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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序
最近苏联的两次大党狱，大使世界感到惊吓了。所有的建国的元勋，领导十月革命并创建第三国际的最主要人物，除过一个人以外，几乎都因叛国的可怕的罪名而大批被杀！在专制时代，为了一个人的利益而有“狡兔死，走狗烹”之事；但现在则是君主专制已绝迹于世界的时代了，而且这两次惊人的党狱又是发生在最进步的，为人类前途灯标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苏联党狱所给与人们的惨酷的印象，怕是中世纪欧洲宗教法庭对付异教徒的凶暴所不能及的吧？
这种惨酷的党狱虽然发生在苏联，但绝对不是属于苏联一个国家的事。只叫是关心人类幸福而肯倾向光明的人，它必然要对着苏联党狱的惨象，发生一种疑问——难道人类没有避免这种悲剧的方法吗？这种悲剧发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不！我们是有方法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的，我们应当研究，我们应该从前人的血迹上领受教训。当代最伟大的自由主义者，如英国的罗素（Russell），美国的杜威（JohnDewey），都来参与苏联党狱的研究，这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书的编者，因受苏联党狱的震动，而发生研究的兴趣。他初未置心于原告被告的谁是谁非，而只希望求得事实的真相。他知道对这案件作仓促轻率的发言，不会有益于将来，因而他屏除感情，用理智去探求真理。书内前几章所发表的意见，虽然不敢说系绝对正确的见解，但都是以公正态度，分析客观材料而得到的切实的结论。如果这本小书能成为读者研究这党狱的引子，那编者就满足了。
一九三七，五，九，编者。 |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炮火中的世界动向（1939年）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
（一）
↘从英国说起
↘三强同盟的苦难在那里
↘但泽，天津与蒙边
↘东京会议与中日战争
从英国说起
世界无论那一个角落里，发生了无论什么事情，总不免与英国有关。战后不列颠帝国虽然显出了迅速的衰落，但是百足之虫，毕竟不凡；一百年来居于工业资本主义创造者与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到目前资本主义的衰老时期，也还不失为旧世界的领袖。因此，英国的政策及其活动，我们毫不夸张地可说是了解国际问题的锁钥。
英国既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当然她享有了最大部分的世界富源；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具有国际性的，英国并不能永远叫全世界做她原料的供应地与销售商品的市场。欧洲兴起了法、德等国，尤其是后起锐进的德国，在工业化方面竟赶上了英国，并且要同英国一争雄长，这就促成了上次大战。结果是德国败了；但同时却使北美合众国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峰，而英国在远东的工具日本，则也乘机崛起，公然向英国的利益挑战。更不幸的，大战中俄国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把一百年来英国所赖以繁荣强盛的那种制度给推翻了。苏联的存在，给英国广大的殖民地，甚至给英伦三岛本部的劳动者，立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这使Londoncity与WhiteHall的绅士们寝食不安。所以战后的英国政策，一直和苏联是站在不可调和的地位。『约翰牛』始终认为北方的大熊乃是她最主要的敌人。
因此，希特勒的反共运动竟能得伦敦绅士们的援助而统治德国，继而雄视欧洲，并且波及世界；而日本军阀在反共烟幕下进行的对华侵略，竟邀得了西门爵士等的优容。
当希特勒吞并奥国，且实行把捷克圈入第三帝国版图的时候，张伯伦先生还想『绥靖』一下，请纳粹党的力量向东方——即苏俄——扩张。
这次希特勒占领摩、波两者，莫索里尼侵吞阿尔巴尼亚，日本在中国加紧反英之后，张伯伦等的政策才表示『转变』，要同苏联缔结三强军事同盟了。
三强同盟的困难在那里
由英法德意的四强协议转变到英法苏德三强同盟，如果具有相当诚意的话，那不能不说是英国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因为至少在暂时间，总似乎放弃了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信念；但我们就十余星期的英苏谈判看来，觉得这种『转变』是绝非诚意的。
简单一句话，英法之间所要和苏联同盟，目的并不在于联苏反德，而在于利用苏联来逼德国与英法妥协，使她接受东进的计划罢了。
假使不信，则英国历次对苏联提出的建议就是明证。按照第一次的建议，苏联应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以片面的保障，倘苏联因履行义务而引起战争，则英法之应否援助，尚须待当时磋商。克林姆宫里的要人当然不是傻子，所以他们拒绝了。
后来的提议总算是『平等』了，但关于波罗的海诸国的保障，英法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无异对希特勒说，如果他要从波罗的海进攻苏联，那末英法绝不反对。同时最近一次的国联行政院会议，又准许芬兰在埃伦岛设防，这更对希特勒送了一个亲善的秋波。因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业已受德国的诱惑，如果听她们投入德国的怀抱，则在未来战争中，苏联海军将全被封锁于芬兰湾内，而且列宁格拉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反之，假使保证了波罗的海诸邦的现状，则当大战发生之时，苏联海军可统治波罗的海，可断绝斯干的那维亚诸国对德国的粮食供给，这对德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英法偏偏不愿保证这几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小国，那末究竟英国政策的目的是联苏反德呢，还是联德反苏呢？可就不言而喻了，这是三强同盟难于缔结的主要困难。
讲到苏联方面，我们知道她也不是很愿意缔结这个同盟的。自从去年慕尼黑会议以后，再加以本年西班牙及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苏联的领导者早就放弃了『民主阵线』与『集体安全』的口号。迨希特勒刺激吞并捷克，故意把喀尔巴仟乌克兰送给匈牙利，避不与苏联接壤，并放弃了『大乌克兰』的口号，停止在报章上攻击苏联，最近又提倡德苏贸易，对苏联贷款之后，史大林的态度更不同了。利瓦伊诺夫的『辞职』，莫洛托夫的演说与齐丹诺夫的论文，便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转变。莫斯科现在的心愿很明白：『不做火中取栗的猫爪』。与其和『民主』国家缔结不可靠的同盟来替人作战，还不如直接与法西斯妥协来取得中立的地位，虽然这种『妥协』与『中立』很成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目前苏联统治者心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有些人说：『苏联与纳粹党的德国绝无妥协的可能』。这只能证明这班人头脑之公式化，硬把『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思想来决定国际关系，更可怜的，他们甚至连史大林的报告，与杜朗底及安娜•鲁意•斯屈朗的文章都不愿读一下。
目前英，法，苏德谈判虽然还在进行，同时其结果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假使国际间一时不发生特别严重的事变，英法不能完全满足苏联的要求，则该项谈判的结束，多半只能以一发空泛的宣言了事的吧。
但泽，天津与蒙边
英，法，苏德同盟既夜长梦多，另方面德意的军事同盟又急行签订，再加以希特勒拉拢波罗的海诸小国的成功，以及英国在远东之公开主张妥协，结果使轴心国的活动更加积极起来。德国之威胁但泽，日本之封锁天津英租界与进攻蒙边，都是这一连锁中的事件。
『太阳永照』，『领地遍天下』，本来是不列颠帝国最堪夸耀之点，但现在这优点却便成为弱点了。英国在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所谓『顾此失彼』。而轴心国家得意的战略，却是『东西响应』。处在这样的情形中，英国勉强应付的办法，即在东西两处，轮流使用着『绥靖』（即妥协）与『抵抗』，然而狼狈之态，是难于掩盖的。
自希特勒进据捷京，英国的政策在西欧似乎由『绥靖』转入『抵抗』，在远东则准备由『抵抗』转入『绥靖』。但如得不到苏联的援助，根本就谈不到西欧的『抵抗』，倘英，法，苏德谈判终于失败，则希特勒将立即夺取但泽。至于远东『绥靖』的企图，则更助成了日本进攻的姿态。东京的军阀看出了英国的意向，知道她不愿与不能在远东作战，且不愿将英法苏同盟扩大到远东，于是现在天津下手，并封锁中国所有的商埠，进一步地压迫英国，使她完全屈服。
同时为要振奋国内的民心，夸示日本的军力并不曾因长期侵略而削弱，更为要给世界——尤其目前竞向苏联求盟的英德——证明红军的力量并不像意想的强大，藉以一方面破坏英法苏德同盟，另方面阻止苏德的接近起见，日本的军人又在外蒙和『满洲国』的边境从事赌博，并大肆宣传战事的胜利了。究竟布尔湖畔的战斗，是否会导成日苏间的大战？那恐怕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见得如此吧。
东京会议与中日战争
天津的租借事件，已经在东京开始谈判了。日本这次动员了她全部的力量，予英国以压迫，想造成远东的『慕尼黑会议』。
究竟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现在我们还不愿做出过早的论断。不过就已有的消息，并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英国多半是会屈服的，问题不过是屈服到何种程度罢了。英国的让步会不会妨碍到中国的抗战呢？这多半还要看美国的政策，法国的态度，英法苏三国谈判的结果，以及德意在欧洲所加于英国的压力等因素来决定的。
不过所有这些因素，至少在目前这一阶段，似乎都不很有利于英国。但泽问题与三国同盟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了，前者的松紧完全操在希特勒的手中，而后者的缔结，则又是无有确期；美国罗斯福企图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显已为孤立派所击败，对远东的企图自不得不暂时延缓；法国据六月三十一日巴黎的半官报晨报所发表的意见，竟公然主张对日屈服。这样说来，东京会议的结果多半会叫日本满意的吧。
因此，我们不能，同时也不必否认东京会议表示出中国抗战的最大危机，我们的任务在于看清楚冷酷的事实，决不在于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之上。
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必须依存于其他强国的政策，这是苦痛的，但这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苦痛，当然怨不得谁。但人们是否应该自安于历史给定下的厄运呢？当然也不是的。中国如果不愿步阿比西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与西班牙共和派的后尘，总得从增强自己的力量着手吧！
不过东京会议即令做到像日本军人所期望的地步，成功了所谓『东方的慕尼黑会议』，但于目前世界的基本动向，仍丝毫不会有所改变。这不过是向新的世界大战更进一步罢了。
要逆转这一个动向，藉以取得永远的和平，那决不是这些绅士们与将军们所能办到的。
（二十八年七月二十日）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炮火中的世界动向（1939年）
序言
本书中收集的四篇文章，原是作者在动向杂志上以『世界动向』的题目所写的时评。时间起于本年七月，止于十月下旬。这时期，因为恰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后，所以国际风云变幻得特别急剧。世事推移，竟使人有极度迷惘之感；而苏联统治层政策的突然更张，益令人惊惶失措，莫知所从。我们中国一些著名的『国际通』，甚至有因而『搁笔』的。
作者正在这样一个难于捉摸的时期来大谈『世界动向』，或者不是一件聪明的事吧？
不过四月来事变的发展，却幸而不曾违反了他的分析；可见国际形势也未尝不可以谈，问题只在于所应用的方法如何罢了。因此，我一方面固然还要继续地谈，另方面便同意了华盛顿公司出版人的计划，把已有的四篇文章先印单行本问世了。
内容既然是极现实的时事，有一小部分自不免已成过去，但根本的动向却还是完全适合；而时代的主要脉搏，作者自信是按住了的。
本来时论文章的价值，主要在于牠所应用的方法之正确。而读者所求于政论文章的，也绝不是什么永不过时的事实，或绝无错误的预测（这两者实际是不可能的），乃是一种合乎科学的方法。因为你如果获得了这种方法，自己就能预见到历史发展的方向了。
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历史的唯物论而已。不过在这个年头，这块招牌已经给许多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式主义者』所污损了。所以真要获得这个方法，首先还必须抛弃一切空洞的教条，要不替任何权威者曲意辩护，要冷静地认识事变的真相，要透视一切外交的辞令（即令是带着『革命』面具的），然后才能见到世界运动的真实轨道。
作者愿意印行这本小书的唯一目的，就是想介绍上述方法于一切有心的读者。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从苏联归来
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法〕安德烈·纪德（AndréPaulGuillaumeGide，18691951）
1936
译者：郑超麟
《从苏联归来》亚东图书馆1937年4月出版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亚东图书馆1938年6月出版
我敬献本书于
欧珍·达比之灵
本书就是我在他身边，为着他，
所见闻的所思想的种种之反映。
出版说明（万象书坊）（1998）
从苏联归来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
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代序）（郑超麟，1937年4月）
自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附录〕
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1936年6月20日）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1936年6月27日）
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1936年7月2日）
反宗教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个集体农场
波尔塞伏
流浪儿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附录〕
旅伴
旅途随笔摘录
书信与凭证
纪德答爱伦堡 |
郑晓方致罗孚信（二通）（1998年8月25日；1998年1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郑晓方致罗孚信（二通）
1998年8月25日；1998年11月16日
〔来源〕录自罗海雷、高林编《罗孚友朋书札（下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21年
罗孚先生：
谢谢您八月十一日的来函。爷爷死了，他看不到您们为他奔忙出版的书，万分遗憾。
您也得知，爷爷致您的那封信，是他最后的一封信，也是他今生最后的文字。那天写了给您的信后，他便没有提笔再写一个字了。所以，这封信是很有意义，也很值得保存的。
《史事与回忆》我已收到了第二批寄出的三十本，记得当初是五十本吧，所以爷爷已列出赠送人的名单五十个，而这次他生病和去世过程，又有好多朋友写了悼文和悼词，但名单上没有的，我以为五十本也不够送人了。昨天与范用先生通了电话，他提议再加五十本。这当然很好，但我又怕这样增加您的太重的负担。昨天我收到颜纯钩先生来信，也是询问书不够事，问我要增加多少。我拟告诉他增加五十本，这样行吗？
胡洛卿这几个月不住在广州。她今年春天就离开广州到广西、上海、南京等地，现在青岛学气功，不知什么时候回到广州，她广州地址未变。
您为爷爷的书的出版，我不知该怎样表示感谢。
问好！
晚：郑晓方
九八·八·二十五
罗孚先生：
您九月五日来函及纪念爷爷的文章，我早已收读。这期间好几次要提笔写信给您，但写了几次，一想起告别仪式上的一些气人的事，我就写不下去了。
《晚年文选》第一、二卷已收到各一百册，送朋友已足够了。范用先生吩咐，不要全送完了，留些在家里，以作纪念，传给后人。有些朋友得知这部书出版，纷纷要马上看，因此外地也寄出了一部分，但大部分等第三卷出版后一齐奉送。大家都以为这书出得漂亮，又得知您是这套书的功勋，便纷纷议论“罗孚”这个人。
所以，比起送花圈，您送的这个厚礼是别人无法代替的。本来我曾想以您的名义送上一个花圈，可又怕引起麻烦，才没有送上。这一点您别介意，我们完全理解您的心情。
前几天逛书店，偶然发现，《香港书评》第二期有您的《一个世纪的回忆》，内有爷爷致您的最后一封信。这可是他老人家绝笔信，在那封信写完后再也未写过一个字呀！我当即在书店又读了一遍这封信，离上次发信已有三个月了。抄写那封信及和爷爷谈起您的《北京十年》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多快呀，一个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爷爷再也不存在了。但他的脑子多好，记得您以“程雪野”的名字，记得《北京十年》。我买了一本《香港书评》，把您的文章和爷爷的那封信复印了几份给朋友看。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您。
我和爷爷生活了十九年。其实郑超麟是我自己爷爷的大哥，我的爷爷是老四。晚年的爷爷照样是坚强的，他一直在坚持他的信念，他致死未改变自己的观念。
奉上爷爷九六年的照片一张，附上我的一张名片。
此致
敬礼
晚：郑晓方
九八·十一·十六 |
罗孚致陈松龄信（一通）（1998年7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罗孚致陈松龄信（一通）
1998年7月16日
〔来源〕录自罗海雷、高林编《罗孚友朋书札（下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21年
松龄我兄：
你好！
要和你谈谈郑超麟老先生出版《史事与沉思》晚年文选的事。我因读《大公报》上范用兄一篇文章，说他编好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无法出版，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是什么书，便去问他，才知就是郑老的文集。考虑到郑老已近百年期颐之寿，应设法使他生前能见到此书，因此大家合作，并得到你们大力支持出书。现第一册书*开已经弄好，即可复印。不幸前一阵郑老因癌症如愿，医生说只有两月生命。我们便想赶一下，赶在七月底把书印出来。颜纯钩兄说适逢书展，有他书要赶，此书只可能在八月内印出。现颜兄已去温哥华，而郑老情况如何不得而知。癌症不等人，我这急性子，想请你呼吁一下，能不能再加点劲，再赶一赶？上策当然是七月底出，中策是八月上半月，下策是下半月，不知有没有可能？只希望赶出一两本书，以快递专送两日可到的办法，送到上海郑老家人手中，让她即呈郑老过目，以满足老人的心愿。用快递，不必惜费用。其余的书，以及第二、三册，慢些就无妨了。医生的话未必全准，且二月之期或正届将满或将满，但还是赶一赶，赶在前面的好。否则就不免大家都有功亏一篑之憾了。
草草成书，或有鲁莽，区区此信，当荷鉴谅！
郑老通讯处：上海（地址略）郑小芳女士转。
祝好！
罗孚
九八·七·十五午夜（美国森尼维尔）
港七·十六下午三时 |
罗孚致郑超麟的信（罗孚，1998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罗孚致郑超麟的信
罗孚（1998年7月7日）
超麟先生尊鉴：
我是程雪野，即罗孚，是曾经在八十年代香港《明报月刊》上介绍过先生的《玉尹残集》诗词的人，对于先生的志向十分钦佩，虽然没有机会见面，景仰之情，是无时或已的。
为了祝贺先生的百龄大寿，范用兄与我正在合作，在香港出版大著《史事与沉思——郑超麟晚年文选》，作为献礼。此书出版之期当在下月（八月）份内。书分三册，第一册出书后当以第一时间送达尊前，二、三册亦当争取尽快出书，特先奉闻。
八二年后，我曾在北京以假释犯身份，住了十一年。九三年正式获释回香港。九七年来美，住旧金山湾区女儿处，与香港仍多联系。此前，四一年至八二年，四十年都在《大公报》工作。
九三年回港后，曾与广州谢山先生之夫人胡洛卿有联系，也曾在港报介绍过谢山先生的《苦口诗词草》。
近闻先生贵体违和入院修养，又得见先生致范用兄书札，提及港刊介绍《玉尹残集》，特修书致候，更致最大的敬意！
祝
早日康复！寿星高照！
罗孚敬上
九八·七·七 |
致范用的信（郑超麟，1998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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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范用的信
郑超麟（1998年5月8日）
范用同志：
今天接到五月三日手书，无限欢喜。晚年，这样欢喜的日子是屈指可数的。原来，几十万字的拙著，今年年内就可问世了。
这一切都应感谢您和罗先生及其他几个朋友。
您说，出版后要送我五十部（每部三卷），更出我望外。有此五十部，足够我赠人和自用了。
至于书出版，还要酌量给我稿酬，那更加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现在可以说“著书”不“为稻粱谋”了，只要著作权归我和我的继承人所有，我就满足了。
再一次感谢您，感谢罗先生（我还要感谢他十几年前化名在香港《明报》上给我的《玉尹残集》以好评），以及其他帮助我的朋友。
此致
健康和愉快！
郑超麟
一九九八·五·八 |
范用致罗孚信（一通）（约199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范用致罗孚信（一通）
约1998年
〔来源〕录自罗海雷、高林编《罗孚友朋书札（下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21年
罗兄：
我曾将郑超麟先生论述，已印过书和未印过书，已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汇为二卷，估约八十万字，内容计开：
郑超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印过三版。
怀旧集，人民出版社印过一版。
鳞爪集，继《怀旧集》编的文集，未印过书。
论陈独秀，论述汇编，未印过书。
髫龄杂忆（记），回忆辛亥前后家世和社会文章，福建漳平政协以《文史资料》印过一版。
玉尹残集，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印过一版，增加后来的词作。
书名郑老不赞成用《郑超麟文集》作者名，他说这些回忆性质的杂文不代表的他的思想。
我的意见，考虑到香港市场，篇幅太大，亏本太多，难以销售，可以只印《鳞爪集》、《论陈独秀》两种，三十万字不到。书名均可另拟。
（原信无落款） |
郑超麟致范用信（八封）（1989年-199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郑超麟致范用信（八封）
（1989年-1998年）
一
范用同志：
我好久以前就知道中国有个范用，是出版界的宿将，只恨无缘同您联系，不意今日先得您的信，快何如之。我是做过出版工作的，有个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的出版局主任，可以谬托同行了。
拙译《诸神复活》一书，几年前得到三联来信，说打算重版，我以为是适夷同志推荐的，原来是您推荐。这是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一部名著，可惜初版时正在抗日期间，销售不多，如今再版，我希望这部提倡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著作会在青年中更广泛流行，如此，则不仅我个人应当感谢您了。
罗（孚）先生惠赠《明报月刊》，尚未收到，可是他的大文早已有人复印给我了，我和几个朋友长久猜想这个“程雪野”究竟是什久人？从文中看出他知道我的许多事情，当是一个熟人，但文中究竟弄错一些事实，例如以楼国华为楼适夷，则又不像一个熟人。现在知道“程雪野”原来是香港记者罗先生的笔名，请代达我的谢意。《玉尹残集》出版后，我当亲笔签名奉上一本。
我当然也要亲笔签名奉上一本给您，可是最近得朱正信，说因新华书店订数太少，书不出版了。朱正正在设法挽救，不知能否生效？
《诸神复活》出版，当是事实，不能置疑，可是我这里毫无消息，连样本也看不到一本。五月十七日我写了一封信问三联书店，亦未得回答，不知为什么缘故，您能就便代问一下么?
您和朱正都是中国出版界难得的人才，现在都不能展其所长。我为中国文化叹息。
此祝
健康愉快！
郑超麟一九八九.六.一
二
范用同志：
四天前写来的信，收悉。前日，我也收到三联书店寄来的一部样书[注]，纸张装帧，比抗战时出的原版漂亮得多，只可惜删去了插图,不如原版。今日得信，才知道此样书，是您嘱三联寄的。
天有不测风云，书的出版也是如此。我的《回忆录》，排排停停，排好还不能开印，一直拖了五年，至一九八六年才印出来。如果再拖半年，恐怕还印不出来呢！我知道，这中间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从中帮助。今日得信，才知道您也是这样的朋友，您看过原稿，并经手出版此书的。
书中删去若干段落，并不可惜，那些段落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整章《恋爱与政治》也不能不删去，则很可惜。有些读者以为删去的一章原稿保存在我手上，纷纷向我索阅。其实，我写此章并非为了记述桃色事件，而是从一个侧面来说明当时的党内斗争，不仅是由于政见不同，而且有私人生活方面的原因。如果能够找到这删去的一章的稿子，我却是愿意保存在身边的。.
朱正辛辛苦苦帮我出版两本书:《玉尹残集》和《法国革命史》，不幸都流产了。我不忍再写信去问朱正。我还在为他个人的安危担心呢。
我仍希望终于有一天能够在铅印的《玉尹残集》上亲笔签名送给“程雪野”先生教正。他送给我的一本《明报月刊》至今没有寄到，想必在邮递途中可以理解地遗失了。幸而我有他的文章的复印本。
《小说界》今年第二期的小说，早已看到了。作者我不认识。他找到了一些罕见的史料，其中事实也有错误之处，但立意是很好的。您看过今年第三期《文汇月刊》么？王若望也以回忆录形式画了一幅很好的形象。这二幅形象是苏联一九八八年大平反的产物。历史终于恢复真相。中国“新文学”，我所读不多。其中反映的我们的形象都不好。我读过老友的《子夜》，据说杨沫的《青春之歌》内还画了更不好的形象。今年出现的二幅光辉的形象足以补偿而有余了，此后还能有此形象出现么？
此祝
安好
郑超麟一九八九.六.廿四
注：指《诸神复活》
三
范用同志：
六月二十九日来信敬悉。《明报月刊》原来是您忘记寄出，楼公看后会寄给我的。
经您一提，我才明确那本回忆录写好了搁置四十年才得出版。能够出版，出于我的意外；当初写此书，也非出于自己的意图。抗战后期，一九四四年，中华书局已不收书稿了，生活没有着落。一位朋友愿意维持我半年的生活，但提出一个条件，即此半年内我必须写好回忆录。我不愿写，也只好写。我决定借我为线索，写我所经历的那个时代，写我所认识的在此时代活动的人物，而少写我自己。现在我仍没有兴趣写自己，而时代更复杂了，活动的人物我更少认识了，即使要写也写不好。近年白内障严重，看书需用放大镜,写字像刻蜡纸，更不敢订出较大的写作计划。度过九十岁生日，并清除了白内障以后，那时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东西待写，或可考虑续写问题也。
久未得朱正信，不知他近况如何。您那里有消息么？像您和朱正那样的优秀出版家竟无用武之地，深可浩叹。
顺祝
健康愉快
郑超麟
一九八九.七.六
四
范用同志：
十一月十七日曾奉答一信，谅已达览。今日写信给你，不是为了我自己的书稿，而是为了向你推荐一部译稿。
有一部世界名著，简称《先知三部曲》，共三大卷，每卷约三十万字。第一卷名为《武装的先知》，第二卷名为《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三卷为《被抛弃的先知》。著者多依彻（IsaacDeutscher），波兰人，后逃亡英国，入英国籍。原文为英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有德文、法文、日文及其它文字的译本，销路很广。此书材料丰富，文笔优美。
中文至今没有译本出版[注]，因为这是一部托洛茨基的传。对于托洛茨基，过去是无人敢碰的，或者当作反面教材翻译他的著作。但自从一九八八年苏联最高法院平反了三十年代三次托派冤案以后，中国对于托洛茨基就应当有与前不同的看法了。去年和今年中国也曾出版了几本托洛茨基的著作，如《肖像集》和《文学与革命》,怍为正面教材出版的。
我有几个老朋友，几年前就着手翻译这部百万字的名著，今年已经译完了，正在互校之中。他们看见近年改革开放，形势已有变化，国内已公开出版托洛茨基本人的著作，多依彻所写《斯大林政治传记》一书，几年前也曾出版，故委托我设法替他们这部译本找寻出版的单位。我想到你，所以今天写信给你，请你介绍此译本给人民出版社。译者们把这译本三大卷的《序》的译文抄一份给我，现在我把这三篇译文转寄给你，由此可以窥见本书的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社也曾翻译和出版了不少的外文著作，关于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此事做得很好，使国内读者了解一点国外的思想状况。我想，这些负责选题的专家学者一定熟知多依彻这部名著的。
我的朋友认为：人民出版社如果能接受这部译稿去出版，则欢迎出版社的专家根据原著核对译文，使之更臻完善，他们随时都可以将译稿连同英文原著寄去。
今日是一九九二年除夕，明日就是一九九三年元旦了，我以老病之躯敬祝你健康长寿！
郑超麟
一九九二.十二.三十一
注：《先知三部曲》于一九九九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五
范用同志：
今日收到九日来信，感谢你对拙书出版的关心,《回忆录》和《诸神复活》二书能够出版，全仗你的力量。
在市场经济之下，出版事业自然要讲经济效益，但为了文化，为了革命，有时也不能照顾经济效益，这事，我懂。我也曾主持过出版工作。这个矛盾，不难解决。
拙作《记尹宽》，篇幅较大，本拟单行出版，故未编入《回忆篇》内，但其性质，是与《回忆篇》各文一样的，自然可以合并。《回忆篇》是个论文集，其中各文供出版社挑选而已，不一定全部发表，连书名也可以改变。我想可用《怀旧集》，避免与《回忆录》相混，或用其他更适合的书名，由出版社最后决定。我自然希望出版社能接受此稿。
最近几日，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出版了一本《瞿秋白研究》第五期，其中有我的一篇长文章，七年前所写，今日才能发表。纪念馆只给我两本，都送人了，不能寄一本给你。我已汇钱去纪念馆多买几本，收到后寄一本给你。此长文我编在《议论篇》内，如今能发表，我很高兴。我希望《议论篇》所收各文，今后也能择要发表。
此祝
春天快乐！
郑超麟
一九九三.三.十三
六
范用同志：
我衷心感谢你对我的关心，没有你的帮助，我的《怀旧集》便不能出版，听说此书销售颇多，读者反映也颇好。
我这二日编了一个论文集，共十五篇，今将目录抄录一份寄给你看看
书名为《画楼犹恋夕阳红》，也是怀旧之意。此书名出于我的一首词中的二句：“旧友尽随流水逝，画楼犹恋夕阳红。”冒炘（写瞿秋白电视剧的人〉曾在《人民日报》某期上发表一篇访问我的纪事，就用此句为文题。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一九九六.七.十
七
范用同志：
一想到范用，我就要感激你对我的好意，说实在话，没有你，我的《回忆录》和《怀旧集》都不会出版。
不久之后，我就要寄一部文稿给你，这是继《怀旧集》后的第二本文集，我名为《鳞爪集》，共三十五篇文章，比《怀旧集》略多一些。
我编这本文集，还是你给我一封信引起的，我自己绝未想到要给《火凤凰文库》编一本书。你来信提此建议，我才认真考虑问题，考虑结果，认为我的文章没有这个《文库》内所收著作那种文学技巧，厕身其间，相形见绌，但由此我想起：何不再编一本文集给东方出版社“内部发行”？于是费了不少时间编成这本《鳞爪集》。
我并非没有旧文章可编，过去因为“政治意见”不同，不敢拿出来发表，但近年形势有了变化，例如，我的《怀旧集》居然可以出版了（虽然作为“内部发行”），我的《回忆录》也可以用东方出版社名义发表了，其他的出版物也有过去不能发表，而现在居然能够出版，而且无须标明“内部发行”的，这就鼓起了我的勇气，将这部《鳞爪集》寄给你，请你转交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审查。
审查后，如果同意出版，那么我的旧文还可以再编一本集子。
我的文集不能交给《火凤凰文库》审査，除了前面所说的缺乏那种“文学技巧”之外，还有一种原因，即“政治意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能否通融，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是有权决定的，《火凤凰文库》的编者则无权决定。
谨祝
健康和愉快！
郑超麟
―九九六.九.六
八
范用同志：
为我的事情，浪费了你的精力和时间，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关于那个大工程，我已当面同小胡说了，他回京后可以向你转达。此信内只谈一件新的事情。
自从罗曼·罗兰的《旅苏日记》封存五十年之后于去年（或前年）出版时，中国也出了两个译本，也在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一阵小波澜，而且有些杂志发表了文章、议论，牵连到以后纪德的旅苏事。纪德回法国后，不是封存日记，而是写了一本书，名为《从苏联归来》，直接攻击苏联流行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因此引起世界各国倾向于苏联的人的恶毒攻击。经过六十多年乏后，今天，国内出版的刊物，有人写文章比较这两本书，为六十多年前纪德受人攻击的事鸣不平，想找当时出版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对照一下。据说，已有出版社找到了此书译本，印出来了。
亚东图书馆译本是我翻译的，当时重印了好多次，起了一定的政治作用。
现在朋友们劝我重新出版此译本，而且找到了当时的原本。他们建议：我此次新出版时可以不用当时的假名，而用我的真名，而且新作一篇译者序。这些建议，我都接受了。
现在，我将六十多年前的亚东版原本，连同我新作的序，寄给你。你能找到一个出版社尽快出版这本书么？
有一个敦煌出版社，你有熟人么？有一位牧惠先生，《求是》杂志社的编辑，也复印了此书原本给我，并告诉我：他曾建议敦煌出版社出版此书，敦煌出版社愿意出版，但又怕版权纠纷。你如果有熟人也可以以我名义告诉敦煌出版社，此书就是我译的，不会有版权纠纷的。我希望敦煌出版社能够出版它。
此祝
健康快乐！
郑超麟
一九九八.三.廿六
原载范用编《存牍辑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校对 |
致唐宝林的信（郑超麟，1998年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陈独秀
致唐宝林的信
郑超麟（1998年2月5日）
〔说明〕此信随《陈独秀传（残稿）》一同刊载于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3期。
宝林同志：
（上略）
以下是我对你提的几个问题的回答：
我的《陈独秀传》残稿是毫无价值的，《动态》（13）不应当发表它。
我为什么要写《陈独秀传》呢？很简单，他死后，他的朋友和学生都主张给他写传。每一个老朋友答应提供他少年时代的事迹，他们公推我执笔，我义不容辞。有几个朋友确实写了许多回忆，我订了写作的计划：将中国现代史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分析清楚，再将陈独秀个人在当时所作的事情也分析清楚，然后将国家和陈独秀个人的事迹有机地联系起来，从中做出结论。
可是，老朋友提供的材料太少了，无法与现代历史事件相结合。
现在，我发现陈独秀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意把自己活动的材料毁掉，不让它留下来了。这就使得他个人活动的史料难找。至于对中国现代几件大事的分析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这本传，我勉强写了三章就停止不写了。我不得不承认我没有能力写《陈独秀传》。所以我并非在日本投降之后停止写传，也不是在解放以后停止写传，而是早已停止写了。
（下略）
郑超麟1998.2.5 |
给群兄信（郑超麟，1997年4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给群兄信
郑超麟（1997年4月15日）
群兄：
昨日，阿李来我家给我看你写给他的信，其中你抄了一段英文，问我怎样翻译，我试译如下：
他方面，他们又是一个警察组织。如此，他们既发挥了指引人民走上社会进步路的作用，又发挥了以警察方式管理人民的作用。
由这段话可以知道这篇文章[1]的性质就是一种美化史大林制度的议论，说统治苏联几十年的史大林制度，其目的是在要指引人民走上一条社会进步的道路，不过所用的手段是警察管理。总而言之，这个议论仍是托洛茨基的“堕落的工人国家”论的流毒，即说，史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仍是“工人的国家”，不过是受了官僚的统治而堕落的。
事实上，这是一种错误的意见，左派反对派运动初期，这种意见还是值得讨论。到了中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这个意见还可以勉强当作一种意见，但现在，史大林制度已经消灭了，还要坚持这种意见，那就太可笑了。
试想，苏联灭亡时，那史大林制度的最后一个统治机构被推翻时，未见有一个“工人”出来放一枪保卫这个“工人国家”！叶利钦的俄罗斯正在希望人家教他如何恢复私有财产，废除红旗拿起沙俄的三色旗作为国旗，追悼最后一个沙皇的被杀，等等。
这篇文章还在希望史大林制度的复兴，重新掌握政权。
托洛茨基最初指出“堕落的工人国家”是可以理解的，他想不到史大林的政权会支持这么长久，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的政局发生了变动，史大林失势，另一些人上台，左派反对派可以公开在苏联活动，那时如果把苏联说得过于黑暗，对于我们的活动是不利的。反对派群众往往比托洛茨基走得更远，很早就认为反革命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了，“热月政变”在苏联完成了，托洛茨基起初反对苏联“热月政变”已经完成的说法，但后来说的人多了，才不得不接受此说，但加以说明：法国大革命的“热月政变”不过表示革命开始退潮，但并非表示旧制度的复辟，现在说苏联“热月政变”已完成，也不过表现革命退潮，但十月革命果实仍旧保持着。
其实，这个问题托洛茨基看得不对，十月革命后确有一个革命时期，我认为这个时期约有十年，即从1917年11月7日到1927年12月止，在这一个月中，广州暴动失败之同时托洛茨基也被苏共十五次大会开除出党，以后反革命复辟了，后来的历史都可以由此得到新的解释。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的民主派，都一致认为苏联的灭亡，就是社会主义的破产，马克思主义的破产，其实，这不过是史大林主义的破产罢了，世界上尚未曾有一块地方实现过社会主义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得很明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切产品都不表现为价值，那时既无商品，又无货币，产品分配是按劳动时间计算的。试问那一地方实现过社会主义制度？史大林统治的苏联并非什么“工人国家”，它也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社会。
从十月革命开始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在我们眼前失败了，但还有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将在以后崛起，正如资产阶级革命分为好几个浪潮完成一样，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也不是一次浪潮就可以完成的。
今天资本主义空前繁荣是不会长久持续下去的，总有一天会爆发全世界的经济危机，那时将有第二次十月革命，那时，革命将不是爆发于相对落后的国家，而是爆发于发达国家本身，一爆发就会扩展至大部分的发达国家，那时也就可以希望社会主义制度替代现今的资本主义制度了。
此问
近好！
弟超1997年4月15日
[1]此文为史蒂芬•毕尔恰克在1996年8月美国旧金山召开的社会主义活动全国会议和教育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前苏联和东欧恢复资本主义的障碍》，他是第四国际波兰组织的领导人。 |
王观泉致罗孚信（二通）（1994年11月10日；1996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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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泉致罗孚信（二通）
1994年11月10日；1996年3月21日
〔来源〕录自罗海雷、高林编《罗孚友朋书札（下册）》，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21年
罗孚先生：
近好！今接北京鲁博王世家先生信，云已寄你一册瞿传，因他那儿只有一册了，哈尔滨是否寄你尚无消息。
上月二十二日，女儿带领全家去奥克兰杰克·伦敦广场去参观刚成立不久的杰克·伦敦博物馆后吃饭时，我突然昏死，待到醒已罩上氧气在急救车驶去医院，经六小时抢救始活了过来。抢救实属一流，使我很是感动，也使家属动情不已。事后却陷入苦恼之中，因我无保险难以承担令人吃惊的医疗费用，现在正设法补这个窟窿。万幸的是，总算活了过来，还能给友人写写信。
关于陈独秀传，上海方面尚无音讯，估计是因彼未出版，就暂不考虑给香港出版了，这在我是无可奈何的事。
现寄上陈独秀传的自序一篇，请指正。
伟国老弟大概在西雅图，昨去电话尚未回音。
匆匆以上，麻烦你了。此颂
吉安！
观泉
十·十一·九四
罗孚先生：
近好，我刚经上海返哈。
现托黄晓君小姐捎上拙著全文和图版。这里，我略述情况于下：
拙著于一九九四年八月我赴美前交上海文艺出版社并于八月二十八日签订由该社出版简体字版发行的合同。该社在审稿时，自责编到主编一致公认拙著是《世纪回眸名人传记系列》已签发的十册中最佳的一部，篇幅也最大（一般为十八——二十万字），本书为四十一万字），据责编同我说，可预测销行二万册。然而却被一拖再拖，拖了一年又四个月，直到去年年底才告诉我：发稿了。但是，就在我去上海打算看校样之前的三月六日，突然被令送交上海出版局审读处“审查”。因为我坚持：文责自负，不得改动。这就等于“枪毙”。我悻悻而回。
拙著的四十一万字，当时言明由台北业强出版公司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版，但台版发稿时被删削为二十八万字。这删本是我同意的，删后的稿本也经我看过。删的原因，据负责此书的主编说是《世纪回眸名人传记旧书》台版套书每册篇幅限定最多不超过二十二万，如今删过的拙著二十八万，已亦出超六万，影响书的成本百分之三十了。我喜欢与友人云，台版是碍于面子而留下遗憾不少也。台版亦至今未出。
由是之故，书名拟定位《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足本）》。关于插图，我复印了一百幅，可由出版社任意选择。
罗先生，我为欲使陈独秀的形象在国内外略微“书”得上乘些，付出了物力和精力得沉重代价和政治压力，如能因您的大力推荐而使“足本”面世，则铭感五内。因为，陈传也许是我此生最后一部“严肃著作”了。此间，也是上海，约我撰写聂绀弩传，我当然想写，自问也能写好，但是，您最明白，如要真正“书”像老聂，恐亦难逃“审查”厄运，我又何必自找苦恼呢。
“牢骚太多防肠断”，还是带住！
耑此颂
吉安
观泉
二十一·三·九六
P.S.黄晓君小姐约四月上旬返港，届时，她将先电话与您联系，然后将送到您手中。
本书一句罗孚先生珍藏的五十多年来二百多位朋友和工作联系人的往来书札整理编选而成。阅读书信，往往能加深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的理解。罗孚先生本身经历之奇、涉猎范围之广，虽然历经坎坷，但也丰富多彩，更令其信札加上了不可多得的文化和史料价值。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代文人和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杨绛先生曾说，读书就是跟古今中外的作者交谈。那么读罗孚先生朋友得鱼书雁信，犹如在旁听他们谈生活和工作，谈写作和出版；互致问候，交流信息；也谈心，亦话旧；有海阔天空，又有人间烟火……难得的是一个真字！
读书是读人，读信更是读人，既读来信的人，又可以从这个朋友圈瞥见受信者的身影、丰神。罗孚先生广交游，与之过从的多是文人。如周作人、巴金、冰心、启功、林风眠、尹瘦石、徐铸成、聂绀弩、曹聚仁、查良镛、梁羽生、范用、黄苗子、吴祖光、杨宪益、萧乾、司徒华、董桥、小思等等。
二十世纪的几代中国文人有其共性，同时亦各有各的个性。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乐与跟他来往？罗孚先生一身书卷气，却没有朱自清先生的那种“书生的酸气”；他兼具传统士人的温良恭谨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包容，这就是他个人魅力之所在吧。 |
致钱伯城先生（郑超麟，1997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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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钱伯城先生
郑超麟（1997年3月11日）
伯城先生：
感谢你发表的二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已经写得很好了，第二篇写得更好，我读了欢欣鼓舞，我的朋友们读了比我自己更加欢欣鼓舞。
以前，期刊上也有人发表文章，写我这个人，但从来无人敢将我同我们的案的平反问题联系起来，你是第一个人这样做。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有什么值得写的呢？我所以不反对别人写我，甚至用溢美之辞写我，只是为了借此便于要求我们的案的平反。
人家控告我们两项罪名。第一，说我们是“汉奸”（陈独秀代表托派每月领取日本间谍组织300元津贴）；第二，说托洛茨基是德国法西斯的间谍（有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为证）。1952年12月发动的“肃托案”就是以这两项罪名为根据的。1988年苏联最高法院已宣布莫斯科三次审判为错案，并予以平反了。1991年《毛选》新版也作了新注，说“把托派和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如此，不待我们自己努力，别人已经证明那两项罪名都不能成立了。可是，直至今天我们的案仍旧是“反革命案”！你是第一个人敢将我和我们此案的平反联系起来。
除此以外，你的两篇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即你从拙作引出的话大都是别人不大注意，而其实是重要的字句。
自然，两篇文章尚有少量事实错误，但对于文章的结论都无影响。今日，我不谈这些事实错误，以后有暇再列举出来，待你收入《全集》时改正。
再次向你表示感谢和钦佩。
此领
撰安！
郑超麟
1997年3月11日 |
致黄汶的信（郑超麟，1991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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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黄汶的信[1]
郑超麟（1991年4月6日）
黄汶同志：
来示敬意，附寄的校样也已校好寄还了。谢谢。此校样如未打成纸型，尚可添加字句的话，我想加入几行字。再就是文章后面写了沈雁冰和陆定一二人在我家初次见面的情景以后遗漏了如下几句跟风话，即是：
谁想得到，一九六六年卸任的文化部长和继任的文化部长却曾是我家当年的座上客呢？[2]
没有这几句话，叫前面所写二人见面的情景便无意义。
此外您曾赠几本贵刊，但上海各处门市寄到书太少，都买不到了。兹由邮乃随上十二元，请代买二本贵刊寄上。计今年第一期二本，今年第二期一本。[3]
您赠贵刊各期都收到，谢谢。[4]
郑超麟
1991.4.6[5]
录入者注：
[1]此信根据原件录入。此信的左半部分系蓝黑墨水所写，右半部分系纯蓝墨水所写，意义不明。此信收信地址为：“北京朝内大街166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黄汶同志收”。
[2]此文应为郑超麟著《回忆沈雁冰》（1981年5月5日）。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在监狱中看《解放日报》，知道沈雁冰卸了文化部长的任，而由陆定一代替他做文化部长，不知怎样想起了一九二六年在我面前出现的这幕情景：旧文化部长和新文化部长，原来都是我当年的座上客。”
[3]收信人在信的右下角写了：“已寄。——黄（4月8日）”，并在各代买期刊的字句下画了勾。
[4]此句写在信的左下旁，应为附言。
[5]此处所写时间过于潦草，参照收信人所写的收信时间（4月8日以前），以此来判断。 |
中国托派遗老郑超麟病逝上海（明报特稿1998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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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遗老郑超麟病逝上海
明报特稿1998年8月6日星期四
不容于国共两党前后系狱卅五年
中国托派遗老郑超麟病逝上海
中国托洛茨基派领袖郑超麟于八月一日凌晨四时廿九分在上海仁济医院因脑溢血逝世，终年九十八岁。
郑超麟是本世纪同龄人，一九零零年生于福建龙岩，早年参与勤工俭学留学法国，是巴黎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最早成员之一。一九二三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翌年返国，任中共宣传部秘书，主编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和《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七年国共宁汉分立之后，中共党内出现反对国共合作的“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陈独秀为托派领袖，郑超麟为托派主要宣传部负责人。一九三一年五月所有托派主要分子在上海遭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逮捕，郑超麟被判十五年徒刑。迄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南京监狱获释。陈独秀只身赴四川津江，郑超麟重返上海，成为托派领袖之一。
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全国取得政权，中国托派另一些领袖彭述之、王凡西等离开中国大陆，经香港流亡欧洲，郑超麟仍在上海领导托派进行地下活动。五二年十二月廿二日，毛泽东下令逮捕全国托派分子。郑超麟在未经判刑而坐了二十年牢狱，于七二年获释，至七九年始恢复公民权，被委任为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上海文史馆馆员。因为郑超麟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为同一代中共元老，深受中共党史研究者器重。邓小平女儿邓蓉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时，曾访问郑超麟查询其父在巴黎时期的一段历史，故他亦曾在国内电视出现。
郑老记忆力极强，纤细不遗，虽年逾九旬，头脑清醒，著述从未间断。近年曾出版《郑超麟回忆录》、《玉尹残集》（诗词集）、《记尹宽》、《郑超麟晚年文选》等。遗著有待出版者甚丰，其中有《回龙坞待访录》几十万字，以及《记罗一龙》和记录瞿秋白遗事等散篇不计其数，尚有解释《玉尹残集》的《玉尹诗词本事》。
去年中共优待郑超麟，分配他一所宽敞楼房，以致他远离旧日托派同志邻居，身体开始衰落。他亟亟求存想活到百岁，却于九十八之龄逝世。 |
致郑超麟（王凡西，1992年10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郑超麟
致郑超麟
王凡西（1992年10月14日）
超兄：
9月2日的信，收到很久，不曾早复，因为原信放在哪里忘记了，遍找不获。老人健忘，我似乎更甚。昨天，这封信终于自己从乱书堆中跑了出来。重读一下，觉得有很多话要同你谈。几天前又看到你的近作：《向导七十周年》，神完气足。决不像是一个九二老人写出来的。由此我深信你还会多活几年。Pascal的Pensees是我的床头书之一；但我的写札记并不是它引出来的。实在因为再无力气写长文，而脑子里的思索却不肯停，想到写出，有如便急时的上厕所，排泄之后，一身轻松，而如何处理这不洁之物，就完全不在我的考虑之内了。札记预备死前烧掉，原因即在于此。
在《晚期资本主义》里，曼德尔把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加以改变，我觉得很对。他说：
“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大类包括生产手段；第二大类包括消费品。我们现在把这种计划改变成三个部分。在这两大部分之外，增加一大部类，即第三大部类：生产破坏手段。我们作出这样的区别是对的，因为第三大类不像第一大部类和第二大部类那样，它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进入生产物质因素的再生产过程（取代并扩大生产手段和已使用的劳动力）……”（见《晚期资本主义》中译本，323页）。
生产破坏手段的工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但它在国民经济中占着如此巨大与如此重要的地位，却是从第一次大战后，特别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以及在冷战时期确定的。它至少在1940年代以后，就成为世界几个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类”了。这个部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不是为市场而生产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是为了胜过事实上或假想中的对手，为了如何可以更有效与更大规模地破坏对方的人力与物力。因此破坏手段部门的生产和再生产，并不受消费市场的限制。正如卢森堡在第一次大战后所预言：“武器经济是一个代用的市场”（此语为曼德尔一篇文章中所引述，不知他引自卢森堡的什么著作），它本身就是市场。因此，这个部门里的技术革新，完全不受消费市场的影响。过去，资本家为了销售已有的存货，为了充分利用业已投放的固定资本，宁愿把新的技术发明购买下来，秘而不用；这种情形，当武器生产成了独立的一大部类之后，便完全没有的了。为了克敌制胜，敌对双方（最初在德国与美英之间，然后在苏联与美国之间），应用了所能动用的全部力量，去进行破坏手段制造的技术改选。这方面的改进，不要说曾经在四十年内增长了40倍，甚至可以说前进了400倍乃至4000倍的。一颗核子弹的破坏力，比原先最大的常规炮弹的杀伤カ，相差又何止40倍呢？破坏手段生产部门的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当然要影响到生产手段生产与日用消费品生产。事实也正是如此。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我们看见的无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实际上只是军备竞赛与冷战的副产品。从原子能释放开始，中经自动控制、电脑、缩影技术以及镭射等等，无一不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然后以“副产品”的身份进入另外二大部类生产中去的。原先是市场需要促进技术革新；现在倒过来，由不断的技术革新促成生产力的飞速生长。不断增大的生产品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怎么办呢？除了用传统方法去争取新市场之外，便是用尽一切办法来人为地创造市场。曾经流行于战后的凯恩斯经济学说，我觉得，便是为了此一需要而发生的。我没有研究过凯恩斯学说。（其实我也没有能力去作详尽研究。我不但是一个“科盲”，而且“经盲”）。但就我所得的印象来说，凯恩斯学说主要是提倡“寅吃卵粮”，不怕“打肿脸孔充胖子”。他劝人超前消费：主张无论个人与国家都不要害怕借债，应该尽量利用信贷以便个人提高生活享受，国家则放手投资，以便繁荣经济，解决失业危机，借保社会安定，国家富强。
如此造成的虚假的繁荣与景气，当然无法持久。其败象在七十年代，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无论政府与个人都是债台高筑，“前吃后空”，发出了第二次大战及国际资本主义大危机到来的信号。于是在思想上，所谓“货币主义”的学派出来代替凯恩斯主义，它要想医治凯恩斯主义所酿成的祸害：首先是要对付国家预算的天文学数字的赤字，要收紧通货，要向工人阶级的收入进攻，要削减四十年代以来所实行的巨额福利支出……所谓“列根哲学”、“戴卓尔主义”，便是要推行这些政策而出现的。结果如何，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徒然加深了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衰退。
苏联集团在冷战压力下的大崩溃，曾经给西方资本主义等国打了气。仿佛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不但会很快过去，而且资本主义会本身万寿无疆。但这正如美国的经济学家J.K.Galbraith当时所警告：“别笑得太早了”。刚刚笑过苏联集团的土崩瓦解，自己家里的危机很快达到了灾难程度。那个破坏手段生产的重担，也几乎要把美英等国的经济压倒了。
今后将如何，那是另一问题，谈起来很长。上面所说只是浮面地谈了一下：1．为什么战后资本主义会造成生产力空前大增长的秘密？2．为什么冷战全胜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会陷于如此严重的危机？
回答上述问题，曼德尔曾经把上述意见与马克思的周期性危机说，特别与康特拉系也夫加以扩充了的所谓长短波理论，联系起来谈，这当然对的；但若光谈长短波的理论，不着重指出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破坏手段生产”部类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特殊作用，那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圆满的——不足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
还有不少话想同你谈，可惜我实在没有力气写。上面这些不成品的东西，竟断断续续地写了三个早晨。看看班兄和你合拍的照片，令我“既羡且妒”——假使我也能像他那样，要来就来，要去就去，能在分离半世纪之后，和你重聚一室，促膝谈心，该多么好！班兄又在旅行中，目前大概在日本，不久去大陆，如到上海，一定再去看你。
今得春兄信，知你心脏病已愈，大慰。春兄对你的不肯戒酒，极不满；但我的想法不尽同，黄酒三杯不致影响心脏；何况人生太艰辛，多少该找点乐趣。好像李白说过：“身后名，不及生前三杯酒。”这实在是不错的，可惜我不会饮酒，失掉了生活中一大乐趣。祝
好
弟方上
92年10月14日 |
曼德尔致郑超麟的信（1992年1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郑超麟
曼德尔致郑超麟的信
1992年1月22日
亲爱的郑：
我刚带着很大的兴趣读完你的《回忆录》。你的书澄清了有关中国托派运动的许多历史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和其他人提出来，好久不得解决的。
但使我感动的，还是你政治坚定和原则坚守。你坐了那么长久的监牢，仍能保持自己的理想而不动摇，足以证明你有你们那一类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在波兰，在东德，在苏联，经历了与你类似的命运，他们的行为也同你一样。我们对于他们表示了最大的钦佩。
你一定很高兴地知道，当初你帮助发动托派运动，现在已经扩大到世界的规模。比你发动的时候更加强大和更加巩固了。现在全世界50多个国家都有我们的运动，其中，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中我们生了根，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领导组织。我们刚刚创办了一个俄文刊物，作为我们运动的正式机关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大事。历史又旋转了一个圆圈，回到了1923年的出发点来了。历史经历了几次上升和下降，几次后退和挫折，但我们总归会走上正确道路的。
在所有从事国际工人运动的派别中，惟有我们不会因东欧和苏联发生的事变而迷失方向和不知所措，惟有我们不会发生危机。
最热烈祝愿你健康长寿！并向你致以最热烈的同志敬礼！
曼德尔
1992年1月22日 |
致王观泉的信（郑超麟，1991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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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王观泉的信
郑超麟（1991年4月24日）
观泉同志：
收到十一日来信，知道同时寄出了一个复印件给我。
到今天，二十四日，我才收到这个复印件。哈尔滨到上海的邮件需要十三天的时间么？我们的邮政事业效率变好了。
谢谢你！
其实，我需要的只是此件第一页上的照片。一张小小的照片，近年竟引起很多的议论，在海外刊物上发表。这虽是陈独秀死后的事，你写文学性的陈独秀传也可以将此事写进去，添加趣味。
今天你可能已在上海了，但我还要写信去哈尔滨，以表达我收到此件时的喜悦心情。
郑超麟1991.4.24 |
致楼适夷的信（郑超麟，1991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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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楼适夷的信
郑超麟（1991年1月12日）
逸之兄：
久未写信给你了，不知今冬过得如何。我今冬过得不好，流火没有彻底治好，又生出其他的病。
朱正想已离京回长沙了。尚未得他来信。
好多人说，我也应当谈谈矛盾。但《新文学史料》总是谈文学，我却谈作家矛盾吗？我同小芳说了几次话，叫她去整理。她这几天整理出了一篇，结果还只谈了共产党员沈雁冰。现在寄给你看看，是否可用。我想，像矛盾这样重要的“新文学活泉”，即使提供了些他有关的非文学的“史料”，也不会见弃的。
希望知道你最近的消息。
遥祝
健康愉快！
弟超
1991.1.12 |
致楼适夷的信（郑超麟，199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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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楼适夷的信
郑超麟（1990年8月13日）
逸之兄：
我的病好了，我们又可以通信。病中，炜春传达的你给他的信，我都知道了。但毕竟不如你直接写来的信那样亲切，以后还是希望你直接写信。我写信虽比你困难，但习惯了，也不觉得苦。我能写，总要自己写的。
病中谈了萧三和王独清，小芳最近整理出来了。今寄给你，看看是否值得送给《史料》。
张闻天去莫斯科时，我已回国，平生未认识。
此祝
健康！
弟超
1990.8.13 |
致楼适夷的信（郑超麟，198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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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楼适夷的信
郑超麟（1989年2月11日）
逸之兄：
二月二日曾上一信，谅已寄到。这几日，全国都在过旧历新年，都很热闹。我也热闹了几天，喝了酒，吃了肉，尽了兴，身体倒没有受什么损害。现在旧历年过去了，一切恢复正常。想你在北京也是如此。
得到了朱正来信，他说《残集》已发稿，如无意外，今年八月可以见书。但愿不会发生意外。
我收到了中央党校写来的一封信，已经回答了。觉得此信与“新文学史料”有关，特抄录一封寄给你看看。你认为此信可以作为一件史料，交给《新文学史料》去发表吗？
你过春节愉快吗？身体好吗？
此颂
安康！
弟超
1989.2.11
郑超麟同志给中央党校写党领导新文学运动历史资料，请研究，可否酌用。
适夷
适夷同志转来郑超麟的回答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确有史料价值，拟作为“研究资料”栏的文章发表。此人是坚持托派观点的不同政见者，但文中所说的是历史情况，公开发表，似无不碍。
李11.20 |
王凡西、郑超麟来往书信（1986年4月至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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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郑超麟来往书信
（1986年4月至5月）
王凡西致郑超麟
超兄：
《待访录》读完了。适值身体不好，拿起放下地读了约近二十天。读时感想极多，可惜没有随读随记，无法详细写出来与你一一商榷。同时体力实在差，根本无力写长信。这里只能把我记住的几个基本问题，简略写出来，请你再考虑一下。我希望《待访录》还不是最终定稿。在发表或以最终形式予以保存之际，你尚能作多少修改。
首先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认识问题。老托一直秉承着老列的看法，把现时代称之为“资本主义垂死痛苦”的时期。《过渡纲领》开宗明义就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它说：“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类空话，乃是无知或有意欺骗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开始有点霉烂了。因为如果没有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如果不在下一个历史时期内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则一个大灾难将威胁全部人类的文化。”
这个一九三八年通过的纲领，今天看来，非但毫不过时，而且更显得正确了。目前新技术带来了以核子武器为首的种种发明之后，所谓人类正面临着“不是社会主义便是野蛮主义”这个命题，显得万分迫切与正确了。
拿飞跃的技术革命来证明资本主义之历史使命尚未完成，那是非常错误的。相反，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出现，绝不说明资本主义的富有生命力，而是说明了它之“垂死挣扎”。
新技术是怎样产生的？简单说，它是上一次大战的产物，又是准备下一次人类大灾难的结果。
曼德尔在其《经济学》一书中说：“这一场几乎不曾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实际上乃是二次大战一经结束便把我们都卷进去的军备竞赛及冷战的副产品。事实上，你如果仔细考察应用于生产上的技术变革，你会发现，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起源都和军事有关。”
我们应该肯定，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这种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只能将人类消灭——文化上的，甚至肉体上的消灭。
新技术越来越不能与资本主义相协调。从它被应用于民用生产时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下面是最近发生于英国的两个例子。
最近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一个报帋集团，偷偷地在一个围着铁丝网的集中工场里装置好最新式的印刷机器，暗中招了四、五百名工人学习这些新技术，等到学习成功后，资方立即与原有的六千工人谈判，提出一连串绝对不能接受的条件。工人们拒绝，实行罢工，老板们便将六千工人全部开除。工人们示威抗议，保守党政府派了大批武装保护工贼，镇压罢工者。四、五百人可以做六千人的工作，这是“生产力的大跃进”，只因这种新的技术操在私人资本家手里，这个跃进的结果只能帮助老板赚更多的钱，同时把每人每周可赚二、三百镑的六千名工人，送进了失业大军——每周拿三十几镑救济金。
另一个例子是矿工。二次大战后，英国煤矿工人有一百万之多；后因能源扩大，原子能应用于生产，以及采矿新技术的引进，矿场不断关闭，矿工日益减少。到了一九八四年，煤矿工人只剩二十万人了，可是保守党政府还要关掉了许多“不赚钱”的矿场，还要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工人。为此，是年三月发生了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一年，工人们的斗争情绪非常之高，有些情景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最出色的革命。但因政府调动了全部国家的镇压机器，又因工党与工联总会那些领导人“口蜜腹剑”的援助以及公然的出卖，罢工终于失败。一年以来，矿场关了不少，矿工又减少了七万。
今天的英国矿工与当年工业革命时的某些纺织工人不同，他们不反对新技术。他们欢迎这些新技术，他们所要求的只是要分享新技术带来的成果。要求缩短工作时间，不裁减工人，让工人们可以做较少的工作而拿同样的或更多的报酬。可是这样的好事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下面，新技术的应用只能意味着老板的赚钱更多，工人们被送进废物箱。
实际斗争的教训，今天有愈来愈多的英国工人觉悟到，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只能使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陷于悲惨穷苦之境。
至于新技术正在以加速度将全人类推送到集体自杀的路上去，那是已经为广大的群众所认识了。
可惜的是，现有的各个工人政党都深陷于机会主义的泥淖里，怀着改良资本主义的幻想，甚至有意地为资本制度服务，竭力阻止工人大众之趋向社会主义，从这一点看，《过渡纲领》的主要论点，“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至今是日益见其正确的。
因此，我们绝不该有任何解散革命组织的想法。今天的世界形势与一八七四年之后的局势，即与第一国际宣布解散时的局势是大不相同的，我记得第一国际解散的一个大原因是为了巴枯宁派的处处作梗。为了顺利工作，不如解散了□〔注：辨认不出──录入者注〕来更好。
◊◊◊
世界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这个问题，我觉得与不断革命论有密切关系。当年俄国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老托的不断革命论，都曾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文中的那句名言，即“一个社会形态在其开放的一切生产力尚未完成发展以前，是不会死灭的”。从这个断语里，主要是那些门雪维克派引伸出那个结论：俄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发展中，还有很长道路可走，因此谈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也谈不到社会主义前途。老托的回答是（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吗？》）“这个断语……不是依据于某一单独国家上面，而是依据于普遍的社会制度的接续变化上面的”。他接着说：“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阶级斗争性质，在一个有决定的意义的程度上，受决定于国际条件，就世界范围说，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一种地步，再不能辩护——并非在商业意义上说，而是从社会学观点上说——其生产费了：关税、军备、危机、战争、外交会议及其他病象，吸收了和消费了如此之多的创造精力，以致不管技术如何进步，仍然没有能力去富裕生活和增进文化。”
老托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研究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势力关系而提出的。它非但不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落后，而且正是从这个落后性立论的。但是，它同时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为前提。如果，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像俄国国内的资本主义一样，尚未达到不能辩护其继续存在的地步，那末不断革命论确实会像它的反对者所指责——是一种没有任何客观依据的空想。
今天我们如果认为资本主义仍未完成其使命，那末在回顾中，我们得承认在中国革命中我们提出的不断革命方针，要求向社会主义革命前进，是一种不符实际的空想，是没有前途的幻想。
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研究，据我所知，以曼特尔最精详，倘你觉得读法文更省力，我可以托法国朋友购买。
还有《过渡纲领》，我想在你将《待访》定稿之前，也得再读一下。这个文件的意义等于当年的《共产党宣言》。它草成至今虽快有半个世纪，但基本上仍旧为同志们共信共守。当它二十周年时，我曾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某些地方已过时，应改正。你应该把批判的思路从这个文件出发，而复归于这个文件。不能不承认，这个文件代表着革命马列主义的真正传统，是它在新时代的应用。我们应该坚守在这个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发挥或发展。希望此信能送到你手里。祝好！
弟凡西
八六年四月六日
又：信未发，今晨再看了一遍，觉得还有几层意思得趁此机会和你作谈谈。
1．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自然在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只有这个战场上的革命胜利，才能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只看重这一地区与这一部分的革命而忽视世界其他地区的革命。列宁那句“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其含义到现在还是正确的。
有人把“第三世界”的这些斗争——这些争民主与争民族独立的斗争，看作“世界规模的乡村包围城市”战略的体现——当然是荒谬的。但将它们看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这一部分的革命在某一程度内能影响与推动世界其他部分的革命，却完全正确。过去我们曾经以这样的态度看待中国革命，今天我们也应该以同样态度去看待发生于亚、非以及中美的革命，拥护它们，参加它们，乃至领导它们。我们绝不能对它们采取消极态度。
2．当然，这些革命常常为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所领导。它们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其中有军人，甚至还有“造反派的天主教神父”。真正的工农领袖并不多。同时这些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形式也颇为不同。它们几乎都是一开始就发动武装斗争，在农村里积聚力量，逐渐进入内战，在内战中打败由帝国主义扶植的腐朽与反动的统治，由此建立一个革命政权。这个政权，如像在古巴与尼加拉瓜所表现的，首先摧毁了农村的落后势力，然后由于斗争逻辑与国内外形势所逼，不得不把大工业与银行等机构实行国有化（古巴早已完成，尼加拉瓜尚未完全实行）。与此同时，执掌了国家政权的革命党人，也在斗争中思索和学习，终于接纳了马列主义，把自己的政治组织改组成共产党那样的政党，并提出明确的政纲。如此，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乃至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了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上无大差别的体制。
如何对待古巴与尼加拉瓜，不少年来□成了第四国际争持不决的主要问题。约略地说，有三种不同态度：1．认为这些国家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军事专政，制度上还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与苏联式的工人国家有本质上的差别（坚持此说的在英国有希利派）。2．与上说相反，认为古巴已建立了健全的无级专政，它不但是工人国家，而且与其他工人国家不同，它是未曾堕落的。它是当前世界革命的旗手。我们要团结在它的左右，放弃自己的“门户之见”，借以推动世界革命（持此说者是美国的社工党与他们在澳洲的朋友们）。这些人对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远景非常悲观，把整个希望寄托于第三世界。3．大多数，承认古巴是工人国家，承认它早已建立了无级专政（又承认尼加拉瓜也已建立了工农政府），也承认它具有较多的国际主义精神，因此，我们要积极支持它，保卫它，但并不以为它竟是十月革命后布尔雪维克们所建立的那种无级专政。卡斯脱罗的党及其专政制是受着浓重的斯大林主义影响的，它可能比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开明些，但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我们还是可对它（对尼加拉瓜则更加如此）采取独立的与批评的立场。同时，这派人特别指出，目前世界上的革命势力，不能单独寄望于所谓第三世界。除此之外，还有“堕落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以及帝国主义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者都很重要而且都有希望。在这两者中，发达国家的工人革命，将决定整个人类的命运。
我同意第三种意见，不过在某种程度内，我确实理解第二种意见何以会日见抬头的原因。在像彭述之那样的“老卫士”中，确有太多的人躲在“批评”的旗帜下，光说空话，一事不干，坐待理想的将来从天而降。这就难怪那些有所作为青年人要去另觅可以发泄精力的出路了。
3．是阶级还是阶层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后辈去解决。只有等历史提供更多更丰富的事实之后，才能——而且很容易——给它以确定的答案。今天，最重要的，我以为应确立一个标准藉以断定这个群体——不管是阶级也好，是阶层也好——所起的历史作用，并由此决定我们对他们应该采取的态度。从革命的实践出发，这是绝对必要的。
根据我们的传统立场，生产工具的国有化是我们用以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可以称为工人国家（堕落的和非堕落的）的标准，也是凭以判断一个政权是否（至少在客观上）在若干意义上代表着，或者还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标准。这个标准，我觉得至今还是合适。
从这个标准出发，我们一方面可以确定我们对那些正处于革命中的国家的态度：如果它们已经把全国的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了，我们就有理由称之为“工人国家”，并采取由此派生的种种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早已实行生产工具国有化而经历着政治、社会、文化乃至于经济诸方面堕落的国家，是否仍有资格被称为“工人国家”，则主要应该看它们在国有化的生产工具方面后退与取消至何种程度。
我们依照这个标准去决定对此类国家的政治态度。这与此类国家中的统治群究竟是一个新阶级与新阶层，并无直接关系。
因此，当年夏克曼等为此问题引起争论时，托洛茨基曾说这些□于社会学定性方面的不同意见不必力求统一；更不应为此分裂。重要的是政治态度上的一致。
盘纳姆等一经认定“经理阶级”是新的阶级，又认为这个阶级比原有的资产阶级更反动，因此作出政治结论认为我们要拥护后者打倒前者——这就完全不同了，必须与他“划清界限”了。
《待访》由于明显理由，不可能具体论及如何对待“新阶级”的态度。不过在谈到这一制度的前途时，记得你曾说：它可能比资本主义制度较易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这个看法，事实上与我们的传统看法很接近了。至少有一半很接近了。我说“一半”，因为照传统看法，这个政制如不经过革命性的改造而前进至社会主义，它会后退到资本主义。
这个看法，我以为比《待访》的看法全面，且将更符合历史的未来发展。
4．马克思从巴黎公社经验得出来的三条有关新型工人国家的原则，自然是重要的。任何一个健全的工人国家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可是一百多年的革命历史告诉我们，这三条原则多半只能是一个工人国家在其方生与将逝前的两个时期存在。在此两端之间的较长时期中严峻与严酷的阶级斗争一定要在某种程度内减弱它们或取消它们。这个减弱与取消的程度，大致也就是这个工人国家堕落的程度。
是否这三条原则（其实这三条原则之外，现在至少还得加上国际主义、民主权利）一经受到限制、减弱与取消，我们便不承认这些国家是任何意义的工人国家呢？这是历来争论于世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大问题。我们的传统立场，只要生产工具国有制度还未根本取消，不管统治者如何堕落反动，还得把它看作一种工人国家。这个看法当然不总完满，大有“愚忠”之嫌，不过我再三考虑，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践上去接触这个问题，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老立场比其他任何一个新立场更站得住，因而也更正确的。
5．陈独秀的《最后意见》，我不同意，你当然也不同意。但不能不承认，他是把握了争论的要点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究竟必须通过民主手段（主要是国会制）来达到，还是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实在是一切争论的中心。许多人认为手段决定目的。他们坚信由暴动取得胜利，胜利后建立专政，根本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它们只能造成极权的官僚统治。照这些人的看法，斯大林主义正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嫡传正统，根本谈不上什么堕落或叛变。
在这个基本意见问题上你我都是列宁意见的拥护者，也就是托洛茨基意见的拥护者。不过看见了五十年来这些全能政制的种种丑恶形象，回头来再读列、托二人有关这个问题的种种言论，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提出若干补充或“修正”的。大约二十年前我写过一篇《从陈独秀的最后论文谈起》，多少想给列、托这方面的见解作点补充说明。你最好在《待访》里对此多加发挥。
弟凡西
八六年四月十六日
郑超麟给王凡西
凡西兄：
十四页长信，看到了。我想，我的回信不会写得那么多。
出狱后，我想把狱中参加犯人学习小组同人辩论时形成的意见，以及自己研究思考所得的结论，整理成系统写出来，作为最后的意见留给后人。所谓“最后的”，不是决不改变的意思，而是写成之后我就会死去，无法去改变的。今天的情况是始料所不及的：写成之后，国内虽未示人，但能送出国外征求几个朋友对此提出意见。我尊重朋友的意见，考虑朋友的意见，可能时接受朋友的意见，但我要避免辩论，我也不愿意彻底改变我的系统的意见。
你首先抓着资本主义制度是否竭尽了它的历史作用问题，是很对的。我虽然到末章论马克思主义危机时才提到这个问题，但我的整个系统就是建立在这个问题上面。正因为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它的历史作用，所以需要形成一种新的制度——生产资料由个人所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但仍接照价值法则的资本主义形式来生产。这是符合于“配合发展法则”的。不过这个集体财产并非属于无产阶级所有，而是属于一个新的阶级（管理者资产阶级或干部阶级）所有。我们的旧的标准是应当改变的，例如，你说，只要全国的主要生产工具国有化了，就有理由称为“工人国家”。如此不问这个集体财产属于何人所有，便根据国有化而称之为“工人国家”，那么以今天的波兰为例，便觉得大谬不然。在波兰这个“工人国家”中，连勉强可以代表工人利益的“团结工会”，也染指不到这个“集体财产”，何况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和政党。
最足以说明当今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的，莫过于科学技术的大进步及其大应用于生产。“二十年间科学技术的发展超过于过去二千年”。这话即使是夸大的，但打了折扣之后仍旧是一个突出的事实。我们试想，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举出垄断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个特征，即科学技术不会发展，即使有人发明什么，垄断资本家也会买下它的发明权锁在保险柜里，不使之应用于生产。可是，今天，不仅科学技术有重大发明，而且差不多每种发明都能应用于生产。
不错，这些新发明大多数是为了战争需要的，而且最后使用于战争，但过去的许多发明也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例如，最初商船就是战船；后来分化了，但商船的进步仍是受战船进步的影响。恩格斯还把工资制度追溯到罗马军队的薪饷制。
科学技术发明应用于生产，造成工人失业，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工业时起就是这样了。现在不过是规模更大更多，四五百人取代了六千人。能实行社会主义，使得六千人分享这项发明的果实，自然是最好的。无奈这项发明证明了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而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的资本主义是能够安排六千人的失业问题的，正如机器工业能够安排破产了的工场手工业留下来的失业手工业工人一般，不是安排人人的就业，而是保留一个工业后备大军，这本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
《过渡纲领》的基本思想是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经成熟了，但革命领导发生危机。这话，半个世纪以后还是可以说的。历史上确实有客观条件成熟而主观领导错误以致失败的事例。但若客观条件果真成熟，则此种失败不久之后可以纠正的。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当作一种自然过程的学说就是这样说的。可是，现在，《过渡纲领》提出半个世纪以后，仍旧看不见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不能归咎于主观领导的错误了。那就应当重新检查一下客观的条件。恰好在这半个世纪内科学技术长足的进步又证明了资本主义尚未竭尽其历史作用，难道不应当用另一种角度去考虑问题么？
我在今年三月份的《读书》上看见了一篇访问记，被访问的是一个美国人，名FredricJameson，你也许知道这个人？他应聘来北大讲学，讲的是文学批评。我本来不打算看下去。可是，他提到马克思主义，引起我的注意；他又提到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更加引起我的注意，还是他从曼德尔的书中转引马克思的言论，以下引的是访问记中的原话。作者没有分别清楚：哪几句是曼德尔说的，哪几句话是被访问者说的。总之，被访问者谈到曼德尔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意见，认为：
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纯粹的资本主义，这一阶段正是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商品化的论断。在《资本论》之前的一些著作中，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整个世界都进入资本主义以后才有可能，也就是全球性的劳动力的商品化。……正是对于这一点，曼德尔才认为出现了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
马克思果真说过全世界都资本主义化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成功么？我身边虽有《晚期资本主义》，但翻译得太坏，无法查找。所以我希望有一本法文原本，藉以正确理解上引一段话说的是怎么意思。
我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是民族的，可以一国一国地分别进行和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则是世界的，必须以全世界为革命的舞台，必须以全世界条件的成熟为前提。这话当然不是说，须待地球上各个部分都发展了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最高生产力以后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但经济落后的地区和人口占据的比率太大时，资本主义仍有回旋的馀地。记得卢森堡在她的《资本积累论》中曾发挥这个思想。为此说来，那些落后的国家，所谓“第三世界”，今天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所谓“开放”，所谓“改革”，客观上是有利于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则应当寄托希望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去，过去一切“四肢先死，心脏后死”的说法，“落后欧洲，先进亚洲”的说法，“曙光从东方来”的说法，等等，都是对于发达国家革命感到失望以后的说法而已。
以上只说了一个问题，即对于当前时代的认识。其他问题，我想就不需要说了。
资本主义终归要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何时代替，我自己虽觉渺茫，但不排除很快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即使客观条件未曾完全成熟，革命仍会爆发，仍有成功的希望。譬如十月胎儿也能出生和成活。这里，主观领导也能起作用的。革命家对于形势估计偏向于乐观是可以原谅的。列宁曾如此评价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也应当如此评价列宁和托洛茨基。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初跟着托洛茨基坚持不断革命论适用于中国革命，是错误的。不能以成败论人，我们的主张比其他形形色色的主张都好得多。至于我这本书，那是准备死后发表的书，不能多说策略性的问题了。
弟超
一九八六·五·四。
感谢曹一二录入；素侠云雪校对 |
致夏顺奎的信（郑超麟，198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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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夏顺奎的信
郑超麟（1983年3月6日）
顺奎同志：
赠书收到。谢谢！
大作，细看一遍，写得很好，以前我已看过，此次没有发现同原稿有何不同之处。
您认识市委工作人员匡琦么？我曾同李强同志去看陈延年烈士被捕的地方，我们也照了相，匡琦可能写了此事文章，您可以找他拿给您看看。
敬礼！
郑超麟1983.3.6 |
隔海书简（1996-1998）（郑超麟、胡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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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海书简（1996-1998）
郑超麟、胡秋原
1996年6月起，海峡两岸的郑超麟和胡秋原两位老人有几组来往的信函。九十七岁高龄的郑超麟记忆清晰，思维敏捷，仍不断地写文章。唯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他凭意念写的字很难辨认。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有几封由我誊抄后郑老签名寄发的，胡秋原的来信也由我读给他听。他们两位老人的通信内容很有史料价值，故汇编起来，征得他们同意后，将之发表。
小周记于1997.3.
（一）缘起
大陆学者任建树编的三卷集《陈独秀著作选》收有陈独秀致H和S的信。题注为：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任建树根据郑超麟所说注明的。后来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指出：孙洪伊于1936年去世，陈独秀不可能给己死的人去信。而郑超麟认为他们的记忆无误，当年何之瑜携陈独秀遗稿找郑超麟商量出版，郑超麟亲睹致胡秋原和孙洪伊的信（是抄件，不是陈的手稿），编辑《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收入此信时，郑超麟和何之瑜商量决定，将受信人姓名隐去，用H和S代之。为了弄清此事，郑超麟曾托人查找人名资料，怀疑另有一同名同姓的孙洪伊。但没有结果，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向健在的胡秋原询问。两人居住在海峡两岸，互相不知地址，无法通讯。
近年来两岸可以间接通邮了。胡秋原先生于1988年1992年二次回大陆访问。1995年，北京出版了《中华心—胡秋原政治文艺哲学文选》。胡先生自序署：一九九五年四月四日于台北新店中央新村之寓，无门牌号码。郑超麟思忖，胡秋原是台湾的名人，不详细的地址也许能够寄到。于是郑超麟于1996年6月18日寄去一封信。过了很久没有得到回信，以为没有寄到了。不料隔了五个月，意外地收到了胡秋原1996年11月14日的一封长信，于是两位老人鸿雁不断，最后不仅解决了问题，即“S”不是“孙洪伊”，而是“孙几伊”（孙幾伊）。此外，他们来往信件中还谈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价值的资料。
（二）1996年6月1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请恕我冒眛写信给你。
我是在去年北京出版的一本题为《中华心》的新书中得知你尚健在，以及你在台北新居的地址的，我要请教你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这问题就是：我们在陈独秀先生的遗物中发现了他的一封信稿，那是他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写给胡秋原、孙洪伊二先生的。一九四八年，何之瑜发表此信，用H代替胡秋原，用S代替孙洪伊，其余没改变。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中收有此信，仍用H代替胡秋原，S代替孙洪伊。
但近年有人提出问题，说孙洪伊已于一九三六年病逝，此S不会是孙洪伊，因此发生争论。
我是亲见何之瑜所编书的原稿的，此信原稿确实是“孙洪伊”，用代名发表此信也是何之瑜同我两人商量决定的，我至今仍认为不会错的，陈独秀信中对孙洪伊说的话是：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感慨！
按由一九四一年上溯二十余年正是陈独秀在北大任职之年，那时孙洪伊正在北京当国会议员，两人通过李大钊介绍而相识是完全可能的。李大钊是直隶省人，孙李二人是邻县同乡。
陈独秀此信现载于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
我问的，不是信的内容，我问的，只是受信人除你以外另一个人是否孙洪伊？换一句话说；我只问你是否认识孙洪伊？是否知道他在抗战期中尚未死，并去大后方，与你相识？
这是小事，但既然引起争论，小事也须解决。今天唯有你一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盼望你能赐教，
此致
敬礼！
郑超麟1996,6,18
（三）1996年11月14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注1）
超麟先生：
6月18日来示早经拜读。因增订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及常生小病，迟迟未复。各方朋友来信已一大堆，今天开始复信，我首先复先生尊示，并特别拜托一事。
我在一九二三──四年后逐渐对唯物史观发生兴趣，也便逐渐相信社会主义。一二八战争前，日本人在上海火烧三友实业社，此是日寇恐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我当时便认为，中国在实行社会主义前，必须先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一九三四年我先到欧洲，一九三五年应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协助他们编《救国时报》。我在苏俄观察将近一年之后，认为中国不可行俄式社会主义，同时我也放弃马克斯主义了。一九三五年末，我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抗日就是一切，一切归于抗日》，首先说到我已放弃马克斯主义及社会主义，深信中国必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不过收回东北以后，那些大工业收为国家所有，中国将有一新型资本主义。抗战回国以后，我看孙中山的书，他早已说到中国实业应当国营民营并进，我又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混合经济’。抗战时期，人人都讲社会主义，而又认为统制经济即是社会主义，甚至马寅初也多少如此。到了重庆以后，政府的统制，只使物价日涨。一位老朋友薛农山（又名铁珊，原是一印刷工人，后因自修，学问大进，曾写《中国农民战争史》，亦常在《读书杂志》为文，曾加入托派，与陈独秀相识甚早）任《时事新报》主笔，请我为特约撰述，我便在该报写了《民生主义实为资本主义》。汪精卫阅之大怒，并指使一人出来控告我。此时陈独秀先生为我写信国民党中央，说我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不可以权力限制学术自由。先是在汉口，我与陈先生恰恰比邻而居，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且相谈甚欢，他是时已放弃托洛斯基主义，不过还是倾向民主的社会主义。他到重庆后，在民生公司演讲《抗战之意义》，也主张中国应先发展资本主义，这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幸而汪精卫在两个月后即投敌，我得免于迫害，而国民党人办的《艺文周刊》上，也的确举行了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这是第三次讨论，当然不会有结论）。
当时陈独秀住在江津，但他文章刊出未完，即未再见，因苏俄中共提出抗议，国民党不愿为陈一人得罪苏俄中共。于是他以油印文章寄他的信友，也将他写给私人的信用油印发表。有一次他写信给薛农山，信中提到我，薛农山还拿此信给我看过。说的什么，我已不记得了。但是最近增订旧作，在《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竟有“给H和S的信”的节录。（160—161页）。我便想到，此H可能指我，而S则指薛农山而言。
我何以作此推测呢？大约二、三年前，我接到安徽文献馆（？或图书馆？）一位先生来信，问先生来信中同样的问题。他并且说，根据陈先生一位亲友，伺候过陈先生晚年的人说，H确是胡某某。问题只是S是谁。这位先生来信希望我能答复他。当时，我正患气管炎住医院，没有复他，而他的信现已不知放在何处，而姓名已不记得了。
我的结论是：陈先生给H和S的信，“可能”是给我与薛农山的。如果陈先生的亲戚确定H指我，则S也一定是薛农山。上句“可能”，表示我不能完全断定之意。
今先生来信，问“受信人除你之外，另外一人是否孙洪伊？”我想孙洪伊要比我年长二、三十岁，且素无渊源，不会和他共同受信。而且据先生来信，陈信开始说：“与孙先生更二十余年不见…”，是叙旧之信，而所引的“给H和S的信”则是论当前共产主义问题的，非孙洪伊所关心。我有一老同事名孙几伊（注2），早年在北京亦有文名，我们在国防委员会每日相见，但未曾谈到陈独秀。
所以我还是维持我上述的结论。
我说要拜托先生一事者，即是如此信第6页所云，二、三年前有一位安徽文献馆（？）的人对我提出过S是谁的问题，我因病未答复他，甚觉歉然。我请先生为我写一信至安徽文献馆或其它整理安徽人物的机关，询问有无人士写信胡某某询H与S是谁的问题，问到固是有缘，即令问不到该人，如果他们愿意了解这个问题，均请先生将我此信复印一份给他或他们。不胜感谢之至，之至！特此敬复，即颂
著安弟胡秋原拜上十一月十四日
小周注１：胡秋原先生原信共９页。
注２：孙几伊的“几”字没有辨认出来，将此信复印件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沈寂来信说：“我查找了五四时期的人物资料，发现有孙几伊，当时颇有文名。再仔细辨认胡先生的信，似是‘几’字的繁体‘幾’字。”
（四）1996年11月27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注）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的回信。
我为了一件小事，冒眛写信给你。信发出后几个月不见回音，我以为你看了信后不屑回答了。谁知不然。你为了这件小事，竟写九页的回信。今天我首先要感谢你这个好意！
三十年代初期，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向其它政治犯借阅书刊，就知道有你这位作家。我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杂志上看了你的几篇文章；我又看了你翻译的佛里采所着的《艺术社会学》，特别注意到你在此书前面的长序言。可惜，我现在太老了，双目近于失明，虽有人送我大陆出版的你的《中华心》，我也不能阅读。你回答我的信还是别人念给我听的，我写的信，自己也看不清，非请看懂我写的字的人抄录是不能发出去的。
言归正传罢；
你的回信解决了我的问题。
第一，陈独秀写给你的信（见上海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第567页），其中另一个收信人S可以确定不是“孙洪伊”了。你回信中说的“与孙洪伊素无渊源”就是铁证，陈独秀决不会对“素无渊源”的二个人回答一信的。
这个错误应当由我一人负责，凡有人来问我这个收信人H和S是谁？我总是说：H是胡秋原，S是孙洪伊。
第二，S决不是薛农山，因为陈独秀信中说“与S先生更廿余年不见了。”那时薛农山与陈独秀同在后方，时常见面。
第三，S究竟是谁？我为什么会说是“孙洪伊”呢？因为我看到此信的抄件（不是陈独秀亲笔原信），其中收信人正是胡秋原和孙洪伊，而且信中说“廿余年不见了”，即五四运动中，陈孙二人都在北京，那时见面完全有可能。
幸而你回信中有几句话可以说明我的错误是事出有因的，你信中所提的“孙X伊”（X字辨认不清，在来信第八页第七行第一字），被我误认为孙洪伊了，何之瑜将陈独秀的文章（《我的根本意见》）寄给你，也寄给孙X伊，你们二人既然相识，便共同或分别写信给何之瑜表示你们的意见，何之瑜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便写一信给你们二人。
问题在于找出这个“孙X伊”是什么人？但这是另外的问题。S不是孙洪伊已经解决了。我为什么误说S是孙洪伊也找出原因了。如此，根本问题也就解决了。我再一次感谢你！
我知道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曾写信向你询问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你的回答，我要给沈寂写信。把你的来信复印给他。如果还有别人问这个问题，沈寂会去通知他们的。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1996,11,27
小周注：此信和《陈独秀研究动态》第9期，分装两个封封同时寄的。胡秋原只收到杂志而没有收到此信。后来由小周补寄去复印件。补寄时附告“孙x伊”经沈寂辨认并查阅了五四时期人名资料，疑是“孙几伊”。
（五）1996年12月19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
超麟先生：
前接大示，弟曾即复两个要点：
一、陈先生信中之H可能是我，如果是我，则S一定是薛农山，不是孙洪伊。
二、又拜托先生将拙函复印一份寄安徽省研究陈先生的机关，因两三年前该文献机关（？），曾有类似之信问我，并说H是我无疑，问S是谁？当时因他事或小病未复，甚歉。今烦先生复印拙函寄去，亦所以补过。
继而接到先生寄来《陈独秀研究动态》（9），及12月11日来信。信之字迹不甚清楚，大意是问我是否收到先生回信和杂志。所谓杂志，不知是否指《陈独秀研究动态》，至于信，只有12月11之信寥寥数语，而对弟前信所云，无一语及其内容。
又有一点奉告者：七十年前，弟曾在汉口见过一位郑超麟先生，法国留学生，译马克思主义著作数本，译文甚好，其后加入陈独秀派。我初接来信时，曾疑是否那位郑超麟。及念字迹清健，相信年必轻于我，一定只是偶然同名。今观来书，是九十以上之人之笔迹，使我相信就是我七十年前见到的郑超麟先生。如果所忖不误，则我们缘分真不浅也。
最后，我要乘此机会，向陈独秀先生研究会诸先生要求，由于郑先生笔法已难辨认，敬请先生等对我前信所说两点作一答复，并告我写信与我的郑超麟先生是否七十年前我所说的郑超麟先生。专此敬祝
新年万福，研究会诸公万福！
胡秋原拜上十二月十九日
（六）1996年12月31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收到了你十二月十九日写来的信。
记得吴国祯在上海做市长的时候，调查户口，发现上海市民姓吴名国祯的，有13人（或23人）。我敢打赌，古今中外，除我之外没有人名“郑超麟”的。今天在上海安度晚年的郑超麟也就是七十年前在武汉经历革命失败的郑超麟，过了今天，从明日元旦起，我就可以告诉国人，我是九十七岁老人了。
原来你我少时曾见过一面，希望今后我们仍能保持联系，关于S是什么人问题已经解决了（S就是孙几伊，当初发表此信时是我误记为孙洪伊）。但你我通信，不患没有话说。先从你写的佛里采《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说起罢！你在此序中称陈端本为姊，可见你认识她，你能告诉我她的下落么？你在同一序中有一段论翻译的话，大意说：今天中国作翻译的人可分二派，一派主张直译，鲁迅为主；一派主张意译，林超真为主。林超真就是我，当时，我正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如果有人知林超真就是我时，一定会骂你。但近几年，我找到史料，证明了除你以外，尚有人作此对比，这人就是瞿秋白，见一九九五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兹将此页印一张寄给你。
我前信说的杂志，就是你收到的第9期，我回答你的长信是与此杂志同时寄出的，不过分为二封信寄，想不到你收到杂志，却收不到信，过几日我当寄一份复印件给你。
收到你的长信后，我立即复印寄给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寂先生，他回答说：“胡秋原先生所谓安徽文献馆者，无此单位，但他记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没有旁人”。
希望你能看懂将近百岁的老人写的字。
祝
健康！
郑超麟1996,12,31
附件：
瞿秋白谈郑超麟：
施达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一书，已由郑超麟同志译出，读者可以参照而观。“改译”本为戏剧家洪琛所倡，原意在接近中国读者。周作人当前提倡的“直译”，实在流毒不浅。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译那便是外国文初学的小学生之练习簿！至于超麟同志的译笔确是很好的。
《瞿秋白论文集》第998页（该文集为瞿秋白自编）
（七）1997年1月18日胡秋原致郑超麟的信（注１）
超麟先生：
连接96年12月31日及97年1月3日小周老弟寄来96年11月27日信，不胜欣喜。欣喜之一，是我接先生第二次信见字体歪斜，即料定此超麟即我当年曾见一面并读其译文之超麟。先生云古今只有一个超麟，于今是九十七人瑞，云乎不喜。欣喜之二，是先生提到艺术社会学序文，弟早忘记，及翻阅旧作，果有鲁迅与林超真并举之文。七十年前心仪其译文之人至今健在，而且通信，云乎不喜！谓曾一面者，民国十六年弟为全国学生总会编《中国学生》，常出席宣传会报，有一次先生起立发言，座侧一位朋友介绍，此是郑超麟，而且似乎说到先生之腿一时有点不便云云。（注２）
又弟可略述与独秀先生关系。一﹑抗战初期弟在汉口德润里办《时代日报》，适与独秀先生为邻，曾拜候畅谈。二﹑内人扶家母先入川，适与独秀先生及郑学稼兄同船。三﹑弟自西游后即主张中国应实行资本主义，陈先生入川后在民生公司演讲，亦有此主张。弟入川后，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在薛农山主持之时事新报上发表此项主张，汪精卫大怒，嘱人控告，陈先生致函国民党中央，谓胡之主张值得研究，不可压迫。此后陈与薛通信中常提及弟名，薛亦屡以相示，故印象甚深。四﹑独秀先生逝世后，重庆唯弟在扫荡报副刊为文，题为悼陈独秀先生。孙伏园见之劝改为《悼陈仲甫先生》，前弟云如H是我，S一定是薛农山。现在想来，孙几伊亦极可能，孙几伊在民初亦为相当有名作家，约长我十余岁。因当时我们同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秘书之职，对当时独秀先生横被诬蔑，深表同情，事为独秀先生所闻，故有致H与S之信﹐亦系当然之事。唯事隔半世纪有余，遂不能确切记得耳。而弟在拙著《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特引此信，当亦因其与我有关欤。
先生长我十岁，先生一代之人所余无几了，即弟一代之人亦廖廖可数。与先生一代之人此处尚有严灵峰兄健在，不知先生记得否，专此敬复
敬贺新禧，并祈多多保重，‘超’百‘龄’而多多益善。
小弟胡秋原拜上一月十八日
小周注１：原信竖书，上端有三处加写；eq\o\ac（○,1）1小周老弟，此信仍请复印一份寄沈寂先生，为感。eq\o\ac（○,2）2几字不错。eq\o\ac（○,3）3并贺小周老弟新禧。并将此信念与郑老听。
注２：郑超麟无跛脚之足疾，我问郑老，是否胡记错了。郑说：“当时患严重的脚气病，确实有些‘跛脚’，胡秋原的记忆真好。几十年后还记得。”
（八）1997年2月8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一月十八日回答我的信，收到已经多日了，因事忙，到今天才能够回答你。
一个快到百岁的老人双目几乎失明，又只能在室内扶着桌椅行走，但还能听人读书，还能谈话，还能写字，认为做人的责任尚未到尽头，能够活动时还应当活动。
我不仅至今记得你在《艺术社会学》的译者序中说的两件事，我至今还记得，你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同情于托洛茨基的遭遇，同情陈独秀的被捕入狱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知道你是不同于当时的“左倾”文人的。前几年，我为某一问题去研究鲁迅的史料，才知道你曾为同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而付出代价，即受了其它“左倾”文人的攻击。据说当时鲁迅曾用隐晦的方式为你的受攻击抱不平，即他利用一次公开机会向群众强调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代的贡献。
从你最近给我的信中；我又知道你在抗战初年曾公开主张中国应发展资本主义，为此引起汪精卫大怒，幸亏陈独秀赞成你说的话，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我想，当时自己正在发展资本主义，却反对别人提倡资本主义的决不止汉奸汪精卫为止，也决不止国民党领导人如此罢！
可惜，我抗战初出狱后就没有机会再读你的著作了。
在国民党监狱中读你文章时留下来的良好印象，使我认为在垂老之年能够同你通信是一种好事。
我已尊嘱将你最近回信复印各一份给安徽历史系教授沈寂，他回信要我告诉给他你的通信地址，我通知他了，想他也会写信给你的。
此祝
春节愉快！
郑超麟1997,2,8
小周注：原稿编至此，寄给胡秋原先生，向他征求是否同意发表。
（九）1997年3月29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承您呼我小周老弟，令我倍感亲切，心里甜滋滋的。五十多年前，朋友们叫我小周，而今过了古稀之年了，老朋友还是这样叫我，我也乐于以此自称，概有不服老之意，不过在郑老和您等前辈面前，我永远是小之又小的小周。
我已尊嘱将您给郑老的信复印寄给沈寂先生。我还曾将你几次来信的复印件给了《陈独秀研究动态》主编唐宝林先生和大陆研究陈独秀的学者任建树先生。
我经手您和郑老的信函，您们二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受感动。您对未复数年前安徽某人的信牢记在心中，并且一再表示歉意，您的如此为人，甚为钦佩。您们来往的信件的内容，很有史料价值，如将之公开发表，是很有意义的。郑老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加以整理抄写，现将这些材料寄给您，请您审核，如果您也同意，就分别在两地刊物发表。刊出时除了来往信函之外，不妨配上二位的近照和手迹。
郑老早年写得一手好字，直到八十高龄时还写得很清晰（见八十自寿手迹），但近年患白内障，视力极差。但他仍不断地写信，写文章。我们建议他口述或录音，由我们整理，但试了一、二次就不干了，大概是亲自动笔可边写边思考，所以执意亲自书写。他“盲写”的字甚难辨认。这次誊抄时，我原拟全用繁体汉字，但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变成繁简混杂了，给校对增添麻烦了。
附上一张郑老的照片。请您寄给我们一张您的近照。我抄写您的来信，如有差错或有增删，请示知。我们在未得到您的同意之前，是不会发稿的。
敬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敬上1997,3,29
（十）1997年4月2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请转
超麟先生：
寄来文件一包已收到多日。我想先生等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首先奉复二事：
一、先生说将我们来往讨论H、S之信件公开发表，弟不仅同意，而且欢迎。因为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讨论。
二、弟之迟复，由于过年后有似感冒之小病。
三、奉上最近照片一张，龙钟之态，似尚不如郑老之康健也。
又小周先生年逾古稀，故弟改称先生也。专此即颂
新春万福！
弟胡秋原顿首4月21日
（十一）1997年5月7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四月廿一日惠书，于四月廿九日收到，当天下午就读给郑老听，他老人家很高兴，他将您的近照，贴着鼻尖看了之后说：“胡秋原比我健多了”。郑老嘱我写信向你致谢，祝你身体健康。如果您第三次访问大陆，盼能与你欢聚话旧。
您在大作《一百三十年中国思想史纲》中，对张君励只一笔带过，而对陈独秀情有独钟，引了三封信和一篇文章的大段原文，写了详细精辟的介绍分析。应该与您和郑老来往的书信一并发表。但《隔海书简》已有七千字。该文只能投寄大陆的期刊，字数过多就无法被采用，所以拟忍痛割爱了。但您在台发表时，如不为字数所限，尽可加进去。至于先生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我们手头无此资料，打算写信向沈寂先生索讨，如他能及时寄来，当尊嘱加入。
先生来信开首写道：“来件收到多日，我想先生一定久候我的复信了。”确实如此。我们不愁您迟复，而愁您没有收到。当时我去邮寄时，要求挂号，答复发往台湾的邮件不挂号。而这次先生寄来的却是挂号信。邮件也常有遗失，个中原因就无法说得清了。所幸现在有复印技术，多一个心眼复印留底，发现遗失就补寄。
郑老决定联系发表《隔海书简》，但大陆有许多不固定的因素，有人际关系，还有其它等等，何时刊出难以确定。如在台先行刊出，请惠寄书刊或该文的复印件。
您是我的前辈，请不必客气，呼我小周或直呼姓名更好。先生如有要我办的事，请尽管吩咐。
祝您
健康长寿
小周顿首
97,5,7
此信读给郑老听了，他叫我补充二点：1.郑致你97年2月8日的信，一直没有收到你的复信，现知你没有收到那封信。所幸小周整理的包括那封信的稿件你已收到。2.前寄《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九期你己收到。这一期上刊有郑超麟悼陈独秀的文章，不知你曾否注意到这篇悼文？那是当年署名意因发表于托派地下刊物。郑老的早年文章本人都没有了。该刊的编者不知从何处觅得当年的悼文。
（十二）1997年5月29日周履锵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尊郑老吩咐，寄上《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1期。这一期上，刊登了先生和郑老的三封信。那是早先寄给《陈研》的。关于续后的书信，他们还未见到，所以编者“本期导言”有“但S是谁？可能就成为千古之谜了”之话。5月22日，唐宝林先生来到上海，主持25日开幕的“全国第四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郑老己将全部《隔海书简》给了唐宝林先生，他们会续登的，S是谁就不会成为千古之谜的了。《陈研动态》是学会刊物，不支稿酬，但稿件可另投其它刊物。
沈寂先生已将您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复印件寄给我。沈寂告之该稿由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先生复印寄给他的，是1965．5．16《中华杂志》第三卷第五期第17—19页。正文尚清楚，但19页的注完全看不清。改日寄给《陈研动态》。
郑老向您问好。
匆此，敬祝
撰安
晚小周顿首5月29日
（十三）1997年5月31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郑超麟
履锵先生并转
超麟先生：
5月7日来示收到多日。
先生说我对陈先生“情有独钟”。此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西化派（主要是北大派）对抗战悲观，好多人参加汪精卫的“低调俱乐部”，而陈先生却坚信抗战必胜（此点傅斯年说过）。二是在中国学界，陈先生的遭遇甚不公平。除了无言论自由之外，梁启超去世时，送葬者数千人。胡适在台去世，送葬者数百人。而陈先生在江津去世时，送葬者一、二十人而已。既然《隔海书简》篇幅有限，拙文自不必刊载。弟自《中华》停刊后，已无地盘。其它刊物，恐怕很少关心此事矣。
有一要事还要烦先生。先生问我是否注意到《研究动态》第九期郑先生悼陈之文，老实说，我亦老眼昏花，的确没有注意到。便中先生幸寄我一份复印稿，为感。
先生说盼我能三次访问大陆。但第二次在北京时中日医院即告我不能长途旅行。遥望云天，徒唤奈何，匆此敬祝先生与郑老健康长寿。
弟秋原上5月31日
（十四）1997年6月12日郑超麟致胡秋原的信
秋原先生：
你写给小周兄并转我的两信，小周兄都读我听了，并代我回答了。小周兄还将你我二人先后通信及其它文件编成了《隔海书简》，没有他，我什么都不能做。
记得三十年代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时，从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刊物中时常读胡秋原的文章，其中有同情托洛茨基和陈独秀的话，甚至提“林超真”的翻译，以此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不知道这位新作家的来历。此次为孙几伊问题冒味写信给你，从你的回信中才知道你我二人曾在武汉见过一面。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感慨，这恰好是整整七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我只有二十七岁，而你也只有十八岁。
现在，你我两人都老了，但读你的信，虎虎有生气，而我则是有目不能读书，有足不能行走，行将就火了！
我的心情，你可以从我几年前作的一首词看得出来。
临江仙
“不是人间偏我老”（借用放翁成句）
只嗟壮志难酬，
百年坎坷一身留。
雪花飘峻岭，
骤雨袭扁舟。
遥望前程如锦绣，
春风丽日当头。
衰翁跋踄意何求？
虞渊追夸父，
渴死亦甘休。
一个人失去了劳动力，依靠社会供养来延长生命，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此祝
撰安！
郑超麟97,6,12
胡先生：
郑老对前二次未亲笔给你回信，深表歉意。这次他一定要亲书复你。现将他的原书和我的抄正一并寄上。另附上一篇郑老当年的《悼独秀同志》。
我已将你最近来信及你当年的《悼陈仲甫先生》一文寄给《陈研动态》，由他们选登。
祝
夏祺
小周附笔6,12
（十五）1997年6月26日胡秋原致周履锵并转超麟的信
履锵先生并转
超麟先生：
前寄复函并附照片后，先后收到复示二件。
一是郑先生嘱寄《动态》一本。（以前并未收到）。并知隔海通讯刊出一部份。又收到有关陈先生驳斥法院“深自悔悟”之文一段，以及‘常坦’‘如虹’对联复印。自苏州审判时，章士钊律师称，陈现为共党反对派，与国民党宗旨相同，不应有罪。陈即对法官称，我仍信共产主义，仍反国民党，章律师刚才所言不能代表我。海内壮之。弟久见陈先生字迹娟秀，而此联益见俊美，谢谢。
第二次信是6月12日郑老亲笔，周先生的释文。并附当年悼陈之文和《临江仙》的词。郑老说，七十年前我们曾见一面，且已互相知名，而今又竟两岸话旧，此真非易事。九七固艰难，八八亦不易，此缘分亦福分而来，我们那一代的人有几人能见到香港之复归乎？
郑老希望我能回大陆一行话旧，此亦我之热望，无奈医生已告我不可长途旅行。沈寂先生来信提到今年十月将有陈先生与中国文化研究会，希望我写一文。但我的一本旧作增补一年仍未及半，改日我将亲函沈先生致歉，便中亦望周先生代达鄙意。专此敬祝
郑老夏安，周先生夏安
胡秋原顿首6月26日
小周注：苏州审判应为江宁审判。
小周附记；1997年下半年，郑超麟和胡秋原没有书信来往，1998年春节，胡秋原给郑超麟、周履锵寄来二张专制精致的贺年卡，具名胡秋原、敬幼如。给郑老的题：超麟先生夫人新年万福。给我的除题名相似外，另附笔写着：“两示及刊物均收到，因杂事及小病迟覆，谢谢”。
1998年元月起，郑老患病三次住院，7月20日突发脑溢血，昏迷了十余天，于1998年8月1日去世，享年98岁。郑老去世后，我致信胡秋原先生，通报郑老去世的恶耗。
（十六）胡秋原《悼超麟》唁文
超公学术贯中外，译笔信、达、雅，近年通信，喜结文字因缘。今闻辞世，既伤国家耆旧之凋零，亦痛知己之难再也。
胡秋原敬悼
戊寅八月十日
附：胡卜凯致周履锵信
周先生：
家父收到您的来信，得知郑前辈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但因近日眼睛开刀，无法写字，特令我代笔，寄上唁文，请转郑前辈家属及亲友，谢谢。
敬祝大安！
晚
胡卜凯敬上
一九九八八月十一日
附件1：陈独秀致S和H的信
H,S二先生：
与H①先生别三年矣，与S②先生更廿余年了，回忆北京之游，真不胜慨叹！
顷见二位与Y③兄书，于弟近作有所示教，感谢之至。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
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斯基都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多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倘苏俄立国的道理不差（成败不必计），即不合乎马克思主义又谁得而非之。“圈子”即是“教派”。“正统”等于中国宋儒所谓“道统”，此等素与弟口胃不合，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到第三国际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譬喻吃肉，只要味道好，不问售自何家，倘若味道不好，因其为陆稿荐出口而嗜之，是迷信也，倘若味道好，因其陆稿荐出品弃之，而此亦成见也；迷信与成见，均经不起事变之试验及时间之淘汰，弟两不取之。纸短话长，不尽万一，惟弟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当以此得为二先生所了解也。
倘有新作，自当奉上乞教，弟所欲甚多，惟病体不能多写作，即写出，虽油印亦不易办到也。此祝
健康
弟独秀〔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九日
《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著作选》原注
①H即胡秋原。
②S即孙洪伊。
③Y即何之瑜。
附件２：沈寂致郑超麟的信的摘录：
一,1996年12月11日信：
11月28日的信，以及所附胡秋原先生信的复印件和你致胡秋原先生的信（复印件）等，均收到，请释念。胡先生非常负责任，提供了他所知道的证据。不过，在第8页上，他提出的一个老同事，名孙X伊，该字实很难辨认。我翻了一些工具书，五四以来曾有一人名孙几伊的，胡先生写的似乎是“幾”字，究竟如何？如胡先生再有来信，请仍能告诉我。
胡秋原先生所谓安徽文献馆者，无此单位，但他记得是安徽去的信，那就是我，没有旁人。
二,1996年12月26日贺年片
敬祝新年好，身体健康！12月15日的来信收悉，您过奖了。您是我的尊长，在与您的交往中，得益匪浅。尤其是您的为人和持节之风，素为我敬重。您严谨的治学态度，也是我的榜样。您决不随声附和别人的意见，我亦一样。但都能承认事实，实事求是。
三,1997年2月24信：
胡秋原先生已复了我信，他说了“补过去失误之咎”，所以立即复我了。
关于孙几伊的小传，我尚未觅得，我是从近代人名署名、笔名的工具书上查得的。关于孙几伊的生平，容待以后留意查找。一时难以相告。
附件３胡秋原致沈寂信
沈寂先生：
来示昨日收到，今日奉复，所以补过去失误之咎也。
前得先生信，问H、S之事。当时因在病中，未即作答。继而病愈拟复，而先生之信，不知夹在何处，未能作答。每一念及，心常耿耿。近郑超麟来信再提此事，因念他必能知道安徽注意同一问题的人，请其查考。果然得与先生联系。此亦缘分不浅。而经过三方反复讨论，可以断定H是弟，S是孙几伊，殆无疑问。此则不浅的缘分，又解决历史问题也。
先生看到中华转载扫荡所载《悼陈仲甫先生》文及补注，甚喜。先生希望我再写点有关陈先生的文章，但由于年老力衰，我要补《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为《一百五十七年史纲》实际上只增加一章，至今尚未完稿，故难应命，不过《一百三十年思想史纲》中有关陈先生者有五、六处。此书系弟自印，已卖完，且其中对某君甚多批评之语，亦不便寄与先生。拟俟新版出后再寄（因可平衡）。敬请
新年万安
弟胡秋原拜上
97年1月28日
附件4：郑老去世后沉寂的唁电
惊悉郑老遽返道山，不胜悲痛。世纪同龄，人道坎坷，命途多舛。特立独行，为人所珍，坚贞信仰，堪为楷模。十七年师友之情，风范长存。
98年8月5日 |
致罗孚先生（郑超麟，1998年7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致罗孚先生
郑超麟（1998年7月18日）
郑超麟是福建漳平人，是著名的政治家、作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中国“托派”的主要领导人。他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他成为中国旅欧的“少年共产党“18名代表之一。1952年12月，他被捕入狱，27年后被释放。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19年，郑超麟一直在思考和写作。郑超麟的著作，大都经范用编辑而“内部发行”。范用退休以后，编辑了郑超麟的文集《史事与回忆》。
1997年，旅居美国的罗孚从潘际坰那里得知范用的编辑计划，就和范用联系，希望帮助促成《史事与回忆》的出版。经过紧张繁复的工作，克复了许多困难，三卷本《史事与回忆》终于在1998年8月1日上午10点多钟送到了上海郑超麟所住的病房。然而，97岁的郑超麟在两个小时前溘然长逝。
郑超麟写给罗孚的这封信，是他的最后的几篇文字之一。
罗孚先生：
昨日意外地收到您的信，喜出望外。
我们虽未见面，但心交已久。不记得哪一年，香港杂志（中报月刊或明报月刊）在拙作《玉尹残集》尚未出版的以前，便以“程雪野”笔名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我颇惊异，因为非熟人不能写这篇文章，但其中某些事实有出入，又不像熟人所写的。我和朋友们猜想了多时不得解决。直至认识了范用先生之后才知道了是您写的，而且由此知道了您这个人，还看了大作《北京十年》，又知道了您也是楼适夷的朋友，于是一切疑问都可解决了。由此，我又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之下并非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罗孚和范用此次共同无私的帮助就是证据。
在此证据面前，一切表示感谢的语言都显得是多余的。
我由胡洛卿同志知道，您对我的已故老友谢越秀的诗词集也给予中肯的评价，肯定了“他的诗词写得比我好”。他逝世时已年近古稀，不能说“英年早逝”，但我仍认为他应当多活几年。
但我们二人只能“心交”，今生无能会面了，我不是简单的“违和”，而是医院作出确诊“大限已到”。所以，您随时可收到我的讣告。
我的脑子还是清楚的，但写得不清楚。您第一次看我的信，一定看不懂我的字。因此我请人多抄一份同时寄给您。
我已知道：您的哲嗣罗海星也是一位世界人，现在又知道您还有女公子住在美国。
顺便寄给您近日发表的一篇拙文和读者的一篇评论。此文也将收入《晚年文选》。
此致
敬礼！
郑超麟1998.7.18 |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郑超麟，1998年4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
郑超麟（1998年4月4日）
载于安德烈·纪德著，郑超麟译《从苏联归来——附答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六十年前，即一九三六——三八年之间，有一场争论，起初发生于法国，随后蔓延于世界重要国家，包含我们中国在内。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表示了他拥护苏联的态度，于是在当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便发动各国同情苏联的名人和群众纷纷拥护纪德，给他以各种赞誉。而且苏联政府邀请他去访问苏联。原想访问回国后纪德一定会发表文章更加歌颂苏联的。想不到纪德回国后的文章，却辜负了苏联政府的期望。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于是，亲苏的群众和名人又纷纷指责纪德忘恩负义，不仅收回给纪德的种种赞誉，而且直接对纪德个人以人身的攻击。参加这个反纪德的合唱团中，也有另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我们中国也不甘落后，亲苏的名人在短期内也发表文章攻击纪德或翻译外国反纪德的文章。
中国过去崇拜纪德的作家们也一反过去对纪德的态度，反对纪德了。
我的战友们，在纪德亲苏时并不崇拜纪德，当纪德“反苏”时也不攻击纪德。我们找到了一本《从苏联归来》的法文原本，由我翻译成中文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以后，我又翻译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一书。此二书，当时也曾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罗曼·罗兰在旅苏时写的日记经过五十年的封存以后出版了。大家看了这本书，又联想六十年前罗曼·罗兰同纪德的争论。过去认为罗曼·罗兰是对的，现在认为罗曼·罗兰并不一定是对的，于是，都想找六十年前出版的纪德的两本书来看看。
这就是又引起六十年前那次争论。我及我的朋友费了许多力气才找到了当年我翻译的那两本书。现在我想重新出版这两本书，供争论的人参考。时代已经改变了，我想争论的结果不会同从前一样了。
此二书初版是相隔一年分别出版的。此次重版，则合订为一本，书名也改为《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以下的文字同时适用于这两本书，以此作为它们的新序。
※※※
《从苏联归来》出版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有六十一年了。世界和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书中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怎样呢？现在，不仅被崇拜的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连苏联这个国家也已灭亡。即以这个译本而论，出版时中国还是在受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我这个译者，姓名不能写在书报上，连我的身体也监禁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纪德此书的法文原本就是我的战友们从狱外设法送进狱中给我翻译的，我利用当时奉命翻外国军法的机会，偷空译出，然后送出狱外的。著名作家楼适夷先生，当时也同我监禁在这个监狱中，也同我一起翻译军法。他曾回忆此事：
有一次，他翻译法国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苏的，别看它。可我还偷偷地作了他的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为此事还挨了难友们的批评。我不大服气，我记得一节，是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他必须在“斯大林”上面加上“伟大的”字样，他没有加，这电报就打不出去了。（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楼适夷文《记郑超麟》）
当时一同翻译军法的，只有我一个是托派政治犯，其余十余人都是中共方面的政治犯。我晚上住在小房间，他们集中住在大房间里，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由楼适夷的回忆可以知道，纪德此书具有战斗性。我刚译好，尚未付印，就引起了一次争论。我出狱后，听说销售很多，重印了好几次，发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争论。但我出狱后已经全面抗战时期了，人们已不去讨论拥苏反苏问题了。不过，解放后，我入狱，我译的《从苏联归来》一书还是被列入罪证，公安局的审讯员斥责道：你译的反动的《从苏联归来》的书阻止了好多青年人投奔延安！
由此我知道，平生所译的书，除了《共产主义ABC》在“大革命”时代发生过很大的政治作用之外，这本《从苏联归来》当时也曾发生了较小的政治作用。
所以，此次由于罗曼·罗兰的旅苏日记封存了五十年之后公开出版，重新使人对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发生兴趣，使人急于知道这两个法国有名的作家先后相隔一年游苏感想有何异同，我的这个译本就从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被人找出来了。我看了倍加亲切，同意重新出版。
纪德为了回答当时人对于他的“反苏”的攻击，曾再写一本书，名为《我的〈从苏联归来〉再润色》，也是我翻译的，改名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也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当时正在抗战期间，销售不多，图书馆没有收藏，想找一本却没有找到，便要放弃了。刚写到此处，忽然得到朋友来信，说他找到此书了，正在复印寄给我。我也是喜出望外。
我急于写完此序，不能再等待这第二本的纪德书寄来，便要在此序中说说对于罗曼·罗兰和纪德两大作家发表议论。
纪德的朋友王尔德曾指着纪德的嘴说：“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纪德游苏，看到好现象就表示赞美，看到坏现象，便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他明知写了并出版了这本《从苏联归来》，必然会招来所有亲苏的人的攻击，但他不管后果如何，写好还是发表了。罗曼·罗兰的日记，字里行间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不满意的，但他只用暗示却不敢明写，又要封存五十年。
在纪德的第二本书（简称《答客难》），很少理会别人对他的攻击，惟有罗曼·罗兰对他的攻击，他是特别痛心的。我译这第二本书时，至今也已有六十年整了，内容也不记得，只记得纪德如下的话，即“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我老了，再过两年就满百岁，适逢中年时翻译的书今年又能重版问世，这也是晚年的一件喜事。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日 |
那两首白话诗仍旧不是陈独秀所作（郑超麟，199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那两首白话诗仍旧不是陈独秀所作
郑超麟（1998年）
〔附录一〕唐宝林的答复
〔附录二〕陈独秀编著过《革命文学史》吗？（徐改平）
〔说明〕刊载于唐宝林主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8年2月第13期，随唐宝林的答复一同刊载。
唐宝林的《陈独秀传》（下卷），一开始就抄录两首白话诗，说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所写的，那时，陈独秀编辑一本《革命文学史》，同时用白话在此书前面写了一首《献诗》，在此书后面写了一首《致读者》。以这两首诗为引子，唐宝林推出陈独秀的“徬徨与思索”，推出“取消主义的开端”。
当好多年前，此书出版时，我读到这里很惊讶。陈独秀何曾编过什么《革命文学史》呢？又何曾写过这两首白话诗呢？我于是写信给唐宝林问他：“你这两首诗是从哪里抄来的？”他回信说：从一本杂志抄来的，这本杂志已找不到了。他又说：“如果这两首白话诗不是陈独秀写的，那就很糟糕。”
以后，我又在别人的文章中看到这两首白话诗，也说是陈独秀写的。我请教一位专家，他说确实有一本《革命文学史》，说是陈独秀编的，其中有这两首诗，他见过，可是现在找不到这本文学史了。由此我知道，唐宝林是有根据的。但陈独秀决不会编《革命文学史》，更不会写这两首浅薄的诗。
可是，最近唐宝林找到这本《革命文学史》了，纸张虽旧，但保存完好，独缺版权页，封面也未写何人所编，只扉页上，“目次”下署“陈独秀编”字样。目录中两首诗下也写“陈独秀”。目录中其余文章，选自刊物上知名作家所写的评论文学的文章，其中也有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一篇《文学革命论》。
这个孤本的发现很重要，我希望唐宝林能够复印几本让别人审查一下，彻底解决真伪问题。
唐宝林已经审查了。他的结论是《革命文学史》确实是陈独秀编的，两首白话诗确实是陈独秀作的。
我不能等待复印本，我就唐宝林这篇发表于《陈独秀研究动态》（12）的文章所说，审查一下，得出的结论恰好同唐宝林相反。
我认为这本《革命文学史》是别人所编，盗用陈独秀姓名的。
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此书名为《革命文学史》，但书中选收各篇都不是说“革命文学”的“史”，只是评论文学或改革文学。如此文不对题足以表现编者的浅薄，难道陈独秀竟不能区别“文学史”和“文学评论”么？
第二，陈独秀从事建党以后，就离开文学了，他连旧诗也不作一首，直至国民党监牢内才写《金粉泪》。创造社活动也恰在这个时期，文学的《创造》杂志，他一本也不看的，但后来的《文化批判》他倒看了几本，创造社那些“明星”，如郭沫若、郁达夫，他也许听人说过，但不见得看过他们的文章，至于穆木天、洪为法一流人，他连姓名也不知道，他怎么会选编这些人的文章？
至于蒋光赤的文章，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1926年，中央在宣传部开会，陈独秀先来，时间未到，他走进我的房间，从我的桌子上拿去蒋光赤的一本小说《少年漂泊者》，很快就看完了，对我说：“今天天气热，但我的身上却起了疙疸。”意思是说这本书很肉麻。我不相信他还看过蒋光赤其他的书。他怎么会去选蒋光赤的两篇文章？
第三，即从这两首白话诗本身来看，《献诗》是描写社会的黑暗，《致读者》则是号召有钱人也要起来革命，试想陈独秀的思想会这样浅薄么？而且这两首诗在目录和正文中都同所选的文章并排，可是，这两首诗的意义同所选文章并不相干，不知道怎么样编在一起的，陈独秀没有这样浅薄。
第四，《致读者》中有如下一句：“孙中山精灵不冥”。这就可以证明此诗不是陈独秀所作。陈独秀向来不借助于孙文的权威和学说来号召群众的。
至于唐宝林将这两首诗定为陈独秀于革命失败后所写，则更不对。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写了《国民党四字经》，其中说：“三民主义，胡说道地；五权宪法，夹七夹八。……”试问此时他还能借助“孙中山的精灵”来号召群众么？
唐宝林把这两首白话诗定为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所作，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书无版权页，无出版时间的记载，书的内容又无明确的证据证明革命失败后所作。那首《献诗》描写黑暗也没有迹象可以说是国民党屠杀革命者时的黑暗，每句每字都可以解释为革命高潮时的状况，唐宝林便将书定为革命失败后所编，不过为了作出他在《陈独秀传》中对陈独秀的误解罢了。
唐宝林文章中有许多假设和猜测，我不妨也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这本《革命文学史》是革命高潮时妄人所编的，初意要以自己姓名出版，既扬名又得利，同时把自己作的两首白话诗也附上去。不料没有书店肯出版，于是另一个妄人愿意替他垫出版费用，但要他易书名为不通的《革命文学史》，又要他盗用陈独秀姓名，一版之后又可再版。原来编者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了。
不幸出版时革命失败了，上面的陈独秀编不仅不能赚钱，反而使他惹祸。所以只有一本或少数几本留传下来，其余都毁了。
〔附录一〕
唐宝林的答复
郑老先生：
看了您上面对我《那两首白话诗是陈独秀所作》（以下简称《那》文）一文的驳文《那两首白话诗仍旧不是陈独秀所作》（以下简称《仍》文）。应该承认，您的说法是有一点道理的。而且您以曾与陈独秀相处多年的身份来说话，也会有影响的。但您的结论我们不能接受，再说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您为了论证是别人盗用陈独秀之名编了这本书，作了这两首诗，最后设计了一个一波三折、书诗的编写与出版分割在大革命失败前后进行的情节：在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妄人所编所作；因无书店肯出版，另一妄人愿意垫出版费用，但要盗用陈独秀之名；但出版时大革命失败了，怕因陈独秀之名而惹祸，只留下一本或少数几本，其余都毁了。——这个假设太离奇，太浪漫，如果是文学传奇的构思，倒挺有趣味，但我们现在是探讨事实，就很难让人信服，除非盗用者亲自出来这样说。
二、您说我把这两首诗定为大革命失败时所写，是为了推出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开端”的结论。我要说明，不同意1945年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说陈在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的说法。但在反对农村武装斗争这一点上，说他有“取消主义”的错误，还是可以的。因为当时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农村武装斗争。决议的说法不确切，是因为从广义上来说，当时革命是指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和反帝反封建，这是陈独秀不反对不取消的。他与党中央的分歧，只是革命路线上的分歧。另外，对于党在农村进行的武装斗争，他也不是一贯反对，在“一二八”后的抗日倒蒋运动和1937年后的抗日战争中，他是支持红军战争的。我这个观点是一贯的，无需从这两首诗的写作时间上去推导出来。
其实，说这两首诗写于大革命失败之后，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以下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我是不敢掠美的：
（1）陈独秀的文章、译文、演讲、书信目录，刊于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内部出版的《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据该书主编林茂生老师说，他是在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看到《革命文学史》这本书的，而且书后有版权页注明为“人民出版社”“1927年11月”出版（这个情况需要进一步考证，因为与我看到的那本无版权页的书不一样，到底是两个版本，还是我看到的那本书在被图书馆修理旧书时，把最后的版权页毁掉了）。林老师还说，当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手中也有这本书。他把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这本书还与田手中的这本书进行了核对，没有区别。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这本书已经丢失，田家英的这本书可能在中宣部或中央政治研究室图书馆。
（2）林茂生、杨淑娟所编《陈独秀著、译、书信系年目录》，初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81年，又刊于198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评论选编》。据编者说，他们是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见到这本书的。王树棣前几年还从北大图书馆为陈独秀的孙女陈祯祥复印过这本书。
（3）王光远的《陈独秀的两首诗》，刊于《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该文首次在杂志上披露两诗全文。我当初写陈传所引两诗，即据于此。后来您问我据于何处，我一时没有找到，最近才找到此杂志）。据王先生说，他是从柏林寺旧北京图书馆看到这本书的，可能与我看到的是同一本。
三、您不同意二诗是大革命失败后所作，但同意此书出版于1927年。此书经历70年后，北京图书馆还有收藏，而且如上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中宣部及政研室图书馆都有或有过这本书，说明这本书曾广泛流传，留下的也决不是您说的“一本或少数几本”。而这些书从1927年至1942年陈独秀逝世，整整16年，陈独秀不可能看不到。众所周知，陈是眼中不揉沙子的人，若发现有人盗用他之名编书作诗，不管此书诗是浅薄还是深刻，他是决不会置之不理的。但陈一直没有出来说话，这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
四、您说第二首诗是“号召有钱人起来革命的”，因此不会是陈所作，因为陈的思想不会“这样浅薄”。对此也值得商榷。远的（如辛亥革命时期）不说，从1922年接受国共合作方针开始，陈就开始做“号召有钱人起来革命”的工作。所谓“国共合作”，实际上就是代表工农的共产党做国民党代表的资产阶级“有钱人”的工作，号召他们起来革命，直到1927年大革命，陈独秀是全心全意做了这个工作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内的左倾情绪滋长，把一切“有钱人”都当作反革命来打击，连小资产阶级甚至“戴眼镜的人”（知识分子）都不放过，并对他们采取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但是陈独秀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左”倾盲动主义高潮时，1927年12月13日，他写信给党中央指出：“可以在赞成土地革命的条件之下，与任何国民党一派或个人党外合作”，“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这在当时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也说明，在与“有钱人”的长期交往中，陈独秀认识到，“有钱人”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如他在1923年所说的，有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即使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大革命失败的条件下，也是如此。所以这种情况下，他还在诗中表示“号召有钱人起来革命”的思想，不应该奇怪。与当时党内普遍的情绪比较起来，倒有“众人昏醉伊独醒”的可贵之处，不仅不是“浅薄”，恰恰是“深刻”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这种思想的诗，别人倒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陈独秀才能写出来。
托派是极端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论者，认为一切地、富、资产阶级分子（有钱人）都是不革命和反革命的，因此他们是绝对的斗争与专政的对象，当然不会有“号召有钱人起来革命”的思想。陈独秀入托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与托派发生了无穷的矛盾；尤其在“九一八”后的抗日反蒋运动中，陈提出了与左倾的资产阶级“共同行动”的策略，遭到几乎全部托派分子的强烈反对；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又拥护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武汉与代表资产阶级的第三党及抗日军队联络，企图在国共之外独立开创一个政治局面，又遭到上海托派中央的强烈攻击，说他是“不可救药的老机会主义者”。由此看来，“号召（或团结）有钱人起来革命”，是陈独秀一贯的思想，而这思想遭人反对，尤其是遭托派反对也是一贯的。在历史上，您与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立的。但是今天，您想抹去这种对立，把您的观点加在陈的头上。您是出于好心，为了不使他“浅薄”，但却不符合历史真实，也抹杀了他的个性。
既然号召有钱人革命，当然要利用一下”孙中山的精灵”。从新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看，在国共合作初期，陈在给国际的内部报告中，是对孙中山企图利用党内合作来控制共产党不满，但对外，尤其是在1925年3月孙去世以后，他对孙从未有不敬的文字。即使在对国民党竭尽嬉笑怒骂的《金粉泪》中，也是如此。至于您以他在《国民党四字经》中写的“三民主义，胡说道地……”来说明他不可能借助孙中山的精灵，也缺乏分析。因为两首诗的对象是不一样的，前者如您所说是对“有钱人”说的，后者是对“中国工人”说的。二者用词自然不会一样。另外，1934年《金粉泪》中讽刺批判“三民主义”，是针对以法西斯主义糟蹋了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决没有人去联想到早已去世了的孙中山。
五、您还有一个理由是，“陈独秀从事建党以后，就离开文学了，他连旧诗也不作一首。直至国民党监牢内才写《金粉泪》”。您的意思是，1920至1932年，陈独秀“连旧诗也不作一首”，更不用说什么白话诗了。不对，人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并不是都不存在。这是唯物论的起码观点。唯物论者反对不可知论，但承认有还没有认识（发现）的东西。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认识世界的历史。所有重大的科学发明都是逐步发现的。现在没有发现他1920至1932年期间作的旧诗，并不能断定他这期间没有作诗，更不能证明他没有作过白话诗。因为，恰恰在《仍》文中，您列举了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写了《国民党四字经》，这是一首典型的打油诗式的白话诗。关于这首诗，好多年来您一直认为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的骑缝中。并且写进了您的回忆录。可是我翻遍了《布尔塞维克》没有找到，直到这次《陈独秀诗集》的编者，才从1927年12月26日出版的《上海工人》中发现。可见，您的记忆也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虽然您与陈独秀相处多年，也不可能知道他的一切事情，所以这时陈作那两首白话诗而你不知道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六、至于那两首诗是否“浅薄”？“浅薄”是否就肯定不是陈独秀所作？我在《那》文中已经回答了，上述第四点又补充了一些，不再噜苏了。
七、我所受的教育，要求我尊重事实，论从史出。所以当初您说这两首诗不是陈独秀所写，我最初的反应自然是：如若如此，“那就很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坚持错误，相反，我自知由于功力不足，常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时刻铭记着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起码道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然而，“修正错误”如同“坚持真理”一样，都应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说服自己和说服别人。我相信事实越摆越清，真理越辩越明。为此，我希望您不要对我的辩说产生误会，以为我在搞文过饰非。我这次把您的驳文一字不改地发表在《动态》上，就表明我的坦然和公正；同时也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参与，更希望得到您进一步的帮助，使这个事实早日弄清楚。由于当年刊登那两首诗的《安徽文学》已决定用我的《那》文，我也决定把您的驳文推荐给他们，目的如同上述。
八、您有点不相信北京图书馆有这本书，要我给您复印本。很遗憾，《那》文已写明，该书是北图特藏书库中的孤本书，非但不能复印，还不能借出，只能在里面阅看。不过有一点您应该相信，我决不会拿“北京图书馆”的名义来蒙人。我知道您行动不便，不可能亲自到北图来验证此书，但可以委派您信得过的人来，我相信北图会接待他的，只要有介绍信。只是，据说北大图书馆的那本书已经当作“宝贝”秘藏起来。不通过特殊关系很难看到了。希望这种落后、保守的做法早日得到改变。
〔附录二〕
陈独秀编著过《革命文学史》吗？
徐改平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诗存》中，收录两首题目分别为《献诗》和《致读者》的白话新诗，编注者在《本事》中说，它们来源于《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但这部传记在1989年出版后，就有人对其中所征引新诗的作者是否是陈独秀提出质疑。于是传记作者深入查证，在北京图书馆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国家图书馆中，找到当初只是转引的署名陈独秀编的《革命文学史》一册。据此，《陈独秀诗存》的编注者也认定，陈独秀不仅写了这两首新诗，还编过一本叫《革命文学史》的书。笔者初读到《陈独秀诗存》的这则《本事》时，也很欣喜，以为找到了自己先前不曾留意的新材料，如果作为“文学革命”倡导者的陈独秀，真编辑过一本《革命文学史》的话，那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无疑提供了更为意味深长的信息。不过，等笔者从国家图书馆的特藏库中也复制到这本署名陈独秀编的《革命文学史》细读时，才发现事情显然并不那么简单。
的确，这本《革命文学史》的目录页上就赫然写着陈独秀编，而且《献诗》和《致读者》两首新诗作为该书的前言与结语都明确署名陈独秀，乍看之下，似乎没有理由仅仅因为国家图书馆特藏的这个孤本没有版权页和出版社，就怀疑陈独秀没有编过这本书。更何况，此书还收录有陈独秀本人的《文学革命论》。不过，既然标明是部“革命文学史”，却不是对革命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梳理，而只是收录了革命文学萌芽期的一些文章。在笔者看来，此书若称做《革命文学论》似乎更为恰当，心中为以笔为武器革命了一辈子的陈独秀竟然也会有这样词不达意的时候而感到辛酸，以为这部书稿肯定是大革命失败后，无以为生的陈独秀先生又一次编书谋生时的太过匆忙而来不及仔细斟酌所致。但即便如此，此书在研究革命文学发展的轨迹上也应有一席之地，难道仅仅因为陈独秀后来成为“托派”的关系而被学术界长期漠视吗？但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抱着宁肯信其有的态度，笔者想初步断定此书的最早出版时间。作为现代文学从业者，在看到此书的目录时，是不会相信郭沫若、郁达夫、沈泽民等人会“都为此书投写了文稿”的说法的。现以《革命文学史》中的编排顺序将此书中除这首尾两首诗歌外的文章的最初发表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溯源：
《文艺上之社会的使命》，郭沫若，发表于1925年5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
《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发表于1923年5月27日《创造周报》第3号；
《我所景慕的批评家》，沈泽民，1924年2月9日《中国青年》第17期（原文署名泽民）；
《死去了情绪》，蒋光赤，发表于1926年4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2期，原文前有《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之一》的标题，还有一段“小引”，在此书中都被删；
《赤俄新文艺时代的第一燕》，瞿秋白，发表于1923年10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6号；
《文学革命论》，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
《真的艺术家》，洪为法，发表于1925年9月1日《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1期；
《文艺家的觉悟》，郭沫若，发表于1926年5月《洪水》第2卷第4期；
《拜伦百年纪念》，沈雁冰，发表于1923年8月《小说月报》第15卷第4号；
《革命与文学》，郭沫若，发表于1926年5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
《告青年》，穆木天，发表于1925年11月1日《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5期；
《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夏，发表于192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第10期（原文也署名中夏）；
《革命与罗曼蒂克——布洛克》，蒋光赤，发表于1926年5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原文前有《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之二》的标题；
《赫而惨》，郁达夫，发表于1923年8月26日《创造周报》第16号；
《艺术家与革命家》，郭沫若，发表于1923年9月9日《创造周报》第18号；
《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成仿吾，发表于1926年6月《创造月刊》第1卷第4期。
上述能够找到其最初源头的文章，就是这部《革命文学史》收录的绝大部分文章，只有其中一篇作者署名丁丁的《文学与革命》，笔者却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其出处，这或许与笔者供职的学校图书馆资料不全有关系。于是只好从工具书中找丁丁究竟是谁的笔名。苗士心著的《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一书指出：丁丁是丁嘉树的笔名。[1]然而，笔者孤陋，对这个丁嘉树也相当陌生，幸亏在张超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中，笔者才找到丁嘉树的基本资料。该书称丁嘉树编著的《革命文学论》在文坛上曾经产生较大影响，[2]因为这个书名与所谓陈独秀编著的《革命文学史》只有一字之差，加上所谓《革命文学史》事实上收录的只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文的关系，笔者开始对陈独秀是否编过这么一部书感到怀疑。于是开始了对丁丁编著的《革命文学论》的找寻。在当初革命文学萌发之地的上海图书馆，就收藏有著者为丁丁的《革命文学论》的5个版本，分别是1927年1月的初版、1928年3月的3版、1928年9月的4版、1930年2月的5版，这四个版本的版权页都注明是泰东图书局总发行，此外还有个1935年4月的版本，其版权页注明“民国廿四年四月五版”，也就是说它只是此书的5版在1935年重新印刷，但这次重印与前5次印刷还是略有不同，以前的版权页上在发行时间、书名、编者、发行者外，注明的总发行者都是泰东图书局，而1935年的这个版本特意加了“出版者泰东图书局”一栏，在“总发行所”栏下署名：“上海露香园街春华里五号大新书局”。可见1935年时的泰东图书局已经不进行发行业务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这些《革命文学论》的不同版本，完全可以印证《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中对丁丁的《革命文学论》的判断，此书在当时文坛上产生较大影响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此书之所以连续再版与1927年后半年开始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如火如荼也是大有关系。凡是读过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的人，对于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的生意眼之精一定会有深刻印象的，他对出版带“革命”字样的书籍有着比其他书商更前瞻的眼光和胆量，早在1921年，他就敢于承接朱谦之的《革命哲学》。在革命文学的真正勃兴之前，正是这位赵南公，又一次预见到带有“革命文学”字样的书籍会大卖，抢在了出版界的前列出了一本关于革命文学萌芽期的论文集，从现在上海图书馆所存的《革命文学论》的版本来看，当初，赵南公的生意眼显然又瞅准了。
那么，丁丁编著的《革命文学论》与所谓陈独秀编著的《革命文学史》到底有什么异同呢？只要打开目录，就会发现两部书稿收录的文章篇目一模一样。这一模一样甚至于包括错别字。最显著的例子，比如，在目录页上，《革命文学论》写着蒋光赤的文章是《死去了情绪》，中间掉了一个“的”，《革命文学史》也是如此。茅盾的《拜伦百年纪念》，在《革命文学论》的目录页上错排成了“百周纪念”，《革命文学史》也是如此。当然，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有的，在目录页上，丁丁编著的《革命文学论》中当然写着“丁丁编”，开篇的《献诗》与作为结束语的《致读者》两首诗歌下，都署名“编者”，而在所谓陈独秀编著的《革命文学史》中这两首诗歌下却都写着“陈独秀”三个字。确认这两首诗歌为丁丁所写，还有一条文内证明，在《革命文学论》中的《献诗》末尾，有“丁丁于上海大学国庆前二日”的字样。这行最关键的确认作者身份的字在署名陈独秀编的著作中，当然是没有的，而这则信息与张超主编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所说的情况是吻合的，该词典说，丁丁系1907年生，毕业于上海大学。根据初版本于1927年1月的事实可推，这两首诗歌出于丁丁（原名丁嘉树）之手是可信的。更何况两首诗歌所暴露的革命热情似乎对于一个20岁上下的青年来说也更为相宜。若按照陈独秀传记作者所推断的那样，这两首诗歌表现的是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依然昂扬的革命斗志的话，似乎是欠妥的。在笔者看来，让被共产国际逼迫着做了中国大革命失败替罪羊的陈独秀，在革命失败后还能够写出下列这样将苏联革命导师和国民党已故领袖并列起来表示崇敬的诗句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
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
——《致读者》
更何况，丁丁在《献诗》的末尾注明的时间也表明，该诗写于1926年9月底。而根据《革命文学论》初版于1927年1月的事实，作为该书结束语的诗歌《致读者》不可能晚于出版年月，而此时，距离大革命失败尚有一段时间，陈独秀应该更忙于从事政治活动才是，而那篇署名丁丁的《文学与革命》当是编者在收录他人文章时将自己的文章一并收录到所编辑的书中的。因此，完全可以断定，所谓陈独秀编著的《革命文学史》是出版商看到丁丁编著的《革命文学论》非常畅销后的盗版。为了达到掩耳盗铃的目的，出版商改动了书名，并且为了达到多赚钱的目的，出版商将编者名字换成了鼎鼎大名的陈独秀，毕竟，当时还在读大学的丁丁，是谈不上知名度的，无论如何是不能够与革命家陈独秀相提并论的。由于是成心作伪，生怕读者不相信，出版商要特意把原著中属于前言与结语性质的诗歌作者硬改为陈独秀，更删除了原书在《献诗》末尾所注“丁丁于上海大学国庆前二日”的字样。但此书倘使真是陈独秀所编辑的话，他不会不知道“中夏”就是邓中夏，而当时还在上大学的丁丁不知道“中夏”的原名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客观上，丁丁选编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给了盗版者以可乘之机。因此，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这本署名陈独秀编的《革命文学史》的存在，恰好证明当年出版界以卖革命文学而赚大钱的事实，[3]也无意中为后人了解当初革命文学勃兴后，图书市场上对于相关书籍的欢迎提供了证据。
1949年后中国大陆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事实上给革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相当良好的研究条件，提倡革命文学的杂志期刊在20世纪50-60年代相继影印。按理说，丁丁编著的这本《革命文学论》作为最早编辑出版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文集理应受到研究界的关注，至少当年文坛上应该有人知道这部书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研究界漠视了这部书籍的存在呢？事实上，当初这位丁丁在文坛上还颇有作为，至少上海图书馆还收藏有他在1929年1月由泰东书局出版的《恋歌：中国近代诗歌选》，以及1929年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的中篇小说《心灵片片》。根据笔者了解的有限资料推测，让大陆研究界如此漠视丁丁及其著作的原因是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表现。1940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后，丁丁来到南京，在1940年10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作家联谊会”，创办文学刊物《作家》月刊，为发行人，并编辑“作家丛书”，成立作家出版社。不久去苏州。期间他写作了不少文学作品，1942年由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小事件》与散文集《蹉跎集》。虽然，我们无缘得知，一个昔日写激烈的革命诗歌、编辑《革命文学论》而在文坛上有一时之誉的文学青年，在民族战争中以如此方式继续着他的文学之路时的心境，但他显然预见到曾经的行为不会获得大陆新政权的谅解。因此，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到香港定居。期间，他还出版了《评中共文艺代表作》《中共文艺总批判》《中共统战戏剧》《中共工农兵文艺》之类的著作。以丁丁这样的经历，在1949年后新中国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即便是文坛上有人知道他编的这部书籍，又有谁能够客观地提及他呢？跟许多个人历史上有“污点”的其他人一样，丁丁以及他早年编著的《革命文学论》是以作为鲁迅著作中的注释的形式而出现在学术界的。50年代末出版的《鲁迅全集》（四）中的《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中，在注释鲁迅文章中提到的《革命文学论集》时，这样写道：“《革命文学论》，丁丁编，该书内容是当时一些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1927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进入新时期以来，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是少了。不过，在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三闲集》中的《文坛的掌故》一文中，同一词条的注释却只简单地改变了个别字词，基本内容没变：“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一九二七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而由本文可知，《革命文学论》收录的其实是革命文学论争勃兴前有关革命文学的文章，因此，1949年后两次出版的《鲁迅全集》中关于丁丁的《革命文学论》的注释并不完全准确，而且还把《革命文学论》初版时的书局也搞错了。[4]不过，由于学术界的通人越来越少的关系，使得后来还是有人把盗版的陈独秀编著《革命文学史》当成了研究陈独秀的新资料来用了。最先是1988年第2期的《安徽史学》上有篇题目是《陈独秀的两首诗》的文章，第一次把《革命文学史》当成了陈独秀的著作，自然也把那两首诗当成了陈独秀的诗，所以就有人把这则材料写进了传记。后来的《陈独秀诗存》的编者就沿袭了这样的旧说。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版的《鲁迅全集》问世了，据说，新版对于1981年版的注释改动了一千多处，这些改动想必是吸收了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的相关成果的，想必会对全面认识鲁迅大有助益。不过，其中涉及丁丁的注释的改动，在笔者看来却是啼笑皆非的，该注释全文如下：“应为《革命文学论》，丁丁编。收入当时讨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十七篇，1927年上海大新书局出版。”与前两个版本相比，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删除了“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一句，这样的删除，或许也彰显了新版本注释者不再以僵化的意识形态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努力，不过，它并没有纠正前两个版本对于《革命文学论》初版时发行机构方面的错误。
据说有出版社在2006年出版了《革命文学论》的影印本，但笔者尚无缘得见。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这影印本的出现，对于人们了解革命文学论争初期，一般有革命倾向的文学青年心目中的革命文学观念是有所帮助的。毕竟到上海图书馆看一下原本的花费是一般读书人难以承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所谓民国书籍在这些图书馆内都是规定在特定阅览室阅读的。即便复制一本，那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国家图书馆复制署名陈独秀编的《革命文学史》的费用是138元人民币。
注释：
[1]苗士心：《中国现代作家笔名索引》，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张超：《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3]这家盗版出版社为了节约成本，对丁丁编的《革命文学论》重新排版。虽然两书都是竖排，但泰东书局采用的是每页12列，因此全书就有150页，而盗版本附每页最多排到15列。因此，该书的最后一页的页码就是120。比原书要节约将近1/5的纸张。
[4]200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新注释本又推出了简装的鲁迅作品集，在《三闲集》的同一位置，新注释也只删除了那句：“丁丁，当时的一个投机文人，后来堕落为汉奸。”其余照旧。 |
八七会议七十周年感言（郑超麟，1997年8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八七会议七十周年感言
郑超麟（1997年8月6日）
原编者注：1996年8月6日，上海市政治协商会议派人送来武汉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的传真件，请郑老为八七会议召开70周年写几句贺词。
诸位同志：
今天大家开会，纪念八七会议。这个整整七十年前在这里开的会议，我是今日惟一幸存的参加者，能够在远地（上海）同你们一道庆祝，感到荣幸。
七十年！有多少的水从前面的大江东流去！有多少的人和事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要说感想，算我个人最多了。即使与会者九泉有知，恐怕没有人有着比我更多的感想。炙手可热的人被人冷落，默默无闻的人执掌大权，天经地义的理论受人鄙弃，而当时被践踏、被斥责的人，现在却翻了身，受了尊重。这一切是说不完的。
我们还是纪念这一个在历史上很有意义的会议罢！ |
刘少奇二三事（郑超麟，来源：《中共党史资料》1997年5月第6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刘少奇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来源：《中共党史资料》1997年5月第62期
我是在五卅运动爆发前不久与刘少奇相识的。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刘少奇刚由安源到上海，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参与了五卅运动。刘少奇在上海工作期间与五卅运动关系紧密，现联系五卅运动将我所知道的刘少奇的情况作一回忆。
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群众运动表面看消沉了，事实上革命在地下酝酿。一个人牺牲了，更多人被吸引到革命队伍中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二七大罢工中失败的教训，避免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转而注重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奋斗。1923年下半年，国共开始合作，苏联援助孙文的国民党的措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借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动群众，去团结一般的人民。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开办，共产党人以国民党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干部的场所。而内地青年也纷纷投奔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革命，这一切说明中国正在酝酿一场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是共产党依靠广大的无产者独立完成的，不假国民党的招牌，因此不许国民党插手。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党员，但他是共产党员，那时替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但邵力子有一次在上海党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抗议，他要我们不要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会后有人支持邵力子。
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由两个人负责，李立三负责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作，向警予也参加了工运工作。共产党人从开办平民夜校入手，积极依靠工人发动罢工，而且获得胜利了。工人信任我们，服从我们领导，我们几次在“中国地界”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警察不敢干涉。
陈独秀在1925年春天领导的上海工人罢工，对罢工中应提出的要求和怎样派代表同资本家展开斗争及谈判等都给予具体的指导。
那时上海的罢工潮愈闹愈大，以致日商内外棉七厂发生了顾正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事件，工人为此情绪激动。各界人民也来声援和慰问。这是五卅屠杀的导火线。
五卅屠杀还有其他的导火线，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向公共租界当局，向那些操纵租界董事会的外国大资本家要求增加应享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资本家参加公共租界的董事会，这是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很巧妙地把工人的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于5月30日上街讲演，散发传单。
我记得5月30日上午，蔡和森通知我：“今天学生要去租界马路上讲演，你去看看，兼采访新闻。”我去了，这天下午在南京路发生了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我立即赶写了惨案经过报导，在《向导》周报一连两期登载。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对此次屠杀作如此迅速的反应呢？似乎从6月1日起，各厂工人就罢工了。原来这年5月间，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工大会，张国焘、邓中夏及其他工人运动的重要成员都去广州出席，此年5月底又都回到了上海。他们正在计划要把上海尚存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屠杀事件一发生，恰合时机，上海总工会就宣布成立了。
总之，五卅运动那年以前，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我只知道北方有张国焘、罗章龙、李震瀛、张坤第等人，南方有李立三、项德隆（项英）等人，但还不知道有刘少奇。
五卅运动以前一个多月，我同蔡和森夫妇一起住在中央宣传部。一天，有一位客人，说湖南话，带着爱人和小孩来拜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他们很恭敬地招待了他。我在另一个房间，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客人走后，我问警予：“这人是谁?”警予说：“就是刘少奇。”她看见我好像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于是解释说：“他在安源做工人运动的，很能干，此次从湖南出来，要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彭述之生伤寒病住在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告诉他刘少奇来看望蔡和森，他于是告诉我刘少奇这个人。原来，刘少奇是1920年同那二三十个青年团员一起去苏联读东方大学的，但在1922年我们从西欧去的人未到莫斯科以前，他就同其他许多人回来了。
彭述之又说，刘少奇在莫斯科同他很要好，他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刘少奇等做工人运动的干部回到上海，直觉告诉我，刘少奇有可能要在上海做工人运动。
5月30日南京路惨案发生后两天，上海总工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通过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的罢工。
同时，《热血日报》也出版发行。
我参加了《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热血日报》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附近。中央工农部（实是职工部，因为并不搞农运工作）的机关就设在香山路一条弄堂内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每日上午都在那里听各方面汇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我下午有时也到那里去串门，刘少奇以及一些做工运工作的干部就住在楼上。刘少奇主持的总工会设在宝山路宝山里，离此不远。
上海总工会在五卅群众运动中起了重大作用，而上海总工会本身的许多工作是刘少奇亲自做的。我只觉得总工会工作有条有理，但我从未去过宝山里串门，谈不出刘少奇是怎样处理一切事务的。
我同刘少奇虽互相认识，但从未在一起工作、一起开会，更未曾一起讨论理论的或实际的问题。只是有一次，也是在五卅运动期间，我编好了《热血日报》，无事，便去工农部机关串门，在楼下客堂间看见了陈独秀正在同几个做工运工作的同志谈话，其中有刘少奇。这不是正式开会，我便坐下旁听。原来讨论的是要不要停止罢工？先一天或两天，上海总商会已经下令停止罢市了，《热血日报》发表文章，骂总商会背叛群众，并声明工人和学生仍要战斗下去。但刘少奇向陈独秀说的是另一种意思，即认为商人既然停止罢市，我们继续罢工也是不能持久的，不如停止罢工。他分析形势，说得很清楚，陈独秀便同意了他的主张。第二天，总工会就下令复工了。
“文化大革命”时，我关在提篮桥监狱内。一天有一个干部来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我于是将这件“停止罢工”的谈话说给他听。我只说事实，别人可以做不同的结论，例如，可以作出软弱、妥协、破坏罢工等的结论，也可以作出有远见、敢负责、避免了重大牺牲等的结论。
后来，1927年在武汉时，湖北省总工会名义上是以向忠发为主席，事实上是刘少奇主持的。那时我也在武汉，而且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虽然同在一个城市，但是连刘少奇的面也未见过，因为省总工会不是湖北省委管的，是中央直接管的（或是汉口市委管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干部要我证明“七·一五”以前，刘少奇就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我只能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想不到后来给刘少奇平反时，我这句话竟被引为证据，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 |
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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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校对
《玉尹詩詞本事》
郑超麟
（1996年）
自序
丁字碑
木兰花慢（附：郑老自配曲谱）
蓦山溪
八声甘州
虞美人
破阵子
征招
卜算子
有答
咏史
浣溪沙（八首）
浣溪沙
送灶歌
自寿诗词（1、诗人行；2、八十自寿；3、贺新郎）
蝶恋花 |
刘少奇二三事（郑超麟，1996年10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1996年10月2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五卅运动以前，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我只知道北方有张国焘、罗章龙、李震瀛、张坤弟等人，南方有李隆郅（立三）、项德隆（英）等人，但不知道有刘少奇。
五卅运动以前一个多月，我同蔡和森夫妇一起住在中央宣传部。一天，有一位客人，说湖南话，带着爱人和小孩来拜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他们很恭敬地招待了他，我在另一个房间，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客人走后，我问警予：“这人是谁？”警予说：“就是刘少奇。”她看见我好像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于是解释说：他在安源做工人运动的，很能干，此次从湖南出来，要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彭述之生伤寒病住在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告诉他刘少奇来看望蔡和森，他于是告诉我刘少奇这个人。原来，刘少奇是1920年同那二三十个青年团员一起去苏联读东方大学的，但在1922年我们从西欧去的人未到莫斯科以前，他就同其他许多人回来了。
彭述之又说，刘少奇在莫斯科同他很要好，他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刘少奇、李立三以及其他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一起回到上海。这意味着以后刘少奇也将在上海做工人运动。
果然如此，5月30日南京路屠杀之后两三天，上海总工会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罢工了。
同时，《热血日报》也出版发行。
我参加了《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附近，中央工农部（实是职工部，因为并不搞农运工作）的机关就设在香山路一条弄堂内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里，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每日上午都在那里听各方面汇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我下午有时也到那里去串门，刘少奇以及那些做工运的干部就住在楼上。刘少奇主持的总工会设在宝山路宝山里，离此不远。
大家都知道上海总工会在五卅群众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许多人以为李立三领导有方，其实不是。李立三是著名的“大炮”。在群众开会时作鼓动工作，以及代表总工会同虞洽卿接头，曾去北京会晤财政部长李思浩（虞洽卿介绍）。上海总工会一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我只觉得总工会本身工作有条有理，但我从未去宝山里串门，谈不出刘少奇是怎样处理一切事务的。
这里，我要说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中央秘书处当时是任作民负责的，有个秘密机关设在宝通路南端靠近淞沪铁路的地方，石库门房子，坐西朝东，大门就开在马路边，我去过一次，陈独秀有时来这里同任作民一起处理工作。当时，工人群众拥护总工会，奉命或自发地注意周围有什么政府或流氓的破坏活动。一次，一个工人看见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青年人在这个石库门房子里鬼鬼祟祟，不知搞什么事情，于是几个人破门而入，将这两人捆起来送到总工会去。出来处理的人正是刘少奇。刘少奇装做不认识这两个人，严肃盘问了他们，最后释放他们回去。
此事，不是陈独秀或任作民告诉我的，而是一个做交通工作的同志私下告诉我的。
我同刘少奇只是互相认识，从未在一起工作、一起开会，更未曾一起讨论理论或实际问题。但有一次，也是在五卅运动期间，我编好了《热血日报》，无事，便去工农部机关串门，在楼下客堂间看见了陈独秀正在同几个做工运工作的同志（其中有刘少奇）谈话（不是正式开会），我便坐下旁听。原来讨论的是要不要停止罢工？先一日或两日，上海总商会已经下令停止罢市了，《热血日报》发表文章，骂总商会背叛群众，并声明工人和学生仍要战斗下去。但刘少奇向陈独秀说的是另一种意思，即认为商人既然停止罢市，我们继续罢工也是不能持久的，不如停止罢工。他分析形势，说得很清楚，陈独秀便同意了他的主张。第二天，总工会就下令复工了。我记得这次谈话时，李立三并不在场。
“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在提篮桥监狱内，一天有一个干部来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我于是将这件“停止罢工”的谈话说给他听。我只说事实，别人可以作不同的结论，例如：可以作出软弱、妥协、破坏罢工等的结论；也可以作出有远见、敢负责、避免了重大牺牲等的结论。
后来，1927年在武汉，湖北省总工会名义上是以向忠发为主席，事实上也是刘少奇主持的。那时我也在武汉，而且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可是连刘少奇的面也未见过，因为省总工会不是湖北省委管的，是中央直接管的（或是汉口市委管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干部要我证明“七一五”以前，刘少奇就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我只能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想不到后来给刘少奇平反时，我这句话竟被引为证据，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
一九九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
郑超麟：记傅大庆（199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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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傅大庆
郑超麟（1996.10.17）
傅大庆不仅是我的同学，而且是我的朋友。「同学」是无所谓的，但在那时的环境下，我能交「朋友」，交真正的朋友，则是很不容易的。
1923年春，我们一行12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东方大学早已有中国班，中国学生是直接从中国来的，他们派出了十几个人来火车站热烈迎接我们。我们12个人，连同以前分别来莫斯科的两个人（萧子暲、张伯简）共14人。从中国来的学生此时尚在莫斯科的，比我们从西欧来的人更多些，但这两部分中国学生，无形中有隔阂，很久没有消除。我们从西欧来的人，相互间不仅是同志，而且是朋友，这人和那人，或深或浅总有私人的交情；可是，我们和他们无法结交为朋友，他们自己相互间也没有朋友的感情。
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从中国直接来到莫斯科的学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导人」，另一类是「被领导人」，「领导人」就是旅莫支部党和团的负责人。选举来，选举去总是那几个人轮流（青年团）或永久（党）当选。「被领导人」则是始终未曾当选为领导的人，他们只能听从前一部分人的安排，他们不敢同我们从西欧来的人亲近。
对于这一部分人，我们无法交朋友，甚至无法说话。
那几个「领导人」则常常找我们说话，但不是找我们交朋友，只是来「了解」的。
傅大庆就是「被领导人」当中的一个，除他之外，尚有许之桢、周兆秋、胡士廉、萧劲光、任钧等人。
我最初就是这样看傅大庆的。如果他给我甚么特殊印象，那倒不是他的为人，而是他的俄文名Federov，法文重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俄文重音随字而异。他的名更奇怪，第一音节Fe要读成Fo，而且要读得特别重，所以俄国人喊他时我以为是喊另外的人。
但还有两个特别的人，不能不提出来说。这就是蒋光赤和抱朴，他们也是「被领导人」，即他们从来未曾当选为旅莫支部党或团的领导职位的，但他们「不听话」，即不是暗地反对，而是公然反对那几个领导人，有时发牢骚，甚至鼓动别人起来反对。
这两个人不是同我们住在大学里，而是住在附近一个女修道院的一个房间，没有人去看望他们。
我到莫斯科后即同这两个人交了朋友。抱朴那日也去火车站欢迎我们，经人介绍，我就用世界语同他谈起话来，从此之后，我常常去女修道院看他，因此也认识了蒋光赤。我同他们谈文学，谈哲学，谈新文化运动，谈世界语，等等，谈得很投机。
从西欧来，有人悄悄警告我：抱朴和蒋光赤是反对派，反对旅莫支部领导的，你不要同他们来往，但这警告太迟了，我已经不能断绝同他们的关系了。
一天，我去看他们，意外地看见傅大庆在同他们谈话，我很惊讶，后来听他们说，傅大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看他们一次。原来并非无人敢去女修道院看他们。其实，旅莫支部并无明令禁止同他们往来，不过暗示而已。那些人为了避免麻烦，就不敢去看了。
从此我就同傅大庆交了朋友，常常在大学本部同他在一起谈话，互相询问家庭情况和经历，以下便是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江西人，似乎父亲早死，他的母亲是一位女教师，靠教学收入辛辛苦苦养活几个小孩子；孩子们不仅长大了而且都受了教育，长子大庆还学会了英文，不仅读能听，而且能说能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直接来自中国，或从西欧转来的，没有人比他英文更好的。
1920年，为了继续求学，他从江西来到上海，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了《新青年》文章，他为陈独秀文章所说服，便写了一信给陈独秀，陈独秀回答了他的信并约他见面。见面之后，陈独秀要他住在新办的外国语学校，那是杨明斋新办的学校，表面上学俄文，事实上进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有十几个青年聚在一起。恰逢莫斯科要办东方大学，杨明斋便把这一批青年送到莫斯科来了。
这是1923年傅大庆告诉我的话，至今已有73年了，我还记得（也许有些事情，年老记错）。
正因为我还记得傅大庆同我说的家人情况，所以1929年秋天从党内渠道收到一个青年人来信，信中说：他是傅大庆的弟弟，知道我是他的哥哥的朋友，要我去看他，他住在打浦桥新新里。我毫无顾虑地去了，同他在附近的跑狗场周围兜了几个圈子，知道他要我介绍工作，我当时无此能力，只好向他道歉了。
我在西欧来的人中交了几个朋友，到莫斯科后，又交了三个朋友，傅大庆是其中的一个，自然，我不能说傅大庆是我的最亲密的朋友。我欣赏他不怕打击，敢于同领导所厌恶的人往来。
1924年暑假前，回国革命已开始酝酿，旅莫支部派遣一大批同志回国工作，暑假前已经有一队出发了，暑假中又出发一队，人数可能比第一队更多，带队的人是陈延年，我被指定为庶务兼会计，傅大庆也在此队中。奇怪的，是此行我没有留下甚么有关傅大庆的印象，大概是为了事忙的原故。
到了海参崴，但没有船去上海，只好住在海员俱乐部候船。
等了好几天，有一条英国船来了，但这是货船，不是客船，水手是中国人，说能够用「载黄鱼」的办法载我们到上海去，不过只能载五六人去。我们商量先去几个人也是好的，于是一部分人，傅大庆在内，先回去，队长陈延年，会计郑超麟，以及其余的人，则等待以后俄国船开赴上海时再乘去。
九月下旬，俄国船终于启锚了，我们也就回到上海了。
先头一批回来的人已经都分配工作了，傅大庆自然也分配了工作，按照地下工作的规则，我不敢问他分配到甚么地方去。总之，我从此失去了同傅大庆的联系。大革命时代，我没有听到傅大庆的消息，大革命失败后也是如此。
可是，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去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两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两三日后，傅大庆就解走了。
我记不清楚，究竟是1937年出狱后，或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新书广告：克劳塞维奇的《战争论》的译本出版了，译者署名傅大庆。于是，我知道傅大庆已经自由了。我想，他一定在延安担任甚么重要工作。
在龙华看守所这件事，我对当时的托派同案犯也未说过，我也未曾记录下来。
几十年后，以及关押了27年之后，我已经淡忘了这件龙华看守所的事情，我自己也恢复自由了。忽然有一位穿着朴素的职业女性来我家看我。我请他坐，他拿出介绍信来：名戴晴，新闻记者。
戴晴当时已经相当有名，但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这位访客的更多情况，便问道：「你姓戴？」
出我意外，她说：「我不姓戴，我是你的同学的女儿。」
我很诧异，说：「我有甚么同学能够生出你这样的女儿？」
她于是从带来的包内抽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翻开某一页，指着上面写的「傅大庆」三个字给我看：
「我就是他的女儿。」
于是我仔细看她，我说：「你，你的脸型，确有几分像傅大庆。」
接着，我便问傅大庆的消息。原来，他在北方做抗日的地下工作，抗战初期，就被日本人杀害了。
自此以后，我留心报刊上有关戴晴的消息，我发现这消息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重要了。报刊消息不需要我赘述了。我还注意到她有勇气，敢于不服从上级的不合理的规定。这一点，同她的父亲一样，难道这正是出于遗传的么？
不久之前，戴晴路过上海，又来看我。我看见我面前坐着的衣着朴素的职业女性，一个平平常常的人，却是一位世界名人。老友傅大庆有知，亦可含笑于九泉了。
'1996年10月17日
（《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二卷第506页） |
纪念陈性初（郑超麟，1996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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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性初
郑超麟（1996年9月2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少时常听上辈议论，说我出生以前不久，漳平县出了个秀才，不安本分，专门找吃衙门饭的人作对头。告这个，告那个，连知县也告了。最后，他自己被“老师”（本县管秀才的官）革除了秀才，只好“过番”了。
我在私塾读书时，也听老师说：你们不要学陈性初。陈性初聪明、能干、文章写得好，如果好好用功，不难考得举人、进士。可惜，他不安本分，告官、告吏，落得秀才也被革除。
辛亥革命后，1914年，我在县立高等小学毕业班读书。一天，有个陌生的客人穿过课堂，到校长室去找校长。以后，刘校长送他出来，仍由课堂穿过。有人告诉我，这人就是陈性初，现在是“番客”，从南洋国来探亲。这时社会上又议论了老故事，但结论仍同过去一样。
以后，我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力了，知道旧社会的“价值观”不一定正确。于是，我想到陈性初当时是个血性的青年，看到社会上的黑暗面，便想以一人的力量去改革。结果改革不成功，自己碰了一鼻子灰，不仅得罪了许多人，而且落得“不安分”的恶名。
陈性初后来一定会明白，中国旧社会的阴暗面，不止是官吏贪污，而是需要根本上去改造，需要革命。一次革命不够，要不断革命下去，直到全人类的社会都改造成功。
但青年陈性初当时的精神仍是值得今天的青年人学习的，今天政府仍要严惩贪污。过去是官官相护，今天举报贪污会得到政府支持的。
1996.9.27 |
瞿秋白论陈独秀（郑超麟，1996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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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论陈独秀
郑超麟（1996年1月30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
中国的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然已经很久；五四运动之际，《新青年》及《星期评论》等杂志，风起云涌的介绍马克思的理论。我们的前辈：陈独秀同志，甚至于李汉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至于戴季陶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探求‘中国之乱源’，胡汉民先生，虽然他首先以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中国上古（战国）的哲学思想；然而现在他们早已公开的抛弃唯物史观……这难道是偶然的？
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一九二三年回国之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十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之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
以上的文字是从1995年出版的瞿秋白所作《瞿秋白论文集》一书的《自序》中引来的。《自序》写于1927年2月17日，即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武汉的前夕，他写了此序后，便将全稿亲手送至亚东图书馆，交给汪孟邹。亚东即予付排，可是排好约五分之一，发生了四一二反动政变，便停止出版，将原稿和排好的清样存入银行保险箱，以后发生了许多曲折的故事，详情见我最近出版的《怀旧集》。
总之，此稿在日本初占租界时曾保存在我家中一个时期，日本人投降后又曾保存在我家中一个时期。因此上引这两段话我在原稿中看过两次。我很重视秋白写的这两段话。他对那些先行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称先生，惟独称陈独秀为“同志”，他自称追随陈独秀之后，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情。
秋白如此崇敬陈独秀，与我两次读这两段话时候的中共全党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那时，中共说陈独秀是“汉奸”每月接受日本特务机关三百元的津贴。
我那时想，这部稿子迟早要交还中共的，那时中共出版，一定会删去这段话。
上海解放后几个月，杨之华通过徐伯昕从汪孟邹处取去这部稿子。
可是，人事无常，此时不仅陈独秀成了反面人物，瞿秋白自身也成了有争议的人物，他这部稿子并未出版。我在监狱中从报上看见《瞿秋白文集》出版广告，以为就是这部《瞿秋白论文集》出版了，可是，看见人家引用此书则都是瞿秋白的文学文章，原来，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瞿秋白的“政治理论”文章是不许出版的。
直到毛泽东死后，“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甚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然后瞿秋白的政治文章才能重见天日。但此时陈独秀的“汉奸”帽子也摘去了，夏立平和唐宝林已经出来辩证陈独秀从未接受过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由此我就不必担心我曾保存的《瞿秋白论文集》出版时会删去上引瞿秋白论陈独秀的两段话了。
果然，由于温济泽和其他老同志的努力，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出版瞿秋白的著作，共编成政治理论七卷，文学六卷。文学部分早已出齐了，政治理论部分还有第六卷未出。可注意的，是将我曾保存的《瞿秋白论文集》拆开分编于各卷之内的，这篇《自序》也作为一篇独立的文章编入。我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谁知前几天有人赠我一本《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我大喜过望，这就是我曾保存的那部稿子。我急忙翻出《自序》来看，原来瞿秋白赞美陈独秀的话一字不差地印在那里！
一九九六年除夕 |
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是哪一日写的？（郑超麟，1995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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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是哪一日写的？
郑超麟（1995年9月4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任建树所编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收了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一封。我将全部三卷寄给了寄居英国的王凡西，他受国际研究学者委托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托洛茨基档案中保存了陈独秀致他的信，译成英文了的，所以信内注日期是1938年11月3日，而《陈独秀著作选》所收信所注日期是“1939年×月”，二者究竟孰是？
我仔细回忆这件发生于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反复思考与此问题有关的情节，终于得出结论：这封信是1938年11月3日写的。托洛茨基档案保存的英文译信所注日期当然不能怀疑，而《陈独秀著作选》所注日期则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应当由我个人担负责任。幸而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我还未死，因之还能自己订正这个错误。
此事要从头说起。
日本投降后中国托派重新活动时，两个组织的分裂已经分开化了。双方各自出对外和对内刊物，我们的对内刊物名为《建立》，由我编辑。究竟出了几期发表了什么文章，将来会有人看见，我现在无从查证。我只能说出一个情况，即是托派20年来的档案恰好归我保存，我用了几天的工夫去整理，结果共有两个木箱，当作“家珍”，东藏西匿，直至1952年12月22日。我在整理中发现了不少极可宝贵的东西，因此编《建立》时候每期便发表一篇旧档案。今天我只记得，我曾发现一张用内地土制“白竹纸”写的小字信，没有上款和下款，也没有日期，但我认出这是陈独秀写的小字，内容是他回答托洛茨基的信。
我是1940年4月间由内地回到上海的，那时才听人说：陈其昌曾于1938年秋带着托洛茨基劝陈独秀出国的信，由上海经香港去四川找陈独秀，带了陈独秀的回信于1939年春经香港回上海，但我未见双方来往的信的内容，至此我才看到陈独秀的复信。
我一向认为引用历史文件，所述历史故事，如果不知道其中的“细节”，就不要以自己的想像去填补这些细节。文艺作品又当别论，但也应当切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现在我拿到这一张写小字的信，没有上款和下款，我要拿去发表，添加上《陈独秀致托洛茨基信》的题目是可以的，但日期呢？可以完全不写日期么？读者是要知道写信的时间，我只好写了“1939年×月”（发表在《建立》上的可能写“1939年1月”，到了何之瑜要出版《陈独秀先生最后论文和书信》时，才改为“1939年×月”。《著作选》是转引自此书的）。
我为什么不写1938年而写1939年呢？因为照中国旧俗，有个人专程送信来时，主人应当先款待来人，到来人回去时才写回信交他带回。陈其昌是1939年春天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当是1939年春写的回信。想不到陈其昌到江津后不久，1938年11月3日，他就写好回信了。
我们可以想象：陈其昌携带这一张写满小字信的白竹纸回来时，另有笔记本写了日期，他回到上海，将陈独秀的信译成英文，顺便填上笔记本上的日期，交给了李福仁。（也许陈其昌心中记得写信日期，译成英文时就注上日期了，而较短的日子，记忆不大会错的。）
陈独秀的信日期如此提前，还有另一种意义，即是：他1938年春在武汉声明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人们往往以为这是他正式声明脱离托派，我始终以为这是“外交辞令”。如果他在同一年秋天就写这样一封信给托洛茨基了，试问：这封信像是一个脱离了托派组织的人所写的么？
一九九五年九月四日 |
纪德答爱伦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纪德答爱伦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的巴黎的一种周刊：LaFléche《箭》上，载有安德烈·纪德答复苏联名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对他攻击的一个声明；因其内容相当有趣，我们将它译出，附在纪德《答客难》的后面。——译者
十一月三日的苏联《消息报》上，载有伊利亚·爱伦堡的一篇文章，上面记着十一月一日的日子，波尔多的地名。一位懂俄文的朋友，替我翻译出下面这一段：
恐怖开始了。我见一个矿工，在十月二十二日那一天，打吉庄逃出来，这时吉庄业已被法西斯军队占领了。他告诉我说：在头一个晚上，法西斯们在劳伦佐广场上枪毙了一百八十名工人，十六个妇女。这还不过是开始罢了，所有的民军，成万的阿斯吐拉人，都有死的危险。
这儿，我一定要表示我为有一个人所感受到的羞耻。正当法西斯们枪杀阿斯吐拉妇女的那一天，在法国的刊物上登载着一则反对非正义的“抗议”。这抗议有以下一些作家的签名：安德烈·纪德，杜哈美尔，罗哲·马丁·杜·喀特，毛略克，与保罗·立威教授。不过这班人所抗议的并不是阿斯吐拉的屠夫，不是他们自己的政府，这政府对于阿斯吐拉濒死的人们，拒放一汽轮，一渡船，甚至一小艇以济之的。不是，这班软心肠作家们所抗议的却是西班牙共和国的政府，因为它敢于逮捕法西斯党徒与马克思主义联合党的挑拨离间者。我且不谈毛略克，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一位具有右派观点的人。但他对于法西斯党人在巴士克所实行的残暴行为，在右派报纸上，曾勇敢地高呼他反对的声浪。但在我们的眼前却见有安德烈·纪德，他高举了拳头，对成千个天真的工人嗤笑。我听得了他的声音。（一年前他对我说过。）“我老是想到西班牙共和派的人；这使我觉醒。”不过这是叫人讨厌而且可怜的。无论如何，这些自由思想的杜哈美尔们，与那“极端共产主义者”纪德之流，总还是与他们的阶级一体的。统治阶级固然也逼害他们，污损他们。而他们在有时，也会克服了自己的懦怯，举起他们的小拳；但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办，只为了在日后可以用他们那人道主义的伪装，再度匍伏于屠夫的足下。昨天，在阿斯吐拉屠夫们的机关报DiariodeNavarra上转载了这位摩洛哥兵与黑衫军的新同伴，这个恶毒的老人，这个黑良心的叛徒，这个莫斯科的啜泣者——安德烈·纪德的“抗议”。
从法西斯营垒中出来的侮辱，我认为是一种荣耀。至于那过去同志所给我的侮辱（尤其是约瑞·盘加朋的），开始使我极其痛苦。但当这些侮辱超过了某种无耻的程度时，我也就无动于衷了。这些侮辱改变不了我的感情，也不能使我成为那些侮辱我的人们之敌人，这难道还需说明么？每当恐怖横行之时，人们常能有权假定：人之所以要侮辱人，为的要保护他自己，那末这些侮辱自然失却了一切价值。
爱伦堡因见我对于“摩洛哥兵”的弃绝正义，残暴与惨酷，对于佛朗哥营中更甚的暴行，不表反对，却向共和派方面提出抗议，所以惊骇，愤怒。这是真的：虽然我对于这些暴行，怀着多么深刻与悲痛的愤慨，可是我总觉得：像我这个与佛朗哥誓不两立的敌人，向他提出呈文，那是没有用的；佛朗哥方面所发生的非正义的事情，只能使我心硬，可是在我们这方面如果也发生了这种事情，那就叫我心痛。我之参加于反法西斯的事业，因为是太彻底了，所以一切能污损我眼睛的事物，都能忍受而无怨。惟在实行上，假使我们这方面也应用那为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法西斯式的行动，我认为是最有害的，我们不得不表示抗议。爱伦堡所说及的“抗议”，乃当马克思主义联合党诸领袖被审判的时候，杜哈美尔、毛略克、罗哲·马丁·杜·喀特、保罗·立威与我向西班牙的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请求立即尊重被告们的辩护权。抗议表示我们对那政府存着尊敬。这样的一种文件，我个人是从不曾梦想过可以送致佛朗哥的。不过现在，最真实的感情，已被报章杂志扭曲到这种程度，即：那些因热爱共和国与无产阶级事业，而不愿它受到污损的人们，却被称为共和国与无产者解放事业的敌人了。 |
书信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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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信与凭证
给A.G.尼斯，“苏联之友协会”副书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先生，亲爱的同志：
我很感谢你寄给我的东西。人家的确通知过我，而且允许给我彼尔·亚历山德里在尼斯的讲演稿；但直至如今，我什么都未曾收到。现在我读这讲演稿带着很浓厚的兴味，虽然其中没有一点出我意外。所用的论据，所引的数字，没有一件是我所不知道的。这些数字，我固然难于辩驳，正如我难于毫无不信任心而接受之一样。我希望这些数字是始终正确的，我也全心祷祝彼尔·亚历山德里的话有道理。这就使得我陷于不愉快的地位来同他辩论。我感谢他能明白：我无论如何终是苏联友人，而我的忧愤是很难受的。不错，我愿意我是误会了，在这我不得不做的难堪的反证里头，这种反证恰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工党大领袖，所做的一个样。[1]我认为他有资格来审查彼尔·亚历山德里不加考虑接受来的那些统计数字是否正确。西特令也是钦佩那边人们的努力和多量成绩的；他也认为由于内外环境关系苏联也许不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但他所气愤的乃是人们距离成功还远得很，……他咒诅一种夸张和虚诳的宣传。“那些不利于你们的统计，你们就删去了，”他对他的向导说，“那些不足以证明你们的人民生活比其他一切国家都更幸福的统计，也是如此。苏联人民的生活状况究竟是怎样呢？若非亲身去非常细心地调查一下，就没有可能知道的……”
彼尔·亚历山德里的批评是最客气的，他的显然的诚意使得我告诉他：我也许是比我的书中敢于发表的知道得更多、更正确（由于切实的原因不能发表的）。首先，我不是一个人旅行的；五个旅伴之中只有两个人于第一个月旅行之后离开了我——大家出发时都是同我一般热烈的——；有二个俄国话说得很好，第三个则刚在莫斯科生活和工作过六个月，在这期间他能够看见并了解好多事情。这几位旅伴个人的见闻，不断地与我自己亲历的相符合；若是没有他们，尤其没有那位在莫斯科生活过六个月的人的精明，则我无疑差不多不知道一点那隐藏在迷人外表下的东西，而我从苏联归来也一定要同着亚历山德里合唱赞美歌了。反之，我也不能相信，倘若亚历山德里，以他所透露的完全的诚意，见过，听过和惊讶过我所能见，所能了解的一切事情，而不会变成同我现在一样。我所能征引来作证的那几件事实，绝不是什么孤独的，特殊的，例外的，如亚历山德里所说；我征引这些事实，只因为那是可为典型的，可为代表的。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其他的事实。只因恐怕连累了那些告知我的人，我才不请他们出来作证。
苏联状况无论如何不如人意，如何糟糕，我一定会默而不言的，只须我至少能确信那边是向着更好的情况走去。正因为我不幸深信苏联是在梯子上一级一级下来，而非如我们所期望的一级一级上去，它一个个抛弃了大革命辛辛苦苦得来的利益（我承认总是有很好的理由，或至少有似是而非的理由抛弃这些的），正因为我害怕看见它拖带法国共产党走向那不可挽救的错误去，——所以我才认为我有不得不言之责任。
你若认识彼尔·亚历山德里，就请告诉他，我如何感谢他的批评的完全客气的态度。再说一遍：我祷祝他的话是有道理的。
※※※
在顾维位尔，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
我的亲爱的X：
去年我曾在波林那奇住过十天，下过矿，混在工人尤其失业者群中。里尔地方，你的伙伴们的困苦是不会更甚于他们的。相信苏联，这并不能使这种困苦减轻难忍的程度。你将说：这至少给他们一点希望。那么天堂生活以及来世报偿的希望还好些哩。
在我的书中，我太注重于“文化价值”之损失了。一个民族正在挨饿受冻时候，人们首先设法要保存的就不是“文化价值”了。我也同意，在一段长期间内，若是民众的物质状况能有更好保障时候，“文化价值”也不妨损失下去。可是，在苏联，这两方面都要损失的，而这是可怕的。
这是可怕的，看见革命千辛万苦得来的利益，一个个被抛弃了。此时正是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来看这悲惨的破产，我们的希望有在其中熄灭的危险。此时重要的是不叫我们被拖带进去。照苏联现在这样进行下去，则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受我们指责的东西，不久就要恢复起来了。工资差异愈变愈大，社会阶级重新形成，官僚分子得到胜利。再说一遍：我同意那边的精神不妨同在德国和意大利那般不自由，只要至少群众的生活舒适是有保证的；然而我们离此还远得很哩。人们对我说：容忍现时状况吧；恶现象是暂时的；这是扶梯起头，是扶梯上的一级。然而这个扶梯，苏联并不是爬上去，而是走下来；不久，十月革命就要从头做起了。现在正是呼喊：“停住！”的时候了，正是警告的时候了。
※※※
在巴黎，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
先生们：
你们寄给我的集体书信，[2]可惜没有一点出我意料之外。但其中含有一种重大的侮辱，是我不能放过的。
为什么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到拿你们所说的什么“好买卖”去同苏联献给我的罕有的利益，丰富的金钱以及所有一切荣誉的事情，相较比一下呢？
为什么你们献给我你们的团体的主席位置时候，是如此不认识我，以至于不知道这类顾虑是不可能打动我？
倘若我同意跟别人一起说诳语，那时你们就真有权利说起一件“好买卖”了！然而那时你们甚至没有想到来审查我是否诚实的。当我看见你们如此轻易地提出如此荒谬的控告时候，你们其他地方之见笑于人就不怎样使我惊异了。
你们的信是手写的，也许未曾留下底稿，现在我用打字机打了一份给你们，凭着你们的光明态度，请你们将这原信向你们那些尚未知道此信内容的同志公开宣读；我这封回信也请你们宣读。我不能相信你们当中没有几位同志肯看清楚这件事情，肯明白事物之真相。我不怀疑你们将有一天仍旧要信任我，而且更加尊敬我；现在同以前一样，我仍是你们的忠诚的朋友。
A.G.
※※※
彼尔·西志先生在一篇论文中猛烈攻击我，这论文很可以拿来同不久之前亨利·伯洛攻击我的那些文章相比。
我并不重视这类攻击，此次攻击，倘若不含有那我认为必须指出的事实错误之处，我也是要放过的。
西志先生在他的文章开头上叙述两件小故事，两件“实事之实事”，他说，足以显示其人品性的。底下是第一件：
彼尔·路意士，我初从事文学时时常往来的友伴，约我在圣苏比士广场相会。那时是冬天。冷得很怕人。在半点多钟内，我冒着雨，在泉水旁边呆等着，路意士则舒舒服服躲在一家店铺玻璃窗后看我挨冷以取乐。
西志先生叙述的故事本身是正确的，而且与我叙述的相符（见我的《倘若一粒麦子不死时》，第十章）。不过他，干脆地，毫不顾忌地，调换了人名：旁观的是我，挨冷的却是路意士，——不管情理如何不符，不管心理如何不合。但我不肯同西志先生一样，将这事情看作一种无聊行为。在我眼中看来，这只是而且只能是这无数的恶作剧中之一件，彼尔·路意士那时最会玩的，为的看看他能作弄我到什么程度。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彼尔·路意士不是一个无聊的人。
底下是第二件“实事之实事”：
爱弥儿·魏发仑和他的朋友，威利·史洛巴赫、比利时画家，动身到布鲁塞尔郊外建筑师奥克塔夫·凡·黎塞伯格——画家的兄弟——家里吃饭去。魏发仑负责去购买车票，回来遇到查票时，他寻来寻去只寻到一张，他喊道：
“上帝在上，威利，我失掉你的车票了！”
这话，西志先生派做是我说的，他认为这是卑鄙的自私自利之表示，而其实当时是宣传人口的，而且成为魏发仑诸友说笑的资料。魏发仑是第一个笑这话，而且很高兴常常提起来说。但凡认识魏发仑的人，都明白他的慷慨是如何超出他的自利之上。不是，西志先生，你信我的话：魏发仑毫没有一点小家子气。
靠着这种张冠李戴手段，西志先生替我画了一幅肖像，我自然要认为与我不相像的。他的论文其余部分也是一样的无耻，这更加显得他的激昂了。他提起了“风化”问题。当我从刚果回来时，波拿狄为破坏我的作证的信用，也是使用这个手段。但这里，我只能归咎我自己：我供给敌人以武器。倘若我悲叹一件事情，那就是：这类攻击之卑鄙，在文艺界中，将有使人不敢坦白说话之危险。西志先生用的是斯大林的方法：威吓真理。然而请他允许我告诉他一句话：这里，在他的侮辱当中，他仍然犯了一件大错误。但他很荣耀地告诉我们：他是看不起一切的。我却相信，他的读者当中一定有些人没有他那般傲慢。
在这无证据，无审查或无诚意（由他选一样吧）的论断面前，人们对于他的拥护莫斯科不祥的党狱之判决，是不以为怪的了。彼尔·西志先生自夸“不晓得什么叫做难为情的”；而他也证明了这个。
※※※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亲爱的格贤诺：
在二月十三日《人道报》上，读到安德烈·吴谟则致你的信，我有如下几点意见：
吴谟则在那封信开头上引了你的论文中几句话，这论文名为《无益之死》，是你为最近莫斯科党狱而写的。你在里面说：“至于我们，则我们不愿做斯大林主义者，也不愿做托洛茨基主义者，这纯粹是属于俄国的事情。”请允许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你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迟早总要表示态度的。但我以为人们可以不赞成斯大林，却不因此立刻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者。
以后吴谟则又从我的《从苏联归来》中摘录了几句话：“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我写这几句话，绝非如吴谟则所欲证明的，是反对革命事业；恰好相反，这是为着救护革命利益，当斯大林的苏联放弃了这些利益时候，——这点现在我更加觉得有事实证明了，这点，凡有诚意而不肯更长久让人蒙蔽眼睛的人也一定即要承认的。我相信（而且必须坚持这一点）：现在将革命事业和苏联联系在一起乃是极端危险的事；我再说一遍：苏联正在败坏革命的事业。
正因为揭破了这个败坏，托洛茨基才被人视为公敌（其实他不过是敌对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罢了），且因之被人当做法西斯的，——这的确是太简单了。其实他比斯大林自身更加是法西斯的敌人，他正是以革命者和反法西斯者的资格来揭破斯大林的败坏革命的。可是你试拿这点向那被人蒙蔽眼睛的民众说明白吧！
我也不能赞成你这几句话：“似乎不能怀疑被告之犯罪。……这些人是有罪的。”倘若这话合乎事实，则无论这死刑执行如何使我厌恶，我仍是要说：斯大林消灭他们是对的。但所有这些亲供的真实价值，在我看来，是最成问题的。我请你读克列伯·列格这封信，关于那些指导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被告怠工而受判罪的。他们也是“供认”了，而且互相控告，虽然所有在他们手下做工的工人和所有派去勘验地方的技工都证明他们无罪。
恶劣现象是如此深刻，使人迟疑不敢去认识。这是果子中心生虫，而果子皮面则还是很好看的。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马德邻巴志
我很注意很热烈读过你的文章，关于辩护莫斯科法庭所判决的人，尤其是此时正在受审判的人。理由如下：
我刚从俄国回来，你知道的；在我们考察过程中，我们曾同很熟悉本案的人谈了几次话。
此时受审的被告中，有两个人，当我们在俄国时候曾听人说起的。
这是两个副人民委员，一个属于重工业委员会的，一个属于农业委员会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早晨，我们的翻译斯默林同志，到火车上我们的房间来，告诉我们如下的话：
法国同志们，我要读一张起诉书给你们听，登在《真理报》上，那是控告在西伯利亚卡美洛伏地方指导矿山工作的工程师和技工犯怠工罪的。他们于一九三五——三六年间在其指导下的矿井内积聚炭瓦斯，使之不断地爆发。所有被告在审问时候都承认他们的罪，互相控告，而且说他们为此工作与两位副人民委员发生关系。
第二天早晨到沙赫特时候，我们听说八个被告被判死刑了，当时心里很惊讶。
我们那时是五个人：维痕，法国矿工全国联合会书记；西诺，卡谟矿工工会书记；卜兰克，魏默斯矿工代表；季纳，共产党国会议员。我们同听翻译斯默林读报和解释。
我还清楚记得，我的朋友维痕，气愤起来，向斯默林呼喊说：“奇怪得很，你们的被告都自承而且互相控告那些最不可相信的事情！”
我们没有相信而且永不相信所控告之罪，我们也对斯默林说了。原因如下：
人们（工会负责人）切实告诉我们：有一种最严密的检查机关存在，保护矿山安全。
这机关由如下人员组织之：
一、工程师一人，由人民委员会选任；
二、地方工会主席数人，由工人自己选任；
三、矿井代表及矿区代表数人，亦由工人自己选任。
这些代表似乎有完全权力。他们可以停止一个矿穴，一个矿区或一个工厂的工作，倘若认为那里有危险或仅有危险可能性的话。
我们不明白既然有这样的检查机关存在，那些工程师怎能安安稳稳准备下这种罪过呢，而且时间有一二年之久？
我是矿工，我完全熟悉矿山工作的困难，我做了三十年以上这个工作，其中十二年充当代表，在负责工人安全的检查机关，在法国最多炭瓦斯的一个矿穴内；我不相信无论如何精明的技工，能够有系统地准备使矿穴爆炸而不为劳动安全检查员所觉察，——即令这些检查员是最愚蠢的。
若是卡美洛伏矿山安全检查机关没有觉察到那事情，那这机关不是同谋便是不存在的。
它若是存在的，则它比其他被告更加有罪；既然莫斯科流行的是枪毙方法，则它第一个应当枪毙。
它若是不存在的，则人们关于保护工人安全的话就是欺骗我们。在此情形下，那些当权的人对于如此重大问题也来欺骗他们邀来的宾客，人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呢？
即使安全检查机关是不存在的，我仍旧要说：存心使矿穴爆炸而不为人所觉察是不可能的。
有工头，有监督，有几千工人在矿内工作，他们一定看得出来。
那些知道自己生命有危险的人，难道会默而不言，只为得更加确定搜集被告犯罪证据么？——倘若有此危险，则他们随时都可以丧命的。
不，从技术观点看，所有的人都认为：以积聚炭瓦斯方法使矿穴常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
最不熟悉矿山情形的人，也会同我们一起呼喊：无论如何不能叫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
还有另一件事情使我们难解：斯默林告诉我们，卡美洛伏托拉斯经理，一九二八年那次有名的沙赫特矿山五十三个工程师被控案中——有十一个判处死刑——曾被同一个检察官起诉过。当年他被赦免了。知道他能够自愿地使千万人生命于危险，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安插他在矿山托拉斯经理的位置！人们对此有何感想呢？
他在卡美洛伏又干这把戏，同德国工程师雪克灵在一起，他又被赦免了。这是可能的么？
人们颤栗着想起了这件事也许是可能的。人们自问：为这个不祥的滑稽戏要付多少代价。
读过了你的文章，关于苏联几次党狱的，我如今写这些东西给你，我要说你做得对的，为真理利益而大声疾呼，而且继续大声疾呼。
我愿这类案件，每次都有独立的辩护人参加，替那些不幸的人说话，他们受人控告，受人枪毙，而舆论不大明白为的是什么。
我允许你利用我这封信去支持你的努力，为了人们所审判而太轻易枪毙的那些同志。
倘若你怀疑我的报告，那请你去问我的旅行同伴维痕、西诺和卜兰格，他们一定会肯定我所写的。
我不说起第五个旅伴，他不能反对目前当权的那些莫斯科偶像，这些偶像也许明天也要被人枪毙的。
因为，谁晓得呢，照这情形下去，俄国革命的最优秀分子不会自相残杀同归于尽！
同志，请你接受我的最好的工会的敬礼。
克列伯·列格
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
（发表于二月二十五日《工会报》）
克列伯·列格宣言（发表于巴德加勒《启明报》，转
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时报》）
我写过文章，说俄国妇女所做的那一类工作，在我看来，丝毫不是我们在法国所要的社会主义的。我不怕有人来否认俄国妇女专从事于这类工作。
好像是我说谎，好像我在毁谤俄国革命。
在卡尔文，虽然我起初拒绝，人们仍迫我说出我所见的。我说过的话原文如下：
“俄国工人现在地位，比起革命以前进步得多。”
我说过，俄国矿山工作方法——我曾举出两例，并加以称赞——我们的矿工是不肯接受的，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有最好的方法。于是我又被告毁谤俄国革命和信口胡说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愁惨的时代，真话遭人唾骂，谎言则受人尊崇。各地矿工中共产党同志都起来抗议我所说的真话。是一个口令么？我公开说，我开始疑惑这个，而这绝不会使我惊讶的，因为在某些方面，人们并不忘记我在工会组织中占据一个负责任的位置。
是的，人们在俄国做了些好的事情；是的，人们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是的，人们在那里建设俄国式社会主义；不，法国工人，在其劳动，安全，生活，自由及文化条件，并不逊于俄国工人，恰好相反，是好些，我要说：好得多。
※※※
戴尼叶医士用笺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四日
先生：
高尔基下葬那日我正在莫斯科，我听到了你的演说，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你是诚实的，我害怕你在此居留期间只成了一种长久的骗局。我刚读了《从苏联归来》，于是松了一口气。我到俄国去研究某些生物物理学问题，我自由地同那边同道们生活在一起，没有官厅和翻译的干预，我同他们心心相印，——而我感觉痛苦了。你说得很好：非附和主义者是被排出生活之外的。我的所有的同道，那些“肚子内有汁”的，都将思想和著作隐藏起来，一举一动也须不断地受抑制。我的有自由观念的朋友，有些是医生，有些是著名教授，都被迫而有两种人格：外表的，人家看得见的，说话的，表示出来的，这是一种；其他的，则他们深藏起来，非过几天亲密的生活之后不肯显示于人。
请接受我的敬礼。
戴尼叶
摘录一九三六年十月在医科大学的一篇演说
在苏联谁能做医生呢？工作后来随班听讲的工人或每月领一百十个卢布的学生。他们住在十卢布至十五卢布租金的房子内。
人家随着考试成绩如何或增或减他们的津贴。大学毕业之后，他们被派到乡村去，当医生助手或看护。现在大约有十万个医生，此时需要有四十万个。
直到两年以前，医生每月只能收入一百十个卢布，这个数目是不够的，所以有些医生宁愿去做技术工人，收入可以比较多些。那时要找人做医生是很困难的，妇女尤占多数。于是人们看到，医生在计划中虽然没有出息，却是国家所需要的，于是增加工资为四百卢布。以后人们又提高研究人员的报酬，医生助手的报酬。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各年毕业的医生，知识都不够；他们被迫回大学来补习六个月。
……这个工作时间好像是很有利的，但我刚才所说的乃是理论，因为做了六个钟头的人是很罕有的。普通工资不过四百卢布，不够生活，一个医生做两种或三种职务，为的能得八百至一千二百卢布，因为必须注意到卢布的购买力：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值八百卢布；好的鞋子，二百至三百卢布；一公斤面包，一卢布九十；一公尺布一百卢布；此外直至一九三六年，每年必须拿一个月工资去购买公债；医生和他的家庭共住的一间房子，同时做饭厅、寝室、书斋、厨房等等用的，每月须缴五十卢布租金。他若没有小孩，还是幸福的。
那边同道们的物质条件是很困苦的，但最难忍的还是精神上的压迫。他要留心他的看门人，那是格别乌的密探，他不能将他整个思想告诉他的医院同事。大战时，我们法国张贴的标语：“莫做声，你要当心，敌人的耳朵在听你们！”在那边是实实在在的情形。
……某同道，科学院院士，刚坐了两年牢；人们对外国人说：他生病了。另一位被剥夺了讲座和实验室，因为他曾发表一种科学意见，不合于共产主义理论，他被迫写一份公开的悔过书，同伽里略一样，为的免被充军。为什么我没有看见那位我应会面的有自由观念的同道呢？我的电报直到我过后一个月才到他手；我去看他时候，人家对我说他不在，其实他在那里。
※※※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先生：
当我在索契瞥见你时，我很害怕你受了欺骗，一种党派精神——进步之最可怕的敌人——会使你去赞美苏联新政；所以你的《从苏联归来》给了我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很能说俄国话，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你所见所闻的事情，我完全承认你所说的，而且感谢你敢于说出来。
为表示我的微不足道的谢意，请你允许我寄给你我在那边所得的若干感想。
望上帝保祐我们法国能均衡而明达地走它的新路！
X
这是第三次，隔了三年时间，我又到俄国来。
由于低层及其野蛮性的侵占，这制度一开始就让艺术、文化、感情受人糟蹋。
这是蛮族侵略之近代形式。
革命之后二十年了，仍旧有二等车和三等车。在最近建筑的一只俄国大轮船上，旅客之比例：三等占百分之七十五，二等占百分之二十，头等占百分之五。饮食、衣服、旅馆，也是这样。能付钱的人，就享受最好的位置。
工人每六日中有五日共做四十小时工作，一年之中有五个休假日，正式每年比法国工人多做四百个小时工作，法国工人每星期做四十个小时。但工资是如此之少，迫得工人每天做一天半或两天的工作，即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做十二个小时至十六个小时的工作。
计件工作制比前更加盛行。有能力做此工作的人所得比同伙更多，同伙因为较不灵巧而欣羡他。
没有工作可做的时候，工人便闲着，而且拿不到工资。国家是没有感情的，有工作就交给工人做，工人应当做得快而且好，没有工作就让工人自寻出路，做别的事情，免致饿死。
小气，嫉妒，到处仍是一样的。小心伶俐的工人叫做“乌达尼克”（突击队员），赚得比伙伴更多，他们的不扣工资的假期可以达到一个月，他人只有两星期。
努力的人一般是受人抬举，得到报偿，但优遇亲信风气仍是盛行的，有好多微贱的有本事的人，离中枢目光远的，则仍完全不为人所知。
有些狡猾的、有野心的、很聪明的，或有亲戚奥援的，则能够造成享有非分特权的地位。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至五千卢布中间。有些人比这少得多，有些人比这还多得多。
做了二十五年手艺工作之后，到六十五岁，工人每月可得三十七卢布养老金。
那些以前不能或不知储蓄的人，此时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就继续做工：这样的人占最大多数。
国家复兴期间，造成一种努力，可以同我们战后情形相比；但努力，尤其在俄国，并不一定含有舒适或富足之意。
额外钟点到处都有，因为一切货物是贵到令人难以相信。
至于大小工头，则他们奉到命令，于指定时间内做完某种工作。底下的工人或雇员若努力不够，则剩余工作应归工头包办，他们必要时每日须做十八个钟头工作，因为他们负有工人待遇及工作成绩之全责。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夹在中央政权和工人疏忽中间之地位有时是很难应付的。
经过三次预先警告之后，任何工人都可随时开除，无须赔偿损失，亦不用先期关照。
我参观过的一个工厂内，有一张布告通知工人：从九月一日起，凡不能生产规定的件数者，将毫不通融地被开除。
大小工头虽然多做了工，他们的工资仍是照旧。但他们可以希望得到双倍的休假期间以及一种奖励金。这是常有的，但这不是国家的应尽之职，而是随人高兴的。
国家财政困难时就增加捐税，那是用扣除工资方法直接征收而不能规避的，或者强迫购买公债，也是用那个方法。
为赔补一般费用，国家就抬高货价。最普通的绸缎，一米卖一百六十五法郎。对于这方面新发迹的商人，那些虚费财富的人，则没有人敢抱怨一声。
八月八日政府颁布一个命令，说要扣除工资以援助西班牙之反法西斯斗争。这是国家的权利，没有人敢说话。至于个人预算上有亏空，则无人来过问。
反一方面，国家设立学校、工厂、医院、托儿所、疗养院、非常美好的休息机关，为某些工人休假时之用。国家以死刑或充军严厉禁止盗窃和犯罪，维持风化，鼓励生育，到处取缔卖淫，普及教育至于前所未知程度，俄国人民现在有百分之八十穿鞋子，而帝制时代则有百分之八十赤足的。
出版自由却是完全禁止了。普通刑事案在报纸上得不到地位登载。反之，政治案件之审判则连篇累牍，而且登了好多日，公众意见是随人操纵的。
政府伟人、航空家、科学家、政治家，一点点事业，能占报纸篇幅几星期之久。这是一种催眠术，斯大林是他们的神。
群众所得利益足够补偿一九一七年流血辛苦么？虽然有好多进步，到处可看见很好的努力，但造成了什么真实的平等呢？
到处已有新的差等，代替旧的差等了。这种代替一步一步来的，没有停息，正如这一波浪代替那一浪波那样的势所必至的。
我敢打赌，不到十年，所有旧时社会差异都将重新出现了。
※※※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纪德先生：
我刚才读完了《从苏联归来》。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之后，在大压迫的印象底下，从那边归来的。自从归来以后，我都留心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的一切新消息。几星期前读过维克托·塞尔日致你的信，读过伊雅楚·西仑在莫斯科的信，现在又读着你的书，我是幸福的，虽然一面心里难过。我是幸福的，因为你的书又一次给我证明了那条我认为做生命意识基础的根本原则，即：真理只有一个。我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苏联做了三年以上工作，在出版方面，在宣传机关方面，在工厂检查方面，——我经过了严酷的内部斗争，经过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冲突以后，终于得到与你相同的结论，你却是出身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环境的；同我们在一起，还有维多·绥奇哩，还有西仑哩，还有那部分不肯接受你书中所说的“附和主义”的人哩。
我的关于苏联的著作也许能使你感到兴趣。我连这信寄给你我的小书《欧洲之再发现》和我的小册子《莫斯科党狱》。他方面，我请出版我的书的苏黎世“瑞士之钟”书店寄给你以前出版的拙著：《与苏维埃俄罗斯告别》。
请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不断地缠住我。这是你的书的末段：因苏联发生可悲叹之事，有使革命事业为之负责之危险。这危险我认为是很大的，因为苏维埃宣传机关没有你所要求的那种勇气来停止玩弄字眼（见第六十七页），来承认：“革命精神已不合时宜”。但因缺少这种态度，好多诚实的革命分子仍继续将苏联和社会主义，将斯大林政策和一种更合理的社会制度之基础混为一谈。这个错误，我应当说，将麻痹、将摧毁人类进步的最好的力量。怎么办才能帮助避免这悲惨的结果呢？
我不知道你的态度如何，关于最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关于大批的枪决，关于整千整万“反革命分子”关在白海、西伯利亚和土耳其斯坦集中营里的问题。那里除了俄国同志之外，还关着外国同志，还关着“自卫团”分子，他们两年之前在奥塔克冷防御物上为更好的未来时代而奋斗；那里关着一些曾在彼得堡炮垒内涅瓦河水面下坐牢的人。在苏维埃监狱中有成奇谬三，她的丈夫（何等有意义而可悲痛的巧合！）死在希特勒的集中营内。那里关着——也许已经死了，也许是活着的死尸——不仅我的好多的朋友，而且好多的革命家，各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各派知名的进步分子。
但舆论，“人道意识”，似乎已不存在了。这次复演莫斯科党狱的悲剧，诺沃西比尔斯克党狱，得到何等微弱的应声！六个人被枪毙了，经过二个钟头审判，没有其他的证人，只凭被告口供做证据。
死了的人，救不活来。但人们可以阻止其他的人如此死去，可以使那些还在冰海滨、西伯利亚无限荒原上，格别乌有名地窖中，有一丝气息的人活转来。
至于我，我是尽我的力量奋斗的。但我的力量有限，我的呼号只能达到少数人耳朵，不能够冲破监狱的墙壁。
但是你，人家认识你。那些假借人类最伟大观念之名来行此悲惨罪过的人，一定不敢漠视你发出的呼声的。
人家将奥谢茨基、希特勒压迫下的牺牲者，解救出来了。
请你帮助解救斯大林压迫下的牺牲者罢！
允许我握你的手。
鲁朵尔夫
※※※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五日
先生：
我刚带着感激的心情读完了你在《星期五》上发表的著作，现在冒昧写信给你。你是应得那些人感谢的，在他们看来，革命首先就是社会正义和一切人类的尊严。我知道，作家们涉足于这未知世界（革命乃是他们未知的世界），是如何难于敢继续注视真理，敢高声宣布他们所见的真理。但我也知道，“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志愿只靠完全诚实，才能真正满足的。这种诚实，纪德先生，决不会妨害工人事业的，能妨害的是那些审慎，那些姑息。
我重读你的著作，我想无疑你现在明白了那些人感到何等的痛苦，他们自始就拥护十月革命，他们感激十月革命，因为它是他们的反战斗争之继续，他们把所有的能力贡献给它，他们又看见它渐渐地（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从列宁死后就开始了）受了旧世界的传染，而且为图久长之故，也许败坏了它的真正的存在理由……
马色尔·马丁纳
※※※
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可否批评苏联？——对这问题，我回答：可以的。
应当分析俄国革命经验，必要时批评它，——列宁曾经这样要求过他国的共产主义者。但是在什么时候呢？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能拒绝分析现实，拒绝就是否认马克思主义了。共产主义者正因为是代表工人运动的未来，所以没有权利借口怕无产阶级灰心，而将一种革命经验之错误掩藏起来。恰好相反，他们的义务，他们的责任，正在于分析俄国革命所遵循的道路；尤其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成熟，使得工人们可以明了是人家做错了，而不是人家有意欺骗他们。这个分析将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于苏联，但也将显示俄国革命斗争，成绩及其条件，对于无产阶级未来斗争是极可宝贵的教训和鼓励。这种态度并非替资产阶级变把戏，乃是使无产阶级意识明了，使它的斗争革命性质加强，同时消除危险的幻想并防止虚夸的乐观。
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比较起来，苏联经济代表一种巨大的进步。但不应当忽略了其中资本主义萌芽：自由市场和差异工资及因之而起的一切效果。
潜
[1]见他的《我在苏联探求真理》。
[2]在巴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第七区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俱乐部用笺
致安德烈·纪德先生
先生：
细心读了你的新著《从苏联归来》之后，考虑过其中各种论据以及所谓凭证之后，我们现在向你表示我们的气愤和深刻的厌恶对于那种对苏联的阴险的攻击。
在这样一个愈加需要我们保卫苏联的时代，我们看见你的转向以及法西斯报纸上褒奖你的话，是十分恶心的。
我们有个时候希望过你会出来否认巴黎同志十一月十八日在幻城戏院青年大会上所宣布的话；不幸你未曾出来否认，于是我们可以做个结论说：你的书不过是一件好买卖罢了。
现在我们认为你不配做我们的名誉主席了。
我们感谢你于八个月之中给予过我们的援助；现在，先生，我们请你接受我们的
敬礼！ |
旅途随笔摘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旅途随笔摘录
那个永远殷勤的柯尔佐夫表示要同我说机密话的样子。我明白他只能告诉我，他认为告诉我不碍事的事情，但他装作这个样子，使得他的信任能获取我的欢心。对于你，我是没有什么隐藏的那种态度，他开始说：
“你想象不到我们每一步遇到的那些希奇古怪的问题；我们必须发明一些新办法来解决那些问题。你试想想，那些最优秀的工人，那些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一大批一大批地逃开工厂……”
“你们怎么解释这个呢？”
“哦！这是很简单的。他们得到很大的工钱，即使他们想花也是没有办法花费掉；因为市场上还只有很少的东西买得到。这个正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于是他们积蓄起来，到了有几千个卢布时候，他们就结伴到我们的里维拉过快活的阔绰的生活去了。我们挽留不住。既然是优秀工人，他们知道人家一定要再用他们的。他们回来了，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总之到了他们囊空时候。人家非再安插他们不可，因为离不了他们。”
“如此，你们就难于处置了。他们人数很多么？”
“几千几万的。你知道，每个工人有权利休假，假期费用由公家支付的。这种休假，人家于适当时期容许他们，而且不是做一次容许他们，因为不用说，怕妨害工厂工作。但这里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付钱的是他们，如此得到的假期，可以随他们的便，爱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而且大家一齐去。”
他温和地笑着。我不说出来，但心里仍在想：倘若这恶现象是严重的，他说时一定不是这个态度。但这是为的接着恭维斯大林的一种巧妙的新发明。他不是想出提倡妇女艳妆，敷脂涂粉和戴首饰么？[1]
“去吧，同志们，去照顾你们的太太吧！把她们装扮起来吧！为她们耗费你们的钱吧！”
近来开了好多新商店；而这也使我惊异不小，即是开了好多修指甲店，而且各方面（不用说，主要的是在得意的一方面）遇到了染红指甲的女人。
※※※
“你每月薪水多少？”女同志H问一个主管X旅馆“美容所”的女人。
“一百五十卢布。”
“供宿的么？”
“不；也……不供膳。至少要付二十卢布房租。”
“那么你只剩一百三十卢布了。伙食呢？”
“哦！我非两百卢布不够吃饭的。”
“可是那么你怎么办呢？”
愁惨地微笑着：
“太太！……总有办法啊。”
※※※
耶夫在塞瓦斯托坡尔，同一个大学生结交了友谊，这大学生并没有什么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最使耶夫感兴趣的，恰正是因为他极像多数其他的学生。耶夫可以经过他知道一些事情，然后转过来告诉我们。
X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崇拜者。他满含信任和希望。他是大学第一年级学生，每月支领六十卢布。他很欢喜想到明年可以支领七十卢布，后年可以支领八十卢布。他本可以住在学生寄宿舍里，那里每餐饭卖一个卢布或二个卢布；但他不愿离开他的老母亲，一个无技艺的厨娘，每月赚九十卢布。母子两人住在同一个房间内，每月共付十卢布房钱，他们差不多是只能买黑面包来吃的，而且不能吃饱（一天四百克）。但这是一种“完全的食物”啊，他说；而他不发一个怨声。他深愿邀了一个女伴到这已经住两个人的房间里住。他的母亲要他邀来，要他结婚。然而取缔堕胎的新法律使他恐怖。
“你试想想，我们已经很难得生活了。要养一个孩子，那就更加……哦！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话。但那些避孕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即有，质料也很坏，不能信赖。至于防备受孕方法，则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内是不容易做到的。”
以后他的乐观又占据上风了，他快快活活做结论说：他吃得那么坏，宁可节欲好些。
倘若那边某医生的话是可信的，那么苏联是手淫最普遍流行的国家。
※※※
新建筑计划在研究之中。建筑师N提出一些房屋图案。
“这个地方做什么用场？”
“给娘姨住的房间。”
“娘姨？……可是你知道，我们已经没有娘姨了。”
既然理论上已经没有了娘姨，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叫娘姨住在走廊里或厨房里或无论什么地方。
预见一个给娘姨睡的房间，这是何等老实的供认！在苏联，倘若仍有婢仆存在的话，则做婢仆的人更该倒霉的。
在莫斯科，为得每月五十卢布工钱找娘姨做的，差不多都是穷苦姑娘，从她们的乡村跑来，希望在城里、工厂或其他地方找到工作。她们暂时做娘姨以等待工作；这是候工的一种办法。我的朋友H的同楼邻居雇的娘姨是个孕妇，那邻居是大发慈悲才雇用她的。她睡在一间小房里，没有位置给她伸直睡。至于饮食……
她时常来请求我的朋友：
“请太太莫把面包屑丢掉。”
她就在垃圾桶内捡面包屑吃。
※※※
说实在话，我绝不认为那些官方的判断，那种意见的制造，能得到每个人诚心同意。有些名字，尤其叶赛宁之名，只能低声说出来，然而还可以说出来。我应当说：还是有人称道的，然而低声称道。我很少知道叶赛宁的诗；但我就要叙述的那个小故事，使得我渴想去读它。叶赛宁自杀了，同马雅可夫斯基一个样。为了恋爱，——人们说。也许。随我们的意去想象更深刻的自杀原因吧。
某天晚上，在索契，一顿很好的晚餐之后，我们都倾心相向。葡萄酒和烧酒亦有相当助力。X喝得尤其多，他动了诗兴。我们的向导表示有点不放心。X要饶舌了……他竟至于宣布要诵叶赛宁的诗给我们听！向导立刻干涉他：
“你醉得糊涂了。你不晓得说的什么话。莫作声吧。……”
于是X，很自觉地，虽然醉仍能自持，便暂时不作声了；然后利用这醉态，请那位向导出去替他弄一包香烟。向导一走之后，X便开始诵一篇非凡的诗，这诗自从被禁止印刷以后，便由人们口头传诵起来。叶赛宁写这篇诗，是为回答一篇谩骂宗教的论文而发的。
叶赛宁在这诗中大意是对这论文的著者说：你若反对教皇，我们一定赞成你；我们同你在一起，当你嘲笑天堂和地狱，圣童贞和好上帝；可是你若说起耶稣，那就应该当心，你不应当忘记：这为人类而牺牲者并非结合尘世间的大人，而是与那些贫穷的和卑贱的同盟，他认为人家称他神子，不如称他做“人子”那般光荣。[2]
X声音颤抖了，当他朗诵这诗篇时候，以后他的面孔流满了眼泪，——这不仅由于酒醉之故。这晚上我们本只说些不相干的话。然而不然；写这句话时，我觉得对不起X，也对不起我们自己。X渐渐地使我们兴奋起来，我们听他叙述他在中国奇异的冒险，他的屡次被捕以及他的逃脱等，不觉神往。不能说他是美丽的，但有一种狂野的精神使他勃勃有生气；他的声音本是既来，同刚才说话时那种犬儒主义和粗暴成为最奇特的对照。好像他要人家发现他身上有秘密的温柔区域，一种未为人知的区域；忽然我觉得：那是最真实的，而其余一切，犬儒主义和粗暴，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种假相，来保护着他身中最好的事物罢了。这个景象不过露了一瞬间。向导回到我们身边来了，谈话又恢复了原来状态，喧闹的，而又空洞的。
面对面在一个坚硬的车厢内坐了七个钟头长久，那位俄国青年才肯同我的女友H同志说话；H告诉我，这青年从旅行开始就引起她的注意和同情了。
他年纪不过三十岁，但看来已经为生活磨折得很衰老了。我用了何种力量才能使他不至敷衍回答我的问话，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我留心告诉他，我不过是一个外国女人，他丝毫不用怕我，无论他说什么话我不会去报告的。……他的妻同他在一起，他们还带了一个三岁的儿子。我听到他还丢了两个小孩在X地方，为的节省开销并恐怕在莫斯科不一定能找到事情做。
他的妻以前一定是好看的，此时好像大病后痊愈的一样。使我大惊讶的，即是看她几次喂小孩子奶，这小孩早就应当断奶了。那奶悬垂着，像空心的皮袋，我不知道小孩子能够吮出什么东西来，但在整个行程中小孩子并没有得到其他的食物。他的父母似乎比他更加饥饿。当男人终于开始说话的时候，那个年轻女人就流露一种说不出的忧虑。她东张西望，看邻近旅客能否偷听去。但我们的房间内只有一个在睡觉的老醉鬼和一个蠢笨的乡下女人。好像道歉一样：
“他总是爱饶舌的，”她对我说，“总是因此害了我们。”
于是男人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以前一切都是很好的。以后，他不知道，什么人告他，使他蒙了嫌疑。他既然是个优秀工人，而又无疵可指的，人家没有立刻将他辞退他所做工的工厂。但他看见，他的伙伴们，他的朋友们，渐渐疏远他了。每个人同他说话时候都害怕受他连累。最后工厂经理叫他去，并非辞退他，因为没有理由，而是“劝告”他到别地方找工作去。从这天起，他就流浪了，从这工厂到那工厂，从这城市到那城市，渐渐地更被猜忌，更受驱逐，到处都被人怀疑，拒绝，排斥，不得任何扶助，任何救济，更加得不到什么东西给他的孩子们，而陷于极端贫困之中。
“你看，这样的生活过了一年多了，”女人说，“我们再支持不下去了。自从一年多以来，无论到什么地方，人家从未曾容留我们到十五天以上的。”
“即使，”男人再说，“我能知道人家控告我的罪名也好。一定有人说了反对我的话。我不知道是谁。我不知道他能说什么话。我只晓得一件事情，就是：人们找不到我的错处的。”
于是他向我解释他到莫斯科的用意：为的请求调查，洗刷嫌疑，倘若这些可能办到；否则，在抗议这无理由的猜疑之中索性完全断送自己的命运。
※※※
有种香烟每包卖八十戈比，甚至六十戈比；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烟”，不堪入口的。我们抽的香烟，——外国人只知道有这一类，其中有几种被称为“旅客烟”——则每盒二十枝值五或六个卢布。还有更贵的哩。
不知道卖烟商人在那里（在戈里地方，我们在那里停了几个钟头），彼尔·赫巴便请求那与他在河边谈话的工人替他去买一盒这类香烟。
“多少钱的？”
“五个卢布的。”
那工人非常幽默地笑起来，说道：
“一天的工资啊。”
※※※
X太太在莫斯科郊外游玩，一位“负责人”（那边对当权者的称呼）和她做伴。这“负责人”遇着所有的工人总是表示非常亲切：“我喜欢他们能感觉是与我平等的。我同他们谈话，好像对朋友，对兄弟一个样；而他们从来不害怕同我说话的。”
路上遇着一个填土工人；为证明刚才说的话起见，这“负责人”便说：
“好么，我的朋友？你好么？你快活么？”
于是工人说：
“同志，你容许我问你一个问题么？”
“问罢，我的朋友，我很情愿回答你的。”
“你是知道很多事情的，你一定能够指教我。我们何时才能按照我们的力量做工，尽着我们的肚皮吃饭呢？”
“这‘负责人’怎么回答呢？”我问X太太。
“他给工人做了一次理论讲演。”
※※※
坐汽车到巴顿去的路上。我的旅伴们赞美公路两旁新植的树，这些树几年之后将能遮荫路面。我为什么要提醒他们，所有这些树当中没有一株不是死的呢？无疑是在不合适的时期植下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不利于树的生长的季节；我猜想是为着服从上头下来的一个命令，必须遵照实行而不许批评。这是要自然界来屈服的，不管是树，是人。
※※※
这里（在苏呼米），人们养了好多猴子，为各种试验之用的。我要知道这些动物的来源。但这里同在殖民地一样，关于一事的说法有种种不同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大多数人以笼统浮泛为满足，尤其是那位替我们当翻译和向导的可爱的女同志。总之没有什么事情能为难她的，她回答一切的问题；她愈加无知，回答的口气愈加坚决。但她不知道自己无知，她使得我明白这点，即：不自知的无知造成了确定的表示。这类人的精神装满了“差不多”，“类似”以及错误的知识……
“可以知道这里养的那些猴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么？”
“自然。那是最容易的事情。”
（她于是转问那陪伴我们的人）
“这些猴子大部分是生在这里的。不错，差不多都是生在这里的。”
“但据人家告诉我们的话，这地方并不出产猴子。一定是先从别处弄来的。”
“自然。”
“那么究竟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呢？”
没有转问别人，她就迅速而果决回答道：
“差不多是从各地方弄来的。”
我们这位女向导是可爱而又十分尽职的。但这个有点令人讨厌，即她指教我们的话，除了都是错误以外，没有一件说出所以然的。
※※※
——回归巴黎
“他妈的，你从何处见出这些当权大人物享有特权？”那位C对我说，他从那边回来，完全被迷惑了。“我同K往来很密切，他是如此可爱又如此朴质；他叫我去访他的住宅，里面我没有见到什么奢侈阔绰的东西。他的妻，他给我介绍了，也是可爱而朴质同他一样……”
“哪一个妻？”
“什么？哪一个妻？他的妻，总之……”
“哦，不错，他的正妻。……你不知道他有三个老婆。还有两个别的住宅，至于乡居休养之便利还不算在内。他有三辆汽车，你所见的是最朴质的一辆，为平常家务用的……”
“这是可能的么？”
“不仅是可能的，这是事实。”
“可是，党怎么能容许呢？斯大林怎么……”
“你不要如此天真。斯大林所害怕的，乃是那些纯洁的人，那些瘦子。”
[1]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真理报》发表集体农场分子的信，关于服装问题的。信内说“我们也能够穿得漂亮些，因为我们有爱美观念，我们要学时髦。至于我，那我不喜欢钟样的裙和飞机式的短衣。但因没有新的样式，我们只好穿这类衣服。我们是有钱的。”
[2]我曾请求几位能读俄文的朋友替我找叶赛宁这篇诗，无疑我上面所录的是很不完全的。他们找不到：于是我怀疑，最近几版官印的著作中，人家也许没有把它删去。这是可以考查出来的。此外，有人告诉我：流行了好多诗篇，假冒是叶赛宁所做的。 |
旅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附录〕
旅伴
一
害怕一个人不够，我于是邀来五人和我结伴。这也是为着要让他们分沾此次旅行的种种非常利便的条件。他们预先就快乐了，简直是欢喜若狂了；他们同我一样地热心，倾心于苏联及其所预计的整个未来时代，都是这种政制的热烈的崇拜者，然而与我又是差异很多的；就他们的年龄说（都是比我年轻得多），就他们的气质、教养和环境说；他们相互间也有很多差异；虽然如此，我们互相仍是非常地了解。是的，我想，为看得明白和听得清楚，六对耳目是不会太多的，而且为的能够相互交换各人的一定不会相同的感想。
这几个旅伴，你们都认识的，就是：耶夫·拉斯特、雪夫灵、欧珍·达比、彼尔·赫巴、路易·季友。
这五位旅伴中，有二个是很老的党员，很忠实的，很积极的。有二个能说俄国话。此外，耶夫·拉斯特这番是第四次苏联旅行。彼尔·赫巴则最近六个月就在莫斯科居住，他在那里主持一个宣传杂志，《国际文学》，每期用四国文字出版；这就使他很熟悉那些阴谋诡计，很通达内情。此外他又特别地精明。他指教我不少，我的意思是说：他给我解释了好多事情，没有他我自己一定不了解的。我举出小小一例如下：
我们到莫斯科第二天（彼尔·赫巴和我是从巴黎坐飞机去的，那时他刚回巴黎来，住了三天；我们比其他几个旅伴先去，他们坐苏维埃轮船，十天之后才到列宁格勒），布哈林就来拜访我。那时布哈林还是很受人尊崇的。最近一次，我不记得哪个会议上，他出台时候，群众热烈地向他欢呼。然而已经有某些排斥他的征兆阴险地露出来了。彼尔·赫巴为要在他主持的杂志上登载布哈林一篇很可注意的文章，竟遭遇很大的反对。这都是值得知道的，但我后来才晓得。布哈林是一个人来的。但他刚踏进首都旅馆人家给我居住的华丽房间的小客厅内，就有一个自称为新闻记者的混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弄得谈不成功。布哈林差不多是立刻就起身走；当我送他到候见室时，他告诉我：希望再同我见面。
三天之后，我又看见他，在送高尔基下葬时候，确切点说，在下葬前一天，那时民众得到允许，好几个钟头列队在大停床前经过，停床铺着花，高尔基尸体尚未烧化，就停在那上面。在一个小得多的邻近厅堂内聚集着那些“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也在其内，我尚不认识他，现在我向他行礼。布哈林就在他近旁。我离开季米特洛夫以后，布哈林就拉着我的臂膀，靠近我身边说：
“一个钟头之后我可以去访你么，在首都旅馆？我有话同你说。”
彼尔·赫巴陪伴着我，他听到了这几句话，于是低声对我说：
“我敢打赌，他一定做不到这个事情。”
果然，柯尔佐夫看见布哈林曾靠近我身边，就立刻把他拉到旁边去。我不知道他能对布哈林说什么话，但在我居留莫斯科的时期中，我就未曾再见布哈林一面。
没有这个小小的指教，我就不明白的。那时我一定以为是冷淡，是疏忽；总之我将以为布哈林并不重视再同我见面的，但我永远想不到他是不能再见我的面。
※※※
彼尔·赫巴和我到列宁格勒码头上迎接了季友、雪夫灵、拉斯特和达比，然后我们坐了专用车厢回莫斯科来。几天之后，同一个车厢把我们拉到奥尔忠尼启则地方去，以后三辆很舒适的汽车载我们穿过高加索，第三天到了梯弗里斯。我们到这格鲁吉亚首都，照预定的行程迟了一天，以致很客气地到山中他们的国土边界汽车站上来欢迎我们的那些格鲁吉亚诗人等候了我们二十四个钟头。我趁此机会，在这里说说：我何等感受他们接待的好意，他们的恳挚，以及他们的礼仪的自始至终的殷勤。倘若由于什么奇迹，这本书能到他们手里的话，那就愿他们知道。不管别人能对他们说什么话，我仍旧是深深感激他们的。
二
梯弗里斯这地方，起初使我们大大失望，但以后一天比一天更迷诱我们了。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我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到卡黑底做了四天旅行，很好；而且各方面都是最有趣味的；但很辛苦，以致不大习惯于旅行疲劳的雪夫灵和季友两人回来后，宣布说：他们看够了，种种情绪也感受过了，他们渴想回法兰西去。
我们离开了他们两位，很觉惋惜，因为有他们做伴是很有趣味的。但以后我们也庆贺他们两人幸而未曾经受因渐渐炎热而增加的疲劳。
然而我们旅行的第二部分是最富于教训的。没有以前那样死板，那样受束缚，我们还能更直接同民众接触；仅仅是从梯弗里斯开始，我们的眼睛才真正睁开了。
自从二十年来——有些人说，但其他的人则说：自从十五年来——此地没有今年这样热了。但我们未曾因热而衰疲，而且没有一点征兆能使我们预见三星期后使达比丧命的那个病症。我要抗议而且要气愤愤地抗议某些关于达比病症的恶意的暗示。诊断错误，——那些最少恶意的人说。在苏联，人们将好多因各种成串的球形菌致成的类似的传染病，都称之为“猩红热”，——这本是可能的。我以为真正猩红热一开始要呕吐的，达比并没有这个特征。我回巴黎以后一个时候，偶在一本医学杂志上看见一张病症统计表，我很惊讶：在苏联，“猩红热”占的比例数如此之大，无论同其他国家比较，或同苏联其他病症比较；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使我猜想：这个病名，在苏联比在我们国内，更富于弹性和更常使用的。但这点说过以后（这里说不上诊断错误，——这种事情也可以在巴黎发生的，我有两个可痛惜的例证：查理·路易·菲力和杰克·里维叶两人，病初起时都被当作一种简单的流行性感冒来医治，到了认出是伤寒症时已经太迟了），我就坚决说：达比是受了最细心的最周到的医治的，由于塞瓦斯托坡尔地方三个最好的医生，而且由于女同志波拉，她在这里还是表现十全的恳挚。
同样，我也必须抗议另一种恶意的暗示，关于达比的笔记的。这些笔记以及其他属于他的一切稿件，都由我经手送给他的家庭了；不错，被扣留了一个时候以后才送去的。其实里面绝对没有使检查官为难的地方。达比是非常谨慎的。他不止一次告诉过我：他要把说话之责托付给我。[1]他很担心，不愿加入那足以扰乱他的安宁和工作的辩论。在最后几天，他差不多是唯一地顾念着这个工作，即他同我说了好多的那部小说，他计划再写，完全改写，现在他更看清楚了他要写的是什么；我想，他出发旅行前所写的一百页左右稿子，将差不多完全抛弃了。
“回国后，我即将从头写起，”他屡次对我们说。而这个内心要求如此逼迫他，以致他说：他要单独回去的，倘若我们在归途中还要耽搁的话。那时正有人提议到敖德萨及基辅去的。
达比同我一样，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也表示对好多事情很痛心，虽然他也看到那些能使人欣喜的东西，因为他同我们一样希望在苏联只见着这些使人欣喜的东西。达比是从下层民众出身的，他的心和精神都深深关切于无产阶级利益；他方面，他的气质是很少战斗性的，与其说他接近于唐吉诃德先生，毋宁说他接近于桑科·邦札；他自立一条蒙田式的箴言，认为生命是比任何理想更可宝贵的，人们不值得为任何理想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表示很担心西班牙事变，他的忧虑也可以从这里看出来，即人们若有个时候怀疑政府军之胜利，他也是受不住的。这个胜利，他不以支持之或相信之为满足：他不断地需要将这胜利看作是有保证的。但他激烈反对耶夫·拉斯特，当拉斯特说起要到西班牙去，加入民军作战（他以后不久果真这样做了）时候。某天晚上，在塞瓦斯托坡尔，即我们在一起过的最后一日之前夜，我看见达比真正发气起来了，而他平时是如此恬静的。耶夫·拉斯特刚宣布说：他宁可看见他的儿女死，不愿看见他们受法西斯统治。
“你这话说得岂有此理，”达比于是叫喊说（这是第一次，我听他用如此声调说话），一面用拳头捶桌子，我们刚在这桌上用完了晚饭。“岂有此理！你没有权利为一种观念牺牲了别人的生命，也没有权利牺牲你自己的生命。生命是比一切都更宝贵的。”
他还说了好多，忽然有了一种非凡的口才。耶夫也是雄辩滔滔的。我只限于听他们说话，有时赞成这个，有时赞成那个，随着那一个人在说话；或宁可说：倘若我比较地钦佩耶夫和那鼓动他的热情，那么我是特别赞成达比以及他的反抗起来的良知的。尤其我想：人类中有这个人和那个人都是很好的，好在这个可以调剂那个。但忽然我来干涉了，当耶夫回答达比谈起了“怯懦”时候。我抗议说，“怯懦”这个字眼在我们中间是不能行用的，倘若时常需要一种大勇去战斗的话，那么有时也需要同样的大勇来宣告说：不战斗。
在写这几行字时候，我忽然想起了卓诺和他的《拒绝服从》。达比很喜欢卓诺，而且在某几方面很像卓诺。这两个人是很有兴味和有“菜汤感觉”的（同有此感觉的人才能懂得这话的含义）。[2]我们在格鲁吉亚时常说起卓诺，我们以为这个洪荒的和饶沃的国土是非常能使他喜欢的，我们又以为他将感受很多痛苦，在那些失却了“菜汤感觉”的地方。
并非达比完全感觉旅行无味，而是他终于比我们较少兴趣去注意旅行；他渐渐地爱好独处了，专心于读书或写字。[3]那时他读孟果译的《死魂灵》，这书是我带来的；他时常读一段给我欣赏。尤其果戈理诗集第二卷头上附的《四封信》中几行字，即我在我的《从苏联归来》书中所征引的。还是因为有这几行，就使得我们怀疑：是否真如人们所常说的，俄国帝制的时候没有或差不多没有给民众做一点东西；至少没有可供人们夸耀的东西？
差不多一百五十年过去了，自从彼得大帝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学习欧洲文化，并将一切实行手段交付于我们之手……
自从那时以后，“政府不断地活动，由这些可以证明，即是：几大本章程，法律和命令，好多新建的房舍，出版的书籍，设立的各种教育、慈善、赈济等基金，至于那些外国政府设施中找不到的东西还不算在内哩。”
不管苏联如何铺张，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这手段不是今日发明的。
[1]最后几时，耶夫·拉斯特和彼尔·赫巴两人轮流地和他同房间，他有机会同他们谈话，比同我更多而且更亲切地。他们两人知道这个。为此原故，他们出来抗议彼尔·西采先生对于我的这个攻击（这个攻击，后来弗里曼也拿来用了，虽然是以一种很有礼貌的声口说出来的），即说我滥用了达比之名，献我的书给他，写道：“我在他旁边，跟着他，所见闻的，所思想的之反映。”
摘录彼尔·赫巴一篇论文。
“我要告诉弗里曼——回答他关于《从苏联归来》上给达比的献辞的话——以我同达比在塞瓦斯托坡尔一次谈话，在他死前不久。他表示非常担心纪德回法国后要公开发表与他在旅行中时常有同感的那些恐惧。‘他将会说得好的，’他说，‘人们将明白他是以友人资格说话的。”
无论人们对这种献辞的感想如何，但我认为绝不能反驳纪德将我们的朋友的名字连结于他对苏联的感想的那种权利以至于义务。
（《星期五》，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还有耶夫·拉斯特这封信。
我的亲爱的弗里曼：
我十分惊讶读到你的论文中如下一条小注：
“但达比不会比纪德更进一层，批评，完成这些印象么（他打算延长在苏联居留期间，说起还要再来的话）？他不会更胜于纪德认识心理学价值以外发生的事情么？他曾允许给予这些印象（当我们在黑海相遇时候，他自己曾对我说这些印象是不充分的）以这样大的政治意义么，而且在这样一个时候？
“这些问题是可以提出来的，只要是可以提出来，我就没有权利默而不言。”
这话，我认为不很确切。
在梯弗里斯，达比就已开始感觉旅行无味了，一种令人为难的态度。我同他有好多次的谈话，但他从来未曾表示要更长久留在苏联，或再来一次。恰好相反，他固执地反对延长旅行计划去游基辅。他要立刻回莫斯科去，由那里坐飞机回巴黎。达比屡次表示愿在西班牙一个小乡村中安静地工作，完成他的关于希腊人的著作。苏联有好多事情使他不喜欢，但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感想，始终是很差异的。达比时常同纪德谈论这些事情，他自己既然不是一个有战斗精神的人，他便将说话之责付托给纪德。我敢说，纪德写的那本书，正是达比所期待并要求于他的。
耶夫·拉斯特
[2]“他们撒谎。他们都撒谎，”X告诉我们，在梯弗里斯，谈起了苏联当权者时候。那时只有赫巴和我听他说话。“他们完全失却了和真正现实的联系。这些都是理论家，都迷失在抽象观念里面。”他的声音因兴奋而颤抖了。最后就说了这句话，起初我没有大注意，以后赫巴时常向我提起，因为他认为这话妙得很（本来是妙得很），时常征引来说：“他们都已失去了菜汤感觉。”
[3]“我是何等愿望寂寞和安静！”死前不久几天，他在他的秘密笔记中写过这句话。 |
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九
然而这点仍是确实的：俄国民众表现快乐。这里我完全同意维德拉克和约翰·邦士所引证的事例。我每读他们的旅行记，都要怀恋不已。因为，我也说过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在苏联一样，人民本身，街上所遇见的人（至少青年人），所参观工厂的工人，以及拥挤在休息、文化或娱乐场所的那些群众，是如此笑容满面的。这种外表和可怕的贫困，怎样能够调和呢？——人们知道最大多数人今日是陷于那种贫困之中的。
那些在苏联游历过很多的人，告诉我：维德拉克、邦士和我自己将会懊恼的，倘若我们离开了大中心区和游客大道以外。他们说起了整个的区域，那里一眼就看出穷困状态。此外……
在苏联，贫困是不容易看见的。贫困隐藏起来。人们说它是有罪的。它不引起怜悯，引起慈悲救济，反而惹人轻视。出来给人看的，正是那些牺牲此贫困而获得舒适的人。然而，人们还是看见好多其他的，甚至挨饿的人，他们仍是微笑着，他们的幸福，我说过，乃是由“信任，无知和希望所构成的”。[1]
如果我们在苏联所见的一切都是表现快乐的，那也是因为所有不快乐的人都成了可疑人物，愁苦的人或至少现出愁态的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须到西伯利亚去。
※※※
苏联生产率是相当高的，多残杀些人也不容易见得出来。贫乏愈麻木，就愈加悲惨。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与群众有别，而群众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的，这庸俗性愈变愈下流了。
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能容受颂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仇敌。时常，他把别人提议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东西；但倘若他占取了那种观念，那么为使之成为他自有之物的原故，他就先铲除那提出此观念的人。这便是他的做到时时刻刻都“正确”的手段。如此，不久之后，在他周围将只剩下那些不会派他错误的人了，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观念的。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
无论为了什么罪案，送了无论哪个劳动者到无论那个法庭去，无论这劳动者如何无辜，倘若上头要处罚他时候，律师起来替他辩护，这律师就要遭殃了。
※※※
还有那些充军的呢，那些几千几万充军的呢，他们当初不知道，也不愿意，在应当低头的时候低下头来。
我绝不需要，同某日M那样思想：“他妈的！终有一日轮到我……”这些被害的人，我见着了，我听着了，我感觉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他们的被堵住嘴巴的叫喊，昨晚唤醒了我；这是他们的缄默使得我今日写这几行字。正在想着这些殉道者，我才写下这惹起你们抗议的几句话；倘若我的书能到他们手里，则他们的无言的感激，对于我，是比《真理报》的恭维或咒诅重要得多的。
没有人肯出来为这些被害的人说话。右派报纸至多利用他们来攻击右派所仇恨的制度；至于那些衷心藏着正义和自由观念的人，那些为援救台尔曼而奋斗的人，那些巴比塞，那些罗曼·罗兰，则一声不响；而团结在那些人周围的，是被人蒙住眼睛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
然而当我气愤起来时，你们便向我解释（而且以马克思之名解释！）说这恶现象是确实的，是不可否认的（我说的不仅是充军，而且是工人生活的贫困，工资的不够或薪水的过分，特权的再得，阶级的巧妙恢复，苏维埃的消失，以及一九一七年所得的东西的逐渐烟消云散等）；你们很聪明地向我解释说，这恶现象是必要的：而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这些用惯了辩证法论证（狡辩）的人，容受了这恶现象，认为是暂时的，是能造成一种更大幸福的。你们有知识的共产党人，你们同意承认有这恶现象存在了，但你们以为宁可对那些人隐藏起来才好，他们知识不如你们，也许会气愤起来的。……
让人家去利用我的著作罢，我不能阻止，即能亦不愿阻止。但对着政党而写些东西，让人家可以利用去，——这我做不到，这是别人的事情。我已经警告过我的共产党新朋友，自从我们发生关系时候起就警告过：我将不是一个叫大家完全放心的新同志，一个一成不变的新同志。
“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者，党应视之为“动摇分子”，可以利用他，但应当时时刻刻留心他，——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这几句话。哦，这是何等的正确！我曾屡次同瓦扬·古久里说这话，但他不肯听。
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一到说谎话的时候，我就不惬意了；我的责任就在揭穿谎话。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党若离开真理，则我立刻离开党。
我很明白（你们也告诉我很多次了）：“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真理”是不存在的，至少绝对意义的真理不存在，有的只是相对的真理；但这里所关的正是相对真理啊！你们伪造了的，正是相对真理！我相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要想欺骗别人的时候，已经是在欺骗自己了。因为这里，你们所欺骗的，恰正是你们自以为为之服务的：即民众。一面令民众盲目，一面就不是好好替民众服务的。
必须如其实地观看事物，而不应当以希望其所应成就的态度来观看事物。
苏联不是我们所希望于它所应成就的，不是它允许我们的，不是它此时还努力装扮着的；它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切希望了。我们若不容许这一切希望落空的话，则应寄托之于其他地方。
但我们的眼光并不从你转移开去，光荣的和痛苦的俄罗斯！假如当初你做了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可惜！——你就显示我们：一种革命能陷落于何种沙地之中。
[1]然而还须提到俄罗斯民族的一种神奇的生活力。“一只猫的生命力”，陀思妥也夫斯基谈论自己说，当他惊异他经过种种难堪的磨难，虽然痛苦，却仍未受挫折的时候。一种对于生命的爱，战胜了一切，即令是由于冷淡或无情，但宁可说最常见的是由于内心的丰饶，娱乐，抒情，一种未为人所解释的，不可解释的快乐之奔放；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以什么方式，无论于什么地方。……我应当说：一种对于幸福之非常的能力和趋向。不顾一切。正为这个原故，陀思妥也夫斯基才是如此足为代表的。也正为这个原故，他才如此深刻地，如此友爱地感动我，而整个俄罗斯民族经过他，同着他一起，来感动我。无疑，没有一个其他的民族，能够如此宽宏地去忍受这样悲剧式的试验。 |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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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年以来，我太沉溺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致到了苏联反而觉得在异乡异俗过生活似的。他方面，我也读了太多的旅行记，赞叹的描写，辩护的文章。我的大错误，就是太过于相信夸奖的话。也是因为凡是能够警告我的话，都是以怨恨的口气说的……爱比恨更能得我相信。不错，我曾有信任心。此外，那边令我烦恼的，却不在于那些缺点，而在于立刻又遇着我所讨厌的那些利益，我所希望取消的那些特权。固然，人们设法来尽可能地款待一位宾客，到处拿最好的事物给他看，——这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然而使我惊讶的，乃是在这最好的事物和普通的事物中间有如此大的差异；在如此平凡或如此恶劣的普通事物旁边，那特权却显得如此过分。
这也许是我的精神及其新教徒教养之一种怪癖吧：我不信任那些有利可图的观念和那些“附和”他人的意见；我的意思是说：传播那些观念和意见而希望从中图利的一些人。
我看见苏维埃政府拿许多特权给予艺术家和文学家，给予所有那些能够向它唱赞美歌的人们；而这不一定是意图贿赂的。然而我也看见：文学家拥护政府以及那有利于政府的宪法的时候，所能得的特权未免太多了些。我立刻就当心注意了。我害怕给人家诱惑过去。在那边，人家献给我的过分的利益，使我恐惧。我不是为重见特权而到苏联去的。在那边等待着我的，是确确实实的特权。
为什么我不应当说这话呢？
莫斯科各报告诉我，在几个月中间，我的书销行了四十万本。请你们计算一下，作者应得的版税有多少。我的论文稿费又付得如此之多！倘若我写一本赞美苏联和斯大林的书，我将获得多么巨大的一笔财产！……
这些顾虑并不能阻止我称赞苏联，但也不能阻止我对它的批评。但我得承认，凡是能够执笔的人，只要他朝好方向写去，都能获得这种异常优越地位的（比在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更加优越），而这情形却不少警告我。文学家是最受所有苏联工人尊重的。我的两位旅伴（每人都有一本书译成俄文，在印刷中），在古董店，在珍品店，在旧物店，跑来跑去，不知道如何花费那几千卢布，那是他们刚预支来的版税，他们知道是不能带出国外的。至于我，则我仅仅能够用去一笔大款的零头数目。因为那边什么东西都是献给我的。不错，什么东西都是：从旅费起以至于香烟。每逢我拿出钱包来付饭馆或旅馆的账时，来开发货价，购买邮票或报纸时，我们的向导的美妙的笑容和威严的手势便阻止我说：“您开玩笑啦！你们是我们的贵宾，您和您的五位旅伴。”
自然，我在苏联旅行，自始至终，我个人没有一点不如意的地方。一切恶意的解释，造出来减弱我的批评力量的，其中最无理的一个便是企图将我的批评说做我个人不满意的表示。我从来未曾在如此奢侈的条件之下旅行过。我们坐的是专车或最好的汽车，住的总是最好的旅馆中最好的房间，最昂贵的，最华丽的，选择得最精致的。而且何种的接待！何种的照应！何种的欢迎！到处受人欢呼、恭维、优礼、庆贺。拿来献给我的，人家是没有一样觉得太好，太可惜了的。我若拒绝这类款待，将惹得人家不高兴；我做不出来；我由此保持了一种绝妙的纪念，一种热烈的感激。但这类款待本身令我不断地想起了特权，想起了差异，而在那里我原想见到的是平等。
我勉强摆脱了官方监视，便去同小工往来，他们的工资每天只有四或五个卢布，而用来款待我，我非到临不可的那种宴会，——你们要我作何感想呢？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宴会，点心小菜之多已够人吃了三个饱了，而正餐还未开始哩！六大盘的盛筵，足足有两个钟头之久，使得你不耐其烦。何等的浪费！我从来没有能看见一张账单，可以让我确知一餐的代价。但我的一个旅伴，很熟悉物价的，估量每次宴会，每客须费三百卢布，连酒水在内。我们一共六个人，连我们的向导七个人，时常还有同样多的主人和陪客，有时还多得多。[1]
在整个旅行当中，确切说，我们并不是国宾，而是有钱的苏维埃作家协会邀来的客人。每逢我想起这个团体款待我们的费用时，我不禁怀疑：我的著作权金矿，即使完全送给它，是否足够赔偿它的损失。
显然，他们如此慷慨接待我，是希望收回另一种的利益。我想《真理报》对我的气愤，一部分是由此而来的，即是：我是不十分有“出息”的。
※※※
我告诉你们，在我的苏联游历中有种悲剧的成分。我以一个热情的人，一个虔信人的资格，来到苏联，为得欣赏一个新世界，而人们却拿旧世界中我所厌恶的一切特权献给我，借以诱惑我。
“你不明白的，”一位优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共产主义不过反对人剥削人制度。——这话我应当向你重说几遍呢？这事办到了，你便可以同阿列克西·托尔斯泰或大歌舞院的一位歌人同样富有，只要你是凭靠个人劳动获得财产的。你对于金钱、财产之轻视和仇恨，我认为是你的当初基督教观念的一种很可惋惜的残留物。”
“也许是这样。”
“那么你应当承认，这类观念是不合于马克思主义的。”
“可惜得很！……”
我很知道，而且人们反复告诉我：某些性格，有时是最可爱的，譬如那种忽然的亲密，那种不经思虑的慷慨，立刻获得我的同情的，以及那些无可遁逃的错误，以致败坏了良好成绩的，——这一切应归咎于俄国人的半东方性的气质，而不应归咎于新制度；这一切，优点或缺点，我在俄国帝制时代也可见着的。同样，我也相信，若期待或希望社会环境不同，便可彻底改变人性，那就是一种错误。请大家听我说：重要的、足够的，乃在社会环境不同可以容许人性之改变；而这是了不起的。但那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这里没有机械的东西；而且没有个人预先改造的话，我们就会看见：资产阶级社会又形成起来了，“旧人”又出现了，而且又扬眉吐气了。
当某人还在受压迫的时候，当社会不平的束缚使他屈服的时候，人们有权利希望他的身上蕴藏着许多力量。犹如人们期望某些神童，但他们以后时常变成了非常平凡的成人。人们时常有这种幻想，以为某民族包含着比其余使人失望的人类中更良好的人物。我则简单相信这民族是较少“腐败”罢了！但金钱也能使之腐败，同其他民族一样的。你看在苏联发生的事情：这个正在形成起来的新资产阶级，具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一切恶德。它刚从贫穷地位爬上来，就已经看不起贫穷的人了。它贪图那好久没有的一切好处，它知道应当如何去获得并如何去保持起来。“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我在我的《从苏联归来》中写过这几句话。他们可以加入共产党，然而心里没有丝毫共产主义者的气味。
[1]我摘录我的旅途随笔一页如下：
“宴会约定在八点钟，八点半钟开始入席，九点一刻钟尚未端完餐前小菜。（我们在文化公园洗过浴，赫巴、达比、柯尔佐夫和我；我们肚子饿得很。）我吞食多量的小点心。疗养院有人等待我，九点半钟，我看见端来汤匙的时候，就退席了；一种蔬菜汤，里面有几块鸡肉。人们宣告有虾尾，有香菌，有鱼，有各种烧烤及蔬菜。……我离席去收拾行李，以后又写“几行”给《真理报》关于今日典礼的。我回来时还得吞下一大块冻肉。我不仅害怕而且厌恶这种盛筵（我须得同柯尔佐夫说去）。这种盛筵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反社会的。”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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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新宪法中有好多处表示它立意来预先回答人家的批评；来闪避那些它心里明白是应得的攻击。当权的人完全明白政治机构的指导权已经离开民众之手；明白民众和那自称为代表民众的人中，已经断绝了一切真实的联系。这正是他们所要的。所以更加需要使人相信：这种联系将是最密切的，“群众对于苏维埃机关之监督将更加强，苏维埃机关亦将更能对群众负责，”如三月十三日《人道报》所说的。《人道报》还加几句话说：“新选举制将巩固那被民众选举的人与选举者群众之联系。”不错！好得很，那篇论文接着也能不掩饰人们的意图，即人们要来“指导选举，要来批评那些恶劣的候补人，不等待他在无记名投票失败之时，就先出来反对他们”。这种聪明的预见确是值得钦佩的。你试想想，重复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之错误，是如何令人不快！那日给了民众可能机会，选举出（譬如在基辅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一些本党仇敌，今日才揭穿其假面”。由此可见必须迅速于选举以前“扑灭一切足以妨害党的活动核心之发展的”。完成此工作，然后选举才能是“自由”的。
我害怕某报编辑要受处罚，它——我不说明何报，怕会陷害它——虽然完全尽忠于斯大林的苏联和新宪法，却敢在赞美之中提出这个畏葸的责难（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我们恰恰害怕，在现行制度之下，国家机关会不与劳动者群众相合一，如在当初苏维埃制度之下一样，却反而倾向于离开群众。”
“——为什么？……”
“——正是因为选举人中间有距离，选举人和他们的代表中间也有距离。”
这个不谨慎的批评还敢提醒这件事：“最近的统计表示六十个公民中平均曾有一个在某级苏维埃当代表”，而“这苏维埃，无论怎么样，当初总是金字塔中一块石头，而能施影响于国家政治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成了眼中钉呵。恰恰是这个必须整顿一下：“下层的常设的政治细胞已经不存在了。”[1]
所以，我们不能不完全赞同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宣言，他说他“确信苏联同其他独裁制国家一样，是少数一群人统治着，广大民众对于国政完全无份，[2]或只有很小参与一部分。”
归根到底，都是人民付钱，即令是间接的。这个方式或那个方式，——由于将民众最大需要的粮食输出国外，或使农产品的价格与同此物品付于消费的价格相差甚远，或由于直接征税，——总而言之，都是牺牲工农阶级利益，牺牲他们的消费黄金，以构成必需的而且不断欠缺的积累基金的。从第一次五年计划以来就是这样了，以后仍是这样。这个积累基金，除了应供推动全部机器之用以外，还做些实际的、有用的、慈善的事业，那还是可以原谅的。医院、疗养院、文化机关等等，人们还相信，民众蒙受其益，或希望民众将蒙受其益。然而在这样的窘迫时候，这个积累基金却拿来建筑一座“苏维埃宫”（已故的苏维埃之宫），使得约翰·邦士同志大为惊愕。你试想想！一个四百十五米高的建筑物（他说：“纽约人要相形见绌的。”），顶上安着一尊七十米至八十米的列宁像，用不锈钢铸的，像的一个指头就长十米。[3]好呵，那时至少工人可以知道：他们为什么事情饿死的。他们还能这样想：这是值得的。虽然没有面包，却有可供夸耀的东西。（拿这来夸耀的，也许是其他的人。）而最可钦佩的，将来人们还要叫工人投票赞成这宫殿，你看罢；而且还是一致赞成哩！人们将问他们，俄罗斯民众：是生活更舒适些好呢，还是宫殿好呢？于是乎没有一个人不回答，不得不回答：还是宫殿好。
“我看见首都一座宫殿建筑起来，我就觉得看见全国居室沦为破屋了，”卢梭说过这话。（见《民约论》三卷，十三章）苏维埃工人的居室“沦为破屋”么？呵，谢谢斯大林！他们现在还是住在猪栏里头哩。
※※※
这一切，我在苏联旅行时候，还不知道，正如我在刚果旅行时候不知道那些大专利公司的作用一般。这里同那里一样，我看出了那些悲惨的事实，却还不能彻底明白其原因。到了写完我的关于苏联的书之后，我才研究清楚。西特令、托洛茨基、麦西耶、伊逢、维克托·塞尔日、列格、鲁朵尔夫以及好多其他的人，供给我以他们的证据。他们所告诉我的，以及我所推测到的，都来证实并加增我的恐惧。现在正是法国共产党应当睁开眼睛的时候了，正是人们应当停止对它说谎的时候了。不然，劳动者群众就要明白他们是受共产党人欺骗的，正如今日，共产党人是受莫斯科欺骗的。
[1]我绝不相信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智慧；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容许这最大多数人受痛苦时候能使人听到他们的诉苦声音，而且代他们说话的人，人们也愿意留心听他。
[2]西特令原文是“自今以前完全无份”；但他在一九三五年说的这句话，现在新宪法实行之后，他仍可以重说的，而且更有把握来说的。
[3]我们绝不敢怀疑约翰·邦士所征引的数字，此处所说的尤其不敢怀疑。但一尊七十至八十米高的像，有十米长的指头？……至少我们希望，列宁是坐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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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六
没有感觉到受人剥削，这是伟大的。然而明白现在还是受人剥削，不过不知道受什么人剥削，不知道自己的贫困应归咎于什么人，应反对什么人！……我恐怕色林的意见是对的，他认为这糊里糊涂的痛苦状态，乃是最大的恐怖。他很有力地说：
在我们这里，人们还可以寻寻开心！人们不必勉强夸口！人们还是“被压迫者”！人们还可以将命运所折磨的一切记在那些吸血鬼的账上！记在“剥削者”蝎子的账上！此外还可装作老粗的样子，无知无识的！……但到了连破坏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怎么办呢？到了人们连喘气都不能的时候，怎么办呢？那种生活就变成不可忍受的了！……（《吾之罪》）
今天早晨（一九三七年二月八日），X很得意的样子，拿来昨晚的《时报》读给我听：
“在两次五年计划期间，乌克兰的预算增加了七倍以上。[1]新预算支出方面最大部分是用于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其中二百五十六万四千卢布用于教育，一百二十二万七千卢布用于公众卫生。”——喂，你对这段新闻有什么意见呢？
打开了路易·费雪儿的书——这书本是很恭维苏联的——在第一九六页上，我读了一段回答X：
我有一种印象，觉得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正在对竞争者让步了，因为在建筑中的十六个新疗养院（在基斯洛沃德斯克，“世界上最大的温泉浴场”）差不多都是由政府机关建筑的，譬如国家银行，重工业委员会，邮电委员会，真理报馆等等。所有这些机关都雇用着工人；但我想其中官吏比工人更容易获得铺位和浴场罢。”[2]
路易·费雪儿是很可爱的，当他说起“工会的颟顸的”时候。听他的话，似乎工会只要愿意，就能够阻止“政府官吏，工程师以及其他占据要津的人，去霸占最好的房间，去夺取疗养院内他们应分的以外的东西……”，不，不；在官僚分子统治之处，工会是没有力量的。无产阶级专政，——人家告诉我们。我们渐渐地离此愈远了。渐渐地成了“官僚分子对于无产阶级之专政”。[3]
因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了，人民选举，无论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一种玩笑，一种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受人玩弄。他们被人家堵塞了嘴巴，捆绑了手足，差不多丝毫不能反抗。啊，斯大林这盘棋下得好，赢得好，得到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大喝彩，他们至今还相信，而且将有好久相信：至少在苏联，他们已经获得胜利；他们将那些不喝彩的人认做仇敌和叛徒。
※※※
官僚分子自从新经济政策结束之后势力大大加强了，钻进苏维埃农场和集体农场里面去。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六日《真理报》调查之后，估量：农业机器站（举此为例）人员中，没有作用的雇员占全体百分之十四。[4]
这些官僚分子，起初作为管理工具，后来作为统治工具，而产生出来，斯大林自身就是他们的奴隶，——有些人这样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遣散一些没有个人能力白耗公费的闲员更困难了。鄂终涅启宰在一九二九年就已惊讶于“这一大批的饭桶”，他们不愿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只为阻止社会主义之成功而工作。“没有方法对付又没有事情需要的那些人，就安插在监察委员会里头。”——他说。但这些人愈加无能，斯大林就更可以依靠他们的附和主义的忠诚；因为他们的特权地位是只依靠恩宠得来的。不用说，他们都是现行制度之热烈的拥护者。替斯大林的幸运服务，同时就是保护了自己的利益。
※※※
列宁的防止官吏变成官僚，而提出的不可缺少的三条件：第一，可以随时罢免和选举；第二，薪俸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第三，人人参加监察，使得——他坚持这点——大家暂时都是官吏。而没有一人能变成“官僚”。这三个条件，没有一条履行过。
从苏联回来后，人们重读列宁那本《国家与革命》小书，就非痛心不可。因为今天，在苏联，人们是比昨天离得更远了，我不仅说是离开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说是离开那个能走到社会主义的中间阶段。
在列宁那本小书内，我们还读到如下一段：
考茨基的话总括起来是：只要有选出的雇员，就有官吏；可见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仍旧有官僚政治的！这话再错误没有了。马克思拿巴黎公社做例，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执行公务的人，就不成其为“官僚”，不成其为“官吏”了，这是要看人们于选举之外还设立随时罢免制，要看人们将薪俸缩减到一个工人的普通工资，要看人们拿劳动机关来代替议会机关，即制定法律并执行之。[5]
于是乎人们自问：考茨基今日是否要反唇相讥呢？考茨基和列宁两人中，斯大林究竟要监禁或枪毙哪一个呢？
[1]这并不引起小工资之增加。总是牺牲小工资的工人，来构成这“积累基金”的。
[2]路易·费雪儿关于苏联的书是很有趣味的，非常有利于苏联，然而暗藏着批评，善读者可以看得出来的。
他关于高加索某些小邦之可爱的描写，使人想起苏维埃大树的枝条还是翠绿的；腐化的乃是主干本身。
[3]“其实，工会同苏维埃一样，已经停止存在了（在一九二四年）。工人们得不到这个浪费机关的保护或援助，这个机关操在一群约二万五千个官吏手里，严格隶属于党部。”（苏瓦林著《斯大林传》第三四七页）
[4]官僚分子所糜费的款项，在战前，占全国收入百分之八五；在一九二七年则为百分之十九。最近几年的估计，我尚未见。
[5]“工人革命之第一阶段，乃是无产阶级之构成为（高升为）统治阶级，乃是民主政治之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有名宣言中说。“民主政治之胜利”——不错，但民主政治并没有战胜人，而是被人战胜了。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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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费兰·格列尼耶先生征引《从苏联归来》书中我的几句话而加以赞许；我在那里说“至少，这点是得到了的：在苏联再没有为若干个人利益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于是，格列尼耶添加一句说：“不错，同志们，这是伟大的！”以此得到听众的拍掌。
不错，这是伟大的。这曾经是伟大的。但这话业已不确切了。我注重这一点，因为这是重要之点。伊逢说得很对：“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劳动者并不一定就得到解放。”法国无产者须得明白此理。或者确切点说：法国无产者能明白此理也是好的。至于苏联无产者，则他们已开始丧失了那个终能为自己劳动而以此获得尊严之幻想了。无疑，再没有什么资本家股东来剥削他们的劳动了。然而他们仍是受剥削的，而且在一种如此狡狯，如此巧妙和如此隐秘的方式之下受人剥削，以至于他们不知道应当归咎于什么人。这是他们的工资不充足才使得别人能有非分的工资。并非他们得到自己劳动利益，得到自己的“剩余劳动”的利益，而是那些受恩宠者，那些“有见识的人”，那些胁肩谄笑之徒，那些脑满肠肥之辈。就是靠着这个以及从这种微少工资上抽来的捐税，人们才能支付那些一万卢布以上的大月薪。
为征信起见，我抄录伊逢所造的一张表。[1]没有人敢来否认表中所载的数字：
极端工资普通工资
工人从七十至四百卢布从一百二十五至二百卢布
小雇员从八十至二百五十卢布从一百三十至一百八十卢布
女佣（家庭雇的）
从五十至六十卢布
（显然是供膳宿的）
中等雇员及技术人才从三百至八百卢布
大负责人，大专门家，
高等官吏，某些教授，
艺术家和文学作家从一千五百至一万卢布以上，
有人举出某些人每月收入到二三万卢布
养老金的比较表也是很有意义的：
工人养老金：每月从二十五到八十卢布，没有什么特权。
高等官吏和大专门家的寡妇的养老金：每月从二百五十至一千卢布，此外还有别墅或住宅供其终身使用，又有儿女的教育经费，甚至孙子孙女的教育经费。
以后还有工资扣存的数目（每月工资在一百五十卢布以下者，一部分豁免），——大约扣存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一。我不能够征引那整章书，但那整本小册子是值得一读的。
一天五个卢布工资；有时还少些。我试拿来比较一下法国工人工资，甚至于失业救济金。面包，不错，比法国便宜些（一九三六年，黑面包一公斤价〇·八五卢布，白面包一公斤价一·七〇卢布），但最普通的衣服，最必需的物品，则昂贵得很。卢布的购买力稍稍不及“整理”前我们的法郎。[2]请你们不要太夸耀工人在工资以外所能享受到的种种利益吧：最常见的是工资愈大，享受的利益愈多。
人们自问：工业制造品，甚至于农业生产品（牛乳、奶油、鸡蛋、肉类等），价钱为什么这样贵呢，国家既然是卖主？但在商品数量尚未充足，而供给远少于需求之时，使需求的人稍微灰心一下，也并不是坏事。商品只给那些能付高价的人购买的。唯有大多数群众感受物品缺乏之痛苦。
这大多数群众也许会不赞成现行制度，所以重要的是不让他们说话。[3]
约翰·邦士先生看见平均工资渐次增加时，[4]十分欢喜：
一九三四年：一八〇卢布（平均工资）
一九三五年：二六〇卢布（平均工资）
一九三六年：三六〇卢布（平均工资）
我请他注意一点，就是普通工人小工资仍是照旧，这“平均”工资所增加的乃是由于受恩宠者人数和他们的工资增加之原故。
何况，在卢布购买力减退和一般生活费用提高之下，这平均工资其实是未曾增加的。[5]
于是乎发生这种离奇事情：每日五卢布或更少些的工资，使得最大多数劳动者陷于差不多极端贫困地位，只为的让某些特权分子能支领更大的薪水，[6]——并为的津贴加紧宣传费用，使外国工人相信俄国工人是幸福的。我们应希望少知道一点俄国工人幸福，为的让他们少受一点痛苦。
[1]见伊逢著《俄国革命之堕落》。
[2]在一九三六年，每月平均工资能购买二二五公斤黑面包。在一九一四年，工人每月平均能得三十卢布，照常时购买力计算，这个数目却能买六〇〇公斤黑面包。
[3]所以才有近来几次可怕的大压迫。然而几年前斯大林自己说过：“二者必有其一：不是我们放弃了乐观主义和官僚方法，而让非党的工人和农民，因我们的错误而受苦的，来批评，便是群众愿望渐渐增加起来，终有一天用暴动手段来批评我们。”（摘录斯大林一篇演说，见苏瓦林《斯大林传》第三五〇页所征引的）
[4]弗里曼努力将斯达哈诺夫运动说成为增加工资的一种巧妙手段。我恐怕应当将这运动看作是向普通工人要求更高的生产之一种手段哩！
[5]官方的统计表告诉我们：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重工业工人全部工资增加百分之五十二；但在同时期中，官吏的薪俸增加百分之九十四·八，商业雇员的薪水增加百分之一〇三三。此外，由于卢布购买力之减退，这种增加工资绝未含有增加生活舒适之意！
[6]这里并不是提出工人应享受他的全部劳动生产品问题，无论马克思或恩格思都没有这个主张。
一部分的“剩余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得其他少数人们能偷懒，由此形成阶级对抗。这个剩余劳动，马克思说，“是不会取消的”。（马克思由此指示出：工人不应希望以自己劳动全部为个人的享受。）
他说：“剩余劳动中，一部分是要用来预防意外事变，用来⋯⋯等等。”所列举的一定是不完全的。应该加进去某种积蓄，除了维持机器之外，还要“养成一批为新进步服务之分子”。我们再加上一项：供养红军，既然未曾社会主义化的邻国迫得我们这样做（而这是“一国社会主义化”之必然的现象）。这点，我想，马克思一定容许的。但他要感觉荒唐的，即是：大多数人的剩余劳动使得其他的人能支领过剩的工资。人们便如此走向形成一个特权阶级，而绝非走向那“减缩那用于物质劳动的时间”的。（《资本论》第十四章）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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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你们铺张太甚，才使得我的信任心，我的钦佩和欢喜，如此深刻而悲哀地下降了。我所非难于苏联的，也绝不在于它没有得到更好的成绩。（现在人们向我解释说：苏联是不能很快得到更好的成绩的，我应当明白这点；苏联是从我想象不到的更低的基础上出发的；现在无数工人所过的贫困生活，乃是旧制度下无数被压迫者所企慕不到的。我相信人们稍微夸张了一点。）不是的：我特别非难于苏联的，乃在于它骗我们说：那里的工人地位是足以令人欣羡的。我所非难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人的（呵，我说的不是受欺的同志，而是那些知道情况或至少应当知道的同志），乃在于他们无意或有意对工人们说谎，——有意的，即是有政治作用的。
苏联工人粘着于其工厂，正如农村劳动者粘着于其集体农场或苏维埃农场一样，亦如伊克松粘着于其轮子一样。但若他为了某种缘由——因为他希望别处能稍好一点（能少坏一点）——要调换工作的话，那他就要当心！他就有到处找不到工作的危险。即使没有调换城市，只离开工厂，他也要无屋可居（他住屋本也不是免费的），他的住所是如此难得，有工作才有租屋之权利。工人离开工作，就要被扣留一大部分的工资；集体农民离开工作，就要失去他的集体化劳动的一切出息。反之，劳动者是不能违抗他调之命令的。他不能自由去留于他所喜欢的地方，于一种爱情或一种友谊召唤他或挽留他的地方。[1]
他若不是党员，则已入党的同伴要欺压他。入党，求党收容（这不是容易的事，除了有人帮忙之外，还须有完全正统思想和善于卑躬屈节），乃是“成功”的首先而不可缺少的条件。
既经进党之后，就难得出来，[2]而不立刻丧失他的地位，他的位置，以及从前工作所获得之一切利益，而不受一切人的欺压和猜忌。因为，你为什么离开党呢，在那里面是很好的，党给你许多利益，只要求你服从一切，再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有思想呢（尤其要有自己的思想呢），既然说过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的？有自己的思想，这马上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那时就有资格到西伯利亚去了。[3]
有一种绝妙的高升手段，就是告密。告密使你得到警察的欢心，警察立刻保护你，但同时利用你；因为人家开始了一次，再没有什么名誉或友谊能够拦阻的：必须前进。此外，这本是容易调练的事，而当了侦探是无人敢惹的。
※※※
在法国，政党机关报若是要揭发某人阴私时候，那一定是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的朋友来做的。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最好的罪证，便是那种愈否认而愈加有力的。这朋友也必须疏远那个人们要陷害而他供给证据的那个人。（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时，人们就去找他们的过去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若是拒绝做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朋友都不免于难了。
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信任。小孩子天真的言辞会葬送你。人们再不敢在小孩子面前说话了。每个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再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X开玩笑说：这个原因就够解释结婚为什么变成如此常见的了。自由同居，究竟是没有结婚那样令人放心的。你试想想看：人们看见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一整日，甚至日日，挨过如此不可忍受的束缚之后，得在枕头上倾吐心腹，这种需要是一日比一日更加迫切了。
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或充军的。侦探告密，成为公民道德一部分。人们从最幼少的时代就习练起，能够“告密”的孩子是有福的！
要能进入这个波尔塞伏城小天堂之内，一个悔罪的旧时强盗是不够资格的，还须将同谋的伙伴交出来。给予告密的这个奖赏，本是格别乌办案的一种手段。
基洛夫暗杀案发生至今，警察还在收紧他们的罗网。青年们将请愿书交付于爱弥儿·魏发仑（当他战前不久在俄国旅行时候），这事维德拉克很钦佩而且叙述得很动人，但今天是一定办不到的；同样，“母亲”（高尔基一部很好的小说中人物）和她的儿子的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随你的便）活动，在今日也是不可能的；昨日人们到处得到帮忙、赞助、保护、庇藏，今日所得的只有监视和告密罢了。
改造过的社会阶梯，从上至下，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谄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红军[4]也许能够稍微避免一点？我们是这样希望；因为倘若不然，则这些英勇的和值得我们敬爱的人们就只剩下了一些刽子手，一些投机获得者和一些牺牲品了。
于是乎苏维埃工人，若不是在受恩宠的一辈之中，就会成为被迫害、挨饥寒、受压迫、遭践踏的可怜人物，他们再也不敢抗议了，再也不敢高声诉苦了，——那么，此时他们再去发明一个上帝，而且在祈祷之中寻觅出路，这难道是奇怪的么？他们还能向什么人类力量呼告呢？……
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最近一次庆祝圣诞节时，教堂都充满了人，——这事情是没有什么令我们惊异的。拿“鸦片”来麻醉被欺压的人。
※※※
我刚才发现，在斑鸠笼角上，这斑鸠是从巢上掉下来的，我在这里（顾维位尔地方）养着已经有三个月了，——我刚才发现，我喂鸟的麦粒中有两颗已经发芽了，在最靠近笼内小水槽的地方，槽内的水有时溢出一点到外面来，以此供给这些迷失在笼底和笼边夹缝内的麦粒以必需的水分；这两粒麦子忽然（换一句话说，是我忽然看见的）各自伸出一把淡绿色的薄薄的刺刀，已经有四五公分长了。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却使我沉落于惊异之中，以致好长久时间我没有思想其他的事情。这不错：人们数算麦粒，称它们的重量，它们在那儿，柔顺地滚动着，差不多球形的坚硬的和可以翻来复去的。忽然，你看，这些麦子中的一粒向你证明：它也是一个活物！于是乎那凭靠在鸟笼横棍上的管理者大大错愕起来，——他从未曾想到这个事情。
然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5]在我看来，似乎很奇怪地缺乏这种幽默，能够使麦粒柔软以至于生芽。固然，这里是无所用其感情的：凡应由正义解决的事情，就不当求助于慈悲心。怜悯贫困，为贫困而流泪，这就是支持而非阻止贫困。（此外，革命所需要的火药，也不应当弄潮湿的。）
人们所称为“心”的那个事物，因为没有用场而注定要“消亡”[6]了。由此生出某种“无情”，有点太过于轻易学得的“无情”：某种因普遍大改善（或期待普遍大改善）而产出的特有的贫乏。……这种观察将使我牵涉太远了；我保留着。
[1]“国家有主权支配经济过程中物质元素，同样它也以独裁的态度支配人力元素。劳动者再不能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于他们所愿卖的地方，也不能照他们的意思出卖了；他们没有权利在苏联境内自由流通（国内护照！）；罢工权被剥夺去，意图违抗斯达汉诺夫运动方法者都要受最严厉的制裁。”鲁相·劳拉：《俄国经济之一瞥》（《真人》杂志，第三十八号，一九三七年二月）
[2]反之却时常为了“清党”原故而被开除。那时就要走西伯利亚道路了。
[3]伊逢说得很好：“入党，就是同时替政权，替祖国和替自己私人利益服务。”完全的调和，而且是幸福攸关的。
[4]我看见过好多海军人员（在塞瓦斯托波尔），军官和普通水兵。他们和平民间以及他们相互间之关系似乎是亲密而简单的，以致我为之感动。报纸上宣传一个故事，说我在莫斯科一个大饭馆中，看见几个军官进来时，全体顾客都站立起来而且很尊敬的行军礼；——这个谣言造得如此荒谬，我认为没有否认之必要。
[5]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表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度，但尤其表现一种迫切的正义要求。
[6]这字眼，我是从马克思主义字汇中借用来的，同列宁一样，他说道（见《国家与革命》）：“‘消亡’这个动词下得非常得当，因为一方面可以表示过程之缓慢，他方面又可以表示其自发性。”（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一五页） |
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三
对于我的《从苏联归来》之责难，最应领受的一个，便是说我太过于注重文化问题：其他更紧迫的问题尚未曾解决以前，文化问题是可以置诸脑后的。这也是由于当初我认为必要，将我在苏联的几篇讲演附在书后，而这些讲演引起了非难。在这样一本小书内，这几篇演说占了太多的位置，引起人注意。此外，这几篇演说是在我的旅行初期；那个时候我还相信（是的，当时我是这么天真）：人们在苏联可以认真地谈起文化并诚恳地讨论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社会问题是如何落后，如何受人冷落。
然而，人们若将我所说的话只看作一个文学家的要求，那我仍是要抗议的。当我说起精神自由时候，我指的是另一回事。在卑躬屈节之中，科学也是要败坏的。
某著名科学家被迫去否认他所传授的不大合于正统的理论。科学院某院士“承认他以前的错误”，这些错误学理“能为法西斯所利用”，他自己公开宣布说（见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消息报》）。确切地说，是人家强迫他承认《消息报》奉命指控他的话，——《消息报》在他的研究中嗅出了“反革命发昏”的有害的气味。（见附录戴尼叶博士的来信）
爱森斯坦被阻止工作。他必须承认他的“错误”，自供他做得不对，他准备了两年业已耗费两百万卢布的那部影片，并不适合学理的需求，所以人家有理由禁止它。
还有司法呢！难道人们以为最近莫斯科和诺沃西比尔斯克的大狱使得我惋惜写过这几句令你们气愤的话么？这是说：“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
既然——因为人们不愿太轻易松手——人们紧紧抓住“已得的成绩”：没有失业，没有卖淫，妇女与男子平等，恢复人类尊严、教育普及……可是，只要检查一下，这类好看的成绩，每一样都要烟消云散的。
我只要比较详细检讨一下教育问题；其他的问题，我们在半途中将有充分机会来讨论。
不错！旅行家在苏联遇到好多青年人，渴求知识，渴求文化。再没有比他们的热心更能感动人了。于是人们从各方面叫我们去赞叹那些交付于他们使用的文化工具。我们诚心诚意向政府法令喝彩，这法令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预见“本年度，即一九三六——三七年，将完全肃清文盲，那四百万不会读不会写以及那二百万不全会读写的劳动者，此时都能知书识字”。然而……
一九二三年已经提起“肃清文盲”的问题了。这一运动之完成，应当恰与十月革命之十周年纪念同时（一九二七年），是有“历史意义”的——人们说。可是，在一九二四年，卢那察尔斯基已经谈起了那种“大灾祸”：能够开办的小学尚不满五万所，但在革命前旧制度底下却有六万二千所，那时人口还比革命后少得多哩！
人们既然不断地要我们拿苏联现状同革命以前相比较，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来证明：在许多领域之内，受痛苦的阶级之状况是丝毫未曾改善的。然而我们还是回到教育问题去吧。
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一九二四年）：乡村小学教员薪水常托欠六个月，有时甚至一文不付。他们的月薪有时还不到十个卢布（！）固然，那时卢布比较值价些。可是，列宁的未亡人克鲁普斯卡娅告诉我们：“面包贵了，小学教员拿着十至十二个卢布的月薪，买来的面包还不如四个卢布时候（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以前月薪数额）多哩。”
一九二七年，规定完成肃清文盲工作之年，文盲仍然存在着；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真理报》自己指出：肃清文盲运动“在停顿之中”。
可是，至少，以后有点进步吧？
我们试读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消息报》的记载：“自从新学年开始，好多学校报告我们，说学生们的文盲程度令人惊讶。”
在新学校中，不及格学生的比例数特别高，到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消息报》的记载）在莫斯科一城中，就有六万四千学生被迫留级；在列宁格勒，五万二千；而且有一万五千学生必须留级二次。在巴库，不能及格的俄国学生数目，四万五千人中有二万人，土尔克斯坦的学生数目，则二万一千人中有七千人。（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巴库工人》）此外好多学生逃学。“在最近三年中，逃学者的数目，在苏俄的一所技术学校中有八万人。在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教育学院，逃学者占百分之二十四；在庶瓦希教育学院中则占百分之三十。”这报纸添加几句说：“各教育学院的学生，其文盲程度是高到令人难以为情的。”
此外，这些学院，在苏俄境内只能征集合格学生百分之五十四；在白俄罗斯境内的，百分之四十二；在达吉斯坦境内的，百分之四十八；在阿塞拜疆境内，百分之四十至六十四……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真理报》告诉我们：高尔基地方五千个小孩简直没有进学校。此外，第一学年满后逃学的学生有五千九百八十四人；第二学年满后，二千三百六十二人；第三学年满后，三千零十二人。
为取缔逃学起见，有位工人学业预备班主任想出一种办法，即科逃学者每人四百卢布的罚金！（十二月二十三日《东方真理报》）人家没有告诉我们，这罚金是分期付的还是一次付的；一次付，那是难于办到的，因为负责偿付之家长，其工资每月不过一百至一百五十卢布。
教科书异常欠缺。人们所能使用的又充满了错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一日《真理报》很气愤，看见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国立出版社出版一些用不得的教科书。“教育出版社”印行一张欧洲地图，其中爱尔兰岛竟在咸海里，苏格兰岛竟在里海里。萨拉托夫城，从伏尔加河搬移到北海去。诸如此类。
一张乘法表印在小学生用的练习簿上，人们在表中学得了：八三得一十八，七六得七十二，八六得七十八，五九得四十三等等。（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真理报》）
有名的肃清文盲运动，如此受人称赞的，延迟至今尚未成功，这也是因为那些不幸的小学教师，那些孤立的劳动者，时常领不到他们的微少薪水之故；为着生活，他们不得不从事于教书以外的其他工作。三月一日《消息报》将这不付薪水事情归咎于官僚们办事迟缓（或侵吞公款），——在古比雪夫一个地方，国家就欠小学教师半百万卢布以上。在哈尔科夫地方，则欠至七十二万四千卢布……人们不禁自问：小学教员怎么还能活在世间呢？文盲尚未肃清以前，是否教师要被人肃清掉呢？[1]
※※※
我希望人们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抱着惋惜心情抄录这些无情的数字。我们只是惋惜一种极可悲伤的状况；可是，倘若你们的盲目或你们的狡狯，要将极可痛心的成绩装扮做十分美妙来显示给我们看，那我是要提出抗议的。
[1]《东方真理报》一篇论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惋惜地指出；肃清文盲计划并未曾造成所希望的效果。在七十万部分的或完全的文盲中，只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愿意来上课；“以此使得肃清文盲费用，每个人摊到八百卢布，而非预算之二十五卢布。”在某城中（哥干城），人们自夸一九三六年底以前，文盲将完全肃清，可是五月间有八千零二十三个文盲，八月间有九千五百六十七个文盲，九月十五日有一万一千另十四个文盲，十月一日则有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五个文盲。（我们希望这城居民是依比例而增加的，因为乡村人民迁至城里来，否则就须推论说：从前识字的人变成文盲了。）塔什干大城有六万文盲，但登记的七百五十七人中，只有六十人来上课。旅行家所赞叹的就是这六十人。 |
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二
人家责备我将重大的判断建立在太狭小的基础之上，责备我太仓促从枝节的事件做出靠不住的结论。他们说，我所举出的我所观察来的事实，也许是真的，但那是特殊的现象，并不能证明什么。
从我所观察的，我只举出那些最有典型性的（下面我还要举出若干其他的事实）。我觉得，我的书中若堆满了报告、数字、统计之类，是没有用处的；第一因为我抱定一条原则，凡非亲见亲闻的，我绝不采用；第二因为我不大信任官方的数字；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数字，这些“图表”（我自己还是研究过的），人们可以在别处找到。
但既然人们要我这样办，我就引证一些材料：
费兰·格列尼耶、约翰·邦士和亚历山德里教授，——这三个人，我相信，是一道旅行的：还有一百五十九个同伴，同他们一样。都是“苏联友人”。那没有一点奇怪，倘若这三位原告（被告就是我）提出来的证据是雷同的。他们引证来的数字，为表明我的错误的，都是一个样；那是人们给予他们，而他们不加审查便接受下来了。
我要来解释，这些数字是如何与其他证人所供给的不相符合，——这些人一定更多知道内情，在苏联工作很久，有时间深入“下层”去，一一至于这一百六十二个旅客不过在那里过路吧了。他们的旅行一共只有二十天，其中十四天在俄国境内：从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八日。在这样少的时间内，他们仍是能见很多的，可是除了人家显示给他们以外，没有见到别的什么。其中没有一个人（我说的是我的三个原告）能说俄国话。我希望他们能允许我反过来认为：他们所宣告的话是有点皮相的。
我已经说过了：在法属赤道非洲旅行时候，凡是“有人作伴”的地方，我都觉得一切差不多是异常美妙的。直到离开总督的汽车，决定单独步行游历时候，我才开始看得清楚，在六个月之内我能够直接同土人相交接。
呵，不错，我也曾在苏联见到这些模范工厂，这些俱乐部，这些学校，这些文化公园，这些儿童花园，——这些也曾令我惊叹的；同格列尼耶、邦士或亚历山德里一样，我也曾乐于受人诱惑，为的转过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和受人诱惑，本是很有趣味的事情，那么我希望上面我所指名的人能确信：我之反抗这种诱惑确有重大理由，而我绝非如人们所说是“轻率从事”的。
※※※
约翰·邦士的诚意是很可钦佩的；他的信任心，如同孩童的天真，是很感动人的。[1]他接受人家告诉他的话，同以前的我一样，没有检查，没有怀疑，没有批评。
说起他所提出的（或亚历山德里和格列尼耶所提出的）某些数字，譬如一个工厂的出产吧，我认为靠不住的，今摘录《真理报》的若干自承，请这些同志默省一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真理报》说：
在第二季当中，雅罗斯拉夫工厂出产的汽车附件之总数内（官方统计所得意夸耀的唯有这个数目），有四千件成了废物，在第三季当中，则有二万七千二百七十件不能使用。
十二月十四日，提起某些工厂出产的钢时候，《真理报》说：
在二、三两月中，人们淘汰了百分之四·六的金属物，在九、十两月中，则淘汰了百分之十六·二。
“怠工，”——人们说。最近几次大狱好像就是怠工的一种证据（反之，怠工又是大狱的证据）。然而，我们很可以在这些废物中看出一种人为的和过分的生产紧张之代价。
计划固然是很可赞美的，但在现时“文化”程度之下，某种数目的出产非费巨大代价不可。
伊热夫斯克工厂生产品废不可用的，在四月至八月这个时期内共值四十一万六千卢布；但十一月这个月内已经高到十七万六千卢布。
运输汽车时常失事，是由于司机过分劳苦，但也是由于车子品质之粗劣；一九三六年检查的九千九百九十二辆汽车中，有一千九百五十八辆是被认为残缺不全的。在一段运输路上，二十四辆车子中有二十三辆不能行驶：在另一段路上则五十二辆车子中有四十四辆不能行驶。（见一九三六年八月八日《真理报》）
照一九三五年计划所宣布的，五千万张留声机片子，一部分即四百万张应由诺金斯克工厂供给，但这工厂只能供给一百九十九万二千张。可是废不可用的片子却占三十万九千八百张（这个数字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八日《真理报》给我们的）。一九三六年第一季中，生产只有计划预定的百分之四十九·八；第二季中，百分之三十二八；第三季中则仅有百分之二十六。
生产既然渐次退减，他方面破损的件数反而日益加增起来：
第一季破损十五万六千二百件
第二季破损二十五万九千四百件
第三季破损六十一万四千件
第四季的完全统计还未发表，但一定是更不如的，因为十月这个月内已经破损了六十万零七千六百件了！那么人们试判断一下，每件可用的生产品究竟费了多少的“成本”。
“劳动英雄”工厂制造，供给莫斯科小学生用的二百万本练习簿中，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可使用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四日《消息报》）在罗斯托夫，人们必须丢弃八百万本练习簿。（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真理报》）
家具协作社卖出去的一百五十只椅子中，有四十六只一坐就坏了。二千三百四十五只椅子，有一千三百只不能用的。（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真理报》）外科工具也是如此残破。布登加教授，苏联有名的外科医生，特别诉苦，关于精细手术所用，工具之恶劣品质；外科缝针，在行手术时不是弯了，便是断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真理报》）诸如此类。
这些材料应该能使那些喝彩的人稍微审慎一下。但宣传机关是不管这一切的。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生产之迟缓和恶劣，本是受人攻击之对象，有时还引起诉讼，受法律严重制裁，而且若是报纸公布出来的话，那已经是有了相当改良了。
自我批评，在理论和原则问题上是如此难得见的，但在关于已定计划之实行方面，则充分发挥出来；这是《消息报》（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告诉我们：莫斯科有几个区，此时平均六万五千居民只摊有一只药房；其他几区，则七万九千居民才摊有一个；全城之内一共只有一百零二个药房。
这是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消息报》告诉我们的：
自从取缔堕胎之法令公布以后，莫斯科每个月出生婴孩达到一万人，同公布以前时代比较起来要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生产率既然如此增加，但产科医院的床铺则只增加百分之十三。
育婴堂和托儿所，当是十分美妙的。但在一九三二年，依照瓦尔脱·西特令爵士所估计[2]，能在这里面找到位置的小孩子，八个之中只有一个罢了。按照新的计划，倘若这计划能完全实行的话，则此比例数可增加一倍，即八个之中有了二个。那还是不够的，但有了进步。反之，我恐怕工人住宅问题将每况愈下。新建筑计划，与需求相差仍是很远，因为人口增加了。一间房子住三个人的地方，恐怕不久之后要住四个或五个。此外，最近建筑给工人居住的好多房屋，是如此仓促，或宁可说如此轻忽，材料又如此庸劣，恐怕不久就会不能住人了。
这个愁惨的住宅问题，乃是最感动瓦尔脱·西特令爵士的问题之一。他在巴库附近，不管官方的向导如何阻拦，仍然去参观了石油矿工人的宿舍：“我在这里得见几所污秽房屋的最愁惨的标本，在这国土，这类房屋是不会没有的，”他说，“其中一切都是不堪入目的。”向导告诉他，应当把这看作帝制时代一种残留物。西特令抗议道：“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百万富翁来开发石油井了……革命之后十八年，你们还容许你们的劳动者居住在这类猪栏里！……难道不是很可怕么，你想想有几万个工人十八年来被抛弃在这猪栏里面？”
伊逢在他的小册子《俄国革命之堕落》中，也举出其他数例关于这个可悲叹的问题，他添加几句话说：“这个住宅危机，乃是起因于革命太忙于‘超过资本主义’，太忙于建筑巨大的工厂和组织人类从事生产，而忽略了人类的生活。远远看去，也许现出伟大的样子，在近处看来则是非常可悲伤的。”
[1]至少当他的信任心没有流入于附会可笑的时候，譬如他写道：“在会客厅里……我看见一尊弥涅甫神像，一尊尤比德神像，一尊狄安娜神像。工人们只加以一种修正，便是添加一尊青铜铸的列宁半身像。弥涅甫神和列宁并列，似乎是不可了解的，然而我们看得出二者相接近之处。这就是证明：共产主义乃是好多世纪人类历史之自然的、逻辑的和不可避免的归宿，乃是最高的和最博爱的文化之继承者。”（见《旅苏日记》第六十六页）
[2]“……若是每个小孩都容纳进去，必须有二百万位置才行。然而事实上容纳的，八个有资格的小孩中只有一个。一九三七年时又将怎样呢？那时希望工人数目达到二千八百万？就单拿城市托儿所来说吧，那些地方将能容纳七十万小孩，若是大家都进去的话，则应容纳二百八十万小孩。可见每四个小孩中只有一人能得位置，还须假定这计划能完全实行哩！”（见瓦尔脱·西特令爵士著《我在苏联探求真理》第二百九十六页） |
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一
我的《从苏联归来》之出版，给我招来许多辱骂。罗曼·罗兰的辱骂令我难过。我从未曾十分爱好他的著作，但至少我很尊敬他的精神人格。我的难过，由于这一点：那些曾经表示其极端伟大的人很少有几个能保持晚节。我相信，《超于混战之上》一书的著者，一定要严厉批评年老了的罗曼·罗兰。这个老鹰已经筑了它的巢；它在那里休息。
辱骂的人以外，还有几个诚意的批评者。我写这本书为的是回答他们。
其中，保罗·尼赞，他平时是很聪明的，此次却向我提出一个奇异的谴责，说我不该“将苏联描写做一个再不变化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何所见而云然。苏联在一月一月地改变，我早说过了。正是这个令我惊吓。苏联的状况在一月一月地变坏。它渐渐离开了我们所期待于它所已成就的，——于它所应成就的。
※※※
自然，我佩服你们的信任心，你们的爱（我说这话，不是反语）之坚定；可是同志们，你们仍然是疑虑不安起来了，你们承认吧；你们一天比一天更加惶恐地自问（譬如在莫斯科党狱之前）：我们的拥护将到什么程度为止呢？或迟或早，你们的眼睛将睁开来；一定会睁开的。那时你们这些正直的人将自问：我们怎能把眼睛闭得如此长久呢？[1]
而且正直的人是最熟悉内情的。他们并不否认我说的话。他们只限于寻觅并提出解释。不错，是解释，但同时又是替一种可悲叹的状态做辩护。因为在他们看来，问题并不仅在于显示人们如何走到这个地步（这本是很容易了解的），而在于说明人们有理由走到这个地步，或至少从这个地步经过，先到这里等待更好的情况；他们以为人们离开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理想而走的这一条路，仍然可以达到共产主义的；此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点，我是毫不了解的，——他们说。
※※※
皮相的考察，仓促的判断，一一人们这样批评我的书。好像在苏联不是初见的外表使我们迷醉的！好像不是更深入进去，眼光遇到更坏的情况！
虫恰正躲藏在果子的内心深处。但当我告诉你们：这个苹果生虫时候，你们却责备我没有看清楚，——或者不爱苹果。
倘若当初我只限于赞叹，你们就不会责我皮相了；然而那时候我才应受皮相之责哩！
※※※
你们的批评，我都知道；这差不多同我的《刚果游记》和《从洽德归来》二书所引起的批评一个样。那时人们反驳我说：
一、我们指出的那些腐败，乃是特殊现象，不能做出什么结论。（因为人们不能否认这些腐败现象）；
二、要寻觅充足理由来赞扬现时状态，只消拿来同以前相比，同未占领前（我应当说：革命前）状态相比，就够了；
三、我所悲叹的一切，都有其深刻的存在理由，这是我所不了解的，这就是：暂时的不幸，为着更大的幸福。
在那个时候，批评、攻击、辱骂，都是从右派方面来的。你们却不能说我“不够资格”，你们左派的人，——当初你们太高兴争夺我的宣言了，当我说的话合于你们的意味，能给你们利用时候。同样，你们今天也是不会骂我不够资格的，倘若我是一味称赞苏联，并宣言那里一切都进行得令人陶醉时候。
调查委员会，在刚果，后来依然证实了我所指出的一切（我所关心的只有这个）。同样，人家给我的丰富的证据，我所能读到的报告，以及公正的观察家的记载（他们是伟大的“苏联友人”，或者曾经是伟大的“苏联友人”，当他们尚未到苏联去观察以前），都来证实我关于苏联现状所说的话，都来加增我的恐惧。
※※※
我的《刚果游记》的大缺点，使我的证据很薄弱无力的，便是由于：我不能说出证据的来源，不能指出那些应受惩戒的人的名字，他们信任我，告诉了我，或者给我看那些平时不肯给人看而且不能随我引证的文件。
[1]呵，这些正直的人，有多少已经惶恐不安起来了！他们还要更加惶恐下去的，直到最后认识了错误。
“我本是共产主义战士，苏维埃公务员，在苏联工作了三年以上，在出版方面，在宣传机关方面，在工厂检查方面，——我经过了严酷的内部斗争，经过了有生以来最猛烈的冲突，然后终于得到了与你相同的结论。”鲁朵尔夫，《与苏维埃俄罗斯告别》一书的著者，写信给我说。 |
流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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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儿
我希望不要再看见流浪儿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有好多的流浪儿。人们对我说：在敖德萨还更多些。这些流浪儿，并不是同革命初年的一个样。现在的流浪儿，他们的父母也许还活着，他们是从诞生的乡村逃亡出来的，一部分由于冒险的志愿，但大部分则由于他们想象不到：别处也是那么困苦和饥荒，同他们家里一样。有些孩子还不满十岁。这是容易从普通孩子分别出来的，因为流浪儿总穿得多些（我不说穿得好些）。这点不难解释：他们所有一切都带在身上了。普通的孩子时常只穿一件简单的游泳短裤（我们在那里时正是夏天，天气十分炎热），他们裸体赤足在街上行走；我们不要以为他们都是穷苦的；他们刚洗了海水浴出来，或者还要再去洗浴。他们都有一个家，可以安放其他的衣服，下雨天的和冬天的衣服。至于流浪儿，那是没有住所的。除了游泳短裤以外，他们通常还穿一件破烂的上衣。
这些流浪儿怎么样生活呢？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只要有办法买得一块面包，他们就买来吃了。虽然如此，大多数还是快乐的，但是有些孩子则奄奄欲毙了。我们同好几个流浪儿谈过话，得到他们的信任。他们终于引我们去看他们睡觉的地方，每逢天气不好不能露天睡觉时，他们就躲到那里去的。那就是列宁雕像所在广场附近俯临海岸码头的拱廊底下。当人们从岸上走下海去时候，左边，拱廊凹下处有个木门，不是向内推的，是向外拉的。有一天早晨，行人稀少时候，我就拉过那个门；我怕人多时泄露了他们的巢穴，害得他们另找地方。我看见一个洞，同眠床一般大小，除这木门之外没有别的门窗；里面一个饿瘪的小人，好像一只猫，蜷曲在一个麻布口袋上面睡着。我仍旧关起那门，不愿搅扰他的安眠。
一天早晨，我们认识的那些流浪儿都不见了（他们平时都在大公园近旁流荡的）。以后，我们寻到了一个，他告诉我，警察搜捕他们，别的人通通被关起来了。我的同伴中有二人也看见这次搜捕。警察回答他们的询问说：这些流浪儿都要送到一个政府机关去收养的。可是，第二天，那些孩子又统通在那儿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不要我们！”那些孩子说。也许是他们受不起一点纪律的束缚么？他们又逃出来了么？但警察再捕他们，是很容易的。似乎他们应当觉得幸福，能够离弃这贫困的生活。难道他们宁愿享受自由，过这贫困生活，而不要人们献给他们的丰衣足食生活么？
我看见一个极小孩子，刚有八岁吧，给两个便衣警察拉着走。警察须得二个人拉他，因为这小孩挣扎着，像一只野兔。他哭着、喊着、跳着，又要用牙齿咬人。过了一点钟之后，我在同一个地方经过，又看到那个小孩，已经安静下来了。他坐在人行道上，此时只剩下一个警察，站在他的旁边，同他说话。小孩子并不想逃跑。他对那警察微笑。一辆大车经过，在那里停下来，警察帮助小孩子上去。送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我叙述这件琐细事情，为的是在苏联像这警察对这孩子的热情，能感动我的心的，并不多见：他的和悦的说服声口（我极愿懂得这人对小孩所说的话），他的微笑表现出来的热情，他抱持小孩上车时那种爱抚的温柔情感……我想起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农奴马莱。[1]为的要看这个情景，是值得到苏联走一趟的。
[1]见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一个作家的笔记》。 |
波尔塞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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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尔塞伏
我游过波尔塞伏城。这城起初是个乡村，大约六年前由于高尔基的倡议，忽然生长出来，现在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城了。
这城有一个特别之点，即是一切居民都是旧时的罪犯、小偷、凶手等等。这城的成立和组织，受了如下一种观念所支配，就是说：罪犯乃是被害者，乃是迷途的人，再经一次合理的教育是可以变为良善的苏维埃公民的。波尔塞伏城证明了这个观念。这城繁荣起来，城里设立工厂，这些工厂不久就变成模范的工厂。
波尔塞伏城一切居民，改过从善了的，除了自己组织的以外，没有别的治理机关；他们从此都是热心的劳动者，守秩序、安静，特别尊重善良风俗，又渴慕知识。所以一切方法和手段，都交付他们使用。使我钦佩的，不仅是他们的工厂，还有他们的开会场所，他们的俱乐部，他们的图书馆，他们的一切设备，这些确是不能再好的了。人们在这些过去罪犯的面貌上，态度和谈吐上都找不到他们过去生活的一点痕迹，再没有比这城的游历更富于教训，更能安慰而鼓励人的了。这次游历足以使人想到：一切犯罪都不当归咎于犯罪的人，而应归咎于推动他去犯罪的社会。人们邀请他们中间这人和那人，来说话、来忏悔过去的犯罪行为，来叙述他们怎样改过，又怎样认识到新制度的好处，以及顺从新制度之后个人如何满足。这事使我很奇异地连想到二年前在杜恩地方开“牛津运动”大集会时我听到的一些富于教训的忏悔。“我是罪人和不幸者；我做了恶事；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得救了；我是幸福的。”所有这些都有点粗笨，有点单调，使得心理学家渴欲知道得更详细些。但这仍无害于波尔塞伏城成为苏维埃新国足以自豪的一些最非常的成功之一。我不晓得，在别的国家，人类是不是这样容易被摆布的。 |
一个集体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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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集体农场
如此，每日工资是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并不算多。但集体农场的大队长，——我的伙伴洗浴去时（因为这个农场正在海滨），我同他谈了很久的话，——给我解释说：这里所说的“劳动日”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名称，一个好的工人一天能够得到二“日”甚至三“日”的工资的。[1]他拿各人的折子和账单给我看，所有这些单据都经过他的手。那上面不仅记着劳动的量，而且记着劳动的质。那些分队长报告他这类材料，他根据这些报告作成支付工资的单据。这需要一种颇为复杂的簿记法，而他也承认：他有点担负不了；但他还是很满意的，因为从年初一起（我们谈话那日是八月三日），他个人已经积下相当于三百个“劳动日”的钱了。这大队长管辖五十六人，他和这些人中间还有几个分队长。如此便成为一种等级制；但每“日”工资单位，大家都是一样的。此外，做了集体农场工作之后，各人又可以耕种各自的园圃，而享受其出产物。
这个工作就没有固定的和规定的钟点：每个人没有紧迫事情，什么时候爱去做，就去做。
这就使得我提出一个问题：其中没有人供给的劳动较少“劳动日”本位么？可是没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人们回答我。无疑地，这个“劳动日”不是平均的劳动日；而是容易做的一种最低限度。此外，过分懒惰的人将很快被排除出集体农场以外，而集体农场是有很大利益，大家都争着加进去，成为其中一分子。但没有用：集体农场人数是有限制的。
这种享有特权的集体农场成员，每月大约能得六百卢布。熟练工人有时所得还多些。至于占极大多数的不熟练工人，则每日工资自五卢布至六卢布。[2]简单的小工所得还更少些。
国家似乎能够多给他们一点工资。但若付之消费的粮食数量不增加的话，则工资提高适足造成物价腾贵。至少人们是这样反对着。
目前，工资差异，期望能提高工人的技艺。小工是数量很多的，所欠缺的是专家，是劳动干部。人们努力一切，来养成这类人才；在苏联最足令我钦佩的，也许就是教育制度这一点，现在差不多到处，教育手段早已为最卑微的劳动者所能享受，允许他们（正为他们而设的）得提高地位，离弃原来的无能状态。
[1]一个“劳动日”细分为十等分来计算。
[2]我应当指出：在理论上，一个卢布值法国三个法郎，换言之，外国人到苏联时，须用三个法郎去买一个卢布票。但卢布的购买力并不超出法郎以上。此外，好多食粮，尤其最必须的（鸡蛋，牛奶，肉，奶油等）价格还更昂贵，至于衣服…… |
奥斯特洛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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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洛夫斯基
我只有用最深切的敬意，才敢说起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若不是在苏联的话，我就可以说：那是一位圣者。宗教并未曾养成比他更好的人物。这就是证据，证明宗教并不是养成这人物的唯一的力量。一种热烈的信心已经够了，并无需希望未来的报偿，无需其他的报偿，除了履行一种艰苦使命以后的这个满足心。
由于一件事情，奥斯特洛夫斯基眼睛变瞎了，而且完全疯瘫了。似乎他的灵魂，因为失却了同外界接触的差不多一切的机会，找不到地基来扩展，只好向高度方面去发挥了。
我们包围在他的床边，他好久未曾离开这张床。我坐在他的床头上，伸手给他，他抓着，我应当说：他抢着我的手，像抢着一条联系生命的带子一般；在我的访问的整个钟头之内，他的瘦削的指头不停地抚摸我的指头，互相纠缠着，并将一种使人颤栗的同情传达给我。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能看了，但他说，他听。他的思想这样活跃和紧张，没有什么事情能使得他分心，除了有时肉体痛苦以外。但他并不诉苦。他的消瘦了的美容，不管这个慢性的死亡痛苦，仍然能够现出微笑。
他居住的房间是光亮的。花园里，鸟语花香，从开启的窗户进到房内来。这里是何等的平静！他的母亲，他的妹妹，他的朋友以及访问他的人都悄声静气地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有几个人记录他的说话。我告诉奥斯特洛夫斯基，我看见他这样坚定，我自己也异常振作起来。但这个赞语似乎使他惶恐不安：应该赞美的是苏联，是这业已完成的巨大的努力；他只关心这个，而不关心他自己。我有三次向他告别，怕他疲乏，因为我不能设想有如此坚定的热情。可是他求我再留一会儿，人们觉到他是需要说话的，我们走了以后，他还是要继续说话。对于他，说话就是写作，就是叫人记录起来。所以他还能够写（叫别人记录）这本书，[1]来讲述他的生平。他对我说，他现在正在著另一本书。从早晨到晚上，甚至到深夜，他都在工作。他不断地口说，人们记录下来。
我终于立起来要走了。他请我吻他。当我的嘴唇放在他的额上去时候，我几乎忍不住我的眼泪；我忽然觉得，我好久以来就已认识他了，现在离别而去的乃是我的一个老友；我又觉得，这是他离开我们，而我是在向一个临终的人告别……但是，人们对我说，好几月以来，他就是这样子一息仅存了，惟有热情在这孱弱不堪的躯体中，维持住了这个将近熄灭的火焰。
[1]按指奥斯特洛夫斯基著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译者 |
反宗教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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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宗教斗争
我没有看过莫斯科的反宗教博物馆；但我看过列宁格勒的，那是在圣以撒大教堂之内，这教堂的金顶闪烁在城市之上，十分好看。大教堂的外观很美，内部则丑恶不堪。现还保存着的大幅宗教画，足够引人去咒骂上帝：这些图画确是很丑陋的。博物馆本身却远不像我所害怕的那么胡闹。这里问题乃在拿科学去对抗宗教神话。那些精神上懒惰的人，若是看了各种光学仪器、天文学、博物学、解剖学、统计学等图表，还不明白，则另外有若干指导员在旁边帮助解释。这还是得当的，不太使人难堪。这是瑞可侣式的和佛拉马利翁式的，而不是雷奥·达文西式的。譬如教士就要受一番打击。但在那以前几天，我却在列宁格勒附近到彼得霍夫去的路上，遇着一位教士，一位真正的教士。只看他的外貌，就已经比参观苏联一切反宗教博物馆都更有效果了。我不想去描写他。怪模怪样的、卑鄙的、可笑的，他似乎是布尔什维主义所发明的一个稻草人，用来吓走乡村的宗教感情的。
反之，在我们到达某地以前不久，我们去拜访的那个很美的教堂中，那个守护教堂的修士的可赞叹的面貌，都是我所不能忘记的。他的行步何等尊重，他的容采何等高贵，他表现何等愁苦的无可奈何的傲气！他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个手势，也没有交换过一次眼光。我一面观察他，没有让他知觉，一面就想到《福音书》上的“tradebatantem”，波秀哀就是从那里得到一种雄辩的动力的。
塞瓦斯托波尔附近那个古物博物馆，也设在一个教堂之内。[1]里面壁画还保存着，无疑是为着画得惊人地丑陋而保存的。旁边附有解释的字句。在一幅基督肖像之下，写着：
传说中人物，实无其人。
※※※
苏联在这个反宗教战争中所取的方法，我颇疑其不巧妙。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颇可以一味信赖历史，颇可以一面否认基督的神性，甚至基督的存在，排弃教会的教条，拆穿启示，一面纯从人道上和批评上看视一种教训，这教训当初曾给世界以一种新的希望和非常的革命酵素。颇可以说：教会本身如何背叛了这个教训，《福音书》这个解放学说又如何被人利用去做恶事，而且教会朋比为奸。无论如何，总比不理，比否定，更好些的。人们不能使得当初没有这个东西。现在，在这问题上，人们将苏联民众维持于无知之中，使之没有批评的防卫，没有抗毒素，以抵御一种时刻使人担忧的神秘主义瘟疫。
不仅如此，我的批评是先从最狭隘方面说的，从实践说的。对于《福音书》及由彼而来的一切事物之无知和否定，不能不很可悲惨地使人类、文化陷于贫困。我不愿意人家猜疑我，并从此嗅出一种原始教育和信念的臭味。我对于希腊神话也是这样说的，我相信神话也是一种深刻的常备的教训。我以为：去信仰神话，乃是不合理的；但不承认其中所含的真理，而以为可以含笑耸肩弃之不顾，那也是不合理的。至于说宗教能妨害精神发展，能印入皱纹于思想之中，那我早知道；我并以为最好当使新人解除这一切。我也承认：迷信，由于教士帮助，在乡村以至于到处（我访过从前皇后所住的房子），养成一种可怕的道德上污垢；我也懂得人们感到需要，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倾泼出去；然而……德国人有一句极好的成语，法文里面我找不到相当的，这成语可以表示我的带有点不痛快的意思，即说：“人们将小孩子和洗浴水一齐倾泼了。”这是没有判别和过分匆忙之效果。也许这洗浴水是肮脏的，发臭的；我也不难同意这话；甚至于肮脏到了连小孩都顾不得的程度；人们没有检查，就一下都倾泼了。
现在我听人说，为了顺应精神，为了宽容，人们重新铸钟给教堂用；于是我非常害怕，我怕这是一个出发点，从此浴盆将重新装满脏水，……而小孩子不见了。
[1]在索契附近也有这样一个教堂，我们曾在其中看见一次跳舞。在正祭台，一对一对舞侣，随着音乐，在跳狐步舞或探戈舞。 |
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1936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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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宁格勒文学家的演说
（1936年7月2日）
列宁格勒的魔力、壮美和陈迹，立刻就迷住我了。固然，莫斯科对于我的心和我的精神有极大的意义，而苏联的（光荣的[1]）未来也强有力地在那里刻画着。但在莫斯科，我没有触起其他的历史纪念，除了拿破仑的征服，这个徒然的努力接着就是大失败；至于在列宁格勒，则好多建筑物都使得我回忆俄国和法国间最亲切的和最丰饶的精神交往。这些过去时代的交往，这个精神上竞赛，我很喜欢地认为是当时文化所能做到的最宽宏的最普及的最新颖的和最勇敢的事业，一种预告，一种准备，一种非意识的约言；是的，预约着我们今日革命的国际主义所应当实现的东西。
但有一点须得指出的，即是过去的交往始终是个人的，是伟大精神对（伟大[2]）君主的交往，是伟大精神相互间的交往。至于今天建立的而为我们所从事的交往，则是深刻得多了；今天的交往乃是出于民众的本意，而且将形形色色知识者和劳动者溶为一炉，这却是自今以前从未见过的。所以我不是以我自己名义说话的；我向你们重述我对于苏联的爱时，也是表示法国广大劳动群众的感情。
倘若我和我的同伴来到你们中间，同时也带来精神交往的新的可能性，那我是全心愉快的。我永远反对什么种族的界限。有些民族主义者以为这界限是不可逾越的，是永远阻止不同民族间相互了解，使得他们精神不能沟通，使得这个民族精神不能进入那个民族精神的。这里，我很喜欢对你们说：自从我的青年时代以来，对于当时人们所指为斯拉夫灵魂的不可了解的神秘，我就特别亲爱地向往了，以至我觉得我同你们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互相密切沟通起来：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以后，梭罗古勃、谢德林、契诃夫、高尔基，——只举出死去的人来说罢。我读他们的著作用的何等的热情，我可以说：用的何等的感激，因为他们除了最特异的艺术之外，还赠给我以最惊人的启示，关于一般人类以及我自身；他们开发他国文学所不曾涉足的灵魂区域，而且用着细腻、强力以及爱的范围以内的坦白，一下子便占据了灵魂的最深处，一面是最特殊的，一面又是最人性的。我尽我的力量，不断地使法国人去认识，去爱过去俄罗斯文学以及当今苏联文学。我们时常知道得很少，而且从这民族到那民族，我们也能犯着严重错误和很可惋惜的疏忽；但我们的求知心是很热烈的，同着彼尔·赫巴和我一道来的其他同志，耶夫·拉斯特、雪夫灵、达比和季友，也是如此；其中有两个是党员。他们同我一样，都预祝这次苏联旅行能使我们更加明了，并允许我们在我们回去之后使得法国民众更加明了，——他们对于苏联所应给予我们旧世界的新礼物，非常渴想知道。你们在这里所给我们表示的同情，鼓励了我。我喜欢以那还留在法国的好多人的名义敬向你们表示我们的亲切的感激。
[1]人家暗示我，说这里须添加“光荣的”这个形容词。
[2]人们请我删去“伟大”二字，因为这词是不适宜于形容“君主”的。 |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1936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对莫斯科学生的演说
（1936年6月27日）
诸位同志，苏维埃青年的代表人！我愿意你们明白，为什么，站在你们中间，我的感情是如此激动。为这原故，我须得对你们谈一谈我自己。你们表示给我的同情，使得我非如此做不可。这个同情，我相信，我配得领受一点的。我想，我这样想和这样说，并非过于自夸。我说我配得，乃是因为我晓得等待你们。我等待好久了，但带着信任心，带着这个确信，认为总有一天你们会来的。现在你们果真在这儿了，你们的欢迎多多补偿了我当初所遭遇的长期冷静、寂寞和不被人了解的生活。确然不错，我是把你们的同情当作真实的补偿的。
当《共同》杂志，由路易·阿拉贡同志的倡议和主持在巴黎创办时候，曾向法国每个作家征求意见：你为什么人写作？我没有回答这个征询，我也向阿拉贡解释过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所能够说的话，却属真理，虽有自夸嫌疑，就是说：我永远是为那些将要到来的人写作的。
喝彩不喝彩，我都不在乎；当时喝彩只能从资产阶级方面来的，——我是这个阶级出身，而且，不错，现在还是这个阶级一分子，但我异常鄙视它，恰好因为我对它认识得很清楚，而且我觉得，我身上所有的好的方面都是起来反对它。我的身体既然不健康，不敢希望活得长久，于是也甘心未及见成功即离开尘世。我情愿将自己看作一个身后成名的作家，像我欣羡其纯粹光荣的那些人一样，他们死时几乎是无名的，他们只为未来而写作，譬如斯汤达尔、波德莱尔、济慈和乐波。我时常对自己说：我的著作的对象此时还未诞生哩！我也有一种痛苦的然而足以自励的感想，即我是在沙漠中说话。在沙漠中说话，说得很好，因为没有回声来妨害你的语调，因为不必顾虑自己的话的反响，除了诚实之外什么都不管。这里应当指出一点，即当公众的趣味是矫揉造作的时候，当习惯压服了真理时候，诚实反而被人看作是矫揉造作。是的，我被人看作了一个矫揉造作的作家。人们用不读我的著作的手段，来使我觉到这点。
我上面列举的伟大作家都是我最钦佩的，他们的榜样安定我的心。我甘心在生在时没有看见一点成功，而坚决相信未来会报偿我的。同别人保存成绩单一样，我保存着我的《地粮》一书销售清单。在二十个年头内（从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刚刚售去了五百本。这本书没有受公众和批评家所注意。没有一篇论文批评它；或者确切点说，只发表了二篇论文，朋友写的。我说以上的话，是为着这本书后来非常的成功以及它对于今日青年一辈的影响而说的。
这不仅是我的《地粮》的历史。一般说来，我的每本著作的初期失败，恰是与其价值和新颖成正比例的。
我不愿由此得到一条荒谬的结论，以为唯有平凡的书才能希望得到立时的胜利。不是。这绝不是我的思想。我不过要说：一本著作，一件艺术品，它的深刻的价值并非都是立刻可以认识出来的。同样，艺术作品并非仅以现在为对象。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乃是一些“预知”，须待稍迟方能了解；那些唯一的完全地只适应于立时需要的著作，不久就有成为全无价值的危险。
新俄罗斯的青年人啊！你们现在懂得为什么我这样欢喜将我的《地粮》呈献给你们了。因为未来寄托在你们身上。未来不是由外而来的；未来是在你们里面。而且不仅是苏联的未来如此；因为其余世界的命运将依赖于苏联的未来。未来，一一就是你们这些制造未来的人。
注意啊，小心啊！你们负有重大的责任。你们前一辈同志慷慨牺牲他们的血汗而获得胜利，你们可不要休息在这个胜利上面。天上一堆乌云给他们排开了，这乌云现时还使世界好多国家黯然无光。你们不要袖手旁观啊，不要忘记，我们的眼光，从西方，充满了爱、期待和广大的希望，紧紧地盯住在你们身上。 |
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1936年6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附录〕
高尔基下葬时在莫斯科红场的演说
（1936年6月20日）
马克西姆·高尔基之死，不仅使得苏维埃诸国悲伤，全世界也是如此。由高尔基传达给我们的俄罗斯民众的大声疾呼，已在最遥远的国土获得了回应。所以今天，我不仅表示我个人的悲哀，而且表示法国文学界以及欧洲乃至全世界文化界的悲哀。
文化，好久以来就是某一特权阶级的御用品了。要学习知识，先须有闲暇；先须有一个阶级劳苦工作，然后极少数人才能享用生活，求取知识；文化，文学和艺术的花园，仍然是私有财产，唯一能够享受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人，最能干的人，而是那些从幼年起便丰衣足食的人。人们无疑可以看出智慧并非必然伴随财富而来的；在法国文学史中，莫里哀、狄德罗、卢梭，都是平民子弟出身，但他们的读者仍是那些闲暇的人。
当十月大革命激发俄国极下层群众起来时候，西方的人就说，甚至相信：这个从底下掀起的大风浪将淹没文化。文化不再成为一种特权时候，岂非遭遇倾覆危险了么？
正为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各国作家在一种紧迫使命的感情中团结起来：不错，文化遭遇危险了，但这危险并非从革命的和解放的势力方面而来，反是从那企图压服并击破这个势力而把精神蒙蔽起来的党派方面而来。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义，乃是狭义的、人为的民族主义，这个主义与真实的爱国主义，与那对自己国土的深切的爱，是没有相同之点的。危害文化的乃是战争，而那种传播仇恨的民族主义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战争。
我本来应当到现在伦敦开会的“国际保卫文化大会”当主席去的。关于高尔基健康的令人不快的消息，迫得我匆忙赶到莫斯科来。在这饱经光荣的或悲惨的事变的红场上，在这千万人目光所注视的列宁坟墓前面，我以那在伦敦集会的作家名义和我自己名义，高声宣布：拥护、保卫并重新荣耀文化之使命和责任，现在落到国际革命伟大势力肩上了。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犹如在各民族特别利益之上，有一个共同的大需要将各国无产阶级沟通起来；同样，在各个民族文学之上，也开展出一种文化，由各国特殊文学中真正活的和人类的东西所构成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这样说。
我时常说，一个作家愈有特异性，则愈能引起普遍的兴趣，因为他表现最个人性的事物，由此就表现最人类性的事物。俄国作家没有一个比马克西姆·高尔基更带俄国人性。俄国作家没有一个人说的话，比高尔基更受全世界的人所倾听。
昨天，我参加民众的队伍，在高尔基灵柩面前经过。这无数女人、小孩及形形色色劳动者，是我百观不厌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就是他们的代言人和朋友。我含着忧愁，想到，这些群众若在苏联以外其他国家，是不许来到这个大厅的：恰是他们，要在文化花园面前碰到一面可怕的牌子，写着：“私人产业，闲人免进”。我的眼睛充满了泪珠，当我想到，在他们看来是那么自然的事情，而在我，西方人看来，却是那么奇异的时候。
我想，在苏联一定有了十分惊人的新事业。自今以前，世界一切国家中，凡是有价值的作家，或多或少，几乎都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或是有意识的，或是非意识的，或是公然的，或是暗中的，他都为反对某件事情而思想而写作。他安置一种反抗的叛逆的酵素到人的精神和心里面去。法官、政府、权威和传统，若是稍有远见的，一定毫不迟疑地把他看作敌人。
现在，在苏联，却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即一个革命作家再不是一个反抗的人了。[1]恰好相反，他适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全民众的愿望，尤其可赞许的就是适合民众领导者的愿望。这问题的消灭或转变，起初使得人头脑晕眩。但这一点将不是苏联及其继续震动我们旧世界的奇妙事业的最小光荣之一，即是：在新的天堂中，连同新的星宿，兴起闻所未闻的新的问题。
马克西姆·高尔基有这个奇特的和光荣的命运，即他把这新世界同过去时代联系起来，并同将来时代联系起来。他认识了前日的压迫和昨日的悲壮的斗争，他也曾强有力地助成了今日的和平而荣耀的胜利。他把他的声音借给那些还不能自己发言的人，和那些因为他而从此能自己发言的人。
从今以后，高尔基属于历史的了。他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找到他的位置。
[1]这里我说错了，可惜不久，我就承认这个错误。 |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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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塞瓦斯托波尔，我的旅程的最后阶段。苏联无疑有比这更有趣或更美的城市，但没有比这使我如此留恋的。这里比苏呼米或索契较少准备些，较少选择些，我在这里重新找到整个俄国社会，俄国生活，连同它的缺点，它的劣迹，它的痛苦（可惜！），在它的胜利，它的成绩旁边，——这成绩使得人或允许人得到更多的幸福。随着日子变化，光明减淡黑暗，或者反之加浓黑暗。但正如看到最光明的东西一样，在这里，我也能够看到最黑暗的东西；一切都使得我——有时痛苦地——留恋于这个地方，这个联合的民众，这个新水土，它扶助未来，意外事情也能够在它这里爆发出来。……我所离开的，就是如此模样的国度。
※※※
但已经有一种前所未知的烦恼，窘迫着我了：回到巴黎之后，我怎样说才好呢？怎样回答我所预感的问题呢？人们一定等待我的一贯的判断。怎样解释，我在苏联，一时这么热，一时又这么冷呢（精神上的）？重新宣布我的爱的时候，难道应当隐匿我的异议么？应当称赞一切而以此扯谎么？不。我很明白：若是我这样做，我反将贻害苏联自身，同时也贻害它在我们心目中所代表的事业。但若把这二者联系得太过于密切，以至于将我们在苏联所惋惜的事情硬派给那个事业去负责，——那也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
※※※
近来，苏联给予西班牙援助这事，对我们表明：苏联还能够重新振作起来的。
苏联还没有终止来教训我们并使我们惊奇。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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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到苏联去以前，我写过如下的话：
我相信：一个作家的价值是与鼓舞他的革命力量相联系，或者确切点说（因为我没有那样糊涂，只承认左翼作家有艺术价值），是与他的反抗力量相联系的。这个力量存在于波秀哀、麦多布里杨，以至今日的克罗德尔，正如存在于莫里哀、伏尔泰、雨果及好多其他的人一般。在我们的社会形式当中，一个大作家，一个大艺术家，本质上是反对附和主义的。他逆潮流前进。这话拿来对但丁说，对塞万提斯说，对易卜生说，对果戈理说……都是真的。这话拿来对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作家说，似乎不是真的；约翰·阿丁顿·塞蒙士说得很好：“这时代戏剧作家所以这样伟大……，乃是因为他们（作家们）生活和写作完完全全同整个民众一致的。”[1]这话拿来对索福克里斯说，无疑不是真的；对荷马说，也一定不是真的，在我们看来，希腊自身就是假手于荷马而歌唱。这话或者会不是真的，到了将来，那时……但正为这个原故，我们的眼光才带着这么忧愁的疑问转移到苏联去呀！革命的胜利，将允许它的艺术家受着潮流所涌动么？因为问题提出来：若是转变过后的社会国家，夺去了艺术家一切反抗动机，那将成什么样子呢？倘若艺术家只好让潮流涌去，而无所用其起来逆抗潮流，那他将做什么事情呢？无疑，在还有斗争，而胜利尚未完全得到保证时候，他可以描写这个斗争，而且以战士资格助成其胜利。但以后……我到苏联去以前，便是这样自问。
※※※
“你懂得的，”X给我解释，“群众所要求的绝不是这类东西；我们今天所要的也绝不是这类东西。他从前作过一部很杰出的很受欢迎的舞曲（“他”，指的是肖斯塔可维奇；有些人对我谈起他，总是用这种普通谈起天才者才用的口气）。但是倘若民众看完一部歌舞剧，走出戏院的时候，不能哼着剧中的调子，那么这剧有什么用处呢？（哦，原来如此！可是X——他自己也是个艺术家，而且很有教养的——在说这话以前却只同我说些其他的伶俐的话。）今天我们所要的，乃是一切的人都能懂的作品，而且要立刻能懂。肖斯塔可维奇自己若是不明白这点，人家就会用再不去听他这一办法，去使他明白的。”
我反对这话，我说：最美的作品，以至于后来变成最通俗的作品，有时起初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赏鉴；我说：贝多芬自己……于是我拿一本书给他，这书我刚带在身边：请你读这段：
好多年以前，我（这是贝多芬在说话）也在柏林举行一次音乐会；我贯注了全神，以为这次一定有点成功，我希望得到有力的喝彩。可是你看：当我把我的最好的灵感都演奏出来时候，竟连一点欢迎声音都没有。（《歌德通信集》第二卷287页）
X同意我，认为一个贝多芬者在苏联遭受这样的失败，是难得抬起头来的。
“你看，”他继续说，“在我们这里，一个艺术家首先须在路线以内。否则，最美妙的才能也将被视为‘形式主义’。是的，这个名称是我们找出来，用以安置于我们所不想看所不想听的东西头上的。我们要创立一种新的艺术，同我们这伟大民众相配称。今日艺术应该是民众的，否则不是艺术。”
“如此，你们将驱迫你们的一切艺术家都入于附和主义了，”我对他说：“那些最好的艺术家，是不愿贬低或仅屈抑他们的艺术的。你们将强之缄默。你们自以为替文化服务，荣耀它，保卫它，但它将反对你。”
于是他抗议，说我的推论是资产阶级式的；说他确然相信：马克思主义既然在好多其他领域成就了如此伟大的事业，一定也能产生艺术的作品。他添加几句说：现在所以没有这新作品产生，乃因人们还重视那些属于一个完全过去时代的作品。
他愈说下去声音愈高；他似乎在讲演或在诵读论文。我们谈话是在索契旅馆的厅堂里。我离开他，没有回答他的话。但过了一会，他到我的房间找我，这回低声说道：
“哦，我懂得的……但是刚才‘人们’听着我们谈话……而且不久我的展览会就要举行。”
X是个画家，他正要展览他的最近画成的作品。
当我们来到苏联时候，那场关于形式主义的大辩论还在余波未息。我努力去了解人们所谓“形式主义”究竟指的什么。结果我觉得是这个意义：任何艺术家，若是多注意一点形式，少注意一点内容，便要被人指责为形式主义。我们得赶紧添加一句：所指的内容，值得去注意的（或确切点说：得受容许的），只是当这内容朝着一定方向时候。艺术作品若是全无倾向，因此全无“意义”（“Sens”[2]——这里，我是拿字眼做游戏”），就要被判定为形式主义的。说实在话，我写这“形式”和“内容”几个字时，不能不觉得好笑。但若是看到这个不合理的区分将决定了批评时候，人们毋宁是要哭的。这也许在政治上有用；但你们在这里就不要谈起什么文化吧。从批评不能自由行使时候起，文化就处于危殆状态了。
在苏联，一件作品无论如何美，若不是在路线之内，就要受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一个艺术家无论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线之中工作，公众的注意就要从他转移开去，或被别人从他引开去：人们所求于艺术家，所求于作家的，是要他随声附和；做到这点以后，其余一切都可给他了。
※※※
我在梯弗里斯看见一个当代图画展览会；不去说到它，也许是件慈悲的事情。但总之这些艺术家都达到他们的目的了，这目的就是在感化，说服，求取同意（斯大林生活上一些片段用作这些图画的主题）。哪，一定的，这些人不是“形式主义者”！不幸的乃是他们再不是什么画家了。他们使得我联想起阿波罗：这位日神为替亚默特服务，不得不熄灭一切光线，以此他就做不出一点有价值的事情，——或至少与我们有关的事情。但苏联，无论革命前或革命后，在造型艺术方面都没有什么十分可观的。我们还是谈文学去吧。
“当我年轻时候，”X对我说，“人家介绍我们读这本那本书，禁止我们读这本那本书；我们的注意自然是向着禁止的书的。现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青年人只读人家介绍他们去读的书，甚至不愿意去读其他的东西。”
所以，举个例说，陀思妥也夫斯基今日找不到读者，而人们不能正确地说：究竟是青年人离开了他，还是别人使得青年人离开了他；——好多人的头脑都是经过调练的。
“精神”若是必须符合一个口号，那它至少会感觉到它是不自由的。但它若是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它再不等待什么口号而作出回答，那它就连自己被奴役的意识也丧失了。我相信，人们倘若告诉苏维埃青年，说他们思想不自由，那他们是要十分惊奇并提出抗议的。
某种事物的价值，往往只当我们失却这事物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因此，游过一次苏联（或游过一次德国，那是不待说的），就可以使得我们估计到我们在法国还能享受的那个无可估计的思想自由价值，——可是时常给我们滥用了。
在列宁格勒，人们请我准备一篇小演说，在文学家和大学生的一个集会上说。我到苏联那时还只八天，正在入境问禁时候。所以我把演说稿子拿给X和Y审查。人们立刻就给我暗示：这篇稿子是不在路线之内的，而我预备要说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果真如此！以后我自己都明白了。总之，这篇演说，我是没有机会去宣读了。下面就是：
人们时常问我关于苏联现在文学的意见。我要解释，为什么我一向拒绝表示我的意见。这样，同时又可以允许我修订高尔基下葬日我在红场演说中某一点。我在那里谈起了苏维埃共和国胜利所提出的“新问题”，我说：将这些问题提出于历史并供我们考虑，这绝不是苏联的最小光荣之一。对于我，文化的未来既然密切联系于这些问题之解决，那么再谈到那上头来，并加以若干修订，这不会是没有用的。
…………
大多数人，甚至最好分子所组成的，从来不会叹赏一个作品中那些新颖的、潜能的、使人惶惑的东西，他们只叹赏那些他们早能认识的东西，换一句话说：平凡的东西。正如‘有资产阶级性的平凡，也有革命性的平凡。应当明白这点。应当知道：一个艺术作品的深刻价值及其传世理由，并不是其中用来附和某种学说的东西（即算这学说是最健全的，最好的吧），而是其中提出新疑问并预告未来疑问的东西，而是回答那还未曾提出的问题的东西。我很害怕：好多作品，现在是因为含有一种纯粹马克思主义精神而得到成功的，不久之后或将在那些将要来的人鼻子面前发出一种难忍的病床臭味；我相信：最有价值的作品将唯一的是那能够排除这类顾虑的作品。自从革命胜利了，安定了和凝固了以来，艺术便遭遇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几乎同受法西斯主义最残暴压迫的那么重大的危险：即是一种正统的危险。艺术屈服于正统，艺术就完了，哪怕这正统是最健全的学说。艺术沉落于附和主义之内。胜利的革命所能贡献和所当贡献于艺术家的，首先是自由。没有自由，艺术就丧失了意义和价值。
瓦尔特·惠特曼为林肯总统之死写了一篇最美的诗歌，他的最美的诗歌之一。但这篇自由诗若是被迫而写的，惠特曼若是奉了命令及附和一种已定的经典，则这篇哀歌将失去它的德性，它的美；或宁可说：惠特曼将不会去写它。
既然最大多数人的称许、喝彩、欢迎和拥护，自然趋向于那为群众所能立刻接受和赏鉴的东西，即附和主义，那么我就担忧地自问：今日光荣的苏联之中，会没有一个波德莱尔，一个济慈或一个乐波，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挣扎着，正由于他的价值，而不能引起人注意么？然而我关心的却是这类的人，因为明天成为最伟大的，正是当初受人轻视的这些乐波，这些济慈，这些波德莱尔，甚至这些斯汤达尔啊！[3]
[1]见JohnAddingtonSymonds——GeneralIntroductiontotheMormsidSesies.
[2]按Sens一字，法文有“方向”和“意义”两个意义。——译者
[3]“但是，”他们将说，“那些济慈，那些波德莱尔，那些乐波，甚至那些斯汤达尔，今天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在我们眼中看来，那些人的价值只在于反映垂死的和腐朽的社会那一点，他们就是这社会的悲惨的产物。若是他们不能产生在今天新社会里面，那是他们的不幸，而是我们的大幸，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从他们以及他们一流的人学习的。今天能够教育我们的作家，乃是完全顺应于这新社会形式的人；凡是阻害上面那些人的，反而可以激励我们这类的作家。他们是会受称赞、庆贺和喝彩的。”
“如此说来，我恰好相信：这些喝彩家的著作是很少价值的；为发展自己的文化，民众去读他们，并没有什么用处，为发展文化，最好的，乃是那些促人反省的东西。至于所谓镜子文学，即那只限于反映（一个社会，一个事变，一个时代）的文学，那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了。自己照镜（和自己赞美）也许是一个很稚幼的社会的头一个关心事情，但如果这个最初的关心变成了唯一的、最后的关心，那就未免太可惋惜的了。”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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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苏呼米附近一家精炼煤油工厂里（那里一切都是设备得很好的，食堂、工人宿舍、俱乐部；至于工厂本身，我是凭信任称赞的），我们走近了“壁报”，这依照习惯贴在俱乐部一个大厅里面。我们没有工夫读完所有的文章，但在“红色救济”一栏内——原则上，外国新闻都登在这栏内——我们觉得奇异，我们竟找不到一点关于西班牙的提示，而那几天从西班牙来的消息却是令人忧惧的。我们没有隐藏我们的有点伤感的惊讶。人们感觉一点轻微的不安。人们感谢我们指出这个缺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这个的。
那天晚上，宴会。照例有无数次举杯祝贺。当人们为了全体客人和每个客人的健康都干杯以后，耶夫·拉斯特站起来，用俄国话提议：大家为西班牙红色阵线之胜利干一杯酒。人们热烈拍掌，但我们看来，似乎带有某种程度的拘束；立刻，像回答一般：为斯大林而干杯。轮到我时候，我举起我的杯子，恭祝德意志、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国政治犯的健康。人们拍掌，这次则是十分真诚的；人们碰着杯，喝着。以后，立刻又是：为斯大林而干杯。可见对于受法西斯主义戕害的人，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人们是知道采取何种态度的。至于西班牙的纠纷和斗争，那么一般的和特殊的意见正在等待《真理报》的训令，《真理报》此时尚没有表示。还未知道应当怎样思想以前，人们是不敢冒昧表示意见的。过了几天以后（我们已经到了塞瓦斯托波尔），这才有一种广大的同情波浪，从红场出发，弥漫于各地方报纸，到处也进行自愿的捐输，以援助政府军。
※※※
在这工厂的办公处，有一幅象征性的大图画很引起我们注目；人们看见：中央，斯大林正在说话，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正在拍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说在各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都必带有称颂他的话语。尤其在格鲁吉亚，我无论进入什么房子，哪怕是最贫苦的最卑陋的吧，都看见斯大林的肖像挂在墙上，无疑地在从前挂神像的地位。崇拜么，爱么或惧怕么？我不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见着他。
※※※
从梯弗里斯到巴统旅途上，我经过戈里，诞生斯大林的小城。我想，在这里打封电报给他，以答谢苏联的接待，那无疑是合礼的，——我们在苏联到处受人祝贺、欢迎，待同上宾。我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我叫汽车停在邮局门口，拿出电报稿子。大意这样说：“在我的美好旅行途中经过戈里的时候，我感到恳挚的需要，向你致敬……”但这里，翻译的人停住了：我不能这样说话。这“你”字是不够的，倘若这“你”字指的是斯大林，这是不合礼节的。应当添加一点什么。当我现出一点惊愕的时候，人们就互相商量。人们向我提议添加：“你，劳动者领袖”，或“人民导师”，或我记不起来的别的什么。[1]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我抗议说斯大林自己是超出这类胁肩谄笑之上的。我争论没有用。没有办法。人们只肯在我同意添加这类字句条件之下，接受我的电报。现在既然是翻译问题，而这翻译，我自己又不能审查的，我争得厌倦之后，只好屈服了，同时卸除了一切责任，并愁苦地想到这类事情将助成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也发现，我在苏联几次演说，[2]翻译时，常有类此的修改，因此我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3]就在这里宣布了。
然而我不愿将这类细节上的更改，大部分又是无心的更改，看作含有什么恶意；毋宁说是表示帮助他人的愿望，这他人不熟悉当地习惯，却极愿使得自己言辞和思想不与当地习惯相乖违。
斯大林在制订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计划时候，表现出那样聪明，那样灵活，来一步步地修改他所认为应当修改的事情，——使得人们自问：比这更坚定的恒心是否可能的；这个渐次脱离原初路线，这个离开列宁主义，是否不是必要的；倘若再坚持原初路线下去，是否非要求民众一种超人的努力不可。无论如何，这里面总有令人左右为难之事。若不是斯大林使人失望，便是人，便是人类使人失望。人们当初所企图的，所要的，经过这么多斗争，流过这么多的血以后所自以为快要得到的，——这些难道是“超出人力以上的事情么”？还须等待么，听天由命么，将希望放到更遥远的未来去么？以上便是人们在苏联苦心焦虑研究的问题。这问题来到你的脑筋里，已经够你受的了。
经过这么多月，这么多年的努力，人们应当有权利自问：他们终于可以抬起一点头来么？——额头从来未曾比这更低屈过的！
※※※
说是离开了原初理想，——这一点是绝无可置疑的。但人们同时可以怀疑到：当初人们所要的本是不可能的么？这里面是倾跌么？还是恰当地和无可争论地顺应于那些非所逆料的困难？
这个从“神秘”到“政治”的过渡，无可避免地要造成一种“堕落”么？因为这里不是理论的问题；这里人们来到实践范围了；应当计及“人事的，纯人事的”，应当计及敌人。
斯大林的多量决议，最近尤其差不多一切决议，都同德国有关，都由于惧怕德国而产生出来。家产、私产和遗产之恢复，可由此得到一个有效的解释；原来是要给苏维埃公民以一种感情，有个人利益可以保护的感情。但如此，渐渐地，原初的冲动就麻木下来了，消失了，而眼光就停止朝前面看了。人家将告诉我说：这是必要的，紧迫的，因为一个侧面攻击会使得事业塌台。但顺应又顺应，事业就自己衰败了。
另外一种恐惧，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所谓“反革命精神”。因为有些人不肯将这类妥协设想为是必要的；所有这些顺应，都被他们看作失败。这个离开原初路线的事实，说是可以解释的，可以求原谅的，也许，他们眼睛注意的，却是这个事实本身。但今天，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从精神，乃是附和主义。凡是不肯宣布满意的人，都要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此，人们要自问：列宁有灵，他今日还肯回到这个地球上来么？……
※※※
斯大林无论什么时候都对的，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什么事情都对的。
※※※
人家允许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离那还远得很。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独夫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
在一个国家之中消灭反对党派，或简单不让其发言，不让其产生，——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这要激起恐怖主义的。若是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这个贫乏前面，谁还敢谈什么“文化”呢？没有对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发展呢？所以我想，这是最聪明的事情，去倾听敌党的意见，必要时扶持敌党，一面防止他们做祸害事情：打击他们，但不消灭他们。消灭反对党派，——这点，幸而无疑的，斯大林并没有多大成功。
“人类不是简单的，应当明白此点；一切简单化，统一化，以及从外部去简约之企图，永远是讨厌的，有害的和可笑的。因为亚达里的麻烦事情总是逃脱的以利亚辛；希律的麻烦事情总是逃脱的神圣家庭。”
一九一〇年，我写过这样的话。[4]
[1]似乎我杜撰出来的，不是么？不，可惜！请大家不需向我解释，说这是几个笨拙然而热心的下级人员所干的事情。不是的。跟着我们一道，参加这个讨论的，还有好多地位颇高而且无论如何对于“习惯”都十分熟悉的人物哩！
[2]X给我解释说，照这里习惯，我所用的“命运”二字若指的是苏联命运，就应当加上一个形容词。我终于提议加上“光荣的”这个形容词，X说这是可以得到各方面赞同的。反之，他请求我删去那加在“君主”头上的“伟大的”三个字。君主不会是伟大的。（见附录）
[3]人们冒充我的声音，说：法国青年不了解我，不爱我；又说：从今约定，除了给民众之外，我再不写作什么了！等等。
[4]见《新的托辞》第一八九页。 |
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三
在苏联，预先规定，对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许有一种以上的意见。而且那里的人，精神也被调练成这个样子，使得这个附和主义对于他们竟成为容易的、自然的、不觉得的，以至于我不敢设想这里面含有虚伪的成分。这些人果真是实行过革命的人么？不是的，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们每次同一个俄国人谈话，恰像同所有俄国人谈话一般。并非每个人都严谨遵从一个口号，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他不能离众独异。你试想想：这种精神调练是从最柔嫩的幼年时代就开始的！……由此可以说明那些非常的顺受；有时你，外国人，会觉得这种顺受是很可惊奇的；由此又可以说明某些幸福可能性；这使得你更加觉得奇异。
你替那些排队等待几个钟头的人诉苦么？但他们以为这样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面包、蔬菜、水果，你认为不好么？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人家拿给你看的这些布料，这些物件，你认为丑陋么？但这里没有什么选择。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恋的一个过去时代相比较以外，一切比较之点都被除去了，如此你只好满足人家拿给你的东西了。这里，紧要的乃在说服人，说：人们是再幸福没有了；说：其他地方都没有这里幸福。要做到这个地步，唯有细心隔绝同外界一切交通这个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国境以外）。感谢这个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显然低下的生活条件之下，俄国工人也自以为比法国工人更加幸福，更加幸福得多。俄国工人的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无知构成的。
※※※
我非常难以将这些感想整理成个系统，因为问题在这里是交互错综纠缠不清。我不是一个专家，经济问题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兴趣的。在心理学观点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释为什么要做成这样一个严谨封固的瓷瓶，为什么要把边境布置得密不通风：在新制度尚未成立而事情往后不会进行得更好时候，护持着这样一种幸福，对于苏联居民的幸福乃是有重大关系的。
我们赞许苏联有一种非常的冲动，向着教育，文化。但这个教育只教那些足使人的精神庆贺现状并称颂“福哉，苏联，唯一有希望的！”的东西。这文化都朝着一个方向，它没有一点无所为而为的东西，它积蓄着；不管马克思主义如何，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评精神。我知道，那里人们替那个所谓“自我批评”大吹大擂。我在远地很钦佩，我想这批评若是认真而诚恳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不明白：这批评除了一些告发和谏劝（食堂里汤煮得不好或俱乐部讲演厅内地扫不干净等等）以外，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并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点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历史上本有这类先例。
再没有别的东西比这个精神状态更有害于文化。后面我将解释这点。
苏维埃公民对于外国事物异常无知。[1]不仅如此，人们还说服他们说：其他一切国家都远不如苏联。这个幻想是有意培养的；因为如此，每个人；即使不甚满足的，也要歌颂这不使他陷于更恶劣地位的现行制度。
由此产生出一种自大心理。我举数例如下：
每个大学生规定学一种外国文。法文是完全被抛弃的。他们认为值得学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惊奇，他们说得那么不好；法国一个中学二年级学生外国文比他们还要好些。
我们问过的人中，有一个给我们这样解释（用俄国话说，耶夫·拉斯特给我们翻译）：
几年以前，德国和美国还有几点可以给我们学习，但现在我们无需向外国人学习什么了。那么，说外国话有什么好处呢？[2]
而且即使他留心外国发生的事情，他们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国人对他们作何感想。他们所关心的，乃在知道我们是否充分称赞他们。他们所害怕的，乃是我们不十分知道他们的功绩。他们所期望于我们的，并不在于指教他们，而在于恭维他们。
这个儿童花园中的可爱的小女孩（这花园本是值得称赞的，同其他供给青年的设备一样），包围着我们，拿些问题窘迫我。她们所要知道的，并不在法国有儿童花园与否，而是我们在法国是否知道苏联有这样美好的儿童花园。
人们给你提出的问题往往使人惊愕，使得我迟疑不敢在这里写出来。人家将以为是我杜撰的。当我说巴黎也有地下铁道的时候，人们带着怀疑神气微笑起来。难道我们只有电车，只有公共汽车么？....有个人问（这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受教育的工人了）：法国有学校没有？另一个人知道得多些，耸耸肩：学校么，法国人有的，但人们在学校里鞭打小孩。他认为这话是有可靠来源的。至于法国一切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这点更无待说，因为我们还未曾“革命过”。在他们看来，在苏联以外尽是黑夜。除了几个无耻的资本家，一切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挣扎的。
有教育的并很“杰出的”的小姑娘（阿迭克营地只容纳天才的小孩），十分惊异起来，当话谈到俄国电影，我说《夏伯扬》和《喀琅施塔得》两片在巴黎大受欢迎时候。人们本来告诉他们，一切俄国片子都不准在法国开演的。告诉他们这话的人既然是他们的教师，我便看得很清楚，这些小姑娘怀疑的，都是我自己的话。法兰西人这么爱吹牛啊！
在人们刚向我夸耀的一只铁甲舰上（“完完全全在苏联制造的，这只兵舰”）与一群海军军官谈话时候，我冒昧地说：“我恐怕苏联的人知道法国的事情，还没有法国人知道苏联事情那么清楚。”座中起了一阵喃喃声音，显然是不以为然的，说：“《真理报》对什么事情都载得很详细。”忽然有个人，离开人群，喊道：“要叙述苏联所做的新的，美的和伟大的事业，全世界所有的纸张都还不够用。”
上面说的阿迭克模范营地，这个培养模范儿童、神童、小才子、小学士的天堂（为这原故，使我更喜欢得多的是其他的儿童团营地，那里虽然朴素些但较少贵族气），有一个十三岁男孩；他是从德国来的，若是我没有听错的话，但早已给苏联调练过了；他引导我穿过他所赞美不置的公园。他像背书般说：
你看：这里，过去不久什么都没有。……忽然有了这个梯子！苏联到处都是这样：昨日什么都没有，明日什么都有。你看：那里，那些工人，他们怎样做工！而且苏联到处都有这类的学校和营地。自然不是完全同这里一样好的，因为这个阿迭克营地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特别关心这个地方。来到这里的小孩都是超凡出众的。你等一会可以听一个十三岁小孩奏乐，他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他的天才在苏联这样受人看重，人们赠给他一个历史上有名的提琴，一位旧时很驰名的造琴家所造的提琴[3]。还有这里：你看这堵墙！有人敢说它是十天之内筑成的么？
这小孩的热情显得这么诚实，以致我不忍将这堵仓促筑成的墙早已现出的裂缝指给他看。他只愿意看，只能看那足以助长他的骄傲的事物；他在兴奋中还添加一句说：
“连小孩都要惊异的！”[4]
※※※
这小孩子所说的话（别人教他说的，也许是背熟的），我听着很有意思，所以当晚就记录下来，现在详细写在这里。
然而我不愿使人信为我从阿迭克没有带来其他的回忆。不错：这营地好极了。一个巧妙地整顿过的斜坡，分做一层层坪地由高而低直达海滨。凡是为小孩子幸福、卫生、运动、娱乐等所能想象得到的设备，都聚集在并排列在坪地和斜路上面。所有小孩都表现健康，幸福。他们失望得很，当听到我们说：我们不能留到夜里：他们已经准备升起传统的营火，已经在下面花园树上挂起彩旗，来欢迎我们了。本来准备晚间举行的各种游艺，唱歌跳舞等，我要求都在五点钟以前作完。回去的路程是很远的，我坚持入夜以前必须回到塞瓦斯托普城里。这事做得很对，因为陪我到那里旅行的欧珍·达比就在那晚生病了。起初一点看不出来，他能够完全享受小孩子们为我们举行的种种游艺；尤其那个可爱的塔吉斯坦地方小姑娘的跳舞，她叫塔马尔，我相信她就是盖满莫斯科墙壁那些图画上斯大林抱吻的女孩子。这跳舞的好看和这女孩的美丽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苏联旅行中最美的纪念之一”，达比对我说，我跟他一样想。这是他的最后一天幸福日子。
索契的旅馆是最娱人的一个，它的花园是很美的，它的浴场是很舒适的，但那些沐浴旅客，就要我们承认法国没有这样好的浴场。为礼貌原故，我们忍住，没有告诉他们；法国有比这好的，有比这好得多的。
不；这里可钦佩的，却在于这个半豪华的舒适的旅馆，是交付民众使用的，——倘若住在这里的人不又是特权分子的话。一般说来，最有功绩的人得受优待，但有个条件，即他们须是随声附和的，须是“在路线之内”；惟有这种人才享有这个权利。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城市四周无数的休养院，一切都是设备得极好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劳动者而建筑的，这是很好的。但就在近旁，人们看见那些用来建筑新戏院的工人时，心里更觉得不舒服，他们工资很少，居住在卑陋的宿舍里面。
在索契可钦佩的，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见附录）
※※※
若是我称赞索契旅馆，那么对于苏虎姆附近的西诺卜旅馆，我将说什么话呢？那是好得多了，而且可以拿来同外国最美的，最好的和最舒适的沐浴旅馆相比较。它的美丽花园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但它的房屋却是最近才建筑的；布置得巧妙；无论外观或内部都是最妙的；每个房间都有浴室，都有专用的平台。家具是优雅的，烹饪是上等的，是我们在苏联尝过的最好的烹饪之一。西诺卜旅馆是尘世间人类觉得最接近于幸福的处所之一。
旅馆旁边设有一个苏维埃农场，为供给旅馆食品之用。我赞许其中一个模范的马厩，一个模范的畜栏，一个模范的猪圈，尤其一个最新式的大鸡埘。每只母鸡脚上有一个环子，标着号码；母鸡生蛋期间都有详细登记；每只母鸡有自己生蛋的小箱子，生蛋时关进里面去，生过之后才放出来。（我就不懂：这样小心经营，而我们在旅馆吃的蛋都不是最好的。）我再说一点：人们进去这些地方，须将双脚踏在染有药水的地毡上使皮鞋消毒。牲畜就在旁边经过；那是很不好的。
人们若是跨过那划定苏维埃农场界线的壕沟，便到了一列卑陋的房屋。那里每四个人合住一间长二米突半宽二米突的房子，每人每月两个卢布租金。苏维埃农场所设饭馆，每餐就值二个卢布，这种奢侈，每月只得七十五卢布工资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们面包之外还有一条干鱼，就觉得满足了。
※※※
我并不反对差异工资制；我也同意：这办法是必需的。但生活条件之差异应有方法补救。我害怕，生活条件差异不惟不减轻，反要加重。我害怕，不久会形成一种满足的劳工资产阶级（当然是保守性的），可以同法国的小资产阶级并驾齐驱。
到处我都见到这个预兆。[5]我们既然不能——可惜！——怀疑；虽然经过革命，好多人的心还是蕴藏着资产阶级本能。卑鄙的、享乐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因为人的改造不是可以纯然从外面做到的），所以我十分担忧，看见这类本能，现在在苏联给最近几种决议所间接提倡着，鼓励着；这类决议在法国获得使我们惊心的喝彩。跟着家庭（当作“社会细胞”），承袭和遗赠之恢复，个人利益和私产之兴趣就抬头起来，压下同志友谊，均分财物和共同生活之需要。并不是人人如此，无疑的；但好多人确是如此。于是人们看见形成了一些社会层，即使不是阶级；形成了一种贵族。这里我说的不是功绩上和人格上的贵族，而是会打算盘的附和主义的贵族，他们到下一代就要变成金钱的贵族了。
我的恐惧是夸张了么？我希望是夸张的。何况，苏联过去已对我们表现过；它是能够突然转变的。但我恐怕，为扑灭今日治理者所夸奖的和鼓励的这个资产阶级化过程，不久就有一个突然转变之必要，像当初停止新经济政策时候那么剧烈。
看到那些属于或自认属于“好的方面”的人，对于“底下人”之轻蔑或至少漠视，怎能不令人痛心呢？“底下人”，譬如仆役[6]，小工，男女“日工”，总之：穷人。苏联没有阶级了，这我知道。但有穷人。有很多的穷人；多得很，我却希望不再看见穷人，或者确切点说：正为不要再看见穷人，我才到苏联去。
还应当说一点：那里慈善事业以及简单的布施已经不流行了。[7]国家负担这事情。国家负担了一切，旁人就无需救济了，这我也知道。由此产生出人与人之间关系上某种冷酷，虽然大家都讲同志友谊。自然，这里不是指同等人的关系而言；但在那对上面说的“底下人”的态度中，自大心理却是十分猖獗的。
※※※
这个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我怕在那里渐渐发展起来；在我看来，这是彻底反革命的。
但在今日苏联人们所称为“反革命”的，却完全不是这个，甚至却是差不多同这个相反的。
今日人们所视为“反革命”精神的，正是同一个革命精神，正是当初摧毁半腐朽的帝俄旧制度的那个发酵素。人们喜欢能够设想，一种洋溢于外的人类爱，至少对于正义的无上需要，充满了人的心。但是革命一经完成了，胜利了，稳定了，于是就再没有人理会这个了，于是鼓舞当初革命家的那些感情，现在就成为障碍物了，有如服务过了的事物一样。我拿这些感情去比拟人们建筑拱门时候所用的支柱，一旦拱门建筑好，这些支柱就被丢开了。现在革命胜利了，现在革命稳定下来了，驯服了，妥协了，有些人或者说：聪明了，于是那些还受这革命酵素所鼓舞的人，那些认为所有这些一步进一步的退让都是变节的人，便成了障碍物，便受人鄙蔑，被人消灭。那么与其玩弄字眼，宁可承认革命精神（甚至干脆地：批评精神）业已不流行，业已不需要，——不更好些么？现在人们所要求的，乃是顺受，乃是附和主义，乃是赞美苏联所行的一切；现在人们所努力去求取的，乃是不使这赞美成为无可奈何的，而要使之成为情愿的，甚至热烈的。最使人惊奇的，便是人们居然达到这个目的。他方面，最少的抗议，最少的批评，也要受最严重的处罚，而且不久就被压服下去了。我怀疑：今日在其他的国家，即算在希特勒的德国吧，“精神”能比这里更少自由、更低头、更恐惧的（更受恐怖所吓怕了的）？
[1]或至少只知道那他们认为足以鼓励他们的事情。
[2]看见我们没有隐蔽下来的惊愕之后，这学生确又添加几句话说：“我懂得，现在我们都懂得：上面的话是一种不合理的推论。外国语文虽然再不能给我们学习到什么，却还可以当作教育工具的。”
[3]这谈话之后不久，我就听到这神童用他的斯特拉狄瓦留斯提琴，弹奏帕格尼尼的几首乐曲和库诺的一首杂曲；我应当承认，这弹奏是使人毛骨悚然的。
[4]我同欧珍·达比谈起这自大心理，他本是个极端谦虚的人，对此有特别深切的感想。他正在重读《死魂灵》第二册，便拿这书给我，指着端书果戈理一封信中间如下一段要我看：“我们中间好多人，尤其青年人，都过分地夸大了俄国人的优点；他们不去发展这些优点，反而只想拿来夸耀，拿来对欧洲人叫喊：‘外国人哪，你们看哪，我们好过你们哪！——这种骄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恼别人，又伤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为，将因自夸而低贱……。在我，则与其矜夸，毋宁暂时的败兴。”——果戈理所痛恨的这个俄国式骄傲，却受今日的教育所发挥和鼓励。
[5]新近禁止堕胎的法律，使得那些工资不够供养一个家庭的人，恐慌起来。这法律也使得其他的人恐慌起来，但那是由于别的理由的，即：当初不是答应过，这个法律将经过一种全民表决，将征询民众意见，以决定是否公布及施行么？广大多数人（或公然或暗中）宣布反对这个法律。人们不理会公众的意见！这法律还是通过，当时引起几乎普通的惊愕。报纸自然只发表赞成的文章。但我同好多工人作私人谈话时候，对这问题，我只听到一些畏怯的咒骂，只见到一种埋怨的无可奈何的表示。这个法律，在某种意义下说，还是公平的。他回答那些很可惋惜的滥行。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于更早的另一个法律，禁止同性恋爱的，又作何感想呢？这法律将犯此罪的人都算作反革命者（因为直至于性的问题，非附和主义也是受法律制裁的），判以五年流刑，若不悔改，仍须判刑。
[6]由此反映出来，便是仆役何等谄谀，何等卑躬屈节；我说的不是旅馆的仆役，那大多数是极知自尊的，然而对人还是很恳挚的，我所说的乃是那些替治理者，替“负责任人”做事的仆役。
[7]然而我急需添说底下的话：在塞巴斯托普公园里有个残废的孩子，只能扶着拐杖走路，在游人坐的长凳前面经过。我长久观察他，他在求乞。他向二十个人求乞，有十八人给他钱；但无疑，给钱的人，只是为他的残废而感动的。 |
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二
在列宁格勒，我很少看见新建的市区。我所赞美的列宁格勒就是圣彼得堡。我没有见过比这还更美丽的城市，比这还更和谐的石与金[1]与水的结合。这城市可说是普希金或波德莱尔所梦想的。有时，它也令人想起雪里古的图画。城中大建筑物都十分配称，好像莫扎特一首交响乐中的那些“乐想”一般。“那里一切都有秩序和美”。精神在其中舒适而快乐地飘荡着。
我并不打算说起那个奇妙的“隐修院博物馆”；所有我能说的话，我都觉得不够用。然而我要顺便赞美那种智慧的热情，它尽可能地在一幅图画周围搜集同一画师的其他作品，足以增长我们知识：研究，略图，底稿，以及其他足以解释一幅杰作渐次形成过程的东西。
从列宁格勒回来以后，莫斯科的建筑愈加相形见绌了，而且使人精神觉得受挤压和不愉快。莫斯科的房屋，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丑陋的（不仅最新建筑如此），而且相互间没有配称。我知道莫斯科正在变化中，这个月就与那个月不同；这是一个在形成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这点，人们到处可以感觉到。但我害怕起手就没有弄好。人们凿石，掘土，拆墙，毁屋，重新建筑，而这些又都像是漫无计划的。可是，虽然丑陋，莫斯科仍是一切城市当中最吸引人的城市：它强有力地生活着。丢开房屋不说吧：这里使我关心的乃是群众。
在夏天几个月中，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白衣服。每一个人同所有的人相仿佛。除开莫斯科街道以外，别处没有这样感觉到社会平等的结果：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其中每个成员好像都有同样的需要。我夸张了一点；但也夸张不多。一种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们的服装；无疑地各人精神上也是这样，可惜眼看不见。正为如此，每个人才觉得快乐并表现快乐。（人们缺乏一切的东西太久了，所以有了一点东西也觉得满足。当邻居没有更多的东西时，自己所有，自己就满意了。）必须细密考察，才能发现差异。第一眼看去，这里，个人是混合在群众里面的，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以至于谈到人事时候，似乎不需说“众人”，而说一个“人”就够了。
现在我就沉没在这人群当中；我洗了一个“人类浴”。
※※※
这些人在这大商店门前做什么呢？他们排队；这队直长到邻近街道去。他们在那里大约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很安静地，很耐烦地等待着。时辰还早；大商店还未曾开门。三刻钟之后，我又在这条街经过：同一的民众仍在那儿。我很惊异：能先进去的人有何用处呢？他们能得什么利益呢？
“什么？你问他们能得什么利益么？……惟有先进去的人才买得到东西哩！”
于是，人们给我解释，说报纸宣布到了一大批的什么东西（我记得是椅垫）。也许有四百件或五百件，可是要买的人将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不到晚上，这货物就要一件不剩了。需要量是那么大，顾客是那么多，以致以后好久仍将是求过于供，而且超过很多。人们仍没有满足需求。
几个钟头之后，我走进那个大商店。规模很大。里面拥挤不堪。但卖货的人并不慌乱，因为包围他们的那些顾客，一点儿焦躁的表示都没有；每个人都静待自己的轮次，坐着或站着，有时手里抱一个小孩子，没有挂号，然而秩序一点也不混乱。若是必要时候，人们将在那里度过一个早晨，一个整日，那里的空气，从外面进来的人，起初觉得是不可呼吸的，后来也就习惯了，像习惯于一切事物一般。我本来想说：人们听天由命了。但俄国人比听天由命还要好些：他们似乎在等待中感到快乐，而且有种快乐使得你去等待。
分开群众或者为群众所涌动，我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看遍了这大商店。里面的商品几乎都是使人望之却步的。人们甚至可以相信，为限制需求之故，种种衣料物品，故意做得尽可能地粗拙，使得人们万不得已时才去购买。我本来想买几件东西，带回来给朋友做纪念；可是一切都是丑陋的。然而，人家对我说：这几个月以来，已经大大努力去提高品质了；如果细心寻找一下，如果肯费必需的时间，就可以在这里或那里发现若干新近产品，也是很可爱的，很可保证未来进步的。但要提高品质，首先须有充足的数量，好久以来数量都是不够的，现在终于够了，但也是刚够。此外，苏联人民，对于提供的一切新货品，似乎没有一样不喜欢，对于我们西方人认为丑陋的东西也是如此。我希望，增加生产之后，不久就可以使人有所选择，使得最优良的品质生存而逐渐淘汰劣等的货色。
这个提高品质的努力，尤其注意食粮方面。这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急待做的。但当我们指责某种食粮的低劣品质时候，耶夫·拉斯特反而钦佩最近奇异的进步，他到苏联旅行这回是第四次了，上一次还在两年以前。尤其蔬菜和水果，除了极少数以外，不是低劣的便是平凡的。这里，同其他国家一样，美味的食物让位于平凡的食物，即让位于出产最多的食物。西瓜（Melon）多得不可思议，但没有味道。波斯人有一句粗鄙的谚语，我只听人用英语引用过，现在我也只愿用英文引用它，即说：“Womenforduty，boysforpleasure，melonfordelight.”这谚语用在这里就不正确了。葡萄酒时常都是好的（我尤其常常怀念卡黑底·秦南达里地方美味的土产酒；啤酒也过得去）。有些熏鱼（在列宁格勒），可惜不能运输到别地方去。
※※※
人们既然还缺少必需的东西，自然不能关心到奢侈的用品。如果，在苏联，人们没有生产或没有更早生产那足供饕餮大嚼的东西，这是因为普通的胃口还有许多未曾吃饱。
趣味的优美化，须在能够比较的时候。现在还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还没有什么“某人穿得更好”一类的话。人们给你什么，你只好拿什么；只有拿或不拿的问题。自从国家成了制造家、顾客兼卖主时候起，品质的提高就与文化的进步成正比例了。
于是我想到（虽然我反对资本主义）法国的那些人，他们，从大工业家直到小商人，都在深思熟虑：发明什么东西去迎合顾客趣味才好？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用何等巧妙的计谋去改善货物品质以图制服竞争者！所有这些，国家是不管的，因为国家没有竞争者。品质么？——“有什么用处，既然没有了竞争？”人们对我们说。人们便拿这话过于轻易地解释了苏联一切物品的低劣品质和顾客的缺乏趣味。顾客纵有“趣味”，也是不能满足的。不，这不是竞争的问题，而是将要到来的要求的问题；文化将渐渐发展这个要求，这里的进步正是依赖文化的。在法国，一切无疑都要走得快些，因为要求早已存在了。
然而还有这一点：每个苏维埃国家都有各自的民间艺术；现在怎样了呢？有好久时间，一种平等倾向不理会这个艺术。但这类乡土艺术又走运了，现在人们保护它们，复兴它们，人们似乎明白了它们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聪明的领导机关，不可以，譬如，重用旧时印布花纹，交付顾客使用或至少任其选择么？再没有比目前出产品更带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俗气了。莫斯科大商店门面陈列的货品使人恶心；至于旧时印成的布料，则是很美丽的。这是民间艺术，但这又是手工制品。
※※※
我再说到莫斯科民众。使人惊心的，便是他们的非常的松懈。若说他们懒惰，那无疑是过火了的……。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个新奇的发明，正为打破他们的松懈而发的（旧时人们使用鞭子）。一个国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无所用其斯达汉诺夫运动。但在苏联，自从民众得到自由以后，大部分人都松懈下来了。虽然如此，却有这样的成就，也就令人惊叹。治理的人费了多少努力，是没有人说得出来的。为明了这个努力之伟大，应当先能估计俄国民众自然的“出息”之微少。
在我们参观过的进行得极好的一个工厂中（我是外行的；我凭信任心称赞那些机器；但我极恳挚地赞叹其中的膳堂、俱乐部、工人宿舍，以及为工人幸福、教育、娱乐等设备的一切东西），人家介绍一个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给我，以前我曾见过他的大肖像张贴在墙壁上面。人家对我说：他五个钟头之内做了八天工作（也许是八个钟头之内做了五天工作，我记不清楚了）。我冒昧问他们说：这话不含有当初他用八天来做五个钟头工作的意思么？但我这话问得太不好，他们宁愿不回答我。
我听人说过，有一队法国矿工来苏联旅行，在参观某矿山时候，为表示友谊，请求替苏联矿工代做一班工作，并无需怎样奋勇，他们所做的已经是斯达汉诺夫运动的成绩了。
人们可以自问：苏维埃制度再加上法国工人的体质、热心、意识和教育，将做出何种的成绩。
在这令人悲观的现象之下，除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以外，再添加一代热心工作的青年人，以为快乐的酵素，使得整个面团都发酵起来，那当然是很对的。
※※※
群众这个惰性，我认为过去是而且现在还是斯大林所解决的最紧要最重大的问题之一。突击队运动是由此发生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也是由此发生的。差异工资制之复活，也在这里得到说明。
※※※
我们参观过苏虎姆附近一个模范的集体农场。这农场已有六年历史了，初时经过艰苦的挣扎，今天已是最繁荣的集体农场之一了。人们叫它做“百万富翁”。一切都是顺利的。这农场占地很广。气候水土帮助它，栽种的东西茂盛得很。每幢住宅都是木料筑成，建立在木基架上，离地颇高，样子很别致，好看；周围各有一个颇大的园圃，种满了果树、蔬菜、花。这个农场去年获到惊人的赢利，因此储备了大注公积金，并提高工资至每日十六卢布五十戈比。这个数目是怎样规定的呢？恰是把集体农场看作一个资本主义的农业公司，依照这样公司分配红利给股东方法来计算的。因为这是一个成绩：在苏联已经没有为若干个入而剥削大多数人的事情了。这是伟大的。那里没有什么股东，分配赢利的是工人自己（自然指集体农场工人说的），也无需向国家缴纳什么。[2]这将是尽善尽美的，倘若没有其他穷苦的集体农场。因为我懂得每个集体农场都是自主的，这里谈不到互助问题。我误会了么？我希望我是误会了的。[3]
我参观过这个很繁荣的集体农场的好多幢住宅。[4]……我要说出每幢住宅给我的使人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种完全消灭个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样的丑陋家具，同样的斯大林肖像，此外绝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一件个人物品，没有一点个人纪念。各个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换的；那些集体农场人员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换的，他们由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觉得。[5]如此当然容易获得幸福的！所以人们告诉我，集体农场人员都喜欢共同生活。他们的房间只是睡觉用的窝巢；他们的生活乐趣都是在俱乐部、文化公园，以及一切集会地方过的。人们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呢？全体的幸福只有解消各人个性才能得到。全体的幸福只有牺牲个人才能得到。为要获得幸福，那么随声附和吧！
[1]指铜圆盖和金尖顶。
[2]至少人们三番四次这样对我说。但我以为所有这些“材料”，未经查考的，都是可疑的，同在殖民地得到的一般。我可以相信，这个集体农场享有特权，比其他集体农场免纳百分之七出产税；还不说三十五至三十九卢布的丁税。
[3]我把若干更详细的材料放在附录里面。我还可以引用其他的材料。但这些统计数字不是我的事情，纯粹经济问题出于我本行之外。此外，这些材料即使恰是别人供给我的，我也不能保证其真确。殖民地习惯，使得我对于“材料”不敢信任。最后，尤其因为这问题，专家们讨论得很够了，我不再涉到这个问题了。
[4]在许多其他的集体农场更说不到私人住所问题；人们住宿在大寝室里。
[5]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使我设想，那些在大寝室睡眠的人，是比那些能够个性化的人，更少感受互相混杂和缺乏静默机会之痛苦的。在苏联似乎一切都有这个倾向。但这个消灭个性的现象可以看作一种进步么？在我，我是不敢相信的。 |
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一
同劳动者民众直接接触，在作场，在工厂，在休养院，在花园或在“文化公园”，我都感受到深刻的快乐。我觉得在这些新同志中间一种友爱迅速建立起来，我的心花怒放了。所以我在那里所照的相，现出更多的微笑，以至更多的笑，这是我在法国所不常见的。而且在那里，有好多次由于过分的快乐，我的眼睛充满了眼泪，爱和柔情的眼泪；譬如在索契附近，顿巴斯矿工的休养院……不，不，那里并没有什么先期准备，什么矫饰；我是有天晚上突然到那儿的，未曾预先通知他们；但立刻我就同他们亲密起来了。
还有那次出其不意的探访波尔宗附近儿童营地的事情。这营地很朴素，几乎简陋，然而小孩子表现何等的幸福，健康，好像要把他们的快乐奉献给我一般。说什么才好呢？语言是没有能力来表现如此深刻又如此简单的一种情绪的……但为什么说到他们，而不说到其他的人呢？格鲁吉亚诗人们，大学生们，尤其做工的人，我对于他们当中好多人发生了热烈的感情，我不断地惋惜我不懂得他们的话。但在微笑中，顾盼中，已经表示了多情的雄辩了，我怀疑，即使用语言说出来，是否能增加更多的感情。应当说，那里，我到处都被人看作一个朋友；一切人的眼光而且还表示别的东西，还表示一种感激。我愿意再领受这个感激；这点也就推动我起来说话。
※※※
人们最情愿引你去看的，都是最好的成绩；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十分自然的事；但我们也有好多次突如其来地进入乡村学校、幼稚园、俱乐部，那里人们并未曾想到引我们去看，然而那里与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多的不同。我所最钦佩的恰是这些地方，因为那里并没有一点准备给人参观的。
※※※
我所看到的一切儿童团营地，小孩子都是漂亮的，营养很好（每天五餐），照料很好，可说是受优待的；他们都是快乐的。他们的眼色是明亮的，信任的；他们的笑没有狡狯，没有恶意；外国人，在他们看来也许有点可笑的，但我从未曾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发现一点讽刺的痕迹。
比他们年纪大些的，那些青年身上，我们也常常见到这种欢喜幸福的同样表情；他们也是漂亮的，健壮的。他们傍晚，工作做完以后，就聚集在“文化公园”，而这“文化公园”都是不能否认的成功；尤其是莫斯科的“文化公园”。
我时常到那里去。这是一个娱乐的地方，有巴黎“月园”（Luna-Park）那么宽大。人们一进园门，仿佛到另一个世界。在这群青年人、成年人和妇女中间，到处都是认真的，端谨的；没有一点愚蠢的和庸俗的行为痕迹，没有狎昵，没有放浪，甚至没有戏谑。人们到处感到一种欢乐的热情。这里，游戏组织起来；那里人们跳舞；普通，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指挥着，监督着，一切都按照完全的秩序进行。宽阔的圆圈形成起来，无论何人都可以参加进去；但旁观者总比跳舞人多得多。此外还有民间的跳舞和歌唱。大部分都只有一个简单的手风琴伴奏着。这里，在这栅栏围绕着的，然而可以自由进入的地段，一些人在练习种种武术；一个训练员传授人，指点人跳绳索的技术；稍远一点有器械体操的种种设备；人们耐心等待轮流到自己的时候；人们在锻炼身体。另外一个宽大地方划出来，作为球队的地盘；游戏者的健壮、温雅和漂亮，是我百观不厌的。再远一点是安静的游戏：战棋，象棋，以及好多比赛灵巧和耐性的小游戏，都是做得非常之巧妙的，其中某些我还不认识；那些比赛体力、敏捷和灵活的多种游戏也是我在别处未曾见过的，我不能去描写它们，但其中有些一定可以在法国大受欢迎的。这些足够使你好几个钟头应接不暇。有一部分给大人的，有一部分给小孩的，又有一部分地盘给最小孩子的；那里，他们找到小房屋，小火车，小船，小汽车，以及好多同他们身段相配称的小东西。在一条宽阔道路上，接着静的游戏之后（爱玩这种游戏的人多得很，有时需等待很长久，才有一个空的桌子轮到你坐下去），又有些木牌，上面贴些谜语之类。我再说一遍：所有这些都没有一点俗气；这个广大的人群，都是端谨，正直，尊严和守礼；可是没有受一点拘束，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这个人群，除了小孩子以外，几乎都是工人组成的，他们来这里锻炼身体，休息，娱乐或学习（因为这里也有教室、讲演厅、电影、图书馆等等）。莫斯科河上还有溜冰场。这里，那里，在这广大公园之内，又有一个临时教授站在小木台上讲学；那是常识，历史或地理的功课，并有种种图表以为讲学之助；那又是应用医学、生理学、陈列着人体解剖模型的画板等。人们一本正经地听着。我说过了，我从未发现一点讽刺的痕迹。[1]
可是这里还更好些；一个露天小剧场；大约有五百个观众在台下拥挤着（没有一个空位），在宗教般静穆当中，听着一个演员吟诵普希金（《欧根·奥涅金》里面的一首歌）。在公园的一角，近进门之处，是降落伞区域。这是那里十分流行的一种运动。每隔两分钟，三张降落伞，就有一张从四十米的塔上高处脱落下来，将一个初试的人颇为残暴地抛落在地面。这样，谁肯去冒险呢？可是人家趋之若狂；人家等待自己的轮次；人家排了长队等待。我还不曾说起草地上的大剧场哩，那里有几次演出，观者将近两万人。
莫斯科文化公园是最广大的，其中各种游戏也设备得最好；列宁格勒文化公园则是最美丽的。但现在，苏联每个城市都设有文化公园，此外还有儿童花园。
自然，我也参观过好多工厂。我知道，而且反复地说：要工厂的工作进行顺利，得依赖于一般生活的舒适和快乐。但这方面事情，我的说话并不在行。其他的人负责说这一方面的事情，而我是同意于他们的赞美的。惟有心理上的问题才是我分内之事；这里，我所注意的就是这类问题，特别是并几乎唯一是这类问题。倘若我从侧面牵涉到社会问题，那我仍是立足在心理学观点上去看的。
※※※
年华愈大，我对于自然风景愈少兴趣，少得很多，无论这风景是如何美丽；但对于人类的兴趣，则是与年俱增了。在苏联，人民是可钦佩的：格鲁吉亚、卡黑底、阿布哈兹、乌克兰的人民（我只说到我所见过的），在我看来，尤其是列宁格勒和克里米亚的人民。
我参加过在莫斯科的青年节，在红场上面。克里姆林宫对面房屋，悬挂彩布和绿叶，掩盖了它们的丑陋。一切都是壮丽的，甚至（这里我赶紧添加一句说，因为我不能时时刻刻说）都是十分美妙的。可赞美的青年人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给人检阅。行列经过足有好几个钟头之久。我想象不到有如此华美的景致。显然，这些完美无疵的人物，都是训练好、准备好的，从一切人中选择出来的；但能够产生这些人物的国家和政制，怎能不受人赞叹呢？
那是以前几天，当高尔基下葬时候，我也见过红场。我看见这同一的民众；同一的民众，然而完全不同的，在我想象中宁可说是与帝制时代俄罗斯民众相似，他们排成长队，长久地，无穷无尽地在那“大柱厅”里面高尔基灵柩面前经过。这次可不是这些苏维埃民众中最美的最强的和最快乐的代表人了，而是要来就来的悲伤的人，其中有妇女，尤其小孩，有时还有老人，几乎都穿得不好，有时而且好像很贫苦的。一条静穆的、忧愁的、沉默的长行列，好像从过去时代来的；他们秩序井然地好久才过尽，比那容光焕发的行列一定长久得多。我自己留在那里很久，观察他们。高尔基是这些人的什么人呢？我不大清楚：一个导师？一个同志？一个兄弟？……无论如何总是一个死者。一切人，甚至最年幼小孩的面孔上，都可以看出一种凄惨的表情，但也有，而且尤其有一种向外放射的同情力量。这里说不上什么肉体的美了，但我看见面前经过的极大数量的可怜人，拿着比美更可钦佩的一种什么东西献给我的眼光；他们当中有多少的人，我愿意抱来紧压在我的心胸啊！
无论在何处，都没有像在苏联，那般轻易，直接，深切和热烈，去同一切的人和任何的人相接触。强烈的同情线索，立刻，——有时看一眼就够，——就纠缠起来。是的，我不能设想，苏联以外其他地方，人们能够那般深切那般强烈觉到人类的感情。虽然语言不通，我在别处还未曾感觉到有这么繁多的同志和兄弟的；为了这，我宁愿拿世界上最美丽的自然风景去交换。
自然风景，我以后还是要谈的；但我要先叙述我同一队青年团员初次交接的经过。
这是在那送我们从莫斯科到奥尔忠尼启则（从前叫做符拉底高加索）去的火车上。旅程颇远。弥雪儿·柯尔佐夫以苏联作家协会名义给我们交涉到一个很舒适的专用车厢，我们出于意外地得到这样安逸的位置，我们六个人：耶夫·拉斯特，季友，赫巴，雪夫灵，达比和我；还有我们的翻译兼游侣，忠实的女同志波拉。除了我们的设有睡床的房间以外，我们还占有一个大厅，我们就在那里吃饭。没有比这还好的了。但有一点使我们不高兴的，便是不能够同火车上其他的人相往来。起初几次停车时，我们都走下月台来，结果发现有一队特别可爱的游伴正占据着隔壁的车厢。这是一队青年团员，放了暑假，到高加索旅行去，希望攀登卡斯贝克高山。我们交涉结果，终于打开隔离的门，立刻就同这些可爱的邻居攀上交情了。我从巴黎带了好多灵巧的小玩具来，与苏联所有的完全不同。这些玩意儿可以给我机会，去同语言不通的人交往。这些小玩具从这个人手里传到那个人手里。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玩弄着，没有解决玩时发现一切难题，他们是不肯罢休的。“一个青年团员从不自认失败，”他们笑着对我说。他们的车厢是很狭小的；这天天气特别地热；这些人同那些人拥挤在一起，人们窒息着；这是很好玩的。
我应当补充说：“对于他们当中好多人，我并不是一个陌生人物。有些人读过了我的著作（多半是《刚果旅行记》），而且由于高尔基下葬那日我在红场演说，一切报纸都登载过我的肖像，他们立刻就认识我了，并非常敏感接受我对他们的注意；但没有比我更敏感接受他们的同情表示。不久就举行一场大辩论。耶夫·拉斯特很懂得俄国话，而且能说，他给我们解释说：我拿出来的那些小玩意儿，他们觉得极好玩，但是他们自问：安德烈·纪德自己爱玩这玩意儿，这事是适宜的么？耶夫·拉斯特解释说：这类小游戏可以休养他的脑力。因为一个真实的青年团员，念念不忘服务，总是拿事物的用处去判断一切事物。哦，无需说什么大道理，这场时时给笑声打断的辩论，本身就是一种游戏。但他们的车厢内缺少一点可呼吸的空气，我们于是邀请其中十几个人到我们的车厢里来，这天晚会就在这里延长下去，人们歌唱民间曲子，甚至跳舞，在大厅所能容许的范围之内。这个晚会，对于我的游伴和我，都是这次旅行最好的纪念之一。我们怀疑：在其他国家是否能有这样突兀和自然的友谊；在其他国家青年人是否这样可爱的。[2]
※※※
我说过，我对于自然风景很少兴趣……。然而我还愿意说一说高加索的可赞叹的森林，卡黑底入境处的，巴敦附近的，尤其波宗上面巴枯良尼的森林；我没有见过，我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美丽的：任何初生的树都现出大树的胚胎；神秘的小径穿过森林，那里白天没有过完就到黑夜了，人们想象得到那个小“大拇指”也要在那里迷困的。我们穿过了这个奇妙的森林，走到一个山湖去，人们恭维我们，说这里以前没有一个外国人到过。没有这点，已足够使我赞美这个山湖了。湖滨没有树林的地方有一个奇异的小乡村（塔巴茨枯里），一年当中有九个月埋在雪下；我是很高兴来描写它……多么可惜我不是纯为游玩风景到这里来！或者当作一个博物学家来此探险，那时发现这里有好多新的植物，发现这高原上面也有我的花园内的“高加索轮锋菊”，将多么快活！……但这不是我到苏联来所要寻找的。我所关心的，是人、是众人、是人所能做的和人所已做的事物。吸引我的，使我迷困的那个非常繁密的森林，乃是社会问题的森林。在苏联，这些问题煽惑你、迫逼你、从各方面挤压你。
[1]“那么，你以为这是好的现象么？”我的朋友X喊道，当我向他说这意见时候。“讽刺，反证，批评，是有相互联系的。小孩不会讽刺，大了就是易信和驯顺的，那时，你，讽刺家，又要批评什么‘附和主义’了。我是喜欢法国西式嘲谑的，即使是拿我做嘲谑对象。”
[2]在苏联，青年期延长非常久，这一点，我也很喜欢。这点，我们是不大习惯的，尤其在法国（但我相信，一切拉丁国家都是如此）。青年时代是富于期望的；在我们国内，一个青年人很快就使人不敢对他期望什么。过了十四岁后，什么都固定了，对于人生的惊讶再不现在他的脸上，也看不见一点天真。小孩子不久就成了青年人。游戏的事情也就丢开了。 |
蝶恋花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蝶恋花
步韵和谢山
阳气销沉阴气胜，
苦雨凄风，
白了青青鬓，
似锦春华谁记省？
衰翁应抱终身恨。
何日昃回何处问？
见说行踪，
逐日将临近。
心事翻腾浑未定，
者番喜讯仍难准。
1988年2月16日
（附）谢山和辛词原韵
藏谷亡羊知孰胜？有限年华，换却比青鬓。雨雨风风常懒省，老来不抱闲愁恨。莫道天高无处问，过了严冬，料是春期近。“世事沧桑心事定”，潮生潮落应仍准。
（附）辛稼轩原词
谁向椒盘簪采胜？整整韶华，争上春风鬓。往日不堪重记省，为春长把新春恨。春未来时先借问，晚恨开迟，早又飘零近。今岁花期消息定，只悉风雨无凭准。
按旧历元旦恰逢立春，本是历书上的常事，谢山和我二人为什么如此郑重地各作一词，而且步古人原韵呢？
这里面有一件“本事”，谢山死了，我不说，以后就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本年初苏联最高法院公开为布哈林平反了，我们估计，其他二个公开审判的案也会平反，因而中国托派案也会平反的。我的词中说的“喜讯”，就是这件事，谢山比我乐观，倾向于肯定这个估计，我则存疑，结果，苏联所有公审讯的或秘密的冤案都平反了，但中国至今没有动静。
1996年6月30日 |
自寿诗词（1、诗人行；2、八十自寿；3、贺新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自寿诗词（1、诗人行；2、八十自寿；3、贺新郎）
少年有志作诗人，
秋月春花学怆神，
不写欢心写愁思，
明知无病谩呻吟。
现实严师督促忙，
无心再访浪漫娘。
但求理解是与非，
不愿欢笑不伤悲。
斗争数十年，
幸未赴黄泉。
尚占人间一席地，
萧萧华发戴南冠，
吟诗不觉旧技痒，
轻弄笔头写惆怅。
少时每恨愁无多，
台今愁大如天样，
今年甲子恰重周，
捧觞称寿有温柔：
诗篇数十作寿酒，
少年雅志今得酬。
诗成无人赏，
留与秋坟听鬼唱！
[1]吟诗：书中印为“呤诗”，兹擅改之。
[2]如今愁大如天样：书中印成“台今愁大如天祥”。
八十自寿
劫余生命岂祯祥？
惹得纷纷议论扬。
山上雪人留足迹，
矿中莲实发清香。
水杉婀娜庭园际，
斑达凄惶竞技场。
何若无声诸化石，
不言亦足话沧桑。
[1]斑达，panda熊猫也。——作者自注。
[2]竞技场：书中印为“竟技场”。
贺新郎
九十自寿
拔地危楼矗，
有璇宫，
顶层高踞，
四方游目，
俯瞰万家灯火炽，
仰视繁星成簇，
星火外一团浑浊，
独对东方频怅望，
问羲和何日回车壳？
茫茫夜，
泪簌簌！
九旬在世休云促，
记年时，
艳阳高照，
春风初沐，
方冀光明能永驻，
争奈风云反复，
金乌堕虞渊深谷，
自古泰来须否极，
祝新旗插遍千千屋。
身不见，
愿亦足。
1990年4月15日
我六十整寿时，是在狱中度过的，当日作了一首古体诗《诗人行》，那时怕惹祸，不敢多写，只好写出我平生一无本事，只成个平凡的诗人。
七十岁时，恰逢“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斗争”，不敢作诗词了。
八十整寿时，已经恢复公民权，不是犯人了，可以自由写作，于是作了一首七律，归结于“不言亦足话沧桑”，不必多说话，后人自有公论。
九十整寿时，胆子也更大了，干脆说天还未亮，革命还在后头。但话不能明白说，须借助于神话，使得人家看不懂，现在这些神话应当还原为人话。作的词是《贺新郎》，词中的黑暗象征反动，光明象征“革命”，羲和是太阳的驭者，为太阳开车的，对东方展望羲和开车来，乃等待革命到来。金乌即是太阳，虞渊是太阳下山后所在之地。金乌坠虞渊，意为天又黑暗也，末句即是说，社会主义革命终必胜利。
1996年5月 |
送灶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送灶歌
年年腊月二十四，
灶君上天奏玉帝。
口头汇报笔头呈，
一家人事无巨细：
“老妪念佛心怨天；
小主偷闲学赌钱；
亦有孀媳修来世；
拜神礼斗丰杯盘。
天廷据此判功过，
南斗施恩北斗祸。
世人亦有小聪明，
岁暮鸡豚相送迎，
大块饴糖塞神口，
求神天上抬贵手。
灶君脑满复肠肥，
上奏果然善说辞。
往往情报无凭准，
天堂从此失威信。
一年天上大惊奇，
云端不见灶君驰。
千里眼呼顺风耳，
急出天门看尘世：
家家私灶荡无存，
一方公灶一个村。
村灶无龛供香火，
灶君神像委埃尘。
玉帝闻言长叹息，
天堂权力从此毕！
双斗清闲惟奕棋，
仙宫个个蹙愁眉。
如斯冷落三四载，
今年天上又惊怪：
腾云驾雾向天门，
灶君复见来纷纷，
面黄肌瘦双泪堕，
泣诉人间断香火；
今年私灶幸重光，
处处村民散食堂；
今朝依旧无酒肉，
平时亦欠一炉香；
情报集中另有处，
祸福操持另有主，
但求新主发慈悲，
不畏小臣搬是非！”
此诗当《残集》付印时，我准备抽出不发表，怕发表惹祸，朋友不同意，说诗中讽刺的是“公共食堂”，他们自己也已承认“公共食堂”不对，你发表此诗不会惹祸。我勉强同意发表了。
其实，讽刺“公共食堂”是表面的，此诗说的是国家的本质，现代国家是依靠特务组织来支持的，特务组织比常备军更重要，常备军本身也受特务组织所控制。史大林统治的苏联是这种国家的典型，全国人民，每一家每一人的情况，都有记录，一切反对运动，在萌芽状态就被扑灭了。
这种国家不是史大林发明的，是古已有之的，史大林不过把它发展到最完备的程度而已。被统治的人民，根据平生感受，用“神话”来说明国家的本质，他们认为一家一人的情况，功罪，“玉皇大帝”为什么那么清楚，正是因为“礻”派了灶君深入一家一户，同人民一起生活，搜集了情报呈送“天廷”，所有情报都集中到“天廷”，这是无法抗拒的。所以灶君神位两旁挂了对联：“上天奏好事，下地保平安”，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有什么坏事，请你不要报上去，让我们平安过日子。人民有时不用“神话”，而用“人话”来说明国家的本质。传说蒙古人统治中国的时代，每一家都住着一个“达子”（胡人），人民有什么举动，“达子”就去报告。蒙古统治末年，人民实在忍受不住，要起义，于是在某年中秋节，相约大家作饼，互相赠送，把起义计划埋在饼中，到这一天大家都起来把蒙古人赶走了，这就是月饼起源传说。不过是传说而已，决非事实。蒙古也派不出这么多人，在汉族每家中插一个人。但这传说可以告诉我们，中国民间是看到国家本质的。统治者却不希望人民认识这个本质。
但今天我作此诗时有进一步的认识，即国家制度是受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史大林苏联建立了那么一种国家制度，又以如此完备的特务组织来支持这个国家制度，可是，第二次世界战争后，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然发展起来，使得苏联那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干部主义）黯然失色，于是苏联轻易地崩溃了，“和平演变”为传统的资本主义，那个完备的特务组织毫无作用，这是我六十年代初期作此诗时所未料到九十年代初期能发生的事变。由此可以证实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命题，即上层建筑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亦即生产方式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本质。
可是，如果这个国家能够同当时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那么维持其存在和发展的力量就必须是特务组织了，今天叶利钦的俄国仍旧需要用特务组织来支持它的存在。
1996年3月5日 |
浣溪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浣溪沙
游《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有感
济济名贤对一翁，
高谈雄辩气如虹，
金戈铁马响丁冬。
旧友尽随流水逝，
画楼犹恋夕阳红。
“不堪回首月明中！”
1988年10月27日
长宁区的干部来我家，说要把《布尔什维克》编辑部的旧址辟为纪念馆，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不禁笑起来，纪念这个旧址，也就是纪念我。从找房子起，经过买家具，布置房子，订合同，召集会议，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接待宾客，产生虚惊，以至最后顶出这个房子，都是我一手办理的。我又在定居此处之后，找到终生伴侣，由交友、恋爱、求婚、结婚，以至共同生活，也都在这个房子，不就是纪念我么？不错，人民政府是纪念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但我虽是该报的责任编辑，却对于此报没有好感。从那时起，我就有不同的政见，即是反对以瞿秋白为代表的“盲动主义”路线，从我在创刊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明。
这个机关报的主编是瞿秋白、罗一龙、邓中夏、王若飞和我五人，但五人编委会从未开过，只有瞿秋白和我做编辑工作。
这个纪念馆开馆以后，接我去参观，当日，我是有许许多多的感想，归结为纪念二个人：一个是陈独秀；另一个就是我的爱人刘静贞。
1927年12月24、25、26日共三天，中央为了说话方便，曾派汽车接陈独秀来住在这里，他们研究讨论什么问题，我正忙于恋爱，陪对象去郊游，没有参加，从以后可知的情况看来，他们一定讨论到当时的盲动主义的。所以，此词前阙说的是陈独秀来往的事，最后一句我是纪念刘静贞的。这年夏天，我去厦门出差，中秋节之后才回到上海来，每逢月圆时，我们夫妇时常熄了电灯，坐在阳台月光中清谈。以后就没有了。陈独秀由武汉回上海后所租住的整幢房子已经夷为平地了，政府派人到此地陈独秀住了三天的房间摄了像，作为纪念。至于纪念刘静贞，别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更适宜的了。
1996年4月24日 |
浣溪沙（八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浣溪沙（八首）
忆昔降幡出石头，
人如双燕弃危楼，
山城萧索暂迟留。
才感天公圆破镜，
又惊烽火阻归舟，
客中闲度茂陵秋。
※※※
岁暮天寒更遇兵，
炸弹和雪落山城，
双栖连夜梦魂惊。
辉水滩头留足迹，
来苏桥畔挽枯藤，
日高人已出郊炯。
※※※
小乱避城大避乡，
万山深处有村庄，
夫妻聊作狨狲王。
春水生时茶树绿，
鹧鸪啼处笋梢长，
山居况味不寻常。
※※※
溽暑高山有好风，
假期课室少儿童，
腹中块肉渐膨膨。
游兴未阑攀绝顶，
四肢无力倚孤松，
相扶同望北归鸿。
※※※
山下新来少敌机，
西风吹叶剩空枝，
出山回望尚依依。
自剪自缝还自制，
孩鞋孩帽更孩衣，
侵晨忽听小儿啼。
※※※
过尽残冬又晚春，
敌机连日往来频，
出城另觅一山村。
半岁乳儿能巧笑，
二年离乱叹艰辛，
相依亲子共三人。
※※※
村后群山步步高，
夜深时听虎狼嗥，
几回豚犬吻馋膏。
数度入城归已晚，
丹枫残照映长袍，
到村门户早拴牢。
※※※
又见山头拆野花，
提携抱负共登车，
越山渡海庆还家。
九载重临黄浦岸，
两人再饮锡兰茶，
却多身畔一娃娃。
[1]究竟孰是：“孰”字书中印为“熟”。
[2]又见山头拆野花：书中印“拆”字，疑为“折”字之误。
这一组词记载我在皖南逃避战火的一段生活。抗日战争爆发，南京开始受到日本轰炸，国民党准备迁都，于是“疏散监狱”。大约从8月18日起，依照刑期短长，释放中央军人监狱的犯人。这个行动，国民党说是“疏散监狱”，是近代国家在非常时期的常见行动。一般人民则说是“释放政治犯”，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共产党提出的条件，究竟孰是？我不知道，但在中央军人监狱这次行动中，国民党释放的不仅是政治犯，而且有刑事犯和军事犯，最后还有一批无期徒刑的非政治犯未释放，全部都解到后方去了。
当时，我和同案犯何资深住在单人一小囚室，何资深的刑期只剩下几个月了，8月20日，轮到他释放，下午办完出狱手续后，天快黑了，就同去办完出狱手续的犯人一起在教悔大厅中过夜，次日一早才出狱，他找到了我爱人的住处，由我爱人带他去老虎桥司法监狱去见陈独秀同志和其他同志，他们尚未出狱，陈独秀已经安排好：何资深和我夫妇不去上海，而到安徽绩溪县汪孟邹那里休养一个时期，当时，汪孟邹的大侄子在绩溪县城内老家中。我是8月29日才出狱，陈独秀已于8月23日出狱，住在陈钟凡家中，我们去找了他，住在他的房内地板上过夜。次日一早离开南京去芜湖，到汪孟邹开的科学图书社里住一夜，第二天坐长途汽车去绩溪县。
我本来不愿意去那里休养的，我要回上海去，长期在那里工作，可是，这时听到上海南站被炸了，火车开不到市区，郊区下车又不好走，只好不提回上海的事情，去休养一个时期再说吧。
谁知一去绩溪就住了差不多三年。
最初住在汪孟邹家，不久就同何资深一道另租房子住，租的是汪孟邹内侄的房子，据说那是城里最好的私家房子，前后二进，我们住的是后面的一进，一明二暗，住定后已经是秋天了，当时日本飞机来轰炸了一次，人心徨徨，城里富户纷纷逃往乡村，我们也随汪家逃到城外十五里的山村去，过了旧历新年才回城里来，那时何资深已经动身回湖南去了。
将近清明，传说日寇就要从宣城进入徽州，于是富户纷纷上山，汪乃刚在王家村办了一个临时小学，让我的爱人去教书，以免几家小孩子失学，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到微薄的收入维持生活，我是准备在那里翻几本书的，可是此时发现爱人怀了孕，便要我去代课，于是我白天教书，晚上翻译了，学生约有二十个左右，其中有三个是毕业班，其他则从一年级至五年级的学生都有，教起来很费力，暑假到了，有几个学生在那里度假，我又开了一个补习班。
暑假过后，战局稳定，富户纷纷搬回城里去，我们到九月间也回城区，另租房子等待生产了，11月5日，一个男孩子弗来出生。
1939年，绩溪县城西南二十里的大乡村，有个农林中学，需要数理化教员，有人推荐我去教，只好放下翻译工作，正式教书，这是初中程度的农村学校，校长名朱大鼎，日本留学生，事后我知道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教员中有些国民党员甚至C．C．份子，反对校长，闹了风潮，鼓动学生罢课，朱校长才接受我去教书的，我心里不愉快，同时学校又没有经费，教了一二个月未领到薪水，更重要的是当时按照国民党政府规定，每个教员都须于星期一上午做纪念周和写书面的保证书，保证“不违背三民主义”，领不到薪水可以借，纪念周也可以借口周末回城不参加，惟有这“保证书”无法应付，我决定辞职，我的借口是说领不到薪水，而向校长借薪，校长只借给我们所要数目的一半，真正的原因是不愿书写那一份“保证书”，我不能说明这个真正的原因，只好假说对朱校长不满意，这里，我应当向朱校长道歉。
辞去教职后，我就可以专心翻译我的书了，那几年“休养”中，我翻译了托洛茨基的名著《被背叛的革命》，维克多•塞尔奇的《俄国革命轶史》，纪德的《刚果旅行》，斯文赫定的《新疆沙漠游记》，纪德的《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等书，这些书。一部分是在城里译的，一部份是春末以后在另外一个小村庄译的，因为那时又要躲飞机，不能不去乡村居住了。
从王家村回城后，我住在亚东图书馆的老伙计陈啸清家中，不交房租，不写租约，同住了两年半，现在才知道，陈啸清是一位老革命家，参加了辛亥革命，赞助了五四运动，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可是从不向人透露一句自己的身份和功绩，他的事迹没有人知道，连他二个儿子也不知道，我最敬佩的，是我们托派陈其昌同志被日本特务捕去时，他知道这个消息，赶到我家来报信，这种事情是很危险的，安知我不会同时被捕了？安知没有特务埋伏在我家里？
1940年3月下旬，上海需要我回去，寄了路费来，于是我夫妇和新生一个小儿弗来越山渡海，经过屯溪、兰溪、金华、义乌、溪口、宁波、坐轮船回到作为孤岛的上海来了。
1996年4月12日 |
咏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咏史
秦相专权乏远图，
锄除异己杀无辜。
生前纵保崇高位，
死后难逃斧钺诛。
※※※
政海升沉消息微，
巍峨一座党人碑：
立时名恶毁时美，
付与千秋论是非。
※※※
吊民伐罪起蒿莱，
一将功成万骨埋。
未见黎民登衽席，
但闻新贵筑楼台。
《咏史》诗，原作六首，可惜其他三首记不得了。
香港名记者罗孚在《玉尹残集》出版以前不知在何处看到我的诗稿，化名程雪野发表了一篇诗评，其中说，咏史诗都是指桑骂槐的，这三首诗说的什么，看的人自然知道，不必说明。一点不假，这三首都是借古讽今的。
第一首说的是秦桧，实际上是指史大林。第二首说的是北宋新旧党争时立的“党人碑”，当时新党当权，排斥司马光一流的旧党不够，还立了一个石碑，将反对派的要人的名字刻在碑上，称为“党人”，即“坏人”。后来形势变化，这座石碑被摧毁了，以后碑上有名的人反而成了“好人”，他们的子孙反而光荣。第三首则是指农民战争胜利后难以避免的现象，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说的就是这个现象；毛泽东叫自己的人要好好学习此文，但仍旧出现这个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报纸曾披露上海市市长曹荻秋一个人有九幢房子，他的子女每人一架钢琴。
1996年3月21日 |
有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有答
乙巳母难之日，同狱友有以七律一首祝寿者，诗中旨在劝我勿再顽固，宜诚心接受改造，并以唐太宗虚心纳谏为喻。时正读王夫之《诗广传》至如下一段：“夷齐无所骄则不饿，鲍焦无所骄则不枯，申徒狄无所骄则不沉，刘向无所骄则不斥，岳飞无所骄则不诛，谢翱郑思肖无所骄则不悲。其骄也，夫岂以意而骄哉？忧之无所于控，而愤盈以发也，愤盈以发，无让于人，皓齿于日月争光，而天下不为其凌轹者，鲜矣。授之骄之时者天也，激之骄之势者细人也。士奚乐于骄，而亦奚必辞骄以为名哉？细人之忮久矣，其犹轻莛之扣洪钟矣。”因麇括大意，步原韵和诗一首。王夫之提及之谢翱、申徒狄二人未入和诗，而和诗所有之陈仲子，则为王夫之所未提。
不嫌井李蚀螬虫，
弃枣身枯守素哀。
天禄阁中珍古筒，
风波亭下败奇功。
西山有蕨供高士，
兰草无泥写敝宗。
壮志成灰搔白首，
圜扉徒仰昔贤风。
此诗作于1965年提篮桥监狱内。
诗序中说的那位“狱友”赠我祝寿诗的，就是喻守一。喻守一那时同我一样也是“尚未处理的”托派犯人，因此没有参加学习小组。为了学习“反修文件”，我们四个“尚未处理的”犯人（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编在一个特殊小组，囚室也与原来的托派小组隔离，但不久，尹宽生病住进医院了，剩下三人学完了反修文件，黄鉴铜又生病住医院了，剩下二人不能成立小组，我们可以无所不谈，不怕上面的“主管”知道。
喻守一在武汉被捕，起初也是不认罪的，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认罪了，我从二人单独谈话中知道：喻守一的“认罪”是假的，他仍然站在托洛茨基的立场反对史大林。
我同尹宽单独谈话中知道尹宽的认罪是假的，因此仍能把他当作老朋友，当作托派，但我不能将喻守一当作托派，喻守一同尹宽不一样，尹宽从来不劝我认罪，但喻守一多次劝我认罪，认为我的处境很危险。他知道我是那一天生日（我告诉了他），作了一首七律，一来贺我的生日，一来劝我认罪。诗并不好，但基本格律是符合的。
恰好那时我正在读王夫之的《诗广传》，王夫之借这首诗中“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句发挥一套议论，归结于“士奚乐于骄，而亦奚必辞骄以为名哉？”这意思是说：自命不凡，固然不好，但你应当做的事情，还是应当去做，别人说你“自命不凡”，就让他们去说吧！王夫之这个议论是有所为而发的，但我可以用来回答喻守一的劝告。
我的答诗，第一句说陈仲子，第二句说鲍焦，第三句说刘向，第四句说岳飞，第五句说伯夷、叔齐兄弟，第六句说郑思肖，第八句“圜扉”是监狱的别名。此诗的韵是原诗的韵，原诗已经遗失了，以“宗”字韵的句，原诗是说唐太宗的难步韵，最后想出了郑思肖也姓郑，才解决了问题。
1996年3月20日 |
卜算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卜算子
池水皱春风，
池面凝新碧。
数点浮萍水上飘，
随处留踪迹。
风动叶沉浮，
日照根疏密。
偶尔相逢且尽欢，
散后空相忆。
我一被捕，就是隔离关押在第一看守所，不仅看不到同案的犯人，也看不到任何犯人，送饭、送水、理发、洗涤都是看守做的。1956年改押在第二看守所，这些事情就是劳役犯做的了，我也可以看到别案的犯人了，但仍是单独关押。1961年，即“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三年，因缺乏营养，脚肿行走困难，不经请求，上面命令我去提篮桥监狱八号牢居住，让监狱的医生检查我的病。第二看守所的看守送我去时，忘记关照监狱看守：这个犯人必须独居一室。监狱看守把我关在普通犯人囚室，起初连我住三人，后来住四人。房间是拥挤的，但入狱九年，能同别人一起居住，也是好事。
同室犯人，一个中年人和一个青年人，是知识分子，另一个中年人则是老粗。那二个知识分子看见我也是知识分子，颇表欢迎，看见我包袱中有一本《唐宋名家词选》，更加欢迎。青年人立即借去读。为了考我，他翻出书中一首《卜算子》要我背，我立即背出了，三个人都很快活。这二个知识分子读过诗词，但自己不会做。
住了几天，那个中年人要求我作一首词送给他们作纪念。青年人指定要用《卜算子》调。于是我作了此词，不久之后，我回到第二看守所了。
1996年3月19日 |
征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征招
阿婆二五年轻日，
也曾东涂西抺。
鸾镜对新装，
露胸肌如雪。
蛾眉弯似月，
试新样缕衣罗袜。
一曲清歌，
缠头无数，
彩声争发。
愁绝！
年芳逝。
到如今空惊麂皮鹤发。
马足与车尘，
叹门前久歇。
琵琶何处拨？
是贫相邻娃调舌。
正妍媚。
且谩骄人，
听《落梅》吹彻。
唐时人薛逄少时成了进士，做了官，年老萧条；他一天在长安大街上漫游，恰值新进士游街，清道的人见一个老头子面街中慢慢走，便大声呵斥他：“快点滚开，让新进士经过！”薛逄说：“莫贫相！阿婆三五年少时，也曾东涂西抹来”。这句说的是当时长安的土话，意思是：“轻骨头！我老太婆年轻时候也是涂脂抹粉的红倌人哩！”
文人年老失意，常以妓女自比，当时好象是一股风气，白居易的《琶琵行》就是如此：以前是“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如今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现在则没有这种风气了。
我读《唐才子传》薛逄条有所感，因作此词，表示当时这句土话蕴藏的意境。
1996年3月18日 |
破阵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破阵子
醒日山穷水恶，
梦时柳暗花明。
触目荆榛迷古道；
入耳笙箫伴曲声，
天仙舞态轻。
白璧易招谤毁，
千金难买同情。
雄虺短狐真境出；
皓齿明眸幻界生。
觉来仍独行。
[1]白璧：书中印为“白壁”。
[2]提篮桥：书中印为“提监桥”。
“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在提篮桥监狱，仍独居一室，不参加任何学习小组。此时一号监犯人承接了油漆木柄的劳动，要我参加“托派小组”一起劳动，但不能一起学习。
其他劳动小组都是拼凑起来的，惟有托派小组是同一案的犯人，劳动小组也就是学习小组，我既不参加学习，因此劳动时就没有人敢同我说话，怕学习时受批评。不但不敢说话，还要把我看作敌人。一部分人是假装的，一部分人则确实认为我害了他，而且仍不认罪，不同他们一起骂托洛茨基和陈独秀。
有一个时期，不记得为什么，要我去其他犯人小组参加劳动。我一去，有的人叫起来：“郑超麟来我们劳动小组了！”许多人同我说话，尤其是三个知识分子态度更好，问这问那。奇怪的是我的事情，他们知道得很多，没有人把我看作敌人。
我当然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宣传托洛斯基主义，不过，我的心情是很舒畅的。
可是，这个时间很短促，约莫二个星期或更短些，我又调回托派小组劳动了。
我于是作了这首《破阵子》，其中，“睡日”是说在托派小组劳动，“梦时”是说在其他小组劳动，以后就是一句说现实，一句说梦幻。
这首词的“本事”，我不说，就没有人知道了。
1996年3月19日 |
虞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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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
哀李重光
无言独对如钩月，
争解离肠结！
泪珠日夕洗年华，
应恨托身作偏在帝王家。
江南忆昔危城坠，
故国原无罪。
仓皇辞庙最凄然，
只为妨他一统碍他眠。
有个笔记小说说：赵匡胤灭了南唐之后，对人说：“我灭了南唐，把李煜捉了来，并非为南唐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我的寝室内不要人家摆一张床，打呼防碍我的我睡眠。”
赵匡胤是个武人，没有多少文化，说了实话；如果攻〔工〕于心计，善于宣传的人来做皇帝，就不会这样说，他那时一定罗列南唐及其君主“十大罪状”，表明师出有名，是为全国人民利益消灭这块地方割据的。
狱中读李煜词，觉得北宋晏欧小令不超过他，同时也读了这本笔记，遂用李煜成句和他爱用的词调《虞美人》，作成此词。
1996年3月16日 |
八声甘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八声甘州
问世间何事最堪惊？
名言记胸襟。
道：“盲人乘兴，
驰驱瞎马，
夜半临深。”
此境诚然凶险，
未令骨毛森。
人马池中死，
犹是孤身。
何似列车疾驶，
值司机沈醉，
风雨交侵？
更海船冲浪，
舵手发狂心？
念数千车船乘客，
又不如黎庶费沉吟。
惊心是：
黑云密布，
陵陆将沈！
此词作于六十年代初加勒比海危机时候，赫鲁晓夫的苏联在古巴设立了一个发射导弹的基地，威胁了美国！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不能忍受这个局势，要求苏联撤去这个导弹基地，不撤时便要发动战争。那时，我天天看报，承办单位特地订《解放日报》给我一个人看，报纸上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更加吓人。战争一发生，双方都会使用原子弹，非两败俱伤不可。苏联能够经得起这个考验么？但如果美国威胁之下撤去这个导弹基地，苏联就要失去面子了。结果，赫鲁晓夫只好撤去这个导弹基地，于是人类避免了一次世界战争危机。
几年之后，中苏两党公开争论时，毛泽东曾就此次事件嘲笑赫鲁晓夫的轻举妄动，既然不能战胜美国，为什么采取这种手段呢？结果得到如此可耻的下场！
然而赫鲁晓夫的可耻是小事，能够避免此次核战争则是大事。
当时我天天等待着人家拖我出去枪毙，我关心的是那时不要惊慌失措，更不要表现乞怜的情态。在此事件中，我更加明白，个人的生死是微不足道的，同核战争比较起来，一只轮船的人，一列火车的人的生死也是微不足道的。
我决定以此认识作一首词，“惊心是：黑云密布，陵陆将沈”。
这首词作好不久，加勒比海的危机就过去了，今人竟不知道或忘记了当年曾发生这场危机，以致不知道我此词说的是什么！
1996年3月14日 |
蓦山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蓦山溪
婆心苦口，
劝我随声和。
委曲愿求全，
奈鸿沟未容越过。
毫厘千里，
一念判人禽。
辞苦盏，
就甜杯，
父母徒生我！
鸿沟纵越
心计依然左，
不见旧相知，
竟低头，
然然可可。
徒劳争取，
照样十三年。
抬望眼，
企天鹅，
何处来宽大？
此词中，“照样十三年”句说明了写作的时间，即被捕后十三年，亦即1965年写的，此时，我已写好了《干部主义论》交上去，不怕人家说“死不悔改”了，诗词不必用隐晦的字句写出。此词全首用引号，表明这是一篇答语，那某次爱人刘静贞来监狱特别接见时，我回答她的话。这日她来，管理我的一个看守先同她谈了话，要她首先劝我“认罪”，“接受改造”，“表示悔过”。这本是看守对于犯人家属接见时一般要说的话，大家都听惯了，但此次我特别接见，特别要预先说这类话。
此次接见是在普通接见室外面的宽阔空地上，放三把椅子，我们夫妇两人各坐一把椅子，第三把椅子是看守坐的。看守只在旁听，不说话。我的爱人首先说了一套看守嘱咐的话。我耐心听完她的话，便破例当着看守的面回答她。我说：“我也要委曲求全，但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超越这个限度。在限度之内，我还可以做人，越过这个限度，那就辜负我的父母生我这个人了。而且越过这个限度，也得不到「宽大」，不少的同案犯人都认罪了，接受改造了，政府要他们怎么说，他们就怎么说，可是，他们还未得到「宽大」，也同我一样关在这里十三年。”然后，我们再谈普通接见时要说的话。
回到囚室后，我回想刚才回答的话，认为值得写下来，便作了此词。一个月后又在写“接见信”，我抄了此词题“接见信”寄出去，可是，检查时被抽出，退还我了。
1996年3月4日 |
木兰花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木兰花慢
老年浮博士（1），
又临镜，
自悲伤。
见背脊如弓，
须眉似雪，
神气颓唐。
茫茫，
旧情入梦：
记金鞭白马跃平康。
正值青春年少，
几多窥宋东墙。
疏狂,
故友糜郎，
学深邃，
术高强。
道：“莫漫伤悲，
还童返老，
自有仙方。”
思量：
欢场散尽，
纵仙方有验亦凄凉。
况复横生烦恼，
不如甘老空床。
（1）浮博士，指浮士德。
曲谱是福建小调，超老亲自配曲，时年96岁。
此词作于1959年，写的是七年前即初被捕时的一场内心斗争。当时的处境只有两个前途：死刑；投降。投降不一定不死，但还有回旋之余地。被捕后十二天内没有审问，我有时间可以考虑结果，我决定走第一条路：宁死不降。做了决定之后，到第十三天开始审问时，我就可以从容应付了。
开始审问后，外来的诱惑也不小。我住的囚室（一般的约拘押20个犯人，但此时只关我一人）忽然开了门，一个人笑嘻嘻走进来，说是来“辅导”我的，原来是坐在审问室高台上第二把交椅的审问员。他在那里官气十足，但现在是同朋友一样平起平坐。他处处为我的利益着想，劝我投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我不知道的。列宁在什么地方说过：资产阶级国家职能只有两种：一种是牧师掌管的；一种是刽子手掌管的。当时我想，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牧师，这二种职能竟是由一个人掌管的。
这位“辅导员”来了几次，我还记得我们之间有一段讨论：提到被捕的青年人时，我表示为他们“请命”，他说：“你要为自己请命”。我说：“我自己无所谓”。他站起来严肃地说：“你们争得从宽，难道我们对他们从严吗？反之，就难说了。”这也是一种诱惑。
《褔音》书写耶稣成道以前也曾受“魔鬼”的诱惑，他同“魔鬼”进行了斗争，结果战胜了“魔鬼”而成为教主。宗教家总是把“魔鬼”看作身外之物，其实“魔鬼”就在你的内心，就是你的一部份，同“魔鬼”斗争就是自己的内心斗争。
1959年，即经过七年之后，我的内心早已平静，那时也早已可以自由使用纸笔了，我就想把七年前这场内心斗争写出来，可是，那时我是在“看守所”内，还在等待“处理”呀，我不能明白写出这场斗争，只能用隐蔽的形式，用别人看不懂的方式来写，结果写成了这首《木兰花慢》。
我用的还是外国的典故，我想起歌德的代表作《浮士德》剧本。德国民间传说的浮士德博士，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糜菲时特的故事，本来是否定浮士德的，但歌德却给这故事的主人翁以肯定的意思，以此象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战胜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我则赋与这个故事以另一种象征的意义：老态龙钟象征的是失去自由，青春年少象征的是自由，返老还童象征的是恢复自由，糜郎的“仙方”则象征投降。恢复自由是好的，但用投降为代价恢复自由，则不值得，何况投降也未必能恢复自由。即便能恢复自由（“纵仙方有验”），整个组织都破坏了，这自由也没有什么意义，何况处处都要受到麻烦。
可是，事情是多变的，历史老人比最优秀的政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还要狡猾，如一位伟大人物所说的，我不投降，我也没有死，而且能享受一定程度的自由，那些“死有余辜”的“罪名”自己辩护无效力，但“解铃还须系铃人”，别人已经给我们洗刷干净了，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都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托派也不是“汉奸”。过去所说是出于“共产国际的错误论断”。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罪呢？可是我们的案今天尚未平反，今天仍旧是“反革命案”，我“忍死须庾”等待看见法律平反的那一天。
当初作出这个决定时，并未估计到能够出现现在这个前途。当初是以生命为代价作出这个决定的。审讯员曾问我：“你个人不怕死，难道不为家属着想么？”不错，我还有家属。但爱人刘静贞相识之初，就已相约为革命而牺牲了，儿子却不曾自觉地有此表示。谢天谢地，我的儿子在日本投降那一年已经病死了。
1996年2月28日 |
丁字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丁字碑
朔风猎猎白雪飘，
道旁层楼百丈高。
楼顶红旗褪颜色，
地道人出势如潮。
游魂躯体烟缥缈，
顽固未化花岗脑。
鲜花在手踏雪行，
逢人问讯丰碑道。
忆昔来游正年少，
弹痕尚见学宫前。
楼低街窄称简陋，
人物风流胜神仙。
昔穷今富文易白，
大树遮阴果可摘。
不见种树当时人，
树下藏血斑斑碧。
行行渐次见丰碑，
碑身洁白如凝脂。
鲜艳花枝碑前置，
碑上试寻黄金字。
累累台姓有若无，
纵行横行尽丁字。
路透社今年7月1日莫斯科电：“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星期五提出在莫斯科建立一个纪念碑，以悼念在独裁者斯大林统治下的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代表会议上说：‘许多人建议立纪念碑，我们必须同意。’他又说：‘这一纪念碑必须建在莫斯科，我肯定苏联人民定会友持。’
按这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二次建议。距今二十七年以前，即1961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在大会上建议在莫斯科立一个纪念碑，以悼念斯大林恐怖下的牺牲者，此事，我记得当时中国报纸有报道。但给我深刻印象，至今不会忘记的，却不是当时报纸的报导，而是后来1963年，中苏两党之间公开争论时候，中国党的“揭发”。苏联党在报纸的骂中国党为“近代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党反唇相讥，说你们才是“近代托洛茨基主义”呢，并举出一件事实为证。这事实就是：当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建议在世界报纸上公布以后，第四国际的总秘书处就打电报去莫斯科，大意说，你们在莫斯科建立这样一个纪念碑时，必须把托洛茨基的姓名“用金字”刻在碑上。
这样一件事情，别人看了报不久之后就会忘记的，但我不会忘记。当时我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处理已经十年。许可每日读报也有七、八十年了。我一点不知道第四国际的消息。它还存在么？这天从报纸读到这个消息，我才知道，第四国际不仅存在，而且能够对世界大事迅速作出反应。
当时，我关押十年尚在等待处理。这就是说，我随时都会从监房拖出去枪毙的，我就想，如果人死后有鬼魂的话，我的鬼魂将到那里去呢？我想，第一件事就是到莫斯科去，到一个纪念碑面前献一束鲜花。
我写了一首七言古风，表示我这个心愿。
诗是要写的，但只能写成自己懂，而别人不懂。因为我是在监狱内写诗的。
出了监狱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纪念碑，赫鲁晓夫向苏共大会建议的，并未建立起来，如诗所写，即使我的缥缈游魂果真带了鲜花到莫斯科去，也只能献给一个缥缈的纪念碑罢了。
现在，这个缥缈的纪念碑终于可以希望化为实物了，不管托洛茨基的姓名是否“用金字”刻在碑上；同时，我自己也未化为游魂，而且，今天也不需要用别人看不懂的诗句表达我的心愿，因为今天说出反斯大林的话并不构成犯罪。但我不想另作首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就让这首二十多年前的诗，连同诗题《丁字碑》保留下来，记述这个历史事实罢。
《丁字碑》者，《T字碑》也。
1988年8月28日 |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自序
《玉尹残集》只印七百本，出版不久就完全售出了，其中有二百本是我买来送人的，现在即使有人要买，也无处可买，更加没有重印机会，
此书，读的人不多，中国诗词本来用的是一种特别语言，旧时的读书人一般是能够懂这个语言，也能写出这个语言的，因为当时的读书人不仅要学写八股文，而且要学写试帖诗，他们从帖诗中学会这个语言，恰好在我这一辈读书人中，废除了科举，不必学写八股文和试帖诗，于是只有一部分读书人能读懂诗词的特别语言，比我年轻几辈的读书人，则能读懂诗词的人更少了。如此下去，总有一天，诗词变得同七弦琴一样，但大多数读书人是不会去欣赏的。
这本来是新陈代谢，自然界发展规律，人类历史规律，坦然置之可也。
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读书人能够欣赏诗词，他们看了《玉尹残集》，有时觉有些诗词很难懂，不知说什么。例如，《丁字碑》一诗，如果没有附载说明，别人也无从理解。他们希望其他几首难懂的诗词，也能加以说明。这种要求完全可以理解。《玉尹残集》诗词的难懂，主要是由于在监狱中作诗词本来要避免写得太明白，此外诗词本身也要求“含蓄”。
我曾读过宋人计有功的《唐诗纪事》，清人厉鹗的《宋诗纪事》，张宗橚的《词林纪事》，觉得很有用，可以增加读者对于诗词的理解和欣赏。《玉尹残集》以及后来的补作，确实也有必要说明，而且现在也可以说明的地方，与其让未来的人说明，不如我自己说明。
我先后说明了如下十七首诗词，但这个说明只能够给需要的朋友看看，我不愿发表，有些事实，写出来难免惹出麻烦，而且会使读者知道诗词本事后，感到失去“含蓄”的意味。
1996年7月5日 |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自序
三年以前，我宣布过我对于苏联的爱和钦佩。那里正在进行一种空前的实验，这实验使得我们的希望之心大为高涨，我们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进步，造成一种力量足以牵引全人类前进。为参与这个改革，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想，——而且值得牺牲自己生命去赞助的。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精神里面，我们都坚决向往苏联的光荣的未来，亦即是文化的未来；这话，我们三番四覆地说过了。我们愿意还能再说这话。
在未到苏联去以前，那里若干新近的决议，似乎表明方向在转变，业已使得我们疑虑不安。
那时我写过如下的话（一九三五年十月）：
正因为人们对于苏联的攻击是愚蠢和下流的，所以今天我们才用顽强的力量去拥护苏联。等到将来我们停止这个拥护时候，那些狂吠者恰正要开始称赞苏联；因为将来他们所称赞的必定是苏联的妥协，苏联的屈服，以及那些足以使别人说出“你们看呀！”这类话的事情，但是由此苏联也就离开了它当初所追求的目的了。但愿我们的目光，始终注定这个目的，即使将来有上述的情形，也能不从苏联转移开去。（《法兰西新评论》，一九三六年三月）
然而未曾更广泛考察以前，我还是保持信任态度，宁愿怀疑我自己的判断，所以到莫斯科四天以后，于高尔基下葬那天在红场演说时，我仍旧宣告：“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我时常说过：凡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发生不诚实的危险；我认为当着多数人的信念和自己的信念成了问题时候，尤其需要诚实。
倘若当初是我弄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
然而当初果真是我弄错的么？凡是留心这一年多以来苏联的发展的人，将会判定究竟是我转变了，还是苏联转变了。这里所说的“苏联”，我是指治理苏联的人而言的。
别的比我更内行的人，将要说：这个方向转变是否表面上的；而我们所视为的一种背离，是否先前某种设施的必然结果。
苏联“正在建设当中”，这话须得不断地提起来说。由此，到这个在诞生中的巨大国土做一次旅行，才有非常的意义：似乎人们在那里参与未来时代的分娩一般。
那里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我应当说：有最好的事情也有最坏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时常是依靠巨大的努力然后获得的。努力，并非无论何时何处都能获得所愿的事物。有时人们可以想：还未得到。有时最坏的事情伴随最好的事情而来，而且多过一倍，人们几乎可以说：最坏的事情乃是最好的事情的结果。于是人们从最光明走到最黑暗，突如其来地，使人仓皇失措地。时常有这类事情，即是：旅行家根据先定的判断，或者只见到这一方面，或者只见到那一方面。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那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我的精神却是这样的：对于我所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更加严厉些。凡一味恭维的人，乃为不善表示其爱；所以，我认为说话时，不装假，不姑息，则贡献给苏联以及它所代表我们的事业的，还更重大些。以下我的批评，恰正是为了我对于苏联及其奇妙成就之钦佩而发的，也是为了我们所期待于它而发的，尤其是为了它允许我们去希望而发的。
苏联过去对于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它不仅是一个选取的祖国，还是一个向导，一个榜样。我们所梦想的，所敢希望的，我们的意志和力量所倾赴的，在那里实现出来了。总之，那是一个国土，那里乌托邦正在转化为现实。巨大的成就早已充塞了我们的希冀的心。最困难的事情，好像已经做过了：我们正在欢天喜地用一切受苦的民众名义，同它结立一种盟契，一同冒险前进。
我们感觉到息息相关至于何种地步呢，以致到了倾跌的时候？然而这个倾跌观念已经是不能容许的了。
若是某些默契的诺言没有实现，那应当归罪于谁呢？应该由原初理想负责么？或者毋宁归咎于后来的背离自身，后来的失信、从权等等，无论这些有多少理由可以辩护？
这书里，我表白我个人的感想，关于苏联自己带着喜悦和应有的骄傲显示给我们看的事物，以及关于此外的我所能够看到的事物。苏联的成就，大部分都是可以钦佩的。若干国土早已呈现幸福的笑容。我从前在刚果旅行时候，总要离开总督差派的汽车，而设法去同一切事情和任何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以增进我的知识；那些赞许我这办法的人，难道要责备我，说我到苏联来不当有这种顾虑，说我不当不让人家蒙蔽了么？
我不抹杀这个事实，即是敌党将从我这书获得表面的便宜，在他们看来“爱秩序心，是与暴君的趣味相混同的”。[1]倘若我的信念不是始终坚定而未动摇的，我将为此踌躇不愿出版甚至写下我这本书。然而我始终确信：一方面苏联终归要克服我所指出的重大错误，他方面，——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谎言，以至于知而不言，似乎是便利的，继续说谎下去也是便利的，然而如此也就太便利于敌人了；反之，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
[1]见托克维尔：《美洲民主政治·导言》。 |
郑超麟：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代序）（193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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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纪德与《从苏联归来》
（代序）
郑超麟（1937年4月）
谁假使知道一点安德烈·纪德之生活与思想的演变，那他就不能否认他是思想忠实，生活严肃而且是言行一致的人。
他生长于新教徒的家庭，幼年度着严格的禁欲生活；睡木板，洗冷水，中夜祈祷，他热烈地遵守着纯洁生活的一切戒条。
随后他慢慢变了，他痛感到以道德律压制自然情欲的不合理，于是他就彻底纵欲，鄙弃一切道德的规律；可是不能自欺的人，那是决不能长期沉溺于荒唐的泥坑的；于是这位思想家又苦闷了，幻灭了，甚而至于想到了自杀。
然而纪德毕竟是一个勇于生活的人，他决不能完全消极，苦闷的结果终于使他在人生问题的新见解上，又找到了内心再平衡的支持点，这就是“伦理人”与“自然人”的调和。纪德这时，不仅鄙弃了“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同时又根本反对任何压制人性的宗教。
此后纪德愈加注意到社会问题了，那当然是时代使然。因他对穷苦人的同情，痛恶资本制度，但他同时却酷爱着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
刚果的旅行，使纪德发现了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一切罪恶；回来写成了《刚果旅行记》，把法帝国主义的凶相暴露无遗，赢得了法国统治者的同声毒骂。
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在德国的胜利，以及法国在经济与政治上所遭遇到的严重危机，又使我们这位天才的作家走向共产主义；使他成为热烈的苏联之友。
由禁欲而纵欲，由纵欲而消极，由消极而再平衡；由单纯的人生思考走向社会的观察，由现社会的认识而反对资本制度，痛恨帝国主义，最后拥抱了共产主义，这一过程无论在纪德的生活与思想上，都是有机地发展着的，而那发展中的每一个转变，又都经过了痛苦的思索与深刻的探求。
王尔德说：“你的嘴永远不会说诳”，这真是对纪德之确切的定评。
纪德之拥护苏联既不是偶然与投机的行为，那么他对于苏联的观念与态度，当然也不能与时流一样地随声附和，简单做苏联统治者的应声虫了。
纪德的新著：《从苏联归来》，即表示出这位老作家（现在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对于苏联国家与共产主义之热烈的同情，以及对于苏联现当局专横堕落的忠实批评。
纪德之出版此书，是经过了长期内心的矛盾的；他深知它将为一切苏联的敌人所恶意利用，他又预见到苏联当局及其一切拥护者将向他狂吠；可是最后他还是克服了这些顾虑，决定说出自己的真话，因为依他自己的话说来，最重要的还是“人类的将来，与人类的文化问题”。
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法国共产党首领加香曾特地和他谈判了几次，叫他不要付印），最难堪的当然是苏联的现当局，于是就动员它那庞大的宣传机关，集中了火力向这位“昨日之友”进攻，罗曼·罗兰称他“丧尽了良心”，《真理报》上骂他是“说诳者”，是“法国的旧作家与俄国轻滑的白党的杂色混合物”，是“骗子”，以及其他一切难堪的名字。
可是我们只要平心静气来读一读他的小书，再如果愿意多费一点时间来研究苏联的现状，那我们不得不承认纪德的“笑与泪”，却正是他“良心”之所在！
见苏联大众之热情、亲切与活泼而欢笑，同时因官僚们之专横、腐败而流泪；这不是真正苏联之友所应具有的态度吗？
《真理报》痛恨纪德之“不说真话”；但我们在《笑与泪》那篇文章中，却显然地找出了“不说真话”的倒是《真理报》自己，在那篇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
纪德在周游格鲁吉亚后，自动的，出于自己诚意的（他在自己的小册中也承认），打了一个电报给斯大林，电报中充满着祝贺与赞叹的口气。
但是究竟在小册子中，纪德是怎样写的？究竟那所谓“祝贺与赞叹”是怎么回事？请读者翻阅本书第四章中关于这一段的描写吧，此地我们不再多谈了。那么为什么《真理报》撒这样的明显的谎话呢？因为苏联的民众是决不会读到纪德的原书的呵！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关于纪德游历苏联，及其对苏联采取批评态度的直接原因。
据普通的传说，纪德之游历苏联是为了送高尔基的葬，其实这是表面的。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受到了老友维克托·塞尔日的影响。因此，为了更明白纪德此次“转向”的理由起见，我觉得必须将维克托·塞尔日之为人及其致纪德的公开信同时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维克托·塞尔日给纪德的信
维克托·塞尔日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与英勇的战士，是纪德的老友。他参加过西班牙、法国与俄国的革命运动，因反对俄国现当局的政策而被捕流放，去年因法国各作家（纪德在内）的抗议始得被释出国。他的名作有《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一年》、《狱中人》、《文学与革命》等书。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布鲁塞尔写的，正当纪德游历苏联之前。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
你最近在巴黎召集的国际作家保障文化大会上当了主席。在这会上，关于苏联的思想权问题，只谈到了我的事情，而且还仿佛违反了大多数到会人的意志。在那个时期，我知道你曾尽力设法要把我那些文稿从莫斯科的检查处中救出来。那里还有我所有个人的信札，我所有的回忆，我所有的笔记，与所有我生平积集起来的珍贵的稿子……你替我帮的忙，以及你对那些保护我而又不愿听我发表意见的朋友采取了一个公正的态度，我很为感谢。假使我个人的事情你能感到兴趣，那么在我致马格特曼因·巴迟的一封信中，你一定能发现一些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训，兹将该信附上，如你还要我做别的事情，很愿效劳。
实际上，在目前所进行着的伟剧，很少与你我有关。不过你现在已处身于革命者之列了，安德烈·纪德。请让一个共产主义者很直率地把我们的最高统治者讲给你听听吧。我记起了你杂志上的几页，其中你说你在一九三二年接受了共产主义者的原理，因为它保证了人格的自由发展。（现在我没有书籍，也没有空闲的时间去找寻你的原稿，所以只有凭记忆来重述你的思想。）读着这几页的时候，我正在莫斯科，心里怀着一个极矛盾的感情。开始我很快活，因为看见你走到了社会主义，这主义是在很久以前，即从我热情的年轻时代以来，就已信仰了的。嗣后，我鉴于你所说的话与我所陷入的实际完全相反，又觉痛心。当你杂志上的几页，映入我眼帘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正陷于这样一个情形之中，即他们甚至不敢冒险地去拿一本杂志来看，因为他们相信，政治警察每夜都有前来搜查的可能……我对你说吧，当我读你那本杂志时，所发生的一种感情，正像一个处身于前线战壕中的兵士，收到了一份从后方寄来的报纸，在上面他发现了一些歌颂那“最后一次为正义而战”的诗文。我自己问问自己，难道你对于我们的斗争，对于革命之被它内部的反动所损害，能一点都不知道吗？在那时候，一个工人假使要发表一点意见，不管他的声音多么温和，但也已立刻会被开除出党、工会与工厂，且会被监禁与流放。……从那时到现在，已经三年了，这是怎样的三年呀！这时期的显著特征，为基洛夫事件以后的大批屠杀，列宁格勒居民之成群流放，几千名共产主义者被囚禁，以及集中营之充塞，这些集中营确乎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假使我真能了解你，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你是时常有睁眼看生活的勇气的。那么，你总不能对于这一个实际情形闭着眼睛吧。否则你就再没有向工人说一句话的道德上的权利了，因为对工人们而言，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简直是他们身体与心灵的创造，是他们生活的最高意义。
你要谈到思想的情形吗？那是一个绝无内容的枯燥教条，硬生生地放到各种思想的领域里去；而且在一切的书籍与刊物上，都是没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复着或简单地注释着独裁者所说过的话。历史每年都在彻底地修改着，百科全书在重编，各种丛书被重新审查，为的要到处涂去托洛茨基这一个名字，并且要把列宁同伴们的名字加以删削或污损；科学完全为一时的鼓动服务。他们昨日骂国际联盟为英、法帝国主义的卑劣工具，今天却发现国联是和平与人类进步的工具了……讲到作家的情形，即那些以替代其他不会讲话的人作喉舌为职业的人们，他们的情形如何？我已经见到高尔基了，他把回忆列宁的作品中某些列宁所说的话重写了一次，在最后的一版上，有几页上的话，简直与第一版上所说的话完全相反。……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是一种文学上的官派，它组织得极可赞美，报酬也颇为丰富。讲到别人就不同了……那位在精神上与我们伟大的亚历山大·勃洛克相伯仲的作家，即现代俄国思想史的著者——依凡诺夫·拉索姆尼克怎样了呢？当一九三三年我在狱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人们证实那位象征主义的老诗人弗拉基米尔·比也斯特在流放地中自杀了，难道不是真的吗？他的罪状是很大的，即他沉醉于神秘主义。可是这里还有一些各等各样的唯物论者呢：那个著述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有名作者——黑曼·孙道密尔斯基，在沙皇时代曾被判处死刑的，他是第一次苏维埃百科全书的发起人，最近被判处十年集中营的徒刑，这又是什么原故？不过这两个都是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再请你容忍一下，让我再把一些共产主义者，十月革命的战士以及高等的知识分子讲几个给你听听吧（我举出这些名字来是很觉得痛苦的）。阿尼雪夫，他著有《内战史论》——是俄文中一部最忠实与最简洁的一部史论；还有高尔巴切夫、列列维奇、凡尔定这三位文学的批评家与历史家。这四个人都因为同情季诺维也夫派的嫌疑，现在集中营中。下列这几个人是托洛茨基派，他们的待遇更苦——因为他们最坚决，已经监禁和流放了八年了。这几个人是——列宁格勒农学教授定格尔希瑞特脱；社会学教授格里高利·耶可文；以及我们年轻与伟大的桑采夫，他在长期绝食之后，于一月间死去了……安德烈·纪德，我这里所提到的只能限于作家，因为不然的话，整个的篇幅只能填写英雄们的名字了，我那种只谈作家的阶层精神，很觉抱愧，请原谅。那位俄国社会主义的先锋——可以资为模范的巴查洛夫（俄文《资本论》的名译者——译者），失踪已经五年了，他现在怎样呢？还有那马克思恩格斯学院的创办人——梁赞诺夫又怎样呢？他在上乌拉尔斯克的监狱中经过了长期的斗争，不知死活如何！历史家苏洪诺夫，他给我们写了一本最可纪念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历史》，他现在怎样了呵！人们强迫他牺牲良心，他因为意志不坚而同意了，但他是付了怎样的代价啊！
人道方面的情形怎样？你一定会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多讲一点吧。那样疯狂的一种压迫，无论国内发生了怎样的危机，都不能为它来辩护，只有最黑暗时代的警察才会发明出这种制度来。最叫人吃惊的是那种肆无忌惮的可怕的警察机关的行动，多少人受了它的毒害呢？而且在苏维埃的监狱中，正在养育着各派真正的反革命。他们昨天还是苏联的公民，明天可以成为它的敌人。对于这一种制度，人们只能找到一个解释，即官僚们惧怕自己政策的后果，所以在那一无权利的群众之上，建立起施行绝对统治的法规，统治的官僚们对于自己也失去其管束力了。现在我们要谈到工资问题了。一般地讲实际工资跌得极低；至于劳动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们可以胡乱地执行！那种国内身份证的制度，剥夺了人民迁居的权利；为反对工人及甚至反对小孩的法律，简直痛苦得要人的命；连坐的法律极其残酷，只要一个人犯了罪，全家都要受到无情的打击；还有一种，凡工人无护照越过苏联国境者处死（对于那不能领取出国护照者，此法亦有效），与他接近的一切亲友悉遭流放。
我们正在建造一条反法西斯的阵线，但在我们的后方有这许多的集中营，这是多么妨碍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呢？任务再不是简单的了，你可以看到，它再不属于那些专喜简单化的人了。无论新的国教主义，或什么神圣的诳言，都不能阻止肿疡的流脓了。保护革命的阵线，现在不再简单地在维斯土尔与满洲了。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内部来保护革命，即反对那反动的统治，不使它逐渐消耗那工人阶级胜利品的最大部分，这已成为极迫切的任务了。只有在这一个意义上说来，苏联还寄托着我们现代人之最大希望，即苏联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说出它最后的遗言。
亲爱的安德烈·纪德，也许你能从我这一封痛心的信中得到一点东西吧！我希望你能够如此，我愿你决不要闭起你的眼睛，你应该看到那些新元帅的后面，看到那机巧的宣传，看到这些行列，游行的队伍，以及那些大会，这都是旧世界的老把戏！你要看到革命的实际情形，它已经快要沉溺了，它在向一切的人呼救！请你同意我吧：人们对于革命的服务，并不在于掩盖它的毛病，或蒙住它的真面目来骗人的呀！
在你的身上，极适切地代表着这一西方伟大的知识阶级，这一知识阶级如果对文明有过很大的贡献，那么它对无产阶级总还得多多的请求原恕，因为它没有了解一九一四年的大战，因为它完全忘记了光荣的俄国革命，更因为它没有充分地保障劳动者的自由。现在，这一知识阶级终于怀着同情转向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来了，苏联已成为此种革命的化身。那么这一知识阶级应该凭着他们的良心，在盲目与明视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让我告诉你吧，谁要是想为工人阶级与苏联服务，那他就非睁开眼睛不可。让我以那些人的名义要求你鼓起勇气，要求你具有那明视真实的勇气！
你虔诚的朋友维克托·塞尔日
一九三六年五月，布鲁塞尔 |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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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
——译者新序
郑超麟（1998年4月4日）
载于安德烈·纪德著，郑超麟译《从苏联归来——附答难》，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补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先前已上传此文：原文链接│郑超麟
六十年前，即一九三六——三八年之间，有一场争论，起初发生于法国，随后蔓延于世界重要国家，包含我们中国在内。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表示了他拥护苏联的态度，于是在当时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便发动各国同情苏联的名人和群众纷纷拥护纪德，给他以各种赞誉。而且苏联政府邀请他去访问苏联。原想访问回国后纪德一定会发表文章更加歌颂苏联的。想不到纪德回国后的文章，却辜负了苏联政府的期望。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一书，揭露了苏联的阴暗面。于是，亲苏的群众和名人又纷纷指责纪德忘恩负义，不仅收回给纪德的种种赞誉，而且直接对纪德个人以人身的攻击。参加这个反纪德的合唱团中，也有另一个著名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我们中国也不甘落后，亲苏的名人在短期内也发表文章攻击纪德或翻译外国反纪德的文章。
中国过去崇拜纪德的作家们也一反过去对纪德的态度，反对纪德了。
我的战友们，在纪德亲苏时并不崇拜纪德，当纪德“反苏”时也不攻击纪德。我们找到了一本《从苏联归来》的法文原本，由我翻译成中文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一年以后，我又翻译了《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一书。此二书，当时也曾发生了一定的作用。
近年，罗曼·罗兰在旅苏时写的日记经过五十年的封存以后出版了。大家看了这本书，又联想六十年前罗曼·罗兰同纪德的争论。过去认为罗曼·罗兰是对的，现在认为罗曼·罗兰并不一定是对的，于是，都想找六十年前出版的纪德的两本书来看看。
这就是又引起六十年前那次争论。我及我的朋友费了许多力气才找到了当年我翻译的那两本书。现在我想重新出版这两本书，供争论的人参考。时代已经改变了，我想争论的结果不会同从前一样了。
此二书初版是相隔一年分别出版的。此次重版，则合订为一本，书名也改为《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以下的文字同时适用于这两本书，以此作为它们的新序。
※※※
《从苏联归来》出版于一九三七年，距今已有六十一年了。世界和中国，在这期间，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变化！书中所反对的，主要是当时苏联流行的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现在怎样呢？现在，不仅被崇拜的个人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连苏联这个国家也已灭亡。即以这个译本而论，出版时中国还是在受国民党的统治，不仅我这个译者，姓名不能写在书报上，连我的身体也监禁在国民党的中央军人监狱中。纪德此书的法文原本就是我的战友们从狱外设法送进狱中给我翻译的，我利用当时奉命翻外国军法的机会，偷空译出，然后送出狱外的。著名作家楼适夷先生，当时也同我监禁在这个监狱中，也同我一起翻译军法。他曾回忆此事：
有一次，他翻译法国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有人说，这本书是反苏的，别看它。可我还偷偷地作了他的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我为此事还挨了难友们的批评。我不大服气，我记得一节，是纪德游苏时，到电报局去打电报，电文中提到斯大林的名字。电报员要他必须在“斯大林”上面加上“伟大的”字样，他没有加，这电报就打不出去了。（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楼适夷文《记郑超麟》）
当时一同翻译军法的，只有我一个是托派政治犯，其余十余人都是中共方面的政治犯。我晚上住在小房间，他们集中住在大房间里，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
由楼适夷的回忆可以知道，纪德此书具有战斗性。我刚译好，尚未付印，就引起了一次争论。我出狱后，听说销售很多，重印了好几次，发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也引起了争论。但我出狱后已经全面抗战时期了，人们已不去讨论拥苏反苏问题了。不过，解放后，我入狱，我译的《从苏联归来》一书还是被列入罪证，公安局的审讯员斥责道：你译的反动的《从苏联归来》的书阻止了好多青年人投奔延安！
由此我知道，平生所译的书，除了《共产主义ABC》在“大革命”时代发生过很大的政治作用之外，这本《从苏联归来》当时也曾发生了较小的政治作用。
所以，此次由于罗曼·罗兰的旅苏日记封存了五十年之后公开出版，重新使人对于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发生兴趣，使人急于知道这两个法国有名的作家先后相隔一年游苏感想有何异同，我的这个译本就从尘封的图书馆书架上被人找出来了。我看了倍加亲切，同意重新出版。
纪德为了回答当时人对于他的“反苏”的攻击，曾再写一本书，名为《我的〈从苏联归来〉再润色》，也是我翻译的，改名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也是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当时正在抗战期间，销售不多，图书馆没有收藏，想找一本却没有找到，便要放弃了。刚写到此处，忽然得到朋友来信，说他找到此书了，正在复印寄给我。我也是喜出望外。
我急于写完此序，不能再等待这第二本的纪德书寄来，便要在此序中说说对于罗曼·罗兰和纪德两大作家发表议论。
纪德的朋友王尔德曾指着纪德的嘴说：“这张嘴是不会说谎的。”纪德游苏，看到好现象就表示赞美，看到坏现象，便如骨鲠在喉不得不吐。他明知写了并出版了这本《从苏联归来》，必然会招来所有亲苏的人的攻击，但他不管后果如何，写好还是发表了。罗曼·罗兰的日记，字里行间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是不满意的，但他只用暗示却不敢明写，又要封存五十年。
在纪德的第二本书（简称《答客难》），很少理会别人对他的攻击，惟有罗曼·罗兰对他的攻击，他是特别痛心的。我译这第二本书时，至今也已有六十年整了，内容也不记得，只记得纪德如下的话，即“罗曼·罗兰对我的攻击使我痛心，这只老鹰已经筑好它的巢了”。这个反击，看似很轻，其实很重。
我老了，再过两年就满百岁，适逢中年时翻译的书今年又能重版问世，这也是晚年的一件喜事。
一九九八年四月四日 |
出版说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出版说明
本书含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二书，为郑超麟先生六十年前翻译，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译者署名“林伊文”。今合为一册，并改署本名。此次重印，除对原译本中一些人名、地名、专用名称及某些标点符号用法，按现行标准及用法统一外，其余一律未加改动。
在本书付印过程中，郑先生于一九九八年八月一日在上海逝世，享年九十八岁。郑先生生前对此书出版极为关心，为之撰写新序，并在临终前数次询问印制情况，但终于未及亲见此书出版，了此世纪夙愿，是一遗憾。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对这位在他的个人品格上堪与纪德比肩无愧的世纪老人的深切悼念。
万象书坊
一九九八年九月 |
“恩格斯”（郑超麟，1995年4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楼国华
“恩格斯”
郑超麟1995年4月21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95年第3期合刊（总第176期）
很早就有人将楼子春（国华）比作恩格斯，这不是说他像经典作家的恩格斯，只是说他像恩格斯那样慷慨救济贫困朋友。试想，马克思流亡在英国，一家数口无以为生，去考什么公司的小职员，又因字写不好，未被录取；如果不是恩格斯救济他，人类哪能得到《资本论》这样的经典，国际工人联合会这样的团体，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革命理论呢？
“比拟”自然是有缺陷的，楼子春终身救济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他救济的也不是什么“马克思”，他自己也没有恩格斯那么多的财产，等等。
一九三一年以前，我不认识楼子春。那时，我住在华德路的鸿运坊，靠译书为生。每日黄昏，我总要放下笔来弄堂口走走。时常看见一个青年人，戴着鸭舌帽走进弄堂来。看见的次数多了，我就设想：这是一个职业青年，在什么地方工作，现在回家的。
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选出的领导开会时，陈亦谋发言中常常提到“楼少垣”。陈亦谋是客家人，客家话中似乎没有OU韵母，他发不出普通话的“楼”字，有时说成Liu，有时说成Luo，陈独秀笑起来，问他：你说的人究竟姓“刘”，还是姓“罗”。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夜间，我被捕，同案七八个人关押在提篮桥巡捕房的大房间内。等候引渡三天或两天之后，我们透过铁栏杆，看见旁边一个小房间的房门开了。走出一个青年人，正是那个职业青年。他同门外来看望的二个人谈话，我的同案中有人说：这个人是我们的人楼少垣。那个“职业青年”原来就是陈亦谋常常提到的那个姓刘或姓罗的朋友。来看望的是虞洽卿的儿子和律师。
大约在这年九月间，我们都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一天，我在人字弄的铁门口看见新解来的一个犯人，就是楼少垣。我以为他释放了，谁知他也来这里。以后，我们在一起受审，判决，入模范监狱，解往杭州招庆寺，在招庆寺朝夕相处，我们才熟悉起来，他也是此时才同王凡西熟悉的。
我一九三七年出狱后未回上海，但在通讯之中，我们已经像兄弟一般亲熟了。他那时已经下了决心要救济我的贫困生活。我未回上海前，他已经卖去二部译稿，回上海后，我每月初收入不够维持生活，总是他设法补贴的。我起初心里不安，要“量入为出”，但不成功以后，也就习惯于他的救济了。他不需要我开口，算好时间会送钱来的。
自然，我用的不完全是他自己的钱，他的社会关系多，有钱的朋友也多，也向这些朋友拿钱补贴我的生活，从不告诉我这些朋友是谁。但有一例外，即到抗战晚期，市面萧条，他自己生活也很困难，他不得不告诉我一个朋友的姓名：谢澹如，因为谢澹如提出了条件，即：完全维持我半年中的生活，但我必须在半年内写出自传。因此，他就不能不告诉我此朋友的姓名了。我有一文记载此事。
上海临解放前，他和王凡西去香港，我自愿留守上海，他虽不同意，但我坚持己见，他只好留下一封信给我，等我万一改变意见时，拿此信去见他的一个朋友，向他的朋友拿钱买飞机票去香港，我接受了他此信，但始终未用。
当我在监狱期中，我的爱人刘静贞在一九五七年处理“老弱病残”犯人时提前释放。起初还能教书维持生活，后来连书也不能教了。楼子春便以他的次子的名义，每月汇五十元，以后七十元给刘静贞，一直到一九七二年我改变监禁为严格管制时为止，刘静贞搬到管制工厂来同我住在一起，便不能接受香港寄来的钱了。刘静贞始终以为这钱是她的干儿子寄的，到她死后几年，她的干儿子来上海告诉我，这钱原来是楼子春寄的。
我恢复了公民权，解除了管制，迁到新居之后，不待我请求，楼子春便寄了三百元给我。刘静贞死后，他又寄了三百元给我，解决了我的困难处境。
我有生活费，又有公费医疗，照理不应当有困难了，但我不会理财，他仍然担负了补贴我的生活费用的工作，一直到他此次生病。我不记得怎样会在信中提起这个问题，他回信告诉我，这几年他寄给我的钱，百分之七十是我在香港的稿费，只有百分之三十是他自己的钱。我从来没有记账，但心知这个比率不对，如果倒过来，百分之三十是稿费，百分之七十是他的补贴，那就差不多了。
最令我不安的，有一次他信中告诉我，他已立下遗嘱，要他的子女在他死后照样寄钱给我补贴生活。这就太过分了，我写信给他说：我拖累了你一生，但无论如何，不能再拖累你的儿女了。
最后说说日本胃药“胃仙U”的故事。在公费医疗中我的心脏病很快就控制住了，但胃病医不好，试了几种药，都没有效。上海报纸上有日本药厂的广告，说：“胃仙U”如何灵验，请大家托亲友在港澳两地去买（上海没有卖）。我只好请楼子春买几瓶寄来试试。他寄了几瓶来，自然不要我的钱，这药确实有效，胃病控制住了。但还有缺点，不能根治，一停服病又发作，我有三次下了决心，每日三片改为二片，由二片再改为一片，最后停服，可是几日后，前功尽弃！又从头服起了。
近几年，上海也能买到“胃仙U”，但公费医疗不能报销，日本药厂又在上海报纸上登广告：上海有假药，买时注意。于是我又要楼子春给我买了。香港都是100片装，每瓶要四十元人民币，即香港每片0.65元港币，上海每片1.33元人民币，价钱相差问题小，如果买到假药，问题就大了。楼子春病重期间还写信给他的女儿买“胃仙U”给我。
前几日，我收到楼子春的女儿寄来四瓶百片装的“胃仙U”，不觉感慨万分！我把这四瓶药放在身边的书柜内，朝夕相见，不去开吃，以此纪念老朋友。
以上我只写了他无私地照顾我的生活，不使我活不下去的一个方面。至于他在托派组织中，分裂以前或以后，如何努力筹款交付必要的工作费用，以及如何进行出版发行的工作，则王凡西的追悼文已有记载，我就不必重复了。
总之，他绝没有要为自己积钱，安度晚年，遗传子孙的一般思想，这对于金融家和企业家辈出的余姚人，尤其难能可贵的。余姚的青年人往往读完小学便来上海“学生意”挣钱，连中学也舍不得读，只有少数人，一面学生意，一面自己读书，才能在文化上占一定的地位。 |
楼子春（国华）生平简介（郑超麟，199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楼国华托派人物小传
楼子春（国华）生平简介
郑超麟
楼子春（国华）浙江余姚人，生于一九零六年。少年时便来上海，一面就业一面自学。五四运动前后在上海闸北同左倾的青年冯雪峰、楼适夷、谢澹如等一起成立“通讯图书馆”，传播革命思想，联系上海和外地的广大群众。他自己参加中国共产党积极活动。革命失败后，因不同意党领导人的路线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组织。一九三一年因托派活动被国民党逮捕，判刑六年，刑满释放后继续进行托派活动。解放前夕，因职业关系，移居香港，积极进行脱排活动，同时研究鲁迅，著有《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一书。一九六八年，在世界左倾群众运动中，他曾以中国托派发言人身份在香港活动。晚年得病，先耳失聪，失音，失明，仍未忘记他的革命事业。一九九五年三月八日零时逝世，享年九十岁。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95年第3期合刊（总第176期）
龚绛录入 |
就陈独秀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的问题与张君同志商榷（郑超麟，199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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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陈独秀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的问题与张君同志商榷
郑超麟（1994年11月4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张君同志将她提交江津会议的论文《陈独秀出生在什么样的人家》的一个副本寄给我看，我看了。她自谦，引古语“不贤者识其小者”。我却认为讨论的对象虽小，这篇论文却是重要的，至少对我来说是重要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本来接受胡适和章士钊的说法。胡适的说法、论文已引了。章士钊的说法，很少人引用，那是出于他做段执政的教育总长时办的《甲寅》上的一篇文章，那里的两句话，我至今记得，即说：“陈独秀，怀宁世家子，自幼读书有声。”
可是，《实庵自传》发表后，我的看法改变了。陈独秀自已说：他出生于“小户人家”。他自己说自己的“出生”，难道会错吗？
1942年陈独秀死讯传来上海后，汪孟邹要我写《陈独秀传》，他供给我陈独秀的早年的材料。我义不容辞，便拟了一个提纲，其中有一句“陈独秀出生于小户人家”，汪孟邹看了，不以为然，于是，我拿出《实庵自传》给他看，他没有话说，但心里仍不以为然。他的看法是与胡适、章士钊一致的。其实，陈独秀的所有老朋友都持这个看法。
张君同志这篇论文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陈独秀并非出生于“小户人家”。
张君同志为这个多年争执的小对象不惜繁征博引，其中有许多别人难得看见的史料，她由此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这个精神是很可宝贵的，陈独秀一生有争执的事情很多，不仅有小的，也还有大的。这些问题，如果都能用张君同志这个精神去解决，那有多好！
我们看见，自从《实庵自传》发表之后，胡适和章士钊的说法就没有人采用了。许多研究家都采用“小户人家”的说法，唐宝林的《年谱》和任建树的《传》不过照抄而已；李帆群的文章则补充以证据，吴晓的书则以此为基础而加以发挥，其至用《破屋春秋》作为他的书的副书名，好像陈独秀出生于“小户人家”，已经成为颠扑不破的定论了。
读了张君同志论文之后，我明白：我错了，其他一切持“小户人家”说法的人，也都错了。
原来，陈独秀并非出生于“小户人家”。
张君同志的论据具见于她的论文，这里不重复了，读者可以直接看她的论文。
但我在同意她的大结论（陈独秀并非出生于“小户人家”）之下，对于她的结论的某些部分仍有不同意见，此文同她商榷的只是这些不同的意见。
在这个商榷之日，我没有拿出新的史料，我只要同她讨论《实庵自传》的本文。
受了她的论文的启发，我重读了《实庵自传》这段话，因此体会出了陈独秀这段话的真正意义，原来陈独秀已经说了：他并非出生于小户人家！
他在第一章临末时，详论了科举制度在旧社会的重大作用之后，便说了如下几句话：
“我们这一门姓陈的，在怀宁本是个小户人家，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叔父还中了举。”
“小户人家”四字本来有几个意义，陈独秀用的“小户人家”究竟是什么意义呢？应当从这几句话体会出来。我们看他在这四个字之后立即说“绅士们瞧不起”的话，可见，他说的“小户人家”就是“绅士们瞧不起的”人家，那么它对面的“大户人家”就是绅士们瞧得起的了。绅士们怎样才能瞧得起？那就是能出秀才举人（能出进士翰林当然更好）。陈独秀出生前，他家里已经有秀才举人了，绅士们不必等得陈独秀17岁考取了秀才，早好多年就已瞧得起这户人家了。所以陈独秀不是出生在“小户人家”。
如果能够正确理解陈独秀所用的“小户人家”的意义，那么就应当明白：他的祖父和大伯父虽然有“军功”，能“候补”几品的官，这一门姓陈的仍旧是绅士们瞧不起的，尤其在太平天国平定不久之后，“军功”是不值钱的，“候补”也只是空话。
说这个人家“十二世业儒”，绅士们也是瞧不起的，业儒而考不取秀才，那只是“老童生”，只能当“教书匠”。
家里有钱能捐什么前程，能聘先生来家教书，如果不出秀才举人，绅士们仍旧是瞧不起的。钱更多些，就被嗤为暴发户等等。
总之，陈独秀祖父以上仍是“小户人家”，因为都是绅士们瞧不起的。
其实，《实庵自传》说得明明白白，只怪我们读书不善体会而已。
说陈独秀出生于书香世家，也是有根据的，如果不囿于绅士们的偏见，而实事求是看问题，那么“十二世业儒”还不是“书香世家”么？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三日 |
陈独秀的身高问题（郑超麟，1994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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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的身高问题
郑超麟（1994年6月1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大约半年以前，有几个熟朋友或信函或口头问我：陈独秀身体是否矮小？或陈独秀是否有“矮子”的别称？我回答：陈独秀身高中等，也从来没有人在他背后称他为“矮子”。我很惊讶，为什么忽然出现了这个问题？在此前后，我恰好得到光绪癸卯年（1903年）陈独秀在东京同四个朋友合拍的照片，五个人站成一排。最高的是赵伯先，最矮的是周筠轩，其余三人（陈仲甫、潘璇华、葛温仲）一样高。后来看到《世纪》杂志中一篇文章《陈独秀的犯罪记录卡》（作者署名任乌），引1922年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记录陈独秀身高“为1.63米”。中国人身高到1.63米决不能称为“矮子”了。但作者任乌附记说：“偶尔也有人说他身材较矮，甚至有“矮子”之称”。由此可见，不仅我认识的陈学家提出了陈独秀有无“矮子”别称的问题，而且我不认识的陈学家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为什么近来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不理解。但因问题不大，我也不去深究了。
今年3月间一个朋友来看我。他也关心陈独秀。而且当陈独秀住在江津的时候，他也在江津的国立九中读书，且熟悉陈独秀身边的人。我拿《炎黄春秋》今年2月号给他看，其中有靳树鹏写的《陈独秀之死》一文，他看到其中的一段时，忽然叫起来，“确实是何之瑜捣的鬼！”我很惊讶。有人读此文给我听，我记得其中并未提到何之瑜。他于是拿这段话给我看。原来是文中如下的一段话：
“……办完陈独秀葬事后，高语罕把潘兰珍请到自己家里责问她：‘我和仲甫三十多年患难之交，敢说此地居留的一切熟人中没有第二个，为什么他病重不通知我，死也不通知我？’
潘兰珍说：‘这不怪我，是他们捣的鬼。’
‘3月29日江津县国民党党部召开大会，有安徽党人演说，借着老先生在《大公报》上只发表了一半的那篇文章大骂老先生是反革命。他们说，这种辱骂的幕后策动者是你，所以‘矮子’恨你恨得要死！连我，他都不要我理你！’”
这段话内，用引号引出的话，当是靳树鹏从高语罕什么著作中引来的。
我当然听过人读了这段话，但听读毕竟不如自己看。我竟未注意到“矮子”二字。现在明白，近来出现的陈独秀有无“矮子”别称的问题就是从高语罕的这段记载引发的。而其实，这里说的“矮子”，并不是陈独秀而是何之瑜。
我的朋友说：当时在江津的安徽人背后都称何之瑜为“矮子”。第一，因为何之瑜不高；第二，因为安庆人有“矮子多诡诈”的俗语。
原来如此！这俗话其他各地也有。其实，何之瑜并不算矮，他向来也没有“矮子”的别称。1946年他由四川来到上海，住在我家一个多月。一天，他叫我站起来，同他比身高。比后说：“我们二人高矮差不多。”我问他：“为什么要比呢？”他笑而不答。由此可见，他自己也知道安庆人背后叫他为“矮子”。
至于陈独秀和高语罕绝交事，则我早知道了。我也猜到是何之瑜捣的鬼。这三个当事人的性格，我都熟悉。何之瑜来上海后也同我说起过此事，也提到江津国民党县党部开会事。他自然要洗刷自己的责任，但我心里明白。何况日本投降以前，汪孟邹已将高语罕从四川寄给他的信给我看。信中说，他和仲甫的不和是仲甫的一个学生挑拨的。
为什么现在的人会将高语罕的这段话中说的“矮子”理解为陈独秀的别称呢？自然是由于高语罕的文章没有说明白，他把一时一地大家熟悉的隐语当作他时他地的人也是熟悉的，所以没有注明“矮子”是何人。其实，细心的读者不会从文中理解“矮子”是指陈独秀，因为文中潘兰珍提到陈独秀时都说“老先生”，可以由此知道这“矮子”决非指陈独秀。
最后，我要说句公道话，不管何之瑜的动机如何，他排斥陈独秀身边的安庆人，独揽陈独秀丧葬大权，处理陈独秀的遗物，客观效果还是好的。他收拾陈独秀的遗文，片纸只字也不放过，最后编了目录，同王云五订了合同，将全稿交给王云五。至于陈独秀晚年政治著作和书信都自己带到上海，编成一本《陈独秀先生的最后论文和书信》，集资出版，不能够不说他给陈学研究建了功绩（在《与胡适往来通信选》中还保存着何之瑜编的陈独秀著作目录）。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七日 |
郑超麟致信《陈独秀研究动态》（摘录）（199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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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致信《陈独秀研究动态》
（摘录）
1994年5月14日
〔说明〕开头注解是杂志原编者添加的。——录入者注
94岁双目几近失明的郑超麟老人,于今年5月14日来函说：
今日收到《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期，我大吃一惊。我以为第一期是试办的，不会有第二期了。我吃惊，还因为继《鲁迅研究》、《瞿秋白研究》等等之后，竟然还会有《陈独秀研究》。自然它不能与那些得到官方资助的《研究》相比，但“中国金融学院赞助打印”，“安徽教育学院赞助印发”，这类事情，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我和我的朋友，当然无力赞助，但我们似饥似渴地看你们这个不定期的刊物。我们要看的，不是其中某一篇文章，而是全期刊物。可是，我们连复印一期的费用也拿不出来。你能够寄来10本第2期么？请你说明10本的工本费需要多少钱，我立刻寄上。第一期如有存的，也照此办理（编者按：本刊系非卖品，有剩的，可多送一些，但绝不收费，并一般无剩。读者厚爱，十分感激，还望见谅。）
《陈独秀研究动态》第三期1994年9月 |
郑超麟：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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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胡风《鲁迅先生》长文有感
郑超麟
不记得是哪一位西方哲人的名言：著作家有二重生命，他死后，他的著作还能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历史上不乏先例。
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在社会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死后，他们的著作又能指导一九一七年的俄国走上了世界革命的道路，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胡风自然是小而又小的著作家。我被国民党逮捕以前还不知道胡风（张光人）的姓名，出狱后才知道他是鲁迅的一个学生，同鲁迅关系密切；但我在解放后被捕以前从未读过胡风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样一个著作家也能证验上引的「名言」：他死前，一九八四年，写的这篇《鲁迅先生》长文，在他死后若干年，一九九三年，初次公开发表时（见＜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三年第一期）也能在中国社会上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即解决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斗争史上一件公案——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公案。
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前不久，我的老朋友陈其昌，化名陈仲山，写信给鲁迅，并寄了一批托派出版物给鲁迅。鲁迅回答了这封信。信中暗指中国托派为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汉奸。
当时我关押在国民党的监狱中。那里看不到日报，但书和杂志是可以送来的。我在一位「难友」家属送来的一本杂志中看见鲁迅这封答信。
我当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不赞成陈仲山写信并寄出版物给鲁迅，但对于鲁迅这封答信特别反感。鲁迅不是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话么？他不是一向反对国民党御用报刊上常常出现的「卢布说」么？他为甚么自己用「日圆说」来辱骂人呢？他有甚么证据呢？信中唯一的证据就是说：托派寄给他的是「很整齐的刊物」。一个地下活动的党派，难道非接受外国间谍机关收买就不能出版印刷「很整齐的」宣传品么？（何况当时寄给鲁迅的刊物都不「整齐」。我有当时主持印刷工作的林华同志死前写的一篇专讲印刷工作的回忆文章，必要时可以发表。）
鲁迅这封答信贬低了他在我心目中以前的地位。我想，中国文人对于更强大的敌人用的是一种论调，对于更弱小的敌人用的又是另一种论调，由此不必过于苛求鲁迅。
我出狱后，知道陈其昌同志写这封致鲁迅信时，别的同志都不赞成。我又知道有些同志对于鲁迅特别反感，我曾劝告这些同志不必如此。
解放后，鲁讯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被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了。因此全国凡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把「托派汉奸」深刻在心灵中。
我的老朋友楼子春，本是文学青年，崇拜鲁迅的。他解放后定居香港，出版了一本论鲁迅的书，又发表了多篇有关鲁迅的文章。他特别注意鲁迅这封信后附注的「O.V.笔写」，他又从知情人那里知道O.V.就是冯雪峰，又知道「笔写」二字并非常人所理解的「鲁迅口述，雪峰笔录」之意，而简直就是雪峰代替鲁迅拟的这封信，在病榻前念给已经不能执笔的鲁迅听，鲁迅点头，就作为鲁迅的信发表了。
我并不重视这个细节上的区别。这封信，即使不是鲁迅亲笔写的，即使冯雪峰以自己的意思代拟的，但鲁迅听了，点了头，对于此信，鲁迅就应当负全责。
孙文一九二五年在病榻上，自己不能执笔，汪精卫以己意替他代拟遗嘱，念给他听，他点了头，于是就成为「总理遗嘱」。国民党统治下，不是每次开会以前都念「总理遗嘱」么？即使汪精卫做了汉奸，「总理遗嘱」仍照念不误。
可是，胡风这篇长文也有一节专写鲁迅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
原来，鲁迅听了冯雪峰事先替他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他虽然点了头，但只表示基本同意而已。
试看胡风是怎样说的：
口号问题发后，国防文学派集全力进攻。冯雪峰有些着慌了，想把攻势压一压。当时鲁迅在重病中，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好愚蠢的托派相信谣言，竟以为这是可乘之机，就给鲁迅写了一封「拉拢」的信。鲁迅看了很生气，冯雪峰拿去看了后就拟了这封回信。「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冯雪峰拟的回信就是为了解消这一栽诬的。他约我一道拿着拟稿去看鲁迅，把拟稿念给他听了。鲁迅闭着眼睛听了，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
冯雪峰回去后，觉得对口号问题本身也得提出点理论根据来。于是又拟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了。鲁迅显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没有力气说甚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由此可见，这一封信和这一篇文章，说的是同一个问题，是分不开的。这信和文章，据胡风这里所说，不仅不是鲁迅的口述、雪峰笔录；也不是鲁迅起意写的，而是雪峰自己要写，写好再用鲁迅名义发表的。
冯雪峰念那封信给鲁迅听后，鲁迅没有说甚么，只简单点了点头，表示了同意。雪峰念那文章给鲁迅听后，鲁迅照样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但略略现出了一点不耐烦的神色」。
最可注意的，是胡风接下去说的话：
一道出来后，雪峰马上对我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
他的声音惊醒了我，觉得有点意外。
现在我们知道这封有名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怎样出台的了。原来，一九三六年，鲁迅在病榻上已经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都不可能；恰值此时陈仲山的信寄来了，鲁迅看了生气，冯雪峰便拿去看，并不是鲁迅授意之下，代拟这封信，同时又代拟了一篇与此相关的文章，念给鲁迅听。鲁迅听了都不说话，只点了点头，还略略现出不耐烦的神色。随后就以鲁迅口述，O.V.笔录的形式发表了。
鲁迅点了点头，是否表示同意呢？他基本上是表示同意的，但并不全部表示同意。
鲁迅此时需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他正在被人戴上「托派」帽子，而他并非托派，他有必要同托派划清界限。为了表示自己也反对托派，是否非「以辱骂当战斗」不可呢？是否非采用「日圆说」为武器不可呢？
胡风说：「鲁迅在思想问题上是非常严正的，要他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时候绝不可能深思熟虑）的思想观点担负责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
由此可见，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骂代替战斗，用「日圆说」代替「卢布说」，这二方面，鲁迅本人实在不能负责。
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冯雪峰代拟的这封信，被人利用来作反托的宣传，其着重点恰好不是放在鲁迅必须同托派划清界限上面，而是在「辱骂」和「日圆说」上面。
冯雪峰代拟了那封信和那篇文章之后，鲁迅的病情渐渐好转了，能够说话，也能够同别人商量问题。在这个时候，胡风就问他：「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的笑了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原来，鲁迅所谓「语气」是包含文字形式和思想内容说的。
陈仲山的「愚蠢」就在于文学上崇拜鲁迅，而不理解鲁迅的政治思想。鲁迅不会明白中国大革命的争论是非，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略思想争论的是非。这样的人是无法「拉拢」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有几位历史家着文辨明陈独秀井未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每月三百元津贴了。于是冯雪峰代拟的鲁迅这封信便失去了根据。此时有一部分人为了保卫鲁迅，便提出一种说法，即说：鲁迅此信并未实指托派是汉奸，不过在信中警告托派：你们这样滑下去总有一天会堕落为汉奸的。
这样「保卫」鲁迅，是无济于事的。难道鲁迅这封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宣传，以至于编入高中语文教科书中，只为的「警告」托派不做汉奸么？何况毛泽东本人曾经明白说：鲁迅先生说过了中国托派是汉奸（见解放初年胡风在湖北办的一个刊物上转载的一篇毛泽东文章）。
今天，不仅大家都知道陈独秀领取日本间谍机关的津贴，是谎言；而且从《毛选》第二版第二卷第五一六页的一条新注知道，所谓「托派汉奸」只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了。但鲁迅集中这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为甚么会暗指托派是汉奸呢？如果说是警告，托派并没有理会鲁迅警告，而按照自己的方向走去，结果并没有成为汉奸呢？大家还无法解决；幸亏胡风死后若干年初次发表的这篇著作，才替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胡风死后还能以他的著作解决了五十多以来的历史公案。原来，暗示托派为汉奸的话，并非鲁迅自己的意思。鲁迅如经过深思熟虑的话，是否可以同意冯雪峰代拟的那些违反鲁迅自己原则的暗示的话呢？我们还没有证据。
读了胡风这篇《鲁迅先生》长文，顿使鲁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回到了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到这封有名的信以前的地位。
冯雪峰告诉胡风说：「鲁迅还是不行，不如高尔基；高尔基那些政论，都是党派给他的秘书写的，他只是签一个名。」胡风说，他听后感到「有点意外」。我则认为冯雪峰这些话不是贬低鲁迅，而是在我心目中提高了鲁迅的地位，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高尔基毕竟高出于俄国的高尔基。我的残余的爱国主义将会引此以自豪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
郑超麟：谢澹如遗事补记（19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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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澹如遗事补记
郑超麟1993.6.1
《上海滩》今年第四期上有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楼适夷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瞿秋白的房东诗人谢澹如》。有人读给我听，我很兴奋，谢澹如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具有难得的优良品格，值得写出流传后世。他是富家子弟，同当时的革命青年来往，倾向于革命，但非共产党员，却能以身家性命掩护瞿秋白夫妇数年之久，及至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为止。
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适夷的文章写得很透彻，不需要补充了。但他还有另一方面的优良品格却不能不由我这个故人加以补充。
一方面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掩护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另一方面他也是我们的私人朋友，不仅是一般的私人朋友，而且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总而言之，他在政治立场上是靠拢中共的，但他不相信那种所谓「汉奸托派」的宣传。在此宣传之下，他照旧同我们交朋友，照旧帮助我们。
这事要从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说起。上海有一部分革命青年在闸北组织了一个「通信图书馆」，一面求知识，一面进行革命活动。谢澹如参加了这个「图书馆」。他和馆内负责人都很熟，其中有楼建南（即楼适夷）和他的族弟楼少垣（即楼子春），他们都是馆内中共支部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八年，这个支部发生内部争论，一部分人站在斯大林方面，另一部分站在托洛茨基方面。楼适夷和楼子春兄弟分别站在不同的方面。两人在政治上分开了，但兄弟的感情始终保持着。
谢澹如并未入党，并未参加这个中共支部，但支部内部的理论争论及以后的组织分化，他是完全清楚的。在分化中，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楼适夷方面的，但他始终同楼子春保持友谊。一九三八年忽然出现一种舆论，说「汉奸托派」每月接受了日本特务机关三百元的津贴，进行破坏抗战的活动，说得有根有据。可是谢澹如不相信这个宣传，他继续同楼子春往来，他说楼子春不是汉奸，不会作汉奸。
他不仅同楼子春保持友谊，而且通过楼子春结交了王凡西和我。在上海「孤岛」时期，他办了「金星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着作，其中有瞿秋白的著作，也有中共其它作家的著作或译作，也有王凡西和我翻译的各一本小说。前者是法国作家马洛写中国大革命的小说，后者是意大利作家西龙写意大利反对法西斯的故事。他给我们二人的稿酬，在当时形势下是很大的帮助。我们靠这稿酬维持生活，同时也进行政治活动。
日本占领租界，结束了「孤岛」时期。亚东图书馆曾在大革命时期收了两部重要书稿：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的《瞿秋白论文集》，已经排了一部分铜版了。「四．一二」政变突发，停止排版，把两部书稿存入银行的保险箱。日本占领军扬言要检查上海租界所有的银行保险箱，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恐慌起来，急忙把这两部书从银行取出来。取出来后如何处置呢？汪孟邹想不出办法。最后要把这二部书销毁。我恰在他的店里，我说：「你把它们交给我罢，我替你保存。」就是这样，《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论文集》两部书稿，就来到我的家中。我深夜翻阅这两部书稿，不觉毛骨悚然，彷佛陈独秀和瞿秋白的鬼魂就坐在我身边。但我的家怎么能保存这两部书稿呢？于是我去和楼子春商量，要子春去找谢澹如商量。谢澹如满口答应替我保藏这两本书稿，但提出一个条件：须待日本失败，上海光复之后，才能取出书稿。我接受了这个条件。
谢澹如说日本终必失败，上海终将光复的。果真如此。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不久，不待我去索取，谢澹如就通过楼子春将这两部书稿送还我了，那时已没有危险，我也不必送还亚东图书馆，就放在我家里。
可是，好景不长，统治上海的国民党政权又开始露出狰狞面孔了。我家又不安全，我只好将这两部书稿送还亚东图书馆——不是送交汪孟邹本人，而是送交老伙计胡鉴初。胡接了去，我以为事情就也结了，谁知从此发生大波澜。原来，谢澹如把陈独秀和瞿秋白两部书稿都交还我，但他同时告诉他的中共朋友：亚东图书馆保存着一部瞿秋白的书稿。此事，连杨之华也不知道，或事久忘记了。于是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去找汪孟邹讨此书稿。汪孟邹就来找我要此书稿。我说：我早已把陈瞿两部书稿交给胡鉴初了。
可是，胡鉴初生了重病（肠癌）。我交给他书稿时，他已经生病，那时病更加重了，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不仅忘记了书稿存放何处，而且忘记了我曾交还他书稿的事。汪孟邹没有办法，只好回答郑振铎说：书稿是一个伙计存放的，此人已回徽州家中，候他来上海时再去找罢。
不久，胡鉴初死了，上海也解放了。杨之华以为我有意不交出瞿秋白的书稿，于是自己出面写信给汪孟邹，说：你再不交出瞿秋白书稿，我就要陈毅市长向你讨。于是，汪孟邹慌了，便动员全店的人找这书稿。结果，在一个装纸片的白铁箱中找到了陈瞿的这两部书稿。汪孟邹抱着瞿秋白书稿，在店铺的小天井地上跪下来，叩头感谢「祖宗保佑」。杨之华收到书稿后，再写信向汪孟邹道谢，并赠送他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这是后话，而且与谢澹如无关。
现在，我再说一件谢澹如帮助我的生活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抗战后期，出版社紧缩，不收书稿了。我是靠译书为生的，到此，生活没有着落，一家三口没有饭吃，儿子生了肺病无钱医治。谢澹如从楼子春处知道我的困难。便向楼子春表示：他愿意担负我半年的生活，但提出一个条件，即要在这半年内写我的「回忆录」（这意思只是说：他要我在这半年内不要写或译别的书，只要我写回忆录，而不是说：回忆录的版权归他所有）。我是不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多少事情值得写，但在此情形下，我只好接受了这个条件。我想了一个办法，即：以自己的回忆录的形式去写经历的事变，和写别人的事情。原撰写十二章，但写完十章以后，儿子死了，写不下去了。
总之，没有谢澹如的帮助和他提出的条件，今天不会有《郑超麟回忆录》这本书存在。
在这六个月中，我有饭吃了，因此每日也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去进行政治活动了。这一点，谢澹如不会不明白。谢澹如信任他的朋友楼子春，不相信他是「汉奸」，因之也信任楼子春的朋友王凡西和我，认为他们不是「汉奸」。一家三口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没有饭吃，需要他维持生活。汉奸是这样的吗？
谢澹如早死了。他如果活到一九九一年，就可以知道：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看法是对了。就这一年中，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其中第二卷《论持久战》中说到「汉奸托派」一词下，作了一个新注，如下：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见第二卷第五一六页注九）。
原来如此！骂了半个世纪的「汉奸托派」，原来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
中国有一句古话：「流言止于智者」。谢澹如就是这样的智者。 |
记谢澹如（郑超麟，1993年6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记谢澹如
郑超麟（1993年6月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上海滩》今年第4期上有30年代的老作家楼适夷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瞿秋白的房东诗人谢澹如》。有人读给我听，我很兴奋，谢澹如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具有难得的优良品格，值得写出，流传后世。这优良品格，就是：他是富家子弟，同当时的革命青年来往，倾向于革命，但非共产党员，却能以身家性命掩护瞿秋白夫妇数年之久，直至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为止。他完全明白，万一事情败露，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下，他应当担护什么责任。
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适夷的文章写得很透彻，不需要补充了，我也无能力补充它。
但他还有另一方面的优良品格，适夷文章未写，他也不能写，因为不知道事实，或知而不详。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也是应该写出的，否则不能全面理解谢澹如这个不平凡的人物。
他这方面的优良品格，只有我们活到90岁上下的“三个火枪手”能够写，也可以说只有我能够写，因为另两个“火枪手”今天尚滞留在国外。
我要写的，就是一方面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掩护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另一方面他也是我们中国托派的私人朋友，不仅是一般的私人朋友，而且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总而言之，他在政治立场上是靠拢中共的，但他不相信那种所谓“汉奸托派”的宣传。在此宣传之下，他照旧同我们交朋友，照旧帮助我们。
这事要从大革命及其准备时期说起。上海有一部分革命青年在闸北组织了一个“通信图书馆”，一面求知识，一面进行革命活动。谢澹如参加了这个“图书馆”。他和馆内负责人都很熟，其中有楼建南（即楼适夷）和他的族弟楼少垣（即楼子春），他们都是馆内中共支部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1928-1929年，这个支部发生内部争论，一部分人站在斯大林方面，另一部分站在托洛茨基方面。楼适夷和楼子春兄弟分别站在不同的方面。两人在政治上分开了，但兄弟的感情始终保持着。
谢澹如并未入党，并未参加这个中共支部，但支部内部的理论争论及以后的组织分化，他是完全清楚的。在分化中，他的政治立场是站在楼适夷方面的，但他始终同楼子春保持友谊。抗战开始后，1938年忽然出现一场全国性反托运动，说“汉奸托派”每月接受了日本特务机关三百元的津贴，进行破坏抗战的活动，说得有根有据。可是谢澹如不相信这个宣传，他继续同楼子春往来，他说楼子春不是汉奸，不会作汉奸。
他不仅同楼子春保持友谊而已，而且通过楼子春结交了托派朋友王凡西和郑超麟。在上海“孤岛”时期，他办了“金星书店”（出版社），出版了好几本著作，其中有瞿秋白的著作，也有中共其他作家的著作或译作，也有王凡西和我翻译的各一本小说。前者是法国作家马洛写中国大革命的小说，后者是意大利作家西龙写意大利反对法西斯的故事。这两位作家都是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他给我们两人的稿酬，在当时形势下是很大的帮助。我们靠这稿酬维持生活，同时也进行政治活动。
日本占领租界，结束了“孤岛”时期。亚东图书馆曾在大革命时收了两部重要书稿：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的《瞿秋白论文集》，已经排了一部分铅版了。四·一二反动政变突发，停止排版，把两部书稿存入银行的保险箱。日本占领军扬言要检查上海租界所有的银行保险箱，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恐慌起来，急忙把这两部书稿从银行取出来。取出来后如何处置呢？汪孟邹想不出办法，最后要把这两部书稿销毁。我恰在他的店里，我说：你把它们交给我罢，我替你保存。就是这样，《独秀文存二集》和《瞿秋白论文集》两部书稿就来到我的家中。我深夜翻阅这两部书稿，不觉毛骨悚然，彷佛陈独秀和瞿秋白的鬼魂就坐在我身边。但我的家怎么能保存这两部书稿呢？于是我去和楼子春商量，楼子春去找谢澹如商量，谢澹如满口答应替我保藏这两部书稿，但提出一个条件：须待日本失败，上海光复之后，才能取出书稿。我接受了这个条件，谢澹如解决了我的一个困难问题。
谢澹如确信日本终必失败，上海终将光复的。果真如此。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不久，不待我去索取，谢澹如就通过楼子春将这两部书稿送还我了，那时没有危险，我也不忙送还亚东图书馆，就放在我家里。
可是，好景不长，统治上海的国民党政权又开始露出狰狞面孔了。我家又不安全，我只好将这两部书稿送还亚东图书馆，——不是送交汪孟邹本人，而是送交老伙计胡鉴初。胡鉴初接了去，我以为事情就了结了，谁知从此发生大波澜。
原来，谢澹如把陈独秀和瞿秋白两部书稿都交还我，但他同时告诉他的中共朋友：亚东图书馆保存着一部瞿秋白的书稿。此事，连杨之华也不知道，或事久忘记了。于是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去找汪孟邹讨此书稿。汪孟邹就来找我要此书稿。我说：我早已把陈瞿两部书稿交给胡鉴初了。
可是，胡鉴初生了重病（肠癌）。我交给他书稿时，他已经生病，那时病更加重了，他完全忘记了这件事，不仅忘记了书稿存放何处，而且忘记了我曾交还他书稿的事。汪孟邹没有办法，只好回答郑振铎说：书稿是一个伙计存放的，此人已回徽州家中，候他来上海时再去找吧。
不久，胡鉴初死了，上海也解放了。杨之华以为“托派”有意不交出瞿秋白的书稿，于是自己出面写信给汪孟邹，说：你再不交出瞿秋白书稿，我就要陈毅市长向你讨。于是，汪孟邹慌了，便动员全店的人找这书稿。结果，在一个装纸版的白铁箱中找到了陈瞿的这两部书稿。汪孟邹抱着瞿秋白书稿，在店里的小天井地上跪下来，叩头感谢“祖宗保佑”。
杨之华收到书稿后，再写信向汪孟邹道谢，并赠送他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这是后话，而且与谢澹如无关。
现在，我再说一件谢澹如帮助我的生活的事情。
1944年下半年，抗战后期，出版社紧缩，不收书稿了。我是靠译书为生的，到此，生活没有着落，一家三口没有饭吃，儿子生了肺病更无钱医治。谢澹如从楼子春处知道我的困难，便向楼子春表示：他愿意担负我半年的生活，但提出一个条件，即要我在这半年内写我的《回忆录》（这意思只是说：他要我在这半年内不要写或译别的书，只要我写回忆录，而不是说：回忆录的版权归他所有）。我是不愿意写自己的生活的，也没有多少事情值得写，但在此情形下，我只好接受了这个条件了。我想了一个办法，即：以自己的回忆录的形式去写经历的事变，和写别人的事情。原拟写十二章，但写完了十章以后，儿子死了，写不下去了。
总之，没有谢澹如的生活帮助和他提出的条件，今天不会有《郑超麟回忆录》这本书存在。
在这6个月中，我有饭吃了，因此每日也能抽出一定的时间去进行政治活动了。这一点，谢澹如不会不明白。
谢澹如政治上靠拢中共，但不相信“汉奸托派”的神话。他不仅同托派交朋友，而且帮助托派朋友解决个人困难，也是难能而可贵的。至少同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掩护瞿秋白一样可贵。我想起这件事情，便联想到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说的一件故事。
1917年俄国大革命中发动的“七月事变”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群众起来示威，反对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也反对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把持的苏维埃。这次示威被克伦斯基镇压下去了。克伦斯基诬蔑布尔什维克党是德国雇用的“汉奸”，要实行逮捕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列宁躲起来了，托洛茨基入狱。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的工作一时陷于困难。群众中有一部分人为克伦斯基的诬蔑所困惑，以后怎样打开这个局面呢？
在工厂基层活动的布尔什维克问群众：伙计，你们看，我像“汉奸”吗？群众说：你不是“汉奸”，我们相信你也不会做“汉奸”。
但由此，群众就这样推论：布尔什维克党是行动一致的，我们厂里的布尔什维克不是“汉奸”，其他厂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会是“汉奸”，因之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不会是“汉奸”。所以，不久之后，科尔尼洛夫举行叛乱时，群众便听从布尔什维克党，武装起来击退科尔尼洛夫军队对首都的进攻，接着也就推翻克伦斯基政府了。历史证实，布尔什维克党不是“汉奸”。
谢澹如信任他的朋友楼子春，不相信他是“汉奸”，因之也信任楼子春的朋友王凡西和郑超麟，认为他们不是“汉奸”。郑超麟一家三口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没有饭吃，需要他维持生活。汉奸是这样的吗？
这样从一滴水看世界是不是对的呢？
谢澹如早死了。他如果活到1991年，就可以知道：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看法是对了。就这一年，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其中第二卷毛泽东文章中说到“汉奸托派”一词下，作了一个新注，如下：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见第二卷第516页注九9）
原来如此！骂了半个世纪的“汉奸托派”，原来是出于共产国际的一个“错误论断”！
中国有一句古话：“流言止于智者。”谢澹如就是这样的智者。
适夷文章说，澹如本名“旦如”，晚年才改为澹如。他是猜想的。我也是出于猜想，以为他原名是澹如，取古语“人潜如菊”的意义。“澹”“淡”可以通用，古音都读dam，后来失去闭口韵，成为dan。写成“旦”，那就音义不同了。
一九九三年六月一日 |
鬓霜初偿苏州梦（郑超麟，1993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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鬓霜初偿苏州梦
郑超麟（1993年4月12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童年时，即在辛亥革命以前，常听故乡父老说起苏州和杭州。为了同我们的偏僻小县相对照，他们竭力描绘繁华的都市。他们认为世界上最繁华的莫过于苏州和杭州。于是他们说了许多有关于这两个地方的故事，竭力说明如何繁华的。这些故事，一部分是出于旧小说的，一部分则是从他们的前辈听来的。最后，他们总要归结为一句成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好像整个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更繁华了。他们自己未曾去过苏杭，所说的是从前辈听来的。他们羡慕苏杭，并不减于伊斯兰教徒羡慕麦加。但我们小孩子听了他们的故事，却留下深刻的印象，都想将来去苏杭玩玩。
小孩子长大了，进洋学堂读书了，知道“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应数纽约和巴黎，至于国内，当时的上海也比苏杭繁华。故乡有个老先生捧着上海新出版的《海上繁华梦》看得津津有味。他虽然没有将小说的内容说给我们听，但书名可以表示苏杭的繁华比起上海来逊色了。不过，我们小孩子仍旧是向往苏杭的。
我自己后来去了法国。在那里“勤工俭学”，也多次逛了巴黎，觉得“世界花都”也不过如此。回国后长住上海，内心仍不忘记苏杭。虽然近在咫尺，但时值“大革命”，没有心思，也没有机会去游“天堂”。革命失败后，工作并不轻松，更无机会了此夙愿了。
1931年，革命失败后四年，被国民党政权逮捕入狱，我以为这个“夙愿”同我其他更重要的理想一齐化为泡影了。
可是，出乎意外，我却来到“天堂”，在杭州和苏州的热闹街道上步行，而且在两地都住宿了几十日。了此“夙愿”了吗？要知道，那是带着脚镣手铐在繁华街道上步行的，而住宿的地方守卫森严，是不能自由出入的。
我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判了十五年徒刑，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中。1932年，“一二八”战争突发，国民党政府害怕犯人暴动，便将全监犯人送去杭州关押。我们带着脚镣从漕河泾步行到新龙华，上火车去杭州；到杭州下车后再步行穿过市区，进入杭州军人监狱。军人监狱住不下，我们后面的犯人便住在西湖边昭庆寺一个佛殿，住了个把月。上海战争尚未停止，我们这部分借住佛殿的犯人，又被解往苏州军人监狱关押了。此次，是用大卡车载去拱辰桥，上轮船沿运河去苏州盘门外军人监狱。轮船后面有炮艇护送着。我们虽然带着脚镣，却得浏览江南运河的风光，特别是快到苏州时，看到“宝带桥”的壮丽景色。那么长的古桥，我生平未见过。当时我误以为这就是宋人诗词中说的“垂虹桥”呢，更激发了思古的幽情，直至前几年，我才认识了这个错误。
在苏州军人监狱也住得不久。5月间，有一批犯人要解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关押，苏州监狱乘机把有不守监规记录的犯人解出去，我也在其内。此次是每两个犯人共用一副脚镣，一副手铐徒步从盘门外经过阊门外街道走到火车站的。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一直关押到抗日战争爆发时，才得出狱。
带着脚镣手铐，不能说游历了“天堂”。我曾将此意告诉我的苏州朋友和杭州朋友。
我的一个苏州朋友在苏州办了一个学校，解放后三年，1952年春节约我去苏州过年，就住在学校内。此时，我可以暂离上海了，便趁这个机会，真正了此夙愿。
学校中有五六个同事陪着我游览一天市区，又游览了一天虎丘。
在市区，我还游览了几个有名的花园，而且游览了几条有名的街道。我在一条大街的一个巷口看着牌子上写“专诸巷”，不觉一震。我没有进去看看：哪个屋子是专诸的家，也许只是以“专诸”为巷名而已。但我立刻想起了：这里就是阖闾和夫差的吴国的古都，想起了童年时在老家戏台上演的《鱼肠剑》的戏。我又在一条大街的岔路口看见一个牌子，指示：从此可去沧浪享。原来沧浪亭就在这里！少时在一个古文选本中读过北宋苏子美的《沧浪亭记》。原来，我不是游苏州，而是置身于中国历史中了。
在虎丘，我这个感觉更浓厚了。从山脚上去，半路上看见“真娘墓”，立刻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上到山腰平地上，看到了向“生公说法”点头的顽石，又看见剑池，知道池水底下埋着阖闾的尸骨。何时能排去池内的水，将阖闾的尸骨和殉葬品发掘出来呢？可惜，在山上找不到有名的“五人墓”。在归途中，我入城后有意走“西北街”，穿过“桃花坞”。那里不仅以年画著名，而且有《三笑》故事中的唐伯虎的住宅。但我看不到那座“一颗印”形状的屋子。
可惜，我没有时间去访寻俞樾和章炳麟的家，更没有时间去访寻冒辟疆初会、再会童小宛的地方。
这次总算是了却夙愿了，我能自由自在在“天堂”的街道上走路。我还未去杭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苏州更比杭州重要。人家总说“苏杭”，没有说“杭苏”的。
论繁华，今天苏杭自不如上海远甚。那时陪我出游的一位教师说：最热闹的观前街也只能与上海的长寿路相比。但上海不能给我以置身于中国历史的感觉。
就在我春节游历苏州的同一年，即1952年，冬至日，我又被捕入狱。此次没有判刑，但关押了27年，才能出狱。在监狱内，除“政治学习”之外，有用不尽的时间，而且一个人独居一室，时间更多，我学会了填词。
我填了一首《摸鱼儿》词，记从杭州押解到苏州的历程。
纵多回，人间换世，江南依旧佳丽。少时羡慕苏杭好，说与天堂相似。曾系寄，带铁索鎯铛，共步苏杭市，运河景美，记炮艇护航，囚徒押解，船过太湖外。
松陵路，亲见长桥横水，波光山影明翠。追思张翰秋风兴，顿忆蒪羹滋味。生此地，惜时值中春，未见琼丝缀，相思梦里。愿一舸秋游，豉盐拌莱，数箸且尝试。
按词中“松陵路，亲见长桥横水”句是错误的。松陵路的长桥，即“垂虹桥”，现今所见的“宝带桥”，并不在松陵路，距离甚远，系后代的建筑。我有一首七绝题宝带桥邮票“千年绝景说垂虹，掩映山光水色中。桥畔三高祠在否？陶朱张翰陆龟蒙。”也误宝带桥为垂虹桥。这都是不熟悉苏州掌故所致。
我又填了一首《小重山令》，记1952年春节游苏州事。今录此词于下，以结束本文：
历历从头数昔游：三生花草梦，在苏州。当年曾此作羁囚，明眸远，皓齿去悠悠。
重至鬓霜稠，从群游旧苑，上高丘。就中最忆一盟鸥，亭亭立，塔影共沉浮。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二日 |
我与《向导》周刊（郑超麟，1993.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我与《向导》周刊
郑超麟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1993年第1期第159-162页
时间过得飞快。回忆《向导》周刊第一期拿在我手里时的情景还犹如昨日，可是距今已经70年了。当年我们刚在法国成立“少年共产党”，并整顿了组织，划分了小组，约4个月后就接到国内寄来的《向导》周刊第一期。当时我们大家都看了，并进行了讨论。以后接连收到了续出的各期。
次年，1923年，我们一部分人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能更快地收到国内寄来的《向导》周刊，阅读也更方便。到1924年上半年，旅莫斯科支部组织一部分同学给《向导》写稿。我记得当时有好多人写了。我那时经常看《人道报》、也凑了一篇文章，论述当时法国政局的变迁，不意竟在《向导》上发表出来。好多研究的人以为我1924年上半年已经回国，其实文章是从莫斯科寄回来的。
我是在1924年9月底回到上海的。这时《向导》创刊已有两年了。我一到上海，便被中央分配任中央宣传部秘书。我的工作首先是做校对《向导》的工作，其次是管理印刷和发行。总之，是技术性的、事务性的工作。当时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都在上海。他们写文章，我剪报，供给他们资料。有一天，《向导》主编蔡和森找我，说这期《向导》字数不够，要我写一篇文章去“补白”。当时我理解他这是在考我，因为平时碰到这样情况，他总是要向警予写篇短文，用“振宇”笔名发表（有时他自己写短文，也用“振宇”笔名）。我作了篇短文，署的是真名，想不到蔡和森采用了我这篇短文。从此，需要“补白”时他就来找我。我有时也化名“马道甫”（我的俄文名是Marlotov）冒充读者投稿，评论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对于大的政治问题我还不敢写文章，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复杂，我自己也说不很淸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不久，蔡和森就按原定计划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向导》归谁编辑，中央没有及时作出决定。照理应归四届中央选出的宣传部长彭述之负责，可是彭述之此时正因伤寒病住在医院里。我只好以宣传部秘书身份挑起这个担子，做了《向导》的实际负责人。直到1927年春中央迁去武汉的时候。1925年中秋后，彭述之病愈出院，但他仍不管《向导》的具体编辑事务。起初是我把稿件编好后送给他审阅，他有时看看，有时就不看。以后，我编好就直接送给印刷厂，不再请他过目了，但《向导》主编还是彭述之。他信任我，把全权付托给我；其他的领导人也同样信任我。总之，我没有听到对于《向导》编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解放后才听到不满意的话）。
在我编辑《向导》时期，有两件事是值得说的。第一，读者来信。真正的读者来信，都是我回答的，周报上署名“记者”的答复就是我写的。但有一个例外。陈独秀发表了反对北伐的文章以后，张静江以“国良政府主席张人杰”的名义，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向《向导》编辑部提出抗议。此信，则是陈独秀回答的，所用的“记者”不是我，而是陈独秀。
第二，就是上面提到的解放后对于我主编时期的《向导》的责难。有人提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时，往往要骂几句《向导》，说它拒登毛泽东此文；或者说它只登了半篇，而删去另外半篇。人们为此都把罪过归于陈独秀或彭述之。我要说明的是，这与陈独秀和彭述之无关。如果这里有什么“罪过”的活，应当由我担负，因为当时的删削之权在我。
《向导》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来自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作的报告。秘书处认为值得发表的就交给我，我再改头换面使之成为一篇“地方通讯”。改造后的文章不能太长，因为本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文章要发表。过去有人问我时，我说忘记了是否秘书处交来时关照过毛泽东此文某一部分必须删去。现在想起来，不会有此关照，因为此文删去的是后半部的“十四件大事”，而非前半部。对于农民运动的评价，有争议的恰好是前半部，而非后半部。我们当时并不像解放后那样，把毛泽东看作“神”，看作“人民大救星”，把他的著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
《向导》在上海出版的最后一期，仍是我编的，迁去武汉后就不要我过问了。那时是瞿秋白主编，我则调出中央去湖北省委工作。“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已确定下台。瞿秋白决定把我调回中央，首先要我恢复《向导》的出版工作，可是当时已无法恢复了。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我也奉命去恢复出版《向导》，并被任命为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此委员会共5人，有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和我。这个委员会是虚设的，真正做事的人只有瞿秋白和我，外加几名工作人员。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我提议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再用《向导》这一名称，应当改为《布尔什维克》。瞿秋白同意了我的提议。
大家都说：《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央机关报。这话，在事实上说，是对的，但《向导》初创时仅仅作为某一部门中央工作的刊物，明白地说，就是用来“向导”国民革命，“向导”国共合作的。初创时，只谈国民革命，而不谈社会主义，不谈世界革命，不强调阶级斗争，另外出版的《新青年》被作为“理论机关报”。
其时，中央还准备出版一个“政治机关报”，但直至大革命失败，也未曾办起来。 |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郑超麟，1992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纪念《向导》创刊七十周年
郑超麟（1992年9月5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回顾过去，时间过得飞快。《向导》周报第一期拿在我手里时的情景还犹如昨日，可是距今已经七十年了。当时，我们刚在法国成立“少年共产党”，并整顿了组织，划分了小组，约四个月后就接到国内寄来的《向导》周报第一期。当时我们大家都看了，都进行讨论了。以后接连收到了续出的各期。
次年，1923年，我们一部分人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收到国内寄来的《向导》更快，阅读也更方便。又次年，1924年上半年，旅莫斯科支部组织一部分同学给《向导》写稿，好多人写了。我那时看《人道报》，也凑了一篇文章，论述当时法国政局的变迁，不意竟在《向导》上发表出来。好多研究的人以为我1924年上半年已经回国，其实文章是从莫斯科寄回来的。
我回到上海，是在1924年9月底，距离《向导》创刊也有两年了。我一到上海，便被中央分配任中央宣传部秘书。首先是做校对《向导》的工作，其次是管理印刷和发行。总之，是技术的、事务的工作。当时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都在上海。他们写文章，我剪报，供给他们资料。有一天，《向导》主编蔡和森找我，说这期《向导》字数不够，要我写一篇文章去“补白”。这是他试验我。平时碰到这样情况，他总是要向警予写篇短文，用“振宇”笔名发表（有时他自己写短文，也用“振宇”笔名）。我作了篇短文，署的是真名，想不到蔡和森采用了我这篇短文。从此，需要“补白”时，他就来找我。我有时也化名“马道甫”（我的俄文名是Марпотов）冒充读者投稿，评论一些不重要的问题，对于大的政治问题，我还不敢写文章，。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太复杂，我弄不清楚。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之后不久，蔡和森就按原定计划去北京西山疗养了。《向导》归谁编辑，中央没有决议。照理应归四届中央选出的宣传部长彭述之负责。可是彭述之此时正因伤寒病睡在医院。我只好以宣传部秘书身份挑起这个担子。中央没有决议，宣传部长没有委托，我不明不白地做了《向导》的主编。从五卅运动起直到1927年春，中央迁去武汉的时候。因为1925年中秋后，彭述之病愈出院，他也不管《向导》编辑的事情。起初，我把报纸编好，送给他过目，他有时看看，有时就不看。以后，我编好，就直接送给印刷厂，不给他过目了。但《向导》主编的名义，还是彭述之。他信任我，把全权付托给我。其他的领导人同样信任我。总之，我没有听到对于《向导》编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解放后才听到不满意的话，此事后面要说。）
在我编辑《向导》时期内，有两件事是值得说的。第一，读者来信。真正的读者来信，都是我回答的，“记者”就是我。但有一个例外。陈独秀发表了反对北伐的文章以后，张静江以“国民政府主席张人杰”的名义，写了一篇正式的信向《向导》编辑部提出抗议。此信，则是陈独秀回答的。所用的“记者”就不是我，而是陈独秀。如此，在“读者之声”栏内，把“国民政府主席”和名不见经传的读者放在一个平面上来回答，不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如何反应？第二，就是上面提到的解放后对于我主编时期的《向导》的责难。有人提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时，往往要骂几句《向导》，说它拒登毛泽东此文；或者说它只登了半篇，而删去了另外半篇。人们为此都把罪过归于陈独秀或彭述之。但如果这里有什么“罪过”的话，就应当由我担负，与陈独秀和彭述之无关。因为删削之权在我，而不在他们两人。
《向导》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就是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作的报告。秘书处认为值得发表的，就交给我，我再改头换面成为一篇“地方通讯”。改造后的文章也不能太长，因为本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文章要发表。过去有人问我时，我说忘记了是否秘书处交来时关照过毛泽东此文某一部分必须删去。现在想起来，不会有此关照。因为此文删去的是后半部的“十四件大事”，而非前半部。对于农民运动的评价，有争议的恰好是前半部，而非后半部。我们当时并不像解放后那样，把毛泽东看作“神”，看作“人民大救星”，把他的著作看作神圣不可侵犯。
《向导》在上海出版的最后一期，还是我编的，迁去武汉后就不要我过问了。那时是瞿秋白主编，我则调出中央去湖北省委工作。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已确定下台，瞿秋白决定把我调回中央，首先要我恢复《向导》的出版工作，当时已无法恢复了。中央迁回上海之后，我也奉命去恢复《向导》，并被任命为一个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此委员会共5人：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这个委员会是虚设的，真正做事的人只有瞿秋白和我，外加几名不见于委员会工作人员。这个真正的编辑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时，我提议：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不应再用《向导》的名称，应当改为《布尔塞维克》。瞿秋白同意了。
在这个纪念《向导》的会议上，我只要谈事实，不要谈理论，不要谈评价。说到名称问题，就不能不稍微离开这个原则。
大家都说：《向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的中央机关报。这话，在事实上说，是对的；但《向导》初刊时仅仅作为某一部门中央工作的报纸，明白说，就是用来“向导”国民革命，“向导”国共合作的。初刊时，只谈国民革命，而不谈社会主义，不谈世界革命，不强调阶级斗争。中央另外出版《新青年》，作为“理论机关报”。还准备出版一个“政治机关报”，但直至大革命失败，也未曾办起来。
我上述的“提议”就是针对此点而发的。瞿秋白明白，他听了立即同意。“国民革命”已经失败了，还“向导”什么？瞿秋白也立即同意我提出的中央机关报的新名称——《布尔塞维克》。这个新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那时，瞿秋白的思想同我相近，他同我容易合作。可是后来，共产国际仍旧强调“民主革命”，瞿秋白跟着走，以致他和我的思想愈隔愈远了。
这方面还可以发挥，但我不愿意再说下去了。
谢谢大家！
一九九二年九月五日 |
向青：托洛茨基的遗产不可抛弃——对《一九九二年提纲草案》的几点批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托洛茨基的遗产不可抛弃
——对《一九九二年提纲草案》的几点批评向青
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迅速崩溃，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是一个政治上和思想上非常严重的考验，对于尊崇1917年俄国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派和托洛茨基派）尤其如此。倘若说89年以来的事变已经在他们之中造成危机，也不算过分。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的倒台，并不使托派感觉意外或尴尬，因为早在差不多60年前，托洛茨基已经指出苏联政权已经堕落成为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官僚反动政权，工人阶级为了继续前进，必须用政治革命推翻它。而东欧各国在二次大战后所成立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政权，不过是苏联官僚政权的延长或者翻版。但是现在苏联和东欧并不是斯大林主义政权被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取代，而是走上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连工人阶级都没有明显地反对这条复辟道路。一时之间，社会主义破产，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万岁的呼声传遍世界。这是相当出乎社会主义者（连托派在内）意料之外的。对于这现象，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能够有这样的声势，那些仍旧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人们自然有责任提出解答。事实上，各派社会主义者，包括各式各样宣称继承托洛茨基思想传统者在内，已经陆续提出许多意见。本期《新苗》所发表的《一九九二年提纲草案》就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托派人士的见解。新苗社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绝顶重要的问题，而且，即使在托派圈子里面，也免不了会有各种不同见解的争辩，所以乐于马上把它发表，尽管新苗社内没有人同意这提纲的主要见解。
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秘密
这提纲认为现在最需要社会主义者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二次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能有20年奇迹般的发展。我也同意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苏联和东欧巨变发生之前许多年已经引起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注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提了出来。《提纲》说这问题「无人重视，无人解释」，是与事实不符的。
长波理论对于解释战后的大繁荣有很大帮助。根据这理论，战后大繁荣时期恰恰是由于遇上一次发展的长波。
提纲作者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主要原因，是「世界市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反而膨胀起来了」。胀到哪里去呢？胀到许多落后国家去，就是去取代「世界上广泛存在着」的「前资本主义生产」。落后国家里面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过去也有，而且更广泛，为什么到二次大战后才成为资本主义扩展的场所呢？提纲的解答是：「以前，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旧殖民主义』，即片面地结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以榨取当地的财富，既不利于当地原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当地的资本主义化。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新殖民主义』即让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起来，全面地或较为全面地发展生产，一面加速资本主义化，一面也尽可能地发挥前资本主义的潜力。于是资本主义又可以从前资本主义吸取养分了。」由此看来，他认为关键在于帝国主义者改变政策，抛弃「旧殖民主义」，采取「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效果是否真正如所描述那么美好，这点姑且不论。但为什么帝国主义以前只实行旧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后变成实行新殖民主义呢？是不是简单因为帝国主义者变聪明了呢？如认为是，这种见解比认为科技发明促成繁荣的见解有什么高明之处呢？如认为不是，作者为什么不作进一步的解答？
我们知道，殖民地的纷纷独立，有助于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大繁荣，这是世界学术界普遍承认的。但是，首先，一般认为，这不是战后大繁荣唯一的原因或者主要的原因。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中有一个显著的新现象，就是落后国家市场的重要性相对降低，先进国家内部市场的比重提高。因此，提纲的解释是太不充分了。其次，帝国主义采取新殖民主义政策，并非出于主动，而是战后遍及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所逼成。而帝国主义之不能压倒民族解放运动（有些地方，如中国、越南、古巴，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又同苏联的存在和强大，以及西欧的革命危机大有关系。对于这两个因素，提纲作者完全忽视了。在他的理论中，彷佛20年代之后世界上一直就没有革命浪潮，更没有反资本主义的任何革命胜利。
长波理论的见解
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有些多少采纳了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家）现在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有一种「长波」的规律。所谓「长波」，是指25年左右循环一次的发展与停滞的交替，与马克思明显指出过的大约7年循环1次的那种波动不同。长波的理论对于解释战后的大繁荣有很大的帮助。根据这理论，战后大繁荣时期恰恰是在一次发展的长波中。关于长波的具体解释，有各派不同的学说。我认为其中曼德尔的学说最完善。他综合了经济和政治的因素，认为长波不是纯粹经济的规律。比较起来，提纲作者的那种理论显得太片面，太脱离现实了。
现在全世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叛徒都在强调说战后历史说明资本主义还有发展的余地，因此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后来「以俄为师」的革命都是错误的。虽然提纲的作者的结论与他们不同，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立场，而且认为十月革命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不幸他所有关于战后资本主义的新见解，在逻辑上都只能促使读者同意那些叛徒的结论，而不是反对他们。
新阶级还是官僚层？
提纲的前半部说明作者关于苏联的性质的见解。这位老托派在这里直言不讳地表示反对托洛茨基说苏联是堕落工人国家的见解。他所提出的反对理由，没有一点不是托洛茨基早已反驳过的。他所指出的苏联丑恶现象，没有一点是人家不知道或者用「堕落工人国家」理论无法解释的。所以，从他所有的论据看来，他的争论最多不过是名词之争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他那种理论的致命弱点，是既不能解释世界政治上许多极为严重的敌对或友好的关系，又缺乏长远的历史眼光。按照他的理论，苏联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工人国家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是在20年代，而不是现在。但是，无论帝国主义统治者还是起来向资本家斗争的工人，或是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从1917年10月一直到80年代之末，都认为苏联一直是资本主义的敌人，最近这两三年才变成朋友了。所以，他那理论既不能帮助人们了解现实世界，又不能帮助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策略，对于世人是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另方面，托洛茨基早已指出，如果斯大林主义统治集团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的统治就应该在世界历史上占据一个时代。如果认为不会有这样一个时代，就不该承认它是一个新的阶级。因为阶级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东西，它是最基本的社会大集团，在某种生产关系里面有深刻的基础。今天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已经破产，总共只在世界一小部份存在了几十年，恰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到了这时候还要坚持说它不是一个官僚层，而是一个新阶级，我真奇怪这位托派老前辈为什么把托洛茨基的宝贵遗产这么随便抛弃！
提纲作者认为，八一九「事变本身，以及事变以前长时期的苏联形势的演变反而证明了『政治革命』决不能使苏联重新走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所开辟的航路」。现在的事实是，托洛茨基所盼望和争取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发生，根据这个事实，倘若说证明了那种政治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这见解不论是否正确，至少是一个合理的提法，很值得讨论。但作者的意见居然是：这个事实证明了，如果托洛茨基所盼望的那种政治革命发生了，也「不可能」重新开辟社会主义道路。这真是莫测高深的逻辑！倘若有人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并没有发生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在欢呼而且协助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工人阶级革命不可能使西方世界走上社会主义的航路，提纲作者是否同意呢？
至于苏联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而且由官僚统治层亲自去实行，那是托洛茨基早已看到，而且清清楚楚地写在许多著作中的，例如《被背叛的革命》书中，托氏并非认为苏联是确定地正在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他说「苏联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既可能向前走向社会主义（那必须经过反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也可能倒退回资本主义去，而官僚层的本性是要同化于资产阶级的。凡是仔细读过托氏著作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些。
1992年8月31日 |
郑超麟：1992年提纲草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1992年提纲草案
郑超麟
（一）1991年8月19日斯大林派的最后一次反扑很快失败以后，苏联便灭亡了。一个统一的联盟国，一个超级大国，瓦解为15个共和国，每个国家都宣布独立，其中，有些国家发生国内战争，有些国家发生互相战争。无论哪一个国家都乞求资本主义世界的援助，──不仅乞求「人道主义」的援助，而且乞求援助它们如何恢复私有财产。
于是全世界大呼：「社会主义破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了！」
世界上各种政治派别中，唯独我们托洛茨基派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破产。
可能有其它的派别也能跟着我们说这样的话，但他们是理不直，气不壮的。例如，戈尔巴乔夫，这个掘墓之人，不久之前也曾说：此次破产的，不是社会主义，只是斯大林主义。但戈尔巴乔夫，最后一任斯大林主义的「教皇」哪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呢？他以及所有信奉「一国建立社会主义」教条的人，都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他们都是把斯大林当政的苏联，以及一切仿效苏联的制度的国家都称为「社会主义」──不管是称为「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初级的」社会主义，同样，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派别，善意地或恶意地，也都称苏联及其它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为「社会主义」，他们今天也没有资格像我们这样说话。
唯有我们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因为托洛茨基最早提出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反对1924年秋斯大林提出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为根据的。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第19个问题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思想。
至今将近70年，我们托洛茨基派始终坚持托洛茨基这个理论，没有动摇过。「斯大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说了将近70年的老话。这个老话此次得到证实了。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这是我们托洛茨基派的强点。我们应当永远保持这个强点。
斯大林主义是什么？
（二）反之，对于斯大林主义（即苏联及其它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制度）的正面定性，则我们的传统的说法是一个弱点。
斯大林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始就有不同的意见。占优势的，是托洛茨基坚持的意见，即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意思就是说：苏联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工人阶级掌握着政权，大的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不过这个工人国家被「官僚」把持了。托洛茨基主张在苏联进行「政治革命」，即不触动苏联的社会基础，只要排除「官僚」在政治上的把持，就可以过渡到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主义去。
此次的事变恰恰没有证实托洛茨基这个理论。苏联发生了革命，政权很轻易地从这一部分「官僚」转移到另一部分「官僚」手里；群众跟着这另一部分「官僚」走。这另一部分「官僚」不仅不向社会主义前进，而且公开号召「私有化」，请求资本主义世界教导他们如何恢复「私有化」。
此次的事变不仅未能证实托洛茨基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理论，而且事变本身，以及事变以前长时期的苏联形势的演变反而证明了「政治革命」决不能使苏联重新走上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所开辟的航路。
（三）列宁死后至今将近70年，托洛茨基死后至今也已50多年。在这半个世纪中，世界发生了事件，为他们所未曾看见和预料的。他们的学说和理论，在当时有争议的，经过这些重大事件检验之后，证实了的，当然很好；尚未证实的还要等待新的事变来证实，已经证明为错误的也没有什么奇怪。列宁说过：「一般的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狡猾，──这是不言而喻的。」（《左派幼稚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后代人纠正我们的错误，会更多于我们纠正前代人的错误。
列宁和托洛茨基生前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有好多实例，这里就不必列举了。
托洛茨基如果活到现在，看到他亲手参加缔造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如此下场，也一定不会坚持他的「堕落的工人国家」理论的。
我的见解
（四）此次事变明显证验苏联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其实，在此次事变以前甚至从30年代公开审判的3大冤狱算起，已有明显事实，说明苏联已经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了。苏联的工人阶级毫无政治权利更谈不上是国家的主人。苏联的政权操纵在一个新的阶级手里，所有的生产资料，美其名曰全民公有，事实上是国家所有，因之这个「国家」本身归于这个阶级所私有。这个阶级实行的，不是个人私有制，而是集体私有制，即整个阶级占有，整个阶级管理全国的生产资料，因之能够施行中央计划生产制度。由此给人以「社会主义生产」的假像。但这是一个阶级的社会。阶级分化，阶级剥削，阶级压迫，比资本主义世界更加明显。社会上，除那个独占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阶级以外，一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它的人都是被统治的和被剥削的阶级。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自然发展下去会出现这样一个社会：生产集中和集合结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后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公司，而管理生产的不是资本家，而是雇员。他们就是国家的主人，国有企业的主人。但从事实上说，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已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了。唯有一个大国，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培养了政治和经济的干部。可是革命受了挫折，不能向其它大国发展，于是这些管理政治和经济的干部便独立起来成为一个阶级，独占了国家权力和生产资料，于是假借社会主义招牌，统治和剥削。
他们不是「官僚」，「官僚」本身不是阶级，只是为某一统治和剥削的阶级服务的人员。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统治和剥削的阶级。
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总之，斯大林主义不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产物，乃是一次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浪潮经过失败后的产物。如果要问它姓究竟姓「资」？姓「社」？那就应当回答：它决非姓「社」。就它的统治和剥削的本质来说，它是姓「资」。
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评》中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共同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笼罩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停止了」。由此可见，生产的集体性和计划性并非社会主义所专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股份公司就有集体性，发展到托拉斯又有计划性。至于私有财产，则斯大林主义并未废除，不过废除个人私有为阶级私有而已。
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能用常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子去套的。
娜塔丽亚．塞道瓦同志在托洛茨基死后就已宣布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却不知道她所说的是哪一种「国家资本主义」。
为何斯大林主义迅速破产？
（五）斯大林主义的破产，至少破产得如此突然，如此之可笑和可耻，又同近几十年来另一件重大事变有关系。这就是第二次世界战争后资本主义的出人意外地大发展。
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经过几年恢复创伤的时间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力突然空前发展。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许多国家，生产剧增了，销售通畅了，失业锐减了。在70年代中期，报纸上常常有文章，说最近20年世界科技的发明超过过去2千年，而科技发明又能迅速地，平均5年，就能应用于生产。特别在远东，日本从失败国迅速恢复，迅速发展为经济大国。日本之外尚有四小虎（又称四小龙）创造了奇迹。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趋势减慢了，报纸上欢呼的文章不见了，但发展趋势并未停止。最近，报纸上有这样的说法：过去40年，世界上的生产增加了40倍，「二十年等于二千年！」「四十年增加四十倍！」这是十分惊人的。这是自有人类以来未曾出现过的。这就可以说明：斯大林的苏联，世界二个超级大国之一，为什么如此容易破产。
两种国家集团之间的斗争，胜负最后取决于双方所代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世界所代表的，是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本身自然发展而成的生产方式。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所代表的，也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不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而成，乃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浪潮不幸失败的产物。在50年代资本主义奇迹般发展以前，这二种不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孰优孰劣，很难判断。我们看见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一次特大的经济危机，而实行特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却能发展经济，实行5年计划，在草原上建立好多座城市，以此造成假像，使人信为它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后恢复创伤时期苏联的经济，也还可以同资本主义世界竞赛。可是，从50年代起就不同了。「二十年等于二千年」的奇迹只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虽然也有发展，但不能相比了。这种形势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提高，首先影响了那个新阶级的提高。这些管理国家和经济的干部，同资本主义世界同类的人比较一下，觉得自己的物质享受太低了；自惭形秽，于是产生了「改革」的思想，宁愿抛弃那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采用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果出现了1991年8月事变。
为何资本主义在战后有长足发展？
（六）20世纪下半期为什么会出现「二十年等于过去二千年」那样的发展奇迹？──这是当前最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解答这个问题，可是，我看不到有什么人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为什么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这20年间，科技的发明会超过过去2千年？为什么这些发明很快便能应用于生产？使得最近40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增加40倍？
一般人是不会提出这些问题的。如果有人问起；他们就要简单回答：生产的发展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明，科学技术发明则是由于教育发达，开发了人类的聪明才智。
但马克思主义者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回答。马克思主义是以「市场需要」来说明历史上以蒸气机发明为中心的那次科技革命。不是蒸气机造成了世界贸易，而是世界贸易的需要促使了蒸气机的发明。自然，蒸气机及其配套机器发展了生产之后，也扩大了世界贸易但世界贸易扩大又能成了新的科技发明，等等。不过，世界市场是有一定范围的，不能无限地扩大下去。本世纪初年，世界市场趋于饱和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生产的商品眼看销不出去，于是资本主义结构由自由竞争改变为垄断，再进一步采取战争手段，争夺世界市场。列宁说得没有错：在帝国主义时代，即使有很好的科技发明，垄断资本家也宁可把发明权买来，锁在保险箱里，而不用于生产。因为生产已经过剩了。
这就是说，如果资本家能够采用科学技术的新发明，来发展生产，那就不是因为人类的聪明才智能发明什么新的科学技术，而是因为第一次世界战争，已经萎缩的世界市场，到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反而膨胀起来了。
（七）现在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就在这里。
既然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解答，我就尝试做这个工作。
我想起了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她是拿这个理论来解释帝国主义和第一次世界战争的。她分析了《资本论》第2卷中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发现其中列出的某种部类的商品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销售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能够周转，则是因为同时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生产。那些部类商品，在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销售的，在同时存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却能销售。由此卢森堡作出结论说：如果前资本主义生产不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就不能周转，因之就要灭亡了。
卢森堡以为她那时的世界上前资本主义已经残剩不多了，因之资本主义生产也快到末日了。历史证明她这个结论是错的。事实证明前资本主义生产今天仍广泛存在。资本主义世界最近40年生产增加40倍的奇迹，正是由于世界上广泛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前资本主义的怀抱中产生的；又是在前资本主义的怀抱中长大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一面吸收前资本主义生产的养分，一面消灭前资本主义生产；到了前资本主义生产消灭了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也就跟着消灭了。
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前，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旧殖民主义」，即片面地结合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以榨取当地的财富，既不利于当地原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也不利于当地的资本主义化。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是「新殖民主义」，即让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起来，全面地或较为全面地发展生产，一面加速资本主义化，一面也尽可能地发挥前资本主义的潜力。于是资本主义又可以从前资本主义吸取养分了。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中那部分在纯资本主义生产中没有销路的商品又有销路了，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又可以顺利周转了。这就是40年增加生产40倍的秘密。不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增加生产，而是前资本主义潜力的发挥扩大了市场，而增加了生产。
以上是我个人对于「四十年增加生产四十倍」这件重大的历史事实的解释，──在无人重视，无人解释的情况下所作的解释。自然，前资本主义潜力的发挥，只是主要的原因，尚有一些次要的辅助的原因，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如果我这个解释是站得住脚的，那么这个重要的历史事变就不会像那些兴高采烈歌颂资本主义的理论家所设想的那样，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它将随前资本主义潜力的枯竭而陷于停顿。在这种发展势头之下，前资本主义的潜力是很容易发挥干净的。那时资本主义就没有出路了，那时就要改变自身的结构，加重剥削工人阶级，采取法西斯和斯大林的政治压迫手段，以求生存。这就是说，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浪潮就要爆发了。
等待第二次革命浪潮
（八）斯大林主义的兴亡，使我们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即要承认社会主义不是一次革命浪潮可以成功，必须经历几次革命浪潮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是如此。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尼德兰独立，到英国革命，最后到法兰西大革命，经过多次战争和革命，然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确定地战胜了封建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政权才确定地取代了地主贵族政权。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本是不容易的。
恩格斯晚年曾承认马克思和他以及1848年前后的革命志士当时的错误意识。他们以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就可以转变为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列举那次革命失败以后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的事实，来证明当时资本主义本身的活力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因此推翻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我引恩格斯晚年这个议论，并非要证明今天资本主义尚有活力，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的。十月革命以及革命后10年的无产阶级专政，证明了历史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但这个时期是很长的，不是一次革命浪潮可以完成的。十月革命证明：历史已经成熟了发生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条件，但尚未成熟到社会主义最后成功的条件。
我们现在是处在两个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中间。「四十年增加生产四十倍」的奇迹，是历史的一个插曲，不久就会过去的，第二次革命浪潮不久就会到来的。我们应当有此信心，并为此准备。
（九）列宁说过，革命党的策略，无革命形势下不同于有革命形势下，一国的革命党如此，世界的革命党更加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浪潮是世界性的，我们的策略，在两个革命浪潮之间，更应当不同于在革命浪潮的时期。
对于若干理论问题，我们应当着重说明如下几点：
第一，民主运动。──现在的民主运动有积极的革命的意义，我们应当参加。我们既要反对传统模式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独裁倾向，又要反对斯大林模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独裁倾向。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民主」和「独裁」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我们特别要强调：惟有社会主义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我们特别要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民主」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我们应当强调：没有什么不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概念已经包含了「民主」概念。资产阶级民主派是以斯大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标本的。惟有我们自始就否定了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所以，惟有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什么不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二，民族主义。──我们不应当再提倡民族主义了。我们应当用国际主义来抵制民族主义。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去，即应当从世界革命利益来评价民族主义。马克思反对东欧的斯拉夫民族的独立运动。因为这个运动是有利于世界宪兵沙俄帝国的。列宁的民族殖民地提纲也是从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出发。这个作用，现在没有了，或者说减少了。过去的提倡民族主义，现在吃了苦果。试看南斯拉夫和苏联！现在客观的趋势是将分立的国家联合为一个大国家，而民族主义的苦果则是将一个大国家分裂为许多的小国家。
第三，宗教问题。──在两个世界革命浪潮中间，人民看不到出路，于是宗教意识发展起来。
宗教意识淹没了阶级意识，宗教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在宗教意识中团结起来。如此形成的国家，不仅谈不上社会主义，而且谈不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这种国家往往采取中世纪的统治方式，施行个人独裁，以人治代替法治。不仅在国内实行恐怖主义，而且在国际上也以恐怖主义为武器对待外国公民，压制言论自由。在各种宗教意识中，伊斯兰教特别恶劣。
这种中世纪式的神权国家，虽然可以给帝国主义国家制造麻烦，但在新殖主义之下，已不能动摇帝国主义国家的根本反而阻碍了本国生产的发展。试看，在第二次世界战争后出现繁荣的有名的「四小龙」，没有一个是宗教狂热的国家；后起的佛教国泰国和伊斯兰国马来西亚也不狂热。反之，中东那些伊斯兰国，凭借石油储藏的优势，却四分五裂，互相战争，不能发展生产。
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时代我们仍不能停止反宗教的宣传，不仅要宣传宗教是「鸦片烟」，而且要反对那些中世纪的统治方式。
结语
（十）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资本主义的繁荣，「四十年增加生产四十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为什么发生这个事实？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这个繁荣不会长期延续下去。它可能再延续一个时期，也可能它现在已开始走下坡路了。资本主义由内在的矛盾而趋于消灭。社会主义必将在资本主义已经到达的生产力水平上继续前进。
第二次革命浪潮如果起来，那将不会爆发于资本主义的边缘，如十月革命那样；而是会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西欧或美国爆发的，即符合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所设想的。除非边缘革命不过是导火线，很快引发中心革命，否则在中心顽抗之下，边缘革命是站不住脚的，不是为外力所扑灭，便是本身堕落成斯大林主义。
所以应当把革命工作的重心置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上，尤其西欧北美的工人运动上。
1992年6月18日 |
郑超麟答问六题（1992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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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答问六题
1992年12月5日
第一，陈独秀晚年是不是托派﹖
我在《陈独秀与托派》﹝载于《郑超麟回忆录》─编者按﹞长文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不妨再作简单的回答。
一九三八年底陈其昌从上海长途跋涉去江津送托洛茨基的信给陈独秀，一九三九年初陈独秀用薄纸小字写了一信回答托洛茨基，交给陈其昌带回上海。我保存了这张亲笔信(今当在公安部档案中)，原文已刊出。其中，陈独秀完全站在托派成员立场向托洛茨基提出他对于托派在中国活动的几点建议。这就足够说明陈独秀晚年仍然以托派成员自居的。
至于说他在革命战略和策略方面有自己的不同意见，那么托派组织是允许成员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说到他曾公开声明自己不属于任何党派，则是为了方便于活动，属于「外交辞令」。
第二，党派之间斗争的残酷性。
一般说来，党派斗争的残酷性反映了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俄国大革命的恐怖时代(内战平息以前)是不可避免的，不能谴责。应当谴责的，是可以避免的，不必要的，违反历史潮流的恐怖，例如斯大林主义所施行的恐怖，所辩护的残酷性。
第三，什么是庸俗的民主派﹖
陈独秀不是庸俗的民主派，他已经发展为社会主义者，他不过主张社会主义应当实行民主而已。这话没有错。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哪里有什么不民主的社会主义呢﹖在社会主义之外要求民主，这就是把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看做「社会主义」。其实，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都不是社会主义。所谓「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没有社会主义思想，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极致，它的统治形式就是民主政治。在此意义下，不仅郑学稼而且胡适都是庸俗的民主派。
第四，以「意因」署名的那些文章现在如何评价﹖
这是历史存在的事实，不能抹煞，我为这几篇文章负历史的责任，如有可能我要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作为自己文集的一个部分。客观事变的发展不符合于文章的估计么﹖不错，但我自己很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自己头脑思考的结果。以前的文章都是根据别人头脑所作的结论而加以发挥的。此外，当时如此估计形势而作过如此结论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第五，对托派的诬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
所有的诬蔑我都能容忍，因为我能够理解人家为什么要这样或那样诬蔑我们。
政治斗争本来可以堂堂正正进行，双方提出证据，说明道理，让大家去裁判，不需要采取诬蔑手段。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为什么不能这样做，而必须采取诬蔑手段呢﹖例如，在苏联，斯大林派镇压托洛茨基派是容易理解的，但不说理由．而诬蔑为「希特勒间谍」，而且举行公审制造假证据，则不容易理解。在中国，镇压王实味是容易理解的，但必须诬蔑为「国民党奸细」则不容易理解。不说理由，只靠诬蔑，这就说明了自己方面理不直，气不壮。这种斗争方法用得过滥会产生副作用，即到了镇压者本身受到镇压时，就会排斥这个斗争方法，而想给以前被镇压的人平反了。但至今还没有人明白斥责这个斗争方法本身。发现了陈独秀和中国托派都不是「汉奸」之后，轻描淡写地说：这是出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推论」，却是不够的。
第六，王凡西说：陈独秀晚年的消极思想，到了革命高潮时候会改变为积极思想的，你是否同意他这话?
我同意这话。陈独秀是革命家，只求有利于革命，并不抱残守缺。他由康党转到乱党，由乱党转到共产党，由共产党中的斯大林派转到托洛茨基派，第二次世界革命高潮时，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抛弃一切而站在那时最激进的、最有利于世界革命的党派方面的。 |
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纪念龚自珍诞生二百周年（郑超麟，199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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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兴王论中的改革观——纪念龚自珍诞生二百周年
郑超麟（1992年4月15日）
〔《炎黄春秋》编者注〕本文为九十二高龄的郑超麟先生为本刊写的，年届八十八的老作家兼编辑家楼适夷先生又亲自为其校订编改。两位老人对本刊如此支持，反映了他们对广大读者的拳拳之心，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
〔录入者注〕其刊载于《炎黄春秋》1992年第5期第62-65页，又据《龚自珍研究文集》第22-36页校对。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近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我们中国从“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人家发生在14世纪，我们发生在19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
拿中国的龚自珍和欧洲的但丁相比，除了两人都跨越时代（中世纪和近代）之外，就没有共同点，就不能相比了。两人都是承前启后的人物，都有中世纪思想的特征，又有近代思想的特征。但欧洲的中世纪不同于中国的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也不同于中国，中国接受外铄的成熟资本主义。加上但丁和龚自珍两人个人的差异（如两人都是诗人，但诗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再对比下去了。
龚自珍是多方面的人物，他是经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即以思想家而论，他的“改革”思想也是多方面的。一百多年以来研究龚自珍的人很多，也很有成绩，我也并不想全面研究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物，我只想研究他的一个方面。即他的一个已有人研究的、却被多数人所忽视而未深入的方面——他的兴王思想。
龚自珍的兴王思想
所谓“兴王思想”，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改朝换代”的思想。中国的君主专制统治，同其他各国一样，都不是“万世一系”的（如日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个皇朝建立起来，大家都知道，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总有一天要被另一个皇朝所代替的。大家这样想，却不这样说。统治者禁止别人这样说，自己则宣传：本朝要永久统治下去。秦始皇说，他的子孙将二世，三世，以至千万世统治下去。韩愈在《平淮西碑》上说唐朝要“圣子神孙，继承于千万年”。龚自珍所处时代，清皇朝已经由盛而衰了，农民反抗，边境骚动，外则北方有俄国侵略，东南有西洋强国窥视等等，皇帝和大臣束手无策，中下层官吏文恬武嬉。这一切情况是容易被清朝中叶的明眼人看到的，这里不需详说，在此形势下，士大夫中的敏感而有责任心的人很容易想到改朝换代去。《孟子》书上不是说过“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话吗？周朝以后很少有一个朝代享国五百年的。清朝建国将近二百年，也应当有新的“王者”兴起了。
特别是世代宦家子弟，生来聪明而好学的，容易产生这个思想。中国的士大夫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即太平时的卿相固然是可以羡慕的，但辅佐新朝的君主为新朝订立新的制度，则是更加可羡慕的，那就是“王者师”了。譬如，汉朝的萧何、曹参，唐朝的房玄龄、杜如晦，明朝的刘基、宋濂，等等。
中国这一类知识分子，从不敢想自己做新朝的君主。他们只要做王佐。孟子说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以后又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们不要以为孟子要自创一个新朝以取代周朝。不是的。他是要辅佐齐王，将分立的战国统一起来而已。当时“无土不王”的思想深入人心，那些游说之士不敢想到自己做王的。周室正值衰微，游说之士可以公开宣传“兴王思想”。后世就不同了，旧朝尚有势力时，“兴王思想”是不能暴露的，否则，不是斧钺相加，便是與论所不容。所以我们要在龚自珍自己的议论中和别人关于龚自珍的议论中，发现和引证他的兴王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开创高谈国事的风气
然而还有蛛丝马迹可寻。
大家都知道，龚自珍很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大家又都知道，他敢于公开批评当时的政治和社会。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人还是有的，但人家不说，或者只在亲密的朋友面前说。龚自珍则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不仅说，而且写成文章散布。这是惊世骇俗的。那几次文字大狱才过去不很久，大家心有余悸，连他的好友魏源也写信警告他：“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深恐有违。”（按龚魏齐名，观此信可知两人毕竟有别。）幸而龚自珍生活在衰世，不过仕途不利而已，否则要人头落地了。
魏源不过朋友规劝而已，王芑孙则复信谩骂。此人是前辈而有文名的。龚自珍把自己的诗文各抄一册呈送他。他回信说：“诗中伤时之作，骂坐之语，涉目皆是，此大不可也。”又说：“不宜立异自高。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甚至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足下将持是安归乎？足下病一世人乐为乡愿，夫乡愿不可为，怪魁亦不可为也。乡愿犹足以自存，怪魁将何以自处？”又说：“况读书力行，原不在乎高谈。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而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已不为一世所取，坐老荒江老屋中，足下不可不鉴戒，而况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按王芑孙此信，足以代表当时只求“修身慎言，远罪寡过”的士大夫对龚自珍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的反应。他们称这样批评为“高谈”。由此信可知，当时作这种“高谈”的不只龚自珍一人，信中还指出王昙（仲瞿）和恽敬（子居）二人。王昙是龚自珍的忘年交；龚集中有王昙的墓表铭；恽敬是龚自珍看不起的一个人，集中有一文骂他，题为《识某大令集尾》。此二人皆颠沛至死。龚自珍也不得意。他的“高谈”显然驾于二人以上。
但当时士大夫中也有不反对“高谈”的，例如梁章钜。他也是一个文人，又官至巡抚，同龚自珍也有交谊。他在《师友集》中说龚自珍同他会饮于吴葆晋家，曾作一文给他饯行，他将此文刻入《宣南赠言》中；有人读了此文，说“其语多触忌”。梁章钜说：“此井蛙之见耳。”可见，梁章钜并不反对龚自珍的“高谈”。此饯文题为《送广西巡抚梁公序》，今存龚集中，可以看出哪几句是“触忌”的。据梁章钜说，同席程春海认为龚自珍此文写得很好，特别用“精楷书”代抄一本赠给梁章钜。
总之，有龚自珍大胆“高谈”批评政治和社会，以前那种“万马齐喑”的风气渐渐改变了。经过了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以后，敢议论政治和揭露社会的人多起来了。
衰世说和改革观
龚自珍把当时的时世称为“衰世”。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一文中说：“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按此非公羊家言：公羊家所谓“三世”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大概是龚自珍自创的三世论，为了专论衰世。此文并不议论“治世”和“乱世”。
龚自珍说：“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衰世，就是“万马齐喑”之世。龚自珍站在士大夫中少数有才者的立场来看世界，故把这种“万马齐喑”之世称为“衰世”。他不知道这是专制淫威箝制人才的后果。清朝初年的高压政策，使人不敢露才，使人谨小慎微以求免祸。现在，国势虽衰，但余威犹在，说话、著书、做事，都要先考虑是否“触忌”。不仅害怕文字狱和其它罪名的制裁，而且害怕当时的“舆论”，——那是前一些时期所形成的。
比这个“万马齐喑”的局面更可怕的还是：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其法亦不及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
在此形势下，有才者应如何自处？难道坐以待毙么？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问矣，曏之以伦憩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从这个结论可以知道，龚自珍虽不明说却认为衰世不如乱世，衰世终必入于乱世，那么他的所谓“三世”就是治世，衰世，乱世了。文中说“求治”是陪衬的，着重在“求乱”。才者处于衰世，为了免于见戮，只有求乱。
“求乱”的话是不好说的。只能说“改革”。龚自珍有自己的改革观。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如此将改革看作正常的、必然的。在他自己写的文章《乙丙之际箸议第七》中，则将改革同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讨论：夏商周三代相继都是后代改前代之弊政。“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即总是要改朝换代的。那些短命的朝代，就是因为“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自己不肯改革而短命的。“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如此看来，龚自珍是主张本朝自己改革的，但集中又有“五行不再令，一姓不再产圣”的话（见《古史钩沉论四》），那么前代的弊政还须留给后代去改革。事实上，如接下去要说的，龚自珍认为本朝改革不好，需要换一个朝代来改革的。他说的“自改革”是陪衬的，“来者改革”才是本意。
在衰世，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没有风雷，没有生气，没有才者。如果出现一才者，则百不才要督之，缚之，戮之，怎么能够“自改革”呢？那只有等待新朝的人来改革。
“尊隐”
“少年尊隐有高文”（《己亥杂诗》句）。龚自珍死前二年还得意地回忆这篇少作。这是用隐蔽的手法写出他的“改朝换代”思想。
文章标出“京师”和“山中”两个对立的“极”。“京师”象征本朝统治的力量，“山中”象征反抗本朝统治的力量。文章又将一个朝代的始终比作一个白昼，有早晨，有中午，有黄昏。在早晨时候，国势强盛，人心归附，此时的“君子”也住在“京师”，在“山中”只有鄙夫皂隶居住。在中午时候，国势也是强盛的，人心也归附，“君子”也居住在“京师”，但已稍逊于早晨的时候了。居住在“山中”的不仅有鄙夫皂隶，也有“窒士”，即不得意的士大夫。这早晨和中午两个时候是写出来作陪衬的，文章着重在黄昏时候。“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此时，“君子”就不住到“京师”去，因为“京师”不欢迎。于是“京师”只能依靠任用那些丑类窥皆，那些诈伪不材，以此惹得人民怨恨，人就都逃到“山中”去了。于是“京师”之气泄，“山中”之气盛；“京师”贫，“山中”富；“京师”贱，“山中”贵了。朝士寡助失亲。则山中之民，一啸百吟，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简焉偷话，侧焉惶惶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足矣。最后，“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以后怎么样？龚自珍不说，也用不着说了。
这哪里是说“隐居”？这说的是造反！
龚自珍把这种“隐居”说做“纵之隐”。所谓“纵”，就是包含一个过程，从不合作到夺得政权。“旦暮为纵，居处为横。”那么，一般人所谓“隐”就是“横之隐”了。如这篇《尊隐》开头所写的两类隐士：“山中之傲民”和“山中之瘁民”。
龚自珍集中也有一文写“横之隐”，题为《记王隐君》。
他在外祖父段玉裁的遗物中发现了一首诗，不知何人所写，久不能忘。后来，他在西湖一个和尚的经箱中看见一本《心经》，虫蛀了将近一半，笔迹同外祖父所藏诗一样，更不能忘。春天，他坐轿去西湖。出螺蛳门，过一片荒冢，轿夫戚猫告诉他，这荒冢背后有一户人家，外公来杭州时每次都要去拜访这家的主人，外公回来从不向人提起此事。龚自珍心动，便下轿走过那荒冢去，过桥见一个老头子，约九十岁，坐在路旁晒太阳。龚自珍假装问路，老头子指着耳朵示意他是聋子。龚自珍向他作揖说：“先生真隐者。”老头子回答说：“我没有印章。”因为“隐者”和“印章”音近。当时，时间不早了，戚猫促上轿，龚自珍只好离去。次年冬，何布衣来，谈起碑帖，何布衣说，他得到宋拓的李斯《郎邪石》。有一次他生了一场怪病，群医束手。忽然有个老头子从城外来，说他能医此病。果真，两帖药就把病治好了。老头子自己动手把那个拓本拿了去。说他就是为此而来的。以后，另一个朋友马太常来，龚自珍说起何布衣的遭遇。马太常想了一下说：“对了。”他的外甥锁成一次出游，误入一人家，从这人家的后门走出去，忽然走进一个屋子，满地都是松化石。听到室内有人读书，便走进去。室内四壁有古锦囊。囊中贮金石文字，桌上放着《谢朓集》。锁成要借《谢朓集》。主人不肯。说可以抄一本给他。一个月后，锁成再去，书已抄好了，字很漂亮，像虞世南。锁成问：“您雇人替您抄的么？”主人说：“没有雇人，是他给我抄的。”说时，指着窗外一个给他锄地的汉子。锁成出门，见门外一株梅树正在开花。他走时取了一块松化石带回家来。两个朋友都不知道这老头子姓什么。吴轿夫说，似乎姓王。西湖和尚的徒弟拿那本《心经》来，说是“王老者写的”。由此可见姓王无疑。只是不知道那个锄地的汉子姓什么。
这故事中的主人就是龚自珍所说的“山中的瘁民”，即不同统治者合作；但也不是一事不干，安度晚年，而是潜心研究古代文化的。他身边也团结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
这一类的隐者，以及另一类什么事不做，只求安度晚年的隐者（“山中之傲民”），历史家（后史氏）是不记载的。“后史氏”只记载那些积极倡议以求推翻旧朝建立新朝的“隐者”。
由此可见，龚自珍虽然也说：“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何若“自改革”一类的话，他的希望还是寄托于“来者”。他虽然向大学士，向礼部堂官提出种种改革建议，也知道他们不会接受的；即使接受也不会彻底施行的。他所提的，也不过是一些小建议。
龚自珍隐蔽地说了“故夫宾也者，生于本朝，仕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见《古史钩沉论四》）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异姓之卿”（“宾”），即非本朝宗室，虽然生在某一朝代，而且在这个朝代做官，但他不必死心塌地为这个朝代“卖命”。更明白地说就是：这个人如果看见这个朝代已经腐朽而不可救药的话，他就应当起来为推翻这个朝代、创立新的朝代而努力。这就是他的“兴王思想”。
他为此受到旧时有类似思想的朋友的重视。集中可考的是他和王昙的友谊。王昙是前辈，年纪比他大得多，但很重视他，二人谈得很投机。王昙是有名的怪人，不容于当时的士大夫。他有文集《烟霞万古楼诗文集》流传下来。但他的言论不见得都能留存在集中。龚自珍的思想一定受了他的许多影响而且从他学会了“掌心雷”。他死后，龚自珍写了一篇《墓表铭》很动人。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像一段武侠小说。他们二人结交始末，文中也写了。原来乾隆年间北京李铁拐斜街住着一位“矮道人”，有人说已经三百多岁了，他面色如童子，臂膀能举千钧重物。王昙去访他，跪在他面前。他不说话。王昙不敢起来，跪了很久，再请求指示。道人才说：“北京有一位奇士，不是你设想的那种奇士，你去求他罢。夜里，你看天空有一种光，同六等星那样亮，有青霞环绕光的周围，下面就是那个奇士的家。”王昙以为道人戏弄他，不着意。嘉庆十四年，王昙在门楼胡同西首龚家看见自珍。那时自珍只有十八岁。王昙忽然感叹，自言自语说：“师父，师父，原来你把我托付给这位奇士了！”从此王昙同龚自珍交了朋友。《墓表铭》的“铭”说：“生昙者天也，宥昙者帝也，仇昙者海内士，识昙者四百岁之道人，十八龄之童子！”
龚自珍还结交侠客。其中一位名叫刘钟汶（字方水），是他很重视的朋友。道光二年他三十一岁，作一诗送刘钟汶远行，今存集中。诗以《赠刘三》为题：
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
风雪衔杯罢，关山拭剑行。
英年须阅历，侠骨岂沉沦？
亦有恩仇托，期君共一身。
诗中末二句表现了龚自珍对于这位侠客的期待，但原诗题下有一序，今集不载。陈元禄（龚橙之妻舅）作《羽岭逸事》载之。
陈元禄说：“公交友严，好直言。刘钟汶者，侠士也。尝远行，公送之诗，其序曰：‘方水从吾游久矣，气益浮，中益浅，吾虑其出门而悔吝多也。然吾方托以大事，倚仗之如右手；以其人质直无可疑者，特不学无术耳。爰勖以一诗，送其行。’”
由此可见，所谓“侠士”，就是有武艺，能搏斗。龚自珍要干“大事”，当然需要这种人，只要他忠实可靠，即使不学无术，也可以信赖的。
龚自珍还结交了许多士大夫所远避的人物。他的《古风》有句说：“朝从屠沽游，夕拉驺卒饮。”不但诗中这样说，他也这样做。缪荃孙的《羽岭山民逸事》说：“定庵交游最杂，宗室贵人，名士缁流，伧佣博徒，无不往来，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则宾朋满座。”结交宗室、贵人、名士，是正常的；结交缁流，也不奇怪；但伧佣博徒则一般士大夫是不交游的。
《汉朝儒生行》
评论家论及龚自珍的改朝换代的思想之外，也论及他的兴汉灭满的思想。我认为他没有种族主义思想。他的攻击矛头直对着当时的统治集团；而当时统治集团是“异族”（满人），因之也是对着满人的。如果说他有排满的思想，那也是他的兴王思想的“副产品”。我们从他的著作中找不出“夷夏之辨”的思想。奇怪的是，吕留良、曾静案、庄民史案，等等，过去不过几十年，竟没有给龚自珍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之产生“夷夏之辨”的思想。是他无此思想呢？是他有此思想却深藏不露呢？
章炳麟在其《与刘㦏一书》中说：“如仆所知，公羊春秋之学，近世甄明之者自刘逢禄。逢禄祖纶，仕满洲为执政，家世受豢，忘其宗国，横取公羊言进吴楚者，以傅会引弓之常。魏源、龚自珍继之，皆好功名，求仕进，学术粗觕，尤素附丽，诸所陈述，佞谀万端，晚不得据要路，复以微文姗谤。”
章炳麟如此对待学术问题的讨论，是不能令人心服的；照他的话说来，经今文学是不讲夷夏之辨的；要讲夷夏之辨，只能求助于经古文学。是这样的么？如果没有更能说服人的论据，我们不能采取此论。
一般人认为龚自珍也讲排满，他们总要引用他的《汉朝儒生行》长诗作证。其实，此诗不是排满，只是反对歧视。不错，这里反对的是“种族歧视”。但若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派系歧视，龚自珍也会反对的。
《汉朝儒生行》长诗，写得很巧妙。写的是差不多二千年以前一个朝代的事情，而且是借当时一个儒生的口吻写出来的。儒生知道当时一件秘事，即当时有一位将军，立了功，掌握了兵权，只因他属于当时的“南军”系统，“北军”系统的人妒忌他。“北军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群僮窥”。婆婆总是袒护自己女儿的，嫂子和姑娘争斗时，嫂子方面失败的成分居多。家里的仆人和丫头看出后又从中挑拨，嫂子更无胜诉的可能，只好忍气吞声陪笑脸，处处让姑娘占便宜。《汉朝儒生行》的核心思想不过如此。
无论写得怎样巧妙，明眼人是容易看出的。戊戌维新失败后，群趋于“革命”，即排满，一般人都能看出此诗的立意，因之附会为站在汉族的立场反对满族的诗。有争论的只是：诗中的“将军“究竟是影射岳钟琪，还是影射杨芳？诗中的“儒生”是否龚自珍“夫子自道”？其实这些争论都是不必要的。龚自珍写的不过是一种典型，满族入关后屡屡发生的事实。满族统治在军事上也不能不用汉人的将军，同时又要防备汉人将军“造反”，不管这些汉人将军如何表白忠实于朝廷，朝廷也不相信。加以曾静案件发生，朝廷更不相信。在龚自珍以前，不仅有岳钟琪，有杨芳，还有其他的汉族将军，遭受这种命运，不过没有此二人知名而已。在龚自珍以后，太平天国起来造反，满族将军已经没有能力了，还是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一类汉族将军才能镇压下去的。从此，《汉朝儒生行》的故事就不会重演了，但结果还是汉族将军袁世凯逼得清帝退位。
除《汉朝儒生行》以外，龚集中的《杭大宗逸事状》一文，也常被人引来证明龚自珍有排满思想。此文却不是用隐蔽手法写出的。杭州人杭世骏乾隆年间以翰林应试，在试卷上写了如下的话：“我朝一统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满汉之见。”这话一出，不得了，立即下狱，定死罪。大臣营救，说这个人是书呆子，说话不检点。皇帝于是免他死罪，放归乡里。某年，皇帝南巡，至杭州，杭世骏迎驾。皇帝还召见他，同他谈话。以后皇帝又南巡，杭世骏又迎驾。皇帝问左右：“杭世骏还没有死么？”这天夜里，杭世骏就死了。
根据别人记载，后一次南巡时，皇帝还是召见他，问他：“你的思想改了么？”他回答：“我老了，改不了。”皇帝说：“你老了，为什么不死！”这天夜里他就死了。这个记载如果是可信的，那么这位皇帝始终没有忘记杭世骏试卷中那句话，又为他最后的答话激恼，可能将他处死的。
这个故事，以及龚自珍这篇记载，也不过是要求消除种族歧视而已，并非排满。
龚集中有一首七律，也常常被人引来证明排满思想。此诗题为《咏史》，作于道光五年龚自珍三十四岁时。这年，他在家为母亲居丧。十月丧满，住在昆山他父亲的别业，即以后称为“羽岭山馆”的地方。这几年他住在东南，熟悉东南的生活，有不少见闻和感慨，于是作了这首七言律诗。吴昌绶所作《定庵先生年谱》说此诗“旧传”是“为南城曾宾谷鹾使作”。《年谱》也说了这位鹾使罢官始末，但同此诗对照，则说不通。这“旧说”是不足为凭的。诗的原文如下：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这首诗表现了龚自珍的愤慨。他在丁忧三年看见东南这个六朝金粉的地方，朝廷对于“名流”（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的精英”）只有两种办法对待：一是把他们当作倡优，玩弄他们，他们也甘受玩弄，那就施恩他们，给他们做大官，发大财；他们不甘受玩弄，那就迫害他们，重则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岔子，兴“文字狱”，轻则不给他们饭吃，他们只能著作那些足以卖钱买米的书文。无论施恩招怨，其对象都是“名流”。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则是号召那些反抗朝廷的人切勿停止反抗，投降是没有好处的。汉高祖平定海内之后，田横团结了五百壮士盘踞一个海岛，不肯归顺。汉高祖强迫田横投降，田横来到半路上自杀了，五百壮士闻讯，也都在海岛自杀。龚自珍此诗就是鼓励反抗到底。
龚自珍的晚年
读《龚自珍全集》，发现他那些揭露衰世，主张改革，鼓励反抗的诗文，都是少年时代写的，那首《咏史》也是三十四岁时写的，以后就没有或少有这一类诗文了。前人也有这种感觉。
林昌彝在《射鹰楼诗话》中说明了我这个感觉。他说，龚自珍“中年以后，博弈，好饮酒，诸事俱废，亦学人之通病也”。
“博弈”，意为赌钱。龚自珍喜欢赌钱，他书亦有记载。《己亥杂诗》有一首“电笑何妨再一回”，今本《全集》此诗下引别本注云：“此定公无博进而作也，魏蕃室云。”其他的人也有记载他赌博的。缪荃孙《羽岭山民逸事》甚至说他以博破其家，即他辛辛苦苦积聚的一点安度晚年的家产，也在赌场上输光了。有几个人记载他的一个笑话，即他常常自命为赌法最精；人家问他：“那么你怎么会常常输钱呢？”他回答道：“那是财神不照顾我。”
“好饮酒”，意为好色。不必去说丁香花公案，仅从《己亥杂诗》就可看出他晚年是反常的。试想灵箫不过是运河码头上一个卖淫的妓女，无论怎样可爱，也不值得他那样倾倒和歌颂，直至于写出“绿色呼他心未安”的诗句。
但最可注意的，还是说他“诸事俱废”。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必有根据。我们可以从《己亥杂诗》看出龚自珍那时的心态。龚自珍并不害怕暴露自己的心态。他说：“少年衰艳杂雄奇，暮气颓唐不自知”。这是说，他现在已没有少年时那种“朝气”了。他初离北京时说“先生宦后雄谈减，悄向龙泉祝一回”。这意思就是说：他做官大了，不像以前那样高谈阔论了。“绝业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从兹礼佛烧香罢，整顿全神注定卿。”这意思是说：他已经著了一百卷的书，目的达到了，事业完成了，从此无事可做，除了“礼佛”和爱女人以外。在这个心态之下，龚自珍早把少年时批评精神和改革雄心抛弃于九霄云外了。
关于龚自珍之死，异说很多，但从上面所分析的心态看来，他的死期将近了。这种心态就是肉体走向死亡的反映。
林昌彝最后一句话说：“是亦学人之通病也。”这倒未必。历代学人虽也有晚年颓废的，但若信念坚定，不以事业已成为满足，而要努力更向前进，那么学人的晚年不一定会颓废的。
可是，我们还应当知道，龚自珍晚年的颓废仍是要当时的政治和社会负责任的。这就是他早年论述过的那篇文章中说的百不才戮一才的话。
龚自珍确实是在二十多年间被当时的政治和社会所戮的。他并未被杀头，也未被腰斩，但他的“心”、他的“朝气”渐渐消失了。他讨厌同辈朋友恭维他将来出将入相（“平交百辈悠悠口，揖罢还期针相勋”）可是，他假意问灵箫：“出”好，“处”好？（商量出处到红裙）灵箫聪明，投其所好，回答说：“不再出去做官好。”于是他很得意，竟称赞灵箫“美人胸有北山文”。这也就是“声音笑貌戮之”之例。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
不管龚自珍晚年如何“暮气颓唐”，他早年那种不顾一切，大声批评政治和社会，要求改革，而且图谋改朝换代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改革家早年时朝气蓬勃，到了晚年“暮气颓唐”，虽非“通病”，也不是个别的事例。近代有个严复，早年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进中国来，一本《天演论》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影响。可是，到了晚年，严复也“诸事俱废”了，一心念佛。现在记述中国思想史的人，尽可以记述他早年的功绩，而不必提起他晚年的颓唐。严复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有其应有的地位的。“后史氏”只要记载他这个功绩，就够了；不必去强调他的“暮气颓唐”那些事情。
关于龚自珍，我们不仅可以不提他晚年的颓唐，而且可以不提他正面的理想，即他要把中国改革成什么样子。他的正面思想是不高明的，那就是他的集中所存的《平均篇》和《农宗》二篇长文。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并不在这个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保存着中国历史上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种优良传统，——中国历代都有这样的士大夫，人数极少，但未绝迹。他们反对专制的统治，坚持自己的主张。龚自珍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他在晚年，不管如何颓唐，如何“诸事俱废”，但还是对于当时的专制统治持不合作态度，不能做“纵之隐”，也要作“横之隐”。
正是由于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所以他从少年起就恨死了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世，一心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听师友的规劝，不顾专制淫威，不分公私场合，大胆批评和建议。不能说当时没有别人像他那样做，但他是当时最努力、最有影响的一个人。
他的努力不是白费的，也不是对着荒漠呼喊，而是有人倾听，发生效果了的。他死后，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二件大事，渐渐有人敢于说话了，听的人也不会大惊小怪了。龚自珍的诗文，诵读的人愈来愈多了。到了甲午战争以后，龚自珍开创的风气便发展为“公车上书”，不久又发展为维新运动。那就是龚自珍说的“自改革”运动。这个运动，不出龚自珍所料想的（“一姓不再圣”），很快失败了。但立即有另一个运动，即他所说“来者改革”的运动接踵而起。这个运动在辛亥年得到成功，清皇朝被推翻了。龚自珍的“兴王思想”实现了。但代替清皇朝而起的，并不是一个新的皇朝，而是一个“共和国”。这是龚自珍始料所不及的。他对于“近代”所知不多，不过开创近代中国所需要的风气而已。
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都是需要士大夫中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敢于批评、敢于建议的大胆说话，然后造成广大运动的。在“万马齐喑”的时世下不能有维新，更不能有革命。追根溯源，这种大胆批评和大胆建议，是龚自珍开创的。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龚自珍，中国就不会有维新和革命。那时总有人应时代要求来开创大胆说话的风气。但中国开创这风气的，跨越中世纪和近代的大人物恰好是龚自珍，则是历史的事实。
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就在这里。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 |
记何资深（郑超麟，199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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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何资深
郑超麟1991年6月7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整整60年前，1931年5月21日，夜间，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新近统一的托派组织的一批干部，我和何资深二人在内。后来何资深很有风趣地说：“这也是马日事变呀！”被捕的十余人中八个人判了徒刑，分别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苏州军人监狱，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我和何资深二人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起初是分开关的，1933年夏天我们调到一起，关在勇字监5号。这是单人房间，只有一张小床，但一般都关两个人，一人睡床上，一人睡地板。地板是红漆的木板，很干净。何资深睡床上，我睡地板。我白天去做教诲室工作，晚饭后回来。他终日关在房内。
从1933年夏天起到1937年夏天释放为止，整整四年，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收工后以及星期日，除看书和休息外，我们都在谈话。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被捕以前，我和何资深作为朋友，互相往来，一年半长久，但我并不了解他；对于他过去的工作也只知道．一个大概，我末曾同他一道工作过这四年长久的单人间谈话，才使我了解他的为人，他的过去工作。
以下所记关于何资深过去在共产党内工作的历史，绝大部分是根据他自己在狱中说的话，没有或极少去核对史料或别人的话；关于他个人的性格，则主要是出于我个人的判断。
※※※
何资深何年加入共产党，他没有说。总是在他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以后。他何年去北京读书，也未说，只说他是带着他的父亲给李大钊的介绍信到北京去的。他的父亲也是清末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与李大钊相识。我们可以想见，此时共产党已经成立，北京正在发展党员，他就在这个时候入党。进北大以前，他在长沙湘雅大学学习，后来又在南京读书。据他说，五四运动中他是长沙学生会第三个头头。那时毛泽东正在物色进步青年，曾经同他谈过几次话。当时的青年人称他为Prince，因为他的父亲是湘西一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大家认为他还能够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还能够提倡新思想，是很难得的。
他在北大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双方甚至动武。一次他领导群众打败了国家主义派，把李璜赶下台来。新闻记者来访时，他还代表群众向记者说，是国家主义派打群众的。
1924年下半年，赵世炎回国，在北京领导党的工作时，何资深在他的领导之下，很佩服他的能力。1925年，罗亦农回国，在北京办党校，何资深入党校学习。他在南京狱中告诉我，他的一点革命知识就是从罗亦农党校学来的。
何资深何时从北京回湖南工作，我不清楚。1926年三一八事件之后北京反动，那时有一批干部南下，但大部分是去广州的。何资深似乎是这年秋天北伐胜利时才回湖南的。李维汉派他在长沙办党校。他把北京从罗亦农学来的那一套都搬出来。那些学员结业后，便担任县委书记一类的重要职务。他在狱中对我说，他在湖南省委的重要地位，就是党校造成的。
党校结束后，李维汉派何资深去做湘潭县委书记。这是何资深最得意的时候。此时正当革命高潮，群众听共产党干部的话。共产党干部听县委书记的话。有人说，在大革命高潮时，湖南各县的工作，要算湘潭县做得最好。这就要归功于何资深了。
何资深在狱中和我谈起湘潭的工作，也很得意。他津津乐道枪毙宴容秋的事，最后决定是县委书记作出的。宴容秋是湘潭县土豪劣绅的头子，农民很恨他，要杀他。但何资深还是佩服宴容秋的镇定自若。临刑时，他对群众说了几句漂亮话，仿佛说：“你们枪毙我是应当的。”
以后，何资深调回长沙去，做湖南省委的工作。
1927年4、5月间，中国共产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何资深作为湖南省党组织的一个代表来武汉开会。我第一次看见他，就是在汉口黄陂会馆的会场上。不记得谁指给我看：这个人叫何资深是湖南的重要干部。大会后，他仍回湖南做工作，“马日事变”时，他留在长沙，没有逃走。此时，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已调中央做组织部长，新中央派了夏曦做省委书记，夏曦逃走了。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引了黄英的回忆说：“当时在省委工作的彭公达，何资深，夏明翰住在长沙。”后来中央派毛洋东做湖南省委书记。何资深做省委组织部长。此时长沙已在反动统治之下。唐生智从河南前线回师武汉，在武汉布置后便借口要亲自解决马日事变问题，回长沙来了。毛泽东发动党团员上街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一类的标语。何资深出去检查工作。他看见军警撕毁新贴的标语，而且殴打贴标语的人，于是回来告诉毛泽东，说这样不行。毛泽东才下令撤回贴标语的同志。
何资深和毛泽东合作得很好。反之，何资深和李维汉合作得不好，两人相处如同水火。我不知道为了什么。何资深说，在莫斯科开的第六次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他发言反对提名李维汉，所以李维议没有当选六届中委。抗日战争后，他从四川回到上海，告诉我，李维汉也没有当选七届中委，也是他在六大上反对的结果。对于毛泽东则不同。毛泽东在长沙隐蔽之处，就是何资深安排的。他的已故的夫人的娘家在长沙有房子，他的岳父住在那里。他安排毛泽东和他的岳父同住。两人夜里谈话很投机。毛泽东告诉何资深：“你的岳父思想很不错。”何资深说：“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是老滑头，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离开长沙，省委书记就交给何资深做了。
这里要让历史家去考证了：何资深究竟是以组织部长代理湖南省委书记呢，还是中央正式任命为省委书记呢？但毛泽东离开长沙后，不仅外县闹得凶，长沙本地也闹得凶。长沙闹事确实是以何资深为主角的。他化名“伍桐”，隐蔽在颜昌颐的爱人傅凤君家中，傅家是长沙有地位的绅士，如果没有叛徒出卖，别人是不会发现的。结果，何资深逃掉，傅凤君被捕去，在教育会大坪杀头。上海报纸关于此事有长篇报导。“伍桐”被写成神出鬼没的神秘人物。我在上海都看到这个报导，详细情况我忘记了，但不难找到那时出版的上海报。我们知道“伍桐”是谁。不久之后，何资深本人也到了上海。
写到这里，我的止水一般的心情也起了波动。颜昌颐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中央军委几个负责人之一。我们两个人常在一起玩。那时他尚未结婚。军委办训练班，有些俄文教材，他拿来给我翻译，有时干脆叫我带着俄文教材去教课。每次7~8个人。记得一次教的是秘密通信的方法，我由此也增加了不少知识。我只知道药水密写一种方法，教了之后才知道不少其他的方法。北伐军到了长沙，颜昌颐也到长沙去了，在那里认识了傅凤君，带她来上海结婚。我和王若飞去吃喜酒。王若飞送了一对花烛，贴了对联：“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以后，颜昌颐要我常去他家，常同傅凤君谈话。傅凤君喜欢文学。我以为从内地来的一个女学生，不会知道很多的。谁知她谈起中国的新文学来，有些小说我都未读过，有些作家我连姓名也不知道。那几年我不去看文学刊物。但傅凤君还是欢迎我去，有时她到宣传部来找我。颜昌颐当时特别忙，常常不在上海。上海暴动胜利之后四月初，清明时节，傅凤君忽然来找我，要我同她一起去杭州逛西湖。我哪有工夫去玩呢？只好谢绝了。所以在报上看到傅凤君杀头的消息，我特别震动。
这一段故事，当何资深在狱中同我谈起长沙暴动，谈起傅凤君被杀的时候，我只静静地听，一字不提我的感触。
言归正传。逃到上海，何资深就在上海隐蔽起来，直至次年夏初，才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大会，他在上海期间，有两件事情可记，一件是据他说，这年秋末冬初，毛泽东秘密来上海，何中央汇报工作，他也见了面。临走时，他送毛泽东上船，拿两件礼物馈赠毛泽东：亚东图书馆标点本《水浒》和湖南省邮政地图。地图是革命高潮时邮局同志献给组织的，内载乡村邮政路线。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另一件事，则是1928年元旦，罗亦农在家里请客，他也出席。我在那里第二次看见他，同他谈了话。我只记得瞿秋白在他面前戏称他为“讼棍”。他在北大是学法律的。但“讼棍”的意义还不止此。旧社会的讼棍是以深文周纳，能言善辩，把黑说成白，白说成黑著称的。何资深在当时湖南工作的干部中，却有这种与众不同之处，瞿秋白注意他这个特点。
1928年春末，何资深是以湖南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大会的。在大会上，党内有三种力量互相斗争。第一种是以瞿秋白为首的当权派，听共产国际的话；第二种是以张国焘为首的全总派，反对瞿秋白的；第三种是以王若飞为首的陈独秀派，更是反对瞿秋白的。在此情形之下，幕后的活动比正式开会更重要。会外，代表们三三两两在野外散步，或室内密谈，决定活动方向。王若飞在这里发挥了他的才能。
站在王若飞方面的大会代表，有汪泽楷，任旭，及其他的人；又有湖南省代表闭长何资深。这事令人惊异。陈独秀派，一般是指大革命中执行中央路线，采取上海工作作风的干部，包含北方的干部在内。汪洋楷同王若飞一起斗争，并不奇怪。任旭本是在广州工作的，革命失败后参加湖北省委，同罗亦农，陈乔年一道工作，现在同王若飞合作，也在意料中。李维汉本是陈独秀派，但在五大上态度改变了，跟着湖南方面的干部的态度也全部改变了，可是何资深在大会上，同王若飞站在一起。
原来，何资深的态度，与任旭，汪泽楷的态度不同。任旭，汪泽楷全面支持王若飞，他们反对李维汉，则是因为李维汉跟随瞿秋白执行国际路线。何资深支持王若飞，则仅仅为了反对李维汉，除了这一点外，何资深对王若飞的其他主张，虽不反对，也不支持。这件事引起陈独秀派不满意。汪泽楷回到上海就同我们说了。他不把何资深看作完全全属于我们方面的人。
作为湖南代表团团长，何资深除在大会上同王若飞一起进行内部斗争外，还有其他活动，即是报告和讨论有关湖南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以湖南代表团团长身份，有更大的发言权。他以湖南代表团名义写了一个报告。内容无疑是不利于李维汉的。他很得意地说：这报告已作为大会文件存入第三国际档案了。总有一天发表出来。我听他说这话至今已有五十多年，近年第三国际的档案也发表了不少，不知中国的党史工作者，曾见此报告否？何资深没有告诉我报告的详细内容，但他告诉了我报告的标题，这标题，我很欣赏，叫做《从马变到牛变》，意思是说：从马日事变到秋收暴动，“牛者农民也”。
陈独秀派虽然不把何资深看作完全是自己方面的人，但六大选出的中央还是视他为陈独秀派。六大开过后，国际为了避免党内斗争，把三派的头子（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都扣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国际的代表团的成员，三派的代表则可以回国，但陈独秀派的代表不能重用。何资深何国，派去山东省做工作，中央通知山东省委书记（一个工人），不能派何资深做“政治性质”的工作。这位书记告诉了何资深。结果派他做省委秘书长。大概以为秘书长不过是办理省委事务而己，并非“政治性质”的。
开始工作没多久，叛徒出卖，省委被国民党破获了，大批干部被捕，何资深亦在其内。
在上海，共产党案件是军法审判的，犯人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在山东，当时的共产党案件仍归司法审判，犯人关押在法院看守所。这批犯人中最重要的是何资深和邓恩铭两人，所有政治犯都服从此二人指挥。当时形势险恶，司法机关不会比军法机关量刑轻。他们都经过法官预审，法官称何资深为“何秘长”。叛徒报告得清清楚楚，假名伪装没有用。法官也曾来看守所视察，看见这些政治犯都摇头叹息，爱莫能助。前面只有一条死路。何资深和邓恩铭决定带领同志越狱，他们从看守所关押处看得到临街大门，计算了距离，决定在下午开饭时，趁看守开门的机会，集体冲出去。他们于是分析所有政治犯的倾向，什么人可以预先商量的，什么人只能临时通知的。有些人临时也不通知。当时所有政治犯都关在一起，互相接触，谈话，各人倾向都清楚的。到了行动的一刻，看守刚刚开了关押室的门，几十个犯人一齐冲了出来，冲向临街大门跑去。后面看守急忙追赶。但在犯人群中，何资深一人偏不冲出大门，他走向大门边墙缺，由墙缺出去。
那些从大门出去的，只有极少数的人逃脱，其中有个姓武的莫斯科回国的学生（似名武和靖），其余都被看守捉回来了，包含邓恩铭在内。何资深一个人从墙缺走到大街上，便从容不迫地同普通人那样走路，没有引起人注意，走出市外，沿着通泰安的道路走去。
写至此处，我想起最近出版的《红色的起点》（叶永烈著）一书中，有关于邓恩铭之死的一条，因此翻出此书来看。其中所说，与何资深狱中告诉我的话有出入。我不能坚持一定是何资深说得对。叶永烈书中提到的何自声就是何资深，提到的越狱日期是7月21日，当是可靠的。当时上海大报有记载，所以我们住在上海的人未见何资深来到，就知道这件事了。
何资深自言，他连夜走向泰安时，路上被警察扣留，带到哨所，等候盘问。何资深看出这警察是吸毒的，于是拿出几块大洋给他买“白面”。警察拿去买了“白面”，装在香烟内吸得糊里糊涂，于是他就逃出哨所了。这件故事，可能是他想像的。
他走到泰安，找到一位女同志的哥哥，由那里买到火车票，直达上海。他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来，次日上午到同孚路和慕尔鸣路寻找，很快遇到中央交通员柏载昆，就找到中央了。他知道当时中央机关就设在这两条路附近。中央看了报，也知道何资深从狱中逃出来。
他安置好了以后，就来提篮桥附近找我们。
※※※
这里应当回头追叙一件事情。
他的爱人张以森，就是1927年五大期间大会秘书处刻蜡纸的那个十分漂亮的小姑娘。当时好几个大会代表，特别是年轻人，被她所迷了。他们开会中间，常常跑到会场右边秘书处的房间望一眼。当她有事出去后，许多人故意站在回来的路上，不让她过去。她很大方地推开他们。当时，她只有十七岁。大会以后不久，我们听说张以森同何资深结婚了。两人年龄相差十三岁。何资深的元配夫人，死去了遗下一女一男，据说是投水自杀的。1928年张以森来到上海同何资深住在一起。何资深去莫斯科开会，把张以森托给夏之栩照顾，夏之栩把她安置在蔡振德住的一幢屋子的亭子间，在蔡振德家里吃饭。我1928年下半年在夏之栩家看到她时，她正在打麻将，肚皮已经很大了，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一切都是夏之栩照顾的。
1929年2月间，我和爱人也搬到蔡振德家中居住，我们住三楼，张以森就住亭子间，蔡振德夫妇和小孩子住二楼。那时已经知道何资深在济南被捕了。张以森找何家亲戚设法营救。一天有个湖南人来找她，她借我的三楼招待客人。来人姓袁，是何资深的一个亲戚。1929年3月18日，国民党警察局来我们家里逮捕张以森，顺便到二楼和三楼搜查。发现文件，就把蔡振德一家人和我一家人都捕去了，到警察总局才知道，是那个姓袁的亲戚向南京的湖南同乡会告密，湖南同乡会行文上海警察局来逮捕的。我们两家不过是因同住一屋而受连累而已。这个官司好打。我们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受审，结果张以森判了八个月徒刑，同新生的女儿一起解往漕河泾监狱执行；我们两家则交保释放。蔡振德每月去漕河泾探望，知道张以森何日刑满。
何资深逃到上海时，张以森尚在漕河泾监狱中服刑。他在济南狱中已经听一个犯人说起张以森被捕的事情了，这个犯人是新从上海去山东的，上海报纸登出这一条这消息。除张以森不能不用真名，王绍华和刘静贞也用真名外，我和蔡振德都用假名。我名王绳祖，蔡振德名刘士奇。那个同志误以为“刘少奇”，于是对何资深说：“你的爱人同刘少奇一道被捕了。”何资深到上海后才知道真相。
中央派何资深做地下的上海总工会的秘书长。他晚上总是到提篮桥一带来找我们聊天。到了张以森出狱前一天，他和蔡振德二人开了小旅馆，次日一早，蔡振德便雇了汽车去漕河泾监狱接张以森，可是太迟了，济难会已经把她接走了。李维汉告诉她，何资深正同陈独秀一起进行反党活动，要她勿去找何资深。她坚持要去找何资深，于是这对几乎死别的夫妇终于团聚了。
李维汉此时在江苏省委工作，但中央仍歧视何资深，加以他同我们接触了几个月，在政治上就完全站在我们方面，正式参加了反对派，夫妇二人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因此被中央明令开除。
在左派反对派组织中，1930年间为“统一”问题发生争论时，陈独秀任命何资深为秘书长，从此他积极参加了托派运动，同陈独秀合作得很好。内部斗争，统一运动，大会筹备，人事安排，等等方面，何资深出了好多好的主意，使得运动能够顺利进行。可是，他自己并不想在未来的领导机关中占据一个什么位置。无产者集团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其名单就是陈独秀和何资深拟定的。
会场的租赁，家具的购置，住家的安排，等等，就是何资深一于包办的。各派代表也是何资深带入会场，大会开幕后若干迟到的代表，也是何资深带引入场。
1931年5月21日傍晚，我知道了当夜十点钟要捕人的消息，便去几个地方通知，我去陈独秀家通知明天的会议不开。我绝未想到要去何资深家中通知。因为他不参加明天的会，他的家又很秘密，知道的人很少，这些人都是老同志，可靠的。我得到的仅仅是当夜要捕人的消息，至于什么人告密，则出于猜想。猜想中的人，都是新交的朋友，他们不会知道何资深的家。如果我当时能去何资深家告知捕人消息，就好。他警惕性高，可以预测告密的人正是老朋友，正是一般认为没有问题的人。
最初被捕的是我们夫妇。汽车把我们送到提篮桥巡捕房后又出发了；不久就送来何资深夫妇和小孩。第三次送来的，是大会会场内居住的人。次日上午则是约定去那里开会的几个人。
何资深夫妇一来，我就知道告密的叛徒是谁了。
以后的事情不值得多说，军法会审结果，我判了十五年徒刑，何资深判了十年徒刑，其余的人判了六年徒刑。（有一个人只判二年半）。
我们先关在漕河泾监狱，一二八战争时，全监狱犯人转移到杭州去，其中一部分后来送去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我们一案中只有我和何资深二人由苏州解去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服刑。起初二人是分开的，一年多以后就调到一个小房间了；直到1937年8月出狱的时候。
他是1937年8月19日出狱的。当时陈独秀尚在老虎桥监狱中。他去狱中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安排他和我夫妇去安徽绩溪县汪孟邹家中暂住，次日他就由我的爱人送去芜湖了。
那么，他的爱人呢？张以森在他入狱后不到一年，就带着女儿同另外的人组织家庭了。我们1932年春知道此事。
我八月廿九日才出狱，次日便同爱人一起到绩溪县去。我们同何资深在那里租房子，起伙食，经历日机轰炸，到1938年元旦，他动身回湖南去，我们夫妇留在绩溪县，直至1940年春天才抱着一个新生儿经过浙江回到上海来。
※※※
我同何资深绝交了。第一次就在他离开绩溪县回湖南的时候。他要我们夫妇跟他一起到后方去。我不同意。一来后方在国民党政权底下，国民党随时可以再把我关起来，因为我此次出狱是以战时疏散监狱之名释放的，并非刑满，亦非赦免，是假释而已，后方还有监狱可以收押犯人；即使不关我，我每日也要提心吊胆；二来，我在后方没有家，无法生活，在上海可以译书，卖钱，何况托派组织设在上海。何资深以为他的坚强意志可以压倒我，使我屈服，坚持要我们到后方去。于是他和我大吵一场，从此二人不说话。1938年元旦，他一个人动身回湖南去了。他不告别，我也不送行，去后也不通音讯。直至1946年，他准备由四川回上海，才写信给我，我回答他的信，完全不提那种争吵的事情。他到上海后，我当作老朋友招待他，住在我家一段时间。
但最后，在上海市大监狱中，我们二人又绝交了，确定地绝交了。此事留在后面再说。
我和他二人无法合作，也无法做朋友，因为性格不同。在南京监狱单人间同住四年，我认识了他的性格，他也认识了我的性格。我当时就想，这个人无法同我做朋友，真正意义下的朋友。
他在那四年中，几次同我谈起曾国藩的“挺经”，这就是：看准一个形势，就要决定行动。一开始行动，就要贯彻到底，此时一切其他事情都可以不顾。这最后一句包括很多意思，其重要的意思就是：在你贯彻你的目的的行动中，切道德，信义、人情，等等，凡能妨害你的行动的，都可以不必去顾虑。
曾国藩的事业和著作，我没有研究，不知道他是否提出这个“挺经”，或别人是否传达他的“挺经”，但照何资深所阐述的那种理论，我很熟。这就是有名的“马嘉维利主义”，也就是耶稣会的信条：“为目的不择手段”。这个理论是非，争论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至今未得定论。有名的弗德烈大王曾著作一本《反马嘉维利主义》的书，但说归说，做归做。这位普鲁士国王一生行事，正是信奉马嘉维利主义的。我今天不过提到而已，并不想对此理论作出判断。总之，在人类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斗争时，马嘉维利主义是不会绝迹的。
何资深很看不起知识分子、专家、理论家、学者。他把党内干部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组织型，一种是宣传型。他看不起做宣传工作的干部，认为这些人必须服从做组织工作的干部的领导。他认为只要有政权，领导人就可以使学者、专家及一般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工具，要他们怎样做，他们就必须怎样做。
我感到，我从何资深听来的理论，不是何资深一个人的，是湖南人的，也不是湖南一省人的，是全国人的，全人类的，可能在曾国藩提倡之下，湖南人中较多流行而已。
何资深性格的形成也是与此有关。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清末去日本留学，参加了辛亥革命，做了荆州镇守使，以后回老家安乡做了地方上有势力的人物。何资深少时在家里当大少爷，在长沙读书时，人家称他为Prince。
父子间的关系很不好。据他说，他是站在母亲一边反对父亲的。父亲讨了姨太太，姨太太欺侮他的母亲，他气得拿出手枪把姨太太打死了。一天，他看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小说，同我谈起父子关系问题。他说，在大革命高潮时，安乡县委书记来长沙找何资深，告诉他安乡农民要杀他的父亲，请他劝父亲逃走。何资深告诉我，这个县委书记“很糊涂”，意思是说：农民要杀，就杀好了，何必问他。他说这话的态度使我惊骇。如果我面临这个问题，应当如何处理？我考虑了好多天。最后，我想，我没有面临这个问题，何必自寻烦恼呢？才丢开了。
1927年五大开会期间，何资深的父亲还是逃来武汉，住在汉口市市长李国瑄的家里。李国瑄是何资深的北大同学，二人的感情很好。据何资深说、他父亲在街上看见一辆汽车驶过，其中坐着何资深和李国瑄。问人，知道李国瑄是汉口市市长，次日便去李国瑄家拜访，自言他是何资深的父亲，于是李国瑄就留他住在家里。何资深力辩此事与他无关。
大革命失败后，何资深的父亲自然回到安乡老家去了。但解放后，他仍免不了被镇压。
何资深由绩溪县回湖南后，仍旧住在安乡老家。他的前妻生的一女一男已经长大，尊敬他这个父亲。他对儿女似乎没有感情。不久，他就从安乡来到长沙，同旧日的老朋友往来，又同在汉口的陈独秀通信。《新华日报》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照顾陈独秀，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到上海后又集资出版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这些事情费了他不少心血。这是何资深做的好事，他有北大同学会委托他照顾陈独秀的名义。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虽然有许多人为此对他很不满意。
※※※
1946年夏末，何资深由四川来到上海。我仍旧把他当作老明友招待他。他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安排他的生活。我们二人谁也不提在绩溪县的争吵。我们当时已有组织，开会时，如果他在旁，也让他参加，表示意见。但他总是疑神疑鬼的，很注意我们的社会关系，我们在工人区办了一个小学，刘静贞在小学教书。小学高年级有一个女学生名金家凤常到我家来。有一次，我们在闲谈中谈到金家凤，他很注意听。原来，国民党有个特务也叫金家凤，姓名相同，本是北大同学，在武汉和四川时常来看望陈独秀的，何资深也认识他。何资深以为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金家凤。我想起来觉得可笑，有意不给他说明。他那个时候内心深处相信了中共给我们的诬蔑，说中国托派组织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处处留心寻找证据。
何资深是这样一个人：从来不愿以真心对待朋友，也不相信朋友是以真心对待他。所以他一生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他自言，少时在家中看见他的父亲处世待人的种种作法，也学会了这种作法。以后他在革命组织内，也采用这种作法。我们把社会关系向他公开，介绍他认识我们的朋友。可是，他总要怀疑这些朋友背后有国民党特务。
他从四川来到上海那几年，主要的工作是整理陈独秀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遗稿的事情。胡适每次来上海，他在报上知道了，总要去找胡适，主要也是为了遗稿的事情。这里，可见胡适虽在政治上同陈独秀距离很远，但私交还是很好的，关心陈独秀的事，每次都热情招待何之瑜，把何之瑜看作陈独秀遗嘱的执行人。（何资深出狱后就以何之瑜为名，胡适不知道他曾名何资深）。不管怎样，何资深这几年的活动总是有贡献的。
他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是陈独秀的非政治性的著作，音韵学，文字学一类的文章，分量不少，整个目录见他写给胡适的信，发表于北京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听说这些著作，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
至于陈独秀的政治性著作，那是商务印书馆不敢接受的。何资深也带来上海了。他说，陈独秀死后遗下片纸只字，他都收集起来。他把陈独秀晚年在文字学研究余暇写的几篇政治文章和书信编成一本小册子，集资出版。这也是好事，我支持他，也替出版费募了捐。他要我署名同他合编，我却拒绝了。文字学等著作我不懂，他编时可以不同我商量（他自己也不懂文字学）。为什么这些政治文章，要等他完全编好付印时才要我署名呢？这也是何资深对待朋友的一种手段。我不知道陈独秀有无其他政治文章和书信，被何资深扣留下来没有发表的。
1948年底和1949年初，我们决定召集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正式的党，决定邀请何资深参加筹备工作。何资深答应了，我们开了几次筹备会，又写信同外地同志联系，分工起草文件。这个大会一直到1949年4月17日才开成，到了十几个人，开了上下午二次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何资深也当选。
会后一个多月，上海就“解放”了。那时王凡西已经去香港，中央委员会留在国内的，有何资深，黄鉴铜，俞硕遗，我共四个人。我们决定增补蒋振东为中央委员。
何资深根本不信任黄鉴铜和俞硕遗，他不赞成我常常召集中央委员。他向我建议，凡事由他和我二人决定就够了，中央委员会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我怀疑他要做最后决策人，通过我去执行他的主张。我还是召集五人委员会讨论和解决问题。1952年秋天，俞硕遗被捕（表面上是派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去安徽调查卫生，隔一段时间还收到他从安徽寄回来的信）。五人委员会就不开会了，但何资深和我还经常见面，交换情报，我渐渐觉得他改变了态度。一次，我得到一件危险的消息，赶紧去找他，告诉他，同他商量对策。可是使我大吃一惊，他很平淡地说：他早已知道了。他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不来告诉我呢？我想起最近一段时间他的态度和言论。从此，我不再去找他了。他已经很久不来找我。我们二人事实上绝了交。这是我们被捕前一个多月的事。
1952年12月22日，我们被捕。从此，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只能猜想。我想，何资深也一定关在这个“第一看守所”内。
1956年6月29日，我隔离关押已有三年六个月零七日了，忽然被解往市监狱，在押解中才看到尹宽和另一个同志，在监狱中又看见当时已解来服刑的三十几个同志。原来是把全案犯人，不论已判刑的和未判刑的，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和参观的。已判刑的人也是分开关押的，此次才调到一起。
我看见了何资深。他判了无期徒刑。我们还谈了话，虽然不许多谈。男犯人共分三个学习小组，每组十几个人。何资深和我编在一个小组。
在第一次小组会议上，各人表示态度。我注意听。轮到何资深发言时，我更加注意听。
他说了很多话，大意是：“托派都是国民党特务，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他没有举出事实），少数派也是国民党特务（他也没有举出事实），惟有陈独秀不是国民党特务，陈独秀已经公开声明不是托派了。”我听了他的发言大为惊讶，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不记得是我立即反驳他，还是等到我自己发言时才反驳他，总之我说了许多话，意思是问他何资深自己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急起来，力辩他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
从此时起，我就不同他说话了。他走来同我说话，我也不回答他，路上相遇，我也不同他打招呼。这是确定的绝交，再没有和解之余地了。
小组会上那个发言，如果不是何资深说，而是别的人说，我都可以原谅。即使当时生气，事后也可以淡忘的，惟有何资深说这种话，我不会原谅，不会淡忘。
另一个老朋友尹宽，当时编在另一个小组，他的发言我未听见，事后有人告诉我，尹宽也说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但他举出事实，抓着几件似是而非的事实不放，他也从来未曾说少数派是国民党特务，因为连似是而非的事实，他也没有。我后来告诉尹宽，你说的多数派那些事实，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同国民党特务无关，我可以说明的，但在监狱内就不必说明了。至于彭述之，我们同他有许多账是要算的，不过将来有机会再算，何必在敌人监狱内算呢？尹宽不听我的劝告，一有机会就要说多数派是特务。
我和尹宽二人没有判刑，学习完毕就解回看守所。不过不是去第一看守所，而是改押在第二看守所，那里管理松些。次年8月17日，我和尹宽又解来市监狱了，别人也从散居的地方集中到那里来。我又看到何资深，仍没有同他打招呼。他们说，此次集中，人数比上次少得多，因为刑期短的人都已释放了。集中的目的是要去外地参观。可是我和尹宽二人只在市监狱住了三天，就解回看守所去。原来上面认为我们二人“不能接受教育改造”（这话是很重的话，等于死刑），别人，包含何资深在内，后来都去北京，东北，武汉等地参观了。我以后听到别人说起何资深在参观中许多故事，都可以表现他这个人当时的思想。不是我亲见亲闻的事情，这里就不说了。
1957以后，我就没有再见他的面。当我1964年同他们再度集中学习时，何资深已经死了。1960年死的。死因都说是中风。他本米有高血压病。
一九九一年六月七日 |
郑超麟：《中国革命的悲剧》译本序言（199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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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悲剧》译本序言
郑超麟（1991.3.21）
╳╳╳，为了理解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特意选择美国人伊罗生半个世纪以前写成的《中国革命的悲剧》（第二次修订本）来翻译。译成后，她要我写几句话。
也在半个世纪以前，即1940年，我读了一遍此书的原版本，在上海影印的。在40年代后期，我曾先后翻译了此书的若干章，供给当时的青年人研究和理解那次革命的意义之用。这些译稿的一部份，总有一天会从某一档案馆里发掘出来的。1979年后，我听说作者曾经修订再版此书，此次从╳╳╳所译作者《前言》中，又知道此书还有第二次修订本出版，╳╳╳就是从这个1961年新版本翻译的。
我只读过此书的初版本，未曾见过后来的两个修订本。╳╳╳要我在她的译本上写几句话，我义不容辞，但身边既无初版本，又无修订本，可供参阅，怎么能写呢？即使我有英文原本，甚至有╳╳╳的译稿在身边，我今天也无法重读全书或一部份。因为我与世纪同龄，今年91岁了。我不是「健康老人」，且不谈别的病，个说眼中白内障严重，几近失明，能照习惯在纸上格子内写字，但书刊以至友朋来信，都须别人读给我听。
我只能凭借半个世纪以前读此书时保留下来的模糊印象，参照年轻时投身此次革命中所保留的记忆，在此发表一点个人粗浅的议论。
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在其高潮时，莫斯科流传一种评价，说：「历史上有二个大革命，一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是1917年俄国大革命；现在中国进行的则是第三个大革命。」我初次听莫斯科回国的人说这话时，心里很得意。少时学习法国革命史，常恨不早生一百多年，自己能同雅可宾党人共同战斗，又恨1923年到俄国时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了，自己来不及参加，现在好了，中国进行的也是「大革命」，我能亲身参与，何幸如之。「大革命」之说起于苏联，但在革命失败后，中国也流行此说了。有人写此次革命的历史，书名就叫做《中国大革命史》。直到现在，书报中，提起此次革命时，仍有人称之为「大革命」。我自己偶然也用这种称呼。可是历史说明，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称为「大革命」是受之有愧的。
可是，就革命遗留的教训来说，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并不远逊于法俄二国大革命。对于未来革命的教训来说，意义也许更重大些。
总结那次革命的教训，评估它的意义，今天比过去更加需要，更加有议论可发。因为今天已经暴露1917年俄国大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大革命确定地失败了。不仅东欧那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纷纷复辟传统的资本主义，而且革命的策源地俄国，也走了这条道路。总结俄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可以理解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由此可以帮助我们去总结中国那次革命的教训。反之，我们今天总结中国那次革命的教训不是也有助于总结俄国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未来的世界革命吗？中国那次革命是同俄国革命从成功到失败的经验密切不可分的。
革命史本来是思想斗争史的一个部份。一场革命过去，各种不同党派都要用自己的思想去总结经验。在中国国内的出版物中，写出那次革命历史的，似乎只有一个观点；但在国外，在世界范围的出版物中，则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写那次革命史。伊罗生这本《中国革命的悲剧》，就是一般人公认为用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去写1925-1927年那个革命的历史的。这本书1938年初版还有托洛茨基本人写的一篇长序，放在书的正文前面。在这次革命晚期，尤其在革命失败以后的内部斗争中，托派的组织和主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应当有代表托派观点的革命史写出来的，——不管写作者是中国人或外国人。托派的观点首先是国际主义的观点，因之是从世界革命的形势来看中国革命（以及任何一国的革命）的。
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在特为本书而写的长序中也着重说明了他的不断革命论，这就是说：世界已经进入无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那些已有资本主义发展，却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国家，是不能靠本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只能靠无产阶级来完成它。农民不管在革命中有如重大的作用，但它本身没有政治独立性。它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挥它的革命作用。所以革命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这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第一点。这一点，知道的人很多，不需要多说。
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还有第二点，那就是他在这篇长序中说的：
可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就其本质说来，决不能自限于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框框以内。无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而然地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于议事日程。如此一来，就没有什么一定的历史时期隔离着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两种革命是密切而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这样说更恰切些：社会主义革命是有机地从民主革命生长起来的。社会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是快是慢，以及转变结果形成什么样式的社会？——那不仅是由国内条件决定的，而且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这个第二点，他在另一处说得更明白：「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的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九○五年》新版序言）列宁在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也说了相同的话：「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变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十月革命以事实证明：无产阶级在城市建立了专政，没收了银行及其它资产阶级所有制，差不多一年以后才在农村没收土地及其它的封建所有制。
十月革命证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正确的，列宁也已把「工农民主专政」口号送进「老布尔塞维克博物馆」去了。可是不肖门徒，随后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仍旧用那个旧公式来指导中国革命，甚至远离开列宁的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路线，而采取孟什维克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路线。这些，伊罗生书中都说了的。
这里，我不能不继续说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第二点的命运。它的第一点，说的人很多，它的第二点，则很少人说。特别可注意的，是某些自命为「托派」的人简直不提这第二点。这些人把「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和「把民主革命推行到底」口号结合起来，以为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了。他们以为不断革命论就是「必须经过民主革命」。他们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把民主革命推行到底，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认为不待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就要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认为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些人，如用他们的观点去写那次中国革命的历史，那就要写出笑话来的。
记得托洛茨基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斯大林断送了那次中国革命。但即使有正确路线来领导，那次中国革命，也不是一定胜利的。因为敌人太强大了。这话，今天回顾起来，是完全正确的。那时十月革命所挑起的世界革命浪潮涌向西方受阻，改变方向，向东涌来，同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客观条件本已困难了，加上布尔塞维克党发生内争，代表特权阶层的一派逐渐篡夺了权力，并控制了共产国际，而在中国施行孟什维克路线，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十月革命所挑起的世界革命浪潮便随中国那次革命的失败而平息了。如果要找一件具体事实作为结束的标志，那就是1927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的失败。恰好在同一个月内，托洛茨基被苏共第15次大会开除党籍。这也是标志着苏联热月政变的完成。从此，掌握苏联权力的，就不是一个特权阶层，而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了。「堕落的革命」便成为「被背叛的革命」了。
那次中国革命，虽然是在敌人强大力量之下进行的，但若共产国际能施行正确的革命路线，革命也不是必定要失败的。那次中国革命，如果获得胜利，那么它可以反过来影响苏联的党内斗争，即可以壮大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力量，而阻止热月政变的完成。如此，本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世界历史就要重写了。这虽然是假设的，但并非完全幻想的。
那次中国革命失败是历史事实，苏联完成了热月政变是历史事实，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已经平息也是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的到来，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现在处于两个革命浪潮之间，一切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变都可以由此得到正确的理解。
例如，近年我们看见东欧诸国以及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发生了的和继续发生的重大事变，究竟意味着什么？一般的舆论说：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破产。我们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破产，这是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即苏联内部斗争中获得胜利的那个热月党所形成的制度的破产。十月革命所挑起的那个世界革命浪潮早已平息了，即失败了。它并未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世界上惟有我们能说这话。因为惟有我们自始就坚持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在中国1925-1927年革命中的反面检验，是未来世界革命浪潮所必须汲取的教训之一。未来的革命自然有未来的问题，等待未来的人去解决，但过去的革命，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也是未来的革命家首先应当汲取的。
伊罗生这本书对于未来的革命家，对于今天为未来革命作准备的人说来，都是有益的书。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
Subsets and Spl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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