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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倾轧与衰落（1950—196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七章倾轧与衰落（1950—1960）
(一)
五十年代工党的主要特点是：领导人之间存在着公开的倾轧，党在选民中的威望下降，这两个特点当然是互相联系的，虽然也许不象一些人可能想象到的那样紧密相关。因为据我们所知，工党党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漫长的成长年代内就已经有很多公开的争论了。
在这十年中，议会党团的领袖不能再象四十年代时那样控制着党。当然，艾德礼直到1955年退休为止，仍保持着作为过去的首相，并且还可能是将来的首相的巨大威望。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到1953年1月他就整整七十岁了。1951年欧内斯特·贝文去世后，他就失去在党内权力的强大靠山。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的左派在安奈林·比万的领导下，得到选区各党组织内的积极分子的很大支持。结果工党在野时的重要权力中心全国执行委员会就成了冲突的战场。根据党章来说，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在行政方面，而不是在政策方面的，但实际上从未严格区分。
最初，年会中的根本大权，确实似乎仍旧掌握在主要的工会领袖手里，其中最重要的是贝文的继承者阿瑟·迪金，他是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在1955年决定继承党的领导的，主要是迪金和他在矿工工会的同事威尔·劳瑟，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的同事汤姆·威廉逊这些人，但是迪金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前就去世了，几个月以后，他的运输工人工会书记的职位落到了左翼激进分子——弗兰克·卡曾斯的手中，这件事大大削弱了党的右翼工会领袖集团的力量。贝文和迪金当初都是左右候选人选择的要人，卡曾斯直至那时还只不过是个反对党人。然而，到1960年这个反对党竟然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甚至党的领袖本人想要发起做点有关决定党的命运的事情——最突出的是修改党章的第四条——结果也只能达到一个保留面子的妥协，让人感到独断独行的领导一时是行不通的。
（二）
1950年2月的大选，工党在整个下院取得的多数领先票只有六票，这就在议会中造成了几乎不可能组阁的局面，要想进行任何有争议的立法都根本谈不到了。而日常行政的需要也只能靠工党的大臣和议员们非常紧张地工作才能维持———因为不管他们多么繁忙或有病，他们都不得不去参加下院所有的重大表决，以避免政府过早垮台。使保守党非常激怒的是，政府竞让钢铁工业国有化于1951年2月生效。这件事根据1949年通过列入法令汇编的法案就能生效了。
然而，政府的许多困难是由自己队伍中的麻烦引起的。几位高级成员正受着疾病的折磨，其中贝文和克里普斯两人就是由于健康原因而被迫辞职的，此后不久就去世了。克里普斯于1950年10月辞去财政部职务，由四十四岁的盖茨克尔接替。盖茨克尔在担任下级官员时就崭露头角，显示出他是一个有本领的行政人员。贝文于1951年2月辞去外交部职务，由赫伯特·莫里森接替。首相本人在1951年的复活节进了医院，由于没有老一辈的领袖们来稳定局势，内阁几乎立即开始出现倾轧。为了进行朝鲜战争，政府势必需要支出重整军备的浩大费用，盖茨克尔在他的预算案中决定国家保健事业部门一律收取装假牙和配眼镜的费用。这就引起当时的劳工大臣比万、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和供应大臣约翰·弗里曼于1951年4月辞职。
同时，政府仍不断失去它在国内的威望。其中一个原因是莫里森在同波斯的争执问题上处理不当，弄得波斯政府把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职员赶走。英国也许没什么更强硬的政策可以采取，尤其是在缺乏一支机动的打击力量的情况下。但无论如何奠里森在处理外交政策方面，还是在向国内解释政策的技巧上，都不象贝文那样有经验。就选民来说，更重要的是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引起经济上通货膨胀的紧张状况和因此造成的原料及运输费用的上涨。官方物价指数1950年2月是一百一十三，1951年10月急剧上升到一百二十九。
就在这个时候，艾德礼举行了一次新的选举，也许这对改善工党的地位希望不大，但至少是期望想法子保证有一个更强有力的政府。不用说，在1950年大选两党结果十分相近，接着不久又举行这次选举，人们都认为这是两大政党间的重新较量，所以自由党人和其他小党派或独立派人土的候选人获选希望很少。因而，候选人的数目比1950年要少得多。竞选的主要问题是生活费用与战争威胁。保守党集中于前一问题，工党集中于后者。照保守党发言人说。工党政府造成英镑的急剧贬值；安东尼·艾登就此问题作了电视广播，他引用了一张图表，后来工党根据技术上的理由强烈批驳了这张图表。工党方面坚持说、保守党在波斯问题上的态度暴露出他们是"战争贩子"。《每日镜报》那时正支持工党，在选举日的报纸第一版上责问道："谁的手指按在扳机上？"
尽管工党处境不利，它仍取得了英国大选中空前的最高票数，这是工党和任何其他政党从来没有取得过的成绩。总计约一千四百万票。保守党虽然比工党少二十五万票左右，但保守党还是赢得了多数席位。这是由于上文提到过的选举制本来的偏向造成的。新议会中保守党占三百二十一席，工党占二百九十五席，自由党六席，爱尔兰独立派人士占三席。这样保守党总共就有十七席的多数——这是个微弱的多数，可是比起工党在1950年的多数来还多一倍半。内阁的换班是由于全国选民票数只有百分之一点一的变动引起的--但是这个变动幅度在全国各地是如此相同得出奇，由此对选民的相似可以得出比较肯定的概念。必须记住，如果在象1950年2月到1951年10月这么短的时期内举行选举，选举情况中的地区差异往往总是不明显的。
总的说来，有这样的成绩工党应该相当满意了。这对于一个为了进行组织整顿而给行政事务差点拖垮的在野党来说，毕竟不错了，尤其是经过这次选举，对手只得到这么微弱的多数，以及这么微小的权限。然而，危险的是满意容易引起自满情绪；接下来几年工夫里，工党对争取未来选举的胜利就根本不注意了。相反，原来工党在执政时期内部就已经存在的争论，竟左右了党的活动，消耗了党员许多精力。结果弄得党的组织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都遭到了损害。
（三）
1952年3月，所谓比万派的少数派与议会党团的领导之间的冲突在下院辩论重整军备问题时公开化了。艾德礼和他的同事决定提出修改内阁的防务议案，但不反对议案本身。可是有五十七个工党议员竟投票反对这一提议。这些人是一个集团，后来被称为"五十七人大杂烩"，因为它包罗不同动机的人——不仅有已从内阁辞职的比万和他的同事们，也有老的“左派”集团的残余分子，其中当然也包括和平主义者。这个反叛行动并没有象它表面看来那么严重，因为在1946年暂停生效的议事规则仍然没有恢复实行，所以这并没有正式违反党纪。然而，结果就在那个月内议会党团通过决议，使议事规则恢复生效。这意味着议会少数派不能在议会内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今后的斗争只能在议会外进行。任何人投票反对议会党团的决议就要冒被开除的危险，从最近几次大选中独立派候选人的命运看来，这就势必意味着在下一次竞选中失去他的席位。
比方在议会党团中的支持者，大多数是选区各党组织提名的人，而不是工会提名的人，其中许多人是自由职业者，特别是新闻记者。这个集团的领导人，例如迈克尔·富特、汤姆·德莱伯格和理查德·克罗斯曼都是活跃的政治专栏作家，有大量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设法赢得支持的机会。他们有《论坛报》这个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基本上也能利用《新政治家》。这两份周刊都不是工会会员们普遍阅读的，但选区党组织的党员群众倒都爱读。然而比万派的最大资产还是比万本人的坚强性格以及他那非凡的演说才能。
第一次重大的议会外斗争发生在党的1952年年会上。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的七个选区党组织的议席中，六个被比万派占去，而且莫里森和道尔顿都落选了。这种情况使工会领导干事大为愤怒。在这种情况下，阿瑟·迪金以职工大会的兄弟代表身分发表讲话，他趁这个机会要求解散《论坛报》集团，并威胁说，如该组织继续存在，他就要搞起一个敌对的组织来。这番话显然对艾德礼起了作用，因为在议会党团当月下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要求马上取缔所有集团组织，除了党内得到正式承认的组织以外，[1]这个决议以一百八十八票对五十一票通过。五十三名议员因缺席或弃权没有投票。然而，当下月举行议会党团机构的选举时，在竞争党的副领袖的职务中，比万得八十二票，莫里森得一百九十四票，这是意味深长的。但是比万仍是他的集团中唯一选入议会委员会或"影子内阁"的人。
[1]《泰晤士报》，1952年10月24日。
这时艾德礼差不多七十岁了，已显出疲劳。必须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但从许多方而来说，都是明显的接班人的莫里森，那时正受屈辱被全国执行委员会抛弃。右翼工会领袖迪金、劳瑟和在年会中能保证搞到三分之一票数的威廉逊提出，如果莫里森能够同1943年一直担任司库职位、现在正生病的格林伍德对抗，他们就会在1953年的年会上支持莫里森担任司库。莫里森起先答应了，但等到年会开了会时，他看出舆论力量有利于格林伍德，这个受到尊敬的人担任的职位毕竞基本上也只是个闲差事。于是莫里森退缩了。接受了一个折衷办法，就是在执行委员会担任一个副领袖的相当职位。这样，莫里森继承党的领袖的机会并没有失去，然而无疑受到了这一步棋的影响。
就在这个当口，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德国重整军备问题，它引起了党的分裂，并且给予比万派以最大的机会。丘吉尔政府在美国人的说服下接受了这一原则，但要反对党同意这问题自然有更多困难。艾德礼和莫里森力主接受，工党议会党团经过讨论后举行投票，结果以很小差额的赞成票：一百一十三票对一百零四票通过。当1954年4月，比万辞去"影子内阁"职位时，这争端更加充分地公开化了。比万的辞职表面上是对党的远东政策不清，实际上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党的年会上领导一场运动，以推翻关于德国重整军备问题的决议，这一举动很可能在不久就要举行的下次大选中对工党不利。因此，哈罗德·威尔逊虽然名义上是个比万派，却决定接受比万在影子内阁中空出的职位，事实上，这个位置正是他在前次议会党团选举中以第二位票数而落选的。
1954年，党的年会上两派争执的有两个主要间题。一个是由于当时格林伍德去世而引起的司库职位，继承人问题，另一个是德国的重整军备。莫里森作为党的副领袖参加了执行委员会，已不能染指司库职位。工会领袖因此推荐盖茨克尔作为他们的敌人比万的对手。盖茨克尔由于早期在矿工中当过工人教育会讲师，最近又当上燃料大臣，深受矿工们的尊敬。他这时还得到了阿瑟·迪金和其他右翼工会领袖的支持。结果，他以四百多万票对比万的两百万票获胜。然而在德国重整军备问题上，要将比万打成少数派是不很容易的。德国重整军备是一件使党的基层党员群众深为激动的问题，它带给了左派在正常情况下休想得到的大量支持。同时这次在大选前不久举行的议决事项，明显地将对党有所约束，因此这对艾德礼和莫里森的领导地位是场生死攸关的考验。结果拥护这套领导班子的在六百万票的总数中只比对方多二十五万票。这次议决结果全靠林业工人工会的代表以及跟随他们的一些小型工会的代表在最后一分钟转变过来才见分晓。
这两项议决结果对那些不喜欢采用工会集团投票方式的人来说是很伤感情的，对比万派和比万本人就更不用说了。比万决定继续进行这场改造党的运动，尤其想在工会里得到个立足点。在年会结束以前《论坛报》组织的一次会议上，他感到可以无拘束地谈论已通过的决议，就是在这一次会上，他提到盖茨克尔——当然不会是直言不讳地——说他"好象一台毫无生气的计算机"。然而实在说，盖茨克尔的演说才能正在不断增进，在党的年会的讲台上，他表现得从容自如，毫不费力。
下次大选日期愈来愈近，党内团结的需要也愈来愈大。然而在1955年初，比万又一次公开显示他不服从议会党团的领导。这次所牵涉到的问题，制造与使用氢弹的问题，完全有理由说是受良心责备而不服从，这一点也是事实。英国政府制造氢弹的决定是在1955年的防务白皮书中宣布的。比万与他的追随者认为如果对氢弹的使用没有明确的限制，就不应接受这个决定。因此比万集团对于赞同白皮书议案的反对党正式修正案表示不满，并决定在表决时弃权。这样就共有六十二个工党议员拒绝参加表决。这个姿态使党的领袖颇觉丢脸，但从技术上讲并不违反议事规则，因为出于良心的原因弃权是允许的。但比万因为在辩论中打断艾德礼的讲话和向他提问，加深了他的罪过，影子内阁就因此在莫里森的压力下决定撤回比万出席议会的命令。这个决定在议会党团里以一百四十一票对一百一十二票的多数勉强批准。
莫里森和主要的工会领袖急于将比万从党内开除出去从而干脆解决他，这是十分明显的。特别是阿瑟·迪金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议会成员中积极暗中活动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许多议员和其他一些人尽管不同意比万的见解，但觉得开除他将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最后，艾德礼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并以十四票对十三票通过。它使比万在对本人的行为认错后保留党员资格。如果艾德礼早些采取主动，这件事就不会这样引起强烈争论了。艾德礼总是运用在最后关头伺机而动的策略，照莫里森的说法，在他"应该出来领导时，他却心不在焉"[1]。然而，这正是艾德礼维持自已地位这么多年的一贯方法。
[1]莫里森：《自传》，第206页。
全国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召开两星期后，丘吉尔辞去首相职位，由艾登继任。新首相几乎立刻决定大选，大选在5月份进行。这是保守党人的一次极好时机，不仅因为工党内部发生论争，而且因为经济进入恢复时期，使财政大臣巴特勒能够削减一些税收。巴特勒的预算案与盖茨克尔担任大臣时期没有多大差别，形容他们两人所实行的那种谨慎而没有争论的政策的词"巴盖式"，就是这样杜撰出来的。虽然这个词经常用于责骂，但这政策总的说来似乎是得人心的，它剥夺了工党批评的有力武器。同时，工党由于它与工会有关而受损害。因为发生过许多次罢工，每一次都影响到广大群众，所以工会在1955年初夏是不得人心的。一次报纸罢工几乎持续了一个月，跟着就是在大选期间的码头工人罢工，铁路工人也扬言要罢工：这后两起争执不是出于与雇主的直接矛盾，而是工会内部的对抗所引起的。
这次选举基本上平静无事。两党都倾全力于要求召开确保和平的高级会议，而工党的国有化建议丝毫也得不到热情支持，这一国有化建议再次包括钢铁和公路运输业，并且加上"部分化学和机械制造业"。选民是冷淡的，会议通常是小型的，这有一部分（也只是一部分）是由于使用电视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而工党的宣传机构特别显得不灵。内部争吵削弱了党的效率，选区的专职选举代理人数从1951年的二百九十六名下跌到二百二十七名，这一点就很重要。而保守党方面似乎同以前一样很有效率。结果保守党在议会中的多数有所增加，1951年比其他所有政党合计票数多十七票，现在多五十八票。这是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一个政府能设法作到在大选中增加了它的多数。工党的得票比率从百分之四十八点八降为百分之四十六点四，比保守党的票数少百分之三以上。从工党转向保守党的票数大约占百分之一点八，但这次在全国各部分有点不平衡：苏格兰的变动要小得多，也许是由于那里的失业，在较繁荣的英格兰中部地区变动要大得多。在东英吉利实际上还稍微转向工党，这显然是由于全国农业工人协会在农场工人中开展工作。保守党人现在有三百四十四个议员席位，而工党得二百七十七席，自由党仍得六席，新芬党得两席。
由于选民普遍的冷淡，甚至保守党的票数比起1951年来也下跌约四十万票，而工党票数竟下跌了一百五十万票以上。这样工党领袖便自然得出结论，说它的失败是由于工党选民的弃权，和党内的分歧与组织的软弱。全国执行委员会立即指派一个以哈罗德·威尔逊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调查党的组织情况并向1955年10月召开的党的下属大会汇报。这个委员会发现有许多困难工党管不了。例如志愿工作人员少了，这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充分就业、加班和已婚妇女的就业。但在党的专职人员的工作方面和在使用党的基金方面也犯有严重错误。报告建议创立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特别小组委员会以监督组织工作；建议对双方票数接近的选区今后予以特殊帮助；并且建议从组织上给地方机关以较大的权力。现存组织结构的穷困也在报告的说明中谈到："我们建议采取必要措施使地区工作人员有钱购买汽车从事组织工作。"[1]
[1]《工党年度报告》，1955年，第69页。
（四）
所有这些问题当然应当在1951年选举后的年月里加以注意，然而为什么没有引起注意，除了党内的争论外，其原因是主要领导人日趋年迈，他们接触不到新时代必然出现的事物。1955年失败后不久，人们就开始认识到这个事实，不仅艾德礼，而且还有他的许多同事们都放弃了他们掌握已久的权威地位，以便为年轻人让路。
艾德礼这么长时期牢牢掌握住党的领导权这个事实，鼓励了其他人和他一起留在"影子内阁"里。艾德礼的动机曾经引起一些推测。有人认为他个人或许希望比自己大八岁的温斯顿·丘吉尔掌权的时间更长些，也有人认为他认识到把权力移交给莫里森会引起什么困难，一方面莫里森或许会扩大同比万派之间的裂痕，另一方面他也不可能确保获得选区党组织的支持。但是无论如何，艾德礼过了1955年大选，简直就再也撑不了多久。
当新的议会开会时，一贯热心鼓励年轻党员的道尔顿断定自己辞职的时机已经成熟，还有上了年纪的同事也应尽量辞职。他显然希望为他以前的门徒休·盖茨克尔开辟通往领导地位的道路。他因此写信给艾德礼，通知他自己由于年龄的原因要求退职。并指出"影子内阁"中至少有九名成员已超过六十五岁了。他劝告艾德礼"为了党内团结"保留职务，但同时对其余的同事施加压力要他们引退。事实上他们中有四个人也这样做了——其中包括伊曼纽尔·辛威尔和总督导员威廉·怀特利。莫里森仍留任，但他已经六十七岁了，道尔顿的话对莫里森将来有没有能力担任高级职务布下了一种怀疑的气氛。
与此同时，盖茨克尔日益显露其作为党的议会发言人的才能。正是由于这一点，加之认为莫里森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工会的议员们就转而支持盖茨克尔。因此当艾德礼终于在1955年底辞退领导职务时，大家都一致赞成盖茨克尔，他以绝对多数当选为党的领袖。票数是：盖茨克尔一百五十七票；比万七十票；莫里森四十票。莫里森对这个结果大吃一惊，他拒绝当副领袖；老牌中间派詹姆斯·格里菲思被选上代替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比万也在竞选副领袖，他获得一百一十一票，格里菲思是一百四十一票。由于格里菲思年纪更大些，这清楚地暗示，如果比万希望有朝一日担任副领袖，他是做得到的，除非再一次发生派别斗争。
盖茨克尔一向被认为是比艾德礼更右倾的，可以想象他一当选，就会是爆发一次新的派别斗争的信号。但从1956年年会看来，资格较老的工会右翼选举集团自动开始破裂。比万又一次竞选司库，这次由于有了矿工与铁路工人工会以及选区党组织的支持而获胜。左翼激进分子弗兰克·卡曾斯当选为年会中最大的单一选举单位——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这完全表明党的右翼的混乱局面。
不久以后，发生了政府在苏伊士运河的灾难性的行动，这加强了工党领导下的团结，至少是暂时恢复了早日重新掌权的前景。议会内外热烈争论政府的政策，尤其是盖茨克尔和比万在一起工作得很出色，他们两人都作了有力的战斗性演说。全国劳工理事会突然在"要法律不要战争"的口号下再次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它得到各党派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在短时间内很象是三十年代情况的重现。
1957年初，骚动开始有些平息下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苏伊士事件促使工党团结起来，并加强了党在各选区的力量。盖茨克尔这时认为能够给予比万一心向往的“影子内阁外交大臣”的职位；补缺选举的结果表明保守党政府是不得人心的，这对于工党和自由党同样有利。政府威望降低的原因是由于战争失败引起的石油涨价和其他一些暂时后果，而并不是由于国内公众普遍反对苏伊士战争。恰恰相反，公众的主战情绪很强烈，连经常支持工党的人中间也明显流露出这种情绪。
然而，安东尼·艾登爵士的垮台，换上了一个真正难以对付的对手哈罗德·麦克米伦担任首相职务，这是工党的不幸。麦克米伦既有才智，又有毅力，并且出色地使两者结合起来，他设法把他的党从苏伊士事件的后果中解救出来，并同时教育他的党吸取教训。他在国内政策方面保持稳健的"巴盖式"路线，他甚至以牺牲他的财政大臣彼得·桑尼克罗夫特的代价来避免与各工会对抗，他能够使国家日益繁荣来为他的政府赢得好评。
工党面临着这些不利的政治情况，竭尽全力为下一次大选作准备。毫无疑问，它已从1955年的失败中汲取许多教训。由于比万支持党内多数人关于保持氢弹的立场，他说英国决不能"两手空空地进入会议室"[1]，因此，内部的纠纷消失了。比万和威尔逊两人同时进入"影子内阁"，党内少数反对派就此失去领导人。通称"争取社会主义胜利"集团这个组织的存在并无多大影响。党的选举组织逐步得到改进，有更多的选举代理人得到任用，双方选票接近的选区得到特别关注。一项新的政策谨慎地制定出来了，这项政策集中提出需要由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强调这种发展将对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提供适当的基金。政策中提出一个改善养老金的细致计划，也提出一套包括进一步鼓励发展综合学校的更加有效的教育制度。除了保守党人已废除国有化的钢铁和公路运输将重新国有化外，其他工业目前将不列入国有化，但是工党保留在必要时有扩大公有制或国家监督的权利。
[1]《工党年度报告》，1957年，第181页。
1959年中麦克米伦在改善东西方关系和为最高级会议铺平道路方面获得声望。消费的激增也增加了政府的信誉，保守党和其他机构，包括钢铁联合会在内，发起了一个长期政治广告运动，在全国为保守党树立了一个有利的形象。1959年9月，在这一个近代史上最晴朗的夏天行将结束时，议会宣布解散，即将举行的大选结果如何似乎已经拿得稳了。
然而工党仍然可以筹划一场有力和有效的竞选运动。盖茨克尔亲自在全国作了一次成功的周游，他的精力和诚恳的态度给许多选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场电视宣传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选举中，工党的电视广播比保守党搞得好。由工党书记摩根·菲利普斯主持的总部新闻发布会是出乎意外的成功，在报纸上大事宣扬。竞选中途工党似乎逐渐与保守党拉平。但是在这时候，工党发言人公布了各种各样不增加税收的诺言，这些话可能被解释为对选民的贿赂。他们的对手轻而易举地利用了这一点。竞选运动以舆论显然重新转向支持保守党人而告终。
选举的结果，保守党多得的票数大为增加。这对于一个执政已八年之久的政党是少有的成就。新的下院包括保守党三百六十五席，工党二百五十八席，自由党六席以及独立派人士一席。工党的选票比率由百分之四十六点四下降到百分之四十三点八；自由党却增加了一倍多，一部分原因是该党提出更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在许多竞选场合他们的选票增加了。工党仅在有一些工业失业现象的苏格兰、兰开夏和柴郡这些地方，获得了比1955年更好的地位。
（五）
连续三次大选失利，而且失利的程度一次比一次大，这就是工党在五十年代的命运。在1959年失败后，工党应进行一次空前彻底的自我检查，这是很自然的。有其"阶级"基础并与工会有密切联系的工党在新的英国是否已经过时？自由党的复兴是否表示左翼需要组织一个新的联盟？在选举过后几周举行的一次党的简短会议上，盖茨克尔本人在讲话中把问题缩小为需要修改党章中规定的党的宗旨。他竭力主张放弃党章中现有的第四条，即要求"生产、分配和交换资料的公有"。然而，在党内经过激烈的争沦后，他被迫接受一项折衷办法，以便让全国执行委员会就保留现有条款，以及增加对原则的新阐述提出建议。
但是对工党防务政策的争吵更为激烈，很快就掩盖住这场关于修改党章的争执。鼓吹单方面放弃原子武器的核裁军运动，在党内已赢得了许多新成员的支持，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人中。当盖茨克尔在1960年夏与工党和职工大会领袖商量起草一项新的防务政策声明时，他发觉自己面对着左翼的强烈反对，反对的不仅是主张核裁军的人，而且还包括各色各样的许多反对者，有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和共产党同情者，也有在盖茨克尔反对党章第四条以后，主要希望改变工党领导的更带投机性的集团。这个新联盟成功地引导了工会的集团投票，因而特别有力，因为，在工会中通常的左翼少数派之外，弗兰克·卡曾斯也把他的运输工人工会扭转过来反对现行的防务政策了。在9月的职工大会和10月的工党年会上，斗争达到高峰。在职工大会上通过了正式的防务政策声明。但也通过了一个运输工人工会提出的有抵触的决议——这是机械工人工会领袖卡伦努力调解而产生的一种诙谐的局面。随后在斯卡巴勒召开的工党会议上，盖茨克尔少了两个人的支持，一个是刚去世不久的贝文，一个是当时正患重病的摩根·菲利普斯，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拼命为维护防务政策而斗争。经过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这场辩论中盖茨克尔和他的最有才能的同僚显然已赢得区党组织里大部分尚未表态的人的赞成票，声明以几票之差通不过，而一项赞成单方面裁军的决议，倒靠了在辩论前已经确定的工会集团投票，以更少的几票优势勉强通过了。
这时，工党出现了一个根本史无前例的情况，不仅是工党议会领袖对重大问题的政策在党的会议上通不过，而且表决也引起了工党年会多数派和仍然赞成核防务的议会党团多数派之间产生裂痕。在剩下的最有才能的议会发言人和大部分选区党组织的支持下，盖茨克尔宣称，他将"战斗、战斗、再战斗"，争取把这个决议翻过来。盖茨克尔这样公然反抗一项重要的会议决议，尽管它是勉强通过的，他是否仍能继续长期当议会党团的领袖，尚不得而知。这种情况当然违反了党的根本传统，很可能在今后给他带来困难和窘境。在11月新议会的开幕式上，盖茨克尔以一百六十六票对哈罗德·威尔逊的八十一票，再次当选。威尔逊主张的是一种与工党年会多数派妥协的政策。盖茨克尔的支持者乔治·布朗被选为副领袖，以接替比万。此时，两派人以互相指责为快。
这样，在1960年的最后儿个月中，工党处于一种三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虚弱状态：党的领导仍有争执，党对重大问题的政策同样悬而未决，党的章程受到很大责难，党的威信在降低。自由党的挑战正在隐约出现，尽管目前还不能给议会的局势带来任何影响。看来工党不能再一败涂地了。不是彻底垮台，就是复兴，两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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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体多数派（1940年1月24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全体多数派
（1940年1月24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此件机密
亲爱的同志们：
反对分裂的措施
随信附上我们收到的康奈尔〔托洛茨基〕的一封信，内容是关于反对伯纳姆及其同伙的分裂计划的方法和手段。[1]
毫无疑问，他们正沿着这条路线进行工作。我们应该如何反对它呢？在前一封信中，托洛茨基说过，一个人想要自杀是很难阻止的。我想补充的是，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阻止一个有强迫症的人离开火线也是同样困难的。然而，我们的问题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我们的斗争，既阻碍有组织的分裂并缩小其规模，同时也保持我们自己的力量的完整和战斗力。
这需要综合采取各种措施。一方面，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必须具有更加积极和无情。在这方面，我们甚至不能接受任何和解或妥协的建议。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用一切必要的组织灵活性来补充这种无情的政治斗争。
这里的领导同志的普遍情绪是赞成康奈尔〔托洛茨基〕信中的建议。但是，在听取你们的意见之前，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有所行动。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工人分子对延长讨论的不耐烦，以及他们想要钳制空话连篇的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向他们作出让步的冲动，这完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冲动。如果我们决定采取在组织上让步的方针，我们觉得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同意，那么我们必须加倍小心，一旦正式宣布，就要向支持我们的同志充分解释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忙于阶级斗争的工人，更不用说工厂了——这两个领域的活动很少占用专业造谣者的时间——一般来说，工人们对太多的空谈感到非常不耐烦。当我们在党内多了几百名工人时，这将是我们的救星。但是现在，当我们的任务是把目前争端的教训留到最后总结，并孤立那些可能的分裂者时，这种不耐烦会对我们不利。
工人同志必须把派别斗争看作是巩固干部的革命斗争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为了争取几百个人，我们在社会党内进行了一年多的派别斗争，并没有退缩。我们需要他们，以便更有效地转向群众工作。必须从根本上以同样的眼光看待当前的斗争。此外，社会党内部派别斗争最重要的积极成果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在争取和部分教育几百名新人的过程中，我们也摧毁了托马斯及其同伙的机会主义政党。这也是反对分裂战术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如果有些人执意要与第四国际决裂，我们很难阻止。但我们必须脱下外套，卷起袖子，做一个彻底的、工人式的工作，粉碎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工人党作对的真正的组织的企图。这需要耐心，也需要战斗力，需要组织上的让步，也需要政治上的不妥协。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操之过急，允许伯纳姆及其同伙制造严重的分裂，那么我们就会出现在两个组织之间继续斗争一段时间的问题。这将严重干扰所有实际的群众工作。最好是耐心等待，争取在党内完成这项工作。
请对这封信保密，并立即让我们知道你的意见。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1]见《致约瑟夫·汉森》（1940年1月18日），《保卫马克思主义》——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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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艾德礼与贝文时期的政府机构与权力（1940—195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六章艾德礼与贝文时期的政府机构与权力（1940—1950）
（一）
四十年代包括了整整五年的战时联合内阁时期和比前者稍微短暂的1945年议会时期，这届议会首次出现了一个拥有下院多数席位的工党政府。尽管大战结束和大选等引起了巨大的变化，但与我们所探讨的较早时期一样，这个时期的工党政府还是相当团结的。就工党而言，它的议会党团领袖们一直在执政，结果在运动中权力越来越大。因此议会外党团组织和工会运动，是一贯受到约束的。它们也不时地批评政府的政策，但它们总是力图避免使这种批评超过友好的忠告的限度，以免出现尴尬的局面。
于是，这个时期与三十年代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照。那时运动的控制权大部分掌握在全国劳工理事会手里，在这个理事会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拥有大多数席位。1940年，欧内斯特·贝文这个在工会运动中最有势力的人物，被丘吉尔拉进政府任职。由于贝文与艾德礼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情的发展使党的领导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有力和稳定，甚至还超过二十年代的状况。艾德礼不可能建立象麦克唐纳曾经有过的个人地位，也不可能消除党内对麦克唐纳的怀念，但他和他的同事们都知道，一旦他放弃领导权，唯一可能的继承人就是贝文，因此，只要他得到贝文的支持，他就不必担心那些企图迫使他辞去领导职务的阴谋诡计。这类阴谋诡计就是象拉斯基1945年所声言的那一类，或者是象克里普斯1947年所参与的那类计划。就艾德礼和贝文这两个社会出身和经历迥然不同的人物而言，他们之间亲密合作的程度是不寻常的。1941年全国劳工理事会经受的一次改组，仿佛象征着它权力的丧失。合作社工会就是借此机会，以与职工大会和工党同等的代表权，加入了劳工理事会。从这以后，全国劳工理事会由于机构太臃肿而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
（二）
就1940年工党在议会中的实力比例而言，在当上首相的丘吉尔所作的职务分配方案中，工党干得确实是不错的。战时内阁应有五名阁员，工党占了二名：即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外，还任命了欧内斯特·贝文为劳工与兵役大臣，赫伯特·莫里森为军需大臣，亚历山大仍象1929年那样任海军大臣，休·道尔顿任经济作战大臣以及威廉·乔伊特爵士任副检察长。工党分得了这样多的职务，这一方面是工党在组阁中所起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一致公认当时工党在全国得到的支持比它在议会里得到的更大。
工党一进入内阁，便不得不作出一些新的安排，以指挥议会党团。因此，由议会执行委员会推荐并经议会党团通过，任命了一个由非大臣组成的行政委员会。虽然艾德礼仍任党的领袖，其他大臣们也应参加行政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不能期望他们会很经常地出席。同时还决定反对党领袖的职务在联合内阁时期应中止。这就意味着根据1937年的“皇家大臣法”的规定，国家支付给反对党领袖的两千英镑的年薪要停止支付。这样，没有政府职务的老资格工党议员利斯·史密斯就被选作议会党团的代理主席，因此他也就成了反对党的非正式领袖。这一安排有点触怒了另一位未出任公职的杰出的工党党员——伊曼纽尔·辛威尔，他拒绝了丘吉尔给他的一项任命，因为他认为这项任命是不适当的。实际上比之利斯·史密斯来说，他可能会是一位更加有力的反对党领袖，事实上他对全党的倾向是颇有点影响的。
随着战争的进行，内阁曾有几次变动，但还是维持了两党的大致平衡。1940年9月，战时内阁扩大为七名阁员，贝文进入内阁，这样，就在内阁中组成了一个工党三人小组。10月莫里森从军需大臣调任更加合适的职务——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他对伦敦政府的熟悉和个人的名望，对他担任这两个职务帮助很大。1941年2月，托马斯·约翰斯顿成为苏格兰事务大臣。接着在1942年2月，内图作了更大的改组。格林伍德，作为一个大臣，由于没取得什么大的成绩而辞去了全部职务；曾被丘吉尔派任驻莫斯科大使的克里普斯，作为自俄国受侵略以来英国一位负责改善英苏关系的人物而颇有些虚名，此时他作为掌级大臣兼下院领袖进入战时内阁。这对于一个1939年由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而不光彩地被开除出工党的人来说，是一种破格的提升。道尔顿调到贸易部，艾德礼则是公认的副首相，兼任自治领大臣。
克里普斯担任高级职务期间，特别是作为下院领袖，并没有取得很大的政绩。因此，将近年底时，丘吉尔决定把他调出战时内阁任飞机生产大臣这一行政职务。这是一个公认的重要职务，克里普斯的科学素养对他担任这个职务是有用的。为了恢复政治上的平衡，莫里森进入战时内阁，同时保留了他的内政大臣和国内安全大臣的职务。1945年以前，工党主要大臣的职位很少再有进一步的调整。这个班子当时合作得很好，，而英国军事装备情况的变化，显然消除了人们对更换大臣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一届联合内阁，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联合内阁工作得顺利。1940年的危机顶峰，使各部门的首脑更顺从于单一的政治控制。丘吉尔享有战略家的盛名，很大程度是由于他的经验丰富和一致公认他的见识过人。据说，早在三十年代，几乎只有他认识到重整军备问题的迫切性。他随时可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动员舆论给他以广泛的支持，而在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劳合-乔治只能依靠新闻大王的恩典才能得到这种支持。同时，丘吉尔同意在制订国内政策时，政党之间有必要达成有效的妥协。事实上在战争时期，他对国内政策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感兴趣的。
战争期间，国内的许多行政事务是由艾德礼主持的。丘吉尔出国期间，艾德礼作为首相的副手，由他主持内阁。由于与盟国领导人进行高级会谈的需要，丘吉尔日益频繁地出国旅行，因此，艾德礼主持内阁的工作也越来越熟练了。与丘吉尔的内阁对比，艾德礼主持的内阁处理事务迅速，作出决议也决而不拖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艾德礼的经验，同他的同事们，特别是同贝文比起来，他的才干也增强了。贝文在1940年以前，同他接触很少。在战争的后期工党的大臣们也能使有限的几项社会立法得到通过。其中突出的如托马斯·约翰斯顿的苏格兰高地水力发电计划，欧内斯特·贝文的工资法和道尔顿的工业部署法，但后者的最后的一些程序到联合内阁结束以后才获通过。事实上，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设立一些推行革新的主要的调查委员会，比如有这样一件明显的事例：新闻界对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法报告予以非常热情的重视，并于1942年公布出来。然而这个报告始终未被联合内阁正式批准，不过，1944年在财政政策方面还是通过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当时一份白皮书里承认了必须由政府采取行动确保充分就业的原则。艾德礼在给拉斯基的一封信里利用这一点说明工党参加联合内阁是正确的。他写道：“这些设想的批准在立法和行政这两方面都是有效的，但批准过程的牛步化往往掩盖我们对事实的正确评价。”[1]
[1]艾德礼1944年6月1日致拉斯基的信，引自金斯利·马丁：《哈罗德·拉斯基》，1953年版，第161页。
然而，当胜利在望时，联合内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艾德礼在他的回忆录里这么写道：
我发现……在内阁通过战后规划是越来越困难了。在双方都有全权代表参加的委员会上经过长时间讨论后达成的协议，由于某些政府成员的反对而搁浅了，他们对一些他们从来不注意的问题倒表示怀有十分新的兴趣。[1]
[1]艾德礼：《当事件发生的时候》，1954年版，第132页。
1945年5月对德战争的结束，当然是决定性的转折点。此后就只是两党争权夺利的问题了。丘吉尔估计，大战胜利后他个人的巨大声誉对保守党会有很大价值，他就对工党提出两个供选择的方案—-或者马上选举，或者把联合内图维持到日本战败。由于圣灵降临周期间工党正在举行年会，艾德礼才能同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政府中与他最接近的同事们商量，再作出答复。他提议联合内阁应该维持到秋天，以便有较多的时间去组织竞选和准备选民名单等。
然而丘吉尔决定听从他的保守党竞选运动顾间们的坚决主张，要尽快举行选举。据此，工党的大臣们在5月底卸任，大选在7月份举行。
（三）
1945年的大选是按一份过时的选民册进行的，虽然在部队里采用邮寄选票的方式，但是基本上这次选举还算平静无事。最激烈的争端是由丘吉尔挑起的，大意是说如果工党赢得选举，当首相的艾德礼就会受到当时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哈罗德·拉斯基的控制。原来6月间艾德礼以工党领袖的身分陪同丘吉尔出席波茨坦会议，并与斯大林、杜鲁门会晤，拉斯基就声明说工党不受艾德礼缔结的协约所约束，拉斯基这番声明使丘吉尔这种说法更有根据。丘吉尔在一封更加刻薄的信中针对这点大做文章，而艾德礼则反驳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国执行委员会都没有企图给予，或曾经给予工党议会党团什么指示。”还说，“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无权给我作指示。”
不用说，工党方面并没有人想反对艾德礼的论点，到了就工党的组织制度作出说明时，丘吉尔便处于不利地位了。结果艾德礼在这几个回合中占了上风。然而，丘吉尔对工党首相按理说是独立的这点表示怀疑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三十年代，工党为了防止再出现拥有象拉姆齐·麦克唐纳那样的大权的新领袖而采取了一些措施。在1933年的年会上为党的领袖规定了关于在决定是否组阁和确定人选时必须遵循的一套程序。但是由于选民们对这些事情不大理解，而难以消除他们的这种印象：以为这场争端只不过是丘吉尔和他的竞选顾问们的竞选恐慌心理的一种表现而已。
这次大选结果，工党赢得了戏剧性的胜利。有三百九十三名工党议员当选，以一百四十六席的绝对多数超过了其他政党议席的总和。但是这还不能说是拥护工党的投票者占绝对多数，自由党仍举足轻重，可是在这一回，选区制有利于工党了。如将工党的成功归因于它的改良方案，这恐怕未必，虽然这一方案在赫伯特·莫里森的宣言《让我们面向未来》中已非常精辟地作了系统的阐述，它包括几项工业的国有化和保证通过几项重大的社会立法。但是选民们照例是根据陈年老帐而不是根据这些细微末节来进行投票的。保守党在慕尼黑协定问题上罪责难逃，不仅对战前的失业问题，而且对重整军备的失职也应负责。大家对战后局势也大为关心，唯恐它会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当时劳合-乔治开了不少支票，很少兑现。
选举结果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工会赞助的成员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1935年大选以来的巨大变化是年轻的中产阶级的工党议员大量增加，他们中大多数是自由职业者，有律师、新闻记者、教师、医生和知名人士。其中三分之二的人以前从来没有进入过议会。这确实是一个新的党团，它比以前更充分地代表了各个阶级、各行各业和各种年龄的成年人。这与1906年最初的高度纯梓的工人阶级的党相比，形成明显的对照。然而党纪却扩大得无边无际了，事实上党纪竟大到这个程度，可能在1946年6月完全废除一项禁止工党议员对党的决议投反对票的议事规程。
当工党开始组阁时，艾德礼对1933年年会所制定的议事程序置之不理。后来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事婉转地指出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增长，这些建议默默地丢掉了。”[1]然而事实上，赫伯特·莫里森和其他一些人曾提议把艾德礼接受英王组阁的邀请拖延到议会党团开会，并正式选出他们的领袖以后再说。莫里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声称他这个提议，仅仅是为了遵照三十年代年会所制定的正确的议事程序行事，这无疑是真实的。[2]结果他却未能如愿以偿，因为艾德礼和贝文都急于进行组阁。不论怎样说.拖延只会证实丘吉尔在大选期间提出的非难的正确性。
[1]艾德礼：《当事件发生的时候》，第136页。
[2]赫伯特·莫里森：《自传》，1950年版，第245页。
艾德礼决定取消内阁中设置“小型核心内阁”的战时体系。他想组成一个周密的混合内阁，内阁成员中既有不担任部门职务而担任主要内阁委员会工作的大臣，也有负责主要部门的大臣。阁员大臣人数达十九名。但是在十九个人中有一个小组，这个小组负责监督整个政策方面的问题。小组成员有：外交大臣贝文，负责全部国际事务，包括殖民地政策，枢密院长赫伯特·莫里森，监督立法程序并确定国有化的日程；掌玺大臣阿瑟·格林伍德，在战争初期曾指示贝弗里奇起草他的著名的报告，现在负责社会事务；财政大臣休·道尔顿，他的职务自然具有巨大的权力。
在这个核心圈内，艾德礼具有相当大的个人权力。贝文是他最亲密的心腹，然而在组阁时，他把原定的贝文和道尔顿的职务进行了对换，最初两人都感到失望。虽然莫里森声称这一改变是出于他自己的提议，但也承认他自己和艾德礼很少交情：“很难与他十分接近……很难知道他真正在想什么。”[1]格林伍德也没能得到艾德礼更多的信任。艾德礼在1947年竟以他已经六十八岁，太老了为理由，干脆免除了他的职务。如果艾德礼不起用大十岁的艾迪生勋爵来代替他，这对格林伍德来说还不至于太难堪。在防务方面，艾德礼起先学丘吉尔的样子，亲自任国防大臣，但在1946年他任命亚历山大担任这个职务，同时把三军首脑排除出内阁。
[1]赫伯特·英里森：《自传》，第295页。
关于国有化的立法程序在议会异常顺利地通过了，首先提出英格兰银行实行国有化的措施，保守党人倒不大反对。丘吉尔自己也说：“依我看，它不牵涉到原则性问题。”[1]接着提出成立国家煤炭委员会，这是一个政府机构，不过是半独立性质的，它对燃料与动力大臣负有限的责任。对于接管这个显然效能很差的工业问题时，仍然没有出现什么激烈的反对。然而在1947年关于成立英国运输委员会的问题倒激起了较大的争论，这并不是因为它接办了早已无利可图的铁路和运河，而是因为它还接收了公路和拖运事业。
[1]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5辑，第413卷，第94栏。
这次立法通过的结果是成立了英国公路事务公司。海底电报和无线电报公司的国有化，国营航空公司的成立等，只不过是前几任政府政策的继续而已。在1948年和1949年，又先后成立了英国电力管理委员会和煤气委员会，以便再接管两项公用事业，实质上这两项早已在官方的控制之下。
国有化问题中最激烈的政治论争是有关钢铁工业国有化问题。因为在规定钢铁工业国有化应该到什么程度，以及新的结构应该怎么样等方面困难重重，所以政府便有意把这一问题放到最后讨论。钢铁工业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工业，它的产权基本上同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交叉重叠。而且，当时钢铁工业又赚钱，又比较有起色。从这些考虑出发，首相就秘密发起一次调查，由赫伯特·莫里森负责去查明是不是能够不实行钢铁工业国有化，改为由政府委派一个管理委员会去管理钢铁工业。莫里森的报告说明这一建议受到普遍赞同，但这个报告因在内阁中受到比万和其他人的激烈反对而作罢论[1]。为了使议案有充分的准备时间，通过了一个法案，将上院的延搁权从两年减少到一年。1949年通过了一个法案，规定政府可以购买钢铁公司的资产而不完全改变这一行业的结构。上院要求政府将实施日期推迟至下次大选以后，实际上就是同意了这一法案。
[1]莫里森：《自传》，第296页。
这样在本届议会解散之前，就立法而言，1945年工党的国有化建议已全部兑现了。如果这些建议都得到实施的话，估计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经济部门将归公有。然而，当时对于日常社会生活有最大影响的，往往是预算案上的改变，而不是单纯立法上的改变。在这方面，政府面对着的不仅仅是重新分配国家财富的问题，而且还要设法增加国家财富，使英国能在世界市场上勉强对付过去。在1945年美国租借法突然终止后，又议定了一大笔美元贷款。但是这笔钱花得意想不到地快，并且在1947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外汇危机。于是政府不得不制订一个扩大出口的紧急计划，为此任命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为经济事务大臣。财政大臣道尔顿准备了一个秋季预算案，但是由于他对一名新闻记者言行失于检点而被撤职。克里普斯就此身兼两职。
这时克里普斯执掌国家整个经济事务的大权，成了政府中仅次于艾德礼和贝文的最有势力的人物。他强制执行一个“节制”计划——对国内消费实行高税政策，限制购买外国货和国外旅游，以弥补国家的外汇赤字。各工会还被说服接受一项“限制工资”政策，以维持商品价格，使英国货在国外市场有竞争能力。这些工会比较愿意地接受这个政策是因为克里普斯保留了在战时就执行的按累进制确定的高额课税制度，并对物价保持严格的控制。
工党政府最得人心的措施是在社会服务方面。比如把中学毕业年龄提高到十五岁，增加大学的国家奖学金。根据詹姆斯·格里菲思的国家保险法条例，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险建议得到了实施。卫生大臣安奈林·比万推行国家保健计划，提供了免费医疗和免费药品，包括实行医院的国有化。然而，比万在处理住房问题方面，不太成功，虽然他鼓励地方当局营造房屋以廉价出租，并严格地控制私人造屋，但是他没有完成政府保证的每年建造二十万幢房屋的目标。
工党内部在政策方面争论最多的是外交和国防事务。外交大臣贝文不久发现他面对着俄国政府的一种意想不到的不妥协态度。贝文认识到不仅英国而且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处于经济虚弱的状态，于是他努力促进英国与美国的真正合作。他在促成“马歇尔计划”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马歇尔计划”对整个西欧的经济复兴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贝文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主要发起人。这个联合美国和重整军备以对抗俄国压力的政策，给予工党普通党员的印象并不太好。这令人感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的概念已被抛弃了。至少应该力图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保持一个独立地位——如果有可能的话，应在这两者中间起到桥梁作用。
评论政府对外政策的工党批评家们实际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象战前的兰斯伯雷那样主张全部放弃一切军备；第二类是一小批隐蔽的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四、五个工党议员和一些被极左派所控制的工会工作人员，他们对俄国的外交政策看不出有任何毛病；第三类是一个较大的舆论团体，它在议会党团内势力较强，并集中在议员的“左派”集团里，他们主张创建一种由英国领导的介于俄国和美国之间的“第三势力”。“左派”团体提议修改1946年11月的英王演说辞，经过表决，没有通过。
这一政策可惜有两个缺点。其一是它没有考虑到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制度转向较多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正在日益增长；另一点是它忽视了英国和其他非共产党国家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
在防务间题方面，1947年4月，七十二个工党议员的反叛行为，使政府有损尊严地撤销了一项政策，从而把兵役期从十八个月缩短到十二个月。这好象是左翼的一个胜利，但是在1947年的工党年会上，他们企图强行把外交政策的争端提交大会讨论，这一企图一下子就被贝文粉碎了。当讲到“左派”团体提出英王演说辞修正案一事时，他形容这好象他自己“背后被人刺了一刀”似的，并颇为尖锐地补充说，“你们知道，我在工会中成长，我从来不习惯于这种事。”[1]他演说以后，没有进行凭卡投票表决，显而易见他能依靠工会这支大军的票数取胜。在这次会议之后，“左派”的造反实际上结束了。
只有和平主义者和隐蔽的共产党人继续他们的抨击并与政府为难。和平主义者的态度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总是得到议事规则中的“信仰条款”的掩护，但隐蔽的共产党人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们终于被工党全部开除出去。他们在下院中建立了自已的“工党独立派”小党派。在1950年的大选中，他们全部落选。
[1]《工党年度报告》，1947年，第179页。
还要讲一句的是，关于可能成为政府政策的最重要方面的问题——即亚洲新国家的建立问题。艾德礼在印度问题西蒙委员会里任过职，他果断地规定了英国军队撤出印度的期限，并且还派了蒙巴顿勋爵为最后一个英国总督去完成移交权力的任务。因此在1948年，产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新的国家。缅甸和锡兰也获得了独立。在这四个新的国家中，只有缅甸决定断绝它和英联邦的联系。巴勒斯坦的局势处理得不太好，这多半是由于政府希望同阿拉伯国家保持良好关系。1948年英国军队撤退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时期，直到独立的国家以色列成立，战争才告结束。
（四）
议会外工人运动对政府工作的坚定支持，大部分应归功于当时的工会领导。贝文在政府中的立场是完全忠于艾德礼的一类，他本人在工会中的经历，也可以保证主要工会忠于政府，这些主要工会中包括贝文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这个工会现由他以前的助手阿瑟·迪金所领导。共产党人可能渗入主要工会的要职而造成工会政策的突然改变，这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危险。在1947年共产党的“路线”改变以后，英国共产党响应新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倡议，开始把艾德礼和贝文看作是“帝国主义的忠实支持者”[1]，这个时候这种危险就变得十分明显了。阿瑟·迪金和其他人被共产党渗入工会的程度吓了一跳，因此，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对各工会发出了一次警告。1949年，迪金说服了他自己的工会接受一个防止共产党掌握工会职务的章程，这导致了九个专职干事在年底被解职。象这样的措施在矿工工会或机械工人工会是行不通的，他们的组织都颇为分散，共产党控制着坚强的据点。不过在矿工工会里，采取了有执行委员会为后盾的威尔·劳瑟主席对共产党书记阿瑟·霍纳严加约束的方式去解决这一问题。全国最大的工会，普通工人与市政工人工会从二十年代以来就已实施禁止共产党渗透的章程了。电力工会、消防工会和一两个较小的工会已整个地或大部分地被共产党所控制了，但是它们在党的年会上还没有构成巨大的表决成分。就在这些情况下，各工会支持政府，并接受了限制工资政策。限制工资政策在工会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对工会干事来说，不顾在会员中丧失威信，而长期实行这一政策免不了是危险的。
[1]《世界新闻和观察》，1947年第27卷，第463页后。
“左派”运动的瓦解，和工党在完成立法规划中的热忱，防止了党内任何重大的公开倾轧破坏党在即将举行的大选申的获胜机会。内阁的分歧是存在的，特别是关于钢铁工业方面，但这些分歧大部分是对公众保密的。并且据我们所知，由于贝文的支持，艾德礼的地位是牢不可破的。从1945年到1950年期间，工党的一个显著成就就是它在政府补缺选举中没有失去一个席位。1950年初，工党准备保持它的记录，而它确实难得有机会制定一个更为详细的国有化方案。工党的竞选政策声明《工党信任英国》，大部分仍是由莫里森起草的。声明中只提及糖、水泥和自来水等这些适宜于在下届议会期间实行公有制的工业项目。
矛头无疑地会指向工党，这是可以料想到的。前几年的“节制”计划以及多种物资匮乏和形形色色的定量配给等情况的长期存在，自然是不得人心的，因此政府受到谴责。保守党的组织情况比1945年大大改善了，而工党组织的改进就比较小。此外，虽然1948年的人民代表法废除了大学席位和商界选票，但工党由此得到的好处却因人口变动引起的席位重新分配而得不偿失。五十年代的选举制度实际上对工党稍有不利之处，这是由于一些工人集中区对工党的支持是如此地坚定和一致，以致为工党在这些地区提供了惊人的多数；而保守党的选票则没那样高度集中在几个选区，因此更为有效。据统计，例如在1950年大选之后，如果自由党的票数维持目前水平，保守党只要为其候选人获取选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点五，就可以在下院赢得绝对多数席位。而工党则需要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五才行。[1]实际结果是，工党的候选人获得的票数超过了一千三百二十五万张，比保守党多七十五万张选票，点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这在下院给予它一个非常微弱的多数：工党三百一十五席，对保守党的二百九十八席、自由党九席和爱尔兰国民党二席。竞选双方实力的接近和大学席位的废除有利于消除独立派，但选民的一般意见很难被看作是决定性的。支持工党的工人阶级票数——当然从来没有一次全票——没什么变化，然而中产阶级的投票者中似乎有相当多的人背信弃义，因为伦敦郊外和伦敦附近各郡的许多席位又重新归属保守党。如果与1945年相比，从工党转向保守党的总共占百分之三点三，但在威尔斯只有百分之零点三，在英格兰农村的一些地方还不到百分之一。
[1]这些数字和以下的那些数字引自尼古拉斯：《1950年的英国大选》一书，1951年版。
据莫里森的说法，如将2月举行的大选推迟到6月份举行，艾德礼的成绩会更大些；天气不好往往使工党的选民们懒于去参加选举，而在比较暖和、晴朗的夏天，他们就比较起劲。由于选举的结果是如此接近，说明上述论点也可能有点道理。艾德礼当然事先不知道有什么意外的厄运会在这一年的后期构成工党的困难的局面。总之，1950年的大选结果，标志了工党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工党失去了对立法机关的有效控制，并且在它保持了整整十年的议会鸿运后开始走下坡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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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恢复时期：总理事会的党（1931—19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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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恢复时期：总理事会的党（1931—1940年）
（一）
1931年8月25日，职工大会和议会外党团组织控制了议会党团，拒不承认麦克唐纳的领导。就工党而言，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总算过去了，但是这场危机所造成的后果仍然有待于解决。议会党团协商委员会一直是同工党内阁联系的联络委员会，在8月28日召开议会党团全会以前，曾与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职工大会总理事会举行过两次会议。议会党团举行会议时，就在运输大厦开会，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成员也出席。照道尔顿的说法，“这是一个革新，是大叔〔指韩德逊〕为了标志团结而提议召开的”。[1]然而，人们或许会怀疑，这种革新旨在威吓犹豫不决的人而达到维护团结。麦克唐纳新内阁的四个工党阁员中只有一人出席，此人就是桑基勋爵，人们恭敬地听完了他的发言，但他未赢得任何支持。韩德逊以压倒多数当选为议会党团的领袖。
[1]道尔顿：《昨天的回忆》，第27页。
总理事会，特别是贝文，以及总理事会的权势人物，在这个关键时刻，对工党未来命运所产生的影响，或许还未被适当地重视。贝文由于在总罢工中起了有力的作用，树立了作为全国领袖的威望。他年方五十，精力充沛，他在自己的工会，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中的地位是最高的，因为这时他已经巩固了二十年代早期他自己为之努力工作的大联合。他负责建造的运输大厦，从1928年落成时起，在大约三十年中，不仅是他的工会总部，同时也是职工大会和工党的本部。1929年，他作为《每日先驱报》社的董事长，同奥德哈姆斯达成协议，从而为该报争得了一笔新的资金，并把发行量增加到一百万份以上。按说该报的政见是由职工大会和工党控制的。可是实际上，正如大家所公认的那样，是由贝文控制的。的确，他不是一个议员，但是他的工会倒是十二名现任的议会党团成员的后台。他不属全国执行委员会，但是他的工会成员之一赫斯特这时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照那样的资格，赫斯特将担任即将举行的党的年会的主席。最后，在党的会议上，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将拥有二十三万五千张选票，几乎占所有出席代表总票数的百分之十。
当然，韩德逊的确仍有很大的影响。如同二十年来那样，他仍是党的书记，并且一直是内阁中反对麦克唐纳的少数派领袖。但是在危机中，韩德逊不象贝文那样起决定性的作用。韩德逊总是反对与麦克唐纳完全破裂。在减少失业问题上，在未听到贝文和西特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前，他还没有完全下定决心离开内阁，他仍然希望麦克唐纳不会与党决裂，但愿这些分歧就象大战时期那样不过是暂时性的。最后，韩德逊只是相当勉强地当了议会党团的领袖，他这时已经六十八岁了，并不以为自己还会重新执政。
与此同时，麦克唐纳几乎得不到工党议会党团的支持者，他发觉自己在新同盟里没有自由。新政府在9月取消了金本位制，这并没有使伦敦的财政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动，虽然工党内阁曾预先受到警告说此举是不可思议的。9月底，保守党人开始增加压力要求大选。内维尔·张伯伦是最活跃的保守党领袖之一，他企图在排挤自由党人的同时保留麦克唐纳，这样将使保守党在这次选举中获胜，进而实行关税改革。但是麦克唐纳并不喜欢这个主意。英王的私人秘书克莱夫·威格拉姆爵士在9月28日致英王的信件中说：
他不喜欢利用保守党的伙伴去击溃工党这样一个主意。他不懂得两面讨好。他希望现在站稳脚跟，同时拉拢工党的党羽。这或许要花很长的时间。[1]
[1]哈罗德·尼科尔森：《英王乔治五世》，1952年版，第491页。
然而，就在同一天，全国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把麦克唐纳和他的同僚开除出工党。“拉拢工党的党羽”看来是没有多大希望了。
在这种形势下，麦克唐纳开始想在普选中大干一场来建立联合内阁，或许趁此建立起他那个国民工党的小集团。没有自由党的支持，他休想办到这一点；然而渴望推行关税改革的保守党人，并不真想把自由党人留在联合内阁内。结果，达成了一项妥协，自由党人留在联合内阁里不过商定举行一次选举，在选举时他们打算提出自己稍有不同的纲领。不过，如果可能，在竞选中应该避免财政问题的争端。国民工党的候选人都要求授予他们全面的权限，即所谓“医生式的权限”，以处理财政危机。根据这些条件，在10月底以前解散议会，接着就进行大选。
这一次选举的特点是一场反对工党的激烈的竞选运动，是由国民工党的候选人，特别是工党的前领袖们所操纵的。斯诺登作了一次真正出色的竞选广播演说，在演说中他同多年来自己所鼓吹的观点没有多大差别，把工党的政策说成是“布尔什维主义发狂了”。只有一个国民工党的候选人以多数票当选，他获得了保守党和自由党的联合选票，此外再加上一些过去追随麦克唐纳和斯诺登的工党选票。这样即使工党获得的选票和1929年一样，也会失去许多席位。事实上工党获得的票数由八百万张下跌到六百万张，虽从已发生的一切来看，这并不是很大的起落，但它在议会中的地位削弱得摇摇欲坠了。只有四十六名正式党员和分头进行竞选活动的五名独立工党代表一起回到了新的下院。麦克唐纳和他的国民工党小集团在新的议会里获得了十三个席位，而莫斯利的新党和共产党人却一席也得不到。
原工党政府的兰斯伯雷，是反对派方面唯一幸存的内阁大臣。级别较低的大臣只有两名留任，即一直担任副检察长的艾德礼和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通常议会党团倒运的时候，它的大多数成员往往是工会主义者，特别是矿工。实际上，议会党团整整有一半是由矿工联盟提名的候选人组成的。当时全国唯有南威尔士一个地区工党议员占有较大的比例，该地区约有三分之一的党员取得了席位。因此，无怪乎议会党团不能保持它在前十年劳工运动中所取得的势力和威信了。
（二）
在新议会的第一年，韩德逊继续作为挂名领袖，然而由于他不在下院，而且作为裁军会议的主席总是要把许多时间花在日内瓦，所以由兰斯伯雷担任代理领袖，艾登作为他的副手。1932年秋，韩德逊辞去领导职务，但仍担任议会外党团组织的书记。兰斯伯雷这时在议会里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人。显而易见，议会党团在三十年代初期的议会中是虚弱而无生气的。兰斯伯雷已经七十二岁了，他是个意志不坚，感情脆弱，不孚众望的领袖。他的两位得力助手艾德礼和克里普斯，都由于在选举中失败而受到挫折，便一心想鼓吹偏激而无聊的好战政策。例如，克里普斯发表演说就谈到白金汉官的“罪恶影响”，并说工党如要赢得大选的胜利，就需要由党实行一种临时的独裁。艾德礼的言辞似较严谨，然而其观点十分偏激。这两个人都出身于公学（艾德礼出身于哈利勃利公学，克里普斯出身于温彻斯特公学），他们要建立信任关系都要花费时间，不管是同其他议会同僚也好，同议会外的运动也好。起初兰斯伯雷是凭着议会领袖身分当上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唯一议会党团成员。他同大多数工会组织（矿工联盟除外）的联系也是薄弱的。
根据这种情况，可以这样认为，独立工党是会设法回到工党里面来的。说到头来，独立工党领袖们最初反对的毕竟是麦克唐纳时代工党纲领和政策方面的保守主义。但是这一点竟变成了独立工党要求作为下院一个单独团体，有权决定其议员投票态度的一个主张。当这个主张遭到否决的时候，独立工党的候选人便作为一个单独团体参加了1931年的竞选，并于1932年通过会议决定脱离工党。这样，从工党成立那时起就一直保持着的一种联合就此告终，这种联合对工党的顺利建设确实作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到了二十年代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独立工党变成一个极端主义的团体，主要集中在克莱德河畔地区。分裂的结果虽然使工党遭受到损失，但独立工党也遭受到极大的祸害。独立工党许多较老的党员立即退党，其余的人不久就认识到充当工党的竞选对手是没有前途的。党员人数逐步下降，1932年总数大约一万七千名，到1935年只剩四千四百名了。
随着独立工党的脱党，自然应该在工党内部为那些希望设想和传播一种先进的社会主义纲领的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团体。两个小团体已告成立，一个是新费边研究协会，以复兴长期濒于死亡的费边社为宗旨；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探究和宣传协会，以传播其他团体的研究成果为宗旨。新费边研究协会继续开展它的工作，最后在1939年同费边社重新统一起来，这个老团体就此获得了新生力量，而它也得到了费边社一笔留下来的财产。然而，杜会主义探究和宣传协会却与一个在与工党闹分裂时离开独立工党的团体合并组成了社会主义联盟，由独立工党的怀斯担任首届主席。怀斯在1933年突然去世，不久该组织就由斯塔福德·克里普斯负责。它不同于新费边研究协会，不久便同工党的政策发生冲突，看来它似乎想重演独立工党最近那段历史。
在比较负责的社会主义者与知识分子之间闹乱子的时期，由贝文和西特林领导的职工大会总理事会，放弃它在党内发生危急状况下一贯担当的力挽狂澜的任务，而出来掌舵了。西特林提出“应该公认总理事会有全权发动和参与它认为和它的选民有直接关系的政治事件”。[1]为此目的，初创于1921年的全国联合委员会在新的基础上进行了改组。这样改组后单单总理事会就拥有代表人数的一半，而不是总理事会、议会党团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三方的代表人数都相等。从此，全国联合委员会每月至少集会一次，而且一旦有需要采取立即行动的任何紧急情况，马上召集开会。虽然按理说它的作用只是协商性质的，但事实上它的决议在运动里具有极大权限，议会党团或党团内其他团体想要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同它唱反调都会感到极端困难。
[1]“职工大会会议报道汇编”，引自V·L·艾伦：《建会与政府》，1960年版，第258页。
记载表明，全国劳工理事会在三十年代经常召开会议，经常发表政策声明，从1931年到1937年，在该会任职的贝文，甚至将这些决议看作是对议会领袖的一种束缚。例如，贝文在1933年写信给兰斯伯雷，抗议他预先没有得到全国劳工理事会的允许，就在社会主义联盟的讲坛上发表演说。这一次，兰斯伯雷进一步陷入了困境。他回答说，“我认为我用不着求得人家的许可才发表演说——当然，我也不想这样做。”[1]与此同时，他却丝毫不想维护他自己作为议会领袖的权力。在1934年工党的会议上，他甚至承认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党的“领袖”，而只不过是工党的“发言人”而已[2]。
[1]兰斯伯雷1933年3月致贝文的信，引自雷蒙德·波斯特盖特：《乔治·兰斯伯雷的生平》，1951年版，第288页。
[2]《工党年度报告》，1934年，第146页。
1933年，随着日本在远东的扩张和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外交政策开始采取一个新的紧急措施，就在这方面，议会党团的“发言人”和全国劳工理事会之间发生了最严重的分歧。兰斯伯雷是一个唱着马克思主义低调门的和平主义者，他不仅反对武装自卫，而且反对国联的存在，认为国联是富国联合起来对付“穷国”的集团。另一方面，工会领袖们根据他们搞工业的经验，在外交事务上抱着比较实际的观点。同时，他们还认为通过国联达到集体安全与通过工会搞共同买卖是一回事。虽然韩德逊对裁军抱有很大的希望，这确实也是他的一贯主张。然而这时他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他在1933年重新被选进议会，但在1934年就辞去了党书记的职务，于1935年去世。
韩德逊辞去书记的职务，就此出现了将来整个运动中政治方面的指挥权问题。因为虽然在三年前，他基本上已不象过去那样，特别是不象在战争时期和战争刚结束时那样行使指挥权，不过事情很清楚，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在这个机构中倒能够重新独揽大权。然而，工党由于麦克唐纳而遭受不幸后，党内出现了不放心任何一个人将权力集中在手中的强烈倾向。因此决定韩德逊的接班人不得成为议员，这就排斥了赫伯特·莫里森，他或许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他建立的伦敦工党的实力如此强大，在这一年竟达到能控制伦敦郡议会的程度，从此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同时，这也排斥了其他对议会容或有野心的竞争者。结果一个说话文雅的官员，吉米·米德尔顿入选了，他自1903年以来一直任助理书记。此后，过了很多年书记这个职位才重新显出其重要性。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集体权力多少有所增加。
于是，从此之后，由贝文和西特林控制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和由工会在年会上以集团投票选举出来的政客控制的全国执行委员会之间，在制定政策的职能方面才有个粗略的分工。全国劳工理事会决定政策的大纲，发表集体安全的声明，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在新的“联合阵线”中和共产党进行合作等等事项。全国执行委员会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小组委员会，包括这时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任职的艾德礼和克里普斯，以及其他向往议会荣誉的年轻的竞争者，其中有几位仍在议会外面，如赫伯特·莫里森、休·道尔顿和阿瑟·格林伍德。小组委员会根据劳工理事会提出的总政策非常积极地为工党政府起草详细的立法和行政纲领。“制定计划”这个概念到现在才有所发展，工党的经济专家就认识到有必要为之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每一具体步骤，以使经济自始至终能满意地起作用。在重新制定这一新政策的过程中，罗斯福的新政，俄国的五年计划，甚至纳粹德国沙赫特的一套做法，对此都有影响。
1935年，看来即将举行一次新的大选。人们希望趁这次选举结果的机会改进议会领导班子，而不得不开展这场竞选运动的正是这个议会领导班子。这的确是件令人进退两难的事，因为工党不能信赖兰斯伯雷提供一个干练的负责选举事务的机构，甚至不能信赖他在个人的言论中会根据党的政策行事。如上所述，他在对外政策上的态度是和工党相冲突的。由于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即将发动进攻，外交事务就成为头等大事。由国际联盟成员国在夏季发起的“和平投票”运动表明，国内事实上存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情绪，支持国联实行“制裁”，如果有必要可诉诸武力。这时继续由一个和平主义者担当党的领袖只会引起误解；而兰斯伯雷对一切要他该趁此辞职的暗示都不予理会。这个问题在1935年的工党年会上冒了头，会上兰斯伯雷反对一项重电全国劳工理事会制定的政策的决议。欧内斯特·贝文立即接在兰斯伯雷后面发言，直接指责他：“你到处叫卖你的良心，逢人便问你该怎么办。”决议以压倒多数获得了通过，兰斯伯雷当即辞职。艾德礼暂时取代了他而继续掌握议会会议。因此艾德礼在11月大选期间便以领袖资格去行使职权。工党的首席发言人不是工人阶级出身，这还是头一次。
国民内阁在大选的斗争中主要集中在外交政策和集体安全问题上。取代了麦克唐纳担任现任首相的鲍尔温对工党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选举结果表明，虽然工党的力量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但仍然未能回复到甚至是1929年时候的实力。它的总票数又一次超过了八百万张，但是，保守党独家就得到一千零五十万张选票。工党在伦敦地区又一次大显身手，并且恢复了在约克郡和苏格兰等地失去的许多地盘，总共赢得了一百五十四席，其中七十九席是工会赞助的候选人赢得的：这是个多数，但仅是个微弱的多数。1929年议会中许多很有才干的成员东山再起了；他们是莫里森，道尔顿，还有伊曼纽尔·辛威尔。麦克唐纳领导的国民工党集团下降到只获得八席；麦克唐纳自己被辛威尔击败了，一个共产党人威利·加拉赫当了选。独立工党保持的四个席位全部在格拉斯哥，显然这是支衰弱的力量。可以大胆断言，这次选举说明选民们对左派或右派的分裂集团几乎不表任何同情。
（三）
新议会党团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它自己的领导班子问题。克莱尼斯再次被选进下院，但他已六十六岁，因此不能指望他长期任职。他自己也拒绝出任。这样就剩下了三个主要的竞争者——现在任职的艾德礼，照《新政治家》的形容，“是个天生的副官，而不是个将才”。前经济学讲师阿瑟·格林伍德，在1929年的政府里曾出任过卫生大臣；当过伦敦佬使童的赫伯特·莫里森，也是前任大臣。莫里森受到道尔顿的支持，也有许多伦敦的议员作靠山；格林伍德受到与莫里森作对的贝文的支持，或许还受到新当选的工会主义者的普遍支持；艾德礼受到再次当选的议员的支持，他们在上届议会中渐渐变得喜欢他。第一次投票，艾德礼得五十八票，莫里森得四十四票，格林伍德得三十三票；第二次投票，艾德礼几乎把格林伍德的全部选票弄到手，部分原因是他仍被看作临时的领袖。他利用其他可能当选的候选人的对抗，扩大了权力，逐步巩固了地位，渐渐赢得贝文和其他下院外的工会领袖们的敬重。
然而，全国劳工理事会的集体安全政策和议会党团继续反对防务预算的实际态度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对立。议会党团一向包罗一批地地道道的和平主义者，在这一批人里存在着强烈的反军国主义的情绪，这就对工党在下院中对特殊问题作出的决议产生了影响。但是，在1936年，热心于重整军备的道尔顿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贝文是总理事会主席。他们在这两个部门竭力动摇议会党团的政策，西班牙内成的爆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行动方法如下：全国劳工理事会在夏天发表了一个强硬的声明。这个声明后来得到了每年9月初都举行例会的职工大会批准。工党年会在其后一个月即10月举行——这个惯例始于1924年，当时由于议员们在下院闭会前出席于6月召开的工党年会有困难，便推迟到10月。因此，正如赫伯特·莫里森在这个特殊时刻所看到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和职工大会把这场运动投入了支持现在的重整军备计划，年会要不服从它们强有力的领导是困难的。莫里森在整个夏天都表示反对，但在10月的年会上，他却一言不发，。决议一下子就通过了。
西班牙内战在劳工运动中引起的舆论达到这样的程度，除了以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外，任何外国战争都没有如此、引起公众舆论的注意。人们普遍同情西班牙共和党人而反对佛朗哥将军领导下的军人集团。虽然起先劳工理事会鼓吹不干涉政策，但看到该政策无效时，只得马上放弃了。共产党自1933年独弃了宗派政策后，力量迅速壮大，成为“国际纵队”招募士兵的代理机构，这个纵队是奉共产国际之命而建立起来的。许多年青人，不论是共产党员或其同情分子，都前来参加国际纵队，或在后方工作，这对于反对法西斯威胁的各左翼党派的“联合阵线”的政策是个很大鼓舞。维克托·高兰兹为鼓吹这个事业而建立的左派读书会轰动一时的成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情绪。
1931年以来各阶层的人对社会主义同情的增长、丝毫无损于工党的利益。1928年到1937年间，工党的个人党员人数已增加了一倍。唯一麻烦的是，作为一个附属于社会主义团体而取代了独立工党的社会主义联盟，却同它的前任一样，同样地敌视全会的决议。社会主义联盟希望与共产党、独立工党一起组成“联合阵线”，但遭到了全国劳工理事会的抵制，因为工会行政人员和较高级的工党领袖对于共产党早年所造成的麻烦记忆犹新。此外，他们还认识到，在选举时共产党人将成为工党的一个沉重负担。
为了给工党的个人党员提供一个发泄感情的途径，以便克服他们中间多数人只好站在象独立工党或社会主义联盟一边的倾向，道尔顿鼓吹一项政策，允许选区的党团组织把自己的成员选进全国执行委员会。这是各工会不愿做出的一个让步，但是道尔顿说服了贝文，该政策在1937年的年会上才提了出来。同时将拨给选区党团组织的席位从五个增加到七个。会议还决定把举行年会的日期改在圣灵降临周，以避免和紧接着就要举行的职工大会相冲突。新的执行委员会选举制度立刻生效，于是就有一、二个左派知识分子代表出现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其中特别是哈罗德·拉斯基和D·N·普里特。但只有一、二个，道尔顿早就预料到这些代表中大多是听凭全国执行委员会中多数派摆布的。会议于是决定抛开社会主义联盟，摒弃“联合阵线”的政策。克里普斯知道已经失败，于是决定自动解散社会主义联盟。
1939年克里普斯及其他人作了最后一番努力，想跟共产党、独立工党合作。这一回，这种努力多少是空想，由于西班牙共产党攻击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战友，还由于斯大林对俄国军队和共产国际领导阶层的清洗，共产党的信誉已丧失殆尽。尽管如此，克里普斯个人由于在律师业上的成功，成了一个财主，他决定发起一个当时称为“人民阵线”的全国运动。他就此被全国执行委员会开除出工党，当时只有埃伦·威尔金森和普里特两个人反对，拉斯基倒没反对。克里普斯的主要追随者查尔斯·特里维廉、安奈林·比万和乔治·斯特劳斯也都被开除。这个行动得到党的会议压倒多数的赞成。
这时，战争的危险加深了。在慕尼黑时期，全国劳工理事会公开声称反对向希特勒让步，据说1938年9月20日丘吉尔打电话给艾德礼说：“你们的声明给不列颠民族增了光。”[1]好几次，劳工运动三个执行机构的代表——议会党团、全国执行委员会和总理事会，要求张伯伦或他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研讨形势，并要求改变政策。一直到3月，德国人占领布拉格时，政府才终于相信希特勒是完全背信弃义的。
[1]休·道尔顿：《决定命运的年头》，1957年版，第186页。
紧接着，政府决定提出征兵。虽然工党自1937年以来就已承认需要重整军备——这对一个兴趣在于社会改革，而政府很少向它提供防务问题情况的反对党来说，倒是一段不太坏的历史——但看来这次在继续反对征兵案方面表现得相当软弱。要继续怀疑张伯伦的意图是要花好多工夫的。当征兵案一经实行，劳工运动就十分忠实地接受了；艾德礼其后承认他认为企图阻止征兵案是错误的。[1]这时道尔顿和其他几个人在下院拒绝投反对征兵案的票——他们、履行了一项同原先提出的目的完全不同的良心条款。
[1]艾德礼《当事件发生的时候》，1954年版，第103页。
（四）
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两天以后，英国对德宣战。在宣战前夕的紧张时刻，全国劳工理事会举行了会议，并派了道尔顿、莫里森和西特林组成一个委员会，去与首相协商（艾德礼当时在生病）。9月2日，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执行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决定工党不参加政府。职工大会总理事会与这个决定没有丝毫关系，因为那时职工大会正在布里德林顿开会。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它是不可能不同意的。不久后，象1914年一样，一致同意停止选举。
虽然张伯伦在改组政府中得到丘吉尔和保守党其他一些反对派的合作，但是国民内阁和反对党工党之间仍存在着强烈的敌对情绪。此外对战争行为似乎还存在着大量的非难。在所测的“假成争”时期，白厅中显著存在着一种心安理得的特殊气氛。1940年4月，张伯伦刚刚在演说中说希特勒“已错过了时机”，结果德国人就进攻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形势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盟军在这个地区受到惨重挫折，因为他们不仅在纯粹的陆军作战方面居于劣势，而且在海军作战方面也是很差的。一个同张伯伦对立的保守党新“营垒”形成了，在5月初的一场大辩论中，工党决定投不信任票。张伯伦毅然接受了这一挑战，但他的多数下降到只有八十票。
这时德国正在入侵低地国家和法国。迫切要求组织一个联合内阁，张伯伦询间艾德礼，工党是否愿意参加或者是在张伯伦本人领导之下的，或者是在其他人领导之下的政府。艾德礼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正在伯恩默思举行工党年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答复是，工党愿意参加在另一个人领导下的政府。这就决定了张伯伦的命运、他立即辞职了。于是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哈利法克斯是上院议员，当首相简直不合适，首相职位就落到了丘吉尔肩上。艾德礼和丘吉尔一起讨论了新内阁名单，商定拟订好的一份主要职位分配方案。然后，艾德礼就回到伯恩默思请工党批准他做的工作。
艾德礼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的会议上汇报了他活动的情况。他的汇报获得了一致同意以后，接着在下一次大会上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紧急决议。该项决议以压倒多数获得了通过。这样，工党就根据1931年危机后所草拟的程序，利用举行年会的时机，以最正统的方式入阁。工党的历史上就此打开一个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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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麦克唐纳的领导（1922—193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四章麦克唐纳的领导（1922—1931年）
(一）
1922—1931年是拉姆齐·麦克唐纳领导工党的年代。“领导”这个概念具有某些新颖的含义，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麦克唐纳是与其所有前任党主席都不同的一位领袖（包括战前他自己在内）。从1922年起，他不仅被称为议会党团的主席，而且还被称为该党的“主席和领袖”。使用这种称呼表明，他也是反对党领袖，并有担任首相的可能。工党议会党团在下院中被认为是正式的反对党，这一权利的确立，意味着该党主要发言人的威望和重要性有了提高，他已成了未来的政府权力的分配者。同样，总的说来，议会党团与工会相比，已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麦克唐纳被议会党团晋升以取代在职的克莱尼斯是明显的成功。如果没有1922年的大选彻底改变了议会党团的性质的话，这种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不是由工会提名的工党议员的人数增加了。如上所述，新来者中有许多是独立工党成员，不少人还是民主监督协会式的前自由党人。对他们说来，甚至对那些富有战斗精神的克莱德河畔的独立工党党员说来，麦克唐纳长期来一直戴着主要的反战派这顶殉道者的花冠。由于麦克唐纳在国内政策上非常温和的调门，克莱德河畔的人们不久就对他们的选择感到后悔。但为时已晚，因为作为“领袖”的麦克唐纳，已经从工会主义者的坚定忠诚中得到了好处，这些工会主义者给予他的信任，就象在工业罢工中他们在工会会员中所能得到的信任一样。韩德逊和克莱尼斯他们本人就树立了这样的范例，他们两人都承认麦克唐纳卓越的议会活动能力，并毫无怨言地为他服务。
麦克唐纳充分意识到自己任务的性质，并完全意识到他的处境与早期议会党团历届主席截然不同。他在致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把他的作用和反对党的前保守党或自由党领袖的作用作了个比较：
我真正的困难在于：以十分微薄的收入，去干我所从事的工作，这是以往任何没有大量金钱的人所未曾干过的。而我的前任都继承了高官要职和一个正常运转的政府机构；我却是白手起家，一切都得从头开始[1]
[1]麦克唐纳1929年1月15日致O.G·维拉德的信，见M·S·文卡落拉曼尼在《政治研究》1961年第8期第237页的引文。
与此同时，议会外党团组织结构一直在变化着。在加强党的纪律和服从上级领导方面，确实有一定形式的变化。于1919年复刊为日报，并且一直是左翼报刊的《先驱报》，由于财政上的缘故，于1922年受工党和职工大会的控制，并且左翼的乔治·兰斯伯雷也不再担任编辑了。而在经济上受莫斯科资助的共产党则以一个有高度纪律的左派团体出现了，并坚持要求加入工党。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它的成员便企图渗透并控制地方工党组织。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以严密的纪律来回敬这种压力。根据1922年到1925年工党历次会议的决议，共产党人虽然仍可以工会代表身分出席年会，但个人不得成为工党的党员，并不得选为议会候选人。尽管如此，到1925年，共产党及其同情者已设法“攫取”了相当多的地方党团组织，特别是伦敦地区一些仍然相当脆弱的地方党团组织，并且到1927年夏天，全国执行委员会不得不摒弃的地方党团组织共达二十三个，其中伦敦地区就占十五个。共产党把这些背叛的党团组织加以组织后，成立了一个叫“全国左派运动”的团体，这个团体是在工党之外，与此同时，全国执行委员会迅速成立了一些新的组织以取代那些被开除的地方党团组织。
然而，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则大大冲淡了这种形式上的纪律加强。其中之一是主要工会领导人日益增加的趋势，这是由于工作上的压力，需要把力量集中在工业方面的活动，而忽视了工党。如上所述，当时一个大工会的书记当上议员是罕有的，同时，总理事会成员和全国执行委员会成员是势不两立的。而且，至少有一个很大的工会（由欧内斯特·贝文在原来码头工人工会基础上创立起来的一个新的“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也开始把下院看作只不过是便于过剩官员退休的场所。[1]对议会政治持这种态度，不仅使工会对工党所作的贡献的质量，而且对双方在劳工运动中实际协作的程度，都带来了不利影响。
[1]阿伦·布洛克：《欧内斯特·贝文的生平与时代》，1960年第1卷，第204页。
另一个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即独立工党是从其原来作为工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调和者的地位逐步演变而来的。工党并没有由于地方组织作用的扩大而失去大量的党员，但它的性质却变了。在那些对党的领袖的保守性感到不耐烦的社会主义者看来，工党几乎成了一帮“脱党分子”。当然这种特点在战争年代已开始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发展起来了，但是，在战后个别党员选择了地方工党，显然可以看出，那些特意选择加入独立工党的人，正是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或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政策，而不是韩德逊—韦伯方案所规定的政策。由于此时原有的英国社会党已不复存在，甚至连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不是共产党员，也只好加入独立工党。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领导都来自克莱德河畔地区，其中最为杰出的要算是詹姆斯·马克斯通了。但是直至1924年，由于麦克唐纳与独立工党的发展原来就有联系，再加想起他在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马克斯通及其同伙攻击他们议会领袖的任何趋势就此削弱了，特别是当他们在选拔麦克唐纳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以后不久，更是如此。
1923年底，新的保守党首相史坦莱·鲍尔温就关税改革问题，突然解散议会，接着举行了一次大选。工党对此感到意外，但仍设法提出了较1922年稍多的候选人，并在转而对保守党不利的选举中（因关税改革在英国仍然普遍不得人心），以它在大部分选区中处于较大的反对党地位而大大获益。因此，尽管自由党经过重新联合而大大改善了处境，并获得一百五十八席，工党仍遥遥领先，总共获得一百九十一席。工党在一些甚至到1922年力量还非常薄弱的地区也取得了新胜利，单在伦敦就获得十五席。独立工党提名的议员有三十九人，而在1922年只有三十二人。工党地方组织提名的议员从十九人增加到三十九人。两者总数为七十八人。开始可与工会代表总数相比，而工会代表总数仅仅从八十五人增加到一百零一人。
保守党拥有二百五十八席，仍为下院中最大的党，但他们不再拥有过半的多数了。大选主要是对选民所拒绝的关税改革问题进行斗争，因此在主张自由贸易的各个政党之间组成一个政府，显然是这些政党的责任，自由党决定支持工党政府。这样，英王就于1924年1月，授命麦克唐纳组阁。
（二）
麦克唐纳在挑选内阁成员时，立刻表现出对自己的能力十分自信，而对党内同僚就考虑得很少。他自任外交大臣，至于枢密院长、大法官和海军大臣等官职，他跳出工党范围，分别拉进了前自由党大臣霍尔丹勋爵、前保守党议员帕穆尔勋爵和保守党人切姆斯福特勋爵去担任。斯诺登进了财政部，克莱尼斯当上掌玺大臣兼下院副议长。麦克唐纳竭力把韩德逊完全排斥在内阁之外，表面上的理由是内阁不会持久，韩德逊由于在大选中象以往一样遭到失败，他要更好地投身于筹建党的机构以应付下届竞选。但是韩德逊没有接受这种排斥，并坚持要有一个高级的内阁职位，结果他获得了内政部的职位。新独立工党左翼只有克莱德河畔地区的约翰·惠特利当了卫生大臣；而布拉德福地区的温和派弗雷德·乔伊特（独立工党中间派左翼老一辈的成员）当上了公共工程部部长。总的看来，工会代表数目相当少，但是，它确实很少有适合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候选人。新政府当然要依赖自由党人的支持，因而，不会有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纲领的可能性。但值得怀疑的是，作为财政大臣的斯诺登是否真正想做那些绝大多数正统的自由党人不可能赞同的事。斯诺登的预算方案，从自由党的观点来看是无可指责的，他削减了向富人和穷人征收的税额。工党内所谓经济老手中，很少有人认识到需要制定一项发展政策和兴办公共工程来应付普遍的失业现象。而对绝大多数人说来，他们已经看出，除了“社会主义”以外，别无其他补救办法。他们也非常理解，这种“社会主义”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实现。
然而，工党政府在国内稍有成就的一件事，就是惠特利的住宅法。这项措施（当然是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才获得通过的），使政府为地方当局营造住宅提供援助。根据此项法案，大量住宅开始建造，因而刺激了经济，然而大部分效果直到保守党重新执政的十年的后期才显示出来。有趣的是，在少数派政府中以擅于保护社会立法这一困难艺术出名的大臣，则是新独立工党左翼在内阁中的代表。
但是，政府最大的成就是在对外政策上。当然在这方面政府可以更加不受议会的约束而独立行动。麦克唐纳不久就证明，他亲自出任外交大臣的决定是正确的。面对着法、德敌对的问题（这种敌对在法国占领鲁尔时达到顶峰），麦克唐纳这时对法国总理彭加勒表示了友好的亲近态度。这是一个机灵而惊人的行动。因为根据麦克唐纳对战争和凡尔赛条约所表现的态度看来，人们认为他会采取一条非常反法的路线。彭加勒作了友好的反应。当彭加勒政府下台，赫里欧上台时，英法之间的和谐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了。在伦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通过了“道威斯计划”。根据此项计划，由美国提供一项贷款来承担德国的赔款。这次会议之所以成功无疑应归功于麦克唐纳的外交手腕，虽然其中也包含着工党政府接受了关于赔偿的原则。
麦克唐纳原来对国际联盟的态度似乎是有些矛盾的，因为他对国联起源于凡尔赛条约这一事实，感到不满意。但是，他不厌其烦地出席了9月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并支持韩德逊和帕穆尔与出席会议的其他国家代表共同努力起草一个真正的集体安全条约草案。这个草案后来称为日内瓦协议。从工党政府所承担的维护欧洲和平的义务来看，它是否会批准这个协议，或许是值得怀疑的。韩德逊和帕穆尔当然赞成这个协议，但麦克唐纳似乎不那么热心。然而由于工党政府下台，否决此协议的责任就留给了保守党。
在外交事务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即英俄关系问题。工党政府以无条件承认苏联政府作出了开端，但事实证明，要在财务和商务协议条款上取得一致是相当困难的。苏联使节和英国外交部之间的谈判实际上已经中断，而只是由于一群工党议员的调停才重新开始。这就给予保守党一个机会，说政府屈服于左翼的压力，接着便开展了强烈的反苏宣传，这对自由党产生了影响。
正是这件事导致了政府垮台，尽管引起议会危机的实际事件是一件平常的内政事件。一个较小的共产主义刊物的代理编辑J·R·坎贝尔发表了一篇文章，鼓动士兵在工业争端中不要“调转枪口对准自己的工人同胞”。检察长帕特里克·黑斯廷斯爵士判决这篇文章有煽动叛乱的言论，于是检举了他。然而，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并收回了检举。保守党人觉察到左翼干预了审判过程，在10月间举行的议会上对这个问题挑起了一场辩论。虽然，黑斯廷斯有力地答复了保守党的各种指责，但麦克唐纳的答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过于注重外交政策问题，同时，在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的问题上，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投票击败了政府。麦克唐纳决定解散议会，举行一次新的大选。
1924年的大选是保守党的一个显著的胜利。与1923年相比，保守党多获得了一百五十五席。但工党也仅失去四十席（相当于其原有席位的五分之一强）。自由党首当其冲，失去了一百一十八席，减少到仅有四十席，比工党一百五十一席的四分之一多不了几席。人们普遍认为，在选举周内发生的季诺维也夫恐吓信件一事大大地影响了选举的投票。不过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由党为什么遭到比工党更为惨重的失败就难以理解了。事实上，保守党因暂时放弃关税改革方案而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件事使他们从以前投自由党票的人那里获得了不少票。因此，工党的选票虽然增加了五十万张，但仍比不上保守党的成就。
总的看来，第一届工党政府是干得出色的，后来在选举中政权重新落到其主要对手的手里，乃是少数派经过一段时期掌权后所预料中的事。但是麦克唐纳承担了过多的工作，又在策略上犯了一、两个错误，特别是在处理坎贝尔案件和季诺维也夫信件上犯了错误。他还表现出对于批评，尤其是来自独立工党的批评，抱着非常敌意的态度。他和他的大臣们都不能很好地与职工大会保持有效的联系，全国联合委员会这个机构几乎从未发挥过作用。因此，大选刚结束，麦克唐纳和议会党团在整个运动中就大大失去信誉。
（三）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政治的主动权开始转到工会领导方面，他们仍然没有放弃“直接行动”的希望。总理事会已经显示出增强战斗性的迹象，部分的原因是一些较为温和的成员纷纷辞职，转而加入工党政府。1925年，保守党财政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通过使国家恢复金本位制的做法，间接地助长了这种趋势，从而导致煤炭出口贸易发生危机，矿主要求大大削减矿工工资。矿工们呼吁总理事会帮助，总理事会就答应让运输工人发动一次禁运以声援煤矿工人运动。政府面对着这种威胁，在7月里作了让步，同意把矿工的工资补发到1926年5月1日为止，而由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工业问题进行调查。政府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作了让步，但并不打算再次这样做。因此，政府利用进行调解的这几个月时间作好准备，以防止1926年职工大会提出新的挑战。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工业冲突，议会党团几乎无能为力。麦克唐纳知道，如果他敢于对利用罢工来达到一般政治目的这一做法提出批评，他的意见只会被工会的积极分子愤怒地置之不理。矿工们无疑成了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照其他工会领导的看法，他们自己的作用仅仅表现为使矿工们保持其职位的一种同情行为而已，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讲，利用工业压力达到政治目的这一决定，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不自觉的。
1926年5月间进行的为时九天的总罢工，无需在这里详述。这次罢工当然是失败了。总理事会和政府不一样，实际上没有作斗争的准备，它虽然在有关工业部门中几乎完成了撤出工人的工作，但在发布命令方面却犯了许多策略性的错误。例如，撤出印刷工人，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允许政府以无线电垄断新闻，而且，总理事会在一个必然受到大量舆论支持的强硬的政府面前，无法实现其要求。情况越来越清楚，政府不会让步，必要的供应仍然畅通无阻，这时总理事会领导就束手无策了。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进退维谷，因而急于寻找一切借口，下令复工。结果这次罢工以彻底失败告终，矿工提出的争端———他们原来的目标-—完全没有得到解决。矿工们感到已被出卖，坚持罢工达数月之久，直到最后不得已而屈服于矿主的条件。但是，这次总罢工对其余劳工运动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就是使人们普遍地认识到，这样大规模的工业行动，简直可以说是一次未遂的革命。工会及其领袖实际上不想越过政府通常的合法途径，他们没有重新再来一次。反而开始再一次把议会党团当作其政治斗争中的代理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议会党团至多只不过是为捍卫工会而进行了一场后卫战。保守党相当愚蠢地利用他们的胜利，通过了一项劳资争议法，该法案追溯了既往法律宣称总罢工是非法的，并把缴付政治捐款的制度强加在愿意向工党缴付政治捐款的工会会员身上。在1946年废除此法之前，由于工会会员对这种做法普遍漠不关心，党的经费大为减少。
由于工会领导放弃了往日的战斗性，人们早就料到共产党会从普通群众中得到支持者了。然而，事实上共产党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它在1926年的后几个月中支持矿工事业而暂时获得了数千名新党员。1928年，共产党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使下，突然改变其执行的政策，使得它在全国左翼运动中大大失去了来之不易的成就，以及通过其他宣传机构对工党成员施加的影响。新政策是一种十足的宗派主义，包括放弃用以渗入工党的“联合阵线”的策略，结果终于指责工党领导人及其成员为“社会法西斯分子”。自然这一政策立即使共产党在工党内的影响降低得微不足道，并在随后四年中，弄得共产党领袖完全不能利用工党的错误和起落情况。
然而，独立工党向麦克唐纳领导提出的挑战，完全是两回事。由于独立工党在工党内部有大量成员和历史悠久的领导——三分之二以上的议会党团成员为独立工党党员——因而独立工党的所作所为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直接意义。1927年，独立工党在《我们时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发表了新的政策声明。提出的一个主要建议是要工党政府实行“最低生活工资”，即一种最低限度的工资，以刺激消费，恢复国民经济。独立工党在制定这个纲领的过程中，曾采纳了霍布森提出的建议，霍布森是当时最有才干的一位经济学家，在许多方面说来是凯恩斯以前的凯恩斯主义者。此纲领并无特别过激之处，但由于当时独立工党是在马克斯通和其他同样不愿让步的一些人领导之下，因此，新纲领几乎丝毫不能为工党所采纳。在1927年的工党会议上，新纲领不仅被具有顽固的正统经济观念的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所反对，而且也遭到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他们感到新纲领或多或少要影响他们一派的利益。
正是在1927年会议上，独立工党明确表示不赞成麦克唐纳，拒绝提名他出任工党司库（从1912年起他一直担任此职）。翌年，工党会议通过了《工党与国家》这一相当含糊的政策声明，这决不是前进，在某些方面则是1918年韩德逊和韦伯早期发表的《工党与新社会秩序》这一声明的倒退。此后独立工党政策和工党政策之间的分歧似乎是无法统一的。接着便在独立工党提名的议员应该支持独立工党的政策还是支持工党的政策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斗争。
直到1929年保守党内阁的任期届满，即将举行新的大选时，这种冲突尚未解决。民众对当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对严重失业情况的不满情绪对工党有利。在新议会中，工党议员总共拥有二百八十八席，使工党第一次成为多数党，尽管它还不是绝对多数。在二百八十八席中，由选区工党组织提名的议员，总数有极大增加，从1924年的二十五席增加到一百二十八席。这部分是由于“劳资纠纷法案”通过以后，工会变弱了，部分是由于有些候选人不同意独立工党的宗派态度而脱离了独立工党。此外，工党在任何一次大选中的起落，结果似乎都会使地方工党组织获得特别明显的利益。因为工党的候选人和工会候选人不一样，他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需要努力争夺的或不那么有利的选区上。工会提名的议员，第一次减少到工党议员总数的一半以下，在二百八十八席中仅占一百一十五席。独立工党提名的占三十六席，其中几乎有一半是在苏格兰，合作党获得九席。从工党总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伦敦地区再次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兰开夏棉纺业贸易的不景气，使它获得了三十九席，而在1924年仅得十八席。全体选民的意见清楚地表明，允许工党另行组阁。
（四）
麦克唐纳的内阁中包括曾在1924年任职的大部分阁员，虽然麦克唐纳在议事程序具体工作方面以前一直信赖的霍尔丹已于1928年去世了。在与托马斯（铁路工人工会领袖）、斯诺登和韩德逊磋商的基础上，组成了新内阁。韩德逊坚持要进入外交部，麦克唐纳有点勉强地同意了，他曾经非正式地考虑要让更为圆通的托马斯担任此职。斯诺登回到了财政部，托马斯出任掌玺大臣。与独立工党的政策一致的惠特利和乔伊特均被解职，而兰斯伯雷作为左翼代表仍留任。一个新奇的重要事件是，委任托马斯（在三人委员会的协助下）去草拟处理失业问题的计划。这三个助手是：兰斯伯雷（主管工程部），托马斯·约翰斯顿（苏格兰的政务次官），和奥斯瓦德·莫斯利（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麦克唐纳意识到他本人及其同僚在经济事务上的弱点，于是在1930年成立了一个经济谘询委员会，其中包括经济学家、工业家和其他人等当他的经济问题的顾间。不幸的是，专家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而斯诺登又宁愿听从他的财政部官员的意见。与此同时，失业数字持续上升，到1930年秋，已超过二百万。大臣中唯有莫斯利要求采取行动，甚至不惜牺牲他的所属部门，他建议由国家控制对外贸易，扩大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他就辞去了内阁职务，由克莱门特·艾德礼接任。
在1924年时，麦克唐纳的主要兴趣是在外交方面。虽然韩德逊是外交大臣，但首相自己却控制着有关海军裁军谈判和有关英美关系的其他重要事务的权力。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期满，但是不容易达成一项新的协议。麦克唐纳上台以后立即削减了英国海军建设计划，然后亲自出访美国讨论新条约的条款。从而于1930年1月在伦敦召开五国会议，结果虽然法国和意大利都不同意削减兵力，但是英国、美国和日本都同意削减。麦克唐纳对印度自治事态的发展也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并对总督宣言负责，该宣言声称“自治领地位”是英国在印度的政策目标。1930年西蒙调查委员会提出报告后，于当年秋天召开了一次关于印度前途的圆桌会议，但是主要由于印度国大党拒绝参加会议，不得不于1931年初休会。然而，麦克唐纳并不气馁，筹备于秋天复会，他预料印度国大党代表届时将会出席。
在其他对外政策事务方面，由韩德逊负责。在政务次官休·道尔顿的怂思下，他做了一件特殊的事，即把《工党与国家》这一文件的抄本分发给外交部的常任官员。他的主要政绩有：继与俄国恢复外交关系后，签订了一项商务条约；撤除来因兰的占领军，并恢复了为召开全面裁军会议的准备工作；签署常设国际法庭法令的非强制性条款，并接受对国际争端中的强制仲裁；彻底改变对埃及的政策，不过由于在确定苏丹地位方面存在着种种困难，未能签订英埃条约。韩德逊的工作为解决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取得有效的国际协议打下了基础。但经济萧条的袭击打乱了各国之间达成协议的意愿，这是他的不幸，也是其他人的不幸。
与此同时，政府在国内政策方面简直是没有多少成就。立法纲领不是由于下院中自由党的反对，就是由于上院中保守党的反对而被搁置起来。如果工党政府能制订出一项合理的计划，尽力解决失业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么不管这个计划在议会中通过了也好，否决了也好，工党还不至于受到什么危害。但事实上，内阁甚至也没有商定出什么有力的措施。自然，这更加剧了工党内部的分歧。在1930年的年会上，莫斯利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内阁拒绝了他的备忘录；而一项支持他的政策的决议只是勉强地被否决了。在议会党团内部也有麻烦问题，一些人站在莫斯利一边，另一些人则站在独立工党一边。莫斯利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新党，并争取到四名其他工党议员，结果他们被开除出去。同一时候独立工党试图强迫其议员服从本党的政策决定，而不要服从工党的政策决定。1930年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独立工党领袖们就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进行谈判，谈判一直拖到1931年内阁下台。
1931年夏发生了导致内阁垮台的国际金融危机。5月，维也纳的安斯特尔特信用银行倒闭，连累英国失去信用，伦敦黄金不断外流，因为许多外国银行在伦敦都有短期投资。
8月，政府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放弃金本位制，要么在巴黎和纽约获得新的贷款；但是纽约银行家只有在他们确信英国政府正在采取足以恢复其传统信用的紧缩措施后，才肯予以帮助。这实际上意味着要削减文职人员的薪俸和军队的饷银，以及削减失业津贴。内阁中一个有实力的少数派不同意削减失业津贴；但唯一的办法似乎是关税收入了，而这又是行不通的，因为自由党不会接受。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内阁又面临着严重的分裂，于是决定与全国执行委员会，同时也与职工大会总理事会进行磋商。在8月20日那天，这两个组织奉召听取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报告时，即与它们进行了磋商。会议讨论了几个问题后就宣告休会，以便这两个组织分别考虑它们的态度。总理事会派出了一个包括职工大会书记西特林以及新的大联合组织，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的书记贝文在内的小型代表团，向斯诺登说明他们不能同意这种削减。照西德尼·韦伯对他的妻子的说法：“总理事会是一群猪。他们不会同意任何削减。”[1]麦克唐纳开始谈论组织联合内阁的可能性，尽管他的内阁成员持有异议。8月23日，麦克唐纳辞职，次日清晨，他奉英王之命：组织一个得到自由党和保守党支持的新内阁。近中午时，他向感到惊讶的工党同僚们宣布了他的决定。没有进行讨论，未参加新内图的大臣全部匆匆离去。傍晚，战时委员会（道尔顿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称呼的）在运输大厦（新的党和职工大会总部）工党书记室里举行会议，团结党内力量来反对麦克唐纳的新内阁。出席会议者除了工党书记韩德逊以外，还有曾在内阁任职的兰斯伯雷，以及西特林和贝文，工党助理书记米德尔顿和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偶尔又是贝文俱乐部成员的弗朗西斯·赫斯特。贝文说：“这就象总罢工一样，我准备为之献出一切！”随后，这个集团请来了《每日先驱报》的一位代表，以“决定未来领袖的方针”[2]。该报的政策是受工党和职工大会共同控制的。工党历史上一个新时代开始了，麦克唐纳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党的挖制权再一次转到议会外的党团组织和职工大会手中。
[1]1931年8月22日日记，M·I·科尔编：《比阿特丽斯·韦伯目记，1924-1932年》，1966年版，第981页。
[2]休·道尔顿：《昨天的回忆》，1953年版，第274页。
（五）
麦克唐纳曾统治工党达九年之久。九年中他对工党党员所拥有的权力，是以前没有一个人曾经拥有过的。他赢得了议会党团极大的忠诚，却丝毫不能使工会主义者对他有一点忠诚。但是1931年危机的最后谈判对这种忠诚的压力太大了。
麦克唐纳与他的工党之间的斗争中谁是与谁非问题，从那时起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麦克唐纳是工党的“叛徒”，还是国家的“救星”？我们至少也许能承认他是正人君子。他对于经济几乎一窍不通，只得依靠一个不可靠的人，斯诺登。麦克唐纳把前两年的时间都花在对外事务和外交活动上，对国内事务也好，对于劳工运动的普通群众也好，一般说来他确实没有多少接触。结果，他夸大了财政危机的严重性，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劳工运动中的影响。他原想使议会党团的半数与他一起进入所谓“国民”内阁，但计算一下支持他的人数，总共只有他的新内阁同僚斯诺登与托马斯、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和其他四人。
据说，在这次危机中，工会领导的行动表现为狭隘的利己主义，他们决定即使在国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绝不让工会会员作出任何牺牲。当然，工会领导的确要谋取他们一派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当中最有才干的人，尤其是贝文和西特林，对经济问题比麦克唐纳和斯诺登懂得多，他们了解整个危机是何等的荒唐。贝文过去是麦克唐纳的经济谘询委员会成员，他认真地注意各种争论，特别是凯恩斯和G·D·H·柯尔所作的论述。每当他不同意麦克唐纳的看法时，总是果断的。但是抽象的经济理论问题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理解。由于工会领导的坚定以及麦克唐纳和他的议会部属之间缺乏接触，眼前的危机过去后，情况必定是一方面麦克唐纳虽然留任内阁首相，但实际上得不到人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是一个微弱的支离破碎的工党，和整个工会运动在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领导之下，结成一个激烈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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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韩德逊的党：战争与重建（1914—194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三章韩德逊的党：战争与重建（1914—1940年）
（一）
虽然工党在1914年7月前从未忽视过对外政策问题，但直到战争爆发时对外政策问题才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实际是，在战后最初的几年，直到1922年，战争和外交问题在党的会议上也都占着支配地位。
当萨拉热窝危机在7月底到达高潮时，工党积极参与了由社会主义国际在整个欧洲发起的反战宣传。8月1日星期日，德国对俄国宣战。第二天，凯尔·哈第和阿瑟·韩德逊参加了在特拉弗尔加广场上举行的群众示威，强烈要求政府不要卷入这场战争。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当天上午工党议会党团开会，并决定下午在下院辩论此问题时反对英国进行干涉。因此尽管爱德华·格雷爵士激动地呼吁援助法国，尽管他不但得到保守党的支持而且得到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但是拉姆齐·麦克唐纳所弹的却是另一种不同的调子，他表示工党不赞成参战。麦克唐纳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由党的基层党员发出的呼吁，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他声称：“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不管人们怎样议论我们，我们将采取行动，就是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应当保持中立，因为我们从心底里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深信只有这样做才能与我们国家的荣誉和现执政党的传统相一致。”[1]
[1]英国议会议事录，《议会辩论集》，第5辑，第65卷，第1831栏。
但是格雷的讲话，特别是第二天8月4日发生的入侵比利时事件却改变了公众的舆论。这时已很明显，要求宣战的热烈情绪几乎是普遍的，许多早先犹豫不决的人也承认，无论是为了荣誉还是从民族的得失考虑，为比利时而战是必要的。英国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于8月4日晚到期；第二天上午，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显而易见，党内不再出现反战的联合阵线。会议通过的并且最后在与议会党团的联席会议上批准的决议明显地是一个妥协。这个决议声称英国“在我国人民并不知悉的情况下”对法国作出支持，但决议对战争并不表示直接的反对，仅说明劳工运动的责任是“在为重新建立欧洲工人之间的友好感情而提供最好机会的条件下，尽早地取得和平，”[1]这个声明含糊其词，表明它有意掩盖严重的分歧，事实上只有独立工党的领袖才按照他们反对南非战争运动的方针，对大战表示明确的反对。而大多数的工党议员认为他们目前必须支持战争，因为敌对行动已经开始。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者表面上的团结的破裂鼓励他们这样看，当时法国和比利时的领导人正在号召抵抗德国的入侵，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却对德皇的军队投了战争信任票。
[1]《工党年度报告》，1916年，第3页后。
在这样的形势下，拉姆齐·麦克唐纳感到他必须辞去议会党团的领导职务。真正的问题是工党对首相在8月6日提出的追加预算应抱什么态度，讨论预算的公告是在前一天发出的。议会党团在5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不反对这些预算，麦克唐纳随即辞职。阿瑟·韩德逊被指定接替他的职位，不久大多数工党党员便在韩德逊的领导下支持政府，参加征兵运动和同意在战争进行时期暂停竞选活动。麦克唐纳和他的独立工党的多数同僚发现他们只是在少数自由党人的支持下，为反对战争而孤军作战。为了进行反战宣传，麦克唐纳和四名反战的自由党党员:诺曼·安吉尔、E·D·莫雷尔、查尔斯·特里维廉和阿瑟·庞森比，一起在1914年9月组织了一个名为“民主监督协会”的团体，该团体要求对外交政策进行民主监督，提出无条件和平，成立维护和平的国际组织和裁军等要求。新的联盟就这样搅乱了工党的队伍，并威胁着工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继续存在。
但是当时只有少数人认为战争会持续一年之久。虽然韩德逊与麦克唐纳意见不合，并取代了麦克唐纳的党的主席职位，但是他并不想把少数反战派从党内清除出去，因为他期望早日恢复到和平时代的政治状态。在南非战争期间，自由党对内部不同意见的宽容，以及后来它迅速恢复团结和重新掌权，类似这些情况，大家一定都记忆犹新。此外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至少对格雷的战前外交还能一致谴责；有意义的是，韩德逊也成了民主监督协会的一个成员，尽管他是个不积极的成员。事实证明，在情况改变的战时环境下，工人运动中的各派有可能进行合作，以寻求措施来维护生活水平。早在8月5日，一个“战时应急工人全国委员会”在劳工组织和社会主义组织的一次联席会议上成立了。联席会议是韩德逊以工党书记的身分召集的。工人全国委员会中有支持战争的人，也有反对战争的人，但是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例如关于战时的工人失业、通货膨胀、投机活动等问题。
然而，当战争拖延到1915年时，工人运动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合作遇到了更为紧张的情况。1915年5月阿瑟·韩德逊应邀参加在阿斯奎斯领导下的第一次联合内阁。韩德逊把这件事提交议会党团讨论，并在议会党团中以微弱的多数被否决；但是全国执行委员会赞成这件事，结果在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的联席会议上对此问题进行了重新表决，会上议会党团中的多数被推翻。独立工党在议会中的力量较强，可以说明这两个机构态度的分歧。当时韩德逊当上了教育大臣，虽然这个职位有些不太相称，但毕竟在内阁中有了一个位子，另外两位工党议员则担任较低的职位。
工党对实际施政活动的影响，开始并不十分明显。工党似乎有点受到其他政党的束缚，被迫对各种在劳工运动中必然不受欢迎的议案承担责任。一个争吵激烈的问题是在工厂里用生手替换熟手的问题——就是让非熟练工人担任一直留给当过学徒的技工的工作。另一个是征兵问题，它遭到了工人运动中大多数派别的强烈反对。不久政府官员开始认识到，韩德逊和他的同事参与政府工作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厂矿企业中的工人都忠于政府。在工业部门中情况显得很不稳定，特别表现在克莱德河畔地区。1916年初在征兵议案进行辩论时，工党年会公开表明反对这项原则，虽然同时它也暗示如果这个议案通过的话，工党将不再提起这个问题。
劳合-乔治作为军需大臣对赢得劳工支持的重要性有直接的体验；1916年12月，劳合-乔治组成新政府，接替了阿斯奎斯政府，这时他才感到要给工党提供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来参加政府并不难。实际上，他会见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有执行委员会的人，也有议会党团的人”。会见时，他对他的政策和他可以使工党在政府中发挥的作用提出了种种保证。他保证由国家来控制矿山和航运业，并对食品配给采取有效的制度。这个提议实在太好，叫人无法拒绝，因此工党成员受权再次进入政府。这次韩德逊进入了由五个人组成的小型战时内阁，另外两名工党议员约翰·霍奇和乔治·巴恩斯分别担任了劳工大臣和年金大臣，这两个部都是新设立的，其他几名工党议员委任了较低的职位。
因此，1917年初，在完全赞助劳合-乔治的“赢得战争”政府的工党多数派和独立工党少数派（其中许多年轻党员当时正在反对征兵并因此而受到了军事拘留）之间，看来有着特别深刻的裂痕。在1月召开的工党年会上，有人提议把社会主义团体的势力从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排除出去，这件事是很重要的。此提案是由工会代表提出的，在拒绝听取韩德逊的劝告的情况下以勉强多数获得通过，韩德逊的意见是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必须经全体会议投票选举。这一决定破坏了党现存的联合结构，根据这个结构，社会主义团体和工会是分别选举自己的代表的；这样一来，就必然意味着整个执委会将完全由工会提名。独立工党的领导人自然对此特别感到不满，他们开始认识要脱离工党。麦克唐纳写道:“我不打算偷偷摸摸地行动
和期望工会会投票选举独立工党的候选人当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如果分裂是由于一些大的工会利用集团投票进行压制而造成的话，那么为了政治上的目的，我将尽我所能组织一个新的劳工联合会。”[1]
[1]《前进》，1917年2月10日，引自索尔伯格:《独立工党1893——1918年》，第198页.
然而碰巧，——要不这难道是韩德逊的故意安排？--这项提案直到下一年执行委员会成员已经选出后才提出来。到1918年，政治形势已完全不同，利用集团投票已远不能作为“压制”手段了，至少不能象在麦克唐纳所指的那种意义上起压制作用了。
（二）
1917年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是由于俄国的两次革命和美国的参战造成的。“左翼”以极大的热情欢呼第一次俄国革命，这一点可以从社会主义者联合会6月份在利兹召开的特别会议所取得的成就来说明。就工党而论，社会主义者联合会是个非正式的团体，却真正代表着现在都已加入了工党的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的共同呼声。有将近一千多名来自各地方社会主义团体的支部、工会支部和工会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了这次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对推翻沙皇统治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并准备迎接无条件和平的来临。这次会议甚至还竭力主张按照俄国的范例在英国成立士兵和工人委员会，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对英国革命方向所作的一次精心策划的行动，而只是一个表示同情俄国革命的姿态，它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结果。
然而重要的是工会基层会员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工党的行政领导中。劳合-乔治希望俄国继续参战，在他的建议下韩德逊被派往俄国进行访问。韩德逊回国后发表意见说，保持俄国与西方盟国站在一条战线上的最好方法，就是与他们一起详细探讨在怎样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求得和平。
韩德逊也赞成英国派代表出席预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预期德国社会主义者会参加这次大会。而且，他在一次工党的特别会议上说服大家同意他的意见。然而，这却促成了他与他的战时内阁的同僚之间的一场危机。自从政府成立以来，韩德逊一直是战时内阁的一员。这时战时内阁召集了一次会议，韩德逊奉召去开会，内阁其他成员正在讨论他的地位问题，而把他关在门外。随后他正式受到了劳合-乔治的指责，于是他在极为气愤的情况下辞职了。原来一直支持韩德逊对俄关系的观点的劳合-乔治，现在这样做显然是由于其他内阁成员的牵制。这个以后被称为“擦鞋垫事件”的危机在两星期后才公开出来；劳合-乔治立即采取措施来减轻影响，他用另一位工党党员乔治·巴恩斯接替韩德逊的职务，并让另一位工党议员乔治-沃尔德进入政府。于是此事就停留在韩德逊与首相之间的个人关系问题上，政府仍然得到工党的支持，同时又能拒绝签发出席斯德哥尔摩大会的签证。
然而“擦鞋垫事件”后来证明是工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仍然是党的总书记的韩德逊开始全力从事党的事务，他不但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重大改组，而且为政府制订另一套外交政策。因此韩德逊的工作使工党能在大选中担负起领导反对派的责任。这种机会是显然存在的，因为自由党已处于完全分裂状态。甚至对劳工来说并不是朋友的美国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也看出了韩德逊的政策的用意。佩奇在1918年1月给威尔逊总统的报告中写道：“工党正在争夺最高权力。”和麦克唐纳不同，韩德逊十分愿意让知识分子做他的智囊，因此在1917年12月比阿特丽斯·韦伯能够说他的丈夫韦伯（他是全国执行委员会中费边社的代表）已成为“工党中知识分子的领袖”了。[1]然而，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在于工会领导与基层会员的态度。早在战前，矿工联合会和铁路工人工会就已成为工会中最激进的力量，这两个组织分别在罗伯特·斯迈利和J·H·托马斯领导下，开始迫使职工大会和工党采取更为独立的政治政策。1917年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机会后，开始积极参加制定新的对外政策——这一决定受到韩德逊的欢迎。因此在接近1917年年底时，韩德逊在西德尼·韦伯和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份“关于战争目标的备忘录”。他们获得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和职工大会议会委员会的批准。这一备忘录要求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和一个国际纠纷调解机构，要求对非洲殖民地进行国际托管和对原料供应等经济问题采取国际行动。
[1]1917年M月11日日记，M·I.科尔编：《比阿特丽斯-韦伯日记，1912—1924年》，1952年版，第99页。
这些有远见的建议使得一些极端“爱国”的工会领导人疏远了他们，其中有些人还退出了工党。但是这些建议却赢得整个工会压倒多数的赞同，因而在世界上起了很大影响，无论是对劳合-乔治，还是对通过形形色色的代理人密切注意着英国舆论发展的威尔逊总统都有很大影响。不久劳合-乔治针对工会主义者的大会发表了一个关于战争的声明，在声明中他虽然故意含糊其词，但看来仍然流露出他受到了工党的一些影响，几天后，威尔逊总统发表的十四点计划也是同一个调子。
与此同时，韩德逊在西德尼·韦伯的帮助下也正在起草一份工党新党章草案。他的目的是想把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会员牢牢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使所有非工会主义者能够取得充分的党员资格，例如中产阶级和不久就可以得到选举权的妇女。为此，在新党章草案中确定地方工党组织可以吸收个人党员，这样工党支持者可不必再通过一个加入工党的社会主义团体或工会来取得党员身分。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组成成分也要改变，席位总数预定为二十一个，其中至少应有五个席位留给地方工党提名的候选人，四个席位给妇女，余下的席位将归工会和社会主义团体提名的候选人所有，它们二者之间不再有区别。按照1917年工党会议的决议，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全部席位的实际选举都必须由全体大会进行，于是联合的原则就此废弃。
这样即使今后全国执行委员会完全受工会的集团投票所控制，至少由于工党釆取了社会主义的党章而使社会主义者仍能获得利益。党章是由西德尼·韦伯起草的，他提出了著名的第四条“党的目标”，在此条款中第一次明确地使党获得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对每一工业或行业所能做到的最佳的民众管理与监督的羞础上，确保手工与脑力生产者获得其勤勉劳动的全部果实和可行的最公平分配。[1]
[1]《工党第十七届年度报告》，1918年，第140页。
党章在1918年2月只在一处作了一些并不重要的修改就通过了，这惊人地显示了工会的左倾。修改处是为加入工党的团体（实际上也就是为工会）再增加两个席位。这样使得全国执行委员会共有二十三名成员。只有独立工党确实不喜欢这些变动，因为它失去了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稳可到手的席位，并且它的势力也遇到地方工党势力的竞争。
仅仅过了四个月，即在1918年6月，工党又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是根据新党章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西德尼·韦伯起草的一份政策声明《工党与新社会秩序》。这个声明极为重要，因为它形成了以后三十多年中（实际上到1950年大选为止）工党政策的基础。声明中包括四项原则，这是按西德尼·韦伯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的风格，井井有条地制订出来的。第一项原则是“国民最低标准”的概念。早在1905-1909年在济贫法委员会时，韦伯夫妇就曾提出过这个概念，工党在战前也曾缓慢地向这个目标努力过。按照这份声明，国民最低标准就是以最低工资、最低劳动条件和四十八小时的最大工作周等条件来实现充分就业的一项全面性政策。第二项原则是“工业的民主监督”。在此原则中韦伯强调了工业国有化的必要性，但也对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作出了一些含糊的让步，当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部分劳工运动中深得人心，特别是在矿工工会和铁路工人工会中。第三项原则概括为“国家财政革命”。实际上就是用对高收入者征收重税来补贴社会服务事业，特别是征收直接资本税款来偿清部分战争费用。最后第四项原则为“用于公共利益的余额”。这个原则提出国家财富的积余必须尽可能用于扩大全体人民享受教育与文化的机会。
这样工党就具有了一个大为改进的党章，至少可以用来吸引全体选民，而不仅是引起工会的兴趣了。党章也具有一个实用的纲领，在国内事务方面，这个纲领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为一派和张伯伦与劳合-乔治类型的零敲碎打的社会改革为另一派之间的折衷。这些措施使得工党有可能争取接替政府，这一个企图在战后最初几年中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三）
在此期间，工党议会党团的几名成员仍是劳合-乔治联合内阁的成员。11月11日战争结束时，必须对退出政府问题作出决定。退岀政府的意见对有关大臣来说是不受欢迎的，巴恩斯对他能参加战时内阁很满意，劳合-乔治一下子就说服了他相信工党参加大战善后工作的必要。充任粮食大臣的克莱尼斯在政府中也干得很愉快，所以工党议会党团的成员大多赞成留在政府中。但是全国执行委员会在韩德逊影响下，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意见在11月14日召开的工党特别会议上得到批准。克莱尼斯勉强服从命令，离开了政府。但是巴恩斯和其他人却拒绝离职，为此他们被取消了工党党员的资格。
1918年12月进行了大选，这实质上必然是一次对劳合-乔治作为胜利缔造者表示拥护或反对的公民投票。工党面对极为不利的条件进行了一场勇敢的战斗，共提出了三百六十一名候选人——与以前1910年第一次大选最多的”。十八名相比，有了巨大的增长。自由党内部的分裂使工党能在许多选区处于主要反对党的地位，但是这种形势的有利之处在于将来而不在于眼前这次大选，因为支持联合内阁候选人的潮流十分强烈。事实上工党只获得五十七席，与战前的总数相比没有多大增长。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拥有三、四个候选人的另外”。十九个选区中，工党名列第二，超过自由党。从此，“兼投几个进步政党的候选人的票”的责任就落到自由党人的身上。由于这时几乎所有曾使自由党与工党得以联合竞选的选区都为1918年的改革法所取消，这种情况就尤其重要了。
然而工党议会党团的不幸是暂时失去了所有最有才干的发言人。独立工党的领袖麦克唐纳与斯诺登由于他们反战的历史而被击败，阿瑟·韩德逊也失去了席位。工党进入议会的五十七名议员中有二十五人是矿工，二十四人是其他工会的代表，五人是地方工党提名的，只有三人是独立工党提名的。工党所有的著名领袖中，只有克莱尼斯一人未遭淘汰。在工党议会党团开会选举主席时，苏格兰矿工威利，亚当森再次当选，他是一位正如韦伯夫人所描写的“可敬的笨伯”，[1]他曾是议会党团解散前夕的主席。还应指出，合作社工会在战争时期进入了政界，并提出了几名候选人，其中一人当选议员。这一名合作社议员参加了工党议会党团，在以后几次大选后，其他合作社议员也是如此，这使“合作党”与工党密切结合在一起。
[1]M·I·科尔编:《比阿特丽斯·韦伯日记，1912—1924年》，第141页。
工党议会党团同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及一般劳工运动的对峙状态当时已恶化到极点，几名工党议会党团领袖拒绝退出联合政府，这已经够糟糕了，而更加糟糕的是工党在议会中失去了它现有的一些有才能的议员，甚至象韩德逊这样能干地进行过改组工作的人也未能重新当选。这正好是工党修改过的党章与政策开始争取到更多的中产阶级入党的时刻。例如无条件和平的要求（这是民主监督协会的老要求）给工党带来了许多有才干的、年轻的自由党员，这些人反对战争并对他们自己分裂的党表示失望。从更多的意义而不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一个“外籍义勇军团”。这是当时他们中的一个人给他们自己取的绰号。[1]
[1]引自马多克斯:《英国工党政治中的对外关系》，第74页。
同时，议会领袖们在联合内阁中获得地位，显然并非由于他们在议会中的席位数，而是由于同他们有联系的工业运动的力量。1917年最初显现的职工大会和工会参与各种政治行动的决心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以后，并发展成为一种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直接工业行动的威胁。其最突出的例子是1920年职工大会施加压力迫使英国结束对布尔什维克的干涉。伦敦码头工人在其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的鼓励下带头行动，宣称如不将“傻乔治”号轮船上运往波兰的军用品搬走，就拒绝为该轮装货。这次行动后，一个“行动委员会”成立了。这种抵制和进一步行动的威胁在改变劳合-乔治的政策和进一步防止英国的干涉中起重大作用，就不仅是可能性而已了。但是这当然是越过了议会的不合乎宪法的行动，丝毫不能提高工党议会党团的声望。
战后初期的特征是工业部门非常动乱和工会的好斗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经济状况恶劣——因为随着相当可观的通货膨胀出现的短暂的战后繁荣，在1920年突然衰退，变为物价暴跌和大规模失业。当然这也是由于在战前刚风行一时的“直接行动”的思想在工会领袖中仍然广泛流行着。特别是在战争前夕成立的，由矿工、铁路工人与运输工人组成的，旨在共同对雇主施加压力的“三方联盟”至今尚未经受考验。举行一次总罢工的打算尚未决定，矿工们极力主张说，罢工是实现他们当前的直接目标——矿山国有化的最好方法。
然而，对矿工来说，不幸的是，即使，“三方联盟”也证明是不可靠的。和范围更为广泛的国际外交领域中的类似联盟一样，在每次考验中这种联盟是否靠得住，都是由各个组成成员的自身利益来决定的，于是在1921年4月，在一个称为“不吉利的星期五”的日子，当其他工会拒绝继续支持矿工的罢工威胁时，“三方联盟”即宣告破裂了。这时大家开始认识到，要想施加一种有效的联合一致的工业压力，唯一的办法是工会要有统一的指挥，就象军队中的总参谋部一样。因此，职工大会的老议会委员会原先在威斯敏斯特仅起对较老的政党进行疏通活动的代理人的作用，在1921年期间就改变成一个具有更大权力来协调政策的总理事会。然而，除非工会授与它应急的处理权，否则它还不能对工会随意发号施令。从此总理事会承担了重大的政治作用与工业作用，并建立了一个与工党总部相匹敌的总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才能的工会领袖都宁愿在总理事会中任职，而不愿参加看来相当死气沉沉的议会政治活动。工党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与新组织保持联系，为此设立了一个全国联合委员会，由总理事会、工党议会党团与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四）
成后初期，议会政治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工党重要性不大。虽然韩德逊在1919年的一次补缺选举中回到下院，但他并不想重新担任主席职务，而宁愿从事发展议会外的工党组织的工作。1920年克莱尼斯继显然无能的亚当森而任主席，克莱尼斯是一个比较能干的人物，只是魄力不大。韩德逊则利用其议会以外的活动掌握着主动，如派了一个工党特别调查委员会到爱尔兰去调査“皇家警察”暴行事件。但这并不意味着韩德逊对议会活动失去了兴趣，而只是表明韩德逊在伺机而动，等待一次新的大选来使工党代表在下院的力量得到加强。
韩德逊和他的同僚对1920年共产党申请加入工党的反应，清楚地表明了他们根本上按党章与法规办事的态度。共产党是在同一年中由原有的英国社会党与其他几个较小的左翼团体，在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基础上合并而成立的。英国社会党从1916年起就已加入了工党，因此新的共产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团体加入工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全国执行委员会拒绝了这项申请，理由是共产党的目标与工党的“党章、原则与纲领”不一致。[1]这一决定表示了工党的强硬的纪律及其对极端的革命策略的敌意。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1921年工党大会上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
[1]韩德逊1920年9月11日致英克平的信，引自《工党年度报告》，1921年，第19页.
1922年举行了一次新的大选，韩德逊在先前八年中非凡的领导总算取得了酬报。工党参加竞选的席数增加到四百一十四席，这个数字现在超过了议会席位总数的三分之二。它在四百一十四席中获得了一百四十二席——工党在议会解散时，实力几乎增长了一倍，由于补缺选举获得成功，实力早已有所恢复。虽然保守党在议会中仍占明显多数，但从多方面看来，工党代表人数的总和上升，超过自由党各个四分五裂的部分的代表总和，这是这次选举中唯一最重大的特征。此外，在新的工党议会党团中包罗了工党全部较有才干的领袖，只有韩德逊暂时除外，因他运气不佳，再次落选（他在1923年1月的一次补缺选举中才进入议会）。虽然现在工会提名的候选人有八十五名（这数字较前有很大增长），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独立工党提出的候选人获得三十二席，而在1918年只有三席，这三十二席中不但包括反战的议员如麦克唐纳与斯诺登，而且还包括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如克莱门特·艾德礼和艾尔弗雷德·索尔特博士。独立工党在苏格兰也取得了特别出色的成绩，仅在格拉斯哥一地就获得了九席。苏格兰的独立工党形成了一个战斗性很强的集团，比老的领导人明显地左倾。实际上他们是战时工业界不满情绪的政治产物，这种不满在苏格兰表现为民族运动的形式。在英格兰，独立工党取得的成就不大出色，但工党的实力在许多地区有所加强。战前在那些地区里，面临自由党的势力，工党的实力是比较薄弱的，特别在约克郡、东北郡和大伦敦郡。由于工党议员来自社会上的各个阶级，这样一来，工党取得的成就便比以往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和全民性了，从而为工党担任英王陛下的反对党这个角色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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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封建制度的没落与城市的成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二章封建制度的没落与城市的成长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一节
关于封建制度意义的讨论，英国早已有之，惟言人人殊，且彼此常有抵触之处。阚谟（HelenCam）曾经说过：宪法历史家认为封建制度的精义为“土地所有权是政治权力的源泉”；法律家则会认为其精义是“身份决之于土地保有条件”；对于经济史学家其精义又为“土地之耕种，是靠了管理别人的权力”。[1]然而关于定义问题，并未引起什么了不起的争辩。在英国，定义纵或不同，但不像十九世纪的俄国与社会哲学却没有关系。在俄国则不然，在那里关于定义的讨论，对于一般的舆论是非常有影响的，在十九世纪的初叶与中叶，关于封建制度的意义，即西方所了解的封建制度是否在历史上存在过的问题，成为西方学者与俄国学者在历史上著名的争辩的焦点。最初，视线集中于家臣与王子在保有土地形式中的关系，这就是所谓法律观点的定义，正为马恩（Maine）所说的，这是根据字源学的定义，其缺点为“只注意一方面的特点。”已故司刍夫（P.Struve）教授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是近代属于这一类型而比较成熟的例子：“在劳役与土地让予间，在个人义务与真正权力间的一种不可解脱的契约枷锁。”依照这个定义，俄国的封建制度是起源于一三五零年左右，彼时绝对地产权制结束而封建土地制兴起，迨十七世纪，封建制度始趋没落，时曾服军役的家臣奴仆改为世袭，绝对地产权制（Allodiallandholding）的原则又被采用。[2]等到俄国农业史的研究，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以后，另外一个定义，才占到上风，此时的重点不是法律关系，而是经济关系。例如巴克罗夫斯基教授（M.N.Pokrobsky）多年来是马派史学家的领袖，就认为“封建制度”是自足自给以消费目的之自然经济，与使用货币的交换经济是对立的。[3]这种以封建制度建筑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观念，或多或少地为西方许多学者所接受；也许与德国历史学派的看法如舒慕乐（Schmoller）比与马克思还要关系密切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中古时期，货币与市场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所想像的为大；因之，这种观念，至少与纯法律观点的定义，同样地难以自圆其说，照这种说法，封建制度甚至于与农奴制度在时间上都不相同。例如巴克夫斯基推论十六世纪的俄国是封建制度没落时期，（详见《俄国简史》中《莫斯科维封建制的解体》一章），因为此时商业已在复兴，为市场而生产的情况的较为显著。然而十六世纪正是农奴制益为普遍，而封建负担（普通经济的意义）也日渐加重的时期。有的英国史学家用两种方法，逃避这个矛盾的困难；第一，在领主田产上的徭役，视同农奴制；第二，在中古末期，贸易与为了市场的生产发达起来之后，以货币表示的契约关系即代偿制便逐渐代替了徭役。我们从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个答案，并不能令人满意。
英国人的心理总认为定义的争辩，是无谓之争；这种动机，也许是健全的，因这类争辩，不过是增加些学究气而已。但是我们不能同意那种认为事实俱在，无须乎再利用定义解释的说法。我们已指出过，无论是含蓄地或公开地给这类名词如“封建制度”或“资本主义”一个确定的意义，事实上就等于我们已经选定了史实分类原则。这也就是说如何根据原始资料划分历史的过程，并把什么样的史实同结果，编排在显著的地位。事前的分类是将来分析工作的基础，由叙述事实的阶段，转入分析阶段，所选择的定义对于分析结果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
书归正传，我们在下面，就解释我们所选定的定义问题。这定义的着重点不在家臣与王子的法律关系，也不在生产与产品最后目的地间的关系，而是在直接生产者（不论他是作坊里的工匠，或是土地上的耕者）与他上面的主子的关系，以及联系二者权利义务的社会经济内容。正如上章关于资本主义我们所选择的定义，我们现在对于封建制度所用的定义，是要指出它包含着那种“生产方式”。如此，封建制度与农奴制便成二而一的了；在这种制度下，生产者慑于强制力，并非自愿地对于主子要尽许多经济上的义务，可能是以徭役方式，可能是以货币方式，也可能是以纳尔逊（Neilson）所说的“礼物方式”。[4]所谓的强制力，有时是指主子的武力而言，有时则系指有法律力量作后盾的习惯。这种制度是与马克思所指的奴隶制是不同的；“直接生产者占有他自己的生产手段（他要实现他的劳动，要生产他的生活资料，必须有这种生产手段，作为对象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以及与农业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而“奴隶是用他人所有的生产条件，不是独立的。”同时农奴制度的意义是“直接劳动者生产自身生活资料所必要的生产手段和劳动条件，是归直接劳动者占有，则在这一切形态内，所有权关系同时必定会当作直接的主奴关系出现，直接生产者必定会当作作不自由者出现（这种不自由包括徭役劳动相结合的农奴制度，也包括单纯的贡赋义务）。”[5]另方面，这种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不同的；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者与奴隶制的奴隶同样不是独立的，而且赤贫化，没有生产资料；第二，与奴隶制不同点是生产者与雇主的关系是根据契约，（可以随时通知解约的），在法律外表上，他是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对于雇主没有徭役或代价的义务。历史上，封建农奴制的时期，因为种种理由，如生产的技术很简单，生产手段也很便宜，而且生产的行为是个别的，分工（个人在社会全体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还停留在原始发展的水平上。同时，在这种制度下，（主要的是了相同的理由），生产是为了满足农村或家庭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广大的市场；但这并不能说明，“自然经济”与农奴制是同始终的。公田制是这种制度发展的顶点：领主田产的耕种，大部分是使用徭役劳动。但封建的生产方式，不限于这个典型。此外，这种经济制度的初期，及其继续期间，常与各种政治的分权制度同时存在着，换言之，领主在某种佃耕制下而保有土地，而且领主对于所属人民有司法权，或准司法权。但这种情形，不是定而不移的，有时集权政治与世袭土地制下，（代替了佃耕制）也有农奴。借用文诺葛拉道夫（Vinogradoff）的说法，（他说农奴制是封建制的独特的演释结果）[6]。采邑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农奴制（我们所应用之意义）的普通特点，而不是必要的特点。
第二节
如所周知，纪元一千一百年以后，西欧商业繁荣对于封建社会，是起着分解的作用。关于贸易发达后，如何在封建社会内培植出来一批异于众人的商人；如何在自给的庄园经济体系内，货币的交易，逐渐频繁起来；如何因商人之出现，刺激了为市场之生产，都几乎是老生常谈了。这些对于旧制度的影响，是非常彻底的。农奴的徭役，以及从农奴得到的货币收对于作主子的是富有诱惑性的；于是借贷市场与土地市场相继兴起。正如一位作家谈到英国情形时，曾经说道：“货币，这破坏领主权力主要的溶剂，沿着由伦敦到海边的动脉道路上流动着。”[7]
在这几个世纪里，这个程序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这与中世纪末年的许多突出的变动有关，也是很明显的。代偿制与租让公田办法，以及雇佣劳动，都是以货币交易与市场之发展为前提的。问题是他们间的关系，是否就这样简单；市扬的扩张，是否可作为封建制瓦解的充足条件；以这为决定性因素的解释，是否可以成立。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货币交易不只是最重要，而且是唯一的促成封建转向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正是替我们描绘了一幅相当稳定的经济，始则在外面受了商业的激荡，而最终崩溃的图画。这种解释告诉我们，庄园经济与外界的交易，会引起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最后使之由旧秩序过渡到新秩序。自然经济与交换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秩序，是不能合并的，既然后者出现了，那么前者必然地会走向崩溃的道路。
如果我们对于欧洲各地或英国各地，贸易对封建组织所发生的影响，作一个比较的研究，上述的解释，便颇成问题。例如，倘货币交易对基于农奴制的旧秩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在十四世纪的英国，代偿制应该在接近伦敦市场的地区为最普遍才对，因为“货币，这破坏领主权力主要的溶剂，沿着由伦敦到海边的动脉道路上流动着。”事实上，在英国东南部徭役劳动比西北部为普遍。[8]这也许不足以反驳以上的看法，因为在各地，封建义务中的徭役比重与公田面积及耕作物有关，以货币支付的办法可能是长期的习惯，并非代偿制的结果。不过，我们研究几个世纪的长期趋势，发现距市场愈远而比较落后的西北部，徭役是最先废除的，反而在比较进步的南部，持续最久。[9]其次，如以市场的影响作为解释，我们应该会发现，在欧洲各地，市场的发达与封建制度的崩溃要有密切的联系，有时确有相关的现象，但例外的情形也很显著。最著名的是十五世纪末东欧封建制度的复活，即恩格斯所说的“第二代农奴制度”，这次的死灰复燃是与为市场而生产有关。[10]同样的，在波罗的海国家，如波兰与波希米亚，因食粮出口机会增加，其结果不是农奴制的消灭，反而是农奴制的复活或扩张[11]。此外在匈牙利贸易发达之后，大规模的耕种，与对于农民的加紧剥削，是同时随之俱来的[12]。再次，在英国至少在初期，我们不能证明代偿制的起源，与为市场而生产的制度有什么联系[13]。如所周知，早在十二世纪，代偿制已有相当的发展，迨十三世纪，又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农民又恢复了徭役。[14]然而贸易的发达与城市市场的形成，是十三世纪的事，那时农奴制却正在复活中。
货币经济的兴起，一方面促成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另方而又促成它的没落，都有史实可为佐证。东欧史里前者的例子特多。在第二与第三世纪，黑海沿岸大部份是希腊的商业殖民地，但同时却也是罗斯脱夫斯太夫（Rostovstev）所说的，“地主与商人的军事性质社会，统治着土著的农奴。”[15]早期俄国都市，如基辅与挪瓦葛拉德（Novgorod）在拉多加湖——聂伯——黑海的商业要道上，是商业中心，但它们的统治阶级，还是把奴隶视为生产与贸易的对象，而且农奴制也并未因之而不发展[16]。四个世纪以后，在莫斯科附近的揣擦斯宅夫斯基（TroitsaSergeivsky），或白海岸上的圣斯瑞（St.Cyril）的富裕寺院，当时是最成功的商人，但他们同时也是在田产上最初施用徭役劳动者（拒收货币或实物租金）。与德国易北河东部的寺院和教堂，奴役本地温德族农民情形，几乎是异曲同工；原来的自由农民甚而也变为农奴了，同时在教田上羁绊农民的控制办法，也比非教田为甚。在十五世纪的波兰，由货币或实物租金制（这是早期新开辟的土地上殖民的特点，转变为普遍的徭役劳动制，正与一四六六年托纶涅和约（PeaceofTorun）签订后，波兰获得海口，谷物出口增加的时期相吻合。[17]十六世时波兰所占领的乌克兰西部，农奴制刚刚出现时，正是十六世末，刚要有食粮出口的时期[18]。十八世纪的俄国，即彼得大帝与开明的凯撤岭女皇世纪，史上所谓之“俄国贵族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农奴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接近奴隶的时候；农奴简直是领主的十足奴隶，可以任意买卖，或任意鞭挞至死而无罪。然而这也是继基辅光荣之后，工商业比其他世纪更向前发展的一个世纪。
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货币经济成长的本身，是否就会鼓励封建领主取消或减轻农奴的义务，而代之以合同关系？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除非货币的使用已相当地普遍，领主是不会采用代偿制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的发展是使之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我们不能就因此加以论断，认为贸易的推广，与货币的使用，必然地会促成代偿制（更不能使生产者由封建义务中完全解放），与领主土地的出租，或使用雇佣劳动的耕作制。我们是否同样地有理由相信，贸迁发达以后，农奴制会更进了一步，以便有充足的徭役劳动，为市场而生产？因此推论，十三世纪的东欧与英伦，或十四与十五世纪的英国，十五世纪的法国与莱茵区域，封建制度是商业扩张的自然结果。在上面所提的第一个问题是可能的，在早期的历史，为了高度的组织与纪律，商业的影响是鼓励了奴隶制，以代替农奴制的松弛关系[19]。不过，在过去讨论封建制度的没落时，不知不觉中很容易认为那种为了市场的生产制度，就是以工资劳力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在分析时，没有把封建制度看作一种生产方式，并忽略了其内在的关系，对于制度本身的分崩与存在所起的作用。最后的虽然是内外力量交感所致，但是内部关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云：商业“对于旧生产方法，它究有多大的分解作用，最先，要看旧生产方法是怎样坚固，旧生产方法内部怎样组成，并且这个分解过程究竟会引起什么，会引起何种新生产方法来代替旧生产方法，也非由商业而定，却是由旧生产方法自身的性质而定。”[20]
我们转过来，进一步地探讨，究竟内部力量怎样促成封建社会的没落，我们觉得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贫乏，资料既不丰富也不具体。根据已有的材料，封建制度没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生产制度已不足以应付统治阶级贪婪的欲望；于是对于生产者的压榨便愈形加紧，最后使之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封建领主阶级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农奴能维持生活以后的剩余劳动。以当时低而处于静止状况的生产力，剩余劳动可供压榨的余地，是很有限的；倘必欲争取增加，其结果必然会使生产者连自己仅有的一点土地都不能耕种，或者过份的工作，或者把生活水准降到牲畜而不如。但是这些都不能制止领主逾限的榨取；结果最后整个的制度，乃趋于没落；制度所依赖的劳力也消耗殆尽。我们引用一位法国作家的话：“对于武士或男爵，农民不管他是农奴也罢，自由民也能罢，是收入的来源；在太平的时候，对之剥削压榨，无所不用其极；到了战时，他们又成为被掠夺、践踏、残杀、凌辱的对象。农民是在国内被剥削，在国外被摧毁的生物，如是而已。”甚至于在那时充满了温情的骑士故事的歌剧，“对于庐舍、食粮被焚，成千成百的被屠杀、被桎梏的农民，都没有一个怜悯的词句。”[21]农奴到处是被视为下流动物，是领主致富的工具，而不是政策的目标。建筑在这样础石上的历史，也就无怪乎有它自己的一篇帐了。
不特由于工作方法的简陋，同时缺乏工作情绪，以致劳工的生产能力非常低落，而且因为收获是如此之少，几乎使许多权威学者认为，那种耕作制度已经有消耗土地的趋势。原始的轮种法，又缺乏足够的根作物及绿肥如紫花苜蓿，使着土地于耕作后，没有恢复的机会；虽然那时已有施肥方法而且有时应用，不过因为农民过于贫困，以致力不从心，“中古式的播种方法，只求其不使土地失去生产力而已。”[22]就是农民自己的羊群，也不是毫无条件的可以圈在自己的土地上，因为领主有权要庄园的羊群圈在公田上。总之农民是没有求进步的情绪。有一位中古欧洲史的权威写道：“土地上任何的改良，都是新的勒索藉口，领主只是一种寄生物……打击进取性，对于农奴竭泽而渔，致使劳力大半废置。”[23]无怪乎领主会抱怨农奴，“当着面即努力工作，背过脸去之后，就无精打采地怠工。”或者说奴仆（封建社会最受压榨的一层）“像畜类似的可以买卖，可用鞭子挞，可使不能喘一口顺当的气。”但是“一朝给他们一点脸子，他们便莫名其妙地，主人的命令都不听从了。”[24]这一幅生产者大众的可怜景象，以及他们如何接近最低生活边缘的情形，可以从当时的记载，得窥梗概：他“像一个赶着四个小牝牛的人，这几头牛瘦得可怜，几乎几根筋都可以数得过来，简直是一幅尴尬像；他踏在地上，脚趾都从破鞋里钻了出来，袜子挂在脚踝上，”而站在旁边的老婆，“在冰上光着脚，鲜血直流。”领主管家的理论是，“村夫像柳树一样，愈刈则长得愈好。”这个理论，纵或是真的，也是例外之例外的；因之管家赢得一个令人嫉恨的称号——敲骨吸髓者。同时波尔顿的方丈也不必再提醒他的农奴们，他们根本没有进入天堂的权力的。[25]
这时，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满足无餍的需求，对于生产者就进行了花样翻新的剥削。首先（在欧洲比英国为甚）以分赐采邑的方法，增加家臣数额，以充实领主的军事力量。益以贵族家庭的繁殖，及仆从人数的增加，靠农奴剩余劳动的寄生阶级，更形庞大[26]。此外，还有战争与掠夺，所加的灾害同毁坏，也是领主额外的负担，而这是封建秩序中不可避免的。[27]榨取与夺减低了生产能力，而对于生产者的要求却在增加。在这个时期，三番两次的十字军是封建制度的额外负担；而且在骑士时期，贵族日常家庭生活，三朝两宴，极尽豪华，专以豪奢为能事。此外，贸易发达，舶来品涌入，同时可以剩余物在市场上交换，这一串事实更加重了农奴所受的压力；如所周知，在十三世纪英国大一点的地产上，特别是庙产，这种负担加重的情形尤为显著。当时的记载抱怨领主，“以榨取与贡赋摧残农民”，又云，“用强制与暴力榨取贡税。”[28]这可能就是文诺拉道夫所指的变动之根源，他说：“在十三世纪末与十四世纪的各项文件中可以看出，领主的意志与影响，比从前更为明显与重要。”[29]同时期内，在小一点的田产上，农奴较少，于是便有从佃户收取货币租金的趋势，至于公田的耕种，则依赖雇佣的自由民。[30]在十二世纪的法国，已经偶有斥责压迫农民者的呼声，如克吕尼方丈（Abb’edeCluny）就是一例，他说领主们不满意现在的收入，还标奇立异，额外苛取。[31]
高压的结果，不仅是杀鸡取卵，而且农民于绝望之余，集体逃离农庄，枯竭了维持封建制度的血液，使之在十四与十五世纪，遭受一系列的危机。农奴从土地上逃亡，在英国及其他地方，规模相当的大，不仅增加了新兴城市的人口，尤其是欧洲，形成了盗贼流氓，与暴民的渊薮。[32]在法国，“领主仍是顽固的，土地被遗弃了，这就是说全村全县的农奴都离乡背井的脱逃了，而且是大批的，持续不断的。”[33]例如，十二世纪礼德瑞（IledeRe）的居民，不堪领主的凌虐集体地离乡他去，致使领主不得不表示让步，否则就根本没有劳动者。[34]在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领主在这一方面为谋补救之策，彼此协议，互相缉捕逃亡的农奴：如互换逃俘，并可在彼此土地上追缉。虽然有这些办法，只以缺乏劳力的恐慌问题，趋于严重，卒至发展成为相互的竞争，威迫利诱邻界的农奴，使着领主软化，更进一步的剥削受到了限制。在许多地方，领主为了诱使别处的人，在他的荒废土地上落户，被迫出卖特权，规定出来剥削的限度，接受货币的地租；不宁唯是，在法国的几个省份里，许多村子，并联合形成农村社团，像都市似的，由他们自己的市长与法官。[35]
在某种程度以内，封建贪婪的欲望，因人口的增加，而得到解决；一直到纪元一三零零年止人口是呈增加的趋势，可能是由于耕地较前增多，否则就是由于剥削还没有达到极限。此时的人口统计虽然残缺不全，不过很显然地，英国与欧洲的人口，在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是相当的增加[36]。这自然对于封建制度供应了更多的劳力，增加了封建收入。然而除非人口的增加与耕地的增加，互相配合（另外耕地与驮兽必须也添置），最后的结果必然地会加重农民的负担，因已耕地上人口的压力增加。不错，在中古时期，曾有过扩充耕地的努力，譬如有某几种教派，如维新教派（Cluniac）与西妥教派（Cistercian），他们开拓垦殖的英勇事迹，正如他们保护道路与鼓励技术一样，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们在英国，曾垦殖荒地，并清理未经芟治的森林；在佛兰德，于十二世纪曾有填筑海滩；在德国，也曾填筑过易北，奥得，维斯杜拉的沼泽。但是一般而论，因缺乏改良土地的情绪与方法，而且十三世纪末，普遍地存在着土地恐慌，说明了耕地面积的开拓，已落在人口增加的后面，同时除在很少地区外，土地的开拓，远不足以抵销劳动生产能力低落的趋势。纪元一二零零年在荷兰，萨克森（Saxony），莱茵区，巴威（Bavaria），提罗尔（Tyrol）等地，土地的压力是促使东迁运动的因素；[37]同时有人说在十四世纪末叶以后，“在东北部的德国波希米亚的内部，开垦森林地的限度，已经达于顶点。”[38]
纪元一三零零年后，西欧人口，一反第十一世纪以来的趋势，急剧地下降。[39]这究竟是由于前几个世纪中，人口增加，致生产力下降，还是由于封建负担增加的直接结果，我们无法肯定地加以证明，最少在表面上看来，相互间总是有关系的。总之，直接的影响是封建社会感受到收入减少的威胁，演成十四世纪的所谓封建经济的危机。（资产阶级的学者）总是把这些都归咎于天灾人祸。我们不否认战争与疫疠是要负相当的责任；不过人口的减少已在“黑瘟”（BlackDeath）几十年前开始，当然会另有其经济的原因。[40]疫疠的摧毁影响，因为人们的营养不良而弥彰，时疫的死亡率在大众中较高；同时地域性的灾荒之所以能造成人口的损失，是因为没有后备人口去补充。英国农业的衰退，始于一三零零年，约与法国同时。十四世纪的英国，不但四乡居民锐减，劳力缺乏，甚至在“黑瘟”以前已使封建收入剧降，并促使改良公田的趋势，即把土地租给农民以减少公田的面积。这正可说明公田的租佃是表示经济危机，并非如一般庸俗的看法，认为那是推进贸易的改良行动。十五世纪时，有许多的证据告诉我们，整个的耕种面积是减少的，而且公田减少的面积，大于租与佃农的面积。[41]
在法国，劳力的缺乏，早就成为阻碍公田耕种的绊脚石。领主们不仅对于仆从及曾服兵役的家臣们，分赐采邑，而且接受小佃农的实物地租。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从十三世纪起，领主们纷以部分释放农奴办法，企图保持一部分的劳动者，作为收入的来源；这一趋势，不只在法国，而且在佛兰德，莱茵区都有，其方式，或是个别的释放，或是出资全村的自由（在勃艮第，农民特别的贫困，只好以土地偿付领主）。与此并行的趋势，是以实物或货币去折付徭役。这种种措施，很少是领主们主动的，而是受了农奴的反抗与逃脱的威胁，但并不足以制止离村运动。“在法国各地，整个的村庄，老少人口，都抛弃了家园而他去”；“耕地上与葡萄园里有的都长了树木”；“全部的西欧与中欧，于中古时期末两个世纪内，都是在闹农村居民灭绝问题。”[42]在德国的西部与中部，于十二世纪时，受了在易北河彼岸新辟土地上教会与战士领主所支援的殖民运动的影响，开始了东迁运动；这一运动，在远征温德族的十字军以后，便更为加紧，（此项远征即陶姆生（WestfallThompson）所谓之顽固与贪餍的混合物）结果被降服的种族，局部地被消灭，因而在新开辟的土地上，教会与寺院急需新的劳力，以代替纳贡的斯拉夫族人。于是，他们订出了许多优待办法，以吸引移民。结果移民的来源地方，如萨克森，威斯特发里亚，甚至于较远地方如荷兰与佛兰德都感觉劳力缺乏[43]。西德公田没落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新兴都市与特权都市对于附近农村，是个主要的诱惑力量，另方面，则由于农民拒绝徭役；同时在十二世纪以后，领主们渐渐“减低对于农奴徭役的要求，以劝阻他们离乡他去。”[44]
第三节
这种情况下，贵族的反应，是不相同的；因之，在欧洲各地，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经济历史也就不相同了。有的为了吸引或保有劳工（如百年战争后的法国南部各地），领主被迫让步，例如减少徭役时间，甚至代之以契约关系，支付货币工资。有的则变本加厉，“对俘获”的逃亡农奴处以重罚，对已减轻的封建负担，重新课收；这是争辩已久的所谓“封建反应”。这类反应在东欧最显著，也最成功。即在英国，十四世纪时，也有加紧封建羁绊的征象。今天一般的看法，都认为“黑瘟”之后，这种对于劳力缺乏的反应，并不如想像的普遍，而且也没有什么成就。然而那种企图，尤其是在寺院的田产上，是很显然的。[45]大陆上有许多地区，农奴制竟实质上又形复活，如丹麦，巴尔干，波罗的列邦，俄国，波兰，匈牙利，同波希米亚等。在西班牙，田产上的回徒与犹太人，事实上都降为农奴，而且农民们的命运变得连船役囚徒都不如。在地中海一带，奴隶贸易为了供应领主耕地的工作者，也复活了。[46]
显然的在历史发展中，政治与社会的因素，是起着很大的作用。农民反抗的力量与地方领主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都是决定制止农民的抗衡，及其遗弃庄园的条件，至于难易程度则视情形而定；此外皇室采用支援领主的策略，或竟为削弱与之敌对的贵族，而采用坐视不救的策略，对于地方领主是很有影响的，同时也决定了如果领主以高压手段应付，是否能得到胜利的结果。有些作家提供意见，认为英国的皇家法庭与法官，对农奴权利，曾起着保护作用，不使领主对之横加摧残（无疑地有一部分是事实至少领主的行动不能违背传统。）[47]在法国，君主专制的胜利，也限制了“封建反应”的范围。[48]但在莱茵以东，直至波兰与莫斯科维，因存在着坚强的中央集权制，地方诸侯不能为所欲为。在东欧与西班牙，地方领主的军事力量与政治权威似乎都相当地高。在法国与佛兰德，封建制度因百年战争，大为削弱；但是在某些区域，领主仍是很有权威的，并未受到挫折，尤其是教会，靠着它国际性的严密组织，依旧保持了实力。英国贵族与皇室比较，一向是占下风的，（诺曼底维廉公征服英国时，由皇室地产上可获得一笔单独的收入）玫瑰战争（WarsoftheRoses）以后，益趋不振：例如参加亨利第七的第一届国会的贵族，仅及世纪初国会里贵族的半数。[49]
这些政治的因素，虽然起着相当的作用，但不足以促使欧洲各地事态的演进，循着不相同的道路。莫斯科维的政治集权，及贵族权力的被削弱，是与加强封建农奴制同时的；然而在法国，君主专制却对“封建反应”加以限制，虽然没有去扭转它（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关于以上种种详情，我们没有可靠的资料。我们最容易注意的影响，倒是耕种的方式。例如，倘牧畜地比耕地重要，自然会影响领主对劳役的态度，同时本身也受劳力供应多寡的影响。英国西部北部的大地区，宜于牧羊，及羊毛业的发展，一定就是领主宁愿收受货币，而不坚持徭役的原因；而大量徭役则是公田耕作的基础。司塔克（Dr.Stark）指出[50]，在波希米亚，谷物的出口贸易，与狭隘的国内市场，是采用最便宜的外延耕种方法的原因。倘集约耕种方法被普遍采用时，劳动的质，便会比便宜的劳力，更值得考虑；因而在领主的大地产上，强迫性的农奴不至于普遍化。但司氏这种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当初所以选择外延的耕种方法，就是由于可雇佣的劳力缺乏或昂贵所致，也可以说为接受货币工资的佃农之有无问题所决定，而不是单纯由于土地的空旷；同时，有些实例，如英国与荷兰，谷物出口贸易的扩张，与强制性劳役的废除，是同时存在的。[51]
有时徭役劳动，限于习惯，往往不易加重其分量；如改以货币方式则纵使增加农奴的负担，也易于接受，因为农奴可藉之获得更多的自由；这对领主言，不啻是阻力最少的路线。如所周知，徭役劳动的效率远较耕种自己土地时为低；纵使监督严密，结果还是不可靠的。有时一点小的事情如农奴的伙食费，便可能影响了领主的决定（公田上的伙食，至多不过是一块包一块鱼与一点麦酒而已），当时常常有这一类的评语，如这点工作，还不值那顿早餐呢！这在十四时温撤斯特的钱粮册子（WinchesterPipeRolls）里曾多次提到过。[52]在这种情形下，以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比较精干一些的农奴所付的代价）代替徭役，对于领主或者更为有利。
虽然有许多因素，都可能在起着作用，但基本的因素，是雇佣劳动的多寡贵贱。领主是否愿意采用代偿办法，或不得不采用代偿办法时的利弊，都以此转移。[53]如果封建经济，不只是为了维持领主家庭开支，而且也是了市场而生产，那么这项考虑的主要性是肯定的。领主们放弃了农奴的徭役，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把公田出租，第二条路是以货币工资，雇人耕种。假如领主采取第二条道路，他不过是以代偿制的剩余，代替了农奴直接劳动的剩余，并且把由雇佣劳动耕种所获的新剩余，重新投资在另外的方向。为了雇佣新的劳动者，则必须保存一部份公田，以之代替了旧有的农奴。后者现在要把全部工作时间贡献出来的，不像从前还要分一部份时间用在自己的土地上，只以额外工作的收获，用货币或实物地租方式交纳给领主。公田耕作的新方式与旧方式的区别，大体上是这样的。在旧办法下，农奴在公田上的工作时间，是领主的净剩余（除了偶然的费用，如在收割时农场里所供应的些面包与麦酒等等）。农奴的生活，不是出自他们在公田的劳动，而是出自在他们自己土地上的劳动。农奴所分配到的土地，就是领主们的“开支”，可以任其自行耕种，领主不再过问，从这里农奴可取得生活资料。所以用这种方法耕种的公田，纵或生产者的生产率低，也是有利的。如生产率低非特减少农奴本身所得，同时也减少了对于领主供献的产品（假定农奴为个人与领主的工作时间，是维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例如在“分益农法”制度下，歉收是会使地主与佃户的收益同时减少的，但只要有收获就不能使地主毫无所得。在公田耕作的新方式下，劳力必须以工资雇佣；收获减去工资之后，才是领主的剩余。如果要想使新耕种方式获得额外收益，即超过传统方法所得到的封建收益，仅仅靠了雇佣劳动比徭役劳动的生产率高，是不够的。生产率必须要达到某个最低水准。简而言之，代制或过渡到以雇佣的劳力耕作公田方式的先决条件，可分为两端：剩余工人的存在（即没有土地的劳力，或其所有的土地不足以维持生活，如英国的住草舍者），此外雇佣劳动的生产率，必须远超过他们的工资。生产率与工资间的距离，也就是新生产方式剩余的来源，必须达到某种最低水准，才足以诱使领主采用新方法。有时这个差额必须相当的大，才能克服领主的守旧倾向，使之承认以雇佣劳力耕种的利益。不过有些采地上，农奴根本缺乏，只要雇佣劳力能比工资多生产出一点点剩余产品，同时也有失业劳动，即足以诱使领主采用新法了。因之，便发生了一个似非而是的现象，就是只要雇佣劳力与工资比较达到某最低水准之后，虽然可能比农奴的工作效率还低，但是用了之后，还是有利的。[54]
领主们主动地采行代偿制的条件，不外乎劳力特别便宜，或者劳动生产率比当时的标准高。除此以外，劳力的供应，在当时当地还必须没有问题。因之，劳动生产率高的耕种方式，就容易过渡到雇佣劳力阶段；反之，如生产率低，生产方法简陋，农奴制就比较容易保留（除非雇佣劳力因为天灾人祸而工资特廉）。于是我们又碰到另外一个似非而是的现象：即农民凄惨的遭遇，会造成庄园居民的绝灭问题，因而能使领主让步并减轻封建负担，或采代偿办法，因为一方面可制止居民离乡他往，另方面，那种促成集体迁移运动的天灾人祸，会使雇佣劳力的工资低廉（如百年战后的法国，与十三世纪的佛兰德）。[55]反过来，如果农奴的景况，不算太坏，同时居民外迁运动已近尾声，致劳力过分的缺乏，（这在三十年战争以后的东欧是决定性的因素），领主会用尽方法以保留农奴，并加紧压榨，而不采代偿制。我们从英国的实例，得到充分的证明：劳力缺乏而昂贵的时候，正是旧秩序加强的时候，但在十五世纪中叶，人口几已恢复原状，工资由十四世纪末的顶点，也向下降落，于是便有代偿制的新趋势。[56]同时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易北河东，人少地多，农奴制的复活，也就最根深蒂固；此外，在俄国，当哥萨克族向南部与东南部拓殖，并以自由土地的诱惑，从莫斯科维中部吸了很多的农奴，那个时期，也正产生了加紧羁绊农奴，并强化农奴与土地的法律关系运动。[57]
假如我们讨论封建领主所采取的第一个线路，即不以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而是出租公田，可以同理推论。领主在决定出租公田时，所考虑的问题，与考虑以雇佣的劳力耕种公田所遭遇的问题，并不完全尽同。例如，出租公田，领主也许可以节省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有关公田管理的固定开支，收租就比维持一批管家奴仆节省。另外，农产品的市价，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手工业及输入商品的比价；在十四世纪，因城市行会的力量加强，比价于农产品不利，是促使公田出租的重要因素。[58]除这些以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因素，就是富农阶级兴起，他们急于增添土地，以改良耕种方法，提高社会地位，关于此点，我们在下面再为申论。所有以上种种，在领主决定选择出租公田或以雇佣的劳力耕种时，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大体言之，无论怎样抉择，徭役与出租，或徭役劳动与雇佣劳动之间，所考虑的基本因素是大致相同的。不论何时何地，如果土地比劳力缺乏，则土地出租的可能性较大，因之就会采取出租公田的办法；如果劳力比土地稀少，则必会采用相反的办法。
此处所指的，可称之为在特定时间与地点之土地与劳力的比例，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它看作太抽象化的意义。影响领主对于劳力需求的因素，首先是超过长期传统中农奴所保有的土地以外，本身所保有的土地数量（即愿意耕种的土地）；其次，不只是劳力多寡，对于领主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剥削的可能性，换言之，佃农是否肯负担很重的地租，以为换取土地耕种的代价，也很重要；而这剥削的可能性与农村人口，耕牛，驮兽与耕具数量，土质与耕种技术相对而言的农民土地数量是成反比例的变化。更有进者，农民中贫农阶层所保有的土地，数量虽少，比农民全体所保有的土地，起的作用还大；市场的发展与公田出租或与雇佣劳力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贸易对于农民阶级的分野发生影响，而不是如一般所想像的，因为贸易对于领主的经济策略发生影响。
还有，为避免过度简化起见，我们必须注意，在不同规模的采地上，农奴的数量是不相同的；这说明了，不同官阶的贵族，所采的策略为什么不同。在小的采地上，如英国的小诸侯，德国的武士，俄国十六世纪曾服军役的家臣，所能掌握的农奴，为数很少，不足以应付需要，与教会的采地，是无法比拟的。此外，领主之间，对于彼此的农奴，互相以威迫利诱方法争取，小的领主在强有力的伙伴们前面，总是吃亏的，因之最希望法律能对之加以保障，以维系原有的农奴，或使逃亡的农奴归还原主。例如，俄国的葛笃诺夫（BorisGodunov）法案，尤其是一五九七年与一六零一年的法令便是；俄皇为了照顾小领主的利益，曾大为贵族所不满。然而，其影响，竟适得其反。假如领主发现他的农奴数目已落到最低水准的下面，同时公田还值得耕种，必然地会依赖雇佣劳动；此时徭役劳动，对于领主已失去其重要性，至少远不如对于大领主那么重要。倘不易雇得劳力，小领主的对策，不是加强对于农奴的徭役，而是放弃公田，换言之，出租土地藉以获得地租。[59]
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英国的艰苦日月中，姑不论究竟是小领主的经济困境，还是农民的企业精神，对于公田的出租与雇佣劳动的逐渐使用，影响较大，我们不能抹煞其他一系列的因素所能引起的相当作用。例如，我们在上面所谈的农民当中日在增长之经济分野的趋势，以及农村中富农之兴起。他们是积极的而且也有能力储蓄一些资本，同时受了市场扩张的刺激，他们的耕种方法比较进步，愿意多租些土地，并雇佣穷邻居的劳力。他们由领主租到土地，他们固然是被剥削了（在这点上他们在讨价还价当中，一定也很精明），但是他们要从进步的耕种方法，获取额外利润，以为补偿。他们垦种的纪录，不像公田似的，在管家的账目中有所记载，因之在历史上是一个谜。但可能在十四与十五世纪的英国农村中，他们构成了富农阶级，与十九世纪的俄国富农阶级，如有记载可查，必多共同之点。这一发展表面上是与当时农村危机破产的情况互相矛盾。不过如果我们对于当时的境况，详加研究，我们就会觉得没有矛盾。所以无疑的这是一点修正。事实上，我们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对于当时的农村经济，作更彻底的了解。很清楚的，就是在一个庄园上的农民，因为土壤、环境与个人的财富之差异，也会逐渐分出阶层来；所以在一个世纪的长期内，这种分野会渐渐扩大，这在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奥妙的。有很多能租用（甚至于购买）土地的人，就是庄园里的管家或家臣。[60]马克思曾经批评过，“许多历史家对于徭役劳动者，农奴，能够治产一节，表示惊异，……在那种情形下，农奴并不是所有者，而是占有者，因为照法律规定所有他的剩余劳动都属于领主的。”并且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农奴与领主分配产品，都是根据传统与习惯。因之，领主往往不能额外地去勒索农奴在自己土地上劳动时间的果实。[61]葛斯明斯基（Kosminsky）发现在十三世纪的英国即有显著的上层农民，与很明显的一部份贫农；这种分野，在农奴与自由民的土地上，都可以看得出来，而后者尤为显著。[62]当十三世纪与十五世纪开始时，这种贫富的距离，相当的增加。一四三五年在克姆城堡的某庄园，有一个农奴，据云于临终时遗产有二千磅之巨，还有许多农奴，在耕种着几百亩土地。[63]这个制度所依赖的农村中大多数的人口，都是过着凄惨贫困的生活，但并不足以阻碍富农阶级的出现；他们以积累的些许资本，应用进步的耕作方法，雇用些劳力（也许是在某几个季节），过着小康的生活。相反地，农村的贫困，正给予农村高利贷者和小有资力的雇主，因利乘便的机会。有些史实可以证明，大的佃农雇佣穷的佃农，有的村民甚至于雇佣劳工帮忙他们为领主完成收割的工作；[64]同时缺乏耕具的人们渐渐地增多，在十五与十六世纪，直接造成劳力的剩余，这一方面的经济分野，是促成经济变化的主要因素。进取一些的农奴，可能在公田危机中，反而享受了繁荣之赐。他们的出现，与十五世纪末，整理土地，改良轮耕法，颇有关系；同时农民中这一部份受惠者，在都铎尔时代货币贬值期间，因货币地租之不易随着物价增加，遂大获其利，简直等于把地主阶级的收入，移转给他们，这就是都铎尔时代的英国，低层绅士与上层农民值得令人注意的同化的情形。[64]
我们不能认为由徭役劳动过渡到雇佣劳动或过渡到公田的出租，就足以表示农奴的解放，或地主与农奴的关系之契约化。一般的解释，总是把徭役劳动的衰落，看作封建制度的解体，是显然误谬的；早期封建制度里，农奴原是向领主交纳带有强制性的货币或实物贡赋，到后来因封建领主开支浩繁，才用徭役劳动耕种公田的办法，如果照刚才的说法，正是本末倒置。虽然贡赋再度代替了徭役，但并未失去强制性，农奴并不能自由迁动，他们的生活还是要仰赖领主的鼻息。况且代偿制，不一定是减轻了封建负担。究竟代偿制改变封建关系到什么程度，是因地而异的。在许多例子中，由徭役到货币地租，代表旧有负担的修正，与形态的改变，并为将来实质的变化，铺平了道路。最典型的例子，是领主受了农奴的压力之后而让步，或领主因经济困窘而被迫出租公田。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代偿制不是减低而是增加封建负担，也就是变象的增加徭役。领主们主动的采行代偿制，便属于这一类；如果劳力供给富裕，领主为增加封建收入，也很可能采用这个方式。英国早在十二世，即有采用代偿制的趋势，就是这一类型。在此期间的代偿，是远超过徭役的市价的。因此并不是所有以货币方式支付的变化，都符合代偿的真正意义。有时每年领主可任意修改，他愿意用代偿方式，就采行代偿，他如果愿意再恢复徭役，他也有权这样作。[65]有的情形是因为人稠地少，谋生困难，致可供雇佣的劳力，多而便宜（穷的村民，可出卖余暇时间，他们的家属根本无地可耕）也会促成代偿制的实现。[66]克斯明斯基教授谓“当时住茅舍的村民，是采地上劳动的蓄水池”，并且说，“自由保有土地权，照例是依附封建的，要支付封建地租，与所蜕化的农奴土地保有权，在外貌上是极其相近的。租地，不论采什么方式的租地，总是与徭役，互相关连在一起的。”[67]与此对照的，是一个世纪以后，恢复徭役的趋势，那是因为一方面小城市的兴起吸引着农民离开村庄，另方面农产品的市场扩大，正如十四世中叶，劳力缺乏，工资高涨的影响，使着领主不愿接受代偿办法，倘非接受代偿不可，亦必尽量抬价。[68]（黑瘟之后，离乡运动，风起云涌，很快地迫使着领主不得不对他们的下属作相当的让步。）
关于早期代偿的数量，论者常有夸张之处；一方面是因为假定代偿为封建后期的产物，其实如克斯明斯基与纳尔逊所主张的，在整个封建期内，都有代偿的痕迹。[69]另方面则认为以货币方式估计的徭役，一定是以货币支付。[70]但不论其范围大小，早期的徭役过渡到工资，只是趋势的开端，加速的发展是在十五世纪。及至十五世纪末，各方面都在显示着封建秩序的没落，前一世纪的农民革命，是镇压下去了（诡计与武力并用），然而农民经常以逃离庄园，走向都市加强工匠的队伍，威胁着旧秩序。旧贵族的行列，变得无力而分化了；小的采地，因缺乏充足的人手，同时劳力又很便宜，乃首先出租土地，采用雇佣的劳力。这时商人在收买土地，领主在质押采地；进取的富农阶级，在市场上与雇用农村劳动力也成为强烈的竞争者。然而还不算完结：波士委战争（BattleofBosworth）与十六世纪的圈地运动，也都不能算是封建生产方式最后的崩溃。要一直到英国内战，才算崩溃。李普生所谓之“个人农奴”在“经济农奴制”崩溃之后，还继续到都铎尔时代；一五三七年参议院仍在拒绝通过释放农奴法案；诸如使用领主磨坊的义务，给领主缴纳借地继承税，收割工作等等，在十六世纪末，有些地方还是继续存在着；依据公簿之土地所有者在十七世纪仍根据庄园的习惯，保有土地（换言之，即须受庄园法庭的制裁）；最后至一六四六年，共和政治制度建立后；封建土地制度才完全废除。[71]此外，在十七世纪，甚至于十八世纪，四乡普通居民移动的自由，事实上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如果想脱离教区，必须得到前一个主人的允许（须获得盖有地方官印鉴的证书，迁移才算合法）。[72]
关于徭役，有两个性质上不相同的问题在思想上必须要搞清楚。第一个问题是农奴负担的性质；换言之，领主从他获取的剩余，是采用在公田上直接劳动的方式，还是采取农奴贡献自己土地上的产品方式；倘采取后者，是以实物方式，还是以货币方式。第二个问题是农奴对于领主的从属程度，以及他被剥削的程度。这两个问题是截然不同的，封建负担数量上的变化与性质上的变化，不一定彼此互有关系。在所谓“封建反应”中，把农民紧紧羁绊在土地上的企图，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增加他们的负担等等，常常恰与恢复公田耕种的徭役趋势巧合；在英国农奴制度的末期，代偿趋势似又与缓和封建负担的运动同一时期。然而这种巧合，并非永远如此。这两种变化方式的历史根源，似乎在这点上有共同之处：即所采的耕种方式，如劳力的供应，不足以满足需求，便常要促使领主对于农民加紧羁绊，并抬高他们的负担，同时领主常要以徭役劳动，耕种公田，而不采用雇佣劳动。在劳力充足或工资低廉的情况下，其影响会正是相反的。因此，如他事均等，“封建反应”与徭役劳动的发展是互相联系的；封建羁绊的松弛，与徭役劳动的减少是常会同时发生的。[73]
英国的封建制度与俄国的封建制度，因时代与环境的互异，原只是遥相呼应而已，但俄国的历史，却充分证明，由徭役过渡到货币地租，与农奴制度的特点则是相符合的。在俄国农奴制度的各阶段中，有时是采行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有时则采用徭役劳动，但是这些变化，与农民自由或被奴役的程度，并无密切的关系。
在基辅，于十一及十二世纪时，耕种贵族土地的农奴身份者；有些是在土地上落户的奴隶，有些是利用主人的耕具，甚至于耕畜，“这一类农民因为自己的经济力量不够而负债，于是不得不受制于债权的地主，效劳一部分工作时间，其余的时间才是为了自己。”[74]此外还有半自由的农民，他们有自备的土地与耕具，但对于领主有一种纳贡的关系，交纳实物地租[75]。继基辅的光荣之后的时代，在欧加与伏尔加之间，即以后的莫斯科维新殖民区域，农民与领主的关系，就是属于纳贡性质。在“黑土地”上的流浪者，常受制于贵族或贵族的家臣，并对后者有缴纳实物地租（或是定额，或是收获的百分之若干）的义务。贵族与僧侣，另外还有农奴所耕种的采地。然而这种土地，很快地就不足以应付贵族家庭庞大的开支。有一位中古俄国历史家写道：“……农村中的人力问题，支配了中古俄国采邑的历史……争取人力成为这个时代社会进化的主要现象。”[76]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间的趋势是从大规模的采地上的农民，榨取徭役劳动。早在十四世纪，庙产上即有此类徭役；在伊凡三世时诚如一位德籍作家所云，寺庙要求农民每星期六天的徭役。[77]这自然不是这个时期的普遍现象；在十六世纪时货币地租，实物地租与徭役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央区域，农民在采地上的徭役只占十分之一的工作时间；在草原区域，徭役比例较高；在奥勒尔地带，则超过百分之五十。[78]其余的农民或缴纳货币租，或采用“分益农法”。十六世纪末，徭役的成份是在增长中；只是于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所造成的疫疠年代前后，大规模的移向南部自由边区之离村运动，致使采地经济发生危机，才算受到窒碍。这一离村运动中有的地区，有一半到十分之九的土地荒废着，以致由反轮耕法，又恢复到原始的外延的耕种方法。[79]莫斯科维中部十七世纪时，因人力缺乏，致公田耕种面积减少，徭役也减少，同时对逃亡的农奴，严厉制裁，使之不能便脱离采地，正如克庐捷夫斯基（Kluchevsky）所云，莫斯科维邦的“农奴制立法之成就”。[80]迨十八世纪即彼得与凯撒岭世纪，所谓罗斯屈利斯（Rastrellis）的建筑法与“西部窗户”的开拓，但就在这对外拓殖时代，徭役与实物地租也是同时存在的，后者显然是在超过了前者（除了指定在工厂、矿山的工作以外），而且实物地租的负担，尤其是六十年代与九十年代间，是在不断地增加（几达全世纪平均数的一倍）。就在这个时代，实物负担——如鸡蛋、家禽、肉类、与布类——与货币地租及徭役是同时并存的：也许是由于市场之不发达，无法全部缴付货币所致。
在下一个世纪——解放农奴世纪，徭役的比重反而超过了其他贡赋方式，这是一件突出的事实。这在草原地带是如此的，显然是受了谷物市场与谷物出口扩大范围的影响。在解放当时，草原地带，约有三分之二的农奴，是采用徭役方式，而不缴纳实物地租。最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份南方地主，并不反对皇室解放农奴的计划，而且表示赞成。这原因是很容易解释的，在这一区域内，农民所保有的土地面积很小，其收获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因之，劳力的供应多，工资低廉；倘传统的徭役办法取消，对于大地主并不算吃亏。[81]
第四节
所谓市场的成长，对于封建制度的组织，起着分解作用，并且培植了致弱与代替的力量者，是与城市的兴起，互相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城市的兴起，是指着把他们当作社团来看，获得不同程度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作为交易中心，对武士的小型采地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城市的存在，形成货币交易的基础，使着农奴对地主可以货币支付方式，完成义务（在封建时期，并非完全没有货币支付方式）。封建剥削的压力与农业的衰落，给城市供给了移民；另方面，城市的存在，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差不多等于一块沃壤，是在吸引农村的人口，鼓励不堪压迫的人们，从封建压榨的庄园逃脱出来，在没落的封建制度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英国的小地主很容易向城市低头，尤其是在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的黑暗时期，渐渐养成了向商人借贷的习惯。他们常常送子弟去城市习艺，或者娶商人的女儿为媳，即陶尼教授所谓之“英国贵族中间的女承继市场”。[82]倘若时来运转，他们能积蓄一些资金，他们会活动一个行会会员资格，从事于贸易。他们还有的受了羊毛生意的刺激，在十六世纪为牧畜而圈地，甚至于有时作中间人的勾当。一位义大利作家很惊异的说：“甚至于有贵族血液的人们，也都从事于副业，如卖羊毛、卖牲口而恬不知耻。”[83]
然而这些城市，作为独立的贸迁中心来看，是一种外来力量，层助长封建秩序的解体；不过不能就算这一阶段为小型的“资本主义”。那是后一阶段的发展；同时也不能认为是唯一的封建关系的溶剂。的确，城市的商业分子，掌握着有发展前途的商业与货币资本。但是这样的积蓄，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必须有其他积累办法，才会造成以后几个世纪中，资本成为主要而普遍存在的局面。早期城市，大部份是受封建当局的节制；在这一方面与庄园的自由佃户，只是程度上的差异，他们不作农奴的苦工，惟对领主须尽其他徭役。这些城市至少在早期，对于封建经济而言可称为半奴仆性质，同时也是半寄生性质。以城市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一种简单商品生产形态，而且是无阶级的，农民型的；换言之，生产工具是属于工匠所有。这与采地上的工匠，只是有点不同：就是城市工匠是为市场而生产，并非为徭役而生产（农村中领主有时也要求农村工匠作徭役劳动）。在十五世纪末以前的英国，这类生产方式，绝不能视之为资本主义的。[84]虽然工匠既收徒弟，有时雇一两个职工帮忙，但依赖别人劳力，规模还很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构成工匠的收入主要来源，也不能改他们自雇工人的身份。从自由而小规模的手工艺，演进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需要经过重要的历史发展；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再为申论。然而这些城市确是与封建领主，经过了一番奋斗，才赢得了自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削弱了封建经济的力量，因为通过经济统治的手段，把城乡交流的利益，从贵族、领主、寺院、僧侣等手中，归诸于己。此外也的确是伴着城市的自由与繁荣，乃发生了城市内部阶级的分野：而在行会与市自治政府制度下出现了商业寡头。
城市社会的起源是不十分容易考证的，因而就有许多争辩。资料既不易觅得，各城市与各国的条件也是大相迳庭。或谓中古城市是旧罗马都市的复活，他们在纷乱的时代中没落下去，等到秩序与繁荣恢复，又再度兴起了。有少数大城市倒是经过整个摧残破坏时期，都还维持着旧有的制度。[85]例如在这些古老的中心，有的封建警卫与宗教设施还可能继续存在，以后的城市生活就是围绕着这些生长起来的；或者中古城市是在早期都市的废墟上建筑起来的，但这个继续的理论，当作一般的解释，还是不够的。多数权威人士在今日似乎都认为“黑暗时代”的破坏性，已足以使旧有的城市，不能再度变为新的城市。[86]我们知道，所谓继续云者，要点在于制度与生活方式；至于建筑旧址，甚至于居民中的有些份子，其“继续”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一二重要罗马中心，继续存在，但如认为普遍如此，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关于英国，李普生告诉我们：“无论从那方面看，罗马不列颠的城市，并未继续发展为萨克逊英格兰的城市……一般言之，旧都市都被遗弃了，不毁之于火，即人烟绝灭——这一命运，多年来很显然地落在了伦敦与坎特伯里。”[87]大多数的情况，是第九世纪以后，人民重新聚集起来，为了新的原因，可能选择旧罗马都市，以为聚集之所；但何以如此，当然还是需要解释的。
或谓这个时期的城市，起源于农村，只是农村里的人口增多而已。城市社会是乡村社会的延续，尤其是农村法庭与城市法庭的连续性最明显；这种见解，甚至于得到权威如司塔伯斯（Stubbs）的支持。在欧洲，有一派很负盛名的学者，把城市的起源，归之于农村城市（见穆尔（Maurer）及贝楼（Below）等人的著作）。因城市既然是在封建社会组织以内成长的，它的居民自然会仍保持依赖领主的关系；同时公民的条件还是农业性质，即必须在领域以内持有土地；商业只是在以后才成为居民的主要的职业。据云，早期农村与以后的城市唯一的分别，就是城墙；有了保卫居民的城墙以后，就变为“都会”了。[88]然而纵使有些情形，这种解释是事实的话，我们仍不能解答，农村起源的社会，何以在某阶段上，会以商业与手工艺为其经济基础。农村延续的理论，仍不能解释这种演进的过程。
第三、主要的是皮尔尼的解释，他认为城市起源于队商的落户。最初巡行于各集市与各封建领主公馆间的行商，为了彼此照顾，以防抢劫，常结合在一起，成为队商，即亚当斯密所说的，“很弱的一群人，像现在的走贩一样，”及时便侨居下来，正如今日加拿大西北部的樵夫与猎户一样。[89]对于侨居的地方，他们可能选择旧罗马古城，因其地点靠近交通要道，或者他们也可能选择有高墙的封建碉堡及没有警卫的地方，或者他们选择既有保卫，且有宗教寺庙的地方。嗣后，为保卫完善计，他们会建筑城墙，而且有时新城墙与原有的碉堡连在一起。这给予城邑新的外貌，并使之在军事价值上占有优越条件。常常等到这些殖民区域有了相当规模及力量以后，即变为皇室保护及给予特权的对象，有时是借与皇室或进贡金钱的代价，如旅居英国的德意志商人是。皇室给予的特权，常是使之摆脱领主的权力及压榨，和不同程度的自由。经过相当时日的发展，队商时代逐变而为有庄严形式的行会与公会时代；这类组织不仅要摆脱封建制裁，而且对于本地商业要加以相当的统制，于是便与地方领主发生冲突。[90]
第四，这种解释是把城市的兴起，与封建当局所给予的庇护互相联系起来。这虽不见得与其他解释冲突，但着重点不同，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根据这一看法，城市并不是自然生长起来的，而是封建当局为了自私之故而创造出来的。有警卫的封建设施，并需要商人与工匠供应其需求，因之会吸引这些不受领主管束的游离份子。在那无法无天的时代，据有庇护权的教堂与寺院，对于各种各色的旅客和逃亡者，是个天然的避难所；这些人形成一个特别的平民阶层，并且参加应付本地需要的副业。有时领主以特权吸引旅客，使之为其本身的方便，建立一个市场；还有把庇护权的享受当作长期的恩赐，例如给予一些不受封建司法制裁的权利。与此有关的还有所谓警卫理论，创立者为梅特蓝（Maitland）（与德国寇根所创的军事理论类似），他把城市视为应付紧急事件的堡垒，一旦有事，四处居民可退而隐避，但在本时领主只在那里保有些住房及仆从。例如英国城市契拆斯与坎特伯里在“黑暗时代”，有若干庄园（前者是四十四个，后者是十一个），各保有一二百栋房屋，以作不时之需。[91]
我们因为资料有限，也许现在就得满意于一种关于中古城市兴起的偏执的解释，这个解释对于个别情形与不同的影响，给予不同的份量。有的英国城市是纯粹农业性质的起源，虽然它们的发展是靠了在河畔的位置，或者因为位于河口，才能变为商业中心。曼撤斯特起源于农村，一直到获得市邑的地位后，还保持着农业的特点。[92]剑桥显然是因为靠近古旧的碉堡，联合许多村落组织而成（伯明翰亦复如此），但以其地近河流，也是有助于以后的发展的，牛津也是这样的；但格拉斯哥据云是起源于在圣尼年祠堂的宗教集会，因为这增加了许多商业交易机会。[93]挪利支之变为城市，是因为受了丹麦的影响，同时早期就有斯干的诺维亚商人的移殖，另外还因维位居与北欧通商的要道。[94]皮尔尼的解释，也颇符合伦敦的发展情况（据云在厄忒尔勒德时已有德国商人侨民），但是碉堡与宗教设施的保护，必定也使异乡人及逃亡者同受其惠。欧洲城市如巴黎同日内瓦也是同样起源的（在第九世纪，巴黎不过是罗马式城墙所围着的一个小岛而已），莱茵河上的城市如科伦，很早就有外国商人侨居，其他德国或佛兰德城市如布勒门，马德堡，根脱，与布鲁日也都是如此的。然而许多重要的中心城市社会很显然是起源于商人与工匠移殖在建筑坚固的碉堡或寺院，不仅为了取得军事上的护符，或是因为位居商业要道，而是因为他们能满足封建社会的需要，因之受到特别优渥的待遇。因此，十一世纪时法国丹尼寺院，为吸引人民而建有庇护权的区域。“四个木制的十字架，树立在足以容纳一个市邑的土地的四个角落上；国王菲莉普第一赐予这块土地，免受司法制裁，免税，免军役的自由。”[95]在英国，如达剌谟，圣阿尔本，阿宾当，柏立，圣爱德蒙，诺坦普等城市，都是在碉堡与寺院附近成长起来的，而且在威尔士边境，诺尔曼贵族以特权招致商人与工匠，形成城市社会，以为殖民与巩固边防之用。在柏立，关于“黑暗时代”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一群制面包者，酿酒者，裁缝，鞋匠等，“每日都在等候着圣徒，方丈，及其他同道”，有些证据并且说明了此时已有商业活动，而且在诺曼底威廉公征服英国以前，已有造币厂。[96]
在第八与第十世纪间，城市没落之后，有些区域，已经人烟绝迹，其后再度复活主要的理由，据皮尔尼的主张应该归功于地中海上贸易的复活，因为有通过大陆的队商活动，才有商人局部的侨殖。海上贸易早年间因伊斯兰的阻挡而告中断，然而到了十一世纪，商务古道重新开放，与东方的贸易又随着十字军而扩张。姑不论皮尔尼的观点是否正确，也不论纪元一千年以前，城市与贸易的衰落情形，是否如他所想像的那么严重；毫无疑问的，地中海贸易的复活，是促进十一与十二世纪，横贯大陆贸易与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同时，很可能的，因为封建规模扩大范围，仆从添多，增加了对远地货物的需求，因而刺激了贸易的复兴，并促成城市社会的成长。
城市的兴起，可能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主动所致，而不是如皮尔尼所主张的，是由商人所组成的半独立的社会；这两种起源，内容是有差异的。很明显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两种起源，分别的来看，那么属于后一类的城市是起源于“自由城邑”，它们并不靠封建社会的力量，其发展过程，或如皮尔尼所主张者，或如十三世纪之法国，是由于给予农村的特权之结果，而属于前一类的城市，其存在是由于领主的主动，或从开始就受制于领主，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分，专为领主利益而服务，个别地或集体地尽徭役义务。这两种起源的分法比其他种分法，如肇始于大村镇的城市，与罗马古城旧址上建设起来的城市，或与商业要道上成长起来的城市，彼此间的分别，更为重要。严格地划分，自然是不可能的；许多城市是各类型的混合物，其起源不能单纯的列为某一类。此外各类起源的界限，随时还在变化，原本是依靠封建社会而生长的城市，以后也可能相当的独立化，或者原有的自由又放弃了许多，再行接受领主加强的管制。还有许多城市，外貌上虽是相当独立的，实则从一开始就为城里握有田产的贵族所操纵，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就有这个特点。我们似乎可以这样大胆地判断，就是大多数城市是由封建制度的主动而生长的，以不同的方式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部份，绝不是与封建社会毫无瓜葛。英国的城市如柏立、阿宾当、达剌谟、圣阿尔本，都是属于自由封建制度的主动而生长的类型。直至十九世纪，彼得堡的牧师评议会还有指派县长的权力；这可以视为上述类型延续的一个特例。然而有许多城市因为地位形势的重要，宜于作为通商码头，最初就可能是很独立的，如撒撤与莱茵诸城镇是，伦敦恐怕也是如此，以后其他附近城镇的扩充，主要的也可能是由于商人的侨殖。另外，有的城镇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经过中古阶段，仍保持半独立状态。欧洲有些城镇则由于封建当局懦弱，农村中的半自由农民先结合起来，然后又包括了工匠与小商人，以对抗封建当局。又例如俄国老一点的城市，如基辅、北斯哥弗、挪瓦葛拉德与斯摩稜斯克，大约起源于部落的殖民，逐渐变而为城市，因之在经过相当时期以后，还保持着民主的特点，只是久而久之才逐渐受握有农奴与土地的封建贵族，在经济与政治上的辖制。然而在俄国西北部历史较浅的城市，在十一与十二世纪，如位于欧加与伏尔加之间的城市像苏士达、洛斯托甫、雅洛斯拉甫，却都是封建领主主动建设的商业与手工业中心。相反的，倭拉的米则是起源于工匠自由的结合，贵族们为了使之屈服，还会与之进行过战争[99]。勒瓦夫是起源于十三世纪加利西公爵建筑的一个碉堡。莫斯科是起源于某王子的一块公田上的村庄。
其实，封建制度尤其是教会，对于贸易是很兴趣的，并组织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这是值得重视的；同时我们不要以为在封建时代绝无贸易，也没有货币的使用。因此，封建制度很自然地把城市的基础与城市的控制，当作额外收入的主要源泉。早在第八世纪，法国寺庙已经忙于从佛兰德购入羊毛，加工制造。勃艮第的酒业，是以寺庙为交易中心的；罗亚尔河与塞纳河的寺院，为进行贸易，还掌握着河内航行的船只。据闻佛罗稜斯的羊毛业始于一二三八年，乌米里亚第派僧侣侨殖的时候；实际的工作是受牧师指导的教民所负担[100]。在英国最早来侨殖的德国商人是一派僧侣，“以贸易与战争为业”，“乘船来到比灵斯阶，并受皇室庇护。”[101]在八克斯郡，最主要的市场是阿宾当寺，从这里方丈的船只一直沿着泰晤士河贸易到伦敦，同时在十三世纪，从各方面可以证明，这个寺庙是面布制造的中心。[102]西妥教团的僧侣在各地都很活跃的与佛兰德及意大利商人，作着羊毛生意。在约克郡，十二世纪时，开采铁矿与熔铁事业主要的是由宗教性质的商号主持；而且我们知道因贸迁致富的“方庭寺院”的僧侣，在亨利第二时曾贷款给洛泽伯瑞（RogerdeMowbray）。[103]在欧洲，较大的地产上普遍都有作坊，农奴在里面工作，同时还有“外栈”，由女子纺织，受领主老婆的监督指导。[104]
十一世纪时，欧洲大陆上，在宗教社会里面，似已出现了一种特权的半商业上层阶级，他们以商业、高利贷与剥削半奴隶劳工以获取厚利，他们贿买宗教上的称号，其唯利是图处，不亚于伦巴底（Lmbaord）或犹太人。所有附庸于寺院的手工匠与教民，同城市的商人与工匠之间的界线，是很难划分的。后者嗣后常在碉堡之外，建筑外城，以摆脱封建地主或“保护者”的羁绊，并藉以赢得“市邑”的权利。有人甚至于相信为自治市奋斗的领袖就是来自封建制度下的工匠。关于这点，我们没有充分的证明；但在许多情况下，工匠似乎仍是方丈或领主的仆从，形成一批特殊官员，与一般市民是有别的。[105]有时这两种成分，会团结起来，为共同利益而奋斗，于是两者的界线也就不易划分了。也有许多例证告诉我们，市民也是附属于封建制度，并为领主徭役劳动。例如赫勒福的市民，在收割期要徭役三日，为整理干草，还要间歇徭役，以后才以货币折役；在柏立与圣爱德蒙，市民在收割期须在公田上徭役，以后对于寺庙的方丈，施用了很大的压力，才可以折役。在“黑暗时代”不乏市民徭役，并支付借地继承税及其他租税的例子。[106]即当十八世纪时，在曼撤斯特，还有必须使用领主的磨坊同烤面包炉的规定。[107]大体上那些争取城市独立，奋斗最力的份子，就是那些最不受封建辖制者，或者因为他们是外来的商人，或者他们从开始就获得了特权。这些份子在封建经济体系里面是感觉不安的，因为他们为了取得市民权而握有市邑的土地，但是他们的生活来源是靠了贸迁，从买卖中取利。在很早他们就酝酿着组织工会或行会，即所谓商会；并且想尽方法为工会争取权利，或利用所控制的城市政府，为了本身的利益，限制本地手工业及本地市场。
争取城市自治的斗争，在整个十三与十四世纪的英国，都在进行中；有时这种斗争是很艰苦的，例如，在欧洲的城市，如佛兰德与意大利，于十一世纪末及十二世纪十三世纪，是采取长期内战方式的。就是在英国，民主的争斗也不是完全和平的。在丹斯塔（Dunstable），有一次受了被逐出教会威胁的市民，声称宁可全体下地狱，也不肯在寺院方丈的专横压迫前低头。一三二七年柏立的市民，闯进寺院，把方丈与僧侣都劫了去，监禁起来，非等答应了商会的特权条件，坚持不予释放；同年在阿宾当，群众联合牛津的同志们，把寺院包围，连大门都给烧掉了。在圣阿尔本因方丈拒绝市民设置自己的漂布机，寺院曾被围十日之久；在挪利支，市邑与天主教堂公开地在互相冲突，并在一二七二年的暴动当中，教堂被焚；这就是一三八一年农民暴动的重要远因。[108]经济的关键，很明显地是在于控制本地市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指征收市场税及其他税收的权利，而是控制市场后从商业上所得的好处。封建社会本身参加商业，并培植本地市场，以使之供应便宜货物，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何以他们会坚决地反对市民争取自治的要求。
[1]阚谟著：《历史》卷十五，页二一六。
[2]《剑桥欧洲经济史》，卷一，页四二七，四三三。
[3]《俄国简史》卷一，页二八九。参阅巴克儒森（S.Bakhrushin）著：《反巴克洛夫斯基历史观》，页一一七至一一八。
[4]纳尔逊：《习惯地租》（见牛津《社会与法制史的研究》）页一五。文诺葛拉道夫：《英国之农奴》，页四零五。
[5]《资本论》卷三，页九一八。
[6]见《大英百科全书》。
[7]克特乐（W.H.R.Cutler）：《圈地与我们土地的再分配》页四一。《剑桥经济史》卷一，页五零三，页五五四至五五五。
[8]参阅葛瑞（H.L.Gray）：《英国历史评论》一九三四年十月份，页六三五至六三六。
[9]菠茨腾（M.Postan）论文，见《皇家历史学会论文新集》，卷二十，页一七一。
[10]《马恩书札》，页四零七至四零八。
[11]赛衣（H.S’ee）：《现代资本主义》，页一六一。参阅司塔克《波西米亚土地所有制之起源与发展》。《剑桥经济史》，卷一，页四零五。
[12]《剑桥经济史》，卷一，页四一零。
[13]封建之没落虽与商业发达有关，但在十五世纪的史实则并不尽然，彼时英国，已普遍使用雇佣劳动，惟商业正在衰退而不是扩张。
[14]葛斯明基论文，载《经济史评论》，卷五，第二册，页四三至四四。《第十三世纪的英国农业》页二一一至二一六。菠茨腾上述论文，页一七四至一七八，页一八五至一八七。纳尔逊：《罗谟斯庙产的经济情况》页五零。
[15]《美国历史评论》卷廿六，页二二二。
[16]详见下文。
[17]路透考斯基（J.Rutkowski）：《瓜分前的波兰经济史》，页三一至三六。
[18]胡施渥斯基（M.Hrushevsky）：《乌克兰的历史》，页一七二至一七四。
[19]《资本论》，卷三，页三九零。
[20]同上。
[21]庐辙（A.Luchaire）：《菲莉普奥革斯特时代的法国社会》页三八四。
[22]班耐特（H.S.Bennett）：《英国庄园的生活》（一一五零年至一四零零年），页七八。
[23]宾森纳德：《中古欧洲的生活与工作》页一四零至一四一，页一四五。亚当斯密：《原富》，（一八二六年版）页三六零至三六三。邓腾（Denton）：《十五世纪的英国》页一五三。博拉德列（H.Bradley）：《英国的圈地》，页四七，页五六。里昂挪（R.Leonard）论文，载《经济评论》，一九二三年三月号。鄂实（A.P.Usher）论文，载《经济季刊》，一九二三年五月号，页三八五。班耐特（M.K.Bennett）论文，载《经济史评论》，一九三五年二月号，页二二。
[24]古尔敦（G.G.Coulton）：《从诺曼底维廉公政府到革新期间的英国社会生活》，页三四零，页三四一至三四二。
[25]班耐特（H.S.Bennett）：上述著作，页一六四，一八五——一八六，三零五。
[26]桑伯：《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一六零至一六二。
[27]博拉世（M.Bloch）：《封建社会》页一六——二四，页四九注释。
[28]班耐特（H.S.Bennett）：上述著作，页一三八至一三九，页一零五。
[29]《英国的农奴土地享有权》页四零八。
[30]葛斯明斯基论文。
[31]勒瓦素（Levasseur）：《法国的人口》卷一，页一四七。
[32]邓腾：上述著作，页二二二。《英国经济史》卷一，页九二至九四。（一九三七版）
[33]庐辙：上述著作，页四零七至四零八。
[34]同上，页四零七。
[35]同上，页四零四至四零六。博拉世：《封建社会》页四二二至四二三。
[36]《法国的人口》，卷一，页一六九。
[37]唐姆森（J.WestfallThompson）：《封建德国》，页四九六与五二一。
[38]《剑桥经济史》卷一，页三九六。
[39]邓腾：《十五世纪的英国》，页一二九至一三零。
[40]李普生（Lipson）：《英国经济史》，卷一，页一一三至一一四，（一九三七年版）。
[41]斯密斯（R.A.L.Smith）：《坎特伯里大寺院》，页一一五至一二七。
[42]博拉世：《法国农业氏的特点》，页一一七至一一八。博拉世：《封建社会》，页四二二至四二五。《剑桥经济史》，卷一，页二九五——三二一。
[43]汤姆森（J.WestfallThompson）：《封建德国》，页四零零至四三九，页四八五，页五零一至五零二，页六一零。
[44]《剑桥经济史》，卷一，页二九五。
[45]普第楠（B.H.Putnam）：《劳动法律的加强》，页二二二，二零零至二零六。
[46]宾森纳德：上引著作，页三二五至三二六。沙皮如（J.S.Schapiro）：《社会改革与革新》，页五四。英革门（J.K.Ingram）：《奴隶与农奴史》，页一一三。
[47]葛斯明斯基：《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村》，页二零六至二零九。
[48]博拉世：上引著作，页一三二，页一三九。
[49]邓腾：上引著作，页二五七。
[50]司塔克：上述著作。
[51]葛斯明斯基：上述著作，页二二七至二二八。
[52]李宛特（A.E.Levett）：《黑瘟的结果》，见《牛津社会与法制史的研究》，卷五，页一五七。
[53]参阅葛斯明斯基：《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村》页五二，页一六三。菠茨腾论文，见《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页一九二至一九三，（一九三七年版）。
[54]雇佣劳动的剩余，无须乎比农奴的剩余数大，因为雇佣劳动不是完全代替农奴。倘我们假定，代偿的值恰与农奴的剩余劳动时间相等，那么雇佣劳动的剩余，超过工资部分，对领主是一种纯益，因为是由农奴取得的折役租金之外的新收益。
[55]德先（L.Dechesne）：《比利时社会经济史》，页六二至六五。
[56]《剑桥经济史》，卷一，页五二零。
[57]李亚琴寇（P.Liashchenko）《苏联国民经济史》卷一，页一五七。伊克（A.Eck）：《中古时期的俄国》页二二五，二五七。此处所讲的与十三世纪法国农奴逃亡他乡，迫使领主让步，而采用折役办法，并无矛盾。载居民逃亡的最初阶段，领主为了制止起见，可能让步；但等到居民几乎到了绝灭阶段，领主很显然的会用强制办法，使农奴不再脱离土地。还有，因农民叛变，领主被迫而采用的代偿制，与自愿自动的代偿制，是有区别的。
[58]关于这一点，作者很感谢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米勒（E.Miller）先生的启示；他认为这种价格的剪刀差变化，在中古时期末期，曾起过领导性的作用。其影响并不完全一致，的这要靠领主对于收益的需求弹性，及是否能以有利条件出租公田而定。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过，在坎特伯里教会的田产上，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起，谷物的收益减少，当系市价不利所致，结果反使徭役加强。“从一三四零年至一三九零年，所有庄园的记录，都是表示十足的徭役劳动。”（见斯密斯的上引著作，页一二七）。
[59]参阅鲍尔（EileenPower）：《黑瘟对英国农村组织的影响》，《通史》，卷三，页一一三。
[60]菠茨腾论文，见《经济史评论》卷十二，页一一至一二。斯密斯：上引著作，页一九三。
[61]《资本论》，卷三，页九二三至九二四。
[62]见《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民》，载《中古时代》，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页四六，页二一九至二二三。
[63]克特乐：上引著作，页六二。
[64]陶尼：《十六世纪的农村问题》，页七二至七九。贺斯金（W.G.Hoskins）：《十六世纪的勒斯特郡农民》，页七，页八。
[65]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九一至九二。李宛特：上述著作，页一五零。《剑桥经济史》，卷一，页五一一。纳尔逊：《习惯地租》，（《牛津社会与法制史的研究》）页四九。斯密斯：上引著作，页一二五至一二六。罗杰士（ThoroldRogers）：《经济释义》，页一六至一七。徽微尔（Whewell）集的《政治经济学讲话与论文集》，页四三四。
[66]葛斯明斯基：上述著作，页一一四。
[67]葛斯明斯基：《十三世纪的英国经济》（莫斯科国立大学出版之《历史论文集》）页一一三至一一四。葛斯明斯基论文：载《中古时期》，页六三，页六四。
[68]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一零六。
[69]纳尔逊：上引著作，页四八。葛斯明斯基：《十三世纪的英国农村》，页七五至七六，页一七六至一八零。
[70]同上，页四八。《牛津社会与法制史的研究》，卷九。约立夫（J.E.A.Jolliffe）：《中古英国宪法史》，页二零至二一。约立夫：《封建前的英国》。
[71]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一一一至一一二。路斯（A.L.Rows）：《都铎尔时代的康瓦尔》，页四八至四九。
[72]勃朗，勃昂，陶尼（Bland，Brown，Tawney）订正：《英国经济史，选集》，页一七一至一七六，页三三四至三三五，三五二至三五三。揣特（E.Trotter）：《十七世纪四乡教区的生活》，页一三八至一三九，页一六二。
[73]讨论此类问题时，常常集中于有利于大规模公田耕种的条件，如市场与土壤等等。显然的，满足市场或领主家庭开支的需要，可以（a）徭役劳动，耕种公田，（b）用雇佣劳动，耕种公田，（c）向佃户征收货币或实物贡赋。决定性的因素，是要看那一种方法，比较有利。当劳力的多寡已不成问题时候，才会考虑到土壤与耕种的类别（如畜牧与耕种问题）。
[74]葛瑞克夫（B.Grekov）：《十七世纪封建农奴的经济》，序言。《俄国基辅》，第四版，页一一三。
[75]李亚琴寇：上引著作，页九零至九一。
[76]伊克：《中古时期的俄国》，页二二五。
[77]同上，页一四五。
[78]同上，页二二五。李亚琴寇：上引著作，页一五七至一五八。
[79]富莱辙（GilesFletcher）：《俄国平民财富》，页六一。
[80]克庐捷夫斯基：《俄国史》，卷三，页一九一。
[81]鲁宾荪（G.T.Robinson）：《旧制度下的俄国农村》，页一二至六零。李亚琴寇，上引著作，页九零，页一一九至一二五，页一五七至一六二。葛瑞克夫：《俄国基辅》。巴克儒森：《封建秩序》，载于《反巴克罗夫斯基历史观》，页七零至一一六，页一一七至一三九。伊克：上引著作，页八四至九三，二二五，二五七至二五八，二七三至二九五。克庐捷夫斯基：上引著作，卷一，页一八五，页三四三；卷二，页二一七至二四一；卷三，页一七五至一九三；卷五，页六零至七五。
[82]《十六世纪的农村问题》，页一八七。
[83]高林（J.R.Green）：《英国人民的历史》，页一八。
[84]欧洲的情形，比较不同，例如荷兰，及有些意大利城市，商人资本极为发达，真正资本主义化的生产，早于一二零零年已有些徵象。还有一点须加注意的，即当时的城市，并不比今后的大农村为大。很少有超过廿万居民的，在十四世纪有四五十万居民的城市，只有在意大利与佛兰德可以找得着。英国的约克只有十一万居民，布里斯它尔仅有九千五百人。甚至于在十五世纪的汉堡，只有二万二千人，努连堡有二万到二万五千人，乌尔穆有二万人，奥格斯堡有一万八千人。（见桑伯著《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二一五至二一六）。
[85]孔宁翰（Cunningham）：《西方文明》，页五八。甘庶夫（F.L.Ganshof）：《历史科学国际会报》，一九三八年，页二四三。
[86]艾社星（Ashley）：《综览》，页一七九及一九五。
[87]《经济史》，卷一，页一八八，（订正版）。
[88]艾社里：《城市生活的起源》，载《经济季刊》，卷十，页三七五至三七七，页三九二，四零二。葛瑞顿（R.H.Gretton）：《伯佛德纪实》，页五。桑尔顿（G.A.Thornton）：《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一九二八年，页八五。
[89]《原富》，一八二六年版，页三七零。
[90]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三八九至三九二。皮尔尼：《比利时民主制》，页一五。同上：《中古城市》，页一一七。斯蒂汶生（CarlStephenson）《市邑与城市》，页六。
[91]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一九二。
[92]巴特生（M.Bateson）：《中古英国》，页三九五。
[93]孔宁翰：《成长》（古代及中古时期），页九五至九六。梅特蓝：《城市与市邑》，页四一，页五二。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一，页一八五至一八九。斯蒂汶生：上引著作，页二零零至二零二。阚谟：《中古英国的自由与社会》，页三至一零。
[94]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一九四。
[95]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三七四。
[96]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一九零。
[97]罗贝尔（M.D.Lobel）：《柏立圣爱德蒙市邑》，页一至一五。【第97、98号脚注对应的正文未知在何处，待考。暂删除链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98]在东欧如波兰，商人常是由贵族补充的，（见路透考斯基的上引著作，页三九）
[99]葛瑞克夫与加库包夫斯基（B.GrekovandA.Jakubovski）：《贡金的游牧部落》，页一七零至一七二。李亚琴寇：上引著作，卷一，页一三五至一三八。伊克：上引著作，页三零。
[100]迪克荪（E.Dixon）：《佛罗稜斯的羊毛业》，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新集，卷七，页一五八。李持德（GertrudeRichards）：《中古时期佛罗稜斯的商人》，页三九。
[101]吴鲁甫（G.Walford）：《汉撒同盟史纲》载《皇家历史学会论文集》，卷九，页八三。
[102]《八克斯郡志》，卷二，页三七一，页三八八。
[103]《约克郡志》，卷二，页三四二至三四三。
[104]鄂实（A.P.Usher）：《英伦内地史引论》，页五五至五七。布士尔（Bucher）：《工业进化论》，页一零二。
[105]艾社里：上引著作，页三七八。皮尔尼：《比利时民主制》，页四零至四一。唐姆森：上引著作，页三二四。
[106]斯蒂汶生：上引著作，页七八至八零，页九一。
[107]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二零一。
[108]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二零七。耑荷马（N.M.Trenholme）论文，载《美国经济评论》，卷七，页六五二，六五九，六六三。孔宁翰：《生长》（中古时期），页二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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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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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马克思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
奥塔·锡克
卡莱尔·科西克
1968年1-8月
我们上面谈论一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发展在波兰的可能性时所说的一切，更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这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它的具有文化和民主传统的各族人民，很难忍受斯大林主义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我们把任何模式都看成是动态的）即使没有发生畸变，也根本不适用于一个可以向世界提供一个真正欧洲的社会主义样板的国家。
在上面已经提到过的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紧张局势之后，社会主义力量本应首先利用的、在当时很广泛和有成果的民主发展中断了。不仅如此，这个国家还经历了鲁·斯兰斯基等人的冤假错案，并且不得不接受钦赐的、已虚有其表的、斯大林主义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变种。
应当注意到，早在3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出于内心的动机和信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卡莱尔·泰格（KarelTeige）在文学批评和艺术领域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广阔的视野，而在哲学领域，拉·山托（L.Szánto）、Z.卡兰德拉（Z.Kalandra）、J.卡别施（J.Kabeš）、卢·斯沃博达（L.Svoboda）、A.科尔曼（A.Kolman）、L.里格尔（L.Rieger）、伊·赫鲁晓夫斯基（I.Hrušovský）——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仍然活动的人物，都维护马克思主义。
然而，5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比较自由的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年代。任何比较自由的思想，都立即遭到诺沃提尼（A.Novotny）的官僚主义机构的指控，波匈事件使领导集团的官僚主义更加顽固不化，而国内经济生活中的重重矛盾的不断堆积，也使他们在这方面变本加厉。这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具有比阵营其他各国远为强大和有文化的工人阶级，它在采取了苏联的官僚中央集权制计划经济模式之后，必然会停滞或后退（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而言）。这个模式不仅不能为工人阶级通过工人委员会或其他联合形式进行管理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而且主要是发展粗放的经济，这种经济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必然很快就陷入众多的矛盾和困难之中。
于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理论方面，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很快引起了起初是小心翼翼的和拐弯抹角的批评，引起了坚持更广泛、更深刻和更灵活地看问题的主张。而经济方面的停滞状况，在南斯拉夫的经验和观点，以及波兰的某些经验和观点的影响下，则引起了对适当的模式的批判性研究和探求。在持有这种主张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当中，奥塔·锡克（OtaŠik,1919-2004）的努力最引人注意。他先是在一部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著作中，随后又在一部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的著作[1]中发挥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种经济改革方针，这一方针后来为诺沃提尼制度垮台后的政治领导所采纳。
[1]锡克最重要的著作有：《经济学、利益、政策》（Oekonomie,Interessen,Politik,Berlin1966〔捷克文版1962年发表〕）和《社会主义商品关系问题》（ZurProblematikdersozialistischenWarenbeziehungen,Berlin1965〔捷克文版1964年发表〕）。后一著作经彻底修改后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市场》（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捷克文版1965年发表]）为题发表，我们在这里是根据维也纳的版本来分析他的观点的。除了锡克的著作外，还应特別强调指出卡莱尔·库巴（KarelKoube）等人集体撰写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Razmatranjaosocijalističkojekonomici,1968）这一值得注意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J.赫罗诺夫斯基（J.Hronovský）批判了社会主义经济没有商品性质的观点。此外还有J.戈德曼（J.Goldman）和卡·库巴合著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增长》（PrivrednirastuČSSR,1967）。
整个后一部著作，一方面是同那种认为必须实行中央集权计划并排斥市场的教条主义观点展开争论，另一方面是论证这样的一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也必须发展特殊的市场关系，以及扩大劳动集体的权利。锡克提醒人们，马克思根据他当时的私有制度和商品关系的发展情况，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将要被取消，这并不要求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不能也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去得出结论。[1]
[1]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9-20。锡克还批判了斯大林后来这样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因为存在着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锡克指出，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原因也深刻得多。（参见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2-36）
锡克不仅从理论上去研究，而且从经验上去分析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在60年代初达到了极限的落后局面。他指出了，这种落后和矛盾重重的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粗放经济的性质，同时他又强调指出，粗放经济并不一定总会引起不可解决的经济矛盾。“从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的集约发展的角度看，某一特定国家的粗放发展虽然总是会显得较少效率，但是在特定的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下，它是唯一可能的和有利的发展形式，并且不一定产生上述矛盾。然而，一旦粗放的发展超越了一定的界限，或者说一旦粗放的发展在不再适应发展的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以致产生不可解决的经济矛盾，那么这是一种特殊的粗放的发展，它必然是无效率的、经济上否定的粗放发展，是一种错误的经济管理制度的后果，如果不想陷人灾难性局面，就必须迅速克服这种发展。”[1]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46-47.
根据我们在这里不得已删节掉的一系列资料，锡克指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落后、生产和经济制度的危机。在他看来，粗放的发展造成生产消费相当髙、固定基金效益低、投资消耗相当高、活劳动生产率的速度降低、国民收入在社会产品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少，而积累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再生产费用比社会产品更迅速地增长，导致了再生产的系数的增长。[1]如果有谁想否认粗放发展的这种消极后果，并想证明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由于就业程度的提高，那他就是掩盖现实的辩护士。如果认为这一切只需实行新的经济和政治方针，采用其他计划结构，起用有才能的干部就可以克服，那是一种幻想。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多年以来的消极的发展情况，只有把它看作是“只容许粗放发展的旧的行政管理制度盛行和市场关系遭到消灭的必然结果”[2]才可以理解。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71.锡克还指出外贸等使形势更严重的其他情况。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曾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它可以向差不多所有的国家出口自己生产的工业品，而目前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改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形势就大大不利了。上述过程部分已完成了，而在外贸市场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只有专业化的和髙度集约的生产才能取得成功。（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78-79）
[2]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80.
锡克的基本结论是：问题的实质首先在于行政的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因为它们必然地以经济的粗放增长为目标，从而造成巨大的经济亏损：出现不必要的投资和不必要的材料消耗，阻碍技术和质量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在联合的服务、科学、调查研究和开办学校等方面的落后局面。但是，行政管理首先减少“企业的独立性和破坏它们最适当的主动性。企业的领导机关几乎对任何一个经济过程都不能根据迅速变化着的经济条件做出决定，而首先不得不去证明行政规定的种种计划的执行”[1]。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就是实行一种真正经济的计划管理和始终不渝地利用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95.
正如我们在兰格那里已经看到的，而这也是在多数社会主义理论家那里出现的情况，锡克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工作的必要性，甚至必然性。他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的经济发展是“客观的必然性、规律性”。[1]在他看来，没有一定的共同的计划，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然而，在这里，还必须尊重某些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采取不同的形式的规律性。锡克抛弃了把计划只当作是保证按比例发展这种一直是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观点，同时举出在编制计划时应当予以考虑的一些规律性：发展和扩大使用价值以保障社会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必须使已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数量总是同这些价值的供与求相适应；使用价值的生产必须具有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必须最终为非生产的消费及其增长服务。[2]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04.
[2]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05。社会主义计划工作的特殊性是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是对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经济活动的发展进行统一的、全社会的、有自觉目的的规定，同时考虑到一切主要的内部经济联系，以便使有计划的经济活动及其未来的实际发展之间始终一致。”（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07）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在现有的分工的条件下，需要有专门从事计划工作的机关。然而，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只由一个中央机关来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尽管它对于各现存的专门的计划机关的共同协调一致来说是必需的。但是，中央集权管理隐藏着巨大的危险。一旦中央集权管理被理解为较高的管理机关应当取代专门的管理机关和代替专门的管理机关去做出决定，就会产生官僚主义的管理，而专门的机关便成为多余。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计划的一切细节都统统由中央管理机关做出决定的时候。
在统一的管理制度中，下级的专门的管理机关的相对独立性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这些机关必须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它们所管理的部门的特殊条件，而又不破坏和谐和共同必需的发展。同样，生产者，即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员的知识必须得到充分的利用，应当保证他们能够直接地，虽然不是经常地参加积极的管理。[1]这种由工人在总的发展方向范围内进行决定的相对独立性，是锡克称作民主制的社会主义管理制度的第二个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管理制度因而必须是民主集中制的。因此，“中央集权和非中央集权的决定和管理之间的这种关系，它们之间的正确的区分和联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2]。
[1]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19。
[2]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20.
然而，所有这些管理机关不只是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又有各自的特殊利益，它们之间因而也有一定的矛盾。因此，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有计划的合作绝对化，以敦不承认这种合作有内部矛盾。一些问题和困难是由于若干原因产生的。由于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从一个中心去认识，是认识不了劳动的必然发展的一切方面的；各个管理机关之间的联系，尤其是在初期，很不充分；情报系统不能令人满意，一些情报往往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相互矛盾的；同样，情报的整理在初期基本上是粗糙的；等等。这样，计划的指令与劳动和生产的客观发展情况之间的矛盾也就必然产生。然而，强调指出这样的一点是很重要的：经济学家，首先是经济实际工作者们往往只用检查和认识不够来解释这些矛盾，从而否认了社会主义的商品关系对于在社会主义劳动内部克服这些矛盾有任何意义。[1]
[1]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58-159。
锡克认为，应当使生产者能够在消费的变动中直接看到自己及自己有关生产的决定可获得什么利益，就是说能够直接感觉到，他的一些很狭窄的利益和决定，可以如何使他得到发展。“可见，在生产者之间必然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关系，通过这些经济关系，他们经常不得不在做出生产方面的决定时尊重消费者的利益；在这些经济关系中，每个生产者作为消费者，可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损害消费者的片面决定的不良后果，又可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最适当的决定的良好结果。这种经济关系是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在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们作为生产者的利益同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经常发生冲突，而又相互直接地一致起来，因而这些经济关系促进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消耗的形成。[1]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165-166.
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同于私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地方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合作制的范围内部发展的；它的相对独立的代表者是社会主义的企业，这些企业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存在任何会损害社会合作的商品买卖的可能性。也完全排除把生产资料卖给私人的可能性，而如果把生产资料卖给私人，就会产生威胁社会合作的私人生产。[1]
[1]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14。
只有存在上述计划体系和商品货币关系体系，才能够在宏观的经济计划领域自觉地把使用价值和价值联系起来。旧的行政性计划工作毁坏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造成上面描述过的后果。计划工作只有考虑到和适应着使用价直和价值之间的关系，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追求整个生产的最高增长率，这不再是计划的正确性的基本标准。对于最适当的生产发展来说，起决定作用的是有计划地保证必要的基本的生产条件。那时，生产的主要前提条件是必要的生产能力，是这些必要的生产能力在生产基金的技术水平得到十分理想的提高的条件下按比例的增长。[1]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19.
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教条主义地抛弃任何关于市场机制或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调节者作用的思想。然而实际上，在企业做生产决定时，价值却不管或冲破任何教条主义而自动起作用，而上述观点对这一过程则只能起不良的影响。价格是用行政方法规定的，不符合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这只是加深了矛盾。因此，在主要的生产比例得到长期保证的情况下，也必须有计划地尊重价值规律。
在这些范围内，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也有调节者的作用的争论，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如果这种调节作用被理解为自发的，就如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基本上是自发的一样（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内部也有一定的有计划的控制，或者是某些国家的政府也进行一定的有计划的控制），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能谈论这种作用。“但是，只要还想用这一术语来表示：在社会有计划地确定投资的条件下，价值的未来发展一定得到考虑，并且，后来一旦断定基本比例方面有错误（如某类商品在现有生产能力条件下满足不了需要和长期按高于价值的价格，即按高于生产价格或商业价格出售），就一定有计划地改变投资方向，那么这一术语也就不确切了。其实，倒不如把这称作在主要生产比例得到保证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尊重价值规律的必然性。”[1]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24-225.
考虑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的办法，就在于共同计划与一系列地方计划协调一致，以及工人和企业参与计划工作，锡克还提出已生产出来的价值的支配问题、分配问题。他的看法是“企业不能支配整个已实现的价值”[1]。正是在这里他还看到社会主义所取得的进步，因为各个部门的生产条件的恢复和扩大，并不仅仅依赖于这些部门已实现的收入，而且还在相当程度上不依赖于这种收入而发展。这样，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就落在中央社会机关身上，尽管这些机关不能确定所有个别生产比例的必然的变化。因此，一部分总收人由国家机关拿走，在做了其他的各种扣除之后，一部分收入留给企业支配。“总收人的一部分在偿付了各种义务（捐赠、应付的贷款、应付的利息、违约罚款等等）之后留下来完全归企业支配，企业对其使用可以自行决定。企业把这种收人的一部分用作技术发展基金（研究和开发等）、后备基金、社会和文化基金。余下部分为报酬基金，它又由两部分组成：1.佣金基金，2.保证金或奖金基金。”[2]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27.
[2]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30.
锡克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价格的形成这一领域。他列举了社会主义生产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价格的不同点[1]，认为最困难的问题在于：从主要是主观地确定价格关系的旧的行政管理制度，向应当建立在生产价格上的制度过渡。为此锡克认为中央只能确定宏观经济的价格关系，这就是说，大量的价格将偏离基本结构。
[1]参见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58-259。锡克认为，社会主义生产价格与资本主义的生产价格的主要不同点如下：它不是在竞争的内部自发地发展的；它的形成不是仅仅作为生产费用的发展和已创造的价值的阶级分配的结果，而是与生产在社会必要的价值分配中有计划的发展相一致的；因为它的形成是作为在对社会必要的再生产费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中对社会需要进行计算的表现；包含在生产价格中的利润不再被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所占有，而是借助于计划的工具在企业和国家之间进行分配。（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58-259）
因此，价格的实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价值，价格的变动必须经常地解决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已产生的矛盾。这无论如何是现有关系和市场关系的表现，不过，这是社会主义生产内部的现有关系和市场关系的表现，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社会对整个社会劳动的发展进行直接的管理成为可能。价值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价格，这种价格同时又是社会扩大了的再生产过程最理想的发展的前提。[1]
[1]OtaŠik,PlanundMarktimSozialismus,Wien1967,str.298-299.锡克后来流亡国外时发表了《第三条道路》，（DerdritteWeg,Hamburg1972）和《为了一个没有教条的经济》（FüreineWirstschaftohneDogma,München1974）。
最后，关于社会主义市场及其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的主张，锡克拒绝那种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批评。例如，一些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利用和发展市场关系的做法，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和复辟资本主义（L.胡伯〔L.Huber〕和P.M.斯韦齐〔M.Sweezy〕1964年发表在《每月评论》（MonthlyReview）上的文章，或者例如，中国的理论家否认物质上的利益关心和物质上的劳动刺激的任何必要性。与所有那些或者是由于官僚主义的社会立场产生的，或者是由于理论上抽象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观点相反，锡克正确地认为，主要危险并不在于经济上得到论证的管理和对各种经济刺激因素的利用，而在于片面的、形式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管理。
从所有这一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锡克的主张不仅仅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关系范围内实行计划管理非中央集权化和发展市场关系的主张的影响下产生的，而且也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60年代出现的深刻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产生的。所有这些锡克也建议实行的措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来说是相当充足的基础，这本身又必然会引来社会生活其他许多领域的关系的改革。这一主张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也许，它的基本弱点至少是在原则上没有更激进地提出问题，就是说太不强调工人集体的权能和整个工人管理的权能。这一点在一月变革中也表现出来了，当时，一个发达的工人阶级本可以更多得多地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也许甚至使八月的悲痛的日子不至于发生。
对当时的斯大林主义观念的另一重大突破，是由卡莱尔·科西克（KarelKosik,1926-2003）在哲学中做出的。如果我们了解社会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里的伪哲学的演变和发展情况，了解那里存在着一种幻想，以为在哲学这个如此敏感的社会变动晴雨表中，在如此脆弱的思想创造化中，靠政治命令和规定演变的活动范围，就可以获得什么成就，那么，卡·科西克在他的关于具体的辩证法的著作中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也就获得了自己的全部意义。
如果说科西克这个人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哲学中是一个孤立现象，那就言过其实了。那里不仅存在过一定的传统，而且，尤其是在20世纪，捷克斯洛伐克参与了欧洲和世界的文化生活，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对一切重大事件釆取坦率的态度。因此，战后哲学领域的整个发展的特点是不断发生或大或小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争吵，在这当中则总有人因为修正主义而倒霉。[1]
[1]直至50年代末的这种发展情况，可看N.洛勃科维奇的概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N.Lobkowicz,Marxismus-LeninismusinderČSR,Dodrecht1961）。此书是用非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撰写的。
科西克的著作差不多已经脱离开当时的斯大林主义的思想范围。他对哲学传统的态度就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不仅已经认识到卢卡奇早期的哲学活动和赫·马尔库塞的某些著作的巨大意义，而且考虑到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成果而没有陷人浅薄的社会学观点。科西克利用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以及早期萨特和海德格尔的某些诱力和影响。这一切使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其深刻的传统之上继续发展，从而没有陷人关于物质和自然界的本体论思辨或关于几乎是非历史的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认识论思辨。同时，在我们看来，他成功地避免了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中也并不罕见的人本主义观点的某些片面性。因此，科西克的基本的一个论点是：“人并非生活在两个领域之中，并非以自己的一部分存在生活在历史之中，另一部分则生活在自然界中。人永远是一下子同时既存在于自然界又存在于历史之中。作为历史的，从而也是社会的存在，他使自然界人化，但他又认识和承认自然界是绝对的整体、自满自足的自我原因，以及人化的条件和前提。”[1]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49.科西克并不维护只有精神才具有否定性这一特点的论点。他说，“在物质本身中揭示否定性，即产生新的质和更发达的阶段的力——只有这种物质观才能提供唯物主义地把新东西解释成物质世界的特点的可能性”。（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52）
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把动力引进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的实体，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还原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实际上是现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再生产的方法，是从历史的人所进行的客观实践活动出发说明文化现象和其他现象的方法。因此，对于科西克来说，对于卢卡奇、马尔库塞和一些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等等来说，向我们说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向我们说明人的生存的实质的中心范畴，都是实践范畴。人的实践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客观的东西变形为主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变形为客观的东西，人的实践成了实现人的意图和揭示自然界规律性的‘活动中心’”[1]。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137.
科西克研究了劳动范畴和实践范畴的区别这一重大问题，部分地是继续进行马尔库塞最好的一本小册子，当然还有马克思的手稿和著作所开展的工作。[1]劳动是对象性的活动，是对自然界的改造，同时又是人的能力在自然界中的实现。劳动是人和自然界在其中得以统一的事件过程或活动过程。人在劳动中对象化，从而在劳动中获得对象性，而对象则人化。这同时也就是人的世界的创造过程，而动物只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这样，人的时间问题也同人的对象性活动相联系，科西克从而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世界和时间性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劳动过程向我们显示出时间的渐进性，正如由于劳动的结果，时间的连续显得被压缩或中断一样。“在现今的劳动过程中，过去的劳动的成果在变化着，而对未来的打算在实现着。人的时间的三维性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的维度，是基于作为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劳动之上的。时间的三维性和人的短暂性是基于对象化之上的。没有对象化就没有时间的规定。作为对象性的活动的劳动是时间（时间的规定）和空间（延伸）这些人的存在的基本的维的统一的特殊方式，即人在世界中运动的特殊形式。”[2]
[1]这是指马尔库塞的著作《关于经济学的劳动概念的哲学原理》（ÜberdiephilosophischenGrundlagendesv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Arbeitsbegriffs,1933）。有理由认为，这一著作最好的地方至今未被超过。同时应当指出，科西克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并不仅仅是依靠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科西克是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从《提纲》到《资本论》的思想的联系和连续性，并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给予实质性的哲学说明的少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参见ÜberdiephilosophischenGrundlagendesvirtschaftswissenschaftlichenArbeitsbegriffs,1933,str.161-219）
[2]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09-210.
劳动同时是这样的人的活动，它没有抛弃经济必然性的范围，但它同时在超越这个范围，并在其中创造着人的自由的现实前提。这样，自由也并不是作为不依赖于劳动的自动的领域从必然性的界限中被揭示给人，而是作为必然的前提从劳动中产生。人的活动如果“仅仅由内在的目的性来规定，并且不依赖于自然的必然性或社会的义务，那就不是劳动，而是不依赖于在何种领域实现的自由创造”[1]。同样，如果我们问到劳动和社会现实的创造的关系问题，我们会在劳动中寻找不到任何经济的东西。劳动作为人的现实性在其中形成的对象性活动，是哲学意义上的劳动。与此相反，经济意义上的劳动是财富的特殊历史形式和特殊社会形式的创造者。[2]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14.
[2]参见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016-217。
与此相反，在实践这个概念中，社会的人的现实是作为既定现实的对立物，就是说，是作为创造物，同时又作为人的存在的特殊形式显示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科西克来说，实践这个概念是近代哲学的终点，这种哲学在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的争论中，强调人类的创造物作为本体论的现实的原本性质。“如果实践是人的存在的特殊形式，那么，实践实质上贯穿在人的存在的一切现象之中，因而不仅仅是规定着人的某些方面或特征。实践贯穿着整个的人和在整体上规定着人。”[1]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27.
然而，实践除了包括劳动要素外，还包括人的生存要素，因而不仅包括使自然界改变形状和人化的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且还包括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人的主体的创造，“在这种创造过程中，悲伤、厌恶、害怕、高兴、喜笑、希望等等生存要素，并不是表现为消极的‘感受’，而是表现为争取承认的斗争的一部分，即表现为实现人类自由的过程的一部分”[1]。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29.
从这一切当中可以看出，科西克的基本意图同样地也是力图克服各种二元论和多元论，从而把人的现实理解为辩证的总体。科西克抛弃了那种只会喋喋不休地说一切均互相联系和总体大于部分的庸俗总体观，抛开了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就辩证法的首要点是总体还是矛盾这一问题展开的争论（他正确地强调说，没有矛盾的总体是空洞和静止的总体，而在总体之外的矛盾是形式上的和任意的矛盾）。他首先强调说，“总体不是一切事实的总和。总体是作为构成了的、辩证的总体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和从这个现实中，任何事实（一组事实、大量事实）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1]。矛盾和总体之间、总体中的矛盾和矛盾的总体之间的这种辩证的关系，是使唯物主义的观点区别于结构主义的观点的一个要素。其次，应当把这种总体理解成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基础起决定性作用情况下的总体，而如果不认识人是现实的历史的主体，是实践的人，即创造这种总体，同时又赋予自己形式的实体，那这也还是抽象的说法。[2]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59.
[2]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76.因此，科西克得出结论说，“可见，具体的整体作为认识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我们已几次强调过，与现实的本体论问题相比较，它具有派生性）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它包含如下的要素：对现象的伪具体性，即偶像化的和似是而非的对象性的毁坏，和对现象的真实对象性的认识；其次，对现象（个体的东西和全人类的东西的辩证法在其中以独特方式显示出来）的历史性质的认识；最后，对现象的客观内容和意义，它的客观职能和在社会整体中的历史地位的认识”。（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76）
唯物主义理解的总体是由人的社会生产创造的，而结构主义则认为总体是在自立的结构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因而可以说是“坏的总体”，这种总体只以客体和现成结构的形式存在着，而不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形式存在着。科西克划分出虚假的总体的三种基本形式：空洞的总体，在它里面缺乏反思、缺乏对具体要素的规定和缺乏分析；抽象的总体，它作为封闭的总体而与部分相对立，它不知道产生和发展；坏的总体，在它里面真实的主体被神话化了的主体所取代。[1]
[1]参见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77-78。
科西克认为人完全被卷入关系和情况的历史总体之中。他并且把孤立的个人在这个关系网中的这种活动称作烦。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会导致走向海德格尔，尽管这里怀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变革的企图。因此，在科西克看来，被理解为烦的人，是沉沦在世界中的真正的主体性。对世界的烦的态度，是从人对世界的实际态度中产生的。因此，烦就是：“1.社会的个人在其参与的和功利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关系体系的卷入；2.这个个人的以烦和操心的基本形式出现的活动；3.作为无差异性和无个性出现的活动（烦和操心）主体。”[1]在烦中，人也总是已经处在未来之中，所以，这个范围在烦中在一定意义上是特权化了的。今天没有成为真正的生存，而未来则成了崇拜的偶像。因此，在烦中，人的时代的原本的性质没有被揭示出来。未来本身并不自动地是异化的克服，它可能也是在异化面前的异己的逃避、生活的否定。海德格尔的分析的主要不足之处恰恰在于，他不认识作为人的生存的实践，而正是从实践中产生出真正的暂时性，因而烦和烦的暂时性是实践的派生形式和具体化形式。[2]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86.
[2]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92.科西克还就日常生活的荒谬现象的感觉问题正确地指出，这种反思首先是历史现实使个人陷进去的荒谬现象的后果。
从实践和总体性的观念出发，科西克对艺术问题发表若干颇有意思的评论，并且他主张对艺术作品进行本体论的解释。从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问题来看，基本的问题是：现实一般指的是什么？因为，“诗歌不是比经济低一等的现实，它也是人的现实，虽然是另一种类和另一形式、具有另一使命和另一意义的人的现实。经济并没有直接地或间接地生产出诗歌，但人创造了经济和诗歌这些人类实践的创造物”[1]。如果我们比较强调经济，并不是为了使它具有比其他人类创造物更大的现实性，而是由于实践和劳动在表现和创造人的现实方面的中心意义。但是，任何艺术不仅再现一定的现实，而且同时也艺术地创造一定的现实。艺术作品的这一现实不是先于作品本身或离开作品本身存在着的，而是存在于作品本身之中。“艺术作品是社会现实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是这一现实的建设要素和人的社会-精神生产的表现。借助于研究作品的历史-社会的起源、作用和反响的‘艺术社会学’，或者借助于对传记的或传记-社会的性质进行的历史考察，来认识作品的社会性质和作品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理解艺术作品来说是不够的。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131.
无可争辩，艺术作品是受社会制约的。但是，非批判的考察把这种关系只变成社会现实和艺术的某种联系，从而既歪曲艺术的性质，也歪曲社会现实的性质。社会制约性这一论点默默地假定，社会现实留在作品之外。作品事实上成为某种社会之外的东西，并不构造社会现实，因而对社会现实没有内在的关系。”[1]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148-149.
这样，对于科西克，对于其他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为了在整体上认识人的现实，只需两个基本的具有创造力的手段：哲学和艺术。正因为如此，它们对于人来说具有极其特殊的和决定性的意义，是无法替补、无法替代的。
科西克的所有这些努力，是对一个拜物教化了的哲学世界的意义重大的突破，并且如同任何突破一样，具有言简意赅和常常是格言式的表现形式。在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前所做的种种努力，差不多全都是这种情况，因为新的认识要求获得简练的表现，要求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科西克凭着自己的倾向，感觉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根本领域和意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面向人和历史的倾向。他朝这个方面努力，但并没有陷入片面的人本主义之中，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人本主义把人禁锢在意识的主观性、种族、社会性之中，并使人与宇宙彻底分离。人和自然、自由和决定性、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性，从意识或物质的角度是不能克服的，只有从实践的角度才能克服。“辩证法探究‘物本身’。但这个‘物本身’并不是平常之物，甚至根本不是一个物。哲学研究的‘物本身’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但是，换一说法也一样：人在历史中揭示的世界总体和在世界总体中存在着的人。”[1]
[1]KarelKosik,Dijalektikakonkretnoga,Beograd1967,str.251.
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过，这些努力和结果并不是孤立的。所有那些发生在国内和同际范围内的事情，都不可能不留下反响。从50年代中期开始，在史学中就已经进行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观点的斗争，而60年代在哲学领域更显得活跃和彻底。60年代初已经提出了与马克思主义作为开放的体系有关的新问题，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哲学家都参加了讨论。[1]
[1]捷克和斯洛伐克的许多哲学家参加了所有这些和后来的一些讨论，首先是下列这些哲学家：罗·卡里沃达（R.Kalivoda）、J.茨韦克尔（J.Cvekl）、L.索霍尔（L.Sochor）、J.择勒尼（J.Zelený）、L.诺维（L.Nový）、M.库西（M.Kusý）、M.马霍韦茨（M.Machovec）、J.切尔尼（J.Černy）、J.斯特林卡（J.Strinka）、J.博德纳尔（J.Bodnař）、J.乌赫尔（J.Uher）、M.普鲁哈（M.Prucha）、伊·斯维塔克（J.Sviták）、J.祖姆尔莱（J.Zumr）。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危机，还由于领导人官僚主义的管理和气质而加剧，贬低人的书报检査制度（马克思在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中就曾与之斗争）不仅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激进主义，导致竭力在理论领域使这种局面占上风，而且首先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当中导致总的骚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1967年6月27-29日）是当时对斯大林主义的反抗的成熟过程中的一个意义十分重大的时刻。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建议中，特别是在讨论中，对当时的形势、斯大林主义的管理方法和对待文化的态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们在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拟定社会主义文化的意义时，明确提出，许许多多的思想潜力和创造潜力都被这样的一种制度窒息了。
代表大会在自己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在当今世界中的意义和地位问题，并对这个问题做了如下说明：“如果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人道主义的意义是实现人的复归，保障人的公民地位，充分尊重个性的不可转让性（清除特权的神话）和维护个人对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的尊严，那么，就不能把文化仅仅看作是某种从属的、派生的东西，因为文化和政治具有共同的目的，虽然是在不同的领域，却负有同样的责任。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不是把合乎规范的现成认识编纂成册，而是实现这样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出下述问题和不断寻求下述问题的答案：人的解放，人取得更大的自由的意义是什么？道路是怎样的？
因此，文化是人可以在其中寻求现代人的生存道路的主要领域，是整个社会达到什么水平的主要标准。人类历史的伟大时代，例如整个古希腊罗马文化时期或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仅仅是靠自己的创造精神和自己的文化的价值才活在现代人的意识之中。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一个政治制度的长久非难，莫过于说它缺乏伟大的文化。
社会主义的伟大可能性在于，它可以有意识和有计划地防御文明进步的主要的异化，即防御其非人道的倾向。社会主义文化，从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在创造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的汇集，因而是同人的关系的民主化和取得更大的自由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社会越是理解文化的人道化的意义，越是维护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自由，就越证明和加深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1]
[1]《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中央委员会对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问题的看法的建议》（PrijedlogstavovaCentralnogodboraSavezačehoslovačkihknjiževnikapremanekimpitanjimačehoslovačkekulture,"Pregled",br.10/1968,str.426）。当时的党的领导立即对此做出粗暴的反应，并把若干作家开除出党[克里玛（J.Klíma）、利姆（A.J.Liehm）和瓦丘利克（L.Vaculík）被开除，科霍乌特（P.Kohout）受警告处分，米·昆德拉（M.Kunder）受纪律处分]，而《文学报》则改归文化和新闻部管辖。
所有这些过程，在全党和领导层中必然具有反应。面对上述经济的困难和体制的危机，面对人民当中的不满和来自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日常压力，一批进步的领导成员公开反对当时的管理方法。结果，在1968年1月5日中央委员会的一次意义重大的全会上，诺沃提尼体制垮台了，虽然苏联千方百计阻止事情落到这般地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Dubček）任党的新书记，卢德维格·斯沃博达（L.Svoboda）任共和国的新总统，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真实阶段，这个阶段就其广泛民主的和人道的努力和探求来说，仍然是现代社会主义史上最重要的篇章之一，并将不可磨灭地不仅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的意识之中，而且留在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意识之中。
摆在新领导面前的问题是，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这必须制定新的经济体制，把市场同计划联系起来，使劳动集体拥有更大的影响，使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寻找最适合本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模式等。所有这一切是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获得解决的。毫无疑问，新领导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对这些事情抱有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
党的领导在四月初就向党员提出了新的行动纲领。杜布切克在全会上发表讲话，论述了新的行动纲领，指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重大特征不能仅仅是人事的变动，而且是社会关系、政治领导、党和人民的联系的根本改造，是个人自由的实现等等。杜布切克强调，民主的发展在今后的时期也必须保持自己的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让任何寄生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展起来。同时，他首先强调必须进行深刻的经济改革，虽然他所说的主要是在我们分析锡克的主张时所说的那些范围内进行的经济改革。[1]然而，新领导也明确地拒绝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观点，根据这些观点，社会主义阵营的多数国家时至今日仍然认为，主要的解决办法在于增加物质财富的数量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社会，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反常的、狭隘和自私的，从而是反人道的社会进行经济竞赛。杜布切克强调指出：“今天我们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需要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我们还要有比这更多的东西。社会主义，特别是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应当创造一种当代新的人道主义形式，其他制度尽管在技术上成熟，但也不可能向人类提供这种新的人道主义形式。社会主义应当为人的发展创造比目前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好的条件。因此，如果我们要想取得经济的正常化，我们就不要把这一任务看作是目的自身，而是看作争取人和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的手段。这种正常化应当最终使每一个人的才能能够在生活和工作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科学和艺术在这当中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发展那些与增加生产力和技术革命有关的科学部门，而且要发展那些帮助人寻找与技术革命时代和我们社会的社会主义原则相适应的新生活方式的人文科学和一切艺术。”[2]
[1]为此目的杜布切克指出：“实际、迅速和彻底运用新的领导方法的第一个条件，是在企业范围内建立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在这里我们不妨强调——这也是对提出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各区代表会议提出的意见的答复——我们为经济领导的民主化而斗争的决心。至于企业，我们认为，企业将取得使它能够充分施展其活动的自治权。在企业内部，民主领导机构将执行其职能，厂长和其他经营领导人将对民主领导机构负责。此外，工会组织将在维护工人利益和参加管理监督方面起作用。”（AleksanderDubček,GoveruCentralnomkomitetuKPČehoslovačke1.aprila1968.godine,"Pregled"br.10/1968,str.381-382）
[2]AleksanderDubček,GoveruCentralnomkomitetuKPČehoslovačke1.aprila1968.godine,"Pregled"br.10/1968,str.381-382.
同样，行动纲领首先制定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为这种发展提供条件的政治体制的方针。经过多年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管理之后，经过对公民的充分的新闻自由权利和参与制定社会主义政策的权利的专横限制之后首先强调政治领域，这是毫不奇怪的，虽然许多人当时就已经明白，这还不够。同样，这个纲领还特别强调，保证宪法规定的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法律上保障各种自愿组织和利益联合等等能够根据公民的不同阶层和团体当前的利益和需要建立起来，而不受官僚主义的限制，不容许任何组织拥有垄断的权利。“如果不始终不渝地为一切公民保证由法律手段和宪法加以保障的言论自由，总之保证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就不能保证劳动人民的意见和观点有效地对我国的整个政治发生影响，就不能反抗企图扼杀人们的批评和主动精神的做法。社会主义不能仅仅意味着把劳动人民从剥削的阶级关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了充分确认个性，它还必须提供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对于不再受剥削者阶级的颐指气使的劳动人民，不能专横地以随心所欲的解释去规定什么可以知道，什么不可以知道；什么观点可以公开讲，什么不可以公开讲；什么地方必须尊重舆论，什么地方却不必尊重。”[1]
[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4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通过）》（AkcioniprogramKPČehoslovačke,"Pregled",5.aprila1968,str.391）。
行动纲领特别强调公民的民主权利及其应受保护和免遭各种国家管理机构的侵犯的必要性。为此目的，又特别强调把安全部门改组成为国家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重要性。国家安全部门的目的是反对外部敌人，只要公民与外部敌人的活动没有联系，国家安全部门就不能干涉公民的政治信念、观点和工作；公共部门执行反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任务，执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任务。行动纲领还强调法庭独立于政治机关的十分重要的必要性，强调这样的原则：在诉讼纠纷中，法庭的判决是合法性的根本保障。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有关解决民族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久便导致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的建立）和各种有关青年组织和其他组织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可以略而不谈。可见，党的领导注意的中心是问题的政治方面和经济领导制度。对于直接民主问题，工人管理委员会和社会管理委员会的历史问题，则缺乏任何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这几个月在各种报刊，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文学报》上展开的广泛、热烈和自由的讨论，对上述问题却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亚·克列门特（A.Kliment）、V.克洛科奇卡（V.Klokočka）、V.哈维尔（V.Havel）、伊·克里玛、P.皮特哈尔特（P.Pithart）、A.J.利姆的文章，卢·瓦丘利克的《两千字》，以及伊·斯维塔克、J.施克沃勒茨基（J.Škvorecki）、K.巴尔托舍克（K.Bartošek）等许多人的文章，尤其阐明了他们现实的政治和文化方面，并且进一步揭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的专横与无能，不能通过全体公民的讨论和参与来处理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和关键问题的实质。由于舆论领域在斯大林主义时期确实是最衰落的领域，可以理解，这些讨论的许多参加者都往这个问题上想，并首先在政治多元主义中寻找问题的答案，在他们看来，政治多元主义在传统上和在当时，都是最适合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的。一些人主张两党制，认为这是解决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的办法，另一些人则主张还要扩大政治多元主义。在这场对捷克斯洛伐克来说是历史性的讨论中，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卡·科西克、罗·卡里沃达和R.里赫塔（R.Richta）的思想，因为他们在这一讨论中对上述问题做了最深刻的分析。
科西克首先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政治词语，从而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的轻率，例如，他把捷克人民历史上本民族统治阶层最恶劣最厉害的野蛮行为径直称作“蜕化”。这种称呼不仅表明了对这种形势的一种理解，而且显然也表明了一种评价，一种基本立场。“蜕化”可以来到世界上，同样也就可以从世界上被清除。[1]政治实用主义者有力量把一切砍得同他们自己的水平相齐，即把一切归结为技术、利益和直接效果。由此，他按照操纵、功利主义和控制的模式来思考现实。一切不受操纵和不直接有用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微不足道的和不现实的。政治实用主义者只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和某些种类的危机，面对超出它的眼界的现实便无能为力。他可以试图解决政府危机和经济危机，但在道德危机面前束手无策。而道德危机是民族和人的生存问题。“我们时代的危机首先是为民族生存和人的生存的意义而斗争：我们是否已经堕落到芸芸众生的水平，认为良心、人的尊严、真理和正义的含义、荣誉、庄重、勇敢是猎取虚幻的和现实的舒适生活的道路上无用的累赘，还是我们有能力根据一种人的存在和民族生存的要求，重新掌握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呢？”[2]
[1]参见K.Kosik,DieKriseunsererGegenwart,NachrichtenausderČSSR,Frankfurta.Main1968,str.63。罗·卡里沃达下这样的定义来表述这个问题的实质：“可见，如果可以把一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特定的蜕变，那么，这仅仅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R.Kalivoda,DemokratisierungundkritischesDenken,NachrichtenausderČSSR,str.131）
[2]K.Kosik,DieKriseunsererGegenwart,NachrichtenausderČSSR,Frankfurta.Main1968,str.65.
科西克特别地和正确地指出，在官僚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受打击最甚的正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起政治作用，它甚至与自己最天然的同盟者——知识分子隔绝了。“官僚主义的警察制度首先使工人阶级非政治化。工人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起政治作用。”[1]
[1]K.Kosik,DieKriseunsererGegenwart,NachrichtenausderČSSR,Frankfurta.Main1968,str.66-67.
官僚们夺走了这一作用，他们故弄玄虚地，在意识形态上把自己同整体等同起来，并把自己的垄断地位宣布为阶级的统治。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出版自由、思想自由和新闻自由，就不能起任何政治作用。没有民主的自由，工人就被限制在自己的企业，甚至只是劳动地点的范围之内。工人阶级的坏朋友们竭力对工人说，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只是知识分子这一个阶层独有的事情。“实际上，民主的自由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恰恰是生死攸关的，因为没有民主的自由，工人阶级就不能起自己的历史解放作用。”[1]如果没有新闻报道，工人阶级就不能及时准确地知道国内一般发生了什么事情，工人阶级怎么能够起政治作用呢？如果工人阶级被剥夺了独立地靠自己的头脑来解释这些新闻报道的可能性，它怎么能够履行这一作用呢？
[1]K.Kosik,DieKriseunsererGegenwart,NachrichtenausderČSSR,Frankfurta.Main1968,str.67.
社会主义民主是完整的民主，或者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也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者自治以及社会主义公民的政治民主：没有后者，前者就蜕化”[1]。
[1]K.Kosik,DieKriseunsererGegenwart,NachrichtenausderČSSR,Frankfurta.Main1968,str.69.关于科学技术革命，参见该书第82-83页。
罗·卡里沃达以及其他许多人一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公民的民主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来说，是使其他社会主义纲领和将与共产党一起参加国内社会生活的政党能够存在的前提。
为了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获得进一步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否在于克服一党垄断和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这是对本国社会主义力量的评价问题。但是卡里沃达等许多人都清楚，不能止步于两党制或多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仍然只是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实践和间接民主的水平上。卡里沃达在同一篇文章上强调说：“可是这仍然没有根本解决社会主义民主问题。这是因为各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社会主义议会里的合作，虽然肯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要因素，但这仍然是间接的（代议制的）民主的明显的因素，在这种民主制中，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彻底解决的。把这种因素绝对化在思想上是一种退步，会导致非批判地把议会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因素理想化。”[1]在这个意义上，他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并没有认为解决这个社会主义问题的办法是发展间接的民主，而是认为要发展直接的民主，只有直接的民主才能够促进社会主义自治，促进国家逐渐消亡的前提条件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最终存在着一个由劳动者集体直接领导和管理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的问题，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此刻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却是目前最被人忽视的问题。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工厂自治制度，没有工厂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制度，就不可能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否则，新的经济制度就会变成一种监理人制度，变成技术至上主义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社会主义的内容就会消失殆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与发展直接民主的联系完全是本质的联系”[2]。
[1]R.Kalivoda,DemokratisierungundkritischesDenken,NachrichtenausderČSSR,str.143.
[2]R.Kalivoda,DemokratisierungundkritischesDenken,NachrichtenausderČSSR,str.145.卡里沃达还特别强调指出，南斯拉夫由于考虑到这些因素，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非斯大林化的先锋，这对于推动进一步的非斯大林化过程具有越来越巨大的意义。（DemokratisierungundkritischesDenken,NachrichtenausderČSSR,str.134）这里还应当指出，在整个东方集团中，只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才是在思想开放方面达到如下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近年来发表了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许多著作和论文，并把这种做法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唯一正常和可以理解的做法。在其他国家，尽管个别人赞成并且很关心进行这种对话，但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完全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不同观点必要的交流，这种立场与各种教会及其写有禁书索引、禁忌问题和禁忌人物的教条，乃是一路的货色。
同样，R.里赫塔及其在《红色权利报》七月份的若干号上就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发表过意见的合作的同事们所做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他的分析也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模式、官僚主义局限性以及当局和教条主义的专横进行批判的。为此，他们还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必须把代议制民主形式同更高的形式——自治的民主形式结合起来。他们特别强调现代发达的情报手段的重大作用，强调人民更好地和更及时地了解种种评价和可选择的科学意见，以便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决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们还强调，目前党的工作结构和方法已经过时，不应当再把对各种问题持有自己观点的各个集团看作是应当加以消灭的派别。少数派在党目前的发展中也应当具有成为多数派的可能性。[1]
[1]参见R.里赫塔和合作的同事们的著作：《争取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Zajedannovimodelsocijalizma,"RudéPrávo",10,11,12.jula1968）。R.里赫塔在此之前曾发表了一本叫作《文明在十字路口》（Civilazucijanaraskršću,Prag1966）的书也颇值得注意，此书也是他同一个创作集体写的，其中我们可以指出下列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作者：J.茨韦克尔、J.杜布斯卡（J.Dubská）、J.赫尔马赫（J.Hermach）、M.普鲁哈、M.斯沃博达、J.欣德拉日（J.Šindelár）。可惜，在国家被占领之后，里赫塔没有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讨论十分热烈。在当代社会主义中纯属封建残余的书报检查制被取消了。共产党通过自我批评和打算实现“具有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决心把宣言变成行动，把全体人民动员起来。在迄今的社会主义发展中，人民和共产党达到如此的团结一致的时刻是罕见的，人民为了争取一种新的生活，为了消除束缚人的一切精力的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统治的所有无聊烦闷、沉重痛苦、不堪忍受和非人的方面而表现出如此高昂的热情的时刻是罕见的。完全可以理解，在挣脱迄今一切框框的束缚的热潮中，差不多一切禁忌都被扫除了，任何特权人物和特权民族都不可能免受批评了。
所有这一切，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各国法定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相比是过于标新立异了。于是首先是零星的警告和干预，接着是信函往来，然后是代表团来访，召开会议，举行磋商。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改变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坚持走自己的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当时全世界已经以为，问题原则上已获得解决，最低限度的逻辑结果至少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和可能性之中，那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和党在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内部发展事务。可是正是在这个时候，1968年8月21日的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和极其惨痛的行动，它不仅伤害了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感情和理智，而且伤害了所有那些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人的问题的人，甚至其他许许多多至少知道什么叫作民族主权的人的感情和理智。替这种入侵所做的种种辩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统统是不折不扣的借口和臆造。这一行动只是表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们害怕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发展和没有能力接受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对话。它同时表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想放弃自己要充当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仲裁人的奢望。但是，由于下述原因，他们又无权这样做。第一，从原则上说，任何人都没有充当某一思想以及实现这一思想的唯一和最好的解释者的特权。第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过去至少犯了两次根本性历史错误：第一次是他们容许了非社会主义的和反人道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他们为此使许多最优秀的人民儿女付出了生命，使千百万人付出了牺牲，同时却把斯大林主义颂扬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最大成就；第二次是他们专横地和粗暴地，但同时又是彻头彻尾错误地指责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抛弃社会主义，甚至最后指责他们成了法西斯分子，宣布自治和工人委员会的思想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这两次他们已经被迫正式承认自己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最近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次，历史也将不会对他们做出与此不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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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马克思主义在波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在波兰
奥斯卡·兰格
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亚当·沙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如同在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在物质方面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苏联及其某些变化的密切依赖。然而，要想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波兰的发展的一些特殊现象，至少还应当注意若干情况。波兰人在自己世世代代苦难重重的民族历史上，曾经由于德国封建主义和俄国专制主义的瓜分而四分五裂，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是实现他们世世代代谋求民族自由发展这一正当愿望的办法。因此，他们在战后的发展中的主导思想，也依然是寻求波兰进入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应当指出，波兰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在马克思主义领域，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曾经具有意义重大的传统。他们许多科学工作者和整个的学派曾具有超出本民族范围的那种意义。在两次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较差，但应当把这一情况同这样的一个事实联系起来看，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当时处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之下。当时，共产党是非法的。在这种条件下，那些从事地下活动的人很难在理论方面有所贡献。此外，波兰共产党恰恰遭受了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极其可怕的打击，在对最优秀的革命干部实行大清算的过程中，波兰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尤·连斯基〔J.Lenski〕、阿·瓦尔斯基〔A.Warski〕、维拉·柯斯特舍娃〔WeraKostrzewa〕等）丧失了生命，共产党情报局把波兰共产党解散了。
德国法西斯很快就占领了大部分的波兰领土，波兰又重新被瓜分。一部分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迁居苏联，另一部分则留在沦陷区，坚持地下活动，组织小股的游击队和游击行动。瓦·哥穆尔卡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战后的各种可能性的界限内力图坚持认为波兰形势具有一定的特点，从而力图避免完全屈从斯大林的模式。
然而，许许多多的情况阻碍了它获得某种较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发展。首先，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波兰不是自己解放自己的。其次，存在着只有一条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僵化的非辩证的斯大林主义观念，而且许多领导人物都支持这种观念。最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利，这不容许它实行某种广泛的政治思想谋略。这一切说明，在斯大林主义的压力下，波兰人不可能实行他们本可以实行的真正的独创的发展。斯大林由于要排斥异己，甚至对一些像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也存有戒心。特别是在情报局施加压力，企图迫使南斯拉夫党的领导屈从苏联的观念未能得逞之后，波兰出现了完全屈从苏联的观念和政策的情况。哥穆尔卡1948年就被撤离党的书记职位，1949年底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51年被捕入狱。
于是，用不折不扣的马基雅弗利的方法推行与马克思主义完全相违背的主张的做法又重新出现了，而且此时在苏联国境之外也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这只能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无须特别指出，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具有灾难性的后果。也无须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尤其是以言论自由为必要生存条件的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在二十大以后等待到了虽然是不彻底的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开始自己的发展的新阶段。在差不多是全体人民的压力下，发生了1956年波兰十月事件。哥穆尔卡重新领导党，当时的波兰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委员也为此出了力。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如国家和官僚主义问题、对经济生活实行官僚主义行政中央集权管理问题、工人委员会问题，直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理论问题，都提到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日程上来了，虽然依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苏联。
社会主义关系的结构问题，以及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问题，自然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在这一经济领域，在这一最新时期。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1904-1965）是最著名的人物，他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完成了法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他由于自己所持的社会主义观念而不能在大学里工作，便赴美国，在那里熟悉了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兰格当时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L.米塞斯〔L.Mises〕、F.A.哈耶克〔F.A.Hayek〕）和社会主义者M.多布〔M.Dobb〕、莱希特尔〔O.Leichter〕等人之间开展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理的经济核算的可能性的辩论。
战后，兰格成了主要的波兰经济学家，他同C.博勃罗夫斯基（C.Bobrowski）领导了1956年底由政府设立的经济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兰格试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行他自己的某些经济学主张，同时运用近几十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最新的经济分析方法、经济计量、程序设计等等。[1]
[1]兰格写了这方面的几本著作：《经济计量导论》（Uvoduekonometriju,1948）、《统计学理论》（Teorijastatistike,1952），他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这些方法是功劳卓著的。他在《政治经济学》第一卷（PolitičkaekonomijaI,1959）中表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的基本观点。
早在1957年，他在一次关于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座中提出了波兰模式问题。他认为，这个模式必须是从自身的经验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从上面”发布命令规定的，其特点之一必须是集中的经济计划同尽可能深广的分权管理相结合。他认为，这一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管理必须依靠在集中的计划范围内进行的工人自治和合作社自治。[1]关于价格形成问题，兰格当时提出一种看法，认为价格必须符合价值规律，但又必须主要由国家来规定。[2]
[1]参见O.Lange,ÜbereinigeProblemedespolnischenWegeszumSozialismus,Warschau1957,str.22,23。另一个重要的波兰经济学家W.布鲁斯在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W.Brus,Modelisocijalističkeprivrede,1961）和K.拉斯基在其《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论纲要》（K.Laski,Nacrtteorijesocijalističkereprodukcije,1965）中，也很重视这个问题。
[2]参见O.Lange,ÜbereinigeProblemedespolnischenWegeszumSozialismus,Warschau1957,str.26。虽然兰格后来也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出现的畸变现象不能简单地用“个人崇拜”加以解释，他在上述一次讲课后回答一个问题时解释说，这些畸变现象只发生在上层建筑（参见O.Lange,ÜbereinigeProblemedespolnischenWegeszumSozialismus,Warschau1957,str.31）。这种解释根本不能令人满意。
兰格在许多文章和讨论中发表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当代世界问题的看法，这些文章后来汇编成一本论述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书。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这个矛盾与阶级利益无关，因而不具有对抗性质；因此，今后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由于掌握了经济规律（一般的和特殊的经济规律），矛盾将走的是一条平坦道路。
社会主义本身有四种规律性。首先是适用于一切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般规律（生产和再生产规律）。其次是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是由新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生产规律是创造利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满足人的需求。再次，一定的生产关系决定人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的种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的规律是垄断和竞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计划。“在这方面我们打算不谈计划的方法，不谈是否应当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实行中央集权制还是非中央集权制，我们仅仅肯定这样的事实：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要求由社会主义社会对经济过程进行自觉的、有目的的管理，并在这个意义上决定着计划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经济规律没有自发的性质，而是被自觉地运用于为人的目的服务的原因。”[1]除了这些规律之外，兰格还指出，价值规律和货币流通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从几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中，以及从分配的方式中产生的。[2]
[1]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24.
[2]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24.兰格举出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和公社所有制。他还认为工会也可拥有生产资料。（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25）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两个基本形式是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等），生产资料的管理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它必须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它必须具有自决的权利。出此可以看出，两种极端都会危害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一种极端是，如果缺乏维护公众利益的原则，就会导致对社会持不负责任态度的纯集团所有制的产生。兰格把这称为无政府工团主义的蜕化。第二种极端“是工人在企业内缺乏有效的自决权，我称之为官僚主义的蜕化。在这种场合，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是虚拟的，因为劳动者对这些生产资料的使用几乎没有直接的影响。这种状况会带来的危险是产生新的一种生产者与产品相异化（我们姑且使用马克思的一个著名术语）”[1]。
[1]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28.
兰格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重大特征，社会主义的实现就形式来说在不同的国家是千变万化的。兰格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的最初阶段，从集团所有制对共同体的利益的关系来考虑，以及从中央集权管理对劳动者的自决的关系来考虑，出现某些畸变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如果一开始就要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或非中央集权制之间进行抉择，兰格认为，“革命过程要求国家集中支配经济辅助资料。由此产生集中计划和管理的必然性。我认为，这适用于任何社会主义革命”[1]。
[1]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31.
在这个时期，经济上的动力由对工人阶级进行的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号召，爱国主义和社舍主义觉悟的号召所代替。在这些场合，经济是高度政治化的经济，这种经济可以称之为特殊的战时经济。它的存在具有特定和必要的界限。这些方法是不灵活的，因而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昂贵的官僚机构的建立，这又越发使生产难以适应居民的需求。兰格认为，从这些行政管理方法向以运用经济规律为基础的新体制过渡，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结束，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行使职能的开始。他并不认为这是过渡时期问题唯一的一个方面，但无论如何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1]
[1]参见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33。
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同意这些说得如此绝对的观点，但社会主义各国迄今的发展情况基本上已经显示了这种发展情景则是事实，唯一要补充的是，几乎在所有场合，这种发展都极大地加强了官僚国家主义势力，并扼杀了许许多多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而这仅仅是指出，早在这一阶段就已经必须采取某些重大措施，以纠正这种行政体制了。关于这些纠正措施，我们在其他一些章节还将谈到。此外，我们同意另一个通常不乐意做出，但对社会主义以往过程的客观的考察和分析必然会证实的论断。兰格继续说道：“在研究这个时期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因素：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是很弱小的。我觉得，首先，工人阶级弱小，就会使官僚国家机关获得过大的意义，并且会使‘个人崇拜’这种现象得以产生。国家机关充当了工人阶级自发的积极性的代用品。”[1]
[1]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33.在第44-45页上他还列举出苏联发展中的一些一般公认的和有助于理解这一现象的因素（工人阶级的革命老干部在国内战争中的消失，缺乏党内民主和工会民主，缺乏公众的监督等等）。
但是，这些中央集权的方法导致了迅速的工业化，造就了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最后导致了要求改变管理的方法。兰格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也正在于此，因为在这一场合，既然没有统治的阶级，也就没有对这些措施的原则性的抗拒。可能有某些集团或阶层坚持用旧的方法进行管理，但它们不会强大到能够阻止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改革。应当立即指出，这些阶层的反抗比兰格所说的要强大得多，一个强大的国家和党的官僚阶层的意识结构和利益结构可能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比兰格所说的要更多地近似阶级的特征。这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出现一些完全非社会主义的行动，存在着对社会民主化和舆论民主化（在这当中，工人自治从基层到上层的发展是这整个过程的重大问题）的强烈反抗。
兰格认为，这些主要经济职能非中央集权化的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形式出现。兰格在谈到计划时，主张积极的计划，这种计划必须包含两类资料：“第一，国民收入在消费与积累之间的分配；第二，各经济部门的投资分配。”[1]
[1]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35.
兰格考察计划过程中提出的某些问题时强调说，在资本主义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计划，即超出一个企业的合理化的狭窄界限，协调各个企业的活动，例如有托拉斯和卡特尔，直至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经济干预。然而，与社会主义的计划工作不同，这些计划工作不能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资本主义那里，除了生产力之外，只继承了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合理化的方法论，特别是核算和簿记，以及经济节约原则的思想本身。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但对于实现生产和分配的社会合理性来说是不够的。[1]
[1]参见O.Lange,Entwicklungstendenzendermodernen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Wien1964,str.56。兰格特别论述了与计划工作有关的专门方法，如编制平衡表，进出口分析（详细论述可见上述提到的他的几本书）。
兰格在自己的著作中还分析研究了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看到它们的地位的特殊性，看到它们不可能走以往古典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也不能按照社会主义各国到目前为止已有的模式发展。他把这第三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类型称作“民族革命的类型”，并认为这一类型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有某些类似之处（国家的强大作用、国有化、土地改革、计划化）。
兰格还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人阶级的贫困化问题的立场。这显然是由于直至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里依然流行着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点。兰格指出，这种观点是荒谬的，并明确主张用相对贫困化加以解释，强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起作用的是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的内在趋势，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必然不断地反抗这种趋势。
正如我们看到的，兰格对当代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持坦率态度的。他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观点和探讨，遵循两个方针：第一，坚持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经济规律的作用和运用最新的经济分析和数学分析方法，以此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得最大的效果；第二，主张实行部分的分权，灵活的总计划和发展工人自治，以避免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化和由此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然而，这些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主张，他没有始终如一地贯彻到底。
在哲学家当中有一个人，他与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行了最深刻的决裂，他把自己的全部才能，都用来砸碎窒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和辩证思想的教条主义坚硬积层。这个人就是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1927-2009）。他的文章和评论所论述的问题，基本上是继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之后必然产生的一些中心问题：马克思主义问题、人的问题、历史问题。科拉科夫斯基任教于华沙大学，他由于自己敏锐的思维、无畏的精神和清新的风格而很快成为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深受波兰青年的珍重，但又备受党的官僚的攻击。
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涉及的方面很多，我们打算只谈谈其中若干最重要的方面。此外，我们也不打算谈论他的论点和看法当中哪些是论据充分的，因为科拉科夫斯基常常竭力把某些观点推到极端，用这种办法使问题变得尖锐。但是，如果一个上述的意识形态体系在一个历史性时刻崩溃了，那是不能把寻求新的道路和新的解决办法看作是不流血的直线的过程的。
完全可以理解，科拉科夫斯基在目前围绕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激烈论战中主张一种“理智的马克思主义”，即主张一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恰恰被斯大林主义化和教条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变种完全抛弃和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把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说成是“制度的而不是理智的现象”[1]，根据这种概念，例如黑格尔这个人，在1945年可以被说成是德国的沙文主义者和战争辩护士，而在1954年又可以被说成是伟大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家。从“理智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事情便有些不同，就是说，对于斯多噶派的哲学或密茨凯维奇（A.Mickiewicz）的诗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有一种唯一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然，这里可以用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一般规则，但得出的结论必然各不相同，因为，如果以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可以充当对数表，从已知的许多相同的资料就总可以像用计算机一样得出意义相同的结果”[2]，那是极其错误的。因此，科拉科夫斯基反对划分出维护教条纯洁性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而主张划分出人道主义的左派和人道主义的右派。在精神科学方面的理智的左派是指这样的人，他们的表现是：思维的彻底的理性主义、坚决反对科学中的任何神话、极端的批判主义、不相信臆想的教条和封闭的体系和要求直言不讳。这暗示决心修正已往接受的论点和理论，对其他学术观点采取宽容态度，同时决心向任何非理性主义宣战。持有这种立场，就能够接受马克思的一切伟大的主张，而又能够看到马克思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所做的预言，是有错误的。[3]
[1]L.Kolakowski,AktuellerundnichtaktuellerBegriffdesMarxismus,inDerMenschohneAlternative,München1967,str.15.
[2]L.Kolakowski,AktuellerundnichtaktuellerBegriffdesMarxismus,inDerMenschohneAlternative,München1967,str.17.
[3]参见L.Kolakowski,AktuellerundnichtaktuellerBegriffdesMarxismus,inDerMenschohneAlternative,München1967,str.19-20。
在这种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可以全盘接受或全盘拋弃的任何教条，不可能是任何包罗万象的体系，而是对世界进行最一般的观察时活的哲学启示，是在人类的社会理智和社会意识中继续发挥作用和活动着的冲动力。
根据这些研究分析，科拉科夫斯基反对官方对意识形态概念所做的理解。在他看来，意识形态是某一社会集团用以调整价值观念的观点的总和，那些价值观念既是其神秘化了的利益意识，又是其活动的反映。换言之，在科拉科夫斯基看来，“意识形态的社会职能在于加强使集团能够有效地活动所必需的价值观的信念”[1]。所以，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的区别，不是非真理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社会职能不同，而不在于它们的真理性。同样，这也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无非是由非真理的论点组成的，因此也不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承认根本不是纯粹的理智行动，而是为了某种社会活动的目的所做的实用主义的确认。神话和空想也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理想也是空想，而这又根本不是说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2]
[1]L.Kolakowski,AktuellerundnichtaktuellerBegriffdesMarxismus,inDerMenschohneAlternative,München1967,str.22.
[2]参见L.Kolakowski,AktuellerundnichtaktuellerBegriffdesMarxismus,inDerMenschohneAlternative,München1967,str.22-23。
当我们说社会主义理想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时，我们并不认为必须把它抛弃。“但是，相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就像一条物理定律一样可以得到无可辩驳的证明，那是天真幼稚的”[1]，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绝对可以得到科学的预见，那确实是意识形态的信仰行为。
[1]L.Kolakowski,AktuellerundnichtaktuellerBegriffdesMarxismus,inDerMenschohneAlternative,München1967,str.36.
这种看法是以科拉科夫斯基的这种观点为基础的：在精神科学中，特别是在哲学和社会学中，基本概念连同表述这些基本概念的论点，从来不具相同的意义。由此同时可以看出，规定不允许怀疑真理的某一领域，那是轻率和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会导致在科学中建立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垄断。要是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词充当施加压力和进行恫吓的手段，而学术争论则为行政压服所取代。[1]
[1]L.Kolakowski,DieIntellektuellenunddiekommunistischeBewegung,DerMenschohneAlternative,str.47.
在这里，科拉科夫斯基还看到一种斯大林主义行为的实质，这种行为的特征是只规定一种选择，而这恰恰使人无法进行任何讨论和选择，并总是造成这种局面：进行批评，客观上就是同资本主义相呼应。“斯大林主义总是硬说进行批评就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从而使任何社会批评成为不可能。”[1]
[1]L.Kolakowski,VeramtwortungundGeschichte,DerMenschohneAlternative,str.64.
斯大林主义实质上是一个政治宗派的生命形式。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是这样的党，它不再被看作是某一历史运动的工具，它成了与生产出它的那些社会力量相对立的自我目的。斯大林主义在它自己与其他世界之间划定的界限不知道有任何过渡，也不知道有任何过渡阶段。在它看来，唯一重要的是由斯大林主义这一封闭体系的生存所确立的东西。于是世界分化为万恶的世界和得救的世界，分化为魔鬼之国和上帝之国，社会生活的每一部分都永久烙上其中之一的属性的标志。斯大林主义不容许任何抉择，而是要求非此即彼：或者是完全拒绝，或者是完全屈服。于是，斯大林主义时代的重大标志就是“把只有一种抉择的刻板公式强加给社会一切领域的人类现实”[1]。
[1]L.Kolakowski,VeramtwortungundGeschichte,DerMenschohneAlternative,str.67.
科拉科夫斯基必然同所有那些大致相同地经历过现代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的问题和悲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斯大林主义完全无视和漫画式地歪曲了的那部分马克思思想上。他写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的文章，探讨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观点的哲学源泉，结果在本国到处引起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的十分热烈的辩论，同时也遭到激烈的反对。[1]
[1]他受到亚·沙夫的尖锐攻击，其他一些波兰哲学家也表示同他的观点划清界限。
从马克思的基本范畴——实践范畴出发，科拉科夫斯基指出，通常把认识解释成是现实的反映，这种解释本身是与马克思的观点相左的。人并不是与自然界本身相对立的，而是与人自身用构成自身历史的那种自发努力所建成的自然界相对立。“正是这种克服现实的混乱的努力，不仅决定着人的历史，而且也决定着作为人的需求对象的自然界的历史——而我们只有在这种形式中才能理解自然界。”[1]
[1]L.Kolakowski,KarlMarxiklasičnadefinicijaistine,Filozofskieseji,Beograd1964,str.209.
一个绝对独立的现实的图像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是人的形象。科拉科夫斯基抛弃了从不可知论角度对问题的一般提法，同时始终不渝地做出结论说：“从马克思的观点看，很难想象‘纯粹的’、最一般的和非历史的认识理论的长久可能性，就是说，很难想象可以从人的存在的一般特点和普遍特点的角度探究人的认识可能性，或者说很难想象可以在人的不可改变的组成部分中探究人的自然界；认识只有作为历史才能得到检验，因而它不是在自身的普遍性中得到分析的，而是在我们变化时达到的东西中得到分析，在对我们已知的历史的依赖中，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依赖中得到分析，在对人们与自然界接触的可变因素的依赖中，对社会冲突和社会各阶层的依赖中得到分析。”[1]
[1]L.Kolakowski,KarlMarxiklasičnadefinicijaistine,Filozofskieseji,Beograd1964,str.213-214.
所以，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看作是这样的一种主张，它坚持认为现实绝对可以摆脱任何人的系数而得到认识，那么我们可以说不可能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人作为认识的存在物，作为整体的人的一部分，不可能被理解成别的什么东西，而只能被理解成人的种种需求与这些需求的对象的经常对话的职能。这种对话“被称为劳动，它一视同仁地创造着人的种类及其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原因，人只有在自己的人化了的形式中才能认识这一外部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整个宇宙中，将找不到任何一个这样深的井，人在井上俯视时看不见井底里自己的面貌”[1]。
[1]L.Kolakowski,KarlMarxiklasičnadefinicijaistine,Filozofskieseji,Beograd1964,str.231.
在当代世界所有这些矛盾和反常状况中，人的问题也引起科拉科夫斯基的特别注意。科拉科夫斯基提出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的问题，其出发前提是：只有个人才是道德法庭的对象，其他的一切则是历史法庭的对象。真正的社会责任是每一个单个的人要完全承担的伦理责任。“任何人都不能摆脱积极的或消极的责任，因而他的行为只是某一特定历史过程的片断。军人要对他奉自己长官的命令所犯下的暴行承担道德方面的责任，而个人更多地要对自己似乎是或实际是按无名的历史的命令所做出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我们主张个人应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和对历史过程的毫无道德承担全部的责任。”[1]正因为这些理由，特别是在谈到为新的人类而斗争的问题时，科拉科夫斯基激烈地谴责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喊着目的使手段神圣的口号犯下的不道德的残暴的罪行。即使共产党人使用这种方法，他们也是残暴者。他们因此可以维持政权，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权是靠恐怖和谎言维持的，而不是靠建设共产主义维持的。“就是说，共产主义这个概念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和增加福利，而且还包括生活的其他珍宝和价值——理应作为目的本身而不只是手段的价值。”[2]共产主义又是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的完善、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伦理情感的发扬，而这一切又在互相渗透，甚至互为手段。“这样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使手段神圣的目的，因而可以很容易发现，靠采取政治措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陷人谎言和恐怖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的。”[3]
[1]L.Kolakowski,VerantwortungundGeschichte,str.108.他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接着又写道：“军人执行自己长官的一项错误命令，一项从战争技术角度看来是错误的命令，他对战斗的失败不承担责任。军人奉命参与大规模屠杀和平居民，则应承担屠杀人民的责任。”（VerantwortungundGeschichte,str.109）
[2]L.Kolakowski,VonderRichtigkeitderMarxime"DerZweckheiligtdieMittel",DerMenschohneAlternative,str.205.
[3]L.Kolakowski,VonderRichtigkeitderMarxime"DerZweckheiligtdieMittel",DerMenschohneAlternative,str.207.
我们列举科拉科夫斯基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若干基本的担心，从中看到，科拉科夫斯基既具有理智洞察力，又具有无法轻易忘记对斯大林主义的惨痛经验和无法忽视当今世界其他不道德行为的道德素质，因而主张奉行“弄臣”（dvorskaluda）的哲学，他自己在一篇论述现代思想的神学遗产的文章中就是这样写的。[1]而这意味着主张对任何绝对都采取消极的警偈的立场，设计这样的一种“世界幻象，这种幻象向我们提供一种我们人的活动中性质迥然相异的因素的复杂配合的前景：善良亲切而又不万事宽容，勇敢无畏而又不狂热莽撞，聪慧多智而又不优柔寡断，满怀希望而又不易受迷惑”[2]，在这当中，所有其他哲学思维的成果对他来说都不大重要。科拉科夫斯基由于自己所进行的批判的、敏锐的、思想和风格清新的哲学活动，很快就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流派的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这个流派，从马克思主义的意旨和实践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方面和批判方面最感兴趣。
[1]科拉科夫斯基曾以牧师和弄臣为例阐释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他的眼中，牧师是绝对和教条的捍卫者，而弄臣则能够在不同的极端思想之间转换，能够发现终极事物背后的非终极性。因此，他声称自己赞成弄臣哲学，实际上他在倡导一种彻底的反对教条主义立场。（参见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姜海波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页[“一、牧师与弄臣”]。——译者注）
[2]L.Kolakowski,Oteološkomnasljeduusavremenommišljenju,Filozofskieseji,str.59.关于科拉科夫斯基的研究，参见GesineSchwan,LeszkeKolakowski,Stuttgart1971。
波兰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亚当·沙夫（AdamSchaff,1913-2006）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和哲学方向。他生于利沃夫，起初在利沃夫和巴黎研究法学和经济学，后来在波兰和苏联研究哲学。可以肯定，波兰的语言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重要传统以及当时马克思主义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首先使亚·沙夫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一领域。著名的利沃夫-华沙学派的代表人物K.特瓦尔多夫斯基（K.Twardowski）、卡·艾杜凯维奇（K.Ajdukiewicz）、T.科塔尔宾斯基（T.Kotarbiński）、扬·卢卡谢维奇（J.Lukasiewicz）、A.塔尔斯基（A.Tarski）、W.维特维茨基（W.Witwicki）、T.切佐夫斯基（T.Czezowski）、S.列斯尼也夫斯基（S.Leśniewski）、L.赫维斯迭克（L.Chwistek）和其他许多人都是一些这样的思想家，他们由于自己在逻辑学和语义学领域进行的探索研究而具有国际意义。因此，可以理解，他们对战后波兰哲学的研究方向也部分地发生影响。[1]
[1]参见Z.A.Jordan,PhilosophyandIdeology（ThedevelopmentofPhilosophyandMarxism-LeninisminPolandsincetheSecondWorldWar）,Dordrecht1963。以及由此书简编而成的教材：MarxistischerRevisionismusinPolen,Marxismusstudien,FünfteFolge,Tübingen1968。
官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产阶级哲学的这些方向基本上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从沙夫的第一本著名著作《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理论的一些问题》（1951年）中可以看出。他在这一著作中并没有克服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些问题通常采取的研究方法，虽然从他所使用的批判材料和他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们进行的争论来看，他显示出不同于与苏联类似的那种做法的水平。
波兰十月事件之后的上述情况，文化科学领域全面发展的时期，也对沙夫的主张，最后也对他的研究方向发生影响，因为沙夫对种种问题采取直言不讳的坦率的态度，不可能滞留在迄今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狭窄范围之内。虽然他在1959年底还激烈批判科拉科夫斯基关于青年马克思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地观察当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观点，但是他这几年就已经在出版他在语义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而时至今日，这一领域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很不注意研究的领域。
在《语义学引论》（1960年）一书中，他坚持首先克服和抛弃马克思主义者至今一直使用的具有严重意识形态的和虚无主义的性质而没有哲学和科学性质的批判方法。[1]在报道A.科尔兹普斯基（A.Korzybski）关于现代逻辑学、语义哲学和一般语义学的基本问题的著作吋，沙夫竭力排除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存在的一系列误解和错误评价，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中基本上尚未解决的丰富的问题。[2]如果说他在这一著作中对一般语义学，特别是对把社会问题归结为语义错乱的观点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论述意识形态和刻板模式时已经得出结论说，语言也参与人的行为方式，因而“当人也利用相应的语言辅助手段时，语言也能够并必然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3]。
[1]沙夫在《语义学引论》中是这样表述的：“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曾盛行这样的一种观点：批评的党性等于揭露和消灭对方，任何探讨和承认对方某些思想有正确之处，等于那种歪曲了分析和采取学究态度的‘客观主义’〔……〕如果这一切根本没有许许多多深刻的误解，没有许许多多原则的误解，问题最终是会十分清楚的，而医治这种虚无主义疾病的药剂是会十分容易找到的。这是因为，如果认为，一个作者在某一著作中有了不正确的观点，他的全部正确的观点就都可以被抹杀，那么，这种看法是以把科学的发展看作直线的发展的特殊观点为基础的，而在这种直线发展中，这一种理论体系代表着纯粹的真理，另一种则代表着纯粹的谬误。这完全是荒谬的，只要同现实稍为对症一下，就会不攻自破。由此可见，神话甚至在科学的发展中也会起某种作用。”（A.Šaf,Uvodusemantiku,Beograd1965,str.64-65）
[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研究的必要性》一文也论述了这一点。参见A.Schaff,EssaysüberdiePhilosophiederSprache,Wien,Frankfurt,Zürich1968。
[3]A.Schaff,DieSpracheunddasmenschlicheHandeln,EssaysüberdiePhil.derSprache,str.116.也可以参见SpracheundErkenntnis,Wien1964。
沙夫在评论逻辑语义学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时，首先承认它“突出了语言问题的巨大意义，但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错误：把当代哲学中心问题之一的语言问题，正如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的那样，说成是主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问题；此外，这个问题被归结为形式问题，首先是句法结构问题”[1]。沙夫同意这样的一种观点：每一科学部门可以自由地缩小自己的研究领域；与此同时，他责难逻辑语义学的代表人物把自己的观点变成绝对物。“那些研究语义学的逻辑学家们几乎完全忽视语言的整个社会学和认识论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对哲学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
[1]A.Šaf,Uvodusemantiku,str.106.
[2]A.Šaf,Uvodusemantiku,str.107.
沙夫回顾了约定论，对先验的和自然主义的约定论做了批判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把那些使马克思的人的观念区别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的人的观念的因素引进这个问题。无论从种系发生学还是从个体发生学方面去考察人，人都是社会的产物。“正如在‘机体的相同性’中没有任何神秘莫测的东西一样，在‘意识的相同性’或‘精神的相同性’中也没有任何神秘莫测的东西。这种相同性（它给个体的差异留有广阔的余地）完全是自然的和正常的，是由于社会的培育，由于首先是通过语言这一媒介把社会的种种历史成果继承下来而获得的。这两个因素相同地作用于社会的所有成员。由此，人们创造了‘意识的相同性’，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粉碎了关于‘绝对孤立的’个人的种种神话，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在这里，为了说明约定的过程，完全没有必要引进任何神秘的先验的因素。事情可以完全自然地，但不是自然主义地得到说明。它可以社会地得到说明。”[1]这样，沙夫正确地认为，先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以及一种极其庸俗的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观念，是可以避免的。
[1]A.Šaf,Uvodusemantiku,str.127.
沙夫分析了“符号”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的符号类型学，同时特别注意语义学最重要的问题——“意义”问题。他回顾了许多人在新哲学中企图解决这个问题（査·凯·奥格登〔C.K.Ogden〕、I.A.理查兹〔I.A.Richards〕、艾·胡塞尔〔E.Husserl〕、T.科塔尔宾斯基、A.加尔丁讷〔A.Gardiner〕、路·维特根施坦〔L.Wittgenstein〕），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他的看法，在概念与意义之间并无重大差异[1]，他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之后，提出如下结论：“1.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概念和意义是具有不同内容的不同范畴的论点，因为那些似乎可以证明这种论点的论据并不真实，而坚持这种论点，就会转到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2.与此相反，应当承认概念和意义在内容上是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我们借助于它们从互相密不可分而又互不相同的角度去理解这同一个认识过程；在这一场合是从思维过程的角度，而在另一场合是从语言过程的角度。3.意义和概念之间似乎出现的内容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是普通概念和科学概念之间、科学术语的意义和普通表述的意义之间的差异。4.为了避免误解和逻辑错误，应当在内容方面区别出：除了由认识要素之外还由感情等要素组成的整个心理活动；普通表述的概念和意义；科学术语的科学概念和意义，这些术语像普通术语一样，是在整个心理过程上完成的特殊抽象的结果，并正因为如此是可以互相沟通的。”[2]
[1]“在理论上可以有两种解决办法：或者是词义和概念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两者之间可以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或者是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考察的和同整个认识过程相联系的同一个现象。有些著作，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通常持第一种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是基于故弄玄虚之上的。我个人维护第二种观点；我在这一节中打算考察一下我所维护的这种观点。”（A.Šaf,Uvodusemantiku,str.212）
[2]A.Šaf,Uvodusemantiku,str.224.
沙夫在一部论述语言和认识的著作中也继续谈论这个问题当中的某些问题。他论述了自己关于思维和语言在认识和交流过程中是不可分的整体的论点，广泛地概述了这一问题的历史，他首先反对了艾杜凯维奇、卡西尔（E.Cassier）、卡尔纳普（R.Carnap）所持的语言创造了世界和现实的景象这一观点。沙夫坚持反映论是基本的认识论立场，同时力图用实践的理论去充实它。尽管这是一种不彻底的立场，正如我们有机会在各种场合所指出的那样，沙夫仍然能够用这种方法较为灵活地理解问题，并促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沙夫没有坚持做这样的二者择一：或者——语言创造现实的景象，或者——客观现实的反映。既然反映总是包含一定的主观要素，言语也就在某种适中的意义上说“创造”现实的景象。客观现实的反映和主观“创造”景象，两者在认识过程中并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补充，并构成整体。这就是说，“语言是对现实的特殊类型的反映，语言从自己方面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我们的现实的景象的创造者。而这固然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世界的发音，至少到一定的阶段上不仅是个人经验的职能，而且是社会经验的职能，这一职能是通过教育，首先是通过语言转达给个人的”[1]。无论如何应当强调指出，沙夫常常并不满足于对认识的主观性论点做庸俗的图解式的说明，因为这种说明会把主观性归结为知觉器官的特性。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人及其实践的观念出发，事情要复杂得多。这样，认识以一切历史形态的人的实践为前提，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又以人的投射为前提。因此，人认识什么和怎样认识，这不仅取决于现实的结构，而且也取决于在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中积累起来的和人拥有的实践的种类，取决于人进人认识过程时的知识和经验的蕴积。”[2]
[1]A.Schaff,SpracheundErkenntnis,Wien1964,str.173.
[2]A.Schaff,SpracheundErkenntnis,Wien1964,str.162.沙夫再一次就语言与现实景象的创造问题做出结论：“种系发生借以影响个体发生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早已逝去的世代的经验凌驾于我们个体经验之上的力量是极其巨大的。语言同时又是思维，它在现实中区别出什么东西，客观上是存在着的，但世界的景象对此并不这样或那样地稍加考虑，或者根本不予考虑。在这适当的意义上说，语言确实‘创造’现实的景象。”（SpracheundErkenntnis,Wien1964,str.165）后来，沙夫又发表了一本论述结构主义问题的书：《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StrukturalismusundMarxismus,Wien1974）。
毫无疑问，渊博的学识和在所有这些问题上持坦率的态度，使沙夫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在解决这些可以阐明人的本质和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哲学问题上，迈出了若干意义重大的步伐。然而，这个问题在今天也处在当代人的某些生存问题的边缘上，沙夫也避免不了这些问题。沙夫早先参加围绕青年马克思以及存在主义进行的讨论时，就已经越来越注意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激烈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课题——人的问题。他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个体》一书中倾向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一些观点：强调马克思是以人的问题为中心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能把早期马克思和后期马克思截然分开。[1]
[1]参见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36-38。由于沙夫在这一著作中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在卢卡奇、马尔库塞、弗罗姆、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得到提出和解决，我们在这里只引述说明沙夫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某些论点。另参见GeschichteundWahrheit,Wien1970。
沙夫对于有关人在迄今的社会主义中的地位的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最令人感兴趣的。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斗争的时期，诸如反个人主义、否定个性权利这些消极现象就已盛行，同时他又指出，这些消极现象的根源在于，工人阶级，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敌视态度。“这种反个人主义并不是社会的进步因素，相反，这是利用从旧制度产生的怨恨来阻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因素。”[1]
[1]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60.
沙夫认为，人的个体观念，单单因为它解决个体的本体状态问题，从而把人类学同整个世界观联系起来，就已经是任何哲学人类学的中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苏联所持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异化的观点相反，提出了异化和社会主义问题。沙夫得出结论说，迄今已知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并没有消灭各种形式的异化，因此，异化随私有制的消灭而自动消灭的论点，是经不起严肃的批判的。[1]沙夫在这种情况下考察了国家和商品生产问题。他与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断言国家作为对人进行统治的机构应当消亡的论点是可以接受的，但国家作为对物进行管理的机构任何时候也不能消亡，从而假定还可能存在等级结构和官僚主义结构。因此，他还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这样的一个观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取消商品生产。[2]
[1]参见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168。
[2]参见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177。
沙夫还批判地指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他断言，在这里，妇女的地位和爱情等等已发生许多变化。传统的家庭形式依然存在，但从社会体制的进化考虑，谁都说不出什么合情合理的东西来。相反，作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家庭，还与这一体制一起，接受了新教的清教徒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伴随现象——虚伪。沙夫得出最后的结论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在于它摆脱任何异化，而在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中，人具有更好的条件去进行斗争和克服现代社会的重大的异化形式。[1]
[1]参见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179-182。
沙夫探讨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自由，特别是艺术创作和学术创作的自由问题。他认为，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遇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行动的场合，政治干涉是合情合理的，但遇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的场合，应反对这种干涉。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为什么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各种学派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可以做到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完全一律，全然无异吗？[1]
[1]参见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209,210。
沙夫在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问题方面所做的分析也颇具特色。如果社会主义承认人的个性，它也就应当容许个性在幸福生活领域有尽可能宽广的活动余地。因此，“既然并没有，幸亏也不可能有适合所有人的幸福，那就不要试图去创造一种适合所有人的幸福生活的统一模式”[1]。但是，如果说我们不能给人的幸福下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却可以十分轻而易举地指出大量的人类不幸的原因：饥饿、疾病、死亡、不自由、遭受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制等等。而我们争取人类幸福的斗争的基础也就在于此。这不是说我们能够去使人们幸福和规定人们应当怎样做才能幸福，而是要限制和消除他们遭受不幸的大量原因。
[1]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236.
沙夫再一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异化的事实，同时特别强调现存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力正确地和充分地影响人的意识和观点的改变：因此，可以理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形成了一定的统治上层。然而，这一统治上层的生活作风对于新的人是异常重要的教育因素，所以在这方面应当不是从字面上，而是从意思上去认真考虑马克思论述公社的著作所表述的观点。[1]沙夫在这一著作的结尾指出当今世界在形成全面的人方面的可能性时，强调当代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可能性并不是注定能够实现的，要想对这一过程做出人道主义的和理论的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不可取代的。
[1]参见A.Schaff,MarxismusunddasmenschlicheIndividuum,Wien1965,str.270。沙夫还正确地起而反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切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现象。
这一著作使沙夫在自己的理论发展方面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尽管有些问题还只是略加论述，有些尚论据不足，有些颇需争论[1]，但沙夫看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种种困难、矛盾和许许多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只靠政治决议，只由一个往往无法摆脱某些片面性和本位主义利益的封闭的政治机关去解决，那是解决不了的。从各种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科学生活范围去进行批判性的考察，这是尽可能有效地解决诸如在当今世界的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样复杂的社会过程的先决条件。然而，对于政治上的官僚主义来说，这种坦率的批判态度和对某些政治生活定理的怀疑，立即碰到激烈的反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稍后，内部的分化激烈起来，沙夫和其他许多卓越的波兰思想家一样，不仅不能进行政治活动，而且也不能进行学术活动。
[1]例如，哲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的研究、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问题、作为人类生存的不可分离的现象的异化问题等等，值得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讨论。
其他许多天才的波兰哲学家也参加了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讨论，他们以自己的批判的思想，为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思维结构和贫乏的哲学思想做出了贡献。他们是布·巴契科（B.Baczko）、A.瓦利茨基（A.Walicki）、马·弗里茨汉德（M.Fritzhand）、H.艾尔斯坦（H.Eilstein）、T.克朗斯基（T.Kroński）、S.莫拉夫斯基（S.Morawski）等。[1]
[1]例如马·弗里茨汉德的《青年马克思的伦理学思想》（M.Fritzhand,EtičkamisaomladogMarxa,1961），或布·巴契科的论文集《世界观、形而上学、异化》（B.Baczko,Weltanschaung,Methaphysik,Entfremdung〔1965〕,Frankfurta.M.1969）。
在社会学方面也存在类似情况。在这方面，波兰具有十分强大的，比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达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前后，就有一些对社会学问题特别注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驰名于较广的国际范围。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有L.克尔兹维茨基（L.Krzywicki）和K.克勒斯-克劳兹（K.Kelles-Krauz），至于当时的社会主义最有才能的人物罗·卢森堡就更不用说了。然而，意义重大的是，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由于F.兹纳涅茨基（F.Znaniecki）的功劳，创办了社会学研究所（1927年）和第一家社会学杂志（1931年）[1]。由于他的学生们——J.哈拉辛斯基（J.Chalasiński）、扬·什切潘斯基（J.Szczepański）和斯·奥索夫斯基（S.Ossowski）的努力，社会学不仅在教条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内部发展成为一个抽象的哲学学科，而且发展成为一门有自己卒身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的专门科学。于是，波兰有了经验社会学和一系列这样的研究。在斯大林主义化盛行时期，社会学的这一分支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方法论的残余，因循守旧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根本不适用于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问题，因而奄奄一息。
[1]F.兹纳涅茨基在一般社会学领域也有重要的先驱者，诸如路·龚普洛维奇（L.Gumplowicz）、L.佩特拉兹茨基（L.Petrazycki）、S.恰尔诺夫斯基（S.Czarnowski）、B.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但是兹纳涅茨基被看作是波兰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
完全可以理解，这种观点不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早在1954年和1955年，J.哈拉辛斯基就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当时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解决社会学的问题方面处于停滞和无能状态；而两年之后，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耶·维亚特尔（J.Wjatr）和齐·鲍曼（Z.Bauman）激烈反对党的领导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的垄断。他们指出了经验社会学和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所处的落后局面，认为这种状况只会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损害，因为人们不拥有经过科学检验的资料和认识。他们坚持主张尽快克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于是立即遭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官方代表的激烈非难，随后也遭到波兰本国马克思主义官方代表的激烈非难，因为在那里，非斯大林化的过程很快就止于中途了。[1]
[1]参见例如《哲学问题》（Voprosyfilosofii）1958年第7期和1958年第12期批判维亚特尔和鲍曼1957年在《哲学思想》中发表的观点。然而，应当强调指出，战后对于社会学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斯塔尼斯拉夫·奥索夫斯基（StanislavOssowski）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活动》（Marksizaminaučnadjelatnostusocijalističkomdruštvu,1957）、《社会意识的阶级结构》（Klasnastrukturaudruštvenojsvijesti,1957）、《论社会科学的特殊性》（Ospecifičnostidruštvenihnauka,1962）。
尽管是止于中途，1956年底的转折给予了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重大的推动。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已被提上日程，并成为主要关注的问题。第一批工人委员会也开始建立了，文化艺术领域的自由有了很大的扩大，并且很快获得许多成果。然而，波兰的官僚只允许这一过程进行到某一限度，他们摆脱不掉他们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主宰作用这一错误观念。[1]他们不把非中央集权化过程进行到底，留给工人委员会的主要是咨询职能，手里把持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特权，同时，他们肯定也受到苏联官僚的强大压力，因而越来越抗拒所有坚持要把这些过程进行到底，以达到其逻辑结果的种种努力和趋势。毫不奇怪，这种抗拒和阻挠社会生活过程基本结构民主化的做法，引起了某些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极端反应，他们接受了当今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认为官僚是新的阶级，必须由工人阶级进行新的革命将它摧毁，并建立工人的民主，即根据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由下而上组织社会。[2]当1968年大学生行动起来，要求实现所宣布的原则时，官僚主义的当局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本来，国家的整个困难的形势实际上是混乱的经济和官僚中央集权制管理造成的后果，然而却被说成是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罪责，后来还说是犹太人的主要罪责。于是我们目睹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莱·科拉科夫斯基、布·巴契科、齐·鲍曼、S.莫拉夫斯基、亚·沙夫等许多知识分子都被撤销了行政职务，而恰恰是这些知识分子把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本国疆界之外，并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就当今世界十分关键和困难的问题进行对话的真正伙伴。同样，我们目睹了：反动的种族主义现象竟重新出现了。我们之所以说重新出现，这并不是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把重心完全置于阶级和人之上，而不是置于民族或种族上（我们不禁想起斯大林在弥留之际对一些犹太医生的迫害）。而且，这仅仅是结构和意识的畸变的标志。在任何制度下，即使是在自诩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下，中央集权官僚垄断就一定会造出这种畸变现象。
[1]1957年初这一情况已见端倪。当时，领导集团开始猛烈攻击《直言报》（Poprostu），并于年底将它査禁。1957年1月，《直言报》编辑部发表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内容如下：“我们的意见是，工人委员会是我国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不仅挫败个别恶劣的官僚主义者的反抗，而且必须挫败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官僚的反抗，而要做到后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把工人委员会看作生产关系的建设性因素，那么，为了使这些生产关系也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还必须考虑如下一点：这些工人委员会只要仍然是纯粹的经济机构，它们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要求。我们认为，把我国生活中的政治功能移交给工人委员会，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委员会的必要前提。”（"Poprostu",br.4/1957,引自G.Hillmann,SelbstkritikdesKommunismus,str.203。实际上，这里极其简明扼要地表述了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纲领。）
[2]参见K.Modzelewski,J.Kuron,OffenerBriefandie"VereinigtePolnischeArbeiterpartei".SonderhetfderZeitschrift“dieInternationale”，heftII1968。作者们因发表了这些观点而被逮捕和审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当今某些托洛茨基分子（我们说某些，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派别）是怎样由于考虑到工人自治的主张而完全纠正了自己的观点，坚决维护马克思和列宁的重要主张的。然而，这里必须强调指出，这样激进的观点可能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这里不仅存在着对工人阶级的偶像崇拜，而且存在着对革命的偶像崇拜。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解释成为一个阶级，那么，进一步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关系的唯一出路就是由工人阶级进行新的革命。上述公开信对波兰的关系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分析，但在它表述的内容中也存有幻想，以为一旦发生这样的革命和出现西方可进行的干涉，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奋起捍卫这样的新的革命。同样，那种认为苏联几乎不可能干涉的看法，是一种天真的错误看法。对于这些人和其他许多人来说，自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官僚国家主义统治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统治一样，都是不堪忍受的。人们必须对这些人的激进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表示尊重。不过，一是关于克服这些结构的必然性的批判性认识，二是对这些过程的道路的正确认识。那种极端极化和让群众只有一种选择的形势，在历史上并不是常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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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联最近时期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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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苏联最近时期的理论和实践
我们介绍了上述讨论的问题，就已经进入斯大林死后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由于局势动荡不已和事件层出不穷，在许多方面成了一个重要时期。
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留下的遗产，是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种遗产，在当代大大发展和变化了的形势下，必然不仅是整个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是其他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发展的巨大障碍，同时也是解决当代人类某些基本问题的重大障碍。
首先，斯大林疯狂地诋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所做的努力的行径，越来越反过来对这位制造种种诽镑的祸首本人不利了。竭力把独立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宣布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甚至像我们往后将看到的，宣布为法西斯主义，这种政策必然会在国际社会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舆论界面前丧失信用。这种政策必然造成对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和意图的极大的不信任，而在和平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也是整个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本应是和平的主要台柱之一的。
除此之外，斯大林主义对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垄断，在具有另外的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东欧各国，起了极端有害的作用，在这些国家中，不管我们是否注意到经济或文化的进步，这种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地造成了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下降。
最后，斯大林主义的方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关系在苏联本国也成了经济和文化生活更大发展的严重障碍，因为它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发展，特别是从国民收入来看，还一直明显地落后于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总之，这种状况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全部社会关系之间的典型矛盾。
由于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利用并进一步加深了本来就已紧张的国际关系，整个局势变得更为严重了。对于这些国际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来说，冷战一直是榨取高额利润，首先是与军事工业有关的高额利润的最好的政治幌子。另一方面，集团外的国家的和平力量，已开始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越来越举足轻重，并且成为和平政策的重要因素。
完全可以理解，差不多经过30年之久积成的沉重的官僚主义的遗产，不可能一下子克服掉。这不仅是因为强大的官僚主义势力在设置着障碍，抗拒任何会对他们做出否定的那些措施，而且还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识过去和现在都必然背负着所有那些已经有机会介绍过的斯大林主义的赘瘤和斯大林主义的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这一切，要克服官僚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迈进和摆脱一切斯大林主义的教条，那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赫鲁晓夫（N.Hruščov）为首的新领导，在这以前已经釆取了极其重要的行动：承认了对南斯拉夫的政策是错误的，承认了全部主要责难是没有根据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些对于社会主义阵营今后的进程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论点。这些论点，虽然对于其他一些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新鲜，但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新鲜的。因此，这些论点本身也就意味着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的急剧转变。
赫鲁晓夫在一般理论方面，首先重新指出列宁的一个被人忘却的论点：帝国主义的腐朽趋向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必然要求采取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这些问题。他同时指出一系列新的从根本上影响现代关系和力量的改变的因素，证明必须抛弃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由此，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运动也采取了颇为建设性的态度。[1]
[1]在这方面，赫鲁晓夫（生于1894年）肯定说：“所有这些情况使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家负有一个历史性的责任。为和平而斗争的利益要求放弃彼此的责难，找出接触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奠定合作的基础。而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那些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形式的看法跟我们不同的人，也是可能而且必须进行合作的。在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在这个问题上是善意地走人了迷途，但是这并不是合作的障碍。今天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进行积极的斗争来反对战争危险和军国主义，主张同社会主义各国接近，赞成工人运动的统一。我们真诚地欢迎这些社会民主党人，并准备做到一切必要的事情，以便把我们的力量联合起来，为保卫和平和劳动人民利益的崇高事业而奋斗。”（N.Hruščov,IzvještajnaXXkongresuKPSS;DvadesetikongresKPSS,Beograd1956,str.15-16.〔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译者注〕）
因此，代表大会还赞同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并强调指出这是列宁在革命后制定的原则。赫鲁晓夫在指出最近二三十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时，表示他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在当前的形势中，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增长了，社会主义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通过其他道路（例如通过议会道路），而不仅仅是通过武装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髙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传统的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
争取了以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群众革命运动为依据的议会的稳定的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当然，在那些资本主义还很强大而且拥有庞大的军事警察机构的国家，反动势力必然要进行顽强的抵抗。在那里，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的条件下进行。”[1]
[1]N.Hruščov,IzvještajnaXXkongresuKPSS,str.26.（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页。——译者注）
新的领导同样也看出了，苏联发展中的一系列矛盾已到了应解决的最后时刻了，因为这些矛盾扼杀了劳动者的首创精神和使他们完全不能广泛参加社会主义的事业。恢复苏维埃民主制，克服破坏民主制和违反法制的现象，这些问题都同谴责官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密切相关。虽然在此以前行政和管理机关已裁减近八十万人，但赫鲁晓夫依然不得不强调指出，“必须说，行政机关现在仍然过于庞大，国家用在这方面的经费是浩大的。苏维埃社会关心的是使更多的人在物质生产方面——在工厂、矿井、建筑工地、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国营农场以及创造人民财富的其他地方工作”[1]。
[1]N.Hruščov,IzvještajnaXXkongresuKPSS,str.57-58.（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0-101页。——译者注）
因此，批判个人崇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对斯大林本人的个人崇拜，不仅带有彻头彻尾的非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且对于人类发展的现阶段来说，已成为一种惨痛的旧时代残余。[1]
[1]关于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专门做了报告，根据揭发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只不过涉及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和待人态度的一部分）来看，这个报告是一个领导人异乎寻常的见证和坚决果断的行动。（参见TexteIntégralduRaportsecreddeM.Khrouchtchev,Paris1956）
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发展来看，所有这些观点，与当时苏联的观点相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进步。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对所批判的某些现象缺乏深刻的理论分析。我指的首先是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问题。只要把官僚主义更多地理解为官僚主义的行政管理方面（这只不过是特殊社会结构的一定现象），就会把个人崇拜现象仅仅当作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现象来批判，就会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斯大林的个性，而不会提出问题问一问：在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中，为什么会产生即使今天在一种高度发达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也不会发生的这种严重破坏法制的变态现象呢？
可见，对苏联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发展的内部矛盾尚缺乏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苏联社会发展的内部矛盾才是这种变态现象的原因和基础，这种变态现象是不能只归结为偶然现象和一个人的偶然的特殊性格的。可是，这方面的理论分析和努力，基本上局限在旧的框子内，看不到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矛盾变动，而这种变动可以使本来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根本特性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面目全非”。所以，批判这些现象时只是批判后果，而不是批判原因本身，因为仍然坚持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旧观念，这就隐含着在社会主义关系方面无须再做什么根本改变的看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谈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持有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的观点时，曾断言：“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
谁都知道，早在要通过新的苏联宪法（1936年）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就已经胜利了、巩固了。这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社会就已经在我国基本上建成了，从此以后，它就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坚固基础上发展着。因此，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1]
[1]N.Hruščov,IzvještajnaXXkongresuKPSS,str.71-72.（参见尼·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页。——译者注）
在分析当代社会主义及其发展的某些重大问题时表现出来的不彻底性和实用主义，严重地影响了对一些后来发生的事件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关系的评价。在解决社会主义的迫切的问题方面采取了这些最初的重大步骤以后不久发生的若干事件，促使他们加快速度把不管新旧的各种观念部统统用来解决社会主义的民主问题。
对斯大林主义的领导方法，特别是对个人崇拜的尖锐批判，必然博得热烈的赞成，尤其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那些由于自身的传统而对官僚主义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垄断有特别沉重感受的国家里。由于克服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变态现象和反社会主义现象（这些现象首先表现在机械地把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和社会主义观搬用于本国的现实）已成趋势，而某些领导集团又没有能力迅速和果断地认清自己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所造成的种种矛盾，因此在1956年底，特别是在波兰和匈牙利的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动荡。波兰人不顾苏联的意图和苏联采取反对哥穆尔卡（W.Gomulka）重新当政的态度而相当顺利地解决了十月事件和危机，但上述趋势导致的冲突在匈牙利却发展成了人民和政权之间的公开冲突。无能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仰仗苏联的武装干涉，把事情本身弄得一发不可收拾，造成各走极端的惨痛后果，使反动分子能乘机利用了人民的激愤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纳吉（I.Nagy）及其同道的任何努力都未能把事件引上解决内部对抗的轨道。于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力量的全军覆没，就只剩下一种手段，一种对一个在暴乱中的民族来说最不欢迎的手段——对他国再次进行武装干涉。
匈牙利事件特别成了检验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试金石，因为这里实质上不仅仅要评价一次具有重大国际反应的事件，而且要评价一种导致如此慘痛后果的制度的结构和机能。这里讲的那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受到了检验，但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经得住检验。
反斯大林主义的力量和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在全世界面前勇敢地对事实的根源本身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地步，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同已经而且一直在使社会主义名誉扫地的过去相决裂的地步。官方宣称事件是反革命分子利用过去的领导的缺点策动起来的。这种解释，从各方面都表明了他们理论上的贫乏和政治上的可怜。
凡是具有不同想法的人，都遭到按照旧标准进行的政治上的谴责。由于对这些事件的每一种评价都暗含有对社会主义过程的理论看法和观点，因而任何相反的观点都被官方宣称为修正主义观点。许多极有声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首先是卢卡奇和布洛赫，都有这种遭遇，他们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人道主义观点，向来都受到斯大林主义观念的攻击。然而，特别是南斯拉夫的全体马克思主义再次受到了攻击，但他们的革命经验，尤其是他们对付斯大林的政策和实践的经验已是如此成熟，他们在估计所有这些事件的性质时，不会有任何迷误，甚至不会有任何困惑了。早在这些事件正紧张的时刻，铁托（J.B.Tito）就向伊斯特里亚共产主义者积极分子发表演说（1956年11月11日），对解决这次危机的方式表示了批判的态度，并指出了危机的根源。
同一年12月7日，卡德尔就在联邦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对此做了更加详细的理论分析，他肯定说：“在原则上以及在实践上，我们早就抛弃了这样的斯大林主义论点：即要发展社会主义，只要共产党掌握着政权，然后依靠一个国家政治和计划机构来‘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建设工厂，实行农业生产集体化和给人们规定工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就行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无论在运动的实质方面还是运动的形式方面，都要广泛得多和复杂得多，它只有一部分是取决于领导力量的主观愿望的。过去我们的这种观点常常受到攻击。然而，最近的匈牙利事件再一次提醒了所有不愿意把事实当事实的人，以及所有认为随着革命的胜利或者某一共产党获得了政权，客观的社会规律就会停止起作用的人。正相反，谁要忽视这些规律，谁就会受这些规律的惩罚。
共产党的真正的社会领导作用不是简单地由规律决定的。党只有确实根据客观社会规律行动，才能成为真正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成为最进步的社会因素。由于这些规律是通过人、通过各个社会阶级起作用的，共产党或另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应当组织得使最先进的社会主义趋势能够通过它以及通过整个社会机构表现出来；而且它本身也应当随着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假使一个党不懂得这一点，无论它怎样大拍自己的共产主义的胸膛，无论它怎样炫耀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标榜它的历史的领导作用，它仍然会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如果它硬要继续走这条道路，它甚至会变成反动力量。如果认为，一个党只要称作共产党就可以保证自己的政权的进步性和民主性，那是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看法。这一点在匈牙利表现得很明显。在那里，一个官僚专制的反民主制度，违反劳动群众的意志，多年来奉行一个小集团的某一专横政策。这在最后引起了武装行动，行动的主力是工人阶级，即恰恰是唯一能够担负起匈牙利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阶级……
如果某个国家内部社会结构复杂，那就可以有一些革命的政治限制暂时存在。但是，这些限制的存在不能用来对付社会主义的社会力量的自由发展，因为这样它们就会变成官僚主义的专制。不言而喻，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日益加强国家的地位，这并不是充分解放社会主义力量的道路。不应当忘记，只要作为强力工具的国家还是经济关系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就谈不上某种已建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更谈不上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归根到底必须摆脱官僚主义的障碍，以便能够依靠良己内部的动力获得发展，能够依靠社会经济关系本身的稳定和内部力量，以及依靠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广大群众的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自觉的主动性获得巩固和保卫。正因为这样，如果没有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各种形式独特的民主的平行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取得进展的。”[1]
[1]E.Kardelj,GovoruSaveznojnarodnojskupštini7,decembra1956;Osnovidruštvenogplanaza1957,Beograd1956,str.149-150.
从这场争论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苏联影响下的各国共产党的理论家和领导人评价这些事件时的理论基础，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及大会以后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所做的分析是不充分和不彻底的，它没有能力同已经被生活驳倒了的某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决裂，——所有这些大大地助长了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在这一极其关键的时刻占了上风。
所有这些，至今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产生消极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理论观点，竟把一切其他马克思主义的观念硬说成是修正主义。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斗争成了社会主义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的基调，实际上是维护官僚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那些理论家的基调。而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则成了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如果看一看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群众性、彻底性和明确性，就可以完全明白此中的原因了。除了这个原因外，还因为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他们的集团政策的观点，不同意他们的关于现代世界的发展和对抗的观点，不同意他们的关于党和政权关系的观点，不同意他们的关于科学和艺术对国家和党的关系的观点等等（关于这些问题，后面将详加论述）。
他们不能和无意用马克思主义来开诚布公地和批判地对待某些较重大的事件，他们把既定的实用主义的观点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今天，世界联系如此紧密，通信工具又是如此完善，要想在舆论界面前长期隐瞒某些事实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所有的共产党，特别是西方的共产党固执地重复着一种低于现代要求的水平的评价，而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就这些事件所持的观点远远胜过整个党的观点时，这些党的理论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丝毫也不令人羡慕的。[1]
[1]例如，只需要同让·保·萨特在《斯大林的怪影》（LefantômedeStaline）这篇文章中对这些事件的分析对照一下就够了。该文载《当代》（LesTempsModernes）杂志法文版1957年第129、130、131期。
如果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得到某种振奋和勇气，试图比较独立地去对待某些马克思主义问题，并且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的结果，例如，纠正了过去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评价，看出了斯大林的哲学观念至少还必须用某些问题去扩充，批判了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等等，那么，波匈事件却又使维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辩护士们神气起来，又使所有那些刚刚开始被历史所抛弃的保守的社会主义势力振作起来。
在这种思想上的手无寸铁和一片混乱的状态之中，正如在这种状态下常常会发生的一样，出现了片面的、人皆可想而知的思想进攻计划，这种计划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过去的成就，而又不使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威信发生问题。正如在不久前的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进攻，即反对左倾和右倾一样，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又同样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进行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
在这当中，有意思的是，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教条主义，也不明白什么是修正主义。更确切地说，划分的标准纯粹是主观的，即实用主义的。他们的看法大致是这样的：凡是得到旧观念的维护而又已经被宣布为不适用的一切观点，均属教条主义，即一种认为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和实践大厦无须做什么重大改变的主张。而凡是同苏联目前的观点相抵触和相矛盾的一切观点，则均属正式的修正主义。
这样，无怪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摆脱自己的某些严重的局限，依然贴有对理论思想来说难于容忍的官方标签，无怪乎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这一切而没有从事理论工作的基本前提，因为这样的基本前提是：可以自由独立地在复杂的理论道路上探索，可以在这一领域采取彻底的科学批判态度，而不管那些负责“照管”意识形态发展的人的反应如何。这样，马克思主义依然没有那些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尺度。
因此我们看到，时至今日，那些本应具有极高科学水平和理论水平的著作，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切基本领域：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中）的意义和作用方面仍然坚持辩护士观念，死板地继续保持荒谬的看待问题的方法、千篇一律的腔调和庸俗政客的作风。他们的理论家不仅根本“忘记了”还存在着许多他们没有提出的问题，而且根本没有能力再提出某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哲学领域中的基本问题。因此，在命题和立意方面尝试着把少许新鲜东西带进理论中去的著作，也总是充满同样的缺点。[1]
[1]属于这一类的著作有：V.P.图加林诺夫著的《辩证唯物主义范畴的相互关系》（V.P.Tugarinov,Sootnošeniekategorijdialektičeskogomaterializma,Leningrad1956）；集体写作的《唯物辩证法的范畴》（Kategoriimaterialističeskojdialektiki,Moskva1956）；维·彼·切尔特柯夫著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非对抗性矛盾》（V.P.Čertkov,Neantagvnističeskieprotivorečijaprisocializme,Moskva1957）等等。同样，有代表性的是一本少有的阐述伦理学问题的著作，即亚·施什金著的《共产主义道德原理》（A.Šiškin,Osnovykommunističeskojmorali,Moskva1955），这一著作实质上没有能克服斯大林主义对个人和集体关系的解释，也没有能够摆脱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完全协调的公式和抽象概念。其次，有代表性的是，形式主义地谈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根本不提异化问题，更不去通过分析来揭示社会主义发展的现阶段究竟把人的关系的这一根本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
在这方面，无论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1]，还是各理论刊物的论文，都没有做到从根本上批判地分析过去的理论活动。将近七百页的一本巨著，没有提出任何一种可以称得上是冲破斯大林主义思维方法的理论迷雾的，具有独创见解的新思想。该书的作者们使某些问题同官方的观点，主要是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观点一致起来，因而没有什么创造性。这部著作甚至也未能克服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领域问题解释为哲学问题的错误。这样，这部哲学著作连阶级、国家、政党、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等都谈到了，而人、异化和人道主义等问题却几乎一字不提。
[1]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Osnovymarksistskojfilosofii,Moskva1958）。该书1975年第3版也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的作者们在那些从形式上看是正确的地方，也都不正确。例如，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思想（当然也包括社会学和经济学思想）的重大变革和根本变革这一说法（这一说法，上述马克思主义者用了几种标准的提法重复过无数次）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所说的那种根本变革却是不正确的。他们认为，这种变革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应用”于唯物主义，同时以此来解释历史运动的实质。然而，在这种观点（在上述著作中也有反映）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更机械的综合，从而只能看到一个“顺正了头脚的”黑格尔。早就清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不在于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顺正过来这个著名比喻的字面理解。正如我们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顺正头脚”要求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物质去代替黑格尔的观念，用物质的辩证法去代替概念、观念的辩证法，那是不够的。这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工作，要是事情这样简单，马克思完成的变革就不是那么彻底的变革了。他们没有看到，说明人，说明人与自然界和历史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实践”和“历史”因素，以及从这些因素中又接连派生出唯物史观的其他重要范畴，就是马克思的新发现的阿基米德那个能挑动地球的支点。
因此，整个这一部根据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计划制造出来的庞大的思想机器，本身也充满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它的教条主义在一切理论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首先，斯大林的某些基本教条——也包括对哲学和社会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和艺术的意义等等的看法——根本没有得到克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仍然以意识形态方面和党方面的领导的观点和指令为转移。实用主义的标准仍然是评价某一观点的根本标准。由于实质上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框框，因此，斯大林许多修正主义的观点继续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这一切丝毫不难于证实。因此，我们在这本旨在剖视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趋势的著作中只想举几个例子。
反对修正主义——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是在1956年事件之后加紧进行的。此后，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发表（1958年）之后，这种斗争又变本加厉起来。凡是不符合他们的理论观念和“苏联经验”的思想，一概被宣布为修正主义。因此，不仅仅南斯拉夫的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都成了修正主义者，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每一个国家，一些对斯大林主义的粗暴、庸俗和极端狭隘感到不可容忍的大胆人物，都被找了出来，并被划人这个新的修正主义集团。
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主要理论和哲学刊物《哲学问题》从1958年起以后的各期，就会相信上述说法。举几个例子：
在关于历史辩证法以及由此产生的通向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道路的必然性的问题上，苏联理论家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终于放弃了一条道路论。可是，只要人们像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正确地彻底坚持这种观点，并试图探索不仅是特殊的，而且是更深刻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他们的这种主张就被宣布为“民族共产主义”，而这种民族共产主义是“修正主义性质的”，因为它总是力图发现某种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公认的”一般规律不同的“特殊道路”。于是，苏联的实践仍然是不得逾越的界线。[1]
[1]例如《哲学问题》1958年第6期上A.P.布坚科写的《“民族共产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A.P.Butenko,"Nacionalnikomunizam"-ideološkooružjeburžoazije,"Voprosyfil."br.6/1958）一文。布坚科和其他批评家根据这个主要“论点”一口咬定一种公式，然后扬扬自得地欣赏自己做出的连贯的分析、批判和结论。就是说，他们先散播“民族共产主义”这个荒诞的概念，然后发现这正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口号和观念。因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在为国际帝国主义效劳！根据这一点来看，这种讨论和分析同斯大林主义的讨论和分析又有什么不同呢？八十一国共产党会议（I960年11月）也证明，他们仍然坚持这些看法，这次会议通过的声明，按其质量和理论水平来看，是与通过这一声明的党的数量完全不相称的。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仍然这样严重地束缚着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以至于他们在处理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如生产资料、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社会分配问题时，只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观念，只是从国家负责管理和分配的观念出发去考虑。正如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十月革命（1917年）时代所有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即公社、工人委员会，看作是一种改变当今世界的重要杠杆，而苏联的思想家却认为这只是某些民族特殊的东西，只是一些人想把它宣布为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而已。[1]
[1]“这就是说，有人企图把工人参加管理生产的具体的民族形式（工人委员会）说成是所有国家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企图使某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死灰复燃；在批判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的幌子下，怀疑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国际意义。”（A.P.Butenko,"Nacionalnikomunizam"-ideološkooružjeburžoazije,"Voprosyfil."br.6/1958,str.10）
不言而喻，结果必然是：他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和党的作用等问题上抱着与斯大林相同的国家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所有制仍然是极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家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组织者，党是社会主义生活的主要领导者（依靠官僚主义的方式）。至于国家消亡（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人道主义更有力更切实地发展的基本前提），这只不过是修正主义的概念罢了。在国家消亡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混乱的看法：第一，没有看出，加强国家就必然要加强官僚制度，没有看出，那种认为万能的国家垄断制将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主要力量的想法纯属幻想；第二，提出理论上极其荒诞的说法，认为国家将通过加强而消亡，也就是说，国家要不断加强，直到它一旦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共产主义的大门口自愿而宽宏大量地卸下自己身上的铠甲并放弃自己的官僚主义的特权时为止。“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官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以前的管理方法的残余加以根除。解决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就是吸引广大人民群众来管理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当资本主义世界还存在的时候，尤其是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条件下，借口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而号召使国家尽快消亡，宣布必须抛弃国家，这就是要使劳动人民在他们的阶级敌人面前解除武装。国家消亡的过程是不可能用某种人为的办法来加快的。国家不能被任何人取消，它将随着政权的必要性的消失而逐渐消亡。这只有当社会主义国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时才是可能的，而为了解决这种任务就必须巩固人民政权。因此，决不能把关心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与国家消亡的远景对立起来，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
[1]Osnovymarksistskojfilosofii,Moskva1958,str.547.（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4-595页。——译者注）
因此，国家消亡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被束之高阁，就是说被拖延到不再需要政权的时候。而实现国家消亡的条件，正如该书作者所列举的，首先是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和使国际形势发生能最终消除外来进攻危险的变化。[1]
[1]Osnovymarksistskojfilosofii,Moskva1958,str.548.（参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94-595页。——译者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也全都坚持同样的意见。这里只要指出切斯诺柯夫（D.I.Česnokov）在《哲学问题》杂志1958年第7期上发表的论文，或者康·瓦·奥斯特罗维特扬诺夫（K.V.Ostrovitjanov）在《历史问题》杂志1958年第9期上发表的文章和费多谢耶夫以及其他人的文章，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了。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能克服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强迫别人接受这样的论点：国家消亡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共同体削弱及其军事威力的必然削弱。国家消亡的问题，首先是解决社会主义内部的基本问题的问题，这就是要大力地、广泛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使个人摆脱各种官僚主义的束缚和监视，一句话，这是一个由社会本身越来越直接地支配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克服对人的管理和实现对物的管理的过程。因此，国家消亡的过程，就是根本克服以往的阶级形态和阶级关系的那种历史形式得以发展的基本前提。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国际关系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存在，只要还没有实现普遍裁军，就必须依旧加强国家机构——军队，那是不在话下的。就是有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能赤手空拳地往狼阱里跑的！
因此，一切有关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豪言壮语，总是掩盖不住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由于尚未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某些基本局限而具有的明显弱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粉饰现实的，这就必然在解释某一情况和关系时进行理论欺骗。[1]
[1]只要举出大肆讨论和宣传直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证明他们如何非科学地和教条主义地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了。1958年年中和下半年，从科学院和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到其他各种团体，都隆重举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会议，宣布苏联处于直接建设共产主义第二阶段的时期。请看看《历史问题》1958年第9期上刊载的科学院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的会议报道。好像进入共产主义是发一道命令或者是分发某个大型展览会门票一样的事情似的，好像共产主义不是从经济和技术因素到文化和心理因素以及思想因素的一个发展过程似的，而所有这一切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得到发展和实现，才能使共产主义的胜利一般成为可能。由于他们拥有这种思想武库，由于他们那里尚存在着这样的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于他们处于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所以在消灭阶级分工、阶级国家和阶级政治方面，他们实际上还只是处于解决最起码的社会主义任务的阶段。
与这些陈腐的和错误的观念不同，这个过程实际上更活动多变。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做出的成就，比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理论科学做出的重大得多。整个这种经济和技术的进步本身并不替任何社会主义制度做什么证明，因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在同样的程度和同样的规模上取得了这种进步，因此这种进步是现代社会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主义的结构在这方面曾有过这样的优越性:可以有组织地向认为是重要的部门投资，因而能在这些部门中获得甚至胜过技术上一般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成就。
然而，社会基础结构的这种积极的发展过程，必然要同一切阻碍着整个社会获得更大发展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国家主义等等发生冲突。因此，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1958年）尖锐地批判了农业问题上的斯大林主义，而在这方面，某些资料表明，有些农业部门还处于十月革命以前的水平。这次全会实际上指出了存在着这样的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和观点：即把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开（如机器拖拉机站），采取国家行政强制措施，阻碍经济规律，限制商品-货币关系，不尊重物质利益的原则等等。
同样，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谈到必须吸收群众参加管理、参加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问题。其实这也就是国家消亡问题。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明确的理论认识，也没有撇开政治中心的意见来做比较彻底的理论分析的自由，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大大发展而日益显露出来的矛盾的发展本身，却无条件地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是用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也罢。然而，在这些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态度和不明确的理论认识，又必然在国内建设和内部关系方面，在对一系列具有国际性质和意义的事件做出评价方面，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由于上述所有原因，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问题没有得到比较大力的和比较彻底的研究。而逻辑学和哲学以及许多中性的学科，则在摆脱僵化方面多少有所松动。这里首先指的是形式逻辑，尤其是有其实践意义的符号逻辑学。
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在其他专门科学中也提供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因为这些学科的大部分科学工作者，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本门学科。但是这些问题不可能在本书里加以阐述，因为本书只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问题，而不是阐述这些问题在各专门领域中的运用。
1961年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试图比较全面地就社会主义和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提出看法。但是，就是在苏联共产党所通过的“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1]这个文件中，所有的弱点、不彻底性依然表现出来，对斯大林时期以来苏联制度的结构依然缺乏根本的分析。
[1]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9.（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在一个本应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纲领中，不能这样非批判地和欺骗地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是建筑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的”[1]，或者“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的民主相反，它不仅宣告了人民的权利，而且保障实际实现这些权利。苏维埃社会保证了真正的个人自由”[2]；——而又同时采取严厉的措施惩治那些在国外报刊上发表批判性文章的作家，或者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那样，粗暴地扼杀整整一个党和两个民族的人民要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主义的努力。
[1]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24.（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3页。——译者注）
[2]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25.（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4页。——译者注）
关于共处、争取和平的斗争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纲领主要是重复在此以前已经说过的观点。但是，至于“修正主义的危险”，那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纲领对于苏联领导来说，依然是“修正主义思想最充分的表现”，因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的纲领把个人崇拜时期说成是苏联的根本关系造成的，而且在理论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劳动者自治的发展这一基本思想的崇高地位。
[1]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55.（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7页。——译者注）
虽然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再一次谴责了斯大林和个人崇拜时期，但在纲领中，斯大林主义的反抗和卷土重来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在对待问题和困难方面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坦率态度，结果，依然按照旧的框框去评价当前的形势，非批判地颂扬苏联的作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当前的危机和矛盾缺乏深刻的分析。如果谈论革命的工人阶级，谈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成熟到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程度[1]，那就必须阐明一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立场和政策越来越革命。他们还摆出一副官僚主义的高傲面孔，放不下社会主义首领的架子，在纲领中断言，到1970年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方面将超过美国，到1980年将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实现产品的丰裕，过渡到按需分配和单一的所有制——全民所有制。“这样，苏联将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将在下一个时期完成。”[2]
[1]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18.（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68页。——译者注）
[2]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87.（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7页。——译者注）如果说我在60年代末准备本书第二版时已经能够断定这是不折不扣的骗人的空谈，那么我今天则已经握有物证来证明我的这一论断的正确了。
纲领在理论上唯一的新鲜之处，就是宣布国家作为全民组织，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可是这又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观念完全不合。在建设共产主义的第二阶段（1971-1980年），“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全民组织的过程开始了”[1]。党的出发点是，“工人阶级专政不再成为必要是先于国家消亡的。作为全民组织的国家将保存到共产主义取得完全的胜利”[2]。纲领认为，只有那个时候，“国家政权机关将逐渐变成社会自治机关”[3]。
[1]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126.（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页。——译者注）
[2]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127.（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5页。——译者注）
[3]Programm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etskogoSojuza,Moskva1962,str.128.（参见《苏联共产党纲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6页。——译者注）
正像我们在马克思、列宁和所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国家首先是暴力机关，同时又是社会的阶级划分的表现，各个阶级和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对抗的表现。消灭了以往的社会分工，从而也消灭了阶级以后，国家将是多余的。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不可设想会有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异化的体现者，而且也不可设想会尚未克服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一巨大的社会分工，因为只要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就将存在着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特权等级。
因此，就是苏联当今的一代，也一定能诧异地看到，所有上述断言的理论论证和经验论证，都同30年前斯大林的那些断言如出一辙。
且不说整个纲领在阐述苏联社会当前的关系和可能性时十分明显地采取欺骗和辩护态度，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这一次依然表明自己是毫无批判精神的辩护士和不会独立思考的思想家。苏联的理论家们纷纷在各种文集、专著和小册子中“从理论上论证”纲领的主张，但他们不仅没有对十分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提出任何重要的见解，而且，由于其论证的辩护性质、不具体性（虽然貌似具体和具有党性）和对共产主义现阶段所做的抽象的、浪漫主义的描述，他们生产的作品具有完全是昙花一现的性质。这些著作在国际范围内，根本不能作为有思想的东西参与关于当今的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热烈对话。如果他们的整个理论分析只是一味咀嚼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必须加强（这是斯大林的论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国家应当消亡的观点是修正主义的观点，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它不仅不与人民对立，而且与人民融洽一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对于个性获得全面的发展具有至为重大的意义，党在今后的发展中变成为全民的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剥削，也没有任何社会阶层过着寄生生活，只有阶级的相互合作和同志般的支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党仍有重大作用，共产主义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完全协调，并以类似的调子和在类似的理论水平上喋喋不休，那么，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明显地落后于那些有可能和有能力批判地思维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今的理论努力，而且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质，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1]
[1]C.A.斯切潘扬（C.A.Stepanjan）、格·格列捷尔曼（G.E.Glezerman）、M.T.约夫丘克（M.T.Jovčuk）、康·瓦·奥斯特洛维特扬诺夫、米·达·卡姆马里（M.D.Kammari）、F.巴·尤金、格·莫·加克、费·瓦·康斯坦丁诺夫、P.S.罗马什金（P.S.Romaškin）、J.A.克隆罗德（J.A.Kronrod）、彼·尼·费多谢耶夫（P.N.Fedoseev）等人在下列著作和文集中支持所有这些和类似的观点：Otsocializmakkommunizmu,Moskva1962;Naučnijkommunizm,Moskva1965;Dialektikasovremennogoobščestvennogorazvitia,Moskva1966;Kommunizmikul'tura,Moskva1966;"Kapital"K.MarksaisovremennajaepohaodL.A.Leontjeve,Moskva1968.
在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尚处于进步的上升时期，当时它有自己的辩护士，但也有自己的批评者。而现今的斯大林主义，尽管矛盾重重、陈残堆积和弊陋丛生等等，却基本上只有辩护士。以往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有过一个重大的优点，那就是容许批评，虽然人们为了争得进行批评的可能，也常常不得不进行斗争和忍受牺牲。而在斯大林主义之下，缺乏批评却是它的历史性的阿基里斯之踵。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不可能如此轻松地只讲那么一句个人崇拜就略而不谈那悲惨的年代，那时，斯大林主义实行统治，党内和社会内没有任何民主，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分离，没有直言不讳的舆论，通信手段完全被垄断，社会被人利用这种垄断所操纵，那些对当局的某些举动持有异议的人横遭严厉惩罚等等。所有这一切说明，这一制度的矛盾，比所有那些官僚主义的理论著作反映出来的远为深刻，并且迟早必然引起后果不可预测的各种冲突。
在经济问题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批判性的主张和分析。官僚主义的集中计划早就显出自己的局限和缺陷。经济建设和经营的粗放、刺激的不足、个别经济部门的发展较差、担负生产的劳动力过剩等等，是迄今所有具有国家主义结构和实行集中计划的制度所遇到的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南斯拉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问题已经在理论上得到探讨，并且，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已着手采取具体措施来克服官僚主义的集中计划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同时还有政治后果）了。
在苏联，叶·利别尔曼（J.Liberman）1962年9月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计划、利润、奖金》）掀起了讨论。利别尔曼在文章中主张扩大企业的权限、纠正编制计划的方法、建立各种物质奖励的统一基金、让价格灵活形成以便生产更能赢利。利别尔曼的主张包含这样的观点：计划最终由企业自行编制，企业必须具有更多的活动余地（在劳动产品、劳动力、积累、投资等等方面）。利别尔曼得到其他一些专家（瓦·涅姆钦诺夫〔V.Njemčinov〕、列·加托夫斯基〔L.Gatovski〕）的支持。由于他的这些观点遭到十分强大的反击，两年之后，V.特拉佩兹尼科夫（V.Trapeznikov）重新挑起讨论，他也主张应当把企业的利润看作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指标，也维护价格必须可变的论点以及其他为增加生产和赢利率而采取的实际经济措施。
反对这些观点的人有来自各个官僚阶层，也有来自由于长期以来把科学变成意识形态的做法而形成的十分不良的干部培养制度所造就的专业人员。他们用抽象的教条主义的论点加以反对，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不可能起作用，商品货币关系不可能存在，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关系。然而，实践本身和一些工厂所做的一些实验显示了令人十分满意的结果，以致讨论越来越热烈。这场讨论不仅指出了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分歧的观点，而且指出了，许多人决心坚持不懈和始终不渝地对经济关系的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
1965年在莫斯科大学范围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接受了改革派的论点，1965年9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也部分地接受了所提出的某些原则。对于舆论来说已经十分清楚，一些人坚持把整个问题仅仅看作是从行政方面改善一下经济管理体制，而另外一些人，诸如利别尔曼、列·列昂节夫（L.Leontijev）、M.萨科夫（M.Sakov），特别是G.里什奇金（G.Lisičkin），则认为改革是一场比较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这次讨论把开放自由市场、克服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管理以及实行工人参加管理等观点摆到了桌面上来，但党的领导并不准备进行认真的讨论，也不打算采取措施来实施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促进科学、哲学和艺术更加自由的发展，它暂时在等待时机，以便最终中断已经开始的讨论。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化过程对于它采取这种态度也有影响，浸透了斯大林主义的领导认为，这种情况是一种直接的危险。
可见，60年代初的特点至少是思想比较自由，一些经济学家和作家（索尔仁尼琴〔A.Solženjicyn〕、特瓦尔多夫斯基〔A.T.Twardovski〕、金斯堡〔A.Ginsburg〕、叶夫图申科〔J.A.Jevtušenko〕、加兰斯科夫〔J.Galanskov〕等）的努力活动以及报刊上众多的讨论，促进了这一过程，赋予这一过程主要的特征、活力和某些希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推动力恰恰是来自同具体的社会过程和问题联系比较直接的领域。而那些虽然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应当是最富批判精神的思想领域，则迄今最难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我指的是哲学领域。几十年来，哲学作为政治的侍从，无论是在思想方面还是干部方面所受的损害最为严重。时至今日，高级研究所的主要位置仍被斯大林的旧干部把持。完全可以理解，在这种气氛之下是不可能有先锋的思想产生的。
这并不是说在这一领域中，没有人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的哲学研究和讨论的各种影响下，试图改变一下对整个问题的研究和对某些问题的解释的方向。这里首先是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是耽误了很久才开始的，而且还很不够；其次是这种研究重新发现了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过去是完全被忽视的。
于是，60年代出版了L.帕日特诺夫（L.Pažitnov）的研究马克思巴黎手稿的小册子。然而，作者并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的整个哲学范围，他激烈地批判了马尔库塞和布洛赫，不懂得他们在手稿中是多么深刻地看出了马克思的意图。我们还可以指出泰·奥伊则尔曼（T.Ojizerman）、V.图加林诺夫、R.科索拉波夫（R.Kosolapov）的著作和论述人和时代问题的文集。[1]
[1]L.Pažitnov,Uistokovrevoljucionnogaperevorotaufilosofii,Moskva1960;T.I.Ojzerman,Formirovaniefilosofiimarksizma,Moskba1962;T.I.Ojzerman,Problemyistorikofilosofskojnauki,Moskva1969;V.P.Tugarinov,Ličnost'iobščestvo,Moska1965;R.J.Kosolapov,Kommunizmisvoboda,Moskva1965;zbornikČelovekiepoha,Moskva1964;zbornikKollektiveiličnost',Moskva1968.最近的一些著作的情况也是这样：M.T.Jovčuk,Leninizm,filosofskietradiciiisovremennost,Moskva1970;P.N.Fedoseev,MarksizmvXXveke,Moskva1972;zbornikLeninskajateorijasocialističeskojrevoljucii,Moskva1972;zbornikSuvremennyipravijrevizionizm,Moskva1973;G.L.Smirnov,Sovetskiičelovek.Fornirovaniesocialističeskogotipaličnosti,Moskva1973,等等。
这个文集是苏联最著名的哲学家们试图向世界舆论说明自己的观点的最有代表性的文集，同时又是他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所达到的水平的一个标志。文集收入了苏联出席墨西哥第八次哲学家代表大会的主要哲学家代表彼·尼·费多谢耶夫、马·波·米丁、费·瓦·康斯坦丁诺夫、泰·伊·奥伊则尔曼等人的报告。然而，在这些报告和论文中，我们找不到任何分析可以说是在这个问题上比马克思主义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成果前进了一步。
然而，对于苏联现实来说，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即使是很不坚决，很不彻底，也是有重大意义的。在此以前，异化理论被说成是黑格尔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而且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坚持这种看法，常常竭力从道义上取消持其他观点的人维护自己观点的资格[1]，一些苏联哲学家至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异化，但这些异化现象只是旧的关系的残余，而并不是新的矛盾结构的后果。上述文集也反对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的基本立场的论点，反对异化是绝对的和不可克服的论点等等。个别苏联哲学家后来在自己的著作和会议上的讲话中，接受了异化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和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的事实。[2]
[1]苏联的哲学家和理论家应当在哲学和理论的讨论和争论中停止以道德家自居而教训人的那种做法，停止指责任何有不同意见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等等。应当永远不再充当最髙独裁者的角色，因为十分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未曾见过像斯大林主义那样的蜕变、教条化和低水平，而斯大林主义是苏联的产品。这不仅在理论上如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例如，伊·费切尔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E.M.西特尼科夫（E.M.Sitnikov）在自己的著作（《资产阶级哲学中的异化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Problema"otčuždenija"vburžuaznojfilosofiiifal'sifikatorymarksizma,Moskva1962〕）中非马克思主义地利用马克思主义和在分析苏联社会的异化时缺乏正确的思想觉悟。（I.Fetscher,DieSowjetgesellschaftunddasProblemderEntfremdung,EinePolemikzwischenE.M.SitnikovundIringFetscher,AusPolitikundZeitgeschichte,1963）
[2]P.M.叶基杰斯（P.M.Egides）和Z.M.卡巴卡泽（Z.M.Kabakadze）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当前问题》一文集（Aktual'nyeproblemymarksiskojetiki,Tbilisi1967）中比较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叶基杰斯指出在利用权势地位（党的书记或集体农庄主席的地位）方面的异化问题，认为这是可能的，因为存在着书记头衔偶像化，甚至“先验化”的情况。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政治和道德方面的异化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无关，而与“社会主义的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条件有关，但这些历史条件被主观因素加强了。应当反对的正是这种加强”。（Aktual'nyeproblemymarksiskojetiki,Tbilisi1967,str.105）而卡巴卡泽在自己的文章《“生存危机”和异化问题》中论述了人作为自由地进行创造的生物，论述了对深人到社会管理领域的技术的偶像崇拜。技术取消了创造因素而制造出某种自动装置——执行职能的官僚主义者的“程序化了的”机器。（Aktual'nyeproblemymarksiskojetiki,Tbilisi1967,str.120）同样，我们还可以指出E.伊连科夫（E.V.Iljekov）的新鲜的理论叙述（DijalektikaapstraktnogikonkretnoguMarxovu"Kapitalu",Moskva1960）和G.S.巴季希切夫（G.S.Batišičev）、I.S.科恩（I.S.Kon）、N.V.莫特罗希洛夫（N.V.Motrošilov）等人的著作。
尽管他们的哲学思想存在着种种理论的缺陷、分析的肤浅和皮相，以及极其可怜的理论水平，但是所有上述科学、理论和艺术领域发生的事情，在创造一种比较自由民主的气氛方面，在寻求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解决方面，以及在极其必要的向世界的科学和理论开放方面，是向前迈出的一些步骤。然而，1964年赫鲁晓夫垮台时还不能立即清楚的东西很快就清楚了。由于赫鲁晓夫的垮台，那些主张继续发展党的二十大所开始的过程的力量暂时失败了。旧的斯大林国家主义力量由于提出新的技术至上主义的观点，即把苏联社会的重大问题归结为要对领导方法做科学技术方面的改进，而不是要对工人阶级与国家的关系结构进行变革的观点而又神气活现起来，并且还可靠地依靠着强大的军事官僚主义，从而暂时取得了胜利。已经开始的过程也就逐渐地被中断了，在著名的作家案件中对知识分子的舆论的压制加强了，其后果无非是最勇敢的一些人在公开场合回避采取上述做法，重新采取俄国知识分子在沙皇时代就采取的传统的手段——秘密发表著作和文章。[1]
[1]索尔仁尼琴、A.马尔琴科（A.Marčenko）的许多作品和A.D.萨哈罗夫（A.D.Saharov）著名的备忘录《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Razmyšlenijaoprogresse,mirnomsosuščestvovaniiiintellektual'nojsvobode,1968）就是这样流传开来的，萨哈罗夫在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主义，批判了限制思想自由和迫害能批判地思考的人的做法，批判了任何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等，并设想苏联社会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的趋同的可能性。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今日苏联由于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和它进行的一系列干涉（在越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所处的整个处境，那么，完全可以肯定，由于在军备和宇宙探索方面耗费巨大的财力，使许多其他满足居民需求的生产部门越来越无法大力发展，它的处境是困难的。“社会主义阵营”最强大的国家的这种特殊地位和与这种地位相联系的历史责任感是不能低估的。但正是从这种处境中应该得出不同于苏联官僚们所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力量是不能仅仅用它的武器的力量来衡量的，因为这也可以成为毁灭它的力量。它的基本力量，无论如何从未来的进程来说，只能在于人民的信任和对人民的信任，不仅是对本国人民，而且也对别国人民的信任。历史形势的严峻根本不能成为阻碍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进程的理由，不能成为阻碍劳动者支配自己的劳动成果和管理自己的社会共同体（这是国家消亡的重要含义）的理由，因为这种阻碍的做法只会越来越使政治领域与劳动者相脱离，使官僚国家主义的结构得到巩固，并使社会主义本身成为问题。而这种做法使社会主义成为问题已经并非一次，从莫斯科事件到不久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占领已经是多次了，这些事件的后果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其严重性是难以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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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卢卡奇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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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卢卡奇的美学思想
卢卡奇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的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在时代和人这一哲学问题方面取得的最深刻的思想突破之一，可是，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左派还是社会主义的右派，基本上都不理解这种思想突破。此书出版后不久，他长期迁居苏联，因此，这位文弱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不得不经历了斯大林的暴政和粗俗浅陋的文化艺术观念统治的所有荒谬绝伦和悲惨至极的年代。为了忍耐坚持，他不得不进行特种“游击战”，更多地投身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中性的，同时又是自己所爱好的领域。然而，他不得不把自己的上述理论打算暂时丢弃了。
卢卡奇的这种广博的文化历史研究和文化理论研究的成果，就是战后不久发表的许多部著作。[1]但是，卢卡奇过去同官方观点的妥协，在他当时的观点中留下的痕迹，恐怕比他本人所能设想的还要多。例如，他在自己的哲学论著中常常对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地位和思想做出片面的评价。他一方面接受官方的反映论，一方面又接受马克思的实践的基本原则，从而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克服这两个原则的互不相容性，也不可能解释一些艺术现象，特别是当代的一些艺术现象。
[1]格·卢卡奇：《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oumarxisme?,Paris1948）；《理性的毁灭》（DieZerstörungderVernunft,Berlin1955）；《批判现实主义的现今意义》（DieGegewartsbedeutungdeskritischenRealismus,1957）。
然而，新匈牙利制度的斯大林主义的局限性不可能忍受卢卡奇的远为开阔的视野，因此，卢卡奇在1954年由于所谓的世界主义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迎合遭到激烈的攻击。他重新屈服，并更加热忱地引证“第四位经典作家”的言论——无论如何这不是出于至深的信念。
卢卡奇在自己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著作中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点是寻求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这一事实正好说明唯心主义的失败。“必须说，‘第三条道路’的观点隐含有暗中承认唯心主义破产的意思。古典唯心主义的代表以宣布自己是唯心主义者和同唯物主义进行公开的斗争为骄傲，而现代‘第三条道路’的追随者却不敢再宣布自己属于唯心主义，甚至在表面上假装鞭笞唯心主义。
这条道路使任何诚实的思想家除了折中主义地、任意地把来自各种不同体系的因素拼凑一下以外，不能有任何别的结果。”[1]
[1]G.Lukács,Existentialismeoumarxisme?,Paris1948,str.259.
卢卡奇认为，在这“第三条道路”内部，存在主义正是这样一种趋向的最发达的形式，这种趋向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映出现代资产阶级知识界的精神混乱和道德混乱”[1]。
[1]G.Lukács,Existentialismeoumarxisme?,Paris1948,str.20.当卢卡奇把萨特的极端个人主义仅仅理解为“拒绝参与缔造和确立民主的事业”（G.Lukács,Existentialismeoumarxisme?,Paris1948,str.116）时，他表现出一种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在他的《理性的毁灭》一书中也有表现，而当他分析现代的现实主义问题时，这种片面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卢卡奇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讨论所持的见解，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浪漫主义”（这种“革命浪漫主义”也和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样，使一种社会现实神秘化）所持的批判态度，无论如何在理论上更为重要。
卢卡奇在自己的序言中提出问题时，就比官方的意识形态灵活得多，思想辩证得多。他完全明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的基本历史现象和问题，因此，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反映这一事实。“但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点还远不意味着它必然直接地和完全地决定着任何现象，甚至决定着这个时代的任何时期。一个时代的基本趋势的发展方式是非常错综复杂的；现实大量地创造着客观的和主观的联系形式，这些形式的作用大大地改变着基本问题的表现方式。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基本问题。但是，当企图直接用这种基本对立来解释今天的现象和趋势，甚至解释构成时代的各个时期时，就常常会引向错误的道路。”[1]
[1]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4.
卢卡奇指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不是这种基本对立，而是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决定了主要集团的划分。他同时强调指出，现代历史的发展把群众性的和平运动推上了舞台，这一运动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它包括资产阶级的许多成员，首先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不能直接地用来说明这些历史趋势中的任何一种趋势，相反，这些趋势正好是以社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成员的战斗合作为特征的。”[1]
[1]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5.
卢卡奇还从这个角度出发考察现代文学、先锋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他绝没有抛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我们在论述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时已经谈过，这就是：了解历史趋势就能使艺术更深刻地把握人类生活的被掩盖的进程。相反，丧失辨认方向的能力，会产生在先锋主义文学中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的那种恐惧和不安。“因此，恐惧成了主要激情，其直接原因不是教条主义所说的世界混乱，而是相反：由于没有能力找出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规律，便对现实持这样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情感上的表现就是恐惧。”[1]这些作家先验地否定社会主义，就会陷入这样的结局：他们在社会矛貭的迷宫中虽然对这些矛盾抱批判态度，却看不见现实主义地去表现现实的意义何在。“因为描写混乱和恐惧的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正如我们已屡次能够证明的那样，是把具体的社会范畴从人的周围环境，从人对现实的关系中排除出去。因此，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从各种先锋主义的理论主张和描写手法中已经领略过的东西，这就是根据非历史化和非社会主义化的方针使客观现实的反映主观化。因此，作为艺术直感景象的混乱和恐惧，是这种主观化的必然后果。而它们的特殊内容、它们的情绪的内容的特殊种类、它们的世界观的基础，却仍然产生于知识分子在今天帝国主义发展阶段所处的十分具体的社会地位，这就是：知识分子狂热地或犬儒式地拒绝社会主义前途，但又不能用任何资产阶级的前途来对抗社会主义前途，因为他们（至少是在文学创作领域中）同样否认替帝国主义辩护的思想家从理论上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新前途的一切企图。”[2]
[1]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76.
[2]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72.
卢卡奇对先锋主义的批判最后归结起来就是：卢卡奇承认先锋主义，特别是它的主要代表（例如卡夫卡[F.Kafka]）对资本主义中所有那些混乱的和非人道的关系的艺术塑造，但同时批评它把这些因素绝对化和把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对立的力量和倾向看作是本体论上无关重要的。“因此，它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切是否确实存在于现实之中？而只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否就是全部现实？不问：是否必须说明这一切？而只问：是否必须停留在这一点上?”[1]
[1]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79.
卢卡奇正是从这些理由出发，并以上述现代世界的基本矛盾为依据，给予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以重要的地位，这些代表人物不是用早已现成的死板公式来看待现实，而是批判地对待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矛盾。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作家同批判现实主义者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在为了人们之间的和平合作、为了人而斗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结成文学联盟。
另一方面，卢卡奇同样明确地强调指出，简单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参加运动或政党，对于艺术塑造来说，依然并无任何意义。所有那些认为把正确的意识转变为对现实的现实主义的反映的过程，比把错误的意识转变为这种反映的过程原则上更直接更简单的人，都是错误的。虽然正确的理论反映和理论概括同正确的艺术反映和艺术概括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汇合的，但是，对世界的理论认识，只有当它完全融化和消失在美学范畴之中，才能够使创造性的艺术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因此，卢卡奇有根据地认为，对社会主义现实采取肤浅的片面的态度，必然会产生文学的自然主义，这同在资产阶级世界出现的情况一样，在那里，这种自然主义首先意味着在现实中迷失方向、怀疑主义的愤恨或人在超出个别现象的单纯事实方面的无能。根据对某些抽象真理的教条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以及对艺术职能的实用主义的看法，文学的解决不是从社会生活的矛盾变动中产生出来，而必须充当某一抽象真理的图解。卢卡奇以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性矛盾的消灭为例，着重指出：“如果消灭矛盾的对抗性质不是当作一种过程来研究，而是当作一种一律地支配着一切的绝对化状态来研究，那么，不仅仅对抗，而且连一切生活动力，一切运动的动力——矛盾，都将会从被这样描述的生活中消失。”[1]
[1]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126.
在苏联艺术中出现了就连他们自己也反对（至少在理论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这种论点歪曲了对新现实的反映。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公式主义的静止，打上革命浪漫主义的美化了的烙印的自然主义，代替了新的辩证法。他们认为，在科学和政治中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典型的东西和非典型的东西，因而在文学和从科学观点看只是个别现象的倾向中，经过文学加工的非典型的特点也获得典型性质。“教条主义地和机械地把典型的概念和科学的政策搬到艺术上去，就可能在艺术中造成不可避免的束缚和歪曲。如果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如在斯大林时期所做的那样，主观主义地歪曲现实，而又要求艺术把这种政治上的教条主义（常常是任意地）强加给艺术的那种典型性，当作艺术上唯一正确的典型性来理解和采用，那么，情况就尤其如此。不言而喻，一旦这种典型性占了上风，就只能使这种‘社会主义’自然主义特有的僵硬性和无生命力变得更为严重。”[1]
[1]G.Lukács,Današnjiznačajrealizma,Beograd1959,str.131-132.卢卡奇特别强调指出，他批判的不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学，而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系列原则，事实上，马·高尔基、米·肖洛霍夫（M.Šolohov）、M.马卡连柯（M.Makarenko）、阿·托尔斯泰（A.Tolstoj）、康·费定（K.Fedin）、阿·谢格赫尔斯（A.Seghers）等人的最佳作品不是根据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出来的。
卢卡奇认为，革命浪漫主义就是经济主观主义在美学上的等价物，正因为这样，这种革命浪漫主义导致一系列的庸俗化、公式主义、对现实的歪曲和对五光十色的多方面的人们生活的真实进程的捏造。
在这些著作之后，卢卡奇发表了《论作为美学范畴的特性》这一著作，它集其文学理论问题研究之大成，后来经过删节被收入一部内容广泛的美学毕生巨著中。[1]
[1]《论作为美学范畴的特性》1957年初次发表。美学巨著则发表于1963年，题为《美学》（AesthetikI）第1卷（《审美特性》两卷本[DieEigenartdesAesthetischen,NeuwiedamRhein,Berlin-Spandau]）。到目前为止，当我们讲到内容广泛和丰富的文化历史著作时，在所有类似的场合，我们不得不完全放弃那些丰富的文化历史材料和例证材料，而只举出作者观点的若干要素。
卢卡奇从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美学这一前提出发，在自己的《美学》中一开始就立即强调指出，存在先于思维这一论点绝不是说唯物主义因此是制造等级的。“由此根本不能得出结论说：可以分等级地把意识置于存在之下。”[1]相反，这只会造成存在对意识的实际控制。在这当中，卢卡奇从两个他认为是基本的论点出发：一，文学是对现实的独特反映，这种反映只是人对现实的诸种反映关系当中的一种；二，人是实践的存在，因此，人对世界的基本关系是改变世界的实践关系。然而，美学的反映不同于其他要求按世界的本来面目理解世界的那些反映形式（如科学的反映），它从人的世界出发，目标又是人。[2]
[1]G.Lukács,AesthetikI,Isv.,str.21.
[2]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24-29。
卢卡奇认为，所有三种反映形式（日常生活、科学和艺术）的反映对象都是同一现实，同时，他对劳动、理论和实践范畴做了分析之后，提出区分日常反映和艺术反映的原则和开端问题，并认为在具体的反映和通过模仿把被反映的东西复制下来的努力中，美学反映的萌芽就已经是客观地存在着的。[1]其次，科学反映和美学反映从日常生活、日常思维和日常感觉独立出来的道路是十分缓慢、多样和充满矛盾的，同时又各不相同。科学反映的道路是非拟人化的道路，而美学反映的特性则具有明显的拟人化性质。[2]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106。
[2]该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均阐述这个问题。
尽管我们对艺术的最初起源尚一无所知，卢卡奇认为，我们只有选择劳动作为出发点，才能对美学从日常生活中独立出来的情景做出正确的和哲学的描述。因此，他认为毕歇尔（K.Bücher）关于旋律起源于劳动的论点，对于阐明这一现象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卢卡奇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肯定说，劳动旋律变成美学现象始于这样的一个中介因素，这个因素就是经过旋律表现出来的对劳动的增加或减轻感到的喜悦。旋律就这样终于从现实生活的因素变成对这一因素的反映。[1]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253-256。
卢卡奇从该书的第五章开始分析模拟问题，其次是美学反映的产生问题。在这个地方，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他拒绝机械的反映论或者说摄影式的反映论，认为基本问题是：科学和艺术怎样从对日常生活现实的模拟关系中逐渐地独立出来？从世界观以及实践的-社会的中心表现方式来考虑，在原始部落中，巫术曾是这种媒介，并且总是也有一定的唤起的目的。美学以复杂的方式从这里产生，甚至某种本身是模拟的行为又被另一行为所模拟。但是，在这第二次模拟中，各种反映根据全新的原则类集：它们集中起来，在目睹者那里引起某种思想、信念、感觉和欲望。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况也存在于有唤起作用的模拟的意图中，但这只是人的态度的组成部分、组成要素。把现实已被反映的情景看作是反映，这也属于美学的实质，而巫术和宗教则赋予它们的反映体系以客观现实性，并要求人们加以相信。在这一分化中，卢卡奇认为典型的要素特别重要，同吋他又强调特殊范畴对美学反映的意义。[1]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368-400。
艺术是人的自身世界的创造。原始的模拟和装饰尚不知道分类；而“劳动日益增长的多样性创造着实际的可能性，使实在的具体事物和具体关系通过模拟，根据对称关系和比例关系加以安排，以有旋律的方式得到再现”[1]。艺术世界自身的特性还表现在：对于理解艺术这个世界来说，科学和伦理学的范畴是不够的。艺术作品所提供的东西，可以多于或少于理解所提供的东西。当它揭示的事实或关系迄今尚未能为理解所达到，并且还将长时间不能转变为可以理解的东西时，它所提供的就更多。这却不是说，从艺术考虑可以简单地把理解概念抛弃掉。艺术自身世界的上述问题，首先有一个内容全面的问题，这不是说任何著作有责任反映它的历史环境的一切现象。这里说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全面，即全面地了解和描述恰恰成为某一特定著作的题材的具体的总体。其次，艺术家要把世界当作自己的世界来体验，这样，作品才体现人之成为人的因素，而这又是艺术作品中长存的东西。[2]
[1]G.Lukács,AesthetikI,Isv.,str.496.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518-528。
卢卡奇提出与美学反映有关的主体问题时，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这个命题，虽然通常是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的命题，但在美学中是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基本命题。美学的客体也是某种独立于主体之外存在的东西，但只作为物质的存在，而不是作为美学的存在而存在的东西。[1]在进行了这些分析之后，卢卡奇认为，下面两个美学的基本论点是可以成立的：第一个论点涉及“任何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实质”[2]，这个论点就是：现实主义不是其他风格当中的一种风格，而是所描述的艺术的基本特征；第二，任何美学的具体内容“也包含采取赞成或反对的立场”[3]。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558。
[2]G.Lukács,AesthetikI,Isv.,str.566.
[3]G.Lukács,AesthetikI,Isv.,str.566.
卢卡奇在进一步分析艺术作品自身世界时，考察了艺术领域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艺术的同质媒介问题，从而得出结论说，与科学反映的一元倾向相反，美学反映按其实质来说是多元的。这一特点极其明显地表现在艺术作品立足于本身，它的正常作用任何其他艺术作品都无法帮助产生。[1]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640-671。
真正的艺术作品还具有这样的特点：它的使命和倾向是不崇拜偶像，因而它在艺术实践中表现出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1]
[1]卢卡奇在第十章论述了美学中主体-客体关系的一般特征，同时对斯大林的艺术家是灵魂工程师的说法提出适当的批评。他指出，工程师是分工的产物，工程师把科学和劳动经验的成果集中于自身，以寻找出适当的办法解决某一具体的实际的任务。如果把这运用于艺术，那就等于让艺术只为某一当前生活任务服务，一切只直接着眼于当前（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sv.,str.842）。卢卡奇后来也常常谈起斯大林主义问题，批判个人崇拜的浅薄和片面，并指出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其他消极面。例如1962年发表在意大利杂志《新论据》上的一封著名的信《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信》，以及汉斯·海因茨·霍尔茨（HansHeinzHolz）、利奥·科夫勒尔（LeoKofler）和沃尔弗冈·阿本德罗（WolfgangAbendroth）同卢卡奇的谈话（GesprächemitGeorgLukács,RheinbeiHamburg1967）。
卢卡奇的《美学》第二分册首先详细研究所谓的第一信号系统及其对艺术的关系，这就是说首先必须分清和分析巴甫洛夫的反射理论。卢卡奇在这当中还分析了若干其他心理学理论，他同时认为，巴甫洛夫的反射理论使我们能够从人与动物在生理上既有复杂的亲缘性而又有深刻的差异的角度来理解人。艺术虽然不能没有第二信号系统（语言、概念），但它直接与第一信号系统（各种感觉）相关。从主体的角度看，人在现实中致力于生活本身，在艺术中则致力于对人的模拟反映；在前一场合，实践无条件地处于支配地位，在后一场合，实践作为美学创作的对立物而被排斥。[1]
[1]参见格·卢卡奇：《美学》第1卷第2分册（AesthetikI,IIsv.）第11章。
卢卡奇继续往下研究，他分析了艺术和科学的差别，考虑到了决定着人类智力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这两个领域的特殊范畴，并考察了“自为”领域和“自在”地存在的现实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关系。他认为特殊范畴是艺术的中心范畴和特有范畴，同时力图把它同科学的范畴区分开来，虽然在他进行了分析之后，这个问题依然未能澄清，依然悬而未决。
[1]参见BernardTeyssedre,Lukácsetlesfondementsd'uneesthétiquemarxiste,"Leslettresnouvelles",Février1961。
对“自在”物的正确反映的制约性和这一反映的主观性，对于艺术作品和所有其他反映形式来说都是共同的。此外，艺术作品永远是某种已最终完成的东西，而在生活和科学中，“自为”的东西原则上却总是某种暂时的东西。[1]
[1]参见G.Lukács,AesthetikI,IIsv.,str.309。
最后，卢卡奇研究了“美”这个老问题，特别是作为生活要素的自然美问题。卢卡奇得出结论说，“与自然界的接触在人的内心之中引起的感受，既不是走向艺术的前一阶段，更不是对一种能与艺术相竞争的自在‘美’的领悟；反正哲学的棕榈枝到时要交给它那种‘美’”[1]。这些各种各样的感受的基础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的交换。在这当中，被发现的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人的历史实质。因此，使自然界处于社会化了的人的支配之下的一个阶段，是对“自然美”的任何感受的基础。卢卡奇广泛研究和分析了解放斗争和艺术职能的问题。
[1]G.Lukács,AesthetikI,IIsv.,str.671.
卢卡奇的《美学》尽管还不完善，但这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研究美学问题的迄今最广泛的尝试。如果考虑到这是卢卡奇，在从事哲学和艺术研究数十年之后对自己的观点和理论经验所做的总结，那么，十分清楚，这一创举必然令人注目，并且引起某种感受。这一著作的特色是论题广泛、评注众多、文化史料丰富。模拟问题、艺术的起源、艺术作品、艺术领域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艺术的同质媒介、艺术的非偶像崇拜等等问题，卢卡奇均有所论述。[1]如果可以对这一异常杰出的努力和卓越的成果提出什么意见的话，我们姑且说，基本的意见是：反映概念和实践概念之间的脱节。在美学和哲学中，远非能够完全避免那辩证地理解的“反映”范畴。但是另一个问题是：整个问题是否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反映和实践更多地依然是相互并列的。卢卡奇在许多地方力图证明，只有反映的观点才能成功地解释艺术。但是这样一来，不仅依然无法解释清楚某些关键的艺术领域（音乐、建筑学），而且现实主义是任何艺术的实质的论点也依然不能令人满意。同样，当代艺术获得解释的大门依然紧闭着，而这一艺术是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的。然而，尽管我们对卢卡奇的《美学》的基础和表达方式有这些基本的不同意见，格·卢卡奇的这一著作毫无疑问依然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成就。
[1]另一评价可参见阿·赫勒的文章《关于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美学》（A.Heller,OesteticiGeorgaLukácsa,"Praxis"br.3/1966）。除了阿·赫勒外，在受到卢卡奇的理论活动的积极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我们还可以举出扎多尔·托尔达伊（ZadorTordaj）、伊万·瓦尔加。并可参见J.梅萨罗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J.Mészáros,Marx'sTheoryofAlienation,London1970）；A.赫格居什和M.马尔库什的《匈牙利的新左派》（A.Hegedüs,M.Markus,DieneueLinkeinUngarn,Berlin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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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关于黑格尔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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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和关于黑格尔的讨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在其他国家中的发展，最雄辩不过地证明上章末段的论断。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由于以斯大林主义的观点为指南，主要是沿着上述崎岖小路行进的。除了几个比较突出的人物保持住自己的个性外，其他大多数人都成了否定意义上的思想家。只要苏联国家主义顶峰和斯大林主义观点的苏联阐发者（他们的言论直至今天仍在这些国家中被竭诚搬用和引证）还霸占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优先权，事情就不可能有任何别的结局。
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努力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问题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到保加利亚哲学家托多尔·巴甫洛夫（T.Pavlov,1890-1977）的著作。他特别致力于反映论问题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反映论》（1936年俄文第一版），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反映论》（1929年）一书的修订和补充版。巴甫洛夫的主要意图是阐发和证明，人类的意识-反映的产生，是整个物质界所固有的反映（狄德罗和列宁的说法）的比较基本的形式的合乎逻辑的继续。巴甫洛夫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的一个论断：“没有外在的反映，客观现实的物体是既不存在，也不可想象的；但同样，如果它本身即个别的物体，不随同外在的反映，来发展作用于它周围的客观现实物体正好在其中被反映的一定内在状态，那么，这种客观现实物体作为发展着的自然界整体的特殊部分也是既不存在，又不可想象的。当然，这种反映在不同的物体中，形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具有的意义也各不相同，例如，它在胶体（有机的和无机的）中，就不同于在晶体、原子和电子中。”[1]
[1]TodorPavlov,Teorijaodraza,Beograd1947,str.41.
这一著作所做出的有价值的努力和超过同时期苏联类似著作的地方，就是作者坚持不仅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而且特別从《哲学笔记》出发来研究列宁的思想。同样，巴甫洛夫对实践做广义的理解，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真理的标准，他在解释感觉和意识的发展中引人实践问题，并从这个观点出发探讨概念、抽象化、具体和抽象、一般等问题。在这方面，这部著作认真地努力运用和研究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以札记、批语、注释的形式所提供的珍贵遗产。[1]
[1]“正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实践使主体不仅同自然界，而且同社会历史现实发生最直接、最深刻和全面的联系。正是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通过实践，人不仅仅同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祌的事物发生最深刻的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也不仅仅以自己对这些事物的作用改变这些事物，而且人本身也在同这些事物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生全面的改变。这样，人在劳动过程中改变自然界和自身的整个存在，日益发展自己的手、脑、感觉器官、言语、意志和思维，同时，最初是自发地，后来是完全自觉地在自己的人类实践中看出真理的基础、真理的目的和真理的标准。
而现在，实践不仅包括生产活动，而且也包括科学实验活动、社会革命活动、建设活动、文化需要和日常需要活动、教育活动和艺术创作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创造出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事物（如雕像、绘画、舞蹈等等）。”（TodorPavlov,Teorijaodraza,str.271）
然而，巴甫洛夫动摇于这些意图和斯大林的哲学和反映论的观点之间，他对斯大林的观点是很尊重的，这就不容许他从实质上来克服主体和客体关系的旧提法，摆脱通常的认识论；因此，他必然只停留在“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这种论点的范围之内，并且常常陷入素朴的实在论。在这一基础上，巴甫洛夫不可能对人类意识的历史要素进行分析，即不可能进行把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其他解释从本质上区分开来的分析。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巴甫洛夫在给哲学下定义时，只在恩格斯关于有内容的思维的说法中兜圈子。虽然他正确地看出，正因为这样，哲学必须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和认识论的一切基本问题，但他把这一时期实际上已被提到首位的人类学问题疏忽过去了。巴甫洛夫把哲学仅仅归结为科学，甚至仅仅归结为与其他科学并列的一般的科学。他忽略了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哲学是自己时代的批判工具，因而也是合理而实际地解决不断更新的历史矛盾的人类发展的先知者。[1]
[1]巴甫洛夫在把哲学同专门科学以及旧的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时，得出结论说：“哲学要想成为专门的科学，就只有恩格斯早期指出过的一种可能性，这就是，哲学成为有内容的思维的一般科学，就是说它不是作为哲学的部分的旧本体论和旧认识论，不是旧的形式的主观的逻辑学，而是有内容的逻辑学，正因为它是有内容的和客观的，而不是形式的和主观的逻辑学，所以它同时包括本体论、宇宙论、旧认识论的全部基本问题，但是，这些基本问题现在是以辩证地被扬弃的形式，即以科学思维或意识的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形式出现的。”（Teorijaodraza,str.317-318）
同样，巴甫洛夫在给历史唯物主义下定义时也没有能够超出上述范围，实际上仍然在追随着斯大林的把辩证法运用于历史的观点。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巴甫洛夫同德波林的观点完全对立，摈弃了德波林关于辩证法是一般方法论的观点，但他对于社会的辩证法，实质上持同样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或逻辑学，但是，这种哲学和逻辑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一门科学，而是‘适用于，一切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专门科学：一般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美学、语言学等等，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或逻辑学。简言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的逻辑学。”[1]
[1]TodorPavlov,Teorijaodraza,str.367.关于这个问题，巴甫洛夫发表了几本小册子。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和专门科学》（Laphilosophiematérialistedialektiqueetlessciencesparticulières,Sofia1956），这是他在索非亚向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所做的三次报告。在他的《艺术概论》（Općojteorijiumjetnosti）中，他也坚持从反映论的观点出发来解决艺术现象。
虽然我们认为巴甫洛夫的反映论比同时期苏联的著作更深刻地理解了认识论的问题，但是，它不能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反映论依然处在从认识论上解决问题的狭隘框子里，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反映论由于具有辩护士作风和斯大林的眼界而不可能达到现时代的高度。
在战后初期，关于黑格尔的讨论更值得注意，这次讨论是由于出版论述黑格尔的两部重要著作——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1948年）和布洛赫的《主体-客体》（1952年）而引起的。
如果我们注意到从1941年前后直到50年代中期这个时期苏联哲学界对黑格尔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的变化，那么，这两部著作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珍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包罗万象的辩证法，在里面发现了唯一符合欧洲当时革命事件的德国当代精神。而在他们生活的后期，不论是马克思或恩格斯都认为，对于他们当作自己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的那种方法的问题，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有最深刻和最充分的阐述。大家知道，列宁也同样详细地研究过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革命后，列宁曾留下遗言，嘱咐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全面研究和解释黑格尔。
对欧洲哲学的这一重大时期在理论上的这种态度和评价，在40年代初期整个地被简单抛弃并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整个地被完全修正了。新的指令不是按其本来面目去看待德国和欧洲哲学这一伟大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即不是把他们看作实质上是这一时期进步的资产阶级在思想上的代表，但在德国落后的封建专制的环境里，他们有局限性、妥协性，在政治上、历史实践上无所作为，而这一点又必然在他们的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方面，在他们其他许多妥协的和保守的方面表现出来，与此相反，新的指令却要求把这一哲学整个地看作是贵族阶级对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反动。[1]
[1]这种立场被所有论述这一问题的人用各种各样的大同小异的形式重复着。在《苏联大百科全书》中表述了官方的定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自己的顶峰，它是贵族阶级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反动。”（Bol'šajasovetskajaenciklopedija,IIizdanje,sv.10,str.306-307）同样，在第十一卷中也谈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哲学家反映了德国的贵族和对贵族卑躬屈节、软弱胆怯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推翻封建制度的变革面前表现的恐惧和仇恨。他们维护德国容克-资产阶级的发展道路，即由贵族掌握领导权的君主制政权来实行和平的和不彻底的改良道路。德国唯心主义把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的斗争看作是自己的基本任务。它反对唯物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Ibidem,sv.11,IIizd.1952,str.85-86）
卢卡奇和布洛赫的书把一股强大的新鲜空气带进这种气氛中来，当然会引起充满卫道士精神的理论家不可避免的反应。
卢卡奇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完全不同于布洛赫。他注意黑格尔辩证法的起源，而布洛赫则注意整个黑格尔体系中的辩证思想。卢卡奇对这种起源所做的卓越分析的批判矛头，既指向上述斯大林主义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和黑格尔的观点，也指向狄尔泰（W.Dilthey）、克朗纳（R.Kroner）、拉松（G.Lasson）、海林（Th.Haering）以及其他许多人把黑格尔当作非理性主义者和神学家等等的资产阶级观点。
卢卡奇同时也主要研究对黑格尔观点的形成有特别作用的社会历史结构要素，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卢卡奇并不去研究它，而把它放在一边，虽然这个因素对于分析辩证法的起源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我们注意到青年谢林的自然-哲学著作的话。在这种分析中，尤其是对黑格尔的法兰克福发展时期的分析中，卢卡奇发现了黑格尔的经济论著的意义，并且认为黑格尔正是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他的辩证方法，以及获得对劳动、异化、物化等范畴的非凡发现，虽然这种非凡发现采取了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形式；卢卡奇在分析了这些范畴之后，即在分析了《精神现象学》之后，完成了自己的巨著。
相反，布洛赫分析了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明确地指出，不研究黑格尔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黒格尔和欧洲整个精神传统的真正继承人。
无论卢卡奇或布洛赫都轻而易举地证明了德国古典作家中所有的泰斗（例如黑格尔）的哲学研究的市民历史根源，从而重新指出和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哲学运动的评价的正确性，这种哲学运动，由于它实质上是革命性质的，因此在当时德国的著作中唯一达到了欧洲的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水平。[1]
[1]关于马克思对这个运动的评价，参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特别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论断。
不管斯大林主义的现代马克思主义辩护士怎样估价自己，但是必须肯定，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代表是比所有批评他们的现代社会主义者要伟大得多的精神方面的革命家和社会政治方面的革命家。这也就是说，他们曾为自由思想和人道思想所鼓舞，他们曾热烈欢迎封建主义在法国的崩溃，最后，他们在黑格尔的立宪君主制的观念中宣告了资产阶级的发展时期的开始，而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不敢在圈定的范围之外进行理论思考，更谈不上在思想政治上宣布要消灭过时的东西，更谈不上宣布要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把最初的社会主义朝官僚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演化和蜕化这种反动现象加以消灭。我不想用这些话来批评“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怯懦，因为理论表现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关系本身总的状况。我只不过是想指出这样一点：当批评别人似乎缺乏革命精神时，自己应该更多地做一番自我批评；何况被批评的那个人标志着人类思想发展的一大进步，而现代的批评家对待这一思想却采取完全毫无己见的随风倒态度。
在头一批激烈反对布洛赫和卢卡奇观点的人中间，有鲁·奥·格罗普（R.O.Gropp）。他在东德的杂志《德国哲学杂志》上按照上述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对他们的论点大肆批判，他同时否定黑格尔哲学是市民哲学思想的最高峰，而且还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说成几乎是直接来源于法国的唯物主义。[1]
[1]R.O.Gropp,DiemarxistischedialktischeMethodeundihrGegensatzzuridealistischenDialektikHegels,"DeutscheZeitschriftfürPhilosophie",Berlin1954,br.1,2.我们在这里马上可以举出格罗普稍后的一本书：《哲学史和辩证唯物主义若干问题》（ZuFragen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unddesDialektischenMaterialismus,Berlin1959）。这本书对黑格尔的态度好得多，谨慎得多。不过，这部著作本身还是以旧方式在老问题中兜圈子。
此后不久，上述杂志就这些争论问题发起讨论，参加过这次讨论的有：奥·科尔纽、弗·贝伦斯（F.Behrens）、W.舒巴尔特（W.Schubardt）、艾·阿尔勃莱希特（E.Albrecht）、沃·蒙克（W.Mönke）、约·施莱弗施坦（J.Schleifstein）、H.宰德尔（H.Seidel）、K.格布勒（Gäbler）、J赫普纳（J.Höppner）、伊·费切尔（I.Fetscher）、伊·库琴斯基（J.Kuczynski），以及该杂志编辑W.哈利希（W.Harich）本人。讨论表明，许多人能够不抱成见地对待这个问题。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歪曲历史事实的说法特别受到W.哈利希的尖锐批评。W.哈利希在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人道主义解释的影响下，激烈反对本国的官僚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并企图得出政治上的结论。他和与自己意见相同的W.扬卡（W.Janka）、G.茹斯特（G.Just）、M.海尔特维希（M.Hertwig）、B.施泰因贝尔格（B.Steinberger）等人一起，要求首先摆脱斯大林主义和走适合德国这样的一个发达国家情况的德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他认为，苏联的经验不适用于德国的情况；何况在内部关系方面苏联的领导也是社会主义正常发展的障碍。因此，苏联1945年在对待人民民主所持的态度方面是进步的，但它同时也是反动的，因为它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而它的模式却只起阻碍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作用。由此还发生了苏联在现代许多事件中，如在南斯拉夫事件、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采取的不民主的方法，并且实际上是法西斯的方法的情况。
哈利希认为，应当从内部对党进行改革，为此，应当考虑托洛茨基、布哈林、罗·卢森堡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还应当考虑卡·考茨基、弗·施特恩贝格的经验，以及南斯拉夫、波兰、中国等国的经验。其次，应当根据马克思和列宁所理解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设党，并把斯大林分子开除出党。在国内，应当更多地注意生活水平问题，不再强制实行集体化，并像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所做的那样，发展工人委员会。哈利希及其集团憧憬着马克思的建立民主社会主义，即建立一个在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方面胜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理想，因而要求这种自由，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同时也知道，斯大林主义的党政机构是反对他们的。因此他们准备进行合法的斗争，在遭到阻烧的时候则还要进行秘密的斗争。[1]
[1]参见DiepolitischePlatformderHarich-Gruppe,inG.Hillmann,SelbstkritikdesKommunismus,str.189-197。哈利希还提出了同西德和德国社会党的关系问题，认为德国社会党是社会主义在西德的唯一保证者，因为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已丧失了影响。
毫无疑问，哈利希和他的同志们提出的纲领，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德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民主传统。他们虽然怀有这种真诚的愿望，但只是忽视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当时的现实是德国正处于一个这样的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这个国家实现的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而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乌布利希及其党的集团不仅承认这一现实，而且根据这一现实考虑问题。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结局只能是：讨论遭到禁止，英勇无畏的批评者受到审讯。“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现实，竟还不能做到容许进行与黑格尔对当时制度进行的“保守”批评相类似的批评。
在同一时期还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结构问题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弗·贝伦斯、A.贝纳里（A.Benary）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国家消亡，办法是国家应当取消一些职能，首先是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职能。他们在讨论中明确强调实行非中央集权制的主张，指出官僚主义的国家垄断所产生的危险，指出必须让劳动者更多地参与这些过程来使生产力社会化和管理社会化。同时，他们要求对经济过程和社会过程进行准确周密的经验分析，其矛头是直接针对斯大林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意识形态理解。
这一切是与党的领导层的官僚主义的，而且日益技术至上主义的盘算不相协调的，因此，党的领导层在1958年初就用行政命令方法禁止了讨论，分别给讨论的发起者以各种各样的惩处。[1]
[1]弗·贝伦斯在《统计学对于利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意义》（1956年）和《论利用过渡时期经济规律问题》（1957年）这两篇论文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这一讨论的发展情况以及社会学的发展情况的概述，参见下列文献：HellmuthBütow,SoziologieundempirischeSozialforschungI,II,"HochschulinformationenderZentralstellefürGesamtdeutscheHochschulfragen",br.5/1966,br.1/1967;PeterChristianLudz,SoziologieundMarxismusinderDeutschenDemokratischenRepublikeI,II,NeuwiedundBerlin1972。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问题，参见：ErichHahn,TheoretischeProblemedermarxistischenSoziologie,Köln1974;DieentwickeltesozialistischeGesellschaft,Berlin1973;FreiheitundGesellschaft,Berlin1973。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次哲学家代表大会材料汇编：ObjektiveGesetzmässigkeitundbewusstesHandelnindersozialistischenGesellschaft,Berlin1975。
由于这一讨论遭到禁止，以及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又变本加厉地采取上述种种行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的任何坦率和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对话都不可能了。如果哲学和社会学不努力开始对异化、自由、官僚主义、官僚国家主义垄断制度中的雇佣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一句话，如果在按照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里斯大林主义问题没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是没有国际意义，也达不到国际意义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这必然造成这样的结局：它们最优秀的理论家们也一头扎入比较中立的领域，或者只提出同制度发挥职能直接相关的问题而并不怀疑制度的结构。[1]
[1]他们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格奥尔格·克劳斯（GeorgKlaus）写了《现代逻辑学》（ModerneLogik[AbrissderformalenLogik],Berlin1958）；《专门的认识理论》（SpezielleErkenntnistheorie,Berlin1965）；《电子计算机理论与哲学展望》（KibernetikinphilosophischerSicht,Berlin1961），许多或大或小的著作都是论述哲学和自然科学，论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法论问题的。甚至1965年在柏林召开的哲学家代表大会也是如此（参见"Zeitschr.f.Philosophie",Sonderheft1965）。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我们可以举出彼得·博尔哈根（PeterBollhagen）的两部著作:《社会学和历史》（SoziologieundGeschichte,Berlin1966）和《规律和社会》（GesetzmässigkeitundGesellschaft,Berlin1967），这两部著作企图把各种类型的历史规律性加以区别。沃尔弗冈·伊·艾希霍恩（WolfgangEichhorn）阐述伦理学问题的著作《伦理学怎样能够成为科学？》（WieistEthikalsWissenschaftmöglich?），从书的标题本身开始提出问题。M.布尔（M.Buher）、沃·伊·艾希霍恩、G.海伊登（G.Heyden）、格·克劳斯（G.klaus）、A.科辛（A.Kosing）、G.克勒贝尔（G.Kröber）、V.施托利亚罗夫（V.Stoljarov）集体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MarxistischePhilosophie,Berlin1967），试图全面地、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这一教科书中，他们试图至少克服斯大林的两个原罪：割裂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割裂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史观。罗伯特·哈韦曼（RobertHavemann）做出了最彻底的批判尝试，他在1963-1964年的讲稿中（DialektikohneDogma,ReinbekbeiHamburt1964），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出发，对斯大林主义（哲学上是官方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上是官僚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哈韦曼认为，这种辩证唯物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庸俗机械唯物主义，只会给自然科学造成损害。他主张发展消除教条的辩证唯物主义，主张建立能够提供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关系。完全可以理解，那里的政治制度的现实情况不可能容忍这样的独立思考。在阐述现代过程的经济学著作当中，有标准的集体著作《帝国主义在今天》（Imperialismusheute,Berlin1965），编者是H.赫姆贝格尔（H.Hemberger）、L.迈尔（L.Maier）、H.佩特拉克（H.Petrak）、O.莱茵霍尔德（O.Reinhold）和H.施旺克（K.H.Schwank）。
更有甚者，在最近时期官方又开始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特别的社会经济形态，这只不过是为现存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关系所做的粉饰辩护而已。[1]因为，如果现在的社会关系被宣布为社会经济形态，那么，自治过程，加强劳动人民直接管理社会共同体的过程，就会被推迟到遥远的未来，国家官僚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统治在国有的（而不是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基础上的稳定，就会被宣布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优成果。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社会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界限，这些界限在日益发达和经济上日益稳定的社会中将成为蓬勃的自由发展的严重障碍。
[1]参见例如K.比希特勒尔（K.Bichtler）在马克思《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国际讨论会上的报告。比希特勒尔断言任何社会形态都是单一的社会机体，同时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是一个很短的过渡时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相当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因此，应当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解为独立的生产方式，有其与之相应的经济范畴和规律的体系，在这些经济范畴和规律当中，也有形式上与资本主义的范畴相类似的范畴，例如价格、利润、信贷、利息等等”。（K.Bichtler,DieMarxischeTheorievonderGesellschafts-fornationunddasentwickeltegesellschaftlicheSystemdesSozialismus,inKritikderpolitischenÖkonomieheute,100JahreKapital,Frankfurta.M.1968,str.326-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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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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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戈尔德菲尔德的斗争
世界产业工会在内华达矿区第一次将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付诸实践。1906至1907年间，以矿主为一方，以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为另一方之间，在戈尔德菲尔德发生了剧烈的争执。这些争执的起因主要是由于戈尔德菲尔德的这两个地方组织以“新工会主义”取代传统的行业工会主义时，多少取得了成功。
当世界产业工会在劳工界初露头角时，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戈尔德菲尔德已有相当牢固的基础。它在该地的第二二〇分会，是一个产业工会。它的会员，正如西部矿工联合会会章所规定的，包括“矿场、研磨厂、冶炼厂的工人及周围各业工人……。”1906年初，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组织了一个兴盛活跃的第七十七分会，会员系该地“城镇工人”美国劳工联合会那时在该地几无立足之地。在矿区惟有木工工会及排印工人工会是属于劳联的分会。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是一个包括范围很广的组织，比产业工会的范围还要更广泛些。它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目的是要把社会上所有雇佣劳动者都包括在内。世界产业工会机关刊物的社论说：“我们不以武力、威胁、放逐和暗杀为手段，要把社会上所有雇佣劳动者都组织起来……。组织中包括矿工、技师、文书、速记员、卡车司机、洗碟工、侍者及各种各样的所谓普通劳工。”
很明显，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工联主义以及城镇工会会员（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十七分会）与矿工会员（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号分会，附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倾向，引起了麻烦。世界产业工会责备美国劳工联合会挑起争端，但主要是与矿主协会发生争执。圣约翰在《产业工会公报》上发表的一封信中说：“矿主协会利用木工与排印工人作为核心，打入矿区以反对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争执首先发生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矿区分会所支持的《托诺帕太阳报》与世界产业工会及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分会之间。《托诺帕太阳报》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于是，世界产业工会（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对该报实行抵制，隶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报童，拒绝送报。按照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说法，《托诺帕太阳报》调动了罢工破坏者对抗报童工会，但未成功。这时，矿工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分会）召集了一次会议并决定：
包括除建筑业外所有城镇工人的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十七分会，应停止分会活动，并入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分会……这样一来，除报童工会直接隶属世界产业工会总部，部分建筑工人有其国际组织会籍外，矿区所有雇佣劳动者均属于第二二〇分会。
圣约翰说这一合并系由于矿主的怂恿：
最后〔他们〕提出把世界产业工会分会——厨师、侍者、卡车司机、酒吧工人、办事员——与西部矿工联合会合并为一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矿主的赞许，因为他们认为世界产业工会是该区中的激进组织，而矿工……依他们看来，则较为保守，如果一千五百名矿工对四百激进分子提出的任何要求有发言权与表决权，他们推想，四百名激进分子的努力会为一千五百矿工的保守所掩盖。在矿工方面，他们的想法是认为这样可以比较容易、迅速，而且满意地解决一个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严重斗争的问题。
表决时通过了这一提案。
最初，这一计划明显为矿区雇主所赞许，但当他们看到矿工第二二〇分会“团结一致”而且明显是利用木工工会作为工具时，就改变了主意。不管怎样，矿工工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在矿场及与矿场有关的各单位工作的木工，都必须加入矿工工会。”这一要求无人理睬。就在此时，矿主协会发表一项声明：“由于世界产业工会无理的煽动……我们决定绝对拒绝雇用任何具有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身分的人……。”同时，“矿主协会将承认不受世界产业工会支配的任何矿工工会……”。
由于矿主协会的压力，在是否再分开的问题上，举行了一次会员复决投票。1907年3月20日的投票表明，大多数会员主张矿工与城镇工人除分开开会外，在其它方面仍继续成为一个工会。但情势日趋严重，那年春节，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被迫在戈尔德菲尔德进行一场为了生存的决斗。①根据圣约翰的叙述，1907年3月10日以后的情况是：
①特里顿说，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负责人的软弱，4月达成妥协，但未解决任何问题，整个夏季与秋季，斗争仍持续不断。
直到4月22日，在内华达州戈尔德菲尔德的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为生存（及它们在该地所建立的一切）而斗争，斗争对象是矿主、商人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联合势力。由于西部矿工联合会总部负责人的背信弃义，这一公开斗争用妥协方式解决。但从当年4月22日至9月，斗争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结果夺回了妥协方案中失去的所有阵地，并摧毁了斗争期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的黄色工会。这一斗争使矿主的损失超过十万美元。
在此期间，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分会多少处于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威慑之下。世界产业工会对待讨厌的劳联会员毫不留情，这是他们承认的事实。更为激进的分子迫使某些劳联会员离开该地。他们承认：“他们可能没有太讲究现代文明的繁文缛节”。世界产业工会对这种情况叙述如下：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戈尔德菲尔德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罢工，使全城工人都加入了工会。老板们认识到他们要对付的是一群具有反叛精神的工人，于是求助于他们的好朋友与工具——美国劳工联合会。结果是劳联把它的会员派到戈尔德菲尔德来破坏罢工。这种事情不只发生一次，而是多次……，罢工者确曾采取过一点直接行动对待这些工贼，给他们下过命令，问他们是要自己的房子，还是要他们的公司。
4月间，据说“戈尔德菲尔德的百分之七十五的商人，用停业的办法对付第二二〇分会会员。他们关闭商店以后，要雇员加入美国劳工联合会，如果不加入，就没有工作……。”情况愈来愈坏，最后，斯帕克斯州长于11月去电华盛顿，请派联邦军队，军队也终于派来了。州长致总统的第二封（1907年11月5日）电报中说：
在戈尔德菲尔德……现在确实存在民间暴乱以及非法的结合与阴谋——非法炸毁财产，严重干犯法纪，威胁守法公民的生命，非法占有武器与弹药、通过事先策划并协同行动以非法使用炸药作为威胁手段，来夺取火药。
派出军队以后，罗斯福总统立即派出一个特别委员会①调查戈尔德菲尔德的问题。委员会综述主要事实如下：
①委员会包括劳伦斯·默里，赫伯特·诺克思·史密斯与査尔斯·P.尼耳。
戈尔德菲尔德位于内华达南部，纯系矿业城市，人口估计为一万五千至二万。过去一年中，尤其是1907年春以来，由于矿主与矿工之间不断发生劳工纠纷，生产秩序受到扰乱。纠纷双方，一方为戈尔德菲尔德矿主协会，另一方为基本包括戈尔德菲尔德所有矿工的工会西部矿工联合会分会。该工会名为戈尔德菲尔德第二二〇矿工分会，隶属于总部称为西部矿工联合会的组织。会员花名册上的人数估计超过三千人，但这个数字包括该地不在矿上或其周围工作的其它行业工人。根据矿主提供的数字，1907年12月27日约有一千九百矿工举行罢工。1907年间，虽然发生过多次罢工与小的麻烦，但情况最紧张的时期是在1907年春请调军队以前。纠纷不发生于该地矿工和矿主之间，而且发生于矿工工会会员与该地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行业工会会员之间。戈尔德菲尔德矿工工会又曾作为会员加入另一名为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并曾作出努力迫使未曾加入的其它行业工会会员也加入该组织。不仅矿主联合会及矿工工会会员已经拿起武器，不属于世界产业工会的其它行业工会会员，上工时也感到有必要携带武器以保护自己。那时该地的情况就像武装的兵营，有一个时期，一场严重的冲突似乎已迫在眉睫。纠纷的结果造成一个酒店主①的被杀，引发了对世界产业工会的强烈反感，基本上禁止了该组织的活动，该组织被迫退出戈尔德菲尔德。这种严重情势在1907年春以前，已不复存在。但1907年间，矿工罢工事件连续不断，有的罢工看来并无正当理由。虽然矿主方面几乎答应了工会所有要求，但要想恢复稳定的工作秩序似不可能。矿主坚持认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奉行的与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为矿工偷窃矿砂提供依据……。由于该地工会不愿在订立工作条件的合同时规定一定期限，因此，争端的解决是否仅系权宜之计，矿主并无把握5今后一定时间内能否维持稳定的生产秩序，他们也得不到保证，这就使该地情况进一步恶化。而且该地矿工工会在其组织中不仅包括矿上及与矿有关的各业工人，而且还包括办事员、侍者、酒吧工人及该地从事其它各项职业的工人。1907年12月27日矿工开始罢工，现仍继续中。罢工起因于发放工资时矿工方面拒绝接受银行本票。矿工坚持如以任何票据代替现钞，矿主方面必须作出某种形式的保证。提出过许多办法，但未达成协议。
①指普雷斯顿（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该党美国总统候选人）在为世界产业工会及西部矿工联合会执行纠察任务时击毙托尼·席尔瓦。世界产业工会一直坚持普雷斯顿的开枪是为了自卫，而且大量证据看来能够证明这一论点。
委员会在报告中说，请调联邦军队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矿主的行动使我们确信他们已决定减少工资并拒绝雇用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但他们要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才敢采取此项行动，因此，制订了相应的计划，调来军队，然后再把决定付诸实施。
当时，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已经分裂，虽然在该地仍并肩战斗，但矿工联合会对前者不仅感到不满，而且横加指责。联合会机关刊物编辑奥尼尔评论戈尔德菲尔德世界产业工会的作用时，用词尖刻。他说：“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扎了根，那些油嘴滑舌的流氓，使大量矿工上当受骗，成了他们诡辩的牺牲品……。内华达其它矿区也感染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但他在结语中欣慰地说：“内华达的劳工运动已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毒害中慢慢恢复过来。”
芝加哥的金融界对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活动加上性质上大不相同的罪名。他们说：“侦探已发现一项要谋杀十个人的阴谋的充分证据，这项阴谋是世界产业工会统治集团内部酝酿形成的……。”“世界产业工会的领导人已经利用这一劳工纠纷作为手段，在股票市场上大发横财……。”另一期《金融杂志》又重申了这一指责，说：“某些股票经纪人与世界产业工会的头目狼狈为奸，破坏股票市场……。”
当时住在戈尔德菲尔德并参加过1906与1907年斗争的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作出如下的简要评论：
1906年9月，西部矿工联合会第二二〇分会，顺从矿主的旨意把吸收城市工人世界产业工会第七十七分会加入其组织一案，交付表决。由于教会的协助，决议获得通过，第二二〇分会与第七十七分会合并。连一次会都未开过，街谈巷议已在叫喊厨师和侍者在主持矿工的会议。接着就由现矿主、公民同盟、密探警察所策划的分歧与不和，直到翌年9月，大会因西部矿工联合会未缴纳会费，将其开除，西部矿工联合会派出谢尔曼派的组织员。但合并的工会并未支持多久，事实上是第二二〇分会本身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最后终于垮台。此时，当权者不能控制的那些人，发出的唯一呼声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大工会，工人觉醒只是短时间的问题，只有工人觉醒，才能有所作为。
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确曾从戈尔德菲尔德的矿主方面赢得重大的让步。根据世界产业工会负责人的说法，这就是为什么该组织到处挨骂的理由。圣约翰说：“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的主要罪过是他们为饭店及旅馆工人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和三至五美元的日工资加伙食供应；为办事员赢得十小时工作制和五美元的日工资；为酒吧侍者赢得八小时工作制和每日六美元的工资。”①世界产业工会大多数领导人认为，当时戈尔德菲尔德的形势不仅是工时和工资待遇获得改善的明显例证，而且是工人有可能决定雇用条件的明显例证。一位曾经参加戈尔德菲尔德斗争、现任太平洋岸地区组织员的世界产业工会积极分子说：
①1907年4月6日《人民周刊》发表“戈尔德菲尔德情况”一文。该文详尽地叙述了1906—1907年该地的劳工纠纷。而且说世界产业工会曾迫使雇主把该地区铁路工人工资由每十小时一点七五美元提高到每八小时四点五美元。
那时我们可以决定许多矿场的雇用条件。在戈尔德菲尔德，世界产业工会矿工每八小时工资五美元；面包师每八小时工资八美元加伙食；洗碟工每八小时工资三美元加伙食。世界产业工会兴旺了三年，内华达雇主在美国劳联所派工贼与组织员、世界产业工会中保守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密探、奸细、州警察及联邦军队的协助下，将它搞垮。
圣约翰回顾戈尔德菲尔德时期时，也认为那是世界产业工会的黄金时代。他叙述这段历史时说：
在世界产业工会的支配下，戈尔德菲尔德各类工人最低工资为每日四点五美元，八小时工作制也已普遍实行。该地世界产业工会与西部矿工联合会的效率已达到任何劳工组织希望达到的最高点。从未派出过委员会与雇主接洽。工会确定工资级别与工时。秘书把名单帖在工会办公楼外的布告牌上，这就是法律。雇主得自己来工会察看。
关于世界产业工会在戈尔德菲尔德垮台的原因，前述世界产业工会的那位会员不同意圣约翰的说法。圣约翰认为原因是1907年经济危机时的罢工。
奇怪的是，世界产业工会中这些反政治的直接行动派在内华达当时的州政治中颇出风头。1905年社会党候选人名单中有：
托马斯・B.凯西，矿工，西部矿工联合会，竞选州长；
J-W.史密斯，侍者，世界产业工会，竞选州财政局长；
T.钱伯斯，洗衣工人，世界产业工会，竞选土地管理局长；
弗兰克·默特尔，制鞋工人，世界产业工会，竞选州立大学评议员。
尽管群众性的组织在戈尔德菲尔德取得成就，但世界产业工会当时对群众性组织这一观念并无偏好。赫尔斯伍德声称，他反对把一个城内的所有工人都组织成一个工会。他认为，戈尔德菲尔德的作法违背了“产业工会主义的每一项基本原则……。”另一位会员（富特）说：
我声明，我们已经离开群众性组织的领域，而进入完备的产业组织的领域。我主张以世界产业工会作为范例的产业组织在性质上应该是一致的……。我们承认当我们加入产业组织时，就必须抛弃群众性组织……。群众性组织与产业组织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破坏性的……〔而〕后者是建设性的。后者主张承认束缚、管理、控制工人阶级的一切法律，甚至最微小的细则。
大会讨论废除设部的提案时，长时间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些人主张修改世界产业工会原来的组织形式，采取更简单或群众性的组织形式。1908年以后，戈尔德菲尔德的世界产业工会处境危险。经过前已叙述的弹精耗力的斗争，又遇上1907年的金融危机，这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对一个平时就无储备的组织来说，是难以对付的。圣约翰说：“西部矿工联合会1907年10月的罢工，正当恐慌时期，这就毁了这个组织（指世界产业工会）在那一地区的势力。”
现在（1916年），戈尔德菲尔德还有一个分会在挣扎——金属矿工工会第三五三分会，成立于1914年8月。作者最近曾写信给该分会秘书，询问该地目前劳工及工会的情况。他回信说：“矿区的经济情况不允许我回答你的问题……。我相信……第三五三分会不久就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集会。”
世界产业工会继续沉湎于罢工。它或多或少地参加了1906年11月斯克内克塔迪电业工人的罢工。1907年还参加了下列罢工：缅因州斯考希京纺织工人从1月到4月的罢工；新泽西州帕特森丝绸工人3月的罢工；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秋季的罢工；新泽西州帕特森钢琴制造工人4月的罢工；加利福尼亚州尤里卡伐木工人5月的罢工；俄勒冈州波特兰锯木厂工人的罢工；扬斯敦钢板工人的罢工；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钢管厂工人的罢工；内华达州托诺帕矿工的罢工：底特律铸造工人的罢工；华盛顿州塔科马冶炼工人夏季的罢工。1905到1907年间，戈尔德菲尔德当然更是处于连续不断的、此起彼伏的罢工之中。
总书记兼总司库在其致第三届大会的报告中说：
如果不把戈尔德菲尔德的罢工及闭厂计算在内……我们共有二十四次罢工，参加者约为一万五千五百人。大多数罢工为期二至六周，有一次为期九周，有两次为期十周以上，塔科马冶炼厂工人的罢工为期超过六个月……。这些罢工中，两次〔塔科马及底特律〕必须承认完全失败……。其它罢工或者通过调停，或是以完全达到罢工者原定目标而结束。
在斯内克塔迪，罢工者采用工团主义的策略，世界产业工会刊物对此大加宣扬。该刊说：“星期一两点钟，大约三千人罢工。他们没有走出工厂，而是留在工作岗位上，但是停止了生产。”①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有关这一罢工的报导给人的印象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在该地的分会做了不少工作来阻止世界产业工会的努力，据说12月12日劳联地方分会曾向新闻界发表声明，谴责世界产业工会，并称劳联与罢工无关，“如隶属劳联的任何个别组织参加同情罢工，即取消其会员资格。”②根据圣约翰的说法，在布里奇波特及扬斯敦的罢工都是由于美国劳联的所谓破坏战术而失败的。在这两处罢工中，都把失败归因于“劳联的破坏活动”。波特兰（俄勒冈）锯木厂工人3月和4月的罢工值得一提。3月1日，三千工人为争取每天九小时工作，每日工资由一点七五美元增至二点五零美元而罢工。当时，大部分工人很可能都不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该会领导人迅即赶到现场，于是大多数罢工者立即加入该组织。罢工持续了四十天。
①1906年12月22日《人民周刊》。从1905年7月至1908年9月，该刊实际上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机关刊物。9月以后即支持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
②1906年12月22日《人民周刊》。同栏中另一篇报导说：“……要汽轮机部的总工头派人补充罢工者的职位时，他说他宁肯辞职也不愿派非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补充。我们可以看到不久的将来，工头也会加入世界产业工会，那时，就可以说，再见吧，资本主义。”
由于大量需要劳工……罢工者大多都在别处找到工作。罢工持续六个星期。〔雇主〕被迫用间接方式提高了工资，改善了条件……这次罢工对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西部的鼓动工作大有促进。
在这次罢工中，世界产业工会为照顾罢工者，开办了职业介绍所和餐馆。世界产业工会报告中，关于罢工延续的时间及罢工人数可能有所夸大。特纳在其《一个新工会的故事》中说：“二千多人举行了三个星期的罢工。”波特兰锯木厂的罢工才真是世界产业工会在太平洋岸西北地区的公众面前第一次亮相。对于公众来说，那是颇为令人惊奇的事。特纳很快就为《俄勒冈星期日周刊》写了一篇专题报导。文章的最初几段说：
波特兰刚刚经过第一次由世界产业工会领导的罢工，这是一个新奇的工联主义组织，它已在美国的每个角落扎根，尤其是西部。其罢工来势的突然、生产停顿的彻底，在这一地区是前所未有的。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这一运动的奇特形式与哲学所产生的直接结果。组织员赫尔斯伍德说：“要是有轨电车工人按照我们的口号组织起来，和劳联会员团结在一起，他们的罢工只需持续十分钟的时间。”这样的吹嘘并非夸大其词。什么地方有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他们就可以在弹指之间使整个产业瘫痪。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据说一位厂主向组织员亚鲁说：“你已使我们全部停工。我原来没想到你能做到这点，但你做到了。你很聪明，我佩服你。我没想到一个工会能使我停产。”亚鲁回答说：“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教的，我们的组织方式和你的是一样的，这可把你难住了。”
这次罢工的独特之处是绝无暴力行动、不法行为以及“抓工贼”的叫喊。只有一个人因进入禁区遭到逮捕，他以为自己站在大街上。另一奇怪的特点是罢工者都佩带红带子，每天都有人演说，组织员分日夜两班轮值，但连一分钱的报酬也没有。
1907年9月，世界产业工会的分会的数目肯定已不少于二百个。①1906年9月至1907年9月间共发出分会执照一百一十八张，这就使成立以来发出执照的总数达到九百二十八张。这期间脱离该组织的分会，为数显然不少。但此期间究竟解散多少分会，在报告中从未提及。1907年时，平均会员数要大大少于1906年，可能只有六千人左右。②此时世界产业工会的财政情况，从总书记兼司库致第三届大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出。1906年8月至1907年8月收入为三万零五百五十点七五美元，支出为三万一千五百七十八点七六美元。
在煤矿工人的组织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特拉特曼书记向第三届大会报告说：“在伊利诺斯组织了十四个矿工工会，在宾夕法尼亚组织了四个人数很多的矿工工会，得克萨斯三个，堪萨斯两个，科罗拉多一个——总共二十四个，会员人数大约为二千人。”他接着得出了乐观的结论：“在矿主与矿工联合会的没有信心的联盟中，我们已经打进了一个楔子。”随后，当大会讨论矿工联合会及伊利诺斯矿工情况时，特拉特曼曾对矿工联合会第一四七五分会代表的发言加以评论，这位代表显然已倒向世界产业工会，特拉特曼说：
①这是特拉特曼书记向第三届大会报告的，但在世界产业工会致斯图加特大会（1907年）的报告中却说：“……本组织在美国三十七个州及加拿大三个省，共有三百六十二个分会和附属组织。”
②书记兼司库圣约翰估计为五千九百三十一人。当总部向斯图加特大会报告会员人数为二万八千人时，显然已把西部矿工联合会人数包括在内。
他所代表的矿工联合会的这一票，代表着今天该会内部起来的反叛力量。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分会的反叛力量，而是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很可能……伊利诺斯州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分会将步其后尘。
第三届大会上讨论的政策问题与内部组织问题中，有几个值得考虑。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的问题。从一开始，世界产业工会即对一切基于种族、肤色与国籍的歧视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海伍德在世界产业工会第一届大会上宣布开会时所说的话，首先就是批评美国劳工联合会对黑人和外国人的歧视。从那以后，该组织对外籍工人即一直具有非同一般的强大的感召力与吸引力。该组织这方面的活动，在劳伦斯与帕特森的罢工中曾经大事宣传。第三届大会时，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代表斯皮德，相当准确地表达了该组织对日本人问题的意见。他说：“整个反对日本人的斗争是加利福尼亚中产阶级的斗争，他们利用劳工骗子摇旗呐喊。”但他又说：他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要世界产业工会采取任何步骤来组织日本人，实际上是无用的。”这主要因为他感到该组织手头要办的事太多，难以都照顾到。在西雅图以日语出版的日报《北美时报》，曾于1906年春发表一篇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的社论，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为了促进工人的权利与幸福，他们的目的是要取得……辉煌的成就，使世界产业工会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劳工组织。在美国劳工史上，这样容许所有国籍的工人作为会员的工会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届大会通过了下述两项决议，这是对罢工太多的反应，或者，至少可以说已经意识到要适可而止的迹象：
决议，大会指示所有组织员，对罢工与罢工谈判加以劝阻，并通过教育使他们所组织的对象认识到，在思想上必须把取得占有并享受全部劳动果实的权力放在首位，不应把条件的小小改善放在首位。
决议，在此组建时期，世界产业工会的任何组织均不得进行罢工，除非在组织工作已彻底完成的工厂……。
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的一般组织活动，在大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规定应暂时把活动范围限制于劳联势力较弱的小城市，而且要把努力集中于几个选定的产业。总执行局成员赫尔斯伍德给大会作报告时说：
我认为目前把所说的组织员派到工人们已被美国劳工联合会分裂并已组成工会的城市去，完全是浪费财力。我们目前在经济上没有能力摧毁劳工骗子所设置的樊篱。我不是说我们不应同它斗争。我是说，我们应该在伐木业还未被美国劳工联合会搞得四分五裂以前，给以特殊的注意。
他敦促特殊注意矿业和伐木业。为了开展宣传组织工作，总部经费的一半要用于组织员和印刷文件。①世界产业工会机关刊物编辑宣称：
①几个星期以后，《产业工会新闻》的编者报导，“从12月24日三届大会闭幕以来，世界产业工会在遥远的阿拉斯加把有色金属矿工组织起来，人数近三千人。”
第三届大会……既没有1905年大会时的那种感伤主义与资产阶级反动性，也没有1906年大会时那种单纯工会的破坏性
策略；……它标志着在理解这一运动的哲学与结构方面明显的进步，它是典型的工人阶级的集会，是忠于……工人的……。
这位编辑还说，由于这些理由，对于这一组织的稳固性是不可能有所怀疑的。
第三届大会闭幕后几个星期，美国就受到1907年恐慌的打击。世界产业工会几乎不复存在。它唯一的机关刊物《产业工会公报》，先是被迫由周刊改为半月刊，最后停止出版。“它的分会成批地解散，芝加哥总部也是以惊人的牺牲精神与毅力才得以维持。……”总书记向第四届大会报告时解释说，当三届大会闭幕时，总部本以为可以从分会收到应交各费，但在收款手续办妥以前，“这个国家已遭到工业危机的全力打击，随着破产而来的苦难所波及的地区，大多是世界产业工会建立据点的地方。”他接着说1907年11月收到的会费只有1906年同期的一半。加以有遥言说德利昂的一些社会主义工人党人的一伙追随者同产业工会的其他一些人发生了内部纷争，这就使情况更为恶化。的确，大会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指责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刊物《人民周报》，说它正被用来反对世界产业工会。这是世界产业工会经历中最严重的一次内部斗争的开始。这一次还是针对那个伤脑筋的问题，工会应与政党，尤其是进步的、劳工的及社会主义的政党保持何种关系。这个问题似将永远困扰着那些想沿着激进路线建立劳工组织的人们。前言中的第二款（“瓦布利”当中称为政治条款）中阶级斗争“必须继续，直到所有劳工都在政治上和产业的战线上团结起来”的主张，显然无害，却种下了不和的种子。就是“在政治上”这个词，在1908年大会上使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大发雷霆，使世界产业工会分裂成两个组织。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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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安·日丹诺夫和约·维·斯大林的理论干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
第一篇“社会主义阵营”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安·日丹诺夫和约·维·斯大林的理论干涉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留下了荒无人烟的废墟，而且在人类面前提出了简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经历了20世纪如此深重的灾难之后，人们有理由在极其紧急的时刻提出一个问题——具有如此高度文明的人用如此残暴和不人道的方式解决自己问题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呢？集中营、瓦斯暗室、战场上的大规模屠杀和原子毁灭时期，是不是人类历史上不会再重复的可耻一页呢？人能否消除彼此间的某些对抗，并把历史进程引向新的途径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新的力量组合。首先是由于苏联付出了巨大牺牲和承受了战争的最大负担，以及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望和同情。一系列新的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苏联再不能以自己处于孤立为理由来为许多事情辩解了。
历史的辩证法这一次也嘲弄了人们的理论和推断，再次指出了刻板的公式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历史。按照一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代世界的基本对立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这没有任何理由说不正确！然而，复杂的历史运动在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总是具体的和对人至关重要的）把暂时掩盖了上述对抗的新对抗投入舞台。结果，在这个时期，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同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也成为它们的盟国）之间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开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蓬蓬勃勃地开展解放斗争的意义重大的新时期，在这些国家中，主导的力量往往不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力量，或者甚至是民族军队的一些集团。这些对于现代历史时期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过程，在阶级力量的对比、政权的性质、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方面，必然表现出一系列的特点，而这一切尖锐地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分析这些过程和制定正确的政治方针。
仅仅这些因素便足以向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即如何估计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其中出现的新矛盾。可是斯大林又是在荒径绝路上蹒跚。他看不到和平问题是现阶段的关键问题，是能使人们不分社会制度重新组合的一个因素，却依然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个陈旧标准来估计整个形势，并把集团的实力政策认定是唯一有效的手段。
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也持有这样的立场，他们同样把军事集团看成是抗衡和防御社会主义的最好手段。因此，划分利益范围成了这种立场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同时也成了在大国会议上占有中心位置的议题。在这种划分世界的热潮中，南斯拉夫也有“幸”被划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争所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奖赏。集团之间的冷战已经露头，它是这种观念的必然后果。
斯大林关于现代世界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的观点，丝毫没有重大的改变。相反，鉴于一些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他竟认为本国的国家主义的政策和方法可以简单地搬到其他国家中去运用。对于各国情况的特殊性、各国的传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程度、民族的特点等等，一概不予考虑。苏联必须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绝对不能触犯的榜样。既然苏联已经宣布社会主义建成，所有其他国家就得走同样的路，而不管这些国家具有一系列的新因素和一系列的特点。
斯大林的官僚政治确实力图在其控制下的其他国家建立起完全从属于苏联政治中心的同样的官僚主义组织。
在理论方面，必然要为此制造出一种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有统治权的新观点，其必然结果是，把理论观点强加给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抱着蒙昧的民族主义的野心，去力图证明俄罗斯和苏联的科学几乎在一切文化和文明领域内领先。我们亲眼看到，在战后的头几年，官僚主义垄断制如何发动了这种典型的反国际主义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苏联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抱着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竭力把俄罗斯民族和苏维埃国家说成在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都是优越的。
安·日丹诺夫在《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问题上，尤其是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G.F.Aleksandrov）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的讨论中的干涉，特别助长了这种情况的发展。按照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看法，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机构是基本的裁决者，这种看法在战后也以同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来。中央委员会对任何不符合已经宣布的公式的现象都进行干涉，它的指令成为文化和科学的创作与发展必须遵循的框子。
为了在“社会主义集团”内和在集团外的其他共产党内实行政治，便宣布苏维埃国家是整个进步人类的榜样，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文化只不过是一堆没落和腐朽的东西。日丹诺夫写道：“社会主义问题被提到了欧洲许多国家的日程上。这是各色各样的帝国主义者所不高兴的，他们害怕社会主义，害怕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是整个先进人类的榜样。……在这些情况下，苏联文学的任务，就不仅在于给打击者以打击来回答这一切对于我们的苏维埃文化和社会主义的丑恶的诽镑和攻击[指帝国主义的诽镑和攻击。——弗茨尼茨基注]，而且还在于大胆地鞭挞和攻击那处在污秽和腐朽状态中的资产阶级文化。”[1]
[1]A.A.Ždanov,Referatočasopisima"Zvijezda"i"Lejingrad",Beograd-Zagreb1946,str.42.（参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页。——译者注）一年以后，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的书的讨论会上结束他的报告时髙呼“国际主义的”口号，“我们的时代，是列宁斯大林时代，是我国人民的时代，是我国人民成了胜利者的时代，我们要不愧为这个时代的人！”（"Voprosyfilosofii",1/1947,str.272.〔参见《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0页——译者注〕）这里不需要多大的智慧，就能发现在圣洁的外衣掩盖下的俄罗斯社会主义。
整个历史情况只具有红白两色，其中一切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有一个烙印——颓废性。而且当资产阶级世界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水平方面都比苏联高，与此相适应，无论科学或艺术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果（尽管也有一系列颓废现象，尽管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存在着危机）的时候，他们仍然死抱着这种看法。
日丹诺夫的关于哲学史对象的论点，实际上显然是庸俗社会学的论点，同时也是把科学问题简单化，并做出不科学的解释。
日丹诺夫把整个历史仅仅归结为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的斗争，并且把哲学作为直接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分摊给其中的每一个阶级。“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末，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1]
[1]A.A.Ždanov,Vystuplenietov.Ždanova,"Voprosyfilosofii",br.1/1947,str.257.（参见安·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页。——译者注）
这个极其不正确和极其片面的论点，立刻成了使哲学“党性”获得充分表现的基础。立刻就有人出来研究，千方百计地力图证明唯物主义是何等进步的哲学，而唯心主义却是何等反动的哲学，于是把这个极其独特和复杂的问题彻底庸俗化了。[1]任何“指令”都否定不了亚里士多德、笛卡儿、康德、费希特或黑格尔哲学的进步意义，他们的唯心主义不仅标志着哲学发展的一个时代，而且也是进步的历史力量的表现。这里的特殊性在于，一系列的特殊因素决定了进步的哲学内容形成于唯心主义范围之内，在所有这类场合，对于这些哲学促进人类思想的发展这一事实来说，唯心主义范围是无关紧要的。
[1]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列昂诺夫（M.A.Leonov）在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书中写道：“唯心主义始终是对唯物主义的反动，总是力图使人类从科学的进步成就向后倒退。某些唯心主义者在与唯物主义的斗争中有时也提出过一些问题，但是他们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些问题，原则上是不可能解决的。”（Očerkdialektičeskogomaterializma,Moskva1948,str.340）既然这是一种官方立场，他们的其他一切教科书和著作也就只重复同样的论点。
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列举日丹诺夫在这次讨论中所有不正确和简单化的地方[1]，但还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要的。日丹诺夫根据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的论点，企图使社会主义制度也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对立面渗透规律是现实运动的一个基本规律的论点一致起来。既然社会经济基础内的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是根本性的对立）被排斥于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日丹诺夫于是杜撰出新的对立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在我们苏维埃社会已经消灭了互相对抗的阶级，因此新与旧之间的斗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表现在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形式中，不是表现在社会生活急剧破坏的变革中，如像资产阶级社会那样，而是表现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中。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党所掌握的强大工具。这无疑是新的运动形态，新的发展形式，新的辩证规律性。”[2]
[1]参见我所著的《就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洛夫的批评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OnekimpitanjimamarksističketeorijeuvezisŽdanovljevomkritikomAleksandrova,Zagreb1950）。
[2]A.A.Ždanov,Vystuplenietov.Ždanova,"Voprosyfilosofii",br.1/1947,str.270.（参见安·日丹诺夫：《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5页。——译者注）
日丹诺夫以及后来所有阐述上述论点的人都没有觉察到，斯大林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把他们引到了十足的唯心主义。因为，如果属于思想领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新的运动形态和新的辩证规律性，那么，自社会主义之后，基本的历史规律性就不再存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关系之中，而是存在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领域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竟由于他本人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实现，而不再适用了。
首先，“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东西。而且，如果官僚主义地把它理解为“党所掌握的强大工具”（日丹诺夫语），那么，人类社会已经经历过一些历史时期，当时批评由于没有受到任何垄断的压制而起过更为强大和更为重要的社会作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批评在许多国家曾是它们革命的先声，尽管这种批评当时并不是“运动的基本规律”。
虽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批评就其建设性而言，在许多方面可能有更大的意义，但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同其他制度比较起来，就社会过程本身的基本规律性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生产力发展与整个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何况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整整的一个改造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不仅必然要消灭资产阶级时期的残余，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时期的残余，即各种必然与整个社会发展发生矛盾的关系。
苏联官僚在政治方面和理论方面的野心都是很大的。在政治方面，苏联官僚认为自己的“红军”是今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过程中所能指望的唯一可靠的力量，并且同在第三国际的第二个时期的做法一样，力图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切共产主义运动必须遵循和不得触犯的观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就是根据这种路线建立起来的。成立情报局的意图，是要它成为一种政策的工具，而这种政策无论用什么深谋远虑和坦率性来装饰打扮也无济于事，因为按其许多特征来看，这种政策是落后于现代历史的复杂拿件和过程的。
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与这些怀有非马克思主义的和非社会主义的野心的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关于这一点，本书最后一章将要谈到）。
在理论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党和国家主义的垄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所有国家中使理论思想一直处于苟且偷安的可悲状态中。理论思想界只有一件事情可做，那就是狂热地阐述其领导人的某些观点和提法，而这些领导人对所垄断的东西又完全外行。因此，苏联的理论思想界便完全忘记什么是科学的批评立场和态度了，因为任何讨论只能在既定的范围内进行。[1]
[1]因此，他们的理论书刊给人一种非常讨厌的印象，因为在这些理论书刊中，某激烈的批评观点总是只在事后，即在党政领导发表批评意见以后才出现。不言而喻，他们发表的学术著作和哲学著作，就成了堆积无聊乏味的东西和不断“研究”既定思想的场所。如果我们再补充一点，就是这种学术著作和哲学著作还充满政治词汇和思想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思想在国内的领导作用会是怎样的了。
苏共中央在1948年进行了上述理论干涉之后，又进行了两次干涉：一是对音乐的干涉，二是对生物学的干涉。在音乐问题上，袒护特别是19世纪的俄罗斯音乐的民族旋律的传统，而这可以说是犯了一种最通常的时代错误；而在生物学问题上，则支持那位维护米丘林的观点，反对孟德尔-摩尔根染色体遗传理论的李森科（T.D.Lisenko）。[1]
[1]当米丘林（I.V.Mičurin）强调有机体及其生活必需条件的统一，并由此推论出这些条件必然参与影响有机体变化时，他的观点无论如何是很有根据的。虽然米丘林和李森科有理由反对把有机体非辩证地划分为它的躯体和遗传质，并坚持“躯体”的变化影响遗传质这个论点，然而李森科的营养杂种毕竟丝毫也不足以证明，躯体部分对于遗传性有着与染色体同样重要的作用。李森科在其《生物科学状况》的报告和《结论》中断言：“有些人至今还不清楚，不但染色体而且生物的任何小部分都具有遗传性。”（Lisenko,Završnariječ,Ostanjuubiološkojnauci,Beograd1948,str.178）这个观点使得他后来反对偶然性和盖然性，反对生物过程中所具有的统计学规律：“摩尔根主义者不能够揭发生物界的规律性，便不得不求助于盖然性理论……把孟德尔主义-摩尔根主义-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内消灭掉，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偶然性驱逐出生物科学之外。”（Lisenko,Završnariječ,Ostanjuubiološkojnauci,Beograd1948,str.184）
按照我们的想法，关于自然界和有机体的统一这个正确的思想（由此得出人可以能动地掌握有机体的变化的观点），丝毫没有必要摈弃有机体发展中的统计规律性和偶然性。李森科的那种观点，实际上处于两个
世纪以前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水平上。
这样一来，最高政治人物便成了最高的万能专家——不仅成了政治和经济政策方面（政治人物的真正职责范围）的专家，而且也成了文学、音乐、哲学、生物学方面的专家，而稍后又成了语言学等等方面的专家。
马克思早在青年时代向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做斗争时，就以特有的笔调尖锐而巧妙地写道：“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1]
[1]K.Marx,BemerkungenüberdieneuestepreussischeZensurinstruktion,WerkeI,str.6.（参见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译者注）
马克思嘲笑这些书报检査官的全才，并得出结论道：“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1]而在上述场合，我们也确实碰到这种“使人感到惊奇的人物”，他们居然能在人类的思想和理论活动的几乎一切基本领域内充当不可侵犯的裁决者。与此相反，伟大的列宁却公开承认对许多这样的领域并不内行。
[1]K.Marx,BemerkungenüberdieneuestepreussischeZensurinstruktion,WerkeI,str.20.（参见卡·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译者注）
在这些事件后不久，斯大林又进行过两次干涉，这就是对语言学讨论的干涉（1950年）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讨论的干涉（1952年）。他的论著自然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水平，于是在这以后的几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在这些论断的范围内活动。
在语言学问题上，斯大林与马尔及其学派相反，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语言不属于上层建筑，因为上层建筑随着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而语言并不随着这些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语言是为全社会而存在，为全社会服务的，从它作为人们之间的交际工具这个属性来看，它对于全社会是共同的。存在着同行语、“客厅语言”等等，但这并不是独立的语言。文化可以分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但语言却是全民的。[1]
[1]J.V.Stalin,Otnositel'nomarksizmavjazikoznanii,"Voprosyfilosofii",br.1/1950,str.5-11.（参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16页。——译者注）
斯大林在批评关于语言是上层建筑的论点时，根本没有回答应把语言放在社会结构的哪一部分这个问题。而他反对语言是上层建筑这一论点时举出的论据，还不足以说明我们必须彻底抛弃这一论点。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里确实存在着尚未全面解决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难道上层建筑的每一种形式都必须是具有明显的阶级特性的？难道它始终必须随着社会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根本变化？难道阶级社会不也是社会，换言之，不也是某种统一体？难道这种统一的因素不能有自己的统一表现（这种统一表现几乎在整个社会实践的发展中都会按照各个社会阶层的情况发生畸变，但不会完全相异，不会只反映阶级的差异性）？例如，在另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即宗教里，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它经历了几个社会经济形态，却一直没有什么变化，基督教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不能否认语言的发展（指语言结构的发展，而不只是语言形式的变异）随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一事实。从原始公社的啰唆而多义的语言的各个不同阶段到现代语言的现代结构，语言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人类实践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的变化、社会生活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需求，因此，如果不把语言也看成是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部分，是同社会结构一样发生变化的，那么，要解释这些因素就困难了。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就语言的发展问题企图修改从量到质的转化这一辩证规律，这样，他实际上就同现实的辩证法观点发生了某种矛盾。斯大林断言语言的发展不是像上层建筑的发展那样通过破旧立新的方式进行的，并得出结论说：“并且语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一下子破旧立新，而是经过语言的新质和新结构的要素逐渐的长期的积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1]斯大林还要走得更远。他不仅缩小这个规律对语言的作用，而且认为某些其他历史现象也不服从这个规律。根据他的这种新观点，自然界和历史的某些领域是按照这个规律发展的，而某些领域则是按照典型的进化论者的观点发展的，这些进化论者早就宣扬自然界没有飞跃。“总之，应当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的同志，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规律，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适用于诸如基础或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变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这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种变革是根据现政权的倡导、在基本农民群众的支持下实现的。”[2]
[1]J.V.Stalin,Otnositel'nomarksizmavjazikoznanii,"Voprosyfilosofii",br.1/1950,str.13.（参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0页。——译者注）
[2]J.V.Stalin,Otnositel'nomarksizmavjazikoznanii,"Voprosyfilosofii",br.1/1950,str.14.（参见约·维·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1页。——译者注）
斯大林在自己的这些观点中，首先是否定了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因为这一基本原则只获得了局部价值。这一原则的作用的普遍性不仅遭到怀疑，而且被否定了。
另一方面，刚才引过的斯大林的一段话表明，他完全不懂得问题的实质。他承认消灭资产阶级的个体农民制度是革命，同时却认为它不是由突变（爆发）来实现的，因为它不是“经过推翻现政权和建立新政权”来进行的。斯大林没有看到，这里所指的是一个社会过程的两个方面，一个社会过程变化的激烈性可以具有这样的性质，而不管它是在现存政权内部还是在某种作为旧政权的革命的继承者的新政权内部发展的。由于没有发生另一过程而否定一个过程的激烈性、爆发性，这就等于根据另一种变化，而不是根据这种变化本身来评价这种变化。
稍后，凯德罗夫（B.M.Kedrov）曾企图从理论上全面论证这种想法，但实质上仍然停留在斯大林下述观点的范围内：某些事件是通过事物的质的突变而发展的（根据斯大林的单质论，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事物只由一种质来规定），而其他的一些过程则是通过质的渐变而发展的。无论斯大林或者凯德罗夫都没有解释：决定着事物的质的本身怎么可能既发生着质的变化，又依然保持着原来的质？他们简单地以质变代替了量变，陷人了旧的早已被克服的进化论，而这种进化论实际上任何时候也不能在理论上把这个问题说明白。[1]
[1]参见B.M.Kedrov,Postepenost'kakodnaizformperehodaotstarogokačetvanovomukačestvu,"Voprosyfilosofii",br.2/1954。
两年以后，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进行了他生平最后一次理论干涉。在这次讨论中，他修改了很多自己过去的观点。这已经是这样的时期了，那时，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力克服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和解决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活动中，已经明确地宣布过，那些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不起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等观点（我们姑且只举出这些观点），是十足的幻想，这些幻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明显的矛盾。正是苏联发展中的这些矛盾，迫使斯大林也要放弃自己关于计划占绝对主导地位和调节市场等观念，因为必须使苏联经济有较为迅猛的发展，才能同较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激烈的国际竞争。
斯大林在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的问题时答道：“是的，是存在的，是发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不能没有价值规律的。
在我国，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过买卖的商品交换，包括主要是个人消费的商品交换。
在这里，在这个领域中，价值规律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当然，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
但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并不限于商品流通范围内，同时也扩展到生产方面。诚然，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中，并没有调节的意义，可是它总还影响生产，这在领导生产时是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在于，抵偿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耗费所需要的消费品，在我国是作为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的，而商品是受价值规律作用的。也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价值规律对生产的影响。因此，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规律的。”[1]
[1]J.V.Stalin,EknomieskieproblemysocializmavSSSR,"Voprosyfilosofii",br.5/1952,str.14-15.（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15页。——译者注）
正如我所引证的，斯大林终于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不得不考虑到这个规律，而且考虑到这个规律就会教育经济工作人员去合理地分析过程，“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等。[1]
[1]J.V.Stalin,EknomieskieproblemysocializmavSSSR,"Voprosyfilosofii",br.5/1952,str.15.（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页。——译者注）
斯大林虽然着重指出，价值规律并不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是生产的调节者，它的作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但他还是克服了过去的抽象论断，即那种先是为布哈林而后又为他本人所坚持过的论断：国家的计划工作消除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作用。我们知道，所以不得不做出这个修正，原因十分具体，那就是要加强生产过程。与此相关，斯大林还修正了自己以前的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协调的论点[1]，等等。
[1]斯大林就这个问题回答亚·诺特京（A.Notkin）时说道：“那末‘完全适合’这种说法该怎样来理解呢？应该理解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常不会弄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社会有可能及时使落后了的生产关系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做到这点，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没有那些能够组织反抗的衰朽的阶级。当然，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它们不了解生产关系有改变的必要，但是这种力量，当然不难克服，不致把事情弄到冲突的地步。”（J.V.Stalin,EknomieskieproblemysocializmavSSSR,"Voprosyfilosofii",br.5/1952,str.30.〔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0页。——译者注〕）同样，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斯大林也比15年前谨慎了（参见对L.雅罗申柯[L.Jarošenk]的错误的批评）。
但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仍然基本上被斯大林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最高形式。例如，他认为商品流通的存在，正是还没有实行全部国家化的结果。集体农庄所有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而集体农庄除了以商品形式、以交换其他商品的办法来出让自己的产品之外，不愿采取其他方式。因此，斯大林把消除集体农庄所有制、实行全盘国家主义化看成是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当然，将来在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即国营成分和集体农庄成分由一个包罗一切而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生产成分来代替的时候，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趋于消失。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成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1]
[1]J.V.Stalin,EknomieskieproblemysocializmavSSSR,"Voprosyfilosofii",br.5/1952,str.13.（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译者注）斯大林假设“让国营成分干脆吞没集体农庄”可以是消除两种基本生产成分的途径，但他认为这不大可能，因为这个被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他又提出可以组织一个有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全民的经济机构”，（J.V.Stalin,EknomieskieproblemysocializmavSSSR,"Voprosyfilosofii",br.5/1952,str.13.〔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页。——译者注〕）依我们看，这事实上也是国家“吞没集体农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在理论上十分贫乏而肤浅地又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没有提供任何必要的论据。斯大林仍然把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与工人占有生产资料等同起来，从而十分轻率地否定了苏维埃社会中的工人处于雇佣关系的任何可能性。国家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个框子，仍然是对问题做任何进一步的分析时所依据的基础。
接着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认为，战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他甚至在其生命末期还不能克服自己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体论观念，这种观念常常使人最终走到某种历史和人的二元论。
在斯大林看来，不仅自然界的客观规律，而且历史的客观规律都是某种存在于人之外的、不以人及其意志为转移的东西，是人能够认识和利用，但不能创造和废除的东西等等，好像历史是某种特殊的事件，而人的生活是另一种特殊的东西，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平行和反映关系，却不存在渗透关系似的，好像这一历史和历史规律性本身，不正是由人本身在发展自己的社会形式和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来似的。
斯大林在他给阿·萨宁娜（A.Sanina）和符·温什尔（V.Venžer）的答复中写道：“当然，人们能发现这些客观的规律性，认识它们，并且依靠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它们。”[1]《这一切与他自己的实践相矛盾，甚至在人对历史过程的干涉并不是唯一的最好出路和唯一的可能的情况下，他竟然也用自己的实践废除了某些结构和规律。
[1]J.V.Stalin,EknomieskieproblemysocializmavSSSR,"Voprosyfilosofii",br.5/1952,str.45.（参见约·维·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8-69页。——译者注）
日丹诺夫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框子，在这种条件下，他们当然没有可能，尤其是没有能力触及马克思主义和生活中未曾研究过的新领域，这些领域迫切需要做出创造性的分析，因为它们对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学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时期出现了，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战前时代合乎逻辑的继续。出版了一些关于辩证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有的写得好些，有的写得差些，但全都死抱着斯大林的公式不放[1]，或者根据斯大林的意图狂热地重新出版旧的形式逻辑学著作和编写新的形式逻辑学著作，而新编写出来的形式逻辑学著作在编写上又落后于现代的形式逻辑学著作。[2]
[1]从这些最著名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举出马·罗森塔尔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M.Rosental,Marksistijdialektičeskijmetod,1947）和M.列昂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纲要》（M.Leonov,Očerkdialektičeskogomaterializma,1948），这两本书都是在斯大林划定的范围内兜圈子的；还有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历史唯物主义》（F.V.Konstantinov,Istoričeskijmaterializm,1950）。在这些著作中，对于人类今天面临的问题没有任何独创的思想和见解，基本上只是阐述斯大林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并从这种角度去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
[2]例如出版格·切尔帕诺夫（G.Čelpanov）还是革命前的著作，以及V.F.阿斯穆斯的《逻辑学》（V.F.Asmus,Logika,1947）、M.S.斯特罗果维契的《逻辑学》（M.S.Strogovič,Logika,1949）等新写的书，这种逻辑学完全是非辩证的。在较新的逻辑学著作中可举出D.P.高尔斯基的《逻辑学》（D.P.Gorski,Logika,1958）和匈牙利的贝拉·福高劳希的《逻辑学》（B.Fogarasi,Logika,1955年德文版）。相反，叶·瓦尔加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引起的变化》（E.Varga,Promjeneuekonomicikapitalizmauslijeddrugogsvjetskograta,1946）一书（1946年）则相当与众不同，在这一著作中，他在曾经表明自己学识渊博和富有分析才能的那个领域做出的分析颇具独创性。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样的水平和创作活动，因而不仅没有能够实现日丹诺夫在宣称苏联的思想是最高的领导思想时所抱的巨大奢望，而且必不可免地成了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精神力量的解放的重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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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苏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苏联
一、尼古拉·伊·布哈林
二、“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的斗争
三、另外一些理论问题（彼·斯图契卡、叶·帕舒坎尼斯、叶·瓦尔加、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四、列甫·达·勃朗施坦·托洛茨基
不断革命
五、革命时期和新方针
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七、约瑟夫·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列宁主义问题
理论和实践的后果
哲学和理论问题
一、尼古拉·伊·布哈林
俄国马克思主义直至20年代末这一时期尚充满革命的气息，并且，尽管革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历史性变革的缔造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优越性的信念并无丝毫动摇。当时，在各个领域都是问题成堆；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当时运动的最优秀的思想家们的自由努力和创见。列宁采取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以及他对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的清醒认识，给了他们以极大的振奋。而要对那些往往决定着革命成败的问题做出切近的回答，并不只取决于某人是否被承认是马克思主义者。需要的是才华横溢，常常还需要有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不只是推测假设，而是全面地和十分积极地参与革命和历史行动的结果。但是，如何估计当时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战后的欧洲形势；如何根据资本主义的内外矛盾估计资本主义今后的发展；怎样扭转俄国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极其困难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如何估计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出现的情况；如何在居民大多数仍是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国度确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路线；怎样针对当时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无非就是取消商品货币经济的同义词这一情况，从理论上正确表述这些关系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还有国家和法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的问题——我们列举的这些问题只是若干最迫切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统统需要努力解决，需要探讨摸索；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错误的或者至少是片面的结论。然而，当时所有的理论家，正如每一个了解科学工作的性质的人一样，认为这是极其正常的事。当时的气氛，占上风的还不是自以为握有绝对真理的斯大林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命不凡，还不是党的上层的观点神圣不可侵犯，还不是把同党的上层的立场不一致的一切，简单地宣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党的。
除了列宁以外，俄国的革命年代还产生了几个当时在理论方面也具有国际意义的任务。首先要说到的是尼古拉·伊·布哈林（1888-1938），他是除了列宁以外最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他从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哲学观点，但是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也很快就成了“全党所喜欢的人物”（列宁语）。
当布哈林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时，他就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党，而且参加的是它的布尔什维克派，并多次被捕。1913年侨居国外时他写了一本对柏姆-巴维克（E.Böhm-Bawerk）的经济观点以及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奥本海默的观点进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极好的著作。[1]在战争期间，他写了论述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论述帝国主义国家的著作也问世了。[2]
[1]N.I.Bucharin,DiepolitischeOekonomiederRentners,1913.
[2]尼·伊·布哈林：《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ImperalismusundWeltwirtschaft,1918）和《帝国主义国家理论》（Kteorijiimperijalističeskogogosudarstva，全书到1925年才出版，其中，他不同意列宁的某些观点）。在现代资产阶级的比较详细地介绍布哈林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到的著作有：PeterKnirsch,DieOekonomieAnschauungenNicolaiI.Bucharins,Berlin1959;StephenCohen,BucharinandtheBolshevikRevolution,N.Y.1973。
1917年，布哈林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真理报》的编辑，后来在国际中工作。在这个时期内，他还写了一些使他在国际范围也成为极其著名的人物的著作：《共产主义者纲领》（Programkomunista,1918），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ABCKomunizma,1918）、《过渡时期经济学》（Ekonomikaprelaznogperioda,1920）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Teorija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1921）。
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在哲学和历史方面的基本观点，他把这本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通俗读本。布哈林是第一批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部分的人之一（虽然某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有过这种观点）。“工人阶级有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学，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称著名。”[1]布哈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关于社会及其规律的一般理论，同时也看作是各种专门的社会科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科学，即社会学。第二，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历史学的方法这一情况无论如何并不取消它作为社会学理论的意义。一门比较抽象的科学常常会向较不抽象的科学提供观点（即方法）”[2]。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7.
[2]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8.
从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角度来看，在布哈林那里，正如在他的整个理论观念中一样，在他对无阶级社会的性质和职能的设想中，强烈的机械论因素和空想主义因素占着优势。一方面，布哈林认为，在自然界和社会都存着“现象的客观因果规律性”[1]，这种规律性在“没有组织的社会”中和在“有组织的”即共产主义的社会中表现不同。在布哈林看来，在前一种社会中，社会现象是从各个人的意志、感觉和行动的交错中产生的，而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这个过程“不是自发地，而是在决定性领域有组织地进行的”[2]。在前一种社会中，社会现象不反映个别人的意志，而且通常是与他们相矛盾并主宰着他们的，在有组织的社会中，“社会现象反映着人们的意志，并且一般是不与这一意志对立的；人们是自己的决定的主人，并且感觉不到社会中的自发势力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被合理的社会组织所取代”[3]。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22.
[2]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36.
[3]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36-37.
布哈林的这些观点也表现在他的纲领性著作中，在这些观点中，机械论和空想主义的因素明显地压倒对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所做的比较深刻辩证的分析，历史过程从来就不是在所有的细节中都这样有规律性，以致可以根据理性完全掌握它，也不是这样无矛盾，以致在任何历史阶段不仅可以排除小的冲突，而且可以排除比较尖锐的冲突。如果我们辩证地理解事物，那么，即使这些冲突将来会用别的手段和方式加以解决，这并不证明它们就不存在。[1]
[1]布哈林的这种机械论在他关于偶然性的观点中表现得最突出，他关于偶然性的观点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相同的。因此，他才会得出结论说：“所以，我们认为，严格说来，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存在任何偶然现象。”（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41.）
固然，布哈林接受了辩证法的某些基本的方法论的提法：各种现象具有相互联系性；在现象的对立中，在内部变化的过程中，在产生与消失、量变与质变中研究对象。但是，在辩证矛盾的基本问题上，他提出了他那有名的平衡论，而这个理论实际上又是以机械论的观点解释历史现象的产物。[1]
[1]虽然平衡论是一种陈旧的机械论的观点，但实际上布哈林却是从过去的经验批判主义波格丹诺夫那里接受这个观点的。波格丹诺夫在1910年以后，尤其是在《生动经验的哲学》（Filosofiživogoopyta,1920）一书中和稍后在《组织形态学》（Tektologii,1922）一书中，特别发挥了这个观点。
在这些观点中，最明显地表现出列宁所评定的布哈林的特点：布哈林从来没有扎实地学过辩证法，因此，他的观点必然浸透着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布哈林的确力图把辩证法引入平衡论，“然而，问题在于：我们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所观察到的那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不动的平衡，而是动的平衡。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平衡一产生，便立即被破坏，它在新的基础上重新产生，又重新被破坏，并这样不断地继续着”[1]。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74.
由此布哈林做出结论说，在平衡与不平衡的这种动荡中，在这种“斗争”与“矛盾”中，即各种力量的这种对抗中，产生了运动的条件。而这些矛盾首先是环境（自然界）与体系（社会）之间以及体系本身内部的动态的对抗。“我们至今只谈到环境和体系之间的矛盾，即只谈到外部的矛盾。但是在体系本身之内也有内部的矛盾。任何一个体系都由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互相结合起来的各个部分（要素）组成……而这里面有一系列的矛盾、不协调、对立。这里不存在绝对的平衡。”[1]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79.
布哈林如果把平衡理解为任何过程的一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必然的因素，把内部的矛盾理解为对任何一种发展来说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矛盾，那他的观点中就不会有任何非辩证的东西了。但是他强调的首先是平衡和外部的对抗。他在叙述中做出结论说，“因为非常清楚，体系的内部结构（内部平衡）必定会随体系与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发生变化。体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因为体系的整个状况，它的运动的基本形式（衰弱、发展、停滞）正是由这种关系决定的。”[1]最后，“内部的（结构的）平衡是依赖于外部平衡的因素（是这种外部平衡的‘函数’）”[2]。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80-81.
[2]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81.
布哈林认为，社会是人的相互关系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不是人的一般总和，正如精神生活不是思想的一般总和一样，而是某种特殊的和新的东西，与此同时，他又把基本问题转向自然界与社会的关系。在这方面，他区分了稳定的平衡（当生产力不发展的时候）、正向的动态平衡和负向的动态平衡（当生产力倒退的时候）。
可见，布哈林从自然界和社会的关系的性质中看到社会的整个动态。“因而，事情归结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的性质。由于生产力是平衡的确切表现，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力来评定这一性质本身。”[1]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131.
布哈林基本是把革命问题看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而这种冲突表现为人们之间、阶级之间的冲突。他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各个阶段划分为：第一，思想革命，即意识的革命化；第二阶段是打破国家机器的政治革命，即夺取政权；第三阶段是建立新的经济关系的经济革命；最后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技术革命。
正如在平衡论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因素）占统治地位一样，在这种关于革命阶段的观点中，机械论的公式主义也很明显，因为这些阶段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而且只有在经济落后国家，才有价值。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在于无产阶级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能够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但是，把这些阶段完全分开，则是思想上的抽象。况且，从发达国家今天已。有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有与此完全不同的革命阶段。
布哈林在他的这本著作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做了分析和分类，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数都基本上接受他的分析和分类。例如，他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区分出：两个基本阶级、中间阶级、过渡阶级、混合阶级类型和丧失阶级性的集团。[1]
[1]N.I.Bucharin,Theorie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Hamburg1922,str.331-333.我上面已经指出过，格·卢卡奇和安·葛兰西曾对布哈林的许多观点发表过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阿·德波林也同他论战过。关于这些争论，参见阿尔多·扎纳尔多（AldoZanardo）的扎实的文章：Il"Manuale"diBukharinvistodaicomunistitedeschiedaGramsci,StudiGramsci,Roma1958。
布哈林作为帝国主义问题和过渡时期即社会主义时期问题的理论家和研究者，是特别突出的。布哈林在给帝国主义下定义时在某些点上和列宁不同（他写这本书的时间与列宁写自己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的时间大致相同）。首先，他没有那么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发展阶段，而是有时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政策，有时又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组成要素等等。[1]
[1]例如，他在《共产主义ABC》一书中提出这样一个定义：“金融资本在争取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入地的斗争中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叫帝国主义。”（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99）我要说明，所有从该书引用的段落都是布哈林写的。他在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也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政策，这种资本主义是以生产组织的一定的，而且是极大的成熟性为前提的。”（ImperialismusundWeltwirtschaft,Berlin1929,str.149）
然而，从对于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的垄断结构、金融资本的巨大势力和超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看法来看，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的基本点上和列宁是一致的。布哈林在对帝国主义所做的分析中，还特别强调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影响，他清楚地看到，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战争的缘故，是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阶段。
金融资本本身已“在某个国家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相互进行斗争的个别企业家联合成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1]。布哈林认为，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得到加强，资产阶级受到国家的计划和组织的约束，许多经济权限和政治权限转移到国家机构本身，这些无非是加强大资本，因为大资本通过这些交易巩固自己的国家政权。“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大大加强大资产阶级。正如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苏维埃政权、工会、共产党等愈是紧密地合作，工人阶级就愈强大一样，在资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相互间联系得愈牢固，资产阶级也就愈强大。当国家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各种组织集中起来，并把它们变成一个统一的、唯一的组织时，它就有助于资本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资产阶级正是在这里欢呼自己的胜利。”[2]
[1]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90.
[2]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109.参见N.Bucharin,ImperialismusundWeltwirtschaft,str.131。
布哈林认为，这种国家化的后果首先是资本主义竞争在一国范围内或多或少的减少、工资的增加和阶级斗争的缓和。布哈林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就解决了自己的经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基本问题，因为各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竞争在加强。“诚然，各国内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竞争或多或少地停止下来，因为最大的企业家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托拉斯。然而，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斗争却愈演愈烈……现在作为竞争者出现的是巨大的资本主义力量。而它们之间的竞争是同难以置信的浪费和破坏相联系的，为其他任何竞争所不及，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之间的竞争在‘和平’时期表现为军备竞赛，而最终发展成毁灭性的战争。
这样，金融资本消灭各国内部的竞争，却导致各国之间巨大的、残酷的相互竞争。”[1]布哈林从这些过程中看到资本主义发生危机和资本主义最终崩溃的必然性。
[1]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91-92.参见N.Bucharin,ImperialismusundWeltwirtschaft,str.133。
从资本主义特别是在上次战争期间（在这一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倾向表现得最为明显）所特有的发展来看，布哈林的分析与列宁的分析基本上是一致的，列宁把国家资本主义看作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梯。自然，当时也还不可能谈国家的某种超脱，不可能谈这种发展的某些不一定要与个别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一致的规律等等，因为这样的过程基本上还没有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事实上首先是为大金融资本争夺经济上和政治上新的利益范围的斗争服务的。
然而，布哈林走得太远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这个阶段上，已经克服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特别是他认为，在这种有计划的资本主义下，交换价值本身也在被消灭，从而货币的性质本身也在发生变化。[1]大危机极其明显地否定了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某些问题上接近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然而，他们认为国家在这种资本主义下可以起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作用的改良主义观点，布哈林从来没有赞同过。在布哈林看来，从根本上说，帝国主义大国间的均势受到破坏，结果引起战争灾祸，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前提。[2]
[1]在论过渡时期的著作中，布哈林写道：“金融资本消除了各资本主义大国内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5）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同时消除无组织的商品制度。“金融资本的生产关系的改组，朝着建立无所不包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的方向进行，同时取消商品市场，变货币为计数单位；在国家范围内实行有组织的生产，使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服从于世界竞争的目的，即首先服从于战争的目的。”（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37）
[2]除了在上述著作中谈到这些问题以外，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特别阐明了这个观点。
在过渡时期问题方面，布哈林几乎是除了列宁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以外唯一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理论家。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以及上面指出过的他的一般理论思想，后来在反布哈林的宣传中曾受到尖锐的攻击，并且在许多方面被歪曲了。他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生产资料不属于全社会，“而是属于无产阶级，属于它的国家组织”[1]。因而，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着阶级社会、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国家的力量。但是，在资本家阶级的反抗被打垮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不必经过任何革命而过渡到共产主义”[2]。马克思和列宁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在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国家组织的观点和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民主观念的尖锐论战中，布哈林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存在一种新的、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民主。苏维埃和苏维埃政权就是这种新的民主的形式。“这种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劳动者，从而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在这种民主中，以前的被压迫群众和他们的组织变成了统治的机关……实行苏维埃民主，工人的组织不仅没有被排挤出政权，而且反而成了这个政权的机关。”[3]
[1]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69.
[2]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70.
[3]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162-163.
这样，广大阶层的人民第一次参加政权，苏维埃政权实现着劳动人民在各个领域内的最广泛的自治，并吸引广大群众参加这种管理。为了使这种组织和人民政权得到保障并充分发挥作用，主要的监督在农村必须由贫苦农民的组织实施，在工业中必须由工人组织及其机构实施。为了不至于仅仅停留在监督上，尤其是不至于在国有化企业中停留在监督上，布哈林早在自己《共产主义者纲领》一书中，就根据列宁的观点写道：“这里很清楚，靠监督是走不了多远的，不仅需要工人进行监督，而且需要工人对工业进行管理；需要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的经济委员会以及工农政权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等）进行管理。这是不仅进行监督，而且进行管理的组织。”[1]
[1]N.I.Bucharin,DasProgramderKommunisten,Berlin1919,str.54-55.
为了使某个工厂的工人们不至于把工厂视为己有，为了使他们不至于开始相互竞争和在经济上损害对方，“在每个工厂和每个工场中都必须有工人管理委员会，但是工人管理委员会必须这样来组织：多数成员不是由本厂工人担任，而是由该行业的工会、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及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所派的工人担任”[1]。
[1]N.I.Bucharin,DasProgramderKommunisten,Berlin1919,str.55.
布哈林也是早在1919年就与列宁和其他许多人一起指出了苏维埃机关中官僚主义的加强以及由此而来的危险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城市而尤其是农村的发达程度不够和文化水平不高；管理工作的经验不足；带有资产阶级旧作风的专家和习惯势力；最优秀的人员参了军和上了前线。“所有这些情况都令人可怕地加重我们的工作困难，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僚主义在苏维埃机构内部可能部分地产生。这对无产阶级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无产阶级还没有打碎旧的官僚国家，因为官僚国家又从下面复活起来。共产党必须预防这种危险。这可以通过吸引群众参加来做到。当然，最重要的是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程度，启发他们的觉悟和普及基本教育。除此而外，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1]布哈林以党的名义建议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苏维埃的每个成员都必须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不断地调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不至于官僚化；最后，“党建议逐渐吸引全体劳动居民毫无例外地参加国家管理，以此为总方向。这实际上是我们的政策的基础所在”[2]。
[1]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183-184.
[2]N.BuchariniE.Preobraschensky,DasABCdesKommunismus,Hamburg1921,str.184.
鉴于过渡时期社会结构的改变，布哈林认为，首先“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和在无产阶级的生产国有化的条件下，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范畴的剩余价值的创造过程已不再存在”[1]。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正在变为创造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的过程。
[1]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79.
由于工人阶级的各种组织（苏维埃、工会、党等）是政权的基础，于是就产生一个它们同工人阶级的国家组织，即同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国家的关系问题。布哈林用国家主义的观点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同列宁的观点发生冲突。“工会国家化和无产阶级的所有群众组织的实际国家化，产生于过渡过程本身的内在逻辑。工人机构的最小的细胞必定变为总的组织过程的承担者，工人阶级的集体智慧有计划地引导和领导这一过程，而工人阶级则在最高的和无所不包的组织中，在自己的国家机关中找到自己的物质体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这样辩证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转变为工人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的。”[1]
[1]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86.
国家资本主义是在对抗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和在资本统治下的生产过程的国有化。因此，布哈林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谈不上有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排斥国家资本主义。布哈林把社会主义专政加上引号又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专政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证的否定。[1]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经济主体是无产阶级国家集体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这里不是生产剩余价值，而是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2]。
[1]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129-131.
[2]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131.我们看到，斯大林1952年宣布为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的东西，在这里已有表述了。另一段话说得更明显：“在资本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而进行的生产。”（N.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138）
因此，资产阶级的国有化导致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无产阶级的国有化则导致社会主义的国家形态”[1]。
[1]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136.
在这样的过渡过程中，各个基本的经济范畴也发生变化。例如，商品正在失去商品的性质，而变成产品，因为自觉的社会调节者正在代替自发势力。又例如，“处于平衡之中的资本主义商品制度的价值范畴极少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这里不存在平衡”[1]。同样，工人的工资成了一个没有内容的表面上的数量，因为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的地方，“雇佣劳动在消失。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中，不存在任何雇佣劳动”[2]。
[1]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166.
[1]N.I.Bucharin,OekonomikderTransformationsperiode,Hamburg1922,str.167.
当人们指责布哈林说，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了很多和他的论断不一致的新东西时，他在1921年德文版的后记中回答说，这些批评家不懂得对问题的抽象研究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区别，抽象的研究在过程中，在事物的“理想的剖面”中说明事物，而经验的现实则比抽象的说明要复杂得无可比拟。
然而，应当立即强调指出，布哈林的努力，作为从理论上解释极其复杂和困难的过渡时期问题的最初尝试之一，不管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有一个基本的缺点，就是他对一幅理想图画的情景的描绘，多于对现实过程的说明，而在现实过程中，旧制度的传统和结构必然与新的结构和规律性交织在一起，而且正是揭露所有这些矛盾、对立的趋势、困难和消极现象等等，对于理解和掌握这个复杂的过程具有更重大得多的意义。
从各方面来看，布哈林虽然有其种种迷误和理论上的缺陷，他仍然是一位光辉的和有修养的人物；是一位独立大胆地分析了现代历史运动的基本的和困难的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还在列宁生前，布哈林就在民族问题上，在苏维埃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布哈林代表激进的极左派，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列宁同样有根据地、尖锐地斥责过这一派人。[1]
[1]例如，布哈林在《共产主义者纲领》中写道：“这里说的不是民族（即工人和资产阶级一起）的自决权，而是说的劳动阶级的权利，就是说，所谓民族意志对我们来说绝不是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谈民族自决权，而只谈每个民族的劳动阶级的分离权。”（DasProgrammderKommunisten,str.97）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列宁正确地批判了这个观点，同样他还不得不尖锐地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工会国家化的观点。布哈林在《共产主义ABC》一书中把自己关于工会的想法说得最清楚不过：“这样，工会和联合会同样必然会朝着变为国家力量的经济部门和机构的方向发展，即朝着它们‘国家化’的方向发展。”（DasABCderKommunismus,str.281）
布哈林曾几次承认自己的错误观点。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已经讲到的东西，而且也依据自己本身的分析。他是这样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怕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不断展开对话，不怕承认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过去和现在所达到的积极成果。
在1926年和1927年期间，他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派的最积极的论敌之一，他维护斯大林的路线和他自己的关于照顾农民、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路线（布哈林当时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发财吧！）。
布哈林担心反对派的政策会造成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令人不快的紧张关系和冲突。如果说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谨慎行事是情有可原的，那么，布哈林极其短视地支持斯大林在清算反对派时表现出来的当时已经十分明显的官僚主义行为和手法，就根本不可理解了。他在政治上采取盲目的态度，因而成了斯大林派别的主要支柱之一，并在尖锐地批判反对派认为党可能由于内部民主日益减少而蜕化变质的论点，虽然党当时已经处于蜕化变质的边缘。[1]因此，他对于当时的事件也负有很大的历史责任，而这一事件很快也把他卷进一场灾难之中。
[1]布哈林在这一时期写了若干篇论战性文章，维护他自己和斯大林的立场，而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的观点。其中我们可以举出，《过渡时期的规律问题》（LeProblèmedesloisdepériodedetransition,1926）、《经济生活的调解者问题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根本错误》（"LeProblèmedesrégulateursdelavieéconomiqueoul'erreurfondamentaleducamaradePréobrajenski",1926）、《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或为什么不应该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来代替列宁》（"Laloidel'accumulationprimitivesocialisteoupourquoiilnefautpasremplacerLéninparPréobrajenski",1926）、《通向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LeChemindusocialismeetleblocouvrier-paysan",1925）、《社会主义建设问题》（"LesProblèmedel'édificationsocialiste",1926）、《评不断革命论》（"SurlathéoriedelaRévolutionpermanente",1925）。这些文章，还有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文章均发表在布哈林《一国社会主义》（Lesocialismedansunseulpays,Paris1974）一书中。
斯大林面对农民，特别是富农由于粮食收购引起的反抗，以他特有的蛮横粗暴和肆无忌惮的态度做出反应，宣布强制实行集体化。布哈林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一起维护列宁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而成了反对派，很快被谴责为“右倾”（1929年），逐渐被撤销领导职务，在对“托洛茨基派总部”的审讯中受到尖锐的谴责，1937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被监禁起来，并于1938年经制造出来的审讯后同阿·李可夫、格·亚哥达（G.Jagoda）、尼·克列斯廷斯基（N.Krestinski）、格·格林柯（G.Grinko）等人一起被枪决。斯大林就这样把国内没有忘记十月革命某些主要教训的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处决了。
二、“机械论者”和“辩证论者”的斗争
布哈林的机械论观点并不是孤立的。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和一般理论思想的这个发展时期内交织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从最平凡的庸俗唯物主义（弗·恩茨门〔F.Enčmen〕）和激烈地一概反对任何哲学的观点（奥·米宁〔O.Minin〕），一直到极端的唯心主义。[1]
[1]1922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被解除了教授职务并被驱逐出境。其中有尼·别尔嘉也夫、N.洛斯基（N.Loskij）、列·卡尔萨文（L.Karsavin）等人。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该研究院在达·梁赞诺夫（D.Rjzanov）和后来的弗·维·阿多拉茨基（V.V.Adoratski）的领导下出版了列宁的著作，并开始了众所周知的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工作，这一工作一直还没有完成。在这一出版活动中，初次发表了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自然辩证法》。关于苏联的哲学发展，到目前为止，耶稣会教士古·韦特尔（G.Wetter）在《辩证唯物主义》（DerdialektischeMaterialismus,Freiburg1953）一书中做了最完全的说明。自然，他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是从新托马斯主义的立场出发的。
然而，基本的理论斗争是在机械论者和围绕哲学家阿·德波林的集团之间展开的。
尽管在机械论者（伊·斯捷潘诺夫〔I.Stepanov〕、阿·克·季米里亚捷夫〔A.K.Timirjazev〕、弗·萨拉比扬诺夫〔V.Sarabjanov〕、柳·阿克雪里罗德〔L.Akseljrod〕，即奥尔托多科斯〔Ortodoks〕）之间也有分歧，而且常常有截然相反的理解，但是他们大部分人的观点在下列看法上是一致的：与专门科学相比较，哲学是一种神秘和烦琐的东西；专门科学完全足以解决新的问题；机械的规律能够用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运动。
这些观点表明，对于现实的质的差别和不能把高级规律归结为低级规律这样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所做的理论考察的水平是低下的。这种片面性常常表现在自然科学界的代表人物身上，他们醉心于自然科学，认为解决其他所有理论问题的一切基本前提已经被发现了。他们认为，为了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哲学，事实上，正如恩格斯有一次指出过的那样，他们在自己的看法上陷入最庸俗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柳·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在机械论者中是突出的，她受到扎实的哲学教育，她在与新康德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争论中就已经出名了，那时，她和普列汉诺夫一起捍卫辩证唯物主义。后来，阿克雪里罗得尖锐地攻击了列宁的反映论，同时维护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论。
围绕着阿·德波林（A.Deborin,1881-1963）的一群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反对了这些观点。属于这个集团的有尼·卡列夫（N.Karev）、伊·斯腾、伊·波德沃洛茨基（I.Podvolocki）、斯·列维特（S.Levit）、伊·鲁波尔（I.Luppol）、勃·赫森（B.Hessen）等人。
德波林曾以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和反对新康德主义的斗争著称，革命后，他对辩证法，特别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1]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发表（1925年），以及1929年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发表，对德波林及其拥护者也有帮助，因为从这些著作中可以找到经典作家本人所做的令人满意的一个论断：黑格尔的哲学对于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整个辩证法，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他最重要的著作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论》（Vvedenievfilosofijudialektičeskogomaterializma,1915），《思想家列宁》（Leninkakmislitel,1924），《哲学和马克思主义》（Filosofijaimarksizm,1926）和《辩证法和自然科学》（Dialektikaiestestvoznanie,1929）。
德波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包含在这样一个观点中，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三部分：“作为一般科学的方法论（本身也包括认识论）的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史的唯物主义）以及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1]
[1]A.Deborin,Dialektikaiestestvoznanie,Moskva-Leningrad1929,str.23.这本书是他的论文集，上述思想见《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战斗的唯物主义者》（Voinstvujuščijmaterialist）杂志1925年第5期上。
德波林可以从恩格斯那里为自己的观点找到某种证实，因为恩格斯研究过自然辩证法。然而，这种想法与恩格斯关于哲学是辩证法和逻辑学的观点不同，而且实际上是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把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所提出的哲学概念倒置过来。
由此可见，德波林无论如何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范畴公式，因而这样解决哲学对象问题。
实际上，德波林把哲学的对象归结为一般的方法论。在同篇文章中，他提出辩证法是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在内的一种普遍的方法，并得出结论说：“这样，辩证法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作为一门专门科学，哲学的内容和对象基本上归结为方法论。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必须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经验科学中去，因为它可以说是一种把内在联系加入到具体内容中去的代数学。”[1]
[1]A.Deborin,Dialektikaiestestvoznanie,Moskva-Leningrad1929,str.31.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也写道：“这样，现在哲学就归结为方法论、辩证法，它在‘现实科学’中起着，或者确切些说，应当起领导作用。”（A.Deborin,Dialektikaiestestvoznanie,Moskva-Leningrad1929,str.55）
在这里，德波林追随了恩格斯的某些受到当时的方法论的偏见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这样就缩小了哲学的范围和意义，这种情况在斯大林主义下达到了可笑的地步。
然而，德波林对机械论的批评是有理由的，它是以对整个问题的更深刻得多的考察和以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原则为依据的。在现实的各个领域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德波林派指出了关于量和质的关系的基本辩证规律，这个规律对问题做了回答。
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方面，德波林特别坚持研究作为方法论的辩证法，因而对他来说，黑格尔是在哲学方面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中心人物。
在这里要做一番有趣的比较。在同一时间里，卢卡奇也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讨论并分析了社会意识及其与阶级和经济结构的关系问题，分析了物化和其他对于现代的人及其实际解放的问题、对于新人道主义的观念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些现象。
卢卡奇的努力属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价值的贡献，恰恰遭到也是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出发的德波林（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尖锐攻击，被说成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这种努力所采取的激烈的否定态度。这同时说明，德波林的观念（它实际上后来在很多方面也成为官方的观念）怎样在自己的特殊的情况下，导致对人及其历史，从而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采取实证主义的看法，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任何伟大哲学一样，不仅应当是自己时代的表现，而且也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批评者。[1]
[1]德波林在《格奥尔格·卢卡奇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一文中提出了这个批评，这篇文章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4年第6期，后来又收入《哲学和马克思主义》（Filosofijaimarksizm,Moskva-Leningrad,1926）一书。德波林从自己的狭隘的正统立场出发，认为卢卡奇的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因而除了若干正确的批评意见之外，这表明他根本没有站在卢卡奇的努力的水平上，他并不理解卢卡奇的许多分析的意图。
1929年左右，德波林派在所有基本问题上都取得了胜利，并且占据了各个机关的所有重要位置。尽管讨论和争论的方向具有片面性，尽管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绝不是一切）基本问题时，并没有看到和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史的其他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联的这个发展时期无论如何是一个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主要的优点是有广泛的讨论自由，这必然会有助于许多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然而，德波林集团胜利的顶峰同时也就是它衰弱的起点。社会环境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在这个时期已经起了剧烈的变化。
国家化的过程（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规模。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已被战胜，斯大林的政治轨道朝着自己的极端运行。标准开始改变了。在列宁主义的名义下，党性原则成了整个精神生活的起点和终点。这时并且要求把这个原则理解为无条件地服从政治领导中心，把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理解为对每一个政治步骤、对国家政策的每一个行动进行辩护，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从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来看，德波林集团被评价为无党性的、不革命的而归根到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了。过分强调黑格尔和抽象地讨论问题，被认为是严重的消极现象。把普列汉诺夫提高为理论家，马上便会成为党性上和理论上的严重罪行。至于在德波林派眼里，实行整个这种转变的主要人物——斯大林根本不算是个理论人物，更不算是哲学家，这种态度的罪孽之大就更不用说了。
理论领域的这种转变是与政治领域的转变完全一致的。1929年，在托洛茨基主义失败和斯大林在经济政策中，特别是在农村中实行转变之后，也就是在布哈林的观点也遭到失败之后，斯大林的观点便成了唯一的官方观点。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握有无上权力的政治统治（它已经有强大的、集中的党政官僚集团为基本力量）必须有相应的同样的理论统治和思想统治。
斯大林插手对意识形态领域进行这种控制，以及开始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整个理论思想发号施令，发生在“大转变”的1929年。在同年12月27日举行的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他曾说：“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理由以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实际工作成就自豪，那末关于我们在一般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的理论工作成就就不能这么说了。而且应当承认，我们的理论思想赶不上实际工作成就，我们的实际工作成就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之间有些脱节。但是，理论工作不仅必须赶上实际工作，而且要超过实际工作，武装我们的实际工作者去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1]
[1]J.V.Stalin,KvoprosamagrarnojpolitikivSSSR,sv.12,Moskva1949,str.141-142.（参见约·维·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6页。——译者注）斯大林早在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就曾尖锐地批评过布哈林的“右倾”，而在论土地政策问题的演说中，他已经完全从政治上来分析布哈林的平衡论：“不难了解，从客观上说，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地。”（J.V.Stalin,KvoprosamagrarnojpolitikivSSSR,str.144.〔参见约·维·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28页。——译者注〕）
这是给反对德波林派的人发出的一个决定性的信号和声援。在这种形势下，总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他们以理论上所谓的革命性来弥补自己在理论上的平庸。而这种革命性无非表现在：接受政治标准并把它运用于科学和哲学中，承认自己本身还够不上当一个理论上的裁决者，把政治机构偶像化，从而使它独揽绝对裁决所需的全部大权。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出场的是米丁（M.B.Mitin）、尤金（P.F.Judin）和拉利切维奇（V.Raljcevič），他们在1930年6月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新任务》一文，在文章中攻击了这两个集团，并把德波林派称为“形式主义者”。德波林派对此做了尖锐的回答。讨论在相互攻击中进行。德波林批评指出，米丁等人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水平低下，纠缠在一些“小问题”（例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谁是更大的哲学家）上实属无谓，哲学工作者期待着讨论更重要得多的问题等等，而尤金和米丁却越来越多地谴责德波林派脱离党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米丁集团对德波林派的所有主要责难，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论点：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阶段，使哲学脱离政治，即不去研究党和国家的当前政策的具体任务。
在这场争论中，米丁批评德波林过高地把普列汉诺夫评价为理论家，他在《真理报》上指出，德波林派的基本缺点在于：“偏重逻辑的东西胜于历史的东西，偏重抽象的东西胜于具体的东西（不是经验的具体的东西，而是辩证的具体的东西），使辩证法和它的应用脱节，使哲学和政治脱节。”[1]
[1]M.Mitin,Zadejstviteljnujurazrabotkuleninskogofilosofskogonasledstva,"Pravda"od8.i9.augusta1930，引自M.Mitin,Boevyevoprosymaterialističeskojdialektiki,Moskva1936,str,15。
当时，以及1930年10月20日在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会议上的讨论中，米丁等人仍把德波林派称为形式主义者。米丁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更详细地论证了上面基本上已经指出过的责难：形式主义，抽象地理解问题——这在米丁看来就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对党的报刊上提出的责难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低估了列宁作为哲学家的意义，不承认错误，理论脱离实践。这已经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斯大林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主要理论家，从而也成了“第四位经典作家”[1]。
[1]M.米丁在自己的发言中明确地指出：“在谈到共产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时，我们首先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Našifilosofskieraznoglasija,Boev.vop.mat.Dialekt.,str.25）
然而，在政治领导看来，米丁集团的党性仍然不够。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每一个现象，都必须找出它的直接的政治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评价任何一个意识形态观点时对党性的新的理解的意义就在于此。因此，1930年12月9日斯大林在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会议上，不仅支持了米丁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不仅支持了对他个人所做的辩护，而且同时还责备了他们的温情主义，并把德波林派称为“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
既然在这种政治评价中机械论者变成为“右倾”的代表，并且最终成了党内的“富农代理人”，哲学斗争也就具有了明显的政治方向。正如政治在两条战线上进攻一样，意识形态也在两条战线上展开进攻。
凡是在理论上不同意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特点和发展的看法和估价的人，都被归入这一方或那一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有鲁宾（I.I.Rubin）、索柯里尼柯夫等人，在政治和哲学方面有布哈林、德波林，所有那些与领导上的新观念唱着不同调子的人，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同时也在政治上被剥夺了资格。
最后，1931年1月25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有关德波林派所领导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这个决议同时意味着对这个集团的最后的政治判决。中央委员会基本上从已经说过的各个方面谴责了德波林及其集团，同时向新的编辑部提出任务：“《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应当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富有战斗性的刊物，应当为党的总路线和反对任何脱离党的总路线的现象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在自己的整个工作中彻底地执行列宁的哲学的党性原则。在哲学领域内，杂志必须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毫不让步的斗争：反对机械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这是现今时期的主要危险，同样也要反对以唯心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歪曲，这是德波林、卡列夫、斯腾等同志的集团的错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真正执行列宁所提出的纲领，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列宁的发展阶段，无情地批判哲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从而也是反列宁主义的派别，不管这些派别在怎样的假面具下出现。”[1]
[1]BeschlussdesZentralkomiteesderKPdSU（b）vomJänner，引自G.Wetter,Derdialektischematerialismus,str.593-594。
此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活动在于追查一切可能脱离列宁主义，即脱离基本上是斯大林所解释的那种列宁主义的行为。米丁在共产主义学院的讨论中，在对阿克雪里罗得论黑格尔和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一书进行批评时，在替斯大林和唯物辩证法辩护的文章等等中就这样做了。[1]同样，M.谢列克托尔（M.Selektor）写了一本以尖锐的党性原则批判布哈林的平衡论的书，他把官方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提法也用到布哈林及其拥护者的头上。[2]
[1]《哲学讨论总结》（1931年1月1日）、《斯大林和唯物辩证法》（1933年）和《阿克雪里罗得著<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1934年），同其他文章一起收入《唯物辩证法的战斗性问题》文集（Boevyevoprosymaterialističeskojdialektiki,1936）。
[2]例如，他在这本书中正确地批评了平衡的观点，但是同时又力图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贬低布哈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他强调考茨基也宣扬过这种理论，在谈到考茨基时他这样写道：“这种理论贯穿在他的两卷本《唯物史观》一书中，贯穿在社会法西斯主义和社会叛徒的这本圣经中。”（M.Selektor,Dialektičeskijmaterializmiteorijaravnovesija,Moskva-leningrad1934,str.3）仅仅由于布哈林不同意以暴力实行集体化，他就给布哈林下了这样的结论：“平衡论本身否定同资本主义因素的斗争，否定国家工业化，否定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它维护资本主义的阵地。它是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思想基础，这种机会主义向富农-资本主义成分投降，它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并在我国恢复资本主义，这样它就表明自己在客观上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Dialektičeskijmaterializmiteorijaravnovesija,Moskva-leningrad1934,str.268）
这样，我们实际上就进入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迟早也会在第三国际的政策和活动中被人们有力地感觉到。这第二个时期同斯大林及其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它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也留下了深远的后果。米丁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确实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但是，不应该忘记，德波林集团已经对机械论做了十分深入的批评，而且从他们的理论意图来看，他们对哲学和一般理论的任务理解得也较为正确。
因此，除了某些可以接受的因素，如强调（但不是夸大）列宁的哲学遗产的主张以外，其他所有的批评意见实际上预告一种哲学的和理论的，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的产生。而这种新观念则是国内的社会变化和当时已经开始的对社会生活的国家主义垄断的相应表现。正如整个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切细节都是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动范围一样，按照斯大林的设想，社会生活的其他所有部分也应当如此。把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同政治联系起来，实际上就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替日常政策做辩护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这就是说，在几乎整个理论（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等）问题上，最高的裁决者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而是最高政治机构。这是政治统治理论的过程的开始，是把马克思主义变为一种具有其他任何“意识形态”的全部神秘主义特点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开始。
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以及在其他处于苏联的直接影响下的国家和党内的整个进一步的发展，仅仅证明马克思主义在这种观念中发生了深刻的畸变。
三、另外一些理论问题（彼·斯图契卡、叶·帕舒坎尼斯、叶·瓦尔加、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在这些热烈的讨论、争论以及极其真诚地探索如何解决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所有这些问题的活动中，还有几个人占据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或者至少在法学和经济学领域内起了推动作用。在这几个人中，首先是彼得·伊凡诺维奇·斯图契卡（PjotrIvanovičStučka,1865-1932），直到30年代初苏联整个生活发生上面提到的转折之前，他对苏联法学的发展和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斯图契卡出身于拉脱维亚一个农民家庭，在彼得格勒攻读法学，不久，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19世纪90年代末，他曾多次被判处流放，1903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自1917-1918年起，斯图契卡曾任革命新政府中的第一任司法人民委员，而1918-1919年任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主席。自那时起，一直到去世，他是苏联最高法院院长、莫斯科法学院教授、法学杂志《法革命》的主编。他在自己的许多著作和文章[1]中，一直想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和法的一般观念，同俄国新出现的形势相适应。当时，在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中间，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想法和意图，那就是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社会关系的真正变革，目的是使人进一步得到解放，把劳动者变成权力和管理的行使者。因此，斯图契卡在自己的理论文章中，把国家和法看成是一定形式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一种合乎道理的前途——消亡。因此，对于他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过渡现象，而共产主义并不是那么遥远的未来。完全可以理解，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反对加强国家组织，因为他预见到，按照这种方式加强了的机构可以很容易就转而反对阶级本身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
[1]参见《国家和法的革命作用》（Revoljucionnajarol'gosudarstvaiparva,1921）、《阶级国家和民法》（Klassovoegosudarstvoigraždanskoepravo,1924）、《列宁主义和国家》（Leninismigosudarstvo,1925）等著作以及在法学杂志《法革命》上的许多文章。近年出版了有关苏联法律问题的两本内容丰富的书：K.Stoyanovitch,LaPhilosophieduDroitenU.R.S.S.（1917-1953）;DieterPfaff,DieEntwickelungdersowjetischenRechtslehre,Köln1968。
斯图契卡特别强调法和经济的联系，他认为，法是符合统治阶级心意的社会关系体系，统治阶级总是用有组织的力量去确保这种体系。因此，他也反对苏维埃法中的任何规范主义，同时还提出在工人阶级的国家还是重要的权力工具的时期，在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资产阶级的法与社会主义的阶级的法的关系问题。
斯图契卡的观点，尤其是我们将看到的帕舒坎尼斯（J.B.Pašukanis）的观点，立即成了热烈讨论和争论的对象。20年代时，特别是M.A.赖斯纳（M.A.Reissner）同斯图契卡展开了论战，赖斯纳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法并不像斯图契卡断言的那样，是社会关系体系，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我们已经说过，所有这些讨论和争论，是表明存在一种创造性气氛的正常和积极的象征，何况这又是在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历自己最困难的时刻的时候。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那是在政治方面同反对派展开最终的较量的时候，得到壮大的斯大林的官僚便开始大肆讨伐，以便最终地排除和清算同他们的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相对立的一切观点。我们已经看到，这场较量在哲学方面是如何结束的。斯图契卡和其他一些法学理论家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在探讨这些问题时保持马克思的分析精神和意图。随着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巩固，对于一切维护国家消亡，从而强调作为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历史表现的法也消亡这一真正马克思主义论点的人的敌视日益严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斯图契卡由于所谓的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而受到攻击，他在压力下不得不收回自己的某些观点。但是，斯图契卡的辩白在当时就根本不同于后来的认罪求饶，那种认罪求饶加上从肉体上消灭革命最优秀的思想家，也就意味着一些有创见的人物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舞台上消失了。[1]
[1]在《我的道路和我的错误》（Moiput'imoiošibki,"Sovertskoegosudarstvoirevoljucijaprava",5-6,1931）一文中，他在为自己辩护时写道：“有人指责我不承认错误。我觉得，我似乎在充当著名的广告招贴上的两个孩子之一的角色：‘这里的这个小孩吃大力神巧克力，但是这里的这一个不吃！’那一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斯图契卡不承认……结果是：承认错误愈多愈好。最好的办法是少干活，也就少麻烦：有谁什么都不干，他就不犯错误，或者说干工作愈少，愈好……我感到遗憾的是，我除了走我已经走过的路之外，我不可能走别的路。要我无所事事，我办不到。但是，要我承认我没有认识到的错误，我也办不到，将来也办不到……我的格言始终是：不后悔，干到更好并加以纠正。很长时间我曾独自一人……我同列宁一起起草了第一号司法法令。我们未能预料到，在过了十三年之后，这项法令竟被说成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法令。应当说，必须在革命的辩证发展过程中，也即在运动中来考察我的每一篇文章，不应该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幽默作家马克·吐温描述过一位候选人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后的想法：参加竞选时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参加竞选以后，被说成是骗子、暴徒、强盗……我曾长期参加斗争，我已学会完全孤立无援。但是，我对独立思考的青年抱有希望。我不想背离我自己设计的道路。”（引自D.Pfaff,DieEntwickelungdersowjetischenRechtslehre,Köln1968,str.235-236）这是一位革命家和学者的自豪的话，他还无法设想，他为之贡献出了全部体力和脑力的那个社会会有什么世界末日。
叶·布·帕舒坎尼斯（1890-1938）遭到了更悲惨的命运，在俄国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在法学理论领域内，他是最发人深省的一个人物。作为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国家法研究所所长，作为关于一般法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一本名著的作者，他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帕舒坎尼斯尽管同他与之论战的斯图契卡有区别，但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及其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观念为出发点的，也即把共产主义看成是这样一个社会制度：它必须废除对人的统治，而这意味着废除、克服在阶级社会中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一切机构。因此，他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必须找出并确认无产阶级法的范畴的观点，认为这种做法等于宣告法的准则永恒不变。资产阶级法的某些范畴的消亡在他看来绝不意味着由新的无产阶级法的范畴取代这些范畴，就像在向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过渡时价值、资本、利润等等范畴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出现新的无产阶级的价值、资本等等范畴一样。“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法的范畴的消亡意味着法的一般的消亡，即司法因素从相互关系中消失。”[1]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34.
根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观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各个生产者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保留等值（也即等量劳动）交换的形式，帕舒坎尼斯得出结论认为，那在此之前就必须一直保留法的形式、公众权力也即国家权力的形式。同样，只有最终克服了等值关系的形式，国家和法才会消亡。[1]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34-35.他强调马克思在自己的分析中揭示了法的形式和商品形式之间深刻的内部联系，他得出结论认为：“一个社会如果由于生产力的状况而被迫使劳动的付出和报酬之间的等值关系保持在一种仅仅略似商品价值交换的形式之中，那么，这个社会也将被迫保留法的形式。只有从这个根本的因素出发，才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一系列社会关系都具有司法的形式。”（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36）
根据这些观点，帕舒坎尼斯同斯图契卡一样认为，一般意义上的法，作为一种形式，不只是存在于法学家的头脑和理论中，而是在人的关系特殊体系中有着平行的现实的历史。因此，在斯图契卡和赖斯纳的争论中，帕舒坎尼斯认为斯图契卡把法的问题看作社会关系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同时又指责斯图契卡只是停留在一般公式上，没有指出和说明，法是“特殊的社会关系”[1]。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53.
帕舒坎尼斯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存在于对法依赖商品关系的理解之中。在他看来，每一种法的关系首先是主体之间的关系。“主体是司法理论的原子，是这一理论的无法再予分解的最简单的因素。”[1]资本主义社会是生产者和商品占有者的社会，在市场上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产，是法的关系这个现象的基础，客体是商品，主体是商品的占有者，他支配商品。正是在这一交换中，主体的定义才第一次充分显示出来。[2]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87.
[2]参见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95.
帕舒坎尼斯利用了马克思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商品关系作为物化了的关系和被物模糊了的关系的分析。但是，在劳动产品获得商品的特性并成了价值的体现者的时候，人就成了司法上的主体和法的体现者。“这样一来，社会生活同时也就一方面分解为自发地产生的物化关系（一切经济关系都是这样的关系：价格水平、剩余价值率、利润率等等）的总和，即分解为在我们看来人的意义在其中并不超过物的那种关系的总和；另一方面分解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只有在同一个物相对立的时候，即作为主体的时候，才被确定。而后者恰恰是法的关系。这是两种基本形式，它们原则上是相互区别的，但是同时又相互制约，彼此紧密依赖。植根于生产的社会联系也同时表现为两种荒诞的形式：作为商品价值和作为人的成为法的主体的能力。”[1]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91.
在这样的物化的关系（价值被归之为物，似乎物本身就具有价值）中，也形成了权力的范围，权力获得主观的法的形式，对于个人，它是如同价值对于商品一样的现象。商品拜物教由法的拜物教来补充。“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于是就在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具有双重的令人费解的形式。一方面，这种关系是作为物与物（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出现的，另一方面是作为相互依赖的平等单位，即法的主体的自愿关系出现的。在价值获得神秘的特性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同样极其令人费解的现象：法。两个完全抽象的方面——一个是经济的，一个法的——同时具有统一完整的关系。”[1]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96.科尔施在自己的书评中对帕舒坎尼斯的观点给予很好的评价，但是他恰恰十分尖锐地抨击了这一点。科尔施指责他尽管没有把法与经济等同起来，却把法的关系和商品关系视为同一。“这样一来，整个强有力的发展进程在形式上被抹杀了，部分地甚至被向后推了，而在现实历史上，正是这一进程导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法学观、国家观、社会观和历史观的产生并导致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一进程以其完成的形式仍将作为被扬弃的进程存在。”接着，科尔施还认为，这样一来，帕舒坎尼斯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经济关系是根本的关系，相反，司法关系以及还有政治关系都是由此派生的关系。”（科尔施就帕舒坎尼斯的书写的书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z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15Jhrg.,Leipzig1930,str.309,310]）
这种关系和现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并不消失。只要还不能建立起统一的计划经济，只要在各个企业主或企业主集团之间还存在市场关系，法的形式就仍会有效力。在帕舒坎尼斯看来，在这一时期，国营企业也是同样的情况。然而，他认为，尽管市场交换将继续存在，国有化工业内部的对立将取消，各个经济组织的自治将“只作为方法保留下来”[1]。这样，那些准私有的经济关系将被划定在一个严格的界限之内，这种界限随时由计划经济领导部门确定。因此帕舒坎尼斯认为，在过渡时期，法的形式本身并不包含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社会产生时所呈现的那些不受限制的可能性。
[1]E.Paschukanis,AllgemeineRechtslehreundMarxismus,Wien-Berlin1929,str.113.
从上面这一切可以看出，帕舒坎尼斯是法学领域内的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一再想在一个经历了许多个世纪的阶级世界已经崩溃的时期，尽量不像教义的辩护士那样去探讨法的基本形式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他遵循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关系和拜物教关系的杰出分析以及列宁对过渡时期国家问题的分析，他与他们的观点相一致，指出过渡时期Z不只是阶级上的，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这只是意味着，在这一阶段，还不能克服等值基础上的交换，至少在像当时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里也是这样。因此，帕舒坎尼斯特别强调指出，这种法实质上必然是资产阶级法，正如国家本身必然具备任何国家的许多特性一样。在存在国家的地方，赤裸裸的所谓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就起主导作用。
帕舒坎尼斯在30年代初遭到了跟斯图契卡一样的命运，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一判决的执行人最初是M.卢茨基（M.Luckij）和S.利别尔曼（S.Libermann），在压力下，帕舒坎尼斯宣布自己的某些观点是错误的。然而，稍后，当整整一代最优秀的革命缔造者们在腥风血雨之中注定要丧命，以便为唯一的一个人确立永不谬误的地位时，巴·尤金和安·维辛斯基（A.Višinski）1937年的粗暴和无情的攻击和重伤，显然是在政治上预告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的悲惨结局。
在经济领域内我们至少还有必要指出叶·瓦尔加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他们曾致力于通过自己的文章，对过渡时期的一些现象和规律，在某种程度上也对世界经济动向做出某种解释。
叶甫盖尼·瓦尔加（1879-1964）是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在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后侨居俄国，他试图在自己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政治问题的论文中指出当时革命形势的某些紧迫问题。考虑到革命时期的事态，瓦尔加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城市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必然会下降。只有在文化领域内，这一水平才会提高。此外，瓦尔加在同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的管理将简化，因此，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到可以领导经济。[1]考虑到匈牙利的经验，他谈到劳动纪律和领导的问题，而关于这一时期的官员问题，他认为“应当排除或摧毁作为独立地组织起来的阶级的官吏的力量，而应当争取很难替代的专家的力量来为无产阶级国民经济服务”[2]。在这当中，他不同意列宁的看法，列宁认为，给专家支付高工资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因为在瓦尔加看来，这跟计件工人的工资相类似，能者多得。同样，他不顾当时的土地政策的经验和必要性，当时就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他还研究了其他一些经济问题，最后他反对资本主义自动崩溃论，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国家无论如何必须刻不容缓地冲破孤立状态，否则后果严重。[3]
[1]参见EugenVarga,DieWirschaftlichenProblemederproletarischenDiktatur,Hamburg1921,str.43-57。
[2]参见EugenVarga,DieWirschaftlichenProblemederproletarischenDiktatur,Hamburg1921,str.89。
[3]参见EugenVarga,DieWirschaftlichenProblemederproletarischenDiktatur,Hamburg1921,str.157。
瓦尔加在1924年6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陈述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从《国际新闻通讯》发表的报告来看，瓦尔加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乐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从对一些经济现象（土地危机、信贷减少、阶级对立尖锐化）的分析中必然得出结论，“在我们看来，我们正面临世界总危机”[1]。瓦尔加设想，明年（即1925年）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就将爆发一场总危机；因此，客观形势是有利于革命的，问题只取决于各国的党和革命的觉悟，取决于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有所作为。
[1]EugenVarga,DieWirschaftlicheWeitlage,"Internat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br.81,od4.jula1924,str.995.
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1886-1937）的努力更为重要。他是布尔什维克派的老成员（从1903年起），是俄国共产党人中最著名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革命的年代里（1917-1920年），他是中央委员，而1920年，他与克列斯廷斯基和谢列布里亚科夫一起成为中央书记。作为《共产党人》编辑部的成员，他与布哈林、拉狄克（K.Radek）、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等人在当时签订和约的争论中采取了左的立场。同样，在工会问题的讨论中，他支持托洛茨基，并同情工人反对派的观点。此后不久，1923年，他支持托洛茨基的“新方针”。在这个时期，他不再担任负责的政治职务，而是专心于研究理论问题，特别是经济理论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新的经济政策的著作无论如何是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领域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期中经历了困难复杂的岁月。新经济政策代替了战时共产主义，这是使死气沉沉和荒芜的经济复活的唯一比较有效的出路。但是，正如我们在列宁的分析中所看到的，这样一来，使得苏维埃经济的结构变得十分复杂和矛盾。在存在国营企业和国家资本的同时，在工业中也存在私人资本，至于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在农村，小的和较大的私人资本几乎完全占据上风。由于国营工业的弱小和当时无法生产出足够数量的产品来同农村进行比较正常的交换，这些相互关系变得更加尖锐。工业产品和农产品价格的悬殊造成了农民抵制市场。这样的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个发展阶段有哪些规律性？如何来解决前面提到的同农村的关系，如何来发展社会主义成分，使它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主导因素？这一切，对于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说，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研究了这些问题。他的基本立场和关于新经济学的整个著作的主导思想是，苏维埃经济今后的发展问题既不能依靠价值规律，也不可能依靠普通的社会主义积累来解决，而是要靠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的认识，即靠符合这一规律的经济实践来解决。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道，对于国营经济，每一年都要求它的生产有绝对的增长，与私营经济相比有相对的发展，它内部根据该年度扩大再生产的比例做出新的力量配置。“而对重新配置、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对私营经济所生产的价值的转移等这一整个过程进行调节的规律，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1]这一规律每年都要求对国营经济内部的生产力重新配置，这同时也预先推测下一年和以后几年的生产力配置。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113.
马克思形象地叙述过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在封建主义时期就有可能做到。而在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只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才开始了自己的历史。资本主义需要有一个原始积累时期，靠剥削小生产来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建立技术和经济的前提。同样，社会主义的积累，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它已在发挥它固有的一切特点和仅仅是它固有的优越性）的技术和经济基础上的积累，只能在苏维埃经济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之后才能开始”[1]。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113.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积累”，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创造的并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的生产。而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则相反，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积累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来源”得到和吸取的物质资源。[1]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这种积累应当发挥首要的作用，它将加速国营经济复苏并最终确立对资本主义的纯经济优势这一时刻的到来。整个这一发展时期是靠牺牲非社会主义成分和非国营成分进行积累的，它有自己的特点和自己的规律性，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规律恰恰是苏维埃经济的根本规律。同时，国营经济范围内的所有经济过程都服从这一规律。甚至，这一规律“改变并部分地消灭了在我国经济制度中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价值规律以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切规律。因此，不仅我们可以谈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我们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就一窍不通，因为这一规律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决定着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力的分配以及国内的剩余产品被挪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数额”[2]。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134.
[2]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134.
在像当时的俄国这样一个不发达的和遭到破坏的国家里，应当尽早渡过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时期，并达到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的发展水平。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只指望社会主义成分内部的积累，就等于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本身成了问题，或者至少是使预先积累时期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经济，特别是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想法，无疑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空想”[1]。这一看法直接针对布哈林提出的，当时也为斯大林所维护的这样一个观点：应当尽量照顾农民，允许这一成分有尽量高的积累，然后由国家来动员这一积累，使之用于工业投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不应当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而在当时，工业产品的价格本来就已经比农产品价格高得不成比例了。他还认为，对于富农以及私人资本应课以高税，以便通过所有这些措施以及其他许多财政措施，确保尽量高的预先积累并尽快地建立起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成分。这基本上也是在那些年月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的纲领。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140.
几年以后（1928年），布哈林看到有必要加强国家的工业化，以解决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而斯大林在消灭了反对派之后，却又接过反对派的纲领，只是使它激进得多、粗暴得多，这是他的特点。斯大林一方面批评反对派在国家工业化和向富农征税方面有冒险主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却不仅实行了规模大得多的工业化，而且通过最普通的恐怖对全体农民实行剥夺，这样做必然对国内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论点有其内在的逻辑，这一内在逻辑是以他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为基础的，这一点在我们看来是正确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各国一切类似进程的一个规律性，只有那些最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和文化已达到高度发展的国家可能是例外。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表述这一普遍规律性：“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的某一国家经济上越落后，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业国，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所得到的用作自己的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就越少，并且相对地说，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就越是更多地被迫依靠社会主义以前经济的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越小，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越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的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越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类物质遗产越多，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的比重越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减少自己的产品同老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值程度越有必要，其社会主义积累的中心就越是更多地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越要依赖于本国工业和农业的剩余产品。”[1]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180-181,207.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当时的经济、政治形势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残余和有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牢固支柱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并存和斗争。在他看来，由此必然存在两个规律性之间的斗争：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积累规律之间的斗争。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明确强调，在垄断资本主义（它已经不再是马克思分析过的那种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中，价值规律已经受到严重的破坏。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提出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哪些范畴可适用于苏维埃的经济，他在回答时首先探讨了在不为广大消费生产，也利用国营经济的产品的国营经济中，其次是在为市场生产的国营经济中，再次是在农民的生产等等一系列特殊部门中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从这一探讨中，他得出结论：价值规律在这些部门的某些部门中根本不再起作用，而在其他一些部门，则仍充分发挥有效力。
正如在国营经济中价值规律已发生变化一样，我们也可以说剩余价值已转变为剩余劳动。“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因素。工人阶级不可能剥削自己。把无产阶级划分为担任组织者职务并有较高的工资的工人和其余的工人，这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划分；在原则上，这与把那个阶级划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没有什么区别。”[1]当时，尽管人们已经在谈论和争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批判精神却设想不到，党和国家的官僚如此严重脱离劳动群众，工人阶级如此无权管理自己的生产，而这一切又导致新的雇佣关系的出现，并因此导致异化。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258.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设想过剥削的可能性，但是认为这只会发生在其他一些领域和关系中。他认为，一种剥削形式是一部分剩余劳动用作给专家的报酬；另一种剥削形式是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私人资本以商业利润的形式捞走，最后一张剥削形式是农民、小商贩、小资产阶级等等获取的内债利息。
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国营经济，首先是对于工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使用剩余产品一词比剩余价值一词更为正确，因为“这不仅是对现存的东西的表述，而且是对发展趋势的表述”[1]。
[1]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265.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研究过与苏维埃经济有关的其他经济范畴，如利润、信贷、地租、合作社等范畴，他认为，严格地来说，这些范畴不能完全适用于说明国营经济内部的关系（E.Préobrajensky,LaNouvelleÉconomique,Paris1966,str.268）。关于新经济政策以及发展前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专门出版了一本书：《从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OtNepaksocijalizmu,Moskva1922，参见该书的法文版：DelaN.E.P.ausocialisme,Paris1966）。关于新时期的经济问题，值得提一下G.A.费尔德曼（G.A.Feldman）有关经济增长理论的著作的价值。同样，早在1921年就举行过第一次“劳动的科学组织”（NOT）会议，与会者预言了后来出现的某些与经济的组织管理有关的现象。
苏联当时的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布哈林采用论战的方式，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做出了反应。由于布哈林对于农民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速度有不同的看法，他尖锐地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特殊规律的论点。斯大林在布哈林的帮助下消灭了反对派（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属于反对派），接着又突然转而奉行农村集体农庄化的政策，借此在稍晚一些的时候又消灭了布哈林本人，说他犯了“右倾”偏差。早在1927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就同反对派的其他许多成员一起被开除出党并被放逐。
在斯大林转变态度之后，一部分反对派认为他们的观点得到了认可，并因此力图与斯大林取得一致。然而，斯大林却要求他们无条件投降，对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加、拉狄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发表了公开的表明，宣布自己服从当时的政策。这只是打击这些人和败坏他们的名誉的一个过程的开端而已，其结果必然是彻底消灭他们。如果一种制度创立这样一种关系，让一个人，而且是一个革命者在政治机构面前自行忏悔，说自己出于最良好的愿望得出了某些被认为是不正确的理论结果和实际要求，那么，这是建立偶像崇拜关系，而不是科学关系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迹象。然而，历史向我们表明，偶像崇拜制度往往也产生牺牲品制度。当人类第一次走上理性和马克思的思想所阐明的历史新道路时，世界曾以为，提供祭品和宗教裁判的时代是一个早已逝去的不够文明的时代。然而，对于这代人来说，还未能摆脱这早已逝去的时代。在偏执狂患者的原始的野蛮行径中（这种行径超越了人类正常的、理性的判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消失了，随同他一起消失的是整整一批最光辉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他们写出一部革命的史诗，这一史诗今天仍然发出英勇豪迈、富有人的创造精神和崇高理想的强音。
四、列甫·达·博朗施坦·托洛茨基
列甫·达·博朗施坦·托洛茨基（1879-1940）是企图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化和在政治与理论方面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最卓越的人物。
与许多有才华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很早就接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他是一个极其光辉的人物，出色的演说家，是那个革命时期的典型的政治人物。早在尼古拉耶夫作为一名大学生时，他就从事地下工作。在流放中，他终于加入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他撰写文章、传单和宣言，很快就成了由西伯利亚的流放者和工人组织的西伯利亚社会主义联盟最著名的人物之一。1902年，他逃离流放地，在萨马拉同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列宁的朋友克尔日扎诺夫斯基（G.M.Kržižanovski）联系上。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向列宁汇报了托洛茨基的能力。列宁立即要托洛茨基去国外，到《火星报》工作。托洛茨基于1902年底抵达伦敦，加入到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奠基人的行列，并开始在《火星报》工作。列宁不久就向编辑部建议，接受托洛茨基为编辑委员会委员，此建议遭到普列汉诺夫的反对。此后不久，在1903年于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站在马尔托夫派（孟什维克）一边，反对列宁及其关于党的主张。尽管他不久就离开了孟什维克，在当时，他是列宁的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同时又试图在两派中间起中间人的作用，促进两派的和解，而不理解在俄国当时条件下社会主义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已经存在改良和革命这两种根本不同的看法。
1905年1月彼得格勒发生的悲惨事件引起托洛茨基的注意，2月他就秘密地回到俄国。彼得格勒在1905年10月的总罢工期间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托洛茨基成了这个苏维埃的主要力量和鼓舞者以及大多数决议的起草人。革命的民主运动的高涨一直延续到12月初沙皇政权开始镇压并逮捕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成员的时候。托洛茨基在这一过程中的勇敢表现，加上他在革命中的整个作用，只是增强了他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威望。苏维埃的委员们都被判处无期徒刑；然而，托洛茨基在押送期间逃跑了，一直留在国外，直到1917年初爆发新的革命事件。
不断革命
在坐牢期间，托洛茨基回顾了过去的事件、这些事件的经过和结局，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总结与展望——革命的动力》，这篇文章作为《我们的革命》（1906年）一书的最后一章发表了。他在这篇文章里第一次完整地陈述了他对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的意见，提出了他的不断革命论。[1]
[1]应当指出，托洛茨基在德国逗留期间同帕尔乌斯成了朋友，据某些研究家指出，帕尔乌斯的看法对托洛茨基的这种观点是产生了影响的。
托洛茨基简短地探讨了欧洲到当时为止的某些革命经验，特别是俄国社会力量的发展，他提出一种看法，认为革命不直接取决于生产力的状况，而是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关系、国际地位以及最后取决于一系列主观因素。“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一个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先掌握政权。”[1]
[1]L.Trotzki,ErgebnisseundPerspektiven,DietreibendenKräftederRevolution,Frankfurta.M.1967,str.65.
托洛茨基当时就维护一种能动的马克思主义看法。根据这种看法，革命不是某个国家一定发展程度的自动后果。“这样的理解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在我们看来，俄国的革命将创造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政权可能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们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国务天才之前就转入无产阶级的手中（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政权必须这么做）。”[1]
[1]L.Trotzki,ErgebnisseundPerspektiven,DietreibendenKräftederRevolution,Frankfurta.M.1967,str.65.
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革命并把它进行到底。鉴于在俄国只有无产阶级才是这样的力量，革命的最近的前景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然性或者至少是可能性，而这种政权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在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政权将落入在这场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个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手中。托洛茨基当时认为，这并不是说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人物就不参加政权。[1]
[1]L.Trotzki,ErgebnisseundPerspektiven,DietreibendenKräftederRevolution,Frankfurta.M.1967,str.70-71.
同样，托洛茨基认为，俄国无产阶级一旦取得这样的胜利，就必须得到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持，没有这种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是不可能长期掌权的。“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国家援助，俄国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保持住政权，就不可能把自己暂时的统治变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1]
[1]L.Trotzki,ErgebnisseundPerspektiven,DietreibendenKräftederRevolution,Frankfurta.M.1967,str.109.
因此，托洛茨基在这篇文章中就已得出了构成他的不断革命论的核心的那些结论。他的观察的一个方面首先是民族的，也就是说，在分析阶级力量关系以及各个阶级的特性的基础上，托洛茨基深信，在俄国，革命的不断性表现在革命从资产阶级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阶段的必要性中。列宁尽管当时维护的是比较现实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论点，但在俄国1917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情况下，在具体历史环境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四月提纲，实际上开始了同一进程，而十月革命只是证实对上述形势的这样的观察的正确性。[1]
[1]多伊彻尔（I.Deutscher）在论述托洛茨基的专著中说，这篇文章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一出版马上就被禁了。此外，这篇文章同其他许多文章一起被收进一本集子里，这样，能看到罕见的这本集子的读者不易发觉这篇文章是新的。有些研究家甚至认为，列宁1919年才看到这篇文章，尽管他当然是了解托洛茨基的论点的，并且曾加以批判。
观察的另一个方面是把民族革命同国际革命联系起来。虽说后来，在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并不认为，没有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支持，俄国工人阶级就不可能保持政权，不过，他还是认为，没有这样的支持，是不可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他后来曾多次表达过这一观点，特别是在他同斯大林的冲突激烈起来的时候。他在1922年写的《1905年》一书的前言中概括地阐述了自己以前的看法，认为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仅必然会同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而且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冲突。“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里，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在俄国革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强加于它的狭隘范围之后，胜利的无产阶级将被迫同样突破其民族国家的范围，这就是说必须自觉地努力使俄国革命变成世界革命的序幕。”[1]
[1]L.Trotsky,1905,Paris1923,str.4.这篇写于1906年的文章的于1919年出版第3版的前言中，托洛茨基概括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直接任务，革命开始时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它那时很快就引起强大的阶级冲突，只有把政权转交给唯一能够领导被压迫群众的阶级——无产阶级，革命才会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它不仅不愿意，也不能使自己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范围内。它只有在把俄国革命变成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完成革命。到那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及其民族范围将被超越，俄国工人阶级的暂时统治也将发展为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但是，如果欧洲就此止步不前，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就不会容忍俄国劳动群众的统治，并将迫使这个国家倒退，倒退到远远不及一个民主的工农共和国的地步。因此，无产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决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限度内。它必须发展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说必须取消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转向日益深刻的社会改革，并从西欧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L.Trotzki,ErgebnisseundPerspektiven,str.123）
托洛茨基这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在于，他认为个别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对国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的依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只要资产阶级还在大部分发达国家掌握着政权，国际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发展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在一国的顺利发展。因此，在托洛茨基看来，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协议虽然会在某种较小的范围内带来好处，但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在欧洲最重要的国家中取得胜利后，才能期待社会主义在俄国有真正的高涨和发展。
因此，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并不是说不需要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他就这个问题同考茨基展开论战时曾明确地写道：“无需指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建立封闭的‘民族的’共产主义，因为冲破封锁，以及欧洲爆发革命才会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引起最根本的变化，才会缩短它的发展阶段，才会更接近于这些发展阶段。但是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事件，我们不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地来工作，使我们自己在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最不利、最缓慢的情况下能够站住脚并得到巩固。”[1]并且，托洛茨基后来是最早主张尽快过渡到实行工业化和计划化的人们中的一个，为此，斯大林集团曾批评他，说他赞成“超工业化”，虽然过了两年后（1929年），这个集团却开始实现更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事实上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发展，一国能否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托洛茨基，后来还有当初曾是他在政治局中的激烈反对者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甚至把它宣布为反动的空想。托洛茨基后来也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俄国革命史》一书的附录中，曾这样明确地谈到上述观点：“社会主义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组织有计划的与和谐的社会生产。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还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法律上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不能同生产力问题分开，生产力问题在人类发展的目前阶段上实质上是一个是世界性的问题。单个的国家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已经过于狭小了，更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场所。一个革命国家的落后性对于这个国家说来，同时也在增加它被抛回到资本主义去的危险性。”[2]
[1]L.Trotzki,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Anti-Kautsky）,inGrundfragenderRevolution,Hamburg1923,str.183.
[2]L.Trotzki,SozialismusineinemLande?inGeschichtederrussischenRevolutionII,Berlin1933,str.690.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他才在论不断革命的著作中做出结论说：“要在单独一国范围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有一切暂时的成就，那会把生产力拉回到甚至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地步。想在一国范围内建立由所有经济部门组成的和谐和完整的体系，而不考虑作为世界整体的组成部分的这个国家的地理、历史和文化条件，那是反动的空想。”[1]
[1]L.Trotsky,LaRévolutionpermanente,Paris1932,str.11.
此外，从这部著作以及他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认为，不仅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单独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任何单独的一个国家内，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可能的。[1]
[1]例如，在同一著作中，他在谈到印度和英国时写道：“印度解放运动的成就要求有英国的革命运动，反之亦然。不管在印度，还是在英国，都不可能建成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国家必然将作为一个部分加入一个更高的整体。只有这一点才构成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牢固基础。”（L.Trotsky,LaRévolutionpermanente,str.15）
也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看来，单独的一个工人国家的经济建设，不管其本身多么有意义和多么重要，必然是受限制的和充满矛盾的，并且不可能——用他的话来说——达到和谐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用当时术语来说，这等于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的高度。托洛茨基在30年代初再一次总结自己的观念的各个阶段时，重新作出结论说：“我和以前一样认为，当我国的革命具有国际的性质的时候，它就可能而且必定会导致社会主义。”[1]
[1]L.Trotzki,EinegeschichtlicheInformationzurFrageueberdieTheorieder"PermanentenRevolution",inGeschichtederrussischenRevolutionII,str.709.
在1929年关于不断革命一书的序言中，托洛茨基同样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内开始，但它不能停留在这个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利用暂时的制度，才能在一国内维持下去，虽然这种制度甚至也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如像苏联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然而，在存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必然会以和成就相同的速度增加起来。如果无产阶级国家以后仍然是孤立的，那它最终将作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而遭到失败。它只有从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中才能得到拯救。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族的革命不是目的本身；它仅仅是国际链条中的一环。国际革命尽管有暂时的退却和低潮，但却是一个不断的过程。”[1]
[1]L.Trotsky,LaRévolutionpermanente,Paris1932,str.36-37.
在同一本书的末尾，托洛茨基总结出一些论点，从这些论点中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出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的主要论点如下：
——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落后国家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才能解决自己的民主任务和民族任务。
——在反对本国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必要联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组织在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这一联盟是不可理解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只有作为领导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才是可以理解的”[1]。因此，国际把无产阶级专政同东方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动的。
[1]L.Trotsky,LaRévolutionpermanente,str.209.
——夺取政权仅仅是开端。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民族和国际的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才是可以理解的。“鉴于在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关系占据决定性的统治地位，这场斗争势必对内激变为内战，对外激变为革命战争。”[1]
[1]L.Trotsky,LaRévolutionpermanente,str.211.
——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民族范围内完成。它开始于民族范围，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发展，结束于世界舞台。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不断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新社会在全球获得最终胜利之时才告结束。”[1]
[1]L.Trotsky,LaRévolutionpermanente,str.211.
斯大林提出了另外一种与这种观点相对立的观点：一国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1924年12月）一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说这种观点不仅不相信农民运动的可能性，而且也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同时又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胜利的看法来反对这种观点。
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是这样的：“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1]
[1]J.V.Stalin,Oktjabrskajarevoljucijaitaktikarusskihkommunistov,Soč.,sv.6,str.399.（参见约·维·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6页。——译者注）
在争论的这个阶段上，斯大林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联盟，在捍卫列宁原则的基础上力图把托洛茨基贬低为孟什维克和反列宁主义者。[1]在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结成反对派，激烈反对斯大林，反对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斯大林由于不满意自己的上述提法，所以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的小册子中更详细地揭示了这种提法，同时把批评指向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把托洛茨基放在一边，这是由于他从策略上打算尽量推迟托洛茨基和前两人之间的联合。在这本小册子中，他在提到《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的提法的缺点时指出：“缺点就在于它把两个不同的问题连接成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用一个国家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当给以肯定的回答；另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否可以认为它无须革命在其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就有免除外国武装干涉、因而免除旧制度复辟的完全保障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给以否定的回答。我且不谈这种说法会引起一种想法，以为用一个国家的力量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当然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2]
[1]“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孟什维主义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欧几个主要国家内’预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国而且还是在落后的一国内就不可能胜利这个普通的理论有什么区别呢？实质上是毫无区别的。这是不容置疑的。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变相的孟什维主义。”（J.V.Stalin,Oktjabrskajarevoljucijaitaktikarusskihkommunistov,Soč.,sv.6,str.378-379.〔参见《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8页。——译者注〕）
[2]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62.（参见约·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1页。——译者注）。这个提法被采纳为第十四次党代表会议《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任务》的决议的基础，这个决议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解释。
这样，在列宁逝世以后，立刻就在关于在单独的一个国家中是否可能最后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理论冲突，这个冲突实际上具有更深刻的而且并非是理论上的背景。首先，托洛茨基通过批评党的机构和官僚主义，以及要求党内生活实行更大程度的民主化，反对了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三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也有个谁在领导中占首位的问题：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自命为列宁的政策和思想的最合法和最当然的继承者。
唯有这些原因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围绕一国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实际上在很多方面是经院式的问题的争论中，在政治上会表现出那样的暴躁和偏私。[1]首先，无论从哪一方来说，整个争论都不能以特别高的水平来自夸。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关于在单独一个国家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不可能得到比较重大的发展等等的论据，与斯大林的论据（这主要是引证列宁的话和相信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力量）一样，都是不充分的。[2]
[1]我的任务并不是要在这本书中说明各个事件发展中的所有历史的和人物的情况，但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够了：如果读一下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和其他人当时和后来的著作，以及某些比较详细的专著，如伊萨克·多伊彻尔写的关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专著，就会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出这些结论。
[2]必须强调指出，列宁从来没有这样考虑过问题，在一个孤立的和落后的国家中，是否能够彻底建成社会主义，即进入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眼光深刻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列宁清楚地看到，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社会主义必然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国中获得胜利。他同样了解，如果这个国家仍然是孤立的，那么它将面临从事困难的和责任重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帮助全世界的革命运动的任务。列宁同样有根据地希望，俄国不可能是长期孤立的，因为国际上的较量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革命变革。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忽略另外一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那就是：只要有一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很可能发生一个大变化，那时，俄国很快就不再是模范的国家，而又会成为落后的（在‘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意义上来说）国家了。”（Detskajabolezn'"levizny"vkommunizme,Soč.,sv.31,str.5.〔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译者注〕）
在一种稍微比较协调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当国家面临着具体的和非常困难的任务时，这些意见分歧绝不应该成为内部分裂和丧失宝贵的精力和时间的理由。这些提法必然只能是假设：因为不可能预见，将来的阶级冲突，以及帝国主义本身内部的尖锐的矛盾和较量将在什么时候到来；因为不可能预见，这些冲突将具有怎样的性质和后果；因为不可能预见，在这种并非一帆风顺的历史发展中，为了提高国家的经济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以便能够消除阶级的分工，需要多长时间；除此以外，同样也不可能预见，科学、军事技术的发展具有怎样的性质，维持庞大的军队可能还是不可能，而庞大的军队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沉重负担，等等。仅仅这些理由就足以说明这次争论的学究性质。
斯大林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基础（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谈到）：即关于社会主义的极不充分的和行政官僚主义式的理解，这就使他还在30年代末就宣布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已经建成。
然而，这场争论尽管具有这样的价值，但事实上由于党内冲突和国内的整个形势，它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后果。托洛茨基虽然自命为列宁主义者，并且关心在国内尽快和尽量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的观点使党的队伍产生不和与怀疑，不相信本国的力量和劳动群众的能力。斯大林的批评不是根据他个人的想法，而是根据列宁的严密的思想；斯大林不是以对列宁有某些理论上的保留的独立的人物，而是以一个正统的学生、列宁主义的捍卫者的姿态发表意见的，所以他以自己关于依靠独立的力量也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的观点，给世界上第一支建设社会主义的队伍带来信心、勇气和自豪。从具体历史观点来看，斯大林的论点有更大的分量，它是人之常情和常识更易于接受的，它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满足革命发展的根本利益，因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的这个发展时期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斯大林的观点的实用性和局限性导致不能从更广泛的国际的角度来观察和援助世界上的革命进程，但这种实用性和局限性当时在很大程度上还不可能看清楚。
这样，托洛茨基就在一场重要的搏斗中失败了，而斯大林在党的领导中的地位巩固了，而且很快就成了一个庞大的党和国家的机器的握有无上权力的主宰。
五、革命时期和新方针
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托洛茨基侨居国外。尽管他不再直接属于孟什维克派别，他仍然是列宁的激烈的反对者，因此在相互的论战中，列宁常常尖锐地批评他。[1]战争初期，托洛茨基是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并写了会议的宣言。在被法国政府驱逐之后，他侨居美国，二月革命后，他立即返回俄国。在革命事件和搏斗中，托洛茨基的才能，他的坚强的意志、勇敢和组织才能得到了表现。他同一批志同道合者（所谓的区联分子），包括著名的革命家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曼努伊尔斯基（D.Z.Manuilski）、波克罗夫斯基（M.N.Pokrovski）、越飞、沃洛达尔斯基（V.Volodarski）、乌里茨基以及其他许多人，投向布尔什维克，他立即成了中央委员。稍后，在9月份，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在其中的影响愈来愈大）选举他为主席，这在当时的革命中是决定性职务之一。同时，托洛茨基作为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列宁一起作为布尔什维克不可侵犯的领袖掌握着革命的操纵杆。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托洛茨基作为外交人民委员和国内战争中红军的组织者在苏维埃政权中履行极为负责的职务，这样他也就成为与列宁齐名的俄国革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2]
[1]列宁在1914年对托洛茨基下了极其尖锐的断语：“在1901-1903年间，托洛茨基是个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赞诺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称为‘列宁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个激烈的孟什维克，就是说，他从火星派方面跑到‘经济派’方面去了；他宣称：‘在旧《火星报》和新《火星报》之间横着一道鸿沟。’在1904-1905年间，他离开孟什维克而采取了动摇的立场，时而同马尔丁诺夫（‘经济派’）合作，时而标榜荒唐的左的‘不断革命’。在1906-1907年间，他接近布尔什维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称和罗莎·卢森堡见解相同。
在瓦解时代，他经过长久的‘非派别性的’动摇之后，又向右转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结成了联盟。现在，他又离开了取消派，但实际上还是在重复取消派的思想。
这种典型带有过去历史阶段和历史形态渣滓的特色，那时俄国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还处于沉睡状态，任何一个小集团都可以‘自由地’自命为派别、集团、派别组织，一句话，自命为可以同他人谈论联合的‘强国’。”（V.I.Lenin,Onarušeniiedinstva,prikryvaemomkrikamioedinstve,Soč.,sv.20,str.321-322.〔参见列宁：《论高喊统一而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这无论如何并不妨碍列宁在1917年把这样一个能干的马克思主义人才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面去，把当时职责极为重要的职务托付给他，并对他和他的能力做了最好的评价。在列宁的所谓的《遗嘱》中对托洛茨基所做的高度的评价，是尽人皆知的。高尔基关于与列宁的谈话的回忆也是很有趣的，当时在说到托洛茨基和有关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关系的各种“闲话”时，列宁对高尔基说：“……闲话很多，特别是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闲话很多。”
他用手敲着桌子说道：“请给我再指出这样一个人来，他能在一年之间组织起一支几乎是模范的军队，并且博得军事专家的尊敬。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有着一切！奇迹也将会发生！”（M.Gorki,ErinnerungenanZeitgenossen,Berlin1928,str.277）后来的俄文版把这一段话删掉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整个地伪造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伪造了一系列其他的历史事实一样。
[2]要比较详细地了解托洛茨基的生活、观点和政治活动，首先应当参考伊萨克·多伊彻尔的出色的专著《托洛茨基》（IsaacDeutscher,Trotzki,I-III,Stuttgart1962）。关于革命时期，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著作外，请参见尼·苏哈诺夫：《革命笔记》（N.Suhanov,ZapiskioRevoluciji,Moskva1922）。同样，请参见卢那察尔斯基写的革命领导人物小传（ProfilederRevolution〔1919〕,Frankurta.M.1968）以及一些人写的十分重要的直接的报道和文章，其中包括约·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J.Reed,Destdanakojisupotreslisvijetom〔1919〕），当时的法国共产党人A.莫里塞的《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那里》（A.Morizet,ChezLéninetTrotsky,Paris1922），以及《曼彻斯特卫报》当时的记者姆·菲力浦斯·普莱斯写的文章，他在革命时期就发表了自己的回忆录，题为《俄国革命。对1917-1919年的回忆》（PhilipsPrice,DierussischeRevolution.ErinnerungenausdenJahren1917-1919,Hamburg1921）。
虽然在所有那些最后证明列宁在反对孟什维克路线的斗争中采取了正确立场的事件之后，托洛茨基承认了列宁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甚至把列宁看成是自己的导师。[1]然而，作为一个有独立精神的人物，他对于许多事件和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同时跟别人以及跟列宁发生争论，在当时，就列宁对党内民主的看法而言，这种情况是完全正常的。[2]
[1]后来，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这样来说明列宁以及他和列宁的关系：“我自己意识到列宁对革命、对历史和对我个人的意义。他是我的导师。这并不是说，我事后去重复他的言论和动作。但是，我向他学会了独立地做出他经常会得出的那种结论。”（LeoTrotzki,MeinLeben,Berlin1930,str.279）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写道：“的确，列宁是一个天才，他具有完美的人的天才。”（MeinLeben,Berlin1930,str.444）托洛茨基把列宁同马克思做比较，对于他们两人表示了这样一个想法：“马克思和列宁在历史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又如此的不同，对我来说，他们是人类精神力量的两个最高峰。”（MeinLeben,Berlin1930,str.494）
[2]第一次是在有关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问题的决定性形势下发生的，当时他在列宁与极左派的观点的尖锐论战中提出了不和不战的口号。战场上的直接的情况再次证明列宁是正确的。稍后他又在工会问题上同列宁的观点发生冲突，我们在关于列宁的一章里已经论及。
托洛茨基在这个时期在许多短篇和长篇文章中，在向共产国际的会议提出的报告中，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关于考茨基对待俄国革命的态度，托洛茨基写了一篇尖锐的论战文章《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反考茨基）》，他在这篇文章中捍卫并阐述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就像列宁在类似的文章中所做的那样，托洛茨基指出了考茨基的民主观缺乏辩证法，是形式主义的，考茨基不理解革命的进程并且掩盖这样一个真相：俄国的许多问题之所以过去和现在得不到解决，恰恰是由于帝国主义把国内战争、恐怖和封锁强加于它。[1]
[1]早在这部著作中，托洛茨基就谈到了统一的计划的必要性，他设想的这个计划如下，第一，恢复和提高运输；第二，建造用于运输、开采原料和生产食品的机器；第三，建造生产日用消费品的机器；以及在前三个时期的成就的基础上的第四个时期：生产个人使用的物品。（参见L.Trotzki,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str.180-182）
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就最新国际形势作了报告，当时形势的一部分特点是红军向华沙挺近失利以及意大利强大的革命浪潮和德国的三月行动均遭挫折。他进一步整理了自己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专门出了一本书《新阶段。世界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21年），他在书中认为，战后帝国主义的力量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存在阶级对立加剧的情况。在他看来，当时的革命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欧洲已丧失了世界上的主宰地位。“由此而产生强大的革命震荡，这种震荡可能或者以无产阶级的胜利，或者以欧洲的完全崩溃而告结束。”[1]在托洛茨基看来，第二个来源是美利坚合众国整个经济体制的激烈震荡，而第三个来源是殖民地，首先是印度的工业化。
[1]L.Trotzki,DieNeueEtappe,DieWeltlageundunsereAufgaben,Hamburg1921,str.44.
托洛茨基当时的观点是很有特色的，这基本上几乎是所有俄国共产党人的共同意见，即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已经衰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生产力已不可能进一步发展”[1]。托洛茨基认为资产阶级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同时他设想，正是由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生产力不可能进一步发展，所以存在着革命的基本条件。因此，关于代表大会和关于共产党人的策略的讨论，他写道，代表大会发布指示，要求走向群众，准备革命。这种准备将持续多久，是几个月还是几年，这一点无法说清。“事先的准备是否只需要几个月或者一年，是两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这一点上伤脑筋是不明智的。”[2]
[1]L.Trotzki,DieNeueEtappe,DieWeltlageundunsereAufgaben,Hamburg1921,str.54.
[2]L.Trotzki,DieNeueEtappe,DieWeltlageundunsereAufgaben,Hamburg1921,str.97.
在同一时期，他就格鲁吉亚事件写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为武装支持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辩护。[1]同样，他还发表了文字上经过加工的他在第三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就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政策所做的报告，又补充了一篇有关政治前景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论述了革命以后的经济形势，并在某种程度上论述了政治形势，而且为他们当时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辩护。他的观点基本上同列宁的观点以及同中央委员会的观点是一致的。[2]
[1]参见L.Trotzki,ZwischenImperialismusundRevolution（DieGrundfragenundderRevolutionandemEinzelbeispielGeogiens）1922。
[2]只需援引一下托洛茨基关于建成社会主义以前的过渡时期的看法就够了。在书的末尾补充的提纲中，他写道：“完全可以理解，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建成的社会主义之间势必存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无产阶级利用资本主义流通的方法和组织形式（货币、交易所、银行、商业核算），愈来愈成为市场的主人，使市场集中化，联合起来并最终排除市场，并用一个集中的计划来代替它。这个计划产生于整个以前的经济发展并构成今后领导经济的前提。苏维埃共和国今天就走在这条道路上。但是，它无可比拟地接近于起点而不是接近于最终目标。”（GrundfragenderRevolution,str.468）
关于建成的社会主义，他在另一个地方写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将按照中央集权的方式加以管理，从而通过严格平衡的计划达到各个部门的必要的比例，当然，各个部分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是，这又是在国家总的监督下，以后则是在国际的监督下。”（GrundfragenderRevolution,str.398）
这样，我们就逐渐接近了乌云开始在布尔什维克党头上密布的时期。列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年由于健康的原因而没有直接参与和指导这些复杂的进程，而斯大林则愈来愈巩固了他在政治局以及全党的权力。开始提出列宁的继承人问题的时代已经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托洛茨基无论如何是其他几个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其他几个人认为，他们作为老布尔什维克有更多的权力占据前几名的位置。于是就产生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的暂时联盟，意图是以共同的权威尽量排挤他。
同时，1923年10月中，46名著名党员发表了针对官方领导的宣言。他们特别强调国内经济形势严重，政治局没有明确指导和安排工业发展的持久的经济政策；他们抗议书记处掌握愈来愈大的权力和压制讨论，甚至要求废除或者放宽对党内建立集团的禁令。在宣言的签名者中间，有许多人是托洛茨基的朋友，诸如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索斯诺夫斯基（L.S.Sosnovski）、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等人。因此就设想托洛茨基直接参与制定这一批评性文件。
在整个这一事件过程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三个人感到不安。11月初，季诺维也夫代表领导庄严宣布，将恢复党内的民主，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表示，是让《真理报》以及其他报纸辟出专栏，供党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舆论以及各种会议反应强烈，46人的立场得到广泛的赞同，这更加吓坏了斯大林的领导班子。领导集团把几个签名者从他们当时担任的职位上撤换下来，又解散了某些领导班子（例如，共青团中央），同时发表了新方针宣言，他们还争取到托洛茨基在宣言上签字。然而，宣言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托洛茨基当时在《真理报》的几篇文章中陈述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和要求，后来作为《新方针》发表了，并成了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的主要依据。
托洛茨基的批评首先涉及党内的官僚主义，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危害年轻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后整个发展的巨大危险。他写道，党今天在某种意义上有两层生活：上层决定问题，下层只听取决议。尤其是最近几个月来，党的机关表现出了某些最消极和最令人不能容忍的特点：“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自满，完全无视党的情绪、意见和需要。只要一打算把批判地审查党内制度的问题提上日程，整个党的机关由于官僚主义的惯性，就立即以敌视态度加以拒绝。”[1]
[1]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11.
托洛茨基接着写道，尽管迄今已有多次提醒，同志们却往往是极其真诚地视而不见，事实上他们自己是官僚主义的主要危险。他们认为，官僚主义只是战争时期的残余，也就是说，是一个正在消失的现象。然而，官僚主义不是各个地方组织中的偶然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地方组织向中央发展的，而是从中央向基层发展的。托洛茨基特别强调，官僚主义，特别是在党的上层，绝不是什么战争时期的残余，而是按照行政方式解决问题的结果，这种做法近年来特别盛行。“我们重申，党内的官僚主义绝不是前一个时期的残余，不是正在消失中的残余；相反地，这是一种实质上由党的新任务、新职能、新困难和新的错误所产生的新现象。”[1]
[1]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18.
在托洛茨基看来，官僚主义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苏联社会还始终存在不可避免的等级制，以及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密切联系。无产阶级通过苏维埃国家实现自己的专政。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因此，也是无产阶级的国家的领袖。“全部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种领导，而又不被国家的官僚主义机关所同化，不遭受官僚主义的蜕变。”[1]在同一著作的另一个地方，他再次强调，国家机关是官僚主义最重要的根源。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吸收大量最积极的党员，使他们习惯于和学会用行政的方法去管理人和物，而不是按照政治方式去管理群众。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吸引了党的机关的很大的注意力，并以自己的行政方法影响党的机关。因此，如果认为官僚主义只是官吏的坏习惯的总和，那他是一个拙劣的马克思主义者。“官僚主义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管理人和物的一种行政制度。产生官僚主义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的不纯，在于人民中不同集团的日常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差异。广大群众缺乏文化，使官僚主义变得更复杂。在我们这里，官僚主义的主要根源在于必须建立和维持一个能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结合成一个完美的经济和谐体（距离这一点我们还十分遥远）的国家机关。我们必须保持一支常备军同样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2]
[1]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18.
[2]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33.
官僚主义同样是产生派别的根源之一，中央委员会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为了避免派别，党的领导机关应当听取群众的呼声，不要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派别精神的反映，从而把那些忠诚的和守纪律的党员推到缄口沉默或者组成派别的地步。“如果说派别是危险的（确实如此），那么，对保守的官僚主义派别的危险熟视无睹就是犯罪了。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首先反对的恰恰是这种危险。”[1]
[1]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27.
出于这些原因以及由于某些经济困难，苏维埃政权面临许多可能引起反革命事件的危险。托洛茨基同样还指出了经济问题，他提醒说，不能让私人资本的增长快于国家资本，要加强同农民的联系。因此，他认为，必须加速发展工业化和采取一定的措施，限制私人资本和富裕农民的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这一点上，他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是一致的。托洛茨基写道，在这方面丧失时间，就是放慢我们反对私人资本的斗争。我们的主要任务，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此。[1]
[1]参见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30。
除了这项任务，即尽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以便更加顺利地同私人资本做斗争和缓和同农民的市场关系，考虑到上述问题的政治方面，托洛茨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首先应当把“活动中心转向基层”[1]；实现民主制是战胜“机关人员的小团体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的唯一手段。[2]同时，托洛茨基号召不把列宁的话当作某种死板的教规，因为情况表明，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正是由于对某些观点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往往起不了作用；列宁宣布四月提纲时，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有接受四月提纲，在列宁要求在十月实行革命时，情况同样如此。如果有什么东西可能给党的精神生活和青年的培养以致命的打击的话，那“肯定是把列宁主义从需要有创造精神、批判性见解和思想上的勇敢无畏才能应用的一种方法，变成只需要一劳永逸地指定专人进行解释的教规”[3]。托洛茨基在同一篇文章中还维护党的团结的观点，但是团结应建立在容许有意见差异的基础上，建立在可以公开发表意见（即使处于少数地位）的基础上。同样，他认为，党的组成很糟，应当更多地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补充党员。
[1]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14.
[2]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17.
[3]L.Trotsky,Coursnouveau,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1923-1928,Paris1957,str.39.
这些观点引起的反响以及领导的反应都是强烈的。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几乎人人都反对托洛茨基。反对他的有斯大林集团，因为他的批评指出了当时已出现的一种领导和处理关系的方法，尽管当时还无法设想这种方法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国际的社会主义竟是如此生命攸关，但是这种方法当时已经显露出托洛茨基公开谈到的一系列消极特点。同样，反对托洛茨基的还有所有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因为托洛茨基指责他们由于患有教条主义的毛病而在革命斗争的许多决定性关头昏头昏脑。他们极其恼怒，以至于季诺维也夫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甚至把他关押起来。有一个人是一个更加高明和巧妙的策略家，而他的肆无忌惮始终以准确地估计时机为前提，他当时反对季诺维也夫的这一建议。这个人就是斯大林，是上面描述的官僚主义的主角，这种官僚主义还合乎逻辑地产生铁板一块的党的观念。如果托洛茨基以及其他许多人当时肯定还不清楚，在斯大林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形象中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魔鬼般的人物的话，那么，此人自己肯定当时就明白，在与托洛茨基的较量中，他已经赢了。斯大林愈来愈多地用自己的人来补充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补充各级党委重要的书记位置。他愈来愈多地缩小党内的民主，并通过所有这些手段轻而易举地不仅操纵了党内的舆论，而且操纵了出席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这样一来，他同时也就把一种做法带进了共产党的生活中，这种做法使共产党日益丧失自己的革命性，并成为党的上层的驯服工具。
随后的几年只不过证实了这种状况而已。在发生这些事件之后不久，列宁逝世了，而列宁是唯一胜任解决俄国革命的干部问题这个难题的人。托洛茨基尽管富有才干，但是他还没有达到列宁所具有的那种天才的程度。他还缺少列宁在解决涉及许多各有弱点的人物的复杂问题时所特有的那种分寸。此外，他也没有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神圣不可侵犯的领袖那样的威望。[1]
[1]在列宁去世的同一年，托洛茨基发表了仓促写就的列宁传略，这个文献有耳闻目睹的直接材料，也有直率的看法和自己对过去的一些事件的看法（OLenine,Moskva1924）。从维·莫洛托夫（V.Molotov）在1924年12月19日第164期《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的书评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官僚主义的批评精神当时已经开始泛滥。
在遭受这一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一度不再积极参与党内的斗争，而利用时间来完成自己的某些著作，首先是俄罗斯文学论文集。他的《文学和革命》（1923年）一书论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主要作家和主要现象，表明作者本人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根底和锐利的洞察力，属于当时最杰出的散文作家和评论家之列。托洛茨基跟列宁一样，对宗派主义的“普罗文化”（proletkult）观念持否定的态度，而维护这种观念的甚至有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关于艺术创作自由的观点和分析，对当时俄国最有才华的文艺评论家A.沃龙斯基（A.Voronski）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随后的几年是在新的党内斗争中度过的。在“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三人发生了分裂。季诺维也夫在稍后发表的关于列宁主义的书中，提醒人们注意社会主义成分中的强大的国家资本主义因素，他也反对斯大林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做的解释，认为在这样一种孤立、贫穷的环境下，不可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消除阶级差异，从而也不可能取消国家。[1]
[1]参见格·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Leninism〔1926〕）。他还写了关于俄国共产党的最初几部简史之一（《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GeschichtederKommunistischenParteiRusslands-Bolschewiki,Hamburg1923〕）
在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吃了败仗。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与托洛茨基势不两立的态度，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让托洛茨基受到很多赞扬。托洛茨基采取了消极态度，因而错过了抵制官僚主义领导的决定性时机。只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他们才采取联合行动，而这时，许多人的地位，特别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地位已经被削弱了。[1]反对派在以后的两年中，先是发表了《十三人（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声明》[2]，一年之后，又起草了详细的《左翼反对派政纲》，提交1927年年底举行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
[1]季诺维也夫立即丢失了在列宁格勒的领导职位，而加米涅夫则丢失了在莫斯科的领导职位。《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也被撤换了。
[2]十三人声明是在1926年年中向中央委员会递交的，在上面签名的有：I.巴卡也夫（I.Bakajev）、G.利斯金（G.Lisdin）、米·拉舍维奇（M.Laševič）、尼·穆拉洛夫（N.Muralov）、A.彼得松（A.Peterson）、K.索洛维约夫、G.叶夫多基莫夫（G.Jevdokimov）、格·皮达可夫、M.阿夫杰也夫（M.Avdeev）、格·季诺维也夫、娜·克鲁斯卡娅、列·托洛茨基和列·加米涅夫。参见君·希尔曼的《共产主义的自我批判》（G.Hillmann,SelbstkritikdesKommunismus）一书中所收的声明文本。
这一《政纲》有几千党员签名，它提出了以下一些观点：需要对国家和党的问题采取列宁式的开诚布公的态度；指出国家机关的影响日益增长，官僚主义化也在发展；指出私人资本在增大，在税收方面贫农的负担比富农还沉重；告诫说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在减少，而其他阶级所占的份额却增大了，官僚和资本家拿走一部分剩余价值；领导缺乏明确的革命政策，因此无法避免：“1、那些企图使我国朝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势力过分增长；2、工人阶级和贫农的地位削弱，而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势力却日益增强；3、工人国家在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的一般地位削弱，苏联的国际处境恶化。”[1]
[1]Plate-formedel'oppositiondegauche（1927）,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str.91.
接着，左翼反对派批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修正列宁主义，而这种修正的特点是：1、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的基础上改造农村经济；2、低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的农业工人和贫农；3、具有依靠所谓“经济上强大的”农民，即富农的倾向；4、企图无视农村所有制和农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5、低估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6、制造一种粉饰太平的理论，说富农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发展，因为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范围不允许他这么做；7、富农长入我们的经济；8、具有用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来反对他的电气化计划的倾向，而不是把这两个计划看成是一个整体。[1]
[1]参见Plate-formedel'oppositiondegauche（1927）,inLesbolchevikscontreStaline,str.101。《政纲》又是一部内容广泛、资料翔实的文献。
因此，左翼反对派建议采取如下一些措施：发展农民合作社，帮助贫农和免向他们征税；限制富农，对富农征收累进税，通过工业化使广大农民阶层得以过渡到集体生产。据此，反对派要求加紧进行工业化，吸引工人和农民参与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他们还要求党明确宣布反对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要求公布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批评斯大林的政策的信。所有这一切最终变成了要求使党内的关系民主化，要求停止损坏持不同意见者的名誉的做法。反对派特别强调不赞成分裂党，不打算建立一个新党，而是反对党内的一些倾向，以便在列宁的原则基础上实现团结。[1]
[1]没有必要以托洛茨基对这场冲突的解释为依据。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首先，斯大林和布哈林把反对派提出的加速工业化的要求称为冒险主义的“超工业化”计划而加以批驳，理由是，当时1927年，发动反对富农的攻势和依靠集体经济的形势还不成熟。“在1926年至1927年期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曾拼命强迫党采取立刻向富农进攻的政策。党没有采取这种危险的冒险行动，因为党知道，严肃的人是不能允许自己以进攻为儿戏的……”（KvoprosamagrarnojpolitikivSSSR,Soč.,sv.12,str.167.〔参见斯大林：《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7-148页。——译者注〕）
我们并不打算去研究反对派的要求是否过早。我们只想指出，反对派根本不是要奉行什么反社会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而是提出了一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要求，这种观点和要求当时尽管遭到了失败，可是两年之后却以激烈得多的形式被接受了。
然而，斯大林及其集团觉得自己已经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便不再想允许在代表大会之前开展自由讨论了，而在此之前，总是这么做的。他们当时已经开始进行镇压——恫吓、开除出党和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流放等等，因此，斗争极为激烈。反对派组织了合法的和秘密的讨论，但遭到当局有计划的阻扰和破坏。反对派曾企图乘庆祝革命节之机，组织单独的游行，斯大林的机关和警察把他们冲散了。整个这场内部斗争的结局是托洛茨基被开除出政治局和党，其他所有反对派也被开除出党。托洛茨基被放逐到阿拉木图，而1929年又被驱逐出苏联国境。
这几年是苏联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关键年份，由于苏联共产党在第三国际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发展中的关键年份。许多人认为，这些关键性的时刻在1921年初就开始了，当时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还在列宁的领导下）通过决议禁止成立专门的集团和反对派。然而我们认为，这一看法并不正确。首先，这是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一个格外困难的时刻，当时，党内行动上的不统一可能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的垮台。此外，谁都了解列宁的为人、他的工作方式和反应方式，都知道这对于列宁来说只是一个暂时的措施，列宁甚至在这时也认为，让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在党和其他的报刊上继续维护和说明自己的这些意见，是必要的和正常的。
发展过程真正的转折在20年代下半期才出现，造成这种转折的，不仅有斯大林，还有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人，尽管他们中间肯定没有人会像斯大林那样把事情搞到制造出那么些暴行和罪恶的地步。当党内开始实现把“自己的”人安插到负责岗位上去的做法时，当开始实行操纵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选举来确保党的行政机关的胜利的做法时，当围绕党和国家的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开展的民主讨论遭到压制，开始用惩办和开除来吓唬党员时，总而言之，当党的生活和管理的重点从民主制和同志般的（哪怕是尖锐的）关系转为中央集权制和粗暴、不容异见、怀疑心重、污蔑等等时，转折就出现了。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开端，这个过程在莫斯科审判案的悲惨结局中以及在其他党服从官僚化的国际的做法中，如果说没有其逻辑的话，至少有其极大的必然性。这一转折还意味着列宁主义类型的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类型的党，一个只有以其广泛的内部民主才能在掌权时作为革命和进步的力量存在的党，变成了一个用团结得坚如磐石这样动听的词掩盖其内部根本弱点的斯大林主义的党。
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
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托洛茨基曾在好几个国家逗留，很难获得避难权，并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了大量的写作活动，主要是历史方面的写作活动。首先，他写了自传，接着写了有关不断革命、俄国革命和斯大林的著作，以及有关各国各种迫切的政治问题的一系列政治文章和小册子。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托洛茨基论述苏联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问题的著作。作为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托洛茨基十分注意国内发生的事件，在强行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时期之后，他写了一本分析苏联社会制度的书，在众所周知的审讯案之后，他又写了一本。
30年代中期是苏联国内实践上和理论上矛盾重重的时期。一方面庄严地宣布了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另一方面则又一再声称阶级斗争尖锐化并制造了人所共知的审讯案。与关于社会主义已经建成的官方理论相反，托洛茨基的分析最后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托洛茨基的基本论点是：不能把苏联的制度称为社会主义，而只能称为由一个脱离人民的特权等级实行统治的官僚主义和国家主义。
托洛茨基认为，党发生蜕化，从而国家也发生蜕化的前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欧洲和亚洲革命遭失败，使苏联的国际环境恶化。首先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1923年），随后是1927年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打击（共产国际简直是把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交给这位将军去任意摆布）[1]，都促使苏联国内的官僚主义分子加强了，他们依靠着疲惫的群众的支持，把反对派提出不断革命论说成是企图准备新的革命战争，居心叵测等等。
[1]参见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Paris1937,str.109-111。
托洛茨基认为，官僚主义机构和斯大林，两者相辅相成，斯大林这个人是俄国革命的官僚主义的热月政变的化身。
“这个制度的奠基人认为，一切社会职能只能由公民来执行，而不要对全体公民进行统治的职业官僚”[1]，可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却在这里发展起来，它成了也对工人阶级进行统治的政权。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列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坚决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消亡，以便政权真正转到劳动者的手中，可是我们在这里却看到一个完全相反的过程。在列宁看来，“在剥夺了剥夺者之后，国家就立刻开始消亡，这就是说在新制度开始解决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任务之前就开始消亡。在完成这些任务方面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意味着国家消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这种消融的程度，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度和效果的最好的标志”[2]。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I,（LesCrimesdeStaline）,Paris1937,str.58.
[2]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126.
由于国家和货币在共产主义社会下将要消失，“因此，它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就应当开始逐渐消亡。只有当国家多半不再是国家，当货币开始失去它那神奇般的力量的历史时刻到来的时候，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际胜利。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由于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偶像，将在人与人之间开始建立一种更纯洁、更自由和更具有尊严的关系”[1]。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81-82.
在托洛茨基看来，这些观点与苏联的现实发展和理论有着重大的矛盾，在这个国家里实际上形成了对官僚国家的崇拜，这个国家根本不打算消亡。不论我们对苏维埃国家的性质做怎样的说明，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在苏维埃国家头20年的年尾，它还远没有‘消亡’，而且也没有开始‘消亡’；更糟的是，它成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机关；官僚势力远没有消失，它成了对群众进行统治的、不受监督的力量；军队远没有被武装起来的人民所代替，它形成了一个享受特权的军官等级，在这个等级的最高处出现了元帅，可是在苏联，‘用武器实现了专政’的人民却被禁止拥有甚至冷兵器”[1]。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66.实际上，托洛茨基在这里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必须用“人民武装”去代替常备军的老观点。在当代的列强对抗中，完全这样来代替肯定是一种幻想。但是，凡是愿意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的各国人民，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别无其他办法，实际上只有在保持一定的常备军编制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关于“人民武装”的观念，从而把捍卫国家和自由的问题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问题。自然，由此也产生了改变领导对人民的态度的必要性。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准备并注定要集体地来捍卫自己的国家，那么，它就不能把社会成员视同工具，以官僚主义的专横态度去对待他们，在和平时期，它也必须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使人民有可能享有言论自由。
根据这一点，托洛茨基同样清楚地看到，不应该像斯大林宪法所宣布的那样，把国家所有制同人民所有制，即公有制等同起来。为了使私有制成为公有制，必然要经过“国有化，正如幼虫要变成蝴蝶，必须经过蛹化阶段一样。但是蛹还不是蝴蝶，无数的蛹在变成蝴蝶之前就死亡了。只有在社会特权和差别消失，因而国家也丧失其存在的理由时，国家所有制才会成为‘全民’所有制。换句话说，当国家所有制已不再是国家的所有制时，它才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1]。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68.
因此，那种社会关系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关系，而报刊上的文章和出版物关于自由的工人和农民的谈论纯粹是“吹牛”。工厂变成国家所有，只是改变了工人的法律地位。事实上，他像以前一样为工资而劳动。“工业管理已经极端官僚主义化了。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完全失去影响。为计件工资而劳动，生活极度贫困，被剥夺更换工作地点的自由，在工厂中也受到可怕的警察制度的压迫，工人是很难能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工人’的。对工人来说，公务人员是长官，国家是统治者。自由劳动与官僚国家的存在是势不两立的。”[1]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73.
党的蜕化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同时也是后果。这样，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官僚的政治组织”[1]，而领导阶层则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等级”[2]。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161.
[2]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158.
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最重要的内容。目前的教义宣称布尔什维主义和派别组织的存在是不相容的。如果思想自由、讨论和批评自由在革命最艰苦的日子里都曾是可能的，那么现在，无论从经济上或者从政治上来说形势都要有利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反而是不可能的呢？“禁止反对派导致禁止派别组织；禁止派别组织导致禁止与不犯错误的首长的思想不同的思想。党保持警察式的铁板一块，其后果是官僚可以不受制裁，这又是各种道德败坏和贪污行为的原因。”[1]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124.
托洛茨基不止在一个地方为派别组织的自由辩护，认为这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然而，派别组织的原则不是列宁主义政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无论如何，民主集中制原则以批评和讨论的完全自由作为前提和重要标志，但也以对多数、全体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完全服从作为前提和重要标志。而派别组织原则除了这种自由以外，还以不服从这些决议的自由为前提。而这事实上意味着承认在党内存在另一个党的权利，这不仅和共产党的正常工作是不相容的，而且和其他任何政党的正常工作也是不相容的。各国共产党迄今的发展表明，派别组织的存在和活动，与不存在民主制和禁止反对派观点是一样有害的。派别组织会使党分裂，正如党内没有民主会使党官僚主义化一样。[1]
[1]由此可见，党内民主与派别组织问题不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平行地存在几个政党的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诚然，在具有特殊发展特点和特殊传统的某些国家里，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应当特别强调，正如我们在关于列宁的一章里所看到的，列宁认为，党内存在反对派是正常的现象，前提是反对派在实践中将忠诚地对待多数人的意见和结论。
在科学和艺术自由的问题上，托洛茨基像在革命时期一样赞成科学和艺术完全可以自由地发展，他正确地认为，正是在千百万群众解放的那个时期中，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最大。托洛茨基指出，当卢那察尔斯基袒护列宁所不喜欢的某些现代流派时，列宁也从不认为自己的看法和文艺爱好应当成为法律。“官僚对于不替它服务和它不懂得的一切东西，从广泛的意义上说它是正确的；但是当它命令研究者仅仅注意直接的目的时，它就使创造活动的最宝贵的源泉有陷于枯竭的威胁，这里自然也包括常常以预见不到的方式做出的实际发现的源泉。”[1]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07.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从每个政治对手身上找出在理论上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们指责托洛茨基有“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他们在这里，像在其它场合一样，既专横武断又互相矛盾，一些人指责他坚持宿命论的决定论（例如加克[G.M.Gak〕），另一些人则批评他奉行唯意志论（米丁）。然而，众所周知，这都是根据断章取义地摘取个别观点得出的牵强附会的说法。从总的理论方面来看，托洛茨基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个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在每一个开展丰富的政治和著述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可以找到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解释的观点一样，在托洛茨基身上也可以找到这样的观点，这丝毫不能证明：实质上托洛茨基在理论方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拥护者。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但是应该强调指出，他的某些说法具有机械论的性质，不过这一点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并没有任何反映（例如，他在一次关于门的列也夫的演说中指出，按照他的想法，心理学可以归结为生理学，而生理学又可以归结为物理学和化学、物理学和力学）。
托洛茨基尖锐地批评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充满经院习气的、死气沉沉的、辩护士的作品，并正确地指出，“社会形式的进化每日都在提出重大的问题”[1]。苏维埃官僚在国内窒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在国际上也不可能有别的作用，结果必然是，在世界上它不能够鼓励、发展和维护批判的思想和革命的勇气。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08.
托洛茨基企图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的结果做出一定的综合和估价，他认为，斯大林的官僚势力实行了热月政变，革命被出卖了，但是还没有被消灭。“作为一种自觉的政治力量，官僚势力出卖了革命。但幸运的是，胜利了的革命不仅是一个纲领，一面旗帜，不仅是政治制度的整体，而且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系。出卖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把它消灭。革命的领导人出卖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还没有把它消灭。革命的领导人出卖了十月革命，但是他们还没有把它消灭掉。”[1]“用两句话来说：十月革命的重大成果，也即新的所有制形式，还没有被抛弃掉；但是它已经与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发生了冲突。没有群众的自发的积极性和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斯大林主义既妨碍了前者，也妨碍了后者。人民和新的暴政之间的公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2]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84.
[2]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sv.II,str.158-159.
这就是说，在托洛茨基看来，苏联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1]，在这个社会中：“（1）生产力还远远不足以赋予国家所有制以社会主义的性质；（2）由于需要而产生的进行原始积累的要求，通过计划经济的所有毛孔表现出来；（3）分配标准（资产阶级性质的）是社会分化的基础；（4）经济的发展缓慢地改善工人的状况，但却促使一个特权阶层迅速形成起来；（5）官僚利用社会的对抗，成了一个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不受监督的等级；（6）被居统治地位的党所出卖了的社会革命还活在所有制关系和工人的意识中；（7）积累起来的矛盾的演变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把社会抛回到资本主义去；（8）向着资本主义前进的反革命势力必然要打垮工人的反抗；（9）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工人必然要摧毁官僚。问题将由两种活生生的力量在民族范围和国际范围内的斗争来最后解决。”[2]
[1]“因此，把目前的有种种矛盾的苏维埃制度不再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把它称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制度，或者称为准备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要比较确切些。”（LaRévolutiontrahieI,str.62）关于这个问题，另见TonyCliff,StaatskapitalismusinRussland,FrankfurtamM.1975。
[2]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87-288.
托洛茨基认为，革命所争得的重大成果还没有被消灭掉，他看到，问题的重心和解决的办法在于工人阶级反对官僚的斗争，而官僚不是在新的私有制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在革命的成果——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的社会基础。“官僚由于自己的活动的这一方面而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但是，这一批苏维埃官僚同样是“不通过斗争不会放弃自己的阵地的；国家显然将向着革命的方向运动”[2]。
[1]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282.
[2]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str.323.在建立第四国际时，托洛茨基认为，这个国际的苏联支部的任务正是在于准备这些事件，并在有利的历史形势下起来领导群众（LaRévolutiontrahieI,str.323）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官僚国家主义的分析和批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最严肃和最光辉的尝试之一。如果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整个发展进行领导，将会导致何种结果，这样提问题是缺乏历史观点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活动中表明了不同的方面：既有非凡的革命的主动精神和领导能力，也有国家主义的意图（例如在工会问题上，他曾与列宁发生尖锐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农民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意义，但是他从未表现出像后来斯大林集团在集体农庄化时期所表现的那种如此恶劣的态度；从未倾向于行政的和不切实际的解决办法（正是在上述问题上，或者在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形势下），至少是当他还处在反对派的地位时进行毫不让步的派别活动，但是对国内的和国际的问题（例如，工业化问题，或者法西斯主义问题，在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与社会党人联盟的问题等等）也抱有敏锐的看法。
当官僚主义的马基雅弗利主义在审讯案期间指责托洛茨基为帝国主义，甚至为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服务，企图以这种罪名来损害他的声誉时，他深深地被激怒和感到愤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指出下面这一点并不是多余的：就是在个人遭到这样的奇耻大辱的时刻，他仍然认为，那些国家反对苏联的战争将是反动的战争，因为十月革命的成果仍然是这种制度的基础和伟大进步的方面，纵然这种制度是官僚主义性质的。[1]
[1]“打消和平改革苏维埃国家的念头，并不意味着拒绝保卫苏联。由于抱有这种观点——不久前在纽约出版的论文集（L.Trotsky,InDefenseoftheSovietUnion）证明了这一点——我自己始终如一地和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犹豫不决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同我的朋友们决裂。我在《革命被出卖了》一书中指出过，战争既会使官僚面临危险，同时也会使构成人类历史上巨大进步的苏联的新社会基础面临危险。因此，尽管存在苏维埃的官僚势力，包围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仍是每一个革命者的绝对的义务。”（L.Trotsky,LaRévolutiontrahieII,str.195-196）
托洛茨基离开了他在那里进行过活动的革命大地之后，发起成立了第四国际，这个国际要反对已成为苏联政策的驯服工具的第三国际的无所作为。[1]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步骤已相当过时并且成了幻想。国际的时代，从统一领导广为分布的工人运动这个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这种广泛性和多样性而逐渐一去不复返了。另一方面，整个一个大国在许多年来曾是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象征、希望和旗帜，它的政治重心必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优势。因此托洛茨基的组织从来没有在工人阶级中扎下比较深刻的根基，它的派别组织的立场必然引起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所以它只能在若干小集团中勉强维持至今。
[1]第四国际于1938年9月3日在巴黎附近成立。出席成立代表会议的有11个国家的21名代表。
尽管托洛茨基在他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批评中，在许多重要点上是正确的，但是要使人们相信自己如此热爱的新社会制度具有某些重大消极方面，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全民族的经验和革命努力，并且要为重新确立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某些重大原则而斗争。
只有在说明这一切之后，才能够而且也必须对托洛茨基这个重要的人物做出一种另外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这个人物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和思潮，他由于各种情况的综合作用（我们已经提到了其中某些最重要的情况）而在国内和国际的范围内都遭到了失败。
七、约瑟夫·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
第三国际第二个时期的某些问题已经必须着重地讲一讲了，因为大部分比较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物，都是在第三国际的这两个时期里进行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特别对苏联来说，正是斯大林和他的一派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其他一切派别取得最后胜利的时期，正是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最广义的社会关系的时期，而这种制度的主要的代表者和鼓舞者就是约瑟夫·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1879-1953）。
与其他许多居于领导地位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斯大林出身于十分贫苦的家庭。他的家庭刚刚摆脱格鲁吉亚的农奴制度，后来作为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家庭和工人家庭而勉强度日。一直到20岁，斯大林都在第比利斯的神学校上学，在那里就已经显示出来他的许多特点：出众的智能，酷爱文学，勇敢、顽强和讨论时的缺乏耐性，以及极其善于压制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在恶劣的社会气氛中，被认为是一种十分重要和有用的特点。
斯大林很早就同该城的进步团体，而后来又同第一批社会民主党的小组发生了联系，在他被神学校开除（1899年）以后，便献身于革命工作，并且很快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下工作者。斯大林曾经多次被捕和遭到流放，他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发生分裂便属于布尔什维克派，并于1912年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斯大林以这一身份，并且作为《真理报》的编辑，参加了1917年的革命和以后的一切革命事件，后来在1922年还当上了党的总书记。他以后的发展道路以及他身后留下的事业，大体上都是人所共知的。现代文明史上还不曾有过更强大和更有组织的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形态。整个社会生活，即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完全由国家官僚主义的最高一级机关，而归根到底是由它的最高支配者来指挥——这就是斯大林及其所有理论上的辩护者正式地不仅称之为社会主义，而且称之为最终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即称之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二阶段（共产主义阶段）的基础的那种制度的基本特点。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国家生活中造成的整个这种情景是某些确定不移的客观环境的产物呢，或者同样也多半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所造成的结果？既然马克思和后来的列宁都设想过，现代的文明国家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那么他们一定设想过，文明人类已经成熟到完全可以着手建立这样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程度，它将使人摆脱各方面的异化，从而带来一种更人道、更自由、更亲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预示着光辉灿烂得多的新前景和历史发展阶段的来临。
十分明显，没有一定的客观环境（关于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这种特殊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是客观环境从来也不是单方面所提供的，历史不仅是客观的事件，而且首先是主观的创造，是人类投身于这些环境之中并且改变它们的过程——而这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就是它的理论大厦的主要支柱之一。
在积极地掌握和改变俄国的现实这方面，斯大林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分析这个人物的思想和理论结构是向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项任务：阐明影响这种发展的诸因素中的一个重大因素，尽可能批判地阐明迄今仍然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兴趣的中心的一种历史现象。
斯大林是一个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且把自己全部的巨大精力都献给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一目标，这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这样，分析他的思想结构这项工作就更为重要和发人兴趣了。
列宁主义问题
在分析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理解问题这一部比较大的著作之前，我们先从他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一早期著作中引一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段话对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许多问题都做了解答。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斯大林是这样说明他们之前的重大区别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原则上，虽然双方登上斗争舞台时都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基础，认为解放个人是解放群众、解放集体的主要条件。在无政府主义看来，个人没有解放以前，群众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而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认为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因此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1]
[1]J.V.Stalin,Anarhizmilisocializm,Soč.,sv.1,str.296.（参见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73页。——译者注）在上面引用过的论述列宁和俄国革命的著作里，也有对斯大林的论述。除此而外，到目前为止，写得最好的有关斯大林的专著，是伊·多伊彻尔的《斯大林传》（I.Deutscher,Staline,Paris1949）。还可参考R.梅德维杰夫的书《让历史来裁判》（R.Medvev,LeiHistoryJudge,1971）。
无政府主义者非辩证地把个人和群众对立起来，反之，斯大林同样非辩证地把群众和个人对立起来。似乎可能有某种与个人无关的群众的解放，似乎群众是一个不可区分的整体，它本身可以在作为它的基本要素的个人未得到解放的情况下而获得解放。从这个思想就已经可以断定斯大林后来曾经那么彻底地加以贯彻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这种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废除私有制和消灭资本主义，不论是以何种社会形式进行的，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群众，因而也就是解放个人。无怪乎后来在斯大林看来，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在他看来，个人摆脱从前的一切异化的束缚，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提。斯大林在思想上从来不是深刻的欧洲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的人物却都是这种传统的最光辉的代表者。
斯大林的思想结构的特点，特别表现在他对列宁主义所做的分析中。无可置疑的是，斯大林作为列宁的思想而援引的那些话，大部分确实是列宁说的。列宁逝世以后，在政治局内的激烈争论中，当托洛茨基如此自信地以列宁主义者自居，以致常常突出个人的时候，斯大林是作为列宁原则的正统捍卫者行动的。因此，没有必要来重复列宁的理论活动中所包含的那些要点。但是斯大林作为列宁主义重要之点列举的他关于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引用所有这些材料的上下文，却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1]
[1]同样，我们也不去分析他对民族问题的解释，因为在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基本立场上，斯大林捍卫了列宁的思想，尽管他在实践中却大力践踏这一原则，在列宁生前就同列宁发生了冲突。从批判地评价斯大林的观点着眼，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爱·卡德尔的《斯洛文尼亚民族问题的发展》（E.Kardelj,Razvojslovenačkognacionalnogpitanja,Beograd1960）。
单是关于方法的这一章，实际上就已经说明斯大林对列宁的主要论点的理解是多么狭隘。列宁的特点首先在于他的思想、他对局势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具有突出的辩证的灵活性，列宁掌握了对整体及其个别组成部分的统一的观点，而斯大林则把列宁主义的方法归结为检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政策、进行改组和自我批评。
对于斯大林来说，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列宁在许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这个问题并使之具体化了，而斯大林总是把列宁在论述的当时完全可以理解的某些极激进的观点绝对化。斯大林一般说来是很难超越俄国的特殊形势的，因此，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马克思主义其他一系列基本问题上，他实际上是把俄国的特殊经验片面地和非辩证地加以绝对化。
列宁在不同的形势下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细微差别，并容许有不同的形式，斯大林的定义则在下面这一公式中达到了顶峰，即“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1]，而这只是列宁在革命时期所下的定义之一。这样的观念可以永远作为“革命的”幌子，在这种幌子下不仅仅对资产阶级施加各种形式的暴力。在斯大林的统治时期，这种暴力行为是屡见不鲜的。
[1]J.V.Stalin,Obosnovahleninizma,Soč.,sv.6,str.114.（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9页。——译者注）
革命是一个对于社会主义力量当前的斗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斯大林对革命的理解也表现了同样的非辩证的片面性。与列宁在解释革命力量的这一迫切需要的问题时所抱的零活和审慎的态度相反，斯大林一味从对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机制的片面理解出发，又把俄国的特殊经验当做唯一可能和必须遵行的经验而加以绝对化，后来并把它强加于人。他说：“换句话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规律，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这种革命的先决条件的规律，是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1]
[1]J.V.Stalin,Obosnovahleninizma,Soč.,sv.6,str.11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1页。——译者注）
斯大林的思想的特点，是它始终具有常识的明确性，并严格地、刻板地把每一个问题都区分为各个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常识的哲学（当它不占统治地位时是十分有益的）忘记了，历史的现实比合理的分析所能包括或者一成不变地加以分类的东西要复杂得多。另一方面，正像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特点一样，在斯大林身上有一种主张相当占优势，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抱有的主张。这种主张把历史理解为类似于自然界的东西，并把历史的规律性与自然界的规律性等量齐观。因此他十分随便而简单地找出“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虽然历史的必然性常常会由于一种斯大林从不认真考虑的因素——人及其创造性的因素而被推翻。
对于现代马克思主义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斯大林用了很多篇幅，从这些言论中也可以找到理解他的活动中的许多因素的线索。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基本特点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已有明显的表现，这就是大力强调国家、国家的领导、国家机器和传动装置、国家的主动性和干部，而实际上从来也不强调群众，不强调曾经被他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的群众。关于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自治的思想，实际上对斯大林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的首创精神和全面发展、对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管理，是真正获得解放的前提，是废除人的异化的一切主要形式的前提——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重要因素，在斯大林身上都是根本不存在的。
列宁、罗·卢森堡、布哈林和葛兰西等人，都把工人委员会问题理解为实现一个新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现实的基本形式和因素，斯大林则和他们不同，他把这一问题看作是国家组织的问题，而从来也不做其他的理解。而问题的关键恰好在于，这并不是国家的组织，而是非国家的组织，即人民的组织，这些组织的加强决定着另一个相反的过程：国家的消亡。
俄国的苏维埃曾经是新政权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国家的组织的形式。但是，根据列宁的设想，它们应当在工业的管理方面和在一切经济和社会问题上代替国家。在斯大林看来，苏维埃是“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是“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强有力的机关”，苏维埃是“群众本身的直接的组织，是最民主的因而也是群众的最有威信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尽量便利群众参加新国家的建设和管理，能尽量发挥群众在毁坏旧制度的斗争中，在建设无产阶级新制度的斗争中的革命毅力、首倡精神和创造能力。
苏维埃政权就是把各地方苏维埃统一成为一个总的国家组织，统一成为无产阶级这个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这个统治阶级的国家组织，即统一成为苏维埃共和国。”[1]
[1]J.V.Stalin,Obosnovahleninizma,Soč.,sv.6,str.119.（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2-223页。——译者注）
可见，斯大林只是把苏维埃作为国家组织的因素来谈的，并且只是从国家机器着眼来谈自我的首创精神和创造能力，因为斯大林唯一相信的是国家机器，而且他有把握将国家机器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斯大林主要关心的事在当时就已经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苏维埃只是被理解为苏维埃政权的因素，而苏维埃政权又被解释为国家组织的新形式，它“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他们学习管理国家”[1]。
[1]J.V.Stalin,Obosnovahleninizma,Soč.,sv.6,str.121.（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页。——译者注）
如果群众只是最低级的形式的那些国家组织的成员，那么早就可以明白，由群众来管理国家，这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幻想。对国家管理机构的控制和支配，非常容易简单地变成纯属一般的形式和幻觉。群众对国家的真正的管理，正是在于相反的一面，即在于直接管理他们亲自参加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1]
[1]斯大林在后来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思想，认为恩格斯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消亡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基本上反映出来。斯大林认为，苏维埃政权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J.V.Stalin,Obosnovahleninizma,Soč.,sv.6,str.122.〔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4-225页。——译者注〕）因此，毫不奇怪，斯大林把主要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上面，并且只是通过国家及其发展的棱镜来看社会主义，当时就把国家的消亡理解为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因此，斯大林主要关心的正是国家机器的问题，因为在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中，实际上从那时候起就已经把社会主义的概念同国家的概念混为一谈。在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认为，在党领导下的采取了生产资料国有化措施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和特征。党的一个主要领导人在谈到社会主义的题目时，从来也不说一点比较明确的东西，而只是空泛地谈“吸引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按照把所有劳动者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精神来组织建设工作”等等，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作为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这是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努力从理论上研究的一个课题，到斯大林那里就只剩下一般的公式，并且还仅限于阶级斗争、消灭资本主义残余问题和国有化问题方面，因而实际上是限于国家力量的干涉和作用在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个方面。
关于人们在国家领导的范围之外的自我首倡精神和自治的思想，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根本格格不入的。他的任何一个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或者对这个问题所做的任何一条分析，都没有超出国家机器及其职能和任务的范围。在斯大林后来写的关于列宁主义问题的补充性的著作中，他举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下列三个方面内涵：“（1）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镇压剥削者，保卫国家，巩固和其他各国无产者之间的联系，促进世界各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2）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使被剥削群众完全脱离资产阶级，巩固无产阶级和这些群众的联盟，吸引这些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保证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实行国家领导（着重号是我加的。——弗兰尼茨基注）。（3）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
[1]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30.（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0页。——译者注）在《列宁主义问题》这本文集（Voprosyleninizma,11.izd.,Moskva1945）中，最后一句话不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过渡到“无国家的社会”。（str.117）
对于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来说，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这一时期的两部主要著作中，根本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工人委员会的问题，由人民来管理国家的问题，好像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一，而一切比较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克服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的唯一基础。对于斯大林来说，始终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这在他看来，实际上首先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成分的经济建设，而他又把社会主义成分与国有成分，后来还与集体农庄成分等同起来。此外，对于斯大林来说，除了“国家对群众的领导”以外，无产阶级没有别的可能去领导群众。完全可以理解，根据这种观点，无产阶级除了通过各种官方的组织，首先是通过党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办法进行领导。
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本身，一般按其结构来说，在斯大林那里具有和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不同的形式。马克思谈到过“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和“公社”，恩格斯和列宁谈到过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但是正在消亡的国家，而在斯大林那里，社会主义结构则是具有这样一种特征的机构，它是按中央集权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其中党作为“指导力量”起绝对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作用是通过“传动装置”去实现的。他说：“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对新一代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1]
[1]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35-36.（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414页。——译者注）
可见，当时在斯大林眼里就只有一种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结构，在这里党起着统治作用，它在这一体系中通过它的“杠杆”、“传动装置”来发号施令。实际上，斯大林不是把党仅仅看作基本的领导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确实是这样的机关），而是看作唯一的一种领导力量，没有它的指示就不能解决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他说，“例如在我们苏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里，我们的苏维埃组织和其他群众组织，没有党的原则性指示，就不会决定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这个事实应当认为是党的领导作用的最高表现。”[1]
[1]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3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5页。——译者注）
这样，斯大林当时便已经从理论上描绘出自己对社会主义结构的观点，并且他的整个政治活动是努力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任何牺牲和施加各种压力来实现这种观点，——关于这一点，如果我们知道这一过程后来的整个情况，那就不会有任何怀疑。
斯大林的观点的基本缺陷正是在于：他只看到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一个方面，即为了顺利解决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所必需的那一方面。但是他却很少看见和认识到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即很好按到这样一些过程，它们是可能在新的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唯一基础。
斯大林的观点及其本人的全部悲剧就在于：他实质上是从政权机构、国家机器的立场来看社会主义的，一句话，是从行政官僚主义的角度和国家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按照这种观点，主要一级的即党的领导必然成为社会主义的主要之点。[1]他没有能够看到，除了这个基本的问题以外，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列入党和国家的领导和主动性的范围，而属于群众自己的主动性和管理的范围，即属于群众在一切有他们直接的社会参与的地方直接（即不经过国家机构）管理和领导他们的生活过程的范围。
[1]“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专政’）对立起来。其所以不能，在于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主要东西，如果这里指的是稍微巩固的完全的专政，而不是象巴黎公社那样不完全不巩固的专政。”（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4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3页。——译者注〕）
这种观点在实践中极其容易搞成党本身的专政，更确切地说，搞成党的上层人物和政权机构的专政。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不应与党的专政混为一谈的论据和反驳，仅仅具有形式上的性质，它没有说明社会主义发展中有任何相反的过程，可以阻碍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保证不致导致这种状况。[1]
[1]斯大林主要列举了一些形式上正确的论据，来说明在这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中谈不上党的专政。他说，无产阶级专政要比党的专政更广泛、更丰富，无产阶级专政是“党的原则性指示加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再加上居民对这些指示的实行”；因为党只是本阶级的一部分，因此，“谁把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同起来，谁就是以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党不是“越过国家政权，不要国家政权而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因此，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说党对无产者阶级实行专政，那就等于说党对无产阶级使用暴力，这就意味着可以把党的威信建筑在暴力的基础上。（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39,40,41,42.〔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6-417、417、418、419页。——译者注〕）所有这些论据，只是在形式上，概念上区分了党的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把两者真正区分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必须有社会主义结构的其他一系列因素，这些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它们将真正阻止无产阶级专政变成国家和党的官僚主义的专政。
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他不能轻易地摆脱俄国革命改造的特殊过程，因此他就难于克服已经过时的因素，并且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他非辩证地把某些在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起消极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绝对化。
这一点表现在斯大林对战略和策略、对农民问题所做的解释中。解决这些问题确实是列宁的卓越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方面，但是这些问题完全符合俄国特殊的落后的情况以及与之相近似的情况。这些公式，尤其是当它们后来被理解为教条的时候，是不可能用来指导所有那些与革命前的俄国农民、与斯大林所设想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出现的党都毫不相干的国家的革命改造的。
这一缺点也表现在这样的一种偏见中：苏联在党的问题方面的经验也应当成为适用于其他所有情况的准则。斯大林做出形式主义的结论，说只有一个党可以和必然与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相适应，因此他就不可能在理论上看到，其他的革命过程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和采取其他的形式来进行；他也根本不可能设想一种与苏维埃不同类型的革命。因此他认为，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成为其他所有的国家的党必须遵行的法典，一党执政是适用于其他一切情况的范例。“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这个联盟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这个特种形式的联盟的内容就是：国家的领导者，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领导者是一个党，即无产阶级的党，即共产党，这个党决不而且也不能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1]这也是斯大林按常识思维造成的后果，这种思维总是深信某种固定的思想观点是绝对正确的。
[1]J.V.Stalin,KvoprosamLeninizma,Soč.,sv.8,str.27.（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7页。——译者注）
理论和实践的后果
仅仅从以上这些对斯大林的思想和观念的结构所做的分析中便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通常被称为斯大林主义的东西，不仅是各种客观环境和斯大林主观上的特点的产物，而且是以他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一定的解释作为基础的。列宁主义问题在斯大林的解释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斯大林主义问题。斯大林虽然是“列宁主义者”，但是他对列宁精神的全部思想过程，从来没有彻底的和全面的理解，列宁的思想结构同斯大林的思想结构是迥然不同的。在苏联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斯大林始终按照自己理论上的设想行事，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归根到底必然要发生不幸的畸变。
发生所有这些变化的客观环境是十分困难和混乱的。由于内战的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国家还没有恢复元气；为了设法对付各种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做了极大的努力，并且采取了一些常常是十分残酷的措施。如果再加上几年的天灾和资本主义的封锁，同时还加上整个国家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到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极大困难的一般情景。
针对着这些困难，大多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利用国家和党的组织和力量，作为扭转这种形势的主要手段和保证。因此在他们大部分人身上都曾表现出不同形式的国家主义的观念（如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这是毫不奇怪的。党内十分严格的、在内战时期尤为严厉的集中制，以及按照旧的官僚主义方式随心所欲地处理各种事情的新旧官僚机构，对此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发生内部分歧和出现几个反对派集团，这种困难就变得更为严重了。上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托洛茨基反对派（后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谈到过在一国是否可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的重大争论。
然而，这并不是冲突的唯一原因。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反对派特别尖锐地提出了在工业化方面落后的问题，并且要求对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以便能够尽早地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斯大林在这场争论中支持并依靠政治局中的另一部分人。政治局的成员在1925年以前有：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
[1]到1925年12月，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后，还有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于是斯大林便有了足够的支持者来不仅对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而且在稍后，当以前的三人集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以后，又来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布哈林曾经是主要的理论家和反对派的反对者，他提出实行适度的工业化、有步骤地在农村发展合作化、使资本主义成分长入社会主义等主张来反对反对派。斯大林基本上支持这些观点，因此1927年召开的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把反对派的观点作为“超工业化”来谴责，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的讽刺也是尽人皆知的。
可是，这一时期的国内形势由于市场上的粮食问题而日益恶化；经济力量较强的农民有可能用剩余产品来做投机生意，这就使城市的供应发生了问题。斯大林在领导集团中掌握了大多数，控制了业已形成的整个国家和党的机器，于是便使自己的立场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宣布向富农进攻，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宣布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而这个计划比反对派在两年前所提出的主张要激进得多。这样，他就与他在这以前表示赞许过的布哈林的观点发生冲突，并且将它们一概宣布为党内的右倾的表现，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的全体会议上加以尖锐谴责。[1]
[1]斯大林在此以前基本上是赞成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农村逐步社会化的论点的。这里引用几段话：“俄国农业应当循着另一条道路，即循着使千百万小农和中农合作化的道路，循着在农村中发展那种由国家以优惠贷款的办法来扶持的群众性的合作社的道路去发展。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制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起初应用于农产品销售方面，然后应用于农产品生产方面这一道路去发展。”（Obosnovahleninizma,str.135.〔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5页。——译者注〕）还在1928年，即大转变前一年，斯大林在强调指出粮食战线上的出路在于过渡到大经济和扩大并巩固现有的国营农场之后，写道：“最后，出路在于不断提高中小个体农民经济的单位面积产量。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当支持个体的富农大经济。但是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支持中小个体农民经济，提高它的单位面积产量，引导它走上合作社组织的轨道。”（Nahlebnomfronte,Soč.,sv.11,str.91.〔参见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译者注〕）此后不久，斯大林就在1928年10月19日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以及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发言批判了布哈林。参见斯大林1928年写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和1929年写的《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
布哈林的观点，特别是在20年代末，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右倾，而是很合乎逻辑的一种设想：正是由于权力和手段都掌握在社会主义手里，所以通过合作社的道路逐步地把农民纳入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轨道是可能的。因此他反对暴力措施。
斯大林从那时候起，就认为应当彻底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并且认为如果不同时在农业中取消私有成分，那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他的这种人为地使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做法，以及必定要采用的一整套镇压措施，实际上都是为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服务的。这种观点就是加强国家机器和使整个生活都由国家和党的领导来垄断。
在关于哲学在苏联的发展这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正是在这同时，也干预了机械论者和德波林派之间的争论，要求尊重党性原则和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实际上就是以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规定科学和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点的实施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国家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做出了最后的努力，把那些多少脱离它的控制和不接受它的指示的社会生活部门（意识形态、工业中的私有成分，特别是农业中的私有成分），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社会主义有了自己的明确的公式：由一个中心进行全面的、无所不包的计划和指挥的体系。如果再考虑到同样的政策也运用到了国际方面，运用到了共产国际的活动上，那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三国际第二个时期的开始阶段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因素。
斯大林对富农的进攻和以暴力推行的集体农庄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与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一样，采取了加速工业化的手段，但是国家本身却因而遭受到震动和打击。[1]
[1]斯大林在所谓“大转变的年代”的第一年底写了反对布哈林的这样一段话，它突出地表现了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不老实的态度：“右倾机会主义者（布哈林集团）的断言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他们断定说：（一）农民不会加入集体农庄；（二）加速发展集体农庄只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工农结合的破裂；（三）农村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大道’不是集体农庄，而是合作社；（四）发展集体农庄和向农村资本主义分子进攻会使国家没有粮食。所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陈词滥调都已经破产而且被粉碎了。”（GodVelilogopereloma,Soč.,sv.12,str.130.〔参见斯大林：《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5页。——译者注〕）然而，布哈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所有这些现象都表现出来了，而粮食的缺乏则是对征收的报应。在这篇文章发表了五个月之后，斯大林就不得不出面反对暴力（参见《胜利冲昏头脑》〔Vrtoglavicaoduspjeha〕一文及《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Odgovordrugovimakolhoznicima〕），尽管进行了这种虚伪的干预，仅仅在这一政策执行了六年的时间内，个体农民在播种面积方面所占的比重，至多不过2%—3%（参见1936年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这一政策的结果究竟如何，从斯大林自己1934年在党的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总结报告就可以看出。根据他引用的材料，1933年各种牲畜的头数比1929年减少了一半到三分之二。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斯大林把这些措施宣布为唯一的社会主义措施，并且最终把社会生活一切部门的国家化称为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应当考虑到，在这同时，工厂完全改由厂长治理和领导，而厂长是对国家负责并由国家任命的。对于集体农庄的主席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并且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依赖于机器拖拉机站的，机器拖拉机站并不属于集体农庄，而是归国家管理。
在30年代的中期，当这一过程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得出了最后的理论上的结论。他坚持在早期即已明显表现出来的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实现国家工业化、消灭富农和完成集体化就是建成了社会主义。早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他总结过去几年的过程时就曾这样断言：“国家工业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现在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消灭富农和实行全盘集体化的政策胜利了。它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
我们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完全可能的。有什么可以反驳这个事实呢？”[1]
[1]J.V.Stalin,OtčetnyjdokladXVIIsjezdupartiioraboteCKVKP（b）,24.januara1934；引自文集Voprosyleninizma,11.Izd.,Moskva1945,str.465。（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0页。——译者注）
可以列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斯大林关于适合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始终是不充分的，在这方面，他从来就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额伟大思想传统的真正的继承者。
因此，当在工业和农业中消灭了资本主义，当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成为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剩余劳动分配的所有者和支配者时，斯大林便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他根本没有想过，这只不过是实现了比较全面、比较繁荣的社会主义生活的基本前提，这一前提本身还根本不代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他在论宪法草案时郑重其事地宣称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他说：“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1]
[1]J.V.Stalin,OproektekonstituciiSojuzaSSSR,25.nov.1936,Vopr.Len.,str.514.（参见《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9页。——译者注）
这就成了足够的理由，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1]上，又正式宣布已经直接向共产主义建设过渡！
[1]应为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译者注
对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所做的完全非辩证的解释，是这一观点的基础，而这种态度至今仍然是苏联的理论家所持有的。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国家主义、官僚主义的极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解为国家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的管理理解为国家的管理，并且把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解为国家机构进行的分配。斯大林在这些概念的框子里面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尽管要持续很长时间，但实质上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这种过渡性的特点正是在于：在社会主义本身内部，即在这一过渡时期内，这些新形式必然已经具有共产主义的特点，尽管还处于不发达的阶段。他不可能设想，在这一运动中不仅要改变经济上的前提，而且也要改变心理方面、意识形态方面和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方面的前提。他不可能设想，与此完全不同，国家的极权主义却发展了完全相反的特点，即权力、服从、官僚主义、不老实的态度等心理以及群众的消极情绪——总而言之，它让人的各种形式的异化现象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因此，根据斯大林的观点，在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国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明的观点进行修正，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于斯大林设想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所以他认为自由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得到解决，这也同样是合乎逻辑的。
斯大林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的实质和任务，即不是把它理解为逐渐排除上述一切形式的依从关系，因此也不是把官僚的国家看作这一过程的主要障碍，所以他就不能超越自己的实践和从这一实践做出的理论上的概括。
因此早在1933年1月7日党的中央全会上所做的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中，斯大林就第一次从自己已有的一切观点中做出了合乎逻辑的结论，并且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的论点，而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辩护，从而也是为加强国家辩护。他说：“有些同志把消灭阶级、建立无阶级社会和国家消亡的论点了解为替懒惰和宽大辩护的论据，了解为替阶级斗争熄灭和削弱国家政权这一反革命理论辩护的论据。不用说，这种人和我们党是不可能有丝毫共同之处的。这是应该被驱逐出党的蜕化分子或两面派分子。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国家的消亡不是经过国家政权削弱的道路，而是经过国家政权最大限度地加强的道路到来的；只有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并组织国防去抵御还远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不会很快就被消灭掉的资本主义包围。”[1]
[1]J.V.Stalin,Itogipervojpjatiletki,Vopr.len.,str.394.（参见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190页。——译者注）
几年以后，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1939年3月）上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关于国家的理解，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观点的修正（不仅是对斯大林所提到的恩格斯的观点的修正,而且也包括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观点的修正），便取得了自己的最后的形式，他断言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最后残余被消灭之后，国家的职能也必然要改变。军事防卫的职能，以及为了对付外国间谍而设立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都完全保存着，而同样地，“国家机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的职能仍然保存着，而且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现在，我们的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进行和平的经济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1]。
[1]J.V.Stalin,OtčetnyjdokladXVIIIsjezdupartii,10.marta1939,Vopr.len.,str.606.（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0页。——译者注）
斯大林在自己的国家里找到了社会主义的化身，因而必然要把由这个国家产生的一切东西看作是并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东西，把与这个国家相对立的一切东西看作是并宣布为敌对的东西、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既然通过一切关系国家化而实现了社会主义，那么剥削和自由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因为要是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自由，而存在剥削，岂不是自相矛盾。
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只要一旦釆取了这种国家主义的观点，那么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官僚主义的专断和形式主义的论据就达到了顶点。最合乎逻辑的莫过于得出下面这样的结论：“寄生阶级的消灭使人剥削人的现象消失了。工人和农民的劳动不再受到剥削。”[1]他根本没有想一想：一方面，工人阶级在这种制度下还一直没有掌握分配，即没有干预剩余劳动的分配，而另一方面，只要存在着包括几百万人的、庞大的和多余的官僚主义机构，来吸吮大部分剩余劳动，那么，剥削也就是可能的。后来在宪法草案中也提出来的那种论据，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烦琐哲学的典型：“而在我国，大家知道，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已从资本家手中夺来，交给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力量的国家。因而，已经没有能够剥削工人阶级的资本家阶级了。因而，我国工人阶级不仅没有被剥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反而是同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既然它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而资本家阶级已被消灭，那么任何剥削工人阶级的可能都完全铲除了。”[2]
[1]J.V.Stalin,OtčetnyjdokladXVIIsjezdupartii,26.jan.1934,Vopr.len.,str.457.（参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6页。——译者注）
[2]J.V.Stalin,OproektekonstituciiSojuzaSSSR,str.510-511.（参见《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译者注）
即使纯粹从形式逻辑方面来看，这种论据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在前提中没有规定由谁来支配工人劳动的价值，由谁来执行分配；其次，它认为只有在资本家阶级存在的情况下，剥削才存在，虽然这样也并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
所有诸如此类的论据和对苏联当时的制度的某些关系和特点的说法，都是从前面业已指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合乎逻辑地产生的。国家官僚主义的领导既然把国家的概念和社会主义的概念等同起来，把自己这一领导力量看作是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建设者、管理者和组织者，那么它就可以极其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它的一切行动都是神圣的社会主义的行动，它的一切理论观点都是唯一可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一切其他的思想都必然会被理解为最普通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对最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的冒犯。[1]
[1]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列宁已经指出过的斯大林的粗暴和不容人的态度，如果再加上他在贯彻向己的观点时所明显表现出来的狂热的肆无忌惮的态度，那么，根据前面已经讲过的情况，他在当时所进行的骇人听闻的审讯率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从1936年到1938年，他把列宁的老干部统统消灭了，与此同时还消灭了数以万计的其他共产党人。1936年，他消灭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人；1937年消灭了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谢烈布里亚科夫等人，同一年消灭了土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军队的其他将领；1938年消灭了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拉柯夫斯基等人。
由于在这一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制度中，斯大林实际上是最厉害的人物和最傲慢的独裁者，因此，这种国家主义在人所共知的个人迷信中发生了进一步的畸变，这同样也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可见，个人迷信并不是什么偶然的现象，而是一定制度的合乎逻辑的产物，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观点和这样的社会主义现实以及这种观点的主要体现者的某些性格上的特点的合乎逻辑的产物。
宪法草案和被通过的宪法本身，也完全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也极好地说明专横独断和官僚主义对事实的粗暴歪曲达到了何种地步。斯大林在他的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认为宪法“不是简单地宣布民主自由，而且按立法程序，用一定的物质手段来保证这些自由”[1]，并且宣布了新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在说这些话的同时，他已经处决了最优秀的老共产党员，已经宣布了一人有罪全家负责，并且像宗教裁判时代一样，被告的口供就构成做出判决的充分理由。
[1]J.V.Stalin,OproektekonstituciiSojuzaSSSR,str.518.（参见《关于苏联宪法草案》（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02页。——译者注）
这样，第三国际的这第二个时期就已经相当稳固下来，这时斯大林个人和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制度占着明显的统治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解，也像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本身一样，在很大程度上畸变了。激烈地坚持做这种理解的党性原则和理论与实践联系的原则，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相符合的，并且也在哲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树立了为国家政策及其直接行动辩护的思想。政治生活中的统治人物，也成了科学和哲学领域中的统治人物。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粗浅看法，竟成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最高标准。这样就简单地排斥了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的可能性，而全部历史也得到了最高的作者所宣告的那种官方的解释。于是一个极其粗暴地伪造历史和现状的时期出现了。如果说官僚主义的专横任性可以把列宁的最亲近的战友宣布为间谍、凶手、资本主义的复辟者等等，那么把某些人从历史上抹掉，那就更加容易了。在官方的《联共（布）党史》中，所有的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得到了不可更改的解释。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这样的人物，在这一历史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了消极的作用。因此，斯大林与列宁同时成为中心人物，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则绘制了许许多多“革命的”图画，在那里斯大林总是以列宁的替身的身份出现。
一切主要的精神创作的领域，都有了自己的官方理论。最后，也为艺术领域找到了所需的公式。艺术不再被看作主观创造活动的最高表现（艺术之所以是一种创造活动，正是由于它不能按照规范进行），而根据国家主义的党性观点，它应当为日常政治的直接利益服务。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下面，整个艺术队伍被迫要“现实主义地”描写和表现苏维埃人所做的巨大努力，带上一定分量的浪漫主义色彩，以渲染更为光辉灿烂的未来。艺术的两个主要锋芒、主要价值——主观性和批判性——被磨钝了。世界艺术的最优秀的代表在真正努力寻求新的表现方法和内容，并且常常用已经为大家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和先锋主义的形式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苏联造型艺术的最高成就则以格拉西莫夫的手法为顶点，它用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的肖像，间或也画个把集体农庄庄员和一部拖拉机来充塞画展，这些画甚至还要出国展览。在建筑学方面，一种虚假的宏伟格式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它需要用新古典式和新哥特式的建筑来使社会主义的胜利永世长存。在所有这些现象中，人的追求和创造的热情，新世界的朝气蓬勃的人所固有的那种先锋主义却十分缺乏。
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第二阶段的特点，在国际上也表现为苏联的政策在共产国际中完全占统治地位。在党内的生活中窒息了民主制以后，在国际机构中也必然会如法炮制，所有从前的首脑人物都从这里被清除出去。
前面提到的斯大林对已经发生的变化反应迟缓的特点，以及按照老一套来评价新事件的倾向，在这一时期都表现得特别明显。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关于苏联的领导作用的实用主义观点，它在实践中就是要使各国共产党的政策服从苏联政策的利益的做法合法化。
除了斯大林在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方面所遭到的破产以外，在这以后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又根据斯大林的评价，对法西斯主义做出了完全错误的评价，认为社会民主党依然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宣布它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说它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不可分离的暹罗双胞胎。[1]斯大林的政策的近视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策的近视，都为他们的共同敌人的暂时胜利打开了方便之门。[2]
[1]不仅宣布向社会民主党做斗争，而且也向它的左翼做斗争。斯大林在1928年曾经两次写道：“如果右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那就意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而社会民主主义大大加强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加强和巩固，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主要支柱。”（OpravojopasnostiuVKP（b）,Vopr.len.,str.205.〔参见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译者注〕）稍后，在1929年4月他又写道：“由此就产生了加紧和社会民主党，首先是和它的‘左’翼作斗争的任务，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柱。”（OpravojopasnostiuVKP（b）,Vopr.len.,str.218.〔参见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译者注〕）
[2]对法西斯主义的低估和错误评价达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当时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竟在1939年召开的联共（布）的代表大会上断言：“法西斯德国还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工作，因为它原料不足、粮食缺乏，它的财政状况危急，它的海岸可能因海上封锁的打击而遭征服，在它的军队中缺乏指挥人员，它的后方是对法西斯主义有危险的后方。尽管党的领袖台尔曼同志被投人法西斯的监狱已有六年之久，尽管地下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德国共产党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组织。它是在德国领导群众政治工作的唯一的反法西斯政党。”（转引自Historijimedunarodnogradničkogisocijalističkogpokreta,Beograd1952,str.433）众所周知，这些断言全都是不正确的。
由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势，世界已经处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夕。轴心国势力很快便开始了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日本是在满洲和中国，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而德国则首先在欧洲。革命的西班牙也遭到了这种厄运，“民主的”欧洲任凭法西斯主义摆布。斯大林的政策对西班牙国内各种进步团体的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官僚主义专横粗暴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也表现出来了，它直接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西班牙共产党，并且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干出了极其粗暴的行为。[1]
[1]读一遍黑楚靳·厄南德兹易的激动人心的书《共和西班牙和苏联》（1953年），就足以了解情况了。另参见比·布鲁埃和E.特米姆写的《西班牙的革命和战争》（196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最后，当斯大林在列强的外交斗争中（它们都力图使法西斯侵略的锋芒指向对方，法国和英国对苏联如此，反过来也一样），与希特勒缔结了条约时，大部分国家的共产党都完全不知所从。因为，如果说，为了要使本国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不遭受侵略而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也不应当使各国共产党人受到蒙蔽，更不应当使他们看不见法西斯主义是他们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主要敌人。[1]
[1]例如在法国，根据保·路易的材料（《法国社会主义史》〔P.Louis,HistoiredusocialismeenFrance〕），在1940年1月，有5个共产党议员被逐出议会，因为当议会向前方战士致敬时，他们没有起立。后来议会宣布将承认这一条约的所有人统统除名。这时，在72名共产党议员中，有16人逃走，35人入狱，15人被动员入伍，而有5个人反对斯大林的政策。
哲学和理论问题
斯大林不仅想作为国务活动家，而且想作为一个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切领域，甚至在更广的范围内起着头等的作用。这种愿望充分表现了一种浅薄的思想方法的不可实现的奢望，以为永远能够掌握绝对真理。这种愿望同时还表明了这样一个人的文化知识的狭窄，他以为一个人当真能够在若干大的科学领域内有可能成为权威。
斯大林的辩护士们花了很多力气，一心想在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本小小的著作中，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样也就暴露出苏联的精神生活的深刻的异化状态。如果斯大林写这一著作是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它并不完整，也不出色），在一本马克思主义史中本来没有必要来叙述它。可是，他不自量地要在那本著作中第一次完整地将唯物辩证法系统化，并且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更高的阶段”，这就不能不引起每一个熟悉欧洲的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熟悉哲学著作的解释方法、分析和风格的人的理所当然的嘲笑。由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这一著作对于苏联整个哲学和社会学的创作活动来说，成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典范，因而就意味着一种或者不可能，或者不应当超越的界线，我们应当整个地来研究一下这一著作。
然而，斯大林的确缺乏写一篇稍微有点独创性的哲学论文所要具备的一切条件。他既缺乏哲学素养，也缺乏比较细腻的思想方法，同时也缺乏研究这些问题所必需的时间。斯大林实际上是一个“第二手的”理论家。这就是说，如果他比方说从第一手材料中已从根本上了解了黑格尔，那他就不会从字面上去理解马克思关于把头脚倒置的黑格尔顺正过来的比喻，就不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普普通通地用唯物主义的范畴代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范畴。
整个自然界是不可避免的规律的一种体系和联系，这些规律又必不可免地产生人类的运动。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来说，这里包含一部分真理，但无论如何不是包含全部真理。如果说历史的运动也“受制约于”事物的本体结构，那么它并不是绝对地、朝着一个方向地、机械地受制约的。正因为如此，根据本体论的规律对历史过程所做的每一种推论（这是斯大林所特别喜欢的），都排除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即排除了人本身。
因此，关于革命是由量转化为质，或者关于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这样一些乍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和正确的结论，都表现为将辩证法规律机械地搬用到历史上去。首先，斯大林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些规律中（而他根本没有提出究竟有多少规律的问题），还没有一条规律经过了充分的研究，以至于可以有把握地运用于像历史事件这样复杂的事件上去。而正是基于这种本体论的公式主义，斯大林把自然界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等量齐观，所以他才会得出结论说：“既然从缓慢的量变进到迅速的、突然的质变是发展的规律，那就很明显，被压迫阶级进行的革命变革，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现象。
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1]
[1]J.V.Stalin,Odialektičeskomiistoričeskommaterijalizme,Vopr.len.,str.541.（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页。——译者注）
并且这里还以一个过程发展的速度和形式代替了这一过程的实质。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关于一种质的片面的看法，认为这种质除了急剧的“革命的”变化以外，当然不能有其他的变化。可是他绝没有想到，一个社会（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多价的、多质的，这种“飞跃”在历史上会表现为一系列的“飞跃”，一系列比较细小的革命的变化，它们不一定具有把旧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因素急剧地消灭掉的那种革命所具有的彻底性和光辉性。同样地，斯大林从关于矛盾的规律中引申出了这样一段话，他说，由此可见，“不要掩饰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矛盾，而要暴露和揭开这些矛盾，不要熄灭阶级斗争，而要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1]，这时他又好像把人和人类历史看作一种无限的宇宙钟表的因素，这种宇宙钟表按照自己的辩证力学的不可避免的规律运动着。好像根本不存在人们以特殊方式参与其事的可能性，其实，人的参与也可以把发展过程引向“自然的结构”所未有过的方向。好像妥协并不是一种人的行动，它在历史上有时可能十分有害，但在另一种情况下又几乎是“革命的”似的。好像人类当前以积极共处来求妥协的愿望，比起别的某种主张使现代世界的矛盾极度发展的观点来，并不是更革命、更合乎人道，对于人类的生存事实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似的。
[1]J.V.Stalin,Odialektičeskomiistoričeskommaterijalizme,Vopr.len.,str.541.（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1页。——译者注）
可见，斯大林是按照古典力学的精神来理解规律的。或然率、静态的规律性，而尤其是对于了解历史运动相当重要的规律-倾向，在斯大林看来根本不算是问题。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会完全非辩证地仅从自然界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并且把历史规律看作不因人们的自觉活动而发生任何变形的自然规律。因此，他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也具有同样的特点，这个公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1]
[1]J.V.Stalin,Odialektičeskomiistoričeskommaterijalizme,Vopr.len.,str.535.（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译者注）
其实，问题恰好不在于此。问题不在于把一种一般辩证的观点应用于历史，而在于需要对那种叫作人和人类历史的极其复杂的现象进行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分析。而人类历史不仅是无限的本体论的钟表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而同时也是人的创造。
在斯大林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本体论观点中，人完全消失不见了。现代世界的决定性问题，即异化问题和人道主义问题，都从哲学中被抹掉了，虽然实际上这个问题刚刚开始在国际范围内成为现实的哲学和社会问题。当比较锐敏的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孜孜不倦地探究这些问题，当舍勒、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阿巴尼亚诺（N.Abbagnano）、穆尼埃（E.Mounier）、萨特和其他许多人都在自己见识的范围内感到人的存在和个性问题是当代最突出的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却以自己的著作开始了苏联哲学发展上的一个令人厌烦的阶段，苏联哲学整个地被那方法和理论的七个特征包括无遗，连一个基本哲学问题也提不出来讨论了。
在斯大林关于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机械论的观点中，前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如果像他在最初时期的理论活动中所表现的那样，在群众和个人的选择中，把群众问题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那么由此也必然得出其他的结论。既然他认为彻底建成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就意味着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意味着解放群众，而解放群众是解放个人的前提，那么必然会得出结论说：个人自由的问题，即消除异化的问题，这样就在由他领导建成的社会制度本身中得到解决了。个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既然已经通过国家本身的行动得到了解决，并且是由宪法本身庄严地宣布已经解决了的，那么一般来说，怎么会把这个问题作为哲学问题提出来呢！
斯大林的哲学观点的特点，也在于方法和理论的分离，这就可能使得许多方法的问题得不到唯物主义的说明（这一点我们在谈到苏联哲学后来的发展时将会讲到），同时可能使得“理论”问题得到非辩证的解释，而斯大林在这本著作中就是这样做的。相反地，将辩证法同这一辩证法的唯物主义解释分开，以及将唯物主义同这一唯物主义的辩证解释分开，在马克思主义来说是不可能的。前者会导致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后者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庸俗的唯物主义。
在方法方面，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把整个辩证法问题归结为四个特征，而忽略了一系列基本的哲学问题，同样又把整个唯物主义归结为三个特征。[1]如果这只是他的一种内心的想法，事情还不至于如此可悲。但是，当这成了法规，成了哲学思想只能在其中转圈子的不可改变的框子，那么这种观念和一切以这种观念作为绝对的基础而写出来的著作的贫乏和消极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1]斯大林举出了普遍的联系、运动、量到质的转化以及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作为方法的特征，而举出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以及认识现实的可能性作为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范畴、否定、一般和特殊、自由、异化、人道主义、实践等等哲学的根本问题，好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根本不存在似的。
在斯大林对于思维和认识的解释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分离的这种非辩证的性质表现得最为明显。马克思在他的青年时代的研究中就对实践有了比较深人的理解，并从这种观点出发，与旧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相反，提出了关于人、人的意识、认识和人类历史的新的、更深刻的观点，而斯大林却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庸俗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去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自然界、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它是感觉、表象、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是派生的，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的产物，即人脑的产物，而人脑是思维的器官；因此，如果不愿意大错特错，那就不能把思维和物质分开。”[1]
[1]J.V.Stalin,Odialektičeskomiistoričeskommaterijalizme,Vopr.len.,str.542.（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2页。——译者注）
在对实践问题的解释中，充分说明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比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要落后多少。
正如斯大林喜欢由哲学原理演绎到历史领域一样，他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得出结论说，社会的物质生活是第一性的，这当然是指它制约着历史运动中的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而言。但是，同时他不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而是根据自己的本体论断言，“社会的物质生活是不依赖于人们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而社会的精神生活是这一客观实在的反映，是存在的反映”[1]。由此必然得出结论说，社会也根据那种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而运动，因此就有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由人来改变这个历史实在，究竟由谁来改变它呢？而他如果不是根据自己的愿望，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这些改变的性质，又怎么能够来改变这个历史实在呢？换句话说，当马克思说人们是处于不依赖于他们的意志的一定的关系中时，这说的是一回事，而这些关系到底又是人来创造的，因此也是取决于人的，这一点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1]J.V.Stalin,Odialektičeskomiistoričeskommaterijalizme,Vopr.len.,str.545.（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6页。——译者注）
既然斯大林从这一著作中简单地取消了一切特殊的逻辑问题，那就必然地不再把这一问题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的问题，而是把它理解为形式逻辑的问题。苏联的哲学战线不久以前才在形式逻辑的各种教科书中涉及一些新的问题，这些教科书至少要比现代的逻辑理论落后50年。
下面一个因素同样也一直在苏联理论思想的发展上起着十分消极的作用。斯大林把社会学问题纳入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范围内，因而把不适当的界限和研究方法强加给社会学这一专门学科。当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时，在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社会学的课题则由于抽象的哲学方法而不得不忍受普罗克拉斯提斯式的约束[1]，这种方法只能解决社会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当然也是基于以往的许多经验的材料。
[1]普罗克拉斯提斯是古希腊的强盗，他把俘虏绑在铁床上，身体比床长的，把足切短；比床短的，就用力拉得和床一样长。——译者注
然而，苏联的现实在社会学研究的放大镜下面，必然会表现出一系列和公开宣布的自由、社会关系的和谐、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没有矛盾等等的说法不相符合的情况。因此整个社会学的思想必然要在抽象概念里面转圈子，这些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抽象概念，是斯大林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关于国家、国家所有制、意识形态等问题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它们已经远远背离了经典作家的观点，以致可以理解为十足的修正。
在这一著作中，斯大林还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思想，这个思想也成了进行一切研究的框子，同时，显然又同斯大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的观点相矛盾。这一思想断言，在苏联，因而也就是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1]。
[1]J.V.Stalin,Odialektičeskomiistoričeskommaterijalizme,Vopr.len.,str.558.（参见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9页。——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基本的辩证的矛盾，由于一道命令便从历史上被勾销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作用的又是哪些矛盾呢？于是苏联的理论界便通过日丹诺夫（A.Ždanov）个人来做出解答。
斯大林的辩护士们断言：这部著作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做出了创造性的综合，并且具有最高的水平。这种综合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和所达到的高度与这一著作本身是相同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虽然是论战性的著作，从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同这种企图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作为自己的哲学遗产，斯大林留下了一幅描绘世界和历史的贫乏的、庸俗化的、本体论的图画，它设想可以把现实纳入几个特征之中，并且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整齐划一地来描绘历史，就像用五年计划来安排某个国家的一个发展时期那样。
然而，现实的本体论结构并不像斯大林所设想的那么简单，历史也不是那样绝对地服从这一本体论结构的。在人的问题上，他的历史观也好，他的社会主义观也好，都破产了。
关于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已经有无数篇研究文章，有竭力为他辩护的，也有对他持强烈批判态度的，还有对他抱彻底虚无主义态度的。关于斯大林的智力结构、思想组成、思维方式以及他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在分析他的主要著作的过程中已经谈到了。
鉴于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变成了现实，所以就需要对他的活动概要地加以说明。而在这方面，甚至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截然对立的看法，有的绝对否定他的活动的社会主义性质，有的则把他的活动同真正的、完善的社会主义等同起来。
毫无疑问，斯大林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进一步的强大，尽管本来可以做得更加成功一些，更少一些痛苦。虽然他用粗暴的手段，花费不必要的牺牲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及其所需要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与旧俄比起来还是前进了一大步。同样地，其结果还大大扩充了文化基础，促进了许多过去还处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关系中的民族的发展。
这是很少有人否认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尽管这些首先是革命变革本身的成果。因此，从国际的、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评价他的活动就要复杂得多和困难得多。最通常的情况是把斯大林主义制度宣布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官僚国家主义的垄断主义、极权主义等等。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考虑到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斯大林主义制度最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它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有机发展产生的，而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对私人资本的一切残余的斗争中产生的。在当代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国有生产成分、国家所有制之外，还存在实力强大的个人资本和垄断资本，而在苏联，则只存在国有生产成分和集体农庄生产成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所有制。因此，在迄今为止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金融资本或大或小的影响，而在苏联，这种影响是根本不存在的。十分明显，在其他许多社会现象方面也必定存在着区别，这些现象是由于存在大量或强或弱的资本主义集团和组织而产生的，而在连这种集团和组织的最后的残余都已经被清除的制度下，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此，这两种制度中存在近似之处，但是也有区别。这两种制度中近似之处，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一之处，是国家的作用，是国家对国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干预。在国家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的垄断还是部分的，而在斯大林主义制度下，这种垄断则是总体的、绝对的。因此只能得出结论说，基本上还只存在国家所有制和国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垄断这一发展阶段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创造出来。这里我们只能谈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较低阶段，有人把这样的阶段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们也应当把它同斯大林主义相区别。
这种国家主义的现象基本上也是当代的重大现象之一。国家主义作为一种垄断、干预、国家的领导，在历史发展的现阶段，是在各种各样的基础上，并且是经过极不相同的过程之后产生的。
首先，它是从古典的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必然发展，因为私人资本再也不能在一切生产部门进行正常的扩大再生产，并且已经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力量能在现代世界的矛盾中把自己的资本也投到没有赢利的，但却需要巨额资本的部门中。
第二，在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过程中，国家主义表现为一种进步的现象。这些国家在国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它们不愿走古典的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是它们的压迫者），要实行社会主义，但它们还缺乏许多前提条件。随着国家成分的加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就成为进到新的社会形态的最有成效的过渡阶段。
第三种情况发生在这样一些国家里，在那里，社会党和工人党通过议会道路掌握了政权，在那里，通过国有化和由国家施行的各种限制以及经济政治上的干预，来限制私人资本并加强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国家成分。
这一社会现象的第四种情况正是发生在苏联。在那里，在革命以后，在摧毁了资本主义国家和做出建立社会主义关系的最初的一些尝试以后，实现了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化，即国家机器对社会过程的一切领域的绝对统治。
最后，一定形式和一定程度的国家主义必然也会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些情况下存在，即在社会机体本身实现了更深刻得多的改造和过程的情况下存在。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而过渡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主义的因素也必然会得到发展。劳动者的自治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定会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消亡的过程。可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义，必然在自身中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即包含着在社会生活结构中使国家主义削弱、使国家主义消亡，也就是使国家垄断消亡的过程。
斯大林没有使革命退回到它的起点，退回到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反，他甚至用最粗暴的、非社会主义的方法消灭了富农这一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且彻底剥夺了城市的资产阶级。然而，他把建成了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万能的社会主义国家，理解为总体的国家垄断以及党的机构和国家机构合而为一。他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使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阶段，即革命时期的阶段保持不变，在那个阶段，无产阶级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且为了保卫革命，为了开始恢复和组织生活，而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新的国家手中。
斯大林不是把这一阶段理解为着手实现更深刻的社会主义过程和改造的一个因素、一个必要的环节，而是像对待我们所说过的其他许多因素一样，也把它加以绝对化。他不是按照列宁的创造性的方式，把国家主义的官僚主义看作是必然的祸害，并把群众的解放和劳动者的自治看作是对立面和出路，而是自己成了这种国家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最低阶段的主要代表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行动和措施把这个阶段引到最极端。
斯大林以及跟他有同样想法的门徒们从肉体上消灭了苏联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摧残了这个第一阶段的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萌芽，并把这个阶段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国家主义的方面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提出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既然把社会主义与国家垄断和国家极权主义（当然是在国家所有制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的）等同起来，那么也就会设想，社会主义的完全实现是可能的，因为把整个生活都置于国家机构的绝对领导之下，是办得到的。
这样，斯大林就陷人了可笑的矛盾之中，因为这种提法本身就是一种奇谈。尽管社会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过渡社会，而过渡就是指在这个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人们的意识方面）在消亡着，而共产主义因素在产生着、形成着和加强着。因此，社会主义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建成，因为从革命的胜利结局起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始终是被“建设着”，也就是说，它存在于自己不同的阶段和过程中，它不断地被“破坏着”，又被“建设着”。那些被破坏着的东西（按其来源来说）并非社会主义的东西，正如建设着的东西按其前途来说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东西一样。总而言之，建成了的社会主义是形容词含有矛盾的提法。
可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和他所建立的制度，首先是社会主义最低阶段彻底发展了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关系。强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和在很大程度上是初期的国家垄断（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主义），在迄今为止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是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现象。社会主义的进程本身，如果希望逐步实现新时代的基本要求，即首先消除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异化，然后也消除其他形式的异化、无权和从属的现象（不论是对私人资本家的从属，还是对国家官僚的从属），就必定要通过克服这种最低的、国家主义的阶段来发展，并实现群众越来越多的自治。
斯大林却把这一过程引向相反的方向，即引向加强国家机构、加强国家的和党的以及警察的官僚制度的方向。通过这种大力发展了的国家主义垄断，通过其他许多畸变，斯大林建立了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将作为斯大林主义而载入史册。个人崇拜只不过是已经变了形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制度的最后畸变而已。完全可以理解，在这样一种状况中，一系列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完全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性质。
换言之，斯大林主义意味着把党和整个国家机构变成国家主义最高层的驯服工具，意味着把这个最高的一级宣布为不仅在政治问题上，而且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内的绝对裁决者。斯大林主义实质上意味着害怕和不相信人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在生产上和文化上的主动性，并且提出了一种粗陋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官僚主义的指令，按照那些对官方理论观点所做的喋喋不休的和令人厌恶的解释来开展的生活。斯大林主义使整个社会及其各个阶层依从于国家主义官僚，它是俯首听命的精神的同义语，而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这是年轻的马克思有一次引用过的伟大的歌德的话。[1]
[1]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译者注
斯大林主义又是官僚主义国家主义的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本身的这样一种变形，它可以导致像1936年至1938年的审讯案那样的对个人横施暴力，而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大的污点，因为这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干下的。就其形式来说，斯大林主义又是这种形象：把粗暴性（带着革命性的假面具！）带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来，轻蔑地抛弃人道主义思想，把它看作某种颓废的知识分子的幻想，虚伪地强调进行大胆的、公开的和尖锐的并且是自夸的批评，可是只有官僚、官僚的最高阶层才有资格进行批评。
一句话，斯大林主义是彻底实行的和变了形的政治机关的统治，是由国家对社会生活实行统治的阶段，是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的重点不是放在自由和自豪的社会主义个人身上，也不是放在群众身上，而是放在拥有莫大势力的国家主义官僚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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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和法国
一、安东尼奥·葛兰西
二、战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一、安东尼奥·葛兰西
在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去世之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没有立即产生出一位理论活动具有广泛国际意义的人物。在意大利，20世纪初的标志也是改良主义流派以及激进流派。菲·屠拉梯（F.Turati）、E.莱昂（E.Leone）、安·格拉齐亚代伊（A.Graziadei）、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ArturoLabriola）、阿·洛里亚（A.Loria）、阿·巴拉托诺（A.Baratono）、加·莫斯卡（G.Mosca）、加·萨耳维米尼（G.Salvemini）等人，是意大利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界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1]然而，在理论著作中，只有罗·蒙多尔福（R.Mondolf）关于恩格斯的著作值得特别一提。[2]
[1]关于这一时期，参见E.Garin,Cronachedellafilosofiaitaliana,1900-1943,Bari1955;EnzoSantarelli,LarevisionedelmarxismoinItalia,Milano1964。
[2]RodolfoMondolf,IlmaterialismostoricoinFedericoEngels,Genova1912.
像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意大利战后的形势也是革命的形势。经济上最发达的北部，在1917年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和当局尖锐冲突的场所（如在都灵发生的冲突）。而到了1920年前后的期间，就已经有占领工厂和土地的事情发生了，并且建立了第一批工人委员会。
然而，意大利社会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都没有准备，所以不能把这种革命的热潮和已经出现的直接行动引导到合乎逻辑的结局。[1]当时意大利工人运动中力量最强大的一派——最高纲领派（Maksimalisti）没有能超出革命的词句而更进一步。更不用说那些在比索拉蒂（L.Bissolati）、屠拉梯等人领导下的改良主义者了。
[1]“社会党突然面临着夺取政权的问题，但是它没有解决战略、策略和革命组织的任何一个问题。”（I.Silone,Fašizam,Zagreb1935,str.43）在利·瓦利安尼的《20世纪社会主义史》（L.Valiani,HistoiredusocialismeauXXsiècle,Paris1948）一书中，关于这种形势也有相同的看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位值得注意的和光辉的人物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他在都灵在大学学习时就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并很快就成了这一运动左翼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他与帕·陶里亚蒂（P.Togliatti）、M.特拉契尼（M.Terracini）和A.塔斯卡（A.Tasca）等人在都灵创办了《新秩序报》，并围绕该报开展了与该报同名的运动，这个运动提出了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倡议。1921年1月，当统一和革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尝试失败后，《新秩序报》派与波尔迪加派和最高纲领派左翼一起建立了独立的共产党。
但是与此同时，意大利资产阶级也在准备进行反革命活动，它认为墨索里尼及其雇佣暴徒是摧毁工人运动合适的人物。葛兰西在1922年间是意大利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他于1924年回到了意大利，因为他当选为议员。这时法西斯主义已经开始实施政治上的暴行了（杀害社会党议员马特奥蒂〔G.Matteotti〕）。1925年颁布了一项法律，法西斯主义通过这项法律取消了出版和结社的自由，1926年又颁布了一些专门的法律，这些法律已经意味着完全的法西斯化。同年，葛兰西和其他许多人一起被捕，并在监狱中结束了他那短促的，却是多彩而豪迈的一生。[1]
[1]参见有关葛兰西的评传：SalvatoreFrancescoRomano,Gramsci,Torino1965;GiuseppeFiori,VitadiAntonioGramsci,Bari1966;A.R.Buzzi,Lathéoriepolitiqued'AntonioGramsci,Paris-Louvain1967;P.Togliatti,AntonioGramsci（Roma）;MariaA.Macciocchi,PerGramsci,Bologna1974。
葛兰西的理论观点主要产生于最后这个时期，当时他在监狱中拟定了一个进行科学和理论研究的广泛计划，其中包括从哲学、文学、历史到天主教、知识分子等等一系列问题。虽然他的狱中笔记是在法西斯主义垮台后才开始整理和出版的，但是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这些笔记在思想上恰恰属于我们现在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1]
[1]众所周知，这些笔记没有一篇是完整的和有系统的著作，所以我们在一部马克思主义通史中援引值得注意和提到的各个思想时，引用的多半是在后来加上的各个篇名和卷名。
葛兰西思想的重要特点是：观点广泛和带有批评性，对待任何问题，甚至对待党的实践中最微妙的问题，都敢于不带偏见，釆取灵活的态度，并且所考虑的不是狭隘的宗派斗争的前景，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国际主义使命的前景。
葛兰西明白，为了实现如此艰巨和错综复杂的任务，即为了实现新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势，必须培养真正能胜任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干部，因为如果不全面地运用全部文化的成果，要完成这项任务是不可想象的。“然而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概念的深化还处在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弗拉尼茨基注）的最新发展的初始阶段：还保留着机械论的残余，因为还把理论说成是实践的‘附属品’、‘无足轻重的东西’，把理论说成是实践的仆从。看来应当用历史的观点提出这个问题，即把它当作一种有关知识分子的政治问题来提出。批判的自我认识，从历史上和政治上来说就是造就出一批知识分子的精锐：如果不组织起来（从广义上说），人群就‘没有区别’，就不会成为‘自为地’独立的；而且没有知识分子，即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没有组织，换言之，如果从理论和实践联系的理论角度来看，确实要分出一个‘专门从事’思想和哲学活动的特殊人物阶层。”[1]
[1]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引自文集HistorijskimaterijalizamifilozofijaBenedettaCrocea,Zagreb1958,str.29。
葛兰西看到，造就知识分子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其中充满着矛盾、前进与倒退等等。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在知识分子和群众之间划出一道通常的鸿沟，因为人类没有哪一种活动可以完全排除智力的参与。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当我们把人分成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时，我们实际上只是说到职业知识分子的直接的社会职能，也就是说，我们只是注意到特殊职业活动——无论是从事智力的创造，还是从事肌肉、神经的活动——负担最重的方面。这意味着，如果可以说知识分子，却不能说非知识分子，因为这种人是不存在的。但是，智力、脑力创造的活动和肌肉、神经的活动之间的关系本身并不总是同样的；因此存在特殊智力活动的不同的阶段”[1]。
[1]A.Gramsci,Intelektualciiorganizacijakulture,Izabranadjela,Beograd1959,str.312.
这就是说，造就新的知识分子阶层的问题在于，朝着新的平衡的方向改变两种活动的这种关系，使“那种作为不断更新着物质世界和社会的一般实践活动因素的肌肉、神经活动，成为新的和完整的世界观的基础”[1]。
[1]A.Gramsci,Intelektualciiorganizacijakulture,Izabranadjela,Beograd1959,str.313.
因此，葛兰西关于新知识分子的观念，并不是要使知识分子在狭隘的、脱离生活的理论活动中自命不凡，相反地，是要知识分子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参加实际生活，要他从“劳动技术而进到技术科学，进到历史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如果没有这种观念，人只会停留为‘专家’，而不会成为‘领导者’（专家+政治家）”[1]。
[1]A.Gramsci,Intelektualciiorganizacijakulture,Izabranadjela,Beograd1959,str.313.
从政治家的这个方面来看，对于某些社会集团来说，党仅仅是直接在政治和哲学领域中造就本组织的知识分子的特殊方式，因为对于所有各个集团来说，政党正是一个机体，它在市民社会中所执行的职能，同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所执行的职能是一样的。“应当把政党的所有成员看成是知识分子，这种说法可能被看作是笑话和讽刺。然而，如果我们想一想，这种说法是再正确不过的。区别不同的程度是必要的，因为某个政党可以拥有程度高低不等的或大或小的结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职能，因为这是教育的职能，即智力的职能。”[1]
[1]A.Gramsci,Intelektualciiorganizacijakulture,Izabranadjela,Beograd1959,str.319.
由此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如果说社会主义过程的实质在于对人的生活的一切领域实行社会的（独立的、不要中介人的）管理，那么，社会主义的人的智力、性格和专业知识的问题就是决定性的问题之一。
葛兰西也不怕谈到政治上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世界观包含在人的能动性中，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成为相应的和系统的真正的意识，成为明确而坚定的意志”[1]，而且只有这些优秀人物才能够不按照陈旧的公式，而是通过向群众灌输他们本身还不能创造的新东西来领导群众。完全可以理解，葛兰西指的不是维·帕雷托（V.Pareto）说的或舍勒理解的优秀人物，他指的始终是分工及其后果对于从事智力活动和掌握一定的文化领域的可能性来说所引起的必然结果。他所指的是这样一种优秀人物，他们的任务不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保持与群众之间的永久的距离，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性活动和对社会的革命改造，与群众一起彻底消除这种差别。
[1]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Hist.mat.ifil.B.C.,str.31.
因此，党脱离群众的问题和不负责任的问题，是葛兰西特别尖锐地警告过的。“官僚是最危险的因循守旧的保守势力；如果它能形成一个自以为不受群众约束的、特殊地抱成一团的团体，党就会变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组织，而在尖锐的危机时刻，就会丧失自己的社会内容，成为一座空中楼阁。”[1]
[1]A.Gramsci,BilješkeoMachiavelliju,opoliticiiomodernojdržavi,Izabranadjela,str.237.正因为如此，葛兰西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责任问题：“由于就是在同一个集团中也存在着管理者和服从者的划分，因此必须肯定一些不可动摇的原则，而这种情况正是引起最严重的‘错误’，即产生最严重罪过的，而且最难改正的无能的基础。因为同一集团的准则一旦确立，就认为服从必须是自动的，不用证明‘必要性’和合理性，它也必然会出现；不仅如此，而且还认为它是无可争辩的。”（BilješkeoMachiavelliju,opoliticiiomodernojdržavi,Izabranadjela,str.201）参见IvoPetrinović,PartijaradničkeklaseukoncepcijiAntonijaGramscia,Split1967。
这也就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这些新的知识分子力量的新的思想观念的问题。葛兰西在这里也不仅表现了他所固有的广阔的眼光，而且也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比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看法胜一筹。首先，在他对布哈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所做的极其尖锐的指责中，他似乎是预先批评了一种比布哈林的思想狭隘和肤浅得多的思想。[1]这首先是指对过去的哲学所采取的不动脑筋的和傲慢的态度。“把整个哲学上过去的时代评价为梦呓和丧失理智，这不仅是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因为这包含着一种时代错误的奢望，企图使过去的人也像今天这样思想），而且还是形而上学的真正残余：假设某种教条的思想对一切时间和一切国家都是适用的，并用这种思想的尺度去衡量整个过去的时代。方法上的反历史主义无非就是形而上学。某些哲学体系被超越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排除这样的情况，即这些体系在历史过程中可能曾是适用的，它们可能曾执行并完成了提出的任务；因此，应当从整个历史发展和从现实的辩证法出发来看待它们的暂时性；它们理应归于消失这一事实，并不是对从某种‘客观的’观点表现的思想所做的道义上的谴责或清洗，而是辩证的和历史的裁决。”[2]
[1]葛兰西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以及与这些问题相关联的其他问题的全部观点是激烈地反斯大林主义的，尽管他在当时还没有能够与现代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这种现象发生多大的冲突，因为这种现象才刚刚开始越出苏联的国界，也因为葛兰西在狱中与实际生活的许多现象隔绝了。这使得他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和光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际活动家的意义就更重要了。这一点从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1926年10月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看得很清楚，这封信提醒苏共中央注意当时在苏联展开的派別斗争以及处理这些斗争的方式在国际上造成的有害后果。由葛兰西起草的这封信指出，为使全世界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和取得胜利，苏共必须保持牢固的团结。“但是在这当中，团结和纪律不应该是机械的和强制性的；团结和纪律必须产生于忠诚和信念。这不应该像在一支被俘的或者被包围的敌军里出现的那样的情况，那里想的是逃跑或者企图出其不意地突围。”（AntonioGramsci,PhilosophiederPraxis.EineAuswahl.Hrsg.ChristianRiechers,Frankfurta.M.1967,str.125）在这封信中，葛兰西十分明确地、同志般地，但是又尖锐地和有充分理由地告诫说，苏联共产党人面临这样的危险：“贬低和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由于列宁的推动才获得的职能；我们认为，处理俄国问题时的那种残酷无情，会使你们看不清俄国问题的国际意义，它会使你们忘记，你们只能和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才能履行你们的义务。”（A.Gramsci,PhilosophiederPraxis.EineAuswahl.Hrsg.ChristianRiechers,Frankfurta.M.1967,str.123）
[2]A.Gramsci,Kritičkebilješkeuzjedanpokušajpopularnogogledasociologije,Hist.Mat.ifil.B.C.,str.176.在上面的引文中指出了一种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具备的，作为分析和估价过去的哲学和文化的方法论基础的一切重要之点。这同后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教条是何等的不同，那种教条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一切都宣布为不科学的！
其次，没有广泛的讨论自由，这种新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必须确定自由讨论和宣传的界限；对于自由，不应当从行政的和警察的意义上理解，而应当从自我限制的意义上理解，因为管理者为自己本身的活动，或者——从本来的意义上说——为明确文化政策的方向而规定界限。换句话说，谁将规定‘科学的权利’和科学研究的范围？这些权利和界限是有可能恰如其分地予以规定的吗？看来，在努力寻找新的和更好的真理，寻求真理本身的更彻底和更明确的表述的过程中，必须发挥各个学者的自由的主动精神，虽然他们也在不断地重新提出一些显然是意义极为重大的原则来讨论。此外，如果这种讨论的主动精神产生于自私的动机，而不是产生于科学性质的动机时，也将是不难弄清的。”[1]
[1]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str.36-37.
从对马克思主义的说明和理解来看，葛兰西是沿着一条在一定的程度上与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某些观点相吻合的路线进行研究的。这就是说，例如他与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哲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他并且（虽然是以一种不明确的形式）坚持从某种有机的和综合的意义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因此，他认为，布哈林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主张“把实践哲学分为两个部分：‘社会学’和系统的哲学。与理论和政治分离的哲学只能是形而上学，而实践哲学所体现的现代思想史的伟大成就，则正是在于哲学的具体历史化以及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化”[1]。
[1]A.Gramsci,Kritičkebilješkeuzjedanpokušajpopularnogogledasociologije,str.163.
实际上，也必须综合地理解人的历史生活的总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也只能被解释为一个统一的思想整体，而不能被解释为别的。但是，在对个别部门进行比较专门的研究的时候，马克思主义也遍布于各个领域，犹如哲学本身虽然具有统一性，但是它在自身中却包含着各个学科一样。
葛兰西的思想的最高表现不仅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自治的”，而且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包含着“形成一种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世界观，一种关于自然科学的普遍的哲学和理论的全部基本因素。不仅如此，它还包含着促使一个无所不包的、实际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的全部基本因素，也就是说，它（实践哲学。——弗兰尼茨基注）成为一种普遍的和无所不包的文明”[1]。
[1]A.Gramsci,Kritičkebilješkeuzjedanpokušajpopularnogogledasociologije,str.189.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仅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有关，而且特别和哲学有关而不断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不断出现，其原因在于，综合地掌握自然界，而特别是人及其历史的根本问题和从局部的、专门的角度研究这门或那门哲学或社会学学科的个别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别。
葛兰西有根据地强调指出，必须把哲学理解为某个社会的表现，因此，它也就必然会对这个社会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影响的程度，正是衡量它的历史意义和肯定它不是某个个人的‘学术活动’，而是‘历史事实’的尺度。”[1]
[1]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str.42.
鉴于人的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葛兰西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些精辟的意见。在最近30年来的哲学发展中，人类学问题成了重要的哲学命题。与许多想规定个人的某种永恒结构的唯心主义企图相反，也与把人主要理解为范畴的规定性中的个人的企图相反，葛兰西指出：“就是说，应当把人理解为一系列积极的关系（过程），其中个性虽然是最重要的，但是并不是必须考虑到的独一无二的因素。在任何个性中得到反映的人类是由不同的因素构成的：（1）个人，（2）其他的人们，（3）自然界。而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并不像可能以为的那样简单。”[1]
[1]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str.47.葛兰西的下述思想也具有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当我们提出什么是人这个问题时，我们是想说：人能成为什么？即人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能不能‘造就’自己，为自己创造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人是一个过程，而且这正是自己的行动的过程。”（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str.46）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从心理的和思辨的意义上说明人，因为这样对我们来说，进步和变化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我们如果把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语），那么在人们之间做任何时间上的比较也就是不可能的了。“应当把人理解为历史的整体，这个整体是由纯粹个人的和主观的因素，以及由个人与之发生能动关系的那些集体的和客观的因素构成的。改变外在的世界、普遍的关系，就是意味着：自己加强自己，自己进一步发展自己。如果把伦理上的‘改善’看成纯粹是个人的事情，那便是一种幻想和错觉：任何个人的构成因素的综合确实是‘个人的’，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外在的能动性，它是不会实现和发展的。这种外在的能动性改变着外在的关系：从对自然界的关系起，以及对属于不同等级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其他人们的关系，一直到包括整个人类的最高的关系。因此，可以说，人就其实质来说是‘政治家’，因为他以自己的自觉地改变和管理其他人们的活动来实现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人的本质’。”[1]
[1]A.Gramsci,Uvodenjeustudijfilozofijeihistorijskogmaterijalizma,str.55.
正是应当在这些范围内来观察葛兰西以及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活动，因为除了在革命的实践中，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实现哲学。因此，在葛兰西看来，社会主义问题基本上也就是群众的解放问题，是把群众本身变为自治的积极因素的问题。所以，葛兰西是在意大利第一个不仅接受了，而且懂得了对人的革命改造的全部深刻意义的人，这种改造是通过积极地把群众吸引到他们自己的生产过程和社会过程中而实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动荡的时期，当十月革命唤醒了欧洲的工人阶级，当革命问题成了迫切的问题的时候，在出版《新秩序报》的著名时期，在考虑组织新的国家方面，葛兰西把重点既不放在工会身上，也不放在党的身上，而是恰恰放在作为自由生产者的工人的社会和经济组织上。
葛兰西对工团主义的性质的看法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在他看来，工团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又一种形式而已，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的克服。“它组织工人，不是把工人当作生产者，而是当作雇佣工人，即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所有制运动的产物，当作劳动力商品的出卖者。”[1]
[1]A.Gramsci,Sindikalizamisavjeti,"OrdineNuovo"od8.novembra1919.Izabranadjela,str.168.
在葛兰西看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经验使得工团主义的理论完全失效；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断言，工会已经表明，这一机构没有能力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工会的正常发展是以群众的革命精神不断低落为其特征的：物质力量增大，进取的精神便减弱或完全消失，生活的热情便衰退，英勇的不妥协精神便被机会主义的实践，‘面包与黄油’的实践所代替。量的增长决定着质的贫乏，轻易顺从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态度决定着一种卑劣的、狭隘的工人心理，中小资产阶级心理的滋长”[1]。
[1]A.Gramsci,Sindikalizamisavjeti,"OrdineNuovo"od8.novembra1919.Izabranadjela,str.167-168.
葛兰西正确地看到工会的实质，正如他说的，它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因此，工会可以向无产阶级提供有经验的官僚、技术专家等等，但是不能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基础。葛兰西认为，工会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建立有益的平衡。
这些想法对于观察和理解工会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是极其宝贵的。如果工会领袖同时又是新国家的政界领袖，那么，十分清楚，工会的官僚主义会变得更加严重，工会根本就不可能成为触发革命要求和变革的触媒剂。
相反，对于葛兰西来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不可能在工会中有基础，而且不可能在党内有基础。相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必须在于工人在其中觉得自己是生产者、创造者，并获得关于自己的价值和未来的意识的那些形式和组织。而这就是工人委员会。
“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体现在一种特别发挥生产者（而不是雇佣工人、资本的奴隶）的积极性本身的组织中。工厂委员会是这种组织的第一个细胞。由于在委员会中各个劳动部门，根据各个专业和各个劳动部门在工厂为社会生产的产品制造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而分别派有代表，所以这个制度是具有阶级性、社会性的。这个制度存在的原因在于劳动、工业生产，即在于一个经常的事实，而不再在于工资、阶级的划分，即不在于一个正是我们所要克服的暂时的事实。”[1]
[1]A.Gramsci,Sindikalizamisavjeti,"OrdineNuovo"od8.novembra1919.Izabranadjela,str.164-165.
葛兰西认为，不仅革命斗争的整个前景，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的建设的整个前景的基础首先在于组织和发展工人委员会。葛兰西异乎寻常地觉察到，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是确保工人阶级克服雇佣地位，克服经济和政治上的异化的唯一基础。稍晚些时候，他写道：“工厂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制度首先检验并开辟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拥有的新阵地，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当前的价值，意识到自己的实际职能、责任，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工人阶级从人们作为个人亲自获得的许多正面的经验中得出结论，获得统治阶级的心理和性质，并作为这样一个阶级组织起来，也即建立政治苏维埃，实行自己的专政。”[1]
[1]A.Gramsci,Sredstvorada,"OrdineNuovo"od14.februara1920,Izabranadjela,str.171.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痛斥了所有那些认为通过普选权和社会主义者参加政权就解决了工人阶级的问题的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葛兰西认为，“工厂中工人委员会的产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人类历史上新时代的开端”[1]。
[1]A.Gramsci,Fabričkisavjeti,"OrdineNuovo"od5.juna1920,Izabranadjela,str.178.
推动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以及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看成是取消人对人，或者对一个集团、阶层或者阶级的依附的同一个思想，也推动了葛兰西，他满怀激情地谈到“工厂委员会”，谈到这个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因为从这个联合体中必然会成长起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不仅是一个民族的，而且是整个世界的新的社会制度。
这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的远见，他相信人，相信人的自我牺牲、创造精神和英勇气概，而不相信没有生气的衙门、官僚主义者的自负以及社会和政治的等级制。因此，葛兰西认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工厂委员会是应当以共产主义的国际为顶点的历史过程中的第一个环节，而这样的一个国际不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而是重建世界经济的组织，是重建整个人类的、各民族的和世界的共同生活的组织”[1]。
[1]A.Gramsci,Fabričkisavjeti,"OrdineNuovo"od5.juna1920,Izabranadjela,str.180.
考虑到社会主义发展中迄今的经验，有必要指出葛兰西在无产阶级政党应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应当建立的，并在其基础上建造自己的新社会的那些新的历史形式方面所持的立场。在1920年6月5日的同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葛兰西是这样来表述他自己的看法的：“党和工会不应当成为监护人，也不应当成为这种新制度的已经形成的上层建筑，因为在这种新制度中，革命的历史过程获得了可以自我监督的历史形式。党和工会必须自觉地使自己摆脱在资产阶级国家内获得的施加压力的力量而成为推动的力量，必须致力于组织总的外部条件（政治条件），从而使革命过程获得最快的速度，使解放了的生产力得到最大的扩展。”[1]
[1]A.Gramsci,Fabričkisavjeti,"OrdineNuovo"od5.juna1920,Izabranadjela,str.180.
葛兰西对所有的现象采取批判的态度，他也清楚地看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思想教条化的倾向。他激烈地反对（特别是在对布哈林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评性意见中）那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坏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真理的教条主义体系”的倾向。[1]他同样也反对把历史领域的科学性与自然领域的科学性等同起来的观点。在自然领域内，自然科学能使我们预见到自然过程的发展。因此，只有能抽象地预见社会的未来的历史方法才被认为是科学的。“事实上，事先只能‘科学地’预见到斗争，但是不可能预见到斗争的具体情况，因为具体情况不能不是那些处在不断运动中的力量矛盾的结果，而且任何时候也不能把这些力量归结为一定的量，因为在它们之中，量不断地转化为质。‘预见’实际上只能达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也就是经过某种自觉的努力而对实现预见的‘结果’做出了具体的贡献后所达到的那种程度。”[1]
[1]A.Gramsci,Kritičkebilješkeuzjedanpokušajpopularnogogledasociologije,str.165.
虽然在这方面葛兰西正当地驳斥了机械论的社会发展观，这种观点把社会也看作一个机械因素的合乎规律的组合（这也是许多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的特点），但是事实是，社会的规律-趋势使人们有可能看到某种比“斗争”本身更高的东西，也就是看到从一定的矛盾中产生的那种趋势。
但是，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这一发展中的具体情况的全貌至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看清楚。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本身包含有如此多的偏差和矛盾，资本主义包含有既不能从理论上设想，也不能预见到的因素，这些都最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葛兰西关于文化，特别是关于艺术的思想，同样也是光辉的。在他对于这些问题的考虑中，看来他是反对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的不动脑筋的和宗派主义的，同时又是傲慢的态度的，这种态度把这个时期内所产生的一切都宣布为最高的成就。仿佛社会主义文化能够自动地垄断思想性、进步性和创造性。这就是说，仿佛只要某人自命为社会主义者，某个国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文化活动也就因此而成为现代的最高成就。“如果认为只有‘唯一的’一条进步运动路线，任何新的成就都是在这条路线上积累起来，并成为新的成就的前提，这是严重的谬误。不仅存在多种多样的路线，而且就是在‘最进步的’路线上，也会出现倒退。”[1]
[1]A.Gramsci,Književnostinacionalniživot,Izabranadjela,str.357.参见N.Stipčević,KnjiževniAntonijaGramšija,Beograd1967。
因此，一种认为必须创造新艺术和培养新艺术家的想法，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应运而生。在这方面，也是一种官僚主义心理占了统治地位，这种心理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行政和政治中心的指令和决议来进行创造。写作复制品的专家是可以随心所欲地造就和培养出来的；需要的只是一个从事这种工作的相应的组织。但是，不能够像用机器生产干肉商品那样，按照愿望和指令来培养创作者，因为文化创作需要一定的文化气氛。“为新的艺术而斗争似乎意味着为造就新的有个性的艺术家而斗争，但这是荒谬的，因为艺术家是不能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应当说为新的文化而斗争，即为新的道德生活而斗争，新的道德生活不能不与对生活的新的理解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一直到它成为感觉和观察现实的新方式，从而世界也同‘可能的艺术家’和‘可能的艺术作品’密切地结合在一起。”[1]
[1]A.Gramsci,Književnostinacionalniživot,Izabranadjela,str.353.从这个意义上说，葛兰西关于政治家和艺术家之间总是要存在一定的分歧的想法也是值得注意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任何‘固定的情景’都是先验地反动的，政治家是从运动的产生中来观察整个运动的。艺术家则相反，他必须具有以最终的形态表现出来的‘固定的’情景。政治家所设想的人是现有的人，同时也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应该成为的那样的人；他的工作正是在于引导人们行动起来，让他们走出他们自己目前生活的圈子，以便使他们集体成为有能力达到既定目的，即‘适应’于目的的人。艺术家则必须现实主义地表现在一定的时刻必然‘存在着的东西’，个别地、不随大流地存在着的东西。因此，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政治家任何时候都不会对艺术家感到满意，而且也不可能感到满意，在他看来，艺术家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对时代认识不足。而经常被不断发展的运动所超越。”（A.Gramsci,Književnostinacionalniživot,Izabranadjela,str.356-357）
葛兰西认为，尽管其他的文化也有其价值、意义和成就，唯有欧洲文化从历史的和具体的角度来看是无所不包的。同时他认为，欧洲文化在黑格尔身上和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也就是说，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中达到了顶点。他从这个意义上认为，特别是对意大利人来说，克罗齐的哲学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继续，因而必须批判地加以克服。[1]因此，他特别关心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与历史发展现阶段的文化的冲突中，面临着的任务——继续真正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关于世界和生活的观念，是很不轻松的。
[1]葛兰西的许多篇笔记都是探讨贝·克罗齐的哲学的。他在写这些笔记的时候认为，一本《反克罗齐论》也许会具有当年《反杜林论》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因为“不仅应当清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而且应当让这一遗产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因此也应当清算克罗齐的哲学。这就是说，对于我们意大利人来说，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话，那么我们也是克罗齐的哲学的继承者，克罗齐的哲学今天已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世界因素”。（FilozofijaBenedettaCrocea,Hist.mati.ifil.B.C.,str.230）
在这方面，葛兰西关于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以及关于当时文化生活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关于克罗齐、金蒂雷（G.Gentile）、普列汉诺夫、索列尔（G.Sorel）、德·曼（Deman）、布哈林等人的许多看法和批评性意见，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是十分珍贵的。其所以是珍贵的，既是由于理论上的原因，也是由于所有这些笔记以及葛兰西的整个革命道路最好不过地刻画出一个光辉的和有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是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的形象。这是一个与挑剔别人“过去的错误”的任何做法格格不人的人物的形象[1]，这个形象寻求与聪明人，而不是与庸人讨论，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只有通过自由的创造性的发展，而不是以经院习气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一般的和基本的原则奉为不可移易的规范，才可能是正确的。
[1]在上面引过的书中，有一段话写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某人过去的活动中寻找他曾经犯过的所有错误，以便为了目前的争论的目的而贬低他的声音，这难道是正直的吗？难道人不就是会犯错误的吗？甚至可以说，现在的科学人物不就是通过错误才形成的吗？每个人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一场反对过去和克服过去的斗争吗？”（Bilješkeoekonomiji,Hist.mat.ifil.B.C.,str.319）
二、战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想，除了苏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表现以外，在其他国家中没有比较显著的表现。唯有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表明了某些有必要提到的特点。
早在1920年12月底，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图尔发生了分裂，当时社会党人参加了维也纳国际，维也纳国际在1922年就和重新恢复的第二国际合并了，而共产党人则成立了独立的党。[1]
[1]关于法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更详细的资料，参见PaulLouis,HistoiredusocialismeenFrance,Paris1946,t.izd.1950。
在理论方面，就战后初期法国马克思主义来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研究得不够，更不用说对于作为充分了解马克思的思想的必要因素的其他前提——例如黑格尔的哲学——的研究了。无论萨特、纳维勒（P.Naville）或者列菲伏尔（H.Lefebvre）[1]基本上都同意，当在学校中讲授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为了驳斥它的时候，如果没有黑格尔的传统，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没有思想的工具，这一代人是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
[1]专门涉及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昂·列菲伏尔的《存在主义》（L'existentialisme,1946）和《总数和余数》（Lasommeetlereste,1959），皮·纳维勒的《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Psychologie,Marxisme,Matérialisme,1946）和关于若·波利泽尔（G.Polizer）的文章，萨特的最新著作《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delaraisondialectique,1960），其中收有《方法问题》（Questiondeméthode,1957）一文，这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个时期。另参见以下著作：GérardWalter,HistoireduparticommunisteFrançais,Paris1948;LesCommunistesfrançais,Paris1968;DavidCaute,LeCommunismeetlesintellectuelsfrançais（1914-1960）,Paris1964。
后来所有最有名望的理论家是通过各种不同的道路达到马克思主义的。有一批知识分子（若·波利泽尔〔G.Politzer〕、P.莫昂热〔P.Morhange〕、N.古特曼〔N.Guterman〕、昂·列菲伏尔）在反抗过去和非人道化的斗争中，从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自由观中寻找出路，而萨特则通过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寻找出路，等等。
然而，到30年代初期，形势已经起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共产党的活动，由于世界上发生了以大危机震动全人类的事件，由于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更好的了解，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一种不仅用来解释历史，而且也用来解释自己本身的科学领域的最恰当的思想工具。有才华的心理学家若·波利泽尔写出了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派别的批评性著作[1]，列菲伏尔出版了马克思选集，其中包括了当时还不知道的一些言论摘录。[2]
[1]G.Polizer,Lafind'uneparadephilosophique:lebergsonisme（1929）.
[2]H.Lefebvre,MorceauxchoisisdeK.Marx（1934）.列菲伏尔和古特曼稍后又出版了《黑格尔著作摘录》（MorceauxchosisdeHegel,1938）和《列宁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笔记》（CuhiersdeLéninesurladialectiquedeHegel,1938）。在这个时期内，列菲伏尔开始了卓有成效的政论和理论活动，特别是写了《辩证唯物主义》（Lematérialismedialectique,1939），关于这本书，我们将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代时期的一篇中谈到。
阿·科惹夫（A.Kojève）在1931—1939年间的讲演，对详细地了解黑格尔的哲学做了特殊的贡献。当时听了这些讲演的有萨特、弗里德曼（G.Friedmann）、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费萨德（R.P.Fessard）、伊波利特（J.Hyppolite）等人。除了发表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手稿以及列宁论黑格尔的笔记以外，阿·科惹夫的活动在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本质关系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可见，在法国，3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和得到确认的时期。法国的特点是，一大批最优秀的法国知识分子出于最深刻的理论信念，公开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在当时的形势下，法国的批判性思想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坚持不受意识形态的或政治的见解或利益的支配。
在这方面，法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属于这样一些很少数的人之列，他们可以提到自己在1933-1934年间和1935-1936年间在“新俄国俱乐部”（CercledelaRussieNeuve）中举办了科学讨论和讲座，此后并出版了两本文集。[1]所有的文章也具有向公众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性质，但首先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研究的不同领域。虽然所有这些人都愿意以自己的工作来帮助年轻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科学，宣传苏联的科学成就，但是他们批判地对待苏联的观点，否认科学中的任何政治裁决，否定使科学服从于实际的或意识形态的目的的任何做法。只要读一读索瓦若特对马尔的印欧语言学理论的批评或瓦龙的序言就够了。瓦龙在这篇序言中明确地指出：“苏联科学中最使我们反感的是，它断言必须使自己的研究服从一种既是物质实现的领域，同样又是智力思辨的领域的计划。然而，我们认为：科学可以为自己本身而发展；不应该使科学服从实际需要和利益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会禁止它去广泛研究那些可能以后对整个物质进步时期起决定性影响的问题；同样，也不应该使科学服从意识形态上的命令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会限制科学的理论研究的范围。我们希望科学完全不注重自己的目的，希望它在选择自己的假设时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2]
[1]《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Alalumièredumarxisme）第一卷于1935年出版，第二卷于1937年出版。第一卷包括了J.巴比（J.Baby）、M.柯恩（M.Cohen）、若·弗里德曼、P.拉贝伦奈（P.Laberenne）、J.朗之万（J.Langevin）、R.莫勃朗（R.Maublane）、H.米诺尔（H.Mineur）、Ch.帕兰（Ch.Parain）、M.普雷南特（M.Prenant）、阿·索瓦若特（J.Sauvageot）、H.瓦龙（H.Wallon）的文章，第二卷包括了奥·科尔纽（A.Cornu）、阿·库维利埃（A.Cuvillier）、P.拉贝伦奈、L.普雷南特（L.Prenant）的文章和H.瓦龙的序言。
[2]AlalumièredumarxismeI,Paris1935,str.11-12.
作为这种强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的结果，好几本有关专门科学的重要著作问世了，这些著作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明专门科学问题。[1]从1939年起，在J.朗之万、弗·约里奥·居里（Fr.J.Curie）、H.瓦龙、G.泰西埃尔（G.Teissier）和G.克瓦纽（G.Cogniot）的领导下开始出版的理论刊物《思想》（LaPensée），也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大成果。
[1]特别应该提到的著作有：M.普雷南特的《生物学和马克思主义》（M.Prenant,Biologieetmarxisme,1935），H.瓦龙的《对思维的作用》（Del'acteàlaPensée,1942），马·布洛赫（M.Bloch）的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研究等等。
这一与斯大林主义的观念也已经发生冲突的整个运动，被法西斯的占领粗暴地中断了。苏德条约本身就给了法国共产党的威信以严重的打击。共产党被斯大林的实用主义政策弄得不知所从，而不能克服从形式上把民族的问题和国际的问题等量齐观的看法；它的代表们不懂得在议会中应当向在反法西斯的战线上牺牲的本国的战士致敬，也不懂得法西斯主义是他们的共同的民族敌人。
然而，这只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存在的第二个时期和它被解散后的时期内的特殊发展中的一个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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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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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
一、左派共产党人的理论观点（委员会共产主义）
二、卡尔·科尔施
三、弗兰茨·施特恩贝格
四、亨利克·格罗斯曼
五、麦克斯·拉斐尔
六、《社会研究杂志》学术团体
与卢卡奇在维也纳写作他的哲学论文的同一时期，卡尔·科尔施在德国发表了若干著作，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同卢卡奇的理论意图是一致的，虽然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不如卢卡奇的著作。除了科尔施，与潘涅库克齐名的还有几位著名的左派共产党人，他们由于激烈地维护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不久就同在斯大林领导下不断加强官僚国家主义政权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冲突。
德国在20年代初期经历了革命危机和反革命。右派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曾扼杀了斯巴达克运动[1]，在大资产阶级和德国军国主义所支持的极右的卡普政变[2]（1920年）以后就迅速瓦解了。工人阶级的总罢工（职员们也参加了这次罢工）挫败了这一兵变。在这个时期之后，共产党人的影响日益增加，而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为把共产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联合起来而做的尝试，遭到克里斯平（A.Crispien）、迪特曼（W.Dittmann）、希法亭等人的抵制。第三国际在1920年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加入条件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严格的并且是根据俄国的经验提出的，其原因之一即在于此。集中制的强烈调子以及压制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某些民主传统，不只是产生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俄国的经验，而且同样也产生于当时对欧洲形势的估计。当时的估计认为，工人阶级及其共产党正面临决定性的革命搏斗。只有从这样一些情况以及从第二国际的依然严重地发生影响的不光彩的经验中，我们才能理解，列宁为什么会同意第一条中的提法：“不管整个党在一定时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刊物、党的一切出版机构都必须完全服从党的领导。”或者第二条：凡是加人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不仅“撤销”改良主义者，而且“撤销”中派“在工人运动中所担负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由此还产生了一个几乎是宗派主义的要求：共产国际的这些党必须不仅同改良主义，而且同“中派”的政策完全决裂，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做到（第七条）。第十二条明确断言内战在进一步发展和强化，正是这一假设要求各国共产党的建设必须“尽可能按照集中制的方式”进行，强调“铁的纪律”和领导有很大的权力，尽管在原则上是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同样，还授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大的权力，除代表大会外，执行委员会也可以批准各国党的纲领（第十五条），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和决议对于共产国际各国党来说是具有约束力的（第十六条）。尽管关于这些权力的条文表述得相当谨慎，但这样的表述对于斯大林派后来实行专权来说已经足够了。[3]
[1]1916年以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蔡特金等人领导的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成立了革命组织斯巴达克联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斯巴达克联盟在推翻德皇威廉二世的十一月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在联盟的基础上创立了德国共产党。——译者注
[2]卡普政变（Kapp-Lüüwitz-Putsch）是1920年德国发生的一次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政变，它的直接导火索源自魏玛政府签署了凡尔赛条约。——译者注
[3]参见Die"21Bedingungen"FürdieAufnahmeindieKomintern（1920），引自H.Weber,DieKommunistischeInternacionale,Hannover1966,str.55-62。
然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多数派同人数少得多的共产党依然在1920年10月的哈雷代表大会上实行了合并，此后，独立社会民主党少数派在1922年9月的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
[1]应当提到的是，当时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赞成工人委员会和工厂组织的主张。参见ErnstDäumig,DerRätegedankeundseineVerwirklichung（1920）,RichardMüler,WasdieArbeiterrätewollenundsollen（1919）,KurtGeyer,SozialismusundRätesystem（1919）。
第二年，强大的革命运动就席卷了德国，共产党对这个运动却没有足够的准备。党的中央认为举行总罢工和起义的形势已经成熟，这遭到领导中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保·勒维〔PaulLevy〕、克拉拉·蔡特金等人）因为这个缘故离开了中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特別是季诺维也夫帮助了这个三月行动，希望这能缓和俄国当时十分困难的形势。三月行动完全失败之后，领导中的分化和分歧更为加剧，而保·勒维写了一本小册子，激烈反对奉行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策略[1]，随后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这种尖锐的分歧也表现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勒维的意见，然而，他也不同意当时宣传不惜任何代价发动革命攻势的那些领导人的策略。
[1]PaulLevy,UnserWeg.WiderdenPutschismus,Berlin1921.
两年以后，出现了用革命方式夺取政权的前景，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的军队占领了鲁尔区，随后又发生了物价上涨和生活条件恶化的情况，发生了新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当时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亨·布兰德勒〔H.Brandler〕、P.伯特歇尔〔P.Böttcher〕和弗里茨·黑克尔特〔FritzHeckert〕参加萨克森政府，而卡·科尔施、阿尔本·滕纳〔AlbinTenner〕和诺伊鲍威尔〔Th.Neubauer〕参加了图林根政府）。
利用德国这样的紧张局势，以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还是许多俄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最后的希望，他们把这看成是梦寐以求的国际支持。尽管对于所出现的形势和行动成功的现实可能性并没有统一的评价，共产国际的领导还是对布兰德勒和他的领导施加了压力，要他们举行武装起义。整个行动在物质和干部方面都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但很快就被当局镇压下去。这样一来，战后的一个局势动荡时期随之宣告结束，在这一时期，本来有希望使俄国革命通过把革命扩大到欧洲土地上而得到它当时必不可少的历史性支持，进而有可能扩大为世界革命。
在失败以后，各派之间彼此责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这样做又促使俄国党和德国党的领导的进一步分裂。先是以鲁特·费舍（RuthFischer）、A.马斯洛夫（A.Maslov）、恩·台尔曼（E.Thälmann）等人为首的“左”派接掌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不久这一批人内部又发生了分裂。自那时起，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猖獗起来的同时，德国共产党开始斯大林主义化，压制内部的任何反对派和完全屈从于共产国际斯大林主义化的领导，众所周知，最后产生了惨痛的后果。[1]
[1]除上述文献外，请参见：ArthurRosenberg,GeschichtederdeutschenRepublik,Karlsbad1935；鲁特·费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体并带有主观色彩的著作《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StalinundderdeutscheKommunismus,Frankfurta.M.，第1版1948年于剑桥出版）；随后还有：OsiipK.Flechtheim,DieKPDinderWeimarerRepublik,Offenbach1948;HermanWeber,VonRosaLuxemburgzuWalterUlbricht,BeilagezurWochenzeitung"DasParlament",Hamburg1959,HermanWeber,DieWandlungdesdeutschenKommunismus.DieStalinisierungderKPDinderWeimarerRepublik,Bd.1,2,Frankfurta.M.1969;WernerT.Angress,StillbornRevolution.ThecommunistBidforPowerinGermany,1921-1923.PrincetonN.J.1963;VeraMujbegović,KomunističkapartijaNemačkeuperioduposleratnekrize1918-1923,Beograd1968。关于德国的工人委员会，同样还有几部重要的作品：W.Tormin,ZwischenRätediktaturundsozialerDemokratie.DieGeschichtederRätebewegunginderdeutschenRevolution1918/19,Düsseldorf1954;E.Kolb,DieArbeiterräteinderdeutschenInnenpolitik1918/19,Düsseldorf1962;PetervonOertzen,BetriebsräteinderNovemberrevolution,Düsseldorf1963;VladanPantić,RadničkavećauNemačkoj,Beograd1972。
在战后这个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时期，从俄国革命起，直到后来的动荡，特别是到20年代初，无产阶级的实践把工人、士兵和农民苏维埃作为这样的历史性新事物带到了历史舞台上来，它具有人类解放和觉醒的新阶段含义。
一、左派共产党人的理论观点（委员会共产主义）
这些新的历史经验、第二国际的破产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形成的新形势，在一部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始终包含不同的派别。从激进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一直到社会主义右派和机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更是这样一种状况的样板。一直到大战以前，许多个人不仅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左翼的代表，而且由于具有往往使自己最终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左观点而同运动本身发生冲突。[1]
[1]我们只消提一下约·莫斯特（J.Most）、G.兰道耳（G.Landauer）、尤`博尔哈特（J.Borchardt）、路·米歇尔斯（R.Michels）、保·卡姆夫迈尔（P.Kampffmeyer）、W.威纳尔（W.Werner）、B.维勒（B.Wille）、K.维尔德贝尔格（K.Wildberger）、M.勃拉根斯基（M.Braginski）、R.罗克尔（R.Rocker）、F.卡特尔（F.Kater）等人就够了。
在这些激进派别以及上述形势的影响下，在新建立的共产党内，一部分共产党左派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德国和欧洲面临革命，应当抛弃几乎一切旧的斗争方法，首先是议会主义和工会，而通过工厂组织（Betriebsorganisationen）和作为它们的政治表现的工人委员会，使阶级能够直接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在此以前，任何一派共产党人都未曾如此激进地把工人委员会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革命斗争的策略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1]
[1]在最出名的人物中，不考虑他们的不同使命和以后的命运如何，我们要提到的有：安·潘涅库克、赫·戈尔特（H.Gorter）、奥·吕勒（O.Rühle）、卡·施罗德（K.Schröder）、弗·文德尔（F.Wendel）、弗·沃尔弗海姆（F.Wolffheim）、亨·劳芬博格（H.Laufenberg）、弗·普费姆费尔特（F.Pfemfert）、A.戈尔德施坦（A.Goldstein）、弗·荣格（F.Jung）、E.米扎姆、B.赖辛巴赫（B.Reichenbach）、A.施瓦布（A.Schwab）、H.瓦格纳（H.Wagner）、M.赫尔茨（M.Hoelz）、K.罗克尔（R.Rocher）、J.克尼夫（J.Knief）、J.阿佩尔（J.Appel）、K.普莱特纳（K.Plätner）等人。
由于上述不同立场，德共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德共在1919年10月在海德堡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整个地把党的一些组织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此后，被开除组织的代表于1928年4月组织了新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开始时，在这个新党内，影响最大的是潘涅库克、戈尔特、吕勒和施罗德四人。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新党在它的纲领中明确地把自己的基本主张同当时其他的共产党和社会党区分开来，而这同时又是同潘涅库克的理论观点相吻合的：“委员会思想（Rätegedanke）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时期处于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中心地位。委员会思想现在在群众意识中所引起的或强或弱的反响，是衡量社会革命发展程度的尺度。在一定的革命形势范围内，争取使革命的工厂委员会和政治工人委员会得到承认的斗争始终会成长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资本主义专政的斗争。委员会思想构成这一革命斗争的真正的政治轴心，按照历史的必然性，这一革命斗争的目标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制度，从而也反对这一制度的政治表现形式——资产阶级议会制。委员会制还是议会制？这一问题具有世界历史意义。要么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要么陷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泥淖。在德国现在这样的一派革命形势下，参与议会制不仅意味着破坏委员会思想，而且意味着使处于衰败中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世界起死回生，从而或多或少地像所希望的那样阻止无产阶级革命。”[1]
[1]ProgrammderKommunistischen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KAPD），引自文集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320。
在工会问题上，这一纲领的立场，与我们已经在左派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特别是潘涅库克那里所看到的一样。《纲领》认为，在这个新的革命时期，工会具有十足的反动性质，无法从内部对这种性质加以革命的改变。“工会的革命化绝不是任何个人的问题。这些组织的反革命性质在于它们特有的结构和它们的体系。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只有摧毁工会才能开辟一条在德国推进社会革命的道路。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需要的是别的组织，而不是这些僵化的组织。”[1]
[1]ProgrammderKAPD,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321.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纲领特别强调希望实现一个最高的革命纲领，它在政治方面宣布：政治上和经济上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国家，首先是同苏维埃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解除资产阶级、警察、军官的武装，同时把政治上组织起来的革命工人武装起来并创建红军；解散各级议会和市政委员会；建立工人委员会，作为立法和执行机构；选举一个德国中央委员会和德国委员会代表大会（Rätekongress），作为委员会德国（Räte-Deutschlands）的最高立宪机构；将报刊交给地方政治委员会领导下的工人，废除资产阶级司法机构，建立革命法庭；由相应的无产阶级机构接管资产阶级的法院和公安机关。[1]
[1]ProgrammderKAPD,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325.
《纲领》还规定，由共和国-委员会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没收超过一定数额的财产，等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除了组织激进的、共产主义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之外，德国其他激进的左派团体还组成了两个组织，这两个组织不具备党的性质，而是径直在劳动所在地点、工厂和其他经济组织中把具有革命情绪的工人联合起来，并对各种类型的党持否定态度。第一个这样的联合建立于1919年12月，称“德国自由工人联合会（工团主义者）”[FAUD（S）〕，它通过R.罗克尔在许多方面奉行克鲁泡特金（P.Kropotkin）和兰道耳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样，1920年2月在汉诺威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会“德国工人总联合会”（AAUD），在该联合会中，卡尔·贝克尔（KarlBecker）和卡尔·罗赫（KarlRoche）的影响最大。这个联合会同第一个工团主义联合会不同，它坚持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同新建立的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联系较多。然而，在所有这些组织之间以及在它们各自的内部，存在许多相对立的意见、争论和不和，因而不断地经历危机、冲突和分裂。[1]到30年代，这些团体多多少少都垮了，正是从这些团体中涌现出一些人，他们后来在30年代初极其深刻地理解德国的情势，准备适应纳粹统治下的地下斗争条件。[2]
[1]所有这些组织以及在各级的一些个人和小组，都出版自己的杂志，我们只把其中一些最著名的提一下：《行动》、《自由工人》、《斗争之声》、《阶级斗争》、《共产党人》、《统一阵线》、《共产主义工人报》、《共产主义工人》、《光芒》等等。其中的许多杂志寿命都很短，但是有些杂志，例如尤·博尔哈特出版的《光芒》，从1913年出到1919年，弗·普费姆费尔特出版的《行动》，从1911年出到1930年。
[2]关于这些问题，除某些上面提到的书籍外，参见以下文集和著作：A.Pannekoek,H.Gorter,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Frankfurta.M.1969;WilfriedGottschalch,ParlamentarismusundRätedemokratie,Berlin1968，以及已经提到的文集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在著作中，特别要指出的是HansManfredBock,Sy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MeisenheimamGlan1969;OlafIhlau,DieRotenKämpfer,MeisenheimamGlan1969。
在最有力地表述这些左派团体和组织的基本原则或者由于自己的理论活动而留下了比较重要的影响的人士中，应当特别指出安·潘涅库克、赫尔曼·戈尔特和奥托·吕勒。在他们中间，从理论上说，潘涅库克是最重要的人物，本书前面已用了较多的篇幅谈到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在关于世界革命和共产主义策略的文章中，尤其极其有力地表述了激进左派观察和解决当时的问题的原则。在这个时期，潘涅库克还发表过其他几篇短文，对这些革命力量以及自己的朋友戈尔特产生了影响。例如，他在《新布朗基主义》（1920年）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论点，认为不能用党和领袖的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专政，西欧的情况同俄国有根本的不同。潘涅库克认为，资本的权力的根源在于资产阶级文化对人民的统治，只有通过长期和顽强的工作和斗争才能战胜资产阶级文化。“因此，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必须在自身中战胜的反抗，要比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文化，具有促进革命的共产主义传统的东欧新国家大得无可比拟。群众深深地尊重资产阶级法律制度，这可以从他们面临恐怖主义的叫嚣时感到恐惧、相信一切谎言、对自己的措施犹豫不决的表现中明显看到。”[1]对于潘涅库克来说，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应当推迟革命，而是意味着，在西方，革命不能仅仅依靠坚定的少数人。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和有害的。“关于革命少数，关于党的共产主义专政的学说，在这里意味着低估敌人的力量，低估必要的宣传工作，这必然会导致最严重的倒退。革命只能来自群众，只有靠群众来实行。”[2]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于潘涅库克来说，由此产生的是，必须广泛地建立工厂组织和工厂委员会，放弃只停留在资产阶级制度范围内、只注重领袖的作用而不注重工人阶级直接影响的作用的议会制和工会，这特别对建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和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那些左派有影响。
[1]A.Pannekoek,DerneueBlanquismus，见A.Pannekoek,H.Gorter,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Frankfurta.M.1969,str.121。
[2]A.Pannekoek,DerneueBlanquismus，见A.Pannekoek,H.Gorter,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Frankfurta.M.1969,str.121。
列宁首先对这些观点做出了反应，他写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文章，这使得俄国布尔什维克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一流派的分裂越来越严重。这一派的第二号重要人物、潘涅库克的好友和战友、荷兰著名诗人和争取工人阶级胜利的最无私的战士之一赫尔曼·戈尔特（HermannGorter,1864-1927），对列宁的这篇文章做了直接回答。他原先研究古典哲学，写了关于埃希尔的论文而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于19世纪90年代末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SDAP），很快就同潘涅库克和R.霍尔斯托夫（R.Holstov）一起成了聚集在《论坛》周围的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他由于自己所持的观点，于1909年与他的志同道合者（论坛派）一起被开除出党，并与他们一起建立社会民主党（SDP）。大战时，在1916年的欧洲左派齐美尔瓦德会议上，他同其他同志一起支持布尔什维克。在此以前，在西欧的社会主义人士中间，他是以他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文章，特别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介绍而出名的。[1]尽管这篇介绍写得很通俗，但它还是反映了戈尔特始终坚持的某些观点，首先是他非常强调历史进程的主体，而不那么强调规律性，并且指出群众自发性的重要性。戈尔特以及上述整个集团兴高采烈地欢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行动。然而，不久就发生了分歧，首先是在对欧洲的局势的估计和共产党人应采取的策略方面，其次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状况方面。
[1]H.Gorter,DerhistorischeMaterialismusfürArbeitererklärt（1909）,H.Gorter,DerImperialismus,derWeltkriegunddieSozialdemokratie（1915）,H.Gorter,DieWeltrevolution（1918），以及反对荷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文章：DerOpportunismusinderniederländischenKommunistischenPartei（1921）。
戈尔特与潘涅库克一样，认为欧洲的局势与俄国的局势有本质的不同，他的基本观点表现在建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时所主张的反议会和反工会的策略上，他立即写了一封篇幅像整整一个小册子的公开信来回答列宁。戈尔特认为，列宁过分从俄国的情况和经验出发来观察形势。然而，欧洲同俄国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欧洲农民本来在人数上就比俄国和亚洲的农民少得多，在本质上又是反对革命的。欧洲有发达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它面对资产阶级，不像在俄国那样，是弱小的哥利亚面对强壮的大卫，而是巨人面对巨人。因此，领袖和政治组织的作用就比较小。此外，议会和工会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策略工具在发挥自己的作用。欧洲正面临革命，为此，需要的是党和领袖所不能代替的群众性行动。因此，诉诸议会制和工会的策略，基本上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在戈尔特看来，列宁和第三国际就奉行这种机会主义的策略，而第三国际没有必要处于俄国共产党人的占主导地位的影响之下。革命必须首先依靠工人委员会，依靠工厂组织，而工厂组织又通过自己的代表建立各个地区以及全国的组织-委员会。工人阶级在欧洲不可能指望得到其他阶级或集团的援助。革命必须通过自己的群众性的委员会组织求得胜利，而这些委员会也是未来的经济管理机构和政权机构。因此，宣传和对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在当前是极其迫切的，而不是像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认为的那样，已是过时的事。戈尔特认为，正如布尔什维克1903年，或许还在创办《火星报》时期之前那样，他们在欧洲正处于开始建立一个懂得应用这些原则的坚强而又明确的革命核心时期。戈尔特写道，因此我们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仍然是人数不多的，因为工人运动还受机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强烈影响，因此还是软弱的。要是因此而指责我们是小团体，我们就得说，你们的布尔什维克运动一度也是人数不多，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却因此而是纯洁和强大的。因此事实上我们这里宣传“纯粹的”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于俄国，是极其必要的。“因此，在这里，在西欧，有谁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想达成妥协，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结成联盟，简言之，有谁想在这里，在西欧实行机会主义，那他就是沉迷于幻想，而不是讲究实际，他就是在欺骗无产阶级，他就因此（我在这里使用你们对待阿姆斯特丹委员会的同一个字眼）背叛了无产阶级。而这对于在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同样是适用的。”[1]
[1]H.Gorter,OffnerBriefandenGenossenLenin,iz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488.
戈尔特承认列宁出色地懂得领导俄国无产阶级沿着曲折的道路走向胜利。但是，西欧的无产阶级却只能沿着笔直的明确的道路走向胜利。最后，戈尔特把自己的观点归纳为七点：“1.西欧革命的策略必须完全不同于俄国革命。2.因为无产阶级在这里是孤单的。3.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举行革命，反对其他各个阶级。4.因此，无产阶级群众的意义相应地大于俄国，领袖的意义小于俄国。5.因此，这里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拥有最精良的革命武器。6.鉴于工会是有缺陷的武器，必须予以替换，使之变为工厂组织，而工厂组织将联合成联合会。7.鉴于无产阶级必须靠自己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搞革命，无产阶级必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大大提高自己。因此，在革命中不采用议会制为好。”[1]
[1]H.Gorter,OffnerBriefandenGenossenLenin,iz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489.
戈尔特深信他们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行动中的社会主义阶段。[1]因此，他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战斗组织》（1921年）的文章中，试图解决欧洲当时局势的这个基本问题。他认为，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当时局势的本质，而这就是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在戈尔特看来，这种分析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欧洲多数地区已经破产。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的目标必须是直接指向革命。他认为，俄国革命的目标是指向党和领袖的专政，而这在欧洲是不予考虑的。在欧洲，必须由作为最强大和最革命的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来实行专政。“如果在这里已经产生了这么些严重的后果之后，现在还要在这里奉行俄国的党和领袖专政的策略，那么这不再是愚蠢，而是犯罪了。是对革命犯罪。”[2]
[1]在论荷兰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的文章中（1919年写，1921年发表），他写道：“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空想。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按照科学发展的阶段——从1847年，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发表这一年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这一年开始了第三阶段：作为行动的社会主义。第一号事实是第二阶段的结束。第二号事实是发现实现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形式：苏维埃、工人委员会。这些形式在工场、工厂里产生并推广到全社会。自下而上地把整个经济和政治的权力交到劳动阶级的手中。这是绝对的权力，是专政。它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摒弃旧国家，并终将‘消亡’，过渡到不再承认任何领导的新社会。”（H.Gorter,DerOpportunismusinderniederländischenKommunistischenPartei,引自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292-294.）
[2]H.Gorter,DieKlassenkampf-OrganisationdesProletariats，引自A.Pannekoek,H.Gorter,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str.230。
在组织和策略方面，戈尔特不像吕勒走得那么远，吕勒在当时就已经完全不想要政党，而戈尔特则认为——正如我们从他给列宁的信中所看到的——当时无产阶级需要的是一个小的、自觉的、“纯洁的”党，它将为无产阶级提出忠告，采取行动，但是不谋求实行自己的专政。戈尔特把自己关于党的看法同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建立群众性的党的主张，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谴责任何政治组织的做法对立起来。鉴于当时工团主义和联合主义的愿望颇为强烈，戈尔特在自己的文章中得出结论说：“工人们，就是在现在，请你们在这一点上，总而言之在这一点上来看看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不要任何党的联盟的那些盟员（诸如联盟的东萨克森诸州、诸如奥托·吕勒和普费姆费尔特等人）的愚不可及吧。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只允许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具备深刻的和高度的认识，这一点你们能够否认吗？工厂组织始终会有一大批是机会主义的、个人主义的、空想的和发展不足的，这一点你们能够否认吗？不能——也就是说工厂组织本身是否永远不可能举行和领导革命？不能。”戈尔特最后从这一意义上归纳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左派”追求的是：“1.把所有工人，把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包括进联盟。2.把最觉悟的工人吸收入党。3.联盟和党保持团结。而党的目标是：实行阶级的、无产阶级本身的专政。”[2]
[1]H.Gorter,DieKlassenkampf-OrganisationdesProletariats，引自A.Pannekoek,H.Gorter,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str.241。
[2]H.Gorter,DieKlassenkampf-OrganisationdesProletariats，引自A.Pannekoek,H.Gorter,OrganisationundTaktikde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str.244。
这样，在戈尔特以及他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志同道合者与布尔什维克及他们在德国共产党内的追随者之间，发生越来越大的分裂和冲突。戈尔特还进一步认为，俄国革命将首先由于农民群众占压倒优势而遭受失败，党的领导对农民必然会奉行调和的和机会主义的政策。戈尔特认为，通过镇压喀琅施塔特起义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党的官僚按照越来越违反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方式在领导国家。尽管在当时[1]他认为，还不是毫无希望了，戈尔特还是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施罗德一起，坚决致力于组织新国际，因此党的队伍也发生了分裂。尽管有许多人不同意，施罗德集团于1922年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除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德国派外，就只有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他们宣布成立新的共产主义工人国际（KAI），它所持的立场基本上就是我们已经谈到的潘涅库克和戈尔特的观点。由于它的成员有限[2]，反对它的人称它为第三个半国际，而它本身在1924年11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即停止存在。
[1]参见H.Gorter,DieMoskauerInternationale（1922）。
[2]在1922年10月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除了上述集团外，出席的还有俄国、保加利亚的左派共产党人代表，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Pankhurst）作为英国左派的代表拍发了贺电，此外出席的还有德国工人总联合会的代表以及阿姆斯特丹小组。
当时的左派团体和运动经常存在摩擦和分裂，戈尔特的身体也垮了，加上对俄国和欧洲的某些事态做了不正确的估计，凡此种种，导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解体，使得戈尔特于1927年在从瑞士休假回国前往布鲁塞尔途中过早地去世。尽管戈尔特作为一位理论家不如潘涅库克出色，但是由于他强调欧洲情况有别于俄国情况的特殊性，特别是他强调工人委员会的思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成了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以及为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而奋斗的伟大战士和最无私的战士之一。
还有一个人以自己的活动和文章在这个时期留下踪迹，在评价当时的局势时更加激进而又更为片面，这个人就是奥托·吕勒（OttoRühle,1874-1943）。吕勒早在1915年就显示了他的激进态度，那一年，他作为德国社会党的议员第一个支持李卜克内西投票反对战争贷款。1915年3月，他出席了李卜克内西和梅林在威·皮克那里的会晤，这次会晤决定出版《国际报》，该报只出了一年。但是，他同罗·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梅林、皮克（Pjeck）、约吉希斯（L.Jogiches）等人因此成了“国际派”发起人，这一派后来被称为“斯巴达克同盟”。在十一月革命中，吕勒曾担任德累斯顿工人士兵革命委员会主席，但是他不久就放弃了这一职位，跟自己的志同道合者在一起，因为他认为这场革命越来越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
吕勒属于后来建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那批人，他同戈尔特、弗·荣格、J.阿佩尔、米·施罗德一起，曾就左派共产党人与第三国际的关系问题，在莫斯科同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进行谈判。然而，吕勒通常由于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当面临十分复杂的历史局势，往往不能够“纯粹地”和毫不妥协地去解决的时候，毫不妥协的立场便是个人的强点和弱点了），而在上述左派共产党人中间不久就走得最远。这从他1920年写的《革命不是党的事业》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他尖锐地批评德国共产党，在他看来，德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一个机会主义的议会党，而不是革命党。而“革命绝不是党的事业。所有三个社会民主党（吕勒指德国共产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犯有想入非非的毛病，因为他们把革命看成自己党的事业，而把革命的胜利宣称是自己党的目标。革命是整个无产阶级的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只有作为阶级的无产阶级才能把革命进行到胜利。其他一切都是迷信、蛊惑和政治骗术”[1]。吕勒当时还是支持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因为他认为，该党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它正致力于建立革命的工厂组织，宣传工人总联合会，以此增强群众的相信自己的信念，而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成为革命的心脏和头脑。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革命委员会、革命的委员会代表大会、革命的政府-委员会，一句话，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委员会专政（Rätediktatur）。[2]
[1]OttoRühle,DieRevolutionistkeineParteisache，引自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334。
[2]参见O.Rühle,DieRevolutionistkeineParteisache，引自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rschaft,str.337。
然而，吕勒不久就采取了在许多方面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立场一致的极端激进立场：否定一切党，谴责布尔什维克实行党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的专政，谴责布尔什维克遏制苏维埃的建立和不让苏维埃发挥作用，而这一切导致了革命的失败。第二年，1921年，他在《组织的基本问题》的文章中写道，“党和工会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从革命前时期继承下来的组织”[1]。党具有资产阶级的出身，因此它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的实质在组织上的特点是集中制”[2]。
[1]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396。
[2]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398。
吕勒特别批评任何党的集中制这一因素，认为它导致群众和阶级的消极，在革命形势下导致失败。吕勒强调，与此相同的是，领袖们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由于生活水平超过工人的工资而越来越具有资产阶级的心理状态。集中制使他们变成了从事管理、坐机关的人，而不是成为战士。“因为是官员，而不是无产者，他们被委派到无产阶级革命中来，没有什么东西内在地把他们同这场革命联系在一起。”[1]
[1]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400。
同潘涅库克和戈尔特不同，吕勒始终坚持自己的激进的逻辑，他认为，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功地领导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因为“党和工会这样的绝对集中制的组织，一旦夺取国家政权，就会按其内部的必然性走向官僚主义。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党如果想保持掌权，它必须立即用可靠的人来占据所有重要岗位。它从自己的队伍中挑选它认为可靠的人，也就是它认为是革命的人。这些人就成了党的头目，政权的头目，而国家政权事实上只不过是设计得精巧的党的权力而已”[1]。
[1]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402-403。
由于这样一些观点，吕勒早于其他人尖锐地批评苏维埃新政权是官僚主义政权，在他看来，这是党的统治的可以理解的结果，因为一个“集中制的党，即便满怀最诚实的愿望，决不可能建立委员会。它事实上陷于官僚主义。它生存在官僚主义之中并且因官僚主义而存在。俄国有委员部官僚。是它们在统治。俄国没有任何委员会制度。在政权的前所未闻的恐怖下根据党的名单公开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决不是革命意义上的委员会。它们是充当布景的委员会。它们是一场政治骗局。俄国的全部权力掌握在官僚这个委员会制度的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1]。
[1]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403。
吕勒接着说，无产阶级的自治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前提必须在于委员会制，因为“没有委员会，就没有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共产主义。党的专政是官僚的统治，是委员的专政，是国家资本主义，是更为恶劣的剥夺和奴役”[1]。
[1]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403。
因此，在吕勒看来，不存在比党更大的妨碍革命的障碍和困难，不存在比党更大的委员会制度的反对者。因此，吕勒由于自己的激进主义而几乎同他自己当时甚至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所有朋友发生冲突，但是同当时对党和布尔什维克持批判态度的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激进主义是以本质上马克思主义的前提——自由生产者的联合、委员会和自治为基础的。吕勒认为，只有“扎根于工厂，彻底克服了党的性质，消除了对党的一切依赖，在自己的建设中尽可能体现委员会制度”[1]的那些组织才能做好建立委员会的准备。
[1]O.Rühle,GrundfragenderOrganisation，引自H.M.Bock,SundikalismusundLinkskommunismusvon1918-1923,str.404。
吕勒在他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文章中总结了自己的所有这些看法，他毫无保留地摒弃党、工会和议会制，而把无产阶级整个斗争组织以及嗣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置于工厂组织和委员会制度之上，这一制度建立在代表原则和对代表的限权委托的基础之上，直到委员会代表大会。工厂组织是按照联邦制，而不是按照集中制的方式建立的，工厂组织在自己的活动方面完全独立自主，不受任何外界意见的影响。全体代表一律选举产生，随时可以撤换，因为他们受到群众的经常监督。[1]在吕勒看来，“委员会制度是与阶级斗争的性质和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组织。当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接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机器，而必须找到自己的形式来贯彻自己的革命意志的时候，那么，有了委员会组织，这项任务就解决了”[2]。吕勒举巴黎公社和俄国的苏维埃为例，向工人阶级说明，应当如何进行作为无产阶级现象的革命。在吕勒看来，争取建立委员会的斗争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必须首先在无产阶级最强大的地方——在工厂和车间赢得这一斗争。由于存在现代化的军事组织，首先夺取政权的旧策略几乎是行不通的。斗争必须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开始建立委员会的第二个阶段。为建立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而斗争，不可能是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妥协，而是由工人阶级完全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剥夺资产阶级的权力并掌握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设共产主义共同体，从而开始委员会制度的第三个阶段。经济按照新的原则加以指导和组织，实施新法律是制定这些法律的人的事，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合二为一，而“这种有广泛基础并加以建立的机构将是委员会制度（dasRätesystem）”[3]。
[1]应当指出的是，不仅吕勒，而且还有其他许多个人以及工人委员会和联合会的代表，当时都曾设想过社会主义制度下从工厂或车间的基层委员会，经过地区委员会、整个共和国一级的生产部门委员会，直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或委员会代表大会的建立、行使职能和管理。
[2]O.Rühle,Vonderbürgerlichenzu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Berlin-Wilmersdorf1970,str.63（第一版发表于1924年）.
[3]O.Rühle,Vonderbürgerlichenzu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Berlin-Wilmersdorf1970,str.68.
就这样，吕勒以其明确而激进的态度表述了共产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之一，同时是经济的和政治的委员会组织，或者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自治组织，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保证。“社会主义时代的组织上、行政技术上、社会形式上的理想的实现就在于委员会制度本身。社会主义是与委员会制度一起共存亡的。”[1]
[1]O.Rühle,VonderbürgerlichenzurproletarischenRevolution,Berlin-Wilmersdorf1970,str.72.
除了当时许多不那么出名的左派共产党人外，跟潘涅库克和戈尔特一样，吕勒恰恰是由于他主张把“委员会”（Räte）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和含义，看成是衡量人们希望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个制度的根本标准。吕勒由于釆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而在当时必然置身于工人阶级斗争的主流之外，这种立场在涉及政治活动的时候，往往是片面性的标志。委员会组织和通过这些组织进行斗争的观念，当时是只有个别人能够遵奉的理想观念。传统的党和工会以及有布尔什维克的崇高威望做支柱的新共产党，还是吸引了大多数无产阶级。
然而，吕勒始终忠于自己的观念。除了上述政治理论活动外，吕勒还很重视教育问题。早在大战前，他就写过几部篇幅不长的关于民众学校和社会主义教育的著作。战后不久，他写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学大纲的宣言，他主张进行反权威的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本着自由、自主、真理和团结的精神进行教育。吕勒在自己这一观念中，同时还运用了自己关于委员会的立场，认为经由劳动进行教育，而这意味着经由劳动组织进行教育，是教育带根本性的一个方面，因此，工厂委员会同时也就是教育委员会。[1]后来，他还出了一部三卷本的论述欧洲革命的书以及卡·马克思传，这本传记是后来采用精神分析和精神社会学方法来理解马克思的一切尝试的先驱。[2]他侨居国外，到了墨西哥，在那里，他甚至成为调査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指控的真实性的杜威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同托洛茨基进行了长时间的论战性谈话和辩论。在晚年，他在墨西哥甚至成了一位公认的画家，取名为卡尔洛斯·蒂莫内罗（CarlossTimonero）。
[1]参见O.Rühle,ErziehungzumSozialismus,EinManifest,Berlin1919;DasKommunistischeSchulprogram,Berlin-Wilmersdorf1920。
[2]O.Rühle,DieRevolutionenEuropasI-III,Dresden1927;O.Rühle,KarlMarx,LebenundWerk,Hellerau192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左派共产党人的理论观点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不是没有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混乱的和宗派主义的，正如共产主义运动直到今天出现的情况一样。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并非总是有理由的，我们对这种情况却是可以理解的。形势极其复杂。俄国的十月革命使人产生希望，群情激昂，而事件又只是一再证明存在革命的形势。另一方面，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瓦解还只是不久前的事，还不能使群众接受全新的革命政策。而附加的困难又恰恰在于：在这样一个暴风雨般的时期，不可能一下子找到最适宜的道路和组织形式。对形势的估计，即使在一个党内或一个组织内，也往往是极其不同的。如果再考虑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竭力想摆脱令人难堪和苦恼的孤立，从而对某些估计和行为施加了影响，那么出现这种混乱局面就更是可以理解的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对于德国形势的特殊性往往缺乏足够的谅解，德国的形势是不能用俄国的标准来衡量的。同样，德国的左派激进分子方面对于一筹莫展的俄国的形势，对于列宁所实行的转变和采取的某些措施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谅解，因为列宁的转变和采取的措施不是原则问题或者放弃原则，而是为了挽救革命而做的必不可少的暂时退却。在情绪激昂，革命力量准备进行坚决的战斗的年月里，这一切不可能得到合理和透彻的阐明。
因此，同样也很明显，为什么许多左派共产党人当时对力量对比做出几乎是赤裸裸的公式化的估计，抛弃在此以前已表明是不适合革命的旧方法，只依靠阶级的革命组织。但是，如果说某些估计，特别是对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努力的估计是片面的、抽象教条的，那么，这种估计又表明，对某些现象（例如，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加强、党的垄断和管理的危险性、委员会的削弱等等）所做的片面的、激进的批判阐述，对于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往往也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只是表明，如果不容许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批判性的对话，甚至开展激烈的论战，如果社会中缺乏深刻的民主关系，要进行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设想的，因为在社会中必须让关于解决至今没有历史先例的新的历史过程的可能性、道路和方式的不同估计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一缺点使俄国革命被埋葬在斯大林的非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和恐怖统治之中了。
当时的左派共产党人立下了巨大的历史功绩，因为他们在当时就一再提醒人们注意这些危险，同时他们又极其清楚地和十分激进地提出了工人委员会问题、自由生产者的联合问题，并把它置于自己的考虑和行动的中心。列宁在罗莎·卢森堡死后曾写道，她在许多问题上犯过错误，但是她过去是并且仍然是山鹰！对于“委员会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我们也可以说同样的话。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今后斗争的时机和策略的评价上，肯定是犯了错误的。但是，由于他们提出了委员会的观念，把委员会视为工人阶级的根本组织形式，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础，他们从根本上预告了决定性的历史斗争。后来，在斯大林的第三国际的实践中，这一点完全受到排斥，以致在经过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一系列的共产党或社会党以及工人群众不了解社会主义的这个根本原则和准则！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的意识中即便今天也仍然充满了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偏见。因此，当时的左派共产党人的伟大之处和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们如此突出地强调了委员会原则。
二、卡尔·科尔施
在力图从理论上超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概括这一历史实践的成果，并且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新问题和解决办法方面，卡尔·科尔施（1886-1961）在德国的这个时期内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在1919年写的关于“社会化”问题的首批文章中，他就明确地指出“社会政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国家化”之间的区别，认为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工人委员会的建立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意义所在。科尔施主张实行“工业自治”，实际上是主张由参加生产的人掌权和管理生产过程，他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绝不是同一码事。对于我们来说，国家化只是社会化的一种形式。社会化的所有形式只有其结果起到了我们认为是‘工业自治’的那种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作用，我们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化’”[1]。
[1]K.Korsch,Wasistsozialisierung?引自K.Korsch,SchriftenzurSozialisierung,Frankfurta.M.1969,str.38。
科尔施当时就假设，在社会主义的第一时期需要一种“自上而下的监督”，需要由社会有计划地指导生产，这种指导可以具备不同的形式，甚至国家的形式，但是重要的是辅之以“自下而上的监督”。国家化本身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含义所在。而“这两个今天会导向社会化的要求，即自上而下的监督（经过整体）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经过直接参与者），相互可以可靠而又迅速地实现的”道路，“是今天人们提得很多，却很少被理解的‘委员会制度’（Rätesystem）”。[1]科尔施完全正确地认为，只有把社会建设成为委员会制度的社会，才能避免始终还是政治的社会主义社会发生的深刻冲突和分裂。
[1]K.Korsch,DieSozialisierungsfragevorundnachderRevolution,SchriftenzurSozialisierung,Frankfurta.M.1969,str.54.同样参见以下论文：DassozialistischeunddassyndikalistischeSozialisierungsprogram（1919）,GrungdsätzlichesüberSozialisierung（1920）,SozialismusundsozialeReform（1920）。
科尔施在关于工人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的著作中表明，他是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真正实质和新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为数很少的人中的一个。科尔施尖锐地强调作为阶级权利的权利的性质，认识到资本主义随着自身带来的在程度上进一步的自由，同时他激烈反对维伯夫妇（B.Webb和S.Webb）的费边主义观点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大裁判官”考茨基，反对他们认为不必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观点。科尔施认为，他们强调工人参与生产组织的权利，即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所特别推崇的那种权利，却看不到这种现象的真正界限。“然而，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的国家里，所有这种参与的权利（Mitwirkungsrechte）都有其不可逾越的界限；这些权利任何时候都不能发展到超过资本家阶级赢利的利益所能容许的程度。这就是说，如果工人把这些权利理解为某种比取得据点以准备最后的斗争更多的东西，那么这一切所谓参与的权利实际上仅仅是一块帷幕，它可以如此长期地掩盖资本家对‘劳动共同体’的专政，一直到资本家由于客观关系的缘故最终不得不抛弃这块帷幕而公开地实行自己的阶级专政的时候为止。”[1]
[1]K.Korsch,ArbeitsrechtfürBetriebsräte,Berlin1922,str.37.
在这本书中，对于工人参与产品销售、协作等等，一直到委员会的最新形式的出现（这里指的是参与对生产本身的管理）的问题的发展，科尔施也提出了有意思的历史分析。他同样也尖锐地批评了玩弄这种革命权利的做法以及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手腕，认为这个党善于在战后时期使所有这一切革命努力都变成战前时期社会改良主义古玩店的无害的玩具。[1]
[1]K.Korsch,ArbeitsrechtfürBetriebsräte,Berlin1922,str.63-64.
科尔施看到了这个问题的历史意义。这就是说，“工厂委员会不再仅仅是工会在现存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内部，为保持‘佣工’的生活地位进行斗争的‘辅助机关’，而是工会在工厂中，进而在工业部门中扎根的一个‘前哨’，这些工厂和部门今天还掌握在阶级敌人的手里，必须通过革命斗争从这个阶级敌人那里把它们夺过来，交给经济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监督并最终地进行统一的管理”[1]。
[1]K.Korsch,ArbeitsrechtfürBetriebsräte,Berlin1922,str.69.
科尔施强调指出，委员会制度只是在无产阶级的俄国宣布实行，尽管还没有达到俄国的《劳动法典》所规定的那种程度。科尔施认为，在俄国，至少是为实际实现真正的苏维埃制度做了可敬的尝试，并认为，当世界革命容许俄国无产阶级彻底完成自己已经开始的事业时，这种制度才会完全实现。
在所有其他的国家里，整个这一革命潮流再次被引人最普通的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因此，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身来夺取政权，清除自己队伍中的改良主义者，意识到自己的作用以及委员会制度的意义。“在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特点的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内，在整个经济、在各个经济部门和每个单独的工厂进行的长期的、艰苦而持久的斗争中，将会实现建立在巩固的‘工业民主’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宪法，从而逐步实现使国家政权替自己服务的无产阶级的真正的委员会制度。”[1]
[1]K.Korsch,ArbeitsrechtfürBetriebsräte,Berlin1922,str.104.
工人委员会以及作为无产阶级社会组织的新形式的整个委员会制度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因此，列宁对俄国革命经验进行的理论概括和分析以及对苏维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强调，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在理论上相当明确和深刻地提出社会主义问题，不仅把它作为一个新阶级的政权问题，不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而且也作为社会关系改造的时期，他就必然会得出列宁早已明确强调过的，卢卡奇、科尔施以及其他许多人所维护的那些结论。
除了这部著作以外，科尔施还发表了某些篇幅较小的哲学著作和文章，在这些著作和文章中，他和卢卡奇一样，致力于克服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严重的停滞。
科尔施的努力同样缺乏完整性，他做了较多的探索、推测和假设，研究应当采用什么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整个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在这种努力中，科尔施自己也没有得出明确的答案。一方面，他看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社会和意识形态进行出色的批判的观点。由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产生了某些动摇。科尔施在一段话里面认为，资产阶级理论家和半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以为马克思主义要建立新哲学以代替旧哲学，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以代替旧的历史编纂学，同样还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国家、社会学等等的新学说，他们的这些推测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很少要求这一点，正如它所表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很少主张提出新的‘国家’和新的‘国家制度’来代替目前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及其所有的各个成员一样。卡尔·马克思不是这样做，而是把‘批判’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人文科学’，一句话，批判整个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目的，——而且他正是像以无产阶级的观点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去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1]
[1]K.Korsch,DerStandtpunkt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1922），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21。
尽管科尔施清楚地看到，关于哲学和科学“不偏不倚”的理论根本是一种幻想，尽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其最初阶段必然以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人类的意识和意识形态发展中的每一个比较激进的转折一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但是仅仅停留在批判上，这在现代的发展中必然意味着落后。
科尔施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还维护一种激进的观点，认为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统一的批判整体，因此，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由详尽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科学或社会学”所“补充”的看法，是错误的和虚幻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不需要这种补充，同样也不需要某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或‘数学’。”[1]
[1]K.Korsch,DerStandtpunkt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1922），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25-126。
因此，他实际上常常把哲学论题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整个历史辩证法的综合的论题，这种做法类似于卢卡奇的主张。[1]
[1]例如，在同沃尔特曼（L.Woltmann）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论战时，科尔施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作为对‘社会历史’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理解有别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那种唯物主义”。（K.Korsch,DerStandtpunkt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1922），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41）人们在与卢卡奇的论战中也攻击科尔施否定自然辩证法，但是，科尔施并没有探讨过这个问题。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本质的特征，是在解释人及其历史方面始终如一地和彻底地贯彻“此岸性”的原则，他正是在这个“此岸性”原则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唯物主义的特征，因为这个原则绝对排斥对历史做任何“彼岸性的”、非历史的、超人类的等等解释，即使指的是诸如有机体、地理因素等等唯物主义原则。
这样，科尔施如同卢卡奇一样，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实践问题。[1]
[1]科尔施在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时正确地指出，不仅资产阶级的哲学史编纂学，而且马克思主义者自己都几乎丝毫没有注意这些问题。有意思的是，资产阶级哲学史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宇伯威格（F.Überweg）、朗格（O.Lange）、文德尔班（W.Windelband）、库·费舍（K.Fischer）、布雷叶（E.Bréhier）等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作为哲学起作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无知，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只要从文德尔班著名的《哲学史教程》中引出一段话来就够了：“当费尔巴哈从黑格尔的辩证法蜕变而来的唯物主义还在盛行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创立了一种把黑格尔和孔德的论点以特种方式混杂起来的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他们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找到了历史的真谛。但这整个生活实质上是经济的自然界……因此，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活动仅仅是经济生活的分支，而全部历史也因而应该是经济的历史。”（Lehrbuchde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Tübingen1935,str.554）
为了懂得唯物史观，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其中活动的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首先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我们同我们周围的一切属于一个我们称之为“自然界”的自然世界，属于一个不以我们的意识、愿望等等为转移的“非人的”世界。另一方面，我们是作为有思想、有愿望和有活动的人而存在于我们实际上对它起作用的世界上的，因此我们应当把这个世界看成是我们的产物，并且把我们看成是它的产物。“然而，这两个世界，一方面是自然世界，另一方面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世界，并不是两个分割的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它们的统一在于这两个世界都是在人们的积极的和消极的生活过程中造成的，人们在自己劳动的相互作用中和思维中不断地再生产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整个现实。然而，这两个被如此看待的世界的联系，无论如何只能存在于经济之中，更确切地说是存在于‘物质生产’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别的地方。”[1]
[1]K.Korsch,DerStandtpunkt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1922），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37。
在这些问题上，科尔施和卢卡奇的思想是接近的。尤其是在强调意识、意识形态和哲学是人类实践的本质要素方面。正因为如此，科尔施在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主要著作中，正是把大量的篇幅用来批判尤其是在第二国际时期广为流行的一切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些观点，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仅仅是社会关系的反射，甚至是一般思想上的、无对象的思辨的幻觉。
“庸俗社会主义的基本的重大缺点，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在于完全‘不科学地’坚持一种素朴的实在论，而所谓人的健全的理智，那种‘最坏的形而上学者’以及市民社会的一般的、实证的科学正是凭着这种实在论在意识及其对象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分界线。他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在批判哲学的先验观点看来已不再完全存在的这种矛盾，对于辩证的观点来说是完全被扬弃了的。”[1]
[1]K.Korsch,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06-107。
因此，不能停留在提出某个客体和完全不从属于它的主体这种素朴实在论的观点上。无论科学以前的意识或科学的意识都不是某种同自然的和社会历史的世界对立的独立的东西，“而是作为这个自然-社会历史的世界的一个实在的、真正的，‘即使是精神上理想的’部分在这个世界中产生的”[1]。
[1]K.Korsch,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13。
因而科尔施看到，不应该停留在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观点分割主体和客体上，也不应该停留在综合的历史过程的一个因素，即经济因素上，因此也不应该停留在对实践做片面的说明上，而这在后来斯大林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中却是那样习以为常。
科尔施批判那种对马克思论费尔巴哈的第二条提纲，即论实践的提纲的十分常见的片面解释，同时他有根据地从第八条提纲中援引了马克思的立场：“凡是把理论导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因此，新的唯物论的-辩证法的立场和方法的原则是：“理论批评和实践变革，这两者被理解为不可分割地相互联系着的行动，这两者作为行动，并不是任何抽象的意义上的行动，而是具体现实的市民社会世界的具体的、现实的变革。”[2]
[1]着重号是我加的。——弗兰尼茨基
[2]K.Korsch,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15。
因此，思想、意识、意识形态等等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活动，也不仅是对一定社会状况的思想辩护，而是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强调指出的，是统一的历史过程的非常现实和有力的杠杆。
科尔施试图把这种关系本身理解为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不是对象和反映的关系。“经济观念对于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的现实来说，表面上看来不过是图画和被描绘的对象的关系，而事实上是某个整体的一个特定部分对这个整体的其他部分的关系。”[1]
[1]K.Korsch,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116。
尽管反映这个概念本身，对于解释一个时代的意识的全部总和是不明确的和不够的，但是科尔施在部分和整体这个观点方面也丝毫没有深入这个问题。问题仍然是：作为部分和整体的这个关系的基本特征的这种关系是什么？如果意识应当只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那么意识和社会现实的差异又怎么可能呢？
科尔施没有解释这些问题。尽管他正确地指出了不要低估意识形态的形式的意义，尽管他正确地强调了革命的科学批判作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所具有的作用，他实际上却缩小了哲学的范围和意义。
把社会运动看成是统一的过程，其中不存在孤立的法律史、哲学史、宗教史、艺术史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最一般地说，只存在一门科学——关于人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已指出过这一点，后来，卢卡奇尚不知道马克思这个观点的时候也已经指出过这一点。然而同样正确的是，这种历史运动、人的物化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有差异的过程，是人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一系列特殊组成因素的合成结果。正因为如此，其中的每个组成因素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只有在它具有自己特殊的对象和我们把它理解为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时，才是现实的历史。
因此，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的意义不应该仅仅从对其他同样形式的革命批判关系的意义上来理解，如科尔施认为的那样；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任务不仅在于以哲学批判的精神驳倒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哲学，而且在于最终消灭和超越至今的整个社会。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有关卢卡奇的辩论中，科尔施也是受到攻击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支持卢卡奇，虽然他们的立场在许多方面不尽相同。说科尔施拋弃了自然辩证法，说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期的观点是他们早期的观点的庸俗化，这些指责都是根本不符合科尔施的主张的。
科尔施的基本意图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把社会运动理解为一个实在的整体，其中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形式并不仅仅是偶然现象，而是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根据这种精神来理解以革命的理论活动为必要补充的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正由于历史是人所创造的历史，所以不应该把自然历史的对象理解为事先提出的和独立的对象，同样也不应该把意识本身理解为某种自我的、独立自主的整体。科尔施看到，过去从抽象的反映论的意义上对认识所做的解释，由于这些原因而不可能是站得住脚的，因此他企图以部分和整体的关系的观点来克服那种解释。
科尔施和卢卡奇一样正确地看到，过去把认识看作反映的种种解释以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所做的解释，实际上都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然而，科尔施从正确的看法中并没有得出正确的解答。
由于这些原因，科尔施后来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的文章中，对上述批评以及对列宁的上述著作中关于反映的论点已经更加被奉为经典的情况，反应相当强烈。科尔施在这一时期（1930年）的反应最后形成如下的立场：“然而，整个‘列宁主义’的理论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现今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来说，不是足够的理论上的表现，而作为这种列宁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一原因也不是与现今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无产阶级革命哲学。”[1]
[1]K.Korsch,DerGegenwärtigeStanddesProblems"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34。科尔施在这篇文章中认为，列宁关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意义不在于哲学上的论据，而在于“极端的结论，他实际上是用这些结论驳斥当吋的各种哲学倾向，认为这些倾向是错误的党派性的意识形态，并打算把这样一些倾向加以摧毁”。（K.Korsch,DerGegenwärtigeStanddesProblems"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29）
科尔施认为，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整个辩论退回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已经超越的发展程度上[1]，他批评列宁的反映观念是对存在和思维的关系的非辩证的理解，是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仅仅归结为抽象的认识论观点，而没有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写的那样，从社会历史意识的各种形式中去探讨认识，把它视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者作为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现实关系的一般表现。[2]当时，列宁的哲学笔记实际上已经发表了，但是科尔施没有充分了解列宁对自己的哲学活动初期的哲学成就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1]K.Korsch,DerGegenwärtigeStanddesProblems"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35。
[2]K.Korsch,DerGegenwärtigeStanddesProblems"MarxismusundPhilosophie"，见文集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tr.36-38。
至于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整个的列宁主义理论，只有把这个理论同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解释等同起来，科尔施才可能是正确的。然而，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科尔施的评价也就是错误的了。
科尔施有理由感到反感的事情是，不动脑筋地停留在列宁事实上也已经超越了的某些论点上和建立令人不能容忍的意识形态专政，这种专政企图以某种观点的名义实行垄断，并把严格的理论活动的界限强加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科尔施所代表的激进左派越来越同俄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发生冲突，俄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评价各个阶段和时刻的时候越来越丧失列宁的开放性、批判性、灵活性和深刻的辩证性的特征。科尔施认为，苏联的发展反映其特殊性，而西欧工人运动没有那样的特殊性，因此，西欧的工人运动应当尽量独立。作为德国共产党内的极左反对派的领袖，他于1926年被开除出党。
科尔施不放弃关于工人委员会的基本思想，他在以后的分析中，特别是在柏林的讲课中（贝·布莱希特〔B.Brecht〕也经常去听他的课〔1]），他提出了一种论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几乎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过去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受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受过分强调党和国家的作用的雅各宾主义的强大影响，这又是经济和政治都不发达的国家的特征。因此，科尔施把自己的注意力和联系活动放在欧洲工人的各种工会运动上，认为只有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才能发展出新的组织形式。
[1]参见威·腊施：《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马克思主义教员。根据布莱希特和卡尔·科尔施之间未发表的通信》，1963年10月梅尔库尔版。
1933年以后，科尔施侨居国外，他于1938年发表了一本书《卡尔·马克思》，在这本书中，越来越多地反映出科尔施的这种看法：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这种科学作为对社会进程的严格的经验的探讨是不需要哲学依据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根本原则“是历史地详述一切社会关系的原则。马克思是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殊性来理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和关系的”[1]。
[1]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8.
对于科尔施来说，这个原则不仅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在辩护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政治争论中也是十分重要的理论武器。由此而得出对科尔施最重要的一点：把现存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关系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特殊关系，这为“科学地批判这个特殊的社会形态以及为它的实际变革”提供了基础。[1]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理论就其一般性质而言，是“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新科学”[2]。
[1]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32.
[2]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56.对于科尔施来说，这一理论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作为这样的理论，它只是以其一般的规定以及以多少是改变了的方式，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之前或之后的社会形态。（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143）
科尔施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的先驱（黑格尔、法国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等等）的态度，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对象和方法，研究马克思如何论述价值问题，特别是研究马克思所论述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商品的偶像性质[1]，研究作为社会范畴，甚至作为阶级范畴的自然界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倾向而言，不再是‘哲学’的方法，而是经验科学的方法”[2]。关于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他只是提出了假设，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以折中主义的方式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只是在表面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1]科尔施认为，马克思对商品的偶像性质及其秘密的研究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同时也是《资本论》中所包含的整个理论的核心以及整个唯物主义社会学说的理论观点和历史观点的最明晰和最确切的表述”。（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101）
[2]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203.科尔施并不把唯物主义社会学说同社会学等量齐观，他在一个地方甚至断言，“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不是社会学，而是经济学”。（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207）
科尔施总结了自己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把社会进程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经济；在于他对经济也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的；在于他从历史的角度来确定一切社会现象，而且把这些现象看作是革命的发展，这种革命的发展的基础就在于人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之中，就在于物质生产力的主体承载者——社会各阶级之中。由此取得部分十分重要的结果：准确规定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把“精神”现象归结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1]
[1]K.Korsch,KarlMarx,Frankfurta.M.1976,str.203.
科尔施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观念还受它从中产生的历史前提的影响，特别是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影响，而后来在自己的发展中又经历了教条主义阶段。科尔施因此不仅指望工人阶级进一步壮大，而且指望不一定是迄今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壮大。他特别在苏黎世写的《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十点提纲》中，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这些想法。
科尔施认为，今天要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加以恢复的任何尝试，都是反动的空想，他在第三点提纲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的重要部分尽管职能已经变化、活动舞台已经变化，今天仍然是有效的”[1]。但是因此“要重新建立一种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第一步就要同马克思主义垄断革命首创权，垄断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领导地位的要求决裂”[2]。同样，在科尔施看来，应当把马克思看作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先驱和奠基人之一，在他们中间同样重要的还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A.Blanqui）、蒲鲁东（J.Proudhon）、巴枯宁（M.Bakunjin）以及后来的德国的修正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3]
[1]K.Korsch,10ThesenüberMarxismusheute,（第三条论纲）,Alternative,Berlin,April1965,str.89.
[2]K.Korsch,10ThesenüberMarxismusheute,（第四条论纲）,Alternative,Berlin,April1965,str.89.
[3]K.Korsch,10ThesenüberMarxismusheute,（第五条论纲）,Alternative,Berlin,April1965,str.89.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出，科尔施本来是在正确地反对教条主义在谈论马克思主义时一味慷慨激昂地空喊和玩弄词句的，却又如何说过了头。
科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受制于当时德国以及所有中欧和东欧国家不发达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受制于无条件地保留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形式和把英国先进的经济局面作为其他国家今后发展的模式的做法，他认为，由此可以得出：第一，“过分强调国家是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工具；第二，神秘地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等同起来；第三，后来又通过人为地嫁接上共产主义革命两阶段的理论，模棱两可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革命理论的这第一个形式，而这个两阶段的理论部分地是针对布朗基；部分地是针对巴枯宁而发展起来的，它把工人阶级的实际解放从当前的运动中勾销，而把它推向遥遥无期的未来”[1]。
[1]K.Korsch,10ThesenüberMarxismusheute,（第七条论纲）,Alternative,Berlin,April1965,str.89-90.
科尔施看到，列宁或者说布尔什维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借以传播到俄国和亚洲的新形式。同时，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理论发展成为替一系列不同历史目标服务的意识形态。工人自行决定自身生活的生产，这将不是占据先前的垄断业主在相互斗争中空出的位置的结果，而“只能是所有今天被排除在外的阶级，有计划地干预今天存心处处以垄断方式有计划地实行调节的生产的结果”[1]。
[1]K.Korsch,10ThesenüberMarxismusheute,（第十条论纲）,Alternative,Berlin,April1965,str.90.在写本书第一版时，我不仅未能找到这些最新的著作，而且未能找到有关科尔施的任何书籍，以及有关他的最基本的材料。然而，近几年来，人们又重新“发现”了卡·科尔施，西德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他的著作。埃里希·格拉赫（ErichGerlach）特别重视他。格拉赫写了一篇有启发性的文章《卡尔·科尔施和马克思主义》（KarlKorschundderMarxismus）刊登在《新批评家》1963年11月号上，后来又于1964年在伦敦的《国际社会主义》刊物上发表了《卡尔·科尔施的非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KarlKorsch'sUndogmaticMarxism），还为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新版，即1966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写了一篇比较长的前言。
这些基本上就是科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最晚的基本思想，他把自己多年来的全部脑力劳动都贡献给了这些问题。科尔施在两次大战之间的理论活动无论如何属于欧洲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我们将看到，在第三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情况的影响下，这一活动未能引起比较重大的反响。对于他的某些提法和观点，还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当时的状况来看待，而当时，斯大林主义确实使马克思主义遭受最深的衰退，使它具有意识形态性和神秘的色彩。一个作者的这些或那些论点，有多少为我们所接受，这一点在一种历史考察中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得多的是，一个思想给了理论和实践什么推动。而科尔施的视野之广阔，他的思想的批判性，以及他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所有那些致力于克服生存的异化形式的愿望的紧密联系，对于那些不认为革命理论已经完善，问题只在于运用这一理论的人来说，将始终是一个鼓舞。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结束以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之间又继续进行被战争所中断了的关于“资本主义崩溃”的辩论。
战前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在第二国际时期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解释马克思的观点的，即认为他没有预言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崩溃的必然性，由此他们把社会主义解释为伦理的理想和要求（伯恩施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鲍威尔等），当时只有罗·卢森堡在她的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中维护了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无止境地进行扩大再生产这一激进的论点。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理论家如K.迪耳（K.Diehl）、G.西姆科维奇（G.Simkhovitch）企图证明，马克思关于崩溃的理论同他的价值理论没有任何联系，而是从唯物史观产生出来的。一度相当接近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威·桑巴特（W.Sombart）激烈地维护同样的思想，认为这种理论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实际上恰恰同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相矛盾。[1]
[1]桑巴特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DerproletarischeSozialismus,1924）一书中提出了这一点，并在《现代资本主义》（DermoderneKapitalismus）这一巨著中明确提出了当时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考茨基、希法亭及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接近，或者已经拥护的一个论点：“我们将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即在稳定的、有章可循的资本主义和一个技术化的和合理化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别不是那样巨大的，由此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命运来说，不管经济按资本主义方式还是按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几乎反正都一样。这里指的是：在两种情况下，劳动方式是相同的，……我们要问，大型的合作社商店同资本主义的商店，共产主义的高炉同资本主义的高炉，市营的电车同资本主义的电车区别何在？我们不会找到什么本质的差别。也许工人的‘意识’在这里和那里不相同。但是劳动条件在这里和那里是相同的。”（W.Sombart,DermoderneKapitalismus,III/2,1927,str.1016，转引自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td.,Beograd1956,str.403）
弗里茨·施特恩贝格以其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以及亨利希·格罗斯曼以其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的著作，对这场辩论做出了当时极有价值的贡献。
三、弗里茨·施特恩贝格
施特恩贝格（FritzSternberg,1895-1963）在自己的《帝国主义》（1926年）这部著作中，借用马克思的分析以及罗·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扩展和积累的可能性和界限的观点，试图对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最新现象做出解释。因此，他对马克思的分析的第一个意见是，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是扩展到全世界的制度这样一个假设出发的，这本身就带来一定的结论。罗·卢森堡首先认识到：情况并非如此，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具有生命攸关的意义，只是她没有从自己的这一认识中得出全部结论。[1]
[1]参见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22-23。
他的作为出发点的第二个论点是：人口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没有后备大军，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因此也就没有剩余价值。施特恩贝格不同意奥本海默（F.Oppenheimer）提出的农村无产阶级是工业后备大军的主要来源和基础的论点，他列举出四个因素作为造成人口过剩的原因。[1]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是从内部人口过剩阶段向外部人口过剩的过渡。“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内部人口过剩的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在帝国主义制度下，外部人口过剩的因素越来越决定性地占据首位。”[2]在早期帝国主义制度下（我们现在基本上处于这个制度下），后备大军还可能是人数最少的，这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最强大。因此，应当修改马克思在增加工人工资和资本积累方面提出的抉择。在马克思的“纯粹”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积累不中止，只要仍能获利，工人的工资就有可能增加。但是资本从来就不允许走到积累中止、利润全无的地步，而是在此之前就通过向非资本主义领土扩展资本来阻挠工资的增加了。[3]
[1]“这四个因素是：人口的自然增殖，通过提髙资本有机构成形成的工业后备军，对生产的中间阶层的剥夺以及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等。这些因素构成内部人口过剩，也就是说这些是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起作用的因素。”（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33）
[2]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46.
[3]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46-48.应当立即指出，施特恩贝格给帝国主义下如下的定义：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使非资本主义领土完全资本主义化，竭力使这些领土归属宗主国的主权……”（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276）
施特恩贝格还认为，马克思没有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英国工人阶级还改善了自己的地位。这在施特恩贝格看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帝国主义的第一阶段，正由于帝国主义打进非资本主义市场，从而能够扩大资本在国内的投资，后备军并没有增加。“可见，在帝国主义的这一时期，国内的外来的后备军不再起作用，国外的后备军还不能起作用，殖民地虽然过渡到商品生产，但是还没有在较大范围内形成工业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存在后备军补偿，甚至过度补偿的可能性。而这又使得个别一些国家有可能长时间提高工资。”[1]
[1]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61.
因此，施特恩贝格给必要劳动——剩余价值这个图式补充了一个指明在这个时期有可能为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而斗争的中间环节。[1]
[1]这个图示，施特恩贝格表述如下。施特恩贝格把工人阶级在A—D之间所处的阶段称为“禁猎期”，而这个阶段“是在国内的外来剩余人口不再起重大作用，而国外的后备军刚开始起作用的时候到来的。工人阶级的‘禁猎期’和早期帝国主义是同时出现的。”（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68.）
应当把A—D这条线纳入马克思的体系，因为马克思当年不可能知道这条线。然而，修正主义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又仅仅停留在这上面，把A—D线看成一个绝对范畴，而不是看成一个历史范畴。因此，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禁猎期”（Schonzeit）论。
然而，殖民地越是资本主义化，产生出越来越多的“自由”工人，从而使那个国外剩余人口起越来越大的作用，马克思的规律性就越有更大的分量。关于这个“禁猎期”的长短，施特恩贝格明确指出，“但是——而这个但是对于世界历史来说是决定性的——工人阶级的地位在其范围内可以得到改善并且得到了改善的时期，即工人阶级的禁猎期未必是短暂的，它可以包括几十年、几代人，它包括了几十年、几代人，它适用于整个早期帝国主义阶段”[1]。
[1]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79.
施特恩贝格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他再次强调，扩大再生产同打进非资本主义地区的联系问题，是罗·卢森堡发现的，他认为，卢森堡的著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他认为，卢森堡对马克思的图式的批评“在所有关键问题上都是正确的和有根据的。我们同她的意见是一致的，即认为帝国主义，也即资本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渗透是一种内在的必然性，因为资本主义如果不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而且是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就必然会甶于自己在经济上的矛盾而在最短期内崩溃”[1]。
[1]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87-88.施特恩贝格认为，罗莎·卢森堡犯有重大错误，特别是考虑到她所得出的结论，因此，他在许多问题上同意尼·布哈林所做的批评。例如，他不同意罗·卢森堡所说的在“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存扩大再生产的意见，而同布哈林一样认为，这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可能的，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消灭一部分剩余价值。（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102）同样，他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即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阶级矛盾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越来越增加，认为至少早期帝国主义阶段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出现A—D线，从而使经济危机削弱。（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162）
但是，帝国主义的这种渗透是有其限度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对抗的必然性，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国家造就开始阻挠它实行任何进一步扩张的反对者。它使殖民地的民族经济革命化，它使殖民地人民摆脱缺乏历史感的状况，它制造了开始反对它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据上述理由，施特恩贝格认为，恰好是在20年代中期开始了新的危机周期，从而也开始了新的帝国主义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对各个国家的影响不会是相同的。[1]
[1]参见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231-235。
在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下一章中，施特恩贝格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打入非资本主义地区必然导致各个积极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历史的进程必然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料和所能预料到的情况。在马克思的整个体系中，战争不起什么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也只是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经济变化的顶峰。[1]
[1]参见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265-266,298-300。
战胜资本主义，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是建立一种新的精神价值体系的唯一方式。但是，只有在“工人阶级通过认识总体而具备正确的阶级意识”的时候，这才是可能的。“知识分子以及没有任何政治观点的人的巨大任务就在这里。”[1]但是知识分子坐在自己的小岛上，纠缠于自己的价值体系，经常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纪而愤世嫉俗、灰心失望。然而，他们应当懂得，可以蛰居中立的孤岛的时候已经过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要求人人表态。因为，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事物未必是社会主义。存在出现野蛮时期的可能性，那些清高地站在一边的知识分子，说到底，是在帮助野蛮。因此，“认识总体的斗争，使工人阶级具有正确的阶级意识的斗争，同吋也是反对知识分子蛰居小岛的斗争”[2]。
[1]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318.
[2]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319.
所有这些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同时也导致模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因此，谈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无非是把工人阶级的消极性抬高为纲领。资本主义制度只能为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前提，只有革命才能把这种前提变为社会主义现实。紧接着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之后到来的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或者一个丧失历史的时代”，这取决于革命。[1]如果革命来得过早，这会得到纠正；如果来得过晚，这可能意味着几个世纪的毁灭和衰败。[2]
[1]FritzSternberg,DerImperialismus,Berlin1926,str.334.
[2]在这部著作发表以后，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论战，参加的有奥·鲍威尔、阿·布劳恩塔尔、戈尔登贝尔格、奈塞尔、亨·格罗斯曼等人，而施特恩贝格专门写了一本书《〈帝国主义〉及其批评者》（"DerImperialismus"undseineKritiker,Berlin1929）来回答他们，他在这本书中主要是重申并维护自己那本主要著作的立场。
法西斯上台以后，他同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被迫侨居国外。在发生了对欧洲以及全世界生命攸关的这些事件之后不久，施特恩贝格就对法西斯主义、它的群众基础、它的崛起的内外政治原因提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在造成这一切事件中起作用最大的是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人（德国共产党）的灾难性政策。[1]对于把布尔什维克的派系斗争带进德国共产党，从而在德国共产党内只有那些帮助在俄国居统治地位的一派的人才能站住脚的现象，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共产国际在斯大林派的专政下走上了有害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德国共产党对德囯社会党人，对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得势都做出了错误的估计。[2]
[1]参见F.Sternberg,DerFaschismusanderMacht,Amsterdam1935,str.39。
[2]参见F.Sternberg,DerFaschismusanderMacht,Amsterdam1935,str.58-64。
施特恩贝格还指出法西斯主义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某些特点，他相信，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垮台。而那时，人们将提出新的社会制度问题。鉴于德国存在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具有同俄国同样的形式。他在自己的著作的末尾说，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建立真正的国际，因为现在这个国际已经斯大林主义化了。在他看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样一个发达的国家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必定是十分短暂的，它将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民主制。[1]
[1]参见F.Sternberg,DerFaschismusanderMacht,Amsterdam1935,str.326-327。关于世界各大强国未来的冲突，鉴于资本主义制度现有的矛盾，施特恩贝格怀疑会发生反对苏联的共同战争，而且认为，在未来的战争中，苏联很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法国、美国等等）的盟国。（F.Sternberg,DerFaschismusanderMacht,Amsterdam1935,str.216）
施特恩贝格后来主张一种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而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他曾试图论述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变迁和矛盾。[1]
[1]参见F.Sternberg,KapitalismusundSozialismusvordemWeltgericht（1951）;Werbeherschtdie2,Hälftedes20.Jahrhunderts?（1961）。
施特恩贝格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现象，特别是同帝国主义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扩张有关的某些现象，以及这种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对最发达的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后果，这些看法都是不能不予以注意的。他试图以此来解释仅仅用“工人贵族”论未能充分说明的某些现象。然而，他从上述关系的变动，也即无法通过向非资本主义地区实行扩张（因为非资本主义地区本身也变得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色彩）而无止境地扩大再生产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这种解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并受到指责。亨·格罗斯曼提出的指责最为透彻，他写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对这场讨论做出了最有价值的贡献。
四、亨利克·格罗斯曼
格罗斯曼（HenrykGrossmann,1881-1950）尽管出身于工业家的富裕家庭，但是他很早就接近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20年代末，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取得授课资格，在法西斯主义时期，他侨居国外，战后返回莱比锡，任当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
除了关于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史的许多评论和短篇著作以外，上述著作不仅是格罗斯曼的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那个时期最严肃的政治经济学的著作。
这部著作是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和对当时的整个问题的认识写成的，格罗斯曼在书中强烈反对那些抛弃资本主义崩溃论的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后来赞同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的还有考茨基、希法亭、库诺夫，而特别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理论家，这些人企图把马克思的观点说成是“意识形态”同他的价值理论没有任何联系。[1]
[1]格罗斯曼同样尖锐地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他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不过是未完成的作品，再生产的公式仅仅同《资本论》第二卷最后一章有关。格罗斯曼就这个问题对《资本论》的结构和方法进行了有意思的研究，这里他批判了罗·卢森堡的和后来卢卡奇的关于《资本论》的不完整性的看法。格罗斯曼表明，马克思由于自己的表达方法的缘故，对于同一问题在不同地方是按照整个问题的各个要素来解决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这不意味着什么別的，而是意味着，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我们所继承的经济学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不完整的’，不是‘未完成的作品’，而是在实质上完成了的和没有空白点的体系”。（HenrykGrossmann,PromjenaprvobitnogplanaizgradnjeMarxovog"Kapitala"iNjeniuzroci,Zakonakumulacijeitd.,str.438）
格罗斯曼的基本意见是，从这一切说法中看出，他们不了解和不理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制定的经济学观念，这个观念毫不含糊地表明，马克思的崩溃理论是同积累的理论，因而也是同利润率下降和危机的规律问题密切联系着的。
格罗斯曼表明，崩溃的理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基础和前提，因为任何危机实际上就是由于各种反作用而一时中断的崩溃趋势。“这样，崩溃的趋势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的‘基本趋势’，被分为一系列表面上独立的周期，这时崩溃的趋势永远只是周期性地重新出现，犹如羊毛生长的自然过程随同每次剪毛而中断，然后又重新开始一样。因此，马克思的崩溃理论是他的危机理论必要的基础和前提，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样的危机不过是没有充分发展的、一时中断的崩溃趋势，也就是暂时离开资本主义的‘倾向-路线’的现象。”[1]
[1]Henryk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98-100.
格罗斯曼不仅详细分析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崩溃问题的看法，而且在该书的第三章中详尽地分析了变化中的反趋势。格罗斯曼注意到这一切情况，并在自己的结论部分分析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它是理解贫困化问题的基础，而贫困化问题又是理解资本主义崩溃本身的基础。
格罗斯曼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如何不确切地解释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例如，考茨基和罗·卢森堡看到构成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组成部分的两个直接对立的趋势，即工人阶级贫困化的趋势和实际工资提高的趋势。考茨基和罗·卢森堡把贫困化的趋势推向过去，布哈林则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由于牺牲不发达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利益，这样，如果我们从资本主义的整体来看，应当说是绝对的贫困化。“说大陆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是靠资本主义对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的一部分来实现的，这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布哈林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的解释毕竟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这个理论仅仅理解为贫困化的理论，而否定在马克思工资规律的基础上改善整个工人阶级状况的可能性。同样，考茨基和罗·卢森堡的解释的企图也是错误的，他们只是从竞争中，从工会组织影响下劳动市场的有利状况中，也就是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中来推论工人阶级状况的改善。”[1]
[1]Henryk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392-393.
格罗斯曼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表明，“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如果我们把周期性的行情波动抽象化和只注意平均数）是一种本身可以理解的现象，它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产生的，因此对于它的解释不需要涉及其他因素，因为它是作为马克思的工资规律的结论提出来的，并且如果劳动力商品要求总是按它的完全价值支付，而雇工的需要又是经常性的，这种现象就会产生”[1]。
[1]Henryk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395.
因此，从马克思的理论中一方面可以看出实际工资增长的趋势的必然性，但是，马克思在他对资本的积累的分析中，同样肯定了存在工人阶级状况恶化的趋势。格罗斯曼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相互排斥的矛盾，还是用同样意义解释的对立的趋势？
过去，格罗斯曼在他的分析中只注意增加的劳动强度和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力因素，而没有也去注意资本积累的持久作用。因为格罗斯曼曾根据奥·鲍威尔的再生产公式表明——同鲍威尔得出的结果相反，他按自己的公式只分析了四年的发展情况——实际工资的增长和资本增殖的整个过程，就是按照这个公式来看，也有35年的期限。因此，他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理论得出结论说，这种再生产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是有明确限度的。“在一定的点以后，实际工资将不再提高，并且在暂时的停滞以后，将开始急剧下降。然而，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强度的增加，仅仅为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就需要有数量愈来愈多的生活资料，而停止增加（尤其是降低）工资便意味着把工资降到低于劳动力的价值，因此也就意味着不可能使劳动力充分地再生产。而这种情况无异于使工人阶级的状况恶化，不仅使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使它的体力更加减弱。因此，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绝不是仅仅属于工人运动的过去的现象，如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解释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那样。贫困化不仅出现在尚不存在工人组织（工会）的那个资本主义时期。相反，它可以而且必定是资本积累的后一个阶段的结果。
这是资本主义积累不可避免地走向的、必然的发展终点。无论工会采取怎样强大的反抗活动，都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阻止这种发展。这里就是工会活动的既定的客观限度。到了一定的积累点，现有的剩余价值就不足以在当时的工资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积累了。或者是必须把过去的工资数额减到低于它过去的水平，或者是必须停止积累，也就是摧毁资本主义的机制。这样，发展必然导致资本和劳动之间内在的对抗的发展和加剧，只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斗争才能达到解决。”[1]
[1]Henryk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398-399.
因此，格罗斯曼根据资本主义发展中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基石）、危机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情况，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正确得多地发现了问题的意义以及解决问题的途径。“资本主义崩溃”的问题无论如何同资本积累问题、扩大再生产、工资、危机和危机的后果联系最密切。
十分清楚，这种发展不是按照某些公式直线进行的，不论这些公式是马克思的、鲍威尔的，还是其他什么人的。马克思和格罗斯曼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了说明某个制度的职能，首先必须发现它的内在的规律性，尽管在这个发展中会有各种反趋势。所以格罗斯曼也就用了整整的一章来分析这些对立的趋势，从而表明，不能按照公式来理解事物。[1]
[1]例如，通过分析利润率提高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周转时间的缩短、具有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新生产部门的出现等等，格罗斯曼表明，危机和战争都是资本主义用来缓和崩溃趋势的安全阀。“如果考茨基有过‘世界战争的灾难必定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想法，如果因为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资本主义‘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他就否定崩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唯物史观》一书第二卷），那么这种想法便是错误的。因为从我们在这里叙述过的马克思的积累理论中可以引申出这样一点，即战争和同战争有关的资本贬值在削弱崩溃的趋势，会给予而且给予了资本积累以新的刺激。罗·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认为，纯粹从经济上看，‘军国主义对于资本来说表现为实现剩余价值的头等手段，即表现为积累的领域’，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Henryk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249）
对格罗斯曼提出的批评，特别是叶·瓦尔加（E.Varga）提出的批评，断言格罗斯曼公式化地理解整个问题，以宿命论观点理解资本主义的崩溃，因而对进步力量的斗争起着消极影响，这种批评根本是没有道理的。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彻底解决它的基本问题，即不可能经常地实现再生产、实现资本的积累，在这方面它有自己的牢固的界限，这种看法是一回事；他在何种程度上看到了各种对立趋势的作用和阶级斗争对于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则是另一回事。对此最好是援引格罗斯曼的结论来说明：“同这种理解相反，从我们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的崩溃虽然在既定的前提下是客观的必然，并且它发生的时刻是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来的，但是它不会自动地在预期的时刻‘自行’发生并因此只需消极地等待它。相反地，这里所谈的两个阶级的自觉的活动，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影响它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可以预料它在其中发生的前提本身发生变化，那么，资本积累的过程及其终点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由于资本积累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我们已经知道的资本增殖不足的情况，那么，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就会加强。如果现在资本能做到降低工资，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对工资的这种压力只是在一定的、狭隘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1]），那么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便能够靠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继续维持下去，崩溃趋势的加强便会缓慢下来，因而制度的终止也被推向更远的未来。因此，对劳动的剥削程度的加强，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增殖的一个暂时的安全阀。反之，也就是说，如果工人阶级能争取到提高工资，工人阶级的反压力就可以抵销企业家阶级的压力，或者甚至抵销而有余。结果必定会开始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并因而发生制度的加速崩溃……这样就表明了，关于由于客观原因而必然发生崩溃的思想，绝不是和阶级斗争相矛盾的，相反地，尽管崩溃是一种既定的客观必然性，但是斗争着的阶级的活生生的力量仍然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崩溃，而崩溃则给这些阶级的主动干预留下了一定的余地。”[2]
[1]参见H.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131。
[1]H.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400-401.
格罗斯曼在他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详细分析中，没有注意研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已经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国家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自己采取了古典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实行的某些解决办法。虽然这种国家主义的倾向是在大危机以后，也就是在他那部著作发表以后才特别表现出来的，但是格罗斯曼在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论战中就已经熟悉这个问题。
例如，他在许多地方批判了希法亭不了解价值和货币的理论（这在希法亭的主要著作中已经表现出来了），从而必然抛弃马克思的积累和崩溃的理论。格罗斯曼抛弃了希法亭的（也是考茨基、鲍威尔、伦纳等人的）关于通过某种“总卡特尔”建立受调节的资本主义的观点。“由于同样的原因，希法亭也必然不理解他的总卡特尔存在的根本条件，他也必定会产生关于可以自行‘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因为，两者之中只可能有一个：或者指的是某种‘受调节的’经济，那么它就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而如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那么就不可能是‘受调节的’经济！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逻辑上的矛盾，形容词和被形容词之间的矛盾，如果希法亭设想完全取消交换，这仍然谈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
[1]H.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406.
考虑到资本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现代进程，这种研究一般说来是很重要的。一种由国家本身通过“总卡特尔”来领导的完全受调节的、有计划的经济，当然会取消商品生产、交换和销售。格罗斯曼立刻做出结论说，这意味着也要取消雇佣劳动，因此，这不再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景象了。
从任何方面来看，这种把全部调节作用集中在一个机关身上的最终后果，也意味着取消古典的资本主义，因此也就是取消资本家即资本的占有者本身。这将不再是私人资本与国家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干涉并存的国家资本主义了。
但是这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如果工人阶级完全被剥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的话。按照格罗斯曼的意见，代替这种被超越了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可能出现的，或者是“像中世纪的露骨的统治关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无论如何，它不再是建立在自由雇佣劳动、为市场工作的生产方式之上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就是说，不再是商品生产”[1]。
[1]H.Grossmann,Zakonakumulacijeislomakapitalističkogsistema,Beograd1956,str.406.在30年代，纳塔利耶·莫斯科夫斯卡（NatilieMoszkowska，生于1906年）也积极地参加了这场争论，她在自己的几部著作，如《马克思的体系。试论它的发展》（DasMarxscheSystem,EinBeitragzudessenAusbau,Berlin1929）、《现代危机理论批判》（ZurKritikmodernerKrisentheorien,Prag1935）和《论晚期资本主义的活力》（ZurDynamikderSpätkapitalismus,Zürich1943）中，特别强调了裁军政策的意义，认为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下长期停滞趋势的尝试。
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运动的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中必然会遇到和必须加以讨论的问题。
五、麦克斯·拉斐尔
当时，麦克斯·拉斐尔（MaxRaphael,1889-1952）做了值得注意的尝试。他试图比较广泛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拉斐尔的基本目的在于不把精神创造仅仅理解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是把它理解为综合的，即理解为人的各种力量的无所不包的状态，因人的各种力量虽然是特殊的，但是都受普遍的规律支配。拉斐尔在他的理论著作的开头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创造论不只是包括人的智力在概念中同世界发生关系的那种狭隘范围的理论；无论体力活动、感性知觉或者理智，都属于它的范围。人的精神的各种力量的这种联系，只有当进行活动的过程基本上相同时才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当人对外在的事物或自己身体内部的行动起作用时会产生各种差别，同样的方法的规律性仍然是适用的；当涉及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或道德领域、科学概念或神学的思辨时，它都是适用的。”[2]
[1]麦克斯·拉斐尔的理论兴趣是非常广泛的。他研究过艺术史、哲学，还研究过自然科学。他写过几部艺术方面的著作。在希特勒横行时期，他住在法国，以后又住在美国。在法国，他发表了艺术社会学著作《蒲鲁东、马克思、毕加索。关于艺术社会学的三篇论文》（Proudhon,Marx,Picaso.Troisessaissurlasociologiedel'art,1933），1934年他又发表了他的理论著作《具体辩证法的认识论》（ZuErkenntnistheoriederkonkretenDialektik），后来他把这部著作加以扩充和修订，起的书名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精神创造论》（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我们现在就是根据这本书引证的。
[2]Max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17.
尽管人类精神的各种力量具有不同的职能，某个特殊领域的理论不过是适用于人类精神的各种相互作用的一般方法的具体形式，但是拉斐尔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探求这种普遍的、辩证的方法。他基本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切原则，而尤其是利用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研究、思想和提示。[1]
[1]参见Max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23-50。
拉斐尔的活动中具有理论价值的东西，首先是对共同构成精神创造的各种人类能力和创造过程本身进行分析的尝试。“对精神创造进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分析，任何时候都不应该从某种能力在同世界发生关系时所获得的现成结果出发，例如不应该从感觉或概念出发，而只应该从形成感觉或概念的过程出发。”[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51.
另一方面，拉斐尔完全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把实践的因素、具体的肉体的行动理解为整个过程的基础和出发点。[1]因此，他首先注意分析具体的肉体的行动，同时表明，尽管今天通过肉体得到的认识不起重大作用，但是这个因素在最抽象的思维结果中也仍然保留着深刻的痕迹。[2]拉斐尔还根据原始的艺术发展来说明具体的肉体的行动的意义以及由于愈来愈多的需要，具体的肉体的行动通过制造工具而增加力量。
[1]因此，拉斐尔在他第三部著作的开头就说，他是从列宁的原则出发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哲学笔记》），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也做了一个不小的修正。“在‘生动的直观’之前，我们——根据马克思在反对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肉体的行动，它作为实践，不仅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且是——从历史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它的实质性前提之一。”（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209）
[2]“例如在德语中，抽象的、精神的实体就出现这样的含义：理解（Begritr）一词，从肉体方面的意思来说，是用手握住；或者，在希伯来语中，‘认识’和‘爱上个女人’是同样的意思，而法语中‘理解’（saisir）和‘观念’（conception）这样的词既有肉体的意义，也有精神的意义，而肉体的意义是更为原始的意义？”（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58-59）
下一步分析的是感受：知觉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接受、加工和一般表现。在拉斐尔看来，问题不在于某个自在的世界同感觉的认识相对立，因为这个“自在的世界”已经为人类的实践所改变。因此，“在感受的内容方面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自在的世界’，而只存在肉体的行动所准备的历史的世界。而通过第二个过程（认识创造过程），还要求使这个世界摆脱感性活动赋予它以意识的形式，以便感性认识能够建立历史世界的新形式”[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82.
参加感受的接受过程的有两个很不相同的因素：整个机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和被赋予某种特殊职能的个别感觉，而“加工的任务是形成具体的结果，在这里面，统一体和个别的、不定的和一定的、整体和部分将在它们尽量加强渗透的基础上，显露出它们之间的联系的更大的必要性”[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84.
也就是说，加工的过程，按照自己的结构来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每个具体的因素否定整体的不定性，而整体则又否定每个部分的具体性，同时否定它的还有某些其他的具体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加工的辩证法是主体和客体的综合。主体和客体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尽管它们都参加形成感觉的过程，但是它们每一个都同作为感觉的感觉不相同。这个过程不是客体和主体的多样性和统一体之间的普通吻合，而是相互的渗透。只有在这种渗透以后，形式的质才成为感觉的质的内容的“形式”。
拉斐尔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在感受范围本身内部实现的，至少在最初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帮助。因此，“仅仅是一个客体的认识论，或者仅仅是一个主体的认识论，都不能解决范畴问题，因为两者暗中赞同了范畴是静止的固定的形式这一前提。但是实际上，第一，范畴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出现对于个别的认识行动确实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它只是作为客体和主体的抽象的形态才是如此）。第二，范畴干预个别的认识行动，并且作为这样的结果而带有完全的具体性。具体的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只可能存在这样的范畴）是彼此容纳的两个进程，即社会历史进程和个别创造活动进程的结果。在第一个进程中，到处具体地产生的范畴总是重新分裂为自己的不同因素，而具有‘先验’的假象的固定和抽象的因素又是同下一个创造活动相对立的。这个因素永远在改造着固定因素和变化因素的综合，从而证明范畴的历史后天性。在这个过程中，范畴根据内容并同内容一起发展，内容也根据范畴并同范畴一起发展”[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87-88.在同范畴问题有关的另一个地方，拉斐尔看到先验论和一般相对的后天论的不可能，他对恩格斯关于范畴作为客观的（在物的方面）和主观的（人的意识中的反映）范畴的意见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注解。“第一，人的意识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以在发展过程中可以构成范畴，这些范畴固然是由其他客体制约的，但是采取它们只有在意识的特殊性基础上才能采取的那种表现形式。第二，‘描述’在主体中进行的，不仅是在认识的一种力量中，而且是在几种力量中进行的，这些‘描述’中的每一个是否都是一个主体的范畴？或者一个范畴仅仅是所有这些主体不同的描述的交叉点？换句话说，是否局部的描述必然只是客观范畴的某个不完整的描述？是否客观范畴的最大的近似只是由所有主观描述的总体来保证的？”（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220-221）
最后，表现是这个过程的第三个因素，感受过程需要它，以便通过表达运动的某种原动力的行动，把一些新东西带进意识之外的范围。
拉斐尔分析了精神力量下一阶段——理性思维即肉体行动和感受的综合。拉斐尔也把这个过程和感受一样分为三个阶段：接受、加工和表现。
拉斐尔指出过程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感觉和肉体进行的，同时指出了，理性的结构在同外在世界的斗争中历史地发展，并逐渐获得了某种相对的固定性，“这种固定性在今天对个别的认识活动来说使得先验赋予的假象活跃起来。但是理性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正如现代自然科学史所确实表明的——实际上还不完全是最后的过程；因为它还在大力摆脱感觉和理智”[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115.
拉斐尔在三个因素中分析加工阶段：对象领域的划分（微分），存在和理性思维相互渗透的方法，以及理论和领域的积分。
与唯心主义相反，拉斐尔表明，领域的划分不完全是可以先验地演绎的形式上的体系，同时他指出，领域（科学体系）的历史发展总是受经济制约的，因为经济活动和肉体行动、经济史和肉体行动史实质上是相同的。其次，领域划分的历史发展，是由物质的辩证法、理性思维的辩证法以及相互联系中的微分和积分之间的对立所决定的。在第二阶段，他研究了各门科学的方法问题和确定方法的阶段（理想对象的树立，规律的归纳，某种理论和理论的演绎中的描述）。最后，关于第三个阶段即积分阶段，拉斐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强调和解释每一制度形成的历史性质。从今天的形势中产生的任务是消除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过分突出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对立，也即历史科学和关于存在的科学之间的对立；其次，第二个任务是在同一领域内确立方法的二元论的辩证统一”[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145.
最后，是表现过程（技术、实验、工业），这个过程表明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亦即表明，人的努力方向是按煦自己的意图创造肉体，并且证明这样的肉体不仅能够发挥作用，而且能够改变世界。
可见，只有这一切认识力量的总和，才能保证存在和思维尽可能地接近。“这三种认识力量，即肉体、感觉和理智的力量形成辩证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历史上是在外在世界压力之下而产生的：各种力量一个从另一个里面发展起来并不断地互相向一个更高的统一体活动，以借助各种手段来完成同一任务：从理论上把握和从实际上管理外在世界。”[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154.
对于拉斐尔来说，最后的认识力量，即理智，会涉及到未被掌握的世界总体，并且能够从一个唯一的来源发展有关这个世界的理论，从原始的巫术起，一直到现代的哲学主张。
拉斐尔的意图是有广泛根据的，也就是说，这些意图不仅主张通过不同的认识方式来分析认识过程，而且要描述某种整个精神创造论的范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描述”问题，对某些解释的机械论，对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提出了敏锐的看法，最后，他还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性质提出了若干卓越的意见，以避免在这些解释上的通常的唯社会学的观点。
拉斐尔认为，这些因素包括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概论的问题之内，这个问题应当成为一个广泛的范围，只有在这里面，认识论才能获得真正的地位。他在这个问题上强调以下几点：
“（1）各个文化领域是由分工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人们自己创造的具体历史内部的各种精神过程。作为这样的领域，它们拥有自己相对的价值，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它们包含着自己历史的领域的条件，而这个历史是取决于物质生产的。经济自己不直接创造任何东西，而只是在个别领域规定的条件内部来改变和进一步形成事物。
（2）物质生产是精神产品的首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基础。我们不能把这种关系片面地理解为原因和后果，而应仅仅理解为相互的作用，因为物质生产的发展包含着人的整个精神的反作用，并且受这种反作用的制约。
（3）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例如，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希腊的艺术同自己的基础不是直接地联系的，而只是通过希腊神话相联系的。
（4）中间环节的数量愈多，精神生产的自由程度就愈高，但是，精神生产并不因此而成为独立的。或者换句话说，各种意识形态和经济的联系，不是同样密切的。
（5）各种意识形态处在彼此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从而产生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漫长道路才能回到它们的原始物质基础的事实，以致由此获得的根本不是解释，而是荒谬的东西（恩格斯语）。
（6）在同一时代的经济和某种一定的意识形态之间可能存在不相称的情况。例如，很不发达的经济同极发达的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是可能的（马克思语）。
（7）意识形态在受经济制约的范围内，能够发挥相对独立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不是必然朝着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的，至少有时是与此相反的。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可以强于经济最初的影响。”[1]
[1]M.Raphael,Teorijaduhovnogstvaranjanaosnovimarksizma,Sarajevo1960,str.266-267.
尽管拉斐尔的分析基本上带有不完整和不肯定的抽象的性质，尽管这种做法本身必然造成片面性，因为它割裂地分析各种力量，而这些力量总是在统一体中具体地存在的，但是他的主张仍然具有其独创性，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还没有涉及的若干问题。
拉斐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认识论（这同时也是精神创造论）的解释的优越性，并且在广义的概念中把这种理论也推广到文化理论本身，而一些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提出了文化理论的要点。拉斐尔认为，必须对艺术家在提炼自己的美学感觉时的出发点——感觉和心理（时代、等级和阶级的感觉和心理）进行分析，因此，他对埃及史前的岩洞绘画、史前的陶器和文明进行了饶有兴趣的分析，以便了解那个遥远时代的精神气氛。[1]
[1]《史前岩洞绘画》，1945年纽约版。《埃及史前的陶器和文明》，1947年纽约版。除了这些已发表的书籍外，拉斐尔还以手稿的形式留下了关于应当如何看待艺术作品、关于希腊艺术中的古典人物、关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文化、关于神庙墙壁装饰艺术的圣像学等等的若干著作。最近发表的拉斐尔的一本书是《工人、艺术和艺术家》（Arbeiter,KunstundKünstler,Frankfurta.M.1975）。
六、《社会研究杂志》学术团体[1]
[1]《社会研究杂志》学术团体即后来人们习惯称之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团体。——译者注
以接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或者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研究和探讨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该研究所是卡尔·格律恩贝格（CarlGrünberg）1924年创立的。格律恩贝格是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并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问题最优秀的刊物之一《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库》（1910-1930年）的出版者。这个研究所聚集了许多当时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科学最著名的研究工作者。
20世纪30年代初，这个社会研究所已经由麦·霍克海默领导，一批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家聚集在这里，他们起初基本上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后来逐渐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视野，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解决唯心主义的哲学和理论无力解决的问题。
他们把自己就历史和人的问题所写的大大小小的研究文章和对全世界这方面的文献的内容丰富的评论，都发表在从1932年起在莱比锡开始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上，而在法西斯主义上台后不久，几乎所有的撰稿人都流亡国外，杂志在巴黎继续出版。现代野蛮人的再次入侵，使这一切极有成果的工作结束了。
这批人中主要的和最活跃的人物是麦克斯·霍克海默，一些比较重要的成员多少成功地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去阐明多方面的历史问题，在他们当中我们可以提到的有这几位：赫·马尔库塞，特·阿多尔诺，亨·格罗斯曼，弗·波洛克（F.Pollock），埃·弗罗姆（E.Fromm），普·兰茨贝格（P.Landsberg），卡·阿·维特福格尔（K.A.Wittfogel），格哈尔特·迈耶尔（GerhardMeyer）。
这些活动的主要角色的突出特点，是以坦率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切科学问题。这使他们能够不受最高权威的约束，而自由地漫步在作茧自缚的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曾视为名副其实的禁区的各个领域中。这批人的主要特点之一和巨大的积极方面，是不陷于抽象地否定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力图认识各种观点的片面性或不完整性的原因，力图利用这些探讨的积极成果来描绘出一幅更加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和人的图画。
他们看到了社会理论中新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1]，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尤其是麦·霍克海默）努力使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2]同现代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1]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因为“社会理论构成现代唯物主义的内容”。（M.Horkheimer,MaterialismusundMetaphysik,"Zeitschr.f.S.F.",Jhrg.II,1933,str.14）
[2]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以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来说话。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唯物主义，批判的理论，批判的社会理论。马尔库塞在一段话中解释说：“我们所理解的批判的理论在这里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即在这个杂志的重要文章中根据辩证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表述的那种理论。”（H.Marcuse,ZurKritikdesHedonismus,"ZeitschriftfürSozialforschung",Jhrg.VII,1938,str.73）他们是如何设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把它同传统的哲学相对立，这是另一个问题，在后面述及这些思想家时还要谈到这一点。从中可以看到，“批判的理论”这个概念还包含一种特殊的观点。
只有从对社会及其矛盾的分析中，才能理解理论的运动和现代的科学危机。“对科学危机的理解取决于关于现代社会形势的正确的理论，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能，在现时的情况中反映着社会的矛盾。”[1]
[1]M.Horkheimer,BemerkungenüberWissenschaftundKrise,"Zeitschr.f.S.Forsch.",Jhrg.I,1932,str.7.
人们往往用这些矛盾来解释现代新实证主义者之所以陷于逻辑学和语言逻辑句法的局部性问题。因而他们不能掌握真正的科学，而是作为某种哲学流派活动，“这种流派在某一既定的、故步自封的世界观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无论如何，这种世界观和大多数宗教一样，使自己的信徒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态度来对待社会问题”[1]。正因为如此，霍克海默认为现今的形而上学者要对现代的事件负责，同样他也指责科学家忘记了人。
[1]M.Horkheimer,DerneuteAngriffaufdieMetaphysik,Jhrg.VI,1937,str.49.
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现代争论中，唯物主义不可能站在任何一方面，因为理性主义是市民阶层在上升阶段，在相信理智、目的和前景的阶段上的典型表现，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从市民阶层的危机中产生出来的，因此也就是由于不相信自己的意图的合理实现而产生出来的。因此，马尔库塞正是从现代存在主义中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破灭。因为，“过去某个时候，它的主要成就在科学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保全下来了。今天，工人运动的命运（这种哲学的遗产在工人运动中已被取消）处于毫无把握的状况中”[1]。
[1]H.Marcuse,DerKampfgegendenLiberalismusindertotalitärenStaatsauffassung,Jhrg.III,1934,str.194.在这篇文章中，马尔库塞表明，总体论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不过是对次要因素的批评，如对国家的批评，而它对自由主义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则未予触动。
由于试图在市民哲学中建立新的哲学人类学，霍克海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他表明，人的品质、特性由于各种影响而不断地变化着，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舍勒打算从人类存在的基本结构中发展一切属于人类的东西（语言、工具、思想、法律、宗教等等）的想法，是不可能实现的。“能一劳永逸地决定个人、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某种公式是不存在的。然而，尽管决不应该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唯一的人的实质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事物的过程是由某种不依赖于人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从相反的方面提出来的宿命论的公式也是幼稚的。”[1]
[1]M.Horkheimer,BemerkungenzurphilosophischenAntropologie,Jhrg.IV,1935,str.3.马尔库塞在他后来写的《理性和革命》（ReasonandRevolution,N.Y.-London1941）一书中，就异化问题研究了宿命论的决定论和人的实践的这个问题。
在这些问题方面，埃·弗罗姆关于分析社会心理学的方法和任务的文章是值得注意的。在这篇文章中，他主张利用心理分析的成果唯物主义地解释人和历史。弗罗姆认为，心理分析能够在认识某个一般说来是社会过程中的决定性的因素方面，也就是通过对人的结构、人的“本性”的分析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1]“应该把社会心理现象理解为本能器官积极和消极地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过程。本能器官自身——在一定的基础上——是由生物学的特点确定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发生变化；最初形成的因素的作用属于经济条件之列。家庭是经济状况借以对个人心理起到其铸成影响的最本质的媒介物。社会心理学要求根据经济条件对情欲的作用来解释共同的（与社会有关的）内心的状况和思想（尤其是它们的无意识的根源）。”[2]
[1]这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对心理分析的评价相当不一致。例如，勃·比霍夫斯基（B.Bihovski）、阿·卢利叶（A.Lurije）等人以及威·赖希（W.Reich）（在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心理分析》〔Dijalektičkimaterijalizamipsihoanaliza〕以及《性道德的破产》〔DerEinbruchderSexualmoral〕两书中）批判地，然而肯定地对待心理分析的现实成果，而V.N.沃洛施诺夫（V.N.Vološinov）在他的《弗洛伊德主义》（Frojdizam）一书中则把心理分析称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因素之一。庸俗社会学的公式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这种公式成了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主张的特征。
[2]ErichFromm,UeberMethodeundAufgabeeineranalytischenSozialpsychologie,Jhrg.I,1932,str.39-40.
弗罗姆根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分析心理学有它一定的地位。分析心理学研究人的因素——本能世界，研究它在社会过程内部所起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因而，它同时研究一种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之间的决定性的中介因素。因而，分析社会心理学有助于根据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发展的过程来充分理解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
[1]ErichFromm,UeberMethodeundAufgabeeineranalytischenSozialpsychologie,Jhrg.I,1932,str.54.
在前面我已经指出，这批人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对资产阶级的文化和哲学，包括其最新的成果持批判的，但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的来源在于，他们正确地理解到，哲学不是社会经济事件的片面反映，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既然哲学高于意识形态，任何这样的企图（把哲学完全归结为社会的东西。——弗兰尼茨基注）必定会失败。批判的理论同哲学的争论所关心的是哲学概念和问题的真实内容：它假设真理确实被包含在这些概念和问题之中。相反，知识社会学的事情永远只是涉及以往的哲学的谎言，而不是涉及它的真理。”[1]
[1]H.Marcuse,PhilosophieundkritischeTheorie,Jhrg.VI,1937,str.640.
但是，他们的批判的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同样认为，没有任何可能彻底研究完哲学的对象，否则哲学最终就会平静下来。“因此，那种认为在自身中，在任何一个真理中能找到平静的哲学，同批判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1]
[1]M.Horkheimer,PhilosophieundkritischeTheorie,Jhrg.VI,1937,str.633.
马尔库塞在他关于批判享乐主义的文章中研究了某些伦理问题。马尔库塞分析了享乐主义是如何从绝对的和本身有价值的利益和需要出发的，同时他指出，享乐主义却看不到，在这些利益和需要中已经呈现出阶级社会的谎言和分崩离析。
马尔库塞把个人的行为同社会宣布的某些普遍准则的冲突看作是不道德的问题，而不是主张用某种其他的东西来替换这种普遍准则。“不道德的人错误地反对某一普遍准则的正当性，这种普遍准则即使具有不好的形式，但是它保证维持社会生活；而不道德的人是不会有某种更好的、真正的普遍准则的，因为他处于预先确定的、‘败坏了的’本能和需要的结构中。道德是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之间的对抗的反映。它是普遍准则为了维持本身而迫切必需的那些要求的法典……普遍准则与孤立的个人相反，它维护历史的权利。它要求排除任何破坏决定性的社会戒律的享受。它禁止满足那些必然会动摇现存制度的基础的要求。”[1]
[1]H.Marcuse,ZurKritikdeshedonismus,Jhrg.VII,1938,str.69.
在有关真正的和虚伪的利益的问题上，马尔库塞表明，在对抗性的和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在各种社会因素、阶级因素和意识形态等等的影响之下，个人要看到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常常是很困难的。可见，在对抗性的劳动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个人，“不可能是自己的幸福的主宰。他们受到妨碍，无法去认清自己的真正的利益。因此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说自己的状况是幸福的，并且无须外在的压力就承认那压迫着他们的制度。现代民众表决的结果表明，不明真相的人们是会走到投票反对自己的地步的”[1]。
[1]H.Marcuse,ZurKritikdeshedonismus,Jhrg.VII,1938,str.69.
马尔库塞认为，个人的真正的利益不应该是自身的偏爱、自身的衰退和堕落，也不应该是希望别人如此。因此，对现代的人来说，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是自由的利益。但是这并不是某种理想的伦理原则的任何抽象的要求，而是现代历史趋势的表现。“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是自由的利益，真正的个人自由能够与真正的普遍自由融合在一起，一般地说也只有和它在一起才是可能的，而且幸福最终也存在于自由之中——这一切并不是哲学人类学关于人的本性的任何证词，而是对人类本身在同自然界的较量中所争取到的一种历史状况的记述。”[1]
[1]H.Marcuse,ZurKritikdeshedonismus,Jhrg.VII,1938,str.81.
在马尔库塞看来，幸福的真实性就是自由的真实性，即解放了的人类在它同自然界进行的共同斗争中的自决的真实性。霍克海默联系社会科学中的预见问题也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比在其他科学中更难于预见的看法，同时指出，社会科学的对象愈是从属于人的自由，预见便愈容易。因为人的真正的自由既不同于无条件服从的状态，也不同于通常的任意妄行，而在于“通过合理的决定在我们身内和我们身外掌握自然界。要使这种状况成为社会所特有，这不仅是社会学家的任务，而且是人类一切进步力量的任务。社会学家为达到准确预言所做的努力，变成建立一个合理社会的政治追求了”[1]。
[1]M.Horkheimer,ZumProblemderVoraussageindenSozialwissenschaften,Jhrg.II,1933,str.412.
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只有在抽象的意义上才能同历史实践分开。只有在历史实践中才有可能提供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也只是一种历史现象”[1]。
[1]M.Horkheimer,BemerkungenüberWissenschaftundKrise,Jhrg.I,1932,str.2.
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们的某些基本思想，这个学派是德国当时的思想界的重要代表。我们这里只简单介绍他们那个时期的基本思想，因为我们在介绍这些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时还将比较全面地谈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是想指出他们当时的某些观点，这些观点成了他们后来的理论研究的基础和主题。这一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团体由于对当代文明问题的广泛研究和达到的理论水平而令人相信，它比那个时期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要高出一筹。
除了这些理论上的努力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到几位马克思主义人物，他们在当时以及后来通过自己的著作发挥了影响，但是，这些著作不像我们已经介绍过的那些著作那样具有独创性。
首先，我们可以提一下卡·阿·维特福格尔这个人。他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1922年）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两本书中，竭力想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做一解剖并论述其矛盾。后来，他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历史和东方的专制政权，1931年，他出版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一书。后来，他侨居国外，转而站到明显的反共立场上。其次还有：奥·塔尔海默（A.Thalheimer），他是因他那本受欢迎的《辩证唯物主义导论》（1928年）而出名的，这本书是他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讲课的教材；尤·博尔哈特，他写了很受欢迎的《历史唯物主义》；库·萨乌尔兰德（K.Sauerland），他在《辩证唯物主义（I）》（1932年）这本巨著中已经表现出许多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及对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F.雅库波夫斯基（F.Jakubowski），他的《唯物史观中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1936年）这一论文在许多方面继续发挥了格·卢卡奇和卡·科尔施的真知灼见。在那个时期崭露头角的还有恩·布洛赫，我们下面还要谈到他，因为他的主要著作和他的意义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阶段。在历史编纂学方面，还可以提到麦·贝尔（M.Beer）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斗争的历史》（1924年）以及阿·罗森贝尔格的《从马克思到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历史》（1932年）。[1]
[1]值得提一下罗森贝尔格书中的几处批判性意见。尽管他认为，俄国的事态发展的某些情况是有一系列理由的，他还是尖锐地批评各国共产党完全从属于“苏联神话”，而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他说：“苏俄要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至少实现三个前提：必须在生产者实行自由自治的条件下，在大企业中组织工业；农业也必须按照这种方式组织起来；而生产必须是根据需要，而不是根据市场和商品利益加以管理。在这三个前提中，没有一个存在于今天的苏俄中。”（GeschichtedesBolschewismus,Berlin1932,str.227）因此，“苏俄今天跟1921年时一样，属于同一类型的国家和社会。它是工人和农民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居统治地位的官僚把社会的两个基本阶级牵连在一起”。（GeschichtedesBolschewismus,Berlin1932,str.228）应当提到的是，罗森贝尔格的看法是，对于俄国来说，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十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它允许采取一系列进步的措施，对教会实行限制，推行新的教育方法，关心妇女儿童，等等。
法西斯主义的上台粗暴地中断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发展。社会民主党人也好，共产党人也好，都不知道去克服自己的旧有分歧，不知道在面临共同的野蛮的敌人的情况下社会主义者的队伍应该团结。这是一个新的证据，证明社会民主党人奉行的议会比专政优越的政策是实用主义的、目光短浅的，证明第三国际奉行的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法西斯主义等同起来的政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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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格奥尔格·卢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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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格奥尔格·卢卡奇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由于列宁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结束，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时期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时期，一个同样急剧变化和充满预见不到的转变的时期也随之开始。第二国际由于在帝国主义列强第一次大冲突中所持的态度而在政治上陷于破产，这也意味着它在理论上陷于破产，至少早已众所周知，在同总体的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有本质分歧的一系列观点上是这样。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在列宁的丰富的理论活动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原理是与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尖锐对立的，例如在阶级斗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哲学等等问题上。这一切问题有一个时期似乎已经十分清楚和得到了解决，现在又重新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和任务。
所有这些事件，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第三国际的建立（1919年）和欧洲大多数主要国家（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等）的革命事件，不仅引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进一步政治分化（分化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且在理论方面必然开始一个理论上转变、重新探索、冲突和偏离的时期，这一切给这个重要阶段的第一个时期打上了十分积极的烙印。
这里，各种观念、想法和利益发生了冲突。尽管第二国际当年的大部分领导人（卡·考茨基、爱·伯恩施坦〔E.Bernstein〕、麦·阿德勒〔M.Adler〕、奥·鲍威尔、卡·伦纳等人）在理论上仍然是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新高涨，不只是意味着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形式和正统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而且从第三国际一开始存在起，就在第三国际本身内部，在共产主义理论家的队伍中间导致剧烈的分化。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特殊的现象。情况同第二国际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完全一模一样的。然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使得这一发展带有一种特殊的性质。由于这个事实，全部理论问题都同政权本身的问题，从而同显然是政治性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而俄国的理论和政治的这种发展的性质又必然给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发展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和影响，因为第三国际的领导在这个时期是受俄国共产党人的直接影响和指挥的。由此也产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这个时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理论观念，对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起支配作用的影响。
这种支配地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毫无必要的，当然，在新国际发展的初期，也没有这样地表现出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在于伟大列宁这个杰出人物的存在，列宁从来不想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立场强加于人，更不想对理论思想实行垄断，他很清楚地知道，在理论思想方面面临着许多困难的任务。另一方面，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之间还存在许多分歧，而且常常是在极重要的理论、政治和具体实际问题上存在分歧。列宁在世时，所有这些分歧是可以存在的，它们甚至造成一种发展任何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必需的创造性气氛。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列宁对于所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种保证，即保证他们能从任何迷途上最终找到正确的出路，而列宁本人又是一位如此突出的和天才的人物，唯有革命和创造的局势才是他自由驰骋的场所。
这第一个时期大约延续到30年代初，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发展时期，而往往也是趋于极端的发展时期，但是唯一的愿望是要克服前一个时期的许多已经进入死胡同的和不正确的东西，是要开始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问题和努力在理论上达到现代的水平。而达到现代的水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气勃勃的存在的前提，而且一般说来是任何科学、任何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前提。在这方面，做了最主要的贡献的，当然是列宁。但是这个时期也使其他许多思想家登上理论舞台，他们很快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优越于最好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他们还表明，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发展的自由，当它没有被任何教条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利益和公式束缚的时候，它是具有广阔的发展可能性的。
欧洲的革命形势一直持续到20年代初。德国波罗的海舰队的起义已经把革命委员会提到了首位，由于以布尔什维克的伟大的历史性努力为榜样，革命委员会成了这个时期革命群众的基本思想和目的。在十一月革命中，就曾建立过以库·艾斯纳（K.Eisner）为首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时，实现了各派社会主义者的合作，在第二阶段还同共产主义者实现了合作。积极参与这一合作的有G.兰道耳（G.Landauer）、E.托勒（E.Toller）、E.米扎姆（E.Mühsam，后者后来于1929年就这些事件发表了《从艾斯纳到列文》一文）、欧根·列文（EugenLeviné）、麦克斯·列文（MaxLevin）等人。在奧地利，委员会，特别是工人委员会也得到了发展，1918年底，奥地利宣布成立了共和国。奥地利的委员会是非常强大的，但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不成熟而胆怯的政策和它的改良主义的幻想（鲍威尔、伦纳）阻碍了委员会的革命的加强和发展，从而使委员会在联合政府期间必然地衰弱下去，尽管在1919年3月的大选中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多数。在同一时间内，在匈牙利成立了以共产党人和贝拉·库恩（BelaKun）为首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也开始实行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措施。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由于艾伯特（F.Ebert）、谢德曼（F.Scheidemann）、诺斯克（G.Noske）的武装干涉而瓦解了，匈牙利革命在外国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也失败了，而在奥地利，整个发展由于奉行议会政策而被削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终于因奉行这一政策而失败。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历史正是把委员会问题提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首位。
从理论上说，这意味着对社会民主党关于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观念的尖锐批判，特别是在列宁、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同考茨基、鲍威尔、伦纳等人的论战中，这种批判表现得最为明显。于是，无产阶级新政权的性质、国家和国家发展的道路问题以明确的和革命的方式被提出来了。在列宁、布哈林、潘涅库克（A.Pannekoek）、葛兰西（A.Gramsci）以及欧洲共产党人的其他许多评论中，体现在工人委员会中的直接民主问题也占有一个中心的位置。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包含着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革命过渡的实质，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质。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同样觉察到，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若干领域在第二国际时期是完全被忽视和毫无结果的，因此做出了一系列的尝试，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领域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并恢复在某些领域已经停顿的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性对话。这里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哲学问题，无论如何，哲学问题同政治和社会学问题都是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活动中最薄弱的方面。而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尽管有其缺点，却正是在这个领域指出，在分析现代人的一些根本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极大的可能。
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Lukács,1885-1971）生于布达佩斯，他以论述现代戏剧的发展的论文和《灵魂和形式》（1911年）一书，开始了自己富有成果的理论和文化历史研究活动。卢卡奇由于是在海德堡学习的，因此他是在欧洲哲学和文化历史思想最优秀的传统的基础上，首先是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的著作的基础上，并且也是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者和德国韦伯（MaxWeber）社会学学派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理论观念的。在这一时期，他还深受他的导师格·齐美尔（G.Simmel）的影响。他首次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是在他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当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总危机的爆发，使他再度钻研马克思的著作。在卢卡奇的思想中，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占据特殊的地位（《小说理论》，1916年）。卢卡奇是经过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再度接触马克思的理论的，这一接触的特点是要认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特殊意义。他当时试图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统一于一个历史哲学之中，在这方面他受到匈牙利工团主义“左翼社会党人”思想家埃尔温·萨博（ErvinSzabo）的影响。关于这种影响，卢卡奇本人后来曾谈道，他说在许多方面这种影响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也包含有抽象的主观主义和伦理因素。[1]
[1]GeorgLukács,MeinWegzuMarx,SchriftenzurIdeologieundPolitik,NeuwiedundBerlin（第一次刊于《国际文献》〔InternationaleLiteratur〕1933年第3卷第2期上）.
卢卡奇正是在自己的思想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的情况下，参加了工人运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世界的批判，并在匈牙利1919年的革命事件中成了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
匈牙利革命失败后，他侨居于维也纳，为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共产主义者》（Kommunist）撰稿，并于1929年赴莫斯科，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以后在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一直到战争结束后重新回到匈牙利为止。
在1919年到1923年期间，卢卡奇写有若干文章，这些文章于1923年以《历史和阶级意识》为书名出版。[1]
[1]这本表明卢卡奇思想的异常深刻和明晰的论文集收录的文章有：《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19年），《罗莎·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1921年），《阶级意识》（1920年），《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职能的改变》（1919年），《合法性和非法性》（1920年），《对罗莎·卢森堡所著〈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一文的批评意见》（1922年），《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1922年）。收有上述论文的这本书于1923年初在柏林由马利克出版社（MalikVerlag）出版，书名是《历史和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StudienüberMarxistischeDialectique）。
在卢卡奇看来，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所特别强调的，中心问题是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对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不仅没有研究，而且没有理解。卢卡奇认为，罗·卢森堡是唯一懂得也从方法和经济的方面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同时认为，要进一步发展这种方法，就必须从批判地阐明和讨论她的著作出发。而对于这样一条道路来说，“列宁的文章和讲话在方法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6.
卢卡奇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不加任何修正。这同时也包括“对当代的迫切问题做有实际内容的表态，因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这种理解，这个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认识当代”[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7.
卢卡奇认为，最近的革命岁月的经验证实了以正统的观点（也就是以共产主义的观点）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要点，并同时认为，正是为了研究这种“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法”的问题，就必须从研究它的奠基人黑格尔着手[1]。
[1]当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有一种倾向，要求把对马克思的研究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密切地联系起来，列宁也曾十分明确地支持过这一倾向。他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一文中就曾写道：“根据马克思怎样运用从唯物主义来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例子，我们能够而且应该从各方面来深人探讨这个辩证法，在杂志上登载黑格尔主要著作的节录，用唯物主义观点加以解释，举马克思运用辩证法的实例，以及现代史尤其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提供得非常之多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方面辩证法的实例予以说明。依我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个集体应该是一种‘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之友协会’。”（Označeniivojnstvujuščegomaterializma,Soč.,sv.33,str.207-208.〔参见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2页。——译者注〕）除了卢卡奇以外，致力于实现这种倾向的特别有科尔施（K.Korsch）、布洛赫（E.Bloch）和德波林（A.M.Deborin）。这种倾向后来在斯大林主义时期受到了尖锐的谴责，虽然它在我们所研究的第一个时期中就已经有了自己的激烈的论敌了。
正如在1922年写的前言中所明确地提到的，卢卡奇的意图不在于完整性和系统性，而是要“使辩证方法的问题——作为活生生的和迫切的问题——成为讨论的对象”[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1.
卢卡奇在自己的论述中把基本重点放在这个方法论方面。他以讽刺的态度看待修正主义对事实的崇拜，同时完全正确地指明，目光短浅的经验主义根本看不到，事实之所以成其为事实，只是由于在方法上进行了加工，而这种加工有它特殊的认识的目的。经验主义者认为（而非辩证的修正主义者则随声附和），任何数目、任何原始的事实都是经济的事实，从而忽视了，“最一般地列举、排列‘事实’而不加任何评论，就是‘解释’”[1]，而这就忽视了，事实恰恰是在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从某个生活结构的整体中提出来而又被包括到某种理论中去的。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8.
另一方面，卢卡奇认为，恩格斯的一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同时他提出一个指责，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个指责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也是片面的。卢卡奇在确定恩格斯研究过辩证法的哪些方面的同时，根据他自己的辩证法观念指出：“但是根本的相互作用，即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辩证关系，却一次也没有提到，更不用说被列为方法论研究的中心（这种关系应该居中心地位）。而如果不确定这一点，辩证方法——尽管完全保留了‘流行的’概念，这种做法归根到底当然还是表面的——就将不再成为革命的方法。”[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5-16.
卢卡奇致力于克服一般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以及对现实做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解释（把现实解释为仅仅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某种客观性）的一切宿命论，而把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本立场（特别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述的立场）看作解决人的历史问题的答案。因此他首先强调主体和客体在历史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并把方法仅限于历史现实方面。这一观点，尤其是对自然辩证法问题的看法，卢卡奇在自己的注解中阐述得最透彻，他说：“把方法仅限于历史和社会的现实方面，这是很重要的。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述中所产生的误解根本在于，恩格斯——依照黑格尔的错误的先例——把辩证方法也推广于认识自然界，但是在这方面，辩证法的具有决定性的规定（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为其思想基本变化的范畴基础的历史变化等等）并不存在于对自然的认识中。遗憾的是，这里没有详尽讨论这一问题的任何可能。”[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7.这实际上是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观念持否定态度的唯一的一段话，而且这还是在注释中说的，虽然这个论点是从他的探讨中合乎逻辑地得出的。
这段话在当时反对卢卡奇的论战中受到极为尖锐的攻击，加上我们往后再来阐述的其他一些因素，他的这部著作整个地遭到了谴责或者甚至被打入了冷宫。的确，卢卡奇在抛弃自然辩证法的时候是走得太远了（他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这种观点）。然而，同样确实的是，卢卡奇比他的所有的批评家都更正确，他发现了我们时代的问题和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深刻地、综合地运用于历史领域的必要性，而过去，正是这个历史领域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者正确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有理由指责恩格斯本人，因为他发现，停留在一般的、本体论的辩证法观念上，就会轻视历史过程的辩证法，历史过程也就很容易被人做出机械论的说明，而在这些说明中，人实际上消失不见了，人与任何其他自然生物一样，仅仅成为这种发展的普通要素罢了。
在我看来，卢卡奇虽然努力避免这一点，但无论如何是走得太远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完全正确地发现了当代关于人的问题的实质，并且，他把辩证法仅限于社会历史现实，从而对这个综合的矛盾的过程做出了一定的分析，这些分析超过了在列宁之后的当时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著作。[1]
[1]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中出现了类似的过程。斯大林主义的本体论如此忽视特殊的历史辩证法和人，结果，重新出现了对这种本体论的反击（布洛赫、霍克海默〔Horkheimer〕、阿多尔诺〔Th.Adorno〕、马尔库塞〔H.Marcuse〕、列菲伏尔〔H.Lefebvre〕、萨特〔J.P.Sartre〕）和把辩证法仅限于历史现实的看法（萨特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自然辩证法是某种未经证实的东西，或者是与当代人历史的革命的实践无关的东西。我认为，这就不必要地和不正确地缩小哲学分析的领域了，尽管他们完全有理由坚持辩证法是仅属于历史领域的问题。
卢卡奇比别人更加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关于人的天才概念，即应当把感性、客体、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样他就把存在的实质理解为社会过程，并把存在本身理解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因此，无论如何，存在的本体论的差距被缩小为只是历史的存在，但是，历史的存在本身因而被正确地理解为人的革命实践的产物，人因而也被正确地理解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和客体。
考虑到对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是决定性的范畴。具体的总体就是现实的基本范畴。如果不清楚地认清这个范畴的含义，就没有任何可能把历史过程理解为统一的过程。当然，总体范畴并不使它的要素在某个抽象的总体中消失不见，而只有理解“某个对象，看到它在它所发生作用的一定的总体中的职能，才使这种辩证的总体观点——也只会使它——能够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27.
因此，在卢卡奇看来，使马克思主义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科学的东西，不是经济动机在解释历史方面所占的统治地位，“而是总体性的观点”[1]。总体范畴对卢卡奇来说是如此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范畴，以至于这在他眼中甚至就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2]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39.
[2]卢卡奇当然认为，必须把同样性质的因素和整个研究领域隔离开。唯一重要的是：这种隔离是认识整体的手段呢，还是目的本身？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最终并不存在任何独立的法的科学、国民经济学、历史学等等，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统一的科学——关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发展的历史辩证科学”。（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39）对于卢卡奇的思想说来，重要的是，他当时还不知道马克思的1844年的《手稿》，但在这里以及后来的分析中却得出了几乎与之相同的结论。
总体性的观点不仅决定对象，而且还决定认识的主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总是从个人的观点来看社会现象，而从这种观点出发，只能看到局部的方面和没有内在联系的事实，或者只能看到抽象的特殊的规律。而那种总体只有当主体本身也是总体时才能被提出来。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各阶级才代表这种总体性观点。如果古典经济学是从个别的资本家出发的，马克思则同这种方法做了根本的决裂，因为他把生产的主体本身也理解为总体、阶级。
经济上的宿命论和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理解是密切联系着的。伯恩施坦、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或奥·鲍威尔的观念，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后果。如果仅仅从个人的观点出发，那么周围的世界对他便是冷漠无情和命由前定而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能动性仅仅在于认识和利用这个世界的规律，或者在于从伦理上改变人，以此作为改变这个世界的前提。
一种观点导致对人的机械论的观念，另一种观点则导致假设纯粹的“需要”，而从总体观点来看两者在一起就意味着考察问题的方式中的割裂，这同时也意味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割裂。“然而，现实只能作为总体来理解和观察，并且只有一个本身也是总体的主体才能够这样观察。”[1]这个主体就是阶级本身。“只有阶级才能起主宰社会现实，从社会现实的总体上改变这种现实的作用。”[2]正因为如此，作为思维主体的无产阶级才一举而解决了一筹莫展的抉择：纯粹规律的宿命论和纯粹意志的伦理的抉择。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式和“代表者，它的历史使命的良心”[3]便是政党。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51.
[2]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51.
[3]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53.
卢卡奇既不是把阶级意识理解为这个阶级的单个的人们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和，也不是把它理解为这种东西的平均数。“但是，作为总体的阶级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用最终决定于这种意识，而不是决定于单个的人们的思想等等，并且只能从这种意识中被认识。”[1]正因为如此，对他来说，在这种阶级意识和经验事实以及这个阶级的个别成员的个人意识之间是存在差距的。由此便产生这样的问题：这种差距在不同的阶级身上是否不同？这种差别有多大？鉴于现有的上述不协调情况，这种阶级意识的职能是什么？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62.
在这种解释中，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理想化的，类似某种在过程本身中起统治作用的无个性的因素。同时，这种观念和列宁关于从外部把意识灌输进阶级（在无产阶级那里）的观念是对立的，并且仅仅强调这种意识是从历史生活总体中有机地产生出来的。无论如何，历史经验有一部分是和这种说法相矛盾的。
但是，这使得卢卡奇能够根据其他某些因素得出结论，这些因素对于这个过程看来无论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他首先指出过去的社会形态中的阶级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不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认识到它的暂时性，同时他首先得出结论说：这一矛盾“表现为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不可克服的对立。这种阶级意识的辩证法以（资本主义的）个人之间不可克服的对立为基础，以个别资本家型的个人与‘合乎自然规律的’必然的发展，即意识原则上不能控制的发展之间不可克服的对立为基础；因此，它使理论和实践产生不可克服的对立”[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76-77.
另一方面，他正确地指责庸俗马克思主义，说它忽视了意识的这种作用，把伟大的原则性斗争归结为“现实的政治”，而在这种政治中，资产阶级总是比较强大，因为它拥有广泛得多的手段和可能性。甚至“从这种地位产生的阶级意识，必然表现出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样的内部结构”[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81.
正因为如此，革命的命运在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来临的时候，取决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程度，取决于它的阶级意识”[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82.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的“意识形态”既不是什么举着去进行斗争的旗帜，也不是掩盖真正目的的帷幕，而是这种斗争的目的本身和武器。无产阶级的非原则性的策略会“把历史唯物主义降低为一般的‘意识形态’，把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斗争方法强加给无产阶级[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83.
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不是个人的心理意识，也不是作为个人总和的群众心理意识，而是“已经形成的关于阶级地位的意识”[1]，因此，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个想法视为阶级意识的最好的定义，那么先前引述的关于革命本身的命运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这个结论以在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发展的无产阶级为前提，但也以无产阶级对它的斗争的历史作用、任务和目的的意识为前提。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86.
卢卡奇知道，无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它的生活环境，它所经受的非人的和异化的遭遇，必然在它的生活和意识中留下深刻的痕迹。它由于这些原因而经常陷于粗鄙的经验主义或空想主义，这是丝毫也不奇怪的。因此，在阶级意识的结构及其实现的可能性方面，不应当抱有任何幻想，但也不应当忽视现存的力量。
每个无产阶级革命都把工人委员会当作自己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推到历史舞台上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有效地克服它的领导（即社会民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标志。“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革命的工人委员会同机会主义对它做的讽刺画混淆起来，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己产生的时候起就不倦地进行斗争所争取的形式之一。它的存在、它的不断发展表明，无产阶级已经处于临近形成关于自己的意识的时刻，从而也处于临近胜利的时刻，因为工人委员会在政治上、经济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物化。”[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93.卢卡奇对这个“物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一研究实际上是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这本文集的核心，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这一点。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为争取新的、无阶级的社会而进行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这种斗争的一个阶段），“不仅是同外在的敌人、同资产阶级所做的斗争，而且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同自己本身，即同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阶级意识的破坏性和屈辱性影响所做的斗争。无产阶级只有在克服本身所受的这种影响时，才能获得真正的胜利……无产阶级不应该害怕任何自我批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引导它走向胜利，所以自我批评应当是它的切身需要”[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93.
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卢卡奇关于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的研究占有特殊的地位。[1]使卢卡奇对这个现象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商品关系、分工、物化和商品拜物教对社会的外部和内部生活发生多大的影响？他和马克思的看法一致，肯定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不存在作为统一劳动过程对象的统一的产品，生产是局部化的，生产的客体和主体因而也相分离；同时他强调指出，工人本身也成为机械体系的一个机械化的部分，丧失自己的能动性质，并且多半对那种作为封闭的体系、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而按照机械规律进行的过程采取静观态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机械化的生产过程使工人们成为孤立的、抽象的原子。
[1]物化（德文是Verdinglichung）概念是卢卡奇从马克思和他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获得的。商品生产的基本现象表现在，一种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态，而这种物与物之间和物对物的关系成为观察生活的唯一的视界。这种基本现象就是拜物教和物化现象。卢卡奇后来的种种分析和结论，都是从马克思上述对商品拜物教所做的真正天才的分析中得出的，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分析中已经提出过这方面的初步观点，但卢卡奇写这部著作的时候，这些手稿还未为人所知。
事实上这种孤立化和原子化的现象是明显的，但也是必然的。当生产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意识到自己是劳动力所有者的自由的工人的时候，尤其会产生这种情况。“他的特殊地位在于，这种劳动力是他的唯一所有。从他的命运来看，对整个社会的建设具有典型性的是，这种自我对象化、人的一种职能成为商品这种现象，极其明确地表明了商品关系非人性的和使人丧失人性的性质。”[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03-104.
这种关系也掩盖了一切东西的物化。从私人占有制、土地和资本，直到技艺精巧的专家，这些专家出卖自己的才能，并对他自己的、对象化和物化了的才能的发挥抱着一种木然的态度。
人所需要的一切物体成为商品这种情况，决定着人的意识的特殊的结构：“他的特性和能力不再联结成为个性的有机的统一体，而是表现为‘物’，而这些‘物’也像外在世界的各种物体那样被人所‘占有’和‘转让’。”[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12.
整个这种分工、专业的物化和发展的过程，使整体的图景消失了。如果哲学也将“以专家的眼光”对待这一切问题，不看整体，那么在它看来，这种异化的和物化的世界最终也将是在人面前存在的唯一可能和唯一可以理解的世界。
卢卡奇认为，现代的批判哲学也是从这种物化了的意识结构中产生的。[1]
[1]参见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22-140。在解释现代哲学的理性主义、它对现实的静观态度以至于它的幻想（以为这种现实本身是理性的、思想的产物）的时候，卢卡奇批评了恩格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解释和批评。卢卡奇认为，“自在”和“自为”对于黑格尔来说不是对立的，而是必要的相互关联之物。（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45-146）但是，他的这一意见忽视了这样一点，即恩格斯采用“自在”这个概念时取的是康德的意思，而不是黑格尔的意思，而恩格斯的批评本身则是根据黑格尔在分析现象和本质时对康德的不可知论所做的正确批评进行的。
卢卡奇批评恩格斯把实践表述为实验和工业。这个批评意见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把实验仅仅理解为思辨的关系。然而这个批评意见又是正确的，因为这些范畴并不能完全说明历史实践的问题（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46-147）。那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还没有出版，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对实践问题的理解要广泛得多和深刻得多。
卢卡奇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和资产阶级哲学的一个共同的现象：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人和社会的对立、哲学意识和某种独立的异己的基质的对立，他遵循马克思关于克服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局限性的基本思想，提出了解决主体和客体的问题的设想。
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由他本身（作为阶级）——‘创造出来的’现实相对立，如同与一个同他格格不入的‘自然界’相对立一样，他无能为力地听任这个自然界的‘规律’摆布，他的活动只能是为了自己的（自私的）利益来利用个别规律的必然过程。但是，即使是在这个‘活动’中——从事情本身的实质来看——他仍然是事件的客体，而不是事件的主体”[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49.
人的活动范围仅仅是内在的：这个范围一方面是关于这些规律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关于他对事件过程的内在反应的意识。
哲学的分裂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这个哲学根本问题，只是人的这种分裂的表现而已。而且，只有当“真实的东西不仅被理解为实体，而且被理解为‘主体’，当主体（意识、思维）同时是辩证过程的生产者和产品，当主体因而同时在一个由主体自己创造的、主体作为其有意识的形态的世界中运动，而且这个世界又以完全的客观性与它对立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问题以及与之有关的关于消除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性等等的对立问题才能被认为是解决了”[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57.
只有通过这种理解，才改变了对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以及自由和必然性的关系的解释。由我们所创造的现实因而就失去虚构的性质。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历史，并且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现实看成历史（也就是看成我们的历史，因为别的历史是不存在的）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提高到了可以把现实理解为我们的‘行动’的那种观点。当我们的行动只在我们有意识的活动中才被认识，当我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的世界，即历史过程的产物被理解为一种以陌生的规律对我们起作用的现实，这时唯物主义者的抉择就失掉了它的意义，因为它表现为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表现为形式上的明智的教条主义”[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60-161.
卢卡奇的这些分析实际上最终达到这样的理解：历史不是某些不以人为转移的严格的规律，历史是人的事业，因而受表现人的能动性的那些趋势的支配。这样，卢卡奇就超越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根深蒂固的机械论和本体论，他们片面地和教条地使历史与人互相对立起来，犹如哲学家们使主体与客体互相对立起来一样。[1]然而，恰好在这里也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大问题：卢卡奇加以过分主体化的历史运动的这种内在趋势，有多少是真正的规律——趋势，而不是抽象的规律？它们“容许”历史的个人把握的自由有多大？从各个历史时期来看，这种自由把握整个历史进程的可能性存在怎样的差别？
[1]卢卡奇是这样理解历史趋势与阶级的能动性的关系的：“遵循无产阶级的阶级目的，同时就是有意识地实现社会的——客观的——发展的目的，而这些目的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有意识地参加，就必定会停留为抽象的可能性、客观的界限。”（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165）
卢卡奇的功绩在于，他尖锐地——至少按照倾向（而不是按照每个意思和句子）来说，在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表述了这个问题；这就真正地超越了那种批判实在论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观点，这种观点把自然界看作现成的客体，把主体看作现成的主体，而这个现成的主体仅仅从理论认识和思想批判的角度事先造成这个自然界现实的外在影响。正如他在那些著作中几次强调的那样，“相反，自然界是一个社会范畴。这就是说：在某个既定的发展阶段上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这个自然界对人的关系怎样，人与自然界的较量是以怎样的形式进行的，总之，从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来看，自然界意味着什么，这始终是受社会制约的”[1]。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240.
从这个观点出发，卢卡奇对反映论做了很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反映论和柏拉图的感觉论一样也是一种神话理论。
这种论点受到尖锐的批评，但是，那些批评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进行的，没有保留卢卡奇在悉心研究这个问题时对反映论提出的批评意见中比自己的批评者认识得更清楚的那些地方。从素朴的或批判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攻击卢卡奇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换句话说，卢卡奇力图克服主体和客体这两个一成不变的和互相对立的要素的对立的局限性，他的这种倾向是基本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德国哲学的这种二元性，它的棘手的问题和困难被克服了，这种妨碍把两种不同的因素（费希特关于绝对主体的观念和黑格尔的天才的同一论）联系起来的二元性被克服了，不过是通过把客体理想化的办法克服的。
把这个理想的同一性重新唯物主义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因素，并在它们之间确定反映关系，这样做，问题并没有解决。主体和客体仍然是两个不同的因素，而它们相互关联的可能性的问题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人及其意识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我们碰到的不是严峻的现实的经验事实，而是许多过程。“对于反映论来说，这意味着，思维、意识一定要面向现实，真理的标准在于同现实的吻合。但是这种现实同经验事实的存在是毫不相同的。这个现实并不是存在着，它是在生成着。”[1]没有我们的思维的活动，现实不会产生出来。正因为如此，“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并不是说它们彼此‘适应’，彼此‘反映’，并不是说两者‘平行发展’或者彼此‘吻合’（所有这些说法仅仅是固执的二元性的隐蔽形式），而是说，它们的同一性在于，它们是某个同样的现实历史的辩证过程的因素。无产阶级的意识所‘反映’的东西，就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矛盾中所产生的那种积极的和新的东西”[2]。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222.
[2]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223-224.
卢卡奇这样就重新把实践的因素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中心和主干的地位，同时，他是为数很少的这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发现官方把认识解释成客观反映的做法具有非辩证的性质。虽然卢卡奇在进行这方面的批评时走得太远了，没有断定实践也是以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前提的（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客体被主体化，而主体被客体化），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这种分析开始采取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根本的和真实的态度。
可能有人会指责他过高估计了“阶级意识”这个因素和把某些范畴黑格尔化了，但在实质上，从这些分析来看，卢卡奇仍然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着重说明了当时除了列宁以外很少有人如此尖锐地强调过的东西：人的意识、阶级意识，即特殊的人类因素在历史运动的总体中的作用。没有人的活动，历史运动也就不成其为运动。他没有片面地把这种活动仅仅理解为意识的活动，其证明就是他的关于实践的基本原理以及这样一个论点：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只有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已经成为实践性的，它才具有这种改造的功能”[1]。这种改造只能是“无产阶级本身的自由事业”[2]。
[1]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224.
[2]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228.在后来关于合法性和非法性、关于罗·卢森堡和她对俄国革命的批评的文章中，卢卡奇基本上根据列宁主义的精神解释了这些问题：他不否认革命斗争的任何一种形式，提出关于帝国主义时代爆发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可能性的原理，同意列宁关于在革命和反革命时刻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以及列宁关于党的组织问题的观点，批判地对待特别表现在罗·卢森堡身上的关于自发性的观点。卢卡奇一般是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对待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及其整个进程的。
相反，在自由问题方面，卢卡奇身上表现出某种空想主义，他认为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里，不仅阶级、国家等等会消亡，而且经济规律性本身也会消亡。对社会生产力的自觉管理，即在人们的监督之下的社会，会使经济规律的统治也趋于消亡。（GeorgLukács,GeschichteundKlassenbewusstsein,Berlin1923,str.316）
围绕卢卡奇的这部著作以及后来发表的科尔施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著作，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立即展开了极尖锐的论战。考茨基指责他回到青年马克思，而不是回到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去了。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季诺维也夫、德波林、斯腾（J.Sten）等人则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离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行为所包含的“危险”。德波林提出警告，认为不应当低估这条路线，因为支持它的还有卡·科尔施、贝·福高劳希（B.Fogarasi）、伊·列瓦伊（J.Révaj）等人。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季诺维也夫本人也激动起来，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尖锐地攻击越出规定范围的所有那些观念。[1]
[1]“在意大利，格拉齐亚代伊（A.Graziadei）同志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他的一些原先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写的，这些文章反对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这里不能不受惩罚。当匈牙利的格·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学的领域内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容忍。我收到了鲁达什（L.Rudas）同志的一封信，他是卢卡奇所属的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他说，他打算出面反对修正主义者卢卡奇。当派别不让他这样做的时候，他退出了这一派，因为他不允许给马克思主义掺假。鲁达什是好样的！在德国党内，我们遇到同样的流派。格拉齐亚代伊同志是教授，科尔施也是教授。（有人插话：卢卡奇同样是教授！）要是再来几个这样的教授，炮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会坏事。我们在我们的共产国际里不能够不加惩罚地容忍这样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G.Zinovjev,IzvještajodjelatnostiEgzekutive,izProtokolaVkongressKI,17.juna1924,Moskva.引自GeorgLukács,SchriftenzurIdeologieundPolitik,str.720-721）同样是当时苏联哲学界主要人物的阿·德波林也尖锐地批评卢卡奇的修正主义和唯心主义，而根本不谈诸如异化、实践、阶级意识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参见A.Deborin,LukácsundseineKritikdesMarxismus，见AbramDeborin:NikolaiBucharin,KontroversenüberdialektischenundmechanistischenMaterialismus,Frankfurta.M.1969）
从党和政治的观点来看，这里已经开始出现第三国际往后一个时期所特有的那种精神：整个活动（也就是说，包括意识形态活动、理论活动和艺术活动）完全服从于党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还成为支配历史生活的一些领域和现象的仲裁者，但是，对于这些领域和现象来说，无论在历史上或者在理论上，这种领导都不负有成为仲裁者的使命。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斯大林主义的心理和观念一般来说并不是仅仅产生于斯大林个人。
另一方面，卢卡奇以其对意识、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所做的杰出分析，同马克思一样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科学的一个流派，即所谓的知识社会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关于实际思维的“存在联系性”（SeinsverbundenheitdesfaktischenDenkens）这一论点中，即从关于在思维的形成中也存在某些并非次要的超理论的因素这一论点中，某些资产阶级理论家，特别是在后来的发展中，麦·舍勒（MaxScheler）还有卡·曼海姆（K.Mannheim）等人，懂得了利用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和卢卡奇的上述观点，在意识和意识形态问题上发展一种从资产阶级观点看来是详细的和在某些论点上同马克思主义相接近的研究。[1]
[1]这里首先应当提到曼海姆的著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ijeundUtopie,1929）。
尽管有许多论点可能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和批评的对象，其中某些最重要的观点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了，但是卢卡奇的伟大功绩在于他发扬了马克思的某些基本的思想成就。特别是在分析异化、物化以及现代社会的这一基本结构现象对阶级意识和个人意识的作用方面，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之一，同时也抓住了当代世界和人的实质性问题之一。他所抓住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都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
完全可以理解，特别是在俄国和整个第三国际以后的形势发展的过程中，卢卡奇的这一切光辉的努力由于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权威性评价”而告结束，并且像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那样，被众所周知的沉默所掩盖了，因为在那种形势下，物化、异化的现象不是逐渐被克服，而是重新恢复了以国家主义的社会组织、心理和意识形态为形式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历史“被遗忘了”，仿佛它没有存在过似的。
在这一时期，卢卡奇还在几部同样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几部著作同他的主要著作一起，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的新路线的巨大可能性。[1]然而，理论讨论方面越来越压抑的气氛，苏联的党和官僚变本加厉地实行不容异见、包办一切和垄断一切的做法，以及卢卡奇和不同文化领域内的其他许多人所受到的压力，阻碍了一次大发展，而这本来可能成为文化上一个新的文艺复兴时代的真正的开端。因此，在后来的时期中，卢卡奇更多地被迫致力于研究比较中立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问题以及美学的一般理论问题。他关于18世纪和19世纪的德国文学、关于歌德时代、关于这个时期的美学等等的著作属于世界文学最有价值的创作之列，由于这一切，卢卡奇成为国际范围内最出色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和理论家。[2]
[1]这方面的著作有一部是《列宁。关于他的思想的联系的研究》（Lenin,StudieüberdenZusammenhangseinerGedanken,Berlin-Wien1924）。他在这部著作中描绘了列宁的杰出的辩证法思想，并再次把辩证法看作历史理论。卢卡奇强调，列宁的行动意味着对某些具体和十分棘手的形势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同时他当时就出色地注意到，列宁并没有提出任何“一般规则”和“处方”，机械地使他的意见和行动一般化只能产生曲解，产生庸俗的列宁主义。在《格律恩贝格文库》1925年第11卷上发表的卢卡奇对布哈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批评意见，同样是重要的。卢卡奇的批评意见强调，在布哈林身上，理论获得一种虚假的客观性，成了拜物教式的。他特别批评布哈林把生产力归为技术，他认为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部分，但是并不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如果不把技术看成是每一个生产制度的因素，如果不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解释技术的发展（反而是从后者去解释前者），那么技术与‘自然界’、气候、环境、原料等等一样，是一种超验地与人相对立的拜物教原则。”（引自G.Lukács,SchriftenzurIdeologieundPolitik,NeuwiedundBerlin1967,str.193）卢卡奇在这一著作中完全正确地批评布哈林把理论同方法相分离，批评他对“规律”范畴的理解，同时又批评他的平衡理论。第三部著作是《莫泽斯·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MosesHessunddieProblemederideolistischenDialektik,"ArchivfürdieGeschichtedesSozialismusundderArbeiterbewegung",12Jhg.1926），卢卡奇在这部著作中同样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特别是强调《精神现象学》一书，他认为，赫斯对马克思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被赫斯的传记作者泰·兹罗戚斯蒂（Th.Zlocisti）说过头了。然而，我认为，卢卡奇的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赫斯的这种影响。
[2]在比较重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提到：《德国文学中的进步和反动》（ReaktioninderdeutschenLiteratur,1947），《歌德及其时代》（GoetheundseineZeit,1947），关于弗·梅林（1933年）、尼采（F.Nietzsche）和维舍（F.Th.Vischer，1934年）、席勒（F.Schiller，1935年）的美学的论文，这些论文同后来关于黑格尔（1950年）和车尔尼雪夫斯基（1952年）的美学的文章一起以《美学史文集》（BeiträgezurGeschichtederAesthetik,1954）为书名出版。以后，卢卡奇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学和艺术的观点，并写了若干篇论文（后来以《现实主义问题》[ProblemederRealismus,1953]为题出版），试图解决关于艺术反映和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问题。此外，卢卡奇写了许多评论近代最知名的作家如巴尔扎克（H.Balzac）、海涅（H.Heine）、司丹达尔（Stendhal）和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论文，从而表明，卢卡奇属于以拉法格、普列汉诺夫、梅林、罗·卢森堡和列宁为最光辉代表的，文化上有广泛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全面的继承人之列。
我们还会有机会谈到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现代发展有关的某些论点，这里仅限于从他的有关艺术问题的著作中谈谈某些理论上的尝试。卢卡奇在《马克思和意识形态衰退的问题》的论文中，重新有根据地回到有关现代人的异化及其在艺术和理论方面的后果的思想上来。“这样，对于正常的公民来说，他的使命就像是在一部大机器中做一个小齿轮，他自己对机器的整个运动不可能有某种概念。如果现在无政府主义地否定个人活动中的这种联系、这种必然的社会性，那么分离仍然存在，只不过这是同一种非常消极的伪哲学的论据相分离。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表现为某种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力量，它的命由天定的毫无人性的客观性威胁着个人并且不可理解地同个人相对立。”[1]
[1]GeorgLukács,Marxiproblemideološkogpropadanja,Problemirealizma,Sarajevo1957,str.103.
在理论上，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表现为近几百年来的世界观的矛盾，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矛盾。在卢卡奇看来，理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面前不战而降的表现，而非理性主义则是一种无力的反抗。“非理性主义作为世界观肯定这种从全部社会内容中抽空人的灵魂的现象，并且生硬地特别使这种现象与同样神秘化了的抽空理性世界的现象对立起来。这样，非理性主义不仅是哲学上的表现，而且同时是使人类感性生活越来越缺少文化的推动者。随着资本主义的衰落，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在尖锐的危机时期，它越来越多地诉诸人身上的最坏的本能，诉诸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必然在人身上积聚的兽性和寡廉鲜耻。如果说法西斯主义的蛊惑人心的‘血和土地’的口号能够如此迅速地在受欺骗的小市民群众中传布开来，那么，这是因为激起读者身上这些本能的颓废的哲学和文学在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其事，因为它们在事实上帮助培植了这种情绪，当然它们往往不会预先感觉到这种被利用的事，甚至往往会愤怒地拒绝带来这种后果的结论。”[1]
[1]GeorgLukács,Marxiproblemideološkogpropadanja,Problemirealizma,Sarajevo1957,str.104.
卢卡奇认为，文学的特别的社会力量正是在于，它能够把斗争的矛盾、社会生活的冲突描绘得如同它们在真实的人的生活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他指出，资产阶级颓废时代不要求艺术描绘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真实的生活，而要求描绘人们的生活的假象。“这个时代要求作家把这种假象描绘为唯一可能的和真实的人的生活。”[1]
[1]GeorgLukács,Marxiproblemideološkogpropadanja,Problemirealizma,Sarajevo1957,str.123.
任何一个时期的重要的现实主义者之所以伟大，正是由于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善于表现人类生活的假象和实质的现实的辩证法，而这必然会导致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发生矛盾。
也就是说，艺术对现实的反映不是由宿命论规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在于在一般反映论的界限之内研究艺术反映的特殊性。卢卡奇是这样表述艺术的第一个特点的：“任何伟大的艺术都抱有这种目的：描绘出现实的情景，在其中，现象和本质、个别情况和规律、直感和概念等等之间的矛盾是这样地被溶解了，以致在艺术作品提供的直接印象中，两种因素融合成为一个自然的统一体，对于感受者来说，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般表现为个别和特殊的特点，在现象中可以发现和感受到本质，规律是作为特殊描述的个别情况的特殊动因表现出来的。恩格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艺术表现的这种本质，他在谈到小说中的人物的特点时说：‘每个人物都是一个典型，但是同时也是一个一定的个人，一个像黑格尔说的“这个人”，并且必定是这个人。’”[1]
[1]GeorgLukács,Umjetnostiobjektivnaistina,Problemirealizma,str.152.
对现实的科学反映和艺术反映之间的第二个重要差别在于，个别的科学的认识（规律等等）不是彼此独立地存在的，而是构成有联系的体系。“然而，每个艺术作品必须是仅仅为了自己而存在的。当然，存在着艺术的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客观上同它所有的规律是有联系的和可以识别的。但是，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部分的艺术发展的这种客观联系并不抹杀这样一个事实：艺术作品只有当它占有这种封闭性，这种仅仅为自己起作用的力量时，它才成其为艺术作品。”[1]
[1]GeorgLukács,Umjetnostiobjektivnaistina,Problemirealizma,str.155.
卢卡奇在他的关于历史和阶级意识的著作中谈到的人类历史过程总体的那个思想，在这里又有根据地出现了。越是不去更忠实地把握局部，而是更忠实地把握这种总体，普遍的联系、关系和矛盾的总和，艺术反映的价值就越大。个别情景只有当它是客观现实总过程的真实反映的必要因素时，才会是对生活的真实反映。“相反，照相般地符合于生活的一种细节的艺术真实，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和主观的。就是说，如果作为必要因素的细节不能直接从相互联系中变得明显起来，那么它作为艺术作品的因素，是偶然的，它的选择是任意的、主观的。因此，这样一种情况是绝对可能的：一个作品是由对外在世界的照相般真实的反映本身‘组成’的，然而整个说来，它仍然是对现实的一种主观任意的反映。因为串联成千个偶然事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从中提出某种必然性来。为了使偶然性同必然性发生真正的联系，必然性一定要处于偶然性本身之中，也就是说，必然性在细节本身中已经在发生作用。细节在一开始就一定要这样加以选择和形成，以便同整体的这种联系在它本身中发生作用。”[1]
[1]GeorgLukács,Umjetnostiobjektivnaistina,Problemirealizma,str.159-160.
因此，卢卡奇在20年代中期受到对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的尖锐批评之后，放弃了自己关于自然辩证法和反映论的观点，接受了把反映论的立场作为解释艺术作品的基础。他赞同了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虽然从来都不同意文化领域中的官僚垄断（这种垄断早在3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点的统治地位的确立就已经开始了），不同意把浪漫主义的因素看作是革命的因素，也不同意把黑格尔看作是反动的哲学家，不同意把斯大林的著作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最高成就。像卢卡奇这样一位具有广博文化知识的光辉的人物，一定是十分沉重地感到这种理论上的平庸迂腐气氛的压力的。虽然在快到30年代的时候，由于解散了宗派主义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发表了列宁的哲学笔记和马克思1844年的手稿，理论界的前途变得明亮些了，但是这种清新的空气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喘息时机而已。官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讨论的抵制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而卢卡奇和其他许多人当时还不清楚根由和来源何在。
然而，这种错觉是不会长期保持下去的。而认清这种官僚主义压力的来源，实际上又只是更加使创造性的思想活动陷于停顿。卢卡奇后来在1957年写的《跋》[1]中说明了社会主义的这种矛盾的和几乎是荒谬的情况，并且解释说，问题在于这涉及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在于当时侵略成性的法西斯主义正飞扬跋扈，正因为这样，他自愿地使自己个人的任何观点都服从于局势的必然性。“然而，这绝不是意味着，我向在这场斗争过程中形成、宣传和最终传布开来的一切意识形态倾向投降了。同时，我毫不怀疑，在当时，任何反对派不仅在肉体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很容易地会成为要毁灭整个文明的那个死敌在精神上和道义上的支援者。
[1]指卢卡奇1957年为自己的《美学史文集》日文版所写的跋语。——译者注
为此，我曾不得不为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游击战，也就是说，不得不援引斯大林的言论等等，以使自己的著作能够出版，并在这个时代有时留给我们的那种‘喘息时机’所允许的限度内，经过一切必要的审慎处理之后，表达自己的持不同意见的想法。有时，我也不得不沉默。例如，当战争期间决定把黑格尔评定为反对法国革命的封建反动势力的思想家时，我自然不可能发表自己关于青年黑格尔的书。我认为，即使不求助于诸如此类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愚蠢做法，战争显然也会取得胜利，但是当反希特勒的宣传已经采取这种观点的时候，那时争取战争的胜利要比进行关于黑格尔的真正的观念的辩论更加要紧。”[1]
[1]见卢卡奇为1957年他的著作《美学史文集》的日文版写的《跋》（Prilozihistorijiestetike,Boegrad1959,str.366）。关于卢卡奇的政治观点，见JörgKammler,PolitischeTheorievonGeorgLukács,DarmstadtundNeuwied1974。
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所有这些荒唐的事实，实际上表明了极大的无能、不成熟性和概念的模糊，而这些又促成了以某种更高的利益和有直接的危险为名，把那些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大成问题的形式和观念强加于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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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自由劳工”经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六章“自由劳工”经济
1771年，曾当过理发师和假发工的阿克莱特，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水力纺纱工厂。他雇用了六百名工人，其中主要是童工，产量为同等规模手工纺纱产量的十倍。1775年，苏格兰教学仪器制造工瓦特与伯明翰的工程师博尔顿共同生产出能够带动机器、拖行巨大负重并最终驱动轮船和陆上交通工具达到此前人类无法想象速度的蒸汽发动机。1783—1784年间，亨利·柯特设计出卓越的搅炼炼铁法，并设立了一间轧机厂来进行实践。
通过整合上述发明及其他各项发明，以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工人的蒸汽机动力工厂为基础，开拓生产发展的新道路畅行无阻。到了18世纪末，仅在曼彻斯特地区就出现了五十家这样的工厂。很快，欧洲其他地方及大西洋对岸的许多企业家也都开始模仿采用这种新方法。城市工匠及乡村包买制的新发展，正在赋予工业城市以新生。
就在这些变化开始缓缓呈现在世人眼前时，一位苏格兰教授论述了他眼中新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今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常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圣经。但这本名著最初出现时，却对欧洲盛行的秩序、对大不列颠依旧向往这种秩序的人们，提出了激进的挑战。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这个团体中还包括亚当·弗格森和大卫·休谟等思想家。斯图亚特王朝试图利用封建主义的苏格兰高地来重新在英格兰实现绝对君主制，令这些思想家极为惶恐，他们决心取缔建立在偏见基础上的旧秩序。因此，与当时其他英国思想家相比，苏格兰思想家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亚当·斯密是《百科全书》的忠实拥趸，并与伏尔泰、霍尔巴赫、赫尔维修和卢梭建立起坚固的友情。[1]《国富论》是启蒙运动试图清理封建“非理性”世界的行动之一。
《国富论》将生产商品以提升人民生活（“国家财富”）的各种现代方法，与阻碍现代方法实施的旧制度和旧方法做了对比，即以“欧洲富有国家”为特色和以“古老普遍的封建政府”为特色的社会之间的比较。[2]全书开篇便描述了一家生产别针的现代“工厂”，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来自劳动的精细分工：每名工人只负责一项非常细微的任务。
亚当，斯密彻底颠覆了财富来源的传统观点。中世纪早期，人们认为财富源于土地。自16世纪起，“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源于金银的理念日益被世人所接受。
亚当·斯密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认同，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所有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正评判方法”。[3]
劳动可以应用在两个方面：“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生产性的劳动能够缔造持久可销售的产品，可以被从事其他劳动者所消费，或者作为“资本”投入到生产更多产品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哪个方面，劳动的产出都会创造出更多的产出，使“国家”的“财富”迅速膨胀起来。
如果劳动在没有创造任何新商品的情况下被立即消费，它就是“非生产性的”。这一性质的劳动就是服侍主人的“无须技巧的仆人”劳动。一旦提供之后，他们的劳动便会就此结束。只有雇用许多生产性的劳动力才能致富，而“维持大量的无技巧仆人，将会使人贫穷”。斯密补充道：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不生产价值……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的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4]
18世纪的欧洲各国都提供一系列领取干薪的挂名职位（这些职位薪俸极高又无须担当任何实际责任），使政府和宫廷养了许多游手好闲又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官员。亚当·斯密的信条是对这种蛀虫的无情攻击；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打击了依靠地租生活又不投资农业的地主。发展中的市场体系要求摆脱向后拖拽的束缚。市场机制为英国的改革做好了准备，也可以轻易地被阐释为给欧洲革命做好了准备。
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述道，反对任何国家控制贸易或征服其他土地的企图。亚当·斯密表示，顺其自然，人们总是会以本国劳动力生产的商品，来交换其他国家劳动力生产的一系列品质最佳、价格最低廉的商品。每个国家都会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完成的任务上，试图以最高效的方式实践，没有人会生产别人不想要的商品。因此，市场将会以最佳的可能方式来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
政府帮助本国生产商的举动，只会令人们超出必要程度地扩大劳动规模。这样的政府管控可能会令某些利益团体受益，但亚当·斯密坚称，这种行为最终将会减少“国家的财富”。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唯一理性的道路。
与此类似，亚当·斯密也为“自由”劳动力的益处高歌。奴隶制或许看起来是获利的简单方式。但因它使奴隶在劳动中失去了创造力，故从长远来看，奴隶制势必比自由劳动力的成本更加昂贵。“对无法获取私人财产的人来说，除了尽量多吃少做，别无他趣”，亚当·斯密说道。[5]
亚当·斯密歌颂纯粹市场体系的种种好处，批判从中萌发了市场体系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就像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罗尔解释的那样，亚当·斯密的著作“代表了一个独立阶级的利益……他原本可以不抱幻想地明确指出其主要攻击目标，就是那些对工业资本主义未来成长而言最可怕的障碍：特权阶层”[6]。
亚当·斯密对新市场体系的描述只是一个方面。英国资本主义并非仅仅通过和平的市场竞争就一跃远远超越欧洲其他国家。奴隶制为英国提供了部分资金，殖民地则为英国提供了市场。整整一个世纪，国家的开销都非常巨大，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利润丰厚且极具竞争性的新型工业也就无法出现。殖民地化、奴隶制及商业主义的支柱，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工业资本主义在最初阶段感到似乎不再需要它们。
那些无法提供这种支柱的国家就要受苦了。这种情况正在爱尔兰发生，当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对爱尔兰的贸易设下限制时，爱尔兰的资本家受到了重创。印度发生的状况也日益印证了这一结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劫掠了孟加拉，却没有留下任何回报的东西。一旦英国的资本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其他地方的资本家阶层就会需要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如果这些地方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没有一出生就被窒息而死的话。
当亚当·斯密写下《国富论》时，工业资本主义依然处于幼小的启蒙状态，他还无法看到纯粹的市场制度本身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生产商之间彼此竞争，导致他们并非根据需求自发调整产量，而是猛然增产，其后又因害怕商品卖不出去无法获利而锐减产量。直到四十五年后，亚当·斯密最重要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才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添加了一个章节，承认生产机械化令工人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若想让亚当·斯密在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势必需要他超越其所在社会的历史局限。然而，对今天依然试图将亚当·斯密的著作视为为资本主义盖棺定论的解读观点的现代人而言，可没有同样的借口。
最后，亚当·斯密意义重大的劳动力和价值的观点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几乎与所有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亚当·斯密也曾假定，拥有不等财富的人们在市场上是平等的。不过，他后来的一些观点已开始挑战这一原有看法，开始质疑“自由”劳动力与奴隶劳动力相比，享有的自由度到底有多高。
亚当·斯密确信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源泉，这令其得出结论：地主或工厂主收获的地租或利润，来自即时的劳动生产。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以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农业生产物为然，一切其他劳动的生产物亦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艺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生产物……而这一分享的份额便是他的利润。[7]
其中的利益并不和谐，而是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8]
亚当·斯密的理论逻辑，在批判“封建主义”非生产性后遗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发展到批判资本家本身——将资本家视为非生产性的寄生虫，依靠工人劳动创造的利润过活。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转换，它在李嘉图的著作（从工业资本主义角度批判了地主）中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其后影响了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首批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的观点。最伟大的启蒙运动政治经济学家用以对抗旧秩序的武器，如今被用来对抗新秩序。
不过，亚当·斯密本人则逃避了得出上述结论的责任。他将其价值来自劳动的观点与另一个相矛盾的观点融合起来。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有赖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的联合收益。虽然这一观点似乎落入了令人不解的无限循环（收益有赖于价值，而价值又是收益的总和），但这一观点却被马尔萨斯及广受欢迎的让·巴蒂斯特·萨伊所继承，在李嘉图去世后成为经济学中的主流正统思想。
无论如何，亚当·斯密都是第一个对新涌现的经济体系的中心概念作出概况描画的人。亚当·斯密描画的图景令英国资本家明白了前进的方向，也给予其他国家将会成为资本家的人们一些模仿的思路。在他的著作出版一百二十五年后，相对的社会和平就让位于颠覆性的革命新时代。而他的思想则塑造了许多新时代关键人物的头脑和精神。
[1]当·斯密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关系，参见伊恩·罗斯（IanRoss）所著《亚当·斯密传》（TheLifeofAdamSmith,1995）。
[2]亚当·斯密，《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Harmondsworth,1982），第433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郭大力一，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3]同上书，第104、133页。
[4]同上书，第430-431页。[引文出自《国富论》第三卷第三章。]
[5]同上书，第488页。
[6]埃里克·罗尔（EricRoll），《经济思想史》（HistoryofEconomicThought,London,1962），第151页。[《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国富论》，第168页。[引文出自《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8]《国富论》，第169页。[引文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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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关于党内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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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关于党内民主
今天，在大多数共产党都谴责了斯大林主义并宣布在党内恢复列宁准则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公众来说，了解列宁实际上是怎样看待党的统一、党内关系、党内批评和党内反对派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除此而外，正如迄今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对社会主义发展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
列宁在俄国20世纪初从事秘密活动的困难条件下写过一些论述党的组织问题的著作，我们从这些著作中已经看到，列宁曾设想过，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只有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具有强有力的领导中心的党，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列宁当时就认为，如果分歧极为深刻，任何妥协都有碍于获得革命斗争的成功，革命者就有权使党分裂（列宁1903年就这样做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来，在革命胜利之后列宁仍然坚持这一思想，尽管他试图不让这种情况发生，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分裂都意味着是一场危机，而在十月革命后最初年代的那种情况下党内危机会危及革命事业本身。
谈到列宁的这一观点时，应当立即指出，列宁精通辩证法，因而也十分清楚，“民主集中制”这一公式本身也是十分灵活和有伸缩性的，强调或不强调这个统一体的这一面或那一面，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因为，“民主集中”基本是只是这样的意思：上级领导机关通过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它向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下级机关必须执行上级机关的决议。然而，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发展水平不同，这一公式可以做各种理解：或者是各级领导机关一概应经选举产生，或者是有的由中央指定；或者是在党的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就某些问题做出决议之前，容许在党内外就这些问题进行公开辩论；或者是中央全会或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最终的决定，但可以在理论上继续探讨和维护相反的观点。上述公式也容许党内存在这样的不同集团，它们对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个别重要问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把它们称为党内反对派又不大恰当。[1]
[1]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并不是指已经形成的固定集团和派别，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同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观点不一致，如果那样，那就意味着形成新的党了。这里指的只是在一些个别的，尽管往往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也许只有“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可以导致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发生原则分歧。我们之所以比较注意党内民主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它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包括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有种种不恰当的解释和做法。西方的著作（只有少数例外）企图把1917年以后列宁的做法与后来斯大林的做法完全等同起来，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著作则总是想把斯大林主义的每一种做法宣布为是列宁主义的。有关苏联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只有一部完整的官方的历史著作，即1938年联共（布）中央赞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一本是鲍·尼·波诺马辽夫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Istorijavsesojuznojkommunističeskojpartii（boljševikov）,odobrenaodCKVKP[b]1938g.）和一部由P.N.波斯别洛夫主编的预计出六卷本的大部头的《苏联共产党史》（P.N.Pospelov,IstorijakommunističeskojpartiiSov.Sojuza,Moskva,I1964,II1966）。在西方著作中，最著名的是爱·哈·卡尔：《苏俄历史》（E.H.Carr,AhistoryofSovietRussia），其中包括一、《布尔什维克革命》（I-III,1950-1953年），二、《政权空白期》（1954年版），三、《一国社会主义》（I-III,1,III,2,1958-1964年）；列奥纳德·夏皮罗：《苏联共产党史》（LeonardSchapir,DieGeschichtederKommunistischenParteiderSowjetunion,S.FischerVerlag,1962）；比埃尔·布鲁埃：《布尔什维克党》（PierreBroué,LePartibolchévique,Paris1963）。最新的著作有J.爱赖恩斯坦：《苏联史》（四卷本）（J.Elleinstein,Histoiredel'URSS,Paris1972-1975）；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研究反对派历史的重要专著：《革命的良心。苏俄的共产党的反对派》（RobertVincentDaniels,DasGewissenderRevolution.KommunistischeOppositioninSowjetrussland,Köln-Berlin1962）。有关反对派的最新资料书有《工人民主还是党的专政。世界革命文件集》第2集（ArbeiterdemokratieoderParteidiktatur,DokumentederWeltrevolution,Bd.2,OltenundFreiburgimBreigau1967），君特·希尔曼：《共产主义的自我批判》（GüntherHillmann,SelbstkritikdesKommunismus,Rowohlt1967）。
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没有时间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新政权建设的复杂性和接踵而来的事件带来一系列需要首先注意的其他问题。由于这个缘故，这个组织问题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解决的，而对我们来说最值得注意的恰恰是党内民主问题，而且是在年轻苏维埃共和国处境最为困难的时期，是如何得到实际解决的。
正如我们将要指出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列宁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容许了两个非布尔什维克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存在，而且在自己的党内也经常存在着反对派。我们只打算讲讲党内争论和对立的主要阶段。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布尔什维克的最关键的时刻，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不同意列宁关于起义的号召，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这种观点，认为在当时情势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11月2日做出决议，要求这个反对派把自己的怀疑和争论搬到报刊上来谈并放下他们的实际工作[1]。列宁后来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中要求反对派做出书面说明：少数派是否保证服从党的纪律？是否保证执行中央委员会制定的政策？总之，在革命转变的高潮时期，党要求遵守严格的纪律和把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严格的集中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列宁给自己当时的那些战友写道：请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在下列两种建议中加以抉择：或者反对派和他们的同盟者一起组织新政权，而他认为这是一个只会动摇、软弱和混乱的政权，中央委员会将不受其任何约束；或者他们停止这种瓦解组织的工作。列宁当时也强调指出，分裂是可悲的事实，但是“现在开诚布公地分裂要比在内部进行暗中破坏、撕毁自己的决议、进行瓦解活动和散布沮丧情绪好得多”[2]。随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A.E.Rykov）和米柳亭（V.P.Miljutin）由于不同意中央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坚持关于联合政权的主张，后来由于他们进行了反对大多数人做出决议的实际活动，中央委员会在1917年11月5-6日写信警告他们，中央委员会将不得不把他们开除出党。
[1]V.I.Lenin,RezoljucijaCKRSDRP（b）povoprosuobopoziciivnutriCKod2now,1917.sv.26.（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关于中央内部反对派问题的决议（1917年11月2日[15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译者注）
[2]V.I.Lenin,UljtimatumboljšinstvaCKRSDRP（b）menjšinstvu,sv.26,str.248（参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给少数派的最后通牒（1917年11月3日[16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5页。——译者注）
众所周知，在所有这些争论之后，上述成员都认识到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辞呈（也只能如此！），并保住了他们所担任的全部负责职务。
几个月以后，在与德国签订和约问题上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冲突。尽管德国提出的条件是苛刻和屈辱的，但是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现在必须履行革命前就做过的保证，并认为苏维埃政权本身由于士兵和群众的情绪，由于普遍的无组织状况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列宁的这一实事求是的观点却遭到他的某些最亲近的同事，特别是以布哈林为首的莫斯科区域局的最坚决的反对。这实质上是作为政治现实主义者和非教条主义者的列宁同这样的一些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他们甘愿为了某些既定的原则而牺牲一个国家的苏维埃政权，他们认为同帝国主义的德国媾和，就是对国际主义的革命原则的背叛。
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斗争艰苦而激烈。列宁没能立即争得多数，中央委员会和政府许多成员提出辞职。洛莫夫、乌里茨基（M.S.Uricki）、斯米尔诺夫（I.N.Smirnov）、皮达可夫（G.L.Pjatakov）等人申请辞掉他们在党内和苏维埃机关担任的负责职务，而在1918年2月24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越飞（A.A.Joffe）拒绝到布列斯特去，托洛茨基申请辞掉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而索柯里尼柯夫（G.J.Sokolnikov）则声称如果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他就将退出中央委员会。列宁对他们进行了同志式的劝说，要他们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不要辞职，保证把他们的申请书刊登在《真理报》上，但请他们把自己的决定延迟到和约签字之后再提出来，在此以前请他们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决定，也许觉得仍然可以留在自己的职位上。[1]
[1]VystuplenijanazasedaniiCKRSDRP（b）ob24.februara1918,sv.27（参见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18年2月24日）》，《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1-395页。——译者注）
对布哈林和莫斯科区域局有组织的反对和对他们提出的即使丧失苏维埃政权也不签订如此耻辱的和约的提法，列宁在他著名的《奇谈与怪论》一文中做了回答，其中重申了同志们有权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并认为如果这种分歧已经十分深刻，甚至可以分裂党。列宁写道：“这里既没有怪论，也没有奇谈。在单独媾和问题上同中央意见有严重分歧的同志，严厉责备中央，并认定分裂不可避免，这是十分自然的。这都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列宁只用令人信服的证据和论断去指出他们的提法的荒谬和站不住脚，从而争得了中央委员会其他成员对自己的观点的赞同。
[1]V.I.Lenin,Strannoeičudoviščnoe1917.sv.27,str.46.（参见列宁:《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页。——译者注）
在1918年3月初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在谈到同一论题时发生了更激烈的争论，布哈林把列宁和中央委员会称为佩特留拉（S.V.Petljura!），并说如果签订和约就是出卖乌克兰。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的结论中，并没有把任何人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和党的敌人，他只是回答说：“布哈林同志在他讲话的结尾中，竟把我们和佩特留拉相提并论。既然他有这种看法，那么，他怎么还能和我们留在同一个党内呢？难道这不是一句空话吗？当然，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同一个党内了。我们仍然在一起这件事说明，我们同布哈林在十分之九的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诚然，他还讲了一些革命的空话，说我们要出卖乌克兰。我相信，对这些明显的废话值不得枉费唇舌。”[1]
[1]V.I.Lenin,Zaključiteljnoeslovopodokladuovojneimire,8.marta,sv.27,str.87.（参见列宁:《关于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8日）》，《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译者注）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还起草了关于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同志的决议，决议写道：这种拒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对所有渴望党的统一的人来说是根本不能容许的，并且严重地威胁着党，决议建议“代表大会声明，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用发表相应声明的办法来表明他对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他所不赞同的步骤不承担责任，而不要用退出中央委员会的办法。因此，代表大会迫切希望，同志们在向人数众多的组织征求意见之后放弃自己的声明，代表大会将不考虑这项声明而进行选举”。[1]
[1]V.I.Lenin,Rezoljucijapopovoduotkaza"levyhkommunistov"vojtivCK,sv.27,str.126.（参见列宁:《关于“左派共产主义者”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译者注）
可见，列宁充分尊重在个别问题，甚至重大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即使是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他也采取辩论、说服和说理这种民主方式去解决。[1]
[1]为了说明当时的争论是充分民主的，回忆一下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1918年7月），将不是多余的。列宁在这次大会上谈到社会革命党人的态度，说他们在克拉斯诺夫逼近彼得格勒城下的时候，没有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因而在客观上帮助了克拉斯诺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代表大会上不断喧嚷、叫喊，使列宁讲不下去。
1918年下半年、整个1919年和1920年是反革命暴乱和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只有用恐怖回答白色恐怖而别无他法。党必须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实行最严格的纪律才能保证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战胜强大的和装备精良的敌人。完全可以理解，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许多事情都不得不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做，同时必须利用一切可能来建立一支比较正规和精良的军队，恢复遭受破坏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托洛茨基作为红军的主要创建者和反对武装干涉的斗争的主要组织者，使用了旧军队的大批军官，事实表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国民经济方面，列宁则试图加以整顿，推行一长制，由一个人负主要责任和掌握管理大权。如果考虑到工人阶级出身的绝大多数优秀的革命干部或者已纷纷走上了战场，或者已去帮助苏维埃政权征粮养活人民和军队，那么，这一措施是必要的，更是可以理解的。
一些共产党人和中央委员针对这些以及类似的措施，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前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提纲，批评党和苏维埃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托姆斯基（M.P.Tomski）发表了提纲，然后是萨普龙诺夫（T.V.Sapronov）、奥新斯基（N.Osinski）和马克西莫夫斯基（V.N.Maksimovski），最后是莫斯科区域局发表了提纲。这些提纲都是在1920年3月，即在党代表大会（3月底和4月初召开）之前不久发表的，而这时国内战争正激烈进行。
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和马克西莫夫斯基在他们的《关于集体领导制和一长制的提纲》中，提出如下观点：这两种原则当中任何一个都不具有绝对意义，但是从社会政治观点来看，集体领导制却有某种优越之处，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当采用并加强这种体制。“集体领导制是管理国家的最高级的学校”[1]，因此按照他们的想法，这一原则应当在企业中实行，因为它是民主制的基础。
[1]N.Osinskij,T.Maksimovski,ThesenüberdiekollegialeunddieEinmannleitung，见文集ArbeiterdemokratieoderParteidiktatur,OltenundFreiburgimBreisgau1967,str.126。
列宁在《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结论（3月30日）》中回答了他们的提纲，以及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所做的其他许多攻击。列宁根据当时那个阶段的情况坚决地否定了集体领导原则，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这将会造成无人负责的现象。同样也驳斥了反对派关于在管理方面的集体原则是民主制的必要基础的提法，因为在迄今为止的革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这种东西。[1]
[1]列宁也回答了这样的直接的指责：例如有人说中央委员会把施略普尼柯夫（A.G.Šljapnikov）派去挪威，使他不能参加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把一个中央委员“赶到”远地去，以及马克西莫夫斯基批评列宁在组织局和政治局之间制造了混乱等等。列宁在自己的回答中指出，这种指责和攻击是毫无根据的，并请批评他的人提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更好办法。
在各条战线上为反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进行最激烈的斗争时期，列宁还曾多次谈到过这个问题。在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谈到过党内存在危机，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整个俄国都有反对派出现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不论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还是从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观点来看，下列情况都是不容置疑的：“不仅在莫斯科有而且在全国都有的反对派表现出许多完全健康的因素，这些因素在党自然成长的过程中和从一心注意政治军事任务转向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时期，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转变时期我们必须一下子掌握几十个官僚机关，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大多数的文化水平却同任务的要求不相适应。要知道，工农检查院多半还形同虚设，过去所以开动不起来，是因为优秀的工人都派到前线去了，而农民群众限于文化水平又不能大量提供工作人员。”[1]
[1]V.I.Lenin,Naševnešneeivnutrenneepoloženieizadačipartii,sv.31,str.395.（参见列宁：《我们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译者注）
尽管苏维埃政权当时的处境极为艰难，列宁却总是极其谨慎细致地对待党内同志的批评意见。他承认他们的意图是好的，但又指出当时所处的时期：俄国社会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必须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上去，可是当时全部的力量却还不得不集中在战争上。因此，列宁坚决主张撇开这种思想上的分歧，必须在党内确立同志式关系并同心协力地去解决那些艰巨的任务。解决这些任务需要有顽强性、一贯性和组织能力等等，因此如果有人在集体已对某个问题做出决议之后还要玩弄那种为反对而反对的把戏，那么就应当结束这种情况。“反映了这一转变的特点的反对派，本身具有某种健康的因素，但是当他们变成为反对而反对的时候，那就应当坚决地结束这种状况。我们在争吵、互骂和斗气上已经浪费了许多时间，因此应当对自己说‘够了！’并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努力把工作做好。对那些不满现状、以反对派自居的人，最好作这样那样的让步，宁多勿少，以便能够同心协力地工作，因为在我们被国内外敌人包围的情况下，不这样做就不能生存。”[1]
[1]V.I.Lenin,Naševnešneeivnutrenneepoloženieizadačipartii,sv.31,str.397.（参见列宁：《我们的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译者注）
列宁接着指出，由于上面提到的当时存在的那些困难，不能老是反复说同样的事，不断谈论什么批评自由。列宁说，批评自由是个好东西，但在我们大家赞成批评自由之后，研究一下批评的内容问题也不算罪过。如果批评自由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是指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那么我们就要粉碎这种自由。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批评的内容，那么我们要问一问这些同志，他们关于工农检查院、关于吸收工农参加管理社会等等都谈了些什么。可以说他们连只言片语都没有谈过。
在同一时期，即1920年底，一些中央委员围绕工会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11月初举行的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托洛茨基和托姆斯基发生了争论。托洛茨基在他的提纲中坚持要“整刷”工会，归根到底是要使工会国家化。在这场争论中还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新观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列宁在他的《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1921年）的小册子和《党内危机》（1921年1月）的文章中，以及在有关工会、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错误的小册子（也写于1921年1月）中，对整个这场争论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列宁在整个争论过程中都提醒人们注意，还在党的纲领里就曾把苏维埃国家称为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并提出如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难道工会就没有什么可保护的吗？“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1]同样他还认为，这个问题根本不必再拿到代表大会上去讨论，现在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何况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提纲还包含着一系列理论上的错误。在11月9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曾选出一个工作委员会，再次全面地讨论了这个问题。托洛茨基也被选入了这个委员会，但他拒绝在该委员会中工作。列宁在《党内危机》一文中指出这一行动扩大了托洛茨基原有的错误并把它发展成为派别活动。列宁认为，如果没有这一行动，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将会是一个很小的错误，像这样的小错误，所有的中央委员都犯过。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批评了托洛茨基在1920年12月25日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列宁指出，在这一切之后从形式民主的观点来看，托洛茨基是有权发表他的提纲的。但是从对革命是否适宜的观点来看，这样做却更加扩大了错误，是根据错误的纲领建立派别组织。同时，列宁在这种情况下仍从一贯立场出发维护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个观点，即如果分歧已经如此之深，以至于再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加以解决，那么实行分裂也是有理由的。“如果分歧的确是极其深刻的，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纠正党或工人阶级的政策的错误方向，那当然可以证明是有理由的。”[2]然而列宁认为在上述情况下这样的分歧并不存在，问题可以用党内民主的方式加以解决。
[1]V.I.Lenin,Oprofessionaljnyhsojuzah,otekuščemmomenteiobošibkahTrockogo,sv.32,str.7.（参见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4-205页。——译者注）
[2]V.I.Lenin,Eščorazoprofessionaljnyhsojuzah,otekuščemmomenteiobošibkahTrockogoiBuharina,sv.32,str.59.（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译者注）
还在党的领导层中进行上述讨论并发生尖锐论战时，某些中央委员和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再次批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并提出许多新的观点。第一个集团就是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它于1921年1月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发表了自己的提纲，其中列举了国民经济方面存在的困难状况，要求活跃经济，要求排除靠任命的官吏和可疑的专家控制的慢吞吞地运转的官僚机器。这个反对派的基本思想是：存在着不信任工人阶级的情况，共产党员必须在党内消除这种不信任，排除官僚主义顽固势力。“实行由工会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这一体制，就能实现统一的领导，消除工人群众和专家之间的对立，从而为科学家、理论家和实践家进行组织和行政管理活动开辟了广阔天地。”[1]
[1]DieAufgabenderGewerkschaften,DieThesenderArbeiteroppositionzunX.Parteitag，见文集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174.
反对派还要求：如果没有工会的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在经济管理方面占据任何职位，工会提出的候选人，任何人不得拒绝。提纲最后要求免交基本生活必需的食品和日用品的费用，免交工人及其家属午餐费，免交洗澡费、交通费、看戏费，免交房租、取暖费和照明费，等等。
亚·施略普尼柯夫是这个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亚·柯伦泰（A.M.Kollontaj）后来也参加了进去，她在这个时候也发表了一本有关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柯伦泰写道，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最先进的部分加入了工人反对派；工人阶级的作用越来越被削弱，它对生活和对政权机关做出决议的影响越来越小了。她也反对在经济管理方面实行一长制，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制。工人不能不管生产的组织工作，但上层领导的想法却与此不同，他们依靠着资产阶级专家，想用官僚主义的办法去组织生产。[1]
[1]参见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见文集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195.
柯伦泰在分析党内危机的原因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工人反对派同党的领导之间分歧的实质是什么？“我们上级领导所签署的提纲的全部实质就是不信任工人阶级（当然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涉及工人阶级在生产领域中的创造能力方面）。党的上层领导不相信在技术上没有受过训练的工人的粗糙的双手，能够创造这样的经济形式的轮廓，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生产的一种和谐制度。”[1]
[1]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09-210.
柯伦泰完全赞同施略普尼柯夫的观点，她说，“工人反对派主张，管理国民经济是工会的事情，因此工人反对派的思想比有理论修养的党的领导人‘更马克思主义些’”[1]。党的领导人同工人反对派之间发生的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我们党要委托谁来建设共产主义的经济：是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官僚机构还是工会？”[2]她得出结论：“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工人共和国的经济领导机关必须是由生产工人选出的机关。一切其他领导经济的苏维埃机构都应当仅仅充当工人共和国的这个主要的经济机关的经济政策的执行机构。”[3]
[1]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21.
[2]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23-224.
[3]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24.
柯伦泰还认为：党内也是由官僚主义统治着，它破坏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因此，“工人反对派认为，官僚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本身的生存的最大威胁”[1]。工人反对派建议：所有在十月革命后入党的工人，都要重新登记，而所有在1919年后入党的非工人则要开除出党，但为他们保留在三个月内申诉重新入党的权利。[2]工人反对派还进一步提出要求：党的所有领导机关都应由工人组成，在所有这些机关中同群众保持直接联系的工人的影响应当占主导地位。为了使党的中央委员会成为阶级政策的最高思想中心，成为制定和监督苏维埃等机构的实际政策等等的机关，必须最低限度地限制在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构中担任双重职务。[3]
[1]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30.
[2]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31.
[3]A.Kollontaj,DieArbeiteroppsition,Moskva1921.ArbeiterdemoktatieoderParteidiktatur,str.231,232.
与此同时，1921年1月《真理报》上发表了拥护民主集中派观点的一些同志的纲领。[1]
[1]Slijedeizadacipartije（Tezedrugovakojistojenastajalištudemokratskogcentralizma,"Pravda"od22.januara1921.在纲领上署名的有：安·布勃诺夫（A.S.Bubnov）、米·鲍古斯拉夫斯基（M.S.Boguslavski）、阿·卡缅斯基（A.Z.Kamenski）、弗·马克西莫夫斯基、恩·奥新斯基、M.拉法伊尔（M.A.Rafail）、季·萨普龙诺夫。
从前的反对派分子马克西莫夫斯基、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也在这个提纲上署了名，提纲谈到党内存在的危机，主要是认为：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加紧实行官僚主义的集中化方针（这一方针在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军事化和一长制的借口下被加强了），以及没有执行关于吸引全体党员参加党的生活的决议和关于减少特权的决议。提纲要求彻底实行民主集中制，强调中央委员会全会作为最重要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性，政治局和组织局应当向中央委员会全会报告工作，要求党的代表会议每年举行三次。谈到党同苏维埃的关系时，提纲认为非党群众也有权在出版物上进行自由讨论，在党的会议上党内各派都有发表意见的自由。提纲还主张中央和地方互调负责工作人员。
预订在三月份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的状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还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即在一月份，列宁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论党内危机的文章中，分析了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并得出结论说工人反对派的主张是极其明显的工团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在当时俄国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这个阶段上，列宁完全正确地认为：共产党是这一发展的基本的有觉悟的力量；把经济管理权交给工会，即交给非党的工人群众，就抹杀了党的必要性。对列宁来说，在这个阶段上，所谓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非党的工人群众，启发、教育和培养他们，以便使他们能够“把全部国民经济的管理真正集中在他们手中”[1]。列宁强调指出，党的纲领宣布：工会应当做到把全部国民经济（不仅是工业）的管理集中在自己的手中，但是目前离做到这一步还很远。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由其成员十分之九为非党工人组成的工会来领导工业，那还要党做什么呢？！列宁认为这将导致党的分裂，导致工团主义者同党的分裂，而布哈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是一种无原则的恶意煽动和派别斗争的逻辑。列宁得出结论说：我们的纲领一直主张的是，不要为官僚主义的极端行为辩护，而要立即纠正它，但是同官僚主义做斗争却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现在，纲领上增加了这样几句话：必须同思想上的涣散以及同反对派中的不健康成分进行斗争，即归根到底同反对党在我们建设事业中的领导作用的那些分子进行斗争。必须同工团主义的倾向做斗争，这种倾向有亡党的危险。
[1]V.I.Lenin,Krizispartii,sv.32,str.29.（参见列宁：《党内危机》，《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页。——译者注）
列宁带着这些观点参加了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他着重批评了工人反对派的基本纲领。当时的国内情势极其困难，在很多方面是灾难性的。国内战争的惨痛后果难以避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成了严重问题。各省发生了农民暴动，而在城市里，包括在列宁格勒，则发生了工人罢工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即在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还发生了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叛乱。[1]
[1]喀郎施塔特叛乱是十月革命后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它到今天仍然是思想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人们从前和现在经常用来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借口。这里既没有篇幅，也没有任务要详细谈论这次叛乱的背景、动机和目的。然而，凡是想要评价历史事件的人都应当清楚一点，在一场革命中，反对革命领导力量的任何起义，不论其动机是什么，都不能不被看作是一种反革命活动。
列宁在代表大会上的有关中央委员会政治工作的报告中指出，有一点工团主义的或者半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并不可怕，因为党很快就可以纠正。但是，如果这种倾向同绝大多数农民有联系，如果农民经济的危机极端严重，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日益不满，农民军队的复员抛出千千万万的复员士兵无事可做，产生盗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这就不能只是在理论上争辩倾向问题了，争论的局面是极其危险的，它已经成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威胁。列宁指出在国内战争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应再去研究分歧的细枝末节等等。而且他认为，事情已经到结束的时候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这种关系要求无产阶级大大加强团结和集中力量，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关系所包含的危险性比邓尼金（A.I.Denjikin）、尤登尼奇（N.N.Judenič）和高尔察克（A.V.Kolčak）合在一起还要大许多倍。
列宁在他的总结报告的结论中，回答了工人反对派的许多代表人物的发言。列宁认为，在这种时刻在这样的党内形成反对派是不难理解的，他得出结论说，上面那种情况要求党必须统一和不容许有反对派。列宁强调指出，在会上发言的反对派代表完全不了解这种危险，相反地，他们的观点是同小资产阶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反革命思想有联系的。[1]
[1]见V.I.Lenin,ZaključiteljnoeslovopootčetuCKRKP（b）,9.marta,sv.32.（参见列宁:《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译者注）
在谈到柯伦泰的小册子时，列宁指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一切简直就是拿党当儿戏。列宁认为，由工会来管理国民经济这一基本纲领是工团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之所以要反对这个提纲，是因为“我国无产阶级中的很大一部分都丧失了阶级特性，空前的危机和工厂的倒闭，使人们迫于饥饿而到处奔跑，工人干脆丢开了工厂，不得不跑到农村中去找工作，不再成其为工人。”[1]
[1]V.I.Lenin,ZaključiteljnoeslovopootčetuCKRKP（b）,9.marta,str.176.（参见列宁:《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译者注）
列宁强调指出，难道我们没有看到，由于所有这些危机，由于国内战争，由于城乡间的正常关系的中断和城市粮食供应的停止，发生了用大工厂制成的某些小产品来换取粮食等情况吗？当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宣布说，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就对这些看法进行攻击。工人反对派和柯伦泰同志的提纲同他们的那些攻击却一模一样。由于上述原因，列宁认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应当有反对派。“这是客观情况造成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认为党代表大会将作出这样的结论，将作出结论说，现在反对派应当结束了，应当收场了，我们已经受够了！”[1]
[1]V.I.Lenin,ZaključiteljnoeslovopootčetuCKRKP（b）,9.marta,str.177.（参见列宁:《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工作报告的总结发言》，《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译者注）
在进一步的辩论中，列宁谈到工人反对派的提纲要求全国整个工业都应当服从“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的领导时指出：这就是说要使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七十一个管理总局服从它的领导，这简直是开玩笑，这只能是小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列宁最后说，任何建议，只要是同实际的和具体的斗争、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有关，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准备接受，甚至做出“让步”。列宁驳斥了那种说他和其他同志不相信工人阶级的指责，列宁强调指出：我们乐于从工人中吸收任何能胜任管理工作的人，然而这种人都非常之少。
列宁在有关党的统一的决议草案初稿中建议要吸收工人反对派批评中的一切有益的东西（清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主动性），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但与此同时，他在第六条中建议：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已经组成的反对派别，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人，都应开除出党。列宁在第七条中指出，为了在党内执行严格的纪律和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对于不遵守代表大会决议的中央委员，可以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开除出党。根据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这第七条当时并没有公布，只是在1924年1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才经重新宣读后决定公布。
从上面这些简要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即使在革命后和在最困难的时刻，列宁也认为，党内出现尖锐的争论和批评，甚至出现反对派的意见都是正常的事。这可以说是列宁的原则性的立场。至于运用这一原则时可以伸缩到什么程度，对于列宁来说，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只是由于国内战争后俄国那种难于摆脱的异乎寻常的困难情况（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做过简略的叙述，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遇到的情况，都根本不能与之相比拟），列宁才不得不强行制止反对派的活动，至少直至最主要的困难得到克服之时。俄国当时经济和社会生活陷于全面崩溃的境地，列宁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党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看法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党还是唯一能够团结一致地和纪律严明地实施这种困难的历史行动和完成这种任务的力量。列宁认为，反对派的建议只能导致小资产阶级成分占上风，并使社会主义受到威胁。列宁十分清楚，在那种条件下党本身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官僚化，但他也十分清楚，实施工人反对派的提纲，就不可能不导致工会官僚主义的加强。权衡一下这两种祸害，只能选择前者，因为他认为这样做起码可以不使最基本的东西——革命遭到毁灭。
然而，即使在一种新社会制度分娩的困难时刻，列宁也仍然在有关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中建议：“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1]当工人反对派的某些成员提出退出中央委员会时，列宁提议党代表大会不准许他们辞职，甚至还建议选举反对派的主要任务亚·施略普尼柯夫为中央委员。
[1]V.I.Lenin,PervonačaljnyjprojektrezoljuciiXsjezdaRKP（b）osindikalistkomianarhistskomuklonevnašejpartii,sv.32,str.224.（参见列宁:《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译者注）
正如我们看到的，列宁当时提出的这些措施是当时所处的那种困难情况的产物，而绝不是列宁的某种他从未偏离过的僵死观念。列宁是一个灵活的、战斗的和具有批判精神的人物；他的所有论点和主张都服从于唯一的一个目的——革命。当革命处于危险之中，他不怕牺牲党的一部分自由，同时又十分清楚地知道，还要避免由于这样做而可能出现的危险。但是，这种危险后来果然出现了，可是，这时已经再也没有可能由列宁来用说服的方式、同志的方式消除这些危险了。上述这些列宁在一种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使党内的官僚们有可乘之机，把这些措施理解和解释成原则，即使在已经有可能特别加强党内民主和加强党内批评的时候也应采用的一种原则。斯大林这个刚愎自用，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官僚机构的人，力图从这些措施中炮制出一个列宁主义关于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这绝不是偶然的。
最后，必须强调指出，一切反对派和内部斗争并未因此而最终消失。而且，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不佳，这种情况更是愈演愈烈。列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基本上只能偶尔过问各种问题。
1922年2月，22名党员，主要是各反对派集团的人，如施略普尼柯夫、米雅斯尼柯夫（G.I.Mjasnikov）、米·洛巴诺夫（M.Lobanov）、尼·库兹涅佐夫（N.Kuznecov）、亚·柯伦泰向第三国际代表会议提交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的副本同时也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声明指控说，他们的党中央正在进行不调和的、分裂性的斗争来反对一切敢于坚持自己见解的人，特别是无产者，并且正在对他们采取各种惩罚性的措施，无产阶级群众接近国家的愿望被宣布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其拥护者正在受到迫害；对于工会历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工会的意见置若罔闻；谁不选举中央提出的候选人，谁就受到被开除出党的威胁；党内的局势已经严重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必须求得共产国际的帮助，才能消除党要遭到分裂的危险。
2月27日，政治局选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代表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则选举了由克·蔡特金（K.Zetkin）、马·加香（M.Cachin）、V.P.克拉罗夫（V.P.Kolarov）、卡·卡雷比赫（K.Kreibich）、M.特拉契尼（M.Terracini）和麦克·马努斯（MacManus）组成的专案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一指控。专案委员会听取了两方面的意见，得出结论说：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同志列举出来的官僚主义危险以及其他一些危险，因而他们的指控乃是无的放矢。他们的反对派立场不仅对党没有任何益处，反而大大削弱了党的力量，从而只对党的敌人有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向这些同志指出，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是同党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的。[1]
[1]1923年初在《社会主义通报》（Socijalističkivjesnik，1月31日）上发表了《“工人真理派”声明》（Proglasgrupe'Radničkaistina'），声明的作者们尖锐地批判了党的领导，要求开展反对行政专断、反对工人阶级内部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和强制命令倾向的斗争，支持工人的文化组织，要求把它们同官方的苏维埃文学和艺术截然区别开来，同年10月，46名党员，其中包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E.Preobraženski）、谢列布里亚科夫（L.Serebrjakov）、安东诺夫-奥弗申柯（Antonov-Ovsejenko）、皮达可夫、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等等，呼吁中央委员会注意经济危机，注意党内官僚主义的和派别性的专政，在这种专政下毫无自由争论可言。因此反对派的态度越来越带有不友好的性质。他们于是警告中央委员会说，如果不想导致党的分裂，那么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自己首先要废除派别制度。
与此同时，斯大林越来越取代生病的列宁而成为总书记。尽管他的策略在几年以后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然而他的幕后斗争策略，容不得不同意见，粗暴和猜疑、官僚主义习气等等，在当时就已经流露出来，虽然在很多方面还不那么明显。斯大林对待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N.K.Krupskoja）的事件和他对格鲁吉亚问题的态度——所有这些事情都使列宁对整个发展前途感到忧虑。卧病在床的列宁，于1922年底给中央委员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后来在1923年1月初又对这封信做了补充，示意中央委员会把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换掉，选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务，这个人与斯大林的区别在于：对同志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少任性等等。12月底又写了有关民族问题的著名信件，谴责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泽（S.Ordžonikidze）集团对格鲁吉亚的干涉，要求对少数民族和小民族采取多关心多让步一些的态度，再次重申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1]列宁这时还写了关于改组工人监督的文章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在这些文章中，列宁提出了防止官僚主义的措施，出于同样的考虑，他还建议把中央委员会成员扩大到50或50人以上，并要从工人和农民的队伍中得到补充。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物为克服当时的困难和指引实现人道和公正的新世界的道路而做的最后努力。
[1]V.I.Lenin,Pismoksjezdu,sv.36;Kvoprosuonacionaljnostjahiliob"avtonomizacii",sv.36.（参见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343页、第349-355页。——译者注）在1922年12月30日和31日写下来的这些最后的口授记录中，列宁觉得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他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过问“自治化”的问题。列宁尖锐地谴责了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在格鲁吉亚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谴责了奥尔忠尼启泽动手打人的行为，他指出，这表明“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Kvoprosuonacionaljnostjahiliob"avtonomizacii",sv.36,str.553.[参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9页。——译者注]）。他严厉地驳斥了关于需要“统一机构”的提法，认为这种机构只不过是从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那里继承下来的，在那种条件下，“退出联盟的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它不能保证其他民族不受打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侵害。（Kvoprosuonacionaljnostjahiliob"avtonomizacii",sv.36,str.554.[参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译者注]）列宁再次提出了在今天仍然具有迫切意义的问题，即如何理解国际主义。
列宁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与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列宁以他特有的坦率声称，“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情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都会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Kvoprosuonacionaljnostjahiliob"avtonomizacii",sv.36,str.554.[参见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0页。——译者注]）列宁这样看待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各民族所采取的态度，警告大民族不要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他对那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近对其他一些主权民族和党所采取的态度该会怎么说呢！
列宁就是这样理解党内民主和党内同志般友好合作的，虽然这个党在自己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在现代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里困难得多。在尖锐的和往往是不可思议的内部冲突、分歧和斗争的整个时期，在苏维埃政权最困难的时期，只有一个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主义阶段过去之后的今天，各国共产党既然号召按列宁的教导和列宁的党内生活准则办事，那么，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就必须对自己的党内政策做出重大的、根本性的纠正。
列宁在苏维埃国家历史上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也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高度上，特别是在对待劳动者和战友方面。几乎没有问题，列宁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从来不自命为永无谬误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列宁的天才恰恰还有这样的一个前提，那就是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捷尔任斯基、李可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为他提供的思想上坚定明确的气氛和合作共事的精神。列宁在这些才华洋溢的战友中间是个主导人物。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纪里有人在智力的敏锐、文化的渊博和思想的革命方面能与马克思相比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列宁。当1924年1月21日这个革命的思想实验室永远停止了创造时，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一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过早地离开了历史舞台。第四部分第三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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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全球阶级的形成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第二章全球阶级的形成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
第一节全球阶级的形成：从国家阶级到跨国阶级
第二节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第三节通向跨国霸权
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1776年）一书中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这句话真是不错”。“究竟在何处营业的问题，在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对甲国感到一种厌恶，哪怕极微小，亦可使他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跟着资本的迁移，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亦必移动。”[1]两百多年之后，吉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尔·泽恩（AlZeien）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在不同国家运作”，但“全球公司把世界视为一个单一国家。我们知道阿根廷和法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我们却同等对待它们。我们向它们出售同样的商品，采用同样的生产方法，并且使用同样的企业政策。当然，我们甚至还会用不同的语言来做相同的广告"。[2]斯密和泽恩都指出，资本家是在积累利润的驱动下才将触角伸向全世界的。但把这两段话并列放到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即从斯密在讨论商人对国界漠不关心时所暗示的基于国家之间贸易和金融流动基础之上的世界经济向泽恩所暗示的以单一全球生产体系的出现为特征的全球经济的转变。斯密提到商人“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动，从而抓住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国际化的进程。而泽恩作为一家《财富》世界500强公司的董事长，则对跨国公司（multinnationalcompany）与全球公司（glabalcompany）进行了区分。为此，他提到了跨国化进程，我认为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跨国阶级的形成是全球化的核心，它包含了跨国资本家阶级（TCC）的崛起。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看到的，正在崛起的全球生产体系对生产和领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鉴于各个国民经济都重组和融入新的全球生产体系，因而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修正。本章我所要强调的是，跨国阶级的形成较少受制于民族国家的领土和政治管辖权，而更多受制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我在第一章讨论了生产的全球化。在本章和接下来的几章中，我会更加关注其社会和政治含义，尤其是关注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正是生产的全球化为阶级的跨国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提供了基础。
为什么研究跨国阶级的形成会如此重要呢？人们普遍认为，社会阶级是社会的基本范畴，阶级分析已经融入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之中。但阶级也是社会科学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学者们很少能就其确切含义及解释功能达成一致。在20世纪晚期的一段时间内，正如斯科特·麦克诺尔（ScottMcNall）、朗达·利文（RhondaLevine）和里克·方塔西亚（RickFantasia）在他们于1991年出版的《阶级复兴》（BringingClassBackIn）一书中所详细分析的那样，阶级研究似乎被排除在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例如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本位观”之外。在我看来，不运用阶级分析法而要理解社会是绝不可能的。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急速的社会变化使得阶级分析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强化。阶级分析错综复杂，它本身并不能独立解释社会结构的各个不同层面。阶级分析补充和丰富而非取代了其他类型的分析，例如种族分析和性别分析。社会结构的不同层面既不能在独立于阶级的情况下而加以理解，也不能简化为某一个种类。它们在内部是相互关联的，即它们只能通过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更大的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理解（参见第三章）。随着世界各地的人都被卷入跨国阶级关系，新的社会等级、分裂及各种不平等便出现了。关注这一新出现的全球统治阶级，对于我们理解这些关系以及它们所产生的各种影响至关重要。例如，资本主义以及资本家阶级一直以来——甚至在资本主义体系的跨国化阶段——都在依赖不计报酬的妇女劳动和创造可以对其进行过度剥削的种族劳动力资源。正如阿都·拉曼·恩蒙（AbdulRahmanEmbong）所指出的，研究这种跨国阶级关系充满了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其中包括“过度使用某人的概念的倾向"。[3]
我的关于全球阶级形成的理论强调三个维度：跨国生产与资本一体化；国家和跨国资本家的阶级分层（classfractionation)；以及利用葛兰西有关霸权与历史集团的概念来解释阶级集团是如何构建和争夺社会秩序和政治目标的。这一理论招致一些批评，[4]但我绝不是第一个坚持认为资本家阶级已经开始转变并且这一转变与20世纪和21世纪早期的资本国际扩张密切相关的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讨论了“国际资本家阶级”的崛起问题。例如斯蒂芬·海默（StephenHymer）在70年代早期便指出，“国际资本家阶级正在形成，这一阶级的利益存在于整体世界经济以及允许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的国际私有财产体系之中……资本家阶级中那些最强大的部分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他们的未来在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缩减”。[5]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Barnet）在他们1974年里程碑式的著作《全球通达：跨国公司的权势》（GlobalReach:ThePowerofMultinationalCorporations）一书中强调指出，跨国公司的扩散已经孕育了一种新的国际企业精英。1977年，沃尔特·戈德弗兰克（WalterGoldfrank）在总结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作时指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们本身正在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阶级”，“对世界层面的阶级结构或阶级分层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6]
随着全球经济在20世纪最后十年越来越备受关注，学者们开始接受如下观点，即有关阶级的研究必须将跨国阶级关系考虑进来，[7]其中几位学者还转而研究跨国阶级的形成。在这一领域的先行学者中，包括了荷兰政治经济学家基斯·冯·佩吉·奥（KeevanderPijil）。[8]他以功能为基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分层进行了分析（我将在下文具体讨论分层这一概念）。基斯·冯·佩吉奥指出，不同资本家集团的国际化以及它们的政治目标是资本跨国扩张的结果。他在国际层面上提出了具有国际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控制的综合概念”的观点。就国际关系中的意大利学派而言——之所以将其命名为意大利学派，是因为它把20世纪早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Gramsci）的理论运用到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来——它开始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逻辑范畴的全球社会形态加以理论化。[9]根据意大利学派中一位重要人物罗伯特·考克斯（RobertCox）的意见，“一种新的全球阶级结构”已经开始出现。[10]另一位重要人物斯蒂芬·吉尔（StephenGill）继续这一命题的研究，确认存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分支（classfraction）”。[11]但是在有关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这一争论中，走在最前面的恐怕是社会学家莱斯利·斯克莱尔。最近几年，斯克莱尔写了很多有关“全球体系理论”的文章。[12]在他的理论中涉及跨国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新阶级，它由几类社会群体，如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正在被全球化的官僚、政客和专业人员”，以及媒体和商业领域的“消费主义精英”组成。[13]
尽管我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斯克莱尔，[14]但他与我的观点最为接近，并且我认为在构想资本家阶级越来越不受领土束缚和不被国家间竞争所驱动方面，他走得最远。这一点对于全球资本主义命题而言至关重要。阶级分析的关注重点通常局限于国家社会内部的阶级。这些分析常常以如下假设为前提，即阶级的形成取决于不同国家社会的历史、政治和文化条件。这种关注重点在历史上可能被证明是正确有效的，但全球化已经使其变得不再合适与充分。实际上当学者们在考虑跨国阶级关系时，大多数人仍旧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阶级概念来进行研究。典型的关注重点集中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它通过资本和与之相伴随的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在国际体系层面与其他国家的阶级在外部进行了聚合。世界统治阶级的形成被认为是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在国际上相互勾结和随之产生的国际联盟。如果在过去，不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彼此之间会存在激烈竞争，但现在他们可能会相互勾结。从这方面来看，资本家阶级仍被严格限制在国家层面；过去那种将国际化视为不同的资本国家集团相互竞争的观点，如今只是做了稍微的修改，以适应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相互勾结。但是全球化迫使我们必须对阶级分析中的某些根本前提进行修改，尤其是从定义来看，阶级依附于民族国家这一观点。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全球化正在为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物质条件，而这一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将会超越国家层面。
第一节全球阶级的形成：从国家阶级到跨国阶级
阶级形成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它指的是社会的阶级结构随着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变化，其中包括新的阶级集团的产生和旧的阶级集团的衰落。我所理解的阶级是指这样一类群体，他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拥有共同的生产关系，并在社会权力斗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而得以形成。这一阶级概念运用了两极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阶级之间彼此对抗，并以另一极为基础而得以形成，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奴隶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农奴阶级和地主阶级都是如此。两极中的一极只有与另一极发生关系时才有可能存在。没有奴隶就不会有奴隶主，没有工人就没有资本家。但是阶级的概念也可以被用来对某一阶级内部的特定集团，即阶级分支（classfraction）进行分析。例如，对资本家阶级的分析就包括确认三大分支的利益：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是指那些拥有或组建起工业企业的人；金融资本家是指那些操纵金融体系的人，如银行家、货币投机者等；商业资本家则指那些操纵贸易或销售流程的人。最近，研究者认为在互联网和网络公司时代，信息资本家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个新的分支。我所提出的跨国阶级的形成这一命题的核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国家阶级和跨国阶级分支之间，正在产生一种新的阶级分层或阶级轴线。
对跨国阶级的形成进行分析，必须先从在对抗性阶级的形成中具有基础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基于这些关系而出现的阶级斗争所产生的特定阶级或阶级分支，如跨国资本家等开始。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某一特定社会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阶级结构，最好从分析该社会当时盛行的经济和社会生产关系入手。我们可以在封建经济中找到地主和农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找到资本家和工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对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还可获得额外的收获，例如，在某个时期内资本的哪个分支居于主导地位，在农业领域从事工作的人属于农奴、自耕农还是赚取工资的工人。我认为，最近几十年生产的全球化以及资本主义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扩张，共同成为跨国阶级形成过程中的物质基础。
但经济研究仅仅是阶级分析的一个起点。阶级并不是在一个体制、政治和文化的真空中形成的。马克思在其阶级分析中清晰地把阶级界定为相对于生产资料和生产过程的集体立场。但他也提出，阶级的存在取决于其塑造一个集体的政治或文化主体主义，亦即自我表现的能力，阶级的形成包含相互敌对阶级的构建。换句话说，阶级的形成包括集体动因（collectiveagency）。这一辩证概念在马克思有关“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观点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并在有关阶级的现代著作，尤其是在英国已故历史学家爱德华·P·汤普森（EdwardP.Thompson）的著作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自在阶级是指其成员在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处于相似的位置，而他们本身并未意识到他们的集体环境，也并没有在这一环境的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行动。自为阶级是指其成员意识到他们形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特殊群体，并且为了实现这些利益愿意集体行动。因而，对阶级形成的研究包含了结构与能动性（structureandagency），或客观与主观的分析层次。前者与形成和界定阶级的物质基础和生产关系相关；而后者由于具备了目标性和意识性，从而给形成社会进程和物质关系的发展方向带来了影响。
我很快就会回到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中的结构和能动性这一问题上来。但首先我要强调的是，尽管历史上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形成过程可能通过民族国家的制度框架而得以完成，但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少。直至最近，随着民族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开始反对跨国或超国家一体化的趋势，资本作为相互竞争的个体资本的总和这一现实，以及它们在特定空间范围内作为一种阶级关系的具体存在，主要是由地理因素决定的。换一种表述方式，在由国家经济体所组成的世界中，阶级是围绕国家的积累循环而形成的（见图1-1）。在此，我们可以重点强调一下资本循环在阶级分析中的重要性。资本循环这一概念在第一章已经有所介绍，马克思通过M-C-P-C’-M’（M代表货币，C代表商品，P代表生产，C’代表新商品，M’代表循环开始时比现在更多的货币，它代表着积累）这一公式对其进行了表达。这一循环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同时也是由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所形成的。正是围绕这一循环，特别是M-C-P-C’-M’，阶级才得以形成，阶级斗争和政治过程才得以展开，国家才试图为这一循环的再生产创造普遍条件，文化进程才得以发展，等等。我曾经强调指出，在早期“肤浅的一体化”阶段，资本循环的第一部分以M-C-P-C’’发生在国民经济内部。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之后，利润返回国内，便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P越来越被分散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因而整个循环的第一部分对M-C-P也被分散并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全球所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其市场也是世界性的。利润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全球财务系统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这一全球财务系统与先前阶段的国际资金流动存在着质的不同。要想进一步对此进行分析，目前我们需要重点强调的是：随着整个循环变得跨国化，阶级、政治过程、国家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过程也随之变得跨国化。由于国家性的资本循环变得跨国一体化，这些新的跨国循环成为世界范围内阶级形成的基点。在新的时代，阶级和集团关系的轨迹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全球体系。
1．资本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
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资本循环跨国化的政治意蕴。正如我在第一章所主张的，由于新技术的出现、生产的全球性改组，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解除民族国家对全球市场运作的束缚，资本已经极大地从民族国家的空间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民族国家是阶级和社会群体之间围绕财富分配、社会安排和政治目标进行斗争的最重要的场所。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通过民族国家体制就社会剩余而彼此进行斗争，并力争利用民族国家（政府）来攫取这一剩余的份额。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资本积累中的分配过程重新进行了界定。这就意味着与早期相比，资本——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财富循环越来越与生产脱离联系，越来越直接地摆脱政治和体制的控制。这表明全球化也对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民族国家再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原则，再也不是阶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容器”。
通过借用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在其1944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大转型·》（TheGreatTransformation）中所做的分析，我的观点会更加清晰。波兰尼总结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民族资本主义成熟期间，在国家和资本、社会和市场力量之间所产生的历史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不受管制的市场开始肆虐，并开始赤裸裸地掠夺利润。猖獗的市场力量严重破坏了个人和集体所赖以生存的社会联系和社会机构。例如，农场主和牧场主失去了获得农场和牧场的保证，因为土地变成了私人财产。当社区被注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则和韵律后，互惠和集体福利的古老风俗便遭到破坏。结果便是波兰尼所说的，19世纪欧洲出现了“脱嵌”于社会的经济，市场也随之摆脱了社会的束缚。但社会对肆虐的市场力量的回应是，聚集力量反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这一反对不受束缚的市场力量的社会剧变被波兰尼称之为“第二次运动”（第一次运动是指市场摆脱社会束缚），它带来了对资本主义力量进行“社会监管”的措施。在波兰尼看来，社会监管能够降低市场的有害影响，其范围涵盖从政府对资本的合法监管和限制到社会福利措施、最低工资保障，等等。
对波兰尼的分析进一步引申，我们现在便可看到另一个“大转型”，即跨国资本主义的成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似乎正在全球层面上复制波兰尼所谓的历史发展的顺序。生产过程及其伴生过程的全球分散化和碎片化正在全球化经济下展开（现在又回到了我此前的论断），从而对民族国家资本积累的分配过程进行了重新界定。这一过程也使得围绕在社会生产过程周围的国家凝聚力变得碎片化，并且将生产地点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跨国空间。市场自我监管的“乌托邦”曾在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中心所产生的“双重运动”的控制下出现过，如今在全球化过程中，随着解除民族国家对（跨国）资本的控制，这一“乌托邦”又重新出现。这一解放有助于使新近出现的跨国资本摆脱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社会力量所强加给它的妥协与义务。它显著地改变了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并且在全球层面上产生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力量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干涉以及对经济政策的主导这两方面能力的不断减弱，反映出跨国资本已经获取了超越民众阶级的新的力量。
让我们对这些命题进行“解压缩”。这会帮助我重申我的观点：在19世纪晚期产生“双重运动”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当时资本在领土、体制和其他与民族国家体系相联系的限制面前，面临着一系列束缚，这就迫使它与工人阶级和民众阶级达成历史性的妥协。这些阶级可以要求民族国家对资本权力进行限制，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施加社会控制，并且在流通阶段重新分配财富，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的自治程度较高，且内容不断变化，从而能够在分配阶段进行干预，以此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利比兹（Alainlipietz）把这一历史性的妥协称之为“福特主义的阶级妥协”。[15]这一妥协所采用的形式是：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建立凯恩斯主义或实施新政，实行福特制生产；在边缘地区，则是它们在第三世界的变体，即建立各种“发展主义”国家和采取多种民粹主义计划（简单而言，在重新划定前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也可以套用这一模式）。
我为什么要进行上述分析呢？我在第一章中已经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围绕福特制得以组织起来。在建立民族资本主义福特制模式的过程中，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和其他机构均采用了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理论。他们尤其笃信凯恩斯的如下观点，即认为政府应该借助监管和刺激，以及通过税收、信用体系和其他机制来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财富），从而干预生产和分配过程。按照这一方式，政府可以克服危机，确保长期增长和就业，并且稳定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什么会同意这一安排呢？首先，在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其次，鉴于社会对无序市场力量的反抗以及面临进一步阶级斗争的威胁，资本家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财富重新分配、监管和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达成由（民族）国家主导的阶级妥协基础之上的一种积累模式。在整个20世纪，各种资本主义积累的凯恩斯模式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传播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前殖民地地区。而这些前殖民地地区倾向于沿着极端的凯恩斯路线来寻求发展模式，这通常被称为“发展主义”或民粹主义计划。北方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和南方的发展型国家均能够通过干涉主义机制（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是可行的）来获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价值。
因而我们可以断定，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民族国家不但在协调阶级关系方面扮演着根本性的角色，并且还是阶级形成中的一个关键性的政治决定性因素。从属阶级通过民族国家来协调它与资本的关系。资本家阶级在民族国家的保护下得以成熟，并且在对抗敌对的民族资本的过程中攫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国家表现为阶级和集团的联合，它们被融入民族国家的历史集团之中。这一时期，世界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福特主义的妥协”：在世界经济的核心地区，其形式是凯恩斯主义或新政国家以及福特制生产；在边缘地区，则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发展主义国家和民粹主义计划，一些人将其称之为“边陲福特主义”。
全球阶级形成的过程并非是超越历史或预先注定的，它就像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一样逐步展开。如今，它正在被全球化所取代。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受限制的转型期，其中我想着重指出的是，新的结构和关系正在形成，而不是已经完成。用高度概括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既改变了民族国家与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又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关系。我想强调的是，当前所发生的是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抑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民族国家所发挥的协调作用已经得到了变更。一言以蔽之，一个全球阶级结构正凌驾于国家阶级结构之上。随着国家的生产结构日益跨国融合，那些通过民族国家而得以发展组织结构的世界阶级正经历着与其他国家的“国内”阶级进行超国家融合的过程。全球阶级的形成包括世界日益分裂成为全球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即便全球劳动仍旧沿着跨越国家边界的新旧社会等级保持着高度分层。此外，全球阶级的形成还带来了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关系的变化，从而对世界政治造成一定的影响。
很显然，全球无产阶级以及更普遍的从属群体被卷入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之中。一个跨国工人阶级日益成为现实，成为自在阶级，也就是客观存在的阶级。跨国生产链或积累循环成为统治集团和从属集团跨国阶级形成的基点。那些参与全球化生产过程的某些阶段的工人被分散到全球各地，然而他们可能都是相同积累循环中的一个部分。过去，工人们参与国家生产过程并属于国家工人阶级，现在则通过一种更具组织性的方式而彼此连接在一起。例如，在新的全球经济安排下，工人们成为福特汽车生产流水线上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一个横跨整个世界、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单一生产过程中进行劳动。这些工人被分散到几个国家来联合生产一辆汽车——例如福特汽车的生产就分散在加拿大、韩国、西班牙、美国和墨西哥——他们就像民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国家内部的工人那样，作为同一阶级的成员在相互之间存在内部联系。
但是这一新出现的全球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自为阶级，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必然能够形成或组织成一个有意识的阶级，而其原因与民族国家的连续存在和不平衡发展有关，这一点将在第三章中进行涉及。全球化的排他性过程，尤其是后福特体制的重构和新的资本—劳动关系，正在将全球工人阶级分成几个大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讨论也只是局部的。整体陈述必须首先考虑阶级斗争和社会生产关系演进的因果决定论，并且还需要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另一面，即全球资本家在剥削阶级的基础之上的重构的影响包括进来。在此，我同意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奧·奈格里在他们的著作《帝国》中对全球无产阶级的定义：“从大的范畴而言，无产阶级包括那些其劳动直接或间接被剥削，并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则的那些人"。[16]正如他们所言，从工人和穷人的角度来讲，一个新的全球无产阶级的出现是一种潜在而巨大的积极发展趋势，因为它打开了抵制和解放的可能性。这是另外一项研究（我建议读者去阅读这一著作）主题，我将在最后一章对此进行简单的论述。
2．跨国资本家的崛起
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预言性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TheCommunistManifesto）中提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特性，以及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改革范围的驱动力。他们认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17]这可能是在全世界都被经常引用的一段话。但是对马克思以及其后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尽管资产阶级是一种全球性的代理人，然而由于它是在特定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形成的，因而其组织结构仍然是国家性的，且注定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阶级。20世纪早期，列宁、尼古拉·布哈林、鲁道夫“希法亭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为竞争型国家资本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被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依附论、世界体系论、激进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干涉研究等带入了20世纪晚期。
根据这一观点，资本家阶级是通过民族国家不同的政治边界而得以形成的。因此，资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资本之间的竞争使不同民族国家的资本家集团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采取了竞争的方式（根据情况的变化，也会采取合作的方式），具体表现为国家间竞争、对抗甚至战争。这些早期的帝国主义理论并非空洞的理论，他们被用来解释世界上的历史性事件，如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同时也用来指导实践，例如第三世界的民族革命被认为将矛头直指某些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理论所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脱离历史，相反，它们都是对历史现实的理论概括。实际上，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大多数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的动力学都可以通过国家间对抗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竞争的动力学来加以解释。
早期帝国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它们未能认识到它们所提到的现象具有历史特定性，它们倾向于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世界阶级形成的动力学中得出一种超越历史的结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当今时代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唯一可能的政治形式；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特别是以手边的主题，即资产阶级为例——社会阶级必然是沿着国家边界而得以组织起来的。也就是说，直到最近，它们仍是某种必须被不确定地解释为关于如何实际展开历史进程，而非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和当前世界的某种抽象的法律和原则的理论。实际上我认为，全球化包含了废弃民族国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
就本地生产体系通过跨国化过程融入全球化的生产循环而言，本地和全球积累的逻辑倾向于聚合，并且此前资本家之间以国家为主体的竞争形式开始获得新的特征。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很激烈，但考虑到积累过程越来越去地域化和资本家的跨国一体化，竞争越来越发生在一个跨国环境中的垄断集团之间。跨国资本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统治集团具有异质性，他们的利益不尽相同且经常会产生冲突。这一点就新的全球统治阶级而言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有关新阶级集团形成的时候指出，“同样的条件、同样的对立、同样的利益，一般说来，也应当在一切地方产生同样的风俗习惯”，“个体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为反对另一个阶级进行共同的斗争；此外，他们在竞争中又是相互敌对的"。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的竞争、冲突压力以及为维持阶级统治和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所提出的不同的策略和战略，使得全球统治阶级实现真正的内部统一变得不大可能。
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更加详细地讨论这些命题。因此在此只需指出，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最近对全球化的研究，大多已经从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框架内部及国家性阶级和集团的代理人的角度，对经济全球化进程进行了分析。我认为这一分析方式是不恰当的“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了一种独特的二元论模型，将全球化了的经济体系的逻辑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的逻辑分离开来。在这一二元论模型中，民族国家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属性，因此跨国阶级的形成并不能真正被认为超越了“国家性”阶级的冲突和碰撞。伍德（Wood）对这一二元论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并提出了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属性这一概念。[18]伍德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是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得以组织的，它不可避免地依赖于民族国家"。[19]但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物质条件尤其是生产过程是政治发展的核心以及阶级植根于现实的经济生产关系中的话，这一二元论就无法立足。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生产关系是全球性的，那么提出跨国阶级形成这一问题便是我们的责任。
《共产党宣言》所概括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信条，也就是由于资本主义是不断国际化的，因此资产阶级从本质上而言也是国际化的这一信条，也需要根据全球化进行更新。国际化所固有的含义是指协调阶级和集团关系的民族国家体系，它包括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等概念。跨国化则表示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和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进程——其中包括阶级形成。全球经济正在改变全世界的社会生产过程，并进而对世界阶级结构进行重构。19世纪晚期，股份公司和民族企业开始在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深刻地影响了阶级结构。随着民族企业和国内市场的结合，本地和地区资本家构成了民族资本家阶级。他们成为强有力的统治阶级，对社会进行了重构，并且带来了公司制资本主义的新时代，声名狼藉的封建主和工业大亨是其主要标志。这是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
我们在全球层面正处于相同过程的早期阶段。国家资本的主要部分正在融入一种新的跨国资本架构。跨国资本在此前民族资本的基础上产生，且正在对那些民族资本家阶级造成相似的变革性影响。这些民族资本家阶级被全球化带入了重新定位阶级形成的决定因素的跨国化链条之中。世界范围内的主流资本家阶层正在形成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单一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所有的资本家都被包括在内。实际上，在全世界存在着多种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的资本形式。从定义上而言，阶级形成是一个未完成和不断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确定本地资本、国家资本和地区资本，并且可以研究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跨国资本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关系可能是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但我们仍可以清晰地从众多资本家集团中确认跨国资本家分支的崛起以及这些分支的优越性。
这一新的跨国资产阶级或资本家阶级构成了跨国资本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构成了拥有全世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主要为跨国公司和私有金融机构所拥有）的集团。这一阶级之所以是跨国的，既是因为它与不受某一特定国家的领土和认同所束缚的全球性生产、营销和金融循环联结在一起，又是因为其利益取决于凌驾于本地或国家之上的全球积累。因此，跨国资本家阶级可以根据其所拥有或控制的跨国资本而被定位在全球阶级结构之中。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或本地资本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全球化的生产之中，操纵着全球性的积累循环，这就从空间和政治层面上给予了它在全球体系中超越任何本地领土和政体的客观阶级存在和认同。跨国资本构成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成员是世界主要生产资源的所有者。从全球层面来引申马克思在国家层面关于资本家的论述的话，他们是全球“生产体系的所有者"。[20]作为全球经济的代理人，跨国资本已经成为资本在世界层面的霸权分支。在此分支所表示的是阶级的某一部分，它是由其与社会生产和整个阶级的关系所决定的。资本的霸权分支是指将总体趋势和特征强加于世界范围的生产，并决定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的那一分支。
跨国资本家阶级是新的世界性统治阶级。阶级理论家已经指出不同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内部都存在一种内部循环，这一循环对统治阶级总体而言发挥着整合和引导的作用。[21]把这一理论移到全球层面，我认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内部循环已经日渐被组织起来——例如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WEF，见第三章）——并开始去寻求获取整个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根本性阶级利益。在代理人层面，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具备了阶级意识（用其内部循环来表示的话，主要为具有代表性和政治性的力量、它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跨国性。[22]它一直在寻求一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计划，表现为在这一分支支持之下的全球决策及跨国公司的崛起。跨国资本家阶级主要由构成跨国资本内部循环的具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以及服务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经理、跨国官僚、跨国技术人员和主流思想家及知识分子构成。以世界资本主义中心为基础的跨国管理精英处于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对全球机构行使职权，并且控制着全球政策制定的杠杆。
跨国资本家阶级正日益成为一个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它是变迁的一个明显的动因。这一点不能被一笔带过：有关全球化的主流观点（例如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其《凌志车和橄榄树》一书中，将全球化看成是一个以芯片为基础，由金融投资者的“电子族群”所推动的新的技术—经济体系）均将全球化与所有的代理人和权力结构分离开来。当全球精英视全球化为某种客观力量的时候，他们试图将全球资本主义物化为外在于他们的代理人和利益的一种现实存在。将研究重心放到跨国资本家阶级身上突出了代理人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底层和上层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辩证法是全球化背后的最终代理人；然而到目前为止，跨国资本家阶级和全球精英仍然是其直接代理人，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求一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计划。至少这一点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历史交界的时刻是正确的，其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通过对资本家阶级的向心力作用和对工人阶级的离心力作用，已经提升了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的相对权力。下面我将对国家/跨国阶级的分层这一观点进行详细的阐述。
3．国家义跨国阶级的分层
随着跨国公司和政治精英的崛起，阶级分层正沿着一条新的国家—跨国轴线进行。近年来，在世界上的每个国家，本地统治集团的跨国化分支（或核子）已经出现。国家积累和全球积累相互矛盾的逻辑通过不同的政治目标得以表现出来。统治集团中国家分支的利益取决于国家积累，其中包括整套传统的国家监管和保护机制。而统治集团中的跨国分支则发现需要通过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市场自由化基础之上的不断扩张的全球经济来实现他们的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两个分支一直相互竞争，以求控制本地的国家机器，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分别以国家和跨国家为导向的统治集团的竞争基地。在80年代和90年代，从瑞典、新西兰到印度、巴西、墨西哥、智利、南非等国家，本地精英和资本家阶级中的跨国分支纷纷掌权。他们在争夺支配权的过程中与以国家为基础的阶级分支产生了冲突。他们夺取了国家决策的“制高点”：决策机器中的关键部门和官僚机构，尤其是中央银行、财政部和外交部，是连接国家与全球经济的关键性政府机构。在80年代和90年代，跨国集团在绝大多数国家占据了霸主地位，并且开始彻底改变这些国家。他们运用民族国家机器来促进全球化，对民族国家进行重构使其融入全球经济，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在民族国家结构和跨国国家机器之间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络机制。他们开始拆除过去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在世界范围内谋求市场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欧盟；并且建立超国家的全球经济基础，如世界贸易组织（WTO）。
在这一新的精英集团的领导下，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国家、经济体和政治进程都变得跨国化和一体化。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之间可能会经常出现的冲突，实际上成为全球化背景之下国家分支与跨国分支之间的冲突。全球经济的渗透和统治集团中跨国分支的崛起，经常会在不同层面导致跨国分支和集团与国家分支和集团之间产生两极分化与冲突。在由民众阶级或本地统治集团中国家分支掌握政权的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海地、尼加拉瓜、南非等国，跨国精英已经能够运用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来规范和压制反对全球化的政策。[23]
一旦跨国集团执掌国家政权，民族国家就会将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authoritystructures）内部化；全球化也随之具体化到本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进程之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将实际决策权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全球资本主义集团，其中以与全球经济相连的本地集团为主要代表。因此，资本和经济权力加速集中到跨国资本家阶级手中对世界体系中所有国家现存的社会集团、阶级格局和政治体系之间的安排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都倾向于直接地或通过重新构建本地国家机器的方式向与跨国资本和全球经济相关的新集团靠拢。
统治集团中没落的国家分支和崛起的跨国分支之间的斗争通常是20世纪晚期政治动力学和意识形态进程的背景图。这些冲突在无数领域内上演，涉及从选举竞赛到国家商业团体之间争夺领导权等各个方面，有时甚至包括执政党内部的流血冲突。9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该党在当时的执政历史已达60余年）内部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冲突。权力斗争中的“老古董”代表旧有的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他们的利益体现在墨西哥民族资本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方面。那些新的“技术专家”是墨西哥资产阶级的跨国化分支，随着萨利纳斯·德戈塔里（CarlosSalinesdeGortari）在1988年当选为总统，他们攫取了政党和国家权力。德戈塔里政府上台之后，开始拆除旧有的民族资本家体系，并促使墨西哥全面融入全球经济。
跨国资本的崛起将民族资本家阶级卷入了全球经济的旋涡。全球化按照完全不同于旧的国家阶级结构和国际阶级冲突与联盟的方式，创造了跨越国界的新型的跨国阶级联盟，以及在全球和国家、地区、城市和本地社区内部创造了新型的阶级分裂。促进资本家群体跨国化的各种机制包括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跨界并购，战略联盟，资本的相互渗透，联合董事会，全世界的转包与外包，自由企业带的延伸，以及其他与全球经济相关的经济形式。这些全球化生产的新的组织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利于将本地资本家相互连接起来的全球网络的发展，并且在全球（相对于本地）积累过程中，使这些资本家产生了客观利益和主观看法的认同。
有关国家/跨国分层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全球化与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集团传统分层之间的关系。国家乂跨国的轴线可以被看成是第二条分界线，这条线位于传统的资本分层之上。金融资本理所当然居于领导地位。它是最具流动性和最为去领土化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球金融市场上每天共有25万亿美元的现金流，在最大的股票市场上，每天的成交额超过1万亿美元，[24]而每天的世界贸易额只有100亿美元（因此真实贸易只是虚拟贸易的1%）。在70年代和80年代，金融资本开始主宰全球积累循环；货币资本而非投资资本成为生产全球循环的调节器。也就是说，那些控制金融资本的人能够给全球生产和贸易结构带来决定性的影响。跨国银行和投资公司，以及中央银行掌握了大量外汇，并且利用各种外汇开展它们的全球交易。因此，那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世界政治的动力学是由争夺美元、日圆或其他货币的主导权而形成的，就像1913年之前或二战刚刚结束后那样，已经变得不再重要。跨国资本家阶级和各种民族化国家在一个稳定的全球货币体系中获取了既得利益。金融资本在早期阶段的基础是民族国家，现在则是跨国化。用印度思想家帕特内克（PrabhatPatnaik）的话来说，“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是一个巨大的实体，而非几个相互竞争的金融资本集团，在这一实体当中，某些特定国家的金融资本具有数量广泛的组成部分”。[25]
对世界金融体系的这些显著发展，以及对金融资本明显从生产资本分离这一史无前例的现象的解释，已经引起了热烈的争论。毫无疑问，这些现象与技术变革和由信息学所开启的各种可能性有关。当然，这些现象也很有可能与世界资本主义循环，尤其是著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有关，这一周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史的周期是50年，其中一段扩张期（A阶段）之后就会出现收缩期（B阶段）。长周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繁荣的结束，其特征为大量资本节余和累积的剩余价值通过货币资本和金融投机的霸主地位得以表现出来。[26]但是就分析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目的而言，重要之处在于全球化进程影响了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因此并不能说全球化时代的阶级分层产生于流动的货币资本和“固定的”生产资本之间（商业资本存在于二者之间）。有关商业资本的不断全球化，《经济学家》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举例指出，甚至最大的零售商也“发起了全球化的高烧”，不仅通过个体零售商卷入了跨国扩张，并且还卷入了跨界并购。[27]实际上，民族国家/跨国化的轴线穿越了货币资本、商业资本与生产资本，以至于这三种资本都沿着这—轴线从内部出现了分裂。[28]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生产性跨国单位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到金融、生产和商业资本的运作与投资之中。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似乎包含一种横跨这些金融、生产和商业分支的更大程度的资本一体化，这远远超越了民族资本家阶段。我们要想全面研究全球阶级形成这一现象，除了要对这些分支进行传统的阶级分析之外，还要从本地积累循环与全球积累循环相对比，以及民族的或受领土所限制的阶级的利益与跨国的或不受领土所限制的阶级的利益相对比的角度进行分析。佩吉奥认为，金融资本倾向于在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中展现自己，而生产资本在历史上则倾向于在本地和国家计划中展现自己；因此跨国化是由货币资本所主导的。[29]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可能的确如此，但很明显全球化的核心已经成为碎片化、全球非中心化和生产分散化，这部分是由新一代的科学技术和解除生产资本的“固定性”所导致的。许多先前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产业，例如汽车、电子、纺织和计算机产业，甚至服务业，如今都彻底地跨国化了，关于这一点，已有大量的叙述。[30]并且，货币资本必须“落户于”生产，而这在全球化下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临时性，并越来越被分散到全世界各个流动的、表现为周转时间加快的（相应降低了面定性的）生产场所之中。
最后，我们还不能忘记的是，如果有一组冲突发生在统治集团的各个分支之间，那么另一组冲突则发生在从属集团和阶级之间，这是因为全球化改变了他们的社会动员、政治认同和生活的传统模式。由于全球化创造了新的分裂并侵蚀了早期的忠诚和认同，因而民众阶级的组织和基层社会的运动成为各个分支之间激烈斗争的据点，在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地区那些建立在从属阶级的社团模式之上，并伴有民族资本主义特征的国家更是如此。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矛盾仍旧发生在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全球精英在尖锐的社会斗争，以及来自从属集团和那些没有进入新兴的全球资本家集团的统治集团的多种形式的抵抗中，追求他们的跨国议程（transnationalagenda）。世界范围内的阶级结构变革、大规模的社会混乱、急剧下降的生活条件、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性，以及日渐增加的相对和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与民众集团数以千计的组织和反抗结合了起来。
第二节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资本家跨国化仅仅是指他们的经济权力跨越全球，还是指他们通过公司合并、银行界等成为一个全球资产阶级？我认为，前一种情形是国际资产阶级的一项指标，而后一种情形则是跨国资产阶级的一项指标。国际化产生在国家资本向本国领土之外扩张之时。跨国化则产生在国家资本与其他国际化的国家资本在跨界相互渗透进程中的融合之时，这一相互渗透使国家资本与所属国家相分离，并将其安置在全球经济所开启的新的超国家空间之中。
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我们能从概念上辨别这一阶级，然而国家阶级是在哪一时刻转变成跨国阶级的这一问题仍有待讨论，而且这一问题还取决于我们如何构建用以界定跨国阶级的物质基础的方案。实际上已经有大量证据表明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其中包括跨国公司的扩张、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跨界并购、战略联盟、资本渗透、跨国联合董事会、全世界的转包与外包、自由企业带的延伸，以及其他许多与全球经济相关的新的经济形式。正如之前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全球化生产的新的组织形式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有利于将本地资本家相互连接起来的全球网络的发展，并且在全球（相对于本地）积累过程中，使这些资本家产生了客观利益和主观看法的认同。因此，在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它们发挥了整合机制的功能，并且将阶级形成的地点从国家空间转移到新兴的跨国空间。
在第一章里，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经济全球化的初步证据，并将重点放到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和贸易模式上。在此，我将提供另外一些跨国资本渗透过程中的经验证据，这些跨国资本的渗透构成了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首先我需要申明的一点是，下面所提供的经验数据并不能证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存在。相反，这些经验数据所指向的一系列标志均强烈表明跨国阶级形成的这一过程正在资本家之间进行。研究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要求在方法论上采取多种研究，这些研究是更大的研究议程——全球化和跨国进程的一部分。然而下面所提供的有关跨国公司联合董事会和跨界并购的数据可能构成了直接的指标，而其他数据则构成了间接或外围的指标，以此为基础，我将推断出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基本过程。
1．跨国公司的扩张
跨国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出现的一个关键性指标是跨国公司的扩张。近几十年来有关跨国公司的研究呈雨后春笋之势，其中包括出版了大量有关跨国公司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急剧增长，以及跨国公司的范围、规模及其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的著作。跨国公司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融合性角色；与此同时它们的活动还包括生产和劳动过程以及组织结构的全球扩散。跨国公司既是资本跨国循环的具体表现，同时也组织了这些跨国循环。跨国公司在此被界定为总部至少设在三个国家的公司，以此与多国公司相区别。跨国公司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跨国活动的能力，使得它们成为全球化和跨国进程的核心机构。跨国公司是全球资本积累得以组织的制度形式，是跨国资本的化身。跨国公司的活动就是跨国资本家的活动；从严格的方法论意义上讲，跨国公司即便不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一项指标，它也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跨国公司是生成跨国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的一体化动因。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跨国公司的数量从20世纪70年代的7000家上升到1993年的37000家，1998年的53000家，直至2000年的60000家。[31]这些跨国公司约占到了世界贸易的2/3。同样地，由跨国公司所挺制的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从60年代中期的上升到1984年的24%，直至1995年的33%。[32]2000年，大约80万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生产了价值约7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33]跨国公司的全球销售值从1982年的2.5万亿美元上升到1990年的5.4万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15.7万亿美元，另据估计，2000年国外子公司的资产价值达到21.1万亿美元。[34]然而以跨国企业的规模来衡量跨国化是错误的。实际上，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跨国公司的100强（从规模而言）名声显赫，但跨国公司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它既包括日渐增多的小的和中等规模的公司，同时也包括中东欧国家的那些直至最近才开始参与国际化生产的跨国公司，以及一些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大跨国公司"。[35]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便一直在构建一种“跨国性”指数，这一指数根据三项比率对世界主要跨国公司进行排序：国外资产和资产总额之比、国外销售额和销售总额之比以及国外雇员人数和雇员总人数之比。某一公司变得越具有跨国化，即它越向全球扩展，它的指数也就会从0到100依次上升。例如，某公司的跨国性得分为50，则意味着该公司二分之一的资产、销售额和雇员来自国外。根据这一指数，最大的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性的平均得分为59.9。瑞士人88电气公司的指数为94.1，宝马为60.9，福特公司为36.1，通用电气为36.7，18關为53.7，德国曼尼斯曼公司为48.7，雀巢为95.2，西门子为56.8。[36]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指出，“跨国公司50强和跨国公司25强的跨国化程度都增加了：前者从1998年的37%增加到1999年的39%；后者则从26%增加到32%。跨国公司100强的跨国性大致稳定在很高的水平上（53%）。[37]
顶级跨国公司直接雇用的全球工人虽然只有7000万人，但这些工人却生产出世界私立部门总产出的1/3。[38]本地公司通过一系列介入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活动的机制，其中包括合并、签约、外包、本地化市场销售、收购等，日渐融入跨国公司结构。尽管在此不能详加阐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跨国公司网络的扩展促进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一样，它也促进了跨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卡斯特指出，“位于不同国家的劳动力依赖于这些多国网络的不同功能和策略之间的劳动分工，因此大多数劳动力不在网络里流通，但却变得依赖于网络中其他区段（segment）的功能、演变和行为。这一现象造成劳动力层级化、区段化的互赖过程，受到公司在其全球网络循环里的无止境的运动的驱使”。[39]
重要的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很高程度的相互投资，[40]这表明在跨国公司扩张的过程中，“国家”资本存在高度的相互渗透性。发展中世界通过世界秩序中旧的殖民“势力范围"的结构，吸收了二战前约4/5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发生在核心地区。彼得·迪肯（PeterDicken）指出，跨国公司的数量不仅迅速增长，而且“它们的发源地的地理多样性也有显著提高，这就打破了旧有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方式……事实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进行了大量对外和对内直接投资……实际上，这些模式意味着在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互投资”。[41]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国际化公司扩张的第一种模式反映了核心的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处于一种竞争的态势，而后一种模式则表明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跨国化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关键的机制。
2．跨界并购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并购活动都发生在民族国家内部，但在此之后跨界并购不但成为公司扩展它们的跨国活动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而且还成为跨国化进程中的一种基本机制。并购是资本集中的一种机制，它发生在某一公司取得对另一公司的全部或部分业务的控制之际。跨界合并（merger）意味着来自至少两个不同国家间的资本融合。收购（acquisition）则是指某一特定公司吞并一家外国公司，包括其职员、经理和“国内”利益。某些跨界收购包括跨国公司的合并，但许多需要跨国公司收购“国有”公司，这就将本地的社会力量带入了跨国化进程。
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是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趋势。它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也是早期国家阶级形成和民族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42]。20世纪早期的大合并浪潮席卷了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在当时被认为代表了从本质上而言的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现实，导致了民族资本的集中化和集权化，甚至还导致了资本集权化的国家联合，以此应对外国对手的竞争。例如，据估计，仅1898~1902年，美国就有约1/4到1/3的资本财产进行了合并。那一时期最大的合并发生在1901年，当时美国钢铁公司在摩根投资银行的金融指导下，在合并了165家独立的公司之后得以建立。[43]从早期合并浪潮开始，竞争性资本主义时代便开始让位于公司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国营企业的联合和强大的民族资本家阶级的崛起。通过全球并购而出现的资本跨国集中，对于跨国阶级的形成和跨国资产阶级的崛起具有同等重要性。
根据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跨国并购的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还微不足道，仅仅只有60亿美元，但它在1991-1998年竟然令人吃惊地增长了6倍，从850亿美元激增到5580亿美元。1999年更是突破了1万亿美元（见图2-1）[44]，跨界并购交易的数量从1980年的14个猛升到1985年的510个，1990年的516个，1995年的6571个，直至1999年的9655个。[45]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这种并购“现在必须被包括进工业全球化的基本机制之内”，而且它还包括著名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巨型合并在数量与产值上的激增和在地域上的扩张"。[46]
跨界并购不仅涉及世界经济中最为全球化的行业，如电信业、金融业和汽车制造业，而且还涉及大型零售商，从事初级商品贸易的公司，石油、农业和食品、化学制品、钢铁、制药，以及不计其数的服务行业，从娱乐、媒体、电视到律师事务所、保险、管理和公用事业等等。尽管跨界并购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但源自亚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本也日渐加入其中。1991~1998年，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全部并购活动的27%，在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公司占对外跨界并购的比例接近了11%。[47]而且，这一时期全球并购的规模也有所上升，平均规模从2.1亿美元提高到10.4亿美元，上升了5倍。[48]跨国合并浪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水平合并，是指将在同一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合并在一起（例如，两家汽车制造厂或零售连锁店）；垂直合并，是指将在同一生产链的不同阶段的公司或此前存在买卖关系的公司合并在一起（例如铁矿石企业和钢铁企业）；混合兼并，是指将在互不相关的行业运作的企业合并在一起（例如农业综合企业和制药企业）。[49]
跨国并购在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动性方面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在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中，跨界并购所占的份额从1991年的53.7%。上升到1997年的85.3%；[50]也就是说，在1997年，有超过4/5的对外直接投资属于跨国并购，剩余部分则为新的或刚开始的投资。1991~1998年，总共有52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美国，其中85.7%是采用了并购的投资形式。[51]“国外”资本与“美国”资本远没有并肩立足于美国领土，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正在使美国国内的经济活动彻底全球化，并且在此过程中使美国的阶级结构出现了跨国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一系列大型跨界并购有：英国电信集团和新世界通信公司（通信行业）、戴姆勒—奔驰和克莱斯勒（汽车行业）；杜邦和贺柏兹公司（化学和涂料行业”阿尔卡特和摩托罗拉〖电话和电信设备行业），阿尔卡特随后收购DSC通信；西格拉姆公司收购环球电影公司（MCA），并在2000年购买了维旺迪（娱乐行业）；赫斯特购买了玛瑞恩公司(制药行业）；英国捷利康公司购买瑞典阿斯特拉公司（后改名为阿斯特拉捷利康公司，制药行业）[52]
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深化，跨国资本日渐控制全球经济的各个部门，跨国阶级也加快了形成的步伐。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在有关跨国并购的报告中总结道，“通过国际合并，公司的民族性正变得更加模糊”。“多国公司越来越不受约束，母国和东道国这样的字眼已经变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些公司本身在不同的国家都拥有厂房和雇员，服务于许多国家的市场，并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和零部件。它们对特定国家的忠诚度越来越少，对国家层面阻碍它们活动的管制和约束表现得越来越不满。”[53]
露西·亚历山大（LucyAlexander）和西格丽德·艾索（SigridEsser）在一篇研究跨界并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报告中指出，“并购在80年代和90年代呈急剧上升之势"。[54]他们指出，20世纪晚期的并购浪潮与早期并购浪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全球性竞争的压力所驱动的”，是“由世界范围内放松管制和市场愈加自由化所推动的"。[55]跨界并购需要在两个或更多的法律和监管范围内建立治理结构，增加了为全球经济建立超国家的法律和监管结构的压力（参见第三章）。然而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几个不同国家的管辖权——例如在最优惠的税收环境和最方便地获得资本之间作出选择——作出在何地组建总部，在何地建立分公司等诸如此类的决定。安万特公司（Aventis，该公司是一家由德国赫斯特和法国罗纳普朗克合并的跨国制药公司）的一位管理人员拉尔夫·阿诺德（RalphArnold）解释说，“跨界合并为公司提供了一个重访形成已久的治理结构，并选取两种治理结构优点的绝佳机会”，“这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56]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Board，这是一个由世界各地的公司组成的，聚集主要跨国公司高级主管的全球顶级商业协会）在对进行跨界合并的公司的高级主管进行访谈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大多数合并公司的董事会由双方原有董事会的董事联合组成。尤其是在‘平等合并’的情况下，通常更需要努力使原来的两个董事会在新的董事会中尽可能地保持平衡”。[57]以安万特公司为例，新的管理委员会分别由来自赫斯特和罗纳普朗克公司的两位经理，外加一名德国CEO组成。很显然，跨界并购推动了公司董事会的跨国化。表2-1列出了1998~2000年主要的跨界合并。
我所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并不认为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会在全球化时代消失。20世纪早期的社会学家考茨基在其“超帝国主义论”中提出了全世界的资本相互之间可以和平合作的观点。我的理论在很多方面都与考茨基有很大的差别，在此我无法一一列举，不过必须指明的一点是，竞争已经并将继续推动资本主义动力学。实际上很显然的是，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推动了跨界并购的浪潮。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一如既往地激烈无比，但是全球经济的竞争压力（资本家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正在推动资本家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集团进行合并、收购和签署合作协议。甚至在小的公司和行业内，以国内为导向的合并都可能已经过时。受全球化结构性压力的推动，为了获取资源和确保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所开启的新市场中拥有立足之地，那些渴望在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的资本家必须为之进行战斗。现在，所有的公司都需要充足的资本来跟上技术变革的步伐和维持在本地市场的存在。
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资本的跨国集中化和集权化，也就是说，跨国资本正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这一安排表现在政治上，便是民族资本家集团之间的竞争——在早期阶段主要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对抗，因为这些民族资本家集团通常求助于他们的国家来获取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日趋减少。如今，跨国联合企业之间开始互相竞争。跨国资本家集团能够并且的确求助于国家来赢得竞争优势，但国家实际上是被跨国资本所施加的压力控制了。目前，国家正经受着来自相互竞争的跨国资本、国家和地区资本，以及本地选民和其他地区选民的多重压力，这一新的形势可能会导致政治动力学出现混乱，国家的合法性出现危机。
3．跨国公司联合董亊会
跨国资本家阶级的领导阶层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全球企业结构中占据着大量的互兼职位。这一情形与早期阶段有相似之处，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崛起包含了国家层面的联合董事会的形成，这一联合董事会将民族资产阶级的客观联系和主观认同凝聚在了一起，这一点在大量有关国家权力精英、统治集团和内部循环等的政治社会学著作中都有所论述。[58]当前，研究跨国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架构，其中包括跨国企业跨界联营的时机已经成熟。例如，律商联讯（LexisNexisGroup）出版了一本八卷册两万多页的收录国际公私立企业董事会的“母子公司名录”（whoownswhom）。[59]翻开这一厚厚的名录，你肯定会对那些似乎数不尽的公司跨界联营网感到敬畏。探究和分析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结构是一项刚刚起步的大型研究工程。
世界大企业联合会在199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以确定其会员公司跨国联合理事会的发展程度。这项研究还将来自16个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在内，这16个国家分别为：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法国、德国、日本、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研究结果表明，仅在1995~1998年，拥有非本国董事的公司就从39%上升到60%，拥有3位甚至更多位非本国董事的公司（假定中型董事会的规模是10人）也从11%上升到23%。[6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58%的公司都有非本国董事，而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拥有非本国董事的公司所占比例为67%，其中北美公司为60%，亚洲乂太平洋地区的公司为44%，拉美地区的公司为43%，欧洲公司为71%，非洲公司为100%（在这项研究中，非洲地区只有南非被纳入进来）。
“调查发现，非本国董事绝大多数是在最近三年内被吸纳进来的”，“由于董事会成员的数量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表明非本国董事正逐步在全世界的董事会上赢得具有影响力的角色"。[61]这项调查还认为，“成立全球董事会很有必要，它有助于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与回报"。[62]这一调查还得出了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研究跨界并购时得出的相同结论，即新的全球经济和监管基础设施“为国际商务提供了额外的法律保障，将公司转变为没有明确国家认同的跨国实体。员工和管理者也如同他们公司的业务基础一样，日渐变得全球化^他们是世界各地在本地扎根的全球公民”。[63]
应该指出，已经将其董事会也跨国化了的典型的跨国公司，还与本国或第二国的跨国公司相互联合，并可能还与第三方公司结成各种战略联盟，签署各种非正式的合作和转包协议（参见下文），这些对于跨国并购活动而言也是如此。此外，跨国公司每个董事会成员通常也会在其他公司的董事会任职。因此，越来越多的非本国董事会成员的参与仅仅是公司董事会跨国联合的一部分。以德国为基地的德国电信公司便是其中一个例子。德国电信最初是一家上市公司，1996年私有化后，德国政府仍拥有其50%的资产。该公司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的股票市场上市，在世界各地都拥有投资者（它的董事会拥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和法国的各一名成员）。1998年，该公司与法国电信结成联盟，借此双方各自获得了美国移动运营巨头Sprint10%的股份。[64]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这家德国公司实际上拥有一种必然会将其拖入全球公司网络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架构。
尽管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报告指出在拥有非本国董事的公司里，制造业是全球化程度最髙的产业，约有82%的公司拥有非本国董事，紧随其后的是非金融类服务业，比例为61%，然而越来越多的有关跨国联合董事会的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正在所有产业领域扩散。例如梅因德尔特·菲尼玛（MeindertFennema）认为，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主要的跨国银行和工业企业中间便形成了联合董事会的国际网络。最近，阿伦·博格（AllenBerger）和他的同事发现，90年代晚期，金融服务业公司之间的并购行为呈急剧上升之势，这正好跟上了生产设备、商业和其他服务业全球化的步伐，也部分响应了这一全球化所产生的全球金融服务需求。
4．战略联盟
然而，另一个导致资本跨国渗透的机制是跨国公司的跨国战略联盟，这些战略联盟也已经取得了非同寻常的发展。战略联盟涵盖了那些没有进行彻底并购的公司之间的一系列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合资公司、少数股权投资、股权置换、共同研究开发和生产营销、技术共享、长期采购协议，以及共享分配和服务，等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另一份报告表明，这种在来自两个或更多国家的公司之间的跨国战略联盟在1989~1999年间增长了5倍以上，而且“这些战略联盟在规模和产值方面要远远大于早期的合作形式”。[65]尽管这些战略联盟绝大多数都发生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公司之间，但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国家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等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间的结盟活动达到了高潮。战略联盟所涉及的行业非常广泛，从化学和制药，到电脑和电子设备，再到金融和商业服务，等等。大约1/2的战略联盟采用了合资公司的形式，也就是说，两个或更多的公司将它们的资本投入到某一共同组建的公司中去，因而形成一种超越普通商业合作的有机的合作形式。
就像并购一样，战略联盟同样受与日俱增的全球竞争的推动，这就增加了企业达到全球经济规模、获得战略弹性和市场优势等方面的需要。而且像并购一样，最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战略联盟模式并没有为“国家的”资本集面在相互之间结成联盟以此对抗其他国家的资本集团提供基础。相反，那些垄断联合体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家集团集中在一起，并在全球经济下相互之间进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战略联盟被认为是目前将竞争与合作结合起来，在全球基础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强有力的机制之一”。“跨界联盟是紧随着由更加统一的全球市场所产生的不断增长的竞争压力而形成的。”[66]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事实是，虽然在1989~1999年，包括国内和跨国两个方面的战略联盟增长了6倍之多，但超过2/3的新联盟发生在国家之间而不是国家内部。该项报告还指出，“在90年代的每一年里，将不同国家经济体的公司联系在一起的国际合作一直是这些联盟的主要形式”。“在1990~1999年间，国际战略联盟占到全部联盟（62000个）的66%。平均而言，每一个国内的合作者都有大约两个国际战略联盟，这也表明全球化是联盟的根本动力。”[67]
主要跨国公司之间跨国战略联盟的典型例子包括：杜邦与索尼合作开发光存储产品；摩托罗拉与东芝联合开发微型处理器的制造工艺；通用与日立合作开发汽车上的电子元器件；富士通与西门子合资制造和销售计算机产品；美国航空公司、英国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公司、国泰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公司、捷达航空公司、澳洲航空公司和联众国航空公司联合组建“环宇一家”（OneWorldAlliance），共同服务全球航线。汽车制造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各个工业领域跨国联盟发展趋势的实例。近年来，汽车制造业每年大约都会组建100个新的联盟。1999年所存续的大约80%的联盟都是跨界联盟，且绝大多数采取联合制造的形式，这表明汽车制造业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全球化程度。[68]福特从1979年开始持有马自达的少数股权（25%）并在1996年将这一股权提髙至33.4%。通用和五十铃在1971年结成联盟，然后又在1981年开始和铃木结盟。雷诺和尼桑结成联盟，其中包括雷诺利用尼桑在墨西哥的工厂来生产自己的汽车。2000年，马自达开始在自己的工厂内组装福特汽车。戴姆勒—克莱斯勒和三菱也结成了类似的联盟。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999年，俄罗斯公司同西方合作者组建了8个联盟，其中包括通用、福特、雷诺和沃尔沃。在同一年，中国公司至少加入了13个国际联盟。戴姆勒—克莱斯勒、福特、本田和大众于1999年结成联盟，共同开发燃料电池。[69]姜男训（Nam-HoonKang）和莎拉·约翰森（SaraJohansson）在分析汽车制造业不断增长的全球一体化时指出，“合并浪潮正在影响汽车制造业的各个环节：整车制造公司、零部件供应商和零售部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跨界进行的"。[70]
2002年，加西亚·莱拖-吉里斯（GraziaIetto-Gillies）在她的有关跨国公司和全球化的研究中指出了近年来随着同一公司跨国运作的不同部分之间内部联系的加深，跨界的公司间合作是如何沿着弹性积累的路线提升为世界范围内生产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更加稠密的跨国公司网络成为正在崛起的全球经济的核心整合机制。莱拖-吉里斯指出，“公司间合作正在发挥一种强大的跨越国界的整合功能”，“更为强大的是跨国公司所形成的跨国内部网络所发挥的整合作用"。[71]让我们看一个例子。2002年9月，通用公司和俄罗斯奧托瓦兹汽车集团（Avovaz）共同出资3.4亿美元，在俄罗斯的陶里亚蒂市（Togliatti）设立工厂，共同生产一种新型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AUV）——雪佛莱—尼瓦汽车（ChevroletNia）。[72]这一事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通用和奥托瓦兹汽车集团各持有41.5%的股份，欧洲重建和发展银行（其投资者来自好几个欧洲国家）则持有剩余179^的股份。这款汽车不仅在俄罗斯市场，而且在欧洲、中东、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市场上销售。这样一来，这个工厂从所有权到市场销售都彻底跨国化了，这其中还包括某些不太明显的方式，如通用公司本身包含部分来自日本和欧洲的投资，这些投资者因此也是俄罗斯工厂的间接投资者。而且，在欧洲、中东、亚洲和拉丁美洲进行营销也会吸收当地的商业资本家、零部件生产商等等。
正如我们曾经看到的那样，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沿着弹性线进行的生产重组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核心。很多研究已经对这一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网络结构——其特征为雇佣临时工制劳动，以及公司间的较少等级、水平化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但就这一研究的目的而言，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各种合作方案和公司间合作的扩展，因为这些方案是跨界阶级融合的一种主要机制。莱拖-吉里斯指出，资本主义公司间的分界线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从中所传达的观点是公司间的分界线不仅是不确定和模糊的，而且已经变得更具有灵活性，且在向不同纬度扩展。“分界线的模糊性事实上可能拥有位置、组织或财产/资产所有权等三个维度。”
莱拖-吉里斯所谓的跨国公司结构具有位置模糊的特征，是指生产活动、劳动力和顾客具有不断变化的、不确定的和多国的位置。组织模糊是指公司和劳动力之间的界限不清，这是由外包、转包、契约劳动、家庭副业等的扩散所造成的。财产/资产所有权模糊是指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部分和全部所有权，以及通过复杂的新合作方案，从而操纵生产设施和参与分散到各地的生产活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是在20世纪中期，一家公司位于何地、雇员是谁、负责人是谁、老板是谁、谁控制着生产过程，这些问题都相当清楚；然而到21世纪初，这一切都不再如此。对于这一“模糊”现象，我们应该非常明确自己的兴趣所在：此前界定阶级集团的国家、地区、组织和所有权的界限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跨国生产链为阶级集团的跨国融合提供了更为宽广和更具流动性的物质基础。而且，那些看似本地或国家的公司经常会通过各种方式与跨国网络结合在一起。
5．新的全球经济安排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新的经济安排，如外包、转包、跨国的公司间联盟、许可协议、区域代理（localrepresentation）等的广泛传播是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增、并购、跨国联合董事会和战略联盟等同时进行的，强调了资本跨国联系的另一主要方面。这些安排导致了巨大的跨国生产链和复杂的、跨越全球的垂直和水平一体化网络。迪肯指出，
跨国公司也被纳入由许多其他企业组成的外部关系网中，这些企业包括跨国的和国内的、大型的和小型的、国有的和私有的等等。通过这种相互连接，某国的一个非常小的企业可能会被直接连接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尽管大多数小公司的业务仅仅局限于一个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这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的公司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迅速地跨越国界，从本地和全球层面建立一整套地理网络关系^实际上，还出现了多种令人困惑的组织间的协作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多边的而非双边的，“一夫多妻制的”而非“一夫一妻制的"。[73]
上文所强调的是世界各地的资本在各个层面上日渐增加的相互渗透，这种相互渗透主要围绕跨国资本和跨国公司巨头展开。我要再次重申我所强调的观点：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容易给人以误导）广本地资本仍然保持着独立性，但将生产和分配的本地循环与支配世界范围内的积累期限和模式的全球化循环区分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本地资本和国家资本越来越受制于“去本地化”，而且如要它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支配性的跨国资本相链接。随着资本的全球循环通过各种机制和安排将这些本地循环包括在内，那些管理这些循环的本地资本家也被卷入到跨国阶级形成的过程之中。
全球经济中的多种新的经济安排与第一章所提到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新的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的转型相关。正如很多人所注意到的那样，正在形成的弹性机制的结构特性是全球性的，其中积累被纳入到全球市场，并且需要全球企业组织和一系列的全球资本—劳动关系，尤其是世界范围内不受管制的临时劳动力储备。[74]竞争决定了各个公司必须建立与国家或地区市场相对的全球市场。正如安凯·胡格威特（AnkieHoogvelt）所表明的，全球经济领域的竞争越来越迫使各个公司在由北美、欧洲和东亚所构成的全球三角地区运行其全部生产体系。主要的跨国公司正在变成“跨地区”的公司，在整个全球三角地区经营多重的和一体化的生产业务，以及金融和商业业务。[75]这些跨地区的公司正在通过战略联盟、合并以及跨国公司间其他一体化合作的方式得以出现，并日渐成为资本跨国融合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的转变形式。
莱拖-吉里斯指出了弹性积累的网络结构是如何为公司在更大程度上控制生产和劳动，实现风险最小化和风险承担，获得知识和技术，扩展市场，以及灵活应对需求波动等方面提供优势的。[76]随着成千上万的公司进行重组和跨国化，以便获得这些优势并与对手进行竞争，一个出乎人们意料的总体后果就是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而这一新形成的体系接下来又对跨国阶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结构的形成是成千上万的公司所采取的战略决定（即由公司里的那些决策者所作出的决定）的意料之外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构却为资本家和其他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跨国化行动的现实。
6．第三世界的跨国资本家阶级
在第三世界，跨国阶级的形成可能是最落后的，“国家”资产阶级可能仍然控制政府并组织具有影响力的政治事业。然而即便如此，在这些国家跨国阶级的形成也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迪肯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跨国公司的数量不仅在迅速增长，而且其发源地的地理多样性也在显著提高，这就打破了旧有的国际劳动分工”。“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性结构已经变得更加复杂，这进一步表明全球经济中相互关联度的增强。”[77]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急剧上升。就世界范围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90年代早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年流量增加了3倍之多，而发展中国家则增加了5倍。[78]通过自己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融入全球积累循环，南方国家的国家资本已经日渐跨国化。1960年，仅有1%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自发展中国家。截至1985年，这一比例提升至左右，到1995年则达到8%。[79]1995年，南方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额是510亿美元，[80]到1997年则达到610亿美元。[81]
1993~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前50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增长了280%，而同一时期核心国家前100位跨国公司的国外资产仅增长了30%[8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其2001年的报告中指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三大公司——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HutchisonWhampo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sdeVenezula）墨西哥水泥公司（Cemex）首次进入世界跨国公司100强”。“公司的跨国化不仅在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越来越受到关注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前50位跨国公司——其中最大的公司与世界100强中最小的公司在规模上相当——主要位于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南非的13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83]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确定的跨国性指数，发展中国家最大的10家跨国公司的指数为30.7。[84]表2-2按照国外资产的数额，列出了1998年第三世界的25家最大的非金融性跨国公司。
尽管国有石油公司在第三世界最大的跨国公司中十分抢眼，如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阿根廷YPF公司、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然而莱斯利“斯克莱尔（LesllieSklair）和彼得·罗宾斯（PeterRobins）在分析由《财富》杂志于1957-2001年间所出版的年度世界最大的公司（以总收入为准）的排行榜时，发现“《财富》排行榜上的第三世界的代表长期存在，且分布广泛"。值得注意的是，自1995年以来，第三世界有56家跨国公司一直名列《财富》全球500强名单。斯克莱尔和罗宾斯认为，这种参与“并不仅限于少数几个公司和地区”，“具体来讲，1957~2001年，第三世界国家共有134家公司出现在《财富》排行榜上，这些公司总部位于29个国家和地区，涵盖28个行业”。他们还发现，与流行的看法相反，大企业在第三世界所涉足的范围要远比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所显示的范围大得多（此处误解在于，以跨国化为导向的第三世界资本家仅仅存在于那些接受对外直接投资份额最大的国家广第三世界的大公司不仅主要参与原材料提炼业，而且实际上还更广泛地参与制造业和服务业。斯克莱尔和罗宾斯总结道：首先，第三世界的大公司并不仅限于某些特定的国家、地区和行业；其次，这些公司的国有权在下降；再次，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的活动“开始接近第一世界的大公司的活动……看起来许多第三世界的公司正在全球化"。
在新加坡、韩国、巴西、智利、南非和墨西哥等国，资产阶级的主要集团正在变成跨国资本家阶级的重要“国家”代表团。韩国的公司不仅向东南亚和中美洲地区的低工资带转移，而且开始重置“南北关系”。20世纪90年代的前六年，14家韩国公司仅向英国就投资了26亿美元。90年代中期，墨西哥的24位亿万富翁成为世界级的投资者和大型跨国公司（例如德尔蒙特食品公司、苹果公司、微软公司）的股东，他们还在传媒、水泥和玻璃生产等行业进行了海外投资。南方国家的那些本地统治集团的跨国化分支主要是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技术”精英，有时候他们被冠以“现代化资产阶级”的称谓，他们在本国社会和经济重构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整个过程发挥着监督的作用。
与此同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损害全球经济的一系列危机中，从墨西哥到亚洲，从俄罗斯到巴西，每一次冲击都势必导致受到影响的国家的本地资本家加速跨国融合，以便迈入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行列。这些危机使得本地精英的分层过程更加鲜明。例如，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带来了许多地区性大公司和经济体的重组，它们促进和提升了跨国资本的合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指出，遭受20世纪90年代末期金融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五个亚洲国家的跨国并购价值得到了提升，1997~1999年，这五个国家跨国并购的价值是1993~1996年的2倍多。换句话说，危机导致本地资本迅速融入跨国资本网络。举例来说，作为韩国最具实力的金融工业集团，韩国财阀（Chaebol）也被迫向跨国公司出售国有资产；与此同时，它又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公司结成伙伴关系。[85]正如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1998年所说的那样，“从某些方面来说，在过去这几个月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使这些亚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向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要比美国过去在该地区的多轮谈判大得多"。[86]
不同地区的资本家集团彼此之间、与本地政府以及全球化进程之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在融入全球积累循环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不同的程度和类型，他们与当地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而这些本地政府本身也正处在跨国化的过程之中(参见第三章）。非常清楚的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是一个不均衡的过程，且其发展也不均衡。然而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家团体在第三世界的崛起证明，那种将跨国资本家阶级严格限定为再次殖民边缘地区的北方资产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北不对称性关系不重要。我在本书中并不打算详细阐述这一问题，只是建议读者参考我在此前的著作中曾作出的详细分析[87]，并认清在全球化背景下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等级和不平等形式正日渐围绕跨国化得以组织和展开。在北方国家，穷人和失业者的绝对数量正在不断攀升，而在南方国家，资本家和高消费中间阶层的绝对数量也在不断攀升。很明显的是，正如考克斯(Cox)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88]中心和边缘越来越属于社会分类而非地理分类，它表明了某一国家在跨国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与此同时，从现存的少量有关全球统治阶级的研究中来看甚至更加明显的是，[89]全球统治阶级中男性成员的比例过多，且过多地来自于每一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族群。跨国阶级的形成通过现存的和新的社会等级、不平等形式和统治关系得以展现。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构成（例如性别和民族构成），以及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形式和统治关系对其形成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第三节通向跨国霸权
1．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
近年来，20世纪早期的意大利社会理论家和社会主义革命者葛兰西的思想的复兴，已经将葛兰西思想中的某些核心观点带入社会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流。葛兰西的霸权和历史集团的概念已经为政治社会学、国际关系、文化研究、历史和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它对于理解新出现的跨国现象也有极大的帮助。例如，葛兰西的历史公式“（作为国际体系特征的）国际关系源自于社会关系”，[90]已经被国际关系中的新葛兰西学派或意大利学派发展成为一个宣言，即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国家—社会关系的修正和跨国社会关系的修正，这被认为不同于国家交换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全球化压力对所有的国家社会结构和机构都进行了修正，迫使它们变得跨国化。在此至关重要的是葛兰西关于共识支配（consensualdomination）的霸权概念，以及他对作为霸权所在地的市民社会，以及由作为社会机构核心的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所组成的“延伸国家”的关注。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将再次回顾葛兰西所提出的这些概念以及它们在更深层次上与我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的相关性。
社会积累结构是一套相互促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规范，它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成功的资本积累模式相融合并促进其发展。在世界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所形成的特定的本地社会积累结构，多采用社团主义、福利和发展主义规划等形式，正如我在前面所讨论过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再分配逻辑，以及工人和其他大众阶级都融入国家历史集团为基础的。随着与国家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积累模式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受到侵蚀，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以及具体表现这种结构的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联盟和阶级安排开始瓦解。戴维·戈登（DavidGordon）理查德·爱德华（RichardEdward）和迈克尔·莱希（MichaelReich）指出，“尽管并不能保证一个新的成功的社会结构将会出现，但如果确实会出现的话，它将反映出产生这一社会结构的阶级力量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联盟"。“因此，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的出现取决于此前结构的衰落，更具体一点就是取决于衰落时期所留给主导阶级的具体历史条件。”[91]
尽管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积累结构的一般条件——增加实际工资，扩大雇主义务，增加政府支持的社会工资，等等——保证了二战后积累的蓬勃发展，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它们开始对赢利和积累造成束缚。随着资本在全球化开始之际从民族国家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相对于劳动的巨大的新权力，民族国家从凯恩斯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再生产转变为服务于新的全球积累模式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总体需求，其中包括缩减再分配计划。在美国和其他核心国家，这标志着福特时代的结束。在第二世界，这标志着胸怀大智的精英阶层的跨国分支的崛起，他们开始与全球资产阶级保持联系，并且开始着手实施一项完全融入（再次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计划。在第三世界，随着各种发展主义计划的逐步实施，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革命政体正在被本地精英阶层的跨国化分支所取代。自70年代以来，资本开始抛弃此前与劳动之间的相互义务，因为全球化过程已经使其挣脱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在这一新的资本—劳动关系中，劳动正在逐渐变成一种赤裸裸的商品，它不再扎根于社会和政治团体的互惠关系，而这在历史上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得以制度化的。每个劳动者都希望将自己作为商品出卖，都希望变成从政治和社会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销售者，变成他们自己这个商品所有者的“企业家”。这一新发现的跨国资本力量有助于塑造一个高度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全球社会积累结构。随着社会结构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发生改变并跨国化，一个新的全球社会积累结构不仅叠加在现存的国家社会结构之上，而且改变了这一国际社会结构。这一新的全球社会积累结构共同加强了经济、政治和文化规范（如下）。
跨国资本家阶级处于构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的过程之中。这一新的全球统治集团包含了各种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这一阶级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是由新的全球积累和生产结构所决定的——所领导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正是全球积累而非国家积累的逻辑，引导了这一统治集团的政治和经济行为，因而该集团被称为全球主义集团。在这一全球主义集团的中心是跨国资本家阶级，它由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经理人，以及世界各地管理跨国资本的其他资本家所构成。这一集团还包括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超国家机构的精英和官僚人员。这一历史集团还集合了南北方国家主要政党、传媒巨头、技术精英和国家经理人中的主要力量，以及那些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和技术解决方案的经过选择的有机知识分子[92]和魅力型人物。这一新的全球统治阶级的世界政治，相对于国家统治阶级的政治而言，更少受到国家间体系不断变换的竞争和联盟的驱动。在这一跨国精英阶层之下，是一个小的、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他们只有一点点真正的权力，但是受大众消费的安抚，他们在跨国精英和世界绝大多数穷人之间形成一个脆弱的缓冲层。因此我们可以借用葛兰西的观点来论及历史集团，亦即一个统治联盟和一个社会基础，其中某一群体（跨国资本家阶级）充当领导者，并通过那些被拉入这个集团的其他群体的同意而实施其计划。那些未被拉入这一霸权计划的穷人大多数或者通过物质机制，或者通过意识形态而被遏制或压制。
全球主义集团被松散地组建起来，跨国资本家阶级在尽力确保其领导权以及再次创造霸权时，经常会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某一阶级或阶级分支获得霸权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利用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视野或意识形态来取代狭溢的经济利益，以及在确保他们参与这一社会视野的过程中，将其他集团的利益与领导阶级或阶级分支的利益具体结合起来。跨国金融资本（货币投机商、银行家、证券投资人）的狭溢利益似乎为这一霸权计划带来了一个不妙的前景。另外，很难确保一个统一的社会视野，因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不同部分经常基于他们各自地区体系的历史经验，寻求解决全球资本主义问题的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方法。在跨国资本家阶级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战略争论和策略分歧，尤其是存在越来越多的派系争执。在此，派别（faction）有别于分支（fraction，前文已经对其进行了定义），它是指在各种不同的特定环境里，为了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群集。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设想正在形成的全球秩序中的霸权呢？对现实主义者、世界体系分析论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霸权与国家权力密不可分，而国家权力则被认为是从属于民族国家的。作为分析世界动力学的基础，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体系的逻辑导致分析者在新的全球秩序下，在某种类型的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寻求霸权。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相继出现的国家霸权。回首过去，人们可以看到接力棒从意大利城邦国家传到荷兰、英国，然后传到美国。现在，主流观点似乎是东亚国家的霸权正在形成。[93]就意大利学派而言，它所关注的是相继出现的霸权计划（hegemonicprojects），从大不列颠领导之下的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1789~1873年），到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时代（1873~1945年），再到二战后美国领导之下的泛美和平时代。[94]与此相对比，我坚持认为这一接力棒正在传给一个即将形成的跨国霸权格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新兴的跨国霸权，这一霸权还处于角逐和远未结束的进程；我们正在见证新的历史集团的崛起，这一集团以跨国资本的霸权为基础，具有全球性。这一观点遭到了那些表明美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导角色，以此证明当前所存在的是美国霸权下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的人的挑战。对此，我觉得将美国所扮演的领导者角色解释为代表跨国霸权而非为了促进“美国”的利益似乎更令人满意。我将会在第三章详细讨论这一问题。
2．跨国精英议程：“自上而下”的跨国资本家全球政治
跨国统治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形成之时，带来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其中包括通过跨国国家机器（参见第三章）的代理人对全球社会和经济结构进行自上而下的修正。[95]这一“自上而下的革命”的目标是，在世界各地为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受束缚地运行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全球重构、“华盛顿共识”[96]或已经众所周知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被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的设想，比较优势论，以及自由贸易、增长、效率和繁荣的全球主义言论合法化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教条。[97]全球新自由主义包含双重维度，是在跨国公司强大的和组织完善的游说组织的支持下，全球精英阶层所极力追求的目标。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重维度是指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自由化，以及为全球经济构建一个新的法律和监管的上层建筑。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第二重维度是指内部重构及各个国家经济体的全球融合。这两重维度相结合，旨在创造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和一个全球政策体制，以此打破阻碍跨国资本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以及资本在国家内部自由运作的所有国家障碍。因而，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新的全球化循环，为资本积累有利的（高效的）复兴创造了全部条件，它还促使各个国家经济体隶属于和融入全球经济。这一进程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建设阶段相类似，当时一个统一的国家市场和一套单一的法律、税收、货币政策，以及政治统一在共同的状态下得以建立起来。全球化不过是在世界层面上重复这一进程而已。
世界范围内的市场自由化随着20世纪80年代关贸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而迅速加速，因为乌拉圭回合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贸易规则来协调监管新的全球经济。1948~1994年间，全世界共达成了109个地区赀易协议。随着乌拉圭回合的谈判，成立于1995年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可能是自由化了的全球经济的最有力的标志。世界贸易组织的独立司法权以及在落实关贸总协定条款时前所未有的权力，使它成为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它的强制力不仅渗透到任何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内部，而且还直接渗透到跨国职员和跨国公司的精英阶层。表2-3显示各个国家都朝着向跨国资本开放的方向运动，这是为全球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领域的指示器。
随着世界市场的自由化，经济重构计划席卷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计划由国际金融机构和新兴的跨国精英阶层的智囊团在70年代和80年代设计，并附有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论述。这些计划试图在所有国家都实现资本跨国流动所需要的宏观经济平衡和自由化，并且将所有国家和地区都纳入全球化积累循环。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试图对多个国家之间形形色色的财政、货币、工业、劳动和商业政策进行调和，如此一来充分流动的跨国资本便可以同时，且经常是瞬间地跨越多国国界发挥作用。这些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Adjustment，SAPs）要求消除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单个民族国家对其领土内资本活动的管制。1978~1992年间，有超过70个国家实施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强加的566个结构调整计划和稳定计划[98]。这些计划成为调整本地经济与全球经济关系的主要机制。这些计划产生如下结果：这些国家的生产实现了大规模的改组；在新兴的跨国国家的保护下，前第三和第二世界的广大地区重新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参见第三章）。
稳定化或财政、货币、外汇以及相关措施的一揽子计划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第一阶段，它的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稳定化之后的第二阶段是“结构性调整阶段”，其中包括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即向世界市场开放经济；去管制化，即使国家远离经济决策；对原来的公共领域进行私有化，如果公共利益高于私人赢利的标准仍在执行，那么公共领域将会阻碍资本积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模式需要由以下两种需求得以保证，一是产生贸易盈余以调节债务支付和降低贸易逆差，也就是克服所谓公共部门“无效率”的需求；二是控制通货膨胀，杜绝预算赤字，恢复财政实力和宏观经济平衡的需求。贸易自由化和向对外部门重新分配资源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出口，而且根据定义，这将导致一种重新链接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这种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伴随着对“无效率”的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和内部自由化，如金融体系和劳动法规的去管制化，其目的在于吸引投资和“有效”分配资源。各国一般常采取降低开支和增加收入等财政紧缩方案来获得财政实力，通常这需要削减社会计划、征收消费累退税、降低补贴、裁减公共部门人员，以及提高利率等。[99]
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有其意识形态方面的诉求，但从更为实际的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模式在跨国化和更新政策体制以促进新的全球模式的需求面前，是受早期凯恩斯主义再分配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积累战略的土崩瓦解所推动的。实际上从更大的背景来看，不平衡本身便是早期国家积累结构崩溃的结果。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合理性是相较于全球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言的。这一模式为资本积累有利的（高效的）复兴创造了全部条件。有利的内部条件取决于本地环境和全球环境之间的兼容性。调整创造了政策环境，而市场则发出了资源向外向型部门转移的信号。在每一个作出调整的国家，经济的恢复是通过引入或扩展与全球经济相关的活动，以及将“国家”积累循环与全球积累循环融合在一起而实现的。然而从更为广泛的社会逻辑的视角来看，这一模式是非理性的。除了少数几个国家之外，新自由主义调整均导致了大众消费和社会条件的下降，贫困、贫穷化和不安全感的上升，“粮食暴动”，不平等加剧、社会两极分化以及最终的政治冲突等。[100]
通过使各个国家的经济环境与全球一体化的经济环境相协调，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政策“润滑剂”。它使各个体系之间的“齿轮”保持和谐的状态。在新自由主义的润滑下，全球资本主义摧毁了一切非市场结构，这些结构在过去曾限制了资本积累，或在资本积累面前横亘了一个保护层。人类活动的非市场领域——由国家所管理的公共领域以及与社会和家庭相关的私人领域——被打破，变得商品化和转向资本。通过将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剥离和融入跨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将全球经济从全球社会中抽离出来，国家将其承担的经济和社会领域唯一组织力量的角色让位于市场。尽管如此，经济和政治在此融入了一个更为宽广的霸权计划。重构赋予了涉外部门的代理人内在的阶级倾斜。这些代理人倾向于同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治经理人进行结合，并在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中逐步融入精英阶层的跨国分支之中。这一本地精英阶层期望获得主导地位，并期望构建一个新的国家“历史集团”，从而将本地社会秩序与跨国秩序联结在一起。
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精英在新自由主义计划方面，已经实现了看来是真正的葛兰西共识。实际上，这一共识代表了全球体系中统治集团间的利益一致性；这些利益是通过掌控权力的机构（世界上的民族国家和跨国国家机器）得以实现的；而且它还通过为世界范围内的从属阶级在选择替代方案问题上设置参数和进行限制，获得了意识形态主导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华盛顿共识”反映了在跨国精英的领导下，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的诞生。然而到世纪之末，当面对上述模式所产生的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时，这一共识中的裂痕已变得十分明显。尽管实现了全世界的初始调整，但新自由主义可能会被证明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短暂特性，我将会在最后一章来谈论这个问题。
但跨国议程也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因素。如果经济因素使得世界接近资本，那么政治因素则“使世界安全获得资本”。正如我在此前的研究中曾充分分析的那样，应该主要围绕促进“民主”，或更确切地是围绕所谓的多头政治来发展那些最适合实现一个稳定的世界环境的社会控制体系和政治机制。多头政治是指这样一种体系，其中一个小的集团实际掌握统治权，而大多数人参与决策仅限于在受到高度控制的选举进程中、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阶层中作出选择。这一“低烈度”的民主并不包含人民（demos）的权力（cratos），更不要说结束阶级统治或结束实际上的不平等了，因为它们在全球经济下正在得到成倍的增长。向多头政治的过渡应当根据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社会控制的本质的变化来进行考察。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整个第三世界所出现的精英统治危机，通过向多头政治的转变而得以解除。在这些相互角逐的转型中，很明显的一点是跨国统治集团通过改变政治统治的模式，即从极权和独裁政府所实施的社会控制的压制体系向以更多认同为基础的新的多头政治转变，从而努力重建霸权。紧随独裁主义而出现的社会秩序类型——新兴的全球资本家秩序或某些民众替代方案——正处于紧要的关头。大众推动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大众民主化（populardemocratization），而那些以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力量和由此带来的过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为后盾，以及那些经常依赖于美国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干涉的新兴的跨国化精英，则能够赢得民主化运动的主导权，并且将独裁主义的崩溃引向多头政治。
多头政治已经被跨国精英提升到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高度。世界层面的互动和经济一体化受到了极权的或独裁的政治安排的阻碍，因为这些政治安排难以管理与全球经济相关的、膨胀了的社会交往。当全球化的压力开始打破强制型政治权威的固有形式，打乱传统的社团和社会模式，并煽动人民大众去要求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独裁体系便开始瓦解了。民众阶级的要求、不满和渴望越来越少地通过直接镇压而更多地通过意识形态机制、政治拉拢和解体以及由全球经济所强加的限制来进行调和。在协调阶级间关系的同时，多头政治也是解决统治集团之间冲突的最合适的机制安排。由于具备和解与调节精英内部关系及支配性地团结民众大多数的机制，多头政治在新的全球环境中被更好地武装起来，使得统治集团的政治权威合法化，并在新兴的全球社会充满冲突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行创造了一个足够稳定的政治环境。
将普遍强加的经济或“市场”规则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已经趋向于取代将国家作为直接社会控制的基点所实施的超经济或政治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向多头政治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引起的经济变化而在政治结构方面进行的调整。全球积累网络的出现需要稳定的经济竞争规则，这一规则也是新的资本家和专业部门所渴望建立的，尽管它拒绝其他人真正地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民主共识”是指日渐凝聚在一起的全球精英阶层在新的全球环境下，在最有利于实现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政治体制的类型方面达成的共识。事实上，正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力量通过市场施加规则，从而（通常）使得独裁政权所实施的各种压制性政治权威的形式变得不再必要。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区，政治权威的主导形式从极权主义向多头政治的转变表明社会控制方式在跨国层面上从强制向共识的转变，即按照葛兰西主义的观点，向全球霸权的转变。
跨国资本家阶级在雄心勃勃地追求其目标的同时，也引导了持久的意识形态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在于将取消福利和发展型国家的这一做法合法化，并且传播一种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全球资本家意识形态。有时候，跨国资本家阶级同右翼和极右翼力量以及从属阶级结成合适的联盟，组成右翼民粹主义。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里根为代表的共和党中的保守力量便是如此，隐藏其后的右翼民粹派的言论是跨国资本的强有力的代表。在其他情况下，跨国资本家阶级同中间偏左、左派甚至是极左力量结成联盟，从而为财政紧缩和经济调整提供了合法性，或者说它能够操纵一种跨国资本家和其本地代理所不能实现的社会控制。例如，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中美洲原先的革命运动便是这种情况。
在简要分析跨国霸权时，必须谈及文化才算完整，因为文化是任何一项霸权规划的中心。文化领域是争夺跨国霸权的重要战场。跨国规划中的文化组成因素推动了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和竞争主义的文化，并借助大众传媒和广告进行扩散。[101]当然，文化的象征符号也是由被压迫者创造和使用的。正如文化能够进行统治一样，它也能够并且确实推翻一种统治。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要讨论的那样，目前在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抵抗文化对于反霸权计划至关重要。
社会生活是由不断变化和相互矛盾的文化影响之间的持续竞争所形成的。虽然文化领域是一个充满着激烈变动的战场，但它并不否定如下同样合理的观点，即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的霸权。商品化的巨大力量和对经济强制的高度依赖造成了对日常生活的破坏和原子化作用，使得新时代下的文化统治更具有弹性。在全球层面，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深刻影响了大众意识，并侵蚀了民族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具有一种潜伏的社会控制功能。消费主义引导大众满足个人消费需求的渴望，尽管这些希望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竞争性的个人主义使得不论个人生存的要求有多么高它都永远高于集体福利的观点合法化。因而，。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通过引导人们将其活动固定在追求个人消费和生存以及虽然很遥远但却不断向上的理想上，推动了社会活动的去政治化，并对旨在进行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同质消费文化和它所带来的“个人主义精神”的扩散证明了社会分化的正当性，并且通过引导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充当了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1]转引自罗伯特·J.S.罗斯、肯特·C.崔切伯格：《全球资本主义：新利维坦》，1990。第XV页。
[2]转引自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LeslieSklair，The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Oxford：BasilBlackwell），2001，第286页。
[3]阿都·拉曼·恩蒙：《全球化和跨国阶级关系：一些概念化的问题》，载于詹姆斯-米特尔曼、诺拉尼·奥曼编《把握全球化》（AbdulRahmanEmbong，“GlobalizationClassRelation：SomeProblemsofConceptualization”，InCapturingGlobalization，ed.，JamesH.MittelmanandNoraniOthman，London：Routledge），2001，第105页。
[4]《关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专题研讨会》，载于《科学和技术》（“Symposiumonthe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ScienceandTechnology）（65）4，2002；《关于社会理论和全球化的专题研讨会》，载于《理论和社会》（“SymposiumonSocialTheoryandGlobalization”，TheoryandSociety）30（2），2001，第157~236页。
[5]斯蒂芬·海默：《跨国公司：一种极端的研究方法》（StephenHymer，TheMultinationalCorporation：ARadicalApproach，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第262页。
[6]沃尔特·戈德弗兰克：《谁统治着世界？国际层面上的阶级形成》，载于《意识形态季刊》（WalterGoldfrank，“WhoRulestheWorld？ClassFormationattheInternationalLevel”，QuarterlyJournalofIdeology1:2），1977，第35、32页。
[7]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AnthonyGiddens，3ded，Cambridge：PolityPress），1997；亨克·欧沃比克：《跨国历史机制：跨国阶级形成和世界秩序论》，载于巴兰编《全球政治经济学：当代的理论》（HenkOverbeek，“TransnationalHistoricalMechanism：TheoriesofTransnationalClassFormationandWorldOrder”，InGlobalPoliticalEconomy：ContemporaryTheories，ed.RonenPalan，London：Routledge），第168~183页。
[8]基斯·冯·佩吉奥：（KeesvanderPijl，TheMakingofanAtlanticRulingClass，London：Verso），1984；基斯·冯·佩吉奥：《国际层面》，载于汤姆·博托摩尔、罗伯特·J.博瑞姆编《资本家阶级：一项国际性的研究》（KeesvanderPijl，“TheInternationalLevel”，InTheCapitalistClass：AnInternationalStudy，ed.TomBottomoreandRobertJ.Bry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1989，第237~266页；基斯·冯。佩吉奥：《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KeesvanderPijl，TransnationalClasses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London：Routledge），1998。
[9]参见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RobertCox，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StephenGill，AmericanHegemonyandtheTrilateralCommiss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10]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第271页。
[11]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1990；斯蒂芬·吉尔编《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StephenGill，ed.，Gramsci，HistoricalMaterialism，andInternationalRel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
[12]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LeslieSklair，SociologyoftheGlobalSystem，2ded.，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5。
[13]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1995；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2001。
[14]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就和斯克莱尔在私人交谈、书信以及共同参加的研讨会上，就我们之间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多次争论。我与他的“全球体系理论”的不同之处集中在资本家阶级的定义上，他把职业人士、中间阶层（例如记者）、国家官僚、政客、技师以及其他并不必然拥有财产的阶层包括了进来。我认为资本家阶级是有产阶级一资本的所有者，跨国资本家阶级则是拥有或控制跨国资本的资本家团体。任务是对资本家对无产者阶层和国家的影响的机制加以探讨，分析联盟是如何构建的以及资本家的霸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关于这一点，可参考阿都·拉曼·恩蒙在《全球化和跨国阶级关系：一些概念化的问题》（2001）的文章中对斯克莱尔进行的系统批判。另外，斯克莱尔的理论并没有提到跨国国家的机器和实践的概念。我所认为的应该属于跨国国家的职员或技师，例如世界银行的职员，在斯克莱尔那里被归到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中。
[15]阿兰·利比兹：《幻想和奇迹：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1987。
[16]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2000，第52页。
[1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罗伯特·C.塔克《马克思恩格斯读本》（KarlMarx，FrederickEngels，“ManifestooftheCommunistParty”，InTheMarx-EngelsReader，ed.RobertC.Tucker，2ded.，NewYork：W.W.Norton），1978，第469~500页。
[18]埃伦·梅克辛斯。伍德：《不幸的家庭：民族国家世界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载《每月评论》51，1999，第1~12页；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全球资本，民族国家》，载于马克·鲁珀特、黑兹尔·斯密斯：《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化》，（EllenMeiksinsWood，“GlobalCapital，Nation-States”，InHistoricalMaterialismandGlobalization，ed.MarkRupertandHazelSmith，London：Routlege），2002·第17~39页。
[19]埃伦·梅克辛斯·伍德：《不幸的家庭：民族国家世界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载《每月评论》51,1999，第11页。
[20]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59，第349页。
[21]例如，可参见威廉·G·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98；迈克尔-尤西姆：《内部循环：大公司与美英商务政治活动的兴起》，1984；莫里斯·蔡特林、扎瑞克里夫：《地主和资本家：智利的统治阶级》（MauriceZeitlinandR.Ratcliff，LandlordsandCapitalists：TheDominantClassinChil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8。
[22]这个概念早在1974年就由理查德·巴奈特（RichardBarnet）和罗纳德·穆勒（RonaldMueller）提出。关于对跨国资产阶级的反思，可参考乔治·索罗斯：《金融秘法》，1998；沃尔特·瑞斯顿：《主权暮年：信息革命是如何改变世界的》，1992。沃尔特·瑞斯顿是花旗银行前CE0，乔治·索罗斯是全球货币投机商。也可参见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2001。
[23]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
[24]杰里·哈里斯：《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的技术变革》，载于《种族和阶级》（JerryHarris，“GlobalandtheTechnologicalTransformationofCapitalism”，RaceandClass），1998~1999，第23页。
[25]帕特内克：《千禧之末的亚洲资本主义》，载于《每月评论》（PrabhtPatnaik，“CapitalisminAsiaattheEndofMillennuim”，MonthlyReview），1999，第56页。
[26]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GiavanniArrighi，TheLongTwentiethCentury，London：Verso），1994。
[27]《合并和联盟：握着我的手》，载于《经济学家》，1999年5月15日（“MergersandAlliances：HoldMyHand”，Economist，15May1999），第59页。
[28]基斯·冯·佩吉奥：《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1998，第53页。
[29]基斯·冯·佩吉奥：《大西洋统治阶级的形成》，1984；基斯·冯·佩吉奥：《国际层面》，载于汤姆·博托摩尔、罗伯特·博瑞姆编《资本家阶级：一项国际性的研究》，1989。
[30]例如，可参见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杰里米·豪威尔斯、米歇尔·伍德：《生产和技术的全球化广199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0-2001。
[31]参见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9，第3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1页；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第252~253页。
[32]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6，第3页。
[3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1页。
[34]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2页。
[35]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0，第101页。
[36]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6页。
[37]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5页。
[38]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第251页。
[39]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第251~252页。
[40]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5~46页；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41]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5~46页。
[42]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22页；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43]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垄断资本和新全球化》，载《每月评论》（JohnBellamyFoster，“MonopolyCapitalandtheNewGlobalization”，MonthlyReview）53(8)，2002，第5页。
[44]迈克尔·雷纳：《跨国合并激增》，载于《重要信号》（MichealRenner，“CorporateMergersSkyrocket”，inVitalSigns，Washington，D.C：WorldwatchInstitue）；汤姆森金融证券数据公司：《1980~1999年跨界合并份额》（ThompsonFinancialSecuritiesData，“ShareofCross-BorderMergers：1980-1999”）。
[45]汤姆森金融证券数据公司：《1980~1999年跨界合并份额》。
[46]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
[47]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1-12页。
[48]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7页。
[49]理查德·杜波夫、埃德华·S·赫尔曼：《并购，垄断，民主精神的消亡》，载《每月评论》（RichardDuBoffandEdwardS.Herman,“Mergers，Concerntration，andtheErosionofDemocracy”，MonthlyReview）（5），2001，第16页。
[50]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4页。
[51]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7页。
[52]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8页；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0。
[53]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37~28页。
[54]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LucyAlexander，SigridEsser，CorporateGovernanceandCross-BorderMergers，NewYork：ConferenceBoard）·2000·第4页。
[55]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2000，第4页。
[56]转引自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2000，第11页。
[57]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公司治理和跨界合并》，2000，第14页。
[58]例如，威廉·G·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98；托马斯·T·戴伊：《谁掌管美国？》（ThomasT.Dye，How’sRunningAmerica？4thed，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86；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C.WrightMilla，PrenticeElit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59；迈克尔·尤西姆：《内部循环：大公司与美英商务政治活动的兴起》，1984。
[59]律商联讯：《企业和附属公司名录》（LexisNexisGroup，CorporateAffiliations，Vols.1-8，NewProvidence，R.I.）2002。
[60]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趋势和战略》（LucyAlexander，SigridEsser，GlobaliztingtheBoardofDirection：TrendsandStrategies，NewYork：ConferenceBoard），1999，第5页。
[61]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趋势和战略》，1999，第6页。
[62]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趋势和战略》，1999，第9页。
[63]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趋势和战略》，1999，第10，页。
[64]露西·亚历山大、西格丽德·艾索：《董事会的全球化:趋势和战略》，1999，第17页。
[65]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Nam-HoonKangandKentaroSakai，InternationalStrategicAlliances:TheirRoleinIndustialGlobalization，STIWorkingPaper2000/5，Paris；OECD），2000。
[66]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6页
[67]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7页。
[68]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24页。
[69]姜南训、酒井健太郎：《国际战略联盟及其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24~27页。
[70]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22页。
[71]加西亚·莱拖-吉里斯：《跨国公司：一体化当中的碎片化》，2002，第35页。
[72]约翰·丹尼斯瓦斯基：《通用与俄罗斯进行合资》，载于《洛杉矶时报》2002年9月24日（JohnDaniszewski，“GMRollsoutJointVenturewithRussia”，LosAngelesTimes，24September1001），第A3版。
[73]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23页。
[74]例如，可参考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第109~113页。
[75]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第109~113页。
[76]加西亚·莱拖-吉里斯在其2002年的著作《跨国公司：一体化当中的碎片化》就为什么资本会跨国化以及为什么这一跨国化采取“外部化”（垂直分离与水平延伸）、碎片化和全球扩散的方式这一问题，进行了完整的文献回顾，并从组织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分析。
[77]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5页。
[7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报告1996~1997年》，1997，第2页。
[79]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44页。
[80]罗杰·伯尔巴赫和威廉·I.罗宾逊：《世纪争论的终结：作为时代转折的全球化》，载于《科学和社会》（63）1999，第10~39页。
[81]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9页。
[82]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报告1996-1997年》，1997，第xvii页。
[8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5页。
[84]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2001，第7页。
[85]载于《商业周刊》（BusinessWeek）1998年5月18日，第50~51页。
[86]转引自沃尔登·贝洛：《亚洲经济的爆发：原因、动力和前景》，载《种族和阶级》（WaldenBello，“TheAsianEconomicImplosion：Causes，Dynamics，andProspect”，RaceandClass）40（2-3），1998~1999；第138页。
[87]例如，可参考威廉·罗宾逊：《超越民族国家模式：全球化，社会学和跨国研究的挑战》，载于《社会学论坛》13（4），1998；威廉·罗宾逊：《世界体系中的跨国进程，发展研究和变革中的社会等级：以中美洲为个案研究》，载于《第三世界季刊》22（4），2001；威廉·罗宾逊：《根据全球化重新对发展进行测定：从领土到社会制图》，载于《第三世界季刊》（WilliamsI.Robinson，“RemappingDevelopmentinLightofGlobalization：FormaTerritotialtoaSocialCartography”；ThirdWorldQuarterly），2002，第1047~1071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88]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
[89]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级》，2001。
[9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AntonioGramsci，SelectionfromtheProspmNotebooks，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ier），1971。
[91]戴维·戈登、理查德·爱德华、迈克尔·莱希：《资本主义的长波和阶段》，载大卫·科兹、特伦斯·麦克唐纳夫、迈克尔·莱希：《社会积累结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危机》，1994，第20页。
[92]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是指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的关系。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的工作是就阶级群体进行思考和理论化，并对问题设计出技术解决方案，形成行动的项目和计划，等等。这里，我所关注的是前者，尤其是在形成一个相对连贯的有关统治功能的世界观时知识分子阶层所扮演的角色。见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1971。
[93]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G.ArrighiandB.Silver，ChaosandGovernanceintheModernWorldSystem，Minneapolis：UinersityofMinneesotaPress）1999；安德鲁·G.弗兰克：《白银资本》（AndreGunderFrank，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8。
[94]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社会秩序》，1987，第109页。
[95]可参见威廉·罗宾逊：《全球化：我们时代的九个命题》，载于《种族和阶级》38（2），1996，第13~31页；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威廉·罗宾逊：《第三世界全球化进程案例研究：尼加拉瓜的跨国议程》，载于《全球社会》（WilliamI.Robinson，“ACaseStudyofGlobalizationProcessesintheThirdWorld：ATransnationAgendainNicaragua”，GlobalSociety）11（1），1997；第61~91页；威廉·罗宾逊：《拉丁美洲和全球资本主义》，载于《种族和阶级》40（2-3），1998~1999；第111~131页；威廉·罗宾逊：《不平等时代的拉丁美洲：遭遇新乌托邦》，载于《国际研究评论》1（3），1999，第41-67页。
[96]约翰·威廉姆森：《民主和“华盛顿共识”》，载于《世界发展》（JohnWilliamson，“Democracyandthe‘WashingtonConsensus’”，WorldDevelopment）21（8），1993，第1329~1336页。
[97]罗伯特·温特：《全球化之谜》，2002，第3章。
[98]苏珊·乔治：《债务自食其果：为什么说第三世界债务危害所有人》（SusanGeorge，TheDebtBoomerang：HowThirdWorldDebtHarmsUsAll，Boulder，Colo.：Westview）1992。
[99]雅克·B·格里纳斯：《免除债务：通过金融自主重获发展》，1998。
[100]有关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的调整措施及其影响，请参考杜肯·格林：《静悄悄的革命：拉丁美洲市场经济的崛起》（DuncanGreen，SilentRevolution：TheRiseofMarketEconomiesinLatinAmerica，London：Cassell/LatinAmericaBureau），1995；有关非洲的情况，请参考范图·切鲁：《非洲静悄悄的革命：债务、发展和民主》（FantuCheru，TheSilentRevilutioninAfrica：Debt，Development，andDemocracy，London：ZedBooks）1989。有关重构的社会影响，请参考米歇尔·邱苏多夫斯基：《贫穷的全球化：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影响》（MichelChossudovsky，TheglobalisationofProverty：ImpactsofIMFandWorldBankReform，London：ZedBooks），1997。
[101]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体系的社会学诠释》，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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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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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当我写完这本书时，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饶勒斯的思想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在他的伟大和富有成果的事业中，闪耀着一个异彩夺目的思想：各国之间的和平是现代社会和有机发展的基础。饶勒斯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和平与世界向着社会主义民主和平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为了和平而主张和平，因为在他看来，和平是人类文明中最基本的东西，它尤其能保证社会在不发生无谓的暴力冲突的情况下，正常地向前发展。饶勒斯认为，外部的和平势必同内部的和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国际上的和平发展势必同国内的和平发展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全面的和平发展的思想是饶勒斯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饶勒斯虽然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但唯心主义——现实服从于思想——在他的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
唯心主义有其危险的朋友：实用主义或新神秘主义；它也有其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然科学。实用主义用反对一切定义和一切理性分析的唯心主义直观来同理性论抗衡，而自然科学则把唯心主义比作为夸夸其谈的言语主义。比埃尔·德尔贝是一位颇有声望的教授。最近他不是宣称，“神明”的柏拉图是一个犯下唯心主义弥天大罪的“大恶棍“吗？（见《科学与现实》一书，第110页。——作者注）
唯心主义既不应受到实验主义的这种愤怒的指责，也不配受到实用主义的高度的赞扬。人们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把两种必须严加区别的唯心主义混为一谈：行动的唯心主义和推理、认识或者甚至是空想的唯心主义。思想是行动的首要条件。人的行动是受目的，也就是说受思想支配的。对于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运动来说，思想则变成理想，即“最终目的”。思想越明确，它所具有的行动力量就越大。思想便成为真正的思想力。思想越切合社会现实，它就越能——用卡尔·马克思的话来说——“被群众所掌握”，就越能避免把现实理想化。因此，行动的唯心主义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它是切合实际的预见，是对行动后果的先知。思想是行动的灵魂，是具有指导作用的精神，推动前进的动机，照亮道路的明灯，吸引能量的磁铁，指明方向的罗盘，它是千里眼和加快运动速度的兴奋剂。一句话，思想是力量的聚积器。
思想的活动范围并不局限于实际生活。科学活动也需要思想。假设就是通过试验实现的思想，它是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开拓者和向导。如同现代国家一样，倘若没有“信贷”，理性——甚至是以实验为依据的理性——是无法存在的。
行动以某一思想，或者说某一假设为指导，这便是从未来那里借得“信贷“。当然这不是没有危险的。人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往往要承担风险，故需要拿出勇气。
总而言之，行动的唯心主义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饶勒斯一生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意义。这是行动的唯心主义的胜利。人不是一架会推理的机器。人是有生命的，他能够活动。动机、利益、思想和兴趣爱好使人处于运动状态。社会主义要实现一种积极的和高尚的道德观：它不允许对一度占上风的不公正现象熟视无睹，不允许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殊死搏斗中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尽管饶勒斯并不愿意在这场斗争中炫耀自己，但是，他根据唯心主义的一贯原则，始终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他的意见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也全然不顾。社会主义必须具有饶勒斯的这种革命唯心主义特色，要不它就永远无法实现！国际社会主义之所以陷入目前的严重危机，其中一个原因是，国际社会主义忘记了自己的光荣传统和诺言，面对野蛮、疯狂的帝国主义势力，步步后退。社会主义复兴、发展和存在的必要条件是重新回到积极的唯心主义上面来。
饶勒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将作为积极唯心主义、革命唯心主义的大师而流芳百世。
推理的和空想的唯心主义则是另一码事，它把思想，也就是说把愿望当作现实。当客观现实不能证实其理论时，象黑格尔这样的理性论的唯心主义者便说：“让事实见鬼去吧！“我们在认识事实时，不能任意胡来：我们的责任应该是说出事实的真相。我们的认识必须以客观现实为依据。这时，认识的作用是“被动的”或接收性的。它只能收集和忠实反映事实的全部真相和一切事物的真相。但是，当我们在行动中对某一事实——例如某一罪行——产生厌恶和反感时，我们则采取不姑息的态度。唯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权说：“让这一事实见鬼去吧！”然而，在表示反对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一犯罪的事实。在认识的范畴里，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客观性，保持完全和绝对的客观性。
人们知道，社会主义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之前，曾经历过一段空想社会主义阶段。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一些只知道推理和遐想的唯心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计划、幻想当作现实。继圣西门和马克思之后，现代社会主义进入了科学社会主义阶段，它根据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定社会主义理想。
饶勒斯不折不扣地接受了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但是他那热情奔放和倔强的性格使他有时过分地乐观。尽管他具有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尽管他正确地提出了极为有用的行动的原则，但这种乐观主义的特点毕竟是粉饰现实。饶勒斯往往惟凭自己的认识和热情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他渴望进步，渴望看到法兰西以及全人类的政治和社会复兴。他把每一进步，哪怕是最微小的进步，都看成是思想、权利和正义的反映。他往往故意夸大这些进步的重要性，以便推动今后的发展……
饶勒斯已经看到战争这一可怕的怪物正在步步逼近。他研究对付战争的办法。但是他始终不愿相信这一点。因为他英明地预见到战争必将带来巨大的灾难。他尤其已经预见到，战争必将破坏社会和平和有机发展的基础，而他正是这一发展的最坚定、最热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饶勒斯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反动政客和军阀集团发动了空前规模的血腥战争，把世界推入万丈深渊，使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丝希望化为乌有。对于一切在内外政策方面丧失起码的民主自由权利的国家来说，革命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这场旨在消灭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革命将首先导致欧洲的民主化——这正是饶勒斯在其光荣的一生中努力奋斗的目标。
（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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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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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
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本人从未想否认该词的积极意义。他具有伟大和高尚的品格，崇高的情操，心田里充满着激情，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而且十分重视思想的作用。这些都说明，饶勒斯确实是一个唯心主义者。
但是，如果从哲学的角度把饶勒斯的极其复杂的思想，片面地、狭隘地归结为某一流派，这是不公正的。饶勒斯憎恶任何思想枷锁，因为它们使人变得目光短浅，思想僵化。他讨厌一成不变的公式，热衷于广泛地调和各种对立面。
在认识论中，所谓唯心主义者是指那些否定世界存在的人。然而，如同我们指出过的那样，饶勒斯确认感性世界的实在性。在史学领域里，唯心主义者是指那些只根据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的思想和观点，来推论历史事件的人。然而，饶勒斯是一个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泛神论者，反对个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人类的命运。
饶勒斯始终忠实于他的一贯原则，即力求事物的统一。他希望把唯心观同社会主义唯物观结合起来。
在同保尔·拉法格就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进行公开辩论时，饶勒斯极力想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妨碍对历史作唯心主义的解释”。他可能比某些法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更加了解马克思，因为他直接掌握大量的材料。他不同意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种种曲解；他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把“每个思维现象统统归结为物质分子的简单结合”。
这不是有人说的那种精神唯物主义，即人的每项活动都是为了满足肉体的要求和个人的福利。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如何对待英国的功利主义的，如果你们还记得马克思曾用鄙弃和轻蔑的口吻谈到耶利米、边沁这类功利主义理论家——他们鼓吹人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寻求个人利益——你们便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间不但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是截然相反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是由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基本形式决定的。他在这里指出了社会力量、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大于个人自私的动机。马克思指出了历史中最基本的东西：经济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某种经济社会的形式，那末社会也就具有相应的性质、相应的生活观和相应的道德观，社会活动也就具有相应的总趋势。马克思还认为，人类的发展不是依据抽象的正义和权利的思想。人类之所以处于运动状态，这是因为生产经济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形成的社会制度是不稳定的，必然发生变化，被另一种社会制度代替。一种经济制度取代另一种经济制度，例如奴隶制取代原始生番制，这必然引起政治观、道德观、审美观、科学观和宗教观的相应变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密切、最深刻的因素是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
因此，正义的思想不是人的头脑中固有的思想，大脑皮层只能反映生产经济关系；这就是经济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由来。
与唯物主义相对应的唯心主义虽然名目繁多，但归纳起来，无非就是主张这么一种观点：人类从一开始就对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认识和预感。
早在历史经验产生以前，早在建立这个和那个经济制度以前，人类就对正义和权利有一定的认识。在文明社会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始终在追求这个早已存在的理想。人类的发展不是生产方式的机械和自动的变革，而是受到这一理论明显或不明显的作用。
于是，思想本身变成了指导运动和行动的原则，人的思想不是由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活动仅仅把人类的理想逐步体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长河之中。
饶勒斯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庸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因为这些人把马克思的伟大和缜密的社会生活观贬低为某种为了填饱肚皮的社会主义，把错综复杂的生活仅仅归结为物质利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力量、集体力量、历史力量对个人行为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大于个人自私的动机。“饶勒斯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含义。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社会哲学、集体主义哲学，它不是以孤立和自私的个人为出发点，而是以社会组织为出发点。此外，马克思既不象资产阶级社会学家那样泛泛地研究社会，也不象泰纳那样使个人完全从属于周围的环境。马克思所研究的是历史上特定的、明确划分的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特别是他发现了其中奥秘的资本主义社会。
饶勒斯正确地解释说，马克思不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依据抽象的正义和权利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密切的因素是“经济利益的组织方式”，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更确切的语言来说，是“生产方式”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比个人的物质利益不知道要复杂多少信。
个人的物质利益是极其简单明白的：追求更多的财富和实力，从而得到更多的活动手段和更多的享受。但是，生产方式则无全是另外一回事。为了了解生产方式，就必须了解整个“社会力量”的体系，了解历史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了解人类社会的经济和政治。
没有比历史唯物观更为复杂的东西了。饶勒斯正确和全面地阐明了这一学说的深刻含义。
历史唯物观和历史唯心观看起来似乎是互相排斥的。但饶勒斯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现在人们的头脑里，这两者已经结合在一起，融为一体”。事实上，“现在没有一个唯心主义者认为，事先不进行经济结构的改革，便可实现人类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经济唯物主义者也常常引用正义和权利的思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是“正义和权利的最高体现”。马克思固然“嘲讽那些一味鼓吹正义思想的人”，但是饶勒斯仍认为可以把历史唯物观和历史唯心观统一起来。他发现，“四个世纪以来，从文艺复兴到现在，整个历史贯穿着矛盾对立的统一和结合”。他把这种力求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做法看成是“整个哲学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标志和特点”。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遇到了一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顽固的基督精神和复苏的古代精神。古代精神比主张逆来顺受的宗教要好：它崇拜和信奉自然界，而基督精神则谴责和否定自然界。
于是，中世纪留给思想家一笔互相矛盾的精神遗产，他们必须调和和统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似乎更加剧了这一对立。数学和机械学的研究使自然界失去了她的“美的声誉“以及“天定的内在生活的表象”，只剩下一大堆因果关系。笛卡儿把自己禁锢在意识的范围内（Cogito，ergosum）[1]，以为这样便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他又回到有神论那里去了”。后来，他“从信奉上天变为利用基督精神创立积极的实验科学和演绎科学”。
莱布尼茨也想把人和自然结合起来。他指出，任何事物，乃至纯物质力量，例如这张桌子或者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都具有与精神类似的地方；物理定律和化学反应包含着愿望、美感以及某些确切的与和谐的数学关系。这就是宇宙决定论和宇宙自由论的统一。
莱布尼茨一方面断定，世界上任何运动都和其它运动无限地连系在一起。
我的声音在空气中传播是早先发生的一系列运动的结果；而它又将引起无数反应，它将不知不觉地振动这堵墙，通过墙再振动外面的空气，再以我们无法觉察的形式传播开来，任何东西都不能使这一运动停止下来。因此，我们每做一个动作，每移动一粒砂子，都将改变宇宙的平衡。事物之间，运动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普遍的、无穷无尽的。这里不存在任何强制性的力量。当一个球体撞击另一个球体时，另一个球体就产生运动。但是，这一运动的产生是由球体内部结构的弹力规律所决定的；表面上，它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的，实际上它是由于内部原因造成的：事物绝对的连续性和自发性。
斯宾诺莎也同样主张自然界和上帝，客观存在和意识，力量和权利之间的统一。
你们大家都知道，康德认为哲学就是人们在思想上遇到的各种矛盾的综合和归纳。宇宙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时间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系列原因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一切事物是否都应服从普遍的和不可动摇的必要性？还是人有一定的活动自由？
人们在这些对立的命题之间，在这些肯定和否定之间寻找答案。
康德的哲学力图解决这些矛盾，即这些基本的对立观点。
至于黑格尔，他提出了完成这一漫长工作的方法。他说，真理寓于矛盾之中：如果你只肯定一个论断，而不同时提出另一个与此相反的论断，那么你就错了，你就是受到狭隘的和可笑的逻辑学的愚弄。在自然界和现实生活里，对立面是互相渗透的；例如，有限和无限是互相渗透的。这个盘子是有限的，它的面积是有限的，但是我可以在盘面上画出无穷无尽的图案来。因此，假如你说这个盘子是有限的，你只说对一部分；你错了，因为盘子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这里，再次体现了饶勒斯的基本思想：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如果把理性的东西同实在的东西割裂开来，或者”把实在的东西同理性的东西割裂开来”，这都是错误的。有人认为，理想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日益缩小，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切理性的东西必然要回到生活中去”。“没有一种理性认识不是现实的反映，也没有一个客观现实不能归结为某种思想和得到理性的解释。”
我们想重复黑格尔的一句名言：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Alles，wasexistiert，istvernuenftig）。饶勒斯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提醒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马克思曾是黑格尔的精神弟子。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的导言中也公开承认这一点（马克思在垂暮之年，又回到他的早期观点；这促使恩格斯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深入研究黑格尔）。马克思确认阶级的对立，确认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处于交战状态，这便是黑格尔的对立观的绝妙的运用。这一阶级对立产生于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于制造战争和分裂的这个制度，所以它同时又为和平融洽的新社会的建立创造条件。马克思喜欢引用赫拉克利特的一旬原话：”和平只是战争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战争只是和平的一种形式、一个方面。不应把两者对立起来；今天的冲突则是明天媾和的开端。”
饶勒斯赞同反映现代思想特点的“对立同一性”。他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看到了这一同一性。马克思究竟告诉我们什么呢？迄今为止，人类被历史的尚未觉悟的力量推动着。人类不能自觉地向前发展：虽然人类活动着，而经济的发展则推动它前进。“人类好比是在船上昏睡的旅客，他不参加划船，只是随波逐流；他至少不知道航向。偶而醒来时，他便发觉周围的景色变了。”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开辟了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人类将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社会主义革命一旦实现，阶级对立一旦消失，人类社会一旦按照公认的需要掌握大型生产资料，人类就将摆脱世世代代不觉悟的状态，不再盲目地被事物所左右，将进入一个不受事态约束，能主动调节事物发展进程的崭新的时代。但是，在充满光明和具有高度觉悟的新时代到来之前，人类必定要经历一段漫长的不觉悟和蒙昧的时期。
假如在历史的洪荒时代，人类就想有意识地调节事物发展的进程，这只会阻碍事物的发展，白白浪费未来的资源。过早地进行有意识的活动，这反倒会使人丧失将来进行有意识活动的手段。假如在婴儿的生理器官和智力尚未发育健全之前，就要求他思考问题和从事有意识的活动，那么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必将是一个头脑迟钝的自痴。
饶勒斯考虑“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前提下，是否能够和应该进一步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把经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结合起来。”
饶勒斯不愿机械地和人为地进行这种结合。但他也不愿把唯物观同唯心观完全割裂开来。他主张，“两者应该互相渗透，就象人的大脑的机械运动和意识的自发性互相渗透一样。”
我认为，大脑的任何运动都是明显或不明显地与某一意识相适应的；而任何意识也都是与大脑运动相适应的。假如我们打开脑颅，观察其中互相制约、互相关联的极其细腻的活动。我们便可通过生理现象看到思想、观念和意愿等心理活动。这对矛盾是在我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通过生命来加以解决的。
我们现在的思想是由我们过去的思想决定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逻辑联系。现在的思想同时又是由将来才能实现的愿望和目的引起的。因此，“我现在的思想既是由过去一系列的思想决定的，又是由将来的思想引起的。”
大脑的生理活动和机械活动则不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现在只是由过去决定的。
人们会说我们大脑活动的方式和我们的观念、思想和自觉发展的方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尽管两种方式，两种观点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实它们已经结合和统一了。我们每一个思想都与某一大脑运动相适应，而大脑的每一个运动都至少与某一初步的思想相适应。
历史也是如此。人们可以“用单纯的经济发展“来解释历史现象，但也可以用“人对更高生活形式的经常性要求”来解释。为此，饶勒斯不得不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进一步的说明：
马克思说：“人的头脑不会自发地产生权利思想，否划这种思想将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的；人类的全部生活，甚至包括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在内．只是经济现象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
我同意这一观点。是的，在人类的精神、道德、宗教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人的头脑里只有经济现象的反映。但是，既然同时存在着人的头脑，那么在头脑中必定有事先形成的观念。
人类是长期生理演变的结果，而这一演变要早于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是由低级动物演变而成的，在人类祖先的头脑里就已经产生原始的要求和倾向。
这些倾向是什么呢？这就是审美观和道德观方面的“无私的感觉”。低级动物的视觉和听觉很不发达。随着感官日益向高级阶段发展，“动物对宇宙的认识已不再局限于生存斗争的形式”。这就产生了欲望和快感，产生了追求绚丽的色彩和悦耳的音调的倾向。“动物把宇宙看成是主宰一切的国王”。
除了审美能力之外，猿人还能“从个性中找出共性，从千差万别的个体中找出世代遗传的相似之处”。总之，猿人已具有推理的能力。
猿人发现了周围的同类。同情的本能在他的身上苏醒了。他觉察和揣测到其它同类的欢乐和痛苦。“从生命开始之日起，人除了赤裸裸的私利之外，还具有同情心。这是人类和睦相处的基础”。
最后，人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可称为统一的精神。人生来就是“形而上学的动物”。因为形而上学的实质是寻求一切事物和一切规律的完全统一。随着“互相寄寓的思想”不断深化，反映思想的“词汇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样便产生了语言。
饶勒斯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即后来的发展只是经济现象在大脑中的反映。但是，他要求承认这样一个书实：大脑的基本力量通过美感、同情心和对统一性的需要，作用于经济生活。
我再次提请你们注意，我并未把智力同经济力量简单地并列在一起；我无意把我们的朋友加布里埃尔·德维尔在几个月前费了很大气力才分清的各种历史因素重新搅混。不，我不想这么做。不过，我认为，经济现象在反映到人的大脑里时，不可能不引起我刚才分析的原始本能的活动。我不能同意马克思关于宗教、政治、道德观念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的说法，因为在人的身上，思想和经济环境是互相渗透的，不可能把经济生活同精神生活截然分开。若要使两者处于隶属关系，那就必须首先把它们分开。但是，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把人一劈两半，分为肌体和意识两部分；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历史上的人类一劈两半，分为理想生活和经济生活两部分。古希腊哲学家部分地论证了我的这个观点。
希腊人把经济现象和自然现象结合在同一个思想里。赫拉克利特所用的Kosmos（宇宙）一词，既指通过对立调和形式的世界秩序，又指通过派别调和形式的区域性秩序。“希腊思想家一眼就从混沌的社会中抓住了世界秩序。”
尔后，饶勒斯试图用目的论来批判似乎在否定事物的终结和事物的发展的历史唯物观。
光指出一种生产形式代替另一种生产形式是不够的；光指出奴隶制代替原始生番制，农奴制代替奴隶制，雇佣制代替农奴制以及集体制或共产制代替雇佣制，这是不够的。光指出这一点是不行的，必须进一步表态。这里究竟有没有发展和进步？如果有的话，那么衡量人类发展形式的决定性思想又是什么？倘若有人认为这种发展的观点过于形而上学，那么试问，为什么历史不按照另一种方式发展，而偏偏按照现在的方式发展：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从一个经济阶段到另一个经济阶段，从原始生番制到奴隶制，从奴隶制到农奴制，从农奴制到雇佣制，又从雇佣制到社会主义制？什么力量——我不承认天命，因我始终坚持积极的历史唯物观——推动历史朝着这样的方向，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发展？
假如你象饶勒斯那样承认“人有人的作用“，即承认人的基本力量的作用：美感、同情心和智慧，你就会觉得道理很简单。生产经济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矛盾和对抗是必然的。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了硬把人当作毫无生气的机器的专横制度的脆弱性，因为“谁都不愿沦为毫无生气的机器“（黑格尔）。饶勒斯始终忠于唯心的、人道的和客观的方法论，他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人的本性产生的矛盾上面，而不象马克思那样把注意力集中在由互相斗争的社会力量的性质产生的矛盾上面。作为动物的人反对机器人。人身上的力量自动地抵制盲目的机械力量对人的贬低。原始生番制本身具有矛盾，因为吃人是和人的同情本能水火不相容的。奴隶制对这一基本本能的伤害则要轻一些。农奴制和雇佣制也是如此。因此，一切历史运动都来源于“人和对人的使用这对基本矛盾。”按照饶勒斯的思想，历史的基本矛盾是有生命的人和遭到非人道压迫的、被当作机器的人之间的矛盾。
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反对这种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新观点，因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有其独到之处。马克思在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时指出，无产者是机器的“附属品”，是用于创造最大剩余价值的机器人。他引用亚里斯多德的话说，古代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
马克思并不否定人及其全部机能。但是马克思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笼统和深奥莫测，对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个别现象作用不大。饶勒斯所说的人的机能是确定无疑的。人一直在有效地发挥其机能的作用。但是，这些固有的机能并不能解释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历史。为什么原始生番制被奴隶制取代，奴隶制被农奴制取代，农奴制又被雇佣制取代？人们可以说，这是美感、同情心以及智慧的积聚和发展造成的。但这一积聚又该如何解释呢？特别是具体的和特殊的历史演变过程又该如何解释呢？
饶勒斯把历史学和社会学包括在一个哲学体系中，这无疑是正确的。应该全面地考虑问题，不能放过任何细小的真理。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人的一切作用。我们应该研究人的机能的性质、用途、影响和发展。
但是，马克思的方法无疑能够更为有效地解释社会发生的变革。饶勒斯赞同并且在其历史著作中杰出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借助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上不同的阶级和经济现象中的一系列具体的力量。这些力量揭开了许多历史“谜底”，为我们提供了预测未来的可靠手段，而且常常成为我们的行动准则。
饶勒斯对事物一向采取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他承认，马克思没有否定人的因素，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去深入研究这一因素。饶勒斯说：
马克思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不是也把理想、进步和权利的概念包括在他的历史观里吗？他不仅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而且还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将不再有使人类饱受痛苦的阶级对立。他宣布，人类将第一次获得广阔的和自由的生活天地，全体劳动人民将既具有工人的敏捷头脑，又具有农民的强壮体魄，人类将幸福地生活，巍峨地屹立在获得新生的大地上。
这不是等于承认，正义这个词在历史唯物观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吗？这样，我向你们提出的调和的观点不是也能为你们所接受吗？
其实，饶勒斯满可以用马克思起草的国际主人协会章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下面是章程中的一段话：
“1866年9月3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宣布，这个国际协会以及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之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而不分肤色、信仰或民族。”[2]
饶勒斯把这一调和精神贯彻在实际行动中。他把改良行动和革命行动，议会活动和工会活动结合起来。总之，他把发展和革命结合起来。饶勒斯希望建立完整、全面、普遍和人道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的调和的观点受到法国工人党，即通常所说的”盖得派”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主义者尚未实现联合之前，这种反对尤为激烈。饶勒斯不喜欢进行辩论。他讨厌一切不是积极的和创造性的行动。但是，在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执政期间，他不得不为主张与共和党人合作的策略辩护。他用很有分寸的措词阐明了这一策略的主导思想，并且利用里尔市的选举结果来批驳的“盖得派”提出的策略。
毋容置疑，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和北方地区深深陷入思想上的自相矛盾。关于社会的发展，党内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策略。在里尔市，法国工人党在很短时间内交替采用两种策略。由于这两者是无法调和的，结果它们互相抵消，并使工人党本身处于瘫痪状态。
一方面，法国工人党从最狭隘的定义出发，解释阶级斗争。这样的解释曾遭到了马克思毫不含糊的批驳。该党轻易地宣布，除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之外，其它一切社会力量都是反动的一帮。他们故意抹杀各阶级之间的差异和各政党之间的差异。法国工人党在反动派、温和派和激进社会党人之间划等号，把他们统统缝在一个口袋里。他们断言，工人根本不需要把僧侣同民主主义者的极左派区别开来。激进民主主义者的某些关于社会进步的提法颇能笼络人心，所以应该毫不留情地揭露他们。这就是法国工人党在里尔市第一轮竞选中采取的观点和策略。
但是，法国工人党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和策略。北方工人中参加法国工人党的社会主义者尽管在表面上装出毫不妥协地坚持阶级立场的样子，实际上他们是坚定的共和派、民主派和反僧侣派。他们懂得，至少法国的共和制是得到法国人民支持的，它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条件。他们也感到，共和制是社会主义的开始，是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他们是民主派：他们强烈主张政治权利的平等，赞同普选制和要求人民在各市、各委员会和议会中享有自主权。他们要求剥夺教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特权，取消教会每年的俸禄。他们要求把教会势力从一切公用事业部门、教育部门和社会救济部门中清除出去，使教会变成一个私人性质的协会，直至随着人们文化知识的丰富，世俗公共教育的影响的扩大和被压迫者社会地位的提高，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身上的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逐步枯竭为止。
因为他们是共和派、民主派和反僧侣派，所以他们同那些维护共和制、主张发扬民主和反对教会特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有巨大的共同利益。他们必然把支持共和制、民主和自由考试的政党同反对这些东西的政党区别开来。这就是法国工人党的第二种观点。他们用实际行动表明这一观点，由于激进党人的支持，他们在里尔市政府选举中最终获得了胜利。第二轮竞选时，他们打出共和的旗号，把在第一轮竞选中处于少数地位的激进党人的选票争取了过来。法国工人党在波尔多市大讲“共和派的团结“。他们又在里尔市的第二轮选举中求助于真正的共和党人。这种团结意味什么呢？他们凭什么权利求助于共和党人呢？
饶勒斯指出，那种认为“一切社会力量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曾遭到马克思的毫不含糊的批驳。事实确实如此。这一观点经常在拉萨尔的头脑里作祟，它对拉萨尔的继承人施韦泽的思想所起的影响尤其明显。倍倍尔指责施韦泽替反动派和俾斯麦效劳，这决不是没有道理的。与此相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有时应该支持“他们的敌人的敌人“，支持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马克思在一封《关于德国社会党人团结的信》中驳斥了拉萨尔的观点。
饶勒斯知道，作为“盖得主义”的主力军的北方无产阶级是坚定的共和派和民主派。如同德洛里在图卢兹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他们一贯支持共和党人和反对反动派。饶勒斯指出，北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策略同茹尔·盖得的思想确实是矛盾的，后者把共和党人和反动派混为一谈。
假如共和党人和反动派果真是一丘之貉，社会党人就应该采取相应的策略。
试问，法国工人党根据什么原则，在第二轮竞选时求助于激进共和党人？法国工人党曾经说过，混在敌人阵营里的激进共和党人是很难辨认的。那末，工人党现在又是如何把激进共和党区分出来的呢？为了把激进共和党人纠集在自己的周围，法国工人党打出什么样的旗号呢？他们对激进共和党人说；“你们是共和派和民主派，我们也是共和派和民主派、因此你们应该投票支持我们。”但是，激进党人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只有在消除阶级对立之后，才会投票支持社会党人。他们只有在脱离反动营垒之后才会这样做。他们只有在确认投票支持共和党人或社会党人要比支持非共和党人或资产阶级更为有利的时候，才会这样做。因此，向他们发出呼吁的社会主义者设想，资产阶级不是铁板一块。他们设想，至少在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阶级对立的情绪最终将被团结起来的共和与民主力量克服，而不管这种情绪原先是多么强烈。要么法国工人党在第二轮竞选时发出的呼吁是毫无意义的，要么这一呼吁包含了上述意思。这同第一轮竞选中的那种毫不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
不过，对于饶勒斯来说，竞选是一个次要问题。他所关心的是一个比竞选不知要严重多少倍的问题：改革。
工人阶级希望改革。我这里指的是迫在眉睫的改革。工人阶级之所以需要改革，这是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为了不至于被重担压垮，为了更坚定地朝着未来前进。他们需要救济法，需要保护他们的劳动力，需要法律把每日劳动时间限定在人道的范围之内，需要把工厂雇佣童工的年龄提高，使儿童得到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他们需要让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劳动拥有更大的监督权。他们需要加强工会的合法社会地位，使工会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权利。他们需要建立各种社会保险制度——疾病保险，老年保险，伤残保险，失业保险。他们需要作为一个阶级在经济力量和占有制方面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假如在铁路、矿山等资本主义部门实行国有化，工会以及大型行会组织就可以同国家一起管理和监督新的公共事业部门，这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假如工人阶级通过其工会正式参加到大工业和大商业掌握的六千家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中去，这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假如工会组织在每个企业中合法地拥有一定数量的股票，这也将给工人阶级带来莫大好处。无产阶级将慢慢地渗入到资本主义的肝脏，新社会将以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发展”的势不可挡的力量从旧社会里脱胎而出。
法国工人党不是不懂得改革的意义，尽管该党的领导人茹尔·盖得有时在激烈的舌战中脱口说出一些反对改革的尖刻的话。盖得的法国工人党是当时法国最强大的社会主义组织，它要求并且接受一切改革，甚至包括那些“小改小革”。但是，工人党——在这方面，它无疑是对的——不同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用改良来代替一切纯社会主义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换句话说，它“赞成改革，但反对改良主义”。
相反，饶勒斯则希望通过社会主义思想从各方面向资本主义社会渗透的办法，冲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桎梏。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饶勒斯的关于万物的统一性、连续性和渗透性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延伸。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充分的改革，这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同目前处于少数地位的社会党所提出的各项改革，社会主义就能逐步地建立起来。”
十九世纪末年，饶勒斯极力反对布朗基主义的革命观。由于他精通马克思的著作，故很容易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里找到关于革命发展的观点的论述。
人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在1850年前夕曾同维利希-沙佩尔的德国革命派别进行过斗争。这些人企图按照布朗基的那一套，采取注定要失败的暴动和阴谋活动。马克思对他们说：“正当我们把德国工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德国无产阶级的畸形状态上来的时候，你们却极力阿谀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行会偏见，这样做无疑更得人心。正象民主党人把‘人民’这个词变成神圣的东西一样，你们现在也把‘无产阶级’这个词变成神圣的东西。你们和他们一样用革命的词句代替革命发展。
马克思还指责那些念念不忘1848年革命运动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并想继续那么干的革命者：“少数派（指维利希-沙佩尔式的革命者——作者注）提出教条主义的观点代替批判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的解释代替唯物主义的解释。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们说：‘不但为了改变现存关系，而且为了改变你们自己，使你们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以及同其它国家的战争。’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觉。‘”
以上那些话是马克思在1850年说的。社会主义新学派的创始人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任何革命冒险，反对任何过早地动员尚未觉悟和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进行起义的做法。马克思天才地一眼就看到了全部社会现象。他等待事物的推动力和人的革命主动性互相结合。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应该先于革命，以便使革命获得最大效果。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发展显然不是要用发展代替革命，以致使革命变得毫无意义。不，他只想使革命变得更为有效。他要求在正常的条件下进行革命，因为只有依靠事物的发展，才能保证革命取得成功。暴力革命固然重要，但它只能是发展的结果。
饶勒斯无意中夸大了马克思的意思，他把马克思说成是单纯的发展论者。但是，饶勒斯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反对一味主张“动刀动枪”的唯起义论者，这显然是正确的。他说：
总而言之，西欧各国的民主发展方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压迫势力进行武装干涉的障碍。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建立不是采取突然爆发的形式。社会主义取代民主制也不应采取那种形式。使英国在1860年至1885年基本建立普选制的法律与革命一样深刻。但是，除了有识之士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一法律的确切意义。它好比一支默默绽开的花朵。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国家生活和政府活动中所起的新作用也相当于一场平静的革命：这是又一场risorgimento[3]。法国无产阶级在各方面取得的进展也同样如此。沙皇政府可以阻挠和削弱这样的运动。它可以施展精明、圆滑和咄咄逼人的外交手腕来保护自己。但是它再也不能阻挡各国人民要求民主的潮流，再也不能阻挡民主国家中工人阶级队伍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工人阶级真正能够进行统治之前，就应该铲除这个障碍。尽管它还没有被彻底粉碎，但已经被削弱或绕开了。克里米亚战争削弱了这个障碍，使俄国贵族阶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而使意大利民族在四年之后，即从1859年起，开始复兴。历史巧妙地打消了沙皇政府的满腹狐疑，使德国民主制得以在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下开始萌芽。这样，障碍就被绕开了。此外，俄国工人阶级和自由派的日益壮大，使这一障碍就地受到破坏。最后，由于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它们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并未引起战争危机——这一障碍完全被撇在一边，再也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继承圣西门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它完全符合饶勒斯本人的思想和哲学观。因此，尽管饶勒斯在思想上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仍不失为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比“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名正言顺的代表更加注重现实，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照搬马克思的话，往往并不理解其中的真实和深刻的含义。
饶勒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根据历史的经验，反对布朗基关于制造革命的“少数实干家“的理论：
这些叫做革命的重大的社会现象不可能或者不再可能是少数人的事。少数革命者，不管他们多么聪明和热情，不可能单独地完成革命，至少在现代社会里是这样。他们需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
历史上可能曾出现过这样的时期和国家——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大多数人处于消极和软弱的地位，而某些个人或集团则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摆布大多数人。但是，自从现代国家诞生以来，自从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几乎每个人对现在和将来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有自己的爱好和观点。因此，在现代欧洲各国，许多年来，每个人都是力量、思想和行动的中心。由于处在古代社会联系逐渐消失的变革时期，人的力量是相等的，故势必实行由大多数人决定事情的这一法则。只有当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要求或者同意进行重大变革时，社会才有可能采取新的形式。
1788年的革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爆发和取得成果，这是因为大多数人，或者说几乎全国所有的人都要求革命。与城乡中属于第三等级的人相比，特权者、高级僧侣和贵族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只是沧海中的一粟：他们只有二十万人，而属于第三等级的人则有两千四百万，比例为1：100。况且，僧侣阶级和贵族阶级内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有些特权，就连特权阶级自己都不想去维护。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利产生了怀疑，只好听天由命。朝廷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召开它所害怕的三级会议。
我在《社会革命》一文中（《社会主义百科》第四卷——作者注），曾从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出发，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现在这个样子的历史是由大多数人创造的。“少数实干家”是有用的，也是必需的，但他们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应该获得大多数人的公开或不公开的支持。少数人也能够出其不意地获胜。但是少数人搞的革命迟早会被大多数人断送。这就是靠少数人进行的1793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公社革命失败的原因。饶勒斯十分正确地指出，“7月14日”革命和“8月10日”起义[4]虽然在表面上是依靠少数人的力量进行的，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整个国家”。整个法兰西都为7月14日的胜利欢呼。整个法兰西都赞同8月10日的决定。使用武力是为了“有力地捍卫大多数人”。共和制在1792年取得的胜利是“符合一般人的意愿的”。
饶勒斯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
可以完全肯定，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不能只靠少数勇敢分子的努力或他们的出其不意的行动，而应依靠绝大多数公民的鲜明的和一致的意愿。如果不顾大多数公民的要求，只想凭运气或靠事情的偶然性行事，那就等于放弃改造社会秩序的努力。
为了证明他的论断，饶勒斯引用了李卜克内西的一段很有分量的讲话，这些话清楚地反映了饶勒斯本人的思想。
我们不应该问：你是不是雇佣工人？而应该间：你是不是社会主义者？
光靠雇佣工人，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胜利的。只有当全体劳动人民以及全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精华都接受社会主义的时候，社会主义才有成功的把握。
为什么我们现在遭受我们的朋友们所遭受的那种迫害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受到如此粗暴的待遇呢？
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弱小。
我们的力量为什么弱小呢？
因为人民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了解社会主义的学说。
既然我们的力量尚很弱小，我们怎么可以把那些由于偶然的原因暂不属于某一社会集团的成千上万的人拒之于门外，从而更加削弱我们的力量呢？如果谁干出这种蠢事，那就是对党的背叛。
我们的口号应该是：不能缩小，只能扩大。我们必须日益扩大社会主义的圈子，甚至应该把我们对手中的大部分人变为我们的朋友，或者起码应该解除他们的武装，使他们不能用来伤害我们。
在平时，这一群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的人在政治杠杆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一旦发生动乱，他们就是一支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目标和性质，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从而使他们无法变成“咬人的疯狗”。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予以支持的每项法律措施必须为了这样一个目的：证明社会主义是能够为人们的共同利益服务的，以便消除对我们的常有的偏见。饶勒斯在评论李卜克内西的这段话时说：
这里，李卜克内西试想了一个立法时期。在这期间，社会党人应该表现出——如果可以这么说——巨大的谅解，使得头脑最糊涂的人也明自，社会党是一个代表所有人的利益的政党；社会党人应该使一切有识之士，一切最有觉悟的人以及整个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慢慢熟悉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理想，使他们自觉自愿地和放心地跟着社会党走到底。为此，我们应该采取行动，作为对口头宣传的一种补充。
饶勒斯用李卜克内西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来加以概括：“社会民主党是全体人民的政党，但不包括二十万大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和神父。”
这么说可能会引起误解。社会党不只是一个人民大众的民主党派。它是以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然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同全国大多数人的永久性利益一致的。无产阶级同样是民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无产阶级自己则无法生存下去，也无法建立自己的组织。此外，无产阶级还是为社会进步而奋斗的最坚决的战士，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因为他们不占有任何财产，同现在的社会不发生任何有机的联系。
把社会主义变成众人的事情，这是正确的，这对人们的眼前和长远利益都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是，倘若把这一观点立即运用于所有的问题，那便会引起混乱，无产阶级精神就会因此而衰退，小资产阶级精神将乘虚而入，而小资产阶级精神恰恰是时运不佳的小所有者所处的极不稳定的经济地位的反映。小资产阶级虽然不喜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种营私舞弊的现象，但假如这一社会针对大资本在国内外进行的激烈竞争，采取一些有利于小资产阶级的保护主义措施，或者向有巨额收入的人征收较高的所得税，以部分地满足小资产阶级的私利，那么，小资产阶级便会安于这样的社会。
饶勒斯极力主张社会党吸收一切反对寡头所有制的人，既吸收无产阶级，又吸收小资产阶级。他希望通过事物本身的发展和强有力的宣传来打开小资产阶级的狭窄的眼界。小资产阶级老是担心两件事：一怕丧失表面上的经济独立，二怕跟着革命无产阶级一起倒霉。
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缩小”了社会党的干部队伍，而饶勒斯则希望扩大这一队伍。但是，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大我们的干部队伍，我们将有丧失我们的中坚力量或依靠力量的危险——革命的无产阶级，我们将可能重蹈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覆辙。
如果饶勒斯有时引用马克思或李卜克内西的话，这不是为了使他提出的关于发展和改革的策略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不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毫不妥协的人。饶勒斯为人正直，光明磊落，最讨厌那种伪装的人。他直言不讳地说：
我引用这些精辟的话，决不是为了使我提出的社会党政策具有某种革命权威性。假如我们大家在党内不能畅所欲言，那我们的社会党就太可悲、太糟糕了。
不，当我们同无产阶级一起光明正大地寻求一条最宽广、最灿烂和最平坦的捷径时，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权威和保护。
老实说，李卜克内西的这些崇高的和切实可行的想法，由于受到许多不同的或者完全对立的观点的反对和抵毁，故没有发挥其积极的和主要的作用。我认为，现在是进行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我们应该把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变为我们政策和思想的精髓和基础，而不应该把它们作为漂亮的装饰品。我认为，假如社会党能把这些伟大的思想贯彻到向共产主义这个明确目标稳步前进的具体纲领中去，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一般性的空洞提法；假如社会党既能高瞻远瞩，又能脚踏实地地工作，既有高昂的斗志又热爱和平，既坚定地反对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又能有步骤地去推翻这一制度并对人采取和解的态度；那么，真正的社会革命将提前半个世纪到来。这将是一场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人们内心要求的革命，而决不是停留在空洞言辞上的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不同于充满仇恨和血腥味的资产阶级革命。
饶勒斯显然已经感觉到，主张包括受到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过去遗留下来的政治和宗教残余势力的苦楚的——不管他们受苦的程度如何——一切政党和一切个人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将有导致混乱的危险。
为了反对这一危险性，饶勒斯依靠三件东西：进行不折不扣的社会主义宣传；组织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党，尽管它们之间有时也进行合作；同纯粹的工人组织建立密切的同盟关系。
饶勒斯总是用最精辟、最透彻的语言来阐明社会主义的理想，消除了人们头脑中的种种糊涂观点。他关于最终目标的一段极其精彩的论述便是一个例子。尽管该文章发表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社会党的日报上，但丝毫没有平庸的粗俗的味道。现特地转抄如下：
向所有的人说明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性质，以便澄清由我们的敌人和我们自己造成的种种误解，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成功的首要条件。
社会主义思想是明确的和崇高的。我们看到，现存的所有制形式把今天的社会分成了两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生存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他们的才能，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交纳某种形式的押金。社会上有很多人，很多公民不占有任何财产。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但是，为了从事劳动，他们需要昂贵的工具、原料和资金。然而他们手中并没有这一切，于是只好甘受另一个掌握了生产资料、土地、矿山、机器、原料和资金的阶级的支配。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自然就利用手中的这一切，强迫无产阶级交纳大笔押金。但是，资产阶级井不满足于收回原来的贷款以及工具的折旧费，他们年复一年地大肆敲诈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田租、地租、城市中的房租、公债、股票证券、工业盈利和商业盈利等。
因此，在今天的社会里，无产阶级的劳动不是全部归他们自己所有。由于在我们这个以紧张繁重的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经济活动是人的基本职能，由于劳动是人的特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无产阶级的本身也不是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一部分活动，也就是说一部分存在，转让给了另外一个阶级。人的权利在他们的身上是不完全的和毫无意义的。在他们的全部生命活动中，处处是这种权利的限制和人身的转让。他们除了每天在工厂、矿山和工地上用自己的劳动为别人创造利润外，还得为全家所住的简陋和拥挤不堪的房子交纳租金。同时，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向他们征收税赋。从他们的已经打过两次折扣的工资中再扣除一部分钱。国家拿了这笔钱不光是为了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而且还为了支付替资产阶级服务的庞大的行政费用，或者为了维持一支庞大的、毫无益处的军队。由于缺乏资金和时间，无产者只好用经过层层克扣后剩下的工资向零售商购买生活必需品；这样，他们将受到多如牛毛的中间商的盘剥。他们或者向大商店和大市场购买商品，那么，除了负担商品生产和批发的直接费用之外，他们还要付给大商业资本家10%—20%的利润。在封建时代，大路上布满关卡，行人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交纳通行税。同样，资本在无产阶级的生活道路上，也处处设置那种封建关卡。无产者在劳动、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要受到资产阶级的敲诈勒索。
无产阶级不但在生活上受到剥削，而且被剥夺了自由。为了保证劳动者享有真正的自由，必须让他们参加生产的管理，让他们参加车间的经济管理，就象他们通过普选参加市政管理一样。但是，无产阶级在资本组织生产的过程中，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他们无权决定应该做哪一项工作和如何使用现有的能力。由无产阶级创造的资本事先根本不征求无产阶级的意见，往往背着无产阶级就决定兴建或关闭某一企业。无产阶级只是替资本主义制度干活的小工，只需执行由资本独自制定的计划。资本想兴建什么工程，就让无产阶级在资本选派的人的领导下，去完成该项工程。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制定生产目标，又无权参与调节生产的权威性领导机构。这就是说，劳动具有双重的奴役性，因为无产阶级必须按照并不符合他们意愿的目的和使用并不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方法，来从事生产。剥削工人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制度践踏了劳动者的自由。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他们的人格被贬低。
饶勒斯不断阐述、解释和论证我们的最终目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他一向很注意不要滑到伯恩斯坦之流的谬论上去：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饶勒斯的社会主义观的特点首先是他的唯心主义推论。饶勒斯不是根据经济发展来推断社会主义的。他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种思想的体现：权利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内容，或者说它的目标是属于经济范畴的；而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说它的灵魂是属于精神范畴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获得正常成果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建立起来的全面民主，就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人权和公民权。
由于饶勒斯运用这种方法推断出社会主义，故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了解并经常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资本主义社会中互相对立和互相斗争的阶级是产生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其内部为社会革命准备了技术条件，物质条件，生产力以及人的条件，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他们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社会革命是从资本主义“工厂”中制造出来的。饶勒斯则想通过立法议会实现这一革命。
饶勒斯并不否认最终目标。但他想通过以普选制和立法权为主要武器的民主”运动”，来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作为对议会的一种压力，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说，饶勒斯是个道道地地的合法论者和演变论者。他同意阶级策略，但只把它作为临时的手段。他说：只有国家才能向一切人提供自由发展的手段。孤立的、有限的和临时性的组织能够在一段时间里，保护数目有限的个人。只有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才能保障所有人的权利——不但是现在活着的人，而且是子孙万代的权利（1901年）。饶勒斯并不要求把个人自由奉献给国家这个偶像。他说：“对我们来说，社会权利，国家权利只是所有人的权利的｀轨迹'。”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对人类权利的侵犯，而社会主义则是人类的真正的复兴。不要以为，使用“正义”一词是幼稚可笑的；也不要以为，正义是十足形而上学的和可以任意解释的一种观念；更不要以为，暴君们能用这块极其普通的绯红色的料子替自己缝一件袍子。”不，正义这个词具有越来越明确和广泛的含义。”人们甚至可以这么说，正义对于饶勒斯已经不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事实。但是，“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和建立起社会主义之后，人类才能是尽善尽美的。”
可以说，人类社会事先已经绘制出来。社会主义只需完成和实现这一社会。这是柏拉图或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典型代表。但他也谈到，一种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便能变成物质力量。不过，马克思指的是被一定阶级所掌握的体的思想：被工人阶级所掌握的社会主义思想。而饶勒斯则不愿割断思想的连续性。他从旧思想那里借用“正义”一词，力求通过社会主义实现正义的思想。这再次说明，饶勒斯主要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在1901年写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体现人权宣言的全部含义，才能实现人类的全部权利。”
对于唯物主义者来说，人权宣言只不过是革命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表现。革命的存在先于思想。对于饶勒斯来说，思想先于存在，“先知先觉”的柏拉图就是一个例子。“生活丝毫没有抹杀过去：它使过去服从于自己。革命不是决裂，而是征服。”（1901年）
因此，共产主义的根须已伸入资产阶级的革命权利，已伸入关于人权和生存权利的宣言。但是，假如没有无产阶级从外部给予的强大的作用力，关于权利和人道的思想的内在逻辑将永远处于休眠状态。无产阶级从革命一开始就参加进来了。他们根本不理睬马拉一伙的荒谬的阶级劝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攻打巴士底？“无产阶级照直前进，发动攻击；他们在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为了拯救革命，他们开赴边境，与国内外的敌人同时作战。他们成为一支必不可少的力扯；他们在接连不断的战斗中得到了奖赏：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即从1789年到1792年，把一个半民主、半资产阶级制度改变成单纯的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行动有时处于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在发挥自己力量的过程中，产生了自信心。正如巴贝夫所说的那样，当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无产阶级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为全体人民谋福利。
这样，由于无产阶级的行动，共产主义不再是哲学家们的空洞理论，而是一个政党，一支活生生的力量。法国大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在两种力量的作用下诞生了：权利的思想和新兴无产阶级的行动。因此，社会主义不再是抽象的遐想，它从炽热沸腾的现代生活中喷薄而出。
饶勒斯主义并不否定为正义斗争的无产阶级的主导作用。这是饶勒斯与他主张改良社会主义的老朋友（米勒兰、维维安尼和布里安）所不同的地方。饶勒斯没有摒弃无产阶级，他认为没有无产阶级的参加，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和乌托邦式的学说。社会主义处于运动状态，它在整个现实生活中向前发展。它是一支生气勃勃的伟大力量，同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不久就能主宰生活。与局部、零碎地实现正义和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反，社会主义将全面地和决定性地实现人权。针对资本主义支离破碎地、狭隘地和杂乱无章地组织财富生产，社会主义提出同心协力共同创造财富的思想，主张通过大家团结一致的努力更好地发挥每一个人的力量。社会主义辛辣地嘲讽和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在课税剥削和垄断剥削中集中暴露出来的那种冷漠无情的傲慢和利己主义。社会主义以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和阶级组织来反对在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
饶勒斯认为，激进党人试图以一个含混不清的竞选口号：“维护个人所有制”，来回答急待解决的巨大问题，这简直是他们在智力方面的耻辱。尤其使饶勒斯感到恼火的是，激进党人并不理解他们自己提出的，并且已经写入人权宣言的一般原则。饶勒斯觉得，与其说人权宣言符合激进党人的资产阶级性质，倒不如说激进党人背叛了资产阶级的原则。这是唯心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方法论的必然结果。
饶勒斯在其一系列杰出的论文中，轻而易举地论证了“个人所有制这个词是毫无意义的“。后来，沙尔·佩居伊把这些文章收集在《社会主义行动》一书里（1901年出版）。
所有制的形式和财产的主人经常变换。国家特别擅长破坏财产所有权。它不但利用，而且滥用这一权利。奴隶制是一种个人所有制形式，它被另一种所有制形式——农奴制所代替。接着，农奴制也消灭了。现在的所有制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但它被一整套课税制度弄得残缺不全，苛捐杂税把个人财产部分或全部地侵吞了。
资产阶级革命把所有制当作可以任意揉捏的面团。饶勒斯淋漓尽致地勾划出资产阶级革命史中的社会部分：
萨尼亚克在他的巨著《法国革命的民法》中写道：“革命党人在加强了所有制之后，却又在削弱它。个人完全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这是人们的终身权利，但是它不应该危及家庭和社会。个人之上存在着天然形成的和人为组织的集团——家庭和国家。它们的利益不容侵犯，故立法者必须制定出有利于家庭和国家的财产转让法。”
督政期间制定的民法使人感到，它在继承权的问题上，有点缩手缩脚。制宪议会，立法议会曾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时，米拉波、佩蒂翁和特龙歇曾提出相当大胆的建议，但是最后均未被采纳。国民公会是当时的立法机构，因此我在《社会主义史》一书中专门写了《国民公会》这一卷，详尽地叙述和批判性地剖析了这一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公会仅仅把大革命中各届议会提出的原则变成法律条文，而这些法律条文不光缩小了个人的所有权：它们几乎完全取消了这一权利。
现在，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孩子，父亲便有权支配一半财产；如果有二个孩子，他可支配三分之一的财产；如果有三个孩子，那他只能支配四分之一的财产。父亲可以把他有权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分给其中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可比其它的兄弟姐妹得到更多的财产。但是，国民公会在1793年3月7日颁布的法令中规定：“任何人都无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不管他是否去世或健在，也不管他是否已经立下字据和遗嘱。他的子女必须分得数目相同的财产。“父亲不能偏袒某一个儿子，祖父不能偏袒某一个孙子。这样一来，直接处理财产的权利被完全取消了。对于子女来说，长辈的个人意愿丝毫不能影响财产的分配。长辈不但不能出于偏心，把自己有权支配的那部分财产单独留给某一个孩子，而且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财产可以支配，因为根据国民公会1793年颁布的法律，一个人若有子女的话，他有权支配的不是全部财产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而只能是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饶勒斯的唯心主义对经济现实有极其深刻的了解。不过，指出他的方法的主要特征，也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饶勒斯在努力调和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同时，使自己成为一个把现实服从于思想的伟大的唯心主义者。
[1]拉丁文：“我思，故我在。”——译者注
[2]见沙尔·拉波波尔的《历史知识小谈》，《社会主义百科》第一卷。
[3]意大利文，文艺复兴。——译者注
[4]1972年8月10日，法国人民在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公社的号召下举行起义。立法议会被迫废黜路易十六，解散议会，宣布按普选原则选举国民公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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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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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社会党人参加政权的问题
饶勒斯向国际社会主义提出了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参加政权的问题。对于他来说，政策只是实现伟大的和崇高的社会理想的手段。他看到社会主义正在蓬勃发展，正在成为一支国家和国际的力量。他想使社会党获得一个斗争工具：政权。但是，由于社会主义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全部政权，饶勒斯便要求社会党和工人阶级先夺取一部分政权。这就产生了参加政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法国和其它国家的社会党内部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甚至导致法国社会党的暂时分裂。
饶勒斯强烈主张参加政权。在这个问题上，他依然忠实于他的革命发展的思想。他说，作为民主先锋的工人阶级无疑应该获得全部政权。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一下子就得到，如果猛然割断历史，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逐步地夺取政权。他喜欢用1848年的革命作为例子：在那次革命中，路易·勃朗和工人出身的阿尔贝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第一次在共和政府中担任部长的职务。他还举出一个具体的细节：当时，人们在三色国旗上加了一条红带子。参加政权就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上添上一条红色的带子，然后再慢慢扩大这块红色的印记，直至染红整个共和国。
除了历史的连续性之外，还有工人阶级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同样也不能突然割断这一连续性。饶勒斯模范地自觉遵守社会党的纪律，他不愿象他的老朋友米勒兰、布里安和维维安尼那样，为了谋取私利，才到政府中去担任一官半职。他不是单纯地为了追求权力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社会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利益才主张参加政权的。他耐心地等待社会党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将派出自己的代言人，即有资格的领导人，同资产阶级各政党的代表一起参加政府。
震撼整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以后，这个问题才得以正式提出来。我亲眼看到，饶勒斯当时有点迟疑不决。他知道，象茹尔·盖得的法国工人党和爱德华·瓦扬的革命社会党这类老牌社会主义组织肯定是反对社会主义者参加政权的。他为正在实现中的各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联合分外感到担忧：参加政权的问题可能会在各派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分歧。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参加政权的做法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原来的意义，因为身为社会党人的部长将不能代表社会党和工人阶级，这样，他的权威性也将相应受到影响。
1899年，盖得在雅皮大厅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娓娓动听的演说，极力反对参加政权。饶勒斯在同他的一次针锋相对的辩论中，阐明了参加政权的理由。他们的这次争论发生在里尔市。
饶勒斯先从阶级斗争的定义谈起：
公民们，在我看来，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关于阶级斗争的原则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存在着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把人分成两类，分成利益必然尖锐对立的两大集团。一部分人掌握生产资料，可以随心所欲地欺压别人；另一部分人只有劳动力，而且他们只有通过恰恰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变得有用，因此他们只好听任资产阶级的摆布。
两个阶级、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不断发生斗争，因为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而资本家则希望减少他们的工资；工人要求自由，而资本家则企图使他们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第一层意思。造成这一情况的具体条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即私人所有制。请注意，这里指的既是生产资料，也是生活资料。因此，这个问题涉及到人类最基本的东西，涉及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由于社会分成无产者和有产者而造成的冲突，决不是表面上的冲突，它触及到社会和生活的最深处。
但是，公民们，仅仅利益冲突还不足以引起阶级斗争。如果劳动者没有意识到建立另外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只看到自己所处的从属的和毫无保障的地位，而没有看到建立一个更公正的新社会的可能性，如果他们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是必要的，从而，他们的思想被这一必要性束缚住了，那么，他们就会放弃改造不合理制度的念头，就会觉得，这项任务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因此，若要真正开展阶级斗争，若要动员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开战，光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够的，必须使工人依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产生建立新社会的愿望。在新社会中，社会所有制将取代垄断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从而使有组织的劳动者参加劳动管理和劳动果实的分配。
应该使现在的利益集团认识到，它们组成了两个相互对立和相互斗争的社会：一个是目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社会，另一个是存在于无产者头脑中的未来社会。
在今天的社会里，这两种社会之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必要因素。
导致阶级斗争的第三个条件是，如果存在着一个严守中立的和置身在利益冲突之外的第三势力，如果它能够出面调停，能够给无产阶级带来解放，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集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社会，那么，无产阶级便毋须起来捍卫自己的事业。
你们知道，基督社会主义就是这么主张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虽然承认两元论和利益的对立，但他们对人民说：“你们不必起来斗争，不必成立什么组织，因为上天仁慈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将会使一个公正和友爱的社会降临人间。”
如果劳动者听信这些话，他们便会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超然的力量上面，那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此外，如果资产阶级出于某种正义感，同意让劳动者获得解放，那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了。
男女公民们，你们知道，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整个“空想社会主义”时期中，社会主义者确实以为，无产阶级的解放要靠上面恩赐。
英国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希望依靠聚集在维也纳开会的各神圣同盟的列强来实现社会主义。我们伟大的傅利叶则朝思暮想有人会慷慨解囊，捐助一笔资金，好让他建立第一个美好的社会，他幻想把这样的社会作为典范，逐步加以扩大和完善，最终给人类带来解放和欢乐。
后来，路易·勃朗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资产阶级能够解放无产者，只要资产阶级发扬1793年的精神[1]。他在其《十年的历史》一书的末尾，居然乞求资产阶级保护无产阶级。
如果无产阶级可以从上帝或资产阶级这类保护人那里获得解放，如果无产阶级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而依靠别人的力量亦可获得解放，那就不会有什么阶级斗争。
一旦无产阶级从“六月经验“[2]中意识到，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组织，才可能有解放的希望，这时，阶级斗争便开始了。
总而言之，产生阶级斗争的基本条件首先是，社会分成互相对立的两部分——有产者和无产者；然后，无产阶级必须对未来社会和集体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必须怀着他们应该而且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念进行阶级斗争。
基本利益的深刻对立，对本阶级利益的认识和策略方面的独立性，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确切含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对此表示异议。饶勒斯以他惯有的直率和大胆，试图把参加政权的策略同他本人的，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结合起来。
公民们，这就是我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我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大的分歧。但是，我要说，单凭这样的分析和认识，你们仍不可能预先制定日常斗争的具体策略和方法。不错，按照阶级斗争的定义，你们必须使无产者意识到，他们在今天的社会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不错，按照这一定义，你们必须向他们解释新的集体所有制社会。不错，按照这一定义，你们必须组织工会、成立政治团体、建立工人合作社和发展阶级组织力量。
但是，光凭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你们仍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参加选举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参加；你们无法确定，无产阶级是否能够或者应该对资产阶级的派别斗争发生兴趣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或者应该这么做；你们也无法确定，你们是否应该接受或者拒绝选举中的联盟。
阶级斗争的总原则给你们指出了总的方向；但是，你们不可能从中找到日常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仅仅知道总的风向，你还不能确定森林中每棵树和每片叶子的摆动情况。
同样道理，如果你只知道将军们的总的作战计划，你也不能确定每支作战部队的进攻或防守、前进或后撤的具体部署。
你们应该研究无产阶级在每个具体情况下的利益。这只是一个策略问题。
如果你们和我们的敌人一样认为，社会党始终应该是一个在野党，那么，你们就不可能接受阶级斗争的原则。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是混乱和危险的。
社会党无疑是一个不断抨击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对党，我们的行动、思想、宣传和投票表决都应该为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制度服务。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因为社会党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死敌而对资产阶级政党和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任何区别。
全部问题恰恰在于，社会党在作为少数派参加政府之后，能否继续反对现制度和多数派的基本趋向。问题在于，最终是社会主义掌握政府还是政府控制和支配社会主义。饶勒斯感到，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于是，他巧妙地把话题一转，谈起他确有把握的那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差异的问题。饶勒斯赞同包括法国社会党在内的各国社会党的做法——区别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
是啊！今天的社会分成资本家和无产者。但是，社会上同时还存在着旧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存在着野蛮的封建主义和至高无上的宗教势力卷土重来的危险性，因此，当共和自由、思想自由和意识自由受到威胁时，当散布民族仇恨和挑起世代宗教战争的旧偏见重新复活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责任就是与不愿倒退的资产阶级政党携手前进。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重新回到这些最基本的原理上来。这些原理本应当成为社会党人的共同财富和行动准则。马克思本人曾明确地说过：“我们革命的社会党人同无产阶级一起反对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绅士和神父。”
如果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把最顽固、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同那些至少愿意维护残存的或初步的自由权利的资产阶级区别开来，那就是严重失职，那就是违背本阶级的传统和利益。同样，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尤其是社会党议员，也不应该对历届资产阶级政府不作任何区别。
我不需反复强调这一点，因为人民根据革命常识已经把梅利纳内阁同布尔茹瓦内阁区别开来了，已经把今天的政府同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窥测方向的民族主义大杂烩区别开来了。
人们可以看到，饶勒斯巧妙地用马克思本人的话来驳斥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肯放弃他们错误的策略和观点，这严重地损害了他们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形象，使人感到指责他们企图“为反动派效劳”的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德雷福斯事件是培根所说的检验这一策略的“典型事例“。
德雷福斯本人是资产阶级，他的政敌也是资产阶级。但是后者是一手炮制德雷福斯事件和党派纠纷的反动派。饶勒斯用对待这一事件的态度来说明他的策略。
有时候，制止资产阶级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过分堕落，对于无产阶级是有裨益的。因此，当资产阶级各派别在军队犯罪问题上发生你们所知道的争吵时，当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针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造谣和诽谤，要求伸张正义和倾听真理的呼声时，无产阶级不应该保持中立，他们有责任站在遭到践踏的真理一边，站在发出正义呼声的人类一边。
盖得曾在旺提埃大厅说过：“让那些欣赏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去纠正这个社会的错误吧！让那些欣赏资本主义太阳的人去抹掉太阳上面的黑子吧！”
好吧，请允许我对他说，如果资产阶级亲手对某一个人犯下了罪行，而无产阶级的干预本来是可以阻止他们犯罪的，那么，不光资产阶级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无产阶级也应对此负责。无产阶级在剑子手行凶时没有出面加以制止，他们便成了剑子手的帮凶。这不再是遮挡没落的资本主义太阳的黑子，而是有损于初升的社会主义太阳光辉的污点。我们不希望看到类似的耻辱玷污无产阶级的形象。
对阶级斗争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人们可以只考虑无产阶级直接的、眼前的和可以捉摸的利益：改善劳动物质条件和提高StandardofLife[3]。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对此作出自己的一定贡献。尤其在象法国这样一个建立了普选制的国家里，任何一个政党，甚至反动的党派，都可以为争取无产阶级的眼前和日常利益而斗争。但这不是我们社会党的主张。社会党不仅要捍卫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眼前的物质利益，而且主要应该捍卫工人阶级的总的和经常性的利益，即政治和精神方面的利益。它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它要把受剥削的工人阶级提高为先进的阶级和革命的阶级。一旦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崇高和伟大的历史作用时，他们就能担负起争取更明确的和更崇高的利益的历史使命。按照这个观点，无产阶级是社会的总的和经常性的利益的天生捍卫者，无产阶级不再游离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之外，而是置身于社会之中，为了社会和依赖于社会而生存。于是，无产阶级便成为杰出的进步力量，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他们是社会进步的可靠保障。这时，无产阶级可以说：“Humanitassumetnihilhumanimihialienumputo。”[4]他们可以宣告崭新的人类社会的诞生。
这也是饶勒斯对德雷福斯事件的观点。他以他的杰出的口才阐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不希望“无产阶级成为剑子手的帮凶”或者成为反动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帮凶。无产阶级的上述作用太令人神往了，以致茹尔·盖得一度也被迷惑住了。开会时，饶勒斯当着盖得的面叙述说：
必须使法国社会党和欧洲所有的社会党了解这一怪现象：德雷德斯事件刚发生不久，革命社会党人比谁都起劲地鼓动和怂恿我投入战斗。
同志们，应该让你们知道，在上届社会党议员团里，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当问题初次提出来时，当我们正在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社会党议员团大致分成两派。
一派是议员团中的温和派（请允许我这样称呼他们）。他们是米勒兰、维维安尼、儒安迪和拉维等人。他们说：“这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我们不应该插手。”
另一派可称为议员团中的革命左翼。我和盖得、瓦扬等人属于这一派。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战斗，我们必须参加。”
是啊，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盖得是何等欣赏左拉的那封信。温和派的同志们说：“左拉根本不是社会党人。不管怎么说，他是资产阶级分子。难道要让社会党跟在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后面转吗？”
这时候，盖得站起来，走过去把议员们正在开会的大厅的窗户打开，仿佛室内的空气已被这些话弄得混浊不堪似的。他边走边说：“左拉的信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行动！”
后来，我在他的话和我自己的信念的激励下，开始替左拉案件辩护；我到高级军官们的会议上——人们虽然尚未深入调查，但已经开始怀疑他们的罪行——作证；作证之后，我回到议会时，盖得对我说了一句使我终生难忘的话：“饶勒斯，我爱你，因为你的行动始终是受你的思想支配的。”
由于总参谋部的那些暴戾的家伙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盖得怀着沉重的心情对我说：“对于这样一个不知廉耻和堕落的人类，我们往后该怎么办？当我们开始兴建我们的大厦时，可能为时已晚了，因为作为‘建筑材料’的人已经腐烂。”
在盖得讲了这番话之后，过了几个月，即在七月份，社会党全国委员会为什么又想叫无产阶级退出这场战斗呢？
我曾反复寻觅其中的奥妙。是不是因为革命派认为，我们参加战斗的时间太长了，过多地消耗了我们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
但是，请允许我向他们提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同这类谎言和迫害斗争到底的话，在决定性的时刻，人们的革命热情又从何而来呢？
就我而言，我将继续斗争下去，直至把毒蛇的毒牙拔掉为止。必须彻底追查谣言的制造者、撒谎者、剑子手和卖国贼；用真理的利剑逼他们在全世界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
请注意，就在要我们退出战斗的七月声明发表后的几个星期，我一鼓作气地弄到一份亨利的供词。
幸亏我们没有理睬撤退的信号，这才使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革命得以在揭露高级军官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样做决不是浪费时间。随着军队的罪行逐步被揭发，随着你们逐步认清军国主义的伪善面目和诡计多端的手法，军队的威信便一落千丈。要知道，军队之所以危险，不仅因为它是资本的武装卫士，而且还因为它用虚构的伟大业绩，用忠诚和自我牺牲这类鬼话来欺骗人民。
人们一旦看到，这个被推崇备至和了不起的偶像．这个要求大家世世代代为其贪得无厌的野心做出牺牲的偶像，只不过是一块腐烂透顶的朽木，只不过是一个由无耻之徒、卖国贼、谣言专家和阴谋家组成的集团，那么军队这个偶像也就彻底完蛋了。而这对社会革命则毫无害处。
我认为，这样一来，无产阶级便可双倍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由于无产阶级对自己、对文明和对人类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由于无产阶级把阶级行动提高到新的水平，不再象路易·勃朗说的那样，把资产阶级当作庇护人，而在这场危机中成为资产阶级本身无力维护的资产阶级自由的捍卫者；由于无产阶级在这场社会悲剧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由于这一切原因，一个社会党人直接参加资产阶级内阁便成了完全可能的事情。
我想强调饶勒斯的最后一段话。支持德雷福斯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导致一位著名的社会党人进入了政府，虽然这个运动由于受到一些与运动本身无关的考虑的干扰，一度偏离了方向。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和如何采取饶勒斯提出的“参加“的策略。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加利费内阁时期，人们曾反对军队残酷镇压马提尼克和夏龙的罢工工人。饶勒斯不想为这一事情辩护，而只想做一些解释。
现在，我想就马提尼克和夏龙的不幸事件说几旬话。我愿提醒那些对我们大为恼火的人：他们莫名其妙地把问题搞得混乱不堪。
如果我们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一届政府，乃至支持一个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天真地以为，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都能主持正义和尊重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清楚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是产生不公正的土壤，只有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不公正现象。
我们同样也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更凶狠，更恶劣和更残暴的敌人，我们支持某一内阁，不是因为这个内阁本身有多好，而是为了防止别人组成一个更坏的、从而危及我们利益的新内阁。
因此，把受到我们支持的内阁所犯的错误或者罪行统统归咎于我们，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我们支持这个内阁，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发生。
什么！里尔市市长德洛利公民，富尔米市市长——富尔米居然发生枪杀事件！——所有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所有这些城市的负责人将同瓦尔德克-卢梭坐在一起讨论，休假回来以后，议员们继续开会，对政府的总政策提出质询，不但讨论马提尼克和夏龙的问题，而且讨论西比多和莫尔加利横遭驱逐一事。全体议员，包括今天在座的泽瓦埃斯以及瓦扬，都对政府投信任票。他们这样做是必然的。他们不愿卖身投靠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教会势力，这是符合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的。
在驳斥了有人因为政府干涉工人罢工而对担任部长的“社会党人”提出指责之后，饶勒斯仍把参加内阁政府看成是议会斗争的必然和合乎逻辑的结果，力图证明这一做法是必要的和有利的。然而，议会斗争形式也曾遭到反对，被认为有害于社会党人的应有的坚定性。但社会党人并未予以理睬，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饶勒斯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了如指掌，故从中找到了有力的论据。
公民们，三十年来，社会党在世界上取得很大进展。它参加了许多事情，参加了许多原先没有参加过的机构。今天，我们围绕着社会党是否应该派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争论不休。但是，我们大家都一致认为，社会党必须参与议会的工作。
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在社会党的卅年历史中，那些主张社会党人进入议会的人曾经象我们今天这样受到过责难。我请你们好好读一下我们的战友、伟大的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公民在1869年写的文章，他的逝世曾使全世界社会党人深感悲痛。
1869年，即德国建立普选制二周年，李卜克内西为北德意志联邦议会编写了一本小册子，试图说明社会党人在议会里能够而且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他不但对议会的改良行动不抱希望，而且他认为单纯地把议会作为宣传的讲坛是毫无益处的。他说：
“我们的演讲对立法不会发生任何直接的影响，我们不能靠演说来改变议会。有些事情，我们不能在议会里实现（此处原文似乎有误，故改动。校对者注），而应该通过其它更好的途径。”
“那么，议会演讲究竟有什么实际好处呢？一点也没有。空发议论只是蠢人们的自我陶醉。”
“空谈是毫无意义的。”
“相反，它只会带来害处：牺牲原则，把政治斗争变成议员之间的口角和争吵。企图使人民相信俾斯麦的议会能够解决社会问题，这简直是愚蠢的，或者是叛卖行为。”
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人在1869年对议员在议会中的宣传活动的看法。你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看法与今天反对社会党人参加内阁的观点如出一辙，只不过题目不同罢了。
几年之后，在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推动下，李卜克内西不但是帝国议会中的一名战士，而且成为萨克森邦议会的议员。每个议员在正式进入邦议会之前，都必须宣誓效忠帝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宪法：“我在上帝面前起誓……”
你们看，公民们，我们的成见将会造成何等巨大的误会。我刚才说，凡要进入邦议会，首先必须宣誓效忠萨克森国王。现在，我把李卜克内西的誓言抄录给诸位；有些性急的同志恐怕将因此而毫无顾忌地称我为教权主义者。
请注意，这是李卜克内西的原话：
“我在上帝面前起誓，我将始终不渝地忠实于宪法，按自己的良心提出建议和进行表决，为国王和国家的不可分割的和至高无上的利益效劳。愿上帝保佑我。”
同志们，那时候，有些自以为纯洁和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曾指责李卜克内西不该为了当议员而说出这种话。杰出的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义正辞严地驳斥道：“如果当权者只要用一纸空洞的誓言就能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那我们只好永远受他们的愚弄。”
如果把一位社会党人部长在表决时与其它内阁成员一起进行表面上的合作，说成是一种罪过的话，那么试问，这类我认为是履行“内阁手续”的做法难道对法国社会党人来说，要比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在上帝面前宣誓效忠皇上具有更大的屈辱性吗？
请问，我们难道应该在这些繁文缛节面前裹足不前吗？当我们的事业需要我们派一个自己人打进资产阶级政府堡垒内部的时候，我们难道应该犹豫不决吗？
盖得对饶勒斯的论述有什么反应呢？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我们打算大段地引用盖得的原话；他象往常一样，激昂慷慨地逐条批驳饶勒斯的观点。
他对你们说：德雷福斯事件以及我同一些社会党人一起发动的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最终使一名社会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与其它成员建立了合作关系。这是事实，饶勒斯公民。可是，这个事实的本身就足以谴责社会党人在您吹嘘的这个运动中所采取的一切形式的合作。
不错，开始时需要采取这种歪曲的手法，需要让一部分无产阶级放弃他们的阶级立场，以便在一定的时候把一名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说成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其实，这位社会党人在内阁中根本无足轻重，他只是一名俘虏，一名人质，只是足智多谋的瓦尔德克-卢梭在反对派阵营中找到的一块用来掩护自己的盾牌；这将使在野的社会党无话可说，使劳动人民不但不能向瓦尔德克-卢梭开火，而且也无法向加利费开火，因为在劳动人民和加利费之间有米勒兰挡着。
你们断言，你们在支持德雷福斯的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因为这一运动最终使米勒兰进入了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而我则认为，恰恰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必须最严厉地谴责这场运动。只要社会党在部分背离阶级立场方面跨出第一步，只要它在同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盟方面跨出第一步，那么它就有沿着这条裂缝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为了替某一事件伸张正义，为了替某一个人恢复名誉，社会党竟和敌对阶级同流合污，竟同这个阶级一起组阁。
阶级斗争最后却导致阶级合作，这一新的合作形式使一个政府既包括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己任的社会党人，又包括以维护资本主义社会为唯一目标的多数派。有人竟把这种形式的“合作社”吹捧为无产阶级的胜利，作为显示社会主义力量的标志向我们兜售。正象拉法格所说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对的。因为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支力量，已经对资产阶级构成一种威胁，因为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打入无产阶级组织的内部，从事分裂和破坏活动。但是，这决不是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而是资产阶级政权夺走了一名社会党人及其追随者。
于是，同志们，我们看到了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工人阶级本来应该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如同他们应该进行自己的革命一样，然而他们现在却要为他们主人的共和国站岗放哨，被迫维护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
我曾认为，高度文明的社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而它的建立则取决于肩负着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重任的无产阶级，因此应该把人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方面来；我曾认为，我们应该随时准备摧毁现有的秩序，以便建立新的秩序。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似乎应以十八世纪所进行的改革为幌子，竭力维护旧制度。我曾认为，当时的大资产阶级是反对旧制度的，他们把好的和坏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全部铲除了；我曾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亚于他们，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为人类造福的阶级，将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他们将不光解放几个人，而是解放所有的人。他们只应该按照本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全人类的总利益和最终利益吻合的！
有人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提出的新政策想把无产阶级单独地组织在一起，然后再把这支现成的”部队“交给资产阶级的某个参谋部指挥。正当雇佣工人随着其阶级觉悟的不断提高而在政治上日益崛起的时候，正当资产阶级因为遭到工人的唾弃而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人却对我们说：一旦资产阶级干出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者他们的声誉受到威胁时，我们的责任始终应该是全力营救他们。
但是，同志们，即使你们日日夜夜地干，恐怕也难以把资产阶级身上的污点全部洗刷掉。而且你们根本不可能擦掉那些永远擦不掉的污点。你们可以象珀涅罗珀[5]那样不停地干，但是其结果只会延长已经把你们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统治阶级的寿命，只会使今天的社会永久化。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政权已经合作了十八个月，但这个社会依然象在梅利纳、杜毕伊和佩里埃时代一样，沉重地压在你们的身上。
假如不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假如不以社会所有制，即你们自己的所有制取代资本主义所有制，那么，今天的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会有任何变化。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法国工人灌输的这个思想应该仍然是已被争取过来的人的唯一主导思想，而且还应该在至今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的人中间广泛宣传。我们的唯一任务是“招兵买马“，扩大我们的攻击部队，因为在推翻国家政权的大决战中，这支部队将象攻打封建主义的巴士底监狱那样，攻打资产阶级的“巴士底”。如果我们象乞丐那样，乞求只可能是画饼充饥式的所谓改革——资产阶级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许会抛出某些改革，以迎合人们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会倒霉！我们是革命的政党，而且我们只可能是革命的政党，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
如果我们背离这场斗争，同志们，那就是背叛、那就是临阵逃脱，那就是替今天的资产阶级效劳。正如米勒兰在朗斯说过的那样，资产阶级知道，雇佣制度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正如德夏内尔在波尔多随声附和地说的那样，雇佣制度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一最后的奴役形式的日期说成是要比圣经上说的人死后进入天国的日子不知遥远多少倍。你们不要上这种区区诺言的当，你们心里太清楚了，你们的力量太强大了。
然而，饶勒斯却走得更远。他企图把社会党人利用普选这个斗争方法进行竞选活动与某一社会党人以部长的身份参加受执政的资产阶级操纵的内阁混为一谈。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既然你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能把卡雷特和德洛利分别选进鲁贝和里尔市政府，你们就应该允许米勒兰从资产阶级那里——而你们恰恰必须同这个阶级斗争到最后胜利——分得一点权力。另外，饶勒斯还援引了李卜克内西的话，企图说明，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似乎也反对社会党人进入资产阶级议会，但是，就在这一年，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一起被选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饶勒斯提醒你们，李卜克内西本人曾说过：“如果我们不能逾越宣誓这个障碍，我们就不是革命者。”
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关系如何呢？若想进入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就必须获得有组织的工人同志的支持，必须利用社会民主党打开的缺口；这样选举产生的议员是本阶级的忠实代理人。诚然，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需要进行宣誓，但这类宣誓同甘必大向帝国宣誓一样地可笑，它丝毫不会妨碍你作为一个反对分子，作为人民的一门火炮进入议会……你们是不是敢断定，米勒兰是在同样的情况下参加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去年，米勒兰似乎是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打开了政府的缺口。其实，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执政的资产阶级让他进入政府，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否则，他们是不会这么干的。即使没有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也照样可以组阁，甚至可以组织一个比迄今为止已存在了十八个月的政府更加坚定地捍卫共和制的内阁。你们提到了没有社会党人参加的布尔茹瓦内阁。我们认为，布尔茹瓦内阁在共和方面所做的事情要比现在的内阁更多一些。例如，当时通过的关于继承权的法律并未受到一个有社会党人参加的政府的器重，而且该政府已经抛弃了原先的一部分改革的主张。
同志们，一旦社会党，一旦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从与资产阶级分享政权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和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便将不复存在，无产阶级将永远不可能获得解放，劳动者将变成老样子，也就是说，象二十二年前他们在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号召下起来反对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那样，他们只是一个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转的、驯服的阶级，只是一个毫无存在价值的、没有前途的政党。
不管社会党对参加政权的问题持什么态度，茹尔·盖得的论述反映了他本人特有的思想，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盖得强调指出：“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把旧制度中的好的和坏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全部铲除了。”盖得要求在革命性方面和在造福于人类方面都不亚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只按照本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同全人类的总利益和最终利益相吻合的。”
这里又有两种观点、两种策略、两种方法。盖得只看到无产阶级，他主张，无产阶级作为这样一个阶级必须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故一切均应从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出发。饶勒斯则关心人类社会的整个进程，他希望，作为社会一个组成部分和先锋队的工人阶级投身到这一进程中去。工人阶级没有权利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在盖得看来，无产阶级从事自己的事业，在自身的范围内进行斗争，这就是履行社会的职责，履行全部的社会职责。饶勒斯则要求无产阶级在保持其本色的同时，参加一切领域的斗争。饶勒斯认为，根据以“革命发展”和历史连续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时间和空间，根据形势发展的趋势和一切阶级目前在某些利益方面的一致性，社会党人参加政权是必要的。
但是，饶勒斯在替自己的观点和策略辩解时，很注意维护社会党的团结。他把个人的观点置于全党的观点之下。他说：
公民们、朋友们，我浪费了你们的许多宝贵时间。但是我仍想在盖得发言之前，补充说明一点。否则，我的讲话将是不完整的，我将因此而感到内疚。我想说，不管产生什么分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进行什么争论，我们社会党人最终仍将会走到一起来的。
我们再次聚会在一起，不是为了争吵和辩论，而是为了在党组织内部进行同志式的真诚讨论，共同寻求最符合社会党利益的行动方式。有人对党说：“你们应该单独行事，不要参加政府的活动，应该同资产阶级政府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
而我则要说，一切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这是因为新社会在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它的根须就已通过一切缝隙全部地扎入了旧社会的土壤之中。
有一天，考茨基以嘲讽的口吻说：“你们是不是以为，把部长的职位一一拿到手，这就是夺得了国家的政权？这好比在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徒以为只要把教廷枢机主教团中的红衣主教的职位一一夺过来，他们就能征服全世界。”
请考茨基不要见怪。异教徒之所以有力量，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独立的宗教思想的大规模反抗之所以有力量，以及后来的改革派之所以有力量，这正是因为他们夺取了旧教会的一部分权力，这正是因为十六世纪的教徒们一度搞不清，红衣主教、主教和教士究竟是忠于教皇的，还是跟路德走的。
教会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它清楚地看到，这种渗透是一种威胁，所以为了拯救宗教而建立的耶稣会提出的口号是：向一切地方渗透和决不要被渗透。
多少世纪以来，由于教会一直把新社会的影响拒之门外，所以它才得以生存下来。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却做不到这一点，它不可能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它已经让你们渗透到市政府中去了。
现在，人们在议论资产阶级内阁中的社会党部长的职责是什么，而你们选举出来的市议员难道就不担负任何职责吗？
难道市议员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吗？要知道，产生政府的普选制是受资产阶级法律的支配和约束的。
假如我想在辩论中获胜的话，我满可以象你们的一些朋友那样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我同样可以说，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律，领取救济金的人或者流落街头的工人，即最贫穷的无产者，是无权参加你们所能接受的市政府选举的；我同样可以说，身为市长，社会党人也必须执行许多资产阶级法律条文；我同样可以说，如果你们那里发生暴力行动，市长就不得不动用治安部队，不然，人们会说，社会党怂恿抢劫和杀人。
饶勒斯在理论上坚决主张社会党人参加政权，但他绝不愿为自己谋取一官半职。这种态度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的纯洁的动机和宽广的胸怀。他支持一个总的原则，但反对任何导致社会党分裂的行动，反对使用政客手腕。
[1]指1793年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派专政。——译者注
[2]指1848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3]英文，生活水准。——译者注
[4]拉丁文，意为：“我是人，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译者注
[5]珀涅罗珀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赛的妻子。在奥德赛外出的二十多年间，有无数求婚者向她求婚。她想出一条妙计，说让她织完一匹布后可以改嫁。她白天织布，到了晚上把白天所织的全部拆掉，以此来拖延时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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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五章饶勒斯和茹尔·盖得或改良的社会主义价值
人们常常把饶勒斯看成是改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领袖。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确切。他厌恶一切毫无积极成果的行动。人们“对把一切事物持否定态度的人“称作怪物，而饶勒斯就最怕这类怪物。饶勒斯秉性温和，富有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十分讨厌敌视的态度和因敌视而采取的否定态度。虽然他有时在辩论中也讲过“憎恨的创造力”这一类话，但他指的是一种特殊的憎恨，即憎恨那些阻碍积极的创造性活动的绊脚石。他是个精力充沛的创造者，他愉快而热情地工作着，永远不抱怨什么，他是个严肃的工作者，他将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他的永无止境的工作中，他有真正的工作和创业的欲望，他热爱生活，他总是力求使自己充满朝气。可是日理万机的劳动是在怎样地消耗着他的生命啊。
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饶勒斯不满足于抨击旧制度的残余和现实生活中的贫困。他要一个生气勃勃的共和国和改良的社会主义，他不断地创新。
但是，各项改革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彻底改造社会的几个阶段，最终目标是实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他之所以热衷于改革，这不仅因为改革能减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固有的病痛，更主要的是因为改革是美好未来的萌芽。他认为，改革不仅是“止痛剂“而且是在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做组织准备，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他的一切社会主义活动都贯穿着这个主张改革的、富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思想。在社会党人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或影响下，改革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如果我们倒背双手，消极地等待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或者只用反复的宣传来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我们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的“最终目的”：所有制的社会化和建立全人类的福利。只有不断地创建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建造未来社会的大厦，需要靠日常的努力，靠一砖一瓦的砌造。社会革命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饶勒斯的关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必然遭到茹尔·盖得的反对。因为盖得把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社会党人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看成是社会主义活动的基本内容。
1904年，饶勒斯对他同盖得之间的争论作了一个粗略的介绍。从1898年起一直到饶勒斯去世，这场争论始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舆论界起相当大的影响。
饶勒斯在谈到法国各政党开始主张社会改革的新动向时，他特别注意法国工人党和该党领导人的态度。他说：
茹尔·盖得和他的工人党已经开始感觉到这一点，但他羞羞答答地不敢全部予以承认。他的思想混乱不清，矛盾百出。他知道，光靠武力和起义来争取社会解放是不够的。民主和普选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事实。工人阶级必须把现有的权力机构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无产阶级必须进入议会和各级政府中去。一旦发动总攻击时，他们就可在内部把这些机构妥善地移交给革命。起初，盖得和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反对一切议会活动和竞选活动，反对无产阶级同政府发生任何联系。现在，他转为反对无政府主义。他强烈谴责那些拒绝向政府转达工人阶级的迫切要求的人，把他们说成是“爱耍花枪的小丑”。他责问道：身受企业主剥削的工人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美德，难道就不应该向企业主提出自己的要求吗？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必须对国家实行政治上的包围，如同组织起来的工人通过组织工会、举行罢工和集体提出要求等途径在经济方面对资产阶级实行包围一样。
但是，在这段时期里，盖得从未放弃在将来使用革命力量的想法。从他在1885年11月17日的《人民呼声报》上发表文章起，他的这种思想就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他从来不指望通过有组织的和有思想准备的普选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虽然他不再象原先那样把使用武力看成是唯一的途径，但是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法。即使在激烈的竞选中，他仍用一些令人费解的华丽词藻把合法活动和暴力行动混为一谈。例如，他在选举中要求分裂的革命者重新团结起来，以便用“共同的候选人和共同的武器”对付阶级敌人。但是，进行竞选宣传和争取议会中的席位，这些都是次要的和暂时的措施，为的是确保革命的胜利，为的是在资本主义营垒内部保存我们的人材和立脚点。
饶勒斯措词婉转地，但毫不妥协地指出，盖得的各个不同时间的思想是互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是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之一。针对克列孟梭的激进政策，饶勒斯着重说明了“盖得主义”的主要特征。
克列孟梭之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对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还没有足够的和统一的认识。一方面他们提出改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们虽然没有把改革完全看成是一个“陷阱”，但至少认为改革只是一付“止痛剂”。无容置疑，各社会主义派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可能派比盖得的伙伴们更加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保尔·布鲁斯要求把最大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改变为公用事业，这将为无产阶级稳妥地从事合法活动开辟道路。布鲁斯认为，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因此，他承认，无产阶级思想不是绝对不可能渗透到具有阶级性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中去的。不管社会主义各派之间如何对立，就整体而言，如果社会党人只想依靠暴力来赢得无产阶级的突然的和彻底的解放，那么，他们怎么可能深刻地理解改良政策呢？
盖得的思想尤其令人困惑。他一面在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宣布改革纲领，一面又竭力贬低每一项改革的意义。
盖得在1886年写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就是说，只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少数人占有——这些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宪法或者法律赋予那些从事日益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的一切权利只可能是一纸空文。多搞几项改革只不过是多增加一些骗人的点缀而已。”
“这是指各省的免费医疗吗？有病的先生们，你们高高兴兴地去看病吧！多亏里昂的那些‘进步人士’，你们的医疗费将由纳税人支付。纳税人将向男女病人提供一切，……谁知道提供什么？恐怕是在需要时，提供一口棺材吧！里昂的工人党议员真会恶作剧。”
这篇文章刊登在1885年11月12日的《人民呼声报》上。十年之后，身为议员的盖得要求设立鲁贝市一级的药房。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上面那段尖刻的话？他恰恰也想用纳税人的钱来支付工人们的“药费”。老板先生们，你们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要求吧！
这是指关于工伤抚恤金和义务保险的法律吗？盖得曾说过，企业家们在保险公司保险之后，根本无视工厂的安全。事实并非如此。保险公司要根据车间生产组织的好坏，发生事故的可能性的大小，来规定保险金额，所以企业主一向很重视如何减少事故的发生。
这是指工人的养老金吗？盖得不仅反对养老金从工人平时的工资中扣除，而且反对由企业主捐助，其理由是，企业主捐献的钱最终还将从工人那里扣除。盖得在1886年写道：“众所周知，雇主的救济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果由工厂主捐献，实际上就是让工厂的工人来支付，因为扣除工人工资的办法不是为傻瓜发明的。“盖得的话并没有使瓦扬就此罢休。瓦扬在一份关于社会保险的提案中规定，企业主必须交纳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如果盖得的话是对的，那么这些话也同样适用于税收。要么向工人征税，但这将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要么向企业主征税，这就象企业主直接捐款一样，到头来还是在工人头上分摊。照这么看来，工人养老金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由工人、企业主或国家出钱全都行不通。由于同样的原因，任何同失业作斗争的社会组织更是难以建立。即便能够建立这样的组织，它们的作用也将是微乎其微的。盖得接着说：“巴黎劳动人民在1848年7月赢得的工作权利早已不再是两个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了。今天，由于国际这个大学校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各国成立了以集体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政党，劳动人民所要求的，他们期望从一个与其它政治组织明显不同的政党那里所能得到的，不仅仅是希望他们的劳动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好处，而是希望获得全部劳动果实和劳动创造的全部价值。”
“这就是说，他们不愿再充当为别人采蜜的蜜蜂，替主人拉犁的牛马和提供羊毛的绵羊。羊毛、花蜜和农作物收成应统统由他们自己享受。”
“多少年来，他们一直被当作会活动的工具——这并非是竟话故事——他们流血流汗，受尽苦难，为的是填满别人的肚子。如今他们要求用他们生产的产品来填满自己的肚子。”
“不论是帝制还是共和制，如果只能保证劳动人民在目前的条件下从事生产，也就是说，如果劳动人民在养肥不劳动的人的同时，自己只能得到为维持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一点东西，那么，这样的制度不可能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制度。”
“即使情况不完全是这样，即使劳动阶级仅仅希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当牛做马，以便养家活口，俾斯麦主义和目前经济制度中的其它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保证人人有工作可做。”
“今天，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大部分人只能出卖自己的体力，故在供、求规律的作用之下，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能使劳动力的数量不超过对劳动力的需要，能使剩余的劳动力也有事可做。”
“只要生产取决于少数人的利益，只要生产工具和原料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任何人都无法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由于生产过剩，产品式样过时，设备更新或某一工业部门的搬迁，失业现象就会加剧。”
“除非把现有的资本、生产工具和原料归还集体所有，除非用社会所有制和社会生产取代私人所有制和私人生产，否则，无论失业问题还是贫困问题，都无法解决。”
我不想在这里挑起争论。一切社会党人都认为有必要建立集体所有制和组织集体生产。但是，社会的失业救济难道因此就是不可能的和徒劳的吗？减轻失业的后果难道也是不可能的吗？难道现在不能号召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对生产进行某种程度的谓节，就象卡特尔和托拉斯从企业主和资本家的角度调节生产那样？瓦扬在社会保险和救济委员会上曾经指出，社会失业救济是最紧迫和最重要的事情。德国社会党人还要求增加工伤事故抚恤金、养老金和残废补助金。他们都没有受盖得的极度悲观的情绪的影响。他们不认为，在组织方面、理论方面、工人互相声援方面以至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盖得对公用事业也持同样的看法：
“有个名叫路易·勃朗的人曾建议现代国家在组织劳动时应该拥有类似的经济权力。对此我们并不表示异议。但是路易·勃朗主义——就算有过这么一个主义——很快就破产了，尽管当时该主义的发明者还活在人间，而且他从凡尔赛政府那里已经获得了｀专利权＇。如果说一年来几个小丑（这是盖得给布鲁斯及其同伙们起的‘雅号’）在公用事业的名义下，重新捡起了主张把私人工业改变为国家工业的倒霉观点，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甚至在那些从未读过他们的文章的盲目追随者中间也是如此。不管怎么说，指导当代工人运动的科学社会主义对巴拉圭的这些高明的耶稣会教士搞的新制度也会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若想把矿山、铁路、炼铁厂、纱厂、织布厂、炼油厂和其它生产资料统统收归国有，就应该不局限于邮电、烟草和其它已经由政府经营的部门的经验，否则，只会使工业生产部门退居第二位。”
“如同希洛人醉得人事不知的样子足以使拉齐尼亚青年讨厌酗洒一样，国家雇员的那付卑躬屈膝、贫穷寒酸的样子也足以使头脑最迟钝的人摒弃所谓靠比比皆是的官僚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
“由国家掌握生产和由国家雇佣工人，这并不意味砸碎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这意味赞美和强化资本主义。这是把原来个体的、无政府状态的和竞争的资本主义生产——由此产生的混乱正使它逐步走向灭亡——改变为集体的、统一的和集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它将变得更加厉害，更加难以被摧毁。”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什么，否则会引起一场无休止的争论。盖得忘记了，如果掌握生产的国家处于民主制度的监督之下，那么，不管资本家对国家施加什么影响，国家并不象资本家本身那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其它影响也会渗透到国家中去。如果国家果真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为什么盖得和工人党还在他们的纲领中要求国家出面保护受企业主残酷剥削的工人呢？为什么他们要求国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劳动时间和最低工资标准呢？直接向资本家提出这些要求或许更加简便些，因为分散的资本主义比统一的资本主义更容易作出让步。不过，我并不想多争辩。事实上，这场争论已经结束，因为整个社会党的政策都强调必须把各国的许多工矿企业改变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公用事业。我只想指出，犹如攻击医疗、工伤事故、退休和失业等方面的社会保险一样，盖得在1885年拼命攻击企图把资本主义企业收归国家或地方所有的一切做法。盖得指责说，合作社，甚至消费合作社也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危害：
“各城市中的工人毫无疑问可以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并从目前的批发价和零售价之间的差额中获得好处：合作社按成本价格把消费品出售给合作社的成员，或者按市场的流通价格出售，然后把其中的差额部分或节余部分分给每个成员或作为公共资金。”
“即使这个办法确实可行，即使单单面包业就能获得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四十的利润（我在这里照抄《时代报》提供的数字），但也不能因此断定，工人阶级从中一定能得到‘明显的好处’。事实远非如此。对于那些比精打细算的企业主看得更远的人来说，这个‘提供廉价商品的工具’只能是‘制造赤贫的工具’。”
“《时代报》承认，消费合作社是｀针对零售商的＇；它们想｀从零售商那里抢走顾客＇，这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诸如面包铺、肉铺和杂货铺一类的零售商店均将倒闭。”
“这些无生意可做的零售商，这些破产的——被迫关门的——店铺老板，在象舍莱尔这样勤奋的人的眼里，简直是‘多余的中间人’和‘寄生虫’。他们的破产根本无关大局。但是，在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料之后，只要允许他们继续生存下去，他们为了活命就只好去当｀工人＇，只好加入劳动大军的行列。他们的人数有五十万之多，而现在失业的劳动者已经高达数十万。这场新的不祥的竞争将导致失业人数的激增和工人工资的大幅度下降。”
“参加合作社的工人不但需要出钱购买消费品，而且，由于他们剥夺了零售商的资本，被迫进入工厂做工的零售商会把他们从工厂中挤走，或者由于劳动力在市场上过剩，工人不得不削价出售自己的劳动力。”
“此外，合作社还会带来另一种性质的但同样十分严重的危害：这类经营单位将遏止和埋没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人们是否想过，这种经营管理将使最优秀、最聪明、最有才华的无产者白白浪费多少时间、精力、智慧和忘我的热情？对于劳动者和他们的事业来说，这种无形的损失要比在1871年5月流血事件中的损失更加难以弥补。这将使谁感到高兴呢？——资本主义制度的得益者和支持者。因为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将从此陷入合作社的鸡毛蒜皮的事务堆中，他们再也不会提出什么要求了。”
“谁都知道——谁都没有权利不知道这一点——雇佣制度中的劳动报酬是根据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进行调整的。如果生活费用昂贵，工资就不可能不相应地提高；否则，为资本家先生们创造利润的劳动力就会因为缺乏生存和繁殖所必需的条件而逐步消亡。如果生活费用便宜，那么工资便会下降。消费合作社一旦从几个人扩大到整个劳动阶级，在工人生活费用降低的同时，合作社将迫使雇主尽可能地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以便降低产品的成本。”
“情况确实如此。即使工人不组织合作社，在德卡斯维尔企业主建立的合作社也多如牛毛，它们为了降低工人的工资，便按成本价格向工人出售商品。”
“无容置疑，合作化是‘有利可图’的，不过，这是对那些个体的或集体的名副其实的企业主而言。合作化使他们的利润成倍增加。”
“当然，个别消费合作社在某些情况和在某些人的管理下也可能给工人带来某些裨益，这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弗拉芒的社会主义从消费合作社中得到的好处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围绕根特的｀符吕＇面包合作社，形成一个出色的共产主义运动。民主党报刊笨拙地或不怀好意地把这个运动同我们的工人党对立起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因为在安塞尔和万贝书伦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合作社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进行宣传。廉价的面包只是作为组织和宣传的手段。合作社的利润全部用于办一份战斗性的报纸。”
“按这种想法办起来的合作社便可成为无产阶级打击敌人的真正的武器。”
人们提出许多毫无意义的或者只是暂时有一点道理的反对意见。我甚至不想重提那个过时的铁的纪律。但是，如果被合作社搞垮的小商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如果他们参加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这难道必然会导致旷日持久的危机和极度的贫困吗？
无产阶级摆脱商业的中间剥削之后，手中将有更多的钱，他们可以消费更多的产品，这将促进生产的发展，也就是说，这将增加就业的人数，最终消灭失业现象。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将随之提高。如果无产阶级把自己的一部分精力花在管理合作社上面，这难道会使无产阶级大伤元气，甚至一蹶不振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岂不等于说，无产阶级不能通过实践来增强自己的才干吗？
况且，合作社不是仅仅消耗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精力，它还培养和增强无产阶级的才干。工人阶级通过独立经营合作社，必将提高自己的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是发挥他们才能的首要条件。人类和自然界中的各种器官是根据需要产生的。工人阶级的智力将随着思维作用的扩大而增强。
我现在只想指出一点：虽然从表面上看来，盖得只想纠正合作社的宗旨，但实际上，他根本就反对安塞尔以及后来的工人党在法国北部在里尔、鲁贝、阿尔芒蒂埃尔、奥布利纳等地建立合作社。
如果工人的工资果真象盖得说的那样是受铁的规律支配的，即生活费用下降必将减少工人的工资；如果必然引起工资下降和失业现象加剧的合作社只可能是“制造赤贫的工具”，那么，操纵这一工具的社会党又该如何改造合作社这个怪物呢？难道只需把合作社的利润全部用于办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报刊，造成工人工资下降和使大批劳动力失业的合作社就能变成受人齐声称颂的组织吗？把利润用于宣传的合作社确实会给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劳工兄弟本身带来危害。但是这类合作社对整个无产阶级事业是有利的。合作社将使参加合作社或没有参加合作社的无产者的工资减少；企业主将以合作社内部生活费用低廉为借口，来削减那些不是合作社的受益者的工资，合作社将使失业持续下去，使生活日益贫困。关于这一切，无产者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坚决支持办一份无产阶级的战斗报纸，甘愿让自己和整个阶级过这种极度贫困的生活，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采用什么方式，不管作出多大牺牲，必须迅速筹齐宣传所需的资金，从而加速革命的到来。既然这些无产者具有如此高的觉悟，表现出如此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要求他们向党和党的机关报提供必要的经费呢？为什么偏让本来可以采取不太艰苦的方法赢得解放的无产阶级去忍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艰难生活呢？
或许因为无产阶级尚处在半觉醒状态，为了使他们同意作出必要的牺牲，为了让他们筹集宣传所需的资金，首先应该把他们组织在合作社的周围，用降低面包价格这个立刻见效的办法使他们“上钩“。这个办法固然不错，但如果这仅仅是一种骗人的诱饵呢？如果正象盖得所说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无产阶级发现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原来所希望的欢乐和舒适，而是工资下降和失业加剧，那将是一个多么令人憎恶的大骗局啊！劝他们加入合作社就象引诱他们跌入陷阱一样。事先什么情况也不告诉他们，硬把一个极度贫困的生活强加在他们的头上；而且据说这是为了在没有他们参加和不让他们知道争取解放的秘诀的情况下，开辟通往解放的道路。以无知作为引导人们思想的动力，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方法！
光靠欺骗，也就是说，光靠绝对的盲从来争取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奇特的方法！无产阶级在这辆驶向未来的大车上，只不过是一个在沉重的负荷下盲目转动的和吱吱发响的轮子。
不，这决不是安塞尔所说的合作社。如果他把合作社看成是为争取解放的社会主义政治宣传提供经费的一个途径，那是因为合作社首先能够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因为它能够保证无产阶级从中得到诸如提高工资这一类的好处。合作社不是骗人的诱饵：它能满足人们的眼前利益和保障他们的长远利益。
然而，盖得却指责合作社是“制造赤贫的工具“。尽管后来他不再攻击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但这也帮不了他的忙。他指责和歪曲社会主义合作社和其它一切形式的合作社。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合作社不但和其它形式的合作社一样，是“制造赤贫的工具”，而且是蓄意欺骗工人的工具，所以他实际上比别人更痛恨社会主义合作社。
于是，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任何形式的公用事业和任何形式的合作社都不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里能够着手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组织起来，争取各种权利的保障，能够建立为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创造条件的初步的生产形式。现在还不存在任何类似布朗基所说的向共产主义最高形式发展的日益复杂的组织形式和社会保险形式。这是十足的悲观论调和否定一切的态度。这是要人们完全消极地或者想入非非地等待革命的突然爆发。但是，工人党在制定政策时却提出一个关于改革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人们现在就能从国家那里争取到一些权益。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自相矛盾的态度，就象一方面主张进行普选的合法行动，另一方面却要求采取争取解放的暴力行动一样。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饶勒斯的观点和茹尔·盖得的观点之间存在着多么深的鸿沟。这位工人党的创始人，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竟不顾言语措辞和应有的节制，在1885年蛮横地说：“多搞几项改革只不过是多增加一些骗人的点缀。”他挖苦地把那些主张免费医疗或“在需要时免费提供一口棺材”的人称作为爱搞恶作剧的人。与此相反，饶勒斯承认，无产阶级从现在起就可以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生产进度以及劳动和交换的组织施加自己的影响。”
对于茹尔·盖得来说，国家和地方政府是有阶级性的，它们是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服务的。国家尤其如此，它是一个堡垒，不能靠一块砖一块砖地拆除——即不能靠一项一项改革来拆除——，而应该一举攻克它。他认为国家是“无法渗透的“；饶勒斯不相信这个结论，他对于国家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可以从各个方面”渗透”到国家中去。饶勒斯巧妙地指出，十年以后，同一个茹尔·盖得以鲁贝市议员的身份要求建立市一级的药房。该市在工人党的领袖获得胜利之后，便成了“社会主义的麦加圣地。”
他们是如何对待工人养老金问题的呢？盖得最关心那些缩小改革作用的反应。他善于用冠冕堂皇的话来打动和赢得人民群众的心，他作为一个鼓动家决不会就此停步不前：他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贬低改革的意义和揭露其中的各种弊病。不，盖得需要证明，改革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比这还坏，改革是一个陷阱，是阻碍彻底解放的绊脚石，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他不断提醒无产阶级应对此保持“警惕“。盖得不但要攻占资本主义国家这个堡垒，而且作为颇有气魄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他还想攻占工人阶级的头脑和心脏。决不应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占据合法的席位！决不应该采取包围的办法，决不应该通过某种策略或者采用劝说的办法实行部分的渗透。应该开展激烈的和殊死的斗争，最后攻占这个堡垒。茹尔·盖得追求一个伟大的目标：由成为政权的绝对主人的无产阶级实现集体化。在这个伟大的目标面前，一切改革都相形见绌：应该谴责、鄙弃和痛斥这些改革，并且在理论上与它们一刀两断；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有人通过“后门”偷偷地把改革的主张塞进最低纲领和“当前要求”中去。
饶勒斯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他在不忘记“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的同时，致力于改革。他承认，资产阶级的改良中存在着缺陷和弊病。但是，他认为，过分地指责这些缺点是毫无意义和徒劳的，甚至是有害的。改革是进行革命的十分有效的工具。因此他觉得，假如人们系统地诋毁这个社会革命所必需的工具，这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其结果是背离原来的目标。
饶勒斯总是力求完全掌握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他需要周密细微和恰如其分地进行思考。他坚持采取公正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单单是因为饶勒斯需要争取和对付另一种类型的听众，即议会议员和受过教育的民主主义者。这些听众要求很高，他们随时准备展开辩论和反驳。盖得的听众和饶勒斯的听众固然不同（其实，盖得也常常在议会里或向知识分子发表演说），但是这种不同只能部分地说明他们俩人采取截然不同的做法的原因。事实上，饶勒斯在向人民群众作宣传时，在公众集会上和社会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十分注意讲话的分寸，同样采取公正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盖得认为，饶勒斯这个人对工人阶级来说太复杂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工人阶级只接受简单明确的真理，只接受毫不含糊的和绝对正确的真理。盖得本人的做法更多地象教会的那套做法，即把人民当作天真的孩子，靠圣绩和启示来加以引导。
饶勒斯则不同，他是当代的政治家，十分了解事物的巨大复杂性。他把遇到的难题分门别类地“串”起来，然后逐步加以解决。
下面举几个例子。1886年，盖得不同意让企业主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工人退休金的主张，他认为，“雇主的捐助纯系虚假”。1910年，统一社会党里只有他一人投票反对关于工人退休金的提案，因为1910年的法律规定，工人必须交纳一部分钱作为退休金。他认为，让工人出钱，实际上是“减少工人的工资”。至于国家捐款，这纯系“虚假”的。除了上述三项捐款之外，工人退休金的来源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税收（例如，财产继承税）。但是如果用税收来支付工人的退休金——盖得在这一点上看得很准——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反应。归根结底，盖得想把集体主义作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他担心如果让改良派从改革中得到哪怕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好处，这也会在追求简单明了的真理的工人中间造成思想上的混乱。为了防止有人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低工资的社会主义”或“小恩小惠的社会主义”来反对全面的社会革命，盖得出自宣传的目的，自觉地走向另一个极端：他用革命来反对社会改革，用社会主义的“最后”任务和最终目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日常工作和争取每日面包的有效斗争。
饶勒斯总是设法把互相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他希望改革能够引起革命，希望经常不断的改良”运动”导致“最终目标”的实现。
尽管饶勒斯十分钦佩伯恩斯坦的“积极的“批判态度，但他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中的老牌机会主义的信条：“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对于饶勒斯来说，没有明确“目标”的运动是空无意义的。他坚决反对那种既系统地否定”改良运动”，又系统地否定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态度。
在公用事业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布鲁斯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管理公用事业的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专门负责市政改革的制度。针对他们的乌托邦式的空想，茹尔·盖得指出，“如同希洛人醉得人事不知的样子足以使拉齐尼亚青年讨厌酗酒一样，国家雇员的那付卑躬屈膝、贫穷寒酸的样子也足以使头脑最迟钝的人摒弃所谓靠比比皆是的官僚机构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他还说：“由国家掌握生产和由国家雇佣工人，这并不意味砸碎资本主义秩序——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相反，这意味着赞美和强化资本主义。”
事情很明显，盖得出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在故意夸大……国家雇员要比私人工厂中的工人富裕得多。国家借口说，他们的情况比较优裕和比较有保障，因此剥夺了他们参加工会和罢工的权利。很多人都争着想到政府机构中去任职。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茹尔·盖得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把本来可以统一的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尖锐地对立起来。
饶勒斯反驳盖得说：“国家并不象资本家那样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他用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问题已获解决，“因为整个社会党的政策都强调必须把各国的许多工矿企业改变为全国的或地方的公用事业。”其实，饶勒斯不愿看到别人把他个人对改革的看法——主张企业地方化就是其中的一个观点——同各国社会党的纲领，同法国工人党自己提出的迫切要求的纲领，明显地对立起来。不过，应该替盖得说句公道话，他的这种反对改革的不妥协性——然而是断断续续地表现出来的——更多地起着教育作用：他之所以这样不妥协，这是因为他反对改良主义用机会主义的手法吞噬社会主义。盖得判处改良主义的死刑，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饶勒斯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确实有被改良主义吞噬的危险，但是他力求把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结合起来。
饶勒斯认为，盖得的国际政策同样缺乏连贯性，同样是——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感情冲动的产物。饶勒斯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盖得的国际政策：
他的对外政策同样是软弱无力和含糊不清的。不错，他是一个态度鲜明的国际主义者。他早就激烈地反对戴鲁莱德和“爱国主义者”的沙文主义。他指出，这种走江湖式的招摇撞骗会给公众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危害。但是，盖得的国际主义又是和平的国际主义，不是旨在扩大整个欧洲无产阶级的自由权利、从而壮大他们自身的力量的国际主义，也不是使欧洲无产阶级能够集中今天消耗在战争或者维持和平上面的一切精力和财力，以便对所有制进行必要改革的国际主义。他不认为，无产阶级队伍的不断壮大和民主制度的进步最终会给工人带来解放。他希望发生强烈的震动，使革命力量从地层的深处进发出来。因此，对于他来说，灾难越大，好处就越多。然而，再大的灾难也莫过于各大国之间的流血冲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上将要爆发的战争已经感到忐忑不安。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各国政府机构将被互相残杀的战争破坏殆尽，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就此可以毫无阻挡地进发出来，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中的工人国际就此可以摆脱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束缚。
如果俄国和英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结果两败俱伤，这将是一场多么大的灾难，或者说，这将给革命带来多么大的好处，如俄国是专制主义的堡垒，英国是资本主义的堡垒。这两个国家都是压在世界无产阶级身上的大山，推迟了革命的进程。
俄国不仅是因为它有凶悍的哥萨克骑兵，所以才对西方的共和自由和立宪自由构成威胁。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使西部邻国德国神经高度紧张，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德国帝国主义得以用保卫日耳曼独立作为大搞军国主义的借口。德国无产阶级因此而不敢向德意志帝国发动进攻，生怕内部冲突会引起沙皇俄国的干涉，进而使德国沦为另一个波兰。英国对世界无产阶级来说也是一个祸害。由于英国无产阶级从对世界其它国家的经济掠夺中分得一些好处，因此他们的思想僵化，十分保守，他们至多只愿意搞一些修修补补的改良。沙皇制度的垮台将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资本主义的垮台则将使英国无产阶级迅速地投身到世界革命运动中去。因此，盖得为1885年俄国和英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冲突拍手叫好，称赞它是一场“富有成果的战争”：
“欧洲各国政府不惧怕这场日益迫近的大规模冲突，只怕西方社会主义得到发展的机会。这一冲突并不是笼罩在革命上空的乌云，不管这两个‘文明’国家中谁一败涂地。如果两败俱伤那就更有利于革命。”
“如果俄国在中亚地区遭到惨败，沙皇制度就会覆灭。某一位沙皇的下台并不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垮台，然而，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摧毁，沙皇帝国必将灭亡。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过于胆小，迟迟不敢动手，迄今为止他们只是放一些空炮而已。现在，他们突然成立了一个立宪制的、议会制的和西方化的政府。彼得堡的这场政治革命将不可避免地使德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德国社会主义民主从此可以摆脱莫斯科的可怕威胁，不用担心在威廉军队的背后还会出现亚历山大的军队。工人们可以在铁血帝国的废墟上举行盛大的革命舞会，庆祝1789年式的胜利。沙皇政府的报刊被迫承认，在遭到彻底失败之前，俄国的后退必将动摇整个旧世界。”
“战争万岁！最后一丝和平希望已经破灭……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到来。几天，最迟几个星期之后，莫斯科的军国主义和英国的财阀之间将爆发冲突。正当欧洲的资本主义——用《时代报》上的话来说——对战争阴云的日益扩大感到惊恐不安的时候，正当保皇派的《太阳报》、机会主义的《法兰西共和报》和激进党人的《正义报》声嘶力竭地叫嚷‘大难临头’的时候，我们却拍手欢迎这两大保守势力之间的决斗，我们同英吉利海峡那一边的社会党机关报《联邦报》一起高呼：但愿不是冲突的一方，而是冲突的双方都完蛋！”
盖得确实象个预言家。他在预卜未来时说：“如果俄国在中亚地区遭到惨败，沙皇制度就会覆灭。某一位沙皇的下台并不会导致整个制度的垮台，然而，这个制度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一旦被摧毁，沙皇帝国必将灭亡。”简直可以这么说，盖得在1885年就已经预见到1905年发生的事了。因为俄国革命象影子一样紧跟在沙皇政府在满洲里的失败之后爆发了。在这一点上，盖得比饶勒斯更加符合人们所说的由坏事变成好事的历史辩证法，因为饶勒斯天生厌恶不择手段地挑起流血事件的做法。饶勒斯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泛神论者。他认为，这个充满血腥味的、冷酷无情的宿命观点只会起扼杀人类和理智的双重作用；他不承认，战争和革命都是命中注定的。饶勒斯对革命和灾难性的流血冲突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感到深恶痛绝。他把盖得关于战争是“革命之母”的观点斥为“毫无意义的和可怕的梦呓”。他相信理智和规劝的威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饶勒斯比盖得更加革命。因为他不是要求理智服从于历史的需要和历史的命运，而是要求历史本身服从于理智的法则。他希望建立一个人道的、通情达理的和美好的人类社会。他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人们根本不可能使事物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正如他不认为无产阶级思想是“无法渗透”到国家中去的一样，他也不认为理智是无法渗透到历史进程中去的。他既不相信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也不相信战争的历史必要性。他一生的活动都是为了阻止这类灾难的发生。对于他来说，社会改革恰恰是用和平发展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饶勒斯是一个敢于违抗”上帝”的普罗米修斯，他敢于同严酷的、血淋淋的历史法则对抗。他敢于违抗在政治和社会灾难方面的铁的法则，因为他认为，这些灾难必将毁灭人的个性和良知。饶勒斯向盲目的、残忍的和无法控制的疯狂本性开战。他象萨宾的妇女[1]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横在交战的士兵中间。他因此而得到的最高奖赏是一颗致命的子弹，这些丧心病狂的凶手无法理解他那明智的呼吁和充满仁爱的宽广胸怀……。
[1]相传上中世纪时期，罗马人和萨宾人之间发生战争，萨宾的妇女为了制止战争，便用自己的身子把双方的军队隔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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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组织全民武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四章组织全民武装
饶勒斯的身上体现出现代法兰西，即在大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的智慧和思想。他对祖国无限崇敬和热爱。当代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比他更加雄心勃勃，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法国在未来中的地位。但是，卑鄙无耻的反动势力竟敢攻击这位代表着法兰西民族的力量和荣誉，代表着人类的力量和荣誉的伟人。他们毒汁四溅，污蔑他是祖国的叛徒。饶勒斯很少进行个人之间的论战。他以自己的行动，以自己充满仁爱和活力的非凡的一生来回答这些无耻诽谤。他以善良的行动来回击敌人的阴谋活动。有人荒谬地指责饶勒斯——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套谰言——想使处于军事列强中间的法国解除武装。针对这种指责，饶勒斯提出一项法案，这就是以后出版的《新军队》。
军事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军事著作。除了论述军事问题之外，该书还阐明了一系列关于民主和社会的哲学问题。饶勒斯把自己的智慧、精力、心血、热忱和才智全部倾注在这部书里。人们很难明确说出，在这部第一流著作的作者身上最令人钦佩的是什么？是作者对极其复杂的难题中的每个技术细节的敏锐洞察力，还是高度的概括力和归纳的能力，还是对世间一切美好和高尚的东西的追求和向往？
饶勒斯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出要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
必须消除国家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误会，这对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当一个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不能获得工人阶级的全力支持，那它将犹如一块可怜的破布，一撕即破。法国无产阶级始终把捍卫国家的独立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他们的思想却受到民主主义者极其荒唐的诋毁。无产阶级有权利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自己的要求。
无产阶级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不要去干那种置法国和工人阶级于不幸的罪恶勾当，不要驱使法国工人同其它国家的工人弟兄进行非正义的战争。法国在海牙会议上主张仲裁政策，主张每个国家在冲突爆发之前，把争论提交海牙会议，由其进行仲裁。法国已在道义上作出这种保证，决不能出尔反尔。劳动人民希望国家不要轻率地中断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互助的关系，希望国家继续保持其优良的传统。他们尽力保卫法兰西的崇高理想，使之免受人们的一时冲动或卑劣手段的践踏，这样做既有利于无产阶级本身，又有利于国家。
无产阶级还有一个要求——他们有权和有义务向国家提出这一要求：国家必须抛弃一切阶级或党派的成见，根据国防本身的需要，组织军队。
我请求军官们冷静地、不带偏见地研究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研究社会党关于军事体制的见解。如果他们盲目地攻击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攻击与他们的习惯相抵触的思想体系，那对他们来说——我指的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将是一件十分可悲的事情。军队的军官通过德雷福斯事件，亲身感受到了这种误解的危险性。他们轻信个别与该事件有牵连的上司的话，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竟然发展到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地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对这场悲剧作何感想。如果他们文过饰非，顽固地坚持错误，或者出于对这类亏心事的厌倦，只是在思想上采取回避的态度，却不去吸取应有的教训，那就只能错上加错！相反，如果他们拿出最大的勇气，敢于从最痛苦的经历和最致命的错误中记取教训，洗心革面，他们就必然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一个人必须思想开阔，不受任何框框的束缚。当国家的存亡面临威胁时，这些军官理应率领于百万无产者开赴战场。假如他们和无产者之间存在着思想隔阂，存在着无法消除的误会，那将是多么巨大的不幸啊！
替国家争取权利并动员全国的力量真正地为这一权利服务，这是一个十分崇高的理想！饶勒斯希望把国家和军队结合起来，把军队和正义结合起来，把力量和权利结合起来。拿破仑认为，革命的定义就是武装起来的思想。饶勒斯想把拿破仑的这一观点付诸实施。他并不想解除法国的武装：他要武装正义和权利，使民主和革命的法兰西无敌于天下。为此，他从军事教育的革命化着手，要求摒弃等级观念和反动观念。
解决困难和消除危险的唯一办法，为了巩固国防而深入持久地进行军事教育的唯一办法，这就是破除对驻扎兵营的迷信，把兵营仅仅作为训练新兵的学校，就地编制部队，经常保持其满员，定期召集演习，进行严格和有效的训练。
在现行的兵役制下，对士兵和军官的教育均感不足，白白浪费青年人的大好时光和精力。这一制度成了建立生气勃勃的作战部队的障碍。凭什么理由这个制度居然能沿袭至今？这恐怕首先是因循守旧的结果。多少年以来，各个大国的军队一向驻扎在兵营里面，仿佛只有驻在兵营的军队才是常备军，而常备军则必须呆在兵营里。尽管时代已经发生变迁，尽管建立了平等的义务兵役制，全民武装的原则已得到确认，尽管大批入伍的平民应该成为一支真正的防御力量，但是人们总是留恋过去，总想尽可能地保留旧军队的那一套，使现在的军队变成旧式军队的翻版。因此，人们不知不觉地把驻在兵营的那一小部分军队看作是军队的整体，把仅仅用于训练和培养军事人材的场所看成是军队的根本。这如同把脚手架误认为是支撑整个大厦的栋梁一样。凡是研究历史并且了解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人都不会对习惯势力的这种反抗感到意外。旧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起作用，而新思想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妥协才能最后战胜习惯势力。守旧者力图保持一支脱离人民的、长期在特定圈子里生活的职业军队，而革新者则因为政治民主的胜利和旧军队的军事失利，提出了全民武装的主张。三十年来，我国制定的一系列军事法令和由此而产生的军事体制均是这两种思想不断妥协的产物。今天，当我们想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我们便感到旧的习惯势力的最强烈的反抗。同时，军官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极力加以反对。许多人认为，实行全民武装之后，国民军中的军官首先应该是普通公民，这就远远不如统率百万正规军来得威风。现在，驻在兵营的现役军队受到特殊的照顾，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社会，有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行动，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习惯于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生活的人只承认某一家族或某一个人手中的权力；在他们看来，人民的民主是分文不值的破烂货。同样，深受我国旧军队传统影响的人只看到少数驻扎在兵营里的、完全不受他人约束的军队的力量。今天的政治和社会要求军队向全体人民开放，但这些人却顽固地主张军队必须保持其原来的脱离人民的特殊地位。他们完完全全地错了。建立在人民意志基础之上，并得到法律承认的政权是最有权威性的政权。同样，由热爱独立的人民组成的，并随时准备捍卫国家独立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在这样的军队里，军官享有最大的威信，官兵关系最为融洽。
不合时宜的成见和自尊心，不能动摇人民自行捍卫民族生存的坚强决心。现在人民意识到，继续保持模棱两可的制度是危险的，迁就过去将妨碍新原则的发展。单纯、明确的新制度必将逐步代替混杂拼凑的旧制度。夸大常备军的作用和贬低一支真正的军队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断送法国的国防。
现在是真正拯救军队的时候了，否则它将毁于疲沓和懒散的寄生虫式的生活。
如同我在上面指出的那样，颠倒现役和预备役之间的关系——前者凌驾于后者之上，后者处于屈从和被遗弃的地位——这起到了瓦解法国国防的恶劣作用，使法国丧失一半实力。由于军事制度中存在着这一弊病，法国在防务方面等于只有半个法国。
饶勒斯认为，现役和预备役并存的局面危及国家的“生存”。因此必须尽快结束。但是，他不仅不希望法国的国防遭到削弱，反面要求建立全面的、完整的和有效的国防体制。饶勒斯把军队和国家结合在一起，把民主军队的思想和武装正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以同样的热情谈论军队和国家。他对军队和国家怀有同样深切的感情。饶勒斯热爱军队，这是因为他热爱法国。他敬仰法国，这是因为他把法国看成是权利和生命的化身。他希望法国强盛。
议员们在演说中都谈到了“全民武装”；所有的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思想最保守的军官，没有不同意“全民武装”的原则。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临到危急的时候，人人都将手持武器，开赴前线。朗卢瓦将军以及其它一些人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指出，预备役是法国的一支重要的力釐。于是，人们便以为，一旦临战，十一级预备役将全部投入第一线，为保卫国土而战。这将是一支了不起的军队。预备役共有二百万人，年龄均在三十四岁以内，个个身强力壮，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这将不是一支人数有限的“尖子”部队，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是一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和组织严密的部队。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根据参谋部的动员计划，十一级预备役中，只有前五级——甚至不到总数的一半——才被派往前线，而其它七级——均为二十七岁至三十四岁的壮年——却不能上前线杀敌。
这样，在动员的时候，最年轻的几级预备役将编入144个现役步兵团，使原有的兵力增加一倍，剩下的人将编入预备兵团。这些预备役步兵团实际上只是一些地方守备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守卫据点和交通线，或者是补充前线的伤亡和生病的士兵。麦西梅在1906年和1907年的两次报告中透露，政府把七级预备役弃置不用，即把一百万精兵弃置不用，使法国失去数量上的优势。他在1906年写道：”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我们不认为应该取消预备役的年龄界限，以便把他们统统转入现役部队。实际上，年龄不同的预备役将被编入不同的部队。总动员时，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的人将参加现役兵团，而二十八岁至三十三岁的人将编入与地方守备部队类似的单位”。1907年，他再次强调：“若把第二期召集时间减为十五天，预备役中的年长者将同较为年青的第五、六级一样，不参加第一线的大规模行动，只需集中在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但至今尚未很好利用的野外训练营里”。
现在，预备役截然一分为二。至少有一半人仅仅在名义上属于现役的预备队。他们在战时同现役军队毫无关系；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是徒有其名。他们只不过是地方守备军的一种形式，或长期驻扎一地，或承担一部分后勤工作。法国的预备役太多了，能够保卫国家的公民太多了，以致不知道如何处置他们才好。他们非但不能发挥保卫国家的作用，反倒成了累赘。
只有正义的国家，才能实行全民武装。假如一个政府把预备役全部弃置不用，这说明该政府居心不良，正在阴谋发动武装侵略。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便是一例。他们日益依赖现役军队，并且逐步缩小预备役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初级阶段中的作用，即缩小全体人民的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合乎他们的逻辑的。
他们不顾民族的感情，公然违背已经萌芽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朗卢瓦将军对已婚公民简直是“关怀备至”。但这是贬低预备役作用的最好不过的借口。他在“关怀”的幌子下，把大多数人摒于军队之外，让一小部分经过精心挑选的职业军人来左右国家的命运．难怪朗卢瓦将军在文章末尾叫嚷：“坚决制裁破坏分子！”
那些从组织和思想两方面把国防破坏殆尽的人最为可恶。他们使军队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使人民放弃维护和平与正义的权利。
今日法国的社会制度犹如大杂烩一样：既有民主政治的精神，又有寡头统治的因素；既继承侵略的传统，又表现出和平的意愿。与这种混杂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军事制度当然也只能是模棱两可的。因此，法国预备役的人数大大超过德国。预备役不但不受重视，而且遭人嫌弃，甚至被认为是不可靠的。政府只是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才动用其中的一半力量。
法国只有从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出发，组织自己的军队，她才能真正强大起来，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法国也只有奉行和平与民主的政策，她才能恢复其应有的权利，才能毅然决然地当着全世界的面，宣布放弃武力报复的企图——为了保全面子，她现在只得继续空喊这一口号。如果法国在各种场合光明磊落地宣布放弃其进攻策略，如果法国向各国保证愿意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议，如果法国真诚地希望维持和平，那么，一旦受到外来侵略的威胁时，法国就能依靠全体公民的献身精神，击退敌人的强大进攻，并持久地展开各种形式的抵抗。
到那时候，一切敢于冒犯法国的人都将遭殃！但是，那些自称最爱国、最富有牺牲精神和最懂军事的人，却把一半以上的预备役弃置不用，使法国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丧失全体人民的热情支持。这实在是法国的不幸！
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把全国公民分成已婚和未婚的两类，这等于向敌人承认，法国无力进行真正的全民抗战，无力动员全体公民齐心协力地保卫自己的祖国。令人痛心的是，这些人一方面哀叹，法国的人口日益减少，而德国的人口却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却不去发挥法国的唯一军事优势，即立即动员其全部预备役。法国的经济条件远比德国优越，因为法国拥有大量的黄金储备，拥有长期积累起来的资本，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高，工农业发达，而且比例得当。
在动员预备役方面，法国也占道义上的优势：一旦法国遭到明目张胆的侵略时，法国就有充分的政治和社会理由动员其预备役，而德国则不敢贸然把预备役投入最初的进攻。法国在战略上同样处于优势，因为战争是在受到进攻的法国本土上进行的，只要善于并且敢于选择有利于集中的地点，便可及时地集中人民的力量，而侵略者则师出无名，得不到本国人民的热情和支持，很难动员预备役到异国领土上去打仗。我敢断定，德国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是不敢冒此风险的。如果他们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么他们必将遭到惨重的失败，而这一失败必将导致一场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
如果法国能从一开始就动员其全部的预备役，做到举国上下团结一致，那么法国将变得强大无比，最疯狂的敌人也不敢对她轻举妄动。对于法国来说，这一崇高的国防政策不仅能很快导致和平，而且将确保持久的和平，也就是说，这将导致人类所希望的最纯洁和最慷慨的革命。为了巩固国防和确保和平，我们坚决反对把百万精兵弃置不用的极其荒谬的制度。职业的爱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使国家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而我们则希望把这支大军重新组织起来。对这个关系国家命运的大问题，人民却几乎一无所知，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公民中间，甚至在有识之士中间，有几个真正懂得什么叫“动员“的呢？议会内外，又有谁关心参谋部的国防计划和兵力集中的计划？
饶勒斯根据官方报告披露的情况指出，后七级预备役，约一百万人，被弃置不用。他认为，动员全部预备役是正义的保障。因为“只有正义的国家，才能实行全民武装”。人民不会参与犯罪活动，不可能成为不法歹徒。谁拒绝动员全部预备役，谁就一定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饶勒斯希望给民主和革命的法兰西增加一百力兵力。
建立一支真正民主的军队，一支不是迷信现役军人而是依赖广大预备力量的国民军，这将是和平的可靠保障。假如一个国家自觉地把其全部预备役用于国防，那么任何敌人都不敢贸然对它发动进攻。“职业的爱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神不知鬼不觉地使国家白白丧失一百万兵力”。应该让全国都了解军事问题，因为战争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麦西梅的报告以及国防部长最近的声明都公然要求取消一半预备役。但是，这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公开或私下提出责问的人廖廖无几。既然法国要求每个健壮的男子服役两年，既然战争艺术在于能否在关键地点集中优势兵力，既然军事首脑认为，战争的最初阶段关系整个战争的胜负，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把一百六十万十级预备役与两级现役合并使用呢？这在实际战术中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让大家来讨论和研究吧！这类技术问题只有对那些毫无解决问题诚意的国家来说，才是无法解决的。
事实上，一般人对这类问题不感兴趣；军事当局或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从本阶级的私利出发，墨守陈规，独断专行。
没有很好地在全国开展军事教育，一般居民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对国家的安全关心不够，不愿参与讨论和监督最有效的国防手段。军事多属秘密，所谓公开讨论，并非要向敌人公开作战计划或具体细则，而只是确定一般的战略原则，以便通过实行全民武装来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一个国家的战略原则如同军事组织一样，与本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密不可分。因此，国家的战略原则如同其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一样，必须接受全体人民的审查。这里当然不是指军事行动的细节，而是指原则、准绳、方法和目的。只有当全国人民都关心国防时，国家的安全才有可靠的保证。
战略的种类繁多：有防御性战略，进攻性战略；有介于防御和进攻之间的、极其危险的战略；有政治寡头和职业军人的战略，即只依靠驻扎在兵营的现役军队或者依靠现役和少数预备役勉强结合的战略；有真正民主的和全民的战略，即从今开始就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凡此种种，究竟哪一种战略最好，哪一种战略最劣，均需让全体人民了解、讨论和决定。但是，现在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决定，并没有人民参加，而是在背着人民，甚至在违反人民意愿的情况下进行的。人民已逐步习惯让军事专家们秘密地制定全国行动的原则和具体细节。参谋部正在按照制度的原则精神和过时的理论，忙于削减一百万国家的保卫者，不愿有效地使用全国的预备役。他们之所以这么于，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技术上无法调动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而是因为他们迷信由少数人组成的军队。此外，他们懒惰成性，根本不愿为组织一支精锐部队而花费气力。
我们提交议会和全国讨论的军队改组的方案不但包括真正实行全民武装这一点——目前还只是一个极不成熟的初步设想——而且还包括一系列与此有关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这个方案必将打破思想普遍僵化的状况，必将在实行全民武装的同时，通过对军事问题的讨论，使人民养成思考的习惯。
饶勒斯是一个完全的、不折不扣的民主主义者。他希望让全体人民担负起保卫国家的任务。他要求人民时刻想到军队问题，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决不要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饶勒斯厌恶陈规旧习，厌恶军事专家和职业军人们的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饶勒斯来说，人民始终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一个富有批判性和求实精神的因素。必须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保卫自己。必须使人民自觉地服从纪律。要使入民自己保卫自己，这就需要有步骤地组织民兵。饶勒斯严肃地、深刻地批判了民兵制度的反对者。
如果东部地区的民兵在自己的家里藏有一定数量的枪支弹药，一旦临战，他们应征入伍和集中的时间就会缩短（至少对步兵来说是这样）。这是瑞士人想出来的一条绝妙的办法。我并不想一下子就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个办法，因为我不愿给那些“好心肠”的人提供把柄，说我在加快征兵速度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幌子下，企图武装怒吼的无产阶级来反对可怜的资产阶级。我不希望我们这个从国防角度来看很值得研究的主张遭到粗暴的否定。但是，说实在的，我不认为，如果每个公民家里藏有武器，就会导致人们想象中的天下大乱。在骚乱和罢工中，人们手中没有枪反倒要比有枪时更容易出乱子。在人们手中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号召开枪只不过是一种形象说法而已，对别人和对自己均不会构成真正的威胁。这类号召固然是无害的，但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产阶级一旦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他们就根本不需要这么做。当人们手中有枪时，当人们只需从肩上取下枪，装上子弹，就能开火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时，人们便不敢轻易号召开枪，否则就会引起严重后果。一个人只有在发疯或绝对服从的情况下，才会开枪。士兵们向人群开火，可以说是在履行“公事”；而他们对这一类“公事”正越来越反感。一个人只有在失去人性和理智的情况下，才会下令开枪。有良知的政治家在领导运动时，必须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采取负责的态度，必须反对任何导致流血伤亡的暴力行动。任何一个工人或者罢工者的妻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投掷石块，但是若叫他们开枪，他们便会变得迟疑起来。士兵在开枪的时候，不但会感到害怕和气愤，而且还会有一种闯祸的感觉。如果工人不惜酿成流血事件，滥用他们手中本应用来保卫国家的枪枝，那么他们的各种要求以及他们的事业都会遭到最强烈的反对和谴责。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游戏，工人们是决不会这么干的。不但非无产阶级群众，而且连工人阶级内部反对暴力的人——不管他们是出于明智或胆怯，还是出于忍让或理想主义——都会对使用武力的人进行可怕的报复，甚至包括肉体上的报复。不光革命的工人手里有武器，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半保守的工人也有武器。他们将汇合成一股愤怒的可怕的洪流。首先开枪的人最终将被屠杀的浪潮吞噬。这种可怕的场面足以使人们的头脑清醒，不敢轻举妄动。瑞士的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从未想到动用武力。我曾问他们：“你们的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难道不怕人民使用武力吗？”他们回答说：“我们从未想到使用武力，只有疯子才会这么干。首先开枪的人是绝无好下场的。”
近几年来，瑞士的民兵虽然仍把枪带回自己的家里，但是枪中并没有子弹。他们只有在射击俱乐部练习枪法时，才领取子弹。当地的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的死对头对我解释说，从公民那里收回子弹，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或者出于治安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公民自己要求政府这么做的，他们生怕儿童或精神病患者摆弄枪枝时发生误伤。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担心，如果把子弹留在公民家里，可能会给企图自杀的病人和对生活感到绝望的人提供方便。这是为了减少社会新闻栏里的悲剧性消息，人民才要求政府统一保管弹药，而决不是为了防止社会骚乱的发生。尽管如此，很多瑞士人仍把练习后剩余的子弹带回家里，而且他们还能自由地从官商那里买到子弹。这是我在洛桑时亲眼目睹的。但是，不要因此而认为，瑞士是一个工业不发达的农牧业国家，那里的人民秉性温和，所以劳资之间从未发生过激烈的阶级斗争。
情况早已改变。现在，瑞士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农业，它比法国更加发达。工业城镇和工人的人数明显地增加。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性格的移民加入瑞士国籍，其中包括法国人、德国人以及热情奔放和爱动肝火的意大利人。南方发生骚乱之后，法国政府采取了限制或者取消分区募兵的政策。国防部长皮卡尔在答辩时承认：“我在瑞士时，确实感到那里的民主制度相当健全。不但户户藏有枪枝，而且人人尊重法律。这使我产生新的想法和希望。“国防部长佯装不知道，最近在瑞士的韦维市，当一家巧克力糖果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时，曾发生激烈的冲突。瑞士的每个省份都爆发过大规模的、激烈的罢工运动。士兵曾向人群开枪。但是，由于我在上面说过的那些原因，瑞士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从未这“从肩上取下枪枝”。苏黎世林荫大道两旁的豪华的商店里堆满了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日内瓦珠宝店里陈列着光彩夺目的金银首饰；伯尔尼银行里黄金堆积如山；然而，家中有枪的贫民终日彷徨落魄在迷人的林荫道上或污秽的小巷之内，他们却从未想到把子弹推上膛。
饶勒斯运用他一贯的做法，双手紧紧抓住反动派这头蠢牛的尖角：对人民的不信任和害怕人民的暴力行动，即害怕革命。统治阶级用心十分险恶。他们知道，最终只有依靠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他们才能进行统治，才能维护其统治。统治阶级时刻担心受蒙蔽、受剥削和受压迫的人民有朝一日将揭穿这个经过巧妙伪装的秘密，担心强大的人民力量将用革命暴力来推翻建立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基础上的制度。统治阶级和他们的政府一想到觉醒的人民将象力大无比的参孙[1]一样，一抖双肩就可把社会不公正和贫困的大厦推倒，一想到人民将会拿出Ultimaration[2]——革命，他们便害怕得浑身颤抖。
饶勒斯明白这一点。他知道，所谓职业的和冒险的爱同主义者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将不惜牺牲国家的安全。他作为一个清醒的社会主义者，坚信国家的命运是同社会主义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但是他把国家置于一切之上。为了使他的政敌能够接受他所提出的、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改组军队的计划，饶勒斯尽量避免提及由于得到民兵制度的反对者的不公开支持而显得更加危险的这一基本观点。他摆出许多令人信服的新证据。他向人们详尽地介绍了瑞士的民兵制度。他指出，瑞士人民既具有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和作为一个不可征服的、自由独立的民族的自豪感，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饶勒斯总是主动收集各种反对意见，并据理予以驳斥。他指出，不能根据公众集会上措词激烈的演说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民：工人运动的领导人满可以在集会上慷慨陈词，替生活贫困的工人群众诉说他们心中的怨恨和不满；这好比一帖“止痛剂”，能起到安慰和出气的作用。但是，如果要这些领导人公开煽动工人起来采取暴力行动，他们便会吞吞吐吐，顾虑重重。凡是了解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这类事情是永远不会发生的。饶勒斯十分了解人民的心理，“任何一个罢工者的妻子都会堪不犹豫地投掷石块，但是如果叫她开枪，她便会变得迟疑起来。”
瑞士的有产阶级摸透了本国工人阶级的心思，所以从未想到要把工人家中的枪支收回来。有些民兵不愿意把子弹留在家里，因为他们希望减少报刊社会新闻栏里有关个人悲剧的消息，而决不是为了防止社会骚乱的发生。
有人反驳说，这是因为瑞士人民秉性温和，他们是“专门从事农牧业”的。事实并非如此。现在瑞士的工业比法国还要发达些。苏黎世、温特图尔和巴塞尔等工业城镇发展迅速，日新月异。瑞士的财富日益增多。富人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商店比比皆是；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却过着悲惨的生活。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和其它国家一样，瑞士军队也向罢工的工人开枪。但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却从未想到“拿起放在家里的枪枝”。穷苦人默默地从“陈列着光彩夺目的金银首饰的日内瓦珠宝店”门口走过，从黄金堆积如山的伯尔尼银行门口走过。在他们中间也有法国血统的工人。家中藏有武器的人民并没有威胁“苏黎世林荫大道两旁的豪华商店中的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
饶勒斯在消除了特权阶级对民兵的疑虑之后，便着手解决如何组织民兵的技术性问题。他特别重视军官的教育问题，因为他觉得这是特权阶级反对民兵制度的另一个巨大的思想障碍。
饶勒斯作为一名社会党人，竟能对军队作出如此精辟的分析，实在令人惊叹不已。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饶勒斯本人也是一名战士，他是自由民主制度下捍卫权利、自由和民主的战士，是忠于自己的崇高职责和不惜牺牲生命来完成神圣使命的战士。职业的军阀集团是一帮心胸狭窄、极端自私的家伙，他们竭力抹杀人的个性，反对人们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只要求消极的，几乎是机械的服从。饶勒斯的民兵主义——请允许我使用这个新词——则以发扬人的个性作为理论基础，它要求人们自觉自愿地和坚定不移地献身于一个值得为之作出最大牺牲的伟大事业。他特别要求作为军队灵魂的军官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度的文化水平。
报告以极其强硬的语气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学识。国家确实应该根据现有的教育条件，要求全体军官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为此，国家应该创办各级学校，以便取得最大的效果。所谓军官出身问题不应高于拯救祖国这一最高原则，这个问题与军人的崇高使命毫无关系！军人之所以光荣，这是因为军人应该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可以说，世界上没有比自觉地献身于祖国更加伟大的行动了。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军官的责任是保持冷静，镇定地进行指挥；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扬英雄主义和高度发挥理智的作用。假如一个军人终日沉湎于庸碌的生活，精神不振，意志衰退，那他怎么可以有忘我献身的精神呢？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军官们缺乏严峻的考验。在和平时期培养不畏艰难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唯一途径是不断提高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一个人在充满幻想和激情的时刻，应该鞭策自己发奋学习，力求上进，以便胜任肩负的工作。否则，在遇到考验的时候，他只能凭感情的冲动和虚荣心行事，不可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战斗。然而，我们现在却不要求我们的军官发挥他们的全部聪明才智，而以最低的文化程度为标准，只要求他们具有“一定的学识”，从而埋没了他们的一部分才能。普通学校的教育，尤其是军事院校的教育往往不是在提高学生们的知识水平，而是起到相反的作用。
拯救祖国的崇高任务要求对军官进行严格的智力训练。为了使他们能够担当起保卫自由和权利的使命，”必须使他们最大限度地发扬英雄主义和高度发挥理智的作用。”必须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
显然，只有抛弃反动的等级观念，这个目标才能达到。必须使军官和人民以及人民的革命智慧完全结合起来。饶勒斯希望军官们摆脱市侩习气和树立远大的社会理想。为此，他再三强调光荣的革命传统。
蒙泰涅只顾个人的前途，不敢思考人类的未来，”所以变得鼠目寸光，思想日趋僵化，慢慢地消声匿迹“。与此相反，拉伯雷能够高瞻远瞩，用希望和智慧的光芒照出问题的本质。蒙受奇耻大辱的奥什在狱中从拉伯雷的著作中得到了巨大的精神安慰。临死前，他对自己一生的不幸遭遇和丧失理性的人类非但毫无怨言，反而内心充满着希望。奥什完全理解拉伯雷书中所说的一切，他从他的老师那里获得了无穷的力量。一个投身于伟大斗争的人从生活中得到深刻的启示，看到了精神生活中的巨大奥秘。人的精神力量和人的活动互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解释。拉伯雷的学说使奥什能够至死忠于革命的思想，而奥什的革命行动则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拉伯雷的学说。只要存在着军队，那么把军队同人民分割开来，这就是抹杀法兰西的智慧，就是对军队本身的犯罪。
一百十五年以来，凡是诋毁和镇压革命的政权都犯有这个罪行。它们阻碍一个新法兰西的健康发展，并且歪曲和贬低军队的价值。它们利用军队来实现个人的野心，使其成为一个为特权利益服务的残暴成性的特别阶层，成为一个脱离人民、不得人心和不堪一击的武装集团。一个世纪以来，军队既是反动派的宠儿又是他们的牺牲品。拿破仑手下的军队丧失了追求自由的革命精神——这一精神曾使它成为最伟大的军队——在获得一系列虚假的和孕育着危险的胜利之后，它使国家蒙受耻辱和遭到肢解。这时，利欲熏心的军官已对拿破仑感到厌倦，于是纷纷倒戈，投入旧君主制度的怀抱，军队变成了乌合之众。在残存的革命力量和拿破仑分子遭到迫害和清洗之后，军队变成保皇派和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工具。它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即扼杀1848年建立的共和制。军队还为那些企图用政变来根除共和制的人效劳。它在帝国中继续保持其虚荣和特殊的地位，它并没有把它在克里米亚和意大利取得的虚假的胜利当作严重的教训来加以记取。它不能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必要的反省，也不能接受追求自由的优秀分子的思想。王朝末期，军队成了孤家寡人，它夹在四而楚歌、软弱无能的政府和惨遭镇压、充满敌意的工人阶级中间。它无法从摇摇欲坠的帝国那里获得力量，也不能从对它充满不信任的民主阵营那里获得力量；它既缺乏改革的热情又毫无组织性。军队在没有准备、没有理论和没有方法的情况下，面临着巨大的战争考验。光凭一时的勇敢是无法挽救它覆灭的命运的。第三共和时期，军队曾一度稍有起色。但是，军队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阶级地位使它在感情上依然同旧政党保持于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它又被共和政府，被资产阶级的软硬兼施的表面民主弄得晕头转向。几年来，军队被复仇的念头迷住了心窍，看不到自己地位不稳、精神生活空虚这一严重状况。当复仇的念头变得淡漠或完全消失时，它才开始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处在封闭的真空里。在与人民严重脱离的情况下，军队的本身就成了中心和目的。它单独成为一个天地，有其特殊的法律和特殊的荣誉。资产阶级政府正在大肆鼓吹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企图以此来转移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视线，转移人民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政府在极力颂扬军队的同时，抽掉了军队的最根本的东西——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精神。
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没有理想，只听到官方的一片空洞的赞扬声。它就象一个挂满胜利品、战旗和奖章的空架子。当最凶狠的反动政党仿效钻在木马肚内的希腊人，准备起用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时，资产阶级共和派只好依靠临时的手段，依靠警察的力量来应付局面：这只能激怒军队中的旧党派和危害新生力量。现在，法国资产阶级军队既没有专制王朝时期的绝对服从纪律，又没有人民民主制度下的热情。因此，如果不用某种形式的社会革命和意识革命来改革目前的军事制度，那么军队只能是一个没有目标和灵魂的庞然大物。诚然，人们可以反驳说，尽管一百年来我国的军事制度饱尝军队与民主政治脱离的苦头，但是军队中毕竟涌现出不少优秀人材。我知道，军队中确实存在一批很有胆识的人。我知道，一些军官确实具有高尚正直的品质。维涅曾描述过这些军官在看到军队沦为替党派私利卖命的奴隶时的痛苦的心情。我知道，一些有觉悟的军官确实参加了圣西门运动以及共和党的宣传工作。我知道，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军官们的身上仍然闪烁着英雄主义和聪明才智。我也知道，三十年来，很多军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出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几年来一直在痛苦地探索新的道路，他们在极其荒谬的制度下无力地挣扎。他们好比被围困在一座孤城里，弹尽粮绝，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
在饶勒斯看来，把军官同人民分开，这是一种犯罪行为。他指出，造成这一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反动派，因为他们把军队变成旧政党手中的反革命工具，变成“保皇派和资产阶级互相勾结的工具”。反动军队扼杀了1848年建立的共和制，残酷地镇压了共和制的缔造者——无产阶级。它发动了12月2日政变。军队已沦为反动派手中的工具，它无力进行改革。第三共和时期，军队变成一具“僵尸”，只能用“复仇的念头”来弥补“精神生活的空虚”。各届政府拼命奉承军队，但是，这根本不能使它获得新生。军队没有思想，没有理论，没有理想。就在这个时候，“最凶狠的反动政党仿效钻在木马肚内的希腊人，准备起用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
饶勒斯看到，那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军官内心感到十分痛苦。他完全承认，”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军官们的身上仍然闪烁着英雄主义和聪明才智。”但是，他们在以陈规旧习和集团私利为基础的极其荒谬的制度下无力地挣扎着。
饶勒斯希望结束军队和人民分离的状况：他希望军队国家化、人道化，从而使它接受当代争取解放的伟大思想。先进政党中的一些好心人指责饶勒斯倒向军国主义一边；但是，只要认真读一读饶勒斯的著作，人们便可发现，这类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事实恰好相反，饶勒斯决心同“这个凶残的和思想空虚的军阀集团”血战到底。为了捍卫崇高的理想，他只要求建立民主的武装。他希望建立一支为理想服务的合乎理想的军队。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饶勒斯要求对军官进行教育、教育、再教育。然而，这一教育不应该使军官脱离人民群众。可以这么说，军官在得到任命之前，必须首先被“派”到人民群众中间去。
我首先关心的是军官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同低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目前，法国不同级别和不同军种的现役军官共有31，000人。其中6，000名军官不编入作战部队，如行政军官、军医、参谋军官等。如果把更多的行政事务工作委托民事部门和工业部门去办，那就可以减少军官的人数。这里，我只想笼统地谈谈军官问题。
从理论上说，总动员时，十一级预备役均须投入保卫国家的战斗，所以仅靠31，000名现役军官是不够的。
按照作战计划，预备役军官需有18，000名，其中12，300名步兵军官，1，300名骑兵军官，3，500名炮兵军官，900名工兵军官，400名铁道兵军官。现在，现役步兵军官为14，000名，预备役步兵军官的人数和现役步兵军官的人数基本相等。实际上，预备役步兵军官常常缺额，目前只有5，000人，还不到总数的一半。我不打算细谈这一问题。我只想说明，战时，军队一共需要大约50，000名军官。既然人数如此之多，所以他们就不可能全部都是职业军官。否则，国家的财政是负担不了的。此外，如果这些军官指挥的部队全是驻扎在兵营的常备军，而部队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无事可干，军官们无疑也将过着悠闲的、寄生虫式的生活。这将削弱军队的士气。为了真正体现新军队的人民性，为了使这支军队对自己的原则产生信心，必须把士兵驻兵营的服役时间从两年时间缩短为六个月训练所必需的时间；必须组织地方部队和尽可能地就地募兵；必须使军官的任命和晋级带有若干民主色彩。但是，光靠这些措施还不够，还必须使绝大部分军官同士兵一样不脱离平民生活，即公众生活；必须使人民明白，平时他们可以照常生活和工作，而战时他们则将成为士兵或军官。尤其应该注意克服我国历史上那种放任自流的恶习。应该让优秀的职业军官专门研究日趋复杂的军事问题，研究和宣传最有效的作战方法以及对全体公民进行严格的军事教育。当然，这些军事专家本身也必须与民主武装力量和现代生活保持不断的联系，尊重民主和具有民主精神。法国大革命时代，军队混合编制，每团有三个营，其中一营为旧军，两营为志愿军。我认为，今天的国民军的军官也应采取混合编制。职业军官应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他们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和较多的军事专业知识，受过民主的高等军事教育。不脱离平民生活的民事军官至少应占三分之二；他们通过国民军的职业军官的课堂教育、示范和合作来丰富自己的军事知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民事军官分两种情况：他们当中的一半人是受过严格的普通教育的学生，经相当的军事训练之后，便可在很短时间内由军士提升为军官；另一半人是很有才干的军士，他们经过一定的训练之后，也可晋升为军官。因此，军官的来源有三类：职业军官、受过普通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民事军官以及优秀的军士。这三部分人的人数基本相同。根据法国现有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这种做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的人材，以便组成一支精干的军官队伍。
我对所谓出身一律，毫无兴趣。因为要求军官的出身一律，只能是虚假的幻影或危险的圈套。只要今天的社会基本维持现状，只要不对现有的占有制从根本上进行真正的革命改造，只要文化为大、中资产阶级所垄断，只要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仍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那么，所谓出身一律只能是一场骗局：它将很快被事物本身的发展和社会现实所粉碎。其实，即使在面临着反动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侵略威胁的共产主义国家里，也不会强求军官出身一律。当然，在全体人民都有支配财产的权力的社会里，等级观念已经消失，人们完全可以按照科学的专业分工，把军队的一部分领导职责交给职业军官。但是，在今天划分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出身一律将意味什么呢？要确保出身一律，全国的军官候补生必须从一开始就具有相同的文化程度和智力水平。让“体质情况不同“的人一起参加“赛跑”又有什么意义呢？一部分人“先天不足、体质虚弱“，没跑出几步，就气喘吁吁，再也跑不动了；而另一部分人“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肯定一路遥遥领先。两只充气后具有相同升浮力的气球升入空中，由于遇到的气流不同或者控制气球的人的胆量和技巧不同，结果一只升得高一些，另一只升得低一些。但是，在开始时，这两只气球的机会是均等的。如果两只气球因为充气程度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升浮力，你却硬说它们的机会是均等的，这纯系无稽之谈。
选拔军官时，保证出身一律的具体做法应该是这样的：所有的军官候补生首先必须在军队中服役当兵两年，并担任相同的军士职务；然后进入相同的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根据他们在校的考核成绩和当见习军官时的成绩，来决定他们的提升。这是瑞士人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在法国，那些希望军官出身－律的“民主人士“恐怕不愿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他们只要求一部分军官候补生服役当兵；即使如此，他们对这部分人也不是一视同仁。1905年颁布的组织法规定：“凡军官候补生均须经过服役当兵之阶段。圣西尔军校和陆军技术学校的学生也不例外。”照此规定，法国军官似乎皆为士兵出身。我无意批评这个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相当不错的法律条文。我只想指出，虽然法律规定每个公民必须服役两年，但是军校的学生在当了一年兵之后，就处在比他人优越的地位。
饶勒斯要一支尽可能地保障民主的军队。为此，他要求“绝大部分军官同士兵一样不脱离平民生活，公众生活。“同时，他希望，人人都感到自己是一名士兵，“必须使人民明白，平时他们可以照常生活和工作，而战时他们则将成为士兵或军官。”他对军官的出身一律，丝毫不感兴趣。他认为军官的出身不必强求一律。军官的来源可以有三个：职业军官、不脱离公众生活的民事军官以及出类拔萃的军士。
饶勒斯不愿为了军队而牺牲民主制，但他也不愿为了机械的平等和起码的民主而放弃军队本身的技术要求。人的能力不可能绝对相等，指挥军队的军官也不可能绝对相同。出身一律完全是虚假的。善于辞令的饶勒斯极其形象地表达了他的想法：“如果两只气球因为充气程度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升浮力，你却硬说它们的机会是均等的，这纯系无稽之谈。”
教会成立初期，狂热的基督教徒对异教徒宣称：“我们的人遍及天下：在你们的法庭里，你们的军队里和你们的宫廷里，都有我们的人。唯独你们的寺庙是例外。“必须让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看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和雄心。在这种环境里培养出来的军官怎么可能无视或不理解无产阶级呢？
其次，为了使军官较为容易地接触民主，应该废除军官学校中的贵族式的和修道院式的制度。从今以后，普通大学的课程应包括军事这门学科。培养律师、化学家、工程师、医生或教师的大学也应该培养军官。各方面的理由都促使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方面，关于大学的概念扩大了，更加系统化了。大学各专业的学生可以自由听讲，任其选择课程。原来各院系之间互不通气的情况现在已有所改变。各专业，特别是相近的专业开设了共同的课程。学生除了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之外，还应了解本专业与整个科学以及整个人类活动的关系。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已经并入、或起码已经附属于巴黎大学，它虽然依旧是一所培养师资的高等学府，但是那里的学生在学习教育学的同时，还学习普通课程。
军事科学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从现在起在既培养分析能力又培养归纳能力，既传授专业知识又传授普通知识的大学里，将开设这门学科。另一方面，军官学校也已比过去开放一些。考入圣西尔军校和陆军技术学校的新生，在入学前，必须首先入伍当兵，这就是说，未来的军官必须接触士兵和平民的生活，接触由来自不同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国民军的民主制。缩短军官学校的学制，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起码可以缩短学生的修道院式的生活。过去那种把学生禁锢在学校里单纯学习专业的制度在某些方而已经被打破。现在为什么不把军官学校的门窗全部敞开，以便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呢？为什么不填平人民和军队之间的鸿沟？为什么要继续维护军官的特殊地位？为什么不让未来的军官同普通大学的学生亲切、自由地进行丰富多彩的思想交流和学术交流呢？为什么不让普通大学的学生从准备担负国防重任的青年人那里得到新的精神食粮呢？现在，军官学校中存在着令人窒息和等级森严的纪律。学校委员会已经觉察到这一点。这种纪律不利于培养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和民主军队所需要的具有自由思想的军官。学校的教官以高人一等的长官自居，事事要求学生绝对服从。教官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发号施令。学生和教官之间不存在平等和自由讨论的余地。甚至在教学过程中，教官也只要求机械的、盲目的服从，给学生的思想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即使是那些从外面聘请来担任普通课程的“世俗“教员，也无法摆脱这种恶习。如果他们允许学生自由讨论，提出大胆的见解或疑问，那就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学生完全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和机械钟表一样，只有上了发条，才能行走，否则它就停止不动，这和根据阳光的投影自动指示时间的日晷完全不同。假如在普通大学里开设军事班，担任教学的军官便能逐渐习惯于学生大胆的和自由的讨论，军事班的学生也可象数学系、历史系或哲学系的学生一样，培养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以为，这样一来，学生再也无暇进行操练。实际上，只要合理安排时间，他们就完全可以把射击之类的军事训练和课堂学习兼顾起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方面随巴黎大学文学系或其它系的学生一起听课，另一方面在本校学习当一名教师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军事班的学生也应该采用这种办法。然而，我并不希望加重学生的负担，以免他们生吞活剥、不求甚解，来不及消化学到的知识。未来的军官在校学习时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不应少于医科学生或法律系学生。我们认为，他们的学制，包括在新兵训练营的六个月时间在内，应该定为四年。四年后，当他们被分配到国民军各部门中去的时候，他们必须既精通专业技术、又具有今后进行研究和创新所必需的广博的学识。麦西梅发现，人们过分偏重军官在校的教育，而忽视了他们毕业后的教育。他引用了某一将军的一句话：我们把燕麦全部喂给了幼马，而壮马却一点也没有。我们不希望把军官的智力教育仅仅局限于在大学的这么几年，他们应该在整个服役期间，坚持自学和进修，始终保持旺盛的求知欲。为了使他们在工作中不至于象其它人那样墨守陈规，为了使他们对今后的学习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基础教育应该是广泛的和扎实的，应该引起他们对科学和自由的向往，培养他们广阅博览的习惯。
大学军事班的学生在校期间应享有一定的待遇，他们的生活费用将由国家和我曾提到过的各类团体负担。学习努力、成绩优异的学生将受到晋级的奖励。这样，大批优秀青年就会踊跃报考大学军事班。每年，每所大学的军事班招收二十名学生，这同军部举办的尉官训练班相仿。巴黎、里昂、里尔、图卢兹、波尔多等地的主要大学每所将各有60名至80名这类学生。思想和行动的力量聚积在一起，必须燃烧起熊熊烈火！
饶勒斯的军事政策同其总政策一样，系统地运用了他的泛神论原则，即万物的渗透性：事物和人之间不存在绝对的真空。一切事物都被某种共同的物质联系在一起，事物与事物互相掺和，互相关联，互相渗透。一切事物寓于一切事物之中。无论宇宙还是人类，都不是由截然分割的和互不关联的部分组成的。事物的连续性是绝对的。不存在真空。宇宙是一个机体。我们在研究饶勒斯的哲学观时，已经看到上述思想。这里，我们还需指出，他的民主思想已渗透在他的宇宙观里。准确地说，在饶勒斯的思想深处，宇宙本身便是某种民主制，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依存和互相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在军队问题上，饶勒斯也坚决反对军事专门学校中的修道院式的制度，因为这一制度不让学生接触外界的思想和事物。军官必须和人民融成一体，因此他们必须同全国知识界的精华一起生活。“军事科学是人类知识宝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应该在普通大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未来的军官应该作为一名普通的大学生，通过专业学习，掌握国防知识。这样便可以消除等级观念的残余。“把军官学校的门窗全部敞开，以便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在目前的军官学校里，教官不是在传授知识，而是在发号施令。学生的思想变成机械一般，缺乏主动性、灵活性和生气。饶勒斯生动地指出这一僵硬制度的特点：”和机械钟表一样，只有上了发条，才能行走，否则，它就停止不动，这和根据阳光的投影自动指示时间的日晷完全不同。”
我们在深入研究真正的人民军队的组织条件时，遇到一个更为迫切的重大问题。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是否愿意保证军队的正常活动？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热情支持，一切军事机构等于虚设。如果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军官的征募制一点也不热心，不注意把军队的指挥权置于自己的影响和思想控制之下，那么一切征募制度，不管人们把它设想得如何合乎民主精神和人民性，都不能发挥其效用。只有当人民积极参与军队的建设，这类征募制才会行之有效。假如人民采取敌视或袖手旁观的态度，军事制度方面的任何形式上的变动都会起到瓦解国防的作用，从而使法国无力抵御外来入侵，甚至导致重新建立军人寡头统治。在人民麻木不仁的情况下，唯独有产阶级掌握战争机器和镇压工具，他们以军队组织的表面民主化为幌子，继续保持他们的实力和现有的特权；这种军人寡头政治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为什么无产阶级不愿按照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以日益壮大的自身力量，来承担组织军队和保卫国家的重任呢？我觉得，反军国主义的宣传，甚至反爱国主义的宣传往往含糊其辞，引起了不少混乱和误会。因此更加需要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确信，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劳动人民将会明白，无产阶级参加新军队的建设，这对社会和他们自己，对全体人民、革命和国家都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们的宣传中既有一些必要的事实根据和大胆的有益的主张，又有一些轻率的和不正当的奇谈怪论。资产阶级报刊千方百计地企图利用这一点，以便制造更大的混乱。他们出自内讧或勾结的需要，矛盾百出地解释我们的宣传对群众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它们故意扩大危险的一面，因为他们害怕社会党和激进党之间的接近，害怕一切民主力量在大胆争取社会进步的事业中的合作。这些教训试图说明，反爱国主义在工团主义中占了主导地位，逐步分散了全国的力量。它们对激进党人说：“难道你们将同破坏法国社会的政党携起手来吗？”有时，为了说服犹豫不决的政府对工团主义和社会党下毒手，它们又说：“不用害怕，这些人虚弱得很，他们的组织毫无力量。他们无法把他们的邪说灌输到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头脑中去。他们没有触动——更不用说掌握——人民的心灵。我们的士兵虽然在演习中疲惫不堪，但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仍然愉快地服从长官的命令，这便是一个明证。”
对反动的、保守的资产阶级这种自相矛盾和荒唐可笑的说法，我们根本不用理睬。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现有形式及其具体运用的抵触情绪，或者对社会反动派给国家的概念所规定的形式的抵触情绪，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当中的某些人在盛怒之下，或者因为被一些遭到滥用的简单提法迷住了眼睛，从抵触、不满发展到否定包括防御性的人民军队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军队，否定包括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在内的一切形式的国家。但是，根据世界现状以及法国目前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我们必须弄清楚，无产阶级是否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和利益在于对现有的军队进行必要的改造，使其成为民主的和人民的军队；还在于在明确的正义和和平的总原则的指引下，警惕地守卫正在逐步发生变革的祖国。即使从法国的安全出发，无产阶级也必须参加军队的改组工作，因为国家的安全是他们在国内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条件。我曾经指出过，现在的军队已经奄奄一息，我国的国防软弱无力。法国工人阶级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在陈腐过时和矛盾百出的军事体制下，继续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使法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要么亲手创建一个崭新的防御体制，并成为这一体制的中坚力量。仅仅接受改组军队的一些提法是不够的，即使它们是积极的和明确的，应该采取认真和坚决的行动，使这些提法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如果工人不热心于军事教育，不参加体操和射击训练，不参加野外演习，以代替今天枯燥无味和令人窒息的教育，那么嘴上说民兵制度比兵营制度优越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绝大部分来自无产阶级的十万名低级军官把保卫国家看成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苦差事，那么即使有得到法律确认的三百万民兵又有什么用处呢？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摆在法国和无产阶级面前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或者法国继续维持其陈腐过时、摇摇欲坠和千疮百孔的军事形式，一切听天由命；或者工人阶级自觉自愿地组织一支生气勃勃的和广泛的新军队，并成为这支军队的中流砥柱。但是，工人阶级为什么不愿作后一种选择呢？
工人阶级和社会党人指责军队沦为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冒险的工具。不错，军队确实是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主见，也没有自己的政策。至少在法国，军队只是文官政府的奴仆，虽然军队犯下令人发指的暴行，虽然它违反宪法，威胁或践踏自由，屠杀人民，但这一切不是为了谋取它的切身利益，它只是在执行上面的命令而已。
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军队自发地进行有益或有害的革命。而法国的军队则是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工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平民革命（Larevolutioncivile），它对以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雾月的掷弹手们是不为某一集团卖命的。波拿巴之所以能够青云直上，这是因为各政党被长期无休止的争吵弄得精疲力尽，但军队始终游离在它们的争吵之外。波拿巴自称在军队之外，并且凌驾于军队之上。他的幕僚对他的发迹感到不安的程度至少不亚于忠于革命的革命者。可怕的”六月镇压“虽然是由卡芬雅克指挥的，但不是由军队自己策划的，也不是为了军队本身的利益。镇压的目的不是为了加强军人集团在共和国中的实力。自私的、胆战心惊的和阴险毒辣的资产阶级一手炮制了“六月镇压”。他们几个月来一直在窥测时机，企图一举消灭社会主义。教会清楚地知道，只有当遭到血腥镇压的工人阶级厌弃共和派资产阶级时，它才能战胜民主共和制。因此，教会利用冲突事件，拼命推波助澜。不过，它在利用冲突的同时，又有点担心。蒙塔朗贝尔生怕将来的资产阶级秩序只靠物质力量维持，简单地靠刺刀生存的社会可能会认为精神力量，即宗教的力量和教会的说教是多余的。
可怕的“十二月政变”之所以发生，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农民盲目地崇拜拿破仑，同时也因为自私透顶的资产阶级扼杀了人民的力量和扑灭了共和的烈火。聚集在谋取王位者周围的野心勃勃和享乐成癖的将军们并不是这场政变的罪魁祸目。因此，与其说这是军人政变，还不如说是资产阶级保守的社会政变。当然，军人只知道消极地服从；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士兵和普通军官完全听任几个鲁莽的将军的摆布；追求暴力和统治的本能在与人民相脱离的军队中迅速滋长——这一切无疑使得那位阴险的冒险家能够更容易地实现其野心。但是，军队的欲望或要求不是导致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同样，在公社时期，梯也尔和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决不是在军队的影响下才起来反对巴黎的共和派和工人群众的：当时军队只是一个穷途潦倒的可怜虫。由于军事上的失利，指挥官的无能和叛卖行为，军队已经名誉扫地，毫无威信，再也无法左右局势和发号施令了。巴赞纳的事业，更正确地说，他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计划，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梯也尔这个固执己见、心胸狭窄的老牌议员，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并打算继续充当军队的后台。凡尔赛国民议会本身并不是由军人集团控制的。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出于对专制独裁的憎恨和害怕，互相抱成一团。对于民主制的狂热信徒和神权的崇拜者来说，军队显然服从人民或上帝任命的文官政府。奥尔良议会制的干将们在这些对立的理想主义派别之间周旋。为了阻挡和扼杀民主，他们并不直接依靠武力，而主要依靠立宪会议，巧妙地进行抵制和从中作梗。在最后几天的战斗中，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共和思想的巴黎无产阶级，面对一批疯狂的、如痴如醉的士兵以及趾高气扬的和冷酷无情的军官。这时，爱好虚荣和暴戾的迪克罗对无产阶级大发雷霆，把他自己的无能和笨拙归罪于他在巴黎围困时期从未去组织和领导过的“巴黎小市民”。加利费手下的一名将军对无产阶级大肆炫耀武力，犯下了种种暴行。反动派在穿着军装的士兵和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的血腥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一情景将永远留在无产阶级的心目中。但是，国民议会之所以反对公社，不是由于受到军队的唆使或者为了谋求军队的利益。国民议会企图通过扼杀不断震撼整个法国的首都工人和共和民主制，来维护一部分人主张的传统的君主制或议会的君主制，维护另一部分人主张的资产阶级保守的共和制，使之甚至在人民的合法进攻下，也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这不是军人集团的事情：这是特权阶级采取的一个血腥步骤。这场反动风暴过去以后，体现共和派意愿的普选制确立了；尽管保守党派为了在群众中制造混乱，高喊要制止社会祸害，但是他们已被民主运动远远抛在后面，再也不敢动用军队的力量来反对人民的合法力量。政府首脑麦克马洪元帅是军人出身。那些最疯狂的人，那些刚被击败的最喜欢独裁的人，当然还有一些将军和主教，要求麦克马洪发动军事政变。即使麦克马洪本人一度曾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他也不敢冒此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已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合法要求；因为所有的共和党人，从最温和的到最激进的共和党人，都一致反对这类肮脏的勾当；因为反动派中的一些政治头目受到议会传统的约束，讨厌采取武力；还因为军队并不毫无保留地支持那种靠政变上台的反革命政权。
饶勒斯主张由人民自己组织军队，主张军队应为人民服务。因此，他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人民对军队有何想法？”如果人民在军队中不能发挥积极作用，如果人民对军队漠不关心，那么任何军队都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军队在人民的眼里只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战争工具和镇压工具，那么情况也将会如此。
饶勒斯从反面论证上述思想。如同他在国家问题上的做法一样，饶勒斯按照理想的观点，论述军队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必追究，无产阶级对军队的现有形式及其具体运用的抵触情绪，或者对社会反动派给国家的概念所规定的形式的抵触情绪，将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必须知道，人民是否愿意”本着民主精神和人民性“去改组军队。人民必须在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法国和一个受人民武装有效保护的法国之间作出抉择。不应该让人民觉得服兵役是一件“令人厌恶的苦差使”，因为建立民主制后，人民应该向三百万军队输送十万军士。
饶勒斯认为，指责军队沦为资产阶级对内进行镇压和对外进行冒险的工具的说法，具有一定的道理。军队是个工具。“它没有自己的力量，没有主见，也没有自己的政策。”但是，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军队与法国的军队不同。这些军队自发地采取行动。它们单独进行革命。“法国的军队只是各种社会力量冲突的工具。”连波拿巴手下的掷弹手也不会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而去卖命。“六月事件”不是军队策划的，也不是为了谋取军队本身的利益。它是“自私的资产阶级一手炮制的”。教会对过分提高军队地位的做法满腹狐疑，生怕教会的“精神力量”变成多余的。“十二月政变”是资产阶级保守的社会政变。“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士兵和军官完全听任几个鲁莽的将军的摆布。”那位阴险的冒险家利用了这一点。公社惨剧也是同样情况。当时的军队“只是个穷途潦倒的可怜虫”。军队自己的威信扫地。梯也尔当上了军队的总后台。加利费手下的一名将军大肆炫耀武力，犯下了种种暴行，而迪克罗在这种情况下竟然束手无策。反动派在穿着军装的士兵和杀人不眨眼的将军的血腥支持下，取得了胜利。这一情景将永远留在具有共和思想的无产阶级的心中。有人请求麦克马洪发动政变，但他不敢违抗人民强烈的合法要求。
饶勒斯精心挑选这些例子，无非想说明：资本主义大国的军队是根据国家和社会结构行事的。军队并不具有大罗马帝国那种御用军的性质。但是，它如同国家政权一样，受已经确立的制度和秩序的支配。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警惕地捍卫着资本主义所有制。它被利用来进行殖民主义的冒险活动。饶勒斯的中心思想是要改组军队，改变其性质和职能。为人民谋利益的国家必然依靠一支由人民自己组织的，并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军队的阶级职能将被它的民族职能取代。饶勒斯想把军队从反动派的手里夺回来，使保卫国家的神圣事业摆脱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一支与人民融为一体的军队定将在争取人民幸福和保卫自由、独立的斗争中，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它决不会做出祸国殃民的事情来。不能设想，人民的武装会起来反对人民的自由，会拱手断送国家的独立。饶勒斯在恢复军队的捍卫自由这一真正职能的同时，要使军队在人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因为军队将成为人民的力量，成为独立和自由的象征，而人民将在自己的军队中互相结识，互相了解，亲如手足。
饶勒斯想通过改革来恢复军队和国家的声誉。
但是，这可能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很多野心勃勃和不学无术的人往往急于求成，把理想中的国家和军队同现实生活中的国家和未经改革的军队混淆起来。他们利用理想的光轮把自己打扮成替已经确立的秩序和现状服务的侍从。这样，饶勒斯提出的这个理想主义的和在本质上是革命的政策，就有可能成为供低级趣味的人享用的一盘机会主义菜肴。饶勒斯采用的方法决不是要人们只顾眼前的现实，而是要他们攀登理想的光辉顶峰。如果别人曲解这一方法，饶勒斯本人则是没有责任的。为了实现饶勒斯提出的纲领，必须要有象饶勒斯这样的人。
饶勒斯希望他的思想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于是，他开始寻找能够担当改造军队这一任务的社会力量。他在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那里找到了这种力量。为此，他要求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军队。
在法国，军队是一支处于从属地位的力量。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领导力量，但是，由于它的活动很容易脱离人民意志的监督，所以往往成为执政者手里的压迫工具，并且久而久之成为一个闭关自守的行政机构；此外，它的行会思想会发展成军国主义。
军事制度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中施加自己的影响，着手改革军事制度，如果他们在焕然一新的军事制度中发挥积极作用，那么，他们就决不会被一个在力量方面比他们强大并且肆意歪曲他们要求的机构捆住手脚。他们不用害怕起来铲除不完全属于人民的、半职业性、半民主和半寡头统治的军队，代之以一支真正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军队，一支不会转而反对工人阶级的权利及其和平志愿的军队。他们不用害怕，应该尽可能地争取和行使军队的指挥权，以便保证人民军队永远发扬创建时期的精神。他们决不要以为，这样一来，他们就要承担在社会冲突中血腥镇压工人阶级的责任。首先——如果这种意见成立的话——无产者、社会党人、民主党人不应该只是在作为军官或军士时，才拒绝执行命令，而应该在作为普通士兵时，就这么做，因为当无产者举行罢工或革命时，士兵也是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或者说，无产阶级在作为士兵的时候是最消极被动的。普通军官，例如中尉或军士，能够不那么严格地或不那么粗暴地执行上面的命令，能够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采取温和的谨慎办法来代替挑衅性的轻举妄动。与此相反，当士兵根据具体的命令介入激烈的暴力冲突时，他们只有两种抉择：或者违抗命令，拒不执行任务；或者被迫奉命行事，使用武力和进行杀戮。因此，如果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害怕被资产阶级政治利用，而拒绝向新军队输送干部，那么，按照逻辑推理，他们就应该反对普遍兵役制，让雇佣军、非洲兵团或资产阶级民团完全垄断军队，以使由他们去承担社会冲突中进行镇压的责任。但是，在任何国家，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和他们的思想都反对这种做法。各国的工人和社会党人都要求建立普遍兵役制。他们既不允许资产阶级利用金钱方面的特权逃避兵役，也不愿看到无产阶级象斯巴达的奴隶和古罗马的奴隶一样，被摈弃于军队之外，而资产阶级则象一座枪炮林立的堡垒，牢牢地控制着人数众多、被免除兵役和受人任意宰割的无产阶级。
他们要参加军队，甚至不惜在今天的军队中承担接受可怕命令的风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参加到军队中去的；他们知道，他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掌握巨大的军事机器。现在穿上军装就意味着要为一个屈从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特权国家服务。但是，他们同样知道，即使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指挥下佩带武器，这对于劳动人民来说，也是一种力量。他们知道，由工农群众带到军队中去的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到一定时候将会发生作用。他们知道，尽管国家规定了种种法律限制，但它也不得不考虑武装起来的劳动人民的力量。他们知道，劳动人民决不会听任别人的摆布。即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人民只能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但是这种暗中的反抗也几乎是不可战胜的。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大批进入资产阶级堡垒的心脏，在悲剧性的大动荡中，他们岂不能够更有准备地利用各种机会吗？因此，假如无产阶级在按照我所说的人民计划进行改革的军队中，不去担任和争取一切可能获得的职位，那简直是发疯！即使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可怕的责任，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也应该向新军队输送尽可能多的新干部。
饶勒斯的思想十分敏锐，他不肯轻易放过任何反对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来自哪里。他很重视在某些工人中间，在工团主义者、自由派和反军国主义者中间流行的那些看法。这部分人由于只看到军队的武力镇压的职能，所以就一味攻击和全盘否定军队，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饶勒斯毫不迟疑地对他们进行驳斥。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们的意见；他先用推理和引伸的方法，使这些意见具有最合理的形式和最充分的论据，然后再给予有力的批驳，以便基本上消除正直人心目中的疑虑。他对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和无产阶级说：“你们不愿意在军队中担任军官的职务，生怕承担血腥镇压的责任。要是这样的话，你们也应该拒绝当一名普通士兵。假如说军官还可以不那么严格和不那么粗暴地执行上面的命令，士兵们则不得不消极地和盲目地奉命行事。”饶勒斯对顾虑重重的社会党人说，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参加到军队里去的，但他们应该知道，他们只有在军队的内部才能影响整个军事制度。佩带武器对于人民来说是一种力量。因为如果被摈弃于军队之外，这就意味着处于奴隶的地位，而奴隶主是不敢把武器交给奴隶的。人民一旦武装起来，他们就可以“更有准备地利用一切斗争机会和事业成功的机会”。
如同参加国家的领导一样，无产阶级通过参加军队的领导，“大批进入资产阶级堡垒的心脏”。假如不利用机会明正言顺地参加到军队中去，那简直是发疯！
同对待其它问题一样，饶勒斯在这里也不是仅仅停留在批驳上。应该深入生活，应该采取行动。应该象人民所说的那样“自己动手“，不要怕同敌对的势力混杂在一起，不要怕因此而受到连累。事物中孕育着许许多多未来的种子。善良正直的人们只要沿着这些种子发育成长所经过的道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和敌对因素，做出有益的贡献。饶勒斯的哲学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看来，这些敌对因素归根结底总是少数。因此，一切美好的东西必将在生活中扎根，并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这需要时间和人们的努力。
理想定能实现，虽然道路是曲折的，坎坷不平的。
饶勒斯在致力于军队民主化和民主武装化的同时，不但胸怀远大的理想，而且从未忘记短期目标和日常行动。他已估计到武装冲突可能会发生。他希望法国做好应付一切事变的准备。法国的人口增长相当缓慢。为了不被另一个人口比她多的国家吞并，只有一个办法：充分和有效地利用预备力量。
法国在这类斗争中，预先就已经被击败了。只有把预备役迅速派往前线，依靠他们的力量和热情，法国才能生存下去，才能取得胜利。只有把全民武装的思想变为活生生的现实，法国才能得救，才能获胜。假如她仿效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制度及其精神，假如她把现役军队看成是唯一的希望和力量，假如她把预备役看成是可有可无的配角和附属品，假如她被结盟和表面上看来似乎对她有利的局势迷住了眼睛，忘乎所以，从而抛弃和平的政策，假如她变得富有进攻性和侵略性，驱使几乎成了孤家寡人的现役军队入侵德国，那么，情况就有可能完全颠倒过来：受到威胁的德国在这一动乱中将重新组织1813年那样的国民军，她将再次使我们尝到她的预备力量在防御和进攻方面的厉害。总而言之，即使对于德国来说，过分迷信现役军队和断然与1813年国民军的传统决裂，这也是军事力量削弱的标志。这很可能说明，她已经感到需要退缩，已经对全体人民失去在危机时刻所必需的信任。然而，德国人民无疑是十分驯服的和遵守纪律的，尽管他们已经受到新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把帝国的军队关在密封罐里，不让它接触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这决不是最好的战争准备，或者起码不是夺取胜利的最好办法。
如果一个国家善于采取与本国军事制度（即确实实行全民武装）相适应的策略，那么它在遭到突然袭击时，首先就会动员其全部预备力量；要是谁想用人数有限的现役军队来进攻这样的国家，那就是以卵击石，就是最大的失策。法国不应该象德国那样，把自己的军事力量局限于驻在兵营的现役军队，轻视预备役或者只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力量。她应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意愿，也就是说根据建立全面的和平和健全的民主制的理想原则，发展自己的军事组织：她应该把全部预备力量变成一支伟大的、名副其实的现役军队。消极地抄袭德国的那一套，这对法兰西的独立和她的精神都将是巨大的灾难。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复仇方法是把法国的思想从德国军国主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然后，再利用权利的力量，进行其它非暴力的复仇。建立强大的和民主的民兵，把兵营变成培养人材的学校，并且使全国人民成为一支捍卫国家独立与和平的百战百胜的伟大军队，这就是法国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解放。法国的解放仅在此一举。
饶勒斯是当代法兰西智慧的最杰出代表。这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天才。他深刻了解德国文化、英国文化、欧洲文化。这些国家的文化虽然同法国的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毕竟是外来的。在饶勒斯的身上，它们同占主导地位的法国文化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饶勒斯的总政策，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的策略和他的口才——他身上的一切都说明，他是一个伟大的法国人，具有高尚的和慷慨的法兰西民族所固有的气质。因此，他在制定改组军队的计划时，拒绝生搬硬套德国的方法和策略。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自己的智慧！一个社会主义者不否认别国的智慧，他尊重和热爱一切智慧。他希望这一切智慧能为全人类的智慧服务；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坚实和永恒的基石和结晶。强行改变民族特性，这是极其荒谬和恶劣的行径。一个国家的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特性和智慧自由地活动，他们也应该让其它国家的人民有充分的行动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饶勒斯要求法国军队的组织者不要因为暂时取得胜利的国家迅速发展其军事力量而吓得不知所措。他希望法国的思想能从德国参谋部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以雄辩的口才，精辟的论述和渊博的知识来说服人们接受这样一个思想：“建立强大的和民主的民兵，把兵营变成培养人材的学校，并且使全国人民成为一支捍卫国家独立与和平的百战百胜的军队，这就是法国在军事方面的真正解放。”
饶勒斯提出的改组军队的方法并没有什么原则的新东西。大革命时期，这一方法曾经极其成功地使用过。饶勒斯十分熟悉这一时期中发生的一切，他掌握了丰富的军事史料。现举例如下：
假如某些国家的人民听任一度到手的自由被重新夺走或窃取，那么他们得到的惩罚就是过去的传统在人们头脑中遭到歪曲。自以为忠于传统的人实际上在糟蹋传统。他们不顾铁一般的事实，拼命追求富有浪漫色彩的莫名其妙的理想主义。他们把1792年的志愿兵想象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他们从未想到，被古代自由之神的翅膀扫过的士兵也会犯过失，也会胡乱猜疑，提出蛮横的要求，甚至惊慌失措。他们把思想捧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于是，他们便向反对革命的可怜的学者挑战，因为后者居然发现并且罗列了一大堆尚未定型的组织的缺陷和并非十全十美的人类的弱点。可怜的空想家自以为在赞扬法国的智慧，实际上他们却抽掉了智慧的精华！但是，这些人的力量和荣誉在于他们在清醒地看到并且坦率地指出玷污新制度的混乱和错误的同时，并没有感到沮丧。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建立真正的秩序和拯救祖国，这不是因为他们用可耻的妥协来贬低和削弱思想的作用，而是因为他们加强思想的威力，使之消除混乱的因素。如果根据卡诺在1793年4月间写的书信，人们很容易对北方军队的士兵提出强有力的控诉。泰纳在这些信件中，可以随便举出许多大革命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雅各宾的荒唐做法所造成的恶果：道德败坏，目无法纪和腐化堕落的例子不胜枚举。国民公会准许士兵未经上级的同意便可结婚；于是，士兵们以此为借口，把兵营变成妓院，或者索性在“纯洁的农村姑娘“家里过夜；部队行军时，轴重车上装满了乌七八糟的东西，致使行军速度大大放慢；士兵经常因为兑换钞票而同酒店老板发生争吵，狂妄和爱慕虚荣的志愿兵不愿编入现有的连队，却喜欢组织什么“官比兵多三倍”的“自由兵团“；新兵在市场上贩卖他们的军装、枪枝和弹药。这些都是卡诺揭露的丑事，是那些被“淫妇弄得神魂颠倒”的人干出来的丑事。多么可耻啊！这简直是思想的明显堕落和希望的破灭！我们的“现实主义”哲学家本来是能够克服这些弊端的。神经脆弱的人只知道哀叹过去或者完全悲观失望！要是革命一度对自己产生动摇和怀疑，革命就不能胜利。尽管有些人灰心丧气，但革命依然勇敢地前进。面对这些令人厌恶的丑事，卡诺的信念却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当他看到士兵们在英勇地攻克了弗内斯城之后，为了庆祝胜利，开怀畅饮，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在城内大肆抢劫财物的时候，他只是感到愤慨，并没有因此而气俀。他曾再次求助于国民公会，但是他很快就纠正了这一错误。他要求无情地镇压一切进行抢劫、滥用暴力和违法乱纪的人。与此同时，他更希望恢复革命的荣誉感。他的坚定信念从未动摇过。因为他知道，在这些胡作非为的人的身上蕴藏着一股力量。他的信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他的希望是有道理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是腐败透顶、不堪一击的北方士兵在五个月以后，却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大无畏的精神，一举攻占了莫伯日兵营，而他们当中有一半以上的人当时竟光着脚！遗憾的是这支军队缺少几千把长刺刀，否则，他们可以发动地道的“法国式进攻”。
饶勒斯不是那种无聊的人，他决不会盲目地推崇革命。他了解革命的弱点，甚至污点。他看到了这一切。他触及到了这一切。他为此而痛心疾首。但是，他在熔炉中首先看到的是冲向理想上空的熊熊烈火，尽管矿石中含有种种杂质。革命的行动能够振奋人们的精神，荡涤一切污泥浊水。饶勒斯高度重视这种行动的巨大威力。可以说，他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火一般的热情。他的智慧就是革命的智慧。他渴望行动，追求正义和真理，崇拜进步和民主；他热情奔放，而个人的私生活却洁如白玉；他以超人的精力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和活动——这一切体现了纯洁的革命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灵魂。饶勒斯和大革命具有相同的本质，心息相通，或者用他本人爱用的泛神论的哲学词汇来说，他和大革命具有本质相同的“属性”。他力图使这个唯一适合于伟大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军事制度与“法国的现实生活”相适应。
世界上的一切军事制度中，瑞士的军事制度无疑是最接近于人民民主军队的理想：它尽可能地缩短驻在兵营的服役时间，不但实行分区征募制，而且实行就地征募制，把广大身体健壮的公民组成地方部队，使军事生活和平民生活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尽管如此，我并不要求法国照抄瑞士的制度。为了适应法国的现状，必须对它进行重大的修改。
首先在经常性的军事教育方面，尤其在青少年的军事预备教育方面，法国应该制定出强有力的法律，因为法国人对军事教育还没有养成习惯。当全体公民的思想发生一定的变化，开始认识到义务兵役制的必要性和优越性的时候，就会慢慢习惯于军事教育。这一制度将克服等级观念和阶级观念所造成的一切弊病，抛弃用武力征服别国的企图，重新回到这一崇高目的上来：捍卫国家的独立和保障社会主义的自由发展。民主长期受到压制，军事体制被于曲得不成样子，以致人们不能自觉地认识新制度的作用。道德和社会方面的改革将会引起人们对义务兵役制的高度重视和极大的兴趣。但是，目前则需要运用法律的力量来进行教育。尽管瑞士人在军事教育方面已有悠久的传统，尽管他们对此表现出巨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他们的军事教育也不仅仅依赖于这些有利的条件。瑞士的法律规定（从1874年起）：“所有青少年从十岁起直至小学毕业，都必须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参加预备性军事操练。”
人们知道，在瑞士，对十四岁以下的儿童实行义务教育。体操教师在师范学校或新兵学校（即在兵营服役几个星期）受过专门的训练。瑞士的法律原则上还规定，青少年在小学毕业后直至服兵役之前，均须继续参加预备性军事操练；十八岁至二十岁的青年还应参加射击训练。然而，正如勒芒在一份详尽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这一规定并没有很好地实施。对十岁至十四岁的少年来说，军事操练是必修课；但是对超过十四岁而又未到服役年龄的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则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上述条文只是一个原则，具体的训练则完全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尽管如此，地方政府和一部分热心军事教育的公民仍积极鼓励孩子们参加操练。我们的法律草案指出，军事预备教育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若有违反，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放任自流的做法会产生两个弊病。首先，由于孩子们缺乏明确的和高度的自觉性，所以如果训练完全是自觉自愿的，那就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次，他们的热情往往容易被成人的政治考虑引入邪路。一些党派企图通过军事操练来博取一部分青少年的欢心，以便在他们长大后，把他们争取过来。有人向孩子们灌输不健康的思想或反动的沙文主义。为了使军事教育不危害青少年的成长，为了使它不至于成为毒害孩子心灵的手段和制造分裂的新工具，人民应该自己担负起这项工作，对孩子们进行关于民主、民族独立与和平方面的教育。决不允许那些党派象做广告似的把军事操练变成华而不实的虚架子；操练应该是严肃的、有效的和简洁的。
饶勒斯的哲学思想包括一切方面，或者用一句行话来说，它是“综合性”的。饶勒斯喜欢深入观察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事物。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一性，即互相关联的有益形式吸引着他，对他产生巨大的魅力，使他感到神往。他所希望建立的统一不是表面的、空间的、几何的统一，不是容积或者纯形式的统一，而是本质的统一。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那样，饶勒斯不但寻求无限的、高超境界的理想统一，即所谓的上界统一（uniteparenhaut），而且还寻求基础的根本统一，本质的统一，即所谓的下界统一（uniteparenbas）。
饶勒斯的极其广泛的哲学思想并不妨碍他专心一致、深入细致地研究事物的具体细节。他收集了许许多多事实来为他的论点服务，他用心地研究并利用这些事实。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他是立法议会中最有才华的人。他的改组军队的计划是一部长达七百页的巨著。书后附有一项提交议会讨论，但遭到委员会否决的法律草案。这一计划涉及到有关军事组织的每个细节。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向读者介绍其中最精彩的一些段落。
这样，学生从十岁起就能兼学军事，并同所在地区的地方部队发生一定的关系；待他们长大以后，便可正式编入这些部队。由于我们尽可能地实行就地征募制，由于军事组织应该动员当地人民的力量，所以人们从小就能意识到与担负军事教育和作战任务的军事单位保持联系的必要性。不管在公立学校还是在私立学校，学生在毕业前，都应参加操练。为此，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必须配备一定的师资力量。小学以上，就不再分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所有孩子从十三岁起，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不管他们来自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也不管他们是否继续上学，都必须在规定的日期，按不同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分别参加操练、行军、射击等项训练。因为训练是在每月的某个星期天进行的，所以人人都必须参加。青少年们在体操教师以及与他们挂钩的地方部队的教官和各区推选的军事进修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下进行训练。我在下面还将具体谈到军事进修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能。集训的地点就设在本区或离居民点不远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得无故缺席。不督促自己孩子参加训练的家长将受到经济制裁。犯有严重错误，对训练漫不经心或者动机明显不良的青少年将受到加倍的处罚，因为他们不但影响自己参加训练，而且妨碍整个国家进行这类保卫国防和维护和平所必需的教育。他们在兵营受训的时间将因此而延长，以弥补过去的损失；而且还将正式宣布他们不能在国家机关中担任公职。
除了采取上述严厉措施之外，国家应该善于安排有趣味的、丰富多采的训练，组织各项比赛，奖励行军、赛跑和射击的优胜者，以便激发青少年的好胜心，提高他们的兴趣和推动各类活动的开展。国家还应该教育青年必须具有勇敢精神和强壮的体魄，不断告诉他们，进行体力和灵巧方面的训练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和完成全人类的正义和自由的崇高事业。这样，我国的青少年就能把军事训练看成是盛大的节日和最有趣味的活动。
瑞士人对这类预备教育早已养成习惯，而我们这里的情况则不同。在瑞士，军事组织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具有悠久的传统。人们在新近由许盖出版的德塞的游记中可以看到，甚至在瑞土的偏僻的小山村里，居民也经常练习射击，并且举行激烈的比赛。早在革命以前，早在民主制度建立前，瑞士人就在全国各地举行射击比赛。可以这么说，新的民主制度只是把民主精神带到了这些古老的风俗习惯中去。历史上，瑞士各邦或各城市之间的战争连绵不断，为了有效地维护本地区的独立，瑞士人逐步建立了一套训练制度，此外，他们常把本国的军队以高价”出租“给其它军事强国，为了保持军队的“商品价格”，他们十分重视军队的素质。现在，瑞士建立了民主制，从此变得更加集中，更加自由，但她仍继续沿用过去的那些军事制度。世世代代以来，瑞士的儿童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的。与此相反，法国由原来的封建割据变成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民兵制度从一开始就带有奴役性，是一种宫廷徭役。
在乡村广场的榆树荫底下进行操练的人都是强迫来的，他们将被迫参加远征。大革命只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起义；帝国时代发生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事件在国家和军队之间造成了很深的裂缝；征募制和兵营制使军队同外界生活完全隔绝。在这种情况下，军事生活的习惯怎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牢牢地扎下根呢？因此，国家必须用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制度，使人们养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习惯。在这方面，法国的思想条件要比瑞士好，因为法国可以用瑞士人不太了解的革命理想主义来推动公民的军事教育。
即使不对青少年进行军事预备教育，在兵营的服役时间——我已指出过这一点——也没有必要规定为两年。无论在法国还是在瑞士，兵营只能是训练新兵的学校。但是，我们要求年满二十岁的法国公民作出比瑞士人更大的努力。我们要求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学习六个月，而不是三个月或两个月。由于法国人不象瑞士人那样已经习惯于军事活动，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法律，迫使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起码一直到军事预备教育在法国成为新风尚为止。这类新兵学校可根据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气候条件，挑选一年中最适宜于进行训练和学习军事的季节开学。它可设在兵营里，也可设在野外训练营或活动营房里。它们的宗旨是传授实际作战知识，进行对作战真正有用的个人或集体训练。但是，这类新兵学校仅仅是一所学校而已。它们不是军事组织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我想说，它只负责进行初步的短期训练。圣西尔军校和军事技术学校的士官生不单独编成一个营，他们在毕业后将分配到军队的各个团中去。同样，新兵学校的士兵也不是一支常备部队，他们将编入他们所在地区的地方部队，即他们从小接受军训时就已报名登记过的地方部队。
用这样的方法训练出来的士兵组成的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现役军队，他们的年龄均在21岁至34岁之间。这是一支整齐划一的军队。在十三年现役期内，他们将参加八次训练和演习。小股部队的演习就地或在较小的区域内举行；大部分的演习在野外训练营或荒山野地里举行。两种演习交替进行。大规模演习的时间为21天，而小规模演习的时间为11天。
饶勒斯对兵营制并没有恶感。他只是认为，这一制度毫无用处，而任何无效劳动都是一种浪费。不过，在国防方面的浪费就是对国家的犯罪。因为浪费防御力量，就是削弱整个国防。饶勒斯要求兵营只是一所“新兵学校”。同时，他要求年满20岁的法国公民作出比瑞士人更大的努力。他觉得，如果象瑞士那样，士兵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只有二、三个月，那是不够的，应该延长为“六个月”。鉴于这样一个事实：法国人不象瑞士人那样已经习惯于军事活动，因此需要制定法律，迫使人们作出更大的努力。毕业后，他们同圣西尔军校和军事技术学校的士官生一样，将被分配到各个团里去。他们的年龄均在21岁至34岁之间，由他们组成的地方部队是真正的现役军队。
饶勒斯决不允许国家的资源有半点浪费。他要把全国的力量组成一个无坚不摧、战无不克的巨大整体，一支为永世不衰的民族、永恒的权利和不可消灭的正义服务的铁军。用最小的代价组织最强大的国防力量，这就是饶勒斯在军事方面的目标。作为民主主义者，作为和平的捍卫者，作为社会党人，作为热爱自己祖国的卓有见识的法国人，饶勒斯知道，一个国家的防御力量不仅在于它的武器装备，而主要在于它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因此，无谓地削减生产力，哪怕只削减一点，都将危害国家的军事力量。饶勒斯之所以反对三年兵役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一制度浪费国家的力量。
但是，不但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而且还需要干部。饶勒斯着重研究了这个与军事组织密切相关的问题。
如何给这支庞大的部队配备干部呢？如何给这支由各阶级中20岁至35岁的青年组成的、庞大的和“精锐的“现役部队配备经验丰富的军士以及出类拔萃的军官呢？这支军队的干部显然不可能全都是“专业人员”。在今天的军事组织中，退伍的军士和预备役军官被要求担任前线部队的指挥。如果常年保持一大批负责军事教育和军队指挥的专职干部，这将过多地消耗国家的财力和人力——我指的是消耗有技术能力的和具备担任领导职务条件的优秀人材。这非但不能增加下级职业军官的人数，而且随着在兵营服役时间的缩短，驻在兵营的军官和驻防部队的军官在军事组织中的作用将逐步缩小。接受军事教育的青少年不应脱离他们的平民生活，故负责这类教育的大部分教官也不应脱离平民生活。常备军官和军士应是批造诣很深的专家，专门负责新兵的训练，干部的进修以及军事科学的经常性研究和宣传。
他们是军队中的教练，负责示范和推广不断更新的作战方法。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目前还不能把我国的常备军官的人数削减到象瑞士那么少。因为法国需要发动广大的群众，而若要把这么多的群众科学地组织起来，这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管理问题和技术问题，因此必须拥有数量较多的专业人员，专心研究和操纵这架巨大的“机器”。何况法国人在历史上一贯不太熟悉军事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往往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把军事问题完全交给职业军官负责，就象他们把宗教问题完全交给神父负责，把法律的制定及其监督完全交给政府和议会负责，把公共事业完全交给官员们负责一样。现在只能逐步地激发他们内心深处蕴藏着的热情。这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在我国目前的军事制度下，军队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在职业军官手中；而在瑞士，常备军官的职能仅仅限于训练新兵，因此他们的人数很少。为了更好地培养军队干部，我提出一个把这两种制度结合起来的折衷办法。在瑞士，教官是一支专门的队伍，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等级制度。这一制度是根据法律第105条和1907年11月3日公民投票通过的联邦法律确立的。新法律中的有关条款保留了原来的内容。“教官团的任务是指导新兵的训练和在专门学校里培训干部。”
饶勒斯认为，任何一个问题，只要与其它一系列有关的或相近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立刻具有普遍的和广泛的意义。因此，军事组织与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密切相关。《新军队》只是整个社会改革计划或者社会主义改革计划的第一个章节。但是，这一早已向公众答应过的计划竟然遭到敌人的肆无忌惮的嘲讽！反动派的罪恶行径阻挠了这个宏伟计划的实现。当我们仔细研究饶勒斯的著作时，我们便不难发现，他的《新军队》以及他在积极从事活动的光荣的三十年中所说的一切、所写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同一个思想为指导的。这就是：为了实现自由和社会主义，建立民主制和进行民主制的教育。饶勒斯希望法国人民克服“消极情绪“。他不希望他们把有关军事组织的问题完全交给职业军官负责。他要把军队的组织变成人民自己的事情。在政治和立法方面，他追求同一目标：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也是如此：生产应由生产者自己领导和监督，并为生产者自己造福。
饶勒斯的军事改革法案以及他在立法和社会方面的其它著作都向我们表明，他是一个十分稳健的人，善于采用过渡的办法。如同自然界一样，人类历史上决不会产生与整个历史现象毫无联系的“飞跃”。即使象火山爆发和地壳剧烈变动那样的革命也是同必然导致它们发生的全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想象，要是饶勒斯在政治、社会和道德改革方面也采用他在军事改革中所采用的方法，那么他一定会提出极其绚丽多彩的思想和建议。
饶勒斯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更加致力于国家的真正复兴。他希望建立一个昌盛、美好、伟大、正义、繁荣、人道和强大的法兰西：第一流的精神强国和物质强国。饶勒斯是一位伟大的法国人，他有能力建立一个伟大的新法兰西。
饶勒斯——一个除了仁爱不知有其它的人——之所以对反动派怀有刻骨的仇恨，这是因为他看到反动派正在疯狂地阻挠事物的发展，阻挠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
本书已经接近结尾，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在开始时说过的话：法国民主制度的巨大不幸在于它的优柔寡断，在于它不能根据原则逻辑，大胆地改革军事制度。现在，军队的情绪波动，军官们感到现有的军事制度弊病百出，他们正在进行探索。只要有一个明确的思想加以引导，这些倾向便能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学说。我在这里所指的决不是博纳尔将军。他那酸溜溜的、极其反动的悲观论调足以使军队的心完全变凉，起到瓦解国防的作用。他反对两年兵役制，不相信人数众多的军队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他似乎正在等待灾难的来临，以便证明这样的军队是毫无用处的。他蔑视预备役，他认为，我们的现役军队，按其现有的形式，是无法抵御德国军队的进攻的。他从死板的教条出发，断言战争的第一仗是决定一切的，仿佛他事先已经掌握了今后在现代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的全部奥秘。他向为了捍卫自由和生活继续英勇抵抗的人民宣布，他们的抵抗注定遭到无法挽回的失败；他的话好比一块又硬又重的墓石，压在他们的心上。他说：“一支强大的军队，只要旗开得胜，便可大胆放手地采取一切行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对它来说都是轻而易举的。首战败北的军队则相反，它必定士气低落，不可能再采取任何有力的行动，即使人数很多，也无济于事，而且反倒成了累赘，终将导致全军覆灭。如果一个国家初战失利，那么，不管继续打下去还是求和，其结果都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战争拖延得愈久，胜利者提出的条件就愈苛刻。这里，我并不想抹杀法国军队在1870年—1871年战争的第二阶段中的英勇业绩。只要能保持荣誉，这就保住了一切，战败者的作战热情｀毕竟＇能使战胜者肃然起敬，从而有利于维护今后的和平。但是，我们应该从现实出发，承认第一战役的决定性作用，在我们这个时代，转败为胜的希望几乎等于零。“博纳尔将军有什么权利说这种话呢？他有什么权利对拥有三百万大军的人民说，意志的力量无法挽回在头一仗中遭到的重大挫折？这一宿命论的战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战争中，怎么可以说，人们一开始就能预卜将来的结局，人们的抵抗力在一瞬间就会化为乌有？
我清楚地知道，这种令人沮丧的预言不仅是针对我们讲的，而且也是针对我们的敌人讲的。但是，不能不看到这主要是针对我国人民讲的，因为我们军队的将领不了解人民身上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而这一力量恰恰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年轻军官应该具有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然而我们却对他们进行如此莫名其妙的教育！更有甚者，博纳尔在指出第一战役的决定性作用之后，竟然认为我们的军队在最初的战斗中肯定会被打败。他只想依靠非洲军团，似乎没有这些黑人军团，我们的现役军队，也就是说我们的全部军队是不堪一击的。这就是那位著名理论家的观点。这就是在某些人的头脑中，军事思想同共和思想以及社会思想相脱离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是一种悲观、颓废的反应。
《新军队》包含了一系列哲学、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观点，这些观点使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完整和明确。我们将根据叙述时的需要，在有关的章节中向读者一一加以介绍，而这一章则专门谈他的军事思想。
饶勒斯在《新军队》的结束语里归纳了该书的主要思想。我们把这一节中精彩的段落几乎原封不动地抄录在下面，以飨读者。我们还是用饶勒斯自己的话来使大家了解和喜爱饶勒斯吧！
我希望我的建议将有助于推动思想的发展。这个系统的改革计划旨在建立一个与现代精神和当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制度；我希望这一计划将有助于军队里的人彻底摆脱陈规旧习的桎梏，使他们片面的和零乱的思想系统化。为了使改革能够起到一定的教育作用，为了使它能够在人们的思想中引起有益的和必要的震动，我希望完整地实现这一计划。当然，我并不是说不需要任何准备。我将尽力协助完成那些过渡性的改革。分区征募制应该恢复，甚至可以更具体地细分区域，以便尽可能地把组织军队同组织一般的公民生活结合起来。驻在兵营的军事教育应该更加生动活泼，不受任何拘束。各兵种应该利用各种地形举行联合训练。野外训练营的数目应该增加二倍或三倍。十四级现役和预备役应该通过演习尽可能地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应该抛弃一切因循守旧的思想，不抱成见地和实事求是地确定每个作战单位的人数，使之与指挥官的实际指挥能力相适应。例如，现在各连的人数过多，作战时，队形散开后，占地面积过大，因此每个连队应缩减为150人。这样，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本连队的动向。应该考虑现代战争的具体需要，而不要拘泥于过时的传统；据我所知，这正是许多军官所要求的。应该使连队指挥官的指挥意图更容易被士兵理解和接受。在各类演习中，指挥官必须有明确的计划；就象苏沃洛夫所说的那样，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应向士兵解释清楚，并为他们所理解。军官学校应该尽可能地了解现代文化知识的动向。应该把参谋部的军官从繁重的、常常是毫无用处的行政事务堆中解放出来，使他们确实能够从事军事科学，军事艺术的研究，成为全军的思想中枢，成为推动军队发展的中坚力量。高级军官的挂名闲职应该取消，人人必须努力工作，并切实担负起责任。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地位；担任公职或其它领导职务的公民必须具备军事学业的文凭。应该大力发展青年的体育教育，但不要让他们机械地和过早地学习某些军事动作，应该搞一些适合于他们体力、人人都能参加的操练，以提高整个民族的健康水平。是的，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上述各项措施。我并不轻视人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尝试。但是，如果能够完整地实现全部改革，那就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首先，从财政预算来看，要想真正深入地发展国防教育，只有精减军事机构。瑞士全国的人口约为三百四十万，她的军事预算为四千一百万法郎。若按这个比例计算，我国的军事预算应低于五亿法郎。然而，目前军费开支竟高达八亿七千二百万。我知道，在我们的改革计划中，新兵学校的学制比较长，而且我们将保持相当数量的职业军官。即使如此，我们在五亿法郎的基础上再增加二亿，即提高到七亿法郎，那也比现在的八亿七千二百万节约将近二亿法郎。这是一个十分可观的数目。再重复一遍，只要继续实行寄生虫式的驻在兵营的服役制，只要军队的军官全部都是职业军官，这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费来对青少年进行体育教育以及对从新兵学校出来的成年人进行军事教育。我们将保留一小部分优秀的军官，作为军事训练的骨干力量，他们将按月领取薪饷。我们在提高预备役军官的待遇的同时，将把目前花在干部身上的一部分钱用于生动活泼的公民军事教育。当然，现有的军官将被派往新的单位，但他们仍可保持其原来的军阶。必须大刀阔斧地削减专职干部的人数。
实行全面改革不仅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而且还出于思想方面的原因。只要驻在兵营的服役制依旧保持其现有的形式和特殊显眼的地位，法国人就不会重视兵营以外的训练，军事首脑们也不会把这类训练放在眼里。除此之外，驻在兵营的服役制把军事教育搞得面目全非。例如，它不管人们是否愿意，强迫青少年过早地参加真正的军队生活和军事操练，从而把青少年的军事教育引入歧途。我不想在这场关于操练方法的辩论中表态。皮迪埃医生的观点可能过于偏激。他似乎不应该摒弃一切杂技式的训练，尽管这些训练往往超过一般人的体力，使人体的肌肉在某一时刻过分紧张。不过，体育训练确实应该全面兼顾，循序渐进，根据各人的身体素质，区别对待。
毋容置疑，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和科学的方法来增强休质，切忌疲劳过度或不顾生理条件的做法。有一种训练旨在培养人的力量和灵巧，我们称之为基础训练；另有一种训练专门培养人的冲劲和勇猛，即爆发力。应该由亲身参加训练的教师和医生来确定这两种训练的比例关系。
不管这场关于训练方法的激烈争论最终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训练都象初临考场一样紧张，那就不对了。训练的目的应该是让每个人的身体都能够均匀和健康地发育，从而既能适应平民生活又能适应士兵生活，于万不可一下子就与专门的军事项目不切实际地和过分紧密地结合起来。射击和识别地形的远足固然可以使年青人学会行军、辨认方向和确定方位的本领，掌握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但是，体育训练的范围应更加广泛，上述训练只是其中的一项内容。负责指挥由全国各省市青年组成的地方部队的军官，应该尽早关心青年的军事教育，同学校的教师、医生以及受过良好训练的教练一起制定学生的训练计划，并且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不过，他们必须摆脱兵营制的精神枷锁，不再用机械的、迂腐的和片面的军国主义的眼光来看待生活和国防；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最后，我认为，促使我们采取全面行动，迅速和系统地实行改革的根本原因是：只有当灵活、自由和生动的新制度确实保障人人都能在体育和德育方面健康地成长，从而更有力、更充分地保卫国家独立的时候，只有当这一制度使人民对他们所向往的和平树立起坚定信念和得到新的保证的时候，人民才会对军事改革发生兴趣。如果把动员军队变成动员全国人民，当政者就不敢轻易地进行冒险。一旦法国这样做了，一旦她比其它国家先走了一步——法国完全可以不冒任何风险地带这个头，因为这样做决不会削弱其力量，相反只会使她变得更加强大——其它国家，特别是德国，就一定会开始注意组织和动员与民主共和法国的人民相同的本国群众，而不管这些国家现在出于什么样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把现役军队看成是最基本的形式和最主要的希望。我暂且不知道，德国在开始时是否会采取冷嘲热讽的态度；但是她最终必将会感到严重不安，被迫——用法尔肯豪斯的话来说——深入挖掘其军队来源，也就是说，深入动员各阶层人民。壮大保卫国家安全的力氮，这就能阻止好战的军国主义的发展，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德国。欧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正义与和平的崇高愿望将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识我们提出的这一制度的意义、好处和必要性。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一切善良正直的法国人迫切希望实现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以满腔的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而奋斗。
如同我在本章的开头指出过的那样，饶勒斯希望把人民同军队结合起来，把人民变成武装的人民，也就是说，变成以捍卫和平与自由为唯一宗旨的武装的人民。他建议其它国家也采取类似的军事组织形式。因为他正确地认为，用民主方法组织军队，这是和平的保障。随着饶勒斯的这一制度的建立，“欧洲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正义与和平的崇高愿望将帮助法国工人阶级认识我们提出的这一制度的意义、好处和必要性。建立这样的制度是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一切善良正直的法国人迫切希望实现的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将以满腔的热忱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为此而奋斗。”
加上着重号的这最后一句话清楚地表明，对于饶勒斯来说，《新军队》只是极其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中的一部分。
人们已经知道议会对《新军队》采取了什么态度。饶勒斯的认识高于统治阶级的认识。同一切伟大的先驱者，一切揭示未来世界的真理的人一样，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要是他认为，统治阶级和有产阶级会立即实现或者考虑他的想法，那他倒确实是一个空想主义者。饶勒斯希望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而Lesbeatipossidentes，幸运的有产者则需要一支阶级的军队，一个统治的工具。军队是当前社会的一个“器官”，每个器官在其发育过程中，都必须服从对称的法则，与整个机体的结构和生命活动相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只允许按其面貌建立起来的军队存在。
饶勒斯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一贯忠实于革命发展的方法，始终按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努力宣传他的新思想。只有当条件成熟时，只有当这些新思想进入新的社会结构中去的时候，它们才能变成现实：新的社会必将有一支新型的军队。
饶勒斯必须克服一个危险。他在致力于改组军队的时候，弄不好就有可能陷入战争理想主义（idealismeguerrier）。《战争与和平》的作者蒲鲁东就是一个例子。他最后同反动的军国主义的精神领袖约瑟夫·德梅斯特尔一样，极力鼓吹战争。他居然在人类的互相残杀中，或者说在惨无人道的残杀中，发现了一种“天性”。
饶勒斯为人热情奔放，但他一向十分警惕反动和野蛮的理想主义，因为这种理想主义把被迫拿起武器和采用破坏手段进行正当自卫说成是一种美德，一个令人神往和值得赞颂的目标。社会主义就是l'homohominidedeus——人与人之间象神一样。战争就是l'homohominilupus——人与人之间象狼一样——把人变成了嗜血成性的野兽。因此，战争和社会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前者将扼杀后者。在残酷和恐怖的战争中，社会主义必将夭折。无产阶级非但不能联合起来，反而不同程度地互相残杀。世界和各国的生命活动将猝然中止。到处都是兽性般的暴行，到处都充满了仇恨和疯狂。再也听不到理智和正义的声音。
饶勒斯知道这一点。他认为，任何一场战争，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除非是为了进行正当的自卫——人们有权利和有义务保卫自己，免受一切攻击。但是，人们并不寻求冲突。人民的鲜血太宝贵了，决不能轻易地抛洒。在一个内心充满仁爱的社会主义者看来，人民好比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不愿看到一部分人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屠杀，他甚至不愿看到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统治。社会主义者不要战争；他的敌人硬把他拖入战争。
不幸，赞美为实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而采取的一切必要手段，这竟是人的本性。军队是一种防御手段。在饶勒斯的思想里，战争也不是其它别的东西。一个不千方百计地去争取和平的政府是“一个罪恶的政府，应属于打倒之列＇＇。饶勒斯是法兰西最高尚、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这些寓意深刻的话成了敌人攻击的目标，但是敌人的谩骂反倒使这些话对于评价他的一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战争一旦爆发，军队就成了拯救国家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去讨论军队是否有必要存在，而是极力维护它。不过，人们往往把目的和手段混为一谈，很容易屈服于既成事实，片面地颂扬军队和战争，并全盘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一整套思想。
饶勒斯决不是这样的人。尽管他生前的某些讲话引起了不少争议和批评，但是他那和平战士的一生，他为了使世界免遭浩劫和耻辱——人类文明目前正在经受这样的灾难——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他为此而贡献出自己生命的不朽业绩——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不，饶勒斯决不是军国主义者。饶勒斯所追求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和平与世界大同，人类和各国人民的进步与幸福．
饶勒斯力求了解一切，力求对人和事物采取公正的态度。阿尔芒·卡雷尔这位伟大但又十分不幸的民主主义者在其著作中曾引用过饶勒斯的一些军事思想。他写道：“很难使人们信服，特别是很难使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我们这一代人信服，战争艺术是最能磨练思想的艺术。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它之所以是一门极其了不起的艺术，这是因为它要求人们既具有一定的品格又具有一定的精神，它把人身上的一切都调动起来，都揭示出来。”
社会主义者情愿要和平的艺术，因为它也要求“人身上的一切”，但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人类的一切。
[1]神话故事中的一位大力士。——译者注
[2]拉丁文，意为：最后一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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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古斯达夫．耶克（1866—1907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曾任《莱比锡人民报》编辑。
耶克的《第一国际史》德文原著出版于1904年，在有关第一国际历史的著作中是出版较早的一种。作者是把第一国际的宣言、公告和决议等文件加以整理和研究的第一个人。他在写这本书时还利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保存的有关档案材料。
列宁曾两次提到耶克的这本书，称它为“论述国际史的基本著作”（《〈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的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并把它列为研究马克思生平事业的参考书（见《卡尔·马克思》一文的参考书目）。由于本书材料比较丰富，因此受到国际史研究者的重视。
第一国际成立的目的是“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马克思1871年11月23日致弗．波尔特的信）。第一国际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不断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派别的历史。
耶克的这一著作对第一国际的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同国际的一些机会主义派别进行斗争的情况。特别是反对巴枯宁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斗争，作者主要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著作编写的。
本书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缺点。首先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创立和领导第一国际中的伟大作用在书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对国际在马克思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激烈斗争确定下来的方针、策略和指导思想，对国际中路线斗争的实质，耶克往往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进行概括和总结，他对事件过程和枝节问题的详细叙述往往掩盖了对争论问题实质和斗争焦点的剖析。
其次，书中对拉萨尔主义的反动本质，对拉萨尔的叛卖活动，对拉萨尔的门徒阻挠国际在德国的发展以及他们投靠俾斯麦出卖工人运动的罪行，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揭露和批判。尤其错误的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对合作社问题的论述竟被说成是“拉萨尔鼓动宣传的回声”（见本书第38页）。
本书最后一部分讲到了第二国际初期的历史，但其中根本没有提到恩格斯当时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作者在论述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的政策和路线时，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予以正确阐明。
本书是根据1913年俄译本转译的，个别地方曾根据德文原著进行校订。中译本于1964年出版过，这次重印时，对译文作了个别修订。我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给研究人员提供资料。
197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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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国际政策
自从1847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共产党宣言》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人执笔，并以他们的名义发表的；其实，这是由欧洲各大国流亡的优秀社会党人共同起草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便成了社会主义的口号。即使最革命的社会主义也从未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者放弃其国籍和背叛本国的同胞。人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庆祝波兰独立的集会上，曾以十分审慎的态度对待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的各国支部。因此，从第一国际诞生的那天起，民族自治和民族独立的思想就是国际的指导思想。第一国际的精神领袖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科学观和历史观从一开始便同那种无视民族存在这一基本事实的态度格格不入。马克思的学说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实这么说：“我希望你成为我想象中的那样。”他的学说也不要求人们按照某一偏见去创立、塑造或更改历史；相反，它在开始时，总是服从客观现实，力图掌握其实质，即起主导作用的东西。它尊重事实，信奉事实。它在提出与生活相抵触的主张之前，首先要求不折不扣地了解生活。这一主要特征使现代社会主义不但具有科学性，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保守性，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然而，这一表面的保守性并不妨碍现代社会主义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这是因为它不把现实看成是凝固的、静止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而看成是富有生命力的、不断运动着的东西。简而言之，现代社会主义认为，现实是处在无休止的运动之中，处在革命的变革之中。毫无疑问，民族的存在是一个事实。如果有人否定这一事实，如果有人在行动中忽视这一事实，那么他就是一个幻想者，一个乌托邦分子，一个白痴。但是，和任何历史事实一样，民族的存在不是一个僵死的事实，它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阶级社会的分化，革命阶级觉悟的提高，国际资本主义和国际市场的发展，世界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发展——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新的国际观念的形成和国际组织的建立。
和基督教教义、科学知识一样，工人阶级也是没有国界的。
但是，国家并不因此而消失，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才能和特殊的生活环境。不过，一个崭新的、日趋重要的事物已经诞生，这就是国际主义。统治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受到这一事物的影响。但是，统治者和领导者在利害关系上的国际主义，同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互相声援的国际主义不一样，因为一切现代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具有相同的总要求，相同的指导思想，甚至可以说，他们具有相同的争取解放和砸碎资本主义桎梏的纲领。如果说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但当他们一旦具有社会主义觉悟，他们便会要求国际间的团结一致。各国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在事实上虽有民族之分，受到民族斗争的冲击，但是在权利和思想上却具有国际性。各国工人阶级都在本国范围内为了一个实质上具有国际性的理想和社会而奋斗。工人阶级是国际主义者。同样，资本主义在物质利益方面——更不必说在野蛮地对付工人阶级方面——也是局部的国际主义者。
但是，每个国家都顽强地表现出它的民族倾向。如同国家一样，资本主义既具有民族性，又具有国际性。在私有制度下，争取生存的斗争具有民族性。统治阶级之间的经济竞争和政治争夺，使得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连续不断，扩大和加深了种族、人民以及国家之间的天然差异。瓜分世界地盘和财富的斗争从有人类社会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之后，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斗争。这场争夺“日照面积“的斗争愈演愈烈，其后果也越来越严重。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要求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开拓新的倾销商品的市场，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市场，以便扩大其政治和经济霸主的地位。由于技术生产力和机器生产神奇般地发展，一架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机器——现代军国主义应运而生，并以前所未闻的速度急剧膨胀。技术的巨大进步反倒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先进的武器装备有可能毁灭全部技术成果。半资本主义和半封建的国家为了迎合资本的需要，把我们的社会变成一座戒备森严的兵营。自从法国大革命（1789年—1793年）爆发以来，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威胁始终存在，这促使欧洲的军国主义迅速发展。军国主义逐步吞噬民族的有生力量，使国际局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
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势必把军国主义看成是它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它同军国主义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事实上，社会主义同军国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社会主义希望组织生产，而军国主义却致力于破坏。社会主义力图实现各国之间的团结友爱，而军国主义却依赖对别国的仇视和不信任为生。社会主义主张民主和思想自由，而军国主义是专横和反动的。一切保守和反动的阶级都纠集在军国主义周围，因为军国主义是这些阶级的命根子，而一切先进的阶级都团结在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旗帜下。
因此，自从1889年在巴黎成立第二国际以来，广泛地依靠各国社会党的力量，不断地展开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这一直是第二国际的一个中心议题。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是这场斗争的高潮。饶勒斯参加了这次会议。同年9月7日饶勒斯在梯伏利-渥克斯厅，向巴黎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汇报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情况时，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国际主义思想及其策略，讲明了反对军国主义斗争的意义。在这场斗争中，饶勒斯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说：
公民们，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宣告了什么呢？大会宣告了两点：首先，它宣告各民族享有自主的权利，各国的自由不容侵犯，全世界无产者应该组织起来反对任何暴力和侵略，以保障必不可少的国家独立。与此同时，国际代表大会还宣告，全世界无产者应该组织起来，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维护和平是为了使世界各国免遭突然袭击和武装入侵；维护和平是为了阻止专制独裁和特权阶层企图以流血冲突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维护和平是为了使世界无产阶级免受战争的浩劫，是为了避免各国受苦受难的劳工兄弟互相残杀。
国际代表大会宣告了两个互相关联、不可分割的真理：一方面，独立自主的国家有权利和有义务竭尽全力地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可怕的冲突，为了防止使无产阶级在心灵上和在肉体上蒙受更大创伤的流血冲突，劳动者的职责是制止战争的爆发。但是他们不应该——请你们听清楚——他们不应该仅以诅咒和无可奈何的叹息来制止战争：国际代表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已经成熟，他们无权停留在叹息和诅咒上面，无所作为，致使独裁者和资本家有可能对和平发动偷袭；他们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进行议会斗争或革命，扑灭战争的火苗。
对我党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很清楚：工人国际在斯图加特提出的观点和法国社会党在利摩日以及在南锡提出的观点不谋而合。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人王德威尔得在一开始就指出，国际不是乌合之众，也不是由各个支离破碎的民族拼凑起来的大杂烩，而是由各独立国家组成的和谐与自由的联合组织。他还说，各国的自由和它们各自的特点是壮大无产阶级队伍和创造人类精神财富所必需的。倍倍尔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讲到，在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例如波兰的无产阶级，最关注的问题是本国的复兴，他们无法把精力全部集中在直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上面。倍倍尔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一个民族放弃自卫的权利，这就是替凶残、野蛮和反动的统治者效劳。王德威尔得和倍倍尔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讲的这些话只是重复了我们党在利摩日和南锡提出的观点，也是我本人在党内自由辩论时，常常用来驳斥爱尔威的那些话。
事情最清楚不过了！各国社会党在斯图加特明确表态，他们反对战争，支持民族独立；反对使无产阶级在心灵上蒙受创伤的“流血冲突”和“独裁者以及资本家的诡计”；他们主张民族自卫。因为对一个民族来说，放弃自卫，就是“替凶残、野蛮和反动的统治者效劳”。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提出的口号是：“既不要背叛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也不要背叛祖国！”采取一切合法的或革命的手段，以战争制止战争，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用战争来捍卫民族独立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里，饶勒斯很自然地谈到那个主张在民族问题上采取冷漠态度的爱尔威主义。他说：
“公民们！我将毫无顾忌地跟你们谈谈爱尔威主义……”
有人插话说：“不存在爱尔威主义！”
另一人接着喊道：“爱尔威万岁！”
饶勒斯说：
主张思想自由的人首先应该允许别人对任何人和任何事心平气和地、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
我刚才说，我将毫无顾忌地跟你们谈谈爱尔威主义，因为如果我对爱尔威的一部分提法和观点持必要的保留意见，我坚信，你们中间任何人都决不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胆怯或者出于竞选上的考虑……十六年来，我几乎一直生活在辱骂声中，很少有清静的日子……因此，我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了，对大多数反对我们的人的那种爱国主义狂热，我只能嗤之以鼻……如果我确实认为，爱尔威的全部提法都是正确的……
这时有人喊：“好极了！”
饶勒斯接着说：
请注意，公民们！你们几乎站在我们的反对者一边，来理解我刚才说的话……我刚才说——我刚才用的是条件式——如果我确实认为，爱尔威的全部提法和全部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不管别人怎样谩骂，不管冒什么风险，我一定直言不讳。我甚至可以这么说，为了对爱尔威的论点持保留态度，我需要把别人对我们的攻击抛置脑后。
我想说明，就在爱尔威在这个大厅里首次提出他的著名论点的第二天，我在向巴黎市民发表演说时指出，在一个先进党的内部，在一个处于运动状态的党的内部，在一个宣称要改造世界的党的内部，不应该害怕任何观点和任何提法，不应该采取排他的态度，而应该用说理的方法，用讨论和分析的方法，逐步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存精。
公民们，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好方法。爱尔威主义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方面它越来越强烈地主张依靠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去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爱尔威主义的这一部分主张是站得住脚的，健康的，应该保留。我坦率地承认，摩洛哥问题之所以能如此明确和直截了当地提出来，部分地应归功于爱尔威的努力。
但是，当人们专心致志地思考某一问题时，难免会顾此失彼，忽视一部分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爱尔威没有能够充分地考虑到民族这一事实，忽视了世界无产阶级必须捍卫和维护民族自主权这一点。公民们，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说了，因为他本人在南锡已经承认，他为了让别人更容易地接受他的思想，结果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和片面。是的，在当今的世界里，无产阶级不能不关心民族的独立。如果依靠一个民族对其他战败民族的并吞和统治来实现世界大同，那么，这只能是建立在奴役基础之上的大同。世界大同只有通过把各个独立自主的民族联合在一起，只有在自由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爱尔威说——他现在还坚持这么说——一切国家，起码是那些文明程度相似的国家，应该是平等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但是，正因为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所以任何国家都无权奴役别人……古人说：可怜可怜那些奴隶吧！因为他们只有半个灵魂……是的，被奴役的民族也是如此：他们的灵魂被人宰割了，他们的才华不能充分发挥出来。为了工人解放和组织人类社会的伟大事业，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贡献出他所固有的力量、智慧和才干。
※※※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法国社会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希望各个民族拥有与自由人民的才能相称的防卫手段，用以捍卫本民族的自由：不要职业军队，不要等级森严的军队，不要那种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间招募并经专门学校培养的军官团。把人民武装起来，组织起来，组成民兵，由人民自己挑选那些懂科学，具有民主思想而且不脱离现实生活的人担任官长。在实现全面裁军之前，这就是国际所希望建立的武装力量的形式，以此反对外来入侵，捍卫民族独立，制止侵略战争的爆发和防止对被奴役的人民实行阶级统治。
上面一段引文清楚、有力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社会主义不允许奴役、宰割、征服、欺负和侮辱别的民族。作为人剥削人制度的死敌，社会主义坚决反对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进行政治和经济剥削。任何主宰世界和称霸世界的企图都是有碍于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通过把各国独立自主的民族联合在一起，实现全人类的统一。为了确保和平与独立这二者的结合，社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防体系：民兵。一支真正民主的军队应该成为保卫国家的盾牌，而不应该成为侵略别国的工具。
面对战争的威胁，我们应该如何行动呢？
国际社会主义首先宣布，从现在起——请你们听清楚，我说的是从现在起——即便在资本主义陷于混乱的情况下，只要无产阶级确实愿意，他们便可防止战争的爆发。噢，对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了战争，故只有连根铲除资本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战争。不错，这是社会主义的真理。不错，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战火连绵不断，遍及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人都卷了进去：在阶级内部，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之间爆发战争；在国家内部，阶级与阶级之间爆发战争；在世界范围内，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爆发战争。资本主义就是混乱、仇视和贪得无厌。资本主义就是为了猎取利润而不择一切手段的畜生。
是的，资本主义和战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国际不希望我们在反对战争的时候，仅仅满足于高谈阔论，消极地等待资本主义的崩溃。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首先指出，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最终消灭战争。决议接着又指出（这是借用倍倍尔在最初的提案中的一段话）：”或者，当人民被战争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沉重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便会起来扔掉这个负担。”因此，全世界的工人和无产者，如果你们愿意，如果你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如果你们团结起来，如果你们在历史的决定性时刻，发扬你们父兄当年争取自由时的那种大无畏精神，那么，即使在今天，即使在动乱不堪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即使在被君主、皇帝、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里，你们也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不错，资本主义确实是战争的根源。资本主义要最大限度地剥削工人，它千方百计地企图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尽可能地减少工人的工资。为了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你们并不坐等资本主义的灭亡，你们现在已组织起来，与企业主展开了斗争。当企业主利用黄色工会破坏罢工时，你们便同黄色工会展开斗争。同样，你们也决不会听任战争的火焰把你们吞噬。国际要求你们从现在起就采取行动。从今天起，你们就可以根据局势的发展和人们所作出的决定，采取必要的行动。除了你们，除了无产阶级，利益——即便有一定的阶级联系——总归是不一致的，因为资本主义不但分裂了我们的社会，而且也使资本家内部四分五裂。所有资本家，所有资产阶级，所有大、小有产者在同一个时候都具有相同的利益，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就在我向你们讲话的时候，海盗、专门猎取奇闻的记者、冒险的银行家、阴险毒辣的资本家，正在做远征摩洛哥的美梦。但是正当这些上等阶级对摩洛哥海岸垂涎三尺的时候，在中、小资产阶级中间，甚至在尚未完全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农民民主阵营中，千百万人不愿意法国把金钱和生命用于这种无谓的和罪恶的冒险事业。不过，这支和平力量是分散的、零星的和动摇不定的。
如果他们有一个组织严密、态度鲜明的和平中坚，那么他们将成为一支无比强大的力量！只有你们这些工人阶级，只有你们这些城市产业工人，只有你们这些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才能够而且也应该成为这个和平的中坚，组成这支组织严密、百倍警惕的和平力量。到那时候，你们将率领这支浩浩荡荡的和平队伍，你们将不但作为本阶级的捍卫者和拯救者，而且将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和拯救者，出现在世界面前。工人国际在指出立即采取反对战争的行动是必要和有效的同时，建议人们采用它从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政府那里搬来的那套办法来捍卫和平。
始终有一部分社会党人认为：除了宣传社会主义之外，没有其它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办法！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饶勒斯承认资本主义和战争之间的联系。但是他不认为，社会党和工人阶级就可以“满足于高谈阔论”。他要求社会党人采取反对战争的行动，就象他们不停地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样，就象他们通过日常斗争，争取缩短工人受剥削的时间和提高工人工资那样。如果人民在决定性的时刻，拿出当年争取初步自由权利的热情，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即使在今天，即使在动乱不堪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即使在被君主、皇帝、军阀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里”，人民也能够防止战争。资本家不是铁板一块。除了资本家中的冒险分子以外，有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分子也反对进行“无谓的和罪恶的“战争冒险。农民不希望战争。工人将组成“浩浩荡荡的和平队伍”，将作为“人类文明的捍卫者和拯救者”出现在世界面前。幸好，工人阶级可以建议人们采取从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政府那里搬来的那套办法，来捍卫和平，这就是：国际仲裁。
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对国际仲裁持怀疑的态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们看到，沙皇在发动对日战争和屠杀俄国工人的前夕，居然还向海牙会议提出国际仲裁和裁军的建议。人们看到，聚集在海牙的各国政府的全权代表虽然整日忙于开会，但始终毫无结果。人们还看到，当各国政府的代表在讨论保障和平的途径时，卡萨布兰卡却受到了大炮的密集轰击，美国舰队从大西洋开往太平洋，企图以此威胁日本。当劳动人民看到所有这一切时，他们当然有权对资产阶级推崇备至的国际仲裁不表示过分的热心。
然而，公民们，为什么外交家、政府代表和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每隔三年召开一次这样的国际和平会议呢？如果说这仅仅是一出闹剧，那对统治者来说，这可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时间一长，人民慢慢也想登台演出，但他们的态度将要认真得多。
当国家之间发生争吵的时候，我们将对统治者说：请你们通过你们的外交官解决你们之间的分歧。如果你们的外交官解决不了，那就把分歧提交给你们自己指定的公正人去裁决，并且服从他们的决定。不要弄刀舞枪，不要流血：服从全人类的裁决，服从理智的裁决。如果你们不愿意这么做，好吧，这就说明你们是一伙十恶不赦的强盗和刽子手。这时，无产阶级有责任起来反对你们，把手中的枪对准你们……
※※※
我认为，由于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在不久前提出这条必须遵循的国际仲裁的原则，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不再需要从错综复杂的时局中和政府的诡秘的活动中，寻找出谁是进攻者，谁是被进攻者。哪个政府拒绝仲裁，从面引起流血冲突，那它就是侵略者，就是世界文明的敌人，就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国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权利和责任不是替罪恶的政府充当炮灰，不是拿着从事冒险勾当的政府发给他们的枪枝，去屠杀边界另一边的工人和无产者，而是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这个罪恶的政府。
谁能反对在这样的国家里开展革命运动呢？如果我们用革命的方式来揭露和谴责政府拒绝海牙会议仲裁的罪行，那么，污蔑和攻击我们的保守党和激进党的英雄好汉们，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将对保守党人说：什么！你们想剥夺无产阶级认真对待沙皇政府建议的权利吗？我们将对克列孟梭的激进党政府说：是谁以法国的名义派全权代表去海牙讨论国际仲裁问题的呢？如果列昂·布尔茹瓦和柯斯当·德斯杜耐勒在试图说服各列强接受国际仲裁之后，从海牙回到国内，看到全体法国工人起来要求认真执行这一仲裁时，他们将作何感想呢？这将是一场发自无产阶级内心的革命，因为当他们想到，有人企图把他们拖入一场反对别国无产阶级的战争时，他们必然要奋起反抗。同时，这也是一场发自全国人民内心的革命。到那时候，无产阶级将拿起武器，但不是为了去犯罪，而是为了拯救祖国和争取解放，为了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对集结在边境上，或者企图越过边界的侵略者说：“你们要和平吗？让我们接受仲裁吧！”社会共和国将以此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要是侵略者不同意，继续动员他们的军队，那一定是为了镇压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时候，无产阶级必须起来保卫自己，保卫革命的祖国。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了这项形式多样，但坚定有力的行动策略。你们可以看到，国际的这一理论是多么彻底合理明确和完整。为了使一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支持，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指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防止战争的爆发，或者用革命的方式惩办战争的策划者。它责成由各国社会党的代表组成的社会主义国际局推动和协调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使所有在本国政府的胁迫下卷入冲突的人民一齐起来反对和制止战争。
要么仲裁，要么革命！饶勒斯虽然向来主张采取合法与和平的行动，但是如果政府拒绝接受仲裁，饶勒斯则决心用起义的方式，来推翻这个罪恶的政府。
饶勒斯确实打心眼里反对暴力，但是为了防止战争，他并不排除采取暴力的可能性。他英明地预见到，战争将危及欧洲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切成果。他看到，人们将犯下疯狂的战争暴行，反动派将因为胜利而变得趾高气扬，现代社会将遭到阿提拉的践踏和踩端，无产阶级将互相对立，互相仇视，互相残杀。饶勒斯要求作出最后的抉择：要么和平，要么革命！他知道，社会主义和战争之间将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消灭战争，否则，社会主义将被战争扼杀。
这位雄辩的演说家回顾了国际和平运动的历史。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每个听众的心。
尽管代表大会上必须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尽管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代表有九百人之多——这仅仅是一些表面的细节，却很能说明问题——如果你们看到，代表大会的工作是多么有条不紊，具有多么强的针对性，如果你们看到，代表大会对诸如移民这类具体问题所作出的决议是多么详尽周密，你们便会说：是的，国际已经不再处在摸索和混乱的阶段了，它现在是世界上一支代表光明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团结在它的周围，它象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为一切受苦人照亮前进的道路。不管是矿工、玻璃工、织布工，还是疲惫不堪的贫苦农民，也不管是什么民族和肤色，他们都是受剥削的穷苦人，都衷心希望国际无产阶级能在将来获得解放。
公民们，今天我无法确切地向你们说明，我们在法国国内应该如何立即实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国际行动的原则。我们的会议决不能草草地走过场，而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定期会晤，以便确定我们自己的行动计划。
我只想说一件事：在国际内部，需要深入研究和比较各国人民的优点、力量和特色。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国人民一向具有奔放的革命激情，而我们的德国同志则历来十分乐意公开自己的想法。考茨基在《新时代》上曾直言不讳地说，从今以后，德国社会主义不再是老大哥了，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社会主义后退了，而是因为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得到了发展。因此，各国人民可以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革命热情多少能够感染别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德国社会主义那里学到使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在组织、教育和策略方面表现出来的才能。
刚才有人要求我谈谈摩洛哥问题。好吧！不过，叫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尽管我们已经做出许多努力，但我们仍无法迫使海盗们就此罢休。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议员背后，工人的力量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唉，法国总工会在五、六百万无产者中间，只有五十万会员。如果它象德国工会那样，几年功夫，工会会员就超过一百万，或者象英国工联那样强大——目前正在举行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代表着一百七十万缴纳会费的会员；如果你们除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和奔放的热情之外，还有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力量，那么，政府就不敢强迫国家去进行一场殖民远征，即使这个政府受到《晨报》、《时代报》、《辩论报》等报刊的支持。
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首先教育我们，为了完成国际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大家必须组织起来，发展和壮大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知道，几年来，巴黎的某些同业工会已经组织起来。我知道，建筑工会已比三年前组织得更加出色。一切取决于你们能否成为一支真正的力量。咒骂自己的祖国，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了。因为这仅仅是嘴上说说而已。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而要做到这一点，那就要看你们自己了。为什么现在国家政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里呢？因为你们四分五裂，软弱无力。你们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你们组织起来，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你们便能使祖国社会主义化，国家便是属于你们的，从而也将属于整个无产阶级。这就是国际对你们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们和世界各国同志共同奋斗的目标。
不过，不要以为，饶勒斯对社会党人与资产阶级——哪怕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抱有什么幻想。他十分了解这些激进派的政客，了解他们无可救药的无知和胆怯。因此，他的话是针对盲从激进派的群众而讲的，目的是要他们看清那些利用他们的人的本质。
我要说，除了那些对理想已经丧失热情、浑浑噩噩的激进党人之外，其他激进党人的心里都很明白。当他们在社会党人的支持下，实现了他们的政治纲领之后，他们便认为，现在应该搞一个社会纲领。只要这个社会纲领毫无实现之可能，他们总是十分乐意把它抬出来。后来，由于纯政治性问题在上下两院相继获得解决，由于我们逐步提出税收等社会问题，由于他们将被迫要求一部分他们的追随者作出必要的牺牲，于是，这些激进党人便说，纲领的内容无疑相当精彩，但只能停留在纲领的阶段上。他们开始寻找一个阻止纲领实施的体面办法。他们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们说，实施纲领固然是件好事，不过要做到这一点，非得有社会党的合作不可，而社会党人现在却在鼓吹起义和革命，他们是一群不要祖国的家伙，因此我们无法同他们真诚地进行合作。他们懂得，只有同我们合作，他们的纲领才能得以实现，但他们并不想实现纲领，所以就诽谤我们。爱尔威是个怪物，我则是爱尔威手下的一员干将。由于激进党人尚未完全抛弃他们的纲领，他们便老是跟我们纠缠不清，并揪住爱尔威不放……因为他是一个怪物嘛！这样一来，如果谁投票赞成有关的改革——工人养老金、向企业主征税、累进制所得税等——谁就是帮社会党人的忙，就是帮饶勒斯的忙……而饶勒斯是为爱尔威效劳的……爱尔威又是为德国皇帝效劳的。
这些先生们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企图放弃他们的纲领。他们在开小差方面真有两下子！他们把爱尔威主义运用在政治上……
公民们，我知道这出闹剧将如何收场：他们不停地指控我们，不断地谴责我们，而且越说越离奇，结果反倒把他们自己吓唬住了，把他们的大部分追随者吓唬住了——起码在一段时间里，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他们处处与我们作对，他们只有投入保守派和反动派的怀抱，才能找到出路……但愿他们万事如意I
我的朋友瓦莱纳想用这样的话来吓唬他们：你们反对社会党人，所以你们只好听从反动派的摆布，这样，你们就无法实现你们的纲领……瓦莱纳是多么幼稚啊！这恰恰是激进派所希望的。不过，对于他们来说，不实现纲领，那是不够的，保守派、温和派和梅利纳派不但希望他们的阶级要求得到满足，而且还希望他们个人的欲望也能得到淌足。他们对激进党人说：“好！脱掉社会党这件外衣吧！”他们还说：“这还不够……为什么你们还要保留区别于一切共和党人的’激进’这个形容词呢？……“他们得寸进尺，最后要求激进社会党人放弃其一切称呼……然而，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他们说：“不管怎么说，你们直到现在才知道，社会党人是一群怪物。你们知道得太迟了。我们早就向你们指出过这一点！你们现在和我们一样感到担心，而我们则一直在担心这群怪物。由此可见，我们比你们高明得多。”这样，激进社会党人将完全消声匿迹，他们与保守派的昔日追随者完全同流合污了。让他们消失吧！这是对他们最公正的惩罚！
至于我——我认为，我是以我们党的名义在这里讲话——我不想大吹大擂：我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我很清楚地知道，激进党人和保守党人将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而且他们将在激进和激进政府的旗帜下进行联合，所以显得格外阴险和保守；我同样知道，他们准备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毫不犹豫地说，他们的联合将会使我们在议会中失去相当多的席位。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知道，我并不轻视议会活动，政治活动，竞选活动。我认为，我们党有足够的力量进行议会活动。面对联合起来的敌人，我们党即便遭到暂时的挫折，也决不会示弱。她宁可失掉一部分席位，但也要高举起自己的旗帜。我们党不愿为了追求表面的胜利而断送整个事业。与反动派狼狈为奸的激进党人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虚假的和不光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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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们，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对待周围的一切事物。我们信心百倍地奔赴战场。伟大的诗人但丁在一首题为《新生》的诗中写道，当他想到蓓阿特丽的花容月貌有朝一日也会凋谢时，他不禁痛苦得发狂……但是，社会正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将永葆其美妙之青春。它们将象劳动一样永恒，象科学一样不朽。国际的战士们，我将和你们一起去迎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1907）
饶勒斯在他的巨著《新军队》中，极其精辟地阐述了他对祖国、和平以及国际的看法，故毋需在这一章里多讲。这部充满激情的光辉著作，显示出他那伟大和高尚的品格。
从今以后，为了建立新的秩序而发扬各民族在传统、历史和特性方面最美好的东西，这对国际社会主义战士来说，是一种幸福、骄傲和力量的源泉。一切反映人类美德的崇高和无畏的举动，一切敢于创新的行动，一切大胆的想法，一切自由、民主和启蒙运动中的成就——这些成就为人民享受高度文明创造了条件——我们都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一运动不能持续地向前发展呢？为什么至今处于从属地位，处于蒙昧或半蒙昧状态的人，不起来争取自由和光明呢？难道不正是在社会合作的制度下，人们的首创精神才能得到可靠的保障，人们的智慧和思想才能充分发挥吗？国家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就是这方面最好的证明。当国内的阶级斗争被一个融洽的社会所代替，当集体所有制成为共同的思想基础，国家就会变得更加统一。当过去的一切努力最终导致全球的解放，当平等和正义的蓓蕾在全世界开放出绚丽的花朵，当人类思维的最细腻和最高级的活动，最终在发展个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方面给每个人带来骄傲和欢乐时，国家的连续性将变得更加深刻。这样，祖国将成为一面生动地反映一切思想意识的镜子。原来局部地、似是而非地属于无产者的祖国，将全部地、明确地归他们所有。祖国永远是属于无产者的，因为世世代代的努力最后将使他们纵情享受正义的欢乐。由于他们能够在自己的祖国从事旨在按照一个更加崇高的思想改造国家的斗争，从现在起，他们不再是游离祖国之外的局外人了，他们生活在祖国中，因为他们能够对国家施加自己的影响；因为国际社会主义的活动受到独立国家的庇护；因为民主——现代国家的形式——有助于雇佣劳动者的斗争；因为只有当各国的无产者都进入最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只有当他们成为民族智慧的精华时，他们才能取得胜利；因为只有当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在世界大同中保持其原来的特征，只有当人道的乐曲响彻每个国家时，新的人类社会才能繁荣昌盛。在从自然到精神，从实力到正义，从竞争到友爱，从战争到联合的运动过程中，祖国将既具有一切本能的有机力量，又发挥思想的巨大威力。无产阶级胜过其它任何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能顺应祖国发展的潮流。当无产阶级在咒骂自己祖国的时候，当他们自以为在咒骂自己祖国的时候，他们所咒骂的，其实是给祖国脸上抹黑的贫穷，是使祖国分裂的不公正，是使祖国发狂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仇视，是掩盖剥削祖国行径的花言巧语。表面上似乎是在咒骂，其实是号召建立一个崭新的国家——只有保持民族的独立，高度发扬民主，并把全民族的聪明才智运用在解决新问题上，也就是说，只有让全人类都了解关于祖国的概念，国家才能向前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和社会主义国际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向无产阶级提出两个密不可分的任务：竭尽全力维护和平和捍卫国家的独立。是的，为了维护和平，无产阶级必须开展一切形式的活动，其中包括举行国际性的总罢工，甚至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敌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意或无意地散布了多少流言蜚语啊！他们忘记了，由于各国的外交还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由于对外政策往往不受国家的监督，任何鲁莽的举动，自以为是，蓄意挑衅或者金融集团的贪婪，都可能突然招致冲突；他们忘记了，少数几个人，一个小集团，一个犯有偏执狂的人，都可能使国家卷入冲突，从而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他们忘记了，战争与和平现在还游离在民主法则之外。在国家内部演变的过程中，还会发生突然事变和暗杀事件。这些事情引起的后果当然是可以消除和限制的。当疯子或罪犯挑起战争时，人民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控制或者扑灭这场火灾呢？阿诺多因为个人之间的纠葛，竟把法国推向同英国开仗的边缘；德尔加赛则因为个人之间的纠葛竟把法国推向同德国开仗的边缘。德国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影响到整个欧洲大陆的政策。战争的可能性随着霍尔斯坦集团或纽伦堡集团的势力大小而增加或减少。金融界幕后争夺摩洛哥的冲突一度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法国金融家和德国金融家之间的敌对情绪使欧洲的和平岌岌可危。起先，他们相互对立；后来为了更有效地掠夺摩洛哥，他们很快达成协议，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协议的效果还算不坏，但是，达成协议的动机同原先冲突的原因一样地不光彩。面对这些个人之间的纠葛，面对这些偷偷摸摸的幕后活动，面对刊登在报刊上的这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人民应该怎么办呢？伪善的资本控制了报刊宣传，他们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或者由于狂妄自大，极力制造混乱和散布仇恨的种子，并把亿万人的性命视作儿戏。对此，人民只有一个保卫自己的办法，无产阶级也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公开表明，无产阶级“决不会走”这条冒险的道路，或者更明确地说，他们将起来反对阴谋的制造者，他们将尽一切可能粉碎战争势力，他们将把祖国从那些掮客的手中夺回来！无产阶级很清楚，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肯定会遇到不少障碍。假如他们对此掉以轻心，假如他们把这一切想象得过于浪漫，那就是犯罪！无产阶级十分明白，只有当他们采取了在这个很不健全的民主制度下所能采取的一切办法之后，他们才有权采取上述痛苦的方式，也才有获得成功的希望。无产阶级必须密切地注视事态的发展，以便在战火尚未蔓延开来之前，就把它扑灭。无产阶级应该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一切政治性会议——尽管他们的代表目前处于少数，但是以后会逐渐增多的——以便揭露阴谋，消除误会，不断向要求正义与和平的善良的人们揭露各国外交的贪婪性或冒险性。无产阶级应该通过这些代表和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法学家，起草一份国际公法，用以防止资本帝国主义的罪恶竞争和暴力行为。无产阶级必须保护所有的人民和民族，反对用人民和民族的利益去换取特权、垄断权和租界。无产阶级应该扩大国际仲裁的范围。他们不应该在庸俗的小人的诱惑下，鹦鹉学舌地嘲弄海牙法庭；相反，他们应该尽力维护海牙法庭，为它创造更好的活动条件和提供处理争端的一切可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每个提交海牙法庭仲裁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若解决诸如捕捞权这一类的问题，就能够制止英国和德国在海洋上的争夺，就能够剥夺进行海军方面的军备竞赛的任何借口。各国的无产阶级组织应该在国际代表大会上，越来越有力地表明自己的和平意愿。他们之间日益明显和日益牢固的友谊，应该成为战争狂人的巨大障碍。当全世界的社会党人和劳动者在议会、工会组织、合作社以及各个联系日益广泛、日益紧密的世界工人联合会里，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时，当他们运用智慧、理智、宣传和组织的力量来防止冲突，从而使国豕免受战争的浩劫和由战争引起的革命考验时，到那时候，如果那些富有冒险性和掠夺性的政府一意孤行，如果政府首脑为了转移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君主制，保护资产阶级的特权，或者为了满足资本家和金融家们的无耻的要求，到处兴风作浪，如果他们不顾世界无产阶级提出的关于国际仲裁的严正要求，执意发动罪恶的战争，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有权并且有责任同面临这场可怕灾难的各国社会党人一起，依靠革命的力量，推翻这个进行疯狂掠夺和屠杀的政府，并在这场暴风雨中大声呼吁和平与正义，捍卫国家和人类的安全与尊严。
由于我在评论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意义时，曾多次阐述上面的观点，故受到了某些人的猛烈攻击，被他们污蔑为祖国的叛徒。我认为，今天他们再也不敢在社会党和国际面前重复这些无耻谰言。虽然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在反对战争的国际革命斗争中迈出了新的一步，虽然它把各国无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防止战争的问题，提到了各国的议事日程上来，但是它并没有象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那样，成为敌人谩骂和攻击的目标。欧洲民主正在逐步接受国际的伟大思想。今天人们至少不敢大声指责我们法国社会党人企图破坏保卫祖国的努力，不敢说我们如果不是外国的走狗，至少也是受别国社会党蒙蔽的可怜虫，说这些国外的社会党利用国际主义的虚伪口号来掩盖其民族沙文主义的真实意图，利用革命在法国国内煽动无政府主义，为他们全副武装的国家效劳。不，人们至少不敢重复这些陈词滥调，因为整个欧洲正面临着一场动乱。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冲击。人民已经厌恶靠武力维持和平的这种耗资巨大的办法。各国人民都希望能自己管理国家事务；甚至在政权相当稳固的国家里，人民的力量也正在积聚和发展。因此，再也不能说，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将仅仅局限在拉丁语国家里。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中，再也没有一位君主，一个阶层或者一个阶级可以不冒风险地玩弄战火。国际将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在国际范围内采取行动，发动一场革命运动来反对侵略势力。由此可见，反对和污蔑国际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就连过去曾经最激烈地反对我们的人，现在亦已懂得，如果国际社会主义以工人革命来严正警告那些好战分子，那是为了使民主的文明世界免遭突如其来的战争灾难。战争将使社会的稳步发展成为泡影。与此相反，如果民主与和平得以确立，如果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安全得到充分的保障，资产阶级社会就可以通过非暴力和不流血的方式，在不必耗费巨大财力的情况下，逐步地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为了和平而不惜以革命运动来威胁战争贩子的人是最有远见的，他们为人类的发展，为社会稳步、健康和迅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无产阶级知道，反对战争——甚至以革命反对战争——和捍卫国家的独立，这一双重任务是艰巨而又伟大的。肩负这一崇高和光荣使命的阶级，必须进行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必须发扬机智和勇敢的精神。无产阶级决不会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把瞬息万变的局势事先纳入四平八稳的轨道。在这场可怕的动乱和危机中，光凭一张抽象的图纸是无法给人们指明方向的。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国际坚定不移地希望国家的自主权不受到损害。把国家从掮客、军国主义分子和金融集团的手中夺回来，让每个国家在民主与和平的环境中自由地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国际和世界无产阶级——他们将使刚刚成型的人类社会完全成熟起来，而且有利于国家本身。国际和祖国从此将联系在一起。国际是国家独立的最可靠保证，而只有在独立的国家里，国际才能建立起最强大、最有力的组织。人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国际主义越少，与祖国就越疏远；国际主义越多，与祖国就越亲近。爱国主义越少，与国际主义就越疏远；爱国主义越多，与国际主义就越亲近。
因此，对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思想的无产者来说，积极参加人民的国防组织，丝毫没有矛盾。相反，他们面临的问题越困难，越棘手，他们就越需要以最大的努力开展活动，以便提高自己的威信和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就越需要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使军队在危急关头更好地为无产阶级的崇高目标服务，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国家独立服务。他们积极参加新型军队的活动，这是壮大无产阶级力量和采取社会主义行动的法则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必须承认这一法则。出于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所作所为的厌恶，无产阶级有时似乎觉得共和国与他们无关；但是，一旦共和国确实面临威胁时，他们便会义愤填膺，立即行动起来；一旦在欧洲出现一个新的，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他们也会感到欣喜若狂。同样，不管无产阶级平时怎样牢骚满腹，怎样不满意国家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形式，怎样咒骂自己的祖国，一旦国家的独立确实遭到威胁时，他们便会奋起保卫国家的独立。无产阶级将推翻腐败的和冒险的政府，在维护世界和平的同时，捍卫国家的独立。一旦爆发危机，种种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措词相当激烈的奇谈怪论，都将在主张把国际和祖国紧密结合的工人阶级思想面前，不攻自破。要是共和国希望建立一支真正防御性的、有效的人民军队，她从现在起就可以借助工人阶级的这个完整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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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三版序言
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主席赫伯特·瓦恩克的《德国工会运动简史》一书，现在出第三版，是应许多工会会员和其他劳动者的要求而出的。这表明，近来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对自己的过去和工会运动史的兴趣，是大大增加了。同时也完全証实了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上说的话：我国人民对自己的伟大传统的自豪感在开始提高。
这个版本和以前两个版本的差别是不算不大的。卡尔·马克思年（1953年）取得的丰富的科学成果，使本书的内容有可能作许多的补充和修改，使德国工会运动史的各个方面能够得到更明确更详细的阐述。补充修改的最重要的依据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工会》，瓦尔特·乌布利希的《论工会》，《德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纪念提纲》。
虽经修改，但是本书的结构和特点仍然保存着。书中的阐述并不是想对德国工会运动的整个历史作充分的分析，而是试图概观一下工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介绍一下其中若干对工人阶级的当前斗争有意义的主要问题。此外，本书还向宣传工作者建议和提示，对至今还很不为人熟悉的德国工会过去的某些个别问题，应如何去作彻底的研究和说明。
想正确理解此书，便要注意：对德国通史的相应阶段，只作了最必要的轮廓性的叙述，因为对历史进程的状况作较广泛的说明，便大大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出版者
1954年5月于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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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附3．克鲁普斯卡雅致阿·马·高尔基
最敬爱的阿列克赛，马克西姆维奇：
我想向您谈谈所奉寄的这本小册子（编按：指克鲁普斯卡雅所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由于我常向工人群众讲述这本小册子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我总是感到他们对这些问题很有兴趣。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些人中间至今还有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甚至于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些什么他们似乎也知之甚少……当然，这种情况是过去那段时期造成的，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上。视野所及，都是立宪民主党人和民粹分子。工人和教师们只是听他们讲起才知道这些问题，而在欧洲，由于技术飞速发达的影响，国民教育的问题已成为暈为紧迫的问题之一。现在正值战争时期，德国就在狂热地改造学校，使学校更能满足飞速发展的生活的要求，把学校由单纯念书的学校变为劳动学校。我国无疑很快就会把这一问题纳入日程，世界市场的竞争要求我们做到这一点。与这个问题最有关系的民主力量，绝不能对此事不闻不问，毫无自觉之意。别的部门都还有传统可循，而在这一部门却很遗憾地尚无传统可言。
在奉寄的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只是讲了劳动学校这一基本问题。第二部分旨在分析民主在建立这种学校中的作用。现将这第二部分的提要寄上。第二部分或许比第一部分更有趣味一些，但第一部分乃是第二部分的必要前提。从分量、时间等方面考虑，这些部分均能独立成章。
好，就此停笔，谨致衷心的问候。
娜·克鲁普斯卡雅
〔写于1915年12月14日至1916年2月8日之间〕
自伯尔尼寄彼得格勒
原载《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页14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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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列宁致阿·马·高尔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附2．列宁致阿·马·高尔基
写于1915年2月8日之前，寄往彼得格勒，第一次刊印在1925年出版的《列宁文集》第三卷。现载《列宁全集》第49卷第182-183页。
最敬爱的阿列克塞·马克西姆维奇：现将我妻子所著《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挂号寄奉。作者研究教育学已有20余年。本书既有她亲身考察所得的结果，也有关于欧美新学校的材料。您从本书各节的标题可以看出，前半部还从历史上扼要地讲了一些民主主义者的观点。这点至为重要，因为其他作者一般都是不正确地叙述或用不正确的观点叙述过去伟大民主主义者的见解。我不知道您自己能不能抽出时间并且是不是有兴趣阅读这本书。第2节和第12节可以作为范例。现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学校中的变化是根据最近几年的材料叙述的，同时还对俄国的民主主义作了很有意思的说明。
如蒙您对此书的出版能直接或间接予以协助，将不胜感激。现在俄国对此种书籍的需要确实大为增加。
致衷心的敬意和祝愿。
弗·乌里扬诺夫
Wl.Uljanow.Seidenweg.4-aBern
写于1916年2月8日前
自伯尔尼寄彼得堡
1925年第一次载于《列宁文集》第3卷按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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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附1．《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克鲁普斯卡雅的创作素材，共有26本笔记现均保存在苏共中央马列学院中央党史资料档案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文的素材饶有兴味。她在这些素材中可以不必顾虑沙皇的检查制度。关于如何回避检查的情况，她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三版序言中已谈及。
手工劳动，十八世纪末叶伟大的教育思想家对手工劳动的理解
我们对读书学校一向习惯于使之只追求一个目的，即向学生灌输一定数量的知识，而当我们想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来建设学校时，当我们想使教学工作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时，我们还以为这是一种新的发现，是当今教育思想的一大成果。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十八世纪末叶就已非常完整地提出了儿童全面发展的问题，与此问题相联系，又提出了体力劳动及其在教育工作中的作用问题。而且不只是进行理论探讨，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欧文都力图在自己的学校里实际地实行自己的主张。裴斯泰洛齐在新庄，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欧文在纽兰纳克都力图在实践中把劳动作为教育的基础。
这种思想和试验所经历的命运异常奇特。同时代的人称颂他们，参与者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到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和欧文所办的学校来参观，打算以后能在自己的故土兴办这类学校。然而直到不久以前，这些思想却被拋向九霄云外，而要想根据十九世纪所写的教育著作对它们加以评价，则将一无所获。一些知名的教育家力图从另一角度来评价这些国民教育活动家的功绩，说他们的实验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力图证明提出这些主张的人的思想是不切合实际的。只有读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欧文等人的原著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问题提得多么深刻。十八世纪末叶是英国、法国、瑞士人民生活中的批判时代。新的生产形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迅猛发展，动摇了旧的封建制度基础。生活已沿着新的轨道前进，多年习以为常的尺度已完全不适应经济、家庭和法权关系的新形势。这种形势要求社会关系的新形式。
大工业与旧的行会制度、风俗习惯和法令规章有了矛盾；封建领主所实行的司法权在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下成了一种可怕的暴行；过去谁也不曾提起过什么人民群众——他们自生自灭，有如田野之草芥；而现在他们却开始引人瞩目，他们的贫困无知使大家为之关注。“人民”一词常见于日常谈话之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必须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从前，学校只是为上层和中层人士的子弟开设的，为下层人物的子弟开设学校只是极个别的情况，而且是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
国民教育的问题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它得到了广泛而热情的讨论并且牵涉到人民福利和国家法令的一般问题。
民主主义者卢梭、民粹主义者裴斯泰洛齐和工人之友欧文，从民主主义的利益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国民教育问题。因此，他们把生产劳动作为自己教育体系的基础。
但是，国民教育的命运不取决于民粹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取决于国家政权的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他们把国民学校视为使人民群众听命于政府当局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资产阶级需要一批既能干活、又很听话的工人，他们会读、写、算，同时充满资产阶级道德观念。他们不要求工人具备任何一点首倡探求精神和独立精神，甚至不要求他们具备体力和灵巧性。那时是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人只不过是机器的一个附件，他的全部工作只是完成机械的、单一的动作。国民教育工作正是根据资产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安排的：大量的机械教学，完全忽视儿童的个性，毫不注意培养儿童的劳动能力。贝尔和兰喀斯特式的学校就是后来的“国民”学校的雏型。为了节省教育经费，一个教师要教500人，700人，甚至1000人。学生们聚集在一个大礼堂里，根据铃声，按编队进行互教互学的教学活动。极其严格的分工，极其死板的训练，有如地地道道的工场。贝尔和兰喀斯特式的学校在当时最大的工业国一一英国和法国盛行一时。
这部学校机器靠盲目服从的纪律来维持，因而千方百计地树立这种纪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的影响范围扩大了，教学大纲的内容也有了补充。工人和农民成了选民，人数很多，不容忽视。因而要更好地控制学生的精神世界，扩大影响范围。教学大纲的内容扩充了，但教学方法却依然如故。读书学校由此应运而生。官方教育家的心目中只有上级指出的道路而无其他。一切都四平八稳。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可能。
但是近来工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工业所需要的人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前，占主体的是没受过教育的工人，要求于他们的只是准确地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而现在，至少是在如美国和德国这样一些先进的工业国家，却要求工人有首倡精神、独立精神，能适应一切新的发明。他不仅要能够看懂工厂的内部规章制度，会写自己的名字，他还应具备一般的劳动技能和综合技术的素养。现在的工业已不能由没受过教育的工人来掌握了，只有受过教育而又有首倡精神、独立精神的工人才能驾驭它。
美国和德国国民学校的发展方向是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工业发展所使然。慕尼黑国民学校的校长并非一个民主主义者，不过他在改革国民学校的工作中是很有建树的。
但是，这方面的教育改革却孕育着一种重大的后果。一般劳动能力的发展离不开总的发展。而总的全面发展要求采用崭新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要有助于培养儿童的个性和增强他的积极性。这种教学方法是与外表的强制格格不入的，它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的。
资产阶级现已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工业迫切需要全面发展的、有首倡精神的工人，但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却不指望工人能独立思考和行动。于是就出现了资产阶级难以消除的矛盾。
生产要求的那种人民群众精神上的解放，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只有民主制度掌握了国民教育工作之后，才能把国民学校由奴役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因此，当代的民主制度必须充分认识学校所应追求的目的以及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学习国民学校的历史，包括学习十八世纪末叶教育家的思想和经验，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解决上述的问题。
让·雅克·卢梭
卢梭没有直接写一些有关国民学校的文章。1761年出版的他的名著《爱弥儿》，‘只是一般地谈了人的教育问题。他所塑造的爱弥儿这一教育对象属于富有者阶层。卢梭写道：“穷人不需要教育；他所受的教育受他的等级地位所制约，这种教育是强制的：他不可能受别的教育。相反，富人由于其等级地位而受的那种教育，无论对他自己抑或对社会都无多大补益。此外，教育穷人去过富裕生活，不如教育富人安于贫困更为明智，因为我们计算这两个阶层的人数时，发现潦倒落魄者多于发财致富者。因此，我们选择了富人。我们坚信，培养一个人就够了，因为穷人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穷人可以从必须参加的劳动中受到教育，可以从生活中受到教育。卢梭当然不想说穷人的子弟无杈受教育，他从富裕阶层选择自己的教育对象，把这个对象放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即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个人。实际上，爱弥儿所摆的位置已超越了任何阶层或阶级，超越了家庭，超越了社会环境。
卢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他的思想。他达到了这一目的。他对知识界的影响是深远的。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写下了他读《爱弥儿》的印象：“当他的《爱弥儿》一书问世时，我的极不切实际的思想、流于幻想的思想在这本同样不切实际的、流于幻想的著作的影响下，变得狂热起来。我把自己在家里、在母亲那里受到的教育，以及后来在学校受到的教育与卢梭给爱弥儿的教育以及对爱弥儿的要求加以比较。家庭教育以及各处、各阶层的社会教育无疑对我是一种损害。我觉得，只有在卢梭所阐述的思想中才能找到摆脱现行教育的困境。卢梭理想化了的自由制度更加激发了我的想象力，使我去寻求有益于人民的、广阔而有效的活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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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学校对民主制度有利；当学校符合民主制度的利益时，这个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后来，当学校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时，这个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只是到了最近，由于竞争和技术需要受过教育的工人，资产阶级才把劳动学校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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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注意学生的个性，尊重他们的个性。在美国，学校是为学生而开办的，而不是为了学校才去招学生。学生的兴趣、爱好得到照顾。美国学校里有一段特别的时间，学生可以学习他们最惑兴趣的东西，学生可以不要教师的帮助而独立活动。学生们不仅有权独立工作，而且有权独立思考。学校和老师就是这样教他们的。
学校还培养他们参加社会生活。最好的培养就是实践。“学校共和国”就是这种实践。学校自治的主要意义，以及在美国为数众多的儿童俱乐部、各种活动小组和团体的主要意义，在于它可以培养适应社会组织的能力，使学生善于服从整体的意志，服从内在的纪律，而没有这种内在纪律就不可能有社会生活（任何外部的学校纪律都不可能代替这种内在纪律）。外部的纪律产生于对强力和权威的服从，而内在的纪律却源于认识到必要性之后的自觉服从。比较早地参加儿童所能接受的社会生活，可以培养他们了解人的能力，使他们学会不是根据言谈而是根据行动去判断一个人，学会影响人。
美国学校盛行的各种社会游戏，也有助于达到“学校共和国”所要达到的目的。
美国学校为儿童的创造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激发了他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方面的积极性，为他们的社会本能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因此，它就完全把儿童抓住了，对儿童的影响要比读书学校大得多，因为儿童到读书学校去是奉命行事，读书学校不是发展而是扼杀他的个性。
美国学校并非完满无缺。不应忘记，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已达白热化的程度，阶级纷争极端尖锐，有时还采取了极其激烈的形式。凡此种种，肯定会对学校有很大影响。美国学校的教学内容无疑打上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烙印，向青年一代灌输的观点往往与工人民主制度的观点很少一致之处，但是美国国民学校的形式却是现有各种形式中最好的一种。它以最恰当的方式发展儿童的自然力量，以最恰当的方式培养他们参加劳动、走向生活。它最灵活、最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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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把自己的事业与全体人民的事业视为一体。资产阶级优秀的代表人物认为，他们不是为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而是为整个人类的利益而斗争。法国革命倡导“人权”。许多革命活动家开始用广泛的民主观点看问题，孔多塞就是其中的一个。诚然，他的观点当时未被理解，他备受迫害，终于献出了生命。这是不难理解的。已经掌权的资产阶级想充分运用这一权力，它预感到，学校将成为它手上的强大统治工具，而孔多塞为了科学的独立性却力图使学校摆脱国家的控制。不难理解，他的主张对资产阶级说来就是一种大逆不道之举。但是，资产阶级之所以反对他，并非由于他反动，恰恰相反，他受到民主制度的关注。下面我们详细探讨一下孔多塞的思想。
立法会议成立了一个国民教育特别委员会，它责成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小组制定有关组织国民教育工作的法令草案。1791年4月，由孔多塞起草的这个法令草案业已脱手，孔多塞写了一个说明。立法会议没有来得及讨论这个法令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是国民公会（1792年9月20日召开）讨论的，但未获通过。国民公会通过了另一个不太民主的国民教育法令草案。国民公会否定了孔多塞的法令草案，其主要原因在于，孔多塞不仅要求学校脱离教会，而且要求脱离国家。
孔多塞说：“由于任何教育的基本条件在于传授真理，因而社会权力用以达到此目的的学校就应该尽可能不受任何政权的控制，但由于这种独立性又不可能是绝对的，因此从上述原因中就得出了如下结论，学校只应听命于人民代表会议，这是因为在一切国家权力中（由于一切变革主要来自政权机关），这个权力机关最少腐败气息，最不唯私人利益行事，最易接受有教养的人的舆论影响，因而它最少敌视进步、教育，最少反对由这种进步引起的各种改进。”
孔多塞计划成立一个不受任何政权控制的教师、科学与艺术人士的组织。这个组织分为几个层次。第四层是中学。在那里充分讲授各门科学。那里培养科学者，也应该培养科学家。“最后，最高一级的教育单位就是‘全国科学和艺术协会’，该协会的任务是监督各个教育机构，管理这些机抅，改进科学和艺术工作，它应该收集、奖励、运用和推广各种有益的发明……”
每级选出一个管理机构，负责监督下一级的机构。遇有重大问题，概由教授或教师大会解决。
区级研究院提出国民教师名单。学校所在区的各家庭的家长大会从教师候选人中推举出教师。除了现有的教育团体和机构之外，还可以组织其他的教育团体和学校。
“教育独立于任何政权之外，这不应使任何人感到惊恐，因为任何滥用职权的行为都会受到司法机关的弹劾，司法机关的权力可以直接施于整个教育制度。而自由的教育机构和自由的学术团体可以提出意见对上述滥用职权的行为进行干预。教育的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人权……’的一部分。每个政权都有权对人说：‘哪些是您应知道的，哪些是您不能超越的界限。’任何政权都可以根据某种权利确定哪是真理，哪是谬误。一个政权不许你讲授违背现行制度的意见，这样就可以直接扼杀思想的自由。”
国民公会的大多数认为，要求教育机构脱离政权是一种反对刚刚成立的共和国的罪行，是蓄意成立国中之国。孔多塞的支持者杜鲁[1]捍卫这一观点，他的论据是，孔多塞似乎是想用自己的方案来捍卫社会教育免受君主政体危险的干涉。孔多塞这位君王之敌是要从教师中选出一些人来组成一个自治的公会，他是想在社会权力机关的天平上投下一个法码与王权相抗衡。杜鲁这样说的目的是捍卫孔多塞的主张，却抹煞了他的基本思想。当然，孔多塞是君王之敌，他是国民公会会员，“山岳派”[2]的支持者，但他却十分明确地说过，他的本意是使科学和教育不从属于任何政权，不仅是君主政权，也包括民主政权。他希望学校不为旁的目的服务，不要成为某人手中的工具；学校要为真理服务，而不为政治利益服务。他主张学校完全脱离宗教，实行免费教育，而且一切教育机构都如此。与此同时，他反对义务教育。学校和科学不应该束缚任何人。
孔多塞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不懂得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的斗争，他完全没有看到实行各级免费教育，在赤贫阶级的青年不干活就无法生活的情况下（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千活就是把自己全部的劳动力出卖给雇主），这种各级免费教育只能变成富人从国家得到一笔费用即用人民的钱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孔多塞反对义务教育，他没有看到，义务教育是对儿童权利的保障，是对青年一代享受社会教育权利的保障，是使他们不受家长和雇主剥削，不受家长滥用其权力的保障。但是，当时要看到这一点是有困难的。孔多塞的命运令人痛心地看到，一旦言论自由危及统治者的威望时，它就要用暴力来镇压这种自由。孔多塞由于写了《根据新宪法草案致法国公民》一书而被政府下令逮捕。孔多塞只好隐居起来。在此期间，他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其中最著名的为《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略图》，他在这本著作中发展了这一思想，即：社会艺术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实际上实现平等。1794年Germinal[3]7日，他在市郊一家小酒馆被捕。他毫不怀疑，等待他的是断头台，两天之后他服毒身亡。世界失去了孔多塞这样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作家，失去了一位忠诚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主义者。
孔多塞并不孤立。热伯特·洛姆这位以前曾多次在国民公会教育委员会发表演说的人，也要求让教师能自由传授真理并保证教师不受任何外来力干涉他们从事此项工作。他在第一次演说时讲了一个问题：“进行社会教育能否不受行政机关干预？”他的回答是：
“暴政使人民备受苦难，禁锢了人民的思想，并按统治者的所好来管理学校。这种苦难使自由之友渴望千方百计地保证社会教育的有效性和纯洁性，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最有效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使教学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的约束，不受任何政权的约束。
政权部门任何时候都不应按自己的需要来左右舆论。要注意加强政权的威力，让它掌握舆论这一强大的武器。
教学的独立性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完善人的全部能力的一种权利，从而也是完善一切社会机关的一种权利。它是社会理性的一种权利。”
孔多塞、洛姆的呼声，在当时只是一种旷野的呼唤，无人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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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多塞奋力提出的教学必须摆脱行政约束的思想未获国民公会理解。1793年7月13日，在罗伯斯比尔的影响下，通过了雷佩尔提的草案。雷佩尔提认为，儿童是国家即共和国的特别财富，家长对儿童的权利逊于国家对儿童的权利。雷佩尔提在他的草案中写道：“规定全体儿童不分男女（女孩从5岁到11岁，男孩从5岁到12岁）都合校学习，由国家负担费用，享受六年或七年同等教育。
要求全体儿童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要把儿章培养成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一切组成共和国的东西，都应具有共和国的模型。”儿童将要学习读、写、算，学习“自然道德”，家政。学校里要进行手工劳动，儿童要学习种地。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如果校内没有耕地，就让儿童们去修路。儿童受教育和穿衣吃饭都不收钱，经费由富裕的家长支付和由劳动得来，不足之数由国家垫付。每一个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负责监督学校的教学工作。
另一个雅各宾党人圣-优斯特也持有雷佩尔提的这种观点，他在《共和机构》一书中发挥了这种思想。
当代大多数教育家都认为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的观点有如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然而，如果摈弃一些可笑的细节（诸如穿同样衣服，修路铺道等等），那么他们的基本思想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对青年进行共同的劳动教育，保证青年一代有健康的伙食和健康的生活条件。限制家长剥削自己孩子的劳动的权利，以及限制家长在对他有利时就不让孩子上学的权利。、
这怎么可以说是空中楼阁呢？恰恰相反，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一些工作，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的某些思想萌芽已经得到实现：工厂法和义务教育限制了家长的“权利”，免费义务教育使儿童的社会教育开始进行；摆在目前曰程上的劳动学校对青年的劳动教育表示出关心；学校里设置了浴池，供给学生衣服和伙食（遗憾的是，供应伙食的事情还很少见），这些都为搞好儿童的健康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雷佩尔提思想中的荒诞不经之处不在此，而在他对国家的信赖。他全然不理解孔多塞所预感的东西，不理解孔多塞想在什么方面保护广大群众，即：已经诞生的共和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雷佩尔提和圣-优斯特奋力追求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条文上的平等，资产阶级共和国不可能实行实际的平等……而由于雷佩尔提把已经诞生的共和国理想化了，他就放心大胆地把青年的教育交到了国家的手上，国民公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也毫无顾虑，因而通过了雷佩尔提的法令草案。
但是这法草案未能实行。雷佩尔提的计划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机构（这个机构是完全违背国内经济生活的总趋向的），它过于“民主化”，过于“共产化”……无力实现这一计划。三个月之后，国民公会撤消了它所通过的这一法令草案……
1794年11月17日（共和国3年2月[4]29日）通过了一个新的国民教育法案（拉卡纳尔），这个法案既未体现孔多塞不愿使国民学校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精神，也未体现雷佩尔提的精神及其关于平等的民主思想。
决定每千个居民设置一所学校，实行男女分校，教儿童学习读和写，学习《人权宣言》和宪法；教他们学习法语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四则运算；学习主要的自然现象和自然产品，学习共和国道德的起码准则；还要让孩子们学习英雄业迹和胜利歌曲，不去学习伟大的改革，而是让孩子们掌握共和国道德的原则和会唱胜利歌曲……资产阶级通过国立国民学校留下的只是按自己的需要形成人民群众的智慧这一权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充分利用了这一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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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孔多塞，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民主主义者——美国的社会活动家霍勒斯·曼恩[5]。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于反对奴隶制度，用于铺设一条宽广的轨道，使美国的国民教育从此以后循此向前发展。目前，美国的学校已使欧洲人叹为观止。它赖以建立的原则是曼恩最初开始实行的。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教育的充分自由。
1837年4月20日，霍勒斯·曼恩以马萨诸塞州参议院议长的身份，签署了成立教育局的法令。教育局的任务是使国民教育工作具有统一的精神，大力促进教育的发展，等等。但这种促进工作纯粹是思想上的，曼恩对教育局的任务有明确的认识，他不让教育局掌握任何权力。教育局不能“下达命令，“签发文件”，它只能讨论问题，发表意见，提出建议。曼恩认为，要想使学校成为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奴役的工具，学校就应该由人民来掌管，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满足人民的需要，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曼恩受命担任过教育局的秘书，他以自己的活动作出了应该如何工作的榜样。
孔多塞当时也持这种观点，他主张男女应受到同等的普通教育。他要求把这种教育当作一种权利，而从正义与平等的观点来看，这种权利是一切公民不分性别都应享有的。
雷佩尔提也要求对男女儿童进行普及的平等的教育，直至十一岁。
但是，远非所有的法国民主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认识都是完全一致的。
甚至圣-优斯特这位雅各宾党人也主张，一切男孩从五岁起，为了国家和他们本身的利益，均由共和国管理，女孩的教育则由母亲负责。
但是，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是卢梭，他对爱弥儿的教育，对爱弥儿未婚妻索菲亚的教育的描写都很精辟，但他的观点也极保守。他认为“妇女的教育应适合男子的要求。要使男子称心如意，对男子有利，为男子所爱。在他们年青时教育他们，在他们长大后关心他们，要帮他们出主意，给他们以安慰，使他们的生活偷快甜蜜——这就是任何时代的妇女的责任。”索菲亚从童年时起就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宗教让她学会顺从丈夫，她在母亲的照拂下外出参加舞会和节日活动，学习如何使人着迷，以便日后取悦于丈夫。索菲亚喜爱手工活儿。“她最喜爱的手工活儿就是编织花边，因为干这种活儿使人仪态无比大方，十指优美灵巧。”
卢梭是一个不妥协的反抗者，他对现行的制度和偏见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但是，在妇女问题上，他是一个典型的凡夫俗子：在他眼里，妇女是一个附属品，而不是一个公民，至多不过是丈夫观赏的一个花瓶。
这是典型的法国资产阶级的观点。直到现在，法国也少见男女合校的事。当共产国际的成员、巴黎公社的参加者波耳·罗宾[6]在大赦之后返回法国时，巴黎市把卡普尤领地划给他管，让他在那儿办一所孤儿院，实现自己的教育思想。罗宾坚决支持男女合校，因此在他的孤儿院这样做了。报纸《自由谈》对罗宾大肆攻击，说他以办学为名在卡普尤开了一个“猪舍”。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巴黎市杜马屈从舆论之压力，关闭了卡普尤的孤儿院。这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事。到了二十世纪，历史又复重演，不过规模略小而已。社会主义者玛杰莲娜·维恩为无家可归的男女儿童办了一所寄宿学校，名叫《社会的未来》。
她在《五年教育经验》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方针是使儿童受到最合理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以管理人的生活的自然法则为依据的：普通的教育是与这些法则相违背的。我们教育的宗旨是为了儿童本身。我们力图培养他们健康的思维方式，发展他们的意识，锻炼他们的意志力，——总之，我们希望他们既身强力壮，又无比善良。
我们还努力教他们学会工作，不过不是让他们按惯例行事，而是发展他们个人的首倡精神。我们要培养孩子们与人共事的意愿，发扬他们的团结精神，学会协调一致地行动，我们希望他们爱好自由劳动而厌恶束缚压迫。我们不怕他们接触谬误观点，而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有独立见解的人。”该校尽管经费短缺，但是办理却很完善，孩子们和女教师结成了一个友好的大家庭。
但是当地的督学却对学校进行控告。根据1894年1月16日的法令，凡是实行男女合校的社会学校，不许设置宿舍。玛杰莲娜·维思被处以350法郎的罚金，学校被查封，孩子们均送往公社学校学习（法国的公社学校不实行男女合校），不过宿舍可以保留，因为如果男女孩子们不在一起学习，那么宿舍就可以理解为家庭公寓。理由是冠冕堂皇的——保障风尚之纯洁，但是，禁止男女合校而留下一座宿舍，这说明问题不在于风尚之纯洁，不在于有谁怀疑《社会的未来》有越轨的行为。问题在于男女合校不符合法国资产阶级认为妇女是附属品，妇女不过是“花瓶”的观点。而维恩的学校恰巧在这方面向资产阶级进行了挑战，因而只得关闭了事。
在美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男女合校在那儿已深入人心。曼恩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霍勒斯·曼恩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财产和一切能献出的东西，他反对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奴役。年青的美国则从国家方面竭力使这种思想得到贯彻、发扬并结出硕果。
曼恩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孔多塞的主张。他使国民教育独立于政权之外，从而保证了教育为人民利益而自由发展。
1869年8月14日，在共产国际全体大会的一次辩论会上，马克思就曾指出了这一点。他在谈到必须使国民教育摆脱国家的直接干预时，以美国为例，指出美国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见《Beehive》[7]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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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观点中最新之点就在于把现代教眘看作是阶级的教育，看作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组织的教育。
这一思想乃是工人民主主义的思想，不仅卢梭和裴斯泰洛齐感到格格不入，而且指望当时世界的强者来实现其计划的欧文也感到格格不入。在他们眼中，世人分为普通人和知名人，弱者和强者，穷人和富人，只此而已。他们不满意现代教育，却看不清它的阶级实质。
但是，马克思不只是认清了现代教育的实质，他还看出这种阶级实质是通过国家体现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主张学校与国家分离。
杨·阿姆司·夸美纽斯（1592—1670）
他的很多观点，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对我们是很有价值的。他属于“捷克兄弟会”（胡斯[8]的追随者），经历了三十年的战争[9]，足迹遍及各国。莫拉夫兄弟期待天国来到人间（一千年太平说）。夸美纽斯希望实现普遍的和平和幸福，没有禁欲主义。为此目的，他想建立统一的科学和统一的学校。把拉丁语作为世界语。反对宗教和民族技视，反对等级学校，男女一律平等，对天才和笨伯一样施教。“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设立统一的普遍的学梭。宣传最广泛的民主主义思想。赞成社会的学校，孩子在学校要学习社会；赞成自由的学校（“人人都应自由行事，反对任何暴力”——这是《大教学讼》扉页的标题）。他拥护经验主义：“感觉中没有的东西，智慧里也不会有”，等等。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注释：
[1]皮耶尔·克洛德·弗兰芬·杜鲁（1761-1840）国民公会成员，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拥护孔多塞。
[2]山岳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十八世纪末叶）对国民公会革命民主团体的称呼。
[3]Germinal（芽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七月，这一共和历系国民公会通过，从1793年10月5日使用至1806年1月1日。
[4]Бpromep（雾月）系法兰西共和历第二月。
[5]参见本书《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④。
[6]罗宾·波耳（1837--1912）法国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参加第一国际第二次代表会议，致力于全面教育问题的研究。他曾于1880年在布烈沃（巴黎近郊）开办一所孤儿院，以实现自己的主张。
[7]《蜂房》是报纸名称。
[8]胡斯·扬（1371-1415），捷克人民的民族英思想家，捷克改革运动的理想家。
[9]三十年战争（1618-1648）是第一次全欧两大强国之间的战争。起初具有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性质，但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性质日益消失。这次战争以签订维斯特伐利和约告终，但这一和约并未使战前欧洲的政治组织发生多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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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读书学校之转变为劳动学校。这种转变的必然性
欧洲各地的国民学校采取的都是读书学校的形式。实施普及义务教育的学校修业年限越长，儿童就变得越加迟钝（如我们所见到的瑞士的情况）。凯兴斯泰纳在他所著的《BegriffderArbeitsschule》《劳动学校》（第25页）一书中说：“儿童从3岁到14岁占优势的是本能和对手工劳动的爱好”。这段时期儿童大部分是在学校度过的。读书学校不仅不能发展这一自然的欲求，反而扼杀它。
当工业日益需要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有首倡精神的、有知识的工人的时候，当人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扩大工人的技术教育的内容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碰到读书学校的悲惨结果。这种情况在同北美进行比较之后就显得更突出了，因为北美的国民学校总是尽一切力量去发展儿童的劳动能力。
美国最先走上这条道路，这是不难理解的。美国在技术进步方面长期以来就在世界各国之先，美国比任何国家更早地、更尖锐地感到缺乏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另方面，建立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上的美国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排斥任何官僚主义的习气和因循守旧的作风。它给儿童提供了广阔的场所来显露他们每个人的首倡精神。它受居民的监督，因而就使美国的学校变得非常灵活，容易适应生活的各种要求。美国的学校同国家的社会生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劳动在美国学校中占有广泛的地位，也是很自然的。
在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教儿童劳动，教儿童学会使用各种材料和工具；通过劳动来教儿童学会观察，独立思考和行动。儿童们会画图画、做装饰、塑造、雕刻、剪貼。国民学校继续幼儿园未做完的工作，只不过所做的活儿更复杂些，要求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忍耐性、坚持性、独立精神。生产劳动像一根红线贯穿在高级手艺学校的全部课程中，——这种综合技术学校只不过是完成在幼儿园就已开始了的手工劳动的教学工作的地方。各方面的劳动活动可以很早就使儿童的爱好、兴趣和天才显露出来。因此，在美国学校毕业的男女青年选择职业就比欧洲的各国男女青年要容易得多，因为在欧洲选择职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选择职业对于加入劳动大军的青年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从事符合自己兴趣和能力的劳动，比从事违反自己本性的劳动要使人愉快得多。选择适合的职业对于劳动生产率也很有意义，可以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的企业主非常了解这一点，所以在自己的工厂里特别注意toputtherightmanontherightplace（“使人各得其所”）。劳动学校比起读书学校来，可使儿童的能力更好地显示出来。此外，在美国学校里还有特别的“就业顾问”。这种顾问对学校里的儿童进行观察，了解儿童的爱好，确定毕业的儿童最适宜于从事哪种职业，并且进行适当的指导。这是欧洲所没有的。当然，不应该过高地估计了选择职业对广大居民的意义。目前，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都不适合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只是尽可能找到一个工作就行了。现在正在进行着一种一般的劳动训练，这种劳动训练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它可以使人不必一辈子为一种狭小的职业所束缚，而能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工作和职业。我们发现美国学校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鼓舞体力劳动和丰富脑力活动，为消灭社会分为贵族（从事脑力劳动）和平民（其命运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作准备。对于这种结合要给予更高的评价。
美国在工业劳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成绩在较大的程度上使它能够出色地去培养工人。美国所取得的这种成绩也促使欧洲对国民学校改革问题，以及把国民学校由读书学校变成劳动学校问题的议论。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最激烈的是德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德国最近45年来在工业方面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发展得快些。关于劳动学校的问题在德国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恩斯特·维柏尔于1912年在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做报告，在谈到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时说：
“世界市场迫使德国人与‘价廉物次’这一过时的方针决裂。新时代不允许按陈旧的工艺流程生产产品。它要求所生产的产品是任何外国工人望尘莫及的。新的时代要求产品式样新、质量好。由此就得出了一个教育学上的结论：既然要学生将来生产某种体现其个性的东西，那么他的个性（尤其是他的意志和志向）就不应经常受到压抑，要表现出个性来。
“改革不仅应使精神力量平衡，而且也应关心个人活动的积极形式与消极形式的平衡。人们发现，学生过分习惯于模仿，只是一个善于接受事物的人；他们的脑子塞满了教材，以致根本不能消化，这就扼杀了创造性的乐趣。因此就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学生不仅应获得知识，还要显示才能；不仅能够接受事物，还要善子行动；不仅会模仿，还要会创造。特别要强调教育必须有利于实际活动，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主动性这条久已存在的原则，虽然口头上经常提及，却由于学习负担过重一直未能实行。现在，这个原则重新提到日程上来了，甚至成了新运动的一项主要要求。独立的观察能力的培养应在教师简要的讲解和学生的复述中占有一定的位置。知识应该变为技能，认识应该产生行动。”
“真正的主动性发自内部，真正的个人创造不能由外部强令产生；真正的主动性源于人的本性的基本特点，源于自由的意志。”
“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可以弄清自由和强制之间的关系。改革所最应关注的，就是要促进儿童个人创造力的发展。儿童因一时感情冲动而从事的活动，由于出自一种自然的意向，并且是一种直接的动机所促使，因而不应过多干预，恰恰相反，应该积极支持。过去曾经提过这样一个口号：捍卫儿童的自然权力。儿童以教师之所好为自己之所好，这不应成为一个准则，而应以儿童发自内心的喜好为准则。在开展每项教育活动时，在确定某一目标时，以及在选择某种方式时，教师只应该是儿童的保护人，而不应是他们的统治者。每走一步时，教师都要反躬自问：如果按儿童自己的意愿，他们是否会走这一步。”
“儿童是判定整个教育活动的中心，因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儿童的个性。现代儿童心理学认为，儿童精神生活的基本特点与成人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心理学发现，不同的年龄层次，其类型也截然不同。儿童特别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手触目睹的具体的有形事物；儿童把握现实的能力超过他的抽象化的能力；充满具体体验的现实生活比充满科学联想的非物质世界更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
“为了通过适当的方式达到培养儿童个人创造力并适应儿童的本性这一既定目的，就不能忽视儿童这种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能忽视他们对具体事物的喜好和自由自在的意愿。”
“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产生一种新的协调形式，即学校与生活的协调。环境、故土乃是一切教学创举的出发点。走出去这一号召曾在文艺工作者中间起过重大的作用，现在这一号召对学校也有了新的意义。它使自然界也进入了学校生活之中：学校设立了花圃、饲养室、水族馆。某些课程（读、写、算）比过去更多地以实际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同时，人们尽力把学校生活与儿童的游戏结合起来。这样就可以使转变不致太剧烈，因为孩子们过去自由自在惯了，入学后突然强迫他们做这做那，成天提心吊胆，毫无乐趣可言。”
“最后，认识到儿童的天性比较喜欢实际的、具体的世界之后，就会全面地去发展人体的各种器官；就会要求各种感觉器官参与感受，把所感受的东西加以运用和加工。我们就会不只是培养听力和发展言语器官，而且还有两眼和双手。需要训练的也不只是听力和视力，而且还有肌肉感觉。图画课改革了，我国学校开设了手工劳动，教学生学习使用工具和材料，成立了校办工厂。人们期待这种革新能使智育和体育结合起来。人们同时把这看作是教学法的结合，看作观察、加工和表现能力的结合，看作从精神上、身体上对整个教育工作进行的组织；最后，看成是抽象素养和具体素养的结合。”（《1912年在柏林德国教师代表会议上的报吿》，第38—41页）
在上面所摘引的这段话里，报告人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工业生活的新要求怎样动摇了旧的读书学校的整个基石。学校的全部生活方式必须重新改造。把手工劳动包括到教学大纲中去是与改革整个旧的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手工劳动是发展儿童个性的一种手段，是显示儿童的创造愿望的场所，是一种教育方法，是均衡发展的一种手段——德国近年来教育改革运动的优秀代表人物就是这样来理解手工劳动的。
上面指出的恩·维柏尔的几项原则，在美国国民学校里得到了充分的补充。在美国，教育学的一个新学科——目的在于科学地研究儿童本性的实验心理学——得到了特别迅速的发展。
实验心理学对儿童的精神能力进行科学的研究。借助于各种试验和仪器来测量各种知觉的力量和速度，测量记忆的能力和保持的时间等等，这样就能够得到有关儿童能力、甚至儿童发展水平的客观材料。实验教育学就其实质而言是属于精密学科之列的，——如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等。但它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其教学方法还未准确形成，而且由于各种教育学上的偏见，这门学科里有很多东西只是在表面上才具有科学的性质。然而即使在目前，它也已显示出了光辉的远景。它使我们能够研究各种条件对精神能力发展的影响，确定其间的相互关系。比如，已经研究了疲倦对注意力、记忆力和意志的影响；兴趣对集中注意力和加强记忆力的影响，对努力程度的影响。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制定了一些原则，美国的学校就是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
杜威得出了下列结论：
儿童的个性是有机体的一定力量和本能总和的产物，这种力量和本能是力图按照某些冲动而行动的儿童之所以发生这些冲动的原因。这种力量和本能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纳入正轨，但不能加以压抑。儿童对某一事物或活动发生兴趣，这说明这一事物或活动有使儿童感兴趣的地方，说明有某种东西能满足他的正在发眘的有机体的一定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儿童就会感到满意；当儿童从事他所喜欢和感兴趣的工作时，他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的积极性就会充分发挥出来，有机体不需要外界的强制就能加强起来，由于从事感兴趣的工作，儿童的精神力量就能得到发展。教师在研究了儿童的个性和兴趣之后，就可以经常去培养这种兴趣，把它加以发展、深化和改造。如果能照顾到儿童的个性，就能取得巨大的成果。反之，要是压抑儿童的个性，强迫他去做他心里不喜欢去做的事情，就会分散注意力，使儿童疲倦，减低有机体的积极性，削弱意志力。
诚然，夸美纽斯早在十七世纪就曾说过，教学工作应该个别进行，但是，第一，长期以来对个性的理解都不肯定，后来到了资本主义世纪，大部分居民成了机器的简单附属品，工人同商品一样，于是对人的发展和人的个性就很少注意了。如果对成人的个性都没有把它放在眼里，那就很难指望去注意儿童个性的发展。此外，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需要有很多原则，而要比较充分地实现这些原则，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有可能。正因为如此，这些原则在美国学校很快就实行了，而在德国学校实行起来就要困难得多。在美国学校里，富贵人家的子弟和普通工人的子弟在一起学习。在德国，学校具有较大的等级的、阶级的性质，——德国有所谓“国民”学校，进这种学校学习的都是劳动阶级的子弟；另外还有中等学校（它不是国民学校的继续，它的低年级与国民学校是平行的），这种学校是为有钱人的子弟开设的，它的宗旨与国民学校不同，培养“治人”的人。所以当国民学校一般还继续建立在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的原则上的时候，中等学校已经采用了美国学校的原则。当然，也并非全都如此。德国和法国大多数学校继续追求着从前的目的一一通过教科书培养如巴乌里辛[2]所说的“唯命是从的官吏的美德”，但是在欧洲各地已经为有钱人的子弟设立了许多学校，这些学校是为那些需要有独立精神和首倡精神的地方培养学生的。英国的“新”学校，阿波特斯霍姆学校[3]是欧洲大陆上很多这类学校的典范，在它们的大纲中曾直言不讳地说，学校的学生以后可以在英国殖民地上获得显要的地位。在什图加特市郊的一位“新”学校的校长卡普弗曾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这种“新”学校（在德国叫做landerziehungsheime农村寄宿学校）究竟是为谁设立的。
卡普弗说：
“‘新’学校一般说来是培养能从事备种职业的人的。根本没有适合工业领导人物（captainofindustry）子弟的并且能给予他们必要训练的中等学校。我们的劳动学校对于未来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次我们要指出这一事实，就是最新的发展情况在最近创立了许多新的职业，这种职业完全适合于受过教育的人的子弟”。（卡普弗著：《学校》（DieErziehungsschule，第69页）
“对于那些有勇气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建设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世界上是有广阔的天地的，同时还不包括医生、教授、人类灵魂工作者的学术职业，更不用说技术性的职业。当然，年轻的德国商人和银行要员遍布于世界各地，汉萨同盟年轻的盟员可以通过自己的亲戚获得优厚的地位，他们很关心用必要的人员补充到落后的空白地区去。但是能使自己获得一定地位的生产职业的种类还不够吗？例如，在目前空前繁荣的阿根廷有很多广阔的土地，这些土地以前都当牧场用，现在却成了耕地，那里完全有条件产生像北美大草原上的农场主阶层，我们的家长知不知道这种状况呢？而且就在欧洲也还有很多地方可供移民之用。于是有经验的人说，如果一些有进取心的、拥有资本的农场主在那里开办一些美国式的果树农场的话，那么就可以把依斯特利亚半岛变为小加利福尼亚。”
“……在上层分子的子弟的面前（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也一样）摆着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到别的国家去做德国工商业和德国科学的开路先锋。至今为止没有培养这种人材的相应的中等学校。设立农村寄宿学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同前书，第71页）
所以说，新学校的目的就是满足国家对受过教育的、有知识的、有首倡精神的高等公务员的需要，满足资产阶级对工业企业能干的领导者的需要。迅速发展着的帝国主义需要这种选拔出来的人物。
新学校的目的决定了它的全部精神。目前新学校已经非常之多。1899年雷迪博士在英国艾博茨霍姆创办了第一所这种学校，后来在英国的别达尔又设立了一所。根据狄摩林[4]的创议，1899年在法国的“石头”城也设立了一所与艾博茨霍姆的学校相同的“新”学校。这种学校在法国已超过六所。艾博茨霍姆学校过去的教员利茨博士在德国也设立了同一类型的学校，时间比法国早一年。现在他已经设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在瑞士和奧地利也设立了几个同样类型的学校。
“新”学校是一种寄宿学校。每年收学费1，500—2，000法郎。这些学校一般都远离城市，设在郊外风景如画的领地里。设备完善舒适，有浴池、电灯、学生单身宿舍、阅览室等等。描写这种“新”学校的书籍印满了照片，这些照片显示出这些学校的设备富丽堂皇、舒适方便。
它非常注意体育。豪华的通风设备，晨间的淋浴和擦澡、体操、运动、游戏，富有营养的食物，合身的衣裳，长时间安静的睡眠——这一切都是为了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体操中包括在户外小型工厂进行体力劳动。种花、种菜、割干草、修亭子和鸽舍、做船篷。所有这些对体力发展都非常有益6儿童在这种“新”学校里健康地成长着。
它对脑力发展也特别重视。没有毫无意义的死记硬背。学生的独立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教学中特别注意学生的兴趣，满足学生的积极的创造性的要求。外表纪律和强制现象根本不存在。学校的整个制度照顾到所有的儿童，可以促进儿童的个性全面发展。安排得很合理的共同工作使学生学会了和别人共同生活和工作。学校的自治使学生养成了组织社会生活的能力。与一般中学相比，这种“新”学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这并非工人阶级理想的学校。这种学校就其目的和它整个的性质来说像是个慈善机关。“新”学校生活的性质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农村寄宿中学的温室的气氛可能是一种沉闷的中学的气氛或者是资产阶级家庭的毫无意义的往往是腐化的气氛，但是这种寄宿学校即使组织得很好也仍然是寄宿学校，也就是说它使学生与现实生活隔离，缩小了学生的社会印象和感受的范围。
体力劳动在农村寄宿学校的作用被缩小到只具有纯粹教育学和卫生学的目的：增强健康，发展机敏性和求知欲。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卢梭对体力劳动所具有的作用的见解。他认为体力劳动是必须完成的社会义务。它可以培养一般劳动能力，这种能力使学生通过可能的体力劳动获得生存的资料。它是了解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和了解人们相互关系的工具。它是判断社会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工具。
“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是要培养成从事“高级知识职业的人"^的，他们将不靠体力劳动生活，这一点教师和学生都了解，因此他们对待劳动就像对待游戏和运动一样。它也很不重视通过向学生介绍各生产部门的情况，来使学生了解整个社会生产。农村寄宿学校的宗旨不是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由于脱离生活，学生就不能真正地研究各种社会关系。卢梭的学生不仅要学习木匠的手艺，而且要和木匠、农民生活在一起。在“新”学校里却不学这些。“新”学校并不把判断现存制度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教给学生，而且说老实话，这些工业领导人也乐于没有这种标准。
裴斯泰洛齐、欧文、贝勒斯、拉瓦锡等人希望儿童从幼年时期就参加生产劳动。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使他们严肃地对待生活。在温室中长大的农村寄宿学校的学生也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种菜、种花、修鸽舍等等。但是这里完全谈不上他们是通过劳动来补偿自己的费用，他们所花费的2，000法郎是由他们的父母支付的。他们很了解这一点。他们种了一些菜卖给寄宿学校的厨子，这不能培养他们对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团结感情，而认真地参加生产劳动却是可以培养这种感情的。
总而言之，从教育学的观点来看，农村寄宿学校在很多方面是组织得合理的，但是就这种学校的目的和精神来看，它只是满足资产阶级中某些人的特殊要求的学校。工人阶级利用他们的教育经验，但是要按照另外的方法来创办自己的学校。
必须使儿童的个性得到自由的发展，这种新思想欧洲的小学很难接受，读书学校的制度是要培养学生一定的思想方法和一定的惑情，它扼杀学生购个性，要学生非常顺从，麻痹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一些知名之士所称颂的正是读书学校的这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最新发展的技术又迫切需要具有自己“面貌”的工人，这种工人不仅能够根据指示去进行工作，而且能在劳动中表现自己的首倡精神，把“我”放到劳动里去。
这种矛盾在德国特别尖锐。长期以来，那里的人们都在寻求―种妥协的解决办法。企图保留旧的学校制度，而只是把个别手工业的教学当成一门特殊课程列入学习里面去。在法国也进行过这种尝试，但是效果极坏（见萨瓦著：《瑞士的学徒制》（L’apprentissageenSuisse，第58页）。在德国，曾经在小学进行过职业教育，但受到了德国教师的坚决反对。1857年在美茵河上的法兰克福，1882年在卡塞尔，1889年在阿乌格斯堡，最后，1900年在科隆，德国的教师都坚决反对国民学校在教学计划中列入手工劳动课。儿童将来要花很多时间进行体力劳动，不能从普通教育中分出一些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因为普通教育的时间也很不够。这就是当时的主要的借口，虽然这里还牵涉到不愿意把学校的权利和影响让给师傅、技师这些行业的专家的问题，并且还由于把体力劳动看做一种“低下”的事，进行体力劳动就会有失学校的尊严。由于所谈的是进行纯粹职业教育的问题，因此，教师的意见是正确的。狭隘职业教育仍然具有读书的性质，这样提出问题就确实是为了培养纯粹的技术技巧而缩小普通教育的范围。现已遐迩闻名的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凯兴斯泰纳在1889年谈到手工的教育意义时，受到了普遍的嘲笑。但是23年来发生了许多变化。提高工人的技术教育和普通教育水平，使他们在发展上接近美国工人的水平，这已经成了德国生死攸关的问题了。
于是就在德国学校内部引起了震动，对教学方法重新进行了审查等等，这种情况在上面所引的恩斯特·维柏尔的文章中已经谈到了。为了对学校进行一般的改革，就必须把手工劳动当作一种教学方法，当作深入进行普通敎育的一种方法。个别教师开始在学校里进行手工劳动，这种劳动由于安排得很妥贴，因而就为发挥儿童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广阔的园地。怎样进行手工劳动才能使它具有普通教育的意义，对这个问题德国教师花了不少工夫来研究。他们的经验加上美国学校有关的经验，为劳动学校的设立奠定了合法的地位。
凯兴斯泰纳被任命为慕尼黑国民学校校长是时代的旗帜。诚然，凯兴斯泰纳没有引起巴伐利亚政府的戒心，他完全没有任何民主主义的思想。他对资产阶级国家非常崇拜，异常坚决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使自己的教育活动吻合这种利益。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精通最新的教学方法，曾经到法国、瑞士、奥地利去考察职业教育情况。但是他希望建立新学校。他想建立一种用新方法达到旧目的的学校。紧闭的活门稍为打开了一点，学生的个性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他把学生的主动性看作一种手段，用以更好地掌握学生注意力，取得学生信任、从而使他们更能接受自己的影响。新教学法在凯兴斯泰纳手里只不过是根据对儿童个性的了解而构成的更完善的工具而已。这种工具可以影响他们的感情和世界观，给他们灌输有关的道德和思想；必须把儿童的主动性纳入一定的轨道，唤起儿童对技术、对手工劳动的兴趣，把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这上面。同时，这还会使他们不去注意伤脑筋的政治问题，而又给大工业提供必需的有知识的、有首创精神的工人。
只要学校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末劳动学校就是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一种工具。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1]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的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表现为工具主义的形式）。杜威主张通过动手进行教育，也就是说，让一切知识来自儿童的实际独立活动和个人经验。杜威鼓吹依靠教育和学校达到“阶级利益和谐一致”的思想。
[2]巴乌里辛·弗里德里希1846-1908）德国教育家、新康德派哲学家，有许多美学、教育学、国民教育史的著作。
[3]参见《向母亲们进一言》一文注（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
[4]狄摩林·艾德孟（1852-1907）法国教育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法国“新式学校”的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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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及其发展。职业教育性质的改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职业教育及其发展。职业教育性质的改变
学徒制的瓦解对于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全部卷入大工业而带有半手工业、半手艺性质的工业部门）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例如法国1902年进行的调查，就用文件具体地说明了学徒制的瓦解对一系列的生产部门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学徒制过去在法国起着重大的作用，因为法国之所以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胜利，主要是依靠产品的精美和艺术加工。
这种现象在其它各国也有。为了扶持民族工业，政府和私人开始设置许多工业学校和手工业学校，授予学生职业教育（从前学生是在手工业者作坊受到这种教育的）。这些学校的目的往往直接就是扶持小生产。
例如奥地利在十九世纪40年代曾经组织了“民族工业者联盟”。这个联盟在1847年曾把学校里学生的作品拿来举行了第一次展览会。这次展览会的章程说：“每一个想使自己的前途有所依托的年轻人，都应该利用自己的学徒时期去踏踏实实地学习手工业，这样才能在小生产进行的斗争中站稳脚跟，并在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之间、民族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一斗争今后将日益残酷”。（惹奴著：《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professionnel》，1901，第12页）
手工业型的职业学校遭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的反对，有时还进到受过专门训练的临时工人的反对。他们把职业学校的学生看作未来的竞争者。有时，手工业者甚至想关闭职业学校，比如说，里昂的布德尔钟表职业学校就曾碰到过这种事情；凡是关闭学校不可能的地方，就不让职业学校出卖学生的劳动产品。在法国，这一传统已牢固地固定下来；甚至于职业学校学生所做的新产品，不管质量怎样好，或者是全被毁坏，或者是成年累月地堆放在地下室里，听其坏损。在瑞士―职业学校出售学生的产品，但是售价很高，以免和独立的手工业者竞争。职工联合会对职业学校也抱否定态度，并且千方百计地反对设立这种学校。他们一般都力图限制学习手艺的门路，以便减少受过教育的工人对劳动力的供给，并且严格控制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我们发现，美国的工会联合会对当时美国设立的商业学校（TradeSchools）也抱着同样的肯定态度。
但是，适应生产要求而建立起来的职业学校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们不再是单纯地向手艺匠学习的场所了。由干绘图、造型、机械以及其它理论课程进行得很好，从而使教学提到了很高的水平。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东西，是在小作坊里向手艺匠学不到的。美国的实业学校（LndustrialSchools）、法国的市立职业学校和民族职业学校以及德国、奥地利、瑞士的许多专业学校都属于这种类型。
拉法格在《大百科全书（GrandeEncyclopedie）》一书中曾经谈到这种类型的职业学校，“在手艺匠领导下的作坊的学徒制被职业学校所代替，这种学校的数量日益增加；校内设有奖学金、助学金，并且为了学习的目的组织优秀的学生到各工业城市去旅行。这样一来，有一段时间受同业工会监督、随后又由私人管辖的学徒制，现在就失去了它的私人性质而力求变为社会机关，在一些得到社会当局直接公认的教师和教授领导下进行活动”。
这种职业学校所培养的已经不是独立的手艺匠，而是从事大生产的“受过教育的”工人、技师、监工、助理工程师等等。
但是这种职业学校还远远不够理想。这种学校多半脱离生产，这使它们打上了一定的烙印。在这种学校里，因循守旧之风往往很浓。例如法国很多职业学校至今使用的机器还只是法国出产的，而法国有关的工业部门早已使用德国和美国出产的比较完善的机器了。
大多数职业学校都设有作坊，但是这些作坊的设备往往不好。美国的实业学校虽然例外，但它们也未能利用一切新的技术成果。有些国家（如奥地利、瑞士、英国）的技术博物馆在这方面常常给些帮助，但是做得不够。
工人都很愿意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型的职业学校里去。当然，能够这样做的只是一些收入较多的工人，因为他们可以在几年当中不需要子女赚钱养活他们；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新型职业学校里去的还有小资产阶级。
目前，由于工业上非常需要在职业学校毕业的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工厂主对这种工人就非常重视。他们不仅付给这种工人优厚的工资，不仅使他们享受特权，而且还通过参与分得利润以及其他一些方法来使这种工人的利益同工业企业的利益联系起来。这样一来，这种工人大多数都养成一种资产阶级心理。他们的利益往往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相矛盾。他们是一群工人贵族，在很多方面颇与参加职工联合会的英国工人贵族相似。这一群受过技术训练、具有技术能力的工人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约占全体工厂工人的四分之一，在法国为数稍少。现代的工人贵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旧的工联主义。旧的工联主义多少是一个闭塞的组织，它一方面既与资本家有矛盾；另方面又与其他的工人群众有矛盾，可是现代的工人贵族既不与前者有矛盾，又不与后者有矛盾。在组织上，它属于一般的工人组织；在思想上，它从不把工人阶级的利益跟资本家的利益分开。工人贵族的代表人物由于自己的知识稍为丰富一些，由于多受到一些教育，由于一般的具有比较优越的条件，因此他们往往是工人组织的领导人物和负责人，于是他们就把自己所特有的妥协精神和机会主义的精神带到这些组织里来了。战争极其生动地揭露了这一现象：例如，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袖就完全同资本家一个鼻孔出气了。分而治之是资产阶级的拿手好戏。
从工人阶级的利益来看，产生一群特殊的工人贵族当然是不好的现象，工人阶级希望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而不是工人阶级中部分人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
最近十年来，资本家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量大大增加，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上发展得到迅速的国家（如德国），资产阶级和政府当局也都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技术水平。在这方面，可以作为特征的是到处都设置了一些技术夜校。
在法国、英国、美国，进入这种学校学习是自愿的，并不强迫，在英国甚至还要缴学费。夜校符合许多工人想从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队伍进入技术水平较高的工人队伍的愿望。在法国，夜校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尽管在这种学校里绘图是主要的课程。在进行技术教学的地方，所追求的是狭隘的职业目的。夜校取得了成绩，但是到年终时学生人数却少了一半多。这就说明白天进行了紧张的劳动之后，再到夜校去学习是多么困难。
英国的情况更为有趣。那里有所谓国民中等技术学校。现在伦敦的每一个区都设有这种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总数大约十个。这简直是一些宫殿。在一条洛金街上，中等技术学校一周开设五百多种课程，学生将近一万五千人。
“每一所中等技术学校都包括工业学校、音乐学校、朗读班、商业学校、职业学校（至少有十五种不同的职业）、家政学校、缝纫剪裁学校等等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同时，这种学校也是一个俱乐部，经常组织盛大的联欢会，演出戏剧，举办音乐会，每周室少一次；中等技术学校里都有宽大的礼堂、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富丽堂皇的阅览室、体育馆、游泳池、游艺室、吸烟室以及价廉物美的食堂等等”（惹奴著：《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professionnel），第150页）。每个人都可以学任何一种课程，只要付出一小笔费用。
美国的补习学核（ContinuationSchools）具有更多的技术性质。这种学校的理论和实践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好，校内附设有很好的教学工厂，拥有最新式的机器，等等。
在奥地利和德国，进补习学校是义务的。
在德国，补习学校（Fortbildungsschule）最初具有普通教育的性质。学校里的教学充满了爱国主义的精神，学校的目的主要是给开始迅猛地在青年中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作“解毒剂”。然而由于迫切需要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于是大家就把注意力日益转向绘画、制图、几何学、计算、商业簿记学、撰写应用文方面去了。当时法国人嘲笑德国补习学校的教学大纲说：“学术味太浓了！厨师不懂代数和三角也能做出甜饼子来。”但是德国的补习学校不是培养某一种狭隘的职业人材，而是给学生打下一般的理论基础，这种基础是每一个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所不可缺少的。它力图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一般技术教育水平，因而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是具有进步性质的。
实际情况很快就表明，补习学校教学工作的缺点就是过于抽象，因此没有达到它原来的目的。于是就开始在补习学校内设置一些小型工厂，把理论讲授和实际操作结合了起来，效果非常良好，德国的补习学校就在这个方面迅速地进行着改造。但是不久就暴露出一个问题：由于学生疲倦已极，因而影响了学习成绩。学生白天在工厂干了一天活，晚上就不能继续在教学工厂工作下去。于是德国就颁布了一条法令，根据这条法令，每个企业主每周要让学徒停止厂内的工作而到日间补习学校去学习一次。
日间补习学校把德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程度提到了更高的水平，因为这种学校里的理论讲授是与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讲授本身所具有的不是狭隘职业的性质，而是多少接近综合技术的性质。
德国所不足而美国所有的，是外部感情的一般发展以及对劳动的一般训练（在美国，这些东西都由小学授予儿童）。在美国，学生到技术学校去学习时已经具有很强的观察能力和绘画能力，熟悉各项工作的底细并能圆满地完成工作任务。而德国至今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读书学校，这种学校不仅不训练儿童去劳动，反而使儿童脱离劳动。德国现代的补习学校就暴露了德国国民学校的这一缺点，因而不得不对它进行改造。
美国从幼儿园开始就经常训练儿童劳动。这种一般的劳动训练是在所谓髙级手艺学校[1]（HighManualTrainingSchools）完成的。这是一种设备完善的小型工厂，青年人在这里可以实际地学习整个生产过程。所学习的不是某种职业，而是许多生产部门，选择一些最重要的、最典型的部门来学。在高级手艺学校里，学生所受到的是真正的、全面的理论和实际的综合技术教育。这种综合技术教育不仅给予学生一般的劳动训练，而且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
德国的补习学校着重于现代工业发展使技术教育成为全民财富的趋势。
美国的高级手艺学校所看重的是这一发展的另一趋势：扩大职业教育的范围，把职业教育从培养狭隘的职业变为准备进行一般的工业劳动，使学生获得一般的基础，这种基础可以使由于现代技术的进步而引起的职业变更成为可能。
最后，在最近还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学校，这种学校所着重的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另一具有特色的趋势，即把技术教育同生产产品的劳动紧密联系起来。
美国大的工厂主非常需要受过教育的、经过良好训练的工人（这种工人可以委托以负责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曾在补习学校里受过训练），由于这种要求往往不能满足，于是他们就想亲自掌握培养他的所需要的工人的工作。1905年以后的五年内，美国出现了许多工厂学校，其中大多数是日间学校。学生学习时可以不上班，照样领取平日的工资。此外，如果学生能顺利地把一门课程学完，还发给他50—150美元的奖金。学习通常是每周两天，不过学校是全周都上课的，所换的只是学生。学校招收从14岁到18岁的学生，这取决于进入工厂学校是否要求在普通学校或高级中学毕业……工厂学校所讲授的课程有：适合生产要求的数学、物理、电学、力学、商业学、制图、绘画，等等。学校的教学计划中没有普通学科。印刷工人和化学生产部门的教学计划稍有不同。
在工厂里，学生在不同的技师监督下工作，并且由使用一种机器转向另一种机器。
1910年，仅仅在铁路公司就有51所这种工厂学校。除了为学生设立的工厂学校（这种学校只有那些有许多少年人参加工作的大企业才能开设）之外，在美国，一种所谓的“合作教育制度[2]（cooperativeschoolsystem）开始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制度就是一个或几个企业与本地的技术学校订立合同。它们把自己的学生送到学校去（保留他们的工资），让他们用一半时间或部分时间在校内学习（往往是这样安排的：学生一个星期学习，一个星期工作；），而学校负责给学生讲授一些为他们的技术教育所必需的课程。
英国的大企业对培养他们所需要的工人的工作也很关心。
“1903年，英国的造船中心苏格兰的工程师和造船家辛迪加和该市技术学校的行政当局拟订了互相合作的基础，这一合作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后果。参与这一运动的经济力量的意义，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来：这一运动包罗了25个造船商，其中仅仅多克斯菲德一人就控斛了许多庞大的造船厂，以至于他一家一年所承担制造的船只就等于德国所有造船商要制造的船只。苏格兰所实行的主要原则，就是学生应该在作坊里向老板学习自己的职业，去听技术学校非常适用的科学课程和绘画课程。小学毕业的头两年，他们白天都在作坊里，晚上有时在学校学习，通过竞争考试之后，最有能力的学生就得到了奖金，这样，他们在整个学期就可以不花一个钱而埋头钻研高等技术知识。这种学习可以使他们获得一张专门的文凭，而这一纸文凭就可以使他们获得真正的财产”。（《教育评论》1914年7月号，第52页）
“德国的大工业在培养学徒上采取了特殊的方法，目的是培养知识和能力上都能适应现代技术要求的工人。德国设立了许多专门的教学工厂，通过经常更换学习内容的方式来向最有天才的人讲授职业的各种秘密。首创者就是普鲁士帝国的铁路行政当局”。
“在为期一年的学徒期，年轻人在技师的经常监督和指导下学习如何使用材料和工具。然后依次派他们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去工作，参加工厂里正在进行的生产，并利用一切他们会使用的机器来从事生产，从而，他们就在最顺利的条件下接受了实际教育”。（惹奴：《《职业教育》（L’enseignementprofessionnel），第165页）
职业补习学校和工厂学校的设立，是由于现代大工业需要受过训练的、具有技能的工人。工人阶级在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普及综合技术教育上所受到的好处，资产阶级力图通过扩大自己对青年的影晌，以及它在工人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最有才千的工人成为特殊的工人贵族、特权阶层这两种手段来求得补偿。但是随着对有技能的工人的需要量日益增加，受过技术训练的工人就越来越多，于是技术教育就从一种特权变为大家都能享受得到的东西了。技术教育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一般知识水平，而成为把现行制度改变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工具了。
[1]高级手艺学校是一种进行劳动教育的中等学校。
[2]原文为英文Cooperativeschool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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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汤姆·克里（1940年1月22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汤姆·克里
（1940年1月22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C.托马斯
加州旧金山
亲爱的托马斯：
我收到了比尔1月20日来信的副本。
湾区支部最重要的事情是将气氛缓和一些，以便重要的政治争端能够得到突破。我认为，即使你不得不减少你的工会任务，你也要回到海湾区一段时间，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甚至应该试着和萨姆·梅耶斯谈谈，让他知道他正走在通往地狱的路上。伯纳姆越来越公开地表明他是我们运动的原则和传统的精明反对者。梅耶斯曾经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感到自豪，他应该抽出一两个星期的时间来仔细考虑，清醒一下，停止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从所附的通告中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伯纳姆的二号毕业生。加拿大的少数派领导人刚刚退出了第四国际，而且——当然了，纯粹只是偶然的——在战争期间逃离了火线。
请告诉同志们不要对谣言感到紧张。无产阶级多数派核心小组从东海岸到西海岸都像岩石一样坚固。我们知道的唯一支持修正主义者的水手是——。我们预料到了这一点。我们还预料到，少数派领导人完全有能力支持任何一种拧巴的工会政策，以换取几张选票。海员同志们在考虑“体制”问题时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在处理海事争端时，他们对我们的制度有了很好的了解。在汽车争端中，有一个反对派体制的样本。对任何真正的同志来说，仅这两个例子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们是整个问题的缩影。
老头子的另外两篇更具爆炸性的文章很快就会发出来。一封是给伯纳姆的公开信；另一封是给沙赫特曼的答复。，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写好了后一份文件，现在正在修改，他表示他将把沙赫特曼的虚假的学习和对引文和历史事件断章取义的廉价把戏放在马克思主义显微镜下观察。
许多被沙赫特曼的这份假文件所迷惑的同志会惊讶地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显微镜下，它变成了一个怎样的错误。
请告诉我你是否会尽快返回旧金山以及何时返回。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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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进步。技术方面的新趋势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技术的进步。技术方面的新趋势
读书学校和学徒制的瓦解都在一个方面发生了影响——降低了工人的一般劳动能力和一般技术训练水平。
这种情况要继续下去，直到工业上需要大量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受过技术劳动训练的工人时为止。但是近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成效。而技术的进步又反映在对劳动力的需要的性质上。在采用了最完善的机器、使用最完善的生产过程的那些工业部门，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量就少些，而对受过综合技术训练的、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的需要量就大些。关于工业发展中的这一新的趋势，奥托·卡敏尔[1]在他所写的一本很有意思的著作中曾详细地谈到过（见他所著的《试论技术成就对生产之影响》）：在十九世纪头五十年，机器在技术上还不够完善，往往要人从事很多手工劳动。十九世纪后五十年，机器就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不仅力图使机器的主要动作成为独立的（不需要手工劳动），而且还要使附加的、辅助性的动作成为独立的，因为至今还有许多辅助性的手工劳动。”（第413页）
在提高工资和罢工的压力之下，“近十年来（卡敏尔的著作出版于1910年），机器制造工业发展的特点，就是全力制造那种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但是有知识的、工资髙的劳动力去操纵的机器”。（第413—415页）
卡敏尔指出了许多已经实现了这一过程的生产部门（主要是重工业方面的），同时引证了每一个生产部门具体的材料，来说明采用了某一机器之后对有知识的工人的活要量增加了多少，对辅助工人的需要量减少了多少。
许多工业部门还未被这一趋势所波及，过程虽然刚刚开始，但是，毫无疑问，它已经开始了。
“技术发展的结果总是使一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被淘汰。这种发展过程提出了机器技术的一个基本思想：不是把人力当作肉体机器来使用，而是当作有思想的生物。实现这一思想的主要手段是电力配备”。（同前书，第424页）
“熟悉最新的机器技术发展情况，就得承认最近所取得的成就的最本质的特点，是在电力配备的情况下，尽量把机器加以改进，使它不仅能够完成自己最基本的任务——加速运动或运转工具，而且本身还能完成力所能及的和辅助的运动。因而，发展情形并不表现在通常所认为的吸引越来越多的工人从事机器工作这件事情上。其实恰好相反，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一天天地从工业部门被排挤出来，他们的位置为少数更有能力的工人所占据，这些工人拿握了必要的知识并且受过专门的教育，而这又是了解完善的机器并且正确操纵这些机器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最初在某一部门多余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由于生产的扩大还可能在另一工业部门找到工作的话，那末将来接受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岗位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需要是经常不断的，而且这种需要量还将增加。所以，将来培养有技能的工人就比预防衰老病死有更重大的意义，因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就像一个病人一样没有多大用处。国家如果不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去关心新一代接受专门训练，将来就会陷于这样一种狼狈的处境，这种狼狈处境就像是派遣装有土炮的木船去跟拥有速射武器的铁甲主力舰作战一样”。（同前书，第425页）
增加有知识的、受过技术教育的工人的这种要求，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尤其是在那些近来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国家里，如北美和德国这些最近的例午，表现得非常明显。
最近，政府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来培养具有广泛技术能力的工人干部。
军国主义化的要求也推动着政府这样去做。
巴·尼·米留柯夫在他所著的《武装的世界和军备限制》[2]一书中就是这样描绘现代战争的：
“战争是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企业”。（第16页）“军事技术需要有很多贵重的设备，这些设备经常由于新的发明的出现而改变”。（第17页）
“战争本身是从属于这一总的改变过程的。目前，军队的领导人、武器发明人和军火制造商主宰着与普通的知识职业稍有不同的生活。战争的胜利不是取决于武士的品德，而是取决于计算的精确性和科学性，取决于多年来事先进行的辛勤努力。这样一来，战争就失去了从前那种吸引人的浪漫性而成了一种最现实的职业”。（第159页）
世界大战非常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真理。这次大战表明，技术、完善的武器、工业组织、为数众多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人员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一般说来，工业上特别是军事上对受过全面训练的、具有知识的工人的需求，使得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教育的组织特别重视，并因此对改组整个国民教育工作（把读书学校变为劳动学校）非常重视。
[1]奥托·卡敏尔（1865-1951）德工程师，著作多系关于技术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书。
[2]巴·尼·米留柯夫：《武装的世界和军备限制》，1911年圣彼得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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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时代标志的学徒制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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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时代标志的学徒制的瓦解
读书学校没有发展儿童的一般劳动能力，而学生在校外就更难获得作为从事一个有技能的工人的复杂劳动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从前，一般的劳动技巧是由家庭传授的。家庭生活与广泛多样的劳动活动保持着联系。儿童从小就观察家里的人所做的工作，而且自己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这一工作。现在，家庭生活的性质和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工作不是在家里进行的，父亲到什么作坊或工厂去工作，一去就是一整天，有时母亲也外出工作。
从前，大部分儿童是在自己父亲作坊里学习父亲的手艺，并且由父亲言传身教。如果一个少年想学习另外一种手艺，那末他就要到师傅那里去学习，好像成了师傅家里的一员。行会只注意师傅教徒弟是否正确无误，并且一般地去调整师徒之间的关系。
现在，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厂里招收进来的都是一些什么也不会做的少年。这些少年在工厂或作坊里用很短的时间学习要他去从事的某种不复杂的劳动：用机器装订，把断了的线接上，等等。学习这种简单的操作法不能叫做职业教育，而且一般地也不能叫做劳动活动的训练，因为这种机械的工作不能培养一般的工作能力，而且也不能使少年儿童受到任何专门训练。这样一来，儿童可以不必事先受教育就能赚钱谋生，因此大多数做父母的人都热衷此道，尽管这对家庭的收入增加得并不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做三四年学徒来学习某种职业的，只是一小部分家境较好的工人。
而且拜师学艺的性质本身也有了改变。手工业的情况改变了，不太稳定了。手工业者因为和大工业竞争而陷于窘境，于是就不得不延长工作日，整天忙碌，疲于奔命，而且还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他们有时所以还能招架得住大工业的竞争，那也仅仅是依靠剥削学徒的劳动，强使学徒从事某种纯粹机械性的工作（这种工作与工厂的工作没有什么区别），或者把他们当杂工使唤，从事家庭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学徒们学不到什么东西。
在很多生产部门，手工业的性质也改变了。手工业者所制造的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而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或者只是从事收集，或把用机器做好的各个部件进行最后的加工。工作变得死板得多了，其性质已经接近作坊的工作了。这样一来，职业教育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更加专门化了。但是即使没有这些缺点，拜师学艺最多也不过是准备将来在小作坊工作而已。何况手工业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大多数学徒以后都要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在工厂里去工作，而在手工业者作坊里做的工作对于到大工厂去工作所做的准备是很有限的。
从前，学得一门手艺就可以保证学徒将来不愁没有饭吃。现在，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地位同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的境况一样不稳定。新机器的发明和新的工作方法的使用等等，可以使整个一行职业成为不必要的，而花了很多年时间去受某门职业训练的工人，就不得不去寻找另一种他完全不熟悉的职业了。
科恩基[1]在他所写的《学徒》一文中说：
“学徒的危机成了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事实。
“……调查（这里指的是1902年法国‘最高劳动会议常委会’和‘劳动管理处’同时进行的调查）表明了学徒制的瓦解以及作为这种瓦解的证明的学徒职业训练水平的降低是实际情况。在某些工业部门已经没有学徒了：工人一般的都是从临时工的队伍里征集来的。另方面，即使在那些还有学徒的工业部门里，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学徒了，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全面充分的职业训练的学徒了”。
“……促使学徒制瓦解的许多原因是大家都知道的。儿童及其父母想迅速获得工资的愿望，使师傅不能再教学徒的那种大工业的发展，机械化，工作的专门化（它把工作分成许多个别的任务，分成许多动作，这些动作菲常简单，只须用几星期的时间就可以学会操作机器，从事能使他获得工资的一部分手艺）——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就必然会引起学徒制的进步性的丧失和瓦解。学徒制在许许多多行业的消失目前已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学徒制的瓦解是工人技术训练水平降低的表现，由于这个原因，整个工人的前途都将恶化”。
拉法格[2]在《大百科全书（GrandeEncyclopedie）》中说：
“目前，学徒制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家庭性质，并且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有益的方面。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学徒还在‘学习’。如果学徒不是工具的必然后备和机器的附属品，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当作杂工使用”。
[1]科恩基法国二十世纪初叶的教育家。
[2]波耳·拉法格（1842-1911）第一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家，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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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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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学校及其巩固的原因
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轰动一时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很快就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仅仅到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人们才重新谈起这一问题。
那时，学校成了读书学校的同义词。在这种学校里，学生们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跟前听教员在讲台上讲课。除了书本的知识（这种知识与实际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之外，这种学校里什么也不讲，学生的个性备受摧残，并且由于严格的外表纪律而使他们变成了一部机器，无休止地接受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有关读书学校的问题已经写了很多文章，这种学校受到了各方面的批评，所以这里也就没有必要来详细论述其缺点了。
本书作者曾于1908年访问了日内瓦的一所模范国民学校。这所学校的校舍富丽堂皇，拥有宽敞的教室和礼堂，四壁挂有《红帽子》一书中图画，校内各处都很清洁，还有浴室和体育馆。这是一所八年制学校，此外还有为幼童设的两个预备班；教科书都是用精美的纸张印刷的，附有插图；男女教师都是本门业务的能手。他们擅长绘画，讲话声音宏亮清楚。每一课书全班学生都合乎要求地准备得很好，并且学得很透。作者在四天的时间内听了各种各样的课，拜访了各个教师。这所模范学校给我留下了一种沉重压抑的印象。尽管学校的外表很好，它仍然是一所典型的读书学校。教学的机械性使人吃惊，使人受到压抑。教师通过一些巧妙的问题和无休止的复习，使全班学生把所读过的东西逐字逐句复习一遍，然而这种全班的集体呆读死记不过是最普通的训练而已。最使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学生的个性受到非常厉害的压抑，以致不能把班上能力较强、水平较高的学生和能力较差、天资较笨的学生区别开来。不同之点只是回答得是否及时。没有一个问题是要学生动脑筋思考的，没有一点生动的思想。此外还有纪律，压抑人的纪律。某些教师把整个一堂课都变成了一种同学生进行的无休止的战斗：侮辱，斥责，赶出教室。当然，并非瑞士所有的学校，甚至并非日内瓦所有的学校都和作者所见到的这所模范学校一样。但是这所学校的设备如此之好，并且专门供外人参观，好让参观者由此了解到日内瓦教育工作的斐然成就，其作法尚且如此，那末这一事实也就说明上述情况并非可悲的例外，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
当然，瑞士在这方面还并不是欧洲家庭的一个丑儿。不是的，日内瓦的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读书学校而已。
教学是机械的，但整个学校机构还要机械。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工作是高度集中的。上级组织制定教学大纲，分配教学时数，确定教学方法。比如说，法国人对于全国各国民学校一定的班级小学生在某一天的某一小时都在听写同一个内容一事，感到非常骄傲。这种机械做法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让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去想象吧。教师的个性受这一制度的压抑程度并不次于学生，于是整个学校机构就好似一个庞大的工厂或作坊。
这个好似工厂的学校机构的工作情况，在罗歇写的一篇论文（题为《布鲁塞尔博览会上的初等教育》，载1910年9月号的《教育评论》[1]）中谈得很生动。罗歇在谈到比利时这一部分时说，根据比利时国民教育部大臣的意见，1910年的博览会应该用图例说明，并遵照统一规定的教学大纲来把根据某一原因必须授予学生的思想加以宣传。这一思想应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应在各个年级（从幼儿园开始到成人学习班）的课堂上得到发挥。
布鲁塞尔博览会具体表明了比利时教育大臣的这一意见是如何付诸实践的。为了发展殖民生活，教育部向教师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培养儿童对旅游的兴趣、探险的爱好，发扬他们的独立进取精神。教师们随即采取措施，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教案。他们在每一次讲课时都加进去一些事例，以便实现教育部提出的口号，使这一口号变为学生的实际行动。同时还采取相应的办法改变了听写的内容。布鲁塞尔博览会上展出了教师的大量教案，它们充分显示了比利时教师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当然，会上没有展示也不可能展示这种教学的效果。这样就无从判断：由于修改教案，学生的独立进取精神究竟有多大的发扬。而只有这种效果才能证明这种工厂生产式的机械教学所取得的成效。
罗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他对法国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中央集权的做法习以为常，因而对比职时教育界这种明快的工作作风大为赞赏，对比利时教师的工作态度倍感钦佩。但是，读书学校也产生了非常可悲的后果。关于这个问题，瑞士民族会议的议员谢克里在他所著的《未来的学校》一书中谈得极其精辟透彻。
谢克里是文捷尔吐尔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师，他亲眼见到过数百个在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他根据亲身的观察，确认在学校里念过八、九年书、在所谓高级国民学校毕业的学生，竟然令人惊奇的一点也不会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也不会独立思考。这一缺点在学习自然科学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学生们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不理解实验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不能找出并且确定有关现象的规律。
谢克里对于现代学校的缺点在实际生活中有何反映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访问了农民、工人和商人等等。根据这些调查，他说：“年轻人离开学校到工厂或作坊去之后，连最简单的工具都不会使用，只好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去从头学习每一种最简单的操作方法。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儿童如果能注意观察成人的行动，摹仿他们的动作，就能很容易地学会任何一种操作方法。
“在办公地点说的话和在工厂与作坊说的话是一样的。年轻人往往连一封最简单的信也不会写。诚然，他们能够机械地根据某一公式计算，但要他们动脑筋思考就做不到。在农村里，曾在城里学习过的青年成了农民抱怨的对象：他们甚至不会使用任何一种劳动工具，更不用说干什么活儿了”。
“这还是在裴斯泰洛齐的国家里呢!”——作者不禁大为感慨。
弗里布尔格中等技术学校的校长列昂·惹奴在他所著的《职业教育（Enseignementprofessionnel）》一书中也指出了他访问学校后所得到的同样印象：
“小学的标准教学大纲偏离了教育目的。这个大纲过于理论化和抽象，于是青年显然就失去了对手工劳动和体力活动的爱好”。（第408页）
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同样情况。
教育工作没有根据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加任费拉特茨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指出的道路前进，而是沿着机械地教学生读、写和其他一些基本知识的贝尔-兰喀斯特制度的道路走下去，其原因何在呢？
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十九世纪欧洲各国所处的时期是工业发展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不过，最初机器只是把人的劳动简化到去完成一些不复杂的操作，使每个人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它，那时机器还没有把人的劳动淘汰掉，只不过把工人由独立的工作者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的技术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已缩小（手工业者的劳动就是这种劳动），而对普通的、没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当时需要的不是能干的、理解整个劳动过程并且具有独立主动精神的工人，需要的是绝对顺从的、没有受过教育的粗工，对于这种工人，既不要求他有特殊的体力，也不要求他机智灵敏，不要求他有手艺，只要求他能遵守时间，克己自制、有耐心和能吃苦耐劳。
读书学校所培养的正是这种工人，既严守时间，又绝对顺从。处于欧洲十九世纪所经历的那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这种学校，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并无矛盾，尽管与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但是当时的工人的组织还很不健全，力量还非常薄弱，所以不能给自己创立一个他们所需要的学校，而且他们的斗争当时在这方面还不尖锐。
[1]参见《教育管理工作的两种方法》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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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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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
贝勒斯、卢梭、裴斯泰洛齐、欧文、拉瓦锡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见解的直接继承者是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从这些见解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东西，并且把它加以发展和补充。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见解与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的全面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劳动分工做好准备工作。
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极其全面的研究。同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还有恩格斯。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里，都描绘了儿童劳动在家庭工业和工厂中受剥削的可怕情况。这些描绘使人完全打消了这一劳动对儿童有良好效果的幻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
“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1]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这份报告（1842年）二十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伹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2]”
委员会要求通过立法来调整儿童在工厂的劳动。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法律
“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民族受到了侮辱。”[3]
马克思说：
“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一一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害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一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4]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他们只是半天在学校里，所以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5]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6]。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定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
不过马克思和欧文一样，对家庭在教育中的良好作用并未寄予任何希望。
“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进行无限度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维持，是由于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惫虐待，而不芰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父母权力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8]
“然而，不是父母权力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父母权力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父母权力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组成的结合工人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9]
于是，马克思通过对儿童劳动的资本主义吓人的剥削以及旧家庭形态被破坏现象的分析，实际上已经把吸引儿童（以及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看作一种进步的现象，这种现象将促进高级家庭形态的建立，并且成为人的个性发展的源泉。
正如机器是进步的要素一样（尽管机器的使用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同样的，儿童劳动也是一个进步的事实（尽管资本主义式的利用儿童劳动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应该与之进行斗争的，不是吸引儿童参加生产劳动这件事，而是对这一劳动进行的资本主义剥削。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即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谈到了。马克思在“禁止童工”[10]这一条内说：“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普遍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11]
早在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他们杰出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中表述了这一思想。根据宣言的这两位作者的意见，无产阶级在吞得了政权之后，就应该立即采取许多旨在改善社会福利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
“对一切儿童实行社会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12]
宣言中谈到：
“也许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13]
又说：
“正如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14]
马克思把必须根据上述方针（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改变现代教育与必须消灭社会上现存的劳动分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者的活动是形形色色的。在手工业和手工工场成了主要生产形态的时期，个别的生产部门还没有独立分化出来。生产者的活动形式比较单纯，都已专门化了。每一种手工业根据多年的经验形成了一套适合本行特点的技术形态，改进很缓慢，世代相传，没有什么大变化。生产分化为个别的、独立的部门，就引起并且巩固了社会上的劳动分工。一直到十八世纪，手工业还被称为秘诀。这一名称说明，一个未得真传的人想探究手工业的秘密是多么困难；同时也说明个别生产部门之间存在着许多深的隔阂。大工业打破了了这种隔阂。大规模的生产为了尽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尽量在作坊内进行分工，把每一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组成部分。要完成个别生产部分的工作，已经不需要专门的职业训练。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组成部分就使科学的工艺学的创造成为可能。科学的工艺学对生产的全部过程都运用科学的材料，从而使这些过程统一起来，并且经常改变其形式。
“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15]
由此可见，大工业本身的性质要求全面发展的工人，这种工人要具有全面的劳动能力，受过综合技术训练，能操作任何一种机器，懂得各种劳动过程。
同时，旧的劳动分工在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工人往往只是去完成某一细小的工作。这对他们的影响极其重大。大工业中常有的生产过程的不断变化，使工人每分钟都受着失业的威胁。旧的机器被新的机器替换之后，只会从事某一细小工作的工人就不合用了，于是他们就流浪街头，补充到失业大军的队伍里去了。对于工人来说，如果他没有全面的工作能力、没有受过综合技术训练，不能从事任何一项工作，那么他就要受到饥饿和贫困的威胁，而对社会来说，这又是无止境的，无意义的浪费人力……
“……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工艺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广劳动结合起来，那末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16]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表述的这一思想，在他为第一国际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于1866年在日内瓦举行）所写的决议中也有了发展。当时第一国际是年轻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的组织中心和智慧中心，对工人运动中一般问题的兴趣非常浓厚。[17]“关于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一条在那次日内瓦会议的讨论中占了很大的位置。这个看来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它与新一代的教育问题有联系，因而它既成了猛烈抨击当时教育制度的根据，又成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缘由。会上通过了马克思草拟的决议[18]。这一决议的内容如下[19]：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像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应当服从普遍的自然规律，这个规律就是：为了吃饭，他必须劳动，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
*马克思在这一段的注解上说：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十七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结束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娜·康·克鲁普斯卡雅注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如果不把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
对儿童和少年工人应当按不同的年龄循序渐进地授以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课程技术学校的部分开支应当靠出售这些学校的产品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会把工人阶级提高到比贵族和资产阶级高得多的水平。”
[1]纳·威·西尼耳（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40页。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西尼耳《社会科学会议》第55-58页。
[3]同上书第539页。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9号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39页。
[5]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
[6]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
[7]《马恩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8]马克思在原文此处注明了引文的出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页第XXV、XXV页第191号。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页。
[10]《哥达纲领》第3条是这样表述的：“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页）。
[11]56《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35页。
[12]同上，第4卷，第490页。
[13]同上，第486页。
[14]同上，第485页。
[15]同上，第23卷，第533页。
[16]同上第534535页
[17]同上，第535页。
[18]马克思出席第一国际内表会（1800年）代表拟定了一个指示。他提出的九点指示中，有六点成了大会的决议，其中包括“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16--218页）。
[19]克鲁普斯卡雅译出了这一决议（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文集》四卷集。第1卷，1930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中这段原文译为：
“我们认为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工作的趋势是进步的、健康的、合乎规律的，尽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趋势是不正常的。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九岁起都应该成为生产工作者，正如一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应该服从一般的自然规律一样，这就是：为了要吃饭，就应当劳动，不仅用脑来劳动，而且用手来劳动。
〔……〕
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不把劳动与教育结合起来，父母和企业主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解决儿童和少年参加劳动的问题的。
我们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种东西：
第一：智育。
第二：体育，即在体育学校和军事操练所传授的东西。
第三：技术教育，它使儿童或少年了解一切生产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使用一切最简单的生产工具的技能。
智育和体育以及技术教育的逐渐复杂的程度，应该同儿童和少年工人按年龄的划分相适应。技术学校的一部分开支，应当以出售他们的产品所得的钱来补偿。
把有报酬的生产劳动、智育、体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就能够使工人阶级大大超过中、上层阶级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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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论资本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一章论资本主义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一节
近年来无论是在普通的谈话中，或历史文献里，“资本主义”虽然是一个很时髦的名词，但其含义则言人人殊；这似乎不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所合人诧异的，倒是在传统的经济学著作中（按系指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译者注），几乎看不见这个名词。[1]甚至于有一派思想家，包括经济学家与历史家，根本否认“资本主义”作特定经济制度的名称会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以经济学家而论，这大半是由于他们立论的观点与历史背景无涉；而只有考虑到历史的背景，“资本主义”才能有具体的意义。至于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历史家，则只知一味地重视历史事实的综杂关系，却忽略了组成任何历史理论一般性的原理，并否认历史划分时代的正确性。根据他们的理论，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是单纯的，都是交织着许多不同的成份，因之不宜用一个名词去指定历史程序中某一个阶段。所谓“资本主义”仅能抽象地用以描某一方面的性质，而这方面的性质，乃是历史上各阶段所共同具有的。因此，它是经济观念而非历史观念，同时几乎也无法追溯这个制度的来源。这种说法，事实上是别具用心的。如果“资本主义”做为历史实体来看根本不存在的话，那么批判现行经济秩序与酝酿革新运动者，简直是无的放矢，尤其是最初申论“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更成了闭门造车了。有人甚至于说得更露骨些，例如评论陶尼教授所著的《宗教与资本主义之兴起》一书的某书评家，竟指“资本主义”一词为政治口号。
时至今日，经济史的深入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这种态度当不复为经济史家所重视，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名词的根源，还可能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于以重商主义史著称的史学家，还在认为所谓之“现代资本主义”不过是“半生不熟”的一个名词而已。[2]陶尼教授把研究现代发展者的一般意见总结如后：经过五十多年许多不同国度，不同政见的著名学者的钻研，如果还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或像麦尔齐滋德克（Melchizedek）认为纵或存在，也是从古如斯，或者认为没有发掘这段历史的价值，显然都是故意对之熟视无睹的。这样歪曲字义之外还否认事实的作者，对于欧洲过去三百年的历史，是不会研究出什么成绩来的。[3]目前“资本主义”虽为权威人士所公认是属于历史范畴，但这并不是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所指的对象都是相同的。也许有人认为字义不同无关宏旨；其实字义不同，就是表示对于史实中相关事件的着重点互异，同时安排史实的原则也有轩轾，所以解释因果关系时，其结论就会互相径庭了。倘若应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客观史实，而不是主观的偏见，那只有一个定义能符合现实的历史发展，其余的便是误谬。甚至于连历史相对主义者，也会承认只有一种看法是符合任何一系列的相互连贯的史实观察。此外我们会常常遇到许多作者，应用“资本主义”时，忽略了字义问题，或用意混淆，甚而自相矛盾。
我们必须指出许多经济学家，尤其是倾向奥国学派者，常引用一个类似的时尚名词，“资本主义的”（Capitalistic），这个名词与当作历史范畴解释的“资本主义”是毫无关系的。“资本主义的”纯粹是指生技术而言，即所谓间接或“需时”的生产方法，同时是与对资本性质的另外一种看法有关系的。它不涉及生产手段所有权问题，只是指出生产手段的经济根源与使用程度。从技术上看，除了最原始的生产，总是或多或少地“资本主义的”，因之对于划分历史阶段是没有用处的，而且最初发明这个名词的人，也没有什么更深刻的意思，相反的，却意味着否认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特定的历史制度来看。
另外还有一种观念，同样地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帮助，其缺点是将“资本主义”限于短时期的社会突出相似的现象。据云“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企业制度，所有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是根据契约，个人可自由谋生，而不受法律的强制与限制。[4]于是“资本主义”事实上可与放任制度或自由竞争制度等量齐观。戴斯（Dicey）从未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但他认为个人主义时期（即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观念）与自一八七零年开始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间的对比是很重要的。[5]虽然这种对比的看法，即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已成过去，而且经济史也很少借用这种看法，去说明“资本主义”，但在意识上仍留有痕迹，人们论及“资本主义”时往往把它与自由企业时混为一谈，而以国家统制为侵犯经济自由来与之对比。这样的用法，其缺点是很显然的。除了十九世纪的英美外，很少国家可以符合曼撤斯特（Manchester）典型的纯个人主义制度；就以英美而论，也是很快的便已进入公司企业与独占或准独占的阶段，那时“自由放任”的政策，已呈衰萎。假使“资本主义”是严格地限制在这一时期，那在这时期的前后阶段中，彼此也有许多类似的特点，又应作如何解释呢？
关于“资本主义”的观念，有三种比较值得注意的解释，对于历史的研究与分析，都有相当的影响。各种解释虽然彼此间难免有重复的地方，但每一种解释，对于历史的发展，自有其独立的看法，而且阶段划分的方法也不同，因之对于“资本主义”的起源以及现代世界成长的理论也就不同了。
首先，我们提出，也许是最流行的，就是桑伯（W.Sombart）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重心，不是在于经济体质的任何一方面，而是在于影响整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全体精神。这种精神是企业性或冒险性，与“资产阶级精神”，即计算性与理性的混合物。因为桑氏相信在不同的时代里，人类对于经济有不同的态度，因之乃创造与之配合的经济组织，于是便从现代经济形态，与经济关系发展有关的心理动态与行为中，去发掘“资本主义”的根源。[6]“在很久以前，资本主义社会还未成为事实时，资本主义的精神，已经早在孕育中”。[7]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是“自然人”，所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满足自然的欲望；此时，“人是一切活动与努力的主宰。”[8]相反的，资本家“却根本改变了自然人的原始人生观，颠倒了生命的价值”，以积累资本为经济活动的中心任务，使人生的一切都服膺于冷静的理性，与数量的精确计算。[9]桑伯更率直地认为：“资本主义”存在于“以企业方法满足人类欲望的工业活动种”，同时他指出：“合理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是专指具有资本会计的设备者”；另外，他还以资本主义的精神，去说明理智的同系统的谋利态度。[10]
其次，另外有一种解释，虽然不容易见诸明文，但于分析史料时，言外之意，却把“资本主义”与为市场而生产的组织，混为一谈。[11]也就是说，早期行会制度下，工匠为城市零售的生产，应不包括在这个定义里。而“资本主义”的发生是由于生产和零售，在时间上与地域上之不同，并因批发商为牟利而贩卖趸购，于是使生产和零售完全脱节。这种观念大体上是因袭德国历史学派的说法，他们首先区分中古时期的“自然经济”与以后的“货币经济”，并以市场的范围作为划分现代经济世界发展各阶段的标准。卜撤（Bächer）就说过：主要的标准“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或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货物由生产到消费所旅行的路程远近问题。”[12]他们常把“资本主义”与牟利的经济活动，互相结合在一起；在任何时期，只要有借贷牟利行为，不论是高利贷，或在贸易及生产方面的投资，都认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成份。例如，以十六世纪价格革命历史著称的史学家，哈密尔敦教授（EarlHamilton）就把“资本主义”看作“一种用土地以外的财富，去取收入的制度”；[13]然而皮尔尼（Pirenne）似乎又将“资本主义”看成以货币进行剥削的成份，并且说：“中古时期的资料，无疑地说明，‘资本主义’在十二世纪就已存在”。[14]牛斯保（Nussbaum）也把“资本主义”的观念，与为市场生产的商业制度联系起来，对于“资本主义”所下的定义是：“这种交换制度是以无厌地牟取利润为目的”，并具有将人民划为“有产与无产”两种成份的特点。[15]总之这类作者，主要的是从想像的中古式的自然经济，与其狭隘的经济范围，所感受到的某种商业交易侵袭的程度中间，去寻求“资本主义”之起源，而且依据市场扩张情况，以及因市场变化所引起的投资与企业各种形态，去区分“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在许多方面，这种观念与桑伯的看法有近似之处，但重点却有轩轾。
最后，我们进而讨论最初为马克思所做的解释。他既不从企业精神，更不从以货币融通交易以获取利润的行为中去探求“资本主义”的本质，而着眼于生产方式。他所指的生产方式，并非生产技术（生产力的状况），而是生产手段所有权的情况，与因生产过程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于是“资本主义”不只是指为市场生产的制度——即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而是指“劳动力商品化”，恰如其他商品一样的可以买卖的制度。它的历史先决条件，是生产手段集中于社会上占少数的阶层手里，然后出现了无产阶级，以出卖劳动力为唯一谋生的方法。他们参加生产，并非受法律的限制，而是建筑在工资合同的基础上。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并不包括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因为在那种制度下，工匠是简单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同时还负责出售自己的货物。在那里，所有权同工作是分不开的；有时也许要靠职工帮忙，不过他的主要任务是贩卖无生命的商品，而不是劳动力。这个定义与其他定义的分别是这样的，商业，信贷，及富裕商人的存在，并不足以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纵有贪婪的资本家的存在，条件还是不够的。他们的资本，必须是用以束缚劳动者，去生产剩余价值，条件才算具备。
我们的目的不是在争辩各种定义的得失优劣；而只是要说明，下面的研究工作，是以“资本主义”的最后一种解释及其含义为出发点。任何定义的是与非，要在其是否可以把实际历史发展解释得通，同时还要看其与实际历史轮廓结合的程度，才能判定。我们不想用前两种的解释，下面简单的批判，便可说明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
无论是桑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概念，或把“资本主义”完全当作商业制度的观念，或将注意力集中于贪婪的货币投资，都具有同样的缺点，就是不能使之限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结果在各阶段中，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资本主义的成份。因之，我们对于古代经济社会的知识愈丰富，对于“资本主义”作如是观的人们，便愈不得不将“资本主义”的界线向前推移。货币借贷与为市场生产的情形，在中古时期远较一般所想像的为普遍，已经是很肯定的。如布稜他诺（Brentano）所说的，第四次十字军已经暴露了这种意义的“大量资本主义”。[16]关于古代经济世界的知识，逐渐丰富积累起来之后，我们可以从多方面证明，这种意义的“资本主义”，在典型的希腊与罗马就已存在。贪婪的使用货币，并不限于近代，古人用金钱购买奴隶，其“贪婪”程度不亚于今日雇佣工人的人们。高利贷古已有之，中古时期也没有把它看作是罪恶。假如我们都视之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那么在接近现代的八个世纪里面，反而无须乎觅求资本主义的根源，因为资本主义自有史以来，便断续的存在。然而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刻划出来近代经济制度特点的意义，否则就不能符合人民的愿望了。
主观主义者如桑伯与魏伯（Weber）学派的解释，还有其他费解的地方：例如“资本主义”这一种经济形态，既是由资本主义精神所创造，那么先“资本主义”存在的“资本主义精神”，又从那里来的呢？如果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历史的产物，其产生原因又怎样的解释？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圆满解答这个谜的答案；他们只是把不同时期的心理动态作为解释，例如勉强的把资本主义时期的企业性与理智性看做原动力。他们根据这个线案进一步地探求本主义精神，是否为新教（Protestantism）所赐予，结果也是徒劳无功的（像魏伯与揣列士（Troeltsch）都曾这样的作过；其实，与其认为资本主义是宗教改革运动的产儿，还不若像桑伯似的视犹太人所创造也许更有理由些。[17]这种种的困难也不能通过曲折的路线，用单纯经济的解释，获得圆满的答案。我们不否认任何经济的变动都是人力所发动，他们的动机可能与将来得到的结果毫无关系，而是从以前的历史环境里产生的；但是如果所有新的制度，都要从主观的“意志”去寻求解释，这个意志势必事先已经孕育着未来制度中的要素，那么能单纯产生这个意志的理由，便非另从别处探求不可。
另一方面，很显然地近几十年来，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的确大大地增进了我们的知识，因之编纂历史所用的“资本主义”定义也就愈接近最初为马克思所采用与发挥的。重点逐渐放在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划分上，而不再重视推动经济活动的利润动机，同时注意力渐渐集中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上，例如十九世成熟的工业制度中，雇主与工人的雇佣关系。总之，这大半是由于研究的资料，迫着历史家不得不注意现代的主要特点，而不是因为受了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因之，李普生（Lipson）在叙述工业革命以前几个世纪中，“资本主义”的特点已经存在时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为工资制度，工人对于所生产的商品，并无主权，他所出卖的，不是劳动的成果，而是劳力（即劳动力）本身——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经济特点”。[18]连孔宁翰（Cunningham）都接近这个观点，他说：“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的主要特点，为雇主握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支付工资，然后出售商品，以取利润，资本之侵入，对于工作的进行，容或没有什了不起的作用，但对依靠工资生活的工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则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他引用“资本主义”一词时，并不限于工业，而是比较广泛的，并且包括商业性的意义，“即掌握资本与推动商业的习惯，在社会上已达到普遍化的阶段。”[19]
第二节
我们不能于经济制度的定义肯定以后，就认为各个经济制度的界限，在历史上可以清晰的截然分开。在这一点上，那些否认时代可以划分的人们倒是正确的，就是世界上没有单纯的制度，每一段历史都是受前后时代特点的影响，而各种特点是在纵横交织着。每个新社会重要特点的胚胎，常是局部或全部孕育在前一个时代里面；社会的痕迹在新社会里常常经久不灭，我们所采用的“资本主义”观念，是认为历史上除了极短的过渡期间外，每个历史阶段主要是为一种相当单纯的经济形态所影响着，其特点是由突出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因之，在讨论任何一段时期的制度时，如去其芟，提纲挈领，作为初步的研究，是比较精辟的。我们的旨趣不在于任何新经济形态的初期外形，而且单纯外形出现之后的一个时期，也不值得占用一个新的名词。当新形态发展到其痕迹可伸张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时候，而且对于发展的方向，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时，那个阶段是应加重视的。同时，历史发展的程序，是渐进而连续的。在这种意义上，就是任何一件事故，都不能孤立起来，因之历史的发展，可以说是连续的相关的。是把历发展划分成不同阶段的观念，是另有意义的，就是每一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经济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每逢方向急转时，发展的速率便突然增加，以致其连续性中断。
我们在上面所讲的那些历史潮流方向突变的转折点，是指着划分新旧制度的社会革命。那种认为历史发展是具有间歇性革命运动的看法，与另外一种看法即认为历史的发展是连续性的数量变化，是互相对立的。后一种看法以为“转变”是递增因数的函数，这个因数可能是人口、生产能力、市场、社会分工、或资本的数量。这一种想法主要的缺点，是他们忽略了，最低限度是轻视了在某阶段上可能出现了新的因素，会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最后的局面同心理上的偏见。例如，繁荣时期资本家冒险而好大喜功的态度，或集体社里新的工作精神，都是可能受新的因素所影响而改变。所谓心理上的偏见，是指以过去物质环境所造成的思想范畴，对新环境的认识，以及对于人性的特点或社会与经济的“必要条件”刻划出来的超历史的“真理”所持的态度。换言之，以“时代精神”为出发点的历史理论，至少是回避现实的。也就是说，如不用比喻的说法，就很难为社会革命具体地安排一个定义。社会革命应该含有间断的观念，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指的方向的突变，但是我们如不以空间来做比喻，其意义就不甚明了了。此外，这样的一种革命显然包括着加速度的变化观念，但并不止于此而已。那些持数量发展的历史理论者，也承认发展的速度是有相当波动的，快慢并不一致，如十八世纪末人口增加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但是他们却未曾考虑到在革命性的转变中，制度的“质”变问题。
假如我们同意社会经济制度之所以要划分成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仅是为了分章分节的方便，而是根据事实与历史的本质，因为实质上历史环境，在某个时期，内部的矛盾会统一起来，而在过度期间，内部各种因素却又呈现着矛盾与动摇状况。还也就是说，社会上各主要因素间的矛盾与相激相荡的结果，是转变过程的推动力；最低限度，历史上大的转变是如此的，绝不是任何一项因素的成长力量所能办到的。因此，一旦历史的发展达到某一水平，同时构成社会的各项因素也安排在某一位置；一系列的事件，会加速率地发展下去，不仅是发生量的变化，而且因为各种因素矛盾与统一的结果，可能发生突变，又织成了一个新社会的纤维。用一个典型的比喻来说明：这种发展达到某一阶段时，便会产生一种连锁运动的。
显然的，能产生这样结果的经济社会的特点，更促进了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的经济秩序，这一突出的历史阶段的了解，就是今天的历史是阶级社会的历史；社会上可分成许多阶级，其中某一阶级或利害相同的某几个阶级，联盟而成为统治阶级，与其他阶级或其他几个阶级，处在全部或局部对立的地位。[20]这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里，凡是有社会与政治力量的阶级，必定会利用其权力，去维持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即阶级关系的特定形态，以便从中获得利益。假如社会内部发生变动，使着统治阶级的地位感受威胁，或固有的各种力量的均势不能维持，发展的情况，便会步入一个抉择的严重阶段；如不延缓正在进行中的转变运动，便需由新的阶级取原有统治阶级的地位而代之。一旦到了这举足重轻的阶段，那正在从事于斗争的阶级，势将为了其本身利益，促成转变，并粉碎敌人的堡垒，以达成其目的。旧的生产方式不一定要完全取消，但其规模则必须使之缩小，使之不再与新的方式对立，[21]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新的生产方式配合着新的生产力与经济潜伏力，会很快地越过制度所要移动的范围；一直等到新的阶级关系，同新统治阶级所控制的政治形态，又与新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冲突为止；如此相沿矛盾斗争的结果，再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在十九世纪，因受了黑格尔的影响，人们相信历史是包括着受民族文化支配的一系列不同的时代。照我们的分析，历史则是包括一连串的阶级制度，每种制度下，统治阶级都有其剥取收入的特殊方式，在欧洲的经济史里，有一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各地的经济发展大体上是非常近似的。虽然，各阶段的具体时间，内容的枝节，以及各主要阶段内的个别形态与特徵，各地并不尽同，不过，欧洲之所以能成为一独立单位，可以说是由于过去的十个世纪中，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共同的。
我们上面所说的社会阶级，虽然是指利益相同的社会集团，但其收益在数量上并非如一般想像，彼此相等；同阶级的人，未必收入相等，而同收入的人，未必意志相近。如果说同阶级的人，就是指有共同的收入来源，也不恰当，虽然收入来源比收入数量重要。我们必须指出，阶级的根源是更基本的：即阶级全体对于生产过程，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换言之，社会阶级一方面为了共同利益，而保持与扩大某种经济制度；另方面为了利害衡突而发生矛盾，都是与剥夺或分配剩余劳动的果实有关（即超过生产者本身消费的部份），而产生了相互的关系，形成利益的对立。剩余劳动既是统治阶级的生命，因之这个阶级与劳动的特殊关系，是被统治阶级视为与生存有关的；同时任何新兴的阶级，如其生存是靠了不劳而获，其未来的前途，繁荣与威望，必然要靠对于剩余劳动的剥削来维持。恩格斯说过：“超过维持工人生活的剩余劳动果实，及因此而扩大社会生产的积蓄，过去已经是，将来也必是，一切社会、政治与文化进步的基础。迄最近为止，这项积累是为特权阶级所占有，因而培植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专政与文化上的领导。”[22]
分配剩余劳动的形态，在历史各阶段里，是不相同的，而且是与生产方法、生产设备、及生产力有关。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像任何别种确定的生产方法一样，它是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态一个确定的阶段，当作它的历史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本身就是一个过去的过程之历史的结果和产物；新的生产方法，就是把这个条件当作所与于它的基础而从此出发的。还证明了，和这种特殊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法相照应的生产关系，也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经过的性质。”（“正如其他任何特定的生产方式，是根据当时那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或生产力的历史发展形态而决定的。这个历史的先决条件，又是前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换言之，那时的新生产方式即现在的历史先决条件，也是从某一固定基础上颖脱出来的。因此，针对着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某种生产方式之生产情况，是动态的向前发展的”。——这是译者的译文，可与上面所采用的郭译本原文，参照阅读——译者注）[23]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当劳动生产力还很低的时候，不靠豪夺而靠生产的有闲阶级，主要与经常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恩格斯所云，在经济发展的原始阶段，阶级的划分，“是有其历史理由的。”[24]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依赖土地联系的；同时因为劳动力与交易制度的分工还不甚发达，剩余劳动多采个人徭役方式，或采用向地主缴纳部份产品的方式。工业的生长，不只意味着生产工具的新发明，而且创造了新的阶级，产生了新的经济问题，同时为了新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利益，需要新的分配形态，去处理剩余劳动。中古社会的特点是徭役劳动；生产者握有原始生产工具，不能擅离土地。相反的，在现代社会里，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纯系采用合同的形态，在外形上，与任何自由市场的商品交易，并无分别。从中古式的剥削，到现代化的剥削，其中经过颇不简单，并非直线式的宗谱系统，但是我们可以从运动的变化中，看出潮流方向的线索。这不仅包括生产技术的改变与增加生产效能的新式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进步的分工与交易制度，以及生产者逐渐脱离土地与生产工具，形成无产阶级的情况。在过去五个世纪当中，无产阶级的出现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不只是因为生产者从“身分”到“合同”的演变过程之真相为传统的方式巧妙的掩饰起来，而且是因为在历史舞台的中间，出现了为经济或客观环境所驱使的劳动形态，这奠定了不易为人所揭穿的那种有闲阶级剥削生产者剩余劳动的基础，而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发展的标准，并各具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按图索骥，选择“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时，我们须特别考虑一点，以免混淆。那就是若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特定的生方式来看，不可随俗从大规模商业与商人阶级的出现来计算这个制度的开始日期，或名之为“商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开始时，生产方式必已发生变化，换言之，生产者已直接为资本家所驾驭。[25]
这并非名词的争辩，而是事实问题，商人阶级的出现，对于社会上经济型式的基本影响，远较依靠工业的资本家为小；无论是农奴所有者或封建领主式的统治阶级，都可能自行经商或与商人结合起来，所以这个阶级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中间人，不至于变成上述意义的支配阶级。商人的命运是与原有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的，大体上是希图维持而不是改进这种生产方式的。他们很自然地同原有的剥削剩余劳动的形态，打成一片，而不愿改弦更张。
根据上面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了解，去看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英国肇始的日期，无疑地不是像皮尔尼所主张的应在第十二世纪（皮尔尼主要的是考虑荷兰的例子），也不是像其他学者所主张的，应在具有城市贸易与手工业行会组织的第十四世纪；而是应在十六世纪的下半叶与十七世纪的初叶，那时资本才开始大规模地渗入工业；或者是采资本家与工人关系比较成熟的形态，或者是采取所谓“家庭工业制”，即雇工与工匠关系比较原始的形态。的确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在过渡情况下，手工业者或因负债，或因面对独占的批发商人，已失去其独立性，要仰赖有资本的商人。我们也不能否认，在十四世纪，甚至于还早一些，就已有许多富农式的企业，即农村中富裕的农人或地方商人或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的情形。但是此时似乎因为规模既小，也不太成熟，连称之为青年的资本主义，都不无勉强之处，而且也实在没有充足的理由，视之为新的生产方式，在彼时就已经明显地足以与旧的生产方式相抗衡。总之，我们可以这样肯定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配合的资产阶级，直至都铎尔（Tudor）王朝的末年，才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这时起在“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很显然地有两个决定性的契机。第一是在第十七世的时候，那正是政治与社会递嬗的决定性期间，在这期间的大事有恩文（Unwin）研究的结果所指出来的特许公司内部的斗争，与议会中的反独占事业斗争；迨克伦威尔（Cromwell）革命时，就是这些斗争最尖锐的阶段，其后果经久不能淹没，“复辟”（Restoration）后才有些妥协与反动的意味。第二个契机是包括十八世纪末叶与十九世纪初期的工业革命，这在经济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政治的影响虽比较缓和，但很重要。它对于未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把工业组织与机构也彻底地改头换面，因之有人主张它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出生的“阵痛”，也可说是自中古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紧要的关键。成熟一些的知识与判断，在今天很清楚地指出，工业革命是代表早期资本主义的转变，在此以前初期资本主义的小型生产方式，受了资本的侵袭，虽已向资本屈服，并被剥夺了经济形态的独立性，却未彻底地转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到了资本主义的阶段时，新的技术条件，遂使建筑在大规模集体生产的工厂单位，完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程序，从此以后，工人便不再能握有生产资料，与资本家的关系，也就变为直接的了。但是假若我们这样的计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的日期，立刻就会遭遇到一个难题。为了前后一致，从中古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是否该包括另一个契机，也就是最先的一个，即封建制度的解体？倘若我们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早期转变关键时期，那么从那时到十六世纪中间的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性质？照我们的计算方法，这时的生产方式，既非封建制度，亦非“资本主义”。我们不能否认，在十四世时，因具有政治与经济独立性，而且对国事有影响的自治市之兴起，旧封建制度，已经是疮痍满目。就在这样的危机中，以农奴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很严重地受到了震撼，进入了更深一步的解体阶段，我们可以从下一个世纪病态的地主经济中，看到其影响。然而，除非我们认为封建制度的没落，与代偿制（Commutation）的过程（容后详为申论）是一件事情，便不能认为中古制度那时业经结束，更不能说中古统治阶级已经崩溃。更有进者，这一过渡时期的正确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之前，封建生产方式已濒崩溃，其崩溃程序在时间上并不与在孕育中的新生产方式的成长互相配合。爱德华第三与伊利莎伯中间的二百年，完全是过渡的性质。一个新兴的商人资产阶级慢慢地壮大起来；他们取得部份特权之后，便不再与贵族对立，到了都铎尔时代有的竟与贵族合流。这个阶级的出现对于生产方式并无直接影响，他们充分利用了独占特权，从而造成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差价，以获取利润，其所以能如此者，是由于劳力没有流动性，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26]虽然都市独立手工业者与中产或富裕的自耕农出现之后，我们看见新的生产方式从封建制度里颖脱而出，这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型生产，并非完全资本主义的，但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开始具有感受资本支配的徽象。不过这种经济在社会上仍是处于次要的地位；大部份佃农，虽然支付货币地租（事实上习惯的成份，大于经济地租的性质），在许多方面，仍受制于“庄园”的领主；贵族土地大部份已为雇佣的劳动者所耕种，惟这种劳动者仍带有相当强迫性，而且他们的工资也不一定是生活费用的主要来源。这种生产者在规定的工资率内，可被迫工作，而且不得地主的同意，不能擅自迁移。因此十四世纪的立法，反而剥夺了贫穷自由民的自由迁移权。在四乡，使之与农奴并无区别。生产者与地主的关系，多少还带有中古色彩，封建秩序的外衣，至少还存在着。
有人在讨论十八世纪末的变化，是否可称之为革命的问题时，强调不仅应以各种工业中，爆发时间的统一性来判断，而且更要重视变动的节奏。为避免误会起见，我们应立即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及其发展阶段，不必须在全国各地，甚而至于在各项工业，时间上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这样的说，“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同一类型的各种“资本主义”历史的总合，每一种发展的主要阶段，可单独计算其时期。换言之，英国不同的地区（甚至于不同的城市），在十四与十五世纪，都各有其经济发展的历史，正如同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都独具其经济发展的历史。愈早的历史，愈是如此，反而是近代历史，比较一致。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有力的、综合性的影响。以全国而论，许多重要的转变，似乎都是经过长期演变，如用经济革命去形容，似有名不符实之感。然而在比较孤立的地区，运动的节奏，可能有更清楚的轮廊。所应重视的是，因某项主要事件，而引起一连串因果变化的速度（所谓速度是与正常期间各因素变化的速度比较而言），而不是不同地区里它们发展的同时性。因此，从某支配阶级形态转变到另一支配阶级形态，与某种经济制度过程中的小转变，当中是有重要分别的（皮尔尼教授所说的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各阶梯，就是指小转变）。一个新的阶级，及其有关的新生产方式，形成了统治阶级，并驱逐了旧经济与社会秩序的代表人物之后，这个政治革命的影响，必然会及于全面，并且全面的影响会同时发生作用。正因为这种变化，其影响的方向是全国性的，英国十七世纪的革命，法国的一七八九年，俄国的一九一七年才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主要阶段，都与足以影响生产性质的技术变化有关；因此，在每一个新阶段的资本家，最低限度在初期，都会形成资本家的一个新的阶层，与原有的资本家有别。在工业革命时，这情况是非常明显的。新技术方式的创始人，都几乎是原来没有特权与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在经济自由的口号下，与既得利益集团展开斗争。为了扩充阵营，这些新人往往要与已有地位的资本家合夥；例如原在家庭工业投资的商人雇主，后来办起工厂来了；逐渐地使资本由旧资本家转移到新资本家手里，因之新旧之矛盾是不会继续很久的。然后，工业的组织的变化又影响了资本主义生方式的内部社会关系：彻底地改变了分工制度，原居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半工人半所有者的工匠大为减少，工人与生产程序的关系，也为之一变。
但是社会关系不是只受技术变化的影响，也可以反过来改进技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确，社会关系可以说是技术发展过程的外壳。如果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是正确的话，凡足以使这关键商品——劳动力的供需，发生变化的情况，无论是由于劳动力数量的多寡，或其共同力量在政治上所发挥的作用，都会影响整个制度的繁荣，甚至于工业的组织，与技术的进展。劳动力在极端的情形下，是关系整个制度安定的。在下面几章，我们常要提到劳力市场变动情况，惟其影响，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以内。例如，有两位作家最近告诉我们，劳力市场的变化，与政府惩治罪犯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在劳动者缺乏时期，需求劳力孔殷，惩罚办法便比较宽厚，合乎人道，相反的，劳动者充裕时，惩治的办法便失之严峻。[27]关于这个因素对于经济政策之影响，我们姑且试加说明，至于更进一步的研究则留待专家了。每逢劳力缺乏时，阶级社会的国家政策便趋向于统制，劳力充足时，政策上便有经济自由精神的意味，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表面上国家干涉生产的理由，可能很多而且复杂；所探取的方式与目标，也是如此。适合于一种情况的干涉方式，也许对他种情况不合适。但过去适应和平时期的国家干涉政策，企图实现的目标约有两端，第一是为了巩固资本家的独占地位，第二是强化劳动纪律。[28]正如我们所预料的，每值后备劳力空虚时，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力量，就要贯彻在控制工资或限制劳动者的自由行动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旨趣，是在于控制劳力市场，例如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初期是劳力普遍缺乏时期，于是西欧国家的干涉政策，便有加紧的趋势，（例如，法国的约翰二世（JohntheGood）宣言就是计划统制巴黎行会的，英国则有法定工资管制的办法）。此外，十七世纪时，法国还有所谓萨立（Sully）、拉夫马（Laffemas）与科尔伯特（Colbert）时代；但到了十九世纪，后备劳力普遍的多余起来，同时人口也在急剧地增加，遂有经济自由的最大胜利。[29]我们可以相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之峰高唱入云的时候，工人的数量必定是非常的充裕，因之生产方式是稳定的；但等到争相延聘工人的阶段，生产方式便比较不甚稳定，利润亦较为减退，而立法的强制性则必较为浓厚。
与我们上面所讲的对照的看法，是把资本主义看成经常向经济自由目标奋斗的制度，在没有统制的时候，才是发展的有利条件。准此，“资本主义”是特权与独占的历史敌人，而独占是国家非法侵入经济领域的结果，它是以牺牲商业繁荣的代价，去争取权力，却放弃了财富与社会的稳定。但这与事实不符，我们在下面要一再强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阶段中，独占事业的任务是不相同的，有的时候是辅助资产阶级的出现，帮助资本积累，在其他场合，又会阻碍技术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会与阻碍其进展的行会与特许的贸易组织作过斗争，以后则对适合本身利益的经济特权与国家的贸易统制办法表示欢迎，重商主义后半期的历史，可充分证明这一点。十九世纪时，尤其是英国，工厂工业曾高举过争取市场与劳力供应自由的旗帜，并要求与固有的势力有享受同等待遇的权利，俾便容纳增强了的生产力量。但是因英国具有创造新技术的有利条件，可视之为例外，在其他各地，并非毫不保留地要求自由贸易；迨十九世纪末，独占业经再度取得自由竞争而代之，在新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以前，自由贸易已不复时尚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在特殊情形下，例如，极度繁荣时期，这种本质上是恐惧产品增加与生产力扩张的制度，才暂时不采取统制政策。
最后还有一般性的两点批判，可以作为下面进一步研究的绪论。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着重点为生产本质的变化，及因此而形成的新社会关系。这自然比贸易关系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为深远。然这并不意味着贸易与市场，对于生产没有相互的影响，而且在整个过程中，没有负着领导的任务。不但资产阶级最初是从贸易园地上生长出来的；而且贸易对于中古式的农村发生过强有力的影响，使农民都分成富贫阶级，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发育起来的。市场不仅为工业铸成活动的范围，其本身的前途又倚靠生产的范围。因此，市场与劳力供应迅速扩张的时候，就是工业生产技术与组织形态，获得发展进步的最好机会；等到市场受到限制，而抱残守缺时，“资本主义”的冒险精神便被抛弃，行动也就僵化了。同以前各种制度比较，现代“资本主义”无疑地是高度进步的，马恩共产党言，曾对之加以奖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完成极端革命的任务，……它第一次昭示我们人类活动的力量，……它的生存是靠了不断的革新生产工具，以及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进步的影响，与其说是因为制度的本质，才需要继续不断的改进，不如说是因为它的成熟期是与市场繁荣，及充足的劳力供应有密切的联系。十九世纪的情形是如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也是如此，但并无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有利条件，会继续存在；而且我们有充足的证明，认为这可能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过，市场形势的变化，对于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似乎主要是透过生产，（这同时也是生产发展的条件）；除此以外，贸易的范围，对广大的社会面，是不会发生什么有力的作用的。[30]
如果经济发展的轮廓，确如上述者，我们便可从经济分析上，得到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就是说，若想了解任何时期经济制度发展的大方向，一个制度的特殊性质，比各种制度所共具的性质为重要，倘只注意交换关系，而忽略了制度的因素，即马克思所谓之时代的生产方式，是不会对于长期发展趋势，有深刻的认识的。最低限度从泽丰兹（Jevons）及奥国学派始，便渐以各型交换社会所共具之特性，作为经济理论分析的张本，主要的经济法则也以此抽象水平为出发点。[31]他们虽未完全忽略制度或历史条件，但认是较次要的，只是当作变化的有关条件，这些对于有关变数的值是有影响的，惟对表示变数关系的主要公式则并无影响，这样，交换关系是具有和制度无关的特点及发展法则，成为经济学家研究的领域，与财产制度及阶级关系，是截然分开的，而后者是制度派历史家与社会学家的领域，他们可以侈谈制度引以自满。然而如果过去四五个世纪中，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于政治发展）可以名之为“资本主义”，而且正是我们所指的“资本主义”，这种两分法是无法调协的。[32]所谓交换关系可划成一个独立范围，是意味着否认各别阶级彼此间以及共同与生产的关系，即本质上不同的事实，俾集中注意力于抽象价格问题中的数量因素，这个自然不能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多少启示，而且所谓范围之独立云者，也就颇成问题了。
所谓交换关系，是经济科学的独立领域者，就是意味着，在其范围以内，可自成一套完整的因果相关的理论。有人认为交换关系之研究，容或不完整，因为没有考虑到一定制度的影响，如社会的阶级组织等等，但其所启示的经济法则，仍不失为最基本的，而且能表示控制任何经济制度的“必要条件”。然而现代价格均衡理论所表示的社会之“必要条件”，究竟具有什么意思；同时，假如考虑了历史有关的制度因素之后，“必要条件”是否还有需要都没有清楚的说明。[33]不过以形式逻辑解释，这种说法的可能意义，是制度因素对于交换关系的影响，并不能改变其中的任何基本公式，或改变这些公式中自变数的独立性。因此，制度因素的变化，仅可算为“已知数”的变动，而且只能影响变数的值。但倘使这种如意算盘不能实现，例如制度因素的影响非常彻底，那麽这些法则所表示的“必要条件”，便要随着制度本身的基本变动，而改易其本质，这就是说，除非我们考虑到制度环境的作用，现实与有决定性，是不可能兼而有之的。
不考虑个别环境制度的经济原理，几乎是很显然地不能成立。例如，在自由竞争情况下，物价之决定，交换之进行，与在独占情况下自然不同；还有，在某一时期内价格的结构（也就是不同时期价格的运动，倘各别售者对其他售者的情况完全不了解时，与局部了解或全部了解时（如经济计划情形），是不相同的。因之，最少在决定价格时环境的改变，对于表示经济“必要条件”的公式必有影响。那种不考虑个别具体环境的原意，可能是当作高度抽象的概论；至于结合具体情况的个别理论，反而是当作特例看待。[34]唯一勉强可以作为这一类型的原理，就是价格与需求的原理：即某种价格机构，对于需求可产生某种影响，换言之，在某种资源供应情形下，只有一种价格机构，能使需求者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个推论的正确性，是以一定的消费者的好恶或者效用为前提的，但并不能说明，事实上交换关系是如何决定的。
关于货币数量理论最近的争论，或者对于经济学家比较熟悉，与上述情形近似，可作为例解。这个理论说明货币数量与物价波动的固定关系，并意味着在任何情形下，都具有准确性。这只是根据一个前提，即主要数量可以单独变化，与货币数量无关；纵或彼此有联系，其关系亦只限于某一种形式。[35]如所周知，这个前提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无问题的，尤其是当劳力及机器有余裕生产能力时（即有失业问题存在时——译者注），就最成问题。所以货币数量理论并不能作为一般的因果概论，因为在有些情况下，所示的货币与物价关系，并不真实；如果说这个理论只是恒等式而已，那物价与货币的因果关系，还须结合具体情况，作个别的解释，[36]但如将个别的因果关系，详为解释之后，可能又发现了新的原则；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个别的情况又可以视作新原则的特例，（例如在充分就业情况下，产品供应弹性为零而不是整数。）要之，一般性的原则，只能结合具体情况，详加分类与分析之后，才能产生；绝不是从各种个别的情况中，提出几个共同特点，再加以肤浅的分析便能成立的，社会制度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现代资产阶级的价格均衡理论与货币数量理论，在这方面是相当近似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济学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必须先探求生产与交换演进过程中个别的规律，等到这步工作全面完成之后，才能发现从全面看生产与交换的一般性原则。”[37]
我们对于这些问题然相当地注意，但不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时。我们承认，各型的经济社会具有共同的特点，同时这些特点在适当的情形下，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但我们在下面所要讨论的经济发展问题，很显然地不能从忽略现实而重视一般性原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得到任何答案，只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领域，同时考虑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才能得到圆满答案。更有进者，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只对于某些问题无法解答，而且因其研究的对象，限于市场的范围，于是提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时，不免故弄玄虚，致经济思想史中，不乏以节约理论与“生产力”等词句混淆试听的例证。以市场的水准看问题，所有可交换的商品，包括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在内，都视同相等的商品，但在抽象理论，并不讨论劳动力当作商品的性质。停留在这个水平的经济分析，把交换看作等物之互换，于是在交换过程中，从财产获得收入者与劳动者的贡献是相同的；这样，统治阶级剥夺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本质，便被巧妙地掩饰起来。经济分析的注意力，从以一般的交换社会为对象，转移到以“资本主义”社会之生理与成长为对象，必然要走到各种经济形态的比较研究的路上，这是一个重点的转变，在英国直至今日才走上这条道路，惟似嫌过晚了。
[1]桑伯（Sombart）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论“资本主义”时说：“这名词不见于Gide，Cauwes，Marshall，Seligman，Cassel诸氏的著作中，由此可见一般。余如Schendler，Wagner，Ehrenburg，PHilipovich虽也论及资本主义，但最后是否定这个观念的。”潘尔革夫（Palgrave）《政治经济学辞典》及《法文政经大辞典》，都不曾包括“资本主义”这个名词。
[2]参阅赫革斯辙（Heckscher）在《经济史评论》，卷七，页四五，论文，他说：“除非它与经济科学的资本联系起来，才有明显的意义，而资本的存在，在历史各阶段上，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3]《宗教与资本主义起源》一九三七年版序言。
[4]下列所引的话，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真正的资本主义就是自由竞争以牟取利润，并为全体继续不断地造成工作机会的经济制度。”（参阅克论威尔与滋纹基合著之《资本主义之辩护》页五）这样严格的定义，的确使人根本怀疑“真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另外还有许多作家，把资本主义与法西斯经济对比。参阅一九二三年版德文《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资本主义就是朝着私有经济与个人经济秩序方向发展的，否则是不可想像的”。
[5]参阅《英国的法律与意见》。
[6]他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九二八年版卷一，页二五，说明基本意义。
[7]《资本主义精义》，页三四三至四。
[8]《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三一。
[9]《资本主义精义》，页一三至二一，页二三九。
[10]《经济通史》，页二七五。《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页六四。魏伯与桑伯的看法很相近，但亦有不同处，薄尔逊强调魏伯的“一般性的资本主义”是纯经济范畴，限于为利润的理性交换行为，与桑伯的说法不同，但是魏氏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与桑氏相同的。（参阅《政治经济学季刊》卷三七，页三四。
[11]马克思提到古罗马史学家摩姆孙时说：“那样在每一个货币经济内都发现已有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人……”（《资本论》，卷三，页九一四。（以下所引《资本论》页数，都是指英译文，推所用的译文，是采自郭译本——译者注）。
[12]《工业进化论》，页八九。舒慕乐（Schmoller）：《政治经济学原理》。
[13]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季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份，页三三九。
[14]《中古欧洲经济社会史》，页一六三。参阅皮尔尼在一九一四年《美国历史评论》。页四九四论文。
[15]《欧洲经济制度史》，页六一。在本著作的其他各处，很接近桑伯的见解。
[16]桑伯坦白承认这是如此的，他强辩中古时期的商业，并不成熟；它是受手工业精神的激励，与资本主义精神无关。
[17]罗伯逊（D.H.Robertson）对于魏伯与揣列士所主张的，新教伦理是收了计算精神的激励，持不同的看法。罗氏认为新教与天主对商业计算与自由贸易所持的态度是一致的。布棱他诺与皮尔尼都先后证明了，在宗教革新运动之前，已经有贪婪计算的精神。（见罗氏著《泛论经济个人主义之兴起）。参阅乌克（P.C.GordonWalker）：《资本主义与宗教革新运动》，《经济师评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赛越斯（A.E.Sayous）：《经济社会史评论》（一九三零年），百四二七至四四四。
[18]《经济史》第三版，卷二，页二六。李普生进一步的说：“如果因为原料是别人所供给的，于是产品不属于他，那么不论生产手段是为谁所有，他是一个工资收入者”。如果忽视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而以产品的所有权标准，他的定义岂不是也把社会主义制度包括在内？在另外的一个场合，李普生又说中古农村也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组织的”。（见上引著作，页三七二）
[19]《英国资本主义的演进》，页二四，七三。
[20]参阅皮尔尼的说法，他的间歇性的历史发展观念，是从不同阶级的兴起出发的。他说：“我相信每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有一个独特的资产阶级。因为后一代的资产阶级不是从前一代的资产阶级中生长的，因此在经济组织的每次转变中，历史的连续性便要中断。”结果历史不是一个斜面，而是阶梯。（见《资本主义社会史的阶段》载《美国历史评论》，一九一四年版，页四九四至四九五。）
[21]我们无须乎假定这是长期计划，但是当统治阶级推行某项政策时，那必是预谋的。还有在这里必须承认同一阶级的份子在某些问题上如关于土地市场或劳力者，步调是一致的，而且集中的力量可使他们压倒敌人。
[22]《反杜林》，页二二一。
[23]《资本论》，卷三，页一零二三至一零二四。马克思还说：“分配关系在本质上是与生产关系相一致，是生产关系的背面。”
[24]同上，页三一六。
[25]有以“商人资本主义”一词，不仅指贸易范围以内的商人与大资本，而且还包括早期资本主义时期，家庭工业制下控制生产的“商人雇主”。我们的批判并不是针对这种用法。
[26]《资本论》，卷三，页三八四。马克思很透澈地说：“商人资本为什么会在资本支配生产以前许久，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态，那是一件不难理解的事。……说资本在商人资本形态上有独立的优势的发展，等于说生产不从属于资本，等于说资本是在一个与资本无关的且与其独立的社会生产形态基础上发展的。所以，商人资本之独立发展，与社会之一般的经济的发展，是成反比例的。”皮尔尼：《中古欧洲经济社会史》，页四八。他说：“在各地连年饥馑的时代，只要从多粮的地方收购食粮，囤积居奇，即可得厚利。因之，投机使着最初的商业财产有了基础。
[27]Rüsche与Kirchheimer：《惩罚与社会结构》。
[28]此处所指的是重商制度时期或近代，关于价格、生产、贸易及就业方面之种种规定及统制办法；并非指对于交换与生产没有直接影响，而是了另外的动机的立法，如工厂法或社会保险。
[29]参阅赫革斯辙：《重商主义》卷一，页一三八，一四八。他认为“黑瘟”以后，工资上涨，“是国家采取干涉政策的主要动机”，而且“是受了师匠的怂恿”。到了十五世纪末，法国官方政策略为修正，局部恢复了行会自治政府制度。参阅宾深纳（P.Boissonnade）：《国家社会主义：法国工业与资产阶级，一四五五至一六六一年》，页二九五至三零五，页三零七至三零八。宾宝著：《科尔伯特（Colbert），一六六一至八三年》。霍塞（Hauser）：《早期资本主义》页三六至三九，一零二至一零六，页一六一。宾深纳告诉我们，十七世纪时学徒与工人所应遵守的纪律是非常严格的，有点像军队或修道院的情形，同时在劳力普遍缺乏时，政府为了维护雇佣劳动者利益，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对于改变职业者，并予以惩罚。从一六二二年至一六六零年间，各地不断地发生工人暴动或其他“非法”行动的事件，那正是工人生活景况趋于恶化，在饥饿边缘上挣扎的时候，一直到科尔伯特时还继续存在这种情况。魏伯认为当时欧洲无产阶级组织不发达，是德法政府蓄意干涉工业的主要原因。虽然廿世纪两次大战间大批的失业现象，与政府积极的干涉现象如强迫仲裁最低与最高的工资率，同时存在；不过，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其所以二者并存者，是由于工人组织壮大起来所致。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便会发现，卅年代政府积极干涉工人运动，也是由于重整军备因而劳力缺乏所致。
[30]密勒（J.S.Mill）：《逻辑体系》九版，卷一，页三八八至三九零。我们不是要说明促成转化的各种因素，重要性的先后次序，而只是说明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任务及其因果关系。这似乎就是密勒所指的事故发生的近因与远因的区别。所谓远因就是指为了某种事件的发展预先布置的因素。
[31]赫雅克（Hayek）：《社会科学的事实》，载《伦理》，一九四三年十月份，页一一，页一三。有人主张经济理论的命题，应该是普遍性的，即所谓“综合演绎的命题”。赫雅克激授因受了魏伯的影响，谓社会科学的内容，“不是具体的事实，而是主观上同类范畴的‘整体’。社会科学的理论并不包括实验性的具体‘定律’；它只是供给我们推理的技术，帮助我们联系个别的事实，正如逻辑或数学一样，并不是描写事实，因之不能以事实证实也不能以事实否定。我们所能而且必须证明的，是在某一特定例子里，我们所作的假定，是否存在而已。……我们只能测验理论本身，是否首尾贯彻。”这一段惊人的言论，显然认为社会科学所讨论的“整体”是不能以物质的共同性质说明的，仅能以主观上所承认的技术性的态度说明。因之，社会科学的内容，是由主观知识演绎出来的一般观念所构成的。以经济学而论，市场便是所选择的领域，而且以“稀少的资源达到指定的目的”为经济学所侧重研究的一面。（这里所指的目的是指主观的人类欲望）这种看法自然是不能以统计方法加以测量的，更不能应用于具体的制度里，如强迫劳力，私有财产，有产与无产阶级的划分等，而这些都有其具体的性质，无须乎追求主观的态度，就可以了然的。还有，我们实在不明白（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不从实际的用途去给“货币”或“资本”下个定义，而偏偏从“人们对于货币或资本的观念”出发。（假如货币的定义是：凡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而有人们所公认可以换取直接满足欲望的物品之手段，就是货币。这就是以主观判断为出发点的定义。假如货币的定义是：凡人们习惯上使用以换取衣食或使用的种种物品的手段，而本身并不能作为以上任何用途的东西，就是货币。这个定义就无须乎取决于主观的判断。虽然南海岛民的项饰，很难从第二个定义判断为货币或装饰品，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个定义的正确性。）我们并不是在争辩，有的情况下主观上推己及人，比只从行为的结果上观察，是否会有更多的收获；我们的问题是经济理论与历史分析的内容是否只限于推己及人的收获。
[32]密勒承认分配定律与制度有关，惟否认生产定律与之有关。这种经济学的两分法，更令人费解。（马克思称之“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加以初步批判的结果；但这种批判，仍拘囚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内。”）（见资本论，卷三，页一零三零）（上引的是郭译《资本论》原文，译者根据英译文试译为：这一种看法是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初步而不彻底的批判之结果。）例如，照密勒的说法，利润是决定价值的一个因素，但本身又决之于分配关系。换言之，价值理论是根据分配理论。近代经济学不采用两分法，而把分配即生产要素的价格，并入于全部均衡体系中。
[33]同意这种看法的人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也需要价格与市场的机构。这与经济核算有关，同时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很多。
[34]在完全竞争与不完全竞争情形下，价格的决定，在形式逻辑上的区别是这样的：生产的进行，到边际成本与边际收入相等时才停止，而完全竞争是一种特例，在这种情形下，边际收入与平均收入相等，因为需求的弹性是无限的，所以边际成本等于价格而不小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情况下，社会对于个别厂商的需求弹性与对于整个工业的需求弹性是不相同的，同时个别厂商参加工业有限制与无有限制时，需求弹性也是不相同的。
[35]例如，因为物价变动（或物价变动的期望）所引起来的货币流通速率的变动，很可能加速而不是抵消货币数量对于物价的影响。根据充分就业的假定，产量的供给是没有弹性的，因之，产量不会由于需求改变，而受到影响。
[36]所谓因果关系是指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将来事故演变的理论；在此处所指的是货币数量变动所引起来的影响。
[37]《反杜林》，页一六七至一六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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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主要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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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鲁普斯卡娅->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选->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
↘让·雅克·卢梭
↘裴斯泰洛齐
↘费林别尔格
↘罗伯特·欧文
↘国民公会
此文写于1915年，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1917年在彼得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此书是克鲁普斯卡雅教育著作中第一部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教育和教学的学说的论著。本书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的历史。
克鲁普斯卡雅在撰写此书时，研究了大量原始资料和各种文献，阅读了历史上许多最有名的教育家的著作和各国与她同时代的教育家的著作。
本集编入了她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写的第一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序言。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对生产劳动在国民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
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那时由于生产方式根本改变的影响，整个民族的生活开始沿着崭新的轨道前进；习用已久的旧尺度完全不适用于新的经济关系、家庭的关系和法的关系；这些关系完全不属于旧的社会形态。这些旧尺度与新的生活条件不适应的情况表现得特别明显。于是就开始对旧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批判。最先进的哲人看到了建立新形式的社会关系必然性。
在这个时期，民族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被广泛地、原则地提出来了，而且提得很直接和实际。大家知道，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和临近革命爆发的一段时期，对于欧洲说来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大工业与旧的行会制度、习惯和法规相矛盾；货币经济根本改变了封建关系而使农民的生活变得比牛马还不如；由封建领主控制的法律在新的形势下成了可怕的专横手段；从前无人闻问、过着牛马一样生活的人民群众开始走上舞台，——他们的贫困和无知是大家都清楚的。人们开始常常讲起“人民”来了。第一次提出了必须使人民群众受教育的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国民教育的问题。在此以前，学校仅仅是为上等和中等阶层的子女设立的；为下等阶层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只是极个别的，而且这种学校还怀有特殊的目的。关于国民教育的这一新问题当时引起了热烈、广泛的讨论，并且与国民福利和国家法令上的一般问题联系起来了。正因为这一问题提出的范围是如此广泛、而且涉及当时现实生活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一问题当时是怎样提出来的。这有助于我们从新的方面、根据新的说明来发现国民教育上的许多迫切问题。例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许多人以为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只是不久前在美国和德国提出的。可是，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就曾热烈地、全面地讨论过，而且当时许多活动家还力图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并且进行了试验。
裴斯泰洛齐就曾在新庄设立了一所学校，试图在这所学校里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另一个瑞士人费林别尔格[1]也在自己的领地霍夫维尔设立了类似的学校。随后，欧文[2]也在纽兰纳克设立了这样的学校。孔多塞[3]、洛姆[4]、加任费拉特茨[5]企图通过立法来实现自己的主张。
这些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大多数试验都失败了，这就使一些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人抓住把抦大肆叫嚣，说这种主张是乌托邦。但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由于经济发展的进程又异常迫切地把这些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这说明这种主张里有很多值得重视的东西。
进一步研究这种主张，把它与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情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来观察，探究清楚它在当时的情形下所进行的种种试验没有成功，而且不能成功的原因何在？了解一下为了实现这种主张中值得重视的、本质的东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这样做是极有益的。
让·雅克·卢梭
我们首先讲一讲卢梭，从他的名著《爱弥儿》谈起。这本书出版于1761年，它对整个教育思想的动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卢梭对当时教育方法的猛烈批判深深震动了思想界。他指出当时的教育内容空虚贫乏，存在着狭隘的等级制和违反自然。社会思潮也趋向于他这方面。不久前那些毫不引人注意，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现在遭到了反对，人们想改变现存的制度。
当然，由于一般社会条件的不同，各国对卢梭的理解也各异。对于贯穿在《爱弥儿》一书中的思想，每个思想家都是根据自己所持的世界观去理解的。
在当时经济和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德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教育流派——“泛爱派”，为首的是巴兹朵夫、卡门别、托里茨曼，古特斯姆特。泛爱派[6]特别重视卢梭关于必须回到大自然去的主张。他们不把自己的学校设在城市，而设在野外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们非常重视健康、锻炼、旅行以及户外游戏。根据扎里茨曼的意见（见《EtwasuberErziehung》《教育概论》），在儿童必须学会对答的第一次问答中，应该提出许多有关健康的问趣，如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预防牙疼，怎样保持视力，等等。在泛爱学校中，学生衣着很朴素，食物也很简单。巴兹朵夫于1774年在德萨设立了第一所泛爱学校，这所学校实现卢梭的主张，就是不应该教育儿童去适应某种一定的制度。实行所谓“随意日”，把日常生活完全颠倒过来，例如，学生整夜不睡觉，入夜前不吃任何东西，等等，
德国作家让让·波尔·里赫杰尔[7]（他是教育著作《列瓦那》一书的作者）称巴兹朵夫是“卢梭思想的精神上的解说者和传导者”。他之所以这样说，实在是由于他对卢梭的理解太肤浅，有时甚至很可笑。一般说来，这些泛爱派们与贯穿在《爱弥儿》一书中的深厚的民主思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不了解该书中所谈到的对劳动、对劳动人民的尊敬。
例如，扎里茨曼为人民写了一本小说——《康纳德·基菲尔》，他在该书中企图用小说的形式说明如何把卢梭的思想灌输到农民生活里去。但是他取之于卢梭的只是一些在当时的德国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可以实现的东西，而把问题的社会方面、把构成《爱弥儿》一书中的“精神”的一切东西都抛弃了。正是这些东西使该书能对当时的人产生如此重大影响。
泛爱派们对《爱弥儿》的理解只是表面字句，完全忽视了它的精神实质。
例如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使自己的学生出身于富有的家庭。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的目的是要说明一般地应该怎样去教育一个人*，为此他就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能为儿子创造这种条件的只有富人，而不可能是穷人。
可是巴兹朵夫把这种选择曲解为只应当注意教育富人的子弟，这与卢梭著作总的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的。巴兹朵夫说：“我的建议和教育著作只是为富裕阶层服务的，从王子开始到商人和艺术家的子弟为止，都包括在内。这一庞大的、可贵的阶层的世俗教育无可争辩地应该具有符合这一阶层的需要的实际性质。这种知识是最起码的知识，但应努力从上层阶层所有的全部知识中去挑选。”
*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说："至于我，我要给他一个他怎样也不会失掉的地位，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使他引以为荣的地位，我要把他教养成人；不管你怎样说，他得到这种地位的机会将会比你能给予他一切地位的机会少得多。”（卢梭：《爱弥儿》，李平妪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下引文均出自此译本，——译者）
卢梭说的是教育“人”，而巴兹朵夫却谈的是培养特权阶层的子弟。
在巴兹朵夫的学校里，特权阶层的子弟可以把别的学生当作仆役来使唤，给他们擦皮鞋，收拾床铺。从这里就可看出巴兹朵夫对卢梭的理解是多么肤浅。特权阶层的学生受处分就让他们当仆役学生，并且要做粗活。这种工作被认为是一种卑贱的工作，只有下等阶层的人才适合去做。虽然泛爱学校也进行体力劳动，但只是把它当作娱乐，当作锻炼体力的手段，而把真正的生产劳动看作卑贱的事儿，
然而卢梭对问题的看法却不同：
“处在社会之外与世隔离的人，对任何人都没有债务，所以他爱怎样生活就可以怎样生活；但在社会之中，他必然要借他人之力而生活，他应该用劳动来向他们偿付他生活的费用；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所以，劳动是社会的人不可或免的责任。任何一个公民，无论他是贫或是富，是强或是弱，只要不干活，就是一个流氓。”（《爱弥儿》中译本，第262页）
“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所有一切有身分的人当中，最不受命运和他人的影响的，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所依靠的是他的手艺；他是自由的，他所享受的自由恰好同农民遭受的奴役形成对照，因为后者束缚于他的土地，而土地的产物完全凭他人的支配。敌人、贵族、有势力的邻居或一场官司，都可以夺去他的土地；人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利用他的土地去折磨他；然而，不论在什么地方，谁要是想折磨手工业者的活，他马上就捆起行李走掉了。可是农业是人类所从事的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它是最诚实，最有益于人，因而也就是人类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职业。我没有向爱弥儿说：“你去学一学农活吧！”因为他懂得农活。所有的庄稼活儿他都是很熟悉的，他起初就是从庄稼活儿学起，而且还不断地干这种活儿。因此，我要对他说：‘你现在耕种你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但如果你失去了继承权，或者根本就没有继承权的时候，又怎样办呢？所以，你还得学一门手艺。”（同上书，第262—263页）
多么天真的话啊！现在只有伪善的人才能说出这种话。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除了自己的双手之外什么都没有的手工业者的自由值几个钱。但是，150年前，工业刚刚兴起，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那时说出这种话，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些话里充满了对劳动的崇高敬意，充满了对建立在特权基础上、划分为等级的社会的强烈的反抗情绪。泛爱派对此却置若罔闻，凡此种种都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
然而，卢梭教育思想中的社会方面却在瑞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瑞士和法国一样，正处在革命的前夕），不过范围略有不同。裴斯泰洛齐就是瑞士思想家中受《爱弥儿》影响很深的一个人。他在《天鹅之歌》一书中写到《爱弥儿》对他的影响时说：“当他著的《爱弥儿》一出版之后，我的非常不实际的、充满幻想的思想在这本同样非常不实际的、充满幻想的书的影响下，也洋溢着热情。我曾经把我在家里从母亲那儿受到的教育以及后来在学校里受到的教育与卢梭对爱弥儿的教育加以比较。我开始觉得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各个阶层都完全是一种摧残毒化。我觉得，只有从卢梭的崇高的思想中才可能找到一种共同的解毒剂。卢梭从思想上为自由制度打下了基础并且使它变得充满生气，这种自由制度更加加强了我的充满幻想的愿望：为了人民的利益去广泛地、有效地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Pestalozzi，”Schwanengesang”，beiseyffarthxlv，200）（裴斯泰洛齐著：《天鹅之歌》〉
我们知道，卢梭认为劳动是每个人的社会义务。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教育必须教学生学会劳动。爱弥儿擅长农业劳动，他学习了许多门手艺。
卢梭也把手工劳动看作发展儿童智力的手段。
“读者诸君，不要只是呆在这里看我们的学生练他的身体和练他的手艺，也请你们考虑一下我们把他幼稚的好奇心是引向哪个方向发展的，考虑一下他所获得的常识，他所培养的发明精神和深远的眼光，考虑一下我们将训练他具备什么样的头脑。他无论看见什么或做什么，都要把它彻底地弄个明白，懂得其中的道理；他要从一种工具到另一种工具，追溯到当初使用的第一个工具；他绝不凭想象行事；他对一样东西如果事先没有一点知识，他就不去学它；如果他看见人家做弹簧，他就想知道钢铁是怎样从矿石中炼出来的；如果他看见别人把木板钉成箱子，他就想知道树木是怎样砍伐的；当他自己工作的时候，他拿到他所用的每一样工具时都要这样说：‘如果我没有这样的工具，我怎样才能做一个同它相似的东西来用，或者怎样想办法不用这种工具？’”（《爱弥儿》中译本，第251—252页）
卢梭认为，儿童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在于这种劳动的结果，而在于它对儿童的教育意义。不要进行机械性的劳动，而要进行可以达到一定目的的劳动，具有思想意义的劳动。
卢梭虽然认为他的学生应该学习某种手艺，但是他最重视的并非职业教育，而是综合技术教育，不是准备从事某门专业，而是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
“我们在这里也许太强调选择一门职业的重要性了。既然问题只是在于一门手艺，则这种选择对爱弥儿来说就是毫不费事的；通过我们迄今给他的种种锻炼，他学徒的期限已经是过了一半多了。你要他干哪种活儿呢？他什么都会：他已经会使铲子和铁锹，会使车床、锤子、刨子和锉刀，各种手艺的工具他都是很熟习的。问题只是在于怎样把这些工具当中的某一种工具用得更熟练，以便努一把力赶上善于使用那种工具的工人；在这一点上，他有一个比谁都优越的条件，那就是他的身子灵便、手脚灵活，能毫无困难地做各种各样的姿势，即使长久地做什么动作，他也不觉得费劲的。此外，他的一切器宫都是很健全的，而且还受过良好的锻炼；他已经懂得各种技术的机械原理。为了要成为一个干活的能手，他所欠缺的只是经验，而经验是只要有时间就能获得的。”（《爱弥儿》中译本，第269页）。
卢梭还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是使学生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手段。
“你要极其小心的是，不能使你的学生接触到社会关系的一切概念，因为这不是他的智力所能理解的；但是，当知识的锁链使你不能不向他讲到人类的互相依赖时，你就不要从道德方面向他讲解，而必须首先使他的注意力放在使人和人都互相有用的工业和机械技术上。当你带着他从这个工场走到那个工场的时候，就不能让他看见什么工作都袖手旁观，不能让他走出工场以后对里面的情形一点也不明白，你至少要使他对他所看到的东西有一个了解。为此，你就要亲自动手去工作，处处给他做一个模范：为了使他成为师傅，你就要到处都做徒弟；你要知道，他从一小时工作中学到的东西，比听你讲一整天学到的东西还多。”（同上书，第247页）
这时，“教师的艺术是：绝不要让学生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琐碎的事情上，而要不断地使他接触他将来必须知道的重大关系，以便使他能够正确地判断人类社会中的善恶。”（同上书，第254页）
由此可见，在卢梭看来，综合技术教育要使学生能够判断人类社会的真正价值。劳动关系应该成为判断社会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公平合理的标准。为了恰如其分地评价这种劳动关系，学生不应该只是消极地观察这种关系，而应积极地参于其事。只有亲自参加劳动，根据经验了解了它的全部复杂性、艰巨性等等，学生今后才能判断某一生产部门的社会意义。在这里，卢梭认为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每种手工业、每种生产只当作一种手艺去研究，而且还要当作一种社会关系去研究。
“可惜的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时间全都用在工场里。我们不仅仅要学习做工人，我们还要学习做人；后者的学徒生活比前者苦得多和长得多。我们怎样办呢？我们像你跟舞蹈老师学习那样每天跟刨木板的师傅学习一个小时吗？不，我们不是学徒，而是弟子；我们所抱的志愿不在于学木匠的手艺，而在于把我们提拔到木匠的身分。因此，我主张每个星期至少到师傅家里去学一个或两个整天，在他起床的时候我们也起床，我们要在他的眼前工作，要在他的家里吃饭，要照他的吩咐去做；在荣幸地同他一家人吃过晚饭之后，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回到自己家里的硬床上去睡觉。我们要一下就学会几种职业，而且要在学做手工活的同时又不忽略其他的学习，就必须采取这样的办法。”（《爱弥儿》中译本，第272页）
“积累这种虽然狭隘却是正确的知识的另一优点，就是从这些知识的相互联系中把知识教给学生，使他能评价每一种知识，防止估计过高的倾向（大多数人对那些自学的天才往往产生这种倾向），防止对其余人估计不足的倾向。凡是能够洞悉整个制度的人，就能了解每个部分的位置；凡是能够洞悉一个部分，并且对它了解得很深入的人，可能成为一个博学的人；能够进行判断的人是第一流的人，你们要记得，我们的目的与其说是授予学生知识，毋宁说是授予他们判断力。”
由此可见，卢梭之所以重视综合技术教育，并且把它摆在职业教育之上，是因为：（1）它可以使学生受到从事任何职业的训练；（2）它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使他既能胸怀全局并且又能正确判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3）它为评价在劳动中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标准；（4）它使真正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有了可能。卢梭希望他的学生“能像农民那样劳动，像哲学家那样思考。”（《爱弥儿》中译本第274页）
这就是卢梭在150年前对于体力劳动在教育中的作用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思想。他没有把这种思想具体化，没有打算实现这些思想，他只是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是泛泛的问题，卢梭的思想才具有如此普遍的意义；他只给各国的活动家指出一条道路、一个方向，而使他们有充分的可能把这些思想在他们国家的特殊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加以实现。
这些思想在150年后的今天还很有意义，尽管社会情况完全不同了，社会大大向前发展了。在目前非常盛行的农村寄宿学校（Landerziehungsheime）里，学生都是富裕人家的子弟，那里和泛爱学校一样，体力生产劳动的作用被缩小为只具有卫生学上的和狭隘教育学目的。卢梭的气魄完全不同。他把体力劳动看作一种社会义务，看作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人的一种手段，看作获得广泛的智力视野和正确理解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见解是非常民主的，因此工人阶级怀着感激的心情继承了卢梭的遗产。但是这种遗产为现代冷酷无情的资产阶级背弃了。资产阶级的祖先还没有把他们的阶级利益跟人民的事业分开来而颂扬过卢梭；现在的资产阶级冷淡地、轻蔑地待卢梭，虽然他们按照传统称他为“伟大的”，但经常要加上“空想家”的字眼，而且他们所说的空想不仅指卢梭著作中确实是空想的部分，并且指他的民主主义和他尊敬“人”和尊重“劳动”的感情。
裴斯泰洛齐
十八世纪末叶，瑞士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渗透到农业的瑞士来了，并且开始动摇旧的宗法制的基石。农民处在一种分化的状态。裴斯泰洛齐在他所写的《林哈德和葛笃德》[8]这本小说里，把农民经济划分为三类：1．富裕的经济，有许多牲口和牧场，劳动沿袭过去的旧章法进行，非常紧张；力戒奢侈，厉行节约；宗法式的严守纪律的家庭，严肃的风尚；没有债务；只从事农业；2．中等的经济，负有债务——力图通过各种手段保住土地，追求各种收入，在工厂里作工；动荡不安；家庭的性质发生变化，不够巩固团结；3．最后，完全破产的经济；依靠在工厂里当零工维持生活；让五、六岁的小孩子整天纺线，赚一点零钱，穷愁潦倒，把钱全用于酗酒。
瑞士破产了的群众的贫困：散漫、软弱无力表现得非常明显，非常令人不安，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些最敏感的、具有同情心的青年很自然地就产生了一种要帮助人民的愿望。但是他们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些受苦受难的群众是特权阶级全然不了解的陌生人。于是青年们就努力去接近人民，熟悉人民的生活情况。
1765年，波得米尔教授[9]写信给祖里茨尔谈起瑞士的青年时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多优秀的大学生都沉醉在与他（布烈斯）一起耕种农田的这一幻想里。为了学会这件事，他们已经做了一些试验一一帮助农民收割，考验自己能否经受得起日晒雨淋和疲劳的折磨。”
裴斯泰洛齐住在乡下祖父家里，并且参加各种农活。裴斯泰洛齐的朋友布龙奇里[10]谈到裴斯泰洛齐的时候曾说：“这个人整天同农民在一起收割庄稼。他左手的五个指头几乎全割破了；可怜的人！”
这些都是俄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民粹主义思想的体现。裴斯泰洛齐力图与人民接近，他过着“清苦的生活”，整天在田里劳动。他在《林哈德和葛笃德》这本小说里，谈到他这几年来在人民中所过的生活时曾说：“由于我自己生活也很贫困，我就学习更加深入地了解人民的贫困和贫困的来源。我对贫困理解得很深刻，而任何生活幸福的人都是不可能理解得这样深刻的。我经受了人民所经受的痛苦，并且体察了真实的民情，这是谁也没有体察过的。不顾人们对我的嘲笑，不顾他们厉声的斥责：‘倒霉的人，你比最潦倒的短工还不会帮助自己，你以为你能帮助人民吗?’——我不顾人们说的这些话，从内心涌出的巨流仍然推动我奔向唯一的目的：铲除使人民和我自己遭受苦难的根源。”
裴斯泰洛齐感叹地说：“啊，可爱的人民！我看到你所处的低下的地位，非常低下的地位，我一定要帮助你提高你的地位!”
裴斯泰洛齐肩负的任务是不轻的；他意识到了这点，但这并没有阻碍他。
“问题不在于我帮助人民是难是易，而在于我作为一个人来说，能否允许目前的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裴斯泰洛齐通过自己杰出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一个可爱的主角说出了这句话。
裴斯泰洛齐大部分的作品都在探讨如何铲除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问题。裴斯泰洛齐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自己对人民生活的观察中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本书不拟对裴斯泰洛齐这些著作加以分析，也不想对他的总的世界观有所阐述。我只想指出，他的全部著作充满对人民的热爱，并且体现出非凡的观察能力以及深刻而又独到的见解。其中有很多天真的想法。历史表明，裴斯泰洛齐的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谁要是至今还不明了使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何在并且不知道如何铲除这一根源的话，他趁早别想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去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在120—130年以前，资本主义刚刚形成，封建势力还很强大，还看不到发展的道路，因此当时还未形成这样一股力量，其历史使命是彻底铲除使人民遭受苦难的主要根源*。
裴斯泰洛齐是他那一时代的儿子，当时人们对阶级斗争问题还无认识，大家还在期待着救世主：受过教育的君王，关怀民众疾苦的封建领主，贤明聪颖的立法者，乐善好施的工厂主。裴斯泰洛齐所生活的时代是这样的时代，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们天真地认为，通过勤劳节俭以及其他一些善行美德就可以发家致富。
在那个时代，像罗伯特·欧文这种具有大智大慧、同时生活在生产极其发达的英国的人，还一直致书当时的富豪权贵，希望他们资助他实现自己的计划。
所以，不能指望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得到许多重大问题的答案。
*隐喻工人阶级，以避免沙皇检察官检查，——译注
不过，对于想了解民主思想史的人来说，裴斯泰洛齐的作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裴斯泰洛齐说（见1782年8月8日《周报》第32期）：“我觉得，首先应使人民很好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地位。”[11]
为此，裴斯泰洛齐于1781年为人民撰写了三卷本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他在这本小说里描写了农村贫困的生活，描写了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的农村居民。一个好心的地主想通过法律和管理以及对青年的合理教育来使居民成为幸福的人。这本小说篇幅冗长，艺术成就不髙，充满长篇的议论和伤感的情节，但却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民主思想和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地主、牧师和教师并非实有其人，而是具有美德的模特儿。作者塑造这些人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他们的嘴来告诉人民，使他们遭受苦难的根源何在，并且怎样铲除这一根源。作者的目的不是想让读者相信地主和牧师是具有美德的人，而是要说明人民怎样并且用什么来帮助自己。
裴斯泰洛齐认为，能使人民成为不依靠财富和善心的人的主要手段是教育。
裴斯泰洛齐所主张的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联系着的，是从劳动人民中产生的；这种教育就是培养全面的劳动能力，它与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从中可以获得发展体力和智力的手段；这种教育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费用、贵重的设备、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在这方面人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人民中间优秀的人可以帮助落后的人提高。
裴斯泰洛齐在他的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详尽地论述了这些观点。人民本身对学校有什么要求？学校应该满足什么要求？这就是裴斯泰洛齐首先提出来的问题。教师格吕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中的人物）去了解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和要求。
*此书有多种版本，也有分为四卷本的。中译本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译注
他访问了一个殷富的农民、泥水匠的妻子和一个贫农出身的工厂主。那个富裕的农民不很重视学校，他甚至反对设立学校。他认为，“对于农民的子弟说来，真正的学校就是农民的耕地、牧场、牛栏和田野。书本知识会使他们想入非非，而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塞到脑子里去”。农民的子弟看起来很健壮，外表与工人很少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非常不开化，以至无法和他们交谈。格吕菲得出结论说，对于这些儿童说来，只有设立这样一种学校才有益处，这种学校所授予他们的东西，并不是代替从事农业所给予他们的东西，而要超过这种东西。
工厂主，或者确切些说，企业主迈耶尔常给一些棉花让农民在家里纺线，他认为“不会读书写字在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危险”；他的眼界更广，他说：“大量流通的货币可以改变人民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工资的性质。通过增加货币和把产品提价一倍减少了私人的财产。大多数人已经不是靠农业维持生活；十个人中未必有一个人能从地里得到一切必需品。大多数人为了生活都得找外快。要想使这种外快确有保证，那么就得比一个农夫更高明、更灵活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人要知道得更多些，能力更强些，这样他才能使自己吃得好些、穿得好些、生活得好些，好像世界上的人减少了一半，土地和粮食便宜了一半一样。”为了使生活条件的变化不致使居民走投无路，迈耶尔希望建立这样一种学校，这种学校“要让儿童整天远远地离开他们那些脱离常轨的糊涂的父母；教儿童坚强、守纪律（这种现象在一个好家庭里是常见的），教他们一切应该知道和应该学会的东西，以便家里和工厂工作，并且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为自己创造很好的家庭生活条件。”（《林哈德和葛笃德》，第154页）
地主和教师花了一整夜时间去讨论这个“意义深刻的计划，但是要想让这些不开化的人把他们的子女交出去一整天，并且在学校里对这些儿童进行适合于他们今后生活的家庭教育，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泥水匠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使他们找到了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他们观察了她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情形。她的孩子为了赚钱维持生活而不得不纺线。葛笃德教他们认真地干活，教他们学习各种活计，但是她也注意在他们双手工作的时候，让他们的脑子也工作。她教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读、算，对他们讲基督的生平，等等。“他们做的是日工，但他们心里不觉得是做日工。”格吕菲在乡村里设立了一所学校。“他发现，那些土地很多、但债务也很多的少数农民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土地、没有什么更多的财产的农民的孩子，一般说来在很多方面所要求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于是他就把他们分成三个不同的班，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施教。”（《林哈德和葛笃德》，第199页）
“……后面这一班学生（他们的父母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财产）主要由他教。他对学校里的工作的安排，完全是从穷人孩子的利益出发，这些孩子既未得到财产上的好处，也没有合理的家庭教育，所以他的教育完全是摹仿贤淑的葛笃德的家庭教育。少尉（格吕菲）和她的看法一样，认为学校的全部制度应该以儿童一开始就能自己赚钱谋生为出发点。否则就不可能为穷人大规模地创办农村学校以及一般的任何学校。这是一切事情的基础，它还会给今后实现最终的目的指出道路。这样一来，纺车、织布机等等就成了格吕菲的第一批教科书，他把这些东西放在地主拨给他的一栋旧屋子（在学校旁边）里的三个大房间里；他首先就把这些东西交给儿童。他们从早到晚坐在那里，由玛格丽指导他们（这是葛笃德介绍她这样做的）去做他们自己选择好了的工作，或者他们的父母选择好了的工作，以此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他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每天每时都可以接触别的工作，了解它的特性，弄清楚它的好处和坏处、难处和益处，这样就可以使许多穷苦的儿童不会终生被束缚在自己的纺车或织布机上，过着一种非常单调死板的生活。儿童完成了自己每天的工作以后，还可以从事他所喜欢的工作……此外，为了让儿童熟悉小农业生产（格吕菲认为把它与家庭工业联系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校园内拨出一块地给他们耕种。每一个学生都有三垄地，他愿意种什么就种什么，凡是蔬菜种得最多最好的人，都可以得到奖金…在学校里，举凡富贵家庭所有的东西儿童都有，他们还学会了怎样莳弄这些东西。他们养猪、养家禽、养兔（都在校园角上）、还养羊（村里的牧童把它与村里的羊赶在一起，在牧场上放牧）。他们学过怎样种麻（从播种到变为大麻和麻布为止），怎样用麻布做衣服。他们也会处理羊毛，从剪羊毛开始到把羊毛织成呢绒为止。
“这一切格吕菲都得到了玛格丽的帮助，因为格吕菲最初对这些东西都不懂。玛格丽很会做家务，如果班上某个人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她立刻就能察觉出来。当哪个儿童没有线了或者什么别的原因使他停工的时候，她立即去帮助他，直到他重新开始工作为止。在校园里也是同样的情形9她对每样作物都照顾得非常周到，就像在班上照顾每个儿童一样；儿童们不管怎样努力，自己垄上的东西总没有她的长得好。她是受过贫困熬煎的人，所以谁也不会像她那样能教儿童学会充分利用各种东西。她教他们把嫩绿的树叶阴干，做成柔软而舒适的褥子，因为穷人不可能搞到羽毛。她教他们把沟里和枯朽树洞的泥土挖出来做肥料，把草地、沼泽地、小河里的植物弄来做饲料。她教他们把泥土烧焦，告诉他们火可以使石灰石变成石灰。她就这样使贫穷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拮据环境下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办法来把生活安排得更舒适一点，而这是一些愚蠢的有钱的农民花掉他们全部的钱财也做不到的。
“格吕菲力图使穷人的孩子受到全面的教育而成为一个不依靠有钱的农民的独立自主的、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人。”（《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02页）
在坡那镇（葛笃德的住所以及格吕菲的学校的所在地）住着一个从邻镇来的妇女，那个镇里的居民文化水平比较髙些；她在自己菜园里种了各种鲜嫩的蔬菜，种了各种果树和鲜花，已经有二十年了。从前，村里的小孩不是偷她菜园里的东西，就是逼着要，同时还嘲弄她。格吕菲的学生向她请教，问她是怎么耕作的，她愉快地教他们怎么去做，并且送给他们一些种子。
坡那镇还有一个钟表匠。学生们请他允许他们去看看他怎样工作，这个钟表匠发现他们都聚精会神地看他干活，不久他们自己也会干了；这时他就开始教他们学习自己这行手艺。
“……凡是迟早对儿童有用的东西，格吕菲都把它纳入自己的学校教育里去。教室里往往每到晚上就堆满了各种工具和刨花，好像一个工场。当儿童做完了挣工资的工作之后，没有到菜园去或者由于天气不好而不能去的话，他们可以在教室里做他们爱做的任何工作，只要不游手好闲就行。格吕菲常常和他们一起刨、锯、旋。他常常用蜡给学生做些人像和动物、头和手，有时又用木头做房子、磨房、锯木厂、船只以及一切他们想做的东西。”（《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41页）
格吕菲常常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坐在胡桃树下。“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河谷和小溪，几乎可以一直看到那银色的湖面。在树下，孩子们围着他，他给他们讲村子里从前发生的事情，说是一百年前村里房子还很少，村里的居民比现在还穷，还不懂事，现在整个生活情况已经在各方面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随后，当孩子们在家里谈起的时候，他们的父母都不明白，孩子们对过去的情况怎么会了解得这样清楚。”（《林哈德和葛笃德》，第241页）摘引暂时到这里为止。
裴斯泰洛齐认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格吕菲一开始就了解了村民对学校的看法），学校应该满足居民的要求。必须研究这种要求，必须研究人民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创立合乎人民要求、受人民爱戴的学校。
我们试回忆一下列夫·托尔斯泰在他所著的教育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见解。他也和裴斯泰洛齐一样，问农民对学校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看法。他发现当时设立的读书学校完全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使他们感到格格不入。他对这种和人民格格不入的学校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人民渴望知识，一如大旱之盼雨露，可是我们给他们吃的不是面包，而是石头。”我们常常矫枉过正，把小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了出去……
现代学校力图尽量去满足工业和国家提出的要求，而不去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这两种要求只是部分地吻合，而裴斯泰洛齐的理想——建立能满足人民要求的学校——仍然只是一种民主思想。
居民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要求是各种各样的，要认真加以研究。学校不是一个死的东西，它应该克服老一套的工作作风，而能适应所处的各种各样的条件。我们知道，格吕菲曾经把自己的学校分为三个班，每个班的教学都适合该班学生的那一阶层的生活条件。
现代学校由于对整个学校工作的管理过于集中，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离裴斯泰洛齐的进行个别教学的愿望远了。美国在最近一段时期的做法可能是最接近裴斯泰洛齐的这一要求的；而欧洲为了管理方便起见，主要是尽量保持清一色的作法。但如果裴斯泰洛齐的这一主张完全被人拋弃了、这当然不能说这一主张是不对的。企图改革现代学校的人仍然时常想起他的主张。
上面那些从《林哈德和葛笃德》摘引出来的关于格吕菲的学校的材料说明，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意见，学校应该与生活保持极其密切的联系。学校应该培养学生去生活，应该关心这种生活，从各方面去说明它，这样它才能成为改造这种生活的有力武器，成为裴斯泰洛齐所理想的学校。而且学校还应该从生活本身吸取教育方法。《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有一章的题词是“生活的教育”。裴斯泰洛齐想通过坡那镇的学校的例子来说明，应该怎样使学校与生活联系起来，怎样通过生活来教育学生今后去生活。劳动是人民生活的中心，因此裴斯泰洛齐把生产劳动当作学校教育的中心。裴斯泰洛齐在《瑞士之叶》附录二中说：“一个人必须从他经常从事的劳动中找寻自己世界观的基础……他应该尽力独立地、主要从自己的劳动活动中得到知识……因而授予每个儿童的知识应该围绕着他的劳动活动。”劳动可以形成一个人的智慧和性格。裴斯泰洛齐指出，凡是土地须要花大力翻耕的地方，那里的农民也就很粗野，喜欢喝酒；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那里的农民性格就比较柔和；大的牧畜者比小私有者粗野；雇农与农场主的性格不同。单调的、机械的工厂工作会使人变得迟钝，使他失去意志力。于是裴斯泰洛齐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劳动条件对儿童也会产生影响。在十八世纪末，农业和家庭工业中都广泛地采用了童工。儿童怎样受剥削，他们的工作条件怎样恶劣，这种工作对他们产生了多么沉重的影响，——这一点裴斯泰洛齐非常了解。1782年，在《瑞士之叶》的第九篇文章《论农民》一文中，裴斯泰洛齐说：“凡是农民耕种要使人畜都受折磨的地方，就是只关心自己工厂的利润这一件事的企业主的乐土。他在这里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常常把自己五、六岁的孩子打得遍体鳞伤，要他们纺线，赚得几文钱。凡是农业收人少的地方，凡是农民牧地少的地方，凡是负债或因为某种原因而破产的地方，还有农村里每个人都乐于推却自己多余的负担的地方，我们都可看到这种现象。”[12]
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意见，学校是防止儿童被这种单调的劳动弄愚蠢的一种工具。学校应该仔细考虑儿童的劳动，使它成为发展儿童全面劳动能力的手段，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我们看到，格吕菲在自己的学校里尽力想做到这一点。当然，从现在的观点看来，在裴斯泰洛齐的学校里授予儿童的综合技术的知识范围是很有限的，它带有明显的小生产（这种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烙印。当时也只能如此。但是裴斯泰洛齐的必须了解整个生产、了解人的全部劳动活动（同时这种了解不是书本上的了解，而是实际的、真正的了解）的思想表现得已经非常明显了。
1790年，他写了一份报告书[13]给贵族卡尔·庆陈道尔夫伯爵（当时奥地利的国务活动家，地位很高，曾与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有书信往来），其中发挥了这样的思想：必须建立一些学校，使贫苦人民的子弟能通过学习多种工业形式而受到全面的劳动训练，学会各种形式的劳动。他指出了三种主要的劳动：农业、家务和加工工业。在学校里学习这三种劳动应该实际地进行，与儿童的生产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
裴斯泰洛齐想写一本《劳动入门》，其中将指出如何循序渐进地进行各种初步劳动活动，如：拋、搬、推、摇、转，等等。儿童如果做完了这些练习，就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并能养成动作的机敏性，运用自己各种官能的灵活性，而这是从事任何工作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工业发展的时代，由于这种发展破坏了旧的国民经济的形式，使社会上每个人的生存变得不安定起来，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因此他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思想，就是必须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劳动，而不是准备从事某种一定的职业。一个人今天从事农业，明天他失去了土地，就得上工厂。工厂倒闭后，他只好改做别的工作。十八世纪末叶，除了农业之外就不知道任何别的劳动的居民，特别感到工资来源太不固定。农业的凋敝把人变成了无依无靠的流浪汉，因为他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只好去过一种忍饥挨饿的可怜生活。卢梭和裴斯泰洛齐都主张实行综合技术教育，因为受了这种教育之后就不怕劳动条件发生变化。
裴斯泰洛齐希望不仅把生产劳动，而且把儿童的工资与教育联系起来，这无疑是错误的。儿童的工资是与剥削儿童劳动、与消耗儿童精力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在读到对格吕菲的学校的描写时，就已觉察到那里并非一切都是无可指摘的。一方面，儿童“从早上到深夜”地纺线；另一方面，还要学园艺、其它的生产以及修理钟表，等等。在纸上，即在小说中，还能勉强搪塞过去。如果不正视儿童的“工资”是建立在剥削儿童劳力的基础上的，那末只要一接触现实，就会把一切幻想变成泡影。当裴斯泰洛齐想实际地建立他在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学校时，事实也正是如此。1769年，他在自己的领地新庄，用自己个人的财产为穷人开办了一所学校。他的学生大多数都是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没有一点生活资料，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会工作也不想工作，粗野，凶狠，往往是一些半病态的小野兽。裴斯泰洛齐对他们爱抚备至，并且开始按自己的方法去教育他们。
儿童在开设的农场里进行生产劳动。在农场里，裴斯泰洛齐开办了一个干酪制造所和一个纺纱厂。冬天，儿童就纺纱织布。几个很有经验的工人来教他们。教学工作是根据裴斯泰洛齐的精神进行的，他竭力想实现自己把生产劳动与读、写、算的教学以及一般地与总的发展联系起来的主张。当然，根本谈不到儿童劳动受剥削的事。从教育的观点看来，效果是很好的：儿童工作起来很努力，学会了独立思考，获得了许多知识等等，但是学校本身维持不下去了：主持者是一个不会理财、不会精打细算的裴斯泰洛齐，他不会做生意（虽然他常常亲自去出售儿童的劳动产品）。不过问题还不在于裴斯泰洛齐不会当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儿童的工资一般说来只够维持一部分生活费用。依靠工资，他们只能过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即使这样，还得是儿童的全部劳动力和全部时间都完全归企业主支配才行，至少在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工厂法”颁布以前是如此。裴斯泰洛齐在世时，占主要地位的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生产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劳动被剥削的程度达到了极点。要想在这种情况下使儿童的劳动能够完全维持生活，甚至于还有一些剩余，那纯粹是空想。事实上，裴斯泰洛齐的学生的大部分费用都是靠他本人的财产来支付的，而他本人的钱并不多。1755年，裴斯泰洛齐不得不“请求友人资助这所旨在使贫苦的农民子弟得到教育和工作的学校”。结果募集到了1，400法郎。这点钱当然不能维持很久。于是裴斯泰洛齐只好把一切可以典当、出卖的东西都典当出卖了。但是，到了1780年他不得不把孤儿院解散，因为他既无法养活自己的学生，也无法养活自己的家庭。
裴斯泰洛齐的试验失败了。一些看问题很肤浅的人就得出结论说，儿童的生产劳动一般地不能与教育相结合，而欣然认为读书学校比劳动学校好。
裴斯泰洛齐本人对他自己失败的原因估计得更正确些。1782年，他在第32期“周报”附刊的首页上曾谈起这个问题[14]。他认为自己主要的错误是，他力图把儿童的生产劳动跟商业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他主持的是工业企业，而使自己教育企业的成败取决于工业企业的成败。不应当使劳动的目的变成生产物品出卖，而应当生产一些物品来满足本身的需要。
裴斯泰洛齐认为不能把教育企业的成败系于市场的条件，他这话完全正确。但是他认为儿童的生产劳动只应该局限于生产一些物品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这就不对了。如果照这样去做，那么这种学校就会成为一个脱离国内总的经济生活的闭塞的小经济单位。这样它就会脱离现实生活，而这是裴斯泰洛齐所竭力反对的6此外，所谈的还不只是一个学校，而是成千上万的学校。这些闭塞的学校小生产团体将散布于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而与它发生尖锐的矛盾。要想使这种独立的生产单位在一般说来发展比较迅猛的资本主义组织（它建立在互相竞争的基础上，对一切都要求进行资本主义交换）的核心中存在下去，这只不过是一种空想，就像希望儿童给企业主做工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并且同时还能使这一工作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一样。
裴斯泰洛齐大力提倡的根本主张，即生产劳动应该成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是完全正确的，也完全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目前经济发展本身的进程也提出了这一要求。裴斯泰洛齐的错误只是，他把这种生产劳动理解成了他当时所进行的那种劳动：要么就是给企业主千活，要么就是以不合时宜的方式为本身的需要而干活。
裴斯泰洛齐梦想设立这样的学校，这种学校要能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为他们所欢迎，并且在颇大程度上要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
但是怎样能说服愚昧贫穷的人民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去呢？当时在瑞士还谈不上义务教育的问题。裴斯泰洛齐生活在人民中间，他知道，贫穷破产的农民认为与其把他六岁的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还不如让这孩子从早到晚在家纺线为他挣点钱。当时在瑞士也谈不上通过颁布“工厂法”来限制父母对孩子的剥削。裴斯泰洛齐认为，让儿童在学校里为企业主工作可以成为一种手段来使群众感到学校的好处，并使他们愿意把子女送来，因为这样家长仍然可以得到孩子的工资，甚至于得到的还要多些，因为学校可以提髙儿童的劳动能力。
裴斯泰洛齐想得到外援的希望很小。他认为只有自己负担开支的学校才能做到这一点。儿童的工资要能够支付学校的开支。教师应该从人民中聘请，他应和儿童们一起工作。所有的教学方法都应该简单化。教师也需要指导。必须编一本书，这本书能谈到家务工作、农业和工业的一切原理在穷人生活中的运用。我们发现，裴斯泰洛齐对儿童工资的盘算落空了。当时已经出现了另一种国民学校，即读书学校，这种学校的设立与其说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工业和特权阶层的利益。大工业把成千上万的人吸引到城市和工业中心来了。管理这批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他们的愚昧无知和粗暴脾气也使人吃惊。从前认为农民的愚昧无知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现象，而现在自由资产阶级却提出必须给人民一些起码的知识，向他们灌输一些宗教道理。这是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所要求的。于是在当时最大的工业国——英国——就出现了一种兰喀斯特学校[15]，这种学校是为群众设立的。在一个大的厅堂里坐着600—1，000个儿童，他们由一个教师采用互教的方法学习着。这种学校是工厂，或者确切些说，是手工工场的精确模型。教学工作非常机械，而且分为许多相隔很长的阶段。一切都以分工为基础。认识三个字母的儿童可以教一个字母也不认识的儿童；认识五个字母的儿童可以教认识三个字母的儿童，等等。所有这些都根据一个教师的哨音和手势去做。这种学校收费非常低廉，所传授的知识当然也非常之少。这种学校对儿童劳动毫不挑剔，不过在培尔-兰喀斯特制度中，儿童劳动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减少学校开支的手段。1814年签订和约之后，兰喀斯特学校在当时另一个工业国家——法国——也出现了。在法国，这种学校遭到了主教协会的激烈反对[16]。主教协会把这种学校看作对“圣兄弟教团的威胁和教团基础的动摇”。于是在这方面就展开了斗争：反动分子反对培尔-兰喀斯特学校，自由主义者拥护这种学校。问题从国民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学校变成了国民教育工作是应该由国家掌握还是由僧侣掌握。
裴斯泰洛齐非常反对兰喀斯特学校，称它为“藏污纳垢之地”。他希望为人民设立另外一些完全不同的学校，这种学校能使儿童得到全面的发展，能为他将来的生活和劳动作一些准备。他不可能不看到，那种只是教学生死背祈祷文以及教学生认识一些起码的字的学校完全不是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因此他反对培尔-兰喀斯特制度。
兰喀斯特学校在规模上缩小了一些，互教制瓦解了，它那种初级大手工工场性质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学校的精神仍然存在：它们只是授予人民一点点起码的知识。背诵祈祷文和圣经占去了大部分时间。读书学校在欧洲逐渐确立了。
费林别尔格
费林别尔格是裴斯泰洛齐的同时代人，是瑞士的另一个活动家。他企图通过实践证明，儿童的生产劳动可以与教育结合，并且可以支付儿童的生活费用。如果我们不谈谈费林别尔格的这种想法，那么我们对裴斯泰洛齐的必须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中心这一观点的阐述就是不全面的。
一般说来，费林别尔格和裴斯泰洛齐的观点是完全不一致的。裴斯泰洛齐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费林别尔格是一个贵族，对各种解放运动毫不同情。他是一个大地主，田连阡陌，非常富有。
他与裴斯泰洛齐唯一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两人都把教育看作使袓国复兴的工具，看作把祖国“从严重的经济凋敝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工具。
瑞士优秀的教育史家奥·龚茨凯尔[17]对费林别尔格的计划曾作如是评述：
“费林别尔格希望：（1）通过建立一系列各种不同的、有机地分开但又彼此密切联系的各阶级居民的学校，来做出（起先在霍夫维尔）一个进行真正的民族教育的范例；（2）借助于建立（通过恰当地摹仿霍夫维尔范例的方法）这种遍于地球各地的“学校国家”，使它们相互间的作用以及与起点的联系有助于逐渐对世界各文明国家的紊乱的社会情况进行根本改造。由于这种逐渐产生的、包罗万象的教育影响，人类社会就可以从自己堕落的深渊里走出来；对劳动的热爱，高尚的习俗和美德将再一次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社会肢体里的每一根动脉里，将流着真诚积极的基督教的血液，一句话，人类将日益接近神造的原形。这样一来，不仅目前就会恢复那种安宁昌盛、人人满足的景象以及对上帝的信仰，而且，由于消除了各种不满的根源，将来也就根本不会有任何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危险尝试。
完善的霍夫维尔学校的制度是包括需要受教育的各种不同年龄（从幼年起）的儿童的。由于给学生提供了相当的活动场所，这种教育就有可能去萌发还未觉醒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幼芽。在儿童学校之上，还要为年龄比较大的人建立另外一些学校，根据社会的主要阶层而分为三部分，有如三个柱石：
（1）为下层社会的孩子即穷人的孩子设立的学技，应该是把农业和技术结合起来的工业学校，或者叫做贫民学校；
（2）为中层社会的孩子设立的学校，应该是适合他们的要求的实科学校
（3）对富豪权贵人家的孩子，应该进行特殊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要注意智力的发展，而且要注意宗教道德的培养，能在精神上提高他们，并把它与广泛的政治教育联系起来。
把这些纯教育机关联系起来的共同环节，就是合理安排的农业，不仅贫民学校的学生为了自己的教育应当在农业上找到主要的活动场所，而且上层社会的孩子也要如此，因为他们熟悉了农业之后，将来就能够以人道的、适合他们高贵身分的方法来对穷人施恩予惠。
所以，除这些学校外，还必须关心建立模范的和实验的农场，并且还要建立必要的农具制造改进工场，对于那些受过普通教育之后愿意专门研究农业的学生，还可以专门设立一种农业学校。所有这些农业教育机关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设立教师讲习班，主要是为了国民学校的教师，这些教师要能理解在霍夫维尔所想达到的目的，能掌握那里采用的活动方法，并能学会摹仿霍夫维尔的良好模样。”（龚茨凯尔：《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第27页）
从这一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费林别尔格的理想是在广阔的领地上建立有等级隔阂的国家。
龚茨凯尔也指出了贫民学校的等级性质。他说：“费林别尔格的理想是使全人类都受到教育。不过这种教育对于不同阶层的人是各不相同的，它应该适合他们的要求。虽然费林别尔格在个别情况下也非常慷慨地帮助下层社会出身的能干的人脱离他所出身的那一阶层，而让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教育，——虽然如此，他认为每个人受的教育应该适合他出身的那一阶层的要求才好。
这样一来，为穷人子弟设立的保育院就成了所有教育机关中必要的一环，甚至是最必要的一环，但它无论何时都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机关。根据费林别尔格的主张，这种保育院绝不应成为进入其他学校的阶梯。
裴斯泰洛齐的理想也是使全人类都受到教育。这种共同的教育首先是通过很自然的方式，即基本教育来实现的。但是由于这种基本教育是以人的自然特性为根据的，所以它对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不因等级不同有所改变，而是适应每个人的。但是重要的是穷人的教育，因为：第一，他们为数最多；第二，他们没有受过不好的教育，因而是进行普及基本教育试验的最好对象。为穷人（他们深受裴斯泰洛齐的敬重）建立独立的保育院的内在原因就在于此，而且仅仅在于此，——尽管也是由于裴斯泰洛齐本人对贫弱者的同情。裴斯泰洛齐进行这种实际试验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并不是专门对穷人的孩子进行教育，而是把它与整个人类（不分阶级）的教育融合在一起，这是在这些为穷人设立的保育院对普通教育任务产生了良好影响并能实现这些任务之后的事情”。（龚茨凯尔：《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第40页）
等级教育与裴斯泰洛齐思想中的整个民主体系是完全对立的。
下面这段有关他生活中的插曲很有意思。
裴斯泰洛齐已是垂暮之年了。过去有一段时期，当裴斯泰洛齐的处境非常困难并且强烈地感到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孤立无援的时候，费林别尔格提议让他在自己的领地霍夫维尔来领导贫民学校。费林别尔格自己把全部实际工作都担当下来，并且给他一些极有利的条件而让裴斯泰洛齐放手办学。裴斯泰洛齐的朋友告诉他，只好走这条路了。裴斯泰洛齐动摇了，他原本要同意的，但最后却不辞而别。他给费林别尔格写了一封信，说不能与他共事，因为彼此的宗旨不一样。从裴斯泰洛齐生活中的这段插曲可以看出，他一忽儿表现得性格软弱，一忽儿又担心与费林别尔格相处不好，受他约束。其实，裴斯泰洛齐不愿与费林别尔格共事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民主主义者裴斯泰洛齐的宗旨与贵族费林别尔格的宗旨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是想尽力使大家都自由、平等、友爱；另一个则是想巩固等级划分，通过各种教育来强化。
费林别尔格是一个意志顽强、精力充沛的人，能不屈不挠地为达到既定目的而奋斗。同时他也是一个讲求实际、小心谨慎的人，很懂人情世故，并且善于利用别人来迖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也是一位大富翁。
如果说到霍夫维尔的“学校国家”，那他几乎是完全实现了自己既定的计划。这个领地的辽阔的田地是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采用了机器和改良的生产方法。处处精打细算，制度极其严密。农活由雇农担任（在霍夫维尔所在的别恩州，当时破产的农民为数极多，农业无产者的人数很多，他们的生活极其困难），收益巨大。费林别尔格把领导霍夫维尔的农事看作自己的文明天职，看作用具体事例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他尽箄让更多的人士了解内情。他在自己的领地上组织了几次农业展览会和庆祝会；他得到过政府委员会的委任状，这说明他领地上的农事搞得很出色。费林别尔格采用了同样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学校系统。霍夫维尔获得了世界声誉。欧洲各地有许多人来参观费林别尔格的“学校国家”。特别引起人们重视的是他的贫民“工业学校”。在这个学校执教23年（从1810年至1833年）的威尔里[18]，曾在自传中详细地叙述这所学校的发展史。
由于缺乏合适的教员，费林别尔格的“贫民工业学校”长期未能成立。根据他的意见，这个学校的教师应该出身于贫寒之家，能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能像雇农一样，从早到晚和儿童们在田里或工场里干活。这种人应该是没有奢望的人，能安于穷困，不曾结婚，并且信奉神灵，未曾沾染过自由解放的思想。同时他还要能够理解费林别尔格给自己的工业学校提出的种种任务，并能忠心耿耿地去完成这些任务。此外，他还应该是一个热爱科学的人，品德高尚，堪为师表。
年轻的威尔里完全具备这些条件，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知识、一颗热情慈爱的心以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培养霍夫维尔工业学校的穷人孩子的教育工作上了。没有他，这个学校是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裴斯泰洛齐在新庄自己的学校里只主要注意了生产劳动的教育影响，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二位；而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却想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地位。儿童的劳动安排得很紧。费林别尔格认为，儿童只有紧张地劳动，并且在学校里一直工作到21岁，这样才能补偿他们自己的全部生活费用。除了星期日之外，儿童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八点要同自己的教师在田里干活，甚至霍夫维尔过节时，孩子们和威尔里也要干活。最常干的活就是除草，大家知道，这种活非常单调，不能使人有所提高，因而使人感到沉重，并且渐渐变得迟钝起来。教师同时还要当监工。一时照顾不到，或者儿童干活时稍一松懈，费林别尔格就指责威尔里，有时非常粗暴。只有晚上或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才能学习，一天不过两三小时。虽然工作如此繁重，但是威尔里亭儿童们的伙食却很差，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一点肉。吃饭地点在厨房。穿的衣服是用自织的麻布做的。其生活之艰苦是可想而知的。威尔里曾经几次想离开霍夫维尔（他的工资长期以来都很微薄）。但是精通人情世故的费林别尔格知道怎样控制威尔里。他对威尔里谈起崇高的天职，再给他一点甜头吃吃，于是威尔里就打消了辞意。在干活的时候，威尔里教儿童们算术，给他们讲故事，同他们一起唱歌，告诉他们动植物的生长情况，教他们几何学。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就写字，或者学习一些在干活时绝对不许学习的东西。由于威尔里具有非凡的教育才干，加上自己能埋头苦干，因而在教学上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费林别尔格当着来宾发表演说，借以博取声誉，同时也指出威尔里对工作忠心耿耿所起的作用，并发了若干奖金。总之，“贫民工业学校”达到了费林别尔格预定的目的，它用儿童的劳动补偿了一切开支。它培养了一批既健康、又有知识的农业工人。当然，这种农业工人只是当时的大资本主义农业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而不是裴斯泰洛齐想在自己的学校里培养的那种全面发展的人材。不过这种区别当时很难看到。随后又出现了一些与霍夫维尔的“贫民工业学校”类似的学校：在马依基尔、布留弗兹荷夫（在苏黎世州），在卡拉什（在日内瓦附近）、在格拉罗斯州（林特移民区）、在阿平车尔（在特隆郡之舒尔坦），在巴泽尔等地，都建立了这种学校。
这些学校大多数与霍夫维尔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威尔里经常给这些学校的教师一些帮助，提出种种建议。其中有些学校（特别是那里的教师是威尔里的学生的学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但总的说来“贫民工业学校”未能普遍推广。这种学校未能推广的原因和裴斯泰洛齐的学校未能推广的原因一样：它需要一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特殊的农业组织。
※※※
最后，我们想谈谈霍夫维尔“贫民工业学校”的一段有趣的插曲。
教育人的不只是学校，还有生活。霍夫维尔的有钱人家的子弟是绝不到贫民学校来的。贫民学校的学生要除草，他们穿麻布衣服，吃着脚，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可是为中层和上层社会设立的学校里的有钱人的子弟，却跑跑跳跳，做游戏，学习……
有一天令工业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发生了一次暴动。这次暴动不是为了反对头脑简单的教师威尔里，因为他也和他们一样干着雇农的活，而是反对地主费林别尔格，因为在他们看来，费林别尔格剥削了他们。威尔里认为这次暴动之所以发生，是由于高年级学生受了与他们“起在工场和地里干活的雇农的不良影响。非常明显，雇农们本身的反抗行为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地主和雇农双方利益上的对立。学生们早就有了这种看法，霍夫维尔“学校国家”的整个气氛也使这种看法更加坚定。学生们不可能不惑觉到，费林别尔格是把他们当“贱民”看待的。
这次暴动之后，两个学生被撵出了霍夫维尔，而其余的人则根据自己的倡议组织了一个学校共和国，它负责管理农业工作：安排各人的劳动，进行相互之间同志式的监督，主持同志审判会，等‘等。“工业学校”共和国与大多数学校共和国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人为产生的，而是由生活所要求产生的：学生们认识到必须取消那种侮辱人格的“农事”监督，希望他们的行动得到公平地评价。过去曾有人打算组织学校共和国（例如马尔丁·布兰泰[19]在1761年就在自己的中学里组织过学校共和国），不过其性质纯粹是教育方面的。例如马尔丁·布兰泰就打算通过模仿罗马共和国的机构而把学生培养成英勇的公民。同时，这也是历史的一种“生动的教育”。
在读书学校里，学校共和国总是具有人为的性质。儿童和青年对各种人为的作法总是感到格格不入，虽然他们很喜欢搞“共和国把戏”，但是很难让他们认识到学校共和国的严肃性质。
在劳动学校里，学校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同，它是由劳动活动的需要而产生的。工作需要劳动组织和内在纪律。每个人都必须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衡量力量的最好标准是工作本身，做工作不允许粗枝大叶的作风。很多事情要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办得到。霍夫维尔学校共和国的目的，正是在学校公社内部正确地组织劳动，并且维护由于劳动的要求而产生的纪律。
费林别尔格对各种“共和国”都不喜欢，但是他知道为了使“工业学校蓬勃的发展，就需要有这种组织，因此他不仅不反对这一新措施，而且还加以支持。
而威尔里对学生倡导的这一新制度赞不绝口，因为他们使他不再担任那个他非常苦恼的监工职务了。
罗伯特·欧文
大工业在英国的出现，要比在瑞士早得多，到十八世纪末，已经达到了较髙的发展阶段。那里的儿童往往从五、六岁起主要就不在家里干活，而在工厂工作。妇女的劳动得到了极广泛的利用，而且逐渐代替了男子的劳动。残酷的剥削还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家庭迅速解体了。人民处于一种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地。自然，当时也有人在考虑如何帮人民摆脱这种困境。罗伯特·欧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主要思想可以归结如下：人是环境的产物；贫穷和犯罪是不合理的社会关系的后果，并非人的本性。如果能建立合理的社会关系，就可以消除贫穷和犯罪现象。所以应该促进这种关系的建立。这对所有的人都是有利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一无例外地受着目前这种制度的折磨。所有的人都有权过安宁的生活。所以，对于社会说来，重要的是使全体儿童尽可能受到完善的教育，使目前的阶级划分以及阶级统治让位于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能使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样能参加社会工作，并且能过一种人过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土地就应该成为公有的财产。租金和资本主义剥削应该由建立在同志友爱原则上的生产所代替。社会分为若干“家庭区”，由许多包括500〜2,500人的协会组成。它建立在公社的原则上，负责农业和工业生产，防止城乡之间那种极端有害的矛盾；它有自己的自治机构，由代表组成中央管理处，负责调整各区的生产和需求，并与建立在同样原则上的其它单位保持联系。这就是一般情况”（《罗伯特·欧文》第19页）。
把欧文的观点与裴斯泰洛齐的观点加以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两人都发现，现存的境况与人的本性是不符合的。他们两人都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不过裴斯泰洛齐主要注意的是，人是劳动条件的产物，而欧文对问题的提法却比较广泛些：人一般地是社会条件的产物，包括劳动条件在内。因此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主要是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即用他所理解的教育）。罗伯特·欧文认为，要想帮助人民，只有改变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他认为教育应该成为社会这所大厦的基础）在内。
由于瑞士的资本主义关系当时还处在萌芽状态，裴斯泰洛齐未能对资本主义剥削做出任何结论。诚然，他了解这种剥削的事实，但是他认为剥削是某些人丧尽天良的结果。至于这种剥削是与一定的生产形式联系在一起的，这点他也不怀疑。他认为人分为善人和恶人，分为各种等级的人。人应该善良，不应滥用本阶层的特权。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所代替的思想，他是一点也没有的。所以他使自己的全部教育理论适应于当时的实际条件。儿童们整天弯着腰为企业主纺线，他还使自己的学校去适应这种儿童劳动的条件，认为它是不可改变的。而罗伯特，欧文由于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所以就能把资本主义剥削的现象加以概括。他谈到资本家阶级，谈到这个阶级的统治。他力图改变当时的条件。他看清了残酷剥削儿童劳动的事实，主张用“工厂法”来限制这种剥削。他想根本改变这种社会关系，拟订了一个建立更美好的社会的计划。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的试验是为了说明应该怎样进行教育工作。罗伯特，欧文在纽兰纳克的试验是为了说明应该怎样合理地安排人们的生活。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作品中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发放工资的新情况对家庭产生了解体作用。但是他只看到了这种解体现象的萌芽。当时，在瑞士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是家庭形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它改变了家庭生活的性质，但并没有彻底破坏这种性质，如像妇女和儿童在工厂里劳动所引起的那样。所以，裴斯泰洛齐只是把家庭解体看作一种偶然现象，表面现象，而不像欧文那样把它看作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所以裴斯泰洛齐在自己的教育工作中对家庭的作用佑计很髙。有些人（如阿布拉莫夫，见他写的裴斯泰洛齐传，巴甫连柯夫版[20]）甚至认为，裴斯泰洛齐想用家庭教育来代替社会教育，用母亲的教育来代替国民学校。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因为国民学校还非常之少。其次，我们在裴斯泰洛齐的作品里看到了完全相反的现象。在《林哈德与葛笃德》一书中对教育观点进行一般总结的地方曾说：“但是明显的事实不久就使他相信，在人民的农业知识和耕种方法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儿童如果留在家里，那么今后每一代都会仍然像现在这样既无能力，又无学识，所以就必须通过设立类似的学校来为他们的教育打下一个基础。他发现了监督、管理以及改进工作的愿望所具有的优点（这些优点在这种学校里表现出来了）并且相信，只有一个民族在其发展和手工艺上取得了显著成效的时候，家庭教育的条件才能赶得上社会教育的优点”。（《林哈德和葛笃德》，第300页）
裴斯泰洛齐始终对当时和未来的家庭寄予很大希望，而罗伯特，欧文由于看到了英国旧的家庭制度正在迅速崩溃，对家庭也就不存任何幻想了。他希望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而且是从年纪最小的时候开始。
1816年，欧文在纽兰纳克为幼儿创办了第一批托儿所[21]。由于创办了托儿所，母亲们虽然在工厂整天忙于工作，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听天由命了，而是把他们安置在一个适合他们智力和体力发展的良好环境里。设立托儿所完全是时代要求的结果，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看出：起初在英国和苏格兰，后来在法国和荷兰很快都设立了托儿所（这得归功于欧文），尽管宗教界提出了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一纯洁无罪的机关。不管信仰如何，凡是愿意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来的，欧文都收纳。这就引起了天主教的强烈不满，教皇葛里高里十六咒骂托儿所是违反神意、破坏家庭原则的机关。
欧文不像裴斯泰洛齐那样，幻想儿童的收入可以完全支付他们的全部生活费用。工厂主德里的试验告诉他这种主张完全是幻想。
德里是一个大纺织企业家，是纽兰纳克一个工厂的厂长，他后来成了欧文的女婿。他和当时其他的工厂主一样，也利用儿童的劳动。他从苏格兰的工人之家里要了500名儿童，同时提出一个条件，只要6—7岁左右的孩子。
德里非常关心在他工厂干活的孩子。他专门给他们修建了一所房子，供他们吃和穿，还让他们念书。德里毫不吝惜自己的金钱。房间宽敞清洁，通风良好，食物丰富而有营养，衣服干净而简朴，宿舍里还有一个医生。担任教学工作的都是一些名师。但是德里认为，开支应该补偿。所以，儿童必须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到晚上七点钟都在机器旁边干活才行；工作完毕后才学习。儿童感到工作非常累，很吃力，因此很多人都跑了。什么东西也没有学到。儿童在智力和体力上都未得到发展，没有什么提高。到13—15岁时，他们的学习结束了，他们必须独立生活，可是他们完全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不了解生活，一无所长。不能一边在机器旁边做工，一边给他们讲历史、教算术，而最主要的，还是儿童的力量不能长期的去从事一种单调的劳动。
当欧文接手管理德里的工厂时，他不用10岁以下的儿童做工。5—10岁的儿童在一所特设的学校里学习，在这种学校里，教学工作要进行得使儿童感到满意、舒适。效果非常之好。
罗伯特·欧文看到工厂工作对儿童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就想通过立法来禁止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到工厂工作。
这当然不是说罗伯特·欧文不同意儿童从事生产劳动。恰恰相反，他完全同意著名的教友派信徒约翰·贝勒斯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约翰，贝勒斯生活在十七世纪末叶1654—1725）。在研究国民经济方面的问题时，贝勒斯（马克思称他为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出于一种人道的愿望）[22]，想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贫民。他曾经详细地谈到了怎样帮助失业者的问题。他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以研究目前工农业各部门的建议书》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来的。这种工业学校“应该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的教育”。贝勒斯之所以谈到富人的利益，是由于他认为“富人只有利用别人的劳动才能生活；地主要靠佃户的劳动生活，商人和实业家要靠工人的劳动生活”。只有有收入的企业才能站得住脚。“对于一个生财有道的企业说来，赚一千英镑比花一百英镑做慈善事业要容易”。
贝勒斯的工业学校只收30人，它是工业和知识的发源地，它要把农业活动和工业劳动联系在一起来进行，为合理地利用妇女和儿童劳动创造条件。
“起初要注意选择一些熟悉业务的和有经验的工人——他们能成为良好的榜样；其余的成员都是学生”。
“24岁以内的男子、21岁以内的女子是‘学生’，满24岁或21岁后，他们离开学校去结婚。〃
工业学校可以招收富人的子女，享受社会教育的福利，但是他们要缴费。
在工业学校里，教学与体力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学略胜于不学”。“人需要从事体力劳动，就像他需要吃饭一样。人的生命好像是一盏灯，思想就是灯光，体力劳动有如灯油，没有灯油，灯光（思想）就会熄灭”。
在这种学校进行的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相比，有以下六个优点：
1．在这种学校里，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
2．各种语言（和知识）将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学会，工人们将像教自己的子女那样来教青年学习他的本族语。
3．当成人和孩子看见别的人也遵守规定和法律时，他自己也就比较容易去遵守了。
4．儿童的成长不与生活和人们脱离，而与人们密切来往。
5．儿童经常受到成人的照料。
6．这种学校里有图书馆、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及制药的化验室。
划船等等将成为一种体育训练。总之，学校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把各种有益的生产包括进去。
“男女儿童从四岁或五岁开始，除了学习阅读之外，还要学习编织、纺线等等，年龄比较大的儿童要学习旋工手艺等等，到了青年时期，他们将成为一些优秀的工人，这样，即使从事轻便的工作，他们也会用（真理的）生动的论据来发展自己的智力，然而愚蠢的儿童活动却只能使儿童的智力变得愚蠢。”
“手工劳动是有好处的，它使人变得有智慧，可以锻炼意志，保持人的良知”。
“儿童们在工业学校里将要学习各种有益的东西。儿童看见别人如何工作和爱惜时间，他自己也就不会贪玩而去研究某种生产，他们不会感到劳动比游戏难；他看见别人工作，自己也就会去摹仿，而这种摹仿能像游戏一样给他带来满足。他们也比成年人容易养成劳动习惯。许多美满的家庭，因为没有劳动习惯而遭受毁灭……”。
由此可见，由于英国工业的发展，贝勒斯在十七世纪末叶就理解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劳动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把工业学校当作为贫民设立的特殊的机构，而把它看作一个示范学校，富人的子弟也可以到这种学校里来分享它的优越性。同样值得注意的，就是贝勒斯的这种学校并非专为儿童设立的学校，在那里，儿童与成人一起学习和工作。实质上，这种学校是一种合理安排的生活，是为儿童表现其积极性提供必要条件的经常劳动。
罗伯特·欧文在他的自传中曾经谈起下面这件事。1817年，佛兰西斯，普兰斯[23]清理自己的图书馆，把一些过时了的用不着的书挑了出来，他无意间找出了贝勒斯写的《关于建立工业学校的建议书》。他把它递给当时在场的欧文说：“我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瞧，这本书在一百五十年前就提出了您的社会理论”。欧文请普兰斯把书给他，还说他打算把它印几千册来发行，并指出最初奠定这种思想的功劳属于该书作者。欧文又补充说，虽然“我产生这种思想是我观察事实、分析事实并加以研究（因为它可用于日常生活中）的结果。”
罗伯特·欧文认为，阅读和书写不过是获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人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要么就是让穷人受到合理的和有益的教育，要么就别奚落他们愚昧无知、贫穷不幸，只让他们了解他们深深的不幸。所以——从同情备受苦难的人类出发——，要么就让穷人处于完全愚昧无知的境地（如果您还能做到这一点的话），让他们尽量过一种禽兽般的生活，要么就干脆把他们教育成有智慧的人，成为国家有用的、有生产能力的一员”。（罗伯特·欧文：《人格教育》）[24]
国民公会
卢梭、裴斯泰洛齐、费林别尔格，欧文等人都力图根据切身的经验来说明广泛实施为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综合技术教育是必要的，也是可以行得通的。
国民公会想通过法律来实行这种教育。
1791年8月5日，制宪会议[25]在宣布保障人权之后，紧接着又宣布实行全体公民的普及公共^教育，让每个人免费受到必需的教育。要根据国家行政区域的划分平均设置学校。
但是，制宪会议没有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做任何工作。诚然，塔列兰[26]（他过去是主教，后来成了五执政内阁、拿破仑执政、第二帝制时期的有名的大臣）曾在制宪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详尽周密的国民教育草案。但是他的这一计划谁都感到不满意，因为根据他的主张，教育工作仍然掌握在僧侣手里，不管在教学大纲方面，或在工作的安排上，塔列兰都未作任何根本的改变。他的草案转交给了立法会议[27]。但是立法会议根本没有讨论塔列兰的草案，它组织了“社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孔多塞提出了一个新的国民教育计划。这个计划在立法会议上未能通过，而转交给了下届的立法会议，即国民公会[28]。
我们顺便提一提立法会议的一个著名的命令。1792年8月26日，立法会议决定授予裴斯泰洛齐以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称号。命令中说：“凡将自己的作品和英勇精神献给人类自由解放事业的人，法国均视其为自己的同胞”。
必须通过相当的教育去培养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在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无数有关国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着。国民公众对国民教育工作非常热情，为它展开了多次讨论。在讨论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正确、深刻的思想，大胆地、广泛地提出了许多问题。国民公会的议员的主张是很好的，但是历次的讨论说明，他们一般说来不太能够解决国民教育中的问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有关人民群众教育的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既无任何经验，又无任何实践。没有任何标准可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到的，什么是不能做到的。所以我们发现，国民公会的议员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接二连三地通过了一些前后矛盾的草案。举例来说：
1793年6月13日，国民公会热烈地通过了由罗伯斯比尔[29]在国民公会上代读的雷佩尔提[30]的草案。雷佩尔提主张，不要只在口头上说进行国民教育，而要在实际上使共和国的公民受到这种教育。他问到：“至于说到一无所有的阶级，对他们将采取什么办法呢？你们提议要让穷苦儿童受教育，但是首先要给他们面包。他们的爱好劳动的父亲为了他们而失去了自己的一片面包，其余的部分必须由他们自己去挣来。他们的时间都被劳动占去了，因为他们不劳动就活不下去。难道你们主张，他们在田里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又打起精神，到可能离家几公里的学校去休息吗？你们想通过法令强制他们的父亲送孩子进小学，这只不过是妄想，因为他每天没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从八岁、九岁、十岁就要做些事情维持生活）帮忙就不行。每周去几小时，他还可能当作牺牲而答应下来，多了就不行。由此可见，设立你们主张的那种学校，说老实话，只是对那些不愁吃穿、不知贫困的少数公民有利。他们的子女才能享受教育的果实，而穷人只可能得到一点果皮。”（摘自若列士《法国革命史》[31]）因此，这种学校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不平等的现象。所以雷佩尔提主张，“要颁布一条法令，所有5岁至12岁的男孩和5岁至11岁的女孩都没有任何区别和无一例外地一起受教育，由共和国供给经费，并使所有的人能根据平等的法律得到同样的衣服、同样的食品、同样的教育、同样的待遇”（同前书）。儿童将要学习读、写、算，学习“自然道德”和家政。学校要进行手工劳动，儿童要学习种地，必须进行体力劳动。如果校内没有耕地，就让儿童去修路，儿童的教育和生活费用都一律免交。这种费用主要向富人征收，部分开支由儿童劳动挣钱支付。每一个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对学校的教学工作进行监督。
另一个雅各宾党人圣·优斯特[32]也持有这种见解，他在“共和机构”一书中发挥了这种思想。
雷佩尔提法案的远景是使全体人民的新一代得到公共的劳动教育、有营养的食品和良好的生活条件，这一远景颇使国民公会向往，因此他的法案就被热烈地通过了。
可是过了不久，这个国民公会又通过了布基埃[33]的草案。这个草案是以自由竞争的原则作基础的。草案认为不可创办拥有从属于国家的教师的国立学校。凡是持有政府所发的共和国信任证明书的人都可以任教。不需要任何材料来证明他是否胜任教师工作。优秀的教师自然能吸引绝大多数的学生。国家将个别地为每个学生付钱。布基埃草案的拥护人江衣曾说：“人们想把新一代幽禁于其中的四万个城堡（这里谈的已经不是雷佩尔提的草案，而是指的建立初级学校），是维护专制的最后一点希望并使之死灰复燃的最好工具”。
国民公会通过了布基埃的草案，当然，不久又用新的草案来代替了它。
国民公会想取缔旧的教育制度，让人民都能受到教育的决心是很坚定的，但是怎样能更好地做到这一点，它是不清楚的。
我们不打算把国民公会讨论和通过的草案拿来一一加以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任务。
我只想指出一点，就是国民公会所接受的各个草案都把准备从事劳动当作国民教育的一个任务。
雷佩尔提在阐述自己的计划时说：“除了力量和健康之外，社会机关应该保证使每人取得的还有另一技能，这就是劳动的习惯。我在这里没有说准备从事某种工业，而是说的一般的劳动能力，担当艰巨工作的勇气，完成这一工作的毅力，达到目的的顽强精神和贯彻始终的决心，这些品质是一个热爱劳动的人所固有的”。（比松：《教育辞典》[34]第387页）
雷佩尔提在谈到共和国设立的教育之家的经费时指出，“儿童的劳动产品可以减少教育之家的开支”。（同上）
在以“热月法规”（共和国二年）著名的洛姆草案中，却主张儿童要学会使用圆规、水准仪、度量衡器具，杠杆、滑车，会测定时间。要常常领他们去参观农活和工场里的工作，在那里，他们要量力参加一些劳动（同前书，第395页）。
国民公会于1794年11月17日通过的拉卡纳尔[35]的草案最接近布基埃的草案，第9节内容是：“要时常把他们（儿童）领到制造日用品的工场去，以便了解其生产过程而使他们多少认识到一些工业的优越性，并唤起他们对有益劳动的兴趣”。
第10节指出：“部分教学时间将用去从事各种有益的、一般的手工劳动”。（同上）
但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国民公会1793年9月15日通过的一个草案。
这个草案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
国民公会的议员、化学家加任费拉特茨就是这个草案的鼓吹者。他出版了一本题为《对公共教育的一般看法》的书。他在这本小册子里坚持必须对人民群众进行工业教育。
加任费拉特茨说：“共和国可能组织的最好的典礼，就是组织手工业和职业知识的讲授，这种讲授可以推动民族工业，加强工厂的活动，振兴我国的商业，并且永远消灭专制、倾轧和散播在我们之间的不和的种子”。（同前书，第384—385页）
加任费拉特茨到处宣传这一思想。
1793年7月5日，他和另外几个议员一起，向国民公会递了一份请愿书，吁请立法的议员们必须“研究能够促进民族工业的社会教育形式”。7月10日，加任费拉特茨根据这一请愿书在“手工艺委员会常会”（他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发表演说，告诉它必须在这方面采取若干措施。结果决定出版关于人民必需的教育计划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撰写工作委托给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36]担任。他所撰写的报告是一项极有意义的作品。现在摘引数段如下：
“手艺（工业）在儿童本身的器官（即自然的工具）之外，又给他提供了一些新的工具，有了这些工具，他才能取得某些新的成效。使用锤、刀、斧、锯。他利用这些工具，就可以了解制材艺术的初步原理，人们教他学习加工金属品，学会使用铁匠和钳工的各种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原则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太复杂的思想。显然，把实践几何学的知识授予儿童也并不比这难。在初等教育的计划中必须列入实验物理学。植物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也是适宜于儿童学习的科学”。至于说到阅读和书写，拉瓦锡认为：“它们也是工业（手艺）的工具，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哪个阶层的）都必须会使用这种工具。它是把不同年龄、不同国籍的人联系起来的工具，它是预防偏见的产生和滥用职权现象的产生的工具，它是自由的首要保证。此外，还有各种其他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儿童会书写之前是很难传授给他们的，如四则运算，它是初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前书，第987页）。至于地区学校（髙等小学），拉瓦锡认为：“图画是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语言，它应该成为立志从事工业活动的人首先要学习的一门课程，全体工人（手工业者）一律要参加这种学习”。“今后工业将分为两大部分：机械生产和化学生产。机械生产需要投入强壮的体力并且必须利用机械工具；在这些教学部门中，教师将教给儿童初等图形几何学的知识，并且从中导出透视、雕刻、建筑艺术的规则；另方面，为了把机器拆开以便把它分为许多简单的机械工具，教师应该讲授理论力学（它可以计算各种力）和实践力学——‘这门科学还没有，或者至少是在过去没有从教学上简要地讲解过。’化学生产和机械生产不同，它不需要强壮的体力，也不使用机械工具；与化学生产有关的课程开始时应当研究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自然机体，然后‘教师可以告诉学生，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些化学上的手段也能像机器一样加以分类和划分为若干部分，所有这些手段分为：燃烧、焦化、溶'解、结晶、分解和发酵。他应该从适用于大多数生产过程的一般原理讲起，最后才讲需要进行专门分析的生产过程’。最后，还有许多综合性的生产，其中既采用机械工具，同时也采用化学过程。教师们可以互相商量一下应该怎样讲授。此外，在这种地区学校里还要讲‘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商业学’，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员同时要讲解一般的语法原则并且教自己的学生学会‘用文字清楚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地区学校也招收女生’”。（同前书，第988页）
这就是这位伟大的化学家所描绘的可以作为自由的保证的“合乎理性的”教育。
他所拟定的普及教育计划是从那些不得不终身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居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的。这是这一计划与塔列兰计划截然不同之处。塔列兰的计划是1789年在制宪会议上提出的，其中谈到要教舞蹈和希腊语，但是一点也没有涉及准备从事工业活动和劳动的问题[37]。
拉瓦锡所拟定的国民教育计划，实际上是说的怎样从童年起就广泛地进行综合技术教育的问题，如何使综合技术教育与工业、与各门社会科学联系起来的问题。由于加任费拉特茨和拉瓦锡的观点密切涉及群众的利益，他们两人的草案在国民教育上是―致的，它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拥护。
巴黎地区的人民决定为此事向国民公会呈递请愿书。巴黎公社参加了这次请愿。照章成立的各部也决定支持请愿活动。“人民协会”（societespopulaires）也持同样态度。集会地点定在雅各宾
党人的俱乐部，9月15日上午10时在那里隆重地宣读了请愿书，其中说：
“我们不希望教育成为长期享有特权的富人阶级的独占财富，我们希望教育成为全体同胞的财产。我们号召所有无财无产的人，我们要帮助他们从他们的地下室里走到人世之间来，从他们暗无天日的阁楼走下来，享受教育的成果”。（同前书，第391页）
“旧的学校是培养祭司的小学，我们要求关闭这种学校而设立新的中学（在这种学校里，共和国的青年可以获得各种手工业和生产部门所必需的知识），设立新的专科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他们可以研究各种精密科学和语言的基本原理），设立新的高等学校（在这里，他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天才）”。（同前书，第391页）
请愿书在隆重宣读之后被通过了，以便给国民公会施加压力。
国民公会虽然有很多急事要处理，但是当天仍然接读了请愿书，并且根据请愿书的精神颁布了一项命令。
命令第一条的内容是：在国民公会所设立的小学之外，共和国还将设立三级连贯的学校：第一级学校，传授手工业者和各种工人所必须的知识；第二级学校，传授打算从事另一些社会职业所必需的进一步知识；第三级学校，研究并非每人都能学习的那些课程。
第二条：上述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讲授应遵照本命令中的指示进行。
第三条：至于说到执行办法，则授权巴黎地区和市政当局与“国民公会国民教育委员会”达成协议，使上述学校在今年11月1曰开学。而现存的高等学校及神学系、医药系、艺术系和法学系在全国内一律停办，命令中的第一项指示的标题是：“培养手工业者和各种工人的第二级学校的教育工作”。教学科目中必须包括描写几何学，以便把它实际应用到石头和木材的加工、绘画中的投影、透视、配景、简单的和主要的机器的几何绘图上去；还必须包括物理学和化学（通过实验学习了解简单的机器）。每一个学校必须有两个教员：一个教制图，另一个教物理。
第二项和第三项指示几乎全是抄录孔多塞主持下的第一届社会教育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
国民公会的一个名叫库培的议员第二天要求重新审查已通过的命令，理由是通过这项命令时很多议员都不在场。
这项已经通过了的命令遭到了同国民公会通过的大多数有关国民教育的命令同样的命运：这一命令未能实现。
但是加任费拉特茨的演说，拉瓦锡的小册子，9月15日的请愿书以及同日由国民公会通过的命令，都说明当时的民主人士中有很多人已经认识到必须对工人进行广泛的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要与劳动紧密联系起来，另方面也要与精确科学的材料紧密联系起来。
在共和国三年（公元1794年）的宪法（由国民公会制定的）中也反映了把体力劳动看作每个公民的义务的观点。这个宪法的第16条的内容是：“凡是不会读书写字，不了解某种体力职业的年轻人，不能算作公民。农业劳动是属于体力职业之内的。这项规定从共和国建国十二周年起生效”。
下面就是比松编的《教育辞典》中“手工劳动”词条的作者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
“无论如何，即使法国革命大胆地确立了这一原则（每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它也无法贯彻执行。不能只是从政治的变化（它使政权由理论家的手里落到阴谋家和统帅们的手里）中去寻求这种原因；这个原因很深远。要想使全体人都参加体力劳动，只有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才有可能：在这种社会里，一方面，非常完善的劳动工具可以使教育变为了解若干一般原则；另方面，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要服从科学要求，并要建立在协作的原则上。由此可见，革命所确定的每人必须从事体力劳动的规定是完全不适合目前法国这种社会制度的。根据这种见解而拟定的教育大纲，一般说来，只能在同时产生的经济发展过程终止之后才能行得通”。（“Travailmanuel”,dict.Buisson，第1206页）（比松编《教育辞典》：“手工劳动”，第1206页）
[1]艾曼路易·费林别尔格（1771-1844）瑞士教育家，大土地所有者经济自立的学校制度的创始人。
[2]四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工厂对儿童进行社会教育的最初一批机构的组织者。
[3]让安东·孔多塞（1743-1794）法国教育哲学家，经济学家，数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吉伦特党员，立法会议国民教育委员会成员。
[4]1热伯特·洛姆（1750-1795）立法会议和1792-1793年法国国民公会代表，起草了许多有关国民教育的法令草案。
[5]国让·加任费拉特茨（1755-1827）化学家国民公会成员。
[6]四爱派是一种教育流派，他们想在十八世纪德国的条件下实现卢梭的教育思想。泛爱派成立了一种教育机构-----泛爱学校，这是-种独特的寄宿学校，目的是为了满足德国资产阶级的需要。这个流派的领导人物有：巴益朵夫（1724-1790）--德萨泛爱学校的创办人；卡门别（1746-1818）---巴兹朵夫泛爱学校的同事；扎里茨曼（1744-1811）---施涅普费达尔泛爱学校的莫基人；古特斯姆特（古特斯·姆特斯）约翰·克里斯朵夫·弗里德里希（1759-1839一扎里茨曼泛爱学校的教师。
[7]让波尔·里赫杰尔（1763-1825）德国作家反封建的讽刺文学和教育著作《列瓦那，教育学说》（1807年）的作者。。
[8]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9]约翰·雅科布·波得米尔（1698-1783）瑞士社会活动家裴斯泰洛齐的教师。他的收信人祖里茨尔（1720-1790），德国神甫，撰有许多教育著作。
[10]约翰·卡斯巴尔·布龙奇里（1743-1767）裴斯泰洛齐“古代瑞士人协会”（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瑞士爱国组织）的志同道合者。
[11]指裴斯泰洛齐所写《怀念人类的友》一文（载1782年8月8日第32号《瑞士之叶》），是为悼念裴斯泰洛齐的朋友与保护者伊沙克·伊捷林而写（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1卷）。
[12]《论农民》一文未译成俄文。
[13]指《致贵族卡尔·庆陈道尔夫伯爵关于职业教育与国民学校的联系的备忘录》（参见《裴斯泰洛齐教育文选》第2卷）。
[14]裴斯泰洛齐在《怀念人类的挚友》一文中谈到了自己的错误。
[15]兰喀斯特学校又称贝尔——兰喀斯特学校是指实行在教师指导下儿童互教互学这种制度的学校。拟定这个制度的是苏格兰人安德纽·贝尔（1753-1832）；伦敦的一位教师约瑟夫·兰喀斯特（1778--1838）把这一制度用于英国。
[16]主教协会系一宗教团体。
[17]奥托·龚茨凯尔（1841-1909），瑞士教育史家，著有《裴斯泰洛齐和费林别尔格》一书。
[18]约翰·雅科布·威尔里（1790-1855）费林别尔格在霍夫维尔办的学校的教师。
[19]参见《关于北美和西欧的国民教育工作》一文注⑧。
[20]参见阿布拉莫夫著《裴斯泰洛齐传》，1893年圣彼得堡版。
[21]1816年罗伯特欧文在纽兰纳克创办了一个“性格形成学园”，其中包含托儿所（一至三岁的儿童）幼儿园（四至六岁儿童），还有小学（六至十六岁儿童）。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23]佛兰西斯·普兰斯（1771-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为扩大手工业者选举权而斗争的激进主义者。
[24]指罗伯特·欧文所著《论人的性格的培养》（18131814）。1865年首次译成俄文。
[25]51789年6月17日，法国第三等级（农民和市民）的代表与贵族和僧侣（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一起参加了国王召开的三级会议，他们自称为制宪会议，而在1789年7月9日（在巴士底监狱陷落之后几天）改称创宪会议。
[26]萨尔·莫里斯·塔列兰（1754-1838）法国交家在五执政内阁、拿破仑一世以及后来在第二帝国时期起了重要的政治作用。
[27]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立法会议，1791年具有创宪会议的地位。
[28]国民公会是法国的代表大会，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最高立法机关，存在于1792年9月20日至1795年10月26日。1792年9月22日，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
[29]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雅各宾专制时期革命政府的首领。
[30]雷佩尔提（1760-1793）法国国民公会议员。
[31]让·若列士（1859-1914）法国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法国社会主义党中央机关报《人道报》（1920年起为法共机关报）的创始人和主编。
[32]路易·安东·圣—优斯特（1767-1794）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
[33]布基埃（1739-1810）法国国民教育委员会委员，1793年提交国民公会讨论的改革国民教育方案的起草人。
[34]有关比松辞典的问题可参见本书《<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素材摘要》。
[35]约瑟夫·拉卡纳尔（1762-1845）法国国民公会成员，在国民教育委员会中起了领导作用。
[36]拉瓦锡（1743-1794）法国化学家，巴黎科学院成员。
[37]塔列兰关于国民教育的报告是在1791年9月制宪会议最后几次会上讲的，未经讨论即转交给了立法会议。组织国民教育的方案包含了当时的某些进步思想，但从整体上看依然是温和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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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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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版序言
十五年前（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本书作者当时侨居国外。本书的写作提纲曾与列宁一起讨论过。全书脱稿后，列宁又通读了一遍，他并且写信给高尔基谈过这本书的问题[1]。
凡是研究过列宁著作的人，都知道列宁一直是非常重视国民教育工作的。早在1897年，列宁就在评论谢·尼·尤沙柯夫[2]所著《教育问题》一书而写的《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一文中，捍卫了马克思对国民教育工作的观点[3]。这篇文章发表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三个年头了，现在，四年制普及义务教育行将实现，七年制义务教育的问题又认真地提出来，因此列宁的这篇文章至今还有特殊的意义。列宁在这篇文章里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等级学校，什么是阶级学校。他还谈到了统一的学校；谈到资产阶级各国的普及免费学校仍然是只为有钱人服务的阶级学校；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谈到大家都要参加生产劳动；谈到为了建立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必须消除城乡之间的对立状况。1913年，当国家杜马讨论1913年国民教育部的经费预算报告时，列宁为巴达也夫[4]草拟了一篇讲演稿[5]。列宁的这篇讲演稿流露出一种愤懑的情绪，写的慷慨激昂，使人看了之后一点也不会怀疑他对国民教育工作的见解的正确性，并且使人看出他是多么重视这一工作。讲演稿是以下面这段话为结尾的：“工人阶级在1905年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还能够再一次证明，而且将以更大的说服力和更大的威力，更加严肃认真地证明自己有能力为争取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而不是卡索的也不是贵族的）国民教育而进行革命的斗争！”[6]
当时要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进行准备，要为教育战线进行准备。这一工作成了刻不容缓之举，本当认真抓好，但战争突然爆发了。
本书脱稿于1915年，当时出版商不肯出版，以致拖到1917年才问世。关于统一的综合技术教育学校的问题从教育人民委员部一成立就提出来了。
在我党党纲中曾经谈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已经出版了大量有关综合技术教育学校和职业教育问题的书籍。但是由于《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一书是从历史的观点写成的，所以它目前还有一定意义。
不久前，列宁的姐姐安娜·伊里尼奇娜把我过去写的一封关于《教育辞典》的信交给我。这封信是1916年写给打算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商的。列宁把这封信转寄给家里的人，请他们去找出版商。但是没有找到出版的人，这封信就和书一样遭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现将此信收入本书附录中[7]。
我们在国民教育上所做的工作还非常不够。旧的影响还很强烈，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农村的集体化已经给实现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崭新的条件。如果本书的再版对实现综合技术教育能有些微帮助的话，作者就感到欣慰了。
写于1930年4月18日
[1]参见附录（第108页）。
[2]谢·尼·尤沙柯夫（1849-1910，俄国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社会学家，自由民粹主义思想家之一。
[3]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第402-431页。
[4]阿·叶·巴达也夫（1883-1951苏维埃和的活动家；1912年至1914年期间任第四届国家杜马布尔什维克党团成员。
[5]指列宁所写《论国民教育部的政策问题》一文（参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124-134页）。
[6]《列宁全集》第19卷，第134页。“不是卡索的”系指国民教育部长卡索在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推行的反动政策（1910-1914）。
[7]《致拟出版<教育辞典>的出版商书》一文参见《克鲁普斯卡雅教育文集》六卷集，第1卷，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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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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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版序言
本书著于1915年。初版于1917年由《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印行。本书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即已付印。正因为如此，所以本书写得比较含蓄，而且用语也略为隐晦——旨在逃避检查。为了逃避检查，本书两书名我没有用《国民教育和工人阶级》，而用了《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本书已印行两版（每版两万册），现在再来更换书名，也就无此必要了。
我试图在本书里阐明劳动学校这一问题提出的经过情形，并且说明这一思想的内容是随着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说明企图实现劳动学校的究竟是哪一个社会阶级，我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当教育组织没有掌握在工人民主主义者（工人阶级）手里的时候，劳动学校就会成为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工具。只有工人民主主义者才能使劳动学校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本书脫稿已经五年了。这是变化多么大的五年呵！在这五年里，旧世界已经失去了它的基础；在这五年里，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在重新作出评价。
在俄国，当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就把旧时学校改造成为劳动学校。劳动学校已列入了共产党党纲。
但是，俄国经济的落后状况及其低下的文化水平在国民教育上比在别的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实现劳动学校的任务只好由旧时学的教师来做，这些教师是由过去的国民蒙蔽部[1]从最落后的人中专门挑选出来的，他们大部分被弃置在僻远的乡村，本身也是半愚昧无知的，他们对于不自觉地见到的以及使他们惊惧惶恐的那一伟大变革感到格格不入。现在还必须对教师进行巨大的工作，这样他们今后才能成为劳动学校的真正领导者。在一般的读书学校任教的人不需要知道太多的东西，上课“从这里读到那里”，然后就万事大吉。可是劳动学校却不同，这些学校的教师本人应该知道很多东西，会做很多事情。学习、学习、再学习，这就是目前俄国教师的任务。
正确实现劳动学校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劳动学校在乡村（那里至今还是小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和城市都被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所包围。只有使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得到改造，才能大规模地建立劳动学校。当前学校与群众的联系还只是在工人区和各个工厂里，在那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给学校打上了一定的烙印。
现在，办理得很完善的劳动学校却寥寥无几。但这是否说我们就应该回到―般的读书学校的路上去呢？当然不能。一般的读书学校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生经受过革命的洗礼；类似伊洛瓦依斯基[2]编的旧教科书在现代学校里已经不适用；教师（至少是一些先进的教师）这三年来学到了很多东西。
随着经济破坏现象的消除、饥荒程度的逐渐减轻以及教师的改造和进步，劳动学校也将有所改进而成为合乎要求的学校。
不久以前，大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国内战争上；随着战争的结束，大家就会日益关心文化问题，组织劳动学校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正在不断吸取新的力量而使自己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工具”。
写于1920年12月
[1]指沙俄教育部（译者注）。克鲁普斯卡雅系借用列宁的说法（参见《列宁全集》第19卷，第127页）。
[2]Д·И·伊洛瓦依斯基（1832-1920）历史学家，贵族君主派的政论作家，官方历史教科书（在沙俄中小学普遍采用）的编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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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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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言
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这一观点产生于大工业开始大规模利用和剥削儿童劳动的时期。最先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作家约翰·贝勒斯[1]。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期，这种主张不仅在英国有人拥护，而且在欧洲大陆也有人支持。卢梭就积极赞成这一主张，而他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在法国、瑞士和德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国民公会力图通过立法方式来实现这一主张；在瑞士，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裴斯泰洛齐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财产来说明应该怎样在国民教育工作中实际进行生产劳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义者在十九世纪50年代以及晚后一些时期又提出了这一主张，发展并科学地论述了这一主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指出，由于技术本身的发展，就需要具有高度水平和全面劳动技能并且受过综合技术教育的工人。
但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些活动家所宣扬的关于脑力发展与体力发展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以及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种种试验，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十九世纪的前七十五年，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需要工人从事没有什么技巧的简单劳动，而这种劳动既不要求工人具有首倡精神和机敏性，也不要求工人灵活敏捷和掌握知识，所以一些民主主义者关于使国民能受到全面教育（以广泛的脑力发展与准备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相结合为基础）要求的呼声就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诚然，国民学校的数量有所增加，但这些学校是读书学校，只教学生读、写、算，不教学生从事任何体力劳动。而且这种学校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俯首贴耳、驯服恭顺的工人。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后，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从而有力地把现代工艺学的新趋向——机器劳动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机器劳动需要全面发展的、有技术能力的工人，这种工人能很快地适应经常变化和改进的机器与生产过程。当然，这种新趋向首先是在两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即美国和德国表现出来的。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重视培养有全面劳动技能的工人，为此而开办各种专业学校和夜校等等。随着对真有劳动技能的工人的需要的增长，他们打算把技术教育变为普及教育，开始使技术教育同初等教育联系起来；为此对国民学校进行了改革。在美国，以及最近又在德国，一般的读书学校正被所谓的劳动学校（Arb-eitsschule）所代替。但是，劳动学校不能建立在贯彻读书学校的那些原则的基础上。劳动学校要求教科书能培养独立精神，要求发展学生的个性。那种学生的个性受压抑，劳动纪律流于表面的情况，是很难适应劳动学校所提出的任务的。新的方法要求完全不同的教学人员。惯于墨守陈规而且处处唯命是从的教师已经不能适合这种学校的要求了。劳动学校要求教学人员以生气勃勃的姿态去对待工作，要求教学人员有个性。旧的考查形式已经无能为力了。需要学生互相之间的考查，群众的考查。新的学校不仅需要群众的考查，而且要与群众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劳动学校是以教育与生产相结合为前提的，而如果它不吸引代表工人群众的工人组织来参于其事，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把一般的读书学校改革为劳动学校，但是如果不改组国民教育工作的全部组织，这种改革也就不可能实现。
写于1917年
[1]约翰·贝勒斯（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曾起草一个由富人资助的组织劳动公社（友谊性）的方案，著有《关于建立劳动学院的建议》一书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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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为生存而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七章为生存而斗争
世界产业工会第三届大会于1907年9月16日开始在芝加哥一连开了八天。与上届大会相比，这是一次风平浪静的集会。为德利昂作传的人（鲁道夫•凯兹）说：“第三届大会上……充满和谐的气氛。”该组织已从去年受到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派出了几位组织员，成立了许多新的分会。但他承认也有一些摩擦，并解释说：“惟一唱反调的”是无政府主义分子。他又说，这就是一年以后只讲实际力量的风气大为盛行的预兆。
这次大会是“无产阶级暴民”—德利昂—圣约翰—特拉特曼派——的集会。谢尔曼派已不存在。德利昂派从一开始就把谢尔曼派看作一群腐化的政客与劳工骗子。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当时谈到1906年与1908年大会时，认为这届大会都是首先清除社会党政客，其次清除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客作为标志的。圣约翰说1907年大会时“曾作过小小努力，把政客逐出重要位置”。谢尔曼派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真正有实力的支持者。但这一派确曾于1907年6月举行过一次大会。笔者一直未发现这次大会的会议纪录与其它文件。《矿工杂志》曾在社论中说：“谢尔曼派6月（1907）会议不过是一出滑稽剧，而特拉特曼派9月召开的会议也只是令人齿冷的笑料。两派都钱库空虚，连债务都无法偿付。”谢尔曼派的刊物《产业工人》，一直由他们控制，1907年7月至伊利诺斯州的乔利埃特出版，其后似乎没有继续出版。两派都自称控制着西部矿工联合会退出以后留在世界产业工会的大多数分会①。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时，谢尔曼仍继续以勇敢与乐观的姿态出现。1907年6月3日，他致函该会，敦促矿工与世界产业工会（即谢尔曼派）恢复关系。他说如果他们同意，不要两个月，所谓革命运动就会自行消灭，因为他们目前的存在只是靠招摇撞骗……。
“无产阶级暴民们”对“反动分子”的力量同样也绝不高估。一位德利昂派的代表说：
第二届大会以后，谢尔曼——麦凯布集团的支持者不超过一千人，这是明显的事实。纽约不到一百人，芝加哥一百人，其余的（反动的单纯工会）则散布于圣里吉斯与宾尼姆峡谷之间。
但谢尔曼派宣称的矿工部是亲谢尔曼派或反所谓“无产阶级派”的，这种说法基本上得到证实，因他们最终还是支配了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五届大会，使该组织正式地并完全地脱离了世界产业工会。谢尔曼派的机关刊物《产业工人》（过去的），在1907年四月号中声称“一月份世界产业工会矿工部新增会员几达三千人”谢尔曼派也说一月份新加入的地方分会（西部矿工联合会以外的）有十个。
1907年9月会议的第一天，参加会议的代表为五十一名，代表六十七个地方分会；会议结束时，代表数为五十三名，代表七十四个地方分会，按投票权计算，总共为一百二十九票。很少代表有两票或三票以上的投票权。佩特森（新泽西）代表团有二十八票；斯皮得代表两个分会，有十二票；威廉斯（代表团）有十一票；德利昂（代表团）有三票。二十六位代表之间展开了角逐。其它与会代表有凯兹、富特、圣约翰、赫尔斯伍德，特拉特曼、哈格蒂及弗林。凯兹被选为临时主席。
①西部矿工联合会第15届大会（1907年6月）可视为该组织最后脱离世界产业工会的标志。1906年10月，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有名无实的。1907年1月，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式停止向世界产业工会缴纳会费，前已谈及。
当时的该组织并不兴旺。在它短短两年的生命中，经过大伤元气的内部斗争，力量已被削弱，而且几乎弄得四分五裂。它失去了最强有力的成员——几乎是它的主体——西部矿工联合会，而且，地方分会中一大批个人会员附和谢尔曼而脱离，虽然这些分会依然保持附属关系，因谢尔曼的脱离究竟损失多少分会与个人会员，作者还没有查到具体数字。但是“无产阶级暴民”宣称，“地方分会中有一百三十九个宣布支持大会的一切决定”。同一资料又说，此时注册入会的分会共为三百五十八个，但仅有一百八十一个合格。如按合格的分会计算，谢尔曼派带走的分会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如按注册入会的计算，则谢尔曼派带走的分会达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世界产业工会第三届大会时，派代表参加的分会所占比率之低，也表明该组织力量衰减。如果我们相信特拉特曼书记对大会所作的报告，则那时留在组织内的分会数目约为二百个，但这些分会中只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分会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关于该组织的会员人数，此时的“瓦布利”是无可夸耀的。的确，过去任何时候都无可夸耀。与过去相比，1907年时他们对会员人数只有很小的发言权。当然，他们知道会员人数不多，而且，从1905年以来已大为减少。
西部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以不友好的眼光注视着会议的进程。奥尼尔声称：“特拉特曼派不敢泄露他们的会员人数……”他又说：9月会议一位代表发言时，希望获知该组织的会员人数，大会主席支吾其词地回答说，“不必关心记算人数，回去进行组织工作吧！”
西部矿工联合会于6月举行的第十五届大会的正式报告，认为世界产业工会有会员三万二千人，其中有八千人拖欠会费。这一估计数字大概没有把西部矿工联合会包括在内。代表赫尔斯伍德（同属西部矿工联合会与世界产业工会，后任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总执行局成员）是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大会时所谓“工资奴隶”的代表之一，在矿工大会上说：“在俄勒冈州一个分会就有会员三千人，他们在街上打着红旗，戴着红色领带游行，要求享有劳动的全部成果……。”巴尼特教授估计，1907年时该组织会员人数为六千七百人。总书记圣约翰估计为五千九百三十一人。他估计1905-1906年间，会员人数为二万三千二百一十九人。巴尼特的估计是：1905年，一万四千三百人；1906年一万零四百人。这些估计差异很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该组织头两年内会员人数逐渐有明显的减少。
至1907年9月为止的十二个月内，共组织一百一十八个分会。《矿工杂志》不时刊载的消息中显示，从该组织诞生之日起至1906年9月17日止，组织了三百九十四个分会。因此，至1907年9月17日第三届大会开会时，总共组织了五百一十二个分会。如前所述，当时该组织约有二百个分会。惟一的推论只能是；世界产业工会过去所组织的分会，每四个中就有三个不是已脱离该组织，就是干脆不存在。在世界产业工会短短的生命中，这种起伏不定的情况基本上形成该组织的特点。分会及个人会员的“脱离”为数甚多而且漫无规则。世界产业工会报刊上从未连续刊载过关于新加入的分会的消息。1907年春季，《产业工会公报》报导，在三个月期间每个星期有四、五个分会注册入会。至于已解散的分会并无记载。
1907年8月在斯图加特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与劳工大会。世界产业工会两派都派有代表参加。谢尔曼派由皮克代表；德利昂—圣约翰派由赫尔斯伍德代表。后者致大会的报告颇为乐观，但这种乐观值得怀疑。报告中说：“……本组织于1905年创始时，不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仅有会员二千人，现在三十七个州和加拿大三个省，共有三百六十二个产业工会与附属组织•现有二万八千名富于战斗性的会员……。”①
①报告接着说，世界产业工会的文件以七种语言印行，其机关刊物《产业工会公报》发行七千份。
大会对劳工组织问题极为注意。讨论这个问题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1）政党与工会的关系；（2）行业工会的缺点。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对这两方面的问题都表示出极大兴趣。该组织一贯反对行业工会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工人党致大会的报告中着重予以反映。这个报告显然是德利昂写的，而且完全可以视为代表世界产业工会的态度。报告中有一段综合谈到产业主义者眼中的旧式工会的罪状。其中说：
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发现〔在美国〕工会阵地已为行业或单纯工会主义先行占领。在这种工会体系内，各行业组织不仅是基本组织单位，而且是自主自治并拥有绝对权力的组织。这种经济组织体制的基本缺陷，很快为资产阶级发现是合乎他们心意的。行业工会使得一切经济运动劳而无功。如果这些工会里的工人的工资高于没有组织的工人，那些工会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使工人阶级陷入无可挽救的分裂状态。首先，行业工会故意用学徒制度、高额的入会金、会费及其它种种手段把该行业成员排除在外。其次，每当其它行业与雇主阶级进行斗争时，这些行业只要与雇主阶级结盟就可以得到一点对背叛者的施舍作为报酬。这些工会蓄意叛卖国内外工人阶级的行为不胜枚举，这种形式的工会必然带来令人震惊的腐化，这是无需详加叙述的。下列事实即足以证明：这些工会与一个名叫“公民联合会”的资产阶级组织合为一体，而公民联合会的目的是“要在劳工与资本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这些工会大多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下属组织。
讨论政党与工会的关系时，世界产业工会（德利昂派）与社会党的代表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社会党的代表作了长篇报告，提到世界产业工会时并无赞美之词。赫尔斯伍德代表世界产业工会①提出反驳，说该报告中“关于世界产业工会的部分充满谎言与曲解”。他接着说明了世界产业工会对美国社会党的看法：
①本章中的“世界产业工会”，除非另有说明，均指德利昂一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1908年大会以后，如用“世界产业工会”一词，即指圣约翰一特拉特曼派，即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芝加哥）。
一位来自美国的前发言人（西蒙斯）所引以自豪的获取选票的机器，为了取得选票，什么卑鄙勾当都干得出来，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他们保护了加利福尼亚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许多黄色工会，他们拥护谴责日本人并要求把日本人赶出美国的提案，虽然日本人受到革命工联主义的教育不多，但我们认为与美国劳工联合会那些视契约为神圣的工贼相比，日本人可成为更好的工会会员。
在大陆的另一端纽约，他们把他们的候选人列入罗斯福式的托拉斯反对者民主党人赫斯特的竞选伙伴。我手中就有一张传单……要求工人投“赫斯特和希尔奎特”一票。投“赫斯特和希尔奎特”的票，为了建立好人政府吗？为了社会主义吗？都不是。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选票。希尔金特这位“革命者”，是这次大会的主角之一，是获得选票机器的主要代表，就是他向你们贯输诽谤世界产业工会的谎言。如果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希望我这一生中永不会见到如此可憎的货色。这种罪恶行径与我们一向尊崇的口号“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有何联系呢？
在美国有两种工会，一种叫作美国劳工联合会，另一种就是世界产业工会。一个有一百五十万会员，另一个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有七万多会员，即四万矿工和三万直接由产业工会总部吸收入会的会员。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称人数较多的这个工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堡垒”，这个黄色工会的头目被马克•汉纳称为他们的“能干的管事”，他们也就是这样的人。
德利昂与赫尔斯伍德力图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社会党在与劳工的关系中采取的中立的总的立场。他们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应该明确地支持激进的或社会主义的工会，并且应当对一切反动工会公开表示不满，尤其是当劳工组织中出现反动行为时，应当加以谴责和阻止。他们的提案说：“对工会采取中立，等于对资产阶级的阴谋采取中立。”
关于这个问题，大会最后通过的决议，在语气上远不如世界产业工会的声明那样富于战斗性。该决议部分摘引如下：
为了把处于奴役地位的无产阶级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桎梏中完全解放出来，政治的与经济的斗争同样是必要的。如果社会党的活动主要是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领域内进行的，工会则在工人的经济斗争领域内表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在解放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工会与政党要完成的任务是同样重要的。这两种组织按其性质，各有其截然不同的领域，在各自的领域内，各组织应该有权自行决定其行动路线。但在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领域日益扩大，只有通过政党与工会的协调行动与合作才能取得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果。
在同一决议中，大会宣称工会“如不以社会主义精神彻底武装其政策”，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充分尽到自己的责任，并且宣称政党与工会都有责任“在道义上互相支援”。世界产业工会机关刊物的编辑却认为这些决议是对该组织的支持，他说世界产业工会已迫使大会“承认经济组织的极端重要性，结果使大会接受与世界产业工会差不多一样的观点。”
1907年大会是德利昂—特拉特曼—圣约翰派的集会。第四届大会时，第一个连字号消失了，但是1907年时联系还是很紧密的。会议的气氛，一般都很和谐。但有人提出要重设主席职位，经过长时间辩论后，此项提议被否决，然而却决定设立总组织员办事处，总组织员还需兼任总书记助理。
1905年通过的前言顺利地在第二届大会通过，未作修改。第二段第一行原文是：“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必须进行一场斗争，直到所有劳动者在政治的及产业的领域内团结起来……。”第三届大会时，有人提议删去“政治的”一词，但以一百一十三票对十五票被否决。
前言中的“政治条款”成为一再讨论的问题。当时，一切试图改动前言的努力都未成功。但这一辩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预示一年以后将要发生的严重斗争，当时世界产业工会因保留还是删除“政治条款”的争论而分裂为二。德利昂系会章委员会成员，他发表了长篇演说，反对从前言中删去“政治领域”的动议。他说：“世界产业工会的立场是，当那一天〔社会主义者胜利之日，革命成功之日〕来到时，我们要拿出我们自己的政党方案。”斯皮德支持德利昂的立场，他后来却成为所谓反政治派——或芝加哥派的总执行局成员，太平洋岸世界产业工会活动中的知名人物。代表会议富特也采取同样立场，作了一次有说服力的发言，主张保留政治条款，他说：
“政治”一词确有其意义……。反对者的论点是工人阶级将不会有一个“政府”，对这一点，我可以同意。但他们将有一个产业管理机构……，那个管理机构必然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由你们在自己组织内部投票确定的。
会章委员会提出一项决议，“世界产业工会只能在其产业机构内作政治表态”。这一决议语义含糊，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其目的可能在于抚慰那些担心世界产业工会变作某一政党的尾巴的人。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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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饶勒斯的总政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二章饶勒斯的总政策.
饶勒斯的总政策从属于他的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政策。他懂得，若要通过广泛和深刻的结构改革来建立一个新社会，首先必须保证世界有巩固和持久的和平，必须驱散战争的可怕阴影，必须彻底消除各国之间的仇视和不信任。在所有的问题上，饶勒斯从不满足于制定一项表面化的总政策，而是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为此，他常常深入地、具体地研究世界和法国的形势。他清楚地看到，靠武力维持的和平正在导致今天的世界各国走向崩溃，它使向更加美好的社会制度和平过渡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饶勒斯不断谴责欧洲各国在这方面白白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1909年11月18日，他在批评戈什里提出的1901年度预算时，指出了这一始终威胁社会进步的危险。他说：
先生们，另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是，用武力维持和平所需要的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今天在欧洲各国的财政预算中占据主要地位，变成它们的沉重负担。预算中虽然还包括一些社会性开支，但是军费开支无疑是其中最大的一项开支。
军费开支的剧增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德国的财政赤字。尽管他们最近采取了一些补救的措施，但收效甚微。
许多年来，德国没有通过一项重大的社会法令，它却在欧洲市场上大肆抢购军火和船只，结果造成五亿马克的赤字。
英国政府的预算也出现了五亿赤字，其中很大一部分——一半以上——是用来追加军费开支的。在我们这儿，财政部长和整个财政部正在竭尽全力地要求增加二亿的税收，因为陆军和海军的经费又增加了一亿四千万。
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欧洲问题，也是财政预算问题；这就是说，关系到我们是否会陷于绝境的问题。
尊敬的戴奥道尔·雷纳克先生曾经呼吁缓和欧洲的局势，以便限制军备生产。我认为，我们首先能够而且应该分析造成欧洲各国财政困难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要求法国发挥她的巨大作用，消除造成苦难和不幸的罪恶根源。
反动派蛊惑人心的宣传无耻地攻击饶勒斯，说他故意贬低法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这是不值得一驳的。饶勒斯主张奉行和平、尊严和正义的政策，正是为了让法国更好地发挥她的崇高和伟大的作用。
饶勒斯知道，法国的政策取决于欧洲各国在制定自己政策时所处的条件。他力图了解它们的政策的实质：
财政赤字，经济萧条，每况愈下的局面固然是造成紧张局势的原因，但是导致局势紧张的最直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依我看——我相信，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英国和德国之间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但始终是深刻和可怕的冲突。
这场冲突威胁着我们大家，并将加剧或引起其它冲突。就连法国和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纠纷也只是英德之间激烈争夺的一个插曲和一个侧面。我认为，如果在巴尔干半岛的动乱中，没有英国和德国的插手，整个巴尔干问题便能较为顺利地获得解决。外交部长先生恐怕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因此，先生们，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关系到欧洲和法国命运的问题，同时也是关系眼前利益和财政开支的问题。这就是说：欧洲各国是否应该长期维持目前的制度；英国和德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将永远继续下去；为了这种靠武力维持的和平，我们大家是否还将负担沉重的军费开支；它们之间的冲突会不会导致一场席卷整个欧洲的大规模战争；或者这场冲突会不会慢慢缓和下来，最终通过和平方式获得解决；法国能不能在这方面发挥其作用。先生们，尽管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有点过分乐观和轻率，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一冲突是可以和平解决的。鉴于法国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她有责任为促使这一冲突的和平解决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如果我这么说，恐怕不能看成是对祖国的不恭吧！
如果我现在说这些充满信心的话，这还因为眼下有迹象表明，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正在趋向缓和，似乎已经出现一丝希望。不久前，英国自由党政府总理在市长先生举行的宴会上发表的一席讲话使你们感到鼓舞。他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希望变得越来越正常和亲密，两国没有什么理由需要互相敌视；两国的有识之士都持有这一看法。
但是，如果我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如果我认为我们可以为此作出努力，这倒不完全是因为我听到了这些官方人士的讲话，而主要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德国和英国最终必将明白，假如两国之间爆发战争，这对它们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请法国议会允许我再三强调这些问题。我不会添枝加叶，信口雌黄。不过，今天世界的事情就是这样错综复杂。对一切灾难和冲突的反应必然是：如果不关心世界和平，就无法解决国内的问题。
要是事情确实象我所认为的那样，我觉得很有必要通过正确的分析向诸位说明：德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现在并没有发生冲突，冲突是可以避免的，法国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努力。我想说，德，英两国人民日益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饶勒斯在这里指出了欧洲形势中具有悲剧性的一点：英国和德国的冲突。他看到了危险所在。他的手指已经触及到这一迫在眉睫的灾难。但是他不愿意完全相信这一点。他知道，战争不仅是犯罪行为，而且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他力求消弥这一危险，防止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制止这一疯狂举动。要是两个文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那实在太荒唐了。因此，他不能接受那种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饶勒斯以其清晰的头脑、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经济知识，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他最清楚不过地指出，这类互相残杀是毫无经济意义的。
不管德国的海军力量明天将变得如何强大，不管其舰队能在曲折的海岸线上找到什么样的避风港或基地，德国的海军根本经不起几次短促的袭击，德国的经济力量也无法支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先生们，你们从每天报刊上刊登的数字中可以看到，在我国经济缓慢发展的同时，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在高速度地增长，它在很多方面——我并不否认这一点——确实很了不起；但是德国的经济力量并不是坚如磐石，它不是建立在过去逐步积累的雄厚资本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信贷这一脆弱的基础上……这好比是一座雄伟壮观的高塔，其根基却十分浅薄，稍一震动，便有倒塌的危险。
不久前美国发生的危机对德国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就是明证。由于金融货币危机，美国的购买力一度受到限制和削弱，结果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危机。
德意志民族的祸根，德国工业的祸根恰恰在于在和平时期构成其力量的那种组织形式。德国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工业和银行紧密相联。银行家们操纵、管理、领导和控制着各个工业部门。
这是促进生产发展的原因。这种组织形式使德国工业在竞争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使它能够从长远利益上来考虑问题。但是，由于工业通过银行与整个信贷联系在一起，而信贷容易发生我所说的那种波动，因此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德国的经济力量。
有头脑的德国实业家都懂得这一点。一年前，金融家们在柏林举行会议．他们发现，任何一场战争都将给德国的财政和经济造成深刻的混乱。
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不仅将给德国经济带来灾难，还将在英国引起深刻的政治危机。饶勒斯描述了英国国内的形势。
对于英国来说，危险并不小一些，虽然其表现形式不尽一样，但危险的程度却是相同的。英国的力量固然相当强大，不过，她目前也是困难重重。她不满足于海上霸主的地位，不满足于为本国的船队寻找避风港和供应基地。她虽然拥有大片殖民地，但是，在非洲、亚洲，在所有飘扬米字旗的地方，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开始采取行动。上耳其的革命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当新土耳其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员指出，埃及的命运已经最后决定的时候，开罗和康士坦丁堡却爆发了大规模起义。
英国政府在印度陷入困境。日本人民的斗争波及整个亚洲。在印度，反对英国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敌视运动和暗杀事件此起彼伏。各种团体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接连不断；抵制英国货的运动日趋高涨。大部分宗教团体要求英国给印度更多的自由。在这一运动的最左翼，或者按你们的说法，在这一运动之外，革命的暗杀活动极其频繁，有点象20年或25年前爱尔兰的情况。英国政府不敢悍然下令镇压，因为世界各国的沉默就是对这类运动的消极支持。
前天又发生一起暗杀印度总督的事件。刺客把锵水注入椰子壳内，制成炸弹。这是欧洲文明和亚洲大自然巧妙结合的象征。
先生们，这是一场广泛而又深刻的运动，它使英国的有识之士深感焦虑。英国自由党政府的做法很得体：目前，英国政府不打算镇压和遏止印度的骚乱，不打算扼杀日益觉醒的印度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不打算采取高压政策。它准备逐步地给印度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两天前，即发生刺杀事件的第二天，总督一字不改地宣布关于建立经过长期酝酿的新体制的决定：保障印度享有新的权利，增加立法会议代表的名额，广泛吸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代表参加，而英国官员在这一机构中将只多占三个席位。同时，他还宣布设立权力较大的省议院，选举产生的各个团体的代表和印度教地区的代表将在这一级议院中占据多数。
毫无疑问，扩大自决权的范围是维护和协调人民自主权同欧洲各国和解原则之间关系的途径。但是，一旦爆发战争，一旦战火蔓延开来，英国势必无法克服她所面临的困难。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她则完全可以凭借自由的精神，采取果敢的行动，战胜这些困难。
饶勒斯预见到，德国和英国之间的流血冲突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看到了一个企图从战争的废墟中捞取好处的可怕的竞争对手正在崛起。这就是美国。
伟大的德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不愿互相残杀，不愿把世界拖入战争冒险中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越来越清楚地懂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
正当德国和英国互相嫉妒，在世界各地明争暗斗的时候，美国正在崛起，它的侵略野心越来越大。长期以来，美国只出口原料，而现在已转为自己加工原料，出口制成品。例如，它现在不但出口原棉，而且向世界各地倾销棉布。它的对外贸易增加了一倍。两个月前，美国总统塔夫脱在国内作了一次宣传旅行，行程长达一万四千公里或一万五千公里。他反复强调这样一种想法：美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建立一支商船队。美国越来越积极地参预世界经济生活，参预各国之间的经济冲突。
英国人和德国人曾因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发生争执。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便言归于好，开始合伙。英国人起初承包最长的一段铁路。德国人从中插手，向中国提出更为优惠的条件。英国人和德国人，再加上后来的法国人，成立了混合委员会。他们之间刚刚达成协议，美国就不通过本国的企业家和商会，而通过驻北京的代表正式提出抗议：“那么我们美国呢？”美国也要求参加在中国修筑铁路。美国的经济影响和野心正在日益增大。
英国人对此十分清楚，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弱点。你们是否知道，英国从国外进口的食品中，有41%来自阿根廷共和国？美国认为，要是它能控制阿根廷的经济，它就能进而控制英国的全部生活。于是，美国肉类食品托拉斯在阿根廷大办企业，致使英国政府和保守党的各大报刊感到严重不安。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如果英国和德国互相厮杀，彼此削弱力量，美国就会利用它们之间的不和，趁机扩大自己的市场，把网撒向世界各地。这样一来，一个更加强大的美国将出现在它们的面前。
1914年和1915年发生的事情完全可以证明，饶勒斯的观点和预见是正确的。
饶勒斯透过欧洲战争的可怕阴影，还看到了土耳其和中国的觉醒。
促使英国和德国的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有必要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第三个原因是，使欧洲各国垂涎三尺的那些地区的人民逐渐拒绝成为掠夺的对象。土耳其和中国正在要求摆脱外国的经济控制。
在哈米德政权下，土耳其在小亚细亚的铁路工程几乎全部让德国人包揽。年轻的土耳其并不想驱逐德国的势力，它继续让德国人在小亚细亚的铁路中拥有许多股份。但是，不久前土耳其同意英国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享有较大的通航权，因为它想通过巧妙的平衡，来保障自身的自由。
另外，你们可以看到，中国越来越巧妙地在对她垂涎欲滴的各个列强中间周旋，让它们互相竞争、互相对立，从而获得更大的自由权。
因此，那些企图用武力打垮对手进而称霸世界的人肯定会对此感到大失所望。
两国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不仅那些正在虎视眈眈的外部势力会趁虚而入，而且国内也将发生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每一个有头脑的德国人和英国人不可能不看到冲突的严重后果，不可能不看到，加紧扩军备战必将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
先生们，这是使用武力的应得报应。正如贝尔特罗先生所说的那样，涅墨西斯神[1]正在密切注视一切可能导致战争和武力的行动：人民感到厌倦的这一天日益临近。有些人不顾人民的疾苦，一味迎合贪婪和专横的资本家的要求，使战争危险日趋严重；他们还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但是，算账的日子必将到来。到那时候，他们将面临可怕的抉择：或者要求统治者做出牺牲，但他们只想从战争中捞取好处，根本不愿承担战争的费用；或者用增加税收的办法，让遭受剥削的人民做出新的牺牲，但是这样一来，人民必将奋起反抗，将会提出种种要求，这就是说，扩军奋战将引起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使那些冒险分子丧魂落魄，因为他们原以为只有战争的风险，但是他们却招致了革命的风险。
饶勒斯是维护国际和平的不朽战士，他从来不是那种认为只要口头上高喊“和平”便能消除战争阴影的乌托邦分子。他既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对战争的危险性从不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相反，正因为他看到了这一危险性，所以才起来进行斗争。他的观点是主张积极行动的观点，而不是认为战争无法避免的观点。战争的紧迫性迫使他以更大的热情投入斗争，更加坚定了他为消除这一危险而斗争的决心，更增强了他的斗争意志。他为创建一个美好的世界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决不会因为邪恶势力过于强大而临阵脱逃。他知道，人们为了进步事业所做的任何点滴努力都不是白费的。饶勒斯不但看到了战争的威胁，而且也看到这一威胁来自何方。他揭露说：
先生们，我们决不会对战争的危险性熟视无睹，我们希望法国采取明确的立场。德国和英国各政党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希望和平的。但是，只要国内存在若蠢蠢欲动的冒险集团，哪怕他们只是一小撮，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各国人民放松警惕，少数人在外交上的轻举妄动或阴谋诡计，都会出其不意地导致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德国人希望和平，但仍有一小撮人跟在施里曼博士后面叫嚷：一旦德国和英国之间发生冲突，法国将成为人质。似乎法国很容易被当作人质。
至于法国，饶勒斯希望她会“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不要在暗地里搞什么报复政策”。民族主义者因此而对饶勒斯怀恨在心，指责他打算放弃法国收复在1870年失去的省份的权利，放弃“报复”的机会。我至今还记得利鲍先生在议会讲坛上发言时的情景：那一天，他激昂慷慨地会——不知他真的动了感情，还是在装模作样——提请饶勒斯注意不要伤害爱国主义的会“崇高情感”，不要放弃恢复权利的机会。
但是，无论在口头上还是在行动上，饶勒斯从来没有要求法国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他只希望不要通过流血冲突来收复失地，希望通过自由、理智和民主制度的正常和不可避免的发展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冲突只会在旧的废墟上增加新的废墟，只会在原来犯罪的基础上再次犯罪。他清楚地懂得：战争不但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而且还会引起新的问题；它只会给交战的双方带来害处，造成无法收拾的复杂局面；它只会导致新的疯狂行为，因为有人将会借口消除过去的疯狂行为所造成的后果而采取新的报复行动……饶勒斯热爱自己的祖国，不愿意看到法国身上的旧伤刚刚痊愈，立即又增添新的、更可怕的创伤。饶勒斯是最伟大、最有远见和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亲身经历了昔日的种种苦难，每当他想到这些苦难还有可能重演的时候，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沉重……
下面是他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最真挚的爱：
所有象我和我的朋友那样真诚地希望和平的人，所有希望法国不要有任何别的想法、不要偷偷制定报复政策的人，都应该看到，有人在威胁法国：“法国将成为奴隶，将为另一国家的政策效劳，将成为这个国家的属地”，这时，如果法国能向全世界公开宣布，她希望和平，不愿卷入任何冒险行动，那将是对这些恫吓者的最有力的回击。
这是我要说明的一点。此外，我想补充说明：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莱茵河彼岸的某些泛德意志集团讲清楚我们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不希望英国的运输业主和资本家产生错觉，误以为我们将参加一场蓄谋已久的对德战争。
施里曼的话刺痛了你们的心。我承认，我也不喜欢英国的《伦敦世纪报》上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说，英国应该尽快建立一支远征军，以便更有把握地把我们拖入未来的冲突。
任何人都无权摆布法国的命运。我要说，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英国和德国之间发生冲突，我们是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一定作用的。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大声宣布，我们不愿卷入任何冲突，不愿参与任何阴谋，我们希望自由地致力于世界和平。
戴奥道尔·雷纳克：饶勒斯先生，我们的这一做法在萨多瓦没有获得成功。
饶勒斯：雷纳克先生，我在一开始引用你主张限制军备的那些话时，曾经指出，光有Piumvotum——真诚的愿望是不够的，应该有勇气正视困难，并着手解决这些困难。我觉得，我这么说是完全有道理的。
导致法国在萨多瓦的做法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奉行了我所主张的光明磊落的政策；恰恰相反，那时因为我们奉行了一项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政策。正当德国内部趋于统一的时候，法兰西帝国不懂得，也没有勇气出来加以反对；同时，它也没有勇气接受这一事实。它不起来反对和制止这种局面，只是在心里嘀咕和为自己打小算盘。它悄悄地对德国说，法国不会接受德国的统一。由于帝国奉行了一项含混不清和自欺欺人的政策，结果引起一部分人的恐惧和另一部分人的错觉。这就是法国失败的原因。至于我，我则希望法国能这样说：
法国应该成为一个骄傲和独立的国家。她不愿受人欺负和蹂躏，不愿受别人愚弄，为别人的阴谋效劳；她不愿为了单纯的报复而牺牲世界和平，不愿看到世界的和平事业断送在邻国中某些诡计多端的资本家手里。
依我看，这是一项十分明确和有效的政策。它丝毫不要求放弃权利，也不谋求征服别人的权利；它相信，随着民主和和平信念的增强，将会对权利作出公正的修改。
法国和德国的关系史中有两个主要的事实：首先，四十年来，法国在遭到惨败而处于孤立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屈服，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她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在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对战争还记忆犹新，复仇的政策本来可以获得更为强烈的反应。无论在那时候，还是在同俄国和英国结盟和友好的时期，法国从不打算用武力提出赔偿的要求，从不打算把世界和欧洲的命运寄托在实力和战争上。
同时，还必须记住另外一个事实：在这四十年里，阿尔萨斯——洛林显示出法兰西的强大生命力。1870年战争失败后的十年、十五年里，该地区的人民曾在希望和忧虑中期待着某些人低声议论的大规模战争的爆发，以使摆脱外因的统治。
但是当他们看到一年年过去了，在麦茨的议员安东尼发表强硬的意见之后，再也没有人为他们说话时，他们自己就拿出真正的勇气来。阿尔萨斯——洛林人民不再把恢复正义的希望寄托在命运和武力上，他们懂得，他们的责任和出路在于：在欧洲目前的版图内，保持其原来的思想特征，在征服者的统治下，永远保持珍藏在心灵深处的法兰西精神。因此，先生们，在阿尔萨斯的资产阶级中间，在阿尔萨斯人民中间，法兰西文化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广泛地传播过。
饶勒斯把那种要求给被并吞的省份以更大的自治权的呼声，把反对普鲁士官吏暴虐的保护性措施，看作是进行和平报复的一个步骤，看作是争取阿尔萨斯——洛林人民继承和发扬法兰西文化的权利的一个步骤，看作是“法兰西文化和德意志文化”和解并导致两国和解的开端。
饶勒斯是一位机灵能干的议员。他在同一次讲话中，考验统治阶级的爱国心。他说：
好吧！就算你们是爱国的。请你们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证明这一点。解开你们装满金子的口袋，把钱拿出来，捐献给祖国。把你们的一小部分收入作为税金捐献给法国吧！请以民主的精神组织我们的国家，使她为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出一切财富的人民服务。请效法英国的榜样，因为英国发动了一场旨在彻底改革税收制度的伟大运动，并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制定了民主改革的广泛计划。
当时，正值1910年大选的前夕，饶勒斯利用这个机会来激发人们的觉悟。
我清楚地知道，最初征收所得税并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我同样知道，按其性质而言，这一税赋将随着项目的增多而增加。因此，在紧急关头，你们满可以象英国那样，用提高所得税的办法来增加财政收入。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关心财政预算的平衡。我们不会玩弄什么把戏：一面投票赞成进行社会改革，一面却反对国家相应地增加财政收入。但是，我们有权要求国家的这笔收入符合民主的纲领、要求和学说。
对于我来说，只要你们不同意实行全面的累进制所得税，任何关于增加新课税的建议都将是不自觉的混淆视听。
请你们想一想，这一拙劣的政策将会使共和党的内阁多数派，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将会使整个共和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呢？数月之后，你们将回到全国各地去，把新的课税带回那里，但是其中不包括所得税的问题。农民将会对你们说：有的税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例如，你们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你们将提高酒精的税收；你们也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你们将恢复酒的流通税。凡是你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的课税，你们都投票赞成。只有一项税收，你们跟我们说了整整十年，却仍不见下文。由此可见，这种政策是行不通的。
先生们，请允许我对你们说，事实上，我们这种毫无远见、毫无用处和死气沉沉的政策同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充满朝气的政策形成了令人痛心的对照。是的，在海峡的那一边，确实有一个伟大的党，这个党与我们的党不一样，它敢于对国家承担决定性的责任。有人诽谤说，英国的预算具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这太荒唐了。只有在那些决心审慎地、逐步地把生产资本所有制改变为集体所有制的地方，才是社会主义。英国预算的目标并不在于此。这样的预算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历来反对贵族垄断土地的英国个人主义者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要求，因为工人们希望退休法和即将颁布的失业救济法不受税收制度的影响。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英国民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胆和果敢。
内阁总理兼内政、宗教事务部长阿里斯底特·布里安先生：饶勒斯先生，您所要说的就是坐在这里的内阁总理吧？
饶勒斯：内阁总理先生，我想用巴斯卡的一句话来回答您如果您不懂我的意思，您就不会向我提出问题。
唯一使我们感到苦恼的是：不管人们怎么说，不管人们怎样指责国家保守或过激，目前，我们的缺陷是，国家对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缺乏足够的认识。
请各位听明白，我并不要求国家的各个部门都成为典范。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国家在人民的监督下，毫无组织和管理的能力？不。这是因为国家在工业部门中常常受到谴责和反对，得不到支持……人们不是积极地组织国家，而是热衷于泼冷水和拆台。
我不想就国家和个人关系问题同茹尔·罗歇进行纯理论性的辩论。……
茹尔·罗歇：这不是纯理论性的辩论。
饶勒斯：我认为，根据您的措辞来判断，这是抽象的辩论。
茹尔·罗歇：如果您愿意使它具体化……
饶勒斯：您和我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认为，从广义上来说，个人和国家的对应关系是抽象的。如果没有刚毅、积极、果敢和自由的个人和公民，就没有强大的国家。如果国家不够强大，不能给个人的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个人也就不可能完全自由。对于生活低于一定水准的个人来说，单纯的自由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对于生活水平低于最低标准的个人来说，对于被愚昧、无知、贫困、疾病压得喘不过气的个人来说，自由只不过是残酷压迫的代名词面已。
正当我们在公民面前大肆颂扬祖国的时候，正当我们要求全体公民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或利益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国家的安全，而且也是为了在国家的旗帜下，间接地保护那些因生活极端困苦而放弃单纯的个人自由的人的利益——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居然贬低、侮辱甚至丑化国家，这真是咄咄怪事！
依我看，我国历史上的最大不幸是国家的形象被丑化，刚刚兴起的我国工业被丑化。
有一次，勒鲁瓦-博利约在这个讲台上，驳回了某一建筑师提出的一项需要五亿投资的很不恰当的工程预算。他便根据一个建筑师的错误，来衡量整个国家的能力。
比埃尔·勒鲁瓦－博利约：这并不是唯一的错误。
饶勒斯：如果把私人资本所造成的浪费同我不想否认的、由国家造成的浪费相比较，我不知道哪一个更为严重。
我再次声明，我丝毫不想原谅国家的缺点，也不想延长不好的制度的寿命。应该建立新的监督条件，应该号召议员们和公民们，号召消费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对国家进行严格的监督，使整个国家变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有人借用所谓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名义，对国家的集体行动进行类似的攻击。为此，饶勒斯要求：
……实行累进制遗产继承税，垄断酒精的生产，垄断保险事业，收回大型矿山，由国家管理大型水利电力部门，以有组织的民主制度来监督国家各工业部门，并在这些措施的有力推动下，制定出关于残废、失业、疾病和住房的社会保险法令。税收制度方面的大胆改革将有助于在其他方面进行大胆的改革。
必须讲清楚这一点。政府应该抛弃犹豫不决的态度。
饶勒斯从不把国家同人民对立起来，就象他从不把军队同人民对立起来一样。作为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把国家看成是”组织起来的人民”。国家本身不是产生弊病的根源。不这样认为，那就是把组织本身也看成是一种弊病，而这一组织恰恰是朝气勃勃的、不断发展壮大的秩序。为了捍卫国家，饶勒斯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当资产阶级从国家那里捞到尽可能多的特权和利益之后，一旦国家用自己的力量为工人阶级谋福利时，他们便高声叫嚷：行啦，到此为止！他们指责国家挥霍浪费，然而，私人资本却可以肆无忌惮地浪费。他们指责国家滥用权力。但这只能说明对国家的监督不够有力，国家还不够民主！仅此而已。
显然，饶勒斯在这里讲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他是根据国家的subspecieaeternitatis——永恒的职能——来谈论国家的，即国家是社会的组织者和总利益的一贯捍卫者。简而言之，饶勒斯只想了解亚里斯多德、霍布斯、黑格尔和费希特所说的国家。
很遗憾，无论是现代的国家，还是古代和封建的国家，都不是理想的国家。除了总的职能之外——这是国家的真正职能——现代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维护建立在寡头所有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现有秩序。它首先必须冒着被消灭的危险去完成由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具休职能。只有当它完成捍卫现有秩序的使命，从而证明它的用处时，它才能够在更广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本着同一个社会民主纲领的精神，饶勒斯不停地抨击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
1913年11月27日，他在议会的讲台上大声疾呼：
是的，为了今天和明天，为了未来，现在是制定新政策的时候了。关于摩洛哥问题，我不想重提昔日的争论——议会知道我们的立场和我们所做的努力——我只想对你们说，今天，你们是否打算拨出大笔经费，以便再次派远征军去摩洛哥？你们正在准备新的远征，就象大选以后你们准备制定新的课税一样。不过，姑且可以原谅你们的这一点……
四天前《法兰西军队报》——你们知道，这家报纸很了解内阁的内情——透露了计划的具体内容：不对塔扎地区直接采取行动，因为在那里的崇山峻岭中，无疑会遇到难以战胜的抵抗。其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摩洛哥的山民将被来自非斯和西部的军队包围。这场远征正在周密的策划之中。不知身为财政部长的杜蒙先生是否会事先签署这项计划？不管怎么样，我要求政府不要利用议会盲目同意拨款的这种情况，致使国家再次耗费大量的财力。
你们在这里，在议会中，可以为摩洛哥做件有益的事：按照公正和温和的法律去管理那个国家，使人们忘掉历史上的野蛮征服。如果你们采取公正、人道和克制的态度，你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进入那些高山地区；如果你们不盲目地采取行动，处处谨慎小心，如果你们懂得，你们无权让一个财政面临枯竭的国家再以高昂的代价去换取什么荣誉，那么你们至少能够把用于摩洛哥的经费减少一亿；而且，如果你们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民族皆兵的伟大理想，你们还可以在短时期内把目前正常的军费开支减少四亿。
饶勒斯知道，殖民政策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他一贯要求奉行人道的、公正的和明智的政策。在殖民地问题上，饶勒斯始终主张和平渗透。这不仅仅是出于利他主义——这个原因本来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且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且还出于作为一个目光敏锐、思想开阔的政治家的考虑。他从来不把明显的国家利益同权利和正义的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利益割裂开来。可以这么说，饶勒斯在制定社会政策和道德政策方面，是一位天才的先驱者。他是协调利益同正义、权利以及明智政策之间关系的天才先驱者。一句话，他是制定理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策的天才先驱者。
饶勒斯在政治斗争中也采用一些手腕，但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为崇高的事业服务的。为了争取权利，他在议会里不完全拒绝使用马基雅维利的手法。饶勒斯善于运用策略，熟知政治家的，甚至政客们的“花招“。如果他有时玩弄手腕，那是为了挫败对方的阴谋和实现远大的理想。
饶勒斯不知疲倦地揭露一切旨在反对和平的阴谋。1913年11月，即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这位和平的忠实信徒在法兰西议会的讲台上，再一次为真正造福于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基石——国际和睦的神圣事业——辩护：
这些年来动荡不安的局势究竟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外交上的风云变幻，各国领导人之间频繁的接触和书信往来，各色人物的粉墨登场——这一切究竟带来什么好处呢？那种制造流血和死亡的政策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呢？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经过反复思考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切都在衰退，只有军费开支扶摇直上，只有贫困令人沮丧地加剧了。
目前时机极为有利。时机确实已经成熟。
伟大的和平力量在这一混乱的局势中，依然坚持斗争。人民，人民中间头脑最清醒的人，最明智的民主党人，欧洲各国中最诚实的公民，足以使惊慌失措的政府恢复镇静的数以百万计坚决要求和平的无产者——所有这些人组成了这支和平力量。但是他们缺乏组织，行动分散。因此，需要有一个继承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支持各国人民自由与和解的政府，以便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和平大军，组织起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大军。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在体现这一精神的过程中，在目前还显得不够有力的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有三个国家的人民与冲突没有直接的联系，他们能够在一起发挥调解人的作用，这就是：德国、英国和法国。
是的！米拉波在革命爆发前夕，从普鲁士朝廷写信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当德国——那时候叫普鲁士——英国和法国步调一致，和睦相处时，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革命便将宣告成功。”
爱德华·瓦扬：这是千真万确的。
饶勒斯：是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但请注意，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社会大动荡的前夜，正是后来席卷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的前夜。请注意：今天，各国群众正在苦难的深渊中绝望地挣扎，压在他们身上的负荷越来越沉重。德国无产者面临失业的威胁；英国无产者在工会的领导下，正准备联合举行声势浩大的总罢工；法国无产者中间孕育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在欧洲，在世界其它地区——例如在南非，贫穷的印度籍工人正在奋起反对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倍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庞大的战争机器的剥削，怨声载道；他们正在组织起来。如果你们不接受社会党的建议，法国以及整个欧洲都将发生可怕的骚乱，我们衷心希望的合法发展的可能性也将因此而不复存在。
饶勒斯所说的建议是由社会党议员联名提出来的。该提案指出：
议会不安地注意到，由于迫不及待地进行殖民扩张，由于欧洲各国大肆扩军备战，由于维持一支保守的、反动的和庞大的国防军，国家的负担大大加重了；
议会确信，这一沉重的负担必将引起物价飞涨和危及国家的生产能力；
为此，议会要求政府：1）限制在摩洛哥的行动，2）建立民兵，逐步缩短服兵役期，削减职业军队的经费开支；3）建议各国政府接受国际仲裁，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和纠纷。由法国出面，着手建立一个减轻人民负担的国际新秩序；
议会决定暂停讨论拨款问题，直至政府就上述要求向议会作出积极的保证为止。
饶勒斯所希望的和平决不是消极被动、无所作为和麻痹人们思想的和平，而是积极有效、生气勃勃的和平，是足以建立起强大的新法兰西的和平。这个思想支配了这位政治家的光荣一生。他在1887年12月31日的《图卢兹电讯报》上写道：
法国并不想低三下四地乞求和平，但她希望和平。她需要和平，以便发展自己的经济。由于长期处于危机状态，她的经济即使没有倒退，至少也是停滞不前。她需要和平，以便完成业已开始的伟大事业：在曾经经历过无数次互相矛盾的革命的国土上，最终建立自由的制度；通过不断摸索，实现宪法中规定的、适合法国国情的普选制。国内的民主要求日益强烈，人们正在寻求建立民主与和谐的道路。必须解决巴黎向整个法兰西提出的巨大的问题，这一问题集中反映了我国历史上伟大和艰难的业迹。但是，只有在安定和平的环境里我们才能把所有这一切告诉全国每一个人。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希望战争呢？
有人说：“必须结束靠武力维持的和平，因为这种和平的代价太大了。”饶勒斯反驳说，“由于人口、资本和劳动强度的增加，现代国家变成了身强力壮的巨人”，因此国家还能够长时期地负担庞大的国防预算。“不过，一场新的战争是否能最终导致裁军呢？”饶勒斯不安地问道，“即使我们赢得了战争，我们是不是肯定能把对方打得一败涂地，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此高枕无忧呢？”由于上述这些原因，“我们应该自始至终坚定地奉行和平政策，不要神经过敏。”我们不但需要和平，而且为了“继续我们的事业”，我们需要“相信和平”。而对战争的威胁，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拿起武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但是，在1887年，他不相信战争会爆发。
在这一点上，饶勒斯从来没有动摇过。反动派出于恶意和无知，竟然指责饶勒斯企图使法国在全副武装的德国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保持清醒的头脑，拿起武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这就是饶勒斯的一贯要求。
饶勒斯认为，单方面裁军和所谓的内部裁军是对祖国的背叛，因为反动派正在发出疯狂的叫嚣和从事罪恶的勾当，正在拼命制造战争气氛；然而，反动派并不知道，他们的这种危险而又可笑的做法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饶勒斯希望法国强盛和受人尊重。同时，他也知道，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但要看它拥有多少武器装备，而且主要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体制。1904年，他在圣埃蒂安发表了一次演说。下面便是《社会主义评论》根据当时的记录稿整理的那次讲话内容：
事实上，无论是僧侣还是民族主义者，谁都不敢说自己希望战争，否则将会招致全国的反对。但是，和历史上一切感到日暮途穷的反动政党一样，他们在心底里却暗暗希望战争，把战争看成是转移国内视线的法宝。战争一旦爆发，我们揭露过的那些造谣惑众的骗子便会纷纷出笼。
战争一旦爆发，僧侣们就会说：“世界正在燃烧，而你们还想继续神父和修女之间的争吵吗？你们出兵中国，那里急需我们的传教士；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想分散传教士的力量吗？”对于僧侣、教士们来说，对于策划屠杀和政变的将军来说，对于代表压迫和黑暗势力的、受到我们无情鞭挞的反动分子来说，战争是一根转移视线的救命稻草。我们百倍憎恶战争，因为战争是野蛮、不人道和反动的。
饶勒斯从未忘记，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这两个省份“在感情上一直是属于法国的，而且应该在事实上归还法国”。饶勒斯把这个问题归纳为：“我们是否相信法国民主的前途？我们是否相信德国民主的前途？“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我们就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从广义上来说，致力于民主，就是为祖国效劳。”他不愿意对德国搞什么把“拳头放回口袋里的政策“。他在1887年依然坚持反对茹尔·费烈接受俾斯麦对中法问题的干涉。因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同掠夺我们国家的人进行谈判。只有当两国以凯尔桥为界时，人民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才能重新开始。”
他在1887年写的一篇文章，表达了他的一贯思想：
实际上，我们必须回到法国大革命前的对外政策上去，我指的是法国侵占比利时以及拿破仑发动侵略之前的对外政策。只有通过权利和对权利的认识，我们才能恢复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只有通过耐心和对未来的认识——对于一个伟大的民族来说，可以称之为希望——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在欧洲民主中，确保我国领土的完整（见1887年12月31日的《图卢兹电讯报》）。
1887年和1888年是和平的关键时刻：这两年里，发生了施奈倍雷事件[2]，布朗基主义也取得了进展。欧洲上空乌云密布。饶勒斯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镇定自若。为了赢得和平，“必须相信和平”。他有力地驳斥那些妄图通过战争来永远摆脱军国主义的蛊惑者：“人们不可能用战争来摆脱战争。”（见1888年2月12日的《图卢兹电讯报》）。
饶勒斯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他认为，只要相信和平，就能建立和平，所以他在1888年确信，“战争的阴云已经散去“，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仍坚持认为，中欧地区不太可能爆发战争。整整四十年的和平以及显然只有疯子才会发动战争——这一切似乎可以证明饶勒斯的观点是正确的。
请不要过早地断言，饶勒斯在这方面缺乏远见。人们不应该忘记，饶勒斯首先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的活动家。他不会虚张声势，装模作样，似是而非地占卜未来。他讲和平，那是为了赢得和平，为了增加实现和平的可能性。有人把一条马基雅维利式的格言捧为政治上的深谋远虑：“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准备战争。”而饶勒斯则以更加充分的理由说：“如果你希望和平，你就应该相信和平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如果你真心希望和平，你就应该拿出勇气，希望到底。“让饶勒斯充当居心不良的欧洲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替罪羊，那是不公正的。统治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挑起战争，根本没有为消除战争祸害做出过什么努力。
饶勒斯认为，法国和俄国之间的联盟必须本着同一个和平、权利和尊严的精神。这个联盟——产生——更确切地说，关于这个联盟的想法一产生——饶勒斯就要求联盟只限于“纯粹的防御性质”（见1888年2月12日的《图卢兹电讯报》）。因为在俄国的政策中，隐约有一些我们不了解和我们不能接受的咄咄逼人的东西。两国只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订立同盟。我们和俄国只有一个共同利益：“防止奥地利和德国联合发起突然袭击“。饶勒斯还指出：“在法国政策中占首要地位的是维护自由和真正的独立。独立自主的民主政策主要包含两层意思：维护和平，确认权利。”
为了维护法国政策在法俄联盟中的独立性，饶勒斯在临死前几小时，还在同政府进行交涉。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最好不过地证明了饶勒斯思想的坚定性和连贯性。
饶勒斯根据内政和外交的需要，承认联盟的政治意义。法国舰队于1891年访问喀琅施塔特港后，饶勒斯在《图卢兹电讯报》上写道：
多么奇妙的事情！七月革命产生的君主制从来没有得到过沙皇俄国的正式承认，帝国和沙俄一直处于交战状态。而现在法兰西共和国却得到了沙皇俄国在事实上和感情上的承认，被看成是法兰西的合法代表，尽管法国国内的那些保皇分子千方百计地企图使共和国永远处于孤立的地位。
使饶勒斯感到欣慰的是，共和国“从今以后将在世界各国的心目中树立起法兰西神圣的、不可抹杀的高大形象”。因此，他觉得，“喀琅施塔特的盛大欢迎场面是多么美好和激动人心”。法国人和俄国人之间不再存在误解和戒心：法国在向俄国国旗致敬时，并没有降下自己的国旗，共和国的自尊心没有在沙皇的威严面前受到损害。全欧洲都看到，“俄国热烈地欢迎整个法兰西，两国之间的完全承认，突然形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力量”。
与俄国结盟对法国的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有助于“维护欧洲的和平”。首先，它使互相友好的法国和俄国免受三国同盟的进攻。其次，它对俄国的政策起着良好的影响，它能阻止俄因采取冒险行动。但饶勒斯审慎地指出，只有在我们是俄国的“朋友”，而不是“乞求者”或“顾客”的时候，才会产生这种影响。因为法国的政策是明确的（“我们不想进攻任何人”）。俄国的政策则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世纪以来，俄国的政策在东方遇到麻烦时，就可能突然导致冲突，从而把我们也卷进去。“人们可以看到，饶勒斯从一开始就赞同法俄联盟，但同时也郑重地指出建立这一联盟所必需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是：保持独立性，从而使一切战争冒险都成为不可能。很遗憾，这一点从未完全得到遵守。
饶勒斯比欧洲各国的外交部看得还要远一些。他建议法国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一项慷慨的民主政策，以便瓦解三国同盟。他在1891年指出，俄国的君主制与奥地利和德国的君主制大不相同。俄国的君主制是“人民的灵魂”，而三国同盟的君主制与人民之间存在着“日益深刻的误解”。
和平与社会主义民主“正处在同以特权阶层为支柱的军事君主制发生冲突的前夜”。
不应该忘记，饶勒斯在1891年尚未正式加入社会党。然而，他却建议法国的共和党人以“和平的方式，领导和完成波及整个欧洲大陆的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置身于欧洲民主最前列的法国必将消灭当代世界中互相敌视的势力，从而保障世界和平（1891年）。
饶勒斯从不希望法国干涉别国的内政。他正确地认为，从国外进口的自由，靠征服者的刺刀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都不可能持久。他说：“我们不应该在别国进行我们自己都无法容忍的政治宣传”（见1891年8月6日的《图卢兹电讯报》）。但是，他承认和要求榜样的力量。他希望“法国实行经济民主并且和谐地组织劳动，从而在国内实现完全的正义”。只有这样，法国才能“再次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爱戴的解放者“。饶勒斯力求把“法国的爱国主义理想和人道主义理想”紧密结合起来。后来，饶勒斯在抨击实现联盟的方式——他并不攻击联盟的——本身的时候，他仍然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策略。法俄联盟的政策破坏了饶勒斯提出的首要和某本的条件：法国政策的独立性。1896年8月俄国沙皇来到巴黎。这时，饶勒斯的调子已经改变。他以报复的口吻写道：
除非巴黎市民在精神和道德方面已经完全堕落，否则．机会主义和反动派不能指望他们会上街向沙皇欢呼。因为两年来，政府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在俄国的政策面前蒙受奇耻大辱。由于沙皇是欧洲反动派的最典型代表，所以这样的耻辱更叫人难以容忍（见1896年8月14日的《小共和国报》）。
饶勒斯还指出：“人民群众倘若向一位专制统治者欢呼，这将影响到国内的政策。同样，一位专制君主若在巴黎街头招摇过市，这也会在人们的头脑里留下一定的印象。“因此，“只能要求法国人民和社会党人对沙皇的来访保持沉默”。作为法国人，饶勒斯不会忘记，“历届政府是怎样把法国的利益和尊严拱手奉送给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的”。沙皇希望照顾威廉皇帝的面子，因此，为了博得沙皇的欢心，法国舰队只好驶进基尔港，“向肆无忌惮地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德国皇帝表示敬意“。法国“成了俄国在远东的仆人”，这甚至引起受到俄国威胁的中国的猜疑。法国“一声不吭地听任沙皇政府在亚美尼亚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杀”。她同意帮助土耳其人镇压“克里特人民的正义斗争”；“在英国不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国忘记了自己的传统，采取反对克里特，反对希腊和反对人民权利的立场”。不光是一向被人认为喜欢夸张的社会党人这么说，就连《时代报》的外交专栏的日常编辑德·普来桑塞（他那时候还不是社会党人）也认为：“现在是法国设法挽回面子的时候了，因为她在俄国面前卑躬屈膝，已经威信扫地。”向俄国水兵欢呼的市民并不知道，“笨拙和奴颜媚骨的统治者”将把“友好关系“变成为“主仆关系”。
饶勒斯也不希望人们欢迎以沙皇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中最反动的势力”。俄国反动派同法国反动派毫无相同之处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已经进入俄国”。和巴黎、鲁贝一样，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现已建立起一些大型工厂。不久前，就在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的第二天，四万名圣彼得堡的工人举行罢工。沙皇政府进行了干预，不准厂主向工人让步，于是，厂主收回了已经做出的让步。
饶勒斯接着指出：“看，这就是要求巴黎无产者大声欢呼的东西。其实，这等于要求他们再次把俄国的无产者置于死地。“沙皇和威廉皇帝一样，变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卫士”，变成了“欺压各国工人的势力”。饶勒斯在建议巴黎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不要举行毫无意义的抗议活动的同时，要求他们“默默地旁观”反动派的检阅活动。这样，他们在第二天既可对共和法兰西说，他们始终是共和派，又可对全体社会党人说，他们始终是社会主义者（见1896年8月14日的《小共和国报》。
同年9月1日，饶勒斯写道：”他（指沙皇）既想利用我们，但又不想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和政府搞坏关系。”饶勒斯揭露了保守党人的阴谋。这帮家伙希望“共和国的人民象站在皇宫的客厅里那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巴黎的街头”。沙皇的想法是维持原状。因此，那些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法俄联盟身上的民族主义者只是一群傻瓜。“沙皇不会给法国带来任何东西。”不仅如此，他将使人得出共和制本身是对“法兰西的背叛“这样的印象。饶勒斯知道，社会党人的抗议活动根本无济于事：“这只不过是一些涌来涌去的人群而已。”但是，他同样知道，当抗议的浪潮过去之后，“在法国将只剩下一个法国共和主义政党：社会党”（见《小共和国报》）。
其实，联盟只是一种形式。其内容取决于法国的对内政策。在反动势力和民族主义的影响下，联盟起着反动的作用。然而，孔勃推动下的民主运动在保卫共和时期取得的胜利，几乎抵消了联盟所造成的恶果。当饶勒斯在去世前几天看到，法俄联盟将使法国卷入一场最可怕的战争冒险中去的时候，他再次坚决拒绝接受这一危险和含混不清的联盟。他在布鲁塞尔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我当时有幸在场，亲耳聆听了他的那些令人终生难忘的话：“如果有人要求执行我国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议，我们就运用我们同全人类签订的公开协议。”（见1914年7月的《人道报》）
这样，关于饶勒斯对法俄联盟采取自相矛盾态度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饶勒斯一贯反对共和党人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但是，他也不愿看到法国在俄国面前——不管是沙皇的俄国或者不是沙皇的俄国——，在任何国家面前低三下四，他知道，法国需要同别的国家结盟，但是对于他来说，结盟不等于屈从：他是一位杰出的法国人、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在结盟以及其他一切问题上，饶勒斯远比他的政敌和诽谤者更加热爱法兰西，因为那些人不仅自己跪倒在沙皇俄国的脚下，而且还企图使法兰西——革命和人权的故乡——也这么做。
把法国变成俄国的奴隶是挽救不了法国的。
[1]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者注
[2]施奈倍雷是法德边境上的一个村庄。当时在那里发生了一次几乎引起法德两国冲突的边境事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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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行动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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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社会主义者
第一章行动的统一
在人们中间，普遍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饶勒斯最初属于中左（1886年至1893年）；从1893年至1898年他倒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接着，从1898年到1905年他又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转为改良主义的内阁派的社会主义；最后，在他光荣的一生的末期，即从1905年参加在地球厅举行的代表大会起一直到去世为止，他始终主张“统一”的社会主义。对于这类众所周知的说法，饶勒斯本人当然也是知道的。他把这种说法称为“颠扑不破的”，因为这好象是一张精确的“地形图”，上面清楚地标明：饶勒斯在其议员生涯的最初阶段属于中左。一些政敌出于党派的利益精心炮制并大肆渲染的这一说法在部分意义上其实也有它真实的一面。与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饶勒斯不停地在生活中学习，不断思索，深入和认真地研究生活中越来越错综复杂的问题。他顽强地追求真理，对人对己从来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对每一个问题总要反复考虑，仔细推敲，决不肯轻易放过。他在政治生活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要把疑难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项新研究一番。他的思想既缜密又开阔，不但能清楚地看到基本的困难，而且知难而进，敢于向困难挑战，把各种疑难汇集起来，加以剖析，力求彻底解决。他能恰如其份和熟练地运用辩证法，特别喜欢把各类问题按轻重缓急排列起来，以便完全制服和战胜它们。他是一个细心的、一丝不苟的和不知疲倦的观察家，因而能不断获得新经验和新知识。饶勒斯能在视野所及的范围内洞察一切，抓住一切，了解一切——不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且抓住事物的本质。饶勒斯从来不会不懂装懂，恐怕很难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诚实的人。他在现实生活面前永远是一名好学生。他向周围的一切人请教，从最有名望的学者一直到报刊记者和最普通的社会党人。因此，议会大厦的走廊、编辑部、举行代表大会的大厅以及用于公众集会的商店货栈，都成了他的学习课堂。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议会休息厅里被一大群代表各种政治色彩的记者团团围住这样饶有趣味的场面。他面带笑容，仔细倾听别人的讲话，尤其注意向对方提出问题。他在提问的同时，常常讲一些诙谐、幽默的俏皮话。对于别人提出的问题，饶勒斯总是有问必答，既亲切又认真，从不苛求于人。他向来不以势压人，故弄玄虚，或者强词夺理，而是象苏格拉底那样，用朴素易懂和风趣的语言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力求以理服人。那些听众便是他的老师，而他则是一名杰出的学生。他能用一句似乎是随口而出但又意味深长的话，一下子澄清争论不休的问题，使在场的老师们个个心悦诚服；或者用婉转的方式，结束争论，免得大家不欢而散。饶勒斯在同别人谈话或者交换意见时，不仅彬彬有礼，而且和蔼可亲。
人们不难懂得，由于采取了这种实事求是和服从真理的态度，饶勒斯在其政治生涯中，有时不得不改变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的观点和策略。而如今的政治家们惯于以势压人，把对方以及对方的论点完全不放在眼里，这种盛气凌人的恶劣作风成了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吓唬外行的法宝。饶勒斯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从来“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的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他任何东西。”
但是，变化是次要的。他的观点和策略的实质始终没有改变。这仅仅是在基调不变的情况下产生的一些变化而已：共和的、世俗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力图把最崇高的理想主义同最具体的现实主义和谐地结合起来，把未来的力量同过去和现在的力量结合起来。
饶勒斯在文章里，曾明确无误地解释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他的基本倾向始终没有改变。这里，我们想引用饶勒斯为《议会演说》（1904年冉克拉里汇编出版）撰写的长篇序言中的一些典型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的全部政治活动的实质是相同的。
饶勒斯在序言中写道：
我毫无愧色地接受要我把在议会中的演说汇编成册的建议。请不要以为这是为了炫耀自己。一个战斗不息的政治家如果对自己的语言文字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而不愿拿出反映昔日斗争的演说，那是一种轻率的态度。这些材料固然说明了个人的行动在迅猛发展的形势面前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是为社会党人收集有用的宣传资料，从而帮助整个民主力量更加明确我们党的思想和行动，这不是没有裨益的。对于我来说，用真实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成长过程，也同样不是没有裨益的。我从来没有天真地认为，在二十年的摸索、学习和斗争过程中，自己是一成不变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决不会胡诌生活从未教会我任何东西。我第一次当选议员时，只有二十六岁，可以说还只是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我们这儿与英国不同，英国贵族很注重他们的子女在进入生活各领域之前的政治文化教育，而我们的大学和师范学校仅仅是中学的继续，仅仅是一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小天地，学生的思想有时确实十分活跃，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从未与外界的人和事有过直接的接触。在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人的头脑里，从外面传来的最微妙、最深奥的信息有时却与最莫名其妙的无知混杂在一起。这好比居住在一间冷清而又宽敞的房间里，同外界几乎完全隔绝，连离得最近的物体也辨别不清；好比房间里摆满镜子，天边的霞光照进来，只是在那些镜子里来回反射，令人眼花缭乱而已。
我在低年级的时候，就已学习或接触过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我当时并不知道，在法国已经成立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正在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而且在盖得、马隆等许多人中间已经展开激烈的派别斗争。因此，象我这样的人，一旦接触实际生活，势必有许多新鲜的东西需要学习，不但要修正和补充早先学到的孤零零的书本知识，而且必须作出新的努力，为自己辩护或者抵制新鲜事物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一旦与那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接触，他们便对我的思想突然产生十分强烈的诱惑力。我目前正在检查他们对我的影响。尽管我已同他们发生不和，甚至到了关系破裂的地步，但是我仍不能完全摆脱他们的影响。每个正直的人的思想都是这样发展的。人们通过深入的、常常是默默无声的工作来寻求内心世界和运动着的事物之间的平衡点。
因此，我丝毫不必由于过去和现在一直在坚持不懈地过求真理而感到羞愧和不安，我有权说，自从踏进社会以来，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基本方向始终没有改变。我始终是一个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我的理想始终是建立社会共和国，一个有组织和独立自主的劳动共和国。尽管我在最初的时候缺乏经验和知识，但我始终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我在议会的一系列演说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种连贯性，而我的一系列文章也许能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我并不希望消除关于我从“中左”突然转向社会主义的这类传说。人们根据党派偏见臆造出来的故事是永远不可能杜绝的。如果说从1885年至1889年我在议会里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组织，如果说我常常同先进的左翼站在一起投票，如果说我在各种场合越来越明显地倾向社会主义，但就位置来说，我是坐在中间的。在很多人看来，这一点已经足以能够划定我究竟是属于哪一派的了。不过，从那时候起．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集体主义派的社会主义者。我的所有讲话都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色彩。我的理想和我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始终如一的。
其实，认为我从主张中左的理论和纲领转为赞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这是不正确的。同样，认为我在1893年至1898年间曾主张采取粗暴革命和毫不妥协的对抗，尔后又主张温和的改良主义和慢慢来的态度，这也是不正确的。当然，当社会党人在1893年第一次获得巨大胜利的时候，我确实过分乐观，幻想在很短的时间里，轻而易举地实现我的全部理想。历届反动政府不断向我们寻衅，威胁我们，扬言要把我们从共和国里撵出去，剥夺我们的社会权利，把我们从国家生活中开除掉。就在同这些反动政府的激烈的斗争中，我曾求助于无产阶级的巨大热情和力量。今后如果政府禁止集体主义和工人阶级自由地和合法地向前发展，我也将会这么干的。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不禁感到无限自豪。我在这一动荡的年代里发表的演说清楚地勾划出今天社会党人行动的轮廓。
这始终是同一个基本思想，即把社会主义同共和制联系起来，用社会民主来充实政治民主。这始终是同一个方法，即利用共和制和合法性，只要这一合法性不被反动派的轻举妄动所破坏，或者不被它们背信弃义地肆意歪曲。这始终是同一股热情，即对人类的灿烂文化以及对无产阶级的组织壮大和经济解放的巨大热情。这始终是同一个考虑，即希望人们停止对这一热情的指责，希望用积极的法案形式来揭示社会主义的组织特征。这始终是同一个机会主义的态度，即为了社会党和工人运动的利益，尽量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倾轧，利用一切自由的力量，利用由于法国具有革命和民主传统因此国内压迫不算太厉害的这一有利条件。这始终是同一个意愿，即实行满足眼前利益的改革，以便准备甚至着手进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改革。这始终是同一个策略的坚定性，即在强烈反对杜毕伊、佩里埃和梅利纳内阁的过程中，支持最果敢、最坚定的——我想说，几乎是最不妥协的——内阁派社会党人加入布尔儒瓦内阁。我在上面重新回顾了自己二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其中并未涉及我那充满矛盾的私人生活。这确实是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有时会碰到陡峭险峻的斜坡，有时路旁突然出现万丈深渊；有时表面通畅平整，其实埋伏着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条道路始终通向同一个目标——日益壮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
从这份珍贵的自传材料里，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在政治生活的艰难曲折和惊涛骇浪中毫不动摇，令人感动地忠实于社会主义思想。他是通过“学习”也就是通过思考，通过对事物的理解和内心活动，最终接受社会主义的。在他开始学习的最初几年里，他就已经“学习或接触过从费希特到马克思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饶勒斯具有敢于讲真话的这一难能可贵的品德。据他本人讲，他所接触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凭天生的直觉摸索到的这种社会主义具有这样的一个缺陷：他当时并不知道”在法国已经成立社会主义小组，这些小组正在热情地宣传社会主义”。他在热切地追求真理和努力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同社会主义小组的领导人发生接触，并着手研究他们的事业、饶勒斯首先发现社会主义，然后才发现社会党人和他们的组织。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研究饶勒斯以后与这些组织的关系的钥匙。他首先努力向突然展示在他面前的社会党人的生活学习，不断丰富原先学到的“孤零零的书本知识”。同时，他又十分警惕“新鲜事物”对他的“巨大影响”，警惕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最初的传播者突然对他产生的“十分强烈的诱惑力”。他凭自己的理性和眼力来判断这些创始人身上所具有的、最初曾使他眼花缭乱的魅力。换句话说，他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要过分迁就和轻信别人，否则，即使最优秀的分子也会在精神世界的先驱和前辈面前变得唯唯诺诺，无所作为。他本能地力求保持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外界影响之间的平衡，以便在“运动着的事物”中间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个性。
但是，饶勒斯始终不能克服他在法国社会主义创始人和最初传播者面前的那种腼腆和胆怯的心理。凡是认真研究过这位社会主义者一生的人，都能发现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我只想在这里讲一件动人的事情：那是发生在统一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饶勒斯公开要求茹尔·盖得允许他改变对某一问题的态度，虽然他在头一天同这位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举行单独会谈时已经就这个问题做出过保证。他对参加会议的各组织的代表们说，他原先受了盖得的影响，后来，经过独立思考，他又“反悔”了（我准确地记得，饶勒斯当时用了“反悔“这个词）。
饶勒斯在1903年或1904年撰写了这份自传材料（《议会演说》一书于1904年出版）。这一时期，他遭到早期的法国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和代表们的猛烈的，而且常常是不公正的攻击。但他并不计较这些恶毒的攻击。他说，“尽管发生不和，甚至到了关系破裂的地步，”但他“始终不能完全摆脱“那些“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人”——他们在历史上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的时候扬言说，饶勒斯已经丧失社会党人的尊严——对他思想所产生的“突然的十分强烈的诱惑力。”很难找到象他这样豁达大度，心胸开阔的人。看来，饶勒斯担心的是，如果不尊重社会主义思想的最初传播者，那就可能意味对这一思想的不恭。
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位社会主义者的一生，我们再引用一份由他本人提供的证明材料。这是他在庆祝《社会主义评论》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宴会上的一次席间讲话。
他说：
我不能在纪念《社会主义评论》创刊的这一伟大的日子里，过多地回忆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因为这一刊物的特点恰恰在于她一方面充满着活力，另一方面她并不属于哪一个个人，并不带有明显的个人和宗派色彩。但是我不能不想起，当我还处于中左一边的时候，是《社会主义评论》首先向我发出召唤，并且为我引路。
我记得在别的什么地方曾经讲到过，我在1885年或1886年就土地问题发表过一次演说——塔布里什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尽管他在这个问题上是社会党的正式报告人——我在演说中替农民，替耕耘土地的人说话。后来，我在阅读《社会主义评论》时，发现卢阿纳的一篇文章。卢阿纳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书呆子。我敢断定，此刻他正钻在文件堆里拼命寻找《社会主义评论》的历史，同时却又忘记了今天正是该杂志的创刊纪念日。他在文章中写道：“先生，到我们这边来吧！您是我们的人，您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早的证明。
他的话使我很受鼓舞。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找到行动的中心。于是，在某一天——我想我已经在别的地方讲过这个故事了——某一天晚上，我满腔热情，兴致勃勃地沿着殉难者大街，来到《社会主义评论》编辑部。作为一个地方议员，作为一个感情上已是社会党人但并不了解社会党的新人，我当时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战战兢兢地顺着又窄又小，光线昏暗，弯弯曲曲和摇摇晃晃的楼梯往上走。我神色尴尬地站在编辑室的门口，贸然地问：“贝努瓦·马隆先生在吗？“那些编辑们很不客气地回答说：“贝努瓦·马隆先生不在。“我窘迫极了，赶紧下楼。尽管我走得很急，但一阵社会党人和革命者的哄笑声仍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这样一来，我在很长时间里不敢再到那里去了，但是我并不因此而埋怨《社会主义评论》。我正是在这家杂志上，开始发表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组织的文章。
我曾计划写完这些论文，但很遗憾，我没有能做到。
好吧，公民们，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来谈这些事情。你们看，我在回忆这些遥远的往事时，心里并不难过。尽管许多年过去了，尽管差不多相当于四分之一世纪的二十年已经使我们中间大多数人不再充满青春的活力，但是我在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并不感到忧伤，相反，心里觉得甜滋滋的。
首先谈谈政治行动、工会行动和合作社行动这三者之间的互相配合。好吧，托马，我们不必在次序问题上扯皮。我究竟在什么时候讲过，议会行动是主要的，面工会行动则应处于从属地位呢？假如我确实讲过这类话，那只是一时心血来潮，因为我现在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之间不应该争论这种谁主谁次的问题。我认为，既然存在象工会、合作社和政治这样两、三个最基本的行动，那就没有必要象开宴会似的给它们规定座次，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开展这三方面的工作。[1]
饶勒斯在其曲折多变动荡不定的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是什么？饶勒斯本人曾说过：“我始终是一个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不过，这两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两者在他的身上是焊接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和生动的整体：他因为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才是共和派；他因为是共和派，所以才是社会主义者。
他善于归纳，富有哲理，思想开阔；他喜欢通过事物的千变万化的表面现象寻觅事物深处的统一。他不是把共和国，哪怕是资产阶级的或者是表面摆摆样子的共和国，同全面实现最革命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是民主共和制的延续和体现。另一方面，他认为，不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共和制只是一种毫无现实意义的空洞的形式，一个没有血肉的躯壳，是虚无飘渺的幻影，含混不清的许诺和不可能实现的遐想，尤其容易被反动派利用来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
这种共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统一是指导饶勒斯全部政治和社会主义行动的原则。这一原则合乎逻辑地和不可避免地决定了民主力量、世俗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行动。
他在法国议会上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宣布这种行动的统一。
1885年12月23日的《公报》中记载着这样一句话：
“让·饶勒斯：你们看到了左派的联合。”
这个指导饶勒斯全部活动的关于共和党人和社会党人联合的思想，早就神奇般地体现在他的第一次议会演说中。
他铿锵有力地说出了这“联合”这一宝贵的字眼，作为对阴谋反对共和制的波拿巴分子保尔·卡萨尼亚的回击。饶勒斯讲这句话的时机和这句话本身一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实际上，保尔·卡萨尼亚曾经就政府在这10月这1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对选民施加压力一事，要求向政府提出质询。内阁总理布里松当即进行反驳，但他却不同意推迟质询。于是，保尔·卡萨尼亚在“左派议员的一片喧闹声中”撤回自己的要求。饶勒斯用”左派联合“这句话向后缩的右派质询者提出反质询。
如果我们知道，共和党人正是依靠了联合的力量，才在第二轮选举中免遭惨败，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理解这位满腹牢骚的波拿巴分子的心情。1904年，饶勒斯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曾经写道：
1885年大选之后，当我被选入议会时，共和党人的处境十分危急。保守派、帝制派和教权派夺走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席位。如果他们没有获得更多的席位，没有能够成为多数派，这仅仅是因为共和派中的激进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经过第一轮选举的相互厮杀和火并之后，感到大势不妙，便在第二轮选举中仓促达成协议。不过，万一他们再次遭到失败，他们之间的协议就将化为乌有。处于反对派地位的保守党人对此抱有巨大的热情和希望。不管怎么样，共和国一共才只有十五年的历史，这段时间还不足以消除人们对旧政权的眷恋，不足以排除复辟的可能性。自从革命使法兰西进入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以来，共和制处于所谓的政府危机阶段。战争一结束，共和派便利用王朝和法兰西的惨败，钻进了四分五裂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内部，搞出一个可笑的保守的共和模式。他们在“5月16日”事件中，击退了保守派的反扑，因为保守派立足于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出的一鳞半爪的经验教训，任意占卜未来，向全国揭露说，共和制孕育着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结果连最信赖他们的人或者头脑最糊涂的人也都觉得他们言过其实。可是反动派却声称，他们的经验具有决定性意义[2]
正如我们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对于饶勒斯来说，社会主义除其本身的含义之外，还包含共和制这一基本思想。因此社会主义的行动成了捍卫共和制的行动，成了保卫共和制的最有力的武器。1904年，饶勒斯曾就这个问题作过以下论述：
任何人都无权忘记：早在一个世纪前，这个国家被迫经历了一场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极端革命，但是它在保障充分的自主权和允许合法活动继续存在这两方面，从未受过长时间的、循序渐进的教育和培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后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定，新生的法兰西还未来得及消除的敌对势力常常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不顾国内的条件是否成熟，革命一举推翻了陈旧的君主制度。就在为了摆脱困境而进行的一场对外战争的可怕动乱中，旧制度彻底崩溃了。请允许我稍加改动地借用丹东的一句话：新世界诞生之后，正是通过激烈的和几乎是强制性的手段，才得以把遗留在母体内的这张王权”胎衣“清除干净。因此，共和制虽然是革命原则的合乎逻辑的产物，但她更象一件意外发生的事故。革命曾一度出人意料地转向完全的民主。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继续打着原来用以反对旧世界的人权的旗号，另一方面却限制公民的选举权，缩小行使这些权利的范围。他们把三百万无产者和穷苦人贬为消极公民。只有当资产阶级需要利用人民的力量来镇压王公贵族的叛乱时，他们才同意放松限制。甚至在同国王和逃亡分子的帮凶——教会进行殊死的斗争时，资产阶级依然不得不照顾大多数法国人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一切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满足他们私欲范围之内的人，一切在新社会里业已获得好处从而妄想阻止革命向前发展的人，多少年来成批地加入了那些死抱住过去的利益或尊严不放，竭力维护旧制度和为反革命效劳的人的行列。这些人看到革命引起了所有制的大规模变革，便害怕随着革命的深入，新的所有制有朝一日也会发生动摇，遭到与部分旧的所有制类似的命运。由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在革命的进程中总是互相关联的，所以他们今天一齐转向反对政治民主，以防止这一民主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农民本能地对人民的自主权和对工人无产阶级持不信任的态度。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第三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一百年里，革命虽然取得节节胜利，但真正的、明确的革命只是断断续续、零零星星地发生。革命力量除了在1792年和1793年的革命风暴中以及在“二月闪电”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示之外，在这漫长而又痛苦的一个世纪里，不是神权君主制复辟，就是假民主的独裁统治或者是资产阶级凭财产获得选举权的寡头政治统治。然而，现在这一切已经宣告结束。革命采取了她的合乎逻辑和正常的形式——共和政体。但是，如果共和国内部的一切代表旧制度的势力，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以及近百年来被革命所摒弃的一切阶层，沆瀣一气，对共和制设置重重障碍，这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不过，一切旧势力和现代政治寡头再也无力建立一个持久的反革命政权，即使是一个不完全的政权也罢。尽管如此，他们仍狼狈为奸，不断兴风作浪．威胁共和制。只有到了该制度产生与其相适应的并能永远确保共和制存在的社会形式的那一天，他们的活动才会终止。
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共和制就始终面临着威胁，始终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因为共和制本身包含着一对原则矛盾：人权的普遍性和资产阶级特权造成的种种限制之间的矛盾；代表未来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和旧制度的残余——“一切君主和王朝的势力，一切贵族和教会的势力，一切军事独裁和宗教独裁的势力”——之间的矛盾。在一个以普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资本主义寡头的存在对共和制构成了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因此，在这样一个本质上是矛盾和对立的社会里，人们必须不断地为捍卫共和制而斗争。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饶勒斯不停地要求共和国采取社会行动，因为这是彻底巩固共和制的唯一办法。
饶勒斯高瞻远瞩，从这一角度深刻地描绘了法国的党派斗争。他从不用庸俗和卑劣的手法来指责某一个人的个人野心和叛卖行为。
1885年的机会主义者和激进派曾因为反动势力的复苏而相互指责，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他们本应该怪罪于历史本身，同时也怪罪于他们在1881年至1885年的内部分裂。当时，关于向北圻[3]提供贷款的提案在议员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议会就是在这样一片谩骂声中开场的。共和党内部的两派一开始就当着右派议员的面，相互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以至以后的岁月都打上了这一激烈争吵的不祥的印记。我认为共和国的最大不幸之一，就是在1885年的议会上，没有能够消弥这种分裂和争吵的苗头。如果允许对治理世间事务这样繁重和复杂的工作发表意见的话，那么，我想说，克列孟梭一生中最大的过错就是没有能够制止这场冲突。我记得，在冲突即将爆发的前夕，当时的内阁总理布里松曾提请克列孟梭注意前不久的选举结果，并要他从中汲取共和党人必须协调一致的教训。克列孟梭当即回答他说：“我始终朝前看，从不向后看。”
但是，向后看就是人们所说的总结经验。而且正是在向后看的时候，人们才能意识到维护共和党内部团结的迫切性和必要性。那么激进派在这方面非要争个高低的理由又是什么呢？远征北圻的战争已近尾声，法国同中国也已签订了条约[4]，政府所要求的九百万法郎是用于占领和治理殖民地的费用。拒绝拨款，这将使法国不可避免地撤出这一地区，并且将被看成是一种撤退的信号。如果激进党确实希望法国撤出，如果他们认为法国非放弃北圻不可，认为无论从人类的权利还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这样做，那么他们有责任在下一届议会中继续进行这场危险透顶的争论，哪怕冒着彻底决裂的危险，他们也有责任继续反对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的任何殖民行动。在辩论中，激进党人摆出了种种理由，要求放弃北圻。正当法国在欧洲本土上已经捉襟见肘的时候，如果再把一部分力量分散到远东地区，那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格莱斯顿先生在蒙受失败的耻辱之后，由于主动放弃德兰士瓦，不是反倒受人称颂吗？
但是，在1885年10月，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激进党人真正愿意放弃北圻。没有哪一届激进党政府会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不，乔治·贝兰是一个例外。他通情达理，具有百折不挠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他决不会在这一可怕的决定面前退缩。可是他单枪匹马。表决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到乔治·贝兰和克列孟梭之间的一段有趣的对话。克列孟梭突然问贝兰：
“如果我们执政，您会不会撤出北圻？”
“是的，立刻撤出，但需要几个月的谈判时间，以便保防那些为了我们而在那里受苦的人的安全。”
“但是我决不会这么干，决不会！“克列孟梭立即反驳说。
由此可见，从1885年起，激进党的领导人就已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政党的命运真是妙不可言！今天，身为殖民部长的激进社会党人杜美尔格，掌管着辽阔的法国殖民地（而且干得蛮不错）。拉奈桑和杜梅这两位激进党人在印度支那执政的时间最长。克列孟梭的挚友和得力的合作者比松是驻突尼斯市的总督。为了使突尼斯免遭突然袭击贝勒当比谁都更热心于发展宾泽特[5]这一优良的军港。激进社会党人杜毕也夫在一篇脍炙人口的报告中，专门研究如何用一项经过深思熟虑、宽宏大量和合乎人道的政策来巩固法国在殖民地的势力。假如激进党人在1885年能心平气和地考虑问题，假如他们对自己和对国家都能做到襟怀坦白，他们就不至于向共和党的多数派挑起这场争论。这场激烈的舌战完全是人为的，因为激进党人原先已经接受——可能他们自己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所反对的那个解决办法。激进党人应该对共和党政府这么说：
我们曾尽力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项特别危险的政策。它之所以危险，因为它分散了法国的力量和资源，而且它还起到涣散人心的作用，成为政治寡头和社会寡头用来转移视听的有效工具。现在要让法国从北圻、马达加斯加和突尼斯撤出来，这并不取决于我们，再说我们也不反对议会通过向这些殖民地拨款的提案。
我们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为了一个局部的、已经成为过去的问题而争执不休，以至影响将来。我们只要求多数派做一件事：要求他们向自己和向国家做出庄严的保证，保证不再进行新的征服冒险，不再把国内改革所需要的财力和物力用于这类冒险勾当。为了表达我们的和平意愿和追求民主理想的坚强决心，让我们组成一个进步的多数派，组成一个致力于改革的政府。我们面临的问题成堆：彻底进行教育的非宗教化；制定结社的法律，从而为政教分离创造条件；实行全面累进所得税收制，以便改革现有的税收制度；制定人人平等的兵役法，服役期一律定为三年；颁布一项关于抚恤金和退休金的法律。如果你们不愿意一下子全部实行这些改革，你们至少应该与我们协商，在取得一致的基础上，有步骤地、明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激进党的突然崛起向你们表明，国家并不害怕大胆的民主改革。这里有180名激进党人，他们愿意支持一个有诚意和有决心实现范围虽然有限但内容明确的纲领的政府。我们决不会戏弄这样的政府，不会给它设置陷阱，不会节外生枝，用一些临时想出来的、毫不相于的提案来找它的麻烦，不会要求它去做那些超越它和多数派商定的范围的事情。我们希望它能存在下去，并且采取行动。我们只想提醒全国的大多数人，我们集中力量要进行的那些初步改革之所以有价值，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将为以后更广泛、更深刻的改革开辟道路。我们知道，一项改革的实现必将引起其它改革，而且民主的原则有其固有的发展形式。
那些反对过激进党政策的共和党人和机会主义者保证说，他们的纲领始终是共和党总纲领的一部分；例如，彻底消除宗教对国家的影响，建立公正的税收制度，向弱者提供社会救济等等，只是他们的方法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愿意与他们真诚地合作，为逐步实现共和党人的共同纲领而努力，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必须确认，共同纲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理想，他们必须和我们一起去争取至今还在犹豫不定的动摇分子。
饶勒斯的政治观点来自于他对法国现代历史的一整套哲学观点。不了解历史的深刻含义，不了解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就不可能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饶勒斯的政治主张之所以了不起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来自于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人间事物，即公众事务的统一性和连贯性。这是政治家同庸俗的政客之间的根本区别，是真正的政治活动家同摇唇鼓舌的蛊惑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判断事物，那么，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也能够公正地对待，或者说正确地评价自己的政敌。事实上饶勒斯比谁都更善于判断和了解其它营垒里的人。请看饶勒斯在1904年是如何刻画最为极左派所憎恶的茹尔·费烈的嘴脸的：
当激进党人在议会一开始就犯下这个决定性错误时，当激进党人和整个共和派都身不由主地卷入一场盲目的混战时，各机会主义政党则抱成一团，幸灾乐祸地在一旁观望。他们没有公开地向社会党人提出联合行动的建议。茹尔·费烈在过去的两年里，习惯于领导一个强有力的内阁多数派，但是这个多数派由于谅山一役[6]中的失败，宣告解散。他现在用愠怒和轻蔑的眼光看待一个不再受他领导的、支离破碎的多数派。茹尔·费烈因长年劳累而疲惫不堪，而且他的威信已经一落千丈，他置身于公开的和隐蔽的仇敌的包围之中，四面楚歌，无处可以申诉自己的意见，所以他的沉默并不令人奇怪。要是他能够不顾别人的谩骂和攻击，抛开个人的烦恼，毅然决然地在新的多数派内部建立更广泛的铁的纪律，那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了不起的伟人！但他只限于在会外活动，躲在幕后，一心想笼络新来的人和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他向代表不同政治色彩和内部不很稳定的各届政府秘密地施加影响。在总结一个被斗败的政治家——由于他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思想的高度集中，他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经验教训时，他依然软硬兼施，力图通过自己的言谈来发挥影响。他在仇敌的重重包围之下，表现出巨大的勇气。要是他不耿耿于怀，不急切地希望那些反对他复出的势力会象他所预测的那样最终丧尽民心，土崩瓦解，那么，他的勇气就更加令人钦佩了。但是，茹尔·费烈在议会里却一言不发。瓦尔德克-卢梭也故意避免在议会里抛头露面。前部长们口口声声地替过去辩解，替他们自己所干的这件或那件事情辩解。
机会主义头目的全部态度表明，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一混乱不堪的局面，不知道如何同那些一度骗得民心并且左右议会的狂妄自大的“吵客”们进行谈判，以便达成和解。
于是，误会加深了。起初还只是一些过激的言词，后来“沉默的毒汁”完全毒化了双方的关系。而且从甘必大到费烈，机会主义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很难在1885年同激进党人接近。甘必大并不嫌弃共和民主的传统纲领，他只主张“分批“实施这一纲领。而费烈则始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时机永远不会到来”。在他看来，改革不是主要的，只有治理国家才是主要的。他只关心内阁的寿命长短。
这倒并不是因为这位很有才干的人缺乏哲学头脑或者目光短浅。他之所以不愿意考虑将来的事情，因为关于资产阶级的主导作用的观点使他不想看到任何突变。一天，我追问他，在他看来，最终的政治目标应该是什么：“您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您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方向是什么？您打算把社会引向何方？”他回答说：“撇开这些问题吧！一个政府不必为将来的事情吵吵嚷嚷。”“不过，您终究不是经验主义者，您对世界和历史有全面的看法。您的目标是什么呢？”他想了一会儿，仿佛在寻找一个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说法，最后他回答道：”我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如果他再加上“没有老板”这几个字，那就是社会主义的完整提法。因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神权政治、君主制和资本主义，用思想和才能的自由合作来取代信条的权威、君主的暴虐和所有制的专横。但是他却停留在社会问题的门槛上。他是不是真的认为，人类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将永远保持其现有的经济形式？不，他对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他反对德满先生，反对主张组织小生产同业工会的反动乌托邦，他赞同现代大工业，维护粗犷的和毫无约束的动物机械论，他的思想十分活跃，似乎也正在考虑进行新的变革的可能性。同业工会在过去是有用的，但它们的使命已经完成，各种组织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更新。
资本主义寡头所有制会不会消亡？这是可能的，但是在他看来，没有必要对此进行揣测。他认为，建立一个真正的新社会制度的想法不是一种能够影响现在、甚至能够决定不久的将来的力量。尽管如此，他对所有制并不抱有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偏见。他并不把所有制看成是“人的个性的体现和延续。“我曾听到他和阿兰-塔尔日之间的一场简短的争论。阿兰-塔尔日说：”所有制是一种社会组织。”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制只有通过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因此社会有权用一些法律来调整和约束由社会本身产生的力量。茹尔·费烈回答说：”所有制首先是一种政治组织。“这就是说，它是防止人与人之间竞争的手段，而这类竞争是造成经济生活动荡不安的原因；它是产生领导阶级的途径，这个领导阶级将使业已巩固的利益在公众生活中保持其稳定性。对这位实证主义者来说，资产阶级共和制是进步和秩序这两大力量结合的产物。按照奥古斯特·孔德的观点，这两股力量是整个历史的组成部分。费烈在一次简短的，但十分精彩的讲话里谈到：“没有这个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就不可能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从此，他的思想便暴露无遗了。
但是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这些预料之中的反抗能否最终阻止共和制的合法发展，问题在于大资产阶级是否会用现有的强大的手段来发动一场政治上的政变，或者起码发动一场经济上的政变；他们会不会用损害公众威信，开除工人，关闭工厂，以及制造失业、贫困和危机等办法，使刚刚萌芽的新制度蒙上一层痛苦和绝望的阴影。或者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力量会不会采取强大的和有步骤的行动，迫使资产阶级接受所有制方面的逐步和系统的变革。资产阶级在过去曾被迫接受普选制、结社的权利、工会的权利、关于限制劳动时间的法律、人人平等的兵役制；现在资产阶级正在逐步接受义务保险制度，即在法律上确认劳动和生活的权利；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无疑还会接受改革运输业使之为公众服务和进行市政社会主义的尝试。
这是一个摆在全体公民面前的重大课题，这是一个我认为只有依靠社会主义的合法发展并采取下面两个办法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一个过渡时期，以便缓和习惯势力的反抗；其次，应该不断地大力宣传新思想，允许发挥社会党的宣传力量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坚持不懈地提出合法要求，迫使资产阶级寡头在这种气氛的包围下，不得不逐步承认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可避免性，迫使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反抗上面，迫使他们精力分散，既想负隅顽抗——但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反抗——又想通过审慎的谈判，了解新制度可能会在福利和行动方面给他们什么保证。
饶勒斯对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这是因为他在判断任何个人和任何政党时，总是以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能达到的那个阶段为依据的。他曾说过，这是他们在自己活动的历史和政治范畴内，愿意并且能够做的事情。他们虽然完成了自己的事业，但他们并未由此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茹尔·费烈很愿意建立一个“没有上帝和没有国王“的人类社会，但他并未想到还应建立一个“没有老板”的社会。因此饶勒斯责备他“停留在社会问题的门槛上“。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历史的人立即会说：鉴于茹尔·费烈的阶级立场，他不可能不停留在社会革命的门槛上。饶勒斯忽略了这一点。他所感兴趣的是各种思想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各个政党之间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能够吸引他，能够对他产生魅力的是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不是使他们分离的东西；是历史的连贯性，是人以及事物之间的统一和协调。饶勒斯是一个伟大的统一论者，伟大的调和论者；他热情支持和酷爱统一与调和，主张人与人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他热衷于把哲学、政治和社会三方面问题结合在一起，他是宣传世界大同并为之奋斗的勇士。崇高的思想境界，渊博的知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再加上富有魅力的天赋和善良的秉性——这一切使他具备与其哲学观完全吻合的政治观和社会观。饶勒斯是当代政治生活中最有才华的人。宽广的心胸和非凡的才智是产生这样一位几乎是举世无双的伟人的原因。我们的时代和整个法兰西都可以为他感到骄傲。
饶勒斯研究人和事物的方法是深入生活，置身于人和事物之中；这一方法使他更加容易理解布朗基和瓦扬。瓦扬是饶勒斯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是饶勒斯的敌手。1905年社会党统一以后，瓦扬成了饶勒斯的朋友和合作者。饶勒斯善于进行合法的活动，他是一位有觉悟的和通情达理的革命者。布朗基和瓦扬则一直鼓吹革命的方法，饶勒斯具有锐利的目光，从不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从不为名人所吓倒。他能洞悉客观事物的本质，能在布朗基和瓦扬身上发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请看他在1904年是怎样评价布朗基的作用的：
首先上台执政的不是革命，而是反革命，是贵族和僧侣的联盟。人民不是在革命政权的荫庇下和强制性的推动下，进行自我教育，从而由不自觉变为自觉地争取自身的解放。人民在反对反动政权的斗争中，赢得并行使自由的权利，维护并行使国家的主权。布朗基的设想无疑已经过时，再也跟不上思想的迅猛发展。人民没有乞求革命专政的帮助，便建立了共和国。这一共和国优先考虑的是发展和解放教育事业。
早在1885年以前，非宗教化和启蒙运动已经开始。但根据布朗基的说法，这主要是革命影响的结果。看来，单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就足以使这一运动继续向纵深发展。后来，虽然爆发了布朗基所希望的革命，但她并未依照布朗基原先设想的方法进行，而是采取了别的形式，即依靠全体人民的更加直接和更加广泛的合作。布朗基梦寐以求的巴黎专政和无产阶级寡头统治只不过是一场把年代搞错了的冗长不堪的序幕。冲破了牢笼的思想已经在向蒙昧开战，故这出戏从一开始就在完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
布朗基生前是否已经发现，他的那个革命业已完成？或者因为革命采取了和缓与分散的形式，所以他一直迟迟不愿承认她？根据熟悉布朗基晚年情况的加布里尔·杰维尔的回忆，布朗基一向十分注意教育问题。对于布朗基来说，其它一切问题只是各党派玩弄的花招而已。他似乎曾一度希望克列孟梭把共和民主最大限度地引向自由和光明的境地：到那时候，自然会提出最终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社会这样的问题，法兰西将通过明智和自由的普选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意味着什么呢？不管这位多疑的革命者玩弄什么样的词藻，他事实上已经抛弃原先指望通过革命专政来进行启蒙运动的念头，他把希望寄托在共和法制上。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普选制的实施来进行普选制方面的教育——教育和社会在他看来是一码事——从而他不再停留在口头上或仅仅依靠某个党派，而是实实在在地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但是，当时的许多革命者并未意识到，按照布朗基的观点，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普选制时期。
从表面上看，这位冷酷无情、主张密谋的革命家阴沉忧郁，疑神疑鬼，一向沉默寡言。但是饶勒斯通过这些表面现象，发现布朗基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积极从事共和合法活动的活动家，一个世俗教育的支持者。
瓦扬的情况更加有趣。正当早期社会主义组织——茹尔·盖得及其朋友们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和主要受瓦扬影响的革命社会党——起劲地反对饶勒斯的时候，饶勒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瓦扬的哲学》的文章。他丝毫没有争论的意思。文章中的瓦扬以崭新的面貌，以进化论者，甚至可以说是以饶勒斯主义者的面貌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令人膛目。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饶勒斯的敏感和他的思想的基本统一性：革命的发展。下面是该篇文章队大段摘录：
几个星期以来，瓦扬公民游离于喧闹一时的争吵和无关紧要的分歧之外，泰然自若地叙述他的方法的特点。他依然是一位战斗的革命家。不论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他都支持和鼓励被压迫者为砸碎身上的枷锁而进行英勇和短促的斗争。他痛苦地看到，人类的进步常常要用暴力来换取；他希望民主迅速壮大，从而使人民的行动变得更自由、更方便、更广泛，使无产阶级不再需要象革命的资产阶级那样，采用流血的手段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但是，他心里明白，究竟采取哪一种革命方式，这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人阶级自己。工人阶级也许有朝一日将不得不为了反对统治者的野蛮袭击和特权者的暴力，而奋起进行自卫斗争。“毫无理性”的民族主义会使”上等“阶级和中间阶级兽性发作，因此不能对完全的和平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是，我们必须强调指出，瓦扬公民应该估计到革命时常会采取突然的和戏剧性的方式。要想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者——饶勒斯用挖苦的口吻说——就必须乐观地为自己设想一些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得成功的条件。
那些动不动就妄想给予决定性打击的人，或者那些希望通过一场灾难来彻底改造社会的人，都是半自愿地被一些空想迷住了眼睛。按照瓦扬公民的看法，随着社会主义学说的日益丰富，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清楚地懂得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任何一种革命的思想都需要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才能真正反映这一规律性——那些人的空想就越发变得令人难以理解。
瓦扬公民的这一政治和社会哲学观是同他关于宇宙和生活的总哲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常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这实际上是概括他思想的最通俗的和在法语哲学词汇中最确切的说法。他确实受了德国哲学的伟大精神的影响，受了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精神的影响。他是一元论者，对于他来说，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力量，不管它们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如何相互对立，归根结底，它们在原则上、本质上和规律性上都是统一的。瓦扬不承认二元论，不承认所谓的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他厌恶唯灵论，因为这一学说把现实世界一分为二，因为它提出两个原则，而且必然地把其中一个原则置于另一个原则的专制统治之下。二元论就是对立的观点，在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中，其中必然有一股力量统治另外一股力量，除非它们之间能够互相平衡和抵消。
宗教把自然界的生命置于被人为地同躯体分离的灵魂的专制统治之下，基督教和唯灵论把世界置于上帝的专制统治之下。所以二元论带来了压迫和恐怖。相反，如果一切现象和一切事物只是同一种力量或同一种思想的各种不同反映，那么任何事物都不应试图压迫其它事物；这样，便可在普遍存在的、运动着的统一中，建立力量之间和事物之间自由的和不断发展的和谐关系。处于所谓的物质和精神之外的力量是什么样性质的力量？瓦扬公民似乎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并不怎么重要。
几年前，他曾明确地写道，一元论者，不管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去迎合向往世界统一的思想的需要，迎合不愿屈服于外界势力的生活的需要。我不打算在这里探讨这些重大的问题。我只想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社会主义和革命无产阶级建立关于宇宙和生命的学说的日子已经临近。
革命的资产阶级曾经有一部百科全书，无产阶级也应该有一部类似的，但内容更为大胆更为广泛的新百科全书。
它应该包括从康德、黑格尔、孔德、马克思直至勒南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观点，还应包括拉普拉斯、达尔文直至麦克斯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它应向无产阶级介绍主要的成果和主要的流派，因为无产阶级希望有充实的生活，希望建立充满光明的世界，使个人思想的火花与社会生活的光芒辉映相交。
编写一部生动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是一项崇高的任务，这将由我们的党和全人类一道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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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和必不可少的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人类力量的发展。即使当一种生活形式和社会形式急剧地转变为另一种生活形式和另一种社会形式的时候，革命变革还得靠人们的埋头苦干，靠不知不觉的调整，靠愿望和行动对特权的不断冲击，就象海浪对岸边的岩石不断冲刷一样，瓦扬公民厌恶一切导致僵化和绝对化的东西。例如，瓦扬指责法国工人党的土地纲领，不是因为该纲领主张暂时保留小农所有制，也不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过渡阶段，而是因为它把这一过渡僵化。纲领没有明确指出，小农所有制即使在被共产主义完全消灭之前，通过与共产主义接近或接触，仍然会发生某些变化。纲领还把小生产所有制看成是处于改革浪潮之外的一块岸边的石子。
这种细腻和深刻的哲学使他对一切过渡性质的改革，对一切酝酿和导致革命的微小变化都十分敏感。他和许多社会党人一样，不同意这样的论点，即在资本主义彻底崩溃之前，一切类似过渡性质的改革、行动和机构都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如同关于在黑夜尚未完全消失之前，天边不可能出现任何微弱的曙光的说法一样荒谬。
在资本主义的环境里，争取社会各阶层的声援和维护工人尊严的组织形式确实要比在社会主义环境里的组织形式低级一些，其效能也要差一些。但是瓦扬公民并不因此而认为，由于存在着新的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环境之间的矛盾，就不可能建立任何组织。恰恰相反，他认为，争取声援和维护尊严的新型组织的多样化，最终将迫使那个中伤和贬低新组织作用的环境再也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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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我们目前应该努力保障向这一方向的稳步发展，并加快这一发展的步伐。我在下面扼要地谈一谈三个必要条件。
一、应该使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直至整个无产阶级，逐步掌握革命和发展的总哲学观。这就是上面讲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关于这一点，我在以后还将
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阶级政党，这个党必须明确自己的最终目标，并善于在一切问题中——教育问题、个人所有制或土地所有制问题、社会救济问题等——划分无产阶级应该遵循的阶段。这将是统一社会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三、这一发展和过渡性质的行动，这一过渡性社会，必须有一个与之适应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瓦扬公民提出了分阶段发展的主张，提出了以日益具有人民性的法律来促进发展的主张，这说明他相信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够制定并且执行这些法律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
因此，我认为，组成一个坚决支持左翼政府的左翼多数派是极其重要的，不管这个多数派怎样缩手缩脚，也不管这个政府怎样犹豫不决和残缺不全。依我看，它是把我们社会引向我们所向往的平等这一崇高目标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的粗陋的但必不可少的初级形式。尽管它在许多方面是赢弱的、支离破碎的和令人失望的，但它初步显示了略带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所具有的组织力量。
现政府很可能只是在无力地和笨拙地反对教会和军国主义。但是它的对手是教皇、修道会、军队中仇视安德烈将军的小集团、以及象哥萨克人那样一味盲从的饥民。虽然有这些人在作对，但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这说明，只要民主力量作出新的努力，只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无产阶级组织，那就完全可能组成更大胆、更能干的左翼政府。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继佩里埃、利鲍、杜毕伊、梅利纳、卡芬雅克等人执政之后，人们对这一有希望的征兆似乎仍然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永远是一个内阁派。（引自1901年1月8日的《小共和国报》）
饶勒斯根据瓦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充分加以发挥。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社会主义需要有一个同宇宙和生活的总哲学观相联系的政治和社会哲学观。
二、这个哲学观应该是一元论。二元论带来压迫和恐怖。因此，统一性对于人类和社会主义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力量，不管它们表面上如何千差万别，如何相互对立，归根结底，它们在原则上、本质上和规律性上都是统一的。”
三、我们需要一部社会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包括康德、拉普拉斯、黑格尔、马克思、孔德、勒南、达尔文和麦克斯韦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观点。饶勒斯大概试图发动一场同狄德罗和达朗贝领导的革命资产阶级百科全书运动媲美的社会主义百科全书运动。
四、在实际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应该采取革命的循序渐进的办法，用以协调眼前的日常斗争和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关系，协调”运动”和社会主义”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互相衬托。
五、为此，社会主义必须有：（1）一个有明确纲领的阶级政党；（2）一个相当灵活和进步的立法机构和政府机构。它能适应社会主义不断深化的要求，这只能是左翼的内阁多数派和左翼政府，只能是坚决实行民主的共和制。
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这些主导思想是饶勒斯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活动的基础。
[1]《社会主义评论》，1901年版110页。——作者注
[2]《公报》，1904年5月，6页。——作者注
[3]指越南北部，靠近中越边境的地区。——译者注
[4]指1885年签订的中法条约。——译者注
[5]旧译比塞达港。——译者注
[6]1885年，温和派共和政府派出的侵略军在越南谅山遭到惨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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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历史学家饶勒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三章历史学家饶勒斯
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以描写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为主题的战争史曾经在几百年间是历史学家们喜爱的题材。可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文化史或者说文明史已逐渐在历史学中占据一定的位置。人们开始探索各国平民和平生活的发展趋向，研究艺术和科学，工业和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新的潮流中，人们对于事件的兴趣已没有对持久存在的事实发生的兴趣那样浓厚了。我在拙作《历史的哲学》（1903年巴黎版）一书中，曾经指出这个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由一位阿拉伯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伊本·卡尔敦（1332-1406）在十四世纪开创的。
举世震撼的法国大革命也给历史学带来了革命的变化。圣西门就曾要求对工业和生产的研究给予优先的重视，从而把“工业原则“同军事原则和神学原则对立起来。奥古斯汀·梯叶里、基佐和米涅等第一流历史学家都赞同这个观点。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使这种关于历史的新的写法最终确立了下来。卡尔·马克思给这种写法规定了符合历史规律的形式。他把社会、政治、法学和宗教等方面从属于“经济因素”，更确切地说从属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已不再是一个无人过问的地方，它象是一个工厂或车间一样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战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已让位于阶级斗争和社会集团的斗争。历史在民主化，它成了人民的历史。帝王将相从他们的宝座或者说从他们那一直受人赞扬的舞台上走了下来，同大厅里或竞技场上喧哗的人民群众混在一起了。
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历史的文风也出现了变化。它不再以华丽的文采来吸引读者而是着力于介绍和传授知识。它不再注重情节的描写，而是提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历史学家饶勒斯在历史研究方面也象在其它方面一样努力进行归纳，把看来截然相反，完全不同的人的优点十分和谐地综合在一起。他那本出色的研究革命的著作便有意要把“普路塔克，米希勒和卡尔·马克思”，即英雄史学，悲剧史学和社会史学糅合在一起。
饶勒斯被认为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只要读一读他的《革命史》便可以确信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曾经象他那样全面地研究了革命的经济“基础”。他在《“制宪会议”导言》一文中对他的历史研究方法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想用社会主义的观点向劳动人民，向工人们和农民们介绍一下从1789年到十九世纪末的各个历史事件。我认为法国大革命确实是一个十分广阔、内容无比丰富的历史事件，但我并不认为这个事件已经穷尽所有的问题，以后的历史不过是其发展的结果而已。法国大革命为无产阶级登上舞台间接地准备了条件，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两个基本条件：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但它实质上是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政治和经济在向前发展，大工业已经形成，工人阶级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农民们忧心忡忡，他们在工业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包围下被竞争挤垮了，知识资产阶级[1]对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社会感到格格不入，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孕育着一场新的社会危机和一场新的、更加深刻的革命，无产者将在这场革命中夺取政权，改变所有制和道德观念。因此，我想对1789年以来社会各阶级的发展以及它们所起的作用作一个简略的介绍。虽然要把社会生活连续不断、十分曲折的发展，截然分明地分为几段，常常会显得有点武断，但我们仍可以相当准确地把一百年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从1789年到1848年是革命的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确立自己地位的时期。他们在反对君主专制主义和贵族的斗争中利用了无产者的力量。无产者那时虽然非常活跃，在某些时候并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仍然只是一种次要的、在当时起辅助作用的力量。他们有时也把资产阶级有产者吓得惊慌失措，但他们的行动实际上还是为着这些有产者的。他们还没有形成截然不同的社会观。巴贝夫及其少数支持者的共产主义在督政府和第一帝国把他们镇压下去之前，不过是这场革命的一个威武雄壮的插曲。即使到1793和1794年，无产者同第三等级也没有多大差别。他们当时既没有鲜明的阶级觉悟，对于是否还存在另外一种形式的所有制也没有什么要求或想法。他们没有超越罗伯斯比尔的平庸思想，只是想由小土地所有者和手工业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政治上享有国家最高权利，经济上维持现状得民主制。他们身上还不具备能够创造财富，给人带来美感和欢乐的社会主义的旺盛生命力。在那如火如荼的日子里，他们的影响并不很大，只是反映了自己的愤怒和要求。他们对那新的理想所具有的巨大而柔和的魅力一点也未感觉到。
饶勒斯这些话并不是机械地重复马克思的提法，这是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观察之后，对于当时的现实及其最基本的方面所得出的结论。
饶勒斯不仅研究了大革命如何使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他还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各个时期进行了研究。他看问题一直很仔细，充满现实主义观点。
路易—菲力蒲时代的资产阶级既反对贵族和僧侣，也反对工人，它“一本正经地认为自己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理性在社会方面的体现。而当时的革命者也还未成为有觉悟的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主要在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圣西门的体系充满了资本主义思想，蒲鲁东的体系则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思想。
可是工人阶级已开始觉醒。当然，在1848年2月到1871年5月的资产阶级统治第二阶段，工人阶级的思想还没有明确下来，还处在混乱状态。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有威胁力量的阶级，统治阶级不得不把被“红色幽灵吓破了胆的“各个保守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它。在巴黎公社时期，工人阶级的思想受到了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派等不同倾向的影响。
此外，在思想混乱的同时，运动本身也杂乱无章，乱作一团。1848年革命的准备工作是由民主激进派或者说是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的，也是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进行的，而且主要的可能还是前者。到了六月，资产阶级民主派便把无产者赶到了炎热的巴黎大街上[2]。1871年的公社运动也是由于商业资产阶级[3]的反抗——付款期限法和凡尔赛老爷们的严酷无情把他们激怒了——，由于巴黎的爱国主义义愤和人们对共和制失去信心造成的。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不久便在这场混乱中发挥了自己的革命影响。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他系统研究公社的长篇著作中说得很对，工人阶级乘着混乱第一次夺取了政权。这个新的事件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无产阶级利用了某种突然性。它在四面被围、群情激奋的首都是一支组织得最好、威望最高的力量，但它还没有能力把整个法国都争取过来。当时的法国是以梯也尔为首的僧侣、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法国。这样，公社如同一根烧红的铁矛一样，一碰到大的冰块便折断了。但1848年至1871年，无产阶级还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在1848年，无产阶级参加政权还几乎是一种幻想：路易·布朗和工人阿尔贝在临时政府中丝毫动弹不得。忘恩负义的资产阶级把全国各地的社会渣滓都搜罗来对付他们。而这些社会主义者竟也在卢森堡宫进行纯理论的探讨，他们放弃努力，安于这种根本不起作用的经院式讨论。他们没有力量采取行动，于是便逃之夭夭。所以当受蒙骗的工人阶级举行六月起义的时候，连政权的边也没有摸着就被镇压下去了。可是到1871年，这些起义者的后代却取得了政权，并在一个时期内掌握了政权；他们搞的不是骚乱，而是革命。
不过，这些无产者在取得政权以后未能把政权保持下来。但他们仍然给自己的后代发出了响亮的、满怀希望的信号，而且这个信号被大家理解了。无产阶级发展的第二阶段到巴黎公社宣告结束。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支力量虽然还不太整齐，行动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却是不可忽视的了。因此，由于公社的努力，我们现在的这个新时期才终于到来了。在这个新时期中，社会主义正在有计划地把全体工人阶级都组织起来，把安于现状的农民从思想上争取过来，并且团结对资产阶级政权失去信心的知识资产阶级，全面夺取政权，以便实现新型的理想的所有制。
我们现在已不必再为混乱担心。工人阶级和社会党已经在思想上形成一致。虽然在枝节问题上还存在着派别争论，但无产阶级的各种力量实际上已经按照同一个理论，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团结起来了。如果明天无产阶级就夺取全部政权，它立刻就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果断地去掌握它。但到了那时，不同倾向的争论肯定还会有。有的人可能主张最大限度地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有的人则可能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地方团体以尽可能多的自主权。为了调整国内新产生的关系，调整行业工会、市镇、地方团体以及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奠定个人的充分自由和社会的团结友爱，为了把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活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我们将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因此，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见是肯定会存在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把社会党人无产者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思想，社会党已不再是分裂为无所作为的对立派别集团。它已逐步实现其生机勃勃的坚强团结，对社会越来越发挥重大的影响。现在，人类社会的各种伟大的力量：劳动、思想、科学、艺术，甚至信仰——人们认识宇宙的一种手段——都把自己的复兴和发展寄托在社会党身上。
饶勒斯一直表明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反对他们把一些现存的提法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饶勒斯热爱生活，对生活的各个极其错综复杂的方面深为了解。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在对革命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基本观点。《导言》中有几段谈到这一点，现全文摘录如下：
无产阶级究竟克服了哪些危机，进行了哪些努力，经历了哪些事物的发展才有了今天这样大的发展，以致明天要起决定性的作用呢？这是我们每一个社会党人都想谈一谈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经济条件——生产和所有制的形式，——是历史的根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职业，而职业，作为个人活动的经济形式，往往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给人们带来痛苦或欢乐，使人们对未来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憧憬，同样，在历史发展的每个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决定着政治形态，社会习俗和思想发展的总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叙述每个时代的时候，将努力揭示出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我们将努力揭示所有制的发展和工农业在技术方面的演变。绘制一幅统计表只能求其简略，同样，我们在介绍经济状况对政府文学和制度所产生的影响时，也只能大概地谈一谈。
我们没有忽视经济力量对于人所产生的影响，常常被人用狭隘的观点加以曲解的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忽视这一点。可是人们的兴趣和思想千差万别，人们的生活无比错综复杂，不是用一个简单而生硬的经济方面的解释所能概括得了的。此外，虽然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人类社会，他们受的影响也主要是周围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但是人们的感觉和思想同时也生活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里，这个天地就是宇宙。
毫无疑问，离我们无比遥远的星星同人类社会虽然并无多大关系，但在诗人的想象中，这些星星所发出的光辉却能激发起与他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感觉和社会生活最根本的方面相一致的遐想，这正如月光能把地上的湿气变成一团薄雾在草原上飘浮一样。从这一点上说，即使是无比遥远、几乎毫无意义的闪烁不定的星光，社会制度和决定社会制度的经济制度也能把它拿来同自己协调起来。歌德有一天走进一家工厂的时候，突然对他的衣服发生反感，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衣服需要经过那么多机器加工才能生产出来。可是德国资产阶级要是没有在工业方面取得这些初步的发展，死气沉沉、四分五裂的目耳曼世界就不会感受到，也不能理解使浮士德大为感慨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紧迫感。
饶勒斯坚持唯心主义的泛神论思想，把人同宇宙中的各种力量联系在一起。所以他在《导言》中写道：
不管人们同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当人们陷入无比大胆、无比美好的梦幻的时候，他们的心早已越过人类社会而到达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同宇宙接触的结果使他们的心中激起了一股神秘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处于运动状态的永恒生命力，它在人类社会之前便已存在，在人类社会之后也将继续存在。因此，否认思想和遐想对于经济制度和一定的生产形式的依附关系是徒劳的、错误的，但只用经济形式的演变来简单地解释人类的思想发展也是可笑的和武断的。人们的思想常常凭借社会制度来超越它，同它作斗争；人们的思想同社会政权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冲突。允许开普勒和伽利略从事自由科学活动的是部分摆脱宗教束缚的现代国家制度和现代君主制。可是思想一旦掌握真理，就摆脱了君主、社会和人类。真理本身及其条理分明的关系成了思想直接活动的领域，所以尽管开普勒和伽利略曾经把现代国家作为其进行天文观察和研究的基地，但他们在观察或研究完成之后便只属于他们自己，只属于宇宙了。他们的思想跳出了他们曾依靠过，并在那里激发起研究热情的人类社会，只是按照广阔无垠的星空的规律行事了。
我们在叙述社会经济形态的部分机械演变的过程中，将始终突出被永恒的宇宙从人类社会解放出来的这种自由思想的崇高尊严。即使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不会对我们这种做法加以指责。马克思就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说过，迄今的人类社会一直是被经济形态的必然性或盲目运动支配着，制度和思想并不是自由人有意识的活动成果，而是无意识的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马克思认为，我们还停留在史前时期。只有当人们最终摆脱无意识力量的统治，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意志来管理生产的时候，人类的历史才会真正地开始。那时，人类的思想将不再受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并由它自己管理的经济形态的专制束缚，它将直接地、自由地观察宇宙。因此，马克思预见到思想充分享有自由的时期必将到来，在这个时期中，人类的思想将不再因经济的奴役统治而遭到曲解，因而也不会歪曲世界。马克思当然不否认，一些伟大的人物已经摆脱这个黑暗的蒙昧时期而进入自由境界。建立一个真正完美的人类社会已经随着他们的努力而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搜集思想生命的最早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人类社会的自由的、热火朝天的伟大生活。到了那一天，人类将摆脱一切束缚，通过科学、行动和幻想而占领整个宇宙。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暴雨。
人类社会的各种表现形式是由人类所处的经济环境决定的，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出发对人类进行研究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否认过思想力量的影响。饶勒斯以多么优美而丰富的语言和多么高度精确的文字赞扬了马克思的这种思想！他并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话，只是在谈到“思想享有充分自由的时期”时，暗示了忠实地解释马克思思想的恩格斯说过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是“必然向自由的飞跃“。人类一旦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他们的行动将只由自己的本性和自由来支配。但未来的发展有赖于今天。“现在这股微风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虽然只掀起一些小小的浪花，但它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将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狂风暴雨。”
于是，饶勒斯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观点并对马克思的观点加以发挥后，对历史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他写道：
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解释既有马克思的唯物论，也有米希勒的神秘论。经济生活无疑是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原动力，可是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迭，有思想的人便要求给予思想以充分的活力，迫切希望把要求统一的思想和神秘的宇宙结合起来。伟大的神秘主义者亚历山德里曾经说过：“巨大的海浪把我们的小船高高托起，我因而看到了从海浪中钻出来的正在升起的太阳。“同样，经济革命的巨大波浪也将把人类社会这条小船高高托起，使得人类——这些劳累了一整夜而感到精疲力竭的渔民们——从更高的高处来迎接黎明的曙光，迎接即将在我们面前升起的思想的曙光。
因此，虽然我们将着重从经济角度去分析人类社会的伟大现象，但我们并不忽视历史的精神价值。一百年来，自由和人类这些美好的名词常常被人用来掩盖剥削制度和压迫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国大革命虽然颁布了“人权宣言”，但在有产阶级看来，所谓人权只是资产阶级和资本的权利。
有产阶级宣称，只有当有产者能够继续以所有制的形式对非有产者进行统治的时候，人才可以享有自由，可见所有制是支配其它一切力量的至高无上的力量。所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是无耻的阶级利己主义和十足的虚伪性。可是在大革命初期，人们在一些时候曾经把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看成是一回事，人们的心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充满了纯真的热情。而且，在由于资产阶级处于混乱状态而造成的无数冲突中，在各个政党和阶级的斗争中，还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对于那些表现了顽强意志的英雄们，我们一视同仁，始终怀着深厚的敬意。我们把那些流血事件撇在一边，既赞扬1850年遭到政变当局镇压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也赞扬1848年6月牺牲的无产阶级的英勇战士。
一百年来，那些走投无路的无产者们为了实现一个遥远的目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对他们的感人品质特别予以重视，有谁会为此而埋怨我们呢？社会革命的完成不仅靠事物的必然发展，而且靠发挥人的力量，靠发挥精神和意志的力釐。历史永远也不会不需要人们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和高尚纯洁的情操，今天这个战斗的阶级中所显现出来的个人的情操一定会反映在明天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标准中。因此，把一百年来热爱观念、视死如归的各个英勇不屈的战士发掘出来让人们去效法，这本身就是一项革命事业。有些革命者曾经读过普路塔克的《列传》[4]，对于这一点，我们是不会讥笑他们的；当然，他们在读这本书时内心所焕发出来的满腔激情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形势的发展。但他们至少是岿然不动地屹立在暴风雨中，一阵阵的惊雷和闪电并没有使他们惊慌失措。如果他们因为渴慕英名而走上了热爱自由的道路或者在斗争中表现得英勇顽强，那么谁也不能因此而指责他们。
因此，在这一部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社会主义史中，我们不想对人类生活的实际状况作任何删改，我们将努力理解和阐明在各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的演变过程，思想对于全部真理的热烈要求和一些人不怕艰苦、藐视暴政、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怀。无产阶级只有完成经济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因此，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经济发展和人的意义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我写这部历史是受了马克思、米希勒和普路塔克的启发——把这三个代表不同流派的伟大人物放在一起，读者一下子肯定会感到困惑不解——，我要在这本书中把这一段历史时期每个革命活动家在思想上的细微差别和他们基本相同的学说观点以及共同的信念都反映出来。
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普路塔克、米希勒和马克思这三个伟大的人物，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研究方法，这些研究方法虽然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但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饶勒斯要把他们的不同特点都揉合到他的历史著作中去。结果做到没有呢？这个问题只有在对他这部书进行全面而公正的研究之后方可作出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饶勒斯完全具备做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条件。首先，他天生具有识别真理的敏锐感觉。这是他的为人的最基本的方面。其次，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也相当敏锐。他热爱工作，孜孜不倦。他能够全面地、系统地看问题，同时，对于细小的枝节也从不放过。没有任何问题能够难倒他，他什么问题都想研究一下，什么都想看一看，什么都想问个究竟。除此而外，他还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心胸无比开阔，判断是非铁面无私，而且知识极其渊博。你们看，他身上全部集中了做一个现代伟大历史学家所必具的高贵品质。
还有一个优点是饶勒斯所特有的，他的历史著作也因而有了特别高的价值。这就是他是一个泛神论的唯心主义者，这使他的眼界变得无比开阔。可以说，由于掌握了这种关于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的思想，他能够高瞻远瞩，把一切都一览无余，因而在评价比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时候不可能做出任何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偏听偏信的事情。相反，他能够从事物的整个发展去分析每一个事件，能够全面地看待一个伟大人物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因为这些优缺点是处在时而尖锐、时而缓和的矛盾状态中的。因此泛神论的唯心主义浸透了饶勒斯的灵魂。人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一个具有各种互相矛盾的特性的泪合体。人身上既有着超人的美德的萌芽，也残存着野蛮时代遗留下来的令人发指的恶习。而且这些美德和恶习并不是相安无事，和睦相处的，相反，它们常常明争暗斗，闹得一塌糊涂。所以人是一直在不断变化的，时而上升，时而下降。他不断地同自己作斗争。有的时候他吃了败仗，痛苦不堪，于是就衰落、就沉沦；有的时候，他又成了自身这场斗争的胜利者，于是就崛起，就复兴。饶勒斯对于人身上的这种斗争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密切地注视着革命英雄人物内心演出的一幕幕悲壮的戏剧。
饶勒斯由于亲身参加政治活动，对于政界和各个政党的内部情况具有深入的了解，因而拥有深入研究革命诗史的雄厚基础。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积极的政治活动更能使人了解历史。只有亲身参加历史的创造，才能深刻认识历史，才能看到其中的内情。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距离我们今天并不太遥远，我们常常有同他们一样的想法和要求。在今日的巴黎经常参加社会党一个组织的生活，细心观察其活动情况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比读一些单调乏味的资料更能使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1793年某个革命组织的实际状况。饶勒斯作为一个社会党人对于本党的活动十分注意，它的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因此，他能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准确地考证许多事情，而那些成天埋在故纸堆里，想从那里发现一些名堂的历史学家就难以办到了。
此外，饶勒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民主共和派，这也给他提供了很大方便。他的行动本身就是革命的继续。他自己就属于从大革命开始的整个革命发展的一部分，因而本身就体现了这种革命的发展。所以饶勒斯在研究革命的时候，也就是在研究他自己。他同革命已经合为一体。他在自己身上找到了革命的踪迹。同时，他也在研究革命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他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他认为大革命的英雄或先烈们一定讲过的话。他可能为自己不能在身后参加这个世界性的革命发展，因而不能重复那些自己说过的话而感到十分痛苦，他可能为自己不能再为那些肩负伟大使命的人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感到十分遗憾……
他对于马克思深为了解，在经济问题上造诣很深，因而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革命的物质力量。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国没有一个人对革命的经济史进行过象饶勒斯那样深入的研究。他掌握许多当时的经济生活的情况。因此他对革命的了解非常扎实，如同日常生活一样具体。在他的眼中，革命已不再是一出看起来很热闹但没有多大意义的古典悲剧或者民间剧，而是一场为实现新的生存条件和所有制，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他所看到的，已不再是一些互相在那里明争暗斗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幽灵，而是一些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要求得到一块土地的有血有肉的人。
饶勒斯用几年时间写完了他的革命史，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时刻。当时正是德雷福斯事件和为实现世俗化、民主制和社会改良进行斗争的时期（即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孔勃内阁时期）。如此繁重的工作，我们简直不知道他是凭着什么样的本事来完成的。
终身研究法国大革命而且其著作颇受好评的历史学家奥拉尔先生对此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们要把他的这个评价基本上全部在本书转载出来，这主要是因为一般说来，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对兼顾哲学的历史学家往往没有多大好感。下面就是奥拉尔先生发表在他主编的杂志《法国大革命》上的一篇文章（1902年，第43卷）：
迄今为止，人们知道的饶勒斯是一个哲学家、演说家、辩论家。大家可能会担心他在初次涉及历史研究领域的时候，会不会显示出他在这一方面并不精通。然而事实却是他是一个道地的历史学家。他施展了他在历史学方面的全部才能，写了一部合乎真实情况的、具有科学根据和科学观点的著作。
我想先谈一谈他的取材。由于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一个党员，一个战士，我要首先指出他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他的这种立场实在是无懈可击，没有一个研究革命的历史学家接近于这一点，而且即便差得远一点的也没有。他的这种立场没有任何矫柔造作的地方和勉强而为的感觉。这位情操高尚的人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在那里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观察和评价，不带任何偏见和好恶，而且即使是当他从过去的历史推导出他的全部政治理论时也是如此。这部社会主义史是一部不带附加语的，无比高超、无比纯净的历史。
这位态度公正的历史学家从来没有（或者基本上从来没有）被自己头脑中的想象牵着走。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他了解或体会到历史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没有采纳米希勒写法中的一些不好的方面，我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根据假设来进行推测，以便把过去的历史和革命者再现出来，他没有采取某些人的作法，用一些真真假假的材料提出某个理论上的看法。他尽一切可能把他认为最真实、距今最近、最可信、最重要的文章搜集在一起，引用其中最主要的部分，不管这一部分是长还是短，而且尽可能让当时的人说话，即使是自己进行解释或归纳，也从来不对所引文章的思想妄加评断，而是让自己呆在一边[5]。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结构和数字的引用如何得当，相反，他把一大堆原始的统计数字同伊斯纳或维尔吉纳的华美文章放在一起。他对所引材料不做任何加工，但放的位置恰到好处，一目了然。
这部长篇巨著虽然态度公允，没有任何想象的东西，但通篇充满了激情，这正是历史学家饶勒斯的一大特点。他在介绍历史事件时也有自己的评价和激动的议论，他的论证令人信服，笔锋犀利，但所有那些评价、议论、论证和嘲讽简直可以说就是他所引用的事实和文章本身得出的结论，所以是那样自然，那样轻松，没有一丝一毫歪曲事实的地方。例如他喜欢评论党派之争，喜欢痛斥吉伦特派，赞美丹东，但他是在对他们作了极为巧妙的介绍之后才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而且他对他们的介绍绝对公正，对人物和事实从不抱有任何偏见。
奥拉尔对饶勒斯的这个评价同我们对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作为一个加入了政党的人，饶勒斯是有自己的好恶的，但他却能做到公平、正直、不偏不倚，这是因为对于真理的热爱在他身上压倒了一切，战胜了一切。
有些人才疏学浅或者心怀匝测，说饶勒斯的文章“华而不实”。我们还是来听一听这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是怎样说的吧：
我在前面说过，他根本没有考虑文章的文采。这一点在涉及基本内容，特别是涉及数字和事实的时候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他在进行一般性评论的时候是否也给人以同样的感觉呢？我随手翻开这部书，第1卷第770页上有这样一段话：“农民注定要永远带着锁链，因为他们无法弄清楚锁链上的铁环哪一个是开头，进而断定它是用什么金属做的，用什么样的铁锤打出来的。“我可以想象到有些喜欢卖弄学识的人一定会讥笑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这些人读书只是浮光掠影，深入不进去。如果他们认真读一读，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比喻正是非常贴切而又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不但不愿把农民全部解放出来，而且要他们相信他们身上的繁重负担是由一些具体的压迫措施和剥削措施造成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而是想说明作者就是这样写的。他就是通过一些比喻和统计数字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事实上，还从来没有一个人采用这种办法来精辟地分析法国社会的革命进程。
饶勒斯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已经可以对这个发展进程进行全面的概括。他说，我们至少可以“在大的方面提出一些明确的看法[6]“。他的工作的出色之处也就在这里，他以大量的篇幅重新研究了封建制度的逐渐解体，并首先谈到了1792年末的工资增长情况。他在这两方面以及其它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有些是局部地解决了问题，有些是暂时提出了一些总的看法，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我觉得都是无比珍贵的。
现在我来谈谈这本书的取材。
这本书的取材相当丰富，材料的处理十分老练，有它的独到之处。作者完全认识到报章作为原始材料的重要性，利用了不少《巴黎革命报》《巴黎每日新闻报》和马拉办的报纸上的文章。对于回忆录，他所用的基本上都是当事人写的东西（如布佐和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他引用了大量的书信，特别是费尔申的书信。他在国家档案馆也找了一些东西。他还大量使用了《公报》上的材料。对于第二手材料，他用了一些地方志，比如已故的F·卢维埃尔写的加尔省志，和某些传记，如勒维—施奈德尔写的让蓬·圣—安德烈传和蒙吉埃写的罗伯尔·林黛传。他对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出版物了如指掌，不过古弗雷编写的《国民公会人名录》除外，他如果参阅这本书的话就不会把一些人名拼错[7]。他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他根据米希勒的一句不太明确的话发现了里昂社会主义者朗热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见第二卷，第329至348页）。他引用了许多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很有意义的文章。我对他发现材料的敏锐性和把材料组织成文章的绝妙技巧大为佩服。
奥拉尔认为《社会主义史》这个题目不科学。他写道：
我刚才已向读者指出这书本的重要价值，可是这本书也有缺限，这就是题目不科学，使人感到是为论战而写，而且版面过于拥挤。
乍一看来，奥拉尔似乎很有道理，因为社会主义物理，社会主义几何确实是不存在的。所以为什么要用社会主义历史这样的题目呢？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就不得不承认饶勒斯是对的。历史涉及到国家、阶级和个人的根本利益。在国家、阶级和个人的手中，历史是用来捍卫其自身利益和生存，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和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绝对客观，绝对公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休谟就说过，几何定理如果能引起人们的利害冲突的话，那也会引起争论的。每个国家，每个政党，每个阶级，每个大历史学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自己在认识上和思想上所达到的水平来解释历史的。
任何一本历史书都是不公正的，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我们认为社会主义世界观最好——这种看法当然是由我们自己的利益决定的。社会主义世界观所捍卫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同时在实践中和历史观点上把人类的事业同工人阶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况且工人阶级不同于其它阶级，他不享有专门的特权（如出身和财产），只是根据一条内容丰富、广泛适用的原则——人人都能工作——提出自己的要求。因此，社会主义的历史观是当代最能持公正态度的思想。当然，这种历史观并不妨碍历史学家去占有各类确实可靠的材料和采用最完备的科学方法。奥拉尔说饶勒斯的《社会主义史》在这一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是很对的。
奥拉尔指出饶勒斯没有说明”他在研究和综合那些素材时有哪些明显的计划和构思“。大家看不出来他在国家档案馆查阅了哪些“种类”的资料。大家不知道作者在引用一些革命报刊的材料时为什么要厚此薄彼。他的书中所摘引的那些议会发言究竟出自何处？是《公报》还是《辩论报》？法律条文呢？饶勒斯是从《议会档案》找来的。奥拉尔善意地向饶勒斯指出，《议会档案》只有一次准确地转载过一篇法律文稿。有关”议会”的报导就更糟了。《议会档案》的那些作者常常张冠李戴，笑话百出。因此，在法律方面应该查阅议会会议记录，而在发言方面，应当查阅给这些发言出的专集，实在找不到的话，则应查阅《公报》，《辩论报》和《法兰西共和报》。奥拉尔还指出了其它的一些类似缺点。
饶勒斯同意圣西门派历史学家和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他反对把这场革命说成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切错误说法。
所有制问题没有在任何地方认真提出来过。无疑，手工业者、工人和“相当于小工厂主的制毡工“确实参加了初级议会，如同他们在俱乐部参加候选人的选举一样。但他们没有任何理想可以提出来同被大革命解放出来、备受赞扬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分庭抗礼。他们只是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政权，希望这个民主政权在发展过程中能保障一切权利，把各方面的主要力量都调动起来。
在各地举行的此类初级选举中．无产者似乎并没有起突出的作用。我们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雇佣劳动者、工人或农民说过什么强有力的话。只有一个无产者被选进国民公会，我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被初级议会推荐到选举议会。选举议会几乎是清一色的资产者，主要是行政官员、法官、医生和外科大夫。自耕农也有不少，他们大都拥有田产．或是生活小康的佃农。
例如这儿有一份关于丰特内县夏太涅莱选举议会的代表所从事的职业统计表，其中有商人，县法官，检察长，省长，县秘书长，省刑事法院书记，法务官，治安法院法官，自己耕种土地的教士，地主，佃农，拥有田产的教士，国民自卫军指挥官，旋工，自耕农，治安法院书记，治安法院法官，外科大夫，镇长，木材商，公证人，种植主，面包师等等。
其他各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夏山在他那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中对旺代省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我们手头能有一份象旺代省那样详细的其它各省的名单，就一定会发现，除个别略有差异外，基本上是相同的。
大革命时期的行政官员在选举议会占了很多席位，法务资产阶级[8]也通过这些官员——因为他们主要来自法务资产阶级——占了许多席位。大家不要忘记，这些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人民非常热烈地拥护他们；大家不要忘记语气强硬的布龙斯维克声明主要是针对他们而发，他们参加大革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人们没有让雇佣劳动者和无产者起突出的作用，并不是因为看不起他们，也不是因为思想守旧，不信任他们，而是因为在当时，他们的利益和大革命的利益完全一致。这样的话，为何不把革命的大权交给那些公开主张革命的人去掌管呢？
这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有哪些特点呢？饶勒斯在经过一系列意义重大的调查研究之后答道：
普选制是新近建立的，几天前才第一次开始实行。无产阶级未能取得丝毫政权，它没有一个代表担任政府行政官员、省长、县长或镇长，而政治人材也不是马上就可以出现的。1792年革命的力量还依附着、而且仅仅是依附着资产者。
可是这些资产者可以说并不是那个明显地同无产者为敌的资产阶级。国民公会中有一部分商人，少数工厂主，此外还有两个铁工厂的老板。但总的说来，企业主是很少的。即使在卢昂那样工业发达的城市，虽然企业主参加竞选的劲头很大，而其它人对此大都并不十分热衷，但结果却是都莱那样的法学家当了有产资产阶级[9]的候选人（不过后来还是落选了）。
工业相当发达的下塞纳省派到国民公会的是：迪埃普法官阿尔比特，前教士团成员、迪埃普市长波戈尔，卢昂医生阿尔迪，加尼法官伊格尔，科德拜克市长埃盖，占昂治安法官总部书记杜瓦尔，纳夫夏太尔县长万桑，阿弗尔法官富尔，古尔内县财务官勒非弗尔，卢昂治安法官柏卢戴，阿弗尔治安法官巴约尔，卢昂治安法官马利埃特，卢迪涅埃尔种植主杜柏来，伊夫多神父卢奥。
在毛纺工业十分发达的塔尔纳省，产业资产阶级[10]力量很强大，他们劲头十足，以致过了几个月，也就是在5月31日之后便把全省拖入联邦运动中去了，波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的气焰压下去。那么塔尔纳省选派了哪些人呢？天主教牧师拉苏斯，炮兵军官拉孔勃·圣一米歇尔，省刑事法庭庭长梭罗米亚克，省行政官康马斯，加亚克县行政官马尔夫朱尔，卡斯特尔选举人多拜尔默尼尔，法官古里，罗舍居德（侯爵），省行政官梅耶。没有一个工厂主，没有一个商人。确实，天主教产业资产阶级对拉苏斯绝对信任，通过他与吉伦特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在吉伦特省，十二名议员中有三名商人，他们是：杜科，鲍耶-丰弗莱尔和杜普朗吉。其它九名是行政官或律师。在商业欣欣向荣的罗纳河口省，却没有一个商人当上议员。
大丝绸商、阿维尼翁市长杜普拉所以当选是因为他在孔泰起的革命作用，而不是作为商人的代表。
在制铁工业和玻璃工业十分发达的默尔特省和默兹省，有些铁工厂的老板影响很大，手段毒辣，但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当选。
我曾根据罗兰的著作指出伊泽尔省的工业发展欣欣向荣，这种发展无疑对巴尔纳弗提出大革命的经济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那儿也没有一个企业主当选，当选的却是：维埃纳法官波德朗，格勒诺布尔法庭庭长热内瓦，公证人、治安法官塞尔瓦亚，格勒诺布尔县行政专员阿马尔，格勒诺布尔市长普鲁奈尔·德利埃尔，省行政官波瓦西埃尔，格勒诺布尔法官热纳修。
以里昂、鲁阿纳和圣艾蒂安为中心的罗纳—卢瓦尔省，工业发展历史悠久，阵容十分强大，而且已经发生多起社会风潮，可见经济发展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该省的席位也几乎全被行政官员、法官、医生这个法务资产阶级和“知识”资产阶级全部囊括。他们是：维尔弗朗什法官夏塞、蒙布里松法官杜普、里昂市长维特、蒙布里松市长杜布歇、瓦尔布瑙特治安法官贝罗、镇首席法官候补、外科大夫普莱沙万、蒙塔圭市长默兰、蒙塔圭法官米歇、维尔弗朗什法官米歇、自然科学家巴特兰、鲁阿纳法官福莱斯特、蒙布里松县行政官查沃尼，还有朗特马。
工人阶级只有一名真正的代表参加国民公会。关于无产阶级唯一的这位代表，饶勒斯详细向我们描述了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不消说，他是从发生过第一次真正无产阶级起义的工业城市——里昂地区来的。
商界的唯一代表是里昂的一名商人居塞，可是由于这个地区的工人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国民公会中能有一名工人参加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个工人名叫庞特·加戴（诺埃尔），他是圣艾蒂安的一名武器制造工。不过必须承认，此人的表现很是一般，没有在革命中发挥多大的作用。他在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我只找到他的一篇写成文字的东西。这篇东西文笔虚浮，态度狂妄，十分蹩脚。一些工人作家和工人诗人常常喜欢摆弄这种玩意儿，他们看不到人民群众的语言具有纯朴而高尚的美，所以不愿使用它“公民们，杀害法兰西民族的凶手究竟可不可以或者应不应当受到判决，我不想以哲学的阳光来驱散人们在此问题上散布的诡辩的乌云。“文章开头这样写道。现在的时局是这样危急，庞特却还有闲情逸志，诌了六行令人不堪卒读的歪诗：
啊！我亲爱的祖国，
要是凶残的暴君被人保护下来，
你又要受到他那残暴的统治。
我的意见如果不被采纳，
我就要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你，
为了你，我甘愿流尽最后一润血。
假若庞特曾经请一位议员代笔，这位议员恐怕不会有那样大的兴致，把他的意见写成诗歌形式，而且从十八世纪在资产阶级中流行的诗韵和章法来看，他也不会在第五行犯那个明显的语法错误。所以这首诗出自庞特本人的手笔，是确实无疑的。可见罗纳——卢瓦尔省派到国民公会的这个议员，是一个粗通文墨，笔下马马虎虎过得去的工人。他感到自己当选非同寻常，所以总在他的书面意见的上方写道：“圣艾蒂安武器制造工诺埃尔·庞特的意见”。而且每一次都要在意见书上暗示出自己的身份。第一次是这样写的：“我没有受过语言的训练，不会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第二次（1793年1月15日），他在意见书上发表了十分重要的意见。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国民公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说：“公民们，我们都是庞大的法兰西共和国的缔造者，可是我们竟然对于判决十恶不赦的暴君迟迟下不了决心，我们的后代一定会对此感到困惑不解。他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你们在会议的第一天有勇气废除君主制，把国王赶下台，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过去因为进行了那么多阴谋活动和罪恶勾当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你们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不能做出判决。他们一定会很奇怪，这个恶贯满盈的暴君，全国人民一想到他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而你们却把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为他进行辩护。他们一定会很奇怪，国民公会是由从各个等级中自由选举出来的人组成的，它拥有我们伟大的国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是我国铲除压迫势力和暴政势力最彻底的地方，可是它在判决有史以来最野蛮，最凶残的暴君的问题上却是如此迟疑不决，软弱无力。”这个意见的语气虽然有点夸张，但铿锵有力，开门见山。假如我们有机会参加对于国王的审判的话，我们倒是很愿意再听一听工人的这种铿锵有力的发言。但我现在要讲的是庞特对于国民公会的看法。国民公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包含了各个等级的代表。这个工人议员并没有去考虑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否都按照真正的比例向国民公会选派了自己的代表。但选民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把一个或几个工人选进国民公会，这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件。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议会有各个等级的代表参加：古代的议院是把奴隶排除在外的，蛮族国家的议会所依靠的只是自由人，而英国的议会则是只有乡村中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寡头才有权进入。
是的，一个地位卑下、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一个奴隶的后裔，自古以来第一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个现代工厂的工人能审判国王，指责优柔寡断，意见不一的资产阶级在处决国王的问题上迟疑不决，一个成天同铁锤和剪刀打交道的工人能同全国人民一起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制定法律，这确实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是大革命时期出现的一场革命。诺埃尔·庞特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应当感谢他。随后他再次强调自己来自人民，说道：
“路易的辩护士们的最后一招就是向人民发出呼吁。我是根本不会滥用我的权力的，否则那是有意糟蹋自己的权利，因为我是真正的人民一分子。”
显然，这个制造武器的工人在这里给“人民”这个词下的定义比他在政治语汇中所使用的含义要更加深刻、更加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他想到的是他刚刚离开的工厂和他的那些心地善良、为人质朴的伙伴们。所以他接着写道：
“至于我本人，我对公众给予我的信赖看得比荣华富贵重要得多。有些胆小的议员可能会那样做，因而遭到人们的羞辱和唾弃，我不会跟着他们走。我从家乡来的时候一身清白，我希望回去的时候仍旧如此。“显然，他心中想的是他的朋友和同事们，也就是圣艾蒂安的冶金工人们可能会怎样指责他。因此他说：“无论如何我要规规矩矩，坚定地走我的路，向大家证明一个工人是不会背叛革命的。“诚然，他没有把工人和资产阶级对立起来，因为阶级的政治在他的头脑中尚未形成。但是他斩钉截铁地向议员们宣布，如果他们继续拖拖拉拉，不采取果断行动的话，他就退出国民公会。从这种严肃的表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支新的、意识到自身特点的明显不同的力量已经形成。从庞特的这些发言中，我似乎听到了决定他为国民公会的代表时，圣艾蒂安、里昂和鲁阿纳的工人们在工厂里互相交谈的那些热情、豪放的话语。当然，这只是一棵嫩弱的幼芽，但是它预示着，如果普选制和共和自由能够保持下来，如果民主制这种形式不遭到破坏的话，工人阶级可能会取得的发展。
饶勒斯指出“一支新的、意识到自身特点的明显不同的力量“已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工人阶级第一次在法国议会中发表了自由、独立的讲话，态度虽然有点拘谨，羞怯，但这只是“一棵嫩弱的幼芽“。指出这棵幼芽的存在，正是历史学家最起码的责任。然而只是在社会主义的史学出现之后，才有可能把这种阶级的事实揭示出来。这进一步证明社会主义史学的必要性。科学性和关心工人阶级在这一点上并不矛盾，这是同奥拉尔这样的历史学家真心诚意的想法不同的。
但是，人们对资产阶级已经谈了那么多，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呢？
饶勒斯反对袭用现存的提法，他努力把这个词的概念加以深化和扩大。他写道：
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成分极其复杂的阶级而且是一个变化不定的阶级。国民公会时代的革命资产阶级和路易·菲力蒲时代的以金钱谋取权位的资产阶级无疑在思想上和利益上有许多共同点。在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对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国民公会时代的那些身为法官的资产者同路易·菲力蒲时代的资本资产者一样起劲。可是前者所怀抱的理想以及他们身上的灵魂是不同于后者的。作为大革命的捍卫者，他们所要确立的是资产阶级的形象，而不是给资产阶级的个人利己主义以一定的约束。私人占有制是随着罗马法的执行，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出现的，他们对这种所有制根本不愿触动。为了大革命的利益和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当时完全可以让有产者多付出一点牺牲并克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和个人利己主义的欲望，在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方面给在大革命中建立丰功伟绩的人民以一定的报偿。可是他们保护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自己还要卖力。而大革命之所以只让为数很少的商人进入制宪议会、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不仅是因为商人和工厂主忙得分不开身（他们那时做生意并不象今天这样，由设在巴黎的有限股份公司的董事会统一经营），也不仅是因为那些商人和工厂主没有法官那样的口才（这在民主国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因为大革命本能地不愿意让它的这项伟大事业打上的阶级烙印即过于狭小，因为大革命的爆发不仅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且也是人类整个思想运动发展的结果，它希望全国人民的意愿和人们相互关系的广泛谅解能在法律上体现出来。因此，立法议会在8月10日之后轻而易举就宣布实行普选制，可是这件事如果让受工厂等级观念严重束缚的产业资产者、资本家和工厂主组成的议会来做，那就不那么容易了。正象工人庞特所说，国民公会的这些捍卫者们身上所肩负的是全国各个等级，是整个民主制度，而这位来自圣艾蒂安的工人作为当时法国革命情绪最为高涨、最有觉悟的一部分无产阶级的代表，他向国民公会的这些资产阶级捍卫者讲话时，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另一个阶级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在胜利面前有点不知所措，畏首畏尾的合伙者，同时他们也正需要这样一支说话毫不隐晦的生力军促进一下，消除他们思想上的过多顾虑。
因此，大革命标志着两种力量的增长——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和人类整个的思想运动。这就对促使革命爆发的基本因素有了一个全面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并没有妨碍饶勒斯全面地去观察历史事实。因为马克思作为一位革新的经济学家，虽然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研究“经济因素”，但他并没有否认思想和精神的作用。
在1792年那个最危急的时刻，受到革命形势波及的并不只是一个阶级：全国的人民都动了起来。
人们焦急期待的有关前线的消息要越过重重障碍方可传到人们的耳中。隆维失守了吗？凡尔登能守得住吗？呵！整个法国好象成了一个火热的熔炉，国民公会成了作战参谋部。选举活动常常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爱国主义者捐献的物品如潮水一般涌来，在这些物品中，有夹着纸币的信件，有漂亮的农村姑娘和富有的资产阶级小姐寄来的首饰和手镯。大家都希望以此为自由事业略尽绵薄。当男人们在选举议会或俱乐部开会的时候，女人们也聚集在教堂里，但她们来到这里并不是进行祈祷——或者说，祈祷只占很短的时间——而是赶制军装、帐篷和绷带之类的军需物品。巴黎的报纸每天登载的新闻是：各个教堂都挤满了爱国的妇女，用公社的话来说，她们要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服务。勒巴父子的信札对此描写得最为详细：在法国北部的加来海峡省，妇女们晚上提着小油灯来到教堂，把油灯挂在炉壁上，为受伤的士兵纺纱织线，缝制衣服。她们常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侧耳倾听来自前线的隐隐约约的炮声：敌人的大炮已经到达里尔城下了吗？有时候一个男人——镇子上或村子里的一位革命者一走进来向她们讲几句话，叫她们面对严重的局势，要始终如一，坚强不屈，以保卫我们伟大的母亲——自由的祖国。
有时候，来者只是站在教堂的门坎上随便讲几句，因为那儿的灯光比较明亮，可是在妇女们的请求下，他们也常常登上圣坛。这些妇女几乎全都是基督教徒，但她们并不认为这样做对神明会有任何渎犯或不敬之意。她们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基督教怀有一片虔诚的感情。今天，她们的心灵虽然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但这种感情依然如故，现在这种感情在她们的心中同捍卫祖国的自由和未来的崇高热诚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了，而且后者比前者更为强烈。如果有哪一个神父敢于反对自由的事业，他绝不会有好的下场。如果旧的宗教试图扼杀人们对于自由事业的这种新的估仰，那就让它见鬼去吧，那就让这些妇女们在教堂里工作时所使用的灯光去代替原来那盏神秘的灯光吧，因为她们的崇高的劳动是为了那些为自由和权利而战的人们。
因此，新的思想正在大量涌现出来，突然爆发的反抗精神越来越强烈，过去这些逆来顺受的人们如今昂起头来了，他们摆脱了那种默默无言的忍受状态，这突如其来的反抗声浪简直把古老教堂的低矮屋顶冲垮了。男人们有的在前方战斗，有的在市政厅投票选举，总之都在坚持战斗，妇女们在教堂里从事着比祈祷更为热烈的工作，激动人心的国民公会便是在这种举国上下同心协力的气氛中诞生的。
饶勒斯把今天同未来、过去同今天的关系，从各个方面展现了出来，从而确立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延续性。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的妇女同时对于自由和幸福也怀抱着热烈的希望。在这些天主教徒的心中，旧的宗教信仰已经同争取人类解放的这种新的信仰融合在一起。所以“人们摆脱了那种默默无言的忍受状态，这突如其来的反抗声浪简直把古老教堂的低矮屋顶冲垮了”。
历史所从事的不是破坏，而是用新的东西来取代和更新。饶勒斯的唯心主义的泛神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沦，都把历史的延续性这条规律揭示了出来。这条规律同时也总结了实验科学广泛发展的理论。谁要是顽固地否认事物的这种永恒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有意不承认铁一般的事实。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是大革命中出现的一场主要内部斗争。饶勒斯对这场斗争的看法最能说明他那公平正直、胸怀宽阔的为人。
许多人都认为饶勒斯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确实，他在写《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的时候，正在同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的“不妥协的社会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人们一定以为他可能会从大革命的历史中找一点子弹来对付这些整天唱着革命高调的人。如果这样去看饶勒斯，那就是完全不了解他的为人。对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这个社会主义的吉伦特派”——人们对于他的这一点了解很少——是坚决反对吉伦特派的。他在这部历史著作中经常批评吉伦特派，有关部分读来令人不忍释手。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于大革命的总的看法和他是怎样写这部革命史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多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情况。
随着吉伦特派独霸天下的欲望越来越暴露无遗，连选举他们的人心中也产生了一种困惑不解的不安心情。可是吉伦特派得意忘形，刚愎自用，他们把不赞成他们的做法的罗伯斯比尔和巴黎视为仇敌，确信自己轻而易举便可以让巴黎以外的各省都跟着他们走，因而拟定了一个同对方决一死战的计划。如果他们胸怀宽广一点，度量大一点，不把马拉的少数带刺的、不起多大作用的讲话看得过于严重而去有意扩大事态，如果他们团结在丹东的周围，坚定地、一心一意地努力拯救祖国，建立自由的事业，巴黎很快就会放弃他们的成见，法国各个革命力量也早就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永世不衰的共和国了。可是他们要独占第一把交椅，谁要是对此稍有拂逆，那就是触犯天颜。他们要在大革命的顶峰成为一枝不容同类的独放的鲜花。
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计划拟定出来，妄图利用九月流血事件，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到公社和罗伯斯比尔身上。他们到处蛊惑人心，制造恐怖，公开散布只要公社存在一天，人们就别想恢复自由的和平生活，说什么那些无法无天的人在对人身进行迫害之后紧接着就会去抢劫财产，因此必须把为公社效劳的这帮乌合之众消灭干净。
饶勒斯批评吉伦特派目光短浅，头脑发昏，刚愎自用。大革命的温和派在反对山岳派的时候所采用的暴力手段往往并不亚于山岳派。今天人们称之为“机会主义者”的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暴力是力量薄弱、鼠目寸光的人最喜欢采用的一种办法。吉伦特派便是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大革命的策源地和心脏——巴黎——的。
更有甚者，有一个时期，巴尔巴鲁控制的那一帮法国革命力量都集中到科西嘉省和旺代省去了，吉伦特派轻率地离开了大革命的摇篮和祖国的心脏——革命热情一直高涨的巴黎——逃到法国最南端毫无生气的不毛之地去了。科西嘉省是法国最不出名的一个省份，不久之前才并入法国版图。旺代省的分裂思想和反叛思想也相当严重，吉伦特派竟想凭借这两个省的力量来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祖国。这种做法不但叫人百思不得其解，而且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因为他们如此轻率地便决定离开巴黎，结果只会削弱巴黎的防御能力。祖国的山河已经支离破碎，放弃巴黎而想保存那些残存的地方，这只会加速法国的灭亡。当然，如果我们根据他们这种离奇的私逃来指责吉伦特派犯了严重的叛国罪，那是非常不恰当的，但他们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吉伦特派是挽救不了大革命的祖国的。他们对祖国似乎怀有二心，正当需要把各种力量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却在流向不定的卢瓦尔河和奔腾湍急的罗纳河上随波逐流，飘流到远方去了。不知道地方上究竟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那样留恋，如此丧魂失魄，以致看不到伟大的祖国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
巴尔巴鲁同孟德斯鸠将军举行谈判并取得他的支持后，便不可一世地把自己看作是南方抵抗外敌的中心，是罗纳河岸的南国英雄，可以拯救失去自由的塞纳河岸的人民。
吉伦特派看问题具有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他们为了地方上的局部利益而牺牲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伟大的革命的法国就是南方那么一小块天地。
如果说吉伦特派分裂国家的阴谋早已有之，那是胡说八道。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巴黎这个心脏地带的自由事业遭到失败之后才在南方建立起那个共和国的。可是谁会忘记，就在这个时候，马赛的义勇军正日夜兼程奔向巴黎，为保卫国家而投入争取自由的战斗？谁会忘记，对吉伦特派的那些幼稚可笑的计划本来就不太热衷的塞尔文，当上国防部长之后便只有一个想法了：在巴黎坚壁清野，取消一切会使首都暴露目标的冒险计划？然而，当吉伦特派一心想着他们那个小小天地的时候，他们的心中确实有一种分裂、瓦解革命力量，促使法国失败的不可告人的打算。罗兰之流所关心的就是南方那块小天地，好象那就是法国最终的版图。正象罗兰自己不慌不忙，以一种令人瞠目的语气所说的，他们要“划一条南北分界线”，希望在这块小天地里永远实现——而不是十天半月——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因此，他们对祖国的心脏连藕断丝连的感情都没有了。我曾想知道在他们那些计划中，有没有回过头来进行凯旋式的北伐，重新夺取巴黎的计划，但没有找到。他们似乎已被南方灿烂的阳光所陶醉，沉湎在一种心满意足的自豪感中。这些人心中所结下的仇恨非自今日始。他们这些想法不仅是在比较随便的私下闲聊中透露出来的，而且也是在隆维和凡尔登失陷之后的严峻日子里，在内阁会议上说出来的。丹东后来实在被吉伦特派对他的刻骨仇恨逼得忍无可忍，只好在国民公会毫不客气地把这件事端了出来：“一个人说话既然应当襟怀坦白，那么我现在提醒诸位，我们之间互相信任的空气有一个时期简直糟了，以致没有人再愿意当部长，罗兰本人就想离开巴黎。”
罗兰夫人把这件事说得轻描淡写，但她也不能否认确有其事。她说：“我知道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普鲁士人日益逼近巴黎，有人提出应当怎样做为好，是否需要把同全帝国有关的国家机构先行撤出，不过只是泛泛而谈，只是提出了一种设想，而且本来还可以谈得更深一点。根本不存在一位部长威胁其它部长的意思。丹东在事后杜撰出这条罪状来，一方面是为了攻击我丈夫，另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捞取资本。这件事我记忆犹新，因为内阁那次会议是在我家开的，散会后，有人向我丈夫谈起，我在一旁听到了。”
这种关于撤退的言论一开，不管它是多么谨慎，多么吞吞吐吐，后果是很坏的，它使得人心更加惶惶不安了。这些话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说出来的，因为隆维和凡尔登虽已失陷，但守卫麦茨的克勒曼和守卫塞当的杜摩里埃在九月上旬并未遭受任何挫折，而且征招义勇军的工作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吉伦特派的撤退计划和甘必大离开巴黎到外省去组织抵抗毫无关系。国防政府并未离开巴黎，它还留在那儿，并受到敌人的包围。甘必大在卢瓦尔河流域组织军队的首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卫南方，而是向巴黎进发，解巴黎之围。可是奇怪的是，对九月流血事件竭尽歪曲，挖空心思要借此搞臭丹东的吉伦特派似乎并未想到，把国民公会撤出巴黎会使各种各样的人在惶惶不安的首都掀起一股复仇狂和恐吓狂。被革命抛弃而失去希望的巴黎，大街上一定会血流成河，九月流血事件同它比起来那将是小巫见大巫。
饶勒斯还利用一切机会指出吉伦特派的折衷主义立场令入发指。他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在审判国王时所玩弄的花招。下面这段文字对当时政界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这种文章也只有饶勒斯这样一个亲身参加政治斗争、对政治斗争的内幕深为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布佐妄图从侧面展开活动，以便分散人们的注意。他当即要求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他说，废黜国王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就应该确保君主制能够永远废除。可是不管是把
路易十六处死还是把它排除在政权之外，奥尔良公爵一定会——不管他是怎样想的——成为一个有可能登上王位的人。他是波旁家族的后裔，同时很善于笼络人心。他可能会因为民众的拥护和君主制依然享有的很高威望而被人们扶上王位，难道这种危险不是严重地存在吗？我不知道布佐的担心是否出自真心，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无疑，奥尔良公爵自从大革命开始以来确实扮演了十分可疑的角色。大家都认为在导致10月5日和6日事件的那场骚乱中，有证据表明他是用金钱直接参与其事的。那时的法国，共和党人还没有开始活动，如果推翻路易十六，这位革命的公爵当然想由自己取而代之，而不会有其它的目的。宣布建立共和制以后，他在议会中一直同极左派在一起活动。他为马拉创办刊物提供了一笔罗兰所不愿提供的经费。布佐可能认为这是善于收买人心的王公们的一贯伎俩，他们为了稳步取得政权，极力想博取革命上层领导人的欢心，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夏尔特公爵在军队里同杜摩里埃呆在一起。他们让他在热马普建立了出色的功勋，全家因而沾到了一点革命的荣光。
布佐和他的朋友们可能认为，在山岳派那些不太好打交道的民主主义者眼中奥尔良公爵是一个备用的人物。如果共和制不适合法国的社会，如果人们要求实行原来的君主制，奥尔良公爵将成为大革命所选中的国王。为了对付路易十六的弟兄，为了使自己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有一个立足点，他将不得不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保存大革命的主要成果。此外，他将以高额的薪俸和丰厚的津贴来收买雅各宾派的那些穷汉，让他们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对他搞的那些阴谋了如指掌，如果说出来就会使他在世界舆论面前彻底完蛋。以上可能是布佐假惺惺地说出自己的忧虑的时候，心中所想到的理由。后来的历史也正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许多识时务的声名显赫的革命者都拜倒在波拿巴的脚下了，而且奥尔良公爵的儿子就是通过革命这条曲折的道路建立起波旁王朝的。因此不能说布佐的这些忧虑全无道理。可是在1793年初，共和制还刚刚建立，人们正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和满怀希望的时刻，全国军民无不欢欣鼓舞，认为国民公会的民主主义者在这个时候会去钻营个人的私利，大革命的事业会很快因为人们的意志衰退和贪图享乐而全部断送，这种看法很难叫人信服。布佐也并不真的认为罗伯斯比尔、丹东和圣-茹斯特会出卖共和制，用路易十六的血去为那个道德败坏、胆小如鼠、遭到世人鄙弃的奥尔良公爵祝福。他之所以要那样说，主要是一种计谋。这种计谋十分恶毒，无耻透顶，一度曾使山岳派非常难堪，愤怒不已。因为，如果否决布佐的提案，他们就会遭到人们的诽谤，说他们想通过这个波旁家族的后裔实现复辟君主制的希望，而如果把奥尔良公爵任从吉伦特派去处置，那就等于宣布路易十六并不是共和制的唯一危险，甚至可能还不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如果人们不细加留意的话，那就是承认把路易十六处死是共和制设下的一个圈套。同时，关于奥尔良公爵的提案是吉伦特派提出来的，所以这也就是告诉大家真正爱护共和自由的是吉伦特派，只有他们才是高度警惕地捍卫共和自由的。因此，这个大阴谋具有无法形容的欺骗性，完全是为着诋毁山岳派，以便把他们搞得身败名裂。处死路易十六本来是正当的革命需要，吉伦特派这一手则要把这种必要性全部抹煞掉。因为处死路易十六既然并不能使全国最终摆脱君主制，那么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死路易十六如果不指使法国一劳永逸地实行共和制，那么这只能是一个毫无价值、极不光彩的无耻行动。因此，当布佐指出路易十六肯定就要受刑的那个绞刑架掩盖着君主制复辟的危险时，当他向人民指出阴森可怖的绞刑架下存在着君主制死灰复燃的可能性时，当他诬蔑迫切要求处死路易十六的那些最积极的革命者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时，当他告诉人们处死国王——人民是一致要求处死他的——不能排除一个混身沾满国王血迹的人有可能登上王位复辟君主制时，他就把处死路易十六的革命意义全部抹杀了，他就在这一革命行动中加进了一滴置人于死地的译汁，对这一革命行动提出了最荒谬的怀疑，而大革命的精神却正是要通过这一革命行动而永远地、势不可当地确立起来。
这是明目张胆地玷污革命的智慧。如果布佐这时心里没有鬼的话，他就应当设法使国王免于一死，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把国王处死很可能会导致君主制的复辟。但他对处死国王不置一辞，同时又悄悄地在人民中间散布这样做如何危害共和制的言论，从而指责即将进行的革命行动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处死路易十六的同时也会把共和制绞杀掉。
山岳派起初没有觉察布佐所玩弄的花招，所以赞成把奥尔良公爵逐出国外。可是到了第二天他们就后悔起来，明白自己中了吉伦特派给他们设的圈套。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对吉伦特派进行了愤怒的斥责，同时声明决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他们同奥尔良公爵有什么瓜葛。然而马拉却大声表示，不应当理睬吉伦特派搞的这种转移视线的奸计。他的讲话博得了热烈的欢呼。不久之后，由于杜摩里埃叛变，从而十分清楚地显示出确实有人想把奥尔良家族的人扶上王位，复辟君主制，雅各宾派才由于罗伯斯比尔的高瞻远瞩而立于不败之地。1792年12月，马拉直言不讳地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石法：“我们不应当上他们的当，不应当让来自侧翼的阴谋活动模糊我们对即将进行的伟大革命行动的认识。”这句话鲜明地反映了大革命的要求。这样，针对奥尔良公爵而采取的措施便撤销了。在战胜了一系列阴谋诡计，解决了一系列争论之后，结束君主制的绞刑架终于显示出了它的轮廓，虽然这个轮廓还有点模糊不清。
吉伦特派不仅在重大问题上施展阴谋诡计，而且不放过一切机会反对那些最积极的革命者。可诅咒的九月事件就曾被他们用来疯狂攻击山岳派。
布佐写道，必须承认，错误首先在于当时的记者，特别是立法议会的议员，因为他们没有把议会的情况和巴黎市的情况告诉他们各自所属的省。他们当中胆量最大的人也只是做了一点和稀泥的工作，原谅人们的越轨行动，掩盖他们的过火行为和其它罪行。如果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们，告诉各省的选举议会，法国就得救了，自由、和平、幸福都能得到保障。各省选举议会只要通过一项决议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需把议员们请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开会，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及其同党就进不了全国的国民公会。大家没有想到这一点，国民公会在巴黎举行，于是一切都完了。
这个傲慢无比、色厉内荏、尖酸刻薄的家伙发表的这一通言论真是十足的奇谈怪论！他这样说，主要是埋怨各省选举议会没有发出反对巴黎的信号。他忘了，当时人们正需要对付外国入侵者，不能向巴黎五战，否则整个革命事业就会付诸东流。如果要全国人民必须在布里索和罗伯斯比尔，或罗兰和丹东之间进行抉择，那全国会惊愕成什么样子？乱成什么样子？可见布佐的小集团宗派思想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不过，吉伦特派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决心在竞选活动中利用九月事件，这是大革命和法国的万幸。什么！革命的人们当时所需要的是高度的宁静气氛和团结一致、奋勇向前的精神，难道在这个时候可以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分裂成两派吗？九月事件究竟应当由哪些政党和个人负责，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弄清的谜，难道在这个时候应当让人们去纠缠这个问题，而不去考虑重大而又明确的问题——共和制和自由吗！
这件事同前面的问题一样，如果照布佐的意思去做，将同样是犯罪。当布佐的吉伦特派宗派思想和地方观念大为发作的时候，他走得那样远，公然反对巴黎做首都，对国民公会在巴黎开会表示遗憾，并且发表了一条庸俗不堪的意见坚持这种看法：
“如果人们在选举当中得知巴黎市内的真实情况，法国就得救了。国民公会肯定不会在那儿举行。”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国民公会如果在巴黎以外的地方举行，就可能把丹东、罗伯斯比尔、马拉等巴黎的代表拒于大门之外，让他们去杀人放火，去胡作非为，或是去实行独裁统治。让巴黎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在政治上彻底消亡，这正是布佐在选举活动中未能实现的痴心妄想。不过，他这些话并不是一个失败者的绝望的悲鸣，也不是一个流放的犯人梦想卷土重来的复仇的呐喊。1792年9月24日，他一回到国民公会，便在国民公会的讲坛上发表了类似的讲话，对选举活动表示了类似的遗憾。他说：“我虽然是巴黎革命的局外人，但我还是来了，因为我深信我可以继续在这里保持我的独立地位，我给自己规定的道路我是走定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转而他顾。现在国外流传的一些消息和关于流血事件的一些说法，我听了十分气愤。如果这些流血事件的真实情况传到我们那些省去，立法议员先生们，这些省的选举议会可能会建议你们到别的地方去开会。”
好一个巴黎的革命！真是妙不可言。好象那些革命都是巴黎自己的事，好象7月14日和8月10日只是巴黎的事件！但布佐所表示的这些遗憾和他对他的朋友和记者——布里索、加弗拉、孔多基——以及对维尔利昂和十二人委员会等议员的指责，说明吉伦特派领导人并没有把九月事件同选举活动搅和在一起。因此，革命者的激情并未受到挫伤，革命党内部的团结也未受到损害，仍可以同8月10日革命的形形色色的敌人，同保皇党和温和派进行斗争。
布佐本人虽然大体了解事件的经过，但他没有把这些事宣扬出去。他不敢破坏大家在思想上的团结一致，而当此国民公会诞生的关键时刻，拯救祖国的自由事业的正是这种精诚团结的精神。
但是，吉伦特派在选举时期对于革命内部开始出现的尖锐斗争也不是压根儿不敢提及。他们要求各省的选民警惕“强盗们“，也就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和公社特派员的谗言。他们肆无忌惮地把各省同巴黎对立起来。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关于革命内部出现分裂的流言并未在各省引起强烈的反应。在前方告急的危险局势下，选民们摆脱了个人的偏见，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在国内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以及怎样同外国的暴君进行斗争。他们听到革命内部出现争吵时只是表现出了一点惊讶而已。在革命热情高涨、警惕性很高、一向对情况颇为了解的马赛和南方普罗旺斯省，革命人民对巴黎出现的严重分歧竟然毫无所知。巴尔巴鲁留下来的关于罗纳河口省选举时期的描述，通篇文字是那样充满激情，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赛及其周围的小城市——它们与马赛是呼吸与共的——的革命人民当时的一大特点：革命的热情和诚实的品德非常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大家不要忘记，巴尔巴鲁是一个狂热的吉伦特派，他的下面这一段文字是在流放期间写的。大家不要忘记，他刚刚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就因为有计划地从事反对罗伯斯比尔的活动而失去了许多曾经投他一票的选民的支持。当然，他也可能是出于一种报复心理而故意把马赛正在出现的极端民主运动渲染成具有强烈的马拉派色彩。但我想强调的是，当时马赛的革命热情无比高涨，分裂活动根本插不进手。在这些南方的民主主义者看来，罗伯斯比尔和吉伦特派发生争吵还是一件不太可信的新闻，所以他们竟然天真无邪地跑去向巴尔巴鲁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巴尔巴鲁在流放期间，即使头上笼罩着死神的阴影，也似乎仍旧沉湎于那些热烈场景的回忆中，为那火热的生活而激动不已。为人阴郁、狡诈的布佐就从来没有流露过这种感情。当巴尔巴鲁在8月10日之后从马赛回去为吉伦特派组织竞选时，马赛的所有民主主义者似乎都认为他是革命的象征，是大家梦寐以求的共和制的希望。
一个真正的温和派，就是说一个思想委琐、不敢考虑重大革命问题、不敢采取重大革命决断的人，是永远不可能对眼光狭窄的温和主义进行这种批评的。
确实，作为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和革新者，作为一个始终如一的思想家和坚定的实干家，饶勒斯是一个具有真正革命思想的人。他勇于接受一切新的思想，敢于采取一切重大的决定。他从来不愿意把革命和暴力等同起来。他坚定不移地极力反对暴力，这不仅是因为他为人正直、善良、雍容大度，而且是由他的世界观决定的。因为他认为暴力会中断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正常的，按照一定规律的发展，会破坏历史的法则以及事物和生活发展的规律。暴力是一种故障，它标志着事物不能正常地、平静地发展而采取突然爆发形式的根本弱点。暴力不仅是对生活的股视，而且也是一种尤能为力的表现，不能巧妙地掺和到历史现象中去，平稳地向前发展。暴力象一个精神病患者和性格暴戾的人一样，一旦发作起来便失去分辨力和节制力，毫无能力对自己加以约束和控制。
不幸的是，生活并不是一首悦耳动听的交响乐。它不是我们的力量所能驾驭得了的。它甚至很少考虑或者根本不考虑我们的要求。一些原始性的力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一有机会就会爆发。由于历史就是一部敌对社会势力的斗争史，所以历史的发展常常出现时而动荡、时而明显中断和时而出现剧变的现象。
不过这种剧变性并不排除历史是正常地、按照一定的规律、一定的步调、很有节奏地向前运动的。这种发展到了自然的终点便产生了革命。
每当人们想用“革命的“策略取代这种正常的发展，而发展的终点也横亘在那里不让人们强行取代的时候，饶勒斯是坚决反对这种“革命的“策略的。不过，他在这场斗争中往往做过了头，因而造成很坏的后果，因为他让一些向终点发展的力量来反对终点，也就是说以发展来反对革命。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重新加以探讨。
饶勒斯憎恶一切宗派活动。他毫不留情地既反对吉伦特派也反对艾贝尔派。每当革命局限在某一派的小天地里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饶勒斯就无情地指出来加以扞击。他要给大革命提供空气和空间，因为大革命标志着生活的欣欣向荣，而不是走向衰落。
饶勒斯以独具匠心的笔法把那些伟大的革命家描绘得惟妙惟肖。
下面就是他对罗伯斯比尔的生动描述：
罗伯斯比尔曾经直言不讳地表明，除了自由的人类之外，他不信仰任何上帝。但他在谈到“玛丽亚的儿子”时，仍旧带着一种神秘的敬意。他不想一下子就把罩在上帝身上的纱幕撕碎，因为人民还在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心中所怀抱的最崇高的希望和最高尚的美德寄托在对上帝的崇拜上。他一定希望人民不久之后能够自己发现这种谬误，摆脱自己在信仰上的这种残存的迷信和错误，但又不损害对于正义的理解和对于不朽——正义的核心——所怀抱的希望。
这个萨瓦的代理牧师在成为符合新教会法的神父之后，有一天来到本村的教堂，教堂里聚集着政治上获得自由的天主教徒，他在领圣体之后，从教堂的祭坛上对他们说道：
“朋友们，你们的信仰洁白无瑕，远远超过哲学家们的吹毛求疵，我对此一直深表敬意。不过，我已经发现，在长期享有自由和运用理性之后，你们头脑中的污秽已经消除得相当干净，可以把你们脑海中缠绕的有关象征性问题的主要情况弄清楚了。不，关于上帝以面包和酒这种物质形式出现的说法是站不住的；说上帝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富有宽容和牺牲精神的无可比拟的楷模而存在于你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倒比说上帝藏在那一点面包和酒里更为实在、可靠。罩在这些象征性东西上的纱幕应该取下来了。人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不着在心灵上再保存这些象征性的东西。此外，关于上帝能在人身上以物质形式出现的说法也是站不住的，这一点你们自己也意识到了。上帝既没有藏在面包和洒里，也没有以物质形式藏在某一个人的身上。万世永存的上帝使人所具有的那种神圣性在基督的身上及其一生中表现得那样突出，所以我们大家都把基督尊为神而使之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里也是一样，用不着使用象征性的东西。不必要用一些感人的、但很不全面的形象来表示万世永存的上帝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享有自由、酷爱正义的人民的心中，上帝已经得到最完美的表现。基督的光辉不过是一缕黎明的曙光，它预示着神圣的自由之光即将来临。我们现在已无需面向东方，而是应该准备迎接自由人类的光辉灿烂的时代。你们没有弄错，我们也没有弄错。你们以象征性的东西来表达你们对真理的向往，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并没有使你们迷失方向，因为它们使你们为接受完全的真理做好了准备。有些人对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大肆嘲讽，有些人则凭着自己的理性推断所产生的模糊预感，凭着内心所萌发的一种比较明智的欲望，在忽明忽暗的道路上不避艰辛，最后终于迎来了明媚的光明，所以前一种人距离正确的道路，比后一种人更为遥远。我们身上没有任何污垢需要洗刷，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后悔的。我们现在所崇尚的仍旧是那个真理，不过我们终于不需要隔着一层纱幕去崇拜了。这是我们在长期中怀抱的虔诚信念所得到的报答，是自由事业的最伟大的胜利。”
以上是罗伯斯比尔在教会法颁布后对于教会的期望，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他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的看法。他可能希望人民从信奉天主教改为信仰理性，而不要有丝毫为难的情绪和屈辱的感觉。他常常为某项财政提案影响人们的思想进行这种重大而稳步的转变感到十分恼火。有人试图通过经济政策，通过减少税收的办法来使人民摆脱宗教信仰，他们似乎想为人们广泛地放弃宗教信仰规定一个奖励税率，理由是单靠思想觉悟很难做到这一点，罗伯斯比尔对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愤怒。罗伯斯比尔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敬意，对他们体贴入微。所以尽管他有许多缺点和恶习，尽管他常常暴露出无知狂妄、嫉妒成性、心胸狭隘，但他仍旧得到了人民的爱戴。他深深地打动了人民的心弦，这是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孔多塞在他的11月9日的日记中曾经对罗伯斯比尔作过一番尖锐的剖析，指出他身上有着浓厚的神父味道。他写道：
“人们常常感到不解的是罗伯斯比尔不论走到哪里，在家里也好，在雅各宾俱乐部和科德里尔俱乐部也好，还是在国民公会也好，为什么总有一大群妇女跟随左右？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就是一种宗教，罗伯斯比尔在这个宗教组织中建立了一个派别。那些妇女就是他的虔诚信徒。显而易见，他的威望全都是妇女替他造成的。他到处布道，到处骂人；他总是板着面孔，一脸怒气，神情忧郁，对什么事都处之泰然，一心一意走自己的路。他声嘶力竭，不断地攻击有钱的富翁和德高望重的名人。他生活简便，不近女色；他只有一项使命：发表讲话，几乎到处发表讲话。他培养了一批门徒，有自己的贴身警卫。只要有可能为自己拉几个人过来，他就向雅各宾党人发表演说，否则，如果他的名声受到威胁，他就一言不发。他本来可以找个职位，替人民做点事情，但他不屑一顾，宁愿扮演现在的角色，以为这样可以统治人民。只要能引起哄动，他就出场，否则，如果没有他讲话的机会，他就溜之大吉。他具有作为一个宗派领袖的各种品德，但要做一个宗教领袖，则全然没有。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严于律己的名声，想与圣人媲美。他站在凳子上发表演说，张口上帝，闭口先知。他把自己打扮成穷人和弱者的知音，一本正经地接受他们的膜拜和敬仰。如果有危险，他在危险发生之前早已逃之夭夭，但危险一过去，便只见他一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罗伯斯比尔只是一个神父，而且永远只是一个神父。”
是的，罗伯斯比尔身上确实有一股神父的味道和结党营私的味道。他总想表现自己绝对正确，态度令人不能容忍。他器量狭小，十分自傲。他一贯专横跋扈，以其一孔之见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他的脑际终日被某个观念萦绕着，心肠十分冷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同自己的信仰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同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等同起来。但是，这个人在道德上倒是非常廉洁的，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无比虔诚，他小心翼翼、决不贬低或伤害人的本性所具有的各种特点，并努力从人的思想和信仰的最平凡的方面去寻求人身上主要的高尚之处。
此外，罗伯斯比尔倾向于基督教的思想是由于他有着比较浓厚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同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和卢梭的悲观主义十分类似。基督教的悲观主义并没有发展到一切方面，而且没有最终形成，因为它究竟给人类打开了无比广阔的视野。但它对于人性和社会的评价过于悲观。它认为人如果单靠自己，没有上帝的搭救，就会变得愚昧无知，就会产生邪念。由于人处在这种不健康的状况下，他在科学上和艺术上所取得的一些外部成果便不可能达到他的内心。社会如果单靠自己，则永远也不会在正义方面达到自然的平衡，而只有这种自然的平衡才能使人们不去作那些异想天开的幻想。卢梭的思想比基督教的思想还要阴郁，还要忧虑重重，所以也是很悲观的。他认为人的本性原是天真无邪和鲁莽无知，二者皆备，他现在正在向文明状态过渡，但到了文明状态之后，知识的发展必然会带来道德的腐败。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实现正义。即使再完美的民主制度能否适合现代的大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所以卢梭在谈到人民行使国家主权时，对这一点能否成为现实十分悲观。他为自己所憧憬的美好的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能实现而痛苦万分，无力再坚持下去，因此只好超脱尘世，去追求一种同基督教相近的多神论，他认为这种多神论可以建立一个亘古未有的社会，实现完美的正义，不过广大的世界不明白他的苦心孤诣，拒绝了他的想法。
罗伯斯比尔并没有把卢梭的悲观主义全盘接受过来，因为他相信民主制在现代的大国是可行的。但他认为，即使在民主制完全建立之后，也还会有许多坏的东西使人类感到烦恼。他觉得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是不可能全部消除的。他认为把拥有不同财产、不同地位的人都拉到同一个水平上来而不妨碍、挫伤人们的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已预见到在一代代不断更迭的人类社会中，永远会有一些人傲慢、自私，另一些人则处在嫉妒和痛苦之中。他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没有看到人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每个人的力量都会得到充分的发挥。
因此，他觉得革命事业不管会有多大的发展，不管会取得多么完美的成功，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空泛得很，因为那些残存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和由此而必然产生的种种弊端早已把它毁了一半。所以他对基督教怀有某种敬意，觉得基督教在人们心中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比革命的影响还要深。因此他小心谨慎，不去触动人们对于正义和幸福所怀抱的过多的希望，他觉得大革命永远也不会使之成为现实。
罗伯斯比尔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个心肠冷酷的钢铁汉心中的难言苦衷和长期的忧伤也就在这卫。他所进行的事业是很难完成的，而且他早已知道，这项事业即便完成，也不能全部满足人们的心愿。所以他不愿意铲除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寄托，虽然他现在正在同过去的旧势力展开斗争，以便建立一个自由、公正的新秩序。
罗伯斯比尔曾经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显存在的缺陷而感到十分痛苦，他曾经希望对基督教作一番新的解释，以便从中觅取一种能够在精神上带来欢乐的力量。他对社会悲观绝望，认为社会的自然发展不可能给他带来这种力量，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难道能因此而埋怨他吗？是的，他的思想对大革命不能克服的人间苦难和不公正行为确实非常苦闷，调子十分低沉、阴郁，令人捉摸不透。
同时，他这种想法也是充满危险的。首先他大大利用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利用了他们对那些过时的宗教信条所怀抱的经久不衰的幻想。他借口人民的思想状况多少年来一直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让这种宗教信仰继续存在下去。显然，他并不急于看到人民去接近科学，去自由地、大胆地探索宇宙。
其次，他的想法也十分轻率，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会逐渐失去其本来的面目，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纯朴的信仰。基督这个偶像统治人们的思想已经有一于八百年的历史。人们对它的崇拜，与其说是把它当作关于上帝存在的抽象的、静止的、苍白无力的概念，不如说是把它当作一种在历史上形成的、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上帝的形象。所以不久之后，一有风吹草动，人民的情绪稍有低落，要求很高的整个基督教便又成为一种肤浅的多神论了。罗伯斯比尔没有把教会连根拔除，转瞬之间这种专制势力便又从埋藏很深的根部发展起来了。
最后，罗伯斯比尔的那个纯朴的信仰在某些方面同除去污秽的基督教并没有多大差别，令人担忧的是他在把这些东西变为人们的思想和道德的准则以后，会不会动用国家的力量来推行他这种基督教和哲学思想的混合物，并通过这种神秘的办法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况中去。
这是多么深刻，多少尖锐的心理分析！多么精辟，多么经得起推敲的评价！罗伯斯比尔的为人，无论是光明面还是黑暗面，都被饶勒斯全部揭示了出来。他认为罗伯斯比尔的主要特点是：真诚地热爱人民的事业，尊重入民。“罗伯斯比尔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敬意，对他们体贴入微。“同时，他认为罗伯斯比尔身上有“一股神父的味道和结党营私的味道。他总想表现自己绝对正确，态度令人不能容忍。他器量狭小，十分自傲，他一贯专横跋扈，以其一孔之见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他的脑际终日被某个观念萦绕着，心肠十分冷酷，久而久之也就把自己同自己的信仰等同起来，把自己的野心同自己所进行的事业等同起来。”这样，罗伯斯比尔的心理活动就被饶勒斯全部暴露出来了。这样一个人处在那种思想状况下，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而自己竟毫无觉察的。由于他做这些坏事为的是拯救观念——人类幸福的前提，所以他真心实意地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给人类做点好事，是为了造福人类。他作了权衡，认为好处大于坏处。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无法觉察的因素是相当大的，一旦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发作起来，他的自尊心和永远不能满足的个人欲望便会使他把人民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他也没有想一想，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利拿人的生命开玩笑去进行他所谓的拯救人类的事业。特尔克马达想给那么多的灵魂带来永恒的幸福，但他如果对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稍加怀疑的话，他是不会烧死那么多人的。
妄自尊大，虚荣心十足，这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无法克服的两个弱点和永远洗刷不了的污垢，但罗伯斯比尔并不只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在道德上倒是非常廉洁的，他对于生活的热爱无比虔诚。”同时，由于他对于人性的每况愈下怀有悲观的情绪和错误的看法，所以便转向基督教，主张把基督教改造一番，使之为人类的复兴服务。事实上，这正是统治阶级长期以来一贯遵循的理论，即所谓“人民需要宗教”的理论。这种观点把上帝打成是一个担任警戒任务的，要价不高、呼之即来的万能的“宪兵。”
饶勒斯看到了心肠冷酷的罗伯斯比尔内心所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位刚强的革命家，一方面致力于摧毁旧的势力，一方面却认为保留“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寄托对”于人们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人是自己挽救不了自己的，因此需要有一种超然的力量来拯救他。于是天上有上帝，地上有罗伯斯比尔。地上的保护并且得到天上的配合。因此饶勒斯正确指出的罗伯斯比尔对于人民的尊重不过是一种相对的说法。罗伯斯比尔尊重人民，同样人民也尊重罗伯斯比尔以及他作为一个革命家和上帝的化身所肩负的双重使命。现代社会主义认为，人民的解放应当由人民自己去进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距离这种认识还差得很远。
所以饶勒斯批评了罗伯斯比尔的想法，认为这种想法“充满危险“。因为这种想法大大利用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在道德观念的名义下把那种盲目的宗教信仰保存了下来。他的第二个错误是认为人们可以随意改变一种宗教——比如基督教——，可以把“在历史上形成的、有血有肉、富有人性的上帝的形象”变成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抽象的、静止的、苍白无力的概念。”
最后，罗伯斯比尔所创造的宗教一旦被他用来干预国家生活，很快就会恢复过去的宗教面目和习惯做法，把法国重新拉回到古代不容异端的状态中去。”
研究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没有一个象饶勒斯这样对罗伯斯比尔的性格和思想进行过这样深刻的分析。
饶勒斯对马拉的分析也非常成功。他不喜欢马拉，但能够公平地对待他。他不喜欢那些充满憎恨、心狠手辣、常常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的人。但他太了解事物的相对性和人们身上不可克服的弱点，因而没有把这些方面看得十分了不起。他知道仇恨本身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有些阻碍事物发展的障碍物，是由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缓慢现象造成的，把人杀死并不能消除这些障碍物。由于饶勒斯思想敏锐，又有无无比善良的天性，能够从多方面去观察一个人，所以他看到马拉身上同时还具有明智的和温和的一面。下面几段可以说明这一点：
马拉的明智的、温和的策略主要是在国民公会和公社发生冲突的时期形成的。他的报纸[11]在10月8日那一天就表现出很强的政策性，看问题十分敏锐，并且很注意分寸。
※※※
马拉有敏锐的政治感觉，他在议会受尽污辱，但却能这样地来谈论议会，这说明他有着惊人的自制力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心。
马拉深信（布佐的言论和他死后留下的文稿都充分说明这一点），吉伦特派一有机会便会要求国民公会离开巴黎；如果这项糟糕的决定被采纳，不但大革命的事业将付诸东流，而且会葬送整个国家。为了使这一危险局面不致发生，马拉恳求巴黎保持冷静，自始至终遵守法律。
除去在具体问题上通常具有敏锐的判断力以外，马拉似乎还有一种不为世人所知的高度责任感。
他看问题十分准确、沉着。他早已把那些敌人看透，感到他们表面上叫得厉害，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需要时时提防他们。但只要不让他们有隙可乘，他们很快就会不攻自破的。
即使在吉伦特派显赫一时，取得明显成功的时候，马拉仍然胸有成竹地把他们的弱点看得一消二楚。他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来的政策，就是这种温和的、充满信心的政策。
马拉的视野越来越开阔。九月事件之后，他从人们的埋怨和不满声中看到了这种杀戮的办法只会有利于反革命。他认识到，他那关于建立革命军事法庭的想法很容易被人指责为实行独裁。所以在国民公会时期他希望不使用暴力和屠杀，而是通过民主主义者的明智的政策逐步地把公众舆论争取过来，依靠公众舆论的支持来重新实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从而使诡计多端的吉伦特派无法兴风作浪。当国民公会一旦摆脱宗派的束缚，完全能够不受干扰地处理问题的时候，它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全力以赴地把法国当前面临的危险弄清楚，然后加以克服。马拉在这里既没有沾沾自喜，也没有大吹大擂。相反，他对事物进行了简明的分析，为克服当前的巨大危险作出了相应的努力。
※※※
马拉所以能够采取客观的和冷静的态度，这是他付出巨大努力的结果。啊！我敢说他现在也还在满腹狐疑，动不动就做出毫无道理的事情来。他现在在狄戎家里对那种“外交艺术”大加赞美，可是几天之前，他还在杜摩里埃家中把它贬得一无是处。
※※※
但不管怎么说，吉伦特派把自己的全部政策都用来反对马拉是非常荒谬绝伦的。而且好象马拉这时候正希望缓和一下。可是就在他努力克制自己，决定采取温和的态度并身体力行的时候，他所遭到的谩骂和恫吓却变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于是心灰意冷，依然故我起来，重新同吉伦特派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又深深地陷入盲目仇斗的状态，坚持认为穷人要翻身只有消灭富人。Utredeatmiseris，abeatfortunasuperbis。这句话是他的报纸的刊头题词。
以上摘录的是分散在《国民公会》各卷的饶勒斯对马拉的评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饶勒斯抓住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两个主要特点：多疑和心胸过分狭隘。不过，说马拉对有钱人的憎恨是出于……对备受痛苦的人民的热爱可能要恰当一些。他也进行了一番“权衡”，把受尽折磨的穷苦人同作恶多端的几千名富翁作了对比，认为必须把后者消灭干净，使之永远不能欺压人民。我不认为马拉的“消灭富人”是为消灭而消灭。马拉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感情易于冲动，性格比较暴戾。要是存在某种替代的镇压办法，使他既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又能饶恕某个“贵族”，他是很乐意而为的。担心自己身上的温情会贻害自己，这种感情在他心中压倒了一切。他最恨那些对革命事业无动于衷，表里不一的人，他们明明看到有些人在做坏事，但胆小如鼠，不敢揭发。他敢于打抱不平，不怕做一个革命的“刽子手“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他把他个人的名誉和安全置之度外。他以提出激烈措施的办法来严格约束自己。人民在感情上所流露的好恶是很少会弄错的。人民喜爱马拉，因为马拉善于赢得他们的爱，即便是做一些失去理智、甚至犯罪的事他也在所不辞。
马拉的头脑十分清楚，他的缺陷并不是他身上所固有的，而是由于他个人对他那个时代和他那个阶级的看法造成的。他对于消灭一些坏人看得太重，过分采取了“外科手术的”办法。这正是古往今来的政权惯用的做法：把社会上的弊病说成是少数人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但这种恐怖主义是个人头脑发涨的结果。归根结蒂，统治世界或者说接受他人统治的毕竟是大多数，因此应当把大多数人争取到革命方面来。可是恐怖主义搞的那一套却是为渊驱鱼，把这些人给吓跑了。个人确实可以领头做出一些事情来，这在历来都是很必要的，但如果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后果就不堪设想。因此，个人的行动只有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时候，才不会一事无成，或长久不了。大革命所保存下来的东西正是大多数人做的，或者说是为了大多数人做的，即为一例。
社会主义一贯考虑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只有它才摒弃了这种恐怖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因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方法。马拉作为一个头脑清楚，品行端正的人，他胸怀坦荡，但怀有过分的理想主义；同一切恪守陈规、思想又不对头的人一样，他只是把资产阶级时代大家所犯的错误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这个错误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结束。一些人毁掉的东西，另外一些人可以把它恢复起来。波拿巴就把少数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所毁掉的东西恢复了起来，建立了独裁政权。但他没有能够恢复旧的制度，因为旧制度已经被法国大多数人宣判死刑。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大革命时代的第三个关键人物——丹东。
丹东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有一个绝招，能够把各种困难和人们之间的敌对的、仇恨的情绪淹没在革命的洪流中。他不搞什么谩骂，也不与人家争论；他没有让议会去反对公社，也没有让公社去反对议会。他不象罗兰那样怨天尤人。仲把各种力量都调动起来拯救祖国和自由的事业。他让它们都去为这个崇高的目标奋斗，希望通过这个办法使它们达到和解，根本不同它们纠缠所争论的问题。他善于用慷慨激昂但很有分寸的语言鼓励人们宽容为怀，并对利益受到威胁的人进行抚慰。
当此局势危急之际，国家可以调动一切物资但国家因为保卫国防而从公民手中拿走的东西，将全部给予赔偿。然而丹东是采用什么办法来结束公社政权中的专横武断和不正常的行为的呢？他没有大发雷霆，吵闹不休。他宣称自己是“革命的“部长，把自己的权力同公社产生的革命背景联系起来。他把自己的称呼加在公社的身上，因此而把自己的事业同公社的事业融合在一起。同时，他要求议会行动起来，组织各种委员会深入法国各地，协助政府的特派员做好工作。议会后来使得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恢复了平衡，这样做不但有利于它自己，而且公社也无所怨言，这难道不正是采取了这一强有力的行动的结果吗？最后，巴黎给自己划地为牢，生活在公社所划定的对外界不信任，与之断绝一切往来的天地里，这样做只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并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走向偏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城市处在一个多疑的环境中并不是一件好事。不但让巴黎生活在狭小的天地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包得很严，与世隔绝的孤零零的世界不是上策，而且让法国各地同巴黎之间好象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是一件好事。
因此，必须恢复巴黎和各地的联系。可是就在丹东似乎全盘否定公社所建立的那种严密的控制体制的时候，他下令在全巴黎实行挨门挨户的搜查，从而使公社得到了彻底的满足。经过这项挽救国家危亡的重大措施之后，谁还敢为公社在8月10日之后采取的一些小规模的措施而埋怨它呢？这项重大的革命行动是由执法机构提出、议会通过、公社执行的。因此，这就使各个不和的，敌对的势力团结起来，使它们互相影响，共同牵扯到同一个行动中去了。
但是丹东是不是要用一两天的时间集中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暴力行动，对被搜查的公民任意怀疑呢？请注意，他在谈到搜捕奸细之后，特别谈到要搜检武器。因此，革命当局在一两天里对巴黎的大搜查，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搜罗武器。这样，革命政权的士兵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走上前线，从而把造成巴黎分裂的党派之争带到前方去，借敌人的炮火把它洗刷干净。丹东的发言象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的激流一样，充满激情，明澈似镜，我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些。他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
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认为手头拥有武器的人是巴黎的保卫者，解除他们的武装可能会带来危险，丹东力图让他们放心，说服他们必须让巴黎和全法国的人民大批走上前线。但他在消除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满腹狐疑时，丝毫没有指责他们缺乏爱国热情。布里索的报纸就大不一样了，它在8月321日怀有恶意地写道：“尽管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努力冲淡公民们的参战热情，不让他们奔向前方去援救自己的同胞，巴黎绝不会因为这种无耻的利己主义而蒙受耻辱。“啊！同这些卑鄙的想法比较起来，丹东的襟怀显得多么广阔，他的思想有多么高超的境界！
饶勒斯喜欢丹东身上那一股火一般的热情和高超的思想境界。丹东使得斗争变化无穷，使得广阔而丰富多采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能够把“各种困难和人们之间的敌对的、仇恨的情绪淹没在斗争的洪流中。”这也是饶勒斯所擅长的地方．所以饶勒斯喜欢丹东，也就是有点儿喜欢他自己。饶勒斯的讲话也象”是从高山之巅奔腾而下的激流一样，充满激情，明澈似镜。同丹东一样他没有一点有害的或是无聊的想法，没有一句凭空捏造的谎言。”因此，饶勒斯得以实践他的诺言。他运用普路塔克的写法，把大革命主要入物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经久不衰。他运用米希勒的写法，把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放在历史的审判席上，以生动活泼的文字对他们的“错误“加以批评，对他们的优点加以鼓励，好象这些人物至今仍旧活着，好象这些事件刚刚发生不久。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经济方面掌握了大量的、扎实的材料，对国内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对大革命产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法国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象他这样去研究历史。
如果运用得当，普路塔克、米希勒和马克思这三个人的方法，并不是不能糅合到一起的。不过应当把主要人物的影响局限在他们为环境所决定而必然采取的率先行动上。不能用否定过去的办法来理解过去。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理解常常就是否定。最后，必须承认，社会生活所仰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产力及其发展——是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根本基础和最后的决定性的因素，同时也不能否认，认识和思想的因素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认识和思想的因素不仅是少数人发挥的，而且主要是有觉悟、有组织的群众发挥的。
然而饶勒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不是没有缺点的。社会民主党杰出的历史学家弗朗茨·梅林就批评过他在这项工作中走得太快，说他的写法是一种“猛冲的作法”，用法国人的话来说是“每小时150公里的作法“。他对待饶勒斯不够公正，指责饶勒斯对腓特烈大帝的作用——梅林对此人有深入的研究——评价过于乐观。
梅林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可能有点道理。是的，饶勒斯有时确实过于乐观，他常常把自己对问题的透彻理解和心中的火一般的热情带到他所研究的人和事物中去。可是饶勒斯的每一个观点都是事先经过深入而扎实的研究之后才拿出来的。他之所以很少弄错，就是因为他只捉出自己深入研究过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饶勒斯完全具备做一个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杀件。法国和世界各地过去有不少人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这种人今天也还大有人在，饶勒斯虽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比他们更接近于马克思主义。
饶勒斯在写历史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他在《1870-71年法德战争史》（收在《社会主义史丛书》中）一书里，首先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阐发自己的看法的。帝国妄图阻挠德国的统一，从而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全书便是围绕这个观点展开的。下面两段话概括了他的观点：
反对派、自由派和共和派很难对帝国的含糊不清的政策发表坦率的意见，澄清混乱不堪的事实。杰出的议会自由派在野党领袖梯也尔先生，莫名其妙地既有着精明的判断力，又怀有严重的偏见。他十分敏锐地看出帝国的对外政策软弱无力，自相矛盾，虚伪透顶。他曾经向帝国预言，它协助意大利统一，必会助长德国对于统一的要求，为德国的统一准备条件。帝国既然承认意大利有统一的权利，难道能说德国没有权利统一吗？它既能帮助沙瓦王国统一意大利，又怎么能够阻止霍亨索伦王国去统一德国呢？因此，如果帝国在承认意大利的统一之后，继续大胆地、毫无私心地去承认德国的统一，如果它能明白并且宣布欧洲可能会出现一个同法国一样存在的德国和意大利，梯也尔的反对意见就无所用了。可是由于帝国在协助意大利统一的时候——何况这种协助不是无条件的——不敢承认和接受德国的统一，它的政策必然会可悲地处于自相矛盾的状况。
而且，帝国也不得不采取虚伪的和撒谎的手段，因为它在民族统一的原则问题上叫得太响；更有甚者，它在意大利统一的问题上创造了一个太引人注目的先例，不可能公开反对德国的统一而不遭到人们的非议，从而使自己威信扫地。因此，它只好转弯抹角地反对德国的统一，只好在两个自相矛盾的政策之间玩弄诡计……拿破仑第三的做法实际上是帮了俾斯麦和普鲁士的忙但他并不相信普鲁士会取得成功……他在意大利的事件中提高了自己关于民族政策的革命威望。他在德国的事件中想利用肢解、分裂和保持毫无作用的平衡政策，使法国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这种考虑不但十分繁琐，毫无仁义，而且特别天真，使得帝国的外交政策和意图全部寄托在普鲁士的不能成功上。这个很不光明正大的、可笑的把戏，被梯也尔清楚地看了出来……
[1]知识资产阶级，原文为labourgeoisieintellectuelle。——译者注
[2]指1848年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译者注
[3]商业资产阶级，原文为labourgeoisiecommercante——译者注
[4]普路塔克（Plutarque，约46一约120）古希腊传记家，散文家。代表作有《列传》，共五十篇，其中希腊名人传和罗马名人传各二十三篇，彼此对称。——译者注
[5]比如在叙述宣战的准备工作时，书中所引用的关于雅各宾俱乐部和立法议会对此问题进行的辩论，就是这样。——作者注
[6]《制宪议会》附录，第6页.——作者注
[7]比如他把Renbell写成Rewbell，Jeanbon写成Jean-Bon，Cloots写成Clootz，等等。——原著注
[8]法务资产阶级，原文为labourgeoisielegiste。——译者注
[9]有产资产阶级，原文是labourgeoisiepossedante。——译者注
[10]产业资产阶级，惊文是labourgeoisieindustrielle——译者注
[11]即马拉主办的《人民之友报》。——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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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饶勒斯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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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饶勒斯和教育
饶勒斯在他有计划地复兴法国的事业中，正确地把教育放在第一位。他希望教育能够从各个方面去进行。他自己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就是有目的、有意识地继续着他在教育方面展开的活动的。因为政治究竟是什么？他认为政治不是一种可怜的、低级无聊的投机手段，而是用来为阶级、民族、国家服务的，进行民众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当是对全国进行教育的大教育家。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活动家应当是个对全国进行公民美德教育的楷模。只有反动派的蛊惑宣传和自由主义者的轻率的、从先验论出发的批评，才故意把那些职业政客的可耻的庸俗的野心，同那些政治组织的伟大建设者们所抱的崇高愿望混为一谈。
蒲鲁东认为民主制是一种教育原则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他说：“民主就是peudocratie[1]”。他的伟大的对手马克思也承认教行有看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思想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布朗基对于世俗化和共和制教育的特别重视也是大家所知道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领茹尔·盖得在把社会党的一切行动都归结为对人们进行宣传和组织，也就是对人们进行系统的教育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准备工作归结为用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无产阶级。
即使从狭义上来讲，饶勒斯也把他在议会内外广泛展开的绝大部分活动用在教育方面了。他在担任教授、议员、记者和《小学教育杂志》负责人的时候，就经常谈到教育，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饶勒斯对教育上存在的问题作了周密的调查，对其中每一个细小的方面都了如指掌。1888年1月15日的图卢兹电讯报）登载了一篇他向小学教员讲的十分精彩的讲话。其内容如下：
你们手上掌握着孩子们的智慧和心灵，你们肩负着祖国的重任。交给你们的孩子不应该只会写信，看信，只会识别街头广告，只会做加法或是除法。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应当了解法国，了解法国的地理和历史，总之，了解她的身体和灵魂。他们将成为公民，他们应当知道自由民主是怎么回事，知道国家让叫们享受哪些最高权利。总之他们将长大成人，应当让他们知道造成我们种种不幸的根源是形形色色的个人利己主义，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崇高原则是自豪加仁爱。必须让他们大体上知道人类是逐渐克服其粗暴本性的，使他们能够分辨出人类文明这一辉煌成果的主要方面。应该向他们指出思想的伟大，教给他们尊敬和崇拜灵魂，唤起他们对于无限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我们的欢乐，也是我们的力量，因为有了这种感情我们将会战胜邪恶、黑暗和死亡。
这几句话说得言简意赅，明确透彻，对于小学教师的使命再也找不出更恰当的话来概括了。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几句话包括了全部的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包括了全部的世俗道德，甚至于某种理性信仰。因为人既然想超越自己，想克服自己的平庸和在地球上的短促的生命，那末对于无限的要求便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人通过什么合乎理性的办法才能摆脱这种使人感到屈辱的平庸地位呢？通过广漠无限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通过人在一生中所要完成的无穷尽的事业。人只要把自己同永无极限的科学真理结合起来，虔诚地、热烈地怀抱崇高的理想，把现在同过去、同将来联系起来，便可超越自己。人总是要死的，但人类还存在。只有把自己同人类等同起来，我们才能跻于永恒和无限之中。这是我们使自己成为不朽，或者说同无限”结合”起来的一个十分自然的、合乎理性的办法。同其它各方面一样，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饶勒斯的泛神论思想，他把理性信仰的健康成份同现代科学坚不可摧的成果协调起来。他对人们说：你害怕死亡和虚无是不无道理的，但只要你行为高尚，正直善良，只要你坚守真理和正义，为真理和正义而生存，你就能摆脱死亡和虚无。为了使这个同空气和阳光一样重要的人生真谛不被精神贵族所垄断，饶勒斯把它交给了每一个小学教员，并让他们作为一项责任把这个人生真谛传给每一个儿童。
反动派对于小学教员这些“下等人”的冷嘲热讽虽然十分恶毒，但往往显得空泛无力，现在世俗化的共和制学校有了这样一个纲领，也就有了精良的武器来对付他们了。但是饶勒斯只破坏那些他准备扬弃的东西。饶勒斯是一个建筑师。他之所以要破坏，那是为了用一些更能经得住时代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情况考验的新材料重新建设起来。由于他采用了这种复兴的办法，饶勒斯就成了对一切被历史判处死刑的东西无情地加以摧毁的最大破坏者。
饶勒斯对于与时代“完全不协调”的小学教育大纲进行了深入的、击中要害的分析。他批评“法国现行的制度十分可怜，每一级都有考试，这些考试只看表面，不重实效，从而扼杀了教师的首创性，辜负了人们对教育的信赖”。
饶勒斯可能不久就会到一所小学去巡视，他要建议小学生们多读点书，因为大多数小学生不会读书。
“如果会读书“，饶勒斯在1888年写道，”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小学生有选择地读七、八本书，肯定会对人类的历史、太阳系的构造、地球在太阳系中的历史和法国在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有一个相当全面、相当深刻的了解。”事情要自然而然地去做。“孩子们的求知欲没有止境，你可以慢慢地把他们引导到天涯海角。”饶勒斯认为儿童同自然界、社会和国家一样，也具有“思想的萌芽和发端”。他说：“你们看，他们多么轻而易举就分辨出善和恶，一下子就触及到世界的两个极端。他们的心灵中蕴藏的宝藏已经到达地表，只要用手一扣，就能发掘出来。因此不必害怕用一些严肃、纯朴、高尚的语言去同他们谈话。”
于是，他把自己对小学教师的意见作了精辟的归纳。他说：“如果你们一方面教孩子广阅博览，一方面通过一些亲切、认真的谈话同他们谈一些涉及人类思想和意识的原则，那么你们就可以毫不费劲地在几年内做完教育家们一生才能做到的事情。每一门学问都有它的顶峰，到了那一天，许多东西都会变的。
这种万物统一观是多么丰富的思想！它既是全部现代科学的基础，也是各种哲学的重要依据和最后成果。饶勒斯本着这种思想打开了各个重要问题的大门，钻了进去，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们在掌握了万物统一观的思想之后，便可以去研究已经显示出来的思想的雏型和苗头，发现某一运动的方向。这样，我们所希望的解决办法也就应运而生了。因为这种解决办法只会出现在事物的开始和萌芽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方向上。古人说过：Inomnibusrebusrespicefinem（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它的终结）。饶勒斯同现代派和进化论者持同样的观点，他说：“对于一切事物，你都要研究它的开始。”这个办法极为有用。因为事物的终结毕竟过远得很，而且没有展现开来，至于事物的开始和萌芽，只要我们深入钻研事物的现状、活动情况和演变过程，当然是可以找到的。
1886年10月21日，在众议院对参议院通过的《关于小学教育组织工作》的法律草案作出修改之后，饶勒斯在众议院发挥了自己的思想。他主张这项工作由市镇来做。他说：
诚然，人们通常是在需要间接地反对世俗化的时候，才打出市镇享有特权这块牌子。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之后，我认为这种策略的深处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市镇虽然不是一个虚构的自由人，但也不是一个实在的自由人。当然它是历史形成的，它从国家中独立出来，它的权力来自国家。他从国家得到了征税的权利，而没有这项权利其它一切都谈不上。因此，如果你给予市镇独自开设、管理学校的权力，它就没有权利反对公共教育的主导方针，因为它的权力来自国家。这个主导方针是：法国社会不再建立在代代相传、很有争议的宗教思想上，而是建立在人人接受的、自然的正义思想上。既然这个方针的表现形式是世俗化，那么不仅国立学校，而且市镇自己办的学校也应该世俗化。因此，我的主张很简单。我只要求，当市镇对国家承担起一切义务，建立的国立学校达到国家要求的数目之后，它还有权用自己的经费在不离开世俗化的前提下，开办一些实验学校，人们可以在这些学校里试验新的教学大纲和新的教学方法，提出更为大胆的理论。
况且，先生们，请你们注意，关于这一点，1882年的法律和今天提交诸位讨论的增补法并没有说清楚。我曾询问过好几位最懂行的议员，他们大都对我说他们不知道市镇的特权是否存在。有几位并且对我说：市镇的这项特权当然还存在，不过只是没有明说。咱们注意一些，别再谈啦；更不要告诉市镇，说他们可以同国家竞争。咱们可不能重蹈忏悔神父把错误泄露给忏悔者的覆辙。先生们，我们的政敌现在并不缺乏能把错误告诉给忏悔者的智囊和指路人。继续在法律中把市镇的特权弄得含糊其辞不是一个自由国家应有的做法，同时，不把这件事告诉市镇也是不实际的。
至少从现在起，我们应当考虑让市镇办一些自己的学校，这主要是因为市镇和国立学校的一切联系从今尔后即将中断。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小学教育——不管哪一个年级——的全部事务应当由市镇和国家通力合作来进行。
否则，人民将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替自己的孩子们接受一种自己并未参与意见的教育，正象资产阶级一百多年来无可奈何地接受一种自己无权干预的教育一样。因此，还是让个别市镇办一些自己的学校吧．这样，市镇就会成天使各个家庭考虑教育问题。我希望，当共和制学校结出第一批硕果，大批真正的劳动者来到地方政府的时候，如果你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的话，他们将会告诉你们，他们过去受的教育哪些对他们帮助最大；他们将会告诉你们究竟哪些知识在实践中最为有用：是关于某些技术规则的具体知识呢，还是对于某些普遍原则的扎扎实实的了解；他们会告诉你们，应当在怎样的程度上把二者结合起来；他们会告诉你们，哪一方面的历史知识最能使他们了解当代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他们还会告诉你们，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地理解科学归纳宇宙所使用的一些深奥的原理；他们还会给你们举出一些例子，讲一些生动的故事，强调某些看法……。
公共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宗教传统和批判科学的斗争中，饶勒斯坚决赞成后者。但他激烈反对人们对宗教意识进行任何污辱。
今天有两种力量在争夺人们的思想：一种是对过去的宗教信仰和哲学信仰坚守不渝的传统势力，一种是以科学为后盾的批判精神，后者不仅批判宗教信条而且批判哲学信条，不仅批判天主教，而且批判唯灵论。
在宗教方面，你们能够解决困难，而且也已经解决：推行公共教育只能求助于理性，这样，任何除理性外还赞成别的理论的观点便自己把自己排除在小学教育之外了。你们整天喋喋不休，说我们把上帝从学校赶了出去，我要告诉你们，是你们的上帝喜欢呆在阴暗的教堂里。在宗教方面，我们可以保持沉默，但不放弃我们的观点；我们只有一项义务：不在学校里搞人身攻击，因为这种攻击只会伤害一些人，而且于事无补。我们要用科学的真理不断地攻击你们。
在哲学方面，只以理性为标榜的理论不胜枚举，你们究竟选择哪一种呢？你们已经选定了在国内影响最大的一种理论，我指的是传统的唯灵论，不过你们也不能不这样做。
你们代表着国家，你们只能做一件事情：为孩子们解释国内普遍接受的思想。我的意思是在国立学校，人们只能讲授在国内最流行的观点，但我要再说一句，作为我国“国学”的唯灵论，这种学说已经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欧洲知识界人士的摒弃，不过他们这样做正确与否，就不用我来多话了。
先生们，我只想指出一个事实：我们的国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异，存在着同事们没有想到的一个严重困难，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在法国各地，在各个阶层中爆发。现在城乡各地流传着各种理论，你们这些国家的代表，肩负着民族的重任，你们只好传授一些各地可能接受的理论。我的意思是说有些大城市的劳动者已经掌握了批判精神和科学的一般成果；在这些大城市中，唯灵论不可能成为人们独无二的思想准则和学校的教条。我还要说一句，国家虽然小能超越在人民中普遍存在的观点，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你们应当允许市镇通过自办的学校试探一下人们的意见，并根据这种思想状况允许在教育方面有不同的做法。
1889年12月113，在讨论这一年的预算时，饶勒斯为维护小学教员的物质利益进行了辩护：
先生们，首先，我同意预算中的必要开支。上一次议会休会期间，为了使收支平衡，我就对我那个选区的小学教员说过，鉴于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他们应当等待，应当把法律规定的八年期限作适当宽延。我现在感到我错了，但我发现自己的错误不是由于听了某些人的大喊大叫，而是绝大多数人痛苦地在那里忍耐着，一声也不吭。我们很久以来就已经正确地决定改善小学教员的待遇，以提高他们的独立地位和威望。我感到如果我们现在再一次把他们的待遇改善往后推延，我们可能会使他们大失所望，因而影响甚至妨碍小学教育的发展，可是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小学教育是我国目前的唯一财富。
我们不应当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在目前的政治和社会情况下，共和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需要大力推动民众教育的发展。
我一想到国内的自由可能遇到的危险，一想到劳动阶层将来的必然发展趋势和一个自由民主制度的责任——它应当在许许多多的人中造就优秀人材……我就不禁感到我们国家的民众教育还处在刚刚起步的原始状态。
我这样说，不仅是因为学校的数量太少，尽管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天花乱坠；不仅是因为设付高小的学校少得可怜，也不是因为正如报告人在他的内容丰富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许多小学一个教员要教70至80个学生。不！不是上述原因，而是我们没有给那些直到十三岁还在读小学的儿童以他们理应得到的全部教育。这是由于我们缺少头脑比较清楚的教员，我们的民主制度可能还缺少足够的为劳动阶级的未来设想的雄心壮志。
必须指出，1888年坐在中间派席位上的饶勒斯，当时就已经谈到了“劳动阶层将来的必然发展趋势“。这再一次证明他的思想的一贯性。
在提出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之前，他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要求对教育实行某种社会化。他希望给劳动人民的子弟提供“适合他们情况的，同资产阶级子弟一样充实、一样完备的教育”。因此他大声疾呼：
先生们，请你们来做一个对比吧！你们看一看，十四岁左右从国立中学毕业的资产阶级的子弟已经知道或可能知道物质世界最基本的规律以及人体的主要器官及其功能，他们已经知道人类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姓名及其简历。他们已经培育起一定的艺术感，能够欣赏和体会从《奥德赛》——当然通过译文——到《阿达利》的合唱，和《秋叶》这些世界名著中的朴素而高尚的美。
可是你们把十三、四岁从小学毕业的大批劳动人民的孩子同他们比一比吧。先生们，我并不是要求他们也得到与资产阶级子弟一模一样的文化知识，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传授相当的文化知识。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子弟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向高探、全面发展；我们看到，他们在低年级的时候就由一些水平较高、出类拔萃的教师授课，特别是你们在最近过分强调改善低年级的学习条件后尤其如此。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你们还没有为劳动人民的子弟做他们有权享受的全部事情。可是他们将长大成人，他们将成为劳动者，成为公民，有鉴于此，为了斗争和生活的快乐，他们也有权得到适合于他们情况的，同资产阶级子弟一样充实、一样完备的教育。
先生们，劳动人民的子弟应当首先能够迅速对政治机构和管理机构有一个大体的了解……（右翼席上鼓掌起哄）是的，我说他们应当能够迅速对这些方面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你们为什么反对我的话，你们自己很清楚，因为你们不愿意给他们提供这些起码的知识。你们应当知道，在法国这个国家，现在还有三百万选民——这大概也是你们所希望的——想当然地认为预算中有几十亿法郎落入私人腰包。
右翼席上：这是真的！
饶勒斯：你们说这是真的。很好，正是这样。如果你们不希望这些命运不济的选民愚昧无知，让他们相信这些事情，你们就不会说出这种话来。
是的，一些无耻之徒已经越来越多地打入政治生活中来，在他们的欺骗下，现在有几百万天真的人认为预算委员会的成员在围着聚宝盆商议，进行神秘的分赃。我们没有通过发展教育去对那些几个世纪以来旧制度积累的愚昧无知进行反击，我们没有能对下层大众进行启蒙，但这并不是当前这场危机的症结，而是存在于这场危机中的一个很大的危险。
先生们，应该使这个年轻的民主制度热爱自由。它有平等的要求，但是没有同这种平等要求同等的自由观念。要得到这种自由的观念是一项更为艰巨、费时更久的事情。所以，要通过比较高级的思维能力的训练，培养劳动人民的子弟对人的意义，进而对自由的价值有所认识，因为没有自由，人是不成其为人的。
此外，即使最不留心的人也已发现劳动阶层中正在出现一种趋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萌发出一种雄心、希望和遐想。
既然我国劳动人民努力摆脱雇佣劳动条件的时刻似乎已为期不远，既然象政治上所做的那样，他们也想在经济上争取到他们那一部分最高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劳动成果的分配和劳动的管理，那么他们的子弟在校外感受到这种正当的雄心壮志的同时，也应当在学校里通过足够的思维训练学会思考，学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学会鉴赏名著的能力和养成建立新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各种美德。先生们，我甚至认为——有人或许以为我在想入非非——，劳动人民的子弟将来就是因为从事单调的、枯燥无味的工作而不能尝到艺术享受的乐趣，不能通过法语领略各种名著中的简朴、高尚的美是不公道的。我不是不知道，对于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说，困难要比资产阶级的子弟大得多。法国现在有一半地方，小学教员还在费尽心血给学生们讲授法语的基本常识。他们在家里虽然能经常接触到热烈的气氛，淳朴的思想，以及对于劳动和秩序的热爱和敦厚的感情，总之可以接触到扎扎实实的品德，但肯定接触不到足够的文化知识，因而不能理解文学名著所给予人的美感，因为那些名著并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一个经过修葺的美丽的花园。
为此，必须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改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水平，以便弥补家庭教育的不足，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使今后几代人得益，二三十年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就会随着劳动人民家庭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出现平衡，而不是象现在有时见到的那样，靠学校的低劣来维持这种平衡。
饶勒斯希望通过思维能力的训练，使劳动人民的子弟对于“人“的意义有所认识．“从而爱好自由，因为没有自由，人是不成其为人的”。
在关于劳动人民的教育的问题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崇高的目标了。寡头所有制政权把人看成商品，资本主义的生活实践把人的意义和尊严越来越糟蹋得不成样子。饶勒斯希望从现在起就反对这种贬低劳动人民尊严的做法，并以教育来进行这一斗争。但是他也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他为他们要求进行的教育改革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不过这位演说家当时已有着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他抓住这个矛盾，进一步提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待遇。他说：“我国劳动人民努力摆脱当前雇佣劳动条件的时刻已经临近了。因此，早在1888年，他就已考虑到对经济实行重大的变革。他希望劳动人民的子弟在学校里通过足够的思维训练，学会思考，学会自觉地遵守纪律，“养成建立新的秩序所必要的各种美德。“饶勒斯从一开始参加议会活动便对人类和世界怀抱着绝对的信心，这种信心是同他的万物统一观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将反复强调这一点。饶勒斯对拥有特权的统治阶级说道：“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正在走向自身的解放，走向新的社会。你们帮助他们一下吧！”他要求特权阶级执行一项开明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他满怀善良的愿望和理性，看到一轮红日正在社会的地平线上升起，特权者们的心已在温暖阳光的照耀下打开来了。
饶勒斯的哲学思想——关于万物的统一性和普遍的渗透性的思想——对于他深刻理解社会生活问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研究教育问题的同时，立刻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同国家赖以生存的全部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非常自然地——这一定使许多在场听他发言但没有思想准备的议员以及许多读者感到十分突然——从教育问题谈到了资本集中的问题。你只要把这次讲话听到底，或者把这篇文章看到底，就会发现这两个问题的关系是十分自然、十分明确的，不禁感到茅塞顿开。
我过去说过，本世纪的社会运动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资本家阶级正在日益严重地伤害无产阶级的尊严和压迫中产阶级。中小工厂主已经被大资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只有大资本能够添置大型机械设备，只有他们能够以很低的利息得到信贷。
因此小店铺越来越被大商店吞并，小店主越来越被股份公司吃掉。此外，金融投机也对中产阶级不利。大银行老板已成为国内的一股强大势力，他们逐渐抬高自己手上掌握的铁路股票的行情，并从历届内阁政府得到方便，使他们的股票得到稳定的股息。因此铁路动输价格中就不得不包括比原来的实际股票价值多出的10亿法郎所付的利息。而铁路运输价格的提高则造成了生产费用的全面上涨，结果使一大批中小资本纷纷垮台。
随着工商股份公司逐渐成为金融企业，投资交易不仅扩张到这些公司的股票，而且也扩张到产品和商品上来了。今天，这种投机交易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程度，羊毛、丝绸、糖、咖啡和金属材料没有一样不是投机经营。因此工商业市场也同金融市场一样震动频繁，惶恐不安，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小工厂主和小店主也不知不觉地被吸引到交易所中去了。只有腰杆硬的人才能顶得住投机交易的一切冲击，也正因为这样许多小资本家都被压垮了。
不过，这还没有完。大资本家们又商量起来，他们说：“既然一切都是一场赌博，那就要赌得十拿九稳。因此必须建立强大的同业公会来垄断产品。只要全部商品都在我们手里，价格就将由我们来决定。”臭名远扬的铜业公会是这类公会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后来垮台时造下的孽同它成立时造下的孽一样多。此外这类公会在国际上还有几百个。
农村生产者这个中产阶级也遭到了资本主义的祸害，许多佃农纷纷破产。因为土地也被卷进了投机交易的洪流。随着大城市、消费事业和运输工具的发展，随着剩余资本的增加，帝国腹地的土地价格和租佃价格突然直线上升，地主向佃农索要的租金超过原来的两三倍。投入土地的资本也象其他行业的资本一样要求得到大量的报酬，佃农同意了，因为他们舍此别无他法，其次也由于他们被价格全面上涨所带来的暂时繁荣弄得眼花缭乱，晕头转向。
这样，在1860年到1880年的二十年中，土地赚了惊人的数额，但这笔钱并未用到土地上去不断提高生产。相反，它只是从佃农那儿转了一下手便又落入终日游乐的地主腰包里，地主则把它或是挥霍掉，或是进行别的投资了。因此当农业危机发生，国外竞争加强的时候，当1882年各种股票急剧下跌导致物价全面暴跌的时候，佃农这个中产阶级就被过分沉重的负担压垮了。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没有给他们留下必要的资金去改良农具、土壤、牲畜，增加肥料，加强竞争能力。他们于是发现从1860年到1880年的这场繁荣完全是虚假的，冲击一来，不过是一场空，等待他们的只是破产。所以农村生产者这个中产阶级今天希望为他们在农村的劳动寻求保障。
中产阶级受到的损失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也在精神方面。不仅他们的独立性受到了损害，而且高等教育和科学几乎一直在着力培养的他们身上那种乐于助人的感情也受到了冲击。中产阶级中的科技人员在这个新世界里安顿了下来，他们青云直上。但他们为此而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呢？站到了强权的一边，我指的是站到了暴虐的资本一边。随着机械化和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家需要工程师，这样，工程师也就得以飞黄腾达。可是他们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同他们应当做的距离何其遥远！他们本来可以把科学用来为劳动和劳动入民服务。他们不仅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而且可以发挥人的意义；不仅可以指导机械设备的生产，而且可以帮助人们团结起来，高瞻远瞩，公平合理地分配劳动成果。他们可以在革新机器的时候留有余地，逐步为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劳动者提供新的天地，可以在取得生产者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生产定额，免得造成产品积压和失业的危险，总之可以实现邦塞尔在11848年提出的理想方案：使机器的发展同人的进步共同进行，就是说不断地使二者的步伐协调起来。
当然，他们是愿意这样做的，只要看一看1830年到1848年期间巴黎高等工业学院的情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那些年轻人当时都有着宏伟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他们感到，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环境将使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本来想通过社会变革来校正工业变革，并想让科学真正地在各个方面起到解放的作用。
可是，12月2日[2]，随着政治自由的消失，社会博爱的思想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从那以后，他们这些人也就逐渐地、自然而然地被资本夺去，被资本吞噬了。资本一步一步地让他们适应其要求，如今，他们已沦为股息的奴仆。但是他们也感到自己这种迫不得己的急剧变化对他们是一种屈辱，内心很是痛苦。因此，我深信，当博爱的曙光重新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这此中产阶级的科技人员定会兴高采烈地焕发起当年襟怀广阔的情操。（1888年）
最后这两段话，饶勒斯指的是伟大的、情操高尚的一代思想家、政治家、工程师和工业管理人员。他们曾经聚集在圣西门的旗帜下，但由于一些做法和说法欠妥而长久地被人们完全忽略和遗忘了。这些人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在那么多人都不信教的情况下却让自己为教会卖命，为宗教迷信效劳。他们是一大批第一流的杰出人士，他们曾经既想把工业搞起来，也想建立一个以劳动和科学为基础的新社会。
上面说的是1888年，现在让我们跳过二十年——饶勒斯在这二十年中一直是很关心教育问题的——来到1909年1月21日和24日。饶勒斯在这两天又就教育问题发表了意义重大的演说。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并可看到他对教育所赋予的广泛意义。
围绕教育的垄断问题究竟有哪些看法和利害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饶勒斯想把这个重要问题上的那些信口开河的庸俗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实际上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国家的教育究竟应当由谁来搞？他答道：
人们在争论不休，好象一个大国可以随意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教育。先生们，你是不能想教什么就教什么的；我甚至认为，你也不能知道什么或者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就教什么，你只能是什么样就教什么样。我同意刚才有人说的一句话：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繁殖”的问题。
我并不是说教师应该努力给孩子们或年轻人传授或者灌输这样或那样的公式，这样或那样的理论。
如果这样去教学生的话，那只能把学生变成一种思想盲从的人。假如有朝一日社会党人能够办学校的话，我认为教员的责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不在于在孩子们面前讲什么社会主义。
如果教员是一个社会党人，而且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党人，那是因为他的思想所享有的自由应用于某种具体而广泛的知识后把他引导到社会主义上去的。因此，他能引导孩子们或年轻人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自己思考问题的这种自由，把这些广泛的知识教给他们。
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公民执行国家最高权力或发挥政治威力不是靠任何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教条公式。只要公民或成年人享有自由，有自己的特性，并愿意执行这一权利，那么这个现代国家就可以说：“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所仰赖的独一无二的巨大源泉。”
“你不能想教什么就教什么，你不能知道什么就教什么，你只能是什么样就教什么样。”这句话说得十分正确、深刻，指出了应当由此去寻求问题解决办法的方向。教育只是我们自身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职能，也就是说是历史上以一定社会形式确定下来的国家的特性和性质的表现形式。国家是自己教育自己的。国家只能给孩子们提供它在达到一定的文明后所能提供的教育。奴隶制国家教给孩子们的只是盲目服从和卑躬屈节。自由人的国家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想、享有自由的人。君主制培养的是臣民。真正共和制的国家培养的是公民。一个国家如果带上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内部分裂出反对自己的阶级，则这个国家必然在教育上反映出这种四分五裂的状况和国内的各种利害冲突及阶级斗争。
饶勒斯把方法确立以后，便去努力确定国家担负教育职能的思想。
饶勒斯忠于自己不怀抱任何偏见的基本思想，他不愿意只从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党的观点去观察法国。他希望全面地观察法国，正象他希望全面地观察真理、正义和人类一样。
在过去各个时代进行过斗争的那些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党派，信仰哪个宗教，赞成哪种理论，只要他们曾经思考过问题提出过要求、经受过痛苦、寻求过出路，即使他们在当时的斗争中可能表现为保守派也罢，他们都势所必然地曾经是一种前进的力量，推动的力量，革新的力量，我们要把这些微小的努力和进步的成果接收下来，我们忠于过去的这些力量，好象奔向大海的河流忠于自己的发源地一样。
先生们，是的，我们也崇拜过去。每一代人的灶火都不是白白地在那里燃烧，白白地发出光辉的。由于我们正在前进，由于我们正在为实现一个新的理想而斗争，我们才是祖先的真正继承者。我们从祖先的灶火中接收过来的是火，而你们却只是守着那些灶火中的灰烬……就是说我们一贯地把个人放在一个集体中加以考虑，不管我们这种信仰具有什么样的内容，也不管这种信仰起源何处，得到过谁的批准和保障。
我们一谈到对于人类的希望和正义所怀抱的信仰，你们就说：“你们这种信仰没有得到上帝的‘批准‘和许可。“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们，你们是否认为日本的宗教也得到了你们的上帝的批准？
不，先生们，事实是不管你们怎么说，随着世界的扩大，你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地都存在着大量的、正在喷发的泉水，而这些泉水并不是你们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事实是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人的意义和思考问题、忠贞不贰、勇于牺牲以及捍卫尊严的品德是各个民族都具有的；重要的、有价值的，不是这种勇于牺牲和思考问题的精神的局部的、地区的、暂时的表现形式，而是这种品德本身。
是的，饶勒斯想维护和挽救过去一切能够保住，能够挽救下来的东西。他甚至崇拜过去。但同时他还以慷慨激昂的言辞，给那些想把现在从属于过去，想把生命从属于死亡从而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思想僵化、头脑昏聩的复古派和守旧派以致命的打击。他说：“我们从祖先的灶火中接收过来的是火，而你们却只是守着那些灶火中的灰烬。”
火就是生命。过去含有生命的因素，正象现在也含有生命的因素一样。因为过去包含着现在，正如现在也包含着将来一样。要把这些生命的因素分离出来，就要无情地砸碎生命暂时表现形式的坚硬外壳。斯宾诺莎说过：一切存在都想以其实体永远存在下去。正象现在想以它今日的形式万古长存一样，过去也想万古长存。但永恒的运动法则不让它这样做，于是生命之火熄灭了，过去便只剩下一堆灰焊……守旧派死抱住这些灰焊，一片虔诚地认为自己仍在忠于过去的生命，可是他们实际上只是守着过去的尸骸。
只有服从运动的法则和进化的法则的人才能真正继承过去。比如法国大革命便是继承了大革命前的法国的全部业绩，同时把传给它的沉重的僵尸扔在一边或者毁掉了。
先生们，有些人说大革命创造了法国这个国家，我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在大革命之前，法国就早已存在。
我的意思是说法国象一个有意识的人一样早已存在，不过她的统一的象征是王族，因为王族好比是体现了她的出身、地位和权利一样。即便在那时，她也是一个整体。诚然，大革命使这个国家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状态而变得更加统一了。可是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会变得更加统一、更加自觉、更加热气腾腾、更加强大呢？是不是由于宗教的复兴，是不是由于天主教的统一，大革命才得到这火一般的热情呢？不是，先生们。这是因为那些过去一直受奴役，一直持消极态度的公民全都能行使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的结果。由于他们带着焕然一新、热情洋溢的精神面貌参加到当时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来，整个法国才沸腾起来，因而变得更加伟大了。
在1790年7月14日的联邦节上，当各省代表会聚一堂宣布国家统一和共同享有自由的时候，使全国上下人心振奋、热情奔放的并不是瘸腿主教在马尔斯广场主持的那个立宪仪式，不，新时代的昭光不是从那个临时搭起来的意义不明的祭坛上发出来的，而是从人们的内心发出来的，因为人们有了共同的感情和希望。
我并不是要同坐在右翼席上的天主教议员过不去，我只是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在1793年和1794年，在共和国成立第二年的那些如火如荼、充满牺牲精神的日子里，天主教曾经在短暂的时间内实际上处于最不受人重视的地位——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硬扯在一起——那时人们很少想到天主教，他们考虑最多的是国家。
同样，先生们，尽管拿破仑的半无神论的独裁政权外表披的是正式的天主教外衣，但促使大部分不信教的帝国儿女去进行史诗般的远征的却不是出于对天主教——当时的旧教——的崇拜。当时那股奔放不羁的热情并不是天主教掀起来的，而是由于大革命把我们的祖国世俗化了，帝国才从世俗化中得到了好处。
可是，先生们，科学呢？谁没有看到科学的独立性已在各个现代国家显示出来？我是把科学当成一种国家机构来说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有一些国家实验室，而且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些高度概括的材料后对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了无比深刻的影响，因而实际上起到某种独立机构的作用。过去一些时候，虽然教会的一些说教同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风马牛不相及，但科学却不得不说自己的研究活动是以这些说教为指导的。可是今天，科学以其独到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扩大计算成果，又通过计算证实实验成果，已经观察到空间中的一些无比遥远的事实，进而把一些关系确定了下来。现在已没有一本书，不管这本书把道理说得多么透彻，能够在任何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不信教的人——的思想上抵消或挫败科学在它所涉及的学科和领域内所阐明的真理。
我也不认为科学已穷尽一切问题。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有一天写道：“世界已无神秘性可言“，我觉得这种天真无知的话不应该出自他这位天才之口。
但是，科学在它所研究的领域，所达到的学科中，在它所确立的关系上，它所向无敌，不是任何其它权威所能驾驭得了的。如果一本书在研究和探索宇宙的时候同科学发生争论，错的肯定是那本书，对的肯定是宇宙。
因此，世俗化的运动，理性的运动和独立思想的运动如今已深入现代世界的各个领域。今天的社会可不是一个庸庸碌碌的社会。自从1日世界响起新世界的号角，大革命在古老的钟楼里敲响新时代的钟声以来，人们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活力。不但人们的生活充满活力，不但新世界的原则还在同旧世界残存的原则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而且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正摆在被埋性发动起来的新世界面前。
先生们，我们有时一谈到民主制，就往往流露出一种蔑视．其原因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宣布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受到排挤，没有一个人遭到歧视，人人都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这不单单是个说法或提法的问题，宣布每个人都享有权利，那就要真正让他们能够通过思想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增加，通过一系列实际的社会保障来行使这种权利。如果你想让每个人在实际上成为其天赋所具有的那种样子——一个自由的人，那末这种社会保障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政治民主要通过理性原则本身所包含的力量，通过被人人都有权怀抱希望这种思想所唤醒的群众提出的要求，发展成为社会民主。这样，不断发展的人类思想就会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
先生们，我们的一些右翼议员常常指责我们的思想缺乏哲学基础，因而不得不以没有哲学指导的旧思想为依据，或是自卑自贱，甘愿接受卑微的实用主义思想。
他们忘了，人类至今还受着自然界规律的约束，而在这严酷的自然界中，人类正努力建立一个社会形态，使每一个人都真正享有自由，并通过正义的实施，协调相互间的关系，当我们把这个社会形态建立起来，在这个蒙昧的、未开化的世界上实现这一可能，从而使人们享有的这种自由和相互关系的协调成为现实的时候，我们就在现实生活中为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奠定了基础。
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饶勒斯终于说出了他内心的这一重要想法。在饶勒斯的思想上，一切都可归结为高尚的、无所不包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是具体的，是以全部的现实为依据的，因为观念，人类的理想这些无形的力量也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这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可见常常需要把生活中这样或那样原始的、未经加工的表现形式排除掉方可揭示出推动生活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反动派认为民主制是一些庸俗无聊、野心勃勃和怀有仇恨情绪的人建立的一种政治制度。饶勒斯却认为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原则。他大声说道：“自从理性的权利得到确认以来，自从旧世界响起新世界的号角，大革命在古老的钟楼里敲响新时代的钟声以来，人们的生活还从来没有这样充满活力。”
反动派通常总认为只有自己才掌握高尚的道德观念和理想主义的主要思想传统。这种所谓高尚的道德观念被他们当做一种宗教灌输给逆来顺受的被压迫者，其实往往不过是把低级无聊的物质利益生搬硬套到理想主义上去。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一般说来不过是一种“精神警察”，意在维护特权阶级的统治和社会的不平等。它以响亮的口号掩盖庸俗不堪的事实。饶勒斯把这个字借用过来，但赋予它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内容和含义。
由于“一些庸俗的东西”的存在，人们在谈到民主制的时候往往流露出一种蔑视，可是如果你“深入研究一下，宣布今天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没有一个人受到排挤，没有一个人遭到歧视，人人都享有自己的权利，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
从理论上和原则上来看，或者用法学家的话说，从法学的观点来看，饶勒斯是对的。宣布人人都享有权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已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个权利是以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决不容许人们借口它只是一种诺言而迟迟不去实现。这个诺言是以崇高的革命斗争争取来的，它标志着历史的转折和新纪元的开始，标志着政治上将要遵循的一个新的方向。而一个新的方向之所以不能否定，不能忽视，就是因为它表明还有一段路非走不可。
因此，道路只有一条，必须沿着既定的方向走下去。已经宣布的权利不能成为一纸空文。饶勒斯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提出“政治民主要通过理性原则本身所包含的力量，通过被人人都有权怀担希望这种思想所唤醒的群众提出的要求，发展成为社会民主”，希望“不断发展的人类思想越来越开阔自己的视野”。
饶勒斯非常明白思想是不足以约束世界的，单靠有道理还不能战胜汪洋大海般的不公正势力。所以他提出让”被唤醒的群众＇，来为思想服务，或者用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话来说，让“有觉悟的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思想服务”。但是，即使在提出利用”被唤醒的群众“这种物质力量的时候，饶勒斯在根本上仍然很自觉地忠于他那“用理想主义的观点解释世界”的思想。因为他在谈到“被唤醒的群众”时加了一个限定语：“被人人都有权怀抱‘希望’的思想所唤醒的群众”。而一个唯物主义者则可能会说：“被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所唤醒的群众”。
统一不是大杂烩。饶勒斯深知人们在思想上互相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他在1910年发表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说中，引用了红衣主教纽曼说过的一句寓意深刻的话。这位绰号叫做“牛津魔术师”的红衣主教说道：“在人类社会中，有些人如果死去的话灵魂可能得救，而他们周围的一些人死后则永远不会得救。这两种人常在一起聊天，互相握手、问好、寒暄，不知道他们之间相隔着一道巨大的鸿沟，一个可怕的深渊。”饶勒斯也知道，“现代生活表面上天衣无缝，人们的关系从外表看来十分融洽，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似乎都互敬互爱，十分亲热，但每个人如果都把自己的原则执行到底，互相之间便会出现可怕的隔阂”。饶勒斯这位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倡导者，似乎在痛苦的一瞥中看到了那可怕的障碍，看到了他自己无法制服的敌人——仇恨。所以他接着说道：“我一读到纽曼写的这旬话，心中就感到象是在噩梦中一样，这些意志薄弱的可怜的人彼此都以为有着共同的感情，经历过共同的遭遇，但我仿佛看到他们的脚下就要出现一道可怕的鸿沟把他们分割开来”。
饶勒斯以确凿的材料证明，“教育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所提倡的各种原则同天主教教会的原则和基本观点展开的激烈冲突。”
饶勒斯不希望让崇高理想的教育由教会垄断。他不主张把劳动人民的教育局限在“可怜的卫生常识和庸俗的道德规范”上，局限在“人生常识和烹调知识”上。否则那将是公民社会的破产。因为这将表明“只有教会能够给人民传授一点知识”。
但是法国会不会由于这种冲突而永远处于不可克服的分裂状态呢？不会的。阶级斗争需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方可进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双生子，它们都是同一种生产体系和思想体系产生出来的。”它们都有着“共同的要求”。因此不可能出现“国家的全面分裂”。
饶勒斯以雄辩的话语精辟地分析了教会的立场正处在演变过程中，指出教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已经做出了一些让步。它现在已赞成伽利略在天文学上的伟大发现，虽然它在起初曾对他极力加以攻击和诽谤。它通过信奉天主教的大学者拉巴朗之口，接受了现代地质学的观点：“一个地区动植物的逐渐演变只需经过几百万年就可看得出来”。对于《圣经》是在“六天内“写成的说法，我们当然谁也不会相信。教会的一些知名人物也承认《创世纪》的一部分来自迦勒底人的传说。”这种变化甚至在教会内部也明显存在。教会正在同民主制讲和。它通过拉莫奈和拉科戴尔之口说：“你把自己同各国政府的关系摆脱掉吧！因为这些政府是你的累赘，同时也是套在各国人民身上的锁链。你只有砸碎自己身上的锁链才可去砸碎套在各国人民身上的锁链，并把日益发展的民主制同教会协调起来。教会已由于人们因此而产生的误解面临被抛弃的绝境。”列昂十三世的通谕（Rerumnovarum）也出自同一思想。因此，“现在是理性得势了”。
饶勒斯把他的这种看法归纳为一句话：“天主教如果要逆时代湖流而动必将寸步难行。”所以他对教会说：“不管你们怎么做，你们面前摆着两条路：或者自取灭亡，或者向科学、民主和自由作一些新的重大的让步，使得祖国的所有儿子都能在一片和睦中走到一起来。”因此，是教会排挤饶勒斯，而不是饶勒斯排挤教会。不管怎么说，饶勒斯对教会的了解胜于教会对饶勒斯的了解。请看下面一段话：
当天主教死守着它那抽象的教条拒不妥协，似乎使法国在生活和教育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时候，教会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作了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先生们，我们这些革命党人难道对教会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吗？我们不但不做宽容派——米拉波曾经正确指出用“宽容”这个词来对待他人的理论是不妥当的，是带有侮辱性的——我们对待各种理论不但不采取宽容的态度，而且尊重这些理论所代表的人格和精神。
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法国大革命的始终。诚然，这次大革命为了能顺利进行，为了捍卫自己的思想，曾不得不进行过一些尖锐的内部斗争，你们可能会举出这些斗争来指责它。可是你们应当知道，恰恰是由于这次大革命人们才对我国的伟大传统有了深刻的认识，这才是这次大革命非常了不起的和无比重要的地方，你们这些顽固的守旧派恐怕也不会对此无动于衷。看到历史上出现的那支伟大力量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对旧世界的认识，这确实是很不平凡的。
先生们，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不仅是因为大革命使人们经历了极为复杂的严峻考验并因而促使人们去思考一些问题，也不仅是因为大革命在推翻旧世界的时候给它涂上了一层魅人的，富有诗意的浪漫色彩，面且是因为通过这次大革命，在旧社会一直是默默无闻、乱槽糟的人民力量开天辟地第一回象火山爆发一样从社会深处迸发了出来，显示了行动和理性的巨大威力，从而促使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在事情澄清之后去研究这些伟大的人民力量。
火山爆发时把地层深处埋藏多年的岩石和熔岩喷发了出来，因而促使地质学家们去研究地层深处的构造。同样，大革命的伟大力量也把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的人民生活——法国社会的基础——象火山爆发一样地表现了出来，因而促使历史学家们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沙多勃里昂、梯叶里和米希勒等伟大历史学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他们带着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了出来。
先生们，这是我们当代文明史上的又一光荣。绚丽多彩、充满智慧的希腊文化对本国的过去和其他国家的了解应完全归功于希罗多德那样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由于他们个人的钻研精神，人们才打开了眼界。在此之前，希腊人一直把同本国文化无关的东西一律视为未开化的。基督教呢？他们对待古希腊和古罗马常常是多么地不公正！历史上第一个能够想到遥远的过去，能够体会到历史的延续性和人类传统的大的社会实体是现代世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己教育自己而不会贬低过去。
勒米尔：这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
饶勒斯：是由于基督教的关系！但基督教只是我们这个社会实体的一部分。而且大革命的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们，有谁否认过这一点？
吉拉尔－瓦莱那一天说我们继承的是希腊文化。不止于此。我觉得我们从希腊文化继承来的是对于规律、速度和平衡的认识，以及对于朴素的美的鉴赏力。我认为希腊文化不是造成法兰西的伟大的唯一因素。东方的基督教的传统也有一份。我们法国的思想如果没有把那些伟大的犹太人严肃认真的态度吸收过来，那就会大为逊色。这些犹太人不仅把正义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美，而且怀着满腔热情要求实行正义。他们向公正的上帝呼吁这种正义，以便对待一切蛮横无理的势力。他们希望能出现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人都能按照正义的原则取得和解，那时，用赞美诗的作者或先知的话来说，他们所祷告的上帝将会把“每个人脸上的眼泪擦干”。
法兰西民族的思想就是由希伯来人的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对于人类正义的热烈要求同纯洁、有力、合乎理性的希腊人思想融合成的。
我承认，我无法理解皮佑所表示的惋惜。我们的敌人说起话来真是反复无常！巴黎大学有一个时期曾遭到指责，理由是它教授维克多·古仁和茹尔·西蒙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据说会把人们引向泛神论，泛神论又会把人们引向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要不是命中注定掉进无神论和无政府主义的泥坑，那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祸！这些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可是曾几何时，一度遭到痛斥和诅咒的茹尔·西蒙和古仁的哲学现在却又有人为它鸣不平，埋怨小学教员不再天天背诵他们的经典论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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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何等可悲地反映出你们的内心在进行多么激烈的斗争！我知道耶稣会教士和杨逊派教士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同意你们的看法：他们的互相指责还是比较公正的。可是德拉古约涅埃尔那样做对吗？他在谈到十七世纪的法国文学时，把著名散文家、诗人和英勇无畏的哲学家都一一列举出来，连笛卡尔和《伪君子》的作者莫里哀也未漏掉，而唯独对巴斯卡只字不提，以证明他对那些距今较近的人恨之犹甚。
其次，在谈到十八世纪的法国文学时，你们这些掌管人民教育的人，基督教徒的徒子徒孙，你们有什么权利象德拉吉约涅埃尔那样对待伏尔泰和卢梭？关于这两个人我不想多所评论，因为我的观点可能不够公正、或者说，有人会怀疑我存有偏见。我只想根据他们自己的互相评价来作出判断。不过，你们在向孩子们介绍伏尔泰时有什么权利只让他们知道一句卢梭骂伏尔泰的话，而在介绍卢梭的时候又只让他们知道一两句伏尔泰对卢梭的批评或讥讽？
教会对待他的敌人是不愿持公正态度的，但它的敌人却对教会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它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有时很有益的作用。教会出的教科书错误百出，类似关于伏尔泰和卢梭的贬词不胜枚举。
但世俗的教材呢？如果说世俗的教材也有某种倾向的话，那就是过于乐观。
所以饶勒斯接着说道：
啊！我可不是要埋怨今天。我只是觉得人们很可怜，不知道今天是过去伟大成就的结晶，也是明天取得伟大成果的保证。因此我丝毫没有贬低今天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在人类前进的历史上，今天不过是短暂的一瞬。可是我们的一些教科书对今天的赞美未免太浮夸，太过分了，这样做不仅对过去不公道而且对将来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的教科书一谈到过去的君主制，必定是富人住在如何富丽堂皇的宫殿里，穷人则住在如何简陋的贫民窟里。我承认，每当我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十分担心，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离开拥挤不堪的贫民窟，绕过繁华的大街去上学时，头脑中会不会出现一个痛苦的问题而大声问道：“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我们的作家对过去的饥荒大书特书，把整个时代一笔抹煞，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态度欠公正，他们没有看到这不能完全归罪于当时的政治社会组织，而是由于生产工具的不够发达造成的。我们一方面为因贫困而产生的饥荒对过去的社会人加指责，另一方面在生产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大大丰富的今无我们又常常不能，也不知道，甚至压根儿不愿意帮助那些至今仍受这种痛苦煎熬的人们摆脱困境，我一想到这些心中就十分难受。不要忘记，印度大饥荒和爱尔兰大饥荒都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今天！我们已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但失业现象依然严重存在！先生们，今天是应该赞美的，但要适度，要留有余地，不要言过其实！
我们不应当没完没了地把时间花在评价过去上面。当然，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几乎不能不同光明灿烂的今天作比较，几乎不可能不带着激动的心情去研究、寻求一切预示当代这些伟大成果的先声。但每一个时代都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当时的斗争方式和自然发展来评价。
我们应当上溯到克劳维，基督教和高卢人的存在之前——高卢人甚至在罗马人之前就具有明显特征了——，就是说，我们应当从法国历史的远古时代开始，把每一个时代，每一代人的情况弄清楚，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以及生产和文化状况，看他们遇到了哪些困难，工作中有哪些危险或棘手的问题，并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正确的评价。
只有这样从发展的眼光来阐述历史，你才能对今天作出公正的评论，才能一步一步地帮助孩子们对今天有一个很好的了解。同时，你也会看到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突出的方面。我自己就觉得查理曼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公元八世纪，当一切都处于分崩离析的时候，他却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一个濒于绝境的世界组织起来，维持下来。查理曼帝国陷入封建割据后，我们的语言也随之解体，成为一种无法明确表达思想和分析问题的生硬语言。可是我发现三个世纪后，到了十二世纪，却出现了一些伟大的诗歌，这些诗歌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和生硬的语言，所用语汇十分成熟，保留了拉丁语的清脆特点，并且具备古法语分析问题的准确性。混乱之中竟能产生有条不紊的思想，这不能不叫我大为赞赏。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说的是我自己而不是你们——由于精力有限，不可能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把这个历史发展分析清楚，可是孩子们却应当按照这种办法去学会了解真正的法国。这个法国不是某一个时代所能概括得了的，不但若干世纪前的某一天不能概括，而且前不久的某一天也不能概括。这个法国有她完整的历史，她经历过日日夜夜，经历过黎明和黄昏，复兴和衰败，如今，她在经过一切艰难险阻和沧海桑田的变化之后，正在走向一个光明灿烂的时代，这个时代今天尚未到来，但她在思想上已经意识到这一天是会到来的。
我刚才已经说了，而且我想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一方面，教会如果想存在下去，就应该继续进行它几百年来不得不进行的那种必不可少的转变，直到完全承认人们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权利；另一方面，教会可以在世俗化的革命的新法国，对全体人民进行教育，但要胸怀广阔，放开手做去，而不要小里小气，缩手缩脚。同时，它应当教育人民尊重法国的过去，尊重各种社会力量，各种首创精神和国家的一切伟大之处。我想我已经把我的话说清楚了，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真正世俗化的全民学校，把国家的每一个儿童都吸收进来。
饶勒斯还想迫使教会的卫道者们同意由国家来负责关于现代法国的教育，使每一个孩子都热爱“世俗化的革命的新法国”。
饶勒斯就是这样巧妙地对他的听众进行了细心的解释，使他们看清应当由谁来”垄断“教育。这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它引起了许多次激烈的争论。下面是饶勒斯在1910年的那次演说中对此问题发表的看法。
最后，我想就此问题说两句话。《辩论报》以十分客气的措词说我反对“垄断”。我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我说了两点。第一，建立国立学校似乎应当由国家去进行。
埃纳尔：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
饶勒斯：……我的意思是这种国立学校应当把每个儿童都吸收进去。
埃纳尔：这是把孩子们收归国有l
饶勒斯：埃纳尔先生，请允许我把这两个词解释一下。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国家的权利，也不是什么家庭的权利，而是孩子们的权利。
作为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很有力量的话：孩子们有权接受来自地平线各个方面的阳光，国家的责任在于防止一部分阳光被人遮断。
这就从权利的问题上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我要再说一句，我并不认为国家在执行教育的职能时一定会独断专行。同时，正象我的杰出的朋友阿拉尔所指出的，我也不认为对国家实行监督不会起作用。相反，我认为这种监督可以进行，因此我认为由国家建立面向每一个人的学校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没有什么行不通的。
不过，我要声明－下，而且我也一直这样认为，由于这项权利非同寻常，只自当孩子们的权利被人们以自由的名义肆无忌惮地滥用，因而引起公愤，需要加以制止的时候，国家才能够使用这项权利，也应该使用这项权利。
我还要说一句，我们在从这一方面着手解决问题，正式通过法律对其他儿童推行国家教育之前，应当首先把学校整顿一下。否则，即使有了法律，如果我们对每班六、七十人的现象听之任之，怎么能去招收新的学生？如果我们不敢把小学在校儿音的年龄延长到十四岁，我们又怎么能去招收新的学生？我们的小学教员的人数正在增加，如果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更加高深的文化知识，又怎么能去扩大招生？阿拉尔前天说得好，教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对所有的孩子一视同仁，提高教育水平必不可少的。可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教授的学生太多，负担过于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获得更加广泛、更加高深的文化知识呢？
因此，饶勒斯要求首先进行一系列改革，然后才去解决由国家把教育包下来的问题。
他在这篇关于教育的讲话的最后一部分，要求限制工作日，采取“英国劳动日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这样，“教育问题便又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党人“，他要在“这两个方面”进行斗争。
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一切事物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宇宙是一个整体，人类也是一个整体。饶勒斯的万物统一观在他最为关注的教育方面也可看得十分清楚。
[1]此字疑为蒲鲁东所创，大概指的是教育——译者注
[2]路易的·波拿巴在军队、银行家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于的1851年的12月发动政变，并于第二年的12月的2日自封为法兰西呈帝，称拿破仑第三。第二帝国总代替第二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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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饶勒斯的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二部思想家
第一章饶勒斯的哲学
饶勒斯在哲学上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所缺少的只是时间，因为政治使他无法分心于哲学。但是他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受他的哲学理论指导的。饶勒斯是一位道道地地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他考虑问题很象一个观察敏锐、足智多谋的思想家，他那些杰出的活动都是以他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经过反复的研究后才展开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他在其哲学论文——《论感性世界的真实性》（以1891年第一版，1902年第二版[1]）——中所大体阐明的基本哲学思想，就不可能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的全部意义。
饶勒斯哲学的主要思想是什么？
用一句术语来说，饶勒斯可列为进化论的泛神论者。不过这个词儿虽然指出了饶勒斯哲学的基本含义，但并没有说清楚在他那既有哲学成分，又有诗歌成分的哲学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天才的丰富想象力。因为他赞成从柏拉图经过康德和叔本华到柏格森的那一伟大唯心学派，认为形而上学是思想的自发创造，并把这一认识贯彻于自己的实践中。任何思想的创造都是诗感的表现。所以饶勒斯说：“诗感就是真实。”
思想创造的基本形式是统一。我们从经验中接触到大量的、种类无穷的事物，把这些事物统一起来的是思想。存在的统一性，是饶勒斯哲学的主导思想。他说：“人的思想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是对于统一的要求。“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生活中，互相割裂的现象是不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一切事物构成一个整体。”时间的任何一刻都可以永无止境地在尔后的时刻得到回响，思想也可以一下子越过好几个世纪，重新找到它所离开的那件事情的心智的续篇。“生和死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生命包含着死亡”。”必然包含着自由，规律包含着偶然。”“我们部分地生活在偶然的领域内，部分地生活在规律的世界中。”
这也是柏格森的思想，他认为在“必然的海洋”上点缀着“自由的小岛”。所以饶勒斯批评拉舍连叶“把全部的现实都归结为严格的限定关系，从而把认为事物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们存在并且主张不给它们起名的这种没有定见的泛神论从人类思想中排除出去”。广漠与非广漠，空间与思想并不是绝对分开的。
“空间是自然界和思想之间订立的第一个协议，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最根本的协议；因此空间是一切经验和一切认识的基础，是思想的基础。”
“从化学分子到人的一切存在都由心灵和实体组成。”
我们要想了解宇宙，必须能够在自己身上发现它（similiasimilibus）[2]。我们只能想象同我们相似的东西。
饶勒斯同意卡莱尔的观点，他写道：“我深信，当第一批能思维的人在自然界的复杂现象中识别出一个个不同的人时，他们比机械论更加接近于真理，因为机械论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是从千篇一律的模式中产生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宇宙很象戏剧，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角色。科学把各种力量都归结为很平常的统一，当我们试图说明这些力量对于人的不同的形而上学的作用时，我们并不是要同科学决裂，况且科学也不必要对我们有任何担心，同时它也不希望从我们这儿得到什么。我们只是想在宇宙观上把对统一的认识和对生命的认识协调起来。”
万物统一的一个结果是万物的渗透性。事物和事件是互相渗透，互相关联的。
没有反作用就没有作用。当我们对外部世界发生影响的时候，外部世界也对我们发生影响。如果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深入外部世界，外部世界也深入到我们身上来。我有时走在路上，心中便感到一种宁静的、深沉的快乐，这种感觉大地也有……我有多少次一踏上田间小径，心中便突然想道：我现在正走在大地上，我是大地的，大地也是我的；我不知不觉地放慢脚步，因为没有必要在大地的表面匆匆忙忙，因为我每走一步都感到大地的脉搏在跳动，感到我占有了整个的大地，我的心已经深入到大地中去了。还有多少次，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躺在路沟里，面向蔚蓝的东方，心中忽然想到大地在走自己的路，它正在摆脱白天的劳累和阳光照耀下的有限空间，快步迈向宁静的黑夜和无垠的天际，并且带着我一同去。这时，我的周身，我的心灵都感到了这种前进的步伐，同时我也从大地的身上得到了这种感觉。我感到蔚蓝的天空在我面前展现开来，没有一点磨擦，没有一丝皱楷，没有一点声响，真是出奇的安详。和同我们的视线与天穹之间的变化无常、捉摸不定的关系比较起来，我们的肉体同大地结成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多么感人肺腑！要是我们这时没有感到自己是同大地连结在一起的，要是在我们自由驰骋的视线和遐想同我们与大地的联系——对于这种联系，我们的心已经由于莫知所措而说不出它究竟是一种依附关系还是一种友谊——之间不存在某种令人心慌意乱的矛盾，美丽的星空在我们的眼中将会显得多么逊色！
万物的这种渗透性造成了事物的绚丽多彩和无穷无尽的多样性。
在光的特性中，没有任何东西会把明亮的光激发得更加明亮，从而不让它掺和到晚霞中去，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晚霞把明亮的光压下去，也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阳光同黑暗一起融和成一种月色。如果空间不允许光把各种程度的明灭变化表现出来，如果广阔无垠的空间不在自己的各个部分把原始的光所表现的不同程度的强弱反射出来，世界就永远只会有同一种明亮程度的光。
布丰曾经说过，天体是天空这个建筑物中的运动的石块，这个比喻不但庄重而且贴切。每一个天体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运动的，虽然恐怕没有一个数学公式能够揭示出这些轨道的规律。
无限不是一个不动的建筑物，按照布丰的说法，它是一个活动的建筑物。正是由于宇宙广阔无垠的空间可以有无限的作用和反作用，从而把无限集中表现在每一个有限的形态中，世界上才有无限和数学、遐想和形态的互相渗透和融合。
在物理学方面，“有些比较单一的不变的范畴简直反映了存在的不确定性”。地球上的一切有机体都是在单一化学成分的环境中发展的。生命的机能以有机界和无机界共同的物理规律和化学规律为基础。同样，天体也是无限的，当然也是在单一的环境中运动的，因为天空“对于星辰的演变和这种演变的数学规律并没有任何妨碍，或者至少是不以任何多样性来干扰这种演变”。
大脑不会有任何新的创造，因为它深深地陷在有着各种具体运动的空间环境中……意识一厢情愿地注视着一切不断变化的光波振动。几乎可以肯定，同光和颜色保持联系的大脑运动不过是在人体内继续着天空中的各种运动……宇宙和宇宙中的各种具体运动形式渗透到了大脑中。确实，大脑就是宇宙的一部分；它同广阔的宇宙是用同样的材料经过同样的工序制成的。所以同大脑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并不因为大脑的存在而同世界隔绝开来。相反，意识是同世界联系在一起的。
饶勒斯所说的统一不是一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统一，而是一种运动着的、生机勃勃的统一，一种不断发展、不断产生的统一。一切都在运动。一切都是生命。
心灵同已经存在的各种力量，同一切最初的感觉都发生冲突，并在这种冲突中适应下来，取得发展，一面要求澄清一直不明确的因素，希望把互相矛盾的因素协调起来。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由力量和心灵组成的庞大社会：这些力量和心灵不断受到善与恶的争夺，在矛盾重重和痛苦之际，要求实现完美的、和谐的高超生活，于是把世界上一切永恒的因素——热、光、电、声——都利用起来，让这些因素把思想澄清下来，把它们组成越来越丰富、同整体越来越和谐的内心生活。因此，宇宙也同各个社会一样，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基本关系的创造。正如善与恶、行动和力量、上帝和世界是永远确定下来的一样，存在和存在、宇宙和宇宙、宇宙和个体、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基本关系也是永远确定的。说实在的，这些关系必然是同存在和意识一起确定下来的，因为这些关系就是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不过存在是永恒的，意识也是永恒的。因为要是存在永远不说出自我的话，那末自我怎么能在存在的任何一个微小的部分觉醒过来呢？因此，光、声、热、物质，同存在和意识一样是永恒的。宇宙的发展不是表面的，它不显示出一个又一个可感觉的表象。因为力量和心灵都想通过内在的重要发展在无限中找到能够占有无限的地方。
世界上的事物普遍具有生命力，并不排斥这些事物具有其规律性和“合法性”。
世界上绝无不定型的生命。因为没有一种力量不受一定规律的约束。没有一条流水不给自己冲刷出沙质的或石质的河床，没有一种树汁不在毛细管中流动，没有一种飘浮的芳香不是一个化学反应式。但是生命在扩散到这些形态之后，仍然享有着无限的自由。
柏格森的哲学把直觉与推理，生命与科学，有机和机械对立起来，因而无法前进。饶勒斯避开了他所遇到的困难，他把在直觉派看来似乎矛盾的东西协调了起来。熟悉感性的东西并不排斥数量，而数量本身就具有精神的意义。一切事物都寓于一切事物之中。
数量既然是无限扩张的，它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当一个走在旷野的农民心里盘算着如何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再也不看一看天际：对他说来，空间已不复存在。
同柏格森一样，饶勒斯不赞成唯物主义，他认为“……唯物主义是一种无意识的诡辩，一看到任何意识现象都需要某些有机条件，使把意识本身说成是有机条件”。
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必然导致万物的生命力。生命无所不在。
金属有灵魂，因为金属能“发出声响”。但金属的灵魂很简单，不能回到自身，而“人的声音却充满了意识”。物体可以在我们身上发出声响，存在于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忘记心灵，摆脱“自我的统治”。声音是物体的看不见的灵魂。光表现出存在的无所不在。诗人的深沉而敏锐的目光可以“透过事物的外表“把事物揭示出来，可以透过现象把力量揭示出来。现象的物理的一面同它的形而上学的一面是互相依存的。对于这两个方面，人们都不应当否认，而是应当研究其相互依存的关系。事物的内在生命通过光表现出来。康德说空间是人的感觉的形态。我们认为这句话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空间＝感觉，或是感觉＝空间。饶勒斯忠于自己关于万物渗透性的学说，这两种理解他都接受，他希望把二者协调起来，因为二者是互相渗透的。
由于生命的这种无所不在，我们人也摆脱了原来的状况，地位空前提高。人不再是孤立的，弱小的，他是庞大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比较能充分说明人的这种新的状况的是宗教，宗教把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力和天衣无缝的美的象征。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导致万物的生命力和神圣化。这是饶勒斯生物进化论的泛神论思想的必然结论。生命不再是一种奇怪的和偶然的神秘现象。生命渗入宇宙的一切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科学唯一承认的这种关于生命或存在的神秘性——因为人们至今尚未把它解释清楚，也不可能解释清楚——是无所不在的。
我们在对饶勒斯哲学的主要方面作了简略的介绍之后，现在可以回到他原来的观点——感性世界的真实性——上来了。既然主观的自我只是整体的一个很微小的部分，它是不能创造整体的。正象部分不能创造整体一样，主观的自我也不能创造世界。现实不是遐想，因为遐想只能是现实的短暂的一瞬。
我们所看到、所接触到，并在其中生活的感性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从事实践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幼稚可笑，而这些人中就有对事物接受很快，能立即研究其相互关系的思想家。可是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学术之争，因为早在吹毛求疵的经院学风形成之前，关于宇宙的真实性问题便在人类思想中提出来了。还在希腊思想处于早期萌芽的时候，帕尔梅尼德就把世界同存在相比，认为世界只是一种奇异的幻觉。况且，我们并不否认常人对于世界真实性的理解。对于一个物体，常人是根据自己的各个感官所得到的一致印象而真诚地相信它是真实地存在的。一只苹果，只要看得见摸得着，吃起来香甜可口，便是苹果。一根看得见摸得着的木棍如果碰到自己的肩头，那就是自己挨了两下木棍。因此，当人们提出外部世界的真实性问题时，他们便真的以为这是在怀疑他们自己的感觉了。莫里哀的喜剧人物斯纳莱尔身上引人捧腹大笑的地方，正是根据这一点展开的。这位哲学家从一开始便接受了常人对于真实性的理解，免得以后说起话来又自相矛盾，整个喜剧便是从这儿展开的。“我可能在听你说话，你可能在对我讲话。”他所怀疑的不是事物内在的那个神秘的真实性，而是他自己的感觉。可见，他把自己的感觉当成真实了，因为他是根据这些感觉来发泄自己的不满，提出种种猜疑的。他考虑问题实际上同常人一样，但表面上却又显示出另外一种样子。他那可悲的矛盾处境也就在这里，使他无力抵抗上述关于挨了两下木棍的那种逻辑推理，因为对于这种逻辑推理的合理性他是早就默认了的。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世界是真实的吗？由于我们通常是把我们所感觉到的世界说成是真实的，这个问题便成了没有多大意义的同义反复。人们在思想上可能会提出，实际上也已经提出的问题是：世界何以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表现在怎样的程度上？但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家和常人的位置现在已经颠倒过来刚才是常人战胜哲学家，因为哲学家接受了常人关于真实性的理解，只能说几句愚不可及、虚张声势的话来表示疑义。现在的情况则不同了，哲学家把常人弄得莫知所措，指出他们关于真实性的理解表面上天衣无缝，实际上漏洞百出。请大家注意：我这样把哲学家和常人加以比较，绝没有丝毫的贵族作风。我不认为人类在知识上也分为若干等级，有的是常人，有的是哲学家。每一个人都既是常人又是哲学家。即如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个问题吧，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天真、无知到那种程度，竟然心血来潮，一本正经地认为世界已经改变意义，不过是一个虚幻的空中楼阁。反之，恐怕也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家：他虽然坚信世界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其各个部分十分和谐地联系在一起的结果，但他顶不住个人主义的诱惑而离开了整体，常常想把自己毁灭掉。因此哲学家如果看不起常人，那就是看不起自己。常人如果讥讽哲学家，也就是讥讽自己。提出世界是不是真实的，以及为什么人们对世界的真实性有那么多不同的理解，这又有什么可笑的呢？你说这张桌子真实存在，那首先意味着这张桌子对你的感官所起的作用相当张烈明晰。如果它的图像很微弱，很模糊不清，给你的感觉十分淡薄，你一定会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可是事实却是桌子的图像非常鲜明，而且经久不衰。这是关于桌子是否真实的最初迹象和最初含义。其次是你的各个感官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你的眼睛看到桌子就放在那儿，你的手能摸到它。而且你用手抚摸时得到的感觉证实了你的眼睛所看到的形状；不但你的手感到它是一块硬物，而且你的视线也不能穿透它。
世界的真实性问题不是一个短暂的思想意识现象。哲学家和常人每天都碰到它，况且他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关于实质的概念，我要说它几乎是最平常、最普通的概念。没有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不在经常运用它。有些轻易不愿屈尊为民的学识高深的哲学家，也在想象中和感觉上对它赞美备至，甚至奉为偶像。可是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平常、每个人都觉得同真实性没有什么区别的概念，思想却深入进去，占了一份。当一个农民或是商人说：这棵树是存在的，这只水果是存在的，这块石头是存在的，他所使用的是关于实质的概念，但这个概念不是感官独自提供的，而是思想和感官一起提供的。因此最平常、最普通的真实性问题至少是部分地由思想确立的，而且只是由于思想的干预，它才具有全部的意义。因此，思想如果提出世界何以是真实的这样的问题时，谁也没有理由感到奇怪。这是因为：首先，每个人都觉得真实性有多种形式和不同的程度，其次，思想本身也是真实性的一个方面。
不过问题并没有完。一个物体无需给我以强烈的感觉，无需让我身上的各个感官——触觉、听觉、视觉——产生一致的印象，我仍然可以提出这个物体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臆想的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梦中也可以有比较清楚的感觉，而且各个感官的梦中印象也可以取得一致。可是我不会看不出来自己是处于梦寐状态还是处于清醒状态，不会分辨不清梦幻和现实。我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梦中的幻觉不能按照我的生活经验和我判断问题的规律同我的一生联系起来。反之，我所看到的现实生活却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一切事物都按照一定的规律，而且是按照最主要的规律——因果律——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运动都由它前面的运动发展而来，任何一个事件都由它前面的事件发展而来。作为因果延续的条件和最好说明，时间和空间的永远不停的延续表现在我们的每一个行动中和每一个感觉上。因此，思想按照自己的主要形式、原则和规律，按照自己进行条理化和统一的自然天赋，决定着现实，并把现实同黑夜的幻觉对立起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除非他愚蠢之至或者神经失常，不能把现实和梦幻区别开来，所谓真实的东西就是思想能够识别的东西。
你们看，真实性这个词逐渐获得了多么崇高的含义，但这种含义并不是在少数著名人士的头脑中而是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所有人的思想上获得的。这种高超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最讲究实际的人，最平凡的人内心所潜藏的一种能力。我知道，少数怀疑论者或职业哲学家，曾经利用梦幻和我们在梦幻中所看到的现实世界的表面现象来动摇我们关于世界真实性的信念。
如果人和梦幻都是孤立的事实，那么怀疑论者倒也可能说得对。但情况并非如此。任何事实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一系列的事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事实在我的眼中要具有完全的真实性，就必须在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事实中占有明确的、可以识别的位置，必须同宇宙间的其他事实一起实现一个理想的目标，因而在万物的和谐关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他。只有这样，这个事实才是真实的，因为它既符合必然的发展趋势又起着能动的作用，而且这时的真实性只不过是能动的理性，也就是说是有生命的行动，或处在行动中的存在。可是真实性这个词还有一个更广泛的含义。梦中那些互不连接的幻觉虽然不是真正的真实，但也不是虚无。除了同全部的事实保持着可以识别的，合乎理性的联系外．这些幻觉还说明了人身上所潜伏的无比丰富的想象力，也就是适应无限所具有的各种形态的不可捉摸的能力。这种丰富的想象力由理性确定下来，成为宇宙间无比丰富、无比和谐的高超的现实。我们常常在凝思和遐想中玩味宇宙，但并不要求宇宙作出解释。我们如痴如醉地欣赏着地球的令人向往的生命力，不久之后，那满天星斗的庄严的黑夜也随着我的心灵达到更高的境界而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黑夜了。这种黑夜不带有任何明确的日期，不能触发人们任何的回忆，不同任何思想有关；简直可以说它超越了理性，成为永恒的体现了。
事实不但在空间中不是孤立的，而且在时间中也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联系，组成一个有生命的机体。
思想不能设想，一个由各种特征表现出来的物体只是这些特征的堆积物，不能设想这些特征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在自然界的任何物体中，温度、形态、密度、颜色是共同起变化的。你若把一块金属加热，你的各个感官都能感受到它的变化。这种情况在生物身上就更加明显。动植物的各个器官或组织互相都有着密切的依附关系；树汁的内在力量，树干的抵抗力和清脆的传音性，以及树叶的颜色也都有着密切的依附关系。一切都使人相信，每一种生物，无论是人还是植物，都可以用一个定义概括出来。未来的人不会变得越来越小，小到几乎看不出来，一切都是在其祖辈的生殖器官中形成的，而且人的体质和思想的各个最基本最显著的特征，他的意志力和嘴唇的轻微颤动，他的眼睛的颜色和难以描述的忧伤的表情，一切都是在受胎时早已决定了的。因此生命是一种特殊的形式，在生命的各种特点展开之前，它就已经包括这些特点，并把它们协调起来了。
一切成分都要求有自己的生活，都要求和谐。
进入有机体的每一种成分在某一行动中消耗殆尽之后，为了不使自己彻底灭亡，不得不在这一行动中以原来的样子坚持下去，结果成了一种僵化的东西。这样一来，整个生物体或化学个体的形态便成了一堆僵死的成分。它已不再成其为形态，而是一种堆积物了。因为要成为形态，要具有真正的统一，各种成分就必须有自己的生活，同时要求把这种类型的形态和统一协调起来。所以每一种成分除了要有自己的生活外，还应当具有存在的资本和一系列准备实现形态的要求；因此每一种成分在其活动结束之后，还应当具有存在的东西，而且永远具有存在的东西。因为没有任何东西会毫无根据地限制宇宙中各种成分向更加美好的形态和更加广泛的统一发展。
这种关于万物的统一性、渗透性和生命力的思想是一个伟大而又深刻的思想，用这种思想去观察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切无视现实，想建立某种人为的信仰的观点是多么地错误！这种只相信事物的外表的观点不过是怀疑论的一种伪装，它恰恰反映了这种理论的空虚。饶勒斯坚决反对一切消极的、狭隘的理论，把这些毫无意义的理论远远地排除在生活之外。
勒南告诉我们，他从一开始便把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意见扔到废物堆里去了。为什么不象他那样去做呢？说实在的，把残害花草、遮天蔽日的恶风藏到风神的袋囊中去那是再省力不过的。可是当我们把那些问题搁置一边后，天晓得这些问题会不会突然来打乱我们吟诗作画的乐趣？同时，用艺术家的眼光去观察世界不但得不到什么结果，而且非常累人，没有多大意思。人们一旦放弃用理性去观察事物，很快就会堕入幼稚可笑的印象派中去。两代人以来，法国似乎出现了懒于思考的现象，人们判断问题的成熟性似乎也在下降。人们满足于就事论事，或者说，满足于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做文章，而不是深入进去，征服它。上帝、宇宙、无限，已经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时髦语汇，没有一个思想家愿意使用。现在，对于信仰的要求好象又复苏了，到处都可以遇到一些彷徨无主的人在寻求信仰——有些人是苦于笔头写不出东西而在寻找题材，这种情况自当别论。人们似乎在要求得到某种信仰，大家都为世界的空虚和科学的软弱无力而感到厌烦，所以要求得到某种信仰……但信仰什么呢？谁也说不上来。几乎没有一个灵魂受折磨的人有勇气去寻求真理，让自己的各种看法去经受一番考验，以坚韧不拔的努力为自己寻找一个能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休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处所。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空虚的灵魂追随空虚的灵魂，如同两面镜子，中间没有任何物体，照出来的只是它们自己。人们不去从事脚踏实地的探求工作而是整天忧虑重重，这倒也更加简便，更加别出心裁。或者，如果需要某种解决办法，就到中世纪的某个神秘主义者那儿去寻找，这同传说中的懒汉一样，不愿意花点力气去发掘地下的宝藏，而是想到水下去从古代失事的船舶上去寻找一点财宝。完全没有信仰要求的人灵魂是卑贱的，一谈到自己的信仰就搬出一大套理论来辩护的人，则同经院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社会方面都很乐于谈论正义，希望实现人类博爱，同样，我们对于这些卑贱的人也寄予很大的同情。
饶勒斯的泛神论是生命力很强、富有创造性和影响很大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不是只是他那形而上学的思想随意创造出来的呢？我们认为不是。除了一些个别的提法以外，这种泛神论拥有坚实的基础，强调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一这条包罗万象的宇宙规律是真实地存在的。从柏拉图到斯宾诺莎和歌德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和现代科学的杰出代表，都曾经根据感觉的经验和理性的构思所得到的启发，提出过这种统一性。
要求统一是哲学和科学的灵魂。寻求个别的解决办法是不太可能成功的。理论体系一个一个地提了出来，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能够回避这个问题。
这个关于万物统一的思想运用到社会方面就叫做：普遍的一致性。
因此，我们将在饶勒斯的每一个卓有成效、生机勃勃的活动中，看到贯穿在他的哲学著作中的基本思想：万物的统一性和渗透性，普遍的一致性和生命力。这位伟大入物的整整一生便是在这种高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度过的。他的伟大的一生一直在争取实现这一崇高的不朽思想：统一。
[1]本书所引部分全部根据第二版。——作者注
[2]拉丁文，相似的东西只能用相似的东西来认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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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五章奴隶制与种族主义
18世纪欧洲财富的增长来自一种体制，那就是强迫性的奴隶制，这种体制的基础完全违背了买卖双方拥有平等权利的原则。哲学家们可能会在欧洲的咖啡馆里高谈阔论所谓平等权利。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意识到了却不去多想，他们饮下的美味咖啡就是由可怜的西非奴隶制造而成，这些西非人被枪口指着成群地被驱赶上船，在令人发指的环境下跨越大西洋（十分之一的奴隶在航程中命丧黄泉），继而在拍卖市场上被卖掉，然后在皮鞭的呼啸声中被迫每天工作十五、十六甚至十八个小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
一千二百万人惨遭此运。[1]其中一百五十万人都死在了茫无边际的大西洋中。在种植园劳作的奴隶死亡人数非常惊人，因为种植园主发现，驱使奴隶拼命工作致死然后再买一个填补空缺这种方法能够保证他的利润最大化。18世纪，共有一千六百万名奴隶被带到英属加勒比岛屿，而到18世纪末，活下来的奴隶人口只有六十万。北美洲的条件（气候更温和、更容易获得新鲜食物）使得奴隶人口快速增长，通过本地奴隶的繁衍和引进外来奴隶，19世纪初的五十万奴隶发展到19世纪末壮大为三百万，在1860年代更是达到六百万的巅峰。但是，奴隶的死亡率依然比非奴隶人群要高得多。就像帕特里克·曼宁指出的那样，“1820年代，共计一千万非洲人移居新世界，相比之下，只有二百万欧洲人来到新大陆。但是，新世界的白人人口为一千二百万，差不多是黑人人口的两倍。”[2]
奴隶制当然不是17世纪和18世纪的发明。从中世纪时期开始，欧洲的不同地区及中东地区就一直存在着小规模的奴隶制，例如，地中海国家就曾利用奴隶劳动来协助驱动舰船划艇。但当时的奴隶制只是一种非常边缘化的现象，农奴制是主要的剥削形式，而且奴隶制对受奴役者的种族也没有特殊偏好，奴隶人种与黑人并没有太多联系。白人也可能沦为帆船上的奴隶，而且“奴隶”一词来自“Slav”。帕特里克·曼宁写道：“1500年，非洲人或拥有非裔血统的人无疑是世界奴隶人口中的少数；但到1700年，他们就变成了多数。”[3]
这一变化始于西班牙征服美洲。哥伦布将部分阿拉瓦克族人（最先欢迎他造访美洲的当地土著人）当成奴隶卖到塞维利亚，并试图在加勒比海地区使用美洲印第安人作为奴隶劳工。但这一尝试并不成功。由于遭到野蛮对待并且极易染上传染病，印第安人人口骤降90%。西班牙征服者发现，通过收取贡金和强制劳动，而不是诉诸即刻实行的奴隶制，对他们来说似乎更为有利。西班牙王室担心印第安人将会完全灭绝，那样就会没人种植庄稼，因此听取了教士们对印第安人奴隶制的批评；教士们认为，此时的首要目标应当是将印第安人转化为基督徒。
因而，西班牙王室和殖民地都越来越倾向于引进另一种劳工来源：从西非海岸地区购买奴隶。科尔特斯创建了以非洲奴隶为劳动力的种植园，甚至就连西班牙印第安人政策最著名的批判者教士拉斯·卡萨斯也曾推荐釆用非洲奴隶制（但是后来他对自己提出这样的建议感到无比后悔）。
当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开始在其各自的殖民地种植商用烟草和蔗糖时，奴隶制就开始大规模蔓延开来。这些作物需要巨大的人力投入，从欧洲来的自由移民根本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最初，种植园主采用的是欧洲来的非自由劳动力：“契约佣工”，实际上就是债务奴隶。契约佣工与种植园主签订契约，为种植园工作三年、五年或七年时间，其间不收取工资，用以抵充跨越大西洋航程的花费。其中不少人实际上都是被诱拐到美洲——被一些为美洲种植园主在本土寻找契约佣工的中介哄骗上船。[4]其他契约佣工则大多是欧洲各国内战和宗教战争中的罪犯或囚徒。1638年，巴巴多斯的蔗糖种植园拥有两千名契约佣工和二百名非洲奴隶：每名契约佣工的成本是十二英镑，每名奴隶的成本是二十五英镑。[5]由于无论是契约佣工还是奴隶都很难活过四到五年，对种植园主来说，契约佣工相比之下似乎要比奴隶的“性价比更高”。
商人和统治者在这方面完全不受什么道德和良心的谴责。毕竟，英国海军的船只就由“被压迫的”奴隶们驱动前进，这些奴隶都是从大街上拐来的可怜人，在离开港口前被“监禁在不比黑人奴隶处境好多少的条件下”[6]，在茫茫大海中一命呜呼的几率也不比他们护航的奴隶“货船”低多少。[7]英国议会还通过法令授权船长处死那些胆敢反抗长官者，就连守望时偷懒睡觉者，船长也有权将其处死。[8]
但是，来自欧洲的契约佣工数量太少，无法满足种植园主的劳工需求；加之烟草和蔗糖市场飞速增长，他们不得不日益频繁地往返非洲。1653年，在巴巴多斯，非洲奴隶已达两万名，远远超过契约佣工的八千名。[9]1700年，北美洲的南部殖民地只有两万多名黑人奴隶；到了1770年，这个数字猛增到近四十一万。
最初，种植园主基本上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契约佣工和非洲奴隶。在弗吉尼亚，逃跑的契约佣工会受到服役时间翻倍的惩罚，若再次逃跑，他们的脸上就会被烙上“R”字。巴巴多斯种植园主还曾杀死那些因身体过分衰弱而无法继续工作的契约佣工。[10]契约佣工与奴隶并肩劳作，而且在弗吉尼亚还至少发现了一宗双方通婚的案例（这在接下来三百年间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契约佣工与奴隶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当然也会一起对不公的境遇发起反击。许多契约佣工和奴隶彼此帮助成功逃离种植园的案例，令种植园主非常忧心。他们的担心在1676年弗吉尼亚的培根叛乱中达到巅峰，总督和富有种植园主的对手向契约佣工和奴隶承诺，如果他们做好准备帮助夺取殖民地的控制权，就会给予他们自由。这场叛乱的目的十分混杂，其中之一则是发动从印第安人那里夺取更多土地的战争。[11]但是，他们的行动显示出，白人与黑人联合起来对抗种植园主的效果有多么可怕。殖民地种植园主迅速采取了应对办法，推行了一系列分化契约佣工与黑人奴隶阵营的措施。
就像罗宾·布莱克本在其论述北美殖民地奴隶制历史的书中所记载的那样，弗吉尼亚下议院（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民选政府）市民会议制定政策，加强了英国契约佣工与非洲奴隶之间的种族壁垒。1680年，当地法律规定：“任何黑奴或其他奴隶胆敢举手反对任何基督徒”，就要受到赤裸背部鞭打三十下的惩罚。1691年的弗吉尼亚法令规定，“可以杀死或毁掉任何无故不向主人或女主人服役的黑人、混血儿和其他奴隶”。法令还规定，任何“与黑人、混血儿或印第安人”通婚的白人男性或女性，都将会被驱逐出殖民地。[12]换句话说，种植园主意识到，白人和黑人并不会自动自发地憎恶彼此，有些白人与黑人奴隶之间还建立起了十分亲密的关系——殖民地当局决定通过给予奴隶主对奴隶的生杀大权来遏制这种趋势。从此时开始，种族主义才开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起来。
今天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让人们误以为它是一种古老的遗存，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彼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自发的疏离和厌恶。进而奴隶制也就被视为种族主义的一个副产品，但实则是奴隶制催生了种族主义。
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人们对肤色并没有那么敏感，对肤色的认知几乎与对身高、头发颜色或眼睛颜色的认知没有什么不同。古埃及的墓葬壁画上，相当随机地混杂着浅肤色、棕肤色和黑肤色的人物形象。在罗马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大人物都来自北非，其中至少包括一位皇帝；也没有记载特殊说明他们的肤色是深是浅。在16世纪早期的荷兰绘画中，黑人与白人自由地混杂在一起，例如，在雅各布·约丹斯的名画《摩西与西坡拉》中，摩西的妻子就是一名黑人。[13]
在中世纪欧洲，倒是通常显现出对犹太人的深恶痛绝。但这种仇视主要源于宗教分歧，因为犹太人是当时基督教社会中唯一一个非天主教群体，而非建立在所谓身体或思想上的内在不同而导致的厌恶基础上。如果犹太人放弃自身宗教信仰，迫害者可能就会放过他们。他们之间的仇恨是一种非理性的宗教仇恨，而非非理性的生物种族主义仇恨。种族主义的仇恨，完全是由奴隶贸易所引起。
早期的奴隶贸易者和奴隶主并未用种族差异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相反，他们转而在古希腊罗马的记载中寻找借口，以奴役战犯（至少是在正义战争中俘获的战犯）由来已久为由，为当下的奴隶制正名。由于奴隶主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了奴隶，奴隶也就成为其私人财产，可以任其处置。因此，约翰·洛克（他是伏尔泰无限崇拜的英国哲学家）为1690年代奴隶制的存在找到了合理性；他本人也通过持有皇家非洲公司的股票，成为奴隶贸易的受惠者[14]。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拒绝承认非洲人与欧洲人天生就不同的观点。[15]
但是，旧日之争似乎并不适合用来解释截止18世纪中期大规模的大西洋奴隶经济。恐怕很难宣称奴隶都是“正义战争”中俘获的战犯。人们知道，他们是从非洲商人手中买下的奴隶，或者生来就是奴隶的后代。[16]而且，奴隶贸易者和奴隶主总是需要一些必要的理由来搪塞并不拥有奴隶的大部分白人。在殖民地，奴隶主攫取了最肥沃的土地，使用成本极低的奴隶劳作，从而给小农场主们造成巨大压力，大多数小农场主都因此而对奴隶非常反感和厌恶。在伦敦等港口城市，逃亡奴隶经常被人发现躲藏在穷苦的贫民区里。奴隶贸易商和奴隶主需要一种方式，好让人们鄙视厌恶、不再信任甚至恐惧奴隶。“战犯”的借口很难做到这一点。相比之下，非裔天生不如欧洲裔的思想，则更加完美地符合贸易商和种植园主的需求。
支持奴隶制的基督徒声称，他们在圣经中找到了奴隶制存在的合理证明：诺亚的一个儿子含的后代的命运。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科学”证据，表明非洲人具有“低于人类水平的野蛮性”，例如，爱德华·朗在其1774年出版的《牙买加史》中就曾这样表述。这样的观点使得一些受到启蒙运动影响的思想家也继续支持奴隶制。[17]他们大声疾呼“所有人生而平等”，但同时也不忘加上一句，非白人并不包含在内。
种族主义并非从一开始便是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它经过了三个世纪的漫长演化。例如，欧洲人对北美洲原住民的早期态度，不过是感到他们与欧洲人不同，因为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实际上，弗吉尼亚詹姆斯敦的总督们登陆后必须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印第安人的生活对白人移民非常有吸引力，“他们不得不制定法律，将那些逃去与印第安人同住的移民处以死刑”[18]。“数千名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热爱，与卢梭等人极具影响力的著作中提到的“自然状态”的积极观点产生了回响[19]。即使到了18世纪中期，“‘红人’（redmen）一词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人们并不把肤色视为一个特殊特征”[20]。但是，随着18世纪晚期欧洲移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土地争端变得日益突出和频繁，欧洲人对待种族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人们越来越多地将印第安人形容为“嗜血的野兽”，“他们日益被描画为黄褐色的异教徒、黑皮肤的腓力斯人、黄铜色的恶棍，到了18世纪末，他们开始被称为‘红人’”。[21]就此，种族主义从对非洲奴隶制的一种辩护，发展成为一整套信仰体系，地球上的所有人类都应当被贴上“白色”“黑色”“棕色”“红色”或“黄色”的标签，即便许多欧洲人实际上肤色粉红，许多非洲人实际上肤色偏棕，许多南亚人实际上与许多欧洲人肤色一样，美洲印第安人的肤色实际上并非红色，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肤色也不是黄色的！
六十多年前，马克思主义者C.L.R.詹姆斯与加勒比民族主义者艾瑞克·威廉斯提醒世人关注奴隶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作用既体现在缔造种族主义方面，又蕴含于发展西欧经济中。在研究的过程中，他们依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联系：新世界的动产奴隶与旧世界的工资奴隶之间的联系。
他们的观点自从提出以来，一直饱受质疑。批评者认为，无论如何，许多奴隶制的利润并未投资到工业发展中，而是由大商人和在外种植园主投入到模仿古老贵族生活方式而建造的豪华庄园中；欧洲西北部经济的所得则被消耗巨大的战争吞噬得半点不剩，而那些战争就是为了争夺奴隶制殖民地贸易的掌控权。[22]1960年代的一本经济史教科书中这样评价：
外贸利润并没有为工业投资进而为拯救工业命运作出巨大贡献……估测奴隶贸易利润的尝试，对贸易和投资的总体流向而言，几乎没有产生有意义的价值。[23]
但这只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对18世纪西欧（尤其是大不列颠）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的梗概结论。我们通常所称的“三角贸易”，为其蓬勃发展的手工业和包买制工业提供了出路。欧洲出售铁器、枪支和纺织品，从非洲海岸的商人那里换回大批奴隶；奴隶在令人发指的恶劣环境中被转运到美洲卖掉（从经济角度来讲，商人宁可承受10%的死亡率，也比配备能够保证100%奴隶存活率的运输条件更加划算）；再利用得到的货款购买烟草和蔗糖（后来则是生棉花）运回欧洲销售。[24]
相对而言，蔗糖种植园需要更加先进的设备来研磨甘蔗，精炼提纯甘蔗汁，因此种植园大都是从欧洲的生产商手中购买生产设备。贸易推动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大力发展，这些行业日益成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的重要雇主。部分通过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及格拉斯哥等贸易港口流转的利润，被投入到与殖民地生产紧密相关的生产环节中，或者是资助建设连接英国内陆市场的新交通方式（运河或收费公路）中。
奴隶制并未导致资本主义的崛起，而是资本主义的崛起带来了奴隶制。17世纪晚期，英国的工农业就已展现出非凡的活力，当时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殖民地的种植园生产还仅处于萌芽状态。正是由于国内工农业充满活力的发展，奴隶制才得以兴起。对殖民地生产的需求之所以存在，完全是由于活力四射的英国经济带来了烟草和蔗糖的大规模消费风潮，从上层阶级到城市市民、甚至在乡村民众中都拥有巨大的市场。劫掠殖民地和奴役其他种族并不能创造出这样繁盛的国内经济活力——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虽然庞大，但其国内经济却陷入发展停滞中。英国经济得以增长的原因在于，在本土越来越多地使用自由劳动力，使它能在美洲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剥削奴隶的劳动。
国内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依靠雇佣劳工的情况，迫使英国（以及程度相对而言略逊一筹的法国）奴隶主试图从非洲获得劳力。大部分奴隶都购买于非洲海岸国家的上层阶级手中，因为这些奴隶贸易商对非洲内陆一无所知，只是简单地从非洲内陆诱拐数百万非洲人，然后长途运输到海岸边。非洲商人和统治者这样做的回报便是，欧洲人为他们提供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高品质货物。但非洲人绝非“一无所知的野蛮人”，虽然种族主义者总是不断强调这一谣言。非洲人生活的社会结构实际上相当精致复杂，与中世纪末大部分欧洲国家相比开化文明的程度通常更高。只是由于英国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的最初发展，才令欧洲超越了非洲。18世纪欧洲商业飞速发展，这种规模的商业在利奥·阿非利加努斯时代（16世纪早期）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大多数非洲国家与西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当。
种植园奴隶制是如下事实的产物：荷兰和英国已经展开了资本主义扩张。但是，奴隶制同时也反哺资本主义，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力。
在这一过程中，奴隶制在塑造世界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本主义则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发展成熟。它为英格兰提供了合并苏格兰的动力【在苏格兰统治阶层试图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的“达伦计划”（又译“达瑞恩计划”）流产后】；并在18世纪下半叶，通过东印度公司征服孟加拉，开始在东方缔造一个全新的帝国。
大不列颠统治阶层崛起的另一面便是大部分非洲的衰弱无力。奴隶贸易为非洲海岸地区的统治者和大商人提供了相对先进的消费品和武器，因此无须发展自己的工业；事实上，进口货物“削弱了非洲的工业”[25]。成功的国家能够对外发动战争并奴役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即便统治阶层意欲保持和平，也只能变得军国主义化才能存活。卓洛夫、贝宁和刚果等国家试图阻止它们的商人对外提供奴隶，但却发现其他国家的统治者通过这种方法获得了财富和权力[26]；然而，除非出现新的军事统治阶层，否则前阶级社会就要面临崩溃和毁灭。非洲海岸地区国家通过抢劫内陆国家而做到了这一点。
有些历史学家声称，由此导致的“非洲国家中心化”发展是一种“进步”的表现。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社会的物质基础受到极大削弱。非洲人口在即将超越欧洲和北美洲人口时停止了增长。[27]1750—1850年间，西非的人口数量甚至出现了衰减。[28]反过来这也使得非洲国家无力更好地备战，抵抗19世纪末欧洲的殖民入侵。当西欧经济大步向前时，非洲却处于不断的衰落中。
[1]这一数字来自罗宾·布莱克伯恩（RobinBlackburn）的估算，参见他所著的《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TheMakingofNewWorldSlavery,London,1997）第3页。也有其他估算数字，比布莱克伯恩的估算略多或略少。关于这一数字的长期探讨，参见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Manning）所著的《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SlaveryandAfricanLife,Cambridge,1990）第104页。
[2]帕特里克·曼宁，《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第35页。
[3]同上书，第30页。
[4]安格斯·考尔德（AngusCalder），《革命帝国》（RevolutionaryEmpire,NewYork,1981），第257-258页。罗伯特·路易斯·斯蒂芬森（RobertLouisStephenson）的小说《诱拐》（Kidnapped）就以18世纪中期在苏格兰发生的一场诱拐为故事的开篇。
[5]罗宾·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30页。
[6]安格斯·考尔德，《革命帝国》，第566页。
[7]巴利·昂斯沃斯（BarryUnsworth）在小说《神圣的渴望》（SacredHunger,London,1992）中，对奴隶和水手可怜的共同之处进行了精彩描述。[《神圣的渴望》，丁玲玲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8]安格斯·考尔德，《革命帝国》，第289页。
[9]罗宾·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31页。
[10]具体细节参见罗宾·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40-241页。
[11]布莱克伯恩对叛乱的描述（《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56-258页）强调了非洲奴隶的参与，而考尔德（《革命帝国》第311-312页）则只提及这是一场对抗印第安人的叛乱，并没有提到努力的参与。
[12]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64页。
[13]这幅画的黑白复印版，参见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32页。
[14]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254-255、264-265页。
[15]约翰·洛克，《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Oxford,1975），第606-607页；引自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329页。[《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16]例如，这是皇家非洲公司（RoyalAfricaCompany）在冈比亚的前代理人弗朗西斯·摩尔（FrancisMoore）的观点，见于1738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参见考尔德，《革命帝国》，第454页。
[17]亚当·斯密、孔多塞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等著名的启蒙运动人物都反对奴隶制，即便也有休谟等人接受“非洲黑人的智力天生低于白人”的观点。
[18]威尔科姆·沃什伯恩（WilcombWashburn）与布鲁斯·特里格（BruceTrigger）主编，《剑桥美洲原住民史》（CambridgeHistoryofNativePeoplesoftheAmericas,Cambridge,1996）第一卷第一部分，第74页。
[19]同上书，第75页。
[20]同上书，第79页。
[21]同上书，第80页。
[22]帕特里克·曼宁，《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第13页。关于不同观点的概述，参见布莱克伯恩，《新世界奴隶制度的形成》，第12章。
[23]彼得·马蒂亚斯（PeterMatthias），《第一个工业国家：1700-1914年间英国经济史》（TheFirstIndustrialNation:TheEconomicHistoryofBritain1700-1914,London,1983），第168页。
[24]实际的贸易模式当然要比这复杂得多。但是这样的总结包含了该模式的核心特征。
[25]帕特里克·曼宁，《奴隶制度与非洲人的生活》，第22页。
[26]同上书，第34页。
[27]同上书，第85页。
[28]同上书，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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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饶勒斯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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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饶勒斯之死
饶勒斯虽已年过半百，但仍然精力充沛，体格健壮。作为一个忠心耿耿、勤勤恳恳的“理想“开拓者，他正信心百倍、埋头苦干，继续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眼睛注视着“观念“这颗北斗星。所以他没有注意到反动势力所煽动起来的仇恨和疯狂的情绪正在向他扑过来。饶勒斯为人十分谦逊。他每次对群众发表了侄销有力、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便走下讲台到人群之中去。身为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他并不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丝毫没有提防自己的安全，早已把盯着他的成于双充满仇恨的眼睛忘得一干二净。大街上和沙龙里流传着不祥的骇人听闻的谣言，但谁也没有把这些谣言放在心上。
可是在1914年7月14日至18日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之后，反动报刊对他的刻骨仇恨便倾泻无遗了。他们歪曲、篡改茹尔·盖得批评饶勒斯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举行总罢工，即使在各国同时举行那也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大背叛。他们把这句话中的对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删掉，断章取义地说成是茹尔·盖得指责饶勒斯叛国。[1]关于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恶毒攻击，下面这篇文章可为一例。该文作者是沙尔·艾拉，题目叫做《论政权的严肃性》，登在1914年7月18日的《法兰西行动报》上（见该报第199期，第一版）。
茹尔·盖得说饶勒斯犯了叛国罪。说得好！那么他自己做了什么呢？他会不会从此同这个叛徒分道扬镶？
《时代报》以对激进派同饶勃斯的联盟进行了揭露、批判、谴责和谩骂，说饶勒斯是大家的公敌。这就说得更好！但《时代报》将会做些什么呢？它会不会不再同饶勒斯交换意见，不丹想当然地把他看成是一个真正的正常的法国人，到一定的时候，也不再按照一定的选举比例同他结成正式的联盟？
啊！要是盖得和《时代报》同这个他们一致认为是叛徒的人象过去那样继续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愤怒、蔑视，甚至惋惜。我们将只是把这件事向公众指出来，请他们来看一看，想一想，并得出结论：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彼此之间虽然骂得不可开交，但骂完之后，便又在行动中进行亲密无间、称兄道弟的合作了。
在这次这“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之前，饶勒斯就有过成百次类似的举动值得人们这样鄙弃他，他也确实遭到了人们的唾骂。大家都知道饶勒斯是德国的走卒。可是当他在议会大谈爱国主义的时候，议会的大厅和主席台上竟然没有一位议员，没有一位记者，没有一个卫兵走上去给他两拳，而他是理应受到这种待遇的。而且，当饶勒斯被任命为军队委员会成员，或者说当他进入负责调查总参谋部和国防部各机构的混合委员会时，也没有几个真正的法国人出来给他喝倒彩。
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议会中的共和派自由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不应当过分地给他加上那些罪名，要么象一切所显示、所证实的那样，这些先生们现在在自己的报纸上这样对待他完全有理由。他们在公开场合同这个拿国家利益做交易的人频频寒暄客套，说明他们对他的行为所感到的愤怒并不象他们对读者和选民说的那样强烈。因此，或者是他们认为叛国只是小事一桩，或者是波旁宫[2]的气氛、语言和习俗使他们学会了对什么事都不要认真，人们嘴上说的同具体情况之间的距离这里比别处更甚。
这是什么政权！无论是民族主义者议员，还是社会党议员，大家都把精力消耗在吵吵嚷嚷、长篇大论的发言上，但话一说完人人都是拍拍屁股了事，不闻不问了。“我亲爱的饶勒斯”，这是科香对他的称呼；而爱国主义者巴支尔竟在他被推举为候选人的那个选区散发的小报上，说他对饶勒斯表示“信赖和同情”。
这种有损尊严的嘻嘻哈哈的作风令人发笑，但这种作风所产生的后果却发入深思。既然俄国人都觉得我们“平静甚于池水，柔顺甚于羔羊“，既然他们都为我们对于“在阿尔萨斯—洛林发生的使我们丢丑的各次暴力行动“无动于衷而感到惊讶，既然全世界都为我们对于法国教士在墨西哥遭到屠杀一事处之泰然而感到痛心和惋惜，你们难道不认为这种把血淋淋的现实置诸脑后的可耻行为同我们习以为常的夸夸其谈的治国之道无关吗？
这种卑鄙无耻、目无国家的作风，我要说它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比饶勒斯的叛国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我们让全法国都来蔑视这种作风，由于我们拒绝实行它，甚至不肯容忍它，由于我们言行一致，我们今天才遇到了那么多强大的敌人！可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也得到了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友谊。大家知道，我们的政策不是空洞的言辞。我们的思想的现实性和行动的严肃性是完全一致的。
必须指出，作为一个能量不小的狂热分子集团的首领，沙尔·莫拉的这些话与戈埃那样的普通记者（他的论战方法是人们熟知的）所进行的猛烈批评是完全不同的[3]。
饶勒斯对指向他的攻击未予理睬。7月28日，他同瓦扬、桑巴、盖得和让·龙格一起到布鲁塞尔去参加“国际”为拯救和平于29日在那里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大会。他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场作了最后一次演说。这次演说，使来自社会各阶级的几千名听众真正沸腾起来了。这是他为挽救世界和平而作的生平最后一次精彩的讲演。现将主要部分摘录如下（根据《人道报）和《布鲁塞尔人民报》的报道及我个人的回忆）：
德国呢？如果它知道奥匈帝国的照会，那么它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是不可原谅的。不过，假若德国政府说它不知道奥匈帝国的照会呢？它真是聪明到了极点！什么？你们签订了一份把自己卷入战争的协议，而自己居然不知道自己将被卷入！我要问，哪一个国家有这样混乱的政府！（鼓掌）
不过，各国领导人还在犹豫不决。让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组织起来。我们法国社会党人的职责十分简单。我们不必要强迫政府执行一项和平政策。它已经在执行了。我曾经毫不犹豫地担当起我国沙文主义者强加给我的罪名，因为我坚决主张并将始终主张法德两国握手言和，因此，我有权利说法国政府是要和平的。（欢呼）
饶勒斯在谈到战争威胁时说道：“阿提拉[4]已经到了悬岩边上，但他的战马还在徘徊观望，踌躇不前。”
象他在一生中所主张的那样，饶勒斯反对法国跟在别人后面跑，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人要求执行我国同俄国签订的秘密协议，我们就运用我们同全人类签订的公开协议。”
他一生中最精彩的这次演说[5]，最后两句话很有预见，现基本上按原样照录如下：
战争开始之后，大家都会被卷进去。可是当战祸蔓延，灾难加深的时候，各国人民便会对那些当权者说：“滚开！你们干的好事！”
饶勒斯从布鲁塞尔回来后，简直没有一天离开过被各个政党抛弃的议会。他想尽一切办法挽救和平。
7月31日他被害那天，《人道报》发表了他最后一篇文章，题目是：《冷静是必要的》，下面是该文的主要几段：
我们宁可往最坏处着眼，宁可以最坏的设想来采取必要的防备，不过，所幸各方面都还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理智。
※※※
只要想一想战争是怎么回事，想一想只有战争才能造成的人心惶惶、漫天流言、经济停滞、想一想只有战争才能造成金融危机和财政崩溃所产生的后果，只要想一想必须从现在起就延期兑换期票，不得不准备强行规定银行小额支票的行情，我们就不禁要问，那些完全丧失理智、十恶不赦的家伙究竟会不会挑起这场冲突。
据我看，当前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局势本身，甚至也不在于各国政府采取了哪些实际措施，不管这些政府干了多少坏事；当前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各国的实际愿望，而在于波及面越来越广的紧张心情和一天天蔓延的焦虑不安的情绪以及由于担心受怕、对前途悲观失望和长期的忧心忡忡而产生的一时冲动。对于这种人心惶惶的局面，老百姓可能顶不住，各国政府能否顶住也很难说。它们在那里互相恐吓，互相安慰，借以消磨时光（真是悠闲得很）。这种情况，希望大家不要存在幻想，很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星期。以为这场外交危机可以而且应该在几天之内解决是完全错误的。在广阔的战线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的一次战役要经过七八天的时间方可结束，同样，这次外交战一定会拖上好几个星期，因为它牵动了整个的欧洲和各大国庞大无比、部门繁多的政府机构。要经得住这场考验，我们需要有钢铁般的意志，更确切地说需要有坚强的理智和清醒的、冷静的头脑。为使人民能够继续克制自己，消除恐惧心理和紧张情绪，密切注视人们的行动和事态的发展，把万恶的战争从人类社会中排除出去，我们今天必须发挥他们的智慧、启发他们的认识。
形势虽然危急，但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意志，只要我们善于忍耐，在行动上英勇果敢，那么这种危险也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只有现实地对待自己的使命，才能有力量去完成它。
星期天上午，社会党塞纳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将在瓦朗大厅举行会议，会上将要阐明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国际”期待于我们的行动方针。我们将举行多次类似的会议、以便把无产阶级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并准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迎接国际代表大会的召开。当前重要的是，要不停地开展斗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警惕性不能有片划的放松。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和平。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
让·饶
饶勒斯同阿尔贝·费里会见后，最后一次来到《人道报》编辑部。下面是该报报道的他的被害经过：
饶勒斯在八点差一点来到《人道报》。他是从外交部来的，因为他受社会党议员团的委托，到那里去看望了一下勒奈·维维安尼。陪同他去的有列诺得尔和龙格。他同本报经理及几位朋友谈了一会儿。他还未吃晚饭而且有许多事情要做。
大家于是来到距离《人道报》只有几步路远的“新月”餐馆。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进门靠左边的一张长桌上坐了下来。由于时局严重，大家的情绪都很激动。饶勒斯在用他那悦耳的男低音说话……他给他政治上的合作者作了几点指示。晚饭吃完了。这时，同年轻的妻子坐在旁边一张桌上吃饭的《红帽报》的道列埃站了起来。他手上拿着一张照片，走上前来递给饶勒斯的一位邻座，一面说道：
“你们看看这是我的小女儿。”
“可以看看吗？”饶勒斯微笑地间道。
他把照片拿过来，端详片刻，向年轻的父亲问了问孩子的年龄，一面恭维了他几句。
这时已是十点差一刻。
突然响了两枪，发出一道亮光。从张桌边传来了女人的尖叫声：饶勒斯被人打死了！饶勒斯被人打死了！
饶勒斯整个身躯已向左边倒下，大家都站起来，惊叫着冲上前去。在那一瞬间，个个目瞪口呆，不知所措。随后，饶勒斯的几位朋友向街上冲去，因为那两枪是从窗外射进来的，距离很近，饶勒斯当时正靠在敞开的窗户上。这时候，人们把饶勒斯抬到一张长凳上，他气息奄奄，双目紧闭。他是否知道人家在暗杀他，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
他没有马上断气。一位在这里吃饭的职业药剂师，乘着人们去找医生的当儿，走上前去摸了摸饶勒斯的脉搏，然后摇了摇头。他把他的衬衣解开，发现心脏的跳动已经微乎其微。大家又把他抬到一张桌子上。跑着赶来的孔佩尔—莫雷尔握着他那一动不动的手，哭得泪人一般。列诺得尔用自己的餐巾把从伤口流出来的血擦去，看到后脑勺上有一个红红的、很小很小的洞，洞口有一点白花花的东西。
“先生们，“刚才赶到的医生说道，“我怕没有希望了。”
大家都泣不成声。三分钟后，医生说道：
“先生们，饶勒斯先生死了。”
政府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呼吁书。呼吁书全文如下：
刚刚发生了一起罪恶的谋杀事件：使法国讲坛增辉的伟大演说家饶勒斯先生被人无耻地杀害了。
我谨以我个人和全体内阁成员的名义向这位社会主义共和党人过早地离开人世表示我们的哀悼。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是无比崇高的。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为了保卫和平，他支持了政府的行动。
当此国家面临严重困难之际，政府希望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持冷静，不要在人心不安定的情况下做出任何使首都发生混乱的事情来。
凶手已经抓到，他将受到惩处。望大家相信法律；当此国家危急之时，我们都来做出榜样，保持冷静和团结。
代内阁而发
总理维维安尼
各报——包括《法兰西行动报》在内都对这一暗杀事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以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位伟大的死者给予赞扬。这里仅举出资产阶级的主要报刊《时代报》和社会党机关报《人道报》为例：
1914年8月2日的《时代报》写道：
正当形势危急，每个法国人都感到需要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一个狂徒、无赖昨天晚上在《人道报》附近的一家餐馆杀害了让·饶勒斯。凶手从他的背后打了两枪，一枪击中后脑，一枪打在太阳穴上。
不管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社会党演说家所起的政治作用有怎样的看法，每一个正直的人听到这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谋杀事件后无不感到义愤填膺。人们的反应之所以强烈，特别是因为近一周来，饶勒斯不顾国际主义的党提出的那些理论，一直在每天写的文章中向国内同胞指出当前形势的危急，并说服大家回到为国尽责的岗位上去。
诚然，饶勒斯的支持者和朋友们是十分悲痛的，但他们应当听从饶勒斯本人曾经说过的一句含义极为深刻的忠告：我们必须停止一切有关政治的或社会的争论，去尽一个法国人的职责。我们深信他们会这样做，这次可耻的谋杀事件不但不会破坏而且会进一步加强我们之间感人肺腑的美好合作。
我们尽管一直反对这位《人道报》负责人，揭露他起的十分危险的作用，谴责他这个思想极端敏锐、无比廉洁正直的人所持的反对军队的态度和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况且他的报纸对我们也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但我们仍要对他的被害表示我们的愤怒，并向死者表示我们的敬意。
《人道报》的文章是马塞尔·桑巴写的：
正当法国处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更需要他的可怕时刻，他们从我们的身边夺去了他的生命。
啊！你们这些过去对他竭尽污辱的狂人！现在他死了，你们才发现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现在为杀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颤抖了。
你们现在才承认他是一盏明灯，因为这盏明灯熄灭了。
在1870年战争中，当法国处于国破家亡，需要把自己剩余的力量聚集起来的时候，她找到了甘必大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
现在饶勒斯死了，我们当中谁还能撑得起这根擎天柱？
我们的敌人呀！今年春天我们刚刚失去弗朗西·德·普来桑塞，今天我们又失去了饶勒斯！饶勒斯一死，动员令就颁布了！他一走战争便接踵而来！
啊！人们要是能听一听他的话，多采纳一点他的意见，我们今天恐怕就不会处在战争这个魔鬼的淫威之下！是的，我知道，我也看到人们对他的意见是赞同的。我看到部长们曾经询问他，向他征求意见，倾听他的看法。不过，他们在接受他的意见时，太优柔寡断了！他希望他们能说出明确的、颇有见地的语言来，但他们总是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说一些根本不顶用的话。
他怀着一片热诚想为国家做点好事，但终未如愿。倘若他还活在人世的话，他若看到我们刚才在大街上看到的那些动员令，心中该有多么痛苦。
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敢担保，即使没有一点希望，他也不会罢休的，这个刚强的乐观主义者一定会为和平战斗到底。即便在动员令颁布之后，他也不会相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他的事业，以百倍的劲头去为和平而奋斗。
饶勒斯的被害哄动了整个世界。用英国一家报纸的话来说，人们几乎忘记了当前的可怕局势，一心关注着这场“全世界的灾难”。人们为失去这位情操高尚、有远见卓识的朋友而伤心痛哭。各党领导人出自内心的沉痛唁电雪片似地飞向图尔街8号他那简陋的住所。他的一家——妻子饶勒斯夫人，女儿玛德莱妮·饶勒斯和年轻的儿子路易·饶勒斯——沉浸在极度的悲哀中，他在社会党内的许多朋友和同志们纷纷前来探望他们，并时刻守护在这位为了国际社会主义和和平而献出生命的不朽的烈士遗体旁。
他的葬礼于1914年8月4日举行，沿途送殡的市民不计其数。我们现在摘录几段人们在他的墓前发表的演说。
内阁总理维维安尼含着泪说道：
星期四晚上我还接见过他。他的声音在发表演说的时候是那样洪亮，可是在谈话的时候又是那样柔和、令人信服，那样娓娓动听；他企求和平，但光明正大，不亢不卑。
他的心地，他的性格，他的高尚的思想，他的廉洁、简朴、献给事业的一生，他宣传信仰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他捍卫被压迫者的始终不渝的态度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赞扬。
饶勒斯晚年的合作者瓦扬说道：
我觉得，在一场大难即将来临，各种野蛮的势力，各个帝国主义好战势力正在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决不能丢弃或者放松我们的国际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仰。
莱昂·茹奥代表法国总工会说道：
我们的朋友饶勒斯，你这个国际和平和合作的捍卫者走了，如今，惶恐不安的世界正面临着欧洲有史以来最可怕的血腥屠杀。你对人类的无比热爱使你遭到了不幸，你的眼睛再也看不到房屋被烧的熊熊火光，再也看不到被枪弹打倒在地的、堆积如山、惨不忍睹的尸体了。
不过，这对于我们这些为你服丧的工人阶级说来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你这个胸怀广阔、视死如归的人虽然再也见不到这场可怕的战争，但在此艰难的时刻，你的过去，你的音容笑貌却无时无刻不在指引着我们度过这正在来临的血腥的黑夜。当代这个最伟大的人现在是安静地、毫无知觉地躺在棺材里了，现在，我们要在他的棺材面前大声疾呼地说：他同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什么隔阂。有人认为我们曾经反对过他。啊！这实在是一个特大的错误！诚然，我们之间确实有过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可是这些分歧，可以说，我们谁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在行动中互相弥补不足。我们的坚强有力的行动就曾得益于他的思想指导。在各国因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大辩论中，他曾把我们的行动分析得一清二楚。我们同他在思想上始终是一致的。
饶勒斯曾经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活的理论。他的形象和事迹将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
马塞尔·桑巴说道：
正当法国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们把他杀害了。现在，他的敌人才明白法国和世界失去了怎样一个人。
费尔迪南·桑巴说道：
我代表所有的人向这位襟怀坦白的典范和表率致以最后的敬礼。
我代表他在大学里的同事、学生和老师向这位伟大的公民表示我们的敬意。他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善于以对人类的爱来表达对祖国的爱，并以对祖国的爱来表达对人类的爱。
卡米尔·胡斯曼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作了一篇令人难忘的讲演。主要内容如下：
我们在全世界有一千万有组织的工人，对他们来说，饶勒斯的名字体现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最崇高、最有说服力和最彻底的要求。
饶勒斯的天才并不只局限于一个党内。他不仅代表一个阶级而且代表一个时代。
饶勒斯不仅属于法国而且属于全世界。英国一家大报昨天写道，“他的去世是欧洲的一场灾难”……我想起了他在别国工人心目中的地位。我似乎感到外国的代表们还在等待他讲话，以便把重要的看法确定下来；他们有时也不赞成他的意见，但总喜欢同他的思想接近。他远甚于一个艺术家，一个语言家，一个演说家，他是思想的化身，道德的化身。他是执行纪律的表率。他好象是芬兰的橡树，这种树高如枙杆，深深地扎根于地下，树冠可以摆动而根部决然不动，而且其柔韧性反使它显得更加雄健有力。
饶勒斯的去世正是整个欧洲面临着血与火的威胁的时候。
当代这位最伟大的公民的被害预示着一场最大规模的灾难即将来临。饶勒斯一向是个乐天派，始终坚信人类的智慧和判断力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看来命运似乎有意不让这样一个人看到这场野蛮的屠杀。
饶勒斯的形象已经由这些艺术大师描绘出来，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们了解他。
让我们来研究他的著作。
我们将可在他的著作中重新见到他。
[1]这句话的法文原文是："crimedehantetrahisoncontrelesocialisme"，把后半句删掉后，"dehauletrahison"在法文中是叛国的意思。——译者注
[2]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译者注
[3]我在当天把莫拉这篇文章指给饶勒斯看的时候，他只是对我说了一句：“别去管它。我从来没有点过他的名，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不过我还是认为有必要把这篇文章告诉了《人道报》经理，我的朋友菲力蒲·朗德里欧，他近来不断收到恐吓饶勒斯的来信。——作者注
[4]阿提拉的（395---453），中世纪时的匈奴王，曾侵略欧洲，以凶残著称。——译者注
[5]这里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他的精力是多么旺盛。他头一天付儿从巴黎来到布鲁塞尔，旅途十分劳累。可是今天全天——-7月29日——他一直在人民之家同社会党国际局的成员一起开会。会后，他为《人道报》写了一篇文章。随后嚼了两口面包便参加大会，一面对我说：“我头痛得厉害”。可是虽然很累，他仍然认真地倾听各国演说家的发言，并作了一些意义深刻的插话，最后，他又进行了一次长达三刻钟的长篇演说……——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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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五章饶勒斯——和平的捍卫者
饶勒斯的全部高尚的品质、他的全部哲学、全部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简直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反对人们有计划、有目的地利用战争这种暴力行动的。这位具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伟大政治家终身几乎一直在同战争进行不间断的斗争。他这种斗争是在各个方面进行的：议会、报刊、公共集会、全国和国际代表大会，以及法国国内和国外。
他在被人杀害、结束他光荣的一生以前之所以抱着很大的兴趣研究战争，也还是为了更好地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的轻率行动，因为他憎恨战争，诅咒战争，希望能使它永远不会发生。
为此目的，1905年7月，他准备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邀请，到柏林这个最大的好战堡垒去反对战争狂热。德国政府怕得要命，不想让饶勒斯去举行演讲会。于是通过其驻巴黎大使拉多林向这位知名演说家苦苦哀求，拉多林并亲自登门拜访饶勒斯，象对待一个大国一样，告诉他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但他们并未达到目的，讲演会的消息已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并由该党的一位领袖理查·费舍在一次大型集会上宣布。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饶勒斯从来没有象这一次讲的那样广泛——我们在下面对他这次演讲作了详细摘要。饶勒斯对世界上一直很关心的对外政策问题发表的看法使人茅塞顿开。因此，当人类命运面临最大灾难的时刻，他会提出什么样的解决办法，人们是很容易得出结论来的。
据说两国的外交代表曾经互相试探，想看一看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压倒对方。在这次冲突中，这种炫耀本事的游戏究竟有没有起作用，我不得而知。不过，无论如何这是一场十分危险的游戏。当两个火车司机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什么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必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想看一看对方的神经能够经受多大程度的考验。因为后果如何，谁也无法知道。很可能是至少有一个人的理智会失去控制。很可能是这两名火车司机都被逞强的心理所驱使，把火车开得过猛，等到后来想刹车也来不及了，以致造成撞车事故。如果他们这样做是闹着玩的，旅客们倒是宁愿他们去玩点别的。这一次，撞车总算避免了，两位司机正在互相寒暄。人们甚至打算把两个火车头用鲜花装饰一番，并给他们挂上一列无比长的车厢——国际会议。这当然很好，不过这一场可怕的虚惊在一片安宁和太平的气氛中突然发生，使人民和无产阶级感到和平在今天的社会中是多么地脆弱和不稳定。这场虚惊还使欧洲和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认识到必须在国际上联合起来，警惕国际局势。国际无产阶级不应当是一个漂亮的、不起作用的名词，不应当是一种时隐时现、徒有其名的力量，每隔一定时间才开一次国际代表大会或发一份社会国际局的通告。它应当成为一种经常能发挥作用的力量，始终对形势了如指掌，保持警觉，情况一有露头，会导致战争的小规模冲突一旦发生，便立即加以控制。
饶勒斯清楚地看到一场灾难正在威胁着世界。那两个“把各自的列车在同条线路上对开过去的火车司机”就是三个协约同和三个同盟国。他认为阻止这场灾难性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展无产阶级的同时的国际行动。
在那些被没完没了的战争传闻闹得惶惶不安的国家，无产阶级开始说话了，他们的声音虽然洪亮，但席勒的《钟声》里的两句话他们却不能全说。他们可以说：Vivasvoco，mor-tuosplango，我呼唤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哀悼。但还不能说：Fulgurafrango，我要把灾祸消灭干净。我们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要做。但不管怎么说，从现在起我们可以怀抱希望，可以行动起来了。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悲观失望。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已经开始建立，国际上的人们已经开始觉悟。从现在起，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战争灾难显示我们的力量。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错综复杂之中，不存在什么不可避免性，也不存在什么必然性。无产阶级的力量既不是那样强大，可以使和平必然保持下来，但也不是那样微弱，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在事物的发展尚不明朗，力量的对比未趋稳定平衡的情况下，人是可以起很大作用的。那很大一部分未知数不仅我们社会党人感到可怕，那些轻率地发动战争的人也同样感到可怕。因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和在各国国内产生的影响，今天谁都难以预料。
饶勒斯不喜欢宿命论者和冒牌的预言家们对形势作的斩钉截铁、过于武断的结论。他认为这要看斗争的发展，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斗争。
我们社会党人并不害怕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知道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将尽一切可能使战争朝有利于各民族获得独立、人民获得自由、无产者获得解放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并不是因为我们感情脆弱、神经紧张。如果只有经受痛苦，人类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那么一个革命者是能忍受这种痛苦的。可是现在，在今日之欧洲，并不是靠国际战争，自由事业和正义事业才得以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宿怨才能消除。诚然，一百五十年来，欧洲已发生多次国际战争，这些战争在几百万人的思想上所留下的创伤至今尚未愈合，其后果至今还是欧洲和世界的沉重负担。要平复这些创伤，解决这些遗留的痛苦问题，只有发展民主和社会主义。因为民主将把人们的意愿作为国际法的准则。而社会主义则要建立一个人类集体社会，不过这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为防止任何人利用它作恶，将制定一个符合正义、协调一致的总法律；在此法律下，各个国家在这个人类集体社会中将享有自主权，正象每个人在本国享有自主权一样。因此，在和平环境中，民主和社会主义肯定会得到发展。如果欧洲爆发战争，那可能会发生革命，统治阶级最好对此多想一想。但也有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反革命危机：反动势力无比猖狂，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独裁统治更趋强化，军阀集团为所欲为，以及一系列反动的暴力行为，卑鄙的复仇事件和迫害行为。我们坚信无产者定会逐步获得解放，我们坚信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必将给反对瓜分、肢解别国领土的各国人民和各国少数民族带来公正的自主权，我们不想把这些坚定的信念压在这场野蛮的赌博上，压在这场血淋淋的赌注上。
饶勒斯反对战争，即使这场战争能导致革命他也反对。他不赞成这种野蛮的赌博。饶勒斯认为法国人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德国人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的破产”。饶勒斯在他的德国听众面前对法国的历史作了精辟的分析。
我在这里可以以一个国际社会党人和法国人的身份，坦率地、毫无拘束地谈一谈我对法国的看法。当然，法国在她悠久的历史上也犯过许多错误。法国的统一先于别的国家，但从查理第八到路易十四，再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她曾多次滥用这种统一，欺侮、虐待当时还处于分裂状态、没有统一起来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时期，她虽有纯真的热情，要争取全人类的普遍解放，但很快便沉醉于统治他人、目空一切的状况中了。正象贵国诗人海尔维格所说，她给世界带来了自由，如同带来了一位年轻的姑娘一样，但她的军队到处耀武扬威，结果使这朵自由之花凋谢了。她从英勇无畏的行动转变到革命的和民主的运动后，未能坚持下来，自由和反动几经反复，有时甚至出现了一面唱着高调，一面进行奴役统治的可恶的个人独裁政权。她把国内政策中一些自相矛盾、含混不清的东西带到国外政策中去，同情或支待一些新兴国家，但当这些国家的统一取得一定的进展后，她又产生不可告人的嫉妒心理而对它们加以阻挠或刁难。拿破仑的独裁统治行动轻率、混乱不堪，整个法国都曾积极参与，因而受害不浅，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她多次处于狂热、沉醉、颓丧的状态，但每次都产生了无数献身于崇高事业的优秀儿女，她首先动摇了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首先反对了新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她的文化细腻而深刻，她对于民主和共和有一种自发的要求，她的思想和意愿十分明确，做起决定来果断迅速，此外，她对人满腔热情，所有这一切美好的天性她都用来为人类服务了。今天，由于她经历了一系列严峻的事件，同时其它国家也已获得健康的发展，她已比较能正确地评价每个国家所起的作用，因此，她仍然是争取人类进步和工人阶级解放的一支必不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巨大力量，她决心在自己的权利许可的范围内不让任何人对她进行欺凌和侮辱。我已经毫无拘束地在你们这些德国社会党人面前谈了我对法国的看法，因为我知道，正象我努力对自己的国家作出不偏不倚的评价一样，你们也在自己的心中对你们的国家努力作出公正的评价。三十五年前，我们经过战争才建立共和制，你们也经过战争才达到统一，这对我们两国来说都是理想主义的一次巨大破产。
1870年那次战争给法国的政策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密切的法俄联盟使得法国的政府纲领有的时候似乎成了：“沙皇第一，法国第二“，从而使法国的政策成为沙皇政策的附属品。
因此，他们通过一个本来只应当使双方互相平等地保卫和平的条约给法国规定了一个听命于别人的、屈辱的地位。结果产生两个不良后果：一个在国内方面，一个在国外方面。在国内，我国统治者利用沙皇制度来反对法国的革命传统，从而使人们受到的重压除了法国反动势力外又加上了农奴制的俄国。在国外，法国对联盟没有任何发言权，联盟的方针悉由俄国一家作主，由俄国一家决定。这样，俄国便轻而易举地把一个共同保卫和平的条约变成了一个冒险的条约，法国将因此而大为吃亏，而俄因则将按照其如意算盘稳得好处。因此，共和制法国便成了俄国在远东实现其野心和冒险行径的仆从。由于执行了这个精糕的联盟，整个欧洲的局势和欧洲各国的关系都被打乱了。俄国、德国[1]和法国的联盟如果以维护和平为宗旨的话，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联盟，但它却转而反对日本，通过签订“下关条约”在远东为俄国贪得无厌的如意打算效劳，结果成了一个危险的令人痛恨的条约。即使如此，法国仍然不希望打仗，但自己既然已被条约置于俄国的管束之下，只是一个听从俄国摆布的盟友，法国就不知不觉地为以后要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因此，法国在不知道原委的情况下，参与了自己总有一天会被卷进去的冒险计划，而这个损害自由的反动政策同样也威胁着和平。法国的政策同俄国的政策拴在一起，就象一个吊篮挂在气球上一样。这个气球庞大无比，它带着俄国专制制度的狂妄野心可以把法国的政策带到遥远的地方，带到广阔的远东去从事冒险。气球万一漏气，或者其脆弱的、已经老化的外壳一旦破裂，则法国的命运就将不堪设想。法国人民很久以来一直被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蒙在鼓里，法国社会党人不断地向全国人民指出的，也就是这一危险。而法国之所以能在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发生之前缩身退步，没有卷入远东的这场冲突，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利令智昏的沙皇政策，没有放弃自己的中立地位给俄国的军舰提供便利，致使和平的维护成为泡影，这部分地正是归功于社会党的洞察敏锐。
饶勒斯赞成法国同英国建立联盟。他认为这个联盟可以保障民主与和平。但人们似乎要在为此而签订的协定中加上把矛头指向德国的内容，对此，他每次都激烈表示反对。他认为这对和平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不知道我国的外交部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意图及其必然会产生的严重后果。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和一些人的表态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德国以比较明确的语言指责法国外交部力图对此加以掩饰，这已经对欧洲的和平和民主制度的稳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当法国的新的外交代表还刚刚在勾划这一政策的轮廓时，是我首先看到这一危险并立即指了出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社会党的光荣。我们曾经希望不要留下任何含糊其辞的东西，不要留下任何阴影。当意大利和英国的代表参加的会议和公共集会在巴黎刚开始举行的时候，我们就曾强调指出，这些协议不要有任何排它性和侵略性，以后可以逐步扩大到整个欧洲。去年十一月，当法英协定拿到议会来的时候，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请当心，法英协定可能会被欧洲一部分舆论解释成英国沙文主义者和法国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请你们说清楚协定中没有任何暗地里针对德国的东西。”我并且再次说明，为了法国的自身利益和人类的文明，法国必须和德国签订一项真诚的、持久的协议，以便使法国政策的基础——一系列友好协定更趋完备。
饶勒斯的一些政敌指责他“总是替德国说话”。这完全是诽谤。饶勒斯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且为人极为公正，他热爱真理，有着维护真理的天性。况且，他从来没有把本国的利益同真理分开来考虑过，也从来没有放过任何机会激烈批评德国的外交政策。他这次在普鲁士好战集团的首都发表的演说就严厉指出了德国外交的错误。
在那一度使两国情绪大为激动的危机中，我国外交虽然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你们的外交也是有责任的。你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有明确地把你们对摩洛哥问题的重视和法英协定使你们在此问题上产生的忧虑及时告诉法国舆论。你们的总理从一开始就有保留——我的朋友瓦扬曾在演说中多次提到这些保留，以说明我国外交的责任——可是你们那些保留说得多么含糊不清！
这种态度同你们后来发出的咆哮又是多么截然不同！如果说，给自己留有余地是传统外交的特点，那么德国外交在这次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就没有任何传统性可言了：一阵悠扬的笛声最后变成了一场狂风暴雨。诚然，你们的外交手段十分高明，这是一个共和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可是你们如果真心实意要维护和平，如果你们愿意让曾经受到命运的摧残但仍很自信的一个大的邻邦同你们德国签订一个体面的协议，最好可能还是采取一些不太生硬的办法来克服困难。
深深地触犯法国人，使所有的法国人——从社会党人到保守派——都大为反感的是，你们有些报纸和学者声称，如果德国和英国一旦打起来，就把法国作为某种人质。你们要我国同英国断绝关系，废除我国同英国签订的友好条约，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们不赞成同英国签订把矛头指向德国的条约，但也不赞成以同英国断交的代价来同德国握手言和。
针对各国政府互相挑衅、导致战争的政策，饶勒斯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广泛的世界联合的政策，为最终实现世界和平谋求实在的基础。
相反，今日各国不管经济竞争多么激烈，不管殖民竞争具有多么大的危险性，这种冲突并没有因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冲突而变得更加严重。各大国都已建立起来，它们在制度上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大，大家都参加到世界总的发展行列中来了。没有一个国家执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针对另一国的。各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建立，无产阶级也已开始活动，虽然进展不一，但总的方向是一致的。你今天如果想让德国、法国和英国打起来是找不到借口的。可是，为了能够大规模地、激烈地开展经济上的竞争，人们常常用思想冲突把这种经济竞争掩盖起来，以便为经济竞争寻找借口，遮人耳目，这样说并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解释。现在，再用这种办法来进行掩盖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那些想在英国和德国之间挑起冲突的人将不得不默认，同时也向全人类承认，唯一能导致它们之间冲突的是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然而，不管资本主义多么胆大包天，多么厚颜无耻，它总不喜欢自己的丑行被人家看得一清二楚。它过去用了那么多冠冕堂皇的托辞为自己的罪行辩护，如今只剩下几片格树叶可以遮身了。
世界无产阶级感到它的身上有一种如同自然界那样的双重革命力量：火山爆发的力量和滴水穿石的力量。今天的俄国正是火山爆发，其它地方则是源源长流。总之，有时是地动山摇，有时则是慢慢的浸蚀。但所有这些局部的行动和局部的斗争成果都要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去；每一个国家的大规模的骚动都要蔓延开去。工人阶级起了很大作用的俄国革命究竟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点谁能说得清楚？已经摆脱过去的束缚和教会桎梏的共和制法国，如果能够（象我所希望的那样）把思想越来越解放的几百万有民主思想的农民争取到工人社会主义这方面来，它有朝一日会具有多么大的实现全面解放的力量！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只遇到过暂时性的挫折，它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确实象是一股来势虽慢但不可阻挡的自然界力量，如果它能取得政权的话，那对世界力量的对比、劳动的解放，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呵！因此，我们的努力是共同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这样才建立了能对因国家之间的对立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发挥影响的社会工人因际，因此，你们现在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终于使世界梦寐以求的和平有了实现的可能，而几十万年以来，每当各个种族、部落和阶级的人互相仇视、互相残杀因而玷污了人们的灵魂和双手的时候，这种关于和平的梦想就不断地出现过，不过只是作为一种无情的讽刺，或虚无缥缈的寄托罢了。
饶勒斯认为各国的利益和野心勃勃的打算不是用意识形态的外衣所能掩盖得了的。但他处事乐观，秉性善良，对于冷酷的现实未免看得过于美好。遗憾的是，事态的发展无疑否定了他的这种看法。
可是他在批驳那些在战争问题上一味推波助澜的势力和鼓吹战争永恒的诡辩家们的时候，他的信心是多么坚定，说理多么有力，看问题多么深刻！下面是他就这个问题写的不朽的一段话：
有些人声称战争是对人类进行严格教育必不可少的手段，他们现在看到自己所鼓吹的理论正在变得渺茫起来了。因为人类在担心战争爆发的焦虑中一代一代地更迭，但并未因此而建立起严格的纪律。不管怎么说，大规模的冲突已经变得越来越稀少，而且越来越捉摸不定，不可能起什么好的作用。长期以来，军队不过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它在技术上虽然还可能有一定的能力，但它的上气已被虚假的战争和虚假的和平那种变幻不定的状况消磨光了。人们被和平时期的军费开支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道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究竟是战争还是死亡了的战争。不管下一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有多么大，不管迫在眉睫的战争如何确实无疑，也不管人们过去如何高高兴兴地同死神打交道，这个官僚化的军队是不可能再恢复原来的士气了。和平时期的军队的这种昏昏欲睡的状况恰如从火红的云彩上反射出来的表面上似乎很魅人的霞光投进一潭死水一样。因此，当力图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特权和解放劳动来维护国际和平的社会国际成立的时候，它不仅努力反对非正义和暴力，而且反对长期来消磨各国人民意志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的做法。在这项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德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可以做出许多事情。我们的责任崇高而又明确：始终不渝地宣传我们的思想，把人们的劲头鼓起来，组织起来，抱定信心，为建立正义与和平，为争取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
那么事实上，所谓英德必然一战的根据究竟何在呢？两国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过无论对于哪一方来说，战争都不能解决问题。无庸置疑，英国的扩张势力十分强大，要消灭它根本不可能，而德国人口众多，又富有聪明才智，要击毁它的有条不紊的生产能力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打起来，这两个民族互相残杀，冲突将会波及到各个广阔的、波涛汹涌的海洋，但谁也不可能把对方消灭掉，而且在这些大伤元气的厮杀之后，他们还得互相依赖。即便是一方因得天独厚而把另一方打得从此一蹶不振，那么胜利的一方也将会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德尔布吕克教授说得好，这些国家将会联合起来，群起而攻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便是在这种联合进攻下垮台的。
因此，如果明智一点，英德两国为自身的利益考虑，应该就双方在全球各地发生的利害冲突和摩擦，举行谈判，寻求折衷、妥协的办法。这是英德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将因此而得到荣光。同时，这也是两国无产阶级立即需要坚持不懈地过问的问题。
法国对人类文明、和平事业、政治自由和社会主义所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缓和英德两国的冲突。大家不要说，她这样做会两边不讨好，甚至会遭到两国的怒斥。当然，要是她心怀匝测，玩弄一套真真假假的把戏，那对她说来将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如果她光明磊落，没有任何混水摸鱼的想法，而是反复地公开努力寻求公正的和平解决办法，如果她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给双方火上加油，而是设法缓和它们的分歧，那么她将会得到以下两方面的好处而免受意外的打击：首先，一项如此光明正大的政策将会使她享有很高的威望；其次，将会受到本国全体公民的热烈拥护，他们将在很大程度上把她看成人道主义、正义与和平的代表，为保卫她而战斗到最后一息。
戴尔加舍的罪过在于，他采取了一些过于自信的做法，把法国这个得天独厚的地位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要扭转过来也还为时不晚。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有明确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我常常为公众在此问题上采取的不明朗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感到担心。我感到我们似乎又回到萨多瓦战役之后各项政策自相矛盾，严重脱节的混乱时期。法国不要战争，为了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她需要和平，正象她三十年来为建立困难重重的共和制需要和平一样。但她并不是委曲求全、外界对此不可存有错误的看法。同时，她应当把这一要求明确地、毫不隐晦地公诸于世，而她能向世界表明这一愿望的最有决定意义的做法是既不跟着德国反对英国，也不跟着英国反对德国。她内心深处决不可有片刻的动摇，经受不住两国战争可能会给她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好处的诱惑。她应该相信德国和英国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并且不声不响地、真心诚意地不断在这一方面进行努力。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一项不可不采取的政策。可是有些人一面要求和平，一面却宣称战争不可避免，制造战争狂热，玩弄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进行煽动，混淆视听。他们这样做就使法国失去了绝对明确地——既对别国明确也对本国明确——表明自己立场的好处，而这一明白无误的立场正是挽救法国和世界所必不可少的。
饶勒斯从来没有放弃把阿尔萨斯-洛林收回法国的主张。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希望以“人类的统一”来解决“法国的统一”。
自从1905年出现爱尔威主义之后，饶勒斯就一直不停地反对它，认为它极力阻挠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必要斗争。他说爱尔威有一种“装疯卖傻的天才”。他想颂扬瓦尔米的旗帜，但却煞有介事地把它插到“牛粪“上去。
为了谴责不忠于共和国的共和党人，爱尔威喊出了“打倒共和国”的口号。所以他只好一直不停地在那里纠正自己糊里糊涂说出来的莫名其妙的话语。于是这个“老是打碎器皿的人”便不得不操起“修补匠”的营生了。
饶勒斯经常提到爱尔威的这些胡言乱语，以此来阐明他对于祖国、军国主义、战争和和平的看法。
他在1905年写道：
以鲍基戎为首的“爱国“小学教员最近供出了他们的秘密：爱尔威的可恶的、荒谬透顶的胡说八道不过是他们大加利用的一个借口。他们是有意要把国际主义同只要追问几句就会成为其反面的理论混为一谈的。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社会党组织在讨论行动纲领的时候，竟然通过了爱尔威提法的议案，从而改变了纲领的精神实质。它们取消了纲领中具有自身特点的东西，只保留了完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关于革命行动的一般性提法。是的，今天的社会对工人阶级所犯的一个最大罪行是把有着共同理想、共同愿望的不同部分的无产阶级拖入战争。工人阶级有权利也有责任向这个社会清算这一罪行，把处理世界事务和活动的领导权从那些贪得无厌、行动轻率、挑动国际冲突的压迫势力手中夺过来，把目前欧洲的这场冲突变为社会革命。只要和平存在一天，这个革命就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日益发展的民主制给劳动人民提供的办法，通过逐步夺取政权和扩大经济组织的办法努力进行。但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可能会打乱这一进程。沙文主义的狂热可能把工人阶级淹没在血泊之中，战争可能把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推向后退，但也可能使少数大胆的无产者用革命的办法夺取政权，从而加速这一进程。但是国家的存在是这场革命的基础，如果不保护国家免受威胁，革命又怎么能保护自己呢？因此爱尔威的提法有两点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对入侵采取消极的忍耐，一方面又主张消除祖国和无产阶级的界限，进行积极的社会革命，这种看法是完全矛盾的，势不两立的。可是奇怪的是，对于这种自相矛盾，一天也不能存在的理论，居然有人同意，有人拍手叫好。这种论调只有一种好处：它是在向有产阶级和特权阶级发出的许多次警告后的又一次新的警告。它告诉他们仅仅把祖国当作一种偶像来让人们世代崇拜是不够了，从今而后，对于每个公民说来，祖国存在的意义同它给予他们的权利直接相关，资产阶级祖国这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象征和维护者，在工人的心目中已经同资产阶级所有制一样被抛到九霄云外。因此，如果我们想使历史上形成的大的独立社会免受任何外来袭击，现在就必须在新的所有制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以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不可战胜的祖国。
可是沙文主义是多么地愚蠢和下流！他们竟然说爱国主义就是“狂热地偏向法国”。不，不是这样。对一个法国入说来，爱国主义在于很好地了解法国，了解她的优点和缺点，美德和弊端，光明面和黑暗面，以便纠正她的缺点，克服她的弊端，消除她的黑暗面，发扬她的优点，美德和光明面，使之为人类的总的发展作出贡献。如果对一个法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法国，对一个德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德国，对一个英国入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英国，对一个意大利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意大利，对一个中国人说他应该狂热地偏向中国，那就会在各国人民中制造一种盲目的、妄自尊大的偏见，导致非正义和暴力行动。凡是盲目地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的人一定认为别人只能享有低人一等的权利，这正是一切罪恶活动和不公平行为的指导原则，是野蛮的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公式。那些跟在鲍基戎后面宣扬这些无耻理论的小学教员定会对人类和祖国犯下罪行。这些爱国主义者是何等地可怜，竟然需要“偏向“法国，也就是说竟然需要贬低别的国家，贬低人类其它的伟大精神力量，才能热爱法国和为法国服务。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是各国人民在自由和正义方面享受平等的权利，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有责任在本国发展自由和正义的力量。鲍基戎无需说他对其它国家怀有出自肺腑的尊敬。如果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意识地去偏爱”自己的国家，对于我国可能同别国产生的分歧和冲突不是按照理性和权利的原则去判断，而是随心所欲地凭自己的一套偏见去判断，那就没有什么国际正义的准则了。尊敬别国只能以正义为基础，假惺惺的姿态不过是一种虚妄的欺人之谈。一切凭感情用事的、不公正的政策都会象鲍基戎的提法一样成为一种令人恶心的丑剧。这些“爱国主义者“终于把自己的思想明白地说了出来，这真是件大好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和祖国究竟是什么货色了，那就是：对内推行社会反动政策，对外采取虚伪的暴力。一头样子很威严的动物终于露出了尾巴，而且不是一部分，而是全部。
作为一个和平的捍卫者，饶勒斯从不忽视任何人对于和平的努力，只要他的努力有益于和平。因此，他一直替海牙会议辩护。在图卢兹全国代表大会（1907年）上，他在答复与他持相反意见的人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至于海牙会议，象拉波波尔那样，说它是一个骗局是很容易的。我们却认为，如果无产阶级不进行干预，不抓住各国政府在无产阶级的压力下为维护和平而作出的最初努力，迫使各国政府认真对待海牙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倒很有可能是，而且今后也将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种虚伪的自我粉饰，或者至少是一次有始无终毫无效果的尝试。由于无产阶级施加了压力，由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无产者紧追不放，这个会议终于在赫尔事件中圆满地解决了英国和俄国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昨天，你们举出我们杰出的老前辈倍倍尔同志是国际社会民主党中觉悟最高、责任感最强的人。拉波波尔公民，你一直在仔细观察德国，你可记得，关于上一次海牙会议，倍倍尔曾经向德国首相提出责问，谴责他和德国政府只给参加会议的代表作出了一些很不充分、十分有限的指示？他说：“我们要和平，海牙会议是为维护和平而产生的第一个机构，是为维护和平而进行的第一次尝试。我们希望政府认真对待，不要敷衍了事。无产阶级将努力使之成为欧洲各国、全体工人阶级和国际上为实现和平和公正而表达自己真实愿望的场所。首泪，你为什么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拉波波尔公民，这位首相当时完全可以这样来回答他：既然你们社会党人都认为这次会议是一个骗局，是一个花招，而且有很大的危险，那就没有必要参加。
事实上，你那种谈话的口气好象是我们想搞一些幕后活动，在文字上做点功夫，写一些会后会编入《法律汇编》的文件，以便进行某些改革。不，改革不是这样垂手可得的。我比你更加清楚，议会可不是力量的发源地，而是力量形成后必然到达的地方。力量不是在议会产生的，相反，当力量形成之后，当无产阶级内部和邻近的民主势力中形成一个坚定的集团使得无产者可以以自己的力徵动摇这个民主势力时，这种动摇才会传到议会，才会把议会的大门震得嘎嘎作响而到达议会的内部。我们这些人——你们的议会代表——不过是在最后一刻负责把机器的最后一部分螺丝钉尽量拧好，使得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这部分有生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不过仅此而已！拉法格曾经说过：“你们的那些工人劳保法，星期天休息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是的！资产阶级一直对全体无产阶级管得很严，我们已经让他们宽容一点，不要鞭打他们，不要虐待他们，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以致躺下去就再也起不来。工人有社会立法正象马匹有格拉蒙法一样。我想起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道德学家拉罗舍甫戈的《格言录》中有一句精采的名言。他研究人和动物可能有哪些共同点时，发现人当中也有一些狗、狼，许多的虎，少量的兔子，大量的狐狸以及更多的鹦鹉。最后他叹道：“无数的动物之所以至今还很温顺，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拉法格公民，人不管与动物多么相似，他还有一个特点：即使身上带着枷锁，即使不断地受到皮鞭的抽打，他还是能意识到自己的力量。社会立法不同于格拉蒙法，因为无产阶级不象动物那样任人驱使，永远不会反抗，相反，它是一支觉醒的力量，它正在一天天站起来，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由渺小的个人联合成巨大的力量。这个有组织有觉悟的、警惕性很高的无产阶级过去是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今天也还是使这些改革得以实现和发挥效用的生动活泼的监督力量。
饶勒斯为和平一直战斗到最后一息。他在去世前几天曾同茹尔·盖得，龙格，桑巴和瓦扬到布鲁塞尔，代表法国社会党同工人国际的代表磋商防止战争危险的最好办法。他一直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7月25日，他被害前六天，为支持蒙太参加竞选，他曾到里昂附近的威兹发表演说，这是他在法国国内发表的最后一次演说。下面是这篇演说的全文：
公民们：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四十年来，欧洲的形势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危险、严峻，因此我有责任向你们讲几句话。公民们，我不是有意要把形势描写得那样糟；我不想说，我半小时前听到的关于奥地利同塞尔维亚断绝外交关系的消息一定意味着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即将爆发一场战争，我也不想说，如果奥地利和塞尔维亚打起来，冲突一定会扩大到整个欧洲，但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于我们，对于和平，对于许多人的生命确实非常严重，欧洲的无产者应当尽一切可能作出最大的努力，团结起来对付这种局势。
公民们，奥地利致塞尔维亚的照会，语气十分强硬，如果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如果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对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斯拉夫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支持他们——采取行动，那么令人担忧、也可以想见的是，俄国会参加到战争中来，而俄国一旦卷进来支持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奥地利在同塞尔维亚和俄国两个敌人交战的情况下，就会要求德国履行同它签订的同盟条约，而德国也已通过其驻各国大使宣布它站在奥地利一边。因此，如果冲突不局限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俄国参加进来，德国就会出现在战场上支持奥地利。这样一来，起作用的就不仅有奥地利和德国的同盟条约，而且有人们已经知道其大概内容的俄国和法国的秘密条约，俄国会对法国说：“我现在有两个敌人——德国和奥地利——我有权要求履行我们两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必须站到我这一边来。“现在，奥地利可能很快就会进攻塞尔维亚，而由于奥地利和德国将向塞尔维亚人和俄国人进攻，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将会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
在我们大家以及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如此严重、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我不想就谁应对此负责的问题谈得太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莫特刚才已经说了，我要向历史证明我们曾经预见到这一点，并早已把这种情况讲明，我们说以武力入侵摩洛哥在欧洲开创了一个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互相冲突的时代，可是当时人们却说我们没有向着法国，但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法国。
哎！以上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是说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话还可以说得更明确些。那是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同我们法国人发生的一场斗争。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对它们进行任何指责，因为我们当时已在摩洛哥动手，为了要人家原谅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对他人的事只好撒手不管。
因此，我国外交部长就对奥地利说：
“只要你把摩洛哥让给我，我就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于是一场赎罪的交易便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了。我们还对意大利说：
“我已到了摩洛哥，你可以去的黎波里塔尼亚。既然我已冲到大街的一头，你可以冲到大街的另一头去。”
每个国家手里都拿着小火把出现在欧洲的各条大街上，结果造成了现在这场大火。你们看，公民们，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但这并不是说其它国家就没有责任了。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揭露德国外交的狡猾和残暴。同时也揭露俄国外交的两面派行为。俄国人可能会支持塞尔维亚人反对奥地利，他们会说：“我这个堂堂的斯拉夫大国不能眼看着塞尔维亚这个斯拉夫小国被人欺侮。”说得好！可是是谁曾经给塞尔维亚以很大的打击呢？1877年，当俄国插手巴尔干，制造一个所谓独立的保加利亚以便对它进行控制时，俄国曾对奥地利说：“你让我干吧，我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让给你管理。“你们大家都知道”管理”在外交人士的口中意味着什么。自从奥匈帝国得到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许可后，它只有一个想法：尽量从这项“管理”工作中大捞一笔。
后来，当俄国外交部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会见时，俄国对奥地利说：“我准许你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条件是你们让我在君士坦丁堡附近设置一个通向黑海的出海口。“德亨达尔作了一个表示，俄国理解为“行”。这样，它就让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可是当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装进奥地利的口袋后，俄国对奥地利说：“现在该轮到我来建立黑海的出海口了。”“什么？我对你说过什么啦？我什么也没说。”从此俄国便同奥地利，俄国外交部长伊兹沃斯基便同奥地利外交部长德亨达尔闹翻了。因此俄国曾经帮过奥地利的忙，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交给了奥匈帝国，给塞尔维亚的斯拉夫人在心灵上造成很大的创伤。
这就是俄国走到现在这条路上的原因。
自从奥地利接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三十年来，如果它为这个地方的人民做点好事，今日的欧洲就不会有这些麻烦。可是奥地利的教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推行暴政统治，镇压异教，以武力强迫当地的人加入天主教，从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可怕的形势是由于法国的殖民政策、俄国的狡猾伎俩和德国的无理要求造成的。欧洲现在正在噩梦中挣扎。
因此，公民们，我们现在是处在一片黑暗中，明天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没有一点把握。对此，我不想发表任何冒昧的谈话。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鉴于我们面前的灾难实在太大了，各因政府能在最后一分钟三思而行，悬崖勒马。这样，我们就不会一想到欧洲今天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而悄悄不安。
你们都见过巴尔干战争，一支支军队不是在战场上全军覆没，便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爬不起来。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丢在战场上、路沟里或因染上伤寒病而躺在病床上的就有十万人之多。
请你们想一想眼前这场浩劫对欧洲会意味着什么。那将不会象巴尔干战争那样只有三十万人卷进去，而是这个数目的四倍、五倍、甚至六倍，即有二百万人之多。那将是一场怎样的浩劫、屠杀和毁灭！因此，尽管暴风雨的乌云已经出现在我们的头顶，我仍然希望这个罪行最后不会发生。公民们，一旦暴风雨来临，我们全体社会党人所关心的将是如何尽快地把我国从统治者犯下的这一罪行中拯救出来，在此之前，只要还有一点办法，还有一点时间，我们都要加倍努力防止这场灾难发生。我们的德国社会党同志们已经在《前进报》上发出了反对奥地利照会的愤怒吼声，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党国际局也耍开会了。
不管怎么样，请恕我的话有点悲观失望，在这场野蛮的屠杀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还剩下最后一点希望来维护和平，以使拯救人类的文明，这就是无产阶级把它成于上万的兄弟们联合起来，我们希望法国、英围、德国、意大利和俄国成于上万的无产者团结起来，齐心协力摆脱这场可怕的噩梦。
公民们，如果你们当中还有谁以为我在利用这一危险的时局争取竞选的胜利——不管这个胜利会有多大，那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要告诉你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显示你们同国际社会党站在一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你们大家的责任。因为当此暴风雨来临之际，只有这个党代表着维护和平和恢复和平的希望。
（此文转自里昂出版的《社会主义未来》杂志，1914年8月1日至7日第384期）
这位不朽的伟大演说家这次在法国国内的演说和他7月291U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场发表的演说是他在听众面前发表的最后两次演说。
[1]疑为英国之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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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饶勒斯和工人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四章饶勒斯和工人阶级
饶勒斯在经过共和制和民主制的斗争之后走上了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是民主制和共和制发展的最后终结。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好定义就是实现全部的权利，全部的正义，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人成为真正的人。饶勒斯主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是他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他深入研究现代社会主义，经常接触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并在以无产阶级为主的各个社会党组织内外开展生动活泼的斗争，这使他的理想主义具有具体的形式，并使他成为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阶级的首领。卢阿纳、维维安尼和米勒兰曾经参加过的、他自己的那个独立的社会党人组织只存在过一个短暂的时期。
他的社会主义行动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他努力实现社会党的统一。第二阶段，他在党的统一所许可的范围内发挥他自己的思想：以全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为最高指导，通过系统的改良活动实现民主的、共和的和世俗的社会主义。
饶勒斯十分清楚，使社会党在国内和国际成为一支伟大的政治力量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党内集团和派别的大量存在是社会党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对社会党人说得好：先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然后再去改造世界吧！
于是，饶勒斯开始积极开展活动，争取实现社会党的统一。对他说来，党的统一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精神上的需要，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早在1897年，他就发出了关于统一的呼吁，理由十分充足。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准备条件，实现法国社会党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不是专制性的、僵死的统一：党的各个组织可以而且应当继续存在，他们应当始终可以在诚挚的气氛中进行协商和讨论，采取共同的行动。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比我们的敌人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因为无论是集体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社会理想。诚然，在策略上和斗争方式上分歧是存在的，但这些分歧不是不可克服的，况且前不久，比利时社会党在同民主激进派建立竞选联盟的问题上，内部就存在着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的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最后所取得的一致和亲密的合作精神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令人鼓舞的榜样吗？同样，我们的人当中也有些人更多地相信普选，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采取革命行动，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我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人拒绝参加竞选斗争，也没有任何人想阻挡历史的意外发展，而把社会党的活动局限在依靠选举的范围内。用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是一场无比深刻的经济革命，它会引起许许多多截然不同的看法，使许多人产生希望和担心，因此不可能由谁事先准确无误地规定无产阶级应当走哪一条路。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决心利用能够为建立新制度准备条件的各种政治力星。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不满足于自己的行动而拒绝与他人合作。相反，不管他是从事经济组织的建设也好，还是负责建立、管理和发展工会或者合作社也好，也不管他是响应劳动人民的斗争号召而参加战斗的也好，还是设法从资本家的手中夺取一部分市政府的权力或立法权的也好，再或是在议会斗争中举着红旗在敌人制造武器的地方——议会——进行斗争的也好，大家都是进行共同战斗的同一支部队的战友，都是怀着同一个理想的兄弟。因此，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敌人的联合，以及资本主义对各个政党和各个经济组织，对南方工人玻璃工厂和北方卢贝市无产阶级的疯狂迫害，这一切都将逐渐地迫使我们实现社会党的统一，因为只有统一才能使我们党的力量得到成十倍的加强。
饶勒斯从来不主张建立机械的、盲目的统一。他反对任何“专制性的、僵死的统一“他希望建立一个生动活泼的统一，在这个统一组织中各个老的组织将在物质上、思想上和精神上做出自己的贡献。饶勒斯从来不是狭意上的“党的领袖”，或是什么“发号施令的人”。他只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享有很高威望和思想影响的普通同志。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大家在他面前从来不感到拘束或不知所措。他那副样子与其说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于同他接近的人，不如说是向他们求教。他相貌慈祥、和蔼，不使任何人感到望而生畏。以《时代报》为首的一些温和的报刊常常出于辩论的目的把他说成是独裁者，没有比这种说法更不符合事实了。要说独裁的话，饶勒斯只搞一种“独裁”，那就是智慧、判断力和感情的独裁。饶勒斯是个理想主义者，甚至有点天真，这是因为他有着崇高的情操和高尚的品质的缘故，不过虽然如此，他的头脑十分精明，所以在一个对他抱怀疑态度的人看来，他简直是”一个狡猾的农民“。
由于他胸怀宽广，思想开阔，他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是一个在各派之间进行调解的理想人物。人们通常都让他起草决议，而他也几乎每次都能找到一个使大家不管愿意与否都能接受的方案。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外交艺术，但这种外交是很自然的，坦率的，是根据具体情况的特点和维护整体利益的需要而展开的。
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他决不说任何过头话，使得事情不可收拾。为了团结，他把什么都牺牲了。
对他说来，他的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时期是米勒兰进入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内阁后造成1899年社会党分裂的那一段时期。
老的组织发表了一篇声明，指责主张参加政府的人“离经叛道”。该声明写道：
社会党作为一个阶级的党，不应该参加内阁，否则便是自杀。它不应该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因为在资产阶级手中，国家只能是社会保守势力和压迫势力的工具。党的使命是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夺过来，使之为社会解放和社会革命服务。
我们是反对党。作为一个反对党，我们应当继续反对敌对阶级及其各个政治代表机构。同时只能以敌对身份把我们的人派到议会和其它选举产生的机构中去。
饶勒斯在1893年以来就一直在主张统一的《小共和国报》上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反对“盖得派”和“布朗基派”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使大家认识到绝对必要把党统一起来。
饶勒斯写道：
阶级斗争是我们党的原则、基础和准则。不承认阶级斗争的人可能是共和派、民主派、激进派，说得更确切一点可能是社会主义激进派，而不是社会主义者。承认阶级斗争，就是承认在今天的社会中有两个阶级：资本资产阶级[1]和无产阶级。它们处在这样的关系中：一个阶级的全面发展必须以另一个阶级的消亡为前提。
饶勒斯反对社会党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中立的态度，他对自己采取的这种立场作了下列说明：
盖得常对我们说：“让我们看着他们混战吧，我们应当在一旁留心观察，然后利用他们揭露出来的真实情况来反对他们双方。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归根结蒂是创造真正的人。当诡计多端的剑子手们对个人滥施淫威，人们因而围绕他的问题展开一场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不应当袖手旁观，而应当投入战斗。我们是要消灭一切寄生现象的，我们不愿意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为了无产阶级的荣誉及其革命力量，我们希望无产阶级能通过其成员来发现和揭露参谋部的谎言和军队高级将领的罪行；我们希望它能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悲剧中发挥自己的思想和宽阔胸怀的影响。我们希望资产阶级能自己承认没有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是无法为他们自己的人伸张正义的。因为消灭一个阶级最重要的办法就是代替这个阶级，帮助它去执行它已经不会也不能执行的高级职能。
盖得和瓦扬对于这点是清楚的：所以他们不敢在这个一问题上攻击我们，而只是使用些谩骂的、空泛的言辞说我们“很久以来“就在逃避”阶级斗争“。他们还说我们想欺骗无产阶级和社会党，这是他们对一个党员，对一个人所进行的最伤人的诬蔑。他们说”我们上当受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大概是为了便于人们在他们的声明上签名，他们把对我们的指责说得十分含糊其辞，但他们用不着这样做，因为签名的人同我们一样不可能看不出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对我们所能提出的指责不过是参加内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加以说明。他们说，我们“很久以来”就执行了一项“离经叛道，妥协退让，欺骗大家”的政策。这些话要么根本没有意义，要么是盖得和瓦扬的意思，他们想以此说明，十五个月来，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同参谋部和僧侣的斗争使社会党背离了原来的方向，我们欺骗了党。既然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本应该把话说明白。不过，我要再说一遍，在他们三人之后在声明上签名的那些人不会看不出其中的内幕，因为他们同盖得和瓦扬一样反对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采取的立场。
这样，我不禁要问：我们究竟欺骗了谁？我们现在遇到了一场真正的思想危机：各个组织中的狭隘的、僵死的门户之见使得我们想建立的生动活泼的、自由的统一无法进行，它不仅搅乱了一切同志友情，而且搅乱了一切道德观念。
这些优秀党员目前正处在怎样奇怪的死胡同呢？我们的勇敢的朋友麦克桑斯·罗尔德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最早站出来的一个党员。作为同布里松争夺议员席位的社会党候选人，他明确地表示必须修改判决。他谴责布里松胆小如鼠，态度圆滑。他的胸怀广阔、铿锵有力的话语充满社会主义的观点和革命的激情，一度曾使他的选区大为震动。他曾以同样强有力的思想和斗争帮助二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勒克勒佐和蒙索莱明的工人恢复了生气。我们同他在思想上过去完全一致，今天也完全一致，可是他却在这份不仅反对我们，而且对我们大肆诬蔑的声明上签了名。我们现在把他的名字公布出来。
四天之前，吉罗尔特—理查和我应让蒂利党员的要求在那里开了一个会。我问这些同志，我们是否歪曲了社会主义思想，我们有没有满腔热情地在他们面前畅谈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他们在晚上唱着革命歌曲送我们回来的时候，我问他们是否认为自己是同两年来一直“欺骗”党的人走在一起。
总负责人托马在会上讲了话。他提醒大家社会党的力量在不断地增长，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危急时刻不得不呼吁它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当时颇有见地对我说，内阁一成立，他就把党员召集到一起叫他们切勿轻举妄动。可是他自己也被这一问题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弄得晕头转向了。
会议主席古当在结束他的讲话时大声说道：“现在我要讲一件事，我要请饶勒斯回忆一件往事。一年以前我曾经在圣—日尔曼大街遇到他，他同我谈了德雷福斯事件。他告诉我，德雷福斯清白无罪，一旦全国得知参谋部的罪行，军阀集团很快就会声名狼藉。他的这些话我当时不相信，今天我相信了。是的，德雷福斯没有罪，参谋部的罪行必然会使整个军阀集团身败名裂。“古当的讲话当时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欢呼。我们现在公布了托马和古当的名字，他们签署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谴责我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态度，不仅反对我们，还竭力诋毁我们。
那末，在那些集团的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神秘的事情，使得我们这个一向襟怀坦白、充满激情、无比刚直的党似乎是在做一些不怎么光明正大的事情呢？这都是社会党内可恶的四分五裂的状况造成的，它妨碍人们交换意见，树立独到的看法。
※※※
但是，不管他们有过多大的贡献，也不管他们享有多高的威信，盖得和瓦扬现在都不再能随心所欲地擅自把别人从社会党的行动中开除出去了。经过他们自己的长期努力，社会党如今已成为个特别庞大的组织，他们想在党内称王称霸，进行家长式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了。正如个人所有制和行会所有制要改变成社会所有制一样，社会党将不再是某些集团首领的个人财产或那些集团本身共有的财产了。它将是全党、全体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公共财产。社会党必须先将自己社会化，然后才去将其它一切社会化。
1899年，饶勒斯在雅皮大厅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成功地使大会宣布实行统一。但这第一次统一没有存在多久。米勒兰参加政府在各个组织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饶勒斯当时所关心的主要是解决共和制的危机，打击教会的反动势力，可是那些老的组织或是为了竞选的目的，或是出于原则上和理论上的考虑，却把社会党的宣传和组织问题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因而导致分裂。1900年产生了“法国工人党”（“盖得派”），1901年又在里昂代表大会上出现了他们的盟友——“革命社会主义者”（“布朗基派”）。
这样，法国就有了两个社会党：主要由法国工人党和爱·瓦扬的那些朋友——“革命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法兰西社会党（即革命联盟）和饶勒斯、卢阿纳、布里安、维维安尼、列诺得尔和雷弗兰等人领导的法国社会党。
1901年至1904年期间，各组织之间的斗争接连不断。饶勒斯和他的朋友们当时在反对反动派，争取建立民主的和世俗的共和制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党经常有代表参加“左派代表团＇＇，也就是共和派“联盟“。饶勒斯是共和联盟的真正的精神领袖，该联盟在孔勃部长的参加下，对由保皇党人，教士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反动同盟的打击，虽然说不上是致命的，但十分沉重。
根据1904年法兰西社会党在兰斯代表大会所做的决定，法国的争论被提交到1904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
饶勒斯的朋友们常常指责他“软弱“，理由有二：1）饶勒斯对于他过去在社会党内的对手如茹尔·盖得和瓦扬的朋友们让步太多；2）饶勒斯向法国总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投降。
他们指责饶勒斯的这两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埋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是因为对他的为人缺乏真正的了解。饶勒斯虽然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但也是一个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以产业无产阶级为行动基础的现代社会主义认识十分深刻。他什么都决心去干，就是不愿意同组织起来的社会党和无产阶级决裂。他正确地认为任何离开这个基础的行动将会一事无成，或半途而废。甚至对于他自己那个他从未背弃过的民主改良事业，他也认为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参加是必不可少的。在他的思想中，他从来没有为了社会主义而牺牲民主，也没有为了民主而牺牲社会主义，而是努力使二者协调起来。
饶勒斯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他在行动上的英勇顽强是这种精神的必然结果。关于这一点，他已在德雷福斯事件和“入阁事件”时期有了充分的表现，他猛烈地批评了自己的朋友，批评了法国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者所推行的不妥协政策和布里安搞的总罢工。尽管他面临确实的危险，尽管人们对他进行恫吓、诽谤和污辱，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抵抗民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对他的野蛮攻击，最后被这些无耻之徒杀害。
饶勒斯虽然对社会党和法国总工会作了一些让步，但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不同观点。无论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以前还是以后，他都在统一的社会党内努力实现他那完整的改良思想。他一方面注意到法国总工会是工人阶级行会经济组织的唯一代表这一既定事实，一方面又不断地表明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同于那些赞成法国总工会做法的人。
诚然，他是一个在党已经成熟时才加入党的领导人，同时在那些老的革命组织内他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党内的这种特殊情况常常要求他处处留心，事事提防，甚至“妥协退让”。他不得不根据不同的政治场合压低自己对别人的批评，不把某些分歧说得十分严重。但他决不让人们对他的主张和看法有任何怀疑。要是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他必须对多数人作出让步的话，他一定要在对自己的意见经过多方说明之后才作出让步。一个党的领袖永远也没有完全自由的时候，他往往要跟着他的部下走，否则就会眼看着他们四散而去。
可是饶勒斯缺乏一种勇气：作为一个善于深谋远虑和比较理智的人，他不敢违反真理和现实。他害怕自己会弄错了。思想平庸的人的一些坚定的看法常常使他不敢举步，不得不犹豫很久才作出决定。只有这个时候他才是比较软弱的。他看到而且知道事物和人是无比复杂的，所以常常在某些方面不如——这种弱点倒是有益于他人并合乎情理的——一些脑筋死板、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固定的想法而一个劲往前奔的人。饶勒斯之所以犹豫就是因为他通晓事理，饶勒斯之所以犹豫，就是因为他明白……
造成饶勒斯软弱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心地善良，怀抱理想主义，因而在观察人和事物的时候不易看到其庸俗的和低级的方面。他以为现实生活也象他的内心一样明朗、热烈。他把现实理想化了。所以在生活中很少遇到意想不到的乐事，有时还不得不同一些低级无聊的人打交道。
1904年，为争取参加政府和建立民主主义者“联盟”，他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单枪匹马同全体国际的代表进行了斗争。
他毫不留情地向得到法国社会党老的组织支持的、控制着代表大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斥责他们软弱无能。下面是他对该党的批评。
我曾经说过，德累斯登提案的主要缺点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同志们没有看出来。这个提案试图提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目前的行动准则，更确切地说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它目前不应当遵循的行动准则。而我说过，德国无产阶级现在还不具备向政界和社会施加影响的两个条件。首先，你们缺乏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德国无产阶级有过不少杰出的忠诚战士，但它过去并没有革命的传统。普选权并不是它以革命的手段争取到的，而是从上面接受来的。虽然人们不会想到从那些通过自己的努力而争取到普选权的人手中把它夺走，因为他们可能很容易再把它夺回去，可是人们却会想到把上面交给的东西收回去。你们曾经眼看着你们的萨克森红色王国——“社会主义王国”——没有进行抵抗便让人家把普选权取消了，因此你们不能担保……
当倍倍尔就克鲁普事件在国会慷慨激昂、大胆陈词，发表反对德皇的讲话——这些讲话我们已经翻译和散发——的时候，你们对于德国老板强迫本厂的社会党工人在给德皇歌功颂德的祝贺信上签名，也就是强迫你们自己污辱自己一事，却毫无办法，竟然在你们党的机关报和成天骂我严重腐蚀无产阶级（dengrossenVerderber）的杂志上建议他们不要拒绝签名！德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本来就因为缺少革命的传统而特别单薄，可你们今天却还在消磨它的意志，模糊它的视线，削弱它的力量。
你们因为自己没有这种革命传统，就对别国人民发挥革命传统的作法看不顺眼。对于冒着生命危险走上街头争取普选权的比利时同志，你们一味进行污辱和谩骂，你们的理论家则更是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热烈鼓掌）。
你们自己也知道，你们不但没有什么办法采取革命的行动，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所赋子的那种力量，而且在国会中也没有什么力量。即使你们今后在国会中占据多数，你们仍旧不是主人，社会主义在占了多数时还不能做主人的国家你们是唯一的一个。因为你们的国会只不过是一个虚设的、徒有其名的国会，它手中没有执行权，没有行政权，它的决定不过是表达一些愿望，这些愿望随时会遭到帝国当局的否决。因此，你们已经知道，已经感到你们的情况很是困难。你们在寻找出路。我认为你们会找到的。命运的道路是谁也不会来阻挡的，而你们德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德国的命运，德国的希望！人们不会来阻挡你们前进的道路。不过你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实践中究竟应当走哪一条路好，是做革命者还是做议会派，以及怎样在你们的国家建立民主制度。
在取得三百万张选票的胜利之后举行的德累斯登代表大会上，人们当时期待你们，全人类都期待你们把政策定下来。你们那时在报纸上高呼：“帝国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的！”（UnserdasReich！UnserdieWelt！）不！帝国现在还不是你们的，因为你们甚至连能否在本国的首都给各国社会党提供友好的接待都没有把握。（鼓掌）
因此，你们不知道应当走哪条路。在那次伟大的胜利之后，人们就在期待着你们提出口号，拿出行动纲领和策略来。你们对形势进行了调查、探测和了解，发现人们的思想还不成熟。于是你们就死死抱住你们杰出的考茨基同志不遗余力向你们提供的理论公式，向本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掩饰你们在行动上的软弱。（鼓掌和笑声）
因此，在这次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德累斯登决议就意味着各国社会党及其每一个成员，每一种力量都要对德国民主党目前这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软弱状态和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按兵不动表示赞同。
随后，他有力地回击了倍倍尔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批评。他说：
啊！我知道共和制基本上并不包含社会正义。我希望倍倍尔和我在这一点上彼此没有误会。我并不迷信政体。我不认为共和制只是因为它是共和制才是进步的，而且民主，即使是共和制的民主，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对它不断地发出警告和推动，仍然会停滞不前。因此，为了推动进步，单靠共和制是不行的，况且没有共和制，经济和社会也会照样发展。我的意思是德国、比利时、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当前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它们认为，利用君主制制度下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行动为基础的初步的立宪制和民主制所提供的行动办法更为有益。我就是这个意思。但请注意！虽然共和制目前在各国不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但法国的共和制从一开始产生的时候起就经历了一系列革命事件，如1791年的马尔斯广场上书，1792年的人民进入土伊勒利宫，1793年1月的路易十六在协和广场被处死，以及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事件，所以法国的共和制是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没有这个革命运动就没有今日的法国。这个革命运动本身并不很清楚要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制，是无产阶级给它提供了共和制这种最高的、必然的形式，无产阶级把共和制当作一种象征来寄托自己的希望。因此法国的共和制在历史上就意味着进步和自由，而别的国家的共和制就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含义。因此当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捍卫共和制和共和自由的时候，正是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悠久传统，忠于巴贝夫，邦纳罗蒂和布朗基的表现。
其次，倍倍尔，还是这个问题。你说当前各国并不都在同样的程度上需要共和制。清注意！共和是民主制的必然的、最高的形式。如果以共和制为必然形式的民主制在法国遭到破坏，那么欧洲各国的民主制也必然会随着遭到损失。因此，象你们过去所做的那样，在共和制——即便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制——的得失之间进行权衡是轻率的。社会君主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超越各个阶级之上——不过这只是为了君主的个人私利而不是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且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可能进行的突然袭击，它可以对无产阶级作出让步，进行某些改革，但请注意，这种作法虽然在实际上会产生一些结果，但却不如自由的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意志，进行勇敢的直接斗争所取得的成果为好。欧洲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无产阶级在大步迈向社会主义，而且几乎各国人民，包括你们德国的各个邦在内，也都在开展工作，要求建立民主制，此外，在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人们也已开始争取普选权。请注意，所有这些正在争取政治自由的人以及象我们的杰出的朋友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俄国革命家是不能担保对专制制度不满的资产阶级共和分子和自由分子不混入工人运动中来的，你们让他们相信共和制不会带来无产阶级所期望的全部好处，这种言论是十分轻率的。因为照你们的说法，解放运动的领导权会被资产阶级夺去，民主制的这一胜利只会使资产阶级的自由个人主义代替君主的明智个人主义。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法国阻止教会和军阀集团破坏民主制的必然产物——共和制，不仅是为了法国的民主制，而且也是为了全欧洲的民主制。
饶勒斯好象有深刻的预见，早就批判了他后来在圣艾蒂安代表大会（1909年）上称之为“思想混乱不堪”的民族主义集团。他对他当时最大的理论上的对手考茨基说道：
我现在不想提出我们在目前形势下所不再面临的问题，可是由于我听到考茨基一再地说他赞成社会党人在国家遇到民族危亡的时候可以参加中央政府，赞成布朗基那样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抵御外敌入侵的时候参加政府，我不明白参加政府是否一定要加上民族主义的内容才能成为一种正统的理论，我不明白一个无产者是否一定要牺牲阶级斗争而去保卫那个被资产阶级统治，特别是被资产阶级剥削的祖国。我不明白政治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争取组织无产阶级的可能性，对每一个无产者说来是否同今天的祖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我感到在某些情况下、不能自始至终地赞同考茨基同志这种民族主义的参加政府的观点。
饶勒斯在阿姆斯特丹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斗争，埋怨社会党和工人阶级，或是独自去参加政府，相反，不久之后，即1905年，他参加了最终统一的社会党。他终身是革命的社会党人。
他毫无私心地、真诚地赞成统一的协议，但他仍用明确而坚定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肴法。他根本不接受“机会主义集团”或是“不妥协集团”的意见。他认为统一是反对“任何宗派政策”的可靠保证。他要求执行“阶级的政策”，革命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并不排除向“民主制”的进化。（饶勒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他用极为明确的语言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
我知道，已经签字的这个文件不能使我们一切通常的看法都得到完全的满意，而且其中有些提法不是有点狭隘，就是有点过时。我同意这种说法：如果人们在执行文件的时候抱着某种偏见或宗派情绪，态度过于偏激，因而不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的话，有时就会妨碍社会党在民主气氛中进行必要的发展和发挥它的生命力。然而哪里能在存在着各种倾向的情况下，规定一个只适合这些人或那些人的想法的统一的协议呢？重要的是，我们大家都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都不愿意眼看着生动活泼的共产主义思想蜕化为一种停留在口头上的、纯理论的、毫无作用的僵硬立场和成为民主激进派的变种，我们已经统一起来，并真心诚意地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不管人们在这样那样的提法上存在着一些枝节性的保留性意见，广泛建立起来并加以贯彻的社会党的统一给每个人带来的决定性的好处也就在此。无论我们是“革命派”还是“议会派”，党的统一都将使我们摆脱派性——机会主义或不妥协集团的派性——的诱惑和危险，使我们摆脱一切派性政策，建立一个革命的，向民主发展的阶级政策。无产阶级对当前的斗争和今后的改革措施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他们十分重视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重视劳保法和社会保险法，同时他们也知道，只有进行深刻的所有制革命，完全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他们才能在思想上和劳动上获得彻底的解放。因此，党的统一将使我们的行动和无产阶级的全部思想协调起来。
饶勒斯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后便退出了早已名存实亡的议会联盟。激进党曾经支持过他为争取共和制、民主制和世俗化而进行的斗争，甚至提议他担任众议院副议长，但他们没有勇气走到底。有些激进党人埋怨饶勒斯“独裁“，对于那些受他保护的社会党人照顾过多。另一些人则从阶级利益出发，担心在向社会党让步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此外，还有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对于“小老头”孔勃长期占据的职位耿耿于怀，认为这个职位由他们来担任要更为适当……
孔勃是个正直的，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遇事冷静，有条不紊。他曾告诉饶勒斯，如果他这位社会党领袖退出议会联盟，那么他孔勃也就离开政府。现在饶勒斯根据党的意见退出了议会联盟，孔勃也跟着离开丁政府，但他一定要接替他的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样，他的政策也就达到了必然的结果：使教会同国家分离。
1904年5月19日，饶勒斯公布了一封罗马教皇以相当激烈的言辞反对共和国总统罗马之行的信件。这封信发表在他于1904年4月17日与布里安及其他朋友创办的《人道报》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共和国和梵蒂冈断绝了关系。
1905年达成统一以后，饶勒斯便和社会党一起行动了。他是社会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和精神领袖。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议会、在国内——作为个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宣传家和在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施展了非凡的才能。1905年到1914年召开的社会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乎所有决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都带着他那胸怀广阔、不知疲倦的调解人的思想烙印。而且，他常常肯定茹尔·盖得的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这是为抵消改良主义的夸大做法所必不可少的。
他同他亲密的朋友和合作者瓦扬、列诺得尔一道，阻止了党同法国总工会的决裂，而且为了维护党的统一，阻止了党把两个“难于合作的家伙“——爱尔威和布列东开除出去。（布列东后来还是设法离开了党。）
他以出众的才华领导了社会党的议会行动，在世界舆论面前赢得了尊敬。
同托尔斯泰和罗斯金等伟大人物一样，他也是人类思想的领路人。当一场大规模的、罪恶的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反动派的罪恶之手无耻地把欧洲这盏明灯熄灭了，因为他们只有在黑暗中才能进行罪恶的活动。
[1]资本资产阶级，原文为labourgeoisiecapitaliste。——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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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德雷福斯事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三章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是一首道德的史诗，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政治的悲剧；同时，从某些方面说来，它又是一出惩恶扬善的民间剧。几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柏尔迪戎、绰号叫做“带着面纱的女人“的居巴迪·德克兰以及Q.德波贝尔）曾经扬言要把这个事件变成一个悲喜皆备的滑稽剧。可是，由于无辜的受害者受到的无边的痛苦以及这个事件所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风波，这个事件自始至终一直保持着其严肃性。它把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兴趣和利益的人都卷了进去。各个党派，各个家庭乃至整个法国都被分为两派：修改判决派和反修改判决派，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没有经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的历史学家是无法理解这些称呼的确切含义的。
我们说德雷福斯事件是一首道德的史诗。这句话的实在含义只有在那个时期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到。许多思想脆弱的杰出人士，经过严峻的思想斗争才终于下定决心象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解放他们的思想”。加布里埃尔·隋阿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给左拉一案写的证词就生动地说明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的这种思想状况。
我是怎样在抗议书上签名的呢？情况是这样的：我刚刚给人家上了一堂道德课。我对那些年轻人说了一些我相信你们大家也都会说的话：人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不是一个任人驱使的奴仆……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同学给我送来一份请愿书，我便签了名。如果我们不把自己讲的话付诸行动，那么我们教育别人的言辞就会毫无威信。（约·雷纳克：《历史》，第三卷，第406页。）
德雷福斯事件——简称为事件——直接牵涉到军队。许多高级将领把自己的荣誉和军队的荣誉当作儿戏，支持了一个错误的案件，因为该案件所依据的材料全是伪造。六、七任国防部长都公开申言德雷福斯有罪，从而使一个刑事案件变成了一个民族悲剧。这些民族主义者装模作样地认定，并且要全国都相信，德雷福斯事件将导致对外关系的复杂化，给国家带来灾难。
德雷福斯事件是一个政治悲剧，因为它把那些孤注一掷、支持一起冤案的各个反动政党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弄得名誉扫地。德雷福斯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在法国最民主的几届内阁——瓦尔德克—卢梭——米勒兰内阁和孔勃内阁——的任职期间，加速了法国的世俗化和民主化的进程。
德雷福斯事件极为复杂，本书不可能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全面的介绍。我们只想介绍几个关键性的文件，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所起的作用。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演说家和舆论鼓动家的优秀品质，特别是他那善良的天性和正义感在这次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在贝尔纳·拉扎尔首先发动一场进攻之后，左拉于1898年1月13日在《震旦报》上发表了他那封题为《我控诉》的著名信件，立刻在世界各地广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信是写给共和国总统的，结尾部分这样写道：
我控诉陆军中校居巴迪·德克兰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冤案；我愿意相信，他当时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但是三年来，他一直在用一些荒谬透顶、罪恶昭彰的欺骗伎俩为自己损害他人的行为辩护。
我控诉梅西尔将军参与了本世纪最大的一起冤案，他这样做至少是意志薄弱。
我控诉毕约将军，他手中明明掌握着证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实证据，但他一声不吭；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为了替卷进事件的参谋部开脱罪责而公然侵犯人权，亵渎法律。
我控诉此案的同谋波瓦戴弗尔将军和贡斯将军，波瓦戴弗尔参与这一罪行无疑是为了维护教会的利益，贡斯则可能是由于一种小集团的思想作祟，想把国防部的各个机构变成谁也碰不得的禁区。
我控诉德帕利欧将军和拉瓦里侦察长搞了一个伤天害理的调查，我指的是他们的调查偏袒一方，令人发指，其证明是：拉瓦里的报告中，妄加断言之处不胜枚举。
我控诉三位字迹鉴定专家：贝劳姆，瓦里昂和古阿尔。他们的报告无中生有，欺世盗名，如果医生能证明他们患有眼疾或思维混乱，那自当别论。
我控诉国防部的各个机构无耻地在报刊上，特别是在《闪电报》和《巴黎回声报》上，大肆造谣惑众，掩盖其错误言行。
最后，我控诉第一军法处侵犯人权，不将定案材料向被告披露便将他判罪；我控诉第二军法处根据上面的命令袒护这一非法行为，他们渎犯法律，居然宣判一个罪犯无罪。
报刊上发表了德雷福斯的信件，这些信件在公众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德雷福斯给他妻子的信，凄楚之处感人至深，以致当局”由于害怕狱卒对犯人的看守有所懈怠”而不得不禁止他们阅读（因为德雷福斯将这些信交给他们时并未加封）。
自从我碰到这件倒霉的事情以来，我所经历的痛苦唯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苦情世所罕见，我无时无刻不在痛苦中呻吟；我已心衰力竭，唯有死对我是最好的解脱……我被判刑的第二天，居巴迪·德克兰长官代表国防部长来看我，问我对此判决有何看法，我对他说，我不但认为自己无罪，而且要求把全部案情弄个水落石出，我还当即请求他们采取各种常用的办法进行调查，或是通过军事参赞，或是通过政府掌握的其它途径。他告诉我由于国家利益的关系，不能采取上述办法，但调查将继续进行。可是三年过去了，我仍在人们所能想象的悲惨境遇中期待着，但调查依然不见分晓……我的处境越来越难以忍受，新的打击不断地接踵而来……我的身体已经被这种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我忧心如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天胡思乱想……我刚刚收到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来信，这件事让这么多人跟着受苦，我再一次请求你们尽快结束它……我的体力已经一天不如一天，在我在世之日，我只有一点希求：我的孩子因我而蒙受的耻辱能够洗刷干净，从而使我毫无牵挂地进到坟墓里去[1]
这个震动全国的案件，开始似乎只是特权阶级内部的事情，社会党犹豫很久才决定干预。茹尔·盖得[2]是社会党人中最早的“德雷福斯派”。关于这一点，我手头掌握的加布里埃尔·德维尔在《小共和国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直接了当地、雄辩地加以说明。
在社会党人最先发表的文章和议会声明中，德雷福斯事件不过是用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梅利纳反动当局”（梅利纳当时正在台上）的又一例证。饶勒斯当时这样写道：
通过德雷福斯——埃斯戴哈兹事件的波折及其几起几落，社会党人象专心致志的外科大夫一样，看清了那些腐朽势力的互相倾轧。
坚决反对世界金融势力，反对军国主义势力和教会势力的社会党人指出，这是整个社会肌体的全身性痉挛。我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另一股巨大的、健康的势力——工人阶级势力，这股势力正在日益壮大，明天将主宰一切。
政府威胁要限制报刊自由，饶勒斯就此写道：
政府在给哈瓦斯通讯社的函件中所附加的威胁之辞，它还没有执行。它还没有提出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草案。它会不会提出呢？那是很需要有一点异乎寻常的勇气的。它一定会说，德雷福斯事件所引起的辩论将损害我国的对外关系，政府应当拥有某种合法手段加以制止。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不想谈论。但是这个问题一旦提出来后，社会党将可再次揭露欧洲军国主义正在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的危险。有些国家表面上彼此相安无事，实际上磨刀霍霍。不仅如此，它们还在不断地采取最卑劣的手法窃取情报。它们互相贿赂对方的军官，使之背叛本国的利益，它们互相利用狡诈的手段窃取对方的机密；各国军方的“头面人物”都在干着警察的勾当。因此，建立间谍组织和反间谍组织、收买正直的人、偷窃文件，欧洲的现行制度正在用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教育着各国的人民。那一天，当参谋部的军官穿着警察的服装到人家去查抄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改装，他们穿的是道道地地的现代军队的制服。欧洲的文明将来摆脱这种制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为自己这样长时间地忍受这种羞辱而感到十分惊讶。
埃米尔·左拉因为写了《我控诉》那封信而被传到刑事法院受审饶勒斯为左拉一案写了一份证词，他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彻底投入这个事件中来。下面是该证词的主要部分：
现在，为什么象左拉这样的公民以及其他许多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人，参加到这场斗争中来了？他们为什么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什么要大声疾呼，忿忿不平？就是因为有关当局软弱无能，对这种事毫无反应，一声也不吭。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人把一份秘密材料送给刑事法院的法官看了，但却没有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从那时以来，立法人员和政府当局的首要职责难道不应当是赶紧对这一侵犯法律和人权的事加以追究，看它是否属实吗？
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追究呢？关于这一点，我们曾试图让政府当局向全国作一说明，他们也本应这样做。因为有一次有人在众议院的讲坛上把这个问题明确提了出来，我直截了当地问政府总理：有一份可能同被告有关，能够对他定罪或者使他的罪行得到确认的文件，据说有人把它给法官看了，但却没有让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看，这种事究竟有没有？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复。人们总是用法律上没有问题这种模棱两可的话来搪塞……是啊！一个人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被判刑后他就成了罪人，这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当这个人的上诉遭到否决并按照一定的法律手续被判刑后，他仍是一个罪人，这在法律上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他准备上诉的时候，是否有人在没有法律保障的情况下把一个秘密文件泄露了出去。
议员是对国家负责的，他们向政府当局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人们一直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我弄错了，政府总理梅利娜曾对我说过：“我要答复你的话就一定会中你的圈套……”原来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权宣言发源地的国家里，申明不能根据秘密文件给人判罪是一种“圈套”！
“我将在别的场合答复你……“他对我说，而且这句话就登在《公报》上。别的场合！……我想那一定是在刑事法院。确实有人对我说过，在那里，真相终于在突然之间冲破重重阻力而显露出来了，但我敢肯定，当局的负责人既不会到议会来，也不会到那儿去回答全国人民有权提出的问题。在一个自称享有自由的国家里，无论是制定法律的地方还是执行法律的地方，都无法知道法律是否被人遵守，这真是咄咄怪事。
饶勒斯一经投入斗争，就日夜奋战。他不顾一切危险，把各种次要的考虑都放在一边。他象甘必大一样，喜欢重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常说的一句话：Agoquodago。我要一往无前，把我的事业进行到底。
他在各条战线进行战斗。同他并肩战斗的雷纳克对他在议会的首次演说作了一番如实的描述：
一股反抗的烈火很久以来就在他的胸中燃烧着。很久以来，他一直在克制着内心的愤怒，强迫自己随波逐流，同他那一派的人一起搞一些平庸的竞选活动。前些时候，当他第一次与卡芬雅克答辩时，为了满足朋友们的要求，他只是泛泛地谈了一些大道理。就在刚才，党内的政治家们还在恳求他小心谨慎，爱惜自己，不要把他们牵连进去。现在，他们自己也已经看到，原来以为早已成为往事的军事教会国家又死灰复燃了，而且这不是什么遥远的事，而是近在眼前了。这个十字架和剑的同盟一旦得逞，不仅共和国世俗化的改革而且革命的主要成果都会付诸东流。不过它现在打着一种新的爱国旗号，一口咬定两个军法处绝无错误。这个观点是这个庞大的同盟赖以存在的基石。显然，要砍倒一棵大树，必需从它的主干下手，从它的根部下手。这样，就要宣布德雷福斯无罪！宣布肖来尔、左拉和我本人做得完全对！
饶勒斯再也忍耐不住了。他首先揭露梅利纳转移视线，攻击社会党人作家。他说：未来的民族罪人，“不是那些现在及时指出错误的人”，而是那些正在犯错误的人，他们过去是帝国保护下的宫廷将领，今天是共和国保护下的耶稣会将领。
他的讲话引起了一片喧闹，待闹声平息之后，布里松警告他要“说话留神”，但是饶勒斯根本不把他的警告放在眼内，他紧紧抓住梅利纳不放，叫他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一看。他说：“首先起来反对两个军法处决定的“难道是社会党人吗？”在公众集会和大街上煽动派别仇恨和宗教情绪的“难道也是社会党人吗？”因此，政府现在正处于十分微妙的境地，一说话就不能不伤害、得罪一部分人，而政府正是靠着他们的支持才能存在下去的。”可是为什么会出现现在这些情况呢？”因为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这个问题，不是制造几个事端或者搞几场辩论所能解决得了的。”
然后，他大声说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这些想法也正是长时间来许多人向正义所发出的呼声。他说：“我们心中的痛苦，我们大家所不堪忍受的究竟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我现在把它说出来，后果由我自己负责。自从这个事件公开化以来，我们大家所不能忍受的是谨小慎微，左顾右盼，含糊其辞，谎话连篇，懦弱无能！我再说一遍，是含糊其辞，谎话连篇，懦弱无能！”
他已经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叫喊了。他满脸紫涨，手臂指向那些大声发出抗议的部长们和嚎叫的右派们。可是喧哗声越是激烈，他的嗓子也越加高昂，听来恰如暴风雨中海鸟的他说：“你们对左拉的拙劣指控，首先暴露出来的是谎话连篇、懦弱无能。“（布里松这时叫他不要太放肆。）他答道：“秘密审判的弊病至少需要有外界的批评来加以克服。”（喧闹声变得更为激烈了）“而且，既然你们把左拉这封信交给陪审团裁决，你们有什么权利作一些删节？”
在他的讲话过程中，爆发了一些无比激烈的场面。一名右派粗暴地辱骂这位社会党人演说家，结果在这间堂堂的议会大厦发生了一场搏斗。
饶勒斯开始在《小共和国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提供大量关于德雷福斯无罪的确凿证据。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册出版，书名为《证据》。
关于他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他是这样说的：
我在仔细研究了有关事实、文件和旁证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1）德雷福斯被判罪纯属非法，被告的各项基本权利全遭践踏
2）德雷福斯一案纯属错案。无辜者受尽折磨，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今天，那些以撒谎为职业的各个反动势力所以纠集到一起，就是要继续折磨个清白无辜的人。
由于在社会党内部开始有人强烈反对过多地、直接地介入德雷福斯事件，饶勒斯在这本书中特别补写了段十分精彩的话，阐明介入德雷福斯事件为什么是社会党的利益所要求的。饶勒斯后来同非介入派茹尔·盖得、瓦扬及其朋友们产生了分歧，因此有必要在这里把这段话全部抄录出来。这段话还可以使我们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了解。
到那一天，我们这些社会党人便可以起来对那些多年来一直凭着法国革命的原则对我们横加指责的统治者们——给予抨击。
我们将责问他们：你们是怎样对待人权宣言和个人自由的？你们根本就不把这些东西放在眼内，而是任凭军事当局践踏。你们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啊！我完全知道！而且我也已经听到我们的敌人是怎样进行诡辩的。《自由言论报》就阴阳怪气地说：“什么！这些社会党人和革命者，居然也关心法制！”
对于这种论调，我只想说一句话来回答他们：资本主义的和资产阶级的法制有两个不同的方面。有些法律旨在维护当代这个社会的最不合理的方面，旨在使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特权，即有产者对雇佣者的剥削永久化。我们要把这些法律通通砸烂，而且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通过革命的手段来铲除这种资本主义的法制，建立一个新的秩序。但是，除了这些由一个阶级为着其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维护特权和掠夺他人的法律外，还有一些法律是人类可怜进步的结晶，是人类经过许多世纪的长期努力和接连不断的革命所逐渐争取到的一点点基本权利。
不管对任何人，不把案情告诉本人，就不允许判罪恐怕是这些法律中最根本的一条，可是民族主义者却要把资产阶级法制中那些维护资本的东西保存下来，至于保护人的那些部分则任从军人去糟蹋。我们这些革命的社会党人与他们不同，我们主张把今天的法制中的资本主义部分铲除掉，把有关人的部分拯救出来。我们坚决捍卫合法权利，反对军事法官践踏它，这就同假如需要的话，我们也会起来捍卫共和法制反对军人政变一样。
啊！我也知道，而且这儿就有一些朋友在说：“德雷福斯又不是一个无产者，资产阶级的事让他们自己去管吧。”其中一位还说了一句叫我十分痛心的话：“如果他是一个工人，人们早就不管他了。”
我要说，假如德雷福斯一案确系冤狱，假如他果真无罪——我将很快证明这一点——，他就不再是一个军官，也不再是一个资产者了；由于他经受了过分的不幸，他已经失去任何的阶级性，而只是一个经受着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大的痛苦和失望的人了。
假如把他定罪确实违反了任何法律，假如他的案件确是一桩错案，那么还把他列为特权阶级的一员是多么可笑之至啊！不，他已不再是军队的一员，因为军队犯了一个罪恶的错误把他开除了。他也不再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因为那些统治阶级利令智昏，胆小如鼠，一直不敢为他恢复法制，澄清真相。他只不过是人类所经历的最大痛苦的一个例子。他是军界造谣中伤，政界懦弱无能和当局罪恶累累的活生生的见证。
是的，我们完全可以在不违反我们的原则和不忽略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倾听受害者的呼声；我们可以在革命斗争中保持人的感情；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社会主义而逃避人性。
我们所反对的这个社会，罪恶地给德雷福斯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因此，不管德雷福斯属于哪一个阶级，也不管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本人就是对当代社会秩序的一个严重抗议。由于社会错误地坚持对他造谣中伤，残酷迫害，横加罪名，他也就成了革命的一分子。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社会党人要把这个事件中最罪恶的、最不可告人的东西彻底搞清，他们虽然没有对某一个工人表示关心，但他们所关心的是整个工人阶级。
因为，将军们的独断专行和越来越被人吹捧的军事镇压今天最严重地威胁着谁呢？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军事法庭的胡作非为和暴虐被人们当作一种习惯而广泛接受之前铲除它，挫败它。反动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不久就要向无产阶级扑来了，因此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他们搞臭，加速他们的灭亡。
这些高级将领被内部的派系斗争弄得晕头转向，这一次向资产阶级的一员滥施淫威，造谣中伤，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受到较深的触动而发生动摇，我们应当利用这个机会把没落的参谋部的气焰和威风打下去，因为它们正直接威胁着无产阶级。
德雷福斯案件中的非法行为现在证明确实有之，而阿尔封斯·恩贝尔却还在扬言要把军队的这一罪行永远掩盖在针插不进的秘密审判庭内，因此我们现在这样抗议他们的非法行为和恩贝尔的狂妄态度，将不仅造福人类而且直接对工人阶级有益。
茹尔·盖得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利和法律不过是一些“空涧的言辞”，保尔·拉法格也按照他的风格嘲笑过资产阶级道德家，对他们说过这样一句很有份量的话：道德观念是“形而上学的媒介物”，因此饶勒斯这一席话便是对他们的直接答复。
饶勒斯是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问题的。他知道资产阶级道德同社会主义道德不是一回事。但是，他坚持历史延续性的思想，努力把自己的社会主义行动同各个革命民主力量联系起来。他认真地对待资产阶级道德家，要求实践他们的诺言，同时又把这些诺言加以发展。饶勒斯对任何过分夸大的说法都深恶痛绝，这种半真半假的言辞往往比彻头彻尾的谎言具有更坏的恶果。因为这种谎言披着一件符合真实情况的外衣而把真实情况拉来当自己的同谋。不过对一个宣传家、鼓动家说来，特别是对一个不但要进行说理分析，而且要照顾听众情绪的演说家说来，要摆正这二者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的演说在往服听众的时候，既要求公允，符合实际，又要求感人。
饶勒斯在这一方面几乎总是很成功的，因为他对事物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了解，又兼天资聪慧。在充分肯定对方观点的同时，饶勒斯极为成功地大量引用一些具体事实来充实自己的观点，因此他的观点丝毫不会因为向对方作出所谓的“让步”而有所减弱。他的朋友们就不如他洞察敏锐，尤其不如他宽宏大量。他们常常为他向与自己争论的对手甚至敌人作这一类的宽容而指责他。他没有听他们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些完全违反事实的真真假假的言辞，虽然要混进事实中来并欲取而代之，但只要不作任何保留，把事实和盘托出，与之比较，那末事实就会赢得说服力。
“是的”，他向他的对手说道，资“产阶级的法制常常是指向工人阶级的。但在资产阶级的法制中，除了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外，还有一些法律｀是人类可怜进步的结晶＇”。这样，他抓住人类的这一成果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饶勒斯把真理变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而绝没有把它变成一种令人生厌、自私自利的东西。
他这种天生的宽阔胸怀再加上他对人和事物的深入了解使他成为——不管他愿意与否，也不管他的心地如何纯朴，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挖苦他的敌人的可怕能手，只要他想挖苦他们。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他是用怎样的笔墨来描绘少数几个反动文人的，这几个自愿投入德雷福斯事件的文人，都是“反修改判决派”和反德雷福斯派。
柏卢尼梯尔先生曾试图在文学史上搞出一点自成体系的东西，但因问题很多，站不住脚而未能如愿，最后只好跑到上面订着显赫靠山的教会中去寻求栖身之所，希望以宣布科学和自由的总崩溃来挽救他个人的垮台。他搜尽枯肠，想从自己的脑海中寻出一点类似思想体系的东西，但又未能如愿，于是便对当局歌功颂德起来，其卑躬屈膝简直无以复加。他那不顶用的归纳法曾骗过一些年青人，如今他在年轻的一代面前既已名誉扫地，于是必欲扼杀自己所未能控制住的自由思想而后快了。
巴雷斯先生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失去了一个标榜“个性”的难得的机会，这一点他是不能原谅自己的，所以现在便同科学院的“那些野蛮人“混在一起了。
布尔热先生感到自己的作品和名望已经未老先衰；他责备出版商无能，不会“推销”的著作，但这是白费劲儿；他向批评界应战，在“脸色发青的公爵夫人“那儿也嘲笑起用一整套哲学概念解释男女私情的分析家们来了，但这也是白费劲儿；因为他在自己那面成功的镜子中所看到的是一张已经凋谢，愁眉不展的面容。左拉大胆而有力的行动对各界是很大的震动，同时也触伤了作家们的可怜的自尊心。布尔热还能做些什么呢？站到埃斯戴哈兹一边。因此，在吹捧了沙龙中复杂的男女私情之后，现在需要吹捧的便是沙龙中反动的和军国主义的歇斯底里了。因为要是没有不受人议论的高级将领保护布尔热先生的顾客，人们怎么会玩得起来，怎么能够搞三角、四角幽会，或者用华丽的时髦装饰来掩饰最无耻的奸情？因此，作家们，请签名吧，这一次是正正经经的，这是国防部要留作纪念的。
在这项动员反动文人的工作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今天的社会尽管腐朽透顶，罪恶累累，但却不愿意就此呜乎哀哉，它千方百计要恢复自己的威信。因此要求职业”思想家们“自己作出榜样来，打出放弃思想的信号。只有当学者们把科学否定掉，当批评家们把批判精神否定掉，当思想卖身投靠，任从武力蹂躏的时候，这个社会才会完全放下心来。
饶勒斯对“法兰西祖国同盟”的主席茹尔·勒迈特尔也有一番惟妙惟肖的描绘，他写道：
茹尔·勒迈特尔至少有什么都能明白的天赋。对于勒南的作品，那么多麻木不仁的人都装作只看到它是一种消遣的读物，他却看到了崇高的、饱含激情的思想和理想。他为这位大师写过几页不朽的篇章，此后他又以追随似乎比较古怪而且零散的韦莱纳作品中的逻辑和思想线索为乐了。有的时候，他还为一般读者对斯德法尼·马拉美的晦涩的诗歌作一些浅析工作，嘴角挂着一丝乐于助人的微笑。
可是到后来，他的笔调却变得越来越冷嘲热讽而近乎尖刻起来，好象他要嘲笑自己以及他那颇有见地的注释工作。
事实上，他这时突然经历着一场危机：如同圣·奥古斯汀抛弃人间虚荣和骗人的享乐一样，茹尔·勒迈特尔看不到他那游移不定、追求乐趣的爱好有什么价值了。他看着自己写的那一篇篇专栏文章和一本本书籍不禁害怕起来，突然自言自语地问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我做过什么有益的工作？我对于殖民地的移民开发有过什么贡献？我有没有把唯一能使人们在竞争的世界上大显身手的活的语言教给法国的青年呢？我是否为增进当代人们的健康和体育知识做过什么呢？太可怕了！我不过是一个文人，一个注释家，一个学者罢了！
于是，这个在四十五岁左右被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神威弄得神魂颠倒的茹尔·勒迈特尔，便在转瞬之间变得特别积极而坚定起来。好象社交界的人逃进修道院或沙漠中一样，他也一下子跳到自己的生活和思想的另一个极端。他现在所看得上的人倒是那些不懂希腊文和拉丁文，天天做着体操，或是向着刚果河上游跋涉的人了。
他对那支职业军一片虔诚，他觉得自己过去长期异想天开，消磨意志，如今军队的纪律和统一行动可以帮助他悔改和补赎前愆。
由于过去对什么都要发表意见，对什么都要嘲弄一番，他现在对军法处骇人听闻的判决决心不说一句批评的话。为了惩罚自己，他对自己的约束特别严格，他躲在军队的“岗亭”里追悔过去。妙极了！我们对他这种忏悔的狂热劲儿只有佩服。不幸的是，他的忏悔不仅是为了他自己，而且是为了我们大家。好象翻然悔悟的风流娘儿们突然教训起别人来一样，他劲头很大，并要我们都接受一种不加思索的思想纪律和浓厚的沙文主义。为一点小事，他都不让我们有分寸地、适当地使用他可能滥用过的思维能力。精神也同人体一样，对于回过头来的东西的爱好，往往具有不可动摇的坚定性。
饶勒斯投入这场争论激烈的德雷福斯事件后，引起反动势力对他的极端仇视。在布里松内阁期间，人们在费利克斯·福尔去世（1899）之前就打算采取重大行动：逮捕修改判决派的首领。
8月11日，在政府总理布里松为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举行的晚宴上，当时的国防部长卡芬雅克非正式地给全体在座的部长们提供了一份打算送交最高法院审判的德雷福斯派名单，让他们审阅。
名单上有：肖来尔和特拉里欧，勒布瓦和毕卡尔，以及克里斯蒂安，此外还有作家，他们是：《震旦报》的汪霍安，克列孟梭和于尔班·戈埃；《激进报》的兰克和维克多·西蒙；《小共和国报》的饶勒斯和吉罗尔德—理查，《世纪报》的伊夫·居约和雷纳克；左拉以及当然还有麦蒂欧·德雷福斯和贝尔纳·拉扎尔。
大家都知道饶勒斯在亨利制造的假材料正式公开之前几天是如何揭露他的了。当议会中所有的共和派和几乎所有的社会党人都赞成公布这份假材料，以及象米勒兰这样的人请求饶勒斯放弃斗争的时候，饶勒斯坚决不同意，他重新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反对“制造假材料”的斗争。这简直象是真理之神和撒谎的魔鬼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饶勒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美，这样伟大，这样勇敢。在他看来，一切都集中反映在这个事件上。他认为这个事件是反对教会捏造谎言，反对保皇派反动势力滥施淫威，反对大多数议员懦弱无能，反对种族仇恨，反对军队胡作非为，反对道貌岸然的反动高级将领，反对下级法官的奴颜婢膝，反对可笑之至的字迹鉴定专家的想当然的判断和反对反犹主义的职业诽谤家们的斗争的总的概括。德雷福斯事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道道地地的整个人类的事件，捍卫真理的事件。事件吸引了以阿纳托尔·法朗士为首的法国各界著名人士的注意。甚至《费加罗报》的反动派，《时代报》中以约瑟夫·雷纳克为首的温和派和克列孟梭那样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者，以及一些坦率正直的天主教徒也都在为正义而斗争。一大批杰出的新闻记者，如高尔纳利、戈埃、特里等人，在这个事件中成了知名人物。
军法处在雷恩作出判决之后，饶勒斯知道需要暂停一个时期；尽管克列孟梭反对，他仍同意接受先行释放德雷福斯。可是他并没有解除武装。1903年，在共和党的协助下，他又掀起了要求修改第二次判决的斗争。在巴黎召开的一次由他的最忠实的朋友居斯达夫·卢阿纳主持的会议上，他利用那封嫁祸于威廉二世的假信，阐明了他的态度。
人们围绕威廉二世的信件，即他那个假的批件为中心所施展的阴谋，其严重性也就在这里。亨利制造的这份假材料是受到他的上司的庇护和怂恿才制造出来的，这一点现在既已确实无疑，那么这个材料也可能被认为只是一个小集团干的。不过请注意，在亨利的思想上，这个假材料是永远不会泄露出去的，让他这样一个下级军官搞这种偷天换日的把戏，主要是为了替部长和将军们开脱。法国公众真是不胜荣幸，因为他给他们制造了一份关于德皇的假材料，而他给上司制造的假材料，级别就要低一些。
因此，亨利的假材料可能被人认为只是一个小集团所为，目的旨在进行一个秘密的、谁也发现不了的勾当；但事实恰恰相反，人们所以要制造这封德皇的假信，这个假的批件，并把它泄露出去，任其在外面流传，就是为了欺骗全国的舆论，为了恫吓共和国总统并替民族主义者和教会办的刊物提供炮弹。我敢说，这种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我不认为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怪事。大的暗杀和谋杀案件过去确实有过，但都是在某一天或某一个晚上进行的。制造假材料过去也不是没有过，但都是个别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为，而且往往是为了影响革命法庭的判决，这种法庭总是上午宣判，下午就处以绞刑。……因此这种假材料带有一定的公开性，持续的时间不过是一个小时或者半天而已。
这次事件实在令人怵目惊心，史无先例，它表明国家已处于系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以造谣中伤为职业的势力控制之下，因为人们能够在好几年中长期地、集体地、公开地制造假的材料，能够把秘密性——这似乎是制造假材料的主要特征——同公开性结合起来。
许多老的“德雷福斯派”利用这次事件在政府中爬上了高位，但饶勒斯却利用这次事件为争取国家今后的民主化、世俗化和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而斗争。他好象是在国内进行着清除场地、净化空气的工作，以便建立一个新的“人民之家”，即以正义和真理为指导的全面的共和制。他并不认为这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辞”，因为他想通过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现代社会主义来实现之。所以他说道：
今后只有一个阶级能够给思想提供一种社会力量，这就是无产阶级。它不享有任何特权，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失去的只是锁链。它不害怕任何真理，因为一切真理都为它服务。一切把陈腐的错误观点驳得体无完肤的自由批评，都为它登上舞台准备条件。
因此，工人阶级追求真理的发自内心的理想主义要求，同它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在无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少人存在着很大的盲目性，头脑里充斥着资产阶级的成见，而且在无产阶级外部，也有不少英勇不屈、誓死捍卫真理的思想家；但总的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是同真理完全协调的。真正有知识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虽然它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它永远不需要撒谎。
[1]这最后几行字看来不是德雷福斯写给他的亲人的。——译者注
[2]疑为让·饶勒斯之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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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饶勒斯的议会活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二章饶勒斯的议会活动
1885年至1889年期间，饶勒斯的议会发言不多，重要性也不太大。但这些发言表明，他的思想正在越来越快地向社会主义发展。1886年10月21日，他发表了进入议会后的第一篇重要演说——关于小学教育的问题。他在这篇演说中虽然谈的是市镇在小学教育上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我们从中已可看出某些后来在他的政治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的思想。他说：“法国社会的基础已不再是代代相传、争议很大的宗教思想，而是自然的、人人都接受的正义思想了。”他认为学校是进行高等社会教育的工具，目的在于帮助孩子们为进入“社会生活”作好准备。
1887年3月8日，他就保护贸易主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好友居斯达夫·卢阿纳在《社会主义评论》（1887年4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他这篇演说作了比任何人都更为恰当的评价。该文有这样一段话：
在这场辩论中，饶勒斯表面上坐在戴沙奈尔旁边，实际上比他高明得多。饶勒斯也是一位青年，坐在中间或者说中闯靠左的席位上，但他在社会经济学方面的观点肯定超过不止一个因为要求经济自山而门认为很先进的极左分子。
因为饶勒斯提出的一项建议，内容与我们的朋友鲍埃在他之后提出来的建议相同。他要求政府研究一下，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把从新的税收中得到的收益用来资助“佃农和农业工人”。他在这项建议前面写的唯一的一条理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考虑到在民主制度中，保护政策只有对劳动者有益方可执行……”
好极了！先生。这是一项很好、很健康的经济政策。不过你可知道？你已大大地接近于社会主义，如果再向前一步，你就会越过极左派，双脚跳进社会党里，同我们的朋友鲍埃、加美利纳、普朗多、巴斯利、吉利、米勒兰、米舍兰坐在一起了。请读者来看一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吧！你在那篇演说中说：“我声明不反对保护贸易政策。我不仅赞成许多议员的观点，认为还是不要搞自由交换为好，而且我坚信，以一定方式理解的保护政策是符合民主思想的要求的。不过这种保护政策应当附加一些预防性措施，应当附加一些社会正义的措施。“你这样说是不是为了那些过去被坑害人的法律弄得倾家荡产的劳动者？如果是的话，先生，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如果你的那些“社会正义的措施”就是为了至今仍受剥削的劳动者而采取的一种补救措施，那末，不管你坐在哪一派席位上，我们都欢迎你到埃尔斯诺来！你是我们的人。
为人宽厚、观察敏锐的卢阿纳终身一直是饶勒斯的莫逆之交，他的这些话非常有预见性，用不着我们再说什么了。
饶勒斯在这次演说中还揭露了大地主以小土地所有者为掩护的“一贯伎俩“。他以卢瓦雷省为例——那儿35%的土地被拥有100公顷以上土地的地主占有着——证明大地主的存在使得保护政策十分必要。
关于工人阶级，饶勒斯是这样说的：“一个工人，当他有一小笔积蓄因而不必为失业担忧的时候，他才会去争工资，维护自己的利益；可是一旦饥饿降临到家中，他就无力自卫，而是听从老板的摆布了。”
可见，处于”中左“的饶勒斯在1887年说的话，就已经是只有有见识的社会主义者才能说得出来的。
这一年的6月17日、24日和7月8日，饶勒斯谈了矿工代表问题。这几次讲话表明饶勒斯已十分明瞭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说：“我不想说，也不能说我们已经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不，我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只要社会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参加经济管理的问题，只要各公司还让无产阶级继续处于与公司无关的、任人摆布的地位，只要无产阶级还不能参与劳动和劳动成果的分配从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只要经济上的关系还是靠听天由命或是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让由自由、团结的工人组成的强大工人联合会说话，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只要资本的原始力量还象一种自然力量一样在各公司泛滥而不受劳动、科学和法律的约束，那么援助和救济的法律我们即使搞得再多也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没有触及到社会问题的实质”
值得注意的是，饶勒斯在的1887年就已经谈到“强大的工人联合会”了。后来，他的这种思想又进一步明确，承认工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
我们还应当指出，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刚刚形成、还有点模糊不清的时候，饶勒斯就已经清楚地看到“共和自由“和“社会组织的各种高级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激动地说：”如果马上就把未来的种子播种在过去受奴役的田垅里，那是发疯，也可能是背叛。”他认为“要为生产者的解放准备条件，首先必须通过教育，通过自由的实践来解放国民“。因此，饶勒斯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行动的三种基本形式，并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这三种基本形式是：世俗的行动，共和的行动和社会的行动。饶勒斯一生的全部纲领就在于此。1889年2月11日饶勒斯在议会向议员们发表了下面的讲话：
“你们想作为诚实的资产阶级重新恢复老一套的选举制。”他的话击中了要害。当时正是选举前夕，每一个议员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他在争取连选。《公报》说“这是不同的倾向“，好心的卡米尔·柏勒当则认为他说得”好极了！”
饶勒斯一直密切注视着人们的思想动态，他警告那些主张区域选举制的人们说，不满的情绪正在群众中蔓延，一些基层人士更喜欢“瓦扬而不是饶弗兰”，就是说人们同情不妥协派。他指出大量发行的报刊起了很大作用，这些报刊“象蒸气机带动的犁头一样”在国内犁来犁去，“把地方上的旧势力连根铲除了”，“并在四面八方开挖了许多新的田垅，更加广阔的新思想已在这些田垅里发芽”。
饶勒斯把自己参加竞选的纷扰和考虑完全放在一边，要求采取“进攻性”的共和政策。他对共和党说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难道法国大革命的智慧已经枯竭了吗？难道你们在大革命的思想中找不到一点办法来对付那些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问题？难道大革命没有留下一点后世永远可以利用的好处，使我们可以对付目前面临的各种变化不定的困难？”
议会对饶勒斯的话一句也听不进去。它取消名单投票，采取了饶勒斯所反对的”选举办法”。它满心以为这样可以挽救共和，实际上却主要是挽救了区域选举制。饶勒斯后来对这种选举制进行了猛烈的扞击，极力主张采用”比例代表制”。
在1889年的选举中，他参加了卡斯特尔第一选区的竞选，结果以8，777票对他9，619票败给了一个保皇党分子。
在卡尔莫罢工风潮之后，阿尔比第二选区的反动议员德梭拉热辞职了。1893年1月20门，饶勒斯在第二轮选举中以5，317票对4，843票战胜共和派的坎拉尔，因而由他接替德梭拉热。
1893年2月8日，为了从巴拿马事件中吸取一些社会方面的教训，饶勒斯这位社会党人演说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在今天的社会上，由于各个企业和商号采取了一套新的经营手法，已经根本不可能很有把握地把规规矩矩的老实经营同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区别开来了。”1894年7月24日在议会讨论通过反无政府主义者法的时候，他又重提这件丑闻，发表了著名的讲话：“当那个道德败坏的政客和那个杀人不见血的无政府主义者坐在同一条船上被带往炎热的流放地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攀谈起来，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正反映了同一个社会问题的两个互相补充的侧面。”
在1893年至的1898年的那一届议会任期期间，饶勒斯的所有重要发言都围绕着土地问题，他讲得十分全面、透彻。在2月17日和20日，他谈了农业危机。他认为农业危机是由于”关税政策和保护政策的软弱无力”以及投机商的猖獗造成的。
但饶勒斯认为首先要对这场农业危机负责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大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的私人占有制”，是“生产者之间的广泛竞争和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斗争”。（“这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德尔加赛打断他的话。）同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一样，保护政策和自由交换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现象。饶勒斯建议由国家垄断小麦的经营。几个记者马上指责他想把约瑟夫在埃及为法老王搞的那一套搬过来……饶勒斯反过来嘲笑他们说：“没有想到在我们这个信仰早期基督教的社会里，圣经的力量居然已衰败到这种地步。”约瑟夫已不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臣民，他已逐渐爬到超乎国家之上的位置上去了。他在国际市场上做小麦生意并不是为了他的主人，而是为了他自己。“他把他的十二个兄弟从一所东方宫廷里释放出来，把他们派往世界各国，让他们做大商人、大银行家、投机商，而且一有可能还让他们做了大臣。”
饶勒斯对茹尔·罗舍之流的资产阶级道德家毫不客气地说道：“仅仅向这个社会宣传人类之爱和道德观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这个社会本身同它的官方代表所鼓吹的道德信条不发生激烈的矛盾。”饶勒斯认为在他的这项提案（在上面签名的有瓦扬、桑巴、米勒兰、维维安尼等）之后，“将会有许许多多的提案（在议会）陆续提出来”，社会党人“通过这些提案必将把操纵我们这个社会的资本主义寡头弄得名誉扫地”。
这样，从米勒兰到茹尔·盖得，到饶勒斯这些社会党议员，虽然在观点上未必一致，但在行动中共同战斗，他们每天都在议会展开伟大的社会主义斗争。他们的人数并不多，只有四十来人；但通过这场为实现社会主义原则的不断斗争，他们的队伍发展特别迅猛。这表明在议会进行社会主义斗争，只要人们愿意，是完全可能的。这些议会斗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社会党现在只要继续前进就行了。
它于是巍然挺立，既从政治上也从经济上同反动派展开斗争，弄得梅利纳、巴尔杜和杜毕伊之流焦头烂额。1893年11月21日饶勒斯向沙尔·杜毕伊内阁叫道：“政府的一切言行都意味着向我们宣战。”接着，他向资产阶级多数派声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幽灵”，它是由当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状况产生的，它并且整个地同事物的核心及无产阶级的心脏联系在一起。无产阶级如果在一处被征服，它会在另一处站起来。要让它暂时沉默下来是可能的，但要让它屈服则根本办不到。
在1893年到1898年期间，饶勒斯利用议会的讲坛向全国宣传了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些演说中，有一次演说实在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历史文献。这就是他在1893年12月21日发表的那次演说，其中有一句名言经常被人引用，说的是关于打断一首“让人们忘记贫困的古老歌曲“。不过在这次演说中，除了这句名言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观点的精辟论述。因为当时有人说，社会主义运动是几个野心勃勃的为首分子人为地搞起来的，饶勒斯这位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在这篇演说中开门见山，对这种奇谈怪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整篇演说可以使人看到很多问题，现在全文抄录如下：
说真的，你们这些人的思想状况实在奇怪。（中间派的席位上发出惊叫声）你们一厢情愿地要给人民制定几项教育法，并通过自由的报刊、学校和自由的集会，反复地激发人民的热情，让他们觉醒起来。你们大概没有想到，无产阶级的全体成员都在同一程度上被你们自己要搞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把情绪激发起来了。少数几个人比较活跃，声调特别高，这是难免的。他们不脱离人民，相反，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同人民患难与共，并肩战斗，他们不去向心怀叵测的资本家乞求同情，而是同人民一起准备整个阶级——他们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的全面解放，你们竟然异想天开，以为通过几项法律的把戏就可以使他们威信扫地，把他们一网打尽！
你们知道为首分子和煽动分子在哪里吗？他们既不在组织工会——你们正在施展阴谋要把这些工会解散掉——的工人里面，也不在社会党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当中。不，主要的为首分子，主要的煽动分子，首先在资本家当中，在政府的多数派当中。（极左派热烈鼓掌，中间派抗议）
啊！先生们，你们怎么发昏到这种程度，竟然把各地的发展说成是少数几个人搞起来的。你们是不是被社会主义运动的广泛发展吓破了胆？这个运动在世界各国同时爆发了。十年来，你们再也不能离开社会党的历史来谈比利时、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的历史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被你们看成是个人主义避难所的英国也是如此。英国的工联已经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他们已不再单纯地闹点工潮，而是参加到政治斗争中来了。他们摆脱了与世隔绝的状态，参加了历次国际代表大会；他们不愿意再做工人贵族，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为个人谋点私利。他们已经向各个行业开门，向最下层的、即所谓最卑贱的人们开门。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这个所谓个人主义的国家站住脚。英国工联最近在毕尔法斯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甚至通过了社会主义的提案。自由党政府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压力下不得不提出了社会法。这个政府也干预劳资纠纷，不过不象法兰西共和国的那些部长们借此镇压工人……（大厅极左边的某些席位和极右边的席位热烈鼓掌），而是让纠纷体面地停息下来，这样至少可以暂时缓和一下对立情绪的发展。
当前，世界各国的人民，不论他们的自然环境和政治制度如何，也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他们都被这个世界范围的运动卷了进去，你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个别人煽动的问题的。因此，总理先生，你们这样指责他们，给予他们的荣誉未免太大了。你们说他们是为首分子，把他们说得也太神通广大了。掀起这样一个大的运动，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少数几个人吹出的气，软弱得很，根本不会掀起世界无产阶级的狂涛巨澜。（上述席位热烈鼓掌）
不，先生们，事实是，这场运动是从事物的深部发展起来的，是人们不堪忍受无数痛苦的总爆发；在此之前，这些人并没有商量过，后来才在自由这个提法中找到了团结起来的共同点。事实是，在我们的共和制法国，这场社会主义运动是从你们建立的共和制和有着半个世纪历史的经济制度中产生出来的。
你们建立了共和制，这是你们的光荣；你们使得它无懈可击，坚不可摧，但你们也因而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之间制造了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矛盾。
勒内·戈柏来：说得好！
饶勒斯：在这个政治制度中，人民已取得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粉碎了过去各个寡头的统治，但在经济上他们今天还依然受着这类寡头们的统治。附带说一句，总理先生，仅仅对议会说法兰西银行的问题将向议会提出来是不够的，这件事你不说议会也知道；你们应当告诉议会，政府打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大厅的极左边和极右边热烈鼓掌）
是的，你们让包括雇佣劳动者在内的一切公民通过普选，通过行使国家主权（共和制就是行使国家主权的最终的必然形式），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法律和政府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来产生；他们可以罢免和撤换特使、立法议员和部长。可是就在这些雇佣劳动者们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却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是的！就在他们可以把部长赶出内阁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却毫无保障，被人家从工厂赶了出来。他们的劳动不过是手中握着资本的人爱要就要，爱不要就不要的一种商品罢了。
工厂的规章制度越来越苛刻，越来越没有道理，是专门用来同他们作对、在他们无权过问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他们由于不理睬这些规章制度，随时都遭到被解雇的威胁。
他们完全是听天由命、任人驱使，虽然在政治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随时有可能被踢出工厂大门之外。如果他们想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大的矿业公司联盟随时会将他们解雇，停发他们的工资，断绝他们的生路。工人们虽然从政治制度上说已不必再向已经被你们推翻的国王付给几百万法郎的俸银，但却不得不从自己的劳动中提取几十亿法郎送给不劳而获的寡头们——主宰全国劳动者的国王。（大厅极左边和极右边的好几排席位长时间热烈鼓掌）
看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解决现今社会的这个基本矛盾，因为社会主义主张政治共和必须发展到社会共和；因为它主张不但议会需要共和，工厂也需要共和；因为它主张人民不但在政治上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经济上也享有最高权力，以便铲除不劳而获的资本主义特权；就是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便从共和运动中产生出来了。因此，共和是最大的煽动分子，共和是最大的为首分子。让你们的宪兵把它带到法庭把它带到法庭去接受审判吧！（上述席位又是一阵热烈鼓掌）
其次，你们制定了教育法。既然你们为劳动者在思想上的解放准备了条件，并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你们为什么不愿劳动者在政治上获得解放之后再获得社会上的解放呢？因为你们不仅想实行普及教育和义务教育，还想使教育世俗化，你们做得很好。（许多席位上的人点头同意，中间派发出喧闹声）
阿道尔夫·都来尔：勒米尔神父刚才为你鼓了掌，不过你一说到“世俗化”，他就不鼓掌了。（闹声）
路易·朱尔当：不管怎么说，他做了一个榜样，可惜学他的人并不多。应当象他那样多看一看。（闹声）
饶勒斯：坚决反对你们的人常常指责你们毁灭了基督教信仰，但你们并没有毁灭基督教信仰，这也不是你们的目标。你们只是想在学校里建立理性教育罢了。过去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你们毁掉的，而是在你们很久之前被下列因素毁掉的：批判的展开，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以及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大，对于其它文化和宗教的了解和接受。基督教同现代思想的生动活泼的关系也不是你们破坏的，而是在你们之前就破坏了。不过你们在建立纯理性的教育制度时，你们所做的，所宣称的，就是只有理性足以指导每个人的生活。（大厅极左边的某些席位和极右边的席位热烈鼓掌）
勒米尔：说得好！说得好！
费尔迪南·拉梅尔：你忘了，饶勒斯先生，由于把教育世俗化，你已经侵犯了你刚才说的自由。
饶勒斯：可是正是这样做的结果，你们使人民的教育同现代思想的成果协调起来了，使人民摆脱了教会和教条的束缚，你们没有破坏我刚才说的那个生动活泼的关系，而是把仅存的那种消极的、习惯的、传统的、老一套的关系破坏了。
你们因此而做了什么呢？啊！我可知道，当时在许多人头脑里存在的东西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一种习惯势力，而且这种习惯势力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一帖镇静剂，一种安慰。可是呢！你们把这首让人们忘记贫困的古老歌曲打断了（上述席位热烈鼓掌）于是贫困被叫嚷声吵醒，它站立在你们面前，要求你们在自然界的阳光下——这是你们唯一没有玷污的地方——给予它足够的位置。
正如地球上白天积蓄的热量夜间要散去一部分一样，人民的力量过去也有一部分是被宗教扩散到广阔无垠的空间去的。
可是你们把这条宗教扩散的渠道堵死了，这样你们也就把人民的热烈愿望和思想都集中到当前社会方面的要求上来了，是你们自己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热情提高了。你们现在惊慌失措，这是你们自己造成的！（极左派和极右派热烈鼓掌）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饶勒斯在议会的作风和他成功的秘诀。他先提出大部分听众都能接受的前提，然后以严密的逻辑和措辞确切．热情洋溢、层次分明、想象丰富的语言推导出全部的结论。他直接向民主主义者，共和派和不信教的人说，你们建立了民主制、共和制和世俗制，请你们有始有终，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到底，那样的话，你们一定会成为社会主义者。听众一个个膛目结舌，无言以对，只好暂时承认他是对的，虽然过后又受本阶级利益的驱使而依然故我。
饶勒斯是世上少有的演说家，他的演说在印成文字以后仍然不失其魅力。世界上有三种演说家。一种人注重感情，遣词造句意在从感情上打动你。一种人试图通过雄辩的说理，通过数字和事实来说服你。还有一种人则以层次分明的结构和悦耳动听、美不胜收的言辞来征服你。饶勒斯集这些优点之大成，他是一个十全十美、无与伦比的演说家。即使是即席发言，他也只是说一些自己深入研究过的问题。他的讲演，说理、感情和动听三者兼有。他不但是一个长于口才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学者，一个政治家。他演说的时候情绪激动，充满活力，但完全能控制住自己。他只说一些他愿意说的和应该说的话。他的思想连贯，通篇演说是一个十分和谐的整体。他不象甘必大那样老是停顿。约瑟夫·雷纳克在他写的《演说家甘必大》一书中对甘必大的演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其中“插入性的解释“太多，饶勒斯则真不愧为讲坛上的一位”名将“，他声若洪钟，嬉笑怒骂酣畅淋漓，紧紧地扣住听众的心弦，同时又不停地对听众加以开导和教育。连大学教授和宣传家们听了也甘心拜服。虽然他嗓音单调，没有什么动人之处，但他说起来有一种自然的魅力，吸引人们的注意。他的演说真诚坦率，推理严谨，不擅虚辞，尽管在形式上花样不多，不尚雕琢，但演说的内容却在不断地变化，鲜明而细微的思想和绚丽多彩的想象互相交织在一起。一连串意趣横生的例子被他信手拈来发挥他的思想，而他说话时感情又是那样热烈、奔放，听众不由地被深深地感染而达到高尚的境界。
当他慷慨激昂但仍然井井有条的时候，他的演说往往会象暴风雨中划破长空的闪电一样，突然出现一些富有幽默感和明快感的语句，令人再三玩味，不胜神往。他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他那实实在在的善良的天性和温和的性情，使人感到温暖如春。他的思想有时象高山流水，有时又象一束强烈的光束，使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顿然迎刃而解。每一个听众的心都随着他那热情奔放、意义明晰、抑扬顿挫的话语而一起跳动，因为大家都被他征服了，感化了，迷住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要赞美、颂扬这位情操高洁、为民请命的伟大演说家。大家都感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天性不凡、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为人善良、胸怀坦荡，用保尔·拉法格的话来说，他是一位“怪人”。因此，在演说家和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情。人们在听了他那铿锵有力、明确透彻、滔滔不绝的演说而走出大厅的时候，都感到自己的心胸倏忽变得更加宽广，更加开阔了，从而愿意做每一个同胞、每一个弱者的朋友和兄弟。听了他的演说大家都好似到一个无比美好、无比公正的理想之国去作了一番旅行一样。有些词儿由于经常使用或过于滥用而成了俗套，但只要一经这位大演说家的金玉之口，便又恢复了其高雅的、充实的含意……
饶勒斯不但懂得爱，也懂得恨。这不是没有缘故的，因为对“恶”的憎恨正是对“善”的热爱的必然结果。
他的朋友吉罗尔特—理查由于写了一篇讽刺卡西米尔—柏里的文章而遭到控告，这件事便发生在议会斗争的这一时期，也是议会斗争的必然结果。这件公案使我们看到饶勒斯伸张正义，对那些妄自尊大、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特权人物及其不明不白、伤天害理的家世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揭露。这个案件是法国社会史上和政治史上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所以我们决定尽量在这里全面介绍一下。
吉罗尔特—理查于1894年被传到塞纳省刑事法院受审，原因是他在《桑巴尔报》上发表了一篇冒犯共和国总统卡西米尔—柏里的尊严的文章。这篇文章笔锋犀利、泼辣，下面是其中最温和的几段：
打倒卡西米尔！
卡西米尔仇恨人民是恨得对的。他把宝押在这上面能取得这样大的好处实在是千载难逢，因为人民也以百倍的仇恨来回敬他了。
这只能使他从放高利贷的爷爷那儿继承来的家传本性更加膨胀起来。
他对于自己的不得人心十分了然，所以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必是戒备森严、刀枪林立、黑压压的密探前呼后拥才敢成行。
他坐在专用车上，笑容可掬地向行人招手致意，但遇到的却是一张张死气沉沉、怀有恶感的脸，谁也不答理他。
从基佐以来还没有一位政治家能够经受得了人们这样大的反感。他比那位不择手段地发迹的家伙还要略胜一筹，很快就受到了人们的这种待遇。
他一当上总统，马上就感到了研究爱情的心理学家所说的“一见钟情”的反面——一看就令人讨厌。他的照片印了一张又一张，挂满大街小巷，过往行人偶尔瞟上一眼，必然大声骂道：”呵！无耻的畜生！“
连顽皮的小孩也一边吹着口哨，一边骂道：“猪猡！“警察听了大为动怒。
卡西米尔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想用武力来博取人家对他的爱戴。他为自己的一表堂堂而得意洋洋，谁敢对此有任何怀疑就让他尝尝铁窗风味，把他投进拘留所关上几个小时，狠狠揍一顿，这当然不能使人对他发生好感。
关于促使饶勒斯替吉罗尔特一理查辩护的理由，饶勒斯在法庭上向法官们作了下列说明：
当然我在决定担任他的辩护律师以前，曾经有过一点犹豫，这一点你们是不难理解的，不过犹豫的时间很短。我之所以要出来为他辩护，是因为有人对这场激烈的、正确的必要辩论极力进行攻击和非难——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要在你们面前从道义上把这场辩论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样，我便毫无畏惧地到这儿来了。
至于我到这儿来是否有什么法律上的困难或不便解释的地方，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没有穿律师服，你们也没有穿法官服；这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大家都是自由的公民，只要我们能够运用共和法律的活的灵魂——自由，而不要象大法官先生那样听命于他人，死抱住僵死的教条就行了。
你们说，“打倒卡西米尔[1]！”这个题目本身就构成污辱罪。何以见得？难道这样一个亲切的称呼有损于总统的尊严吗？至于总统在大街上经过时，公民们为什么缄默不语，各个半官方的和友好的报纸都认为这是因为总统的名字太长、不便启口，这一点你们是知道的。这些报纸说，老百姓不好贸然地叫那些长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名宇，他们由于害怕叫的时候接不上气来，只好把自己的热情压下去，干脆不叫。吉罗尔特—理查的胆量要比别人大一点，他倒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去叫了。不过，由于接不上来气而不得不中途停住，这总不能说是一个罪过。况且你们也知道人们对于国王也是直接以名字称呼的。我还要提醒你们：“卡西米尔”这个名字如今已不再是名字，两代人以来它已怀着一片虔诚同姓合为一体了，使得祖上那种独断专行、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和带着血腥味的奥尔良主义从此成为柏里家族用之不尽的遗产。
难道在这个名字或姓前面写了“打倒“两个字，这篇文章的题目便构成污辱罪吗？
当然，严格说来，如果在总统经过的时候，他在街上喊这样的口号，聚众对总统表示敌意或瞎起哄，那他受到刑事追究，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如果从吉罗尔特—理查在这篇文章中所表达的内容和政治含义去理解，当他在最后写道：“打倒卡西米尔！也就是劳动者共和国万岁！”时，这句口号的含义显然只能是：我国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共和派都希望并准备把柏里总统赶下台。这是他们的权利。
当时正是无政府主义者投扔炸弹和国家颁布反无政府主义者法时期。采取这些法律来对付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行动，说明政府当局正处于一团混乱的状态。饶勒斯接着精辟地分析了卡西米尔—柏里在政治上发迹的真正原因。
当一些共和党人背叛了自己的过去，想抵消自己曾举手通过的共和法律时，当特权阶级为工人民主运动和农民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大伤脑筋，坐卧不宁时，当大资本感到社会的要求日益对它形成严重威胁，而内部又丑闻百出，象腐烂的肌体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时，他们便想在自己的周围找一些能够战斗和抵抗的人。可是他们发现几乎所有的人不是老朽无能，便是满身污垢、名声很臭，只有一个人的名声还没有怎么样，此人在资产阶级王朝时期担任过部长，靠着剥削贫苦劳动者而发了横财，他曾对要求增加工资的工人进行血腥的镇压，把1830年共和中的共和精神践踏无遗。这位部长同时还是一位做过走私、股票交易等投机生意的大银行家，这些事虽然很丑恶，但他们认为大家已把它忘记了，因为“遗忘”是根治百病的一帖良方。这样，为了捍卫他们这一帮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动派的事业，为了尽快地拯救他们那些面临严重威胁的无耻勾当，此人的名声将可借来一用，因为同刚刚被种种丑闻弄得臭名远扬的人比较起来，他的名声总要好一些。
于是，他们便去找这个人的孙子，并对他说：你祖父曾做过法国商界的头领，你也象他一样，来为我们效劳，听我们使唤吧！同时，若干年来，此人也正在为扮演这一角色而积极准备，努力按照祖父的形象造就自己。
饶勒斯在分析了卡西米尔—柏里总统在政治上如何发迹之后，又分析了他的一家是如何成为巨富的。他抓住法庭庭长说的一句愚不可及的话，对此进行了无比尖锐的剖析。
卡西米尔—柏里在进入七月王朝当上路易—菲力普的一名部长之前，曾经在查理十世的宫廷中鬼混过。同共和国现任总统后来在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之间进行周旋以便谋取总统职位一样，克罗德—柏里也曾在格勒诺布尔的宫廷中买了一个承袭顾问职位的资格，以便取得贵族头衔。可是由于前任迟迟不死，空缺一时不能补上，脚下的大地却开始抖动了，克罗德—柏里便又把自己私邸的一间客厅提供给开创资产阶级革命的多菲内省三级会议的代表使用。这个世代为商的家族并不以拥护新的政权为荣耀，他们所以要参加到资产阶级革命中来，乃是由于旧的贵族制度未能使他们过去的发迹增添什么光彩！
为了揭露柏里家族的某些隐私，饶勒斯使用了非常激烈的语言。法庭庭长打断他的话说：饶勒斯先生，你扯得太远了，你一直是在攻击柏里家族，你刚才这些话说得太过份，简直是在把总统的一家同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相提并论。
饶勒斯：我不是把他们相提并论，我是说他的一家比一个道德败坏的家庭还要坏。
里昂有些工人一天要劳动18个小时，可是才挣18个苏的工资。后来在一次由军事长官和省长主持的资方代表和劳方代表的会议上，工人和老板共同拟定了一个工资额。然而卡西米尔—柏里不同意让工人在确定工资的问题上发表意见，从而降低股票的利息。他于是给军事长官和省长发去一道命令，要求取消已经达成协议的工资额。这样一来，就在里昂引起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后来被血腥镇压下去。当他让人们向里昂工人开枪时，他知道他这是在向自己的工人开枪，这是在扼杀无产阶级的权利和希望。
吉罗尔特一理查后来被判处极刑，但结果却使他在巴黎的选举中获得轰动性的成功。几天之后，卡西米尔—柏里辞职，这是社会党的胜利。饶勒斯为民众辩护的名声从此获得稳固的基础。
1898年饶勒斯落选。1902年他又重新回到议会，直到去世为止。
这个时期是第三共和最为活跃的时期。这期间饶勒斯一直在为正义、民主、世俗化和社会改革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因篇幅有限，我们只能对这个充满曲折和光荣斗争的决定性时期作一不全面的介绍。
[1]卡西米尔：原文为Casimir。Casimir在法语中是指一种薄而轻的斜纹布，与卡西米尔—柏里总统的名字前半部同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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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饶勒斯的一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一部饶勒斯的为人
第一章饶勒斯的一生
让·饶勒斯1859年9月3日生于卡斯特尔，他天赋卓绝，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是法国一个风景如画、名叫朗格道克地区的人。这地方多坚硬的石英岩，山脉的走向很有规则，十分整齐，火山岩形成的岗峦气派雄伟。法国南部这个古老的省份，有着漫长而平坦的海滩，海滩向内弯曲，形成“一条很大的内曲线”（埃利塞·勒克律），海滩上面几乎全是罗纳河和塞纹尼的河流从石英岩上冲刷下来的石英沙。海底也很整齐、匀称：同样高度的水下山脉从这里一起伸向贝尔海峡和古罗尼海峡之间的外海。朗格道克海岸的景致十分迷人。
这个地区为法国和人类哺育出了不少热情洋溢、注重实际的伟大人物，其中有：基佐、奥古斯特·孔德、拉法耶特、拉贝胡斯、里瓦罗尔、安格尔等等。
几个生育力很强的勤劳的民族在这儿居住过，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他们是：许多人认为是巴斯克人祖先的伊贝尔人、可能是印欧人后裔的利居尔人以及高卢人。塞尔特人则在历史开始记载他们的事迹的时候，便是朗格道克的主人了。除了这些来自北方的人外，还有一些人是从海上来的，他们是菲力基人和希腊人。这些不同种族的人互相通婚的结果使得这里的居民变得更加富有生气，更加勤劳和特别聪慧了。
朗格道克的历史极为曲折，充满了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前赴后继的斗争。我们不要忘记，饶勒斯的故乡也是为宣扬自由思想和提出“异端邪说”而牺牲的人的故乡。他们是阿尔比人，瓦尼尼和卡拉斯。
人是自然环境和历史的产物，归根结蒂是他那个时代的物质、精神和道德环境的产物。我们先来简略谈一谈饶勒斯故乡的历史。
和法国的北部如诺曼底不同，饶勒斯故乡的封建制度没有经历什么发展。构成封建社会特点的那种人和土地的巧妙等级关系，在这儿是不存在的。许多小地主的独立性很强，他们独自占有的土地数量相当大。在农村，主要是在图卢兹和教会的土地上，虽然还有农奴存在，但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少，那时大部分都取得了人身自由。同样，城市居民的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已经出现了一些同意大利的某些城市一样自由、一样强大的城市。图卢兹、蒙彼利埃、尼姆、贝齐埃尔和纳尔旁当时已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这些城市虽然在物质上和道义上还需要前领主的帮助，但它们同这些领主是平起平坐的；如果对方对它们的权利稍有侵犯之意，它们就毫不犹豫地以战争来回敬。纳尔旁的执政官同意大利的城市订立了政治和商业同盟；蒙彼利埃的执政官走得更远，他们用整束的现钞从领主那儿赎回自己的最高权利。在其它城市，如图卢兹和尼姆，人们通过组织得很好的起义，迫使领主放弃在这些城市享有的司法权。图卢兹的执政官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军队，他们把软弱无能的领主撇在一边，强令附近的小豪绅取消妨碍大城市商业活动的过境税，规模小一点的城市享有的自由表面上要少一些，但他们也迫使领主减少了税赋，并把贡俸和诉讼费固定了下来。几乎在朗格道克全境，刑事案件皆由各城市自己的法庭裁决，案子的受理和罚款的多寡也由他们自己决定。到后来，不愿再受领主虐待的农奴纷纷建起了一个个新的城市，作为自己的避难所。在那里，任何人只要把他家世代为领主耕种的土地交还领主，便肯定会找到工作，享受城市居民的自由权利。
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南方和南方人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有人感到不解，也有人感到忿懑。确实，第三共和中最有名望、最有影响的政治家都是一些南方人。这种情况不是人为的，而是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造成的。当代政治的特点是争取实现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制，实现政教分离，可是这场斗争正是从法国南方，特别是从饶勒斯的那个小小的故乡——朗格道克开始的。
南方的教会势力不大，几乎从来没有占过优势。十三世纪以前，南方没有出过一个大神学家。这里的信教热诚较为淡薄。除了几个主教，谁也没有想到为一个宗教问题而去迫害他人。教会的财产和收入常被领主和王侯霸占。教士的特权无人尊重。什一税和教堂被俗人占用，领地被侵占，这种情况后来成为教会讨伐阿尔比人的一个原因。南方对于神学研究没有多少热情，但文学作品却很出色。在欧洲，最先用华丽的文学形式来表达细腻的感情的，正是法国南方的诗人。但是南方的社会组织没有北方严密。久经沙场的西蒙·德蒙福尔的骑士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南方的乌合之众。不过十三世纪那次讨伐阿尔比人的战争却更加加深了人们对教会的仇恨。十四世纪，图卢兹的执政官建立了闻名全国的“骑士诗歌”学院，但由于构思奇特，执行不了而中途夭折。至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在朗格道克取得了哪些成功，那是大家都知道的。1540年基督教徒占领了朗格道克的大部和蒙托邦全境。在弗瓦、维瓦雷、弗拉伊、热沃当和阿尔比，他们的人数也很多。因此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南方的宗教斗争连绵不断。互相残杀的事到处都有，混乱不堪。[1]
至于瓦尼尼（1619年被处以火刑）和卡拉斯（1762年被车轮碾死），上文已经提到，不再赘述了。
饶勒斯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这种家庭经济并不富裕，仍然需要常常为生计奔忙，因而同广大人民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让·饶勒斯是海军上将、共和党参议员贡斯当·饶勒斯的亲戚。此人曾做过驻马德里和圣·彼得堡的大使，1889年任海军部长（他于1889年去世，早已当上议员的饶勒斯当时已是三十岁）。
饶勒斯身体结实，举止纯朴，他热爱工作，能力很强，很象一个有教养的农民。他自己就常说：“我同老乡一样固执。”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紧密地与大地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实在就是一位天赋不凡的农民。
饶勒斯家境清寒，多亏一位名叫费利克斯·戴尔图尔的恩人的帮助，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他的用法文写的哲学论文就是献给他的。
关于这位“恩人”，我们从他的朋友居斯达夫·德里那里知道了一点确切的、很有意思的情况。
居斯达夫·德里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教育部的巡视员。在居斯达夫·德里的笔下，他是这样一个人：
应当说，那个时候，费利克斯·戴尔图尔为巴黎大学神学院招收学员是非常卖劲的。他在各省到处奔走，搜寻成绩优秀和“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其劲头不亚于居潘龙的那些秘密使者，这些人曾于四十年代末列各地把年青的教士找到巴黎来进查尔道纳的圣—尼古拉神学院。巡视员费利克斯·戴尔图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卡斯特尔中学的小饶勒斯的……不过，这件事他后来一直感到非常后悔。
因为费利克斯·戴尔图尔是个死硬的反动分子。他是教权主义者，经常带着狂妄的神情给人家行洗礼，不过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想把奥尔良家族的某个成员重新扶上法兰西王位。可是他仍然是我在认识饶勒斯之前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个人。不过既然他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又怎么能理解饶勒斯呢？命运把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弄到一起是多么大的嘲弄！
好心的戴尔图尔把小饶勒斯送进圣—巴尔贝中学读书，每个星期天都把他接出来，对他关怀备至，简直成了他的养子。饶勒斯后来在中学会考中样样名列第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学士考试和教授考试中也都名列前茅，戴尔图尔的高兴心情简直无法形容。[2]
饶勒斯的青年时代是在求学中度过的。他在学校里已经显露出非凡的演说才能，使同学们大为惊异。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能在即席发言中大段大段地引用古代和现代的名家作品，而且用得恰到好处。
饶勒斯在的1876年入路易十四中学读书，1878年十九岁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1年在该校毕业，与法国大哲学家柏格森一起通过教授考试。
1881年至的1883年，他在阿尔比（塔尔纳）中学任哲学教员，随后去图卢兹大学任讲师，直到1885年。这一年他第一次被选为议员，当时只有二十六岁。由于年龄的关系，议会开会那天他被指定为议会秘书处成员。
他在议会度过了半辈子，约有二十五年左右。在介绍他的议会活动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于1891年在巴黎举行的，由唯灵主义哲学家保尔·查纳主持的答辩会上通过的两篇论文。其中一篇是用拉丁文写的，另一篇是用法文写的。法文论文的题目是：《论感觉世界的真实性》。饶勒斯在这篇论文中出色而雄辩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3]。这篇文章我们将在《饶勒斯的哲学》一章中加以研究。
他的拉丁文论文是：《论德国社会主义的起源》。
他认为德国社会主义同“黑格尔极左派的唯物主义“无关，而是受路德、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这些唯心主义者影响的结果。他认为＂社会主义者曾经是德国哲学的真正信徒，是德意志智慧的一部分。”
首先，这就更加清楚地说明，事件来源于思想，历史学依赖哲学。乍一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英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得特别好，因为，以金钱为根本基础的新的经济秩序主要在英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确实，英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是谁发现了英国的经济发展并把它描述出来的呢？卡尔·马克思。此人不是英国的哲学家，而是一个住在英国的德国人。如果马克思没有牢牢记住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就不会把英国的全部经济活动同这个社会主义的辩证法联系起来。英国提供了事实，但解释这些事实的却是德国的哲学。在大工业获得畸形发展和经济社会主义产生的条件出现之前很久，社会主义就在德国人的思想中诞生了。
接着，他写道：
总之，要理解当代德国的社会主义，单单研究倍倍尔等人赋予它的特殊的、过渡的形式是很不够的，必须探本求源，就是说必须研究认识和意识的全部来源。所以我研究了路德的基督社会主义，研究了伦理社会主义。
1891年饶勒斯还未参加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是通过书本，通过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性研究才得到的。因此他当时的研究还很不全面。他对德国社会主义发生兴趣，是由于其伦理方面和哲学方面吸引了他。他这篇论文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明这一点：
我们其实都知道，德国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门纯粹的、静思的哲学，它在为铲除现今平民社会的基础而斗争。它不仅是一门学说，而且是国家中的一个政党。因此，哲学本身往往披着盔甲，它跃跃欲试，干预政治斗争。它不仅要过问天上的事，也要过问地上的事。如果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了下来，那么社会主义则把正义从天上带了下来，就是说社会主义要在“思想”的领域内寻求实际的观点来安排地球上的生活。费希特、拉萨尔、马克思、萨埃弗尔既是先驱也是大师。
在深入研究德国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发现其中包含着一门哲学。这门哲学认为在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某种改变事物的形态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辩证法。它认为自由不是在对立面之间进行选择的抽象的能力，不是单个的公民的假想的独立性，而是人类平等和互相结合的真正基础。
……因此，从德国的社会主义中可以看出一门关于宇宙的发展，人类的自由，关于自然界和上帝的扎扎实实的辩证学说
饶勒斯后来在议会中起了非常突出的作用。1886年，他作了一个关于教育的演说，不显眼地开始了他的议会生涯。当代这位最伟大的演说家发表的这篇英国人所谓的MaindenSpeech[4]，在当时给人们产生什么样的印象，现在我们来谈一谈是饶有兴昧的。
《费加罗报》的议会专栏作家写的文章，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后生是不太有利的。他写道：
我们听了一个人们期待已久而且早就准备好的年轻议员的初次登台演说。最近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塔尔纳议员饶勒斯第一次试了试他那年青的口才，昨天还有人认为他说得非常之好。在右翼席上和左翼席上，人人都对他作了一番鼓励，说了一些在类似场合常说的老生常谈的话。全体议员都向他表示热烈的欢迎。饶勒斯要求除国立学校外市镇也有权办一些自己的学校，教授适合本地情况的教材。
这倒有点象空洞无物、调门很高的巴黎大学的文风，共和党寄予最大希望的这位年青演说家的作风由此可见一斑。(《费加罗报》1886年他10月22日)
《法兰西共和报》（甘必大创办）要公平一些。它认为饶勒斯的演说“用语高尚、明确”。《正义报》（克列孟梭主办）说这个演说“很好”，并希望议会能多有“一些象饶勒斯所作的内容丰富、很有说服力的演说”。
从他1885年到他去世(1914年7月31日）为止，饶勒斯一直在为法国的共和制和社会主义而斗争。他最终加入社会主义运动是在1893年，从那以后，他就一直站在为争取实现世俗的和社会的共和制而斗争的最前列。他是这场斗争中最光荣、同时也是敌人恨之入骨的领袖。如果离开整个一个时期的历史，只谈一些生活琐事是不可能把他的一生说清楚的。饶勒斯是第三共和的伟大缔造者之一，是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最伟大的推动者，是近二十年来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最积极的宣传员。他将作为理想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捍卫者，并随着他的光荣牺牲，作为为了人类和平和世界和平而遇难的烈士载入史册。
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饶勒斯是共和的独裁者，他从来不是这种人。他有着高尚的情操，性格善良、纯朴，对这种事嗤之以鼻。不过他所享有的威望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的一个敌人有一天在议会向他叫道：“你一个人就是多数”。这表明，由于他才华横溢，知识渊博，对几乎所有引起争论的问题都能发表精辟的见解，对别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所以在议会中起着最为突出的作用。
他的一些政敌常常喜欢把他说成是家产万贯的绅士。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天才的讽刺小品文作家居斯达夫·德里是怎么说的吧！居斯达夫·德里对于政治家不但生来不会阿谀奉承，而且有一种过分的恶感和不信任的情绪。下面是他对饶勒斯的住所内部陈设的描述：
那一天，我看到一家教会的报纸说，饶勒斯的工作间——同贝苏来城堡相连——陈设极为豪华，“墙上挂着柔软的丝绸”。我想，饶勒斯的工作间是在奥特伊尔的鸽楼上，所以看到这种“挂着柔软丝绸＂的说法不禁叫我笑破肚皮。一间十平方尺的“高高突出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张书桌，此外就是坐下来办公所必备的用品，图书放在书架上或堆放在地上。我所见到的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名作家“书房”的味儿，如同我们在大街上的橱窗里见到的那些溜须拍马之徒故意弄出来的照片所显示的那样。那儿其实没有一件艺术品，没有一束鲜花，甚至连斯宾诺莎那样的烟斗也没有，总之没有摆设任何可以使人在劳累之余赏心悦目，得到片刻休息的东西。饶勒斯就是在这一间清冷、简陋的“鸽楼”里准备他的参加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考试的论文的。
居斯达夫·德里还以辛辣的笔调奚落了资产阶级各大报是如何利用社会党人的分裂来诋毁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写道：
你们尤其不要对我说饶勒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是很可能的，不过这同我无关。我只是对他现在所做的颇感兴趣，并且觉得很好。如果象我们的博士先生们所说的那样，他干的那些事不是社会主义的，那我为社会主义，也为博士先生们感到遗憾。不过，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博士先生们错了。证据不是从马克思那儿，更不是从洛贝尔图斯那儿找来的，而是从自吹看问题全面的资产阶级报刊上找来的。《时代报》和《费加罗报》的热心卫护者们把饶勒斯同盖得正统派加以比较，教训饶勒斯什么是社会主义。听到他们那些奇谈怪论真不知叫我有多高兴。“啊！”他们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叫道，“你们还是同我们说说盖得吧！此人至少是言行一致的。他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整体，主张全面地搞，马上就搞。不同资产阶级妥协，对资本家决不留情！好！说得好！同这样一个对手打交道，你马上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一切资产阶级分子都不放过……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光明正大！同饶勒斯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小丑比较起来，你们这种高尚的坦率，纯洁的意图以及理论上的毫不妥协给你们增添了多少光彩！啊！还是同我们谈谈盖得吧，他是一个何等诚实的革命者！无怪乎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都支持他……
攻击和诽谤饶勒斯的文章多得不可胜数。单单法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报纸《时代报》每天都要发表一篇——有时是两篇——攻击他的文章。可是他的私人生活无可指责。饶勒斯死的时候一贫如洗，然而他从来不装出一副穷酸相。各党派，包括最反对他的人，最后都对他表示赞扬。象《时代报》所说的那样，承认“思想极端敏锐”，为人无比廉洁正直”。(《时代报》1914年8月2日)
他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在他加入社会党之后，真是一场道道地地的战斗。饶勒斯很少谈到他自己，但在1908年图卢兹代表大会上，他谈了他在卡尔莫选区受到了怎样的攻击。
饶勒斯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发现资产阶级各个政党是有区别的，他说：
要是说，我们在事实上平常对其它党派，不管是哪一个，都不做任何区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是假话，这是不真实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和斗争环境，我要说事实并非如此。你们一定以为我这个议员成天想着再度当选。我想我已经向党表明了我的态度。当我面前多次出现比较顺利的——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斗争环境时，我仍然坚守在一个选区，那里的各派力量明显地势均力敌，靠着我的同志们和我自己的英勇顽强的努力，我才和我的那一小批卡尔莫矿工保持住社会主义的旗帜；我想我已经向党表明，我对于眼前的、纯属个人的成功没有什么无聊的考虑。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在竞选当中，支持我的只是为数很少的矿工。我到乡村里去，到塞纹尼的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观点——啊！直截了当地说，我从来不是那种把旗帜哪怕只是略微卷起一点来的人。我到那儿去，到塞纹尼的崇山峻岭去，那儿的矿主在农村拥有大片森林，他同教会的势力，巫师的势力，同唯我独尊的天主教培训出来的愚昧的山民勾结在一起，其权力大得无边；我走在路上，遭到了袭击，那是实实在在的袭击，不是嘘声，而是木棒和石块。四周的篱笆和灌木丛后面埋伏着人，从那儿突然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矿上的打手，矿主的仆从，教会的牧师全部在等着我，可是正当我要落入他们的埋伏的时候，那些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着不受任何公式束缚的自发阶级斗争的激进派、无名的乡村医生、小土地所有者和民主主义者把我救了出来。他们把我救出险境以后又帮助卡尔莫的工人坚定其争取自身解放的决心，同矿主、资本家、教会展开斗争……在这次斗争之后，我不会说，我对那些给我设圈套的人和那些帮助我摆脱险境的、有民主思想的人不作任何区分。”（《1908年10月15日至18日在图卢兹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巴黎版，第363-364页）
饶勒斯是弱者和贫苦大众的坚强不屈的捍卫者，地方当局和企业主想用武力征服他，但根本办不到。政府当局于是站到反动企业主一边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从而使得这位卡尔莫议员向选民的汇报演说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械斗。因此，饶勒斯在的1895年向他的选民发出了呼吁：
卡尔莫的公民们：
四个月来，我这是第三次向你们汇报你们委托给我的使命，可是我第三次被暴力所阻。
我昨天获悉，敌人组织了一群暴徒在火车到达的地方等着我，一场械斗很可能会发生，于是我改了道，换了时间来了，以免发生任何刺激人心的事件。
我们现在是第三次面临着真正的阴谋活动。敌人想干什么？他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我们全都一清二楚。他们知道，引诱和恐吓无法让我们放弃社会主义的信仰，于是想用饥饿来征服我们。警察局、玻璃厂和矿上已经商量好，只要我一向你们汇报工作，他们就乘机挑起武斗，警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们将逮捕、诬陷我们的人，把他们一批一批送交法庭审判，然后从矿山开除出去。他们指望，我们的人由于失去工作和面包，最后只能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样，那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可耻的胆小鬼们将可以把他们制造的贫困推到社会主义身上。
因此，我们不能中他们的奸计，直到新的命令下达之前，一切游行示威，一切公共集会都要停止举行。为了制服我们，警察对我们虎视眈眈，老板想把我们饿死，他们别想我会中他们的圈套。
我们不能做一些徒劳无益的事情去对付当局的无耻行径。政府已经告诉你们：人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一条出路，那就是武力。
当局既然动用暴力，那么人民也可以使用暴力。这些家伙头脑发昏，他们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对他们的愤怒和蔑视，后果将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革命的一天必然会到来，你们放心地等着吧！告诉你们，我现在虽然不让你们去经受无谓的痛苦，受他们策划已久的迫害，但是到那时，我将出现在你们队伍的最前列，同你们一起参加那重大的决定性的战斗。
饶勒斯尽管是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声音响彻各个文明国家，可是往往只要损失儿百张选票，他就一句话也没法讲了。通过自己的切身经历，饶勒斯由此断定，这种乱糟槽的区域选举制只是为某些小集团和个人扼杀全民族的代表提供了方便。因此，他不遗余力地为建立一个按一定比例进行的、简称为R.P.的选举制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饶勒斯的敌人并不满足于在政治上用一切办法攻击他，他们还把他家中的私事翻出来加以利用。1901年，他们抓住玛德莱妮·饶勒斯小姐的第一次圣餐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虽然饶勒斯一向不愿谈及个人的私事，现在却不得不再度把他的私事公诸于众，以便消除他和一部分社会党人之间正在形成的某种误解。他在《小共和国报》上——1893年以来，他一直为它写稿——发表了他的《理由》，这件事做得非常漂亮，表现了很大的自重和尊严。这篇文章对于研究他的生平颇有价值，下面是该文的主要部分。
三个月来，教会的报纸经过精心的策划，发表了一系列奇文，说我让我的女儿进行了她的第一次圣餐式。有些人喜不自禁，对我竭尽污辱和嘲笑之能事，有些人则困惑不解，十分痛苦。我们的敌人不顾事情的真相，作了许多想当然的解释，造了许多无耻的谣言。他们说这个宗教仪式体现了我本人的意愿，我本人的信仰，还说我在党内玩弄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两面手法。
这是造谣。
我从小时候起就不信仰任何宗教，任何信条。维尔弗朗什－达尔比热瓦的神父违反正常做法，在修道院的一所房子里开设了一个面向全教区儿童的教理讲习班，这件事我曾向大学稽查处反映过。我们的敌人对此大肆歪曲，说我让教友会负责我女儿的教育。
可是，我要再说一遍，我女儿的教师一直是世俗教师，她一直在世俗学校——塞维尼中学和莫里哀中学——读书，现在还在莫里哀中学。
图卢兹的一名前小学教员拉莫来尔曾要求从该城的预算中拨出一部分钱来为他那庞大的计划提供资金，我作为公共教育部的督学拒绝了他，教会的报纸利用他对我的怨恨，竟然造了那许多谣言，如此恶劣地歪曲事实！
不过，说实在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同这件事有关的不仅是我一个人，而且是绝大部分党员。那么问题何在呢？
大部分共和派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家中的女孩子既不是教权派，也不是不信教的人。她们成为妻子和母亲之后，不愿意整天过着刻板陈规的清教徒生活。她们对顽固狭隘、不容异端的思想深恶痛绝。做丈夫的和做父亲的不信宗教，也不参加宗教活动，她们对此并不介意。她们或者不关心政治，或是即使关心，也不愿意教会干预政治，不愿意牧师干预家庭生活。她们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死板的、令人窒息的教育：她们希望他们同整个现代生活一直保持着联系。因此，她们不是教权派。
但是，除极少数外，几乎所有工人和资产阶级家中的妇女至少在思想上和心灵中仍旧部分地信仰天主教和天主教传统。她们没有表示过不信教。他们在认识上和哲学上没有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不同于天主教的世界观。假如没有天主教，她们便失去了精神生活的全部支柱。
此外，她们还把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结婚、生孩子、死人——同宗教传统联系在一起，不过她们不愿意宗教传统具有独一无二性和排他性。而且，她们不认为自己有权利让孩子们同宗教传统断绝关系，因为她们自己就没有断绝这种关系。让他们同信仰其它宗教或是不信教的儿童一起自由自在地成长吧！老师会教导他们怎样思考，怎样想问题，绝不会向他们隐瞒任何人类思想的成果以及科学上的成就和假说。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活和自由这两个伟大的教育家。等孩子们逐渐学会在思想上自己照管自己之后，他们是继续遵循还是放弃宗教传统，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但她们认为自己没有权利贸然进行干预。
法国绝大多数天主教妇女都是这样想的。她们不受教会决定的摆布，也没有摆脱宗教信仰。
假如我们当中有一位资产者在十年前、十五年前或是二十年前娶了一位在这种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姑娘，假如他在结婚的时候还未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或者只是参加了一个温和而稳健的、愿意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实行妥协的政党，虽然他本人是不信教的，但他对于在教堂举行婚礼并没有顾忌，同意举行宗教仪式来建立他的小家庭。但如果他本人后来对于社会、世界、生活逐渐有了比较大胆、比较革命的看法，对非正义的事情嫉恶如仇，并通过学习和孜孜不倦的探求真理而走上了主张社会革命的道路，如果此后他又在国家生活的重大危机中同教会发生了更加激烈、更加直接的冲突，那么他可以用武力强迫他的亲人跟着他走吗？在共同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他可以把那些他在结婚时所迁就的宗教礼俗撇在一边吗？构成他的家庭的共同基础是妥协，他可以凭借个人意志，也就是凭借暴力把这种妥协砸烂吗？
这就是生活不仅向我，也向十分之九的党员提出的问题。我知道，事实上，大部分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作法同我一样。
不过，有些人被这个问题苦恼得慌了神，只是一味寻找机会污辱一个对手或是贬低一个战友，我为他们感到痛心。我按照自己的良心进行了回击，如果这些早已料到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攻击竟然会使我后退或是彷徨无主，那我简直是一个可耻的懦夫。
我从来没有说过（教会玩弄诡计和进行无耻造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必须以暴力废除家庭里和国家中的旧的宗教信仰，我从来没有说过社会党人应当使用暴力反对妻子和母亲的思想意识而不能有任何苟同。我从来没有说过社会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应当在国家机器中使用暴力废除传统的迷信。我历来主张逐步摆脱宗教迷信和束缚，发挥知识和理性的内在力量。
我不仅从来不主张以暴力反对任何宗教信仰，而且从来没有使用过那种叫做辱骂的暴力形式来对待宗教信仰。我不认为我们靠拳打脚踢可以解决宗教问题。
其它的社会主义者，其它的党员有别的作法，我无权指责他们。教会加在各民族身上的桎梏做得那样巧妙，变本加厉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以致于可能有许多人竟然需要采用污辱他人的办法方可确信自己不再信教了，我倒希望我们大家都采用别的途径来摆脱宗教的束缚。加尔马寥尔的粗俗的歌词：
把基督送到牲口圈里，
把圣母送到臭粪堆上。
每次听到我都觉得十分刺耳，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歌词粗鄙不堪，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与其说是反映了思想的自由，不如说是反映了一种软弱无力的、神经质的反抗。
对于饶勒斯的这些理由，如果再作多余的评论，只会显得画蛇添足。不过我们还是要指出一点，他个人生活中出现的这个风波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应当怎样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同自己的社会主义原则协调起来。一个社会主义者，就是一个不得不生活在他所谴责、所痛恨——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旧社会中的新人。由此而产生了许多苦闷，许多非常痛苦的斗争。他往往需要有极其坚强的毅力和理性，以及外界有利条件的配合，方可或多或少地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只有那些思想意识和社会主义信仰在这场斗争中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人才有资格责备那些没有完全处理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生活同自己未来社会的世界观的关系的人。可是我们越是接近于实现我们的理想，则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越是不仅令人向往，而且是可能的。
饶勒斯的整个一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一生，是为寻求权利、正义和真理而不间断地英勇奋斗的一生。对于仇恨他的人，他总是客客气气地以礼相待，总是设法通过说理，通过斗争，极为耐心地说服对方。他常常把日常斗争的纷扰和低级无聊的争论撇在一边，集中精力考虑一些高深的问题，埋头工作。对他说来，工作是一帖医治百病，清除身上庸俗的东西的良方。从这一方面看，他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就是意味着人人工作，人人参加创造性的劳动，而饶勒斯一直是积极地在他所接触的一切问题上努力作出建树的。
[1]参见阿·莫利尼的出色研究文章——作者注
[2]1901年里昂代表大会期间，又一次饶勒斯同维维安尼、费鲁和我在一起用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的恩人陪他去参加一次考试时，用手抚摸着他，其激动的心情简直像是看重了一匹很有希望的赛马一样。——作者注
[3]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的女婿沙尔·龙格曾告诉我，唯灵主义者查纳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教授哲学已经三十年了，第一次看到像饶勒斯这样的天真汉真的以为感觉世界是存在的。”——作者注
[4]英文：指议员的“处女演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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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第三版序言
本书于1916年问世以后，前两版在几个月内便销售一空，这次出第三版没有改动。
这一本关于饶勒斯的书，虽然是我在他死后几乎立刻就写出来的，但现在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删除。本书在结构上也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动，因为我在叙述饶勒斯的生平和思想的时候，总是尽量把自己隐去。我是想对饶勒斯的思想作一全面介绍并阐明其历史意义和完整的统一。
我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了解饶勒斯，而不是为了反对他。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和各方面对本书的评价——比如卢阿纳和瓦扬的评价，他们既是饶勒斯的好友又是饶勒斯主义反对者托洛茨基的好友——都说明我这样做是有益的。
没有比了解和真正理解饶勒斯更为艰难了，因为他的著作卷帙浩繁，又很零散，广大读者难以得到。需要经过多年的劳动和无穷尽的研究方可搜集到必要的材料，写成综合性的东西。各方面的人士都对我说，我在这方面是成功的，因此没有理由再更改本书的写作原则。
不过，我本来还想对本书补充下列几章：
一、饶勒斯的思想发展过程
通过对饶勒斯的著作的初步研究，我确信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各个时期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用一些材料和语录来说明这一点应当是很有意思的。
二、根据大战期间和大战之后的形势分析饶勒斯的思想
国防问题除外，饶勒斯所遵循的政策同他死后至今在各国相继成立的内阁中占上风的政策是截然不同的，用材料证明这一点在我是十分容易的。仅举一个例子来说吧，饶勒斯从来就没有同意过这样一种观点：在其它国家没有裁军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可以先行裁军。他一直认为单方面的裁军经常会引起战争。
此外，还可以根据这次世界大战的形势来批评他的民主主义信仰和乐观的改良主义。饶勒斯如果能活着看到这次战争的话，他那向来敏锐的思想定可从中得到不少裨益。
如果把世界战争排除在外去评价民主和改良，那就完全失去了批评的意义。
三、饶勒斯和饶勒斯主义
饶勒斯遇到了卡尔·马克思和蒲鲁东遇到过的情况。蒲鲁东曾经不承认“蒲鲁东派”。马克思在谈到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时也曾说过：“仅就我所知道的来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饶勒斯可能也对他的信徒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一个饶勒斯主义者。”
我本来还应当对纯粹同生平有关的部分作一些补充。饶勒斯的弟弟——海军中将，巴黎议员——在这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线索。对此我表示感谢。
这本书的篇幅已经相当可观，如果这样补充起来，那就显得太长了。所以这些问题只好留待今后有机会时再谈。
沙尔·拉波波尔
192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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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史（1904）
前言
这本书主要是为纪念国际成立四十周年而写的。当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运动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直接领导这个运动的一代已经与世长辞，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为继承先辈的遗志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时候，为了运动的发展和成功，需要使正在成长的青年弄淸楚自己同精神先辈和先驱们的斗争和胜利的内在联系，使他们知道，他们的立足点是什么，他们在什么基础上进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举行一些纪念日，不仅仅是为了履行仪式，不仅仅是为了对某个历史事件表示自己的敬仰；工人阶级举行纪念日，是为了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来考察自己的过去，同时根据与自己最近而且最有远见的一代伟大人物所预先指出的一切道路来检验自己运动的方向。
至于谈到第一国际的历史著作，那末对它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同国际的联系比任何一国的工人运动都要薄弱。这种说法听来好像是奇谈怪论，然而却是正确的。这是历史事实，虽然从另一方面讲，任何一个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像德国工人党那样准确地遵循着国际的创建者为整个运动指出的道路前进。正是旧国际和德国发展之间的这种和谐才防止了二者之间的背离，而在几乎其他一切国家内，工人运动都同国际背道而驰。在任何地方，国际工人运动的民族分化过程都没有像在德国那样平静。这也说明了关于国际的历史文献在德国特别贫乏的原因。在法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同国际的背离都是在非常激烈的论战中发生的，在这种论战文献中充分表露出了国际的内部历史。因此，法国、英国，总而言之，所有外国党都掌握有关于国际的丰富文献。可是在德国，关于国际的文献却极为贫乏，如果不算默林的卓越著作和个别文章中谈到党史的部分，那末出于党员手笔的文献是非常少的。
不过，所有这些外国文献在目前仅仅具有历史资料价値。它主要使研究国际史的专家们感到兴趣，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只具有次要的意义。我写这本简史的目的，就是要复活那些被遗忘了的事件，对它们的创造力量和破坏力量提出评价，并阐明那些使国际在为时不长的几年内达到了繁盛强大顶峰的事实，以及使国际突然解体的那些势力。
因此，这本着作首先是为了满足德国读者的要求而写的，它是撰写国际专史的第一个尝试。但是，作者希望它也能引起外国读者的注意。卡尔·马克思的伟大信念已经被证实了：他始终寄予最大希望的德国无产阶级，在七十年代初虽然还太软弱，太分散，不能举起从国际的领袖手中脱落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但是，德国无产阶级在自己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所走过的，正是卡尔·马克思指出的国际所应当走的道路。德国成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典型国家，新国际的精神中心。目前，这个新国际，除了少数例外情况，都是站在《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的旗帜之下。所以，德国工人运动现在可以把国际的历史看作是自己政治意向的另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表现。同时，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不仅可以用德国成就的规模（因为，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虽然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前途多望，但后来终究落到了当时受到轻视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后面）来测量自己落后的程度，而且可以认识自己落后的历史原因。这种原因也就是造成同国际发生历史性的背离的原因，而这种背离不仅是在理论上同国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意向的背离，而且是向非科学的蒲鲁东主义，向狭隘的单纯工联主义，而有时甚至是向无政府主义及其破坏性倾向的倒退。
作者是根据弗兰茨·默林同志的建议并在他的积极帮助下出版这本简史的，同时还得到我们党的老战士和热心的档案管理员尤利乌斯．莫特列尔的宝贵帮助，他把总委员会多年的委员海尔曼．荣克遗留下的文件交给作者支配。不过，在一本篇幅不大但起码要阐述国际史中最重要事件的简史中，不可能利用荣克遗产中的全部珍贵材料。经常所能做到的只是利用从这些材料得出的新观点，而材料本身则多半是作为整理和考核事实的佐证，而不是作为肯定的事实和文件来运用的。作者准备以后在这本简史的补充和修订版中公布上述材料，包括这些材料中那些看来只涉及一些详情细节和个别人的文件。因为国际是在事件繁多和厄运交织的时代进行活动的，任何详情细节都是有意义的。
这本着作的篇幅在编写过程中突然增大。作者本来只打算写一本第一国际史纲，但后来这个史纲的个别部分几乎扩大成长篇专题历史论文。在作者走上无人走过的道路，研究从未被利用过的资料（例如叙述国际在英国的历史）的时候，这种情况特别明显。在这些章节里，作者为了验证自己的结纶，会引用了大量资料。尽管如此，作者意识到，当代人的文件中有许多丰富珍贵的史料仍未为作者所掌握。如果有人对拙著提出建议和指正，作者将不胜感激。作者本人比谁都淸楚，第一国际历史的空白点是多么大，如果作者能够做到为编着第一国际史奠定第一块基石，将感到非常满意。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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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亲笔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饶勒斯给拉波波尔的一封亲笔信
饶勒斯的这封信有几处对于研究他的生平很有用。此信是他在1901年8月26日从阿尔托附近的贝苏来寄给我的。信中提到的那本小册子是他关于埃米尔·左拉的小说《劳动》的一篇讲稿，该讲稿是由我在我的朋友卡西米尔博士创办的《工人和社会党人丛书》上发表的。
这封信还谈到了他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中的《国民公会》那一卷和我在1901年发表的一本小册子：《皮埃尔·拉甫罗夫的哲学》以及我于那一年在居斯达夫·卢阿纳主办的《社会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沙·拉·
亲爱的朋友：
需要改动的地方，完全拜托你了。我原来以为不必要再作任何改动，所以没有把校样留下来。不过你的法文文笔很好，完全可以作一些小的、有益的改动。
我有一种怪癖：不愿意再看过去的东西。
请不要过分责备我。你想一想我每天琐事繁多，忙碌不堪，此外，还要写《国民公会》这样大的题目，如果草率从事，等于给自己脸上抹黑。告诉你，我同你的友情是牢固的，真挚的；你喜爱我，并有着崇高的理由，我对此深为感动。如果你在8月28日，星期三，五点钟到《小共和国报》来，我将很高兴能见到你，我刚刚到巴黎两天。假期当中我没有收到《社会主义评论》。离开巴黎时我想带上一份，看看你那几篇文章。我觉得你的拉甫罗夫很有意思，很重要。
忠于你的
饶勒斯
8月26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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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作者的话
我想简单写几个字，请读者原谅我的自不量力。
我没有多大的奢望，只想把饶勒斯的思想及其时代背景记录下来。确实，我这本书本来可以叫做：饶勒斯自述。最能使人了解饶勒斯，喜爱饶勒斯的，还是饶勒斯本人。
此外，在叙述他的主要经历和业绩的时候，我曾努力找出其基本思想和指导原则。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终于发现他的全部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同他的不为世人所知、因而特别被人忽略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拙作倘若果能“再现”饶勒斯的业绩，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我也就为服丧中的法国和人类作了一件好事。
同时我也尽了一点义务。
因为，饶勒斯这位心地善良、捍卫真理的伟大天才过早地离开人间，给法国和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现在我们特别需要具有他的这种品格——，为了至少部分地弥补这一损失，我们必须对他的业绩加紧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随着他的光荣牺牲，他的业绩将会永远放射出无比灿烂的光芒。我们社会党人就是主张用这种办法来为这位伟大的死者报仇雪恨。
血肉横飞的世界目前正经历着严峻的考验，此时此刻他那高超的话语对我们正是一种很大的鼓舞力量。同时，不论在今天还是在将来，他的话都能给人们以很大的教益。
最后，我要在这里感谢“解放者合作社”那些英勇无畏的无产者们，他们不顾一切风险，勇敢地主动承担了本书的出版工作。
饶勒斯的朋友们将会满意地看到，这第一部研究这位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不朽捍卫者的书所以能问世，完全是由于一个工人合作社热心努力的结果，而对于这种合作社，饶勒斯在其光荣的一生中一直是一个积极的支持者。
沙尔·拉波波尔
1951年“五一节”，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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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法〕让·饶勒斯->《饶勒斯传》（1915）
法朗士给拉波波尔的信
亲爱的朋友：
我刚刚读完你的关于饶勒斯的大作。全书从头至尾我都很欣赏、赞成。只有你能够这样全面地介绍这位广博的天才。还在你刚为这本书拟就腹稿的时候，我就答应过给你写一篇序言。现在，这本书情文并茂，完全超出了我的料想，我岂有食言之理！因此我将根据你的想法，给你写一篇序言，表示我对当代这位最伟大的天才的敬意。不过，当此战争期间，这篇东西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一俟和谈开始，我将尽力写一篇与阁下的大作相称的文章交给你。战后，你努力使之再现的饶勒斯的智慧和业绩将给我们以指导和启示。
亲切地握你的手
阿纳托尔·法朗士
1915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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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关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第一章关于发展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及作为系统变化的全球化
第二节从世界经济到全球经济
第三节经济的跨国化：一些经验参考值
当今世界，还有谁不在谈论全球化？“全球化”一词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企业界，用来指当时许多跨国公司开始获得的世界范围的前景和业务。到了90年代，全球化一词进入了公众话语，并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但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界定却充满了争议，甚至出现了许多片面的、分歧的甚至经常是冲突的解释。[1]考虑到这些解释背后的政治含义，很明显的一点是，全球化至少已变成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由于现在对全球化一词的确切含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因而出现了许多种相互竞争的定义，各自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解释社会现实。例如，全球化是指一个过程还是一种状态？它是20世纪末最后十年的一种新现象吗？它是资本主义和现代性数个世纪的扩散的终极产物吗？它抑或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全球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过程的核心吗？是否最好应该把全球化看成是先前的历史过程的延续，即量变？或者我们应把它看成是历史过程的断裂，即质变，或是一个崭新的时代？
正如人们能够看到的那样，对诸如全球化这样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含义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纯粹语义学的范畴。对于此类概念的争论舞台成为政治冲突的一个主要的前沿阵地。这些概念的含义与它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以及人们将参与的某类社会行动密切相关。与全球化相关的两个问题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首先，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变化对世界上大多数人而言，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其次，全球化进程是难以控制的（如果确实如此，我们最好还是“弃敝屣，顺时势”）还是可以改变的？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并没有就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达成一致。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赞同以下两个观点：第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变化和社会转型的步伐在20世纪后半期急剧加快；第二，这一社会变化与世界上人与人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联系相关，即约翰·汤姆林森（JohnTomlinson）所说的“复杂的连通性"。[2]
本书的宗旨并不是要系统研究有关全球化争论的方方面面的细节，实际上已经有不少著作对此进行了探讨。[3]本书着重关注作为全球化核心的两大重要的结构性进程：跨国资本家阶级（transnatinalcapitalistclass，TCC）的崛起和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state,TNS）的出现。但在对这两种现象进行集中分析之前，我需要对有关全球化争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仔细梳理，并提出自己的全球化观念。我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论题或称学派，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我和其他接受这一看法的人相信，全球化代表了500年前所产生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新阶段。因此，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4]我们相信，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和动力，也就是说研究它是如何历史地演变的，又是如何发生着变化的，将会给予我们理解全球化的钥匙。用更加学术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学派认为，全球化大体上可以通过注重方法论的、唯物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来加以解释。
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主题分别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作为对这两大主题的序言和背景介绍，我将在本章提出自己关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亦即我的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过渡的理论，这种过渡构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但不是自身的断裂或中断。
第一节资本主义的各个时代及作为系统变化的全球化
1．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期
从理论上讲，全球化在本质上可以被认为是数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扩散这个长过程的顶峰，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所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联系形式。诚然，人类社会的构成总是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相互联系。但资本主义是将其他所有的类型都合并为一个单一的社会形态的首个社会形式，并产生了世界体系理论所说的“现代世界体系"[5]。随着旧的封建制度的没落直至消失，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体系，开始在500年前的欧洲发展。与过去的封建体系，甚至与人类所知的所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体系不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扩张的。为了生存，资本主义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新的廉价劳动、土地、原料（农作物和矿产）等资源和市场。
这种扩张的驱动力导致了同欧洲列强对其他国家的人民和社会的征服和奴役联系在一起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生。从1492年到1530年代，拉丁美洲成为第一个被征服、遭受殖民奴役和被吞并进这个不断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大陆。在非洲，这一过程始于16世纪的奴隶贸易，到了19世纪90年代，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正式被吞并为欧洲的殖民地。亚洲从1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中东地区则是从18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也遭受了相似的命运。[6]500年的殖民化进程是极其残暴的。数亿人在殖民征服战争中丧失了生命，许多种族和族群从地球上彻底消失，遭到灭绝。整个社会都被打乱甚至陷入倒退。卡尔·马克思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血腥崛起有一段非常脍炙人口的描述，他称这一过程为“原始积累”，或前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最初的转变。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卖出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在不断增加。
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的征服与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圣经》上说，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脱脏的东西。[7]
对某些人来说，资本主义这500年的扩张进程构成了全球化的定义，但在我看来，把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与早期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进行分析，会使我们获益良多。历史分期是社会科学家的一种分析工具，它被用来强调社会在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期可以使我们确认这一体系自500年前开始至今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全球化代表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即在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根本性变化，它改变甚至改造了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一体系的机能。全球化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时代，即它的第四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挣脱欧洲封建制度的束缚，破茧而出，并且迈出向外扩张的第一步，即所谓的探险和征服期，其标志性事件是哥伦布到达美洲。这一时期是重商主义和原始积累阶段，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第二阶段是竞争性或古典资本主义阶段，其标志是工业革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两大事件是法国大革命以及18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制造业革命。这一阶段跨越了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Bobsbawm）在其重要的历史著作中宣称的“革命、资本和帝国的年代"[8]。世界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公司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单一世界市场得以巩固，世界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基础上被组织起来。这一阶段经历了金融工业集团的诞生，帝国列强之间剧烈的战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选择方案的出现，借用霍布斯鲍姆论述20世纪历史的著作标题来说，也就是“极端的年代"[9]。至此，我们可以断定，第一阶段为1492~1789年；第二阶段一直到19世纪末；第三阶段则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
今天，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第四阶段，即全球化的初期，其标志一方面表现为技术上的芯片化和计算机化（“信息时代的符号”），另一方面则在政治上表现为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尝试的崩溃，以及试图提出一个取代世界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整整一代人的失败。20世纪晚期的剧烈动荡，用政治学家约翰·鲁杰（JohnRuggie）的话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开始”（epochalthreshold）[10]。70年代是经济大波动的十年，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世界资本主义正是在这十年开始发生了深刻的结构重组。[11]在经济大波动的背后，世界资本主义从民族国家阶段一各自拥有不同的体制、组织、政治和管理结构一一向跨国家阶段过渡。这一仍在形成的资本主义跨国家阶段是在质上崭新的阶段。
那么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呢？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迫使其向外扩张。现在，我们需要对这一体系的本质和动力学做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互动形式下进行的生产——我将其称之为“资本一劳动关系”（capital-laborrellation）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其目的在于通过一个追逐利润的市场来交换生产出来的商品。为了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阶级，他们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例如没有土地可供耕作或没有工具或厂房来进行生产。这就是工人阶级。同时还需要另一个阶级，他们拥有生产资料，因而需要劳动的供应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从而得以生产并出售商品，以获得利润。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资本—劳动关系就是一起投入人们想要或者需要的商品生产过程的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
当然，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人们就一起投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这样的生产作为集体劳动过程，乃是我们人类的本性。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体系或生产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人们投人生产过程的目的是通过交换产品以获得利润，而且这一生产是通过资本一劳动关系进行的。例如，通过集体拥有生产资料，即我们所说的“公社制度”（communalsystem），人类能够以平等合作的方式从事生产；或者通过一群人奴役另一群人，即奴隶制度，人类也可以一起投入生产；在封建制度中和奴隶制度中一样，一群人（地主）控制了以土地为形式的生产资料，但是生产并不是以商品生产进行的，即并不是特意生产人们想要或需要的产品，以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来获得利润。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是“自由的”。与奴隶或农奴不同，工人并没受到人身强制来为生产资料拥有者工作。但是，由于工人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在饥饿的煎熬下，不得不通过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工资，以在市场上换取生活必需品。人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例如通过殖民征服或向债主抵押土地，就是原始积累。它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行提供了最初的条件。
2．世界资本主义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
所有这些与全球化有怎样的联系呢？记得我之前巳经把全球化定义为数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扩散的顶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所有前资本主义关系。我这样说的意思是指，到21世纪早期，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市场，并且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还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之外，并且也不再可能在大范围内出现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通过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得以扩张，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或商品生产取代了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扩张。第一，商品化不断地向原先不属于商品生产这一体系的地区扩展。这一过程被称为广度的扩张。第二，商品化不断加深，人类活动中原先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范围的部分也被纳人到这一逻辑之中。例如，在公共卫生和教育体系中，提供医疗和教育本来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投资者谋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和教育需要。但是，当这些体系被私有化之后，即当它们被移交给私人资本家，由他们“掌控”之时，卫生和教育的供给被用来为这些投资者制造利润。谁有钱为其医疗或教育埋单一一在市场上进行购买一一谁就能得到这些服务；否则，就得不到服务。医疗和教育就这样变成了商品。商品关系对原先不属于赢利逻辑的社会生活领域的渗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在深度上的扩张。
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商品化既不断地加深（深度上的扩张）又在全世界不断地向外扩张〔广度上的扩张〕。全球化意味着资本主义数个世纪以来在广度上不断扩张的长过程的顶峰。这一广度扩张的最后一个阶段始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对辽阔的亚洲和非洲进行殖民统治的殖民化浪潮，结束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前苏联集团和第三世界革命国家的重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着一次引人注目的深度扩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在取代全球一切地方的残存的前资本主义关系。资本原始积累的时代行将结束。那些束缚资本主义的文化和政治体制正在被清除，从而为全世界社会生活的彻底商品化或市场化铺平了道路。人类活动的非市场领域一一国家管理的公共领域以及与社群和家庭有关的私人领域一一正在被打破，正在走向商品化并被移交给资本。因此，资本主义在20世纪晚期开始了一次引人注目的新扩张，一次深度而非广度的扩张。由于全球化并不包括早期的地理扩张，例如新领土的征服，因此资本主义的这次扩张并不像过去那么一目了然。另外，随着资本主义体系领域的加深而不是扩大，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正在侵占原先不属于该体系的一切公共及私人领域，并使其商品化。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部分以及随后的几章中，详细了解这些观察的重要意义。
伴随着旧的殖民体系及其劳动控制和财产关系的殖民模式的瓦解，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急剧上升，国际生产中劳动密集型阶段向穷国的转移〔工厂外移现象），以及市场关系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渗透，等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急剧扩散。这一扩散的特点是资本在全世界更快速的流动及其在最广泛地区的渗透。这种渗透的固有本质是资本一劳动关系（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戏剧性的方式渗透到前资本主义的保留地，它摧毁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使经济活动商品化。这就导致了迅速的阶级重构，包括农民这一群体的加速无产阶级化，在这一进程中，农民因失去土地而成为工人，从而形成了新的农村与城市的工人阶级。在全球化阶段，全世界的这些新的工人阶级大众被带入到直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这一进程（劳动力对资本屈服）的边缘界限推进到了极限，以致世界上每一角落的每个人都被卷进资本的轨道”。[12]
如果我坚持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阶段，其特点是所有的国家和人民都被卷人资本主义体系，那么就会有读者问我的分析是否与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不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理论很早便指明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民族国家只是一个更大单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并且指出国家发展受更广的世界体系制约——实际上，有些世界体系理论甚至认为前者由后者所决定。[13]我并不同意这些说法。然而，我对全球化的理论命题与世界体系理论存在着几个关键的区别。在此我想强调的是，世界体系理论与我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不同的。在这一点上，大多数的世界体系理论家追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而我则采用了马克思的定义。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市场或者交换关系，然而马克思，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则把它定义为生产关系。为什么这一区别很重要呢？在韦伯的定义中，任何用来在市场上交换以获取利润的生产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根据这一定义，如果奴隶或农奴种植的庄稼是被奴隶主或地主拿到市场上出售，这便形成了资本主义。相应的，“现代世界体系”一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生产总是为了在市场上销售以获得利润。而那些采用马克思的定义、把资本主义定义为生产关系的人则强调，在现代时期的很多阶段，一个范围更广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霸权地位的条件下把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链接”起来。[14]因此，美国的奴隶制度并不是一种资本主义方式，而是被链接在更大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上的奴隶方式。直到20世纪晚期，拉美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还是封建性质的，尽管其农业产出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出售。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工业是通过非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组织起来的。这一区别并不仅仅是语义上的区别，它与全球化的讨论相关。赞同韦伯观点的立场意味着全球化仅仅是资本主义在500年的老过程的量的强化，而赞同马克思观点的人们则认为全球化下量的变化让位于质的变化，这对宏观社会分析具有很重要的启示。就定义而言，世界体系的研究并不能表达我所提出的全球化概念，因为它只是满足于强调全球化是联系和系统交流的数量上的强化。随着我对全球化的概念，尤其是对从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过渡的理论的详细描述，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将会变得清晰起来。
第二节从世界经济到全球经济
全球化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跨国家的新阶段。全球化时代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跨国资本的出现。20世纪的后几十年经历了新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尤其是通信和信息革命，同时也包括了在交通、营销、管理、自动化、智能化等领域的革命。这些新技术使得资本“走向全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新技术也是“面向全球化”的。“面向全球化”的技术所开创的新的积累范式，既要求有一种名副其实的全球规模的经济，并使之成为可能，又要求世界经济的更加普遍商品化。此外，资本家在双重意义上实现了新发现的全球流动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物质上或者政治上，即阻碍他们的资本在世界自由流动的障碍已经急剧减少。在这一进程中，资本的跨国性日益提高。
跨国资本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又为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一社会的特征是跨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进程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球一体化。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同意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进程，它包括了许多不同层次^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的复杂变化。但在如何看待这些维度的主次先后或者是否存在一个主导的决定性因素方面，他们却很少有共同的意见。诸如马孔姆·沃特斯（MalcolmWaters）和罗兰·罗伯逊（RolandRobertson）等社会学家认为，归根到底观念是全球化的推动力量。[15]马丁·肖（MartinShaw）主张政治一军事因素（国家的构成）发挥着潜在的因果作用。[16]其他人，例如约翰·汤姆林森则坚持认为，不存在任何主导的决定性因素。[17]相反，我的全球化则把全球经济的出现视为一个结构性的决定性因素，这与全球资本主义学派[18]的看法大体一致。
1．全球经济与世界经济
什么是全球经济？我的看法是，在资本主义体系进入到跨国家的新阶段后，我们正从世界经济走向全球经济。在资本主义以往各个阶段，每个国家都各自发展国民经济，各国的国民经济体通过在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和金融体系而相互联系。我认为，这种类型的世界社会经济结构便是世界经济。不同的国民经济体和不同的生产方式被“链接”进一个更大的社会形态或世界体系中。各个民族国家在一个由不同的国民经济构成的世界内部划界而治，将各种生产方式链接起来。更理论化的阐述则是，每个国家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积累循环，并通过商品交换和资本流动，对外与其他国家的这种积累循环链接。但是，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生产过程本身全球化程度的急剧提升。全球资本的流动使得资本可以按照一系列促使赢利机会最大化的策略来重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在这一进程中，国民生产体系被打破并被整合到外部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之中。以世界汽车工业为例，在过去，美国的汽车公司从头到尾生产每一辆汽车，然后把它们出口到国外。欧洲和日本的汽车公司在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但是到20世纪晚期，生产一辆汽车的过程变得分散化和分片化，许多不同的生产工序被分散到世界各地进行。汽车不同部位零部件的生产经常在许多不同的国家进行，组装也许在好几个国家进行，而管理则可能通过一台不与现场生产点相连的中央计算机终端来加以协调。到1990年代，按照某位研究者的说法，世界汽车工业已经变成了“跨国家的蜘蛛网……〔正在〕延伸到全球"。[19]汽车制造过程变得如此具有跨国性，以至于最终生产出来的汽车再也不能被认为是任何意义上的单独一个国家的“本国”产品。
在方兴未艾的全球经济中，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不仅瓦解了原先的民族国家的积累循环，而且使之整合到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中来。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在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或生产和积累的全球循环的出现〔参见图1-1和图1-2）。[20]自20世纪70年代起出现的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既使得世界上巨大的生产链和分配链变得分散化，又使其功能一体化，同时还实现了价值的即时运动。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生产过程史无前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的另一面则是跨国资本及其代理人在全世界的经济管理、控制及决策权力方面史无前例的集中化和集权化。
注：每个洲上正方形中的箭头表示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工具及积累的循环。椭圆及其箭头表明了国家和地区循环是如何由国际贸易和金融流动联系起来的，从而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国际市场。这就是世界经济的结构。
注：正方形横跨全球，其中的箭头是双向的，它表明了国家和地区生产工具及积累循环的跨国化，从而形成一个全球化的生产和积累循环，以及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这就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经济的结构。
世界经济和全球经济的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21]尽管无人怀疑经济全球化正在发生，但有关这一现象到底是代表着一种在本质上全新的模式，还是只是历史范型在数量上的扩大，却充满争议。在最近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中，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被过分夸大，它甚至只是一种虚幻现象。他们声称当前阶段仅仅是历史趋势的量的加强，而非在质的方面发生改变的新时代。[22]但是，怀疑论者的这一观点未能辨别清楚跨国界的贸易和金融流动的扩展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全球化二者之间的不同。我认为，前者代表国际化，后者则是跨国化。国际化只是经济活动跨国界的简单扩张，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量变的过程，只能确定一个外延更广的经济活动地理范型；跨国化则在本质上不同于国际化进程，不仅包括经济活动跨国界的地理扩张，而且还包括这种国际上的分散的经济活动的功能一体化。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能够作为一个单一整体实时工作，从而使同时性和真正的机能一体化成为可能。[23]
怀疑论者指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贸易便实现了高度一体化。[24]确实，当时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程度与20世纪末期基本相同。但怀疑论者却未能指出当前在质上出现的新变化。1913年之前的一体化是通过基于国家生产体系之间货物和服务的公平交易，以及以证券投资资本为形式的跨界资金流动来实现的。在这一时期，国家资本家阶级组织起全国性的生产和服务链，在各自的国家疆域内生产商品，然后与别国生产的商品进行贸易。这就是彼得·迪肯（PeterDicken）在其研究全球经济的著作《全球性转变》（GlobalShift）中所说的“肤浅的一体化"。[25]它与发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刻的一体化”形成了对比，这种“深刻的一体化”包含了货物和服务生产的跨国家化。与今天不同的是，在早期的“肤浅的一体化”阶段，国家可以通过倒退回比较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来对国际体系中的经济与政治危机作出反应。
再者，当前阶段与1914年之前的阶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1914年之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参与世界经济，而当前整个世界则变成了一个整体。就“量”而言，20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与此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世界经合组织（OECD）在199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20世纪末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六个不同之处：（1）贸易与世界GDP之比超过了1929年的最高值；（2）资本流动规模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3）通信、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结构发生重大的重构和分散化；（4）跨国公司已经实现了真正的立足全球，拥有“土生土长的”跨国公司的国家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参见第二章）；（5）大量跨国劳动力出现了更为暂时（相对于永久）和频繁的流动；（6）全球化席卷了整个世界。[26]我们还可以加上第七个不同之处，即当前世界的资金流动是通过一体化的全球财务系统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早期由国家银行主导的财务系统来进行的，因为后者在今天已经消失了。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20世纪初期与21世纪初期的质的不同。生产的全球化巳经使得复杂的生产链碎片化和分散化，同时也使得这些链条上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具有分布范围的世界性和功能一体化的特点。然而，生产进程的这种世界范围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是伴随着跨国资本对全球经济支配和控制的集中化而发生的。按照这种方式，全球化正在把世界统一成一种单一的生产方式，一种单一的全球体系，并且促使不同国家和地区整合为一种新的全球经济。
这里，我们可以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循环的公式来说明。资本循环表示为如下公式：
M-C-P-C’-M’
其中M代表货币，C代表商品，P代表生产，C’代表新商品，M’代表货币循环开始时比现在更多的货币，它代表着积累，是通过新价值的产生而出现的包括利润在内的最初投资的回收。[27]在早期“肤浅的一体化”阶段，资本循环的第一部分M-C-P-C’发生在各国的国民经济内部。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之后，利润返回国内，便开始新一轮的循环。在全球化下，P在全球范围内被髙度分散化，因而整个的第一部分M-C-P也被高度分散化。生产全球化下所产出的商品和服务，其市场也是世界性的。利润通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财务系统被分散在世界各地，这一全球财务系统与先前阶段的国际资金流动存在着质的不同。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安·帕罗瓦斯（ChristianPalloix）在其研究资本国际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清晰的历史顺序：商品资本循环是国际化的第一个循环，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货币资本循环是第二个循环，主要表现为证券投资资本进人海外风险投资；生产性资本循环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为二战结束后跨国公司大规模的增长。[28]自帕罗瓦斯70年代晚期提出生产的跨国化以来，这种趋势巳经得到了巨大扩展，它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生产过程的重构、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的分散化。
因此，全球资本主义并木是“国民”经济体的集合，也就是说并非意味着一些独立的实体通过外部交换而同另一些这样的实体相联系。毋宁说，世界资本主义的这个方兴未艾的新阶段是通过“国民”经济体的跨国一体化取而代之。从根本上讲，独立的或“自主的”国民生产体系已经逐渐解体，它们作为整个的世界生产体系组成因素不再具有活力。根据迪肯的说法，直到最近，“从本质上而言，生产、计划、公司和工业等都是国家现象”，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贸易流动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已经变成一个高度复杂的万花筒似的结构，它包含了许多生产过程的碎片化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打破国家边界的地理重置”。[29]
2．全球生产链及弹性积累
由于新技术的全球化以及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和社团〔曼纽尔·卡斯特所说的“网络社会”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从技术层面而言，全球经济已经成为可能。尽管真正的权力和控制仍然严格保持着等级体系，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实际上变得更为集中，但是经济活动的实际组织形式正逐步呈现出分散的水平交错的网络结构的特点，而非过去以垂直一体化为基础的集权型结构。全球经济中新出现的各种经济安排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新的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的转型联系在了一起。[30]福特制风靡于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在这一体制下，大量简单地组织起来的工人聚集在某一生产集中地，从事固定的、标准化的生产流程。之所以称其为“福特”制，原因在于它是在被汽车业巨头亨利·福特采纳后才变得普及起来的。福特强调，一方面，资本家和政府应该通过更高的工资和福利使得工人融入新的社会；同时另一方面，对劳动力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从而进一步巩固在19世纪出现的国家工业资本主义体系。虽然福特本人是一个极力反对工会的工业暴君（他同时还是一个反犹太分子和不折不扣的纳粹崇拜者），但是他最初的基础变革演变成了福特主义，成为国家调和工人和资本家矛盾的一种“阶级妥协”，这其中还包括政府采取措施来规范资本家间的竞争和阶级斗争。[31]在第二章里，我将探讨全球化是如何削弱这一“福特主义”体制的。而在这里，我只关注取代福特制的这一新的后福特主义弹性体制。
世界生产的重新组织是在新的弹性积累模式下产生的，这一新的模式包括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上文曾提及的新技术以及组织创新。全球化的新技术或者说“第三次浪潮”的基础在于信息技术革命，或计算机化和电信化的结合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全球化的新技术还包括新的运输技术，例如集装箱运输、联合运输，以及制冷技术，机器人化和其他的自动化形式，计算机辅助设计及计算机辅助制造（CAD/CAM），等等。新的组织形式包括：新管理技术，垂直非一体化，“准时化”和小批量生产，转包和外包，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跨国商业联盟，等等。这些创新使得生产上的细分和专业化成为可能。生产的不同阶段被分解成一些可分离的组合工序，并且被分散到整个世界。
例如，转包和外包已经变得极其流行，并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的基本组织特点。在资本主义的早期，企业往往在自身内部组织整套的经济生产、分配和服务的流程。在此还是以汽车工业为例，福特汽车公司建立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发动机、传动轴和车身制造工厂，以及其他供给调度、工程与设计程序，等等。生产一辆汽车的工序完全是企业内的垂直一体化，并在企业内加以存储。然而，在弹性生产模式下，这些生产活动的很多甚至绝大部分都被转包给其他只专门从事某一活动的企业。后一种企业成为前一种企业的供给性转包者，当然它也可以承担其他企业的转包工作。同时，这些转包企业又经常把某些更具体的工作再转包给其他企业或个人。这样，那种旧的垂直的等级制度变成了水平网络结构。现在，在典型的跨国公司内部，会计服务、设计、广告、财务、市场、独立生产环节等已经被大量地转包出去，而不是在公司内部组织进行。加工出口区或离岸工厂就是基于这种转包网络“全球装配线”的一个典型例子。以福特公司为例，它把大量的生产工序转包给了墨西哥的公司。这些公司的投资者可能来自美国，可能来自墨西哥，也可能来自第三国。紧接着，这些转包公司又把子业务转包给当地的墨西哥公司或者是其他的跨国公司。[32]《商业周刊》还引用了刘易斯“高乐宝玩具公司（一家真实存在的“虚拟公司”）的案例进行说明。
仅仅有115名员工运转着整个公司。不受公司管理的独立发明家和娱乐公司对大多数产品进行构思，而公司的外聘专家则负责设计和工程技术。高乐宝把制造和包装的程序转包给了中国香港的十几个承包商，这些承包商再把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包给中国内地的工厂。当生产好的玩具运抵美国后，它们又被制造业代销商进行配销。高乐宝甚至不负责收款。它把自己的应收款项卖给了第一商业信贷公司，这是一家托收信贷行，它还负责制定高乐宝公司的信贷政策。简而言之，正如该公司的执行副总裁罗伯特‘高乐宝所言，“搞好关系就是我们的工作”。高乐宝和他的兄弟戴维（该公司的总裁）的工作便是用电话、传真和电报把该公司的各个业务组成一个整体。[33]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转包和外包现象不断扩展，最初只是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例如纺织和服装业、玩具和电子业。但是到90年代后期，这种“离岸生产”已经扩散到一些高技术经济活动中来，例如半导体生产、航天制造和网络信息处理。1996〜2000年，在美企业的外包数量增加了3倍多，一年的支出费用从1000亿美元上升到3450亿美元，其中某些职业，如电话接线员、平面设计师、会计师、计算机编程员和工程师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分散化的重新分配（Iritani，2002，A18）。
这一水平网络结构便是弹性积累模式的特点，它并不局限于企业界，而是已经变成许多甚至绝大多数正式官僚结构的规范标准。例如，美国政府的许多下辖行政机构、公立大学等也把它们的很多项服务，从食品供应到会计、人事管理、工资发放和培训等都转包了出去。
弹性积累的核心在于一种全新的资本一劳动关系。在这一关系下，劳动力本身变得“具有弹性"。在全球经济下，工人们越来越被认为是转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企业组织内部的固定人员。与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相关的劳动过程的重构（某些人称其为劳动的全球临时雇佣制或非正规制），包括劳动监控的其他可选择体制，以及劳动的多种可能分类。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和第三章中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指出全球化带来了世界范围内资本和劳动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一点就足够了。这一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的相对权力的新发现在新的全球资本一劳动关系中将逐渐趋于固定。
自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各种新的经济安排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全球经济就是在此基础上崛起的。除了外包、转包以及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其他新型的组织形式外，还出现了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专利使用权转让协定、地方代理机构，等等。这些经济安排导致了巨大的跨国生产链以及复杂的全球垂直和水平分工一体化网络的形成。在迪肯看来，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跨国公司“也使自己牢牢地固定在了与无数其他企业^跨国的和国内的，大型的和小型的，国有的和私有的^所构成的外部关系网络中"。[34]正是通过这种相互联系，某一国家内小规模的本地企业和经济主体有可能直接与全球生产网络联系在一起，即便这个小企业或经济主体的业务仅仅局限于非常有限的地理区域内。这种不同规模和类型的经济主体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在迅速地跨越国界，从而建立了一套从本地到全球规模的地理网络关系……实际上，还出现了多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组织间的协作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是多边的而非双边的，‘一夫多妻制的’而非‘一夫一妻制的’”。[35]然而，那些仅仅研究了有关跨国公司雇佣和产出官方数据的人却缩小甚至完全忽视了把本地的、国家的代理公司与全球网络和结构紧密地连在一起的外包、转包、协作等所形成的巨大的多层网络的作用，他们强调世界经济中绝大多数还是本地的或国家间的，而不是全球性的。
全球生产和服务链，或者社会学家所称的全球商品链[36]，是研究全球化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这些链条把经济活动的各个阶段都连接起来，其中每个阶段都会在世界范围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中增加一些价值或发挥某些作用。跨国资本被组织到巨大的跨国公司中来协调这些广泛的链条，从而把无数代理公司和社会团体纳入复杂的全球网络。这里所强调的是世界各地资本多层次的不断加深的渗透性，它们被组织在跨国资本和巨大的跨国公司周围。要把生产和分配的本地循环与全球化的循环分离开来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全球化的循环支配着全世界积累的周期与范型，即便表面上会有本地资本仍保持着独立（误导的）的印象。当然，现在仍然存在着地方的和民族的资本家，并且他们在将来还会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他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本地化并且与跨国资本相连。受地域限制的资本是无法与跨国流动的资本相竞争的。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家都会发现，他们不得不遵循学术界的一个著名口号：“要么全球化，要么死亡”。由于资本在全球循环时通过无数的机制和安排把本地循环包含了进来，因而那些管理本地资本循环的本地资本家在跨国阶级的形成过程中被清除，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中进行讨论。
随着跨国生产链和积累循环的崛起，每个国家内部具有跨国倾向的资本家都开始把目光从国内市场转向全球市场。这些链条或者网络的结构特性是全球性的，其中积累被牢牢地限定在全球市场中进行，并包括了全球的企业组织和成套的全球资本一劳动关系，尤其是不受管制的临时全球劳动力资源。竞争决定了公司必须建立起全球的而非国家的或地区的市场。正如我会在后面具体讨论的那样，具有跨国倾向的资本家将从内向型的发展，或从依靠国内市场积累，如20世纪中期许多第三世界地区所流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转变为外向型的发展，包括促进出口战略和国民经济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这一转变包含了每个国家和地区所出现的新经济活动和生产结构与全球经济的融合。[37]这些新经济活动普遍意味着对积累的全球循环或对全球生产和服务链的本地参与（例如加工出口区的组装、跨国银行所提供的服务、旅游和休闲，等等）。在这里，有必要重复的一点是，全球范围内生产进程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与对全球资源和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和控制，以及对全球生产的管理集中掌握在跨国集团资本的手中同时发生的。跨国资本成为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带有霸权性质的资本组织形式。
尽管技术和组织创新非常重要，但全球化并不受技术决定论左右，因为技术并非是导致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它只是一个因变量。换句话说，资本家（和政府）致力于创造和应用新技术，以此来回应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导致技术发展的事情。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包括新的创新型“全球化”技术的发展，来源于资本主义本身，是由竞争和阶级斗争、降低劳动和其他“因素”的成本使利润最大化的趋势推动的。竞争驱动着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发展新技术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各种方法来提高利润。为了理解20世纪的竞争和阶级斗争是如何产生全球化的推动力的，我们需要借助历史分析。全球化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研究，其中事件和社会环境可以根据促使其产生的先前的社会进程和社会环境来加以构思。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普遍地被确定为全球化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有一个长时期的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这次危机开创了资本主义体系重构的一个新时期，引起了对新的积累模式的探寻，导致资本主义集团将全球化作为一种积累战略。全球化并不是指一种静止状态或一项已完成的工程，而是指以前的历史不可能有的一种以社会力量相对新颖的联结为特征的过程。资本越来越全面的流动性使其可以为全球化生产的不同环节寻求最有利的条件，其中包括最廉价的劳动、最有利的体制环境（如低税率）、法规条件（例如宽松的环境和劳动法）以及稳定的社会环境，等等。
随着我在后面章节中对这些主题的详细阐述，特别是随着我们试图理解全球化的各种社会和政治推动力，读者将会看到资本家在寻找最能产生利润的场所（廉价劳动力、低征税、宽松的管制，等等）的过程中，这种新建立起来的使他们的资本在世界各地流动的能力有多么重要。然而现在我只想重申一下核心观点，即资本已经获得了一种新的全球流动性。这种全球流动性与政治和制度安排的重构相结合，对跨国阶级关系和国家形成起着根本性的作用。
第三节经济的跨国化：一些经验参考值
虽然许多全球化的批评者都把焦点集中在全球贸易，并因此而集中在市场上，但我认为全球化进程是由生产和生产体系以及资本所有权的跨国化所推动的，而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处于全球秩序顶点的跨国资产阶级的崛起[38]。尽管对世界贸易的分析非常重要，但我们更需要关注支撑市场关系的生产关系以及推动生产关系的社会力量，以便于确定当前时代出现的质的方面的新因素。
1．对外直接投资（FDI）
跨国资本崛起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相互之间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急剧上升，即投资者的资本作为生产性投资在一国或多国的重置。根据定义，FDI导致了生产的跨国化。FDI的全球总量可能是用以表示跨国生产发展的唯一一项最全面的指标（参见图1-3），它在2000年接近1。3万亿美元。虽然在此我把FDI当成是跨国生产的代言人，但这实际上低估了跨国生产所包含的内容，因为大量的跨国生产是在没有FDI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跨国公司的当地分工厂可以依赖当地的资金来源。同样，跨国公司能够并且确实在广大的世界范围内进行外包和转包活动，但是这一活动并不被认为是FDI，尽管它代表着跨国生产链上的一方面。因此，跨国生产要远远大于FDI本身。
因此，根据2001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WorldInvestmentReport），FDI继续迅速增加，扩大了国际生产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2000年，FDI增长了18%。，“达到了1.3万亿美元，其增速要远快于其他经济总额，如世界生产、资本形成和贸易”。在许多方面，贸易和FDI是全球化和跨国融合最为重要的机制，它们对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及这些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性质都带来了短期和长期的影响。正如图1-3所示，FDI的流人量从1982年的570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2020亿美元、1995年的3310亿美元、1997年的4779亿美元、1999年的1.07万亿美元，再到2000年的1.27万亿美元。
尽管FDI本身的绝对量增长非常引人注目（图1-3中的y轴变得几乎垂直）但更重要的是FDI的增长率，以及它相对于其他指标，例如世界生产或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如果FDI的增长率与世界生产或固定资本形成的增长率相同，那么它的增长未必预示着跨国化的增强（国内生产可能与跨国生产保持相同的增速）。但实际上，FDI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其他任何指标。如表1-1所示，除1998年和1999年之外，1986~2000年世界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大于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这本身就是跨国化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关于表1-1中所列出的这些数据最令人瞩目的却是FDI的流人量和流出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1986~1990年，FDI的增长几乎是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的两倍；在90年代初期几乎是后者的三倍；到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则接近后者的一百倍。表1-1表明，世界生产和商业的增长部分是跨国的，而非国内的。
近年来，FDI的流动在促使不同地区融人全球经济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FDI仍然集中在由北美、欧洲和日本所构成的发达国家的三角组合中，它们在2000年共吸收了近1万亿美元的FDI[39]，从而加快了这三大地区的跨国化进程。例如，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FDI流入量稳定上升，从1991年的300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570亿美元，再到1998年的2010亿美元，即1991~1998年间，美国的FDI流入量总共为5210亿美元，[40]而同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FDI流人量总共才2700多亿美元。但即便如此，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报告，“比较2000年和1985年世界FDI的流入量和流出量的世界地图可以发现，FDI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到达了比过去更多的国家”。
目前，FDI流入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有50多个(其中24个是发展中国家），而15年前只有17个国家（其中7个是发展中罔家、FDI的流出量与此相似：在同一时期，FDI流出存量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从10个上升到33个（发展中国家从1985年的8个上升到2000年的12个）。在FDI的流动方面，平均每年接受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从80年代中期的17个（其中6个是发展中国家）上升到90年代末的51个（其中23个是发展中囯家）。在FDI的流出量方面，到90年代末有33个国家（包括11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超过了10亿美元，而在80年代中期，这一数量仅为13个（只有1个发展中国家）。[41]
而且，正如我将在第二章所要具体讨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投资者参与FDI的流动的比率越来越大。整个20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者在海外的投资急剧增加，从1991年的8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460亿美元，再到1997年的610亿美元，1991~1997年的投资总额达到了2620亿美元。[42]
国民经济跨国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外国证券股权投资(FPEI，它不计人国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些国际投资主要来自投资外国股市的证券公司和共有基金（mutualfunds，一种投资公司形式），它们负责管理投资者的资本，投资者通常只关注他们的投资能否得到丰厚的回报，实际上并不对他们所投资的公司施加直接的影响。证券投资（Portfolioinvestment，间接投资）包括各种金融交易，涵盖从债券发行到银行向证券收购提供贷款等各个领域，其中后者所提供的数额不应使购买者控制公司的产权〔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分界线通常被设定为10%的股权）。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流动代表了资本明显的跨国化，它们被一系列来自许多国家的投资者加以实施。在20世纪90年代，作为推动执行新自由主义即自由市场政策（参见本书第三章）的部分因素，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建立股票交易市场或使其自由化，促进了外国证券股权投资的流入。这些国家被称为“新兴市场”，它们代表了国有企业和资产的迅速跨国化，并进而加速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形成。
不断增长的股权直接投资的流动是世界资本市场通过金融工具的商品化而实现其深刻一体化的组成部分。全球经济与一个全新的、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体系以及疯狂投机的金融投资密切联合在一起，结果使得新的全球资本主义获得了一个模糊的外号“赌场资本主义"。[4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个新的走向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体系确实令人瞩目。国家金融市场已是明日黄花，国家股票市场几乎完全消失。金融管制的解除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70年代开始的金融全球化在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极大发展，全球24小时实时金融交易成为现实。1980~1990年，跨国证券交易以年均28%的速度递增，从1200亿美元上升到1.4万亿美元。同一时期，跨国银行贷款也从3240亿美元上升到7.5万亿美元；离岸证券市场（offshorebondmarket）则增长了537%，从2590亿美元上升到1.6万亿美元。正如安凯·胡格威特（AnkieHoogvelt）所说，如果我们将世界金融一体化的所有范畴与主要衍生工具和FDI加在一起，“其总数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有FDI的总和”。[44]
除了股权投资之外，世界资本市场的其他组成部分还有债券和债务融资，金融衍生工具，股票期权，股票认购授权证和可转换债券。证券市场是全球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债务证券、股本证券的国际发行以及银行资金的跨界流动得到了全面提升。1993~1998年，国际债券(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从1.3万亿美元上升到超过2.6万亿美元，占世界市场全部债券的比例也从上升到16%，整整增长了两倍。[45]
2．全球贸易流动
现在让我们将关注点从投资流动转到贸易流动上来。在此需要重点指出的是，世界贸易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1982~1990年，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的价值翻了一番，从21亿美元上升到44亿美元，并在2000年超过了70亿美元。然而，贸易的增长必定是与生产的增长相关的。表1-2是1981-2001年间世界贸易的年均增长率以及世界产出的年均变化率。世界贸易远远超出世界产出的程度非常引人瞩目。它意味着世界产出的跨国贸易比例要远大于国内消费比例。这是跨国化的一项很明显的指标。表1-3从对比的角度，用一种略有不同的展示数据的方法表明了同样的现象。
我们从表1-3可以看出，世界贸易价值和数量的增长要远远高于世界商品生产和世界GDP的增长。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世界贸易的相对加速增长预示着国际化而非跨国化。我们将对此进行深人探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区分了三种贸易类型：公平贸易、TNC推动的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所谓公平贸易是指经济主体，如公司或国家机构在开放的市场中进行销售或者购买。TNC推动的贸易是指合作协议，与外包或转包相关的贸易，等等。例如，一个服装类的跨国公司把缝纫工序转包给了加勒比海当地的企业，向它提供纺织品原料，并向其购买制成品。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讲，这一过程被称为“非公平”的计划性交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贸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又称网络内贸易，包括了同一家跨国公司内部不同子公司之间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交易。第二种和第三种贸易类型属于“非公平贸易”。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并不是两个真正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的贸易，而是一个经济主体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易。多数经济理论，例如国际贸易或价格理论的一个基础是，市场只通过公平贸易来运作，但实际上到20世纪末期非公平贸易约占世界贸易的2/3。[46]而且，大多数非公平贸易都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47]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世界贸易增长的数据本身便是生产全球化的一种商业表现。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一篇报告强调，“直接投资的加速流动是与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发展相伴随的，这一生产体系的特征是中间产品在跨国公司内贸易的急速扩展，以及转包、许可和特许经营协议的急速扩展，包括跨国界的业务外包的新形式"。[48]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1998年跨国公司登记在册的国外销售额为11万亿美元，远超世界出口总额的6.7万亿美元。[49]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一个由本地工厂和办事处组成的不断发展的网络，而非通过从母国出口的形式来供应全世界的“国内”市场，这表明大量的世界贸易实际是计划性贸易。与主流经济理论相反，全球经济绝非一种价格和资源分配等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有计划的寡头经济。但这里我们的关注点是，跨国公司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因而在世界贸易结构中，不断上升的贸易标明了贸易全球化而非仅仅贸易国际化，因为贸易国际化是指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离散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交易。全球化与早期国际化浪潮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其国际和跨国界流动量的提升，而且在于这些流动的性质发生了改变，跨国公司使一体化达到了新的历史水平，“国家经济体”很难再从其中撤出身来。
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贸易仍然是在一国国内进行，而不是跨界贸易，并且大量的“国家”或本地的贸易及生产并非掌握在大的跨国公司手中。从表面来看确实如此，但实际上，任何“国家”或本地的经济活动无不包含在更为“包含一切”的跨国活动之中，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章中再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指出的是，最有活力的公司是那些进行全球投资的公司。例如，在“美国”最大的公司中，国外收入和国外资产经常占全部收人和资产的50%甚至更多。早在1991年，波音公司的海外收人便占到其全部收人的61%，花旗公司为49%，可口可乐为64%，高露洁棕榄公司为63%，陶氏化学为51%，埃克森公司为78%，福特为39%，惠普为49%，IBM为59%，麦当劳超过了45%，NCR(跨国数据仓库公司）为55%，宝洁公司为45%，3M（明尼苏达矿业及制造业公司）为49%。诸如此
类的公司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员工来自国外。[50]同样，外包、转包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等行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扩展，把实际已经全球一体化的“国家”生产链条上的数据加以分解和归类，从而掩盖了跨国化的发展程度。
尽管本节所提供的数据支持了全球化的论题，但我们在分析全球经济时不得不谨慎对待我们所收集的这些数据的性质。在此，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后面章节中我所称之为国家中心主义的缺陷，即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一个独立单元这一趋势，并在这一趋势下收集和解释数据的缺陷。就像在美国50个州中进行经济产量的分配，各州内部以及各州之间的市场化商品比例只能告诉我们很少一点关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本质一样，世界经济总量数据就全球结构而言并没有任何本质含义。把民族国家与跨国结构相比较，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机制、阶级、团体和社会生产之间特定的组合。在此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用在国家层面上收集和记录的数据来衡量跨国的现象。从方法论的角度讲，这一问题所涉及的是理论与我们认为我们所衡量的东西之间的关系。
3．全球资本主义文化和跨国社会结构
在谈论全球化时，如果缺乏对文化及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肯定是不完整的。文化在全球化中的位置问题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前文我曾提出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命题，它把全球经济当成其他相关的跨国进程的基础。但许多对全球化的描述从说明解释性的甚至因果关系的角度认为，世界范围内剧烈的文化变化是最值得注意的事情。当然，各民族与全球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融合预示着一个全世界的文化传播，并且如果社会生活在全球层次成为可能的话，还必然包括最小份额的共享符号。人类除了通过共享符号、适应策略、意义系统等文化媒介之外，、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有效的方式进行相互影响。文化主体是全球体系中关键的行为者，对“全球文化”的关注能够极大地促进跨国研究。[51]然而，在全球化的文献中，对于如何理解全球文化并没有达成一致。这些不同的命题包括：同质化，它强调了世界范围内文化的集中；异质化，它关注不同文化之间互不联系的混合文化变种的出现；两极化或文化冲突。当然，这三类命题抓住了文化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但是每个命题在解释全球化时所用的方法都非常不同，甚至在每个命题内部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文化进程与全球化的关系呢？一些报告倾向于将文化理想化，认为它是结构独立的运动，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将其与经济全球化区分开来进行分析。这些报告反对对文化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决定论”，并且试图降低全球化中的主从物质关系。但是根据辩证法，在社会结构既塑造文化主体和文化进程，又被文化主体和文化进程所塑造的情况下，文化和物质领域相互影响，共同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尽管文化是自发的，但我认为并不能把它理解成一个独立的领域。一些社会科学家在强调由于跨国社会的出现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后现代消费模式”和认同的时候，看到了文化的决定性作用以及一种已经流行起来的新的“消费社会学"。[52]后现代主义者对“差异”及认同多样性的赞美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和市场营销提供了雄厚的基础。但消费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生产结构要先于消费结构，并塑造了消费结构。与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相关的消费变化反映了资源分配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尽管收入分化、高消费阶层以及奢侈品生产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但它们本身都是世界生产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方面是文化边缘化，另一方面是经济剥夺与剥削，二者不可分割；实际上，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的单一结构的两个维度。
更为普遍的是，消费模式与其说是单个消费者“自由意志”的总和所产生的结果，毋宁说是系统和科学地运用流行文化（例如通过广告和市场营销）来创造大众需求和塑造以身份为基础的消费的结果。一方面，每个国家的全球精英都在迅速地共享相似的生活方式，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模式（例如到世界顶级的商业学校就读）和对奢侈品及服务的消费。全球精英们模仿彼此的生活方式和观点，这与他们的国籍无关。正如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rdieu）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提醒我们的那样，[53]这种生活方式和获取行为强化了阶级统治。全球精英的下面是高收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他们似乎也同其他国家的同行们具有更多的文化方面的共享，这种共享要远远大于同国内较低阶层的共享。但是，全球文化也包括由资本主义标志所刺激的小型消费而产生的全球“大众文化”。
正如我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文化分析那样，一些人倾向于断言经济全球化产生了文化全球化。对新的全球资本主义而言，文化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一些文化图像，如可口可乐、米老鼠、BigMacs、耐克等成为跨国公司真正物质统治的象征。一个表面上趋于集中的文化显现出来，其中某些特定产业一一娱乐、时尚、旅游、视觉媒体、体育、流行音乐以及对名人的崇拜^在起着关键作用。正如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Seabrook）所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很少一些地方不知道黛安娜王妃的死讯，这可能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标志。大众对从未谋面的人所产生的悲伤表明了一个巨大的可供利用的情感存储库"。[54]文化认同依旧存在，但在市场关系的影响下，这些认同本身日趋变得具有商品化色彩。这一全球文化标志象征着某一特定的资本家文化的统治。在这里，文化生活的迪斯尼化或者可口可乐殖民化是一个普遍市场意识形态同质化倾向的结果，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mas）所谈到的“全世界生活殖民化”的反映。[55]由于其所包含的活动以及人类所参与形成的网络的性质，跨国生产链促进了广泛的文化变化和提升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更为普遍的是，全球生产链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节点。
经济变化始终包含了社会、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新技术和组织创新导致了大卫·哈维（DavidHarvey）所说的新一波的“时空压缩”，[56]或者是社会关系中空间的收缩以及时间的减少。空间和时间由于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变化而被迅速“消灭”。新的弹性积累，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全球通信和交通的革命，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开放，以及跨国流动的增强打破了全世界的空间和时间的障碍，从而把世界结合成所谓的地球村，并带来了意识的新形式。整个进程不仅倾向于对世界上的生产和劳动条件的标准造成压力，而且依据其权力关系的深刻暗示，也对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造成了压力。全世界的社会结构正经历着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一个真正的跨国社会结构正在形成，其中跨国阶级和跨国公司将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1]简·阿特·斯图尔特：《全球化：批判导言》（JanAartScholtee，Globaliz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NewYork:Palgrve），2000。
[2]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和文化》（JohnTomlinson，GlobalizationandCulture，Chig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9。
[3]例如，简·阿特·斯图尔特：《全球化：批判导言》，2000。
[4]例如，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Empri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PhiliMcmichael，DevelopmentandSocialChange:AGlobalPerspective，ThousandOaks，Calf.：PineForge），1996；威廉，罗宾逊：《全球化：我们时代的九个命题》，载于《种族和阶级》（WilliamRobinson，“Globalization:NineThesesofOurEpoch”，RaceandClass）38（2），1996，第13~31页；威廉-罗宾逊：《社会理论和全球化：跨国国家的崛起》，载于《理论和社会》（WilliamRobinson，“SocialTheroyandGlobalization:TheRiseofaTransnationalState”，TheoryandSociety）30（2），2001，第157~200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WillamRobinson，TransnationalConflict:CentralAmerica，SocialChange，andGlobalization.，London:Verso），2003；罗伯特·罗斯、肯特·C.崔切伯格：《全球资本主义：新利维坦》（RobertJ.S.RossandKentC.Trachte，GlobalCapitalism：TheNewLeviathan，Albany:SUNYPress）1990；莱斯利·斯克莱尔：《有关全球化的竞争性概念》，载于《世界体系研究》（LeslieSklair,“CompetingConceptionsofGlobalization”，JournalofWorld-SystemResearch）5（2）1999，第141-159页；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其他道路》（LeslieSklair，Globalization:CapitalismandItsAlternatives，NewYork:OxfordUniversituPress），2002；罗伯特·温特：《全球化之谜》（RobertWent.TheEnigmaof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2002。
[5]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Wallerstein，TheModernWorldSystem,NewYork:AcademicPress）1974。
[6]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分裂一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L.S.Stavrianos，GlobalRift:TheThirdWorldComrsofAge，NewYork:WilliamMorrow），1981。
[7]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0-266页。
[8]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EricHobsbawn，TheAgeofRevolution，NewYork:Mentor），1962；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EricHobsbawn，TheAgeofCapital，London:Sphere），1977；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EricHobsbawn，TheAgeofEmpire，NewYork:Pantheon），1987
[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EricHobsbawn，TheAgeofExtremes，NewYork:Vintage），1994。
[10]约翰·杰勒德·鲁杰：《领土权及其超越：国际关系中的现代性问题》，载于《国际组织》（JohnGerardRuggie，“TerritorialityandBeyond:ProblenmatizingModernit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47，1993，第139~174页。
[11]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anuelCastells，TheRiseoftheNetworkSociety，2ded.Vol.1.Oxford:BasilBlackwell），2000。
[12]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一一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David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Oxford:BasilBlackwell），1989，第415页。
[13]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世界经济的结构》（ChristopherChase-Dunn，GlobalFormation:StructuresoftheWorld-Ecnomy，Updateded.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1998。
[14]艾丹·福斯特-卡特：《生产争议模式》，载于《新左翼评论》（AidanFoster-Cater，“TheModesofProductionControversy”，Newleftreview）107，1978，第47~48页。
[15]马孔姆’沃特斯：《全球化》（MalcolmWaters，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5；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RolandRobertson,Globalization:SocialtheoryandGlobalCulture，ThousnadOaks，Calf.:Sage），1992。
[16]马丁·肖：《全球国家理论》（MartinShaw，TheoryoftheGlobalStat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17]前引自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和文化》，1999。
[18]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曾提出过研究世界资本主义的方法。他认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决定性的区别在于劳动控制的方式（例如，在某个地区是农民或农奴劳动，在另一个地区是奴隶劳动，在其他地区是工资劳动）。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1994。
[19]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PeterDicken.GlobalShift，3ded.NewYork:Guilford），1998，第32页。
[20]关于全球经济的著作很多。有关生产的全球化这一最受关注的问题，可参见罗杰·伯尔巴赫和威廉·I.罗宾逊：《世纪争论的终结：作为时代转折的全球化》，载于《科学和社会》（RogerBurbachandWilliamI.Robinson，“TheFindeSiecleDebate:GlobalizationasEpochalShift”，ScienceandSociety）63，1999，第10~39页；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杰里米·豪威尔斯和米歇尔·伍德：《生产和技术的全球化》（JeremyHowellsandMichelleWood，TheGlobalizationofProductionandTechnology，London:Belhaven），1993；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1990~20020
[21]我所提出的从世界经济向全球经济过渡的观点与莱斯利·斯克莱尔（LeaslieSklair）的思路一致，但并不完全等同。他提出的“纯粹的国家经济”（purelynationaleconomy）服务于唯一的主权国家市场，它只雇用本地工人，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也只包含国内的地区、要素、原料；“国际经济”（internationaleconomy）由纯粹的国家经济体构成，并且只是在国家之间进出口商品和服务；“全球经济”（globaleconomy）的基础并不是相互作用的国家经济体，而是“由多种非国家经济体构成，例如各种类型的公司，它们的合并业务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国家经济”，并且其“核心部分并不代表国家利益”。参见莱斯利·斯克莱尔：《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其他道路》，2002，第22页
[22]罗伯特·博耶、丹尼尔·龙编《国家对市场：全球化的限制》（RobertBoyerandDanielDrache，eds，StateagainstMarkets：TheLimitsof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6；A.格林、鲍勃·萨特克里夫：《全球无领袖？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载于拉尔夫，米利班德、利奥·帕尼奇编《新世界秩序：社会主义纪录》（A.GlynandBonSutcliffe，“GlobalButLeaderless？TheNewCapitalistOder”，InNewWorldOrder：TheSocialistRegister，ed.RalphMilibandandLeoPanitch，London：Merlin），1992，第76〜95页；戴维·拟·戈登：《全球经济：新大厦还是碎基石》，载于《新左翼评论》（DavidM.Gordon，“TheGlobalEconomy：NewEdificeorCrumblingFoundation？”NewLeftReview，168）1988，第24~64页；保罗·赫斯特、格拉罕·普森：《全球化迷·思》（PaulHirstandGrahameThompson，GlobalizationinQuestion，Cambridge：PolityPress）。卡普斯坦：《监管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和国家》（），1994；林达·维斯：《国家的神话——全能还是无能》（LindaWeiss，TheMythofthePowerlessState，NewYork：CornrellUniversityPress）；埃伦·梅克辛斯·伍德：《不幸的家庭：民族国家世界中的全球资本主义》，载于《每月评论》（EllenMeiksinsWood，“UnhappyFamilies：GlobalCapitalisminaWorldofNation-State”，MonthlyReview）51（3），1999，第1~12页。
[2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000。
[24]保罗·赫斯特、格拉罕·汤普森：《全球化谜思》，1996；W.瑞格绕克、R.范·图德：《国际重构的逻辑》（W.RuigrokandR.vanTulder，TheLogicofInternationalRe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5。
[25]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5页。
[2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0年的世界：一个新的全球时代》（OECD，TheWorldin2020：TowardsaNewGlobalAge，Paris），1997，第29-30页。
[27]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DavidHarvey，TheLimitstoCapital，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
[28]克里斯蒂安·帕罗瓦斯：《资本的国际化和社会资本循环》，载于《国际公司和现代资本主义》（ChristianPalloix，“TheInternatinalizationofCapitalandtheCircuitsofSocialCapital”，InInternationalFirmsandModernImperialism，ed.H.Radice，Harmondsworth：Pengiun），1975，第67~92页；克里斯蒂安·帕罗瓦斯：《世界范围内资本的自我扩张》，载于《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ChristianPalloix，“TheSelf-ExpansionofCapitalonaWorldScale”，Review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9（2），1977，第1〜17页。
[29]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页。
[30]例如艾什·阿明编《后福特主义》（AahAmin，ed，Post-Fordism：AReder，Oxford：BasilBlackwell），1994；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弗洛克·福禄贝尔、尤尔根·海恩里希、奥托·克莱叶：《新国际化分工》（FolkerFrobel，JurgenHeinrichs，andOttoKreye，TheNewInternationalDivisionofLabor，Cambride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一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89；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AnkieHoogvelt，GlobalizationandthePostcolonialWorld.Baltimor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7；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ScottLahandJohnUrry，TheEndofOrganizedCapitalism，Cambridge：Press），1987；阿兰·利比兹：《幻想和奇迹：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AlanLipietz，MiagesandMiracles：TheCrisisofGlobalFordism，London：Verso），1987。
[31]马克·鲁珀特：《生产簕权》（MarkRupert，ProducingHegemony，Cambride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
[32]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10章。
[33]《商业周刊》1986年3月3日，第31页；转引自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第235页。
[34]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23页。
[35]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第223页。
[36]加里·杰里菲、米古尔·科赞尼维茨编《商品链和全球资本主义》（GaryGereffiandMiguelKorzeniewicz，eds，CommodityChainsandGlobalCapitalism.Westport，Conn：Praeger）1994。
[37]威廉·罗宾逊：《拉丁美洲和全球资本主义》，载于《种族和阶级》（WilliamRobinson，“LatinAmericanandGlobalCapialism”，RaceandClass）40（2-3），1998~1999，第111~131页；威廉。罗宾逊：《世界体系中的跨国进程，发展研究和变革中的社会等级：以中美洲为个案研究》，载于《第三世界季刊》（WilliamRobinson，“TransnationalProcesses，DevelopmentStudies，andChangingSocialHierachiesintheWorldSystem：ACenterAmericanCaseStudy”，ThirdWorldQuarterly），2001，第529~563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38]威廉·罗宾逊：《全球化：我们时代的九个命题》，载于《种族和阶级》38(2），1996，第13~31页；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WilliamRobinson，PromotingPolyarchy:Globalization，U.S.Intervention，andHegemon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39]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1，第3页。
[40]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Nam-HoonKangandSaraJohansson，Cross-BorderMergersandAcquistions:TheirRoleinIndustrialGlobalization，STIWorkingPapers2000/2001，Paris:OECD），2000，第17页。
[41]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和前景》（UNCTAD，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for2001），2001，第4页。
[42]姜南训、萨拉·约翰森：《跨界并购在工业全球化中的角色》，2000，第19页。
[43]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SusanStrange，CasinoCapit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44]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第78~80页。
[45]艾伦·伯格·等：《金融机构的国际化：来自跨界银行的证据》（AllenBerger，GlobalizationofFinancialInstitutions:EvidencefromCross-BorderBankingPerformance，Brookingsa-WhartononFinancialService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ion），2000。
[46]加西亚·莱拖-吉里斯：《跨国公司：一体化当中的碎片化》（GraziaIetto-Gillies，TransnationalCorporations:FragmentationamidstIntegration，London:Routledge），2002，第19页。
[47]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和发展中国家》（WorldBank，GlobalEconomicProspectandDevelopingCountries，Washington），1992。
[48]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就业报告1996~1997年》（InternationalLaborOrgaization，WorldEmploymentReport，1996-1997,Geneva:UnitedNations），1997，第2页。
[49]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1999。
[50]菲利普·马特拉：《世界一流商业：全球100强公司指南》（PhilipMattera.WorldClassBussiness:AGuidetotheOneHundredMostPowerfulGlobalCorporation.NewYork:HenryHolt），1992。
[51]例如迈克·费瑟斯通编（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主义和现代性》（MikeFeatherstone，ed.，Global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andModernity，ThousnadOaks，Calf.:Sage），1990；罗伯特·霍尔顿：《全球化和民族国家》（RobertHolton，GlobalizaitonandtheNation-State.London:Macmillan，NewYork:St.Martin’s），1998；安东尼·金恩编《文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AnthonyD.King，ed.，Culture，Globalization，andtheWorldSystem，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97；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和文化》，1999；马孔姆·沃特斯：《全球化》，1995。
[52]例如乔治·里泽：《消费社会学的探索》（GeorgeRitzer，ExplorationintheSociolgyofConsumption，ThousandOaks，Calf.:PineForge），2002
[53]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PierreBordieu，OutlineofaTheoryof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文化生产》（PierreBordieu，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
[54]杰里米·希布鲁克：《幻觉的敲诈者》，载于《新国际主义者》（JeremySeabrook，“TheRacketeersofIllusion”，NewInternationalist，no.308）·1998·第22页。
[55]尤尔根·哈贝马斯：《沟通行动理论（第一卷）》（JurgenHabermas，TheTheoryofCommunicativeAction，Volume1，Boston:Beacon），1985；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JurgenHabermas，ThestructureandTransformationofthePulicSphere，Cambridge:MITPress）1991。
[56]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一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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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序言
近年来，有关全球化的学术和政治争论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话题。既然与该主题相关的著作层出不穷，那么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什么新意呢？尽管近些年来，我对全球化这一主题所持的观点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但直至现在，在很大程度上，本书是首次对某些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我一直没有机会简明扼要但又完整无缺地组织我的理论和观点。因此，我希望本书能以一种可以被研究全球化的学生以及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普通公众所理解的方式来展示一种特殊的全球化理论，这一理论是以全球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基础的。
本书的目的有三。一是对近些年来我所提出的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分析和理论命题加以总结。我对该主题的研究证明存在争议，并且已经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而现在很有必要对这一研究进行总结概括。二是提出过去相对受到忽视的全球化的两个重要因素：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theriseofa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以及跨国国家的出现（theriseoftransnationalstate）。对这两个因素的讨论是本书的核心。三是对造成当前全球化不稳定的矛盾因素以及对将来全球社会的另一种可能性进行探索。
我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从事全球化的研究，到2002年秋天开始准备着手此书时，我的思路渐趋清晰，之前所提出的各种主张和建议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全球化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来源于这一观点：我们生活在一种全新的全球体系即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一全球资本主义命题（globalcapitalismthesis）与许多其他的研究方法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全球化的竞争性解释。然而在对全球化的研究中，甚至在“全球资本主义学派”内部仍存在着严重分歧和争论。这便是我为什么称我的研究方法只是理论之一而不是唯一的理论的原因所在。在全球资本主义学派中，有两种极端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目前全球化了的资本正在主宰一切，并且不管事实是否如此，许多人持此观点，麦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Negri）在他们合著的书——《帝国》（Empire,2000）[1]中便持这一态度。第二种解释认为目前美国这一单个国家正在主宰一切，这一观点在彼得·高恩（PeterGowan）的著作《华盛顿的全球赌博》（GlobalGamble:Washington’sFaustianBidforWorldDominance,1999）中得到了很好的阐述。虽然经常会有人把我的研究方法等同于上述两种观点之一，然而无论等同于哪一种都完全歪曲了我的本意。我对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全新的全球主义阶段的命题并不是说国家不再起作用，也不是说当前资本的唯一形式就是全球资本。实际上，这一正在出现的新阶段是一个不断展开的过程，它应该被认为是不断变迁的而不是巳经结束。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型期，它伴随着旧形式和新形式之间经常性的碰撞与融合。像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当前的转型受到偶然性的支配，并将被推向不可预知的新方向。
按照定义，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种社会行为。一方面，我努力创作一本既能被本科生、研究生所理解，又能被受过教育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同时还能为研究人员所满意的著作。我经常不厌其烦地解释研究概念，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读者对它们已相当熟悉。与此同时，通过把它们置于当代的和历史的背景之中，我还尽力一步步地“解压缩”这些复杂和抽象的观点和理论。但另一方面，过于简化有可能使实际复杂的理论观点和对当前世界动态的充满争议的解释面目全非，从而有可能造成对我的彻底误解。（说到此，我想坚持的一点是，导致对全球化争论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当前的主流范式的顽固辩护，原因很简单，一些个人和群体与这些范式之间有着利害关系。）第三章中的一些段落将集中从理论上对此进行重点分析。我相信耐心的读者会沿着这些主要的观点和逻辑读下去并从得出的观点中受益匪浅，尽管也许他们并不会完全赞同这些观点。
但是为什么非要努力理解全球化理论呢？我们为什么不只关注事实，关注新闻广播然后上街游行？我回想起自己开始学习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哲学和世界历史时是多么地斗志昂扬。然而，记忆中最深刻的不是那些所遭遇的数不清的挫折，而是最终的收获。马克思在19世纪曾经写道：“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KarlMarx1978,299）。[2]”在全球资本主义这一“美丽新世界”中，我坚信我们此刻比以往更加需要“光辉的顶点”。理论上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各种现象，并且把这些现象编织进社会现实这一整体的“大画面”中。
全球化是21世纪推动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发展的重要的结构性动力，因而也与我们个人和群体的变迁史密切相连。把我们个人的变迁史与时代的大的历史事件和结构性发展联系起来，这正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要竭力实现的。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在全世界产生了新的社会依附（socialdependency）。处在这一体系的边缘或者体系之外的几十亿人目前被牢牢地束缚在这一体系之内。对上亿甚至几十亿人来说，维持这一体系几乎成为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不管他们是否心甘情愿，他们每个人都与这一体系有利害关系。实际上，当前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性质不仅在于其意识形态居于主导的地位，而且可能最根本的在于它既能够带来物质奖励，同时又可以施加制裁。对这一全球资本主义霸权的任何挑战，必须以对我们生存其中的这一体系的深刻理解为基础。这种理解也是个人和集体具有“赋权”（empowerment）的前提条件。
在21世纪这一错综复杂的世界里，变化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地参与（实际就是生存），就必须抓住这一时代的根本动力，同时了解这一全球社会的运作方式。本书所提出的理论为我们理解21世纪的社会变化与冲突、发展以及政治进程等提供了一种“宏观的一结构的一历史的”（macro-structural-historical）框架[3]。最成功的理论经常只关注一个基本进程，这一进程能够在同时发生的多个事件中区分出并强调重要的运动。我相信，我所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包括三个因素：跨国生产、跨国资本家以及跨国国家）能允许我们解释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多种多样的事件和进程。我所提出的是一种生成（generative）理论，它试图揭示某些看起来完全不同和复杂的事情实质上是某一完全相同的重要进程的一部分。
我要向那些在我写作过程中给过我无私帮助的人表示感谢。由于人数太多，在此我就不一一列举了。JoyHylton，MarkRupert，BorisKagarlitsky以及其他不留姓名的读者阅读了全部的书稿，并向我提出了无比珍贵的建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的丛书编辑ChristopherChase-Dunn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的研究助理AmandeepSanhu花费了大量时间帮助我收集数据和相关书目。此外，我还应感谢JoanneAllen，JohnForan，JerryHarris，EdwinLopez，MarielleMayorga，PeterMcLaren，CraigMurphy，KentNorsworthy，CaseySchmidt，LeslieSklair，HazelSmith，HenryTom，KeesvandePiji，RobertWent，CarolZimmerman。与此同时，我还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OfficeofAffirmativeAction以及CouncilonResesrchandInstructionalResourcesoftheuniversity’sacdemicsenate所提供的研究资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1]此书的中文版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译为《帝国一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从书名便可看出，作者认为“帝国”是一种崭新的全球主权形式。与帝国相伴的是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流水线的形成，是一个为资本所建造的流畅的世界。更多内容可参见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一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一一译者注
[2]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罗伯特·C.塔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读本》（KarlMarx，“TheEighteenthBrumaireofLouisNapoleon”，InTheMarx-EngelsReader，ed.RobertC.Tucker，2ded.NewYork:W.W.Norton）,1978,第469~500页。
[3]威廉·罗宾逊：《作为宏观的一结构的一历史的分析框架的全球化：以中美洲为例》，载于《新政治经济》（WilliamI.Robinson，“GlobalizationasaMacro-Structural-HistoricalFrameworkofAnalysis:TheCaseofCentralAmercia”，NewPoliticalEconomy）7（2），2002，第221-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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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全球警察国家（2020年6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附录〕
全球警察国家
TheGlobalPoliceState
﹝美国﹞威廉·I·罗宾逊（WilliamI.Robinson）
世涵译、Shizuku校
威廉·I·罗宾逊（WilliamI.Robinson）研究了美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军事化和镇压，他认为这是为了同时解决经济和社会矛盾。
2020年8月出版的新书《全球警察国家》封面
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名手无寸铁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被警察谋杀，引发了这场暴动，在这场暴动中全球警察国家全面出动，对抗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者。由于害怕失去控制，统治集团不加限制地动用国家的镇压机器，镇压甚至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也挤满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城市街道的和平抗议者。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在我居住的城市洛杉矶目睹了武装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使用催泪瓦斯、眩晕弹、泰瑟枪、胡椒喷雾、橡皮子弹和警棍对付抗议者。数十个城市实行了宵禁，装甲车在街道上巡逻，至少在一个城市，亚特兰大，武装部队部署了坦克队。截至6月3日，共有14人死亡，数百人受伤，9000多人被捕，其中许多人被捕仅仅是因为违反宵禁。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宫的一个地下掩体中宣布，他将向美国城市部署成千上万的军队。他在一次与州长的电话会议上说：“你必须掌控局势。必须逮捕数千人，把他们关进监狱十年。”
种族主义的警察，无论多么肮脏和罪恶，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延伸。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财产不受穷人的侵犯，是为了加强资本和富人对于穷人和大多数被剥夺财产的人的权力，这些穷人在美国不成比例地来自种族压迫的社区。对于乔治·弗洛伊德的谋杀，正义的怒火爆发的背后是大规模失业，不平等加剧，成千上万的人被扔进过剩人口的行列，处于边缘，加剧的剥削程度，饥饿蔓延，劳苦，不安全感，和死亡，所有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产物，它不受任何限制地进行掠夺。
在我的新书《全球警察国家》（TheGlobalPoliceState）[1]中，我警告说，全球警察国家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在应对资本主义危机和来自下层的反叛方面存在危险。可以说，全球资本主义正处于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法西斯力量正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它将掠夺性的跨国资本、该国（包括该国武装机构）的反动和压制力量以及公民社会中的法西斯动员联合起来。特朗普，作为一个跨国资本主义者，种族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是利用抗议杀害乔治·弗洛伊德，将这个计划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白宫本身煽动了美国公民社会的法西斯主义动员，意味着警察国家的威胁升级。
美国新纳粹冲锋队（brownshirts）——指纳粹党在被法西斯占领之前的那些年里最初的准军事组织——是由白人民族主义民兵组织、纳粹和三k党组织、反移民组织、布加卢（Boogaloos）（他们公开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引发内战）、爱国者和反封锁运动组成的，还有越来越多的极右和另类右翼组织。他们全副武装，动员起来与共和党的极右翼分子近乎无间地联手制造冲突，而极右翼分子早就掌握了共和党，并把它变成了一个彻底反动的政党。
随着资本主义霸权的瓦解，美国和世界各地的统治集团正在通过扩大全球警察国家来遏制下层民众的不满，从上层加剧他们的阶级斗争。我们越了解这个全球警察国家是如何植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多方面危机的，我们就越能更有效地击退它。
全球警察国家的概念指的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首先，它指的是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作为积累资本的一种手段的军事化积累（militarizedaccumulation），或通过压制积累（accumulationbyrepression）。第二，它指的是对被压迫者进行大规模社会控制和压制的制度。第三，它指的是越来越多的政治体系，可以被描述为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我的新书综合了十年来对全球警察国家这三个维度的研究。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既是结构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政治上，资本主义国家在经历了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几十年的苦难和社会衰退之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现在，这些国家无力应对卫生紧急情况和经济崩溃又加剧了这种危机。全球社会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最富有的1%的人控制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财富，而最贫穷的80%的人只能勉强拥有这些财富的4.5%。从结构上讲，该体系面临着一场所谓的过度积累（overaccumulation）危机。
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个体系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而这些财富是广大劳动人民实际上无法消费的。因此，全球市场无法吸收全球经济的产出。过度积累是指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利润），但这些资本无法进行盈利的再投资，从而陷入停滞。
残酷的全球不平等在政治上是爆发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体系根本无法扭转这种不平等，它转而采取更加暴力的遏制形式来管理贫困人口。但全球警察国家也是一种积累策略。在长期停滞的情况下，除了政治考虑之外，全球经济越来越依赖于战争、社会控制和镇压系统的发展和部署，作为在停滞的情况下获取利润和继续积累资本的手段。
正如我在书中所述，在所谓的毒品和恐怖主义、对移民，难民和贫困群体（和穷人，深色皮肤，工人阶级青年更普遍）的不宣而战，边境墙建设，移民拘留中心，监狱工业复合体，系统质量监测和私人保安和雇佣兵公司的蔓延中，全球警察国家的两个维度走到了一起。它们都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成为了主要的利润来源，随着经济萧条的到来，这些利润将变得更加重要。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加剧结构性危机，导致更多不平等和威权主义，军事化积累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然而，早在冠状病毒蔓延之前，这个新兴的全球警察国家的人员就已经在发展有国家组织的暴力、战争和社会控制的新模式，这得益于数字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应用。包括人工智能的自动武器如无人驾驶攻击和运输车辆、机器人士兵，新一代的无人机，超音速武器、固定微波发射器（microwavegunsthatimmobilize），网络攻击和信息战、生物识别、国家级数据挖掘（statedatamining），和全球电子监控，允许对每一个运动的跟踪和控制。
国家层面的数据挖掘和全球电子监视现在正在把冲突的战场从活跃的战区扩大到世界各地军事化的城市和农村地区。这些与空间重组相结合，允许新的形式的空间围堵和边缘控制。正如美国当前的暴动所显示的那样，其结果是针对叛乱社区——特别是受到种族压迫、种族迫害的以及其他的弱势社区——的长期低强度战争。
军事化的积累和源于镇压的积累
2001年9月11日的事件标志着一个永久的全球战争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里，后勤、战争、情报、镇压、监视，甚至军事人员越来越多地成为跨国资本的私有领域。正如我在书中所指出的，将过剩的人类定为犯罪行为，激活了国家对镇压的批准，为跨国资本家打开了新的赚钱机会。永久的战争包括无休止的破坏和重建的循环，循环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新一轮的积累，也导致了资源被持续不断的掠夺，成为跨国资产阶级的可用资源。
从1998年到2011年，五角大楼的预算实际增长了91%，而从2006年到2015年，国家总军事支出增长了50%，从1.4万亿美元到2.03万亿美元，尽管这个数字不包括秘密预算、应急行动和“国土安全”支出。2018年，国土安全领域的全球市场规模达到了4310亿美元，预计到2024年将攀升至6060亿美元。从2001年到2011年的十年间，军工行业的利润几乎翻了四番。从2001年到2018年，美国仅在中东战争上就花费了近6万亿美元，令人难以置信。
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强国为首，不同国家的军事扩张都是通过平行的、往往是冲突的过程进行的，但所有国家军事化与全球资本积累之间的关系都是一样的。例如，2015年，中国政府宣布，它将效仿美国，着手发展自己的军工综合体，由私人资本发挥主导作用。
私人军事承包商、警察和保安公司在世界各地激增，经常与国家力量融合。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私人军事承包商的数量超过了美国在这两个国家的作战部队。私营军事公司在全世界雇佣了大约1500万人，私营保安公司雇佣了另外2000万人。这些力量被部署来保护企业财产，为跨国资本家阶层和他们的家人提供个人安全管理，收集数据，作为警察、民兵镇压叛乱和监视操作，进行质量控制和镇压抗议者，管理监狱和私人审讯设施，以及直接参与战争。
随着全球社会一切变得高度的被监视和控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战场，我们不能忘记，全球警察国家的科技也同样受到驱动，出于战略或政治考虑，为开辟积累的新渠道运动。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军事和民用部门之间的界限模糊融合了若干部分的资本——特别是金融、军工和科技公司——围绕着一个金融投机和军事化积累的组合过程。
城市、政治和文化在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家的军事化，新法西斯运动在北美，欧洲和印度的传播，独裁政权在土耳其、菲律宾和洪都拉斯的崛起，离不开这些国家在全球战争的纠缠和军事化的全球积累，或全球经济战争。在这些情况下，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似乎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针对的是工人阶级和大众阶级，以及通过全球警察国家的扩张而蔓延的群众抵抗。
出色的斗争和法西斯的威胁
随着2008年以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加剧，全球社会出现了迅速的政治两极分化，分化为反叛的左翼和反叛的极右翼，以及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获得支持的新法西斯势力。这两股力量都迎合了数百万被新自由主义紧缩、贫困、不稳定的就业和沦为剩余劳动力行列的，那些被摧毁的人的社会基础。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蔓延，极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动员作为主导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集团试图将这些内容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评转向以民粹主义言论为幌子的对跨国资产阶级议程的支持。
如果极右翼和新法西斯势力正在动员起来，那么大众部门和工人阶级也在动员起来。由于冠状病毒的蔓延威胁到他们的安全需求，美国工人进行罢工和抗议，租户呼吁罢工，移民正义人士包围拘留中心，要求释放囚犯，汽车工人进行野猫罢工[2]迫使未经批准的工厂关闭，直到他们可以安全地操作，无家可归的人接管了房屋，前线的医护人员要求提供他们工作和安全所需的物资。这场危机有可能把千百万人从政治冷漠中唤醒。在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激进主义，一种新的团结意识。战线正在划定。更多的社会动荡即将到来。
全球经济对军事化和冲突的依赖程度越高，发动战争的动力就越大，对人类的风险也就越大。在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有一种内在的战争驱动力。历史上，战争使资本主义体系摆脱了危机，同时也转移了人们对政治紧张局势和合法性问题的关注。一个由社会控制和军事化积累的双重需求驱动的全球警察国家是否会变得根深蒂固，取决于世界各地社会和阶级力量及其相互竞争的政治行动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群众起义如此重要。这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对全球警察国家的首次全面反击。它击中了战争和镇压机器的要害。这场出色的斗争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和统治集团将如何努力加强全球警察国家的地位，也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将如何准备反击。
2020年6月11日
威廉·I·罗宾逊（WilliamI.Robinson）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全球资本主义论》（ATheoryofGlobalCapitalism，2004，中译本2009）、《全球资本主义和人类危机》（GlobalCapitalismandtheCrisisofHumanity，2014）。
原文链接：https://www.timetomutiny.org/post/the-global-police-state
[1]书讯：https://www.plutobooks.com/9781786806666/the-global-police-state/
[2]校订者注：野猫罢工是指那些没有工会领导的，劳动者自发的，无组织的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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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跨国国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2004）
第三章跨国国家
第一节跨国国家机器的概念化
第二节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权力
第三节20世纪60年代至2000年跨国国家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第四节跨国市民社会，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
第五节美国难道不是超级大国吗?关于美国霸权和霸权转移的争论
第六节跨国国家，国家理论以及对国家研究的认识论关注
1992年，美国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Talbott）断言，“在未来一百年中……我们所熟知的国家的独立性将最终丧失，届时所有国家都将认同一个单一的全球主权。20世纪中期的流行短语‘世界公民’最终会在21世纪末具有真实的含义”。他还指出，“所有国家从根本上都是社会安排，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尽管国家在任何时刻看起来都是那么永恒与神圣，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人为的，并且只是暂时的”。实际[1]上，对20世纪晚期的全球化的著作者而言，引用位居髙层的全球资本家有关“民族国家终结”和无国界合作的观点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例如，原陶氏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尔·格斯塔克尔（CarlGerstacker）下面的这段话就经常被引用：“我一直梦想着购买一个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小岛，然后在这块真正中立、不属于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土地上修建陶氏化学的世界总部基地。”[2]另一个被广为引用的是NCR公司总裁吉尔伯特·威廉姆森（GilbertWilliamson）的评论，他强调：“我们这些NCR公司的人都认为我们自己是在一家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只不过它的总部恰巧设在美国罢了。”[3]如果就像我在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认为的那样，世界范围内资本的霸权分支已经变得跨国化，正日益从特定的领土和从民族国家原有的社会和政治计划中剥离出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已不属于任何国家？跨国公司究竟是无国家性（stateless）还是无民族性（nationless）国家（stste）和民族（nation）是否指同一个事物？这正是本章所要回答的问题。但首先我想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另外一组有关跨国资本家阶级及其代理人的问题来解决上述问题。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经提出，跨国资本家阶级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因为它控制了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但它是否在政治上也处于统治地位呢？某一社会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并不必然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与此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作为一个阶级，它在多大程度上采取集体行动？它在什么意义以及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全球统治阶级？在社会科学的相关文献中，有关“集体行动者”（collectiveactors）以及阶级是否是集体行动者的争论由来已久，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4]在此我认为，阶级是集体行动者。在本章我想竭力阐明的一点是，部分地借助其“组织起来的少数人”的地位以及可供合作使用的资源和网络，跨国资本家阶级通过明确的机构进行运作，并且是一个具有相当凝聚力的集体行动者。
本章的研究重点将从跨国资本的经济统治地位转向其可能出现的政治统治形式。我将进一步完善此前所提出的观点，即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成为世界资产阶级的一个阶级分支，而且这一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处于实现其政治统治或成为全球统治阶级的进程之中。在本章里，我将引入跨国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概念联系起来。我认为，跨国国家机器的出现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离开跨国国家，就无法理解全球经济的形成和巩固以及积极参与政治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在追寻一个一体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全球主义目标的过程中，跨国资本家阶级将经济利益和政治目标结合了起来，我在第二章中将它称之为跨国精英议程，其目标旨在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创造最合适的条件。这一议程主要通过跨国国家机构来实现。
在这一研知中，我自始至终都强调关注社会生活的结构和行动或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重要性。我相信，如果我们要想理解社会世界（socialworld），就必须研究这两个维度的相互关系。所谓客观，我认为是指超越个人意愿和意识层面的力量。我们的存在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参与经济，这一点独立于我们的意愿和我们对经济制度的理解。这些塑造了我们生活的经济力量，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都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客观维度。所谓主观，我认为是指我们对自身深陷其中的现实所产生的意识，以及基于我们的有意识的理解和“自由”意愿基础之上的行动。我之前曾说过，阶级形成是一个主客观相互结合的过程，包括结构和行动两个分析层面。在前面两章里，我强调了全球资本主义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客观维度，即关注生产结构过程中的客观决定因素，并且发现生产过程的跨国化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本章中，我想把关注重点转移到资本家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形成的主观维度。对跨国国家机器的出现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揭开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集体行动的面纱，并确认这一过程中的关键的政治和机构维度。
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力量进行分析必须将国家和政治进程考虑进来。但我们首先可以着手分析体现在跨国资本中的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经济一物质决定因素，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做的那样；其次，我们可以分析表现在跨国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权力的行使，现在我将对此进行分析。尽管集团的社会力量取决于它对财富（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控制，但它却是通过政治制度而加以实现的。长期以来，政治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就已经注意到，统治阶级是通过其政治制度来实行统治的，这一机构的高层人士必须代表整个阶级，并尽可能地统一这一阶级的行动和加强它对社会再生产进程的控制。说到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这就意味着要确保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以及有助于实现其统治的政治和文化机制的形成与再生产，其中的核心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跨国公司是组织全球资本积累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机构。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大型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经济，它们作出的关键性决定，影响着地球上即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但跨国公司在组织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并非是孤立的。尽管市场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但生产条件并不完全是根据市场规则而产生的。一定还存在其他机构，这些机构的任务是创造这些条件或者管理进入这些生产条件的资本。它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我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越来越多地采取了跨国国家的形式。
一言以蔽之，我认为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新兴的跨国资本家阶级中的主导阶层日益趋于政治化。位于全球统治阶级（它控制了全球政策制定的主要杠杆）顶点的管理精英的观念，攫取了全球统治阶级中在政治上比较活跃的一派的观点。作为其政治主张的一部分，这一派开始去创造或改革一系列正在形成的跨国机构。这些机构构成了一个初生的跨国国家机器。这一跨国国家机器是一个新兴的网络，它包括经过变革和与外部已经融合的民族国家，以及超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论坛，但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形成任何中央集权的机构形式。这些经济论坛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地区银行等；政治论坛包括七国集团（G-7）、二十二国集团（G-22），尤其是联合国体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欧盟（EU）、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欧安会）等。跨国资本家阶级直接将这一跨国国家机器工具化，通过跨国国家多层次的结构来行使一种跨国国家的权力。正是通过这些全球机制，跨国资本家阶级试图形成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
第一节跨国国家机器的概念化
我的有关跨国国家的论题包括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观点：
（1）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的政治实体出现在跨国阶级的形成和跨国国家的崛起中。这一实体是作为全球统治阶级的集体权威进行职能运作的。
（2）民族国家既不会保留其卓越地位，也不会消失，而是被变革并纳人到更大的跨国国家的结构之中。
（3）新兴的跨国国家使全球资本和全球劳动之间新的阶级关系制度化。
下面，我们将对上述观点进行深入研究。如下几节的理论性较强，复杂难懂。但我相信，认真的读者能够抓住我的基本观点，并沿着这一逻辑，享受这一观点所提供的洞察力的回报。
1．在全球化的研究中超越民族国家中心主义
我将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方法中的那些赋予民族国家持续中心性的趋势称之为民族国家中心主义。[5]国家被认为是一个更大的体系——世界体系或国际体系——中的分散个体，该体系的特征是这些个体单元之间存在着外部交流。尽管各自的理论基础互不相同，但这些民族国家范例是国家中心主义者研究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的主要领域。然而，如今民族国家不再是适合分析的个体单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不再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客体，即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进程的“容器”。采用一种跨国的或全球的视角意味着对强调国家层面分析的社会世界，或由分散的民族国家（被视为比较分析的相互作用的个体）组成的国际体系的关注的超越。如果想要理解21世纪的世界，我们就需要打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在全球化开始之际，社会科学家便认识到将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政治经济的一个实体已经日渐过时，因此他们认为需要新的研究视角。资本主义新的跨国阶段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体系一段时期的重大重构，其中包括资本主义机构形式的重构。民族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崩溃，是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前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逐渐崩溃相呼应的。但是，鉴于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中心性，许多研究都从民族国家体系的政治框架及国家阶级和集团的代理人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全球化。在绝大多数的著作中，跨国机构和政治全球化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延伸或修正。这些都是国家/国际的研究方法，它们关注的是早前就存在的民族国家体系，认为它们正在经历国际化而非全球化。实际上，从事全球化研究的两位杰出的理论家罗兰·罗伯逊（RolandRobertson）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tGiddens）都认为，[6]这一进程的显著特点是民族国家的“普遍化”。跨国化或全球化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民族国家体系和国家经济体等是如何被扎根于全球而非国家间体系的跨国力量和跨国机构所超越的。
为了超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考全球化的方法，我们需要牢记的一点是，全球化的研究从根本上而言是历史研究。一些事件或社会环境可以根据此前导致其产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环境而加以构思出来。民族国家并不是超越历史的。好的社会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某一套既定结构的运动规律，而且还要研究这些结构的变化。民族国家体系是生产、社会阶级和领土权之间的特定历史相似性的产物，这种相似性产生了某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民族国家体系是一套相对固定的历史结构，这些结构起源于17世纪，且没有一个普遍的特征。1648年，欧洲新出现的民族国家相聚于德国威斯特伐利亚市，签订了一系列条约，从而将主权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的概念神圣化，并为次大陆的交战国家带来短暂的和平。在接下来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资本主义通过民族国家和国家间体系的框架在全世界得到发展。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个阶段，民族国家体系均得到扩张，一系列机构得以建立，使这一扩张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循环也被组织起来。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直至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通过民族国家体系得以发展，其间民族国家体系也产生了与之相伴随的国家结构、机构和代理人。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民族国家是一个受历史制约的现象，它形成于大约五百年前，是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国家市场与生产结构的统一，以及相伴随的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同时形成的。在前全球化时期，由民族国家所监管的以领土为基础的国家经济体的出现，使得人们从他们对地理空间的感觉中产生了主观认同，并在主观认同和生活的物质坐标之间达成了一定的一致。反过来，世界历史上民族国家阶段的现象学带来了一个索雷尔神话（Sorelianmyth）般的“民族”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7]民族国家体系或国家间体系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这一资本主义赖以建立的特殊形式取决于生产、阶级、政治权力和领土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今，这一关系正被全球化所取代。
将国家间体系视为当今世界的某种一成不变的结构（其中社会得以改变，发展得以进行〉的趋势已经导致了民族国家的物化（nation-statereification）。由于在讨论国家和其他社会现象时经常使用物化这一概念，因此弄清我所说的物化的含义就显得非常重要。所谓物化，是指将社会行动所产生的东西理解为完全独立于这一行动，只是根据自身的规则存在和运转。也就是说，如果将我们所参与的社会实践看成是某种依赖于它自身存在的外部“事物”，这便是物化。将事物物化就是将那些我们在实践中所创造的、看起来应该更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赋予一种实物性的地位（athinglikestatus）。然而问题在于，社会世界是如此复杂和多维度，以至于我们必须创造出无数的概念来尽可能地描述、汇编和理解各种维度。因此，我们创造出了“社会”、“种族”、“认同”、“国家”和“民族国家”等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如若离开人类的行动，这些概念就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地位。但是当我们忘记这些概念所指的现实就是我们自身成套的社会关系，反而赋予它们某种独立的存在性时，我们便是在物化。例如，既然边界线是我们在真实空间内划出的假想线，那么“民族国家”就不是一个有形的“物体”。当然，“国家”并不是为政府官员或首都而建造的物质建筑物，它只是我们创造并加以制度化的一套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将国家看成某种物体本身，便是将国家物化。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考方式，除了导致物化之外，还会导致民族国家与国家和与社会的混同。混同（conflation）是指将两种单独的现象或概念压缩为一种单一的现象或概念，从而扭曲我们对它们的理解。民族国家既不与国家同义，也不与社会同义。这一混同问题主要表现为国家和民族这两个词在民族国家的范式中几乎可以互换使用。例如，吉登斯在他有关全球化主题的研究中指出社会和民族国家趋近，[8]有关跨国主义的许多研究将民族国家间的互动理解为自治社会参与与其他民族社会的外部交往。但是作为社会结构的“社会”并不能被限定到民族国家的特定历史形式之中。自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社会便已经存在。就目前的研究而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有些国家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国家最早起源于大约6000年前。它的演变经历了各种形式，从阿兹特克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莫卧儿帝国、津巴布韦帝国、奥斯曼帝国、印加帝国、沙俄帝国等中央集权的国家，到非洲和欧洲王国等更为地方化的国家，直至遍布世界各地的酋长社会的国家。
我要强调的是，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国家形式，正在被一种新的国家形式所取代，我将其称之为跨国国家。全球化并不会带来国家的消失，相反它导致了新的（跨国）国家形式的崛起。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某种总是具有革命性的力量不断地将这个世界重塑成新的甚至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格局。当前阶段的一个关键特点是作为资本主义组织原则的民族国家的更迭，以及相关的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框架一国家间体系的更迭。20世纪的最后十年，随着跨国的市场、金融和生产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世界资本主义只有一个中心的事实巳经变得无法继续立足。在新兴的全球资本主义格局中，跨国或全球空间正在逐步替代国家空间。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处于该体系之外，这并不是说该体系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说没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仍处于世界资本主义范围之外或仍通过原始积累被纳入进来，以及在全球资本的领域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大规模的资本的自动积累。国内的社会关系成为全球性的社会关系。在此我们可以注意这样一种社会学原理，即有机的社会关系总是被制度化，从而使得社会关系得以“固定”，再生产成为可能。[9]随着人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内部联系真正变得全球化，民族国家的整套机构也就逐渐被跨国机构所取代。
至此，我已经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对全球化进行研究中的物化和混同进行了批评。但是在当前的主流观点中还存在第三个错误，那就是全球一国家二元论（global-nationdualism）。正如我在此所做的那样，认为一个新的跨国体制正在形成本身并不存在争论。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全球生产和全球市场而非国家边界的逻辑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机构和结构的重组或重构。有关全球化的跨学科著作充斥着关于民族国家的权力和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超国家机构或跨国机构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讨论。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解释全球化下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中所出现的双重维度的变化？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新出现的跨国制度性？
所谓资本的持续国际化和国际市民社会的成长还涉及国家的国际化的观点，已经被社会科学中的大量传统观念所认可。[10]但这些各种各样的叙述均建立在国际化的基础之上。它们均认同民族国家中心主义，从而陷人全球一国家二元论之中。所谓二元论（二元思维〉，是指将事物的某一现象或方面看成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概念或原则构成的，二者之间根本不能互相转换；也就是说，二元思维设立了一个虚假的二分法。在采用这一全球一国家二元论作为研究方法的各种有关全球化的叙述中，与跨国国家相关的现象被认为是民族国家体系的国际延伸。由民族国家所创造的国际机构被单个地或集体地当成是管理跨界的商品和资本流动以及协调国家间关系的机制。例如世界体系的分析理论经常假定，由分散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所构成的世界体系是被劳动的地域分工所连接在一起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即便对资本的国际化进行了动态分析，但它们仍将民族国家看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存在[11]，意大利学派似乎打破了对国家的物化，因为它们清晰地提出了一种关联概念，在这一概念中，所有的国家形式都被包含在一种关联关系（relationnexus）之中。但即使是新葛兰西学派也依靠某种二元思维来对当今时代的世界秩序得出结论。[12]
但即便是在面临逻辑矛盾和实证效度的问题时，思维定式，在此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维定式也很难被打破。马尔可姆·沃特斯（MalcolmWaters）指出，那些试图理解全球化的人“准备好了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出现，但并不愿意接受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最终消亡的可能”。“事实上，他们经常求助于一种理论上的二元论，其中相互矛盾的因果关系被允许存在于该理论的不同部分。”鉴于这一理论二元论的顽固性，我们可以认同沃特斯将这些逻辑矛盾痛批为智力上的“精神分裂”的观点。[13]用较为文雅的词语则可以表述为，为了理解全球化，我们必须采用关联思维而非分类思维。关联思维关注实体或进程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分类思维则注重独立的现象或与其他现象相隔离。
2．超越全球一国家二元论：从韦伯到马克思
国家问题是全球化争论的核心问题，焦点日益集中在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上。我所提出的跨国国家崛起的理论经常遭到人们的批评，他们错误地认为我认为民族国家已经不再重要甚至已经消失。事实上，这一问题已经遭到错误的设计，被描述为在两个完全对立的立场之间的争论——我在上文将其称之为全球一国家二元论。一方面，持“强势国家”观点的人们认为，民族国家，乃至国家间体系仍旧保持着它们在国际关系和世界发展轴线中的基础地位。“强势国家”的观点通常利用二元主义的构造进行表达，即上文所提及的分别为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和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治体系设定各自的逻辑。[14]另一方面，持“弱势国家”观点或各种“民族国家终结论”[15]的人们认为，民族国家已经不再重要，已经被甚至超越最强大的政府所控制的全球经济进程“掏空”和中立。
提出跨国国家的概念来批评并远离这一全球一国家二元论，有助于我们阐明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和民族国家并不相互重叠，记住这一点很重要。全球化著作中对二者的混同已经阻碍了对国家实践越来越脱离于民族国家实践的分析。实际上，国家这一术语在特定的情形下一通常是在世界体系论和社会学的比较历史研究中一被用来指臣属于特定统治或控制的全部领土和社会体系。根据这一定义，以跨国资本居主导地位为特征的新兴的世界秩序事实上构成了一个跨国国家或全球国家。为了进一步明确，我们需要对以下相关词语进行区分：民族（nation），国土（country），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国家（state），民族的国家（national-state），跨国国家（transnationalstate）。
民族国家是地理和司法单位，有时也是文化单位，在此这一词语不能与国土和民族互换。国家是指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特殊的政治制度中的权力关系。对民族国家和国家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在分析上却存在不同的概念的混同，起源于20世纪早期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国家概念。韦伯认为，国家是在特定领土上行使主权的一套干部和机构，“一种合法使用强制性的垄断"。[16]在韦伯看来，经济和政治（按照韦伯的说法，“市场和国家”）是两个具有外部联系但功又相互独立甚至对立的领域，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独立的逻辑。民族国家在外部与市场进行互动。将韦伯的二元论用于分析21世纪的世界，结果全球化被看做是属于经济领域，而政治领域则保持不变，仍旧是一个永恒的民族国家体系。国家经理人正面临着作为一种外部逻辑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流动的跨国资本的暗示。二元论已经成为分析全球化和国家的主导框架。在有关全球化的著作中，二元论的研究方法强调了民族国家在面对世界市场力量时的软弱无能。[17]
国家一市场二元论与全球一国家二元论紧密相连。全球化的影响被认为过分夸大，因为民族国家拥有比人们所说的“更大的权力”，因为对于现象的阐明，国家作出的解释要好于全球化作出的解释。有些人指出了民族国家持续的关联性，进而断言全球化被过分夸大甚至只是某种幻想。[18]在这一思路下，民族国家内部所发生的一切都与全球体系下所发生的一切完全对立。在这些一再出现的二元论中，经济全球化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但它却被理解为似乎是独立于构成这些社会生产关系的机构，尤其是国家和民族国家之外的存在。在这一二元逻辑的研究方法中，在经济层面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逻辑占主流地位；而在政治层面，则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逻辑占主流地位。[19]与之相关的则是人们所大量提及的“全球治理”。这一研究方法也假设拥有自身逻辑的民族国家体系和全球经济之间存在二元性。民族国家在协调不断扩大的国际活动和在面临新时代的问题的情况下将会相互合作。[20]
走出这些悖论，关键在于远离韦伯，重返历史一唯物主义的国家研究方法。在这一由卡尔“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中，国家是围绕特定社会生产格局的阶级关系的制度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首度分离符合各自的独立性——而且意味着一种必须得以问题化的复杂关系——但这也带来了二者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只在外部存在联系的领域的错觉。③[21]在历史一唯物主义的概念中，经济和政治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要素，也就是说，它们是一种内部关系。所谓内部关系，是指每一方都在与另一方的相互关系中形成，因此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而且只有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各方才有存在的意义。而外部关系则是指每一方都可以独立于与另一方的关系而存在。[22]（将某一事物视为外部联系通常与上文所提到的用二元思维来看待某一事物具有相似性。）例如，相互对立的社会阶级关系属于内部关系，即“奴隶”只有在与“奴隶主”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工人”也只有在与“资本家”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在此我认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作为依附于这些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制度化的阶级关系的国家之间是一种内部关系。
在此我们不可能回到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科学领域所激起的有关国家理论的争论，这一争论至今仍无定论。[23]参与这一争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国家远不是一个中立的场所，它是一个保护在经济和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集团的利益的机构。然而除此之外，在国家如何以及通过何种机构实际代表统治集团利益的问题上，通过这些争论形成了两种基本不同但却并非必然互不相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直接被统治集团的代表加以“工具化”，以此形成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另一种观点认为，统治集团并不必然直接将国家“工具化”；更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迫使国家去执行符合这些统治集团利益的政策。这便是著名的“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从中所出现的一个关键性结论就是“国家相对自治”的概念。[24]根据这一概念，即便我们将国家理解为服务于特定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也并不必然存在任何为实现这些利益而直接操纵国家的情况。也就是说，相对于社会中的不同集团，国家行为可能具有某种自主性。
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跨国国家和跨国资本家阶级而言，这一观点的重要性将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在此我首先想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相对自治的理论，无论是强调国家对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结构主义”服从还是“工具主义”服从，都没有提出一个拥有自己逻辑的独立的国家；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并不存在“悬在空中”的国家。[25]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以及与构成社会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内部关系。因而，分析的任务在于揭示将国家嵌人到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格局中的复杂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关系。一切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事物——教堂、新媒体、社会俱乐部、专业协会以及私人企业等构成社会的各种非国家机构——组成了市民社会。接下来的分析任务在于揭示国家是如何深深扎根于市民社会的。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的概念中，并不必然将其与领土或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在历史上被假定为一种地理表达是必须被指出的。
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如何扎根于市民社会的呢？市民社会的一个基本方面是它的阶级关系，即将人们划分为在内部相互联系的不同阶级。这些阶级关系形成了国家。我们可以这么说，作为强制性权威体系的国家是阶级关系和社会实践借助政治制度固定与运作的。[26]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赋予了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以政治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既然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27]。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关于所谓原始积累的讨论中强调了国家在改善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赖以存在的环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跨国国家为改善在全球化之下所形成的新型关系赖以存在的环境所扮演的角色。
市场是物质生活的一个场所，而国家则起源于经济（生产）关系，代表了社会统治关系的制度化。对在特定历史阶段固定于国家结构和国家实践中的社会力量群集进行分析非常重要。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资本的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是一种孤立于阶级关系和国家的变迁而存在的现象。在韦伯的概念中，国家是受领土制约的机构，因而只要民族国家体系继续存在，跨国国家就不可能变成现实。韦伯的国家理论将国家简化为国家机器和国家干部，从而将国家加以物化。同样，国家也不是行为体。将国家视为行为体也是将它们加以物化。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是历史行为体。国家本身并没有“做”任何事情。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作为集体的历史代理人，在国家（和其他机构〉中做事。国家机器是对嵌入在国家中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关系与实践执行和重建的工具。民族国家的体制结构在全球化时代有可能会继续存在，但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修改关于这些结构的概念。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国家机器正在从民族国家体系的内部产生。民族国家体系或国家间体系是历史的产物，其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特殊形式建立在生产、阶级、政治权力和领土的复杂关系之上。当前，产生民族国家的物质环境正在被全球化所取代。如果说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产生了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地理（空间）位置，那么当前全球化的推进则带来了一种普遍的地理错位。为了理解跨国国家的崛起，我们需要重返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概念，即国家并非一个“事物”或虚构的宏观代理人，而是更大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它可能采取不同的、由历史所决定的体制形式，而民族国家只是其中的一种体制形式。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征兆能够表明空间和其制度化的历史格局是永恒不变的，相反它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完全是历史性的，因而国家形式只能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尽管在此难以对这一命题进行详细的阐释，但我认为对世界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特定地理表达的解释，可以从该体系的不平衡发展，包括它逐渐向全球的扩散中求得答案。领土化的空间开始落户在不同的市场和资本积累的环境中，并且通常在彼此间互相对抗；由于被民族的国家、宪法、法律体系、政治和文化，以及集体行为者的代理人〔比如威斯特伐利亚、民族主义等）等的发展所深化和修改，因此这是一种倾向于自我再生产的过程。这一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特定空间形式正在被资本和市场的全球化，以及它所包含的积累条件的不断平衡所克服。
综上所述，国家是由特定历史所决定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群集的集合，国家总是体现在成套的政治制度之中。因此，国家是一时的阶级力量关系（a）和一套政治制度或“机器”（b）。国家既不是a，也不是b它是二者的统一体。对这两个维度的分离完全是方法论上的分离（韦伯的错误在于将国家简化为b）。民族的国家是市民社会中的社会集团和社会阶级群集的特定表现，它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民族国家的体系之中，并以特定的地理范围为根基。
3．何谓跨国国家
那么，何谓跨国国家？更进一步说，跨国国家的a和b是指什么呢？跨国国家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崛起紧密相关的阶级力量和阶级关系的特殊群集，它具体在各种政治制度之中。这些制度是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和有助于世界范围内资本的霸权分支的统治而制度化的各种超国家机构。因此我认为，国家作为一种阶级关系，正在变得跨国化。在新出现的跨国国家中，新的全球统治阶级的阶级实践正在变得“浓缩化”（借用尼克斯-普兰查斯的词语）。普兰查斯认为，国家是“阶级和阶级分支力量对比关系的特定的物质浓缩”。[28]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讨论的，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国家或本地资本家分支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参与全球化生产并管理全球积累循环，这为跨国资本家阶级在全球体系中超越本地领土和本地政治提供了空间上的和政治上的客观阶级存在和阶级认同。跨国国家由全球社会中的那些机构和实践所构成，这些机构和实践维持、保护和促进了这一新兴的全球资产阶级霸权，并正在着手构建一个新的全球资本家历史集团。
我再重复一次，跨国国家机器是一个新兴的网络，这一网络包括经过变革和与外部进行整合的民族国家，以及超国家经济和政治组织，但它还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制度形式。跨国国家的崛起使得每个民族的国家的重组成为必然——因此我将那些每个国土之上的国家称之为民族国家——并同时包含了真正超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出现。这两个进程——民族国家的变革和超国家机构的崛起——并不是单独进行或互相排斥的。事实上，它们是国家跨国化的两个维度。我的核心观点是，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并没有“萎缩”，它的功能正在发生变革，正在变成更大的跨国国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跨国国家机器是多层次和多中心化的。它将展现不同层次的“国家性"、具有不同的历史和轨迹，以及与不同系列的机构、结构和地区紧密相连的各个机构依据功能联系在了一起。超国家组织既包括政治和经济的，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经济组织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国际清算银行（BankforInternationalSettlement）、世界贸易组织（WTO）、地区银行例如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DevelopmentBank，IDB）和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lopmentBank）[29]，等等。再次重复一下，超国家的政治组织包括八国集团和最近成立的二十二国集团，以及更为正式的组织，如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等等。这些超国家机构还包括地区性集团，例如东盟，以及那些通过地区性协定建立起来的超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如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
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一多样化的超国家机构进行过讨论，但我们还需要对这一新格局加以理论化。截止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政策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经营管理方面，这些超国家机构似乎正在逐步取代国家机构。民族国家的功能正逐步从国家政策的规划转向管理由超国家机构所规划的政策。[30]然而最为根本的一点在于避开国家一全球二元性：民族国家并非处在跨国国家的外部，相反它正日益融入跨国国家并成为跨国国家的组成部分。超国家组织的功能与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相一致。这些超国家组织的工作人员由跨国职员组成，这些职员与经过变革的民族国家的跨国职员相类似。这些跨国国家干部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助产士。
跨国国家正在试图去履行符合世界资本主义的功能，这一功能在早期阶段是由国际体系和国际关系学者所谓霸主或资本主义主导力量来履行的，因为在当时他们拥有组织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强制实施相关规则和管理环境的资源和结构性地位。我们正经历着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通过超国家机构——这一机构还没有能力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提供经济调控和政治条件（甚至更加难以提供我将在下一章所要讨论的那些条件〉——所创造的跨国霸权的早期阶段。我认为，正如在早期阶段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跨国国家正在寻求在全球经济中为资本增值和资本积累创造和维持先决条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全球经济并非仅仅是国家经济和国家阶级结构的简单总和，它还需要一个中央集权来代表整个竞争性资本，其中主要的合并巳经不再是“国家”（nation）资本间的合并。在新兴的全球体系中，国家实践的本质在于通过跨国国家机器来行使跨国经济和政治的权威，从而重现嵌入在全球资本增值和资本循环中的阶级关系。
第二节民族国家和跨国资本的权力
1．新型资本一劳动关系和跨国国家
读者可能还记得我在上一章中得出的如下观点：通过使单个国家难以在结构上维持独立的，甚或自治的经济、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全球化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对世界社会力量进行了改革。具体而言，在全球经济下，资本积累进程中的分配阶段越来越不受民族国家的调节，越来越为跨国网络和全球结构所塑造。这样一来，全球经济打破了围绕社会再生产进程的民族凝聚力，将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从民族国家转移到跨国空间。随之而来的是跨国资本摆脱了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社会力量强加给它的限制和义务，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之间力量的平衡，而在全球层面则改变了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其代理人之间的力量平衡。
现在让我们对这一观点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将其更加明确地应用到跨国国家的分析上面。下面的章节可能有些抽象，专业性也比较强，但我相信本书到现在为止的分析将会使读者对接下来的观点感兴趣。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体系发展的必要条件的话，那么到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民族国家的制度和空间限制已经成为积累的枷锁。事实上，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阶段，由世界范围的大众阶级对积累所强加的束缚正是最初推动资本跨国化的动力。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许多全球化的著作都将这一进程归功于技术创新。然而，技术变革只是社会力量相互斗争的果，社会力量间的斗争才是历史变革的因。民族国家已经从一个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可能的特定历史形式演变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形式。我马上就会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民族国家干预资本积累进程和决定经济政策的能力明显下降，反映了跨国资本获得了超越民族国家和大众阶级的新的权力。不同的阶级和集团角逐（民族）国家权力，但是在全球体系中，真正的权力正在转向不受“国家”控制的跨国空间。正如大众力量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在海地、尼加拉瓜、南非和其他地区掌握国家政权所揭示的那样，当大众阶级或本地统治集团的国家分支掌握这些国家的政权的时候，这一超越民族国家的直接权力的跨国资本的结构权力便被用来逐步灌输规则或摧毁来自这些国家的政策了。[31]这一情形似乎是跨国资本的结构权力和国家的直接权力之间的制度性矛盾。[32]一些针对全球化的批评将这一矛盾看成是民族国家和全球代理人之间的矛盾，抑或在外部表现为制度性矛盾的情况的内在本质，但实际它是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核心是阶级关系。一组社会关系反映出另一组更基本的社会关系。从表面来看，资本的结构权力凌驾于国家的直接权力已经多次被全球化所增强。而就其本质来说，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相对权力已经多次有所增强，至少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历史交界的时刻是如此。
全球资本超越全球劳动的新的相对权力正在被固定在新的全球资本一劳动关系之中，有些人将其称之为与后福特弹性积累体制相关联的全球劳动的临时化和非正规化。它包括劳动控制的替代体系以及各种临时性的劳动分类，核心是廉价劳动和弹性劳动。重构危机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新的资本一劳动关系的核心。战后长期繁荣在20世纪70年代导致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的方式和场所发生了急剧改变，从而导致了如安凯·胡格威特1100^610所分析的剩余价值榨取机制的变化。[33]在我看来，这些劳动控制的新体系部分地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性和资本新的跨国空间之间的分裂上面。这些劳动控制的新体系包括转包和合同劳动、外包、兼职和打临工、非正式的工作、家政、家族作坊和家庭劳动、血汗工厂和其他压迫性生产关系。在全球化时代，众所周知的与资本一劳动关系重构相关的趋势包括“工作条件的下降”（downwardleveling），去工会化，劳动供给的“专门化”和“准时化”，与资本输出相似的对移民团体的过度剥削，延长工时，新型的强制和独裁的社会控制的出现导致了由临时雇员或“冗员”所构成的新的全球“下层阶级”的崛起，以及新的性别和种族等级劳动。这些趋势表明了全球无产阶级的出现，而在跨国环境下，这一全球无产阶级较少地依据国家界限，较多地依据社会界限进行分层。就目前而言，这一新的普遍化的资本一劳动关系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积累条件平等化的趋势，或者是伊万·梅扎罗斯（IvanMeszaros）所指出的特定剥削率的向下均衡。[34]
全球化的相关著作已经对这些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新形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35]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它们所赖以存在的更大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国家和民族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协调这些背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展开，国家实践和国家结构通过社会力量之间平衡的变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进行了协商和再协商。当前时代并不是资本第一次打破表现为国家实践的与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早在19世纪下半叶，当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行将结束，垄断资本即将形成的时候，资本便第一次打破了这种相互关系。[36]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开始抛弃此前与劳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而这完全是因为全球化进程允许资本打破民族国家的束缚。全球化在双重意义上促进了这些新的劳动模式：首先，借助“第三波”技术、空间积累障碍的消除以及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对空间的控制，资本通过新的弹性积累模式对劳动行使权力已成为可能；其次，全球化本身包含了世界范围内资本原始积累的进一步加速，在这一进程中，数以百万的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变成无产者，并被抛到由跨国资本所塑造的全球劳动市场之中。
随着全球化进程对阶级的重构，阶级结构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其中包括一方面此前大量前资本主义的阶级，尤其是农民和城市技工，以及中小型制造商和其他与全球化所产生的国内市场和国内需求相关的中产阶级的迅速无产阶级化。与跨国生产进程相关联的新的城市和农村工人阶级也已出现。全球阶级形成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家出现了新的“过剩”劳工。全球化进程的诸多结果之一是降低了对劳动的需求，[37]与此同时则是新的无产者群体数量的急剧增加，而这些无产者群体主要来自解体的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或前私人资本主义部门和国家官僚机构中遭到解雇的雇员）。这些结果与不断急剧改变人类劳动的角色和资本的有机构成，即资本中的劳动部分的后福特生产技术结合在了一起，结果是产生了数百万的“冗员”或过剩劳工，他们无法在全球化生产正规的本地结构中寻得合适的角色。过剩劳工的出现是中心和外围地区非正规部门迅速扩张所导致的几大结构性因素之一。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非正规经济已经在功能上与正规经济融为一体，并且二者是互为补充的。[38]这些巨大的冗员储备已经远离了生产资料，但是他们还未被作为雇佣劳动而纳人资本主义生产进程，没有被直接利用。不过，他们被间接地用来压低工资，将那些有可能会对现状进行直接政治挑战的人民群体加以破坏和分散。
在新的资本一劳动关系中，劳动日渐成为一种单一的赤裸裸的商品，再也不会嵌入扎根于民族国家的在历史上巳经制度化的社会和政治团体的相互关系之中。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每一位劳动者都期待将自己作为一种商品出售，成为不受政治和社会束缚的销售者，并且作为商品的所有者，成为自己的“企业家”。面对这一新的阶级关系，政府对公民的责任或雇主对雇员的责任，即便极其微小，也已经被解除了。在这一摆脱社会束缚的“野蛮资本主义”时代，受竞争性个人主义文化——它的极端形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复活，集体生存的准则和观念几乎全部消失——的推动，在雇佣劳动中确实存在一种“历史”或“道德”因素的回落。
2．民族国家内的跨国化
“福利主义”或凯恩斯所谓的“阶级妥协”的瓦解是建立在跨国资本获得支配劳动的权力之上的，从客观上来讲，跨国资本的权力是跨国性的，但它受到了民族国家体系持续存在的限制，跨国资本的主观意识也被这一持续存在的体系所扭曲。在此，我们将观察一下民族国家的继续存在是如何满足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各种利益的。例如，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在政治和经济上确保适当的劳动供给，所有阶级社会的核心都是控制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处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确保劳动供给和保卫领土之间的联系正发生变化。国家劳动储备正在合并到一个单一的全球劳动储备中来服务于全球资本主义，[39]从而推动了资本不再需要为劳动力的再生产支付费用的历史趋势。全球劳动供给基本上不再被强制（服从于超经济强制），原因在于遍及世界各地的市场有能力严格执行经济条例，但是全球劳动供给的运动却受到了法律的控制。在此，国家边界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民族国家是关于空间的布局结构，社会学家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Mcmichael）将其称之为“人口控制地区"。[40]但是民族国家的这一控制功能只适用于劳动，而不适用于资本。全球流动的资本不受集中的国家政治权力的管制，但劳动却受其管制。国家间体系因而为全球流动的跨国资本对劳动的结构性权力提供了一种条件，因为劳动的性质和在现实中是跨国的，但它却受制于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民族国家的直接控制。边境线并不是跨国移民的障碍，相反，它为全球层面的劳动供给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再生产提供了机制保障。民族国家体系将人口控制在固定的物质（领土）界线内，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剥夺他们的劳动，更有效地遏制他们的反抗。
199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利用公民投票的形式通过了“187号提案”，这一事例很有启发意义。该提案禁止公立学校招收未能取得合法居住权的移民的子女，并且禁止这些非法移民享受医疗保健等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对促进这一提案的政治动员进行仔细的研究可以发现，得到白人中上层阶级和大型雇主（例如农业综合企业和在该州运作的跨国公司）支持的右翼力量是该运动的先锋。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高度跨国化，并完全融入了全球经济。这些雇主高度依赖墨西哥移民、中美洲移民和其他地区的移民。他们支持这一提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将移民劳工拒之国外；这样做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相反，该提案的目的在于将最繁重、最不合法和最隐秘的条件强加于移民劳工，从而使雇主能够更不费力地对他们进行控制和剥削，其中包括如果这些移民被组织起来进行政治活动和变得无法控制，雇主会在州政府的支持下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一提案被认为是用来压制非法移民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但实际上却压制了所有工人的工资和工作条件。[41]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目标在于在新的资本一劳动关系下，创造移民和本地人的跨国劳动储备。通过民族国家的司法工具这一资源，对在种族方面处于从属地位的劳动进行过度剥削的条件得以形成。这些工具被用来服务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跨国生产活动。建立资本流动性的动力和建立劳动不可移动性的动力是一种物质矛盾，其中资本成功的去领土化取决于劳动正在进行的再领土化。但是，这一动力也以意识形态矛盾的面貌出现——人们如何才能证明向资本开放边界和向劳动关闭边界的正当性？——它只有通过高压政治才能得以解决，只有通过新的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才能获取正当性。
“187号提案”揭示了全球化是如何满足现存的社会阶层并产生新的社会阶层的。但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更重要的是，该法案表明了在过去可能会对全球积累设置障碍的国家和地方领土边界及政治管辖权是如何变得有助于资本的全球循环的。随着资本的不断跨国化，它的跨越空间和各种管理制度的活动，从不同的税收和劳动法规到货币体制、资本市场、商业文化等等也愈演愈烈。[42]一方面，跨国化给全球管制结构带来了压力。这一正在形成的全球管制结构对资本的跨国扩张产生了循环影响，甚至为这一扩张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具有不同的管制体制的民族国家进行跨国运作的能力以及利用空间和不同的司法环境转移资源的能力，加强了它们相对于本地和全国性国家经理人、劳动、消费者和本地资本的权力。在这一方式中，全球化对于跨国阶级及其联盟阶层而言发挥了向心力的作用，对于全世界的大众阶级（以及具有民族化和本地化倾向的统治集团）而言则发挥了离心力的作用。上述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跨国国家是利用何种具体机制来帮助组织全球统治阶级和瓦解大众阶级的。
那么，与我们分析国家跨国化相关的是，全球资本对全球劳动的这一新的相对权力究竟如何呢？从这一新兴的跨国制度性出发，全球资本主义新的阶级关系及其特有的社会实践正在变得固定化和制度化。例如，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为制定新的劳动法规以使工人更有“弹性”，或者为重返国家制定“社会工资”而创造金融条件时，他们就在生产这一新的阶级关系。为了再生产这一新的阶级关系，跨国国家的官员非常注意他们在使跨国劳动隶属于跨国资本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在1984年公布的一项重要政策报告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雅克·德·拉罗西埃解释道：
在过去4年中，6个最大的工业国家的制造业资本投资回报率只是60年代晚期的1/2……即便考虑到周期因素，一种资本回报率确实并长期在不断下降的模式已经出现。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不过毫无疑问，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在于在过去20年左右的时间里，包括员工薪酬在内的收入比例大幅提高……这指出，如果我们想要恢复适当的投资动力，有必要逐步减少中期的实际工资的增长率。[43]
更为普遍的是，在20世纪后期开始流行的民族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去管制化，财政保守主义，货币主义，税收累退，紧缩等——也产生了这一关系。80年代，国家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从提供社会补贴，即资助公共卫生、教育、福利、交通等有助于劳动及其社会再生产，转为资助私人企业。80年代还出现了由企业资助研究和发展转为国家资助的显著改变，以及国家通过去管制化/再管制化（从“僵硬性”到“灵活性”）远离社会再生产，集体需求的私有化，以及废除妨碍市场力量的规则和管制等。所有这些都提升了国家对资本的服务和资助，强调了国家在促进私有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样一来，收益和权力就从劳动转向了资本。我认为，这些结果为新的资本一劳动关系的巩固产生了、创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环境。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民族国家和跨国国家之间的关系。资本获得了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新权力。跨国资本家通过日益绕开正式国家的超国家机构和超国家关系的密集网络，以及通过利用国家政府作为固定领土范围内的司法单位（国家间体系），以此行使自己的阶级权力。民族国家被改造成“传送带”[44]和过滤器。但民族国家还被改造成为推进全球资本主义议程的前沿工具。只有在我们放弃韦伯的国家和市场的二元结构以及国家一全球二元论这一辩证法的时候，有关跨国社会力量将其结构权力强加于国家之上的论断，与同时存在的由跨国分支所控制的民族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前沿代理人的论断之间，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政府之所以正在进行结构调整和服务于跨国资本的需求，并不仅仅是因为在全球化面前“无能为力”，就像“弱势国家”论所认为的那样；而且还因为当前存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力量的历史集团，这一集团为资本主义的全球重构提供了有机的社会基础。（这一观点被那些从全球一国家二元论出发来研究问题的人所误解。[45]）因此，并不能说民族国家在面对跨国资本及其全球机构时，变得毫无关联或无能为力。相反，权力作为一种发布命令并强制服从的能力，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形成社会结构的能力，已经完成了从那些在国家积累中拥有利益的社会集团和阶级向在新的全球积累循环中存在利益的社会集团和阶级的转移。后者在新兴的跨国国家机器（包括超国家机构组织，以及当前的那些被跨国集团所控制和重组，从概念上已经成为新兴的跨国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民族国家）内实现了他们的权力，并将这一权力进行了制度化。
国家积累和全球积累相互矛盾的逻辑在这一进程中也发挥了作用。在上文中巳经指出，随着跨国的公司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出现，阶级分层正在沿着一条新的国家/跨国轴线进行。一部分集团的利益在于国家积累，包括整套传统的国家调整和保护主义机制；另一部分集团的利益在于扩张以全世界市场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经济。各种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力量相互斗争，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民族国家形态，这有助于复杂和多维度的政治动力学和国际关系。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跨国集团逐渐在民族国家内部占据主导地位。北方国家中的跨国分支已经运用了核心民族国家在全球体系中所实施的强大的结构和直接权力，其目的并不是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竞争中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是要形成跨国结构。因此，民族国家并不会消失，甚至其重要性也不会衰退，它有可能继续保持强大的实体地位。但是这些国家很容易被将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威结构国内化的跨国社会力量所影响和控制。当今世界，“全球”和“国家”远非两个相互排斥的领域，相反，“全球”已经具体体现在本地社会的结构和进程之中。全球资本主义的规范权力已经将民族国家的实际政策制定能力转移到与全球经济挂钩的、由本地社会力量所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集团中来。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的新经理人是新的全球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了跨国国家的某些更具魅力的执行官员。
总之，全球资本主义的代理掌控地方政府解决了跨国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机制矛盾；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实践越来越与全球资本主义相协调。但这只会加剧潜在的阶级和社会矛盾。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矛盾进行研究。现在，我将简单重构20世纪后几十年跨国国家的出现，从而探寻跨国资本家是如何在跨国国家内部将他们的利益制度化的。
第三节20世纪60年代至2000年跨国国家的形成：一些经验参考值
1．货币走向全球化
二战结束后，在美国政治一军事霸权的保护下，民族资本开始了一段新的国际化和与外部融合的时期。国际经济活动在民族国家体系的制度框架和“国际机制”，[46]尤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于1944年建立，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提供的跨界管制下逐步增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货币固定汇率制，这有助于民族国家加强对货币跨界流动的管制，也就是所谓的资本控制。这一国际经济管制体系是为一个以民族国家间的交换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而设计的，而且它在初期阶段运转良好（参见图1-1）。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将它们的触角延伸至世界各地，它们试图通过将资本存放在外币市场从而逃避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中央银行的控制。换句话说，这些公司并没有将美元送返本国，而是将它们存在第三国银行。因此，经济国际化带来了美元和其他核心国家的货币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扩散。尤其是许多国际投资者将他们的货币存在了欧洲的金融中心。这些存款即为著名的“欧洲美元”（Eurodollars）。这些欧洲美元从1960年的30亿迅速飙升至1970年的750亿——直接导致尼克松政府在1971年放弃金本位制——并在1984年攀升至1万亿美元。[47]以固定汇率和通过资本控制进行国家经济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成为早期的跨国资本摆脱民族国家体系制度控制的第一步。它预示着向全球化时代过渡的开始，以及美国霸权的衰落。流动资本聚集在由新生的跨国银行所建立的离岸资本市场中，以求逃避民族化国家的管制权力。20世纪70年代，跨国银行开始通过大规模地向第三世界政府贷款，从而重新使用这些流动资本（参见表3-1）。国际银行的贷款额从1972年的20亿美元蹿升至1981年的900亿美元，随后在1985年又跌落至500亿美元。[48]
新解放的全球金融市场开始决定货币价值，动摇国家财政，破坏此前资本主义的凯恩斯体制对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大约每天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各国货币进行交易，而所有的货币交易都超出了国家政府的控制。[49]政府迅速丧失对货币的控制，这一巨大损失意味着国家经理人再也不能管理他们本国货币的价值。影响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权力也从这些国家经理人的手中转到货币交易商、证券投资商和跨国银行家的手中——更精确地说是转到跨国金融资本的代表的手中，因为他们有能力移动全世界的资金。1992年，花旗公司前总裁沃尔特·瑞斯顿（WalterWriston）在《纽约时报》的一篇特稿中指出，货币交易商掌控着全世界20万个交易所的监视器，“对拥有货币发行权的政府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全球公投”，而“国家对此无路可退"。[50]离岸资本市场从1973年的3150亿美元增长至1982年的2万亿美元，到70年代末，货币贸易为世界货物贸易的11倍之多。而且由于这一全球流动性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赢利条件，跨国公司通过将它们的业务分散到世界各地而降低了它们的风险，并因而加快了整个全球化进程和加剧了跨国国家机器的政治压力。
大卫·哈维所谓的“国家管制所强加的固定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稳定性）与资本流动的流动性之间的张力"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一个关键性问题”。[51]我的观点是：在跨国化进程中，这一问题明显地表现为要求进行跨国管制的压力。跨国资本家充分意识到了他们在推进跨国国家机器方面的作用。例如，在面对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时，跨国银行家采取集体行动，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理机构改造成了他们集体的超国家工具。1984年，主管拉丁美洲债务谈判的花旗银行的官员威廉·札罗德斯（WilliamRhodes）指出，“银行希望确保债务国继续从事必要的调整方案，以便使它们摆脱自己的外部债务处境，并以此监管它们的所作所为”，“但银行发现作为一个集团很难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它们感觉到多边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更加适合于这项工作"。[52]
随着货币资本而不是投资资本成为新的全球生产循环的调节者，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长期运动也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全球经济的崛起以及跨国金融资本在世界层面作为资本霸权分支的崛起。正如史蒂芬·吉尔（StephenGill）所强调的，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国际经济混乱，事实上并不是当时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崩溃。相反，它是集中表现为跨国金融资本的跨国资本在形成过程中所发生的剧烈碰撞。[53]跨国资本需要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这一环境将不再会为民族国家和民主所阻碍。
2．全球化精英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
20世纪80年代，随着跨国的公司精英和政治精英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通过重组多边的和国家的制度来构建和管理全球经济。他们迫切要求解除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发展型国家，并解除国家对全球流动资本自由运动的控制。他们推动了公共部门和非市场共同体向赢利化和私有化的开放——马克思将之称之为“国家的异化”[54]——并开始强加新的弹性积累的生产关系。这一跨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被组织了起来。70年代中期成立的三边委员会将北美、欧洲和曰本三大地区的商界、政界和知识界精英中的跨国化分支集中到一起，成为跨国资产阶级政治化的一个标志。[55]其他标志包括七国集团的形成（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加入后成为八国集团），自1975年成立以来，作为政府层面的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它已经将核心国家的公司精英和政治精英对全球经济的集体管理加以制度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进行了变革，它已经由50年代最初24个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为保持各自的国家经济体所组成的超国家机构，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政策协调和重组的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建立，它将跨国公司的高级代表和全球政治精英集中到了一起。有关构建一个全球经济和跨国管理结构的研究主要来源于核心国家的智囊团、大学研究中心、政策计划研究所等。[56]
当全球精英寻求解决世界范围的积累问题的实际方案时，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战略和权力地位逐渐集中为一项以市场自由化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和政治重组的计划，也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57]这一计划是在20世纪80年代被逐渐拼凑在一起的。在面对尖锐的社会斗争，以及来自从属集团和那些未被纳入新兴的全球资本家集团的统治集团的各种形式的抵抗面前，全球精英准备将世界变成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单一的和统一的领地。这一计划推动了符合全球市场条例和市场规则的更大的一致性和标准化，它与19世纪国家市场的构建十分相似，只不过现在是在新的全球空间内进行复制而已。1982年，七国集团计划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最高权威，以求行使资本主义民族化国家对国际金融谈判进行管理的集体权力。[58]在1982年的坎昆峰会上，由美国所领导的核心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开创了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时代，并且将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AdjustmentProgram）强加于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跨国精英促进了国际经济融合的进程，其中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等。他们创造了新的制度和论坛，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投资协定（Multili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MAI）等。在这一进程中，现存的超国家制度，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机构，不仅没有被废弃，反而进一步被工具化和改革化。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构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981年，净贷款额的42%来自商业银行，3770来自多边机构。[59]但到1988年，私人银行只占到净贷款额的6%，而多边机构则达到88%。实际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向民族国家提供公共资金（因为它们都来源于纳税人的国家资金），以偿还私人银行的贷款，然后利用借此集中在它们手中的金融权力来获得对经济管理以及与之相随的政治权威的控制。80年代，世界银行从项目贷款转向政策贷款，其目的在于对本地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并将其融人全球经济。[60]1983年，世界银行行长克劳森评论道：“我们这一机构的基本哲学是帮助各国实现出口多样化……进行出口导向。”[61]经过改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在组织全球经济的过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尤其是通过新自由主义计划。1996年，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Wolfensoh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米歇尔·康德苏（MichelCamdessus）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RenatoRuggiero）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七国峰会。[62]同样，联合国大会体系在重塑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时，联合国的直属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也开始促进经济自由化的跨国精英议程。例如，尽管《人权年度报告》（HumanDevelopmentReport）高度批评了全球化的不平等，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频繁引用这一报告，很明显地在呼吁将进一步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作为其补救方法。
截至20世纪末，联合国的政治特性事实上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变。该机构与跨国资本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层面上众所周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融合，似乎在全球层面上也日渐成为现实，就联合国目前的运作而言，很多论著揭露它是在服务于全球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A.Annan）在1998年世界经济论坛之前的讲话中，解释了联合国是如何试图为实现全球市场繁荣而建立起必要的国际安全和监管环境，以及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的：
（联合国机构）帮助各国加入国际贸易体系并实施友好的贸易法规。市场并不是在真空中运作的。相反，它们都来源于规则和法律的框架，并对政府和其他机构所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如果没有规则来管理财产、权利和合同，没有基于法制之上的信心，没有对发展方向的整体把握和相对公平的平等和透明，将不可能出现运转良好的市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全球的。联合国体系提供了这样一个全球框架——一套被全世界所接受的标准和目标。一个强大的联合国有助于商业的发展。
截至21世纪早期，这一跨国国家机构和主要的跨国公司之间的公共一私有的融合类型在联合国体系内得以扩展开来。联合国及其直属机构已经同跨国公司就合作项目和它所支持的公司计划签署了上百个协议。[63]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自身描述为这样一个机构，即帮助“构建未来的新兴市场，在这一市场中，私有部门能够得以发展和繁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在同全球商业团体建立联系，以推动私人投资和创新，从而在新的千年搭建一个全球市场经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那些私有部门在历史上未能发展或发展很有限的国家的企业家文化”[64]。甚至像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联合国机构也开始依据全球资本积累的逻辑进行运作，它们对卫生、教育和难民问题采取的方法与在国家层面所采用的方法相一致，即对这些领域进行商品化。[65]
在关贸总协定（GATT）的支持下，于1986年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启动的乌拉圭回合的世界贸易谈判，建立了一套全新的世界贸易规则来监管新的全球经济，这套贸易规则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投资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开放服务业，其中包括银行业；知识产权；以及货物的自由流动。货物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主要意味着公司内部的自由贸易，它占据了2/3以上的世界贸易，而且它本身也是全球化生产的商业表现。[66]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际，关贸总协定在1995年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来管理这一新的“自由贸易”体制。关贸总协定的贸易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形成都得到了强大的、组织严密的跨国公司游说团体的支持。尽管世界贸易组织的权力还远未绝对化，但它可能是新时代的原型跨国机构。世界贸易组织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权力来执行关贸总协定的“自由贸易”的条款。它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它的规则和裁决对所有成员国均具有约束力，它有权实施制裁、支配国家和地区权力、无视国家的管理权。这里的理论意义在于，世界贸易组织作为第一个超国家机构，它所拥有的强制执行力并非来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而是直接来源于跨国官员和跨国公司精英。
关贸总协定的全球规则导致国家集团在与跨国集团的竞争中，以及它们所提倡的政策方面（比如农业政策）产生了张力，这也表明了我在前面所讨论的国家阶级和跨国阶级之间的张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起伏不定的农业政策渐趋明朗，来自核心国家，比如美国和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集团能够利用它们更为强大的民族国家来特意谋求它们的利益。这令许多观察家困惑不解，他们以此为依据，断定世界政治动力学的核心仍然是民族国家和南北竞争，而非全球化。随着90年代的不断推进，跨国集团越来越有能力强制执行其农产品自由化议程，这才使得全球采购成为可能。（反过来，原第三世界国家农业部门的破产则加速了与全球化相连的无产阶级化进程。）
3．跨国家机器的形成
到21世纪初，作为一种试图将其权威强加于一个流动的、空间开放的资本积累进程之上的机构，跨国国家具备了民族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组织集体行动以促进和再生产资本积累这一进程中已经丧失的某些权力和历史功能。创造一个在跨国层面发挥功能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对于资本再生产，尤其是那些民族国家不能履行的再生产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跨国国家已经巩固成为一个完全具备政治、行政和管理功能的结构。目前，在跨国国家机器内部并不存在清晰的指挥链和劳动分工，也不存在任何看起来与民族国家的内部一致性相类似的东西。与一致性相反，跨国国家似乎有多个中心和局部管理机制。此外，组成跨国国家的各种机构有着不同的历史和轨迹，它们在内部彼此各有差异，而且为争论提供了无数个切人点。
尽管如此，跨国国家还是发展了一些机制来履行越来越多的在传统上与民族国家相关的功能。一是对市场失灵的补救，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墨西哥、东南亚和巴西等国的紧急援助。二是创造新的货币，欧元取代了欧洲各国的货币并于2002年1月进入流通领域，这表明可以在跨国层面创造货币。三是对知识产权和市场契约的法律保证，世界贸易组织所拥有的权力表明这一保证可在超国家层面予以实施。四是公共商品（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的供应。社会政策、投资决策和决定基础设施的资源等日渐在超国家层面设定，然后由民族国家加以实施。同样，财政干预、信用创造、税收再分配，甚至对资本和劳动配置的控制等活动都越来越在超国家政策舞台上进行设置，并由民族国家予以实施。尽管警察权和军事权仍主要由民族国家所控制，但跨国国家也在日渐发展其军事机制。例如，联合国在全球治安方面扮演了越来越大的角色。1994年，联合国参与了28起冲突的“预防外交”或“维和行动”，共有73393名军事人员参与其中，而1988年的数据则分别为5起冲突和9570名军事人员。[67]但可能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跨国资本的结构权力允许其运用某种迄今为止还未曾见过的方式实施经济压迫，并且部分替代早期直接的或帝国主义的压迫形式，例如殖民国家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以求推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的形成与再生产。
尽管跨国国家的活动不断扩大，但仍有许多任务是其无法实现的，例如对全球经济的疯狂的“赌场资本主义”[68]的两大特征一投机性和过度性的控制。跨国精英在20世纪晚期所萌生的信心在世纪之交让步于对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恐惧。90年代末的一系列经济危机暴露了世界货币体系的脆弱性，导致全球统治阶级内部循环中的忧虑不断攀升，裂缝不断扩大。随着20世纪最后十年的结束，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呼吁集中化的全球金融管制，为实现这一管制已经有无数条建议被提出来，其中包括创建世界中央银行，直到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贷款人。这些建议强调了在跨国国家未能稳定这一体系的情况下，跨国精英为实现某些规范性秩序所作出的努力（参见第四章）。我并不想将此处的分析归结为功能性分析：像这样对跨国国家的功能进行确定并不意味着是功能性分析，只要使这些功能无法履行的条件被物化和问题化——我将在下文中对此作出分析，抑或假设对社会进程的解释表明了代理的机制或一个确定的结果是如何有可能变成其他东西的——就像我在此所做的简短分析一样。一个令人满意的论述不应该包含某种演进观点，它应当是开放性的，可以有历史不连续性和偶然性，能够产生可选择的发展道路，其中包括可选择的未来。戴维·戈尔德（DavidGold）、克拉伦斯·罗（ClarenceLo）和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OlinWright）指出，[69]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既被认为是由社会逻辑所限定并在其中发挥功能的一种结构，同时也被认为是由统治阶级及其代表在幕后所控制的一个组织”，“利用结构性或工具性进程可以将真实的国家政策解释到何种程度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此处所提到的证据表明，新兴跨国集团已然行使在结构性和工具性方面的权力。跨国流动资本的利益巳经“背着”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跨国资本家而得以实现，他们所依靠的是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所产生的结构权力。但与此同时，还包括新兴资产阶级跨国分支的现存的和新创造的跨国国家机器的工具化进程。
在此所讨论的超国家组织的密集网络之所以能承担跨国国家的功能，原因在于跨国阶级和跨国集团通过这一网络在各个层面上进行运作。例如，跨国公司的总裁通过欧盟的行政结构来管理他们在欧盟的资本运作；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来规划他们在北美地区的投资，在有关他们在南美的活动方面，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表现进行协商；在有关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亚洲发展银行进行协作，等等。如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央行行长和私人跨国银行的行长每年都会聚集到在华盛顿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来讨论全球金融问题并制定相应政策一样，这些总裁也会在每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分享彼此在世界各地的经验，并就将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或联合国的建议制定战略。
下面，我们以主要由私人跨国金融机构和服务公司的总裁所建立的公司游说集团积极促进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通过为例进行说明。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下所进行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谈判，目的在于在金融业和服务业领域（从卫生和教育体系到能源、水和交通等）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管理体系，并在上述领域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70]1999年，在当时高盛集团主席、原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彼得·萨瑟兰（PeterSutherland）的领导下，跨国公司团体的高级代表与来自世界贸易组织、欧盟和欧洲各国政府的官员一起，共同建立了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委员会（LiberationofTradeServices）。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闭门会议来详细制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条款，以及制定如何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获得通过的战略，而且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委员会的商业专员还定期与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以及来自各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制定者进行会面和商谈。[71]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委员会还与许多其他的企业团体保持联络，并就它们的游说努力进行协调。这些游说集团的其中之一是于1996年成立的代表私人金融利益的财政领导人小组（FinancialLeaderGroup），这是当时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联合美国和欧盟的官员，邀请福特金融服务公司总裁金·惠普尔（AndrewBuxton）和英国巴克莱银行主席安德鲁·巴克斯顿（EuropeanSercceLeadersGroup）所成立的一个高层次的跨大西洋压力集团。[72]安德鲁·巴克斯顿同时还是欧洲服务业领导人小组（EuropeanServiceLeadersGroup）的主席，这是一个由欧洲服务业领域的总裁所组成的团体。其他团体还包括欧洲服务业论坛、美国服务业联盟、日本服务业网络、全球商务对话电子商务、全球服务业网络、跨国教育全球联盟。[73]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跨国资本家的代理正利用跨国国家机器来构建一个合法的、规范的全球赢利性基础设施，也就是满足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委员会的活动旨在协调跨国国家内部不同实体的活动，与欧盟、世界贸易组织和各个政府的政策保持一致，从而为全球经济带来一个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合法和规范的框架。
总而言之，跨国国家机器正是在上述过程中开始形成的，它并不是预先设计的结果，而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实践和阶级行动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一特定历史时刻的政治结果，它并不是要替换世界资本主义的前全球化基础设施，而是形成这一基础设施。正如全球化所揭示的那样，跨国国家的形成并非按照某种预先确定的方式，或是历史的必然。相反，它们是无数次本地斗争和集体代理（这些集体代理通过在全球资本主义传播中的结构性根源，以及它们在更大的世界政体、文化和经济层面的集体效应的结构性根源，即便不是主观，也被客观地联合在一起）的特定产物。在对这些不同的进程进行研究时，跨国国家如何对全世界的阶级形成发挥决定性影响这一问题变得日渐清晰起来。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决定，而非单向性的。也就是说，国家及其行为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塑造，就如同资本主义体系的动力学对国家的塑造一样。跨国国家对全球阶级形成所造成的循环影响，正是我们从历史一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理解国家所期待的，因为在这一理论下，国家被认为是服务于阶级关系和集团关系再生产或变迁的社会力量与生产结构之间的一种政治性调解机构。但是这一对跨国国家的崛起所进行的简单描述还不够完整，我们还需要研究民族国家的变革，因为这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4．从福利主义和发展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
如果说民族国家体系之外的货币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它也是将国家，尤其是外围国家纳入跨国化进程，或者更普遍地说是将福利主义和发展主义国家转变为新自由主义国家的一个关键性机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债务危机（见表3-1）将全球资本主义的权力和权威强加到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之上。债务迫使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重新融人一个经过改组的全球经济之中。70年代，循环性流动资本大规模涌人第三世界，加上跨国金融资本的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从而对外围地区现存的集团和阶级集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赚取外汇来偿还债务的需求（跨国资本对债务国的结构性权力，以及来自核心民族国家的直接压力强迫债务国偿还债务）迫使债务国对其经济结构作出有利于出口方面的调整，从而与变动中的世界市场需求结构保持一致。一段时期以后，债务缩减和紧随其后的储备增加加强了那些本地经济结构中外向型部门的实力，重新分配了积累性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比例，增加了与跨国资本相关的新的分支的份额。
在这一过程中某一特定时刻，债务国有可能无法继续偿还其债务，转而向超国家经济制度寻求援助，而这种援助是建立在采纳结构调整计划或新自由主义方案的条件之上的。正如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结构调整计划对这些国家的生产机器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并在新兴的跨国国家的指导下，将前第三世界的广大地带重新融人了全球资本主义之中。[74]跨国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模式来追求克劳斯·奥佛（ClausOffe）和沃克·荣格（VolkerRonge）所谓的“行政再商品化”（administrativerecommodification）[75]也就是为价值（values）肯巨够发挥商品的功能创造条件，这意味着要创造能够带来利润的制度性条件。跨国国家所强制实施的调整和重构计划，旨在通过新的全球循环为赢利性（高效）资本积累的复兴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恢复全部条件。正如第二章所述，全球资本主义借助新自由主义这一“润滑剂”粉碎了全部的非市场结构。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新自由主义是如何通过剥离和接近社会结构（socialfabric）各个层面的跨国资本，从而帮助打破国家和全球之间的界限的。
在此我们将观察民族国家跨国化的具体细节。随着权力在社会内部和民族国家自身朝着本地统治集团的新兴跨国核心重新分配，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政治结构调整。作为紧缩开支、公共部门裁员和其他相关政策的结果，这一调整进程促进了总体需求的收缩，同时也带来了收人和资源从工人和小生产者向与跨国资本相关的大生产者和官僚人员的转移。[76]结构调整导致国家资源从支持工人阶级再生产的计划转移到那些与全球化相关的官方机构中来，其中“效率”的技术标准取代了所有的社会标准，而这可能违背了跨界资本积累的逻辑。同样，它也影响了权力从以计划为导向的部门（社会服务、教育、劳动等）向中央银行、财政部门和外交部的转移。随着资源从对内部门转移到对外部门，从国内市场转移到世界市场，各个国家的跨国储备都得到了加强。这些跨国化分支日渐被融人跨国资本家阶级，并通常开始利用外围国家在“民主转型”[77]期间实施政治重组的机会掌握地方政府。事实上，中央银行的行长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任命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近年来，推动中央银行独立运作的目的在于将民族国家决策的“制高点”与所有的公共控制或责任隔离开来，并且将连接各个国家经济体与全球经济的国家机关与可能会受到公共压力的国家机关隔离开来。[78]世界银行最近的一份报告对这一问题有明确的说明。该报告强调，对国家的改革始于“几个关键性的部门，通常包括财政部、中央银行和税务部门……（对这些部门的结构性调整）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且应当）由独立的技术精英建立起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79]
本地技术精英开始通过跨国国家网络进行运作，而跨国国家网络则避开了正式的政府渠道和其他屈从于大众影响的社会机构。[80]随着这一超国家政治融合的推进，权力将向上传递给超国家结构，其中包括金融网络。民主控制，或至少是民主影响受到一定的损失，公民可能会有权对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施加影响。跨国机构和跨国资产阶级的本地分支所作出的决策和形成的管理机制被置于民族国家之上，而他们本身也被并人新兴的跨国国家机器之中。然而，尽管跨国国家强制实施新自由主义调整方案，民族国家机器的超国家融合也并不必然来自于外部。这并不是一种单向渗透：它既是本地领导集团在跨国化进程中所追寻的战略的结果，也是外部施压的结果，这一点已在相关的论著（反映国家一全球二元论的论著）中被普遍强调。当国家经理人将国家经济体调整到适应全球经济的时候，他们这样做并不必然是因为受到某些“外部”（国家外的全球的）力量的推动。这一国家一全球二元性是一种故弄玄虚的东西。
因此，结构调整计划有助于削弱前全球化时期所形成的多个阶级间的政治联盟和社会项目，例如民粹主义计划和第三世界的发展型国家。（尽管除了英国之外的核心国家普遍都没有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但全球经济所产生的调整压力同样也削弱了这些国家的凯恩斯主义的福利计划。）新的跨国集团开始取代这些多个阶级间的联盟。为此，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强调将“政策对话”和“制度建立”作为组织那些同情和认可调整计划的政府的内部联盟的一种方式。[81]劳工阶级和大众阶级被新的统治集团排除出了前全球化时期的政治联盟和社会计划。
20世纪80年代，跨国国家绘制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1980年，世界银行改变了过去将发展定义为国家经济的增长的做法，开始将其定义为成功地“参与世界市场”。[82]新的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实现从以国内市场为导向的生产向以世界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的总体转变，这标志着本地积累循环需要附属于新的全球积累循环。80年代末期，发展的定义得到进一步延伸，全面自由化的政策被包括进来。[83]这一新的发展模式的基础在于每个国家都与世界市场重新链接，实现这一链接的方式为引入与全球积累相关的新的经济活动、收缩国内市场、通过临时雇佣工制和社会紧缩来创造具有“竞争力”的廉价劳动，以及放开各国公共部门、保护性产业和自然资源允许商业化开发。[84]通过这一进程，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将前文所讨论的新的全球阶级关系在本地进行了制度化。20世纪晚期的新自由主义民族国家反映了社会力量间的新的历史关联，这一新的历史关联的形成，紧随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由特定阶级和社会斗争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崩溃而至。
因此，民族国家还远没有终结，对于这一点，众多有关全球化的研究都已作出了声明[85]，相反它正经历着向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转变。作为跨国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新自由主义国家为资本提供了基础性服务。同样作为跨国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新自由主义国家还成为跨国议程的传送带和过滤器。它们还为特定国家领土内的资本提供了基础性服务。这些新自由主义国家主要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1）采用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2）为全球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机场和港口、通信网络、教育体系，等等）（3）提供社会秩序，也就是保证社会稳定，这需要维持直接压迫的工具和意识形态机器。实际上，世界银行在1997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副标题为《变动世界中的国家》）就为民族国家根据上述条件进行转变绘制了一幅虚拟蓝图。跨国精英所提及的“治理”，就是指上述功能以及履行这些功能的能力。上述报告对此已经作出明确表示，因为该报告指出民族国家的庇护是全球化的核心。用世界银行的话来说，“全球化始于国家内部”。[86]但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功能是相互矛盾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社会内部的凝聚力也会随着国家经济一体化的下降而下降。新自由主义国家仍然保留了促进全球化的根本性权力，但它也丧失了协调国家内部社会利益冲突的能力，实现维持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内部统一的历史职能的能力，以及获得合法性的能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国家会出现社会结构的崩溃，以及为什么会在非嵌人层面爆发自发性的抗议。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导致了急剧加大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国家内部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抵触。
第四节跨国市民社会，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
1．私人跨国资本家阶级论坛
对调节与跨国国家密切相关的功能性关系的社会机制的调查，以及对跨国资本家与跨国国家机器间关系的研究，可能会包括将重点关注所有私人跨国商业协会和政治计划小组，它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持续增加，而且跨国精英正是通过它们来发挥作用的。社会科学家已经从国家层面对精英计划小组进行了研究，认为它们是将阶级集团进行融合和社会化，形成新的政策和动议，制定战略和计划，达成共识和创造文化凝聚力的重要论坛。[87]在跨国层面，这一不断发展的私人集团网络表明跨国市民社会的扩张已经成为全球化进程和跨国国家崛起的一部分。这些私人集团包括一些非常出名的组织，如三边委员会、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ChamberofCommerce）和世界经济论坛，以及更为专业化的跨国资本家协会，如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ofInternationalFinance），它由来自跨国银行和投资公司的代表在1983年创立。目前，国际金融研究所共有300名成员，分布在全球56个国家，它主要作为成员国的政策中心、说客、研究员和顾问而存在，是跨国金融的虚拟政治中心。
跨国国家是跨国阶级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论坛，世界一流大学，跨国智囊团，主流资产阶级基金会，如哈佛国际商学院、福特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以及政策计划小组，如对外关系委员会等等，也都是跨国阶级社会化的重要论坛。如前所述，精英计划小组是融合阶级集团，形成新的动议、集体战略、政策和阶级统治计划，以及围绕这些计划达成共识和创造政治文化的重要论坛。至少在20世纪末期以来，企业精英便开始通过政治组织进行运作。这些顶级的商业协会在各种层次上建立了资本与其他领域（政府、市民社会机构、文化论坛，等等）的联系。在美国，这些协会包括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Roundtable）、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ssociationofManufactureers）等。近年来，具有跨国倾向的资本家组织和计划小组巳经超越了诸如三边委员会这样著名的组织，真正呈现出激增的态势。
对全球企业精英而言，最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可能是国际商会，它拥有来自全世界7000多个企业的会员，绝对是一部真正的全球公司的“名人录”。国际商会在政治领域也高度活跃，它对于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任务为监督跨国公司的行为，它打算通过一项使跨国公司符合其行为准则的计划——的解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国际商会是强大的跨国企业说客背后反对国际环境条约（包括《京都条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巴塞尔公约》）和反对贸易和投资管制的一支重要力量。国际商会与跨国国家的主要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等密切相关，竭力促进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去管制化和私有化。在90年代，国际商会与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贸发会议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联合国机构建立了伙伴关系和通过了联合计划。例如在1998年2月，国际商会组织了一场全球企业高层主管和联合国高层官员之间的会议。会后的新闻稿指出，“这两大集团决心构建一种密切的全球伙伴关系，以确保国际商会的成员企业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经济决策”。国际商会还对世界范围内反对由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化运动进行了反击。[88]
2．世界经济论坛
世界经济论坛既是跨国资本家阶级最具综合性的跨国计划组织，也是真正地将跨国资本家阶级在跨国市民社会中连接在一起的全球网络。正如基斯·冯·佩吉奥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世界经济论坛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公认的阶级组织，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们受到“严格的准人条件的限制，以此保持它们的贵族品质"。[89]这些组成部分包括各行业领袖组，由位居全球前1000名之列的跨国公司的总裁构成，这些公司是基金会的成员，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核心；媒体领袖组，由全球传媒领域内最具影响力的100家媒体的代表所组成；经济领袖组，由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重要决策人物所组成；论坛嘉宾组，由在政治、经济、科学、社会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所组成；等等。该组织对成员资格具有非常严格的要求，“领袖”和“嘉宾”只能通过邀请或任命的方式获得。佩吉奥指出，“这样的组织之前还未曾存在过，它体现了资本的真正国际化"。[90]世界经济论坛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伙伴研究所”，其中包括在私人机构或政府部门所建立的学术机构，如乔丹公共管理研究所；政府机构，如哥伦比亚国家计划部；商业协会，“通常为大型私有企业的顶级协会”，如冰岛雇主联盟和新西兰雇主联盟。[91]
在此，我们对在葛兰西看来由政治社会（即国家）和市民社会所组成的跨国延伸的国家内，作为全球统治阶级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是如何建立其权威的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葛兰西认为，霸权计划建构于这一延伸圉家之内。与此相关的还有葛兰西关于计划小组和智囊团作为统治阶级的“集体的知识分子”所发挥的作用的观点。一年一度的瑞士达沃斯峰会将跨国国家最高层次的官员和跨国资本家阶级最髙层次的代表聚集在一起。在世界经济论坛看来，“论坛活动的关键在于可以直接接触战略决策者，这一框架旨在通过私人部门的参与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公共和私人部门与专家之间的这种直接互动促成了致力于改善世界形势的合作关系"。[92]正是通过发展这种延伸国家的“公共”和“私有”层面上的功能性连接，历史集团才得以形成。正如马克·鲁珀特所强调的，“在论坛这一组织中，全球权力集团的各个部分能够在跨国资本的领导下聚集起来构建一个统一的政治远景，并在这一共同远景的外衣下将全球资本的利益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93]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Schwab）在1996年瑞士达沃斯峰会的演讲中公开指出，“商业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它对促进我们的全球体系的稳定负有直接责任”。
全球传媒对于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社会化以及该阶级霸权计划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世界范围的媒体所有权和媒体合并是跨国化的一个重要领域。跨国商业媒体以及它们对信息和图像的世界性流动的严密控制除了具有经济含义外，还有文化范畴的问题。全球商业媒体在为统治集团——主要包括跨国资本家阶级和其他阶级、集团和阶层——提供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阶级形成既是主观过程也是客观过程，因而在这一点上跨国资本家阶级的跨国社会化非常重要，而且它还与有机知识分子的跨国化“知识共同体”的形成相得益彰。社会科学家长期以来已经注意到文化、教育和其他的机制的作用，它们为阶级成员的团结和阶级自身的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凝聚力。[94]对跨国社会化进程，其中包括作为跨国资本家阶级有机代表的新兴跨国国家、跨国资本家论坛、媒体的作用等的研究，都有必要进一步深入。
第五节美国难道不是超级大国吗？关于美国霸权和霸权转移的争论
任何有关全球资本主义的理论和任何有关跨国国家的命题，如果不进一步研究它们给美国霸权和霸权转移这一命题所带来的启示，那都是不完整的。我所提出的有关跨国霸权的观点备受争议。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我便一直强调，承接美国霸权接力棒的不大可能是新的霸权民族国家甚或地区集团，而很有可能是一个跨国格局，即在第二章中所谈论的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集团。让我们回忆一下，跨国结构由民族国家体系孕育而成，而这一体系本身的发展也不均衡。旧形式必然形成新形式。新旧形式并存于全球化的结构性组织以及全球化行动者和执行者的主观思维之中。目前，我们正经历着美国优势的衰落以及通过超国家机构而形成跨国霸权的初级阶段，尽管这一超国家机构还不能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提供经济管制和政治条件。
但是我的观点遭到了那些代表各种传统观点的社会科学家的顽强抵制，他们提出了各种情形，如竞争性地区、霸权对抗和美国对世界霸权的渴望。[95]在这些情形中，世界体系的特征仍被认为是作为适合分析的子单元的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然而我想强调的是，霸权并不是由国家，而是由社会集团、阶级或阶级分支，以及由某一特定的社会格局来行使的。当我们提及大英帝国的霸权时，并不是指国家本身。世界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只是用大英帝国这一简略的表达方式来指称英国的资本家集团和同盟阶层，例如英国的国家经理人和中产阶级。但是当我们忘记这只是一种简略的表达方式时，问题便出现了。霸主这一词语通常以某种误导的方式被使用，因为国家或政府不可能是霸主。通过国家行使霸权的社会集团可能是霸主；因而使用霸主这一词语来描述国家是一种非常容易物化的简略的表达方式。如果阶级和集团是在国家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那么这一简略的表达方式，有道理的，但如果阶级和集团不再是国家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简略的表达方式并重新表述原来认为正确的概念。
支配了世界体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有关世界政治动力学范式的韦伯的难以处理的物化问题，时不时地会诱使我们将在历史上形成并不断发展的社会力量的集体能动性（这一集体能动性主要在诸如国家这种历史性的和不断发展的机构的内外部运作），与作为虚构的宏观代理人的国家乂国家体混为一谈。物化阻碍了我们将处于冲突与合作中的社会力量集群，以及它们不断变革的历史发展、利益和关系确定为对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等（即国家的“行动”）的解释。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预先假定而非证明，社会力量的特定集群在21世纪初期对世界上的民族国家施加了权威性影响，也就是说，这些特定集群的利益是在与其他国家的特定集群进行竞争的时候保护自己的国家经济体和资本主义。
我并不相信当前所流行的霸权转移及其国家结构主义和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框架能够抓住当前时期的变化，因为新兴的跨国社会力量巳经不再立足于特定的国家、旧有的国家动力学和地缘政治竞争。霸权转移理论认为世界霸权是由特定的民族国家或地缘政治实体所实施的。作为分析世界动力学基础的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的逻辑导致分析家到新的全球秩序下的某种民族国家的格局中寻找霸权。在霸权问题上，世界体系的研究方法关注连续的国家霸权，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到荷兰、英国，然后是美国。新时期可能包括一些主要的断裂，这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的新的质变相关。国家中心主义和民族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这些方法不允许我们构思这样一个新兴的全球霸权，其中跨国阶级和跨国集团并不必然属于某一国家或特定的地理区域。
21世纪的世界政治动力学是由地缘政治竞争所推动的吗？大国竞争再次上升的论调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广为流行，2003年美国在遭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的反对的情况下入侵伊拉克之后，这一论调有所下降。另外一种略有细微差别的观点认为，随着美国实力的下降，几个相互竞争的核心权力集团之间展开争夺霸权的斗争。在这一由“三大竞争性集团”（或“区化”）所构成的图景中，欧盟、美国和东亚集团都是非全球性的地区构成。据说每个核心集团都将其外围地带融人自己的地区构成中来，以便与竞争性的地区集团相互竞争，而且许多学者都已经预测了东亚霸权的崛起。更新的大国竞争和三大竞争性集团等的提法只有很少具体的证据加以支持，而且实际上并不能为近年来全球政治和经济的动力学所支持。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模式的分析表明，每个地区集团都与另外两个集团相互渗透，并且这三大集团在扩大世界顶级跨国公司的资本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三角组合”。随着这些资本家的不断融合，他们将本地网络和生产链纳入到复杂的跨国网络之中，从而使得很难将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划归到原来的民族国家的地缘政治框架之中。在这一过时的框架中，“亚洲”经济的成功据说给“美国”的利益带来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威胁，而且这也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标志。但是我们只有在忽视如下事实的情况下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东亚的活力是与跨国资本的大量注人分不开的，本地精英所寻求的并不是一个与其他地区的循环相竞争的地区性积累循环，而是更彻底地融入全球化循环的循环。“美国”的投资者在亚洲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经济活力给这些投资者带来了和本地精英相同的收益回报。由于存在开放的全球经济及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因而某一特定地区出众的经济表现可以给该地区的所有的投资集团都带来回报。即便有的观点认为主要的民族国家会保护特定国家边界内的投资者的利益——也就是说，即便资本仍具有领土范围，世界政治仍包含地缘政治的内容，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投资者来自于许多国家。例如，在美国进行投资的资本家，尽管他们来自德国、法国、沙特阿拉伯、墨西哥、日本、巴西、韩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但美国政府会保护并促进他们的投资。
然而我认为比地缘政治竞争更加令人满意的一种解释是，地区积累模式反映了某些空间差别是对一个日益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补充。我们在东亚所看到的是，并不是乔万尼“阿瑞吉和贝弗里“西尔弗[96]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所宣称的全球经济的重定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去中心、碎片化以及所出现的几个密集的全球积累地带。其中的一个地带在欧洲，它囊括了欧洲从西北到东南的广大地区，打破了国界的限制，到达了东欧地区。另外一个地带是北美的美国一墨西哥边境区。好几条这样的轴线分布在东亚地区。这些地带可能并不是为霸权进行领土约束，而是将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跨国资本家和跨国精英聚合在一起并在全球经济中进行密集积累的场所，而这正是我们期待超国家的、去中心化的跨国结构所发挥的效能。不断重复的“国家和市场”或经济和政治间的二元论已经导致了一种二元逻辑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层面是世界经济的全球逻辑的盛行；在政治层面则是国家间体系的国家中心主义逻辑的盛行。对乔万尼“阿瑞吉和贝弗里“西尔弗以及他们的同事而言，这一二元论表现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东亚的金融力量，我认为，这一解释使我们混淆而非明晰了对当前时代的理解。这一民族国家的中心主义排除了建立一种与过去的霸权转移相割裂的跨国霸权的可能性。
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不同的资本家集团和国家精英间的冲突的消失。冲突很容易就会在不同的层面产生：在具有跨国倾向的精英和那些更具本地化、国家化和地区化倾向的精英之间；在全球资本主义代理人和大众力量之间；在全球主义集团中的竞争性集团之间——他们可能为了追求自己特定的利益而挑起国家间的冲突；等等。由于社会秩序的解体和民族国家权威的崩溃而在很多地方所造成的不稳定，使这一冲突的图景更加复杂化。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冲突和竞争必须通过早已存在或由相互冲突的集团所建立的机构得以进行。民族国家可能会被各种各样的资本所利用，而这其中可能没有哪个资本必然是“国家性的”，因为资本的国家网络已经变得相互重叠和相互渗透。资本运作需要国家的存在。如果没有一个机构来管理和协调积累、在资本家之间进行裁决以及强制实施社会控制等，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然而，正如罗伯特"温特所言，“资本的母国并不必然需要履行（这些职能）。资本来源国的政府可能会这样做，但还存在其他的选择，比如外国国家机构、单独的或与其他资本相联合的资本本身，以及相互之间进行合作的国家体"。[97]
我曾经强调指出，跨国国家还未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全球国家，正式的政治权威在弱国和强国之间仍然保持着相当程度的碎片化，而且这一碎片化并不平衡。这一独特的体制结构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历史性的矛盾。它表明跨国精英有可能，并且也有需要去影响众多的民族国家。国家经理人暴露在各种相互矛盾的压力之下，这其中包括本地层面和跨国层面的不同要求。民族国家是按照标准化程序和已定路线进行运作的官僚机器。它们容易遭受来自各种不同部门的不间断的工具性压力。国家经理人可能会对跨国精英议程作出回应，但与此同时他们必须维持，或尽可能维持他们在以国家为基础的选民中的合法性，而且他们还要经常制定相互矛盾的战略和合法性推论。这些各种各样的进程可能使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作出令人困惑和难以预料的行为，甚至看起来是“精神分裂”的行为，比如他们在一个地区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却在另一个地区实行自由化政策。我们进行分析的任务在于辨明一些潜在的趋向（加化印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用这些趋向来加以解释。[98]
那些反对跨国议程的力量对全球资本主义集团提出了怎样的挑战呢？这类挑战有可能来源于两个方面：跨国市民社会中的从属集团或由这些从属集团所控制的特定的民族国家；统治集团很少融入，甚或反对全球资本主义，比如2003年美国入侵之前的伊拉克国家精英/复兴社会党，或俄罗斯的政治寡头。跨国化进程的不平衡发展是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同的国家历史、地区经验和政治文化形成了不同国家进人全球体系的不同方式。例如，尽管俄罗斯的跨国资本家阶级已经形成，但该国强大的经济集团所占用的只是苏联立足于俄罗斯本地市场而非全球市场的企业。如果俄罗斯的企业表现出一种更深地融入全球资本循环的态势，那么他们会更直接地依赖于俄罗斯的扩张性影响和政府的支持。我们要牢记在心的是，新兴的全球秩序是一种不均衡的霸权秩序。霸权并不是以一种统一的方式在全球运作的。
因此，相对于具有全球倾向的精英而言，具有地区倾向的精英会试图制定一个独立的发展线路吗？在东亚，他们会掌握国家权力吗？他们会从全球经济中撤回到本地中来或者试图建立一个替代全球经济的地区经济吗？这似乎是一个有可能的前景，但它是否能证明如下结论，即21世纪的世界政治动力学事实上是由地区性竞争和地区性霸权所推动的呢？我不这样认为。首先，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地区经济集团广泛的跨国融合及其资本的相互渗透对于欧洲集团和东亚集团而言尤为显著，根据主导思想，它们恰好最有可能是地区霸权的竞争者。为什么这些集团的利益在于撤回到它们自己的地区或撤回到一个相互竞争的地区性中心，而不是进人一个全球融合的体系？其次，在现实政治中缺乏实例来支持亚洲精英正在寻求地区霸权权力的观点，相反，东亚国家大量的外交和经济政策表明，这些精英集团的跨国化倾向正日益上升。再次，即便有证据支持欧洲和亚洲的统治集团正在寻求他们的地区霸权的观点，也不能以此来证明美国的霸权企图这一命题的正当性，因为目前美国的国家政策可以被认为是努力来支撑全球资本主义，以抵制将世界经济进行地区化的企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贸易战、核心国家的政府之间的激烈差异，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角色、表面上的霸主地位和经常在国外进行的单边军事干涉等很“显然”的现实呢？根据现存的范式，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所采取的国家行动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利益"。[99]大多数学者和分析家都将跨国国家的机构看成是美国霸权的工具。沃尔登·贝洛赞同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他指出：“我们可以将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计划称之为安格鲁一美国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部也同样如此。我们所真正讨论的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的安格鲁一美国化"。[100]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来自美国、德国或日本的官员很可能会在这些机构中追求跨国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具体的）“美国”、“德国”或“日本”的利益。当世界贸易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自由化措施打开了一个国家的大门时，该国不是只向“安格鲁一美国”的资本家开放，而是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家开放。究竟美国霸权的观点和我所提出的跨国化的观点哪一个能更好地解释当今世界的动力学，可以通过对国家政策和国家实践的研究，尤其是对推动国家政策和国家实践的特定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力量的历史集群的研究来决定。当我们从经验主义的视角来研究这一问题时，就会发现只有很少的证据可以表明近年来美国的国家政策是为了促进“美国”资本的利益，而不是其他“国家”资本的利益。相反，这些分析表明，美国政府基本上都是在促进跨国资本的利益。而且对跨国国家机构的分析也表明，它们并不是在执行“美国”的政策，而是在迫使美国将具有国家倾向的政策纳人到跨国阵线中来。
之所以在形成维护全球资本家议程的政策和战略方面，美国起着带头的作用，恰恰是因为美国是核心大国最近的“霸主”，是因为全球化是美国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时期形成的，而且在美国国内集中起来的资源和强制力允许它代表跨国精英发挥领导作用。由于二战后世界经济和全球资本家的关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而跨国精英中的“美国分队”是最先变得彻底跨国化的。跨国资本家阶级为了促进其利益，一方面依赖现存的民族国家机器，另一方面日益依赖新兴的跨国国家机器。在这一进程中，跨国资本家阶级发现美国在这些跨国国家机器中的实力最为强大。通过跨国国家这一特殊的形式，民族国家这一原有的地缘政治体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被用完和降低下来。在一份向国际经济研究所提交的有关七国集团的重要报告中，弗雷德·伯格斯坦兰德尔·亨宁强调指出，美国在七国集团中发挥了有利于全球主义而不是地区主义的积极作用。他们指出，“尽管美国还有一些新孤立主义政客经常发表相关的论调，但它仍是唯一的全球大国，对世界各地都有浓厚的兴趣"。[101]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更大的跨国国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主要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果断地推动了全球化进程。[102]
如何看待罗伯特·布伦纳等学者所认为的推动了21世纪世界政治的动力学的“贸易战”和“国家竞争”问题呢？[103]贸易紧张很可能会在寻求特定民族国家支持的个体部门（如香蕉生产者）之间爆发。但相关证据所表明的是跨界相互竞争和融合的进程，而非美国的霸权。正如我在前两章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家集团已经将早期的那种在本国进行生产然后出口到世界市场的模式转变为本地化生产的战略。1997年，跨国公司本地分公司的全球销售额达到9。7万亿美元，而跨界贸易总额仅为5。3万亿美元。[104]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的数据’美国海外分公司1997年的销售总额为2。4万亿美元，当年美国的出口总额为9280亿美元。外国在美国的分公司当年的销售额为1。7万亿美元，而它们对美国的出口额为1万亿美元。[10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分析“贸易战”的时候仍然使用相互竞争的国家资本家集团及它们各自的国家这样的套语，那么它便开始失去其全部的意义。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贸易冲突只是一种错觉。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间的竞争与此前时代一样激烈。但这一竞争与其说是民族国家利用它们手中的权力来为以领土为基础的公司赢得出口市场，不如说是跨国公司联合体之间的竞争，这些跨国公司联合体试图利用生产设施的全球整合来获取优势地位，从而获得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优势，它们还试图获得众多国家的支持。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产生于跨国公司联盟间的密集网络之中，借助每个国家内部和每个跨国机构内部的斗争得以进行。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都具有利益，而且它们跨国相互渗透的程度已经非常深，因而它们必须对有业务活动的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都具有浓厚的兴趣。跨国公司可能会把求助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以此获得竞争性优势作为公司战略的一部分。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国家工程，而是一个阶级工程，这一阶级工程并没有一项国家的战略，或者更确切地说该阶级工程的战略是寻求利用民族国家体系现存的政治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构建跨国国家结构。“国家竞争力”的命题是促使跨国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权力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
我们并未看到旧式帝国主义的复兴或帝国主义之间对抗的加剧。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强调，核心民族国家通过对外围地区的控制来使这些地区向来自某一特定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开放，并将其他国家的资本排除在外。鲁道夫·希法亭（RudopphHilferding）在其有关帝国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中指出，“资本输出感觉最为舒适……当其所属国完全控制新的领土时，由于届时其他国家的资本输出都被排除在外，因此它获得了一种特权地位"。[106]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这些相互竞争的民族资本之间的竞争导致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和军事对抗。那些导致民族资本、金融和市场跨国化的结构变化和最近由美国所主导的政治和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实际后果表明了一种新型的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诞生，通过干涉，这一新的统治形式为跨国资本的渗透和重新将受到干涉的地区融入全球体系创造了条件。
全球资本主义需要一种用于直接进行高压政治的机器，以便打开那些可能被背叛者所控制的地带，强行维持秩序，并且当叛乱者威胁到体系的稳定或安全时对其进行镇压。目前，还不存在跨国资本家的武装力量，并且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也不会产生。那些或许拥有世界任何国家通行证的跨国投资者，需要知道在他们将自己的资本投资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的资本和财产权会最终得到强制性保护。必须存在一种拥有强制能力的政治权威，借此确保进行积累的必要环境。那么全球精英该向谁进行求助呢？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政府拥有并直接控制了世界上的主要军事机器，而且这一军事机器在全球化时代经常会被当成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权威的最终保卫者加以部署。美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承受着统治集团要求其解决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及确保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合法性的压力。这给了美国很大的压力。
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较为恰当的形象——“帝国”。他们指出，全球化时代被认为是“从帝国主义向帝国"的转变。这一帝国及其合法性是通过正在进行的军事干涉（以美国的军事机器为先锋）或“警察行动”而得以维持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警察行动以及警察创造和维持秩序的能力来认识帝国权力最初和隐性的来源。帝国秩序的合法性支持警察权力的运用，而与此同时全球警察力量的活动证明了帝国秩序的真正效率。这样，控制“例外”的法律力量和部署警察力量的能力成为定义帝国权威模式的两个初始坐标。[107]
他们还指出：
帝国机器作出的部署具有一整套新特征，如活动范围不受地域限制，行动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意义上的地方性等，此外，它的压制行为同社会的生态政治结构的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因而并不存在对在法律上独立自主的领土进行的干涉，而是在一体化的世界中对居统治地位的生产和通信结构采取行动。实际上，干涉已经被内向化和普遍化。[108]
美国军工联合体在维持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安全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使我们必须对其本质进行研究。美国的军火工业在其国内的地位不同于其他的资本主义部门。它的积累活动依赖于政府采购和市场需求，以及正在发生的或潜在的军事冲突。其积累需求具有多方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含义。这一需求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想、国家实践，甚至是更大的军事预算（2002年，五角大楼的军事预算达到4500亿美元）。正如杰米·哈里斯所强调的，“美国军队占据着独一无二的位置。作为资本主义唯一的全球性强制力量，美国军队在美国的单一领导下，受到各种强大的国家政治势力的影响"。[109]但正如哈里斯所表明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军火工业的资本家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和独立的（资本家的）阶级分支"。[110]重要的是，军火工业本身也正处在跨国化的进程当中。[111]巨型军火企业本身就是跨国公司，它们已经彻底融入了全球公司结构，[112]而且推动其他资本部门全球化的竞争压力也推动了军火部门的全球化。
此外，尽管美国的国家经理人面临着支撑全球资本积累进程的制度性限制和结构性需要，但他们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寻求特定利益的集团的直接的工具性压力。一个非常臭名昭著的例子是石油和军工企业无耻地利用乔治·布什政府来追求狭隘的公司利益，它们所采取的方式似乎与跨国计划的更为长期的利益相抵触。[113]但是狭隘的公司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美国公司的利益。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行动的受益者并不是美国的资本家集团，而是跨国资本家集团。《经济学家》指出，[114]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要职的405位顶级公司的董事中，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一小撮行业之中，人数由高到低依次为：金融和保险业（64位）、能源和公用事业（53位）、电信和软件业（39位）、卫生和制药（26位）、国防（22位）。这份名单令人震惊之处在于，名单中的很多行业与我们在第二章所看到的最具有跨国倾向的行业完全一致。
军事扩张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美国的军事干涉为跨国公司开辟了新的市场和投资场所，并使它们可以获取原材料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资源。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直言不讳地指出，[115]“如果离开看不见的拳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决不会发生作用。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麦道（15战斗机生产商）。为硅谷科技开路的看不见的拳头，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美国军队在1991年和2003年在中东地区的两次军事行动，以及2002年在中亚地区的军事行动，除了表面上的结果外，还直接导致了该地区的跨国化，很明显这些地区被进一步卷入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例如在2003年，华盛顿政府以其占领伊拉克为手段，为整个中东地区设计了“四步走”的计划。[116]该计划就是这一地区的跨国议程的战略蓝图。这一计划的第一步为解决巴勒斯坦一以色列冲突（暂且不管这一计划的不充足性）。第二步是利用“中东伙伴关系”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市民社会”。这一“市民社会”计划试图培养新的具有跨国倾向的精英，[117]并试图将阿拉伯民众纳入由这些精英所领导的市民社会中来。第三步是通过自由化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将这一地区纳入全球经济中。第四步是阻止该地区出现任何对新兴的跨国统治的军事挑战。这并非一项美国赢得对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竞争优势的帝国主义计划，就像很多人对此所作出的解释一样。这是美国迫使该地区更为彻底地融人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不甚恰当的努力，这一努力肯定会产生大规模的冲突，并且最终肯定无法实现其既定的目标。正如我在第四章所讨论的那样，这一努力的失败凸显了全球主义集团的计划在目标和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难以超越的——裂痕。
一般而言，美国的军事干涉推动了权力从具有本地和地区倾向的精英向赞同跨国计划的新集团的转移。与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英国征服南非和印度、荷兰征服印度尼西亚以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早期阶段的其他征服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军事征服并没有导致征服者进行剥削的专属地带的形成。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一老式帝国主义的再现，而是新的全球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对被征服地区的殖民化和再殖民化。跨国资本家阶级和美国之间潜在的阶级关系需要用如下一段话加以理解。由于明显的历史原因，美国的军事机器发展成为日益全球一体化的统治阶级内阁中的军部。这是一个拥有许多自主权力的部门。在战争和冲突升级之时，尤其是在非民主体系，如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军部总能获得巨大的自主权力。资本帝国的总部在华盛顿。
第六节跨国国家，国家理论以及对国家研究的认识论关注
就目前而言，社会理论被关于“国家”社会和民族国家研究的历史局限性，被与全球化息息相关的普遍趋向和跨国结构转变带上了前台。尽管我在本章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理论，但在此仍然需要明白的是全球化给有关国家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挑战。随着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Miliband）和尼科斯·普兰査斯（NicosPoulantzas）在解释国家实践方面的工具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国家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开始成为热点话题。[118]随着由弗莱德·布洛克（FredBlock）、克劳斯·奥佛（GoranTherborn）、阿兰·沃尔夫（AlanWolfe）詹姆斯·奥康纳（JamesO’sConnor）等人所推动的新一轮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勃兴，这一开放性的争论在70年代和80年代得以继续进行。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遭到了西达·斯考切波（ThedaSkocpol）的国家中心论和新现实主义者的挑战，他们恢复了韦伯关于国家和地缘政治的理论观点，并描绘了一个作为行为体的自治国家的概念。[119]最近，发展社会学又将关注点放到国家所发挥的角色方面，试图借此解释东亚的“经济奇迹”以及不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发展结果。[120]
现在，全球化赋予了国家争论以新的视角，即国家与跨国进程之间的关系。国家理论普遍从特定的历史形式（民族国家）出发来研究国家的本质，通常并不关注其自身与资本和国家的跨国化之间的关系。在本书中，如果取代历史动力学的分相对独立的国家行为体。但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和世界体系论者所假定的永恒不变的民族国家体系的概念也需要作出修正。在全球化时代，有关国家的理论性和经验性工作都应当集中到资本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去领土化”上面。在此，国家的概念变成社会关系的其中一种“纯粹”的再生产，即一种不再为固定的地理动力学所调解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好好重新思考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121]“本国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跨国化了。每个“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是无数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对于政治战略而言，这将意味着从属阶级必须将他们的斗争进行跨国化，或者如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用“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来反抗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我将在下一章中对此进行分析。
在此，关于跨国国家的一个更为完善的研究应该运用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提出的包含政治社会（国家本身）和市民社会的延伸国家，探究跨国国家和跨国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葛兰西而言：“这两种社会在以下两个方面相呼应，一方面是统治集团通过社会所行使的霸权功能，另一方面是它们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控制。”尽管跨国市民社会方面的问题也非常重要，但本章所讨论的主要是跨国政治社会，或跨国国家“本身”的问题，这不但因为跨国国家是作为一个更大的实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还因为新兴的全球统治集团在这两个层面都进行着实践。全球精英通过直接将跨国国家的结构工具化和分层化，从而在某种形式上行使跨国国家的权力。但是这一精英所试图建立的是一种新的全球资产阶级历史集团的霸权，这一霸权并不仅仅是在跨国国家本身的层面，而是还在延伸国家这一更广的层面。从这方面来说，更深层次的研究必须揭示出这一多层次的结构在内部是如何不同，是如何创造无数的集群点的，这就像民族国家之间在内部各不相同，在无数切人点相互竞争一样。
总而言之，我认为民族国家是世界社会组织在逐渐超越全球化的过程中的一种特定历史形态。历史结构可能因遭到破坏和取代而被超越。法国的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就是这样被取代的。历史结构还可能为通过融人新兴结构而产生的改变所取代。这就是英国的君主政体和封建结构被打破的历史轨迹。因此，我们可以在英国找到君主政体和封建制度的残余，而在法国却找不到。在此我认为，跨国国家是通过后一种途径而得以产生的：民族国家体系并没有遭到破坏，而是进行了变迁，通过全球化进程被融人更大的、新兴的跨国国家的结构之中。如果这一特定综合体确然存在的话，我们就不会奇怪为什么旧有的国家形态和认同会在新的跨国权力关系中存在了。
在此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民族国家可能会继续保持它们的形态。它们不会消失，而是会继续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这些机构不再是国家内部各式各样社会关系的“凝缩”点。它们也不再是组织那些相对于国家之间、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之间或州际体系之间的另外一套关系的节点。我们可以借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一个结构可能在不改变其形态的情况下而改变其功能。进化论中的预适应理论认为，一个通过自然选择而产生的有用的结构的早期阶段，可能会与这一结构的晚期阶段在适应程度上大不相同。例如，某些底栖鱼类的鳍上长有强有力的鳍脊，这些鳍脊可以使它们在淡水的底层进行逃跑，随着环境的改变，这种适应作为一种初期的地面肢体后来被证明是有用的（结构改变了其功能，但是并没有完全改变其形态）。预适应一词是一个不合适的误称，因为从目的论层面而言，它意味着结构去适应即将发生的事件，然而这一概念实际上是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补充目的论的。
与之相类似，在我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行为者可能会通过改变现存结构的方式来利用这些结构，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因为这些行为者也可能会破坏现存的结构和建立全新的结构。由于功能和历史偶然性被赋予了中心位置，因此这既非功能主义，也非目的论命题，当然我们也会努力研究这两个命题以理解和重建真实的历史。相反，我所坚持的是世界历史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代替了比较静态分类的功能主义阐释和对当前和新兴结构的必然性的目的论推测，它所关注的结构与功能之间固定的相互关系，一种开放的和无法预测的关系。
让我们回顾一下仅仅从方法论的目的来研究静态结构，因为这些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结构只能通过与结构变迁的动力学的关系才能得以理解。静态结构并不像结构的运动那样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现实最好通过综合其现时的历史的维度来加以理解。从这一方面来说，民族国家和州际体系并不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体系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其中一个构成部分，而是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一种历史形态。从时间上来看，民族国家贯穿于过去与未来之中，是一种逐步瓦解的结构。国家则由于不再与民族国家共同终止，可以被视为一种处于运动之中的结构，它的形态正在全球化时代发生着改变。正如所有的历史进程一样，新兴的跨国国家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开放进程，正在被推向一个新的和无法预料的方向，甚至可能会出现倒退。
[1]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海外的美国：全球民族的产生》，载于《时代》1992年7月20日（StrobeTalbot，“AmericaAbeoad：TheBirthoftheGlobalNation”，TimenMagazine，20July），第70页。
[2]转引自帕特里克·布凯南：《巨大的背叛：美国的主权和社会正义是如何为全球经济作出牺牲的》（PatrickJ.Buchanan，TheGreatBetrayal：HowAmericanSovereigntyandSocialJusticeAreBeingSacrificedtotheGodsoftheGlobalEconomy，Boston：Little，Brown），1998，第105页。
[3]转引自帕特里克·布凯南：《巨大的背叛：美国的主权和社会正义是如何为全球经济作出牺牲的》，1998，第99页。
[4]例如，可参考巴里·辛德斯：《政治和阶级分析》（BarryHindess，PoliticsandClassAnalysis，Oxford：BasilBlackwell），1987。本书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
[5]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威廉·罗宾逊：《全球化：我们时代的九个命题》，载于《种族和阶级》38（2），1996；威廉·罗宾逊：《超越民族国家模式：全球化，社会学和跨国研究的挑战》，载于《社会学论坛》13（4）1998；威廉·罗宾逊：《社会理论和全球化：跨国国家的崛起》，载于《理论和社会》30（2），2001；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和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思考：当我们看到民族国家时，看不到什么》，载于《科学和社会》65（3），2002。
[6]可参见罗兰·罗伯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99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AnthonyGiddens，TheConsequencesofModernity，Cambridge：PolityPress）1990。
[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Anderson，ImaginesCommunities，London：Verso），19830
[8]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和暴力》（AnthonyGiddens，TheNation-StateandViolence，Cambridge：PolityPress）1985。
[9]社会生活的机构化是社会学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有关最近的资本主义历史和特定格局而言，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school）、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socialstructureofaccumulationschool）以及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控制的综合概念”（comprehensiveconceptsofcontrol）观点，均将构成“积累体制”，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成为可能的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机构加以理论化（尽管这三个学派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这一分析的、我发现这些学派对于下面的观点很有用，它们对我的思考很有帮助。
[10]约翰·博利、乔治·托马斯：《世界政体中的世界文化：国际非政府组织100年》，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JohnBoilandGeorgeM.Thomas，“WorldCultureintheWorldPolity：ACenturyofInternatioanal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62，1997年4月，第171~190页；约翰·博利、乔治·托马斯：《1875年以来世界政体的形成：世界文化和国际非政府组织》，1999；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世界经济的结构》，1998；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1990；斯蒂芬·吉尔编《葛兰西、历史唯物主义和国际关系》，1993；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治理》（DavodHeld，DemocracyandtheGlobalOrder：FromtheModernStatetoCosmopolitanGovernance，Cambridge：Polity）。基欧汉、约瑟夫·奈编《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斯蒂克·斯纳编《国际机制》（StephenKrasner，ed.，InternationalRegimes，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约翰·梅耶、约翰·博利、乔治·托马斯、弗朗西斯科·拉米雷兹：《世界社会和民族国家》，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1997，第144~181页；克雷格參·墨菲：《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1688，1994。
[11]例如可参考彼得·伯纳姆：《战后重建的政治经济学》（PeterBurnham，ThePoliticalEconomyofPostwarReconstruction，London：Macmillan），1975；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全球资本，民族国家》，载于马克·鲁珀特、黑兹尔·斯密斯编《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化》，2002，第17~39页。
[12]例如可参考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
[13]马孔姆·沃特斯：《全球化》，1995，第28页。
[14]詹姆斯·卡帕罗索编《难以捉摸的国家：国际和比较的视角》（JamesA.Caporaso，ed.，TheElusiveState：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Perspective，NewburyPark，Calif.：Sage），1989；乔治·莫德尔斯基：《全球政治和民族国家的长周期》，载于《社会与历史的比较研究》（GeorgeModelski，“TheLongCycleofGlobalPoliticsandtheNation-State”，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1978，第214~235页；西达·斯考切波：《国家和社会革命》（ThedaSkocpol，StateandRevolu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rsityPress），1979；索伯格：《当代世界体系的起源：缺失的一环》，载于《世界政治》（Zolberg，“OrigunsoftheModernWorldSystem：AMissingLink”，WorldPolitics），1981，第253~281页。
[15]大前研一：《民族国家的终结：地区经济体的出现》（KenichiOhmae，TheEndoftheNationStatae：TheRiseofRegionalEconomies，NewYork：FreePress），1996。
[16]马克斯·韦伯：《经济和社会》（MaxWeber，EconomyandSocity，EditedbyA.RothandC.Wittich，2vol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第2卷，第314~318页；马克斯·韦伯：《韦伯翻译文选》（MaxWeber，MaxWeber：SelectionsinTranslation，Ed.W.C.Runciman，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8，第43~64页。
[17]例如，可参考苏珊·伯格、罗纳德·多尔编《国家的多样性和全球资本主义（SuzanneBergerandRonaldDore，eds.，NationalDiversityandGlobalCapitalism，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罗伯特·博耶、丹尼尔·龙编《国家对市场：全球化的限制》，1996；迈克尔·曼：《全球化终结了民族国家的上升吗？》，载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MichaelMann，“HasGloablizationEndedtheRiseoftheNation-State？”，Reviewof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19979第472~496页；萨斯基娅·萨森：《失控？全球化时代的主权》（SaskiaSassen，LosingControl？SovereigntyinanAgeofGlobaliza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苏珊·斯特兰奇：《国家的后退：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扩散》（SusanStrange，TheRetreatoftheState：TheDiffusionofPowerintheWorld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雷蒙德·弗农：《困境中的主权：美国公司的多国扩散》（RaymondVerson，SovereigntyatBays：TheMultinationalSpreadofU.S.Enterprises，London：Longman），1971。
[18]例如，可参考戴维·队戈登：《全球经济：新大厦还是碎基石》，载于《新左翼评论》168，1988，第24~64页；保罗·赫斯特、格拉罕·汤普森：《全球化谜思》，1996；1西瓦南丹、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全球化和时代转向：一种交换》，载于《每月评论》（A.SivanandanandEllenMeiksinsWood，“GlobalizationandEpochalShifts：AnExchange”，MonthlyReview）48（9），1997，第19~32页；林达·维斯：《国家的神话——全能还是无能》，1998；埃伦·梅克辛斯·伍德：《全球资本，民族国家》，载于马克·鲁珀特、黑兹尔·斯密斯《历史唯物主义和全球化》，2002，第17~39页。
[19]克里斯托弗·蔡斯·邓恩：《世界经济的结构》，1998。
[20]例如，可参考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CommissiononGlobalGovernance，OurGlobalNeighborhoo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治理》，1995；克雷格·队墨菲：《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1994。
[21]在马克思、波兰尼、普兰查斯、葛兰西等人的著作中，资本主义下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被认为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然或有机的组成部分，并对此给予了历史和理论的分析。资本主义下，在一个较大的社会整体中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正式或明显的分离是不真实的，它是虚幻的。它采用了“公共”和“私人”分离的表现形式，前者被认为是国家或葛兰西所说的“政治社会”，而后者则是葛兰西所谓的“市民社会"。（葛兰西，1971，第12~13页。）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文章中，葛兰西（1971，第210~276页）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国家的概念，即它起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并被认为是一种绝对理性的自在之物”（1971，第117页）。这一概念导致一种物化或拜物教式的观点，其中，个人“被引导着思考，在事实上存在一个虚体，即集合有机体的抽象物。作为一个自治的神物，它没有脑袋却仍在思考，没有大腿却仍在行走（葛兰西，1995，第15页”。这种将国家视为一种自在之物的观点，被葛兰西斥责为“中央集权论”（1971，第268~269页）。葛兰西将国家定义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综合体，统治阶级借此不仅维持并使其统治合法化，而且赢得它所统治的人群的积极认同”（第244页）。在葛兰西看来，国家成为“延伸”或“一体”国家，包括政治和经济社会。这一概念旨在克服经济和社会的虚幻的二元论。
[22]伯特尔-奥尔曼：《异化》（BertellOllman，Alienation，2de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
[23]例如罗伯特·阿尔弗德、罗杰·费尔南德：《权力理论：资本主义、国家和民主》（RobertAlfordandRogerFriedland，PowerofTheory：Capitalism，theState，and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弗莱德·布洛克：《重温国家理论：关于政治和后工业主义的几篇文章》（FredBlock，RevisingStateTheory：EssaysinPoliticsandPostindustrialism，Philadelphja：TempleUniversityPress），1987；西蒙·克拉克编《国家的争论》（SimonClarke，ed.，TheStateDebate，London：Macmillan），1989；鲍勃·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BobJessop，TheCapitalistState，Oxford：MartinRobertson）
[24]埃里克·诺丁格：《论民主国家的自主性》，1981。
[25]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9481]1978，第607页。
[26]理査德·亨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思想》（RichardHunt，ThePoliticalIdeasofMarxandEngels，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1984，第64〜78、212~265页0
[27]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KarlMarx，FrederickEngels，TheGermanIdeology，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1846]1970，第80页。
[28]尼克斯·普兰査斯：《国家、权力、社会主义》（Nicos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sm，London：Verso），1978，第129页。
[29]这些地区银行是更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创立的目的在于承担起更为专门化的地区国际金融机构的功能，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补充。美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0年，非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亚洲开发银行成立于1966年。1990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r，EBRD）成立，它是全球第四个地区银行。
[30]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Empire）一书中指出：“通过改变当代的超国家法律，帝国的构成过程趋于或直接或间接地渗透、重构民族国家的内部法律，因此超国家法律有效地支配了国内法。”
[31]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
[32]斯蒂芬·吉尔、戴维·劳：《全球霸权和资本的权力结构》，载于《国际研究季刊》（StephenGillandDavidLaw，“GlobalHegemonyandtheStructuralPowerofCaptial”，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33（4），1989，第475~499页。
[33]安凯·胡格威特：《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社会》，1997。
[34]伊万·梅扎罗斯：《马克思主义、资本体系和社会革命：采访伊斯特万·梅扎洛斯》，载于《科学和社会》（IvanMeszaros，“Marxism，theCapitalSystem，andSocialRevolution：AnInterviewwithIstvanMeszaros”，ScienceandSociety）63（3）1999，第338~361页。
[35]艾什·阿明编《后福特主义》，1994；巴贝尔、K.克里斯滕森编《临时工作：转型中的美国雇佣关系》（K.BarberandK.Christensen，eds.ContingentWork：AmericanEmploymentRelationsinTransition，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8；伯奇·波波罗格鲁编《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和资本》（BerchBerberoglu，ed.，LaborandCapitalintheAgeofGlobalization，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2002；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班耐特·哈里森：《组织瘦身：弹性时代下公司权力的变化图》，1994；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一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89；乔伊斯·科柯：《世界经济的重构》（JoyceKolko，RestructuringtheWorldEconomy，NewYork：PantheonBooks）1988；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1987；阿兰·利比兹：《幻想和奇迹：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1987；罗伯特良罗斯·肯特·崔切伯格：《全球资本主义：新利维坦》，1990。
[36]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HarryBraverman，LaborandMonopolyCapital：TheDegradationofWork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MonthlyReview），1974。
[37]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JeremyRifkin，TheEndofWork，NewYork：Putman），19950
[38]亚历山德罗·波德斯、曼纽尔·卡斯特、劳伦·A.本顿合编《非正规经济：对先进和欠发达国家的研究》（AlejandroPortes，ManuelCastellsandLaurenA.Benton，eds.，TheInformalEconomy：StudiesinAdvancedandLessDevelopedCountries，Baltimor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9。
[39]例如，可参见尼戈尔·哈里斯：《新的不可接触者：移民和新的世界工人》（NigelHarris，TheNewUntouchbales：ImmigrantionandtheNewWorldWorker，London：I.B.Tauris）1995；利迪娅，鲍茨：《世界劳动市场：移民史》（LydiaPotta，TheWorldLabourMarket：AHistoryofMigration，London：ZedBooks），1990；彼得·史托克：《无疆界的工人们》，2000。
[40]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
[41]劳尔·西诺荷莎、彼得·希仪：《反移民话语的错误逻辑》，载于《NACLA美洲报告》（RaulHinojosaandPeterSchey，“TheFaultyLogicoftheAnti-ImmigrantRhetoric”，NACLAReportontheAmericans）29（4），1995，第18~23页。
[42]加西亚·莱拖-吉里斯：《跨国公司：一体化当中的碎片化》，2002。
[43]转引自霍华德·札瓦赫特尔：《货币精英：新超国家经济秩序的形成》（HowardM.Wachtel，TheMoneyMandarins：TheMakingofaNewSupranationalEconomicOrder，NewYork：PantheonBooks）1986，第137页。
[44]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1987。
[45]例如，可参见林达·维斯：《全球化和无能国家的神话》，载于《新左翼评论》（LindaWeiss，“GlobalizationandtheMythofthePowelessState”，NewLeftReview）225，1997，第13~27页；林达·维斯：《国家的神话——全能还是无能》，1998。
[46]斯蒂芬·克拉斯纳：《国际机制》，1983。
[47]霍华德·财·瓦赫特尔：《新超国家经济秩序的形成》，1986，第15页。
[48]苏珊·斯特兰奇：《国家和市场》（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s，London：PinterPress），1994；霍华德·队瓦赫特尔：《新超国家经济秩序的形成》，1986。
[49]苏珊·斯特兰奇：《国家和市场》，1994，第107页。
[50]转引自杰里米·布雷切、蒂姆·科斯特洛：《全球村还是全球劫？自下而上的经济重构》（JeremyBrecherandTimCostello，GlobalVillageorGlobalPillage？EconomicReconstructionfromtheBottomUp，Boston：SouthEnd），1994，第30页。
[51]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89，第109页。
[52]转引自霍华德·瓦赫特尔：《新超国家经济秩序的形成》，1986，第125页。
[53]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1990。
[54]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959，第754~755页。
[55]斯蒂芬·吉尔：《美国霸权和三边委员会》，1990。
[56]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请参见罗伯特·考克斯：《意识形态和新国际经济秩序：对一些最近的文章的反思》，载于《国际组织》33（2），1979，第267~302页；克雷格·队墨菲：《不平等、騷乱和民主：世纪末的全球政治一经济展望》，载于《新政治经济》（CraigN.Murphy，“Inequality，Turmoil，andDemocracy：GlobalPolitical-EconomicVisionsattheEndofCentury”，NewPoliticalEconomy），1999，第289~304页。
[57]约翰·威廉姆森：《民主和“华盛顿共识”》，载于《世界发展》21(8)，1993，第1329~1336页。
[58]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1989，第170页。
[59]苏珊·乔治：《比债务更糟糕的命运：世界金融危机和穷人》（SusanGeorge，AFateWorseThanDebt：TheWorldFinancialCrisisandthePoor，NewYork:GrovePress），1988，第33页。
[60]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第159页。
[61]转引自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第159页。
[62]雅克·队格丽娜斯：《摆脱债务：通过金融自立实现发展的再拨款》（JacquesB.Gelinas，FreedomFromDebt：TheReappropriationofDevelopmentthroughFinancialSelf-Reliance，London：ZedBooks）1998。
[63]彼得·乌廷：《联合国贸易伙伴关系：谁的议程重要？》载于《第三世界网络》，2001年7月27日，（PeterUtting，“UN-BusinessParterships：WhoseAgendaCounts？”，ThirdWorldNetwork，27July2001）（检索日期：2002年4月14日）。
[6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什么？》，2002，第1页，（检索日期：2002年4月14日）。
[65]例如，可参见CorporateEuropeObservatory，2001；Fraser2001；andHayes，2001。
[66]彼得·迪肯：《全球性转变》，1998；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前景和发展中国家》，1992。
[67]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
[68]苏珊·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1986。
[69]戴维·戈尔德、克拉伦斯·罗、埃里克·奥林·赖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载于马文·亿奥尔森、马丁·队马格编《现代社会的权力》（DavidA.Gold，ClaranceY.H.Lo，andErikOlinWright，“MarxistTheitiesoftheCapitalistState”，InMarvinE.OlsenandMartinN.Marger，PowerinModernSociety，Boulder，Colo：Westview），1993，第268~276页。
[70]格雷格·帕拉斯特：《WTO背后的议程》，载于《公司观察》2001年11月9日（GregPalast，“TheWTO’sHiddenAgenda”，CorpWatch，9November2001），（检索日期：2001年12月5曰）
[71]详细内容请参考格雷格·帕拉斯特《WTO背后的议程》，载于《公司观察》2001年11月9日。
[72]艾瑞克·维斯里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背后：公司权力在起作用》（EricWesselius，BehindGATS2000：CorporatePoweratWorl，Amsterdam：TransnationalInstitute），2002。
[73]艾瑞克·维斯里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背后：公司权力在起作用》，2002。
[74]例如，可参见范图·切鲁：《非洲静悄悄的革命：债务、发展和民主》，1989；米歇尔·邱苏多夫斯基：《贫穷的全球化：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影响》，1997；杜肯·格林：《静悄悄的革命：拉丁美洲市场经济的崛起》，1995；亨克·欧沃比克编《全球政治经济下的霸权重构：80年代跨国新自由主义的崛起》（HenkOverbeeked.，RestructuringHegemonyintheGlobalPoliticalEconomy：TheRiseofTransnationalNeo-Liberalisminthe1980s，London：Routledge）1993。
[75]克劳斯·奥佛、沃克·荣格：《有关国家理论的命题》，载于《新德意志批判》（ClausOffeandVolkerRong，“ThesesontheTheoryoftheState”，NewGermanCritique）6，1975，第139~147页。
[76]米歇尔·邱苏多夫斯基：《贫穷的全球化：IMF和世界银行改革的影响》，1997。
[77]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簕权》，1996。
[78]例如，可参见《神一般的中央银行》，载于《经济学家》1998年11月14日（“TheCentralBankasGod”，Economist，14November1998），第23-25页。
[79]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变动世界中的国家》（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TheStateinaChangingWorld，Washington，D.C.），1997，第152页。
[80]关于技术精英的崛起，参见乔治·多明格斯编《技术政治家》（JorgeDominguez，ed.，Technopols，UniversityPark：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7。
[81]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第141页。
[82]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
[83]菲利普·麦克迈克尔：《发展和社会变革：全球视角》，1996，第149、59页。
[84]威廉·罗宾逊：《拉丁美洲和全球资本主义》，载于《种族和阶级》40(2-3)，1998~1999，第111-131页；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85]例如，让·玛丽。盖埃诺《民族国家的终结》（Jean-MarieGuehenno，TheEndoftheNation-State，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ataPress），1995；大前研一：《民族国家的终结：地区经济体的出现》，1996。
[86]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变动世界中的国家》，1997，第12页。
[87]例如，可参见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1986；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98；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1959；迈克尔·尤西姆：《内部循环：大公司与美英商务政治活动的兴起》，1984。
[88]《日内瓦商业宣言》，转引自跨国公司欧洲观察（联合国需要打破与国际商会的“伙伴关系”》，载于《时事通讯》（GenevaBusinessDeclaration，quotedinCorporateEuropeObservatory，“HighTimeforUNtoBreak‘Partnership’withtheICC”，Newsletter），2001年7月25日，第1页。
[89]基斯·冯·佩吉奥：《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1998，第133页。
[90]基斯·冯·佩吉奥：《跨国阶级和国际关系》，1998，第133页。
[91]克雷格·队墨菲：《不平等、骚乱和民主：世纪末的全球政治一经济展望》，载于《新政治经济》4（2），1999，第289~304页。
[92]马克·鲁珀特：（阶级权力与全球管理政治学》，在威斯康星大学“权力与全球管理会议”上的发言论文，2002，第14页。
[93]马克·鲁珀特：《阶级权力与全球管理政治学》，在威斯康星大学“权力与全球管理会议”上的发言论文，2002，第15页。
[94]例如，可参考威廉·多姆霍夫《谁统治美国》，1998；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1986；查尔斯·赖特·米尔斯：《权力精英》，1959；迈克尔·尤西姆：《内部循环：大公司与美英商务政治活动的兴起》，1984。
[95]例如，可参见乔万尼·阿瑞吉《漫长的20世纪》，1994；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安德鲁·弗兰克：《白银资本》，1998；阿兰·弗里曼：《贫困的新政治地理学》，在中东科技大学国际经济年会上的发言论文（AlanFreeman，“TheNewPoliticalGeographyofPoverty”，PaperpresentedattheannualinternationaleconomicameetingoftheMiddleEasternTechnicalUniversity，Ankara），2002年9月11~14日；戴·维吉布斯：《华盛顿的新干涉主义：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间的竞争》，载于《每月评论》（DavidN.Gibbs，“Washington’sNewInterventionism：U.S.HegemonyandInter-ImperialistRivalries”，MonthlyReview），2001，第15~37页；沃尔特·戈德弗兰克：《神秘外壳下的理性核心：评析威廉·罗宾逊》，载于《理论和社会》（WalterL.Goldfrank，“RationalKernelsinaMysticalShell：ACommononRobinson”，TheoryandSociety），2001，第211~213页；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PeterGpwan，GlobalGamble：Washington’sFaustianBidforWorldDominance，London：Verso），1999。
[96]乔万尼·阿瑞吉、贝弗里·西尔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1999，第219页。
[97]罗伯特·温特：《全球化之谜》，2002，第108页。
[98]我要再一次重申，全球化的各种进程是相互矛盾的。对日常事件进行归纳总结会面临在书出版之前就已经过时的危险。批评我的人通常指出一个具体的事件，比如美国一欧盟的贸易争端或者美国违背同盟国的意愿单方面进行干涉，以此表明我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命题是无效的。但我的关注点在于确认正在发展中的历史趋向和实际观察到的趋势。所谓趋向（trendency），我认为是指体系内随着时间推移所进行的运动，它是该体系的固有物。资本对外扩张，包括资本的日益跨国融合和对跨国国家的渴望，便是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的趋向。所谓趋势（trend），我认为是指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性，这一规律性并不必然是来自该体系的某些潜在的结构性特征。近几十年来，趋向和实际趋势都指向了跨国资本家阶级和跨国国家的崛起。现存的很多矛盾、相互对抗的趋向、偶然的可能性和冲突可能会将这一公开和流动的进程推向一种不可预见，甚至是相反的方向。
[99]例如，可参见戴维·N.吉布斯：《华盛顿的新干涉主义：美国霸权和帝国主义间的竞争》，载于《每月评论》53(4)，2001；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1999；威廉·泰伯：《新贸易战会出现吗？》载于《每月评论》（WilliamTabb，“AreNewTradeWarsLooming?”，MonthlyReview）51（6），1999，第23-34页。
[100]沃尔登·贝洛：《新经济的注解》，载于《种族和阶级》（WaldenBello，“NotesforaNewEconomy”，RaceandClass），2002，第39页。
[101]弗雷德·伯格斯坦、兰德尔·亨宁：《全球经济领导权和七国集团》（FredBergstenandRandallHenning，GlobalEconomicLeadershipandtheGroupSeven，Washington，D.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6,第68页。
[102]在1996年发表的《全球经济领导权和七国集团》（GlobalEconomicLeadershipandtheGroupSeven）、报告中，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和兰德尔·亨宁（RandallHenning）提醒道，七国集团正在丧失其有效性，它似乎正在萎缩为一个“有用的消防队”，因此他们呼吁美国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来复兴这一集团。这份报告被人认为反映了核心大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但细心阅读则会有力地证实我在文中所提出的解释。弗雷德·伯格斯坦和兰德尔·亨宁的分析并没有指出国家间竞争的加剧是七国集团有效性下降的原因。相反，他们指出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和前所未有的扩张能力需要更为广泛和覆盖面更宽的政治管理，而这是七国集团所不能提供的。这一报告呼吁七国集团形成一种全球而非地区的视角，呼吁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能力，以及呼吁将全球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大国纳人到七国集团中来。事实上，在该报告发表后不久，克林顿政府便召集成立了二十二国集团，把一些重要的民族国家，如印度、墨西哥、巴西和土耳其纳人了进来。
[103]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2002。
[104]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的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研究》（UnitedStatesInternationalTradeCommission，ExaminationofU.S.InboundandOutboundDirectInvestment，OfficeofIndustriesstaffresearchstudy，Washington，D.C.），2001，第1~3页。
[105]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国的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研究》，2001，第2~6页。
[106]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发展最新阶段研究》（RudophHilferding，FinanceCapital：AStudyoftheLatestPhaseofCapitalistDevelopment，London：Routledege&KeganPaul），[1910]1981，第322页。
[107]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奧·奈格里：《帝国》，2000，第6页。
[108]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2000，第35页。
[109]杰米·哈里斯：《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全球研究协会年度会议提交的论文（JerryHarris，“GlobalizationandtheStateofU.S.EconomicandMilitaryHegemony”，PaperpresentesattheannualmeetingoftheGlobalStudiesAssociation，NorthAmericanchapter，Survivals），2002，第3页0
[110]杰米·哈里斯：（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全球研究协会年度会议提交的论文，2002，第1页。
[111]基思·海华德：《国防工业的全球化》，载于《生存》（KeithHayward，“TheGloabalisationofDefenceIndustries”，Survival）42（2），2000，第115~132页。
[112]杰米·哈里斯：《全球化和美国经济、军事霸权》，全球研究协会年度会议提交的论文，2002；基思-海华德：《国防工业的全球化》，载于《生存》42（2），2000。
[113]《战斗服内的套装》，载于《经济学家》（“ThesuitinsidetheBattledress”，Economist），2003年4月19日。
[114]《战斗服内的套装》，载于《经济学家》，2003年4月19日，第52页。
[115]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的宣言》，载于《纽约时报》1999年3月28日（ThomasFridman，“AManifestofortheFastWorld”，NewYorkTimes，28March，Sundaylateedition），第6、40版。
[116]赖特·罗宾：《美国要求中东实行四步走计划》，载于《洛杉肌时报》2003年4月20日（WrightRobin，“U.S.toPressaFour-StepPlanforTransformingtheMiddleeast”，LosAngelesTimes，20April2003），第A4版。
[117]威廉·罗宾逊：《促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和霸权》，1996；威廉‘罗宾逊：《跨国冲突：中美洲，社会变革和全球化》，2003。
[118]拉尔夫·米利班德：《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国家》（RalphMiliband，TheStateinCapitalistSociety，London：Weidenfeld&Nicolson），1969；拉尔夫米利·班德：《资本主义国家——对普兰查斯的回应》，载于《新左翼评论》（RalphMiliband，“TheCapitalistState——ReplytoPoulantzas”，NewLeftReview）59，1970，第53〜59页；拉尔夫·米利班德：《普兰査斯和资本主义国家》，载于《新左翼评论》（RalphMiliband，“Poulantzasand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第83〜92页；尼科斯·普兰查斯：《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NicosPoulantzas，PoliticalPowerandSocialClasses，London：Verso），1968；尼科斯·普兰查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载于《新左翼评论》（NicosPoulantzas，“TheProblemoftheCapitalistState”，NewLeftReview），1969^第67-78页；尼克斯·普兰查斯：《资本主义国家：对米利班德和拉克劳的回答》，载于《新左翼评论》（NicosPoulantzas，“TheCapitalistState：AReplytoMilibandandLaclau”，NewLeftReview），1976，第63~83页。
[119]例如，可参考弗莱德·布洛克《重温国家理论：关于政治和后工业主义的几篇文章》，1987；彼得·伊万斯、迪特里希·鲁斯切梅耶、西达·斯考切波合编《国家复兴》（PeterEvans，DietrichRueschemeyer，andThedaSkocpol，eds.，BringingtheStateBackIn，Cambride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詹姆斯·奥康纳：《国家财政危机》，1973；克劳斯·奥佛：《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以及政策形成的问题》，载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压力与矛盾》（ClausOffe，“TheTheoryofCapitalistStateandtheProblemofPolicyFormation”，InStressandContradictioninModernCapitalism，ed.LeonN.Lindberg，RobertAlford，ColinCrouch，andClausOffe，Lexington：D.CHealth），1975；克劳斯·奥佛、沃克·荣格：《有关国家理论的命题》，载于《新德意志批判》6，1975，第139〜147页；西达·斯考切波：《国家和社会革命》，1979；戈兰·瑟伯恩：《统治阶级会做什么？》（GoranTherbon，WhatDoestheRulingClassDoWhenItRules？London：NewLeftBooks），1978；阿兰·沃尔夫：《合法性的限度》（AlanWolfe，TheLimitsofLegitimacy，NewYork：FressPress），1977。
[120]理查德·阿普尔鲍姆、杰弗里·亨德森编《亚太地区的国家和发展》（RichardAppelbaumandJeffreyHenderson;eds.，StatesandDevelopmentintheAsianPacificRim，Philaddelphia：TempleUniversityPress），1992；彼得·伊万斯：《嵌人式自治：国家和工业转型》（PeterEvans，EmbeddedAutonomy：StateandIndustrialTransf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
[121]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罗伯特·C.塔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读本》，[1948]1978，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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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奥斯卡·库弗（1940年1月22日，纽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1940）
致奥斯卡·库弗
（1940年1月22日，纽约）
陈湘翻译；赤心校对
奥斯卡·库弗
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亲爱的奥斯卡：
我注意到在你1月11日的会议记录中提到了沙赫特曼的一封信和你的答复。如果你能把这些文件的副本寄给我，我将非常感激。
你一定知道，反对派正在对双子城组织进行大量的诽谤性鼓动和无耻的学童式的讥笑。他们把它说成是一群外省庄稼汉，与党的生活隔着一堵长城。他们说沙赫特曼想去明尼阿波利斯，但拿不到护照，等等。
老头子还有两篇文章正在撰写当中。一是给伯纳姆的公开信，二是对沙赫特曼的文件的答复。
兄弟的问候
詹·帕·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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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五章国家、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
在俄国和世界上这些历史事件异常集中的时候，在国内革命风起云涌和阶级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列宁在秘密的状态中写了一部著名的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著作。
这部著作所探讨的是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诸如立即行动的问题，解决现代历史基本问题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关于国家和革命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一时期的命运，才能比较清楚地理解这部著作的意义。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当时就这个问题写了些什么；如果我们注意到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有一种明显的倾向，即企图把国家理解为超阶级的组织，以形式法的方式把民主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解为拥有多数选票和议会席位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把通过议会来取得政权的斗争加以绝对化而抛弃其他一切斗争；那么，列宁这部著作的历史意义才会真正被我们所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国家是阶级的组织，是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国家是典型历史性的和暂时的现象。列宁彻底地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和观点，同时指出，关于国家的任何其他观点都不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实质，都不能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指明历史的前景。其次，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永远是一种暴力，因此，任何一个阶级的国家都只能是专政，而不能是别的。列宁在这方面扼要地说明了下面的论点：“只有懂得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懂得这一点的人，才算掌握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本质是一样的：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都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1]
[1]V.I.Lenin,Gosudarstvoirevoljucija,sv.25,str.384-385.（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0页。——译者注）
因此，列宁不同于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而首先指出某些主要的历史事实：第一，对资产阶级国家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因为即使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同样也是一种专政；第二，正由于国家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社会主义民主也必然是一种专政。这样，列宁就摒弃和粉碎了考茨基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观念：“民主”不是“专政”，政权是某种其他的东西，因为它是用选票获得的。
列宁大声疾呼道：“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1]
[1]V.I.Lenin,Gosudarstvoirevoljucija,sv.25,str.428.（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页。——译者注）
因此，列宁必然地也同马克思一样，得出了用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结论，把这看作是建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前提。但是列宁与他自己后来的某些信徒不同，他从来不曾绝对地认为只有一条革命道路是必然的和唯一可能的。相反，特别在后来的有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一书中，列宁特别提醒共产党人要注意历史的辩证法，对待历史实践必须有最大的灵活性。在这方面列宁写道：“共产党人要竭尽全力来指导工人运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沿着最直最快的道路走向苏维埃政权在全世界的胜利，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然而，只要再多走一小步，看来像是朝同一方向多走了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错误。只要像德国和英国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那样，说我们只承认一条道路，一条笔直的道路，说我们不容许机动、通融和妥协，这就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最严重的危害，而且共产主义运动部分地已经受到或正在受到这种危害。右倾学理主义固执地只承认旧形式，而不顾新内容，结果彻底破产了。左倾学理主义则固执地绝对否定某些旧形式，看不见新内容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为自己开辟道路，不知道我们共产党人的责任，就是要掌握一切形式，学会以最快的速度用一种形式去补充另一种形式，用一种形式去代替另一种形式，使我们的策略适应并非由我们的阶级或我们的努力所引起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更替。”[1]
[1]V.I.Lenin,Detskajaboleznj"levizny"vkommunizme,sv.31,str.83.（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0-211页。——译者注）在这方面，列宁强调指出，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和先锋队所想象的更要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难以捉摸”，列宁得出两个实际结论，“第一，革命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任务，必须善于毫无例外地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在夺取政权以后，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危险去做它在夺取政权以前没有做完的工作）；第二，革命阶级必须准备最迅速最突然地用一种形式来代替另一种形式”。（Detskajaboleznj"levizny"vkommunizme,sv.31,str.76.[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这些观点具有极其伟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因为列宁以此告诫革命力量在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不要陷入任何刻板的公式和教条中去。但后来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恰恰把这些观点完全抛弃掉，从而造成严重的历史后果。
列宁由于深刻地掌握了辩证法，所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十分善于克服抽象地对待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永远不能从一般和总体中看到特殊和特点，正如实用主义不能从特殊中看到一般一样。在同一本书中，列宁还强调指出，“要善于针对各阶级和各政党相互关系的特点，针对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特点来运用共产主义普遍的和基本的原则；要看到这种特点每个国家各不相同，应该善于弄清、找到和揣摩出这种特点”[1]。在同一本书稍后一点的地方，他写道：“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2]
[1]V.I.Lenin,Detskajaboleznj"levizny"vkommunizme,sv.31,str.69-70.（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7-198页。——译者注）
[2]V.I.Lenin,Detskajaboleznj"levizny"vkommunizme,sv.31,str.72.（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译者注）
这种非凡的辩证性和灵活性是列宁的历史活动的基本特点。他是把思想上的明确性、气质上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结合于一身的特殊人物。在革命事件中他应付自如。他从不对前途丧失信心，从不在难以避免的低潮面前低头。在一定的形势下他目光敏锐，态度激进，但从不把形势绝对化，从不忽视革命运动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远景。他完全正确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指出现代条件下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但同时也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因此他在革命后曾就这个方面写过：“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1]
[1]V.I.Lenin,Detskajaboleznj"levizny"vkommunizme,sv.31,str.7-8.（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译者注）
列宁在其他地方和其它场合也写过一系列这样的话和重复过这些观点，他清楚地看到俄国艰难的、十分严峻的形势，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状况和发展水平，从中必然引出下列结论：这场阶级搏斗不可能是历史的田园诗。[1]
[1]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和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点。在同考茨基的论战中，这种观点表现得最为激烈，“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ProletarskajarevoljucijairenegatKautski,sv.28,str.216.[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4-594页。——译者注]）
尽管这个问题无论对列宁还是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完全没有争论的，但是在列宁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中，它却成了一个争论的问题，因为这一观点被绝对化了，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内容。
因此，指出下面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列宁也经常提醒说，这个方面并不是主要的，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问题则是要使无产阶级新政权深入到各种社会关系中去，使社会关系变成新的、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变成新的、更高类型的一般社会关系。
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心问题，由此还会得出另外一些重要的结论。“我曾经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1]
[1]V.I.Lenin,Velikijpočin,sv.29,str.386.（参见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10页。——译者注）列宁在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J.M.Sverdlov）的演说中谈到这一思想时说：“毫无疑问，没有这一特征，没有革命暴力，无产阶级就不能胜利。但同样毫无疑问，只有在革命发展的一定时期，只有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革命暴力才是必要的和合理的革命手段。而组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劳动人民却始终是这个革命无比深刻的、永恒的特点，始终是革命胜利的条件。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RečpamjatiJ.M.SverdlovunaekstrennomzasedaniiVCIK,18marta1919,sv.29,str.70.[参见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页。——译者注]）
暴力是任何国家的必要因素，因而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主要因素，不是唯一因素。首先必须很好地区别对谁实行专政，由谁实行暴力和为谁实行暴力。在这些问题上，列宁是没有任何异议的。列宁坚决地捍卫这样的论点：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语），同时又从这里得出所有的基本结论。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还意味着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现更高类型的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义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是劳动者的政权，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政权，那么，整个权力的集中便不能只停留在某一个独立的国家机器上，正如整个过程发展的目的也不应是为了加强这种必然会因此而变成骑在劳动者头上的官僚主义势力的机器一样。在这方面，列宁一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乃是消亡着的国家这一卓越的思想。“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1]
[1]V.I.Lenin,Gosudarstvoirevoljucija,sv.25,str.374.（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译者注）
各种情况的凑合和俄国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这个问题变成了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中心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要讲到。这里重要的，只是要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思想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没有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问题。列宁所向往的基本点就是逐渐取消对人的统治并建立对物进行统治的人们的劳动共同体：“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1]
[1]V.I.Lenin,Gosudarstvoirevoljucija,sv.25,str.428.（参见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4-185页。——译者注）
为了开始对社会关系实行这种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造，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立即开始采取许多相应的措施。早在1917年11月，也就是在刚刚夺取政权之后，列宁就写了关于工人监督的指令，其基本思想是：在拥有工人和职员五人以上，或每年资金周转额在一万卢布以上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和农业等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这种监督由企业的全体工业和职员直接实行，如果企业规模太大，则由他们选出的代表来实行。非经选出的代表许可，禁止具有全国意义的企业停工或对生产过程做任何改造。“一切账簿和文据，以及一切仓库和库存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等，应毫无例外，一律对选出的代表公开。”[1]
[1]V.I.Lenin,Proektpoloženijaorabočemkontrole,sv.26,str.241.（参见列宁：《工人监督条例草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译者注）草案中讲到，工人和职员选出的代表的决定，企业主必须服从，只有各部门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取消他们的决定，一切企业主和一切代表均应对国家复杂，维持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并保护财产。列宁一直到逝世前都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参见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1923年）和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
列宁在许多文章中反复探讨这个问题，这说明他在任何方面都把这个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我们将要举出的只是比较突出的例子。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这篇文章，也就是在革命事件之后不久（1918年4月）就写成的，列宁在其中给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权下了定义并阐明它们的实质和远景的一个文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重点不在于加强作为国家（即政权机关，而政权机关不是人民本身）的国家，重点在于劳动人民本身在公社这一组织单位里实行直接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1]
[1]V.I.Lenin,Očerednyezadačisovetskojvlasti,sv.27,str.226.（参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8页。——译者注）
在同一篇文章中，列宁还确切地规定了公社的含义。“每个工厂、每个乡村都是一个生产消费公社，都有权并且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实行共同的苏维埃法规（所谓‘按照自己的方式’，并不是说违反法规，而是说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实行这些法规），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的计算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个别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私事’。在苏维埃政权下，这不是私事，而是国家大事。”[1]
[1]V.I.Lenin,Očerednyezadačisovetskojvlasti,sv.27,str.231.（参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93页。——译者注）
列宁正确地把苏维埃、苏维埃政权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工人阶级的国家的组织形式，这个工人阶级的国家肩负的一个基本的历史使命是：吸引广大的和最广泛的人民阶层参加管理国家，而这个国家是这样理解的国家，它通过建立苏维埃，同时也就在为自己本身的消亡做准备。因此，苏维埃应当不仅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政权的基础，而且还是其消亡的基础，是共产主义新社会关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同时，列宁正确地激烈反对和摒弃对这个问题做社会主义的说明时出现的两种倾向：一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考茨基主义的关于纯粹民主的自由主义理论，而这种纯粹民主的后面隐藏的正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性；另一种是官僚国家主义倾向，这种倾向是从国家（即使它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身的地位、任务、困难和性质中必然产生出来的。列宁在他的许多文章里都正确地指出，苏维埃民主制即使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也比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要深刻得多。其所以深刻得多，原因很简单：因为群众本身有权决定选举和可以自由撤换被选举人；因为通过苏维埃政权能吸收最广泛的被剥削的群众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并根据他们的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因为这样就“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1]。
[1]V.I.Lenin,Očerednyezadačisovetskojvlasti,sv.27,str.242.（参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页。——译者注）
可见，列宁在这里面完全正确地看到更高类型的民主制，胜过资产阶级社会的那种政治上徒具形式的民主制。但是要实现这种更高类型的民主制，必须真正吸引群众参加管理工作，从而防止官僚主义地去理解政权，防止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官僚专政。“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份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1]
[1]V.I.Lenin,Očerednyezadačisovetskojvlasti,sv.27,str.242-243.（参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505页。——译者注）在同一个地方，列宁还写道：“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Očerednyezadačisovetskojvlasti,sv.27,str.244.[参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6页。——译者注]）同样，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列宁在评论布哈林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时强调指出，早就有人埋怨官僚主义（这是在1919年），列宁写道：“只有当全体居民都参加管理工作时，才能把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取得完全的胜利。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仅不可能，而且法律本身也妨碍这样去做。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扰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Dokladopartijnojprogramme19.marta1919,naVIIIkongresuRKP（b）,sv.29,str.161.[参见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0页。——译者注]）
列宁经常注意官僚主义问题，并把它看作是苏维埃政权发展的极大祸害。我们这里将要提到的只是列宁在关于实物税的文章中对官僚主义的分析。列宁指出，早在1919年3月的新党纲中已经直率地、勇敢地承认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已经部分地复活起来。列宁认为，这种官僚主义的的经济基础不同于资产阶级社会里的官僚主义，这种基础在于“小生产者的分散性和涣散性，他们的贫困、不开化，交通的闭塞，文盲现象的存在，缺乏农工业之间的流转，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协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战争的结果”[1]。“应当大胆承认这一祸害，以便更坚决地同它作斗争，以便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做起——在我们的一切建设部门中，我们还不得不多次反复地从头做起，改正没有做好的事，选择各种完成任务的途径。”[2]
[1]V.I.Lenin,Oprodovoljstvennomnaloge,sv.32,str.330.（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页。——译者注）
[2]V.I.Lenin,Oprodovoljstvennomnaloge,sv.32,str.331.（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2页。——译者注）列宁谈论这个问题时态度是何等的激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在文章中要求实行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要求就地枪决那些时常违法乱纪、行为恶劣以及欺压农民的一切旧官吏、地主和资产者。（Oprodovoljstvennomnaloge,sv.32,str.334.[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5页。——译者注]）参见奥斯卡尔·安威列尔关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研究：OskarAnweiler,DieRätebewegunginRussland1905-1921,Leiden1958；以及A.M.潘克拉托娃的一本旧著：A.M.Pankratova,FabrikräteinRussland,objaljenuuMoskvi1923.Godnanjemačkom,Frankfurta.M.1976.
所有这一切并没有全部包括了列宁理论活动，特别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以后的暴风雨般的错综复杂的时期的理论活动的丰富思想。当时必须善于马克思主义地、大胆地掌握住船舶，以便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航船通过国内外的重重艰难险阻。从和平法令和土地（国有化）法令开始到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饥饿、田园的荒芜、官僚主义等等——列宁是唯一能够从这些困难中看到出路并以自己英明的力量使其他布尔什维克也确信这些道路是正确的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约问题上整个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局（在这个区域局中有布哈林、洛莫夫[A.Lomov]、斯土柯夫[I.N.Stukov]等人）都反对和约，借口为了国际革命的利益，即使丧失和毁掉他们认为当时完全流于形式的苏维埃政权，也是适当的[1]，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同一个问题上，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主张不战不和，从而更加加剧了本来已是极其严重的局势，那么，列宁的思想和威信的全部意义就更加明显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用行政官僚主义的方法，不用对自己党内同志施加强力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1]VidiLenji,Strannoeičudoviščnoe,sv.27,str.46-53.（参见列宁的《奇谈与怪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0页。——译者注）
在反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列宁善于团结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并把国内战争一直进行到彻底胜利。同时他作为主要发起人建立了第三国际并给它指明了前景。在一篇阐述这个问题的文章里，列宁简要地说明了各个国际之间的不同点。他写道：
“第一国际为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第二国际是为这个运动在许多国家广泛的大规模的开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第三国际接受了第二国际的工作成果，清除了它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沙文主义的、资本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并已开始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领导世界上最革命的运动即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压迫的运动的政党的国际联盟，现在有了空前巩固的基地：有了几个苏维埃共和国，它们在国际范围内体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胜利。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于，它已开始实现马克思的一个最伟大的口号，这个口号总结了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来的发展，表现这个口号的概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天才的预见，这个天才的理论正在变为现实。”[1]
[1]V.I.Lenin,TretijInternacional'iegomestovistorii,sv.29,str.281.（参见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1页。——译者注）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列宁认为有必要在简短致辞中向代表们主要强调两点：第一，国内战争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已经成为事实，世界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加强起来；第二，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实际形式已经找到：“这种形式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在此以前，它还是一个群众看不懂的拉丁词。由于苏维埃制度在全世界的传播，这个拉丁词已经被译成现代各种语言。专政的实际形式已经被工人群众找到了。由于有了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德国的斯巴达克联盟和其它国家的类似组织，例如英国的车间代表委员会，这种实际形式已为广大工人群众所理解。这一切都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形式已经找到了，无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实际运用自己的统治权了。……苏维埃制度不仅在落后的俄国胜利了，而且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德国和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胜利了。”[1]
[1]V.I.Lenin,RečpriotkritiiKongresa2.marta,sv.28,str.433-434.（参见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484页。——译者注）
正如我们看到的，列宁早在1919年初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其他欧洲左派：欧洲正面临革命，而且这场革命已经开始了。这对当时有关新型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及其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但同时，正是这些，正如我们还将要看到的，又引起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此外，我们再次看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蓝图是直接民主、苏维埃，而不是政治官僚的政权。在这个时期，他还得出一个结论，说苏维埃制度已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取得胜利，这无论如何是夸大其词的，归根到底是错误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布尔什维克极其希望自己不要陷入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能够至少从一个发达国家获得梦寐以求的革命支持。
在这些问题上和在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列宁生前是指引着第三国际的活动的。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然而在其他许多不发达的、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里情况就不一样。这里有必要扼要地阐述一下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中提出下列观点：“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这是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
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把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日程，世界政治中的一切事变都必然围绕着一个中心点，就是围绕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而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这些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验深信，只有苏维埃政权战胜世界帝国主义，他们才能得救。
因此，目前不能局限于空口承认或空口提倡各民族劳动者互相接近，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并且根据各国无产阶级中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程度，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1]
[1]V.I.Lenin,Pervonačalnyinabrosoktezisovponacionaljnomuikolonialnomuvoprosam,sv.31,str.124.（参见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列宁富有远见地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本身也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为在资本主义殖民地的统治下，殖民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的斗争最终必然会粉碎这种使他们有过惨痛体验的制度；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参加了这种斗争。现代殖民地人民解放的蓬勃过程极好地证明了列宁思想的光辉。
在成功地战胜反革命之后，必须使国家从落后和破坏等全面混乱的状态中站立起来。列宁并不怕必然出现的转折，如果这是进步运动链条上的一个必要的环节的话。同时列宁对苏维埃社会的状况和结构并不抱任何幻想。在上面引述过的论述实物税的文章中，列宁以他特有的明确性和说明力指出和证明：当时的社会是处在过渡时期的，因此，这个过渡必然包含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成分，而小资产阶级经济上的散漫性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因此国家资本主义相对于工人阶级所掌握的苏维埃国家来说是前进了一大步。列宁深知这个论点也将在党的队伍中引起误解和不满，他解释说：
“第一，应当弄清楚，这个使我们有权利和有根据自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究竟是怎样的。
第二，应当揭露那些看不到小资产阶级经济条件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的人的错误。
第三，应当很好地了解苏维埃国家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国家迥然不同的意义。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三点。
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现在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有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
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1]
[1]V.I.Lenin,Oprodovoljstvennomnaloge,sv.32,str.309-310.（参见列宁：《论粮食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9-490页。——译者注）列宁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特别是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谈到过这个问题。有关所有这些困难的问题和矛盾的状况，可参见马赛尔·李普曼（MarcelLiebmann）的一本写得十分出色的近作：《列宁的列宁主义》（LeléninismesousLénine,Paris1973）;查理·贝特尔海姆（CharlesBettelheim）：《苏联的阶级斗争。初期。1917-1923年》（LesluttesdeClassesenURSS.PremièrePériode1917-1923,Paris1974）。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活跃已经停滞的经济，列宁清楚地看到大工业是主要前途的同时提出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点，允许活跃资本主义成分，但这是实行租让制，并在苏维埃国家的监督之下。
列宁认为基本的发展前途就在于加紧实行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里只要提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够了：不实行这些措施，便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经济方式，因而也就不能使生产力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由于产品的丰富和劳动日的缩短，分工将能够消除。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前景是同这些措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
另一方面，列宁考虑到俄国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特点，就这个问题留下了明确的指示：剥夺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使贫农靠近苏维埃政权，应该对中农进行工作，尽量把他们当作同盟者加以保护，尽管列宁认为农业的主要前途和农业的解决办法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但是不应使用暴力。“用暴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中农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拥有千百万人的阶层。甚至在欧洲，那里任何地方的中农都没有这样大的力量，那里技术和文化、城市生活和铁路交通特别发达，那里最容易产生用暴力对待中农的思想，可是无论什么人，无论哪一个最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都没有主张用强制手段对待中农。……我们首先应当依据的真理，就是在这里采用暴力方法其实是什么也做不到的。这里的经济任务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没有那样一种顶层，把它削去之后还能留下整个基础，整个建筑物。这里没有城市有过的那种顶层，即资本家。在这里采用暴力，就是葬送全部事业。这里需要长期的教育工作。农民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实际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当拿出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康姆尼’是最好的东西。……这里的任务不是剥夺中农，而是照顾到农民生活的特殊条件，向农民学习向更好的制度过渡的方法，决不可发号施令！”[1]
[1]V.I.Lenin,Dokladorabotevderevne,23.marta1919.NaVIIIkongresuRKP（b）,sv.29,str.187-188.（参见列宁:《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4-785页。——译者注）
列宁的观点和做法同他逝世后几年别人的一些做法，是多么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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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帝国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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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帝国主义问题
由于很多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对列宁和整个社会民主党来说是艰苦的年代。由于革命失败后反动派的猖獗，列宁首先面临的任务是反对孟什维克的取消秘密党的要求，稍后又加上反对某些布尔什维克的抛弃一切合法的斗争措施和方法的左倾激进要求。无论前者（取消派）或者后者（召回派）最终都联合到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谓八月联盟中去了，这种情况终于促使列宁在1912年1月召开的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组成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党。
使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面临困难问题的第二个因素，是帝国主义的因素、战争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搏斗的临近。第二国际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和后来的巴塞尔代表大会（1912年）已经明显地表明社会党人的队伍不纯、观点不一。帝国主义这一现实情况和民族对抗在社会民主党队伍内部引起非常尖锐的分歧。
他们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一种人坚持保卫祖国的观点（社会沙文主义者），第二种人说帝国主义有进步性，从而替列强的扩张政策辩护（库诺夫[H.Cunow]），第三种人幻想帝国主义（考茨基），第四种人否认任何民族进步战争的可能性，从而也否定民族自决权（罗·卢森堡），等等。
列宁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把形形色色的争论阐述得非常清楚，并为解决这一思想上的普遍混乱提出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列宁在同罗·卢森堡进行论战时，在自己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指出并证明，民族自决权是现代历史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问题之一。列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自由的这一观点进行分析，最后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俄国无产阶级负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一切民族主义，首先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不仅要一般地承认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承认建立国家方面的平等，即承认民族自决权，民族分离权；另一方面，正是为了同一切民族的各种民族主义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组织的统一，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力求造成民族隔绝，必须使各无产阶级组织极紧密地结成一个跨民族的共同体。
各民族完全平等，各民族享有自决权，各民族工人打成一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全世界经验和俄国经验教给工人的民族纲领。”[1]
[1]V.I.Lenin,Opravenacijnasamoopredelenie,sv.20,str.423.（参见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译者注）
两年以后（1916年），列宁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问题的文章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伦纳（K.Renner）和鲍威尔（O.Bauer）关于“民族文化自治”的主张以及库诺夫、帕尔乌斯（Parvus）和考茨基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他写道：“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1]列宁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看成是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从而为现代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上的前景。所以他同时也激烈反对把这个问题“搁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再解决。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正如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2]
[1]V.I.Lenin,Socialističeskajarevoljucijaipravonacijnasamoopredelenie,sv.22,str.135.（参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4页。——译者注）
[2]V.I.Lenin,Socialističeskajarevoljucijaipravonacijnasamoopredelenie,sv.22,str.135-136.（参见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页。——译者注）
与这个问题密切相联系，当时还进行了关于战争问题的争论。很多的和非常有名的社会党人坚决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有正义的战争。而列宁则向革命力量指出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个问题。列宁始终如一地坚持民族自决权的论点，因而得出结论说，一个被压迫民族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是正义的和进步的。[1]整个世界最近4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当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解放的历史进程证明，这个观点具有多么重大的历史意义。
[1]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对于“防御的”和“正义的”战争的理解做了如下的具体说明：“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Socializamivojna,sv.21,str.272-273.[参见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11-512页。——译者注]）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又一次批评了“国际派”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再发生任何民族战争的论点，罗·卢森堡也曾对这个论点表示赞同，她认为任何一次这样的战争都会立即被其他某个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从而又把它变成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反驳了这种看法，并在战争期间（1916年），在同一篇文章中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写道：“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国家资产阶级。……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1]
[1]V.I.Lenin,Voennajaprogrammaproletarskojrevoljucii,sv.23,str.66-68.（参见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1-723页。——译者注）一年以前，列宁在论欧洲联邦一文中已经得出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十分重要的结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OlozungesoedinennyhštatovEvropy,sv.21,str.311.[参见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4页。——译者注]）
无须特别强调就可看出，列宁的这些创造性的观点，在帮助社会主义力量在各民族当前不仅争取社会解放，而且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找到明确的观点和方向方面，起到了何等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些年代里，由于整个世界的局势、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日益掩饰帝国主义本质的第二国际的彻底破产，列宁竭力向共产党人说明作为一种制度（而不仅是作为一种政策）的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和基本特征，并从中做出有关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国际地位的某些重要的结论。
在列宁之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阿·霍布森（J.A.Hobson）和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R.Hilferding）已经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列宁的分析则达到了顶点。列宁同意他们说的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观点，但他当即指出，这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身就是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
列宁指出，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在20世纪初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转变而来的，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主要工业部门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是从银行和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1]
[1]V.I.Lenin,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284-286.（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5-647页。——译者注）
列宁在分析这些问题时首先分析了银行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对当时来说）阶段上的作用，同时指出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有联系，而且工业资本则愈来愈完全依赖于银行。列宁指出，这个过程的后果是形成了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它们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的、新的因素。“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者说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及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1]
[1]V.I.Lenin,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226.（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24页。——译者注）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征是资本输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标志是商品输出，而在现代资本主义时期占统治的则是资本输出，通过这种方式，愈来愈多的国家更加厉害地被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发展过程，但同时又日益依赖于帝国主义列强。资本主义列强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瓜分世界；它们之间进行着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而各种类型的殖民主义则是现时代的特征。列宁就这个问题特别强调指出，附属形式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既然谈到资本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政策，那就必须指出，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国家形式不仅有两大类国家，即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而且有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它们在政治上、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金融和外交方面的依附关系的罗网缠绕着。”[1]
[1]V.I.Lenin,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250.（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7-648页。——译者注）
因此，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主要是：帝国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被当时与之并存的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并引起一系列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制度的过渡。当然，任何一个定义永远也不能详尽无余地说明一个事物，但它应该包括基本的、主要的特征以及某些上述的其他特征。“因此，如果不忘记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一切方面的联系，就应当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1]
[1]V.I.Lenin,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253.（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1页。——译者注）
列宁和希法亭不同，他在帝国主义的发展中还看到一个重要因素，他称之为寄生性和腐朽性。列宁指出，任何垄断必然要引起停滞，在经济上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正如列宁所着重指出的，这一点不可能得到彻底实现，竞争必然迫使人们去改良技术，“但是垄断所固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1]
[1]V.I.Lenin,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263.（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1页。——译者注）列宁从来没有认为资本主义因此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相反地，列宁依据事实在同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某些工业部门，某些资产阶级阶层，某些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出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286.[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5页。——译者注]）
这整个运动和发展的后果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不参与管理企业的食利者阶层增加了。与此相似，最强大的国家成为“食利国”，它以自己大量的超额利润甚至对工人运动本身施加严重的影响。
列宁就这个问题在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主义辩护士进行尖锐的论战时，分析了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即机会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同资产阶级合作等等。列宁指出，资本家的高额利润提供了收买某些工人阶层的可能性，使他们站到一个工业部门或一个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工人阶层。列宁不久以后在同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很明显，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那些‘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确实在收买他们，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办法千方百计地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lieutenantsofthecapitalist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公社战士’。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1]
[1]V.I.Lenin,Imperijalizam,kakvysšajastadijakapitalizam,sv.22,vidi,str.181-182.（参见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1-582页。——译者注）这篇序言是1920年用法文和德文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时写的。列宁在以前，特别是在分析第二国际破产时，曾经以同样方式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来说明这些现象。“为了说明整个运动发生危机的原因，必须考察：第一，当前政策的经济意义；第二，作为这种政策的基础的思想；第三，这种政策同社会主义运动各个派别的历史的联系。
在1914-1915年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经济实质是什么呢？所有大国的资产阶级进行战争都是为了瓜分和剥削世界，为了压迫其他民族。一群为数不多的工人官僚、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可以从资产阶级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是一样的，都是为数不多的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同‘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群众，资产阶级的奴仆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受资产阶级剥削的阶级。
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内容是一样的，都主张阶级合作，放弃无产阶级专政，放弃革命行动，无条件地承认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不相信无产阶级而相信资产阶级。社会沙文主义是英国自由派工人政策、米勒兰主义和伯恩斯坦主义的直接继续和完成。”（OpportunizmikrahIIInternacionala,sv.22,str.100.[参见列宁：《机会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122页。——译者注]）
列宁论述帝国主义的这部著作是在俄国已处于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出版的。1917年的二月革命已经完成，沙皇制度在长久统治俄国之后已经永远地退出了俄国舞台。当时一直住在瑞士的列宁写了著名的《远方来信》，说明了这些事件的意义，给俄国工人阶级指出了进一步斗争的前景，并表示要尽快返回俄国。1917年4月他回到俄国。可以说，从这时起，俄国革命是在列宁的领导下进行的。列宁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和一系列文章、演说和小册子等等，勇敢地、英明地领导布尔什维克和人民群众从革命的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社会主义阶段。
虽然由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搜捕，列宁不得不多半处于秘密状态，但是列宁不仅领导了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活动，注视着人民群众的信任的变化和反革命分子准备进行最终的总报复的情况，而且，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他以敏锐的革命洞察力真正看到了决定性的时机，他以自己的崇高的威望使中央委员会相信局势紧迫，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注意到当时布尔什维克最高中心的很多成员动摇不定，季诺维也夫（G.E.Zinovjev）和加米涅夫（L.B.Kamenjev）甚至在非党的《新生活报》泄露了布尔什维克在准备起义一事，如果进一步注意到俄国无论前线或后方的情况都极为困难，几乎毫无出路，那么，列宁对这个时机的估计和他在十月里给中央委员的那些信件就不仅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文献，而且是意义极其深远的历史性的行动。
列宁在十月里给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的几封信中强调指出，不应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应该立即夺取政权。[1]列宁在《危机成熟了》一文的附言（附言只是写给上述委员会看的）中，甚至提出要退出中央委员会，但是保留在党的“下层”组织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进行鼓动的自由，因为他认为如果等待苏维埃代表大会，就等于断送革命。列宁的果断和权威终于在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因此而翻开了崭新的一章。[1]
[1]《危机成熟了（1917年9月29日）》一文的附言（当时没有发表）（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8页。——译者注）；《给中央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莫斯科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委员的信（1917年10月1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334页。——译者注）；《给参加北方区域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同志的信（1917年0月8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382页。——译者注）；《给同志们的信（1917年10月17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410页。——译者注）；《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的信（1917年10月18日）》（参见《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414页。——译者注）。
[2]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列宁最伟大、最英明和意义最重大的业绩，我们不愿意这部历史著作中遗漏列宁在革命前夕写给中央委员的那封令人惊心动魄的信，因此要从中摘引几段：“同志们：我写这封信是在24日晚上，情况已经万分危急。非常清楚，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我力劝同志们相信，现在正是千钧一发的关头，目前提上日程的问题决不是会议或代表大会（即使是苏维埃代表大会）所能解决的，而只有各族人民，只有群众，只有武装起来的群众的斗争才能解决。资产阶级通过科尔尼洛夫分子发起的攻击、维尔霍夫斯基的离职都说明不能等待了。无论如何必须在今天晚上，今天夜里逮捕政府人员，解除士官生的武装（如果他们抵抗，就击败他们），如此等等。不能等待了！！等待会丧失一切！！……无论如何不能让克伦斯基一伙人手中的政权保留到25日，一定要在今天晚上或夜里解决问题。历史不会饶恕那些延误时日的革命者，他们本来在今天可以获得胜利（而且一定能在今天胜利），却要拖到明天去，冒着丧失许多、丧失一切的危险。……等待10月25日捉摸不定的表决，就是自取灭亡或拘泥于形式；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不用表决，而用强力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指导自己的代表，甚至自己最优秀的代表，而不是等待他们。……政府摇摇欲坠。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击溃它！拖延发动等于自取灭亡。”（PismočlenamCK,sv.26,str.203-204.[参见列宁：《给中央委员的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1985年版，第430-43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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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译名对照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主要译名对照表
外文名
译名
页码
A
Abendroth,W.
阿本德罗特,沃
270,303,304
Adler,F.
阿德勒,弗
335,384
Adler,M.
阿德勒,麦
315,344,384-392
Adler,V.
阿德勒,维
383
Akseljrod,Lj.I.（Ortodoks）
阿克雪里罗得,柳·伊（奥尔托多克斯）
436
Akseljrod,P.
阿克雪里罗得,巴
350,361,421
Allemane,J.
阿列曼,让
276
Altenstein,K.
阿尔坦施泰因,卡
55
Andréas,B.
安得烈阿斯,贝
145,153
Angel,P.
昂热尔,彼
316
Annenkov,P.V.
安年柯夫,巴·瓦
145,146
Aristotel
亚里士多德
235
Arndt,E.M.
阿恩特,恩·莫
72,73
Auer,I.
奥艾尔,伊
298,314
Auerbach,B.
奥艾尔巴赫,倍
78,90
Avenarius,R.
阿芬那留斯,理
346,378
Avraamov,A.
阿夫拉莫夫,阿
436
B
Babeuf,F.
巴贝夫,弗
28,88,94
Badia,G.
巴迪亚,吉
350
Bakunjin,M.
巴枯宁,米
69,90,169,170,174,214,322,419
Baratono,A.
巴拉托诺,阿
296
Barnave,J.
巴尔纳夫,J.
27
Barth,H.
巴尔特,亨
323,370
Bauer,B.
鲍威尔,布
43,45,46,54,55,60,75,78,95,115,116,134,145,151,424
Bauer,E.
鲍威尔,埃
54
Bauer,H.
鲍威尔,亨
62,164
Bauer,O.
鲍威尔,奥
315,344,358,375,384,389,391,399,400,403,406-418
Bax,B.E.
巴克斯,贝·E
306
Bazard,S.A.
巴扎尔,圣·阿
94
Bebel,A.
倍倍尔,奥
174,196,213,217,220,221,269,274,298,300-308,313,315,316
Beck,K.
贝克,卡
71,72
Beer,M.
贝尔,麦
358
Berdjajev,N.
别尔嘉也夫,尼
306,426
Bergson,H.
柏格森,昂
286,288,436
Bernstein,E.
伯恩施坦,爱
69,196,221,222,298,301,303,310-316,325,334,335,338,339,344,351,352,368,389,409,436
Bismarck,O.
俾斯麦,奥
168,174,213,214,221,263,291,297,320,322,324
Bissolati,L.
比索拉蒂,列
290,305
Bjelinski,V.G.
别林斯基,维·格
419,424,436
Blanc,L.
勃朗,路
94,163
Blanqui,A.
布朗基,奥
93,169,275,276
Bloch,E.
布洛赫,恩
14,36,130
Bloch,J.
布洛赫,约
221,253,254
Blum,O.
勃鲁姆,奥
436
Blumenberg,W.
勃鲁门贝尔格,威
327
Bonnet,A.
崩纳,阿
284
Bonomi,I.
博诺米,伊
290
Bome,L.
白尔尼,路
42,68-71
Boudin,L.
布丁,路
344
Bracke.W.
白拉克,威
217,221
Braunthal,J.
布劳恩塔尔,尤
270,305
Bray,J.F.
布雷,约·弗
179
Brentano,L.
布伦坦诺,路
307
Briand,A.
白里安,阿
276,339
Bright,J.
布莱特,约
170
Brockschmidt,K.F.
布罗克施米特,卡·弗
168,269,304
Brousse,P.
布鲁斯,保
276
Bücher,K.
毕歇尔,卡
433
Büchner,G
毕希纳,格
53
Büchner,L.
毕希纳,路
237,324
Buharin,N.I.
布哈林,尼·伊
196,199,347
Buhl,L.
布尔,路
54
Bulgakov,S.N.
布尔加柯夫,谢·尼
356,425,426
Buonarotti,F.
邦纳罗蒂,菲
275
C
Cabel,E.
卡贝,埃
91,94
Calderon,P.
卡德龙,彼
321
Calvin,J.
加尔文,让
247
Calwer.R.
卡尔韦尔,理
314
Canepa,J.
卡奈帕,J.
290
Cantillon,R.
康替龙,理
176
Carlyle,Th.
卡莱尔,托
121,424
Callin,G.
卡特林,乔
433
Ceton,C.J.
塞东,C.J.
371
Cieszkowski,A.
采什科夫斯基,奥
43,87
Cobden,R.
科布顿,理
170
Cohen,H.
柯亨,赫
307,308
Colding,L.
柯尔丁,路
242
Colin,A.
科林,奥
93
Considerant,V.
孔西得朗,维
63,94
Cornu,A.
科尔纽,奥
43,49,90
Crespi,S.B.
克雷斯皮,S.B.
296
Croce,B.
克罗齐,贝
284,295,296,436
Cunow,H.
库诺夫,亨
368-371,400
Černiševski,N.G.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加
419,420,436
Černov,V.M.
切尔诺夫,维·米
344
D
Dan,Th（F.I.Gurvič）
唐恩,特（费·伊·古尔维奇）
344,361
Danielson,N.F.
丹尼尔逊,尼·弗
420
Darwin,Ch.
达尔文,查
244,309,328,335
Daudet,A.
都德,阿
282
Dauge,P.G.
达乌盖,巴.格
273,275
David,E.
大卫,爱
310,331,339,365
Debenjak,B.
戴贝尼亚克,B.
67
Deborin,A.M.（A.M.Joffe）
德波林,阿·莫（阿·莫·越飞）
335,436
Delecluze,Ch.
德勒克吕兹,沙
275
DemetZ,P.
德梅茨,彼
221
Demokrit
德谟克利特
56,57
Descart,R.
笛卡儿,勒
75
Deutsch,L.
捷依奇,列
421
Deville.G.
杰维尔,加
284,339
Dézamy,Th.
德萨米,泰
91,94
Diderot,D.
狄德罗,德
25,26
Diehl,K.
迪耳,卡
416,417
Dietzgen,E.
狄慈根,欧
270,273,275
Dietzgen,J.
狄慈根,约
270-275,335,372
Dingelstedt,F.
丁盖尔施泰特,弗
60
Diodor,Sicilijanac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
193
Dolléans,E.
多兰斯,爱
289
Dollfuss,E.
陶尔弗斯,E.
405,410
Donald,R.M.
唐纳,拉·麦
306,339
Draper,J.W.
德雷帕,约·威
229
Dreyfus,A.
德雷弗斯,A.
277
Dühring,E.
杜林,欧
220,225,227,228,231,232,235,237-241,245,246,249,251,252,257-259,261,262,269,295
Duncker,H.
敦克尔,亨
355
Duncker,K.
敦克尔,凯
359
E
Ebert,F.
艾伯特,F.
314,340,342,365,367,405
Eccarius,J.G.
埃卡留斯,约·格
164
Echtermayer,Th.
艾希特迈耶尔,泰
54
Eckermann,J.P.
埃克尔曼,约·彼
29,303
Eckstein,G.
埃克施坦,古
355,384
Eichhorn,E.
艾希霍恩,艾
367
Eichhorn,J.A.F.
艾希霍恩,约·阿·弗
55
Eisner,K.
艾斯纳,库
310,367
Enfantin,B.P.
安凡丹,巴·普
94
Engels,F.
恩格斯,弗
7,13,23-25,27-29,34,35,40,43,46,49,53,61,64,66-78,79,90-93,98,100,115-117,118-129,130-151,153-174,179,208,211,214,217,219-224,225-265,269,270,271,273,274,282,290,291,292,295,297,300,302,308,310-312,322,324,327,331,333,334,336,347,352,368,370,384,386,421,424,426-430,434
Engels,M.
恩格斯,玛
67,69,74
Epikur
伊壁鸠鲁
56-58
Ernst,P.
恩斯特,保
29
Everbeck,A.
艾韦贝克,奥
62
F
Ferré,T.
费雷,泰
275
Ferri,N.
费利,N.
290
Feuerbach,L.
费尔巴哈,路
43,46,47-49,60,66,82-84,90-92,96,97,100,101,103,104,114,123,125,129-134,142,143,145,220,222,225,229,232,237-239,249,255,256,269,270,324,387,419,427-429
Fichte,J.G.
费希特,约·哥
31-33,35,36,44,46,80,88,247,323
Figner,V.
斐格捏尔,维
420
Fischer,E.
费舍,恩
14
Flechtheim,O.
弗列希泰姆,奥
360,366
Flourans,G.
弗路朗斯,古
275
Fomina,V.A
福米娜,伏·阿
426,429
Förder,H.
费尔德尔,海
161
Fourier,Ch.
傅立叶,沙
62,88,93,94,207,301
Fränkel,L.
弗伦克尔,L.
164
Freiligrath,F.
弗莱里格拉特,斐
60,161
Fribourg,E.
弗里布尔,E.
174
Friedländer,P.
弗里德兰德,P.
376
Friedrich,II
弗里德里希二世
324
Friedrich,WilhelmIII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
41,59
Friedrich,WilhelmIV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55,59,78
Fröbel,J.
弗吕贝尔,尤
86
Fröhlich,P.
弗勒利希,保
350
Fromm,E.
弗洛姆,埃
14
G
Gabler,G.
盖伯勒,G.
43
Gall,L.
加尔,L.
53
Gans,E.
甘斯,爱
54,73
Garaudy,R.
加罗迪,罗
94
Gay,P.
盖伊,彼
315,316
Georgi,E.
乔治,伊
339
Gigot,Ph.
日果,菲
150
Glezerman,G.
格列则尔曼,G.
196
Goethe,J.W.
歌德,约·沃
29,61,303,322
Gorki,M.
高尔基,马
321
Gorter,H.
戈尔特,赫
339,371,374,376,377
Göschel,K.F.
格歇尔,K.F.
43
Gottschalk,A.
哥特沙克,安
160
Gottschalk,W.
哥特沙克,威
399
Graeber.F.
格雷培,弗
67,69,70,71
Graeber,W.
格雷培,威
67,69,70,71
Gramsci,A.
葛兰西,安
296
Gray,J.
格雷,约
179
Griffuelhes.V.
格里福斯,维
289
Gross,K.
格罗斯,卡
433
Guesde,J.
盖得,茹
275,276
Guillaume,J.
吉约姆,詹
214
Guizot,F.P.G.
基佐,弗·比·吉
94
Gumplovicz,L.
龚普洛维奇,路
345,347
Guntern,S.
贡特尔,萨
334
Gustafsson,B.
古斯塔夫森,博
316
Gutzkow,K.
谷兹科夫,卡
42,68,69,71
H
Haase,H.
哈阿兹,胡
340
Habermas,J.
哈贝马斯,于
80
Haeckel,E.
海克尔,恩
324
Haenisch,K.
哈恩尼施,K.
369
Haller,C.L.V.
哈勒,卡·路·冯
59
Hannak.J.
汉纳克,亚
400
Hardenberg,K.A.
哈登堡,K.A.
41
Hardi,K.
哈第,凯
306
Harkness,M.
哈克奈斯,玛
221
Harney,J.
哈尼,朱
120,151
Haupt,G.
豪普特,乔
270
Haym,R.
海伊姆,R.
79
Hebbel,F.
赫伯尔,F.
321
Hegel,G.W.F.
黑格尔,乔·威·弗
31-39,42-47,49,54-57,59,66,71-76,79-88,95,97,100,101,123,125,147,169,181,220,225,226,232-245,247,274,290,295,307-312,315,322,323,328,349,419,424,427
Heilberg,L.
海尔堡,路
150
Heilmann,E.
海尔曼,恩
369
Heine,H.
海涅,亨
42,60,68,69,71,117,321
Heine,W.
海涅,沃
310,314
Heinemann,H.
海奈曼,H.
355
Heintel,P.
海因特尔,彼
389
Heljfond,O.J.
海尔方德,奥·伊
273
Helvétius,C.A.
爱尔维修,克·阿
25-28,422
Hengstenberg,E.W.
亨斯滕贝格,恩·威
45,55,71
Heraklit
赫拉克利特
168
Herbart,J.F.
海尔巴特,约·弗
290
Hercen,A.
赫尔岑,亚
419
Herder,J.G.
赫尔德,约·哥
29
Herweg,G.
海尔维格,格
59,64,65,78,88,90,117
Hess,M.
赫斯,莫
60,62,78,84,87-91,97,100,104,105,117,118,126
Hillmann,G.
希尔曼,君
59
Hildebrand,G.
希尔德布兰德,格
314,339
Hilferding,R.
希法亭,鲁
339,344,347,355,368,384,392-400,416
Hinrichs,H.F.W.
辛里克斯,海·弗·威
43,71
Hippel,J.
希佩尔,雅
64
Hobbes,Th.
霍布斯,托
428
Höchberg,K.
赫希柏格,卡
221
Hodgskin,Th.
霍吉斯金,托
179
Hoffken,T.
赫夫肯,T.
60
Hofmann,W.
霍夫曼,威
270
Höhle,T.
赫勒,托
327
Holbach.P.
霍尔巴赫,保
25,26,422
Hugo,G.
胡果,古
59
Hugo,V.
雨果,维
282
Humbert-Droz,J.
洪贝尔特-德罗兹,尤
340
Hume,D.
休谟,大
56,233
Huten,U.V.
胡登,乌·冯
365
Huxley,Th.
赫胥黎,托
212
Huysmans,C.
胡斯曼,卡
297
Hyndeman,H.
海德门,亨
306
I
Ignjatov,V.
伊格尼亚托夫,瓦
421
Immermann,K.
伊默曼,卡
73
Isus
耶穌
44
J
Jacoby,Joel
雅科比,约艾尔
72
Jacoby,Johann
雅科比,约翰
65,123,320
Jaurfès.J.
饶勒斯,让
276,277,285,304,305
Jenssen.O.
耶恩森,奥
344
Jogiches,L.
约吉希斯,利
350,359,367
Joka,M.
约卡,米
283
Joule,J.
焦耳,詹
242
Jung,G.
荣克,格
60,61,117
K
Kaegi,P.
卡埃吉,保
49
Kampffmeyer,P.
康普夫麦尔,保
298,310
Kangrga,M.
康格尔加,M.
82
Kant,E.
康德,伊
30,31,35,36,55,70,80_82,234,247,290,291,306,307-311,315-317,319,322,323,389,422,432
Karejev,N.J.
卡烈也夫,尼·伊
422,425
Karski,J.
卡尔斯基,尤
359
Kautsky,B.
考茨基,贝
389
Kautsky,M.
考茨基,敏
221
Kautsky,K.
考茨基,卡
196,208,217,263,274,291,298,299,313,315,316,324,327-349,358,360,361,365,367,368,372,375,376,388,392,407,409,410,414
Kelsen,H.
凯尔松,H.
390
Kibalčić,N.I.
基巴利契奇,尼.I.
420
Klopstock,F.G.
克洛普什托克,弗·哥
29
Kloss,C.A.
克洛斯
314
Koch,H.
科赫,汉
326
Kol,van
科尔,万
339
Kolb,W.
科尔布,威
339
Kool,F.
科尔,弗
381
Köppen,C.F.
科本,卡·弗
43,54
Korsch,K.
柯尔施,卡
176,378
Kotzebu,V.A.
科采布,冯·奥
67
Kranold,A.
克兰诺德,阿
344
Kričevski,B.
克里切夫斯基,鲍
289
Kriege,H.
克利盖,海
151
Krivenko,S.N.
克里文柯,谢·尼
422
Kronenberg,M.
克朗能堡,姆
308
Kropotkin,P.
克鲁泡特金,彼
335,423
Krupp
克虏伯
359
Kugelmann,L.
库格曼,路
168,173,210,237
Künne,G.
奎纳,古
69,71
Kumpmann,W.
库姆普曼,瓦
327
L
Labriola,A.
拉布里奥拉,阿
284,289,290
Labriola,A.
拉布里奥拉,安
284,290-296,422,430
Lademacher,H.
拉德马赫尔,霍
90,340
Lafargue,P.
拉法格,保
173,275-283,284,290,316,422,434
Lagardelle,H.
拉葛德尔,于
289
Lamennais,F.
拉梅耐,费
94
La,Mettri,J.O.
拉美特利,茹·奥
25
Lange,F.A.
朗格,弗·阿
269,308
Lange,P.
朗格,普
359
Laschitza,A.
拉席察,安
350
Lassalle,F.
拉萨尔,斐
49,167-169,174,221,269,283,308,322,369,401
Laube,H.
劳贝,亨
42
Laufenberg,H.
劳芬贝尔格,亨
339
Lauth,R.
劳斯,R.
43
Lavrov,P.
拉甫罗夫,彼
420
Law,J.
罗,约
24
Le,Lubez
勒,吕贝
169
Ledebour,G.
累德堡,格
339,340
Legien,C.
列金,卡
314,365
Lehman,A.
莱曼,阿
164
Leibniz,G.W.
莱布尼茨,哥·威
30
Leichter,O.
莱希特,奥
417
Lenjin,V.I.
列宁,弗·伊
11,199,259,261,272,274,275,288,303,308,335,338,340,342,345,347,349,353-355,358-363,365,367,369,376,378-380,384,392,397,401,407-409,414,415,426,427,429,436-438
Lensch,P.
连施,保
340,369,400
Leo,H.
莱奥,亨
70,71,75
Leontijev,A.
列昂节夫,A.
196
Leroux,P.
勒鲁,比
63,94
Leser,N.
莱泽尔,诺
389
Leske,K.W.
列斯凯,卡·威
117,134
Lessing,G.E.
莱辛,哥·埃
29,321,322,324
Leukip
留基伯
56
Leupold,H.
洛伊波德,亨
67
Levy,P.
勒维,保
360
Liebknecht,W.
李卜克内西,威
174,214,217,220-222,269,274,298,300,366
Liebknecht,K.
李卜克内西,卡
325,340,359,366,367,374,405
Liebmann,O.
李普曼,O.
307
Lindau,R.
林道,鲁
322
Linné,C.
林耐,卡
25
List,F.
李斯特,弗
53
Locke,J.
洛克,约
26,323
Löwith,K.
勒维特,卡
54
Lucraft.B.
鲁克拉夫特,本
214
Ludwig,C.F.E.
路德维希,C.F.E.
79
Lukács.G.
卢卡奇,捷
36,90,221,325-327,376
Luther,M.
路德,马
247
Luxemburg,R.
卢森堡,罗
14,312-316,322,325,334,340,341,349-367,374,407,425,426
M
Mac,DonaldR.
麦克唐纳,拉
306,339
Mach,E.
马赫,恩
335,346,378,384
Machiavelli,N.
马基雅弗利,尼
308
Mackey,J.H.
马凯,J.H.
54
Mallon,B.
马隆,贝
276
Malthus,T.R.
马尔萨斯,托·罗
122
Mandel,E.
曼德尔,厄
14,176
Mannesmann
曼内斯曼
359
Mao,Ce-tung
毛泽东
23
Marcuse,H.
马尔库塞,赫
14,36
Martov,L.（J.O.Zederbaum）
马尔托夫,尔（尤,奥·策杰尔包姆）
358,416
Marx,Jenny
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的妻子）
66,222
Marx,Jenny
马克思,燕妮（马克思的大女儿）
222
Marx,K.
马克思,卡
7,13,23-25,27,29,34,35,37-40,43,46,49,53-66,67,74,78,79-117,118,121,123-125,128,129,130-223,225,229,231-234,237,240,241,245,246,249,252,253,255,257,260,263-265,269-271,273-280,282,285,287-289,291,295,297,300-302,306-313,317-320,322-324,326,328,331,333-335,344,349,351,352,356-358,368-370,380,383,384,386,389,392,400,401,403,408,419-424,427,430,434,438
Marx,L.
马克思,劳
276
Masaryk.T.
马萨里克,托
293,370,428,436
Matthias,E.
马蒂亚斯,埃
344
Mattick,P.
马提克,P.
378
Mayer,G.
迈耶尔,古
49,67,69,123
Mayer,R.
迈尔,罗
242
Mc,LellandD.
麦克利兰,大
49
Mehring,F.
梅林,弗
49,60,167,214,221,247,248,274,315,316,320-327,328,340,355,358,359,368,374,422,434
Menzel,W.
门采尔,沃
42
Meyen,E.
梅因,爱
43,54,55,64,65
Meyer,E.
迈耶尔,恩
359
MeyerJ.
迈耶尔,尤
145
Michel,L.
米歇尔,路
275
Michels,R.
米歇尔,罗
289,290
Mignet,F.
米涅,弗
94
Mihajlov,T.
米哈伊洛夫,季
420
Mihajlovski,N.K.
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康
422,425
Millerand,A.
米勒兰,亚
276,284
Misch,J.
米施,于
309
Mitin,M.B.
米丁,M.B.
429
Moll,J.
莫尔,约
151
Mommsen,Th.
蒙森,泰
303
Mönke.W.
蒙克,沃
145
Montesquieu,Ch.
孟德斯鸠,沙
26,79,247
More,Th.
莫尔,托
328
Morgan,L.
摩尔根,路
256,370
Morisson.J.
莫里逊,詹
123
Morozov,A.
莫罗佐夫,A.
196
Morris,W.
莫里斯,威
306
Most,J.
莫斯特,约
220,383
Müller,A.H.
弥勒,亚·亨
59
MundtTh.
蒙特,泰
42,69
Mussolini,B.
墨索里尼,本
290,305
N
Naef,E.
纳伊夫欧,E.
289
Napoleon,I
拿破仑第一
40,41,53,59,72
Napoleon,III（L.Bonaparte）
拿破仑第三（路,波拿巴）
164,174,209
Natorp,P.
那托尔卜,保
308
Nauwerk,K.
璃威尔克,卡
54
Nettl,J.,P.
奈特尔,J.P.
350
Nettlau.M.
纳特劳,麦
69
Nietzsche,F.
尼采,弗
54,288
Nieuwenhuis,D.
纽文胡斯,多
338
Nikolajevski,B.
尼古拉也夫斯基,鲍
344
Noske,G.
诺斯克,古
339,367
O
O’Connor,F.
奥康瑙尔,菲
263
Oberwinder,H.
奥伯温德,亨
383
Odger,G.
奥哲尔,乔
214
Oppenheim,D.
奥本海姆,达
43,60
Owen,R.
欧文,罗
120,128,300
P
Pannekoek,A.
潘涅库克,安
14,273,316,338,339,371-381,407
Pappenheim,W.
帕彭海姆,符
69
Parvus（A,L.Heljfand）
帕尔乌斯（亚,拉·格尔方德）
339,369,400
Patten,vanPh
派顿,范.菲
259,260
Pašukanis,J.B.
帕舒坎尼斯,叶·布
14,400
Pelloutier,F.
佩路提埃,F.
284,289
Perovskaja,S.
彼洛夫斯卡娅,索
420
Petrović,G.
彼特罗维奇,加
426
Petty,W.
佩第,威
176
Peukert,J.
波伊凯特,约
383
Pfänder.K.
普芬德,卡
164
Pieck,W.
皮克,威
367
Pisarev,D.I.
皮萨列夫,德·伊
419
Platen,A.
普拉滕,奥
72
Plehanov,G.V.
普列汉诺夫,格.瓦
274,308,315,316,335,350,367,384,420,421-438
Plenge,J.
普伦格,约
369
Plutarh
普鲁塔克
56
Poggi,A.
波基,阿
296
Pokrovski,M.N.
波克罗夫斯基,米·尼
421
Preobraženski,E.A.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
14
Prometej
普罗米修斯
56
Proudhon,J.
蒲鲁东,约
63,94,145-149,163,169,172,174,180,183,286,288
Prutz,R.E.
普鲁茨,罗·E.
60
R
Rabelais,F.
拉伯雷,弗
281
Radek,K.
拉狄克,卡
340,376
Radezun,G.
拉德聪,君
350
Ranke,L.
兰克,列
79
Rappoport,Ch.
拉波波特,沙
277
Ratković,R.
拉特科维奇,拉
389
Ratzel,F.
拉采尔,弗
433
Ravesteyn,W.
拉维斯泰因,威
371
Raynal,G.
雷纳耳,G.
27
Rempel,R.
雷姆佩尔,鲁
145
Renner,K.
伦纳,卡
368,369,384,399,400-405,409
Ricardo,D.
李嘉图,大
147,148,178,179,191,202
Rickert,H.
李凯尔特,亨
436
Riedel,K.
里德尔,卡
55
Rigot.R.
里果,拉
275
Ritter,G.A.
利特尔,格·阿
270,313,314
Ritter,J.
利特尔,约
80
Rjazanov,D.
梁赞诺夫,达
69,145,167
Roland-Holst,H.
罗兰-霍尔斯特,罕
273,338,350,371,374,376
Roll,E.
罗尔,埃
177
Rosdolsky,R.
罗斯多尔斯基,罗
176
Rosenberg,W.L.
罗森堡,威·路
264
Rousseau,J.J.
卢梭,让·雅
26,79,247
Rudas,L.
鲁达斯,L.
376
Ruge,A.
卢格,阿
54,60,61,64-66,69,73,75,86,90,91,94,95,97,110,114,121,123-125,145,151
Rühle,O.
吕勒,奥
340,376
Rutenberg,A.
鲁滕堡,阿
43,54,60,65
S
Saint-Simon,C.H.
圣西门,昂
88,93,94
Sand,G.
桑,乔
150
Savigny,F.K.
萨维尼,弗·卡
54
Schäffle,A.
谢夫莱,阿
269
Schapper,K.
沙佩尔,卡
62,151,164
Scheidemann,F.
谢德曼,菲
314,340,342,361,365,367,404,405
Schelling,F.W.
谢林,弗·威
32-36,55,74-76,91,92
Scheu,A.
肖伊,安
383
Schiller,F.
席勒,弗
29,67,321,322
Schippel,M.
席佩尔,麦
314,339
Schleiermacher,F.
施莱艾尔马赫尔,弗
70,71
Schleifstein,J.
施莱弗施坦,约
327
Schmidt,C.
施米特,康
54,221,248,250,252,253,308,315,335,428,429
Schmoller,G.
施穆勒,古
307
Schorske,C.
肖尔斯基,卡
304
Schramm,K.
施拉姆,康
164,221
Schulze,DelitzschH.
舒尔采,德里奇·海
168
Schuster,Th.
舒斯泰尔,泰
62
Schweizer,J.B.
施韦泽,约·巴
174,263,264
Sečenov,I.M.
谢切诺夫,伊·米
429
Šešić,B.
舍希奇,波
270
Shaw,Bernard
萧伯纳
306,339
Shell,K.L.
谢尔,库·L.
389
Singer,P.
辛格尔,保
320
Sismondi,J.Ch.L.
西斯蒙第,让·沙·列
179
Smith,A.
斯密,亚
147,148,176-178
Solovjev,V.S.
索洛维约夫,弗·谢
426
Sorel,G.
索列尔,若
284-290,295
Spencer,H.
斯宾塞,赫
291,306,335
Spinoza,B.
斯宾诺莎,巴
44,46,70,87-89,245,323
Stadhagen,A.
施塔特哈根,阿
355
Stahl,F.J.
施塔尔,弗·尤
59
StaljinJ.V.（Džugašvili）
斯大林,约·维（朱加施维里）
23,167,259,378,380,398,407
Stammler,R.
施塔姆勒,鲁
308
Starkenburg,H.
博尔吉乌斯,瓦
221,254-255
Staudinger,F.
施陶丁格尔,弗
14,308,316-320,334,388
Steffens,H.
斯特芬斯,亨
54
Stein,K.
施泰因,K.
41
Stein,L.v.
施泰因,罗·v.
62
Steinberg,H.J.
施泰因贝尔格,汉·约
270
Steinen,v.K.
施泰能,冯·卡
433
Sternberg,F.
施特恩堡,弗
14
Steuart.J.
斯图亚特,詹
176
Stirner,M.（C.Schmidt）
施蒂纳,麦（康·施米特）
43,54,125,126,134,145,151
Strauss,D.F.
施特劳斯,大·弗
43-46,70,71,73,75,78
Ströbel,H.
施特勒贝尔,亨
359
Struve,P.
司徒卢威,彼
306,335,336,356,425,426
Stučka,P.I.
斯图契卡,彼·伊
14
Stucke,H.
施图克,H.
43
T
Taine,H.
泰恩,伊
435
Thalheimer,A.
塔尔海默,奧
359
Thierry,A.
梯叶里,奥
94
Thiers,A.
梯也尔,阿
209
Thompson,W.
汤普逊,威
179
Tönnies,F.
特尼斯,斐
339
Tolain,H.L.
托伦,昂.路
174
Tolstoj,L.
托尔斯泰,列
431
Trendelenburg,A.
特伦德伦堡,阿
428
Treves,K.
特雷维斯,克
290
Trier,G.
特里尔,格
263
Trocki,L.O.（L.Bronstein）
托洛茨基,列·达（列·勃朗施坦）
343,363
Tugan-Baranovski,M.I.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米·伊
306,356,425,426
Turati,F.
屠拉梯,菲
290,339
U
Überweg,F.
宇伯威格,弗
428
Ullrich,H.
乌尔利希,霍
67
Untermann,E.
翁特曼,恩
273,274
V
Vandervelde,E.
王德威尔德,艾
297,367,368
Varga,E.
瓦尔加,叶
14
Varlain,L.E.
瓦尔兰,路·欧
174,275
Venedey,J.
费奈迭,雅
62
Viviani,R.
维维安尼,勒
276
Vogt,K.
福格特,卡
167,237
Vollmar,G.
福尔马尔,格
308,314,331
Volney,C.F.
沃尔涅,C.F.
27
Voltaire（F.M.Arouet）
伏尔泰（弗,玛·阿鲁埃）
24,26,94
Vorländer,K.
沃伦德尔,卡
308,344,389
Voroncov,V.P.
沃龙佐夫,瓦·巴
425
W
Wagner,A.
瓦格纳,阿
307
Wagner,H.
瓦格纳,赫
379
Waldeck,J.
瓦尔德克,尤
123
Warski,A.
瓦尔斯基,阿
350
Webb,B.
维伯,比
306
Webb,S.
维伯,悉
306
Weidig,F.
魏迪希,F.
53
Weil,E.
魏尔,埃
80
Weiss,F.
魏斯,弗
296
Weiss,G.
魏斯,格
320
Weitling,W.
魏特林,威
62,79,87,90,91,100,150,151
Wells,H.G.
威尔斯,赫·乔
306
Werth,G.
维尔特,格
60
Weston,J.
韦斯顿,约
169
Westphalen,E.
威斯特华伦,埃
150
Westphalen,J.（Marx）
威斯特华伦,燕（马克思）
54,79
Weydemyer,J.
魏德迈,约
145,150,151
Wieland,Ch.M.
维兰特,Ch.M.
29
Wienbarg,L.
文巴尔克,卢
42,71
Wigand,O.
维干德,奥
125,134
Wijnkoop,D.
怀恩科普,戴
371
Wilbrandt,R.
维尔布兰德,R.
319
Willich,A.
维利希,奥
160,164
Windelband,W.
文德尔班,威
30,307,436
Wolff,Ch.
沃尔弗,克
30
Wolff,L.
沃尔弗,鲁
169
Wolff,W.
沃尔弗,威
62,150,153,160
Woltmann,L.
沃尔特曼,路
309-310,315
Worrall,R.L.
沃雷尔,R.L.
399
Wurm,E.
武尔姆,艾
355
Z
Zasulić,V.
查苏利奇,维
350,421
Zeiler,S.
载勒尔,塞
150
Željabov,A.
热里雅鲍夫,安
420
Zetkin,C.
蔡特金,克
340,359
Zinovjev,G.E.（Radomysljski）
季诺维也夫,格·叶（拉多梅斯利斯基）
340,399
Zlocisti,Th.
兹罗齐斯蒂,Th.
90
Zola,E.
左拉,爱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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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在俄国
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阶段
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一、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阶段
从第二国际时期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来看，俄国无疑是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中期，当俄国沙皇专制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支柱的时候，谁都无法预见，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国家不仅将成为发生尖锐的阶级冲突的场所，而且与它的经济和政治落后状态相反，将成为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地方。
19世纪60年代初期，俄国刚刚从法律上解决了封建农奴制度，而直到70年代还谈不上工业的较大规模的发展，因而也谈不上工人阶级的比较明显的集中。与此相反，俄国却存在一批朝气蓬勃、英勇无畏、很有理论修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批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N.Bjelinski）、赫尔岑（A.Hercen）、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D.I.Pisarev）、巴枯宁等人，试图即便不能在历史水平上，也至少在思想上达到欧洲所发生的事件的水平。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都以他们作为自己的先驱者。这些人也都各自经历了由黑格尔经过费尔巴哈而达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过程，因而实际上他们获得的成果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
但是由于条件的落后，他们的社会思想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空想的性质，这特别表现在他们把“俄国村社”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种观点上。当时不存在比较强大的工人阶级组织，这也影响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和斗争方法的看法。
因此，60年代和70年代，在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并不是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可以指望通过俄国农民村社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实现。
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这一方面最重要的人物是彼·拉甫罗夫（P.Lavrov），他曾经当过上校和军事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民粹派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主要理论家。
拉甫罗夫的观点虽然在不能指望得到某种比较广泛的革命支持的形势下唤起了革命激情，但它是不切合俄国具体的历史发展趋势的。他认为，少数有觉悟的个人是历史上的主要角色，只有他们能唤起和推动群众。但是当这种“到农民群众中去”的运动遭受挫折时，1876年建立的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党”很快就分裂为两派，其中“民意党”完全采取了恐怖主义的行动。俄国革命者尽管犯了恐怖主义的错误，但在这方面却表现出非凡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因而安·热里雅鲍夫（A.Željabov）、索·彼洛夫斯卡娅（SofijaPerovskaja）、维·斐格涅尔（VeraFigner）、尼·基巴利契奇（N.I.Kibalčić）、季·米哈伊洛夫（T.Mihajlov）等人的形象，将永远是人们的英雄主义的榜样。
当70年代末和80年代里民意党人还在制造密谋和进行暗杀时，资本主义却在俄国日益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因而历史现实本身证明了民粹派思想是没有前途的。70年代中期，在彼得堡也出现了第一批革命的工人组织和工人示威游行，此后不久，整个俄国都被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罢工弄得动荡不安了。俄国已经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也必然反映在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上。
即使在此以前，俄国对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陌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俄译本比欧洲其他国家都出得早，而且许多民粹派分子都和马克思保持着个人接触或通信联系（特别是彼·拉甫罗夫和尼·丹尼尔逊〔N.F.Danielson〕）。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和强烈的理论兴趣，必然会使他们得出这样一种认识：俄国也走着和欧洲其他国家相同的道路，社会主义面临着几乎同样的任务。这时，有一个人不仅最早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也能从理论上解决俄国的问题，而且通过自己的理论活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这个人就是格·瓦·普列汉诺夫。
二、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早在70年代中期，普列汉诺夫（1856—1918）就参加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在“土地和自由党”和“土地平分社”的民粹派组织和机关刊物中工作，及至民粹派的宣传鼓动失败之后便逃往国外。普列汉诺夫在他学术活动的初期，首先研究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他在西欧了解了已经发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坚决地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普列汉诺夫根据这些认识写出的最早的一些著作（《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年；《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年），必然是针对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和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的。随着这些著作的发表，普列汉诺夫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奠基人。这就是说，普列汉诺夫在进行理论活动的同时,也在瑞士建立了第一个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列·捷依奇（L.Deutsch）、维·查苏利奇、巴·阿克雪里罗得和瓦·伊格尼亚托夫（V.Ignjatov）（他不久就去世了）。他们首先进行的工作是，通过发表理论文章、翻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演讲等等来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俄国流亡者政治上的发展。
普列汉诺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人物。波克罗夫斯基早就正确地写道，普列汉诺夫是“19世纪末俄国最有学问、最有教养和最有天才的政论家”[1]。为了顺利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当时在俄国必须首先弄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并清算社会学中的主观主义理论。普列汉诺夫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在上述著作中以及在以后写的一些著名的著作中胜利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些著作直到今天还具有理论意义。
1895年，普列汉诺夫以恩·别尔托夫（N.Beljtov）的笔名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他最出色的著作之一《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这部著作是当时世界文献中阐述马克思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源及理论根源的一部最出色的著作。那时候，普列汉诺夫就已经大体上克服了第二国际的其他理论家的一个突出的缺点：对哲学问题的无知。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像普列汉诺夫那样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先驱者进行扎实的研究，他在这部著作以及后来的一部著作[2]中专门研究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并批判了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N.K.Mihajlovski）、尼·伊·卡烈也夫（N.J.Karejev）、谢·尼·克里文柯（S.N.Krivenk）等人的民粹派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观点。
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就清楚地看出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意义，所以没有追随当时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的做法——把马克思归结为康德。普列汉诺夫也和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一样，无疑是最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些问题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的人。但是他和所有这些人有所不同，他更深刻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哲学观点的意义，并且试图哪怕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进一步发展这些观点。同时，普列汉诺夫也以他的渊博的文化知识和卓越的政论才能使得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俄国一开始就具有高度的科学水平，并以当时的大量科学文献作为依据。
[1]M.N.Pokrovski,PovijestRusije,Zagreb1935,str.219.
[2]一年以后在斯图加特出版了《唯物主义史论丛》（BeiträgezurGeschichtedesMaterialismus,1896），在这部著作中对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马克思做了分析。
如果说《论一元史观的发展问题》明显地具有历史的性质，也就是说，它非常详尽地分析了马克思的理论先驱者和他们对他的影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那么在紧接着此书之后发表的另外两篇篇幅较小的著作中，普列汉诺夫结合着马克思的历史观，又以独到的见解着重研究和解决了某些问题。第一篇文章是《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给拉布里奥拉的著作《论历史唯物主义》写的书评。在这篇文章里，普列汉诺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论，指出，把这种或那种因素当作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常见的抽象空论。[1]和因素论相反，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辩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整体，其中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各种作为抽象东西的因素，而是存在着包括各种因素的社会整体。“从因素论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重担，由一些不同的‘力量’——道德、法、经济等等——各从自己的方面沿着历史的道路拖曳着。而从现代唯物史观看来，这件事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面貌。历史的‘因素’是一些通常的抽象东西，等到拨开了它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彼此分隔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各该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所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这个唯一的和不可分的历史在人的头脑中的各式各样的反映而已。”[2]
[1]普列汉诺夫写道：“社会历史因素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一因索的观念,是借助于抽象而产生出来的。由于抽象过程，社会整体的各个不同方面才具有单独的范畴形式，人的活动的各种表现——如道德、法、经济形式等——才在我们的头脑中转化为一些特殊的力量；这些力量似乎引起了这种活动，决定了这种活动，并表现为这种活动的最终原因。因素论一出现，就一定要发生究竟哪一个因素算是决定性因素的争论。”（Omaterialističeskomponimaniiistorii;Izbrannyefilosofskieproizvedenija,sv.II,Moskva1956,str.241.〔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5页。——译者注〕）
[2]G.V.Plehanov,Omaterialističeskomponimaniiistorii,str.266.（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94页。——译者注）。后来普列汉诺夫在他的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的著作中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虽然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解释一切社会运动，但是他往往只是在最后才用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明，就是说，他要用许多其他各种‘因素‘的中间作用来作前提。”（Osnovnyevoprosymarksizma;Izbranyefilosofskieproizvedenija,sv.III,Moskva1957,str.174.〔参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88页。——译者注〕）
同样地，普列汉诺夫也表述了关于人类制度和人类本性问题的深刻的辩证观点。普列汉诺夫对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抱批判的态度并予以坚决驳斥，因为这些观点设想按某种理想的人类本性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得出合乎马克思观点的结论：“现代唯物主义者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似乎是唯一合乎人类本性的，而一切其他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人性的结果。按照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只要合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就合乎人类本性。反之，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一旦与生产力的状况发生矛盾，就开始与人类本性的要求相抵触。”[1]
[1]G.V.Plehanov,Omaterialističeskomponimaniiistorii,str.243.（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8页。——译者注）
普列汉诺夫在另外一些著作中还花费很多精力研究了自然界和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问题。尽管有时对这些因素强调得有点过分，但他基本上对这种关系做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注意到了前人在做这种解释时几乎一贯忽略的某些因素。因此，正像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总是努力指出各种因素在人类历史生活中的综合的相互作用，并明确提出自己对种族因素的看法：“我们已经知道，人为的环境非常有力地改变着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自然对社会的人的影响从直接变成了间接。不过自然的影响并不消失。每一个民族的气质之中，都保存着某些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所引起的特色，这些特色可以由于适应社会环境而有几分改变，但是决不因此而完全消失。这些民族气质的特色，形成所谓种族。种族对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历史，譬如艺术史，给予一种毫无疑问的影响。科学地解释意识形态本非易事，这样一来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1]
普列汉诺夫在这个时期写的另一篇文章是《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是最先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仍然首先批驳了民粹派的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的创造作用的论点，他既反对那种把主体最后归结为消极无为的东西的抽彖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那种认为英雄伟人具有决定一切的作用的主观主义观点——这一点是黑格尔、鲍威尔派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和著有英雄论的卡莱尔等人所坚决主张的。普列汉诺夫也和他的先行者别林斯基一样，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着眼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总之，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2]
[1]G.V.Plehanov,Omaterialističeskomponimaniiistorii,str.248.（参见《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73—274页。——译者注）
[2]G.V.Plehanov,Kvoprosuoroliličnostivistorii;Izbr.fil.Proiz.,sv.II,str.330.（参见格·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5页。——译者注）
在这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一般性的论断：“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1]
与普列汉诺夫同时，也迅速涌现出一代新的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试图根据西欧的革命经验和理论经验来说明本国的情况。19世纪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从理论上战胜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方法武器。所以，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鼓舞，这是毫不奇怪的。民粹派分子（特别是尼·米哈伊洛夫斯基、尼·卡烈也夫、瓦·沃龙佐夫〔V.P.Voroncov〕）和所谓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七巨头（其中最著名的是彼·司徒卢威、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柯夫）之间的理论论战，在这些年代里是沙皇俄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后来罗·卢森堡写道：“这次斗智，其中有些部分是很光辉的，并曾使九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好象着了迷的样子。这次论战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长驱直人而告结束，它正式宣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经济历史理论已渗透了俄国的思想界了。‘合法’马克思主义那时公开地占据了俄国各大学、各杂志和经济书籍市场的地盘，从而也带来了这种地位的不利后果。十年以后，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起义在街道上指示出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乐观主义的黑暗面时，在马克思主义乐观者的七巨头中，除了一个人是例外，没有一个是留在无产阶级阵营内的。”[2]
[1]G.V.Plehanov,Kvoprosuoroliličnostivistorii;Izbr.fil.Proiz.,sv.II,str.326.（参见格·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三联书店1972年版，第30页。——译者注）。在同一篇文章中，普列汉诺夫对伟大人物的作用规定如下：“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Kvoprosuoroliličnostivistorii;Izbr.fil.Proiz.,sv.II,str.333）
[2]R.Luxemburg,Akumulacijakapitala,str.204.（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问题在于，“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估计方面，理论上是和普列汉诺夫，甚至和列宁站在一起的。但是，在对待革命问题即革命斗争的实际问题的态度上，这帮人始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一点，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列宁甩在这场现论论战方兴未艾之时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
他们在实践中的机会主义立场，使他们很快地变成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和別尔嘉也夫很快就抛弃了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理论观点，而投人了当时十分时髦的资产阶级一般哲学理论——新康德主义——的怀抱。司徒卢威最后甚至公开地主张客观唯心主义，而別尔嘉也夫在俄国唯心主义者索洛维约夫（V.S.Solovjev）的影响下最后竟滚入神秘主义的泥潭。
罗·卢森堡在上述著作中很机智地说道：“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是过于彻底了。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图冈·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证明有发展的可能时，甚至提出理论上证明，认为资本主义能永远存在下去。”[1]
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特别是在俄国一出现，普列汉诺夫就积极地投入了这场论战，并表现出他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那些主要是新康德主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在专门的哲学方面（不单纯在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学方面）进行论战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在这场论战中，也和后来他在反对马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场合中一样，试图以独到的见解来论述和解决某些问题。[2]
[1]R.Luxemburg,Akumulacijakapitala,str.204.（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55页。——译者注）
[2]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对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做了最详尽的分析的，是加·彼特罗维奇（G.Petrović）的著作：《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FilozofskipoglediPlehanova,Zagreb1957）。在俄国的现代著作中，唯一的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是伏·阿·福米娜（V.A.Fomina）的《格·瓦·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观点》（FilosofskievzgljadyG.V.Plehanova,Moskva1955），但这本书还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框框和局限。
在哲学观点方面，普列汉诺夫特别是恩格斯在晚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观点的彻底继承者。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没有发展什么比较带有根本性的新因素。但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思想家在他的大量论战著作和理论著作中，毕竟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
例如，第二国际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包括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而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在他比较成熟的阶段，却不断地强调认识论和本体论问题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在这些问题上，普列汉诺夫所遵循的，基本上是恩格斯解决这些问题的路线，例如他认为：“哲学是在一定时代所达到的思想和社会发展的水平上概括人类全部经验的综合观念的体系。简言之，哲学就是一定时代的已知的存在的综合。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出的结论，和我们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1]
这个定义也和恩格斯的定义一样，今天看来有些过于狭窄，是本体论的，因为它忽略了人道主义关于人的问题，但是，从人类发展的每一个时代人们需要不断地对世界进行哲学观察这一点来说，这个定义还是正确的。
在物质定义问题上，普列汉诺夫下了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后来也被列宁接受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即关于这些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2]
这个物质定义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所公认的。
[1]G.V.Plehanov,FilosofskajaevoljucijaMarksa;Sočinenija,sv.18,str.325.
[2]G.V.Plehanov,Materialismusmilitans;Izbranyefilosofskieproizvedenija,sv.III,Moskva1957,str.230-231.（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战斗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50页。——译者注）
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特别坚决地主张研究辩证法，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出色的辩证论者。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个实际上已被黑格尔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的老问题，这就是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普列汉诺夫在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所做的解说中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要比俄国现代斯大林派的所有哲学家都深刻得多。他没有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对立起来，而是把形式逻辑的思维只看作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像静止是运动的个别情况一样，以形式逻辑的规则（思维的‘基本规律’）为依据的思维也是辩证思维的个别情况。”[1]
普列汉诺夫在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分析时，提到了特伦德伦堡（A.Trendelenburg）和宇伯威格（F.Überweg）的形式逻辑观点，并在解释由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时，最后断定：“因此可以再一次得出结论，辩证法没有废除形式逻辑，而只是取消了形而上学者所附加给形式逻辑的规律的绝对意义。”[2]
普列汉诺夫的象形文字观点，在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引起了一场大争论。普列汉诺夫在为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所做的解说中，以及后来在反对修正主义者的论战中和在《战斗唯物主义》一文中，都对这一认识论问题做了说明。
[1]G.V.Plehanov,Predislovieperevodčikako2-muizdanijubrošjuryF.Engelsa"L.Feierbachikonecklassičeskojnemeckojfilosofii";Izbr.fil.proiz.,sv.III,str.81.（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徳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俄译本第二版的译者《序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4页。——译者注）
[2]G.V.Plehanov,Predislovieperevodčikako2-muizdanijubrošjuryF.Engelsa"L.Feierbachikonecklassičeskojnemeckojfilosofii";Izbr.fil.proiz.,sv.III,str.83.（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6—86页。——译者注）
虽然我们能够从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找出可以解释为不可知论的表现的段落[1]，但是他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哲学论据表明：他驳斥了不可知论，坚持了关于世界可知性的唯物主义观点，只不过在反映论中尽力摆脱素朴的实在论。例如他在和康拉德·施米特论战时，在《再论唯物主义》一文中这样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说空间与时间是意识的形式，说因此它们的第一个特性是主观性，这在托马斯·霍布斯就已经知道，而且现在没有一个唯物主义者肯否认这点的。全部问题在于，物的某些形式或关系是否与意识的这些形式相符合。唯物主义者，不消说，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不是肯定的。当然，这不是说，他们承认那一位康德主义者，其中也包括斯密特先生，以天真的殷勤强使他们接受的那个糟糕的（正确些说，荒谬的）同一性。不是的，自在之物的形式和关系不会是我们看起来的那种样子，即是说，不会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被翻译过’以后我们所觉得的那种样子。我们关于物的形式和关系的表象，不过像象形文字；但是这些象形文字是准确标记着这些形式和关系的，而这就足够使我们能研究自在之物对我们的作用，而且也使得我们对它们能起作用。我重复地说，如果在客观的关系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翻译’）之间没有正确的符合，那末我们的存在本身就变成不可能的。”[2]
后来，在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一文俄译本再版时（1905年），普列汉诺夫已不再使用象形文字这个来自谢切诺夫的术语,虽然他并没有放弃自己对主客观符合问题的观点。在后来的俄国哲学界，米丁（M.B.Mitin）、福米娜等人特别指责普列汉诺夫，说他因此放弃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而实际上，倒正好是这些人自己没有在思想上理解反映论，没有看到：对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反映和符合并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因素，而恰好是两个互为前提的因素。
[1]例如在批判马萨里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站础一书时，普列汉诺夫针对马萨瓜克提出的关于一切东西，包括物质的东西和人的头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写道：“这个幼稚得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又一次证明，这位教授先生连最起码的唯物主义概念都没有具铪。唯物主义者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的学说可以回答这些问题。他们一向认为这些问题是屈于知识范阳之外的。”（参见Protivrevizionizma,Kultura,Zagreb1953,str.405）
[2]G.V.Plehanov,Jošjednommaterijalizam;Protivrevizionizma,str.142.（参见格·普列汉诺夫：《再论唯物主义》，《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58页。——译者注）
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非常正确地看到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差别，这是一切批判现实主义者都必须懂得的，他认为不能把心理的东西（反映）和物质的东西（事物）等同起来，而且也看到了认识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尽管如此，认识毕竟是认识，尽管表面上有矛盾和不符合，人还是通过那些符合的东西认识世界。普列汉诺夫也和自己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也包括在一定时期的列宁一样，没有能更深刻地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根本范畴——实践问题，虽然他在区分上述概念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的。
在同德国和俄国的修正主义者、新康德主义者和马赫主义者进行的这些论战中，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和思想上无疑都占了上风，这不仅说明他能从总体上更好地领会马克思的思想，而且也说明他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在极端复杂的问题上运用马克思的思想。因此，普列汉诺夫在20世纪初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上面已经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对唯物史观所做的独到的解释的某些方面。
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必须指出，普列汉诺夫对整个唯物史观问题的看法，要比后来在30年代批评他的人正确得多。普列汉诺夫不是御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并不因为社会学这个术语在资产阶级科学中已经通用而害怕使用这个名词。相反，普列汉诺夫完全正确地认为：“社会学要能变成科学只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就是它能把社会人的目的的发生（社会的‘目的主义’）了解为社会过程的必然结果，而社会过程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的行程来决定的。”[1]
在实现社会学所面临的这一任务和目的中，历史唯物主义，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为未来的一切科学的社会学提供了序论。
[1]G.V.Plehanov,Osnovnyevoprosymarksizma;Izbr.fil.proiz.,sv.III,str.193.（参见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11页。——译者注）
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普列汉诺夫根据人类各个活动领域内的丰富文化和关于各种现象的大量知识，特别坚决地主张克服在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时经常出现的片面性和机械论（这种情况直到今天还存在）。拉布里奥拉就曾指出过分析社会心理的意义，因为社会心理对于各个有关集团是各不相同的。普列汉诺夫同意他的意见，也主张要确切地规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高级形式之间的基本中介。例如，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文中就阐述了这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如果我们想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末我们就可以得到下列要点：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地由经济直接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这个公式是十分广泛的，对于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足够给一个相当的位置，同时是跟折衷主义完全无缘的，这种折衷主义除了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影响之外，就不能更进一步，甚至它没有怀疑这些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还没有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这是一元论的公式。这个一元论的公式彻头彻尾贯穿着唯物主义。”[1]
[1]G.V.Plehanov,Osnovnyevoprosymarksizma;Izbr.fil.proiz.,sv.III,str.179-180.（参见格·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95—196页。——译者注）
虽然可以指责这个“公式”研究得不够详尽，或者说它没有足够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和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但是必须注意，普列汉诺夫所想提出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最概括地指出我们在分析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必须注意到的某些中介关系的“公式”。在这个公式中特别忽略了“个别的因素”（个体、个人），而他们在自己的行动和活动中不仅表现出社会心理或一定阶层的心理，而且也表现出自己本身的心理——个人的心理，而个人心理给意识形态方面的创作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普列汉诺夫的很大一部分理论活动，是研究艺术和美学的问题。他以独到的见解解决了在他之前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很少涉及的这些领域中的若干问题。
普列汉诺夫在《没有地址的信》中，已经就艺术的性质和起源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在分析托尔斯泰（L.Tolstoj）把艺术看作是通过动作、线条、色彩等来表达感情的观点时，指出还有一点也是不对的，那就是认为艺术只是表现人们的感情。不，艺术既表现人们的感情，也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这就是艺术的主要的特点。”[1]
普列汉诺夫理所当然地没有抛弃艺术作品和艺术表现中的理性因素，从而必然会在美学领域内同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主义发生冲突。普列汉诺夫在分析康德把审美判断看作不以一切利害关系为转移的判断的观点时，得出了一个试图把美学功利主义和美学形式主义结合起来的观点。当“应用在单独的个人身上”时，他赞同康德的观点。“如果我喜欢某一幅画只是由于我可以高价出售它，那么我的判断当然绝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但是如果我们是从社会的观点出发，那么事情就不一样了。对原始部落的艺术的研究证明：社会的人最初都是以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的，只是后来对待某些事物和现象才转向审美的观点。这给艺术史增添了新的光辉异彩。”[2]
[1]G.V.Plehanov,Pismabezadrèsa;Izbr.fil.proiz.,sv.V,str.285.（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译者注）。在同一段话中,普列汉诺夫又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具体说明：“我认为，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四周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给予它们一定的形象表现的时候。不用说，在绝大多数场合下，一个人这样做，目的是在于把他想到和感到的东西传达给别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Pismabezadrèsa;Izbr.fil.proiz.,sv.V,str.285.〔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页。——译者注〕）
[2]G.V.Plehanov,FrancuzskajadramatičeskajaliteraturaifrancuzskajaživopisXVIIIvekastočkizrenijasociologii;Izbr.fil.proiz.,sv.V,str.433.
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分析，一般地说是不很细致的，也没有做充分的说明。不过他并没有想以此来把美和利等同起来，而是首先想强调指出，对一个正在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的人来说，他认为美的东西，只能是对他有利的东西，只能是在这一斗争中有意义的东西。因此，普列汉诺夫并不容许把美的领域和利的领域等同起来，他着重指出，前一个领域比后一个领域要广阔得多，美的享受的主要特点是直接性，他得出结论说：“但是，利益毕竟是存在的；利益毕竟是美的享受的基础（请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人）；如果没有利益，也就不会觉得事物有什么美。”[1]
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恰巧没有从审美观点来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从社会的人以功利为根据的审美判断向个人鉴赏的审美判断的转变的特点和基础，而后一种判断“当然是以做判断的人没有任何功利的想法为前提的”[2]。
普列汉诺夫虽然对后一方面以及对这种转变本身没有多加说明，但是在谈到前一方面时却对这个问题做了独到的唯物主义的分析。普列汉诺夫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运用了丰富的民族学和社会学材料，并联系到卡·毕歇尔（K.Bücher）的非常精彩的著作，特别是他关于劳动与节奏的著作，以及格罗斯（K.Gross）的游戏应该先于劳动的理论。
[1]G.V.Plehanov,FrancuzskajadramatičeskajaliteraturaifrancuzskajaživopisXVIIIvekastočkizrenijasociologii;Izbr.fil.proiz.,sv.V,str.434.
[2]G.V.Plehanov,FrancuzskajadramatičeskajaliteraturaifrancuzskajaživopisXVIIIvekastočkizrenijasociologii;Izbr.fil.proiz.,sv.V,str.434.
尽管毕歇尔对游戏、劳动和艺术的关系做了非常有意义的分析，尽管他有时得出结论说：游戏来自劳动，而且艺术本身也是如此；但他的基本论断是：游戏先于劳动，而艺术则先于有用的东西的生产。因此，他就不是考虑到人的本质要素而把劳动放在注意的中心，而是把人的活动的另一些形式放在注意的中心。普列汉诺夫根据卡·冯·登·施泰能（K.V.denSteinen）、拉采尔（F.Ratzel）、卡特林（G.Catlin）等人当时所做的最新的民族学调查，对原始民族的这些现象做了详细的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说他坚决相信，“如果我们不把握住这种思想，即劳动先于艺术，总之，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它们，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知道原始艺术的历史”[1]。
毫无疑问，这是正确观察和研究艺术与审美现象的起源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结论。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劳动是人的实质，是人的“类本质”的基本论点出发，令人信服地指出，人的一切其余的极其重要的表现，都是从人的劳动和意识的发展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它们在人类共同体的发展中都不能具有独立的和主导的性质。
[1]G.V.Plehanov,Pismabezadrèsa,sv.V,str.354.（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页。——译者注）他在同一著作中对功利观点和审美观点的关系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们谈的是使用价值,那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那些为原始民族用来作装饰品的东西，最初被认为是有用的，或者是一种表明这些装饰品的所有者拥有一些对于部落有益的品质的标志，只是后来才开始显得是美丽的。使用价值是先于审美价值的。但是，某些东西在原始人的眼中一旦获得了一定的审美价值之后，他就专为这一价值去努力获得这些东西，而忘记了这种价值的来源，甚至连想都不想。”（Pismabezadrèsa,str.380.〔参见格·普列汉诺夫：《没有地址的信。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06页。——译者注〕）
普列汉诺夫既然研究艺术的起源和性质问题，就必然会参加当时开展的一些争论，这些争论当时已由纯粹的形式主义转向极端的唯社会学观点。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还具有根本意义的是，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依赖于社会生活，从而认为，在人们的创作活动中不存在任何绝对独立的领域，也不存在孤立的个人，而只存在社会的个人。这个提法构成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且是进一步分析的基础。毫不奇怪的是，当时一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首先主张对艺术做这种主要是社会学的解释。无论拉法格或者梅林，都没有更进一步。普列汉诺夫也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注意的中心，尤其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美学中也已经出现了用社会学观点解释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1]
但是，泰恩（H.Taine）的一般观点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泰恩从来没有能够解决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即没有能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基础，看作是本身也具有矛盾的二种基础；而普列汉诺夫则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从而比泰恩以及所有那些把反映论机械地搬到艺术中来的人耍高明得多。普列汉诺夫在论法国戏剧和绘画的文章中写道：“第一，说艺术也和文学一样反映了生活，这虽然说出了一个正确的思想，但毕竟还是一个十分不明确的思想。要想懂得艺术是怎样反映生活的，就必须懂得生活本身的机制。而在文明的民族中，阶级斗争是生活机制中最重要的动力之一。只有看到这种动力，只有注意到阶级斗争并研究了它的种种突变，才能比较令人满意地说明文明社会的‘精神’历史，因为‘文明社会的思想发展过程’反映出该社会的阶级以及阶级相互斗争史。”[2]
[1]普列汉诺夫在《二十年》（Zadvadesetgodina）文集的自序中特別强调指出：“作为一个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拥护者，我认为批评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一件艺术作品的思想从艺术的语言翻译成社会学的语言，探寻可以称之为某种文学现象的社会学等价物的东西。”（《二十年》文集第三版《序言》，见Umjetnostiknjiževnost,Beograd1949,sv.I,str.235）。然而必须立即指出，普列汉诺夫也淸楚地看出对艺术作品进行美学分析的必要性，并把它看作是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步必要的工作：“如果这种批评不懂得事情不能只限于探寻某一文艺现象的社会等价物，社会学不应该把美学关在门外，而相反应该向它敞开大门，那么这种批评在努力探寻这种社会等价物时就会丧失自己原来的性质。彻底的唯物主义批评的第二步工作应该是：也和唯心主义批评家所做的那样，对被分析的作品的美学价值进行评价。如果一个唯物主义批评家竟以他已经找到该作品的社会学等价物为口实而拒绝做这种评价，那么这只是说明他没有愤得他想坚持的那种观点……换句话说，唯物主义批评的笫一步工作不仅没有取消进行第二步工作的必要性，而且要求以第二步工作作为自己的必要补充。”（Umjetnostiknjiževnost,Beograd1949,sv.I,str.241）
[2]G.V.Plehanov,FrancuzskajadramatičeskajaliteraturaifrancuzskajaživopisXVIIIvekastočkizrenijasociologii;Izbr.fil.proiz.,sv.V,str.433.
普列汉诺夫从这种方法论出发，对“为艺术而艺术”和“艺术参与社会”的问题，做了特别精辟的分析。普列汉诺夫提出一个问题：一些人对艺术的性质和意义持有一种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持有全然相反的观点，那么发生这种现象的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主要根据18、19世纪法国艺术和19世纪俄国艺术的材料得出结论说：“凡是在艺术家和他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就会产生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1]
同样地，“所谓功利主义的艺术观，即是使艺术作品具有批判生活现象的意义的倾向，以及往往随之而来的乐于参加社会斗争的决心，是在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和多少对艺术创作真正感到兴趣的人们之间有着相互同情的时候产生和加强的”[2]。
尽管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仍然停留在某种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水平上，因为当时艺术本身的活动就局限在这样的框框里，所以他无法超越这一点，尽管我们今天已不能再同意这些艺术标准，因为它们过于狭窄（例如，他在分析《金发女人》一书的艺术形象时就夹杂一个素朴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而这恰好又是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自然主义观点的！）[3]，但是普列汉诺夫通过上述论点和分析，毕竟对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艺术分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G.V.Plehanov,Iskusstvoiopščestvennajažiznj,sv.V,str.693.
[2]G.V.Plehanov,Iskusstvoiopščestvennajažiznj,sv.V,str.698-699.当然，这并不是说，功利主义艺术观必然会是革命的。普列汉诺夫在同一篇著作中写道：“根据这一切可以十分确凿地得出结论说，功利主义艺术观不论与保守的情绪或革命的情绪都能很好地适应。只要对某一种——不论哪一种都一样——社会制度或社会理想具有浓厚和强烈的兴趣，就必然会倾向于这种观点；要是这种兴趣由于某种原因没有了，那么这种倾向也就消失了”。（Iskusstvoiopščestvennajažiznj,sv.V,str.703）
[3]无疑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普列汉诺夫的这些狭隘的现实主义观点，博得了现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髙度赞赏，而他反对艺术批评有权说艺术应当做什么，必须怎样做和必须按照什么方向去做的见解，却受到了指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主义的理论家不能够放弃由批评来控制艺术，因为批评实际上是按照国家官僚的眼色行事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艺术是现实事物的反映；但把握什么和塑造什么，怎样把握和怎样塑造，则取决于艺术家的能力和他的自由。艺术“必须”指出按照健全理性的要求应当存在某种东西。批评当然可以而且应该说明对艺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许多因素和关系，但绝不能规定艺术创作的界限和范围。
此外，如果再看到他同狄慈根主义者、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萨里克、克罗齐、李凯尔特〔H.Rickert〕、文德尔班、柏格森等）进行的多次辩论和论战，如果再加上他的卓越的文化史著作和他对俄国从别林斯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理论思想的分析，那么就只能感到普列汉诺夫这位全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学识渊博、作用巨大。
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培养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列宁也特别强调指出过。而且有些比较著名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如柳·伊·阿克雪里罗得（奥尔托多克斯）、阿·莫·德波林、奥·勃鲁姆（O.Blum）、阿·阿夫拉莫夫（A.Avraamov）等。
虽然普列汉诺夫是第二国际时期最有才能和最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并且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奠基人，但是自从1903年该党分裂为孟什维克派和布尔什维克派以后，他主要是倒向孟什维克派一边。和列宁相反，普列汉诺夫支持当时流传相当广泛的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自发性（不是绝对的自发性）的思想，认为俄国面临的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从而谴责了1905年的武装起义；而在大战初期，他也和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领袖一样，采取了社会爱国主义的立场。普列汉诺夫也和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领袖一样，没有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和历史上存在的革命时机。由于这些原因，在晚年，普列汉诺夫没有在政治上发挥任何重大的作用。普列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即当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快要实现的时候，虽然他并没有理解到当时是这些理想开始变为现实的时刻。
许多革命家的命运都带有这种离奇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悲剧性的烙印。但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史的这个时期的最伟大、最有意义和最成熟的人物之一。
不过，普列汉诺夫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属于第二国际的范围。这是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就其广泛的规模来说，这是一所社会主义的大学校；就其民主精神和党内民主来说，这是思想观点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从而对科傘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二国际在政治战线和理论战线上都造就了一批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充分的个性和创造性，只是因为存在着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原则和前提之一。
这种广泛的规模和伟大的自由主义也具有另一方面。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明显的缺点（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缺乏深刻认识几乎是第二国际所有理论家和领导人的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导致不坚决反对典型的机会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根本原则的后果的基本原因之一。
由于这个弱点，由于对议会抱有幻想，以及由于没有能力对革命前夕的一些事件做出坚决的和切实的评价，结果就在历史时期的最关键的问题上——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完全束手无策。
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在党组织、工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是无可争辩的。社会民主党的大批干部在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积极性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努力和表现出献身精神，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一个自以为坚持马克思的原则的党，不该在革命形势面前缴械投降，更不该在革命形势下帮助资产阶级聚集力量和压制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这种时刻表现出的无能，以及没有决心以批判的态度承认这些失败，使得当时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继续执行改良主义的政策，并彻底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原则。
这样，第二国际的历史事业就终结了。但是当时有一个人，他比第二国际的所有著名的领袖都出色，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思想才能、理论才能和革命政策的才能的惊人的统一和一致。这个天才的人物就是列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权威”都黯然失色，他比任何其他的人都名副其实地创造了历史。
随同列宁，马克思主义进入了一个本身发展的新的特殊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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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多布->﹝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原序
这种利用别人所搜集与安排的资料，去寻求发展的规律的工作，往往会两边不讨好的；经济学家可能对于历史无暇顾及，而历史家也许认为这种工作如果缺乏经过实际调查的原始资料，则不足重视。经济学家或将认为作者是涉足他人的领域，所论有隔靴搔痒之讥，而历史学家又认为是侵及了他人领域的客串。所有这些缺点，作者是充分认识的，但是作者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如果经济分析不能与历史的发展结合，是毫无意义的，同时也不能有所成就，而且今日经济学家面对着的许多问题，并不单纯，都各有其历史背景。同时作者更相信，素为马克思派以外的各派经济学所忽略的资本主义问题，其根源与发展，才是结合实际的济学的重要基础。
有人甚至于认为历史的功用仅限于单纯的证明某些假定（如纯粹竞争的假定），在某些时期的正确性，除此以外，都是等于以过去的情况来推论将来，那是轻而易举的，但也是冒险的。这些人似乎忽略了下列两点：第一、任何经济情势的预测都是对某些趋势的变化（或某些趋势的存在）作某种假定，如果不依过去的经验，未来的可能性是无从估计；其次，任何理论所要解答的问题（姑不论其根据某些假定与定义所作的抽象模型，与实际吻合否），是否有补于实际，必须要靠过去的事迹，同发展的形态去盱衡。换言之，不只是证明某些假定，而是测验在各种复杂的假定中彼此相互的关系及其变化与实际的关系。从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全局的构成，例如那些因素较易变动，那些因素产生激荡的影响。然后我们才能正确地了解，在经济发展中，无论是过去或者是现在，究竟存在着些什么关键问题。
本书之作，并非草率而成，作者从对历史有高深造诣的朋友处，得到很多的指导同帮助。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起源，作者于二十年前即有片断的腹稿，但这个期间只是间歇地增广。正因为时断时作之故，本书写成之后，也许在许多地方显着构造松弛。全盘另起炉灶，既不可能；如不束之高阁，只大胆地以庐山面目与读者见面了。
关于中古时期后半叶的历史，作者自鲍斯顿（Postan）、司沫乐（BerylSmalley）、密勒尔（EdwardMiller）诸先生处获益独多，关于条顿与司徒王朝时期历史，曾自喜尔（ChristopherHill），赫尔顿（RodneyHilton）两先生处得到教益，关于工业革命，则自毕来斯（H.L.Beales）先生得到帮助。柏拉思魏（R.B.Braithwaite）在一个特殊的哲学问题上曾惠予指示，道尔（DonaTorr）女士以其丰富的历史只是，（尤其十九实际这一阶段）与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常识，经常地提供宝贵的意见。虽然如此，本书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缺点，都应由作者独负其责任。
最后还应声明一句，就是本书仅就几个重要问题加以解析。这些问题是由经济发展的各方面所选择的，都是富于代表性的。为了解析清楚而且在必要时，求引用其他各的资料，以作借镜。这本册子绝不是一部资本主义完整的历史，只是初步的轮廓研究而已。
莫士·多布
序于英国剑桥大学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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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三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一、麦克斯·阿德勒
二、鲁道夫·希法亭
三、卡尔·伦纳
四、奥托·鲍威尔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第二国际的一个重要支派。该党内曾经出现一些当时颇为重要的理论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坚持了和他们的德国同志们类似的观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的工人运动经历过几个相当困难的阶段。早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它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警察和国家官僚的专横镇压，它的领袖们被逮捕判罪，而它的组织则被解散。
另一方面，在这个党内也像在其邻国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内一样，受拉萨尔思想影响的一派（领袖为亨利希·奥伯温德[HeinrichOberwinder],1846—1914）和受马克思的思想影响而主张毫不妥协地反对统治阶级的一派（领袖为安德列阿斯·肖伊[AndereasScheu],1844—1927）发生了冲突。这两派冲突的结果是两个头头都流亡国外，而党的领导权，特别是激进派的领导权则落到了约瑟夫·波伊凯特（JosefPeukert,1855—1910）的手里，这个人的思想一直处在无政府主义者约翰·莫斯特（JohannMost）的强烈影响之下。80年代初期，由于受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影响，发生了好几起谋杀事件，为此执政当局多次宣布戒严，审判了相当多的党员，并取缔了党组织。
在80年代的后半期，工人运动开始得到整顿，但这时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争执还继续存在。试图使这两派相互和解的几次努力都落空了，但是后来终于由维克多.阿德勒（VictorAdler,1852-1918）成功地解决了争执，而且于1888年的最后一天在海因费尔德使两派联合起来并通过了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坚持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但也没有放弃争取改善工人群众生活条件的改良的利益。在这一反对政府、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争取普选权等等的斗争中，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至于文化方面的气氛和影响，那里的情形在许多方面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情况相似。所不同的只在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而民族问题在那里也以比在德国更加尖锐的形式提出来。所以奥地利的理论家们对这个问题也就特别重视，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领导成员中出现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其中特别有名的有：麦克斯·阿德勒、鲁道夫·希法亭、卡尔·伦纳和奥托·鲍威尔。其他值得提出来的还有：弗·阿德勒和古·埃克施坦。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影响，基本上是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相同的。弗·阿德勒是接受马赫影响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从马赫主义的立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他的《马赫战胜机械唯物主义》这部著作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就是说，他所代表的修正主义派别，正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传播得特别广泛，而且普列汉诺夫，特别是列宁曾与之进行过理论论战的那个修正主义派别。
以新康德主义修正马克思主义，这在麦·阿德勒身上表规得最为明显。但所有这些人在对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上，基本上又都是一致奉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特别是该党“中派”的路线。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聚集在《马克思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期刊）的周围。这个刊物是1904年由麦·阿德勒和鲁·希法亭在维也纳创办的，它曾经刊登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两篇主要的理论著作：鲍威尔的论民族问题一书和希法亭的论金融资本的著作。
一、麦克斯·阿德勒
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倾向，在阿德勒（1873—1937）的著作中具有最完整的哲学形式。阿德勒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首先是1904年在《马克思研究》上发表的《为科学而斗争的因果性和目的论》，随后是1909年和1921年分别发表的论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专著，以及他在维也纳任大学哲学教授时出版的《唯物史观读本》（第1卷1980年，第2卷1932年），一贯主张以认识批判论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一方面承认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乎全部的基本观点，另一方面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基本原理做极端唯心主义的解释。其所以坚持这种立场，是为了创立一种特殊的、经过精心加工的“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这种“康德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决定性的倒退和修正。
阿德勒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观念的关系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序列问题。在这里也像在一切情况下一样，只有从认识批判论的观点出发才能解答这个问题”[1]。而这种认识批判论的观点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原理之上：心理的东西不可能从物理的东西中产生出来，因此，那种在阿德勒看来属于心理关系的社会关系，也不可能从物质条件中产生出来。“心理的东西从来不可能从物理解的东西中产生，精神过程在生理机能上对肉体过程的依存更是某种完全不可理解的东西，因而事实上除了心理-物理平行主义以外不能肯定别的东西，所以认为物质条件对历史过程从而也就是对心理过程产生任何影响的观念，也是不可思议的。”[2]
[1]M.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Stuttgart1913,str.1.
[2]M.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Stuttgart1913,str.3.
因此，阿德勒从物质和观念分离的唯心主义前提出发，进一步力图表明：社会过程由于是某种人为的东西，所以事实上是精神的而绝不是物质的过程和关系。这是他直到20年后总结自己的唯物史观时仍继续坚持的一个观点。
“既然经济关系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人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同时在本质上也就是精神关系，这就是说，经济关系永远包含着人们的一定的、有目的的活动。”[1]阿德勒企图用这种论点来摆脱由唯物主义所造成的全部困难——即难以解释精神对物质的依赖性。既然物质的东西事实上就是精神的东西，即社会关系就是精神性质的关系，那么观念对社会关系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一种心理的东西对另一种心理的东西的关系。甚至连生产力（这毕竟是某种物质的东西）也显然转化成了社会的东西，也就是说转化成了精神的东西，因为事实上这种自然力只有当它们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才成为生产力。[2]由于阿德勒已经把涉及人的一切东西都归结为精神的东西，从而他就使事物发生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实质变化，即物质的自然力量和自然事物一卷人特殊的社会关系之中，他就把它们变成纯粹精神的东西。在阿德勒看来，它们都成了劳动力，因此“正像经济关系就是精神关系一样，生产力也就是精神的力量”[3]。
[1]M.Adler,Lehrbu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IBd.,Berlin1930,str.157.
[2]阿德勒写道：“只有这样，这种自然力才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只有这样，自然力才成为社会的力量，而且只有这样，自然力才同时成为人的力量，因为自然力既受到人们的意志和目的的自觉的控制，从而也就成为他们的即人的生产力。”（M.Adler,Lehrbu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IBd.,Berlin1930,str.162）自然力只有被纳入人的关系之中才是社会生产力，自然力只有在人的关系中才是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自然力并不因为这一切而丧失其物质的特性以及作为物质客体而具有的一切特点。
[3]M.Adler,Lehrbu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IBd.,Berlin1930,str.163.
阿德勒认为，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释。马克思主义只有抛弃了唯物主义，才成为科学的、认识批判论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东西。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在阿德勒看来，唯物主义是荒谬的。从物质运动中产生活的东西和产生意识，是不可思议的。这话可以说，但不可理解。为了使这一切说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断言他们是唯物主义者这种说法取得一致，阿德勒企图证明：“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反对唯灵论才提出来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现实主义的实证论者。“其实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它是实证的唯物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实证的唯物主义，此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往往毫不含糊地表明这一点。”[1]
非常明显，这完全是用康德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在阿德勒试图说明和解释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一切言论中都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在至为重要的实践问题上。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提出了他的一个中心思想，这就是把费尔巴哈从本质上一分为二，说他同时既有唯心主义的一面，又有非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一面，而阿德勒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自然也是做了堯全主观主义的、唯心主义的理解。阿德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认为，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由于它只承认客体，即只承认物质的联系，因而没有给人的活动留有余地，这样，唯物主义也就可能把一切精神的东西仅仅看作是某种从外部可以觉察到的东西，仅仅看作是物质的产物，而不能从其内在的主观活动方面来理解这种精神的东西。”[2]
[1]M.Adler,Lehrbu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IBd.,Berlin1930,str.100.但是这种毫不含糊的地方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当谈到“现实的”或“实际的”（wirklich）东西的时候，都把它理解为物质的东西，或者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明确地把它同物质的东西等同起来，可是阿德勒却反过来企图证明：在这里物质的东西只能理解为“实际的”、现存的、实证的、既成的东西——这种观点同唯物主义的特征是不相干的。
[2]M.Adler,Lehrbu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IBd.,Berlin1930,str.92.
在这里，问题当然根本不在于“内在的主观活动”，因为这是在马克思以前很早就存在的一个十分常见的唯心主义论题，在这个论题上，马克思与他的哲学前辈们没有什么不同。这个论题同时也是正确的，因为精神的东西必然是主观的、内在的活动，但是这个论题是片面的。人的本质问题绝不仅限于此，而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更不仅限于此。
整个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被颠倒了过来。既然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的，应该以此作为出发点，那么人之所以是社会性的，就不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上，“而是因为人能够生活在社会上，因为人在自己的自我意识中已经直接是社会性的了”[1]；因此，阿德勒认为，把历史过程划分为物质的因素和观念的因素，完全是一种非批判的态度，所以最后不仅应该摈弃唯灵论，而且应该摈弃唯物主义，但应该坚持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这种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ErkenntniskritischeBewusstseinslehre）“根本不可能提出被恩格斯认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那种问题：精神是第一性的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相反的，认识批判论的意识学说却是从那种毫无疑问的是第一性的东西出发，也就是从我们的经验出发，而它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能够有我们的经验。由于除了经验意识过程之外，经验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其他地方，所以对于真正的批判思维来说，只有经验意识才是它的发源地。因此，只有在我们意识的内部才能区分出‘精神’和‘物质’。我们的经验当然最初不是从精神产生的，但同样也不是由自然界产生的，而只有在我们的经验中我们才能够体验到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别，并且只有通过我们的意识的各种形式才能体验到这种区别”[2]。
[1]M.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str.6.
[2]M.Adler,Lehrbu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IBd.,Berlin1930,str.120.
无须特别强调指出，阿德勒本着新康德主义的精神，不仅得出了意识第一性的结论，而且实际上把现实的全部内容都混杂在意识的规定性之中。[1]
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一切形而上学，阿德勒特别坚持说：“马克思主义不是任何世界观。马克思主义问题就是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因此也就是关于历史的规律、关于经济范畴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质的学说。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是一种新的正确的社会学说的开端，是一种真正名副其实的社会学的开端。”[2]但是这种科学本身与任何世界观都毫无固定联系。相反的，正如考茨基所主张的一样，阿德勒也认为唯物史观既可以同唯物主义世界观相通，也可以同唯灵论世界观相通，还可以同泛神论或无神论的体系相通。而且不仅如此，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以任何哲学作为基础。“应该把话说得恰恰相反：不仅必须摈弃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世界观等同起来的做法，而且也必须摈弃因某种哲学必然地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依据从而就把马克思主义与这种哲学联系起来的一切做法。”[3]
[1]在上述著作第141页上写道，"思维作为人的思维，即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来说，没有大脑是不可能的，但是意识作为精神的一种特殊的基本规律性来说，没有大脑不仅可能存在，而且用其他方式也不可能进行理解，因为连大脑本身都是意识的内容，意识的思想规定性”。
[2]M.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str.63.
[3]M.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str.64.阿德勒到了晚年在他写的《社会之谜》（DasRätselderGesellschaft,Wien1936）—书中，又一次把他根据认识批判论对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做的论证做了系统的发挥。
虽然阿德勒这样从实质上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唯物史观，用他的话说，也就是归结为可以以任何哲学做基础的科学，并且对唯物史观做了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解释和论证，但是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学的根据方面，与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其他新康德主义者，如施陶丁格尔和沃伦德尔等，是有所不同的。施陶丁格尔和沃伦德尔，以及追随他们的伯恩施坦及其同道者，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伦理学公设，因而把康德也追认为德国社会主义的先驱，而阿德勒摈弃了这种解释。阿德勒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的运动，因而是一种自然现象，当然，不是物理性自然现象，而是社会性自然现象。因此，应当把这种现象本身看作事实，而不应当看作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要做的，看来只是对这一历史运动的现实做因果上的论证，所以任何伦理学的论证都意味着打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意味着直接根据康德的说法把截然不同的理论经验观点和实践经验观点不加批判地混淆起来”[1]。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伦理学不是科学，那就不能用伦理学来补充或论证马克思主义。
可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德勒流派，在使马克思主义康德化方面，几乎走得最远。它贯彻了认识批判论的一切逻辑推理，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面归结为认识批判论的唯心主义，把它的社会学方面归结为用唯心主义解释的马克思的范畴。
另一方面，麦·阿德勒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团结而斗争的原则，因此他站在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立场上。所以阿德勒也是早在1914年底就起来反对战争的最初的一些人士，同时也是罕见的一些人士之一。当时他尖锐地谴责了社会党人同那些将世界推向新的灾难的反动政府的勾结，谴责了当时德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那种充满民族主义的热情奔放，已经使他们以前在自己著作中所主张的人道主义原则暗淡无光。
[1]M.Adler,MarxistischeProbleme,str.143.最近时期出版了一部关于阿德勒的理论观点的专著，即彼得·海因特尔（PeterHeintel）：《体系和意识形态》（SystemundIdeologie,Wien-München1967）。关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我国书箝中可参见拉多斯拉夫·拉特科维奇（RadoslavRatkovi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Političkateorijaaustromarksizma,Beograd1965）。在其余的著作中，特别应参见贝奈狄克特·考茨基（BenediktKautsky）：《奥地利社会主义中的思想流派》（GeistigeStrömungenimösterreichischenSozialismus,Wieno.J.）；库尔特·谢尔（KurtL.Shell）：《奥地利社会主义的演变》（TheTransformationofAustrianSocialism,NewYork1962）；诺尔伯特·莱泽尔（NorbertLeser）：《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ZwischenReformismusundBolschewismus,Wien1968）。
阿德勒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1922年）及《政治民主还是社会民主？》（1926年）两书中所表明的政治理论观点，和我们在后面将要做更多的分析的鲍威尔的观点有很多共同点，因为鲍威尔在政治观点方面是战后奥地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人物。上面提到的阿德勒那本论述国家的书，同凯尔松关于社会主义和国家的论著展开了广泛的论战和讨论，在那本书中阿德勒坚持要把社会民主和政治民主区分开。他认为社会民主就是只有在无阶级的社会中才能实现的完全民主，因此他说：“我们把那些一般也称之为民主的其余一切形式都叫作政治民主。”[1]由于政治民主永远是一定的阶级统治形式，所以政治民主根本不可能离开专政。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什么史无前例的事情，无非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虽然采取的是政治民主的形式”[2]。阿德勒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专政和民主并不是对立物，不应该有这种错觉，因为只要有阶级社会存在，任何政权都是专政的一定形式。
可见阿德勒比考茨基清楚得多地看到了“多数原则并不是民主制的原则，而是共同利害的思想”[3]，而且看到了政治民主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错误已昭然若揭，因为它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社会的”[4]。同时阿德勒还着重指出，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是拾了资产阶级批评的余唾，尤其是在德国，正当觉醒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他们的专政谋取越来越大的利益时，社会民主党却成了民主制的热情捍卫者。虽然阿德勒正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制度从一开始就具有有产阶级对非有产阶级专政的性质”[5]，但是他得出的认识却只是：专政和政治民主并不矛盾，和社会民主却是矛盾的。这些区别毕竟没有妨碍阿德勒也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地对俄国革命持否定态度。
[1]M.Adler,DieStaatsauffassungdesMarxismus,Darmstadt1964,str.126.
[2]M.Adler,DieStaatsauffassungdesMarxismus,Darmstadt1964,str.191.
[3]M.Adler,PolitischeodersozialeDemokratie,Berlin1926,str.17.
[4]M.Adler,PolitischeodersozialeDemokratie,Berlin1926,str.59.
[5]M.Adler,PolitischeodersozialeDemokratie,Berlin1926,str.92.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阿德勒在1926年林茨党代表大会上才能够和他的大多数朋友相反地拥护这样一条纲领：即任何政治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因此党必须使工人阶级不仅有能力保卫共和国，而且有能力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权，也就是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也同样是专政，因为多数人的决定具有强制的性质。阿德勒认为，在任何一个“非团结一致的社会”（在他看来这种社会是和阶级社会相同的）中，议会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决议也同样是使用强制力的。[1]但是阿德勒也和他的许多社会民主党朋友一样，没有理解历史因素在俄国十月革命中的重大意义，他在谴责布尔什维克政权时竟表现出：他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定历史事件不是具体地、历史地进行评价，而是按照一种抽象的理论公式进行评价。
阿德勒同意鲍威尔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善生活状况，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仅仅为了谋求物质利益，而且也要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因此，正像鲍威尔所主张的一样，争取自由的思想成了引导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思想，而不问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在这方面，阿德勒尤其欢迎鲍威尔于1919年在奥地利建立合法的工厂委员会的创举，并且认为这是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可是工人本人尚未充分了解这一步骤的意义。[2]在这里，他又一次过高地估计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推行个别社会主义措施的作用，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特点。问题不在于这是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工人阶级的组织，而在于他们不理解，只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些措施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所有这些改革都不能冲淡革命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说，革命政党绝不会坐等革命形势来找自己。
[1]参见战后发表的阿德勒遗著《团结一致的社会》（DiesolidarischeGesellschaft,Wien1964），这一著作应当作为阿德勒《唯物史观读本》第2卷的第二部分。
[2]阿德勒为了阐述这个问题写了《民主制和议会制》（DemokratieundRätesystem,Wien1919）这一著作，在这一著作中，以及在1919年7月召开的奥地利工人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阿德勒都主张工人和农民委员会应该对政治事件辱有强大影响，但不干预共产主义的一般策略。
二、鲁道夫·希法亭
在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中间，鲁·希法亭（1877—1943）所留下的著作，几乎具有最长的保存价值，他的著作也像考茨基在理论活动和革命活动初期的著作一样，同他后期的政治活动是互相矛盾的。
希法亭在医学院毕业以后，直到参加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进而又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才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感兴趣。他和阿德勒一起创办了著名的《马克思研究》期刊；1906年他已经参加《新时代》杂志编辑部工作，1907—1915年他是《前进报》的政治编辑。在这个时期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后来和考茨基一起渐渐转入中派；在战争期间他和考茨基一起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创建工作。
除了经济和经济政策方面的许多论文以外，他于1910年在维也纳出版的《金融资本》这本重要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本书也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这方面的理论的丰富。
希法亭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和列宁的观点是不同的，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点，他的观点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金融资本是流通过程发展的结果，也就是信用体系发展的结果。因此，这部著作一开始就谈货币理论，分析信用，阐述和研究股份公司的创立——即银行的作用——到最后才分析金融资本。
虽然希法亭对货币的分析，像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是不够充分、不够恰当的，可是他在后面的几章中却做出了非常恰当的、有创见的和有成效的分析与结论。无须特别强调，他的整个著作一方面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依据，另一方面又以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事实和趋势为依据。
希法亭通过对建立股份公司的问题，也就是对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问题（马克思早就指出了这些问题并且对它们做过研究）的分析，得出结论说：“随着股份公司制度的推广，经济的发展就摆脱了在财产变动方面的个人的偶然性；财产的变动只涉及股票的命运，而不涉及股份公司的命运。因此，企业的集中可能快于财产的集中。这两种变动各有其特殊的规律。但是都具有集中的趋势。只不过在财产变动中，这种趋势带有较多的偶然性和较少的强制性，并且实际上往往为一些偶然因素所遏止。这种表面现象使某些人认为可以通过股票实现财产的民主化。把工业集中方面的变动和财产变动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一来，工业集中方面的变动就只应遵循不以个人财产规模为转移的技术经济规律。工业的集中并不是财产的集中，因此必须把这种集中与那种由于财产变动而和财产同时出现的积聚和集中加以区别。”[1]
希法亭认为，由于财产转化为股份财产，财产所有者的权力就变小了，他只有权获得剩余价值，而无权对生产过程进行决定性的干预。另一方面这又使大量股票的持有者对少量股票持有者拥有无限的权力，于是有权支配生产的人越来越少。通过分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竞争，希法亭对于防止利润率的平均化和由此产生卡特尔和托拉斯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结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使银行事业走向集中，集中起来的银行系统反过来又成为一种重要的推动力量，它促使资本主义的集中达到最高的阶段，即组成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这些卡特尔和托拉斯又对银行系统起什么作用呢？卡特尔或托拉斯是资本实力极其雄厚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企业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决定这些企业究竟谁附属于谁的，首先是资本的大小。已经发展起来的卡特尔化，在其向前发展中势必使银行也进行合并和联合，以免受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控制。由此可见，卡特尔化本身加速了银行的合并，而银行的合并反过来又加速了卡特尔化。”[2]
[1]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Beograd1958,str.152.
[2]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263.
希法亭在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些新因素时得出结论说，卡特尔化意味着使参加卡特尔的企业收人更有保证，更加均衡。它排除了竞争，提高了这些企业股票的行市，增加了投入这些企业的资本的稳定性。“这就使银行得以扩大工业贷款，从而较之过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工业利润的分配。这样，银行和工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卡特尔化而变得更加密切，同时，工业投资的支配权日益转入银行的手中。”[1]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对银行的依赖也日益加强。工业中愈来愈多的资本不再属于工业家，而另一方面银行也需要把愈来愈多的资本投人工业，从而银行日益变为工业资本家。“所以，我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叫作金融资本。这种资本，对于所有者来说，经常保持着货币形式；他们把这种资本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也就是以能带来利息的资本的形式存入银行，并且随时能够以货币形式收回这种资本。但是这样存入银行的资本，绝大部分实际上都转化为工业资本，即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与生产过程结合起来。在工业所使用的资本中，比重愈来愈大的是金融资本，也就是归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使用的资本。”[2]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发现，希法亭最后得出结论说,在这里出现了上述两种资本的融合，即出现了资本家的人事联合。随着财产集中的发展，“支配银行的虚拟资本的所有者愈来愈和支配工业的资本的所有者合而为一。而且，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支配虚拟资本的权力日益落到大银行的手里。
[1]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265.
[2]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265-266.
我们看到工业愈来愈依赖于银行资本，但是这绝不是说，工业巨头也依赖于银行业的巨头。相反地，正像资本本身在其最高的发展阶段上成为金融资本一样，资本巨头，即金融资本家，也通过控制银行资本的方式，日益把支配全国整个资本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在这里资本家的人事联合起了重要的作用”[1]。
希法亭结合着卡特尔化和垄断化而考察和分析的另一个现象，就是资本输出的现象。卡特尔化就是意味着形成许多特殊的超额利润和将大量的资本集中在银行里。同时卡特尔也意味着放慢投资速度，因为参加卡特尔的工业都限制了生产，而未参加卡特尔的工业由于害怕利润率下降也不那么愿意进一步增加投资。“因此，一方面供积累用的资本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另一方面投资的可能性却在减少。这个矛盾需要加以解决，其解决办法就在于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本身并不是卡特尔化的结果。它是一种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分割的现象。但是卡特尔化大大地加剧了这种矛盾，而且使资本输出的问题更加迫切。”[2]
[1]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266.在同书第345页希法亭也同样指出了这种联系：“金融资本意味着资本的联合。原先分为各个部门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现在都处在上面的大金融资本家的统一领导之下，工业家和银行家们通过密切的人事联合来与这些大金融资本家保持联系。这种联合本身所依靠的菡础，就是通过庞大的垄断性联合会来消除个别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当然，资本家阶级对国家政权的态度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
[2]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274-275.希法亭所说的只是下列情况下的资本输出：在外国使用的资本仍归资本输出国支配,因而这种资本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也仍归资本输出国的资本家支配。（Financijskikapital,str.361）
所有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资本主义的政策本身以及资本主义对国家的态度。希法亭认为，金融资本的政策企图：第一，建立尽可能大的经济领域；第二，利用保护关税抵制其他国家的竞争；第三，把这种经济领域变成本国垄断组织的经营活动领地。“但是这种思想是和自由主义的思想完全对立的；金融资本不希望有自由而希望加以控制；它不主张使个别资本家独立自主，而主张束缚住他的手脚；它厌恶竞争的无政府状态，而要求组织起来，当然，这只是为了能够进行规模愈来愈大的竞争。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为了保持和加强自己的优势，它需要这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必须用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来为它保障国内市场，并使它便于争夺国外市场。它需要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自己的贸易政策中用不着考虑其他国家的敌对利益。最后，它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能够保证它在国外的金融利益受到重视，能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威力迫使较小的国家签订优惠的订货合同和贸易协定。它需要一个能够在世界上到处进行干涉，以便使整个世界都成为本国金融资本的投资场所的国家。归根结底，金融资本需要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其实力足以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和吞并新殖民地的国家。”[1]
[1]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386-387.
希法亭对于上述整个社会经济变动所产生的后果做了非常明确而又生动的描述。与以前的自由主义相反，今天资产阶级力求扩张、掠夺和鼓吹强权。要求推行扩张政策的愿望改变了整个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资产阶级不再是爱好和平和主张人道主义的了。从前为自由贸易而斗争过的人，曾深信自由贸易不仅是最正确的经济政策，而且是和平时代的开端。而金融资本早就抛弃了这个信条。它根本不顾及资本主义利益的和谐一致，它知道竞争越来越变成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和平的理想日益淡薄，人道主义的思想为国家强大的理想所代替……今天的理想是保证本民族对世界的统治：这种愿望就像资本追逐利润的愿望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而且前一种愿望是由后一种愿望产生的。资本成了世界的征服者，每征服一个新的国家，它就达到了一个应该逾越的新境界。这种愿望成了经济上的必然性，因为在这方面的任何落后都会降低金融资本的利润，削弱它的竞争能力，最后还会使较小的经济领域不得不向较大的经济领域进贡。这种以经济为基础的愿望，后来又以明显地歪曲民族观念的办法来从意识形态上找根据，这种被歪曲的民族观念已不再承认每个民族都享有政治自决和独立的权利，已不再反映在民族范围内所有各种人一律平等的民主原则。相反地，垄断组织在经济上享有特权，却表现为本民族应享有的特权地位。于是这个民族就成了高踞于其他民族之上的特等民族。由于征服別种民族是靠力量，也就是靠极其富有天赋色彩的东西实现的，于是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统治民族是靠自己独具的天赋特点，即自己的种族特点而享有这种统治权力的。这样一来，在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对金融资本追求权力的企图的论证就披上了自然科学的外衣。金融资本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的行动是合乎自然科学的，是必要的。在这里一律平等的民主理想为寡头统治的理想所代替了。”[1]
希法亭通过这些卓有成效的分析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就是：金融资本就其发展趋势来说意味着对生产建立社会监督，但是这种社会化却存在于对抗的形式之中，因为管理社会生产的权力仍保留在金融寡头的手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点，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巨头的专政。这种专政势必和其他国家资本的利益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势必日益严重地触犯那些饱受金融资本剥削并被迫诉诸斗争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希法亭最后断言，一定会在“敌对利益的激烈冲突中，将资本主义巨头的专政转化为无产阶级的专政”[2]。
希法亭虽然有某些错误观点，在分析金融资本方面这些错误观点尚未特别充分地暴露出来，但是他的这一著作是一项重要的理论成就，这一成就已被列宁在他论述帝国主义的著作中多方面地加以利用。
[1]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387-388.
[2]R.Hilferding,Financijskikapital,str.427.
我们看到，虽然希法亭把金融寡头的权力看作金融寡头的专政，看作必须经过冲突才能得到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结局的国内阶级对抗的一个方面，但是他在自己著作的某些地方却提出了近乎这样的设想：通过金融资本的发展来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同样他还设想在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基础上缓和危机。这些观点在《金融资本》这部著作中还不是主流，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自己主编的《社会》杂志上发表的一些著作中却愈来愈坚决地提出关于实行计划经济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主张。阶级斗争的结局就在于通过议会多数取得集中的国家权力。
战后，希法亭在关于“苏维埃”问题的历史性辩论中，主张既要苏维埃也要议会，主张它们进行合作，他所持的出发点就是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观点和当时已经改变了的国家观念，即把国家看成是根据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意志结合而成的。由于他有这样一些观点，以及关于在形式民主和实际民主之间没有差别和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无危机地”发展等提法，希法亭便和其余的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一起从根本上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是没有准备的，始终是手无寸铁地面对着国社党的野蛮的进攻势力。同时在共产主义队伍中直到政治总崩溃以前，斯大林关于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提法一直都占统治地位，所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纳粹主义下所经历的各种悲惨事件，主要是由政治上的一种极大的盲目无知造成的。[1]
希法亭只是在侨居国外期间才在自己的《布拉格宣言》（1934年）中认识到了上述错误，并提出了用革命办法推翻法西斯主义的要求。但是这再也不能得到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信任，而且后来在战后制定社会民主党纲领时也没有特別提到这一点。
[1]直到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32年8月27日一9月12日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还把社会民主党人叫作社会法西斯主义，并向德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苏维埃德国”的任务。而这只是真正法西斯主义上台前四个月的事情！（参见“DasEKKIüberFaschismusundSozialdemokratie”[1932],DieKommunistischeInternationale,Hannover1966,str.258-265）
希法亭晚年时由于对法西斯主义暴行以及斯大林主义制度有了深刻印象，所以在他论述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的文章中和在他死后才得到发表的一份手稿中曾试图对这些历史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1]他不同意英国一位社会主义者R·L·沃雷尔（R.L.Worrall）的看法，因为沃雷尔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希法亭认为，在国家掌握着生产资料并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市场和价格机制就完全被摒弃了，从而也就把经济规律的能动作用摒弃了。这种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极权主义的。在这种制度中，暴力、政治领域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因素，高踞于经济之上。希法亭用极权主义国家这一个概念，把布尔什维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概括进去了，从而就看不到两者之间有任何根本的区别。在分析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希法亭为研究阶级觉悟和阶级利益的关系这一错综复杂而过去又研究得很不够的问题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意见，在这里他试图把阶级概念几乎完全溶化在社会集团的观念之中，这就又一次使他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方面走得过远了。[2]同时这也是这位奥地利和德国最有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最后一次试图弄清楚过去他并非经常都予以极大注意的历史曲折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法亭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派，这一派曾针锋相对地反对该党的左派，反对季诺维也夫在哈雷代表大会（1920年10月）上的干涉（即要该党加入共产党和第三国际）。[3]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分裂之后，希法亭和该党的少数人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了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但是当时他做的估计，大大地落后于他在自己的论述金融资本的那一主要的和最好的著作中所提供的分析。对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来说，特别是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伦纳和鲍威尔）来说，最有意义的是他们都明确地指出了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如希法亭所说的极权主义的趋势，但是在消灭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可能性、缓和危机、消除垄断组织的竞争等问题上，以及在今后阶级斗争进程的问题上，他们也都同样地做出了过于草率的结论。因此他们都同资产阶级进行合作，这样到了决定性关头他们必然要遭受惨重的失败。希法亭最后流亡在法国，法国投降后他在那里被纳粹分子逮捕并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来就死在那里。
[1]鲁·希法亭：《国家资本主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经济？》（StateCapitalismorTotalitarianStateEconomy,1940年刊于俄侨杂志《社会主义者信使》）；《历史问题》（DashistorischeProblem,1954年刊于《政治杂志》）。
[2]可参见WilfriedGottschalch,StrukturveränderungenderGesellschaftundpolitischesHandelninderLehrevonRudolfHiferding,Berlin1962.
[3]参见希法亭的演说：《革命政策还是权力幻想？》（RevolutionärePolitikoderMachtillusionen?,1920）。
三、卡尔·伦纳
除了鲍威尔和希法亭以外，伦纳（1870—1950）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对该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影响的第三位代表人物。他由于奉行自己的改良主义而进一步背离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并直接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右派合作，同时在他的著作中为这些观点和行为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还在20世纪初，伦纳就以他关于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的著作而闻名于世，这本书直到今天几乎仍然是唯一的一部力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法律问题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伦纳特别研究了法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即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和经济基础的关系问题。[1]
[1]伦纳认为法和经济在历史进程中是矛盾的，并得出结论说：第一，“社会可以在不同时改变法律制度的情况下得到改造”；第二，“法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三，“经济中的变化不会直接地和自发地使法发生变化”；第四，“社会的基质就其本身来说没有破裂和飞跃，只有进化，而没有革命。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看出，法律上层建筑是受另一种规律支配的；我们还可看出，在规范的领域内革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因此革命就可对基质发生反作用”。《法律制度的社会职能》（Socijalnafunkcijapravnihinstituta,Beograd,1960,str.135,136）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参见叶·布·帕舒坎尼斯（J.B.Pašukanis）的名著《一般法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Općateorijapravaimarksizma,1942）。亚库斯·汉纳克（JacquesHannak）写了一本关于伦纳的详细传记：《卡尔·伦纳及其时代》（KarlRennerundseineZeit,Wien196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与库诺夫和连施一起，为帕尔乌斯主办的《钟声》杂志撰稿，这清楚地表明他在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是站在右派的一边。他早在1917年就在《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国际》这本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信条，他后来在其他许多著作中所提出的主要思想，都曾经在这本书中提到过。
伦纳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内所代表的是这样一个派别，它彻底地抛弃了革命的斗争方法，试图创立一种关于把国家和无产阶级的其他某些组织形式当作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理论。其中某些思想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合作制的业已陈旧的思想，而另一些思想也同样是陈旧的，只是在新的条件下出现和披上新的外衣而已（如把国家当作社会主义发展的杠杆的问题，拉萨尔就曾经提出过）。
在伦纳看来，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存在。问题不仅在于使一系列的经济部门国有化，而且还在于“使国家组织渗人私人经济的骨髓”[1]，从而自觉地对它加以限定和指导。这种通过一系列法律的和经济的措施实现的国家领导，必然每天都要和资本家的私人意图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就必须对资本家进行强制和强迫，进行越来越大的排挤，最后取而代之。“国家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2]，因此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也就等于使国家政权摆脱资本的统治。像通常一样，伦纳在这里也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虽然他从来不愿意谈到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在这方面，列宁是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的真正继承者，而伦纳和他的其他同道者则是改良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者。
[1]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uttgart1918,str.12.
[2]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uttgart1918,str.28.
正因为如此，伦纳的进一步的论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虽然正确地认为无产阶级不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可能掌握政权的，可是他由此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无产阶级通过迅速地破坏和改变制度，利用群众的政治冲击就可以掌握政权，这是一种老生常谈的幻想。伦纳在这方面主张采取“经济社会主义”和国家相互作用的渐进途径，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看到。伦纳由于考虑到在战争期间国家大力干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即他称之为“全面国有化”（Durchstaatlichung）的现象，从而得出结论说：“在战争期间作为直接的和非常的措施而采取的日益加强的经济国有化，使得无产阶级对国家的关系成了无产阶级政策的中心问题。”[1]
但是伦纳没有遵循马克思的观点，没有明确地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而是企图日益从某种超阶级的意义上，把这些国家资本主义萌芽说成是一种统一的机体，似乎一旦消除资本对国家的影响，这种机体本身就成为社会主义的杠杆。虽然伦纳和当时的另外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清楚地看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强大趋势，但是他们都根据自己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大问题。伦纳写道：“今天的国家从经济上来看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是一个经济实体；它在地面上所占的任何一个空间都是一个单独的经济领域,而它在自己界限内所管辖的那部分人，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民族。”[2]从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方面来看，伦纳则认为“国家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是这一领域为达到统一而形成的一种合法组织”[3]。
毫无疑问，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只会模糊无产阶级和一般社会主义者对时代的主要问题的正确认识，以及对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态度。伦纳不是根据实际存在的情况明确地教育无产阶级仍然必须把现代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机构，而是教育无产阶级把国家的命运看作自己的命运。“由于国民经济日益国有化，我们必须随之越来越具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一致的。”[4]为了证明这一点，伦纳引用了所谓的工人阶级的情感，这就是指工人阶级不仅感到自己是人民，而且感到自己也是国家。因此，很自然地就需要把作为政权机构的国家和作为民族共同体（Volksgesamtheit）的国家加以区别。
[1]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uttgart1918,str.34-35.
[2]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uttgart1918,str.127-128.
[3]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uttgart1918,str.128.
[4]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uttgart1918,str.379.
但是，伦纳的观点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会根据自己的内在规律自行走向社会主义。“一些社会主义者希望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发性中得到所期待的一切，这是严重的错误。资本是不会完全自行消失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按照内在的规律性而转化为社会主义的！”[1]
伦纳也像几乎所有其余比较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抽象地在理论上主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两种可能性：和平的和革命的。对第二条道路，伦纳虽然也着重指出了，但这正像我们在后面从奥·鲍威尔那里所看到的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书面上的宣言，而且是把它当作防御性的和最后应急的措施，当然，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措施总是要遭到失败的。伦纳在他的一本书中指出，“这种突破，在这一个国家里可能是不通过暴力革命就达到了，而在另一个国家，也许是在大多数国家，则只有通过与旧制度的代表进行暴力冲突才能达到”[2]，二者必居其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者必须经常准备实现后一种可能性，而首先是要经常准备实现第一种可能性”[3]。
这在理论上无疑是唯一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且是彻底辩证的观点。但是根据上述分析和下面我们将要谈到的其他某些观点，伦纳实际上是在竭力设法使工人阶级的活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走向改良主义。他认为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正在日益社会化（即指积聚、集中、国家的影响等等）。因此在伦纳看来，打碎这样的国家是不可理解的。而是恰恰相反！“所以，我们要把现有的卡特尔和康采恩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在目前还没有康采恩的地方，要由国家建立起这种组织。”[4]伦纳的主要意图就是使无产阶级相信，国家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因此对国家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一个极为有害的错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之所以捏造出这种国家“虚无主义”，只不过是为了借以掩盖自己的改良主义及他们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合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对国家的虚无主义观点，所以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混淆起来。
[1]K.Renner,DieWirtschaftalsGesamtprozessunddieSozialisierung,Berlin1924,str.370.
[2]K.Renner,DieWirtschaftalsGesamtprozessunddieSozialisierung,Berlin1924,str.370-371.
[3]K.Renner,DieWirtschaftalsGesamtprozessunddieSozialisierung,Berlin1924,str.371.
[4]K.Renner,DieWirtschaftalsGesamtprozessunddieSozialisierung,Berlin1924,str.373.
伦纳在他后来的著作《实现的途径》中走得更远了一些。把国家的概念扩大为“合作社国家”“工会国家”“经济国家”等等，这样一来，任何比较广泛的社会组织都具有了这种特点和性质。在前面提到的著作中，伦纳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本身，并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走向社会化的道路，为此首先必须靠国家的行动；而现在他研究的是另外一些途径，即资本主义发展内部的社会主义主要体现者：合作社组织、工会组织、社会保险机构、消费联合会等等。“看来，一个民主的经济国家正在全面地成长：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旧世界的卵翼下发展起来。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的理论一直是方向模糊的，只注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扩展和周期性的运动，并期待着将来社会主义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一定时期经过突然转变而降临人间。这种社会主义理论也耐着性子考虑了我们作为经济民主所指出的每一个别现象，但是它至今没有考虑过这些现象的总体。这种理论尤其是忽略了这一现象：还在这种社会运动内部，走向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发展就已一步步地伴随着资本。”[1]
因此，在伦纳看来，既要避免那种由于过分地只指望经济过程的自发作用而产生的政治无为主义，也要避免那种只考虑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的超能动主义，似乎通过一次打击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和实现社会主义。[2]因此伦纳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实践问题就是在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之间实行合理的分工”[3]。
[1]K.Renner,WegederVerwirklichung,Berlin1929,str.128-129.
[2]K.Renner,WegederVerwirklichung,Berlin1929,str.129.
[3]K.Renner,WegederVerwirklichung,Berlin1929,str.136.
因此，实际上伦纳是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一系列的方法，他说这些方法是新东西，其实这些方法在当时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旧货色：这可以说是蒲鲁东的互助主义、英国的合作社运动、费边派的改良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主义的混合物。我们并不想以此来否定现代资本主义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以及工人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某些目的而对国家施加影响的必要性。而且这始终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之一。尤其是在目前国家日益处于独立地位的时期，这种斗争方式必然会显得更有成效和必不可少。但是另一方面他忽略了事物的真相、忽略了现代国家依然明显具有的阶级实质、忽略了阶级矛盾及其尖锐性，而且散布一种幻想（在有可能发生例外的条件下），认为资产阶级将容许无产阶级通过一般的议会活动取得对国家的政治领导,因而认为对国家应无限尊重——这在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的时期就意味着解除工人阶级武装。说到底，这就是鼓吹国家主义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过去不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是社会主义。[1]
伦纳对国家的崇拜达到何等地步，这从他对战争和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所做的评价，以及他关于解决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的观点中都可以看得出来。[2]因为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费拨款的时候，他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是正确的。甚至当俄国已爆发革命时，伦纳还在他1917年的著作中指出，看来如果追随李卜克内西的立场，其结果只能是德国的毁灭。同时波兰和其他某些民族也仍然不会得到自由，而俄国的沙皇制度则会继续取得胜利。因此，“胜利的沙皇制度会战胜俄国的一切革命尝试，可见备遭非难的谢德曼派的社会爱国主义或社会帝国主义，也像布尔什维克的社会革命主义一样，都参加了俄国的革命”[3]。
[1]还必须着重指出，伦纳，尤其是在他的后期著作《人和社会》（MenschundGesellschaft,1952）和《现代社会的变化》（WandlungendermodernenGesellschaft,1953）中，清楚地看到：利用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法令，还消灭不了剩余价值的占有和剥削。排除资本家并不意味着排除轮流执政和轮流剥削的国家官吏集团。伦纳认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实行的不是民主自治制度，而是使技术专家和官僚具有无上的权力。
[2]“在战争爆发时，除了和自己的国家站在一起，没有可能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但是人们却不公正地以谩骂口吻把这叫作社会爱国主义。那些信口谩骂的人们应当首先证明：在实践上和道义上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某种行动，在这种时刻也在可能采取国际主义的行动！”（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r.353）
[3]K.Renner,Marxismus,KriegundInternationale,str.368.
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巧妙之极的玩弄。没有必要再一一列举伦纳的其他许多类似的观点：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的观点，关于无产阶级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以前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关于进一步为艾伯特和谢德曼的立场进行辩护的观点等等。只要着重指出下面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伦纳后来出任了奥地利共和国的内阁总理，他是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意图的。然而他却遭受到和所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相同的命运：先是遭到陶尔弗斯（E.Dollfuss）的基督教社会党人的反动政权的驱除，继而又遭到法西斯党徒的驱除。
四、奥托·鲍威尔
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鲍威尔（1882—1938）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几乎是最重要的人物。他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观点也就是这个党的政治活动的基础。由于奥匈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民族问题是这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鲍威尔正是从这方面对民族问题做了极其详尽的分析。但是他的这一著作就已经表现出某种动摇的理论观点；正因为有这一特点，这一著作就预先提出了在以后各种事件中所采取的妥协政策，这种政策使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也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遭到彻底的失败，并使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得到胜利。鲍威尔论述民族问题的那本书，虽然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但是它关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许多观点和结论却完全没有这种性质。他认为“民族问题只有用民族性格的概念才能解释”[1]，这个出发点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心理主义色彩，这一色彩后来在许多方面都为进一步分析问题打上了烙印。
鲍威尔分析的出发点，不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一定的政治、语言和文化等等的共同体，以及在这种共同体中，为了共同的生活和共同的利益等而必然会形成的某种相对固定的性格特点，而是从结果出发，因此他首先把民族说成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民族是性格的共同体，因为从一定时期的民族的大多数同胞身上可以发现一系列彼此一致的特点，因为一切民族虽然作为人来说都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各个民族毕竟都各自有其一系列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把它们彼此区别开来；民族并不是绝对的性格共同体，而只是相对的性格共同体，因为同一民族的各个同胞，虽然在整个民族共有的特点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他们毕竟另外还各自有其个人的特点（包括地方的、阶级的和职业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把他们彼此区别开来”[2]。
进而，鲍威尔指出，民族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世代相传的自然特点的自然共同体，而且首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一点并不是决定人们的民族性格的原因，因为人们的民族性格是由人们的命运决定的。所以民族的历史有两方面的作用：发扬光大自然特点和文化成就。“民族无非是命运的共同体。但这种命运的共同体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自然地继承由民族共同命运形成的特点，另一方面是传递由民族命运所特别决定的文化财富。”[3]
[1]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2.
[2]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6.
[3]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24-25.
在鲍威尔给他的基本概念，即他认为对民族具有本质的影响的“民族性格”下的定义中所包含的心理主义，在他试图从狭义上给这一概念下定义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狭义的民族性格概念，如果除去—个民族所固有的体质特点和精神特点的总和，那所指的就“只是志趣意向的差别，即同样的动因引起不同的运动、同样的外界情况引起不同的对策这样的事实”[1]。另一方面，鲍威尔在阐述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民族理论时，在同主张民族具有六个基本要素的意大利的社会学家进行论战时，又表示他也不否认说明民族特点的其他一些因素。“这样我们就不是一般地罗列民族的因素，而是首先提出了一个体系：作为动因的共同历史、共同文化、文化创作素材的共同来源，以及共同语言，而共同语言又是共同文化的媒介，它一方面是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在产生共同的文化。”[2]
根据以上所述，无论如何对下面这一情况就不会感到奇怪和偶然：鲍威尔在民族解放和建立本民族国家等问题上，把心理学因素以及文化因素都包括进去了，但是却把社会学因素忽略了。在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上，鲍威尔认为，这些国家中各民族的工人阶级的纲领性要求应该是“民族自治，民族自决”[3]。但是，在这里也表现出鲍威尔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以及他对那些清楚地指明在现代历史上趋向于龜立各民族独立国家的历史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忽略。因此，鲍威尔不是按照列宁理解的意义把自治和自决理解为国家分离和完全独立的可能性，他实际上是把这理解为联邦制。他说：“可以设想的实现民族自治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把民族组织为地域团体（Gebietskörperschaft）。各个民族居住的地域，应是彼此分隔的。各民族在它们的疆界以内建立国家，独立地满足自己的文化耍求，调节居住在本地域内的所有人的关系，即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奥地利境内的所有民族组成一个联盟的国家，由它来管理各民族的共同事务，保护各民族的共同利益。”[4]
[1]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111.
[2]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131.考茨基早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1907—1908）中，就已经驳斥了鲍威尔的民族定义中的这种心理主义；他直截了当地指责鲍威尔低估了趋向建立民族国家的力量。潘涅库克在《阶级斗争和民族》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鲍威尔，认为他的观点是非历史主义的，是民族机会主义，强调要用阶级观点来提出民族问题。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1913年）中，列宁在他针对罗·卢森堡关于民族问题的观点而写的《论民族自决权》一文（1914年）中，也都同样地驳斥了鲍威尔的观点。
[3]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319.
[4]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324.
我们还将看到，在以后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关头，鲍威尔的观点总是暴露出一定的不彻底性和不坚定性。鲍威尔和奥地利的其他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总是在寻找各种困难和障碍；据他们看来，由于存在着各种困难和障碍，必须正视和实现某些必要的中间阶段。鲍威尔在民族问题上不是采取极端彻底的立场，即不是采取宣布民族自决权的立场，而是主张成立联邦作为过渡阶段，因为他认为当时民族原则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多民族的国家。虽然鲍威尔已经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现代政策已不再是建立民族国家，而是建立那种居领导地位的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多民族国家，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这些观点，只不过希望在联邦的范围内做某种不切实际的改善。鲍威尔以为，若是奥地利帝国完全崩溃，就意味着周围列强的帝国主义的胜利，这也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失败。由于存在着这种忧虑，鲍威尔认为“奥地利境内各民族”工人的直接目的，“不是实现民族囯家，而只是在现存的国家范围内实现民族自治”[1]。鲍威尔在他这本书的第532页上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拟定了在民族民主联盟国家（Nationalitätenbundesstaat）的基础上解决奥地利民族问题的各项纲领。
[1]O.Bauer,DieNationalitätenfrageunddieSozialdemokratie;Marx-Studien,IIBand,Wien1907,str.50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十月革命爆发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欧洲其他国家来说也已成为工人阶级一切理论和实践所环绕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鲍威尔又采取了在理论上处于布尔什维克和右翼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以致最后在实践上竟走向考茨基的机会主义。
对民主的崇拜，竟使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们受到如此的迷惑，以致他们基本上已不能正确地分辨内核和外壳。他们根本不能从这些分析中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根本不能像列宁一样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民主实质上都是专政，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要比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更为民主，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中的多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等于是多数人的政权。
正当这些暴风雨般的事件迅猛发展的时候，鲍威尔写出了一本关于苏维埃专政和民主问题的小册子。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一个对问题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不正确的提法。鲍威尔在文章的开头写道：“今天有一个大问题吸引住了各国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今天正在进行争论的关于是民主还是苏维埃专政的问题。”[1]我们在下面将看到，鲍威尔给民主下的定义虽然不正确，但是他却比诸如考茨基、伦纳或伯恩施坦等人更辩证地分析了革命途径的问题。他正确地指出，应该考虑到经济条件和其他情况的差别，因为它们将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事件发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他认为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无产阶级解放的真正手段，一般说来和就其本身说来，到底是苏维埃专政还是民主；也不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是否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都必须以民主或专政作为前提。我们应该切实地提出问题：对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时代来说，真正的武器到底是民主还是专政。”[2]
[1]O.Bauer,RätediktaturoderDemokratie?Wien1919,str.2.
[2]O.Bauer,RätediktaturoderDemokratie?Wien1919,str.4.
虽然问题的提法比考茨基正确得多，但结论仍然是一样的。鲍威尔也是根据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情况严重等等分析，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宣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奥地利向俄国靠拢，那么这就意味着同协约国发生一场新的战争，而这也就意味着这个精疲力竭的民族的灭亡。因此，他总是考虑种种情况，总是存在重重顾虑，以致没有能使一个典型的革命形势（因为这里所谈的正是革命形势，而不是某种和平状态），使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总崩溃产生合乎逻辑的革命结果。鲍威尔虽然原则上并不否认苏维埃专政，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就苏维埃的形势来说，民主是取得政权和最后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
我们认为，问题正在于政治上的鼠目寸光、左右摇摆和机会主义。无论在德国或奥地利，当时的形势都是极其有利于革命的。凡是想起“挽救”或“稳定”形势之类作用的做法，都是帮资产阶级的忙，而资产阶级正是在社会民主党的帮助下通过这种方式恢复起来的。资产阶级丝毫也没有陶醉于民主的幻想。它需要自由民主，也需要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来当它的部长（鲍威尔就当过），但这都以使它得以恢复元气为限。一到紧要关头，资产阶级总是会极其粗暴地抛弃这种姘居关系。因此，我们对鲍威尔在陶尔弗斯攻击并粉碎社会民主党之后流亡国外时对奥地利社会主义的兴衰发展过程所做的描述和分析，并不感到可怜和震惊，他说：“和平的和‘安适的’奥地利怎么一下子会这样了呢？1918年旧的资产阶级王国崩溃了，当时除了一场一败涂地的战争、备受破坏的经济、食品的极端匮乏和货币的飞速贬值（这一切的影响犹如洪水泛滥一样）之外，在这个王国的废墟上没有能够给新成立的共和国留下任何东西，但是当时在奥地利进行的巨大改革，要比它的邻国和平得多。当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做到了不用暴力，而用和平的说服方法平息了、制止了那些从战壕的血泊和泥污中回到祖国的饥饿群众的愤怒情绪，并使他们在复兴国家的和平劳动中成为有用的人。在奥地利处于匈牙利和巴伐利亚苏维埃专政之间的时期，它是一个和平的孤岛，在它的东边和西边都在大量流血。而现在，趾高气扬的法西斯主义却制造谎言，把那些在自己的全盛时代能够如此成功地使饥饿群众采取克制的态度、采取和平的温和态度的人们，说成是一群杀人凶犯，说他们除了给国家带来血腥灾难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1]
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革命政治家不应该抱有幻想，以为在革命形势下挽救资产阶级和平息革命情绪的行为，最后会得到资产阶级的慷慨奖赏。阶级利益毕竟是十分强烈的和起决定作用的，以致资产阶级奖赏给自己阶级敌人的只是一些无耻的嘲弄和极其下流的诽谤。
[1]O.Bauer,Ustanakaustrijskihradnika,南斯拉夫奥地利侨民救济总会1934年出版，第6页。
鲍威尔也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热烈的论战，他特意写了一本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书，书中也表现出了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鲍威尔理论观点的特点。鲍威尔对俄国社会的发展做了分析，并试图说明俄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特点。在这里他也采取了某种中间立场。他并不否认在俄国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他也同样地不能丢掉考茨基主义的幻想：认为民主是根据平等的和自由的选举权产生的多数人的政权。对形式上多数的迷恋，已经在社会民主党人的思想上根深蒂固，以致完全妨碍了他们的革命活动和对各种事件的评价。鲍威尔也是这样，他对各种事件的评价没有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因为实际上无论在人口和选票方面暂时在形式上是否占多数，欧洲无产阶级当时已先后处在实现革命变革的形势之下，相反，他认为俄国的发展路线必然使农民在政治上占优势，因为农民是大多数！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等到广大人民群众有了较高的政治觉悟的时候，这种专政一定会被民主所代替。“这一发展过程在最初可能是这样进行的：俄国农民逐渐学会行使苏维埃制度给予他们的各种权利，从而使苏维埃制度中的各种机关为实现农民的目的服务，把那个由于农民缺乏政治积极性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苏维埃制度变成实现农民意志的工具。可是，农民的进一步兴起，最后定会使苏维埃制度丧失它的整个社会基础。因为苏维埃制度只是一种法律形式，它体现着无产阶级少数人的专政，而这种专政只是由于农民群众处于封建的愚昧无知状态才成为可能和得到支持。只要农民本身即国内绝大多数人掌握了政权，他们就一定会粉碎少数人专政的法律形式。农民政权可能暂时地采取依靠农民群众支持的恺撒主义专制形式。但是大多数人的政权，即群众的、民族的政权，其长远的法律形式应是民主。
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而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专制制度所负的历史使命，就是使农民群众摆脱在沙皇暴政下被迫形成的无文化状态，从而为在俄国实行民主制度创造前提。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像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所说的那样，是俄国的最后的、终结的国家形式，它将一直保持到国家完全‘消亡’为止。恰恰相反，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俄国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至多也只能延长到俄国人民群众在文化上足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时候为止。”[1]
鲍威尔极其简单地解决了在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问题。认为其根源实质上就是俄国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文化落后。[2]
鲍威尔也和德国的和奥地利的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总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对立起来。他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少数人的暴力统治不是一回事，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比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广泛的民主；他也不懂得，贫农和小农，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必然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同盟者。
[1]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69.
[2]鲍威尔的原话如下：“只有用俄国工人的文化落后才能说明，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一定会由无产者群众本身的统诒变成无产阶级少数先进入物的专制。专制的社会主义是在俄国农民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政治民主，而俄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实行工业民主的发展阶段上出现一种引起社会革命的发展的必然产物。专制的社会主义是俄国文化落后的产物。”（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63-64）
因此鲍威尔会得出这样一个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是很荒谬的看法：“工业自治制度（industrialselfgovernment）的建立，不是来自专政，而只能来自有计划地由政治领域向国民经济领域扩大民主。”[1]好像无产阶级专政真的没有实现一般社会民主的任务，好像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民主总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以毫不足怪，鲍威尔根据这些观点就给民主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国家权力的分配，只是由社会力量因素来决定，而不是由于使用物质的暴力手段使其变得有利于某一个阶级。”[2]鲍威尔仅仅是从形式上来理解民主，而不能理解民主的本质。他虽然也看到，一切国家，包括民主国家在内，都是以暴力作为基础的，但是他认为国家使用这种暴力，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法律规章得到尊重，防范少数不法分子的违犯。而这些法律、法令和规章的内容，在他看来，不是由一个阶级的暴力决定的，而只是由各阶级的社会力量因素决定的。因此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这样一种看法，资产阶级只要在议会中占有多数，也就有权使用暴力来维护现行的法律，而无产阶级如果在革命后建立起譬如苏维埃专政，那它就不是实行民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的政权是民主的，而工人阶级的政权由于限制了资产阶级的权利，从而就是不民主的！鲍威尕对这点也明确地做出结论说：“和其他一切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的基础也是由一个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用武力强迫社会接受这样一种宪法，这种宪法保证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力量，比它在民主制度下，即在各种社会力量因素自由发生作用的条件下所能拥有的力量要强大……和一切不民主的制度一样，苏维埃专政也是靠用暴力压制被统治阶级，即靠打内战的方法建立起来的。”[3]
[1]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99.
[2]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109.
[3]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112.
鲍威尔的结论也和考茨基的一样。这就是：为了避免发生内战，就要走议会民主的道路。就好像内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就好像资产阶级在有可能推翻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权的任何时候都不会发动内战。
鲍威尔观点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和典型的右翼社会党人的观点不同，他在理论上承认，在各主要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而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如果民主机关不能继续发挥作用，那么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就要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本阶级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是阻止资产阶级粗暴的反革命专政的唯一手段。”[1]
在鲍威尔看来，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况，实际上也是一种肪御性的手段。这里的唯一缺点，唯一的但也是最主要的缺点，就在于他没有看到，这样较量力量，一般地说，无产阶级非打败仗不可，因为军队、警察、武器等等事先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手里。硬让无产阶级去维护议会民主，使其不受资产阶级阴谋破坏，这就是向无产阶级提出了一个低于历史要求、低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现代社会中所负的使命的任务。这种机会性（eventualnosti）的政策，直到今天始终只能遭到失败。
为了把问题说得更加表面圆滑和内容模糊，鲍威尔承认：即使以民主的方式取得政权，无产阶级的政权也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议会就应该采取暴力手段来粉碎资产阶级的积极反抗。“这也可以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是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专政全然不同的一种专政。这不是反对民主的专政，而是民主的专政。”[2]
[1]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114.
[2]O.Bauer,BolschewismusoderSozialdemokratie?Wien1920,str.113.所有这些观点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都迴到了列宁的痛斥，他指出，这一切只不过是孟什维主义在德国的翻版：“徳国人可以从这本书里清楚地看到，究竟什么是盂什维主义（它在俄国革命中所起的可耻作用，各国工人都已有足够的了解）。尽管奥托·鲍威尔把他对孟什维主义的同情掩盖起來，可是他写的却是一部道道地地的孟什维克式的诽谤作品。”（V.I.Lenjin,Dokladomeždunarodnompoloženiiiosnovnyhzadačahkommunističeskogointernacionala,19.jula1920,sv.31,1950,str.204.〔参见《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译者注〕）
鲍威尔的这些观点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提法：通过民主的途径争取掌握政权，但要准备在资产阶级反抗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后来鲍威尔又把他的这些观点作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一条纲领提出来了。例如1926年鲍威尔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林茨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就是这样公开讲的。鲍威尔在解释该党的纲领时说道：“但是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甚至在它已失去人民的大多数时，也不会轻易地撒手丢开政权。今天尚以民主方式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到那时候就会成为反民主的、君主专制的或法西斯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将使用一切手段来保持政权。我们不能上当。当我们以民主方式夺取政权的时机成熟时，资产阶级就要设法破坏民主制度，建立法西斯专政。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防备这一点呢？我们应该进行教育，为自卫做好准备。我们的新的党纲指出：只有在资产阶级不敢进攻民主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用民主的手段取得胜利。可是，如果资产阶级敢于破坏民主，那么无产阶级就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用暴力夺取政权。”[1]
暴力的作用成为纯粹防御性的，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策略和斗争首先在于依靠议会制度和陶醉于选举的胜利。所以就毫不奇怪，每到决定性的时刻，例如在1934年奧地利出现的一些时刻，社会主义工人党总是无能为力的，甚至在当时存在于奥地利的武装组织“防御同盟”（Schutzbund）的支持下也是如此。
[1]O.Bauer,Svjetskipoložajsocijalizmaisocijaldemokratskiprogram,转引自“Radnižkogjedinstva”,str.22。
鲍威尔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批评苏联的某些从整个国内外情况来看已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是必然性反映的措施时，也和其他许多社会党人一样，很好地指出了这些措施的错误。他在其论述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指出，只有恐怖的专政才会强迫农民实行集体化，这在经济上必然会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在这种集体农庄中劳动的质量必然很差。这种农庄只有用农业技术设备很好地装备起来，才能够使其内部得到巩固。鲍威尔把这种经济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并认为国家资本主义专政应该通过劳动群众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当掌握国家生产机构的专政被劳动群众的民主所废除时，就会从专政的国家资本主义中产生出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1]在这部著作中鲍威尔仍然坚持工业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坚持同工业官僚和农民进行合作。同时也重复提到他的一个主张：如果资产阶级企图用暴力手段破坏民主制度，就用暴力夺取政权。
所有这些观点多半都被宣布为“维也纳国际”即所谓的第二半国际的基本原则。这个国际正是在奥地利社会党人希法亭和鲍威尔以及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的。1920年12月7日，在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瑞士社会民主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的伯尔尼预备代表会议（1920年12月5—7日）上通过了一个告各国社会党人的宣言。这个宣言的基本纲领要求之一就是：“专政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要根据各国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而定。如果无产阶级是以民主手段掌握了政权，那么在资产阶级反抗时，这个民主的国家政权也不得不实行专政。如果还在争夺政权的决定性阶段，民主制度就由于阶级矛盾尖锐而被破坏，那么专政就应该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组织的专政形式。而专政机关按照各国的情况可以是工人苏维埃、士兵苏维埃、农民苏维埃、地方自治单位（公社）或该国所固有的其他阶级组织。”[2]这个宣言同样地还宣布了一条其本身也是正确的纲领：“正像各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实现的一样，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将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3]
[1]O.Bauer,KapitalismusundSozialismusnachdemWeltkrieg,IBd.,Wien1931,str.223.
[2]引自KarlDiehl,UeberSozialismus,KommunismusundAnarchismus,Jena1922,str.424-425.
[3]KarlDiehl,UeberSozialismus,KommunismusundAnarchismus,Jena1922,str.425.卡·迪耳另外还写了一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著作：《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1920年耶拿版；这本书也属于资产阶级科学中对这些问题做客观主义论述的一类著作。关于鲍威尔，还可参见奥托·莱希特的新作：《奥托·鲍威尔》，1970年维也纳版。
但是第二半国际的理论和实践却与这些正确的观点相反，基本上是和鲍威尔理论观点中的主张相一致的。这个国际由于对资产阶级采取了动摇的态度，对俄国发生的事件采取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所以很快它的成员就发生分裂，有的加入了第三国际，有的又回到了第二国际。最后在1923年，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终于在汉堡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国际对布尔什维克和第三国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它强调了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创造作用，认为战后社会民主党在许多国家中对恢复正常生活做出了很多贡献，因此要求让社会民主党参与国家和经济问题的决策。于是联合政府的制度就被宣布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最好的，即民主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经济方面要求有一种联合劳资双方的附属组织。
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了新的时期和深刻的分裂。在这次分裂中，旧国际的社会党人和新国际即第三国际的共产党人都把他们之间的分歧看得非常严重，以致使他们双方都完全忽略了那种把他们这些人全都看成是自己的阶级对立面的危险势力。由于他们的不团结和不清醒，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随后又在德国和奥地利取得了胜利。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鲍威尔所设想的一种可能性被证实了。但是并没有证实，在这种形势下采取防御性的革命策略是对付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良药。在资产阶级掌握着军队、警察、报刊和被收买的自由报刊代理人，而且自由又是一种不负任何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的自由的情况下，任何反抗都必然是失败。奥地利社会党人偶尔进行的一些为时过晚的反抗，也遭到了和老老实实地把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的头颅放在法西斯主义的斧头下受死一样的失败。
看来这一切以及后来的一些悲剧性事件，还没有使国际社会主义受到足够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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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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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一、奥古斯特·倍倍尔
二、路德维希·沃尔特曼
三、爱德华·伯恩施坦
四、弗兰茨·施陶丁格尔
五、弗兰茨·梅林
六、卡尔·考茨基
七、罗莎·卢森堡
八、亨利希·库诺夫
九、安东尼·潘涅库克
俾斯麦实施了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并没有能阻止社会主义运动的壮大。处于非法地位的党，获得了愈来愈多的拥护者。德国的民族资本也蓬勃发展，这使德国迅速成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德国必然渴望在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中分得一定的地盘。
在这同一个时期，在巴黎成立了第二国际。正值世界博览会举行之际，有两个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开幕：一个是可能派召开的，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召开的。前者垮台了，而在后者的会议上成立了第二国际（1889年），第二国际在一切问题上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国际直到1900年还没有建立常设的中心。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有义务按照它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来贯彻代表大会的决议。只是到了1900年，才在布鲁塞尔设立社会主义国际局，但是，就连这个机构也不是第二国际的执行机关（当时的主席是艾·王德威尔得〔E.Vandervelde〕，书记是卡·胡斯曼〔C.Huysmans〕）。
由此，一方面可以看出，恩格斯清楚地知道，在如此波澜壮阔、分支众多的革命运动和革命过程中，不可能由一个中心来实行权威的领导；另一方面，无论是他或是马克思，都从来不曾打算充当无上的权威来一贯提出种种现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决议，他们总是想在各国社会党人争取实现历史发展内在趋势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成为他们真诚的同志和顾问。
刚才说过，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更加壮大了。70年代末，党在选举中已经获得了超过10%的选票。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候选人是由各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提出的，而不是由党提出的，因此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党员可以成为议员。
由于本国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不同意继续延长反社会党人法令，1890年1月25日该法令没有得到重新通过，而到同年10月1日被彻底废除。党在80年代末在选举中已获得50多万张选票，而在1890年2月则获得近150万票。在这种形势下，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10月14一20日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由考茨基和伯恩施坦起草的著名纲领。此外还有两个草案：一个是由奥艾尔（I.Auer）、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另一个是由马格德堡反对派（保尔·康普夫麦尔〔PaulKampffmeyer〕）提出的。但是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的草案取得了胜利。
爱尔福特纲领后来多次成为争论的对象，特别是因为许多人把它看作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后来采取的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劳资结合政策的基础。但是这种政策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这个纲领，因为纲领提供了党进行各种活动的可能性。投降政策是由许多其他情况决定的，关于这些情况以后还将谈到。
纲领的第一部分是原则性的，由考茨基起草，第二部分谈党的直接任务，出自伯恩施坦的手笔。第一部分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发展导致生产资料的垄断化，小生产者受到排挤和破产，工人变成一无所有的无产者。这一发展，对于无产者以及日益没落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来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意味着他们遭受贫困、压迫、屈辱和剥削。阶级对立日益尖锐，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危机而日益激化。这种情况的解决办法只能是把生产资料——土地、矿山、原料、工具、机器、交通手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以及把商品生产变为由社会管理和造福社会的社会主义生产。这只能是工人阶级的事。“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斗争必然是政治斗争。工人阶级没有政治权利就不能进行自己的经济斗争和发展自己的经济组织。工人阶级不掌握政权就不能实现把生产资料变为一切人的财产。
使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具有自觉的和统一的斗争的形式，并指出这一斗争的必然目标——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
由于具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一切其他国家的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团结一致。党不是为某种新的特权而斗争，而是为消除阶级统治和阶级本身而斗争，为实现一切人不分性别和出身的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而斗争。党反对对某一个阶级、政党、性别或种族实行任何奴役和压迫。
从这些原则出发，在纲领的第二部分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直接要求，其中有：凡年满二十岁的人都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以秘密投票的方式行使；由人民直接立法；国内、省内和区内人民实行自决和自治；用民兵代替常备军；由人民代表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通过法律途径消除一切国际争议；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妇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宣布信教是私人的事，取消用于教会和宗教目的的公共资金；国民学校的世俗性、义务性和免费制；法律保护和卫生保健的免费制；实行累进税；最后，制定本国的和国际的有效的劳动立法。
[1]《爱尔福特纲领》（DasErfurterProgramm），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255）。
不能否认，纲领没有提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化的要求，即没有提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样，纲领也没有把这一斗争看成政治斗争，没有为这一斗争提出夺取政权的目的。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就已经在口号中和行动中存在一种愿望，即不要以比较彻底的方式破坏合法的界限，这种愿望在后来表现得十分强烈。因此，纲领中没有明确地提到必须废除君主制的国家主义结构以及行政机关的特权，没有特别强调每一个阶级的革命权，而对工人阶级则是无产阶级专政权。纲领中原来设想作为当前要求和直接行动政纲的第二部分，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表明的，几乎变成了整个纲领，因为如果撇开上面引过的第一部分的某些原则，第二部分包含了采取改良主义行动的相当完备的政纲。
可见，十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的分裂，在这个纲领中已略现端倪。
在那些坚持革命斗争的立场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异常器重的革命运动老战士中，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
威廉·李卜克内西（1826—1900）不是一个在理论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但是他多年的积极工作，对德国和欧洲工人运动做出了许多贡献。李卜克内西是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以后在伦敦流亡期间是马克思的好友，后来同倍倍尔一起，创立了爱森纳赫工人党，并且都是该党在德国帝国议会中的第一批议员。李卜克内西是《前进报》的主编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如：《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1872年），《论土地问题》（1876年），《法国革命史》（1890年），《罗伯特·欧文》（1892年）和《回忆卡尔·马克思》（1896年）。
威·李卜克内西是真正的人民喉舌，并同倍倍尔一起，是19世纪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重要的人物。
一、奥古斯特·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作为一个政治家具有更大的影响，他在各方面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著名的政治领导者、杰出的演说家和彻底的革命者。除了《德国帝国议会和地方议会的议会活动和社会民主党》（1876—1893年），《基督教和社会主义》（1892年），《沙尔·傅立叶》（1888年），《社会民主党和普选权》（1895年）和《我的一生》（1910—1914年）等著作以外，倍倍尔还写了一本在工人运动中流传极广的书《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年）。倍倍尔根据大量文献资料，指出了社会主义者对待妇女解放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妇女在社会上受压迫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原因。这样，德国的一个党通过这本书第一次提出了彻底消除妇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平等的要求。
当修正主义一露头，倍倍尔就尖锐地反对伯恩施坦的论点，并结合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指出这些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倍倍尔不是一个理论家，也没有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是这里有必要至少谈一谈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在斯大林主义时期不仅被弄得混乱不清，而且被弄得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意图截然相反。
首先，倍倍尔十分明确地向伯恩施坦指出，他在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和所谓个体资本缩减理论等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倍倍尔援引了马克思完全相反的论断，并得出结论说：“可见，这里又十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企图长期压迫工人阶级的趋势遭到了回击，工人正在组织起来，并在共同的斗争中迫使资产阶级做出让步。”[1]由此可见，倍倍尔所坚持的这种明确的观点，不仅不与马克思的分析发生矛盾，而且符合现代社会的整个发展状况，即工人阶级的处境正在改善。倍倍尔得出结论说：“的确，大部分工人的状况有了改善，绝对地说，同过去相比有了提高；这种改善同统治阶级过去和现在的状况相比，是否也有相对的改进？对这个问题，若不做进一步的探讨，不能到处都做出肯定的答复。”[2]
因此，现代斯大林主义思想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顾大批国家在经济上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仍然教条主义地坚持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观点。
倍倍尔在这场争论中做了出色论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自由的问题。当时某些修正主义者大叫大嚷地指责宗教裁判和教条主义，倍倍尔对此发表了一种无论在夺取政权阶段或是在革命胜利后的阶段都能促进社会主义运动顺利发展的唯一可行的主张。他写道：“实行宗教裁判必须先要有教条。然而，如果说有一个党不存在教条，那么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如果说有人坚决反对并从我们的头脑中坚决清除教条主义，那么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也就是今天在某些方面被人们津津乐道地称作教条主义代表者的人。可见，在我们这里没有教条，因而也不存在宗教裁判。如果一个党按照纲领，把要求现存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取消限制思想发表的一切障碍当作自己的首要要求之一，可是它向现存社会提出的这种要求竟不适用于本党同志，这岂不是陷入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境地。批评的权利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公认原则。批判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愉快的。受批评永远是不愉快的，因为无论是人或是政党都不会一夜之间就改变自己的观点。这里，必须先出现一系列的情况，然后才能纠正个人的意见，甚至广大群众的意见。批评自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3]
[1]A.Bebel,Napadinaosnovnepogledeitaktičkostajalištepartije,IzzbornikaMarkx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364.
[2]A.Bebel,Napadinaosnovnepogledeitaktičkostajalištepartije,IzzbornikaMarkx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367.
[3]A.Bebel,Napadinaosnovnepogledeitaktičkostajalištepartije,IzzbornikaMarkx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338.
请看，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这些基本前提，在第三国际和斯大林主义时期竟被修正和抛弃到了什么地步！那种认为政治中心的观点在一切政治、学术甚至艺术问题上都是不可动摇的决定的主张，竟根深蒂固地成了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证据”，同时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那些以自己的活动郑重宣布了未来的自由个性的人们——党性原则的最高表现！
此外，当人们宣布武装革命是唯一可行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原理时，他们也是在坚持一种与马克思、恩格斯、倍倍尔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伟大的革命家的想法截然相反的观点。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相反，倍倍尔表述了辩证的革命思想。他在上述同一著作中写道：“设想在我们党内有人企图制造革命，以便能更好地、更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是荒唐的。并不是革命者在制造革命，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反动派在制造革命。伟大的歌德就曾向他的埃克尔曼说过，如果爆发革命，那只能怪政府。我可以从作家那里给你们举出数十处例证，直到引用老蒙森（Th.Mommsen）的话，他在罗马史中曾非常精彩地说明：当某一政府表明它已经无力解决有关大部分公民利益的任务时，爆发革命便是理所当然的事，那时，过错不在于起义者，而在于暴力挑衅者。党内的同志们！在我们德国，资产阶级本身也是始终从这一原则出发的。”[1]
通过倍倍尔的这一场论战，我们已经看到了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19世纪末是修正主义滋生的时期，修正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造成了影响深远的后果。
[1]A.Bebel,Napadinaosnovnepogledeitaktičkostajalištepartije,IzzbornikaMarkx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377.
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和通常其他现象一样，是多方面的。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的上升时期。在许多国家里，特别在德国，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本身也日益壮大。无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具有群众性，处于合法地位的党也越来越适应于议会的政治斗争方式。合法的大党拥有许多担任领导工作的专职人员、议员、大量发行的报刊的编辑，以及人数众多的工会工作者，党具有越来越多的新特征。所有这些党的官僚和工会官僚“不再想为工人运动效劳，而是想从工人运动中捞一把”[1]。也和所有的官僚一样，他们为组织职能获得尽可能完善的发挥而骄傲，尽管他们的政策收效甚微。“但是对他们来说，运动的组织已由行动的杠杆变成了目的本身；在他们的思想中，目的和手段已经不知不觉地换了位置。在这个阶层看来，群众的任何积极行动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可能越出‘合法的范围’，威胁运动的合法性，或者甚至使例行的常规发生问题。”[2]
[1]W.Abendroth,SozialgeschichtedereuropäischenArbeiterbewegung,FrankfurtamMain,1965,str.71.
[2]W.Abendroth,SozialgeschichtedereuropäischenArbeiterbewegung,FrankfurtamMain,1965,str.71.在论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著作中，阿本德罗特把20世纪初轮廊已经比较清楚的这一过程表述如下：“这样就出现了劳资结合思想的实际体现者，即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它是由党内的官僚（包括党在议会中的代表）和工人委员会（首先是工会和合作社委员会）中的官僚所组成的。它只关心按现有的生存方式继续管理党，并在这一任务范围内保守地思考问题，不想也不能从思想上突破当时的现状。于是很自然，对于这个阶层来说，制度必然或应当比它原先具有的思想更为重要（不是由于主观的利己主义的动机，而是由于对制度的责任感），另一方面这个阶层开始窃取在组织内开展民主讨论范围的决定权。”（W.Abendroth,AufstiegundKrise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FrankfurtamMain,1964,str.39-40）布罗克施米特的论点是，不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是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唯一恰当的表现，而且可以把当时的社会民主党“按其整个性质确定为小资产阶级的党”。（DiedeutscheSozialdemokratiebiszumFalldesSozialistengesetzes,str.107）关于这个时期，还请参见卡尔·埃·肖尔斯基，《1905—1917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分裂的发展》（CarlE.S.,GermanSocialDemocracy1905-1917.TheDevelopmentoftheGreatSchism,CambridgeMass.1955）。
环境大体上可以使人们或者成为革命者，或者成为小资产者，而当时的整体环境在较长的时期里使人过着相对和平的和经济上小康的生活，并在议会中取得成绩，就必然会对上述阶层和党的工作人员的心理产生影响，使他们坚信自己的改良主义幻想。这样，劳资结合政策的实际体现者就在一个革命政党的内部产生出来，而这个党通过自己的最优秀的老战士，继续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口号。[1]
这一政策的最初鼓吹者，在19世纪末就已开始提出以议会斗争代替革命斗争和把无产阶级革命党变为改良主义党的要求。正如我们下面将见到的，虽然他们在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人物那里遭到了有力的回击,但是到20世纪头十年末，前面提到的过程终于战胜了那些看到和感觉到不能用官僚的劳资结合政策而只能用革命的政策来解决面临的危机的人。
现代社会的结构，它的错综复杂的组成部分和发展趋势，实现某些局部性目的多种可能性，而局部性目的可能掩盖当时运动的真正的基本的趋势——这一切过去和现在都是在客观上可能使人们对斗争的目的和方法产生不同理解的因素。至于某一个人主要倾向于修正主义观点还是倾向于革命观点，这当然不仅取决于客观影响，而且取决于他在该社会的主观狀况，即个人的经历、品质，在一定时机明确地区分主次、区分历史发展的主要关键和权宜之计的能力。这一切也就是伟大的革命家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政治家的那些主观品质。
[1]值得注意的是，1904年8月在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目光敏锐的饶勒斯在同倍倍尔就1903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决议谴责了修正主义者的改良主义，不支持参加联合政府的社会党人）进行的一场著名的辩论中，完全承认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的未来，是进步世界最髙尚和最光荣的党之一，但同时也尖锐地指出它在政治上的软弱无力。饶勒斯问道，在外表上的政治实力和采取具体行动的实际能力之间，难道不存在惊人的矛盾吗？而且选举中的实力越是壮大，这种软弱无力看来也变得越是厉害。饶勒斯把这种情况同德国不存在革命传统联系在一起，同德国党和工人阶级不是在巷战中争得普选权，而是由上面赐给普选权联系在一起。对于自己争得普选权的人,很难剥夺他们的普选权，而对于由上面赐给普选权的人，则剥夺普选权要容易得多，例如在萨克森“红色王国”中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思想上软弱无力的另一个原因是，仍然存在着一种反动的君主制，在那里议会只是半截的或几乎是有名无实的议会，因为执行权不在它的手里，它的决定只是一种愿望，国王政府可以任意废弃。（参见J.Braunthal,GeschichtederInternationale,sv.I,Hannover1961,str.284-290）
没有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够避免这一场论战和内部的原则分裂。法国的可能派和饶勒斯派（他们同时都支持内阁主义），意大利的比索拉蒂右派和墨索里尼左派，英国的费边社和工党分子[1]，德国的伯恩施坦分子，俄国的别尔嘉也夫（N.Berdjajev）、司徒卢威（P.Struve）、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J.Tugan-Baranovski）等——所有这些人都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构和内部矛盾的同样条件的反映。不言而喻，坚持上述的社会主义论点和上述实现社会主义方式的主张，就必然会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一般概念发生冲突。因此，几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提出了“回到康德那里去”和把马克思的哲学同康德的哲学结合起来的要求，以代替马克思主义中以独特的方式包含的、经过提炼的黑格尔的因素。“回到康德那里去”这个口号，实际上也是当时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偏见之一。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康德是可以被用来表达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意识的十分理想的哲学家。在当时资产阶级社会蓬勃上升的乐观时期，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经受到他们在数十年后即在社会大震动后所饱受的、深感本身孤立和自己的社会没有出路的那种内部危机。与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制度的种种胜利（哪怕是妥协的胜利）和相对稳定相适应，资产阶级分子在多数情况下习惯于产生自满的感觉。他们的“自我”，他们的自我意识，早已从1848年不光彩的日子中完全恢复过来，同时也没有明显的客观理由要对这种自我意识产生重大的疑虑，或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初期的信念发生动摇。
虽然当时他们就已经激烈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但对于自己的先驱者所夸耀的人道主义伟大理想，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1]费边社是以维伯夫妇（S.Webb和B.Webb）为首的一群知识分子在1883年创立的社会主义团体，参加者还有萧伯纳（B.Shaw）和赫·乔·威尔斯（H.G.Wells）。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改良主义性质的，同时企图把英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他们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英国的边沁主义、达尔文主义、斯宾塞的进化论和现代社会主义的混合物。他们作为工党运动中的一翼，始终是一个人数较少的排他性的集团，但对工党分子的改良主义政策和观点起着重大影响。英国社会主义者亨·海德门（H.Hyndeman）、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Bax）、威·莫里斯（W.Morris）后来都采取了类似的、主要是修正主义的立场。当时由凯尔·哈第（KeirHardi）、拉·麦克·唐纳（R.M.Donald））等人领导的工党运动，后来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但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合乎理想的发展，再也不能沿着黑格尔哲学的路线前进了，因为黑格尔直接引出了马克思。另一方面，自从黑格尔建立起精心设计的体系之后，要想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继续彻底发展辩证法，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可是给它奠定唯物主义的基础，则又意味着不再处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之内和否定本身的社会基础。
这种思想我们可以有条件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思想，其典型的本质特征，正在于它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不意味着要在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社会界限和思想界限，而至多只是提出一种十分理想的要求：通过加强国家的作用，使国家作为某种“中立”的因素而负有解放的使命，以缓和阶级矛盾。当时，这种倾向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表现，就是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阿·瓦格纳〔A.Wagner〕、古·施穆勒〔G.Schmoller〕、路·布伦坦诺〔L.Brentano〕等），他们实质上是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代表。
根据以上种种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60年代李普曼（O.Liebmann）的号召不能是“回到黑格尔那里去”，而只能是“回到康德那里去”。康德在发展哲学知识中的历史功绩是伟大的、无可争辩的，他是一个在主观方面、思想方面，甚至社会方面仍然合乎要求的理想人物。当时大多数哲学流派，都把康德的哲学看作是万宝全书，是唯一的科学基础，是“哲学所经历的最重要的变革”[1]，在康德之后，哲学家“原则上没有创造出任何新的东西”[2]，——这就是新康德主义巴登学派的创始人以激动的心情所写的话。
[1]W.Windelband(文德尔班),WasistPhilosophie,PräludienI,Tübingen1911,str.22.
[2]W.Windelband,WasistPhilosophie,PräludienII,Tübingen1911,str.100.
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对于修正主义的发展有过相当大的影响。这一学派的创始人柯亨（H.Cohen）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伦理学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不能以唯物主义为基础，而应当以伧理学唯心主义为基础，因此，康德由于创立了伦理学和绝对命令而成了德国社会主义的真正鼻祖。如果考虑到先验唯心主义观点，那么得出上述结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先验唯心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规律性是先验意识的规律性，因此，社会规律性不能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来自意识本身（那托尔卜〔P.Natorp〕）。这一学派的信徒鲁·施塔姆勒〔R.Stammler〕、弗·施陶丁格尔、卡·沃伦德尔〔K.Vorländer〕等人直接以康德主义的先验原则为基础，力图把康德和马克思捏合在一起，从而给马克思涂上唯心主义的色彩。[1]
不能否认，其中某些人曾进行重大的尝试，企图本着社会主义的精神来树立新的人性，并且企图把康德和马克思捏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这一工作中所持的哲学立场和思想立场，直接否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客观历史趋势，是现代历史矛盾和人的积极活动的必然结果，这样，他们也就必然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
这实际上也就是修正主义本身的基本社会纲领和思想纲领。
[1]特别详尽地叙述这一思想的著作有：赫·柯亨对朗格的《唯物主义史》（GeschichtedesMaterialismus）一书所做的《带有批评性补充意见的前言》（EinleitungmitkritischenNachtrag,1896），以及《纯意志伦理学》（EthikdesreinenWillens,1904）；保·那托尔卜的《社会教育学。意志在共同的越础上形成的理论》（Sozialpädagogik.TheoriederWillensbildungaufd.GrundlagederGemeinschaft,1899），《社会唯心主义》（Sozialidealismus,1920）；鲁·施塔姆勒的主要著作《从唯物史观看经济和法》（WirtschaftundRechtnachdermaterialistischenGeschichtsauffassung,1896），《社会主义和基督教》（SozialismusundChristentum,1920），在后面这本书中，他认为基督教具有更大的意义；而弗·施陶丁格尔，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见到的，特别坚持一种改良主义的论点，认为消费合作社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好途径。在卡·沃伦德尔的著作《康德和马克思》（KantundMarx,1911）中，可以看到对新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十分精彩的观点和分析。沃伦德尔这个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马堡学派的信徒，力图从这种立场出发，把康德和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在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问题上的观点，融合在一起。除了上述著作外，他还发表了《康德和社会主义》（KantundderSozialismus,1900），《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Marx,EngelsundLassallealsPhilosophen,1920），《从马基雅弗利到列宁》（VonMachiavellizumLenin,1926），以及康德的传记（1911年）和马克思的传记（1929年），在后一本书中，他对马克思的为人，一般说是深表敬仰的。
在德国，格·福尔马尔（G.Vollmar）1891年在慕尼黑的“黄金国大厅演说”，康拉德·施米特评论普列汉夫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书的著作和评介姆·克朗能堡（M.Kronenberg）的论康德一书（1897年）的文章，以及当时的其他文章，实际上已经开始提出了修正主义。这些著作和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强调指出，康德是科学的和批判的哲学的最伟大的代表，因此确实有必要用康德的思想来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抛弃黑格尔。
二、路德维希·沃尔特曼
提出类似论点的，还有路德维希·沃尔特曼（LudwigWoltmann,1871-1907）。他在《道德意识体系》（1898年），《达尔文理论和社会主义》（1899年），尤其是在《历史唯物主义》（1900年）一书中，竭力想把康德、马克思和达尔文捏合在一起。他在《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声称，他的这本书标志着回到康德那里去，因为马克思关于科学的思维过程的观点符合康德的观点，而不符合黑格尔的观点。在他看来，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要比想象的更为接近。沃尔特曼在这本书中写道：“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历史的深入研究，除了使我确信在科学方法问题上马克思和康德之间要比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更加接近得多以外……还使我深信，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基本上也就是意味着回到康德学说那里去,尽管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原则联系。”[1]
[1]L.Woltmann,DerHistorischeMaterialismus,Düsseldorf1900,str.296-297.
这样，在他看来，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实际上等于回到康德那里去。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留给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外部的表现方式，至于内部的思想潮流，实际上是康德的。“但从这些研究中同时可以看出，康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关系比以前所设想的要接近得多；如果从另一方面来探索黑格尔哲学遗留给马克思思想领域的东西，那么这种残余几乎只涉及外部的表现方式，而内部的思想潮流却完全贯穿着批判的自然科学的方法。”[1]
沃尔特曼基本上把康德的和马克思的解决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的方法完全混淆了。他没有觉察到康德的立场和马克思的立场在理论上是不能混同的，他也没有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唯心主义二元论进行批判的实质，因而他完全不能懂得马克思对人和历史所做的解释达到的新的理论高度。
沃尔特曼仍然始终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不会瓦解马克思主义，把批判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是必要的，因为康德的伦理学首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具有伟大的意义。可见，资产阶级哲学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对社会主义的伦理学论证，对于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某些理论家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1]L.Woltmann,DerHistorischeMaterialismus,Düsseldorf1900,str.296-297.他在一年前出版的关于达尔文理论和社会主义的一本书中就已经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从书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学院派哲学同这种观点的联系。“因为我认为，现代社会主义从黑格尔哲学中取得的逻辑手段早已不够了，此外，社会主义只有像学院派哲学早就做过的那样在自己的思想前提上回到康德那里去，才能在科学的力量上取得胜利。”（L.Woltmann,DieDarwinscheTheorieundderSozialismus,Düsseldorf1989,str.3）还请参见最新的研究著作：于尔根·米施：《路德维希·沃尔特曼的政治哲学》（JürgenMisch,DiepolitischePhilosophieLudvigWoltmanns,Bonn1975），1975年波恩版。
三、爱德华·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者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创办了新的《社会主义月刊》来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新时代》相抗衡。当时聚集在《社会主义月刊》周围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人以外，还有爱·大卫（E.David）、沃·海涅（W.Heine）、保·康普夫麦尔、库·艾斯纳（K.Eisner）以及大部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整个运动却以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而得名。伯恩施坦是第二国际的领导人之一，恩格斯的朋友，《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他于1896—1898年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的总标题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紧接着在其信徒的怂恿下写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899年）；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上彻底地叙述了自己对整个运动的主张。
伯恩施坦的奢望无疑超过了他的理论能力，特别是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基础即哲学问题上，更是如此。伯恩施坦同新康德主义者一样，为了想证明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公设，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他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下了不正确的定义，认为辩证法是马克思的错误的根源。
他说，“做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意味着把一切现象归因于物质的必然的运动”。“因此，决定思想和意志趋向的形态的是物质的运动，思想和意志趋向以及从而人类世界的一切现象因而也是物质上必然的。”[1]伯恩施坦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企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后期改变了这种观点，使思想、意识、意志具有了更重要的地位。伯恩施坦由此得出一个十分武断的结论：不能重新回到他们的早期阶段，并对全部观念做一元论的解释。他没有分清“决定性”和“必然性”这两个概念，竟断然认为：“哲学的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是严格的决定论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认为各民族生活的经济基础对各民族生活的形态具有无条件的决定性影响。”[2]
伯恩施坦的这种解释，没有看到决定性并不等于绝对的必然性和宿命论。他利用这种解释，除了批判辩证法之外，还企图抛弃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根本因素以及有关当代历史发展的结论。
[1]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35.（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49页。——译者注）
[2]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45.（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59—60页。——译者注）
伯恩施坦认为，阻碍彻底科学地分析历史过程的另一个因素，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伯恩施坦对于黑格尔在资产阶级哲学和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的看法，完全是随着时代风尚人云亦云。某些哲学家也推崇黑格尔，主要是因为他的体系宏伟完备，他的分析精辟细致等等，但是黑格尔哲学的灵魂即他的辩证法，却被他们一致抛弃了。他们都用康德的批判的方法来对抗黑格尔的辩证的方法。因此，伯恩施坦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中的上述歧义和矛盾，“根源最后在于从黑格尔继承下来的辩证法。辩证法以‘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它的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从量到质的转化，以及其他的辩证法的妙语，一再妨碍对已经认识的变化的影响作出充分的说明”[2]。
[1]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59.（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5页。——译者注）
[2]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57-58.（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73页。——译者注）
毫无疑问，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会由于对辩证法做刻板的了解而使得问题庸俗化和公式化。但是，无论过去和现在，这种过错的原因都不在于辩证法，而在于那些人没有充分领会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杷辩证法用来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普遍公式和泛泛空谈。无论是这些人，或是辩证法的反对者，以及伯恩施坦都不了解，直到今天，辩证法仍然是对事物（包括思维）的现实过程的最深刻的领会和认识，是任何先天的先验的方法或任何分析的方法所不能取代或替补的（所谓分析法只不过是任何方法的一种必要因素）。因此，可以毫不奇怪地，而是理所当然地得出下列形式逻辑的推论：伯恩施坦在面对着改良还是不改良（即革命）的选择时，只是确定了一种可能性，而且是前一种可能性。同样，他还认为，由于这两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都使用，所以他们在这方面是前后不一的、矛盾的。他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种表面的“妥协”和“二元论”，并不是运用某种人为的辩证公式的结果，而正是历史实践本身的“二元论”在思想上的真实反映。[1]这也使伯恩施坦片面地宣传改良主义。既然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放弃它才作出的”[2]，那么我们可以完全有根据地说，伯恩施坦本人之所以犯种种片面性的错误，正是因为他不了解现实的辩证法的深刻意义。
不能否认，伯恩施坦曾敏锐地觉察到了某些因素，特別是有关当时经济问题的某些因素，并反对了如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中小行业和中小私有者绝对减少等论点。他的这些观点对于防止某种片面夸大是有意义的。但是，倍倍尔、考茨基等人曾明确地向他说明，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因此伯恩施坦是在无的放矢。
[1]伯恩施坦特别在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趋势的分析中看到了这种表面上的二元论。他写道：“对我来说，这一章（指关于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的一章。——弗兰尼茨基注）不如说是说明了贯穿马克思的这一整部宏伟著作并且也在其他地方以比较不那么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是：这一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却希望证明一个早在它起草之前就已完成的论纲；这一著作的基础是一个公式，在这一公式中，发展应当导致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回到《共产党宣言》，在这里指明了马克思体系中实际存在的空想主义残余。”（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222-223.〔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53—254页。——译者注〕）罗莎·卢森堡对此做了正确的答复，她说：“但是，马克思的这种‘二元论’不过是社会主义的未来和资本主义的目前的二元论，资本与劳动的二元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二元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的二元论——即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的宏伟的科学反映。”（R.Luxemburg,socijalnareformailirevolucija;Marxsizamirevizionizam,str.309.〔参见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2页。——译者注〕）
[2]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69.（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87页。——译者注）
但是，伯恩施坦没有从这些事实中做出相应的有关革命斗争策略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却利用这些分析来证明：由于财富的增加和组织的严密，资本主义已经能够避免其主要的祸害——经济危机。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该章结尾部分的观点上：“如果不是无法预见的外部事件导致一个普遍的危机——如前所述，这是任何一天都能发生的——，那就不存在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使人可以根据纯粹经济的原因推论这样的危机会立刻到来。地区的和部分的不景气是不可避免的，而普遍的停滞在世界市场目前的组织和扩展、特别是在食品生产的巨大扩展的情况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后一现象对于我们的问题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许任何事情部没有像地租和食品价格的下降那样对缓和营业危机或阻止它增大作出贡献。”[1]
伯恩施坦的主要批判者，特别是罗·卢森堡，已经充分地指明，而且历史实践本身也最终表明，伯恩施坦的这些结论所依据的对现状的分析究竟可靠到什么程度，伯恩施坦在理论上比马克思的“唯心主义”和“妥协性”究竟超过了多少！
鉴于上述这些理由，伯恩施坦附和当时的工会活动者和合作社主义者的主张，特别强调工会和消费合作社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义。[2]这种观点整个说来归根到底当然是号召改良，而革命则只是一种不成文法，它只有在放弃呼吸的自然权利时，才不再存在。伯恩施坦认为，觉察到这一点的人正在日益增多。“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3]
[1]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120.（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43页。——译者注）
[2]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指出过，工会和合作社活动者等的改良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民主党面貌的改变起了多么大的影响。格·利特尔在他的一本专著中对此做了透彻的说明，他说，“修正主义”只是各种各样改良主义实践的微弱的反映。他认为，决定党的性质的人，不是席佩尔、伯恩施坦、海涅、卡尔韦尔和希尔德布兰德，而是福尔马尔、奥艾尔、克洛斯、列金、艾伯特、谢德曼等人，不是《社会主义月刊》中的修正主义学究，而是地方上的政客、工人组织中的书记、工会领袖和议员。（参见GerhardA.Ritter,DieArbeiterbewegungimWilhelminischenReich,Berlin-Dahlem1963,str.187）
[3]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209-210.（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39页。——译者注）紧接着这一论点之后，伯恩施坦又补充说到有关革命的论点，他认为革命是思辨的权利，结合若他对改良的基本观点来看，这种权利只不过是空洞的宣言，“问题不是在于发誓放弃所谓革命的权利，这一纯粹思辨的权利是任何宪法也不能把它写成条款，世界上任何法典也不能加以禁止的。如果我们放弃了呼吸的权利，自然规律就要强迫我们死亡，——只要这种情况还存在，革命的权利就将存在。这一不成文的并且无法规定的权利不会因为人们站在改良的立场上而受到影响，如同防卫的权利不会因为我们制定了调整我们的个人争执和财产争执的法律而被废除一样。”（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210.〔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39页。——译者注〕）
根据以上种种论点，可以完全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伯恩施坦并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当代历史斗争的必然阶段，而仅仅把它看作是从人类存在的人性冲动中产生的伦理要求。他在答复罗·卢森堡对他的批评时断定：“尽管她的论证表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混乱并且结果竟非常武断地把唯心主义同空想主义混为一谈，但是她在这一点上毕竟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1]
不仅如此，伯恩施坦在当时，即在德国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国，而社会民主党已经拥有20万党员的时候，还认为工人阶级尚未成熟到可以取得政权。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否认，工人并没有像工人运动发展初期那样地赤贫化，也还没有完全摆脱偏见和弱点。[2]实际的缺点和困难，始终是应该估计到的。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掌握政权尚且为时过早，这只能使革命力量解除武装。
[1]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224.（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舜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55页。——译者注）
[2]E.Bernstein,Pretpostavkesocijalizmaizadacisocijalnedemokracije,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Zagreb1958,str.230.（参见爱·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猝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61—263页。——译者注）
尽管伯恩施坦提出了个别正确的见解，但在所有根本问题上他是错的。他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不能从一个较短时期所特有的某些个别过程中，看出它们的总的线索。他在理论上没有弄清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问题，只看到种种困难和复杂现象，以致在理论上被这些困难和复杂现象弄得束手无策、混淆是非，并倒向改良主义。
当时所有起来尖锐地批判伯恩施坦这些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正确的。其中站在最前列的有：罗·卢森堡、普列汉诺夫、梅林、倍倍尔、考茨基等。伯恩施坦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当然意味着回到其他的哲学体系上去，首先是回到康德的体系上去，并想用这些哲学体系来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在这本书中尚未从这一立场出发来论述哲学观点，但是这一工作已由他的门徒根据当时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学派的理论予以彻底地完成了。
这个过程从沃尔特曼和施米特起，经过鲍威尔（O.Bauer）和阿德勒（M.Adler），正如我们以后还要谈到的，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30年代。
在革命实践方面，伯恩施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革命，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有关国家消亡的全部问题，以致正好是在资本主义第一次总危机的酝酿时期，起了瓦解革命力量和破坏革命过程的作用。伯恩施坦主张一般的民主主义并要求抛弃“布朗基主义”，可是他同其他的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并敌视布尔什维克革命，从而使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和一种社会主义政策遭到了空前的破产，他的行为也帮助了德国反革命的胜利。[1]
由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德国修正主义，特别是伯恩施坦，也就具有国际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德国修正主义的出现也遭到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卢森堡、潘涅库克都对它进行过批判。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除了倍倍尔以外，当时特别突出的两个重要人物是梅林和考茨基。
[1]当代企图为伯恩施坦的路线和观点进行辩护和论证的人中，有一个名叫彼得·盖伊（PetarCay），他写了一本书《民主社会主义的两难处境》（DasDilemmadesdemokratischenSozialismus,Nürnbeg1954.该书英文版为1952年纽约版）。盖伊认为社会主义面临的主要的难题是：民主道路还是暴力？这是典型的非辩证的提问题方法，因为选择任何一方都会陷入一般的空论。正是这种提法使得伯恩施坦、考茨基及其同道对德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做出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历史的评价。盖伊最后认为有必要订正修正主义的某些不够明确的原理，如它的哲学基础（因为战争和大危机动摇了它的乐观主义）和策略（这种策略虽然基本上是民主议会制的，但并不是始终都很明确），其实他提出的是早已解决了的要求。从类似的抽象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写出的大部头专著还有：PierreAngel,EduardBernsteinetl'EvolutionduSocialismeAllemand,Paris1961。最近的著作则请参见BoGustafsson,MarxismusundRevisionismus,E.BernsteinsKritikdesMarxismusundihreideengeschichtlichenVoraussetzungen,I.II.Frankfurta.M.1972。伯恩施坦到后来仍然坚持他当年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和下列专门著作中提出的观点。这些专门著作有：《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DerRevisionismusinderSozialdemokratie,Amsterdam1090），论述阶级斗争中的法和伦理学的《工人运动》（DieArbeiterbewegung,1910）。一般说他后期发表的主要是历史著作和回忆录，如《柏林工人运动史》（DieGeschichtederBerlinerArbeiterbewegung,I-III,Berlin1907-1910）；《我被放逐的年代》（AusdenJahrenmeinesExils,Berlin1917）；《社会民主党内的学习年代》（SozialdemokratischeLehrjahre,Berlin1928）。
四、弗兰茨·施陶丁格尔
在我们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家的基本思想和活动之前，有必要简短地谈一谈弗兰茨·施陶丁格尔（1849—1921）的理论观点，他在当时的理论探讨和论战中起了相当显著的作用。他基本上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康德主义学派。他在最初的一本关于自由规律的大部头著作中明确地认为，康德是他的超乎一切其他人之上的导师[1]，直到后来的论述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2]中，以及在《新时代》和《社会主义月刊》上发表的各种文章中，施陶丁格尔都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是有缺陷。马克思主义在把社会过程解释为符合决定论的因果过程时，始终能用自己的科学方法来纠正某些错误。但是一旦提出有计划地改造现存事物的要求，它就不能在这一因果过程中，而只能在理性原则中寻找这方面的标准。这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接近于康德的批判主义。同样，如果现实生活的规律不作为基础，那么有目的行动的规律只是空洞的公式。而这种认识必然会把一个康德主义者导向马克思的学说。[3]施陶丁格尔认为，自由主义同样会合乎逻辑地导向社会主义，正如康德的自由主义伦理学必然导向科学的社会主义伦理学一样。
他在论述道德的经济基础和消费合作社的书中[4]，对消费合作社以及一般合作社做了理论考察和实际分析。在他看来，这些合作社是未来的理想共同体的真正的前阶。他认为，国有化的机构并不是某种未来共同体的真正范例，而在有组织的消费者的监督下为需要而生产才是这种范例。而这在消费合作社（Konsumgenossenschaft）中就已经具备和存在。他认为消费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个人，而且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因为它使产品价格低廉并通过本身的节约成了促进生产的手段[5]；消费合作社的主要意义在于社会作用和道德作用。在社会方面，它包含着摆脱对资本的依附的内在趋势。[6]
[1]FranzStaudinger,DieGesetzederFreiheit(I.Sv.DasSittengesetz),Darmstadt1887,str.139.
[2]FranzSlaudinger,EthikundPolitik,Berlin1889.i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Jena1914.
[3]FranzSlaudinger,EthikundPolitik,str.159.
[4]FranzStaudinger，WirtschaftlicheGrundlagederMoral,Darmstadt1907.iDieKonsumgenossenschaft,Leipzig1908.
[5]参见FranzStaudinger,DieKonsumgenossenschaft,str.16,31。
[6]FranzSlaudinger,DieKonsumgenossenschaft,str.35.
在道德方面，从消费合作社的性质中产生出的道德，是与从资本主义竞争中产生出的道德相对立的。因为我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物质必需品的生产和供应。“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怎样活动的方式，也植根于我们的思想生活和感情生活中，并带有几乎不可磨灭的痕迹。由于这些活动是有组织的，因此这对于人对人的关系是不完全一致的。”[1]
施陶丁格尔回顾了合作社运动的历史发展，考察了合作社活动的不同领域和组织，指出了它发展道路上存在的内部和外部困难，认为合作制不同于使人处于依附地位的资本主义强迫制，它具有解放的职能，使劳动符合需求和消费，使人免除一切赋税，但是应当向共同体（国家、较小的共同体等）缴纳的赋税除外。[2]
施陶丁格尔在自己的最后一本论述政治的文化基础的书中，系统地叙述了自己独特的新康德主义以及关于合作制的思想。书中高度地概括了他的观点：单用政治手段不能达到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社会平等的世界；由群众来掌握经济实力，并通过消费合作社来掌握经济实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施陶丁格尔认为，消费者中蕴藏着巨大的实力，因为他们实现着剩余价值。如果消费者不购买，全部生产都是徒劳的。“购买者实现剩余价值，他分配利润，他安置和解雇工人，他创造和消灭资本的价值和地租。因此，他本人是资本的创造者，他作为购买者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全部经济实力。可是他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的命运变得十分恶劣时，只能绝望地徒然挣扎。”[3]
[1]FranzSlaudinger,DieKonsumgenossenschaft,str.35-36.
[2]FranzStaudinger,DieKonsumgenossenschaft,str.130.
[3]FranzStaudinger,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I-IIJena1914,IIsv.129.
虽然他并不认为只有通过合作制才能达到战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预期目的[1]，但他主张，集体的原则应当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最高要求。“这是今日的最高文化要求。如果我们把创造和保证这种关系的全部努力称作文化政策，那么很显然，在今天若不建立合作制，则任何引导人们向上的文化政策都不能存在。由此就很清楚，进步的文化工作的成绩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新的共同体成长的现存条件。因此必须十分断然地肯定，无论道德或法、无论科学或艺术、无论教育或政治的任何进步，而首先是概括这一切的一种内在信念的进步，如果没有合作制的同样程度的进步，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同样应当断然地强调，反过来说，这种经济进步若不与其他文化力量协同动作，也是不能实现的。”[2]
只是随着合作制的发展，自治和监督所必然要求的思想也会发展起来，因为“在真正的监督中体现出民主”[3]，最后体现出从自己的理智中产生的纪律，即自由的道德纪律。所有这些论断必然使施陶丁格尔也放弃阶级立场和革命立场，接受改良主义，甚至接受原始的空想的阶级合作的观点。因为“合作制面对着的是处于竞争中的资本世界，而不是处于阶级斗争中的资本世界”[4]，所以他赞同维尔布兰德（R.Wilbrandt）的观点，后者在杜宾根召开的福音派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断言，合作制把各阶级联合到共同的消费利益中，从而导致今日的阶级分裂的消灭。[5]
[1]在同一本书中，施陶丁格尔写道，仅仅停留在合作制上，也和任何“仅仅到此为止”一样，是一种片面性。但是，“应当强调指出，没有它则任何其他道路都不能走向胜利”。（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I-IIJena1914,IIsv.157）
[2]FranzStaudinger,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I-IIJena1914,IIsv.160-161.
[3]FranzStaudinger,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I-IIJena1914,IIsv.168.
[4]FranzStaudinger,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I-IIJena1914,IIsv.186.
[5]在这本书的结尾，他重复了同样的断言：“只有各阶层和各党派的人民群众很快取得了必要的、既是经济的又是道德和社会的力量和进行了这些方面的考察，他们才能作为购买者极其迅速地把自己的巨大的经济实力的手段联合起来，并通过把自己的大量无息资本积聚起来和有目的地使用，使自己作为生产者而得到解放。否则他们将很快地遭到不可避免的厄运。群众具有权力，他们不要求执掌权力，而只要求取得和组织权力。所缺乏的只是观察、意志和训练。权力问题是一个能力的问题。由此产生了我们的全部文化和政治任务。”（FranzStaudinger,KulturgrundlagenderPolitik,I-IIJena1914,IIsv.246-247）
施陶丁格尔企图把康德的善良意志伦理学和行动准则，与马克思的人的意识和感觉随着人的历史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统一起来。他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走向了错误的改良主义的空想主义。他认为，当代历史实践的根本要点是组织消费合作社，开展活动，消费合作社将把各阶层和各党派的利益集合于一身。这样，他就抛弃了马克思对当代历史问题和解决当代历史矛盾的途径的根本观点。但是，施陶丁格尔强调消费者，首先是劳动人民自行组织起来的要求，从而预感到这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现了革命变革以后，也需要以自治的民主形式来改变人的意识和进行教育工作，这是社会主义能更顺利地发挥职能的重要前提。
五、弗兰茨·梅林
像弗·梅林（1846—1919）这样具有高度的文化、渊博的知识、开阔的思想、正直的人格、坚定的革命性和高尚的风格的人，不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中，都是少见的。梅林诞生在波美拉尼亚一个为普鲁士王朝服务的官吏的家庭里，他在耶拿学习哲学和文学史，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
梅林与同时代和同境遇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早期埋头研究普鲁士王国和容克地主的历史和文化古籍，从而接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老战士——约·雅科比、格·魏斯（G.Weiss）、保·辛格尔（P.Singer）及其刊物《天平》（DieWage）。
德国特殊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来自上层的”革命，即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妥协，同时也使自由派遭到破产。只有一个党代表着历史的前景，这就是社会民主党。俾斯麦曾企图用反社会党人法来阻止它发展，但最后不得不认输。
事态的整个发展过程使爱好自由的、学识丰富的梅林逐渐接受了社会主义。梅林在80年代末就已经为《新时代》撰稿，1891年参加了编辑部。这样就开始了梅林工作的新阶段。他很快成了德国的以及世界的文学史、哲学史和历史学领域中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工作者之一。
梅林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理论方面，而是放在历史方面。他的精辟的历史见解、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熟练掌握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产生了非凡的成果。他的雄劲有力的笔法和优美流畅的文体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他研究了普鲁士历史、普鲁士反动的容克地主阶级、霍亨索伦王室的传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文学史和哲学史。他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解释上述这些历史现象的最有价值的依据。
《莱辛传奇》（1893年），当然是梅林最成功的科学分析之一。书中对莱辛本人以及他在当时德国和欧洲一系列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做了相当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书中清晰地说明了当时德国同其他西欧国家相比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落后状态，以及由此而在文学运动，特别是在当时莱辛的著作中所反映出的各种矛盾和特点。必须着重指出，梅林在这本书中以及在其他的专著和研究中（如关于席勒、海涅等人的专著和研究中），都首先着重解释这些文学现象，而不是分析作品的风格，因为后者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毕竟是第二位的任务。但是，对风格的分析，如果它不是单纯形式上的和形式主义的分析，就必然需要以梅林顺利地完成的准备工作为先决条件。[1]
梅林的另一些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是：篇幅巨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共四卷（1897—1898年）；《到中世纪末的德国史》（1910—1911年）。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然是科学地研究和评述这些时期的基本资料。
[1]梅林的文学研究著作后来汇集出版，名叫《文学史论文集》（ZurLiteraturgeschichte,Berlin1930）。第一卷从卡德龙到海涅，第二卷从赫伯尔到高尔基。
梅林特别精通19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因而能够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著作遗产》（共四卷，1902），并写了序言和做了精辟的分析研究；他还写了《马克思传》（1918年）。在这些著作中，梅林善于根据丰富的内容，以坚定的笔调，几乎独具一格地概述了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
在其余的大量著作中,还应该提到他写的篇幅较小的关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文集，以及哲学史的论著。
毫无疑问梅林存在一些缺点，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同当时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领袖比较起来他的缺点要少得多，他所写的大量文学评论著作，将永远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之一。要知道，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各种必要的条件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们还处在为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的时期，这一斗争不仅每时每刻会提出一些必须直接完成的任务，而且往往使马克思主义的最优秀的思想家遭到牺牲。[1]
正如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已经指出过的，梅林在历史分析中，对拉萨尔和巴枯宁的为人和活动做了不正确的评价。他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俩人的态度似乎过于严厉，因而认为应当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他们的名誉。后来所发现的拉萨尔同俾斯麦的通信以及有关巴枯宁活动的文件都证明，正确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梅林。
[1]因此1916年卢森堡在梅林70寿辰时给他的贺信中对他的生平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她写道：“您从资产阶级阵营中为我们挽救了过去资产阶级文化的宝贵财富中留传下来的遗产，并把它交给被剥夺社会继承权的人的阵营。您的著作和文章使德国无产阶级不但同古典哲学，而且同古典文学，不但同康德和黑格尔，而且同莱辛、席勒和歌德发生紧密的联系。您的神奇之笔所写的每一行字，都教导我国工人：社会主义不仅是生活问题，而且是文化运动，是伟大而自豪的世界观。”（转引自R.Lindau,FranzMehringzuseinem100Geburtstagam27Februar1946,Berlin,str.11）
梅林在研究哲学问题和分析哲学本身时，陷入了某种马克思主义的唯社会学观点。他反对那种把哲学仅仅看作是哲学家和天才人物的主观创造的唯心主义观念，并对哲学同社会结构之间的某些关系做了非常精彩的分析（如对古代、康德、斯宾诺莎、费希特、黑格尔、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哲学、新康德主义等），但他对哲学的理解过于片面，仅仅把它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是当时社会民主党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梅林主要只是坚持“每一种哲学都是从某一民族或某一时代的需要中产生的，这种需要的深刻根源在当时经济的生产过程之中”，哲学一旦产生，“它的思想不是由于本身的吸引力，而是作为历史发展的工具而继续发生作用，历史发展本身又是由经济的生产过程所决定的”[1]，由此，梅林很自然地得出了关于一切哲学终结的结论。也就是说，既然哲学仅仅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附带表现，是人们意识到阶级斗争的思想形式之一”，那么在梅林看来，正如在没有出现阶级斗争的时候不存在哲学一样，“阶级斗争一旦消灭，历史上的那种哲学也将不再存在”。[2]
[1]F.Mehring,DemokritundEpikur,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erlin1931,str.42.
[2]F.Mehring,WesenundZeitbeudingtheitderPhilosophie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erlin1931,str.25.本文最初以《约翰洛克》（JohnLocke）的标题发表在1904年的《新时代》上。
梅林主要是埋头研究历史问题。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重大的理论贡献；这样他虽然片面地，但是着重指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其他的唯物主义，首先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区别。他在那本保卫马克思的观点、反驳巴尔特的攻击和歪曲的著名小册子《论历史唯物主义》中写道：“虽然也是大错误，但还是可以理解的东西，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混为一谈。后者没有看到，人不仅生存在自然界，同时也生存在社会中，不仅有自然科学，而且也有社会科学。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包括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但不能说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包括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把人看作是一个自然界中有意识行为的生物，但它却没有考察，人的意识在人类社会中是怎样决定的。因此，它一到了历史的领域，就转变为它的极端反面，转变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相信伟大人物的精神的魔力，相信这种魔力能造时势；我们可以提到毕希纳对腓特烈第二的崇拜，还有海克尔一方面可笑地痛恨社会主义者，一方面对俾斯麦的偶像崇拜。这种唯物主义根本只懂得人类社会内部的观念推动力。”[1]
但是，另一方面，在有关一般哲学观念的问题上，梅林错误地认为，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基本上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念。因此，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只不过把唯物主义运用到历史领域从而扩大和加深了这一观点；简单明了地说，他们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机械唯物主义者，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一样。”[2]
但是，梅林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他更好地理解和直接“领会”了马克思的新历史观的基本意图，这特别清楚地反映在他对某些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具体研究中。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地方，谈到任何社会共同体的物质基础以及思想力量时，他十分有分寸地强调指出，人们创造历史，但是“他们怎么样创造他们的历史呢，这在每一各别场合，就要看在他们的头脑中所认识的事物的物质关系是多么清楚，或多么不清楚了”[3]。梅林继续说，因为思想不是从无中产生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产物，所以一种思想的影响取决于它以多大的精确程度反映这一过程。“人类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而是就在历史发展之中，它由物质生产中产生，靠着物质生产发展，并且与它一道成长。”[4]应当强调指出，梅林的后一种思想的表述方式最接近于我们在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看到的那些表述方式。
[1]F.Mehring,Überden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erlin1931str.284.（参见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2页。——译者注）梅林的这一著作是作为《莱辛传奇》的附录而出版的。恩格斯在1893年7月14日致梅林的一封著名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著作，信中对于解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某些缺点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661页。——译者注，以及本书关于恩格斯的理论观点的一章）。
[2]F.Mehring,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1910),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erlin1931,str.337.因此，梅林才会对考茨基论述伦理学的书做出如此肯定的评价。参见F.Mehring,SozialistischeEthik(1906)。
[3]F.Mehring,Überden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erlin1931str.291.（参见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译者注）
[4]F.Mehring,Überden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ZurGeschichtederPhilosophie,Berlin1931str.292.（参见弗·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李康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一译者注）
完全可以理解，梅林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他用自己对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见解，精辟地分析了文化现象和历史现象。同样，尽管梅林的著作中存在种种缺点，但这些缺点在他具体分析各种人物、理论和时代时却很少表现出来，同时他对正确地评价这些现象发表了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并对理论中和实践中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企图始终做出正确的反应。
在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梅林站在战斗的前列。同样，他也正确地认清了“狄慈根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因此，梅林虽然已处于晚年，但仍毅然决然地站到罗·卢森堡和卡·李卜克内西的一边，谴责德国帝国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为此，他在70高龄时被捕入狱。他十分英勇地站在当时德国社会主义的唯一真正革命的派别“斯巴达克联盟”的前列。
梅林的最伟大的贡献，正如已经说过的，是在历史、文学史、哲学史方面。卢卡奇在他论述梅林的一篇卓越的文章中，虽然过于尖锐和过于苛刻地强调了梅林理论观点的某些局限性和错误，但在全面评价梅林本人时做出了正确的结论：“也和一般现象一样，梅林带着自己的种种错误和缺点处于第二国际活动的范围之内。虽然他对美学原理、文学史方法论原理、文艺批评原则及其运用的解释包含着不少十分严重地脱离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错误，但是梅林的阶段标志着一个只能批判地超过，但不能逾越或抹杀的发展阶段。梅林的高度的文学修养，他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同德国革命传统的联系，使得他的著作成为每一个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认真研究德国文学问题的人的必读参考书。此外，我们在论述过程中曾一再指出，梅林在对当时工人运动中错误的机会主义派别表现出正当的感情和做出客观上正确的反应的同时，如何得出了许多不正确的结论和论点，这些结论和论点尽管有错误，但包含着一种比同时代的德国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要高明得多的观点的因素和趋势。梅林的革命能动主义，他对艺术中革命的主观积极因素的强调，都标志着我们的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只有批判地吸收梅林著作中大量有价值的遗产，才能真正克服这个发展阶段的缺点。因此，具体而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梅林的全部观点，既包括他的方法论，也包括他的个别结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迫切任务，对于德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具体地研究本国的过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以往相当忽视的一项重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只有批判地克服梅林的缺点，才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德国文学理论和德国文学史。梅林作为第二国际德国支部激进派的重要人物，作为向国际工人舆论界阐释德国文学发展的人物（不管这种解释包含多少值得商榷的地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永远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人物。”[1]
梅林尽管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个人的局限性，但是他对历史现象所做的马克思主义观察的广度和深度，他对一切研究的现象所持的独立见解和批判态度，使得他过去和现在始终成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榜样。这一点在今天更加需要强调，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自诩的国家的非民主的发展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变成了官僚集团的思想工具。
[1]G.Lukács,F.Mehring,Prilozihistorijiestetike,Kultura1959,str.363-364.汉斯·科赫（HansKoch）写了一本篇幅巨大的叙述梅林的文学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著作《弗兰茨·梅林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贡献》（FranzMehringBeitragzurmarxistischenLiteraturtheorie,Berlin[Ost],1959），他在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卢卡奇对梅林的评价。一般地说，他是以老一套的反映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出发点的。其他介绍梅林的书，请参见：ThomasHöhle,FranzMehring.SeinWegzumMarxismus.Berlin(Ost)1956；JosephSchleifstein,FranzMehring.SeinmarxistischesSchaffen1891bis1919.Berlin(Ost)1959；WalterKumpmann,FranzMehringalsVertreterdeshistorischenMaterialismus,Wiesbaden1966。
六、卡尔·考茨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的名字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当作第二国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象征。这个运动的繁荣昌盛同考茨基的声誉大震联系在一起，同样，这个运动的衰微没落也意味着考茨基这个德国社会主义和整个第二国际公认的理论领袖的破产。这个运动的理论成就和重大缺点，都最充分地反映在考茨基的身上。
考茨基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写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著作。[1]和通常一样，我们在这方面感兴趣的，是那些促进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或损害马克思主义思想声誉的理论观点，因为它们始终具有广泛的理论或政治意义。
考茨基在70年代初就接近社会民主党。1881年在伦敦担任恩格斯的私人秘书；1883年创办《新时代》（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刊物），并主持这一刊物直到1917年。考茨基具有旺盛的创作精力和丰富的文化知识，他做了大量工作使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并把它运用到许多科学活动领域，首先是历史和经验领域。他在活动的早期所写的著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7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1789年以来的阶级矛盾》（1889年，此书以后再版时改名为《法国革命时期的阶级矛盾》），《爱尔福特纲领原则部分解说》（1892年）和《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最后这部著作主要对16世纪以前早期社会主义的各个阶段提出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上这些著作表明，考茨基善于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各个历史时期和他所研究的各种现象上。
[1]参见WerneBlumenberg,KarlKautskys,LiterarischesWerk.EineBibliographischeÜbersicht,Gravenhage1960。
但是，在理解考茨基的理论观点及其发展的时候，必须着重指出，考茨基以及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不是通过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研究，而是从当时的唯物主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出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70年代，进化论的发展观在考茨基的观点中占有如此牢固的统治地位，以致他兴奋地说，道德的作用可以从动物的社会本能中得到科学的解释。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考茨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强调要尽可能准确地把马克思的观点和达尔文的观点区分开，但是无论是这个时候或是以后，考茨基都没有完全摆脱进化论，没有避免对历史发展做简单的肤浅的解释。不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在当时，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十分流行的新康德主义特别有力地宣扬了对黑格尔的体系，尤其是对他的辩证法的“厌弃”，新康德主义丝毫不了解黑格尔思想的丰富内容。虽然考茨基没有像他的那些修正主义伙伴那样把黑格尔看作是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做出“革命的轻举妄动”的罪魁祸首，但是不懂得和不理解辩证法是考茨基的理论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联系到他后来背离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强调指出，考茨基活动早期阶段的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克服，而他后来对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变革所做的典型的资产阶级解释的某些理论前提，当时就已经存在了。
考茨基在他的那本非常著名的对爱尔福特纲领的通俗解说中，正确地解释了改良和革命的关系，并强调他并不认为仅仅通过改良就可以克服生产力和现存的所有制关系之间的日益增大的矛盾。“但是，我并不因此而想说：社会革命，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废除可以自行完成，发展的不可遏止的自然的必然过程，可以无需人力参与而能完成这种革命；或者想说，一切社会改良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些受生产力和私有制形式及其所产生的现象间的矛盾折磨的人，除了消极地束起双手，耐心等待矛盾的消灭外，就别无他法。”[1]
考茨基接着说，当我们说到不可遏止性和自然的必然发展的时候,当然设想人应当是人，而不是傀儡，人有一定的需要、愿望和欲念等，并力求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而使用自己的能力。现存所有制关系中的这种变革，可以釆取各式各样的形式，不一定同暴力和流血联系在一起。社会革命也不一定就能一举成功。“尽管革命可以采取的形式有许多种，可是从未见过一次社会革命是在不知不觉中和在没有最受现状压迫的人们积被参加下进行的。”[2]
在以后的论述中考茨基还强调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严重后果，是任何良都不能制止的[3]，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取消商品生产，用为需要而生产来代替为出卖而生产。[4]但是，考茨基对这些问题的考察在当时就已经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国家身上，认为国家是具有相当广阔的活动场所的现存社会组织，可以用来发展它内部即现代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共同体。[5]他在另一个地方把这一点表述如下：“现代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导向社会主义共同体的那种发展的自然出发点。”[6]他认为，这还不是说，任何国有化都是向社会主义共同体前进一步，也不是说，国家的本质不需要作某种改变而通过普遍国有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有当劳动者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国家才会停止其为资本家的企业，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共同体。”[7]
[1]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01.（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4页。——译者注）
[2]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03.（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5页。——译者注）
[3]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06.（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87页。——译者注）
[4]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10.（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1页。——译者注）
[5]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15.（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94页。——译者注）
[6]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24.（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1—102页。——译者注）
[7]K.Kautsky,DasErfurterProgramm.InseinemgrundsätzlichenTeilerläutert.Hannover1964,str.125.（参见卡·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陈冬野译，黎良校，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02页。——译者注）这种对国家和议会制的指望（它后来完全超过了革命的观点），在关于《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出版一年后发表的论述议会制和民主制的文章中，叙述得更加明确。文中断然肯定：“只有政治上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断言，即使在普选权的统治下，代议制仍旧保障着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为了推翻这种统治，必须首先取消代议制。真正的议会制度也能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正如它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一样,这在现在已经是很明显的了。工人阶级在争取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取消代议制，
而是破坏政府对于议会的权力，但同时也是通过平均地划分选区、保护选举秘密、短期议会、出版、集会和结社的完全自由、而尤其是通过把选举权扩大到所有已满二十岁的国民来给无产阶级进入议会开辟一条尽可能广阔的道路。”（《议会制度、人民立法和社会民主党》，参见《考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4页）在稍后还写道：“无产阶级在自己的斗争中对社会发展满怀信心，对自己本身满怀信心，因而不怕任何斗争，也不怕同优势力量进行斗争；他们只要一个可供他们自由地显身手的战场。民主国家提供了这祥的战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可以在选举上首先开展最后的决战。”（参见上书，第125页）
如果注意到考茨基在对社会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解中的理论缺陷，注意到他仍然没有充分有区别地分析国家和革命的关系，注意到当时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工会的整个形势，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考茨基的这本著作中以及在他早期的全部活动中，就已经存在着他后来抛弃一切革命政策和在政治上完全失策的因素。
考茨基的一本最有价值的著作《土地问题》（1899年），一般地说，也属于这个时期。考茨基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最先全面地研究这个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的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形形色色截然相反的意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法兰克福（1894年）和布勒斯劳（1895年）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能得出一致的看法。修正主义者格·福尔马尔和爱·大卫认为，马克思忽略了工业和农业发展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没有看到工业发展的规律与农业发展的规律完全不同。工业发展的规律导致集中，而在农业中，小生产同集中的大生产相比，占着优势。
考茨基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基础来开展研究工作，他认为工业发展的规律已经为马克思所解决，而农业发展的规律毕竟不同于工业发展的规律。
考茨基根据大量资料,经过细致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原则意义的重要原理，这也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论贡献。首先，他得出结论说：农业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落后的原因，不在于这个经济部门的经济因素，而首先在于它的社会性质；农民小地产之得以保存，并不证明它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或显得更加经济合理，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地产的利益的特点所造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在近代社会中大地产要消灭小地产或完全排挤小地产是谈不到的。我们已经看见在土地所有权集中进行得很远的地方，就有碎分的趋势，国家和大地主自己都帮助它，如果这种趋势碰到太大障碍的话。
但正是大地产的这些意图证明给我们，没有再比那种意见更错误的了，那种意见认为小经营的保存是它比大经营有更稳固性的结果。小经营的保存勿宁说是小经营已不是大经营的竞争者的结果，已不是大经营和它们一同生产的那些农业生产品的出卖者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大经营和小经营一同发展起来的地方，小经营已不能起着农业生产品出卖者的作用。这里小经营从生产品的卖者变为大经营‘生产得过多’的生产品的买者；小经营自己生产得过多的商品，正是大经营所特别需要的那种生产资料——劳动力。
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地方，大的农业经营和小的农业经营，并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约，像资本家和无产者一样，——而且小农业经营者也就更加具有后者（无产者）的性质。”[1]
[1]KarlKautsky,Agrarnopitanje,Beograd1953,str.159.（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99页。——译者注）
在谈到大农业经济还是小农业经济具有优越性的问题时，考茨基在分析中得出一个明确的观点：“因此可以大胆地说，大经营必然高于小经营。”[1]他同时也得出结论，认为大经济的发展也存在着一定的界限，超过这个界限.大经济优越性的发挥抵不上它由于面积辽阔和距离遥远而受到的损失；因此，任何超过这个界限继续扩大土地面积的行动，都会减少它的赢利。[2]
考茨基肯定，农业正日益依附于工业，而且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所生产的技术设备正在使农业生产方式发生革命；他由此得出正确的结论说，这个过程将消除工业和农业的脱节，农业必然会随着更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发展。“但如果在原始的农民经济内，农业在经济上是一个决定的和居于领导的要素，那末在现时这种关系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大生产统治着，而农业必须服从它的命令，必须适合它的需要。工业发展的方向成为农业发展的指标。如果工业是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那末农业也一定要照着那条道路走。”[3]
[1]KarlKautsky,Agrarnopitanje,Beograd1953,str.114.（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44页。——译者注）
[2]他在这本书中写道：“一般说来，我们很难正确地规定发生收人减少悄形的那些界限。对于不同的技术及土质条件以及对于不同的生产部门，它们就各不相同。继续进化就有一种趋势把这些界限冲破；在这一方向内，例如，汽力及电力或轻便铁道当作动力用就有这样作用。反之，其他倾向则表现出缩小地产的最大限度的趋势。一种经营，和它自己的面积大小比较，需要人或力畜愈多，肥料、土地生产物、机器及笨重工具等重物的移动愈频繁，则远距离的影响亦愈易感觉到。我们可以说，经营愈集约，投人同等地面的资本愈多，则地产之最大限度的扩张——超过这个限度，他的收人就会减少——亦愈小，但是这个规律时时为技术的发展所破坏。”（KarlKautsky,Agrarnopitanje,Beograd1953,str.142-143.〔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78—179页。——译者注〕）
[3]KarlKautsky,Agrarnopitanje,Beograd1953,289.（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
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49页。——译者注）考茨基在后面接若明确地指出，农业不能从本身中发展出必要的力量来消除那种控制和长期束缚农业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关系。但是，由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其中的某一部分不能朝右与其他部分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大工业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力量，因此“那末它就替社会主义征服那些不能从自身中产生出这种变革的前提条件的领域，并使之适合于自己的需要。它必须为着自己本身的利益，为着社会团结一致和协调的利益而这样做”。（KarlKautsky,Agrarnopitanje,Beograd1953,str.290.〔参见卡·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51页。——译者注〕）
考茨基从以上的种种分析中，也得出了社会民主党在革命胜利以前和以后对待农民的态度的结论。社会主义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的破产是无法阻挡的，长期保持分散的个体土地所有制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工业中的社会主义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实现，指出了农业发展的道路。不过根据恩格斯对这个问题提出的公式，考茨基也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剥夺农民，而只能承认他们是现实的有益的劳动力，他们应该在发展过程中认识到合作制是他们最好的前途。
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以外，考茨基还以恩格斯的《法德农民问题》（1894年）作为依据。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就农民问题断然地肯定：“第一，法国纲领的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
第二，同样明显的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向小农许诺，他们将得到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明了的好处。”[1]
考茨基在这一著作中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完成了自己的分析。他的这本书完全有权列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著作。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虽然没有像罗·森堡那样尖锐地、毫不妥协地批判伯恩施坦，但毕竟是参加反修正主义斗争的人之一。紧接着这个时期之后，考茨基出版了两本也很著名的书，一本谈的是伦理学问题，一本谈的是基督教起源。
[1]F.Engels,SeljačkopitanjeuFrancuskojiNjemačkoj,Marx-Engels,IbabranadjelaII,Zagreb1950,str.406.（参见恩格斯：《法德农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译者注）如果根据这些原理来考察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实行的集体化原则，即对农民进行剥夺，并坚决地把这种剥夺宣布为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原则，那么，尽管历史经验不无值得慰藉之处，然而结论是十分清楚的。
《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的少见的著作。考茨基在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虽然是十分擅长的能手，然而哲学理论问题却是他的最薄弱的方面，这几乎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一切主要人物的通病。
一般地说，值得注意的突出现象是，第二国际几乎所有的理论家和领导人的哲学水平，对哲学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认识水平，都是非常之低。因此，在哲学方面反修正主义的那一部分工作，迫于形势，不得不落到萨·贡特尔（S.Gunter），即新康德主义者弗·施陶丁格尔的身上。于是，凡是试图对某些问题做哲学分析的地方，都不得不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去进行研究，而在这个方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有主要的发言权。[1]如果注意到所有这些情况，那么很自然就会更加突出地强调格·普列汉诺夫的作用，他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中唯一能够在理论上胜任愉快地同康·施米特、爱·伯恩施坦、彼·司徒卢威及其他修正主义者进行哲学论战的人。
[1]下面这个围绕若马克思主义进行论战的例子（约发生在1907年），清楚地说明了考茨基对马克思的哲学意图了解得很差。当时有一个俄国工人写信来问马克思主义和马赫主义的问题，考茨基对此回答说（这封回信后来被弗·阿德勒刊登在1909年的《斗争》杂志上）：“您问道：马赫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怎样理解。我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任何哲学，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实验科学，即一种特殊的社会观。这种观点同任何唯心主义哲学当然毫无联系，但是同马赫的认识论不是没有联系的……我个人在马克思和狄慈根的观点之间并没有发现任何重大差别。而马赫是非常接近狄慈根的。（引自德波林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1927年德文版所写的序言，第18页）在同一封信中，考茨基在回答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地解释了马克思的哲学这个问题时说：“如果您问我，普列汉诺夫是否正确地援引马克思的哲学？我应该回答说，马克思没有宣布任何哲学，而是宣布了所有哲学的终结。至于普列汉诺夫是一个精通马克思学说的人，那是无可争辩的。”（同上书，第19页）
考茨基对伦理现象的分析，确实抱有一定的企图，他打算一方面超过达尔文主义，另一方面又把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是无论在前一方面或是后一方面，他都没有成功。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如此艰巨的任务中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去克服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许多局限性，这无论如何是有意义的，但是考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却仍然受到生物学派和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他的这一著作，也和达尔文、斯宾塞、克鲁泡特金（P.Kropotkin）对道德现象的分析和研究一样，非辩证地把动物的某些本能特点和人的道德观念等同起来。考茨基断然肯定“道德规律无非是动物的本能”[1]，“道德规律具有与遗传本能相同的性质”[2]。这些观点是片面的、达尔文主义的。
但是，考茨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毕竟要比达尔文主义者前进一步，他指出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对整个社会的社会本能的减弱和阶级内部社会本能的加强。但在这些问题上，考茨基没有能明确地把伦理的社会现象同动物的本能现象截然分开。例如，利己主义、利他主义就同动物的本能现象完全不同，因为根据一定社会的发展程度、分化情况和性质，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由于领会的不同，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它们不是作为生物学的范畴，而是作为明确的社会范畴在人们的正常关系中发生作用。
考茨基出色地论述了恩格斯关于道德规范符合社会需要的思想，以及意识形态具有独立性的特殊现象，这里也包括道德，因为道德也对产生它的社会基础本身发生反作用。
考茨基认为，只有道德理想不能来自社会本能。“道德理想无非是由于不满现状而产生的希望和愿望的总和。它作为阶级斗争的动力，作为团结进步阶级的力量和激励他们反对现状的手段，是战胜现状的有力杠杆。但是，代替旧社会而出现的新社会的状况，不取决于道德理想的表现形式，而取决于现有的物质条件、技术水平、自然环境、邻国性质和现有社会的前身等等。”[3]
[1]K.Kautsky,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10,str.63.
[2]K.Kautsky,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10,str.67.
[3]K.Kautsky,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10,str.138-139.
考茨基认为，道德理想是对现状的抗议，因而它不是目的，而是社会中生存斗争的力量和武器。“道德理想是特殊的阶级斗争关系的特殊武器。”[1]
考茨基对伦理学问题做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这一尝试，既受到达尔文主义生物学派和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学派的影响。这一尝试虽然没有涉及伦理学领域内许多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作为最初的、尽管是没有打中要害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毕竟是值得重视的。但考茨基缺乏缜密的理论和哲学分析，因而不能有力地克服生物学派和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的解释。
考茨基关于基督教起源一书的意义和价值则要大得多。他根据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收集的大量资料和原始文献，对帝国时期的罗马和以色列的历史情况、阶级分化和各阶层的状况，第一次做了详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考茨基也详细分析了早期基督教公社，论述了基督教公社组织的发展和其内部教阶制度的形成，并且一直叙述到基督教被确认为国教。他研究这一重要现象后得出的结论如下：“基督教的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却是掠夺无产阶级和统治无产阶级的祭司阶级的胜利；我们更见出基督教的胜利，不是一种颠覆现存制度的势力的胜利，而反是保守势力的胜利，是一种压迫和掠夺的新支持者的胜利；它又不仅不消灭帝国的权威，奴隶制度，群众贫苦，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它反而令这些条件得以长存不朽。基督教的组织，教会，所以获得胜利，完全由于它抛弃了它的原始目的，而反拥护它的反对方面的缘故。”[2]
[1]K.Kautsky,Ethikund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10,str.141.
[2]K.Kautsky,PorijekloKršćanstva,Beograd1954,str.398.（参见卡·考茨基：《基督教的起源》，《基督教之基础》，叶启芳等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68页。——译者注）
对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问题，考茨基在《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一书中表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本书的基本思想如下：“我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同样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我们知道，历史形势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任意创造，我们的策略必须以历史形势为依据。”[1]他同样认为，欧洲无产阶级已经进入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的时期，可能不久以后就会使政权发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根本变化。考茨基也坚决主张社会民主党不要采取同日益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的政策。社会民主党在取得实际的政权以前，要想参加国家政权，就只有“向资产阶级政府出卖自己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任何时候也不会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争取到几个缔结卖身契的议员罢了”[2]。
但是，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指出过的，考茨基在这里也闭口不谈革命后的国家，而这个问题恰好是革命行动的中心问题之一。潘涅库克就这个问题同考茨基进行了论战，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思想，是考茨基一贯不能接受的。正是这一退却，成了他后来变节投降和把民主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的思想的基础。
[1]K.Kautsky,DerWegzurMacht,IIIizdanje,Berlin1920,str.65.（参见卡·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页。——译者注）
[2]K.Kautsky,DerWegzurMacht,IIIizdanje,Berlin1920,str.111.（参见卡·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刘磊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71页。——译者注）
但是，正当考茨基写这一著作的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整个第二国际内部的分裂，开始日益扩大和加深。修正主义派成了公开的改良主义派，他们同工会领袖一起，日益迎合资产阶级的政策。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在策略上日益倒向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这种情况，联系到第二国际内部围绕总罢工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规模争论，就可以看得特别清楚。早在90年代初荷兰社会党人多梅拉·纽文胡斯（D.Nieuwenhuis）建议用工人阶级的总罢工来回答战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已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提上了日程。1893年和1902年在比利时，1902年在瑞典，接着1903年在荷兰，1904年在意大利，都发生了工人阶级总罢工，更不用说1905年俄国的群众性罢工了，它标志着一整个革命时代的序幕。这些罢工都要求各国社会党对这个问题采取明确的方针。第二国际在好几次代表大会上讨论过这个题目，最后在1904年的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探讨这个问题。委员会里多数人赞同罕·罗兰-霍尔斯特提出的把总罢工和群众性罢工区分开的建议，并向代表大会提出了群众性罢工是工人阶级必要的斗争手段的提案。多数人赞同并投票通过了这个建议。[1]
但是，德国工会在1905年6月的科伦代表大会上断然否决了关于群众性罢工的提案，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上和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关于群众性罢工只是在工人阶级的某些基本权利受到威胁时的防御武器的结论，则正好表明党对工会以及党和工会官僚的改良主义政策的投降。
[1]罕丽达·罗兰-霍尔斯特当吋出版了一本论述总罢工的巨著（GeneralstreikundSozialdemokratie,Dresden1905），书中提出了上述方针。一年后出版了爱·伯恩施坦的《论罢工》（DerStreik,FrankfurtamMain,1906），书中认为，可以把政治罢工作为政治斗争的适当形式，但在实现了政治民主后政治斗争将成为多余的了。这个时期里还出版了一本伊丽莎白·乔治（ElsbethGeorgi）写的学院式论著《现代工人运动中总罢工的理论和实践》（TheorieundPraxisdesGeneralstreiksindermodernenArbeiterbewegung,Jena1908），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发表了卡·考茨基的《群众性政治罢工。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群众性罢工讨论经过的评述》（DerpolitischeMassenstreik.EinBeitragzurGeschichtederMassenstreikdiskussioninnerhalb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Berlin1914）和亨利希·劳芬贝尔格（HeinrichLaufenberg）的《政治罢工》（DerpolitischeStreik,1914）。据我所知，约有50名各种派別的社会党人研究了这个问题，由此可见，这一场讨论和论战的规模有多么大。除了上面已经列举的和以后将耍提到的某些人以外，还存如：赫尔曼·戈尔特（HermannGorter）、鲁道夫·希法亭（R.Hilferding）、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威廉·科尔布（W.Kolb）、斐迪南·特尼斯（F.Tönnies）、菲力浦·屠拉梯等。
同样，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有关殖民地问题的修正主义思想也日益滋长。有人抛弃了过去几次代表大会上郑重宣布的坚决反殖民主义的方针，而是呼吁要采取“更现实的”殖民政策，这实际上要求为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辩护，只不过不主张采取他们的各种野蛮方法。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及其许多同道（麦克斯·席佩尔、古斯达夫·诺斯克〔GustavNoske〕、格尔哈德·希尔德布兰德等）同英国的费边派站在同一立场上。萧伯纳在关于费边社和王国的宣言中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在宣言中费边派支持英国并吞布尔人共和国。[1]
为了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右派和中派的这种堕落行径，由罗莎·卢森堡、弗·梅林、卡·李卜克内西、克·察特金（C.Zetkin）等人组成的左派终于分离出来，最后在大战中组成了单独的革命的“斯巴达克联盟”。
1914年8月4日，德国议会中111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全都投票赞成军事拨款。[2]
战前的形势和战争本身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战争时期的态度问题，取得政权的道路问题，革命后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1]1907年8月在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伯恩施坦、大卫、万·科尔（vanKol）、麦克唐纳等人的机会主义方针被否决，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尖锐地谴贵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因为它导致奴役和杀戮殖民地人民，而资本主义社会所吹嘘的文明人的使命，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他们的征服和剥削意图的遮羞布。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让各族人民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文化。除了上述社会党人之外，就这个问题写了文章的还有：卡·考茨基：《社会主义和殖民政策》（SozialismusundKolonialpolitik,Berlin1907）、安·潘涅库克、格·累德堡（G.Ledebour）、亚·帕尔乌斯（Parvus）、古·诺斯克、格·希尔德布兰德等。
[2]15名议员，包括卡·李卜克内西、格·累德堡、胡·哈阿兹（H.Haase）、保·连施（P.Lensch）反对军事拨款,但受到党纪的约束。12月，德国政府再次要求拨款时，只有卡·李卜克内西一人起来反对。后来，1915年3月，奥·吕勒（O.Rühle）同他站在一起；而1915年12月，又有18名社会民主党议员出来支持他。
在第一个问题上，第二国际遭到了彻底的破产。[1]对于另外两个问题，以考茨基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完全不顾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照旧主张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这种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特征。当1918年欧洲无产阶级确实面临革命时，考茨基写了几本小册子，这些书只能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而实质上是赞成艾伯特-谢德曼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叛卖行径。正当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这个联盟杀害了德国最革命的人物时，考茨基却认为有必要把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问题当作时代的中心问题，同时攻击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性行动。他写道：“因此，对于我们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生产组织的社会化，而且也是社会组织的民主化社会。这样，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和民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2]
但是，考茨基没有对社会主义的概念，特别是对民主的概念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就是说，没有揭示它的阶级内容，而是仍然停留在一般的形式主义的观点上，即从形式上和法律上对这个概念下定义，这当然使他得出了毫无革命气息的结论。在考茨基看来，民主意味着“多数的统治，但也是保护少数”[3]。如果说民主的含义在这里还表述得不够清楚，那么考茨基在一年后出版的这本书的删改本中对此则做了十分明确的阐述。他反对专政，认为专政在德国是用不着的，并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将要而且必须牢牢地坚持民主制，坚持我们已经为之奋斗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普遍、平等、直接、秘密投票的选举权”[4]。
[1]1915年9月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举行的会议和1916年4月在昆塔尔举行的会议，都谴责了第二国际的这一方针，并郑重宣布了对待战争的革命态度。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列宁、季诺维也夫（G.E.Zinovjev）和拉狄克（K.Radek）的领导下，要求会议反对国内和平的口号和采取国内战争的方针。这同时也是左派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当权派机会主义的最初步骤。参见霍尔斯特·拉德马赫尔：《齐美尔瓦尔得运动。记录和报道》（DieZimmerwalderBewegung.ProtokolleundKorrespondenz.TheHagne-Paris1967）；尤利斯·洪贝尔特-德罗兹（J.Humbert-Droz）：《战争和国际。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DerKriegunddieInternationale.DieKonferenzenvonZimmerwaldundKienthal,Wien-Köln,1964）。
[2]K.Kautsky,DieDiktaturdesProletariats,Wien1918,str.5.（参见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骆静兰、彦劬、柴红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页。——译者注）
[3]K.Kautsky,DieDiktaturdesProletariats,Wien1918,str.15.（参见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骆静兰、彦劬、柴红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页。——译者注）
[4]K.Kautsky,DemokratieoderDiktatur,Berlin1919,str.46.在内容提要上竟称这本书为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这是考茨基陷入中派歧途的结局，这条歧途，正如卢森堡正确地看到的，在战前就背弃了正道而倒向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在这个时期则又具有自由主义的民主色彩。考茨基用法律形式上的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定义。其实，任何民主，从政权的实质来说，都是一定阶级的专政，可是考茨基却把它解释为普选权。很自然，他的最后结论必然是否定革命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宣布议会斗争是唯一可行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因为，既然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的，而民主又意味着“多数的统治”，那么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占多数，就不能夺取并保持政权。而如果工人阶级已经占了多数，他们就可以通过选票取得政权。无产阶级以这种方式取得政权后，不仅将继续保持这种民主，而且要扩大民主，因为这样做没有什么危险，无产阶级本身占着多数。所以，武装革命应当拋弃。[1]
全部问题都被归结为政治和法律问题。民主的实质完全被掩盖了起来。专政则被视为一种“状态”，如果它成为一种“政体”，就意味着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取消选举权，取消集会和协商自由；因此，在这种政体下，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个人专政或一党专政。所以必须把它抛弃。[2]不仅如此，而且在这种专政下，反对派只能有一种选择——国内战争。因此，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应当把发生国内战争归咎于本身的专政！
[1]此后，考茨基于1920年在《取得政权的道路》（DerWegzurMacht）一书的第三版序言中，还做了一种估计。他说：“在这方面，我们仍然坚持：英国和德国将是最先达到某种现代社会主义的国家，这种社会主义将使无产阶级得到满足和解放。这两个国家今天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必要因素。”（DerWegzurMacht,III.Izdanje,Berlin1920,str.13）考茨基连同他的议会选票究竟取得了什么成果，历史本身、首先是他的祖国德国的历史本身是最好的证明。
[2]K.Kautsky,DieDiktaturdesProletariats,Wien1918,str.21.（参见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骆静兰、彦劬、柴红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5—26页。——译者注）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暴力革命、严厉的专政、取缔反对派等等，当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可行的和必不可免的道路和手段。这一革命可以开展得“更加民主”得多，甚至通过议会的方式。但是，正当本国和别国的革命事态蓬勃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在一国取得政权的惊天动地的日子里，宣布那样理解的民主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并谴责布尔什维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实际上就等于抛弃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些问题的基本原理，并成为叛徒。[1]
在这个时期，考茨基又出版了一本攻击布尔什维克的书《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书中对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做了分析，但基本上仍然坚持以往著作中的那些论点。考茨基污蔑布尔什维克，说他们只是在日益抛弃社会主义原则和变为机会主义者的情况下，才得以保住政权[2]；他发现在城市中形成了三个阶级：第一，从前的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要他们还持反对的立场）；第二，雇佣工人；以及第三，官僚。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过错在于建立专政，而这在考茨基看来只是意味着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尚未具备，而且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就是国内战争。“既然我们面临的抉择只是：民主或者国内战争，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凡是社会主义还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的地方，凡是多数居民还不接受社会主义的地方，建立社会主义的时刻一般地说还没有到来。可是布尔什维主义却认为社会主义应当由少数人强加给多数人，结果就只能发生专政和国内战争。”[3]
[1]对于考茨基的这本书，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中给予了十分尖锐的、而且是唯一正确的、有根有据的答复。书中通过尖锐的批判指出，考茨基在许多其他问题上也发生思想蜕化，例如：民主和专政的定义，对苏维埃和立宪会议的评价等等。正当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考茨基坐在艾伯特-谢德曼政府顾问的安乐椅上（这个政府杀害了最优秀的革命者、以前党内的同志），指手画脚地就民主和普选权问题指责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这倒是很轻松的！而这种态度，正如我们在其他例子中还将看到的，乃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共同立场。
[2]K.Kautsky,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Berlin1919。“他们以要人自居，却牺牲了自己的原则，从而成了真正的机会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目前在俄国取得了胜利，可是社会主义现在在那里已经遭到了失败。”（str.133）
[3]K.Kautsky,TerrorismusundKommunismus,Berlin1919,str.145。他在这里仍然坚持原先的民主观点，认为没有“根据普遍平等的选举权产生的人民议会”就不可能存在民主。（str.150）
对于这一本书，列·托洛茨基在《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驳考茨基》（1920年）一书中给予了严正的回答，他尖锐地驳斥了考茨基的自由主义和机会主义。对于这一批判，考茨基在《从民主到国家奴役》（1921年）一书中又做了答复。他继续坚持自己过去的观点，认为“国家奴役是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的终点”[1]，布尔什维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明显的反动性”，它将是“社会主义历史中的污点”[2]。
略为详细地谈一谈考茨基对当时的这些重大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考茨基的这一套东西实际上提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整个时期——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纲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强迫工人阶级“实行民主”，却把行使暴力和专政的特权交给了资产阶级，这样，资产阶级即使处于少数，也可以等待时机通过选票重新取得胜利。
必须注意，社会民主党的这种新“理论”，正是在当时最紧要的关头，即在布尔什维克同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武装干涉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提出的。考茨基认为时机已到，不仅在理论上反对这些唯一能履行自己的国际和国内任务的共产党人，并且亲自出马到格鲁吉亚去支持孟什维克和自由派反对苏维埃政权。[3]
[1]K.Kautsky,VonderDemokratiezurStaatsklaverei,Berlin1921,str.122.
[2]K.Kautsky,VonderDemokratiezurStaatsklaverei,Berlin1921,str.127,128.
[3]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鉴于考茨基的这些功绩，在他70岁生日时出版了一本祝寿文集《活的马克思主义》（DerlebendigeMarxismus,Jena1924），并称这个阶段为马克思主义的第四阶段。执笔撰文的有：麦·阿德勒、奥·鲍威尔、阿·克兰诺德（A.Kranold）、奥·耶恩森（O.Jenssen）、考茨基的儿子等。同样，鲁·希法亭的《社会》杂志也为考茨基的生日出版庆祝专号《马克思学说的保卫者和发展者》（demWahrerundMehrerderMarx'schenLehre），执笔撰文的有：麦·阿德勒、卡·沃伦德尔、路·布丁（L.Boudin）、维·切尔诺夫（V.M.Černov）、爱·伯恩施坦、特·唐恩（Th.Dan）、鲍·尼古拉也夫斯基（B.Nikolajevski）等。关于考茨基，还请参见埃里希·马蒂亚斯（ErichMatthias）编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第二册：《考茨基和考茨基主义》（KautskyundKauskyanismus,Tübingen1957）。
革命力量的领导人不能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规范和宪法规范出发来处理一场真正的革命事件，我们知道，就连资产阶级对这些规范的适用性也是极不相同的。一次武装革命，不能从它对待议会民主程序的态度着眼来进行评价，尤其是当这场革命是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的条件下发生的时候。虽然在这种条件下也需要从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着想，强调民主的问题，但同样也应当马上强调指出，这个问题不限于政治民主或思想自由领域的民主（一般地说这种民主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具有更加深远的特性。发展各种形式的“经济民主”，劳动人民不仅直接决定自己的产品和劳动成果，而且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各种形式的“自由生产者联合体”中）行使职能，从而真正克服国家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真正的民主关系和自由关系的根本基础。考茨基当然没有理由挥舞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宪章来指责一次革命行动，何况是在当时这种历史条件下。这一革命行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理所当然地会完全克服在一般民主问题概念上的缺陷。这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所遭受的暂时的历史性挫折以及退化，正是过分强调政治领域的作用——国家和国家机构的作用——的结果，是忽视“直接生产者自治”思想的结果，而对于这一点，考茨基本人也是理解得很差的。
考茨基在这个时期，除了写一些小册子以外，还企图在《唯物史观》[1]一书中概括自己的社会观，并总结自己的全部理论活动。
[1]该书第一版印于1927年，第二版印于1929年。两卷合计超过1700页，因而我们无法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书中涉及的一切问题。书的内容无疑包括甚广，除了某些传统的社会学问题如阶级问题、国家问题等以外，他还试图论述社会共同体的起源、人的本性问题（遗传，人是一种利己的、社会的、有性欲的生物，对自然界的适应，种族，技术，绎济，历史的意义，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意志和科学在历史中的作用等）。在这里，我只是试图对这部书做最概括的评价。
对于这部书，可以概括地说，它无论在总的题材上或是在各个专题上，都是迄今论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般概念的最宏伟的尝试之一。从问题的理论方面来看，这部书时缺点是论述得不够深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问题阐述得不够深刻，这个缺点，也像在考茨基过去的某些理论著作中那样，必然会反映在一系列其他问题的论述上。考茨基的理论生活的道路，是从达尔文主义开始的，而且以后一直没有摆脱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因此在这里，也像我们在谈到他的伦理学一书时所强调过的那样，在理解以后的某些其他观点时（如龚普洛维奇〔L.Gumplovicz〕关于国家起源的暴力论），也一贯把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有限辩证法同马吏思主义的辩证法混为一谈。同时，不言而喻，他始终依据自己在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所提出的那些论点来解释现代的国家和革命的问题。
另一方面，这部书所涉及的范围极广，它提出了大量的问题和一系列很好的见解。但是在理论方面，它没有贯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在许多地方具有折中主义和机械论的观点。
尽管这部书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资料，以及很好的见解，但是我们有必要至少用若干篇幅来谈一谈考茨基贯穿于全书的理论上的模糊观念。考茨基直到当时仍然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联系，因而认为唯物史观实质上并不依赖于任何哲学观念。“所以可以说，唯物史观并不依赖于某种唯物主义哲学。它同每一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的世界观，都有联系，或者至少不与它们处于互不相容的矛盾之中。”[1]设想能存在某种可以充当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但本身却不是唯物主义性质的世界观，这只是说明作者不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此，他在同一页上竟然得出结论说，在他看来，唯物史观“不仅同马赫、阿芬那留斯有联系，而且同许多其他哲学也有联系”[2]。
在辩证法的基本观念上，考茨基也仍然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者、机械论者，而不是辩证论者。他从来不了解辩证的运动即“自我运动”的实质，不了解每一种过程内在的辩证矛盾和对立的实质，而是把一切都归结为个体同环境的关系，其实这只是错综复杂的辩证关系中的一个因素。“任何适应过程的出发点是有机体、‘我’。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肯定、‘正面’、‘正’、‘正题’。
[1]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Bd.,str.28.
[2]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Bd.,str.28.
与它相对立的是它所处的周围世界，即‘非我’、有机体的否定、它的‘反面’、‘反题’。最后的出路是克服矛盾，否定之否定，通过适应而使有机体重新得到肯定，即‘合题’。”[1]考茨基在这里甚至设想恩格斯犯了错误，因为恩格斯认为运动和发展不是由两个因素（个体和周围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而仅仅是“一个因素的运动，即个体本身内部的运动；从而在同一个个体身上既寻找反题，又寻找正题”[2]。因此，考茨基竟想纠正恩格斯在分析辩证法时所存在的黑格尔的残余，却没有发现在他自己那里存在着的，而在恩格斯的观点中已经克服了的机械论。
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考茨基也认为需要纠正恩格斯关于国家在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和社会内部分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观点，而应当接受龚普洛维奇的更正确的“唯物主义的”征服论。实质上，考茨基在这里也不理解使国家组织（不是部落组织等）得以产生，并使征服之类历史现象能造成建立国家的结局的这一过程的内在辩证法。这里也表明，考茨基不理解辩证法对于正确解释某些重大的人类历史问题的决定性意义。
[1]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Bd.,str.130.
[2]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Bd.,str.132-133.
考茨基也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本质，他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希法亭的后期分析上。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放弃在战争开始时提出的机会主义的超帝国主义论，他实际上是用这种理论来掩饰帝国主义的实际命运，抹杀无产阶级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考茨基以前曾提出一种主张，认为对金融资本来说，更有利的是消除相互斗争和竞争，为了剥削全世界而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这样就能消除战争和破坏，并为掌握政权而进行民主的斗争。考茨基现在在这部著作中又得出结论说：“也许金融资本接受世界大战的教训，认识到用这种方法来扩大剥削地盘未免过于冒险。在这种增加利润的愿望的支配下，整个资本的处境过于危险，因此，更有利的办法就是实行超帝国主义，即各国金融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结成卡特尔。”[1]
在这部书中，考茨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全部观点，和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的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刚结束后所写的那些著作中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不仅对民主问题，而且对革命力量的整个斗争，他都仍然持抽象的观点。他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形势。他机械地认为，凡是存在发达的无产阶级的地方（英国、德国），多数必然将取得民主的优势，从而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这些成了考茨基十分着迷的设想，以致他根本不考虑可能会出现一系列其他的国内和国际因素，使这一发展过程转人完全不同的轨道。他似乎已经完全不能理解阶级斗争的动向和阶级斗争的策略。所以他才会以如此自信的口吻和忽视政治的态度，就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发表预言说：“法西斯分子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必须具有很大的数量，譬如在拥有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意大利，他们占了将近五十万。在德国，要想达到这样的比例，他们必须纠集大约一百万人。在一个工业国中，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想凑够如此大量的信徒，即使在最好的年头也是不可能的。在意大利，力量对比对于法西斯主义特别有利。”[2]
这段话就是在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台执政之前四年说的！
[1]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IBd.,str.146.列宁早在1915年就已经在《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但刊印于1924年）以及论帝国主义的著作中，揭露了中派的这种机会主义论点。他在给布哈林的小册子《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写的序言中指出，金融资本联合的种种趋势是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即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资本主义早已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了（参见《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145页。——译者注）。
[2]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IBd.,str.477.
同样，考茨基在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民主观点和阶级斗争观点时，提出了一大套糊涂观念。他说，设想通过发展生产力和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来缓和阶级对立，这必然会导致放弃社会主义事业。这样，他就势必要承认，自己毕生的工作全是白费的。“但，毕竟不无令人宽慰之处。因为社会主义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达到无产阶级完全解放这一最终目的的手段。我们今天只看到一种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能性，这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反之，如果在当前的生产方式的范围内也可以同样办到这件事，那么这就意味着，可以比我们社会主义者原先的设想更容易地、更简单地，并付出更小的代价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
在这里无须再做任何评断了，因为这种观点同他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制度的崇拜是完全一致的。
这部书是年迈的考茨基的最后一番努力，他不仅总结了自己对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的观点，而且在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自己的论点，特别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论点，并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首先是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尽管这部书包含大量丰富的材料和资料，尽管书中有许多精彩的历史分析，尽管这部书是在1926年完成的，但它在思想上仍属于战前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的范畴，因为它在某些根本问题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同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其他几本书一起，成了社会民主党的党义概要。
考茨基也和德国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缺乏对历史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和缺乏革命实践的某些根本前提。由于不具备特殊的革命传统，他们追求学院式的系统性，并对法律制度和国家制度抱有小市民式的恐惧和敬仰心理，这一切就足以使他们白白放过以往的一切革命形势。此外，他们还缺乏法国社会主义曾在历史上写下了许多光辉篇章的那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经过黑格尔深入探索历史因素的本质，经过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而在马克思的革命人道主义中得到了最光辉和最深刻的反映。
[1]K.Kaulsky,Diematerialist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Berlin1929,IIBd.,str.563.
七、罗莎·卢森堡
考茨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的盛衰，而罗莎·卢森堡（1870—1919）则不仅是这个社会民主主义时期的最杰出的光辉形象，而且是这个时期的否定。她博学多才、文思敏捷、充满革命热情，站在德国和波兰社会主义队伍的最前列。不仅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并取得议会胜利的时期是如此，而且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向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屈膝投降的日子里也是如此。那帮人由于屈膝投降而保全了生命和地位，而卢森堡却在第一批牺牲者中遇难。但是她的名字将永远载人最伟大最光辉的革命家的行列中，他们的思想也和他们的事业一样是永垂不朽的。[1]
卢森堡是波兰人，她在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参加了当时被分割的波兰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久被迫出走，侨居于瑞士，在那里结识了一群著名的俄国社会主义者（格·普列汉诺夫、巴·阿克雪里罗得〔P.Akseljrod〕、维·查苏利奇〔V.Zasulič〕），她主要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以《波兰工业的发展》（1898年）这篇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卢森堡同利·约吉希斯（L.Jogiches）、瓦尔斯基（Warski，即米哈尔科夫斯基〔Michalkowski〕）一起，在90年代创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艰苦的工作条件下造就了相当数量的杰出革命家，并展开了广泛的活动。
[1]关于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活动，请参见下列传记：保尔·弗勒利希（PaulFröhlich）：《罗莎·卢森堡的思想和事业》（RosaLuxemburg,GedankeundTat,Paris1939,IIIizd.FrankfurtamMain,1967）；罕·罗兰-霍尔斯特：《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Zürich1937,Rotterdam,1935）；J.P.奈特尔（J.P.Nettl）：《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I-II,London1966）；安奈利斯·拉席察（AnneliesLaschitza）和君特·拉德聪（GünlerRadezun）：《罗莎·卢森堡。她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RosaLuxemburg,IhrWirkenin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Berlin(Ost)1971）；吉尔伯特·巴迪亚（GilbertBadia）：《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Paris1975）。
1897年，她迁居到德国。此后，直到她牺牲，主要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里活动。她的文采、禀赋和决心，使她很快就崭露头角，居于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前列，不应忘记，当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解释者。
但是，与此同时，修正主义也正好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德国社会主义者所写的各种反修正主义的理论著作中，卢森堡的著作是最光辉和最有理论价值的。
卢森堡以《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1898—1899年）为标题，一下子就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她在该书第一页就指出，这样提问题是不辩证的。“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1]
卢森堡精辟地分析了与这一论题有关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指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以为通过它就能按某种方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最常见的改良主义幻想。生产过程正在日益社会化，而国家监督正在日益扩大。私有财产日益变为赤裸裸地剥削他人劳动的形式，而国家监督则日益渗透阶级利益。国家和所有制关系日益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合法改良和革命不仅是或多或少具有好处的行动，而且是根据更深刻的历史原因活动的因素。“因此，合法改良和革命，并不是象食堂里的热炒和冷盆一样可以由人任意加以挑选的、历史进步的不同方式，它们是阶级斗争发展中的不同要素，它们既是互相制约和互相补充，同时又象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
[1]R.Luxemburg,Socijalnareformailirevolucija,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str.271.（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页。——译者注）
并且，每一个时候的法制都只是革命的一个产物。如果说，革命是阶级历史在政治方面的创造行动，立法就是社会在政治方面的继续成长。合法改良工作，就它本身来说，并没有它自己的、离革命而独立的动力，它在每个历史肘期中，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它的刺激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活动，或者，具体地说，只是在最后一次革命变革在世界上树立的社会形态的框子里进行活动。这正是问题的核心。”[1]
卢森堡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当伯恩施坦因国家通过了许多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和法令而满怀希望时，卢森堡指出，这种希望建立在对现实过程的不正确的观察之上。因为“从另一方面说，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个发展，国家本质发生了另外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国家为社会发展的利益担任了各种普遍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的发展的利益，是同整个统治阶级—般利益相符合的，在这个范围内国家才担任了这些职能”[2]。
在社会主义到底是伦理理想还是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上，卢森堡也保卫了马克思的唯一科学的观点。而且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基地，这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因此，她驳斥了伯恩施坦企图否认存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的种种假设。同样，她正确地解释了恩格斯在1894年对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著名序言中所表述的原理，这篇序言，很多人认为是恩格斯在理论方面的嘱。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修正主义者根据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恩格斯放弃了革命，建议以议会斗争作为取得政权的道路。
[1]R.Luxemburg,Socijalnareformailirevolucija,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str.319.（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页。——译者注）
[2]R.Luxemburg,Socijalnareformailirevolucija,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str.291.（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2—23页。——译者注）
卢森堡坚决驳斥了这种解释，她指出，恩格斯所指的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时期无产阶级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而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无产阶级的态度。“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必要性，无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时候都没有怀疑过。到伯恩施坦，才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鸡窝，当作负有完成伟大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变革一使社会从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形式——的机关。”[1]
修正主义者特别害怕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不仅他们，而且许多当时并不主张修正主义观点的人，也一直担心发生“过早的”革命。这帮人在发生革命搏斗之后总是抱怨说，本来是用不着拿起武器的。卢森堡对这个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任何请求和发誓，都无助于防止过早的革命。理由是：“第一，象把社会从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巨大变革，说要一下子完成，在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击之下完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果认为这也是可能的，那又是暴露了真正的布朗基观点。社会主义变革以长期的、顽强的斗争为前提，在这个斗争中，按各种可能的情况来看，无产阶级会不止一次地被击退，因此，从整个斗争的最后结果的观点来说，第一次必然是‘过早’地掌握政权。
[1]R.Luxemburg,Socijalnareformailirevolucija,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str.291.（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8页。——译者注）
但是，第二，这种‘过早’的掌握政权也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这种‘过早’的进攻，正是为最后胜利创造政治条件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随着他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在政治上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成熟程度。因此，无产阶级的那种对国家政权的‘过早’的进攻，本身就是帮助最后胜利的时机到来和决定这个时机的重要历史要素。从这个观点出发，认为劳动人民‘过早’夺取政权的想法，在政治上是荒谬的，它是机械地看社会发展，它是假定阶级斗争最后胜利的时机是在阶级斗争之外、离开阶级斗争决定的。”[1]
在这个时期，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1903年以后对党的纲领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时候，卢森堡批评了列宁在这个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上的观点，指责了列宁坚持她所说的那种“极端集中”的主张。[2]这里无疑涉及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意见分歧，它在后来的适用过程中确实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列宁的观点是，坚决强调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组织良好的党，这个党同时将是具有明确目标和坚定决心的基本核心。可是列宁的这个主张后来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粗暴的集中主义。与此相反，“卢森堡主义者”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自发性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低估了组织因素的首要意义。
但是，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分歧，特别是在工人运动的以后发展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其实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大。列宁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巩固的、有纪律的组织，使中央委员会具有很大的权力，同时使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机关，——这确是事实。卢森堡则认为群众运动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基础（这一点列宁也很清楚），一个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在历史上要比最好的中央委员会的不犯错误都更有价值得多，更有效得多，——这同样也是事实。
[1]R.Luxemburg,Socijalnareformailirevolucija,uzbornikuMarksizamirevizionizam,str.325-326.（参见罗·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60-61页。——译者注）
[2]罗·卢森堡：《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Organizacionapitanjauruskojsocijademokraciji,NeueZeit.juli1904）一文中批评了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的主张。对此，列宁在1904年9月写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做了答复。（参见《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一46页。——译者注）
在这个问题上，特别是结合当时工人阶级斗争的条件来看，列宁是正确的。卢森堡所警告的那种领导官僚化的危险，不仅可能存在，而且在列宁逝世后甚至变成了事实。但是，这并不是列宁当时的原则的过错，而是那些在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新形势下照老样子贯彻这些原则的人的过错。
另一方面，卢森堡的主张所包含的危险，就是过高估计自发性和群众的创造作用，其实，群众若没有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很容易错过关键的时机。在这一时刻里若不存在一个精干的党，很容易使革命失败，这样的事情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卢森堡在著文谈到群众性罢工和党的问题时，已经能克服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并接近列宁的正确观点。“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最有文化和最有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它不能也不应像宿命论者那样束手坐待‘革命形势’的到来，等待自发的人民运动从天而降。相反，它时时刻刻应该努力促进和迎接事态的发展。”[1]
在这一著作中，卢森堡对群众性罢工做了精辟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她既不幻想可以简单地通过一纸命令掀起群众性罢工，又不机会主义式地抱怨流血牺牲，她把群众性罢工解释为富有成果的长期革命斗争时期的总结。她把群众性罢工同群众示威游行等区分开来，并得出结论说，群众性罢工只有在革命高涨时期才能发生，它主要是革命形势本身的表现，而不是革命形势的原因。她在结束自己的分析时说：“其实，不是群众性罢工产生革命，而是革命产生群众性罢工。”[2]
[1]R.Luxemburg,Massenstreik,ParteiundGewerkschaften;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Berlin1951,Bd.I,str.224-225.同样，她在著名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中也写过相似的话：“如果说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的发展，就像人不能超越他的影子一样，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可以加速或延缓历史的发展。社会主义是世界史上第一次人民的运动，它的目的和历史使命就是在社会活动中加人人的自觉意识、计划思想，从而也就是加人自由意志。”（DieKrisederSozialdemokratie;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Bd.I,str.269）
[2]R.Luxemburg,Massenstreik,ParteiundGewerkschaften;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Berlin1951,Bd.I,str.204.
除了上述同列宁的意见分歧以外，卢森堡在民族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的坚定观点相反，她把这个问题归结为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并且否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1]
1905年俄国爆发革命后，卢森堡回到波兰，领导波兰起义。后来被捕入狱。获释后，到了德国。1906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办了党校。卢森堡同弗·梅林、鲁·希法亭（她接替了他）、亨·敦克尔（H.Duncker）、阿·施塔特哈根（A.Stadhagen）、艾·武尔姆（E.Wurm）、古·埃克施坦（G.Eckstein）、H.海奈曼（H.Heinemann）一起担任教员，她教政治经济学。同时，她搜集资料，写她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主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1913年）。
[1]在《民族问题和自治》（Nacionalnopitanjeiautonomija,1908-1909）一文中特别强调了这些论点。对此；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书中做了答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相应的地方还将谈到。
在这本书中，卢森堡抓住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几乎是最根本的问题：能否实现扩大再生产。这方面面临的问题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也有决定性的意义。到底资本主义能否无限地进行扩大再生产呢？如果能够，那么资本主义就会是一种具有无限前途的制度。卢森堡并没有满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扩大再生产所做的分析，认为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一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总资本积累的问题只是提了出来，但并没有给予答复。她在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S.N.Bulgakov〕、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进行论战时，解释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进行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理由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剩余价值投入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那里可以容纳它的产品。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上看时，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生产物的购买者及其自身的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国外市场是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物并供给资本以生产要素及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1]。
按照卢森堡的论点，一部分用来投资的剩余价值,不能在内部市场实现，而只能在外部市场即在非资本主义形态中实现。因此，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不仅囊括全球，而且“排挤一切其他经济形式、不容任何其他经济形式并存的”倾向的经济形式。“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传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2]
卢森堡的理论所依据的假设是：只有存在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才是可能的。一旦这些国家也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国际无产阶级到那时还没有举行起义来摧毁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也将直接开始崩溃。
卢森堡的论点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此，她在《反批评》中做了答复，并再一次对自己的理论做了明确的概述。她在序言中写道：“从19世纪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资本也随同这些方法从欧洲输出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它在那里，在新的地区，在旧的家庭生产形式的废墟上，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了一群新的购买者，从而也找到了进一步积累的可能性。
[1]R.Luxemburg,Akumulacijakapitala,Beograd1955,str.279.（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鼓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89—290页。——译者注）
[2]R.Luxemburg,Akumulacijakapitala,Beograd1955,str.368-369.（参见罗·卢森堡：《资本积累论》，鼓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376页。——译者注）
这样，资本主义由于同非资本主义社会集团和国家相互作用而日益扩展，并且依靠它们而不断积累，同时又一步一步地排挤它们，以便取而代之。参加攫取积累地区的资本主义国家愈多，还可以让资本实现世界性扩张的非资本主义地区愈少，则资本争夺这些积累地区的竞争也就愈激烈，资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活动也就愈陷入经济和政治灾难的绝境：世界性危机、战争、革命。
资本通过这一过程，却为自己准备了灭亡，其方式有两种。第一，资本依靠侵占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而不断扩展，它不顾一切地奔向末日，到那时，全人类实际上只由资本家和雇佣无产者组成，因而不能再继续进行任何扩展，从而也不能进行任何积累了。同时，随着这一趋势的发展，资本也加重了阶级对立，加重了国际上的经济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经济发展的最后结果到来之前，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全世界取得不可分割的绝对权力之前，它必然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反对资本统治的起义。”[1]
卢森堡的论点所引起的争论和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假设,都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说明了问题解决得不够明确。有一些人，如奥·鲍威尔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不是由于它不能实现剩余价值，而是由于人民群众的不满，由于组织起来和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的不满。另一些人则宣布，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是不可动摇的原理，它必然会导致革命，这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成了官方的理论。其实，这种论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荒诞无稽的。
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在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时曾经指出过的那个问题，在那里，马克思分析了利率下降的趋势和扩大再生产的日益发展，这些情况引起了资本主义内部的激变，这种激变已经为迄今的历史所证实。而这个过程必然会在自己内部导致古典资本主义的否定，因为它无法避免和解决这种激变，同时导致国家干涉的日益加强，而国家干涉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具有明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就连资本主义也实际上已处于一定的过渡时期。
[1]R.Luxemburg,AkumulacijakapitalailištosuepigoniučiniliodMarxoveteorije,Antikritika;dodatakAkum.Kapitala,str.386.
卢森堡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首先是考茨基的日益严重的机会主义发生冲突。战争爆发后，社会民主党投降，卢森堡是最先起来严厉谴责这种社会沙文主义的人之一。[1]1915年，她就同梅林一起创办了新的《国际》杂志，这个杂志的撰稿人还有：克·蔡特金、奥·塔尔海默（A.Thalheimer）、凯·敦克尔（K.Duncker）、普·朗格（P.Lange）和亨·施特勒贝尔（H.Ströbel）。
在战争期间，她大部分时间被关在监狱中，但在短暂的获释期间里，例如在1916年初，她同激进的左派代表——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恩·迈耶尔（E.Meyer）、尤·卡尔斯基（J.Karski）、利·约吉希斯等——一起组成了社会主义左派组织“斯巴达克联盟”。
这个时期也出版了她的著名的《尤尼乌斯的小册子》，这本书在当时，除了列宁的著作以外，是对战前形势和对第二国际破产的最尖锐和最卓越的分析。书中指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国际内的作用，它在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具有威望，当时毫无疑问，不是他们赞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观点，而是相反，其他社会主义者同意他们的观点，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严重堕落、破产和变节，揭露了它所鼓吹的关于德国人负有文明使命、社会民主党继续朝气蓬勃等等理论。
[1]应该指出，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1907年）、哥本哈根（1910年）和巴塞尔（1912年）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反对战争危险的决议。决议的补充部分是根据卢森堡、列宁和马尔托夫的建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如果出现了战争爆发的威胁，工人阶级和他们在国会里的代表们在社会主义国际局的牢固支持下有责任采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尽力设法防止战争的爆发。这种方法自然应该随着阶级斗争和一般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而有所不同。如果战争仍然爆发了，他们的责任就是设法迅速制止战争，以及尽他们的全力利用战争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来唤起人民，以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转引自M.Beeru,Općahistorijasocijalizmainsocijalnihborbi,Zagreb,1933,str.491.〔参见《三个国示的历史》，李潞等译，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09页。——译者注〕）
卢森堡写道：“在这场战争中，问题不是像社会民主党党团声明所说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生存和自由发展，也不是像社会民主党报刊所登的那样，关系到德国的文化；而是关系到德国银行今天在土耳其属亚洲地区的利润，关系到曼内斯曼和克虏伯将来在摩洛哥的利润，关系到奥地利这个‘以哈布斯堡君主国为名的组织涣散的集团’，（如《前进报》1914年7月25日所说的）的生存和反动制度，关系到匈牙利的猪和李子，关系到第十四点和弗里德曼-普罗赫的文化，关系到维持‘小亚细亚’的土耳其法西斯政权和‘巴尔干的反革命’。”[1]
因此，卢森堡激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下列口号：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只在和平时期进行阶级斗争。按照这种论调，从1914年8月4日起，直到媾和为止，阶级斗争就被宣布为不存在了，克虏伯的大炮在比利时一轰鸣，德国就变成了奇迹般的阶级团结和社会和睦的国家了。
卢森堡写道，然而阶级斗争并不是社会民主党为了能在一定时期任意废弃而发明出来和自由创造的东西。阶级斗争的存在要比社会民主党早得多，而且在战争中没有发生任何足以使阶级斗争不再存在的变化。大炮的轰鸣并没有使德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发生任何变化。[2]
[1]R.Luxemburg,DieKrisederSozialdemokratie(Junius-broschüre);AusgewählteR.u.Schr.,str.325-326.
[2]参见R.Luxemburg,DieKrisederSozialdemokratie(Junius-broschüre);AusgewählteR.u.Schr.,str.343-344。
卢森堡虽然提出了卓越的批评，阐明了历史形势，但她根据这场战争是敌对的帝国主义集团冲突这个正确的论断，过于匆忙地得出了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战争的结论。她写道：“由此可见，这始终是目前帝国主义的历史环境，它决定了各国战争的性质，由于这种环境，今天根本不能再存在民族自卫战争了。”[1]
列宁的十月革命，卢森堡也是在监狱中获悉的。虽然她对革命过程有过一些批评意见，但是她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同考茨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有着多么大的差别啊！她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和批评是在1918年秋写的，当时她没有获得一切必要的文献，也没有必要的直接接触。[2]
卢森堡的批评意见并没有否定这个如此光辉的历史行动，而是首先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最清楚不过地驳斥了考茨基之流的下列学究式的分析和论断，诸如：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还不成熟，俄国工人运动的激进派把资产阶级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犯了错误等。卢森堡再一次指出，考茨基的论断是同俄国孟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唐恩等人要求同自由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主张完全一致的。卢森堡写道，战争期间考茨基在理论上论证的和谢德曼在实践中所做的完全一样，即用自己的每一个主张来瓦解和削弱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圣殿的正式守护者从战争开始就宣扬第二国际是和平的工具，宣扬民族主义，宣扬各民族结盟，最后宣扬民主而不宣扬社会主义。
[1]R.Luxemhurg,DieKrisederSozialdemokratie,str.367。列宁同年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一文中热情地欢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同时也提出了批评意见。首先，书中没有足够明确地指出社会沙文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没有彻底贯彻用国内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原理，同时得出了一个过于一般的，因而是不正确的结论：不可能存在民族自卫和解放的战争。列宁考虑到这本小册子写得十分精彩，因而特別着重指出，这些疏忽一定是偶然的,是对当时战争的本来正确的估计过分强调的结果。列宁的基本思想是，对事物始终应该做具体的考察，而且做辩证的考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是：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界限都是有条件的和可变动的，没有任何一种现象不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民族战争可能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反之亦然”。（Lenjin,ObrošuriJuniusa;Sočinenija,sv.22,str.295.〔参见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译者注〕）
[2]卢森堡的这本书的第一版，是在1922年由保尔·勒维（PaulLevy）编辑整理，以《论俄国軍命》（DierussischeRevolution）的标题出版的。我在写本书第一版时，只看到我国的译本：载于《外交政策文献》1951年贝尔格莱德版。现在我引用奥西普·克·弗列希泰姆（O.Fleichtheim）编辑的最新版本：罗莎·卢森堡：《论俄国苹命》（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IIizdanje），并据此做了若干补充。
卢森堡继续说：“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的方针的历史功勋是，从一开始就以坚定而彻底的精神宣布并奉行唯一能够挽救民主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策略。全部政权只能掌握在工农群众手里，只能掌握在苏维埃手里，——这确实是革命处于困难境地的唯一出路，这是大刀阔斧地排除万难的一次打击，它使革命走出了死胡同，并为它畅通无阻地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场所。
因此，列宁的党是俄国唯一能在初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是能引导革命前进的革命因素，在这个意义上是奉行真正社会主义政策的唯一的党。”[1]
布尔什维克宣布夺取政权的目的，不是保障资产阶级民主，而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把它当作能够保证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措施。这是他们的历史功勋。[2]
布尔什维克用所有这些措施解决了关于“人民多数”这个“有名的问题”，而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早就面临的应当解决的问题。作为“议会痴呆症”的产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议会中的天真想法，即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取得多数的想法，也搬用到革命中。“在革命中也同样首先要取得‘多数’。可是现实的革命辩证法却把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议会格言颠倒了过来：不是取得多数而后实行革命的策略，而是通过革命的策略取得多数。”[3]
[1]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51-52.
[2]在提出批评性意见之前，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做了如下的评价：“一个政党在历史性的时刻所能表现的英勇无畏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以及革命的远见和彻底性，在列宁、托洛茨基等同志的身上都充分体现出来了。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缺乏的革命气节和行动能力，在布尔什维克的身上都反映出来了。他们的十月起义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55）
[3]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54.
卢森堡的责难首先是在对待农民的策略方面。她认为，把土地分给农民，把有组织的大地产分散这一类非社会主义的措施是不必要的，它们会在今后的发展中造成一系列的困难。在她看来，社会主义应当把所有权交到民族的手里，或者（这实际上是一回事）在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下交到国家的手里。“大地产和中等地产的国有化，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这是任何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两个基本观点，不这样做就没有社会主义。”[1]
但是她马上就补充说，不能在如此困难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要求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尤其是前面列举的那个问题，因为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她认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即使在最良好的环境下啃这个坚硬的核桃，也会弄得齿折血流。
接着，卢森堡又一次反对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认为它是可以被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利用的一个错误。[2]同样，她也不赞成布尔什维克对待立宪会议的态度，认为把它解散以及取消社交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在政治上提高群众的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只对政权的拥护者实行自由，只对一个党的党员实行自由（尽管党员的人数可能很多），这不算什么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指具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这不是为了对‘正确性’表示宗教狂热，而是为了使政治自由中一切有教益的、健康的和纯净的因素都建立在这种实质之上，并在‘自由’变成特权的时候指出自由的作用。”[3]
[1]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56.
[2]这段话的全文如下但是——这样我们就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种民族主义论调的小资产阶级空想性正在于此，因为在阶级社会的严酷现实中，在极端尖锐的对立时期，它只会变成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工具。布尔什维克通过本身受到的极大损失和革命受到的损失应该得出教训：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没有民族自决可言；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民族内部的每一个阶级都‘追求’，按不同方式来‘自决’；对于资产阶级说来，民族自由的原则已经完全让位给阶级统治的原则了。芬兰的资产阶级，以及乌克兰的小资产阶级在下面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民族自由是同‘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话，则宁可受德国的暴力统治，也不要这种民族自由。”（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61-62）
[3]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73.
卢森堡继续说，列宁和托洛茨基把苏维埃作为劳动群众的真正唯一代表者以代替人民普选产生的代表机关。但是，压制政治生活也必然会使苏维埃的生命逐渐遭到窒息。“没有普选制，没有出版和集会的无限自由，没有不同思想的自由交锋，任何这种公共机构的生命都会死亡，存在的只是生命的假象，而且官僚成了唯一活跃的因素。公众的生活逐渐消沉了，几打具有无限精力和无穷理想的党的领袖进行着管理和统治，其中实行领导的其实只是一打非凡的人物，而劳动人民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则不时被召到议会中，为领导人的讲话鼓掌，一致通过提出的决议；由此可见，这基本上是一场闹剧，它当然是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即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三个月改为六个月！）。”[1]
卢森堡的批评始终是很尖锐的。她认为批评是进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基本的因素和保证。但是，有关俄国发展情况的许多资料她在囚室中无法得到，因而她对情况的了解是不充分的。她责备列宁和托洛茨基非辩证地提出专政还是民主的问题，责备布尔什维克对待政治自由和立宪会议的态度，但是这些责备是不恰当的。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当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激烈搏斗时，她就确信列宁他们的行动是正确的。[2]她同样也认为，如果不是处于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和处于战争、德国占领和其他种种困难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会基本上做到她所设想应做的一切；上述种种困难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政策的最良好的意图和最美好的原则发生变形。
[1]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75.
[2]例如，1918年11月她在《开始》一文中写道：“它（指革命政府。——弗兰尼茨基注）召开了立宪人民会议，从而创立了一个与工农代表机关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机关，把革命纳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用魔法取消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目的。”（《开始》〔DerAnfang〕载于1918年11月18日《红旗报》，参见AusgewählteRedenundSchriften,Berlin1955,IIBd.,str.596.）她在1918年7月20日《红旗报》上发表的文章《国民议会》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今天谁倾向于国民议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阶段，谁就或者是隐蔽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或者是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DieNationalversammlung;Ausg.R.u.SSchr.,str.606.）她在下列文章中也都表述了这种观点，1918年12月17日《红旗报》上的（国民议会还是苏维埃政府？》（NationalversammlungoderRäteregierung?）和1918年12月23日《红旗报》上的《国民议会的选举》（DieWahlenzurNationalversammlung）。
她在文章中继续说，俄国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是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必然造成的，其根源也在于：德国无产阶级的态度和失利，德帝国主义对俄国的占领。[1]尽管有种种保留和批评意见，卢森堡毕竟以一个真正革命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非凡的英勇的革命事件，并本着这种精神在文章的结尾部分说：“德国当权的社会主义者可以高喊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统治只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讽刺。如果说这种统治过去和现在是这样一种讽刺，那么这只是因为它正是德国无产阶级所持态度的结果，因为这种态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的讽刺。我们全都服从于历史的规律，因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际上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布尔什维克表明，他们能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在历史许可的范围内所能做到的一切。不应当希望他们创造奇迹。因为在一个被世界大战弄得疲惫不堪、遭到帝国主义扼杀并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的孤立国家里，进行典范的无可非难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就是一件奇迹。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区分布尔什维克政策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实质性的东西和偶然性的东西。在这个最近时期，也就是当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最后决战的时期，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即当代最迫切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这个或那个局部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能力、群众的实干能力和争取整个社会主义威力的意志问题。在这方面，列宁及其战友最早以实际榜样走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直到今天仍然只有他们可以像胡登那样地说‘我敢于这样做！’
[1]卢森堡在《斯巴达克联盟通信》第11期上谈到同一问题时，再一次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遇到的困难和所犯的错误首先要归罪于国际无产阶级，尤其要归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卑鄙行径。她得出结论说：“今天从俄国传来的消息和布尔什维克的状况，是对德国工人和士兵群众荣誉感的最后一点火苗的激动人心的呼吁。他们冷酷地让俄国革命被分割成碎块、被包围和挨饿。至少要在最后时刻让它避免最骇人听闻的后果：道义上的自杀和同德帝国主义结盟。解决俄国所陷入的悲剧，只有一个办法：在德帝国主义的背后起义,德国举行群众性的政变作为在国际上以革命方式结束各民族之间的大屠杀的信号。挽回俄国革命的荣誉，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就等于是挽回德国无产阶级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斯巴达克联盟》第11期（1918年9月），见《斯巴达克联盟通信》〔Spartacusbriefe,Berlin1958,str.460〕）
这一点就是本质的东西，而且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坚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有着不朽的历史功勋，因为他们在夺取政权和实际提出实现社会主义问题等方面，走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前面，从而大大加快了劳资清算的日子的到来。在俄国，问题可能只是提了出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未来到处都是属于‘布尔什维主义’的。”[1]
卢森堡在狱中几乎一直被监禁到战争结束。1918年11月9日的革命，使她和许多其他左派社会主义者获释。当时工人阶级和军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可是以艾伯特和谢德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并不想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相反，他们在准备反革命。对当时的形势不能抱任何幻想，因为社会民主党内以艾伯特、谢德曼、列金、大卫为首，以考茨基的中派为顾问的领导集团，一开始就主张事态的“民主”发展，——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反革命。
形势变得复杂化了。军队逐渐集结起来，并日益处于政府的支配之下，而一部分工人阶级也武装起来了。卡·李卜克内西废寝忘食地在群众中工作，宣传斯巴达克派的主张。除了卢森堡以外，他无疑是这个时期共产党人的最最杰出的领袖。[2]斯巴达克派终于能在1918年11月18日开始出版自己的报纸《红旗报》，并在年底建立了共产党。[3]
[1]R.Luxemburg,DierussischeRevolution,FrankfurtamMain1963,str.79-80.
[2]卡尔·李卜克内西（1871—1919）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法学家和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他属于极左派，是德国左派的最革命和最彻底的领袖之一。1916年由于反对战争而被捕。他是斯巴达克联盟的创始人，是卢森堡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1919年1月与卢森堡一起遇害。这样，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就消灭了德国的两位最有才干的革命领袖。卡·李卜克内西的主要著作有：《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年），《反战的阶级斗争》（1919年出版），《社会发展运动规律的研究》（1922年出版）。
[3]从卢森堡起草的斯巴达克联盟的要求的宣言中也可以#出，她坚决而彻底地提出了关于苏维埃和直接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这个宣言的第二点中，卢森堡联系到政治措施和社会措施，要求“解散各级议会和地方委员会，由工人和士兵苏维埃及其委员会和机关来接收它们的职权”，以下还有：第三点，“在德国全境，由城市和乡村工厂中的全体男女成年工人选举工人苏维埃，由军队的成员（不包括军官和投降派）选举士兵苏维埃，工人和士兵有权随时罢免自己的代表。第四点，全国各地的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推选代表出席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中央苏维埃，中央苏维埃选举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髙的立法和行政权力机关。第五点，目前中央苏维埃的会议至少毎三个月召开一次（每次选举新的代表），以便经常监督执行委员会的活动，并在全国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的群众和其最高管理机关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地方工人和士兵苏维埃有权随时罢免和撤换自己在中央苏维埃中的代表，如果他们不按照选民的意愿行事的话。执行委员会有权任命和更换人民代表以及国家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官吏”。在经济措施方面，除了剥夺工业和农业中的资产阶级以外，卢森堡在第七点中特别强调，要“在一切工厂中选举工厂委员会，由它同工人苏维埃协商后来经管工厂的内部亊务，调节劳动关系，监督生产和最后取得工厂的管理权”。（转引自O.Flechtheim,DieKPDinderWeimarerRepublik,OffenbachA.M.1948,str.242-244）
但是，反革命势力在组织起来。1919年1月初，政府把反革命力量的指挥权交给古·诺斯克。在这种形势下，几乎是在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Eichhorn）刚被免除柏林警察局长职务（1月4日）之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柏林的领导机构和德国共产党中央就号召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1月5日，在工人和士兵顺利地进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之后，柏林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代表决定武装推翻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由33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坚决地采取行动，起义者也没有能把德国大多数工人群众吸引到自己这一边来。而“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反革命武装力量却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卢森堡虽然不同意这次行动，但不想背离起义者，而是站在他们那一边。到1月12日，起义在柏林被扑灭了，宣布了戒严。反革命恐怖十分猖獗，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及其领袖的搜捕。1月15日，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和威·皮克（W.Pieck）被发现而遭到逮捕。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立即被害，接着库·艾斯纳、利·约吉希斯和许多其他同志也相继牺牲。当代革命运动中最有才干和最热情奔放的人物之一卢森堡就这样献出了生命。
列宁在晚年曾对卢森堡做了极好的评价，他说：“……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样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独立的问题上犯过错误，在1903年对孟什维主义的评价上犯过错误，在资本积累的理论上犯过错误，在1914年7月犯过同普列汉诺夫、王德威尔得、考茨基等一起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错误，1918年在监狱里所写的著作中也犯有错误（不过她已在1918年底1919年初即出狱以后纠正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错误）。虽然犯了这些错误，但她始终是一只鹰，不仅永远值得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怀念，而且她的生平和她的全部著作（德国共产党人延缓她的全集的出版太久了，他们在艰苦斗争中遭到空前惨重的牺牲也只能使他们在某种程度情有可原）对教育全世界好几代共产党人来说都将是极其有益的。罗莎·卢森堡说：‘1914年8月4日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是一具发臭的死尸。’这句名言将和她的名字一起载人世界工人运动史册。”[1]
[1]V.I.Lenin,Zametkipublicista;Sočinenija,1951,sv.33,str.184.（参见列宁：《政治家札记》，《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3—644页。——译者注）
八、亨利希·库诺夫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以及在与第二国际大部分理论家走着大致相同道路的德国理论家中，亨利希·库诺夫（HeinrichCunow,1862-1936）是很出名的，至少在世界经济史方面他留下了重要的著作。在德国修正主义出现的时期，库诺夫尖锐地批判了修正主义，他是梅林、考茨基和当时其他反修正主义者的战友。在这个时候，他的科研兴趣就已经贯注于经济史、社会学和民族学方面。1912年出版了他的《原始时代的技术》一书。但是，这个时期，库诺夫就已经在这一派社会民主党人中日益变成右翼，后来在大战期间，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桿卫者。
他在《党的毁灭》（1915年）一书中宣传了一个著名的机会主义论点，认为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的必要过渡阶段。按照他的主张，既然资本主义的崩溃并没有到来，而帝国主义又是必要的阶段，那么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便变得毫无意义了。资本主义是历史上和经济上不可避免的现象，因而企图根除资本主义就好像从前工业发展的初期企图消灭机器一样。不仅如此，而且连帝国主义和掠夺战争也是必要的，从而通过这种战争来建立大国也是必要的。所以民族自决是一种常见的天真想法。
他的这些观点，在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第1卷1920年，第2卷1921年）中有着更详尽的发挥。对于库诺夫，也像对于第二国际的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能说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他坚持了马克思的许多基本原理，但是正好在某些有关当前具体历史时期的其他根本问题上，他表面上似乎维护马克思主义，实质上却完全抛弃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几乎可以说，在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上，第二国际不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遭到了破产。库诺夫也和考茨基、王德威尔得、希法亭、伦纳（K.Renner）、伯恩施坦等人一样，在这两个问题上栽了跟斗。库诺夫同考茨基一样，一口咬定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本没有设想过无产阶级可以在构成多数以前取得政权；而一旦构成了多数，就没有必要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恐怖方法，而应当采用民主的方法。“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只有在占人口大多数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不应该在取得政权后不采用民主的政体。”[1]
[1]H.Cunow,DieMarxscheGeschichts-,Gesellschafts-undStaats-theorie,Berlin1920,IBd.,str.329.
库诺夫在批评列宁时所依据的一种论断是：硬说列宁“不理解马克思关于严格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的思想”[1]。所以布尔什维克设想可以通过组织、军队和暴力来超越一定阶段，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样，他们就把经济发展的理论变成了心理发展的理论，并陷入了巴枯宁主义。因此，库诺夫认为必须保卫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以防止列宁的布朗基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可是他却闭口不谈马克思的一个基本思想：即经济发展的程度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已经达到了足以实行革命变革的水平。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这一变革将首先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发生（如英国、德国和法国），这在当时是最合乎逻辑的设想。但是他们并没有像庸夫俗子那样以愤懑的心情来对待其他国家实际发生的事变进程，也没有把历史首创权始终只给发达的本国民族。
库诺夫反对革命，着重强调了国家的职能。这也是大战期间聚集在帕尔乌斯（格尔方德）主办的《钟声》杂志[2]周围的一群修正主义者的共同观点，这个杂志基本上具有国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例如，伦纳（后来曾任奥地利总理）就曾解释说，国家代替了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成了社会主义的杠杆。因此，根本用不着任何关于摧毁旧国家和建立新国家的理论，而是需要巩固和整顿国家，以便通过它来实行社会主义。库诺夫认为，否定国家的理论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反，关于国家起着发展要素作用的思想正在日益深入人心，这也就证实了拉萨尔关于国家的联合、组织和进步职能的论断。
[1]H.Cunow,DieMarxscheGeschichts-,Gesellschafts-undStaats-theorie,Berlin1920,IBd.,str.331.
[2]格尔方德博士（帕尔乌斯）曾参加1905年的俄国革命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他也由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蜕化为机会主义者和变节分子，并在大战期间靠金融投机而发财。聚集在他所办的《钟声》杂志周围的，除了库诺夫以外，还有哈恩尼施（K.Haenisch）、连施、海尔曼（E.Heilmann）、伦纳、普伦格（J.Plenge）。
库诺夫根据自己的“严格合乎规律的发展顺序”的原理，硬说民族自决的原则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原理企图证明，似乎他们两人从来不曾承认过民族自决权。这样，他当然也就不去正确解释经典作家有关爱尔兰、波兰等问题的各种观点了。库诺夫写道：“文化落后的小民族的国家独立，相反地，一般不仅违反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且也违反以兼并和同化‘残存的民族’、‘孱弱的民族’和‘衰落的民族’（恩格斯使用这些名词，指的是文化落后的各小民族）而告终的社会发展一般方向。即使这些民族一般有可能取得国家独立，但这样产生的小国绝大多数的生命力不强，无法朝着建立大型的国家和经济共同体的方向发展。”[1]
既然这些小国仍然继续依附于大国，而且归根到底失掉了主权，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没有大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各种优越性，那么，所谓民族自决的原则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学和美学上的虚构。
看来，几乎再也不能提出更妙的论据来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做辩护了。况且这种论据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哩！
库诺夫在这部篇幅巨大的著作中也对某些问题做了在一般的意义上有益的分析，批判了某些反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巴尔特和托·马萨里克，但同时他也反对恩格斯和摩尔根的家庭发展观等。战后，库诺夫成了柏林大学国家学的教授（1919年）和民族学博物馆的馆长，从而他的观点也得到了传扬。
库诺夫的最伟大的贡献，无疑是四卷本的巨著《经济通史》，书中广泛地考察了从原始农民经济和原始村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2]这部书对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如此重要和如此悠久的世界经济时期，无疑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在书中的反映也要少得多，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那几场论战，而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在这个方面，他仍然可以是一个彻底得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竭力想证明不存在原始共产主义（虽然他曾举例说明每一个部落共同占有土地！），同时他超越了奴隶占有制社会经济时期（在他的发展体系中不包括奴隶占有制时期），——这就是我们至少需要提到的他在这些问题上背离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地方。
[1]H.Cunow,DieMarxscheGeschichts-,Gesellschafts-undStaats-theorie,Berlin1922,IIsv.,str.37-38.
[2]H.Cunow,AllgemeineWirtschaftsgeschichte,sv.I-IV(1926-1931).
九、安东尼·潘涅库克
安·潘涅库克（1873—1960）是荷兰人，有名的天文学家。他因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理论讨论而成为国际著名人物。20世纪初，他同罕·罗兰-霍尔斯特、赫尔曼·戈尔特一起代表荷兰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在1909年由于反对过分强调议会主义，而同戈尔特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此后，他同戈尔特创立了新的左翼政党，这个党在1918年以后发展成由威·拉维斯泰因（W.Ravesteyn）、戴·怀恩科普（D.Wijnkoop）和J.塞东（J.Ceton）领导的共产党。在这个时期，他作为政论家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活动，并曾担任柏林党校的教师。当时发表的关于伦理学和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的国家、关于工人斗争、关于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等著作，是他在工人协会中的讲稿或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如《工人斗争》一文），主要是通俗性的小册子。[1]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出结论，潘涅库克当时赞同前面提到过的狄慈根主义者集团的主张，并出版了狄慈根的某些著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对政治斗争问题及其理论概括具有非常开阔的思想和实际感受。
[1]这些著作有：《伦理学和社会主义》（EthikundSozialismus,Leipzig1906）和《未来国家中的革命》（UmwälzungenimZukunftsstaat,Leipzig1906）、《工人斗争》（DerKampfderArbeiter,Leipzig1907）、《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MarxismusundDarwinismus,Leipzig1909）。
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拥护当时在考茨基的著作中最明确地反映出来的路线。他把爱尔福特纲领的第二部分看作是考茨基对资本主义时期提出的要求，但它们“同时也开辟了社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一步和平发展的道路”[1]。
但是他对资产阶级国家不抱任何幻想，而认为必须把它摧毁，这使得他在当时就已经同考茨基和其他中派分子（更不用说同修正主义）明确地划清了界限。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后他同考茨基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在上面提到的《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中，他已经指出，现代国家绝不是人民团体的代表，而是有产阶级的代表。社会民主党非常愿意通过和平的道路来改造社会，但这是幻想。有产阶级绝不会放弃自己的地位和政权，因此暴力革命是必要的。[2]
在关于工人运动中的策略分歧的文章中，他更详尽和更深刻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巧妙和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之一。潘涅库克在开头论述了阶级斗争的目的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辩证地概括了改良（即进化）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这只是统一的辩证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无产阶级不能发誓只偏重一个方面，而应当注重整个过程；这种观点是使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区别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要点。[3]
正因为如此，“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派别，它们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的观点糅合在一起”[4]。潘涅库克继续说，可以更正确地把它们称作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因为大资产阶级对现状感到满意，与此相反，小资产阶级则始终是一个对现状表示反抗的不满的阶级。因此，“无政府主义是变得日益野化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而修正主义是变得日益驯化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5]。
[1]A.Pannekoek,UmwälzungenimZukunftsstaat,Leipzig1906,str.31.
[2]A.Pannekoek,DerKampfderArbeiter,Leipzig1907,str.38-31.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国家社会主义”，认为这种社会形态同样也可以称作国家资本主义。它具有多种含义。它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国家或团体是唯一的企业主，因而可以按照需要调节生产。另一方面它与资本主义相同的地方是建立在剥削之上。（DerKampfderArbeiter,Leipzig1907,str.26）
[3]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59.
[4]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60.
[5]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61。在后面的论述中他对修正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修正主义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代表小资产阶级的这些阶层的利益以及受过教育的工人贵族的利益，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126-127）
关于议会斗争，潘涅库克更加尖锐地强调指出，它对于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发展是有益的，但是打算通过议会制掌握政权，那是空想。“议会制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正常形式”[1]，资产阶级始终会竭尽全力用各种选举法或甚至限制选举权来使无产阶级无法取得胜利。“可见，这就表明，统治阶级拥有足够的手段，把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制民主原则变成民主的幌子。通过选票可以掌握政权的观念已经变得如此荒诞无稽，以致工人只有在资产阶级允许他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才能执政。”[2]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组织。但是直接管理国家的人不仅利用国家为统治阶级谋利益，而且也为自己谋利益。“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国家政权在一定限度内成了自主的政权，那时看来好像是独立的。官僚成了具有自己利益的独立阶级，甚至企图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来贯彻自己的利益。”[3]但是官僚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这么做，因为他们在根本上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可见官僚也是一个剥削阶级，因此他们的利益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完全对立的。
[1]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68-69.
[2]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73.
[3]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86.
潘涅库克在上述这本书中对一系列其他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有关工会的争论中，以及在谈到当时德国工会执行的彻底改良主义的政策时，潘涅库克首先断定，这些工会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的首要任务是为改善生活条件和尽量限制剥削而斗争。它们的这一任务仍然处在“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而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的界限”[1]。
伹是这只是工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资产阶级社会的不断发展也使得工会不再成为保守的机构，并放弃中立性，同政党发生最紧密的联系，在工人阶级总的斗争范围内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样，它们终于成了“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重要因素。“这样做并不是要在上述目的和任务之外提出其他新的目的和任务，而仅仅是为了使自己的特殊任务和为改善劳动条件而斗争能够更好地完成。并不是自觉提出的目的或纲领，而是现实本身，使它们变成了革命的机关。这又一次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同日常的实际斗争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并且是怎样从这一斗争中产生出来的。”[2]
当时潘涅库克已经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并同罗·卢森堡、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以及自己的同胞赫·戈尔特、罕·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得出结论，工人阶级的斗争已进入革命的阶段，因此，群众性罢工的问题应当用与过去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提出来。他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它的特点是，过去积累下来的强大的力量和高涨的热情将转变为夺取政权的斗争。“在这场最后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斗争的各个方面，虽然在议会制时期是各自独立的、相互对立的,现在都联合成统一的整体了。群众性罢工，在议会制时期是日常的策略手段，是‘革命的演习’，是不现实的轻率行动，而现在成了强大的现实了。”[3]
[1]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90.
[2]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92.
[3]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104.
如果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开始进行政治活动，那么群众性罢工是强迫统治阶级接受工人阶级意志的唯一的适当的手段。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之间目标的对立在这里已经消除了。工人阶级这时应当统一地提出一定的政治目的。这就是说，与自己的工会统一行动。工人应当“运用工会武器和罢工，作为反对国家政权的群众性行动，以达到政治目的。在群众性罢工中，无产阶级斗争的两种方式结合在一起了；在这里，政治考虑和工会纪律就像是一个统一的战士的善于思考的头脑和健壮有力的双手”[1]。
潘涅库克对中间阶级、中间阶层连同知识分子的分析是非常合乎实际的，他指出了他们的地位和心理，以及对待这些阶层的社会主义策略。[2]在该书最后，他简短地分析了意识形态问题，认为它是在思想上反映一个阶级的生活关系和生活目标的各种观念、观点和目的的体系，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是当代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意味着反资本主义，因此，完全可以理解，这一思想也将被资本所统治和奴役的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因此“社会主义主张一切民族的自决权，而反对任何压迫、奴役和专制主义。由此就产生了被压迫民族对社会主义的强烈的同情”[3]。
[1]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105.
[2]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105-121.
[3]A.Pannekoek,DietaktischenDifferenzeninderArbeiterbewegung,Hamburg1909,str.123.在后来出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KlassenkampfundNation,Reichenberg1912）一书中，他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他是针对鲍威尔论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文章而写这本书的。书中在解释和解决民族问题上坚持了彻底国际主义的和阶级的立场。民族因素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只有传统的意义，它的实际根源在于过去（str.35）。民族从根本上说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并将随着它而消失（str.36）。我们的策略就是要向工人指明他们的真正的阶级利益，从而使他们始终关注当代世界的现实。“这时，旧思想本身将会消失，它们在无产阶级的生活现实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营养物质。”（str.43）
完全可以理解，潘涅库克由于具有这样的观点，很快就不仅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派别发生冲突，而且同中派，首先是同日益倒向修正主义政策的考茨基发生冲突。大战爆发以前，他同考茨基在群众性罢工、议会制和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等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1]大战期间，潘涅库克在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会议上支持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彻底贯彻执行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帝国主义宣布国内战争。他和罗兰-霍尔斯特一起在大战期间出版了《先驱》杂志，刊登了欧洲左派社会党人的许多文章和评论。
战后，潘涅库克作为德国共产党左翼的领导人之一，在共产党参加选举和工会运动的问题上不同意列宁的意见。[2]他当时的观点详尽地表述在一篇论述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的文章中，该文登在1920年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杂志上。潘涅库克继续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认为经济崩溃是对革命的最重大的影响，而当时欧洲一切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处于这种经济崩溃之中。这就要求明确地划清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界限，不容许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方法变成第三国际的策略，而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已经开始露出苗头。[3]尽管议会活动和工会运动是第二国际时期必要的和合乎规律的斗争形式，但是在无产阶级的斗争进入革命阶段的时刻形势发生了变化。现在，“议会制的必然趋势是阻碍群众自己进行革命所必需的积极性”[4]。议会制加强领袖对群众的权势，因而起反革命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也毁了领袖。群众的觉醒和他们积极开展活动是分阶段前进的。“在这条独立和自我解放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就是废弃议会制。”[5]无产阶级的群众性行动，直到群众性罢工和国内战争，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策略基础。只有群众性行动才能摧毁帝国主义。但是，正如“议会制代表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精神实力，同样，工会运动决定了领袖对工人群众的物质实力”[6]。如果说工会运动在第一阶段是无产阶级的自然的组织,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部分，那么在革命的时代，工会就会与无产阶级对立。[7]潘涅库克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应当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论点，并得出结论说，革命的最重要的内容是让“群众自己经管自己的事——管理社会和生产，因此这时任何不让群众自己进行统治和管理的组织形式都是反革命的和有害的；所以它应当由另一种能够让工人自己积极活动和决定一切的革命形式所代替”[8]。
[1]潘涅库克在这方面的观点，表述在1912年《新时代》杂志上发表的《群众性行动和革命》（MassenaktionundRevolution）一文中，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上面已经引证过的关于群众性罢工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等观点。对此，考茨基在同年的《新时代》杂志上做了答复，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前面介绍过的关于国家和议会制的论点。
[2]这一点，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这篇光辉著作中，做了专门的论述。
[3]卡尔·拉狄克在柏林的监狱中写了一篇文章《世界革命的发展和共产党的任务》（DieEntwickelungderWeltrevolutionunddieAufgabederKommunistischenPartei），其中批评了左翼反对派对议会制的观点。潘涅库克称这篇文章是共产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4]A.Pannekoek,DieEntwickelungderWeiltrevolutionunddieTaktikdesKommunismus;Parlamentarismusdebatte,Berlin1968,str.35.首次发表这篇文章的《共产主义》杂志编辑部在附注中指出，这篇有价值的评论同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的方针有一定的抵触。虽然杂志是共产国际的刊物，但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在围绕共产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中听取不同的意见。参加这一场关于议会制讨论的还有：格·卢卡奇、L.鲁达斯（L.Rudas）、P.弗里德兰德（P.Friedländer）、赫·戈尔特、奥·吕勒等许多人。
[5]A.Pannekoek,DieEntwickelungderWeiltrevolutionunddieTaktikdesKommunismus;Parlamentarismusdebatte,Berlin1968,str.37.
[6]A.Pannekoek,DieEntwickelungderWeiltrevolutionunddieTaktikdesKommunismus;Parlamentarismusdebatte,Berlin1968,str.38.
[7]A.Pannekoek,DieEntwickelungderWeiltrevolutionunddieTaktikdesKommunismus;Parlamentarismusdebatte,Berlin1968,str.38-41.
[8]A.Pannekoek,DieEntwickelungderWeiltrevolutionunddieTaktikdesKommunismus;Parlamentarismusdebatte,Berlin1968,str.40.
潘涅库克认为，这种形式就是俄国革命创造的苏维埃制度。潘涅库克由于自己的这些激进的左翼观点，而同戈尔特一起，成了德国共产党左翼反对派的理论领袖。1919年10月，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左翼反对派的这种倾向而把北部、西北部、下萨克森、柏林和德累斯顿的整个党组织开除出党。被开除的左翼在1920年4月成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潘涅库克是新党在理论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同时也是荷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原先提出的观点成了新左翼活动的基础：反议会制，反工会活动，按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组织无产阶级，从各个工厂组织、经过它们的代表、到州的组织和全国组织。虽然新党当时被第三国际接纳为“有发言权的同情者成员”，但是党的领导却日益脱离列宁对欧洲革命今后进程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共产主义左翼的一章中还将谈到。
但是在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部也很快发生了分裂，而潘涅库克当时已有50岁了，也日益回过头去从事自己在天文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1925年他成了阿姆斯特丹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而在1932年就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正式教授。他虽然在天文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学成就，但并没有与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割断联系，直到他漫长的一生的晚期，仍然坚信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特別是关于工人委员会的观点，他认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质。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他必然会以十分严峻的批判态度来评价当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社会主义的退化，他是对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第一批重要的批判者之一。对这种制度直到今天仍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
在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著作中，首先应当提到《作为哲学家的列宁》一书。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和他对经验批判主义的批判时，潘涅库克责备列宁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没有想过的东西（如否定客观现实、唯我论）强加在他们头上，以便易于开展他的批判。总的说来，在谈到列宁的哲学观点时，潘涅库克清楚地看到，当时列宁实际上是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考察许多哲学问题的，因此列宁是“借助资产阶级雎物主义观点”[1]来驳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念。
潘涅库克在对斯大林主义这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进行有根据的尖锐批判和驳斥时，有时对列宁也采取了不正确的、不客观的，而且是矛盾的态度。例如，他在书的一开头肯定，从1917年俄国革命来看，“列宁和他的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和最成功的代表者”[2]，可是他在同一段中却要列宁对后来俄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负责，他甚至指责《国家与革命》，可是大家知道，列宁在这本书中最激进和最彻底地坚持了工人委员会和国家消亡的原则。在另一个地方，潘涅库克也同他前面的说法陷入了矛盾，因为他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神话”[3]。
[1]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6.在第一批祝贺潘涅库克这本书的人中有卡·科尔施（K.Korsch），他为P.马提克（P.Mattick）在芝加哥出版的杂志《活的马克思主义》写了一篇书评，名叫《论列宁的哲学》（该刊1938年11月号）。
[2]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9.
[3]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3.同样，他在另一个地方说：“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不可能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因为它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4）
潘涅库克和另外几个马克思主义左翼理论家的一项伟大的、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功绩，就是他们最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撇开意识形态的盲目性，对苏联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发生和出现的事件做出回答。正如我们已经强调过的，潘涅库克由于彻底坚持委员会（Räte）的思想，因而能比当时大部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和更深刻地看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伟大的根本的思想，倒是建立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潘涅库克认为，在这种制度下，无产阶级受到官僚的统治，官僚是新的统治和剥削阶级。“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资本主义（那里称作国家社会主义，或甚至称作共产主义）；生产机构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指引下由国家官僚组成。这种国家官僚作为新的统治阶级，直接支配产品，从而也支配剩余价值，而工人阶级则像打短工那样受到剥削。”[1]
潘涅库克认为，第三国际的全部策略由于是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制定的，因而对欧洲是不正确的。他和其他的左翼同志一起拋弃了关于在新的布尔什维克类型的革命中应当由特殊的党和领袖来领导驯服的群众的论点。尽管列宁从来没有向欧洲共产党人提出过革命方案，而且正好在批评当时的“共产主义左派”（潘涅库克就属于这个“左派”）的文章中明确地强调在探索各国的道路时必须尽量采取辩证的态度，可是潘涅库克却把斯大林以及后来第三国际领导在这些问题上的实际所作所为强加在列宁的头上。在已经知道了列宁对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析的情况下，硬说列宁主张欧洲发达的国家也采用同样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因为他所了解的资本主义“只是殖民地的资本主义，他所了解的社会革命只是推翻大地主和沙皇的专制政体”[2]，——这种说法至少是十分幼稚的。但是潘涅库克的批评却正好打中了斯大林和他的才智平庸的官僚，他们假借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玩弄具有深远历史后果的骗局。潘涅库克根据他过去的观点，认为进行欧洲革命应当由工人阶级来“掌握生产，掌握自己的生活来源和自己的劳动过程。这是真正废除资本主义。如果工人阶级无知地和满怀信心地跟随一个作为深谋远虑的领导者的党的指引，那么单靠这样的工人阶级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如果工人阶级本身、整个阶级、每一个个人都从自己的观察中知道应该做什么，从而懂得和看到斗争的条件、关系和手段，那么他们就能达到目的。工人阶级、每一个个人应当自己行动，自己决定，为此应当自己思考，自己领会。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自下而上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阶级组织，以委员会为形式的组织”[3]。
[1]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8-119。在此以前不久，赫尔穆特·瓦格纳（HelmutWagner）在《布尔什维主义论》（ThesenüberdenBolschewismus,1932）中同样也得出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和官僚国家主义关系的论断，这本书是他为左翼激进集团“红色战士”写的。曾在苏联旅居多年的法国工人M.伊冯（M.Yvon）在《这就是俄国革命的演变》（Cequ'estdevenuelaRévolutionRusse,Paris1937）一书中也有同样的看法。
[2]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4.
[3]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9-120.
最后在谈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时，潘涅库克认为它是“对党的历史的非常精彩的评述”[1]，它为俄国哲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形式。在革命以后，那里把“列宁主义”推崇为国家的官方哲学，而在潘涅库克看来，列宁主义其实就是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发展学说的结合。“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对于那些满怀激情把自然科学和技术看作他们所管理的生产的基础的新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众——连同还信仰宗教的原先的农民，他们是唯一的反抗力量——是一种真正地道的学说。新的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辽阔的王国的新统治阶级，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广阔的前景。”[2]
直到晚年，潘涅库克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些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写了一本关于工人委员会的书，把苏联的发展看作是革命向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蜕变。他认为这一过程早在1918—1919年就开始了，因为当时工厂中厂长的管理取代了工人的管理。可是后来，当国家资本主义牢牢地扎根，技术上、政治上的领导人发展成强大的官僚，变成新阶级和整个生产机构的主人的时候，对立就更加扩大了。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的工人，就像一百年以前的欧洲那样，在微薄的工资、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重轭下呻吟。“此外，他们没有任何求得发展的权利，没有任何组织起来的可能，没有任何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没有自己的报刊，从而没有任何通过反对新主人的斗争以冲破现状的可能。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来说，意味着比西欧的老资本主义更加沉重的奴役。”[3]
[1]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6.
[2]A.Pannekoek,LeninalsPhilosoph,Frankfurta.Main1969,str.116.
[3]A.Pannekoek,DieArbeidersraden,Amsterdam1964.转引自弗里茨·科尔（FritsKool）编辑并且作序的《左派反对党的权威》（DieLinkegegendieParteiherschaft,OltenundFreiburgimBreisgau1970,str.568）
潘涅库克以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超出了第二国际的水平。特别是在稍后时期，他没有接受第三国际的原则，而是以自己的反对任何议会制、反对工会、反对把党变成当代环境下的领导力量的激进的左翼观点，在革命斗争的策略方面，与自己的同志一起构成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少数派，他们必然脱离政治斗争的主流而处于孤立状态。但是，潘涅库克关于工人委员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础和实质的观点，也使他超出了第三国际后期的水平，而成为历史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参与当代斗争和代表当代愿望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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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最初阶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传播的最初阶段
一、约瑟夫·狄慈根
二、保尔·拉法格
三、若尔日·索列尔
四、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第一国际的年代，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开始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传播的时期。应当注意，直到19世纪80年代，人们还无法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哲学观点，因为某些早期的手稿已经湮没无闻，而另一些，则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放在抽屉里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或者根本不打算付印了。只有批判杜林以及后来论费尔巴哈的几篇著作，阐述了某些基本哲学观点，但对其论述的方式却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他们的社会学观点和批判经济学观点，主要靠《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传播开来，但这个过程进行得相当缓慢。此外，如果再加上当时最优秀的革命力量正忙于从事实际的政治斗争，那么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就丝毫不会奇怪，为什么这个时期没有产生出一批能够从马克思的立场出发进一步发展他的全部学说或其中某些部分的卓越的理论家。
在德国，当时斐·拉萨尔、弗·阿·朗格（F.A.Lange）、阿·埃·弗·谢夫莱（A.Schäffle）、欧·杜林的影响仍然相当强大，而通过其中某些人的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及其在社会事件中的运用仍很流行。约在19世纪70年代，威·李卜克内西仍然是主要的理论家之一，虽然大家知道，他本身并不是有独创性的思想家。而奥·倍倍尔则在1874年还在《人民国家报》上像评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那样地评介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1]
[1]有关这个时期，除了前面已经引过的著作外，在较新的著作中还可以列举：卡尔·弗里德里希·布罗克施米特：《反社会党人法废除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KarlfriedrichBrockschmidt,DiedeutscheSozialdemokratiebiszumFalldesSocialistengesetzes,1929）；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起和危机》（WolfgangAbendroth,AufstiegundKrisederdeutschenSozialdemokratie,1964）；汉斯·约瑟夫·施泰因贝尔格：《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党的意识形态）》（Hans-JosephSteinberg,SozialismusunddeutscheSozialdemokratie（ZurIdeologiederParteivordemIWeltkrieg),1967）。关于19世纪最后10年的著作有：格尔哈德·阿·利特尔：《威廉帝国中的工人运动（1890—1900年的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工会）》（GerhardA.Ritter,DieArbeiterbewegungimWilhelminischenReich（DiesocialdemokratischeParteiunddiefreienGewerkschaften1890-1990),1959,IIizd.1963）。关于工人运动通史的较新著作有：沃·阿本德罗特：《欧洲工人运动的社会史》（W.Abendroth,SozialgeschichtedereuropäischenArbeiterbewegung,1965）；以及社会党国际的前书记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的大部头著作《国际史》（JuliusBraunthal,GeschichtederInternationale,Isv.1961,IIsv.1963）；威尔纳·霍夫曼简要评述了《19和20世纪社会运动思想史》（WerneraHofmann,IdeengeschichtedersozialenBewegungdes19.und20.Jahrhunderts,1962,II968）；乔治·豪普特的著作《第二国际（1889—1914）》（GeorgeHaupt,LaDeuxièmeInternationale1889-1914,Paris-LaHaye1964）。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巨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久前出版的集体著作《德国工人运动史》第1—8卷（GeschichtederdeutschenArbeiterbewegung,I-VIII,1966），它包括从工人运动的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期。
一、约瑟夫·狄慈根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自学成才的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JosephDietzgen,1828-1888）[1]。他未曾受过系统的教育，一开始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而后来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终于独立地得出了唯物辩证法的某些基本论点。这样，他就属于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辩证观点和唯物主义观点探讨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之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显示出罕见的哲学才能，当然，由于他所受的教育不多，这种才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狄慈根在他的著作中特别强调了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一切现象统一的问题。[2]狄慈根尽管持有彻底辩证的观点，认为现象不是孤立的，不应当把自然界理解为现成事物的体系，而应当理解为一个过程，可是他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上却表现出不确切的观点，这就使他从彻底的唯物主义转向斯宾诺莎主义。狄慈根在他的著作的好些地方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思维是脑的活动，正如走路是腿的活动一样”[3]，可是在另外许多地方，他在解决这个关系时却写道：“唯心主义者迷恋观念，旧唯物主义者迷恋物质，前者和后者都是狂热之徒，在这一点上都是形而上学者；不论前者还是后者都过分地把精神和物质区分开。不论前者或后者都未能提高到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和单一性的程度、认识自然界包罗万象的程度，自然界并不是非物质即精神的，而是既物质又精神的。”[4]狄慈根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也致力于探索这一问题，并且违背了自己过去对许多哲学问题所采取的基本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解决办法，认为，“狭隘的唯心主义者硬说一切事物都是思想，而我们则想说明，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只是一个类概念下的两个种概念；由于它们的共同本性，并从正常的逻辑着想，我们应当在它们各自独有的名称之外，还赋予它们一个共同的族系名称或一般名称。只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就只不过是字眼上的争论而已”[5]。
[1]狄慈根于1828年生在科伦附近的布兰肯堡。他的父亲是一个富裕的制革工人。狄慈根在两度侨居美国之后，于1864年前去彼得堡，担任一家制革厂的技术指导。1869年他回到德国，并发表了第一篇著作《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1884年他第三次去美国，在纽约负责编辑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者》。1886年他到芝加哥和儿子住在一起，同年在该地写成《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7年又写成《哲学的成就》。他写给儿子的一些论述逻辑学的书信，后来由他的儿子欧根汇集出版。狄慈根于1888年在芝加哥逝世。他是马克思的朋友。在南斯拉夫的出版物中，波·舍希奇写了一本关于狄慈根和狄慈根主义的大部头专著《约瑟夫·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B.Šešić,DijalektičkimaterijalizamJosephaDietzgena,Beograd1957）。
[2]狄慈根经常以不同方式强调自己的一个基本观点：“万物都是大的，又都是小的；万物都处于空间中，又都处于时间中；万物都是原因，又都是结果；万物都是整体，又都是部分；因为万物正好就是万物的内容，因为万物寓于宇宙之中；万物是彼此相似、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作为绝对者的万物的概念，它的内涵由无数相对性构成；作为普遍真理（它遍布于种种现象之中）的万物的概念，是概念科学的基础。”（DasAcquisitderPhilosophie,Stuttart1895,str.76）
[3]J.Dietzgen,Suštinaumnogradačovjeka,Odabranifilozofskiradovi,Zagreb1958,str.59.
[4]J.Dietzgen,Ekskurzijesocijalistauoblastteorijespoznaje.Odabr.fil.Rad.,str.203.
[5]J.Dietzgen,DasAcquisitderPhilosophie,str.76.
除了这个重大的缺点之外，狄慈根的哲学著作还有经常重复、不够严谨、叙述混乱的毛病，因此他的哲学研究水平在思想上是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狄慈根看来，“一般本性和绝对真理是同一的”[1]，关于这种绝对真理的知识“是我们生而具有的；是与意识一起获得的”[2]，等等。
然而，尽管有这些不确切和不严谨的毛病，狄慈根还是看到了现实中某些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因素，并表述了一些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十分明确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下列基本原理：如“任何原因都是结果，而任何结果又都是原因”[3]，又如，除了无意义的矛盾之外，还存在有意义的现实的矛盾：“静止的运动和运动的静止——这就是需要解决的矛盾；解决了这个矛盾就可以解决一切矛盾。”[4]狄慈根相当清楚地看到了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尽管他对思维这个一般问题做了片面的抽象的解释。他同样地强调了我们的认识的辩证性质，并提出了一些后来无疑对列宁产生过影响的论点：“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个原子，都是不能被彻底认识的。每一种事物的秘密都是无穷尽的，就好像是不可逾越的、不能突破的一样。然而我们终究能一天一天地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事物，并且懂得没有任何东西是我们的精神所不能达到的。人的精神在发现秘密这一点上是没有极限的，它在获得新发现方面是没有止境的，同样它也有着无限广阔的余地来对个别和一般进行无止境的和无法估量的认识。”[5]
[1]J.Dietzgen,Ekskurzijesocijalistauoblastteorijespoznaje,str.193.
[2]J.Dietzgen,Ekskurzijesocijalistauoblastteorijespoznaje,str.195.
[3]J.Dietzgen,Suštinaumnogradačovjeka,Odabranifilozofskiradovi,Zagreb1958,str.91.
[4]J.Dietzgen,DasAcquisitderPhilosophie,str.100.
[5]J.Dietzgen,Ekskurzijesocijalistauoblastteorijespoznaje,str.225-226.
在狄慈根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这样的见解：他正确地把唯心主义看作是在一定问题上的片面性和夸大等等，而不看作是绝对的荒谬；同样，我们也可以找到有关我们认识中的一般性和必然性的性质的明确主张。他写道：“唯物主义者否认精神的任何自主性，认为应该借助经验来找到原因，对于他们，我们应当回答说：以因果关系为前提的必然性和一般性，不能在经验中获致。另一方面，也应当告诉唯心主义者，虽然理性可以探求原因，但是不能同时认识原因，因为这种探求毕竟不是先验的，而只是经验的，它只能在经验提供的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固然只有精神能揭示出非感性的、抽象的一般，——但这只限于在感性现象的现有范围之内。”[1]可见，狄慈根已经十分敏锐地觉察到，通常的经验论对于说明人类认识是不够的，正像唯心主义的错误恰恰在于否定经验一样。
由此可见，狄慈根的著作并不是前后一贯的和没有矛盾的。他基本上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他对于唯物辩证法的许多问题并没有掌握；他在许多领域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然而他的唯物主义常常是不确切的、不彻底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狄慈根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留下一个鲜明的形象，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具有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深刻和更加全面的辩证思想的哲学家。
[1]J.Dietzgen,Suštinaumnogradačovjeka,Odabranifilozofskiradovi,Zagreb1958,str.96.
狄慈根死后10年，在修正主义流行的年代里，有些人试图拿狄慈根的哲学来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认为他的哲学是更深刻、更完备、更全面和更精确的哲学。在这种“狄慈根主义”的最著名的卫道者中，居于前列的是他的儿子欧根·狄慈根（EugenDietzgen），荷兰马克思主义者安·潘涅库克，恩·翁特尔曼（E.Untermann），奥·伊·海尔方德（O.J.Heljfond），狄慈根著作的俄译者巴·格·达乌盖（P.G.Dauge），以及罕·罗兰-霍尔斯特（H.Roland-Holst）。[1]
所有这些人的主要论点是，狄慈根比过去任何人都更为深刻、更为清楚地阐明了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根据狄慈根的哲学在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方面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狄慈根哲学在认识论和自然辩证法方面要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详尽得多、深刻得多，因此它应当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
所有这些人特别推崇狄慈根的地方，正是他背离彻底唯物主义的地方，是他错误地解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的地方——即把它们视为一个更髙的统一体的不同存在形态。这样就势必会得出结论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对相反的命题是无关紧要的、没有任何意义的。
[1]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欧根·狄慈根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并专门出过两本书，《狄慈根传略》（Dietzgen-brevier,1915）和《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参照《约·狄慈根的认识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MaterialismusoderIdealismus?EinLösungsversuchgemässJ.DietzgensErkenntnisleher,1921）；潘涅库克也在《新时代》（1903—1904）上发表了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和宗教的文章；翁特尔曼写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狭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DielogischenMängeldesengerenMarxismus,1910）；罗兰-霍尔斯特则发表了一本名为《约瑟夫·狄慈根的哲学对无产阶级的意义浅释》的著作（JosephDietzgensPhilosophiegemeinverständlicherläutertinIhrerBedeutungfürdasProletariat,1910）。
恩斯特·翁特尔曼在他的那本近七百页的巨著《狭义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缺陷》中做出了保卫狄慈根主义的最大规模的尝试。他精心写作这本书，首先是用来反驳普列汉诺夫，而同时也反驳梅林、考茨基等人。但是他的全部辩驳冗长烦琐、含混不清，较之约·狄慈根的机智敏锐相去甚远。他叙述了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主张，而他的观点的实质则可以用他的下述论断来概括：“我们的方法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这样称呼是要区别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与种种自然一元论的倾向相反，主要是社会辩证法，即关于社会的科学，而我们的包括社会发展在内的辩证法，主要是世界辩证法（Weltdialektik），即关于世界的科学。在我们这里，‘第三者’已不再是黑格尔那里的‘概念’，也不是‘各民族和国家的经济状况’（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说法，这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而是世界的全部自然联系，即实在的宇宙。”[1]
在20世纪初，梅林、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立即起来反对这种夸大狄慈根哲学的意义和创立新学派——狄慈根主义——的企图，他们一方面承认约瑟夫·狄慈根的声望和才能，并且基本上也承认他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另一方面他们也有理有据地得出结论：狄慈根的哲学，就其水平、准确性、深度和广度来说，都不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某些思想上，可以认为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的一定充实，但不能作为他们的哲学的补充或代替。至于“狄慈根主义”一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把它视为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种新路线的企图。[2]
[1]E.Untermann,DielogischenMängeldesengerenMarxismus,München1910,str.15.
[2]“如果给约·狄慈根一个总的评价，他是不应该受到这样严厉的谴责的。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狄慈根多次讲到马克思，总是说他是一派之首……狄慈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欧根·狄慈根和——十分遗憾！——帕·达乌盖同志杜撰‘自然一元论’、‘狄慈根主义’等等，是给他帮了倒忙。‘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企图不根据约瑟夫·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这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有许多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条路线！”（V.I.Lenin,Materializmiempiriokriticizm,SočinenijaIV,sv.14,str.234-235.〔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9页。——译者注〕）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有了巨大的发展。马克思本人也经历了欧洲大陆上这一蓬勃发展时期的开端；他曾经诚恳地提出建议来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同样他还同拉法格和盖得一起，在1880年直接参与了制定法国党的纲领的工作。三年以后，这位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第一名战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上述时期的西欧和中欧，资本主义有了迅速的发展。19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汹涌澎湃之势向前推进，这样，无产阶级也就大量地形成和组织起来。
法国经历了它的六月事件[1]和巴黎公社失败后的五月流血周，在它的革命高潮中涌现出一批非凡的革命家，他们将永远成为人们心目中自我献身、英勇无畏和人道主义的榜样。菲·邦纳罗蒂（F.Buonarotti）、奥·布朗基、路·瓦尔兰、古·弗路朗斯（G.Flourans）、沙·德勒克吕兹（Ch.Delecluze）、泰·费雷（T.Ferré）、拉.里果（R.Rigot）、路易丝·米歇尔（LuisaMichel）以及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许多多知名的和无名的战士，将作为新世界和新人诞生的标志留传后世。
[1]指1848年6月法国工人阶级为反对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举行的起义。——译者注
二、保尔·拉法格
在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里，也成长出一个极其强有力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尔·拉法格（1842—1911）。拉法格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时，曾受到蒲鲁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在1865年当他还是一个医科大学生的时候，就因为从事革命工作而被法国所有的大学拒于门外。1865年拉法格在伦敦认识了马克思。同马克思的几次谈话，使这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的人对历史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并使他的思想发展出现了深刻的转变。1866年拉法格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委员，两年后他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结婚，在巴黎公社时期他参加了波尔多的革命活动，公社失败后流亡国外。
然而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由于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在70年代中期，加人工会的工人就在巴黎举行了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1876年）。三年以后，布朗基被大赦，公社社员陆续从流亡生活中返回本国。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领导者是茹尔·盖得（J.Guesde,1845-1922）——法国工人党的最坚强的组织者和创始人。他担任《平等报》的主编，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大量文章和著作，在这一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普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的工作。[1]
盖得和拉法格在1880年一同到伦敦去拜访马克思，商讨工人党的纲领；马克思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就这个纲领向他们做了指示，纲领同年在哈佛尔通过。然而两年之后，在圣亚田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就已经出现了分裂。早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初露端倪的集体主义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内部斗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集体主义派取得了胜利），导致了1882年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集团的分裂活动，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有保·布鲁斯（P.Brousse）、让·阿列曼（J.Allemann，所谓的可能派分子）和贝·马隆（B.Mallon，主张劳资结合的社会主义者）。
这样，拉法格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活动就集中于阐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些基本的理论、纲领和策略问题。加以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米勒兰〔A.Millerand〕、维维安尼〔R.Viviani〕、白里安〔A.Briand〕饶勒斯〔J.Jaurès〕在1893年建立了单独的党，而且米勒兰在1898年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复杂形势就格外明显了，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争论，这些争论实际上一直延续到今天。
[1]盖得的主要著作有《论社会主义基本原理》（Essaidecatéchismesocialiste,1878），《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Collectivismeetsocialisme,1879），《阶级的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Étatmoraleetpolitiquedeclasse,190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盖得出任资产阶级政府的部长，从而背弃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德雷福斯（A.Dreyfus）案件以后，在饶勒斯的有力影响下，成立了统一的社会党（1905年），社会党由于有了饶勒斯这个显要人物而获得了很大的声望。[1]
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一时期，拉法格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和有独到见解的理论家。他的主要力量用于写作一些精辟的评论和论战性文章。虽然他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基本原理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可是他始终独创地、机智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运用于各个不同领域。形势的复杂性看来好像正好投合他的敏感的性格和多方面的才能。他的作品有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内部争论的各种批判文章，还有对于唯物史观、所有制、宗教、语言、达尔文主义、托拉斯、交易所等等问题的探讨，在所有这些方面拉法格都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最卓越的理论评论家和辩论家之一。
他的大量论著中最著名的有：《懒惰权》（1883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革命次日》（1887年），《共产主义和经济演变》（1892年），《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1894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财产的起源和发展》（1895年），《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1909年）。
[1]让·饶勒斯（1859—1914）在各个方面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人物。他曾经是一位哲学教授，写过许多历史和政治著作，是《人道报》的创办人。他在理论上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主张唯心主义和进化论。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正义观念的实现；在阶级斗争理论上他表现为合法主义者。他是一位争取和平和争取德法友好的伟大战士，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人物。由于他反对战争，在大战前夕被一名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刺杀。请参见沙·拉波波特写的饶勒斯的详细传记。饶勒斯的主要著作有：《感性世界的现实性》（DelaRéalitédumondesensible,1891），《德雷福斯案件》（AffaireDreyfus,1898），《社会主义行动》（L'Actionsocialiste,1899），《社会主义研究》（Étudessocialistes,1902），《1789—1900年法兰西共和国社会主义运动史》（1901—1908年）（L'HistoiresocialistedelaRépubliqueFrancaise1789-1900,1901-8）等。
拉法格并不是一个善于对某些错综复杂的问题做详尽分析和系统概括的人。他的独到的辩证法思想以其特有的优雅姿态掠过各个领域和各种事实，到处都留下作者的鲜明痕迹。拉法格尽管在某些论点上有片面性、考虑不周，甚至浪漫色彩,但不失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少有谁能像他那样高明地把马克思的卓有成效的方法应用于生活和科学的各个不同领域。
这里我们只能举出个别的例子，它们在当时或者代表着一种独到的见解，或者至少是一些新的启示。
例如，拉法格十分确切地规定了自然环境和人之间相互的辩证影响，看到了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看法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因素：人的能动的改造活动。他在自己的一部最有名的著作中写道：“人以自己的活动不仅改变他所处的自然环境，而且还在各方面创造人的或社会的环境；后者虽然不能使他的机体脱离自然环境的影响，但至少可以大大缓和这种影响。不过这个人为的环境本身对于它从自然环境中接收过来的人也要施加影响。就象驯化的植物和动物一样，人也受到来自两种环境的影响。”[1]
[1]P.Lafargue,EkonomskideterminizamKarlaMarxa;Izborizdjela,Zagreb1957,str.132.（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30页。——译者注）
然而，拉法格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理解某些人为环境和现象的相似性的重要因素，这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结构的正确分析才能得到解答。他写道：“人们逐步建立起来的各种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彼此之间在发展和成熟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不过处于同样的发展和成熟程度的各个环境，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不论它们是哪些人种创造的，也不论它们的地理位置如何。人们一方面受到各种不同的自然力量的改造作用，同时也受到各种相似的人为环境的影响；这些人为环境缩小了人们的各种差别，发展了人们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害关系、共同的爱好以及共同的精神气质。无论如何，相似的自然环境，比方说位于相同纬度和相同海拔的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那里的植物和动物产生类似的亲化作用。这些动物和植物具有类似的区系和群落。相似的人为环境也可以使那些被不同自然环境分为各个大小种族的人们趋于联合。”[1]
拉法格根据自己的这种见解，在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著作里，对灵魂的起源以及到基督教产生为止的信仰发展问题，做了独到的分析。虽然他在这个题目上把问题简单化了，将灵魂观念产生的原因只归结为反思的因素（梦的解释等等），但是他对于灵魂、地狱、天堂、上帝这样一些概念的演变所做的考察，却有许多独到之处。拉法格说明了关于死后共同住所的观念是怎样随着氏族的解体而衰微的，关于死后惩罚的思想是怎样随着古代世界阶级斗争的发展而重新出现的。他说：“但是，如果说对死者的惩罚重又出现的话，那么它已失去了个人复仇的性质而获得了集体复仇的性质，即被称之为公众惩罚的阶级复仇的性质。个别的人不再实行复仇，而是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联合体来实行复仇。这种从个人复仇到集体惩罚的转变，是在个人主义已在社会关系中得到确认之后实现的，因为在古代城市中燃起的阶级斗争，已经把单个的人集合为两个敌对的阵营。”[2]
拉法格在分析作为古代宗教、秘密神教和哲学在当时发展的结果和混成物的基督教时，清楚地看到了它的两重性。“基督教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甚至也没有杜撰任何荒诞思想和幼稚迷信，不过它却有一种无可比拟的高明手段，这是秘密神教和奥菲士教[3]所不曾具有的；它可以满足广大平民的各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求、愿挚和欲念。它善于迎合穷人对富人的仇恨，又会安慰富人：把改变命运的不公道、奖励行善、使机遇和幸福平等化等等都推到另一个世界去实现。基督教已经抛开了它初期的爱煽动的作风，成了有产阶级的安全阀。”[4]
[1]P.Lafargue,EkonomskideterminizamKarlaMarxa;Izborizdjela,Zagreb1957,str.132.（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9—30页。——译者注）
[2]P.Lafargue,EkonomskideterminizamKarlaMarxa;Izborizdjela,Zagreb1957,str.191.（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72页。——译者注）
[3]奥菲士教（orfizam）是古希腊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主张肉体是罪恶和灵魂不灭。——译者注
[4]P.Lafargue,EkonomskideterminizamKarlaMarxa;Izborizdjela,Zagreb1957,str.207.（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尽管在这个分析里存在着片面性，特别是当拉法格试图单纯根据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来断定资产阶级必然信教和无产阶级必然不信教时表现了机械论的思想，但是拉法格的这段分析却显示了他的思想的开阔性和独创性。
拉法格在探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个别因素时，极其敏锐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现象和典型特征。他确切地论述了资产阶级对待科学的两面态度。技术科学的发展适合资产阶级的需要，因而资产阶级也就容忍技术科学所必需的各种决定论的观念；可是资产阶级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却限制这种自由，因为社会科学在意识形态问题中也涉及到社会关系的性质本身。[1]
[1]关于这个问题拉法格在同一著作中写道：“哲学决定论之所以能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只是因为资产阶级允许自己的科学家自由地研究自然力的作用；资产阶级当然想要认识这种作用，因为他们要利用自然力来生产自己的财富。可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不能把同样的自由给予经济学家、哲学家、道德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因而这些人也就不能把哲学决定论带进社会科学的领域。基于同样的理由，天主教会过去曾经禁止人们自由地研究自然界，所以为了建立自然科学，就有必要推翻天主教会的社会统治。”（P.Lafargue,EkonomskideterminizamKarlaMarxa;Izborizdjela,Zagreb1957,str.214·〔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正如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以及后来谈到商品拜物教问题的著作中所做的某些分析一样，拉法格也深入探讨了资产阶级世界中思想结构的一些基本因素。拉法格指出，资产阶级对社会制度的愚昧无知，正像野蛮人对自然界的愚昧无知一样。人们对于整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既不知其原因，也不知其规律，这就助长了人们的迷信和神秘感，误以为一切都决定于偶然性。“另一些日常的经济现象，在资产者的头脑中注人了一种信念，认为存在着某种脱离一切物质的、没有物质基础的神秘力量。只举一个例子来看，货币所体现的社会力量同它的物质很少有联系，这样就在资产者的头脑中产生一种不依赖于物质的力量的想法。这一小块纸片，如果没有魔力，人们就不屑于把它从地上拣起来，可是它却能给占有它的人带来最现实的、在文明世界中最令人向往的东西：面包、肉食、美酒、房屋、土地、骏马、女人、威望和荣誉等等，给人以肉体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藉，上帝也未必有更大的法力。资产阶级的生活是用神秘主义编织起来的。”[1]
拉法格虽然只是用自己的话转述了经典作家的著名论点,但他却做得很有才气，十分传神。[2]
拉法格是一位学识渊博、才智过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具有掌握多种知识领域的巨大能力。在他多方面的理论研究中，也留下了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著作。他在论语言与革命的著作中，一方面阐明了抽象概念从具体概念中产生的过程[3]，另一方面也精辟地分析了语言风格和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而发生的演变和变化。拉法格在这方面研究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表述的下列思想：“语言反映人的变化以及人在发展中所依存的环境的变化所发生的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例如从田野生活过渡到城市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上的大事件，都在语言上留下印迹。政治和社会现象急骤发展的那些民族,很迅速地修改他们的语言；而在缺乏历史大事的民族中，方言土语停滞不变。拉伯雷的法国语在他逝世一个世纪之后，只有文人学士能懂了；可是作为挪威、瑞典和丹麦土语之母语的冰岛语言，却在冰岛几乎保持原状。”[4]
[1]P.Lafargue,EkonomskideterminizamKarlaMarxa;Izborizdjela,Zagreb1957,str.220.（参见保.拉法格：《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2]举例来说，拉法格在阐述《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的著名论点吋这样写道：“这种对劳动成果的掠夺，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大集市，那里一切都有人出卖：不单是人的劳动产品，而且包括人本身。体力劳动者之被人购买，是由于他的肌肉的能力；脑力劳动者之被人购买，是由于他的大脑的能力，是因为他们是工程师、化学师、农艺师，是因为他们有组织才能或指挥才能。生产的共产主义和占有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对抗，贬低了人，使人退化，把人变成商品，把社会——再重复一遍——变为一个大商场。”（Komunizamiekonomskaevolucija;Izborizdjela,str.272）
[3]例如在他论述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一篇演说中就注意到：“既然我们谈到语言问题，我想给你们指出一个同我们探讨的问题有关的现象。所有那些在我们今天有抽象意义的词，开始时在创造它们的野蛮人的头脑中却只有具体的意义。例如，‘nomos’这个词在希腊语中在具有‘法律’这个抽象意义之前则只作牧场、住宅解。法语的‘droit’（法权）一词在现在是指合乎正义的东西，而开初却用来表示不弯不曲的东西。根据这个语言学的现象难道不应该得出结论：具体的东西产生出人们头脑中抽象的东西吗?”（Idealizamimaterijalizamushvaćanjuhistorije,Izborizdjela,str.244.〔参见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页。——译者注〕）
[4]P.Lafargue,FrancuskijezikprijeipolijerevolucijelKnjiževnekritike,str.4.（参见保·拉法格：《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12页。——译者注）
拉法格在他关于雨果（V.Hugo）、都德（A.Daudet）、左拉（E.Zola）等人的文学评论中，也不失其革命学者的本色，力图阐明资产阶级文化的含义和结构。他从社会学的视角，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来解释艺术，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像他的导师一样，揭示了“社会环境”的阶级分化的因素，这一点对于上述解释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除去一些尖刻俏皮之处外，还存在关于各种不同问题的一些精彩思想。拉法格在一处谈到代表作问题时断言，作家也必然受到自己的社会环境约束而无法摆脱，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天才艺术家的脑筋，并不是如象雨果所说，是‘上帝的宝鼎’，而是魔术的熔炉，其中凌乱地堆积着当前的事实、感觉和思想，以及过去的回忆；在那熔炉中，这些混杂的成分互相遇合、互相混淆、互相归并、互相搭配，借以产生口述的、书面的、绘画的、雕塑的、或歌唱的作品；而且从这个脑力发酵作用所产生的作品，比助它形成的那些因素，更富于优良的品质，也正是如此，合金和组成它的各种金属相比，反而具有另一些特性”[1]。
[1]P.Lafargue，romaratizma，/critifce，str.82.（参见保.拉法格：《浪漫主义的根源》，《拉法格文论集》，罗大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9—210页。——译者注）
在拉法格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贯穿着机械论、抽象性、浪漫主义等等观点，然而这些因素并非主流。拉法格对各种事件都反应敏锐，同时在理论上也跻于当时马克思主义发展阶段上最强有力的人物之列。他的功绩在于：他是最早指明托拉斯、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出现及其作用的人中间的一个；他在《革命次日》（Neposrednoposlijerevolucije）这篇文章里着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即国家消亡和社会自治的思想，这个思想在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时期完全被忽视了。尽管在这些分析里，他有时沉湎于幻想，过早地预言了各种具体措施，但是他所强调的在革命以后的时期中最根本的东西，则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见解一致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因而新的革命政权应当粉碎资产阶级的制度，依靠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奠定新制度的初步基础：“不要让国家来继续充当邮电事业的主人，铸造钱币，管理它几乎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经管理着的铁路；不要由国家来担任纺纱厂和织布厂的主人，担任各种工厂的经理等等——像拉萨尔所希望的那样——革命政权应当做到让工人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的企业主，自己的经理。
革命政权无须为邮政、电报、铁路和矿山的工作人员以及铸造车间的工人指派经理，制定规章制度，规定劳动关系和各种价格；相反，应当由这些工人自己相互协商怎样挑选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工厂管理者，怎样在自己内部分配收人。这里我谈到收入问题，只是因为在革命的次日还必须保持资本主义的支付劳动报酬的办法；可是在未来，我们将要看到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工人们将不再领取工资，也不取得个人收人，而是平等地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然而在革命的次日，国家将通过革命政权把生产资料交给生产者支酡；将委托专门的委员会来规定每一个企业应当上缴的数额，即应当偿付向企业提供的劳务的款项，以及折旧费、修理费和改进技术装备费的提成额，还要规定向社会基金缴纳保证全体社会成员衣食住之用的数额。”[1]
前面已经着重指出，拉法格也有一些不够深刻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一些机械论的解释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观点，甚至有过一些错误的结论，如认为在现代不可能发生战争。然而这些缺点丝毫也不能抹杀这位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不仅毕生始终如一地永远站在战斗岗位上，站在争取新人的斗争的前列，而且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创造性地应用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人物之一。[2]
[1]P.Lafargue,Neposrednoposlijerevolucije;Izborizdjela,str.400-401.
[2]关于拉法格的生平，请参见米列·约卡：《保尔·拉法格》（MileJoka,PaulLafargue,Beograd1974）。
三、若尔日·索列尔
在这一时期，特别是在法国，与德国的修正主义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所谓的革命工团主义。佩路提埃（F.Pelloutier），特別是若·索列尔（G.Sorel,1847-1922），就是这一派的主要理论家。索列尔研究了已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巴黎公社和米勒兰内阁主义的教训，继承了佩路提埃的思想，并把它发展成为一个与无政府主义有着某些共同特征的独特体系。
索列尔在90年代初期接近马克思主义，同保·拉法格、加·杰维尔（G.Deville）、阿·崩纳（A.Bonnet）等人一起为《新纪元》和《社会进步》杂志撰稿。索列尔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同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频繁的接触，通过他的介绍，在《社会进步》杂志上发表了安·拉布里奥拉（AntonioLabriola）、贝·克罗齐（B.Croce）、阿·拉布里奥拉（ArturoLabriola）等人的许多论著和文章。可是很快在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以及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出现了理论分歧。索列尔根据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其议会斗争的经验，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情况，得出结论说，为这种政策进行辩护的种种理论，都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点。
于是索列尔就开始批判地对待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应当从种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拯救出来。索列尔并不是一个对历史发展的结构和规律做过深刻研究的人，而是一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家，在他的论著中归根到底并没有留下多少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他是在反对正统派思想的斗争中标新立异。然而他对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问题所做的探索和考察，毕竟是值得注意的。
索列尔对于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设想社会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相信议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由于注意到知识分子出身的许多领导人特别热衷于这种政治策略，索列尔不仅反对议会主义，而且反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工人运动中的任何领导和指导作用。[1]索列尔认为，马克思的主要功绩在于他克服了资产阶级的政党观，并指明了阶级问题和阶级的重要性。由此索列尔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整个未来在于工人团体的自主发展”[2]，在于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对阶级斗争的了解和领会。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关键问题不在于组织新的政党，从而必然继承资产阶级的各种特点，而在于引导工人阶级“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掌握各种手段，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使自己能够摆脱统治者；在于说服工人阶级绝不能效法资产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如果始终不渝地坚持绝对革命的观点的话，就不应当同政党纠缠在一起，不论是怎样革命的政党；因为这些政党不得不像资产阶级政党一样从事活动，适应选举情况的要求而改变自己的态度，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向其他一些拥有同样选民的团体妥协”[3]。
由于这些原因，索列尔的“新派别”，即革命工团运动，并不指望成立新党，而是希望领会运动的本性。这个派别摒弃来自空想主义或来自布朗基主义的一切公式，并且认为，应当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清除掉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任何东西，以捍卫它的精华。[4]
[1]正因为如此，他激烈地反对饶勒斯，他在1910年的一篇文章中谈到饶勒斯时说：“这个左右群众的老手所做的各种努力，结果只是表明了那种道德复兴的幻想的幼稚性”。（Mesraisonsdusyndicalisme,uknjiziMatériauxd'unethéorieduprolétariat,Paris1919,str.284-285）
[2]G.Sorel,Avenirsocialistedessyndicats,udjeluMatériauxd'unethéorieduprolétariat,str.133.
[3]G.Sorel,LaDécompositionduMarxisme,Paris1908,str.56-57.
[4]G.Sorel,LaDécompositionduMarxisme,Paris1908,str.59.
索列尔对任何类型政党一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政党会导致作为基础的阶级同抱有建立国家组织的目的的领导人互相分离；因此索列尔向无产阶级发出呼吁，要求他们成为组织在自己的革命工团之内的阶级，要求他们采取革命暴力——因为这不仅是革命变革的主要杠杆，而且也是导致道德复兴的道德要求。“无产阶级的暴力不仅能保证未来的革命，而且也是使沉溺于博爱主义中的欧洲各民族重新获得当年的旺盛精力的唯一手段。这种暴力将使资本主义只发挥其物质的作用，并要求资本主义恢复它曾经一度具有的英武气概。日益成长并坚定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可以迫使资产阶级保留它在工业生产斗争中的热情；资产阶级一心向往的是掠夺和发财，与它相反，唯一革命的无产阶级只要站起来，就会使资本主义社会达到它历史上的完善地步。可见，无产阶级的暴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素。再补充一点：只要运用得当，这种暴力可以导致取消议会社会主义，使它不能再成为劳动阶级的统治者和秩序的维护者。”[1]
在索列尔看来，无产阶级的暴力是为文明的根本利益服务的阶级斗争的单纯表现。尽管阶级斗争可能不是获取直接的物质权势的最适当的方法，但“它能从野蛮中拯救世界”[2]。因此，索列尔也把暴力问题看作是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伦理学问题。[3]
[1]G.Sorel,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49.
[2]G.Sorel,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57.
[3]索列尔在上述著作的最后这样概括自己的论点：“老实说，社会主义有责任赋予暴力以高度的道德价值，并借助这些道德价值来拯救现代世界。”（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253）
索列尔认为这种革命暴力的基本杠杆就是总罢工。在他看来，革命工团主义者应当从总罢工中看到全部社会主义。正像他的工团主义观点受到蒲鲁东的强烈影响一样，他想在柏格森关于创造性进化是不可分的整体的思想中，寻找关于作为最后变革的总罢工仅仅是局部罢工的结果和最终目的这种观点的论据。总罢工同时也是“孕育着全部社会主义的神迹，是一套能够本能地唤起各种情感的构图，这些情感符合于社会主义为了反对现代社会而进行的战争的各种表现。罢工在无产阶级当中激发了最高尚的情感，激发了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最深挚、最富有主动性的情感”[1]。
总罢工作为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统一行动，与议会斗争和党派斗争不同，它不是以一个国家代替另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一批领导人代替另一批领导人而告终，而是以消灭一切国家、消灭一切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完成。因此索列尔把强力（force）和暴力（violence）这两个词区别开来，认为“强力的任务在于强迫建立某种社会秩序，其中某些少数人进行着统治，而暴力所要求的则是摧毁这种秩序”[2]。
索列尔认为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之一，在于他们主张工人应当牺牲一切，以便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之后组织一个新的国家，也就是把那些向他们庄严地保证要为人民而斗争、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人送上台去执政。“新派别的看法与此完全不同，它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效法资产阶级；新派别并不认为有必要为了一种起码的、可疑的结果，即为了更换一批统治者，满足思想家、政客、投机分子以及一切崇拜和觊觎国家权力的人的私欲而去进行一场革命，哪怕是一场能消灭资本主义的不平凡的革命。”[3]
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对过渡时期的政党和国家作用的看法相反，索列尔表述了一种直接消灭国家的典型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把过渡到没有统治者的企业和自由生产者状态的问题当作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4]
[1]G.Sorel,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95-96.
[2]G.Sorel,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152.
[3]G.Sorel,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158-159.
[4]G.Sorel,Réflexionssurlaviolence,Paris1908,str.237.
作为一个有名的政治思想家，索列尔的所有这些论点使他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的思想和理论领袖；这个运动在法国，而更多是在意大利，有着大量的信徒。尽管索列尔对待正统派思想采取了极其尖锐的批判态度，但他始终未能深刻地领会历史发展的问题，而且他的批判意见表明，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懂马克思的历史观。因此，他批评马克思过分相信黑格尔所主张的历史发展“受神秘的宇宙精神力量影响”[1]的思想，但是这种批评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索列尔站在典型的经验主义的立场上,认为马克思“把社会机构主要不看作是经验提供的东西，而看作是神秘的历史力量的作用；而在对过去所做的科学研究揭明了宇宙精神的现代作用方式（但并未确定这种作用方式是否持久）之后，并没有出现在历史上得到验证的东西”[2]。
在索列尔的全部著作中，都表现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现实观缺乏深刻的了解。因此他的著作是受到形形色色影响的大杂烩，实质上是折中主义的东西。有蒲鲁东的互助论和工团主义思想，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观点，也有柏格森的有机整体的进化观，以至尼采的对民主制和凡人主义的批判——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在索列尔的作品中找到，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也就产生了不同的作用。索列尔本人在晚年曾以激动的心情论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虽然这次革命是与索列尔完全相反的理论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产物和结果。[3]
[1]G.Sorel,Lesillusionsduprogrès,Paris1921(IIIizd.),str.373.
[2]G.Sorel,Lesillusionsduprogrès,Paris1921(IIIizd.),str.375.
[3]参见《进步的幻想》（G.Sorel,Lesillusionsduprogrès,Paris1921,str.382-384）。以及《论暴力》（Réflexionssurlaviolence），法文第4版，在这一版里补充了对列宁的辩护。关于索列尔，请参见伊尔文·路易斯·霍罗维茨：《激进主义和反理性的叛乱，若尔日·索列尔的社会理论》（LouisHorowitz,RadicalismandtheRevoltagainstReason.TheSocialTheoriesofGeorgesSorel,London1961）。
尽管人们对索列尔的著作必然会持上述的保留意见，尽管他的理论观点大部分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应当承认，他强调阶级的因素和提醒把工人阶级的政党和阶级本身区分开，这是很有意义的。索列尔清楚地看到了完全陶醉于议会斗争的社会党所存在的危险，因为议会斗争的种种权术会把它变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党之一。无论前一点或是后一点，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得到了证实。同样，索列尔坚持总罢工的观点，也表明他比其他许多顿足捶胸地表示自己效忠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人更加相信工人阶级的觉悟和行动能力。
在佩路提埃和索列尔的影响下，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工团主义运动，这种运动是与组成任何一种类型政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相对立的。1907年4月3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国际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当时工团主义的一些最知名的代表人物：于贝尔·拉葛德尔（HubertLagardelle）、维克多·格里福斯（VictorGriffuelhes）、阿·拉布里奥拉、罗伯特·米歇尔（RobertMichels）、鲍里斯·克里切夫斯基（BorisKričevski）。会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其中登载了这些人的报告要点，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同索列尔论点的一致性。阿·拉布里奥拉对工团主义做了如下的概括：“1.政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机器，它是某种不同于阶级的东西；2.社会主义的发展沿着另一条道路，而不是议会制和民主制的道路。如果好好考虑一下，整个工团主义就是这样。”[1]拉葛德尔、米歇尔以及其他一些人正是由于批判民主制和议会制而背弃了索列尔的某些基本思想，很快就倒向了法西斯主义。
[1]Syndicalismeetsocialisme,Paris1908,str.13-14.在同一本小册子里，于·拉葛德尔以下述方式表述了这种看法：“如果阶级斗争就是全部社会主义，那么可以说，全部社会主义包含在工团主义之中，因为在工团主义之外就没有阶级斗争。（Ibid,str.3）阿·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一本论述马克思的书中也按照索列尔的精神断言，社会党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它高踞于阶级之上，而不是从属于阶级。国家，而不是经济，成了它主要关注的中心。社会主义已被国家主义所代替，因而社会党本身也成了国家主义的党。（KarlMarx,L'Economiste,Lesocialiste,Paris1923,str.249-256）所以“可以预见到，工人和资本家的对抗将被工人和国家的对抗所代替。阶级斗争并没有因私人资本家工厂的没收而结束，它继续存在于工厂之外,并在生产者同时不是工厂的占有者和主人的整个社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L'Economiste,Lesocialiste,Paris1923,str.260）罗伯特·米歇尔以同样的工团主义精神写了一本书，谈论现代党派中的官僚主义和寡头主义倾向和过程（ZurSoziologiedesParteiwesensindermodernenDemokratie,Leipzig1910）。关于工团主义运动，特别是关于F.佩路提埃和维·格里福斯，请参见爱德华·多兰斯（EdouardDollénas,HistorieduMouvementOuveier,ParisI-II,1939）。同样还请参见欧根·纳伊夫（ZurGeschichtedesfranzösischenSyndikalismus,Zürich,1953,str.43-83）。
意大利的革命工人运动是从第一国际时期开始的。尽管在巴枯宁主义的强烈影响下和在当局的残酷迫害下，这一运动却逐渐积聚了力量，到19世纪末，不仅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加强了，而且建立了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1892年在热那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在1893年定名为意大利社会党。在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中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下，意大利社会党很快就分裂为：极右派（列·比索拉蒂〔L.Bissolati〕、伊·博诺米〔I.Bonomi〕、卡奈帕〔J.Canepa〕），无政府工团主义派（阿·拉布里奥拉、费利〔N.Ferri〕）和中派（菲·屠拉梯〔F.Turati〕、特雷维斯〔K.Treves〕）。墨索里尼和他的党羽组成了一个左派，这一派在大战开始时由于采取干涉主义的立场并同意大利帝国主义合作而被开除出党。[1]
[1]关于到20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的概况，请参见罗·米歇尔：《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史》（R.Michels,GeschichtedesMarxismusinItalien,1907），书中附有详细的参考书目。
四、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
正像法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拉法格一样，意大利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队伍里造就了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
作为罗马的一位大学教授，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如下：最初信奉康德的先验哲学，后来接受了海尔巴特（J.F.Herbart）和黑格尔的观点，到90年代初已经倾向于社会主义，并在对马克思主义做了研究之后，勇敢地同自己过去的唯心主义决裂，成了一位具有高度修养的十分渊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写出了下列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6年），《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1898年），《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1925年）。
恩格斯在一封信里提到拉布里奥拉时，称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1]。拉布里奥拉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论著的特色，就是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问题做了全面而独特的研究。拉布里奥拉通过这一工作向意大利的广大社会主义者大量介绍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
在对待科学的态度上，也包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拉布里奥拉跟第二国际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采取了唯一可能釆取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恩格斯在致考茨基的一封信（1891年2月23日）里，谈到有人主张《新时代》杂志应当受到检查的时候，曾经用讽刺的口吻指出：这种绝妙的想法是要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把它置于一个由党的领导自己炮制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2]与此相似，拉布里奥拉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论著中写道：“我承认同志们有权——在一定程度上和在一定条件下——在有关党的政治路线的一切问题上采取严厉的、哪怕是专制的态度。但是，有的同志却想在科学问题上充当权威和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不能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志……而表示迁就；在科学的问题上永远不能靠投票来决定，即使在所谓未来的社会里也是如此！”[3]
可以说，拉布里奥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对于历史发展的总概念的运用不仅是准确的，而且具有某种微妙的特色（但这并不始终是微妙的特色），他看到了对综合的历史现象做出唯物主义的有效分析所不可缺少的某些重要环节。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83页。——译者注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605页。——译者注
[3]AntonioLabriola,Discorrendodisocialismoedifilosofia,Bari1953,str.94.
当时曾出现过一场争论——究竟是要伦理社会主义还是要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新康德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把康德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的粗暴方式。拉布里奥拉在这场争论中毫不动摇地指出，基本的伦理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今后，伦理学和理想主义就是要使科学思维为无产阶级服务。如果这种伦理学在那些十分敏感而又常常是神经质和愚蠢的人看来显得不够道德的话，那就让他们到伟大的传教士斯宾塞那里去借用利他主义吧。他会给他们含糊其辞而又枯燥无味的定义的，这样就该满意了吧!”[1]
拉布里奥拉特别有成效地批判了因素论，并强调指出，这是经验论者的观点，他们注意到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某些因素，并认为其中个别因素是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相反，“社会是一个综合的整体”[2]，它具有多种形式和发生过多次变化。有人认为，一方面把握住经济的形式和形态，另一方面把握住诸如法、政治、习惯，这样就够了。其实这些人是在抽象地研究事物。对待历史，需要把它当作一个社会有机体来了解。“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生活的统一整体。经济本身融合在这个过程的巨流中，它表现在多种多样形态的阶段上，在这些阶段里，经济是一切其他现象的基础。所以，问题并不是像我们的论敌所设想的那样，从抽象孤立的所谓经济因素扩展到其他各种因素上去，而是首先应当对经济做历史的了解，并通过经济的变化来说明其他各种变化。”[3]
[1]AntonioLabriola,EnmémoireduManifestepartiecommuniste,uknjiziEssaissurlaConceptionMatérialistedel'Histoire,Paris1928,str.78.这个文集中编入了下列著作：《纪念〈共产党宣言〉》、《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2]AntonioLabriola,EnmémoireduManifestepartiecommuniste,uknjiziEssaissurlaConceptionMatérialistedel'Histoire,Paris1928,str.79.
[3]AntonioLabriola,EnmémoireduManifestepartiecommuniste,uknjiziEssaissurlaConceptionMatérialistedel'Histoire,Paris1928,str.91.
在上述分析中，拉布里奥拉以独到的见解强调指出了一个对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有重大意义的方面。首先，拉布里奥拉强调指出，在社会历史决定论的领域内，因果关系、决定者和被决定者的关系，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楚的，更不属于个人心理学的主观决定论的范围内。其次，问题决不在于把各种杂乱无章的历史现象纳入经济范畴，而仅仅在于一切历史事实归根到底（恩格斯语）要借助经济结构来说明。[1]第三，“为了从一定历史的基本结构转到其整个外部表现形式，我们就需要借助于一套复合的基本概念和认识，即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缺少其他专门术语的情况下——社会心理学的东西。同时，我并不设想有某种臆想的社会心理的存在，也不设想关于所谓集体精神的杜撰，这种集体精神按其规律似乎不依赖于个人的意识，也不依赖于他们的可以确定的物质条件，而是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并得到解释。这是纯粹的神秘主义……这种社会心理学，谁也不能把它归结为抽象的规则，因为在多数场合下，它只是描述出来的东西，是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小说家和思想家迄今看作和理解为自己研究和探索的特殊对象的东西。鼓动家、演说家、思想宣传家都援引并依据这种心理学，它是人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特殊意识。我们知道，它是一定的实际社会条件的结果、产物和后果；我们知道，它是一定的阶级在一定的形势下按它所行使的职能、按它保持的从属关系、按它所行使的权力而具有的东西；因此，阶级、义务、从属和权力的前提是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某种特定形式，即特殊的经济结构。这种社会心理学按其本性而言始终是受到制约的，它并不是所谓人的精神的抽象过程和一般过程的表现。它始终是特殊条件的特殊产物”[2]。
[1]参见A.Labriola,Oistorijskommaterijalismu,Beograd1958,str.28。
[2]A.Labriola,Oistorijskommaterijalismu,Beograd1958,str.29-30.他在同一著作中就这个问题写道：“在任何企图把第二性的产物（如艺术和宗教）归结为它们所理想化的社会条件的做法中，都应当很好地了解那种面貌改变了的特殊的社会心理学。全部关系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这些关系总体的另一种叫法就如埃及世界、希腊世界、文艺复兴精神、支配思想、人民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或阶级心理学。当这些关系建立起来，人们习惯于接受某种意图、某种信仰方式或想象方式的时候，古老的传说所流传下来的思想就需要具有表现形式。这样它们就表现为与新事物相对抗的力量，正如这种反抗表现在言论、著作、论战、迫害、不能容忍异说上一样，新旧社会条件之间的斗争也具有思想争论的形式。”（Oistorijskommaterijalismu,str.94）
拉布里奥拉指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因素论，特别是归结为经济因素论的那些人的片面性，同样，他在批判马萨里克（T.Masaryk）企图把马克思主义标成各个不同学科时，特别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统一的学说。[1]正因为如此，拉布里奥拉不能接受用达尔文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做庸俗的解释。19世纪末在生物社会学中特别流行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人的发展。对此，拉布里奥拉写道：“历史是人的业绩，因为人可以创造和改进劳动工具，并用这些工具创造人工环境，而这一环境然后又以其错综复杂的后果作用于人本身。在人逐渐变化了以后，原因同样也就成了他发展的条件。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把作为人的业绩的历史归结为纯粹的生存斗争；生存斗争虽然完善并改变动物的器官，并在一定的情况和一定的方式下促使新器官的产生和发展，但它毕竟不能产生作为人类历史过程的持续的、传统的和日益完善的运动。不应当把我们的科学和达尔文主义混为一谈，在我们的科学中不宜再一次号召釆用任何形式的宿命论，不论是神话形式的、神秘形式的或是借喻形式的宿命论都不行。如果说历史首先建立在技术发展上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即如果说由于工具的不断发明引起劳动的逐渐变化并随之引起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或长或短的持续存在构成了所谓社会机体的根本特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下列说法同样也是正确的：这些工具的发明同时是内心生活的条件和形式的原因和结果，这种内心生活的条件和形式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抽象概念中来把握，则可称之为愿望、智能、理性、思想等。人逐渐创造各种社会环境，即一步一步地创造新的人工环境，同时也就改变着自身。这就是思想家用各种虚幻的设想和各种逻辑结构创造人类精神进步的概念的真实本质、具体理由和实际基础。”[2]
[1]参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AproposdelacriseduMarxisme,EssaissurlaConceptionMatérialistedel'Histoire,str.290）。该文发表于1899年，是同托·哈·马萨里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学基础社会问题研究》（DiephilosophischenundsoziologischenGrundlagendesMarxismus.-StudienzursozialenFrage,Wien1899）一书中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和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观点的论战。
[2]A.Labriola,Oistorijskommaterijalismu,str.34-35.参见第85页关于庸俗经济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部分。
从上面所引的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出，他比当时许多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P.295）并对各种事件的辩证性具有更深刻的感受。许多人不具备拉布里奥拉所具有的条件：首先他不仅具有突出的才能，而且熟悉德国古典哲学，而不了解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不懂得黑格尔，就很难深入领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全部丰富内容。
不过拉布里奥拉在某些地方也表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尽管他并没有特别坚持。例如我们可以见到，他对未来历史的决定性做这样的解释，并对人类计划的合理性抱有这样的信念，以致设想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将消除任何偶然性。他在自己的一篇最有名的文章中写道：“在这个社会中，有调节的生产将从生活中排除那种迄今在历史上表现为侥幸事件和不幸事件交错发生的偶然性。但这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现在和过去的事。”[1]
拉布里奥拉是杰出的历史思想家，在这方面他同恩格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他对恩格斯非常景仰。他在致若·索列尔的信中（这些信在克罗齐的鼓励下以《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探讨》的书名出版），满怀激情地提到恩格斯的著作，特别是《反杜林论》，认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对知识青年”的一种真正的“精神良医”。[2]拉布里奥拉首先关心人的因素和历史因素，正是在这些信中特别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整个马克思主义”[3]，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宣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哲学”。[4]
拉布里奥拉的所有这些努力和著作，使他成为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位难得的思想家，他十分深刻而熟练地掌握了唯物史观，并使它成了自己的哲学和科学的思想方法。[5]
[1]A.Labriola,Oistorijskommaterijalismu,str.54.
[2]A.Labriola,Discorrendodisocialismoedifilosofia,Bari1953,str.52.
[3]A.Labriola,Discorrendodisocialismoedifilosofia,Bari1953,str.14.
[4]A.Labriola,Discorrendodisocialismoedifilosofia,Bari1953,str.58-59.而在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中，他提出一种论断："就这样，最近两个世纪伟大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期，使得这样两个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日益成熟：一个是在历史事实中过程的内在性和经常性，另一个是以客观的社会革命理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学说。”（A.Labriola,Oistorijskommaterijalismu,str.58）
[5]同拉布里奥拉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活动的，还有略为年轻的阿·波基（A.Poggi），可是他同巴拉托诺（A.Baratono）、弗·魏斯（F.Weiss）、克雷斯皮（S.B.Crespi）在《社会批判》（Criticasociale）中对马克思主义做了唯心主义的修正。贝·克罗齐在从事理论活动的初期也曾受到拉布里奧拉的影响。不言而喻，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来源，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对安·葛兰西，起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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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恩格斯的理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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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恩格斯的理论观点
一、基本观点
二、实践的原则
三、认识的问题
四、辩证法问题
五、某些逻辑问题
六、必然和自由
七、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
八、唯物史观
九、国家的产生和消亡
现在我们只剩下考察恩格斯晚年时期的理论观点这项工作了。在这篇综合性的评述中，没有必要联系到各种哲学观念来专门逐一介绍这个时期的各部著作（从《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起，直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止），这首先是因为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的观点和论点，尽管在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样，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些著作中每一部都有一些表述方式和对问题的看法，它们提供了对哲学问题做出不同的解释以及不同的论证的可能性。[1]
[1]在本章的某些部分，我利用了自己过去写的一篇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和事业》（FriedrichEngels-čovjekidjelo），但没有专门注明出处。该文载于南斯拉夫《哲学》（Filozofija）杂志1966年第2期。
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曾结合辩证法的问题十分努力地钻研自然科学。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当时他虽然很不乐意，但还是卷入了同杜林的论战。恩格斯面临的任务是，坚决保卫辩证法以驳斥杜林的攻击，同时阐明一种新的哲学的原则，这种哲学与唯心主义和过去的唯物主义不同，尤其是与当时十分时髦的庸俗唯物主义截然不同。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任务都不仅是艰巨的，而且是个人几乎难以解决的。
在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发展以后，以及在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使自然哲学成为多余的东西以后，应该怎样解释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呢？任何一种彻底的哲学思想都不能在观念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自然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主体和客体、原则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等问题面前退却，那么应该怎样坚持这种哲学思想的无所不包的性质呢？怎样创造一种哲学，它实质上既是辩证的而又是唯物主义的？最后，怎样解决一项十分复杂的思想工作，使马克思关于人和历史的哲学观点成为这方面观点的综合的基本部分？
恩格斯当然没有完成这项任务，而只是提供了许多片断，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但是我们要补充一句，这项任务直到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后继者也还没有能全面而系统地完成。因此，如果我们想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开拓新道路的先驱者，那么就更加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自己。
一、基本观点
在探讨哲学问题的所有主要著作中，恩格斯不仅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像黑格尔那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黑格尔以其唯心主义的同一哲学为自己解决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以及一切存在物的辩证性质问题。
恩格斯也从这些前提出发，但当然是在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进行了历史性的批判以后才这样做的。既然主体和客体之间不是互相脱节的，既然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见到的那样，这种关系以实践为根本特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适用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任何唯物主义都具有的特点，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原则。“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尽管世界尚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是统一的。在我们的视野的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1]
物质存在的一般方式是运动。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是对于这种或那种运动形式才有意义。“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2]
恩格斯力求避免机械论的物质观和运动观，明确地强调指出，“运动应用于物质，就是一般的变化”[3]。由此可见，运动的多种多样形式不能归结为最简单的形式——机械运动，因为一般的变化包括了运动和变化的全部多样性，从无机物的变化起直到社会变化和心理变化。这就是说，这个原理以不同质的运动形式为前提，但是每一种变化本身也包括了最简单的运动形式——位置移动。“这决不是说，每一种高级的运动形式并不总是必然与某种真正机械的（外部的或分子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高级的运动形式同时还产生其他的运动形式一样，正如化学反应不能没有温度变化和电的变化，有机生命不能没有机械的、分子的、化学的、热的、电的等等变化一样。但是，这些次要形式的存在并不能穷尽各种主要形式的本质。终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中的分子运动和化学运动，但是这样一来难道就穷尽了思维的本质吗？”[4]
[1]F.Engels,HerrnEugenDührings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Werke,sv.20,Berlin1962.str.41.（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译者注）
[2]F.Engels,DialektikderNatur,Werke,sv.20,str.35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3页。——译者注）
[3]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513.（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译者注）
[4]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513.（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533页。——译者注）
既然运动被理解为一般的变化，那么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运动的不灭不仅要从量的意义上来理解，而且要从质的意义上来理解。
这就是说,不仅物质的运动不灭，而且物质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的能力不灭，物质创造本身存在的不同质的形式的能力不灭。[1]同样，把运动理解为一般的变化，也意味着克服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关于存在某种最后的不变元素或原子的观点，主张一切存在物的绝对辩证性，即可变性。
恩格斯提出了物质和运动客观性的论点，自然把空间和时间理解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因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2]
可见，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功能，由此必然得出结论：没有运动着的物质的空间和时间，只是不符合现实的人的理性抽象。从时间和空间同运动着的物质的联系中，也会合乎逻辑地得出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以及它们的永恒性和无限性。[3]
[1]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写道：“有人说，物质在其整个无限悠久的存在中仅仅只有一次，而且是在与其永恒性相比只是极短的时间内，才有可能使自身的运动发生分化，从而展示这种运动的全部多样性，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则永远局限于单纯的位置移动，这样说就等于宣称物质是会死亡的，而运动是短暂的。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325.〔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4页。——译者注〕）
[2]F.Engels,Anti-Dühring,str.48.（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译者注）
[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是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因为后一种无限性起初总是从一，从序列的第一项开始的。这种序列观念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对象，这在我们把它应用于空间的时候就立刻显示出来了。无限序列一移到空间，就是从某一点起按一定方向延伸到无限的线。这样，空间的无限性是不是就被表达出来了，即使表达得很不贴切。恰恰相反，为了得出空间的维的概念，只需要从一点上按三个相反的方向延仲出六条线，这祥一来，我们就会得到空间的六维。”（Anti-Dühring,str.46.〔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4页。——译者注〕）
二、实践的原则
对恩格斯来说，世界统一于物质性，为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的和实践的关系奠定了可能性的基本前提，主体和客体都只是存在物的不同要素。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理解为本体关系的一种特殊要素、特殊情况。因此，主体不是在原则上与客体相对立的，但也不能与客体是同一的。
但是，这里根本的一点，即这种关系的历史尺度，也就是实践历史尺度，在恩格斯当时的表述中却常常被忽略了，为的是让实在论的（realistički）认识论观点连同反映论居于首位。正是这种观点后来被奉为不可侵犯的基本观点，以致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的固有观点和解决办法被忽略了。
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和解释的两重性，也就是前后不一，从后面的考察中将马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来。恩格斯对他同马克思一起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观点，当然没有抛弃，因为这样做就无异于否定对哲学问题的重大贡献。因此，恩格斯当时在解释主体和客体关系时所依据的基本观点，仍然是实践的观点。不管他在自己著作的某些段落里对实践的范畴是怎样表述的，这里应当指出，恩格斯对这个范畴没有做详尽的分析[1]，不过他毕竟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强调指出：“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直到今天还全然忽视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它们在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在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想。但是，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因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如德雷帕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或多或少持有的这种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日耳曼人移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现在剩下的已经微乎其微了。”[2]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谈到人的产生时也从同样的思想出发。他在引证了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思想后，补充说：“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的作用还远不止于此。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3]
[1]例如，他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中，尽管是顺便地，却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地把实践解释为实验和工业：“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Werke,sv.21,Berlin1962,str.276.〔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译者注〕）
[2]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98-499.（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3页。——译者注）
[3]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4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页。——译者注）
恩格斯把人对自然界的感知，即对现实的新属性和新特征的认识，也同人的实践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更加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机体其余部分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1]
恩格斯在这里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自然界的显著变化，把劳动看作是人的发展的基础，不仅是人的物质生存发展的基础，而且是人的精神能力发展的基础。虽然恩格斯在这里没有像他和马克思在几十年前所做的那样把劳动的范畴同实践的范畴完全等同起来，但他把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即自然界现实的明显变化看作是人发展的基础、主体和客观现实之间的重要联结点，因而也是考察这种关系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这个问题的研究时断定：“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2]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46-447.（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3页。——译者注）
[2]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52.（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页。——译者注）
三、认识的问题
鉴于人们把恩格斯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反映论的创始人之一，在上一章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恩格斯不是思辨的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但是，我们在这里主要引证的《自然辩证法》以及前面提到过的1848年以前的早期著作（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两人的共同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不为人们所知，因此在哲学问题上，恩格斯当时的另外两部著作首先具有重大的影响。在这方面，批驳杜林的那部著作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这本书作为论战性文集，并没有系统地论述哲学问题，而主要是提出和保卫辩证方法以驳斥杜林的攻击和观点。而在这种反驳中就可能出现许多表达得不完善或不够深思熟虑的地方，以致个别观点可以被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拿来简单地表述反映论等等。
例如，对于什么是意识和思维、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恩格斯回答说：“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到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1]
其实恩格斯在这里保卫的只是古典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如果我们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在实践问题上所说的一切，以及恩格斯在写反驳杜林的文章的同时在自然辩证法问题的札记中所表述的一切都包括进去的话，这里的观点也是不充分的。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强调了古典唯物主义关于实在第一性的观点，他说：“逻辑模式只能同思维形式有关系；但是这里所谈的只是存在的形式，外部世界的形式，思维永远不能从自身中，而只能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和引出这些形式。这样一来，全部关系都颠倒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
[1]F.Engels,Anti-Dühring,str.33.（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译者注）
[2]F.Engels,Anti-Dühring,str.33.（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译者注）
从恩格斯的这些观点里，自然不难得出一种马克思以前的反映论，那种反映论把整个问题完全庸俗化了。恩格斯在上面引过的著作的另一些地方也提供了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根据。他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的一个地方得出结论说：“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1]后来，特别是第二国际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斯大林主义，从上述的形象化的表述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谈到黑格尔时所用的譬喻也是如此）出发，把事情理解得非常简单和容易：马克思主义无非是把黑格尔颠倒过来而已。黑格尔把绝对观念当作整个现实的基础，应当用辩证地发展着的物质来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于是问题就解决了。主张做这种解释的人完全没有注意到，由此而得到的只是某种“辩证化了的”18世纪唯物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想本着马克思的精神彻底对待问题，则问题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而且非常艰巨。实践的观点不仅克服了思辨的观点，而且带来了根本的历史尺度，而这一点恩格斯在这些著作中没有充分强调。但他也从来没有完全忽略掉。例如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必然性的问题和范畴时，他的批评是针对经验主义和思辨唯物主义的，不言而喻也是针对唯心主义的。他提醒说，对这个问题的传统的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解决办法不能证明必然性这个范畴的存在和现实世界关系的存在，以致休谟的批评和怀疑论在这方面倒变得有理了。人除了考察外部世界，还引起一定的运动，甚至引起自然界中不存在的运动，并能给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规模。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因此，由于人的活动，因果观念即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这样一种观念得到确证。的确，单是某些自然现象的有规则的前后相继，就能造成因果观念：热和光随太阳而来；但是这里不存在任何证明，而且就这个意义来说，休谟的怀疑论也许说得对：有规则的posthoc〔在此之后〕决不能为propterhoc〔因此〕提供根据。但是人的活动对因果性作出验证。”[2]
[2]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str.293.（参见恩格斯：《路徳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译者注）
[2]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97-498.（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483页。——译者注）
在同一页上他明确地提醒：“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如果我能够造成posthoc，那么它便和propterhoc等同了。”[1]
在后来的论述社会主义发展的文章的英文版序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基本上相同的思想脉络。恩格斯批判地谈到不可知论，并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观点很难只凭论证去驳倒。但是人们在开始“在论证之前，已经先有了行动。‘起初是行动’。在人类的才智虚构出这个难题以前，人类的行动早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可是，如果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发现事物符合我们关于该事物的观念，并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效果，这就肯定地证明，在这一范围内，我们对事物及其特性的知觉符合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2]
在接下去的段落中，恩格斯谈到了不可知论关于我们仍然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责难。恩格斯对这种观点的反驳是与黑格尔相同的，并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事物本身。这样，对于恩格斯来说，康德的自在之物也就完结了，因为任何本质必然会表现出来，而通过这些表现出来的因素和属性可以理解其本质。如果我们能够分析出一种物体的组成成分，并用这些组成成分重新合成该物体，那么我们就完全掌握了这种物体的构成。恩格斯首先以化学分析和合成为例说明了这一点。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97.（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译者注）
[2]F.Engels,Einleitung（zurenglischenAusgabe,1892）'DieEntwickelungdesSozialismusvonderUtopiezurWissenschaft',Werke,sv.19.str.53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07。——译者注）
恩格斯只要彻底坚持自己早期的和马克思的观点，把人同现实的实践关系看作基本的和第一性的关系，就会自然而然地把思维和认识看作历史的产物。“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这一点对于思维在经验领域中的实际运用也是重要的。因为，首先，思维规律的理论并不像庸人的头脑在想到‘逻辑’一词时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一劳永逸地完成的“永恒真理”。形式逻辑本身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直到现在仍是激烈争辩的领域。而辩证法直到今天也只有两位思想家曾作过较仔细的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然而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1]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330-331.（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6页。——译者注）在另一处地方，恩格斯同样精辟地指出我们的意识的历史性：“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各种联系——无论是物质的联系还是精神的和历史的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吋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这样人们就碰到一个矛盾：一方面，要毫无遗漏地从所有的联系中去认识世界体系；另一方面，无论是从人们的本性或世界体系的本性来说，这个任务是永远不能完全解决的。但是，这个矛盾不仅存在于世界和人这两个因素的本性中，而且还是所有智力进步的主要杠杆，它在人类的无限的前进发展中一天天不断得到解决，这正像某些数学课题在无穷级数或连分数中得到解答一样。事实上，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稍祌状况的限制。”（Anti-Dühring,str.34-35.〔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译者注〕）
四、辩证法问题
从以上的介绍中已经可以了解，恩格斯不试图把辩证法概括为“历史辩证法”，即人类历史实践的构成因素，而且试图完全循着黑格尔的脚步和意图继续前进，把辩证法看作一切存在物运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思维和研究的方法。既然恩格斯完全知道，在自然界，而不仅是在历史中，可以谈发展的问题，那么辩证法作为最发达的发展论必然适用于存在物本身。同样，只要我们从我们的思维和现实之间可以不存在脱节现象这个前提以及历史经验出发，现实的一定的辩证结构也会与我们思维的辩证结构相吻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本身是完全无法解释的和无能为力的。
这无疑是根本的思想前提，恩格斯根据这一前提，并没有把辩证法的领域仅仅局限于人类的历史。“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无非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实质上可归结为下面三个规律：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
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
否定的否定的规律。
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第一个规律是在他的《逻辑学》的第一部分即存在论中；第二个规律占据了他的《逻辑学》的整个第二部分，这也是全书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本质论；最后，第三个规律表现为构筑整个体系的基本规律。错误在于：这些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1]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348.（参见恩格斯：《自被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3—464页。——译者注）
由此也产生了恩格斯对哲学的对象和意义的看法。还应该补充一点，恩格斯无疑受到当时资产阶级哲学中迫切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对辩证法攻击的影响。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理论原因以外，这也是一些基本原因，它们使得恩格斯把哲学问题局限为逻辑问题和辩证法问题，其中逻辑问题也包括传统的形式逻辑问题，而辩证法问题也包括传统的本体论问题。
从恩格斯的这个结论中也可以引申出一个思想：哲学的发展表明，它日益从各个局部的领域中被排挤出来，这些领域成了专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前面引过的著作中，恩格斯得出结论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
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发展都表明，对哲学问题做这样的限制是不恰当的。但是，恩格斯在他所理解的辩证法的范围和性质的情况下特别关心辩证法问题的原因，如果考虑到当时哲学的状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当时毕希纳（L.Büchner）、福格特、杜林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和进化论观念在各界广大人士中以及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有相当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在以新康德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中，先验论的方法开始复活。
[1]F.Engels,Anti-Dühring,str.33.（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译者注）在论费尔巴哈的文章中，恩格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Werke,str.293.〔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译者注〕）
与此相反，辩证法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以往哲学发展的最高的革命成就的方法，而黑格尔在被当时资产阶级哲学轻率地鄙弃之后，却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是最深刻和最全面地发展了辩证法要素的思想家。[1]
恩格斯后来在概括自己的观点时，从前面已经引过的关于一切存在物具有辩证性的观点出发，承认辩证法的普遍性。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些提法，也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哲学修养较差的后人有可能对哲学问题做本体论的解释，而在斯大林主义的僵化理论中则被极端地庸俗化了。恩格斯后来写道：“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实现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2]关于辩证法的“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和《自然辩证法》的手稿中做了更具体的论述。特别是在反驳杜林的文章中，由于首先要说明这些规律应当包含什么内容，恩格斯主要对黑格尔关于这些辩证过程的观点做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而在理论上没有提供什么新东西。甚至可以说，从理论方面看，这些解释也表现出相当的缺陷。
[1]马克思始终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在1868年3月6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杜林“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MarxovapismaKugelmannu,Zagreb1951,str.6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页。——译者注〕）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断然肯定：“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K.Marx,KapitalI,str.LXIV.〔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译者注〕）
[2]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Werke,str.292-293.（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译者注）
在有关对立面和矛盾的何题上，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观点，因为杜林认为辩证法关于矛盾的论点是毫无意义的。恩格斯认为，当我们把事物看作是相对静止的、各自独立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碰不到任何矛盾，因而我们用通常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就足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彼此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只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一个地方又在另一个地方，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1]
在这里以及在其他的例子中，恩格斯主要沿着黑格尔的步伐前进。例如，正和负作为对立的两极，我们不仅看到它们对立，而且看到它们不可分离和互相渗透。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的场合放到它同宇宙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概念就交汇起来，融合在普遍相互作用的看法中，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
[1]F.Engels,Anti-Dühring,str.112.（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27页。——译者注）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它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1]。
否定的否定问题，在黑格尔本身那里也是最具有思辨性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没有按照自己的习惯想去深入地进行分析，而是更多地停留在列举个别例子上。而仅限于举例和不做深入的理论研究，就很容易导致不仅使问题简单化，而且使问题庸俗化。
请看，恩格斯在解释这个问题时举了下列例子：“我们以大麦粒为例。亿万颗大麦粒被磨碎、煮熟、酿制，然后被消费。但是，如果一颗大麦粒得到它所需荽的正常的条件，落到适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温度和湿度的影响下就发生特有的变化：发芽；而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为这一否定的否定的结果，我们又有了原来的大麦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30倍。”[2]
[1]F，Engels,Anti-Dühring,str.21-22.（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译者注）在《自然辩证法》札记中，恩格斯写道：“所谓的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支配作用的,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这些对立通过自身的不断的斗争和最终的互相转化或向更髙形式的转化，来制约自然界的生活。吸引和排斥。磁，开始有了两极性……”（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81.〔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译者注〕）
[2]F.Engels,Anti-Dühring.str.126.（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译者注）
无须特别提醒，否定的否定问题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说明，为了弄通这个问题，需要超越黑格尔的解说。但是，为了理解恩格斯赋予辩证规律的意义，在这里需要提到他的一点意见。恩格斯在批驳杜林硬说马克思认为这些规律具有必然性时，特别强调，马克思指出历史过程按照这些辩证规律发展，这并不等于说，这些过程必然地发展。“因此，当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称为否定的否定时，他并没有想到要以此来证明这一过程是个历史地必然的过程。相反，他在历史地证明了这一过程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实现，一部分还一定会实现以后，才又指出，这是一个按一定的辩证法规律完成的过程。他说的就是这些。由此可见，如果说杜林先生断定，否定的否定不得不在这里执行助产婆的职能，靠它的帮助，未来便从过去的腹中产生出来……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1]
关于量转化为质的辩证规律问题，恩格斯以自然科学的例子，特别是化学的例子，做了最充分的说明。他认为化学可以称为研究由于量的构成的变化而发生的质变的科学。他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对这一规律的实质表述如：“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律表述如下：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在每一个别场合都是按照各自的严格确定的方式进行的——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
自然界中一切质的差别，或是基于不同的化学构成，或是基于运动（能）的不同的量或不同的形式，或是——差不多总是这样——同时基于这两者。所以，没有物质或运动的增加或减少，即没有有关物体的量的变化，是不可能改变这个物体的质的。因此，在这个形式下，黑格尔的神秘的命题就显得不仅是完全合理的，并且甚至是相当明白的。”[2]
[1]F，Engels,Anti-Dühring,str.125.（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142页。——译者注）
[2]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349.（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页。——译者注）
列举物理学和化学领域中的例子，我们就到此为止，只是想再一次强调指出，恩格斯论述辩证法的问题，特别是在《反杜林论》中论述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反驳杜林对辩证法的批判和轻视，并指出辩证法的某些原理和规律的意义和内容。辩证法的这些原理和规律是黑格尔确定的而马克思则把它们运用来具体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尽管系统地和综合地探讨这个问题并不是恩格斯的本来意图，不过他这样处理却同时包含着一个很大的缺陷，因为这里没有看到人类历史的重要尺度，没有看到历史状况和人类历史实践的复杂性，而辩证法的问题只有从人类的历史实践中才获得自己的全部意义和说明。可是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被后人以这种方式做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解释，尤其是在对它做逐字逐句的毫无创造性的理解的情况下。
五、某些逻辑问题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也根据黑格尔的分析和观点，涉及到某些专门的逻辑问题。大家知道，黑格尔曾尖锐地批判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并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思维按照这个同一律都是不相同的。恩格斯遵循黑格尔的分析，提出抽象的同一性仅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足够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所遇到的是很小的范围和很短的时间。可是自然科学却一点一点地证明了同一性本身包含着差异性的事实。“但是，对综合性自然科学来说，即使在每一单个部门中，抽象的同一性也是完全不够用的，而且，虽然总的说来在实践中现在已经排除这种抽象的同一性，但它在理论上仍然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大多数自然科学家还以为同一和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对立物，而不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1]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85.（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7页。——译者注）
与形式逻辑的判断论相反，恩格斯也接受黑格尔的观点，即任何判断都反映了一般和特殊的统一，也就是对立的统一，因而同时也反映了现实本身的一定辩证关系。“同一性自身中包含着差异，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因为在命题中谓词必须不同于主词。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词中还是在谓词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谓词或主词所涵盖不了的（黑格尔《全书》第1部第231页）。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1]
同样，恩格斯以人的经验和科学发展为例，指出黑格尔对判断的分类比形式逻辑的分类更加正确。黑格尔不是撇开这些判断的内部关系和联系把它们罗列起来，而是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判断，使它们互相隶属，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是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恩格斯设法证明，黑格尔关于实在的判断、反省的判断、必然性的判断、概念的判断的分类符合历史规律和具有历史根据。他以热的概念为例，指出如何从关于热的个别经验，从而从摩擦生热的个别判断，经过千百年的科学经验，得出了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摩擦转化为热的特殊判断。不久以后，迈尔（R.Mayer）就能从这个由他、焦耳（J.Joule）和柯尔丁（L.Colding）提出的定理出发，把上述反省的判断提髙到具有绝对价值的判断：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恩格斯得出结论说，“可见，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的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8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6页。——译者注）
我们可以把第一个判断看做个别性的判断：摩擦生热这一零星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了。第二个判断可以看做特殊性的判断：一个特殊的运动形式，即机械的运动形式，显示出在特殊环境下（经过摩擦）转变为另一特殊的运动形式（热）的性质。第三个判断是普遍性的判断：每一运动形式都表明能够并且必然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有了这种形式，规律便获得了自己的最后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新的发现为规律提供新的证据，赋予新的更丰富的内容。但是，对于这样表述的规律本身，我们已不能再增添什么。在普遍性方面——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样是普遍的——这个规律已不可能再扩大：它是绝对的自然规律。
可惜，在我们还不能制造蛋白质的时候，我们暂时无法来讨论蛋白质的运动形式，即生命”[1]。
这些例子只是告诉我们，恩格斯在解决一门通常只是被看作形式科学的科学的具体问题时，指出人和现实之间的实践关系对于这种科学也具有多么巨大的决定性意义。我们的思维形式、逻辑形式和逻辑定理，也是人类实践的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千百年来的经验和实际证明的公式，因而它们也是属于历史的和全人类的。
[1]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93-49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译者注）
六、必然和自由
必然和自由的问题，也同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一样，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主要是本着黑格尔观点的精神来解决的。在决定论的观念中，即使是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观念中，当然是不能谈自由的，因为在必然事件的观念中存在着普遍必然性的统治。恩格斯把必然性理解为普遍的和合乎规律的因素的表现，并遵循黑格尔的分析，认为这种普遍的因素只是通过个别的、单个的事物和现象而存在并发生作用。由于它始终存在于与现象因素的统一中，而这种现象因素并不是普遍因素的无条件的表现（因而不是必然的表现），所以它对于某一种事物或现象的存在并不是根本的东西。这些个别的特性不构成种的差异，它们可能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种的发展所必需的，但是是无限千差万别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这一观点表述如下：“因此，我们认为，偶然的东西就是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可能这样存在也可能那样存在的东西；而且它是否存在和是这样存在还是那样存在，不是取决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某种别的东西。”[1]
在这一观念中，偶然现象对于个体的发展主要是非本质的；但是，一定的偶然现象在例如某一个种的发展中，也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因而是必然的和本质的。整个达尔文主义实质上就是建立在这种由偶然向必然的转变之上，这一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已经提到了：“达尔文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是从偶然性的现存的最广阔的基础出发的。各个种内部的各个个体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偶然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断扩大，以至突破种的特性，而这种突破的近因也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证实（这期间积累起来的有关偶然性的材料，把关于必然性的旧观念压垮和冲破了）——正是这些偶然的差异迫使达尔文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生物学中的一切规律性的基础，怀疑直到那时为止的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种概念。”[2]
此外，这个观点表明，这些个别的属性和偶然性同样也是一定的原因的结果，首先是外部原因的结果，因而也是被决定的。至于我们对于一定的偶然性的决定因素认识到什么程度，以及我们能够把它们确定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由此可见，“决定性”的概念和“必然性”的概念不是等同的。必然性同样是决定性的一种形式，犹如通常的因果性归根到底也是偶然性一样。
[1]G.W.F.Hegel,SystemderPhilosophie,Idio,Stuttgart-BadCannstatt,1964,str.326.（参见黑格尔：《小逻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笫308页。——译者注）恩格斯在列举豌豆等各种例子时，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并得出结论说：“某一地区内并存的各个有机的和无机的种和个体的多样性，即使可以说是立足在坚不可摧的必然性之上的，但是就个别的种和个体来说，这种多样性依然如故，仍是偶然的。”（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349.〔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9—480页。——译者注〕）
[2]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489.（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0—481页。——译者注）
必然和自由虽然不是唯一对立的命题，但是在有关两者关系的问题上，我们特别是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马克思的观点包含着一个“矛盾”：一方面是人的原则，人是自由的实体，具有创造者的个性；另一方面是自然的发展和自然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性。这个矛盾是大多数哲学研究所遇到的基本困难和伤脑筋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事物进程本身和人类生活中存在的矛盾。
决定论者和非决定论者就人的自由问题进行的长期争论，是力求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断努力的证明。而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超越了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自由观，为阐明这个人类之谜提供了进一步的成分。
恩格斯在自己的晚期著作中没有沿着马克思早期的这些分析继续前进，马克思的这些分析论证人的自由是人的本质，从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更深和更广的基础，恩格斯主要是追随黑格尔的观点，这种观点缩小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范围，把它归结为必然和自由的关系。
按照这种较窄的观点，人并不完全是自发发展的产物，他在自己的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并不完全是必然性的盲目工具，因为他也能够认识这种必然性，并根据这种认识，利用他原来所服从的各种力量和自发势力等等，来安排自己的行动。人的自由的程度取决于对必然性认识的程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
[1]F，Engels,Anti-Dühring,str.106.（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可见，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也和一切历史因素一样，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人对制约着他的规律认识得越多，他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就越自由。人通过发现自己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决定因素，日益摆脱束缚着他的一系列限制。因为人的不自由不仅在于社会经济领域，而且也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在那里，由于各种形式的异化，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自由的可能性，也没有意识到直接决定自己生活的因素。
七、意识形态、道德和宗教
在介绍《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基本思想和观点时，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意识和意识形态并不存在某种不取决于具体的人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的独立的历史。正因为如此，说意识形态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不够的。
意识形态过程的特点正在于，思想家往往对意识做“相反的”了解，他们臆想，似乎这种思想过程正好是基本的、根本的过程，它决定了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每一个思想家都设想，他只是继承以往时代的思想，他的思想具有决定时代本身的创造性，甚至设想他的思想是历史和人的绝对真理。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大分工使人们有可能把自己的意识设想为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对现存的关系、实践和现实的历史可能性的认识。
思想家没有看到，他自己也立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他没有意识到，他在解决某种理论冲突时，实际上正是在解决着人们历史实践中现存的神突；他没有看到，他为新的社会关系而奋斗时所信奉的“思想”，只不过是对社会生产方式中的现实矛盾和对要求克服这一矛盾的新的现实关系的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某一阶级的思想家看来，一切事物都的仅仅发生于思想领域中，因此，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在各自领域中：在哲学、法学、道德、政治等领域中寻求和确定绝对真理。恩格斯在晚年致梅林的信中写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或者从他自己的思维中，或者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正是国家制度、法的体系、各个不同领域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独立历史这种外观，首先迷惑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么，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学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历史中的一个阶段，完全不越出思维领域。”[1]
从上述观点中得出的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因素，就是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的每一种思想，对于这个时代是绝对的，而在人类整个发展中则是相对的。某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界限和实践界限，实质上也就是它的理论界限。人类实践每前进一步，都在理论和人们的意识面前提出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任务。
[1]F.Engels,PismoF.Mehringuod14.jula1893.Odabranapisma,str.318.（参见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7—658页。——译者注）
人们的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体现了它的各个方面的辩证关系，其中经济方面具有最重大的意义。但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影响中，不能忽视思想的影响，因而也不能忽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社会过程本身的影响。人们在创造历史的时候，是抱有自己的愿望、利益、理想和观点的，因此，意识形态的所有这些成分也是历史的必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新事物的向往，如果不相信或不了解这种新事物将带来新的社会关系、新的自由和新的可能，那么无论在过去或将来都不会创造出历史来。但是，所有这些向往、信念或知识都得通过人们的头脑，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正如马克思在年轻时所写的，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真正的物质力量。
因此，恩格斯在致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信中特别尖锐地提出，要提防某些把他们的观点说成经济主义观点的批评或解释。他在上述致梅林的信中写道：“与此有关的还有意识形态家们的一个愚蠢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们常常几乎是故意地忘记，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
[1]F.Engels,PismoF.Mehringuod14.jula1893.Odabranapisma,str.319.（参见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9页。——译者注）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关系反映为法的原则，同样必然是一种头足倒置的反映。这种反映是在活动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发生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的，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头足倒置了。而这种颠倒——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构成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观点的那种东西——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F.Engels,PismoF.PismoC.Schmidtuod27.oktobra1890.Odabranapisma,str.311.〔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译者注〕）在同一封信中谈到思想家时，也指出，“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F.Engels,PismoF.PismoC.Schmidtuod27.oktobra1890.Odabranapisma,str.311-312.〔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着重号是弗兰尼茨基加的。——译者注〕）
本着同样的精神，恩格斯也谈到了道德和宗教的意识形态性质。道德问题历来就是各个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思想家注意的中心，因为他们实质上解决着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哲学家把自己的伦理学体系看作自己哲学研究的目的，力图在哲学研究中对有关人的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关于善、人道、一般伦理的观念和定义——做出解答。伦理学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些理论中最充分地反映出哲学家本人的社会立场和意图。
在恩格斯看来，道德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并且和一切社会关系一样，首先是由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因此，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统一的伦理观，因为某一种阶级关系和阶级制度，首先和主要只是对于在该社会中享受一定特权的阶层即统治阶层来说，才是好的。同样，关于人道、剥削、友谊，简言之，关于善和恶，不同的集团和阶级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相反，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有其他部门一样，总的说是有过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1]
[1]F，Engels,Anti-Dühring,str.87-88.（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一100页。——译者注）他在同一著作中还写道：“但是，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F，Engels,Anti-Dühring,str.87.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页。——译者注〕）
对于意识形态的其他形式，恩格斯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他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写道，更高的即更远离自己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釆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1]
因此，恩格斯在这些解释中遵循着自己和马克思的早期观点。宗教现象的根源，应当在社会本身中、在人们克服内部矛盾的程度中，以及在人和自然的对立中去寻找。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上人的思维的必然产物。
在原始公社中，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唯一形式，是由于人在自然界面前的无能而产生的（直到今天，处在这种发展水平的社会中还在产生着宗教），当时自然界是作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莫测的东西而与人对立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极低，与此相适应，人们征服自然的水平也极低，这就是说，对自然事件、自然规律和自然现象的认识也极差。[2]
[1]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Werke,str.302.（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8页。——译者注）
[2]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至于那些更髙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低水平的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F.Engels,PismoF.PismoC.Schmidtuod27.oktobra1890.Odabranapisma,str.311.〔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8页。着重号是弗兰尼茨基加的。——译者注〕）
征服自然的水平低下，对不可预测的和尚未认识的自然事件、力量和偶然性的依赖，对这些没有认识的事物的经常性的恐惧，就决定了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人们中间产生各种意识形态的因素，在这里也就是宗教和巫术的因素，以弥补他们在经济技术上和科学上的实际落后状态和弱点。“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这种力量和自然力量本身一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释的，它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1]
由此可见，这些原始宗教的性质，是与人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阶级社会中的宗教根本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基本上是取得胜利的氏族的宗教，以后是取得胜利的阶级的宗教，这些氏族和阶级把自己的宗教观念强加于其他氏族和阶级，并以此作为巩固本身的政治地位的形式之一；而在被剥削阶层中间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宗教观念，它们的职能是安抚被剥削群众的困难处境，并给他们带来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信仰，虽然这是在完全虚幻的彼岸世界中。被剥削社会阶层的宗教观念是符合他们的现实状况和愿望的。而这些宗教观念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对统治阶层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统治阶级多半把这些宗教观念拿来，把它们改变得适合于阶级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1]F，Engels,Anti-Dühring,str.294.（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页。——译者注）
因此，阶级社会的矛盾、社会对抗和无知，是经常产生宗教现象的社会基础，而且只要上述情况未被克服，它们还将是产生宗教现象的社会基础。今天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们仍然“人们就像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反映活动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这种基础一起继续存在。即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对这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的因果关系有一定的认识，事情并不因此而有丝毫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既不能制止整个危机，又不能使各个资本家避免损失、负债和破产，或者使各个工人避免失业和贫困。现在还是这样：谋事在人，成事在神（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异己力量的支配作用）。仅仅有认识，即使这种认识比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认识更进一步和更深刻，也不足以使社会力量服从于社会的支配。为此首先需要有某种社会的行动。当这种行动完成的时候，当社会通过占有和有计划地使用全部生产资料而使自己和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的时候（现在，人们正被这些由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但作为不可抗拒的异己力量而同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所奴役），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现在还在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的异己力量才会消失，因而宗教反映本身也就随着消失。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时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反映了”[1]。
[1]F，Engels,Anti-Dühring,str.295.（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4页。——译者注）
八、唯物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观不仅被人们做了简单化的理解，而且被人们做了十分片面的理解。原因之一，无疑是由于这两位作者本身没有系统地和详尽地介绍这些观点；其次，是由于某些地方被人们主要做了机械的理解，而不是做辩证的理解，关于这些，我们已经提醒过，许多人由于缺乏一定的哲学前提，常常把它们忽略了。总体的观点，把历史问题看作整体，而不是根据这种或那种“因素”来进行考察一-这不仅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的基本缺点，而且是直到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基本缺点。
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不得不经常提醒最亲近的友人和同志，他们的理论绝不是教条，也不是能够毫不费事地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例如他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做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1]恩格斯继续说，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是取得很少一点成绩，但是许多人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
[1]F.Engels,PismoC.Schmidtuod5.augusta1890,Odabranapisma,str.303.（参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菜》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译者注）
另一方面，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和以后又十分经常地被解释成某种经济唯物主义，但加上上层建筑对自己基础的反作用这个辩证的“补充”。不过，有的时候连这个辩证的补充也不加，以致整个观点变得更加片面。因此，恩格斯多次感到有必要在书信中强调指出，马克思和他的首要功绩与其说是发现了经济生产和经济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不如说是用自己的这一发现第一次成功地解释了历史事件总体。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
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也强调指出，他们始终认为，经济关系只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而不是唯一的基础。而经济关系是指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因此，这里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此外，在经济关系中还包括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性才继续保存着），当然还包括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2]
博尔吉乌斯认为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对此，恩格斯回答说，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需要会比几所大学加在一起更能有力地推动科学前进。
[1]F.Engels,PismoJ.Blochuod21.septembra1890,Odabranapisma,str.305.（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译者注）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他同样强调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例如，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最初表现为虔诚主义，尔后表现为多愁善感和对诸侯贵族的奴颜婢膝），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这曾是重新振兴的最大障碍之一，而这一障碍只是由于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把慢性的穷困变成了急性的穷困才动摇了。所以，并不像人们有时不加思考地想象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是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经济关系不管受到其他关系——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多大影响，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F.Engels,PismoH.Starkenburguod25.januara1894,Odabranapisma,str.320.〔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8页。——译者注〕）
[2]F.Engels,PismoH.Starkenburguod25.januara1894,str.319-320.（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7页。——译者注）
因此，应当把历史首先理解为人的活动，当然是在一定环境中的活动，这里既包括自然环境，而更加重要的是历史环境。这就是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的根本区别。在自然界中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在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它们的作用中。“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1]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恩格斯同样写道：“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因为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总的说来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在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于发现这些规律。”[2]根据恩格斯的这些意见，可以弄清考察历史问题的范围。在这方面，当然还存在一系列需要说明的问题。但是，我也像恩格斯在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只是想概括地介绍马克思的历史观，至于根据历史本身应当论证的一些现象，恩格斯认为，它们在其他的著作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说明。
[1]F.Engels,PismoJ.Blochuod21.septembra1890,Odabranapisma,str.305.（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译者注）
[2]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schendeutschenPhilosophie,Werke,str.296-297.（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译者注）对此，我们还可以补充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一个有明确界限的既定社会内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洽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F.Engels,PismoH.Starkenburguod25.januara1894,str.321.〔参见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9页。——译者注〕）
这些著作，除了马克思论述法国历史的各种问题和事件的著作以外，最重要的一部无疑是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著作。恩格斯根据摩尔根（L.Morgan）的卓越的考察成果和马克思对这本书的摘要，试图说明人类从最初阶段到文明的发展过程，特别是考察了家庭的发展。其中最有独创性的贡献，无疑是恩格斯对国家发表的论述以及他关于一般国家的观点。
九、国家的产生和消亡
有一个问题，恩格斯在对它的阐明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个问题就是国家的起源和它的发展前景问题。恩格斯在考察文化和文明领域一系列问题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明确的历史观，特别清楚地体现在对氏族制度（尤其是雅典氏族制度）以及对这一制度由于新的社会组织（国家）的建立而崩溃的分析上。恩格斯介绍了希腊人的氏族，叙述了氏族由于生产发展、财产差别的扩大，从而氏族内部差别的扩大而崩溃，并得出结论说：“这样，我们看到，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社会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组织还是很有活力的，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它的瓦解已经开始：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积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贵族和王权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奴隶制起初虽然仅限于俘虏，但已经开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逐渐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牲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做最高的价值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所缺少的只是一件东西，即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保障单个人新获得的财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产制传统的侵犯，不仅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神圣化，并宣布这种神圣化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还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个机关，它不仅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
而这样的机关也就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1]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起考察了这个问题，并做出了基本的解答。国家作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组织，是历史的产物，是在一定的分工和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资产阶级对阶级分化和国家进行偶像崇拜，把它们说成是“历史上必不可缺的现象”。恩格斯则以深刻的历史观点即辩证观点认识到当代发展过程的实质以及像国家这种产物的结局。
[1]F.Engels,DerUrsprungderFamilie,desPrivateigentumsunddesStaats,Werke,sv.21,str.105-106.（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5页。——译者注）
恩格斯早在70年代就在《反杜林论》中清楚地看到，现代的社会经济过程以其建立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趋势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变得日益不必要的了。[1]他当时就已经看到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国家资本主义中，雇佣劳动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形式，因此，历史的冲突并未解决，“但是这里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2]。
恩格斯看到，要想真正解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冲突，要想克服当代的大分工和雇佣关系，总之，要想消除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异化，只有“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相适应”[3]。恩格斯当时就已经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天才地预见到当代的冲突，并给革命力量指明了道路。这段话这里需要全文引录：
[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得出结论说：“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没有能力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F，Engels,Anti-Dühring,str.259-260.〔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2]F，Engels,Anti-Dühring,str.260.（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3]F，Engels,Anti-Dühring,str.260.（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译者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日益迫使人们把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护这个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
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个体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1]
[1]F，Engels,Anti-Dühring,str.261-262.（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7—298页。——译者注）恩格斯在致菲·范派顿的信中说明了自己对待无政府主义者的态度：“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或许需要作一些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夺取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F.Engels,PismovanPattenuod18.aprila1883,Odabranapisma,str.279.〔参见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507页。——译者注〕）
毫不奇怪，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上，即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政治机构即国家官僚的全面垄断占了统治地位，在这个大力推行畸形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阶段上，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遭到了打击。斯大林认为，在俄国的环境里，批评列宁这位俄国革命最有威望的人物是不合适的，于是他就间接地、通过批评恩格斯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也抨击了恩格斯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抨击了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他对一般的人、特别是对当代世界的人的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认为，为了实现这一深刻的历史过程，不仅要有良好的愿望和美好的意愿，而且要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即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定发展水平，以便使上述过程真正能够实现。“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地位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1]对此，他还补充说，“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有形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无法摆脱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挥霍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第一次出现了，但它确实是出现了”[2]。
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历史过程的基本方向，是要克服以往的分工，从而消除阶级和国家的存在。恩格斯十分概括地指出，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国家作为国家而采取的最后的实际行动，从此以后也就决定了它的命运——消亡。
[1]F，Engels,Anti-Dühring,str.263.（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299页。——译者注）
[2]F，Engels,Anti-Dühring,str.263-264.（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9页。——译者注）
从其他的地方[1]也可以看出，对于恩格斯来说毫无疑义的是，工人阶级需要国家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并开始组织新社会，但是，正如列宁后来也特别强调的，工人阶级需要的是正在消亡的国家。恩格斯彻底坚持关于国家的阶级性和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新人道主义的观点，他也像马克思和一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完全不认为加强这个阶级的政治机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历史上被否定了之后，也就没有必要存在相应的政治组织，因为正如我们见到的，劳动人民对于这一组织同样可能处于雇佣关系之中，即处于异化状态中。
这个天才的预见今天正在实现中。而且我们可以说，实现这些历史要求构成了一整个历史时代，毫不奇怪，它艰难地为自己开辟着道路，经常被迫后退和遭到挫折：从巴黎公社社员的英勇创举起，经过列宁的工人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直到在南斯拉夫的实践中得到第一次持续不断的和富有历史成果的实施。
为了实现所有这些要求，恩格斯也认为，人有能力合理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实践，从而合理地控制历史实践。这就是说，人也有能力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而生产无政府状态归根到底会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和前途莫测的境地。
[1]恩格斯也把这一思想清楚地表述在我们已经引证过的致菲·范派顿的信中：“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解体直到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
在1847年写的《共产主义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F.Engels,PismovanPattenuod18.aprila1883,Odabranapisma,str.279.〔参见恩格斯：《致菲·范派顿（1883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译者注〕）
有关这个问题的最著名的一段话，恩格斯是在同杜林的论战中说的：“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
这里的重点，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首先放在“社会占有”和放在组织这种生产的人们身上，而不是放在国家或任何政治机构身上。[2]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今天不仅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都得到了证实。资本主义作为技术高度发展的社会已经再也不能单单让盲目的供求规律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加干涉的旧政策来支配自己的经济运转了。
[1]F，Engels,Anti-Dühring,str.264.（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译者注）
[2]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札记中写道：“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也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人自身以及人的活动的一切方面，尤其是自然科学，都将突飞猛进，使以往的一切都黯然失色（F.Engels,DialektikderNatur,str.32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页。——译者注〕）
社会主义，正如我们从迄今为止的经验中所看到的，仍然处在商品生产的阶段上。商品生产，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尤其是在目前这种国际环境中，还不能取消。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保证避免资本主义直到目前仍然经历着的种种灾祸，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必然要受到有计划的考虑、指导和协调的遏制和引导。
在这方面只想谈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根据上面叙述过的恩格斯的思想来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解决的办法只能有一个：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在国家消亡的过程中，应当把计划机关由国家机关（即政治机关）变为社会机关。应当由社会，而不是国家，来调节越来越多的相互关系。而为了进行这种调节，为了越来越自觉地管理和合理地解决各种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也必须建立综合的、完善的和有强大科学力量的社会机关——各种委员会、研究所和类似的组织，它们将成为根据科学分析和情报提供的大量可能性对本身的业务过程做出共同决策的决定性因素。
为了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过程，恩格斯认为，除了自由的思想交流以外，不能设想其他方式的思想交流。他和马克思一起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尚且有可能自由地表述自己的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对他而言，社会主义力量本身的书报检查当然完全是荒唐的和不可想象的。所以他在晚年于1891年2月23日致卡·考茨基的信中说明，有必要在《新时代》上妥善地发表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党要想进步就必须允许有这样的自我批评；恩格斯并且联系到相反的观点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在国会党团里有人叫嚷要对《新时代》进行检查，这确实太妙了。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国会党团独裁（这种独裁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实行得很好）的幽灵再现呢，还是对冯·施韦泽过去的严密组织的留恋？在德国社会主义科学摆脱了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以后，又要把它置于一个由社会民主党的机关自己炮制和实施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法之下，这实在是个绝妙的想法。但是，大自然不会让树木长得戳破了天。”[1]
最后，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有了如此众多的不愉快的教训之后，也有必要强调指出，恩格斯的最后一个行动，也和他毕生所做的那样，致力于反对任何偶像崇拜和神秘化。他的遗嘱决定把他的遗体火化，并把骨灰罐沉人他生前休息时十分喜爱逗留的伊斯特勃恩海滨的海里。他是一位极其伟大的人物，因而可能想到有人会对他以及对马克思搞个人迷信。
正如我们看到的，恩格斯是马克思的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他的名字同一种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人和历史的观点以及关于当代社会主义过程的观点的诞生联系在一起。因此，他成了这样的一位人物：欧洲和世界现代史上一代又一代最优秀、最有才能和最有思想的志士都从他的著作中获得鼓舞力量。
[1]F.Engels,PismoK.Kautskomeod23.februara1891,Odabranapisma,str.315.（参见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605页。——译者注）在谈到这个问题的其他材料中，至少有必要再引用恩格斯
在1889年12月18日致格尔桑·特里尔的一封有十分重要指导意义的信。他在谈到特里尔由于批判机会主义的领导而被开除出丹麦社会民主党时说：“至于中央执委会对您和您的朋友们采取的做法，
在1840—1851年期间的秘密团体中确实发生过这种不分靑红皂内地把反对派开除出党的现象，而秘密组织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另外，英国宪章派中物质力量派在奥康瑙尔独裁时期也相当经常地采取这种做法。但是，宪章派正像其名称所表明的，是一个直接为进攻而组织起来的政党，所以他们服从独裁，而开除则是一种军事措施。相反，在和平时期我只知道约·巴·冯·施韦泽那个‘严密组织’中的拉萨尔派有过类似的专横行为。冯·施韦泽由于同柏林的警察有着可疑的联系而有必要这样做，其结果只是加速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瓦解。任何现有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在美国自从罗森堡先生己幸运地退出以后——恐怕都不会想到按照丹麦的方式对付自己队伍中产生的反对派。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狞党内较为温和的派别和较为极端的派别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由分说地开除较为极端的派別，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別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逃避批评，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如果您希望全文发表这封信，我丝毫不反对。”（F.Engels,ZbornikDrugainternacionala,Beograd1951,str.108-109.〔参见恩格斯：《致格尔松·特里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译者注〕）
像恩格斯这样的人物，只有根据他一生的全面情况，对他做全面的考察，才能进行评价。在他多方面的历史性的活动中也具有一些薄弱方面，一些片面的和过早的结论和观点，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毫不奇怪的。他曾针对着自己，同样也是针对着每一位思想家说过，每一个人在客观上始终受到人和历史整个发展的一定阶段的限制，而在主观上始终受到他所具有的能力的限制。
恩格斯是19世纪中能够给人们和历史指明方向的罕见的人物之一。他曾经说过，他的思想始终是对最高尚和最合乎人道的愿望的一种鼓舞。在那个个人越来越片面化和职业化的时代里，他仍然是一个真正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和哲学思想家，他虽然不是作为一个专家，但毕竟独立地推进了人类思想和创造的许多领域的发展，特别是历史领域的发展。我觉得，恩格斯的这个特点说明，在当代日益按专业分化的世界里（这种专业分化不仅严重地威胁到个人的总体性，而且威胁到必要的交往），必须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恩格斯以及马克思正是由于具有这些特点，成了人类过去和将来在智能上最迫切需要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光辉形象。
最后，马克思是一位以自己的深邃的才智超越众人的人物，而恩格斯则是一位以自己的渊博的文化知识、敏锐的洞察力、非凡的智力和崇高的道德品质唯一能够与马克思并肩站在一起的人物。
无论是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为当代世界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不仅遗留下他们光辉的思想，不仅遗留下革命的前景，而且遗留下欧洲人道主义思想传统的各种前提和欧洲文化发展过程的丰富内容，而没有这些前提和内容，当代社会主义作为新的社会和文化复兴将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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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最后时期（1870—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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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最后时期（1870—1895）
一、《法兰西内战》
二、《哥达纲领批判》
一、《法兰西内战》
路易·波拿巴妄自尊大的行为的结局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使皇帝本人也被俘的一场真正可怜的模仿剧。
在巴黎成立了新的共和国的“国防政府”，而普鲁士的军队包围了巴黎。局势非常困难，马克思在总委员会第二篇宣言中向法国工人阶级指出：“由此可见，法国工人阶级正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法国工人应该履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但同时他们不应当为民族历史上的1792年所迷惑，就像法国农民曾经为民族历史上的第一帝国所欺骗那样。他们不应当重复过去，而应当建设未来。唯愿他们镇静而且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阶级的组织。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共和国的命运要靠他们的力量和智慧来决定。”[1]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戏剧性地曲折得多。当梯也尔（L.A.Thiers）以新政府的名义企图解除革命的国民自卫军的武装和夺取蒙马特尔的大炮时，发生了政府军队与人民以及国民自卫军的友好联谊，并在1871年3月18日宣布公社成立。
巴黎公社社员的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成为马克思以前的一些理论观点的证实，同时又是他以后的一些极有意义的结论和预见的基础。尽管马克思原先发出过警告，却首先欢欣鼓舞地赞扬、欢迎和支持这个历史性的和革命的既成事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在事件发生后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在忍受了六个月与其说是外部敌人不如说是内部叛变所造成的饥饿和破坏之后，他们起义了，在普军的刺刀下起义了，好像法国和德国之间不曾发生战争似的，好像敌人并没有站在巴黎的大门前似的！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如果他们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不管怎样，巴黎的这次起义，即使它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就让人们把这些冲天的巴黎人同那个戴着陈腐面具，散发着兵营、教堂、土容克的气味，特别是市侩气味的德意志普鲁士神圣罗马帝国的天国奴隶们比较一下吧……”[2]
[1]K.Marx,ZweiteAdresseüberdenDeutsch-FranzösischenKrieg,Werke,sv.17,Berlin1962,str.277-278.（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128页。——译者注）
[2]K.Marx,PismoKugelmannuod12.aprila1871,PismaKugelmannu,str.151-152.（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1年4月1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2—353页。——译者注）
在分析巴黎无产阶级的这些英雄举动时，马克思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根本的方面，即公社的精神和性质上。特别是在他的《法兰西内战》这篇著名著作的初稿和二稿中，马克思分析了从封建君主制到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国家的本质，得出结论，认为国家始终是主要的政治杠杆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
必须注意，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都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对待旧国家态度问题的这些基本思想的正确性。但是，由于我们以后在分析当代马克思主义时将看到的那些原因，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一个重要得多的任务：通过建立废弃传统的等级制政权形式的崭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来消除国家组织。因为,正如马克思所写的，公社的真正的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
[1]K.Marx,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336.（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页。——译者注）在《法兰西内战》第二稿中，马克思写道：“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ZweiterEntwurfzum:'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592.〔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译者注〕）
[2]K.Marx,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342.（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译者注）
在这篇著作的初稿中，马克思指出了以前所有国家形式的实质后，还简略地做出结论：“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而是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怪胎。这次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而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的行动。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1]
在公社身上，马克思看到了他和恩格斯的一些设想的实现，这些设想好像一条红线贯穿于他们从1843年以来的全部分析中。国家作为人类自我异化的政治形式，连同它的等级官僚制度、政党和议会的欺诈手段，应当被社会主义革命当作一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的形式而扬弃，因为这种形式始终只服务于一定的阶级目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可能很容易地变成新的凌驾于生产者之上的力量。马克思正是在公社所创建的制度中看到了对这种政治异化形式的扬弃。“巴黎公社自然是要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作榜样的。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以及次一级的各中心城市确立起来，那么，在外省，旧的集权政府就也得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政府。”[2]
这里第一次表述了“生产者自治”的思想，换言之，即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了20世纪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力量中最有觉悟的部分斗争的旗号。欧洲现代史上最有创造性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标志下度过的，因为，从俄国的苏维埃开始，经过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一直到斯大林的官僚国家主义和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之间的历史性冲突，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努力方向，始终都是为了实现一种与以往的一切社会共同体截然不同的崭新的社会共同体。
[1]K.Marx,ErsterEntwurfzum:'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r.17,str.541.（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194页。——译者注）
[2]K.Marx,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339.（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页。——译者注）
所以，马克思强调了公社的另一个特征：“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员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1]
其中某些问题，如关于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和公社委员“随时可以撤换”的问题，对于迄今的历史形势来说是十分理想的思想。社会主义的官僚集团甚至不想为粗暴地违反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的行为辩解，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主要的和最重要的活动者，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保障。尽管迄今的经验如此，马克思的所有这些要求仍然是社会主义变革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1]K.Marx,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Werke,sv.17,str.339.（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译者注）在初稿中马克思写道：“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每月12英镑，最高薪金每年也不超过240英镑；按照一位科学界大权威赫胥黎教授的标准，这样的薪金只略髙于伦敦国民教育局秘书工资的五分之一。”（K.Marx,ErsterEntwurfzum:'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544.〔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译者注〕）
马克思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在公社里不能一下子实现。他在同一篇《宣言》中写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1]
从法国无产阶级宣告了历史上新的人与人关系的这些不寻常的革命事件中，马克思得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结论。同时，他面对欧洲反动派的一切喧嚣和指责，勇敢地站在法国无产阶级一边，并通过自己的《宣言》为这种英雄举动写下了最美好的、富有思想内容的和十分亲切的献词。马克思在结束自己的文章时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那些扼杀它的刽子手们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2]
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形势的特点是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俾斯麦的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策划了反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叛国案，并判处他们徒刑，因为他们提出抗议，反对战争和俾斯麦的政策。英国的工联日益转向经济斗争和改良主义的道路，法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损失极大。国际总委员会本身也发生了分歧，总委员会委员本·鲁克拉夫特（B.Lucraft）和乔·奥哲尔（G.Odger）不同意马克思的《宣言》而退出了国际。同时，巴枯宁也加紧了对总委员会和马克思本人的攻击，这样，在1871年9月的伦敦代表会议上，巴枯宁主义的问题成了主要的问题。
[1]K.Marx,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343.（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译者注）
[2]K.Marx,DerBürgerkrieginFrankreich,Werke,sv.17,str.362.（参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译者注）
在这次会议上，否认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斗争，宣布在革命后必须消灭一切国家和建立“无政府状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又一次遭到失败。所以，双方为将于1872年9月在海牙举行的代表大会做了充分准备。这次代表大会重申了马克思的观点，同时证实巴枯宁没有解散在国际内部的秘密的“同盟”，就把他和吉约姆（J.Guillaume）开除出国际。[1]
马克思和巴枯宁之间的分歧，对于社会主义力量的斗争具有原则性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实践后果。梅林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说来较为出色的著作中却低估了上述争论，因为这里发生的不是什么野心或者威信的问题，而是当代“劳动与资本”之间巨大斗争的关键问题。在取得最初的胜利之后怎样进行这个斗争和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决定现代社会斗争的成果、速度与性质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把重点放在工人阶级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与经济斗争上，放在这些斗争引起的社会革命上，以及放在建立保卫革命成果和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政治武器——新型国家上；而巴枯宁却坚持秘密小集团的立场，主张暴动，并在这类革命之后打碎任何国家。在这里，前者的立场是要吸引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培养他们为今后的伟大行动做好准备；而后者的立场则是使群众消极被动，从而正好对最困难的一部分工作毫无准备，这部分工作是：执行社会职能，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必须以生产者和全体劳动者的自治为根源和基础，而不是以专家治国论的知识分子或者国家官僚集团为根源和基础。所以，这里谈的是决定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政治问题。
[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5—515页；恩格斯：《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关于1873年夏季西班牙起义的札记）》，同上书，第521—540页。
除了上述问题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对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理论方面有重要意义。大会闭幕后，在1872年9月8日，马克思立即在阿姆斯特丹发表演说，他的速记稿刊登在1872年9月15日的《自由报》上。对于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过武装革命还是和平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它已经作为二难推论而被非辩证地提出来了），马克思说道：“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指实现社会主义。——弗兰尼茨基注），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1]
一个意义多么重大的教导！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中，曾多少次提出过这样的对立：是武装革命还是进化？从马克思时期起，经过修正主义到现代教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已多少次非辩证地确定过这种或那种解决办法。在今天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理论上是多么地不成熟，以致仍然常常看不到这两种解决办法不是互相排斥的对立面；对于某一个国家，根据它的发展水平，它的内部力量和矛盾、传统和思想觉悟等，其中的一个解决办法可能比较适合，但是对这同一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情况的凑合下，另一个解决办法也可能是决定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不能把这两种解决办法中的一种从自己的改革社会关系和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中绝对地排除掉。因此，在某个国家里，仅仅为武装革命培养革命力量，如同仅仅为改良、进化和民主道路而片面地机会主义地培养革命力量一样，会给革命运动带来同样致命的后果。迄今为止的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已经不止一次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上述事件同时也是第一国际最后的较大的行动。由于在欧洲、在工人运动中和在国际本身中发生的这类错综复杂的事件，总委员会留在欧洲国家中已经十分困难。美国没有这些情况，同时那里强大的工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了。关于把总委员会所在地迁到纽约的动议得到通过。国际又维持了几年，到1876年，总委员会宣布国际不再作为统一的组织存在下去。
[1]K.Marx,RedeüberdenHaagerKongress,Werke,sv.18,Berlin1962,str.160.（参见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79页。——译者注）
国际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的队伍中锻炼出许多革命干部，他们后来担当起了组织工人运动的新任务。第一国际幸运之处是在它的队伍中有马克思这样的人物，它应当感谢马克思澄清了许多对现代阶级斗争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问题。工人阶级感谢国际，因为它使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国际性质与国际团结，尽管这个因素至今还没有成为工人阶级行动的坚定不移的基础。[1]
[1]不妨从马克思进行回顾的上述演讲中再引一个地方：“公民们，让我们回忆一下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团结。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髙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K.Marx,RedeüberdenHaagerKongress,Werke,sv.18,Berlin1962,str.161.〔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80页。——译者注〕）
二、《哥达纲领批判》
所有这些事件之后，基本上进入了马克思活动的最后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又发生了一些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得到特别有价值的表现。恩格斯在1870年终于迁居伦敦，在国际中日益代替了马克思。
由于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的合并产生一个理论上的重要文件。拉萨尔派在德国的处境日益困难而要求合并，爱森纳赫派也表示愿意。在哥达的统一大会上（1875年2月）通过了纲领，由于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容忍并做了许多让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抨击了这个纲领。马克思曾为此写信给白拉克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1]马克思在他对纲领的批注中提出了一些有特殊理论意义的思想。
[1]K.Marx,PismoBrackeuod5.maja1875;IzBriefanBebel,Liebknecht,Kautskyundandere,Moskau-Leningrad1933,str.117.（参见马克思：《致威·白拉克（1875年5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6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更为突出而准确地阐述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即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思想。
在研究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时，我认为不应忽视的是：马克思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运动在最发达的国家普遍胜利的结果。由此得出没有外来的经济压迫和没有军费的巨大经济负担的比较和平地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在上述设想中，取消军队这个多余的机构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马克思在自己的批注中驳斥拉萨尔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偏见时，设想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的顺利发展，这种社会组织在该阶段上将取消商品生产，而劳动也将不再表现为价值。“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1]
[1]K.Marx,KritikdesGothaerProgramms,Werke,sv.19,Berlin1962,str.19-20.（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434页。——译者注）
但是，这个社会仍然带有否定的因素和局限性，因为它不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
这里实质上概括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矛盾，任何行政措施都不能消除这些矛盾，而只能使它缓和和不致尖锐化。当经济结构还不能消灭分工，不仅仍然产生着资产阶级权利，而且常常产生着资产阶级关系的时候，任何从行政上宣布这个阶段已被超越和宣布某个社会直接进入共产主义，都只是表明对马克思的思想理解得很差。
[1]K.Marx,KritikdesGothaerProgramms,Werke,sv.19,Berlin1962,str.20-21.（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435页。——译者注）
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
《哥达纲领批判》中表现出来的理论上的不成熟，受到了马克思尖锐的批评,同样也受到了恩格斯（在他的一些信中）的批评。在那个时期，这种不成熟是不足为奇的。在整个第二国际时期，它常常以更强烈的形式出现。因而可以说，问题的理论方面，特别是哲学方面，是当时最贫乏的方面之一。
在同一个时期，即1875年前后，由于首批攻击马克思《资本论》的人之一、大学讲师欧·杜林（E.Dühring）的出现，这些弱点便暴露出来了。当时杜林对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和其他一些科学领域做出了目空一切的评价，尖锐地批评了黑格尔和整个辩证法，因而在大学生以及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引起了轰动。只是到1875年，他们中的一些人，首先是李卜克内西，才看到杜林的观点不仅是混乱的，而且是错误的，便请求恩格斯给予回击。恩格斯并不乐意与杜林进行论战[2]，因为他正紧张地研究自然科学问题（后来手稿被收集起来于1925年以《自然辩证法》的书名出版）。对于发表恩格斯关于杜林的文章的问题，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莫斯特〔J.Most〕）在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上发表意见，认为读者对文章没有任何兴趣，建议不要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登载。倍倍尔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挽救了局势。折中方案是：由于文章本身太长，所以不在《前进报》而在它的学术附刊上发表。此后在1878年文章以单行本出版（《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恩格斯的这一著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之一。虽然文章是论战性的，也就是说，不是系统地分析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问题，但这本书尽管有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扼要概述。同样，这本书在大多数国家里起到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作用。
[1]K.Marx,KritikdesGothaerProgramms,Werke,sv.19,Berlin1962,str.21.（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436页。——译者注）
[2]参见恩格斯1876年5月28日致马克思的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4—417页。——译者注）
我们不能像人们有时希望的那样，把这本书以及后来写的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著作和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评价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思想系统化，从而是详尽研究这个方面所有主要问题的努力和结果。在这本著作中，恩格斯以论战的方式解决了一些甚至是硬加给他的（例如杜林硬加给他的）问题。如同以后一些著作中的情况那样，由于忙于一系列其他的政治任务和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仅仅提出了他和马克思的世界观和社会观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问题，对某些问题则研究得不够甚至片面化。恩格斯在致梅林、布洛赫（J.Bloch）、施米特的最后几封信中明确地谈到上述某些问题。[1]此外，恩格斯不具有马克思那样深湛的天才，常常为了通俗化和由于理论上无可非议的具体情况，而以简单的形式提出一些问题。所有这些都说明，对于这些著作，必须正确地遵循恩格斯的瞩咐和指示——而且要进一步，即克服一定的片面性，根据人类的全部历史发展以及科学和哲学发展，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种坚持和努力中，恩格斯的著作也和马克思的著作一样，始终是产生了一种关于世界和人的新观念的最有独创性和最生气勃勃的文献。
[1]特别请参见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和《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4、594—601、656—661、667—670页。——译者注）。恩格斯在一生最后时期的这些信中，特别是在致敏·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信中，也叙述了自己对艺术、艺术倾向和现实主义等问题的观点。因此这些书信,连同他和马克思就拉萨尔的《济金根》一剧致拉萨尔的信，是研究他们的艺术问题观点的重要原始材料。除了卢卡奇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著作之外，还请参见彼·德梅茨：《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P.Demetz:Marx,EngelsunddieDichter,Stuttgart1959）。
正在这个时候，俾斯麦颁布了反社会党人法（1878年），企图以此消灭社会主义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遭受严重的危机。党对这个措施没有准备而发生分化，这时，一个由伯恩施坦、赫希柏格（K.Höchberg）和施拉姆组成的小集团企图提出它的机会主义观点，声明反对秘密活动和反对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中，对这个所谓“苏黎世三人团”的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反对“通过大力宣传争取资产阶级”的观点，反对中间政策,并得出了具有预见性的结论：“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党简直就是受了阉割，而不再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1]
必须注意到，三人团的成员之一伯恩施坦成为20年后出现的修正主义的主要人物，正是这样的一些人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
马克思的生命已接近接束。1881年底，他的妻子燕妮去世了，她作为这位社会主义的最著名人物的忠实而贤惠的伴侣，共同经历了一个革命家和流亡者一生的种种艰难和坎坷。1883年初，最后的打击又降临：他的女儿燕妮去世了。大量的工作、斗争以及贫困和疾病使这位不倦的工作者，争取人类新的更合乎人道的关系的战士，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最天才的人物耗尽了精力，他于1883年3月14日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逝世。
[1]K.MarxiF.Engels,BriefeanBebel,Liebknecht,Braekeundandereodsredineseptembra1879.God.,Moskau-Leningrad1933,str.20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页。——译者注）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成了社会主义的首要人物，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富有经验、最见多识广、理论上最有能力的人。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还有很多需要完成的工作。首先一件最艰巨的工作就是出版马克思来不及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恩格斯在履行其他各项职责的同时，忘我地完成这个辛苦的工作。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而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此外，还必须承担与大部分地区革命运动的几乎全部的通讯工作，写新的文章，为某些著作再版写序言，并且写了他著名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
我们还要简略地分析一篇恩格斯的著作，它被后来的那些自以为代表了恩格斯关于革命问题真正观点的修正主义者当作重要文件和论据。这就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这篇文章在1895年3月，即恩格斯去世前不久写成，因此被称为恩格斯的理论遗嘱。
正是伯恩施坦断言，恩格斯否认革命是夺取政权的手段，并宣布议会道路是比较适宜的。尽管恩格斯写这篇导言时应允李卜克内西要他“缓和”些的请求，但他实质上丝毫没有放弃他和马克思的观点。他仅仅指出了一些历史经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现代街垒巷战是十足幻想的事情（因为是防御性的和消极的），指出了在那些年代取得了巨大成绩的议会斗争的意义。最后，指出了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革命。
必须立即澄清一个被修正主义者掩盖的基本问题：街垒巷战不是革命。革命是进攻、掌握政权和改变社会关系，街垒巷战实质上是防御性的。由此，恩格斯完全正确地做出结论：“我们对此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之间的那种胜利，是极其罕见的。而起义者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也是同样罕见的。对起义者而言，关键在于用道义影响来动摇军队的士气，而这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不会有任何作用，或者无论如何作用要小得多。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慌失措，而起义就会胜利。……可见，即使在盛行巷战的时代，街垒在道义上也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能坚持到实现这个目的，就获得胜利；否则就遭受失败。”[1]
恩格斯正确地确定了工人阶级由于军队、军事技术和武器的巨大进步而面临的新情况。他实际上重申了他和马克思一直主张的看法：革命不是由少数优秀的人们进行的；我们必须牢记：“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已经使敌人陷于绝望。”[2]
恩格斯对这类工作和议会斗争的好处和效力并没有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特别强调，必须经常保持社会民主党选民的这种增长势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3]。由此可见，恩格斯一点也没有把“决战的一天”设想为友好联谊的节日，而看成是阶级的决战，为此需要发动一切未经发动的力量。“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4]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以这些话又一次论证了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立场。
恩格斯直到晚年即在逝世之前，在分析和评价人及其历史活动时，保持了革命的明确性。1895年8月5日，这位当代共产主义的伟大人物与世长辞。
[1]F.Engels,EinleitungzuMarx'KlassenkämpfeinFrankreich',Werke,sv.22,Berlin1963,str.519-521.（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547页。——译者注）
[2]F.Engels,EinleitungzuMarx'KlassenkämpfeinFrankreich',Werke,sv.22,Berlin1963,str.523.（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9—550页。——译者注）
[3]F.Engels,EinleitungzuMarx'KlassenkämpfeinFrankreich',Werke,sv.22,Berlin1963,str.524.（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译者注）
[4]F.Engels,EinleitungzuMarx'KlassenkämpfeinFrankreich',Werke,sv.22,Berlin1963,str.524.（参见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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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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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富于战斗性的工会的结构
清理内部的工作完成以后，大会把注意力转向政策及建设性工作方面的某些问题。过去十四个月的活动带来了一些新的棘手问题。最重要的是农业工人问题。于是，注意力集中在农业工人与伐木工人身上。大多数产业工会主义者同意这种说法，即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要取得成功，乡村工人——农业工人与伐木工人，及城市无产阶级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一位代表在第二届大会上说：
从事农业的工人阶级将是最后，也是最难以组织到这一经济组织中来……我们把工业中心的工资奴隶组织起来以后，危机来临时，他们就会加入经济组织和我们一起共同反对资本家与农场主的联合势力。那一时刻来到时，我们就有必要行使我们的政治权力，打倒反对派。
世界产业工会已经在伐木工人中取得了某些进展。许多人认为与这支力量结合起来是组织农业工人的最可行的办法。特拉特曼书记在他的报告中，用去两整页的篇幅讨论农业、林业工人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关系。他认为革命运动的失败，常常由于得不到这些部门的工人阶级的合作。他敦促产业工会组织在农业工人中采取在林业工人中行之有效的那些方法。他说：
为了进行组织农场工人的工作，我们必须踏踏实实地支持美、加各地伐木场中千千万万的工资劳动者。这些勤劳的、开拓森林的无产阶级，一旦觉醒，就没有任何队伍能比他们更忠于我们的纲领，也没有任何部门的劳动者能比这些伐木工人更勇于斗争。由于他们与农场工人的关系及其职业的季节性，要开通组织农场工人的道路，他们是关键。夏季的几个月里，多数伐木工人在农场或锯木厂做工；还有许多来自工业城市、名列黑名单的机械工人，到这里寻找工作，作为藏身之地，不断在林场与农场之间流动，以避免雇主的迫害。世界产业工会已经并正在全国各地以惊人速度进行组织伐木工人的工作，但是，假如世界产业工会不能将那些伐木季节以后去农场干活（多是农活）的工人组织起来，就会危及他们的处境。……为确保农场工人与伐木工人的利益，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他们能通过世界产业工会总部直接与城市产业工人的组织发生联系。
会上，主席谢尔曼提出建议，要在宣传和组织工作的地区分布上作重大改变。他认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此类活动不应立刻就在全国各地不分主次地全面铺开。他相信最好是让东部地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静。他建议说：
在以后的六个月中，支付给专职组织人员的款项，大部分应该用于西部各州。理由如下：密苏里河以西，产业条件远远优于东部各州，进行组织工作时，不致引起关厂、罢工等类的骚扰……。东部各州许多企业中的工人，工资微薄，如不能源源提供经费，关厂或罢工将意味着挨饿……。因此，我感到有必要首先在西部发展会员，加强我们自身的力量，然后才能把这一组织暴露于东部雇主的全面攻击之前。
这一建议未被接受。领导人报告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下列建议并获得大会通过：
我们不同意主席关于西部的组织工作应先于东部的建议……。委员会认为东部工人的悲惨处境正说明有必要在那里开展组织工作，而且相信他们的生活水平可能得到改善，这就可以使工人阶级的团结达到更为一致的水平。
世界产业工会的一般成员对工会中或政府中的纯粹代议民主制的价值持极端怀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任何一位官员都可能或将会是不忠诚的。他们认识到任何依靠代议制度的组织，要保持一个名符其实的代议机构绝非易事。他们也知道一位代表是多么易于被这种或那种不同形式的腐化手段“收卖”或影响。这就说明，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会自成立之日起，就强调复决的办法。代表们在会上的决议，要经全体会员复决后始能生效。大会是决策机构，但须时刻服从会员的意志。所有各派，甚至策划分裂的一派，至少在口头上对于复决这一办法是一致的。工会的民主必须由复决把关，才可成为真正的民主。所有这些关于复决制的叫喊，究竟有多少成份是“唱高调”，德利昂（他当然是相信复决制的）在第二届会上的发言中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这真是滑稽：在大会面前犯有践踏会章罪行的那些人……他们一直拒绝复决制。当某些分会不服从与他们站在一起的人时，那些人就停止它们的会籍。看到这样一些人来到大会，向复决制俯首鞠躬，向会员群众顶礼膜拜，或念念有词地叫喊着“复决制”，我认为这的确是可笑的。
世界产业工会宣传工作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不熟悉美国，不会说英语，这是大会必须处理的重要问题。关于外籍工人，该组织一开始就采取了开明的政策。如果他们真是要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民主组织，他们当然不可能在这方面一直采用狭隘的政策，歧视有色人种。不要忘记，海伍德就曾在第一届大会开幕时对行业工会歧视黑人提出指责。第二届大会依然奉行这一开放政策，而且在组织移民的工作上，主张扩大范围，争取主动。特拉特曼书记说：
这次大会应责成本组织新任的执行局立即在欧洲建立必要的代理机构，以便移民在进入美国之前就能获得必要的资料，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一旦他们为某一产业所雇用，即应要求他们参加世界产业工会。世界产业工会的材料要印成各种不同的文字，在欧洲各国的移民港口散发，并在美国各港口建立办事处，接待移民，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情况，使他们了解如何能……参加有组织的劳工的斗争……。①
①特拉特曼提出的在欧洲设立宣传机构的建议，大会未采取行动。
外籍工人的代表在会上要求用多种语言——马其顿语、犹太语·意大利语、斯拉夫语、西班牙语等——印发材料。该组织出版了外文刊物与小册子。各分会下面原来就设立了外文部，第二届大会以后又加以扩充。应意大利社会主义同盟的要求，该组织派去了一位意籍的组织员。一份意文报纸《无产者》在短期间内曾一度是该组织的机关报，在总执行局的监督下出版。
此外，地方分会为了适应会员中讲多种语言的情况，组织结构与体制也有所调整。曾通过一项决议，并已付诸实施，允许同一产业内国籍相同的工人组成自己的工会，如人数不足时，上级工会应允许（不能说英语的）会员……自行举行以教育为目的的集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性别问题上也和种族问题一样，不存在歧视。为吸引妇女和“少年”入会，该组织曾通过决议，“凡女性会员每月可少缴会费十美分，这一规定也适用于‘少年会员’。”这一政策似乎又走到另一极端。
大会重申基层组织，即地方分会，在性质上要突出产业的特点，而且作了较为明确的界说。特拉特曼书记说：
……产业工会的最小单位由任一工厂（无论大小）的工人组成。所有产业中的工人，不论在何处被雇用，如已成立部的，均属于该部。以矿工部为例，其会员不仅包括金属矿、煤矿、盐矿、油田与汽田，以及与该产业有关各厂的工人，而且还包括受雇于炼油厂、煤气厂、石油运输（卡车）与销售业，以及大小工业区其它矿产品工厂的一切工人。他们都应属于矿工或油田工人所在的同一部。
1906年夏，曾有人鼓吹每一地区的产业组成一个分会，其下按区域的大小与需要分为若干支会，而这些支会与总部不发生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在会上遭到反对，因它与世界产业工会前期发展中具有特色的集中制原则相抵触。主席谢尔曼着重指出，这是对会章的违背。他认为这种办法会使“整个产业的权力集中到一个地方分会成员的手中。”
集中是不可少的，但应是全国（或国际）范围的集中，而不应是地区范围的集中。一年以前，关于所谓“混合工会”曾作出过规定，规定该项分会可接收不同产业的工人，但仅系暂时性的。一旦当地某一产业有足够的人数可以组成工会时，所有属于该项产业的工人，应立即退出“混合工会”，加入“单一的产业工会”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不得在产业工会成立后，加入“混合工会”或保留“混合工会”会籍。已经有许多滥用“混合工会”会员的特权的事例'很多人在产业工会成立后，依然未退出“混合工会”甚至还有人同时具有“混合工会”与产业工会的双重会员身份。这种双重会籍，不仅无利，而且有害，往往引起纷乱和“混合工会”与产业工会之间的矛盾，造成与会代表的双重代表身份及所代表的人数不实的情况。经过详尽的讨论，针对这些看来已很清楚的弊端，大会通过如下决议，对“混合工会”作了这样的规定：“混合工会不是世界产业工会所属的永久性组织。它是为建立产业工会而设的宣传机构。它是一个新会员征召站。”①
①会章中增加了这样一条：“当地已有行业组织的该行业工人，不得加入当地的‘混合工会’。‘混合工会’会员所在行业的组织成立以后，该会员即不得保留‘混合工会’会籍。”
产业会议是该组织重要的附属机构。会章规定该项机构系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产业中的七个或七个以上的分会组成的中心组织/第一年内在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帕特森（新泽西）·弗拉特利维尔（密苏里）等地就成立了这样的中心机构。根据特拉特曼的报告，在克利夫兰、西雅图、多伦多·加拿大等地也正在筹备成立。并已采取步骤要成立亚利桑那（州）地区产业会议。这些机构的将来的作用以及目前的职能均有明确规定。世界产业工会计划以自己为枢纽建立一个产业社会，从这些规定中可以依稀看到这种未来社会的合作机构预想的部分作法。关于产业会议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特拉特曼作了如下说明：
如果世界产业工会的最终目的是要为合作共和国的政府作好准备，就应该着手建立机构，为管理市政与农村事务作好准备。产业会议就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其管辖范围应由总部决定……。它们将来的任务是通过各产业工会推选的代表管理产业，它们现在的任务是指导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各中心机构的教育工作、罢工、指导工人与逃避罢工者进行斗争，以及监督组织人员等。这些职能，如果通过集体指导能产生良好效果的，都应该划归该会议的管辖范围。
会章原规定任何产业，一旦拥有十个分会，会员人数不少于三千时，即可成为部，并规定共设立十三个国际性的产业部。第二届大会上，反对设部的意见非常强烈，通过了对会章的修正案，规定有十个分会的产业的会员人数不少于一万者，始可成为部。这一改变是由于普遍感到部一级组织并不如最初想像那样实际可行。而且，一般认为，如仅需要三千会员即可成立部，部的自主将会成为十足的笑剧，它将会变成分会或地方统治。赞成设部的人坚持认为，应该让这种办法有试行的机会。另一部分人——产业工会主义者，他们强调地方产业工会应该是首先享有完全自主权的单位，所以把这种改变看成是对他们有利，因为这样一来，达到部的地位较前困难，现存的部的数目也因之减少。德利昂认为：
部在性质上应该和美国的州一样……其自主权不应少于或多于一个州。合众国并不是各州的政府，而是全体人民的政府：同样理由，世界产业工会的总部不是各部的总部，而是全体会员的总部。①
①关于设部的问题，特里顿于1906年说过：“这一制度很快就发现是行不通的。由于纯粹产业主义者的观点在会员中占优势，越来越多的人明确地承认新工联主义应该由下而上地组织起来。换言之，作为组织的基础的，应该是地方产业工会，而不是部。”（《新工联主义》第100页）。1917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的机构中基本上未设部。从附件四该组织现有机构图中可以看出。
原有会章第十节第四款所规定的统一的会徽，也引起某些不满。事实上，许多代表希望彻底废除会徽。产生这样的要求系由于会徽的滥用。许多分会容许会徽落入雇主之手，有些分会和雇主一起使用会徽。以任何方式与雇主合作都是违背世界产业工会的精神与规定的。因此，许多人认为会徽具有调和的性质。会徽几乎被废除，但最后仍决定保留，不过，使用时必须严格按照“决议A”的规定。该决议指出，红色的（革命的）会徽的作用同正统的（单一的）行业工会的会徽的作用是对立的。该决议说：
鉴于我会统一的会徽既产生了好的效果，如传播本组织的名称、使本组织的统一性及广泛性形象地呈现于无产者眼前，也产生了不好的作用，如用作商品的宣传、助长阶级合作的倾向、使工人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普遍产生混乱，并且未说明其含意，究竟什么产品，产品中有多少成分，是出自本组织会员之手；
又鉴于，我们应竭力保有一切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武器，以反对资产阶级；
决议：保留统一的会徽，但应力图清除一年来试验中一切坏的作用，并继续发挥好的作用；
决议：使用会徽的权力应由我们组织掌握，不得委托资方使用会徽；
决议：除表示法律依据并由总部印发的标签、通告、文件外，凡使用统一会徽的，只能用以表示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的产物；
决议：在此情况下使用会徽时，应由我们的分会作主，资方不得介入；
决议：如商品上使用统一会徽，以表示该商品是我们会员的成果时，会徽下应附标志，说明我们会员所从事的工作、属何产业部，所属分会的编号。无此标志时，不得使用统一会徽。
决议：统一会徽一律用红色，并保持同一样式。
如前所述，与谢尔曼主席的争执和免除他的职务，结果废除了总主席这一职位。谢尔曼争端无疑是有决定性的主要原因，但是，即使谢尔曼作为主席无懈可击，很可能也会有人鼓动废除主席职位。许多人因“主席”这一名称有官衔的味道，感到有些讨厌。有些人认为这一职位可使个人独揽大权。这些人就是“权力归于全体会员”的主张者，也是后来世界产业工会中央集权的争执中被称为“反集权派”的人们。会员代表里德说：“领导世界产业工会的是广大会员……。千千万万个参谋中存在着智慧，智慧存在于千千万万个参谋中，而不是存在于领导这个组织的一个人的心中。”德利昂则指出：“实质上，主席主要是专一的组织者，一个有着响亮的头衔并享受与头衔相符的工资与开销的总组织者……。”研究应否保留主席职位的委员会，持否定意见，理由是“会上找不出一个如此精明强干的人足以充任主席职务。”①
①废除主席职位的修正案以354½票对253票通过。
产业主义者中的取消派在企图取消部、取消统一会徽和成功地取消主席职位以后，并未到此止步·许多次要项目也都在取消之列。规定“凡来自单纯工会主义的仪式、符号、握手方式、口令，一律取消。”并规定不得使用拘于习俗的那类称呼，如“兄弟”、“同志”；不论什么场合，应以“fellow-worker（工友）”相称。还有一项对有关人员产生物质影响的决定，就是减少总部负责人的工资。总书记兼总司库（即总部的领导人）由原有的每月工资一百二十五美元降为一百美元。提出此项建议的委员会认为，原定的工资数纯系资产阶级的标准。
会上又一次对“政治行动”问题②进行了彻底的讨论。更为革命的产业主义者重新提出要把“直到所有劳工都在政治以及产业的领域内团结起来”这一条款中的“政治以及”那几个字删去，以清除政治的污染。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派的发言人断然反对这一修改。德利昂和里奇特都发言反对这一动议。里奇特〔后来是世界产业工会底特律（社会主义工人党）派的总书记兼总司库〕认为，“一个承担本组织成员义务的人，有责任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积极，尤其是在选举时刻，他必须维护他的阶级和他作为这个阶级一员的利益。”
②会议代表富特的发言中承认“政治行动”一词的广泛含义，他说：“在有组织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每一行动……都是政治行动，不管你说是在政治的或经济的领域……。世界产业工会作为所谓经济组织的行动在有组织的社会中就是政治行动。”
双方都未获得全胜。为了折衷，最后同意该条款中仍保留可恶的“政治”一词，不加改动，但在前言结尾加上一句话。这句的全文是：“因此，既不支持任何政党，也不期待任何政党的支持，我们遵照下列会章团结起来。”政治行动依然获得承认，与前相比，认可之意并未明显减少，①但一切政治行动当时会受到会章中关于该组织与政党关系的各种规定的限制。
①斯帕戈的意见相反，他说：“1906年9月第二届大会上修改了前言，删去了强调需要政治行动的词句。”参见《工团主义、社会主义与产业工会主义》第208页。
前言中既然贬低了政治，分会如讨论政治课题，即使不是完全禁止，似乎也受到限制。这就是谢尔曼主席的态度，他认为：
应当禁止带有政治色彩的文件进入任何经济性的产业会议，世界产业工会的组织者……应强制执行这一原则……。你们的主席毫不犹疑地说，如果世界产业工会在今后几年内不摆脱政治鼓动的影响……要建立一个产业组织是不可能的。
大会不赞同这一意见。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大多数代表情绪对立，已无法接受谢尔曼主席提出的建议（不论他的建议多么明智）。而且，禁止政治文件或政治讨论，的确难以执行。相反，这样的规定甚至可能激起这种讨论。无论什么原因，福利委员会就此问题提出的建议是：“分会每次开会时至少要用十分钟的时间讨论经济与政治问题。”大会通过了这一建议。
有名的莫耶尔、海伍德和佩蒂伯恩案，占去了第二届大会许多时间。开会时，这三个人（前两人为西部矿工联合会，即世界产业工会矿工部的成员及负责人）以谋杀爱达荷州前州长斯图伦伯格的罪名，囚禁于该州博伊西的爱达县监狱。这一有名的劳工案件由于上述三人于1907年的审判中宣判无罪而达到高潮，成为美国劳工运动史上最引人入胜、最有声有色的一章。这一事件与世界产业：有密切关系，实际上是形成该组织今后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世界产业工会1905年大会很久以前，这三个人被法院驱逐：出境已是人所共知，但谢尔曼主席在致大会的报告中，仍对这一事件及世界产业工会所起的作用，作了简单的回顾。这里摘引了他的报告的一部分。要记住，审判这些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并判决驱逐他们出境时，联合会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一部分，而且，他们（除佩蒂伯恩外）是，至少原来是，世界产业工会的会员，虽然他们总被说成是西部矿工联合会的负责人。谢尔曼主席说：
2月17日，星期六夜，矿工部主席莫耶尔兄弟、矿工部书记海伍德兄弟和过去是西部矿工联合会成员的佩蒂伯恩，被爱达荷州警察绑架，并于当夜十一时三十分用专车从科罗拉多州送往爱达荷州监狱囚禁，被控犯有谋杀罪。我向大家报告这一消息时，感到痛心。被捕的兄弟们，毫无辩护或申诉的机会。他们在夜间被捕，也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情况通知亲友和法律顾问。
世界产业工会是第一批起来声援被告的组织。芝加哥总部立即将成千上万封通知发往全国各地，请求分发，并从世界产业工会防卫基金中拨出大量款项作为营救被告的专款，总数最后达到-万零九百八十点五一美元。这一劳工的共同救援行动虽然只是暂时的，确实取得了奇迹（后来出现在圣地亚哥和劳伦斯），甚至使得世界产业工会会员、社会党人、社会主义工人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单纯工会主义者”①在共同行动中合作起来。世界产业工会是第一个组织抗议集会的，并请到达罗担任辩护律师。“我们的兄弟要被谋害吗？”这一口号到处传播，成为这场救援运动的口号。
①指冈佩斯所谓的“单纯工会”的成员或信徒——即拒绝激进主义并接受资本主义统治的。
1906年大会开会时，情势依然危殆，毫无转机。被告仍在狱中等待审判。一般均认为该案会按捏造的罪名宣判，把他们送进监狱或绞刑架。起诉的处理及审判的延迟更增强了这种估计。会上，代表决定把矿工部所收会员会费的一半拨为救援莫耶尔一海伍德基金。有些代表无疑夸大了世界产业工会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响，特拉特曼在会上也是这样说的：
金钱与最优秀的法学专家救不了莫耶尔、海伍德、佩蒂伯恩与圣约翰①等人的命；要不是世界产业工会……少数人的警觉，不顾新闻界的诽谤……全力以赴地投入斗争，提出抗辩，他们的尸体……将证明控制我国资源的那个阶级所犯下的暴行。
①圣约翰在爱达荷的科克尔德爱伦为世界产业工会进行组织工作时被捕，时间大致相同。
海伍德是世界产业工会敢作敢为和最有影响的组织者之一。他的被捕，使会员深受影响，力量大为削弱。劳工一般认为莫耶尔和海伍德的被捕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第二届大会在芝加哥开幕之日，囚禁在爱达县监狱的海伍德，给大会写了一封信，表示他在监狱中仍对该组织十分关心，下面是原信的一部分：
爱达县监狱
博伊西，爱达荷，
1906年9月17日
致世界产业工会第二届年会负责同志、与代表同志们以及工友们：
你们今天正在开会，我则将把时间花在认真回顾世界产业工会首届大会的进程，和大会公布的导致本组织的成立的宣言，……这个组织重新燃起了本大陆工人阶级胸怀中的雄图与希望之火。……〔此处引用他致西部矿工联合会第十四届大会的信〕如按产业组织起来，在政治上团结一致，劳动就会赢得体面与尊重，长着老茧的双手和忙于思考的头脑，会成为尊贵与荣誉的标志，全人类都将摆脱桎梏，成为充满独立与自由精神的兄弟，洋溢着正义与爱好秩序的情感；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的目标与希望。
这封信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鼓舞了与会者采取更坚决的行动，援救被告。对于代表中倾向于总罢工行动的那些人，这封信无疑有其影响。不管怎样，他们此时提出要在莫耶尔一海伍德一佩蒂伯恩一案中把总罢工的办法付诸实行。他们的动议终于提交大会：
决议，本大会的意见是：如果我们的兄弟莫耶尔的审判再次推迟，或者假如对他们进行不公正的判决，世界产业工会总部应立即号召总罢工，并使用全部人力物力以保证工人阶级进行抵抗并压倒雇主们的暴力行动。
这样的动议，如果在1904年的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上，很可能会获得一致通过。但是1906年的大会却予以否决。这并不意味着总罢工的方针在世界产业工会中没有生根。它已经生根。工会负责人报告中关于委员会的建议摘录可以作证：
关于总罢工，我们与我们主席的意见不一致。我们坚持认为使资产阶级普遍关厂是……解放我们阶级的一种方法。我们认为可以暂时利用总罢工作为一种迫使资产阶级不时让步的手段。委员会认为，就工人阶级方面来说，长期性的总罢工无异于发疯。
虽然莫耶尔一海伍德的审判及最后宣告无罪，使世界产业工会在全国工人中名声较著，了解也较多，但总的来说，对该组织实在不亚于一次灾祸。世界产业工会甚至未因这一案件得到宣传上的好处。宣传上的好处全为西部矿工联合会所得。联合会是基础较牢的组织，又有着出艰入险的——几乎是耸人听闻的——历史。它早期的活动即与莫耶尔一海伍德一佩蒂伯恩事件有关，当人们想到海伍德被驱逐出境时，自然会想起西部矿工联合会。对博伊西的审判中，世界产业工会也未因此扬名。该组织为筹集款项援救被告，不得不暂时停止几乎一切重要的组织工作。但这并不是最严重的后果。莫耶尔一海伍德一佩蒂伯恩的被驱逐出境，无疑是促使西部矿工联合会脱离的原因之一。海伍德的入狱肯定削弱了联合会内部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力量，同时，也就加强了反对继续留在该组织的那部分力量。加上谢尔曼被免除主席职务，更进一步削弱了矿工中支持世界产业工会的力量，最后使得联合会中挑剔世界产业工会的人占了上风。结果首先是，西部矿工联合会通过复决方式，投票决定对世界产业工会谢尔曼派和反谢尔曼派一概不交付会费；其次是，于1907年夏，矿工部正式退出，重新成立西部矿工联合会。
还有几个其它次要的问题，也曾加以讨论。在一个据说保证没有权限纠纷的劳工组织中，权限冲突甚至成为难题，使行业工会感到棘手，要花费力气加以解决。要想完全解决，是不切实际的，但又不得不对行业形式的工会作出让步，这自然会引起麻烦。在会费规定上有小的改变，对前言与会章的措词作了某些修改，在某些次要的细节上也有改动，但是除废止主席职位外，其余基本上仍和第一届大会所制订的一样。大会选举了下列负责人：特拉特曼（和原来一样）任总书记兼总司库，圣约翰、梅克里、科尔、马奥尼与菲希尔等人为总执行局成员，爱德华兹为《产业工会公报》编辑。大会决定，以后大会于9月第三个星期三召开，而不是在5月第一个星期一召开；除非另有规定，会址定为芝加哥。大会于1906年10月3日闭幕。
关于第二届大会，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行会主义者及社会党人当中——事实上可以说在所有比较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当中——当时和以后的普遍看法是，这次大会标志着世界产业工会衰亡的开始，或者至少说失去了矿工部（很可能是该组织最保守的力量）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海斯说：“说世界产业工会在芝加哥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且会逐渐分崩离析，事实上任何一个关心劳工事务的人，都不会对此有所怀疑。”尽管有1906年的曲折，但是，世界产业工会仍继续存在，不仅存在，还有所发展。究竟1906年的损失是否不折不扣的灾祸，还值得怀疑。虽然失去了最有声誉、经费最多、最值得重视的一支力量，但这一损失便于更明确地解释，并有力地促进更为革命的政策。这一政策现在就要付诸实施，在无产阶级的低层——非技术工人和季节工人中——进行试验。如果工人阶级中各阶层的工人——从伐木者到火车司机——都坐在一起，对政策作毫不含糊的解释，并坚决地付诸实施，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1906年以后，尤其是1908年以后，世界产业工会已成为非技术工人的组织，而且很明显的是季节工人的组织，并经常是失业的非技术工人的组织。
感谢呵呵君录入及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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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政治经济学批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四章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历史和理论前提
二、略论方法
三、资本
四、异化现象和商品拜物教
五、价值和剩余价值
六、资本积累
七、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的矛盾和进程
八、克服雇佣关系和自由问题
一、历史和理论前提
在对待马克思的主要经济著作上，也像对待整个马克思的思想一样，直到今天，在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有人经常硬把这种统一的思想分成几个完全单独的部分，从而使马克思的思想丧失统一性和完整性，而缺乏上述这两点就不能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想要阐明的全部观点。
马克思一旦领悟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它的经济学中去寻求，就对经济方面的问题特别重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仅始终注意对这个社会的解剖，而且注意作为整体的社会本身，更注意把这个社会看作人类阶级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之一。因此，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历史有紧密的联系，同样也同马克思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有紧密的联系，同变革这个世界的革命纲领有紧密的联系，这个世界一方面使人全面地异化，另一方面又创造了自身灭亡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基于上述这些理由，对马克思著作的所有这些组成部分的任何忽视，都必然导致对马克思意图的片面解释和阐述，甚至弄到连马克思著作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都不理解的地步。这个批判，并不是在指出缺点和纠正错误论点的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在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上的批判，即辩证地扬弃一门实质上是市民社会理论的科学，而基本意图则是克服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的市民社会本身。因此，马克思的著作,是与他以往在哲学上和一般理论上建立一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的阶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若撇开这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我们将会发现，是无法理解马克思著作的基本的和根本的意图的；同时，马克思的著作，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市民社会的理论分析，也是紧密相连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马克思与他的资产阶级先辈的基本区别，恰恰在于他关于历史和人的新的哲学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能够比那些仅仅对市民社会的理论感兴趣的人更深入和更彻底地解决经济关系中某些特殊问题。[1]
[1]为了理解马克思的观点，需要从实质上分析他的一些观点以及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直到《〈政铪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的思想发展过程。然而迄今对《〈政铪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分析尤其遭到忽视，因此从整体上考察就缺少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现代有关这些问题的几本比较有价值的专著是，卡·柯尔施：《卡尔·马克思》（K.Korsch,KarlMarx,1938）；厄·曼德尔：《卡尔·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ErnestMandel,LaformationdelapenséeéconomiquedeKarlMarx,Paris1967）；罗·罗斯多尔斯越：《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史》（RomanRosdolsky,ZurEnstehungsgeschichtedesMarxischen"Kapital",I,II,Frankfurta.M.,Wien1968）。
当然，在英国这个经济上较其他一切国家都先进的国家里，探索和研究近代史时期的经济关系和基本经济范畴的工作，获得了最大的推动力和最系统的材料。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在封建制度内部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价值、积累、利润等）的看法，开始在劳动价值论中日益获得解决。在这个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人们关系的领域中，早期的探索和理论突破，从威廉·配第（W.Petty）起，经过詹姆斯·斯图亚特（J.Steuart）和理査·康替龙（R.Cantillon），而在亚当·斯密（1723—1790）的天才研究和综合中达到了顶点。亚当·斯密（AdamSmith）把自己的成果和论断写人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中。
亚当·斯密在这部著作中，尽管不是完全彻底地，但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作为理解新经济制度的基础，并且极为明确地指出了作为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基础的分工的发展。但是，斯密作为一个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社会的理论家，像其他代表人物一样，认为有关人的一些根本问题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得到解决。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关于自然权利的哲学观点是斯密的社会观的基础。卓越的经济思想史专家埃·罗尔（E.Roll）在谈到当时资产阶级的各个经济学派（古典学派和重农学派）时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学派之间尽管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但思维的方向却是一致的。它的实质就在于把重点放在自然的东西上，而不是放在人造的东西上。这种思想包含着一种信念，认为存在一种内在的自然制度（不问这种制度是如何确定的），它胜过人们创造出来的一切其他制度。这种思想认为，对于明智的社会组织来说，只需要做一件事：尽量按照这种自然制度的原则行动。这里包括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行动，因此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所要求实行的政策，后来看来是相互矛盾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宣布自然权利先于人定权利的原则。”[1]
[1]EricRoll,Povijestekonomskemisli,Zagreb1956,str.114-115.
斯密也特别强调自然制度的优越性和人定制度的缺陷。因此需要允许个人有自由的进取心，因为它本身就包含在这种自然秩序之中。在年轻的资产阶级要求尽可能多地享受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和要求尽可能少地受到任何社会机关限制的时期，斯密是资产阶级理论的倡导者，而且是著名的“自由放任”政策的倡导者。既然社会秩序和社会机构都只会造成障碍，那么就更加需要限制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预。当今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满足于怀念自己的伟大的思想先驱者，满足于看到他们的某些范畴（如财产自由或竞争自由）是在历史上具有相对意义的范畴。然而人的自由和人的个性的观念正是建立在这种资本主义财产自由和进取心的基础上的。正像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更高的历史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关系阶段的前提一样，资产阶级个人自由在历史上的实现也是社会主义中人的个性进一步解放的基本前提之一。在迄今还不具备这些前提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对社会主义自由的曲解。然而，斯密也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把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范畴都看作是永恒的和天经地义的。
这种观点也是最重要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的经济分析的依据。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出版时（1817年），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特别是工业资产阶级经过革命搏斗以后，已经作为社会的基本力量而站稳了脚跟。虽然李嘉图已经有条件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中统一地概括劳动理论，但是他也和他的伟大的前辈一样，仍然陷人了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制度的幻觉。李嘉图引证了斯密关于劳动是价值基础的观点，然后得出结论：“除开不能由人类劳力增加的东西以外，这一点实际上是一切东西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上一个极端重要的学说。因为在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
如果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规定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1]
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在李嘉图的身上达到了最高的理论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职能方面，马克思能从李嘉图的严密分析中获得极大的教益。同时也不应当忽略西斯蒙第（J.Ch.L.Sismondi,1773-1842）当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尖锐批判。西斯蒙第曾把生产过剩和危机发生的原因解释为竞争以及劳动与财产的分离，这导致工人完全从属于资本家。决定生产的是资本而不是需要，这个事实造成了当时已经暴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种反常现象。西斯蒙第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并且对当时的许多社会主义者肯定产生了影响,但他的一些结论却是保守的，因而后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同时期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W.Thompson）、约翰·格雷（J.Gray）、约翰·弗兰西斯·布雷（J.F.Bray）的研究成果也同样重要，他们从李嘉图的分析中得出了一定的社会主义结论，研究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某些要素，并把英国的功利主义彻底变成消除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要求。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Hodgskin，1787-1869）是他们之中特别重要的人物，他已经把资本当作一定的社会关系来分析，并且基本上追随着当时英国和法国其他社会主义者的步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1]DavidRicardo,Načelapolitičkeekonomije,Zagreb1953,str.8-9·（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译者注）而关于资本主义范畴是永恒范畴的论断，最好引用同一著作的另一段话：“即使是在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早期状态中，虽然资本可能是由猎人自己制造和积累的，但他总是要有一些资本才能捕猎鸟兽。没有某种武器，就不能捕猎海狸和野鹿。所以这类野物的价值不仅要由捕猎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而且也要由制备那些协助猎人进行捕猎工作的资本（武器）所需的时间和劳动决定。”（DavidRicardo,Načelapolitičkeekonomije,Zagreb1953,str.4·〔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18页。——译者注〕）
总之，无论在狭义还是广义的经济问题上，马克思都可以利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社会主义批评家的丰富的思想成果来分析这些问题。
二、略论方法
然而，马克思与所有的前辈不同，他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经济学问题之前，曾经过一段内容丰富的紧张的思索时期，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他在和当时欧洲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进行极有创见的对话中，树立了自己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在理论上的新贡献，即他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尤其是他关于资产阶级社会辩证法的观点。在简要地介绍马克思与蒲鲁东的论战时，我们曾经提到马克思不仅对蒲鲁东，而且也对其他经济学家的两点主要责难：第一，指出他们方法的错误，即把历史的东西说成自然的东西，把资产阶级关系理解为自然的关系因而是永恒的关系；第二，指出生产关系也和反映这些关系、利益和目的的观念和范畴一样，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因此只能说这些范畴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永恒的产物。
同样，在稍后的时期，马克思在其著名的《手稿》[1]的导言中曾提到：自由的个人，在18世纪的思想家和后来的经济学家看来，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2]。
[1]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就包含在这些手稿中。——译者注）
[2]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erlin1953,str.5-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译者注）
马克思针对系统分析和论述方法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也使我们能够看出他的辩证思想。例如，他指出，从实在和具体开始，而在经济学上从作为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初看起来似乎是最正确的。然而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这个范畴就是一个寻常的抽象，而阶级又是以分工、交换、价格等等为前提的。这个分析向我们指明，最初的抽象是由越来越简单的规定组成的。如果反过来从这些简单的规定出发，再达到人口的范畴，那么我们这次得到的就不会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因而马克思认为，后一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的道路。马克思一方面为我们揭示了具体的辩证法，即具体是一般规定和特殊规定的统一，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在黑格尔那里由一种幻觉，即把具体理解为思维抽象综合过程的结果这一幻觉所产生的外观问题。“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人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1]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erlin1953,str.21-2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译者注）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也明确地规定了自己方法论的总原则：“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亊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K.Marx,PredgovordrugomizdanjuKapitala,KapitalI,str.LXIIL-LXIV.〔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译者注〕）
马克思也以“劳动”这个看来十分简单的范畴为例说明了这方面的困难，他提醒说，设想通过劳动这个范畴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一个抽象的表现，这是不十分正确的。他说，如果我们对任何种类的劳动都同样看待，那么这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劳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创造财富的手段，因而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而这种状况只是最现代的社会的特点，因此这种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1]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以及在阐明经济范畴时，都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在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的是存在的形式，而且常常只是它的个别侧面，因此资产阶级社会在科学上也绝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看来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然而，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而不懂地租却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2]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erlin1953,str.25-2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30页。——译者注）
[2]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erlin1953,str.27-28.（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译者注）
三、资本
同样，马克思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中心范畴，正是在对这个范畴的理解上，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或辩护性政治经济学存在着本质区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以及由此得出的各种结论，包含了马克思著作和他的历史批判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再次提到蒲鲁东，因为蒲鲁东认为，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的。马克思随即着重指出了理解这个范畴的要点：“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1]
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有些社会主义者说，他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种论调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忽视了资本包含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自由劳动和可能购买这种劳动的人的关系。资本可以从一个资本家手中分离出来，并转交给另一个资本家，但资本家一旦失去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家了。资本可以这样地与个别资本家分离，但是它不能与作为资本家而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家分离。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写道：“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増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17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译者注）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说法表明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生们未必想说出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物而存在的。”[1]
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在其主要著作中也特别强调这个基本区別。他写道，自然界并没有在一方造成货币和商品的所有者，而在另一方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可见，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共同的历史关系。“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2]
总之，资本作为一定的社会关系，是整个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现象的基础。由于这种关系的直接表现是商品生产，而每个商品都具有可使用和可交换的属性，因此只有依据对这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才能进一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功能。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即表现在一切个性和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的某种一般的形式上。马克思写道,这是截然不同于过去的情况，在过去，个人在家庭中或部落中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3]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41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8—509页。——译者注）
[2]K.Marx,KapitalI,Zagreb1947,str.12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译者注）
[3]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74-7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译者注）
但是，价值生产造成了某些特殊的现象，这些现象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明确地指出过了，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再次做了同样的分析和论证，由此可以系统地看出马克思的著作在理论上的一致性。在这些异化现象中，马克思看到了批判雇佣关系和政治关系以及在历史上克服这些关系的根本理由。
四、异化现象和商品拜物教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道主义问题和异化问题所持的主张，仅仅是他年青时期的某种黑格尔主义的弊病。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所做的分析的基本意图说明，上述看法是多么肤浅和多么错误。马克思的目的是要揭示和解释一种不断产生着非人道的关系，即普遍的物化和玄虚的关系的经济制度及其界限，指明消灭这种制度以建立一种新的人道的社会关系的道路。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重提异化这个范畴，是因为这个范畴最能表达这些非人道的关系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出现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相同的思想和分析。以商品生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必然生产出一种对人是异己的关系，即在这种关系中人仅仅表现为物，而不是表现为人。“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1]
在同一《手稿》接下去的一些段落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它只有在这种物的形式中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要性表明个人只是在社会中和为社会而进行生产，个人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因此，像某些改革家所设想的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监督，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7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页。——译者注）从大量的原文中我们还可以引一段：“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357-358.〔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446页。——译者注〕）
马克思始终强调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克服现代人的片面状态，这就必然要考虑到这些历史的局限性，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新的更深刻的历史进程的前提。这种全面发展的个人，其相互关系将受到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他们绝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1]
因此，简而言之，资本意味着一种异化关系。马克思早在十四年前在自己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定的这些异化现象，在现在的这部著作中又提了出来，虽然他没有像在过去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样对异化现象做系统的分析。但是资本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实质上分为两方：一方是能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是拥有货币资金和生产力的资本家，他雇佣和使用劳动力，以便为自己创造价值，最终实现剩余价值。马克思所力图强调的和主张通过批判的和革命的方式扬弃的，正是这种根本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是资产阶级文明中一切非人道的现象的基础。这当然也是《资本论》全书作为基础的观念。因此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往下就会知道，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2]。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79-80.（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译者注）
[2]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214.（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也包含了这一问题。马克思问道：一种可感觉的物一旦成为商品就具有神秘的性质，而货币连同它的全部“怪癖”以及对人的统治也是如此，这种神秘的性质从何而来呢？他指出，这种谜一般的性质来源于采取商品形式的产品本身。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
[1]K.Marx,KapitalI,str.3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译者注）马克思接着对拜物教的概念做了解释：“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KapitalI,str.37-3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译者注〕）
马克思认为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私人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而赋予这些劳动以特殊的性质。于是他们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1]。劳动产品只是在交换中才获得脱离其使用价值的价值性质，因而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取得了二重性：它必须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同时必须同另一种私人劳动相交换。它们之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然而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做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2]。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不是揭示了，而是更加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因而当一个生产者用自己的商品去换取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商品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神秘的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一旦跑到其他生产形式中，这种神秘性就消失了。例如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中，由于存在明显的人身依附关系，各种形式的劳动就没有必要采取与它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3]。马克思还以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为例，说明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用作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为了分配就必须确立一种尺度，因而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成为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彼此之间以及同自己的产品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
[1]K.Marx,KapitalI,str.3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2]K.Marx,KapitalI,str.3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下面还说，“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KapitalI,str.4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3]K.Marx,KapitalI,str.4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译者注）
同样地，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也简单明了得多，然而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1]。
[1]K.Marx,KapitalI,str.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译者注）马克思还把由商品价值决定的商品生产的这种关系同人的精神世界这样联系起来：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做商品，从而当做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做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K.Marx,KapitalI,str.43-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综上所述，足以清楚地表明，马克思认为这个问题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同时也是他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要点和基础。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和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不仅是商品拜物教，而且是这种现象的另一面即人的普遍物化。这种关系的结果同时也在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权力，在不断地把人变为资本、垄断、国家、民族等等结构的真正客体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与人相对立的日益庞大的力量。正如我们所强调过的，只有在这些哲学论据中我们才能把握住马克思以后的全部分析以及他的历史批判的意义。同样也才能把握住马克思40年代的著作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理论联系。因而，正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发现了现代社会反常现象的基础，同样，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强调，他所做的分析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世界的物化问题上，而是放在这个世界的异化、外化和外在化上，即放在不归工人所有而归资本所有的巨大的物的权力上。马克思同时确定：“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被确立为这样的财产，确立为这样的有机社会躯体，在其中个人作为单个的人，然而是作为社会的单个的人再生产出来。”[1]
在介绍马克思在上述著作中所阐明的某些观点，如关于人的解放以及克服人的物化存在和拜物教存在的看法之前，我们还需要考察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从本质上加以阐明的一些问题，否则就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和历史局限性。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716.（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五、价值和剩余价值
我们已经提到过，马克思在解释价值问题时，首先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就连李嘉图也没有彻底解决人类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以表现出来的基础所具有的不同性质，更没有解开创造剩余价值和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
马克思在1859年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出了价值理论，他在那里写道：“假定1盎司金、1吨铁、1夸特小麦、20码绸缎是等量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的等价物，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质的差别消失了，它们代表同一劳动的相等的分量。等量地对象化在它们之中的劳动，本身应该是同样的、无差别的、简单的劳动，对这种劳动来说，不论它出现在金、铁、小麦或绸缎中都是没有差别的，正如对氧气来说，不论它存在于铁锈、大气、葡萄汁或人血中都没有差别一样。但是，挖金、采铁、种麦、织绸，是质上互不相同的劳动种类。事实上，那种在物体上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东西，在过程中就表现为创造这些使用价值的活动的差别。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无关，因此也同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无关。其次，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但是，作为交换价值，它们代表相同的、无差别的劳动，也就是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因此，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的劳动。”[1]
由此可见，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是筋肉、神经、脑等的一定的消耗。这是这样一种简单劳动，它的性质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里是不同的，它是其他任何复杂劳动的基本要素，因为复杂劳动实际上是简单劳动的总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认为下列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和无可辩驳的：世界上所创造的全部价值，都来自人类劳动。
但是，现在在这里却碰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的一个难题。既然一切价值都来自人类劳动，那么资本家获得的比他投人生产时更多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剩余价值不可能在交换过程中产生，因为一方如果高于价值出卖商品，那么另一方就要因此受到损失，可是价值的总量仍然是一样的。如果停留在以往政治经济学的假设上，以为资本家偿付了劳动，那么又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资本家偿付了工人的全部劳动，那么积累在资本家手中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此等等。
[1]K.Marx,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Stuttgart1907,str.3-4.（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译者注）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问题，是由马克思第一个解决的，为此，他正是利用了在前几章中指出的那些分析。马克思证明，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能够生产价值的商品即劳动力。这样一来，物化关系的性质就彻底暴露出来了。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从而也就有权按照既定的劳动日去使用劳动力。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劳动力的所得是两件不同的事。正如生产过程中所表明的，工人只要用劳动日的一部分时间进行劳动，就足以生产出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仅仅是劳动日的一部分。
“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増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1]因此，工人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换得劳动力的日价值。但是，对工人来说，只要用一部分劳动时间（比如说半日）就足以生产出维持他的生活，即维持他的劳动力所需要的价值。劳动日的其余部分，他实际上是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工人在这部分无偿的劳动日中所创造的价值，就被资本家当作剩余价值而占为己有。
[1]K.Marx,KapitalI,str.1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216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明，剩余劳动并不是资本发明的，因为在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各个社会中都存在剩余劳动。但是，在那些古代社会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从生产本身的性质中还没有产生出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七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一种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两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1]
[1]K.Marx,KapitalI,str.187-188.（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73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也扼要地提到这个问题：“比如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6小时的平均劳动，工人就必须每天平均为自己劳动6小时。他的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会偏离身体上的这个最低限度；气候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劳动力的实际价值也就不同；它不仅取决于身体需要，而且也取决于成为第二天性的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K.Marx,KapitalI,str.79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3页。——译者注〕）
六、资本积累
这样就揭开了剩余价值及其各种不同形式形成的秘密。同时也为阐明资本积累的实质，为说明哪些生产要素创造这一积累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他的进一步分析中指出，资本主义不同于其他经济制度的地方正在于：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需要，而是首先用于新的生产。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于添置新的生产资料，用于增加可变资本（劳动力）。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1]。
马克思既科学地说明了资本的产生，又科学地阐明了工人即社会上实际创造物质财富的那一部分人所受的剥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时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成了工人阶级开展斗争和观察未来的基本指南。
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构成是以这样的方式增长的，即它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工人）要提高得快，这样经常就有一部分工人过剩，成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情况首先是由于资本家的竞争所造成的，因为每一个资本家在竞争中都力图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包含价值较少的商品，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改进和增添各种机器，以便能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可是这样一来，用少得多的工人操作的更为完善的机器代替了许多工人，从而使一部分工人阶级成为“过剩的”人口。“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
[1]K.Marx,KapitalI,str.547.（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4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2]K.Marx,KapitalI,str.55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6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这种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革命还要快。因此，还留在生产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就不断受到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的威胁，而资本家则利用这种情况来尽量进行剥削。马克思在结束自己根据1866年以前的事实所做的这一分析时断定：“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1]
这个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问题，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倍倍尔、伯恩施坦、考茨基（K.Kautsky）等人断定，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的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而不是绝对贫困化；布哈林（N.I.Buharin）则承认工人阶级的处境靠牺牲殖民地而有改善；诸如此类等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在帝国主义最新时期也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详细进行研究的问题。马克思是从对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的，当时上述这些论断完全可以在生活实践中得到证实。但是，不能否认，从那时以来工人阶级的状况在大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有了改善。当代的俄国经济学家莫罗佐夫（A.Morozov）、格列则尔曼（G.Glezerman）、列昂节夫（A.Leontijev）等人证明，美国或法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恶化，这是在分析工资的基础上所用的一种最常见的诡辩术（根据工资来确定生活水平就可能出现这种诡辩术，而要想避免得出片面的结论，就必须考察许多因素）。
由此又提出一个问题：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驳倒了马克思的结论呢？
[1]K.Marx,KapitalI,str.57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42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马克思关于不变资本不断增加、“过剩的工人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经常存在的论断，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在今天的条件下仍然起作用。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中所说的，当时他本人并没有分析使这个规律（其他任何规律也一样）发生变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毫无疑问，存在着一些大大地削弱这个规律作用的情况，尽管这往往是通过损害某些其他生产者的方式而实现的。
不能忽视工人通过自己的各种政党和工会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群众性斗争。这些政党和工会通过争取提高工人工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争取给失业工人社会救济等等，也使得这个始终力求以最纯粹和最强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律本身有所改变。
同样，在分析这个问题时也不能忽视另外一个条件，这就是资本主义首先通过对殖民地的奴役来实现资本扩张和取得超额利润。如果说通过这种方式和上面提到的方式可以使某些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那么不能否认，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生活条件就降到了最低水平之下。
另一方面，价值较少的商品越来越多地生产出来，无疑使居于优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者有可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此外，不应忘记，各个资本之间的竞争和斗争，引起资本积聚和集中、生产扩大、生产过剩，以至大量的“过剩人口”，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矛盾之中，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矛盾的方法，在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正常的和对社会有利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战争和战争灾祸。可见，为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常态”，必然需要一种完全非人道的手段。
仅仅对上述几个条件的简短分析表明，存在着许多“使这个规律有所变化”的情况，而且对每一个国家必须分别做出具体分析，因为一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可能和另一个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有相当大的差别。
也不应忘记和上述问题有联系的一个事实（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自己的前史，当时对靠自己的劳动挣得的私有财产（农民的土地、小手工业者的资产等）进行了大规模的、最无耻的和最野蛮的剥夺。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形成的时候，相互竞争的规律、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规律在它的内部开始发生作用。现在被剥夺的对象已经是资本家本身了。马克思得出结论说：“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这段著名的预见性的话，就是这样说的。帝国主义的现代史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某些为马克思所不能完全预见的特点，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特点同马克思的总的论点并不矛盾。马克思证明，竞争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导致了对较弱小的资本家的不断剥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个过程直到今天显然还在继续进行。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那么就可以看出，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中，“资本的垄断成了生产方式的桎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直到今天也不能解决在大危机（席卷了这些国家的大危机）中大规模的暂时的贫困状态，同样也不能解决世界性的战争灾祸（这实际上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桎梏的表现）。
[1]K.Marx,KapitalI,str.683-68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3—874页。着重号为弗兰尼茨基所加。——译者注）
七、资本主义制度下进一步的矛盾和进程
旧型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已经表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恰好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能力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情形那样），国家机关本身就承担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越来越摆脱直接的阶级影响，并力图通过越来越多地参与生产过程本身来解决这些矛盾。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再也不能适应今天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了。凡是工人阶级还不能夺取政权的地方（而这就是说在大多数国家里），国家就日益把暂时解决劳资矛盾的责任担负起来。而对生产过程本身的这种干预，不能以其他方式发展，只能通过限制私人资本直到剥夺私人资本即把整个生产部门国有化的方式而发展。这样一来，旧的资本主义形式被否定了，我们在这一发展中看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就其结构来说，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最直接的前阶。[1]
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必然要反抗这种过程。同样毫无疑问，旧的资本主义不能在自身的基础上解决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最发达的国家中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过程是日常的现实，只有国家能够（如果以资本主义的范围为限）以自己的有力的干预来减轻这种后果，并寻找暂时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
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在工人阶级还没有能力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国家中，是当前历史时期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而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后跳板。
因为在这个阶段上，看来存在着两种基本的可能性：或者国家机关朝着官僚主义的方向强化起来，从而在以后的发展中又成为社会顺利向前发展的障碍，这样就势必要用革命的方式来消除这个最后的强大的桎梏以建立社会主义；或者无产阶级善于利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来加强工人阶级参与管理生产和整个社会过程,这样就能以较小的震动来达到同一目的。因此，今天工人阶级对这一发展采取正确的方针，是它的政策的基石之一。
某些国际历史情况可能在个别国家中引起无产阶级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的直接革命行动，从而缩短这一过程；但是从第三者的角度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这些国际历史情况。
[1]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布哈林）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曾经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对这种现象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根据这些现象当时所达到的发展程度来进行考察和分析的。在列宁和布哈林之后，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却完全忽视了这些过程，因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总之，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正是作为一种趋势，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表现出一定的变化，这种变化只是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这一趋势的思想。所谓某种发展趋势，是指一定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一种发展方向，它以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各种不同的程度、各种不同的阶段为前提，而所有这些可能性、程度和阶段在理论上是不可能预见的；因此在复杂的发展中，特别是在当代历史的复杂的发展中的一切因素、一切情况、一切作用和各种偶然性，也是不可能预见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通过对利润和利润率的分析，进一步补充、阐明和论证了自己的这一学说。在那里，他从另一些更为具体的方面说明了上述过程的不可避免性。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是不变资本不断增加，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变资本（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的增长比可变资本（劳动力）的增长要快得多。但是，正因为有机构成发生这样的变化，于是对于资本家来说至关重要的东西，即利润率，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性而日益下降。
由于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之比，而剩余价值是由劳动力创造的，可是劳动力同不变资本相比却在不断减少，所以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就是利润率下降。
但是，马克思也指出了许多起着与这个规律相反的作用的影响，它们削弱这个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规律发生变化等等，——因此马克思说的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资本家为了取得尽可能多的表现为利润、利息或地租的剩余价值，必须增加投人运转的资本量。但是，由于资本的这种不断增加是在相对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不变资本的增加相对而言要快得多），所以就出现了利润率下降的经常趋势。资本家首先通过增加总资本量来弥补这一点，这样，尽管利润率降低了，但仍能给资本家带来较多的总利润量。
马克思断定：“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总的说来，与可变资本和利润的相对减少相适应的，是二者的绝对增加。我们讲过，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快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更高或不变资本以更大程度相对增加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更高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快。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表面上的工人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1/2，现在只占1/6，那么，要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1]
所以，资本家不得不尽量增加总资本，以便通过增加利润量来补偿利润率的下降。但是，这样增加资本和增加生产，实际上却具有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时所见到的那些后果。它引起生产过剩、小资本的破产、危机等等，从而表明，资本主义由于自己内部发展的必然性不能使社会顺利地向前发展。
于是，刺激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率由于自身的下降而延缓了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并引起生产过剩、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其他灾祸。马克思指出，某些把资本主义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如李嘉图），也感觉到这种生产方式在这里为自己造成了限制。“但是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2]
[1]K.Marx,KapitalIII,str.188-189.（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8页。——译者注）
[2]K.Marx,KapitalIII,str.20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译者注）
因此，马克思认为资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如下：“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1]
我们不打算叙述马克思这部不朽的著作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一切成就。我们只想强调指出，除了上述各点之外，马克思还全面地阐明了资本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以及关于地租（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学说。而这一切不仅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是研究社会主义的必要理论基础。
[1]K.Marx,KapitalIII,str.812-813.（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5—997页。——译者注）
八、克服雇佣关系和自由问题
我们看到，马克思到晚年仍然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非人道的性质，只有通过消除和克服那些产生观代人的各种异化形式的社会关系，才能解决。虽然对其中的某些问题在稍后时期他结合着对当时经济过程的更加详细得多和深刻得多的考察而给予了较为现实的解决，但是消除雇佣劳动从而消除经济异化（这是，一切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的理想，以及形成全面的自由的人，仍然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中的基本线索。因此，他在这两部著作的很多地方也表述了自己对个性解放的设想和看法。这些想法和看法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及其理论表现——政治经济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合乎逻辑的人道主义的结论。
例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一个地方，马克思曾关注一个论点（这个论点直到今天仍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辩护者所津津乐道）：即认为自由竞争是人们自由发展的同义语。由于这里所谈的只是一种有局限性的基础——即资本的自由发展，所以马克思继续说，这种观念不仅是不正确的，而且是索然无味的。马克思并没有低估这种个人自由的历史意义，但它毕竟也意味着取消个人自由和个人受到社会条件的束缚，这些社会条件具有不依个人为转移的现实力量和事物的形式。此外，“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1]。
我们看到，这种关系产生各种异化形式，从而也使现实生活神秘化。马克思在当时就以宗教这种社会关系的特种神秘化为例，主张建立“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只能是有意识地控制着自己产品的“自由结合的人”的表现。马克思始终念念不忘的一个思想，就是不仅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且要求消除任何使生产者和他的产品脱离的关系，以及任何可能使一个社会集团变成统治另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的关系。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既反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关系，也反对一切国家主义关系，甚至反对在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的国家主义关系。因此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54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4页。——译者注）
[2]K.Marx,KapitalI,str.4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笫97页。——译者注）
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为人摆脱以往形式的分工（这对于人的活动方式特别重要）创造条件中，科学和技术随着这些过程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马克思认为，那时财富的创造将不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这种作用物自身——它们的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而是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本身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1]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592.（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译者注）
劳动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有机地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机器工业极其迅猛发展的形势下，生产和财富的基础，既不是直接劳动，也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统治，总之，社会个人的发展是这种财富的基础。“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1]
可见，马克思当时就已经明确地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许多人仍然需要用大量的时间从事生产，而科学过去和现在都是最强大的生产力。他写道，因为自然界没有制造出机器、机车、电报等，这些都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只是在这种迅猛有力的知识发展过程中，才会具备人类解放的前提。
上述所有这些论点（当然我们不可能引证所有谈到这些问题的地方），都只是告诉我们马克思进行经济研究和他的《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同样，我们可以补充说，主要不是从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论述中，而正是从他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它的经济结构和构成这个一定社会整体的各个要素的辩证关系所做的全部无比卓越的分析中，可以最好地和最全面地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593.（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译者注）
[2]K.Marx,KapitalIII,str.854.（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笫927页。——译者注）
本着这种看法的精神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曾重复指出过的那样，只不过是在历史上和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像它以前的所有生产形式一样，也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进行的。[1]同样，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而资本是对抗的社会关系，在这里，未付等价物而从工人那里取走剩余劳动，因此这种劳动按其本质仍然是强制劳动。马克思认为，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始终应当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及在其他的阶级制度下，具有对抗的性质，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用比以往的社会形态更巧妙的方式榨取这种剩余劳动。同时，它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社会上一部分人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的现象将会消灭。同样，它又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2]。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处在这种物质生产领域之外。“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搏斗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式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2]
[1]K.Marx,KapitalIII,str.755.（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页。——译者注）
[2]K.Marx,KapitalIII,str.756.（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译者注）
如果把马克思所解释的劳动范畴概括或理解为这样的范畴：它向我们指出了一种实质上是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本质，那么可以理所当然地做出结论，从马克思的分析和主张中应当得出消除和克服这种劳动的论点。但是，如果把劳动范畴理解为人对现实，特別是对自然的一种基本关系的表现，即创造物质生活前提的关系的表现，那么当然谈不上消除劳动这回事。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产领域作为必然性的领域仍然是人类生存必不可缺的领域。至于它还将在多大范围内作为非自由的领域存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马克思没有把这个非自由的领域和自由时间的领域抽象地对立起来，也不认为非自由的领域将会变成游戏。因为劳动时间的节约、自由时间的增加，即个人充分发展的时间的增加，在马克思看来，将会成为最大的劳动生产力，回过头去促进生产过程本身。因此，“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像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劳动不可能像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人直接生产过程”[1]。
当然，抽象区分这两个领域会得出片面的歪曲的结论。这里毕竟仍然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两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明确的理由可以有充分根据和有说服力地取消两者的区别。
马克思从19世纪的40年代起直到逝世为止，都在研究经济问题和写自己的这部不朽的著作。尽管时间拖得这么长，马克思却没有能在生前出版全书。《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恩格斯出版的，他为此而工作到1894年。原定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大批手稿，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的标题第一次出版。
[1]K.Marx,Grundrissede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Rohentwurf（1857-1858）,Berlin1953,str.599.（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译者注）
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上面列举的种种理由，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归人迄今科学分类中的某一正式门类。把它仅仅归为政治经济学著作是不正确的，同样，把它仅仅看作哲学、社会学或某种其他科学的著作也是不正确的。马克思的基本意图，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要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它运动和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它的界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一种新的关于历史和人的观点，这种新观点使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考察同一切也研究这个领域的其他学者，甚至社会主义者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的这部主要著作正是由于自己的这个方面而成为一部实质上是批判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最光辉的典范。
马克思花在这部著作中的巨大劳动是不会白费的。他的著作过去和现在都意味着新的社会力量的科学思想在理论上极其伟大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和能力：它能够在一种社会制度的现状中揭示出它的必然界限、它的发展规律和基本趋势，从而彻底坚持自己的不可战胜的辩证观点，即在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中发现它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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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共产党宣言》、革命和流亡（1847—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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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共产党宣言》、革命和流亡（1847—1870）
一、《共产党宣言》
二、革命和流亡
三、第一国际
一、《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正义者同盟”之后，参加了同年召开的“同盟”的各次代表大会。1847年6月，在伦敦举行了“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威·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各支部，恩格斯代表巴黎各支部出席了这次大会。像恩格斯后来所写的那样，“同盟”彻底抛弃了“密谋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切旧的神秘名称”[1]，它由支部、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组成，并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的第一条写道：“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2]
[1]F.Engels,PriloghistorijiSavezakomunista,str.140.（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2]StatutSavezakomunista,čl.1.JubilarnoizdanjeManifesta,Zagreb1948,str.15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译者注）
同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举行了“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也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他在长时间的讨论中提出并坚持了对历史、革命和无产阶级目的的新观点。代表大会一致接受了这些新观点，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宣言。
早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恩格斯因不满意“同盟”中央委员会制定的一份《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草拟了自己的后来被称为《共产主义原理》的提纲。同时，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前，恩格斯在11月底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不要采用那种教义问答形式，而把这个文本题名为《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或多或少要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完全不合适。我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时间十分仓促，还没有作仔细的修订。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接着写什么是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中应当公开的内容。”[1]
[1]F.Engels,PismoMarxuod23-24.novembra1847,Odabranapisma,str.105.（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7年11月23—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56页。——译者注）
因为《共产党宣言》里已把这个《共产主义原理》中的许多观点表达得更确切和更扼要，所以我们只需要举出恩格斯在这个文献中提出的在20世纪引起很大争论的某些看法。对于能不能用和平的办法废除私有制的问题，恩格斯回答道：“但愿如此，共产主义者当然是最不反对这种办法的人。共产主义者很清楚,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他们很清楚，革命不能故意地、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但他们也看到，几乎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发展都受到暴力压制，因而是共产主义者的敌人用尽一切力量引起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因此最终被推向革命，那时，我们共产主义者将用行动来捍卫无产者的事业，正像现在用语言来捍卫它一样。”[1]
同样需要强调的是，恩格斯在这个提纲中坚持这样的看法：私有制不可能用革命一下子废除，无产阶级应当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地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最后，恩格斯还坚持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看法：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因而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同时发生。“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从当时对欧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所能进行的观察中产生这些思想，是合乎逻辑的。在当时，这些推测是完全有理由的，而马克思不仅在当时，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仍旧同意这种看法。然而，历史辩证法及其最富有决定性的因素——人，这一次也表明自己是更为复杂的和不可能完全被预见的，20世纪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机械解释中都未能理解这一点。
[1]F.Engels,GrundsätzedesKommunismus,Werke,sv.4,Berlin1959,str.372.（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4—685页。——译者注）
[2]F.Engels,GrundsätzedesKommunismus,Werke,sv.4,Berlin1959,str.374—375.（参见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译者注）
这就是《宣言》发表前的简单情况。1848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宣言》的写作并把手稿寄往伦敦，于2月份在那里以《共产党宣言》为标题而发表。这篇光辉的科学政治文献，是全世界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而且在当时，它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他们对历史、资本主义和革命的观点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著作。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此开始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是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阵营，即分裂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
[1]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1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译者注）恩格斯特别在后来的1888年英文版中更确切地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2]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19-2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译者注）
与过去的阶级不同，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它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破坏着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各个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为共同的财富。作者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结果，竞争、争夺新市场的斗争和危机，并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
马克思和恩格斯简要地论述了无产阶级发展的主要阶段、最初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建立、争取解放斗争的开始以及资产阶级本身的分化，然后做出了在早些时候的著作中已经得出的论断：无产阶级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章中提出了共产党人与无产者的关系问题。“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
[1]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28-2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4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译者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
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一样，共产党人首先要求：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剥夺资产阶级意味着废除原来的所有制关系。资产阶级非常害怕共产党人要消灭私有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对其大多数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资产阶级责备说，这会使懒惰之风兴起。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劳动最多的人恰恰是所得最少的人。
当资产阶级谈到所有制、道德、妇女、家庭等等时，它不懂得所有这些范畴都不过是历史的范畴，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如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写道，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1]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4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译者注）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
有人责备说，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宗教、道德，从而否认存在着永恒真理这一事实，而这些永恒真理是一切社会制度所共有的。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并利用这种政治统治，使无产阶级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并在开始时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起来，以便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最初，只有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将会是不同的。
由于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在进一步发展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3]因此，克服和消除国家这种人们关系中存在的政治和暴力形式，即一定的异化形式的观点，贯穿于他们当时的全部著作中，只是在后来才明确地表述和确定为国家消亡的理论。
[1]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56-5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59-6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52页。——译者注）
[3]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63.（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译者注）
同样，在马克思对原始共产主义的批判中（我们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看到这种批判），这种新型的共产主义的个人联合体并不意味着个人淹没于联合体之中，恰恰相反，意味着存在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先决条件的自由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
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迄今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而在第四章中，作者确定了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2]因此，共产党人支持一切进步运动，从而也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但同时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工人阶级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目的的不同和对立。正如作者特别强调的：“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3]
[1]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63.（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8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译者注）
[3]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8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译者注）
同样，与许多共产党人后来通常的做法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1]这一点不仅是值得重视的，而且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共产党宣言》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作为结束。尽管这个口号到目前为止还往往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但它确实是形成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的先决条件。
[1]K.MarxiF.Engels,Manifest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9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译者注）
二、革命和流亡
《共产党宣言》是真正的海燕。首先是法国革命，以后又是德国革命，都向“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了新的具体的历史任务。“同盟”的全体盟员陆续都来到了德国，帮助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已经孕育着自己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马克思担任了科伦《新莱茵报》的主编，恩格斯也是编辑之一，他后来又加人维利希志愿部队当副官，并参加了失败的革命的最后斗争。
在革命中，马克思支持德国民主派的极左翼。他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捍卫了革命的民主专政。因此，马克思同哥特沙克（A.Gottschalk）及其追随者的“左倾活动”发生了冲突，这些人否认同资产阶级的任何暂时的联合，并想使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当时，这个革命甚至连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都不具备。
但是，当动摇的德国资产阶级开始接二连三地丢失阵地的时候，当1849年春法兰克福议会停止工作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了联系，而沃尔弗关于西里西亚的义务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关于雇佣劳动和资本的文章，都清楚地表明，《新莱茵报》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的。
当俄国终于人侵匈牙利并扼杀革命时，德国反动派于1849年5月18日査禁了该报。退却是英勇而豪迈的，报纸的最后一期用红色油墨刊印，上面登载了弗莱里格拉特的告别诗和告工人阶级书：“《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将始终是：工人阶级的解放！”[1]
在这里提一下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和稍后时期发表的某些文章是有益的。在这些文章中，他坚持“有历史的”民族和“没有历史的”民族的论点，当然，当时马克思也是同意这个论点的。在《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匈牙利的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恩格斯认为，一部分民族，特別是斯拉夫民族，没有任何历史前途，在欧洲的“历史上有过的”民族的革命之后，它们就会被同化。
这里不需要更详细地探讨这种观点的来源。从中可以发现黑格尔的影响残佘和关于“大民族”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念的影响残余。然而，当时的革命问题和一些民族对革命的态度，是促使恩格斯当时对这些民族做出如此严厉的判断的最主要的理由。由于一部分“奥地利斯拉夫人”和俄国的统治力量反对革命，并在当时大肆镇压革命而起了反革命的作用，由于恩格斯看到俄国沙皇制度是欧洲进步运动的最大危险，他就简单地断定这些民族的大部分将失去其民族性。
[1]F.Engels,Marxi"Noverajnskenovine",Izabranadjela,sv.II,Zagreb1950,str.312.（参见恩格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译者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观点的发展，请参见HerwigFörder,MarxundEngelsamVorabendderRevolution,Berlin1960。
历史彻底推翻了他们当时的观点，并再次证明：历史进程要比人们的理念可能对它提出的设想复杂得多。历史还证明，不能根据一个因素（无论这个因素多么重要）来做出最终判断，特别是对于一个民族整体做出最终判断。在现代，历史在其令人惊异的进程中同样证明，正是这些“反革命的”和“没有历史的”民族，在恩格斯所说的“革命的”和“有历史的”民族之前，踏上了历史上崭新的道路。如上所述，恩格斯倾向于在自己的历史观中加人一些比一种能动的观念所允许的更多的决定论色彩，而这种能动的观点是他和马克思的共同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也未曾预料到，一个民族不是始终都能够利用一定时期的客观所提供的一切良机的。
然而，在这里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假如恩格斯能够参与当代的革命事件，那么他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只会欢迎在一般说来他未曾料到的，然而正是他本人的思想照亮了历史发展道路的地方的新历史的产生。
由于革命的失败，德国的共产主义者不久又作为流亡者在伦敦出现。为了尽快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并使它活跃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3月写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个文件也分发到其他国家里。这篇文章篇幅虽小，但很著名。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作者向无产阶级阐释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措施。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具有相对的进步性，无产阶级可以同它结成暂时同盟以反对反动势力。但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的目的是要尽快结束革命以实行资产阶级措施，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全都消灭，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举足轻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发展到使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中。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1]。
[1]K.MarxiF.Engels,AdresaCentralneupraveSavezakomunista,Izabranadjela,sv.I,str83.（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应该提出什么要求，强调要坚持关于工人同农村无产阶级建立联系和结成联盟的论点，并指出德国工人阶级可能要经过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而法国工人阶级则有可能迅速取得胜利。他们宣称，工人自己“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首先必须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天才综合的典范，文中预见到了阶级关系、阶级变动、阶级对抗和决定性斗争的一整个历史时期。不断革命——对这个问题人们后来做了极为不同的解释——被第一次明确而突出地提了出来。尽管他们当时相信革命会迅速地重新来临，但他们还是完全正确地把不断革命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理解为无产阶级必须并准备继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致力于恢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筹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恩格斯发表了《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非常熟悉法国的历史，而他现在，以及稍晚一些时候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新观点来分析这些相隔不太远的具体历史事件。
[1]K.MarxiF.Engels,AdresaCentralneupraveSavezakomunista,Izabranadjela,sv.I,str9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译者注）
马克思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分析表明了法国革命的经济背景和阶级背景，撕掉了六月血腥屠杀工人的罪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英雄的假面具。而且，他同样明确地揭露了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其他改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说教的反动性和荒谬性。马克思始终坚持自己过去关于组织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立场，在这篇文章中又明确地做出结论说，无产阶级革命的最根本之点就是工人阶级必须占有生产资料（这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1]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与其他一切关于组织新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截然不同的革命共产主义的要求。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更详细地分析了当时整个经济和政治运动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当前还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如果不发生新的危机，新的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第5—6期的最后一次《国际评述》中提出了上述观点，正是由于这个观点，他们与维利希、沙佩尔、弗伦克尔（L.Fränkel）和莱曼（A.Lehman）彻底决裂了。这些人狂热地无批判地幻想“制造”革命，筹集供最必要的准备工作之用的款项，并期待美国的贷款，而马克思却严肃地对待革命问题，要求对一切情况和可能性进行科学的分析。在1850年11月1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有六名中央委员（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埃卡留斯〔J.G.Eccarius〕、普芬德〔K.Pfänder〕和康拉德·施拉姆〔K.Schramm〕）反对维利希集团的革命浪漫主义。为了挽救“同盟”，大多数人主张把总部迁往科伦，而到1852年底在有名的伪造的科伦审判案之后，则解散了“同盟”。[2]
[1]K.Marx,KlasneborbeuFrancuskojod1848.do1850.Zagreb1949,str.63.（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页。——译者注）
[2]这个问题可参见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57—536页。
当时，由于物质上的困难，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在父亲的“欧门-恩格斯”公司当办事员，而马克思则留在伦敦，继续他业已开始的经济研究。为了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他还经常为各种报纸撰稿（马克思作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员为该报撰稿的年限特别长）。
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马克思写了一本著名的书，书中以精辟的分析对这个众说纷纭的事件做了合乎实际的解释。
从理论角度看，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书中第一次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在革命中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种军事官僚政府机器是在同封建制度的对立中锻造而成的。”[1]
后来有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批评，按照这些批评的说法，在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因素直接决定一切，既决定思想又决定行动，而意识形态和个人没有任何积极作用，那么我们只要举出马克思的这篇著作，就足以驳倒所有这些批评了。这篇著作综合地、全面地概括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并对它们做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没有忽视经济因素的意义，但也没有忽视人类的、个人的因素的意义。因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2]。
[1]K.Marx,OsamnaestibrumaireLouisaBonaparta,Izabranadjela,sv.I,str.296.（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译者注）在第一版中，这个地方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样的。尤其是第一版中，有一段话要求无产阶级注意它的实际同盟军：“打碎国家机器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糖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K.Marx,OsamnaestibrumaireLouisaBonaparta,Izabranadjela,sv.I,str.296.〔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脚注。——译者注〕）
[2]K.Marx,OsamnaestibrumaireLouisaBonaparta,Izabranadjela,sv.I,str.211.（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471页。——译者注）
在这几年中马克思的生活很困苦。然而，尽管在这种情况下，在恩格斯对他的经常的慷慨帮助下，马克思还是于19世纪50年代末完成了他后来的一部主要著作《资本论》的导言。但这篇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也具有独立的理论价值，而且由于马克思在其序言中以他特有的经典式的简练笔调，只用一页的篇幅便概括了自己关于历史及其发展的基本观点，使它成为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在这段历史中，我们不能不提到这段最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天才的综合，因此把它全文抄录如下：
“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而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巨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
[1]K.Marx,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Stuttgart1907,str.LV-LVI.（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着重号是弗兰尼茨基加的。——译者注）
我在分析《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已经提到，马克思的这段对自己的基本历史观的卓越综合，后来被人们用一种恰恰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方式，即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方式做了解释。我们以后将有机会看到，特别是在第二国际时期和斯大林主义时期，对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提出的所谓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也像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思想一样，只是做了字面意义上的理解。许多人出于对主体-客体关系问题的传统看法，把这些观点简单地解释为只是反映论的特殊情况，从而或多或少地用机械决定论的精神理解马克思的观点。如果我们再加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提出的、正好是很不恰当的和非常简化的表述，即马克思强调“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马克思这方面，也存在着主要以古典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解他的唯物主义观点的推动力。
只要注意到我们在探讨马克思1844—1847年的著作时所指出的和当时特别强调的他的观点和分析，就可以结合马克思的本来意图对所有这些地方做出正确的解释。
在这篇著作发表之后不久，1860年发生了同卡尔·福格特（K.Vogt）的争论。为此，马克思写了著名的论战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1年）。[2]
[1]K.Marx,PogovordrugomizdanjuKapitalaI,Zagreb1947,str.LXIII-LXIV.（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译者注）
[2]梅林和梁赞诺夫对这篇著作的评价是不一致的。梁赞诺夫这样叙述了这些分歧：“梅林完全忽视了流亡者中间发生的主要争执。他没有看到，在这个似乎纯粹是个人事件的后面，隐藏着无产阶级政党同其他一切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深刻的策略上的分歧，而且正如拉萨尔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危险的动摇。梅林也未注意到，在这本批判福格特的书中，拉萨尔及其伙伴们的一切论据也受到了批判。”（D.Rjazanov,MarxiEngels,Beograd1952,str.141）
这些年里，在德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斐·拉萨尔[1]开始在工人中进行著名的鼓动，并创建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种鼓动是以若干基本要求和论点为根据的，首先是以争取普选权的要求和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论点为根据的。拉萨尔断言，这个规律不允许工人的工资超过一定的限额。
由于他的“现实政策”、依赖普鲁士国家的态度和理论上的错误立场与空虚，拉萨尔同过去曾经友好相处的马克思发生了冲突。[2]
[1]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是一个多方面发展的和有非凡才能的人物。他是一名法学家，创作了关于赫拉克利特的巨著《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1859年），以及法学和经济学著作《既得权利体系》（1861年）和《巴师夏-舒尔采·冯·德里奇先生，或资本和劳动》（1864年）等作品，是革命后第一个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而另一方面，他却是一个空虚的和政治上无原则的人。去世之前，他曾着手同普鲁士闰家和俾斯麦达成协定，以为这样就能解决克服资本主义的问题。由于拉萨尔在决斗中死亡，他的这些观点才没有发展到完全败坏他个人和他的有功绩的事业的名声。
卡·弗·布罗克施米特特别着重强调了拉萨尔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影响。他认为，拉萨尔基本上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而社会主义只是“民主主义的思想结论，并且是纯粹的理论”。（K.F.Brockschmidt,DiedeutscheSozialdemokratiebiszumFalldesSozialistengesetzes,Stuttgart1929,str.11）至于拉萨尔的革命观点，作者认为它是“唯心主义的，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生硬的抽象”，（K.F.Brockschmidt,DiedeutscheSozialdemokratiebiszumFalldesSozialistengesetzes,Stuttgart1929,str.15），是把革命理解为“像自然力那样迸发出来的一种原则的胜利，因而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宿命论和机械论的”。（K.F.Brockschmidt,DiedeutscheSozialdemokratiebiszumFalldesSozialistengesetzes,Stuttgart1929,str.16）他的看法是，拉萨尔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要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并更有决定意义。
[2]在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这样说明了他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极其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所谓‘普鲁士国家’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是荒谬的。”（PismoKugelmannuod23.febuara1865,PismaKugelmannu,Zagreb1951.Str.12.〔参见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页。——译者注〕）
拉萨尔的这种活动在当时毕竟还是有重大意义的。但是，从理论上看，必须注意到，拉萨尔从未克服过黑格尔的思辨；而从政治上看，他幻想普鲁士王国能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民主改革，这必然导致改良主义，甚至导致破坏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的声誉。正是这些观点后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因此，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其政策而言，更接近拉萨尔，而不是马克思。
三、第一国际
然而，正是在这几年中，发生了一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但它能够顺利地克服空想主义和实用主义，则应该首先归功于马克思。马克思从国际建立之日起就热诚地投身于这一事业，他认为，这不仅是实现自己的理论理想，而且也是实现现代历史基本任务的唯一可能的实际杠杆。
早在制定国际的章程和纲领时，由于参加这一工作的人（鲁·沃尔弗〔L.Wolff〕、约·韦斯顿〔J.Weston〕、勒·吕贝〔LeLubez〕等人）本身持有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就发生了最初的困难。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和社会主义者中间还不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工人阶级还没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观点。[1]
[1]指奥·布朗基（1805—1881）、约·蒲鲁东（1809—1865）和米·巴枯宁（1814—1876）的观点和学说。我们以前已经指出，尽管布朗基的策略是错误的，但他属于法国革命运动中最光辉的人物之列。他主张并为之奋斗的思想是：必须依錐一批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革命者，用暴力方法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他的主要著作是《社会批判》（1885年）。约·蒲鲁东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除了已经提到过的著作外，他后来的著作《社会问题的解决》（1848年）、《交换银行》（1848年）、《人民银行》（1848年）和《进步哲学》（1853年）也有影响。米·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只从事暴动的组织工作，以图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和一切国家。他否认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企图把国际变成自己的工具。主要著作是《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1873年）。
马克思通过他的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克服了这些困难。他以《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为基础，在不放弃自己的基本立场的条件下，成功地团结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派别。马克思告知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说：“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几星期以后，这些人将同布莱特和科布顿一起举行争取选举权的群众大会。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像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这就必须做到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1]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内实行的政策直到今天在许多方面仍应成为国际工人合作的典范。因为工人运动今天还未统一，在许多观点和问题上还存在着重大分歧，而且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却面临着自己的最后斗争和最后进程的决定性时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当现在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和殖民地解放、落后国家提高到现代水平的任务以及人类的生存本身还成为问题的时候，今天应当像过去一样，合理地克服很多策略性和纲领性的分歧。
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想都未能妨碍马克思。为了使工人阶级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争取解放的方式，他自始至终地参加了国际的许多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从不吝惜精力和时间，通过制定纲领、章程、成立宣言和许多通告，提出了自己对工人阶级的发展和斗争的看法，从而教导无产阶级学会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和解释它自己的斗争。
这样，马克思得以在国际章程（这个章程直到1871年9月在伦敦代表会议上才被通过）中写入：“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贫困、精神沉沦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1]K.Marx,PismoEngelsuod4.novembra1864.Briefwechsel,sv.III,str.238.（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4年11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这一目标；
为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之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效果，是由于每个国家里各个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缺乏亲密的联合。”[1]
在1872年8月补人章程的第七条（a）中，再次强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早期活动中就向工人阶级指出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
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2]。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或在某些信件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还能够被人解释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工人阶级必须组织为独立政党，那么上面引用的这些观点就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样的解释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而今天某些社会主义者仍旧这样解释。
在谈到马克思在第一国际的活动中需要强调的其他理论观点时，应该特别指出马克思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问题以及关于合作运动问题的观点，后一问题常常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如蒲鲁东主义者和后来的修正主义者等等）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特别注意的。
[1]K.Marx,Općistatutmeđunarodnogradničkogudruženja,Izabranadjela,sv.I,str.341.（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页。——译者注）
[2]K.Marx,Općistatutmeđunarodnogradničkogudruženja,Izabranadjela,sv.I,str.3433.（参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8页。——译者注）
关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在他就1866年9月3—8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而给国际总委员会所做的指示中写道：“我们认为，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儿童从9岁起都应当成为生产劳动者，就像任何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一样，必须无例外地服从那普遍的自然规律，即：为了吃饭，必须劳动，不仅要用脑劳动，而且也要用双手劳动。”[1]
马克思的这一见解，反映出了他关于人的解放问题的许多理论观点之一。不管这一过程将经过各个什么样的阶段，从人类生产和总的生产力所必然达到的髙度成就来看，这一过程只能随着大分工的消除，即随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的消除而获得最终的解决。特别是在现代原子能和电子学发展的前景下，人将怎样实现这一点，这是一个实际技术的问题。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然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本身。在理论上很清楚，终生固定在一种劳动形式上，是束缚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全面发展，比起他的许多能力中单纯一种能力的部分发挥要复杂得多和丰富得多。
马克思承认合作运动是改造现代社会的力量之一，并指出自由的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这个问题，认为这种联合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是有远大历史前途的。他在指示中写道：“但是，合作制度在单个的雇佣劳动奴隶靠个人的努力所能为它创造的狭小形式局限之下，决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为了把社会生产变为一个由合作的自由劳动构成的和谐的大整体，必须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也就是社会的全面状况的变革。除非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自己手中，否则这种变革决不可能实现。”[2]
[1]K.Marx,InstrukcijedelegatimaprivremenogGeneralnogsavjetaopojedinimpitanjima.Prvainternacionala,Beograd1950,str.60.（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9页。——译者注）
[2]K.Marx,InstrukcijedelegatimaprivremenogGeneralnogsavjetaopojedinimpitanjima.Prvainternacionala,Beograd1950,str.63.（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1页。——译者注）
历史发展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因为，只要存在着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就总是不如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资产阶级归根到底仍然控制着国家机器，而一旦资本主义的利益受到威胁，这个国家机器就会立即行动起来。这清楚地表明，从根本上说，任何阶级统治本质上都是统治阶级的专政。
马克思在他的指示中同样还确定了社会主义对民族问题和工会运动的明确立场。法国人在总委员会中坚持这样的论点：民族是“陈腐的偏见”，应当把民族分解为小的团体和公社，再组成联合体，但不是国家。与此相反，马克思却认为民族是一种既不能消灭又不能忽视的必然的产物，他坚持民族自决，而反对任何模范民族的说法。[1]
马克思在当时关于工会运动的含义、必要性和意义的争论中，坚持认为“只要现在的生产制度还存在，就不能没有”工会和工会在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上的斗争。“恰恰相反，这种活动必须通过所有各国工会的建立与联合而普遍地开展起来。另一方面，工会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正如同中世纪的自治市和公社是资产阶级的组织中心一样。如果说工会对于进行劳资之间的游击式的斗争是必需的，那么它们作为彻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就更为重要了。”[2]
[1]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这次争论时写道：“我在开始发言时说，我们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废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们讲‘法语’，就是说，讲会场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语言，我的话使英国人大笑不止。接着我又暗示说，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PismoEngelsuod20.juna1866,Briefwechsel,sv.III,str.408.〔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1866年6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1页。——译者注〕）同样，马克思稍晚些在碰到爱尔兰问题时写道：“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K.Marx,PovjerljivosaopćenjeGeneralnogsavjeta,PismaKugelmannu,str.127.〔参见马克思：《机密通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74页。——译者注〕）
[2]K.Marx,InstrukcijedelegatimaprivremenogGeneralnogsavjetaopojedinimpitanjima,str.64.（参见马克思：《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2—273页。——译者注）
在这个时期，国际内部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因此，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年9月6—13日）上，马克思终于同蒲鲁东主义者底决裂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在这个时期再也站不住脚了，因此，他们中间以托伦（H.L.Tolain）和弗里布尔（E.Fribourg）为首的右翼脱离了工人运动，而以瓦尔兰（L.E.Vorlain）为首的左翼则日益接近马克思的观点。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决议，向工人们推荐在1867年第一次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这个时期，国际同统治制度进行了日益尖锐的斗争，而它也碰到了与巴枯宁及其追随者之间的严重的内部不和。工人运动的多数支持国际。可是拉萨尔死后由施韦泽（J.B.Schweizer）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工人联合会却没有参加国际，这是一种少有的情况。然而，1869年倍倍尔（A.Bebel）和李卜克内西（W.Liebknecht）在爱森纳赫创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工党，它立即加入了国际。新党成立时，俾斯麦正力图实现其建立一个由普鲁士领导的大德意志的野心，为此，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之后，他需要再取得一次类似的成功。同样，拿破仑第三也想这样做，以巩固其摇摇欲坠的帝国。俾斯麦的阴谋得逞了。战争在1870年7月爆发，而此后不久，就是色当战役。
马克思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写道，不管战争如何发展，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的结局也会像它的开端一样，不过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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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新观点的建立（1843—184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一卷）（1961）
第二章新观点的建立（1843—1847）
一、卡尔·马克思（1843—184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13节）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神圣家族》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3—1845）
伦敦通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5—1847）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
《哲学的贫因》
一、卡尔·马克思（1843—1845）
马克思好容易才得以摆脱前一段时间同普鲁士书报检査制度的令人头痛的争吵,并有时间来钻研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既然他想采取革命的行动，那么就需要有更明确的社会观和历史观。
马克思动身去克罗茨纳赫，并在1843年6月19日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他继续十分勤奋地钻研历史著作，特别是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读了路德维希、兰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书，并重新回过头来向当时在这个领域里也有最深刻的理论造诣的思想家——黑格尔请教。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特别是其中的第三篇，实际上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概括。[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313节）
马克思的批评性札记保存下来的是第三篇第261—313节，即论述国家和国家法的部分，从社会问题来看也就是最重要的部分。
黑格尔认为，法哲学以法的理念，即法的概念及其现实化为对象。既然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学科，它应当从自己的概念中演绎出自己的内容。法的领域是精神的东西，它的来源、出发点是意志，而且是自由意志，所以自由是法的实体，而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的领域。“任何定在，只要是自由意志的定在，就叫做法。所以一般说来，法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2]
在黑格尔看来，一切过程都是从抽象到具体、到更有内容的过程，因此，在这里，“自由的理念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法，因为每个阶段都是在其特有各规定中之一的那自由的定在。当人们说道德、伦理跟法是对立的，这时所谓法系单指抽象人格的最初的形式的法”[3]。
[1]对黑格尔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存在着极不相同的解释。从19世纪50年代R.海伊姆（R.Haym）的指责起，到斯大林主义把黑格尔解释为贵族对法国革命和唯物主义的反动为止，对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人们持有各种各样的态度。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工人运动是以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伟大思想的继承者。在最近时期专门论述这些问题的书，除了上面已经列举过的以外，还请参见：埃·魏尔（E.Weil）：《黑格尔和国家》（Hegeletl'Etat,Paris1950）；约·利特尔（J.Ritter）：《黑格尔和法国革命》（HegelunddieFranzösischeRevolution,KölnundOpaden1957）；于·哈贝马斯（J.Habermas）：《黑格尔政治著作跋》（Nachwortzu:Hegel,PolitischeSchriften,Frankfurt1966）。
[2]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42.（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6页。——译者注）
[3]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43.（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7页。——译者注）
因此，黑格尔也把自己的法哲学分成三部分：抽象法、道德和伦理，而国家则是精神在伦理领域的最终客体化。在抽象法中，黑格尔发展了自由意志的领域，自由意志存在于自己的抽象概念中，即存在于直接性的规定中。自由意志本身是主体的单个意志，因此它在自己的否定中，即在外部世界中取得自己的内容。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是人、个人，他构成形式法的概念和抽象基础。在这一系列问题中，黑格尔研究了人对其外界的关系，人的自由将在外界中和对外界表现出来，而这种外在的东西是物，是某种不自由的、无人格的东西。这样就涉及了所有权的问题，由此就产生了缔结契约的可能性，然后产生了不法行为和犯罪等的可能性，在这里黑格尔提出了自己著名的刑罚理论。
在道德阶段，我们具有“这样一种意志的观点，这种意志不仅是自在地而且是自为地无限的。意志的这种在自身中的反思和它的自为地存在的同一性，相反于意志的自在存在和直接性以及意志在这一阶段发展起来的各种规定性，而把人规定为主体”[1]。因此，道德观点在其形态上是主观意志的法，这种主观意志要表现出来，因而在行为上就是意图和过错。考虑到意志是能动的,所以把道德性仅仅归结为主观性，或者反过来把主观性归结为道德性，都是有局限性的。“论行为而不问其后果这样一个原则以及另一个原则，即应按其后果来论行为并把后果当作什么是正义和善的一种标准，两者都属于抽象理智。”[2]
[1]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95.（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1页。——译者注）
[2]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101.（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0页。——译者注）
在谈到这些章节的时候，我们想在这里至少特别强调一点：黑格尔的非常深刻的伦理观，既表现在克服主观主义上，也表现在克服康德的先验观点上。一方面他强调，追求善的愿望是行为的内容、意志的本质、在真理中的意志的本质。因此，“主张人不能认识真理，而只能与现象打交道，又说思维有害于善良的意志，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成见，都从精神中取去了一切理智的伦理性的价值和尊严。凡是我的判断不合乎理性的东西，我一概不给予承认，这种法是主体的最高的法，但是由于它的主观规定，它同时又是形式法；相反地，理性作为客观的东西对主体所具有的法，则依然屹立不动。由于这种法的形式上规定，判断也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单纯私见和错误”[1]。
由此可见，判断善的法和判断行为的法是有区别的，因为行为是一种变化，它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因而也受到现实世界的规律的约束。可见，谁要想在现实中行动，就必须服从这些现实的规律。所以“在作为理性概念的客观性的国家中，法律上的责任就不应停留在下列几点上：其人是否根据他的理性而行事，他对于合法性或不法性、善或恶的主观判断，以及他为满足其信念而提出的要求等。在国家这一客观领域中，判断的法乃是对合乎法律的或不合乎法律的东西的判断，是对现行法的判断，而且它限于最浅近的意义，即局限于知道什么是合法的，而应在这个范围内负担义务的这类知识”[2]。
如果再加上直接批判康德的形式主义的另外几节（例如第135节），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黑格尔的这些批判和这样提出伦理性的问题，对于马克思考察这些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沿着费尔巴哈的脚印走是不能超越黑格尔的，因为费尔巴哈过于简单地忽略了黑格尔的一些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同样，马克思在这里也具有充分的根据来克服空想主义，即克服一种可能出现的，而在大部分社会主义学说中都存在的需要和存在之间的脱节。[3]
[1]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110.（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3—134页。——译者注）
[2]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111.（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4—135页。——译者注）
[3]参见MilanKangrga,EtičkiproblemuKarlaMarxa,Zagreb1963。
法的理念表现的第三阶段是伦理（Sittlichkeit），它是“成为现存世界和自我意识本性的那种自由的概念”[1]。可见伦理是理念的体系，所以是理性的东西。“因此，伦理性的东西就是自由，或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意志，并且表现为客观的东西，必然性的圆圈。这个必然性的圆圈的各个环节就是调整个人生活的那些伦理力量。个人对这些力量的关系乃是偶性对实体的关系，正是在个人中，这些力量才被观念着，而具有显现的形态和现实性。”[2]
由此可见，对于主体来说，这些规律具有比自然力要大得多的权威，同时这对他不是一种陌生的东西，因为它提供了主体信任的精神的存在。作为实体性的规定，它们对个人来说是一些约束着个人的义务，而伦理性的东西，如果在个人本身中得到反映，那便是德。伦理精神通过本身要素的不同形式而发展:如家庭（这里解决婚姻、子女教育等问题）；作为需要的体系的市民社会（这里处理司法、法制、陪审法院、警察、同业公会）；最后，是国家，这是伦理理念的直接现实、显示出来的伦理精神、思考和知道自身的实体性意志。[3]
[1]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133.（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页。——译者注）
[2]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133-134.（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5页。——译者注）
[3]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188节中对市民社会做了如下的规定：“市民社会含有下列三个环节：第一，通过个人的劳动以及通过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第二，包含在上列体系中的自由这一普遍物的现实性——即通过司法对所有权的保护。第三，通过警察和同业公会，来预防遗留在上列两体系中的偶然性，并把特殊利益作为共同利益予以关怀。”（G.W.F.Hegel,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Leipzig1930,str.158-159.〔参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3页。——译者注〕）
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61节开始，马克思写下了自己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的手稿是到1927年才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黑格尔，从中也可以看出费尔巴哈的《纲要》的影响。马克思首先指出了，黑格尔的观点和结论中的矛盾和二律背反是他的唯心主义演绎法的结果。马克思批判的基本要点可以拫据他对黑格尔的下列指责来确定，马克思说，黑格尔“使作为观念的主体的东西成为观念的产物，观念的谓语。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这里涉及的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特定的观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同抽象观念建立关系，把政治制度列为它的（观念的）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这是露骨的神秘主义”[1]。
因此，对黑格尔来说，真正感兴趣的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哲学的要素不是事物的逻辑，而是逻辑的事物。不是逻辑用来证明国家，而是国家用来证明逻辑。[2]
完全可以理解，马克思作为人道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提出了民主制原则来与黑格尔的君主制原则相对抗。囯家是抽象的，而人民是具体的。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而不是君主制是民主制的真理。在君主制中，整体即人民从属于他们存在的方式，即从属于他们的政治制度。在民主制中，制度本身只表现为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在君主制中是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制度。黑格尔从国家出发，把人变成主体化的国家。民主制从人出发，把国家变成客体化的人。[3]
[1]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13.（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译者注）
[2]参见上书（中文版）第77、78、105页和手稿的其他地方。
[3]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30-233.（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7页。——译者注）
我们看到，批判还在抽象领域中开展，而且本身就是抽象的。把民主制与君主制对比，犹如把一个原则与另一个本身尚未区分出来的原则进行对比。但是，需要马上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克服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同时也意味着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从而也克服了抽象的人。对第277节提出的一种思想，特别说明了马克思当时的看法：“之所以会有这些谬论，是因为黑格尔抽象地、孤立地考察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而把特殊的个体性看作与它们对立的东西；但是，他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各种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它的胡子、它的血液、它的抽象的肉体，而是它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1]
我们在后面将要见到，马克思不是通过费尔巴哈，而正是通过黑格尔，还通过莫·赫斯和法国理论家，才进而分析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除了上述问题之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批判地考察了国家制度的各个要素，首先是官僚机构。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的国家中高度评价了官僚机构，认为它是体现了国家意识和最高教养的机构，因此这个等级也就成了国家在法制和知识方面的主要支柱。
在马克思看来，官僚机构只不过是同业公会的新制度。“同业公会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政治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政治，官僚政治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在社会中创立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政治。因此，同业公会精神遭到攻击，官僚政治精神也就遭到攻击；如果官僚政治过去曾经为了开拓自己生存的地盘而反对过同业公会的存在，那么，它为了拯救同业公会精神，亦即拯救它自己的精神，现在就力图强行维持同业公会的存在。”[2]
[1]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22.（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译者注）
[2]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47-248.（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译者注）
黑格尔把官僚机构描述为“国家形式主义”。马克思继续说道，既然这种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现实力量确立起来，官僚机构也就成了各种幻觉的交织，而“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1]。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国家的目的变成了官僚的目的。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政治内部靠等级制，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封闭的同业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信念，对官僚政治来说就等于泄露它的奥秘。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信念。但是，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2]
马克思写道，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而这又只有在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3]
[1]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48.（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译者注）
[2]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49.（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1页。——译者注）
[3]在谈到防止官僚专权的保证时，马克思对第295节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根据第295节，‘要保证国家和被管辖者能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滥用权力’，一方面有赖于他们的‘等级制’（似乎滥用权力主要不是等级制，似乎官员的某些个人罪行完全不可与他们因等级制而必然会犯的罪行相提并论。官员只有犯了违背等级制或犯了等级制认为不必要犯的罪行时，才会受到等级制的惩罚。但是，如果是等级制本身通过某个官员犯了罪行，那么它总是对这个官员百般庇护。此外，等级制不会轻易相信它的某些成员犯了罪）。”（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49.〔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译者注〕）
马克思对官僚政治的这一批判，在20世纪里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的意义。这一点，我们不论在资本主义方面，或是在社会主义方面都得到了证实！
马克思论述市民社会和国家分开的地方，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非常重视黑格尔关于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国家脱离市民社会的观点。国家只是通过“全权代表”同市民社会接触；警察、法院和行政，不是市民社会的代表，而是国家的全权代表，他们有义务管理国家以对付市民社会。黑格尔曾设想，不仅国家需要这个普遍等级，而且同时要保证使每一个市民有可能献身于普遍等级。马克思在引述这段话后指出：“每个人都有获得另一领域的权利的可能性，这只是证明他本来的领域不具备这种权利的现实性罢了。”[1]
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出关于克服“政治因素”的思想萌芽和克服作为政权和暴力而与人们脱离并与人们对立的领域的思想萌芽；可以看出坚持自治的思想，在自治制度下，管理将成为共同体本身的一项工作。
[1]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tsrechets,Werke,sv.1,str.253.（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译者注）
黑格尔认为，在当今时代里市民社会和国家日益分离（这不同于封建社会，那里存在着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这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马克思采纳了黑格尔的这一论点，并联系到人们分散的个体而得出了区分人和公民的结论，这将是不久以后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的主题。“普通法是什么，在这里是表现在单个人身上的。市民社会和国家是彼此分离的。因此，国家公民也是同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市民彼此分离的。这样，他就不得不与自己在本质上分离。作为一个现实的市民，他处于一个双重组织中：处于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是彼岸国家的即不触及市民及其独立现实性的行政权的外在的和形式的规定——和社会组织即市民社会的组织中。但是，在后一种组织中，他作为一个私人处于国家之外；这种社会组织不触及政治国家本身。第一种组织是国家组织，它的质料总是由市民构成的。第二种组织是市民组织，它的质料并不是国家。”[1]
如果除此之外再加上马克思对贵族阶级的“动物世界观”的十分辛辣的评论（贵族阶级认为他们生来就注定要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国家法令、立法权等是社会的产物、社会的成果，而不是天生的个人的成果），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从这部著作起，马克思的思想已转向社会和历史方面，认为解决当代之谜的关键和答案就在于此。
在1843年的春天里，马克思、卢格和出版者弗吕贝尔（J.Fröbel）已经决定新杂志的出版地是巴黎。他们全都认为，在德国创办略为激进的刊物是不可能的。这个决定对马克思以后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我们进而叙述马克思的生活和发展的这个时期之前，应当提到，当马克思还在德国居住的期间，威·魏特林的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底）已经出版了。这本书提出了在理想的共同体中解决相互关系的空想主义，这一点是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相同的，但此外还存在一种区别，即它主张采取革命措施来推翻现存的阶级社会。魏特林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无疑是当时德国的最精辟和最尖锐的批判之一。
[1]K.Marx,AusderKritikderHegelschenRechtsphilosophie,KritikdesHegelschenStaatsrechts,Werke,sv.1,str.28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6—97页。——译者注）
但是，很有才能的莫泽斯·赫斯（1812—1875）的著作则重要得多。赫斯对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特别敏感。赫斯以及奥·采什科夫斯基可以算是行动哲学（PhilosophiederTat）的创始人。单是赫斯就在哲学和社会领域得出了许多激进的结论。他著有：《人类的神圣史。出自斯宾诺莎的一个学生的手笔》（1837年）和《欧洲的三头政治》（1841年）。书中宣布了他的社会主义信念、哲学领域的批判以及从思辨转向行动的要求。赫斯认为黑格尔左派标志着从过去的哲学向行动的哲学的转变，在采什科夫斯基的著作《史学序论》中完成了这一积极的转变。
在第二本著作《欧洲的三头政治》中，赫斯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任务：从过去和现在得出未来。他认为，理论领域对于改造世界是不够的，哲学应当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变为行动，因为贫民和金融贵族的对立在这个世界上仍未克服。这些思想也表现在他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特別是在《德国的政党》一文（1842年9月）中。[1]
赫斯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文集《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发表的文章里，达到了自己的最髙水平。他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唯一和完全的自由》等文章中，结合当时德国哲学的发展，在行动哲学、实践、人的定义等概念中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因而与马克思当时的和稍后的思想有许多共同点。
例如在第一篇文章中赫斯断定，德国走得最远，但只是在理论上。“因此，行动的哲学只能从德国获得自己的原则。它只能在哲学一般地已经达到顶点的地方通过自身而变为行动。此岸性和彼岸性的对立只是在精神中并通过精神而产生，因而在原则上也只有在精神中并通过精神而克服。德国的哲学确实已经达到了新时代的原则，并成了行动的哲学；但是我们还只是处于这个重要的精神过程的开端，有勇气把思想之剑的锋芒转向外部世界的人还太少。”[2]他首先把斯宾诺莎、巴贝夫、费希特、傅立叶、圣西门、黑格尔看作这些思想的主要倡导者。
[1]在《德国的政党》一文中，赫斯写道：“消除贫民和金融贵族的对立，建立国家的统一，是一种愿望，19世纪现在正是在这种愿望的原则基础上进行工作。”（M.Hess,PhilosophischeundsozialistischeSchriften〔1837-1850〕,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tr.192）
[2]M.Hess,SozialisimusundCommunismus,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tr.198.
在《行动的哲学》一文中，他也宣传社会主义和自由行动，这种行动不同于不自由的劳动，他指出：“现在精神哲学的任务是要成为行动哲学。不仅思维，而且人类的全部活动都要提高到使一切对立统统消失的境地。”[1]以往的全部历史中对人的诅咒，是他没有把活动当作目的本身，因而总是把享受和活动分开。“由于这种诅咒是同宗教和政治一起进人生活的，因此在宗教和政治的统治结束的时候，在反思的阶段被跨过的时候，在思辨王国和哲学伦理开始包括全部生活的时候，这种诅咒也将消失。——反思之神向人宣布的第一句话，就是一种诅咒，圣经已经在一句著名的格言中转告我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2]。相反，自由精神向人宣布的第一句话，是斯宾诺莎伦理学中的著名格言：‘善就是帮助活动，提高生活乐处’。‘汗流满面的劳动’把人变成奴隶和穷人，‘欢乐的活动’将使人变得自由和幸福。”[3]
在第三篇文章中有几处地方是在马克思著作出现以前的最精彩的论述。不自由和贫困产生了自我克制和宗教。“宗教对于人的饱受创伤的心是必然需要的，正如甜酒对于他的深感饥渴的胃是必然需要的一样。因此，要求奴隶或绝望的人头脑清醒或精神愉快，那是残酷的讽刺。既然你不能或不想使人民脱离动物状态，那么就让他们保留动物的意识，或者更好是让他们保留动物的无意识。人民已经那么长久地处在实际的奴役和贫困状态中，因此在精神上不可能是自由的；老实说，不幸归根到底会产生宗教的自我克制，但不会产生哲学的意识。”[4]
[1]M.Hess,PilosophiederThat,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tr.219.
[2]《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第19节。——译者注
[3]M.Hess,PilosophiederThat,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tr.220.
[4]M.Hess,DieEineundganzefreiheit,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tr.227.
赫斯认为，人的本质就是独立的自由的活动。如果我们想认真地探索自由的问题，我们就不会停留于中途。“不要满足于指责这种或那种奴役形式，而要彻底废除和摧毁奴役制度：做一个激进派吧！只存在一种奴役制，同样也只存在一种自由！人的本质，人不同于动物之处，正在于他的不取决于任何外界强制的自由活动。这种自由也如同人的唯一享受一样是人的唯一生活。由于这种唯一和完全的自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人不是过着纯粹人的生活，而是多多少少过着动物的生活。他或者深感不幸即痛切地感到自己的苦难，或者坐享不劳动的清福或贪图物质享受，追逐众所周知的醉生梦死的手段，吸食鸦片、信奉宗教、狂饮美酒，从而毁灭了自身的生活志趣，陷人了各种各样的婆罗门、拉比、僧侣、神甫、虔诚派信徒和教徒散布的理想之中。”[1]文章结束时提出一种主张：要掲破一切宗教和政策包含的谎言，并阐明精神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紧密联系。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问题、尖锐的社会批判、行动哲学或实践的问题、克服哲学领域自身等，已经是摆在日程上的问题。但是莫·赫斯到底对马克思起多大影响，则很难确定。他们两人是朋友，为同一家报纸《莱茵报》撰稿。从赫斯在1841年9月2日致奥艾尔巴赫的信中可以知道，马克思给他留下了多么强烈的印象。赫斯明确地写道，在马克思的身上，他见到了唯一真正生气勃勃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将战胜以往的哲学，并成为他的榜样。他们两人之间当然是存在相互影响的，就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一样。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赫斯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文集中发表的上述著作看作是有重要意义的著作。[2]
[1]M.Hess,DieEineundganzefreiheit,AkademieVerlag,Berlin1961,str.228.
[2]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写道：“不消说，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我也利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但是，德国人为了这门科学而撰写的内容丰富而有独创性的著作，除去魏特林的著作，就要算《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和《德法年鉴》上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德法年鉴》上，我也十分概括地提到过本著作的要点。”（K.MarxiF.Engels,Raniradovi,Zagreb1967,str.19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页。——译者注〕）此外，评述莫·赫斯的书，除了兹罗齐斯蒂和卢卡奇的以外，还有奥·科尔纽的《莫·赫斯和黑格尔左派》（M.HessetlaGauchehégélinne,1934）。而战后则出版了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文集》（里面有一篇详尽的序言。一年以后在科伦出版了《莫·赫斯文选》（霍尔斯特·拉德马赫尔编选并作序）。
马克思在1843年夏天的几个月里的心情以及他对当时摆在德国哲学和革命政论面前的各种问题的态度，可以从他致卢格的几封信中最清楚不过地看出来。这普信件后来同卢格、费尔巴哈、巴枯宁的信一起，发表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
在1843年9月的信中断定德国不存在自由，并认为内部的困难毕竟大于外部的障碍。各种改革家之间在目的方面存在着一片混乱，因而对未来没有明确的概念。
马克思与他们不同，他擅长用辩证的观点来考察问题。他认为，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以前，哲学家们把一切谜底都放在自己的书桌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而现在哲学已经世俗化了，最令人信服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来说都卷人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1]。
这里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理论活动的根本纲领。但是实现这个纲领还是将来的事，并且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具备卓越的才能。马克思当时就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方法论同教条主义的方法论对立起来，而当时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也陷入了教条主义的方法论。E.卡贝（E.Cabet）、Th.德萨米（Th.Dézamy）、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人道主义原则的特殊表现，它还没有摆脱自己的对立面即私有制的影响。[2]马克思继续说，德国最感兴趣的是宗教和政治。应当联系到这一情况而不应当拿某种现成的《伊加利亚旅行记》来和它对立。“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3]
[1]K.Marx,PismoRugeuodseptembra1843,Raniradovi,str.50-51.（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译者注）
[2]这一观点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原始的共产主义时又一次提到过。
[3]K.Marx,PismoRugeuodseptembra1843,Raniradovi,str.52-53.（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译者注）
根据这个计划，马克思在1843年10月底[1]写信给费尔巴哈，邀请他撰稿，并建议他写一篇批判谢林的文章。费尔巴哈谢绝了邀请，理由是根本不值得写有关谢林的文章。费尔巴哈好不容易才对马克思向他提出的积极建议做出决定；他仍然离群索居于乡村，割断了自己的历史，脱离了他本来应当参与的思想发展进程。[2]
10月底，马克思迁居巴黎。如果我们注意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力求解决的中心问题，而当时德国还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分的前提，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法国对马克思观点的形成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法国人的有利条件是他们有比较开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反之，马克思的长处在于他扎实地掌握了一个哲学繁荣时期的全部成就及其基本成果——辩证法，同时他还具有杰出的才能和开阔的眼界，这也是顺利地解决人、人的历史和人的解放问题的根本前提。
[1]应为1843年9月。（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译者注）
[2]从这封信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当时对谢林和费尔巴哈的看法。在信中他直截了当地对费尔巴哈说：“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作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对立面。至于谢林的真诚的青春思想——我们也应该相信我们对手好的一面，不过他要实现这一思想，已经除了想象以外没有任何能力，除了虚荣以外没有任何力量，除了鸦片以外没有任何刺激剂，除了容易激动的女性感受力以外没有任何感觉器官了，谢林的这种真诚的青春思想，在他那里只是一场异想天开的青春梦，而在您那里则成了真理、现实、男子汉的郑重。因此谢林是您的预期的模拟像，而这种模拟像一旦面对现实就会烟消云散。因此，我认为您是自然和历史陛下所召来的、谢林的必然的和天然的对手。您同他的斗争是哲学本身同哲学的想象的斗争。”（K.Marx-F.Engels,Odabranapisma,str.58-59·〔参见马克思：《致路·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译者注〕）
法国的现实马上向马克思提供了足够的材料，证明根据资产阶级的公民民主来解决人的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解决。法国生活中的新的矛盾清楚地表明，必须克服在德国刚刚开始成为现实的那种关系。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对无产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工人队伍中已经开始传播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中有一些马克思在德国就已经了解了）。流传最广的是圣西门（1760—1825）和沙·傅立叶（1772—1837）的空想社会主义。
他们是天才的思想家，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庄严地宣告蓬勃发展的初期，他们就已经发现了它灭亡的先兆。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分析是很出色的。我们如果再考虑到他们力图创立关于历史发展及其规律的统一观点，并且在这方面他们往往接近于对这些问题做唯物主义的解释，那么就完全有理由肯定，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1]
他们在解释历史中的唯物主义时，具有本身时代的客观局限性。这一点在他们试图解决当代社会的矛盾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法国的启蒙运动在这里也发生了作用。他们不是把阶级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杠杆，却幻想将会出现个别的慈善家，他在认识到当今世界的一切罪恶之后，会用自己的力量使世界得到解放。圣西门早在《新基督教》中就向各位王公呼吁，而傅立叶则期待富有的慈善家出资来建立他的共产主义“法郎吉”。
[1]大家知道，圣西门把历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而傅立叶则分为四个时期（蒙昧时期、野蛮时期、宗法时期、文明时期）。傅立叶所指的文明时期就是当时的充满矛盾的资产阶级社会，那里从富裕本身中产生贫穷。圣西门则相反，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财产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并对现代工业的发展寄予很大的希望。
但是，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两极分化已经引起了重大的阶级冲突（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以及比较激烈的阶级抗议，工人奥古斯特·科林（A.Colin）在1831年写了一本小册子《人民呼声》，分析了革命的结果和当时的阶级形势。1837年，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革命家奥古斯特·布朗基建立了“四季社”的革命组织，以代替遭到警察破坏的“家族社”。主张釆取密谋活动原则的布朗基企图在1839年5月12日举行起义，但失败了。
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再注意到无产阶级非常困难的处境，就可以了解，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会获得越来越广泛的传播。路易·勃朗（L.Blanc）之类的社会主义作家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在《劳动组织》（1840年）一书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他认为，出路在于组织工人协会和社会工场，而国家应当给予资助。虽然勃朗基本上仍然没有越出资产阶级的范围，但是他提出的为了社会制度民主化而开展政治斗争的要求却使他成了一个出名的人物。同样，约瑟夫·蒲鲁东也由于写了一本短小精悍的著作《什么是财产？》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对此回答说，财产就是盗窃！此外，如果再加上埃·卡贝，泰·德萨米，巴贝夫共产主义的继承者，圣西门主义的继承者圣·阿芒·巴扎尔（S.A.Bazard）和巴·普·安凡丹（B.P.Enfantin），傅立叶主义者维·孔西得朗，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比·勒鲁、费·拉梅耐（F.R.Lamennais）等，我们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到当时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情景，以及马克思到达巴黎后所参与的活跃的政治生活的情景。[1]
[1]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请参见罗加罗迪：《科学社会主义的法国来源》（LesSourcesfrancaisesduSocialismescientifique,Paris1948）。
马克思很快就参加了德国工人的集会，访问了法国无产者的秘密俱乐部，研究了法国革命、当时形势以及大量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主义著作。当时在同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马克思完成了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样，他在研究法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时，必然会接触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把近代法国和英国的全部发展解释为市民等级同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的那些历史学家。[1]
马克思在进行研究工作的同时，与卢格一起完成了《德法年鉴》杂志第一期的编辑工作。尽管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盛极一时，马克思和卢格却未能请到任何一个法国人为《德法年鉴》撰稿。马克思后来写道，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者认为，宁可要伏尔泰的学说而不要19世纪德国的无神论。《德法年鉴》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约在1844年3月出版。除了经费和销售方面的困难之外，主要的困难在于两位编者之间的分歧。自由主义民主派卢格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已经再也不能跟随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马克思前进了。
[1]指的是历史学家奥·梯叶里、弗·比·吉·基佐、弗·奥·玛·米涅。
《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两篇非常卓越的文章。第一篇《论犹太人问题》，看来还是他在德国居住的最后期间写的。第二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已经带有法国环境和经验的痕迹。
[1]指的是历史学家奥·梯叶里、弗·比·吉·基佐、弗·奥·玛·米涅。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鲍威尔在1843年发表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文而写的。从文中首先可以看出，这两位不久以前的朋友和无神论的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人物已经分道扬镳了。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鲍威尔的错误意图：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国家，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宗教在政治解放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因为宗教的定在是一种缺陷的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束缚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我们并不宣称：他们必须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我们宣称：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对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1]
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克服了鲍威尔把问题归结为宗教批判的这种提法，而且意图克服费尔巴哈对宗教现象的人本主义解释。除了这些观点以外，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革命所宣布的人权的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得出结论说，任何一种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把个人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财产和他们利己主义人身的保护。一场革命如果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那么它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从而消灭市民社会（这里指的是封建社会）的政治性质。它把市民社会分成两个组成部分：一方面是个人，另一方面是构成这些个人生活内容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
封建社会彻底崩溃了，只剩下了人，而且是利己主义的人。这种人现在是政治国家的前提。“但是，利己的人的自由和承认这种自由，实际上就是承认构成这种人的生活内容的精神要素和物质要素的不可阻挡的运动。”[2]
[1]K.Marx,Prilogjevrejskompitanju,Raniradovi,str.60-61.（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译者注）
[2]K.Marx,Prilogjevrejskompitanju,Raniradovi,str.80.（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译者注）
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道德的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1]
从最后的这些思想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认为，政治领域作为与人相分离和相对立的领域，是应当通过革命加以克服的异化的领域，由此，人必须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马克思关于克服政治领域的基本思想，以及关于自治共同体的思想，在这里就已经可以找到理论上的启示。
第二篇文章是马克思的最精辟的短文之一，它更加明确得多地宣布了新观点。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了。他对宗教问题之作为宗教问题，已不再特别感兴趣。宗教是某种应当被消除的世界的表现。因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2]。
[1]K.Marx,Prilogjevrejskompitanju,Raniradovi,str.81.（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译者注）
[2]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90-91.（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译者注）
由此可见，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中也概括地提到，他把宗教看作历史现象，而不是人的本质、人的结构，宗教的基础和根源在人们之间和人对自然的特殊关系之中；人主要是生活在需要从一定的观念和幻想中寻找慰藉的非人的处境中，这种处境表明人对现状不满，他想哪怕在幻想中超越现状，并以此作为对现状的抗议。“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宗教是它的神圣光环——的批判的胚芽。”[1]
在这种批判和论断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一项任务：要弄清现实世界的真相。“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
于是，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髙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因此，新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应当恢复人的尊严！
德国不能为马克思历史地考察和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基础。德国人当时只是哲学上的现代人，而不是历史上的现代人。德国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已经感受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新矛盾的压力。必须从法国和英国比较发达的状况出发，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马克思的（以及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国际的产物。
[1]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91.（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译者注）如果我们回想一下赫斯在几个月前在《唯一和完全的自由》一文中也写过类似的话，那么就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赫斯的直接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同样回想一下马克思
在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的信（信中谈到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在人间，随着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那么就可以看出，至少两人在这个时期具有相似的思想发展过程。只是马克思的论点、结论和成果从这个时候起已经超过了赫斯。
[2]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91.（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译者注）
[3]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99.（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译者注）
由于在德国资产阶级社会中没有一个等级、没有一个部分感到有必要和有能力来实现普遍解放，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哪一个阶级将被自己的物质状况和锁链所迫而实现这一解放呢？马克思回答说，这“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1]。
由此可见，哲学所要求实现的一切伟大的、合乎人性的、全人类的事业，以及批判人的生存异化形式中的重大成果，即通过克服这些异化形式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前提——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消灭自己才能实现。但是，哲学不变成现实，无产阶级就不能消灭自己，即获得解放。马克思认为，哲学实质上是深刻地合乎人性的，为了把它变成现实就需要超出哲学领域，需要一种物质力量。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可见，理论因素在人类的历史性斗争和努力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1]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104.（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译者注）
[2]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98.（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译者注）
马克思的所有这些思想，开创了当代历史的一个新时期：哲学，即哲学社会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在解决当代根本问题上相互结合的时期。如果当代世界的这两种基本“力量”悲剧性地彼此脱节，那么解决当代问题的历史性努力过去和将来都必然会发生问题，这无疑是确定不移的！
因此，“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的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
但是，哲学还没有为解决这一任务提供全部前提。还需要研究和探索有关人和历史的若干根本问题。马克思在以后的两三年内专门分析了这些问题。结果产生了一种新的关于人和历史的哲学观点——唯物史观。
[1]K.Marx,PrilogkriticiHegelovefilozofijeprava.Uvod,Raniradovi,str.105.（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译者注）
《神圣家族》
后来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是从下一本书，即《神圣家族》就开始了，这本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为《德法年鉴》撰的稿，这标志着两人的真正的精神相遇。此后，两人发现他们都同样地经过了青年探索阶段，并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果。从此就开始了他们的合作和后来的人所共知的友谊。1844年8月底，恩格斯经过巴黎回德国，途中在马克思那里住了几天，两人再一次得出结论：他们在观点和志趣上完全一致。同时决定，对他们过去的朋友布·鲍威尔及其伙伴做出答复，因为这些人在《文学总汇报》上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中的文章。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这几天里，写了约20页，然后动身回德国去，以完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那本书。原稿的主要部分，20多印张，是马克思写的，所以这本书的一切比较重要的章节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全书
在1845年2月底出版，名叫《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书中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重要的段落，它们涉及到批判思辨方法、分析自我意识的思辨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等等，但是我们在本书中不得不略而不谈。不过书中最有意义的，正是那些说明唯物史观的形成已经完成的段落。这本书也标志着从《论犹太人问题》开始的同鲍威尔论战的下一个阶段。《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发表以来只过了一年，但是马克思在这段时间里总结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经验，并把它们表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在《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实践的观点，亦即历史整体的观点已经具有比较突出的意义，而且经济生产也在理论上第一次具有人的生活构成和历史构成的意义。因此，与鲍威尔完全抹杀人的生活的这些物质要素的思辨哲学相反，马克思写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只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确实，唯灵论的、神学的批判的批判仅仅知道（至少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知道）历史上的政治、文学和神学方面的重大事件。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1]
从马克思的实践观中必然可以得出结论，在理解历史因素时，不能撇开人对自然界和其他人的感性关系，即不能撇开人的生产实践。由于这种观点在以往的任何理论体系中都没有获得相应的位置，因此这些体系都多多少少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正如我们将要见到的，马克思特别是在以后的著作中十分强调自己的这一新贡献。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向鲍威尔指出，私有制的消灭是国民经济的合乎规律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不取决于而且违反私有者的意志的，这仅仅因为私有制生产出了作为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构成统一的整体，同时都是私有制世界的形式。“私有财产作为私有财产，作为财富，不得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不得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财产。
[1]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Werke,sv.2.str.158-15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351页。——译者注）
相反，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不得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得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财产。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对立内，私有者是保守的一方，无产者是破坏的一方。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1]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异化，成了商品，成了依附于别人的对象；在这种社会中，人不是作为人同别人发生关系，不是以爱报答爱，不是以信任报答信任。在那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样表现了人的自我异化”[2]。但是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合适，具有强大的力量，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另一个阶级，即无产阶级，则在这种异化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3]。
无产阶级为了消灭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就必须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他的意识是受本身的社会地位决定的，而不是受某种偶然性或与他的历史存在相脱离的思想演变所决定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因此“问题不在于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暂时提出什么样的目标，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无产阶级由于其身为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它的目标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并且不断地努力使这种意识完全明确起来，关于这一点在这里没有必要多谈了”[4]。
[1]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Werke,sv.2.str.3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261页。——译者注）
[2]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Werke,sv.2.str.3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3]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Werke,sv.2.str.3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1页。——译者注）
[4]F.Engels-K.Marx,DieHeiligeFamilie,Werke,sv.2.str.38.（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译者注）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不久，法国政府根据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令驱逐德国的几个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首先是聚集在《前进报》周围的人。于是马克思不得不离境，并在2月初到了比利时。从马克思在2月1日致海涅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在2月初动身，在他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的离别对他来说是最难受的。[1]
这样就开始了马克思一生中的一个新时期，它的特点就是马克思完全形成了唯物史观，并开始从事具体的政治活动。恩格斯则在德国继续住了一段时间。当马克思被驱逐的时候，他正在完成自己的一本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著名的书。在写这本书之前，他也做了一定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准备并且积累了实际经验。
[1]马克思告诉海涅，出版商列斯凯（Leske）打算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季刊（《莱茵年鉴》），除了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马克思等人外，建议海涅也为它写稿。信的结尾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中，同海涅离别是最令我难过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您的卡·马克思。”（Odabranapisma,str.8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1页。——译者注〕）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43—1845）
伦敦通讯
恩格斯一生中的新时期，是从他到达英国开始的。离开了落后的德国之后，他感到英国真是一块新天地。他怀着青年人为人的解放而斗争的人道主义热情，在英国的土地上找到了开展这一斗争的十分具体而有效的形式。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修改选举法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英国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同当时统治阶级的第一次历史性搏斗，都向恩格斯展示了为人道主义而斗争的真实基础。在英国社会里，各个阶级的利益明显地反映在各自的政党的存在上。结合着英国发达得多的社会，恩格斯很快就发现自己以往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不适合于他所要达到的目的。他在来到英国之前同马克思和赫斯的会见，对于他很快地从自我意识哲学不现实的思辨中清醒过来，肯定具有影响。
从1842年12月9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批文章中，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英国革命的问题，并注意到政党的问题。虽然在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以往的哲学观点的影响，但他已经断定，在英国，“至少在目前正争夺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并没有原则斗争，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1]。
恩格斯立即着手分析英国经济，并看到工业使一个国家富庶起来，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商业大危机使他们挨饿，因此，英国无产者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只是时间问题。
[1]F.Engels,DieinnernKrisen,Werke,sv.1，str.457.（参见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08页。——译者注）
在恩格斯到来之前的夏天里，宪章派企图用罢工来达到实施自己的《宪章》的目的。执政当局采取了强硬措施，斗争失败了。如果在统治阶级的这种毫不宽容的态度之外再加上当时无产阶级人所共知的贫困状态，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恩格斯得出的结论：在这种形势下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然而无产者从这些事件中还是有所收获的，那就是他们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英国人所特有的守法观念还在阻碍着他们从事这种暴力革命。但是，既然英国正处在我们上面所描写的那种情况，那就会发生工人在短时期内普遍失业的现象，那时，对饿死的恐惧一定会大于对法律的恐惧。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
恩格斯在当月发表的其他文章中[2]，也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应忘记，当时正好是马克思在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他也已经抛弃了自己过去的哲学观点，并把理论研究的兴趣转向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
我们从恩格斯以后的研究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知道，恩格斯在初步接触了英国的现实情况以后，很快发现了它的根本问题，于是就完全投身于研究和分析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形势，以及政治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恩格斯看到，发展的基本杠杆是物质利益的斗争，而其政治表现就是阶级斗争，于是他很快地抛弃了唯心主义的思辨领域，因此，我们可以把1843年初当作恩格斯转到唯物主义的日子。这种新观点已经明显地反映在他后来于5月发表在《瑞士共和主义者》杂志上的文章中。
在5月16日的来信中他首先肯定了社会主义在英国坚定不移地和平地发展。各党派及其政策取决于阶级结构：“大家知道，在英国，各个政党都是与社会阶层和阶级相一致的；托利党是与贵族和高教会派中偏执的真正正统派相一致的；辉格党由工厂主、商人和非国教徒，总的说来，由中间阶级的上层组成；中间阶级的下层组成了所谓的‘激进派’，最后，宪章派则在工人，在无产者当中拥有自己的力量。”[3]
[1]F.Engels,DieinnernKrisen,Werke,sv.1，str.460.（参见恩格斯：《国内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412页。——译者注）
[2]1842年12月，《莱茵报》上还发表了恩格斯的下列文章：《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8日），《各个政党的立场》（24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5日），《谷物法》（27日）。
[3]F.Engels,BriefeausLondon,Werke,sv.1,str.468.（参见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3—424页。——译者注）
我们看到，恩格斯当时就已经清楚地了解各政党的政策对社会阶级结构的依赖关系。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关门的政治党派，但它一般在中产阶级下层和无产阶级中间征集自己的拥护者。他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结论说：“由此可见，英国表明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一个阶级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越是比较低，越是就一般意义而言‘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1]
恩格斯在6月9日的来信中相当详尽地分析了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激进态度、求实精神、无神论、群众集会等。可见，恩格斯站在当时最贫困的阶级一边，并从此开始为他们的解放斗争贡献自己的全部才能。恩格斯既向当时欧洲的其他国家介绍英国的社会状况，又在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上为英国人写文章，例如在11月写了《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介绍了法国、德国和瑞士的社会政治形势和社会主义，并断言：在德国，共产主义是本国哲学发展的必然得出的结论。[2]
[1]F.Engels,BriefeausLondon,Werke,sv.1,str.468.（参见恩格斯：《伦敦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译者注）
[2]恩格斯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刊登在1843年11月4日和18日的《新道德世界》上。由于他当时也同宪章派《北极星报》的编辑、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相识，该文略经删节之后，也刊登在同月的《北极星报》上。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
恩格斯的理论观点，最充分地表述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中，这篇文章后来被马克思理所当然地称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天才大纲”，它同恩格斯的另一篇评论卡莱尔的文章一起，发表在马克思和卢格编的《德法年鉴》上。
前一篇文章，即《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更加重要得多。首先，文中表述了恩格斯当时与马克思不谋而合的一种观点：批判地对待以往的哲学，不仅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唯物主义哲学。恩格斯写道：“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正如抽象的唯物主义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共和国和君主国相对立，社会契约和神权相对立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界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1]
恩格斯对那种只是用抽象的唯物主义同抽象的唯灵论相对立、只是用作为绝对者的自然界同基督教的上帝相对立的做法的批评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表明，恩格斯已经看到，唯物主义需要有另一种人道主义的尺度，而这正是当时的唯物主义所缺少的。为此就需要探索现代国家的前提，需要探索被政治经济学当作绝对的永恒范畴的私有制存在的理由。恩格斯在这一著作中正是要完成后一个任务，
而且从私有制的范畴中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其他重要范畴。
恩格斯首先指出，私有制的最初结果是商业，商业实际上是合法的欺诈。其次是竞争，劳动的价值也服从于竞争。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中，出现了劳动异化。“劳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的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但很少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正如资本已经同劳动分开一样，现在劳动又再度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与劳动分开，并且通常又由竞争决定，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没有一个固定的尺度来确定劳动在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只要我们消灭了私有制，这种反常的分离就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以前被让渡的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对于确定物品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也就会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2]
[1]F.Engels,Nacrtzakritikunacionalneekonemije,Raniradovi,str.107.（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译者注）
[2]F.Engels,Nacrtzakritikunacionalneekonemije,Raniradovi,str.122.（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译者注）
恩格斯认为私有制的又一个结果是垄断，而垄断和竞争的结果则是危机。恩格斯对马尔萨斯的理论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这种理论表明，“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了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1]。恩格斯从上述现象中进一步得出了资本集中的结论，并断定，所有这一切如果不导致社会革命，就必然会使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
恩格斯认为，解决资本主义这些矛盾的办法在于合理地组织生产。如果生产者知道消费者需要多少，如果他们把生产组织起来并且彼此分担一部分，那就不会有竞争的波动和竞争的后果——危机。“只要你们继续以目前这种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那么商业危机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每一次接踵而来的商业危机必定比前一次更普遍，因而也更严重，必定会使更多的小资本家变穷，使专靠劳动为生的阶级人数以增大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待雇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地增加——这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最后，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而这一革命，经济学家凭他的书本知识是做梦也想不到的。”[2]
[1]F.Engels,Nacrtzakritikunacionalneekonemije,Raniradovi,str.131.（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译者注）
[2]F.Engels,Nacrtzakritikunacionalneekonemije,Raniradovi,str.124-125.（参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译者注）
在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中，恩格斯基本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从这篇文章中同时也可以看出，恩格斯高度评价了德国哲学对于研究和理解当时情况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者在他们应该是人的地方还是英国人。从大陆上的哲学发展中，他们只了解唯物主义，而不了解德国哲学，这正是他们的全部缺点。为了消除国家差别，英国社会主义者正在努力克服这个缺陷。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哲学，只要它还把某几个论点奉为自己的最终结论，只要它还在提供莫里逊氏丸，它就远不是完备的；我们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结论，而是研究。结论要是没有使它得以成为结论的发展过程，就毫无价值，这一点我们从黑格尔那时就已经知道了；结论若本身固定不变，若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就比无用更糟糕”[1]。
我们看到，恩格斯从离开青年黑格尔派之时起，不到两年，就已经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开始探索当时的各种基本问题。对他来说，以往的哲学观点用来完成这一任务，当然是完全不能胜任的，同样，那种只是把另一个绝对者（自然界）同抽象的唯灵论对立起来的狭隘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不够的。我们发现，他采取了与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谈到费尔巴哈的警句时所采取的相同的立场。毫不奇怪，他们在同一个刊物上共同发表评论使得他们在整个一生中都紧密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所以恩格斯传记的作者古·迈耶尔有理由得出结论说：“这个‘未留胡子的不拘一格的青年’在放荡不羁的自由人集团中度过了一段紧张而激烈的生活之后，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些曾在那里见过他的比较重要的人物，现在看到他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天才的评论之后，都感到他们发现了一位令人吃惊的奇才。很有见识的柏林医生尤利乌斯·瓦尔德克（JuliusWaldeck）博士当时在写给居住在哥尼斯堡的姑夫约翰·雅科比的信中说：‘恩格斯的思想和风格同他去年的情况相比已经成熟并具有男子汉的气概，他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这个有头脑的观察者并没有看错。尽管恩格斯的莱茵人的气质以后不时暴露出来，但是青年已经变为成人了。而作为一个已经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献身事业的人，现在已经了解了今后的方向，敢于站出来面对多数人，尽管他曾是他们的必要的战友，而那些人也曾是他生活中的朋友，甚至是共命运的人。”[2]
[1]F.Engels,PoložajEngleske,Raniradovi,str.153.（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译者注）
[2]G.Mayer,F.EngelsI,Haag1934,str.171.
恩格斯在1844年8月至10月发表在巴黎《前进报》上的文章中，继续分析英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文中反映出的观点，与他在马克思和卢格编的刊物上表述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再一次看到这样的思想；18世纪的哲学在反对抽象的主体时陷人了另一种片面性，即客观和主观对立，自然界和精神对立，唯物主义和唯灵论对立，抽象的普遍、实体和抽象的单一对立。[1]
这篇文章在革命的问题上提出一种想法：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目前正面临着尖锐的危机。因为在摧毁封建制度之后，建立起政治自由、利益、私有制的新社会，但仍然是一个社会依附的社会。“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人的关系的颠倒完成了；现代生意经世界的奴役，即一种完善、发达而普遍的出卖，比封建时代的农奴制更不合乎人性、更无所不包；卖淫比初夜权更不道德、更残暴。”[2]
英国面临的危机是新的对立的结果。英国全部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形成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在新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制问题。恩格斯在伦敦写的文章的最后问道，这里说的是哪一种民主制呢？“不是那种曾经同君主制和封建制度对立的法国大革命的民主制，而是这种同中间阶级和财产对立的民主制。以往的全部发展证明了这一点。中间阶级和财产统治着一切；穷人是无权的，是备受压迫和凌辱的，宪法不承认他们，法律虐待他们；在英国，民主制反对贵族制的斗争就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英国所走向的民主制是社会的民主制。
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消除社会的祸害。民主制的平等是空想，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的或整个政治的基础上进行到底。因此，这个阶段也只是一个过渡，是最后一种纯粹政治的手段，这一手段还有待进行试验，从中必定马上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要素，一种超出一切政治事物的原则。
[1]参见DieLageEnglandsod31.augusta1844.God。（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译者注）
[2]F.Engels,DieLageEnglands（od4.septembra1844）,Werke,sv.1,str.557.（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页。——译者注）
这个原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则。”[1]
我们已经说过，恩格斯在8月底动身回德国。途中他在巴黎马克思处逗留到9月初。恩格斯后来在一篇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历史的文章中说：“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2]
恩格斯为他们第一部合写的著作《神圣家族》写完约20页后，动身回德国去。从他当时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大力赶完自己的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书，并积极参加故乡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他对当时德国形势的估计有点过于乐观。他处处都看到共产主义，甚至巴门的警官在他看来也是共产主义者。他组织共产主义的集会，当然同警察发生冲突。
[1]F.Engels,DieLageEnglands（od19.okt.1844）,Werke,sv.1,str.592.（参见恩格斯：《英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4—585页。——译者注）
[2]F.Engels,PriloghistorijiSavezakomunista,JubilarnoizdanjeManifesta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133-134.（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译者注）
从1844年11月19日的信中我们了解到，恩格斯从出版商维干德（O.Wigand）处得到了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校样，最初的印象要比他在收到马克思的回信后
在1月的信中的印象稍为好些。恩格斯在11月的信中写道，他同意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人”的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其实，应当从具体的、经验的“我”出发。“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申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1]
从信中也可以看出，当他不得不谈论“人”之类的抽象观念时，或不得不阅读和写作反对神学或粗陋的唯物主义的文章时，已越来越感到厌倦和恼火。而研究活生生的事物，研究历史的发展和结局，则使他得到更大的快慰。从其他的信（1845年1月20日、2月22日、3月17日）中可以了解，他同意马克思对施蒂纳的书的评价，还提到莫·赫斯，他和赫斯打算从4月1日起出版《社会明镜》月刊。后来他还谈道：“自由人”小组已经瓦解；他曾写信给费尔巴哈，向他约稿；打算出版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工作。信中也可看出，恩格斯已经很难忍受两重性的生活，即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家庭不得不生活在资产阶级的庸俗的环境中，另一方面又要从事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等待一有机会就动身到布鲁塞尔去探望马克思。
[1]F.Engels,PismoMarxuod19.novembra1844,Odabranapisma,str.75.（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1844年11月19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译者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动身去比利时之后，在5月底，他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了。这本书不仅是社会学领域中先驱者的著作，同时也体现了恩格斯的新的理论观点。书中已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运用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得出的新的历史观。
恩格斯把英国社会的变化同由于蒸汽机和纺织机器的发明而开始的产业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考察了技术发明和珍妮纺纱机的发展，以及这一过程引起的后果，并得出结论说，这些生产资料的发展正是进一步增加生产、要求扩大市场、提高工资、抛弃田间劳动和造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兼营农业的织工阶级逐渐消失了，他们变成了只靠工资生活的纯织工阶级。“由于这些发明（这些发明后来年年都有改进），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从那时起，英国工业的全部历史所讲述的，只是手工业者如何被机器驱逐出一个个阵地。结果，一方面是一切纺织品迅速跌价，商业和工业日益繁荣，一切没有实行保护关税的国外市场几乎全被占领，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道德败坏，政治骚动，以及我们将在下面各章加以研究的使英国有产阶级极端不快的种种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仅仅一台像珍妮纺纱机这样很不完善的机器就使下层阶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于从我们这里得到原料而还给我们以布匹的一整套构造精密相互配套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就不会感到惊奇了。”[1]
恩格斯详细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大部分人生活的悲惨景象，指出，无产阶级是无助的，因为资产阶级垄断了一切生产资料。无产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资产阶级的奴隶，资产阶级给他们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资产阶级“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好一个自由！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好一个‘等价物’！它的大小是完全由资产阶级任意规定的”[2]。
[1]F.Engels,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gland,Werke,sv.2,Berlin1962,str.242.（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394页。——译者注）
[2]F.Engels,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gland,Werke,sv.2,Berlin1962,str.307.（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0页。——译者注）
恩格斯谈到了存在无产阶级后备军的必然性，这造成相互竞争，他也谈到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狀态的生产中产生危机的必然性。这一切都引起阶级斗争，这只是自由竞争原则的彻底贯彻。但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拥有物质力量、财产、政治国家，而无产阶级则只有用自己的阶级组织来作为斗争手段。
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也谈到了英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由于这种社会主义是工厂主欧文创始的，所以它很少涉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对资产阶级关怀备至，而对无产阶级则很不公道。“此外，社会主义者还经常抱怨下层阶级颓废堕落，他们看不见社会制度的这种瓦解中含有进步成分，看不见唯利是图的伪善的有产阶级更严重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所以他们打算一下子就把国家置于共产主义的境界，而不是进一步开展政治斗争以达到国家自行消亡的目的。”[1]
恩格斯指出，英国工人运动分裂为两个派别：宪章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前者比较落后，但他们是真正的无产者，后者比较有教养和有远见，但还没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只有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联盟才是取得完全胜利的保证。
[1]F.Engels,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gland,Werke,sv.2,Berlin1962,str.452.（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472页。——译者注）
共产主义是使无产阶级科学地认清自己未来的理论。资本主义的对立状态，由于资产阶级缺乏远见和不肯让步，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无产阶级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越多，革命中的流血、报复和残酷性就越少。在原则上，共产主义是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共产主义只承认这种敌对在目前的历史意义，而不承认它在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共产主义正是要消除这种敌对。所以，只要这种敌对还存在，共产主义就认为，无产阶级对他们的压迫者的愤怒是必然的，是正在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杠杆；但是共产主义比这种愤怒更进了一步，因为它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且是全人类的事业。”[1]
当恩格斯在4月初到达比利时的时候，发现马克思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形成新历史观的工作。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所做的分析，以及他正是在这个时期写下了关于费尔巴哈的天才的提纲，那么会比较清楚地理解恩格斯后来在介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所写的一段话：“1845年春天当我们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阐发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形成的世界观了。
但是，这个在史学方面引起变革的发现，这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作出而我只能说参加了很少一部分工作的发现，对于当时的工人运动却有着直接的意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共产主义、英国人的宪章运动，现在不再像是一种也可能不会发生的偶然现象了。这些运动现在已经被看做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的运动，被看做他们反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上必然的斗争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形式，被看做阶级斗争的形式，而这一阶级斗争和过去一切阶级斗争不同的一点是：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2]
[1]F.Engels,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gland,Werke,sv.2,Berlin1962,str.505.（参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页。——译者注）恩格斯后来在本书的德文第2版序言（1892年）中指出，这一论点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统治阶级反对解放事业，工人阶级就应当自己实行社会革命。（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72页。——译者注）
[2]F.Engels,PriloghistorijiSavezakomunista,JubilarnoizdanjeManifestakomunističkepartije,Zagreb1948.str.134-135.（参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233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下一个时期，是明确地表述他们观点的时期。
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1845—1847）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我们已经提到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一个特殊的里程碑。它作为一个思想过程的非凡的凝聚结晶，按其思想的深刻性、简练性和重要性来说，是全部哲学著作中独一无二的文献。但是，它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内部酝酿和对当时欧洲生活中已经提出的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艰苦地探索答案的阶段。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1844年就已经研究了《提纲》中再次概括的新观点的基本要素，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预示了《提纲》的各个根本要点。因此，我们在这本如此简要地介绍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书中，就可以不再专门阐释《提纲》，因为简短的说明不可能比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这个时期的其他著作时已做的介绍提供更多的东西。况且其中某些问题我们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还将做较详细的介绍。[1]
《提纲》第一条和第五条中如此简练地表述的关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的基本思想，我们在分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经有机会了解到了。从生活本身的实践方式中得出关于这种实践的意识，以及得出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和是否具有现实性的论断，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第二条和第八条指出了思维和实践的本质联系，离开实践来谈论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这纯粹是经院哲学的问题。
[1]我们也请读者注意恩·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DasPrinzipHoffnung）一书中对《提纲》的精辟的论述和解释。
由于人是实践的存在物，因而他也是积极的存在物，所以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也是环境的创造者。而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就是革命的实践本身（第三条）。由此可见，正如我们在介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已经分析过的，马克思克服了对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抽象观点，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根本的历史的范畴，只能历史地理解。因此，第四条、第六条和第七条认为，宗教不是人的本质，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的表现，是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克服这种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社会存在，是人的生存所必需的，因此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第十条）。
改变和克服资产阶级世界，当然不仅是思想、观念、抽象的事，而是实际改变即革命实践的问题（第十一条）。
对马克思的《提纲》做这样简短的引言性的说明，我们已经说过，并不是想解释这个著名的《提纲》，而只是想再一次指出它同1844年的著作的联系，在这些著作中，特别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基本上概括了《提纲》的思想和内容。但是有必要把《提纲》全部引证出来，因为马克思的个别思想和预见在《提纲》中表述得十分精辟和简练。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ndliche〕活动。因此，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且在实践中使之发生革命。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2)因此，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七
因此，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中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提纲》是作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单行本的附录第一次发表的，恩格斯在《序言》中评介说：“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2]
一方面，恩格斯对《提纲》的评介是很有意义的，它说明，在某种程度上那种认为恩格斯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的看法，是很成问题的；另一方面，由于恩格斯当时不了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因此他认为《提纲》是表述新观点的第一个文件。
《提纲》过去和现在无论如何都是关于人的思想发展的一个特别的经典性的文件。
[1]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2页。——译者注
[2]F.Engels,L.FeuerbachundderAusgangderklassichendeutschenPhilosophie,Werke,sv.21,Berlin1962,str.264.（参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6页。——译者注）
《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居住期间是他们理论和政治活动的重要时期。马克思继续孜孜不倦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同出版商列斯凯谈妥写一本关于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书。但是，9月初他们得到了最新一卷《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3卷），里面刊载了布·鲍威尔和麦·施蒂纳的论战文章。他们马上决定进行反驳，于是开始写《莱比锡宗教会议》。在写作过程中，到年底，决定对这一部分做大的变动，增加关于费尔巴哈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部分，因此，到1846年5月写出了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
在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宣布，这部著作的目的和意图，是要批判地指出仍然只是作为意识领域的批判的德国当代哲学的基本谬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
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的批判观点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自己过去已经深入钻研过的独创的观点。他们说，不能从某些任意的前提出发，而应当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这些个人处在一定的生活条件中，但同时也用自己的有目的的活动创造这些条件。因此，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第一个需要确定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他们与其他自然界的关系。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6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6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译者注）
人是实践的存在物这一观点是一切其他观点的基础。只有从这一观点出发，才能进一步理解人的生产、作为这一实践要素的生产资料、在这一实践生活形式中形成的关系，以及关于这一生产的意识等观念。“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
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产、在这一生产的基础上建立的关系、由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所决定的生产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从中只能抽象地区分开这种或那种关系形式，物质的或思想的关系形式。这种社会存在决定了它的各个要素，从而也决定意识本身，因为意识始终只不过是这种存在的意识。“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β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6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520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525页。——译者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些思想中要比他们在以后的某些著作或言论中更深刻和更恰当地结合意识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表述自己的基本观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他们的某些后期论述，把意识理解为现实的反映，而没有想到，这种现实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人在这种关系中改造自然界，从而使自然界也卷入了这种关系。由此就产生了一种实质上是机械论的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点，把关系的整体分割开来，其实这个整体是不能这样分割的。在上面所引的思想中，包含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的核心和主旨。人们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联系的关系。但是人的全部实践也包含并要求有关于这一实践的思维，即包含并要求创造关于实践和人在这一活动中的地位的一定思想、观点和观念。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做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做是他们的意识”[1]。
这种观察方法并不是没有前提的，但是这些前提是现实的，因为这些前提是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的人，而这个过程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一旦描绘出来，历史就不再像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堆积，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译者注）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基本需要（饮食、居住、衣服）的资料，而这也是一切历史必须经常具备的基本条件。第二个事实是，满足了一种需要又会产生另一种需要。最后，存在着男女之间的关系即建立家庭。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呈现出“历史”，从而使人们之间的任何宗教的或政治的联系成为多余之物。
人通过各种方式，甚至以受骗的形式，意识到自己的关系。但是意识本身也绝不是纯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1]
意识最初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不可控制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自然宗教就是这种关系的证明。[2]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3页。——译者注）
[2]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这个问题写道：“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狹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6.[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页脚注、第534页。——译者注]）
这个开始也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仍然带有动物性质。随着生产的改进和增长，出现了分工。但是真实的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时起才出现的。“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不是因为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出现了矛盾。”[1]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6-37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535页。——译者注）
存在分工就可能使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个人来分担，从而造成他们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重新消灭分工。随着分工，出现了数量上和质量上不平等的分配，从而出现了所有制本身，因此也出现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最后，分工告诉我们，只要社会还处于自发的发展之中，只要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存在分裂，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
虽然这些话听来有点天真，但其中包含着伟大的思想。发达的私有制社会在相互竞争中加紧发展出一系列历史上不合理的需要，把人们禁锢在狭隘的分工范围内，使人们职业化，并在这种片面性中使人们日益愚蠢。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具有多种价值的总体的存在物，他只有在自己的多种价值的能力获得全面发毫展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完全满足。当代人在无创造性的机械的专业化中的处境、感受和不满，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当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日益证明，把人的专业化（它本身绝不应当是职业化）的一定需要与创造性地发展他的其他才能和兴趣结合起来是可以做到的——进一步缩短工作日是它的根本前提。
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已经很少使用异化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被当时的唯心主义加以滥用，弄得声名狼藉，但是从前面引证的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一点在以后的分析中也反映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谈到下述情况的时候：“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2]他们认为，由此可见，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阶级间的真正斗争。其次，在这一斗争中，力图推翻旧政权的那个阶级必然会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共同的利益。而政权本身即国家，是一种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异己力量，它同时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只有当已经形成了与现存的财富和文明世界相对立的“没有财产”的人民群众时，国家才能消灭。而这两者都以生产力的高度增长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8.（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78-37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536页。——译者注）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必需的，因为共产主义不能造成贫困的扩大；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形成了经验的全面的个人以代替地域性的个人。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2]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8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539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81-38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页。——译者注）
以往历史经验的事实是，世界范围内活动的扩大使个人日益处于异己力量的统治之下，归根到底是日益从属于世界市场。这种情况将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消除，随着历史完全变为世界历史，每一个个人也日益获得解放。个人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来摆脱各种民族和地域的局限性，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以及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以便能获得利用这种全面的世界生产的能力。但是，生产力正在发展为一定的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因此对这种生产力的占有必然带有普遍性质。而对生产力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生产力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局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1]
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个人向“完全的个人”[2]的发展，以及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要做到这一切，当然也需要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使他们的意识发生变化，而这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3]。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418.（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1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41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2页。——译者注）
[3]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420-42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3页。——译者注）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把国家解释为政治异化的形式，因此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理和结论，它们提醒必须消除国家这种力量，消除这种只具有共同体外观的抽象共同体。例如，他们在一个地方明确地谈到以往共同体的各种表现形式，谈到国家，指出国家始终与个人相对立而独立存在，由于它是一个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因此它对被统治阶级说来不仅是虚幻的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新枷锁。所以无产者“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1]。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428.（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3页。——译者注）在这里，我们还要补充两点需要经常更多地考虑的思想：“从以上我们对费尔巴哈的反驳中已经可以得出结论说，过去的在分工条件中进行的一切革命，都不能不导致新的政治机构的产生；从那里也可以得出结论说，消灭分工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会消除政治机构。"（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420-42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2页。——译者注]）同样，“但是，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420-42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37—638页。——译者注]）
不言而喻，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和统治阶级时，也要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因为它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明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经典性的论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她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
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分工，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而该阶级的另一些积极成员则很少有时间来进行精神生产和编造幻想。在这一阶级内部，可能发生尖锐的对立，但是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2]，任何实际冲突中的这种敌视便会自行消失。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93-39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0—551页。——译者注）
[2]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94.（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1页。——译者注）
我们看到，关于历史和人的新观点的一切基本要素，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都随着《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脱稿而最终表述出来了。而且从以上介绍中可以了解，马克思的观点，以及恩格斯的观点，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最深刻、最全面和最彻底的表述。而且我们认为，正是在这一观点成熟时期的这些著作中，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解决过去和当时许多天才思想家探索的问题的过程中，他们的基本观点表达得比以后的许多场合里要更加灵活、更加概括和更加符合基本意图，因为在以后的场合里他们主要是想更清楚和更通俗地说明结论本身。后来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于“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关于“意识是反映”等等论断，都远远地离开了他们两人（特别是马克思）在天才地从思想上努力揭示和考察人和历史的本质时所得出的观点的最成功的表述。
此外，这部著作也试图把全部观点综合起来，为了同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提出的有名得多的论断进行对照，也有必要把这一综合的观点引述如下：“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由此也就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源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中而告终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寒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加以神化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份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也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早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1]
[1]K.MarxiF.Engels,Njemčkaideologija,Raniradovi,str.383-38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545页。——译者注）《德意志意识形态》大致在1846年夏天写成。5月初第1卷手稿的主要部分曾寄给友人约·魏德迈，由他请富有的社会主义者尤利乌斯·迈耶尔和鲁道夫·雷姆佩尔资助出版。但是，后两个人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不同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鲍威尔、卢格、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尖锐批判，因而拒绝出版这部手稿。全书只是到20世纪才发表，第1卷中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于1926年发表在梁赞诺夫编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中，全文则发表在1932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中。还请参见贝尔特·安得烈阿斯（BertAndréas）和沃尔夫冈·蒙克（WolfgangMönke）作序的《社会主义史文献》第8卷（ArchivfürSozialgeschichte,Bd,VIII,1968）中的最新资料。
《哲学的贫困》
1846年底，马克思与蒲鲁东终于彻底决裂。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致俄国政论家P.安年柯夫（P.V.Annenkov）的一封著名的信是第一个文献。信中马克思叙述了自己的历史观，简略地概括了自己以往的研究。这封信同时也像是在年底已经开始写的一部批判蒲鲁东的著作的某种序言。信中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人们不能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既然我们达到了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连同相应的政治制度。
可见，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生产力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由于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是前一代人留下的生产力，这样就形成人类的历史。可见，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这种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1]。人们进行生产、消费、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的形式。经济范畴只是这些关系的抽象，因而不是像蒲鲁东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样是永恒的。人们还适应自己的生产力而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呢子和麻布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先生更不了解，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所以，范畴也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2]
可见，1846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新历史观和整个世界观的时期。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这一思想发展的已经成熟的非凡成果，是人类思想史上无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成果。
[1]K.Marx,PismoAnnenkovuod28.dec.1846.God.,Raniradovi,str.433.（参见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译者注）
[2]K.Marx,PismoAnnenkovuod28.dec.1846.God.,Raniradovi,str.440.（参见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译者注）
我们看到，这一成果能够获得，是由于有多方面的历史的和思想的影响和前提。但是还必须强调指出，要想得出彻底唯物主义的实践观点以及生产观点（生产是实践的根本要素之一），历史的发展就必须达到“劳动”和“资本”（这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结构）明显对立的程度。一个用自己的“感性活动”、生产实践、劳动的物化不仅维持本身的肉体生存，而且维持现代“财富”和现代“市民社会”生存的阶级登上舞台，无疑是形成全面而彻底的“感性活动”观点和对现实（即历史发展的基础）进行感性改造的历史前提。
由于这个时期，除《神圣家族》外，《哲学的贫困》是唯一得到发表的著作（1847年7月出版），因此只能从这本书中以及从稍后的《共产党宣言》中了解这种新观点的表述。我们可以说，在《哲学的贫困》中，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十分明确的表述和阐释。
马克思当时就已经决定，把自己的一部分理论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用于批判政治经济学，因为在他的整个历史观中，经济起着首要的作用。作为他研究成果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反驳。蒲鲁东不久以前是马克思的好友，在巴黎时，他们曾在好多个晚上一起讨论各种问题，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而且马克思力图使蒲鲁东更好地了解辩证法的实质。但是他们对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看法日益发生分歧。蒲鲁东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他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改良资产阶级国家身上。因此，决裂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著作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于反驳了蒲鲁东，而在于马克思着手分析政治经济学问题时所依据的新的理论观点。这本书按其基本意图，并不是要建立一门科学，而正是要批判为现存制度做某种辩护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它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
但是为了理解现代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需要分析商品、价值、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结果资本积累等问题。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依据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依据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接受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1]根据这一理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而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制造产品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价格是某种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2]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详细研究价值的各种形式的问题，同时还把劳动看作商品。只是到后来，在19世纪50年代，才得出一个极重要的结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他付给的只是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数额的工资。在这里就找到了理解和说明剩余价值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基本规律的关键。
但是，马克思同一切以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的根本区别正在于他的新的历史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认为，他们的价值理论确定了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的自然的永恒的规律，因此认为资本主义是非历史的现象，而马克思则为全部观念奠定了新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他在这部著作中写道：“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3]
[1]关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我们在第四章中介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将更多地谈到。
[2]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K.Marx,MisèredelaPhilosophie,Paris1947）第一章第二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8—117页。——译者注
[3]K.Marx,MisèredelaPhilosophie,Paris1947,str.96-97.（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2—613页。——译者注）
蒲鲁东本人于1844年在巴黎进行的上面提到过的讨论过程中也曾“沾染上”黑格尔的学说。马克思以蒲鲁东为例，再一次说明这种辩证思辨的非科学的、唯心主义的，因而是故弄玄虚的性质。从哲学范畴中演绎出世界，就像从经济范畴中演绎出历史一样是徒劳无功的。“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位哲学家蒲鲁东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
经济学家蒲鲁东先生非常明白，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丝织品的。但是他不明白，这些一定的社会关系同麻布、亚麻等一样，也是人们生产出来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率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
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1]
从这种理论观点必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结论和历史结论。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生产工具中，革命的被压迫阶级具有最大的创造力；他把这个阶级同现存生产关系的冲突看作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因此，必须解放被压迫阶级，作为解决这些矛盾和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前提。马克思在结束这一著作时写道：“被压迫阶级的存在就是每一个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的必要条件。因此，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必然意味着新社会的建立。要使被压迫阶级能够解放自己，就必须使既得的生产力和现存的社会关系不再能够继续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革命因素之组成为阶级，是以旧社会的怀抱中所能产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的。
[1]K.Marx,MisèredelaPhilosophie,Paris1947,str.88.（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603页。——译者注）
这是不是说，旧社会崩溃以后就会出现一个表现为新政权的新的阶级统治呢？不是。
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正如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解放的条件就是消灭一切等级一样。
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抗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
在这以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仍然是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最高表现就是全面革命。可见，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的社会最终将导致剧烈的矛盾、人们的肉搏，这用得着奇怪吗？
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的。
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
‘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乔治·桑）”[1]
[1]K.Marx,MisèredelaPhilosophie,Paris1947,str.135-136.（参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5—656页。——译者注）
不言而喻，如果想彻底用这种观点来考察历史和具体社会事件，就必须具体地参与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因此1846年2月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参加的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亲密的友人：威廉·沃尔弗（WilhelmWolf）、约瑟夫·魏德迈、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路易·海尔堡（LouisHeilberg）、塞巴斯蒂安·载勒尔（SebastianZeiler）、菲力浦·日果（PhilippeGigot）；参与活动的还有魏特林。在这群人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日果（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组成了核心。他们打算把通讯委员会的联络网扩大到德国各城市，并在德、法、英等国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建立联系。同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谈判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但同乔·朱·哈尼领导的宪章派左翼的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不过哈尼要求他们同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组织“正义者同盟”进行联系，因为哈尼和“正义者同盟”中的人已组成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不同他们取得协议，他不想参加新的组织。沙佩尔和莫尔（J.Moll）领导下的“正义者同盟”曾经邀请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他们的“同盟”，但由于“同盟”的空想主义性质，两人拒绝了。不过“同盟”在伦敦的一段时期是最有成效的时期，它日益明确地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当他们两人请“同盟”建立通讯委员会时，沙佩尔回信说，已经这样做了，建立国际联系是必要的。
在这种形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必须同社会主义运动中他们认为不科学的和损害运动声誉的某些思想进行斗争。第一场冲突是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委员会的会议上同魏特林发生的，并在5月彻底决裂。但是，魏特林得到拥有许多报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由于海尔曼·克利盖（HermannKriege）在美国进行损害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声誉的宣传，1846年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5月11日，布鲁塞尔委员会通过了反对克利盖的决议。在魏德迈从德国寄来的信中可以看出，在德国关系也很紧张，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信徒绝不会赞同对鲍威尔、施蒂纳或卢格的观点的批判性清算。
与此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伦敦“正义者同盟”的联系日益紧密。1847年春天，莫尔在布鲁塞尔拜访马克思和在巴黎拜访恩格斯的时候，再一次邀请他们参加“同盟”，由于“同盟”在这段时间里已经抛弃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和空想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了。同伦敦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产生了一部著作，它是19世纪科学政治论著中流传最广的和最光辉的文献之一，这就是《共产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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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唯心主义时期（1837—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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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革命唯心主义时期（1837—1843）
一、卡尔·马克思（1837—1843）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38—1843）
一、卡尔·马克思（1837—1843）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都出生在德国的莱茵省，这个地区在19世纪初不仅经济最迅速地蓬勃发展，而且在拿破仑占领时期进行了最深刻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马克思在1818年5月5日生于特利尔，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当时在这个地区可以最强烈地感受到法国革命的精神，农奴制被废除了，城市获得了较大的自由。对这个地区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就是实施拿破仑《民法典》，这在法律上标志着绵延千百年的封建关系时期的结束。
经济蓬勃发展不仅摧毁了旧的行会，而且克服了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割据状态。例如，正是在马克思诞生的那一年，资产阶级使普鲁士全境成为统一的关税区。他们以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作为自己狂热的代言人，并且经过一番斗争，终于在30年代初结成了有德国18个邦参加的关税同盟。
但是，资本主义最初的发展不可避免地造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艰难处境。因此，正是在德国的这个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最初的社会批判。正好在马克思的故乡，加尔（L.Gall）在《需要救济什么？》（Štatrebapomoci?）一书中提出了抗议，稍后，毕希纳（G.Büchner）和魏迪希（F.Weidig）散发了《告黑森农民书》（DerHessischeLandbote,1834）的传单，但它在当时只得到微弱的反应，并且给作者带来了悲惨的后果。毕希纳不得不逃亡到瑞士；而魏迪希则被监禁，备受折磨，在1837年自杀。同年富有才华的毕希纳也去世。
此外，如果再加上马克思的父亲是犹太人出身的律师（1816年他改信新教），曾受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的熏陶，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生活在至少要比德国其他大多数地区更进步和思想更自由的环境中。
1835年中学毕业后，马克思到波恩学习法学；一年以后到柏林，听弗·卡·萨维尼（F.K.Savigny）、亨·斯特芬斯（H.Steffens）和爱·甘斯（E.Gans）的课。甘斯讲授黑格尔法哲学，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对当时的一代人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除了学习法学以外，马克思根据自己的爱好读了很多书，研究历史和哲学，给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写诗，开始参加柏林的学术生活和社交生活。
30年代末的柏林，在布鲁诺·鲍威尔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青年哲学家小组，即所谓“博士俱乐部”，它同时成了一个新的哲学派别——自我意识哲学——的核心。这个青年黑格尔小组中的主要人物，是被公认为黑格尔的继承者的布·鲍威尔。在他周围有阿·鲁滕堡、爱·梅因、卡·弗·科本、路·布尔（L.Buhl）、卡·瑙威尔克（K.Nauwerk）、康·施米特（C.Schmidt，即麦·施蒂纳[M.Stirner]）、布·鲍威尔的弟弟埃德加尔（Edgar）等人。阿·卢格（A.Ruge）和泰·艾希特迈耶尔（Th.Echtermayer）在1838年创办的《哈雷年鉴》（HallischeJahrbücher）是他们的文学刊物。[1]
马克思很快就成了“博士俱乐部”的成员，特别是成了布·鲍威尔、鲁滕堡、科本的朋友，因此他在学习上述各学科的同时，开始努力钻研哲学问题。这个时期，特别是在柏林，黑格尔是一切哲学讨论和研究的中心议题。这在各种青年黑格尔派别和正统黑格尔派别中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这个最初时期保存下来的东西中，除了诗歌笔记本之外，只有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写给父亲的一封非常有意义的信。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天才的青年大学生力图冲破当时思想牢笼的愿望和努力，他试图形成自己的观点，克服康德的先验论，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但黑格尔的“离奇古怪的调子”他并不喜欢。他写了一个关于《克莱安泰斯，或论哲学的起点和必然的发展》（Kleanthesilioizvoruinužnomrazvojufilozofije）的长篇对话，但这份对话没有保存下来。他在信中说：“我最后的命题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为了写这部著作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有了某种程度的了解，它令我费尽了脑筋，结果写得条理井然（因为它本该是一部新逻辑学），连我自己现在都很难再产生那样的思路了；这个在月光下抚养长大的我最可爱的孩子，就像狡猾的海妖，把我诱入敌人的怀抱。”[2]
[1]施蒂纳的狂热拥护者J.H.马凯（J.H.Mackey）在《麦克斯·施蒂纳的生平和亊业》（MaxStirner,seinLebenundseinWerk,1989）中详细地叙述了这个后来被称为自由人（DieFreien）的集团，关于黑格尔以后的哲学请参见卡尔·勒维特（KarlLöwith）的《从黑格尔到尼采》（VonHegelzuNietzsche,1941）。
[2]Marxovopimoocuod10.Novembra1837.God.,OdabranapismaK.MarxaiF.Engelsa,Zagreb1956,str.26.（参见马克思：《致亨利希·马克思（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译者注）
这个时期，马克思详细地了解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主义，参加“博士俱乐部”的讨论，完成法学的学业，准备和写作哲学博士论文。30年代末，在鲍威尔同亨斯滕贝格发生论战之后，教育大臣和黑格尔派的保护人卡·阿尔坦施泰因（K.Altenstein）在右派的压力下，把鲍威尔调到波恩大学，并打算在短期内把他提拔成教授。鲍威尔从波恩给马克思写信，谈到当时系里的昏庸麻木和学术上受掣的状况，并劝马克思尽快结束考试，到波恩来任教。但是1840年，在阿尔坦施泰因大臣去世后，神学系解除了鲍威尔的职务。如果再加上普鲁士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基和反动的教育大臣约·阿·弗·艾希霍恩（J.F.Eichorn）上台以后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那么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种环境下马克思放弃了到大学去执教的任何打算。他和青年黑格尔派一起，投入了当时现实的斗争，并利用最初的机会，在完成学业后，开始了撰写公开政论的活动。
1841年初，马克思还同聚集在卡·里德尔（K.Riedel）和爱·梅因两人周围并出版《雅典神殿》（Athenäum）杂志的一群激进的作家来往。这个杂志是由“博士俱乐部”的成员创办和主编的，在那里刊登了马克思的《狂歌》（WildeLieder），这是他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作品！
3月底马克思完成了法学的学业，4月初就提出了自己的学位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年4月15日，耶拿大学在他缺席的情况下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是理解马克思当时观点和主张的最重要的著作。从序言和以后的分析中已经可以看出，马克思属于黑格尔的哲学流派，他赞成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突出地强调了自由的问题。由此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马克思承认黑格尔在设想“他的哲学史……大胆的计划”中的宏伟构思和重大意义，“一般说来哲学史是从它开始的”[1]，但在解释和评价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对希腊哲学史和希腊一般思想的意义时，他有不同于黑格尔的看法。
[1]K.Marx,RazlikaizmeduDemokritoveiEpikurovefilozofijeprirode,Beogra1963,str.5.（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页。——译者注）
这位为人的解放而奋斗的年轻战士只是在若干年后才在自己的著作中为人类开创了新的境界，但是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就已经向天上和人间的一切神灵宣战并采取批判的态度。他抛弃了普鲁塔克（Plutarh）把哲学带上宗教法庭的企图，满足于休谟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并得出结论说：“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1]
在谈到对德谟克利特哲学和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时，大家知道，黑格尔对留基伯-德谟克利特哲学的评价远远高于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评价。他认为前一种哲学是对事物的思辨表述，一（Eins）是对自为存在的确定；而认为后一种哲学是下降到人们通常理性的观点和无思想性。
[1]K.Marx,RazlikaizmeduDemokritoveiEpikurovefilozofijeprirode,Beogra1963,str.6.（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9—190页。——译者注）
马克思对这两种哲学的评价则正好相反。德谟克利特把感性现实归结为主观的假象，把哲学所不能满足的东西投人实证知识的怀抱，而把必然性当作普遍规律。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从感性认识出发，认为实证科学不是重要的，并且与绝对的决定论相反，承认偶然性和自由。而这也就是马克思同黑格尔的解释的区别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的观点证明了，他把原子的本质规定性和形式规定性（Formbestimmung）理解为摧毁盲目必然性的因素。“这就是说,原子偏离直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范围。”[1]所以，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在应该表现出对他物的一切关系的独立和否定的地方，都摆脱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因此，行为的目的就是从痛苦和慌乱中抽象出来，脱离出来，即内心的平静。所以善就是逃避恶，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最后，凡是抽象的个体性以其最高的自由和独立性，以其完整性表现出来的地方，那里脱离出来的定在，完全合乎逻辑地就是一切的定在，因此众神也避开世界，对世界漠不关心，并且居住在世界之外。”[2]
虽然马克思在这里仍然追随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论点及其在哲学史中的运用，即把原子的形式规定性（观念性）理解为原子的本质定义，从而基本上和黑格尔一样把观念性阐释为自为存在，但是他已经完全本着自我意识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这一原则，并前进一步，使自我意识本身客观化。
[1]K.Marx,RazlikaizmeduDemokritoveiEpikurovefilozofijeprirode,Beogra1963,str.23.（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译者注）
[2]K.Marx,RazlikaizmeduDemokritoveiEpikurovefilozofijeprirode,Beogra1963,str.24.（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215页。——译者注）
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只知道原子的物质存在、必然和盲目运动，因而没有看到排斥的观念方面、作为自我规定的形式规定。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同时也是自由活动、实践和人的一般自由的首要前提。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虽然仍本着唯心主义的精神，但是已经叙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的某些基调，他写道：“而事实上，直线存在的个体性只有当它同一个他物发生关系，而这个他物就是它本身时，它才是按照它的概念实现了的，即使这个他物在直接存在的形式中是同它相对立的。所以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1]
[1]K.Marx,RazlikaizmeduDemokritoveiEpikurovefilozofijeprirode,Beogra1963,str.25.（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6页。——译者注）
马克思通过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首先是伊壁鸠鲁的哲学，企图在各个方面不仅深入到哲学的本质，而且探索自己时代的本质。自我意识的观点，归根到底是自由的观点，它主要不在于具有沉思的意义，而在于本身包含了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历史实践的问题，虽然仍然贯穿着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但已经是马克思当时系统考察的问题，并成了他全神贯注的根本问题。这在他论文的附注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例如，马克思在一条附注中这样叙述这个问题：“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体系便被降低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这就是说，它成为世界的一个方面，于是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与它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哲学体系为实现自己的愿望所鼓舞，同其余方面就进入了紧张的关系。它的内在的自我满足及关门主义被打破了。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人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凡是反对它的东西、凡是它所反对的东西，总是跟它相同的东西，只不过具有相反的因素罢了。”[1]
如果再加上马克思当时已经用自我意识来取代神灵，而关于上帝的证明只不过是存在人的自我意识的证明，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目的：向他当时认为历史上不合理的、限制自我意识活动的种种历史势力展开斗争。而他从事这一活动的时机很快就到来了。
马克思回到故乡后遇到了比柏林更加强烈和更加现实的政治风暴。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后，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继位。人们曾对新国王抱有较大的希望。但是，他在统治的初期做出若干自由主义的姿态以后，很快就以其反立宪政体的措施使资产阶级感到失望。这对于一个深受哈勒（C.L.V.Haller）的著作《国家学的复兴》（Restauracijomdržavnihznanosti）和浪漫主义的历史法学派鼓舞的君主来说，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历史法学派把封建君主制解释为上帝安排的制度。而对于这个学派，黑格尔早已说过，这是一个民族可能遭受的最大耻辱。[2]完全可以理解，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也根本不想颁布一部宪法，虽然这样一部宪法是他的父亲在反对拿破仑的战斗中为了得到公民的支持而庄严地答应要赐给他们的。
[1]K.Marx,RazlikaizmeduDemokritoveiEpikurovefilozofijeprirode,Beogra1963,str.67-68.（参见马克思：《〈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译者注）。君特·希尔曼（GünterHillmann）在《马克思和黑格尔》（MarxundHegel,Frankfurta.M.1966）中，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做了十分详细的分析，并对过去解释马克思的这个最初发展阶段的许多看法进行了探讨。
[2]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弗·尤·施塔尔（F.J.Stahl）、古·胡果（G.Hugo）、卡·路·冯·哈勒、亚·亨·弥勒（A.H.Müller）。他们全都是自然法理论的坚决反对者。他们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各个阶层作为有机体的器官各自完成上帝的意志规定的职能，因此这种制度是永恒不变的。他们是反动的专制主义的理论代表者和一切自由主义倾向的运动的反对者。
但是，无论资产阶级，更不用说无产阶级，都没有做激烈斗争的准备。思想总是走在社会冲突的前面；当时不仅在哲学中，而且在文学中都是如此。40年代是政治抒情诗繁荣昌盛的时期。格奥尔格·海尔维格（GeorgHerwegh）以他的《一个生者的诗》诗集（Pjesmejednogživog,1841）获得了非凡的成功，而被梅林称为德国第一位无产阶级诗人的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FerdinandFreiligrath）则更加超过了他。此外，应该特别提到最伟大的诗人亨·海涅，当时进行活动的还有格奥尔格·维尔特（GoergWerth）、弗·丁盖尔施泰特（F.Dingelstedt）、罗·普鲁茨（R.E.Prntz）等人。
在政治方面，马克思在莱茵省正好碰上一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报纸在筹备出版。这就是大家知道的《莱茵报》，它于1842年1月1日在科伦创刊。1月中旬以前报纸的主编是T.赫夫肯（T.Höffken），以后是鲁滕堡。主持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格奥尔格·荣克（GoergJung）和达·奥本海姆，他们都是奋发有为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参加报纸创办工作的还有莫泽斯·赫斯（MosesHess），他无疑是这批人中最值得注意和最有才能的人物。[1]
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是评论新颁布的书报检査令的。原先的书报检查令是1819年颁布的，按照这个法令对书报进行十分严格的检查。人们期望新国王会把它废除。可是新政府很快就查禁了《哈雷年鉴》，于是卢格到德累斯顿去，继续出版《德国年鉴》（DeutscheJahrbücher）。而鲍威尔，我们已经知道，则被解除了大学中的职务。1842年发布了新的书报检査令，对此，马克思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寄给卢格。由于受到书报检查，文章在1843年初才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a）中。在这本《轶文集》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也发表了费尔巴哈的著名的哲学改革的纲要。
[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后对当时的形势概括如下：“的确，资产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15个月之后就被査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1842年的事。”（F.Engels,RevolucijaikontrarevolucijauNjemačkoj,Kultura1953,sir.23-24·[参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5页。——译者注]）
这篇文章同马克思在这一年所写的其他文章一样，本着与博士论文相同的精神，着重要求实现思想自由，但已经公开批判官僚制度。马克思以其非凡的笔调谴责了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这当然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的书报检查制度，以及本世纪中认为书报检查制度似乎是马克思思想遗产的许多论调！）：“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精神的最主要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适的表现；精神只准穿着黑色的衣服，可是花丛中却没有一枝黑色的花朵。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而你们要把什么东西变成精神的实质呢？谦逊。歌德说过，只有怯懦者才是谦逊的，你们想把精神变成这样的怯懦者吗?”[1]
[1]K.Marx,BemerkungenüberdieneuesteprussischeZensurinstruktion,Berlin1958,Werke,sv.1,str.6.（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译者注）
马克思写道，你们要求人们变得谦逊，却以最不谦逊的方式把人们变成窥测人心的人，变成无所不知的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家等，这怎么能提高民族感呢？如果这些人是如此博学多才，而每个城市里至少有一个，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文章和著作来提高我们的文化呢？“这些老谋深算的、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利诺山的人们，为什么一声也不响呢？这些人实在太克制了。他们在学术界无声无臭，但是政府了解他们……我们在这种博学多才的官僚的阶梯上登得越高，接触到的人物也就越令人惊奇。”[1]
马克思也马上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评论莱茵省议会1841年夏就出版自由进行的辩论的。当时的议会仍然完全依附于政府。贵族占有半数议席，关于政府的提案，议会只有建议权。只是对本省的市政公用事业才有决定权，而且在这里，贵族占有必要的多数。受到格·荣克和阿·卢格热烈欢迎的关于出版自由的文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以及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都仍然是从革命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写成的。[2]
马克思作为报纸的撰稿人，并从10月起作为报纸的主编，必然会日益碰到和不得不处理当时的迫切问题，当然也包括实际问题。在10月，他就不得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关于《莱茵报》宣传共产主义观点的指责进行答复。
德国公众在罗仑兹·施泰因（Lorenz-Stein）的书《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SocijalizamikommunizamudanašnjojFrancuskoj,1842）出版之前，就已经知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在40年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关于圣西门主义的书籍和评介傅立叶的文章，而在《莱茵报》上则发表了莫·赫斯的一批文章，他在文章中已经是社会主义的维护者。[3]
[1]K.Marx,BemerkungenüberdieneuesteprussischeZensurinstruktion,Berlin1958,Werke,sv.1,str.20.（参见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译者注）
[2]这些文章有：《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1842年5月），《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1842年7月），《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1842年8月）。
[3]也应当注意到，当吋德国已经有了一批社会主义政治流亡者,他们在法国建立了第一个德国工人联盟——“流亡者联盟”（1834年），领导人是雅·费奈迭（J.Venedey）和泰·舒斯泰尔（Th.Schuster）博士。这个联盟很快就分裂为左派和右派，此后，左派在舒斯泰尔的领导下组成了“正义者同盟”（1836年）。从“正义者同盟”的队伍中涌现出了德国空想共产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家威·魏特林（W.Weitling）,以及一批著名的革命家和后来马克思的友人卡·沙佩尔（K.Schapper）、亨.鲍威尔（H.Bauer）、威.沃尔弗（J.Wolff）、奥·艾韦贝克（A.Everbeck）等人。
当《莱茵报》发表了魏特林的门徒关于斯特拉斯堡学者代表会议的一篇短文，说那里讨论了社会主义的时候，奥格斯堡《总汇报》对此进行了攻击。马克思公开指出，对有关最近的社会状况的新闻保持沉默，并不能掩盖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等级的一部分权力和财产这个事实。这在法国和英国是谁都明白的，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马克思写道，但是我们“没有本事单纯用空话来解决那些正由两个民族在解决的问题”[1]。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个结论也说明了马克思当时对问题的认识）说：“《莱茵报》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但是，对于像勒鲁、孔西得朗的著作，特别是对于蒲鲁东的机智的著作，决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关于这一点，如果奥格斯堡女人想要得到比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东西，如果她具有比说美妙动听的空话更多的才能，那她也会承认的……我们坚信，构成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阐述；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大量地进行，那么，它一旦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而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同时也是魔鬼，人们只有服从它才能战胜它。”[2]
[1]K.Marx,DerKommunismusunddieAugsburger"AllgemeineZeitung",Werke,sv.1,str.107.（参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译者注）
[2]K.Marx,DerKommunismusunddieAugsburger"AllgemeineZeitung",Werke,sv.1,str.108.（参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296页。——译者注）
对马克思的今后发展起更重要作用的因素是，他作为报纸的编辑，必须结合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地产分割、自由贸易展开的辩论去研究经济问题。在1842年10月和11月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显示出他对青年黑格尔派认为哲学不屑一顾的世俗问题的另一种看法、另一种认识和另一种方针。马克思得出了一种对他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意义的认识：法和法律不能脱离社会关系来进行考察，在社会中私人利益被看作最终目的，因此，法必然要体现这一利益，不然就会变成无的放矢。省议会的基础是各个等级，因此一切结论都与此相适应。在这种形势下，私人利益必然要超过公共利益。“在西伯利亚也像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像在莱茵省一样，林木所有者仍然是林木所有者。因此，如果由林木和林木所有者本身来立法的话，那么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立法的地理位置和立法时使用的语言不同而已。这种下流的唯物主义，这种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是《普鲁士国家报》正向立法者鼓吹的那一套理论的直接后果，这一理论认为，在讨论林木法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只是树木和森林，而且不应该从政治上，也就是说，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1]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因为“我们的省等级会议已经履行了自己作为省等级会议的使命，但是我们决不是想要为它辩护。莱茵省人应该在省等级会议中战胜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所有者。从法律上说，省等级会议不仅受权代表私人利益，而且也受权代表全省的利益”[2]。
[1]K.Marx,DebattenüberdasHolzdiebstahlsgesetz,Werke,sv.1,str.147.（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290页。——译者注）
[2]K.Marx,DebattenüberdasHolzdiebstahlsgesetz,Werke,sv.1,str.147.（参见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译者注）
这基本上就是那些对马克思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它们使马克思逐渐抛开唯心主义的思辨领域，并认识到，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的问题必须争取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解决，而不仅是在思想上解决。因此十分自然，他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就同自己过去在“博士俱乐部”中的友人发生冲突，那些人当时已经叫作“自由人”，或者按照当时他们所住的雅科布·希佩尔旅馆的名称叫作“希佩尔的自由人”。他们避开强烈的阶级背景，沉溺于自己的唯心主义自我意识哲学中，设想用激进主义、无神论、各种宣言等来解决世间的问题。1842年6月由于《哥尼斯堡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而开始发生冲突，而在1842年11月发展到顶点，当时在一次会议上卢格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了，接着海尔维格也同他们决裂了。马克思当时站在卢格和海尔维格一边，并在11月29日的《莱茵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声明，声明中列举了卢格和海尔维格谴责“自由人”的行为和表现的种种理由。“自由人”通过梅因向马克思提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马克思语），对此，马克思在11月29—30日的信中做了尖锐的答复。结果他们就不再为《莱茵报》撰稿。如果我们了解数日之前马克思曾会见弗·恩格斯（他在此以前曾接近这个集团），那么就会明白，他们俩人的第一次会见必然是冷淡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致卢格的信是十分重要的。马克思指出，“柏林上空阴云密布”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不同意那些人的来稿，而且没有发表他们的几篇写得极其草率和毫无根据的文章（他们的自由是力图“摆脱一切思想的自由”）。马克思指出，第二个因素是鲁滕堡被解除了主编的职务，因为他力不胜任，可是他却说报纸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采取了另一种立场。第三个因素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他们同卢格和海尔维格的冲突，因此马克思提到了梅因的信和自己的答复。“我立即回了信，并坦率地谈了对他们的作品不足之处的意见，这些作品不是从自由的即独立的和深刻的内容上看待自由，而是从无拘无束的、长裤汉式的且又随意的形式上看待自由。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我说，我认为在偶然写写的剧评之类的东西里塞进一些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条，即新的世界观，是不适当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我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实地加以讨论。”[1]
《莱茵报》激进的方针，卢格在《德国年鉴》中宣扬民主的政论，以及被国王本人指控叛国的约翰·雅科比（JohannJacoby）被无罪开释一这一切都促使国王和政府设法查禁所有这些报刊（萨克森政府在1843年1月就已经查封了《德国年鉴》）。在1月里就已经做出决定，在3月底禁止《莱茵报》发行。对报纸的査封引起了一定的分化。股东们想通过让步来避免查封。马克思则不抱任何幻想。3月18日《莱茵报》第77号上刊登了一个声明：“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2]
马克思在政治上的激进观点使得他在此以前就已经采取了反对君主制和拥护民主制的立场。这样他就已经同当时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发展观分道扬镳。另一方面，无神论也使他接近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激进无神论观点。使他摆脱唯心主义观点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是马克思当时碰到的具体社会政治问题，它们表明，应当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在政治中，求得问题的解决。
可以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新阶段的标志的一个决定性的文件（此后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也证明了这一点），就是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3月初，马克思收到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书中也发表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创办一个新刊物的问题，并谈到同法国进步的和革命的思想家合作的新计划，而且已经拟定刊物的名称是《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大家知道，后来卢格釆纳了这个名称。接着，马克思谈到他想用一点时间到克罗茨纳赫去看望自己的未婚妻燕妮，并同她结婚，因此在准备几篇打算付印的作品。在谈到费尔巴哈的《纲要》时，马克思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惟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3]
这样，革命唯心主义时期就结束了。从此以后，马克思走上了自己的道路。
[1]K.Marx,PismoA.Rugeuod30.novembra1842.god.,Odabranapisma,str.51.（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2年1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译者注）
[2]K.Marx,Erklärung,Werke,sv.1,str.20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5页。——译者注）
[3]K.Marx,PismoA.Rugeuod30.novembra1842.god.,Odabranapisma,str.54.（参见马克思：《致阿·卢格（1843年3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页。——译者注）
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38—1843）
恩格斯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也生于莱茵省。他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巴门，这是德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他幼年时生活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只不过当地条件和家庭教育不同。恩格斯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在巴门开纺纱厂的工业家，后来又在曼彻斯特和恩格斯基尔亨设厂。马克思的父亲是受到法国启蒙学派思想熏陶的人，与此不同，恩格斯的父亲则是一个严格的虔诚派教徒，因此恩格斯带着强烈的宗教信念从中学走向社会。此外，恩格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上过大学。在他中学毕业之前，父亲在1837年1月把他派到不来梅[1]，在友人亨利希·洛伊波德（LeupoldHenrich，萨克森领事和洛伊波德出口商行经理）的商行中学习经商。
[1]原文如此。恩格斯在1837年9月由于父亲的坚持，离开中学，到他父亲在巴门开设的营业所当办事员。1838年7月到不来梅一家贸易公司实习经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45页。——译者注
恩格斯来到不来梅自由市，是他的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不来梅，他可以更顺利地和不受阻碍地观察当时文化和政治中的迫切事件，得到在巴门和普鲁士遭到禁止的书籍，更积极地参加当时的文化和政治事件。这个年轻人很有文化修养，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敏锐的观察力，心胸开阔，渴望获得知识，他如饥似渴地浏览和钻研当时最重要的著作。他的兴趣始终是非常广泛的。从他给妹妹玛丽亚（Marija），即他在自己的兄弟姊妹中最钟爱的妹妹的信中，特别是他给友人神学系大学生弗里德里希·格雷培（FriedrichGraeber）和威廉·格雷培（WilhelmGraeber）的信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当时的生活。他谈到自己的科学研究、文化生活、看戏、参加晚会、听音乐会、学习作曲、写诗等。恩格斯的第一个公开发表的作品，也和马克思一样，是一首名叫《贝都因人》（DieBeduin）的诗，于1838年9月16日发表在《不来梅杂谈报》上，诗中以含蓄的口吻讽刺了科采布（A.Kotzebu），并且用席勒（“我国戏剧的最好的名家”）来同他对比。[1]
[1]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当时环境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的参考书以外，除了迈耶尔写的迄今最详尽的《恩格斯传》（1934）以外，近来出版了霍尔斯特·乌尔利希（HorstUllrich〉的专著《恩格斯的青年时代》（DerjungeEngels,Isv.Berlin1961,IIsv.Berlin1966），该书是对恩格斯在1834—1845年世界观的发展所做的历史传记性研究（第2卷的中译本，1980年三联书店出版——译者注）；集体创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Ist,Berlin1970）。南斯拉夫书籍中请参见B.戴贝尼亚克（B.Debenjak）：《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Engels-zgodovinainodtujitev,Maribor1970）。
在这个时期，有两个运动对年轻的恩格斯的发展打下了最深刻的烙印。一个是“青年德意志”文学运动，它受到海涅和白尔尼的强烈影响；另一个是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发展，特别是黑格尔左派及其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德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人道主义以及以往的历史事件都促使恩格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工人群众的困难处境。于是这个还不满十九岁的青年人正是就这些问题写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伍珀河谷来信》（BriefeausdemWuppertal。文章于1839年3—4月登载在谷兹科夫编辑的《德意志电讯》（TelegraphfürDeutschland）杂志上，其中描述了他故乡的状况、堕落现象、神秘主义和酗酒盛行等。“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工厂劳动大大助长了这种现象。在低矮的房子里劳动，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6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这就剥夺了他们的全部精力和生活乐趣。单干的织工从早到晚蹲在自己家里，躬腰曲背地坐在织机旁，在炎热的火炉旁烤着自己的脊梁。因此，这些人不是信奉神秘主义就是酗酒。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这种粗暴的令人反感的神秘主义，必然会造成截然相反的极端，结果首先就出现这样一种说法：那里的人不是‘正派人’（人们这样称呼神秘主义者）就是放荡不羁的地痞流氓。这种向两个敌对营垒——不管这些营垒的性质如何——的分化本身就会断送人民精神的任何发展。即使其中一个营垒归于消失，那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两个营垒的人都患有肺结核，既然这样，那还会有什么好指望的呢？”[1]
恩格斯接着谈到了疾病流行的情况，工厂中学龄儿童的劳动，工厂主的虔诚主义的伪善（他们雇佣幼童，只给很少的工资），虔诚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蒙昧主义（他们禁止读小说、听音乐会等），并在结尾处说：“这就是伍珀河谷虔诚派的活动情况；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会搞出这样一些名堂来；但总可以相信，就是这个旧蒙昧主义的断崖也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2]
应该提醒，虔诚派作为新教内部的宗派运动是在17世纪产生的，它只是在极其有限的意义上要求进行教会改革。虔诚派教徒对世俗的一切都采取不宽容的态度，抛弃科学和艺术，反对一切哲学和启蒙运动，因而是教会神秘主义的最落后的表现。在恩格斯的故乡，虔诚派具有强大的影响。年轻的恩格斯，虽然仍受到宗教的影响，但由于自己的人道主义修养和开朗的性格，不能容忍这种落后和原始的现象。
[1]F.Engels,BriefeausdemWuppertal,Werke,sv.1,str.417-418.（参见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译者注）
[2]F.Engels,BriefeausdemWuppertal,Werke,sv.1,str.417-418.（参见恩格斯：《伍珀河谷来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页。——译者注）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并没有署名。他多半是由于家庭的缘故，对以后的文章，直到1842年底，都只署“弗”或“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因此，人们不知道谁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后来首先猜想它们是巴枯宁写的。为巴枯宁作传的麦·纳特劳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认为这些文章和巴枯宁的文章在风格上没有区别。以后，符·帕彭海姆和爱·伯恩施坦断定，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应该实有其人。只是经过古·迈耶尔和达·梁赞诺夫的研究，特别是在恩格斯致格雷培兄弟、致妹妹玛丽亚和致阿·卢格的信（在1842年6月15日致卢格的信中谈到这些著作）被发现以后，这个问题才弄清楚。原来弗·奥斯渥特就是年轻的恩格斯。
在这个时期以前，德国哲学对他的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1839年4月左右，“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政治色彩，这一定是这一派的领袖和《德意志电讯》杂志的编辑谷兹科夫的影响的结果。例如，从1839年4月8—9日致弗·格雷培的信中可以知道，他认为七月革命是解放战争以后人民意志的最卓越的表现，海涅和白尔尼日益举足轻重，以谷兹科夫为首的新的一代的成长是与他们有联系的，并得出结论说：“由于这种同心协力，青年德意志的目标日益明确，这就是他们意识到的‘时代观念’。这些本世纪的观念（奎纳和蒙特就是这样说的）并不像人们诬蔑的那样，是某种蛊惑人心的或反基督教的东西；它们建筑在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之上，并且涉及现代关系中同这种权利相矛盾的一切事物。这些观念包括：首先是人民参与国家管理，也就是实行立宪制度；其次是犹太人的解放，取消一切宗教强制，取消一切门阀贵族，等等。对于这些，谁能反对呢？”[1]
恩格斯继续写道，他已是一个诚心诚意的青年德意志派了，由于本世纪的观念而夜不能寐，每当看到普鲁士国徽时，就浑身充满了自由的精神。但同时他也指出，他远远地避免使用他们的华丽辞藻，如世界性灾难、世界历史因素等。
我们看到，恩格斯的转变首先是在文学和政治方面。在德国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及革命和解放事件的影响下，恩格斯的思想日益发展。这一切使得他更加尖锐地反对教会神秘主义的落后形式以及当时其他不合时代潮流的现象。他在信中公开宣布，他一度曾是神秘主义者，但从来不是虔诚派信徒，不过这都是往事了。现在他是自由的超自然主义者，但能保持多久，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1]F.Engels,Fr.Graeberuod8-9.aprila.1839.god.Werke,Ergänzungsband,sv.2,Berlin1967,sir.366.（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4月8—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页。——译者注）
这些志趣必然引导恩格斯去研究哲学问题，而哲学问题在当时正是在围绕宗教开展讨论的标志下的一件大事。从他在1839年4月到7月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1]，我们了解到，他从读施特劳斯的著作入手，已经开始对自己的“伍珀河谷的信仰”表示怀疑，他阅读了亨·莱奥（H.Leo）的书以及围绕他的《黑格尔分子》（DieHegelingen）一书进行的争论，他还读了施莱艾尔马赫尔（F.E.D.Schleiermacher）的书。他日益接受唯理论的观点：只有在理性面前经得住考验的学说才能算是上帝的学说；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是，某人可能因为是唯理论者而受到永世诅咒，斯宾诺莎、康德或白尔尼就可能受到永世诅咒；只要怀疑是真诚的，就存在怀疑权；因此可以期望“世界的宗教意识发生一场彻底的变革。要是我自己把一切都弄清楚就好了！不过这一定能办到，只要我有时间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深入研究”。恩格斯在结束此信时写道：“人生来是自由的，他就是自由的！”[2]
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恩格斯艰难地经历了自己的意识和信仰危机。他写信的时候很激动，“眼里流着泪”，当时在施莱艾尔马赫尔的心的宗教观中寻找某种差强人意的出路。他在自己的唯理论的怀疑中看到，可以从这种观点中找到暂时的出路：仍然信神（相信“心”），但可以用理性的批判态度对待《圣经》和宗教观念。
[1]恩格斯1839年4月23日一5月1日致弗·格雷培的信，4月23—30日、5月24日—6月15日致威·格雷培的信，6月15日、7月12—27日致弗·格雷培的信，7月30日致威·格雷培的信。
[2]F.Engels,Pismo,Fr.Graeberuod15.juna.1839.god.Werke,Ergänzungsband,sv.2,Berlin1967,sir.402.（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6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译者注）
但是，在这几个月里他努力钻研青年黑格尔派的论点，特别是施特劳斯的书，结果他接受了黑格尔左派所主张的黑格尔学说。从1839年10月到12月致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一转变已经完成了。他在10月8日致威·格雷培的信中就已经说：“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现在我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只管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得不知该往哪儿逃。真的，威廉，大局已定，我是施特劳斯派，我是个可怜的诗人，在天才的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的羽翼下藏身。”[1]
完全可以理解，在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影响下，恩格斯日益吸收现代的风格，而海涅、奎纳、谷兹科夫、文巴尔克、白尔尼是他的楷模，他拟订了某种文学创作计划，接着把禁书寄往巴门，并在年底说：“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我当然不会成为像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的主要内容。黑格尔关于神的观念已经成了我的观念，所以，我加人了莱奥和亨斯滕贝格所谓的“现代泛神论者”的行列，我很清楚，光泛神论这个词本身就会引起没有思想的牧师们的极大反感。”[2]
[1]F.Engels,Pismo,Fr.Graeberuod8.oktobra.1839.Werke,Ergänzungsband,sv.2,Berlin1967,sir.419.（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译者注）
[2]F.Engels,Pismo,Fr.Graeberuod9.dec.1839-5.febr.1840.Werke,Ergänzungsband,sv.2,Berlin1967,sir.438-439.（参见恩格斯：《致弗·格雷培（1839年10月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译者注）
从11月起，恩格斯经常为《德意志电讯》和其他杂志撰稿。第一篇是《寄自爱北斐特》的通讯（1839年11月），文中简短地指出，这个地区的状况仍然和他写《伍珀河谷来信》时一样。他写了关于德国民间故事书、关于卡·倍克（K.Beck）、关于奧·普拉滕（A.Platen）以及其他作家的文章，而从1840年7月起为斯图加特的《知识界晨报》寄了一批关于不来梅的生活和大事的通讯。[1]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1841年1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阿恩特是反对拿破仑的老战士，为此不得不逃离德国。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回国。恩格斯怀着极大的兴趣评述了这次战争。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推翻外国统治，因为这一举就完成了，而是人民不经各邦君主的允许自行起来斗争，而且迫使当权者站出来领导这一起义。简言之，“我们在一瞬间就成了国家权力的源泉，成了享有主权的人民——这才是那些年的最高成就。因此，战后最清醒地感觉到这一点并且最坚决地朝这个方向行动的人，在政府眼里就必然成了危险人物”[2]。
尽管反对拿破仑占领的斗争是完全正义的，但是恩格斯没有陷人片面地叫嚷反对法国人，而是直接指出，拿破仑实现了犹太人的解放，实行陪审法院，实施健全的私法以代替罗马法大全。恩格斯批判了阿恩特主张的不加区分的君主制。他问道，这里指的是什么样的君主制：立宪君主制还是专制君主制？阿恩特及其追随者认为，人民和君主互爱，他们为造福全国而共同奋斗是国家的幸福。“相反，我们则坚决主张，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首先必须在法律上有一种井然有序的关系。然后才能确立并且保持亲善的关系。首先是法律，尔后才是公道！”[3]
[1]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的文章有：《德国民间故事书》（1839年11月），《卡尔·倍克》（1839年12月），《时代的倒退征兆》（1840年2月），《普拉滕》（1840年2月），《约艾尔·雅科比》（1840年4月），《为德国〈贵族报〉作的追思弥撒》（1840年4月）；而在《知识界午夜报》上，除了关于不来梅大事的通讯外，还在1840年3—5月连载了一篇长文《现代文学生活》。
[2]F.Engels,ErnstMoritzArndt,Ergänzungsband,sv.2,str.121.（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269页。——译者注）
[3]F.Engels,ErnstMoritzArndt,Ergänzungsband,sv.2,str.125.（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译者注）
恩格斯接着十分尖锐地批判了历史法学派及其“国家有机体”学说，因为它从反动的立场出发为过去和狭隘民族主义做辩护。恩格斯大声疾呼：“主要的不就是人类的发展高于民族的发展吗？”[1]这里表现出了他的开阔的思想境界，这使他能很快地领会到自由的问题是当今世界的国际问题。
此外，恩格斯认为重新占领莱茵河左岸是必要的，甚至比利时和荷兰这些已经分离出去的地方的日耳曼化也是必要的。他写道，在这些国家中德意志民族受到压迫，而在东方，斯拉夫民族正在日益兴起和壮大。这里已经表现出他考察欧洲问题（从大民族的立场考察问题！）的某些特点，它们后来在恩格斯评价欧洲近代史和当时事件中也曾反映出来。但是，对于上述这些要求，恩格斯也马上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只要我们不能给阿尔萨斯人以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即在大国范围内的自由的社会生活，我们就对不起阿尔萨斯人。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同法国再较量一番，那时就会看出，究竟谁有资格得到莱茵河左岸。而在此以前，我们可以安心地将这个问题由我们的民族性和世界精神的发展去解决；在此以前，我们要谋求欧洲各民族之间彼此有充分的了解，并且争取本民族内部的统一——我们的第一需要和我们的未来自由的基础。只要我们的祖国处在分裂状态，我们在政治上就等于零，社会生活、完善的立宪制度、新闻出版自由以及我们所要求的其他一切都不过是一些无法实现的虔诚的愿望而已。这是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的目标，而决不是去消灭法国人！”[2]此外，文章中也谈到了黑格尔学说发展中的某些现象，认为施特劳斯在神学领域，而甘斯和卢格在政治领域是当代的旗帜。
[1]F.Engels,ErnstMoritzArndt,Ergänzungsband,sv.2,str.127.（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译者注）
[2]F.Engels,ErnstMoritzArndt,Ergänzungsband,sv.2,str.131.（参见恩格斯：《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1页。——译者注）
从《伊默曼的〈回忆录〉》一文（刊登在1841年4月的《德意志电讯》上）中，我们特别可以看出，二十岁的恩格斯已经明确地表述了他今后要为真理、为人类的解放和为新思想的实现而奋斗。他认为文学中老的一代已经凋零殆尽，现在一切都期待着年轻的一代。这一代人不是驯服听命的，不愿意跟着别人走，而要自己探索道路。对青年的试金石是新的哲学，他应当勤奋努力地掌握它，但不要丧失青年的热情。“谁害怕观念之宫所在的密林，谁不敢手持利剑披荆斩棘，不敢以热吻来唤醒沉睡的公主，谁就不配得到公主和她的王国；他可以到他想去的地方，去当乡村牧师、商人、法官，或者去干他想干的事，顺应天意娶妻生子，但是时代不会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1]
恩格斯继续说，今天的青年受过黑格尔学说的熏陶，他的体系荚壳中的许多种子已在青年的心田中苗壮发芽。这一切都表明，时代的命运不取决于老年人的胆小怕事的虔诚信念或市侩习气，而取决于青年人的桀骜不驯的炽烈的热情。“因此，只要我们还年轻，还富有火热的力量，就让我们去为自由而斗争吧；谁知道当暮年悄悄来临时，我们还能不能进行这样的斗争！”[2]
[1]F.Engels,Immermanns"Memorabilien",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148.（参见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译者注）
[2]F.Engels,Immermanns"Memorabilien",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149.（参见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译者注）
1841年春，恩格斯又回到故乡，从他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准备到柏林去服兵役。10月他已经到了柏林，这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中心。在半年前马克思曾经参加过的小组里，恩格斯明确地变成了一个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他马上就有机会表现自己对黑格尔和自我意识哲学的热忱赞赏。这一年，普鲁士政府请年迈的谢林用他神秘主义的实证哲学来消灭黑格尔学说中的“毒蛇的种子”。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慕名赶来听谢林讲课。但是，所有思想比较进步的人，都对这个过去某个时候开拓新道路的著名人物的思想堕落深感失望。此外，其中许多人还对谢林对待黑格尔的态度表示愤慨。情绪激昂而富有斗争心的恩格斯，在柏林居住期间，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后来又写了两个小册子评论谢林及其讲授的课程。[1]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第二个作品《谢林和启示》，文中简短地叙述了黑格尔学说发展的阶段。恩格斯认为，黑格尔体系大体上在1810年底已经准备就绪，而在1820年左右这一过程已彻底完成，黑格尔政治观点的形成受到英国制度的影响，并带有复辟时期的明显烙印，因此他不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看来完全不同，“如果他更多地拋弃自己在当时的精神气氛影响下所汲取的实证的要素，而更多地从纯粹思想出发展开论证，那么他的宗教哲学和法哲学无疑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黑格尔的全部不彻底性和全部矛盾都是由此而来的。他的宗教哲学中的所有表现得过于正统的东西，他的国家法中的所有从历史来看表现得过于虚假的东西，都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原则总是不受拘束的和需要自由思想的，但是结论——谁也不否认这一点——往往是受抑制的，甚至是褊狭的。”[1]
[1]1841年12月发表在《德意志电讯》上的第一篇文章，名叫《谢林论黑格尔》。其余两个小册子出版于1842年：《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1842年3月）；《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1842年5月）。
[2]F.Engels,SchellingunddieOffenbarung,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176.（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8页。——译者注）
但是，黑格尔的学生却忠于他的原则。恩格斯提到了卢格、施特劳斯、鲍威尔、青年黑格尔派、同莱奥的论战等，从而断定，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所有这些宗教偏见都被彻底粉碎了。“伟大的变革——上一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只是这一变革的先驱——在思想王国里完成了，它的自我创造实现了。从笛卡儿开始的新教哲学已告结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所有追随精神的自我发展的人，其神圣职责就是把已取得的巨大成果引进民族意识中去，使之上升为德国的生活原则。”[1]
恩格斯也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一样，对谢林的攻击深表愤慨。他在12月就已经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文章《谢林论黑格尔》，批判谢林力图创立“实证哲学”，批判他的下列论断：黑格尔把否定哲学宣布为绝对哲学；同一哲学并不是需要特别创立的存在哲学。谢林企图用实证哲学即用非理性的方式达到这一点。“因此，这种哲学可以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为经验哲学，它的神学被称为实证神学，而它的法学也许是历史法学。这种结果自然同失败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早在谢林来柏林之前我们就已经知道这一切了。”[2]
对谢林创立实证哲学的企图，恩格斯在上面提到过的第二篇作品中做了更加详细的分析。恩格斯写道，黑格尔把现实理解为合理的，因而也是必要的，这是任何伟大哲学的意图。谢林却不承认这些成果，而是否定世界的合理性。“但是他又不敢直截了当地讲出这一点，于是宁肯否认哲学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来，他就漫游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走着一条尽可能弯曲的道路，把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先于经验〔apriori〕理解的东西，把不合乎理性的东西称为根据经验〔aposteriori〕理解的东西，并且把前者归入‘纯理性科学或否定哲学’，把后者归入应当重新创立的‘实证哲学’。”[3]
这是企图偷偷地贩运对权威的信仰、感觉的神秘主义和诺斯替教派的幻想，因此恩格斯反对这种二元论。他以十分严肃的批判态度指出了谢林的企图的经院哲学性质、神话成分和神秘主义成分，断定这种哲学实际上包含了基督教的各种教条：从三位一体、原罪，直到复活和其他因素。这样一来，谢林就从一个过去敢于在辽阔的思想海洋中扬帆远航的坚毅无畏的思想家，变成了一个被神所感召的不知所云的先知。
[1]F.Engels,SchellingunddieOffenbarung,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177.（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页。——译者注）
[2]F.Engels,SchellingüberHegel,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169.（参见恩格斯：《谢林论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0—331页。——译者注）
[3]F.Engels,SchellingunddieOffenbarung,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181.（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译者注）
我们略掉了恩格斯对谢林的下列观念的评述和批判，如潜力、理性、非理性、存在、绝对、实证等等，不仅因为这些观念中提出了一种软弱无力的非理性主义，而且因为它们对于说明恩格斯的观点没有什么特殊意义。恩格斯的观点不仅反映在他抛弃所有非理性的观念上，而且更多地反映在文章的最后他热情地维护自我意识哲学上。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哲学带来了新的黎明，于是和我们格格不入的世界被揭穿了，自然界向我们敞开了胸怀，一切分崩离析的因素消失了；世界又变成统一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了。而自然界之骄子——人，在经过了无穷无尽的长期斗争和努力之后，终于获得了自我意识，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并在自己的头上戴上了自由的桂冠。“他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付出了宝贵的心血，却不以为意，因为这顶桂冠是值得付出这番心血的。长期的追求对他来说并非徒劳，因为他带回家的高傲而美丽的新娘对他来说只会更加珍贵。他在长期寻拽之后觅得的宝物即圣物，是以走过许多弯路为代价的。这桂冠，这新娘，这圣物就是人类的自我意识——一只新的圣杯，在它的宝座周围集合着欢欣鼓舞的各族人民，同时，它使所有忠诚于它的人成为国王，把这个世界的全部庄严和力量，全部富源和威力，全部美丽和丰富都呈现在他们面前，使之为他们的光荣效劳。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为了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这就是观念的力量：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谈论它的庄严并且宣布它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而且，这种相信观念万能，相信永恒真理必胜的信念，这种即使遭到全世界的反对也永远不动摇、永远不让步的坚定信心，就是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实证哲学即世界史哲学的基础。……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垒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时代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青春，重新冉冉升起。
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一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只正在自焚的凤凰吧！让我们不要过分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观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我们将血战一场，无所畏惧地直视敌人冷酷的眼睛并且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旗帜在群山之巅飘扬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同志的刀剑在闪闪发光，没有看见他们战盔的翎毛在悠悠颤动吗？他们来了，他们从四面八方开来，在号角声中，他们唱着战歌从谷地，从群山向我们涌来。伟大的决定命运的日子，举行最后决战的日子临近了，胜利必将属于我们！”[1]
[1]F.Engels,SchellingunddieOffenbarung,Werke,Ergänzungsband,sv.2,str.220-221.（参见恩格斯：《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2—394页。——译者注）
我们之所以要引证这些著作，不仅为了说明恩格斯当时坚决主张自我意识哲学，而且为了说明这个青年人为争取实现新的理想和真理而献身的热情和决心。
1842年里（从4月到8月），恩格斯从柏林给《莱茵报》寄了几篇文章，而在10月左右，他写了《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在海尔维格主编的《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EinundzwanzigBogenausderSchweiz）文集中。文集于1843年7月中出版，其中还收集了布·鲍威尔、施特劳斯等人的文章。意义最重大的是莫·赫斯的文章，这在后面还将谈到。恩格斯的文章当然是本着批判的精神写的，他肯定，普鲁士的舆论越来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代议制宪法，特别是出版自由。后者必须争取，而一旦争得了出版自由，一年以后就会争得宪法。最先出现的结果将是解除同俄国的联盟，那时还可能出现许多重大的事件，因为普鲁士的现状非常像法国革命前的情况。恩格斯就以这种革命的暗示结束了全文。
1842年10月，恩格斯从柏林回到了故乡。途中经过科伦作停留，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当时他结识了莫·赫斯。赫斯在事后不久致友人倍·奥艾尔巴赫（B.Auerbach）的信中写道，恩格斯在和他谈话之后，作为一个激烈的共产主义者而离去。11月底，恩格斯离开老家，动身去曼彻斯特，到他父亲人股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中工作。中途又一次在科伦停留，并在编辑部里见到了卡·马克思。但是他们的第一次会见颇为冷淡，原因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到达英国后就开始了恩格斯一生的一个新时期。发达的英国的现实对恩格斯的意义，也像不久以后法国发达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对马克思的意义一样。现实以公开的尖锐的阶级冲突向富有斗争精神和具有理论修养的恩格斯指出了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根源。这就足以使他怀疑并很快拋弃对历史斗争和历史过程的唯心主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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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附录
（一）党员人数
（二）历届大选人数
（三）议会党团主席
（四）党的书记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议会党团主席
（注：1922年“主席”名称改为“主席和领袖”）
1906-1908J·凯尔·哈第
1908-1910阿瑟·韩德逊
1910-1911乔治·巴恩斯
1911-1914J·拉姆齐·麦克唐纳
1914-1917阿瑟·韩德逊
1917-1921W·亚当森
1921-1922J·R·克莱尼斯
1922-1931J·拉姆齐·麦克唐纳
1931-1932阿瑟·韩德逊
1932-1935乔治·兰斯伯雷
1935-1955C·R·艾德礼
1955-1963休·盖茨克尔
1963-哈罗德·威尔逊
附录（四）
党的书记
1900-1912J·拉姆齐·麦克唐纳
1912-1934阿瑟·韩德逊
1935-1944J·S·米德尔顿
1944-1961摩根·菲利普斯
1962-1968莱恩·威廉斯
1968-1972H·R·尼古拉斯
1972-罗恩·海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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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奴隶制与工资奴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四章奴隶制与工资奴隶
启蒙思想并非简单和偶然地从某些思想家的头脑中蹦出来。它至少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中各种关系变化进行的部分反思——在不列颠和尼德兰，这些变化更加深刻，影响也更加深远。
16世纪和17世纪的动荡带来的主要社会变化是，在人们的谋生方式中，通过市场进行交换日益占据统治地位。教会可以烧死异教徒，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可以洗劫那些反抗其统治的城市中心，但不论是教皇、皇帝、王公还是贵族，都需要钱财来支撑其所釆取的所有行动；这就意味着，在试图保存旧秩序的同时，他们的做法也会帮助传播市场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最终则会慢慢摧毁旧秩序。
征服美洲后，这一点表现得越发明显。美洲矿山出产的白银是资助反宗教革命军队的关键。但是，这些白银的流通却成为崭新洲际市场网络的一部分。大部分白银通过西北欧的中间人引入，继而流向中国、东印度群岛、印度，用以购买奢侈品。新的国际海上商贸路线：从菲律宾的马尼拉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从葡萄牙的韦拉克鲁斯到塞维利亚，从阿姆斯特丹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1]，从巴达维亚再到广州，开始将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市场关系建立在下面这一假设之上：无论交易双方的社会地位有多么不平等，他们都拥有接受或放弃特定交易的同样平等权利。买家可以自由出价，卖家则拥有拒绝该出价的权利。高级官吏和商人、男爵和市民、地主和佃户，他们在市场交易这方面都拥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就这一历史时期市场蔓延的程度而言，建立在统治和顺从基础上的旧日偏见，遭到了一切都用金钱进行计算这一行事规范的围攻。
启蒙运动是现实世界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在思想领域的再次确认。它描画了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图景（尽管也有一些启蒙运动思想家提出过关于女性平等权利的问题），这是对下面这样一个世界的抽象：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应当拥有同样平等的权利，可以同意、也可以拒绝购买某物或出售其所有物。“合乎理性”的状态是，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事物都不会遭遇专横的阻碍，便可自然而然地形成。
然而，启蒙运动描画的18世纪世界图景中却存在两个巨大的黑洞；这两大缺陷并非只针对卡斯蒂利亚、西西里岛或东欧等“比较落后的”地区，对伏尔泰等人心中的模范国家大不列颠来说也是如此。一个黑洞是美洲殖民地的动产奴隶（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财产)，另一个黑洞则是母国无财产的工资奴隶。
[1]雅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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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结束语：过去与未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十章结束语：过去与未来
虽然每个政党都拥有某些固有的特点，但要以精确的生物学术语来分析它们的组织结构或预言它们适应或是衰退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工党虽在许多方面有其独特之处，但在这点上也不例外。对工党的有效工作及其发展情况曾有过很多概括性的论述，但不久就需要重新期酌。我们对工党未来行为的预测，只能作适当的假定。
工党是为了代表一个阶级在议会中的利益而成立的。它与工会和社会主义者的正式结合即反映了这一事实。正是从它成立时起，它就带上了许多自由主义的传统特征，即通常所谓的中产阶级思潮：如支持新教教徒、拥护自由贸易、信奉布莱特和科布顿两人拼凑起来的国际主义的信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自由党开始分前离析，自由党知识分子开始转入工党，这就使工党永久保持一种倾向，即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从阶级内部、而是跨越阶级界限去寻求支持。
最初，党的控制权主要依靠“劳工联盟”最热心的支持者，即独立工党领袖的努力，特别是拉姆齐·麦克唐纳，他当时是党的书记。阿瑟·韩德逊继承麦克唐纳担任党的书记，他也有过简直不可一世的权威时代。但是，党的年会始终是重要的，而年会中的公开讨论一旦作出了决议，这决议在正常情况下能约束全党，这是有别于自由党全国同盟或保守党全国总会的。然而，到后来，议会党团总是越来越维护它自己的自由裁决权，而整个组织的顺利运行以及领袖和年会间的适当协调就得依靠议会党团领袖和工会干事之间有力的联系。这些工会干事支配着年会最大的集团投票。
议会党团和工会领袖间的这种联系是不容易维持的。特别是当议会党团壮大，而开始抓权时;这种联系也受到下列事实的阻碍，即自二十年代以来，主要的工会领袖太专心于他们自己的工会领导职责和爬上职工大会总理事会理事地位，以致不能经常接触议会党团的事务。这样，在拉婚齐·麦克唐纳于1931年和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发生冲突前好几年，这种联系就已经脆弱而不亲密了。1932年在新的基础上成立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就是为了克服这些障碍而作出的一个努力。但那时的形势是议会党团领导畏缩无能，这意味着贝文和西特林连续几年以奇妙的“间接操纵”的方式控制着议会党团。后来，表面温顺的艾德礼——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大师———赢得了贝文的信任，接着一段时期关系良好，并一直保持到1950年。但在艾德礼下台后，这种联系又不好了，部分原因是盖茨克尔力图加速修改党章，部分原因是由于贝文的衣钵落到了一个左派激进分子弗兰克·卡曾斯的手中。
工会的领导一旦恢复观点一致，是否会再度控制党仍是一个疑问。自从1958年职工大会总部从运输大厦迁到布鲁姆斯伯雷以来，它同党的联系就减少了。职工大会再也控制不了一个负责工党政策的报纸，因为在1960年《每日先驱报》（即现在的《太阳报》）就从欧内斯特·贝文所设置的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再者，工会的领袖们已失去了公众的尊敬，因为很清楚，他们不能把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更重要的是，新的工党议员很少有几个与工会保持密切的联系，而早年大多数工党议员是有这种联系的。最后，现代化的群众宣传技术加强了党的领袖的重要性，以致一旦他当选，就成了几乎相当于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人物。这个发展必将降低党内重要利益集团所起的作用，哈罗德·威尔逊象艾德礼那样，在成为领袖之前对党的年会决议是十分忠诚的。在他当选为首相后，他似乎发现自己比艾德礼更能确保大部分重要问题在他的领导下作出决定，可以说是年会忠于他，而不是他忠于年会了。
最近几年，工党的党章事实上没有改变，然而其思潮与权力结构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所谓“劳工运动”已经分离成不同部分，有些部分实际上已经消失。但是工党使一切预言家都落了空，它在六十年代表现出，不管工党怎样虚弱，它仍能获取选民的归顺，成为唯一可能替换保守党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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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威尔逊与经济破产的沧桑（1966—197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第九章威尔逊与经济破产的沧桑（1966—1970）
（一）
1966年的大选，给予威尔逊政府一个远远超过正常任期的政府所拥有的议会多数。这次大选也提高了首相的威望。因为与保守党的新领袖爱德华·希思的才能相比，威尔逊的个人才能似乎是这一次为政府获得信任票的因素。1931年遗留下来的党内领导间的旧的猜疑，现在随着议会党团的改组而正在逐渐消除。工党议员中，工会代表的成分比过去削弱了。这时，在六十五名新的工党议员中，只有六名是传统的工会代表，而一半以上的人是大学毕业生。有此人对这种变化可能感到遗憾，但没有人能否认在政府的职位中有大量的人才。
尽管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是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首相和政府失去了在过去十八个月内曾经获得的一切舆论支持，而且情况还不止于此。1967年初，保守党人就在民意测验中领先;到1968年，他们建立了如此强大的优势，以致在将来任何一次大选中，工党要想恢复优势似乎也办不到。在伦敦金融界中滋长着一种期望，即威尔逊政府可能会象麦克唐纳政府一样地解散，这样就可以成立一个联合内阁。的确，内阁内部存在着严重分歧，到1968年和1969年，工党区分部和工会中的最忠实的支持者都对政府感到绝望。1968年补缺选举时转而反对工党的票数达到百分之二十，工党在郡和自治市的选举中失去大量的席位，以致工党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与过去相比只是徒有其名。在1967年，工党不仅失去了对新的大伦敦市议会的控制，甚至对其中心区——如1934年以来一直是受工党控制的伦敦郡议会也失去了控制。只是到1969年至1970年间，工党才逐渐地恢复了一些失去的地盘。工党在1970年4月和6月的民意测验中稍有领先，威尔逊决心凭借这一点以及春天的地方选举中出现的较好的迹象来恢复他的权力。但这种恢复根本是不稳定的。参加这次选举运动的志愿工作人员比上几次选举少，结果工党以四十几席之差而被击败。不过，当选的工党议员还是认为这一恢复已经是惊人的。因为按1967到1969年期间事态的进展，他们早就休想再次进入议会了。
（二）
威尔逊政府在大部分执政期间不孚众望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经济政策的失败。威尔逊和他的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一开始就为避免英镑贬值而持续奋斗。同时，他们竣力避免回到工党过去曾猛烈抨击过的保守党的“停步”经济政策上去。卡拉汉的1966年预算案没有实施立即减税的措施。它的主要的改革是实施选择就业税，打算把服务行业中的人力吸引到出口工业中去，它引起的通货紧缩的效果似乎延续了几个月。同时，对英镑的压力增加了，这种压力大多是由于海员在5月和6月的长期罢工引起的。内阁在7月间辩论英镑贬值问题。乔治·布朗表示赞成贬值;而首相则激烈反对并有多数阁员附和他的意见。接着又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替代冻结工资和物价的做法，这些措施包括限制出国度假的外汇消耗，增加购买税及烟酒税。虽然没有削减社会服务经费，但这实际又是“停步”经济政策的重现。乔治·布朗承认他想通过一个同财政部脱离的经济事务部来制订经济增长计划的打算失败了。起先，他打算辞去在政府中的全部职务，但被劝说留了下来，8月，他和外交大臣迈克尔·斯图尔特对调了职务。
当时，工会正被工资冻结压得透不过气来，先是冻结了六个月，紧接着又是六个月的“严格限制”。政府希望工会自觉遵守工资冻结;但万一发生骚动，将根据在8月匆忙通过的物价和收入法中的强制权来实行。一些工会领袖，包括7月退出内阁的弗兰克·卡曾斯在内，对政府采取的办法表示愤怒，并公然反对该法案的条款。因此，政府实施了强制权。在秋天的工党年会上，工会代表对这个法案作了批评，但威尔逊明确表示他不打算让步。他宣称：“直至执政的最后一天，政府必须根据整个国家的利益，采取最后决定。”在1966年他的地位仍旧十分坚固，足以防止在这个问题上在年会中遭到失败。
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的冬季，7月措施看来正在恢复英镑的实力，虽然付出了相对高的失业率为代价——从百分之一至一点五提高到百分之二至二点五，而失业率的提高在全国已经习以为常了。在1967年初，银行连续几次降低了贴现率，看来国际收支差额正在变为顺差。限制工资的期限到夏天结束，但是政府坚决主张对于推迟增加工资持有保留权，这使它的支持者感到失望。6月份发生了阿以六天战争以及尼日利亚内战，引起了石油和航运价格的上涨，对英国不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产生了不利后果。到了秋天，又必须提高银行贴现率，英镑的信用就此大减。11月终于作出了决定，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从一英镑折合二点八美元降低到二点四美元。正如1966年的7月措施意味着乔治·布朗的经济政策的失败那样，英镑贬值意味着卡拉汉的经济政策的破产。同月下旬，卡拉汉与一直在工作中作出成绩的内政大臣罗伊·詹金斯对调了职务。
英镑贬值不仅是希望克服一段时间以来的英镑疲软状态，而且也希望对英国出口商人提供直接的利益。然而，同时必然增加英国海外支出的负担，并目助长了国内通货飞速膨胀的势头。为了保障经济免遭这些危险，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从苏伊士以东的基地（除香港外）逐步撤军和取消对美国军用飞机的大宗订货，以削减国外的防务费用。更不能适合党员群众口味的是防止国内通货飞速膨胀的措施。在国家保健规定中加了一条收费规定，这样牙科的收费标准增加了一半。对中学生免费供应牛奶也停止了，而对中学生最严重的打击是，关于学生的毕业年龄从十五岁提高到十六岁的规定从1971年延期到1973年实行的问题。房屋和筑路计划也作了削减。掌玺大臣朗福德勋爵向政府辞职以表示对这些措施的抗议。性喜激动的乔治·布朗接着在几个月后也因为与首相有一些较小的意见不和而辞职。迈克尔·斯图尔特回到外交部，经济事务部被降级，到1969年该部就完全取消。1968年3月罗伊·詹金斯提出第一次预算案，要求进一步增加间接税。他的政策，正如他所说明的，是“经过两年苦干后提出的一个紧缩的预算案”。
在进行三次补缺选举以后的几天内，公众对政府的愤慨程度是估计得到的。转而反对工党政府的平均票数至少有百分之十八，这意味着1966年工党在伍斯特郡的达德利以超过一万以上的多数票所获得的可靠席位，现在已由保守党以更大的多数票取代了。工党的工人阶级支持者内部的动乱，部分是由于政府坚持控制工资的主张所引起的。为此目的，政府在年初向下院提出一项新的关于工资问题的议案：规定增加工资的最高限度为百分之三点五，并且规定政府对于提高物价或者增加工资的问题，有携迟一年之权。当这个议案在5月二读后表决时，许多工党议员弃权，政府仅以三十五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老式的工会主义者雷·冈特在6月辞职，他直到4月一直长期担任劳工大臣，他称这个职位是“针毡”，他对“知识分子占优势”的内阁所决定政策的方式感到灰心。工党在5月份失去对许多自治市的控制，再加上议会补缺选举时的灾难性的后果，选举连遭挫折。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工党的大量选票转为民族主义的候选人获得，在英格兰大批人弃权。那年秋天的工党年会上以五比一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遗责政府对于工资问题把持了法律上的权力。
英镑的贬值对增加出口的刺激是缓慢的，整个1968年贸易逆差仍很大。法国法郎在11月的贬值再次增加了英镑的压力。结果不得不再次减少消费者支出，这一次是通过增加购买税和进口商必须把商品进口额的一半储存海关六个月的方法来实施的。罗伊·詹金斯在其1969年的预算案中，未能减少税务负担，相反更进一步增加了课税。选择就业税和公司税都上升到新的高度。可是，因为物价和工资法年底将到期，显然对工资的法定控制不能超过年底。英镑贬值在那时终于幸运地有了明显的效果，贸易变为顺差。
当时，由于政府企图在常设劳资关系机构内实施法律制裁，党内人心大为激动。1969年1月公布的标题为《代替冲突》的白皮书建议劳工部或现在新改名的就业与生产部应该有权在罢工可能实现之前，强迫劳资双方要有一个月的调解期，并坚决主张在适当的场合有关的工会或职工联合会的会员进行关于罢工问题的无记名投票。这些建议超出了多诺万报告的建议范围，这份报告是政府自已的皇家委员会关于工会问题的报告。但公众舆论赞成这一计划，因此可以设想，英国的外国债权人也会赞成。然而工会领袖剧烈反对，尤其是因为这一反对运动中当时最有权力的两个人物都是左派，一个是继承卡曾斯任运输工人工会书记的杰克·琼斯，另一个是接替卡伦任机械工人工会领袖的休·斯坎伦。而左派得到整个反对运动的广泛的一致的支持，他们全都靠牛津学派劳资关系专家的论据来武装自已，那些专家曾参与撰写多诺万报告，他们认为如果工人们决心坚持不复工，法定权力不能阻止罢工。特别召集的职工大会以压倒多数驳回了政府的建议。内阁在议会里工党内部不仅遭到大部分通常的左翼造反者的反对，而且还遭到很多素来最忠于党的指挥棒的人的反对。当工党总督导员罗伯特·梅利什通知内阁关于推行这一议案的危险性后，首相和就业与生产大臣卡斯尔夫人终于被迫让步。在一次职工大会领导人出席的会议上，首相和就业与生产大臣同意放弃议案的惩罚条款，以报答职工大会作出的关于尽可能防止或停止非正式的罢工的保证。
尽管政府在经济和工业方面的政策又遭到这些失败，它还是在1969年底和1970年初逐渐恢复了一些表面的声望。国际收支差额的盈余看来日有起色，1970年1月财政大臣觉得可以撒销对出国旅游者的严格的货币控制。虽然1970年的预算案没有给予绝大多数纳税者多少利益，但解除了大约二百万较小的纳税者的全部所得税。显然这些改进的结果使政府又赢回了不少在民意测验中失去的地盘。在4月和5月的地方选举中，工党显著获胜。虽然这届议会仅存在四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在5月底以前，首相就决定解散议会，举行选举。
（三）
政府的经济困难其后果是严重地限制了它执行社会改革纲领的机会。但它在某些方面的社会改革的成就还是给人深刻印象，即使它往往只不过意味着现行政策的发展而已。工党在1966年的竞选宣言中曾许诺从1969年到1970年每年增建五十万幢新住房的目标。这个数字大大高于保守党执政的最后几年，1960年至1963年每年平均建房三十一万幢的数字。不管怎样，在1966年至1969年这几年中,平均每年建造了四十万幢以上的住房。市营住宅的比例从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上升到百分之五十。1967年通过的租地改革法，允许拥有长期租屋契约的人买进其住房的完金持有权。政府为买地造屋而建立了土地委员会，禁止从地价中牟利投机的行为，但收效甚微。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比例从1964年的百分之四点八增加到1968年的百分之五点九。在1964年至1967年，培养教师的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十六岁以上的在校中学生的百分比也同样增长，学生人数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以上。政府决定建立一所“空中大学”，以后被称为“开放大学”，它通过电视节目、函授和暑期补习班方式，为在适龄时期失学的人提供系统的大学教育。任命珍妮·李为促进艺术的大臣，丹尼斯·豪厄尔为促进体育运动的大臣，政府增加了这两方面的经费支出。
在社会安全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国家救济厅和年金与国家保险部合并成为新的社会保险部。政府增加了许多福利项目，家庭津贴按金额计是过去的一倍多;而1965年开始实行的额外津贴费，对于相当大数目的失业者可以有所贴补。社会学家们，其中特别是彼得·汤森教授，抱怨说，从相对基础看，1970年贫富间的差距比1964年并未缩小，部分为了防止这种情况长期恶化下去，担任新设立的社会事务部大臣这个职务的理查德·克罗斯曼制订了一份有关收入与年金关系的计划;但在议会解散之前，这一计划还没有制定为法案。国民保健经费从1964年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上升到1969年的百分之五，医院建筑经费增加了一倍;但有关服务方面的一些改革，在内阁解散时还在考虑之中。
在1967年制定了钢铁工业国有化方案，同年成立了英国钢铁公司。这个长期来一直成为各党派间的主要争端的改革，并没有引起大惊小怪，也并未出现多大分歧。对普通老百姓有直接影响的是卡斯尔夫人任运输大臣时制定的1968年运输法。该法案规定了政府给予运输当局津贴的原则：即从社会福利的角度考虑，对于一些必要的、然而却是无利可图的客运事业，可由政府给予补助。根据同一法案建立了国营运输公司;提供公路铁路联运服务。公路公共经费稳步上升，还采取了包括著名的探测酒醉驾驶用的呼吸分析器等更严格的安全预防措施。根据1966年码头港口法和1967年的码头劳动方案，为了结束临时工，重新建立了码头就业制度。在1969年10月，安东尼·克罗斯兰大臣以地方政府和地区计划大臣的头衔负起运输与住房政策的全部责任。这是遵照英格兰和苏格兰皇家委员会1969年报告中提出的方式改组地方和地区政府的前奏。
来自英联邦国家的有色人种移民问题仍然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当一些持有英国护照的旅居肯尼亚的亚洲人，由于“非洲化”而即将被赶出他们的家园时、英政府1968年匆忙地通过一项严格的英联邦移民法，使这些人也几平全部被排斥于英国之外。同时政府通过了一项种族关系法来安慰自己的良心。该法防止在就业或居住方面歧视已在国内的有色人种。最近几年来，北爱尔兰新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之间积有几世纪的斗争，形成了联合王国内最近几年中最大的民间冲突，这件事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北爱尔兰政府被迫呼吁英国军队去维持秩序，但尽管政府已对罗马天主教徒采取了消除歧视的措施，严重的骚乱继续发生，造成了许多人受伤和一些人的死亡。
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继续为从1964年和1965年以来那些纠缠不清的问题所困扰。工党绝大多数活动家衰叹美国的卷入越南战争，并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暴行的报道，这种感情变得更强烈了。但政府不想割断与美国结成的联盟，而是要继续依靠这一联盟以防御苏联人可能对西欧的侵略。首相与历任外交大臣寻求一些和平解决方案的种种企图是彻底失败了。关于罗得西亚问题，首相与伊恩.史密斯在1966年和1968年举行会谈谋求恢复法治，可是没有达成协议，罗得西亚宣告成为一个共和国。联合国利用国际制裁来搞垮反叛政权的企图明显地失败了。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看到英国政府在面临对其威信的挑战中竟然软弱无力而感到愤愤不平。只是在政府作出禁止向南非当局出售武器的决定时，英联邦的非洲成员国的情绪才部分缓和下来。在尼日利亚的内战中，对于英国以武器弹药支持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的政策正确与否，存在激烈的辩论。一个由左派和右派组成的大杂烩支持比夫拉的呼声高涨，但当1969年比夫拉政府垮台时，他们就无声无息了。总之，英国在第三世界的势力由于经济紧张而不断低落。国家预算案中的对外援助逐渐下降，同时英国军队准备在1971年前从远东和波斯湾撤军。
英国在欧洲以外地区所承担的义务进一步减弱，加强了它参加西欧共同市场的迫切性。1966年大选后不久，政府决定考查重新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可能性，并在1967年5月宣布了它的这一意图。在内阁和议会党团内都有一些人反对，但没有人辞职，1967年工党年会支持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改变政策。但不久法国政府不愿谈判的态度很明朗。戴高乐总统抓住英镑贬值的机会，宣称鉴于英国经济疲软，不宜于在此时加入共同市场。然而，1969年戴高乐下台后，英国才有可能趁早作出重新申请，但在工党政府1970年下台以前，没有就此事恢复谈判。
在回顾政府1966年至1970年间的工作时，忽略了后座议员在立法上的成就是错误的，他们在工作中不时得到赞同改革的政府的帮助。在这几年里，许多通过自由表决解决的议案，都是有关个人道德和良心方面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许多问题在为1959年大选而出版的罗伊·詹金斯写的一本名叫《工党的立场》的书中得到概述。詹金斯在1966年和1967年任内政大臣时，得以帮助与他持有相同观点的后座议员系统地阀述和实行这些改革。1967年的性行为罪犯法使“法定成人”间的同性恋爱行为合法化。同年由一名自由党议员提出而且得到工党议员大力支持的医药绝育法规定，如果有两名医生从医疗的或精神的角度着眼认为人工流产是可取的，这种人工流产就是合法的。计划生育法赋予地方当局建立计划生育技术顾问机构的权力，如果地方当局想这样做的话。1968年通过了政府帮助起草的戏剧法，撤销了御前大臣对剧本的审查制度。1969年的离婚修正法简化了离婚规定，其准则是“婚姻破裂，无法挽回”，只要双方一致同意离婚而且分居二年以上的，或虽不同意但分居已五年以上者，即可办理离婚。同样通过了夫妻财产法，如果离婚，妻子可平分家产。最后，在1969年12月，当时的内政大臣卡拉汉首先提出。经过两院的自由表决，把1965年制定的为期五年的废除死刑条文转为永久性的规定。共二百七十九名工党议员投赞成票，仅三名投反对票;而保守党的大部分议员都反对它。
（四）
到了1970年的春天，据我们所看到，国际收支差额有了改善，开始使选民对工党政府抱有比较良好的看法。但许多支持工党的传统的工会成员疏远了党，地方党也严重地削弱了。工会干事为政府对罢工权利加以法律限制的企图而感到生气，1970年才慢慢地重新团结到党内。一般的学生和青年人受到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突出的不满情绪的影响，不大相信工党实行的自由改革和社会服务。因此赢得选举的机会似乎要依靠占很大比例的“流动投票者”的拥护，这也许是一个正在增长的因素，他们是严格根据政府处理国家大事的能力来判断好坏的。当然，威尔逊在1964年和1966年就曾谋取他们的支持，而这次他比以往更要依赖他们。
5月的民意测验意味着这一选民集团又回过头来支持工党了。在对两党的领袖的任何一次民意测验中，可以看出威尔逊经常比希思有利得多;因此威尔逊再次要使这次选举成为那些尚未决定取舍的选民根据他本人和反对党领袖的为人，所作的一种选择。这意味着他力图缩小两党之间在诸如“国有化”甚至种族关系方面的一些原则问题。而着重强调工党在克服贸易逆差以及较少争议的改善环境计划等方面的成绩。以哈罗德·威尔逊的照片为封面的选举宣言，标题为《今天的英国是强大的，让我们把英国变得更伟大》。从这次选举运动中的大多数情况来看，这一策略似乎是成功的。直到6月18日投票那天的民意测验表明工党将获胜利。但出乎一般意料的是，平均百分之四点七的选区转向保守党;这样一来，足使爱德华·希思在新议会中获得三十一席的多数。与1966年相比，工党失去了七十四席，在下院总共只有二百八十七席（不包括议长），而保守党则有三百三十席。自由党也失去一些席位，减为六席，另有大部分代表北爱尔兰的六名独立派议员。参加投票的选民比例从1966年的百分之七十六下降到1970年的百分之七十二。虽然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人在6月份出去休假了，但或许也是由于选举运动很平静，形成一定程度的漠不关心的气氛的结果。在选民中第一次包括了根据1969年法案获得选举权的十八至二十一岁的青年人。
观察家在判断为什么民意测验与这次选举的结果大有径庭时，感到十分困惑不解。有一些迹象表明，恰好在选举日的前三天发表了一些情况不妙的贸易数字，对工党的支持者起了反作用。同时，关于英联邦移民问题的争论又有抬头，前保守党大臣伊诺克·鲍威尔对此事是有责任的。但这个问题只在国内的部分地区引起注意，然而对工党的背离却是突出地一致的，因此这一问题似乎未必起了多大作用。比较重要的或许是保守党组织能力的效率高，而工党相形之下则办法较少。当莱恩·威廉斯1968年从党的书记的职位退休时，工党不是象原来打算的那样以有能力的和相对年轻的行政领导去接替他，而是以运输工人工会的老手哈里·尼古拉斯接替，对此人并不能期望他会作出什么根本的改革。这一点对于工党来说或许是一个不幸。总之，以上的一切，使得许多以前支持工党的人都感到幻想破灭。在制订七十年代的计划时，工党显然不仅需要改革其国内政策，而且需要改革其组织机构，振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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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亨利·佩林《英国工党简史》（1977年）
AShortHistoryoftheLabourParty
英国工党简史
〔英〕亨利·佩林（HenryPelling）
江南造船厂业余学校英语翻译小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3月
第一章新的政党：理想与现实（至1906年）
第二章压力下的压力集团（1906—1914年）
第三章韩德逊的党：战争与重建（1914—1940年）
第四章麦克唐纳的领导（1922—1931年）
第五章恢复时期：总理事会的党（1931—1940年）
第六章艾德礼与贝文时期的政府机构与权力（1940—1950）
第七章倾轧与衰落（1950—1960）
第八章重掌政权之路（1960—1966）
第九章威尔逊与经济破产的沧桑（1966—1970）
第十章结束语：过去与未来
附录
（一）党员人数
（二）历届大选人数
（三）议会党团主席
（四）党的书记
感谢板红录入并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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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言论自由与怠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第三部分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直接行动派）
第十一章言论自由与怠工
1908至1915年间，存在着两个均名为世界产业工会（或I.W.W.）的全国性劳工组织，虽然宗旨与策略不同，但会徽的设计相同，规模与结构也大致相同。谈到这两个组织，或世界产业工会主义时，很难避免混淆。在美国，曾被大肆宣扬的是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或“直接行动派”，或“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或“反政治的”，“游民分子的”，或“红色的”世界产业工会。积极参与劳伦斯、马萨诸塞、惠特兰、加利福尼亚等许多地方的罢工，及斯波坎、弗雷斯诺与圣迭戈等地的“言论自由”斗争的，就是这个世界产业工会。他们是西部的“瓦布利”。在这一章中，他们被看作世界产业工会。这样做绝非出于对底特律派的教条主义者公认的更为“正确”而且一贯的立场怀有偏见。教条主义者是社会主义的、赞成政治的、“黄色”的世界产业工会。
在这几章中准备描绘芝加哥组织从1908年迄今发展的主要方面，并指出其每年活动的特点。1912及1913年第七届与第八届大会时，在分散权力问题上所进行的重要而且尖锐的斗争，当尽可能忠实地描述。要谈及世界产业工会与社会党的关系，尤其是有关社会党在191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大会上通过有名的怠工条款的情况。还将描述世界产业工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的新面貌，言论自由斗争及非技术与流动劳工中日益展开的斗争。本书在此处除大致谈谈各次罢工及言论自由斗争外，不打算详加列述。这并非作者低估其重要性。作者认为“瓦布利”的实际斗争是他们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实际斗争，世界产业工会在宣传、组织与广告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按比例而言，要大于国内任何其它劳工组织。但世界产业工会的事业中，较为突出的事件如：劳伦斯的罢工、惠特兰的骚乱，都曾在杂志上大量出现，学术论文及政府报告中也有记载。与此相反，世界产业工会作为一个工人组织，它的事业的兴衰起伏迄今尚无人触及。
1908年的分裂使直接行动派处于和教条主义派几乎一样孱弱的处境。后者的积弱由来已久。前者却是可以发挥巨大力量，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已经作了必要的修改，以便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能在较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他们面临一些情况，而以放弃观点的一贯性作为代价来应付这些情况。他们是不自觉的实用主义者，结果，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教条主义者。作为牛虻，他们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刺痛并震动了资产阶级，使他们不得不进行改革。如果把“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的世界产业工会称为成功的组织，不太恰当，但至少可以说，它远非教条主义派那样不成功的组织。
1908年分裂后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产业工会已经是奄奄一息。会员大为减少，分会成批地消失。1908年9月至1910年5月间，仅发出六十六张新分会执照。①1911年，数字开始回升，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的进展。列文写道：世界产业工会“力量大减，只剩下少数几个有革命精神和革命理想，并且在行动上坚持不懈的领导，以及为数不多的、分散的、朝三暮四的追随者，还有一个不称心的管理机构。”
①参见附录三，表A。其中59个分会的产业分布情况如下：
采石工人1旅馆工人2汽车制造工人5
面包工人1装罐工人2运输工人
1
金属及机械工人3服装工人1木工
1
建筑工人8玻璃工人1纺织工人
1
伐木工人2煤矿工人7
公用事业工人2港务工人1混合分会
15
炼钢工人5
1909年该组织即积极参与一系列的罢工。最重要的一次为麦基洛克（宾夕法尼亚）的罢工，汽车钢材压制公司六千名雇员参加了为期两月的罢工。那一年举行罢工的还有：萨默斯及卡利斯佩尔（蒙大拿）的伐木工人；尤内卡（加利福尼亚）及亲王鲁伯特（地名）的伐木工人；纽卡斯尔及申喃戈（宾夕法尼亚）的马口铁制造工人；沃特维尔（华盛顿）的农业工人。特拉特曼书记认为，“这些经常不断的骚扰性罢工”使得缴纳会费的人数不到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他说，在一年内有半数会员卷入罢工。
同年，世界产业工会展开了言论自由的斗争，在监狱及街头，都以好战的姿态展现在公众的面前。早在1906年4月，警察与“瓦布利”之间就发生过小冲突。三年以后，该组织的言论自由斗争才具有全国性的规模。自1909年以来，世界产业工会与各地市政当局在言论自由上的争执，富于戏剧性，所引起的注意不亚于它所进行的罢工斗争。1908年分裂后的几年内，这种言论自由斗争变得日益频繁。太平洋沿岸是滋生这种斗争的最肥沃的土壤。那里的劳工流动性较大，当组织员在某城市因为宣传革命被捕时，号召“自由自在的瓦布利”进行一次“冲击”易于得到更多的响应。在太平洋沿岸地方，成百的“瓦布利”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冲进监狱。他们来是要讲道理，但他们知道不等话讲完，警察就会把他们抓起来，他们干脆挤在监狱里不走。这样一来就妨碍了市政管理机器。一个城市要招待这么多客人，对真正的主人——纳税人，是不小的负担。这就是“瓦布利”的打算。世界产业工会的书记兼司库圣约翰最近对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说：“任何分会卷入言论自由斗争时，即通知总部，由总部通报所有分会……并请派出可以走开的会员前往该地。”圣约翰说，总部并不以任何方式津贴或经管言论自由斗争，除非分会提出请求，才尽可能予以支援。这样的斗争完全由分会或有关分会自行处理。几乎每次事件都采用同样的战术——在世界产业工会方面是阴沉的不抵抗政策，在当局方面是大规模的关押。事端的引起通常是由于讲演的内容，或表达他们观点的语言，或由于内容和语言，使得地方当局感到恼火——或者，至少可以说，精神紧张。那些言论被说成是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不爱国的、不道德的等等，或者，不论以上罪名是否合适，被指控为亵渎的、粗鄙的，并已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照作者看来，把后一罪名加之于世界产业工会，较之前者更为有理。文雅不是“瓦布利”的特长。他们怎能文雅？城市的议员先生们对他们的缺乏文雅应该稍加容忍，在他们所处的条件下，这多少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他们所处的条件，议员先生也有部分责任。
至于前一部分指责，我们应当记住，压制当局所谓的颠覆和煽动言论，其效果毫无例外地会和堵塞一座火山的效果完全一样。观点谈出来了，加上企图压制的人也被烧着，这就显得更为尖锐。当然，要确定到什么程度语言即由挑衅转化为暴力，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些事件中，往往并未超过官方所能容忍的极限，而当地官员的实际作为显示已经超过。纽约的警察局长阿瑟·伍兹说：“如果讲话的人批评现存制度的一切，或介绍他相信对事物会有改善的变革，前者不论如何激烈，后者不论如何热情，都不得视为直接挑起暴乱。”当乔治·克里尔担任丹佛警察局长时，他也采取同样立场，并按这样的理论进行工作：一切主张均可听取，不必有所顾虑。据说当世界产业工会委员会向他申请“街头演说准许证”时，他的答复是：“讲吧，年青人！愿意讲多少就讲多少。只要求你们在这一点上帮个忙。我希望你们不要紧挨着军营去大放厥词。并不是他们太重要，而是他们太幼稚。如果你们去了，他们可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结果是，当矿工们说矿工联合会的领导人应当抓起来枪毙时，并未发生任何事故。有言论自由，但无斗殴。
由于有了斯波坎、弗雷斯诺及圣迭戈的经验，该组织某些成员至少已认识到，尽管他们绝对有权从各个方面攻击现行制度，但为了成功地宣传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有必要把话题说得更集中一些。1913年9月，总执行局成员埃瓦尔德·凯特根，在第八届大会上向代表们提以下意见：
如果你们把话题严格限于宣传产业工会主义，他们要是禁止你们使用街头，你们就大有道理可讲。许多人……攻击每一个人：警察、城市官员、宗教、政治等等。他们什么都谈，这就被用来作为借口把他们撵走。而在许多城市，组织员可以去宣传产业工会主义，而且可以停留很长时间……。
1909年秋世界产业工会进行了不少于三次重要的言论自由斗争。这些斗争是在蒙大拿的米苏拉、华盛顿的斯波坎及宾夕法尼亚的纽卡斯尔展开的。1910年春季及夏季，在华盛顿的韦纳奇及沃拉沃拉有过小规模的斗争，秋季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进行过重要得多的斗争。这一次斗争一直持续到1911年3月。自此以后直到1913年底，在美国某些地区，“瓦布利”与市政当局之间，几乎每个月都要发生规模大小不等的言论自由的纠纷。在1909——1913这五年间，在世界产业工会领导下，至少有二十次重大的斗争，持续时间少则几天，多则超过半年。最重要的一次于1912年2月1日发生于圣迭戈，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季。从1913年以来，对世界产业工会来说，言论自由成了次要问题，这类斗争的次数也较少。稍微重要一些的斗争仅见于新泽西的帕特森，南达科他的阿伯丁，宾夕法尼亚的奥德法奇及华盛顿的埃弗雷特。最严重的一次发生于埃弗雷特，终于导致1916年12月的致命性悲剧。
在开展言论自由斗争的那些城市中，居民们自然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在工商界，这种态度更为明显，而且理所当然地反映在报纸上。斗争期间，圣迭戈的报纸几乎毫无例外地接二连三地发表社论，猛烈攻击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论坛报》说：“对于他们，绞刑不是好办法。他们最好是不存在于人世。因为他们在人类组织中毫无用处；他们是造出来的废料，应该像其它排泄物一样被清除掉，排放到被人遗忘的阴沟中，在冷冰冰的管道中腐烂。”读了这篇责难的文章以后，再看看州长海勒姆·约翰逊派出的调查圣迭戈骚乱的特派员所写的报告，我们会感到有趣。特派员温斯托克不仅向世界产业工会会员，而且向那些直言无讳替他们说话并被指称为教唆协助他们的人，耐心地了解那个自封为公民治安维持委员会所指控的野蛮与残忍的事件。温斯托克先生说：当他了解事实真相以后，他坦白地承认，他很难相信他在此小住并进行调查的地方，不是在俄罗斯，而是在这个被认为是“自由之国与勇士之家”。
1909年该组织未召开大会，但于1910年5月在芝加哥召开第五届大会。第一天有二十二位代表出席代表下列各州的四十二个分会：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蒙大拿、罗得岛、明尼苏达、俄亥俄、伊利诺斯、俄勒冈、华盛顿、宾夕法尼亚、亚利桑那、印第安那、英属哥伦比亚。根据能找到的零星纪录来看，会上未讨论任何重大问题。代表们通过一项决议“重新肯定1905年原有的〔产业工会的〕宣言……”后即散会。
十五个月以后，即1911年9月，举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会议。就规模而言，世界产业工会第六届大会与前一次的相比，同样无足轻重，只有来自十一个州的三十七位代表出席。除正式代表以外，还有三位来自木材工人兄弟会的“兄弟代表”。有二十一个分会派代表出席，这不包括世界产业工会的纺织工人全国产业工会——当时该组织惟一的全国性产业工会——的所属分会。大会气氛和谐，因此，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生气勃勃、满怀激情的青年。”“因为没有‘知识分子’他们反而受到注意。”关于该组织的基本法没有什么改动，但提案却有好几十个。会议记录的附件中有一张表，列出向大会提出的七十个提案。政治问题没有触及。一个反议会主义的提案，未经讨论即被否决。这就是说，大多数代表无疑都是非议会主义的，对政治与立法不感兴趣。登在《产业工人》上的一份大会正式报告说，总书记特拉特曼的报告将刊登在《团结》上，并说该项报告
是对劳联骗子与自称为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客之间那种罪恶联盟的猛烈抨击。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他们一再协同一致破坏罢工、而不愿看到工人用世界产业工会的方法取得罢工的胜利，因为这些方法的成功就意味着那些吮吸工人阶级血液的政治与行业工会运动的彻底破产。
特拉特曼先生后来转变了立场，投向社会主义工人党那一派。《人民周刊》（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于1913年7月26日刊登了特布特曼①致德布斯的一封信，其中说：
①校对者注：此处原文中即为‘特布特曼’，但校对者认为是原书笔误，此处应为‘特拉特曼’。——呵呵君
1911年世界产业工会大会上：我的报告中有一部分猛烈地攻击了反政治的政客和从不干活的清道工，他们装腔作势，充作该组织的组织员与代言人。大会决定将该项报告付印……但圣约翰及其亲信把报告收藏起来，没有印出。
大会正式报告声称，世界产业工会的士气、财力及会员人数均逐渐上升。这一提法不能由可能找到的数据完全证实。分会数目如有增加，也为数甚微。1911年，发出的入会执照少于1910年，解散的分会却多于1910年。关于会员人数，书记兼司库提供的数字与巴尼特提供的不一致，前者少一些。②圣约翰说，1911年11月该组织缴纳会费的会员人数大约为一万人。他说：
我们不要求别的，只要求会员缴纳会费。总部在过去十八个月内实际上发出六万份会费本，但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按期缴纳会费。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多数会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造成的。他们从事建筑、收割、伐木等项工作。这就意味着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为他们正在工作或因在乡间流动寻找工作而与组织失去联系，当然无法按时缴纳会费，当他们流入城市后，才又缴纳会费。附带说一句，如不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的会员在内，上述会员数字，是世界产业工会成立以来最高的数字。我知道第二届年会报告声称有六万会员，但这个组织的会员名册不能证实这一数字。事实上，第一年，这个组织缴纳会费的会员包括西部矿工联合会在内，人数平均为一万四千人。
②见附录三，表A。
这个时期，在某些产业，如金属、铁路及建筑，取得很大进展。这一进展可以从表一中看出。这张表显示1910——1913间该组织在各特定产业中的平均会员人数。
表一（芝加哥）世界产业工会1910——1913平均会员人数
（按不同产业）
产业19101911
19121913
纺织43004397
96371550
伐木1200800
1227650
海运…………
……2100
金属2002000
144300
汽车制造300500
83150
旅馆与餐馆150100
15150
建筑150600
2041200
铁路修建10001800
23661755
烟草100400
200450
装罐10075
6950
公用事业…………
……1700
煤矿200200
207250
铁路运输…………
……100
有轨电车…………
……50
农场工人…………
……100
石油50
6150
檢胶…………
……150
家具…………
……100
电力…………
……150
藤器…………
……100
娱乐……25
13050
乐器100200
226450
皮革……150
150……
混合分会13001537
35322800
910012834
1838714305
如果数字容易出错，有关“瓦布利”的数字更是如此。此处提供这些数字，因为它们仍说明一定问题。说明该组织肯定已逐渐恢复。1910年发生过多次世界产业工会的罢工，该组织曾积极参与的至少有九次。4月，俄勒冈州北雅希尔的农场工人，他们“曾经分发大量有关革命工会主义原则的粗糙宣传资料”，他们的某些会员因被解雇而举行罢工。8月，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煤气厂工人，主要是墨西哥人，为要求提高工资罢工两星期。据报导，解决办法是把每小时工资定为二点二五美元，并规定将来只雇用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普罗维登斯的擦窗工人为工资举行罢工，据报导，也赢得只雇用该工会会员的规定。从这些事例中，可以大致看出罢工的性质和哪些工人参加罢工。1910年此界产业工会参加的罢工为数极少。能查到的罢工次数均已搜集编入附录八。
虽然1911年在罢工方面不够活跃，但该组织不象过去那样几乎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团结》的评论员说：
尽管仍处于困难时期，但世界产业工会已得到它自己的六份周报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会已远远不象1907年那样孱弱无力，它正在加利福尼亚的克雷斯诺为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进行一场蓬蓬勃勃的斗争；而且使纽约州制鞋工人联合会的斗争富有生气——这是雇主方面第一次与一个企图把工厂变为工人集体所有的斗争……。
另一力量的象征是世界产业工会的出版物有所扩充。第四届大会闭幕时，该组织只有一份报纸，《产业工会公报》。该报于1909年初停止发行，其位置由《产业工人》（Ⅱ）（斯波坎）填补，但于1913年9月再度停刊。《产业工人》（Ⅰ）的发行时间是1906年2月至1907年夏季。《产业工人》（Ⅲ）（西雅图）于1916年4月开始发行，现仍继续出版。1910年7月2日《团结》说，那一年世界产业工会拥有七种以不同语言出版的报刊。
第六届大会（1911年9月）前十二个月内，组织了七十个分会，解散的分会则为四十八个。各产业中成立的与解散的分会数见下表：
表二
产业新组织的解散的
金属与机械1110
食品（面包烘制）22
征集分会138
烟草1
建筑44
制鞋11
公用事业84
服装33
家具1
矿工（煤矿）4
运输72
冶炼1
伐木94
农业22
汽车制造24
钢铁14
7048
书记兼司库圣约翰把四十八个分会解散的原因作了一个有趣的分类。他分类如下：
因缺乏兴趣22
因罢工6
因其它组织的阻挠6
因工厂关闭5
因会员离开当地2
因书记无能2
因内部不和1
会员离美赴墨西哥1
无纪录3
48
在此次会上，世界产业工会第一次认真地讨论了总部对普通会员有何权力的问题。提出了许多修改会章的建议，大部分是明确地要或多或少地缩小，或者至少是在某些方面限制总执行局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的权力。这些修正案主要是落基山地区及西海岸各州的分会提出来的。辩论持续了好几天，还彻底讨论了该组织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所有提案均未获通过，可能是因为代表们认为没有必要改动会章。
在此次会议上（1911年），福斯特报告了他作为世界产业工会的代表参加8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国际劳工书记处会议的经过。他不能提出使人赞扬的报告。这一国际会议对接纳世界产业工会的问题，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后，一致拒绝，尽管它的要求获得法国总工会代表的支持。大约就在那时，法国工团主义者正面临严重的危机，也存在着全面分裂的危险。那时虽避免了分裂，但从那以后即发展为法国总工会内的两个集团：“红色”（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及“黄色”（保守的）工团主义者。
考茨基引用拉加德尔的话在1911年承认，“现在的危机迫使我们对工团主义的实践与观点进行全面的修正。一般来说，我们发现我们已处于强行军以后，精疲力尽的境地。”
1908年以前，世界产业工会与法国工团主义无直接接触。而且，它与法国工团主义运动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也没有过象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密切与明确。实际上，世界产业工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产物。所采用的战术部分来自世界产业工会会员阅读普格、索雷尔、拉加德尔及其他法国工团主义学派名家的著作。这种思想意识的传染也通过个人接触的渠道。1908年海伍德赴欧，他遇到法国总工会的某些领导人。1900年他又参加哥本哈根举行的国际劳工与社会主义者大会。名义上，他代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但他也以非正式的方式支持世界产业工会所经营的那种美国工团主义的事业。
两年一度的国际（劳工）书记处会议于1911年8月10日至12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第一天开会时，整天都用来辩论接纳世界产业工会代表福斯特的问题。他的代表权最后遭到否决，因为他只得到法国总工会的支持。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冈佩斯在同年该组织召开的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及布达佩斯会议拒绝接受所谓世界产业工会。他说：“这个小得可怜的世界产生工会的所谓代表，宣称支持法国总工会的政策与纲领，所以他的要求也得到后者的支持。”出席布达佩斯会议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代表邓肯报告说：“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名叫福斯特，来自芝加哥，自称代表一个名叫世界产业工会的美国劳工组织，曾在巴黎停留一个时期……”，并且已明显地说服法国总工会，承认他在布达佩斯会议上的代表权，而不承认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代表。邓肯说：“讨论时，福斯特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甚至以殴打相威胁……——露出了世界产业工会的本来面目！……但法国人并未因他们的三色旗被世界产业工会抹黑而惶惑不安。”
于是，法国工团主义进入世界产业工会，授予某些具有特色的罢工战术和一套关于总罢工的模糊不清的哲学概念，如“坚强的少数”等。在这个范围内，世界产业工会是一个工团主义工会。结构上，它是一个权力分散的团体（所属机构均系分权），而法国总工会肯定是权力集中的。它在自己的组织上及其对待国内劳工组织的态度上，也与法国总工会的不同。在美国，法国的观点系由北美工团主义者同盟以更为明确的形式来体现的。
工团主义者同盟是一个宣传机构，而不是一个劳工组织。它的矛头主要指向世界产业工会一一用工团主义来反对美国劳工组织的产业工会主义。它相信从内部对美国劳工联合会进行改造是可能的，并谴责世界产业工会的双重工会主义。关于行业工会，它是乐观的。威廉·思格里斯·沃林说：“它知道要在这些组织中取得革命的多数，不论在性质上是社会主义的还是无政府主义的，都是不可能的，但它为了应付这种情况，已经输入了法国工团主义关于‘坚强的少数’掌握权力的理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工团主义者同盟，因为他们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怀着恐惧。①
①这一解释系哈里·凯利提出的。参见福斯特及福特：《工团主义》。该书精辟地指出了某些作者试图立即引入美国的法国总工会的半无政府主义、半保守主义与世界产业工会的产业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
在这一方面，可以提一提1912年10月在纽约市成立的，由希波赖特·哈夫尔任书记，哈里·凯利任司库的无政府主义者教育同盟。听说这“是一个积极宣传者的组织，成立的目的是在已经组织起来和尚未组织起来的美国工人中传播工团主义，直接行动及总罢工的思想。”
1911年麦克纳马拉兄弟因《洛杉矶时报》大楼爆炸案受审一事轰动全国。世界产业工会不遗余力地营救被告，《旧金山纪事报》为此写道：“……现在，所有社会主义鼓动家以及所有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暴徒都来了，并且宣称，即使逮捕被告也是一种‘暴行’。那个自称为世界产业工会的流民集团号召‘总罢工’，以抗议对被告的所谓‘绑架’。”
几天以后，《产业工人》在封面上用大写字母刊出下列文告：
世界产业工会公告
“起来！准备捍卫你的阶级！”
“必须举行所有产业的总罢工，作为工人对主子们挑战的回答！使一切产业瘫痪！停止一切生产！永远警惕就是自由的代价。”世界产业工会1911年4月25日发。
1912年第七届大会时，总执行局宣称麦克纳马拉案件“说明工人阶级中的任何一员，如因阻挠雇主对工人进行无限制的剥削而引起雇主的仇视时，他绝无可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且，它指控美国劳工联合会“没有尽到援助被告的应尽的责任……美国劳工联合会保证给予工人阶级这些成员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是空头支票。”
世界产业工会这些好斗的语言，引起了社会对该组织的更多的仇视。反对的矛头指向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方法与战术，而不是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它的形式或组织、或它对未来社会性质的想法。总的来说，社会主义者反对直接行动的整套哲学，更具体地说，反对直接行动的某些方面——即普遍使用怠工与暴力。
世界产业工会一位负责人给直接行动下定义时说：“怠工是从进行生产的地点或对象，撤出劳动力或减低劳动效率。”一位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曼把直接行动描述为“有觉悟的个人或集体通过系统地表现工人的经济力量以抗议或改进社会情况的努力。”法国工团主义中的知识分子之一拉加德尔教授解释说：“直接行动与民主的、议会的及政党的非直接的和立法的行动是对立的。它意味着工人阶级决定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把行动的职责委托给别人。”英国知名的工团主义者汤姆·曼对怠工的解释是，“为个人或阶级的利益而弄虚作假。”普格说：“怠工这种实践所遵循的原则是，工资低，工效也低。”当它以最温和的形式出现时，怠工实际上就是工会行之已久的老办法——限制产量。《社会战斗》的编辑埃弗，主张用怠工作为一种革命操练，或为革命而进行的训练。这种革命，许多社会主义者都相信，可能在资本家戒严的幌子下用暴力来促其突然发生。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直接行动看作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它可能采取协同一致的不干工作的形式，或者采取“一种对老板有害的方式”工作而成为一种怠工。
1913年夏，世界产业工会洛杉矶分会发行了一个半官方的周刊，名叫《木鞋》，这为我们提供了世界产业工会对怠工和直接行动进行宣传的一个有趣的范例。该刊命名为《木鞋》是因为Sabotage（怠工）一词来源于Sabot（木鞋）。传说法国一个工人因为怀恨在心，把他穿的Sabot（木鞋）扔到机器里，卡住了机器，停止了生产，所以造出了Sabotage这个词。这一类的直接行动，在该刊每期的封面上都有声有色地加以宣扬。下列加花边的格言与口号就是该刊使用的围绕木鞋的标题：
“及时的一踢省去踢九次”
“从工资奴隶制度下踢出白己的路”
“我们的徽章：跃起的鞋”
“票箱前踢十次，不如干活时踢一次”
“迫切要求：所有工作对穿木鞋的开放”
“穿木鞋的脚可以动搖世界”
“一人受害，大家关心”
在过去几年内，世界产业工会即使不是愈来愈多地使用这些手段，也是愈来愈多地谈起这些手段。的确，可以说实际运用“瓦布利”所认为有效的那些直接行动的方式逐渐变得越来越普遍。当社会党人于1912年5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开会时，该党对世界产业工会，特别是对它那种“直接行动”的宣传应采取何种态度问题，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提出一项动议要在社会党党章内添上这样一条（第六章第二款）：“任何反对政治行动或宣扬犯罪、怠工或其它暴力手段以协助工人阶级取得解放的党员均应开除党籍……。”讨论就是围绕这一条进行的。经过长时间辩论以后，修正案以一百九十一票对九十票获得通过，这闻名的第六章第二款就成为党规。①讨论中，对直接行动与暴力曾提出激烈的批评。代表盖洛德说：“我们不要它（直接行动与暴力）。一点也不要！我们就不愿意接触它，不愿意和它有任何联系。我们从内心深处对它深恶痛绝。”伯格着重地发表了他对“怠工条款”的看法。他说：
①根特在分析这次投票时说，反对这一条款的代表百分之六十七至七十五“是非无产阶级”。
我想要说的是：世界产业工业的机关报，斯波坎的《产业工人》上的那篇文章和莫斯特所写的东西一样，唱着同样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调子。同志们，我想告诉你们，就我来说，我就不相信喑杀可作为宣传的手段，不相信偷窃可作为没收财产的手段，也不相信持续的骚乱就是鼓动言论自由。如果我说：那些认为我们可以用“哈里露亚，我是个游民”来代替马赛曲和国际歌的人应该去成立一个他们自己的“游民组织”，每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会场大笑并大声欢呼）
世界产业工会并非仅仅由于提倡“直接行动”而招致社会党人的仇视。1908年，世界产业工会抛弃“政治行动”时，后者已感到那是对社会党宣战。很明显，社会党不能始终一贯地支持底特律世界产业工会，因为该组织实际上听命于一个对立的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世界产业工会创始人之一欧内斯特-昂特曼，在社会党前一次大会上说“当我们组织世界产业工会时，我们希望它将成为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组织……。与我们的愿望相反，从外部钻进来的力量带来了分裂，今天的世界产业工会已退回到工团主义。”他还说，世界产业工会欠了社会党很多的债，因为它忘恩负义地阻挠了该党的工作。他说：
我们支持了世界产业工会在斯波坎展开的言论自由的斗争，以及在滨海各地争取工人阶级权力的斗争，但当我们的讲演员〔在旧金山〕收集款项……援助世界产业工会时，该组织的打手聚集在会场外面，敲打……。他们还派出打手到海湾对面的奥克兰分会，公开宣称要摧垮那个分会，并破坏社会党的活动……。我将忠于产业工会主义，但世界产业工会，让它见鬼去吧！（欢呼）
1913年2月，当海伍德从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被召回时，最后联系世界产业工会与该党的纽带终于破裂。①
①本章写好以后，颁布了好几种法令，都是或多或少地针对世界产业工会的。澳大利亚率先于1916年H月由自治领下议院通过了“非法会社法案”。澳大利亚法案通过后三个月内，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及爱达荷州通过了“解释犯罪的工团主义及禁止其宣传”的法案。1918年2月，蒙大拿州议会召开特别会议并通过了同样的法令。（这三州的法案见附录十）
根据报纸报导，加利福尼亚世界产业工会阴谋案的四十六名被告，于1919年1月16日在萨克拉门托受审，联邦地区法院判决他们犯有违反美国宪法与间谍法及企图破坏政府战争行动的罪行。所有被告均系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或指称为该会会员，这一案件也与191B年芝加哥审讯的案件相似。据报导，法官拉德金已于2月17日分别判处四十三名被告一年至十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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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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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从历史的角度简要描述当前由议会社会主义走向产业社会主义的趋势。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美国的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中。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已有十三年。这十三年的前一半时间，公众几乎不知道这样一个组织的存在。但从该组织的历史来看，有少数几个地方，由于受到惊动，很早就知道它的存在。1909年，斯博坎市即曾发生过世界产业工会发动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1912年，劳伦斯罢工事件使世界产业工会闻名全国。远在那时以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宾夕法尼亚洲的麦基斯-罗克斯及蒙大拿的密苏拉，都和“瓦布利”进行过小小的较量。
目前，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与干部的代表，有一百多人正在芝加哥接受确定该组织命运的审判。对被告起诉的罪名是阻挠并妨害征募士兵的工作而且在其它方面阻止进行对德战争。指控的具体罪行共有一万七千条。既然世界产业工会的战时活动现与我们关系甚大，在本书问世时，本应在最后加上关于该组织与战争的一章。遗憾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因审判仍在进行，而且除法庭记录以外，关于指控的反战罪行，几乎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注：本书付印时，审判已经结束。8月17日，此案交付陪审团。陪审团离庭五十五分后，回庭宣称被告有罪，同意起诉书的指控。8月30日法官兰迪斯宣判，海伍德和另外十四人被判二十年徒刑，各处罚金二万美元。其它三十三人的第一条罪状各判刑六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二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五千美元；第三条罪状各判刑二年，罚金一万美元；第四条罪状各判刑十年，罚金一万美元。三十三人各判刑2年，第一及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还有十二人被判徒刑一年零一天，第一、第二条罪状各处罚金五千美元；第三、第四条罪状各处罚金一万美元。两名被告判刑十天。所有判决同时执行。罚金总数达二百五十七万美元，并须负担诉讼费。据宣告本案将上诉。（美国伊利诺斯州北部地区地方初审法院刑庭录事记录第十二册，第61—62页）。〕
现今，世界产业工会的存在虽已为人所熟知，但是关于该组织及其会员的情况，公众依然不甚了解。而且，即使有所了解，大多也是不真实的。十三年以来，在美国人民面前，世界产业工会虽不能说是一贯受到诽谤，也可说是一贯遭到歪曲。它的所作所为及其所信奉的主义，公众均未得知真相。关于这一组织，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许多虚构的文章。关于该组织的真正宗旨——尤其是这一宗旨的建设性主张——则全国报纸伙同一气，不置一词。所以，这一劳工组织在公众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离奇古怪、虚无飘缈之物。
一群不愿工作的五花八门的流浪汉与非技术工人，他们的哲学简直是怠工和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的哲学，而且他们的行动和自己的哲学是一致的。这就是目前对他们的看法。这正是更反动的企业集团盼望人民对世界产业工会所抱有的看法。如果这些反动的雇主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服公众不仅对世界产业工会抱有这种看法，而且把这种看法推而及于一切劳工组织，他们就可以在这个范围内与公众联合起来反对劳工。
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消极的或破坏性的条款都被肆意曲解，然后加以夸张，说成是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全部宗旨。实际上，那仅仅是纲领中的次要部分。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极大可能存在某种建设性，但是新闻界却竭力阻挠公众对它的了解。必须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鼓动者本身就以粗野与激烈的语言以及他们个人对耸人听闻与惹人注目的偏好，助长了对他们组织的这种曲解。甚至“瓦布利”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也不可全信。作者之所以要谈及目前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看法，是因为他相信：了解该组织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固然重要，了解公众如何看待这个组织，同样非常重要。
雇主、官员和一般民众当中对“瓦布利”的态度是，普遍认为他们穷凶极恶，是些社会渣滓。这就是“只等天明，把他们全部吊死”的态度。西部某州的一位联邦司法部高级官员，曾为作者谈过一个例子。他最近访问该州边远地区一个小镇时，遇到一位警官，回答问题时，这位警官解释说：“对付‘瓦布利’，一点也不费事。镇上来了个‘瓦布利’，我当头就是一警棍，然后把他扔在河里。他爬起来时，自己就乖乖地滚蛋。”顺便提一句，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任何一个穷人，如果他没有职业或明显地缺乏生活来源，根据这一事实，就可以被假定为世界产业工会会员。作为一个“瓦布利”，对他的适当待遇便是用镐把打他，如果获知他是罢工的鼓动者，便是一次“小小的领带晚会”〔注：意指吊死。——译者〕。
由于我们现正处于战时，某些雇主集团，尤其是采矿业与木材工业的那些雇主，进一步地混淆视听，加剧了公众对世界产业工会的仇视。他们是在早先使用过的幌子下，再加上不忠诚与不爱国的指控，便达到了这一目的。他们拉大旗作虎皮，在国旗的掩护下指责这些不忠的、无政府主义的“瓦布利”这样一来，就更加模糊了潜在的经济问题。不论任何一方在爱国主义方面有什么事实，看来确实是：世界产生工会的大多数行动都是普通的罢工，目的在于争取更好的雇用条件及决定这些条件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努力被雇主指责为不忠，并遭到全副暴力的对待。换言之，他们得到的答复是警棍与“领带晚会”的政策。——亚利桑那州比斯比城把所谓的“瓦布利”，全部驱逐出境，蒙大拿州巴特城，吊死法兰克·利特，便是例证。正如总统派出的调解委员会在报告中所说：“对世界产业工会的箝制，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因为雇主方面眼光短浅，对确实存在的苦处，也反对加以改善。”
通过阴险的手法，散布关于世界产业工会搞鬼的谰言，即使在该工会并未作为一个组织参加的争执中，也可使该工会本身或另一劳工团体，或二者，成为“牺牲品”举例来说，如美国劳工联合会所属木瓦工工会与某木材公司发生争执，该公司仅须发起攻势：通过所控制的新闻专栏，叫嚷“他们是‘瓦布利’”，舆论就会反对他们。他们信口雌黄并不到此为止。谁公开同情这些所谓的“瓦布利”的人，他自己就一定是个“瓦布利”！
自然，国内自由派人士不同情用警棍政策来对待世界产业工会，也不同情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作如此蛮横的解释。但是作者必须指出，自由派的解释也远非确切。把世界产业工会说成是一种社会脓疮，造成这种脓疮的原因则说成是诸如住房条件太差之类的问题，这就是自由派所表示的态度，所发表的意见。这样来解释世界产业工会显然是管窥蠡测（除非我们准备采取一种立场，把旨在重新整顿现状的任何组织——例如，单一税同盟——都看成是社会脓疮）。改善矿区或木场的工作条件，可以消除该工会一些粗野与次要的活动，但不会扼杀世界产业工会主义。
说世界产业工会是国家肌体上的一种社会脓疮，这并不能使这个工会就此消失，正如说英国工党或我们的国家安全同盟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肌体上的脓疮并不能使这些组织就此消失一样。只有掌握世界产业工会的较为基本的宗旨，分清是非曲直，并且按照我们的结论勇敢地行事，我们才能彻底而且公正地对待这个组织。我们有义务严肃地探讨非技术劳工的组织问题，行业工会主义、混合工会主义和产业工会主义的有关功绩问题；充分发挥政治民主以及将来在这方面可能作何改进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的经济生活与工业活动中专制与民主对立的问题。“瓦布利”坚持认为，企业中参加工作的人（从雇用的总裁到雇用的普通劳工），如果不能控制管理部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凑巧的是，英国工党在其题为《论劳工与新的社会秩序》的重建报告中，实际上坚持了同样的主张。英国工党坚持的方式，比世界产业工会的要文雅一些，聪明一些。这一事实可以说明我们的自由派人士对世界产业工会主义的这一条款几乎是普遍地加以忽视。世界产业工会还为这一控制设计了（当然是不成熟，不完备的）一种机构。他们认为产业工会就是将来产业民主的行政单位。一旦战争结束，所有这些都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即使“瓦布利”已不再存在，这个领域内的继承者也将为每一问题的根本目的而奋斗。
要求将我们的某些民主——我们的代议制的某些成份——从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生活，这就是世界产业工会纲领中可以肯定部分的最重要的项目。他们要求给予工人——各级工人——控制管理部门的全部权力，从而使企业民主化。他们要求把产业单位的管理权从主要着眼于收益的那些人的手中转移到主要着眼于生产过程的那些人的手中。“瓦布利”愿意看到“资本主义”（君主制的或寡头制的对企业的控制）为经济民主所代替，正如一切文明国家中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几乎已全部为政治民主所代替一样。当英国工党要求在企业中实行代议政治时，那些并未忽视这一要求的人，曾认真地加以考虑。而当世界产业工会用“让工人管理企业”这样的说法来反映这种观点时，编辑们却惊慌失措，工商界也大惊小怪地估量世界产业工会所形成的威胁，比较反动的雇主竟歇斯底里地大发作，叫嚷在天亮时“就把这些犯罪的无政府主义者枪毙”。
按照目前公认的普鲁士国家模式来管理企业，可能是最好的办法。这当然是个有待争论的问题，而且世界产业工会已对普鲁士模式表示异议。不论世界产业工会可以肯定的纲领中有何内在的优越性，甚至该工会最积极的成员也不得不承认，假如他们今天得到他们所要求的权力，他们也会和普鲁士一样严酷无情，其严酷的程度绝不亚于我们现有的大公司。即使时间已经成熟，资本主义可以取而代之，世界产业工会也还得走过漫长的路程才有代替的资格。就担负责任而言，“瓦布利”们还处于光怪陆离的毫无准备的状态。迄今为止，他们自己的会员也不理解他们时时挂在嘴上的怠工方法相对来说是如何的无关紧要。他们谴责专制的方法，但他们的作法非常粗野，而且把着重点放在超乎常理以外的错误位置。可以说，他们是在刺耳而且醒目的声明之后，又低声细语地加上一个关于方法问题的注释。“如果不允许劳工对矿山管理有发言权——就实行怠工！”
世界产业工会要求把企业的全部管理权都交给生产者的要求，无疑是过分的。管理机构的某些方面可能应该完全由工人（包括与企业有关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工人）来控制。在任何生产单位中，劳动时间和卫生条件即使不是生产者惟一的，也是他们主要关心的问题。但是应该生产多少产品和应该以何价出售，与消费者也大有关系。因此，消费者也应参与企业管理，确定产品的数量与价格。
本书是对世界产业工会这一组织作实事求是的描述，并且记载它的历史事实。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要根据原始材料下笔。作者一直试图通过访问、街头演说、会议记录、印刷的文件与小册子等，使“瓦布利”自己现身说法。大部分记载系根据1909年作者对世界产业工会开始产生兴趣以来所收集的资料与收到的印刷品。
作者自始至终力图不对世界产业工会作哲学上的探讨。至于阐明由世界产业工会体现的这一意义重大的运动及其重要性，作者并未忽视。现在看来，这点确有迫切的需要。写此书时，最初的意图是将分析与阐明世界产业工会主义以及它对其它经济主义的态度结合在一起。但是作为骨架的历史资料，几乎排挤了其他的一切，可能要占据与其重要性并不相称的更多的篇幅。尽管如此，酌加评论的愿望仍甚强烈，有时竟不可抗拒。尽管作者力图做到准确与完全公正，但无论事实和看法都可能有误，如蒙指出，不胜感谢。
作者从事此项研究时，在搜集材料方面，得到该组织全国各地几十个地方工会书记的大力支持，深以为感。世界产业工会的前任总书记和总司库文森特·圣约翰先生，曾一再慷慨满足作者索取文件与资料的要求，尤为铭感。世界产业工会总书记兼总司库威廉·D·海伍德先生，国际产业工人同盟（原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底特律派世界产业工会）的总书记兼总司库赫尔曼·里克特先生，均曾同样满足作者的要求，并此致谢。最后，作者要对哥伦比亚大学亨利·R·西格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本书写作后期，他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西格教授和C·A·斯图尔特夫人曾不厌其烦地阅读本书校样，美国劳工统计局的工作人员M·A·加兹比夫人曾协助编写参考书目，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8年6月9日于旧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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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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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序言
新版中改动的地方不多。第一版中作为附件一的早期激进劳工组织表已被删去。取而代之的是1905年成立世界产业工会时哈格蒂“神父”编制的产业组织图原本的复制件。此图有时亦名“哈格蒂神父的命运轮”。要说明革命的产业工会主义者在产业组织方面有关工会结构的一些早期想法，这张图无疑是有一定重要性的。特劳特曼曾将此图大加扩充，发表在他所写的小册子《一个大工会》上。詹姆斯·罗伯逊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最近曾将此图再加以扩展，以推动太平洋岸西北地区车间工会代表的宣传。这个图发表在一本名为《工会主义者与美国车间代表制》的小册子里（俄勒冈州，波兰特，1919年）。
该组织于1919年5月在芝加哥举行第十一届全国大会。这是1916年以后举行的第一次大会，共有五十四位代表参加，据说，这次是其中有四十八位以前从未参加过该组织的全体会议。总执行局报告说，1919年该组织拥有十四个产业工会，它们在全国不同地区各自设有分会；该组织还设有总征集工会，会员总数为三万五千人。大会以后，据说又成立了三个新的产业工会：即石油工人工会、煤矿工人工会与渔业工人工会。出席5月会议的代表，通过了近五十项关于会章的修正案。如非全部，其中的大部分又以复决形式为会员批准。大会会议记录没有发表。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世界产业工会发行了一种月刊，名为《统一的大工会》，以及几种新的周报。
关于丹尼尔·德利昂的产业工会主义理论（见本书149页），作者注意到书中的说法有误，已经改正，以符合事实。（原书）241页〔注：。见本书译文第152页。——编者〕上增加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对德里昂德国及革命产业工会主义与俄罗斯苏维埃制的关系所作的一些有趣的评论。
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
1919年9月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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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世界产业工会——美国工团主义研究（1920）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本研究美国工团主义的专著。记叙了世界产业工会（一译“世界产业工人同盟”）的成立经过、它的指导思想，它所领导的同雇主的斗争。还叙述了它同美国另一劳工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斗争，以及它本身的派别斗争情况。本书内容翔实，并附有多种统计资料及图表，为研究美国工人运动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材料。
作者保罗·弗雷德里克·布里森登（PaulFrederickBrissen-den）博士，曾任美国劳工部特别代表，是世界产业工会的活动家，曾出席1914年9月在芝加哥举行的世界产业工会第九届大会。他表示，他写本书的目的在于忠实记载世界产业工会十三年的活动历史，但是并不评价它所奉行的理论的是非曲直；而且，本书研究的范围只限于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的活动，并不涉及这个组织在其它国家的活动情况。
概括来说，本书是从三个方面介绍世界产业工会的：
1．指导思想作者指出，世界产业工会的会章前言中明确表示：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产业工人必须组织起来；工人阶级的斗争目标是取消雇佣工资制，推翻资本主义；在这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起首要作用的是工会，主要的斗争方式是罢工或怠工。它反对罢工以外的政治斗争或取得政党的支持。世界产业工会认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工会就是“掌握生产手段与分配并为财富创造者的利益进行管理的行政机构”。
2．同资本家的斗争世界产业工会于1905年成立后，领导无产阶级建立产业工会代替行业工会，把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流浪工人与侨民工人都组织起来，领导了多次重大罢工斗争，如1905年西部各州的矿工罢工，1912年麻萨诸塞州劳伦斯的纺织工人大罢工，1912至1913年新泽西州帕特森和帕塞伊克丝织工人的罢工，以及1906至1912年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等等。这些斗争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是有重大影响的。
3．与劳联的斗争及其内部的分裂世界产业工会成立后，就把早已成立的奉行阶级协调政策的美国劳工联合会作为打击目标，号召对劳联实行“内部动摇”和“外部打击”，使这两个工会组织处于长期对立和磨擦的状态。1908年后，世界产业工会内部由于宗旨和策略的分歧而导致自身的分裂。以德利昂为代表的一派，总部设在底特律，被称为底特律派或“教条主义派”；以海伍德和圣约翰为代表的一派，总部设在芝加哥，被称为芝加哥派或“直接行动派”两派都称世界产业工会，从而出现两个世界产业工会在美国并存的局面。到1915年，底特律派改名为国际产业工人同盟，这种局面始告结束。
对世界产业工会应如何评价，这个组织在美国工人运动中的成败与得失，又应如何估量和品评，这都有待读者去探讨和研究。本书的翻译出版，只是为读者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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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黑格尔左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的思想起源》（1957）
第四章黑格尔左派
1、自由激进主义：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
2、社会激进主义：罗德维希·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
黑格尔竭力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静止的保守的体系与革命的辩证法之间，制造折衷平衡，但他的这种努力并不能提供一种持久的解快方法。无疑，在他于1831年逝世时，他的学说对他的大多数德国同辈人来说是牢固的，足以应付流逝岁月的挑战。但他的大多数信徒只限于以传统的方式去评论和阐述他那部集中体现了自己时代知识的庞大百科全书的不同部分。
另一方面，摧毁了神圣同盟和复辟的1830年革命，以及1834年关税同盟建立之后德国出现的经济复兴，却必然会触发起黑格尔庞大学说中的固有矛盾，并使之陷入混乱。工业的迅速发展，使改造外在世界愈来愈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把一切具体的现实再归结为观念就越来越困难了。这场经济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像18世纪的法国一样，导致了唯灵论的世界观迅速过渡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此相伴随的是，也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所支持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而自由主义运动倾向于完全抛弃业已被1830年革命动摇了基础的黑格尔的保守的政治体系。
1．自由激进主义：大卫·施特劳斯；布鲁诺·鲍威尔
黑格尔学派本身此时分裂成了两派；一派是由黑格尔正统信徒所组成的保守的右派，另一派是力图使黑格尔体系适应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的自由主义的左派。
黑格尔左派代表了因商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而增强了的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意愿。他们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区分和改造，使之适应于自由主义；他们抛弃了这一哲学体系中的静止的保守的成分，只保留了其中的革命的辩证因素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但德国资产阶级的半保守的倾向，使青年黑格尔派得不到任何实际的支持。像在他们之前的浪漫主义哲学家一样，青年黑格尔派的行动基本上只局限于精神领域。
因此，与18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派运动不同，黑格尔左派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治运动因得不到革命资产阶级的支持，不久就失败了。他们的行动抓不住任何实际的目标，只是对现实进行抽象的批判，实际上是在玩弄智力游戏。革命的自由主义运动的失败，使一部分黑格尔左派从保守的资产阶级转向了新兴的无产阶级，釆取具体的实际的行动，而不再仅仅从观念和抽象出发。首先，费尔巴哈完全把黑格尔哲学颠倒过来，得出像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一样的机械唯物主义，依据这种唯物主义的解释，人从属于自然界并受自己周围环境的支配，但人还不能改造世界。接着，马克思把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变成了能动的唯物主义，并揭示了人由于对世界的不断改造而使自己愈来愈同世界结为一体，马克思把行动同人的具体实际活动即经济的、社会的活动联在一起，而不是像唯心主义者那样只把它同精神的发展联在一起，并提出了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此，作为反映具有充分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就出现了。
黑格尔左派同黑格尔右派之间的最后决裂是在左派依照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派批判宗教和君主专制，支持资产阶级争取执政的斗争）的榜样，维护理性和自由进步，批判黑格尔保守体系的两个重要因素即基督教和普鲁士国家时才发生的。由于批判基督教比批判普鲁士国家危险要少些，所以黑格尔左派也像法国的百科全书派一样，在对社会和政治采取行动之前，先抨击了基督教。
大卫·施特努斯：这场争论虽然是在宗教和哲学的口号下进行的，但就其实质和目标而言，却基本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就是这场政治斗争的最初的体现。争论的中心是：究竟宗教和哲学是像黑格尔所断言的那样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还是与此相反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把宗教的内容和哲学的内容相提并论，认为二者之间只有形式上的差别，即宗教是通过表象、通过象征揭示哲学的理性内容的。施特劳斯反对把这二者等同起来，认为哲学不应论证宗教。他的书强调指出，宗教的教条如不改变其内容和本质就不可能归结为概念。黑格尔认为，在研究基督教时，可以不去注意历史现实及圣经和福音书的故事，而只要考虑它们的象征意义就够了。施特劳斯则反驳说，构成基督教实质的正是这些故事，在他看来，这些故事不是哲学象征，而是神话，这些神话起源于救世主的预言，而在基督这个形象身上则反映了犹太民族的深刻愿望。
施特劳斯重新回到了非人格的神的想法，认为这个非人格的神的存在同人类历史本身是相符的，因而他也就回到了黑格尔在其宗教哲学中、特别是在其基督学中所内在包含的思想那里去了。但施特劳斯否认耶稣的真实性，认为基督也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他断言基督并不构成神圣启示的全部，而只是其主要因素之一，只有整个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之中才提供出神的完整的图像。
施特劳斯的著作对整个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迎头痛击。他断言宗教的本质和哲学的本质是不同的，从而粉碎了黑格尔所认为的宗教和哲学的协调，以及作为黑格尔哲学基础的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统一。他指出在理性的和逻辑的真理之外，还存在着历史的现实，而历史的现实并不是必然地同这种真理相吻合的，而且也不能归结为这种真理。由于不承认在人之外还有什么基本创造原则，也不承认基督教的绝对价值，所以他就扬弃了黑格尔哲学的静止的形而上学的和超验的性质，抛弃了它的保守方面。
施特劳斯动摇了黑格尔苦心构筑的宏大建筑物的基础，为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哲学的全面进攻铺平了道路。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消灭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同革命的辩证发展观之间的矛盾。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把黑格尔认为在现实和将来已经停止了的观念的运动加以推广，并运用于未来。
青年黑格尔派受到了施特劳斯的言论的启发，逐步把这场批判由宗教领域扩大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以便在理性的名义下建立现实与理性之间的有效的统一。但是，他们深受黑格尔学说的影响，毫不怀疑精神具有决定世界进程的全能，并且认为只要揭露潜伏在具体现实中的不合理因素，即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合理的东西，就足以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合理性。由于把决定着世界不断变化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对立起来，所以他们就从中推演出一种适应德国资产阶级需要的行动哲学。这种行动哲学虽然由于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最初只限于精神领域，但它依然是对为反动的复辟保皇主义辩护的黑格尔学说的一种革命性的改造。
柴什可夫斯基在其《历史哲学引论》[1]中指出，应该用哲学去改造世界。黑格尔把辩证法的应用限制在过去和现在，剥夺了哲学家探讨未来的权利。柴什可夫斯基则不同，认为哲学不仅仅是从过去推演出现在，而且应当从适去和现在推演出未来，从而指导历史的合理发展，柴什可夫斯基说，迄今尚不是自觉的历史的发展应成为理性意志的产物[2]，到现在就停止的、对人类的命运没有任何影响的黑格尔哲学，应为一种新的哲学即行动哲学所取代，这种新的哲学将能决定人类的未来。
正是这种行动哲学对黑格尔哲学作了深刻的改变，把它同费希特的体系融合起来，使现实的发展从属于理性意志，并把确定未来当作哲学的基本任务。马克思的朋友，布鲁诺·鲍威尔就是这一哲学的主要理论家。
布鲁诺·鲍威尔：他像施特劳斯一样，原本也是一个神学家。尽管他的观点同施特劳斯是对立的，但在着手批判《耶稣传》之前他一直是一个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3]。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本质不在于它的宗教教义和哲学内容，而在于构成了普遍意识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鲍威尔认为，基督教社团并不能在基督身上体现出犹太民族对救世主的信仰，而是通过福音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向时。他联系福音书同当对的一般世界观的关系来研究福音书，并证明福音书像当时流行的学说——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论一样，是“不幸意识”或“苦恼意识”的产物，也就是受抑制的精神的产物；这种意识由于古代世界的衰落而在精神和道德方面造成了沮丧，因此想保持自己内心的自由，对福音书的这种批判，使鲍威尔走向了行动哲学，即走向成为青年黑格尔派战斗武器的批判哲学[4]。
鲍威尔认为：只有意识，即获得对自身认识的精神，才是有意义的，而实体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意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形式，像费希特的“非我”，不过是精神用来实现自己的辩证发展的手段[5]。普遍的意识，像费希特的“自我”那样，通过不断摧毁它创造的东西而使自己无限进展。因为普遍的意识一旦在实体中釆取一定的形式，这种形式就会成为它的限制和障碍。普遍的意识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每一种哲学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形式，只暂时被认为是合理的。由于使自身长久存在下去，这种形式就成为不合理的东西，并妨碍意识的发展，因而必然会为一种新的更高的意识形式所代替。这就是进步的主要手段即批判的任务，这种批判将通过分析教义和制度，消灭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从而决定普遍意识的不断发展[6]。鲍威尔看来，基督教通过赋予人类以崇高的价值而在改造古代世界方面有过重大贡献之后，由于依附于教义即依附于精神的一定实体或一定的形式而成为意识发展的障碍，而批判却应具有这样的作用：使精神摆脱基督教的束缚。
这种批判哲学比柴什可夫斯基更加深刻地改变了黑格尔的学说，使它适应于自由主义反对保守制度的需要。由于主张普遍意识的发展是无限的和辩证的，由于否认任何实体、任何现实的形式有权被认为是意识的最终的体现，所以鲍威尔就消除了黑格尔学说中的保守的因素。但是，由于不断把意识和实体对立起来，所以他也破坏了黑格尔所主张的观念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像在费希特那里一样，被归结为精神的暂时的、无常的表现。这样，批判哲学就重新陷入了黑格尔强烈反对的把有同应有对立起来的费希特哲学中去了。
鉴于这种哲学把观念同现实分开，并把现实归结为意识，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返回到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那里去了。辩证的发展不再像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同现实结合在一起，而是转到了精神领域。辩证的发展不再取决于事物本身的性质，即取决于被认为是精神的存在物，而是决定于思维的主体，即“自我”，在黑格尔那里，由于反映现实的一个方面而具有肯定意义的对立，现在则变成了纯否定，即成了自身的终点，因而辩证法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
这种哲学断言，单凭精神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现存事物，并把政治活动归结为对制度和教义的简单批判。热衷于采取行动但实际上又无能为力的青年黑格尔派，热诚地接受了这种批判哲学。不久，这种哲学就在青年黑格尔派反对虔诚主义的反动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斗争中经受检验；当时威廉四世正谴责为他父亲所支持过的黑格尔主义，并反对一切形式的自由主义。
为批判哲学的破坏事业所陶醉的青年黑格尔派，先曾向基督教宣战，现在又着手反对专制主史，但由于得不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斗争很快就失败了。斗争的失败导致了内部的分裂。一部分人跟着鲍威尔转向了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这是他们脱离自己阶级的必然结果。他们把批判哲学推向无聊的地步，只是在理论上空谈废除现存的事态。
这种同资产阶级、同人民相脱离的倾向，使这些人不能把思想、理论同政治、社会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对他们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即自由，也不能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他们从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群众与精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他们谴责对批判哲学漠不关心的群众，认为群众没有能力获得自由，也不能促进自由，这些人还倾向于把普遍意识的发展同人类的发展分开，而把普遍意识同被归结为“自我”的个体意识混为一谈。
作为这帮人中的一个重要成员的施蒂纳，把上述趋势推向了顶端：反对宗教、社会或国家对个人的自主性施加任何限制。他只承认唯一的实在即“自我”，只承认唯一的原则即对“自我”的崇拜。他把绝对的利己主义当作人类活动的唯一动力，最后导向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2．社会激进主义：罗德维希·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
与此同时，黑格尔左派的另一部分人，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莫泽斯·赫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则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努力把理想同现实更密切的结合起来，把理想同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从依靠保守的资产阶级转而依靠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并由自由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
这部分人在思维和行动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倾向是以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基础的。但是，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还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于矛盾的不断激化而必然趋于消灭的条件。因为这些学说不能从现存现实中得出解决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办法，所以不得不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思想问题，并从这个角度去加以解决，亦即诉诸于各种空想的社会改造的改良计划。
这些学说对人同社会相结合这样一个问题所提出的解决办法，超越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意识形态仍把私有财产权作为社会的基础。这些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认为，要同集体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就必须采取相应的集体分配方式。但这些人依然不过是空想的思想家，他们不了解社会本身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他们只是把现存的现实同理想的现实对立起来，即把代表混乱、利己主义、非正义的现实同代表利他主义和正义的未来社会对立起来。他们认为，理想社会靠自己道义上的优势必然会实现。他们对理性的价值和力量深信不疑，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人们对他们所提出的种种杰出计划充满信心。这些人的学说中所提出的批判内容即接近于现实的那些部分，同他们所提出的只不过是空想的乌托邦产物的所谓社会经济振兴计划，恰成鲜明的对照。诉诸理性是这些人的主要行动手段，他们著作中的批判部分虽揭示了社会的各种矛盾，但其建设部分却没有继续探讨这些矛盾，或揭示这些矛盾如何会导致社会的变革。
由于善同理性领域中的真理一样具有普遍性，所以他们只是立足于一般的人，把阶级的对立变成道阶级斗争就具有道德对立的性质。他们认为造成人类分裂的是道德上的差异，而不是社会矛盾。这样一来，社会的问题就变成了教育的问题。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向无产阶级，而是向一般的人，特别是向有教养的资产阶级提出自己的改良计划，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求助于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仁爱和正义感。然而，社会的对立变得越尖锐，这些理论家对新兴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捍卫就越坚决，从而也就越来越抛弃了乌托邦理论。
在像维克多·孔西得朗、路易·勃朗和普鲁东这样一些既敌视资产阶级又敌视无产阶级的人的社会主义学说中，主要宣称的就是这种乌托邦理论。他们虽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竞争所导致的破坏性后果，但却希望保留这种制度的主要特征私有制。他们反对把阶级行动当作解放的手段，而几乎只依靠马克思称之为空想的方法去实现其社会改良。
当共产主义理论家们代表了业已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愿望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而不只是改良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时，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空想的乌托邦理论就渐渐失去了影响。虽然在贝魁尔（他想使财产公有）和卡贝（他提出了完全的共产主义概念）那里乌托邦理论还很明显，但到奥古斯恃·布朗基那里就几乎消失了。布朗基反对任何阶级合作，主张采取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去改造社会。
最初抛弃自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转向共产主义的黑格尔左派代表人物是费尔巴哈和赫斯，这两个人基本上都受了上述改良社会主义者们的影响。德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落后性，使法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两个人身上反映得很不彻底，这同德国的启蒙哲学是法国的理性主义的微弱反光是一致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费尔巴哈谈论的是没有社会差别的社会这一情况来看，上述情况在他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费尔巴哈从对基督教和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得出自己的社会理论，这一理论不仅促使了赫斯，而且也促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早在1838年，费尔巴哈在对黑路尔哲学的批判中[7]就断言，观念并不决定现实，而是相反，观念为具体现实所决定，在其主要著作《基督教的本质》[8]一书中，他就把这一原则应用于基督教，指出宗教是人的产物，特别是原始人的产物；原始的人面对常常威胁他们的危险，以恐惧的心情求诸一种他们认为具有控制自然界的威力、并能给人以保护的创造奇迹的存在物。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把自己的本质，也就是类的最高的品质异化为神。因此，宗教颠倒了主体和宾词，即颠倒了人和神的真实关系。也就是说，真正的主体即人，变成了他所创造的神的属性、宾词，而神即人的真正属性，却变成创造一切的、全能的主体。
费尔巴哈对宗教的这种彻底批判，根本改变了宗教异化的含义和本质。异化不再像黑格尔和鲍威尔所认为的那样，是神以绝对观念或普遍自我意识的形式外化自己的本质，从而决定世界的那种创造活动；费尔巴哈把这种创造活动归还给了人，而把异化看成是从人身上攫去了人的本质、使人同自己相异的那种活动。
对宗教的这种分析，导致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展开了全面的彻底的批判。他指责黑格尔哲学同样以主客体颠倒的手法，把人和自然界转化为精神的创造物。在其《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9]（1843年）中，他又指出黑格尔哲学如像神学那样，把人和自然界的本质转化为像神那样可以创造世界、具有创造力的绝对观念。他由于把一切现实都归结为观念，所以黑格尔虽然企图把思维和存在统一于具体概念之中，但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一点。这种统一是虚妄的，因为现实的发展依然是在精神之内实现的，精神的创造活动所能产生的只是抽象的概念。费尔巴哈还驳斥了鲍威尔的批判哲学，指责他剥夺了观念的一切实在性而把它归结为自我意识，因而只是推进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费尔巴哈说，要理解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界的统一，不应该从观念出发，而应该从有感觉的人和自然界出发；精神应能在物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物质在精神中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人及其思维、感觉和需要应是这种统一的有机反映。
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鲍成尔的主观唯心主义，这种世界观已不再把观念或意识的发展看作是本质要素，而是把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活动的具体的人看作是本质要素了。
批判哲学曾指出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同他的革命的辩证法之间的矛盾，现在费尔巴哈的批判则使整个黑格尔哲学威信扫地。除了反对宗教以外，费尔巴哈还驳斥了对超自然现象的一切信仰和一切形而上学，他用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有感觉的人和具体的自然界的唯物的实证主义代替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
因此，费尔巴哈提出了他的社会学说赖以存在的人道主义，他的社会学说的主要之点反映在《未来哲学原理》[10]（1843年）一书中。正如他所认为的，根本的问题是把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剥夺了人的真正本质，使人把自己的本质即人类的特性异化为上帝。由于这种异化，人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本质，而且从人类中分裂出来，变成孤独的、利己主义的个体，而人只有在集体生活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因此，为了把作为集体性的人的真正本质还给人，并使他能够过适合于他的真正本性的生活，就必须打破宗教的幻想，必须重新使来世回到现实的世界，必须把人的异化为上帝的类的品质归还给他。摆脱了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人才能自由地过社会的集体生活，人类的爱才能代替对上帝的爱，而人类的爱才是人的最高的准则。
费尔巴哈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在德国首先解决了（当然，只是从观念上解决）使人同他自己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从而使他初步地由黑格尔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他的哲学的基本内容，即对宗教异化及其所导致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是集体生活的障碍）的批判，是以颠倒的方式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把工人的劳动变成商品的异化，批判以利润动机为基础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他的哲学通过使人过类的生活，力图克服利己主义和达到集体生活。
费尔巴哈学说的缺陷，在于它不能理解历史发展的意义，因而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是模糊的，是从绝对的观点出发的。即使他把具体的、感觉得到的现实放在第一位，并力图把人同自然界和社会结合在一起，也很难摆脱抽象的人性。他对黑格尔主义的克服，与其说是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如说是在哲学方面。他的主要命题，即人类的本质在宗教中的异化，不是作为社会现象，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活动来解释和说明的。同时，他对之只有一种模糊概念的社会变成了一种虚幻的本质即“人类”，而这个“人类"，也和黑格尔的“宇宙精神”一样，具有形而上学的性质。
由于是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和社会，所以费尔巴哈不仅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也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发展观。这就使他把人的活动置于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之外，而回到18世纪的机械唯物主义那里去了。他只注意了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人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这样，他就把人变成了不能积极参与世界历史的半受动的生物，把社会变成了消除了具体对立力量的笼统的共同体，把阶级斗争归结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之间的道德上的对立。因此，人的发展的性质和目的，在本质上就都是道德上的了。费尔巴哈的这种伤感的空想的哲学，最终成了一种暧眛的伦理学，成了一种所谓普遍幸福和爱的无形的宗教。
莫泽斯·赫斯：赫斯虽然是从费尔巴哈的理论基本原则出发的，但却前进了一步，赋予它以一种更明确的社会主义的含义。他对人和社会的考察较为具体，把人的解放同人的经济和社会的解放联在一起，而不把人的解放同人的宗教的解放联在一起。在其《欧洲的三头政治》[11]（1841年）一书中，他指出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并断言自由主义无力解决这一重要问题。他把人的解放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任务，认为宗教的或社会的改良（这些只是人的解放的一些步骤）不可能实现这一任务，只有通过社会革命，即彻底的变革社会，才能做到这一点[12]。他反对依然在阻碍黑格尔左派前进的思辨哲学，认为单纯对现实进行批判并不能导致革命，因为它是软弱无力的，只有付诸实际行动才能引起革命[13]。
赫斯在其社会批判中所得出的共产主义观点依然是不明确的。他虽像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也主张建立共产主义，但却未能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怎样才能导致共产主义。
他在1843年和1844年所写的四篇论文中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这四篇论文是：《行动哲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一的和完全的自由》和《论金钱的本质》[14]。在这些著作中，他应用异化的槪念批判资本主义，从而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同共产主义联在一起。他说，费尔巴哈在宗教领域内发现的并被认为是人类万恶之源的异化现象，实际上具有社会的性质，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造成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和追遂制润，在这种制度下，最大的法则就是竞争。竞争使人们彼此对立，使社会分裂，从而导致利己主义并使之普遍化。由于竞争和利已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人剥削人的舞台，弱者被迫创造不属于自己的财富，把自己的本质即劳动能力异化为自己所生产的财富，并受这些财富的奴役。因为在这种社会中，财富是以金钱的形式出现的，所以金钱就成了这个社会的真正的神，而人则拜倒在他的异化了的本质即金钱面前。要废除这种贬低人格并奴役人的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和竞争，用共产主义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利己主义，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关系，使社会建立在利他主义和爱的基础之上。
赫斯的理论代表了一种尚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它还不了解它所谴责的社会弊端的根源，还看不到无产阶级有消灭这些弊端的力量。他的体系，像早期空想主义体系一样，把由私有制造成的对立归结为人类利己主义同利他主义之间的对立。由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所以这种理论就把反对利己主义的斗争当作是社会斗争的基本内容了。这样一来，就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也改变了共产主义的性质。利己主义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有属性，而被归结为人类利他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则成了一种普遍的和超时间的理想，但这种理想同无产阶级毫无关系。
因此，赫斯所主张的行动是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而只诉诸宣传和教育的道德上的行动。像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主张一样，它依然基本上是空想的。
赫斯的学说也是一种无政府的个人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他鼓吹自由平等，确保意识的自主性，并把自由行动当作人的生活目的。不过，他不是像鲍威尔和施蒂纳那样去放纵人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而是把它纳入共产主义的范围。
尽管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赫斯的学说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它却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同法国的社会主义〈这两者都是赫斯思想的来源）联在一起。赫斯为马克思开辟了道路，而马克思从类似的社会经济材料出发，找到了解决实践和社会问题的新方法。
[1]奥古斯特·冯·柴什可夫斯基：《历史哲学引论》，1838年柏林版。
[2]参阅奥古斯特·冯·柴什可夫斯基，《历史哲学引论》，1838年柏林版，第9页。
[3]参阅布鲁诺·鲍威尔：《约翰福音书批判》，1840年不莱梅版，《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第1卷，1841年莱比锡版，第2卷，1842年布伦瑞克版。
[4]参阅布鲁诺·鲍威尔：《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1841年莱比锡版（以下简称《末日的宣吿》——译者注）。
[5]参阅布鲁诺·鲍威尔：《末日的宣告》，1841年莱比锡版，第70页。
[6]同上，第82-83页。
[7]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载《哈雷年鉴》1838年8-9月份，见《费尔巴哈全集》第2卷，1846年莱比锡版。
[8]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
[9]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01-119页。
[10]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笫120—186页。
[11]莫泽斯·赫斯：《欧洲的三头政治》，1841年莱比锡版。
[12]参阅莫泽斯·赫斯：《欧洲的三头政治》，1841年菜比锡版，第58、82、90、151、161页。
[13]同上，第12页。
[14]前三篇论文发表在《来自瑞上的二十一张》第10期，1943年苏黎士和温特图尔版；第四篇论文发表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1815年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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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谢·格利包耶陀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
亚·谢·格利包耶陀夫
〔说明〕本文是作者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格利包耶陀夫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记录，初次发表于同年第一期《苏联俄语教学》杂志。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一卷。
1
虽然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格利包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至今还是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一样，被看作我国文学中的优秀喜剧。我真不知道能不能至少把一篇任何其他的喜剧，包括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苏霍沃-柯贝林[1]和契诃夫的喜剧在内，同这两颗头号珍珠相并列。
然而这真是一篇喜剧吗？当格利包耶陀夫念到他那些以天才作家手笔展示在听众或读者面前的一针见血的文字，念到他那些非常突出而滑稽的形象的时候，他当然不止一次地听见过人们纵声大笑，——但是格利包耶陀夫本人却带着莫大的悲痛和莫大的苦恼，拒绝了快乐的作家的称号，尤其是快乐的人的称号。他问道：“我是一个快乐的作家吗？我创作过快乐的喜剧吗?”[2]他经常反复说：“这法穆索夫、斯卡洛茹布之流……”这表明他以多么憎恶的态度去看他的时代，他觉得生活在这种奴才中间是多么可怕。当生活迫使他浪迹于辽阔的祖国各地时，他又怀着无法形容的恐怖心情慨叹道：“什么国家！居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它的历史多荒唐！”[3]
这篇喜剧叫做《智慧的痛苦》。在喜剧里，痛苦属于智慧，——被宣布为疯狂[4]的智慧，人人嫌弃的智慧，被出场的姑娘中最好、最美、最明智、最富于独立精神的一个[5]认为还不如奴性的智慧。这一切当然不会给人造成喜剧的印象。固然，“来马车呀，马车！”[6]这句话听起来颇有那个时代的风调，有点象地主口吻，可是恰茨基要坐上这部马车“走遍全世界，去找”[7]一个安身之处。谁也不知道他能否找到它。即使他出人意外地被准许离国，那也很值得怀疑，究竟恰茨基对新的环境会习惯到什么程度，这个环境能满足他的理性和良心的要求到什么程度。
喜剧《智慧的痛苦》其实是一篇描述人的智慧在俄国遭受摧残、智慧在俄国毫无用处、智慧的代表在俄国感到痛心的悲剧。
难道普希金没有发过“谁叫我这个有智慧和才能的人生在俄国呢！”的感慨吗！[8]恰达耶夫写成那本当时文学中最明智的书以后，难道没有被宣布为疯子吗?[9]整个上层社会——身居高位的老朽的“涅斯托耳”[10]们、昏瞪的老太婆们，——都凑搭在一起，反复谈论过这一疯狂行为。
这篇喜剧是一份精确的、十分精确的报告书，叙说一个明智之士在罗斯[11]是如何生活，讲得更确切些，是如何毁灭、如何死亡的。我们仔细看看格利包耶陀夫的传记，就能清楚地了解他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绪。任何传记中都包含有重大的社会内幕。这种智慧是从哪里来到俄国的？它怎么出现的？这是什么样的智慧？虽然法穆索夫才智不足，可是法穆索夫周围还有一些不曾丧失智慧的高官显宦，一些间或“有出息"的机灵的商人、农民。不管怎么说，他们能够很好地判断任何事情，因为我们的民族不是一个无能的民族。
不过，被称为明智之士的人究竟有什么特色呢？这类人的特性在于批判，因为他比他的环境高明，比他周围的人来得明智。智者引人注目，正是由于他带来了新的东西，他不满意常人所满意的事物。
这种智慧是怎样出现在罗斯的？它是资本主义进入俄国这一深刻过程的结果。[12]原有的亚洲的封建生活方式，连同蓬勃发展的商业资本，在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让位给私人生产的新兴资本主义方式，既然我国当时是一个农业国，也就是让位给农业资本主义。经营农业的当然主要是贵族。农业贵族多半是亚洲因素的代表：他们极力想仍旧靠农奴制发财，实际上却仍旧在破产。属于这个类型的最大的官员们也只能通过国家机器，以俸禄的形式另外从农民中榨取钱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同时，对欧洲的粮食贸易已经展开，提供了一幅很广阔的前景，这就使得更大一部分贵族不能不考虑如何逐渐接近西方，象彼得[13]时代以及叶卡捷琳娜[14]朝初期、亚历山大一世朝初期的专制政权为了自身利益而偶一为之的那样。政府本身有时也听从明智派的言论：“我们在军事方面也会被打垮，因为我们好比摆在铁罐旁边的一只瓦罐，今后在沿着历史大道摇摇晃晃地行进时，总要被铁罐碰得稀烂的。必须维新，必须欧化。”然而欧化是意味着给国家体制带来若干新的特点，意味着消灭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农奴制，使人能够相当自由地发挥主动性。
这便是那个以它所遵循的原则而论是外铄的、但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的西欧主义运动，它导致了当时的理智和自由运动，结果造成十二月党人起义。十二月党人的主张本身好象一条五颜六色的巨虹——从保守主义起，经过自由主义，一直到雅各宾主义。十二月党人的圈子自然不曾把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俄国人包罗无遗，留在圈外的还有普希金、格利包耶陀夫等大人物，他们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运动触及过罢了。我们不应该被格利包耶陀夫身上表现的早期斯拉夫主义的特征所迷误。他所以有那些特征，是因为专制政权常常企图实行欧化，可又常常产生这样的局面：疯狂的反动势力露头，专制政权被本身的大胆所吓倒，认真的改革一概遭受压制，阿拉克切也夫式的统治时期以这个或那个形态出现。然而西方的表面的镀金如法语、家庭教师、假发、香水和来自巴黎的各种东西并没有被排斥，相反地，人人都认为这是良好风度的主要标志，是表明自己属于上等阶级的一个标志，是确定平民百姓同上层分子之间的正当的、真正的差距的一项方法。就是所谓的贵族、以西欧主义为时髦的上层分子的这种情况，引起了真正的进步人士的憎恨；他们产生了民族自豪心，因为他们感到他们的意向更接近人民中的基本群众。他们同那批用人为的办法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其实仍然又粗俗又野蛮的上层分子划清了界限。
因此，智慧表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虽然是贵族出身）的第一支先锋队已经出现，资产阶级开始提出使全部俄国生活欧化的严肃要求了。但是智慧的体现者所碰到的俄国生活不愿在上层分子以外实行欧化，而愿意停留在舒适的亚洲泥坑里面。由此产生出两种基本感情：一方面是对于从格利包耶陀夫起到果戈理为止的俄国先进作家周围的“猪脸”[15]的强烈愤怒，另一方面，同愤怒并列着，是极其深沉的悲伤。在那些能够相信革命、能够相信这场变革会使一切立刻改观的人，这悲伤是减弱了。当十二月党人看见一道光明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狂热的时期；格利包耶陀夫看不出这道光明。
别林斯基不相信农民革命的可能，看不到任何出路，他对自己和别人表示的最大希望，只是：也许会产生资产阶级，为实现今后俄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方针创造某些前提。就拿作为别林斯基追随者的最成熟的阶层来说吧，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终生都带着悲剧性的印记，——不仅在他被流放的时候，而且在他从事革命的时候，他在他的名著《序幕的序幕》中重复过千百次；真能有所作为吗？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好提提抗议！
格利包耶陀夫是一个拥有绝大智慧和辉煌才能的人物。格利包耶陀夫是音乐家、数学家、外交家、文体家、心理学家。他独步一时，也许任何人都无法同他媲美。以他的禀赋的多样性而论，他是一个天才。格利包耶陀夫是光辉的巨人。正因为如此，他体验到两种强烈的感情。历久不息的天才的声音告诉他要揭露，同时，我们又看到他怀有极其深沉的悲伤——悲叹自己无法冲出这座地狱，而必须寻求一条途径来迁就它。格利包耶陀夫在自己的生活道路方面便是这样迁就的。恰茨基说过：“担任公职我高兴，阿谀逢迎太恶心。”[16]他惟恐进入这个可怕的官场。格利包耶陀夫深知官场的可怕。他从波斯写信说：“人们来回逃窜。波斯人跑到俄国。俄国人跑到波斯。两处的官吏同样丑恶。”[17]他所说的官吏是指政治制度。俄国和波斯的制度相同。可是他为这个制度服务过，还服务得很出色。虽然他青云直上，而作为一个天才，他内心是认识自己的悲剧的罪过的。
为商业资本推行殖民政策；强迫溃败的波斯人签订丧权辱国的殖民地和约[18]；留在波斯，用警察的、军国主义的俄国的压力从该国榨出最后一份脂膏，为了索取赔款而从波斯后妃的衣服上拆下纽扣，从国王宝座上剥下镀金；一个象格利包耶陀夫那样的人当然不能干这类勾当，于是随着职位的迁升，他的苦闷也增加了。例如，他最后一次赴波斯时，明明知道他去的是什么地方，他将遭遇到什么。他说那里是他的葬身之地。[19]是被刺客暗杀的，还是有一群人被故意唆使去发动反俄暴乱，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愤怒，——这倒不太重要。这是正当的报复。持剑者要死于剑下。谁若对邻国肆行暴虐，他就该知道自己会受到普遍的仇恨。格利包耶陀夫知道这一点。这是他的双重失败——不仅败于那把使天才人物身首异处的弯刀，而且也是精神上的失败，因为他作为最有才干的、精力充足的早期殖民主义者之一，很了解他的“皇上”[20]的本质：格利包耶陀夫通常都用怀疑的审慎的态度评论他，其中蕴藏着不少的愤懑和憎恨。
有人说，格利包耶陀夫在他的诗歌道路上好象是一个失败者，他创造了《智慧的痛苦》这部在世界文学史、尤其是俄国文学史上的惊人之作以后，才力完全衰竭，因此他异常苦恼；[21]我想，这样说是不大正确的。他在《智慧的痛苦》之后很难再写别的东西，所以他企图创造新作而没有成功正是自然的事。不过格利包耶陀夫去世时才三十四岁。难道可以认为一个创作过《智慧的痛苦》的人竟毫无希望了吗？我们不敢说，如果格利包耶陀夫不是在三十四岁上被那把弯刀断送了生命，他还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但是我们不谈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来看看他的诗歌生活怎样照旧进行，看看他知不知道这是对于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深重灾难的一种报复吧。
格利包耶陀夫屡次提出，他的使命是干别的行业，他应该使用另一种语言，他原想把他的剧本写得更宏伟得多，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从这个高处拉了下来，一直拉到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水平，因为他希望它能够上舞台。我们知道格利包耶陀夫的一份预先取名为《一八一二年》的剧本纲要。我们知道该在剧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什么样的情节：在贵族中间，农民一向只是被当作物品，最多也不过充当配角，可是一个农奴居然成了基本人物。他不在贵族中寻找恰茨基型的强大人物，来直接向贵族宣布一定程度上的阶级斗争，而在农民中去寻找。这个能干的农民被一八一二年的风暴[22]唤醒过来，参加了政治生活，他全神贯注地保卫着祖国，立下丰功伟绩，从而受到贵族的奖赏，被尊为捍卫俄国的真正的战士。与此并列的则是对于地主的假爱国主义、“冒牌爱国主义”的描写，他们的各式各样的列彼季洛夫式的饶舌、靠人民的灾难大发横财的欲望。
就是应该塑造这样的典型，就是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刻划统治阶级。战争完了。象那位农民英雄似的能够独立思考、具有英雄意志的人们，再也没有用处了；他回到正常的农奴生活环境中，为了不死在野蛮的老爷的棍子之下，他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我应该讲，假如我们今天——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的作家中有人动手写这样的剧本，他可以写出一篇很符合现代精神的东西，所谓符合现代精神，并不是说要批判俄国的现状，而是说能够深刻地批判过去。如果说，对于那个数千年来把俄国抓在自己魔爪中的、被我们埋葬了的巫师，我们有时还需要在他的坟墓上再钉一根白杨撅子，[23]那末，这根撅子一定是很坚实的撅子。
然而这一切却是贵族格利包耶陀夫想到的，是从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抗议中滋长起来的，这个抗议产生在要求全国欧化的经济根柢上面，它不断增长，终于象美丽的花朵似的在作家头脑里开放出来，成为一项人道的要求，正如席勒和歌德要求把污染生活的陈腐的秽物清除掉一样。
2
《智慧的痛苦》究竟是什么呢？格利包耶陀夫再也不能将他的憎恨和厌恶憋在自己心里，他要当着大家的面，公开地高声说出、喊出他的愤怒。从前，当高尔基初次认识到法国剥削者的荒淫腐朽时，他所描写的正是那样的感情：“我要把胆汁和血啐在你这美丽的脸上。”[24]格利包耶陀夫要“把胆汁和血啐在”当时官方俄国的脸上，啐在当时的统治阶级、掌权的官僚的脸上。可是为此必须想出一个形式。这不太容易。你来啐吧，不但啐胆汁和血，简直是吐一口大唾沫！我们知道，恰达耶夫这样吐了一口就死了，——尽管肉体没有死，但在政治上，作为一个公民看，他是死了。可见必须采取那么一种声调，找到那么一种方法，既能用来对沙皇、又能用来对他的臣僚讲真话。在这一点上面，丑角的形式是大家早已熟悉了的；可以通过这个形式把某些东西夹带进去；因而格利包耶陀夫虽然给他的检察官恰茨基保留了充分的严肃性（后面我还会说到他在恰茨基身上运用了什么样的技巧），而在其余各方面他却极力要写一篇快乐的喜剧。为此他还借用了西欧的新形式，——例如在丽莎身上，我们就特别清楚地感觉到欧洲的影响。[25]他的剧情结构并不十分精妙，剧情本身也不十分有趣；从这个观点看，可以很严厉地批评这篇作品，而且已经有人批评过它，但是他们一边批评，一边又加以称道和赞美。因为，格利包耶陀夫何必编写一部能够烘托每个事件、让结构突出到首要地位的精细的喜剧呢？他不需要这样做。他不是一个喜剧作家，而是走上广场、说出可怕的真话、表明自己如何热爱祖国和痛恨一切国耻的耶利米[26]型的伟大先知。因此照格利包耶陀夫看来，作为形式的喜剧完全是次要的，他自己也谈过这一点，他肯定说，当时的条件使他不得不降低他最初的构思。
他这种完全合法并且富于艺术性和鞭挞力的方法，恰恰既近乎丑角的打诨，又近乎愤怒。紧接着愤怒而来的则是厌恶。当然可以又愤怒而又对引起愤怒的事物感到尊敬，还可以置之不理，忘掉它。但是，假如不能忘掉和置之不理，那末紧接着厌恶和内心的愤怒的谴责，下一步便是轻蔑，轻蔑中已经含有嘲笑被轻蔑的事物的意向，因为笑表示某些内心矛盾得到了解决。你是一个可怕的怪物，然而我在你身上看不出任何可怕的或恐怖的因素，你只是一副可笑的假面具，你在道德和精神上早已被打败，你只配受嘲笑。每逢一个人感到自己的意志取得了完全胜利，那末面对着契诃夫笔下的古怪庸人，就会产生轻松的谐趣、活跃的戏谑的心情，甚至产生一种类似温和的笑的东西，那些庸人当然很丑恶，但是用得着认真对待他们吗？他们只配让人家撒撒达尔马提亚药粉[27]，因为归根结蒂，他们不过是一群臭虫罢了。
可是，当事情还没有取得这样的胜利，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之流还统治着全国，他们的制度正在造成层出不穷的罪恶的时候，你可不要用随随便便的轻松的笑去作斗争。看来格利包耶陀夫是做得过分一点，encomique[28]描写得太多一点；应该写得更严肃些。不过没有别的出路，他所找到的出路实在是很好的。那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笑，任何东西都不能象笑那样制人死命，因为每逢你生气的时候，人家还不知道到底谁是谁非，不知道谁胜谁败。而当笑的利箭——类似普希金的阿波罗的利箭[29]——发射出去，当这支放光的利箭扎进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情况了。用这种武器去同丑恶现象作战比较容易。
最后，这个剧本毕竟出版和上演了，它成了我国文学中一部最完美的经典杰作，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道德上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列举一下，各种喜剧的人物姓名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为了道德和政治的目的被引用过多少次，那末我们无疑会看到，占据第一位的便是喜剧《智慧的痛苦》中的人物。我们至今——有时几乎是无意识地——还说“法穆索夫气质”或“莫尔恰林气质"，仿佛这两个名称是我们俄罗斯语言所固有的名词似的。就这方面说，格利包耶陀夫是完全获得成功了。经过动摇，经过延宕，他终于在喜剧掩护下，运来满满的一船炸药，把它交给了人民。这个剧本成了一件有效的武器，尽管它没有为每个人所理解。这篇喜剧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其中除了格利包耶陀夫创造的绝妙的假面具之外，还写出一个代表格利包耶陀夫本人的形象。恰茨基是格利包耶陀夫的代言人。普希金感到恰茨基不真实。[30]格利包耶陀夫是明智的，——普希金肯定说——而恰茨基并不明智：他怎么可以把珍珠投在猪猡面前[31]，它终归要被猪猡踩得粉碎的！普希金认为，恰茨基以一个单枪匹马的先锋挺身而出，长篇大论地指责别人，只落得一个在上流社会丢脸的下场。可是，面对着斯卡洛茹布气质和法穆索夫气质这一庞然大物，这个顽皮孩子还能拿它怎么办呢？普希金虽然拥有作为评论家的天才洞察力，却不曾看到(这也许是因为时间离得太近的缘故)当时并没有别的出路。
疯子往往能道出真理，从瓦西里·布拉任内依[32]起到柳比姆·托尔卓夫[33]和离我们更近的一些典型为止，都是如此。一个人在醉醺醺的状态中有时会变得大胆起来。他会说出他在清醒时所不肯说的话。恰茨基的疯狂和如醉如痴的劲头，原因在于他很年轻。他还太年轻，他还不成熟。他的智慧是一个优秀的顽皮孩子的智慧。他落拓不羁，是由于他还没有长出白发，他还没有迁就过卑鄙的行为，没有碰过格利包耶陀夫本人和普希金所碰的钉子。因此他用不着小声小气地讲话。他不会达到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言论的水平，他不需要那样。当时格利包耶陀夫自己也不相信十二月党人的主张。可是格利包耶陀夫作了一次前卫战，以便用艺术和道德的武器打倒妖孽。为了做到这一步，他只要有一个落拓不羁、具备大学生气派、由于年轻而容易狂热、并且正在恋爱的青年人就足够了。而爱情比任何美酒更能使人陶醉，尤其是不幸的爱情。恰茨基被不幸的爱情所陶醉，早已把小心谨慎忘得一干二净。但是，虽然恰茨基年轻，又是在不幸的恋爱中陶醉，他却没有说蠢话；他谈吐聪明，因为不但格利包耶陀夫要他聪明，他本来也就聪明，正如顽皮孩子常常比自己的祖父和父亲聪明一样。于是形成了一个极其真实的可取的情节。除了普希金，也许没有任何人特别怀疑过这一点，尤其是在审査机关批准剧本问世[34]之后。人们甚至没有注意恰茨基怎么敢于斗争的问题。
我希望，如果今后我们要上演《智慧的痛苦》，那末我们挑选来饰扮恰茨基一角的演员，最好能够表现出一个受到刺激的、由于年轻而“控制不住自己”的人的这种青年气概，这种良好的光明磊落的孟浪态度。
3
我不必专门分析《智慧的痛苦》中描写的各个巨大的形象。
我只是详细地谈一谈，为什么一般地说能够产生《智慧的痛苦》或《钦差大臣》之类的创作，即是叙述日常生活、鞭挞当时的官吏和上流社会的喜剧创作，这种喜剧原不过是些有才气的宣传品，后来却发现它们是当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佳篇，因而比那个时代存在得更久。
你们知道，阿里斯托芬写过宣传品。阿里斯托芬丝毫也不以为他应该编写有权利永垂不朽的、重大的艺术喜剧。他写的是类似今天的“时事短剧”、类似《太太与白熊》[35]——你们中间大概有许多人看过的——的东西。那是一种机智的时事短剧，是一组充满俏皮话的即景剧，有时干脆指着观众厅说：某某人就坐在那里。一切都针对着当前的急务。可是阿里斯托芬还活着，并且大概还会活上很久，虽然我衷心希望所有的阿里斯托芬们和格利包耶陀夫们终有一死。我衷心希望，这些至今还想喝鲜血、靠鲜血活命的伟大亡魂有朝一日会说：“如今可以释放我了，”[36]于是躺进事先准备好的黄金陵墓，从此以后仅仅作为一份史料供我们这一代人利用。
然而很遗憾，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很遗憾，他们还是我们的同胞，很遗憾，他们都活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们愤恨的东西都活着。使人感到厌恶的东西还活着，应该受蔑视的东西也活着。必须对这些加以嘲笑。这是怎么回事呢？假如一个人预先就考虑要写一部必定永垂不朽的艺术作品，煞费苦心去设想百年至五百年后它的读者是谁，观众是些什么人，那时的爱好如何，怎样才能使作品到时候不致变得索然乏味，那末，这种作者通常只好仿照阿穆尔和赛克[37]的传说来创作：永恒的人物，永恒的天空，永恒的女性；他把这一切全运用到他的情节中去，而实际上，这样的作品很快就会趋于凋萎。有时它以木乃依的形态，装在有甲醛水[38]的历史罐子里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它只适于送进博物馆。从现实出发，笔锋所及，处处回答重大的迫切问题，你才是一个真正符合现代精神的人。如果你真正符合现代精神，你便会永垂不朽。我们所知道的每一篇伟大的喜剧都是宣传品。其所以是宣传品，是因为它讥笑自己时代的罪恶，使出全力打击了它。假如你不使出全力去打击，假如你不讥笑当代的罪恶，那末，无论你的喜剧在形式上写得多么有趣或生动，它仍然是一件空虚的消遣品。即使是滑稽歌剧，也只有具备一定的刺激性，能够抓住时代的坏的一面，才会长久存在。看样子又快乐又甜蜜，可是你尝一尝，——就要苦得撇起嘴巴来。这种宣传品有时会成为伟大的作品，但自然，如果它能给人以狠狠的打击的话。
一个时代有各式各样的目标，这些目标取决于各项不同的条件。当你乘火车出行的时候，要是你瞧一瞧窗外，就会看到电线杆在你面前奔驰，枕木一闪而过。假如你把眼光移到更远的地方去，又可以看见高山，你经过高山时觉得腻烦：它仿佛老是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历史上的情况也是如此：各种关系在更迭，事件在演变，帝王和整个整个的朝代在消失，但是在这一纵即逝的土层下面还有底土，还有一片伸展到异常遥远的历史前景去的基本的、坚实的硬地。例如仍旧拿文化，拿人们生活中那些与无法超越的特定发展阶段有关的畸形现象，畸形的反常现象来说吧。私有财产出现以前的“人的天堂生活"，无疑只是半饥饿的猴子的生活。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以后各个时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我们所处的斗争时代——是不可避免的一样。我们刚刚才到达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从悬崖中，从火山内部发出的力量，正在使千年的广大岩层发生剧烈的变化，焕然一新。但是当一个巨人用批判的鹤嘴锄去挖那旧的有文化遗迹的地层时，他能把这块土地挖得非常之深。格利包耶陀夫通过尼古拉的官吏鞭打了一般的官吏。他打得更远，——他还鞭打了一般的自私自利之徒。于是人们发现，他这使人流血和疼痛的鞭打的对象，虽然正在衰微，可是它还活着。总之，在经过许许多多时间以前，在历史列车离开我们的视野而驶到最最遥远的地方以前，他的鞭打始终是能治病救人的。
十月革命给了旧世界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打得它碎片纷飞。世界上曾经发生的任何一次革命，无论就它的急进程度说，就它的破坏力说，或者就它在大地上引起的熊熊烈火说，都不能同十月革命比较，哪怕是略微比较一下也罢。这场烈火还在燃烧，我们便在火光烛照之下，开始建设一幢新的壮丽的大厦、一座为人类苦苦企盼过那么多岁月的新城。目前它正在逐步升高。可是你环顾一下，准会看见你所熟识的爬虫怎样从各个穴洞和夹缝里爬出来。这些爬虫也在开始筑造它们的穴洞，编结它们的毒网。它们要爬行到什么时候呢？哪里才是止境呢？能不能画一个魔法圈，说道：在圈外，在那边，是庸俗的妖孽、“耐普曼”[39]和富农、新旧资产阶级、小市民，这边则是全体正直之士、一切投入我们阵营的人、用同一块钢铁打成的整个英勇的无产阶级、它的整个共产主义先锋队？如果你用敏锐的眼光仔细瞧一瞧，就能看出：并没有一个为这些爬虫所不应超越的圈子，它们爬进了目前兴修的临时建筑物的每一道夹缝，还极力想钻入新建的社会主义城市的大石块中间去。它们爬进各个窟窿的时候，到处散布灰尘和传染病菌。我们把它吸入体内，我们身上有时便会长出极其讨厌的脏东西。党原是我们的希望的依靠，连它有时也难免要受传染。
党所实行的定期清洗，表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有病菌的环境中。对于党来说是正确的，对于每个明智正直的人，对于每个进步分子，对于一切建设美好生活而又必须同传染病（尽管它曾经被认为是健康状态）患者相处的人来说，也是正确的。不过我们高兴的是，如今一切健康的因素都团结在红旗下面，一定会把这种疾病消灭掉。就这个意义讲，格利包耶陀夫在他的诗歌生涯中成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者。他比他的时代活得长久，而且他的年寿大概还不止他今天所达到的高龄，因为他在其中有过卓越表现的那场斗争仍在继续进行，虽然列宁和共产党的武器已经使我国生活里一切龌龊的东西遭到决定性的失败。
4
今天我在一种报纸上看到一幅题名《苏维埃官员》的漫画[40]：一个人身穿睡衣，睡在沙发上面，人家用榴霰弹向他射击，可是他正在打鼾，什么也听不见。“玩忽职守”[41]这个词同法穆索夫的形象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习气。他至今还活着，用鼾声回答生活的要求。生活使一个人登上高高的扶手椅，而他认为扶手椅很舒服，于是在那里打起瞌睡来。这类情况在各个办公室——有时甚至是主管着许多事务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碰到。愈是远离最光辉的中心而去到昏暗的地方，这种现象也见得愈多。
我在昨天的报上读到，一个不是姓斯卡洛茹布，而是姓斯卡洛茹卞科之类的调解法官，自认为有理由不喜欢一位市苏维埃委员，他挑出了对方的错处（虽然事后证明这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承认对方无罪），就想让他在全市面前大大丢脸。当时他的仇人正在病中，而他竟不惜下令把这个发烧发到四十度的病号捆起来，带进法院，迫使他坐上被告席。[42]这是发生在我们苏维埃俄罗斯的事情，这是一个苏维埃法官对市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委员所干的事情。
你们会说：嗐，这个法官算得什么斯卡洛茹布呢？他没有任何肩章，任何奖章、缘饰、领章，[43]也没有任何武器。但是法官并非亲自动手，而是由苏维埃民警去把那个市苏维埃委员拉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民警起了斯卡洛茹布所起的作用。
斯卡洛茹布是作为一切国家之显著特征的军事权力的体现者。恩格斯说过：国家是以一批武装人员为依靠的一个组织，统治阶级就在他们帮助下进行治理，以维护本身的利益。[44]我们也依靠着一批武装人员——红军、民警，以便在他们帮助下进行治理，维护我们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在我们的军事机关或民警机关中，有任何人为了执行某个虚张声势的大官的命令而歪曲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他无疑就是一个罪加三等的斯卡洛茹布。
我们曾不得不任用旧的官僚。这些官僚中既有法穆索夫，又有斯卡洛茹布之流，我们听到他们的事，也在报上读到他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治好这类溃疡和毛病，而且往往得使用外科手术去医治它。
格利包耶陀夫笔下那些比较小的妖魔鬼怪也许不值一提，可是莫尔恰林、萨各列茨基、列彼季洛夫之流当然至今还活着。大家谈起有一种人的时候总是说：他有点卑鄙，不讲原则，不过还是可以起用他，因为他驯服、听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是个办事的好手。这样的话是常常可以听见的。这时格利包耶陀夫的亡魂会悄悄地对你说：你想想莫尔恰林吧。同莫尔恰林走在一起的是些八面玲珑、善于出谋划策的人。格利包耶陀夫的亡魂又提示说：你想想萨各列茨基吧。还可以碰到某个综合典型，你简直分辨不出他更象谁，——更象莫尔恰林、萨各列茨基还是更象列彼季洛夫：他呶呶不休，爱提方案，鞠躬哈腰，甜言蜜语，而同时，他却是个小型的靡非斯特匪勒司[45]或者彼列多诺夫[46]型的小鬼。
格利包耶陀夫还活着。等到讽刺作家格利包耶陀夫再也不能同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这项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可高兴了。
不过格利包耶陀夫又是一位伟大的戏剧创作导师，他在这方面还在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单只上演格利包耶陀夫的戏。必须善于用现代的方法，在另一种条件下从事创作。在格利包耶陀夫创造的一群典型中，有的已经褪色，失去了原先的意义，然而又出现了其他的典型；还有的典型则依然如故。我们需要新的苏维埃的讽刺喜剧。它不会使我们想起一个人如何重重地碰在铁的峭壁上，它只会使我们想起一个人如何拿着铁扫帚，为了未来而扫除垃圾。在格利包耶陀夫时代，投身战斗的人要比他所抗击的黑暗势力来得弱小。而现在，战士却变成一个为未来奋斗的强大力量了。讽刺喜剧是能把空气消毒的臭氧，是一种万不可缺的笑。俄国戏剧创作是俄国文学中落后的一翼，喜剧创作又是这一翼最落后的部分。我国的伟大喜剧虽然不太多，但确实是存在着的。连冯维辛也不十分安于他的坟墓，格利包耶陀夫、谢德林和离我们较近的作家更是如此。不能忽略奥斯特罗夫斯基和苏霍沃-柯贝林对我们的教益。必须向他们全体学习，而格利包耶陀夫比任何人更值得学习。必须向格利包耶陀夫学习怎样塑造个别的形象。他在一封信上写道：“我有种种肖像，我不把自己贬低到去画漫画。”[47]但这完全不是说，他的剧中人是丝毫不差地照着真人描摹下来的。研究一下法穆索夫、莫尔恰林和斯卡洛茹布，大概就不会这么说了。这些人物是用综合法写成的。格利包耶陀夫笔下的一切都符合现实，一切都是纯粹的艺术上的现实主义，他拿出的货色不含杂质。只有当一幅肖像把整个人最突出的特点加以综合，使之成为广泛的典型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肖像。文学中真实的典型也就是肖像，肖像概括得越广泛，便越具有艺术性和社会意义。
格利包耶陀夫用这样的方式，并且借助于台词和情节，刻划了肖像，这正是喜剧作家的使命。不作漫画式的描绘，运用综合法，通过笑来表现形象的最必要的本质，而这形象又能把现代社会的整个时期、整整一类人加以典型化，——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在这一点上，也许任何人都不象格利包耶陀夫那么适于我们学习。我很难说，我们能不能在任何人（甚至包括果戈理在内，——也许只有赫列斯塔科夫[48]的形象除外）的作品里找到具有同等综合力的形象。
其次是格利包耶陀夫的极其惊人的语言。固然有人说，我们的语言正处在创造过程中，我们很难或者不可能用格利包耶陀夫的语言写作。但是格利包耶陀夫写作的时候，语言也还在形成中，它直到普希金以后才真正形成了。格利包耶陀夫却是在语文熔炉本身里面从事创作的，他是一个大实验家、资源的积蓄者，我们今天也应该这样做。古典语言是能够最充分地反映自己时代的语言。格利包耶陀夫在创造他那伟大喜剧的转折时期，善于利用他凭着社会的、音乐家的听觉所发现的惊人的语言材料，创造出一种充满着生命的东西，即真正的戏剧对白，它比活人之间进行的、活跃在人类生活的每一各别时刻的谈话更为生动，而且常常能表现参加这场对白的人们所属的社会阶级。剧中的独白本身，只不过是当时处于孤独状态的灵魂的战栗罢了。可是由于同这个灵魂不久以前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格利包耶陀夫笔下的对白中，几乎每个单独的句子都是一块十分端正纯全的结晶体，因此一百年来我们完全吸收了这一切，借以润饰我们的语言，并且今后大概还要吸收。
我今天的发言决不是一篇论述格利包耶陀夫的讲义，我不可能讲到格利包耶陀夫创造的每个形象，而只能谈谈这些小小的意见。
我很高兴，当代的一个光辉的人才，梅耶霍德，曾经试图在《钦差大臣》和《智慧的痛苦》中开创一项工作[49]：从笑的背后揭示出惨剧和愤怒，从剧本瞄准的目标——尼古拉的官吏——背后揭示出千年来的人世弊端。马克思说过，谁要是不了解古典文学（因而也包括格利包耶陀夫）对无产阶级具有多大的意义，他便是糊涂人，[50]因为假如一个人能够论述距今一百年前本省或本县的情形，那就表明他抓住了事件的历史原因，表明他在历史上发现了一些使人们终生蒙上可怕的暗影的东西，——例如必须予以变革的私有制的时期。所以我们不要从尊崇伟大的古人的角度，不要从按照我的革命所应当承认的功绩来行赏的角度，总之是，不要从某种礼俗的角度，去看待格利包耶陀夫；如果说我们应该致力于发掘有关格利包耶陀夫的作品及其为人的一切，如果说我们应该想起格利包耶陀夫，那末，这是因为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他的情绪的根源、他那些至今还很重要的结论的根源的缘故。
对于他的作品，我们也不应该把它看成过时的废物，而应该想一想要用什么去污粉擦干净它，将它摆在什么地位上，用什么探照灯照耀它，使它在我们今天依然能发出最灿烂的光辉，成为一件具有非凡力量的东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格利包耶陀夫还完全活着，我们对格利包耶陀夫的最好的崇敬，就是接受上演《智慧的痛苦》的任务，象初次演出它一样（有人说那一次演得不好，不符合格利包耶陀夫的原意），走梅耶霍德的道路，——它另有许多蹊径——试着这样来公演格利包耶陀夫的剧本，让他的天才的威力在当代全部技术的帮助下，变得更明显，更引起人们的兴趣。
让我们说格利包耶陀夫还活着，我们应该使他变得更好、更有生气吧。我们要利用他的工作尚未完成这一令人惋惜的情况，叫他加入我们的机构、我们的人民团体，我们将同它们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完。我们越过死亡，向格利包耶陀夫伸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手，对他说道：“你好，格利包耶陀夫同志！来跟我们一起工作吧。你为打扫‘肮脏的马厩’作了良好的开端。我们还没有打扫完毕。这件工作虽然值得痛心，可是现在已经叫人愉快得多了。是结束它的时候了。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51]，请到我们这里来吧！”
[1]亚·瓦·苏霍沃—柯贝林（1817—1903），俄国剧作家。
[2]卢那察尔斯基凭记忆引用了一八二五年九月九日格利包耶陀夫给友人斯·尼·别吉切夫（1785—1859）的信上一段话，原信说：“来了—批旅客，他们从杂志上知道我是法穆索夫和斯卡洛茹布的塑造者，可见是一个快乐的人。呸，可恶！其实我并不快乐，我烦闷，厌恶，受不了！”
[3]出自一八二五年一月四日格利包耶陀夫给别吉切夫的信，原信说：“什么世界！居住在这里的都是些什么人！而且它的历史多荒谬！”
[4]即失去智慧（理智）。
[5]指恰茨基旧日的情人索菲亚。她后来爱上了阿谀奉承、奴性十足的莫尔洽林。
[6]恰茨基语，见《智慧的痛苦》第四幕第十四场。
[7]《智慧的痛苦》第四幕第十四场。
[8]一八三六年五月十八日普希金给妻子的信上说："谁叫我这个有灵魂和才能的人生在俄国呢！"
[9]彼·雅·恰达耶夫（1794—1856），哲学家，普希金和格利包耶陀夫的朋友，所著《哲学书简》严厉批判了俄国社会制度，发表后作者被官方宣布为疯子，交给一个医生监视。
[10]涅斯托耳，荷马《伊利亚特》中一员大将，恰茨基在《智慧的痛苦》第二幕第五场中提到他。此处系泛指。
[11]俄国的古称。
[12]原文“智慧”又作“理智”解。理智或理性是欧洲新兴资产阶级启蒙学家提出的主要口号，故云。
[13]指彼得一世。
[14]指叶卡捷琳娜二世。
[15]《钦差大臣》中的市长的用词，见第五幕第八场。
[16]引自《智慧的痛苦》第二幕第二场。
[17]引自一八一九年十月六日格利包耶陀夫给俄国驻波斯代办马扎罗维奇的报告，但与原文略有出入。这份报告发自梯弗利斯。
[18]指俄波战争（1826—1828）结束后缔结的土库曼彻条约。该约规定波斯须对俄国割地赔款，并容许俄国在军事和贸易方面享有许多特权。
[19]格利包耶陀夫对作家法·威·布尔加林说过：“那里是我的葬身之地！我感觉到我再也看不见俄国了。”
[20]指尼古拉一世。
[21]指尼·基·皮克萨诺夫对格利包耶陀夫的看法，见所著《亚·谢·格利包耶陀夫传略》（一九一一年）和《格利包耶陀夫的内心悲剧》（一九一二年）。
[22]指抵抗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
[23]“巫师”喻地主贵族。据说在巫师的坟墓上钉一根白杨橛子镇着他，他才不再为害。
[24]出自高尔基的杂文《美丽的法兰西》（一九⚪六年），但与原话略有出入。
[25]女仆丽莎有点象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费加罗，法国戏剧家博马舍的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和《有罪的母亲》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伯爵的仆人，后来凭着聪明才智战胜了他的主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
[26]耶利米〈约纪元前650—585），希伯来先知和爱国者，见《旧约·耶利米书》。
[27]达尔马提亚在南斯拉夫。这种药粉是杀臭虫用的。
[28]法语：从滑稽可笑的方面。
[29]普希金的《嘲讽短诗》（一八二七年）写到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射死妖蟒的故事。
[30]见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普希金给诗人和评论家彼·安·维亚赛姆斯基（1792—1878）的信，以及同月底给作家马尔林斯基（1797—1837）的信。
[31]意谓对牛弹琴。
[32]瓦西里·布拉任内依（约1464—1552），莫斯科一个半疯半傻的“圣痴"，据说能预卜吉凶，直言无忌，连伊凡雷帝对他也很敬畏。
[33]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贫非罪》（一八五四年〉中的人物。
[34]《智慧的痛苦》初次上演于一八三一年，初次刊印于一八三三年，原先仅以手抄本流传于少数人之间。在上演和刊印前都经过审查机关的删节和窜改。
[35]一九二九年，莫斯科轻歌舞剧院上演了沃斯克列森斯基和季波特合编的一组时事短剧《到结冰的地方去》，其中的一个舞蹈节目叫《太太与白熊》。
[36]据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二章，耶路撒冷老人西面得圣灵启示，知道自己要等到看见基督（新时代诞生的象征）的时候，才会去世，一天，西面进入圣殿，遇见耶穌的父母抱着幼小的耶穌走来。西面就用手接过耶穌，称颂上帝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即西面〉安然去世了。”
[37]出自希腊神话。阿穆尔，爱神；赛克，“灵魂”的化身，形状为一美貌少女。这两个形象体现了所谓“永恒的爱和人性”的观念。
[38]一种杀菌剂和去臭剂。
[39]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
[40]这幅漫画登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一日的《莫斯科晚报》上。
[41]原文“玩忽职守”一词是从“睡衣”变来的。
[42]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真理报》法律栏一篇题名《特殊案件》的文章记述了这件事。
[43]斯卡洛茹布在第三幕第十二场提到过“军服的缘饰、肩章、领章”。
[44]卢那察尔斯基只引了个大意，请参看《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一六七页。
[45]《浮士德》中的魔鬼。
[46]彼列多诺夫是费·库·索洛古勃（1863—1927）的长篇小说《小鬼》（一九⚪五年）的主角，一个庸俗、反动、胆小和喜欢告密的人。
[47]引文不甚准确。格利包耶陀夫在一八二五年一月给诗人、剧作家和评论家巴·亚·卡捷宁（1792—1853）的信上说，“肖像，而且只有肖像，才能构成喜剧和悲剧……我恨漫画，你在我的图卷中找不到一幅漫画。”
[48]《钦差大臣》的主角。
[49]符·艾·梅耶霍德（1874—1942），著名导演。一九二六和一九二八年，他在莫斯科先后上演了《钦差大臣》和《智慧的痛苦》。
[50]马克思在未完成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一八五七-一八五八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希腊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然后又谈到古希腊人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一四页。
[51]格利包耶陀夫的教名和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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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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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说明〕本篇原名《苏联戏剧创作的道路和任务》，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作者在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后改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表于同年第二至三期《苏联戏剧》杂志。节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八卷。
在所有的时代，艺术总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上层建筑之一，在阶级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统治阶级为了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建设社会，曾经利用过艺术；被历史发展过程拿来同统治阶级对抗的那些阶级，也把艺术当作斗争工具使用过。所谓“为艺术的艺术”——逃避生活、离实际生活问题非常遥远、甚至对这类问题表示鄙薄的艺术，积极或消极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同各种社会力量隔绝开来的艺术，——也仍然是一种社会力量，有时候简直是很显然、很明确地为特定的利益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艺术学和文艺学否决了一套虚伪的论调，仿佛艺术真能脱离社会生活似的。我们揭露说：脱离社会生活，就是你对这社会生活所抱的明确态度。
我们的时代是人类所曾碰到的最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为社会主义、为人类的未来、为这个实际上是唯一有存在价值的形态作英勇斗争的时代，也是对至今还残留着、然而对于人来说并无存在价值的陈旧事物作英勇斗争的时代。这些陈旧的事物还没有消灭干净，还在死死地缠住生活，极力想断送我们的未来。死人揪住活人。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极其伟大的世界性的变革。必须集中国内所有一切力量，才能实现我国从历史上禀承下来的纲领。我们在任何一点上的努力，或者相反地，我们在任何一点上的草率、动摇，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后果，足以影响胜利的日期的迟早，也许甚至影响到人类能否继续不断地向它的未来进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无论他在做什么工作，都是共同斗争的参加者。他的觉悟越高，他越是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就越能成为他的时代的生气勃勃的儿子。他对我们的任务了解得越差，他越是漠然视之，他越是抗拒，他越是暗中阻挠，他为害越大，他就越是那种揪住活人不放的僵死力量的代表。
我们的艺术，只能是一支可以对斗争和建设的总进程起重大影响的力量。
当然，也有些过了时的旧集团的代表，包括一部分小市民知识分子在内，觉得我们把全部艺术整个儿看作我们社会主义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大军的一个意义重大的支队，未免太狭隘。他们说：“怎么能这样呢？人类、个人、创造者、艺术、——这一切都是用大写字母起头的——无穷无尽的题材、玄思遐想……永恒的美……可是忽然发现，原来我们大家已经名列军籍，我们戴上了红军的军帽，我们都参预战略计划了，这个计划也许很重要，但是它毕竟要受时间的局限，而且比起真正的天才为之服务的东西来，无论如何总是暂时的现象。”这种论断表明他们太不了解历史，因为事实上问题并不是这样：“钻进我们今天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所要求于我的那些框框里去，我不是一定要变得太闭塞了吗？我不是一定要感到太憋气了吗？”而是这样：“我的个人主义毛病不是太深了吗？我陷在这个人主义里面，不是变成这么一个渺小的人了吗？——既不能把眼界扩大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规模，又不能上升到革命所提出的任务的高度，使我不单是奉命行事地去完成任务，而是对它有十分深刻的体会，使我自己的诗歌一开头就恰恰成为有利于这些任务的颂歌。”
我想，对于我今天的题目来说，我给我的报告所作的这篇短短的导言，已足够确定我们对艺术的社会意义的观点了。
我们的艺术的任务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无产阶级以及同它联盟的各个集团的艺术，基本上不能不是现实主义的艺术。为什么是这样？普列汉诺夫早已指出过，一切积极的阶级都是现实主义的。马克思说，我们的使命不是仅仅理解世界，而是改造世界。可是，即使把我们的目的只局限于认识现实，这就已经是现实主义了。
当资产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取得领导权的时候，它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阶级。在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分子统治中有个时期，资产阶级由于它即将胜利或已经胜利而感觉心满意足（今天我没有工夫细谈资产阶级历史发展中这两个阶段的现实主义的差别），这时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表现得最为有力。这个时期，古典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正在兴盛。它的内在乐音、它的基调是这样：自然是美的，生活便是幸福，万事万物，从太阳如何升到我们居住的大地的上空起，直到一只盛着清水、旁边摆着一把葱和一块面包的罐子为止，——这一切都是幸福，这一切都是美的。艺术家的任务，是帮助我们全心全意去爱我们的环境，去爱我们的这种生活、我们周围的这种气氛、我们的这种思想、感觉和感受的方式。
荷兰的现实主义绘画就是这样，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先后承认过它是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艺术形式。[1]
可是，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对周围世界只能采取静止的看法。它干脆说：活着就是幸福。在资产阶级获胜的另一个时期，当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已经平静，真正的主宰大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候，又产生了同样的现实主义。伊波里特·泰纳[2]下面一段话，正是指它而言：真正的资产者要求艺术家把他描画得纤毫毕肖，要描画出他的常礼服和背心、他的重甸甸的金表链、他那同样笨重的妻子和他心爱的哈吧狗。这是静止的、肯定的现实主义。
不过资产阶级不是一个清一色的阶级。你们知道，其中还有小资产阶级，它对大资产阶级的胜利感到不满，它在革命时代把自己的旗帜举得很高，——它有时眼看就要取得政权，甚至暂时掌握过政权，但是后来又被事件的进程所抛弃，只好颇为勉强地服从大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且它的某些阶层已被吞并，因为资本家是踩在独立的小生产者、小商人等等的身上前进的。这在小资产阶级中造成了极其强烈的苦闷和非常失望的情绪。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多大的好感，要看后者如何对抗旧的封建文化而定，封建文化极力将人锁闭在等级隔阂的监狱里，用各种冒充"神的语言"的无稽之谈，使他失去了改善他的尘世生活的最后一线希望。可是，小资产阶级从一般的资产阶级现实主义出发，却开拓了另一条道路，人们常常称之为否定的现实主义[3]。
否定的现实主义在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上表现得特别有力。这个流派的领袖们自己对它的本质作过很好的暴露，他们说：我们没有纲领。他们又怎么能有纲领呢？象雨果那种集浪漫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于一身的作家，也许有过纲领，不过这样的世界观完全是个虚浮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小资产阶级分子说：“我们与政治无关。如果说无产阶级爱闹事的话，那是因为它是一个人多势众的阶级，我们却是个人主义者。我们的职责是写出世界的面貌多么丑陋。我们的职责是描写大资产阶级建立的制度多么恶劣，也许我们在笔调上会稍稍流于漫画化，可毕竟是抱着合乎科学的诚实态度来从事的。”
因此，纯粹是自然主义的，即客观地、非常诚实地描写资产阶级制度的那一部分否定的现实主义，可以归结成这样：描写主要是涉及现实中应该否定的方面，因为这一部分资产阶级觉得现实毫无可爱之处。“我们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我们诅咒它，我们到了发出真正的绝望的哀号的地步，可是我们无法解脱，”——这是小资产阶级自然主义的主旨。
如果我们拿俄罗斯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形式来说，那末我们在这里找到的或者是反映了某种乌托邦的现实主义（如托尔斯泰），或者是被平庸的、没有骨气的自由主义之光照耀着的现实主义（屠格涅夫派），或者是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最后，或者是把人引向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要超脱现实而又犹豫不决。
更坚决地超脱现实的是浪漫主义。资产阶级浪漫主义以空想、以对空想的渴望为核心。有些艺术家和理论家十分诚实，明白这是空想，他们创造了“为艺术的艺术”。这类人对我们说：“我逃避现实。即使我描写现实，我感到兴趣的也不是那对象，而是描写的本身、描写的技巧，我只对艺术的纯艺术方面感兴趣。”这种脱离现实任务的态度，显然来源于否定的现实主义。这一类型的艺术家有时确实写出了鞭挞资产阶级制度的现实主义作品（如福楼拜）。
但是也有人说：“问题与其说在于为艺术的艺术，不如说在于慰借人、安抚人、引导人离开政治的幻想——人类精神的优秀女儿——幻想能把人带进完全自由的想象的王国。”这里有各色各样的中间形态和等级。
最大的幻想家的实例是厄·台·阿·霍夫曼[4]，他象否定的现实主义者一样用讽刺笔法描写现实，可是同时又把纯幻想的典型移到现实中。他这些幻想的典型，是通过咖啡、通过啤酒、通过伏特卡在生活里表现出来的。拿霍夫曼笔下的大学生来说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名士派式的超脱现实，看到了对于阁楼咖啡馆[5]和赏心悦目的幻影的赞美。如果您认为它们是梦想，那就是引导人们离开生活的浪漫主义幻想。如果您在这里面认出了同现实生活相对立、可又似乎是实实在在的另一个世界，您就陷入了神秘主义，就是不想依靠科学，而想依靠“别的东西”。这个“别的东西”非常庄严，其结果却象尼采论华格纳[6]时所说的，落到了“十字架底下”[7]。
资产阶级艺术的境界便是这样——静止的现实主义，否定的现实主义，要用各种程度的浪漫主义空想去对抗现实的愿望。
只有个别的微弱表现算是例外，它们使人想起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倾向。这些作品的作者，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而又受到它践踏的少数人物，用列宁的术语说，他们是拥护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的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呢？
首先，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忠于现实的。
我们不脱离现实。我们认为现实是我们的活动场所，是素材，是课题。但是这种现实主义在描写人类的时候，要写到过去一切阴暗的事件，写到封建奴役制和资产阶级奴役制造成的一切灾祸，或者写到进攻中的或是正在苟延残喘的资本主义的残酷性。我们知道，社会要发展到能具备目前在我们苏联所创造的那些条件，并使人类进入自由王国，这两个制度是必经的阶段。小资产阶级式的否定现实，用逃入虚妄的自由幻想中去的方法来同现实作假想的斗争，是跟我们的志趣不合的。
我们接受现实，但是我们不用静止的态度接受它，——我们又怎么能承认它处于静止状态呢？——我们首先把它当作一项课题，当作一个发展过程来接受。
我们的现实主义特别富于动能。
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者观察现实的时候，看出过去、现在和最近的将来的历史的基本推动力是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到，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对这一点还不十分明白。那是预备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应该希望他们很快念完预备班，因为掌握这条真理并不太难，即：全部人类历史和它在任何个人的日常生活事件中显示的每个片段，都充满着阶级矛盾的“力线”（当然，要正确了解这项基本法则的具体表现，就困难得多了）。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不断斗争中进行的运动。但他不仅不是静止论者，他也不是宿命论者：他看见自己处在这个发展、这个斗争中，他确定了他的阶级立场，确定了他属于某个阶级或者他走向这个阶级的道路，也确定了自己是谋求使过程这样进展而不是那样进展的一份积极力量。他确定自己一方面是历史过程的表现，另一方面又是能够决定这个过程的进展情况的积极力量。
孟什维克竟敢用他们的宿命论冒充马克思主义，那是假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一个字应该对它负责；实际上，孟什维克即使不是静止论者，至少也是宿命论者，因此他们认为可以把人的意志从现实中排除出去。孟什维克型的作家是那样的作家，他也谈发展，可是谈得又“冷静”又“客观”。
米海洛夫斯基曾经断言，马克思主义者（他指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冷静”，因为他们本来认为一切都是按照一定的法则发展的。列宁将他驳斥得体无完肤。参加斗争的人能看到何处是恶，何处是善，他清楚地了解他应走的途径，知道必须怎么样把还没有组织好的力量组织起来，以便加快进程，不走弯路，所以他充满着爱、憎、喜、怒，他浑身洋溢着感情。
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是具有强烈的感情的人，这给他的艺术增加了热气和鲜明的色彩。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不可能是静止论者，不可能是宿命论者，他充满着热情，他是战斗者。.
这当然不是说，他的作品中一定要包括政论的、演说的或抒情的因素，——他可以非常客观，可以如实地描绘图画，但是图画的内在结构的本身，要出自他对现实的积极的看法。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种人，——我们中间也许有这种人，也许没有，如果没有，那我们太高兴了，——目前还是资产阶级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现实不可能满意，不可能同现实步调一致，因为我们国内的现实是社会主义的现实，资产阶级人士决不可能同它步调一致。这样一来，他们就落到了不满分子、沮丧分子的地步。他们会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呢？他们会创造我们革命的后院的艺术记录、艺术照片，他们会象克雷洛夫寓言中的猪一样，说他们“把整个后院翻査了一遍”，什么好东西也没找到。[8]在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刻，在建设没有完成，还有许多荒地、许多未完工的建筑物和各种混乱现象的时刻去对革命的后院进行“现实主义的”翻查，——这对于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是一个大有收获的时刻。他要用静止的眼光“如实地”写出这一切。请想象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现实主义者，您说了真话；但是一眼可以看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言。只有了解正在兴建的是什么样的房子以及如何建造的人，只有了解这所房子一定会有屋顶的人，才能说出社会主义的真实。不了解发展过程的人永远看不到真实，因为真实并不象它的本身，它不是停在原地不动的，真实在飞跃，真实就是发展，真实就是冲突，真实就是斗争，真实就是明天，我们正是要这样看真实，谁不这样看它，他便是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者，因而也是悲观主义者、牢骚家，而且往往是骗子和伪造者，而且无论如何是有意无意的反革命和暗害分子。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还根据共产党人的“说真话”的要求，回答道：“这本来就是真话啊；”他心里可能没有反革命的仇恨，他做的也许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他说出了可悲的真实，但是他没有从发展中分析现实，所以这样的“真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看，这不是真实，——这是非现实、假话，是偷偷地用一具死尸来替换生活。
社会主义浪漫精神能不能存在呢？既然我们对现实满意，既然我们接受了现实，怎么还有浪漫精神呢？
我已经指出过，我们对现实是满意的，因为它是一个发展过程，因为它的发展趋势同我们有血缘关系，因为我们正在随着这个趋势一同前进，因为这个趋势活在我们的心胸中。我们接受现实，是由于今天的斗争已经把昨天和明天互相结合在一起，由于我们是为明天的斗争的代表者和参加者。
但是根据这同一个理由，我们对现实又不完全满意。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对现实常常不满意，我们有许多敌人，我们也有许多不一定能分担我们的任务的合作者与同盟者。我们应该看到真正的困难，因为，谁如果以为我们在斗争中已经处于胜利的转折点上，大可以休息休息，他就要倒霉了。这种妄自尊大是罪过，正如那些爱说“我们哪行？我们算老几？”然后在这个借口下推卸艰巨任务的人的妄自菲薄一样。我们接受运动中的现实，希望它迅速发展。我们想把现实中的积极力量尽快组织起来，尽量团结起来。在这件事情上，艺术是我们手中一支巨大的力量。
艺术不仅有能力给人指示方向，并且有能力形成某种东西。问题不仅在于艺术家要向他的整个阶级指明世界的现状，还在于他要帮助人认清现实，帮助新人的培养。因此他希望加快理实的发展速度，他能够通过艺术创作的途径，创造一种高于这个现实、可以提高现实、使人能展望未来、从而加快发展速度的思想中心。
于是我们就有可能容纳这样一些因素，严格说来，它们在形式上已超出现实主义的范围，而实际上同现实主义毫不抵触，因为这不是逃入空想世界，却是反映现实——发展中的、未来的真正的现实——的方法之一。
气势雄伟的现实主义利用现实的因素，使之熔为一炉，形成一个极其真实的、为我们现实中存在着的或可能找到的种种因素和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所完全证实了的艺术复合体。可是现实主义也有权利塑造在现实中碰不到的、然而是集体力量之化身的伟大形象。
马克思对埃斯库罗斯推崇备至，[9]这很值得注意，而埃斯库罗斯正是这一类型的浪漫主义者，——虽然并非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是如此。埃斯库罗斯想在他的《普罗米修斯》里指明，连贵族及其社会道德的最伟大的反对者，最后也不得不敬仰贵族。但是他又想指明，贵族的敌人不是什么随便碰到的可怜的敌人，而是拥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伟大的敌人。他觉得进攻中的民主派是危险的，他想深入研究一下这些人的心理，他要充分描写描写他那表示抗议的，用自己对理性、善、甚至对技术的新概念来对抗旧基础的普罗米修斯。因此，他在他的悲剧第一部中用绚烂的笔触描画了普罗米修斯。现实中并没有这样一位英雄，他又是伟大的技师、火的发现者，又是对本阶级怀着深厚的爱的人物，又是坚定不移的叛逆者和殉难者，而埃斯库罗斯却把他能够从他当时的俊杰之士那里看到的一切特点，都融合在这个宏伟的形象中，融合在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人物普罗米修斯身上。
命运毁灭了埃斯库罗斯所计划的三部曲中的其余两部，只留下它的第一部。后来歌德也写过普罗米修斯，那篇作品是他的作品中最富于革命精神的一篇。[10]雪莱，就是马克思说他从头到脚都是革命家的那个雪莱，也写过普罗米修斯。[11]
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普罗米修斯的宏伟形象身上，描叙了当时鼓舞过新兴的革命资产阶级的一切因素。
为什么在我们的艺术中——即使不是在长篇小说和话剧中，那末至少也是在有数万人参加的盛大庆祝会上演出的歌剧中，——就不可以有宏伟的综合形象呢？这不是现实主义吧？不错，这里有浪漫的因素，因为各项因素的配合不象是真实的。但是它们却一丝不假地描述了真实。这种真实提出了发展过程的内在本质，成了一面旗帜，我们没有理由否定这样的艺术是我们需要的艺术。
描写现实中的伟大无产阶级领袖是一项极大的任务，必须在世界观上达到很高的水平，必须拥有磅礴的才气，才能完成。就是描写以综合形象的姿态出现的集体本身，也是大作家才能负担的一项重大的任务。
我们没有理由勾销艺术预测的方法。请回想一下列宁的话：一个不会幻想的共产党人，只能算是蹩脚的共产党人。
这并不是说，列宁号召我们作霍夫曼式的幻想。列宁的幻想是科学的幻想，是从现实中、从现实的趋向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要展望未来，希望让他们亲眼看到，让他们感觉到真正的、包罗万象的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这难道有什么不合理吗？
诗人能够而且应该这样做，——这很不容易，在这件事上可能出错：也许，我们描写二十五年或五十年后的情形，而那时候的人却说：“他们大错特错了。”可是问题在于这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试着登高远眺，展望未来。在这里，幻想和表面上不象真实的东西起着很大的作用，在这件事上可能出错，但是也能够有和应该有真实性，真实性首先在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阶级的社会的胜利，以及个性大大发扬这一胜利，只有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才能达到。这就是真实。
否定的现实主义的形式对于我们很重要，只要它具有很大的、内在的、现实主义的真确性，它在表上无论怎样不象真实都可以。我们应该用漫画、讽刺、讥诮去打击敌人，瓦解他们，贬低他们，——如果可能，就在他们自己眼前贬低他们，无论如何也要在我们眼前贬低他们，——揭穿他们视为神圣的东西，指出他们是多么可笑。
人在什么时候才笑呢？在他内心里获得了胜利，在他对他的最后胜利满怀信心的时候。即使是一个被押到绞刑架下的罪犯，也可以笑那些审判他的法官，如果他的笑使别人也能明白法官的可笑，那就表示这个罪犯在精神上胜利了。谢德林正是这样战胜了当时还很强大的俄国君主主义，因为他指出君主主义实质上已经遭到失败，原因就在于它虽然象鳄鱼似的横蛮，并且又残暴又丑恶，它却是可怜的。这样的笑不能不辛辣。我们现在对敌人的笑也是辛辣的，因为敌人还很强大。
在这场以笑为武器的斗争中，我们有权利用漫画笔法去描写敌人。当叶菲莫夫或其他漫画家把麦克唐纳[12]摆在他实际上从未经历过的、最出人意外的情节中的时候，谁也不感到惊奇。我们知道得很清楚，这比一幅摄制精良的麦克唐纳的照片更加真实，因为漫画用这种人为的情节、不象真实的情节，比用任何其他方法更能鲜明而锐利地说明内在的真实。
于是我们看到，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巨大任务——绘出充满真实性的图画，从现实的对象出发来真确地描写它，阐明它，而又总是能使人感觉到对象的发展、运动、斗争，——并列着，同这个形式并列着，实际上还可以有一种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不过它跟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由于我们拥有巨大的动能，社会主义浪漫主义使幻想、虚拟和描写现实时的各种自由发挥在其中起着很大作用的那些领域，活跃起来了。[13]
现在请想象一下吧，我们中间有一些——如果没有，那是最好，——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要是对他们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否定浪漫精神，他们马上响应道：“哦，你们不否定？那叫人太高兴了。既然这样，我就要说；浪漫精神中使我感兴趣的是纯粹的遐思畅想。我要象放鸽子似的放出我的幻想，再来观察它如何飘上蔚蓝的天空。”有的人恐怕还会说：“对，现实主义不能包括一切。人都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总想证明它是永生的，——为什么不能至少略微谈谈这个？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可是还有永生的灵魂，或者也可以说是对永生的灵魂的向往。我国已经宣布信教自由，如果我，比方说，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在正教教会中决不是样样事都象表面上那么庸俗陈腐，那就让我用艺术的形式来说说我的见解吧。”
我们对这种“浪漫主义者”严厉到什么程度，要看我们在战斗时期所能提供的自由的范围有多大，如果国家机关认为必须允许这样的作品印行，或者也许是由于误解或不够警惕（虽然它是非常警惕的）而允许它们印行出来，那末，评论界无论如何应该对它们加以最有力的反击，因为凡是发出这类“浪漫"气味的地方，就会发出死尸的气味。况且还不仅发出死尸的气味。我们对于停放在墓地的死人可以不加理会，即使埋葬他们的是同样的死人，我们也只是说道：“就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14]但是那些坐在编辑部办公椅子上的死人，那些写作象他们自己一样僵死的小说或剧本的、可恶透顶的死人，却在周围散布瘟疫，毒害生气蓬勃的生活。不，对不起，这是不可容忍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广泛的纲领，它包括着我们现有的许多不同的手法，也包括我们还在觅取中的种种手法；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定要致全力于斗争，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建设者，它对人类的共产主义前途满怀信心，相信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和领袖们的力量，它了解在我国进行的第一场主要战斗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幕的伟大意义。
静止的现实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正在我们苏联国境以外繁荣滋长，它们支持世界上的恶势力，它们代表着昨天，它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在这条战线上进行无情的斗争。
问题不在我们互相指责，譬如说，指责这里没有把十分真确的现实主义贯彻到底，却容许了虚拟法，——在我们的阵营内部，我们应该互相尊重和支持。问题在于我们的创作界、我们的评论界，也象我们的整个工人界，也象我们全体战斗者和建设者一样，要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不管它是在国外，还是在这里，还是就在我们心中。因为，如果我们心中也出现了这个敌人，如果它在我们心中暗暗地散布由于对事物抱着静止的看法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或者散布逃避生活的唯心主义观点，我们就要象马雅可夫斯基论及他的某些诗歌时所说的那样去对待它：踩住这个敌人的喉咙[15]……
戏剧创作在文学中占着一个十分特别的位置。每逢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戏剧创作总要被提到首要地位上来，这是因为，如果说全部文学都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那末戏剧创作通过演出，就更是能发挥最积极的作用了。我们对这一层了解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十分特殊的力量不可能漠然视之。演剧是直观性的东西、高度直观性的东西，因此它非常注重感性，可以有力地打动人的感情。此外，演剧还能对大集体发生直接的作用，使成千的人在同样的印象、同样的感情中融为一体。这一切，使得我们在考虑应该千方百计加强社会主义艺术对群众的影响的时候，不能不特别注意演剧。
演剧没有戏剧创作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考察戏剧创作时，就会看出，它比任何其他艺术部门具有更多的辩证的性质，——甚至同辩证法南辕北辙的古典主义作家的戏剧创作，也是如此。请注意，我说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性质"，因为有的剧本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却常常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有时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辩证的。剧本向读者，主要是向观众，展示现实，展示现实如何运行，它不用史诗般的平稳的方式来叙述，象叙述陈迹往事一样，而是直接写出事件的连续运行。亚理士多德早已说过，戏剧没有冲突和突转是不可想象的。[16]剧本必须在一个晚上演完，必须从所描写的冲突的结果中得出一条结论、一个艺术的实质、一项在我们面前喧腾的事件的结果。因此，剧本可以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但是它必然具有辩证性——通过矛盾的斗争而发展。没有发展、没有矛盾的冲突的剧本，简直是很拙劣的剧本。如果这样的剧本能叫人喜欢，那并非因为它是一出好戏，也许因为它是一篇很好的抒情作品的缘故。
由于社会主义艺术总是要在现象的奔流、冲突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或预测中描写现象，所以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都不能恰恰象话剧那样深切地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同时，话剧中的冲突的阶级性，对于我们也自然是很明显的了。冲突可以发生在各别的人中间，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用对白和独白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您看到剧中人“心胸里有两种精神”[17]，这就是不同的社会思想、不同的感情状态在斗争，而那又是同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的某一思想感情相符合的。您可以用这种观点看一看许多最伟大的艺术作品，您随时都会发现这个。这样的研究，是我们的戏剧学和文艺学的任务之一。
联系到这一点，我想提起一个使我们大大激动过的问题。有个时期流行一套说法，说是艺术家，包括剧作家在内，应该好好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了解辩证唯物主义在艺术创作中要采用什么形式，然后才可以根据这个来写作。[18]对问题抱这种看法，当然是根本不对的。第一，认为仿佛只有完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知识的人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不正确的。这等于要找出一小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精湛研究的作家（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作家，相形之下，其他的人就都要失去作家的资格了。这是根本不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当然可以依靠经过透彻研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是我们可以设想有这么一个人，他热烈希望为社会主义斗争，而且正在积极地为它斗争，可是他对辩证唯物主义懂得很少。当他用艺术手腕描写他全心全意地实际参加过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他可能凭着本能揭示岀我国现实的许多极其重要的特点。这个人清楚地了解正在进行一场什么斗争，他在这场斗争中站在特定的一边，但是他的哲学素养差，使他没有权利希望做到辩证唯物主义才能提供的那种完整的生活概括。这样的作家落笔之际，难免要充分暴露出直接观察的朴素性来。可是，当他所写的东西送到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党内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件供人做出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结论的优秀的、艺术性的半成品。
因此，在这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内部，可以有非常大的等差。
如果一位作家掌握了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是大大的好事。我们可以向每一个有能力和机会掌握这项方法的人祝贺。不过这决不是说，艺术家应该先花很多工夫去考虑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写作，怎样把辩证法的规律应用到艺术创作上，然后才写作。即使是在社会学和哲学方面造诣极深的艺术家，假如在创作过程中只是死死记住辩证唯物主义的各别原理，也要犯错误。对三段式的盲目崇拜，就是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狠狠嘲笑过的那种盲目崇拜，[19]曾经在我们这里大为流行。梅依林克有篇好童话，谈到一条蜈蚣。你们知道，蜈蚣是相当复杂的生物，有四十条腿，但是它虽然复杂，还是能够很好地行使它的生活机能。有这么一次，一只不怀好意的癞蛤蟆问它：“可不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好吧。”——“当你往前伸出你的第一条腿子的时候，你还有哪几条腿子同时往前伸出？当你弯下第十四和第十九条腿子的时候，你那第二十七条腿子的脚掌在做什么？”蜈蚣专心思索这些问题，再也不会走路了。[20]不要把创作过程弄得干巴巴的。您想根据社会主义的良心，用艺术手法记下某个过程，您想描写斗争中的丑恶的或美妙的一幕，——如果您不知道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来干这个，难道您就得放弃这项任务吗？
还是干吧，同志们，即使没有透彻了解辩证唯物主义。重要的是您必须有革命的感情，能了解现阶段的基本革命任务，具有真正的艺术敏感，您的文笔要能够真正激动读者，准确地表达您的思想和您的感情。为了做到这些，当然需要知识，需要知道那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基础、而又从这哲学中吸取了那么多力量的革命实践，——没有这门知识，就不可能准确地描写现实。还必须想到适当的文学技巧，它可以使您毫不走样地表现出您所描写的现实。但是在行文时不必太注意一些近乎烦琐哲学的问题。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关心辩证唯物主义是怎样进入或者被融合到艺术创作中去的，它在艺术创作中的发展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情形如何。弄清这个问题很重要。再说，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能给艺术家带来很多好处，如果这种掌握是意味着适当的思想教育和完整的世界观的话。假如您不是这样，而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去看待每一行字、每一个形象，那末，您可就好象那只使蜈蚣深深苦恼过的癞蛤蟆了。
戏剧创作的任务很大，可是它的希望也很大。我们不认为所谓的戏剧创作体裁是一种固定不移的范畴，也不以为我们的剧作家在创作中应该用体裁这道板壁来束缚自己。不仅悲剧、喜剧和正剧可以互相渗透，并且在正剧里甚至也可以有史诗和抒情诗的因素。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一个旧的名词问问自己，比方说：社会主义悲剧能不能存在呢？
不仅能存在，而且应该存在。马克思说：过去最大的悲剧家描写了没落阶级、崩溃中的阶级的苦难，新时代的悲剧家要描写新世界的诞生的苦难。我们有伟大的先驱者在前，我们有很好的悲剧题材。拿托马斯·闵采尔[21]这类英雄来说吧，他达到了现实所能容许他达到的远处，他依靠着当时社会中最先进的分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说过：悲剧应当写的不是济金根[22]，是闵采尔。[23]那末，我们的剧作家为什么不写闵釆尔的悲剧，为什么不表现初期农民和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英勇牺牲，为什么不表现这样一种人，他既非自天而降的英雄，又非超尘绝俗的天才，而是一个阶级的领袖，他的阶级还不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它的局部的失败，正如马克思论到公社[24]时所说的，却是后来的胜利的最大保证？要知道，这是歌颂高度悲剧性的形象的戏剧创作，这个形象能在我们心里引起热烈的同情、极大的敬意，同时又能激发新的锐气。我们从中摄取这种英雄的那个时代离我们今天越近，他就越是没有白白牺牲，他当时的现实离我们目下所面临的阶级斗争完成的局面也就越近。
但是就在我们今天，悲剧性的因素也还没有消除，因为牺牲不仅依然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内战中的牺牲是必需的，在所有的国家发生的新旧世界之间的阶级冲突中的牺牲，是必需的。我们同国内敌人作斗争时经常有牺牲，目前他们正在顽抗，甚至钻到社会主义的新生活方式里来，极力歪曲它的内容。你死我活的斗争还在进行。如果我们不作充分的努力，我们的力量可能对付不了我们的任务。因此，歌颂我们的斗争中的牺牲者，描写这场日后会取得胜利的斗争中的牺牲者，——这无疑是现代悲剧的首要任务和良好基础。
那末现代喜剧呢？我们一位理论家发表意见说，幽默同无产阶级无缘。[25]真的，什么是幽默呢？幽默是一种温和的笑，是这样一种情绪，就是您觉得您所嘲笑的人又可笑又可怜，或者您虽然觉得他可笑，但是又必须谅解和宽恕他。可见，——这位同志说，——畏畏缩缩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才不需要嘲笑，而需要微笑，不要讽刺，而要幽默。无产阶级却是铁面无情的，它不笑则已，一笑就得制人死命。
这位同志得出的结论错了，因为他立论的时候，只看到他面前有一个孤立抽象的无产阶级和孤立的无产阶级敌人。其实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是一个能发挥教育作用的伟大阶级。它正在教育贫农和中农，教育同自己很接近的雇农，教育它本身中的落后阶层，教育它自己，教育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一直到最博学的科学院院士[26]，是多么需要教育啊，院士们可以在例如电力问题上教给我们成千累万的东西，而电力也确实是我们万不可少的生活资料，可是谈到新的生活方式，谈到我们国家的建设问题，谈到对我们党内的偏差作斗争，——这时候，有许多院士简直是小孩子，并且还是认为自己本来就应当“不懂政治”的小孩子。向他们证明：这不是好事，而是很坏很坏的事，他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精辟的见解和精辟的著作正在如何变成现实，把这些见解同我们今天的中心问题联系起来又是多么必要，——这是一件教育工作。而幽默也能很好地教育人。
当一个乡下人，我们自己的、很好的、在阶级上同我们接近的乡下人来到我们的红军兵营的时候，他是那样老实巴交，他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处处显得可笑，——需不需要对他顶礼膜拜，甚至同他开点儿小玩笑都不可以呢？或者，需不需要对他冷嘲热讽，叫人家伤心一辈子呢？两样都不需要。假如您曾经见过无产阶级出身的红军战士怎样对待从乡下来的新入伍的红军战士，您就知道这里有多少的幽默，他们取笑落后和拙笨取笑得多妙，这些戏谑对人们可以起到多么好的教育作用，——这样的教育作用，才过一个月，这个小伙子就完全变样了，对他发生影响的不只是学习，有时还有严厉的话语，在很大的程度上还有幽默。
对于无产阶级要加以教育的那些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内部那些基本良好的分子，幽默是一种极妙的潜移默化的手段。因此，指出缺点并且教人如何消除缺点的幽默的喜剧、亲切的调侃的喜剧，这是摆在人跟前的一面镜子，不是使他一照就大为惊慌、只好准备上吊的镜子，而是使他一照就能看出他需要洗洗脸、刮刮脸的镜子。
这是一件极为有益的事，也许比你们根据我这开玩笑的口吻所能推断出来的更深刻、更重要得多；无产阶级的教育工作是它的基本工作之一。无产阶级不仅应该改造它周围的世界，还应该改造它自己。改造人是造就现实中主要的生产和战斗人员，由于可以用笑声改造人，这就为喜剧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活动场所。
当我们极力尽可能具体地写出我们敌人的形象，这样来照亮他们，叫人看得见他们的腐朽和卑劣的时候，我们便完全达到了现实主义形式的辛辣的喜剧、冷嘲热讽的喜剧，从这里还可以进一步走向极其尖刻的漫画和夸张。请回想一下，谢德林怎样把两个官老爷安排到荒岛上去，使他们同一个庄稼人碰在一起，以便更鲜明地表现出寄生的支配阶级同这个供养别人的、被压迫的庄稼人的关系。[27]
我们的喜剧也可以转变为阿里斯托芬式的喜剧，就是说，可以利用任何虚构来特别鲜明地强调我们嘲笑的某些现象。
有段时期，反映平凡生活的戏剧是进步资产阶级一个非常重要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他们的一场考验。它是同以显贵为主角的悲剧相对立的；照封建主看来，只有显贵人物才能做悲剧主角，否则那就不算悲剧，因为平民的痛苦和斗争不能唤起崇高的感情。在贵族戏剧中，下层阶级的人只是被写成小丑。反映平凡生活的戏剧却把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严肃精神同当时对下层阶级的鄙视态度对照起来。剧情的中心，是叙说一个可敬的资产者要嫁出他那没有陪嫁的女儿是多么困难这类事实。情节越简单，越能博得小市民观众的同情。我以为，描写平庸生活的戏剧的本身，未必能在我们的戏剧创作中找到一席地位，因为平庸的生活是静止的生活，我们只能把它当作坏的现象来描写。对于果戈理，亚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尔赫利雅·伊凡诺芙娜[28]是幽默——虽然是充满同情的幽默的对象，对于我们，亚法纳西·伊凡诺维奇和普尔赫利雅·伊凡诺芙娜却是生活的垃圾。如果真的怜惜他们，就要从悲剧方面描写他们：是些什么条件把他们两人弄到这般境地，弄到这个可怕的、白痴似的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的地步的？
总之，当我们接触小市民的戏剧（而“平庸生活”便是小市民的戏剧）的时候，我们会对这个世界抱某种否定态度，或者向它发出某种号召。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的反映平凡生活的戏剧应该不是成为喜剧，就是成为悲剧。……
苏联戏剧创作的任务，不能不是迫切的。不过对这个论题必须很仔细地研究。真正的大艺术作品很少是急就章。固然，格里帕尔采尔[29]最好的剧本《萨福》只写了二十天，而他那些写得比较长久的剧本，结果反倒不如它，——但这决不是常有常见的事，要做到又快又好，必须具备杰出作家才能具有的创作特长。一般地说，把所写的东西反复阅读，加以检查、修改，使一切适得其所，对于一个作家是很重要的。可是生活在奔流。所以我们的剧作家常常说，“哪能做得完善？——我应该有一架内心的‘柯达’照相机，咔嚓一声就成了，然后交给剧院……这种东西虽然不算尽善尽美，但是十分新鲜。”
眼界狭小常常是我们的评论家的缺点：凡是在狭小范围以外的事物，他们都觉得不正确。必须具有广大的眼界，看到任务的全部多样性。
可以设想有这样一家小型剧院，晚上就能表演早晨发生的事情，可以设想有一种活生生的喜剧和正剧，能反映我们每天每日的情形。苏联戏剧创作的一门绝技，便是笔头麻利。对这项任务不要置之不理，我们需要这种戏剧。不然的话：“我把火药紧紧地塞进大炮，我想：我要款待朋友了！”[30]可是“朋友”已经不见了，溜掉了。
在膝盖上而不是在书桌上写出来的活报剧，是有益的东西，不过难得是真正的艺术品。有时候需要赶紧阐发一份素材，这类新闻记者似的剧作家非匆促从事不可：常有这样的事——等你写完这么一个临时性的小剧本，由于来了新的指示，你又得完全用另一套办法去解决问题。这一切，给这种政论剧的形式增添了许多不稳定的性质。
我不怪这样的人。注意新产生的任务并且立刻予以反应，是很重要的；那些顽固地停留在错误的立场上，而不管人家对它由错误作过多么充分的说明的人，他们的做法却坏得多，——我只是指出快手作家必须克服的种种困难罢了。
可是，正在写严肃的大作品的作家又怎么办呢？那末他们的命运就是永远落后于时代吗？不，同志们，并不是这样。当你乘火车的时候，紧靠着钢轨的小石子从旁边哧哧地飞跑过去，好象是联成一气的线条。而路基或者树木飞跑过去的时候，你却看得见它们的轮廓。更远的地方耸立着高山，能在你的视野中停留很久，因为山更大，因为山在这个地区占着主要地位。在我们一年间、在我们十年间、在我们百年间占主要地位的问题很多，我们在创作上必须予以注意。
要善于绘制巨幅油画。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思想最敏捷的人物，当生活从旁飞逝时总是能抓住它的重要环节的革命组织家列宁，曾经用过一句话：“严肃地和长期地”[31]。对于我们严肃地和长期地做着的事情，——这样的事很多——应该加以严肃的和长期的研究，剧作家应该用严肃的、可以长期留存的剧本来表现它们。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就是剧院抱怨没有上演剧目，或者虽然有好剧本，却是去年的东西。我们现在对一些并非临时性的戏剧问题已经有了许多解决办法，因此在这方面，剧作家的工作应该大力加强。可是必须记住，这决不是说不必非常迅速地作出反应。有些急促间写成的应时的东西将在艺术中长期传留下去，如果作者具有艺术技巧和政治嗅觉的话，这两者可以帮助他用篇幅不多的鲜明的剧本反映我们的斗争中的紧要时刻。有人说这很难。这是实话。[32]企图在“谦虚”的掩盖下甩脱这项基本任务的人，不能证明我们的时代的不幸，只能证明他自己的软弱。这样的东西是需要的，而且一定会有的……
从这个观点看，了解这一层非常重要：对于我所说的总任务，应该根据每个特定的时期来分别予以明确化、具体化。我说的不是本义上的“今天"的具体任务，我是说我们生活的这段时间的任务、我们所处的这个斗争阶段的任务。
第一，我们正处在敌我冲突中一个特殊的阶段。世界资本主义表现了极度的神经不安；虽然它已经奄奄待毙，可是还在顽强而疯狂地挣扎，从困境中寻求出路。必须懂得列宁的话：命中注定毫无出路的情况是不常有的。如果敌人的情况不妙，如果他已声嘶力竭，行将灭亡，你可不要指望他自己丧命，而要打死他，因为否则他还会苟延残喘，并且打死你。
我们经常在斗争，而不单单是确认事实。因此，当我们的世界在困苦中发展，而他们的世界在困苦中衰落的时候，我们应该通过戏剧把这一点教给人们。还有什么能比两个处于这样的情势中而且准备作最后斗争的世界更容易产生戏剧效果呢？我们的敌人不会自愿放下武器，——当他们在我们头上举起武器那一瞬间，武器可能从他们手里掉下来，但是也可能没有这种情形，却不免要发生冲突。这是我们的广义的国防艺术——不仅是在为军队、为我们这个最优良最主要的国防工具服务的意义上——的任务。我们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也是一条战线。
对于任何一次共产党中央全会或者什么苏维埃代表大会或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剧作家都不能说：“嗯，您知道吧，他们在谈政治，我却在完成我的剧本，——政治一向不是我的事，我的制服上佩戴着另一种领章。”党用信号来报告生活中的基本情况的时候，这是整个无产阶级斗争战线的信号。谁要想成为这条战线的一部分和这条战线上一名可敬的战士，他就应该急切地看一看：对我来说，从这里该得出什么结论？
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我们的农村、集体化农村的生活，还没有摆脱异己的富农分子，他们分散在各处，象细菌似的散播着传染病。参加争取社会主义集体化农村的胜利的斗争，是我们的戏剧创作的中心任务之一。我们知道这些细菌,——那就是腐朽的私有财产，就是为了对自己、对自己的家庭更好一点而极力捞它一把，即使这样做对整个集体有害。我们的大敌、劲敌——资本主义国家、银行、托拉斯说道：“天晓得，我们拿布尔什维克无可奈何，已经十五年了。可是他们内部有传染病。那里有我们一个小兄弟。他生活在隐蔽状态中，他在毒害和瓦解他周围的一切。您可以看到，过些时候，这座使我们望而生畏的堡垒，就要开始陷落了。”暴露这个敌人，在喜剧和正剧中用戏剧手法描写他的狡猾伎俩、他的假面具、他的暂时得逞和必不可免的、但是我们只有以最大努力为代价才能换到的他的失败，从心理上揣度和了解敌人内心发生的事情，了解他说话不是为了透露他的思想，而是为了隐瞒它，——这是艺术家的事，这是社会主义心理艺术家的事。
同敌对阶级势力相对立的，是群众的不断增长着的社会主义意识，是成为现在各种力量荟萃的真正中心的深刻进步，是社会主义财产的增长，是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就等于使我们大家成为富人这种意识的增长。我是富人，因为苏联是富裕的，目前我这里正在建设马格尼托戈尔斯克，我的生活上有正号或负号，这要看建设的成败而定，因此我有痛苦或喜悦，我正在为此献出我的生命。现在已经做出社会主义觉悟的榜样的人们，必须被摆在崇高的地位上，让那些还没有摆脱旧的、奴隶的感情、思想和习惯之压迫的人在争取社会主义新生时，能够从他们的典范中得到帮助。
我只谈到了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恩格斯是一个卓绝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幻想过。固然，他没有幻想：“我真希望每个剧作家在写每一幕戏的时候都要预先考虑一下，怎样才能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这方面来。”可是他说：“我幻想有这样的戏剧作品，它们充满着生命，正如莎士比亚那些真实的、有说服力的、引人入胜的作品充满着生命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它们对于所描写的历史时期又贯穿着深刻的理解。”然后他又补充道：“看来，德国不会有这类作品。”[33]
是的，看来，最早有这类作品的不是德国，而是我国。我国有相当近似的作品。
你们每个人都了解，我们是战线的一部分，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战士的一个支队。在这条战线的上空飘扬着胜利的旗帜。在其中一面旗帜上，有斯大林同志手书的“为科学和技术而斗争”。[34]
戏剧创作应该为科学斗争，因为如果剧作家不了解现实，他就是一个浅薄的人，他的色彩永远极其贫乏。他应该为技术斗争，因为否则他不能成为现实的表现者，不能成为真正的、熟练的创造者。我们为科学和技术斗争，是要提高我们这个特殊部门的水平，使它跟别的部门一同为社会主义服务。
将来，当最后胜利已经取得的时候，我们的后代将怀着极大的敬意翻阅我们的生活史。但愿那时候，作为我们这个伟大过渡时代的纪念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仅有我们的思想家和领袖们的思想，不仅有我们的群众的胜利，不仅有我们的社会主义劳动所创造的技术，而且有我们的艺术巨著、我们的剧本，那时我们的剧本还会在戏院上演，以便用时代本身的声音来讲述时代的历史。
[1]黑格尔说：“荷兰画家的艺术表现的内容是从他们本身，从他们的当前现实生活中选择来的。……正是这种在无论大事小事上，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所表现的市民精神和进取心，这种谨慎的清洁的繁荣生活，这种凭仗自己的活动而获得一切的快慰和傲慢，组成了荷兰画的一般内容。”见黑格尔《美学》第一卷，第二一〇至二一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提到荷兰画家伦勃朗（1606-1669）：“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三一三页。
[2]泰纳，一译丹纳（1828-1893），法国文艺理论家。
[3]即批判的现实主义。
[4]霍夫曼（1776-1822），德国消极浪漫主义作家。
[5]指寓居阁楼的大学生聚饮咖啡的生活。
[6]华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7]意即向宗教投降。语出尼采的《在善恶的彼岸》。
[8]见克雷洛夫的离言《猪》（一八一一年）。
[9]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写道：“他每年总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把这位作家和莎士比亚当作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
[10]指歌德的诗剧《普罗米修斯》（一七七三年）。
[11]马克思认为雪莱“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二册，第二六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雪莱写过诗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八二〇年）。
[12]詹·麦克唐纳（1866-1937），英国反动政客，工党头目。
[13]当时苏联还有不少作家否定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地位，其代表之一是法捷耶夫。他在一九二九年“拉普”理事会第二次全会上一篇题名《打倒席勒！》的发言里认为，浪漫主义就是唯心主义：“我们区别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方法时，是把它们当作艺术创作中颇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的……席勒走的是将资产阶级英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加以理想化和神秘化的道路。”卢那察尔斯基曾多次批评法捷耶夫这个论点，例如他在《维克多·雨果》一文（一九三一年）中提到：“法捷耶夫那篇轰动一时的文章《打倒席勒！》里对浪漫主义发出的咒骂，无疑是错误的。……我们不会放弃现实主义的道路。可是我们也不要脱离浪漫主义。”
[14]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八章：“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阿，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罢。’”
[15]马雅可夫斯基的原话为："我抑制住了我自己的歌喉。”见《放开喉咙歌唱》。
[16]亚理斯多德在《诗学》中说，“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此二者是情节的成分。”见《诗学》第二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按"突转”指悲剧主角突然由顺境转入逆境，或由逆境转入顺境。
[17]浮士德对瓦格纳说：
“有两种精神居住在我们心胸，
一个要想同别一个分离！
一个沉溺在迷离的爱欲之中，
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世，
别一个猛烈地要离去凡全，
向那崇高的灵的境界飞驰。”
见《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四至五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8]指一九三一年“拉普”分子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他们认为艺术家的职责是掌握辩证法的抽象范畴，并在人物的意识和心理中反映这些范畴的“斗争”和运动，而艺术性的标准，则要看作品是否符合辩证逻辑的规律。这样就勾销了研究丰富多姿的现实生活的必要性，也抹煞了艺术创作的特点。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批判这种创作方法时深刻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三一页，一九六七年。
[19]详见《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一四三至一六三页。黑格尔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经过正、反、合三个阶段，叫“三段式”。杜林和米海洛夫斯基断言，马克思之所以能证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似乎不是根据对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的研究，而是根据原始社会公有制（正）——私有制（反）——社会主义公有制（合）这个三段式。这同"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一样，是把抽象的公式硬套到现实生活上去。
[20]出自奥地利作家梅依林克（1868-1932）的童话《癞蛤蟆的诅咒——癞蛤蟆的诅咒》。所转述的细节与原作略有出入。
[21]托马斯·闵采尔（约1490-1525），十六世纪德国农民和城市平民的领袖和思想家。
[22]济金根（1481—1523），一五二二年德国骑士起义首领。
[23]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和五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分别致斐·拉萨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九卷，第五七一至五七五页，第五八一至五八七页。
[24]指巴黎公社。
[25]文艺学家伊·玛·努西诺夫（1889-1950）在题名《讽刺和幽默的社会根源》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这份报告于一九三一年送交给苏联科学院附设的、由卢那察尔斯基领导的一个讽刺体裁研究组。
[26]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于一九三〇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
[27]指谢德林的童话《一个庄稼人怎样养活两个官老爷的故事》（一八六九年）。
[28]果戈理的小说《旧式地主》的主角。
[29]格里帕尔采尔（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
[30]引自莱蒙托夫的名诗《飽罗金诺》（一八三七年）。“朋友”是“敌人”的戏称。
[31]列宁在一九二一年俄国共产党（布）第十次全俄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同年第三次全俄粮食会议上的讲话中以及其他地方，都用过这两个词，见《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四三卷，第三二九、三三〇、三五四、四〇九等页。
[32]在记录稿上，下面还有几句话：“然而就连兴盛时期的资产阶级都创造了一个口号：‘Dusollst,alsodukannst.’（德语：‘你该做，因此你就能做做。’）我们应当牢牢记住这条规则。”
[33]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恩格斯致拉萨尔的信上说：“而您不无根据地认为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四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
[34]斯大林在《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一九三一年）中说：“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已经做到了。剩下的已经不多，这就是钻研技术，掌握科学。”《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第四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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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托洛茨基->传记·回忆·评论->《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2016）
TrotskyinNewYork,1917
ARadicalontheEveofRevolution
1917：托洛茨基在纽约
一位革命前夜的激进者
肯内特·D·阿克曼（KennethD.Ackerman）著
（2016）
王兢（KingWong）译
献给
第一幕：前夜
第一章蒙谢拉特
第二章时代广场
第三章圣马可坊
第四章布鲁克林
第五章河滨大道（Ⅰ）
第六章帕特森
第七章布朗克斯
第八章库珀联盟学院
第九章河滨大道（Ⅱ）
第十章威尔逊
第二幕：战争
第十一章间谍对间谍
第十二章卡内基音乐厅
第十三章基弗
第十四章苏黎世
第十五章东百老汇
第十六章委员会
第十七章勒诺克斯赌场
第十八章俄国
第三幕：革命
第十九章旋风
第二十章间谍再临
第二十一章领事馆
第二十二章离别
第二十四章克里斯蒂安尼娅峡湾号
第二十五章新斯科舍
第二十六章彼得格勒
余波
↘托洛茨基和俄国人
↘希尔奎特，弗拉伊纳和美国人
↘阴谋论种种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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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短评（陈独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时事短评
陈独秀
如法泡制的官电
工于迎送的“义勇军”
革命吗？吓我一跳！
这才是“轨内运动”！
彻底的“轨内行动”！
什么是他们的“轨”？
蒋介石张学良下野了吗？
两个进步
杀几个便顺过来了！
不抵抗而交涉！
呜呼“哭泪团”
国难呢还是外交？
戴季陶太不成人！
张学良少说了一个“不”字
什么是反动？
如法泡制的官电
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见有“北平示威团暴徒……携带木棍手枪石块火油木材等凶器，咆哮两小时后，用石击破……”这几行字，我还以为是一张登载安福政府对于“三一八”事件宣布暴徒徐谦等罪状通电之民国十五年的旧报，可是仔细一看，乃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申报，所登载的是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的通电！
工于迎送的“义勇军”
十八日申报载粤代表由沪晋京情形说：“邹鲁莅站，睹义勇军精神抖擞，鹄立相送，邹氏即致训勉励”。有人以为志在慷慨赴敌的义勇军，何以变成了迎送大老官的音乐队吹鼓手呢？这样大惊小怪的人，是由于他不知道这个所谓“市民联合会义勇军”的内幕，他们内幕中的笑话多着哩！上海趁着时兴的事打穷主意的奇人奇事，十天十夜也说不尽，岂单是这个“义勇军”！
革命吗？吓我一跳！
我有好几个小弟兄在南京中大读书，昨天在报上看见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对各校抗日会代表说“中大较复杂”，我已经很担心；随后竟见他们劝学生“与革命政府合作一致”，更加吓我一跳！幸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报纸上印错了，“革命”上脱了一个“反”字，我这才把心放下。
这才是“轨内运动”！
十二月十七日，上海全市中学生三千余人！举行所谓“大示威”，整整齐齐，安安静静，热热闹闹，环城游玩了四个钟头；他们呈请市公安局派警保护，同时他们也派学生军保护公安局、教育局、市党部和市政府，以防宵小滋扰。路旁看的人，不知道他们是迎神赛会呢还是大出丧？
彻底的“轨内行动”！
上海市中学生毕竟在“大示威”这一“轨外行动”的名义之下游玩了四点钟，他们的“轨内行动”，还不算彻底，再请看一个彻底的轨内行动，即辽阳县长杨显清，上日本天皇的奏折说：“谨奏者，辽阳地方承贵国官兵及贵军部充量协助，赖享全安幸福，皆由皇恩远播，簿海同钦，凡我官兵人等，均致竭诚感谢，谨拜表以闻，敬乞大日本帝国钦差大臣转奏天皇陛下圣鉴，并祝万岁万万岁，小臣辽阳县长杨显清率官兵全体拜上。”邵力子告诉上海学生：“政府主张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这位辽阳县长可算得是切实执行党政府主张的人了罢！可算得是没有一点“轨外行动”了罢！杨显清可算得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没有一丝一毫“赤匪”“不逞之徒”“不良份子”“反动份子”“暴徒”气味了罢！
什么是他们的“轨”？
自全国学生的爱国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各地发生了示威，捣毁党部，殴打党部人员，打毁反动报馆等小小事变，于是党国要人非要人以及准党国要人非要人，一致狂呼“逾越常轨”“逾越正轨”“逾越轨道”“轨外行动”“行动越轨”！其实学生何以有这样的行动，正因为痛恨他们的“轨”，想冲破他们的“轨”！他们的“轨”是什么？就是始终不肯改变的“镇静”“不抵抗”“逆来顺受”“极端避免与日本冲突”的政策呵！
蒋介石张学良下野了吗？
据十八日申报说：“此次苏省改组，变动极大，……就大体言，第五届诸委多来自戎间（主席顾祝同，民政赵启騄，财政舒石文，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现任军长副师长参谋等），与第四屈之纯为文人者迥然不相同，且十五日通过行政院会议后，次日即下明令，其发表之急促，亦与常例有异。”蒋介石下野前忽促布置的，又何止苏省府，浙赣两省府也布置好了；再加上湘何，鄂何，皖陈，豫刘，这七省同盟也正在酝酿中。不但蒋介石在南方是如此做法，张学良一辞副司令，北方将领即主张组织包括直鲁晋热察绥六省的“北方军委会”，李石曾即主张在北方另设“政治分会”，这两会都是张学良为主席，蒋张二人领导了全国范围的“督军团”，一座南京空城让给汪精卫和孙科。汪孙或是动手或是动腿，或是手腿都不动做他们的秘书，现在还不知道。只可惜这一班党国要人，都是鼠目寸光。不但看不见山海关以外，并且看不见近在咫尺的天津！
两个进步
上海南北市同时有两个总工会成立，北会的领袖是陆京士，南会的领袖是杨有壬，两人同是“党贼”，两会同是官僚机关而不是群众的集团。南会骂北会是投机分子，北会骂南会是野蛮阶级，其实都是半斤八两，然而北会议决“取消现行工会法”，却是一个进步。同时，上海又成立了两个商会，旧有的市商会骂商运会是“奸人”，商运会骂市商会是“党贼”；商运会曾攻击市商会“假党部权力”，其实，市商会固然是假蒋党的权力，商运会又何尝不是假汪党的权力，这也是一个八两半斤，然而商运会的领袖冯少山主张“取消一切特权法，保障人民一切自由”，这也是一个进步。
杀几个便顺过来了！
上海大中学抗日联会，讨论“一二一七”惨案时抱着“不抵抗”的态度，连一个声罪致讨的宣言都没有，还要议决“呈请一中全会查办凶犯及主使人”和“请政府查办破坏一切民众运动”；试问要请谁来查办谁？谁惩办谁？这样滑稽的议决，等于是请本庄查办侵占东北三省的日本军人！中学抗日会，竟否决了“市党部永远不得参加中联一切会议”的提议。他们杀你们还没有杀够吗？还要受他们的指导吗？如果日本帝国主义听见了这些怪现象，必然会说：中国学生反日运动没有什么大不了，杀他们几个便都顺过来了！
不抵抗而交涉！
日本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中国政府不与之抵抗而与之交涉，说是因为中国没有力量抵抗日本；政府杀死了大批学生，学生也是不与之抵抗而与之交涉，上海学生组织代表团晋京交涉，也是说因为学生没有力量抵抗政府，上有不抵抗而交涉的政府，下有不抵抗而交涉的学生，“不抵抗”也许是中国的民族性吧！我们若不痛改这一卑劣的民族性永远莫想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
呜呼“哭泪团”
日本青年学生的习惯，相打时戒不出声，谁出声便算谁示屈服了；倘因被打而出哭声，更算是丧失了“日本男子”（即“大和魂之义”）的资格，视为无上耻辱。即一般日本人也以流泪为男子的耻辱。现在中国学生的反日运动，由请愿团而示威团。总算有了进步；可是杭州的学生，不但没有进到示威团，反而退到“哭泪团”，整队至中山陵前，席地而坐，大放哭声，希望以两行红泪，感动当局的柔肠。这样的丑态或者也有点效果，即是会笑死几个日本人！
国难呢还是外交？
顾孟馀：“中国目前之危机有三：（一）财政；（二）外交；（三）共党。此三者中，……共党问题实为最要”，他怎么第一关心财政而忘记了国难呢？有人说他所谓外交就是指国难。我们明白了，原来党国要人把国难看做是外交，所以政府始终不抵抗而交涉，所以顾孟馀不把它当做“实为重要”！呜呼国民党！呜呼顾孟馀！
戴季陶太不成人！
戴季陶告全国教育家说：“树苗自由，不能成长，这只能指供人玩赏的盆栽，而不概诸广大森林中栋梁之选。”他又说：“青年自由，不能成人”，这只能证明戴季陶在青年时代太自由了！
张学良少说了一个“不”字
张学良告北平学生书说：“学良敢断然自信者，第一，不屈服，不卖国；（但是向帝国主义提议锦州撤兵不在此例），第二，不贪生，不怕死。（但是躲在北平安乐窝中迭发不抵抗命令不在此例）”，他只说出四个不字，还少一个，便是“不抵抗”，才真是“学良敢断然自信者”！
什么是反动？
“老夫也曾革过命，于今懒动怕人动。谁要大胆动一动，唵就断他是反动”！申报自由谈上这几句歌儿，真是时下所谓“反动”之铁板注脚，同时也是把一般党国要人从面孔到肚肠都画刻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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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宣言质疑（瘪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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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宣言质疑
瘪公
一般人都认为宋庆龄十二月十九日的宣言，骂国民党骂的很痛快，我也认为很痛快；不过我对于这一痛快的宣言，却有几个小小的疑问：
（一）据她说：“其实三民主义，何尝一日见诸实行”。试问所谓“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和“党治”，是不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呢？
（二）据她说：“宁粤对峙，互暴其短，……而究其实际，两者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那么，除了实有的宁粤各派，国民党在哪里？在天上吗？还是在她的脑子里呢？
（三）“一二一七”血案已发生在她发表宣言之前三日，何以宣言中一字也未提及，而独重视邓演达之“终遭惨杀”？（何香凝在二十四日上海各报纸上发表的《对时局之意见》，也是如此。）清党运动以来被惨杀的工农群众以及“艰苦卓越忠勇奋发”的革命青年，多至不可以数计，何以只有他的国民党党员邓演达之“终遭惨杀”，才值得她齿及？
（四）她所谓“实现社会主义”，是真正社会主义（即没收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和废除财产私有制度）呢？还是说“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呢？
我这几个小小的质疑，该不是吹毛求疵吧！听说这个宣言是用英文起草，由甘乃光译成汉文的，或者是译者把它删改了吗？或者是报上登载得不完全呢？
宋庆龄之宣言
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亡国民党者，非其党外之敌人，而为其党内之领袖。自十四年孙先生病逝北平，国民革命，骤失导师，几致中断，所幸当时在粤同志，恪尊孙先生遗教，以民众为革命之基础，北伐武力，卒能于最短期间，底定长江流域。乃至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借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阴狠险毒，贪污欺骗，无所不用其极。在中央则各据要津，营私固位，在地方则鱼肉乡里，作为作福，投机残余军阀，可一跃而为党国中坚，忠实革命人材，必设法置之死地，最近如艰苦卓越忠勇奋发之邓演达，终遭惨杀，即其一例。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使党蒙不白之冤，遭全国人民之厌恶唾骂，其实三民主义，何尝一日见诸实行，最近宁粤对峙，互爆其短，自炫所长，“政治公开”、“民主集权”、“革命外交”种种名词，非不动听，而究其实际，两者皆依赖军阀，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同为革命之罪人。这日本侵略满洲暴行发生，两方迫于国难民意，不得不暂停同室之戈，进行其所谓和平统一，奔走会议，时逾三月，争论之焦点，乃为中委之分配与高位之人选，于全国最大多数之农工民众之疾苦利益，竟无一语之讨论，不知独裁之造成，党之堕落，国之陵夷，皆为离开农工民众之结果，唯有以农工为革命中坚，可以防止革命势力之堕落，确立国民经济之基础，舍此而言和平统一，纵使进行顺利，各如所愿，其结果不过和平分赃，统一作恶而已，民何乐见此和平，国何贵有此统一。余不忍见孙先生四十年惨淡经营之革命基础，毁于少数自私自利之野心党人，尤不愿见中国四万万民众之国家，亡于自叛其主义之中国国民党，不得不于此时，致其最率直诚恳之忠告。孙先生为革命而建党，党不能救国利民，自取覆亡，何所顾惜。余深信惟真正以民众为基础，为民众而奋斗之革命势力，可以消灭军阀官僚，铲除帝国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同时深信中国之真正革命者，必不因反动势力之恐怖残杀，而消极畏缩，且将因环境之压迫，民众之呼声，而益坚其牺牲奋斗之志，不顾一切，共进于革命之大道。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宋庆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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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血案之一瞥（记者笔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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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血案之一瞥
（记者笔述）
“一二一七”血案之详细记录，现在还不容易得着，茲仅据参与示威团回沪的一学生所谈，略述其梗概。
※※※
在诉说十二月十七日的血案以前不得不追溯十五日殴打陈蔡的事。此次到京示威团有平沪京济苏皖各地学生万余人，算是也平和上海的示威团最勇敢的站在领导地位，南京官报和上海的半官报——申新等各报，都照着政府的宣传政策，把所有行动都推在北平示威团身上，特别多堆在北大示威团身上，却不事实。
上海示威团，预计人数，至少在一万以上，第一批于十四日出发七百余人；第二批本拟于十五日全体出发，惟因临时得有蒋介石下野的确息，便有多人（大概是改组派吧）！前来劝止，他们以为蒋既下野，已无赴京必要，于是赴京人数顿形锐减，是日出发者，只有千二百余人。
上海示威团第一批于十五日抵京，即时由下联列队游行示威，除喊口号发散传单外，并沿途宣传演讲，经过国民政府时，同学们回忆到第二次情愿时受的屈辱，不觉喊声愈高，口号愈激烈。旋会同各省示威团到中央党部请愿，时中央委员正在开会，比推蔡陈二委员出见，蔡氏岸然大致其训词，答非所问，并严词诘责学生，一时群情愤激，有人呼“打”“打”，在此呼声中，蔡元培不免受了学生几下拳头的教训，并且波及陈委员铭枢，这是事实。然事实不过如此，至于什么“拖倒地上”“拳足交加”“以木棍迎头痛击”“臂折腿伤”等等，都是“莫须有”的政府宣传。据云当时陈铭枢所受的打比蔡还重些，因为蔡是一个无抵抗主义者，陈氏现尚健康无事，蔡氏何来重伤？并且即据政府宣传机关——中央社自己的记载，当时确有警卫、门警、中央党部职员、保安队，纷纷护卫陈蔡，还说“警卫至此，向天空开放空枪示威”，又说“经警卫捕获行凶者十一人”，则学生焉有时间与力量自由痛殴陈蔡之可能？其实学生被捕者还不止十一人，闻有七十余人，被卫警拘捕着管。陈蔡回到会议厅，即提议将被捕学生全数枪毙，已由会议大多数通过，嗣经于右任、吴稚晖竭力请求，以至于右任下跪请求，才取消了执行枪毙的决议。
次日（十六日），同学们见中央日报登满了“莫须有”的谣言，诬蔑学生，如“共产党”“无理捣乱”等，一时群情愤怒，无可遏抑，遂于十七日上午整队赴中央党部质问中央日报记载不实和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其行列次序：上海第一，南京第二，北平第三，济南第四，安徽第五，苏州第六。至党部，党部闭门不纳。乃经赴中央日报，第一批拥入百余人，捣毁该报一部份而出，第二批又进去三十余人，遇政府派来的军校学生、警卫军、国术馆的打手及流氓，来实行屠杀，在“杀！杀！杀！”的喊声之下，刺刀枪柄木棍一齐向同学冲锋肉搏，在中央日报馆内的三十余同学，逃出者甚少，事后有人亲见由报馆内陆续抬出棺材二十余口，则有二十余同学在报馆内被杀无疑。在报馆门前的同学，被刺刀戳伤，枪柄木棍打伤者三百余，有一同学被刺刀从左肩至右腰划开，有一同学被刺刀戳伤头顶还在立着向兵士演说，有一女同学被刺刀戳入腹部流血满地。死者有些投入河中，且加以巨石击沉，故其数不详，由河中捞起之文生英专同学杨同恒的尸身，即其中之一，女救护队臂缠红十字章前往救护，亦被军警毒打，并因军警开枪威吓，未能前往救护。
当杨同恒同学陈尸中大大礼堂时，全体同学悲痛愤恨之状，不可以言语形容。十八日由教部棺殓，抬到十庙口东岳庙寄厝，路人见之，多哀叹轰轰烈烈为救国而示威的大好青年竟如此收场，甚至有为之流泪者。上海同学临行时曾要求领回杨同学之尸，而被卫戍部派来的宋希廉旅长严词拒绝，他并且对于杨同学尸身哭泪的同学加以掌颊和捆绑的侮辱。
反动报馆捏造“莫须有”的谣言诬蔑群众，而为群众所捣毁，这并不是创闻，从前国民党党员及北平学生捣毁北京晨报，不是一个先例吗？现在国民党握了政权，便要用刺刀来保护它造谣诬蔑群众的权利了！
十八日黎明，宋旅长奉卫戎部命令，率领全副武装兵士一旅，包围中央大学，开枪示威，迫令各省市示威团，立刻起身离京，手无寸铁的学生，自然只有饮恨吞声而去了！预定的十八日总示威，不用说是自然的取消了！
我们上海示威团预定之目的，本来不过是督促政府对日宣战和组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会这两件事，据北平同学说，他们离平南下前曾召集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也并没有预定什么和政府冲突的计划。他处的示威团，都惟平沪示威团的马首是瞻，按理是不会发生什么事变的。可是一再经过蔡元培的训话和中央日报一贯造谣政策之挑战，于是“一二一七”的大血案，遂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上海的学生此次所受刺激，比之第二次请愿，不知要加深若干倍，在这样严重的教训之下，不知道全国学生全国民众是怎样的感觉，我们目睹此次血案的同学们，大家都对于国民党政府绝望了！蒋介石政府如彼，代替蒋介石的政府也是如此，还容我们有什么幻想呢？
※※※
按此次血案中被捕、死伤、失踪人数，此时尚无详细统计，茲据各报所发表者摘录于下：新声社消息，中公二人，伤三十人；复旦伤二人；复旦附中伤十人；东亚失踪一人（女性）；上中失踪一人，伤三人；文生死一人（按即杨同恒烈士），伤五人。共计死三人，伤五十人，失踪二人。新闻报十七日南京电，据学生方面报告：已查得姓名者，计中公梁朱明，复旦王惠堂，中大汪骞、华卢桓，均伤头部；中大蒋洁、左平受伤；中大之唐之乾，跌水失踪；中大孔宪德，平中蔡华义，均失踪；被捕者：有中大石瑛、宓冠群、徐造华、江良规、端木天、刘凤五、朱静秣、卞攻天等。申报十七日南京电，学生方面称：中央日报门前，死者确数不详，受重伤者三十余人，被捕者约百余。又十七〔日〕夜南京电，被捕者六十余人。以上的统计当然和实际还差得很远，而已略具死伤失踪被捕的数目及姓名；至如首都卫戍司令部号电所称：“学生有四人被挤落水，其中三人当被营救，惟余一人惨遭淹毙，……其他学生，并无一死亡，又学生被解散后，各自回校，并无一人失踪”，只充分证明国民党无耻的“一贯造谣政策”（学生群众中对国民党的流行语）而已。
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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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七”与今后学生的进路（复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
“一二一七”与今后学生的进路
复初
十二月十七日南京中央党部前的枪声，把民众对于国民党最后所残存的一点可怜的幻想也都根本毁去了！以前或许有人以为国民党内的某一派总要好些，现在事实告诉他们，“一二一七”的屠杀，正是发生在国民党各派首领齐集南京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没有一点理由可以回护他们的幻想了！北京上海的学生既已经用他们的血把整个国民党统治的真价值试验给全国民众看过，现在正有权可以要求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声讨国民党的罪恶了！
我们应该承认，全国学生这一次的运动，在推进整个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观点上来看，实具有莫大的意义。这一运动，一方面把国民党这个纸老虎在久遭糟践踏的民众之前戳穿了；另一方面把国民党散布群众中的触须给剪断了，使这些破坏群众革命斗争的暗探不敢公然在群众之前露面，这实是冲破日前反动局面之初步前提和条件。
国民党这几年来骑在全国革命民众的头上真是无恶不作，所以这一次学生的救国运动一起来便不能不马上与国民党作正面的冲突。首先是国民党在上海的重要堡垒——上海市党部因绑架学生代表而被数千学生群众捣毁了；同时浙江的省党部和苏州的县党部则因干涉学生参加救国运动而被捣毁；江阴县党委则因串通奸商启封日货而被学生捉去站木笼；汕头县党部则因庇护奸商而被学生捣毁；太原省党部则因屠杀请愿学生而引起群众的怒潮，结果军政当局不能不逮捕党委封闭党部以平众怒……这一切地方性的反对国民党的潮流汇合起来，终于促成了各地学生两次在南京围攻中央党部的运动。经过这不断的捣毁党部潮发生之后，整个国民党——自中央以至各级党部的反革命的“威信”，可以说已经完全被学生的直接行动摧毁了。
不过就学生运动的本身看来，他们由请愿示威而发展到围攻中央党部已经算是走到了一定的顶点，此后如果不能得到正确的政治领导，采取一个新的行动纲领以推进这一运动，则目前马上便有不能持续之势了。
眼前的形势十分显然：随着他们行动的日益坚决化而国民党的压力和一般上层阶级的仇视空气也自然会以同样的比例增加起来；而同时同情于学生此次运动的生力军——全国劳苦群众的力量，又因国民党几年以来的佩刀统治，尚未能从血泊中挣起身来，及时予以援助，——在这样一种条件之下，学生群众自身阵营之间，自然难免会要发生动摇和分化的情形。首先是一部分上层领袖分子在运动尖锐化时会分化出去，其次是看不清前途的分子，在经过几次挫折之后，会渐渐消极起来，变成一个感伤派。前者乃是一种可以欢迎的现象；但后一现象如果在群众中普遍化起来，这却是学生救国运动的一种可怕的死症！
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危机呢？怎样才可以使那些曾经在第一阶段中英勇参加斗争的学生群众，不致在运动进展到更高阶段时发生摇摆的现象，以至组织涣散最终屈服于国民党打击之前呢？这首先便需要使他们自身切实了解目前一般的政治局势以及推进斗争向前进展的必要条件。
就目前的情形看起来，代表中国整个上层阶级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民族危难之前，已完全表示出它的无力；它因为害怕群众革命运动之再起，除了努力寻求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道路而外，已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但在全国的革命民众方面，因不断地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武力的威胁与国民党军事独裁的迫害，自然会开始形成一种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的合流，以这种合流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以冲毁那箝制民众救国运动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一政治争斗局势的展开，首先便是提高了国民会议运动的机运，压迫蒋介石不能不暂时躲到政治舞台的幕后去。但我们应该注意，这一运动的发动权如果不能操在全国革命民众的手里，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一运动中争得普选的条件，并使这个由普选产生的国民会议获有全权以解决民族危难中的当前紧急问题——对日宣战问题，并以裁判国民党丧权辱国及其摧残爱国运动的罪恶，则不独今后一切的群众运动将没有出路，并且整个中国民族的危机也将无由解脱。
全国学生在经过“一二一七”事件之后，如果感觉到单凭他们的力量朝着原来的路线走下去不但不能持续并且也难以更变国民党的统治，那么，他们只有把他们的斗争放在更广大的历史基础上去——坚决的提出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的要求。并且到一切劳苦群众中去推动他们起来参加这一运动，使国民党内假民主主义的救国会议的主张不能以在群众之前招摇撞骗，这样全国散漫的学生运动才有一个积极的政治行动的目标，也才不至使各地学生经过流血的斗争以后，因一时摸不着进一步的政治行动的方向而陷入消极的状态。
事实已经非常显然：各地学生所提出的救国纲领，如反对调查团来华、退出国联、武装义勇军、对日宣战等等，经过国民党专政的政府能以实现么？国民党已经用枪尖批驳了你们的提案。你们预备怎么办？如果你们是负责的提出这些纲领，你们便应该切实找一条道路来实现它。经过国民会议来执行这些纲领，在目前正是一条最切实可行的道路。全国学生在政治方面确定了这样一条总的方向以后，便应该毫无踌躇的从各方面来奔赴这个目标。首先应该自下而上的来改组他们本身的组织：把接近统治阶级的暗探以及富于妥协性的上层领袖清除出去，使他们的基本组织能以健强起来。同时应该把他们的运动扩张到全国劳苦群众中去，帮助他们组织起来，以免去孤军独裁的危险。再则促成国民会议运动的组织（如国民会议筹备会或促成会之类的形式）也应该及时而勇敢的建立起来，以发动他们的实际政治行动。
全国的革命学生们！你们还是愿意随在国民党的尾巴后面去作双重的奴隶呢？抑或是愿和全国的劳苦群众在一起，争得民族主人翁的地位？现在需要你们不是从口头上而是从实际行动上来予以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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