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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了的照片必须再颠倒过来（郑超麟，1991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颠倒了的照片必须再颠倒过来 郑超麟（1991年3月6日） 这幅照片是1933年摄的，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国民党统治下的苏州高等法院，假借江宁地方法院的法庭审判陈独秀案。第一开审时，上海的《社会新闻》（国民党特务办的报纸）的记者在审室中给被告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摄影照片上，左边高的人是陈独秀，右边矮的人是彭述之。这是凡认识他们的人都认得出来的。可是，《社会新闻》发表此照片时，竟弄错了，把左边的人注为彭述之，右边的人注为陈独秀，于是颠倒了。在现代的新闻事业上，这种错误本是常事，不足挂齿。但因这二人平时极少露面，他们的照片很少流传，以致很少人知道这家报纸颠倒了照片上的人名。不幸的是，陈独秀是现代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当时的政府判他为罪犯，不许书刊宣扬他的事迹，发表他的照片，可是国外的人并不受中国政府这种拘束。他们不能不议论陈独秀，因此也不能不知道陈独秀的相貌。可是，哪里去找陈独秀的照片呢？收藏的人不敢拿出来，他们只能收集到《社会新闻》记者在江宁地方法庭的候审室拍摄的这张照片。他们又不能不沿袭此照片发表时的误注。不幸的是他们只要陈独秀的照片，不要彭述之的照片，于是一分为二，单独采用右边的人作为陈独秀的照片，发表在他们的书和文章中，一个人这样做，好多人也跟着这样做。于是，60年代和70年代国外书刊上凡有陈独秀照片的，都是这一张照片。这些好心人只愿宣扬陈独秀，不愿宣扬彭述之，结果反而让彭述之几十年间享受了陈独秀的香火。 在这几十年中，不仅国外刊如此颠倒，连台湾和大陆书刊也是以彭述之的照片当作陈独秀的照片。 在大陆，并非没有人收藏《社会新闻》发表的二人合照。例如安庆图书馆就有此合照。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认识陈独秀的人还有不少，图书馆也收藏了陈独秀的真正照片，可是当时陈独秀还是“汉奸”、“托匪”，什么人敢出来更正《社会新闻》的颠倒呢？只好让彭述之继续享受陈独秀的香火。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形势起了变化，内部刊物上有人著文辨明陈独秀不是“汉奸”，也有人著文说陈独秀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或早已脱离；虽然没有人敢说托派不是“反革命”，但报刊上毕竟不用“托匪”二字了。不久，北京的革命博物馆，上海的一大纪念馆先后挂出了陈独秀的照片——真正的照片。照片解禁，书刊上愈来愈多陈独秀的照片了，可是大陆至今没有人指出《社会新闻》那幅二人合照的颠倒。国内外还有人沿袭前一时期错误。必须一劳永逸地改正这个错误。必须把颠倒的照片颠倒过来。本文开头那幅照片是从海外一本旧杂志上剪下来的，与安庆图书馆所藏同出于《社会新闻》。 这幅照片是印在报纸上，本身就不清楚，加以几次翻拍和复印，就更加不清楚了。但轮廓还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见左边的陈独秀嬉皮笑脸，不把国民党司法机关的审判当做一回事，右边的彭述之则愁眉苦脸。 一九九一年三月六日
托洛茨基无罪，托派无罪——中共应当平反中国托派（郑超麟，1991年2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托洛茨基无罪，托派无罪 ——中共应当平反中国托派 郑超麟（1991年2月10日） 1988年是苏联大平反的一年。30年代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三大冤案都在这一年平反了。这年2月4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右派——托洛茨基联合反苏案”宣布平反；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又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反苏案”和“托洛茨基平行中心反苏案”宣布平反。最高法院公布之外，还有苏共中央政治局附设的平反委员会（原名为“重新研究30至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迫害材料委员会”）的公告。前一案是两个公告同时发出的，后两案则是6月13日先发出最高法院的公告，8月4日才发出平反委员会的公告。平反委员会8月4日的公告，除宣布为后两案平反之外，还宣布为以前非公开审判的两个冤案平反。 公开审判的三大冤案，案名都有“托洛茨基”，三大冤案都平反了，托洛茨基当然也得到了平反。这还有什么问题么？所以1988年8月6日上海《解放日报》登载苏联平反委员会公告这条新闻时，加了一个副标题： 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恢复名誉。 外文叫做“恢复名誉”，中文就叫做“平反”。 有人根据公告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案”项下，没有题托洛茨基之名，而且说明此案被告只有14人，以为托洛茨基不再平反之列。可是公告后面又说：“苏联最高法院决定撤销原判，为四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托洛茨基不是本案中缺席判决死刑吗？怎么能够说他不在平反之列呢？ 这里提出了：托洛茨基是否在本案中缺席判决死刑的问题。 我一直记得，托洛茨基是在本案中缺席判决死刑的。我个人的回忆可能有错误；但查考李显荣所著《托洛茨基评传》，则书中第566页明白写着：“托洛茨基与其儿子也被缺席判处死刑。”不久之前出版的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59页也明白写着：“在1936年8月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托洛茨基就被缺席判处死刑。” 然而，出乎我意外的，是看到了一篇报道，那里说托洛茨基的外孙伏尔可夫1988年去莫斯科，向苏联法院要求给他的外祖父平反，法院回答他说：“苏联法院从来没有判处托洛茨基任何刑罚，因此没有什么冤屈需要平反的。”这就奇怪了。难道没有缺席判处死刑这件事实？总之，伏尔可夫没有拿出这件事实来回答法院，别人也没有引证这件事实，好像在1936年8月的审判中未曾缺席判处托洛茨基死刑。我的记忆是错误的吗？李显荣、麦德维杰夫的记载也是不可靠的么？ 必须找到当年的判决书为根据。 我终于找到了1936年8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反苏案”所作的判决书。兹抄录其中有关托洛茨基父子的一段于下： “根据被告斯米尔诺夫、哥尔茨曼、德列伊切尔、瓦·沃尔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别尔曼·尤林等的口供，以及本案现有的各种材料，均证明：现居留国外的托洛茨基和他的儿子谢多夫确系暗杀苏维埃政府和联共（布）领导者的暗杀团之主谋者，曾直接参加与亲自领导这些暗杀工作。如遇在苏联境内发现该父子的行踪时，应立即逮捕，交由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审判之。” 上引这段判决书的话，我想是可靠的。原来苏联确未缺席判决托洛茨基父子死刑，不过以判决书的形式确定托洛茨基父子犯了罪，如果他们进入苏联国境，就可以逮捕交付法庭判刑。 我们现在不必去研究，为什么这种意义的判决会被人误解为缺席判决死刑。我们现在只要指出，苏联最高法院回答伏尔可夫时的诡辩。他们说“苏联法院从来没有判处托洛茨基任何刑罚，因此没有什么冤屈需要苏联法院平反”。可是，上引那段话也是一种判决呀！它判托洛茨基有罪，如到苏联境内来，就可以逮捕审判。这个判决要不要平反呢？它今天还有法律效力吗？如果今天托洛茨基未死，来到苏联境内，要不要逮捕审判呢？这也需要苏联法院说明一下。 苏联最高法院是不是认为撤销了原判，也就撤销了其中要逮捕和审判托洛茨基的段落呢？是否以此承认托洛茨基本来无罪，又未判刑，因此不需要平反呢？ 在此意义下，我们就说到了中国托派平反的问题。 中国托派至今尚未得到平反，尚被视为反革命分子。从形式上说，中国托派之为反革命，与苏联的冤案无关，判决书上都未提到苏联冤案，但事实上，中国托派之为反革命，正是从苏联冤案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同托派犯人谈话时，总要引《毛泽东选集》直排本，第162页注释30，那里引了一条斯大林语录，斯大林在那里把托派说作杀人犯、间谍、卖国贼等等的组织。为什么？因为30年代那几次公开审判的案件，已经用“真凭实据”来证明白。至于那几次公开审判则不许讨论其真伪。正是根据这三次公开审判，所以定陈独秀为“汉奸”，每月接受日本间谍机关的三百元津帖，所以称中国托派为“汉奸组织”。 苏联用法院，用法律形式，制造冤案。中国则不用任何合法形式，或者借用苏联已有的形式，制造冤案。 中国今天却不能借口苏联至今尚未给托洛茨基平反，而不给中国托派平反。要知道苏联最高法院今天并非说托洛茨基有罪不能平反，而只是说苏联从来未曾给托洛茨基定罪，不需要给他平反。 “平反”是一个法律名词。我们要求“平反”，就是要求法律上的“平反”。解铃还须系铃人，哪一家司法机关判决托派有罪，就应该由这一家司法机关宣布托派无罪。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至于所谓“政治的平反”，则托洛茨基主义是对是错，只有历史来判断，任何政治党派都无权作出判断。 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斗争差不多，从60年前起，就是在不正常的轨道上进行的。一方提出理论，进行时局的分析，由此主张一定的路线，去向群众宣传；另一方则撇开理论和路线，只借助于造谣和污蔑，说托洛茨基是“法西斯走狗”，陈独秀是“汉奸”等等，莫斯科三大冤案以前已经是这样了，三大冤案以后更加振振有词。 今天，怎么样呢？托派不屑为这些造谣和污蔑自辩，自辩也没有效果。可是苏联法院已经正式承认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都是冤案，而撤销原判了；中国也先由历史家，后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辩明陈独秀不是汉奸，并未代表托派接受日本的津贴了。 然而，中国法院至今尚未撤销解放初年对于托派案所作的判决。 三百六十多年前，天主教的法庭判决伽利略有罪，这个判决不撒消，倒不是伽利略的耻辱，而是天主教廷的耻辱。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日
致王凡西（郑超麟，1990年9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王凡西 致王凡西 郑超麟（1990年9月2日） 方兄： 收到你8月20日信。《札记》尚未收到。郭和兄说《札记》寄到香港也须复印几份，然后寄给我。你死以前焚去，是错误的。这是思想记录，是非让后人去判断，既然复印，你也无法焚去。 我并不健康，所谓得天独厚，也不过到此为止。即使明日猝死，也不奇怪，发现心脏病十几年，不知心绞痛是什么味道。去年秋天才尝到这个味道，今年上半年又尝几次。最近更时时光顾，自然有急救药，转危为安，但总有一天，急救药无效。 我从此不能写长文章了，论头脑，还是有能力组织一篇长文章，但眼睛不行，素材需要自己的眼睛去阅读。 从今我也只能写“札记”，即写出思考的结论，不能写出导致此理论的断想。这也是种文体，如法国的Pascal，但难免这些“断想”相互间有出入，甚至有矛盾。 这是在多活几年的前提下说的，照实际的情况，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有条件给白内障开刀，更有条件装一副假牙，但不久就要死去，又何必受此痛苦找麻烦呢？ 当今经济的发展，有一句简单的话表示，即说，最近四十年，人类生产增加了40倍。这是人类历史上突出的事实，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但奇怪的是没有人为此作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当然的，用不着解释。曼兄在《后期》中也没有解释，除非说长波论就是解释，但这个突出的事实，不给予解释是不行的。我给予了解释，但不满意（这个事实总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孤陋寡闻，不知道罢了）。 “二冷”不是解释，“冷战不过是旺盛的生产力找到部分的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而且不仅在“晚期”），决定经济发展的，不是生产，而是销售，生产再多，不过将商品堆满仓库而已，仓库没有商品堆积，那时生产自会发展，跟着，科学技术就会发明起来而应用于生产者，包含那些为冷战而发明的科学技术在内。 但冷战在此次苏联亡国中确实发生了重大的作用，苏联集团和美国集团相对时，希想吞掉对方；因之都要备战。但苏联集团的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集团很远，但不负担又不能相距太多，于是美国集团的人为冷战而挑起担子了，苏联的人民则被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个时候，冷战又不能冒险变为热战。于是苏联集团就瓦解了，苏联本身也就灭亡了。 试想苏联多少劳力、物资、金钱、制造了几千几万颗原子弹、氢弹。这些都是苏联劳动者的血汗，是苏联人降低生活水平制造出来的，这些如今成了一堆废物！ 在经济突然繁荣以前，苏联人民的负担本来已经重于美国集团的人民，在突然繁荣以后，更加重了若干倍，最后导致了亡国，这是冷战的影响，但归根究底还是突然繁荣的影响。 现在酝酿着一个大危机，游资无处投放，大量涌入中国，照此情况，再过几年，中国生活也会大发展，美国有个经济学家说：那时中国生产要超过欧美的总和。我想这话夸大了，果真如此，商品卖给谁呢？那时天下大乱，世界革命二次浪潮就到了。可惜，我看不见。 不能再写下去了。 弟超 1990年9月2日
九十自述（郑超麟，1990年5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九十自述 郑超麟（1990年5月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姓郑名超麟，生于1901年，照中国旧习惯计算，今年有90岁了。 我出身于福建省南部山区一个小县城里——漳平县县城。我的家庭是一个地主世家，已经衰败了，但还维持那个古旧的有教养的空架子。我少时县城里已开办“洋学堂”了，自己仍在旧式私塾中受教育，最后才插入洋学堂的毕业班考得小学毕业证书，中学是旧制的，四年毕业，学的仍旧是中国传统文化。 我中学毕业恰好在发生五四运动那一年。在我们的山区小县里，当时只知道有抑制日货的学生运动，竟不知道有“新文化运动”。 就在这年春夏之间，当我准备毕业考试的时候，国民党一支军队在陈炯明率领下从广东攻入福建，占领了福建南部一个角，包含了我们的小县在内。陈炯明命令他的辖区内每县选派两名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每名学生由地方公费每年补贴三百元。我就是这样到法国去的。福建省去的还是勤工俭学生，与外省不同的只是有地方公费补贴。 我的“新文化运动”是在从中国去法国的轮船上进行的。我上了船才看到《新青年》杂志，才知道有新文化运动，才经历了过去所受旧文化的教育和船上新学得的新文化之间的斗争。 到了法国，我接近了勤工俭学生进步的青年，同他们一起学习，一起斗争，一起组织了“少年共产党”，一起走上革命的道路。 1923年春间，少年共产党选派第一批成员，共12人，由西欧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在其内。1924年夏间，旅莫支部选派第二批学生回国工作，我也在其内。 我一回到上海，便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负责撰写、翻译、编辑，出版当时的中央机关报以及当时中央出版的各种书籍，同时在上海大学教授“社会学”（即历史的唯物论）。我参加了五卅运动及第二次和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暴动。 1927年春间，中央迁武汉时，我也去武汉，在那里参加了五次大会，大会后被派去湖北省委担任宣传部长。经历了革命的失败，出席了八七会议，以后又回到中央做宣传工作。9月底，中央迁回上海，我也回到上海，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布尔塞维克》杂志编辑。1928年夏间，曾奉命去厦门整理福建省委的组织工作。9月底回上海继续编辑《布尔塞维克》。 这年年底，因意见与当时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不合，辞去《布尔塞维克》编辑工作及其他宣传部工作，闲居，等待中央另派工作。 到此结束了我的党内工作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中，我的工作主要是作文字宣传，附带作些口头宣传、教育、组织，等等工作。这一切工作根据的都是中央的政策，而中央的政策又是根据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国际的路线是不许怀疑的。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几乎不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根本路线的问题。八七会议以后我开始怀疑国际路线，不以中央的某些政策为然，但对外宣传时仍只能根据中央的政策。 当时党内已经出现派系斗争了。主要是以王若飞为中心的陈独秀派对抗以瞿秋白为主的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派；旧时以张国焘为主，以后以罗章龙为主的全总派则动摇于此二派之间，我在思想上和历史上倾向于陈独秀派。 我编辑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表面上宣传中央的政策，但渐渐地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因为革命失败，迫得我不能不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由此渐渐地怀疑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历来的和当前的路线，在撰写的文章中也有意无意地写出自己的思想。最明显的，是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为《布尔塞维克》第十一期写的不署名的社论，明白提出了中国革命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而当时中央实行的国际路线则主张工农民主专政。于是中央委托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第十四期上发表一篇也是不署名的社论，以纠正第十一期的社论。但当时我不过开始独立思考而已，尚未形成对于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的系统的思想。 1929年初退出中央宣传部以后，我继续独立思考。 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被捕。当时我已经结婚，爱人刘静贞，昆明人，共产党员，同我一起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同我一起退出中央宣传部。我们同其他同志一起，住在党的一个机关。同住的同志中有一人被捕，其他的人受牵连也被捕了。经过党中央营救，我们受牵连的人在龙华司令部关了四十多日，交保释放。 释放后不久，我们陈独秀派第一次看到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经过相互讨论，并同陈独秀讨论，最后接受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以及他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从此我们陈独秀派以及陈独秀本人都成了托洛茨基派，而参加了国际托派的组织。 这是我的政治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不减于1922年的组织少年共产党。 1931年5月1日，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开会，我是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大会之后不到三个星期，因叛徒出卖，我们的领导机关被国民党政府破获了，绝大多数中央委员被捕，我在内，而且成为全案的“首犯”。我已内定死刑，恰逢国民党政府有人事变动，上海警备司令易人，才由死刑改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 少数未曾被捕的中央委员，陈独秀在内，恢复了领导的组织，继续斗争。但他们也于1932年10月间组织被破获，人被逮捕了。 我在狱中继续独立思考革命根本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 我们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人，一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南京遭受日机轰炸，国民党政府决定内迁的时候，才得释放。 我出狱后，因南京至上海交通中断，决定暂去皖南山区避难兼休息，伺机迂道返回上海。想不到在那里住了3年，在那里生了个儿子，夫妇二人以教书维持生活。直到1940年，我们才离开皖南，经过浙江，由宁波海道回到上海。 到上海后，我参加了中国托派的领导组织，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著作《俄国革命史》（第二卷和第三卷）。 当时托派领导机关争论对当前抗战的态度问题。有三种意见：一种以为抗战本身有进步意义，我们应当支持国民党的抗战；一种以为抗战本身有进步意义，我们应当独立抗战；一种以为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准备在战争中举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我属于第三种意见。争论结果，中国托派组织发生了分裂。 在争论和分裂中，我所属的一派单独出版油印的刊物，起初没有名称，以后正式出版名为《国际主义者》，到日本投降后，我们再出铅印的公开的刊物《新旗》。我在无名的刊物上，在《国际主义者》上，在《新旗》上，都写了许多文章。在此以外，我还写了书：《不断革命论ABC》、《三人行》、《国家资本主义论》。 这些文章和书是我第二时期的著作，即是我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所得的结论。可惜，今天这个时期的著作已经无法搜集完全了。我自己珍视这个时期的著作过于第一时期的著作，因为后者是在既成的路线下写的文章，后者也不用费力去搜集。《新青年》（后期）、《向导》、《布尔塞维克》等刊物保存下去，我的文章也就保存下去。 中国解放后，我不愿逃亡国外。我一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世界的和中国的。明知斯大林的政制不能容忍像我这样的人在世界上生存，30年代莫斯科冤狱已经昭示我们了，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国内。果然，到了上海解放后三年半，即1952年12月22日，“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网打尽的”，中国托派都被捕了。此次，我仍旧是本案的“主犯”。一个不爱出头出角的人，三次被捕竟两次作了“主犯”！ 这次入狱，我（以及其他24个人）关押了27年（从1952年12月22日到1979年6月5日），始终未判决，而且未起诉。奇怪吗？人家告诉我们：像你们这样的犯人不多，但还是有的。 从1964年起，我在狱中又可以公开发议论，公开著书，批判当时的政策和理论了。因为从那时起，我可以与其他的同案犯，同我一样尚未判刑的托派犯人（起初3人，后来2人）编成一个学习小组（1956年我们全案也曾集中学习，但那时每一小组多至十多人，时间也短促，不能畅所欲言）。我们学习的是所谓“反修文件”，即苏共和中共之间的理论争论。学习之后每人还要写“总结”。虽然未曾宣布各人“畅所欲言”，我却利用这个机会，根据我十几年来独居囚室思考问题所形成的系统思想全面批评斯大林政制，不顾由此产生的任何后果。最后，我以“学习总结”的形式写成了一本书，共八万五千字，名为《干部主义论》。 1965年，我们每人又获得《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一部，要求学习“毛泽东思想”。不用说，学习之后也要写总结的。我又系统地写成了一本书，共十三万五千字，名为《狱中读毛泽东选集》。此外，我读了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后，也写了本批评的书，以及平时用“读报随笔”的形式写了许多批评时政的文字。以上一切政治著作，在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监狱军管以后，被军代表命令抄家，没收，销毁了。 但我由此形成的系统思想是销毁不了的。1972年，我们这一案的重刑犯人（包含未判的犯人在内）坐满20年之后被改变关押的形式为严密管制的形式；1979年，被解除严密管制而恢复公民权。我们算是恢复自由了。我本人被增补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但1952年12月被逮捕的中国托派全案并未得到平反，仍旧被定为“反革命案”。1988年苏联已经给30年代莫斯科公开审判的三大冤案——1936年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1938年的“右派-托洛茨基联合反苏案”——彻底平反了。这年，我先后三次上书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要求给1952年的中国托派案平反，可是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 从1979年恢复公民权至今11年间，我写了不少文章，也写了书，写出的书信中也有一些值得发表和保存的。这一切文字约略估计，有八十万字上下。这是我的第三时期的著作，与第二时期一样也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但结论不尽同于第二时期。第三时期的著作只有一小部分发表，绝大部分只有手抄稿或复印稿在少数人中传观。 在第三时期中，我却有三本书在国内出版，但都不是这个时期写的。一本是《郑超麟回忆录》，1944年下半年写的，属于第二时期的著作，手抄稿曾经作为“反革命”罪证随我入狱，我恢复公民权之后，它也变成党史资料可以作为内部发行，由国家出版机构印行了。附录《陈独秀与托派》则是1980年新写的。一本是《玉尹残集》，那是我在狱中写的诗词的余烬。一本是《诸神复活》（分上下两册），那是40年代出版的翻译小说。这11年中新写的文字不知何时才能印出。 值得庆幸的，就是当我度过90岁生日的时候，恰逢世界发生了重大的事变，证明本世纪一场最大的争论获得了谁是谁非的结论。 我说的是“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大争论。 1924年年初，列宁死了，这年秋间，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渐渐明朗化。不是工作作风的争论，而是根本路线的分歧。斯大林提出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理论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也违反斯大林本人1924年上半年在所著《列宁主义基础》中自己说的理论。于是，以前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渐渐离开斯大林而同托洛茨基派联合了。联合反对派坚持世界革命成功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同斯大林派对抗。 60多年以来，斯大林总是以苏联的现实，后来又以东欧诸国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证明：一国或者少数比较落后的国家确实建成了社会主义。 可是去年以至今年，这些国家的现实又证明了什么呢？ 70年前，当我20岁左右的时候，各国的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名为共产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没有改名而坚持原来的立场）；去年以至今年，我们则看见发生相反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自然也有一部分尚未改名而保持原来的立场）。 70年前发生了一种过程，今天70年后则发生相反的过程。这表示什么？一般人说，这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 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是表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破产罢了！世界上惟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敢于理直气壮地作出这个断言，因为世界上惟有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几十年来始终坚持一个国家或几个落后的国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我们从来未曾承认过苏联以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国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 20世纪世界历史上一场最大的争论，绵延将近70年的争论，终于做出结论了：托洛茨基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 看到了这场大争论的这个结论，不枉我活到90高龄。 我还能活下去，看得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爆发吗？ 一九九〇年五月一日
谈蒋光赤、萧三、王独清（郑超麟口述，1990年3月17日-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谈蒋光赤、萧三、王独清 郑超麟口述郑晓方记录（1990年3月17日-8月12日） ↘谈蒋光赤 ↘谈萧三 ↘谈王独清 谈蒋光赤 问：蒋光赤20年代初期留学于苏联，那时您也在苏联留学，您认识他吗? 答：认识，而且是好朋友。我1923年春天到莫斯科进东方大学时，蒋光赤已经在那里读了两年书。他是第一批从国内直接去莫斯科的，同时去的有三十几个学生。 问：蒋光赤在苏联时已经开始文学创作了吗？ 答：他那时已经以作家自居，写许多新诗了。以此，他在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中处于特殊的地位，这地位决定了他的一生。 问：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学生怎样看待文学呢？ 答：初去苏联的学生三十多人中发生了内部斗争，渐渐形成互相对立的两个派别。一个三十多人的团体总归要闹矛盾，要相互斗争的。首先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他们都是青年团员，但出国时未曾成立团委，到了莫斯科后才去竞争谁当书记。 这两个派别，爱好文学的人自然而然地属于同一派，两派斗争不久就分出胜负来了。内地学生占据了领导地位，成立了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组织是卜士奇，宣传是彭述之。三人都是湖南人，他们都不爱好文学，也不懂得文学。跟随他们走的，还有几个浙江学生，但都不是文学青年。反之，所有文学青年都是反对派，其中有蒋光赤，有以后驰名的曹靖华、韦素园，以及其他的人。反对派中自然也有非文学的青年。因为双方斗争基本上是谁统治谁的斗争，而文学与非文学的斗争是占次要的位置。 旅莫支部中当时造成一种气氛，仿佛说：我们来莫斯科是要学习革命，不是要学习学问的。我们要做革命家，不要做学院派。支部领导并不明白地反对文学，却鄙视文学青年，以为这些人不能成为好同志。 1922年暑假，学校成立一周年了，物质生活艰苦。支部于是叫人自报，愿意回国，还是愿意留下学习。反对派，包含文学青年，多自报回国，但蒋光赤自报留下来学习。反对派中的抱朴也自报留下来学习。这两个人是有勇气的。留下来学习，不仅物质生活艰苦，而且要受同党同团的同志歧视和打击。 应当说，1922年暑假自报同国的学生并非都是反对派，也有当权派的。他们回国也并非完全为了不能吃苦，也有为了革命工作的。可以说，反对派中回国的人多，留下来的人少；当权派中留下来的人多，回国的人少。 我们十几个人初到莫斯科时，所遇的气氛就是如此。旅莫支部的领导人，管组织的卜士奇刚回国去，剩下的是罗亦农和彭述之。他们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他们造成的反文学的气氛是有约束力的。我们从法国去的人中，萧子暲（后改名萧三）是文学青年；王若飞也是文学青年，他在法国每期必看《小说月报》；我在法国也看了不少法文小说，也译了一本《文学入门》。但到了莫斯科以后，我们都收起来了，绝口不谈文学，觉得支部领导人说得也许有道理，他们毕竟比我们多领会一些十月革命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些人当然站在支部领导人一边。 我们刚到苏联时，大家都在冷落蒋光赤和抱朴，见面时也不打招呼一下，从不同他们往来。我们上课时，这两人也曾替我们当翻译。我们都住在大学本部的宿舍里，而这两人则住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广场（似名普希金广场）东边女修道院楼上一个房间。支部领导人不放心，派一个华工王鸿勋跟他们一道住。我倒与他们来往，常常到他们的房间去，同他们聊天，有时同他们去逛马路。为此，我在小组会上屡次受了批评，但我并不改。我觉得同别人谈话都是一本正经的，同抱朴和蒋光赤谈话则可以随随便便，像朋友一样。但为此推迟了我由团入党的时间至几个月之久，直到内定要派我回国的时候。 因此，现在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要了解党员作家蒋光赤，必须先知道他在莫斯科这一段的生活，知道当时时代的要求和蒋光赤本人对此时代的反应。 问：刚才您说，王若飞、萧子暲和您在法国时都是文学爱好者，但到了莫斯科以后却抛弃文学了，您本人觉得可惜吗？ 答：没有什么可惜的。我在法国也是把文学当作副业。初去法国时想进大学，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入学考试上。后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主要精力便转移到革命理论研究上了。以后参加“少年共产党”，那就研究之外还要活动。但作为业余，作为休息，作为提高法语水平，我始终未曾放弃看法文小说、读法国文学史以及一般的文学理论。到了莫斯科，在旅莫支部造成的气氛下，才完全抛弃了这种业余嗜好。即使不抛弃，在回国以后那种工作条件下，我在文学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成就的。除非像蒋光赤那样，把文学当作正业，而把革命理论和革命活动当作业余。我年轻时不会选择文学道路的，年老回顾也没有觉得惋惜。 问：蒋光赤回国以后的情形怎么样? 答：蒋光赤是1924年第一批回国的，比我早两个多月回到国内。同行回来的好多人都派在党内或团内工作，惟有蒋光赤派在上海大学教书，而且是在中国文学系教书。他常来秋白家，中央宣传部就设在秋白家里，我也住在那里，因此常同蒋光赤见面。他自己住在成都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处一个亭子间里，我也曾去看他。沈泽民夫妇住处离他不远，我就在他家初会沈泽民。冯玉样倒戈，孙文北上之后，上海群众运动起来了，先有“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后有孙文追悼会的运动，这两次都是全体市民的运动，领导的是我们的同志。他们通知所有同志参加，把蒋光赤、沈泽民、我三人编成一组，上街演讲，发传单，但只限于中国地界。讲演是蒋光赤和沈泽民的事，我参加发传单。蒋光赤表现得很勇敢，很努力。他告诉我，1920年出国以前，他来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那年五一节他就一个人在外滩公园附近发过传单。 在这个时候，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不妨害他的文学活动。他在上海大学教文学，组织学生成立文学团体，编辑文学刊物，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并不妨害他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他的文学活动，同我见面时是不谈的。他知道我仍抱有旅莫支部对文学活动的成见，既不会参加他的活动，也不会发生兴趣。当时我们做党的工作的人都是如此。惟一例外是瞿秋白，瞿秋白自己不搞文学活动，但支持蒋光赤从事文学活动。 不过在孙文追悼会运动之后不久，蒋光赤就遇到难题了。冯玉样接受了苏联的援助：金钱、军火、顾问。苏联军官派到张家口来，需要翻译人员。中央从上海大学调出蒋光赤去北京，受北方区调派，北方区派他去张家口作苏联顾问的翻译。那里是没有什么文学活动可搞的。蒋光赤不能不服从调派，但内心是不愿意的。他在张家口工作了不久，党性和文学的矛盾就发展到了极点。他写信给北方区组织，要求调回上海。组织当然不准，于是他不顾一切，自动离职跑回上海。这在当时是党纪所不能容许的。赵世炎报告中央，要求严厉处分蒋光赤。我不知道此事的下文。但显然没有开除党籍。他照样在上海大学教书，照样来中央宣传部串门，照样三日两头到瞿秋白家中高谈文学，照样发表他的文学著作。不过从此之后党组织再未分配他的工作了。他也不依靠党的生活费过生活，他的稿费足够他过活。他是否编入支部，我不清楚。莫斯科老同学，罗亦农、彭述之、赵世炎、王若飞等人，都不愿意谈到他。我还是同他往来的，有时在西门路秋白家里看到他，有时他来福生路宣传部看我们（宣传部搬到横浜桥以后，他就不来了）。春秋佳日，我和他常去郊游，一次去南翔游古猗园，一次去炮台游海滩，但他从不同我谈文学，我也不同他谈工作。 在这个时期有三件事情可说。一件事情，我在他处已经说过了，即是：一次，他来福生路宣传部时，恰逢沈雁冰也在宣传部，我同时招待他们在客堂谈话。想不到这两个人为文学问题争起来了。一个站在创造社方面（蒋光赤常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文章），一个站在文学研究会方面，我作主人不知如何调解才好。另一件事，则是我未曾说过的。1926年，陈碧兰新任中央妇女部部长，主编《中国妇女》杂志，可是没有人写文章。她要蒋光赤和我两人各写一篇文章，写妇女运动问题，但须用女性笔名，蒋光赤用了“广慈女士”为笔名，我用了“绮纹女士”为笔名。还有一件事，是1927年10月的事情。那时我已随中央迁回上海了，蒋光赤约我见面，地点在北四川路创造社的一间房子里。一见面，蒋光赤就取出一张出版不久的小报给我看，上面有消息说共产党内盛行争夺爱人，蒋光赤的爱人被郑超麟抢去了，蒋光赤泣诉于陈独秀面前，陈独秀偏袒郑超麟，判决这个爱人归郑超麟所有。我看了这消息哈哈大笑，蒋光赤也笑了起来。蒋光赤的爱人，我连面都未见过。 中央在武汉时，蒋光赤也到武汉去了。他在武汉没有工作，便在爱好文学的青年中间活动，组织文学社团，准备出版刊物。不久，武汉反动，他和这一批文学青年回到上海，很快就成立了太阳社。 在反革命以后的上海，我同蒋光赤很少来往。我住的宣传部机关不能让他来，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偶然有事，需要见面时，只能通过组织约好时间和地点，记得有一次太阳社支部在钱杏邨家开会，我曾代表中央宣传部去参加。一次我去林伯修家里同他们几个人谈话，蒋光赤告诉我，他在《太阳》上写文章，说人的一切知识是从经验中产生来的，可是《文化批判》认为这话不对。我又记得他告诉我，王任叔发表文章批评他写的《短裤党》，说只有群众没有主角。他同我说这些话，是要我运用中央宣传部的权威制止人家批评他，但我没有理会。 1929年我脱离中央宣传部以后，就没有再见到蒋光赤了。 他死于1931年，那时我已经关在国民党狱中。 问：请您谈谈蒋光赤的作品当时影响的情况。 答：蒋光赤的小说，我认真看了一遍的，也只有《短裤党》。不错，他最早出版的《少年飘泊者》我也是匆匆翻了一遍的。其他的小说，我连碰也未碰过。至于他的诗，我从未读过一首。 记得《少年飘泊者》出版不久时，我的房内写字台上放了一本。一天，陈独秀来我的房间，拿起来翻了一遍，说了他的评价，那是很不好的。瞿秋白支持蒋光赤搞文学，但他的评价也不高。记得有一次，秋白、光赤和我三人，在秋白家中谈文学，蒋光赤有事先走了。他刚出去，秋白就对我说：“这个人没有天才。”我同意他的话。现在我想，中国提倡“普罗文学”的第一人，如果不是蒋光赤，而是瞿秋白的话，那么成就一定更大。秋白是有天才的，但他不愿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文学活动。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被迫放弃政治活动去作文学活动，成就也不大。我们并不希望中国历史出现一个文学家瞿秋白，哪怕他能写出像《子夜》那样的小说，也是一种损失。 问：据说《短裤党》中大多数人物是真人化名的，请您谈谈这部作品。 答：蒋光赤的《短裤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瞿秋白和蒋光赤合著的。文字是蒋光赤写的，但立意谋篇有瞿秋白的成分，连书名也是瞿秋白定的。但这个书名定错了。秋白要借用法国大革命中的革命群众的特殊名称LesSans–Culottes来称呼蒋光赤书中所写的革命群众及其领导者，但将LesSeans–Culottes译为“短裤党”，则是错误的，此字恰好应当译为“长裤党”。原来，法国贵族服装有个特别标志，同平民不同，即是贵族要穿一种短裤，名为Culottes，面料、做工都很讲究，甚至绣了金丝银丝，裤脚很短，只能盖着膝盖，小腿则穿着长统袜子，袜子也是做得很讲究的。平民穿的是长裤，即现在的西装裤子。 蒋光赤这部小说写的是1927年2月间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故事。故事自然是虚构的，情节也不符合于当时的事实。王任叔认为此书只有群众，没有主角，蒋光赤则辩护说：没有主角的群众小说也是一种新的体裁。我则以为不能说书中完全没有主角，史兆炎、杨直夫也可算作主角。 书中可注意的，是那些活动人物有原型，从他们的性格和姓名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有历史价值的，可供后人研究此时代的活动人物作参考。当然，这是小说，其中所写的人即使有原型，也不会完全符合于原型。事情发生以及小说出版，距今已有63年了，恐怕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把书中的人物形象和真实的人对照起来了，我应当就我所知道的指出来，供后人研究。 林鹤生——似乎是以何今亮（汪寿华）为原型，但又不像，就工作和性格来说都是不像的，连姓名也没有可联系之处，惟有留着小胡子像。 郑仲德——陈独秀。他是最高领导人，主持会议的。性格、态度、语言都相似。陈独秀字仲甫，姓名只有一个“仲”字相同。 鲁德甫——彭述之。性格、相貌、态度、语言都相似。彭述之的俄文名叫做彼特洛夫，这是后三字的谐音。 曹雨林——郑超麟。名字谐音，性格相似。 易宽——尹宽。名字谐音，相貌相似。 何乐佛——罗亦农。他的俄文名布哈罗夫，这是后三字谐音，他确实是“架子十足”的。 史兆炎——赵世炎。名字谐音，但事实上不像他，只有接近工人，主持工人运动这一点像他。 华月娟——书中是史兆炎之妻，但不像夏之栩，她不作工人运动。 杨直夫——瞿秋白。以他的爱人之姓为姓，性格、地位、态度相似。 秋华——杨之华。以秋白名中一个字为姓，性格相似。 鲁正平——似乎是以顾顺章为原型，但完全不像，姓名也没有联系。 以上都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原型是：沈船舫影射孙传芳，李普璋影射李宝章，张仲长影射张宗昌，皮书城影射毕庶澄，章奇影射张继，郑启影射曾琦，左天宝影射左舜生，李明皇影射李璜，等等。 问：你认为小说中的“曹雨林”形象与您本人像不像？ 答：小说中写的“曹雨林”，说他“不爱多发言”，说他厌恶彭述之开会时多说废话，说他对瞿秋白有好感，——这是符合事实的。但说他干涉彭述之发言，说他在秋白发言后称赞秋白说得好，则不是事实，我不会这样做的。 蒋光赤未曾参加过中央会议或区委会议，也未曾旁听这些会议。小说写的这方面的事情，是他间接从瞿秋白听来的。不过小说虚构却留下一件事实，即我很早就厌恶彭述之。 问：蒋光赤的一生应当如何评价呢？ 答：蒋光赤是个悲剧。他临死之前不久还被开除出党，据说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的，像蒋光赤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问：您同蒋光赤的个人关系如何？ 答：作为朋友说，我现在还怀念着这个人，我们常在一起玩，很谈得来。可是，从1929年初，我退出宣传部以后就没有同他见面了。他同我同年，月份比我小。他如不死，今年也是九十岁了。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七日 谈萧三 问：上次您在谈蒋光赤时，说到你们这批从法国去莫斯科学习的青年人中有几个是喜爱文学的，其中您也提到了萧子暲。他就是后来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萧三。请您谈谈萧三早年的活动情况。 答：大革命失败以前，他始终叫做“萧子暲”，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特委会”，他也是成员之一。现在保存下来的“特委会”记录，出席的名单上也写一个“暲”字（或“璋”字）。革命失败以后，他再去苏联，不知何时起才改名“萧三”从事文学活动了。我在莫斯科同他相当熟，革命高潮时他在上海青年团中央做工作，我同他更熟，常常陪他和他的俄国老婆逛公园。 问：他有个俄国老婆？ 答：是的。一个俄国女孩子，他在哈尔滨认识的。那时，我还会说几句俄国话。 我们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旅莫支部造成一种风气，反对学生搞文学。从法国来的几个文学青年都不再搞文学了，惟有萧子暲还在从事文学活动。 问：在这种风气下，他的文学活动是否有特别值得说的地方？ 答：那是奉命搞的，与蒋光赤的个人活动不同。但究竟是旅莫支部给他的任务呢，还是事先取得支部允许让他搞的，这我就不知道了。 问：关于萧三在东方大学的文学活动，您能具体谈谈吗？ 答：我记得两件事。第一件是翻译《国际歌》。东方大学本有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不是完全根据俄文，而是参考了法文原文的，可是唱起来不大顺口。可能是萧子暲建议以法文原文为主另外翻译《国际歌》，而旅莫支部同意了的。有几天，在宿舍内，以萧子暲的床铺为中心，萧子暲、陈乔年、王若飞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在那里翻译，有时也在那里唱。我的床铺在萧子暲的斜对面。有时他也把我叫了去，解决某些法文字句的疑难问题。我的法文当时被认为较好的。萧子暲有时给法国朋友写信也要问我：某种意思应当用什么法国字来表达。翻译《国际歌》时，我只记得他们问我：“团结起来。到明天，”是否可行？这里，“团结起来”后面是句号，结束上句；而“到明天”后面则是逗号，引起下句的。法国诗歌中常有这种句法。我认为“可行”，就是这样定稿了。 在1925年至27年的革命中，全国唱的《国际歌》就是用萧子暲翻译的歌词，解放后虽有改动，但也是以萧子暲歌词为底而修改的。 但上述那一句中，半句承前，半句启后，中国人毕竟不大习惯，以致大家把那七个字联合为一个意思，好像说：我们要团结起来，一直到明天都不分散。解放初年，有个电影的片名就叫《团结起来到明天》。这是不符合于法文歌词的本意。 问：您刚才说的翻译《国际歌》歌词的事，我们恐怕在别处是听不到的。请您接着说他的第二件事。 答：那是在1924年2月间，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学生在本校附属的“黑猫电影院”开一个晚会，招待本校师生和校外客人（似乎马林也来了）。主要是演一场话剧，《二七惨案》（或类似的名称）。这个话剧就是萧子暲编的。显然是奉命编的，因为旅莫支部宣传部长彭述之就在剧中扮演施洋，一直演到施洋被枪毙。萧子暲自己也在剧中扮演一个女工，女工的衣服是向俄国女同学借来的。 不记得是在同一次“晚会”，或在另一次“晚会”（中国班不止举行一次“晚会”），萧子暲也编了一场舞蹈：四对夫妇同台跳舞。记得其中一对，男人是李仲武扮的，女人是李季达扮的。男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资本家。”女人自我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婆。”其他三对也是这样奇形怪状的。这场舞蹈的舞曲，我在中学学过。未演前，我就在“黑猫俱乐部”一架钢琴前弹这首乐曲。萧子暲听了走过来，要我再弹一遍。他听了摇摇头说“不行”。以后不知找什么人弹钢琴伴舞。 问：为什么你们那个时代，尤其是你们那一批青年人，从事文学活动那么少，那么困难呢？ 答：我在莫斯科时，旅莫支部确实是歧视文学青年，反对文学活动的。特别反对写诗、写小说。回国后，在革命中也没有人提倡文学。办俱乐部、作化装宣传，则是另一回事。这是普遍现象，当时苏联也是如此。高尔基住在意大利一个海岛上，受墨索里尼庇护。1929年我脱离中央宣传部以后，形势改变了。苏联以及各国共产党都提倡文学。高尔基回到莫斯科，布哈林代表共产党中央去车站迎接。就在这个时候，萧子暲也可以进行文学活动，最后他成为有名的诗人。但此时他不见得仍认为我是他的好朋友了。 谈王独清 问：记得您曾代表中央，同创造社有过来往。王独清作为创造社的一个老作家，您认识他吗？ 答：认识，而且很熟。 问：您和他的认识经过是否还记得，请您回忆一下。 答：我在《回忆录》中说起1928年5月间中央派我去同创造社联系的事。那天约好的会面时间到了，正在准备出发，忽然中央交通处送来了一封信，是王独清写给我的，好像老朋友之间写便条的亲热口气，内容是他约我在去创造社总部以前先到他家去一下，他住在施高塔路12号底层。我当然知道王独清这个人，也听说了他在法国的一些故事，但从未认识他。我很惊讶，他怎么会写信给我，而且这信能寄到我手里。 后来，我才知道是蔡畅告诉他中央派我去同创造杜联系，因此他写信交给蔡畅，通过中央交通转给我的。原来他在法国也到蒙达尔中学读书，同蔡和森一家人以及其他的新民学会会员都很熟。1928年，蔡畅和他亲密来往，王独清把他的母亲的一个侄女介绍给创造社做女职员（后来成了彭康夫人）。 问：您还能谈谈您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 答：我自然不会先去找他再去创造社总部开会了。但开会以后，我便去施高塔路12号找他。这是个身材不高，相当肥胖的人。听我自报姓名后，立刻像多年老朋友一样拉我坐下来。 我们刚要开始谈话，成仿吾、郑伯奇、张资平三人突然走了进来。这三人，我在创造社总部开会时刚见过面，我知道他们是来告诉王独清开会经过的。我于是向主人告别，并约好下次见面日期。 第二次我到他家，他立刻带我到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一家咖啡店里。我在北四川路住了很久，此时才知道那里也有巴黎街上那种咖啡馆，进去喝一杯咖啡，就可以在那里谈半天话。王独清告诉我创造社的内幕，其中的人事关系，让我心中有数。他约我先去他家，就是为了谈这一类事情。其实，中央派我去创造社，只要我向他们说明党的理论和政策，只要我从政治上影响他们，并不要操纵他们的组织。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有什么用。我必须知道的事情，三个“小伙计”，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也会告诉我的。 问：在这次见面之后，你们后来经常来往吗？ 答：以后，我常去找王独清，我们成了真正的老朋友，无话不谈。我们甚至谈到了吴若膺。 问：谁是吴若膺？ 答：哈哈。吴若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支手打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吴虞，吴又酸的女儿。她也在法国读书。她是王独清的爱人，后来破裂了。这件事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传说很多。 问：王独清那时的文学表现怎么样？您对他的作品如何看待？ 答：我自然看到了王独清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诗和文章，知道他接近于颓废派。他写的是新诗，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旧诗是很有根底的。他的诗句精炼，讲究对偶、色彩、声音。有一次，我们谈话时，我说起了法国19世纪末的诗人波德莱尔、兰坡、魏尔仑，他睁大眼睛对我看。他大概以为我不过写写政论文章而已，怎么会知道法国的世纪末诗派。后来，他也常常同我谈他的诗和他的创作计划。有时，我同他谈了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特别是这位诗人的诗的排列形式。 一天，我去找他，他拿出一首新作的长诗给我看。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诗句的排列方式：不仅各行排列不整齐，而且每行字数多少也不同。诗的内容是关于广州暴动的，没有题目。他问我用什么诗题好，我建议用《Lldec》，他接受了。这一首长诗后来印成了一本薄书出版。 问：最后，请您谈谈王独清与托派的关系。 答：我和他密切来往时，中国还没有托派，我自己还不是托派。 1931年，我被国民党逮捕前，他因为同我们来往（那时我们是托派了），受了创造社朋友的攻击，但他并不后退。其实那时他还没有参加托派组织。我在狱中时他才参加了组织。那时他认识了彭述之，再由彭述之去认识陈独秀，这都不是通过我的关系，而是通过汪泽楷。汪泽楷是王独清在法国蒙达尔中学的同学。 1940年我重新返回上海时，还看到王独清，但就在这一年夏天他患伤寒病死了。 一九九〇年八月十二日
中央文化委员会是谁领导的？（郑超麟，1989年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中央文化委员会是谁领导的？ 郑超麟1989年1月28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你们一月十日写来的信，我昨天（二十七日）オ收到。 我不能分别回答你们所提的十个问题，只能作一次综合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中央，从成立到一九二八年底我卸去宣传部秘书职务为止，根本没有列为专项的文化工作，更加没有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化党组”，或类此的机构。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在这时期中，全国代表大会或各地区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有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国民运动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以及其他的决议案，却从未见有文化运动决议案。在这时期以后，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情况，我就不敢说了。 《新青年》改为季刊后，瞿秋白作主编，于革命理论和政论之外，发表了几篇评论文学和批判文化的文章，引起了当时在苏联任旅莫支部宣传部长的彭述之的反感。一九二四年秋，彭述之回国，接编《新青年》季刊，就不发表评论文学和批判文化的文章了。彭述之当宣传部长，他自己不懂得文学，也不懂得文化。我当宣传部秘书，在法国时曾搞了一阵文学，到莫斯科后学习革命理论还来不及，就把文学抛弃了。瞿秋白此时也不写那一类的文章。所以在革命那几年中，中央出版的报刊以及书籍，都不谈文学和一般文化。革命失败后，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一文说明本刊发展的计划，其中也没有提到文学和一般文化。 但革命失败后，文化工作已经从下层兴起来了。那完全是自发的，即不是中央领导的，也不是省委授意的。起初成立了“太阳社”。那差不多完全是我们自已的同志的组织，其中主要是爱好文学的同志，以蒋光赤为核心，但也有正在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他们以余暇写些小说。如徐迅雷，洪灵菲之类，更有老一辈同志，如高语罕，杨匏安，罗绮园之类，他们大半是挂名的。我知道这件事，但不重视这件事。 瞿秋白是不是挂名太阳社呢？我不相信此事。那个时候，我常同秋白见面，谈话，但从未听他说起太阳社。蒋光赤，在中央未迁武汉前常去秋白家中，中央从武汉迁回后，秋白事忙，住家又隐蔽，是否同蒋光赤见面，很难说。至多二人约在另一地方谈一二次话。我和蒋光赤也是这样偶然约会，见几次面而已。只有钱杏村的回忆说过瞿秋白参加了太阳社。但钱杏村的回忆是不可靠的。他也说我参加了太阳社。我并未参加太阳社。不仅蒋光赤没有邀我参加，即使他邀我，我也不会参加的。 仅仅有太阳社，江苏省委也不会成立“文化小组”的。文化小组成立，总是在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三人参加了创造社，而《太阳》和《文化批判》又开始攻击鲁迅，接着这两个刊物互相攻击的时候。江苏省委制止他们攻击鲁迅，又制止它们互相攻击，所以才成立文化小组。这是我的猜想，当以当事人的回忆为准。江苏省委制止它们的攻击，不是出于是非，而是出于利害，即出于现在说的“统战需要”。鲁迅是共产党的朋友，他同济难会的关系很好，帮了很大的忙，不应当攻击他，至于创造社，则当时被视为民主派，也应当团结的。 一次，蒋光赤找到我，向我控告《文化批判》对于《太阳》的攻击。蒋光赤写了一篇文章，似乎说：一切知识出于经验。《文化批判》便批评他不对。我一听就知道蒋光赤是错的。他没有读过列宁反对马赫主义的著作。蒋光赤向我控告，无非要我以党的权威制止这个攻击。但我不管。 到我去创造社做政治指导工作的时候，两个刊物攻击鲁迅的事件，以及它们互相攻击的事件，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人提起了。 我去创造社，并非为了做文化工作。 当时创造社新添了一批生力军。他们刚从日本回国，但与老一辈不同：老一辈是搞文学的，他们是搞社会科学的。这一辈人在日本都学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另办一个杂志《文化批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当时的哲学，社会学，文学理论等等。他们有野心，要成立一个政治的组织。他们写信给已在日本的郭沫若，征求他的意见。郭沫若大不赞成，说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你们应当同共产党合作，（不应当另起炉灶。他们接受了郭沐若的意见。）可是，他们找不到共产党。可能他们知道创造社内有三个人，李民治，欧阳继修，潘汉年，是共产党员，但这三个人是展于“小伙计”一级，他们要找共产党负责人商谈。于是问题提到了中央。以前，在创造社内，李欧潘三人成立一个支部（或党组），有问题由此三人提交江苏省委解决，现在江苏省委不能解决，问题就提交中央了。 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某次会议上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可见，这问题并非当作“文化工作”提出来的，而是当作“统战工作”（当时没有“统战”名词，说的是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似乎国际已经指示中国党停止盲动主义路线，要团结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反对国民党的独裁）。 秋白又说，中央已经指定他去同创造社接触，可是国际来信，要他去莫斯科商议什么事情，他没有时间去做创造社工作，建议我去做这个工作。我不习惯于办这种外交事情，心里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既然是中央委派，不愿接受，也只好接受。 我很快会见了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忘记了是否会见潘汉年），了解了创造社内部的情况，并约定去同他们见面的时间。这工作本身，我在《回忆录》中已经写过了，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总之，我去创造社同他们谈了五六次的话，直到七月中旬我奉中央之命出差福建为止。我九月底从福建回到上海来，就未继续同他们谈话了。我同他们谈什么话，当时没有记录，现在也忘记了。大意说的是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理论和路线的问题。我代表中央同党外的人谈话，只能够说中央的话，不能说我自己的话，虽然我当时已有同中央分歧的意见。我当时的意见，现在回想，在某些方面接近于托洛茨基主义，但还不是托洛茨基主义。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前几年上海有个党史工作者，访问了我，又去访问李初梨。李初梨要她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即是：我那年在创造社谈话时，李初梨曾问我，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出现了“清算派”（日语称托派为“清算派”），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出现“清算派”？我回答：不会的。李初梨要她问我：为什么不久之后我自已就成为“清算派”了呢？我已忘记了此次的问答，但相信这问答确有其事。那个时候我虽知道苏联共产党内发生激烈的争论，一边是托洛茨基，一边是斯大林，但不知道双方争的是什么，更不知道这争论同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 我出差福建回来后，虽然没有继续去创造社同他们谈话，但仍旧会见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向他们了解创造社情况，即仍旧做统战工作。所以六大选出的新中央的宣传部长蔡和森要我汇报工作时，我向他汇报了创造社的工作，几个月前的情况和当时的情况。汇报时，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也在座。我至今还记得蔡和森听到我汇报的反应。他说：“这就是德谟克拉西。”这话的意思是说：“创造社这批人就是六大要我们去团结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蔡和森也是把创造社工作看作“统战工作”的。蔡和森下台，李立三代起后，我照样向他汇报创造社工作，但他听了之后不表示意见。不久之后，我就辞了职，把职务交给潘文育。以后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你们二次引用潘汉年回忆的话，基本是对的。我确实是从一九二八年四五月间起领导创造社党组（我不知道它本是江苏省委属下的“文化小组”），而创造社党组（不是“文化党组”）正式归中央领导，并改名为“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在潘文育代替我担任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后。难怪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回答你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 我在创造社做的，是统战工作，而非文化工作，这一点，我想今天健在的李民治和欧阳继修二人也可以证明。此外，那时我只同创造社的人谈话，没有同太阳社的人谈话，也可证明做的不是文化工作。 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几次见面，而且曾在南京路大酒家宴请郭沫若。这是我在党内听说的，还有同志向中央提意见，说周恩来在先施公司的东亚大酒家宴请贺龙，不符合于秘密工作原则。我想，当时周恩来在秘密工作中接见什么人，宴请什么人，是出于需要，为了团结，为了安定失败情绪，他同郭沫若见面，也不见得是为了文化工作。潘汉年本是创造社的“小伙计”，他革命失败后回到创造社是很自然的。周恩来要郭沫若安插李民治和欧阳继修在创造社里，也不奇怪。首先解决二人的职业问题，其次可以发挥二人的作用。李民治在北伐期间本是郭沫若的秘书，我不相信周恩来同郭沫若见面，安插几个人在创造社内，是为了便于发展文化工作。当时周恩来只管理军委的事情，他尚未兼任中央组织部工作，他也曾同我见了几次面，从来不曾同我谈起文化工作。 此致 敬礼！ 郑超麟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附原信 郑老： 您好！我们近来在编写《白区斗争史》工作中关于党领导文化战线斗争部分遇到了困难，急需了解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左联成立这一段期间党在文化战线领导斗争的情况，包括当时党领导文化工作的〔组织系统，主要负责人，党领导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指示，决定，党组织或党员所从事的文化工作情况等。 据查文献，档案资料和您的著作《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得知您在大革命失败后担任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工诈期间，曾亲自代表党中央指导过创造社文化党组的工作，并向中央专门汇报过文化工作。因此特提出一些可题向您求教（问题附后），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帮助，在不影响您健康的情况下，就您所知提供一些情况或线索，不胜感谢。 顺致 敬礼！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 1989年1月10日 1．关于文化党组的问题 据播汉年回忆，1928年4、5月间；曾在江苏省委宣传部领导下成立过文化党组。在党的六大前，中央宣传部决定将文化党组归属于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并由您代表中宣部对党组负责经常指导。您是否了解这一情况，并能就文化党组成立的时间，归属中宣部的时间，文化党组主要成员及活动情况，特别是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起什么作用等，提供一些具体情况吗？ 2．关于瞿秋白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您在回忆录第177页中提到瞿秋白在出国前“曾在编辑委员会开会时告诉我们，说创造社请求我们中央派人去指导”。您是否了解瞿秋白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创造社情况的？瞿秋白当时对文化工作有无其他指示或建议？瞿秋白同蒋光慈，太阳社的关系，太阳社的一些观点，主张受瞿秋白的影响，或反映瞿秋白的思想？ 3．关于周思来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你在回忆录第177页中，提到郭沫若“在上海时常同周恩来见面”，及创造社的情况。据此可以肯定，当时周恩来对创造社是关心并有所了解的。您能否再提供些有关的具体情况，如周恩来同郭沫若往来的具体时间，周恩来当时对文化工作，对创造社的工作，有过什么指示，建议，或起过什么作用？据阳翰笙，李一氓回忆，都说到他们参加创造社是周恩来指示的，并且在郭沫若1928年出国前周恩来还约见他们，您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4．关于党中央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据查档案资料，1928年2月间，党中央就决定派您去做创造社工作；同年7月间，你作为中宣部秘书还出席过中央常委会，并在会上汇报了文化工作情况。您能否国忆起当时党中央，中宣部或文化党组曾开过哪些有关文化工作内容的会议，讨论过什么主要问题，作出过什么决定？1928年2月，中央决定您去做创造社工作，这一决定是在什么情况下作出的？做创造社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做了哪些工作？解决了什么问题？存在什么问题？ 5．关于潘汉年与当时文化工作 您在代表中宣部负责文化党组工作的过程中，是否同潘汉年（当时任文化党组书记）有所接触或了解？能否提供潘汉年从事文化工作的情况？ 6．关于蔡和森李立三与当时的文化工作 据您回忆，党的六大后蔡和森李立三先后任中宣部长，他们在任职期间是否抓过文化工作或有过指示？ 7．关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 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何时成立的？据潘汉年回忆，是在潘文育代替您领导文化党组时中央决定将文化党组改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您能否提供文委成立前后的具体情况。 8．关于中国著作者协会 据查文献资料，1928年12月30日曾由郑振铎等发起成立一个名为“中国著作者协会”的团体，这一团体很快就散了。您是否了解这个团体建立及解散的情况？如党在这一团体建立过程中起过什么作用没有，为什么要建立，又为什么没能存在下去。“协会”的建立和解散，对后来左联的筹备有无关系？ 9．关于筹建左联 关于筹建左联的决策，是怎样提出，由哪个负责人提出的？党为筹备左联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10．关于党对鲁迅的认识和态度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左联成立，党对鲁迅是如何认识的？特别是在革命文学争论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文化党组负责人，或从事文化工作的党员同志，对鲁迅有哪些正确的或错误的认识？ 此外，能否谈谈您对大革命失败后至左联成立，这一时期，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基本看法，其中的经验教训。
记汪泽楷（郑超麟，1989年1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记汪泽楷 郑超麟（1989年1月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不久之前出版的《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34页中，周恩来致李富春信，说“少年共产党”1922年成立大会上参加者23人中，“加入托陈派的，有郑超麟、尹宽、汪泽楷三人”（按大会参加者只有18人，信中名单内有几个未参加，汪泽楷就是未参加者之一，此系周恩来误记）。 这三个托派（不是“托陈派”）中，我自己写了《回忆录》（1986年出版），我又写了《记尹宽》（尚未出版），但没有人写汪泽楷，即没有人以托派的观点写汪泽楷。我虽行将就火，但义不容辞。 1921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巴黎闹风潮，斗争对象是中国政府派驻巴黎的公使馆和民间性质的管理勤工俭学生事务的华法教育会。但运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勤工俭学生内部两大派之间的斗争。一是蒙达尔派，一是勤工俭学会派。当时，我未参加勤工俭学生风潮，因为我有半官费可拿，未曾去工厂做工，也不急于找工做。但在领导风潮的两大派中，我都有朋友，因此知道风潮的经过，以及两大派各自的主张和领导人各自的性格。人家告诉我，蒙达尔派的代表汪泽楷在群众中最会说话，最能感动人。另有人告诉我，汪泽楷不过是蒙达尔派出面的人物，他背后有人指使的。渐渐地我知道了蒙达尔派的内情。原来，蒙达尔派有个领袖叫做蔡和森，他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他有个组织叫做工学世界社，社中人都服从他领导，但他不出面，勤工俭学生开会时他总是派别人出面，其中最有名的是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三人，他们在群众中说的就是蔡和森的话。 勤工俭学生中的两大派，蒙达尔派和勤工俭学会派，在群众中互相斗争，互相攻击。我决心守中立，不卷入旋涡。事实上，我当时是接近勤工俭学会派的。“二八运动”之后几个月，我就认识了赵世炎、李隆郅、王若飞、熊志南、吴明等人，同他们往来；在蒙达尔派方面，我只认识尹宽一个人。1921年的勤工俭学生几次风潮，以及两大派之间由斗争到合作，以及以后如何结合为“少年共产党”——这一切，写的人很多，我在它处也写过，这里就不再写了。 到了1922年初春，我自费自学的生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去蒙达尔做工。前一年大家说的蒙达尔派，指的是在蒙达尔城里中学读书的中国学生，现在这所中学即使还有中国学生，人数也是极少的。中国人现在集中在郊外几里路远的于山孙橡胶厂。大部分人住宿在厂旁免费供应的一个大木棚里。我也住在这里。上工之后几天，人家指给我看几个中国工人，说他们就是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及其他的工学世界社社员。原来当时距里昂大学斗争失败不过几个月，勤工俭学生群众把失败责任归咎于运动领导人，甚至工学世界社社员。群众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他们不敢搬到木棚里来住宿，宁愿出钱在城里租房居住，每日走几里路来上工。我没有去拜访他们。 但木棚里究竟暗藏着一个工学世界社社员，就是李慰农。工学世界社本是湖南人的组织，以后为了扩大影响，也吸收外省人入社。其中有两个安徽人：尹宽和李慰农。但群众不知道李慰农入社，李慰农在风潮中也不曾出头露面。群众没有排斥李慰农，不过时常讽刺他，叫他做“社会主义”。李慰农星期天常去蒙达尔城同那几个旧领导人见面，告诉他们本棚社会的动态，其中包含我的一言一动。5月间有一天，星期天，李慰农约我去木棚附近一个小树林里，说有人要同我谈话。原来是薛世纶。这日谈的是组织“少年共产党”的事情。我答应参加。于是以后每逢星期天我也到城里去，同李维汉、汪泽楷、薛世纶及另几个工学世界社的人谈天说地了。早已知名的汪泽楷此时才成了朋友。 汪泽楷给我的印象，与李维汉、薛世纶，及后来也到蒙达尔做工的尹宽、王若飞，以及“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其他的领导人，都不同。其他的领导人给我的印象，总是剑拨弩张，我同汪泽楷谈话时却好像少时对着私塾老师一般，只觉得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不是强加给你什么结论，而是让你自己作出这个结论。他比我大七岁，我把他当作长辈也是很自然的。我离开法国后，木棚里有个青年人参加了我们的组织，听说也是汪泽楷负责教育的。当时，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于马克思主义都所知不多，但像汪泽楷那样的循循善诱的教师还是重要的。 这年6月18日，“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外一个森林中召开成立大会，我去参加，汪泽楷却未去参加，大概怕蒙达尔一地的人去得太多的原故。总之，名单是由筹备的机构决定的。 我只参加了第一日的会议，夜里就向大会请假，回蒙达尔来了。次日，我约汪泽楷及其他未参加大会的同志到一个地方去，向他们报告第一日开会的经过。报告中，我提到周恩来在会场上的一项建议，即每个参加者都要“宣誓”。此建议被大会否决了，但给人印象很不好，我报告后，汪泽楷也表示愤慨。那时，我们都是反对宗教的，“宣誓”是宗教的仪式，必须承认有神存在，才能宣誓。 汪泽楷在第一次大会上未曾当选为“执行委员”，但在第二次大会上他当选了。那是1923年2月间开的。当时选派12人去莫斯科读书，此12人中有第一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不能不再开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填补遗缺。周恩来为此次大会写给国内青年团中央的报告，说：“选举新执行委员五人：捉掀，伍豪，石人，裸体，觉奴”。（见《周恩来书信选集》第69页）“裸体”就是汪泽楷。当时，“少年共产党”党员每人都有化名，汪泽楷的化名叫做“裸体”，因为他要向勤工俭学生群众表示，他当初领导他们闹风潮时是问心无愧的，是清白无疵的，可以袒露全身，让人家检查。 可是，汪泽楷担任“少年共产党”（当时已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执行委员，并不长久，同年10月间第二批派赴苏联学习时，汪泽楷也在其内。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内，我虽然与他同学，但不编在一个课堂内，大家功课都忙，很少接近。至1924年夏间，为了国内工作开展需要干部的缘故，我们分几批回国。我和他编在一起，以陈延年为领队，7月间从莫斯科动身。我们朝夕相处，又同在法国做工时候一般密切了。无论在法国或苏联，我们彼此都未曾询问出国以前的经历。我总以为汪泽楷同我一样，也不过是在中学毕业而已。此次回国，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却有意外的发现：火车上同俄国旅客交往时，我们总说俄国话，可是汪泽楷同某些旅客说起德国话，不算流利，也能达意的。汪泽楷的法国话并不好，法文也不好，他在俄国头尾只有8个月，那时旅莫支部又反对学俄文，他简直没有学俄文。所以我听他说德国话很惊讶，说老实话，我一直到现在仍不知道，汪泽楷去法国勤工俭学以前究竟做什么事情？他的德文是在哪里学的？ 我们一行人到了海参崴一时没有船去上海，又不愿意多花旅费，多冒风险，从东北越境回国。那时，任弼时和赵世炎在我们以后来到海参崴，就是经过东北回国的。我们只好耐心等船。当时，苏联和英国尚无邦交，来往于海参崴和上海之间的英国轮船很不正常，苏联开往上海的轮船更少。我们一行人住在海员俱乐部，很不耐烦。忽然一天，英国轮船从上海载来二三十个中国学生，我们的同志，要去莫斯科读书的。我们招待他们。这时，汪泽楷便有用武之地了。他如鱼得水地在学生中活动，舒展他的教育青年人的特长。从上海来的一批青年学生中，我只记得两个人的姓名：李求实和龙康庄，前者湖北人，后者贵州人。汪泽楷很快就得到这两个人的信任，几天之内就同老朋友一般。这两个人恰好又是互相轻视的，不是明争，而是暗斗。汪泽楷在他们中间做调和工作。可是，这工作失败了。在1927年，我都看到他们两人在党内担负重要的责任：李求实在青年团中央做工作，康庄（即大道）在上海总工会做工作，两人感情仍旧不融洽。最后，1931年2月7日，两人同时在龙华死难。 9月上旬有一条英国船由海参崴开往上海，但船小不能容纳我们全队的人，于是决定分两批走。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周兆秋及其他的人先走，陈延年、蔡文华、傅大庆、我及其他的人到9月下旬才坐俄国船回上海。 到了上海，薛世纶来旅馆接待我们。他留在中央做秘书工作，汪泽楷派去安源做负责人，其他人也都派了工作，离开上海了。 从此时起，三年之间，我听不到汪泽楷的消息。1929年1月开四大时，他没有来上海；1927年5月开五大时，他也没有来武汉；没有收到他写的文章，没有看到他作的报告，也没有从老朋友那里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我已经忘记他了。可是，1927年7月底或8月初，我尚在担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忽然有一天，他来到湖北省委，我们叙旧中才知道，他早已不在安源，而去冯玉祥军队做政治工作了。他此次是冯玉样反动后，才从冯军中退出，来到武汉的。他有声有色地告诉我此次怎样堂而皇之拂袖而去。以后，我由湖北省委调回中央工作，省委书记也由罗亦农换为陈乔年，汪泽楷也被派在湖北省委做组织部长。9月下旬，我随中央迁回上海，汪泽楷仍留武汉。 我们本是“莫斯科派”，现在革命失败，莫斯科派分化之后，我们又都是陈独秀派。我们反对当时国际的盲动主义路线。湖北省党团之间发生了斗争，汪泽楷反对当时中央在武汉实行武装起义的命令。青年团以刘昌群为首骂汪泽楷是“机会主义”，汪泽楷则骂他们是“冒失主义”（当时尚无“盲动主义”名词）。双方各执一词。湖北党团之间为武装起义而引起的斗争，也是党中央一个事件。此事件，是我后来听人说的。在武汉见了一面之后我又不知道汪泽楷的消息了。 一直到1928年秋天，我才偶然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名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附近碰到他。于是我们一边走，一边畅叙别情。此时我才知道他刚从苏联回到上海来，等待新中央分配工作。原来，他这年春末作为湖北省党组织的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同新当选的中央先后分几批回国来的。他向我述说大会中斗争的情况，特别向我提出抗议，说我不该让《布尔塞维克》发表反对陈独秀同志的文章。革命失败后，党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恢复出版中央机关报，改《向导》报名为《布尔塞维克》，名义上有一个以瞿秋白为首的编辑委员会，实际上是我主编的。1928年春起中央就转来苏联同志写来的反对陈独秀的文章，不指名的，顺便几句反对的。以后，连替苏联同志当翻译的潘家辰也写这类文章。我有去取之权。这类文章，我都不登，或者把反对陈独秀的字句删去之后才登。但也有一篇或两篇，那些反对陈独秀的字句未曾删尽，或者只和缓了语气，就登载出来了。我把这情况告诉了汪泽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不是我把关，那么《布尔塞维克》上反对陈独秀的文章发表的还要多，更露骨。但汪泽楷显然不能谅解我。 汪泽楷以及别的人大概以为这类反陈独秀的文章是瞿秋白投意的。潘家辰恰好是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在党内崇拜瞿秋白，以后再留学苏联又在莫斯科列宁学院揭发王若飞为陈独秀派。莫斯科事情，我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布尔塞维克》上反陈独秀文章，我可以证明不是瞿秋白授意。这些文章是驻在上海的苏联人写的，潘家辰不过追随苏联人而已。 在六大上的斗争，我不仅听汪泽楷说，而且听别的人说。今综合叙述如下。我当然是听人说的，自己并未出席大会。 在六大上，各地代表大概可以分成三派，互相斗争。第一是瞿秋白派，其实就是斯大林派，因为瞿秋白所执行的路线就是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强加于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秋白本人在中国党内并没有一个班底，过去的干部中死心塌地拥护瞿秋白的只有一个张太雷，张太雷死后就没有人了，秋白在党内的地位完全依靠国际即斯大林的支持。瞿秋白派是六大的主流。 第二是张国焘派。这一派是有群众的，即有一个班底，就是“全总派”，大部分是北方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他们一向反对莫斯科派，也反对陈独秀，因为陈独秀重用莫斯科派。这一派在大会上站在反对派地位，但他们反对的只是瞿秋白个人，他们把盲动主义路线完全归咎于瞿秋白，恰好当时斯大林已经改变盲动路线，他们希望借此机会取代瞿秋白的地位。他们却不知道斯大林虽然放弃盲动主义，却不反对瞿秋白。 第三是以王若飞为代表的陈独秀派。他们是大会上真正的反对派，反对盲动主义，虽然也只攻击瞿秋白，但心里明白瞿秋白执行的是国际的即斯大林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并未出席六大，虽经国际邀请，中央多方劝驾，他坚决拒绝出席。他知道王若飞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但他不支持，也不阻止。 在六大上，斗争十分激烈，不但在开会时候，而且在会外。各自活动，说服那些中立的代表。 汪泽楷在王若飞手下是最活跃的人物。一天开大会，蔡和森在台上说话，说到陈独秀。蔡和森说：“陈独秀不过是资产阶级左派而已。”汪泽楷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问道：“你，蔡和森，又是什么？”蔡回答：“那就要你们说了。” 汪泽楷之外在六大上活跃的陈独秀派代表，还有任旭、何资深。任旭在大会上骂瞿秋白为“买办”。可见，他们明白所谓“秋白路线”是从外国贩买来的。云南代表王懋廷在大会上要求讨论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批评》。王懋廷本非陈独秀派，他是被王若飞争取过来的，别人还不知道。所以回国后，王懋廷仍能被任命为云南省委书记。其余的人回国后都受打击。何资深被派去山东工作，新中央致信山东省委：不能让何资深“做政治性的工作”。 为了避免党内继续斗争，国际决定把三派的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都扣留在莫斯科。 回国后，汪泽楷便与杜琳闲居在上海，不久之后两人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向明。从此，我们就可以常常见面了。汪泽楷经常传播六大斗争的事实，以及反对新中央的言论。他也曾去看陈独秀，向陈独秀报告六大斗争的经过。陈独秀听了不响，最后说：“有什么值得斗争的！我要斗争时，就另创一个组织！”汪泽楷向我转述陈独秀这句话，一面摇摇头。当时我们仅仅是陈独秀派，虽然知道苏联有托洛茨基反对派，但不知道托派主张什么。 1929年初，以项英、李富春、何孟雄为首的江苏省委爆发了一场反中央的斗争。他们想起了我们陈独秀派，要我们帮助他们一臂之力。此时，王若飞留下的江苏省委班底尚有蔡振德和马玉夫两个委员是陈独秀派。他们就通过此两人来找我们这些闲居的陈独秀派。我们同意帮助他们，替他们出主意，帮助他们起草文件。汪泽楷、彭述之、刘伯庄、我，每日来蔡振德家中碰头，听蔡振德汇报斗争情况。陈独秀知道这件事，但他不表示意见。斗争结果，江苏省委派失败了，项英认了错，李富春降为区委书记，何孟雄也降了职。蔡振德、马玉夫两人则退出省委等候分派工作。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自然知道我们这些陈独秀派参加了斗争。 不久，我和蔡振德两家人，因偶然事故，被国民党逮捕了。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关了一个多月释放出来。这释放也有中央军委援救的力量。 我们释放不久，约在1929年五六月间，出现了一件大事即是陈独秀派初次获得了苏联托派的文件。那是尹宽从一个留苏学生那里拿来的。那时，陈独秀派都住在提篮桥区附近。我和蔡振德同住一处，汪泽楷和彭述之同住一处，形成了两个中心。陈独秀常到我们两家来。我们大家仔细读了托派文件，互相交换意见，互相讨论，又同陈独秀讨论。详情见我的《回忆录》。 这里只要说一点，即是我们读了托派文件，眼界都开阔了，以前纠缠不清的问题都能理出头绪了。我们由此明白，斗争的对象并非瞿秋白、李立三一类的人，并非他们把革命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把我们这些在陈独秀领导下进行革命工作的人视为“机会主义者”，加以歧视和打击，而是斯大林，他通过共产国际把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又篡夺了苏联的权力，违背了列宁的教导，驱逐了托洛茨基，等等。 特别是汪泽楷，他从莫斯科开了六大回来向陈独秀通报大会斗争情况时，听了陈独秀说要另创一个组织来进行斗争，便大摇其头，以为这是违反了组织纪律。现在，看了托派文件之后，就明白：中国党内的斗争是同苏联党内的斗争相一致的，是国际范围的斗争，是为了挽救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斗争，不能受组织纪律所束缚的。 汪泽楷积极参加了托派运动。他在党员同志中活动，向他们宣传托洛茨基的主张，攻击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当时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中央。以后，在《八十一人宣言》签名的同志，就有好几个是汪泽楷口头宣传影响来的。我记得一件事。李季同志来我家里，恰好遇着汪泽楷，汪泽楷便拉他到床上去，半坐半躺地谈了个把钟头的话，起来后李季便成为托派了，以后便在《八十一人宣言》上签了字。 我们大家都接受了托洛茨基主张，并说服了陈独秀以后，便着手进行左派反对派的组织。我们成立了几个支部，由支部推举一个委员会作为领导机关。汪泽楷没有参加领导机关，因为当时他同彭述之编在一个支部中，彭述之已经参加领导机关了。我们都在委员会领导之下进行宣传和活动，同时仍参加江苏省委领导的以杨贤江为书记的一个支部。我和他恰好同在杨贤江支部。他也在这个支部中以较隐蔽的方式活动。1929年11月间，他和彭述之两人终于被江苏省委开除并由中央批准了。我当时尚未被开除，继续参加杨贤江支部会议，在会议中抗议开除彭述之和汪泽楷，直至我自己也被开除为止。 一直到此时，我同汪泽楷私人的友谊还是很好的，但以后我们就渐渐疏远了。这疏远有私人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 我们被开除后，生活费用没有着落，不得不自谋出路。我靠译书，法文和俄文。汪泽楷也靠译书。上面说过他法文并不好，俄文基本上不识。他翻译的第一本书是马克思在《纽约论坛》发表文章的结集，前有梁赞诺夫的长序，全书本是俄文，但译成法文出版的。他译好全书（或只译一部分）要我给他校对。我自己也在赶译一本书，要等稿费买米，我又不善于校对别人的译文，认为比自己翻译更费时间，而他的译本篇幅又多。平常有朋友托我做的事情，我总要尽心竭力做好的，但这次确实没有办法，只好随便翻翻，改几个字就还给他了。我内心也不安。他则很不高兴，以为我不够朋友。 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原因。当时四个托派组织正在协议统一。陈独秀主张平等协议，彭述之则主张以我们这一派为中心进行统一。汪泽楷拥护彭述之。他几次来我家里，说服我站在彭述之方面，我不从。最后一次他来说服我时，恰好何资深也在我家，他们两人辩论起来，我站在何资深一边。结果，他悻悻而去。我们的友谊从此破裂了。 1930年秋天，他在上海生活没有出路，便应刘侃元邀请去北京某大学教书。似乎我们的委员会委托他主持北方的工作。从此，我便没有看见他的面，也没有同他通信。 他没有参加1930年秋后的统一协议和1931年5月的统一大会。 统一大会之后不久，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委员（我在内）就被国民党逮捕了。从此，我只间接知道，我们的北方组织在汪泽楷领导之下有发展，但内部也发生组织纠纷。30年代中期有一年北京许多青年被捕，解来南京判刑，关押在中央军人监狱。我和何资深两人当时也在中央军人监狱服刑，听说或猜想汪泽楷也要到这监狱来，于是商量两人抽出被头和衣服若干件，准备送给汪泽楷。结果没有听说他入狱的消息。 我出狱以后才听人说，北方组织闹了分裂，任旭领导一部分同志反对汪泽楷，成立另一个领导机关。上海中央派刘伯庄去北京调解，也未能解决。最后，汪泽楷宣布不干了。抗战起来，他离开北京到广西去。这是人家告诉我的话，我未曾核对过。 下面也是人家告诉我的话，但我认为是可靠的。即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恢复和扩大托派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组织已经分裂了。我所属的组织自然不会想起去找汪泽楷，但彭述之同汪泽楷通了信，恢复了联系。彭述之曾经邀请汪泽楷到上海来，与他一起工作，恢复和扩大托派运动，可是他拒绝了。 以后的事，我不知道。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
丁字碑（郑超麟，1988年8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丁字碑 郑超麟（1988年8月28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路透社今年7月1日莫斯科电：“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星期五提出在莫斯科建立一个纪念碑，以悼念在独裁者斯大林统治下的数以百万计的死难者。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代表会议上说：‘许多人建议建立纪念碑，我们必须同意。’他又说：‘这一纪念碑必须建在莫斯科，我肯定苏联全国人民定会支持。’” 按这是苏联领导人的第二次建议。距今27年以前，即1961年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的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在大会上建议在莫斯科立一个纪念碑，以悼念斯大林恐怖下的牺牲者。此事，我记得当时中国报纸有报道。但给我深刻印象，至今不会忘记的，却不是当时报纸的报道，而是后来，1963年中苏两党之间公开争论时候，中国党的“揭发”。苏联党在报纸上骂中国党为“近代托洛茨基主义”。中国党反唇相讥，说你们才是“近代托洛茨基主义”哩，并举出一件事实为证。这事实就是当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建议在世界报纸上公布以后，第四国际的总秘书处就打电报去莫斯科，大意说：你们在莫斯科建立这样一个纪念碑时，必须把托洛茨基的姓名“用金字”刻在碑上。 这样一件事情，别人看了报不久之后就会忘记的，但我不会忘记。当时，我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处理已经十年，许可每日读报也有七八年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第四国际的消息。它还存在吗？这天从报纸上读到这个消息，我才知道，第四国际不仅存在，而且能够对于世界大事迅速作出反应。 当时，我关押十年尚在等待处理。这就是说：我随时都会从监房拖出去枪毙的。我就想，如果人死后有鬼魂的话，我的鬼魂将到哪里去呢？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到莫斯科去，到这一个纪念碑面前献一束鲜花。 我写了一首七言古风，表示我这个心愿。诗曰： 朔风猎猎白雪飘，道旁层楼百丈高， 楼顶红旗褪颜色，地道人出势如潮。 游魂躯体烟缥缈，顽固未化花岗脑， 鲜花在手踏雪行，逢人问讯丰碑道。 忆昔来游正少年，弹痕尚见学宫前， 楼低街窄称简陋，人物风流胜神仙。 昔穷今富文易白，大树遮荫果可摘， 不见种树当时人，树下藏血斑斑碧。 行行渐次见丰碑，碑身洁白如凝脂， 鲜艳花枝碑前置，碑上试寻黄金字。 累累名姓有若无，纵行横行尽丁字！ 诗是要写的，但只能写成自己懂，而别人不懂。因为我是在监狱内写诗的。 出了监狱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纪念碑，赫鲁晓夫向苏共大会建议的，并未建立起来。如诗所写，即使我的缥缈游魂果真带了鲜花到莫斯科去，也只能献给一个缥缈的纪念碑罢了。 现在，这个缥缈的纪念碑终于可以希望化为实物了，不管托洛茨基的姓名是否“用金字”刻在碑上；同时，我自己也未化为游魂，而且今天也不需要用别人看不懂的诗句表达我的心愿，因为今天说出反对斯大林的话并不构成犯罪。但我不想另作一首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就让这首二十多年前作的诗，连同诗题《丁字碑》保留下来，记叙这个历史事实罢。 《丁字碑》者，《T字碑》也。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潘凤仙不是陈独秀的养女（郑超麟，1988年4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潘凤仙不是陈独秀的养女 郑超麟（1988年4月12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近来，某些上海报刊，围绕着所谓“陈独秀遗产”（五只瓷碗），发表了几篇文章。（见《上海法苑》1987年12月号陈伟所作的《陈独秀遗产之谜》和《文汇报》1988年3月20日董纪信所作的《陈独秀五只古碗之谜》），由于陈独秀是“中国著名历史人物”（报刊文章原话，以后引号中所引的话都是报刊文章原话）的缘故，“海内外报刊一时纷纷转载了有关这一事情的报道”，闹得全世界都有人议论这件事。这种无稽的故事，本来不值得我站出来说话的。可是，这故事闹到如今的地步，这些报刊文章中又都提到我的姓名，我就有责任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拆穿这种无稽的故事，免得它贻误后人。 这个故事的无稽之处是不胜枚举的，但它的核心却很简单，就是潘凤仙的身份问题。这些报刊文章毫无根据地称潘凤仙为“陈独秀的养女”。 潘凤仙不是陈独秀的养女，她是潘兰珍用五十元银洋买的丫头。当时的法律禁止买丫头，但可以买养女，因此潘兰珍对人说阿凤是她的养女。（这个女孩子本名阿凤，1947年或1948年起在洪泽小学帮佣时，遇到国民党政权调查户口，学校教员才给她取名潘凤仙，大家仍叫她阿凤。）1948年，潘兰珍已经把她卖出去了（或嫁出去了），收回五十元银洋的价值，便不管她了。这就是事实。我当时完全知道。 现在报刊文章说潘凤仙为“陈独秀的养女”，有什么根据呢？除了潘凤仙自己的话以外毫无根据，而潘凤仙为了图谋继承那五只瓷碗，是不惜捏造自己的回忆以造成她是“陈独秀的养女”的谎言的。 潘凤仙的所谓回忆，不难证明完全出于捏造。一个人无法回忆四岁时所见所闻。姑承认潘凤仙还记得她四岁时潘兰珍带她来陈独秀家中的情景吧，但所记那里的情景完全不对。 潘凤仙说：陈独秀家里“只有一床一柜一桌一凳，平日白天几乎只她一个人守着，她在长凳上瞭望窗下，久久等候她妈妈的到来；至于爸爸，只能在晚上见到，而且也不经常，爸爸来了，往往在灯下写呀写的，天亮就不见他人影了。” 这完全是凭空捏造的谎言。总有人教她：你回忆陈独秀，要说他夜里写文章，白天便出外活动；他的生活是穷困的，不要把室内的陈设写得太好。她按照这个方向捏造，可是走过了头。陈独秀是穷困的，但没有穷困到这种程度；陈独秀是忙碌的，但没有忙碌到这种程度。 幸而我还没有死，我是那几年常到陈独秀家中的少数人之一，在我1931年5月被捕以前半年多，我帮助陈独秀搬了一次家，从此只有我一个人能到陈独秀家里去，所有的人要找陈独秀，都须通过我。出卖我这案的叛徒知道此事，所以龙华司令部侦缉队首先逼迫我说出陈独秀的家，我没有说。 陈独秀1927年从武汉回到上海，首先租住福生路（今罗浮路）一幢三层楼房子，独家居住，王若飞替他配备一套旧家具，不能显得寒碜惹人注意，却是一般中等人家的摆设，决不是什么“一床一柜一桌一凳”。他还有一只单人沙发，冬天又有烧煤块的火炉。以后搬了几次家，不独家租住整幢房子了，但室内家具还是搬了去的。他几次住的都是前楼，从窗子看下去就是天井，楼下人家用的，楼上人家都是后门出入的，从前楼窗子看不到“妈妈的到来”。陈独秀也不是只有晚上在家。他白天除了开会，谈话之外，一般在家。总之，我去他家找他，无分白天黑夜，他都在家。潘凤仙这一套捏造，骗得过别人，骗不了我。 潘凤仙又说：“爸爸也抱她，也曾带她上过街，在她的记忆中，至今依稀可辨的，是有一回爸爸带她上街买了一顶有绒球的帽子和两斤鸡心形的罐头糖给她。” 这话更加是捏造的了。凡熟悉陈独秀的人都知道他没有那种婆婆妈妈的性格。他到朋友家里去，朋友家里有小孩子，他从不同小孩子说话，逗小孩子玩，买东西给小孩子。自己的子女，他也不带他们上街去玩呢，何况是一个别人买来的丫头。 潘凤仙对于陈独秀的所谓回忆，仅在这里了。凭这些回忆就能够证实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吗？ 潘凤仙自己没有说她何时离开陈独秀，但这些报刊文章替她说了。 一篇文章说：陈独秀被捕后，潘兰珍“将她收养的那个小女孩送回南通老家托人抚养，只身前往南京监狱，探望陈独秀”。这话更是捏造。其意不过为了表明“那个小女孩”自从“收养”之后便同陈独秀住在一起直至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的时候。有什么证据吗？潘凤仙自己没有说，那么什么人说的呢，或者根据什么文件实物做出这个结论呢？文章未说。但这个捏造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光靠潘凤仙的回忆还不足证明她是“陈独秀的养女”，只好捏造潘凤仙和陈独秀共同生活了两三年来证明。即使这话属实，又怎么能够证明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呢？ 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吗？ 反之，我却能够举出证据，否定潘凤仙是陈独秀的养女！ 潘兰珍1946年夏天从四川回到上海，先在我家住一个时期，然后去浦东另租房子居住，有时也来上海市区看我们夫妇，住在我们家中。一次，她从浦东来，大约是1947年初夏，带来一个女孩子，名叫阿凤，说是她以前买的丫头（她同我说话，总是说丫头，不说养女的），寄养在她的母亲南通乡下家里。我们安排她们二人住在我们家里，后来又安排她们二人住到我们办的洪泽小学去。阿凤在洪泽小学烧饭，潘兰珍有时照顾学校女教师的生活。（一篇文章引潘凤仙的话说“母亲时而也给学生上课”。潘兰珍是文盲，她怎能给学生上课呢？）我们夫妇从来不知道潘兰珍买了一个丫头。一天，潘兰珍告诉我们： “这丫头，我是那年从一个逃荒的女人买来的，用五十元银洋买来的，带到老先生家去，晚上睡在方桌子上。老先生嫌脏，叫我带走，我就把她送去南通乡下我的母亲家里了。” 潘兰珍这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因为我听了这几句话就不断考虑如下的问题：与陈独秀同居的女人现在还买丫头，是否有累于陈独秀的盛名？考虑结果，我作出结论：这个女人虽与陈独秀同居，并不知道陈独秀是什么人，她又是用自己的钱买丫头，陈独秀也不许这个丫头留在自己家中，可见这件事情与陈独秀无关。 潘兰珍没有说这个丫头在陈独秀家里住了一日，或二日，或五日，但决不会长久。那时，我常去陈独秀家，每次都看见潘兰珍，但从未看见有个小孩子住三五日，那几天恰逢我没有去看陈独秀，因此不知道这件事，这是可能的，这丫头在陈独秀家里住更多的日子，则不可能。 潘兰珍买丫头，究竟是哪一年的事情，她没有说，但我们可以推算出来的。报刊文章说，潘凤仙“今年61岁”。姑假定这话是可信的，那么她生于1927年，她3岁时旧俗算作4岁，就是1930年，此年潘兰珍开始与陈独秀同居了，此时我也开始常去陈独秀在公平路的家及以后搬迁的家。直至1931年5月我被捕为止，我都未见陈独秀家里有什么小孩子。 潘兰珍买丫头的事情也决不会发生于我被捕以后陈独秀被捕（1932年10月）以前，那时这个丫头已经有5岁，叫名6岁了。 潘兰珍从来没有说过这个丫头是她和陈独秀共同领养的话。陈独秀自己有那么多的子女，他为什么还要领养一个女孩呢？ 如果是共同领养的，为什么这丫头不姓李（当时陈独秀自称姓李），不姓陈，而姓潘呢？ 这个丫头如果是陈独秀的养女，我们夫妇为什么敢把她当作佣人使唤呢？ 潘兰珍买的丫头，对外称为她的养女，这是说的通的，但决不能因为当时潘兰珍与陈独秀同居（上海人叫做“轧姘头”），就说陈独秀天然是这个丫头的“养父”，因此认为这个丫头对于陈独秀的遗产有继承权。 有一篇报刊文章说：“除了古碗之外，不能排除陈独秀还有其他财产存在。如果如此，则潘凤仙老太太一样享有继承权。”这话未免说得过分了。 据另一篇文章所说，“潘凤仙老太太”自己说：“我要继承的只是陈独秀遗留给我养母的五个古碗。”现在别人怂恿她：你不仅要继承这五只古碗，而且要继承陈独秀的其他财产。 陈独秀没有财产。祖传的财产，他都不要的。陈独秀之所以为陈独秀，就是他不要财产。我们姑不说这话，姑假定陈独秀有财产，那么这个财产，连潘兰珍也没有权利要求。 报刊文章说：“陈独秀临终前曾留下遗言：潘夫人兰珍女士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那一直带在身边的五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潘兰珍。”这话说的是事实，或基本符合事实。这话的含义是很明显的。用明白的语言说出来，就是陈独秀临终时告诉潘兰珍：你还年轻，我死之后你尽管去嫁人，不要为我守节；我今把仅有的值钱东西五个古碗送给你，酬谢你这几年服侍我的情意。潘兰珍果然按照陈独秀的遗嘱去做。那篇文章接着说：“陈独秀去世后不久，潘兰珍便和一个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但没有多时那人又病故了。”这话也是基本符合事实的。潘兰珍既然于陈独秀死后另嫁他人，便是从此脱离陈家了。这就是说，潘兰珍对于陈家的财产没有权利提出要求了。潘兰珍本人已无权利向陈家提出财产要求，她买的丫头潘凤仙又有什么权利向陈家提出财产要求呢？ 潘兰珍于抗战胜利后从四川回到上海来找我们时，我们不是当作“师母”招待她的，是当作过去认识的熟人招待她的。 以上说明了潘凤仙不是陈独秀养女这个主题。 以下附论报刊文章中关于潘凤仙报道的其他捏造之处。我只能辨明几件事实，不能每件事实都去辨明。 文章说：“潘凤仙老太太说，她那时和母亲生活了一段时间，母女间甚为相得，母亲那时不仅喜欢她，也信任了她。”这话不符合事实。恰好在那时，潘兰珍时常骂她，打她，住在我家时也是如此。我们夫妇总是站在潘凤仙方面反对潘兰珍，惹得潘兰珍恨我们。一次，潘兰珍说：“你们这样搞，以后谁敢买丫头？”潘凤仙也恨潘兰珍，1979年10月间，她来看我们时，我谈话中说：“放在静安公墓的潘兰珍骨灰，在公墓改为公园时不知道哪里去了？”潘凤仙问答说：“管它哩，她打我骂我，我还恨她哩！”至于说潘兰珍信任潘凤仙，那更不合事实。潘凤仙所引证据是说：潘兰珍告诉她身边有五只很值钱的古碗，而且一次在我家中趁我夫妇不在家时，潘兰珍要拿出五只碗给她看，刚去拎装碗的藤篮，正要打开取碗，“忽闻室外有人，知道郑家人已返回，急急掩藏而罢”。这话的意思是要说潘凤仙始终未看见这五只碗，快要看见了，但因“郑家人”回来，怕郑家人看见碗，才把打开的藤篮盖起来。这话的意思是说：潘兰珍信任潘凤仙，要拿碗给她看，却不信任郑家的人，不让他们知道这些碗。其实潘兰珍刚从四川回到上海，就拿五只碗给我们看了，我的爱人还陪她去找古董商人，估计碗的价值。这五只碗也不是装在藤篮里，而是装在木箱内。 今天潘凤仙口口声声说是五只古瓷碗，可是1986年她请求政府追查五只碗的下落时，说的是“五只金碗”。她的请求书尚在政府手中可以覆按。她对人说，潘兰珍告诉她是金碗。到了政府工作人员追查后通知她：不是金碗，是古瓷碗。她然后改口说是古瓷碗。不仅说她当初请求政府追查的是古瓷碗，不是金碗，而且说潘兰珍告诉她的，准备拿给她看的，也是古瓷碗不是金碗。这样的随心所欲，说起说倒，有什么价值呢？ 文章又引潘凤仙的话，说：“在郑超麟被捕之前和出狱之后，她都曾去郑家索取这五只古瓷碗，郑都说不知道碗的下落。” 我今天还没有死，头脑还未糊涂，我可以负责地说：无论我被捕前或出狱后，潘凤仙都未曾向我问起碗的事情。被捕前，我曾听人说，潘凤仙告诉一个人：郑伯伯为什么不把潘兰珍的金碗给我呢？因为不是她本人问我，我未回答。释放后，潘凤仙来看我多次，从来未曾问起碗的事。到了我劝陈松年取回存在政府手中的五只碗的话传到她那里，她才来找我说这碗应当由她继承，那时，她早已知道碗在政府手中了。 报刊文章还有其他不符合事实之处，我也就不多说了。 总结起来，这个事情的本质是：陈独秀晚年，从1930年起，与一个文盲的女人同居，这女人只知道他姓李，不知道他是陈独秀，以后知道他的真名后仍旧照顾他的狱中生活和流亡中生活直至他死。这个女人在上海和陈独秀同居时曾用自己的五十元银洋买了一个四岁女孩子作丫头，美其名曰“养女”，曾带来陈独秀家中住一日，二日以至二五日，陈独秀嫌脏，这女人就把丫头送去南通乡下了，至日本投降后才从乡下回到这个女人身边。不久这个女人把这个丫头卖出去，收回相当五十元银洋的本钱，就不管了。这个丫头在陈独秀家中暂住几日时是毫无印象的，现在有意捏造不符合事实的回忆，只为的要冒充“陈独秀的养女”，希图继承陈独秀遗留的五只古瓷碗。 我不是当事人，我是知情人。上海报刊围绕此事发表的几篇文章，既然都提到我的姓名，我便有责任说明这件事情的真相。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二日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信（郑超麟，1988年3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信 郑超麟（1988年3月2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我此次写信给你们，只为请求你们考虑以下的问题： 苏联最高法院事实上已经给托洛茨基派的冤案平反了，中国还能继续把中国托洛茨基派的案件看作反革命吗？ 自从1979年获释以来，我曾经几次上书请求考虑中国托洛茨基派案是否反革命案的问题，一次是1980年10月24日写给中央书记处；一次是1982年10月26日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次是1985年10月8日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又一次是1987年8月15日写给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其所以不厌其烦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国大会，只因为苏联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派之非反革命，苏联1936至38年的三大案之为冤案，是尽人皆知的，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于苏联给三大案平反以前就给中国托洛茨基派案平反，以争取主动。可是，四次上书都未得反应，而苏联抢先给三大案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案，即所谓“布哈林案”平反了，故我今日再写信提出这个请求。 我在《致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信》（见附件一）中，将中国托洛茨基派案被列为反革命案的理由，归纳为三条：（一）陈独秀代表中国托派组织从日本特务机关每月支领三百元津贴，进行汉奸活动；（二）托派分子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进行反共活动；（三）托洛茨基和各国托派，如苏联三大案所揭露的，是德国法西斯的第五纵队，从事间谍和暗杀活动。我今天应当说，这三条理由中，基本的理由还是第三条。既然苏联三大案揭露了托洛茨基和托派是给外国充当间谍和杀人犯的，那么陈独秀和中国托派就必然是汉奸和国民党特务。所以中共中央宣传部虽以正式文件否定了陈独秀的汉奸说，而中国托派充当国民党特务说也不能成立，但中国托派案继续被认为反革命案，唯一的根据只有苏联三大案的揭露了。今天，苏联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其中最后的、最大的案，即所谓“布哈林案”为冤案，而其揭漏的事实完全出于捏造的了。 从形式上说，今天苏联的法院只给第三案平反，前两案尚待今年6月间苏共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时，那个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但从事实上说，第三案得到了平反，也就是前两案跟着得到了平反。 因为根据有名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说，最近平反的第三案，即所谓“布哈林案”，其实是“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案，此案“罪证”是1937年审判的“拉狄克案”（第二案）时揭发出来的，而1936年审判的“季诺维也夫案”（第一案）则又同其它两案有密切的联系，上引书说：“季诺维也夫分子在法庭上隐瞒了自己和布哈林派的勾结，隐瞒了法西斯分子的雇佣走狗布哈林派——托洛茨基派联合匪帮的存在”。 总而言之，这三个案其实是一个案，不过分作三件审判罢了。“季诺维也夫案”，官方文件名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案”；“拉狄克案”名为“托洛茨基平行总部案”；“布哈林案”名为“右派——托洛茨基派联盟案”。三个案的被告中都有托洛茨基派，第二案更纯粹是“托洛茨基案”。三个案的主要罪名又都是一致的，即都说：托洛茨基在外国充当敌国间谍，发出指令，向苏联境内的本派分子和右派分子去进行间谍活动和暗杀活动。 现在，苏联最高法院1988年2月4日宣布的平反决定已经宣告：第三案，即所谓“布哈林案”“不成立”，被告的“行动没有犯罪成分”——那就是说：这些人根本没有“进行间谍活动和暗杀活动”，他们根本没有接受托洛茨基的什么“指令”，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根本没有对他们发出什么“指令”。 三个案既然是一个案，各种情节互相密切联系，总的罪名又是一致的，那么给“布哈林案”平反不就等于也给“季诺维也夫案”和“拉狄克案”平反吗？ 我想，我们不需要等待今年6月间苏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公告，就可以宣布：托洛茨基派（不仅“布哈林案”中的托洛茨基派）无罪了。这就是平反。我们并不期待苏联今日领导人完全恢复托洛茨基的历史地位，接受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战略。 中国难道可以继续把中国托派案定为反革命案吗？ 中国几十年来都是根据苏联三大冤案的判决来定我们托派为“反革命”的。 远在解放前，1938年初，康生就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一文中，大量征引苏联1936年和1937年两案（当时第三案尚未审判）的公诉、口供和判决的材料构造一个“托洛茨基匪徒的主要纲领与手段”，然后诬指中国托派是执行这个“纲领与手段”的。 解放后，1952年，《毛泽东选集》的编者在《毛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句下，作了一个注，其中先引斯大林一段话说：“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个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斯大林这话虽然是抄自那几个完美的判决书的，作注者根据斯大林这些话来评论中国托派，其中说：中国托派“接受托洛茨基匪帮的‘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的指令，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从事各种有利于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引文中“不阻碍日本帝国占领中国”一句话，正是苏联冤案捏造的话。 只引这两件对于中国托派的诬陷不实之辞，就够了。 这一类诬陷不实之辞，归根到底都是以那三个苏联冤案的诬陷为根据的，现在苏联自己已经正式给冤案平反了，基础已经消失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诬陷不实之辞还能够成立吗？ 我请求你们现在就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就废除那些加于中国托派的诬陷不实之辞，撤销对于中国托派的一切判决书，宣布中国托派无罪。 我提出这个请求，并非仅仅为中国托派着想，而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的形象着想。试想苏联已经给托派案平反了，中国还把解放初期判决的托派案看作“反革命案”，不给平反，人家将如何看待中国呢？ 此致 郑超麟 一九八八，三，廿五
徐霞客游漳平——一个待开发的旅游点（郑超麟，1988年1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徐霞客游漳平——一个待开发的旅游点 郑超麟（1988年1月18日） 1987年，是徐霞客诞生四百周年，这是大家知道的。无锡去年召开了纪念会，到了中外许多学者。今年，1988年，又是徐霞客游漳平的三百六十周年，这却是除了漳平县的人以及关心漳平县的人以外，很少人知道了。徐霞客漳平之游却是值得注意的。 徐霞客旅游各地，留下一部游记，后人从他的游记中看出，他对于中国地理有不少的科学的发现，其中脍灸人口的是他纠正前人对于长江正源的错误认识。前人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徐霞客经过实地考察，才知道长江的正源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一下子大大地延长了长江的流程。其他的科学发现在游记里还有许多。 徐霞客游漳平也有一个科学的发现。 他闽游两次，一次在崇祯元年戍辰（1628），2月20日（旧历，下仿此）出门，3月11日由浙江江山县入闽，四月初四日游毕，止于南靖县他的族叔衙署中。又一次，两年后，崇祯三年庚午（1630）7月17日出门，30日仍由江山县入闽，8月19日抵达他的族叔的漳州司理署。（按司理是知府的属官；司理署在漳州府城内，前游时，徐叔偶被委署理南靖县知县而已。）他写出《游闽日记》前后各一份。 他的科学发现主要在前记内。 他由江山县入闽，3月12日抵闽之浦城县。由此本可以顺闽江直下至沿海平原，再由兴化、泉州转到漳州。这是康庄大道。可是，浦城路上，众人传说，兴化、泉州带有海盗为梗，不能走那条路，人家劝他改走由延平上溯永安，越岭至漳州府属的宁洋县，通往漳州。舍大道而越丛山峻岭，别人也许会懊丧的，他则正中下怀。《徐霞客游记》大部分是游山记。他是舍大道而弗由的。他说：“余亦旧有玉华之兴”，遂决定走这条道路。他从浦城坐船至延平，途中还去游了金斗山。到延平后，他干脆雇用一个工人，携带他的行李坐船沿沙溪（他称为“永安溪”）上行，至永安等他，他自己则步行，绕道去游玉华洞，于18日离延平，一路上游山玩水，20日过将乐县境，游了那里著名的玉华洞。24日到永安，次日在延平雇用的工人才坐船来到。 26日，他离开永安，遂翻越那个分水岭了。先登大泄岭，“岧峣行云雾中。如是十五里，得平坂，曰林田。”由那里走几十里平地，再登马山岭。“转上转高，雾亦转重，正如昨登大泄岭时也。五里，透其巅，为宁洋界。”马山岭就是真正的分水岭了。“岭北水俱北者属延平，岭南水俱南者属漳州。”（按当时宁洋县、漳平县俱属漳州府。） 徐霞客在宁洋城下坐船南下经历三个险滩，于是作出了他的科学发现。他说： “宁洋之溪，悬溜迅急，十倍建溪。盖浦城至闽安入海，八百余里；宁洋至海澄入海，止三百余里；程愈迫，则流愈急。况梨岭下至延平，不及五百里，而延平上至马岭，不及四百而峻，是二岭之高伯仲也。其高既均，而入海则减，雷轰入地之险，宜咏于此。” 这个发现，用现时通行的话说来，便是：有两条河，其源的海拔高度是相近的，但其入海的流程则大不同。如此，流程长的，其水流必较平缓；流程短的，其流必较湍急。 这话一说出来，同哥伦布的蛋一样，大家都懂得了。例如，从同一个山顶上有两条不同的路可以下山，一条路程长，一条路程短，那么前者坡度就小，走下来就更容易，后者坡度就大，走下来就更困难。道理是很浅显的，但第一个说出这个道理的人仍旧是一位发现者。 尤其在徐霞客的时代，那时没有仪器量出海拔高度，虽有官家测绘的里程也不精密，要证明这个发现是困难的。他拿梨岭高度和马岭高度大致相同为基础，推论出建溪源头的海拔高度和宁洋溪源头的海拔高度差不多，由此作出结论。今天可能有人从中指出论证不精密，但试用现代的测绘手段，分别测出马山岭北麓水源和南麓水源的海拔，再分别测出北麓水源和南麓水源各自入海的流程，那一定会得到与徐霞客同样的结论的。 徐霞客这个发现是那年他亲历宁洋溪三大险滩的启示的。他的游记中写了这三大险滩。 他四月初一日从宁洋县城下乘舟由北向南： 第一个险滩——石嘴滩。距城十余里，有山峰从东岸伸向溪中，使溪水不得不向西流去，绕过山峰，再向东流。此处坡度很大，水流甚急，形成险滩，名石嘴滩。 “乱石丛立，中开一门，仅容舟。舟从门坠，高下丈余，余势屈曲，复高下数丈，较之黯谈诸滩，大小虽悬殊，险更倍之也。众舟至此，俱鳞次以下。每下一舟，舟中人登岸，共以缆前后倒曳之，须时乃放。”（按黯淡滩在建溪，是有名的险滩。）行舟拉纤是常见的。俄国有一幅名画叫做《伏尔加船夫》，也有一首名歌叫做《伏尔加船夫曲》，未见过拉纤的人，可以由此歌此画去体会。但那是上水拉纤，是拉船前进的，而且是船夫拉，乘客坐在船内不动。这里所说，则是乘客也要下船一起拉，不是前进，而是“倒曳之”，拉的还是下水船。这却是罕见的。 第二个险滩——溜水滩。由此，舟再向南行三十里，又有一山峰，从东岸伸向溪中，溪水又不得不先折向西再折向东。这里也形成一个险滩，名溜水滩。“峰连嶂合，飞涛一缕，直舟从云汉，身挟龙湫矣。” 第三个险滩——石壁滩。由此，再向南行二十里，有一座石崖从南岸伸进溪中，要拦住溪水的去路，溪水不肯退，拼命冲击它，由此形成一个险滩，名石壁滩。“险与石嘴、溜水而三也。” 这惊心动魄的三个险滩，徐霞客身历其境，于是探求其成因。他不用眼前的局部的地理条件来解释，而是摸索出一个更广泛的规律。上面引用的他的一段话，就是当天，崇祯元年四月初一日的日记中写下来的。 经过第三个险滩之后，徐霞客又写道：“下此，有溪自东北来合，再下，夹溪复自东北来合，溪流遂大，势亦平。又东二十里，则漳平县也。” 按游记中这几句话有两处错误。“夹溪”系“有溪”二字之误。那里没有一个溪名“夹溪”的。“复自东北来合”系“复自西北来合”之误。九龙江上游有四条溪，徐霞客乘船而下的是宁洋溪。他过了第三个险滩后，自东北流来与宁洋溪合的，是新桥溪。再过一段路，自西北来合的，则是龙岩溪（即雁石溪，流经龙岩县城和雁石镇）和万安溪的合流，此二溪分别从龙岩县的雁石镇和万安乡流来，在基泰乡上游会合后，再来此处同宁洋、新桥二溪的合流会合的。四溪会合处名盐场洲。自盐场洲以下始有九龙江之名，直至海澄县（今属龙海县）入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附有一本地图，其中第19页《闽游路线图》画得很清楚。宁洋溪上注明了三大险滩的地位，而新桥溪确定是从东北来同宁洋溪合流的。至于龙岩溪和万安溪的合流，到盐场洲后再同宁洋溪和新桥溪合流时，则是从西北偏西流来的。 为了纪念这位历史名人，漳平县图书馆的罗岩同志特去追寻徐霞客的宁洋溪旅行路线。据他说，那三个险滩仍在，同三百六十年前一样惊险，两岸仍然是悬崖峭壁，夹着湍急的溪水，屈曲前流。自然条件没有改变，人事颇有不同。徐霞客记载第一险滩至第二险滩之间有个地方名为馆头，是宁洋县和漳平县的分界地，那时一个险滩在宁洋县境内，两个险滩在漳平县境内，现在则宁洋县建制已于1956年撤消，宁洋溪流域大部分，直至马山岭南坡，连原县城在内，划归漳平县管辖了。原县城改称双洋乡，因之宁洋溪也改称双洋溪了。石嘴滩，当地人名为石门濑，溜水滩名为流水濑，石壁滩名为溪硿。如此，徐霞客游漳平，就名符其实了。罗岩同志的文章发表于去年6月出版的《漳平文史资料》第十辑。 为了纪念这位中外知名的历史人物，我建议将双洋溪（即宁洋溪）作为一个旅游点，向中国和外国游客开放。一来，纪念徐霞客，他在这发现了一条地理科学上的定律：河流的湍急度与它的长度成反比；二来，这里有惊险的河滩、奇形的岩石、高耸的夹岸等等，可以荡涤久居都市的人的郁闷胸襟。 但对于整个九龙江来说，最大的险滩还不是在宁洋溪上，而是在九龙江中游华崶，徐霞客闽游前记提到此处，后记更详细记此处。华崶原属龙溪县，本世纪20年代始设县，名华安县。这里有一个特殊的地理构造，即能通舟楫的二百多里九龙江水，流到此处，江床陡降，就不能通舟楫了，货物和人员须翻一座山，走十几里路，到那边山下的岭兜村同暂别的九龙江相会，换乘另一种船。但上游放下来的木排仍然是可以通过这段江水。 徐霞客第一次闽游，经过此处，发生了兴趣。他不愿翻山去山那边上船，要沿江走去，看看这一段江水，可惜雇不到带路的人，其实也无路可走。他只好翻山过去。到顶上，他看见了江水就在山下流过，想下山去水边看看，恰逢下雨，不能去。第二次闽游时，他在山顶上又看见这段江水，于是决心下去看看。游记中费了许多笔墨详写他如何辛苦寻觅下山之路，如何在荆棘丛中匍匐前进。如此走了很久时间，很长距离，终于到达江边，坐在水中大石上，看见江水，“既南避巨石，北激崩块，冲捣莫容，跌隙而下，下即升降悬绝，倒涌逆卷，崖为之倾，舟安得通也？” 徐霞客写出他的感想说：大凡河流，只有源头水小，不能通船，既能通船就可通到底的。中间不能通船的，据他所知，只有黄河中游的三门峡。但三门峡，汉唐时还可“挽漕”，至今犹存挽漕踪迹，“未若华崶自古至今竟无问津之时。”这就是说，据徐霞客所知，至少在中国境内，华崶所处的地理构造是独一无二的。 九龙江在华崶处的水平和在华崶岭下的水平，究竟相差多少公尺，一定早有人算出来的。想来相差极大，大到不能通舟楫，但尚未大到不能通木排。我少时还听几个放排工人说起他们在那里放排的经验：木排流下去，到岭下，排头就冲入水底，过一段路才浮出水面来，此时放排工人必须抓牢木排，以免被急流涌走，所以担任此工作的人须有特别的训练。华崶此处只能称为险滩，极险之魂，非宁洋溪的险滩可比，却还不能称为瀑布，若是瀑布，连木排也不能放了。 我认为这是地质史上某一时代形成的构造。那时华崶诸山是海岸线，而现在漳泉一带的沿海平原是大陆架而已，以后海水退去，加上上游泥沙冲积，方有现今富庶的障泉二府。九龙江此时也就从原来的岩岸陷于原来的大陆架上，由沙岸流入大海了。 如果宁洋溪旅游点开放了，中外游客于游览了三大险滩之余，也可以乘火车至华崶（今为华安县城）看看这个独特的地理构造。 1988年1月18日定稿
「青年马克思」与异化论（郑超麟，198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青年马克思」与异化论 郑超麟（1988年） 一个时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中，「异化」以及「人道主义」成了时髦的论题。人们纷纷议论这些问题。近年来，即在中国「开放」以来，这些问题也传到中国了。也在中国引起了议论，引起了争论，有个时期争论得非常激烈。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以外，也有人议论这些问题，也有人利用「异化」以及「人道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自以为用马克思主义之矛去攻马克思主义之盾。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说「异化」的，除了专论哲学问题以外。「人道主义」，偶然也有人说，但未曾提到这种高度来说。 为什么经过一次大战后，忽然如此改变风气呢？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克思的一部手稿。手稿没有名称，现在的名称是编者，即负责出版此稿的人，所加的，因为其中大部份说经济学问题，小部份说哲学问题。德文原稿出版之后接着就有人翻译出版俄文本、法文本、英文本，以及其它文字本。一九七九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也收了这部手稿的中文译本。 这部手稿写于巴黎，有时也称为《巴黎手稿》，或《巴黎手稿》中一个部份，因为马克思侨居巴黎时还写了其它手稿。这部手稿是三本不同的手稿合成的，都写于一八四四年四月至八月，即恩格斯来巴黎同他会面以前。手稿是残缺不全的 这三个手稿，显然可见，只是马克思的读书笔记，或研究笔记，而不是什么著作。德文版编者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经济学著作（Arbeit）」，那是以此词的广义来说的。马克思本来。不懂得经济学。他在后来发表的《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叙述了他「研究经济学的经过」。大意说：他主编《莱茵报》时（一八四十一年至一八四三年），为了盗窃林木，分割地产，自由贸易，保护关税等「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同普鲁士总督和其它。的人进行辩论，感到了困难，于是决心去研究经济问题，又因《莱茵报》上发表了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言论，他曾因为这种哲学言论过于肤浅而表示反对，后来觉得他以往的研究还不足以判断法国社会主义的是非，于是利用普鲁士政府取缔《莱茵报》的机会，退回书斋来研究经济学。他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这部手稿就是他在巴黎所作的研究笔记中最有系统的最长的一部笔记，列宁在所作马克思传记中也说：「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够」。岂止知识不够而已，当马克思办《莱茵报》时，他尚未进入经济学这门学问之门哩。 在研究经济学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先走一步。在有名的《德法年报》（一八四四年二月出版）上，马克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只说到：为了解剖市民社会，应当去研究经济学；可是，就在同一期刊物上，恩格斯已经拿出他的研究经济学的文章，《经济学批评大纲》了。马克思立即被这篇文章所吸引。这部《手稿》正是《年报》出版以后开始写的。《手稿》的序言提到了恩格斯这篇文章：后来的《经济学批评》序言也提到恩格斯这篇文章，。而且称之为「天才的大纲」并且说「从此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八四四年上半年，即与《手稿》同时，马克思也写了读恩格斯这篇文章的笔记，见这本《马思全集》第四十二卷：恩格斯这篇文章则见《马恩全集》第一卷。但恩格斯虽然先走一步，也不过用黑格尔哲学批评经济学而已，仍末登堂入室。后来，一八七一年「恩格斯在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自言他这篇文章「早已过时了，而且充满了错误」。一八七一年，不仅已经出版了《经济学批评》，而且出版了《资本论》。剩余价值论，一八四四年，不仅马克思不知道，恩格斯也不知道。 马克思在他写《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还不很懂得经济学 一个人的读书笔记，学习笔记或研究笔记，一般说来，是为了以后整理发挥成为正式著作的。如果已经有了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则其所作笔记就没有保存的价值」作者或者自己销毁：或者留给后人去销毁，后人不忍销毁，也不过藉此可以考见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而已。譬如一个人，他少时某一年穿过的一套衣服，到他长大时候还保存着，那也不过藉此可以知道这个人少时曾有适合于这种尺寸的衣服的身躯而已。但历史上加马克思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事情又当别论。他留下的片纸只字都应发表出来，供人研究。所以《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买到了中文版《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发现这部《十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不会去看的，因为马克思生时和身后发现的许多正式著作，我还没有工夫去看呢，何况他的读书笔记。然而我终于看了，而且反复地仔细地看了。那是因为特别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这部《手稿》忽然脍炙人口，并在世界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发生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中国也曾为此发生一场思想斗争，以致政治斗争。那就不能不把这部公手稿》从马克思的其它读书笔记单独分出来而加以研究了。《手稿》仍是读书笔记，我今研究它，论述它，以为的要说明它为什么会在当代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发生如此重大的作用，说明人们对它的误解或曲解。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请允许我，在进入本题以前，先跑一段野马。 马克思这部《手稿》用的是NationalOkonomie，中文译本一概译为「国民经济学」。《手稿》序言提到恩格斯在《德法年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其题目用的也是「国民经济学」。至迟，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出版他的有名的《批评》时，用的则是politischeOkonomie，中文译本篇「政治经济学」。我此文，凡引用马克思原文处，不管是NationalOkonomie或politischeokonmie一概译为「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究竟是一物异名，还是异物异名？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人说明白这个问题。我却知道这个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 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译的是「计学」。这个译名不能通行。当时留日学生比留欧学生多，他们搬来日本现成的译名，叫做「经济学」。这个译名其实是不通的。汉语古文，「经济」二字是「经邦济国」四字的缩写，「经济学」应当就是现在说的「政治学」。「其人有经济才」，不是说此人有管理经济的才干，而是说他有治理国家的才干。「问汝经济亦何曾？」左宗棠这话是讥笑曾国藩不善于治国。「经济学」这个译名，虽然不通，但在中国通行已久，约定俗成，不必去改变了。 廿年代莫斯科东方大学有一门「经济学」功课，俄文作politigeskayaeconomimya简写为poltotkonom，教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国班学生为了分别「无产阶级学说」和「资产阶级学说」的原故，于是用「经济学」专指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则译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个译名就是如此诞生的。可是学习深入下去，渐渐发现这种译名分法说不通了：教科书讲的虽是「无产阶级经济学」，但书中偶然也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俄文仍旧用politigekayaeconomiya，结果只好不分阶级，一律译为「政治经济学」，一直沿用至今天，看不出有纠正译名的前途。（编者按：这里的俄文改用拉丁字母打出。）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呢？既然有「政治经济学」，那就应当有「非政治经济学」了。 其实，从英国开始，这门学问称为politicaleconomy，其中potitical一字并非「政治的」之意。同中文一样，外文字有常用的意义，也有非常用的意义。political上的常用意义是「政治的」，但此字原出于古希腊文polipoli即是「城邦」，即是古希腊的国家。economy。也是由古希腊文来的，原意为一家一户的经济：十七世纪初出现这门学问时，因为它研究的不是一家一户的经济，而是公共的经济，社会的经济，或一国的经济，放在economy字上加一个定语political，表示它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的经济。这个定语，此处只表示「公共的」之意，而非表示「政治的」之意。当时的行家都知道此字的非常用的意义。所以在马克思写此手稿的时代，德国人将这门学问的名称都意译为nationaliScheokonomie，或缩写为NationalOkonOmie，即「国民经济学」，表示它研究的对象是公共的，一国范围的经济。但以后，落后的德国渐渐赶上英法二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外来语更多进入德语之中、科学术语也改变意译为直译，所以至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德国人也直用了politiScheOkonomie这个外来语。马克思一八五九年发表的书就叫做ZurkritikderpOlitischeokonomie，而不叫做Zurkritikdernationalokonomie了 这门学问的德文名称先后不同，那是德语习惯的变化，与内容无涉。中国翻译马克思这部手稿，就不应当另出一个「国民经济学」的名称，而又不去说明所谓「国民经济学」是否有特殊的涵义，与「政治经济学」不同。 还需要证明「国民经济学」就是所谓「政治经济学」么？那么马克思这本《手稿》中也有多次提到亚当。斯密、扎伊尔、里嘉图、魁奈、内斯蒙第、贝魁尔等人，并征引他们的著作，却称他们为「国民经济学家」，他们的学问为「国民经济学」。恩格斯在《德法年报》上发表的那篇文，这里马克思名之为《国民经济学批抨大纲》，而中文《马恩全集》第一卷则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仅举数例，难道不出以证明「国民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此主者又就是「经济学」么？我所以说这一大堆题外的话，只为的说明我在本文中，只用「经济学」译名，而不用「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 跑了这一段野马之后，现在可以回到本文主题去了。 《手稿》发生重大作用的时代背景 我们现花所处的，是十月革命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消退而尚未看见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兴起端倪的时代。我们处在无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早于列宁逝世以前开始了。无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命运总是不同的。人们似乎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中用了。人们似乎把革命的失败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人们即使不根本抛弃马克思主义，也要「修正」它，「补充」它。历史上不乏先例。最明显的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的种种理论斗争。那还只是一国革命的失败哩。我们现在是全世界革命的失败。 尤其使人惶惑的，是世界革命浪潮消退后，在十月革命发源地的俄国出现了史大林主义。它仍标榜「马克思主义」，但它的所言所行并不符合于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恐怖更特别令人憎恶。恰好此时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了，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人便利用《手稿》来反对史大林主义。他们觉得《手稿》中谈「异化」，谈「人道主义」，是很新鲜的，他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未曾说过的。《手稿》使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面目。原来史大林实行的那些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乃是社会主义的「异化」，必须「扬弃」这个「异化」，才能够恢复为社会主义。原来马克思也讲「人道主义」，而史大林的恐怖不合于「人道主义」，可见史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些人分别了青年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期的马克思。他们要用青年期的马克思来改造成熟期的马克思；要以《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来重新提出和说明历史的唯物论，重新估价《资本论》。他们说：马克思的目的是在解放全人类，他的哲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他主张革命，主张阶级斗争，仍是为了人类。对社会的分析，应当采用「异化」的观点等等。 也有一些人仔细研究了马克思这部《手稿》，但并不主张以此《手稿》来改造成熟期马克思的成熟理论的。这些人只占少数。 此外，又有一些人，站在反动立场，一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也利用青年期马克思这部手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更加可以说明马克思这部《手稿》，在如此时代背景之下，发生多么消极的作用了。 正是为了这个原故，成熟期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我可以放在一边，却不能不去研究。这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的能够说明这部《手稿》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拿这部手稿以及在此时期马克思的其它著作来「改造或代替成熟期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 一八四四年还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一八四四年，有马克思，但还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刚满二十六岁，是一个青年人，用中国现在惯用的话来说，还是一个「小青年」，但在同一辈青年中已经是很有地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酝酿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资产阶级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亦在其内）纷纷投身于革命。这些青年中，走在前面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死去十年了（一八三一年），但他的学说支配了整个的德国思想。马克思来不及听黑格尔讲课，可是进了柏林大学之后也变成了黑格尔派。他本是学法律，准备继承父业为律师的，但受了当时黑格尔的感染，放弃了或放松了法律，而去学历史和哲学。他的博土论文就是一篇以黑格尔学说为基础的哲学论文。 黑格尔学说是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御用哲学，替普鲁士专制制度作辩护的。可是，到四十年代，这个哲学已经同时代要求格格不相入了。革命首先要求冲破这个守旧哲学的藩篱。青年人的思想活动不能囿于哲学的范围之内。酝酿中的革命要求批评现实的政治。而要批评政治，首先必须批评宗教。宗教和政治是当时德国思想的禁区：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禁区。法朗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以及后来的大革命，早已冲破这二个禁区了，德国则原封末动。但酝酿中的革命力量渐渐盖过了顽固的守旧的力量。奇怪的，是这个理论的革命是从这个普鲁士御用哲学内部诞生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出了一个施特劳斯和一个布鲁诸。炮威尔，他们都去研究基督教圣经，考证四福音书记载的故事，证明这些故事都是伪造的，连耶稣是否真有其人也成了问题。他们以此根本挖去了整个基督教大厦的地基，但用的还是黑格尔哲学的语言。继上列二人之后，费尔巴赫出来了。他不沉溺于《圣经》考证及由此引起的抽象的争论，他直接说明基督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并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为此，他不能不抛弃黑格尔的唯心论而走到英法二国早已流行的唯物论。一八四一年，贺尔巴赫出版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本质》。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算是最年轻的，但已有很高声望了。牠的地位并不逊于当时最有名的布鲁诺·鲍威尔。一八四二年创办的《莱茵报》，聘请鲍威尔为总编辑，马克思为副编辑，不久之后马克思作了总编辑。此时，《基督教本质》出版不久。恩格斯晚年回忆此时他们二人思想的变化。他道：费尔巴赫「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赫派。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评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庭》中看得出来」。（见《费尔巴赫论》） 恩格斯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在一八四四年，即他们二人合写《神圣家庭》之前一年，马克思还是一个费尔巴赫派，离开了黑格尔，但还停留在费尔巴赫。马克思是立足于费尔巴赫新观点上去研究经济学，去写这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个时候当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才开始产生马克思主义呢？恩格斯晚年又说：「这个超出费尔巴赫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赫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一八四五年在《神圣家庭》中开始的」。《神圣家庭》一书既热烈拥护费尔巴赫，又开始离开费尔巴赫。《神圣家庭》也不过「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走去罢了。 由此可见，拿马克思在还没有自己特有的观点的时候所写的研究笔记来对抗后来成熟而有马克思主义时候所写的辉煌的著作来纠正成改造马克思主义，那是荒谬的。 异化论变马克思未成熟时期的标志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在巴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当时懂得法文，但不懂得英文（或者说他英文还不好），以致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不是看原本，而是看法文译本。 他这个外行人毕竟是以哲学家，以黑格尔派哲学家的身份去研究这门业已成熟的学问的；他又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感觉到自己缺乏这门学问的知识才去研究这门学问的。他一开始就用批评的眼光去研究这门新学问。马克思此时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但未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要在经济学中建立自己的观点，要把辩说法输入于经济学中，总之要批评经济学。他一开始就明白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这一点，至少恩格斯的《经济学批评大纲》已经告诉他了，如果不是在开始研究中自己发现了的话。第一个手稿一开始就并排列出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大栏，以此区分「市民社会」的三大阶级。这本是经济学家的话。马克思首先看出三大阶级的划分不是自古已然而又永世不灭的。他在「地租」一栏内，于摘录经济学家著作之外，发挥了很多的议论，其中主要的结论就是说「地租」必将并入于「资本利润」，地主阶级必将并入于资本家阶级。 可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建立自己的观点，如后来《经济学批评》那样的观点，他乞灵于异化论。 他写此《手稿》时并未忘记同他过去的好友布鲁诺·鲍威尔论战。他在《手稿》的序言中不指名地攻击鲍威尔，说：「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评家，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 布鲁诺·鲍威尔冲破了宗教批评的禁区，是进步的，但他始终限于宗教批评的圈子之内，不能越出一步，则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而他还要用处理神学问题的方法来过问「世俗事务」即「市民社会」问题，那就难怪马克思要鄙视他。。 可是，马克思自己，在这一年，写此《手稿》的时候，虽然不用处理神学问题的方法，却仍使用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来批评经济学。 他在同一序言中又说：「整个实证的批评：从而德国人对经济学的实证的批评，全靠费尔巴赫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这话并不是说，费尔巴赫写下了批评经济学的著作，这话只是说：要批评经济学，必须以费尔巴赫的哲学为基础。序言又说：「只是从费尔巴赫，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评」。这话只是说，马克思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哲学，他是站在费尔巴赫的「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去批评经济学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恩格斯晚年不是说了么，那几年「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赫派」。恩格斯又说，马克思那时对于费尔巴赫「还有批评性的保留意见」。不过是「批评性的保留意见」而已，在基本点上马克思仍是接受费尔巴赫哲学的： 「批评性的保留意见」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赫只解决了神和人之间的矛盾，而未解决人的社会中间的矛盾，并不知道这个矛盾。马克思认为费尔巴赫没有做的工作，他应富去做。这至多只是落费尔巴赫，而非超越费尔巴赫，因为他还是肯定了费尔巴赫解决神人矛盾的功绩以及此解决所采取的方法，即异化论。 马克思指责布鲁诺·鲍威尔用「空话」来「过问世俗的事务」。马克思自己却是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世俗事务」及其理论表现即经济学的。但在「开始」研究的第一年，一八四四年，他尚未曾得出什么结果。他尚未把握着研究的方法。他只好乞灵于异化论。费尔巴赫周异化论解决了神和人之间的矛盾，他为什么不可以用异化论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呢？于是，《手稿》在研究了三大阶级和三种不同的「收入」之后，便以很多篇幅发挥「劳动异化论」。他说：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率而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 以上是从《手稿》中论劳动兴化的一节抄下来的。此节中还有好多的议论值得抄下的，但不必再抄了。好在原文具见于《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中文本，可以参阅。 从上面所抄的最后几句话，可以知道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完全模仿费尔巴赫的宗教异化论。 马克思也说：「人是类存在物」。这也完全是费尔巴赫的话。人既然是以「类」而存任，既然过着「类」的生活，表现着「类」的本质，那么人类社会的矛盾就是次要的，不能与神和人之问的矛盾相提并论。费尔巴赫也不否认人和人之间有矛盾，但认为这种矛盾是偶然的，并非不可避免的，至于人的「类」生活则是和谐的。马克思在这新《手稿》中说的也同费尔巴赫相差不远。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不是一个人的劳动的异化，也不是一个阶级的劳动的异化，而是人「类」的劳动的异化。前面说劳动异化时总是说「工人」的劳动的异化，到了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以后，就说「人」的劳动的异化了。「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社会的阶级划分，乃是整个人「类」劳动异化的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追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就是说，先有「类」的兴化，然后有人同人相异化。「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虚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这就是说，人作为「类存在物」，每个人都是「工人」。 那么何处来的地主和资本家呢？「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马克思自己回答说：不是属于神，只能属于「人本身」，「只行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便是这样说明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他也把神和人的矛盾引到人和人的矛盾来。他说：「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教士成俗人同耶稣基督的关系上」。 马克思这里说的「人同人相异化」，并非阶级斗争之意，不过是人「类」劳动兴化的结果罢了。总之，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后来那个「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从异化论得不到这个思想。「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兴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马克思写着「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就去说明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了。他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藉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马克思至此便以为他已经完全了解经济学这门学问了。他做出结论说：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出的这个结论，幸而马克思以后抛弃了；否则，他发挥下去。在异化论之上建立他的经济学批评，姑无论整个体系的是非如何，体系本身，人家就看不懂，就没有说服力，就不能为群众所掌握。 成熟的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论 哲学上谈「异化」，是自古已有的。但到了黑格尔，「异化」才被提高为一种原理，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应用异化论而得成功的，其实只有两例。一例是黑格尔自己作出的。他主要在《现象论》和《逻辑》二书中应用异化论。他设定「绝对观念」为本体，「绝对观念」异化为自然界，自然界本身发展下去，经过种种阶段而达到精神，精神最后就认识了「绝对观念」，如此扬弃了兴化，而复归本身。另一例是费尔巴赫做的。他为了批评宗教而去研究宗教的本质。他在《基督教本质》一书中，从人出发，即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出发，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所说的那个世外，彼岸，即神及一切与神有关的事物：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已。例如，基督教徒做弥撒时把面包和酒当作圣物，神甫祝福之后给教徒面包说是吃耶稣的肉，给教徒晒说是喝耶稣的血：费尔巴赫认为把面包和酒品作圣物，只是因为在人的生活中食物和饮料是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热烈欢迎贺尔巴赫的学说之后，也应用异化论去研究「市民社会」，结果写出了这部《手稿》。可是，马克思这个尝试失败了。 写完《手稿》之后只隔一年，一八四五年，比克思就对费尔巴赫采取批评的态度。他把批评的意见写了十一条，不是为了发表的，而是为了自己以后发挥的。这就是恩格斯晚年找出来发表的那个《费尔巴赫论纲》。 一八四四年手稿要用异化来分析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是因为他还未发现剩余价值说。一旦他发现了剩余价值，就可以充份解释资本主义劳动，不必再求救于异化了 同我们这里讨论最有关系的，是《论纲》第四条： 费尔巴赫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做完这个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因为世俗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宵，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庭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评，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道。 这二条论纲还是肯定费尔巴赫已有的成绩的，即肯定他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其它俗基础。这条论纲至少没有否定费尔巴赫周异化论做出这个成绩。论纲所批评的，只是怪责费尔巴赫未曾更进一步去批评世俗基础。同恩格斯晚年对于费尔巴赫的批评比较起来，马克思这里说的是很肤浅的。这也表示马克思此时不过初步脱离费尔巴赫罢了。但我们从这条论纲毕竟看出了马克思自己比一年以前大有进步。他此时着重指出了世俗基础，即经济学所研究的「市民社会」，是「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的，更重要的是他不再谈「劳动异化」了，不再用异化论来阐明「市民社会」了，因之不是人（作为类存在的人）的劳动异化产生了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分裂」和「矛盾」是既成事实。整个十一条论纲，除第四条开始提到贺尔巴赫的「宗教上自我异化」一句以外，不再提什么「异化」了。 《论纲》第六条同我们这里的讨论也有关系： 费尔巴赫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 费尔巴赫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评，所以他不得不 一、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二、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的共同性。 这也是一年来的进步。我们还记得，一年前，写《手稿》时候：马克思也是主张「人是类存在物」的，也是以此为基础来说明劳动异化的。他对费尔已赫这个命题没有表示丝毫异议。但现在他根本否定这个命题了。这也就是说他否定了费尔巴赫的「人道主义」。这一点，后面还要详说。 这十一条《论纲》，恩格斯称之为「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马克思同一年写的《神圣家庭》一书，恩格斯认为既显示了费尔巴赫对马克思的思想影响，又标志了马克思开始超出费尔巴赫。 说「萌芽」，说「开始」，可以表明，在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尚未正式形成他的「新世界观」，尚未完全「超出」贸尔巴赫。但以后，在同恩格斯合作之下，马克思继续进步。完成了从德国占典哲学的旧世界观到以他为各的新世界观的全部过程。 马克思毕竟是以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进行「实证批评」而不像布鲁诺·鲍威尔那样尽靠「空话」，尽用抽象原则的。他深入当时的「市民社会」，研究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者对于这个社会的理论反映，结果发现了「剩余价值」。这是一个伟人的发现。恩格斯将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比喻做拉瓦西耶发现氧气。（见《资本论》第二卷序言）试想，如果没有发现氧气，近化化学这门科学将成什么样子？同样，如果没有发现剩余价值，则「经济学批评」这门科学就不能成立了。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充其量也只能达到那几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的水平、即批评不到经济学的要害，只能乞灵于「人道」和「正义」等等道德的说教，而道德的说教是不能触动经济学一根毫毛的： 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市民社会」的种种经济事实之后，发现一切商品都有一定的价值，归根到底都是以相等的价值互相交换的：惟有一种商品是例外，这就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是以生产它时所用的生活数据的价值来决定的，即以生产这些生活数据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的。可是，资本家用工资（即生活数据）去购买劳动力，却不是等价交换。因为别的商品不能增产价值，惟有这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能够增产价值。工人劳动，除了偿还资本家所给生活数据的价值以外，还做了无偿的劳动。这个无偿的劳动造成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 发现了剩余价值之后，经济学上一切争论不休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而工资。利润，地租三大收入以及其它的经济学范畴，也都具有新的意义，得到新的解释。 不是劳动异化论，而是剩余价值论，「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发现了剩余价值之后，马克思已经抛弃「异化论」了，至少是事实上抛弃了的。 我这个结论可能引出异议。人们可以反驳说，劳动异化和剩余价值并不矛盾；马克思在那部《手稿》中说：「现在要问：人怎么使牠的劳动外化、异化？」马克思后来发现了剩余价值，不过是找到劳动如何异化的具体方式罢了。马克思后来并非完全不谈「异化」，《资本论》中便有几处出现了「异化」一词。 这个反驳是不能接受的。不错，我尚未发现马克思曾明白宣布费尔巴赫的异化论不能适用于研究「市民社会」，如同他明白宣布费尔巴赫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是错误的一样。也许，《资本论》中有几处提到了「异化」。我不需要在《资本论》中去导出那「几处」而加以研究和说明。我只要说，在《手稿》中；马克思有数不清的地方说到「异化」，而且把他的经济学批评全部建立在异化论上，而在「资本论」中，则只有「几处」说到「异化」而已。他不见得会把「剩余价值」说做「异化」的具体方式罢？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自己不再用异化论来阐明经济学问题，而且通过恩格斯之笔否定了费尔巴赫周异化论来阐明宗教问题。恩格斯在《费尔巴赫论》中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说明宗教时完全不用异化论，即不把神当作人的异化，不把神的世界当作人的世界的异化了。当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曾热烈欢迎费尔巴赫追个宗教异化论的。 恩格斯在《费尔巴赫论》中说；「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界和周围外部的自然界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可见，宗教并非人的本质的「异化」。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会阶级便利用宗教为斗争的武器」。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艾伯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人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份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的斗争，更开始采取全国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花德国，这就是所谓宗教改革。「路易十四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约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 恩格斯以上的话，是在概述马克思的唯物的历史观时说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发展费尔巴赫，而是超过费尔巴赫，特别是抛弃费尔巴赫的宗教异化论。如此才有马克思主义。 难道不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已经抛弃一般的异化论么？ 想不到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弃旧敝屣的工具，近年却被人拾起来当作神奇的武器。 论人道主义 马克思抛弃的另一个工具，就是「人道主义」。 今人利用这部《手稿》中几处说到「人道主义」的话，便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阶级斗争，以至于史大林实行那种恐怖，都是违反马克思的。他们主张用青年期的马克思来解释：甚至改造成熟期的马克思。他们根据的就是《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党部《手稿》有如下几处说到「人道主义」： 《序言》中有一处说：「费尔巴赫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评」。这意思就是说：「人道主义的批评」是费尔巴赫开始的。 《共产主义》节中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今人抓着这句话，便断言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其实，这里虽未提到费尔巴赫，说的仍旧是费尔巴赫的话：因为费尔巴赫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部份，归根到底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 同节中又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里说的也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意思，即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 《哲学批评》节中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这里，马克思说：人道主义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这里，又可看出马克思此时在哲学上仍旧是完全的费尔巴赫派，因为费尔巴赫否认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而自称为自然主义即人道主义。 同节中又说：「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曼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有财私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这里也是把「人道主义」提高到哲学原则平面的、也是费尔巴赫的哲学原则。 以上便是《手稿》中所有的提到「人道主义」的几段话（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由这几段话看来，马克思说的「人道主义」都是当作哲学原则，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同等平面的原则，来说的。中文《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都采用了「人道主义」译名。这个译名是否妥当呢？因为中国通行的对于「人道主义」一词的理解，乃是慈悲，怜悯，救死扶伤，把人当作人看待，等等。总之，我们的语言在「人道主义」一词下所理解的，是一种德性，是属于伦理方面的。 我身边恰好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德文原本。我翻出德文原本对照，发现中文所译「人道主义」一词，德文作Humanism。Humanismus。中国另有译名，叫做「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那是指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思潮，主张以人为中心来处理一切问题，而反对中古时代通行的那种以神为中心来处理一切问题。这个思潮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起来，终于形成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这个思潮，在以人为中心的这个共同基础上，有种种不同的倾向或派别。费尔巴赫哲学，一般说来，可以归人于humanismus，但它有它的特殊性。费尔巴赫哲学能够在哲学发展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恰好不是为了它的一般性，而是为了它的特殊性。费尔巴赫本人宁愿称牠的哲学为Anthropolologismus。Anthropologismus出于希腊文语根anthropos，Humanismus出于拉丁文语根。两个语根都是「人」字。Anthropologismus就是humanismus。费尔巴赫宁愿用前者，是为了突出他的哲学不同于一般「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而已。费尔巴赫特别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为了区别起见，我主张Anthropologismus。应当译为「人类主义」。 自然，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Humanismus思想，中国也有人译为「人道主义」的。就字面上说来，亦无不可，但就中国流行的意义说来，则是不适当的。 如此一来，马克思这部《手稿》中说的「人道主义」（姑承受这个不适当的译名罢），就无法被利用来反对史大林的恐怖了。即使用中国流行意义的人道主义来反对史大林恐怖，也是软弱无力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法国一七九三年的红色恐怖和俄国一九一八年的红色恐怖，因为那是促使历史前进的：但反对法俄二国大革命中的热月政变后的白色恐怖，因为那是历史的反动。 马克思写了这部《手稿》之后第二年，一八四五年，就在他的《费尔巴赫论纲》明白抛弃了费尔巴赫的「人类主义」，即「人道主义」。马克思批评费尔巴赫的哲学，说他把宗教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他把人的本质看做单个人的抽象物，而不知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费尔巴赫错误地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错误地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杂揉的共同性。 如此否定了「人是类存在物」之后，还有什么「人类主义」可言？ 今人如此喧嚷不休的所谓「人道主义」，主张用来改造或补充成熟期马克思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就是这么一回事！ 结论 不能否认我们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的时期，在此时期中出现了形形式式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奇奇怪怪的「理论」。有人要补充马克思，要改造马克思，要用青年期的马克思去抵制成熟期的马克思，等等。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危机的出路。 但危机终归要解决的。解决危机仍须依靠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以发生危机，只是因为我们处在二个世界革命浪潮之间的低谷，过于长久了，远望不见第二次浪潮的桅顶。但这个低潮为什么拖延得这样长久，我们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说明。 其次，在这拖延长久的低潮期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稳定，而且繁荣，据说七十年代中期二十年间科学技术的发明胜于过去的二千年。这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说明。此外，在回一时期中有一系列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同样享受稳定、繁荣、科技发展。这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说明。这些现象都同低潮期的拖延有关系，而且能决定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到来的方式。 最后，第二次革命浪潮必然到来是不能怀疑的；届时也必然采取新的方式，提出新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不仅届时，而且现在，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下，也就应当审查某些非根本的原则是否过时，是否需要修正。修正某些非根本的过时的原则，并无损于马克思主义。一八七二年，即《共产党宣言》写成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宣言》的二个作者论《宣言》德文新版作序时，于肯定其中「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以外，也还宣布个别地方可以修改，宣布「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随着客观形势变化而修正某些部份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明知马克思青年期在探索中写出的言论，后来已为本人抛弃了的，现在重新捡起来去修正成熟期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那是不能许可的。 什么叫做「异化」？为什么能够发生「异化」？未见能令人信服的说明。黑格尔运用「异化」，是不必说明的。他说「绝对观念」异化为自然界，没有人要求他说明「绝对观念「何以能「异化」为自然界。因为没有人要求他说明什么叫做「绝对观念」。后来恩格斯才问道「绝对观念」存在何处呢？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做「青年黑格尔派」时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抽象物「抽象地」变化为一种「异物」，那有什么奇怪的呢？但费尔巴赫说：人「异化」为神，那就需要说明：二种自然物为里么会「异化」为非自然物呢？但当时费尔巴赫这个「异化论」使得德国方典哲学从唯心论转到唯物论，发生「解放」的作用，也就不必去深究。后来，恩格斯才抛弃那种「宗教异化论」，而用历史唯物论来说明宗教的发生和发展。马克思一八四四年要用「异化论」来解释「市民社会」的矛盾，那就更加需要说明劳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的问题。马克思研究下去，发现了剩余价值，由此抛弃他的「劳动异化论」了。 「人道主义」，中国流行意义下的「人道主义」，则更加没有着落。马克思这部《手稿》内说的「人道主义」，应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类主义」：即都是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手稿》根本未说作为伦理观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主张对人残忍，漠视人的疾苦，不把人当作人。但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是重视阶级斗争的，为了大多数人利益可以镇压少数人的反动，为了对多数人仁慈，可以对少数人残忍。这也不违反作为伦理观的「人道主义」。至于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则马克思于写出《手稿》一年之后就在批评费尔巴赫时候抛弃了。 总之，用「异化论」和「人道主义」来反对史大林主义，毕竟是软弱无力的。把干部享受特权，以权谋私，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互相扯皮，人民无权，等等现象，称为「社会主义的异化」，那首先就要肯定史大林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至于「人道主义」。即使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人道主义」真是作为一种德性的「人道主义」，那也搔不着史大林主义的痒处。 在这世界革命低潮时期，要为必然到来的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而准备革命理论，应当做的工作很多，澄清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就是这种工作的一个部份。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德译本后记（198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德译本后记 郑超麟（1987年） 记得西方某一位名人说过：一个人写了一本书，这书也有它自己的独立的命运。我的书确是如此。从1944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军虽已成为强弩之末，上海经济却凋敝不堪，出版社不收书稿了，我只好利用每月替出版社写稿的时间来记述以前的见闻。我写了十章便写不下去了。战争结束，这部稿子曾在朋友中间传阅，并曾请人抄录一个副本，以便束之高阁。「解收」后，1952年底，在「肃托运动」中，全国托派被「一网打尽」，这个手稿就和它的副本，连同全部托派运动的文件，作为「犯罪」的物证，查抄入库。办案人员无疑根据手稿所写去寻觅组织和人员的线索的。案结之后，上海公安局便将重复的文件清理一份，据说有十几个麻袋，上交北京公安部。我的回忆录恰好有两份，一份留上海，另一份便装入送去北京的麻袋里了。我的书，同我本人一样，作了「阶下囚」，禁锢在公安机关的档案库内。 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是红卫兵冲击了公安部，还是公安部自己清理档案库，人们决定把这些麻袋送给造纸厂去制造「还魂纸」，一位有心人，舍不得，偷偷地提走了二个麻袋，藏起来。他是没有选择地提走二个麻袋的，不知道其中装的是什么文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势改变了，某些历史研究机构奉命研究陈独秀和托派。陈独秀在被开除以前和出狱以后的材料是容易找到的，但没有托派材料，也没有托派陈独秀的材料。正在束手无策时，那位有心人想起了二个麻袋，于是部份地满足了材料的需要。研究人员找到了手抄的回忆录，不知道何人写的，读到五·卅惨案那一天的记载（见第101页），出现了我的名字，才知道这是我的回忆录。 他们一方面考虑铅印出版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完全恢复自由了，他们派人来上海征求我的同意；另一方面，他们油印若干部，名为《郑超麟1945年回忆录》，发给重要的党史单位作参考，我只在某些党史专家文章中看到有此油印本存在，自己未见此油印本，不知道是全书油印的，还是摘要油印的。 此书铅印本的出版，就不如油印本那样顺利了。1980年就谈妥了出版，至1986年才有书面世。这中间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浮动。1983年浮动于付排不付排之间，1983年校好清样打好纸版之后则浮动于印刷不印刷，发行不发行之间。到了1986年年中终于发出书来了。 从此这本书也脱离了「阶下囚」的地位，但并未升为「座上客」，不过恢复了「公民权」而已，著者还是依照市价收取了稿酬的。这种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出版的「供内部参考」的书，是不能在书店出售的，中国读者称之为「灰皮书」。所收不满十本，其共同特点就是：内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参考价值，观点则与中国共产党迥异的。各书之间的观点自然也不一致。 1980年出版社征求我同意出版这本书时，也征求我同意删去《恋爱与政治》一章。我在1945年写的《自序》中已有删去此章之意，出版社既要删去，我也就同意了。但仍感到可惜。那个时代，中共干部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有许多只能用恋爱的纠纷去解释，删去此章就无法解释了。此外，整本书删去一整章，难免中间现出不连贯之处。可惜，自从我的手稿成为「阶下囚」之后，我就未曾再见它的面了，也就无缘掌握它的命运。好在我的手稿和它的副本尚在世间，分藏于京沪两地，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的。那时如果出版，就不仅可以恢复《恋爱与政治》全章，而且可以恢复其它几章不得不删去的字句。 附录《陈独秀与托派》是1980年我恢复自由之后不久，应某研究所之约而写的。当时舆论中有一种倾向，要分开陈独秀和托派。他们说，陈独秀是好人，应当恢复名誉，至于托派如何，他们不作评论。这篇长文正是为了说明陈独秀与托派不可分开而写的，现在已无这种舆论，这篇长文就成为无的放矢了。 知道我的书即将有德文译本出版，欣喜之余写这几行字，说说它由成稿至出版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的命运。 著者 1987.12.11
对朱正著《瞿秋白传》的审读意见（郑超麟，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瞿秋白 对朱正著《瞿秋白传》的审读意见 郑超麟遗稿1987年10月11日-1988年2月11日 朱正按：《瞿秋白传》一九八几年开始写的时候，就得到郑超麟先生的指教。我每写好一章，即寄去请他审阅，再遵照他的审读意见修改书稿。我将把他的审读意见作为“代序”印在《瞿秋白传》前，以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和纪念。 第一章 秋白家世和少年时代，我所知不多，故对于此章没有多少意见可提。 他的父亲后来住在济南“同善社”，生活全凭秋白寄钱去维持。似乎每月寄三十元去。“同善社”是道教中的一派，民国初年很有影响，搞“扶乩”，上层社会的人信者很多。《新青年》曾有文章攻击“同善社”。 他的父亲国画似乎有造诣。解放后某年上海《解放日报》曾登载一幅国画，画家名下注“瞿秋白的父亲”。 *清制，设湖广总督，驻武昌，管辖湖北湖南两省，在长沙另设湖南巡抚。似乎湖北没有巡抚。但湖北仍有布政、按察两司，辅佐总督。惟官制多变，我所知不多，此问题应设法考证。 *秋白是“名士”型的人物，即俗称“才子”。凡“才子”所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他都备有。他的国画有根柢。我曾见过他的一幅山水画。他能篆刻，他的古体诗词都作得好。这样明清江南才子型人物，恰好生于中国历史上大变化的时代，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接触了十月革命，因而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家，以至于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他做了革命领导人，却未消他才子的本质，临死还不忘显露他的才子本质。他的悲剧就在这里。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没有第二人代表此类型。所以写他的传记，需要多费一点篇幅分析分析这一方面。 才子瞿秋白，不见得是什么名师传授的，多半是自学的，即使有师友的影响，主要还是一般风气的产物。一般人认为人文最盛的是苏州，但清人龚自珍则独尊常州。龚集中有一七言古风《常州高材篇》，有句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这方面的瞿秋白似乎没有研究者留意。他的旧诗词也可结集。 *秋白父亲晚年在济南当不会十分困苦。秋白每月寄三十元去，这事，我知道。何时起，何时止，我说不上。至少一九二五，一九二六，一九二七，直到他去苏联（1928，4）以前是寄的。当时他替塔斯社写稿，收入不会少。 *秋白母亲死后，他曾作一首七绝。见羊牧之回忆。羊牧之写错了两个字，我据诗意改正（落落误写为落上），羊牧之也接受了我的改正。提到此诗，只为的表示秋白早就会做旧诗。 *秋白的弟妹，如不在第二章写，则应在此处写。 第二章 朱正按：第二章书稿连同郑老的审读意见都已去失。现在书中的这一章是后来补写的。 第三章 维经斯基的中文名字是李大钊取的，本是伍廷康，后来的人写为吴廷康，现在通行吴廷康，我总是用伍廷康。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开除了谭平山之后，谭平山著文大骂中共中央，特别骂瞿秋白，称瞿秋白是“研究系余孽”。我们当时并不重视这句话。现在为瞿秋白写传，应当澄清这个问题：瞿秋白出国前同研究系究竟关系到什么程度？ 《晨报》是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选派的赴俄记者显然须经研究系头头同意的。这三人记者团是以俞颂华为主的，俞颂华是有名的研究系干部，回国后站在研究系立场反共。李仲武（我和他同学很久，只知道他名李仲武，但现在人家都写李宗武）当时是一个头脑简单的青年人，不久在莫斯科加入共产党，回国后又在党内做了一个时期的工作然后脱党。但他是梁启超的内侄或这一类亲戚，他也是靠研究系关系出国的。秋白难道仅仅凭借俄文的技能担负这个责任么？ *四十年代初期，我得到一本德文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记录》，发现参加大会的有一个中国代表，自称是代表中国社会党的，姓名拼音近似于“劳士道”。我以为是江亢虎的化名。后来，研究史料，知道有一个华工名“刘绍周”，曾代表中国参加了共产国际的第一，第二两次大会，以为“劳士道”即“刘绍周”。现在知道刘绍周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名义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可以确定“劳士道”不是江亢虎，而确实是刘绍周。 *瞿秋白给《晨报》写通信，其中竟有苏维埃俄国之“唯一的出路只有世界革命”，这样的话，这倒是我第一次知道的（我过去未看过《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但不能由此证明瞿秋白那时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因为苏俄的唯一出路只有世界革命——这不是托洛茨基一人的思想，当时所有的革命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是这样想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斯大林一九二四年秋天才提出来的。 *瞿秋白说：“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彷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确实如此。当时，旅莫支部确实通行这个观念。好多喜欢文学的青年只好放弃文学去学习政治。似乎不仅旅莫支部有此观念，整个俄国共产党都是这样的：文学是政治的附属品或政治的工具，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 *这个三人记者团到俄国不久，俞颂华就到西欧去了，瞿秋白和李仲武都加入中国共产党。 *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中说到瞿秋白在莫斯科的情况。彭述之的回忆多不可信，尤其对于瞿秋白的回忆更不可信。但不妨译下一部分，聊备一说。 以下是按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法文本第268页及以下几页摘译的： 当我一九二一年九月间来到莫斯科时，我对于李仲武和瞿秋白二人一无所知，从未听人说起他们的姓名。罗亦农第一个同我谈起他们的，而且带我去见他们。 瞿秋白给我的印象很不好。他那时不过二十岁，但因柔弱多病，使人看不准他究竟多少岁。他的姿态，举止，谈吐，使人想起了旧中国的书生，五四运动正是要反对这一类的书生。他的面孔是扁平的，没有血色，瓜子形，有些褐斑，鼻子很小，牙齿是黑的，因为他香烟不离口，同你谈话时也抽烟。最使我反感的，是他毫不坦率。同他谈话很困难。一句明白的话，他总要咬文嚼字，转弯抹角说出来。从一九二一年底起，瞿秋白总要以其矫揉造作的姿态向所有的人表示：他是上等人，是有学问的，是当代的大人物。 不仅我个人对他有反感，东方大学所有的或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学生，对他都有反感。他不仅不肯搬到东大来，同我们在一起生活，而且不屑参加我们举行的集会。他还是到东大来的，但那只给我们当翻译，或者来招待重要的客人，他们参观东大的中国班，或者是苏联政府中人，或者是外国人，例如马林，罗易，他那种高贵的姿态好像炫耀学问，使我们每个人看见都不舒服。别人简直不可能同他交朋友，同他平等相处。 以上是彭述之回忆录中的话。我一九二三年四月间来到莫斯科时，瞿秋白已经回国了。但我在国内同他相处三年多，觉得他还是平易近人的。莫斯科学生蒋光赤至少同他交了朋友。 第四章 第1页一一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有另一种说法，即说：一九二〇年秋间，中国共产党就在上海成立了，然后由陈独秀写信去北京，要李大钊成立组织，北京组织再派王尽美和邓恩铭在济南成立组织，陈独秀又派人去汉口找董必武成立组织，并写信去长沙贺民范（或明范）成立组织，以后他自己在广州成立广州组织。这些组织都叫做“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听说，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否定有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名称和上海的“共产党发起组”名称，以为这二个名称都是以后追加的。次年，马林来到中国，才把各地方组织召集起来，开一个代表大会。即使没有这个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也已成立了。我希望弄清楚这个问题。问题，这里，不在于改变建党的年份，而在于历史上究竟有无“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发起组”一类的名称。至今未发现文件证明有这二个名称。原稿有此二个名称，不妥。如果不能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至少应当用“共产党组织”（普通名词）来代替“共产主义小组”（固有名词）。 第15页——此页以前以很多篇幅写“国共合作”的来历，是必要的。“国共合作”路线，与瞿秋白有极密切的关系。必须在瞿传中详细说。为此，我建议说得更详细一点。首先，要补充一件事实，即在二大以前，马林就提出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了。陈独秀率先反对。陈独秀写信给魏金斯基，提出五六点理由反对加人国民党。见杨云若所编《中国革命纪事》。此事，陈独秀在其告同志书中未提，但可靠的。陈独秀的反对理由，并非从马克思主义原则立论，而是说国民党本身腐败，不革命，不能加入其中。理由见杨云若书： 二大没有采纳马林的建议。因此二大开后马林再来中国强迫推行他的建议。西湖会议通过陈独秀的告同志书。西湖会议之后就实行这条路线了。三大的谈论和决议不过形式而已。但在三大上，陈独秀信守自己的诺言，并未提出反对，蔡和森和张国焘则不管他们在西湖会议上已经屈服，在三大上仍提出反对。瞿秋白则是三大上最卖力拥护这个路线的代表。我曾见李汉俊在三大后写给瞿秋白的一封长信，反对此路线。 第23页——突出说明瞿秋白第一个主张无产阶级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很对。除了季刊第一期的发刊词中，第二期也有一篇文章发此议论。这里使人感觉奇怪：为什么一面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一面又卖力拥护加入国民党的政策？这种加人是有条件的，即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纪律，不可批评三民主义，等等。在此条件下，无产阶级怎能发挥它的领导权呢？ 第25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直接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一这是列宁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的不断革命论。 同时侵犯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一一这是托洛茨基一贯的不断革命论。 第28页——国际对于中共三大曾有指示，其中说：在中国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占有领导地位。此指示不知是否三月训令？瞿秋白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不知写于此国际指示以前或以后？我想，秋白是独自做出结论的，不是抄袭国际文件的。 第31页——瞿秋白是否三届中委，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自己以及别的许多人一贯认为瞿秋白当选为三届中委，但前几年有人根据文件，证明瞿秋白在三大上并未当选为中委。请注意弄清楚这个问题。 朱正按：《瞿秋白传》定稿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所载历届中央委员名录，写明瞿秋白是四届、五届、六届中央委员，不是三届中央委员。不过书中所引材料，如陆定一1955年6月18日的报告、中共中央紀律检查委员会1980年9月15曰的复查报告都说瞿秋白是三届中委，本书都按照原文未加改动。 第35页——瞿秋白在三大前后写的几篇理论文章，表示当时中国革命问题只有他一个在那里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最根本的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当时，中共的领导人只有秋白精于俄文，他参考了列宁在1905年革命前后写的那些小册子和文章，从中做出适合于中国革命的结论。陈独秀，李大钊和蔡和森等人都不懂得俄文。当时列宁这些小册子和文章也都未曾译成中文出版。秋白在三大前后的理论文章，没有一个论点是超出于列宁文章之外的。这些瞿文论点，当时人惊为新奇，现在不熟悉列宁1905年前后著作的人，也惊为新奇，不知道他写的全是列宁1905年前后的论点。1917年革命后，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问题，列宁已改变论点了。 第76页——那几年，中国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论战”，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其中最重要的。这里详细介绍瞿秋白参加此论战所写的文章，是必要的。但要提到陈独秀。当时，共产党参加此“论战”的，有陈独秀和瞿秋白二人，陈独秀的文章影响更大（见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中陈独秀写的序）。 第78页——参加国民党，服从其纪律，根本是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被迫接受此政策，但某些人内心不以为然。蔡和森，张国焘，在三大上不敢反对加人国民党，但坚持中共独立做工人运动。瞿秋白则主张：连工人运动也归国民党做。陈独秀在三大上也是这样主张的。陈独秀是无可奈何这样主张，瞿秋白则是心安理得这样主张，因为当时的国际精神正是如此。而这是错误的。国民党改组后，中国革命发展，国际改变态度，强调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即中国单独做工人运动，陈独秀当然赞成，瞿秋白反对，他一九二七年春在那本书中说：这是后退一步。其实，应当说：这是前进一步。 一般说来，当时在党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瞿秋白是站在右的立场，即主张对国民党的压力让步。 第82页——关于一九二四年夏间广州国民党会议的事件，这里所记，基本上正确，但枝节有出人。瞿秋白写信向中央请示：要不要答应孙文的条件。中央回信未到，他就附和鲍罗廷答应下来了。为此以后受了中央的指责，他表面服从，心里不服。一九二七年，他在《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还认为此事，他是对的，中央是错的。他认为老孙提出条件，是为了对付右派进攻的，他答应此条件是为了支持老孙一派。事实上，当时决定问题的是鲍罗廷，瞿秋白不过是鲍罗廷的橡皮图章罢了。 第86页——一九二四年秋，共产国际派回中国的一批留苏学生，是为发展中国工作的，不是为了开四大。 这批回国学生中无李求实，李求实恰在此时才去苏联读书。 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瞿秋白已在《新青年》季刊第一、二期中提出了，但没有引起人注意，没有大会通过，没有国际承认，一九二四年秋彭述之从莫斯科带回来的同一理论则是国际提出的（不是国际抄袭瞿秋白文章的）。 第88页——一九二四年秋，上海大学内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社会上也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天后宫的斗争是社会上的斗争，不是上海大学内部的斗争，不管有无英国文学系国民党学生混迹其中。 第90页——记秋白和杨之华结合事，太简单了。此事应当写得更详细些。不久以前，我在什么报刊上看见一篇记事，说二人正在恋爱时，杨之华逃回萧山去，不久秋白追去萧山，在那里同沈剑龙见面，三人一起谈判，以后秋白又带之华去常州，看他的老家。我忘记此是什么报刊。 丁玲回忆秋白的文章，有一种说法，说秋白后来对王剑虹感情不好，王因而生病。丁玲暗示：那时秋白已爱了之华，怀中有之华照片，故冷淡了王剑虹。我一九二五年曾同友人（蒋光赤？）去四川会馆（在虹口公园背后）看王剑虹的棺柩。 他们三人在民国日报上登载的三条启事，我托人从民国日报的影印本抄来了，兹抄给你，见后面。此启事当时轰动了社会。上海“小报”之王《晶报》，它的主编丹翁（张丹斧，扬州人〉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其中瞿秋白写成翟春红，杨之华写成柳是叶，沈剑龙写成审刀虎，沈玄庐写成审黑店，上海大学写成下江大学。可惜《晶报》没有影印本，不能抄出这篇文章。 党内同志对于三条启事惹出满城风雨，颇不直秋白所为。 你的《传》多写秋白的恋爱故事，我很赞成，由此可以看到秋白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此外也可以使《传》增加“可读性”，不会写成干巴巴的。何况瞿秋白生平本有好多有趣味的事情可写。 关于秋白和丁玲的关系，也可以写得很多。丁玲自己是绝对不写的，但从她的小说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外人也有许多传说。 以下是三个“启事”原文（从《民国日报》影印本抄来）：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甲子年十一月初一日） 上海民国日报广告栏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第五章 第2页——此次战争系孙张段三角同盟，浙江督军卢永祥是段祺瑞的势力。此处没有说清楚，使人觉得段祺瑞突然出现。南方战线上卢永祥打不过直系的齐燮元，段祺瑞叫卢永祥拼命再支持几天，直系内部会有变化。这是表示，冯玉祥倒戈以前就已同段张二人联络好了。不幸，卢永祥支持不下去，于冯玉祥倒戈以前就被齐燮元打败，以致老段全无武力，在新政权下做个光杆军阀。 第3页——老孙北上事，中共中央反对没有用，鲍罗廷代表苏联支持了此行动。老孙北上时先到上海，住了几天，会见一些人，但陈独秀不去见他。他由上海去了日本，在日本发表演说，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然后由日本到天津。老孙到京后，当时党办的上海书店出了一本书，似名为《孙中山先生北上言论集》，系把他一路上的言论从报纸剪下来集成一本小册子。不是用党的名义出版，而是上海书店自己出版。我记得定稿时我去上海书店楼上，看见陈独秀也在那里。他主张把老孙在日本鼓吹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说删去。 以上我是联想出当时的事情，写下来的。与瞿秋白无关。瞿秋白此时忙着恋爱，似乎未对这种大事表示意见。 第4页——老孙到北京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发起一场群众运动，叫做“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由我们通过国民党左派号召学生和工人进行的。各地方都有这个运动，然后各地方推举代表去北京召开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老孙死后，我们再发起一个全国性的追悼孙中山的群众运动。这二次运动是五卅大运动的预演。我想不起瞿秋白在这二次群众运动中有什么作用，但作为时代背景，他的“传”内也应当提一提。 第9页——老孙的遗嘱，不值得费那么多笔墨去渲染。这些话是汪精卫起草的，汪精卫起草以前又是同鲍罗廷商量过的，老孙本人并不知道，他听汪精卫宣读一遍就签了字而已。老孙头脑清楚时倒有一个口头遗嘱，仿佛说：你们（他的干部们）要当心，切勿受了别人的利用。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国民党人不可让中国共产党篡夺了去。现在把老孙神化了，其实这个人的资产阶级立场很坚定，至死也在同中共斗争。 第32页——关于义和团问题，有一个情况须联系起来说，即是：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带着第三国际的“国民革命论”回国时，开始在《向导》上写文章，恰逢九月“辛丑条约”的二十三周年。“国民革命论”主张反帝，所以彭述之建议《向导》出一个义和团特刊，发表了几篇文章，重要的是彭述之文章。这些文章宣扬义和团的反帝一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只说义和团排外，野蛮，名誉很不好，从此青年人改变了对义和团的看法。胡适则起反感，说今天连陈独秀也歌颂义和团了。此时，我正在回国途中，瞿秋白尚在广州，他没有写文章。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形势改变了，秋白从另一角度来谈义和团问题，但秋白仍提到义和团的反帝方面。 第33页——当时反驳戴季陶的文章，党的方面，陈独秀和瞿秋白二篇长文外，尚未（有）施存统一篇长文，但《向导》不发表。施存统当时还是一个好同志，戴季陶曾找他谈话，要他脱离共产党，他不干，反而著文批评戴季陶的二本小册子。《向导》不发表施存统的批戴文只因文中批评了老孙的“三民主义”，而共产党受了约束，不能批评“三民主义”。此事知道的人很少。 不记得是此时，还是以后，萧楚女写了一本书批评国民党，兼及三民主义，未曾交给中央审查就在外地出版了。《向导》为此发表声明，说此书是萧楚女个人言论，共产党不负责。我的记忆或有误，请参阅影印的《向导》旧报。 第36页——老孙死后，鲍罗廷支持的首先是廖仲恺，不是汪精卫。 第40页——此数页所引瞿秋白的话，似乎都出于《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应当先点出此书，然后再注明出于《六大以前》某页。 第62页——三二〇事变，材料很多，议论也不少。各方面材料，各方面议论，都应当搜集起来，作为历史加以判断。这是革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我个人的看法是：此次共产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其根源要追溯到国际根本的错误。国际即苏联，在中国所追求的，首先是要造成一个对苏联友好的中国，而不是要造成一个革命的中国。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恰好相反，首先要造成一个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如一大政纲所表达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当然会对苏联友好，甚至会成为一个加盟共和国，但对苏联友好的中国却不一定是革命的中国。 从鲍罗廷来广州时起，中国革命就形成二个领导中心：一个在上海，即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另一个在广州，即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员会不过是苏联顾问团的工具罢了。这二个中心互相斗争，每一次都是上海中心失败。中央常委中的张国焘和瞿秋白渐渐地跑到鲍罗廷方面去了，最后连陈独秀自己也去执行鲍罗廷的命令。但革命的宣传和行动激起的群众运动走到中共中央陈独秀的前面去，妨害了鲍罗廷路线的执行，陈独秀只好卖力去抑制群众运动，但巳为时太晚了。 *以上看完了第四章和第五章，另纸写了一些意见，附带写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至于另几页关于瞿秋白在三十年代所作一文的分析，则我只看了一遍，没有意见可提。 朱正按：这是指《瞿秋白传》第十章的“文章挨批”一节。 此二章的优点，我不说了。我只说缺点。缺点是：文章不紧凑，引文太长了，所叙“大气候”同瞿秋白本人生活很少贴切。写传，要写大环境，要将传主的生活置于大环境之中，看他如何受大环境的影响及如何影响大环境。秋白的传有条件这样写，他确实影响了大环境，至于大环境给他的影响则有许许多多事实可写。本稿在这方面没有写好。引文太长也是一个缺点。传中重要引文，有时也非多引不可，但一般应当只引一篇文章或一段话的警句就好。写传尤其要写出传主的性格。为了写性格，必须多写传主的生活细节。他如何处理面临的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面临的生活上的小问题。既有《忆秋白》一本书出版，我想不难找到这方面的资料的。 我这里所写，仅供参考而已。希望能看见你写成的其余各章。 1987年10月11日 第六章 第15页——关于北伐问题的争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分歧的表面化。此事特别与瞿秋白有关，故瞿传中应详论。此处提到瞿秋白一篇拥护北伐的文章，并分析此文章，也说到文稿后附注：“向导编者拒登。”如此重视此文章，是对的。但没有指出：陈独秀那篇反对北伐文章的发表是中央主席团一场激烈辩论以后的事。这场激烈辩论是党史上一件大事：过去的分歧是暗中的，此会之后成为公开的分歧。 这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中央主席团会议，相当于今日的政治局常委的例会，出席者四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第五个常委蔡和森当时在莫斯科。中委谭平山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会议时间约在六月下旬。此时广州北伐出师的准备已完全就绪了，中共中央才提了要不要北伐的问题来讨论，这真是荒唐透顶的事情！足见鲍罗廷如何藐视中共中央。 在讨论中，陈独秀，彭述之反对北伐；瞿秋白，张国焘赞成北伐，两票对两票，无法决定。最后，陈独秀拍桌子，压服瞿张二人（事实上同陈独秀正面冲突的是张国焘）。以后，陈独秀才发表了那篇反对北伐的文章。 此次主席团会议没有记录，没有决议案，没有其他文件。当时开会的人以及旁听的人，除我以外，都死了。我一九四四年写的回忆录中记载此事。这是此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总之不能够说：陈独秀先发表他的反对北伐的文章，然后中央全会才讨论北伐问题。 北伐问题当然同国际（即苏联）有关。沈雁冰在其回忆录中（见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出版的《资料与动态》第七期所载的《访问沈雁冰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等问题》）说：三月事变后，上海中央指示广东陈延年，要“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在下半年出师北伐”，我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反驳了沈雁冰此说。我说：北伐是蒋介石自己要的，陈独秀恰好反对北伐。 事实上是蒋介石要北伐，要苏联拿军火和金钱支持他北伐，以此为条件来和平解决三月二十日事变。鲍罗廷同蒋介石订立三条“君子协定”，第三条正是答应蒋介石苏联支持他北伐。 我还有一个文件，可以证明：苏联是反对北伐的。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即中山舰事件后五日，苏共政治局通过一个东方外交方针。谈到中国时，这文件说：广东政府应当竭尽全力去整顿内部，动员南方群众参加政治活动，加强防御能力。接着，说了如下一段话： 广东政府在现时期必须坚决抛弃任何军事进攻思想，一般说来，即必须抛弃任何足以引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的思想。 这个文件是托洛茨基所领导的一个委员会起草的，在政治局讨论时斯大林添加了上面那一段话，然后通过。由此可见，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苏共政治局无论托洛茨基或斯大林都反对广东政府北伐。那么为什么鲍罗廷敢支持蒋介石北伐呢？我们不难明白，那是苏联为了平息蒋介石的要挟不得已而允许支持他北伐的。鲍罗廷自然希望在北伐的过程中同蒋介石争夺军事的和政治的领导权。 这种事情，陈独秀都不知道，瞿秋白也不知道。瞿秋白一贯地在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有分歧时支持鲍罗廷。他自以为他是站在共产国际即苏联方面的。这是研究瞿秋白的人必须知道的事情。 历史上不存在共产党于蒋介石和许崇智之间选择一个的问题。共产党早已同蒋介石合作，把许崇智赶出广东了。 一九二六年初的北京中全会，陈独秀因“失踪”（因病）未去出席。我完全忘记了此全会曾决议准备于下半年进行北伐。大概是鲍罗廷制造的舆论，决非斯大林的指示。正为有此舆论，斯大林才会在三月二十五日的托洛茨基委员会的决议中加人一段上引的话来反对北伐。陈独秀如果出席这次北京会议，他是否同意北伐呢？很难说。后来发出的通告，写进了准备北伐的话也不能证明他如出席北京会议一定会同意北伐。写进通告，不过因为北京会议已有此决议而巳。到了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再提起北伐问题，那就是另一种意义了。 第19页——瞿秋白一九二六年秋起生病，是事实。他本是老肺病，时发时停，发时仍能工作。这几个月中不过发得更重一些而已。二次暴动那日，他坐镇辣斐德路冠华里，指挥起义的工作，我也在那里，看见他精神好得很。在此以前，我也常到他家，见他谈笑风生，不过他不参加当时的大小会议，不做工作。我同王若飞一样，始终以为他因北伐问题争论，同陈独秀赌气，借病写反对陈独秀的小册子。那本小册子，现在的人以为他是一九二七年二三月间在武汉才写的，我却以为他在上海写的（基本写好）带到武汉去发表的。无论瞿秋白笔头如何快，但到武汉后短短几个星期，又每日奔忙，决不能写出这样一本小册子。 关于瞿秋白此次生病事，可参考蒋光赤的小说《短裤党》，其中以秋白为主角，化名“杨直夫”。但老蒋往往夸大。 《瞿秋白论文集》，意为他在共产党期刊上所写的文章的结集（有几篇发表于民国日报的），以别于他过去所写的文章。书中一部分文艺性的文章也是发表于共产党刊物上的。 第37页——本页提到我的姓名，应删去。我没有参加“特委会”，只参加“特别宣传委员会”，算不得参加领导。 这里，应当参考上海出的一本《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书中既有瞿秋白作的《意见书》，又有“特委会”各次开会的记录，从二月二十四日开始至四一二之后陈延年来上海接替罗亦农以后为止。瞿秋白参加了二月二十四日起至三月二日为止，共七次，每次都有秋白参加并发言，其中可以分析出许多问题。由此又可以知道秋白是三月二日以后才去武汉。 第51页——蒋光赤的《短裤党》写的是第二次暴动，但也有夸大。对于小说，本来不应苛求，但看了所引的一长段，觉得老蒋确实“没有天才”，写得很不好，连秋白和之华的关系也没有写好。为了不使瞿传写得枯燥无味，将他的家庭生活写进去，和他的政治生活互相穿插，本是很好的办法，不过这里引《短裤党》一长段的话使人生厌。老蒋的文字既拙劣，所反映的又不真实。 第52页——四一二政变中，汪精卫回国并非一个原因。蒋介石早就准备好屠杀。汪精卫回国反而使他推迟几日再发动。 第56页——第三次起义胜利之后，三月二十五日江浙区委召开“扩大活动分子会议”，陈独秀来作报告。会议结束时，一个干部帅朝伶（吟）站起来说：“陈同志是我们中国革命的领袖，我们应一致表示，坚决表示拥护陈同志的报告。”（一致拍掌） 尹宽发言：“我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一致拍掌）（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03页） 但上层领袖，主要是瞿秋白，正在进行阴谋，反对陈独秀，除这里所引米夫的文章以外，我还可以引罗易的文章。罗易说：“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到达汉口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存在二个共产党的中心：一个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另一个中心在汉口（以若干中央委员为代表〉。汉口的中心那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说是存在领导危机，必须撤换领导，他们普遍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六辑〉 瞿秋白到武汉后，得到鲍罗廷支持，成立一个“临时中央”，说是只管理两湖，江西，河南的工作。当时，蔡和森，谭平山尚未到武汉，中央委员只有秋白和国焘二人，外加李维汉在长沙。李立三不是四届中委，项英是中委，此时可能在武汉。此临时中央，大概等彭述之及陈独秀到武汉才成为正式中央。 第67页——突出国民党问题，来解释中国革命的成败，是很对的。自始就反对共产党加人国民党，或者在革命过程中主张改变两党的党内合作为党外联盟，都是正确的。对于1924—1927年的中国革命的研究，必须突出这个问题。可是，现在研究那次革命的人，不许讨论这个问题。人们指示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是正确的。这意思就是不许讨论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于是对于那次革命就无法讨论下去了，因之无法写出一本关于那次革命的历史了。连个人的传记，例如瞿秋白传，也不好写了。 说老实话，当时并没有什么“第一次国共合作”，有的只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服从国民党的纪律的问题。在此政策下，即使革命成功（事实上，那种革命是成功了的），也只是国民党的成功，共产党必然失败，或者必然只是替国民党做“苦力”，那也就是失败。 第74页——关于鲍罗廷，罗易，陈独秀三人的意见分歧，应参考人民大学出版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书及我对于此书的批评。我的批评文名为《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那里也解释了陈独秀为什么要站在鲍罗廷方面反对罗易。 瞿秋白在此争论中的态度，不能凭二月间写的文章的态度来判断，应当看他在一九二七年失败以前那几个月的全面态度，要知道七月一日中央通过的十一条决议，即所谓“集机会主义之大成”的决议，正是瞿秋白起草的，其中主张放弃没收土地，而把土地改革限制于减租减息要求。见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 朱正按：第七、八、九、十这几章书稿当时没有写出，没有能够请郑老审读。 第十二章 朱正按：《瞿秋白传》原计划分十二章。最后定稿时将第十一章“教育人民委员”并入第十二章“这是最后的斗争”，全书就只有十一章了。郑老的这一篇其实是对现在书中第十一章的审读意见。 第9页——瞿秋白如果获（准）长征，是否能平安到达陕北？ 我听人说，在瑞金时，秋白肺病巳到晚期，被捕后即使不被杀，也难得活下去。我相信这个说法。因此，我认为即使秋白获准随主力红军长征，也会死在路途中。但王明一派不能以照顾秋白身体来辩解他们甩掉秋白的行为。 第22页及以后一一《多余的话》，我在国民党监狱中看过一遍（当时登载于《国闻周报》上），当时所得感想至今保存而且未变。以后虽然多次接触到这篇文章，但都鼓不起兴趣再看一遍。此次传稿摘录了文章中的若干段，我倒仔细看了，也就等于重看一遍。我没有改变五十三年前初看时的感想。 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把《多余的话》骂得狗血喷头，以之为瞿秋白作“叛徒”是（的）罪证，大可不必。但近年有一种倾向，要把《多余的话》说成瞿秋白的革命功绩，则也是错误的。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原谅的。这是他的可以原谅的弱点，但不是他的积极的表现，不是他的成绩。 瞿秋白的秉性颇软弱，有点软弱，但不能简单说他软弱。我想起了一件轶事，一九二六年间某一天，他和杨之华一起坐了电车，从法租界来到虹口中央宣传部。坐定后，杨之华告诉我们，刚才，在电车上，有个包打听模样的人瞪眼望着秋白，秋白吓得面无血色。杨之华这话含有批评秋白之意，当时秋白不作声。我们平时也感到秋白不是冲锋陷阵大刀阔斧的革命家。开会辩论时，他不敢正面提出自己的意见，总是转弯抹角的。但《多余的话》中，他那样暴露他的软弱一面，也是言过其实的。 人民出版社不久之前出版的《瞿秋白全（文）集》第一卷，在说明中表示不收他的《多余的话》，因为找不到他亲笔的原本。这却是不妥当的。此文决不会出于伪造，即使无亲笔手稿可据，也应当发表，而加注说明。 《多余的话》，真是“多余的”。此文，本不需要写。自我批评，暴露自己的弱点，只能在同志中间做。为什么在敌人监狱中写这样的文章？秋白在敌人监狱中不谈党内的斗争，不发泄对于王明路线的不满，这是对的。但为什么要在敌人监狱中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为什么他明于彼而暗于此？ 因此，我想，他写《多余的话》，总怀抱一个现实的目的。我没有根据，但不妨猜测，推论一下。 我猜测，他想以此为代价，向国民党书面表示，他要退出革命，从此不会再危害国民党，他想以此求得不死，希望国民党把他解去南京，长期监禁。他只能付出这个代价，比此更高的代价，他是不肯付出的。他也明知这个代价不够，但希冀万一能够成功。他文中说的，共产党应当把他看作“叛徒”，开除他，一类的话，也不过为了取信于国民党而已。仿佛说：即使以后，他要进行革命活动，共产党也不会要他的。《多余的话》中这一方面的话，我看，也不是出于秋白本心的。 我五十多年前从报刊上看见《多余的话》以及其他记载时，似乎记得有个记者问秋白：你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希望？似乎秋白曾回答：希望解去南京长期监禁一类的话。时隔五十多年，是否有此问答，我不能保证。即使有此问答，我也不能同他写《多余的话》联系起来考虑。 总之，以上的猜想，也不过是“大胆假设”而已，我也不愿去“小心求证”。我也是快离人世的人了，心中久有此“猜想”，不过借此机会说出来，供后人参考而已。 秋白是多才多艺的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对于中国革命确实是有贡献的，当之无愧的革命家。这是应当肯定的。哪怕他有缺点或弱点，如他在《多余的话》中自己所言过其实地暴露的。 秋白反对王明路线。他是聪明人，当然明白，所谓“王明路线”，其实是斯大林路线，不是中国一党的现象，当时世界各党都有斯大林培植的一派干部掌握党权，推行斯大林的路线。秋白一定明白。我们不能怪他没有在中共内部坚持自己的意见积极反对王明路线，更进一步反对斯大林路线。陈独秀能够这样做，后来毛泽东也能够这样做。瞿秋白却不能这样做。我们如果以此责怪他，那就未免把他看得过高了。 1988年2月11日 原载《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一期
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郑超麟，1987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北伐是哪方面要求的 郑超麟（1987年12月19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沈雁冰回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时，说事件发生后，陈延年向上海中央请示，中央回电，要陈延年“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在下半年出师北伐。”（见上海师范学院1979年11月出版的《资料与动态》第七期内《访问沈雁冰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等问题》一文） 照沈雁冰的话说来，北伐是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合作，故在中山舰事件上尽量对蒋介石让步。 我在《回忆沈雁冰》一文中反驳了沈雁冰这个说法。我说；“上海中央决不会告诉陈延年要‘争取蒋介石下半年出师北伐’，因为是蒋介石自己要出师北伐，而陈独秀当北伐出师时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对北伐哩。”我的话是说：北伐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要求的。 那么北伐也许是共产国际方面，即苏联方面，要求的吧？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我自己以前也有这种想法。1944年下半年，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蒋介石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 不久之前，我看到了一个旧文件，才知道我这个想法，以及许多人的想法，原来是错误的。北伐既非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的要求，亦非苏联政府方面的要求，只是蒋介石方面的要求。 这个旧文件就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26年3月2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题为《我们对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问题》。这项决议中的第二十一条，原文如下： “广东问题——在当前中国革命运动缓慢发展的时期，应当把广东，不仅看作一块临时性的革命跳板，而且看作一个具有三千七百万人口的广阔国土，需要一个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确的和稳定的治理，广东政府应当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发动广大民众参加政治生活，以加强南方共和国的内部力量，应当加强自卫的能力。 广东政府，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拋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 这一条中，没有加着重点的一段主张广东政府应当整顿内部，发动群众，加强防御力量，加了着重点的一段则更以明白语句反对北伐。 决议是1926年3月25日通过的，此时恰在中山舰事变以后五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即使已经知道蒋介石政变的消息，也未从这个政变作出应有的结论，而决议原文则是委员会在3月20日事变以前起草好了的。 这个委员会由四个政治局委员组成，主任是托洛茨基，委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伏罗希洛夫，三个都是反对托洛茨基的。当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失去武装的先知”了，但斯大林还不能独霸政治局，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三个是布哈林派，两个是斯大林派，两个动摇于布哈林和斯大林之间，外加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此时，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尚未结成联合战线。在此情形下，斯大林可以放心让托洛茨基当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决议，有些历史家曾征引来说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对于中国问题，迟至1926年3月，尚末发生分歧。这个证明是不对的。因为决议说的仅仅是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国家对国家的关系，并不涉及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部关系的问题。这个决议通过以后约十日，政治局讨论中国问题时，托洛茨基就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差不多同时两个反对派的联合也成立了。可见，不能够凭这个决议来证明迟至1926年3月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分歧。 这个决议虽非秘密文件，但从开放后的哈佛大学档案取出这个文件，仍有重要的发现。原来，上引决议中加了着重点的那一段话，旁边有托洛茨基亲笔注释：“这是斯大林提出来插入的。1926年3月25日记。”由此可见，1926年3月25日斯大林不仅同意这个决议，而且比决议原来的措辞更加露骨地反对北伐。（决议及旁注原文，见美国出版的英文《托洛茨基论中国》书中） 那么为什么仅仅过去几个星期斯大林又赞成而且大力支持北伐了呢？ 这个转变是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造成的。这个事件发生时，鲍罗廷本人不在广州，但布勃诺夫使团在广州，身历其境，明白当时的形势。布勃诺夫使团当然向苏共政治局4月初会议说明了蒋介石造成的局势：对他让步，或同他破裂。当时托洛茨基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季诺维也夫也反对继续留在国民党内，这就是主张破裂。但政治局的多数派，即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则主张让步。鲍罗廷奉此让步指示，于4月29日回到广州，5月初同蒋介石谈判，5月9日，两人达成了“三项君子协定”。 一、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建议，限制他们在国民党中的活动； 二、蒋介石同意鲍罗廷的主张，采取对右派的措施； 三、鲍罗廷明确地同意支持北伐。 这里，第一项是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第二项是蒋介石对鲍罗廷的让步，第三项又是鲍罗廷对蒋介石的让步。 “三项君子协定”仅见于向青的著作所引，以上是从向青著作引来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第112页，《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的历史概述》第63页）原书未用引号，当是引用大意的。但向青未说明材料的来源。 这里可注意的，是第三项。“鲍罗廷明确地同意支持北伐”，这就不是表示道义上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是表示军事上的支持，具体说来，即军火上、金钱上、军事顾问上的支持。这样的支持，鲍罗廷必须事先获得斯大林的同意。 试看，同一年3月25日，斯大林在政治局决议中坚决反对北伐，而到5月9日，相距仅44日，他就变反对为赞成，而且同意用巨大的物质代价来支持北伐了。 这第三项协定又说明了，北伐是蒋介石方面要求的，蒋介石强迫斯大林出枪、出钱、出顾问来支持他的北伐。 “三项君子协定”仅见于向青著作所引，这可以说明这个“协定”是秘密的，不仅对一般人守秘密，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对陈独秀守秘密，否则陈独秀不必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反对接受“党务整理案”，而鲍罗廷也不必以“个人签字”方式抵制陈独秀的反对了。 北伐结果，出于蒋介石、鲍罗廷、斯大林、陈独秀等人意料之外，那是历史常常发生的事情。正如列宁说的：历史比最高明的政治家所能想象的都更加复杂，更加狡猾。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一首诗（郑超麟，1987年11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朱蕴山与陈独秀的一首诗 郑超麟（1987年11月16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前几日，北京正在为民革前主席朱蕴山作百岁冥寿，热闹了一阵。我不认识朱蕴山，但同他有一次间接的交涉。 我恢复自由后，1980年，在一本什么刊物上，看见朱蕴山传出的一首陈独秀晚年的诗： 贯休入蜀惟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 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朱蕴山说，这是某年他去江津访问陈独秀时，陈独秀特为他作的诗。 我托人转告他：这是陈独秀写给欧阳竟无的诗，不是写给他的，而且他的传录有误。次句原文作“卧病山中生事微”，“生事”即家计，亦即生活费用，“生事微”意为他家用匮乏，同首句相呼应；“生死微”则不知道说的什么。此外，“山中多病”是平平仄仄，此处格律须用仄仄平平。我这话传到了朱蕴山那里，他回答说：“这首诗确实是陈独秀写给他的，写的就是这样，一字不能改。”他又说：“那年快过春节的时候，他去江津看陈独秀并送了一只鸭子，所以诗中有个‘鸭’字。” 这首诗作得很好，抗战期间就传到上海来了，我一看便能成诵。传诗的人说是陈独秀以诗代柬，写给欧阳竟无，向他借武荣碑的。从诗的内容看来，确实是如此。从诗的内容看来，与朱蕴山所说不合。“家家足豚鸭”是说别人（由后面的“独”字可知）过年都备足猪肉和鸡鸭，自己一无所有，但只要有武荣碑观摩，这年过得就比大啖猪肉鸡鸭更加快活了。这两句也呼应了“生事微”三字。 传诗人的话，我是间接听到的，心知如此，但举不出物证和人证来说服朱蕴山，只好作罢了。 物证终于出现了。最近出版的《革命史资料》第七期，载有陈独秀此诗，说是陈独秀写给欧阳竟无的，欧阳竟无死后出的一本纪念集中录有此诗。与我所记只有一个字不同，即：“卧病山中”，那里作“久病山中”。“卧”字比“久”字好，大概陈独秀初用“久”字，以后才改用“卧”字。友人向他索诗时，他就用“卧”字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一段回忆（郑超麟，1987年9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一段回忆 郑超麟（1987年9月25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一 罗迈致元和信 元和兄： 关于福建工作及组织等，统候兄回来作一统答复。但现有请兄注意者，即福建工作目前应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造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因此，对于城市工人运动须有策略上（对国民党工会等）和工作方法上的详细计划；对于农村工作须注意从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领导小的斗争（抗捐抗税等）以发展农协和赤卫队的组织，从日常斗争中提高农民的政治意识，绝对与盲动主义奋斗。游击战争应当以群众自身的武装（农民赤卫队至游击队事实上是脱离群众的组织），由群众自身运用而起来的斗争，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或者以军事为主群众为辅的军事投机。闽南闽西是在如何完成有组织群众的乡村割据，加紧群众组织，实行红色清乡，在范围达到几村时并可实行联盟清乡。反对目前幻想形成割据局面的错误观念。攻城更是盲动。除此以外，党的组织，宣传和工作方法，一切都要群众化，才能完成此任务。再则关于党的改造，福建一方面须注意派员巡视改变中上级指导的成分和政治观念；一方面尤须进行下层改造，即创造布尔什维克支部，实行一切工作归支部。支部讨论工作，分配工作，每个同志参加党的指导工作，否则宁肯洗刷出党，令其团结于党四周的群众组织之中。只有如此，才能希望布尔什维克化，才能真正实行民主化，オ能合于地底党的条件。 再则在任何时候，我们为发动群众起见，自然要以各种日常的部分的口号鼓动群众，但同时我们必须以党的独立的口号如反国民党，反第三党，苏维埃，没收土地等口号，普遍向群众宣传，领导群众向最后的目标前进。在福建，第三党影响颇大，我们的宣传尤要与第三党不同，否则是帮助资产阶级出力。目前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欺骗工作做得很出色，我们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其策略即是发动工农阶级斗争，组织群众和我们的力量，普遍党的独立宣传。目前，福建代表党的刊物甚为要紧，因此灰色的刊物须利用灰色团体办，并且须遵照中央通告第二号办理。 代会可津贴二百元，校费六百元，合计八百元，交由周同学带来。交通须由兄派人接替，此间不能找人。 罗迈八月ニ十三日 二 以上罗迈致元和信，写于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距今五十九年了。原信及另一信（元和致云光信）今藏中央档案馆。此二信，因与福建省的党史有关，福建省档案馆曾各复制一份保存。我这里所录，是托人从福建省档案馆抄来的。 写信人“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这事知道的人很多，不待我说明了。李维汉是当时“看守中央”的负责人，为了开六大，中央其他领导人以及许多地方干部都去苏联了，留下几个人维持国内工作，以李维汉为首。此信虽是李维汉出名，其实是中央对地方工作的指示。 受信人“元和”，就是我、当时在中央工作的人都有化名，我的化名就是“元和”。瞿秋白开玩笑说：“你是郑元和，刘静贞就是李亚仙了。”秋白也熟读唐人小说《绣襦记》。这个化名现在除我以外就没有人知道了。 一九二八年初夏，正当中央领导人和各省负责人纷纷去苏联开六大时，福建省委出了一个叛徒，以致组织和工作陷于混乱，当地同志向中央告急。李维汉无人可派，想到我是福建人，就叫我放下本职的工作，充当中央特派员去厦门走一趟。我七月中旬离开上海，九月下旬回到上海来。我听了汇报，巡视了几个基层组织，向中央作了几次书面报告，召集了全省代表大会，选出了新的省委，然后辅导新省委工作一个时期，才回上海向中央交差的。这个新省委オ是正式的省委，从前的省委称为“临委”，因为此次是福建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 这两个档案文件，是我向中央所作的一次报告（八月二十日写的）和中央对此报告的答复（八月二十三日写的）。其他几次报告和答复，都未保存下来。 三 我写此文的目的，是为着“检讨”我那次在福建所做的工作。这里“检讨”二字，我用的不是现时通用的意义，即不是“认错”或“自我批评”的意义，而是原有的意义，即“检査和讨论”的意义。一件事情做过了，事后检查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虽然只有两个档案文件，但以此为根据足够检查我那次工作，加以讨论，而作出判断了。 此次省大会，是我召集的，主要报告是我作的，政治决议案是我起草的。我当然听了各方面的汇报，看了各地方的书面报告，同当地主要干部讨论过，而且取得他们的同意，但此次大会为功为过，首先还是应当归我负担的。 省大会的决议案，今天是否保存着，我不知道。这个决议案，当时已经呈报中央了，中央已有讨论，也作了批评。它可能随着其他文件丧失了。也可能有一天发掘出来。总之，没有人记得这决议案的内容了。我自己不记得，但其中主要的一点，我是不会忘记的，这就是：决议案主张闽西各县收缩武装斗争，把现有的枪械埋藏起来，以等待更好的形势到来。我回上海交差时向中央作汇报，着重谈到这一要点。当时李维汉的“看守中央”已经移交给六大选出的正式中央了。听我汇报的人在这一点上没有提出异议。蔡和森下台李立三上台之后，某次《布尔什维克》编辑部开会，李立三作政治报告时，说：还有主张解散游击队埋藏枪械呢！他没有点我的名，显然是指我说的。以后的文件中我也偶然看见对于这个倾向的批评。因此我不会忘记福建省党大会决议案中这个争论之点，每想起福建之行时，我就联想到此点。我错了么？ 近年重见李维汉代表中央指示我这一封信，我觉得我没有错。中央指示我，要“绝对与盲动主义奋斗”，要“反对目前幻想形成割据局面的错误观念”，“要严厉禁止脱离群众的流寇行动”，“攻城更是盲动”，“农民赤卫队至游击队事实上是脱离群众的组织”，“福建工作目前应以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改造党的组织为中心任务”等等。李维汉没有指示解散游击队，埋藏枪械一类的话，但精神和倾向不是与我起草的决议案一样的吗？ 但不能把责任推诿给中央的指示信。我是独立作出结论的，并非在中央指示之下写出那个决议案。中央指示是八月廿三写的，大会是八月廿六日开的，我不记得开会时已否接到中央的指示，但决议案早于大会前好多天酝酿和起草好了，绝对与中央指示无关。如果决议案那一点是错的，那么错误的责任只能由我个人担负，绝对不能推诿给中央指示。 四 上面那封信，虽是李维汉出名写的，其内容却不是李维汉个人的指示，也不是他代表的那个“看守中央”的指示。这是六大的指示。 我九月下旬回到上海交差时，六大选出的中央已经接管“看守中央”的职务了。我是向新中央作汇报的。新中央何时正式办公，我不知道，此事考得出来。但八月廿三日李维汉写信的时候，新中央即使已经回国，肯定尚未接管权力，否则应当由新中央回答我的信了。何以知道李维汉信内的指示就是六大的指示呢？ 这里牵涉到六大前后党内的政治斗争。八七会议的中央实行了武装暴动的路线。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各地方的零星暴动。到一九二八年春、暴动失败，国际就停止这个路线的施行，在准备中的两湖暴动也停止了。党史上这个时期就称为“瞿秋白盲动主义”时期。其实瞿秋白不过执行国际及其代表罗明那兹的指示行事，而国际背后站着斯大林。这个路线应当称为“斯大林盲动主义”。 中央指示，谁敢不遵。但在执行任务的干部之中已有不少的人不以为然。他们一面执行，一面反对，自然是内心反对，不敢公开地系统地反对。他们的反对集中于瞿秋白身上。大多数人只知道这是瞿秋白的路线，极少数人知道这是国际的或斯大林的路线，瞿秋白不过执行此路线而已，但他们已经奉行了那个“策略”：斯大林给中国革命出了坏主意，我们却不可批评斯大林，只可以批评那执行坏主意的同志。这是中国历代相传的“策略”：皇帝错了，但不能指斥乘舆，只能归罪宰相。 一九二八年初，斯大林就已停止盲动主义了，但六大上瞿秋白代表五届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代表中那些反对盲动主义的，或者只反对秋白个人而乘机报复的，明知盲动主义已停止施行，仍纷纷发言攻击盲动主义及其负责人瞿秋白。此时斯大林早已放弃盲动主义了。他派来操纵六大的人只要支持瞿秋白个人，却不要支持盲动主义。斯大林除密电中国停止武装暴动路线之外，还于二月间共产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以决议的形式明白写出反对盲动主义（前一时期所进行的武装暴动）的理由。六月二十八日，瞿秋白作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也表示接受这项国际决议。六月二十九日，布哈林作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也表示接受这项国际决议。这就是说，前一时期所实行的武装暴动路线是错误的，是要坚决反对的。这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反对瞿秋白的代表作出让步。这些代表于是得到胜利了。六大反对盲动主义的基调已经定了。他们乘胜追击。七月一日有二十九个代表签名，向大会提出一个建议，即不必等待大会闭幕，也不必等待通过政治决议案，立即以大会名义致电国内中央完全接受国际第九次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这项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并将中心工作移置于组织群众及动员群众去参加反帝斗争和城乡斗争。二十九人的名单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第103——104页。名单中重要的人物有：张国焘，蔡和森，项英，罗章龙，张昆弟，何资深，任旭，王藻文、王懋廷等。上面那封李维汉写给我的信，其指示内容同这个建议是一致的。即以群众运动代替盲动主义。 这个建议在大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建议刚一提出，代表国际来参加大会的米夫，立即起来反对。他要求大会不要讨论这个建议。可是王若飞和夏曦（此二人未曾签名于二十九人建议上）接着反对米夫的发言，而支持二十九人的建议。瞿秋白，张国焘等又反对二十九人的建议（按此处记载有误，张国焘列名于二十九人中，为什么自己反对）。双方争论不能解决，只好付诸表决。大多数代表赞成给国内发出指示电报，并决定将二十九人的建议交给政治委员会作研究材料。 大会上的反瞿秋白派代表得到胜利了。但这个胜利是表面的。国际（即斯大林）支持瞿秋白。依照国际意旨纸成的大会主席团也支持瞿秋白。大会主席团拖延到政治决议案通过以后才拟出致国内中央的电报：这个电报表示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二十九人建议所说的“盲动主义”就是“武装暴动”，或者“没有群众支持的武装暴动”，或者“以武装暴动为主，群众运动为辅”。大会主席团拟的电报，虽有“坚决的反对盲动主义”的话，但所谓“盲动主义”仅仅是指“全国范围之内的暴动”。 直至七月九日，即建议提出八日之后，大会主席团才拟好了给国内的指示电报，由大会通过。现在，六大的文件集中就有一篇《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其中说：“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统一群众，团结群众于党的主要口号”；“全国范围之内的暴动、只是宣传的口号”；“坚决反对盲动主义”。电报最后要国内中央将此电报发到各地去讨论。 所以八月二十三日，当李维汉写信给我的时候，即使新中央尚未回国，六大反盲动主义的决议尚未传达，李维汉已有此电报为根据，对各地方的党组织发出指示了。 五 历史证明，六大的新路线是行不通的。革命失败以后，客观上群众发动不起来。我那次到福建去，在石码镇召集当地的支部会议，到会的有二十多人，这是全省尚能开会的最大的支部。但同志对于抗捐抗租一类的运动毫无兴趣，他们只问永定，龙岩几县的游击队何时能打到漳州来？他们应当怎样去准备迎接游击队？六十年代，我被迫“学习”《毛泽东选集》，看到其中《井冈心的斗争》时，有几句话引起我的注意。毛泽东说：“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到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原来我在福建所见的，并非一个地方的现象，全国都是如此。毛泽东此文作于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即距我在福建工作三个月以后。所不同的是，如果红军打下石码镇，有了党支部的活动，群众情绪一定热烈得多。革命惨败之后，群众难于发动是必然的现象。 在主观上，六大选出的新中央也没有决心“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或如李维汉说的，“绝对与盲动主义奋斗”)。二十九人的建议确是要“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的，但大会主席团起草的电报已非二十九人建议的本意。二十九人是要国内普遍停止武装暴动，把工作的中心放在发动群众上来，但电报只要停止“全国范围”的暴动，这就是说，地方性的暴动可以不停止；电报还指示“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根据地，及加紧组织红军”。在群众普遍消沉之下，不推行盲动主义，怎样去扩大苏维埃和组织红军呢？ 新中央建立初期，支持人是蔡和森，他列名于ニ十九人中，可能要“坚决地反对盲动主义”；但不久，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位置，他没有列名于二十九人中，他并不反对盲动主义，一年多之就施行了“立三路线”，那是比瞿秋白路线更加是盲动主义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在福建的工作，在蔡和森主持中央时未受指责，到了李立三主持中央时才受到指责呢？ 不仅新中央留恋盲动主义，而且当时的干部和群众头脑里也只有“武装暴动和战争才是革命”的观念。这个观念一直流传到现在。“枪杆头上出政权”，不是毛泽东个人想出来的，是反映当时群众心里状态的。中国，在革命失败以后出了瞿秋白路线，制止了瞿秋白路线以后，出了李立三路线，制止了李立三路线以后，出了王明路线，最后还是枪杆头上出了政权。 现在的人不会理解，六大为什么不等新中央回国便致电国内中央，要坚决反对盲动主义，要把工作中心从武装斗争转移到群众运动来。现在的人只信奉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一文内所总结的经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 “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么？ 一九二八年正是广州暴动失败的次年，广州暴动标志着俄国十月革命所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的终结。在此以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革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的革命。 一九二八年正处于转变或过渡的时期，我恰好在此时期内奉命去福建省担负领导的工作。我应当对此工作担负全部的责任。此次发现了当时李维汉代表中央写给我的指示信，我决不愿为字面上的偶合，将功过让给这个中央分担。我并不认为我那次的工作做错了。但我自己的判断不足为凭。 还是让历史去判断吧！ 六 李维汉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给我的信，是回答我八月二十日从厦门写给中央的报告的。这个报告同时保存下来。为了便于理解李维汉复信的原故，不妨也发表这个报告。 元和致云光信 云光兄：一星期前曾致兄一函，邮寄愚园路家转，谅已收到。此数日内，弟又去过石码及漳州，共三天，于昨日下午回到厦门来。兹趁福建省委派周仁同志赴沪之便，特草此函，让她带上。 省委已于上星期六决定召集一次全省紧急代表会议，定于本月二十六日开会，开两天。预计福建全省有县委组织的各县份，除闽北建瓯，崇安二县距离太远代表不能到会外，其余各县代表大约都能到来。计有福州，古田，莆田，仙游，厦门，永春，澄码，漳浦，漳州，永定，上杭，龙岩等十二县。各县代表一人，连同原来省委委员，特派员，秘书，军委，C.Y.代表，最多可以开二十五人的会议。通告已发出，会议的各种准备亦已开始。大约可以开成，并能得相当的好影响。 弟来闽前与弼兄谈话，弼兄曾言福建此时不宜于召集全省代表会议。弼兄之意是说：（一）在斗争紧张时召集会议要妨碍工作；（二）将来全国大会代表回来要召集全省会议。但弟到闽后观察各方情形，觉得全省会议可以召集，并必须召集，其理由是：（一）福建同志一致要求——弟在屡与各负责同志谈话，他们对于别种问题有不同意见，对于党的组织问題则是一致的，即都要求召集一个全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委，现在的省委是临时的，不能担负福建工作重任；(ニ）各县来一个代表不致太妨碍该县工作——目前除闽西几县外各县尚无十分紧迫的工作，负责同志可以到会一星期（开会及来往），闽西四县派代表来亦无大的妨碍；（三）赴全国大会之福建代表至今未回，同志们对他们的信仰亦不甚好，即使回来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至少也须三个月以后；（四）福建下层干部人オ极缺乏，同志虽尚积极努力，但理论和经验都无根底，此会议也可以给各县代表以相当程度的训练，譬如短期的党校；（五）白色恐怖不厉害，待我们甚松，不至危险。有此五个原因，故弟也赞成召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我们决定：（一）把中央的最近政治主张及对福建工作的批评传达给到会的人；（二）确定以后福建工作的正确方针；（三）解决陈祖康，张余生叛党后福建党内的组织危机问题。会议后，弟尚须帮助新的省委理出工作的头绪，故至早九月五日才能回沪。弟在沪的工作，请兄嘱典琦兄再代理十天。 关于闽西暴动问题，此次周仁同志赴沪已有材料多种并编成一本特刊，兄可以在这些材料中看出斗争经过的报告，过去省委的指示，弟到后新的指示，以及厦门报纸对此次暴动的记载，等等，省委希望兄看过这些材料以后能有新的指示给福建。据弟个人观察，事情是这样：（一）永定暴动已起了将近两个月，龙岩也有暴动起来；（二）闽西农民斗争形势很好，正奋勇与敌决战；（三）我们的党在闽西本甚脆弱，不能充分领导农民的暴动；（四）闽北闽西农民暴动中生出许多不好的倾向：1.各处的游击战争，一动就去攻城。2.农民尚无迫切的政权要求，农运尚在所谓“五抗”（抗租，抗捐，抗税，抗粮，抗债）阶段，农民急于攻城，就不是为了夺取全县政权，而是所谓“三大”（大杀，大抢，大烧）或是要“杀尽一切城里人”;（五）各县都完全没有城市工作，手工业工人并不参加斗争，而成为局外人的状态，一般商人（店员恐也在内）反执枪帮助反动派，击败攻城的农民；（六）所以能支持到二个月尚未被镇压下去，实非为了暴动力量的强大，而是为了闽西的统治力量较薄弱：1.郭凤鸣，陈国辉，张贞等，兵皆不多，兵士又不愿战，2.这些土匪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3.土匪军阀与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民团，商团，保安队等，也时常冲突，不能一致；（七）因此闽西暴动，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仍有发展可能，发展下去造成一个闽西割据局面也是可能的。以上各点大约可作为此间同志的共同意见。现在闽西报告久未来，闽西亦没有负责同志来口头报告，省委只好根据以上几点意见布置工作。关于闽西的策略，如果到会的闽西代表没有供给新的材料，此次会议就照现时的策略做去。 同时，我们亦已开始布置闽南的工作。闽南的运动不如闽西远甚。莆田，仙游，永春三县，虽有党的组织，几乎无工作可言。漳浦的农民运动，曾有一时蓬勃发展，但经过张余生叛党以后，又消沉下去，我们至今无法去做。厦门职工运动一塌糊涂，城市运动有极好的客观条件，但我们搞不起来。漳州的党停顿了好久，最近才整顿起来。各种工作亦オ开始，无成绩可言，只领导了一次经济罢工，得到相当胜利，三个条件中有二个条件已被接受，惟有承认工会一条件未被接受。石码工作较好，同志精神甚集中，支部开会也很像样，最近减租十分之三，已得胜利，现在开始抗租运动。 厦门附近的莆田，仙游，永春三县，客观上能发展斗争，但因当地党的负责人有错误观念，及省委与各县的联系不好，故至今无成绩可言。对于仙游，永春的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可以整顿起来。 总之，在福建，闽西农民运动有很大发展，闽南、闽北则开始发动抗租运动，城市运动亦发动得起来。全省工作并非不可做。福建党组织亦具有相当规模，党员能积极耐苦，可惜指导的人缺乏，县委以下的干部尤其缺乏。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对于福建的工作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下略） 弟元和八月廿日 按此信（以及罗迈致元和信），我有两个抄件，字句多有出入，短信尚算完整，长信则有许多空白和删节号，其中一个抄件题目下还注“节录”二字。为什么要节录呢？似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不是原件，而是原件编入一本什么文件集，随同文件集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福州档案馆则是录存其中与福建有关的文件的。辗转抄录，字迹不清，有时为了保密，不得不留下空白和删节号，我尽可能填补空白和删节之处。空白处的填补不会错，删节处的填补可能有遗漏。 信中说的“周仁”是苏同仁同志的化名。她是北京某大学的学生，一九二六年因事来上海，曾借住中央宣传部几天，我认识她，但不熟。此次我去厦门，进入接头机关就看到她，想不到在这里遇着熟人。以后，我住在省委机关，每日三餐都是她烧的。原来她和她的爱人吴亚鲁也住在这里。吴亚鲁是省委的秘书，我不认识。我问她，我在上海遇着一个同志叫做吴亚苏，是你的什么人？她说，是他的族弟。吴亚鲁和苏同仁是一对好同志，忠实而能干。全部福建党组织都在吴亚鲁手中。各地方组织情况，通讯地址，交通方法，都在他的头脑中。我所知道的各种情况，绝大部分是他供给的。当时的代理省委书记刘乾初刚从福州调来厦门，知道的情况也不多。以后我了解到吴亚鲁原在南京做工作，四一二反动时幸免于难，逃去武汉。两夫妇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军南下，经历潮汕失败，奉中央命令来福建工作。福建和中央之间本有一个专职交通，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家庭妇女型同志，那时不知因甚事情不能担任工作，我们决定派苏同仁去跑一趟，兼请中央另派一个交通。顺便我请她带我的私信去我的愚园路家中看望我的爱人刘静贞。苏同仁从上海回到厦门来了，特别穿了一件旗袍，走到我面前，问我认识这件衣服吗？这是刘静贞穿的旗袍。原来她们二人是认识的，在北京读书时编在一个党支部。以后，我不知道这两夫妇的下落。前几年，有人来访问，涉及吴亚鲁，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在抗战中任八路军驻湖南平江办事处的主任，被国民党杀死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吴亚鲁儿子悼念他的父亲的文章，其中说他的母亲苏同仁也在革命中牺牲了。我在福建时，他们夫妇还没有儿女。那两封旧信勾起了我的回忆，顺便记下悼念的话。 此次召开的会议，原定为“全省紧急代表会议”，主要解决因出现叛党分子而使全党组织陷于混乱的问题，顺便传达中央的政策和批评，但以后这次会议被宣布为福建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我不记得会议进行，只记得闽西没有派代表来，而闽北建瓯却有一个姓杨的代表（今知名杨适）到会，这个人表现很能干。大会似乎得到了对于闽西暴动更不利的消息，因此会议的决议案中做出了比我致中央信中更悲观的结论。 我本来打算九月五日就回上海的。不知道为什么拖到九月下旬才离开厦门。恰好在我离开厦门的第二天，叛徒从漳州带了武装来厦门捕人，捕去了接头处的几个华侨学生，找不到省委机关，但从石码（信中称澄码）逮捕了新当选的省委委员李连生，不久就在漳州被杀了。听说，叛徒此举，目的在我。他得到情报，知道中央派我来整顿组织，我常在那个接头处同外地来的同志谈话，于是动手。捕人时，我正在海船上。到上海的第二日，各大报登出厦门破获共产党机关的新闻。中央为我着急，不知我已经平安回到上海家中了。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郑超麟：一个给中共开“单方”的经济学家（评张五常教授）（198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一个给中共开“单方”的经济学家（评张五常教授） 郑超麟 （1987） 这几年，中国共产党忙着改革它的制度，筑室道谋，自然有热心的人贡献意见。有入告于内的，也有扬言于外的。在扬言于外的人中，据我所知，最热心最努力的要算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张五常教授。他为此特在香港《信报》上辟一专栏，名曰《张五常论衡》。他的专栏文章已经结集为二本书，《卖桔者言》和《中国的前途》，出版了不久之后，第三本结集的书，《再论中国》也将出版（已经出版．编按），其中所收都是他在《信报》上从1986年1月到1987年3月发表的文章。我无缘得见他的已经出版的二本书。他的第三本书尚在印刷中，但有人从《信报》上先后剪下他的五篇文章给我看了，我最早收到的是一篇题为《剩余价值与两极分化》的文章，其次收到的是总题为《采访香港大学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的上中下三篇文章，最后收到的是一篇题为《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的文章。我没有办法读到他的已出版和将出版的书，也没有人再剪寄《信报》上他的文章给我看，只好仅仅对这五篇文章写出我的读后感想。这五篇文章当然不能代表张教授的全部理论，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只好从一只化石牙齿去想象一种动物，用一片叶子培成一颗植株了。 以下是按照收到文章先后为顺序，来写出我的感想。基本上是根据各篇收到时所作的读后笔记写成的，难免先后有不一贯之处。 一、马克思无端受攻击 我看到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剩余价值与两极分化》，发表于《信报》1987年2月25日。内容是攻击马克思的二个重要命题，剩余价值论和两极分化论。作者说，他以前发表的文章（《邓家天下》和《马克思奄奄一息》）已经用了「三招两式」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杀得「片甲不留」了。可惜我看不到他以前发表的那二篇文章，不知他用的是哪「三招」哪「两式」，我只能在他这篇文章中寻找他所用的招和式。他首先从中文的译名中找差错。他认为从马克思用的原文译为「剩余价值」是不通的，应当认为「盈余价值」或「额外价值」或「多余价值」。——这种译名问题是不值得争论的。 其次，他举邓丽君及其它超级明星为例，他们每小时收入「以十万元计」，照马克思理论来说，他们并非资本家，也不是地主，如果说他们凭劳力挣钱，凭劳力怎么能够挣得那么多的钱呢？他们又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去剩余价值呢？「支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从何答我？」 第三、他引一个叫做费沙的人在其50年前所著的《利息理论》一书，说剩余价值就是「利息的收入」。这里，他顺带攻击「劳动价值论」（他译为「劳力价值定律」），因为剩余价值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他完全否定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在十九世纪，科技不发达，企业家又不受人重视，劳动被误认为价值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来源，还情有可原，今天就不能这样说了，他承认劳动也是一种「资产」，凡可以导致收入的生产资料都是「资产。」 第四、他举他所遇到的在香港和内地做生意的「大陆干部」为例，来证明所谓剩余价值是「不存在的」，是一种「幽默」，是「不能再坚持下去的」，因为这些干部都否认他们做生意得到了什么剩余价值。 他做出结论说：「是的，在自由市场上，在资产权益有法律的保障下，从事生产或生意的，支付了工资、租金、利息及经营者的报酬，等等以后，再要有赢余，就只能靠幸运了。在自由竞争下，亏本的可能与赢余的可能互相抵消，剩下来的实际收入，就长线而言，从来都不能高过资本的利息，这是所有统计研究所得的结果。」 面对着这样的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杀得「片甲不留」的招和式，怎么办好呢？难道还需要去反驳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面前替马克思辩护么？不需要了！我怀疑张五常教授从来未曾读过马克思的书，以及别人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他从来未曾知道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究竟是什么。在此情形下，长篇大论回答他的攻击，是白费力气的。 但关于劳动价值论（即他说的「劳力价值定律」），我倒要说几句。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提出的，而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和李嘉图提出的，马克思不过从他们接受下来而加以发挥罢了。这应当是凡研究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的事实。为了攻击剩余价值论而去攻击劳动价值论，那不仅是不懂得马克思，而且是不懂得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了。 关于「两极分化」，张五常教授倒是承认事实的，不过他认为那是在不健全的即私有产权没有保障的制度下发生的事情。他举中国解放前的「宋家天下」为例，那时的所谓「资本主义」并「不尊重私产，达官贵人胡作非为或为所欲为」，但在健全的即私有产权有保障的制度下，两极分化一般是不存在的，倒是在「共产政制」下有更严重的两极分化。他举1979年他来中国所见的特权干部和一般市民之间收益差距之大为例，他也承认，这几年中国这方面是「大有改进」的。至于当作一般规律来说，他不承认有什么两极分化。 两极分化，马克思恰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提出来的，是从剩余价值、从资本积累推论出来的，而不是从一般的贫富悬殊，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类事实归纳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社会财富增加，而无产阶级生活水平也跟着提高的事实。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类事实更加明显。所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的理论，不仅有张五常教授一流的经济学家，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实际家及一般的人。中国「开放」以来，派了许多干部出国考察，他们参观了工厂，访问了工人家庭，发现外国无产阶级生活并不坏，甚至比中国的厂级干部（厂党委书记、厂长）过得还好。例如，一般工人都有汽车，他们坐着汽车上下班。这些干部回国后立即找国内的经济学家给他们解释，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不是资本家愈富，工人就愈贫的？我不知道中国的经济学家怎样给这些干部解释问题。 其实，经济学家也好，厂级干部也好，他们对于马克思的两极分化理论都只注意工人生活的一方面，即只注意「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他们又都把「无产阶级贫困化」视为绝对的，好像说，原来工人每天吃五百克面包，资本主义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工人每天只能吃四百克乃至三百克面包了。不是的，马克思说的是相对的贫困化。资本主义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工人收入也会增加的，但同时资本家的收入增加更多，所以相对资本家来说，工人是更加贫困的。 比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恩斯特·曼德尔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马克思的著作里没有『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这是他的政敌，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所谓修正主义派，强加于他的。」他又说：「认为工人的实际工资越来越下降的思想，是与马克思的著作毫不相干的，这种思想是马尔萨斯提出的，主要为拉萨尔所引用。拉萨尔曾提到工资限制论，马克思曾毕生为反对这种限制论而激烈斗争。」曼德尔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中曾详加论述。但我这里不能再引了。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此书的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内部发行版。 至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理论，则是不可否认的。看见工人坐着汽车上下班，却未看到资本家增加多少倍财产，看资本家财产时，又只看见资本家个人的财产，却未看到国家，机关、军队、警察、公共事业等等所代表的财产。须知，这一切财产都是资产阶级的财产，都是从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中支出的。因此，人们才如此卖力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什么特别显著呢？那是，第一、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第二、科学技术革命提高了生产力的结果。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与资本主义相终始的。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看作一种自然过程，因之也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看作一种自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不断地以其斗争争取维持和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个斗争也是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也是自然过程中的一个部份，不是什么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既写立足于剩余价值之上的各种范畴的作用，也写英国国会的劳动立法（设立劳动监察官，限制每日工时等等）。这些劳动立法正是英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结果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难道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无产阶级斗争——十月革命——的结果？ 恰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突然发展起来，而且很快应用于生产，因此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使得社会财富成倍地增加。此时，不用说，资产阶级得了「大头」，因之也就有可能多施舍一点「小头」给无产阶级了。 张五常教授要给中共的制度改革开「单方」，自然不能不批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攻击剩余价值论和两极分化论（其实，「两极分化」不是马克思的用语，马克思不过说社会财富愈增加，资产阶级所得份额愈多，无产阶级所得份额愈少而已）。他认为中共未改革的制度就是「共产」，而「共产」就是奉行马克思的学说，因此他要马克思替中共的旧制度负责。这也是同他攻击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两极分化论那样可笑。 二、不懂马克思却要批评马克思，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通病 我以后收到的文章，是《采访香港大学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此文很长，《信报》分三日发表，其实发表于上文之前，不过我是看了上文之后再看到此文的。 看了此文，我才知道张五常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他的外文姓名叫做史提芬·张，是有名的学者艾智仁的「入室弟子」，又私淑另一个有名学者高斯，「假若有人误以为我是高斯的弟子，我倒乐于将错就错」。他本是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学生，以后去芝加哥大学做研究工作，在那里认识了高斯，两人「成」了好朋友，高斯详尽地把自己的思想解释给他听。他在《法律经济学报》和若干其它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阐明高斯和艾智仁的学说，高斯是「体制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的创始人，是有名的「高斯定律」的发现者，张五常教授因此也被人看作「当代交易费用学派的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总而言之，张五常教授是国际上有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是当今资产阶级经济学一个新学派「交易费用」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切，我看上一篇文章时不知道，以为他是大学教书的一般经济学教授而已。现在，我应当改变读上一篇文章时所形成的印象。 原来，不懂得什么是剩余价值而去批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不知道劳动价值论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而归咎于马克思，不从理论上去反驳马克思的两极分化论而满足于征引事实，——这种可笑的事情，不能独怪张五常教授，而是资产阶级一般经济学家的通病。我这几日正在读一篇文章，《当代马克思主义》，T·多依彻写的，原载于伦敦出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7年第一期。文中有如下一段话： 「从李嘉图和史密斯的古典经济学的主要部份中，特别是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发展出了自己的理论，这些部份是存在于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革命成份。对此资产阶级并没有加以利用，甚至害怕了，继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力图从除人类劳动之外的各个部份寻找价值，庸俗经济学派从流通中推断出价值，以后他们又全部去掉了价值的提法，建立了没有价值学说的经济学体系。劳动制造价值的说法会导致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会从这一学说背离而去，因害怕而掉转方向。马克思指出，体现在史密斯和李嘉图思想中的古典经济学已洞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而这大大超出了资产阶级的需要。」 由上引的一段话，可以知道，反对劳动价值论，要在劳动以外寻找价值的源泉，至多承认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一个源泉，等等。乃是古典经济学以后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共同点。散见于张五常教授几篇文章中的种种议论并未超出这个范围以外，例如，他甚至把「相貌」当作「争取收入」（即创造价值）的一个因素。当今一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以后的经济学家所不同的，在于过去那些经济学家虽然反对劳动价值论，却还知道这理论出于史密斯和李嘉图，而当今一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有人忘记此事，以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的「谬论」而已。 我只限于指出这个事实，却没有兴趣长篇大论替劳动价值论作辩护。 我不懂得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懂得古典经济学家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尤其不懂得当代那些新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例如，张五常教授的专业，即交易费用学派的体制经济学，我听也未听过，更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在这三篇「采访记」中虽也有零星说明，我还是不懂，从说明中我还看出，不仅我不懂，好多人也不懂。张五常教授感叹：「可惜，这一个节目（按指应用高斯定律来解决中国制度改革问题）的观众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他希望将来有机会能把高斯的大作仔细地译成中文，加上深入浅出的注释，使中国的读者能读之再三。」 我固然孤陋寡闻，但若我愿意弄清楚「交易费用」是什么然后对「张五常论衡」表示我的意见，那也无从下手。 不懂得这一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又怎能批评这一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呢？即使单单批评张五常应用这一派经济学于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问题，也是不妥当的。但我看了这几篇文章之后还是要表示我的意见的，一来因为我无从下手去懂得什么是「交易费用」学派，二来因为别人不懂得马克思而敢于批评马克思，我不懂得这个最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为什么不敢于根据它的代表人替当今中国经济制度改革开出的「单方」表示我的意见呢？但我并不以自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无知而自豪。这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马克思写他的《经济学批评》（即《资本论》）时，多么熟悉他以前的和同时的资产阶级各家的经济学说。 我这里从俗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其实经济学家就是资产阶级的，不需要再加「资产阶级的」限制词。在马克思的时代，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的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叫做「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他们的研究成果则叫做「社会主义」。马克思本人并不以为他创立了一个「经济学派」，他把自己的学说称为「经济学批评」，不是「经济学」而是对于「经济学」的「批评」；但后人还是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经济学」，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学派。于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有「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等。这些名称并不符合于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本人绝不这样说的。但从恩格斯起，包含列宁在内，马克思主义者已有人这样说了。虽然约定俗成，我们也不妨承认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区别，但应当知道马克思本人是不称他自己的学说为「经济学」的。虽然约定俗成，但我们应当牢记这二种「经济学」的根本性质不同。如果经济学是以「自私」为出发点，那么还是让资产阶级学者专利去罢，马克思是批判经济学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革命的学说，是指导革命，教育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学说。它分析当前统治世界的经济制度，揭露这个制度的基本性质，指出它怎样剥削无产阶级，它的基本矛盾发展结果怎样必然崩溃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教工厂厂长和商店经理如何赚钱，如何去经营各自的企业，使之繁荣发达，也不教那些执掌国政的人如何去制定或修改他们的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这一切本事。工厂厂长、商店经理，以及执掌国政的人，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学不到什么的。他们只能求教于「资产阶级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不会替今天中国、东欧以及苏联的经济改革开出什么「单方」的。他们如果有所作为，那决不会首先在经济制度方面提出建议。他们要「改革」的是在另外的更根本的方面。 今天最热心为中国、东欧以及苏联的经济制度改革开「单方」的，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三、民主选举不如市场竞争 《采访香港大学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一文，分上中下三篇登载于1987年1月7日8日9日的《信报》上，全部是杨小凯和张五常二人的书面对话。前者问而后者答。他们一共谈了十九个问题，都是以中国制度改革为中心来谈的。但牵涉的范围很广，我却不能也不愿对于每个问题都表示我的意见。在这十九个问题中，问答双方对于中国现行的制度都有所批评，有所指责。他们又都把中国现行的制度看作「共产」，把这制度所根据的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因此，他们在对话中又都批评了指责了马克思主义。 他们对于中共的批评、指责，自有中共方面的人去回答他们，这方面我不愿介入。在这十九个问题的对话中，我要发言的只限于马克思主义被他们有意地或无意地误解的方面。 首先，我要指出张五常教授的言论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方面。杨小凯请他说明他对于「民主」的意见。张五常教授明白回答说：「投选票不如投钞票。」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市场比民主更重要。他主张中国先要改革经济制度，然后再改革政治制度。这就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说的经济是基础而政治不过是这个基础上面的建筑物。可见「奄奄一息」的马克思说的这句话还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中共也是这样说的，经济制度改革了8年，最近1年才有政治改革的议论，不久之后要召开的十三大也才能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过，张五常教授心目中的经济改革是要改到完全靠市场法则支配经济的，而他心目中的民主则同一般人见解一样，就是投票选举。他显然并不主张先用投票选举的办法去改变中共领导，然后由新领导来改革现行的经济制度。他宁愿向中共献策，希望中共采纳，实行市场法则支配经济的制度。他说「投票不及市场」的思想，不是他一个人的思想，乃是「我这一辈经济学家老早就知道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不懂得，政治也能反作用于经济。他说，在有交易费用的局限下，投选票是可以节省交易费用的，即民主在某些条件下会比全凭市场交换更好些。直到现在，我还未曾理解所谓「交易费用」的真正意义，故也不明白所谓民主好于市场的意思。 其次，我虽至今还不明白「交易费用学派」的理论是什么，但从张五常教授的回答中是明白了这个新学派及其代表人并未越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围。张五常教授说：「有了社会便有『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局限条件。」又说：「凡有社会必有竞争。」又说：「经济学是一门以『自私』为出发点去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他又甚至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杨小凯语）。有时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也要加引号，以示这不是他的用语——这一切都表明他的资产阶级的属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他们所分析和总结的那个制度是随人类俱来的，只要人类存在，这个制度也存在。有个经济学家说：初民用木棒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这木棒就是他的「资本」。如此说来，整个人类历史都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不必另外标榜什么「资本主义」了。马克思对于经济学的「批评」首先就是说明，经济学家所分析和总结的那个制度，只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某一阶段才产生出来的，以后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阶段，这个制度就要消灭。 又其次，张五常教授不仅反对「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他而且反对一切「主义」甚至一切「理论」。他认为「主义」「理论」都是抽象的。他说：「在经济实践上，中国要重视的是制度，不是「主义」或甚至「理论」。他甚至反对拿「经济学」来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表面看来，他是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而其实，他不过反对其它各派经济学（如货币主义、供给主义，等等）去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罢了，他却是要中国经济改革接受他的「体制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他的「高斯定律」的指导。 最后，在这十九个问题的问答中，我毕竟看到了国内报刊上看不到的信息。例如，无论在深圳或内地，土地卖买已经存在。香港在「1997年」的影响下，经济制度已开始退化，人才外流，银行倒闭，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已被东京夺去；中国国内的私人资本家，具有几十万元至几百万元资产的不少，他们拥有汽车、房屋等大型生产资料，雇用几十个工人；中国前几年农村改革的成功，原来是把农村干部享有的特权转变为这些干部的私产，从此减少既得利益的集团对于改革的抵制。在国外，人家已经公开议论中国不仅要改革价格，而且要改革产权（所有权）了，人家讨论的已经不是应否改变所有制的问题，而是怎样化「公有制」为私有制的问题，世界银行的专家已经为此拟出了方案。 这十九个问题涉及的方面很多，其中也涉及所谓交易费用和其它的产权问题，语焉不详，我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四、「交易费用」出自剩余价值 我最后收到的一篇文章，题为《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发表于《信报》1987年3月25日，这篇文章对我却是很有帮助的。作者说，这篇文章就是他即将出版的一本集子《再论中国》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这本集子的总结。他把过去文章中写过的理论概括地「总结」起来。 这里，他不仅系统地举出了为什么中国非实行私产制不可的理由，而且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是「高斯定律」，什么是「交易费用学派」。我不能够说，他把这个学派的理论详尽无遗地写出来了，但我毕竟由此可以知道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因之可以着手表示我的意见。 张五常教授用如下的话简要地介绍他一派的学说！ 他说，经济学是以人的「自私」为出发点的。人既「自私」必有「竞争」。既有「竞争」就须定立一些「规则」要人遵守。这些「规则」就是「产权制度」。大致上，在有政府的社会中，「产权制度」只有三种：（一）没有私产，也没有等级特权，但有「法例」来约束竞争；（二）共产制度没有私产，但有等级特权，较高的等级就有较大的权利；（三）私产制度，没有等级，但以各人所拥有的资产多少来决定他应享的权利大小。张五常教授认为第三种，即私产制，是最好的规则。 我不挑剔他这段说明的字句，只要指出：这确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产生出来的。那时的人把每种学说都建立在「人性上」，以「人性」为出发点，去推求本学说的各种规律，因此这些规律都是永恒的，即只要有人类社会就都能适用的。马克思则根本否定人性论，又说明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和规律都有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十九世纪的科学发现，使大家知道了原始社会的历史，对于近代欧洲历史又有新的看法，证明马克思是对的，想不到二十世纪下半期最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仍然抱持十八世纪那种观点。 张五常教授进一步向我们说明什么是「交易费用」，什么是「高斯定律」。他在这篇文章中才告诉我们，所谓「交易费用」确切地说，应称为「制度费用」。原来这个学派说的，并非个别的商品生产者相互间交易其产品时所需要的费用，而是指整个制度运行时所需要的一切费用。他说：「在社会中，任何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都是制度费用，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一切非生产的费用就可以算是「交易费用」了。他举香港为例:「在香港所有律师、法官、警察、银行、经纪、公务员、商行、批发、零沽、通讯等行业的收入，都是不可能在一人世界中产生的，所以都是交易费用。」他说：「在没有交易的社会中也有交易费用。」他举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例：「那时，市场交易甚少，但制度（交易）费用大得惊人。搞思想教育、印红皮书、写大字报，进行权力斗争、阶级斗争，以口号主义挂帅、界定等级特权、走后门等等，所引致的巨大费用，也可算是非生产的交易（制度）费用了。」如此说来，中国现在供养几百万军队，制造飞机、军舰、坦克氢弹及其它的武器，以及共产党及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等，所支出的费用，也都是交易（制度）费用了。 现在我明白了。张五常教授如此重视的所谓「交易费用」，也就是一般人说的所谓「第三产业」或「服务业」，扩大意义的。近来这部份职业确实是大大膨胀了的。 但是这种「费用」正是从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中发出的，张五常教授不承认世间有什么「剩余价值」存在，我前面说过，我不需要在「剩余价值」问题上同他争论，但他说到这里，我要收回我的话了，我不能不就剩余价值说几句话。 张五常教授在我看到的几篇文章中引用费沙的著作《利息理论》（但他在另一处引用时则译为《利率理论》不知孰是），说明马克思说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息」，我不知道费沙原书是怎样说的，但就张五常教授所引来说，则他完全未读过马克思的著作。稍微懂得一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人都会知道「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个部份。工厂主从工人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不是独吞的。他须拿出一部份付给他的工厂所在地的地主作为「地租」，又须拿出一部份付给借给他本钱的银行作为「利息」，又须拿说一部份付给商业资本作为商业利润（这一项才是真正的「交易费用」），更须拿出一部份付给国家作为「赋税」等等；剩下来的才是本工厂的「利润」。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来，只有「利润」才是本工厂挣来的钱，其余各项都算在成本里面，这样算，是不能说明问题的。马克思把本厂利润和其余各项都算入「剩余价值」，藉此显示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 张五常教授说，香港的「交易费用」占市民的总收入的80%以上。他会反驳我说：难道从全市不到20%的生产中能够剥削出80%以上的「剥削价值」？ 但香港主要是商业城市，世界各地生产的商品来此交易。资本主义世界是整个的，我们只有一个世界市场，剩余价值的分配是就整个世界市场来看的，不能就一个国家，更不能就一个城市来看。「交易费用」的巨大正是表明剩余价值额的巨大，「交易费用」的增加正是表明剩余价值率的增加。 马克思假定当时的剩余价值率是100%，一旦随资本主义发展，剩余价值率倾向于增加，而利润率则倾向于减少。列宁1912年根据帝俄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计算出当时俄国的剩余价值率为252:246，即102.4%。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当会更高些。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80年，全世界的剩余价值率不知道高到多少程度。我过去没有留心统计数字，无法算出。近来，我发现了一些有关中国经济的数字，虽不完整，却可以相当参考见近年中国的剩余价值率，今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有一篇马凯的文章，说1983年中国全国工人均实现的利税为2776元（人民币，下同）。可以说，这个数字是中国工人人均创造的剩余价值，以利和税的形式上交国家的（姑不计算利税以外的部份）。但没有数据告诉我们，1983年中国全国工人人均工资多少。反之，我在5月29日文汇报一篇余立军的文章中发现了1986年全市工人人均工资（原文作「生活费收入」）的数字，但没有同年人均实现利税的数字。相隔三年，数字当然不能相比，上海的数字更不能和全国的数字相比。但在无可奈何之下，我们也不妨比一比，只要记得这不是同一年的数字，而又有全国和上海一市的区别就好了。由此算出的结果就不是精密的。 1983年全国工人人均实现利税为2776元 1986年上海工人人均所得工资为1593元 剩余价值率为2776:1593，即173% 三年之后人均上交利税有增加，人均生活费收入（工资）也有增加，可能相抵，但上海工人工资一定比全国工人工资的平均数更高的，因之这个剩余价值率，如以全国工人工资平均数计算也一定更高。 这个数字，是否能代表当今全世界的剩余价值率呢？我不知道，但可断言，当今的剩余价值率一定比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高得多的。这就可以解释张五常教授说的如此「大得惊人」的所谓「交易费用」是从那里来的。 张五常教授和他的学派所分析的是小商品生产者社会。一个农民种出的粮食，拿到市场来，同一个铁匠打出的锄头相交换，按照市场形成的价格，两不吃亏，你不剥削我，我也不剥削你，而市场价格归根到底是依照商品所含劳动量定出来的。他们分析的对象自然不是小商品生产，而是大工业生产，但他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中把这个大工业主和那个大工业主仍旧看作同二个小商品生产者一个样，一个拿自己工厂生产的多少吨钢，另一个拿出自己工厂生产的多少匹布，互相交换，各自依照市场形成的价格，两不吃亏。这里，那有什么剥削呢？这一派经济学家于是否认剩余价值存在。他们竟看不出小生产经济和大工业经济之间的区别——问题正在这里。二者的区别，不在于一个用手工生产，一个用机器生产；而在于一个是自己或至多带几个徒弟或帮工共同用手工劳动的，一个则依靠大群工人替老板开机器劳动的。这个时候，劳动力已成为「商品」了。但「劳动力」这个「商品」与其它的商品有个根本的区别，即其它的商品互相交换是不会增加价值的，而「劳动力商品」同资本家所出的「工资」相交换，则除产生出与工资相等的价值之外还应产生出无偿的价值，即「剩余价值」或「盈余价值」，姑采用张五常教授主张的译名。 在资本主义下，生产愈发展，剩余价值率就愈高，剩余价值量就愈大。所谓交易（制度）费用，所谓「一切非生产的费用」，就是从剩余价值出来的。至于利润率（平均利润率）倾向于减少，则尽人皆知，不需要说明了。 对于剩余价值，我只能说到这里。 五、「私有产权」单方不合乎世界潮流 以上说明了「交易费用」学派所说的「交易费用」是怎么一回事。这一学派的根本理论「高斯定律」又是以私产权为市场交易之基础的。所以张五常教授替中共开的「单方」就是「私产权」。他说，中共进行制度改革，除了实行「私有产权」之外没有办法。「没有，真的没有。从历史的经验看，没有其它成功的制度，而经济理论也没有其它可取的办法。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 对于私有产权问题，在前面那篇采访记中，杨小凯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引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作者名柏尔乐和麦安斯）的话说，大公司中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股东的私产权越来越不重要，所以大公司变成准公有制，私有财产制已经式微。杨小凯问张五常教授对于这个看法有什么评论。这一问惹恼了张五常教授。他大骂这本书的作者，说他们「对产权一知半解，对公司的经济概念也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的论点似是而非，不知所云。」 恕我孤陋寡闻，我不仅没有看过这本书，而且没有听过这二位作者的姓名。想来，他们必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且也是新的学派，同张五常教授不同一派罢了。于此可见，并非当今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派都是墨守过去那种「私产神圣」观念的。 其实，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发出这种议论了。《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末页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两方面看，都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废止了，虽然它是在各种包含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废止的。」 《资本论》第三卷1975年版第504页说：「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中去，在现象上它也作为这样的一个矛盾来表现。它在一定的部门内形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们的形式下再生产了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卖买引出了一整个体系的欺骗和诈欺。那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统制的私人生产。」 《资本论》第三卷大字本第570页说，「信用制度所以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不过因为性质上本来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拉紧到最极端的限界：它所以被拉紧到这个程度，又因为社会资本有一个与巨大的部份不是那些亲手操作因而会小心权衡本人私有资本限界的所有者使用的，而是由那些全然不同的非所有者使用的。」这里，马克思说的「一个巨大部份的社会资本」，就是组成股份公司等垄断组织的资本，他说的「所有者」就是那些占有股票的人；他说的「非所有者」就是掌握公司经营权的人。 我上面从《资本论》引了那么多的话，只因这些话很少人引用。流行一种错误的思想，以为「社会主义」就是废除「私有产权」，即使保留个体经济，即「私有产权」，那也是极少，不过1%而已。最近的中国统计，则是个体经济已占2%，继续开放下去，还会达到更多的百分比，那也是占少数的，殊不知马克思早已说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会做到废除私有财产制的，废除私有财产制有什么希罕呢，如果那些掌握经营权的人仍旧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话，对于张五常教授说来，当然没有权威，可是一百多年之后，资产阶级一个经济学派，也说了同马克思一样的话。「大公司变成了准公有制」。这个学派并非微不足道的。杨小凯说，他和美国一些经济学家谈论私有财产问题时，美国经济学家就引用那本书同他讨论。杨小凯又引匈牙利经济学家哥尔奈的论点，说财产所有权越来越模糊，是「世界性的趋势」。这一切都不是张五常教授的几声训斥（「一知半解」、「概念模糊不清」、「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所能应付的。 有人说，财产一向都是阶级私有的，个人私有不过是表面现象。这话是否适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尚待研究，但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却是适合的。《资本论》研究的，不是某一个资产者剥削某一个无产者；而是整个资产阶级剥削整个无产阶级。这整个阶级的剥削表现为「平均利润率」的作用。「平均利润率」调整了剩余价值在整个资产阶级内部的分配。每个资本家按照自己财产大小分摊到剩余价值多少。如果说「私有产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只有这个意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界定」。到了垄断时代，阶段私有就更加明显暴露出来，而个人私有就更加变为微不足道了。所以连资产阶级经济学中也有一个学派出来明白承认客观的事实：「大公司变成了准公有制。」在大公司中，股东不过每年剪剪「息票」而已，没有权力，大权操在支领工资的经营人员手里，这种大公司很难称为「私有制」（如果私有制理解为个人私有的话），但也不能称为「公有制」。所以有一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之为「准公有制」。所以马克思说：这是「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中去的过渡点」。 奇怪的是在当今「私有财产制已经式微」的时期，另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所谓「交易费用学派」反而大声疾呼要发扬私有财产制，而且通过它的代表向正在体制改革中的中共开出一个「单方」叫做「私有产权」，而且宣称这是「独步」的单方。 六、中共不会照单全收 更奇怪的，是中共居然接受了张五常教授开的「单方」！ 我的意思是说，中共的制度改革确实是向着恢复「私有产权」走去的。6月3日，正当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各报发表了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的报告，其中有如下的统计数字—— 1986年，在工业总产值中—— 集体经济的比重，从不到20%上升到28%； 个体及其它经济的比重，从0上升到2%。 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国营商业的比重，从90%下降至40%； 集体商业的比重（包括供销社），从7.4%上升到36%； 个体及其它商业的比重，从2%上升到24%。 升降的百分比并不很大，但其倾向是很明白的，即工业生产方面，「私有产权」从0增加到2%；商业流通方面，「私有产权」从2%增加到24%。这还是根据官方统计呢。至于农业方面，「私有产权」恢复了多少百分比则没有数字可据。此外，工商业方面的承包、租赁、发行股票等等，尚未计算在内。 自然，改革以来这几年，中国经济中「私有产权」的恢复和发展，并非都是张五常教授所开「单方」的效果。我们没有根据否定这个「单方」发生的影响，但中共的改革基本上是客观形势所迫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张五常的「单方」。 张五常教授称中共的制度为「共产」，称大跃进，人民公社热火朝天的制度，为「最极端的共产制度」。这都是缺乏常识的话。他认为，在「共产制度」下没有「私产」，但「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等级特权」，其中「高干」，特权较大，「有较大的直接或间接的收入，亦有较大的决定资源的使用权力。」这也是缺乏常识的话。对于马克思主义稍有常识的人，不说这类可笑的话。 中共的制度，既非共产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中是没有「等级特权」的，有「等级特权」，有「高干」，就可以反过来明这个社会不是「共产」。 中共的制度是斯大林模「社会主义」。这个制度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篇》第3卷所分析的那个制度，不过「一个巨大部份的资本」现在成为全部的资本；「所有者」现在不是公司的股东，而是「全民」，股东无权还可以剪息票，「全民」无权，又无息票可剪；「非所有者」现在则是那些干部，各级的干部，包含「高干」在内，他们也属于「全民」，但掌握着经营大权，因之也掌握着政治大权。这是某社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 实行哪一种所有制，是受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在国家分立的世界内又须受周围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斯大林当时在周围国家陷于危机的时候还可以利用这个制度来发展苏联的经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科学技术大发展，二十年超过过去二千年，因之生产也发展起来。斯大林模式相形见绌，于是产生了东方国家的「改革」热潮。这个时候，人们明白，东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仅不够建成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也须在所有制方面倒退。这就是说，某一社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所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必须向个人私有制让步，也即是向张五常教授所开的「单方」（私有产权）让步。这是客观情势迫出的结果，不见得是接受张五常教授所开「独步单方」的结果。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仍旧是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说的，此时，「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废止的，都是资本主义，不过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就受了更多的限制，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党受限制或较少受限制罢了。改革并非表示东方国家由「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而是表示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从较多受限制的变为较少受限制的。「一国两制」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个意义。这正是张五常教授说的，不过是「程度上八十步与三十步之别而已」。 张五常所开的单方，是要中共制度改革到完全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换一句话说：他要的是废除某一社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而完全恢复个体私有制，即所谓「私有产权」。他主张把现时干部享有的「特权」化为物质的「产权」，然后干部和群众以平等的身份在市场上自由竞争，于是天下太平。他为此提出实现的方法，即一要公平，二要便易。他只要改变中共现行的「共产制」为「私产制」，只求实现这个神圣的原则，却不是主张把土地还给原来的地主，把工厂还给原来的资本家。 私产神圣的原则能够恢复么？某一社会集团的集体私有制能够完全恢复为个人私有制么？这是要靠斗争来解决的。一般说来，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所有权日益式微，经营权主宰一切，也是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超前」几步而已，现在只需要后退几步。我想不需要后退到起步点去罢。文章外，既得利益集团必要时可以让步，总不会完全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中共可以接受张五常教授「单方」的一部份，即恢复「私有产权」至一定的百分比，总不会恢复全部「私有产权」的。 如果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有一天崛起，那就是另外一个局面了。到了那时，「奄奄一息」的马克思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1987.6.29 七、李嘉图没有劳动价值论么？ 以上六节文字写好寄出之后，我才收到张五常教授的一本论文集——《中国的前途》。我拜读了其中《马克思奄奄一息》一篇，在篇首，张五常教授就录下李嘉图的一段话：「马尔萨斯指出货品的交换价值跟生产时所用的劳力并没有一定的比例。这观点，我不仅是现在同意，而且是从来没有反对过。」张五常教授由这段话作出结论说，李嘉图并没有劳动价值论。他说：「历来有不少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都以为李嘉图提出了『劳力价值定律』，这是一个不幸的误解。……很明显地，根据本文开始时所引用的李嘉图的话，李嘉图自己是否认了价值与劳力有着一定的关系。」 我在本文中是肯定「劳动价值论」（张五常教授译为「劳力价值定律」）是出自李嘉图及一般古典经济学的，而且以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反对「劳动价值论」是不懂得古典经济学。我这样说时，并非不知道经济史上对于李嘉图有无「劳动价值论」问题有争议。李嘉图以后的经济学家，不仅自己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且否认李嘉图自己有「劳动价值论」。但我写此文时并不以需要重提经济学史上这场争议。因为这场争议已有公认的结论，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取自李嘉图」的了。我也曾微引下多依彻的一段话以代表这个公认的结论。自然，也有人不承认这个公认的结论，学术上的争议往往如此。张五常教授就是坚持李嘉图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当代经济学家。 我不能避免重提经济学史上这场争议了，但仍不愿为此多费笔墨。 李嘉图究竟有没有「劳动价值论」？ 对于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只引当事人一段话来解决是不够的。无论正面或反面，都不能仅凭当事人的一段话可作出结论。 如果可如此简单地解决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我也可以使用张五常教授的方法，征引李嘉图的一段话，仅仅一段话，来证明李嘉图有「劳动价值论」。我征引的一段话如下—— 「商品的价值，或者能拿它去交换的其它任何商品的数量，决定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的相对数量，而不决定于付给这项劳动的或高或低的报酬（《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万人丛书版第9页）。」 难道李嘉图这段话不是说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么？这还不是他同什么人争论时偶然说的，而是他在自己的最主要著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中说的。 但问题既有争议，我要证明李嘉图确有「劳动价值论」，就不能仅仅引这一段话，那怕这一段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的。李嘉图如果确有「劳动价值论」那么著作中决不会只说这一段话。 事实上，李嘉图著作中肯定「劳动价值论」是举不胜举。 李嘉图说：「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它们的交换价值有两种来源：由于它们的稀少性和由于制成它们时所需要的劳动量。」接着，李嘉图就说明稀少性不能用来度量一般商品的交换价值。他说：「这类商品，在市场上日常交换的大宗商品中只占很少的部份；市场上需要的商品，绝大部份是劳动制造的。它们可以多倍地制造出来，可以不在一个国家而在很多国家制出来，只要我们有必需的劳动可供使用，就可以差不多没有限制地制造出来。所以说起商品，说起它们的交换价值，说起那些决定它他们相对价格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商品总是指那一类可以用人工增加其数量，而其生产竞争又不受限制的商品而言的。」这话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只有一个来源，即制成它们时所需要的劳动量。 李嘉图说：「一切事物，除了那些不能以人工增加的以外，其交换价值都是真正以此为基础的——这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学说……如果包含在商品内的劳动量决定了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凡增加了这种商品的劳动量便必然增加这种商品的价值。反之亦然。」 李嘉图说：「不同性质的劳动，得到不同的报酬。这一点并不引起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化。我总是把劳动说作一切价值的基础，总是把劳动的相对的量说作差不多唯一地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但人们切莫因此以为我疏忽了劳动有不同的性质区别，以我不知道两种不同部门间同样时间（一小时或一日）的劳动是难于比较的。其实，不同性质的劳动的差异早市场上调整好了，而且就一切实用的目的说来，调整得充分恰切，这调整又是多分依靠比较劳动者技巧和劳动的强度而作出的。」 我还可以继续征引下去。以上仅仅从李嘉图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章和第二章就征引了这许多，下面几章以及李嘉图的其它著作更有好多可以征引的。但何必浪费力气，增加文章的篇幅呢？我认为征引得足够了。难道以上所引不足够明李嘉图有「劳动价值论」么？ 我想，张五常教授，除了他在《马克思奄奄一息》文中开头所引李嘉图那一段话外，总能从李嘉图著作中征引其它几段话来证明他的李嘉图无「劳动价值论」的结论。 是不是可以由此作出结论，说李嘉图既有「劳动价值论」又无「劳动价值论」，说经济学史家对这个历史争议作出的公认的结论是对的，而张五常教授及其它经济学家至今仍在坚持的结论也是对的呢？ 不，不可以如此解决问题。 李嘉图始终主张「劳动价值论」，他没有动摇，晚年没有改变这个主张，他更不是模棱两可的人。那么怎解释张五常教授所引的李嘉图那一段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话呢？ 在那一段话中，李嘉图说他不仅现在同意，而且从来未曾反对如下的观点，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跟生产时所用的劳力并没有一定的比例。」 但在我上面所引的一段话中，李嘉图却说他「总是把劳动的相对的量说作差不多唯一地决定商品的相对价值」。 这两段说的是截然相反的话，难道李嘉图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是抱持两种截然相反的立场么？或者，他自相矛盾，前言不对后语？都不是！简单是为了他没有完全分别清楚「价值」和「价格」。亚当·史密斯和李嘉图都是把「交换价值」界定为购买其它商品的能力。这话可以理解为潜在的能力，即等价交换，即「价值」；也可以理解为现实的交易，即市场「价格」。在市场交易中，商品往往是以低于本身的价值或高于本身的价值同其它商品交换的，那确实是同生产用的劳力没有一定的比例。张五常教授所引的李嘉图那一段话中，所谓「交换价值」，就是指市场价格说的。 「劳动价值论」，如果没有首尾一贯的「价格论」与之配合，还是不完备的。但首尾一贯的价格论必须以马克思的关于「资本有机构成」，「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的形成」等学说为前提，所以只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才是完备的劳动价值论。 我们仍然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取自」李嘉图，但加以发展，使之臻于完备而超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承受以外，以此奠定了无产阶级的「经济学批评」的基础。以前，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也「取自」亚当·史密斯，而加以发展，亚当·史密斯的劳动价值论也「取自」前人而加以发展，但这发展都未超出资产阶级的学说以外。 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固然是错误的，但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是「取自」李嘉图，那就更加是错误。 1987.8.17
陈独秀与国际主义（郑超麟，1987年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陈独秀 陈独秀与国际主义 郑超麟1987年2月3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一、陈独秀的爱国主义 陈独秀是以爱国者著称的。从他有自觉，投身政治活动时候起，就是一个爱国者。这方面的事实，记载的人很多，不需要列举，我只消引证数事。 光绪丁酉年（一八九七年），他不过十八足岁，便刊印了一本小册子，名《扬子江形势论略》，书的末段说明了他写此书是为了预防帝国主义侵略长江的。他说：“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港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 一九〇一年，他去日本留学。次年闻当时政府要同侵占东三省的俄国订约，断送中国主权，于是愤而归国，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会，发表演说，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此卖国条约。在上海的《苏报》发表了此演说辞。当时政府要查究，他又跑到日本去了。他在日本参加了“拒俄义勇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又在安庆进行“拒俄“的军事活动，受通缉，逃亡上海。当时《苏报》被封，他办《国民日报》继续作反清的宣传。 反俄，反对帝国主义是爱国；反清也是爱国，不仅因为清政府卖国，而且因为清政府是异族的政府，反清也就是争取汉族的独立。以后他积极参加辛亥革命，也以说是继续进行他的爱国主义。 但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毕竟同当时一般人的爱国主义是有分别的。他同当时进步的革命者一样，在反清活动中很快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家，是真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爱国主义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的部分。但他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爱国派又有分别。 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又亡命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此时，从吸取革命失败经验得到教训，思想更进一步了。不是盲目仪从爱国主义，而是思考和提出为什么要爱国的问题。 那些无条件的爱国派是不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之间流行一句话说：“对也好，错也好，祖国总是我的祖国。”这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我都要爱国。陈独秀不同意这种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在《甲寅》第一卷第四号上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其中反驳了那种无条件爱国的谬说。他认为，在当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奥日等国是侵略别人的，它们的国民不应当爱国；赛尔维亚和比利时是被人侵略的，它们的国民才可以爱国。接着，他标出爱国必须以此国可爱为前提。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他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他对于当时袁世凯的中国竟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他说：“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此时陈独秀还未走到国际主义，但如此将“自觉心”置于“爱国心”之上，已经表明他比那种无条件的爱国主义大进一步而为以后走到国际主义奠定基础了。他提出了爱国主义的两个条件：第一，这个国家是不侵略别人的；第二，这个国家是能保护人民利益的。 自从一九一四年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以来，陈独秀便时时思考着“爱国”问题。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又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八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一篇短文章，《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讨论此问题。从题目可以看出，文意是反对五四运动所引起的那种盲目的即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的。文章的结论仍旧是那两个条件： 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敌人压迫的国家，而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 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但此文中已经提到国际主义了，陈独秀说：“近来有一部分思想高远的人，或是相信个人主义，或是相信世界主义，不但窥破国家是人为的不是自然的，没有价值，并且日见耳闻许多对内对外的黑暗罪恶，都是在国家名义之下做出来的，他们既然反对国家，自然不主张爱国。” 这里说的“世界主义”就是后来说的国际主义。（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也不是后来用的贬义。）但那时陈独秀并不赞成在中国提倡国际主义。因为中国人的不爱国同那些“思想高远的人”的不爱国，是两回事。中国人是由于“无教育，无知识，无团结力”而不懂得爱国。他相信，中国人以后会有教育，有知识，有团结力，那时我们“才有资格和各国思想高远的人共同组织大同世界。”总之，陈独秀此时赞成国际主义，但认为在中国还不能实行国际主义，在中国还须提倡他的有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认为，“为抵抗压迫，自谋生存，而爱国，无论什么思想高远的人也未必反对。” 那是因为他此时，五四运动高潮中，尚未跨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范围而走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道路的缘故。正如爱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样，国际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发表此文之后不过一年，陈独秀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着手建立共产党了。他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一步一步地走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连带地，他也就一步一步地离开爱国主义而走到国际主义了。世界历史，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要经过好几代人；相应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发展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发展到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也要经过好几代人；可是，在中国，这个历史过程大大缩短了，缩短为一代人。就思想方面来说，陈独秀一生就体现了中国从孟德斯鸠到托洛茨基的发展过程。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亦即从一国革命到世界革命。 不错，国际主义是从爱国主义发展出来的，但这正如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出来一样，发展结果，共产主义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国际主义也否定了爱国主义。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仿佛认为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立而统一的：既是国际主义又是爱国主义，既是爱国主义又是国际主义。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有害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不能对立统一，正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对立统一一样。是国际主义就不是爱国主义。反之亦然。 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互相否定 今天在中国应当说明白这个道理。 国际主义否定爱国主义，今天在中因被视为奇谈怪论，而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就中国而论，对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也是常识。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名的蔡和森，一九二〇年在法国，当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人共产国际并改名为法国共产党以后，他就确定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了。这年八月十三日，他写信给国内的毛泽东，劝告毛泽东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工作。此信发表在《一大前后》上册内，信末蔡和森叮嘱毛泽东“应注意而不可游移”的两点： （一）“无产阶级专政”。 （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不能带爱国色彩。” 这里，第一点，现在大家都会说的，大家都知道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加入共产党，当然要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可是，第二点，现在的人就不能理解了。“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就是国际主义。当时中文还没有“国际主义”的译名，蔡和森只好用这么多的汉字来翻译in-ternationalism一词。更奇怪的，是蔡和森要毛泽东注意，中国新建的共产党“不能带爱国色彩”，也就是说不要爱国主义。蔡和森不仅在信末要毛泽东注意此两点而已，他在信中也说：他在法国“已酝酿组织”，正在草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当时在法国做工和读书的中国青年人，确实是强调民主和爱国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的，但也不是只有蔡和森一人提倡国际主义。我们当时，凡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都主张国际主义而鄙视那些只知盲目爱国的人为落后分子。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并非完全从蔡和森一条线索来的。 在反对爱国主义这一点来说，蔡和森的权威也许不够大罢，那么我再举一个更大的权威。 在蔡和森写此信之前约两年，列宁发表了一篇文章，也议论爱国主义。文章题为《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作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见《列宁选集》第三卷。文中，列宁说：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这里，列宁给“爱国主义”下的定义并不坏。试想，一种“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而且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有什么不好呢？蔡和森为什么要排斥那些“带爱国色彩”的人，那些“带国家色彩”的人呢？岂非违背列宁的教训么？ 不是。蔡和森的话恰恰符合于列宁的教训。并非蔡和森当时读过列宁这篇文章，而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了这个真理，以致蔡和森所说和列宁所说不谋而合。 原来，列宁这篇文章中那几句话，选载于《列宁选集》内的，是中国人翻译错了的，中国的翻译工作者，特别是参加翻译列宁著作的人，外文和常识的修养都是很够格的，怎么会译错呢？那是因为他们多年受了“爱国主义”的熏陶，译到此处发生了疑问，为了避免犯错误，不得不把列宁这里分明反对“爱国主义”的话曲译为赞扬“爱国主义”的话：经过好多年以后，幸亏还有忠实于原作的人出来纠正这个曲译。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摘录了《光明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对列宁关于爱国主义的一处论述的译文的订正》，是以“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集体名义写的。我未见《光明日报》的全文，这里引用的是《人民日报》的摘录。 文章说：“这句译文在我国报刊文章中常被引用，但这句译文有错误。列宁的原文应当译为——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 从三种文字本（俄文，英译文，德译文）的行文看来、整句话的前半句讲爱国主义是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后半句则说明这种感情是如何形成的。旧译文的根本题在于没有把如何形成的思想表达出来。在这里，能否把如何形成的思想体现出来，‘彼此隔离’一词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正是由于千百年来各个祖国是独自存在，彼此隔离的国家，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看不见世界，才形成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感情。” 原来如此，原来，“爱国主义”是一种狭隘的感情，是由于千百年来各个祖国独自存在，彼此隔离，人们只看见自己的祖国，而看不见世界，オ形成这种狭隘感情的。 如此说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祖国互相接触，人们看见了整个的世界，看见了自已的祖国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个不可割离的部分，就不应当继续保持那个狭隘的爱国主义感情了。继续保持这个狭隘的感情，反而成为世界整个改造的一种障碍。 那些爱国主义的翻译工作者，仅仅曲译了列宁那一句话，还是不够的。他们没有注意到，就在同一段中，列宁还说了其他的不利于爱国主义的话。 列宁说：“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遭到特别巨大的可以说绝无仅有的困难，它不得不经过一个同爱国主义断然分开的时期，即布勒斯特和约的时期。”爱国主义既然是好的，革命为什么要同它分开？ 列宁说：“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利益，我们忍受而且必须忍受最大的民族牺牲。”这就是说，爱国主义必须服从国际主义。 列宁说：“由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小资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更加爱国。”原来，爱国主义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哩。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文章，为了确证此句译错，还从列宁这个时期写的其他文章中征引几句反对爱国主义的话。 列宁说：“爱国主义，这是一种恰好与小私有者生活的经济条件连接在一起的感情。” 列宁说：“同无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比较，小资产阶级是最爱国的。大资产阶级比较国际化，小资产阶级不大活动，同其他国家很少联系，也没有卷入世界商业周转中。” 列宁说：“我们在布勒斯特和约时期反对了爱国主义。” 以上所引，据说出于《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二四页和第二十八卷第一八七页。 “订正”了那句曲译的话以后，我们便可知道，蔡和森致毛泽东信中对于爱国主义的评价，与列宁对爱国主义的评价，是一致的。 蔡和森和列宁的一致，同出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试想，无产阶级连祖国也没有了，还有什么“爱国主义”可言呢？在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中，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起草宣言时也是遵循“工人没有祖国”的原则。第一篇宣言号召法国工人，德国工人，英国工人，西班牙工人，等等，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这场“王朝战争”，但第一篇宣言认为法国是进攻的，德国是防御的，德国完全可以得到同情。到了法国军队战败，德国军队乘胜攻入法国境内以后，第二篇言便斥责德国的侵略而同情于法国了。马克思完全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发出号召的。他斥责德国掌权者而同情于法国人民，固然是国际主义；他斥责拿破仑第三而同情于德国人民，又何尝是爱国主义呢？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格德号召法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作战，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号召德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作战，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号召俄国工人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作战，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实行的是爱国主义，不是国际主义。反之，列宁实行的则是国际主义，列宁认为当时交战双方都是帝国主义，没有较好较坏的区别。他号各国工人不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对本国政府采取失败主义。 列宁成功了，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他屡次阐明国际主义的意义。 他说：“我们是反对民族仇恨，民族纠纷，民族特殊化的。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要求世界各国的工农紧密团结起来，完全融合成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共和国。”(《为战胜郑尼金告乌克兰工人书》，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他说：“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屠杀的惨祸的惟一出路。我不应当从自己的国家的观点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来推论。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一卷）按这里说的“民族主义市侩”就是“爱国主义者”。 他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第一要求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服从于全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第二要求正在战胜资产阶级的民族有能力和决心去为推翻国际资本而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他说：“把无产阶级专政由一国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治的）专政转变为国际的（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一定影响的）专政的任务愈迫切，同最顽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这种祸害的斗争就愈会提到最重要位。”（同上）按这里说的“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就是“爱国主义”。 《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四年第九期，登载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对华政策》，作者署名刘立凯、杨进保。文章开始便征引了斯大林说的一段话： 斯大林说：“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么？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么？这不会使我们和其他国家发生什么纠纷么？我们同其他的‘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么？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支持德的解放运动么？值得冒险么？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么？……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么？值得这样做么？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么？如此等等。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斯大林又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据文内注，斯大林这些话出于他一九二五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见《斯大林选集》（上）第三六二——三六三页）。 以上所引斯大林这些话，说得很好，完全同列宁的教导一样，能够说明什么是国际主义，又什么是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 此文作者刘立凯、杨进保也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斯大林这些话是“符合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的。”可是，此文作者不明白：斯大林一九二五年能够说出这样正确的话，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做出了那样错误的事情呢？即他对中国采取了没有完全符合于这个原则的政策，甚至采取了与这个原则完全相反的政策。 接着，此文作者便列举了种种事实，说明：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及以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如何从苏联自己的利益出发，“完全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不惜牺性中国人民的利益，以满足苏联的战略要求”；如何同帝国主义列强（起初同日德，后来同美英）勾结，图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如何在雅尔塔会议上将中国的领土、主权，连同中国共产党当作筹码，同罗斯福和丘吉尔作秘密交易；中国解放后如何霸占中东路和旅顺军港不肯归还，并在新疆建立两个联合公司，等等。这一切事实，文章都有详细记载和说明，大家都可以去看此文，不需我在这里征引了。 《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五年第二期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名《一九四四——一九四九年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牌》，唐宝林写的，说的也是斯大林如何对中国实行帝国主义侵略。这个侵略在此时期表现为苏联扶助国民党而压制共产党以便于国民党政府取得中国对于苏联利益的更大的让步。文章说：苏联“要求中国革命适应其对美蒋妥协的需要，甚至为了要求与国民党合作经营东北经济而站在国民党一边，对中共施加压力，那就必须使他们的政策打上民族利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烙印。” 为什么苏联会从十月革命初期的国际主义堕落为“民族利己主义”（即爱国主义）呢？这两篇文章都没有说明。我在这里试说明一下。 十月革命本是作为世界革命的第一环节而发生而胜利的，由此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只能遵循国际主义路线，亦即世界革命的路线。但为了种种原因，列宁逝世那一年（一九二四年），苏联发生了一个路线上的大转折。这年秋天，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论”认为即使世界其他的国家不起来革命，苏联一国仍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新路线确立之后，原来的世界革命路线便被抛弃了。一九二五年，即新路线提出后之次年，新路线尚未贯彻到所有的政策上面去，所以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时才能够重述以前常说的那一段国际主义的议论。可是，以后，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路线渐渐确立了，苏联统治者也就渐渐以俄罗斯民族为主而支配一切非俄罗斯民族，以苏联利益为出发点去侵略其他的国家。由此才会出现上引两篇文章所揭发的苏联侵略中国以及侵略它的西方邻国的种种事实。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就是由此而来的。 为了完成一九二四年这场路线上的转折，苏联发生了残酷的党内斗争。这斗争扩大到共产国际内部以及共产国际属下各党的内部。斗争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从此以后，只有托洛茨基派继续实行世界革命的路线，因之继续主张国际主义。 三、陈独秀的国际主义 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是真诚的，因为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是真诚的。以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转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来，他也必须渐渐地抛弃爱国主义（何况他早已对爱国主义发生怀疑），而接受国际主义。他的国际主义也是真诚的。 我未曾发现陈独秀二十年代著作中有系统地论述国际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就接受了国民革命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性，强调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也不适宜于发表有系统地论述国际主义的文章。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陈独秀在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那场大斗争中确定地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一边以后，他就不能不系统地去思考这个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密切相关的问题了。在国民党监狱中更有闲暇来思考这个同题。 我们发现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一篇很好的文章。那就是应茅盾之请为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而写的一篇短文。短文的题目就叫做《中国的一日》，写于一九三六年九月。 今抄全文如下： 朋友嘱我为《中国的一日》写点感想。在这天，我没有什么感想，且就本地风光，即就“中国的一日”这个题目，说几句话罢。 《中国的一日》似乎是模仿《世界的一日》而作的。在阶级的社会里，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头脑中所谓世界，只有两个横断的世界，没有整个的世界；在这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中，若有人企图把所谓整个的世界这一抽象观念，来淹盖两个横断的世界之存在，而和缓其斗争，这是反动的观点；若有人把整个的世界纵断成不相依赖的无数世界，幻想在纵断的各别世界中，完成人类的理想，而不把国际间两个横断的世界之斗争看成各别的纵断世界中斗争胜利之锁钥，这也是反动的观点。在一个国家中，也是这样，也只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之存在，抽象的整个国家是不存在的。这两个或两个以上横断的社会，利益不同，取舍各异。如果有人相信这利害根本不同的横断世界或横断社会可以合作，可以一致，这不是痴子，便是骗子。痴子犹可恕也，骗子不可恕矣。 整个的国家永远是不存在的；整个的世界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会出现。凡是读《中国的一日》，以至读《世界的一日》的人们，应该很客观地想想这个问题。不要做痴子，而受骗子的骗。 这篇短文是在国民党监狱内写的，只能用这种伊索寓言式的笔调来写，不能明白易晓地写。因为文章写好要经过审查，送出狱外，又要以真实姓名发表于一本公开出版的书上。因此，需要解释文中所用字句，读者才能明白。 陈独秀在这里明白标出他是“国际主义者”。这就是说，他不是“爱国主义者”。他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与别人不同，与茅盾所代表的当时中国左倾的知识分子不同，与当时以革命者自居的一类人也不同。陈独秀坚定地认为所谓世界是分为统治阶级的世界和被统治阶级的世界，而互相斗争的。当然包含当时的苏联在内。这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所谓纵断的各别世界，就是各个国家。各个国家并非“不相依赖”的。纵断世界之间的斗争受横断世界之间的斗争所决定。国家间民族间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方式。如果以为单个国家不受国际的斗争所决定，而能单独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是反动的幻想。这话，一面是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说的；一面也是对当时中国酝酿中的抗日战争说的，陈独秀深信中国的战争须同革命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革命又须同世界革命结合在一起。 《中国的一日》自然是仿效此前不久高尔基主编的《世界的一日》。茅盾通过汪原放约陈独秀在狱中写这篇文章，原意是要陈独秀写这一天的生活，即使写感想也是围绕着这天生活来写的；他想不到陈独秀写出了这样一篇“空洞的”文章。我想，《中国的一日》中乃至《世界的一日》中不会有第二篇这样的“空洞的”文章。幸而茅盾没有借口体裁不合而拒绝编入这篇文章，因之他给后人留下了陈独秀作为“国际主义者”表白的信念。 陈独秀的国际主义观念一直坚持到死。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即他死前九日，他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题为《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在其中运用国际主义说明他对于当时的中国形势和世界形势的看法。当时，德苏之间已经发生了战争，日本也已挑动太平洋战争了。 首先，他把被压迫民族看作资本帝国主义的产物。不是历史上一般的落后民族，而是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被压迫的民族；它本身就不是孤立的，而是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民族处于千丝万缕的关系之中。其次，被压迫民族，如果起来解除压迫，以至进行战争，那决不能限制在本民族的范围以内。最后，被压迫民族的出路只能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其他的被压迫民族结合在一起，实行世界革命，建立“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以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 为了阐明这个思想，陈独秀在此文中不得不论及苏联问题。他把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苏联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国际主义的。苏联确实解放了被帝俄压迫的民族，废除了对其他民族的不平等条约，废除了种种特权，如租借地，治外法权之类。后期，即斯大林当权的苏联，则是爱国主义的（或民族主义的，或民族利己主义的，或大国沙文主义的，都是一样的）。不知何时出现了“苏维埃爱国主义”一词，原意是说，马克思和列宁虽然反对爱国主义，但现在爱的是苏维埃共和国联合，是世界革命的总司令部，马克思和列宁是不会反对的。果真如此，果真意味着保卫世界革命总司令部，那就是国际主义了，何必叫什么“苏维埃爱国主义”呢？且不说这一点，只说苏联已经放弃世界界革命路线而实行一国社会主义路线了，再谈“苏维埃爱国主义”，那就就意味着只爱苏联一国，甚至只爱俄罗斯一个民族，因为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是受俄罗斯民族统治的。所以“苏维埃爱国主义”必须要演变为上引两篇长文所说说的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剥削压迫中国以及中欧诸卫星国，东方及其他的弱小国家。 陈独秀在这篇文章中说：“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惜的后期苏联，大小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则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苏联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糟蹋了社会主义！” 写此文的同一日，陈独秀又写一短信给何之瑜。信中有极可注意的话，即他说，此文“可以说是前三文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 按：陈独秀入川后大部分时间用在文字学和音韵学上，除朋友间政治通信外，只一九四〇年底写了一篇《我的根本意见》，一九四二年三月间再写《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和《再论世界大势》两文，信中所说的“前三文”，即指这三篇政治文章。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则是他的第四篇文章。他说：这篇文章就是前三篇文章的“结论”，是前三篇文章的“画龙点睛”。这意思就是说，他的国际主义，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写前二篇文章时有所顾忌，不敢写出来，到这第四篇文章才和盘托出了。必须知道这个结论，才能完全理解那三篇文章。这个结论是什么？这就是：建立“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以代替“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这才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前途，也是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前途。 我想，这也是陈独秀在中国抗日战争起后所写的那些“爱国”文章的结论，它们的“画龙点睛”。 一九八七年二月三日
陈独秀的五只碗（郑超麟，1986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陈独秀的五只碗 郑超麟（1986年12月12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陈独秀在国民党狱中时，有人送他五只碗，说是古代制造的。其中一只有“显德四年”四个字。“显德”是五代周世宗的年号。宋瓷已经可贵了，五代瓷就更加可贵。但当时就有人说，这是假古董，不值钱的。陈独秀则相信这是真实的五代瓷碗。他从南京带到武汉，从武汉带到四川。他死前把这五只碗送给潘兰珍。日本投降后，有人（不是外国人）愿意出钱向潘兰珍买这五只碗，但因出价过低，没有成交。 1946年，潘兰珍从四川回到上海，随身携带这五只碗。我看到了这五只碗，装在一个木箱内，她要出售。有人介绍她去找一个古董商人。古董商人一见碗，就说这是假的，什么人假造的，什么时候假造的，古董界的人都知道。古董商人劝告潘兰珍，赶紧把五只碗通通打碎，免得贻害子孙（古董商人不知道潘兰珍是没有子孙可贻害的)。潘兰珍自然不听。 潘兰珍家住浦东，1949年上海解放后几月，她从浦东来看我们，说她生了病。我们带她去看医生，检查出她生子宫颈癌，已到晚期，决定她住进肿瘤医院治疗。入院前，她从浦东搬了行李到浦西来，把箱子、铺盖、衣服、杂物留在我家里，把五只碗连同木箱寄放在亚东图书馆编辑部，店主人汪孟邹本是陈独秀的朋友。11月间潘兰珍死于医院。何之瑜同我商量，这五只碗本是陈独秀的遗物，将来要设陈独秀纪念馆，这五只碗可以陈列在里面，我同意了。何之瑜便从亚东图书馆取出这五只碗去保存。1952年12月22月大逮捕时，执行单位从何之瑜那里抄去了这五只碗。1953年初，审讯员一次问我：“从你们家里抄出的东西，有什么重要文物吗？”我说了几件，其中就有这五只碗，我反问审讯员：“你们是不是拿到了这五只碗？”审讯员点头说：“拿到了。”以后就没有人提起这五只碗了。这些话是在1953年初说的，不是在我释放时候说的。1980年，陈松年来上海，我告诉他：“你父亲有五只碗在上海市公安局，有人说是真古碗，很值钱，有人说是假古碗，不值钱。不管是真是假，总是你父亲的遗物，你可以取出来。”陈松年对此没有兴趣。 这话传到潘凤仙那里，潘凤仙跳起来，说这五只碗是潘兰珍的，应当归她继承。她记起来了，她1946年或1947年初来上海时，潘兰珍曾告诉她：“我们母女二人不怕没有饭吃，我有五只金碗。”潘凤仙未看过这五只碗，潘兰珍不会给她看的。 潘凤仙是什么人呢？她是潘兰珍与陈独秀同居时，用自己的钱（不是用陈独秀的钱）买来的一个丫头。她用五十个银洋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买来的。当时的法律不许买丫头，但可以买养女。她带了新买的女孩子回到陈独秀家里来，晚上睡在房内的方桌子上。陈独秀嫌脏，要潘兰珍带走，潘兰珍只好把她送同南通乡下潘兰珍的母亲处。潘兰珍从四川回到上海后，才从南通把这个女孩子接来上海。 这个女孩子名阿凤，来上海后有时在我家帮佣，有时在我们办的洪泽小学帮佣，每月工资都是潘兰珍收去的。潘兰珍始终把她看作丫头，常常骂她打她。我们夫妇总是站在潘凤仙（一次国民党调查户口，洪泽小学教员才给这个女孩子取名潘凤仙）一边，制止潘兰珍虐待，从此惹起潘兰珍恨我们。潘兰珍一次说：“你们这样搞，以后谁敢买丫头？”潘兰珍就想把这个丫头卖出去，收回当初的五十个银洋就不管了。恰好此时，潘凤仙结交了一个工人，宁波人。潘兰珍便去问罪。由那个工人的哥哥出面，答应那个工人娶潘凤仙为妻，并给潘兰珍一笔钱，相当于以前五十个银洋的价值，才解决问题。自此以后潘兰珍就说，她本钱已经收回，阿凤就交给你们，她不管了。上海解放时，那个工人回宁波去，要阿凤一道去，阿凤不肯去，两人关系就断了。 这些话本来不需要写，但为说明潘凤仙是怎样一个“养女”，我还是决定写出来。1979年，我恢复了公民权以后，潘凤仙来看我们。我说：“潘兰珍骨灰放在静安公墓，现在公墓成了公园，不知道骨灰哪里去了。”她说：“管她呢，骂我，打我，我还恨她呢！” 潘兰珍住在医院时，潘凤仙在我家帮佣，每日饭菜是我叫潘凤仙送去医院的，潘凤仙并非作为养女去服侍养母。 潘兰珍死后，我把遗物中一张田契当面交给潘兰珍的母亲（她来殡仪馆），把衣服、箱子、铺盖、杂物都给了潘凤仙。不是承认她有继承权，而是因为我自己不要这些东西，而又无处可送，只好送给潘凤仙。遗物中还有三只金戒指，我也给了潘凤仙。 这五只碗（是瓷碗，不是金碗）如果将来拿出来，是否由潘凤仙继承，政府可以裁决。我只以知情人的身份，根据事实，说明潘凤仙名义上是潘兰珍的养女（不是陈独秀的养女），事实上是潘兰珍的丫头（丫头是没有继承权的），而且潘兰珍死前已经把这个丫头卖出去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就观音亭争执问题答复福满村村民（郑超麟，1986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就观音亭争执问题答复福满村村民 郑超麟（1986年4月16日） 《漳平文史资料》编者按：本刊第八辑刊载郑超麟老先生的《髫龄杂记·岁时记》，其中有一段叙述旧社会“迎佛”的情况，谈到北门外“观音亭”的特殊建筑结构，值得留下做纪念（见第八辑第42页）。福满村有人据此认为他“关怀”观音亭恢复香火，写信给他要他出面替观音亭说话，维护观音亭的利益云云。郑老复信表述其看法，并将原信寄给本刊，现予披露，以正视听。 ×××同志： 你代表福满村居民写给我的信，收到了。故乡观音亭恢复香火，竟是出于我的“关怀”，这是我料想不到的。我不过于回忆童年生活时偶然提到观音亭而已。现在县财政局要建筑房屋，侵占了观音亭的地界，你要我出面替观音亭说话，这却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的青年时代恰逢五四运动，我们那一辈的人都是反封建反迷信的，那时许多地方的青年人带头冲进庙里去，把菩萨劈成碎片，丢入火堆烧掉。我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但同情这个运动。难道现在老了，我还要以护法居士的面貌呈现于故乡青年人的眼前吗？ 在回忆中记叙故乡的庙宇、菩萨、迎神、赛会，以显示当时人民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一回事；今天主张恢复迷信生活，又是一回事。人民迷信尚未绝迹，最近几年还有所抬头。为了照顾政府的保护信教自由的政策，我并不赞成毁庙禁佛；但已毁的庙，已焚的佛，例如西山上的高明寺，我也不赞成恢复，好在漳平县的寺庙都没有文物古迹的价值。 在观音亭争执中，一面是保存旧寺庙，一面是建筑新机关。这两方面，政府都要照顾的。你们还是信任政府，服从政府的安排好。我离乡已久，不过问此事了。 郑超麟 1986年4月16日
致张纪恩（郑超麟，1985年1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致张纪恩 郑超麟（1985年11月17日） 录入者说明：郑老此封信据原件录入，属于私人通信。 纪恩同志： 昨日你走后，我终于找出了李震瀛的侄子去年给我的信。今将此信寄给你看看，他的通信地址见信封。 你用完之后，请将原信由邮局寄还我。 弟郑超麟 1985.11.17
巴尔扎克的《人曲》（郑超麟，1984年7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巴尔扎克的《人曲》 郑超麟（1984年7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读书杂志》1984年第11期。 读了今年第六期《读书》中董乐山文内《一名之立，旬日踌躇》一节，颇有感触。汉语翻译外文名词，确实遇着很多困难；自从音译减少、意译增多之后，困难更大。现在不兴译“伯理玺天德”只能译“总统”；不兴译“德谟克拉西”只能译“民权”、“民治”，最后定为“民主”。最后的，也不见得是最好的。说“一名之立，旬日踌躇”的人严复，确实耗费了不少心血，给我们立了许多很好的译名，可是大部分并不通行，通行的却是沿袭日本的译名。当时译书的人是日本回来的留学生多，能自立译名或采用严译的人则很少。例如，严复译“计学”，但流行的译名是“经济学”；严复译“天演”，他的译本《天演论》也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很大影响，可是以后流行的还是“进化”；严复译“名学”，中国流行了一阵“论理学”，章士钊则改为“逻辑”，成为今天确定的译名，等等。 并非一切译名，约定俗成后，都不能改变，我们有先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已经正式改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法权”也已改为“法”。改得是否合理是另一问题，但我们已经照改了。 我说这些话，只为的要求改正一个错误而又约定俗成的译名，这就是巴尔扎克给他的小说所取的一个总名。中国一向把这个总名译为“人间喜剧”。不久之前，报纸上有广告，说一个出版社准备出版《巴尔扎克全集》，征求预订，其中提到巴尔扎克小说的总名，仍旧译为“人间喜剧”。 巴尔扎克为什么会把他的小说称为“喜剧”呢？他的小说中固然有一些逗人发笑的情节，但总的说来却不能称为“喜剧”，完全不符合于通行的“喜剧”概念。 巴尔扎克又为什么在“喜剧”之上添加“人间”二字呢？难道有什么非人间的“喜剧”？他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人间”的意义？ 原来巴尔扎克取这个总名，含有对比但丁那部家喻户晓的名著之意。但丁的名著法文总名为LaComédieDivine（神的Comédie），共分《地狱》、《炼狱》、《天堂》三个部分，说的是世外的即非人间的故事；巴尔扎克的小说，则说的完全是人间的故事，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的人，不必假托鬼神来写人间色相了，所以就称自己的小说为LaComédieHumaine（人的Comédie）。 我不识日文，不知道“人间喜剧”是否是从日本搬来的译名；至少可以说，翻译的人是翻字典直译的，没有考虑作者用此总名的深意，没有注意到Comédie一词意义的演变。 在巴尔扎克时代，Comédie已经只有“喜剧”的意义；但在但丁时代，此词并不表示“喜剧”。德文《小布洛克豪斯辞典》说：意大利诗歌，凡咏始凶终吉故事的，都称为Commedia，以后此词才专指“喜剧”。但丁用的是此词的古义。他的三部长诗以地狱始，以天堂终，正合于这个古义。到了巴尔扎克时代，这个古义已经失去了，但巴尔扎克要拿他的著作来对比但丁的著作，要使读者从他的著作联想到但丁的著作，那只能使用此词的古义。 但丁的三部长诗，中国已经有很好的译名，叫做《神曲》，那么巴尔扎克的九十六篇小说，我们也应译其总名为《人曲》。 一九八四，七，七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郑超麟，1983年1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 郑超麟（1983年11月2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五四运动那一年，陈独秀在北京出狱后，迁往上海，全家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一号。这个屋子现在已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不是为了纪念陈独秀，而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胚胎地：1920年下半年就是在这里酝酿、筹备和成立共产党的。1921年7月间各地共产党组织派代表来上海开大会，会址虽在另一个地方，但策划仍在此处，开会遇险，代表们撤出之后也在此处商议移会嘉兴的事。当时陈独秀在广州。全国大会之后不久，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又居住此处。1921年他就是在此处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1922年也是在此处第二次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的。此次被判逐出法租界，他就不住在此处了，我未曾到过这个地方。 1924年秋我回国后，谁也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当时中央新设一个秘书处，第一任秘书兼会计是薛世纶，他与我同时离开莫斯科，但比我先到上海半个月至一个月。秘书处设在威海卫路同孚路东边一个柴炭行楼上，陈独秀来此办公，但秘书兼会计薛世纶不知道陈独秀家住何处，遇急事无法找到陈独秀。此后不久，秘书兼会计换了任作民，秘书处迁去闸北，先后换了几个地方，最后才固定于两处：一处在虬江大戏院西边广东街上的正兴里（日本侵略战火已烧毁了这一排房子），另一处在同一街上的铁路近旁。前一处以后只作交通处用，后一处则是王若飞主持的秘书处。任作民专管会计，住在另一地方，我没去过任作民家。 王若飞来任秘书长以前，中央发生一件大事，即陈独秀失踪事。原来，陈独秀被逐出法租界以后不知何时同高君曼分居了。两人协议离婚，后经汪孟邹调解，不离婚，但高君曼迁居南京，两个小孩跟着去。每月由亚东图书馆汇去三十元作生活费，此钱从陈独秀的版税扣除。两人未分居前，他们的住家至少汪孟邹是知道的，高君曼去南京后汪孟邹就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党内的人也不知道。1924年新成立的秘书处，主持人无论薛世纶或任作民，都不知道。我们大家有议论。陈独秀有一个女伴，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为什么这样秘密呢？我们都猜不透。彭述之猜：这人大概是个女学生，有文化，有思想，而崇拜陈独秀的。我们有时用话去引陈独秀泄露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一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张国焘要他谈高君曼，他也不谈。五卅运动那一年年底或次年年初，终于发生了事情。陈独秀好多时间不到秘书处来，任作民发生恐慌，报告了主席团成员，即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他们也恐慌起来。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寻人广告，也没有反应。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我们接近于绝望了。陈延年从广州来汇报或开会，见不到他的父亲。他去亚东图书馆找汪孟邹啼哭，亚东图书馆的人也不知道，只说他的父亲很长久未到亚东图书馆来了。我们设想军阀和帝国主义秘密逮捕了陈独秀，秘密处死了他。江浙区委派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松江人陈陶遗是当时的江苏省长，与高尔柏有亲戚关系，可能听到什么风声。但高尔柏从陈陶遗口中听不到一点风声，只听到陈陶遗大骂军阀头子在南京宴会上做的伤风败俗的事情。一天，在工人部闲谈，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他差不多要哭出来。我们当时都以为陈独秀已经死了。延年要回广州，已经上了船，可是陈独秀跑出来了，他到正兴里秘书处来。任作民马上通知主席团成员这个喜讯，中央交通立即到轮船上去把陈延年找回来。这日我没有见陈独秀，次日我到正兴里去看见他裹着一件厚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他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也看到《民国日报》的寻人广告，但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未作理会。大概同志给了他批评，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的“家”。直到他这个“家”破裂为止，恐怕只有任作民一人知道，连后来的秘书长王若飞也不知道。任作民当然一个字也不透露这个秘密。我一向以为这个秘密永远不会透露的。 谁知距今两年前我竟知道了这个秘密。陈独秀这个女伴名施芝英，据说是个医生，总之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女人；两人同居要对陈独秀的朋友绝对保密，可能是施芝英提出的一个条件。这个小家庭究竟成立于与高君曼破裂以前或以后，我不知道。施芝英也可能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破裂的原因。 这个小家庭的住址，任作民已死，就不会有人知道了。 可是，这个小家庭结果也破裂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前不久，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来，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边安慎坊今32号，我不久之前才去那里看过。我把自己的房间三楼亭子间让给他住，我睡到办公室去。陈独秀在这个地方听汇报，约见干部（例如顾顺章指挥杭州暴动成功到上海来，周恩来就带他来这里同陈独秀见面），遥控暴动的战斗，起草汪陈宣言，等等。我当时以为他是为了便于指挥暴动才住到中央宣传部来的。谁知那时他是无家可归。这个小家庭怎样破裂，我不知道，但后来施芝英嫁了人，丈夫名王蔚如（夫妻二人早已病故）。 陈独秀就是从中央宣传部出发去武汉的。他在武汉，起初住中央总部三楼上一个房间，以后临近“七一五”就同秘书黄文容隐蔽在一个贫民区。9月间他乘船回上海。 他租赁福生路东边一条弄堂的一幢假三层楼房子，楼下作客堂，他住二楼统楼，黄文容住亭子间，三楼住着彭礼和夫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租这里的房子。最合理的解释是中央宣传部迁移北四川路以前就设在后面一排的一幢房子内。中央时常在这里开会，他走熟了的。我由武汉回上海后常上那里陈独秀的家，我结婚后也带了爱人去了几次。去那里的有王若飞、瞿秋白、罗亦农、罗绮园、何资深、彭述之，等等。1928年4月间罗亦农被捕，彭述之劝他搬家，说罗亦农这个人靠不住，但他不搬。1929年3月间我夫妇被捕，彭述之又劝他搬家，他起初不搬，彭述之力劝，并说以我夫妇被捕为借口搬一个新居，不把地址告诉中央。他搬了，但还是告诉了中央。这年夏天周恩来、向忠发二人就在这个新居访问他的。我知道这个新居在老靶子路北边一条小路内，东边不远就是北四川路。但我因出狱不久，不敢去他那里。彭述之向我解释：他劝老头子搬家并非不信任我，而是怕我爱人经不起考验。距今不久之前我去福生路找陈独秀的旧居，看见那几条短弄堂都不存在了，原地建起了简陋房屋。 我们酝酿左派反对派时，陈独秀就住在老靶子路北边房子。那时我们几家人都住在提篮桥附近，陈独秀每日从老靶子路到这里来同我们辩论。只有彭述之一人去陈独秀家里。 约在1930年，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邓脱路口一个弄堂里来，他住前楼，别处还有房客。几个人都可以到他家里去。彭述之不用说，我也去，马玉夫也去，似乎尹宽没有去。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小潘。 从上海工人第三次暴动前陈独秀住到中央宣传部的时候起，他就没有女伴了。在武汉那几个月里没有女伴，回上海来住福生路、老靶子路等，直至此时都没有女伴。我有一次去福生路，在他的房间里看见一个舞女打扮的时髦女人，低着头，坐着不响，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这人显然不是小潘。陈独秀当然不肯同我谈小潘，但抗战胜利后小潘自己同我谈了。她说，她租赁亭子间，与老头子同一幢房屋，由此认识的。她没有明白说就在这个邓脱路口弄堂，但我想就是在这个地方。 一天，我在虹口小菜场附近走路，忽然遇着陈独秀，便同他一路走，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他那里有个房客告诉小潘说，前楼那个老头子是个“老西”（意为共产党），他要找房子搬家。我说，那就要赶紧搬。他说，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个地步。我说，我来帮你搬家。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自己找到了周家嘴路上爱尔考克路东边一条大弄堂内最后一条横弄中间，直对总弄大门的一家裁缝铺楼上。我帮他雇了板车，搬定了家。除我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他又搬到同弄内另一家屋子去。我事后才知道。1931年5月21日晚上我得知捕人消息，就是来这里通知他取消明日会议的。这个大弄即使今日尚在，我可以找到裁缝铺楼上，却找不到他后来搬去的房子了。 如此造成了惟有我一个人知道陈独秀住家的事实，任何人要找陈独秀都必须通过我。这个事实渐渐成为我们这个小圈子内所有的人所知道了，连赌气不同我往来的马玉夫也知道。那时马玉夫已经准备出卖我们。他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但知道通过我可以找到陈独秀的家。1931年5月21日夜里我们被捕关进提篮桥巡捕房时，警备司令部探员王斌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帮帮忙”交出陈独秀的住址。他要求西捕头用刑，西捕头不肯。几天之后，我们引渡到西门白云观侦缉队时，王斌说：“过了那么多天，陈独秀早跑掉了。” 听说，我们被捕后，有人劝告陈独秀立即搬家，他说郑超麟不会说出的。以后不知何时，他还是搬了家，起初仍在沪东，一二八战争时搬到卡德路附近。每次搬家，小潘都在一起，那时她不知道我姓甚名谁，曾问陈独秀：“那个小胖子为什么好久不来了？”1932年被捕时，据官方文书，他住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这就是陈独秀在上海最后的一个住所。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郑超麟，1983年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亚东图书馆保存瞿秋白文稿的经过 郑超麟（1983年1月15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27年2月，瞿秋白准备离开上海去武汉。行前，他汇集自己的文章，打算出版一个集子，书名定为《瞿秋白文集》（按：我漏记一个字，实物证明是《瞿秋白论文集》）。所收的大都是发表在《新青年》、《前锋》、《向导》上的文章，也有少数其他的，如发表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文章等，总之是他入党以后的政治性文章（也可能有少数文艺方面的）。其中还有未发表的手稿，至少有一篇关于北伐的。他把这些刊物收集起来，编一个目录，注明见某刊物，还亲笔写了一篇长序。 编好后，在离开上海前几天，瞿秋白亲自送给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这件事是1940年以后汪孟邹亲囗对我说的。汪孟邹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凡与陈独秀关系很密切的人，包括瞿秋白在内，同汪孟邹也有来往。 瞿秋白把稿子交给了汪孟邹，就动身去武汉了。同一个时候，汪孟邹之侄汪原放也编好了《独秀文存》第二集。两个集子，两人文章往往同载于一本刊物内，没有拆开。 不久，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汪孟邹很高兴，把两部稿子一起送印刷厂排版。秋白的稿子大约排出校好了五分之一；独秀的稿子排了多少，我搞不清，也可能送厂后还没有来得及排。这时，发生了“四一二”反动政变，汪孟邹就从印刷厂把这两部稿子抽了回来。 两部稿子拿回来后，汪孟邹觉得放在亚东编辑部不安全，就把亚东图书馆它们存进银行的保险箱，每月付保险费，存了很长时间。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进了租界。过了一个时期，传说日本人要清理银行保险箱。汪孟邹谎了，连忙把这两部稿子取回。但放在亚东编辑部也不安全。他打算毁灭这两部稿子，我说：“不能毁；你真没有办法的话，就交给我，我给你保存。”他果然交给了我。我曾经在深夜拿出稿子来翻看，如对故人鬼魂，不禁汗毛凛凛。记得当时天气已暖，当是1942年春末或夏初的事。 可是，两部稿子放在我家里也并不保险，我就去找朋友想办法，结果找到了谢澹如。谢澹如表示：稿子可代为保存，但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能交还。我答应了，就把两部稿子交给了他。至于他到底怎么保存，保存在哪里，为什么中间不能取回，我一概没有问。 这样，直到日本投降后，过了两三个月，谢澹如把两部稿子还给了我。我放在家里，顺便就把同载陈独秀和瞿秋白文章的一本刊物拆开，分别归入各人的集子内，剪不开的一页，我还另外抄过。所以瞿秋白这部原稿中可以找到我的笔迹。过了此时，约在1946年或1947年，我把这两部稿子送还亚东编辑部，是交给伙计胡鉴初的。胡鉴初是亚东的老伙计，我认为，交给他同交给汪孟邹是一样的。 1948年，杨之华通过郑振铎向汪孟邹要《瞿秋白文集》的稿子。（杨之华大概是从谢澹如那里知道瞿秋白有文稿在汪孟邹手的。）汪孟邹问我，我说已经还给胡鉴初了，汪孟邹于是去问胡鉴初，不料胡鉴初不记得这件事。原来当初我交稿子给胡鉴初时，他已在病（肠癌）中，糊里糊涂把稿子不知往哪里一塞，过后就忘记了。汪孟邹找不到稿子，只好以“收藏稿子的伙计到绩溪乡下去了，等回来再问”等，来敷衍郑振铎。 1949年解放后，杨之华又通过徐伯昕向汪孟邹要稿子。汪孟邹仍旧拿不出。当时胡鉴初已经去世，汪孟邹更毫无办法。杨之华因汪孟邹迟迟不拿出稿子，就写信给他说：“你如果不把瞿秋白的文稿还给我，我要陈毅市长向你讨。”汪孟邹着急了，动员亚东编辑所所有的人一齐动手找。结果在放纸型的三四十只铅皮箱子中的一只里找到了这两部稿子。汪孟邹捧着瞿秋白的稿子，跪在天井里，朝天叩头说：“祖宗有灵，保佑了我！”这是事后别人讲给我听的。 于是，汪孟邹经过徐伯昕把《瞿秋白文集》的稿子交给杨之华。杨之华收到后，写了一封很热情的信给汪孟邹，感谢他替瞿秋白保存了这部稿子。杨之华还要徐伯听送一部《海上述林》（第二版）给汪孟邹。这封信和这部书，我都看到过的。[1]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五日初稿 四月二十二日审定 [1]在一份汪孟邻口述，汪原放笔录的题为《关于亚东图书馆》的材料中，讲到这件事说：“这里还要说一说瞿秋白的文集。1927（民16）年，他拿给我出版，后来遇到反动国民党清党，只有将排成的版子毁去，此稿由我保存到解放，共23年，才由杨之华来拿了去。此稿在日人进入租界时，最难保存，有一个时期，是由郑超麟拿去收藏了的。”（按此文曾发表于《出版史料》第二期，系该刊编者访问我时作的笔录，经我审阅了的。）
郑超麟：记尹宽（1983年5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尹宽 记尹宽 郑超麟（王凡西校） 一．小引 二．自明团 三．工学世界社 四．少年共产党 五．王辩 六．左派反对派 尹宽是二十年代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小引 我的革命朋友中，认识最早的、相知最深的要数尹宽。尹宽可以说是第一个引导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 我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初到法国，十二月中旬便进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的。这个中学第一次收中国学生，特辟一个法文补习班，特请一个教师来教我们。全班除一人外都是福建籍的学生，陈炯明派来的，每年有本县公款三百元补助的半官费生。约二个月之后，华法教育会又送来几十个学生，另开一个法文补习班。这一班学生中就有尹宽。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辑中，我找不到尹宽的踪迹。并非每个勤工俭学生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踪迹。但凭我以上的记忆，即他一九二○年二月间到圣日耳曼中学来这件事实，我可以借助于这本书推断他是乘安德烈朋号轮来法国的。此轮，在上海载去学生五十多人，在香港载去四十多人，一九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抵马赛，与勒苏士号载去的学生从伦敦转来法国的人差不多同时到达巴黎。所以圣日耳曼中学新开的法文补习班中既有尹宽，又有汪颂鲁，熊志南及其它几个乘勒苏士号来的贵州学生。安德烈朋号乘客，上述书中没有全部名单，只有江苏、浙江、河南三省学生名单，故找不到尹宽姓名。我从别处知道，向警予、蔡和森、蔡畅以及他们的母亲葛健豪也是乘此轮来法国的。由此可以想见，尹宽在轮船上就已认识了蔡和森。 在圣日耳曼中学里，福建班学生和外省班学生，畛域分明，首先是语言隔阂。福建学生每人能说普通话，但一般都说不好，少数人说得好的，究竟不如说方言畅快。语言不便使福建学生同外省学生发生隔阂，在福建学生中也发生了漳州话和客家话之间的隔阂，因此又发生地域隔阂。旧漳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漳州话，旧汀州府属县的学生说的是客家话。两府学生时常争吵，以至于打架，有一次还请张继来学生中间做调解工作。我在反感之中也受到了教育。开始，我也难免有地方主义，但受了教育后很快就从地方主义发展为汀漳一家的思想，福建一家的思想，全国一家的思想，以至于全世界一家的思想。 但比语言更重要的是文化程度的差异，福建学生是落后的。福建学生也经过了五四运动，但汀漳二府的五四运动简单是抵制日货的运动，而不是新文化运动。外省学生大多数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还是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那一场大规模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例如尹宽就是芜湖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对于他们说来，抵制日货和新文化运动是分不开的。他们一面组织学生出去检查日货，同以当地商会为组织的资本家阶级面对面斗争，一面手不离《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出版的杂志。他们互相争论「文言和白话」、「三纲五常」和「赛先生德先生」，甚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问题。汀漳二府的学生不知道这些问题，即使知道一点对之也没有兴趣。他们爱说的是如何发财，如何物质享乐，如何个人奋斗，成名成家；他们向往的是南洋群岛，是华侨生活，充其量也是资本主义。他们动不动就开口相骂，甚至挥拳相打。他们对于外省学生含有敌意，称之为「外江人」。外省学生很快就感觉到这些福建人「野蛮」。有个湖南人明白说出这个感想，于是一部分福建人就准备去「问罪」，即是要打这个湖南学生，结果没有打起来。 我在这一批同乡中没有谈话的对象。他们感兴趣的话，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话，他们不感兴趣。有时与外省人交话几句我倒发现有许多同感兴趣的问题可谈。至少，我可以向外省人借书看。福建学生的行箧中没有一本《新青年》等的新文化杂志，没有一本北京大学出版的新书，这也是福建学生落后的证据。反之，外省学生则有很多这类的书刊。我的第一本《新青年》就是在轮船上向一个外省学生借来的。确切点说是一个福建学生向外省学生借来看，看不下去，然后我拿起来看。这本《新青年》登载了一个叫做陈独秀的人写的一篇非圣无法的文章，最后用「不塞不行，不止不流」二句话来反对孔子。（按：这篇文章题为《宪法与孔庄》，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三期）当日，我写日记时长篇大论大骂陈独秀。可是从此我有了瘾，借了更多的《新青年》以及其它的新文化杂志来看，外省学生来到圣日耳曼中学后我就向他们借这类书刊来看。我早已不骂陈独秀了。 自明团 外省学生中有几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们并不骂福建学生野蛮，而是像中古时代的基督教徒一般要感化野蛮人。他们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收效甚微。我这个爱借新书看的人特别引起他们注意。贵州学生汪颂鲁特别喜欢帮助我向别人借书，喜欢同我谈话、讨论问题。他在我背后替我宣传，引得更多的外省人同我谈话。自然不可以把我上面说的话绝对化了，好像三十几个福建学生中只有我一个人同外省学生有思想上的接触。另有一个或二个福建学生也有些接触，不过性质上多少有点不同。他们是为了「交朋友」，我则是为了求知识。 一天汪颂鲁带我到学校内一个偏僻课堂的门口去。课堂内没有人，门是锁着的，门前走廊上站着一个高而瘦的人。面孔像煮熟的螃蟹壳。汪颂鲁作了介绍，说这人名尹宽，我听了不觉暗笑，叫作「尹长」不是更适合些么？这个人未等寒喧，立即向我作了一篇演说。内容，我自然忘记了。从此以后，我们三人常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为了不致引起别人惊怪，我们往往到校外圣日耳曼森林内的空地石凳上去谈话。渐渐地我们决定成立一个团体来研究学问。讨论名称时，我建议叫做「自明团」，他们二人立即接受了。 为什么叫做「自明团」呢？因为当时《新青年》发表了张崧年一篇文章，介绍以罗曼罗兰为首有名的知识分子发表的一篇《精神独立宣言》。张崧年给每个签字的人作了简单的介绍，对于不久之后获得龚古尔文学奖金的巴比塞，除介绍他本人外，还说他组织了一个团，叫做「光明团」。我不知怎样在巴黎一条小街道上寻找到了光明团出的刊物《光明》的地址，订了一份《光明》。那地址是一个小书店，卖革命书刊的。我的法文学得比他们二人好，常常告诉他们以革命书刊的内容。汪颂鲁说：「你这个名称取得好，要向别人说道理，自己先要懂得这道理。」我们的计划是以三人为核心先组织起来，然后争取别人加入的。可是，没有增加一个人，最后连团体本身也无形消灭了。 团体成立不久，暑假到了。外省学生全部离开学校，福建学生大部分离开学校，只有少数人没有离开，我是其中之一。 人分散了，但「自明团」没有解散。我们决定以通信来联系。暑假分手以前，在讨论问题中，我和尹宽二人之间就常有争论。分手以后我们用通信来争论，争论的是宗教问题。当时接受新文化的青年都是反对宗教的，但出人意外的是尹宽赞成宗教。他赞成的不是某一具体的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之类，而是宗教精神。他认为必须有宗教徒那种百折不回、甘愿为信仰而忍受牺牲的精神。没有这个精神便甚么事情也做不成功。他举一个例说，有些勤工俭学生写回家信，信封上要写「大中华民国」，这个「大」字就是宗教精神。可见，他所谓「宗教」，意义是很广泛的。后来争论就演变为理智和感情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主张感情应服从理智，他则相反。我们反复辩难，来往的信都写得很长，双方的信，我都保存下来，连同汪颂鲁的调和的短信。争论自然没有结果，但不记得怎样没有继续下去。一九二一年，我住在墨兰，认识了曾琦，谈得颇投机。他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我虽未参加，但拿我和尹宽关于宗教问题的来往信给曾琦看了。曾琦说《少年中国》准备出反对宗教的专号，他要拿这几封信去发表，我征求尹宽同意，尹宽反对，理由是：「不成熟的」。这些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但以后遗失了，不记得何时遗失及怎样遗失的。 当时我们的思想确实是不成熟的。我们三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新青年》的水平上，而且是一九一九年《新青年》的水平上，一九二○年的《新青年》已经谈社会主义了，但我们没有跟上去。 一九二○年十二月下半月，我终于离开了圣日耳曼中学而住到墨兰来。当时，汪颂鲁住在巴黎，尹宽住在墨兰。巴黎生活费太贵，房租就出不起；墨兰是外省小城市，适合于我的经济条件。 法国有二个外省小城，读音相近，都有中学，都收中国学生补习法文。一个叫Melun，一个叫Moulins。二者读音，法国人是容易分别的，但其中第二音节中国人很难分别，前者一般译为墨兰，后者一般译为慕兰，也有其它的译名。墨兰是「塞纳-马恩省与曼因」县（有人译为「省」，其实面积只有中国一县大）的县城。后者是「阿里耶」县的县城。二县都在法国中部，前者偏北，后者偏南。我搬去的是墨兰城。在巴黎东南四十公里，塞纳-马恩省河岸上，巴黎至马赛的铁路经过市外，人口不足二万。中学有几十个中国学生补习法文，市内也有不少中国人赁屋居住，自炊自濯，自己学习。我是来此自学的。在圣日耳曼，不能过这种生活，因为房租太贵。在墨兰，除租赁人家余屋之外，还可以住小公寓，房间简陋，但租金便宜。我住的就是小公寓，可以向公寓主人包伙食，但我宁愿自己烧饭。我不是通过尹宽，而是通过一个在墨兰中学补习法文的中国学生预先租好公寓房间的。这个人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过，我忘记是谁，可能是四川人秦治谷。尹宽住的是人家的余屋，他东奔西跑，不常在家。不久，汪颂鲁也搬到墨兰来。他也租赁人家余屋，虽然比我多付房租，但比巴黎公寓的房租节省得多了。 我们三人之中谁也不再提「自明团」的事情。我们各人思想都有发展以至于分歧。这时恰好爆发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对中国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进行斗争，同时群众内部也发生分化和斗争。法国各地方，有勤工俭学生聚居的，都派代表到巴黎西北近郊的小镇拉加伦哥隆来。那里有个花园洋房的别墅，坐落在盘特街三十九号，是一位法国有钱的老寡妇赠送给中国侨民的。门前挂「华侨协社」牌子，表明是好几个华侨团体公共使用的，事实上是华法教育会一家独用，它处理有关勤工俭学的一切问题。我们同国内通信也在这里转交。屋子三层都作办公室，无工可做又无钱求学的人则住在地窖内；地窖住不下，便在花园草地上搭帆布篷居住。一九二一年初，那里住了不少的人，各地代表到达后便在那里开会。当时群众已形成了两个核心：一个叫做蒙达尔派，另一个很难用简单的名称概括起来，故称为「另一派」。蒙达尔派提的口号是：生存权和求学权——意思是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保障勤工俭学生的生活和求学，即供给勤工俭学生进学校的一切费用。另一派则提出劳动权口号，只要求公使馆和教育会设法让勤工俭学生能进工厂做工。自然还有其它次要的分歧，双方在群众前辩论，而且写成文字，胶印多份散发。辩论发展为谩骂和诬蔑。另一派骂蒙达尔派为「寄生虫」，为逃避自食其力的劳动，而要求上层社会的豢养；他们根本反对蒙达尔派号召的二月二十八日去巴黎巴比伦街中国公使馆请愿，以为请愿是可耻的。蒙达尔派则说另一派受了公使陈箓收买，破坏群众运动。到了二月二十八日，只有蒙达尔派的群众来巴黎请愿，大闹公使馆，结果被法国警察冲散了。另一派则不参加这个「二八运动」。我自己当然置身于这个运动之外，因为我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半官费生」，因此我一向误记为另一派也参加了「二八运动」。近年看到了李隆郅于这个事件的回忆，才知道另一派并未参加这个运动。李隆郅的回忆文章说：「二八事件包围大使馆，我们没有参加。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箓的收买，因此对于这个事件不积极参加。其实，我和世炎虽不同意这个行动，但对中国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学生的行为表示愤慨。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便明确表示：（一）坚决反对公使馆勾结法国警察殴打中国学生。（二）应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勤工俭学学会。」这话是可信的，另一派确实没有参加二八运动，我以为他们也参加了，是出于误记。李隆郅回忆文章中其它部分的话，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则不是完全可信的，例如文章有意冲淡了两派之间激烈的对立和斗争的事实。我虽置身事外，但知道了和记得了这些事实。我的两个朋友恰好分属于两派：尹宽站在蒙达尔派方面，而汪颂鲁站在另一派方面。他们各自向我说本派的好话而丑诋敌派，我由此知道了双方的主张及其遗闻轶事。有时，尹宽和汪颂鲁在我家中见面也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我对他们每个人都是好的，他们各人对我也是好的，但他们中间已经丧失友谊了，见面时候点点头，内心互相鄙视。但也不在我面对说对方的坏话。 我置身于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之外，把运动消息当作与己无关的社会新闻。也不去判断两派争论谁是谁非。我不想去认识两派中的活动人物，但通过尹宽和汪颂鲁，双方都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虽然并不重视我这个人。有一天，李隆郅来墨兰看一个甚么人（不是汪颂鲁），不知怎样到我的小公寓来，推开我的房门，说他叫李隆郅，顺便来认识一下。我知道这个人，正要招待他坐下来谈谈，他不坐，说有事情就要走，改日再来谈，从此直至三年之后我才在上海同他见了面。那时他已改名李成了，次年再改名李立三。 我那时还在准备考大学，自修法文、数学及其它科学，同时通过《人道报》和《光明》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书刊去关心当前的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我试译《光明》杂志上一篇法郎士的文章，投寄《东方杂志》，居然发表出来了，并寄来稿费。这是我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可是直至今天六十二年之后我尚未看过这一期《东方杂志》。 汪颂鲁约我合译一本法文书，我选定了当时新出的一本《文学入门》，是法兰西学院一位有名的院士爱弥．法格（EmileFaquet）着的。一面译，一面写信给胡适，问他要不要这本译稿。当时胡适主编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很快收到胡适寄来的明信片（也可能是商务印书馆某个职员用胡适的名义写的）。嘱寄去看看。我们译好便寄去了，从此没有下文。这几个月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我的法文知识。也给了我以许多有关世界文学发展的知识，书未出版，领不到稿费，我也不在乎。在翻译的过程中，汪颂鲁把关于波兰文学的一章单独抄出，寄给《学艺》杂志，也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个编辑是汪颂鲁的朋友却发表了，译者用汪颂鲁、郑超麟之名。我在甚么刊物的广告上看见目录，但至今也未看到这期杂志，更未得到稿费。奇怪的是我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目中看到了一本《文学入门》（或类此的书名），也是法格着的，但系另一个人翻译的。是否商务印书馆收到我们的译稿后，认为书是好的，但翻译不好（翻译当然不会好，因为我当时只学了一年多的法文），找另一个人重翻出版呢？我对于此事如此没有兴趣，以致于懒得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工学世界社 尹宽当时就不赞成我做翻译工作，也不赞成我读《光明》杂志。一天，他拿一本法文的《共产党宣言》给我，要我看。他说：「这本书，有学问的人看了，不见得欣赏，工人看了，则每句话都说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立刻就会接受的。」我早知道这本有名的著作，但自己是不会去买来看的。尹宽给我的是一本字体很小，纸张很薄的书，法国共产党人印出来向群众宣传的。我拿到了尹宽介绍的书，自然要看下去，同时知道这是蒙达尔派拿给尹宽看的书，尹宽对我说的那几句话也一定是蒙达尔派拿书给他时对他说的话，我看了《共产党宣言》，随后又看了尹宽拿来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了这二本法文小册子，我增加了不少的知识。更多知道「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的内容。如此而已，我自己未曾在工厂做工，周围的朋友也没有在工厂做过工的人，我仅仅把各派社会主义当作学说，社会主义著作上的话都未能说到我的切身利益，我是在「探索真理」，在各种学说中探索我所认为的「真理」，但尹宽以及他背后的蒙达尔派显然已经把「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奉为唯一真理了。 尹宽和汪颂鲁确实是二个不同类型的人。一年前，在圣日耳曼中学，我们三人的思想根本是一致的，即都是「新青年派」，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等等。一年以后，我们已经不能满足于这种思想了，我们都在探索，尹宽受了蒙达尔派的影响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我是在探索；汪颂鲁也在探索，但不久就落后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三人思想进程不同，明显是受家庭出身和社会经历所决定的。这里，我说的不是一般的规律，而是就尹宽、汪颂鲁、郑超麟三个人的具体经历来说。 尹宽喜欢说自己的家庭出身，并非同我熟悉之后才同我说，而是一认识我就同我说了，似乎第一次见面，在圣日耳曼中学课堂门口的走廊上他站着向我发表长篇演说之时就告诉我他的家庭出身。他说，他的父亲是农民。家里很穷，他少时就在田里劳动，也在私塾读书。私塾先生看见他很聪明，很会读书，可以造就为人才，于是有意培养他，物质上支持他（我想，当然不是先生自己拿钱培养他，因「十个先生九个穷」），送他进新式学校，最后送他到芜湖进农业中学。五四运动中，他在芜湖成了学生群众的一个领袖。 我欣赏尹宽是桐城人，我交了一个桐城人朋友，因为我在中学学的是桐城派古文，读的是桐城人姚鼐选的《古文辞类篡》。那时人家说桐城人出门只说自己是桐城人就够了，不必说安徽省桐城人，安庆府首县是怀宁，但与桐城并举时人家不说「怀桐」而说「桐怀」等等。《新青年》虽然骂「桐城谬种」，我虽然不再作桐城派古文，但余威还在，对于桐城的向往尚未泯灭。反之，我却不欣赏尹宽的农民家庭出身。我是世代地主家庭出身的，从我上朔五代都是有文化的地主，到我父亲一代成为破产的地主，但我还是看不起家乡农家出身的读书子弟，这种人各地方都有。我这个感想总是放在心里，后来没有说出来的。事实上，我很佩服尹宽。他读的书也许没有我多，但比我从书中得到更多更大的益处。他没有书呆子气，能办事，能辩论，能指挥群众，能演说，而在群众面前说话时又能随机应变。这些，我是自叹不如的。自然，他的优点之中也包含了缺点。 他是五四芜湖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很活跃。在五四运动中，安徽各城市的学生没有芜湖闹得凶，省会安庆学生运动也不如芜湖。高语罕、恽代英都曾在芜湖教书，恽代英在宣城教书，但常来芜湖讲演，自然发生了作用，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尹宽怎样活动，我今天已经说不出来了。他也许根本没有同我说起，可能说了但我忘记。我是从其它安徽学生知道一点尹宽的作用的。我身边有一本安徽省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一九八○年第一辑（总第二辑），其中几篇文章记载芜湖的五四学生运动，可是翻遍这些文章只发现一处提到尹宽，即在介绍李慰农烈士时提到李慰农「后与尹宽（硕夫）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在记载芜湖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时都把尹宽姓名抹掉了。例如，《芜湖学生运动记略》一文内记载「二农」（全文是「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风潮开除五个学生时只记何其巩、王思、马寅寿三个姓名，另二个姓名就不记了。 我自然不能补叙尹宽在芜湖这一段生活，我想后人可能找到史料。我只说，在法国，安徽学生都是把尹宽看作领导人而表示敬意的，但又都在背后骂他或说他坏话。唯有李慰农一人始终跟着他走。以后我还有机会说到李慰农。在法国，尹宽还领导全体安徽学生，争取安徽省军阀政权拨款救济本省学生，所以安徽学生的经济情况比四川、湖南学生好些。 上面提到二农被开除的学生何其巩。此人，三十年代中期做了国民党政权的北平市长，不是蒋介石嫡系，而是宋哲元委任的。尹宽在芜湖同他关系很好，第二次被捕时写信向他求援，他也出了力，以致尹宽此次没有判刑而从南京卫戍司令部解去反省院。这与其它政治犯经过自首而解反省院的，是不同的。 尹宽怎样参加了蒙达尔派的呢？蒙达尔派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一个安徽人怎样会加入其中呢？以前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夏天，我同他一道由上海第一看守所解去提蓝桥大监狱，关在一个囚室，谈话间想起了这个问题，提出来问他。他告诉了我如下的情节。 他同蒙达尔派早有来往了，但思想尚未一致。蒙达尔派很看重他这个人，蔡和森特意派欧阳泽（字玉生）从蒙达尔到墨兰来，住在尹宽家中，天天同尹宽讨论问题，最后说服了尹宽。这就是说，尹宽由此从复杂的混乱的思想走到马克思主义来。 经他一说。我想起了一九二一年我搬到墨兰那个小公寓自炊自学时几次在尹宽家中看见一个湖南青年，叫做欧阳玉生的，介绍之后他也同我谈思想问题，谈人生观。谈一般的哲学。至今我还保留着如下的印象：这个人很有学问。当时，我对于哲学发生了兴趣，找中国杂志来看，同时也找法文书来看。我在中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笛卡儿；我在法文书中看到一个有名的法国哲学家叫做Descartes。我如此幼稚，竟不知道把这二个人名联系起来。欧阳玉生同我谈笛卡儿，我知道，我也能够同他谈，可是一次他说了笛卡儿。接着就用法文注释「德斯卡特斯」，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笛卡儿就是Descartes。欧阳玉生同我一样读错了法国字。Descartes不应当读为「德斯卡特斯」，正应当读为笛卡儿或德卡尔。但由此我承认欧阳玉生知道得比我多。 最近看到新发表的《贺果日记》，我还可以确定欧阳玉生到墨兰来去的具体日期。贺果日记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二期。由此可以看到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工学世界社」在蒙达尔开大会（第一次大会），贺果从商巴尼（Champagne）来蒙达尔，会毕，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回去。这日的日记说：「上午八时偕寿圃，富春回商巴尼；同车者有特夫，兼士往巴黎转郎西去；有欧阳君玉生往木兰去。……」木兰即墨兰。这就是说：欧阳玉生是工学世界社大会后决定派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的。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说：「早五时十八分附车赴巴里，与驻巴代表谈话一切。商及直接行动办法。下午偕尹君赴木兰，晚宿尹君寓所。」巴里即巴黎。这就是说：尹宽也参加了「二八运动」，也是一个领导人，事前五日亲自去巴黎，同蒙达尔派的人商议行动计划，当日便同贺果回墨兰，留贺果住在自己家里。贺果来墨兰是有作用的。二月二十四日日记说：「上午木兰公学同学会商，结果赞成直接行动，签名的十二人。下午偕欧阳君来商巴尼。和笙已自蒙达尼归。晚印公启五十份，明早即发」，和笙就是利瓦伊汉。他当时也住在商巴尼。那次，商巴尼的学生派贺果去巴黎，派利瓦伊汉去蒙达尔，派另一个人去枫丹白露。贺果由巴黎再到墨兰去动员。更重要的是由此知道，欧阳玉生做尹宽工作已经成功了，二月二十四日离开墨兰回商巴尼去。欧阳玉生在墨兰共住了五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尹宽无疑去参加了包围公使馆这个直接行动。 发生这一切时，我都住在墨兰，但事后才知道这个运动。尹宽事前毫未告诉我。这是难怪的，因为当时我还不是勤工俭学生，此外我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尹宽给我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看，当是二八运动以后的事情。 提到欧阳玉生，尹宽在上海市监狱内还告诉我一件事情。欧阳玉生是蔡畅第一个爱人，这我知道。尹宽告诉我，这人生了肺结核病，在甚么地方租了房子养病，蔡畅特意从蒙达尔住到那里去，服侍他。帮他烧饭，洗衣服。两人是自由恋爱的，但「蔡伯母」不赞成。「蔡伯母」看中了李富春。里昂大学事件中，欧阳泽同蔡和森一起被遗送回国了，两人的关系从此断绝。（也可能遣送前就已断绝了的。）蔡畅留在法国，同李富春住在一起，没有同她的母亲和嫂嫂一起回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这两夫妇参加。我记得李富春出席了第二次大会，但我未见过蔡畅，他们转来苏联时，我已回国了。我未回国前，莫斯科东方大学收到了欧阳玉生从湖南寄来一本日记。用毛笔在十行纸上写的，给蔡畅，此时蔡畅尚未到莫斯科。我们都拿来看了，我从头看到底。日记大多数是思念蔡畅的话。第一篇讨论的是「人死观」的问题。那时他的肺病已经很重了。我由此联想到他在墨兰同我说「人生观」问题。贺果一九二一年四月廿五日日记说：「下午因为欧阳玉生的人生问题特开谈话会。会场在森林中，欧阳谓「人生的究竟怎样，谁也不能解答，所以人生是无意义的。凡人的行动都是无意义的。……」经数人数小时的讨论，归结到人生等于凡生物之生存，所以是形而上学的空想，必须提开，专注重既生以后的生的方法。以为人的意义就在于「生」，所以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由此可见，欧阳玉生到处拉人谈「人生观」问题，至死还纠缠在人生观问题上。五四运动时期的青年都要纠缠这个问题。但二十年代，我们已经抛开这个问题了，正如贺果说的「必须提开」，可是欧阳玉生提不开。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够说服尹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 欧阳玉生这本寄给蔡畅的日记，不知下落如何？也许这人看看，那人看看之后就遗失了，蔡畅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后可能没有看到。我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会见蔡畅时曾向她提起这本日记，她只是淡淡一笑，不说自己看到了，也不说自己不知道此事。欧阳玉生显然寄出日记之后不久就死了。 参加工学世界社，是尹宽生平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一般的民主思想转到马克思主义，这里不能不多说几句。 我一向认为工学世界社就是蔡和森领导的一个组织，服从蔡和森的一切指挥的。近年看见一些史料才知道事情没有我设想的那么简单。蔡和森领导的，只是总部设在长沙的「新民学会」旅法会员的组织。在湖南，蔡和森是仅次于毛泽东的新民学会领袖，两人思想状态不相上下，蔡和森率领一部分会员来保定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期间，思想进步了，走到马克思主义。据说。他刚刚学了几天法文，便依靠字典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带了妹妹和母亲一起来到法国，始终住在蒙达尔，似乎未曾离开那里的中学。向警予住在那里的女子中学。法国的中学是男女分开的。向警予在蔡和森思想影响之下不久也走到马克思主义来了。他们二人结婚时发表了一个《向上同盟》的宣言。蔡和森在蒙达尔中学更加蛮读蛮译法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人道报》以及有关俄国革命的书。他学习、谈话、工作，至于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人说，他脸也不洗，衣服也不换，「囚首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这话自然是夸大了的。后来，我在上海碰到蔡和森，同他夫妇相处几个月，发现他虽不修边幅，却没有传闻的那种地步。不仅在新民学会的旅法会员中间而且在全体勤工俭学生中间，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遥遥领先的。 工学世界社不过是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中一部分人的组织，是以利瓦伊汉为领袖的。这些人仍旧是新民学会会员，仍旧受国内毛泽东，国外蔡和森的领导。他们组织这个新团体，不是要代替新民学会，只是为了联络感情，为了互相帮助，如交换书报，储蓄救济之类。成员不限于新民学会会员，更不限于湖南籍学生。用现在的话说，那不过是新民学会的一个「外围团体」。一九二○年七月间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蒙达尔开大会，工学世界社中属于新民学会的人自然参加，不属于新民学会的人也列席。如此，工学世界社的人可以说都参加了新民学会，但新民学会的人不见得都参加工学世界社。蔡和森本人及其亲近的几个人就未曾参加工学世界社。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大会时，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应邀参加的。蔡和森为甚么不加入工学世界社呢？其原因之一就是反对「工学」二字。蔡和森早已认为「勤工俭学」是不可能的。所以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开第二次大会时就提出改变「工学世界社」名称的问题。贺果日记说，一部分人主张改名，因为原名「名不副实」；另一部分人则注重实际，认为不必改名。双方人数相等，就不改名了。这是表示，此时工学世界社事实上已经抛弃「工学主义」了。 我们外面的人只知道蒙达尔的组织就是工学世界社，不知道有这些曲折。一九二二年六月间我们筹备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时，利瓦伊汉关照我：「如果木棚宿舍有人问你去巴黎做甚么，你就回答说：去参加工学世界社的年会。」尹宽参加的，可见也是工学世界社，而不是新民学会。而且，据我研究，尹宽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间工学世界社第二次年会时才正式参加的。利瓦伊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把尹宽姓名列入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第一次年会出席者之内，恐怕是误记的。事实是第一次年会以后，欧阳玉生才去墨兰做尹宽的思想工作。第二次年会上，据贺果日记有十四个人新加入的，而且在大会上发言，尹宽当在此十四个人之中。但因从二八运动前后起尹宽便同蒙达尔派站在一起了，无论是另一派，无论是群众都把尹宽算入蒙达尔派，而且算入蒙达尔派的头头。 本书初稿写好，我才看到一九八三年八月出版的《芜湖党史资料》第四辑，其中有尹宽一篇回忆文章，关于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的。这是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所记有许多不合事实，但也有许多是可信的，可以补充和证实我这里所说的。 尹宽论蔡和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首先倡导共产主义的是蔡和森。蔡和森这个怪杰，一到法国，就不想进工厂也不肯随班学法文，囚首垢面高谈马克思主义，开口闭口是无产阶级专政，除开会外终日抱着法华新字典找僻静处看书。他还做「特运」工作，把所译的错误百出的《国家与革命》逐段传给别人看。……蔡和森在法国最初所团结的团体，就是『工学世界社』。顾名思义，可以知道这个团体还是受五四运动后『工读互助团』之类泛劳动主义的影响。据说，它的基础还是五四运动时湖南师范里所成立的新民学会，不待说它的成员起初也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以后才卷进我这个忘记省界的安徽人。」（按尹宽也不清楚「工学世界社」和「新民学会」之间曲折的关系。） 尹宽说他怎样被欧阳泽说服走到革命路上去的。「我在来法国的轮船上只认识一个湖南人欧阳泽（又名玉生），并且成为至交。一天，他从蒙达尔公学转来木兰（按即墨兰）找我……他就依靠我过生活，住在一个狭小的搁楼上，每日买面包，煮汤，如是一个多月，谈话间知道，他是受蔡和森和利瓦伊汉等友人委托，特来做说客的。不过，他再三申明，他自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他倾慕尼采的超人主义，当时所研究的是博格森的创化论，他的书包里就夹着一大本博格森创化论原本。但他不向我宣传创化论，只向我宣传蔡和森的革命。他说：未来的革命的领袖不是陈独秀，而是蔡和森。他向我宣传蔡和森如何有能力。他说：他自己将来不愿意参加革命，却愿意从旁赞助。很显然，他把运动当作俗事，而他自己另有高尚的理想。不知怎的，我竟被他说动了，竟被他拉到蒙达尔去见蔡和森，利瓦伊汉，以及工学世界社的一些社员。不知怎的，我后来也就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从此我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我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我开始读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这个《共产党宣言》，解放及经过十多年的「教育改造」，我才弄懂了哩！这是否叫做「人牵着不走，鬼牵着乱跑」呢？我以为不能这样说。当时摆我面前的路很多，也曾有人引我走「正路」，惟独欧阳泽来一说，我就听从了，归根究柢，还不是甚么人走甚么路么？」 我本来听说，蒙达尔派有四个头头：蔡和森、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蔡和森又是头头中的头头，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话。他自己不在群众面前露面，利瓦伊汉、汪泽楷等人向群众说的就是他的话。现在看到一些史料之后才知不然。新民学会会员虽初到法国时思想是复杂而混乱的；无政府主义，其中工学主义，占了上风。蔡和森一人先行一步，学习了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然后把其它会员的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来。这需要一个过程，大抵可以这样说：蒙达尔派夺取勤工俭学群众运动领导权的过程，同时就是蔡和森统一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思想的过程。从贺果日记可以看到蒙达尔派第二个头头利瓦伊汉，思想上同蔡和森距离很远，蔡和森早已克服工学主义了，利瓦伊汉另组织一个团体仍以「工学」为名（「工学励进社」，后改「工学世界社」）；一九二○年年底，工学世界社开第一次年会时，「蔡和森作竟日长篇谈话，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社会大革命，否定无政府主义（认为它是理想的乌托邦主义）」。可是，第二天，利瓦伊汉谈话则「主张无政府主义；从个性出发，主张社会（应）建设在健全分子上面」。利瓦伊汉的无政府主义不知何时才放弃而接受蔡和森的马克思主义。我想经过二八运动之后，到了一九二一年七月下旬开第二次年会时，工学世界社的思想当然得到统一了。 利瓦伊汉在思想转变期间，据尹宽解放前某次闲谈时告诉我说，曾发表一种议论，认为社会的动力是「为己主义」。尹宽说这话当然是为了反对利瓦伊汉。其实，尹宽不知道，这不是利瓦伊汉的发明，而是近代哲学中有一派这样说。为己主义并非自私自利之意，我们古代的杨朱毕竟是百家中的一家，不可废的。此外，当时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存有这种思想的，决非利瓦伊汉一人，上面引的贺果一条日记就说他们讨论欧阳玉生提出的人生观问题时，一致的结论是：「人的意义就在于生，人的一切举动是维持并且增进人的『生』。」这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但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应当说一说蒙达尔派的对立面，另一派的情况，这派一个头头李隆郅写了回忆。他说。他到法国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旅欧周刊》，登载出来了。文章大意是拥护勤工俭学，希望国内贫苦学生更多来法国勤工俭学。而反对当时出现的「勤工俭学不可能」的论调，赵世炎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作者表示同意并要求见面，从此李赵二人结成一个核心，不久吸收了刘伯坚、刘伯庄、陈公培、罗汉、周钦若等共七八人，组成一个「劳动学会」，他们反对「请愿」不参加二八包围公使馆的运动。运动失败后，群众更多拥护他们。他们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学会」，以原来的「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不久，三千多勤工俭学生中的绝大部分便报名参加。」（按这话是夸大的）。「若飞、延年、乔年同志等都参加了。」（按王若飞确实参加了，但陈延年、乔年兄弟曾否参加，还须查考。） 据我所知，组成另一派的勤工俭学生是各省人都有的，不似「蒙达尔派」以湖南人为主体。大体可以说另一派是：四川人，非新民学会系统的湖南人，跟随黄齐生来法国的贵州人，以及一些零星的分子组成的。贵州人在其中活跃的人物，除王若飞之外还有熊志南。黄齐生自己没有参加，他不是勤工俭学生。这一批贵州学生，我找到了踪迹，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从上海坐英国轮船勒苏士号出发的，先到英国，再由英国转来法国。我们有中国乘客的全体名单，共四十人，其中贵州籍十一人，有三人不是黄齐生系统的。属于黄齐生系统的八人，名单如下：黄齐生、汪颂鲁、刘方岳、态铭青、熊瑾、冉蕴明、胡礼同、熊志南。这名单中没有王若飞也没有我知道另几个贵州人，他们大概是另坐一船来法国的，我在汪颂鲁住所看见他的许多同乡，他们在勤工俭学生内部斗争中都是站在另一派方面的。 二八运动失败后，两派各自扩张自己的势力，互相攻击，采取多种多样方式。一九二一年初夏某一天，汪颂鲁来找我，说有几个朋友提议组织一个「通信图书馆」（或「流通图书馆」或别的类此名称，我记不清楚），办法是：参加的人把身边的书开一张目录，然后汇齐印成总目录，发给各人，书名下注明何人所有，何处可借等等。他们邀汪颂鲁参加，并托汪颂鲁邀我参加，参加者可于某日去巴黎西郊散客庐（Saint-Cloud）地方熊志南的寓所开一个成立会。散客庐是巴黎一个名胜地，在丘陵上。有拿破仑离宫，普法战争时被普鲁士人焚毁，美丽的花园还在。我没有去过。熊志南的寓所就设在山坡上，他替一个瓷器厂画瓷坯，每月工资相当多。熊志南曾在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文，我常常见面，但未曾谈过话。我知道，他在勤工俭学生中属于另一派，反对蒙达尔派的，汪颂鲁说，他自己决定参加了，他劝我也去参加。我不愿意卷入斗争漩涡。过去只听尹宽说蒙达尔派，听汪颂鲁说另一派，不置可否；他们二人有时在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我也不作左右袒。但现在，要成立的团体，不过是互相借书看，既不参加行动，也不讨论思想，同这一派人往来也不会有甚么问题，就答应那日到散客庐去了。汪颂鲁也约尹宽一道去，尹宽属于蒙达尔派是人所共知的，汪颂鲁大概是虚邀一声，明知尹宽不会去的。谁知出人意外，尹宽答应去了。 到了约定的一天，我们三个人从墨兰到巴黎去。熊志南热情迎接我们，房里收拾得很干净，案头放着未画完的花瓶瓷坯，窗外阳光灿烂，天气并不热，在那里的人，除熊志南外，我都是初次见面的，有王若飞，有赵世炎，有无名，还有二三个其它的人。有二件事，我的印象最深，至今还不会忘记。一件，在开会前，我们几个人在屋外闲步。赵世炎正在路上同人说话，尹宽走上前去，问道：「你是赵世炎么？」问了二次，可是赵世炎没有回答他，是有意不回答呢，还是没有听到呢？我至今还不能确定。据李隆郅说，他们那一派于二八运动后曾派赵世炎去蒙达尔同蔡和森谈了三天的话。不知此事发生在此以前或在此以后。即令在此以前，蔡和森会见了赵世炎，尹宽也不见得会见了赵世炎。恐怕在二八前后的群众运动中尹宽也没有机会同赵世炎会面。另一件则发生于开会以后，开会，讨论名称、章程、推举办事人，及其它事情，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只记得我自己也发了言，而且同王若飞争论了甚么事情。尹宽一句话没有说，会开完了，他才站起来说：他今天是来旁听的。这话大出我意外，我只记得，会上只无名一个人有反应，好像是用讽剌的口吻回答了一句：「我们知道了。」 无名当时也是翩翩年少，年龄同我差不多，我似乎未曾听汪颂鲁说起他。事后，汪颂鲁才告诉我。无名的父亲是革命党，在辛亥革命或反袁斗争中被杀了，他本人信仰无政府主义，「三无」中有「无家庭」的一项，因此废除原有的姓名，自称「无名」，有时也叫「吴明」。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很多，我听了汪颂鲁的话，也不觉得奇怪。以后几个月，无名在里大运动中也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了。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我们在法国收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出版的机关报《先驱》，看见无名在那上面发表文章。一九二四年秋天，我回国以后，听说。无名已经消极脱离了，留下一则故事供人传说。即说：某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准备召开一次会议，上海不安全，沈玄庐邀请他们去萧山开。会开了，但无名为了杨之华的美貌神魂颠倒。以后就消极，离开上海，不知去向。最近几年，我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一些历史数据，才第一次知道无名，吴明的真姓名叫做陈公培，很早就脱了党，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曾代表十九路军去同江西红军谈判，解放后尚未死，曾留下一些回忆文章，其中也提到我这个人，虽然是道听途说的。 散客庐开会那日，李隆郅没有出场。这个会以及成立的「通信图书馆」，显然是一种活动，藉此发展影响和组织的。团体成立了，我把身边的书抄了一份目录寄去，不久收到全体成员的名单和总书目。成员中有李隆郅，有熊雄、有林祖烈以及其它我知名的人，自然有那日到会的人，尹宽不在内，蒙达尔派都不在内。我也曾向别人借书看，别人也曾向我借书看。这个通信图书馆还是有生命的。可是这生命太短促了。图书馆成立不久，勤工俭学生中的两派就合作发起一个更大的群众运动，即准备占领里昂大学。尹宽积极参加了这个运动，里昂大学运动的经过记载很多，我这里不必多费笔墨。我只说尹宽在这个运动中的作用。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有人去上海公安局第二看守所访问羁押在那里的尹宽。搜集有关赵世炎传记的资料。尹宽自己说：他在那次运动中是参加占领里大校舍的；他同大伙一起被关押在一个兵营内，吴稚晖到法国后，要被押学生推出代表同他谈判，尹宽就是被推举的四个代表之一，他们面对面同吴稚晖辩论；谈判失败后，代表复回兵营；回到门口，里面的学生叫尹宽不要进去，而去巴黎同公使陈箓办交涉；他到巴黎后不久，一百多学生就被驱逐回国了。 尹宽这个叙述，基本上是可信的，虽然细节方面有不合事实之处。被关押的学生确实同吴稚晖当面辩论过，李立三的回忆也这样说，我自己没有参加这个运动，说不清楚这件事情。我当然知道这件事，也记得十月间尹宽在墨兰，我所住的小公寓中，我们一起听到那批学生被驱逐回国的消息——不是在我的房间听到的，也不是在尹宽的房间听到的，当时我和尹宽都在小公寓三楼一个大房间内，那里住的也是一个安徽学生，忘其姓名，英文很好。他主张打电报去里昂或巴黎证实这个消息。电报简单写「Expulsion?」尹宽并未接受这个建议。不知道为甚么。我如此清楚记得这个细节，这个细节和尹宽的回忆并不矛盾。可以设想，尹宽从里昂回到巴黎，看见无事可做，便回墨兰来了，在墨兰听到了驱逐回国的消息，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十个人留守巴黎，做后援的工作。据今人考证，此十人中有利瓦伊汉、汪泽偕、萧子暲、王若飞、方敦元等，赵世炎、尹宽二人则是从里昂兵营内逃出来的。 里大运动当时算是失败，群众纷纷反对领导的人。这些未被驱逐回国的人特别引起群众的反对，当面骂他们，甚至要打他们。这是任何群众运动经过失败后必然要发生的现象。一切集会，研究等工作都停止了，无法进行了。我参加的那个「通信图书馆」也是如此无形消灭。但对我说来，这个组织并非无疾而终的。里大运动失败后，一天，我在墨兰接到「图书馆」办事人熊志南来信，向我借《老子》、《庄子》、《列子》三部古书，我寄给他，熊志南向我借这三部古书已经是奇怪的了，但他写给我的信更加令人惊异，他接连给我几封信，简直是把我当作知已，向我倾诉心中的苦闷，他不知道哪里来这些苦闷！他的世界是空虚的，他的前途是渺茫的，他要在道家思想中寻找依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信，我能够回答他甚么呢？我正在从出世走向入世，而熊志南此时则从入世走向出世！当时外面传说，我是易卜生主义者，我主张极端的个人主义。我自己却不知道是甚么主义！熊志南大概希望我能够在他的绝望之中拉他一把，我没有这个力量。以后，过了几个月，我听汪颂鲁说，熊志南死了，他去法国北方县做工，爱了一个法国姑娘，相约在一个甚么咖啡馆举行「裸体结婚」。届时，姑娘没有来，他于是发了疯，闹了笑话，不久就死去了。以后，我去华侨协社，在转信处窗口看见里面一大堆书，其中有我的《老子》、《庄子》、《列子》。我没有向转信人讨回这些书。 事隔六十多年，我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这件事，我一向以为是偶然的个人的事件，不值得去寻根究柢；此次为记尹宽事顺带回忆起来，忽然想起熊志南的发疯可能与里大运动的失败有关系。我也曾问过王若飞和赵世炎关于熊志南的事情，他们二人都不愿回答。现在想起来，他们二人可能有理由不愿回答熊志南的事情。今天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只好依靠想象试作一个解释。 没有根据断定熊志南参加了里大运动。即使他没有参加，但运动的失败一定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是一个画家，艺术家；同他几次接触之后，我发现他的心灵是很脆弱的，多愁善感。运动失败了，代表北京政府的陈箓公使首先成了仇恨的对象；其次，吴稚晖以及一切提倡勤工俭学的人也成了仇恨的对象，至少被人看作「骗子」；但这还不会使熊志南发疯。我猜想他还反对运动的领导人，反对自己一派的赵世炎和王若飞。不仅反对他们无能，而且怀疑甚至肯定他们「叛卖」。这是一切群众运动遭受失败之后，领导人的命运。熊志南也同普通群众一般，在失败之下不去反对敌人的残暴和狡诈，而去反对自己的领导人。所有残留下来的领导人当时都遭受这个命运，赵世炎被迫要去自杀；汪泽楷在少年共产党中取的化名叫做「裸体」，意为自己是清白无疵的。我当时接触的群众很少，不知道群众对于这些领导人提出了甚么奇奇怪怪的控告。正因为我不参加运动，不是领导人，不属于那一派，熊志南才把心里的怨恨和苦闷向我倾诉的。以上所说，纯属臆测，没有根据。 从英国轮船勒苏士号中国乘客的名单中，我发现了熊志南名下填：贵州人，二十一岁，去英国，天津南开学校出身。《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书中还登载了熊志南一个长篇记事，从七卷《学生杂志》第二、第六、第七号转载来的。署名「贵州留学团熊志南」。记事文从上海登船以前写起，到法国安置下来为止，文内最后部分，说起他到伦敦以后如何改变计划转到法国来的。 熊志南与尹宽无关，整个「通信图书馆」也与尹宽无关，我这里写得那么多，只因图书馆成立大会时尹宽曾去「旁听」，又因许多回忆文章中唯有尹宽提到这个图书馆。尹宽在上海市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回答访问者说：另一派「当时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以后又搞了一个劳动学会」。事实上是劳动学会在先，图书馆在后，又尹宽记得名称是「流动图书馆」，可能他记得对。[1] 初稿写完后，我才细看赵世炎在法国写的几封信，发现有二处提到熊志南。他致周太玄的信中说：「我们现在成为众矢之的，实在太苦，但只好仍努力。勤会成立后就好办了（至少一百人），我们也才可以自问，否则精神痛苦受不住。像熊志南，已经算是『弱了一个』」。信后记的日期是「24」，未记年月。一九二一年是不错的：发自克鲁邹也是可信的。五月不见得准确，似是六月或七月[2]。由此信可以知道，熊志南所以「弱了一个」是由于「精神痛苦受不住」，而精神痛苦是由于他们那一派在二八运动后「成为众矢之的」。我上面说熊志南发疯在里大运动以后，由此看来他倾向消极在里大运动以前，可能经受里大失败打击之后才完全发疯。 赵世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十日致无名信说：「熊自难艺术家早已经疯了，始拘于比国，现移在里尔狱里，我们百法挽救无效。」可见，熊志南不仅发疯，而且因疯犯了法，先被比利时警察拘捕，后移交法国，关在里尔（北方县首城）监狱中，最后死于狱中。 里大运动并未表明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之间思想已趋于统一。两派之间不过是联合行动而已。思想上并未统一。运动失败以后，两派仍旧分开，各干各的。蒙达尔派残存的人仍旧回到蒙达尔，利瓦伊汉成为这一派最高领导人，他此时大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残存的人则分散各地。熊志南发疯了，赵世炎去北方县做苦工，其余的人也都分散，似乎失去了联系。 这里，需要研究一个问题，即：在里大运动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西欧有没有组织？换一句话说。一九二一年七月以前法国是否已有「共产主义小组」存在，只因路远才不能派代表来上海参加建党大会？党史界经常争论这个问题。 当事人张崧年的回忆是不能作准的。据他说，一九二○年八月间，上海、北京两地开始建党；上海有以陈独秀为首的几个人，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他二人；他十一月间乘船去法国，应聘作未来的里大教授，一九二一年初住在巴黎，当时刘清扬和周恩来也在巴黎，他先介绍刘清扬入党，后二人一起介绍周恩来入党。约在一九二一年二、三月间，不久之后，赵世炎和陈公培也来法国，于是原来三个党员连同新来二个党员共五人成立一个小组。张崧年说：「留法勤工俭学生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我们没有以小组的名义领导活动，小组同这三次斗争没有关系。」（以上张崧年的话出于他的二篇访问记：《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和《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 张崧年这二篇访问记有许多失实之处，关于中共旅欧的组织的成立，其时间和人数，也是不可全信的。我查出了：赵世炎是一九二○年五月九日离上海，六月十五日抵马赛的，陈公培是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离上海八月四日抵马赛的（按赵陈二人离上海时陈独秀尚未在上海建党），周恩来是同年十一月七日离上海十二月十三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和刘清扬二人是十一月二十四日离上海十二月二十七日抵马赛的。张崧年到法国后即介绍刘清扬入党。二三月间二人再介绍周恩来入党，不久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了便同他们三人结成一个「小组」，于是在一九二一年上半年即中共一大以前就成立了「巴黎小组」，——就时间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但论当时的斗争情况，一九二一年上半年，甚至里大运动以前，看不出有共产党小组存在的迹象。我认为「小组」正式成立，至少赵世炎同「小组」发生联系，是里大运动失败以后的事情。除张崧年老年回忆不可靠之外，我们发现「小组」活动，最早的证据是利瓦伊汉的回忆。他说：「一九二一年底或一九二二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此时，周恩来尚未去柏林，赵世炎尚未去北方县，他们才能约利瓦伊汉从蒙达尔来巴黎会面。赵世炎是一九二一年底去北方县的，可见此次会面是一九二一年底的事，即里大运动失败后一个多月的事。从此以后「小组」活动的证据就多起来了。我们有周恩来一九二二年三月给「山妹」（邓颖超？）的信，又有赵世炎同年四月给李隆郅和无名的信。惟有这样才能够说明：在一九二一年的「三次斗争」（另一次是反对朱启钤来法借款事）中，「共产党员」赵世炎和陈公培为甚么表现得远逊于非共产党员的蒙达尔派。 我将另作一文，说明我这个意见，不在这里喧宾夺主了。 尹宽参加了里大斗争，侥幸未被关押而驱逐回国。他成了剩余的蒙达尔派的一个头头，似乎住到蒙达尔去了。此时，他和别的头头都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他有理由看不起汪颂鲁，也看不起我。同他比较起来，我当时确实是落后的。我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只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般的地位。我那时还一心只想考进大学，没有疏忽考试的准备。我不需要去工厂做工，因为即使家里没有钱寄来，县公署每年还可以给我三百元官费，在当时法国生活程度之下我仍然可以维持自学的生活的。 可是，一九二一年底，我的如意算盘都打破了，不仅家里没有钱寄来，连三百元官费也被父亲领来作为家用。地主家庭破产到了这种地步！听说，我的三伯父为此同我的父亲大闹一场，但有甚么办法呢？一家人饿死何如一个人饿死？三伯父大概以为我就要葬身异域的。 这个时候汪颂鲁也陷于与我相同的命运。我们身边的钱都剩下不多了。里昂大学从国内招来的学生中有三个是汪颂鲁的同乡、朋友。汪颂鲁同他们取得了联系。当时出现一种传说，里昂大学准备通过考试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学生，而且学膳宿等费用可以拖欠，候国内寄钱来偿还的。汪颂鲁和我于是从墨兰迁居里昂，交涉这件事情。二个福建学生同我们一起迁去，他们身边剩下更多的钱。 谁知这传说不符合事实。确实有几个勤工俭学生进里大上课的，但那是「走后门」进去的，我们没有后门可走。我们在学校院子内看到了校长吴稚晖正在同学生聊天，于是走上去向他提出要求。他说了几句风趣的话拒绝了。我们进退两难。一天，汪颂鲁提议：找褚民谊去！我和二个福建同乡跟着他去。我们以为是去交涉入学事情的。但见面时，汪颂鲁直接叫褚民谊负责我们几个人的生活，即叫他拿出钱来给我们。这话大出我们意外。我们三个福建学生站在旁边一声不响。汪颂鲁和褚民谊吵起来，双方拍桌子大骂。学校办事的人出来劝解，把褚民谊从会客室拉进办公室了，汪颂鲁才同我们回去。这事情近于无赖，我们都不满意汪颂鲁，尤其不满意他事先不同我们商量。 我和尹宽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尹宽社会经验比我丰富得多，但仍是一派学生腔。汪颂鲁则像一个政客。他未曾告诉我，出了校门以后做了甚么事情，但我知道他交游甚广，认识许多贵州籍的学者，例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艺》，编辑部就有他的熟人，他把我们二人合译的一章文学史寄去，居然登载出来了。他曾告诉我，他看见几个做官的朋友显赫一时不久就没落了，几个研究学问的朋友始终有名。结论是做官不好，做学者好。一九二○年暑假后，他从圣日耳曼迁去巴黎，在孔德派办的一个甚么自由讲座听讲，同时也结交了几个中国名人。在墨兰时，一个星期天，他约我去巴黎卢森堡公园同一个叫做谢寿康的留学生会面，谈了社会主义问题。在里昂时，一天我同他在街上走路，他同对面来的一个中年中国人打招呼，介绍我说这个人是华林，我当然知道当时很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华林。这天以前几日发生了李鹤龄剌陈箓的事件。汪颂鲁和华林站在街上谈几句关于这个事件的话。总之，汪颂鲁活动的方向是与尹宽不同的。 以上写的这一段里昂生活，尹宽恐怕全不知道，否则他更加有理由轻视汪颂鲁和我为落后分子。 里昂大学进不去，我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家里何时寄钱来没有准信，不能长久依靠向同乡学生借钱过生活。怎么办？此时我第一次考虑进工厂做工的办法，汪颂鲁自己不考虑这个办法，但代我筹划，我们发现蒙达尔郊外的橡胶工厂还能接受中国学生去做工，我们在圣日耳曼中学认识的四川人秦治谷正在那里做工，于是我写信给秦治谷，得到回信后我便一个人带着轻便行李从里昂乘火车去蒙达尔了。 如此结束了我的「俭学」生活而开始我的「勤工」生活，这是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的事。 少年共产党 「于山孙橡胶制品厂」设在蒙达尔郊区，距城约二公里，运河岸边，制造套鞋、跑鞋、自行车轮胎等。工人五六百，大部分是女工，也有童工，男工人则干搬运一类的笨重工作，管理计划一类工作也是男人做的。中国学生，体力较弱，做的是女工的工作，同女工一个车间。有个湖南人，名谭天堑，法语说得好，被厂方提拔为工头，管理中国学生。他原来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的，大概不是新民学会会员。他工资较高，在城里租房子居住，走路来上工。同他一样住在城里的，还有几个人，大部分是蒙达尔派的头头，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孟、汪泽巍；尹宽和王若飞来做工时也住在城里。他们倒不是为了工资更高，图舒服，而住在城里的，而是为了避免群众反对，不敢住到厂方免费供给的木棚宿舍。二十几个人都住在木棚宿舍，我也住在那里。那里不付房租，电费，水费。二个安徽学生，汪同祖和余中揖，脱产给大家烧饭，打扫，照顾财物。每人每日付饭费三佛郎，包含食物和二人工资在内，月底报告帐目。二人照领厂里的计时工资，即每日十佛郎。面包尽吃，早餐一大碗咖啡，午晚两餐都有肉吃，或烧土豆，或烧卷心菜，此外有汤。我自从离开圣日耳曼中学以来，日常伙食没有这样好了。我做的始终是计时制，每日十佛郎，星期日休息，星期六只做半天工。每日劳动十小时，即一小时一个佛郎，帐倒是容易算的。如此，扣去四个星期日和四个星期六下午，我每月净收入为二百四十佛郎。付出九十佛郎伙食费之后还剩下一百五十佛郎可供还债和零用。我没有做衣服，一直穿着香港做的三件头西装和初到法国买的现成大衣，内衣添制是另一回事。 木棚里住的人，四川、安徽二省共占半数以上，湖南人倒不多，其余各省人更少。我只认识一个秦治谷，他在圣日耳曼中学读过书，我在那里认识他，同他说过话，似乎我去墨兰也是请他先租好房间的。他当时的思想也是落后的，他不大清楚我的思想。反之，木棚里倒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却很清楚我的思想。我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来同我接近，同老朋友一般对待我，向我谈社会主义，谈马克思主义，我很诧异，后来才明白他是从尹宽处知道我的。那时尹宽并不在蒙达尔，我不知道在甚么地方。李慰农——这个人就是李慰农——大概得到尹宽的信来注意我的。我渐渐知道他是安徽巢县人，在芜湖读书，同尹宽一起来法国的。三年前我得到一张圣日耳曼中学中国学生的集体照片，发现其中也有李慰农，由此才知道他同尹宽一起在那个中学读了半年书。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别的安徽学生也认识尹宽，但提起时都没有好感。他们对李慰农也没有好感，有些人当面挖苦他，尤其反对他爱谈社会主义。那些四川学生也反对谈社会主义，听到人家谈话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时候，就走开了，或者说「又是社会学！」我同李慰农接近，引起他们注意。 我一到木棚，就发现西南角靠墙的床铺上坐着一个老头子，带着眼镜。留着一部山羊须，戴着大礼帽，穿着燕尾服，没有去工厂做工。秦治谷告诉我，他就是黄齐生。我知道黄齐生，他是汪颂鲁的先生；他带着一批学生从贵州出来在全国游历，去北京、上海等地访问名人，其中有康有为、章炳麟，也有陈独秀；他带着他们去过日本，又带着他们来英国和法国。他自称来欧洲考察教育，并不像徐特立（另一个老头子）那样标榜为来法国勤工俭学的。二八运动以后，里大运动以前，他和湖北人石英出面做调人，奔走于勤工俭学生和华法教育会之间。《旅欧周刊》或勤工俭学生发表的文件记载此事。我想不到在这里遇着他。不知道甚么人安排他住在这个木棚里，在这里吃饭，不交伙食费，有时我们上工去，他帮助打扫，蒙达尔派头头没有一个人同他接触。 黄齐生自然不知道我的底细。他看见新来一个青年人，便同我谈话，掂掂斤两，中外古今无所不谈。似乎当时别的人都不愿同他谈话了。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不消几日他就摸清我的底细了，于是像老师对待学生那样关心我。他的思想还停滞在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阶段，对我不会有甚么帮助。 我当时尚未放弃考进大学的计划，尚以为来此做工是暂时的，一旦家里寄钱来又可恢复自学的生活。每日做了十小时工以后，我还有精力和时间读书到九点或十点以后上床睡觉。我还携带一本法文的解析几何，每日学习一点，以后才丢开了。 晚饭后至睡觉时间有二小时至三小时可以利用。此时木棚里很热闹，看书的人很少，甚至没有，大家闲谈、开玩笑、相骂，幸而没有相打的。有个四川小青年，矮矮的，胖胖的，只十八岁，每日这个时候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找人开玩笑。我心里想，这个小青年不学习一点东西，不爱看书，很可惜。似乎我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这个意见。[3] 大概在那个时候新出版一个《工余》杂志，寄到蒙达尔木棚来，大家都可拿来看。过去只有《旅欧周刊》，在都尔的中文印刷厂铅印的，记载旅法侨民的消息，也有言论。那是华法教育会办的，没有人爱看。勤工俭学生有甚么事情就发表宣言、公启，用胶印印几十份散发。胶印很方便：到文具店去买一张胶版纸，一瓶特殊墨水，把文字写在一种特殊纸上，然后把写字的一面覆盖在胶版上，揭开以后留下墨迹，就可以用普通纸头去印了。我在苏联和中国都没有看到胶印。勤工俭学生自己办的油印刊物，《工余》是第一个，我看了一两期，后发现它并不替华法教育会及其它统治者说话，于是投了一篇稿子，随便用一个笔名。不久注销来了，但有许多删节（以后知道是陈延年删节的）。木棚里的人纷纷议论这篇文章，猜想是谁写的。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写的，可是我听到李慰农低声告诉别人：是郑超麟写的。我很惊讶。现在想起来，并不奇怪，因为我同李慰农谈话发过这种议论。究竟甚么议论，用甚么题目，署甚么笔名，我都忘记了。如果有人收藏《工余》，我可能找出这篇文章。 李慰农大概同尹宽一起早已参加了「工学世界社」，但他未去占领里大，未当代表，未出头露角，又不是湖南人，因此那些群众不仇视他。仅仅为了他爱谈社会主义而当面挖苦他。至于住在城里那些头头，以及湖南籍的工学世界社分子当时是不能在木棚居住的。 有一天，天气已经转暖了，李慰农暗中通知我：「明白，星期天下午，有人约你去森林里谈话。」我答应了。工厂近旁有一片小森林，我去那里，会见了李慰农，韩奇和薛世纶。约我们去谈话的，就是薛世纶。我早知道这个人，他是蒙达尔派的第四个头头，在工厂上下工时也有人指给我看。至于韩奇，他也住在木棚，我没有同他谈过话，但秦治谷告诉我：这个人头脑很不简单。 我们在森林里坐下来。薛世纶说了很多话，结论是说：现在有人发起，要组织一个少年共产党，征求我们三个人参加这个组织。李慰农，不用说，是早已知道这件事情，而且早已决定参加了的，但薛世纶还是把他当作征求的对象，同我们两人一样。我考虑了好久，才答应参加，韩奇比我考虑得更长久。如此，决定了我的一生的方向。 组织少年共产党一事，是以张崧年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或其它名称）的决策，我事后就知道了，现在更有文件为证。据李隆郅回忆，一九二一年赵世炎在克鲁邹做工时曾写信给蔡和森建议组织一个「共产主义同盟会」，蔡和森表示同意组织，但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名称；同年五、六月间（按：据贺果日记系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工学世界社」开大会，李隆郅应邀列席，蔡和森提议组织「少年共产党」，但有一部分人坚决反对，李隆郅虽赞成，但因以客人身份列席，不便争论，故未通过。李隆郅这个回忆如果符合事实，那也可见，此时，一九二一年八月以前，张崧年所说有赵世炎和陈公培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小组尚未存在，因为如果已经存在，赵世炎为甚么还要同蒙达尔派一起组织「共产主义同盟会」呢？由此又可见。「少年共产党」虽成立于一九二二年，但名称已提出于一九二一年了，是蔡和森提出的。蔡和森要组织的显然是《人道报》上常见的JeunesseCommuniste而不是PartiCommuniste，即是团而不党。当时蔡和森不见得知道国内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译名。赵世炎、李隆郅等人要组织的，则是党而不是团，或者说他们也许不知道党团的区分。以后，赵世炎同张崧年接了头，建立少年共产党的工作便由旅欧支部担负起来了。支部派周恩来协助赵世炎进行这个工作。他们二人联名写信给住在蒙达尔的利瓦伊汉，不是直接邮寄的，而是托人转交的，约利瓦伊汉来巴黎一个小旅馆商谈建「党」事。时间大概在一九二一年底。以后，赵世炎就去北方县做工了，一面同在柏林的支部密切通信，也同蒙达尔派函商建「党」问题。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他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大约一月以内可以完成）。」信内还透露若干有关筹备的消息：蒙达尔派主张「工学世界社」全体参加，并「以去就争」；旅欧支部则主张个人参加；人数估计为法国约二十人，比国七、八人，德国六、七人，但若「工学世界社」坚持原意，人数就不能前定。信中提到蒙达尔派头头只说利瓦伊汉和薛世纶。但四月三十日给无名的信则说：「工学世界社世纶，硕夫等欲等该社开会要求全社加入且以去就力争。我不赞成。」硕夫就是尹宽。可证此时尹宽是工学世界社一个重要头头，负责同赵世炎谈判的。赵世炎接着说：「我意即在初步严格取人之意，要求他们取个人行动，现在他们亦承认。」可见，到四月三十日，双方争执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五月一日，赵世炎就离开北方县到巴黎来，以后便完全为建「党」事而奔走了。 薛世纶约我们谈话，大概在五一赵世炎回巴黎以后，至早也在那个争执问题解决了以后。 由赵世炎给无名二信，也可以知道建党事是设在德国的旅欧支部命令和督促赵世炎去做的。信内说：「日前，德国诸友联名——寿康、申府、伯简、恩来、清扬、子暲、披素——给我信，促于五一告成。」又说：「申府给我信最密。我在法国方面事事审慎，故进行很迟，因此常遭他的责备与催促。」这些话，对于那次在法国建立少年共产党的事都是很重要的，对于尹宽的生平也是很重要的。张崧年今天还活着，可是这段生活他几乎忘记干净了。他一九七七年回忆说：「这样，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完全忘记了还有张伯简、谢寿康、萧子暲、熊雄！ 森林谈话之后一个星期日，李慰农带我进城去会见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张增益、汪泽巍。似乎没有看见尹宽，可是次一个星期日尹宽又是在蒙达尔，因为那天我们四个人（利瓦伊汉、尹宽、李慰农和我）一起到巴黎去。赵世炎到里昂车站接我们。我第二次看见他。我们乘地道电车到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去，到广场侧面一条不很热闹的街道RueGodfroy（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一个小旅馆去。那就是赵世炎从北方县迁来巴黎后租住的旅馆。他住在底层，窗子开向一个小院子。我们当日就回蒙达尔去。谈了甚么话，我都忘记了，也忘记了有没有别的中国人同他住在这个旅馆。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后我再去这个小旅馆时，几次都看到情况改变了：楼下的房间是陈延年兄弟居住，赵世炎则搬到二楼上一个房间，尚有其它五六个人也租住这个小旅馆，纷纷扰扰，热闹得很。我没有去别的房间，包含周恩来所住房间在内，因为大家都在楼下陈延年兄弟房间和二楼赵世炎房间会面。 六月十八日开成立大会，蒙达尔同志决定派利瓦伊汉，尹宽和我三人去巴黎出席。当时，决定参加的人在蒙达尔有：汪泽楷、薛世纶、汪泽巍、张增益、李慰农、韩奇、连我们去出席的共九人，我们没有开会，没有选举，得到李慰农通知，十七日我就同李尹二人去巴黎了。各地代表人数和名单，大概是赵世炎、周恩来，连同各地的头头协商决定的，即使不是当面协商，也是通信协商。蒙达尔由利瓦伊汉和尹宽出席，是理所当然的，他们二人本是头头。但为甚么派我去呢？如果要派一个非工学世界社成员，那么韩奇也比我适宜。 我们三人似乎不住在一个旅馆，因为我记得十八日早晨是独自一人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北郊外布洛宜森林（BoisdeBoulogne）某一进口处的。那里我看见许多中国人。一个人上前招呼我，自称任卓宣。我未曾见过，他和我并排走，指着前面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说是周恩来。好像我已经知道周恩来是甚么人。任卓宣住在巴黎，常去赵世炎旅馆，当然见过周恩来，也许知道了周恩来是张崧年派来协助赵世炎建「党」的。我则不知道这个内幕，李慰农不会告诉我，他自己也许不知道。当时六月间，虽非盛暑，我们都不穿大衣了。我看见周恩来穿得整整齐齐，不像在工厂做工的。再走一段路，到一个转折点，任卓宣又指着站在路旁同人说话的一个人说是陈延年。我听说过有个陈延年，是陈独秀的儿子，但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陈独秀的。陈延年倒是同我们一样endimanche，即是一个工人在星期日换一套好衣服上街的。大家来到一个林中空地，各人拿起一把铁折椅，围成圆圈坐下来，赵世炎这年四月二十六日从北方县写信给无名说：「现在开会地址是很难觅。」会址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我们上下午开会，高谈阔论，都无人过问。下午，才有一个老太婆来收椅子租钱，她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呶（指着任卓宣）！他是你们的主席。」 上午的主席是赵世炎，他宣布开会。到会的共十八人，介绍了姓名。我早已记不齐全了。肯定到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利瓦伊汉、王若飞、尹宽、萧朴生、任卓宣、刘伯坚、熊锐、王凌汉、畲立亚、郑超麟。其余六人，想不起来。可能有袁庆云。似乎没有陈乔年。 议事日程，我也想不起来，却记得几次争论。 第一次是关于名称的争论。一致主张用「少年共产党」（干脆五个字，没有戴甚么「旅欧中国」的帽子，那是后来加上的）；惟有周恩来提出异议，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争论的是「党」字和「团」字。周恩来的理由是说：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不能再成立一个共产党；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但以为「少年」二字足够区别了。当时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我们都知道，要建立的就是《人道报》上常说的JeunesseCommuniste（全名是LaLiguedeJeunesseCommuniste），谁也不以为要建立第二个党。我一向认为，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中国已有「青年团」的译名。但看了赵世炎给无名的信以后才知道至少赵世炎一人是知道国内已译为「青年团」的，可以断言旅欧支部都知道这个译名，为甚么大会上没有人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呢？因为张崧年不赞成这个译名，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的名称。周恩来是代表张崧年和旅欧支部主张用「少年共产团」名称的。赵世炎当主席不能附和周恩来说话，他也不能根据国内已经固定的译名提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名称。张崧年如此固执用「少年共产团」名称，以致半世纪之后回忆时他也只记得「少年共产团」，而忘记了此名称已为成立大会所否决。他甚至于否定曾经用过「少年共产党」的名称，反而捏造一个甚么「共产主义少年团」的名称。 另一个争论是在讨论党章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党章要规定凡入党的人都须「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他的口音，（他曾说：「酝酿」二字，搞了好久我们才听懂）后来弄清楚他说的是「宣誓」二字时，我们几乎一致反对。我当时反对宗教的意识十分强烈，当然反对，但别的人也反对。我们认为「宣誓」是宗教的仪式。是向上帝或其它的神宣誓的，我们不信神，向谁宣誓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一定是宗教的仪式。他举最近的历史为例：民国元年，孙中山让袁世凯接替他做临时总统时，要求袁世凯就职那天宣誓忠于民国，袁世凯宣誓了，以后做皇帝，孙中山便以他背誓为理由讨伐他。我们同周恩来辩论，结果否决了他的提议。我们成立少年共产党没有宣誓，以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宣誓，回国以后我参加几次入党仪式也没有看见宣誓，但后来我在图画和电影中看见入党仪式。发现入党的人都要举起拳头对着党旗发表几句决心，不知道算不算宣誓？ 讨论党章以后还要讨论党纲，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二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当好好学习。但在党章和党纲的问题上，这几年我却发现，二十年代初期闹笑话的不止我一个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一个文件，称为党纲，而其实是党章，不过夹杂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至少应当说是党纲和党章的混合物。今天中国共产党没有党纲，只有党章，不过在党章的总纲部分列了几个党纲性质的条文，但我今天不能够引用这些事例来辩护我当初的缺乏常识。 当天晚上，我就向赵世炎请假不参加以后的大会而回蒙达尔去。理由是工厂旷工太久不好。因此，第二天和第三天开会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最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和分工，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而且知道得不完全。结合周恩来于第二次大会后向国内团中央所作的第一号报告，可以列出委员会的名单：赵世炎、张伯简、陈延年、周恩来、利瓦伊汉、王若飞、尹宽共七人。分工时，赵世炎任总书记。张伯简任组织部长，陈延年任宣传部长，周恩来任职工部长（或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张伯简当时在德国，没有参加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张伯简未回巴黎就职之前，以利瓦伊汉代理组织部长。 少年共产党成立便完全结束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即工学世界社和劳动学会互相对立的历史了。双方统一于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共产主义，丝毫没有留下旧的裂痕。两派之外还团结了从无政府党分裂出来的陈延年一派。无政府党在勤工俭学生群众运动中没有地位，但他们代表一种思想倾向，足以影响劳动学会方面的人，甚至工学世界社方面的人。 赵世炎离开北方县前一天，即四月三十日，写信给无名，说他对于建「党」事立下二个原则：（一）极端严格。（二）没有遗漏。这二个原则，他是实行了的。当时参加的人确实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应当团结的人确实没有或很少遗漏。 当时，汪颂鲁也在巴黎，他本来靠近劳动学会方面，早就认识赵世炎，同王若飞既是同乡，又同出于黄齐生门下，但没有人去团结他。他们显然不满意汪颂鲁。我以后同赵世炎和王若飞无所不谈，但从未谈到汪颂鲁。组织成立之后我也想不到介绍汪颂鲁参加。在里昂那一个月，我同他都到了山穷水尽，都靠向同乡借钱过生活的地步了。我下决心去工厂做工，可是他不能下此决心，继续借钱度日。他从不到蒙达尔来，却有一次约我去巴黎见面。原来，他从一个与我接近的福建学生讨得介绍信，要去新加坡筹款，再来法国进学校的。他借到船费就要动身了，我去巴黎同他叙别。我颇怀疑他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我就忘记这个朋友了。五卅运动后那个福建学生回国来上海看我。说汪颂鲁居然在新嘉坡筹到一笔款，再到法国去，可是过去学的法国话都忘记了。我很惊讶。后来一想，这是出于华侨的风气，有些华侨赚了钱，并不大方，但想结交几个有地位的朋友。一个「法国留学生」。愿意同他交朋友，他会感到光荣而向同辈夸耀的。在此情形下资助一笔钱也是不会困难的。汪颂鲁以后的下落，我完全不知道。 另一个老朋友尹宽，从少年共产党成立起，甚至可说从里大运动起，他和我的关系便融化于一般朋友关系，同志关系之中了。我和他之间从此没有私人的关系，未曾单独说一次话，一直到回国在上海见面的时候。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工学世界社便停止存在了，新民学会也停止存在，至于勤工俭学会，劳动学会更不会有人提起。我们亲密地团结起来，不定期地开会，接受和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通告，散发对外的油印刊物《少年》，封面上公开印着「少年共产党机关」字样（应写「机关报」，但张崧年坚持不用「报」字），阅读对内的刊物（我忘记了名称，只记得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有各方面活动的消息，有同志的建议和意见等等。每本封面都编了号码，不能给外人看，脱党时必须交还的。）。我们住在木棚的三个人（李慰农、韩奇和我）单独成一个小组，单独开会，然后由李慰农上城里汇报。记得木棚小组第一次开会时，韩奇提出一个建议，即党内每个人都须采用一个化名，大家以化名相称。这个建议由李慰农汇报上去，立即被采用了，很快内部刊物就注销了真名化名对照表。我至今还记得好多人的化名。乐生（赵世炎）、红鸿（张伯简）、罗迈（利瓦伊汉）、林木（陈延年）、伍豪（周恩来）、雷音（王若飞）、石人（尹宽）、罗热（陈乔年）、爱弥（萧子暲）、R（张崧年）、裸体（汪泽楷）、锄斧（李慰农）、捉掀（任卓宣）、戈般（王凌汉）、觉奴（萧朴生）、丝连（郑超麟）、尹常（熊锐）、其光（熊雄）等等。这些化名，后来都不用了，惟有「罗迈」、「伍豪」二名一直用下来。据说「罗迈」取义于浪漫主义，不知确否？「伍豪」则是周恩来在天津的「觉悟社」的化名。「觉悟社」似乎是一种秘密的或半秘密的团体，社员编成号码，周恩来编为第五号，故谐声为「伍豪」；刘清扬编为第二十五号，故谐声为「念吾」，她在少年共产党中亦用此为化名；一个人编为第十三号，故谐声为「施珊」；一个人编为第十一号，故谐声为「施以」；一个人编为四十三号，故谐声为「峙山」；一个人编为第一号，故谐声为「逸豪」。 少年共产党一成立，立即进行对内的团结和教育的工作，对外的活动和发展的工作。 凡有成员住居的地方都成立小组，定期开会，定期向中央汇报；中央也定期或不定期地发给各小组以书面报告，总书记赵世炎也曾几次巡视法国各地，写出巡视的报告。中央之下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研究会」，以张崧年为主任，内部刊物曾发表张崧年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其中介绍了几本应读的书，有法文的、英文的、也有德文的。我不记得法国境内有几个地方小组，但记得比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沙鲁瓦，有刘伯坚等人，德国有一个小组，设在柏林，有张崧年、刘清扬、熊雄等人。在蒙达尔，我们住木棚的三个人，似乎是起初单独开会。后来还是同住城里的人一道开会的。我只记得二次开会的内容。一次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概是中共二次大会以后或西湖会议以后通告各地方讨论这个问题以备三大作出决议的。旅欧支部得到此通告后便通过少年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动各地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形式上说，少年共产党是独立的，并非中国共产党属下的一个组织，但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我们，而要加入国民党的，不仅有共产党员而且有青年团员（此时我们已经知道中国早已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了）。我在小组会上反对加入国民党。当时我不仅反对北方的军阀政府，而且反对南方的国民党政府。我出国前在广州住了个把月，看见那里公开烟赌，每隔几家店铺就有一面大旗挂着，上写「边防经费，楼上开灯。」政府抽取烟捐、赌捐，还有花捐，数目不少，美其名曰「边防经费」，以此准许公开吃鸦片烟，公开赌博，公开卖淫。我并不认为国民党的南方政府比军阀的北方政府更好些。不错，我出国前的广州不是国民党嫡系军队统治的，是广西陆荣廷统治的，但后来国民党嫡系军队陈炯明代替广西军阀统治广州，一样抽取烟捐，赌捐，花捐。 至于国民党的「主义」，辛亥革命前后我从父亲的朋友的议论中知道是很厉害的，是被人们视为洪水猛兽的。可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特别是我三年来的思想变化以后，那种民主共和的思想已经失去吸引力了。我正是因为对于国民党的主义和孙文的思想的失望才会去参加组织少年共产党的。但现在要我回头去加入国民党！我在小组会上提出反对意见，但得不到别人同情，特别带头反对我的恰好是我的老朋友尹宽。我想，中央执行委员会总已开过会议，讨论过这个通告，而取得一致意见的。尹宽说的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意见。他是从策略立论的，认为我们不过利用国民党已成的力量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让步。我还记得他的譬喻。他说，譬如狮子滚雪球，愈滚愈大；又说。法国共产党虽然是公开的，但仍有秘密的部分，侵犯的人就有生命的危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秘密工作应当与公开工作相结合）。我是孤立的，讨论结果自然是蒙达尔小组以赞成加入国民党的意见汇报于巴黎中央。另一次会议则是为了送别利瓦伊汉的。少年共产党特派组织部长利瓦伊汉回国去交涉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我们一面散步，一面谈话。我们的会议往往如此。有时坐下来，说一阵话，然后再走。利瓦伊汉留下一篇告别书，同时也说了一通告别的话，内容我都忘记了，大意是勉励的话。这次会议没有争论。利瓦伊汉回国后不知谁继任组织部长，可能是周恩来。 对外的活动，则有好多事情可记。首先要复活里大以前那种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现在，两派群众领袖已经融合为一个组织，不会互相斗争了。可是，这个时候，这些领袖，利瓦伊汉、汪泽楷、赵世炎、王若飞、尹宽等人都不能出面。群众仍在反对他们。虽不致于打他们，总不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必须换一批人出来号召，少年共产党有人才。蒙达尔小组就有一个韩奇。我同他住在一个宿舍，但在薛世纶约我们谈话以前，我未曾同他谈过一句话。他这个人很能干，活动能力决不会比那些头头差。他很快就看穿我这个人，看不起我的能力。我们参加同一组织之后，虽然一起开会，交换意见。但会外也不单独单谈话。我们的组织决定要发起一个群众运动，调韩奇出来领导，我忘记了为甚么事情。韩奇在木棚一号召，大家都来听他说话，他做了报告，主张用「蒙达尔同学」名义发表宣言，印发给法国各地勤工俭学生集中的地方，要求各地派代表到华法教育会来开会讨论，很快得到响应。「蒙达尔同学」就派韩奇为代表到巴黎去。各地方代表都来了，都是新人，其中有几个是少年共产党党员，但也有几个非党员。开会有争论，结果韩奇代表的「蒙达尔同学」的主张得到胜利。事情应当顺利发展下去了。我没有去巴黎，不知道详情，连为什么去开会，今天也不记得。但不久之后，李慰农告诉我，韩奇退出组织，就要离开蒙达尔，运动也停止了。原来是韩奇和王若飞发生冲突。过去的领袖不能出面，只可让从来不出面的韩奇去领导群众，但又不放心，于是派王若飞去暗中指导。王若飞跟着韩奇到巴黎去，「手把手地」教着韩奇怎么做，最后惹得韩奇发火，王若飞便用「纪律」去压他。结果破裂了。我从李慰农的话抽绎出这件事情的轮廊，细节如何，是否另有原因，则我无从知道。 韩奇以后在法国进了甚么学校，学成归国，恢复原名为韩雁门，在国民党底下做了什么小官，出版了一本替他的在辛亥革命中牺牲的父亲韩耆伯作纪念的书，请他的父亲的故友高语罕写一篇长序。在抗战时期我在上海看到这本书，前面一张照片：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站在一个坟墓的墓碑旁边。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见高语罕，说起了韩耆伯的故事。一九五六年我在市监狱遇见尹宽，闲谈中提到韩奇，他竟不认识。我说这人后来改名韩雁门，他才说他认识韩雁门，五四运动时同他站在对立面的。他问我怎么认识韩雁门？他竟不知韩雁门曾改名韩奇，与他同在一厂做工，同属于一个革命组织！他不是不知道，而是年老忘记了。 蒙达尔城里的人指挥李慰农和我在木棚活动，叫我们发起一个讨论会，他们星期日也可以来木棚参加。我们二人活动力有限，只组织了二三个人，秦治谷在内。第一次开会时城里竟来了五个人：利瓦伊汉、汪泽楷、薛世纶、尹宽、王若飞。大家提出问题来讨论。我提出一个问题，好像是说我们对待社会上的斗争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说：我们有三种态度可供选择，一是站在进步方面反对落后方面，一是站在落后方面反对进步方面，一是超然于斗争双方之上。我原意是要先列出这三种可能的态度，然后批评第二种和第三种而归结于第一种的。可是未曾等我把话说下去，王若飞立即打断我的话，说只有二种态度，没有第三种态度，我说第三种态度是有的，例如罗曼罗兰，于是所有的人，包含秦治谷在内，都支持王若飞而攻击我，结果不欢而散。散会之后下微雨，他们要回城去，我送他们一程，他们不要我送，我送到一个桥底下避雨之处才看出他们是要交换意见如何对待我这个「错误」的。我就回木棚去了。下次开小组会，他们严厉批评我，说连群众都认为没有超然的态度，而你坚持有超然的态度。我说：那天，你们不让我说下去；我的意思是要批评超然的态度，但必须把这个态度列出来才好批评的。他们将信将疑，还是说我赞成超然的态度。尹宽当然说了反对我的话，但我忘记了什么话。这件事无疑同尹宽有关，因为他知道我以前爱读罗曼罗兰尤其欣赏他在世界大战中发表的那几篇反战的文章，总标题为Au-dessusdeMelee（《超于混战之上》），尹宽知道；他也知道我就是用此态度对待一九二一年勤工俭学生中蒙达尔派和另一派之间的斗争的。他不知道，我进了工厂之后思想已经进步了，我正要借这个机会来批评我这个旧思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们在木棚的暗中活动，群众的情绪渐渐改变了，渐渐不反对那些过去领导运动至于失败的一批头头。新来工厂的群众本来就没有成见。此时，大约九月间，发生了一件事，工头谭天堑，湖南人，也是在蒙达尔中学读书，但不属于新民学会或工学世界社一派，同这一派人有矛盾。他法国话说得好，去橡胶厂做工，被提拔为工头，即不做工而管理厂内的中国工人，工资照拿。事实上是资本家雇用的一条狗，侦察中国工人动静的。一天，他在做工时间同薛世纶发生冲突，他报告资本家，立刻就辞退薛世纶了。究竟为甚么事情冲突，谁是谁非，我现在全不记得，也许当时就不知道。但薛世纶被辞退是由于谭天堑向资本家报告，则是尽人皆知的。于是经过我们号召，全体中国工人都不上工，以示抗议。木棚里开大会。激昂慷慨讲话，怒斥谭天堑，号召罢工的，不是我们，李慰农和我都没有这种群众鼓动的能力，而是江苏泰州人于履中和四川人穆清。二人都是新来的工人。罢工是一致的。我不记得这件事如何收场，以及罢了几天工。我们要求资本家辞退谭天堑，但显然没有达到目的。可能薛世纶复了工。事后我们介绍于履中和穆清参加了组织。谭天堑好久不敢到木棚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可是，十月初，他来到木棚了，带了一个讨好群众的消息，即说他已经同厂方说好十月十日中华民国国庆，给中国工人放假一天，让大家在木棚里庆祝佳节。他要带照相机来给大家照相。群众自然欢迎，我则十分愤慨。到十月十日，大家都不上工，连李慰农和住在城里的同志也不上工，但我同一个福建学生相约照样上工。一面为了抗议群众同谭天堑和解，一面也是表示反对「中华民国」。少年共产党的建立，以及我自己参加这个组织，正是为了革「中华民国」之命的。晚上放工回到木棚来，黄齐生老先生把我拉到他的床前去，点着指头说：「你这个怪物！」他看我当时的表情，没有说下去。以后，我上城去看汪泽楷，他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只是说：辛亥革命是有进步意义的，李石曾就是同盟会内的暗杀部长。我可以承认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但李石曾即使当过暗杀部长，那同我们又有甚么相干呢？ 那几个月，橡胶厂的中国工人的流动性很大，好多新人来做几个星期的工，就离开了。他们的旧成见比较少，我们在他们中间做了工作，吸收了许多同志。上述于履中、穆清之外，参加我们的组织的还有：吴祺、周维桢、谢陈常、李季达、李楠、以及我忘记了姓名的几个人。旧的人，在我以前来做工的，也渐渐消除成见而同我们接近，以至于加入我们的组织了。例如，秦治谷、熊禹九、舒某某，一九二七年我在武汉看见他们才知道他们也是同志。但那是我离办厂去莫斯科以后的事情。 这里就要说说我们怎样去莫斯科的。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和一九二三年初，我每次去巴黎玩时，总要到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去看看的。他们招待我，赵世炎还把收到的信，不准备发表于内部刊物的，拿出来给我看。一次，我看见了利瓦伊汉回国以后写来的信。他到了北京，找到了「老施」（施存统），交涉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事情。「老施」答应了。一次，我看见了萧子暲从莫斯科写来的信，他在那里看见了中国共产党派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的代表团。我还记得他说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士气。」一次，我看见了陈独秀写给赵世炎的信，显然不是第一次通信，因为陈独秀在信内反驳了赵世炎所持的不肯回国的理由。赵世炎去信，我未见。大概是说法国有许多华工，需要他去做工作，他不能丢开这些华工。陈独秀反驳说：国内的工人不知道比法国华工多多少倍，你为甚么不在更多的工人中间做工作呢？我忘记了是在这封信内，或者另一封信内，或在萧子暲的信内，我得悉莫斯科有个甚么学校可以招收中国学生，要少年共产党派几个同志去。我当时并未曾把这个消息同我自己联系起来，我只当作利瓦伊汉回国交涉成功，中国共产党也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张伯简、萧子暲去莫斯科读书一类新闻来看，看过就不去想了。可是，有一天，大概已经进入一九二三年，李慰农悄悄告诉我：「组织上正在考虑派你去莫斯科的事情。」我听到大出意外。但我想，在考虑么，不见得决定派我去的。那时我早已放弃在法国进大学的念头了，我对于个人出路也不再去想，甚至不去想将来怎样回国的问题。我是无产阶级一分子，受外国资本家剥削不是同受中国资本家剥削一样么？在外国照样可以干革命。过了一段时间，组织上正式通知我，要派我去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我并不争取，但已经决定派我去，我也就不推辞了。 我去莫斯科读书一事，尹宽有不同意见。上面所引他在上海市监狱中写的交代材料说出了他的意见。他说：「那不好斗争，又不肯胼胝甘为劳动人的郑超麟，却先我到了莫斯科留学；他在一九二三年初就同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第一批由组织介绍到莫斯科进了东方劳动大学，我是在这年十月才同刘伯坚等十人到莫斯科的。」尹宽应当知道，此事不是我争取的。 少年共产党决定在巴黎再开一次大会，议决几项日程，其中最重要的二项日程就是：决定正式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和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问题。后一问题所以成为必要，因为准备派往莫斯科的同志中有几个是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一九二三年二月中旬，我们在巴黎西郊向警察分局租了一个会场，开了四天大会。根据会后新选出的书记周恩来写的向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报告，会期是二月十七日至廿日。我始终以为此次是少年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但周恩来上述报告则说是「临时代表大会」，当以当时的报告为准。 此次我们不是在森林中露天开会，而是在一个正式的会场开会，周恩来报告中当然不会提到这是一个甚么会场，这是巴黎西郊比扬古镇（Billancourt）警察分局内一个会议厅。比扬古镇有许多工厂，也是勤工俭学生集中地之一。镇的北面就是布洛宜森林，第一次大会开会的地方；镇的南面临塞纳-马恩省河，河上有桥，过桥就是散客庐。我住在巴黎中心，一个福建同乡租的旅馆，每日早晨在塞纳-马恩省河边乘船来到比扬古码头的。 警察局里的会议厅是袁庆云租来的。四川人袁庆云是赵世炎的朋友，长久住在比扬古镇，且与一个法国姑娘同居很久，直至离开法国。赵世炎常借他的住址转信。他的法国话说得不见得好，但能达意。他同警察分局很熟，以中国学生开会为名租下这个会议厅。他关照我们，法国警察听不懂中国话，我们甚么话都可以说，但不要唱国际歌。虽然如此，这四日开会期间我们还是提心吊胆的。警察常常在会场门口经过，有时探头进来看看。 大会经过，有周恩来的报告可看（见《一大前后》第一册）。我已经忘记了，即使记得也不值得写。但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而且值得写的，何况它同尹宽有关。这就是大会开除张崧年的事件。我一向保持着很简单的印象，即：张崧年在第一次大会上并未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他控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当太上皇。周恩来和赵世炎是党员，执行他的指示，但其它的中央委员不服气。反对他，直至于开除他。发言最激烈的是陈延年和尹宽。他们的话我忘记了，大意是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张崧年大概提出了少年共产党应受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领导的原则，而他是旅欧支部书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任的旅欧通信员）。陈延年和尹宽就是不接受这个原则。我记得尹宽说：「R（即张崧年）把他这个身份装在口袋里，需要时就拿出来，不需要时就不拿出来。」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四天大会都是他当主席），不能说话。到表决时，他要大会另推一个主席主持表决。我忘记了大会是否另推主席，但周恩来那个报告说：四天大会未换主席。 但最近读周恩来报告，发现开除张崧年事件比我所记忆的更复杂得多。原来，在德国张崧年和张伯简两人发生矛盾，张崧年列举张伯简种种罪状，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张伯简。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张崧年「罗织罪状过甚」，只决定给张伯简以「警告」处分，而不「开除」他。在这件事情上，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现了独立性。二个党员（周恩来和赵世炎）占据少数，只好服从多数。于是张崧年生气，「且有胁迫中央之言」，中央又给他「劝告」（不是「警告」），张崧年不接受此「劝告」，并辞去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之职。而且向「柏林地方会」几次声明他退出少年共产党。此时「柏林地方会」是廖焕星负责。赵世炎说廖焕星并未报告张崧年声明退出少年共产党的事。大概廖焕星以为张崧年退出是一时气话，没有报告上来的。周恩来代表德国同志向大会报告德国工作，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于是大会认为张崧年「处处违反共产主义的纪律」，决议开除他。 张崧年得知大会开除他，暴跳起来。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告同志书寄到巴黎来。我看到了，其中他引用周恩来大会后回柏林时同他的对话来证明开除完全出于周恩来的阴谋。例如，周恩来对他说：「你太骄傲了，群众不满意，故打击你一下。」据周恩来从柏林回巴黎告诉我们，张崧年曾反问周恩来：「如果群众反对仲甫同志，我们也要跟着反对仲甫同志么？」于此可见，张崧年当时有决心，如果全党反对陈独秀，他一个人也要站在陈独秀方面的。一个月以后，周恩来陪伴我们去莫斯科的人到柏林时，张崧年和刘清扬夫妇竟拒绝同我们见面，也不愿意再见周恩来。周恩来只好召集「柏林地方会」的其它同志同我们开一个会。除了我们从法国来的十个人以外，属于德国方面的同志有熊雄、王圭、周恩来本人，此外还到了一个人（或二个人）。按据周恩来报告，此时在德国的同志只有八人，已知张崧年、刘清扬、周恩来、熊雄、王圭五人外尚有三人，其中必有一人是「柏林地方会」负责人廖焕星，那天来的可能是廖焕星。我只记得他衣服穿得很好，不像我们这些勤工俭学生，也不像熊雄、王圭，他自始自终没有说一句话，而周恩来则声嘶力竭，替自己辩护，力言他在开除张崧年事件上没有耍阴谋诡计，直至于以自己的「政治生命」来发誓。 张崧年既然要求退出少年共产党，现在少年共产党开除了他，「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何必暴跳如雷呢？这也可以证明他要求退出是假的，不过是一种抗议手段，要求少年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驯服于他这个太上皇之下罢了。 现在还是回到大会去罢。最后一天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去掉「中央」二字）。事先，于履中给我一个小条子，叫我投票选哪几个人，我照办了。于履中住在戈德弗卢瓦街十七号，当然是前任执行委员会授意的。我忘记了选出哪些人。但周恩来报告中有名单。正式执行委员为周恩来、尹宽、任卓宣、汪泽楷、萧朴生五人；候补执行委员为刘伯坚、王凌汉、袁子贞三人。执行委员会开会，推周恩来为书记（去掉「总」字），尹宽为共产主义研究会主任（接替张崧年）、汪泽楷为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萧朴生为华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任卓宣为出版委员会主任。 领导人于是分成两路：一路去苏联学习，一路留在法国领导。周恩来和尹宽留下来领导，汪泽楷、萧朴生、任卓宣填补了离去者的空缺。 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还照了相，在警察分局内，会议厅外空地上照的，这照片今天还保存着。会后将近一个月，我们这些去苏联的人才终于离开了巴黎。 为甚么会派我去呢？至今是一个谜。我是一个消极的成员，没有办事的能力，连文章也不写。初进工厂，看到初出版的《工余》杂志，还投了一篇稿子，发泄当时的感想。《少年》出版了，有自已的刊物，反而无话可说。有个党史单位问我当时的化名是什么，在《少年》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说了化名，又说我未曾在《少年》上发表文章。可是这个单位告诉我，《少年》上有我的文章。原来是我到苏联后从法文或世界语译了一篇文章寄回巴黎去发表的，也许我不知道《少年》是否发表了我的译文。我在木棚里利用工余的时间，既读当时新出的《国家与革命》法文译本，也读大仲马的达特安三部曲。那么凭甚么选派我去苏联读书呢？大概十二人中我是最蹩脚的一个人。周恩来报告中列出的赴苏名单是按照各人的重要性排列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畲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后二人本来在德国。袁庆云则是当作先遣人员，当周恩来作此报告时（三月十三日）已经去柏林了，我还看见他从柏林写回巴黎来的信。信内有个名词「兴六娃」，我不懂，赵世炎起初也不懂，后来说：「恐怕是Chinois的译音」。 我们是三月十八日从巴黎北站乘火车出发的。我大概是三日以前办理了离办厂的手续，然后携行李去巴黎的。木棚里的人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读书，于是几个平时谈得来的朋友要给我饯行。政治上的朋友，我们相约，在众人面前不要表示亲密；至于平日同我闲谈、说笑的，我认为都是一些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只是感情上同我接近而已。木棚里还有一部分人，则平日见面也不说话，或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这天夜里，我如约到工厂附近一个酒店去，那四五个朋友已经在那里了，可是我发现他们中间也有那个四川小青年，平时不同我接近的。我们喝着加热的白葡萄酒，谈着不相干的话，尽欢而散。我回到木棚睡觉时，告诉李慰农：那个四川小青年也参加饯行的事情，要他注意。 十八日早上，我们九个人出发了，周恩来同我们一路走，护照上写着经过西比利亚回中国去，我们在比利时境内的沙鲁瓦停下来，住一日或二日，同那里的劳动大学的同志开会，谈话，照相。到柏林，我们同袁庆云、熊雄、王圭三个人会了面，在柏林办理苏联入境的手续等等。 办手续事同我们接头的，是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约三十多岁，能说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他同我们说话当中常常提到一个人，叫做混格混格，我不知道是谁，好久才弄清楚他说的是俄文名字XoheXohe，法文则为HongHong，中文则为红鸿，即张伯简。原来张伯简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后来萧子暲也是通过他到莫斯科去的。 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大会开除张崧年，起因于张崧年和张伯简的矛盾；再上面说到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推张伯简为组织部长，暂叫利瓦伊汉代理；现在又说到张伯简第一个开辟到莫斯科之路。张伯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里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产生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就要离开西欧去俄国了，应当趁此机会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张崧年在老年回忆中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他一九七七—七八年回忆说：他初到欧洲后一九二一年春天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以后赵世炎和陈公培来，他们已在国内入党，「我们五个人成立一个小组，小组一直是这五个人」。他一九七九年的回忆则说的更详细：不仅有那「五个人」，而且有其它的从国内去的党员：高语罕、郑太朴、章伯钧、李季、孙炳文、廖焕星，而且介绍朱德入党。他也提到张伯简，以及张伯简介绍的谢寿康，但所记不实。总之，张崧年所记旅欧共产党员只有两类，不是新介绍入党的，便是国内转来的。他完全忘记了第三类党员，即先加入德国或法国共产党，然后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天然成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这件事要从张伯简说起。 张伯简，云南人，滇军出身，不知何时并怎样来到欧洲，但并非先在国内入党再来欧洲的。他很能活动，善于耍手腕，有野心，看中了共产党这条道路，在法国结识了谢寿康，又与张崧年和赵世炎分别通信。据我所知，谢寿康，江西人，在法国留学，官费生或自费生，爱谈社会主义，有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物色同道者。汪颂鲁也曾介绍我去巴黎同他在卢森堡公园谈了一次话，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张崧年说他是在德国学文学的，大概因为后来谢寿康也从法国转到德国去了，因为德国生活便宜，或因为德国便于进行社会主义活动，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些细节已无法查考了，我只好出于假定，以待后人做出正确结论。我假定，谢寿康同德国共产党接上了关系，自己加入德国党，又介绍张伯简、熊雄、王圭及其它的人加入德国党，由此认识了德国活动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反过来，这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又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即张崧年说的「小组」。按照共产国际章程规定，张崧年无法拒绝他们，但在德国的张崧年对于张伯简、谢寿康二人的印象是不好的，结果至于要求少年共产党开除张伯简；在法国的赵世炎，对于这二个人的印象是好的，甚至于主张派谢寿康做代表去出席准备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而且写信给国内的党员李隆郅和无名，要他们活动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派谢寿康为代表，对于张伯简，赵世炎在致李隆郅信中则说：「伯简信仰很坚，诚实又有见地，且善活动，不过不善言语就是。」 这些德国共产党员显然都参加了旅欧支部的。张崧年自言张伯简介绍谢寿康入党，意即以德国共产党员身份参加旅欧支部。一九二二年五一节前，谢寿康、张崧年、张伯简、周恩来、刘清扬、萧子暲、熊雄七人还从德国「联名」写信给赵世炎，催促赵世炎建成少年共产党，「促于五一前告成」。正是由于如此重视张伯简，所以在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张伯简虽未出席，仍能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开会还任命他为组织部长。 在法国，据萧子暲回忆，少年共产党五个成员：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萧子暲，经过阮爱国的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些法国共产党员反过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里产生了混乱，引起了纠纷。按照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凡是共产党员，无论住在哪一国家，都应当参加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如此，旅欧支部便无存在的理由（同样，旅莫支部亦无存在的理由）。住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都应当加入德国共产党的组织，住在法国的中国共产党员都应当加入法国共产党的组织（出于同样理由，少年共产党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理论上这样说，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混乱、纠纷，就是从这个矛盾产生出来的。张崧年事实上反对人家先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然后参加旅欧支部的组织，但他理论上无法反对。他老年回忆时，就我所见而言，他绝口不提旅欧支部中这第三类的党员。少年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周恩来报告说是「临时代表大会」）上，便有人提出一项议案：「以后本团团员有加入各所在国共产党者，必须得本团执行委员会之许可。」何人提出这个议案，无法查考了。但这个议案是违反共产国际章程的。每个共产主义者有权加入共产党。每个共产党有权接纳任何它认为合格的人为党员，不受任何限制。这次大会讨论了这个议案，但没有通过，也没有撤消，而是决定「交新执行委员会审议」。 这些第三类党员并未曾辜负同志的信任（除谢寿康不久消极脱离以外）。大会批准了旧执行委员会给张伯简的警告处分。张伯简确实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到一九二五年末病死为止，仍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我所知道的他的一项错误就是告诉人说：他手里掌握着一个秘密团体。有几十个成员，都是很好的，现在尚未到公开出来的时候。赵世炎信以为真，因此团结他。要他参加少年共产党，担任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他因事羁留德国，没有参加第一次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了，利瓦伊汉以代理组织部长的身份接待他。要他交出这个秘密组织。他不肯，利瓦伊汉说：「我们的革命团体已经成立了，你还保持那个秘密组织干甚么？」没有让他做组织部长。他又去德国了，以后由德国去苏联。在德国，他同张崧年发生冲突；在苏联，他同罗觉发生冲突。二次为甚么事情发生冲突，我当时就不知道，也不想去研究。从两次冲突对方都是组织的「第一把手」看来，我可以设想张伯简要争领导权，他自命不凡，觉得「第一把手」不够重视他。冲突结果，他都失败了。从此以后他放弃当领导人的野心，忠实地做工作。一九二四年临暑假时，他从莫斯科回国，恰好同尹宽一路。回国后，尹宽被派去山东作省委书记，萧子暲被派去湖南作青年团省委书记。蒋光赤被派去上海大学当教授，张伯简仅仅做新设立的中央宣传部一个工作人员，管理印刷，发行及其它事务性工作。他做得很好，很令人满意。我回国后与他同在中央宣传部共事，他处处帮助我，绝不同别人一样鄙视我缺乏办事能力。一九二五年秋后，广东国共合作准备消灭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中央派他去广东做滇军工作。我不知道他在此战役中有何贡献，但战役结束后，他肺病发作了，死于医院，留下了结婚不久的爱人，她是上海一个女工同志。 现在要说说尹宽是怎样由青年团员转为党员的。尹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从法国来到莫斯科已经是党员了，每次参加旅莫支部党员会议。他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时，说：少年共产党改称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另外几个原来加入党的，如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王若飞、萧三、我等几个人，就成立共产党旅欧总支部。这些党员入党是没有手续的，国内党指示在原共产主义青年团中选一些年纪较大的，政治上较为稳定的，作为党员，和国内联络，报国内批准，推赵世炎作通讯员。这几个党员都参加了法国共产党。」尹宽这几句话并不可信，他这篇访问记有好多处明显地不符合事实。这也难怪。我们关在监狱内，不断地有人来审问案情，绝未去想将近四十年前的旧事；忽然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不是问案情，而是问革命史料，我们一时当然不会回答得很正确。例如，这里说的，国内党指示把团员中一部分年纪较大政治上较成熟的人升格为党员。——这话，别人就未曾说过，而且是不合情理的。如果这话是可信的，那么赵世炎、周恩来二人本来都是团员，到此时才升格为党员。这是说不过去的，但尹宽说他也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话萧子暲未说，却是可信的，即使不在同一次，也在以后几次。尹宽也是第三类党员。 上引尹宽的交代材料，也说到他如何变成党员和旅欧支部的问题。他的回忆多不可信，这里所引，不过聊备一说而已。他说：「我们的党员都『自封』的；并且还议定，以及青年团员要升为党员需要经过我们的同意，报告中央核准。所谓『总支部』的领导人，就是张申府。张申府与陈独秀原来都是北京大学教授，与周恩来也是旧相识，他的总支部『领导人』也是自封的。在法国的党小组，我们就推定赵世炎负责同中央通信，因为他是我们青年团的书记。……取消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称，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和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实际上并不存在），都是张申府通过周恩来传来陈独秀的信决定的。」 我们从法国出发的九个人，在柏林停留了十天，便同原在柏林的三个人一起乘火车去莫斯科了。四月初的一天，我们到了莫斯科。我由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上写法国的生活，即使与尹宽无直接关系，我回忆起来也舍不得抛弃。那些事实，即使与尹宽本人无直接关系，也足以烘托那个时代，尹宽和我们就在那个时代中形成性格和思想的。 但以后，我不能那样写了。在莫斯科的一段生活，以及回国后长年的生活，可以写的事实很多，如果照以前那样写下去，不知道要写成多大的篇幅！我决定以后只写与尹宽直接有关的事实。 我们第一批人春天到莫斯科，同年秋天第二批人又从法国来了。其中有尹宽，也有李慰农、汪泽楷、薛世纶、刘伯坚、李鹤龄、于履中、王人达等。据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此行一共十人，我忘记了另几个是谁。他们经过柏林时分别住在德国共产党工人党员的家中。他们看见德国同志兴高采烈，准备纱布绷带为即将举行的武装起义之用。此事，廖焕星的回忆中亦有记载，说他们极受工人党员的「热情招待」（但廖焕星记此行人名有错误）。廖焕星说是十一月间事，尹宽说是十二月间事，廖说较可靠，因为他们经过柏林时德国那次革命尚未失败。（尹宽在上引交代材料中，则说是十月，那更可靠），他们是从史特丁港上船来彼得格勒，然后由彼得格勒乘车来莫斯科的。尹宽一到莫斯科，就参加旅莫党支部会议，可证那时他已经是党员，我还是团员。在莫斯科，我同他的关系完全同别的同志的关系一样。他自己也没有突出之处。他没有参加党的领导圈子，也没有参加团的领导圈子，未曾担负任何特殊的工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他不是同我一班上课，而是另编一班。他没有学俄文，或虽学而没学好。倒不是因为当时旅莫支部有反对学俄文的空气，他如果想学，会抵制这个空气的。他不是从通过翻译听课而增长知识，他是读法文书增长知识的。他能读法文，也能翻译法文，自然没有我理解得好，翻译得好，他未曾译过一本法文书，但零篇文章是译过的。一九二四年上半年，旅欧支部发起给《新青年》季刊供给稿子。我翻译了一篇普列哈诺夫论办证法的文章，从俄文译的；他也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则是从法文译的，我不记得何人所作。我们二人的译文后来都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上登载出来了。这一期不是瞿秋白编的，瞿秋白去了广州，而是陈独秀编的，莫斯科供给的稿子都登载了。后来瞿秋白很不满意，曾告诉我这二篇文章为甚么译得那样诘屈聱牙。稿子送回国前，旅莫支部领导人先审查一遍。第一把手罗觉以为哲学是他的专业，特别找尹宽和我谈一次话，暗示我们二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其实，我们二人不过借翻译来学习辩证法而已。这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尹宽和我那时不约而同地从哲学下手去研究马克思主义。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期间，我和尹宽关系是很疏远的。我想不起他还有甚么事情可记。要而上引的交代材料中，尹宽自己记了一段他在那个时期的事情。他所记，我也未曾发现有甚么不符合事实之处。 尹宽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里总共住了不到半年。列宁逝世时，我正在距莫斯科百里的一个旧地主农庄上休养一个多月，因此，今日回忆起来，没有多少有意思的话可说。 我一到莫斯科，人们就把我看成书呆子，给我取个俄文名字：里亚萨诺夫。他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中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们一叫里亚萨诺夫，就特别强调，含有几分诙谐的意思。 「在东方劳动大学里有俄共的中国支部（按：应说中共的旅莫支部），其负责人就是罗觉（即罗亦农），彭述之等。不多时，支部就指令陈延年主持一个特别的讨论会，讨论民族问题，参加的主要是从法国来的人，赵世炎当然也参加，会议一开始就指定我做正报告，然后由彭泽湘做副报告。……正副报告两方面的冲突是很厉害的，其详细内容，我已完全记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泽湘是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革命性，并说吴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能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他们都经过支部从俄国共产党方面拾得一些牙慧，我则对当时领导路线毫无所闻，只是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时就养成了一些阶级成见，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确实是格格不相入。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毫无斗争经验，只知一本正经地说出自己所想的，而罗觉、彭述之等得风气之先，已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学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今日，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忆起来，我才省悟到那次讨论会是专为打击我而召集的，大概因为我平时在言谈中流露出一些不合领导路线的意见，被人认为有懈可击。当晚，讨论会结果，绝大多数都拥护彭泽湘的主张，而反对我的意见。主持人做了结论后还声明：如我有不同意见，下次再开会讨论。会后，我又写了一篇意见书，申述我的意见，也不记得写了些甚么，只记得一次张太雷来到宿舍时，彭述之拿我的意见给他看，他拿到手，看我那歪歪斜斜的字，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扔在床铺上走出去了。」 原来尹宽在莫斯科时曾去乡下疗养，又曾被人开会批斗，我都忘记了。记得在法国小组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我反对加入，尹宽赞成加入；在莫斯科，我比他先到半年，讨论同一问题时，我不再反对了，他倒采取反对立场，因为在法国他是领导人，在莫斯科他只是普通党员。 一九二四年暑假前，旅莫支部派了一批人回国。当时国共正式合作，共产党帮助孙文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苏联政府帮助孙文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供给金钱和枪械。国内需要一批干部开展工作。尹宽狱内答访问者的话，说是七月离开莫斯科的，我则记得更早一些，在暑假以前，因为萧子暲路上写信回来，我们尚未去乡村度假，在学校里收到信，互相传观。信内说了旅途上一些笑话。萧子暲给尹宽取一个绰号叫做「虾子」，形容他身高而背曲。萧子暲和尹宽二人又嘲笑蒋光赤的「恋爱至上主义」。蒋光赤路上爱谈女人，又写爱情诗，哥哥，妹妹。尹宽给蒋光赤取个绰号叫做「马桶盖」，萧子暲则叫蒋光赤做「拜×教主」。我们传观时大家哈哈大笑，彭述之则不笑而说萧子暲无聊。以后在国内，大家都叫尹宽「长子」，我有时叫他「虾子」。 我忘记了这批回国的有几个人，上面三个人之外还有谁。他们是走那条道路回到上海的。张伯简无疑是这批回国的。 我是第二批回国的。那时我已经是党员了，这年春间罗觉同我谈了一次话，取得我同意，介绍我入党，旅莫党支部开会，李大钊出席，举行了入党仪式：介绍人说了几句话，我表示了态度，没有任何宣誓，支部便讨论其它日程了。暑假，我们都到乡村避暑，住了一个时候，然后得到通知准备回国。我回国要做甚么工作，已经在莫斯科内定了。旅莫支部发动同志写稿给《新青年》季刊，已经寄回一批了，我提议《新青年》应当出一期「列宁号」，纪念年初逝世的伟大导师。提议被接受了，分配了应写的稿子，又派我负责催写。我认真履行责任，到期便去催讨，那些写稿的人看见我去，就说：「债主又来了。」彭述之看中我这个本事，以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派他回国做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长，他要去占领《新青年》，便决定叫我去做他的助手。事先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这批人大约是七月下旬离开莫斯科的，火车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海参威，在那里候船约一个月，到得上海时已是九月下旬了。我们这一批人以陈延年为队长，我为会计，队员记得的有：汪泽楷、薛世纶、于履中、蔡支华、周兆秋、傅大庆、李仲武、林可彝、似乎还有其它的人。内定的宣传部长彭述之在我们动身之后好久才离开莫斯科的，但他经过满洲里从陆路回国，比我先到上海。他已经建立了中央宣传部，张伯简帮助了他。我一到上海就搬进宣传部机关居住。 王辩 到上海后，张伯简告诉我尹宽奉派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三个多月以后，一九二五年一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开第四次大会，尹宽代表山东的党组织来上海出席，我担任大会记录，我们二人又见了面，而且同周恩来见了面，周恩来是以旅欧支部代表身份从广东来出席大会的。参加大会的人当中唯有尹宽、周恩来和我三个人是从法国来的，因此关系特别密切（不错，还有利瓦伊汉，但他老成持重，不同我们一道玩。）。周恩来住在二马路大新街口新旅社，尹宽住在大会会场三楼，我住在宣传部，但每日散会之后周恩来就邀我们二人到他的旅馆去，请我们吃饭，饭后闲谈，或在马路上玩，夜深我们二人才回家去，或竟不回去。我们二人没有钱，玩的钱都是周恩来出的。我们绝口不谈工作，也不谈正经话。我记得周恩来告诉我们二人，他已经约邓颖超从天津来上海会面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邓颖超来信说不来上海了。 尹宽没有同我谈起山东工作，我也不问他。他在大会上自然报告了山东工作；我也记录下来，但现在我完全想不起他报告了甚么，大会记录也已丧失了。不过，我在中央似乎听人说山东工作做得好。 尹宽不是中央派去山东主持工作的第一个人，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山东党史的材料，知道从北京派去的第一个人是湖南人陈为人，他不久就走了。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中央派吴容沧化名吴慧铭去负责山东「地方会」工作，以扶轮学校教员为掩护。他是浙江人，北京大学学生，在济南做了一年以上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一月闹出一个笑话：持手枪去某银行找经理，要借一千元做共产党经费，结果被捕，判了四年十个月徒刑。此事影响极坏，「在济南的同志几乎逃亡殆尽」，党的工作停顿了好几个月。可以知道尹宽就是派去恢复山东组织的。马保三一九五一年说：「一九二四年中央派尹宽来山东协助党务工作，当时的书记是王烬美同志；一九二五年初根据中央指示，又选举尹宽为书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尹宽离山东回上海」。马保三不是亲知，是从王翔千知道的。应当可信，其中说尹宽初到山东时不是省委书记大概也是可信的。《一大前后》书中收了三篇有关山东早期党史的材料，两篇系老党员所写都抹煞了尹宽姓名，惟有这篇马保三得自王翔千的史料提到尹宽。王翔千是不会抹煞尹宽姓名的。 尹宽在法国和苏联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经验；他能写文章，能演说，在芜湖做学生运动时又有领导群众的本领；他很注意群众心理，研究群众运动方法，初到法国略能阅读法文书后便买来法国人列朋写的《群众心理学》，并介绍我去读。我对于这门学问没有兴趣，读不下去。王烬美、陈为人都曾出国，到苏联去，又都不久就回来了，在那里没有学到甚么。尹宽则是学习了很久、很多，刚刚从国外回来的。他对内进行了思想教育，训练的工作；对外发动了群众的斗争，特别是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斗争。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前，青岛日本纱厂的罢工和上海日本纱厂的罢工，此起彼伏，遥相呼应。当时报纸新闻常称为「青沪工潮」。可是，上海有多少能干的同志做工作，山东则是尹宽一个人领导本省同志做工作。在罢工高潮中，中央派刚回国的李慰农去山东协助尹宽，尹宽派李慰农坐镇青岛。李慰农与尹宽同是芜湖二农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跟着尹宽闹学潮的。他跟着尹宽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工学世界社，参加少年共产党，又一路从法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读书，但比尹宽后半年多才回国。他在青岛工作没有多少时候，还在拟订工作计划，就被捕了。当时山东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地盘，李慰农不久被张宗昌枪毙了。 李慰农死后，尹宽继续领导山东工作。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后，山东群众同其它各省一样蜂起反对。自然，这是客观革命形势造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尹宽，但尹宽个人是发挥了作用。 上海革命形势，五卅以后和五卅以前大不相同，党的工作也不相同、我最近看见一个党史资料，据上海区委组织部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报告，五卅前上海全区党员为295人，五卅后增加至1080人，其中包括上海以外的九个支部党员人数，换一句话说，经过这次大运动后上海党员人数猛增3.7倍。负责上海地方工作的庄文恭，忠实有余而能力不足，五卅前勉强可以对付，五卅后大家都看出非换一个有本事的人不能处理上海工作了。上海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像北方赵世炎，南方陈延年那样的人来领导工作。哪里去找那样的人呢？中央考虑结果，决定把尹宽从山东调到上海来。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兼中央组织部长，最后的决定是他作出的。谁向他推荐呢？当时，一九二五年八月间，陈独秀之外只有二个中央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他们不熟悉尹宽，同陈独秀一样。相当知道尹宽的彭述之此时还在宝隆医院养病。无疑，中央是根据山东工作的成绩作出这个决定的。 最近上海市委发表的一个史料说：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决定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尹宽、郑超麟、何今亮、李成等七人为上海区委正式委员，张佐臣、戴三、陈竹山三人为候补委员；上海区委由尹宽任书记；区委下设组织、宣传、工农三个部；组织部由庄文恭、何量澄、顾顺章负责，庄文恭任主任，何量澄负责召集会议，顾顺章负责党内工作，陈竹山负责书报流通处；宣传部由尹宽、郑超麟负责，尹宽任主任（兼），郑超麟负责传单和号外的出版印发工作；工农部由何今亮、李成负责，何今亮任主任并负责对内的工作，李成负责对外的工作，张佐臣负责对群众工作，戴三任交通。」这个史料是可信的，由此可以知道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尹宽已经来到上海。 这个史料也列入我的名字，而且是第一次发现我参加上海地方工作的。但在这件事情上，史料的记载和我个人的回忆相差很远。照此史料说，我是尹宽做上海区委书记时候起才参加上海工作的；照我的回忆说，则我早已参加了上海地方工作，庄文恭任书记时候，我就参加了，到尹宽任书记时候我就退出了上海工作。史料是可信的，我的回忆则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我的回忆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 无疑，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前我就参加了以庄文恭为首的地方委员会工作，当时地委设在闸北香山路一个弄堂内，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上办公，楼下吃饭，我常在那里吃饭。我奉庄文恭之命，代表地委去出席基层支部会议。但五卅惨案前后地委如何开会，如何布置工作，则我毫无印象。这怎么解释呢？大概我那时不是正式参加地委，而是帮忙的性质，中央宣传部工作忙时可以不必去地委工作。八月间，《热血日报》早已停刊，运动趋于低潮，我又应当去地委兼职了。地委改组为区委，尹宽代替庄文恭，我无疑被任命为区委七个委员之一的，但我没有改变过去那种「客串」的观念，尹宽上任不久就下台，故我以为未曾同尹宽在区委工作上合作过。但我记得，我正式脱离上海地方工作是在这年深秋靠瞿秋白说情才达到的，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还是在上海区委兼职的。 不论如何，尹宽来上海后我还是时常去看他，不仅在区委机关见面，而是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我至今还清晰记得，他从山东来上海后我第一次到他住家的地方去时，发现他的房间内有个大姑娘，矮矮的，胖胖的，大约不到二十岁，生的并不漂亮。尹宽介绍了她的姓名，「王辩同志」，但未介绍二人的关系。姑娘不说一句话，只低着头笑。不必等待别人传说，我已经猜准二人之间不仅是同志的关系了。 以后不久，从中央传出了一件大事：山东同志几乎全体闹起来，要求中央开除尹宽党籍，说他「拐带」王翔千同志之女王辩逃到上海来。王翔千本人要带刀来上海同尹宽拼老命。山东同志都支持王翔千。 这个问题提到中央面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不会对这种落后意识让步。——因为我们都认为这是邹鲁礼义之邦的封建意识。——但这件事已经在山东党内激起公愤，也不能置之不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看见中央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便自动让步。王翔千要求尹宽和王辩正式举行婚礼。而陈独秀和恽代英两人出来做证婚人。这个让步的要求，中央也没有答应。问题挂在那里。最后，尹宽吐血了，他本来有肺病。结果，中央这样处理：尹宽离职养病。由王一飞代理他的工作，王辩则去莫斯科读书。没有开除尹宽党籍，没有罢免尹宽上海区委书记之职，没有拆散尹宽和王辩的关系，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也只好收兵了。 我过去只知道山东有二个老同志，王烬美和邓恩铭，他们参加了第一次党大会；此时，我才知道山东还有第三个老同志，王翔千。王翔千比王邓二人大得多，不是学生或初出校门的人，而是一个老先生，在济南一家甚么报纸当编辑，据说是清朝的秀才，从中国古代学问逐步走向革命的。最近我翻阅有关山东的早期党史材料，看见贾乃甫回忆说：「王翔千，山东诸城人，是诸城有名的才子，诗词歌赋都好。」又说：在山东早期活动中，「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占主要地位。」马馥塘回忆说：王翔千是中学的国文教师，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时也参加。那时已有三十多岁（按如此他不会是清朝秀才），自称为「特别团员」。 如此，我们就可以明白王翔千为甚么给女儿取名为「辩」了。在先秦，「辩」就是辩论术，就是逻辑学，我们有「墨辩」。父亲希望女儿长大后不仅有学问，还要有条理，做出结论要有根据。父亲特别爱女儿，把她当作掌上明珠，把她介绍到社会主义青年团来，受革命教育，参加革命工作，对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可是尹宽骗走了她！王翔千气愤到了发狂的程度，这有甚么不可以理解的呢？但王翔千和山东同志的气愤，不能够说与邹鲁礼义之邦的旧意识毫无关系。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只顾气愤，却不考虑王辩本人的意志，好像王辩只是一个未见世面的深闺小姐，听到一个坏人的甜言密语就跟着坏人走了的。 事实恰好相反。王辩发挥了自己的意志，对尹宽个人对革命对政治作了充分的考虑，然后决定的。她以后的行动可以证明。 据尹宽说，他在山东每次在会议上讲话时，王辩如痴如醉地听着，表现十分佩服的神气。当时，她一定把尹宽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化身，山东工作又开展得很好，以为完全是尹宽的功绩，由此生出了个人崇拜。这一切尹宽都知道，当他奉了中央调来上海的命令，临走前夕，才写了一个纸条给王辩，要姑娘随他到上海去，姑娘就收拾了简单的衣服，跟他来了。后来发生的风浪，她预先应当能够想到的。尹宽吐血以后，她尽力服待。尹宽想到会由此一病不起的。有一天，他问王辩：「我死了，你怎么办？某某两同志还没有爱人，你选择一个好么？」王辩摇摇头，似乎说：「你死了，我终身不再爱人。」中央派她去莫斯科读书，我不知道她如何反应。是不是为了服从命令，解决由她引起的纠纷，才勉强同意去的？ 我和尹宽在莫斯科的时候，东方大学没有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们回来以后，那一年秋天就有好几个女同志去莫斯科读书了。她们都有爱人在国内，她们都在莫斯科另找爱人。那时正在冯玉祥举行军事政变以后，我们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为叫做「倒戈」。尹宽为此寝食不安，他同王辩是经常有书信往来的，我当然不知道通信的内容。可是，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有人去莫斯科开会回来后，都说尹宽不对：「你担心王辩爱了别人，可是王辩在莫斯科是爱情专一的，心心念念不忘尹宽，好多男同志追求她。她都不理会。」事实上也是这样。似乎当时，在莫斯科，王辩是未曾「倒戈」的唯一女同志。 一九二七年秋末，王辩才从莫斯科回国，中央派她和另一个女同志去广州工作。尹宽已经离开广州来上海了，王辩到广州恰逢「广暴」，暴动的军队在马路上站岗，她和另一个女同志从小旅馆出来拿介绍信及其它证件给站岗的兵看，说要找「党」，当时战斗正紧张，那些兵没有理她们。暴动失败后，她们才回到上海。此时，尹宽已经离开上海去芜湖作安徽省委书记了。尹宽在上海等待派遣工作时，住在九江路口新旅社，我常去看他。他不知道听谁说，王辩已经来到上海，但找不到党的线索，他于是在甚么报纸上登载一个寻人广告，男女双方都用两人知道的化名。几日之后，他收到一封匿名信，说你登报寻的女人已给某某商店的小开骗去做小老婆了。他拿这封信给我看，我们两人哈哈大笑。 中央终于派王辩同另一个女同志去安徽工作，受尹宽指挥。那时工作很忙，两人虽同居一处。没有工夫回叙旧情。只有一天，稍有闲瑕，尹宽才打了一点酒，备了一点菜，同王辩两人享受一下生活。 不久之后，安徽党的机关被国民党破获，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被捕，尹宽似乎还支持一个时期，以后也逃到上海来了。王辩和另一个女同志判了短期的徒刑，关在安庆或其它地方。 一九二九年秋，王辩出狱，来到上海，找到中央。那时尹宽和我们一起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中央不放王辩去找尹宽，告诉了她理由，王辩坚持要同尹宽见面，于是放她来了。我不能肯定二人重新见面的时间，但我想总是在我们这些反对派被正式开除以前；如果在开除以后，中央决不会放王辩来的，那时尹宽住在虹口公园前面一个弄堂房子，我听说王辩来了，便同我的爱人去看他们。那时我也有爱人了，我的爱人也要看看有名的王辩。我们去时，尹宽和王辩正在争吵。四年不见，王辩完全变了，更大，更老，特别失去少女羞涩的神气。以前是不讲话的，现在看见我去，就拉着我同我辩论政治问题，特别是反对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她还要鼓动我的爱人去拥护中央，反对我们。次日或二三日后，王辩便抛弃尹宽回中央去了。据尹宽说，那天有甚么人来通知，说反对派某同志被捕，大家恐慌起来。王辩说：「我当作托派被捕，太不值得」，于是走了。尹宽估计中央机关设在某个菜场附近，于是天天去那个菜场周围徘徊，希望能遇着王辩。我们都嘲笑尹宽。直至解放后，尹宽关在监狱内，也没有忘记王辩。他碰到犯人中有山东籍老干部的，总要打听王辩的下落。一九五六年我在上海市监狱内遇着他，闲谈中也提起王辩。他告诉我，王辩还活着；王翔千也未死，但已脱党，在家中替人杀猪。 以上所写，我是以自己的见闻和尹宽的谈话为根据的。五十多年前的记忆难免有失真之处。 在这件事情上，尹宽是不是错误呢？我没有听到当时同志中间议论尹宽的错误。也许听到了，但已经忘记。我想，总有人指责尹宽的错误，但放在心里不肯说出来。我就是这样。我并未当面或背后批评尹宽，但不以尹宽为然。我以为恋爱是个人私事，但不能妨害政治，不能妨害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如果处于尹宽的地位，我不会做出这件事情来。在山东做了几个月领导工作，多少知道当地落后的意识，共产党员也不例外，那么这件事情的后果是可以预先看到的。当时，我也有一个「对象」，但由尹宽的遭遇（以及当时别人的事情）取得教训，做出了恋爱不可妨害政治的结论，我就毅然终止进行了。我始终遵循这个结论，一生中未曾为这种个人私事闹出任何政治纠纷。 现在回到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尹宽就任新改组的上海区委书记的时候来。上面所引的史料又说：「九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各部主任会议研究了九月十七日中央局会议的决议。该决议的内容为：『尹宽病，允请假静养，区委书记职责兼宣传部暂指派王一飞担任。』会上决定，遵照中央局的决议执行。」由此可以确定知道，尹宽就任是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不到一个月，九月十八日就卸任了。编年记事总是简单的。平淡无奇的，而事实上这二十八日中发生了惊涛骇浪：一个省的同志蜂起要求中央开除上海区委书记的党籍，中央为了平息党内群众的不合理的气愤，不得不趁尹宽吐血的机会事实上撤销他的书记职责，并事实上拆散他的婚姻关系。 王辩走后，尹宽继续养病，我不记得他甚么时候才出来工作。在王一飞任上，他没有出来工作，即使他完全恢复健康也不能出来工作。王一飞也是过渡性的。他是中央军委的负责人，不能长久兼职。中央不断地考虑适当的人选，最后选中了罗亦农。早就应当调罗亦农来担任上海区委书记了。我不能解释为甚么到这个时候才调来。一九二五年下半年罗亦农在北京个人办一个党校，训练北方几省的本地干部，很有成绩。但这不是不调他来上海的适当理由。 上引那个编年记事说：「十二月十九日，上海区委发出第二十二号通告。该通告的内容为：『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四月，上海区委的正式委员为：罗亦农、庄文恭、尹宽、何今亮、陈比难、沈雁冰、顾顺章、林仲楠、郑覆他、谢文锦等十人，候补委员张佐臣、陈竹山、朱阿毛三人，以罗亦农为书记，庄文恭为组织部主任，尹宽为宣传部主任，何今亮负责工人工作，陈比难负责妇女工作，沈雁冰负责民校工作。」四月六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各部会议由何松林、尹硕夫分别担任。」六月四日，区委主席团决议：「尹宽、罗亦农多到下面去跑，——尹宽多注重宣传方面，罗亦农注重接洽及市党部，学生的事」。「六月十八日，上海区委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区委新任正式委员为：罗亦农、何松林、赵世炎、庄文恭、尹宽、张佐臣、顾顺章、郭伯和、贺昌等九人；候补委员为：郑覆他、丁郁、梅电龙、沈雁冰、余泽鸿五人。」一九二七年二月十日上海全区党员代表大会选出区委委员，「计正式委员十三人：罗亦农、张佐臣、赵世炎、李泊之、尹宽、何松林、张之甫、谢文锦、郑覆他、畲立亚、庄文恭、张永和、王亚璋；候补委员七人：张叔平、余泽鸿、江元清、杨培生、刘尊一、郭持民、王承伟。」十六日新区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罗亦农为区委书记，赵世炎任组织，尹宽任宣传，何松林任职工，由以上四人组成区委主席团。」 以后就进入第三次暴动时期了。关于尹宽在这个时期的作用和地位，以后再说。以上我是从最近发表的一份党史资料中摘录有关尹宽的记载的，从他到上海就任区委书记起到第三次起义前夜为止。我不能系统而具体地写出尹宽此一年半内的工作情况。因为事实上（不是形式上，形式上当他作区委书记那一个月前后，我是区委委员，一道工作），我没有同他一道工作。我们还是密切来往的，我去他家的时间比他来我家的时间更多。但我们见面都是「言不及义」的，即我们绝口不谈各人的工作。以上所引有关尹宽的记载，当然是不完全的，尽管我不知道他的工作情况，仍可作些补充。 尹宽本是上海区委书记，只因王辩事被人攻击，借吐血下台，到了罗亦农任上，才恢复工作，作区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地位低得多，权力小得多了。对于一个共产党员，这一点是不会介意的。我要试探一下，他是否介意。可是，很好，他丝毫没有介意。他很佩服罗亦农的才干。他说，罗亦农一面同同志谈话，一面写指示信，两种工作同时进行，都做得好。确实是这样。我也是从罗亦农在上海的工作中才认识罗亦农才干的。他是旅莫支部书记（那时名罗觉），但我在莫斯科并不佩服他，那种工作容易做。赵世炎是一九二六年六月二日才参加上海区委担任组织部长的，他的能力也不逊于罗亦农，尹宽虽未同我说起赵世炎才干的话，显然他也是佩服赵世炎的。上引资料说，区委委员中罗亦农、赵世炎、尹宽、何松林四人组成常委，但事实上罗赵何三人时常碰头，尹宽很少同他们在一起，这一点尹宽也没有怨言。我倒看出罗亦农和赵世炎有不满意尹宽的暗示，好像认为尹宽只会写文章。当时党内有组织家看不起宣传家的风气。他们说：「你们不过多读几本书，多懂些理论，会写文章，会翻译而已；你们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罗亦农便是这样看彭述之的。他在莫斯科就给彭述之取了一个绰号，叫做「孔夫子」。现在罗亦农、赵世炎也是这样看尹宽。在罗亦农任上，尹宽始终作宣传部长，始终作宣传教育的工作。他们更加是这样看我。我心服，我确实不会做群众工作，不会领导党，比起他们相差得很远。他们这样看尹宽，我不心服，因为尹宽能做群众工作，能够领导党，——虽然能力不及罗亦农、赵世炎。 上引那个党史资料说：「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六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设立高级党校，由罗亦农、尹硕夫担任教授。」我不知道或忘记了这件事情。当然宣传部长尹宽不能不担任高级党校的「教授」工作。这个党校预定有二十八人听讲，其中包含沈雁冰、丁晓先、侯绍裘、张廷灏、梅电龙、顾谷宜一类有名的党内知识分子。我没有参加教授工作。反之，后来的两期党校，则有好多人去教课，我也去了，因此至今记得。一期是招收上海本地和江浙两省的基层干部，约有四五十人，校址设在辣菲德路一个弄堂里，三楼三底房子，弄口和大门口挂着「启迪中学」牌子。尹宽做校长，区委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做庶务兼会计。那时已经同杜月笙合作了，学校受杜月笙保护，我们堂而皇之教党课。三个月结束后，房子派了其它甚么用场。一九二七年二月间，这房子做了第二次暴动的指挥部，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另一期则设在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恒丰里一○四号三层楼房子，校长仍是尹宽，学员也是基层干部，但换了一批人，这期党校未曾结业便发生第三次暴动了，于是校舍做了暴动的联络站，前方的消息汇集到这里来，然后转给暴动指挥部（我不知道设在哪里）和陈独秀（他住在中央宣传部）及其它地方；对前方有所指示时，也是先汇集在这里再发出去的。我曾传递陈独秀的指示到这里来。这个三层楼房子后来作区委的一个机关，常在这里召集干部会议。陈延年就是在这里被捕的。我不久之前才去看过。那个党史资料对后二期党校没有记载。 尹宽也曾写文章在《向导》上发表，我已忘记文章的内容，尹宽也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教的甚么，起迄何时，我都不知道。他住家在闸北青云路附近，宣传部秘书梁志修同他一道住。这是山东人，上海大学学生。大革命失败之后，我彷佛听说他被捕投降了，我常去尹宽家中谈闲话，从来不谈工作，所以写不出他在上海做了甚么事情。 现在就来说上海的第三次暴动。尹宽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狱中回答访问者说：「关于三次武装起义，我没参加，所以情况不明。」这是他年老忘记了。我却记得，他是第三次暴动的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我在监狱中，一天提审，恰值纪念上海三次暴动胜利的日子。我告诉提审员说：今天纪念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胜利，可是这次起义的领导人尹宽却关在监狱里。最近，上海档案馆拿出了三次暴动的档案，证明我的记忆没有错。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三次暴动，又成立一个特别军委和一个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为：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璋（应作暲，即萧子暲）。特别军委无尹宽，特别宣委成员为：尹宽、郑超麟、高语罕、贺昌（或刘昌群）、徐伟。 「特别委员会」是最高的暴动机关，从二月成立起直至四一二反动政变后改组加入陈延年为止，开了好多次会，尹宽都参加。同时，区委主席团也经常开会，尹宽都参加。每次会议都有记录，现在只发表一部分会议的记录，将来会全部发表的，那时我们就可以从中分析出尹宽在上海第三次暴动中的作用了。 特别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于四月十六日开会，记录已发表，出席者为：陈延年、李立三、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尹宽。在会上，李立三宣布中央局派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三人，连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二人组成特委会。这就是说尹宽退出了。会上决定打电报给中央局，要求讨伐蒋介石，电文归周恩来起草，以个人名义签字。现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收了这个电文，但书上无签字。我在另一份资料中看到了各人的签字，尹宽在内。十八日，新的特委会开会，但罗亦农、尹宽二人仍出席。 特别宣传委员会没有开会记录。尹宽为主任，我亦参加其中，但对于此事，我完全忘记了，也许根本没有正式成立，总之我毫无同高语罕、贺昌、徐伟一起开会工作的印象。我只记得在三次暴动期间，我同尹宽、陆定一三个人常在一起，采访新闻，起草传单，等等。 以上写好，我才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一书，其中发表了《特委会议记录》全部，共十九次会议，记录前面出席者名单中都有尹宽，有少数记录没有开列出席者名单，但其中一次恰有尹宽发言，所以我们可以断定每次特委会议，尹宽都是参加的；但并非每次都有他的发言。有几次发言是他报告宣传工作的：出版甚么报纸，印多少份，怎么发行等等，不值得研究。似乎他只关心做好本份的工作。但本份工作，也未曾做好。特委末次会议，周恩来提出对于第三次暴动的总结意见，其中第五点批评「技术工作太坏」，首先就说：「政治宣传不好，此为沪区宣传部的责任。」如此说来，我也有责任。 上引书中，除特委会议外，区委全体会议也有记录。三月八日上午会议，出席者十一人，其中有尹宽。何今亮和尹宽发生了争论。何今亮就罗亦农报告中列举的上次暴动时所犯的三大错误表示意见，他认为这三个错误不能算大的错误，而第二次暴动虽然失败还是有积极后果的，还是进步的。他又说现在北伐军一时不能来上海，此消息不要让群众知道，尹宽不同意何今亮，认为现在的局面不是我们预想的，而是客观造成的；至于北伐军晚来也不会太久，我们仍要积极承认工作错误。何今亮说，第三点（时间太早）不算错误。尹宽不同意。何今亮收回自己的意见。结论同意罗亦农的报告。 十七日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上海出席党的第五次大会的代表名单，其中没有尹宽。可是后来尹宽出席了大会。这中间怎样变化，我不清楚，数据说尹宽是四月下旬离开上海的，周恩来接替他做宣传部长。我想起了，他是在我以后到达武汉的，似乎没有参加大会在武昌开的开幕式。却确定参加了黄陂会馆的会议。此行，他似乎负有另外的使命，因为我曾听他说不是直接从上海乘船去武汉的，而是一段旱路，一段水路走了来，中间曾在芜湖住了几日。 我初到武汉没有工作可做，他也没有工作，我们二人常在一起游玩、访友。一次，我同他去民国日报馆找沈雁冰。沈雁冰很客气。请我们去交通路底一家广东小馆子吃饭，并写字条叫堂倌送到附近甚么地方请孙伏园同我们一起吃。沈雁冰只说我们二人是新从上海来的，孙伏园就不问下去了。我久闻孙伏园这个人，此次才看见，至今还记得他生了一部大胡子。在黄陂会馆开会期间，我也常同尹宽在一道，休息时在会场外草地上坐着闲谈，评论时事和个人。我们互相信任，无所不谈。我曾把我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告诉他。后来在上海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中央出版的内部刊物（似名《中央政治通信》）把我的意见写出来了。就在这样的草地谈话时，有一次罗亦农跑了来，参加了我们的谈话。罗亦农那时也是大会的反对派，他来谈话是别有用心的。他告诉我们，说从庄文恭处知道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一个同国民党关密切的人做总书记。庄文恭之弟韩白骋新从苏联回国告诉庄文恭这话。对于当时的党内斗争，罗亦农当然比我和尹宽知道得多。 大会开后不久，我被派去做湖北省委宣传部长，搬去武昌居住。尹宽仍住汉口，从此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了，但也不是从此不见面。我记得曾去汉口找他，也记得他曾来武昌找我。我记得一次他要我同他联名去营救台一谷。台一谷是安徽人，一九二六年在辣斐德路办的党校的一个学员，聪明而漂亮，好多人对他有好感。我不知他是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工作的。到了尹宽找我时，我才知道他在汉口被湖北省总工会的纠察队捕去了，事实上是中央军委捕去的，据说某地一个机关被蒋介石政权破获是台一谷告密，现在他又混到武汉来。尹宽认为这是冤案，因为告发台一谷的也是那个党校的学员，向来与台一谷不和，挟嫌诬陷的。我信任尹宽，便允许把我的姓名写进他的营救信内了。他说，安徽同乡也找蒋光赤写了营救信。以后过了一个时候，我又碰到尹宽，问起这件事情。他说，顾顺章曾找他和蒋光赤两人谈话，叫他们不要管这件事情。尹宽此时才告诉我，他根据一件甚么事情，也怀疑台一谷做了叛徒。 我不知道尹宽此时住在汉口做甚么工作。尹宽一九六○年在狱中回答访问者的话时，说：「我到武汉留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了。」尹宽这篇访问记有好多事实错误，但这句话却是可信的，因为在武汉出版的《向导》几乎每期都有尹宽写的文章。瞿秋白排斥我，不让我在中央工作，却不排斥尹宽。直至武汉快反动，中央疏散干部时，尹宽才被派去广东作省委宣传部长。总之，尹宽仍旧只被人看作「宣传家」。他本来是一等干部，自从为王辩一事被山东同志打下来以后，就退居于二等干部，同我一样了。 尹宽领了路费，离开武汉去广州就职，轮船经过安庆时竟上岸回桐城老家去，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重上征途。 以后，我在上海同他见面时，知道此事，我便批评他不对。在那种紧张的革命斗争中，奉了使命，怎么能够逃离战场至一个多月长久呢？我不止批评他一次，只要有机会，我就提起来批评他。有时他表示接受，有时他耍弄诡辩。尹宽的诡辩是有名的，尹宽接受批评，承认错误，是十分罕见的。一九五六年，我在监狱中同他见面，自由谈话时，他曾说他从前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我于是同年轻时一样不客气地骂他：「忠心耿耿，有甚么可夸耀的！这是我们的本分。你忠心耿耿，为甚么派你去广州时，你半路上回家去住了一个多月？」 张太雷是同他一起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的，但张太雷迟迟其行。他有野心要掌握中央的权力。七一五前夕，陈独秀辞去总书记之职后，成立了一个五人临时政治局接受陈独秀的职权，张太雷也在此五人之内。一直到八七会议成立正式的政治局之后，张太雷才离开武汉到广州去。他比尹宽先到广州。他严厉责问尹宽：「你这一个月到哪里去？」他恐吓说要调查尹宽的行动。在此情形下，省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长就无法合作了。就事论事，错误自然在尹宽方面，但这里也表现了张太雷的成见。张太雷是反对陈独秀的，他把尹宽首先看作陈独秀派。不久之后，张太雷就找一个借口派尹宽来上海向八七会议后的中央报告甚么事情，一到上海中央就不让尹宽再回广州去。我又能够同尹宽时常见面，并带尹宽到《布尔塞维克》的编辑部来，我征求尹宽对于已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的意见，他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我，我把他的信发表在《布尔塞维克》第四期上，连同我回答他的信。 从尹宽这封信也可以窥见他当时的政治思想。他首先拿《布尔塞维克》来比较过去的《向导》。他说：「以前的向导虽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实际上只是自处于左派国民党的地位；现在的布尔塞维克焕然一新，完全拿出共产党的政治面貌来。这是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他认为是现在注重理论问题，过去「简直是宣言和传单式的。没有政策和策略的讨论。」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要多介绍国际问题；第二，要多讨论政策和策略的实际问题；第三，要公开争论，登载批评的文章，不管正确的或错误的，也都应该公开于革命的群众之前。我的答复表示接受他这三点建议，要努力做到，同时也批评过去的缺点。我说：「过去的宣传可以说只限于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论，对于资本雇佣的关系，农村阶级的分析，工农群众暴动的必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共产党对于工农劳苦民众的作用等，……统而言之一句话，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知道的常识，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向工农劳苦民众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党都没有有计划有系统地宣传过。」话虽如此说，但在我编辑期间，《布尔塞维克》未能实现这个诺言。由此又可见后来我们共同走上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道路也不是偶然的。 不知道在甚么时候，中央派尹宽去做安徽省委书记，安徽省委是五次大会之后才成立的，尹宽不是第一任书记。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尹宽起初是做中央巡视员去安徽的，后来才正式担任省委书记，省委设在芜湖。他现在不是「宣传家」而是「组织家」了，同他初回国时一样。可是，他在山东做出了成绩，在安徽却没有成绩可言。尹宽还是那个时候的尹宽，但时代不同了。在山东时，中国革命正在趋向高潮；在安徽时，革命已经惨遭失败了。在他任职期间，好多同志被捕，连他的爱人王辩也被捕。他不仅没有受到表扬，而且有许多安徽同志向中央控告他。控告他甚么？他在安徽怎样做工作？我都不知道，我们见面时照例是不谈个人工作的。一九二八年秋，他又从安徽来到上海，我请二个福建来的干部在福州路一个小馆子吃饭，也请他来作陪。蔡和森下台后，李立三当权时，他又来上海，我未看见他。只听到李立三说尹宽同他说了如何荒谬的话。甚么话，我忘记了，但我想象得到尹宽是不会卖李立三的帐的。李立三摆出党内最高领袖的面孔，要求下属服从，我表面上表示服从，但很快就辞去《布尔塞维克》编辑之职，避免同他争吵。尹宽恐怕表面上也不会敷衍李立三的。 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我已经搬出机关，在外闲住，此时又遇着尹宽，他也在上海闲住，也许同李立三争吵后就没有回安徽去，我当时与蔡振德住在一幢屋子，一道吃饭，我约尹宽搬来住，但蔡振德反对。尹宽人缘不好，不知道为了甚么，当时他在上海闲住，但我们陈独秀派在蔡振德家里集会，帮助江苏省委反对李立三中央时，尹宽并未参加我们的集会，不知何故？我想总是因为当时除我之外人家还不信任他。他也同当时闲住的老朋友彭述之、汪泽楷、刘伯庄往来，但同他们并不融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我约尹宽到我家里来玩，他失约了。恰好这一日下午，我们这个屋子的人，蔡振德夫妇，我夫妇，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全体被捕，连串门的马禹敷也被捕。我想，幸而尹宽失约，否则也要被捕的。我们关了四十多日放出来，我第一次再看到尹宽时，就祝贺他的运气好。我们搬了新家，他又成为我家的常客了。 左派反对派 不记得我们释放出来多久，总之天气已经相当暖和了，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蔡振德仍旧与我同住，马禹敷也常到我们家里来。我们三个人，连同刘静贞、王绍华都看了。这不过是第一批文章，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尹宽以后也拿来给我们看。同时，他也拿到彭述之夫妇、汪泽楷夫妇住的家里去，给他们看；刘伯庄常到他们那里去，也看了这些文章。托洛茨基本人写的文章之外，还有苏联左派反对派的文件。究竟甚么文章，我想不起来，反正我们后来已经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这些人不会办事，出了许多错字。我拿到书后很生气，为什么不交给我这个熟悉出版工作的人去做呢？ 当时，我和蔡振德住在东有恒路（今名东余杭路），彭述之和汪泽楷住在昆明路，两地相距很近，尹宽住家时常迁移，距离我们较远，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更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尹宽不知道如何，可能他看到了文章，立刻就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他的思想本来是很敏锐的。但我们其余的人有一段接受过程。我们看了，都互相讨论，常常去彭汪家一起讨论。尹宽也参加我们的讨论，他总是站在托洛茨基观点方面解答我们的疑问。不久之后，我们都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惟有陈独秀继续抵抗，尹宽继续说服他。我不是每日去彭汪家的，但尹宽常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他们在彭汪家讨论的经过。据尹宽说，每次谈话最后，「老头子」总坚持他的不同意见；但下次来时这个不同意见消失了，接受尹宽的意见，但又提出另一个不同意见，分手时还坚持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再下次来时，这个新的不同意见又消失了，但又提出更新的不同意见；如此类推，陈独秀并未曾最后被完全说服，他还保留着不同意见，主要是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有保留。他认为中国革命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陈独秀不仅口头上同尹宽和我们辩论，而且几次写出书面意见给我们看。我记得他大约写了五六篇或七八篇文章，可惜这些文章都丧失了。 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对于中国现代史来说也未尝不是大事。 苏联共产党发生派别斗争，我们过去是知道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最初出现于一九二三年，那时我们尚在苏联。东方大学苏共支部曾召集一次党员全体会议，彭述之出席，（注：按此会不是东方大学苏共支部的会议，而是苏共莫斯科市委召集的一次活动分子大会。）两派都派重要人物来辩论，代表反对派来的是拉狄克，代表中央派来的是加米涅夫。彭述之回来曾向我们说起开会时的笑话，例如拉狄克说：「世界上的人知道有托洛茨基，甚么人知道你加米涅夫呢？」至于双方辩论内容，则彭述之没有说，这一阶段的争论，我们后来也知道了。起初托洛茨基攻击苏共中央多数人的官僚主义作风，后来发表他的《十月教训》，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史大林发表他们的反击文章。以后我们也知道季诺维埃夫、加米涅夫联合托洛茨基反对史大林和布哈林，但不知道他们之间争论甚么问题，尤其不知道中国革命问题也是争论焦点之一，更加不知道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出甚么主张。一九二七年，蔡和森新从苏联回国，瞿秋白同俄国顾问频繁接触。他们二人多少知道，但我们别的人完全蒙在鼓里。有些同志从日本报纸获悉了所谓「清算派」的论点，他们来问我，我说不出来。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决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甚么而斗争。现在，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参加了当前世界上最有决定性的一场斗争，挽救十月革命及其成果陷于蜕化变质的大斗争，可是自己不知道。 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这是尹宽的功绩，他又一次引导我从彷徨中走上正道。这话并不是说，如果没有尹宽，我们就找不到托洛茨基主义。我们还是找得到的，正如一九二一年如果没有尹宽给我法文的《共产党宣言》和《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看，我仍旧能够找到马克思主义一样。但事实是：一九二一年尹宽带我走向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九年尹宽又带我走向托洛茨基主义。 当时，中国托派的正统组织，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对于我们陈独秀派的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即认为我们仍是史大林派，但因在中国党内受了史大林派的打击，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投机向托洛茨基主义求出路。我不否认，我们当中某些人确是这样。例如，彭述之，他在党内受打击，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向六次大会建议开除他。大会讨论这个问题，但决定交给新选出的中央去办理。六大以后的中央仍旧把他编入支部。托洛茨基主义对于他个人可能是没有出路中的一个出路。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而且在反对派组织中占据了领导者地位以后，他的理论仍旧是史大林主义的，他的组织观点和组织手段更加是史大林主义的。但陈独秀并不是这样。陈独秀完全站在革命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从辞去总书记之职起便明白认识到中国革命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够解决，共产国际是不能解决的，（注：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书中说，他陪陈独秀从武汉回上海时，在轮船上，陈独秀曾说：「中国的革命总要中国人自己领导。」）但他不愿推卸自己应负的失败责任。他考虑了将近两年，但做不出结论。他仅仅认为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派来中国的代表也不理解中国事情，以此领导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未曾想到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并不是仅仅出于对中国事情的隔阂，主要还是由于苏联产生了一个当权的史大林派系，他们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国际主义，不肯诚心诚意援助各国革命，而是从本国利益出发去援助各国革命，而且把各国共产党当作苏联外交的工具。托洛茨基那几篇文章使陈独秀明白了，原来中国共产党当初就不应当加入国民党，原来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并不是甚么「四个阶级的联盟」，原来在革命高潮中应当竭力发动工农群众，领导工农群众去夺取政权，而不应当为了保持「国共合作」而束缚群众的手脚，等等。这一切，托洛茨基都看到了，而且说出了。（可见远在莫斯科的人并非注定不能看出中国革命的大方向的。自然领导实际的斗争需要本国的领袖。）一九二七年以后，陈独秀认为革命是失败了，共产党应当改变政策以适应客观的形势，不要狂呼革命更加高涨，到处实行盲动。托洛茨基恰好也是这样看法。 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又在第十一期上写了社论，认为革命的政权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甚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彭述之完全没有思想基础。这就埋伏了他后来同尹宽发生冲突，同陈独秀发生冲突的根子。彭述之如此不诚实，他最近几年发表文章竟抹煞了尹宽，把我们陈独秀派获得托洛茨基文件的事情归功于他自己。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在一篇丑表功的文章中对于这件事情说了如下的话：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史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央领导所施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第二天，我带着托的文件去见独秀，并把我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仔细研究托的文件。独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来到我们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批评和当前防御政策的建议。」 彭述之如此把尹宽做的事情记载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尹宽死了，我有责任代替尹宽去拆穿彭述之这个西洋镜。我也是为了恢复历史真相这样做的。 尹宽拿到托洛茨基文件，听到苏共党内斗争情况。是一个有姓有名的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王平一给他的，告诉他的，王平一是山东人，他在山东时认识尹宽；彭述之则说文件和情况是几个无姓无名的莫斯科回国学生给他的，告诉他的。 王平一拿给尹宽的，只是托洛茨基几篇短的或较短的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文章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彭述之却说那些无姓无名的回国学生给他的是托洛茨基的二篇长文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这里就露出了马脚。托洛茨基这两篇长文章是刘仁静九月间带到上海来的，那时我们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刘仁静带来的这二篇长文章是俄文，我们立即译成中文，刘仁静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随后仍由陈独秀出钱用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前出版的便作「第一集」），此次则是我担任校对的。 甚么人发现托洛茨基的文章，并不是甚么大问题，但彭述之不顾历史事实，捏造自己的功绩，以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则我记述尹宽事迹时不能不就所知辩明真相。 刘仁静从莫斯科转到西欧回国，路上弯到君士但丁堡去，同托洛茨基见了面，带回这两篇长文章之外还带回托洛茨基起草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刘仁静的托派面目是很明显的。他住在法租界蒲柏路上一个公寓，同正统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由此知道我们陈独秀派都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便带信给尹宽和我。要我们两人去公寓见他。尹宽通知我，我们两人一起去了。我们有了共同的语言，最后约定一天我来公寓带他去我家中同陈独秀见面。那二篇长文章和那一篇纲领（草案），就是刘仁静在这次会面中拿给我们的。 刘仁静未曾回国以前，我们陈独秀派早已活动起来了。我们无形中分为几个小组，互相讨论，统一思想，解答疑问，尹宽自告奋勇，写「宣传大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习提纲」。他把争论的问题理成系统，一条条依次写出来。这也是他经过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后，现在坐下来整理一下。他耗费不长的时间，但写出很多，我们油印起来，简直成为一本书！我自然看过，而且在无形的小组中讨论过，可是以后就想不起来究竟列出几个问题，究竟每个问题是怎样说明的。这本「宣传大纲」的内容，我忘记了，但我还记得约在此时尹宽在谈话或开会中发表了一种议论，大意说：我们同史大林派讨论问题，要注重讨论现实问题，讨论现时是革命高潮还是低潮，要不要实行武装暴动，城市重要还是乡村重要，等等，我们不要同人家纠缠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等等问题。他这种议论可能是针对我而发的。那时我也在整理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偏重于说服别人，而是偏重于说服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形成系统，不致自相矛盾，一旦同别人辩论时，如果深入下去，那就要离开现实问题，而涉及更高一层的问题。但尹宽的意见也有道理。这就是「宣传」和「鼓动」的区别。对于一般群众说来，那些更高一层的问题是引不起他们的兴趣的。 尹宽主要的活动还是在那些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学生方面。他最初只认得王平一，不久就通过王平一识得赵济夫妇和刘胤，有个时期与他们同住一幢房子。这些都不是正统托派组织掌权的人。不知何时，尹宽也认识那些掌权的人了，如区芳、张特、史唐之类。谈判统一以前，尹宽就同他们有来往了。彭述之、汪泽楷一流人同他们没有来往。那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要找陈独秀派，在谈判统一以前，只有通过尹宽。他们以尹宽为陈独秀派代表，以尹宽的言行和作风为陈独秀派的言行和作风，以尹宽个人的缺点为陈独秀派的缺点。他们对尹宽的感想并不好，称尹宽为犬儒主义者。 彭述之、汪泽楷等人的活动，则在党内的干部方面，尤其是从外地来上海的干部方面。他们是努力活动，活动也很有成绩。 马禹敷则在上海本地工人同志中间活动，也很努力，很有成绩。他是江苏省委委员，多年在上海做基层干部，认识很多任务人同志。在革命失败，白色恐怖之下，工人同志对于党的领导是不满意的，马禹敷一号召，好多工人同志都跟上来了，其中有一些基层的，甚至中层的干部。 为了培养这些干部，马禹敷分派我们几个知识分子去做工作。他教尹宽去培养蒋振东，派何资深去培养二个电车工人，叫我去培养二个中层干部。惟有尹宽的努力结了果实，蒋振东至死没有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至死保持着对尹宽的兄弟一般的友谊。 我们统一了思想，发展了影响以后，便进行组织工作。各小组选举产生了一个五人委员会，为领导机关：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禹敷、杜培之。陈独秀是当然的。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三人是最积极，最活动而有成绩的，杜培之是一个工人，某织绸厂的党支部书记，这个支部被马禹敷完全拉到我们方面来了。当时共产党内流行提拔工人为领导的风气，向忠发还做了六大以后党中央的总书记，我们也提拔一个工人同志到领导机关来，这是马禹敷推荐的。杜培之曾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有一次是在我家里开会。但不久之后，他去做强盗，被国民党治安机关逮捕，解往南京枪毙了，他没有暴露他的政治身份。杜培之死后补入罗世藩为委员，委员会的秘书是吴季严，后来才换为何资深。 选出彭述之、尹宽、马禹敷为委员，大家是心服的，因为这三个人确实是最努力，最有成绩的。没有其它更适当的人选了。一次在彭述之家里，陈独秀评论干部，曾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他这话隐含着另一种意思，即说别的人积极努力，也是想当领袖的。尹宽敏感，听出了这个意思，便回答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革命不负责任。」那日谈话，我不在场，是尹宽事后到我家里来，告诉我的。我不积极，不努力，究竟是为了没有「领袖欲」，还是为了对革命不负责任，——今天我自己也还弄不清楚。 派给我的工作，我还是做的。马禹敷叫我去领导报馆支部，我去了，而且去了好多次。云南有个代表来上海向中央报告甚么事情，我知道了也约他谈话，向他宣传。就是为了这二件事情，我被开除党籍的。 我忘记了尹宽何时被开除党籍。我们有当时的文件，说明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会议通过开除陈独秀党籍，同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禹敷、蔡振德四人的决议。尹宽不在此名单内。我未曾开除，还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等人，以后才开除了。听说开除我的决议发表在《红旗》报上，但我未见。尹宽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开除的。 为了回答中央的开除，陈独秀自己写了一篇《告全党同志书》。同时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合作写了一篇《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共有八十一人签名，那些尚未开除的人在签名后也开除了。 我们从此打出了「左派反对派（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旗帜。我们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名是我提出的，封面上的法文字是我写的，印刷、校对是我担任的，但我没有写文章，因为不需要我写文章。尹宽当然在那上面写了很多文章。 直到此时，陈独秀派的托派组织内部尚未发生斗争。内部斗争发生于「统一」问题提出以后。我们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以后，就把基本意见相同的同志组织起来，进行活动，吸收新的同志参加，由十几个人扩大为几十个人，都是经历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共产党员。我们发表了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以后继续发表。与此同时，成立于莫斯科的那个正统托派组织也发展了，也在国内吸收新的同志，不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党员。但正统托派组织，一面发展，一面发生分裂。首先，以刘仁静为首的一部分人，另外出版刊物，名为《十月》，另外成立一个组织；其次，王平一、赵济、刘胤及另一个人也另外出版刊物《战斗》，也另外成立组织。我们陈独秀派原来只想先成立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组织，然后再来考虑如何统一托派组织问题的。统一的对象原来只有那个正统组织。我们没有正式提出统一问题，因此我们中间对此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没有暴露出来。但各种不同意见是客观存在的，是迟早要暴露出来的。 首先提出统一问题的，是那个正统组织，陈独秀派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这个事实，是正统组织方面及时知道的。刘仁静回国后，他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刘仁静提出陈独秀派的组织问题。那是刘仁静自己提出的，并非我们委托他提出。我们那时还在党内斗争，还未曾被开除出党，更未发表八十一人签名的政治主张，决不会委托刘仁静提出参加正统托派组织问题。刘仁静主张吸收我们加入组织，别的人则反对刘仁静的提议。别的人说：陈独秀和陈独秀派都是「机会主义」，比史大林派更右，只因史大林派不要他们，他们才投机表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他们不能全体加入组织，只能一个一个地经过审查之后加入组织。 不一定是受了这种态度所剌激，我们陈独秀派当中早有一部分人，以彭述之为首，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即说：那些从莫斯科新回国的学生没有革命经验，我们才有革命经验，应当以我们的组织为主，吸收他们加入。但除了这部分人外，陈独秀派并不这样想，尹宽肯定不是这样想，陈独秀以后事实证明也不是这样想，别的人至少可以说尚未仔细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得知正统组织的意见以后，就不再谈统一问题了。 正统组织把这个问题报告了托洛茨基，刘仁静是托洛茨基的「通信员」，也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也知道了正统组织分裂的事实，于是他写信给正统组织，反对他们在统一问题上采取的错误态度。托洛茨基大意说：我看到了你们各派的主张，认为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分歧，那么为甚么要分成几个组织呢？组织继续分立下去，就要各自寻找理由，替分立辩护。至于陈独秀，则我看到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其中并没有甚么违反我们的主张的话。陈独秀是老革命家，他知道甚么是革命，你们年轻人应当向他学习。以上托洛茨基书信，是我凭记忆写出来的，字句和原件当有出入。同一信中，托洛茨基还具体建议四派组织应当以平等的地位成立一个「协议委员会」，共同讨论如何统一的问题。 十月派和战斗派自然欢迎托洛茨基这个建议。正统组织，即后来称为我们的话派的，是反对这个建议的；他们突然从正统的身份降落下来，同从他们内部分裂出来的两派平等相处，而且同他们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陈独秀派，即后来称为无产者派的，平等相处，心有未甘；但他们不敢公开反对，他们对托洛茨基也搞个人崇拜，同史大林派对史大林一样。至于陈独秀派，即无产者派，反应是不同的。彭述之和他的追随者得意起来了：托洛茨基制止了那些没有经验的青年人的胡闹，而重视我们这批领导过革命的老干部，并不说我们是甚么「机会主义者」看哪，我们可以同他们平等协议统一了。彭述之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但他另有企图。他要假借平等协议的机会来达到他原先的目的，即以我们陈独秀派为主，吸收那些青年托派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其它的陈独秀派则没有这个另外企图。我们欢迎托洛茨基的建议，我们愿意同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年托派平等协议统一组织。陈独秀第一次同一批青年托派见了面，谈了话，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事后，他告诉了我们会面时的感想。他说，他同这些青年人谈话，就好像五四运动时代和建党时代同青年人谈话一般。尹宽同这些青年托派接触最多，拿他们同我们这些老气横秋的陈独秀派相比。更希望我们同他们统一起来。尹宽可能另有一种企图，如后来彭述之及其追随者所控告的，即认为在陈独秀派内他不能越过彭述之而充当领袖。彭述之已经造成那种形势，除陈独秀外他就是最高的领袖，他要代替陈独秀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在莫斯科时已经立下这个目标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可笑的目标，至少他是志大才疏的。我自己当时认为，在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我们的陈独秀派组织如果继续下去不久也要消灭的。我当时同那些青年托派并无接触，不过通过别人知道他们一些情况而已。 我们的委员会一致决议，接受托洛茨基的建议，同其它三个托派一起协议统一。我们派出马禹敷和吴季严为代表参加协议委员会。 我没有过问此事，也没有关心此事。协议委员会经常开会，地方时常更换。我只觉得为甚么那样长久不能达成协议。一次，吴季严来我家中闲谈时，感叹道：那些青年人将来可以做国会议员！他们很熟悉政治党派之间勾心斗角那一套！他没有说具体的事例，我也没有兴趣向他打听。 协议过程拖了很长久，没有进展。两个代表回到委员会来报告时，总是说，其它三派的代表提出一些不可接受的条件，以致协议不下去；他们没有统一的诚意。彭述之接着发表议论，赞助二个代表，陈独秀信以为真。 尹宽是常同那些青年托派接触的，从他们那里知道了一点协议的经过，渐渐地尹宽明白了，协议不下去，应当归咎于我们的代表，而不能归咎于其它三派。他自己在委员会争不过彭述之。他看见陈独秀蒙在鼓里，于是决定向陈独秀揭露协议的真相。可是，他没有办法同陈独秀单独谈话。他每次同陈独秀见面时都有彭述之在场。一九二九年春天，陈独秀搬了家，只有彭述之一个人知道他的家。要找陈独秀必须通过彭述之，尹宽没有办法。一天，凑巧，尹宽在路上遇着陈独秀，于是带陈独秀到尹宽自己的家里去，痛痛快快地把协议不能进展的征结向陈独秀揭露了。原来是彭述之操纵我们的两个代表在协议委员会上设置障碍，为的是达到以陈独秀派为中心来统一托派组织的目的。不需多说，陈独秀立刻就明白了问题的征结所在。这件事不仅是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转折点，也是陈独秀和彭述之私人交情的转折点。从此时起，委员会每次开会都要吵架；陈独秀和彭述之的私人交情，也从此破裂，直到陈独秀逝世都未恢复。 我从未旁听委员会会议，但知道在哪里开的，开时吵得厉害。我们租了房子，叫马禹敷介绍的一个铁路工人王茨槐去住。王茨槐有妻有女，装成二房东。后来，王茨槐告诉我开会争吵的事。他曾提出意见。说争吵不好，彭述之回答说：第三国际开会也要争吵哩！他问我：陈独秀和彭述之是否属于不同的帮派？王茨槐参加过青帮，他知道帮派的斗争。 开会争吵结果，陈独秀和尹宽的主张得到胜利了。第五个委员罗世藩最后站在陈独秀和尹宽方面。罗世藩是马禹敷引进委员会来的，但他反对彭述之，这就决定了他的态度，二个代表撤回来了，陈独秀和尹宽亲自出马去参加协议委员会。从此，协议就一帆风顺了。 何资深代替吴季严做秘书长。马禹敷表示消极，不参加会议。彭述之是积极参加会议的，但每次都反对协议工作的任何成就，同时掀起了反对尹宽的运动。彭述之及其追随者不敢反对陈独秀，但集中火力反对尹宽，尹宽的作风也有很多不满人意之处。 协议委员会对于统一问题的意见趋于统一后，便成为统一大会的筹备机构了，尹宽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共同起草各种决议，讨论和解决起草过程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等。可是，到了选举大会代表的问题提出来，又遇着困难。陈独秀不愿在统一的组织中再同彭述之合作，因之不愿彭述之当选为大会代表。在青年托派中彭述之的名声也是很臭的。但在原陈独秀派中倒有不少的人拥护彭述之，这些人同时也反对尹宽。陈独秀本人并不反对尹宽。我亲见江常师在我家里向陈独秀攻击尹宽，而陈独秀替尹宽辩护。在客观形成的局势之下，不让彭述之当代表，就不能让尹宽当代表。代表选举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布置的，他们把我这个一向退后的，「没有领袖欲的」，或「对革命不负责任的」人拉出来当代表，也就是准备我加入统一组织的领导机关。 代表名额大体是依照各派成员人数比例选出的，似乎是每二十人选一人。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一样多的名额，即各为六人。十月派四人。战斗派一人。无产者的六个代表是：陈独秀、郑超麟、王茨槐、蒋振东、江常师、彭述之。其中彭述之是最后算清人数，可以多派一个代表，才加入的。我记不清楚他是否出席大会，即使出席，也是开幕以后何资深才送他去会场的。我们的话派的六个代表是：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二个香港工人，另有一个是谁我忘记了。其中宋敬修是代替楼国华出席的，楼国华的爱人阿凤（也是同志）恰于五月一日分娩。十月派的代表是：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罗汉。战斗派的代表是：来燕堂，本来派王平一、但王平一回山东去了，临时由来燕堂代替，也是开幕之后何资深送去的。 统一大会的经过就不必在这里说了。 大会选举结果，当选为委员的有：陈独秀、王文元、郑超麟、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一个香港工人，宋敬修、彭述之。前七人为正式委员，后二人为候补委员。与彭述之票数相等的，还有梁干乔。于是，就梁干乔和彭述之二人重新投票，结果彭述之票数多于梁干乔票数，当选了。 按照陈独秀和何资深的安排，彭述之和尹宽二人都不让充当代表，更不让当选委员，可是彭述之有本事挤进代表，又有本事挤进委员了。 大会闭幕后次日或第三日，新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候补委员也列席。分工：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文元为机关报《火花》的编辑，宋逢春为秘书长。陈独秀主张王文元为宣传部长，我为机关报编辑，我认为宣传部长好做一点，机关报麻烦，就推掉了。 就在第一次委员会会议上演了一幕趣戏，我至今牢牢记得。会议快结束时，陈独秀拿出一封长信让大家讨论。那是彭述之写给他的信，大会开幕后他送给何资深，要何资深转交陈独秀的。在信中，彭述之大骂此次统一大会，说这是分赃会议，等等。总之，他那时看出他已被排斥于统一组织之外了，连大会也不能参加，于是决定另立组织。这个致陈独秀信便是他的宣言，可是出于他的意料，交出这封信后他竟获得了参加大会的资格，而且被选举为候补委员！他无法收回这封信。 大家传观了这封信之后，陈独秀便问彭述之：「你现在是不是坚持信上说的意见？」彭述之坐在椅子上，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最后，还是我出来帮他的忙。说几句打圆场的话，让他过关去了。事后何资深批评我：「政治斗争不坚决。像彭述之这样的人，有了这个好机会，应当在政治上把他打下去。」何资深这个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于这件事情，我首先联想到的，倒不是何资深这个不无道理的批评，而是觉得彭述之太无能了。如果尹宽处在这个地位，决不会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尹宽会泰然处之，会振振有词，以攻为守。那些青年托派同尹宽打了很多交道，对于尹宽这个人的认识同我对他的认识差不多。我常说尹宽是Sophiste，「诡辩家」，有本事把是说为非，非说为是；青年托派则说尹宽是Cyniste「犬儒主义者」，都不十分恰切，但犬儒主义者可以包含诡辩家，比较恰切一些。甚么叫做「犬儒主义」？我们心知其意，但很难以汉语表达。汉语有「玩世不恭」的成语，可以表达犬儒主义一部分的意义，但不能表达其全部的意义。同一件事，尹宽一时这样说，一时那样说，说来说去都有道理。我往往为此拍桌子同他大吵。青年托派对尹宽的感想都不好，但他们认为在大是大非面前，尹宽还是会坚持原则，可以信赖的。他的后半生以事实证明了人家对他的信赖：那怕他有时不得不耍些花腔，做些令人不能满意的动作，但至死他仍保持他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的信念。 那几年，即从开除以后到被捕以前，尹宽的生活费用是哪里来的呢？我本来知道，但写此回忆时完全忘记了。以后看到汪原放写的《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才想起来。原来，尹宽的生活还是陈独秀替他安排的，陈独秀介绍他给亚东图书馆译书，亚东老板汪孟邹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于是尹宽按月交译稿，亚东按月付稿费，书译齐后，亚东并不出版，把译稿搁置起来，这是那时出版机构常有的事情。 书名《现代文明史》，法国历史家薛纽伯着的。他着了一系列的《文明史》，这是其中一本，约有三十万字，陈独秀曾译了几章发表于《新青年》上，尹宽在国内就看到了，很欣赏。他来法国就买了一本，而且介绍我看。我翻了一下，没有兴趣看下去。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买的法文书中的一本，他在那篇交代材料中说，他被欧阳泽说服后，「就摒弃一切，抱着法华新字典，钻研马克思主义，把原来买的许多名著都收藏起来了」。这本法文《现代文明史》就是那些名著中的一本，他当时不记得读完这本法文书，我既未读这本法文书，也未读尹宽的译本，因为译本是一九三三年才出版的，那时汪孟邹已把亚东交给汪原放经营，自己退回老家去了。 汪原放说：「记得有一次，我去牢里看望陈仲翁，谈起要出《现代文明史》，要加一篇序才好。他说，「那本书可出，序，我想，可以请高一涵先生写一篇，一定妥当」。我回上海，找到一涵先生，他果然一口答应，由邮寄了一篇给我，后来高语罕先生看了高一涵先生的序，又加了一篇，放在后面。仲翁说，王慧琴的译笔是很不错的。我问起前面有几章是仲翁自己译过发表在《新青年》里的。他说，不错，可是他要王先生译成，因为他自己实在是没有工夫来译完它了。」 汪原放这段记载引起了我的记忆。我记起了，那几年中尹宽曾来问我，他要译薛纽伯的《现代文明史》，何处可以买到此法文书（尹宽自己在法买的书，当然遗失了）？我说上海是买不到的，除非去法文图书馆借。当时法租界有个半官方的「法国文学会」（AllianceFrancaise），内设一个法文图书馆，可能有此书。当时，我自己未曾入会，不能去借书，但王独清入了会的。尹宽于是找王独清，王独清便介绍他入会，付出会费十二元。他借到书后便不去还了。 这是尹宽一生翻译的唯一的法文书，出版时，我关在国民党监牢内，出版后，我也没有弄一本看看。 我们的统一大会是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至五月三日开的。统一组织成立之后还不到三个星期，各派的基层组织还来不及合并起来，便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整个统一的委员会，几乎全体被捕了，除陈独秀及二个候补委员以及不在上海的香港工人以外，都被捕了。这是叛徒马禹敷告密的。我们由租界引渡去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共八个人：郑超麟、何资深、王文元、宋逢春、濮德志、陈亦谋、江常师、楼国华。 我们关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候审时候，八月间，又有一批人被捕送到龙华来：尹宽、宋敬修、蒋振东、刘义，及一个或二个工人同志。 我没有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根据同他们关在一条弄堂的人说，他们被捕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这批人被捕之后不久，陈独秀便出来收拾残局，与彭述之、宋敬修这二个委员组成一个领导机关，似乎增补了新的委员，但尹宽不在内。尹宽于是联合几个干部打算另立一个委员会，在福州路一个旅馆开会。彭述之知道了，派宋敬修去制止。到会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奸细，于是一网打尽。我们都是这样相信的。可是以后好多年，我同蒋振东谈起此事，蒋振东否认这个说法。他说，那次开的是建立沪西区委的会议，预先报告了领导委员会，彭述之才派宋敬修来出席的。蒋振东没有理由说假话。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已无从查考了。 我们一案十一月间判决解往漕河泾模范监狱后，尹宽一案尚未判决。以后，我知道，尹宽和宋敬修判了徒刑，也解到漕河泾执行，刘义、蒋振东及其它的人则释放了。 我们是军法判决的，关在司法监狱，属于寄押性质，照规定以后要解往军人监狱的（但有时长期寄押在司法监狱）。一九三二年上海爆发一二八战争，十九路军派了一个副官协同漕河泾监狱把犯人解往杭州。在集合过程中，王文元、楼国华、何资深和我，赶紧凑在一处，一起排队，一起钉镣（两人共一付脚镣），站在大院子里待其它犯人出来。此时濮德志已经活动出狱了，但陈亦谋、宋逢春、江常师、尹宽、宋敬修不知何故没有同我们会聚在一起，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队伍。我们看见他们从里面走出院子来。我只看见尹宽，但别人也看见其它的人。我只看见尹宽，不仅因为他个子高，比别的人高出一头，而且因为他利用这个群众场面鼓动群众。监狱当局早把犯人的存款，用到甚么地方去了，想不到这天全体犯人会解往他处。犯人要求发还存款才肯离开监狱。可是监狱拿不出钱来。监狱的会计，一个胖子，在院子里急得满头大汗。监狱长也在院子里，比较镇静些，答应我们到了杭州以后便把钱寄去。犯人不依，尹宽排在后面，便大声说几句话，大意说非要监狱立即还钱不可。十九路军的副官也在院子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于是立在前面的犯人便告诉他这件事情。也有人说：监狱长贪污，把犯人存款吞没了。于是监狱长出来说话，他不多谈存款的事情，只一手指着天上说：看哪，日本飞机在上面盘旋，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人站在院子里，非常危险，必须立刻离开，不要再耽搁了，一切其它事情都好办，钱一个铜板不会缺少的。十九路军副官于是下出发的命令。我们到了杭州不久，存款还是如数寄还我们的。 我们在新龙华车站上车，到杭州车站下车。后上车的队先下，先上车的队后下。尹宽和别的同志走在我们前面。他们先进入杭州的军人监狱。我们到时，监狱已经满额了，我们被带到西湖边有名的昭庆寺一个大殿内去关押，约有二百多犯人。昭庆寺大殿当然是预先准备好了的，属于临时收容所的性质。 我们寄押在昭庆寺，尹宽等人寄押在监狱，完全是偶然的，但这偶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我们在昭庆寺住了一个多月，便经过运河解去苏州军人监狱关押，我们以后都活着出狱了；但他们到上海暂时平定后又由杭州解回漕河泾模范监狱去。军人监狱当然恶劣，但同司法监狱（我说的是漕河泾模范监狱）比较起来，不啻天堂。陈亦谋不久就病死了，宋敬修也病死了，以前，反对派同志区芳和董某[5]也病死在漕河泾狱中。尹宽生了一场大病，眼见就要死的，监狱当局才许可他保外就医。至于宋逢春和江常师，则亏得家属活动，很早出狱，否则也要死在狱内的。 尹宽怎样保外，出来怎样活动，以后又怎样进去，那时我关在中央军人监狱中，不知道。一九八二年秋，我请蒋振东就所知写给我。他尚未写完尹宽保外的经过就中风死了。这篇东西成为他的绝笔。现在抄录如下：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尹宽要保外就医，叫我找一个保人，我就拿他的信去找金鸿图。此时金鸿图已经不住在提篮桥西牢背后而搬去韬朋路底一个新造的弄堂了。我找到金鸿图，同他商量找保人的事，决定找朱英如为保人。朱英如的丈夫沈天觉开了一丬小机器店，只有一开间门面，做的是铣床活。金鸿图的老婆阿珠出面说话，朱英如夫妇都很热心，答应作保人，立即盖了图章。保单交上去后，就来对保，不久尹宽就写信给我说某日可以出来，叫我去接。我先去徐家汇红万字小学找到赵济的爱人，然后找到赵济，告诉他尹宽出来的事。赵济给我几元钱作费用。到约定的一天，上午，我去漕河泾监狱旁边一家小茶馆等候，大约十一点钟，尹宽扶着墙壁艰难地走到茶馆来了。他喝了几口茶，我们便坐了两部黄包车先到徐家汇，再换车到我家里。我把赵济的信和钱交给他，金鸿图来看他，谈了别后的情况。 尹宽在我家中住了二日。他的身体实在太坏，要我送他进医院。我送他进一家天主教办的医院，住三等病房，一共只付了十元。没有钱再付，只好说候家里寄钱来付。他住了二个月左右，欠了二百多元，心里很着急，向组织要钱。陈其昌答应送钱来，但始终没有送来，最后连人也不来了。 怎么办呢？他和我商量，只有逃走。星期日上午，医生、看护、办事人都去隔壁教堂做礼拜了，尹宽就逃出医院，身上还穿着医院的衣服，他住在我家，华盛路同乐坊，一间前楼。 尹宽住了几天，准备回桐城老家去。忽然，监狱的医生来保人家里，催促尹宽回监狱去。朱英如找到金鸿图，金鸿图到我家里来。尹宽非常着急，我们商定尹宽先开一个旅馆住下，再去疏通保人。我们在三马路源源旅社开了一个房间，我随即去找赵济，赵济来旅馆看尹宽，并给尹宽一些钱，我到朱英如家里去，那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了。朱英如夫妇不在家。我赶回旅馆时，尹宽又失踪了。我回家才知道尹宽被保人押回保人的家。我在朱英如家里看见尹宽躺在床上，他告诉我完全是金鸿图夫妇捣鬼。我去金鸿图家，他们已经睡了，我责问他们，他们无言可答。 次日，我去朱英如家看尹宽，尹宽笑嘻嘻地告诉我：他同朱英如商量好，去买通监狱医官这一关。一天，大概是星期天，上午，我买了四样礼物去漕河泾监狱附近那个医官家里，医官非常客气，随即把四…… 蒋振东在此处绝笔。用不着说，医官收了那四样礼物，就不来催促尹宽回监狱去了，尹宽也就不必回桐城老家了。蒋振东这个回忆。细节上可能有错，尹宽保外的时间也可能早于一九三四年八九月，以后也许有史料来纠正的。 尹宽病好以后，做了不少的事情。他参加了「临委」，在临委中同陈其昌发生矛盾和斗争，又同陈其昌一起同格拉斯和刘仁静支持的一批新干部发生矛盾和斗争；他又在《农村经济》杂志上发表几篇文章同人家进行论战；他团结和说服一些干部跟着他走；最后，他又被国民党捕去坐牢了。这一切蒋振东是知道的，可惜他死了。 我看到二个历史文件，都是尹宽写作而有几个人签名的。一个是写给监狱中的陈独秀，向陈独秀控告陈其昌的，其中列举了陈其昌的缺点或过失，要求陈独秀撤换他或勿支持他。后面有七个人签字。另一个是提出不同的政治的路线，即使不是请求陈独秀批准，至少也是给陈独秀参考或征求陈独秀意见的，后面有八个人签字。这二个文件都不长，签字的人有「东」（蒋振东）；「希」（贺希），「商」（商吉士或别的字，即尹宽），尹宽签在最后，表明文件是他起草的。这二个文件经过我手中时恰逢我忙于别的事，没有抄录下来。由这二个文件可以知道那时托派的主持人还是在监狱中的陈独秀所任命或支持的，他们实行陈独秀的路线；又可以知道尹宽反对这个路线，也反对陈独秀所支持的陈其昌。文件一般是通过陈其昌送入监狱给陈独秀的。但反对陈其昌的文件如何能通过陈其昌送去呢？于是尹宽决定派贺希去南京见陈独秀。我从他方面知道贺希曾去监狱见陈独秀。蒋振东完全忘记了这二个文件，忘记了怎样讨论，怎样签名的，但他记得尹宽曾派贺希去见陈独秀。我不知道此次交涉的结果，但显然可见陈独秀并未接受尹宽等人的意见。尹宽为路线和陈其昌事，同陈独秀办交涉，决不止这二个文件所记录的，因此到最后陈独秀大发脾气，在监狱中声明：他永远不再同尹宽合作。抗日战争后，我同尹宽见面时，直至狱内谈话，尹宽都不再提陈独秀，不得不涉及陈独秀时他也未曾表示好感。 但尹宽还是同陈其昌一起抵抗刘仁静所支持的一批青年托派的攻击的。不知道是陈独秀被捕以前还是以后，有个南非籍的记者格拉斯来到上海，以后做了《密勒氏评论报》的编辑。他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经常通信。不知怎样，他同刘仁静和陈其昌很快取得联系了。他说服了伊罗生从第三国际转到第四国际。他介绍刘仁静去帮助伊罗生搜集和翻译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史料。伊罗生还拿出三百元帮助中国托派组织建立一个印刷机关。葛拉斯联合陈其昌，尹宽以及从北平南下的几个青年学生（史朝生、刘家良、王树本、扈文章）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机关，葛拉斯本人也在内，陈独秀自始就不信任葛拉斯，叫陈其昌等人不要同葛拉斯往来。陈其昌会说英语，接触久了，知道葛拉斯是好人，同意参加了新的机关。尹宽对葛拉斯很有兴趣，他不会说英语，便拉邮局一个朋友做翻译去同葛拉斯说话。有人说，每次尹宽都是向葛拉斯要钱。据说那个印刷机关就是尹宽建立起来的。 北平南下的青年人是接近刘仁静的，刘仁静自始就反对陈独秀，在组织上和路线上都反对陈独秀。他当时住在北平，似乎本人没有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但通过那些青年人去影响新的领导机关。如此组成的领导机关，不久就发生内部斗争了。那些青年人反对陈其昌和尹宽，最后反对陈独秀，葛拉斯支持他们。他们占得多数，终于开除了陈其昌、尹宽、陈独秀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但陈其昌、尹宽以及其它的老托派不理会他们。他们要印刷机关，但陈其昌、尹宽以及负责印刷工作的同志不肯交出，双方互相攻击。一九三五年某月，由于叛徒告密，这个由青年托派控制的领导机关便被国民党逮捕了，连远在北平的刘仁静也被逮捕了。他们都解到南京去，刘仁静立即投降，未曾判刊，送去反省院反省半年。四个青年托派，刘家良判了七年，其它三人判了五年。 我在中央军人监狱看到了王树本、扈文章、史朝生三人，同他们谈了话（但未看到刘家良）。他们告诉我内部的斗争和分裂，特别攻击尹宽和陈其昌，说尹宽霸占了印刷机关。 这些青年人被捕之后，托派组织仍旧归陈其昌、尹宽等人领导，葛拉斯又同他们合作了。 尹宽从事于内部工作和斗争之外，还对外进行理论的斗争。当时所谓「社会史论战」已经过去了，但开始了农村经济性质的论战，在此论战中代表托派立场的就是尹宽。不久之前追悼孙冶方的文章中有人说孙冶方在三十年代出版的《农村经济》（或别的刊名）同托派作理论的斗争。孙冶方的对手就是尹宽。尹宽通过蒋振东的一个甚么关系认识了《农村经济》杂志的一个编辑（蒋振东说是薛暮桥，恐怕记错，似乎是王宜昌），因此写了好多篇文章在那个杂志上发表，似乎以商吉士为笔名。我从未见过这个杂志，更未见过尹宽的文章，不知道他写了甚么。但要研究尹宽这个时间的思想，是应当分析这些文章的。今天肯定能在大图书馆找到《农村经济》旧杂志。 近日，我终于在图书馆找到旧杂志《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看到了尹宽的文章。文章题目为《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署名「王景波」。 出乎意外，我发现这篇文章写得好，尹宽的文章，我看了不少，但从未看到写得那么好的文章，为了纪念尹宽，今天应当重新发表他这篇文章。 无论枝节上有甚么地方说得不妥当，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他完全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去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问题，以至于整个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早已过去了，这个论战是在尹宽以及我们这一批的人被国民党逮捕以后才开始的，我们自然无法参加。陈独秀和彭述之虽尚未被捕，但他们忙于更重要的恢复组织和领导现实斗争的工作，无法参加。代表托派参加此论战的，是一些游离的分子，如任曙、严灵峰之类；刘仁静也参加，但那时他尚未加入组织。总之，这些参加的人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这些人都来抓住论战的要点，姑不论说了许多错话，授人以柄，而且相互间打起来了，让人耻笑，社会史论战中所谓托派的言论，没有丝毫增加托派的光荣。 尹宽则是抓住论战中心的，中共党员，根据史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路线，高潮时和失败后的路线，强调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因之不得不强调中国经济上的封建的落后的成分，说到农村经济时特别要强调这种成分。他们完全忘记了整个世界处于甚么时代，中国又处于甚么地位，那些封建的落后的成分，在此情形下又含有甚么新的性质。 尹宽明白说：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不跟着别人说「半殖民地」，并非因为他不知道「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区别。这区别，在讨论另一类问题时是重要的，在讨论中国是否资本主义问题时则不重要，中国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表明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进行得更加迅速。《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起初确是摧毁资本主义以前一切生产方式的，但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则于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之外还可以利用旧的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服务。所以强调中国尤其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并不足以判定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这就是叫我们于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时，不要单独就中国一个地方来看，而应当根据时代和世界来看。这就是国际主义的观点。 资本主义利用以前的生产方式来剥削人民，这话不是尹宽独创的。正在我们坐牢时候，上海的新生命书局（蒋介石出钱，周佛海当编辑的）翻译并出版了列宁着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也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俄国民粹派也借口俄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认为俄国还没有资本主义，俄国可以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例如，他们说，俄国的富农使用雇农劳动，而雇农自己有一小块上地，受雇做工不过贴补家用而已。列宁回答说，「这些都是无产者，不管他们在法律上拥有一小块公社分地。他们事实上就是富农的日工、牧人、佣仆。」 尹宽的文章是作为「读者园地」发表的，即现在所谓当作「反面教材」发表的。发表它，是为的批判它。第一卷第十二期果真发表孙冶方一篇针对尹宽的长文章了。孙冶方引经据典反驳尹宽，但并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利用旧时的剥削方式的事实，他而且从《资本论》或马克思其它的著作引出实例。欧洲资本家到非洲去经种植园，用的还是奴隶劳动呢！但孙冶方还是强调中国农村的封建性，落后性。因为这是「辩证法」。中国还是半封建的社会。孙冶方的文章重新发表在前几年新出版的《〈中国农村〉论文选》内，但他批判的尹宽文章则不再发表。 尹宽被「驳倒」了。托派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都被「驳倒」了。于是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性质论战都以托派「失败」而写入历史。这「失败」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以前未经人指出。这就是社会性质论战掩盖着另一个更重要的更根本的论战，而这一个论战是不能在公开的出版物刊行的。 原来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其进行中和失败后，向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提出一个问题，即：这次革命以及失败后将要起来的革命，究竟属于甚么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呢？换另一种话来说，即：革命胜利建立的政权，究竟是工农民主专政呢，还是无产阶级专政呢？ 革命中以及革命失败后，以史大林为首的当权派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双方争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在中国进行反对派运动，讨论的也正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苏联是公开讨论的，在世界各国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但在国民党的中国则不能公开讨论。于是只能以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在中国的公开出版物上讨论。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同的问题。论战双方都有好多人不知道或忘记了争论的是革命性质问题，于是都在社会性质问题上钻牛角尖，说了许多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尹宽的文章却未曾忘记了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他只证明了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的性质，就够了，不必多费力气去说明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是落后的资本主义，封建的剥削方式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尹宽文章的结论已经足够证明中国革命所要推翻的决不是甚么封建制度，而是资本主义制度了。 但问题还有另外的方面，即：决定革命性质的，不仅有一国的社会性质，还有国际的局势和国内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我就不在这里发挥了。 尹宽没有写文章回答孙冶方的反驳，也许写了，《中国农村》不登，现在没有办法查考了。尹宽这篇文章写完于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五日。此时，他一面写文章同党外的人论战，一面在党内进行工作，同自己的人斗争。这后一方面，我们只得到一些零星的材料，例如他团结七八个人，签名于二个文件上，送给南京监狱陈独秀看。幸而哈佛大学的托洛茨基档案公开后传出了托派临时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一次会议的记录，其中记了尹宽的几次发言，足以窥见尹宽当时活动和思想之一斑。 我上面说到刘仁静遥控下的青年托派组成的中央，同尹宽和陈其昌发生斗争，开除了他们，不久这个中央就给国民党破获了，直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晚上，葛拉斯才联合尹宽，陈其昌以及其它的人，在葛拉斯寓所召开一次会议，成立新的中央。葛拉斯当会议的记录，用英文记的，这记录保存在托洛茨基的哈佛档案内。 到会的有：王凡西、陈其昌、尹宽、蒋振东、贺希、邵鲁、李福仁。晚上七点十分宣布开会，选举王凡西为主席。议事日程有好几项，其中与尹宽有关的有如下几件事： 关于选举中国同志参加第四国际总理事会问题。 尹宽发言：他从刘家良的老婆那里得到消息，说刘仁静已经自首，转送苏州反省院，不久可能获释。他已声明自愿投降国民党，虽尚未有确证，有些同志已不愿选举他参加总理事会了。 于是大家讨论可否选举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曾来信，说他要同那些反对陈独秀进总理事会的人作斗争。尹宽问：此事，是否已写信给国际？李福仁回答：就他所知，尚未写过这样的信，不过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过去曾有人反对陈独秀，为此无疑他才预先说要同那些反对的人作斗争。虽然存在这些分歧，托洛茨基同志仍旧坚持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 尹宽发言：陈独秀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如果只为他的威望和影响力，那就欢迎他作候选人。但我们应当讨论他的政治意见，判断他是否马克思主义者，不过为了他的威望和影响力，我们应当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 陈其昌发言：中国同志中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分别二个问题：一、我们要不要选举陈独秀进总理事会；二、陈独秀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们只讨论第一个问题：接受不接受他的提名。 尹宽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同时我们告诉托洛茨基：我们（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不承认陈独秀的政治领导。」 陈其昌提出如下的决议草案：「我们接受托洛茨基提名陈独秀为总理事会候选人，不管陈独秀与我们政治上有多少分歧。我们必须仅仅从第四国际的大原则来考虑这个提名。」 李福仁发言：我们还不能说我们不接受陈独秀的政治领导，因为我们的立场的方案尚未定出。这个决议案只能简单赞成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无任何保留，我们不希望为了未来的工作先疏远陈独秀，尤其在我们尚未将我们的立场规定下来以前。这个决议不需要附加甚么保留，对于这个提名，我们只能表示赞成或反对。 尹宽重申他的意见：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提名，我们希望我们之间的争论可于最近解决。 有些同志反对这个附加的条件。 李福仁发言：尹宽好像以为接受了陈独秀的提名就是接受了陈独秀的各方面的意见。这不是一回事。 李福仁再提出决议草案：「赞成托洛茨基的提名。」 尹宽发言：如果委员会举行表决，那还得让全体同志批准。 于是就「我们赞成托洛茨基的建议，提名陈独秀参加总理事会」的决议案进行表决，四票赞成，三票反对，赞成者：陈其昌、王凡西、邵鲁、李福仁。 这一项议程结束以后，讨论其它议程时，尹宽也有发言，但我不能多引了。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 首先要选出一个书记兼会计。陈其昌提议选李福仁；李福仁推辞，说应当选一个中国同志，如果选他，也要另选一个同志做他的副手，这意见没有被接受，于是有人提议书记和会计分为二人。 贺希主张尹宽作书记，李福仁作会计。陈其昌主张李福仁作书记，因为书记要能团结所有的人。于是问题转成为：书记究竟是干甚么的？是政治代言人呢，还是做技术工作，如写信、记录之类。王凡西认为书记是做技术工作的，不是掌握政治路线决定权的。讨论结果举行表决：李福仁得三票（尹宽、陈其昌、邵鲁）当选书记兼会计，尹宽得二票（贺希，蒋振东）落选。 其次要选出一个宣传委员兼《火花》主编。王凡西得四票（陈其昌、郡鲁、李福仁、尹宽）当选，尹宽落选。 其三要选出《斗争》主编。邵鲁提陈其昌，蒋振东提尹宽。陈其昌得三票（李福仁、邵鲁、王凡西）当选，尹宽得二票（蒋振东，贺希）落选。 表决之后，尹宽提出责问：为甚么要选举陈其昌？这个表决是否算数？陈其昌是不能胜任《斗争》主编的，因为他从未发表政治意见。你李福仁为甚么要投陈其昌的票？ 李福仁回答：根本不应当要求一个同志说明他投票的理由。既然要求我说明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理由。我是根据过去我同这二个同志的接触来投这一票的，几个星期以来，尹宽同我和别人谈话或通信时总喜欢宣传他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组织的意见。至于陈其昌，他如果不能胜任他的职务，则我们可以撤换他，如同撤换其它当选的人一样，现在陈其昌已经当选了，尹宽就应当忠实地就力之所能同他合作。尹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蒋振东发言：这里牵涉到两条路线：布尔塞维克和孟雪维克。 贺希发言：应当根据政治观点来挑选《斗争》的主编，李福仁应当根据这二个提名人的政治意见的是非来投他的票。 李福仁回答：我没有很多机会来仔细了解这二个提名人现在的政治意见，但我昝清楚记得他们在几个月以前政治意见是一致的。没有办法在政治方面分出是非，只好根据别的因素来决定取舍了。 其四要选举组织委员，有三人被提名：邵鲁、尹宽、贺希，结果，尹宽以三票（陈其昌、邵鲁、李福仁）当选。 书记兼会计，宣传委员，《斗争》主编，组织委员四人组成常委。 以上的材料是难得的。我从中引了许多尹宽有关的文字，不必加以评论。于此可见，尹宽保外就医这个时期，并未在那里养病，他仍在活动，斗争，对外的和对内的斗争。难怪此次会议之后不久，他又一次被捕入狱了。 最后，结束这个时期的生活，尹宽第二次被国民党逮捕了。我过去知道，他同贺希，邵鲁一起被捕，一起出来。去年秋天。打听到贺希地址，蒋振东写信给贺希，要贺希写这件事的经过。贺希有病，得信后拖了一个多月才回信，回信到时蒋振东已经死了，我以后写信给贺希，至今未得回信，大概贺希也死了（已经确知贺希在今年三月间死去的）。今将贺希信中有关此事的一段话抄录于下： 老尹被捕，先于我一个多星期。他和邵鲁在小赵家中吃过午饭后一同到文庙去玩，他们早被敌人盯住，就被捕了。一个多星期后，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光景，我去闸北鼎鑫纱厂看朋友，刚走上造币厂附近苏州河大桥，后面跟上来的家伙就把我抓了。先关在闸北公安派出所，后解到市公安局，在那里看见了老尹和邵鲁。大约又过两个星期后，一天深夜，我们解到南京，我和老尹一直住在一道。老尹时常生病。我也发了一次高烧，以致壮年（二十九岁）就耳聋目盲，一身病痛。…… 贺希说了他们被捕的原因： 罗章龙派在上海的二个干部（寒君、李平）带着一批为数不多的人参加了托派。其中有个在申新九厂细纱间做加油工的，叫「泰安小李」，是个奸细、叛徒，我们却特别看重他，培养他成为积极分子。老尹同他谈过几次话。老尹被捕后，敌人问他：曾给甚么人一本小册子？于是老尹想到这个人是叛徒。我经过回忆，也同意了。我释放后到了上海，小赵告诉我：我们被捕后，小李也无人理睬，才感到对不起我。这就是铁证！我们被捕是泰安小李出卖的。 贺希没有提到他们未曾判刑，而是解反省院的。尹宽此次被捕，恰值他的「二农」同学何其巩做了北平市长，他写信给何其巩求援。据说，何其巩帮了忙，设法让尹宽去住反省院。连带地，贺希和邵鲁也去住反省院了。国民党把政治犯不送去监狱而送去反省院，一般是为了「优待」叛徒或「悔过者」的。但有例外，有势力的人来援救，国民党不能不卖帐，但又不愿无条件释放，往往就送去反省院。可能需要犯人有书面的悔过表示。尹宽等三个人去反省院就是属于例外一类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写了甚么书面的表示，但事实上都未屈服。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遇着一个朋友，他是通过家属活动，调去反省院，经过半年出来的。他同尹宽关在一起，很佩服尹宽。他说，一天犯人起来同管理人员斗争，尹宽一面吐血，一面鼓动群众上去斗争。我关在南京军人监狱，那里有个印刷厂，反省院的刊物也在那里印刷。我有机会看到一二期刊物，其中有犯人写的文章。我看了刘仁静的文章，也看了彭康的文章，都觉得很可耻，这二人说的是哲学，政治的问题。我又看了尹宽的文章，但说的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固然说的不是革命的道理，但也未曾说反革命的道理。 关于出狱事，贺希信中说了如下的话： 最后结果是邵鲁最先释放；老尹在释放政治犯前不久因吐血而被保释；剩下我一人，到释放政治犯时才出来。 贺希老年回忆未必完全可靠。关于出狱事，我听尹宽说的和贺希自己说的，与此回忆都有出入。尹宽告诉我，他是南京快沦陷时才释放出来的，他立即渡江乘车去合肥。住在一个小旅馆，然后去合肥的汽车站，打电话给安庆汽车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的朋友设法让他能回安庆去。他的朋友接了电话，告诉他合肥车站最后一辆车几分钟后就要开，以后没有车了，他要来安庆就要立刻坐上车去。于是他穿着汗衫短裤上了车，把放在小旅馆的东西都丢弃了，贺希则告诉我，释放政治犯时他同邵鲁一起跟着别的犯人到中共招待所去，到了招待所，别的犯人便告诉那里的负责人说：这二个是托派，不是我们的人，于是贺希和邵鲁被赶出来。可见没有邵鲁先释放、尹宽被保释的事情。事实真相如何，现在已无从查考了。 贺希回到上海，上海的组织知道尹宽活着出狱，估计他回桐城老家去，但得不到他的音信。一九四○年，我回到上海，遇着蒋振东，问起尹宽的消息。他说：尹宽以前给了他桐城老家的地址，他藏在房里糊墙纸隙缝中，以后找不到了。我在「一二八」战争后解往杭州时见了他一面，至此多年看不到他。想他是老肺病，恐已不在人世了。 直至日本投降后二年，即一九四七年，我们才突然收到从桐城写来的信。原来，日本投降以后第二年，彭述之筹到一笔款办一个公开的杂志，名为《求真》，拉拢了几个名流写文章，都署真名，连李季的文章也署真名，但彭述之自己的文章则署假名。在第一期或第二期上彭述之发表了一篇论老子的文章，李季次期便写一篇文章批评彭述之，彭述之来一个反批评，双方争论起来。在那个形势下争论老子问题，我觉得是很无聊的，可是尹宽在桐城看到了《求真》杂志，他由这几篇文章看出这个杂志同我们有关系，于是按照杂志的地址写一封信给李季，请李季转交我们。他给了我们以他的地址，并劝告我们不要同李季辩论，伤了朋友感情。他把彭述之的无聊文章当作托派的共同意见！我们立即写信给他。我和蒋振东两人凑了十元（不知当时多少钱，但价值约等于抗战前的十元）寄给他。由此就联系上了。我们以己度人，总是认为尹宽一定在家里等米下锅的。以后才知道他并没有我们在上海那样穷，他当时做了桐城简易师范的校长，又做了桐城县参议员。我同过去见面时一样吵吵闹闹，写了一封信去讽剌他做了国民党的官。处在他的地位，校长我可能做的，但决不可能做参议员。他知道我的脾气，不同我辩论。 不久之后，他就到上海来了，住在蒋振东当校长的中陆小学，同我们老朋友都见了面。此时他才知道我们组织早已发生分裂，我和蒋振东都不同彭述之往来了。我们让他了解这个分裂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以及人事关系方面。蒋振东特别告诉尹宽，他亲自从彭述之听来的话：一次，开会时候，不知怎样谈起尹宽，彭述之郑重声明说他以后无论如何不愿意同尹宽合作。我上面曾说陈独秀声明过他以后不愿意再同尹宽合作。彭述之也作了这个声明。我本人始终对尹宽保持好感，但对他也有反感的时候。 尹宽这次来上海，不待说也同彭述之见了面，从他听到他的方面对于此次分裂的说明的。但我没有留下记忆。我后来想起尹宽此次来上海知道了分裂的事实，也听到双方对此分裂的说明，可是他没有明白表示态度，或者说，他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我们听来好像他是站在我们方面的。 以后尹宽就回桐城去了。不久，他当校长的那个师范学校闹了学潮，学生赶走他，他把学生散发的油印传单寄给我，不附一个字。传单写得很长，其中骂「托匪尹宽」。我不知道反对尹宽的群众是国民党唆使的，还是共产党唆使的。一九四八年夏他再来上海时也不愿意说这个问题。 一九四八年夏某一天，完全出于我们意外，尹宽跑到上海来了，仍旧住在中陆小学。他不说来的目的，我们也未曾联想到彭述之一派的所谓「建党大会」上去。我们早知道他们筹备大会，他们也把大会主要文件的草案寄给我们看。当时我生伤寒病，住在医院。王凡西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针对着彭述之起草的所谓「党纲」，我忘记了尹宽来时我是否病愈出院（这是可以查考得到的）。我们绝未怀疑到尹宽会去参加彭述之派的大会。有几天，他一早离开中陆小学至晚上才回来睡觉。最后，他约王凡西、蒋振东、楼子春、何资深到我家里来会面。那时，我已经出院，在家里静养了，他告诉我们这几天他参加了彭述之派的大会；他详细说了大会的经过，以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又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彭述之、刘家良、陈碧兰等组成「常委」，等等。他说，彭述之、刘家良等人要所有代表都反对你们，但他们达不到这个目的，代表中仍有人赞成你们，而他尹宽也曾发言说王凡西写的对彭述之纲领草案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不能置之不理，等等。听了尹宽这一透露之后，不知道别人有甚么感想，我只觉得一阵恶心。……以后，尹宽就搬出中陆小学，住到彭述之给他安排的房子去了。彭述之还介绍他去上海某一高等学校教书。虽然如此，他还是常常到我家里来，把彭述之方面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我对他已经不是无话不谈了。当时第四国际开了世界大会之后不久，寄了一篇大会宣言给我们，我不顾大病初愈，尚未复原，便翻译起来，但不让尹宽知道我在翻译。他们方面也收到这个宣言，但因只有法文本，便交给「宣传部长」自己去翻译。尹宽告诉我此事。我说：「好么，你去翻译，将来我可以看看。」我很快就翻译好了，而且油印出来，尹宽才停止翻译下去，他辛辛苦苦译出的部分只好作废了。 但不久，尹宽便同彭述之、刘家良等人发生冲突了。无论在理论方面、政治方面以至个人生活方面，尹宽和彭述之怎么能够合作呢？尹宽在此问题上太不慎重考虑了。但如此迅速发生冲突，也是出于我的意外的。我们也不理尹宽，他只好回桐城去了。一九四八年底，彭述之派领导机关决定搬去香港时，刘家良曾写信去桐城，要尹宽一起去香港，尹宽置之不理。 事情过了以后，我想尹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自以为聪明，有权术，而其实是很蠢的。这就是好多人说的他的「犬儒主义」！我不值得为此生气。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夏末秋初，他从老家运了一批农产品去芜湖或南京出卖，得了钱又到上海来找我们，仍旧住在中陆小学，我仍旧像老朋友一样招待他，他准备长住上海，但不愿住在中陆小学，要我设法让他住在王凡西家里去。此时，王凡西已经去香港了。这怎么行呢？我没有帮他这个忙，他只好回桐城老家去了。从此他和我们断了联系。他不写信给我们，我们也不写信给他。 一九五○年，如果不是更迟些，何资深不知从何处听到一个消息，说安徽桐城有个老头子。公开向群众批评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拿他没有办法。何资深说：不会是尹宽罢？我也不能判断。我至今也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老头子，他是不是尹宽。 就在这一年，或更迟些，中陆小学收到了尹宽的女儿一封信，说她的父亲到上海去了，但身上衣服很少，希望我们在上海照顾他，我们由此信体会出尹宽被捕了，已经解来上海。其实此时尹宽尚未解来上海，还关在合肥。 近年，我听到一个传说，关于尹宽怎样被捕的。据说，一九五○年某月，毛泽东来安庆视察，地委书记向他汇报，中间谈到桐城县有个老头子自称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说了许多怪话，我们拿他没有办法。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旁，便问这人叫甚么名字。地委书记说：叫尹宽。罗瑞卿说：我们正要找他。于是尹宽被捕了。看来何资深听到的那个消息是有根据的。不过以后尹宽在狱中同我见面，也曾说起他被捕事，但未涉及这个传说。也许他自己不知道。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则是事实。他本来是周恩来的老朋友。一九二三年春我们一批人去苏联后，西欧的少年共产党组织就是周恩来和尹宽二人领导的。但在共产党统治下何必抬出这个关系来呢？五十年代下半期，我关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一天开出独居囚室去理发，理发犯趁看守不在旁边，悄悄地问我：「你就是周总理的老朋友么？」于是我明白理发犯误认我为尹宽。而尹宽喜欢告诉人他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这是后话。尹宽后来告诉我，他在桐城老家被捕后就解到合肥来，在合肥关押很久，才解来上海，关在华东公安部的看守所，以后转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他在合肥吃了苦头。两手反铐很长时间，吃饭靠人喂，大便靠人揩屁股。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我关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已经三年半了，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看守来通知我「收拾东西」。我把随身的衣物包好，看守来开门，帮我拿东西，从三楼走下来。到二楼，我忽然看见尹宽，走在我前面，他的东西有另一个看守拿着。我们对看一眼，不敢打招呼。这是三年半以来看见的第一人。到了楼下大厅，办理手续，我们才说起话来。起初，押车的看守还要干涉，以后就不管了。我们不知道解往何处，但估计不是去枪毙。吉普车开进了提篮桥监狱的大门，在收发室办了很久的入监手续，然后被送往一号监去。尹宽告诉我，一号监关的都是重刑犯。他也曾在这里关押一个时期的。我们被带到三楼，起初分住二个囚室，约三个钟头，后来我和他同住一个囚室。我们谈话一直到深夜，最后二楼犯人出声干涉，我们才停止谈话。次日早上，我们又被拆开，从此就没有机会同住一个房间。这日早上，我们看见几十个同案犯人，已经判决解到这里执行的，从其它部分纷纷调到这里，一号监三楼西部来，其中有蒋振东，也有何资深，我们囚室的门都不关，我们走出门外看这些新来的人。我莫名其妙，便问尹宽：「把我们调来干甚么？」尹宽说：「来学习么！」然后，我知道，尹宽比我更有经验。原来，国务院有命令给各地专政机关，组织托派犯人出去参观，参观后学习。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十二三人，起初几天漫谈，七月五日起出去参观：工厂、商店、高级合作社、文化宫、展览会、体育场等等。大约参观了一个星期。以后就开会学习。最后，写总结，直至八月十二日才结束。集中起来的人，又调散了，我们几个尚未判刑的人仍旧解回看守所去，但不是回第一看守所，而是去第二看守所。这年九月间，我们又集中到提篮桥监狱学习一次，此次则是学习「八大」文件的，同时去人民广场参观了国庆节群众大会和游行。 在集中学习期间，监狱囚室的门白天一般是不关闭的，我们可以走到门外走廊上来。所以我虽不同尹宽住在一个囚室，仍有机会说话，一二句简单的话也可以交换各人的思想。即使囚室的门关着，我们也可以站在门后大声交谈。 我和尹宽二人不是分配在同一个小组，但我可以通过与尹宽同小组的人知道尹宽在小组发言的大意。尹宽被捕初时大概采取了抵抗的态度，因此在合肥吃了苦头；解来上海后就软化了，就说了认罪一类的话，因此对他管理放松了一点，即不一定个人独处一室，也可以同其它犯人共处一室。不像我，除了集中学习时二人共处一室外，都是一人独处一室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斗争」以后才能同别的犯人共处一室。尹宽认罪以后仍旧得不到信任。因为容易看出他的认罪是假的。我那天夜里同他住在一室，谈话到深夜，以及以后几次见面交谈，我很满意：不管老朋友表面上怎样说，他的根本思想，即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仍旧没有改变。他仍旧与我有共同的语言。例如，我们谈到苏共二十大，谈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时，我说：「将来总有一天，史大林的玻璃棺材要从列宁坟墓中抬走的」。尹宽说：「不要他们自己抬走，要别人去抬走。」这是表明他比我更加反对史大林和史大林派，包含那些反对史大林的史大林派在内。又如（那是一九五七年的事情），我们谈起当时的反右派运动时，他说：「所谓『右派』，其实是拥护共产党的，反对共产党的人今天只会说恭维话，不会说批评话。」这些话都说得很好，都足以表明尹宽不管表面如何认罪，内心上决不认为自己有罪。 尹宽在小组学习中，据同组的人告诉我，他采取了这种态度，即：认罪，但不说或少说自己的罪，而说别人的罪，他在小组会上气愤地「揭发」彭述之和他那个组织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举出证据，说那次开「建党大会」，很阔绰，会后还办了酒席，大吃一顿。这些钱哪里来？还不是从国民党特务机关拿来的？他还举出一些他所接触的社会人士，说这些人就是特务。他以为如此一说，既可以满足共产党的要求，又可以说明他尹宽不是特务。他的「揭发」还是有分寸的。他始终没有说过王凡西、郑超麟、蒋振东以及所谓「少数派」也是特务。他不像另一些人说所有托派都是特务！但尹宽这种发言是有害的。我知道了，特别去找他。劝告他不要在小组会上攻击彭述之。他又在我面前说了彭述之许多坏话。我说：「这都是事实，但我们同彭述之之间的账，将来有机会时再算，我们不应当在共产党的监牢内同彭述之算账。」他又谈起建党大会用的钱。我说：「这钱哪里来，我知道，我今天不告诉你，只要告诉你：这钱是清白的，与国民党特务毫无关系。」原来，尹宽确实不知道彭述之开大会经费的来源；他只设想决没有人拿出这许多钱给中国托派开大会，因此只能作出特务出钱的结论。 彭述之开大会，为了弥补老同志不跟他走或少跟他走的缺陷，不惜费尽力气从内地乡村把尹宽拉出来撑门面，并选他为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给他房子住，介绍他到甚么高等学校去教书，可是连大会经费从哪里来也不肯告诉尹宽！ 一九五七年四月底，我和尹宽又从第二看守所解到提篮桥监狱去，在那里住了一夜，只为的去参观五一节大会游行，没有学习，参观完就直接回第二看守所去了。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我们二人又去提篮桥监狱集中，此次则是为了准备去上海以外参观的，我们只在那里住了三天就回第二看守所去，因为临时改变计划，不要我们二人去参观，别人都去了。先在上海本地参观，然后去北京、去东北、去武汉，回到上海。他们还要学习，写总结。我以后知道这件事，觉得不去很好；尹宽则提出抗议，责问为甚么不让他去参观？ 大跃进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都关在第二看守所。尹宽生病，常去监狱的医院（即市监狱内八号监）疗养。我没有病或不知道自己有病，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也被送往市监狱医院检查身体，住十几日回来，有意同尹宽错开。一九六二年五六月间我又去医院住十几日，此次尹宽也在那里，我们就不错开了。尹宽同别的犯人共居一室，我则仍旧独居一室，我在那里的运动场上看见了尹宽，交换了几句话。我们已经有五年不见面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现在变成小老头！」尹宽先我回到第二所去。 我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离开第二看守所正式转入上海市监狱。尹宽不知何时转去的。他关在八号监，我关在五号监，其它同案犯人则绝大部分关在一号监。政府生怕我们二个老头子病死。八号监关的是病犯，他们有「营养饭」吃，即每星期有三顿，菜中放了一些肉片或肉丝，以后增加至每日一顿。五号监四楼东部有几个房间是康复的病人住的，也吃「营养饭」，我虽不是病人，也被照顾吃「营养饭」。我们这二个老头子，生活是受照顾的，但居住是隔离的，我仍旧单人居住，不参加其它犯人的学习。 如此到了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六日，政府又对托派犯人采取新的措施：全部集中到一号监三楼，学习当时陆续发表的所谓「反修文件」。 我的衣物先由劳动犯拿到三楼上去，我本人在楼下等待甚么。人家不久带我到监长办公室去。承办单位的李科长和一个女秘书先在那里坐着。不久，尹宽走进来了，他比我先一步从八号监调到这里来；在他背后又来了两个犯人。我们四个人都尚未判刑。李科长训了话，主要是安排生活和学习的。他说：我们四个人编为一个小组，住在三楼东部，每人一个房间，指定其中一人（当然不是尹宽，不是我）为小组召集人；四人轮流当记录；政府要组织我们出去参观，参观回来要学习，要写总结；以后还有其它的学习。他指着旁边坐着一个矮子，告诉我们说：「你们生活上有甚么要求，可以向我们这位陆同志提出。」 李科长训话后，我们就上三楼东部各人的房间去了。其中二人已经定居在这里，我和尹宽是刚来的，我们的房间连接在一起，站在房口可以互相谈话。此时，我们的衣物已经放在各人房间里了。劳动犯小组长向陆主管报告，说尹宽的衣物中臭虫很多，他们捉了一部分，尚未捉完；我的衣物中也有臭虫，但比较少些。陆主管很重视此事，因为一号监夺得了流动卫生红旗，高挂在监长的办公室内；而我们二人是从别的监调来的。不久之后，我们二人的臭虫也消灭了。我们四个房间靠近前部，陆主管办公的阳台。我们这一案的犯人，不论已判的，未判的，都属于寄押的性质，学习是公安局承办单位直接掌握的，生活条件承办单位也有权过问。有些看守曾告诉我们的同案犯人：「你们的事情，我们这里不能管，都要报告公安局。」因此，托派犯人在提篮桥监狱内占据特殊地位：我们可以同案集中一起，别的犯人则是同案分开；我们时常出外参观。别的犯人则不参观或很少参观。此时，提篮桥一号监的犯人比较少，三楼东部前面还有二三个空房间，我们四个房间后面还有更多空房间，过去才有犯人，他们大多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我们的同案犯已经判决的，则关在同楼西部前面的几个房间，他们约有十几个人至二十人，也是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的。他们另编一个或二个小组。陆主管严格防止我们这二部分犯人互相接触。每日下去空场「放风」时，总是西部的犯人排在队首，东部的犯人排在队尾，可以互相张望，但不能说话。到了出外参观时，在汽车上，在行路中，在参观地点，我们互相混合，可以说话了，但都在政府工作人员监视之下，只能互相问好，说几句不相干的话而已。我一句话不说，即使我要同西部的人说话，他们也不敢理我。 出外参观约一个星期；参观了甚么，我今天记不起来。我对于参观毫无兴趣。一次，在甚么工厂参观了车间、机器、生产品等以后，到客厅长桌旁坐下听厂里负责人报告本厂历史和现状，最后欢迎大家提出问题，刑期即将届满的谢公墨，忽然提出工资基金占生产总额的百分比，以及工人平均工资的问题，可是得不到回答，我几年几次出去参观，政府工作人员多方鼓励我提出问题，我始终未提一个问题。我所感兴趣的，不在于厂房、机器、产品之类，而在于生产的工人对于生产的管理和计划究竟有多少发言权；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M/V，究竟是多少？而这一类问题是问不出来的，也是不该问的。 参观以前，我们的小组就开会学习了。先是漫谈，我提出我不能当记录。尹宽问我：「你说甚么？」原来，在楼下监长办公室李科长训话时，说四个人要轮流当记录，这话尹宽没有听进去，现在弄清楚之后，他赶紧说：他也不能当记录，「我自己发言也不能写出，怎能记录别人的发言呢？」以后小组长向陆主管汇报，就免除我们二个老头子的记录任务了。尹宽要求发给马列的古典著作，说他学习会发言时是要「引经据典」的。小组长说他身边有一些马列古典著作，可以借给我们看。 学习之外，关在各人房间内，我和他也可以站在门口谈话，自然没有同住一个房间时那样谈得痛快。他说，他在狱中作了几首旧诗词；我说，我也作了几首旧诗词。于是我们二人各抄几首交换着看。他的旧诗词作得实在不高明，我同从前一样老实告诉他：「你的诗词，平仄不合，用韵也不对，完全不行。」于是他争辩起来：为甚么要讲平仄？为甚么不可以用今天的读音为韵？我知道同他争论下去是徒费口舌的。反之，他称赞我的一首《绛都春》词，说简直像李后主做的。词中有几句：「憔悴，鬓皤腰瘦，幸方寸未乱，是非能理。」他说他建议改一个字，即把「幸」字改为「恨」字。最后二句是「词成付与秋坟，赚谁落泪！」他问我「秋坟」二字是甚么意思？我于是解释给他听。总之，他欣赏的是词的内容，我倒喜欢别人注意我的格律和韵脚。 以后，我们出去参观。但参观未完，有一天各人关在房间，他忽然从隔壁房间喊我：「超麟，我要死了！」我说：「胡说！」他说「心里慌。」于是小组长报告三楼看守，去找医务犯张辅卿（广慈医院的外科主任）来，张辅卿带他去狱内医院看病。我看见他跟着张辅卿走去的。不久劳动犯来收拾他的衣物，拿走了。我们知道他住到医院去。过了几天，医院派人来给他居住的房间消毒。我想，尹宽死了！ 参观后期就没有尹宽，参观后的学习和总结也没有尹宽，以后的反修文件学习也没有尹宽。很可惜！我看出尹宽在此次学习中准备说许多的话。他经过那么多年的沉思一定有许多话可说。我自己就是决定利用此次学习的机会把我这几年形成的系统思想说出来的。我希望尹宽能够听到我的系统思想，也希望我能够听到尹宽的系统思想，可惜都不可能了。 我积极参加了反修文件的学习，从世界革命总路线起，通过一评、二评、……到十评为止。十评是在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才发表的。学习完毕之后都要写总结。我则把我的总结系统地写成八万五千字的小册子，书名为《干部主义论》，交给承办单位。 我认定尹宽已经死了。监狱管理很严，住院的犯人是死是活，无从知道。我写了一首《感皇恩》词「悼尹宽」。这词，同我在狱中的约四百首旧诗词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了。出狱后我只追忆出约十分之一。这首悼尹宽的《感皇恩》词，追忆不出来。为甚么用《感皇恩》调呢？因为辛弃疾悼他的好友朱熹的词用的是这个调。朱熹死于「伪学之禁」时期，辛弃疾只能用隐晦的字句写悼词。 想不到我写悼尹宽的词时，尹宽未死。真是「东坡海外之谣」！我写悼词之后一年又四个月，即一九六五年十月，某一天，承办单位李科长忽然到监狱来，召集我们一案的所有犯人到一号监门口集中，向我们宣布：政府决定释放尹宽回家，明天就交给他的女儿带去，现在特来让我们同尹宽见一面。我吃了一惊：原来尹宽还未死！不久一个犯人用轮椅把尹宽推来了，大家走去同他握手，他都不认识，连蒋振东同他握手，他也不认识，但我上去握手时他却认识了。李科长叫尹宽讲话。显然是准备好的话，他讲出来还是有条理的。大意是说我们错了，接着劝告我们好好改造，改造好，政府会释放我们的，他就是现成的榜样，等等。说了话之后，李科长便叫那个犯人把尹宽推回医院去了。李科长然后叫我们每个人谈感想。这事情是摆得很明白的，但谁敢把心里想到的话谈出来呢？只好顺着政府的意思谈几句。我有意留在最后谈。 在我谈话以前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是同案犯人中最靠拢政府的，又自命为最聪明的藉云龙，在发言以前先问李科长：尹宽是释放的呢，还是保外就医的呢？我心里暗笑。我想，你这个聪明人为甚么要提出这个愚蠢问题！李科长反问他说：「你看呢？」籍云龙然后作出政府所希望的发言。 最后，我不能不说了。我说：「几年前我曾对承办单位派来提审的人说：张芬神经失常，尹宽一身是病，关下去是要死的，这两个人都有儿女，都有温暖的家，应当放他们回家去。他们的病就会好了。张芬的刑期早已满了，我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但今天你们释放尹宽回家了，这正是我一向所希望的，虽然不一定是我几年前的要求今天发生效力。」 李科长没有发牌气，只冷冷地说道：「哼！你几年前的要求！」「哼！你要尹宽释放回家！」…… 此时，我仍不参加小组学习，因之没有为这几句话受到批判。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斗争时，也没有提出我这日的发言作为罪状。 李科长事先训话时曾告诉我们：尹宽的女儿此次是从家乡来「接见」尹宽的，我们告诉她政府明日释放尹宽，让她带回家去，她着急起来，说带来的路费不够。我们说：「你放心，我们会派人同你一路送他回去的。」 我断定，尹宽回到家里就会死的，如果不是死在路上的话。我们无法打听到尹宽的死活消息，因此每逢外调人员来问我尹宽的下落时，我总是说：尹宽死了，一九六五年就死了。 谁知此次我又错了。尹宽回到家中，改变了生活条件，慢慢地好起来，能够带着孙子在屋外散步，再活两年，到一九六七年才死，那时已到「史无前例」的时期，但他未曾挨斗，还来不及挨斗。一九八二年，我才同尹宽的家属取得联系。 我从尹宽的女儿还知道了一件事实，即是：李科长问她：「你父亲回去生活有问题么？」她回答说：「我们家里养得起他的。」李科长说：「那就好。」尹龙珠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她愁父亲回家没有路费，她又不愿靠政府出钱来养父亲。尹宽倒想到出狱之后自己的生活问题。他问李科长：「我回家后生活怎么办？」李科长说：「我已经同你的女儿说好了。」尹宽回到家里，才知道政府把他的生活完全交给他的儿女负责。在那「史无前例」的几年，他虽来不及挨斗，但生活条件一天比一天恶劣下去，最后他感叹家里的生活还不如市监狱里的生活，但已无法可想了。这完全出于我想象之外。一九六七年，与其说他死于老病，宁可说他死于营养不良，死于饥饿！ 如此完结了一个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上海三次武装暴动的最高领导者之一，他领导和发展了山东省共产党工作和群众运动，他在革命失败后主持了安徽省的共产党工作，他写了不少的宣传和教育的文章，最后他带动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彷徨歧路时候毅然离开史大林主义的轨道而走上托洛茨基主义的轨道去，一直到死他还坚持着托洛茨基主义。不管他一生中有何缺点和错误，不管他晚年如何迫于形势不得不委曲求全，尹宽在中国革命史上仍不失为一个值得人怀念的革命家。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释： [1]真实的名称是「旅行图书馆」。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年第二十二期《一大前留法学生中无共产主义小组》一文所引陈公培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在法国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 [2]此信「估计是一九二一年五月于克鲁邹发出的。」──《党史研究资料》编者 [3]这个「小青年」名邓希贤，就是后来的邓小平。──校者 [4]此处所记有误，刘仁静被拒绝参加1929年9月召开的中国反对派第二次全国大会。为此他去信向托洛茨基申诉，此事见托洛茨基于1929年11月某日给刘仁静的信。──校者 [5]不是董某，他是葛崇锷。──校者 [6]陈独秀出狱后，从武汉写信给陈其昌等的信，也说：「关于彭和长子（按即尹宽）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合作，况且意见相差甚远。」──作者 [7]本节所述种种，读者可参阅《双山回忆录》「监狱进出」一章的末段与「《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一章的首二段。──校者 （香港春燕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版）
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郑超麟，1983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 郑超麟口述周永祥整理（1983年1月）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一、为《新青年》季刊写创刊词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扩大宣传出版工作，把《向导》交给蔡和森负责，把《前锋》交给陈独秀负责，把《新青年》改为季刊，交给瞿秋白负责。这些刊物的创刊词，一般地说，应当由负责编辑的人撰写。《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刊登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以下简称《新宣言》）的作者是瞿秋白。可是有人认为此文是陈独秀撰写。究竟是谁撰写，可以根据当时党内的官传形势，文章的风格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 就内容而论，此文非陈独秀所写，而是瞿秋白的手笔。一九二三年，陈独秀发表了两篇文章：《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这两文的错误在于认为无产阶级没有独立的革命力量,而主张国民党去统率资产阶级，以实现国民革命。北京大学向青有一篇文章，说这个错误来自共产国际。而《新宣言》一文说“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即使资产阶级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之指导，不能成就”；“无产阶级在社会关系之中自然处于革命领袖的地位”。把《新青年》上述的话同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陈独秀不可能是《新宣言》的作者，而瞿秋白是能够说出《新宣言》中的这些话的。瞿秋白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新青年》季刊第二期发表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继续持有《新宣言》的观点。他说：“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的行动，能彻底革命，扫除中国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以致指导权。” 再就文风而论，此文决非陈独秀所写，而是瞿秋白所写。陈独秀古文根底好，造句简洁，能抓住问题要点，不爱写长文章，又不像我们搞翻译出身的人爱用“欧化”文句。这篇《新宣言》，如果陈独秀来写，二千字左右即可写好，不会写得如此冗长。此外，本文篇首引录的歌德的《浮士德》的诗句，也可以证明文章不是陈独秀所写，因他不爱引用外国典故。我想，他一生未必读过《浮土德》，而瞿秋白常常在文章之前，录一段名家文句。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断定《新宣言》一文的作者应是瞿秋白，不是陈独秀。 二、在上海大学和《民国日报》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办的所学校，但学校大权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该校分三个系：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以社会学系学生最多。邓中夏担任总务长（也称校务长），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教师中有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后来有彭述之，郑超麟，李季，高语罕，尹宽，沈雁冰，蒋光赤等。 一九二四年九月底我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上海大学内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和斗争正趋激烈。共产党学生反对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国民党右派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这一年双十节那天，在河南路桥北堍天后宫召开群众大会，上海大学学生也去参加。会议中间，两派打起来了。国民党右派事前已有布置，唆使流氓殴打学生，有十几个学生受伤，其中上海大学学生黄仁因伤势过重，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即“黄仁事件”。从此，掀起轩然大波，双方都发表文件，互相攻击。《民国日报》编辑部为了登载文件问题，也发生了矛盾和斗争，共产党员邵力子和国民党右派叶楚伧发生冲突。那时，瞿秋白也是《民国日报》的编辑，他平时挂名，但在同国民党右派发生斗争以后，则来到《民国日报》编辑部工作。斗争的结局是迫使叶楚伧离开了《民国日报》社。 但是，两派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事态仍在继续发展。结果，瞿秋白和何世桢两人同时离开了上海大学，随后由施存统和周越然分别继任社会学系主任和英国文学系主任。 三、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一九二五年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南堍中国地界（与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接壤）一幢三层楼房子里召开。我是大会记录。瞿秋白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威信很高，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同答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党的路线问题，深得代表们的拥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瞿秋白同常住上海的四位中央委员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五人主席团，即后来的中央常务委员会，那时还没有常委会的名称。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大会结束以后，他オ从北京来到上海。蔡和森于“五卅”运动后不久，离开上海去北京西山疗养，同年秋天又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样在国内的主席团成员只有四人。他们常常去广州、北京，北伐胜利后还去武汉，在这些地方开会，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丁斯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分别参加了上述会议。他们三个苏联人对待国民党的态度有分歧，这分歧也反映到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里。 瞿秋白在“四大”以后，对中央的路线是坚决执行的，不提出相反的意见，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后来，为了北伐问题，中央内部出现了分歧，秋白拥护北伐，曾写过一篇拥护和赞扬北伐的文章：《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四十年代，我从自己保管的秋白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的书稿中，发现了这篇文章。文章后有如下附注：“此文《向导周报》编者拒登。”现在分析，可能是陈独秀不许刊登，因为当时陈独秀是不主张北伐的。 四、主编《热血日报》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出资一万元给职工办了《公理日报》，但是态度温和稳健，不敢大胆揭穿“五卅”惨案的真相，不敢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其他资产阶级报纸更不待言。当时瞿秋白拿着《公理日报》对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啊！我们办个《热血日报》吧！” 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办一个自己的报纸——《热血日报》，以指导当前的斗争。《热血日报》编辑部由瞿秋白，沈泽民，何味辛（今名何公超）和郑超麟组成。编辑部设在闸北宝昌路（近香山路，今名象山路）的弄内最后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发行所设在另外一个地方，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现查《热血日报》的记载，发行所的通讯处由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转。编辑部的分工是：瞿秋白任总编辑并负责撰写社论，郑超麟写文章，沈泽民，何味辛编写新闻，有时也写文章。 《热血日报》社论都不署名，但大部分社论是瞿秋白写的，陈独秀也写过几篇。当时他们天天碰头，交换意见，研究和决定社论内容，所以社论反映了他们和中央的观点。如何鉴别何篇是瞿秋白所写，何篇是陈独秀所写，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根据： 瞿秋白生前曾在一本《热血日报》合订本里选了二十篇社论，在标题前都画上圈，准备出版一本单行本，后来未能实现。合订本的封面上写着：“此中圈出之文，可以总题作《热血日报社论》（后附《小言》二则作为补白可也）——每篇悉仍原题，下以小号字注名年月日。”从笔迹上看，可以确定是瞿秋白写的。社论的标题前有无画圈，自然是鉴别社论作者是谁的一个重要根据。此外，还可以根据文风的不同来鉴别。如前所述，秋白的文章“欧化”句式较多，句子较长，喜欢长篇大论；而陈独秀的文章文句简洁，少“欧化”句式，喜欢抓住几个字眼加以发挥，文章一般比较短。 根据文风判断，《热血日报》第一期《发刊词》是陈独秀所写。文中有两处用“争斗”一词，而不是“斗争”。因为陈独秀习惯用“争斗”。我想起当时秋白把第一期稿子交给我付印时，曾说：“明天报纸出版以后，老头子（指陈独秀）在上海的老朋友一定要说，这篇《发刊词》是老头子写的。因为老头子习惯用‘阶级争斗’而不用‘阶级斗争’。”此外，这篇《发刊词》的题目上瞿秋白未画圈，也可以确定是陈独秀所写。 《热血日报》第二期《洋奴乎，国民乎？》，第三期《上海市民要注意的事》，第四期《我们要认清风潮的性质》，第十三期《警告总商会》，第十八期《贺上海交涉破裂》，第二十三期《开市以后怎样？》第六篇社论也是陈独秀写的。前三篇社论抓住“洋奴”、“国民”、“团结”、“坚持”、“政治”、“刑事”几个字眼加以发挥，文章短、句子简洁，这些正陈独秀文风的特点。这几篇社论，瞿秋白也未画圈。 《热血日报》的社论，除陈独秀写的上述几篇和第十期《巩固上海学生联合会》一篇（未画圈，作者待考）之外，其余都是瞿秋白写的。 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还以“维”、“维摩”、“热”、“血”、“沸”、“腾”、“了”的笔名发表几篇论文和一些短文。 据茅盾回忆，瞿秋白为《热血日报》写了《救国十二月花名》（孟姜女调）、《大流血》（泗州调）等说唱小调（见《新文学史料》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刊载的茅盾：《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回忆录［七］》。据我回忆，瞿秋白当时是不写民歌之类的作品的。直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秋白到大世界和文庙听了民间艺人说唱，受到启发，才开始写这类作品，如《东洋人出兵》等。茅盾所回忆的当年《热血日报》上刊登的《救国十二月花名》、《大流血》等说唱小调，是何味辛写的。 《热血日报》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引起帝国主义的仇视。最后，租界巡捕房封闭了《热血日报》承印单位——明星印刷所（在今新昌路）,《热血日报》就此被迫停办了。 五、主持“八七”会议 瞿秋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主持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我于八月六日晚得到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通知，作为湖北省地方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者我记得起来的有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李震瀛，毛泽东，彭公达等人。陈独秀在七月中旬已辞职，当时在鲍罗廷的指导下，成立五人常委会主持中央工作，中央没有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 会议只开了一个上午，由瞿秋白宣布开会，介绍了到会的人。他说：“到会代表，除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以外，都是中央委员。”参加会议的外国人，只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一人。 会议主要是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这是罗明那兹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汉口同瞿秋白，罗亦农交换意见后写出来的。八月六日，瞿秋白连夜把它翻译成中文。次日，他在会上向代表们宣读了《告全党同志书》全文，读完之后，征求大家意见。大约有五六个人作了简短发言，最后发言的是毛泽东。瞿秋白宣布开会之后，可能请罗明那兹讲过话，罗明那兹也可能只说了几句话，现在记不清了。但当时形势很紧张，会议只开半天，不允许作长篇发言，是肯定的。《告全党同志书》和代表们的发言，都批评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但都没有公开点出陈独秀的姓名，会议也没有作出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决议。 “八七”会议并无会议记录，既无专人记录，又无与会者的私人记录。后来人们看到的《“八七”会议记录》显然是会后追补的。为什么要追补这一份记录呢？估计有如下几种需要：或者共产国际要求一份记录；或者罗明那兹要回莫斯科汇报，需要一份记录；或者“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为了提高“八七”会议的权威需要追补一份记录。 “八七”会议的会址，我的记忆是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的街上，据说叫“三教街”，即今鄱阳路一二三号二楼的后楼。当年会议结束后，我又先后两次去过那里，印象较深。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间，我应武汉市文物保管处的邀请，专程去汉口踏勘了“八七”会议的会址，证实我的记忆是对的。会址确实是今鄱阳路一二三号二楼的后楼，而不是今鄱阳路一三九号二楼。一二三号楼与一三九号楼造型完全一样，前者是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洋人（似乎是美国人）传教士兰森的住宅，其门上的铜牌刻着他的名字Ransom。开会那天，我上楼时，看见前楼的门开着，窗口躺椅上，坐着一个西洋人，不理踩门外窥探他的中国人。后者据说是俄国派驻国民政府农业顾问罗卓莫夫夫妇的住宅。当时俄国顾问尚未离开武汉，他们的住宅可能是国民党反动派监视的目标，因而那里是不安全的，中共中央的重要会议决不会在那里召开。 召开“八七”会议的那个房间并不大，会场有一两张抽屉的长方桌子，靠北窗放着。桌子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罗明那兹。我坐在桌子前面，面向窗子。我背后靠墙摆着一张双人床。罗亦农坐在罗明那兹右边，不靠桌。毛泽东，李震瀛，彭公达坐在我背后的床上。长方桌和双人床之间，最多放着五六只凳子。 六、主编党刊《布尔塞维克》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中共中央从汉口迁回上海。我陪同秋白乘轮船由汉口到上海。在一家旅馆里，秋白被党的地下交通员接走了。 同年十月，中央作出决定，出版中央机关报。秋白采纳我的建议，改《向导》为《布尔塞维克》。《布尔塞维克》编辑部设在上海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东边的愚园路上的亨昌路（即今愚园路亨昌里）东边最后一排房子的第一家。秋白是《布尔塞维克》的编委会主任。当时他家住在福煦路民厚南里对面一所房子里，后搬到白克路（近池浜路口）。他每周到编辑部来一次，代表中央常委出席党报编委会议，指导工作，又代表党报编委会向中央汇报党报的工作。《布尔塞维克》刊名是秋白题的字。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号的《布尔塞维克发刊露布》起，至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两个国内战争》（第十九期）止的全部社论（除了一篇）和纲领性的文章都是秋白写的。其中第十一期社论《苏维埃政权万岁》一篇，因秋白事忙，是我写的。一九二八年春，秋白赴莫斯科，离开《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委托我把《布尔塞维克》继续办下去。 《布尔塞维克》编委会开始只有秋白和我，以及秘书黄文容（今名黄玠然）。我负责日常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后来，罗绮园，曹典琦相继参加了编委会工作。再后，黄文容调中央组织部做干事，谢觉哉调到编委会任秘书。我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离开《布尔塞维克》编委会。 近来，我发现了当时中央一个决议，决定成立党报编辑委员会，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委员。这个决议是真的，但委员会从未开过会。 七、与蒋光赤的交往 蒋光赤是瞿秋白家的常客，他写过好几本小说，如《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等。他在动笔之前，总去征求秋白的意见；完稿以后，再送秋白看，征求意见。蒋光赤写的小说，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短裤党》为最好：秋白平时给他讲的党的活动情况，为小说提供了素材，《短裤党》的书名就是秋白给取的。当时，蒋光赤想不出合适的书名，秋白从小说的内容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Sans-Cutottes，因而命名为《短裤党》。小说题材是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书中的杨直夫和秋华夫妇，就是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的化身，书中的老头子郑仲德即陈独秀，鲁德甫即彭述之，史兆炎即赵世炎，何乐佛，即罗亦农，林鹤生即何今亮（汪寿华），易宽即尹宽，曹雨林即郑超麟。此外，小说中的沈船舫即孙传芳，张仲长即张宗昌，李普璋即李宝章，皮书城即毕庶澄，章奇即张继，郑启即曾琦，李明即李璜，左天宝即左舜生。 八、访问陈独秀 陈独秀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以后，秋白对他仍然很恭敬。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秋白从武汉迁回上海约二三天后，即去福生路（今名罗浮路）陈独秀寓所访问了他。那时，陈独秀在上海过着隐居生活。秋白请陈独秀给中央机关报写文章，陈当即答应。这一年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创刊以后，陈独秀署名“撒翁”在该刊《寸铁栏》发表了许多短文。十二月二十四日，陈独秀曾应邀到愚园路《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住了三天，当天和次日，秋白和罗亦农等人同陈独秀谈了话，我因忙于他事，没有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九、自编《瞿秋白论文集》 一九二七年二月，秋白编就了他的《瞿秋白论文集》，并写了一篇《自序》。他在二月底离开上海去武汉之前，将论文集书稿交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当排印到五分之一时，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论文集未能出版。已排印好的清样和书稿，被亚东图书馆老板存到银行保险箱里去了。到一九四一年底日军进入租界时，老板把它取出交给了我，我交给谢旦如先生保存。日本投降后，谢旦如先生又把它还给我，我珍藏在家里，一九四八年交还给亚东图书馆。解放后，杨之华，郑振铎出面向亚东图书馆讨取，后经徐伯昕把书稿清样转给杨之华。 由瞿秋白自编的《瞿秋白论文集》主要收入秋白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期间在《向导》、《前锋》、《新青年》、《热血日报》等刊物上发表的政治论文和一小部分文艺杂著。 十、家世点滴 我从侧面知道一些秋白的家世，他曾给我讲了一些他个人的生平。秋白的母亲穷得走投无路，吞服红头火柴自杀。他的父亲离开家乡常州，最后到济南，住在“同善社”。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前后，秋白每月要寄三十元钱给他父亲。他的二弟瞿云白、三弟瞿景白似乎也都靠他维持生活。当时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有五十元，是不够用的。我从侧面了解，他给塔斯社写稿，得到相当高的稿酬。 整理者附记：这篇口述是根据一九八〇年春至一九八二年六月，我同郑超麟同志作了十多次谈话的访录综合整理而成，并经他审阅，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 周永祥 录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一九八三年一月）（字句有小出入）
回忆陈延年兄弟（郑超麟，198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回忆陈延年兄弟 郑超麟（1983年） 编注：这是一篇访问记录，曾发表于《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后经《文史集萃》第四辑转载。 录入者注：《广东文史资料》第3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本文现根据此校对。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22年6月，我们在巴黎组织“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大会时，我见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他们与赵世炎、周恩来同住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一个旅馆里，这旅馆是他们活动的地方。 陈延年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全国性组织的领导成员，此组织不仅支配侨居法国的中国无政府党人，而且能支配中国境内以及南洋群岛的无政府党人。当陈延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参加“少年共产党”，脱离无政府主义组织后，动摇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因此，他遭到无政府主义者的谩骂。我认识一个广东人，他曾在新加坡做工时参加无政府主义组织，后转变加入共产党。他告诉我，1922年或1923年新加坡的无政府党组织，曾收到巴黎总部一个通告，说陈延年做了“叛徒”，投降共产党了。他也曾在新加坡无政府主义组织内大骂陈延年。 “少年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后，我常去他们活动的地方，也常去他们的住地。延年、乔年两人同睡一张床铺。延年脱产，是“少共”的宣传部长，编辑“少年共产党”的机关报《少年》。他亲自刻写蜡纸，搞油印；乔年没有脱产，他白天到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个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做工，有一次，做工时不小心手指被轧伤了。我比乔年大一岁，延年比我大两岁。在法国时，我住在远离巴黎约三小时半火车的蒙达尔，每去巴黎，必到延年他们的住处，总是看见延年在刻写蜡纸。乔年多不在家，出去做工了。 1923年2月，“少年共产党”召开第二次大会。大会的目的主要是重新推举领导人，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要去莫斯科，其中有原来的领导人，所以在离开巴黎前要交代、安排一下工作。第一批去莫斯科的有延年、乔年、王若飞、王凌汉（回国后曾任无锡的县委书记，后来消极，下落不明）、高风、赵世炎、陈九鼎（河南人，下落不明）、余立亚、袁庆云，还有我。从德国去的有两人：熊雄、王圭（北伐时在武汉遇见，以后下落不明）。共十二个人。 1922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共派代表团去参加，团长是陈独秀，刘仁静是青年团代表。陈独秀在莫斯科一面同苏联交涉，想把在法国和德国的一批同志调到苏联学习，一面写信叫赵世炎到莫斯科来。开始，赵世炎不愿去，回信陈独秀说：法国华工很多，要搞华工运动，现在离开不好。陈独秀就回信给赵，反驳说：“你不要只看到法国有多少华工，应该看到中国有多少工人，现在中国需要你们回来搞工作。”后来赵世炎才同意离开法国赴苏。陈独秀在莫斯科替我们一行人办了手续，我们才从法国动身赴莫斯科。 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们共十人，由周恩来陪同离开法国。我们先到比利时，那时刘伯坚和另几个人在沙鲁亚城念书，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二夜就到德国的柏林，周恩来陪我们玩了柏林名胜风景区。在柏林住了十天。那时德国与苏联有邦交，我们在德国办了护照赴苏。 大约4月4日或5日，我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我和延年、乔年几个人共同学习和生活，亲如兄弟。大约在1924年7月间暑假，我们陆续回国。我同延年一批同行。延年带队作队长，我做会计，凡路上花费买东西都由我负责。 我们坐火车沿西伯利亚铁路东下到海参崴，准备坐船回上海。不料到海参崴后，候不到船，一直等了一个多月才乘船回上海。9月下旬，到达上海，住在民国路泰安栈（旅馆），延年好像认识该旅馆掌柜，一进门，掌柜就同延年打招呼，延年把我们安顿在旅馆，就去同组织接头。第二天，延年才把我们带到中央机关去。延年在上海不久就奉调到广东任粤区区委书记。 延年同我感情很好，把我当做兄弟。1924年底或1925年初，延年从广州来上海汇报工作，与延年同船来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即魏金斯基）。但是伍廷康到上海后，延年没有消息，我们很着急，恐怕出了什么事。一天早晨我很晚起床，在宣传部工作的张伯简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广告栏内看到一则广告：“马道甫兄：我已来上海，住╳╳地方”。署名是林木。张伯简看了广告知道马道甫（Марлотов）就是我的俄文名，于是把延年接到宣传部我住的地方来。随后，我带延年去中央接头处，陈独秀正在一间石库门式房子的天井等着陈延年。我料想他们父子相见感情一定会很激动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相见时很平淡，延年找了一把椅子坐在陈独秀旁边，就谈了起来。 以后延年也常来上海，常住在我家里，同我一床睡觉。延年向中央汇报工作有个特点，即从来不自己动手写报告。虽然他在法国编《工余》，很会写文章，但是他此时不愿亲自写文章，书面报告也是别人帮他写的。他说过：“要我写文章，我宁愿挑大粪。”（以后我才知道这是陈独秀在《甲寅》杂志上说的话）。他总是口头讲，要我作记录。他在亭子间里，边走边说，我就把他的话一句一句地记下来。整理后一看就是一篇很好的报告。至少有两次是我代记录整理的报告。从延年的报告内容中，我略知一些有关广东方面的情况。有一次延年告诉我廖仲恺被暗杀的情况，报告就是他口述后我执笔写的。报告内容是暗杀廖的内幕。还有一次，延年和我闲谈说：鲍罗廷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很不满意，鲍说：“上海中央只懂得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其他什么都不懂得，即只懂得原则，不懂得应用。”关于陈延年同上海中央的争论，我不太清楚。 1927年4月13日或14日，在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一清早，我在房间睡觉，有三个人来到我家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这三个人是从武汉来的，他们在路上知道了上海事变，估计我住的地方可靠，于是来找我了。这三人是：陈延年、李立三、聂荣臻。他们来我家第一句话就要我去找罗亦农、赵世炎，带他们来我家里。于是我就去找他们（他俩住在北四川路底靠铁路的黄陆路），告诉此事。赵世炎、罗亦农听我说后，相顾笑了笑。罗亦农说：“还是你把他们三人带到我们这里！”我问去后把他们三人带去了。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中央派延年来代替罗亦农的职务的（延年没有参加“五大”）。罗亦农当时是江浙区委书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延年。后来我在武汉听到延年被捕的消息。据说当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流氓混进了党内，并且当了上海某区区委书记。一次延年召集各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工作，那个流氓就密告杨虎。杨虎派人包围了会场（施高塔恒丰里），韩步先当时想把文件藏起来，这个流氓就同韩抢文件，杨虎的人从外面打进来，延年就被捕了。当时敌人曾造谣说延年曾写悔过书，其实没有这回事。 延年没有结婚，他小时生过病，脸很不好看，精神也不很好，绰号叫“老腐败”。其实延年办起事来精神很好，做事果断。董必武称赞延年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 延年从未谈过恋爱，许多人认为延年不懂人情。有次延年到北京开会后回上海住在我家，告诉我乔年在恋爱问题上做得不对，影响不好。 我与乔年接近的机会较少，乔年是1925年春天或夏天离苏回国，他分配到北京帮助李大钊做工作，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乔年能力没有延年强，许多方面比延年幼稚。罗亦农、王若飞、赵世炎经常从旁帮助他做工作。1926年（“三一八”事件前后），乔年是北方区的领导人之一。3月18日那天，他们发动群众到段祺瑞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卫兵向群众开枪打死了好多人，乔年站在群众队伍的前面，胸前被刺刀戳伤，但伤势不重，不久就好了。在“五大”前，乔年没有来过上海。“五大”后，他做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到长沙交代工作，在长沙正碰上“马日事变”，耽搁了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是乔年代替李维汉的部长工作。“八七”会议后约一个星期，罗亦农向中央提议要乔年到湖北省委当组织部长。1927年8月间，我到乔年家里，看到乔年母亲及其弟松年。母亲躺在床上精神很不好，乔年、松年等人的精神也不好。乔年对我说，直到现在母亲才知道延年牺牲的事。以后乔年生病，我同罗亦农陪他到汉口德国医生那里看病，诊断结果是伤寒。罗亦农用了好多钱才把乔年的病治好。后来乔年调湖北省委当组织部长，我离开湖北省委到中央去。9月底罗亦农调到上海，中央派乔年任湖北省委书记。乔年后来也调上海，那时王若飞是江苏省委书记，乔年和王若飞合作得很好。乔年与爱人史静仪住在罗亦农家里，两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逢五”，几个月后小孩不幸夭折。 1928年春，江苏省委一个机关被破获，乔年被捕，我们想办法营救。我听说巡捕房把他关在铁甲车上，怕我们去抢。当时，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托同乡想办法营救乔年，我们也用钱买通了警备司令部办案人，他们收了钱后仍把乔年杀害了（钱用了许多，是王若飞主持的）。陈乔年牺牲后，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的悼念文章，就是我撰写的。 亚东图书馆老板是安徽绩溪人，名叫汪孟邹。他哥哥汪希颜与章士钊、陈独秀是好朋友。汪希颜在辛亥革命前死了，其弟汪孟邹继续同陈独秀、章士钊交好，保持友谊。陈独秀曾在芜湖一个学校教书，还在汪孟邹开的芜湖书店里办过《安徽俗话报》。民国二年汪孟邹到上海开亚东图书馆。汪孟邻政治上一直跟陈独秀走，同陈关系很好。胡适之是汪孟邻的同乡，是汪的小辈。胡适之在美国留学时是通过汪孟邹的关系与陈独秀认识并通信的。后来，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汪孟邹也参加了。但汪加入共产党是极其秘密的，只有陈独秀知道，其他人不知道。延年、乔年未去法国前在上海的生活得到亚东图书馆的帮助。 延年、乔年开始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独秀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父子之间感情不好，还为了高君曼的关系。高君曼是陈独秀发妻的妹妹，由陈独秀带到上海读书的，后来与陈独秀同居。所以延年、乔年反对父亲这样做。另外，高君曼不是高语罕的妹妹，他们没有亲属关系。高君曼是安徽霍丘人，而高语罕是安徽正阳关人（近凤阳）。还有《党史研究资料》十五期期刊《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中提到陈哲民在浙江，其实搞错了。陈哲民在香港，不在浙江；又该文提及陈独秀被捕前还有个老婆叫潘丽珍，其实叫潘兰珍，是上海英美烟厂的女工，1949年11月，生子宫癌死于上海肿瘤医院。潘兰珍的丧事是我料理的，骨灰盒放静安公墓。 陈独秀母亲（婶娘）死时，陈独秀还跪在地上为母送终。陈独秀在上海后期住的地方很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找陈必须通过我。陈对我很信任。解放前我想写《陈独秀传》，搜集了不少材料，后来没写成，材料都散失了。
关于天主教传入漳平的时间问题（郑超麟，1983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关于天主教传入漳平的时间问题 郑超麟（1983年） 关于玉振的《旧闻集锦》，我今天再说一点。天主教传入漳平县，据我所知，在义和团失败之后，即在1901年或更迟些。玉振说是1883年，也许是初次传入旋即消灭的，我没有根据可以否定，但说“最早来的外国教士是安神甫”，则不对。耶稣会修士西班牙人安珷瑯是辛丑以后才来本县的。 最初的天主堂设在上水门郑家梅雪轩的贴隔壁，一所一明二暗的旧房子，在那里念经、做瞻礼，集合信徒。 西南角江边的天主堂建成后，才搬到那里去。北门外的新堂建成后，又搬到新堂去。那时安会长（民间不称“神甫”，而称“会长”，意为耶稣会会长）已年老退休，由卢会长接替了。我离家时，新天主教堂尚未建成。
致《漳平文史资料》编辑部（郑超麟，1982年10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致《漳平文史资料》编辑部 郑超麟（1982年10月24日） 《漳平文史资料》编者附言：郑超麟同志提供的民国初年陈华和解放前不久温赞尧曾经主修了两部漳平县志的线索，十分重要。这两部手稿不知藏于何处，希望大家共同来寻访，如有收藏这两部手稿或知其下落者，请将有关线索与县政协文史组联系。希望广大读者对本刊多提建设性意见，使本刊办得更好。 《漳平文史资料》匆匆看了一遍。你们出版这样一本书是不容易的。自然不能说合于理想，连上海市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用那样的人力物力，也不能尽如人意。 今天我只要对你们提出一个意见，即《写在前面》一文说：漳平县志从道光以后空白了一百多年。据我们所知，民国初年陈华曾主修了一部县志，已经完稿，尚未付印；解放前不久，据说温赞尧也曾主修了一部县志，也已经完稿，尚未付印。不能说“空白”。我认为修志工作首先要设法找出这两部县志的手抄本，不管主修人的立场观点如何，其中材料一定是很有价值的。（我说“首先”，并非反对同时搜集新材料之意。） 1982年10月24日
致张纪恩（郑超麟，1982年8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致张纪恩 郑超麟（1982年8月6日） 录入者说明：郑老此封信据原件录入，属于私人通信。 纪恩同志： 七月十一日曾上一信，谅达。至今未得孙女小芳户口迁移消息，不知道张部长有信给你吗？ 小芳今年高考已揭晓，未录取。如此，她更需要把户口迁来上海，以便照顾我的生活，希望你再一次去信张部长说明这个情况。 我最近心脏病有所恶化，新做的心电图如是说，我自己也是如是感觉。我的身边更加需要一个亲人照顾。孙女小芳至今在上海没有正式户口，她心不安，高考未录取，又提出她自己的前途问题。如有正式户口在上海，她便可安心再照顾几年我的生活也。 此问 近好！ 郑超麟1982.8.6
致郭雄（郑超麟，1982年3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致郭雄 郑超麟（1982年3月16日） 录入者说明：郑老此封信据原件录入，由上海石泉路郑老住所寄往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郭雄。对原文辨认不清的字，则用“□”代替。 立平〔注：即革命博物馆研究员夏立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郭雄二同志： 收到寄来的《党史研究资料》合订本二册，零散本三册，并蒙约许以后每期赐寄，十分感激。过去我只偶然看到几本，离全貌很远，现在就可以泛览了。 寄回的拙文复印本连10月的信也收到，请释念；我自己用的是沪光文体墨水，替我抄写的友人用的是纯蓝墨水，既知后者不适于复印，以后自当改用沪光文体墨水了。 1922年6月18日是星期日，我记得，并非为了记性好，而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代表都在工厂作工，须待周末才能去巴黎开会，旷工太久时会按违反厂规受罚也。 最近上海市政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1981年第三辑，内有拙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若干事变》，想革博已经入藏了。此文并非新作，系1979年所作，原题为《记少年共产党》，你们已经写作资料入藏了。去年政协工作人员根据我的旧文，写作此文，事前曾征求我的同意。我因原则上无出入，便表示同意了。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拿出我的原稿同这篇新发表的文章对照看看。 此颂—— 春安！ 郑超麟1982.3.16
少时听到的陈桂芳事迹（郑超麟，1982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少时听到的陈桂芳事迹 郑超麟（1982年） 陈桂芳，字月丹，属“蓝田陈家”，即本是永福里人，祠堂在永福里，但已迁居县城了的。县城的“太常陈家”是大族，是世居的；“蓝田陈家”则是小族，是客居的，有时有受迫害的感觉，所以虽散居城内外，但相互团结，往来密切，且有世居永福的大族为其后盾。 陈桂芳家住今劳动巷，由八一路转入不远，座东朝西，屋子不大，没有几个房间。兄弟三人，他居长，另有一个叔父也住在那里。叔父名森，字日高，有武术，闻名全县。陈桂芳中进士后这家人抖起来了，不知是别人传播的，还是自己传播的。当时流行两句歌谣，形容这家人的势力：“文有陈桂芳（FONG），武有日高森（SONG）”。 我少时，文武两人都已死，但我认识日高森的儿子嘉善，字宝丹。我的父亲也同陈桂芳两弟有来往。二弟名献丹，在浦南做生意，颇能挣钱，县里名人过浦南常住在他的店里，我去法国过浦南也住在他的店里；三弟名味丹，在中水门开店，暗中卖鸦片烟。 陈桂芳中进士，轰动了全县，以至邻县，因为漳平县好久没有出进士了。他殿试得二甲。不知是他自己说，还是别人说，认为一甲最好，可以点翰林，三甲可以榜下即用知县，二甲则没有出息。他回乡在永福大祠堂祭祖，大热闹一阵，好多年后还脍炙人口。他在城内筹备建筑一个大祠堂，已选今解放南路铁仔馆东隔壁一座旧宅，建筑成“上刘”、“下刘”两个大祠堂的模样。但这座旧宅，同隔壁铁仔馆郑家有产权纠纷，势必涉讼。由此可见，陈桂芳虽属无出息的二甲，但以新科进士回乡还是发了财的。但不久，陈桂芳败了，旧宅未曾买成。 以上是民间传说。以下则是从我的父亲和我的老师霞阁先生（陈步韩）那里听来的。两人都是秀才。我的父亲说，康梁维新时，陈桂芳成了秀才班子的领袖，带着一班秀才造反，有一天冲进知县衙门，我的父亲也在内，陈桂芳对知县老爷正颜厉色说话，知县老爷坐在下位唯唯诺诺。但是维新运动一失败，陈桂芳就失势了，他不得不逃亡他乡。秀才们把所有的康梁宣传品都送到明伦堂来，当众焚烧。当时本县传播一个传单，大骂陈桂芳，甚至对他作人身攻击。一次，献丹在我父亲房间时也谈这件事情。献丹说：这传单是养奇（陈祖光）写的。此事颇出我意外，养奇先生辛亥革命时是进步人物，为什么会做出这件事情呢？我想应当用族姓矛盾来解释。养奇先生是“太常陈家”的代表人，当时县里的势力是“太常陈家”操持的，如今“蓝田陈家”出了一个进士，威胁了“太常陈家”的地位。 霞阁先生也是“蓝田陈家”，不知他和陈桂芳亲疏如何，但关系总是密切的。据霞阁先生说，有个外地人告诉他，陈桂芳曾去武昌作张之洞幕僚，张之洞赏识他，要重用他。又说，维新运动失败后，陈桂芳住在厦门，他曾去厦门看陈桂芳，陈桂芳像兄弟一样招待他，告诉他，在厦门如同处于虎口，那里正在发生虎列拉，随时都会传染的。按陈桂芳死了，该不是传染了虎列拉死的吧？ 我未曾听到陈桂芳被捕，死于狱中的话。他是维新派，但大概不很重要，无需逃亡国外，逃到鼓浪屿就可以了。那里是个租界，清政府不能随便捕人。 陈桂芳灵柩曾接回漳平安葬，似乎是辛亥革命前不久的事情。灵柩来时冷冷清清的。大概他已革去功名，被视为罪人。 如有功夫去研究维新运动史料，有可能找到陈桂芳踪迹。 “蓝田陈家”在县城内外的，今天一定不少，陈福如一家便有不少的人，他们知道的比我更多。可以向他们搜集材料。可以找到陈桂芳的坟墓。
关于瞿秋白办《热血日报》的一点回忆（郑超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瞿秋白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关于瞿秋白办《热血日报》的一点回忆 郑超麟来源：《瞿秋白研究资料史》（习坤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了表示爱国或其他原因，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办一张小报，职工们于是出了《公理日报》，固然是爱国的，同情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的，但态度温和而稳健，瞿秋白看了后对我说：“那里有什么公理，我们自己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几日之后就办起来了，也许当时党中央已决定办一个小报之后，秋白才同我说这话。党中央这时也决定办一个印刷所，但来不及开工。《热血日报》还是由梅白格路（今名新昌路）明星印刷所承印的。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东端一条与之垂直的路的一条弄堂内的最后一幢房子，编辑室设在楼上。秋白做总编辑，从中宣部抽出我，从民国日报编辑部抽出沈泽民和何味辛（原名何公超）。一般分工是：秋白写社论，我写文章，沈、何二人编新闻，有时也写文章，有些文章是外面投稿的。 秋白写社论都不署名。每天黄昏我把全部稿子从闸北带回梅白格路，排出后我再校对。 最后租界当局出面干涉，巡捕封闭了明星印刷所，拘押了老板罚款释放，从此停印了，那时我党中央印刷所已筹备就绪，似乎自己还印了一、二期。 那时瞿秋白和陈独秀每日碰头，他写的社论反映了中央的意见，彭述之在五卅运动前便因病住在宝隆医院，蔡和森也已去北京西山疗养，只有张国焘在上海。 原注：郑超麟系瞿秋白当年秘书，现在上海市政协。
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回龙坞待访录 郑超麟 1982年 前记 第一章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定义 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却反对这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定义 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是什么意思？ 社会主义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 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第二章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干部主义 “过渡时期”的特点 我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干部主义社会 干部阶级的起源（上） 恩格斯的预见 干部阶级的起源（下） 现实的干部阶级 干部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专政与民主 不断的革命 干部主义的历史地位 第三章苏联的干部主义 苏联的干部主义是革命失败，制度退化的产物 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 一场意识形态的反革命 史大林恐怖 恐怖的受害者应当分别看待 苏联干部阶级的分化 苏联向何处去？ 第四章中国的干部主义 现有干部阶级，后有干部主义 中国的干部主义革命 干部主义内部的斗争和发展 中国走在苏联前面 中国向何处去？ 其他国家的干部主义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如何看待这个危机？ 理论体系是有层次的 主观和客观，个人和社会 “历史更狡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 列宁的错误 托洛茨基的错误 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其历史使命 掘墓人的演变 一个革命家在革命失败和低潮时期的任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你要认识你的时代！” 附录：论异化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马克思《手稿》发生重大作用的时代背景 一八四四年还没有马克思主义 异化论是马克思未成熟时期的标志 成熟的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论 论人道主义 结论
“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通过罗易的活动去认识大革命的武汉时期的历史（郑超麟，1981年10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右倾投降主义”是谁的路线 ——通过罗易的活动去认识大革命的武汉时期的历史 郑超麟1981年10月22日 录入者注：原载《郑超麟回忆录（下卷）》（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罗易赴华使命》，两个美国人（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编写的，人民大学出版社不久前才翻译出版的。书中的三分之二是当时的文件，共三十七篇；约三分之一是编者根据这些文件并参考其他史料所作的说明。中国近代史上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一段历史，被称为“大革命”，据说可以同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大革命相比，这自然是夸大了的，其实够不上这个称号，但因半个世纪来大家都这样说，我也只好从俗了。不过，不能否认，这一段历史，特别是其中失败的时期，即武汉时期，比较半世纪来其他阶段的历史确实更富于教训，更多争论未决的问题，更值得去仔细研究。 研究这一段历史，最大困难是史料不够，姑不说有些重要事实当时未曾写成文字，即以写成了文字的来说，大多数早已丧失了，少数幸存的，或者保存在国外，或者成为禁物，至今不肯开放。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只好满足于国外倒流回来的史料，外加极少数人事后的回忆。罗易是这段历史的少数极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外国发表了回忆录，发表了他带去的一部分文件，其中除了当时公开发表的几篇今天还能在国内找到的以外，还有国内看不到的文件。这三十七篇文件作为史料，是不够写这段历史的，但如果只要说明这段历史的一两个有争论的问题，那么再结合今天能找到的其他史料，也许是够用的。 我试作这个研究。 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罗易一行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从莫斯科到达广州的，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迁去武汉了；他们从广州走陆路于四月间到达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自经历了国共分裂和革命失败，最后七月底或八月初离武汉回莫斯科去。这个从二月至七月不到半年时间正是中国革命达到高潮而立即迅速低落的阶段。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获得胜利了，武汉工人继收回汉口英租界之后发动对大小资本家的经济斗争，两湖农民轰轰烈烈不仅反对土豪劣绅，而且开始夺取基层政权并没收土地。阶级斗争达到了剑拨弩张的形势，可是反动阶级（地主和资产阶级）先发制人，首先蒋介石代表的反动阶级把胜利的上海无产阶级淹没于血海之中，随后汪精卫和唐生智代表的反动阶级又镇压武汉长沙无产阶级和屠杀两湖农民。这一切都是在罗易面前表演的。革命终于失败了，群众终于退出政治舞台了。 革命的失败自然有其客观的原因。这里有好多话可说，例如敌强我弱，敌人又是阶级斗争老手，而工农群众的幼稚也反映为共产党的幼稚和革命领导人的不成熟，等等。这就是说，即使领导路线基本正确，此次革命也不一定会获得胜利的。但我要说的不是那一方面，即不是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是另一方面，即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即是：用什么路线来领导此次革命的。 这本书搜集的三十七篇文件，据说，约有三分之二，即约有二十四五篇，当时未曾在中国发表的，即一般人还不知道的，尤其罗易在中共高级会议上的讲话，连同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件放在一起，都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我认为足够说明当时的指导路线的本质了。 看了这些文件以及两个美国编者的说明，人们得到的第一印象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的领导机关有激烈的争论，代表争论的双方，奇怪的，并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是两个外国人：印度人罗易和俄国人鲍罗廷。罗易是共产国际公开派来中国的正式代表团团长。他一来中国，以前的国际代表伍廷康便失去其固有地位了，鲍罗廷则是苏联政府派来做国民党政府的高级顾问的。照理，在中国共产党内，罗易的发言权应当大于鲍罗廷。可是，事实恰好相反，在领导机关的争论中，往往是鲍罗廷打败罗易，而不是罗易打败鲍罗廷。不仅总书记陈独秀编向鲍罗廷，而且其他的领导人也轻视罗易。这里，我只指出这个事实，暂不去说明产生这个事实的原因。 三十七篇文件中最可宝贵的，不是那些公开发表过的冠冕堂皇的文件，而是未曾发表的内部争论的文件。前一类文件固然也可看出内部争论，但没有后一类文件的直接。 第一篇这样的文件，书中编为第五号，题为《革命的基础和社会力量》，时间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那时罗易已经来到武汉了，当时中央开会讨论继续北伐的问题。鲍罗廷和罗易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全篇文件就是罗易三天会议发言的记录。 这三天会议讨论的是“北伐”问题，即由武汉出发去打奉军的问题。讨论注重的却不是军事方面，而是政治方面。鲍罗廷主张立即北伐，因为冯玉祥正从陕西打出河南来，阎锡山也表示了愿意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此时武汉出兵就可以同冯阎呼应，赶走河南的奉军，趁势攻下京津，把奉军逐出山海关之外。罗易则反对立即北伐。他不是反对北伐，而是反对那个时代的北伐，即当时提议的“十天之内”出兵。罗易揭穿了主张立即北伐的人的真实意图。原来他们以鲍罗廷为主角，是图谋回避土地革命，免得走到“反对国民政府”的地步的。 这次应否立即北伐问题的争论连续进行三天，罗易才迫得鲍罗廷把真实的意图说了出来。 罗易说：“鲍罗廷同志指出为了巩固南方的革命基地，就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土地改革的要求。这样，共产党就必然要转而反对国民政府，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起义，那样是非常危险的。” 原来如此！原来，立即北伐，十天之内出兵，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占领北京天津，驱逐奉军出关，而是为了“扩大革命”，以避免“深入革命”。“深入革命”就必然要同那些“左派”军官破裂，因之要同那建立在“左派”军官力量之上的“国民政府”破裂，而这是不许可的；反之，如果“扩大革命”，即不要去巩固革命基地，那么军事推进的结果，会是军队的胜利”，“中国将成为一个无主之国，我们可以有机会在这些军队中间施展策略”。罗易由此推论说；“我担心中国革命有成为单纯军事化的危险。不仅在国民党内，而且在共产党内，也是把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放在首位，而不是把动员广大群众（他们代表真正的革命民主力量）放在首位。” “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正是鲍罗廷所擅长的。据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说，临失败时，鲍罗廷还是很有把握的，说“我的箱子里还有草。”他就是依靠他的“箱子里的草”来在军队之间施展策略的。北伐前在广东，他就耍弄这个手段，现在在武汉已处于失败边沿，他还是耍弄这个手段！可是，此时，这个手段已经不灵了。 罗易则站在与鲍罗廷相反的立场。他主张把动员广大工农群众放在革命首位，主张建立和巩固革命基地，即主张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农民夺取农村政权，建立革命军队，等等。 这个第五号文件是很重要的，其重要处并不在于当时争论的本题（应否立即北伐），而在于接连三日的争论中暴露出当时两个路线之间的斗争。一个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路线，一个是以罗易为代表的路线。这个路线斗争贯串了整个大革命时期。如果说当时有个“右倾投降主义”，那就是以鲍罗廷为代表的路线。这个路线不是革命失败的惟一原因，但至少是失败的主观原因。 鲍罗廷的“右倾投降主义”从哪里来？ 罗易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团团长，指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工作的；鲍罗廷则是苏联政府一个官吏，奉苏联派遣来中国做国民党政权高等顾问的。可是，这两个人代表两个互相对立的路线，争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级会议上互相斗争，结果鲍罗廷的路线打败了罗易的路线。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鲍罗廷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官员，他不能有自己的路线，他是奉命行事的，他执行的是苏联政府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决策人的路线。这个路线是实体，而罗易的路线，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的路线，不过是这个路线的影子，它的表皮。苏联政府的路线是主，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宾，这两个路线互相斗争，到了最后关头，后者就要屈服于前者了。 一九三六年二月八日，美国的《新战士》(TheNewMilitant）发表了一九二七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的特兰一篇密件，名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中国小组委员会会议纪要》，泄露了当时这个全会对于中国问题是怎样做出决定的。第八次全会开会晚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全会特别设立一个“中国小组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问题。这个小组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布哈林、艾尔科利和特兰。艾尔科利就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布哈林提出问题。他报告中国农民正在夺取土地。他说：“农民夺取土地，吓坏了武汉政府。我们如果不限制土地革命，就将失去我们的左派同盟者，并且将不可能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我们如果限制土地革命，就将扩大在国民党中的影响；我们变得更为强大时，或许可以不顾我们现在的同盟者了。” 特兰不同意布哈林这个看法。他说：“问题不在于是否牺牲无产阶级的所有同盟者，而是要确定牺牲哪个同盟者，牺牲起义的农民好呢，还是牺牲资产阶级好呢？共产国际以国民党的合法决议为武器来指挥中国革命，它今后的地位不会比眼前更有利。” 特兰和布哈林二人争持不下，而艾尔科利则作壁上观。于是布哈林决定请斯大林出席会议，斯大林来了。他支持布哈林提出的论点。他坚持说：“除非共产党人制止农民暴动，否则资产阶级左翼要转到敌对方面去，那就意味着内战。”他说：“大多数武装的中国人是雇佣兵，我们筹不出那么多的资财把他们争取过来。” 特兰并未被斯大林说服。他争辩说：“可是，那些雇佣兵大量的是破产的农民，只要提出土地纲领，他们就会跑到共产党方面来的，” 于是，斯大林拿出鲍罗廷从中国打来的电报，其中说：“国民党左派决定反对土地革命，哪怕因此导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破裂。”斯大林由此说：“资产阶级左翼的力量仍很强大，它的军队不会在一瞬间散掉，在暴动的农民能够同工人的起义协同行动以前，我们就将被打败。”斯大林最后提出问题：目前我们面临这个抉择：进行战斗呢，还是施展策略？ 特兰说：“我们要进行战斗。” 斯大林反驳说：“进行战斗，必然失败。”斯大林主张施展策略，施展策略不会受到损失。他说：“土地革命使国民党害怕，只因土地革命直接损害了国民党和军官的利益。我想给鲍罗廷发出指示，叫他反对没收和分配国民党党员和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我们有足够的权威，使中国群众接受我们的决定。” 艾尔科利于是被斯大林说服了，中国小组委员会推举艾尔科利为代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作报告。但特兰并未被说服。他只表示：“你们占多数，你们去决定吧。” 布哈林说：“少数必须服从纪律。” 这话触怒了特兰。特兰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世上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提出我保留的意见，并公之于众。难道你们要对我使用武力么？” 斯大林回答说：“不要说得太过头了。” 特兰发表的这个秘件，本书编者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在本书的第五章中有摘录。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接受了艾尔科利代表中国小组委员会多数人意见所作的结论，即是必须限制土地革命以便继续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 如此一来，第七次全会通过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强调土地革命便成为一种欺骗了。这个决议案一面强调土地革命如何重要，一面又强调“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可是，这个决议案丝毫没有说明，如果这两方面不能并存时，应当放弃哪一方面。究竟是为农民利益彻底执行土地革命，而退出国民党呢，还是宁可“限制”土地革命而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呢？到了二者不可兼得时候，究竟是舍鱼而取熊掌呢，还是舍熊掌而取鱼呢？我们看见，到了抉择时候，是舍熊掌而取鱼的，结果熊掌失去了，鱼也失去了。 第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接受了斯大林、布哈林的“限制土地革命”的意见之后，便作出了很巧妙的决议：字面上仍旧强调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而不提明显的限制，但提出了在国民政府“内”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而最后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必须竭尽全力直接保持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换一句话说：凡在国民政府“外”进行土地革命，凡能妨碍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盟的土地革命，都是不能许可的，都是要受“限制”的。 鲍罗廷在中国实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原来是斯大林的路线！ 特兰发表的秘件所揭发的事实，其实也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至迟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就决定要为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而牺牲农民的土地革命了。布哈林写了一篇长文章，名《中国革命问题》，大部分是四一二反动政变以前写的，惟有后面一段是政变以后写的。文章先发表于四月十九日和二十日的《真理报》上，以后出单行本。布哈林在文章中提出一个妥协的方案，主张“部分地解决问题”以满足革命的要求。他说：“例如，打倒北洋军阀，但是并不完全铲除封建秩序的残余，也不实行土地革命；击败帝国主义，但是同他们达成共同管理国家经济的妥协，并按资本主义的方针进行经济管理：采取一定的社会改革，但是不超越改革的范围；同工人联合，但是不由他们领导，也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说，这样一个计划确实是可以成立的。”布哈林在一篇文章后面重申七次全会的决议案：在农民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他说：“到了某个紧急关头就只有一种选择：或者是同农民一道，或者是同资产阶级一道。”这里，布哈林仍旧未曾说出：“到了紧急关头”，究竟同农民一道呢，还是同资产阶级一道呢？一般人总以为当然是同农民一道。例如，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共产国际业已指示我们，要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作出抉择，并要我们选择农民。”事实上，共产国际指示我们要在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作出选择，是有的，但“要我们选择农民”，则无论七次全会决议案或布哈林长文都没有。布哈林所提的妥协方案则是要我们抛弃农民。所以丝毫不是偶然，布哈林发表了这篇长文之后约一个月，共产国际召开八次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时，他就主张必须“限制”土地革命了。总之，苏联官员鲍罗廷实行的路线，本质上与共产国际指示罗易实行的路线是一致的，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表面上说得好听，容易使人受骗而已。 陈独秀成了替罪羊 罗易在第五号文件中主要攻击鲍罗廷，但附带也攻击陈独秀。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建立巩固基地是“一种幻想，在中国不可能实现。”鲍罗廷说：“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能达到这个目的，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建立的。”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北伐的直接结果将造成一种各派军队的胜利，中国将成为“无主之国”，我们可以在各派军队中间施展策略。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力量必须撤退到山区或蒙古沙漠去。”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我们如果试图在湖南开展土地革命，势必立即与很有影响的势力发生冲突。”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轻视工农群众，称广州无产阶级为“粪土”，称上海无产阶级为“棉花”，认为革命不能受“他们的约束。”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中间政权，即没有“民主专政”，而这是同共产国际决议案主张“民主专政”的观点相矛盾的。 他攻击鲍罗廷，说鲍罗廷认为“我们如果支持农民的彻底土地革命，就必然要反对国民政府，因之必然导致武装暴动，而那是非常危险的。”他说，鲍罗廷和陈独秀劝告我们不可支持农民的彻底土地革命。 这里，他把陈独秀附属于鲍罗廷。此外，还有一处他把陈独秀附属于鲍罗廷。他说，“鲍罗廷、陈独秀等人宣称他们同意立即进行北伐。”他说，这就是“支持小资产阶级回避执行革命政策的行动。” 罗易也有两处单独攻击陈独秀。他在一处说：“陈独秀同志说，革命不能在武汉等死。”他在另一处说：“今天早晨陈独秀同志说，目前的迫切任务不是深入革命，而是扩大革命。”他说：“这就是我们观点中的真正分歧：是深入革命，还是扩大革命。” 显然可见，罗易攻击的主要是鲍罗廷，不过因为陈独秀附和鲍罗廷而连带攻击陈独秀罢了。从单独攻击陈独秀的两处看来，陈独秀并无超越于鲍罗廷的意见。 但是，陈独秀和鲍罗廷是两个不同的人。鲍罗廷不过是苏联政府的一个官吏，除了执行苏联政府命令之外没有自已的主见。陈独秀则是一个革命家，他遵守革命的纪律，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他曾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产生怀疑，而且依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于执行此指示的同时提出他的不同意见。 我们试看，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对这个时期的斗争是怎样说的。 陈独秀一开始就承认了他“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的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的失败。”他绝不推卸自已应负的责任。他说：“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地勇敢地承认执行过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接着，他就历叙自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来他几次提出纠正错误的建议未被采纳而自己只好屈从的经过。 一九二二年共产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召集“西湖会议”，提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时出席的五个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尚德）一致反对；可是，到了马林拿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这张王牌时，陈独秀及其他中央委员只好屈从了。 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在北京开扩大会议当时针对戴季陶发表的小册子，陈独秀建议“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可是国际代表和其余中共委员“一致严厉地反对我的建议”，陈独秀只好屈从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陈独秀主张武力对抗，派彭述之去广州同国际代表商量，国际代表反对，只好作罢。陈独秀向国际报告，以个人名义建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国际反对，并由布哈林在《真理报》上严厉批评退出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只好屈从。 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准备武装暴动期间，中央开扩大会议，陈独秀提议无产阶级在末来的上海革命政权中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陈独秀只好屈从。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以后，陈独秀派彭述之去武汉向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提议攻打蒋介石，但他们不理会，反而速电催陈独秀去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同时，国际又来电报告诫“勿与蒋介石军队冲突”。陈独秀只好服从国际政策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 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应催于四月间来到武汉，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只有两条道路：不是我们放弃领导权，便是我们同他们决裂。会议对他的意见默不作声。“马日事变”后，陈独秀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建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他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了，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要走上蒋介石的道路。”当时只有两个人有反应。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默不作声。陈独秀同瞿秋白单独谈这个问题，瞿秋白回答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自己退出。”陈独秀又同鲍罗廷单独谈这个问题，鲍罗廷回答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陈独秀又只好屈从了。 陈独秀说：“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地坚持自己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其主要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由此又可见，陈独秀是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的，不是八七会议撤销他的职务的。) 这一切，罗易在他的文件中都只字不提，只是说陈独秀追随鲍罗廷反对他而已。毛泽东同斯诺谈话也只字不提这一切，只说：“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 可是，无论是罗易或毛泽东，都认为鲍罗廷是比陈独秀更右的。因之，如果有“右倾投降主义”的话，那么在中国应负这个路线的主要责任的，自然是鲍罗廷，而非陈独秀。 陈独秀本人却是自始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加入后又屡次建议退出国民党，以解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的拘束。如果陈独秀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屈从国际的路线，那么对于他说来，就没有什么害怕同国民党决裂而去限制农民土地革命的问题。陈独秀在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特兰在中国小组三人委员会的立场是相似的：两人都不得不为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放弃自己的主张。至于问，陈独秀为什么要站在鲍罗廷一边反对罗易呢？那是因为陈独秀在政治斗争上比罗易更有经验。既然“莫斯科必不容许”退出国民党，那就是表示罗易的路线是行不通的。 可是，革命失败以后，人们就把这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一人担负了。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这样说。其实陈独秀自己并不推卸他执行这个“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他不过要求“彻底认识这个机会主义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地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 鲍罗廷的路线错了，罗易的路线也未必对 鲍罗廷实行的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在前面已经说明了。但与鲍罗廷多方面对立的罗易，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么？ 不，罗易的路线也是错误的。从表面上，从形式上看来，我不能说罗易实行的也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但从内容上，从实质上看来，罗易的路线必然导致“右倾投降主义”。 上引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尚有下文。毛泽东接着说：“可是，他（罗易）只是站着而已。他能说会道，而且说得太多，却提不出任何实现的办法。”我想这几句话的批语，罗易有知也不会接受的。 我们能够要求罗易拿出什么办法来呢？他有职无权。他不能支配鲍罗廷。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并不尊重他。他在中共第五次大会上第一次发言之后，张太雷就在大会上反驳他。张太雷说：“因为共产国际指责我们有右的倾向，我们难道必须投入另一极端么？”意思就是说罗易的主张“太左了”。这是罗易自己说的，见第十一号文件。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也说了一件事：“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罗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了嗓子抗议道：“罗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却不是这样对待鲍罗廷的。为什么？因为鲍罗廷有实权。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老鲍于武汉军队撤回之后又竭力拉拢唐生智经营东征，以为唐生智野心勃勃，未得东南之时还不至与我们决裂。他再三申言：‘我的箱内还有草（指苏联给武汉政府之借款），他（指唐）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这个“草”是归鲍罗廷支配的，不是归罗易支配的。鲍罗廷自始就支配着“草”。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挟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由此可见，苏联的“草”只掌握在鲍罗廷手里，鲍罗廷用此“草”不仅喂唐生智、汪精卫，而用此“草”喂过蒋介石，甚至喂过孙文。国民党的改组大会，以及大会上通过的联俄政策，原来都是此“草”的功效！马林、罗易、伍廷康、加拉罕，都未曾掌握此“草”。此“草”可见威力很大，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也已证明了此“草”威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在罗易和鲍罗廷的斗争中，谁掌握了此“草”，谁不掌握此“草”，仍是有决定作用的。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了一件故事：革命临失败前，湖南省委曾通告各县发动反对国民党中央的运动，并准备在湖南武装暴动。已经派军事同志去湖南了。军事同志出发前，中央一位常委讲话，说此次是要对付整个唐生智的。中央和国际也合组一个“湖南特別委员会”来指挥这次暴动。特别委员会开了几次会，外国同志修改暴动计划，终于改不好，连已经决定拨给的专款（即所谓“草”）也没有发出，“于是军部周恩来同志与罗易大闹一场，取消此委员会。”为什么周恩来要与罗易闹呢，“草”并非掌握在罗易手中？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罗易比鲍罗廷更左，蔡和森文章中且有几处说罗易与鲍罗廷斗争时，在许多问题上罗易是“对的”，但两人都指责罗易提不出“办法”。这个指责却是不公平的。在那种情况之下，罗易能够提出什么“办法”呢？ 可是，罗易与鲍罗廷斗争中终于失政，也不仅出于他有职无权。他的路线，或如蔡和森说的，他的“原则”，本身就是行不通的。 罗易从莫斯科背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到中国来，而这个决议案就包孕着先天的缺陷，因之没有生命。 这个决议案作为第一号文件收录在这本《罗易赴华使命》内，它写得很漂亮，强调“土地革命”。它说：“现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着重在土地革命之上。”它说：“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心问题。”它说：“不去勇敢地接受土地问题，以拥护农民群众客观的一切政治与经济要求，这才是革命的大危机。” 这些话都说得很好，很革命。可是，在另一章，这个决议案还说了另一方面的话。“共产党离开国民党的观念，是错误的。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它的性质及其前途，均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并加紧在其中的工作。”这里，显然说“中国革命的整个发展过程”（而不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发展阶段）都需要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按：谭平山在此次全会上的发言已经说了这个意思，而且不是分别来说的，而是联起来说的。他说：“我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护和巩固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 一方面强调“土地革命”，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另一方面强调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在整个革命过程中都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但如果这两个方面的“强调”发生了矛盾，要进行土地革命就必须退出国民党，要保持在国民党内就必须放弃土地革命，——到了这个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那就怎么办好呢？是舍鱼而取熊掌呢，还是舍熊掌而取鱼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对此默不作声，好像熊掌与鱼始终能够兼得的。这就是这个决议案天生的缺陷，它的“阿奇尔之踵”（Talond’Achille）。如果说“言必称希腊”是洋派，不好，那么中国民间传说也有典故可引，即据说练“铁布衫”的人，可以练到全身刀剑不入，但全身中必有一处特别脆弱，禁不得一点刺激。凡练“铁布衫”的人最后必将死于这个“缺陷”的。 决议案可以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但现实历史无法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可以说罗易背着这个决议案踏上中国土地，立即就面对着这个关键问题。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时，历史就把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第八次全会的“中国小组委员会”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舍熊掌而取鱼，为了能够留在国民党内不惜去“限制”农民的土地革命。 编这本《罗易赴华使命》的两个美国人，罗伯特·诺思和津尼亚·尤丁，在本书的序言中也说：“支持国民党和支持土地革命，两者是对抗性的，互相排斥的政策，这是共产国际立场上的弱点所在。共产党人本来可以选择其中这一个方针或那一个方针。如果企图两者兼顾，最终只会陷入困境，如后来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所证实的那样。”他们又说：这个“自上革命”和“自下革命”到五次大会期间“已经发生正面冲突。”这本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七次全会那个决议案的授意者难道预见不及此？他们为什么在决议案中不预先暗示到了那个时候如何取舍呢？根据种种迹象不能不想到：斯大林、布哈林预先就准备着到了不能不取舍的时候，就要为了能够留在国民党内而背叛土地革命的。为此就不妨把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写得漂亮，不妨强调土地革命，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不妨让罗易去中国执行一个与鲍罗廷对立的路线。 所以我们上面说：鲍罗廷的路线是实体，罗易的路线是影子，前者是主，后者是宾。未到取舍关头，尽可以放手让罗易去实行土地革命路线，到了取舍关头，那就要鲍罗廷来实行无论如何必须留在国民党内的路线了。 罗易自己说，七次全会的决议案是他写的（事实上不是，我们后面还要说到），难道是他自己故意制造这个“阿奇尔之踵”么？他真是“愚蠢的”么？总之，即使他在写作时候和背上时候是那么愚蠢的，可是到了中国着手实行时候，他就睁开眼睛，与斯大林、布哈林相反了。他并不那么蠢。 革命失败前不久，六月间，中央最高决策机关争论时，罗易明白说出他对于武汉政府的评价。六月九日会议上，他说：“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称作左派，是个错误。”又说：“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武汉的所谓左派集团同南京没有多少差别，现在他们都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又说：“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正在向反革命方面发展。”又说：“这个国民党已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完全支持军阀的血腥行为。”又说：“在这种时刻，同小资产阶级联盟问题已失去其政治意义。”六月十五日会议上，他说：“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本身不是目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与它合作，是为了发展国民革命。如果国民党不再是国民革命的机构，那么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就须根本改变。”他反驳鲍罗廷，说鲍罗廷“显然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于革命的，他坚决认为把现在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看成反革命，是个错误。”又说：“共产党如果采纳鲍罗廷的建议，就是为反革命效劳。”由此可见，罗易的立场是很明白的：到了不得不取舍的关头，罗易便主张彻底实行土地革命，而不惜同国民党决裂，不惜离开国民党而抛弃所谓“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谭平山说的。 可是，罗易终于不能贯彻他的主张。因为他的对手不是鲍罗廷，更不是陈独秀，而是斯大林、布哈林，他们已经在莫斯科决定了，为了“维护和巩固民族革命的统一战线”，为了“共产党能留在国民党内”，不惜去“限制”土地革命，即背叛农民。 但本书的第三十七号文件，——据两个美国编者的注释，也是罗易写的，却表示了不同的立场。在这里，罗易提出问题：“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在革命的最初阶段同国民党联合的政策，是否正确？”他自己回答道：“这项政策的一切后果表明，回答必须是绝对肯定的。”这话好像说的是“革命的最初阶段”的事情，其实不是，因为后面还有如下的话：“当资产阶级分子背叛革命的时候，支持作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包括叛变的资产阶级）的斗争机关的国民党左派尤为必要。”接着便强调小资产阶级在中国的重要性，说小资产阶级支持国民党，说农民运动是在国民党保护下发展起来的，说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享有很大威望。然后做出如下的结论：“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队伍中，并使国民党成为一切革命民主力量团聚的中心。这就是武汉时期的策略。这时国民党仍然是国民革命的党，共产党不能同国民党破裂，因为它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攻击。群众仍然信赖国民党，同国民党破裂将在群众中造成混乱。” 我们试拿上面所引罗易在六月九日和十五日发言中说的话来同这里说的话相比较，显然可以看出这里说的话决非出于罗易之口，倒像出于鲍罗廷之口。不仅是结论不同，而且是论证方法不同。罗易作出了同武汉国民党决裂的结论，是因为这个国民党也反对土地革命，而这里则只字不提土地革命了。 也许有人说，这个文件以后好久才写的，那时罗易的思想改变了，变得同鲍罗廷一样了。我们自然不能否定罗易思想改变的可能性，可是也是以后好久才写的罗易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却表明罗易的思想并未改变，那里，罗易说，七次全会的决议案是他写的，当时惟有他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即说：“中国革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必须制定新的方针，而不应迷恋于国民党的联盟。”这话含有自我吹嘘的意味，因为那个决议案并非他一人写的，而决议案也没有“不应迷恋于同国民党联盟”的意思；但这话至少可以证明，当罗易写他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时仍旧保持着为土地革命而不惜与国民党决裂的思想。 那么这个第三十七号文件是从哪里来的呢？据那两个美国编者说，一九二九年莫斯科的国家出版局曾把罗易从中国带回来的文件用俄文出版，书名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出版时，罗易写了一篇序言放在书的前面，那两个美国编者把这些文件译成英文出版时才把罗易写的这篇序言改名为《结论》，移置于书的最后面，作为第三十七号文件。但那两个美国编者并未说明他们根据什么而断言这篇序言是罗易写的。 我们仔细研究了这篇序言（即《结论》）之后认为它不是罗易写的，而是一个俄国人写的。文章的内容显然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攻击斯大林错误路线面前替斯大林辩护。序言首先就说：“联共（布）党内的反对派及其在各国的追随者说，共产国际的错误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招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后面就长篇大论替共产国际（亦即替斯大林）辩护。某些辩护的话也是熟悉中国情况的罗易决不会说的。例如，序言说：“几乎所有共产党的第一流领袖都来自国民党队伍，并带来国民党的改良主义传统，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试想罗易能够说这话么？“共产党的第一流领袖”，除谭平山外，都不是来自国民党队伍的。试想，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等在那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人，是从国民党队伍来的么？如果说他们本是共产党员，后来依照国际指示才个别加入国民党，不是更确切的么？ 七次全会的决议案是机会主义的 罗易自夸这个决议案是他写的，那两个美国编者则表示坏疑。他们说，罗易在《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书中说这个决议案是他所写，但一九五一年罗易与本书编者之一罗伯特·诺思谈话则有所不同。原来，国际委托布勃诺夫、拉斯考尼可夫、伍廷康三人起草这个决议案；起草好，斯大林认为不能用，便要布勃诺夫、布哈林、罗易三人重新起草。这个草案被采用了。那两个编者则认为最后通过的决议案接受了许多“专家们”的意见，而在全会上为此问题发言的除了罗易以外还有布哈林、谭平山，以及斯大林本人。所以我们固然不能否认罗易的思想在这个决议案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但整个决议案反映的还是斯大林、布哈林的思想。斯大林、布哈林把罗易的思想纳入他们二人的思想体系中，或宁可说他们利用罗易的思想和言辞来掩盖他们的思想的机会主义本质。归根到底，罗易的思想本身也是机会主义的。 上面，我们说了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分歧，这里我们就要说他们二人之间的一致了。他们二人之间一致的思想，正是七次全会决议案的基本思想，亦即是机会主义的思想。 这些机会主义的思想有一个特点，即它们都能利用列宁过去的著作来替自己辩护的。 第一，决议案本身虽未提到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不言而喻是以这个提纲为基础的；罗易在中共五大上报告这个决议案时仍不能不提到这个提纲。当时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整个路线都是以这个提纲为基础。可是，共产国际用的是断章取义的手法。它只采取了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这个原则，而不顾同时提出的对此原则的限制。提纲说：“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在大会上报告这个提纲时也说：“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大会就是依照这个原则及其限制而通过民主革命联合战线政策的决议的。这就是说，我们只要同国民党联合战线，即党外合作。二次大会后国际和中共依此原则同孙文谈判，孙文拒绝了，他只许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合作。于是开始了机会主义。国际派马林来中国，召开“西湖会议”，建议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时全体中央委员都拒绝这个提议，因为它违反了《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规定的那个限制，即如此一来中共就不能保持独立性了。马林拿出“国际纪律”这个法宝，才通过他这个提议。马林对于那个限制是怎样说的呢？他说，国民党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根本上不是一个政党，而是几个阶级的联盟，我们加入进去就可以占有这个联盟。整个革命的失败就是由此而来的。好像给某一事物改变了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个事物的性质！国民党究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还是四个阶级的联盟，或者是一个“空房子”。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今天报刊上也都说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但还不知道是说国民党自始就是资产阶级的党呢？还是说共产党退出后才是资产阶级的党呢？) 无论罗易，无论鲍罗廷，无论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都接受了这个“四阶级联盟”的理论，七次全会那个决议案也正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 第二，提纲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罗易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报告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时也特别强调这个理论。他说这个理论是列宁提出的，并引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时的发言为证。罗易说：“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是列宁同志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殖民地国家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时提出来的。” 什么叫做“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呢？逻辑书上反对事物定义包含否定词，因为如此构成的概念是不明确的。在社会发展史上说，奴隶主义，封建主义也是“非资本主义”。决议案说：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将成为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发展之时期中的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如此说来，“非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了。那么为什么不直接说“社会主义”呢？是不是害怕“社会主义”四字会吓跑“联盟”的其他成分呢？可是，根据罗易在中共五大上的解释（见第十四号文件）非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他说：“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案，中国革命的最近前途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非资本主义的发展。”接着他有详细的发挥。大意说：社会主义需要中国经济发展上升到适当的水平。怎样能达到这个水平呢？不需要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但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方法”。于是他又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原则”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件本质上不同的事情。真是越说越支离。罗易引苏联的经济发展为例，他却忘记了列宁从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就明白主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要发展“国家资本义”。他并不区分资本主义方法和资本主义制度。他曾说：“在过渡时期中，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事实上采用“资本主义方法”来发展经济，哪有不包含“资本主义剥削”之理！ 现在，我们试看罗易说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说的“非资本主义前途”是怎么一回事。列宁在所作《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的报告中说：“在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我们不仅应当组成能够独立进行斗争的基干队伍即党的组织，不仅应该立即宣传组织农民苏维埃，设法使这种苏维埃适应资本主义前的条件，而共产国际还应该指出，还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原来如此。这里列宁并没有说什么“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他说的只是对于那些已经成立苏维埃但经济发展尚处于“资本主义前的条件”的落后国家和殖民地而言的。这些本来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就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必再去发展资本主义了。列宁这话怎么能够套用于当时的中国呢？当初民粹派也是说落后的俄国可以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当初反驳他们，是列举种种事实和数据说明俄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对于二十年代的中国，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不必学列宁那样列举种种事实和数据来说明，我们只消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了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已经推出了先锋队，这个先锋队已经领导了全国最大城市的三次暴动，就够了。中国无产阶级正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中国不仅要成立“农民苏维埃”，而且要成立“工人苏维埃”。在此情况之下，怎么还要讨论中国要不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呢？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已经发展了么？ 可是，共产国际七次全会还在谈中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前途”问题，罗易、鲍罗廷，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也都在谈这个问题。五大会场上还挂着红布标语：“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 顺便说说，别人谈这个问题倒还罢了，罗易谈这个何题则是不可解的。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罗易在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之外提出了若干条“补充提纲”。为什么要“补充”提纲呢？斯大林解释说：“为的是从那些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特别划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因为不能断言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你看一下这个《补充提纲》就可以了解那里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几个问题》）这就是说，列宁的提纲所说的“一切殖民地和落后国家”都是指那些“几乎设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地方而言的，罗易的提纲则提出中国和印度不同于列宁心目中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大会的专门委员会同意罗易的提法。因此罗易应当想到上引列宁那段话只能适用于那些“几乎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国家，而不能适用于中国。 第三，决议案是建立在“阶段革命论”之上的。从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得出来。罗易、鲍罗廷以及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发言，都是以为当时的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革命任务没有完成便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也能从列宁著作中找到根据。一九一七年以前，列宁确曾认为俄国革命须待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错，一“完成”就要“开始”的，中间不能停顿，但仍旧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有各自的任务，不能相混。 他们有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话可引，却不愿引列宁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后的话，尤其不敢引列宁一九二一年《十月革命四周年》中那段有名的话，列宁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这话就是说，在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并非先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然后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恰好相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尚未解决，俄国就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后一革命的过程中“顺便”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我们看见，一九一七年十月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已经占领银行和管理工厂了，但俄国最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即没收地主土地问题尚未解决，到一九一八年夏秋之间城市无产阶级才帮助乡村贫农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这就是不断革命论。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也适用这个不断革命论。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违反了这个理论，以致碰得头破血流。 第四，决议案承认中国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个不分割的部分，却否认中国革命本身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承认中国革命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政权范围，却否认无产阶级专政。 围绕着这个问题，罗易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论。罗易主张先在南方建立一个巩固基地，然后出师第二次北伐。鲍罗廷则主张立即北伐。鲍罗廷认为在南方立巩固基地，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幻想”。要建立巩固基地，除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罗易反驳说：“鲍罗廷的理论认为，巩固东南几省的民主政权，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无情的恐怖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很遗憾，他没有为这个理论提供证据，也没有说明支持这个理论的理由。根据这个理论，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中间阶段。这与共产国际决议案中的观点是相矛盾的。”罗易又说：“如果鲍罗廷说的是正确的，那么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因此也包括世界革命）的概念就是错误的了。” 从表面上看来，好像在这场争论中鲍罗廷是正确的，罗易是错误的。因为鲍罗廷看出了，要在南方即东部和南部各省建立巩固基地，总之要求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采用无情的恐饰，而罗易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案，说鲍罗廷忘记了“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其他被剥削阶段的民主专政”，因之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就其实质说，鲍罗廷同罗易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主张民主专政的。鲍罗廷不过拿“无产阶级专政”做稻草人来恐吓罗易罢了。好像说，照你的主张做法，那就非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那时你就违反自己参加起草的决议案了。 决议案强调“民主专政”，当然也可以在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著作找到根据，可是忘记了，正是列宁回国之初就怒斥那些继续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老布尔塞维克的。 以上不过略举几点而已，并未全举。共产国际七次全会的《中国问题决议案》正是建立在以上几点机会主义论点之上的。因此，即使那次中国革命客观上有胜利的可能，结果也必然被七次全会那个机会主义的决议案送到绝路上去。 结论 （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它的客观原因暂不必谈，只谈它的主观原因。那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 （二）“右倾投降主义”表现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不是短期的策略性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战略性的政策，这个政策被突出到如此地步，以致为了继续保持“国共联盟”（即为了共产党能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不惜“限制”农民的土地革命，阻止工人的阶级斗争，牺牲群众运动。 （三）当革命发展到紧急关头时，面临着要实行土地革命，便须抛弃国民党这具僵尸，要继续保持“国共联盟”，便须制止土地革命的形势。当时党内发生斗争；鲍罗廷主张制止土地革命及一般群众运动，以求得继续保持“国共联盟”；罗易则主张发展土地革命及一般群众运动，不惜破裂“国共联盟”。罗易成了孤家寡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多数跟鲍罗廷走。 （四）鲍罗廷根据的是苏联政府的指示，那是出于“现实主义的”指示；罗易根据的则是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说得天花乱坠，强调土地革命，强调群众斗争，等等，但同时也强调共产党必须留在国民党内。苏联政府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案，表面上差别很大，基本上是一致的。决议案对于土地革命和国共联盟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应当如何取舍，蓄意不表示态度，那只是为了紧急关头让主宰苏联政府的斯大林作出决定。斯大林当时也是主宰共产国际的。结果，斯大林作出了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国作出的完全相反的决定。 （五）革命失败，总要找出负责的人。于是鲍罗廷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责任，便加在陈独秀头上了。陈独秀只因服从上级（国际）的指示，才跟着鲍罗廷去推行这个“右倾投降主义”。他是违反自己本意去推行的。他自始就反对这个“右倾投降主义”。他当初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好多次他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都遭到国际代表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反对。 （六）这个“右倾投降主义”，不能称为陈独秀的路线。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三写八七会议——与李维汉商榷（郑超麟，1981年5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三写八七会议 ——与李维汉商榷 郑超麟（1981年5月22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79年我初写八七会议，其中有几篇亲笔写的材料，有几篇谈话，经过别人记录，我审阅过的。1980年我看了别人关于八七会议的回忆和谈话，再写一篇八七会议。对于初写有所纠正，有所补充，有所发挥。今年，1981年，我在去年《党史研究》第四期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访问李维汉同志谈话记录），觉得过去初写、再写，还是不够的，必须针对李维汉这个谈话重写一篇。其中难免有重复初写、再写各文中说过的话。 这篇访问记录是经过李维汉本人审阅和修改过的，因之可以视同李维汉自己的文章。文章论述两个问题，我要商榷的只是第二个问题：八七会议的经过。我专谈事实。至于第一个问题：八七会议的历史背景和第三个问题：对于八七会议的评价——则属于议论范围，我今天不愿涉及。我今天涉及的只限于如下几件事实。 八七会议有无记录？现在留下的记录是哪里来的？ 八七会议没有记录，既无专人的记录，又无与会者的私人记录。当时会场只有一张两抽屉的长形桌子，靠窗放着，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罗明那兹，我坐在中间面向窗子，背对一张大床，罗亦农坐在罗明那兹的右边，不靠桌子。如果有记录，那就是我记的，我坐在桌子前面，我又是第四次大会的记录，责无旁贷。可是我没有记录。别人要记录，也没有桌子可以依托，至于私人拿出小本子来记，现在有此习惯，过去无此习惯，而且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也不许可私人记录。 但李维汉提到“八七会议记录”，别人也告诉我革命博物馆藏有一份“八七会议记录”，我也曾看到这个“记录”的复制品第一页（一行行的字写得整齐而清楚，几乎没有涂改的），我之参加八七会议就是由此“记录”证实的。那么这个“八七会议记录”是哪里来的呢？ 显然是开会以后追补的。如果我能看到全部记录，也许可以从中看出何时补记的痕迹。我可以假定，早则在当年中央迁回上海以后到这年年底以前，迟也不会超过1928年4月代表们出国去开六大以后。至于为什么要补作这一份“记录”呢？我也只好假定：或者共产国际要求一份记录；或者罗明那兹要回莫斯科交差，要求补作一份记录；或者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为了提高八七会议的权威，需要弄一份记录出来。 我只能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一份“八七会议记录”，是会议以后2个月至8个月之间补作，那就可以把当时来不及讨论和通过的若干决议当作讨论而且通过的决议写进去，那就可以把当时未曾发言的人的发言写进去，那就可以添加一个“主席”，那也就可以延长开会的时间，把开半天的会写成开一天的会，等等。总之，把这次会议写得比实际所经过的更“像样”得多。 李维汉一则曰“最近，我看了八七会议记录”，再则曰“根据八七会议记录记载”。他所引各人的发言，以及各种决议，都是从这个所谓“八七会议记录”引出来的。好像当时真有这么一份“记录”！ 这个所谓“八七会议记录”，可不可说是“伪造”的呢？这要一分为二来看。就政治意义看，这个事后补记的“记录”是符合八七会议精神的；就若干具体事实来看，如以李维汉为主席，开一天会，讨论并通过决议，某些人的发言，等等，则是伪造的。 八七会议是否以李维汉为主席？ 八七会议，如果有主席，那就是以报告人瞿秋白为主席。瞿秋白宣布开会，介绍到会的人，接着就宣读罗明那兹起草的他前一夜才翻译的那篇《告党员书》，宣读完之后，他征求大家发表意见，大约有五六个人发言。最后站起来发言的，是毛泽东，但他只说了二三句话，便被罗亦农阻止了，以后就散会。瞿秋白宣布开会后，可能请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说话，罗明那兹也可能说几句话，但不会说很多的话。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留下罗明那兹长篇说话的印象。 今天，李维汉说他的回忆，我说我的回忆，时间相隔54年了，各人都不能担保决不会误记。这里，李维汉可以说他除了回忆之外，最近还“看了八七会议记录和一些有关的历史文件”，我则没有这个依据。 但我可以借助于推理，来说明八七会议决不会推举李维汉为主席，为什么呢？因为八七会议的意义主要是批判以前的机会主义路线，从今天保存下来的《告党员书》可以得到证明。《告党员书》举了机会主义路线的实例，其中一个实例便是说：马日事变之后有十万农民围攻长沙，但当时的中央特派员下命令把十万农民撤退了。《告党员书》中没有点名，但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中央特派员就是李维汉。（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也说了这件事：“后来五人临时委员会决定号召长沙附近各县三十万农民于5月30日进攻长沙，李维汉同志见此命令大发雷霆，斥为小孩子的把戏。”）去年《党史研究资料》第三辑，李维汉声明没有什么十万农民围攻长沙的事。我相信他53年后的声明。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是写了十万农民围攻长沙被中央特派员下令撤退的事实的。李维汉在另一篇文章说，他8月6日晚上住在瞿秋白家中，瞿秋白翻译罗明那兹起草的《告党员书》，每翻一页，就拿给李维汉看。李维汉看到《告党员书》中说到中央特派员下令撤退围攻长沙的十万农民一事时，便说不是事实，要求瞿秋白改正。瞿秋白说这是国际代表起草的，我们不能改正，次日就照原稿宣读而通过了。试想，国际代表相信李维汉下令撤退围攻长沙的十万农民，（蔡和森在《机会主义史》中说：“此时国际代表已到汉口，且态度异常严厉，主张立即惩罚独秀、平山、维汉。”）怎么会同意让李维汉做八七反机会主义的中央紧急会议的主席呢？总而言之，八七会议果真在主要报告人瞿秋白之外，另设一个主席，也轮不到李维汉去充当。 那么以后补作的《八七会议记录》又为什么会写出李维汉当主席呢？那是另一回事了，与实际会议上当主席究竟是不同的了。何况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李维汉以政治局常委“兼管”组织部和秘书厅，补作“八七会议记录”的工作正是在他管辖之下的。罗明那兹只要有一份记录拿去莫斯科交差，就不去研究会议主席的人选了。 八七会议的会址问题 李维汉说：“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原三教街41号（现在是鄱阳路139号）。这个地方以前属俄租界，当时，是苏联派驻中国的农民运动顾问罗摩佐夫的住宅，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从楼下的后门进去有厨房、厕所和一个房间；从前进去，并排有两个楼梯，楼上有三间房子，即会场所在。” 我前年11月间，应邀去汉口踏勘八七会议的会址，发现现在布置起来的鄱阳路139号二楼，即李维汉此处所说的地方，并非当时开会的地方。当时会议是在现在鄱阳路123号二楼后楼开的。我前年曾把踏勘结果写成《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一文，今天不嫌重复，略述此文的要点。 李维汉去此会址，只有一次，我则去了三次。第一次是去开会；第二次则是开会之后好多天，忘记了为什么事情，我拿了一张地址去找一个同志，结果发现所找的地方就是八七会议开会的地方，仍旧是后楼，房内仍旧是那样摆设，有四五个人在那里，其中有李震瀛，有于兰英；第三次则是在罗亦农家中开常委会，那天准备了酒菜，罗亦农通知我去吃，恰在此时发生了一场虚惊（此事说来话长不说了），结果会未开，酒菜未吃，我们从罗亦农家的后门溜走了，此时我才知道罗亦农家的后门恰好斜对着八七会议那幢屋子的后门，我们从这后门走进去，穿过店堂，从店的前门跑出三教街了。这个店堂现在门牌是121号，楼上（即八七会议会址）的门牌则是123号。 楼上（二楼）确实有三个大房间：前楼、后楼，以及一个相当于亭子间位置的房间，但比上海的亭子间大得多，过去我没有注意这个房间，前年才看到它。大概这个房间有小楼梯通底层，出后门，底层也可能有厕所和厨房。我没有去过，李维汉这样说总有根据。 但李维汉说：“楼上有三间房子，即会场所在，”——这话不确，只有后楼是会场，前楼和另一个房间则不是。前楼住着一个传教士模样的西洋人，门上有铜牌刻他的名：Ransom，名下有小字，我忘记了。几个月之后，我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书架上看见一本关于中国的新书，署名正是Ransom。开会那天，我上楼时，看见前楼的门开着，窗口躺椅上坐着一个西洋人（多半是美国人），不理睬门外窥探的中国人。 我明白，我们借这位同情中国革命的西方传教士的住宅来开一次重要会议。这是很安全的，反动政府想不到的。至于李维汉及其他的人一致认定的八七会议会址，即现在布置起来，让人参观的地方，则是不安全的。武汉的人前几年告诉我，那里是俄国农业顾问罗卓莫夫夫妇的住宅。（李维汉写为罗摩佐夫和洛蜀莫娃，前者是农民运动顾问，则是错误的。）试想，那时距南昌起义才七天，我们应当想到尚未离开武汉的俄国顾问都会受反动政府监视的，怎么可以借他们的住宅来开重要会议呢？ 八七会议开一天会，还是半天会？ 李维汉说开一天会，上午开完，“休息半小时，吃饭”。（他在另一材料中说“随便吃点东西”。）下午接着开，选举完毕，宣布会议圆满结束。其实，一个上午会就结束了。 当时，形势很紧张，至少我们自己把形势看得很紧张。但如此重要的会议又不得不开，这是矛盾。于是只好偷工减料，不拘形式。如果根据那份会议记录及李维汉这篇访问记，则八七会议的各项议程的讨论、发言和通过，不仅一个上午的时间不够用，下午再开半天会也是不够用的。 八七会议的意义，今天已经很清楚：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要收回它过去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旧路线，而改换一个新路线。罗明那兹这位国际代表奉命来中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不能采取国际指令的形式来改换路线，必须通过一次中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的形式来改换路线。仿佛是中国同志自己觉悟，抛弃旧路线，而共同讨论采取新路线的。党的最高级会议的决议，比共产国际的指令，对于中国党员群众来说，一定是更有权威的。在此情形之下，只要能够开成一个这样的会议，只要能够通过一个主要文件，上述那个任务就算完成了，其他几项议事日程的讨论和决议，以及政治局及其常委的选举，能够逐项进行到底，固然是好事，但若形势不许可，那也可以设法补救的，补做一份“像样”的会议记录，问题就可以解决了。难道为了讨论和通过一个《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一个《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一个《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以及举行选举，值得冒险再开半天的会？上午半天宣读了那么长的《告全党党员书》，让五六个人发了言，随后就通过，——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这个长文件自然不是在莫斯科起草好，由罗明那兹带到中国来的。罗明那兹不过带着新路线的几条重要原则来中国，在汉口同瞿秋白和罗亦农两人交换意见之后再写出来的。 李维汉说：“虽然出席会议的人不多，但因环境险恶，中央内部交通花了三天工夫，将他们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一进一出，先后花了六天工夫。邓小平同志在里面一直呆了六天。” 这也是同我的回忆相反的。我的印象，参加会议的只有十五六人。就算如李维汉说的，有24个人（21个中国人，3个外国人）吧，那也不需要三天带进去，再三天工夫带出来。自然不能一拥而进，一拥而出，但先后进出各有半小时就够了。我和罗亦农两人进去，出来时是一人还是两人我忘记了。那里面是没有地方吃饭，没有地方睡觉的，尤其是有好多人在里面。不错，那里有一张大床，但至多只可以睡三个人。 两人回忆不同，有事实证明谁是谁非 以上，我和李维汉争执的问题，都是我说我的回忆，他说他的回忆，相距很远，没有客观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 以下，我要举出两件事情，虽与八七会议无直接关系，却可以找到客观证据来判明是非的。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今名黄玠然）的。李维汉在他这篇访问记录中谈到八七会议应不应让陈独秀参加的问题。他认为“应当要他参加会议”。他说：“八七会议前后陈独秀住在汉口前花楼，黄玠然继续在他那里当秘书”，“后来党中央1927年9月，搬到上海，也照顾他迁居上海，还是黄玠然在他那里当秘书”。直到1929年，中央开除他党籍以后，“黄玠然才回到中央工作。” 我的回忆完全不同，中央未曾迁回上海以前，甚至未曾决定迁回上海以前，陈独秀已经和黄玠然一起回到上海了。我同瞿秋白一路回上海，二三天内瞿秋白就去福生路陈独秀家访问，陈独秀那天就把黄玠然交还中央，瞿秋白立即接受了，立即派黃玠然做党报编辑部秘书，帮助我建立机关，开展工作。约过了八九个月，到1928年夏天，李维汉又把黄玠然从党报编辑部调去组织部工作，并派谢觉哉到党报编辑部来代替黄玠然的工作。黄玠然和杨庆兰就是在编辑部结婚的。李维汉可以说，“那是你的记忆，不一定可靠”。但今天，黄玠然和杨庆兰都活着，两人可以出来作证！黄玠然究竟是1929年11月间陈独秀被开除之后，才回中央的呢，还是1927年中央返沪后他就回中央的呢？ 第二件事情：李维汉说：“直到1929年他纠集八十一人发表反党声明，进行分裂的活动，党中央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这话的意思是说，陈独秀先发表了有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以后，中共中央才开除他的党籍的。我的回忆则不同。我记得，中共中央先开除了陈独秀和我们陈独秀派的党籍，然后才发表这个八十一人声明的。这两个不同的回忆究竟哪一个符合事实呢？幸而我们有历史文件可供证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是1929年11月15日全体会议通过的。 有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则是1929年12月15日发表的。 换一句话说：中共中央开除了陈独秀，一个月之后，陈独秀派才发表了八十一人的声明。 我想，其他的回忆，我和李维汉各不相同的，今天虽然无法证明谁是谁非，将来也可能找出史料来证明是非的。 八七会议是否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 我早就说过，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是他自己辞去的，而不是八七会议撤销的。张国焘回忆说：“7月15日陈独秀先生曾有一封简单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无法继续工作，要求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 一般人提到八七会议便联想到它撤销了陈独秀的中共总书记的职务。话剧《枫树湾》甚至于说：毛泽东召集了八七会议，主持了八七会议，在八七会议上长篇大论，最后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的职务。事实上八七会议的召集和主持都与毛泽东无关，在会议上毛泽东站起来只说二三句话，就被罗亦农制止了。八七会议的告党员书以及与会者的发言，固然批判以前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但始终没有点陈独秀的名。八七会议更加没有做出决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可是，不仅话剧《枫树湾》的作者，而且几乎所有的人，连陈独秀派和托派在内，一提到陈独秀何时不做总书记，都说是：八七会议撤销了的。由此可以知道先入为主的成见如何起作用，又可以知道历史真相如何难以澄清。 我不知道李维汉过去对于这件历史事实怎样说的。但他这篇访问记录却没有说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话。 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他“最近看了八七会议记录”，看了这个事后补作的记录。虽是补作，却仍未曾伪造一个“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的决议”。我仅仅看过这个记录第一页的复制件，未窥全豹，但我敢打赌，这个记录全部没有出现“陈独秀”三个字，哪怕文件和发言的矛头是对准陈独秀的。 自然，李维汉也未曾说：八七会议没有明令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的职务。 不过李维汉这篇访问记录，再配合着补作的八七会议记录，却可以澄清一件久被歪曲的历史事实，即：从1921年建党起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1927年是自己辞职的，并非八七会议撤销他这个职务的。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回忆沈雁冰（郑超麟，1981年5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回忆沈雁冰 郑超麟（1981年5月5日） 〔来源〕录自《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 我不认识茅盾，但我认识沈雁冰。 这话的意思是说：当沈雁冰采用“茅盾”为笔名，而且以此笔名驰誉全国的时候，我就没有同他往来了，在此以前我却是时常同他见面，并且同他共同工作一个时期的。换一句话说，我这里回忆的不是文学家沈雁冰，只是共产党员沈雁冰。 二十年代初期，我在法国由“俭学”而“勤工”的时期，就知道了中国有个沈雁冰常写文章。我自然看了《小说月报》，但好像不止《小说月报》一家杂志上有沈雁冰的文章。我当时的印象认为，沈雁冰不像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所谓“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那样生气勃勃，而是一个稳重的人，同那些常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一样。我们当时对于《东方杂志》是没有敬意的，虽然就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曾向《东方杂志》投了一篇译稿，而且被采纳了。正因为对于《东方杂志》没有敬意，我的译稿才敢投给它，而不敢投给那些提倡“新思潮”的杂志。 我羡慕那些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以为是高不可攀的。当时我住在一个小城市，租了一间公寓房子，自炊自濯，自学文学和哲学。就在那里遇着曾琦，都是黄面孔，不必经过什么人介绍，就攀谈起来。曾琦要拉我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拿一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录》给我看，每个会员都有一篇小传，又有一张半身照片。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如李大钊，恽代英，田汉，易家钺，王先祈，毛泽东，等等。出乎意外地，我发现其中也有沈雁冰，说原名德鸿（按沈德鸿表字应是“雁宾”，取“鸿雁来宾”义，似乎以后才改“雁冰”的）；又有沈泽民，说原名德济。我想，这两个大概是一家人，我又想，原来沈雁冰也是属于“新思潮”方面的，与那些在《东方杂志》上写文章的名人不是一类。我自己考虑一下，又同朋友商量，结果辜负了曾琦的好意，没有参加“少年中国学会”，把这本《会员录》仍旧还给曾琦了。 当时我不过二十岁出头，记忆力比较好，那本《会员录》所记的人和事大都记得。一九二四年，在上海，我去蒋光赤家中闲谈，那里先有一个青年人，老蒋介绍说是沈泽民。我脱口而出：是沈德济么？泽民很诧异，问我怎么知道他这个名字。我笑而不答。这是后话，是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录》连带说起的。现在回到我回国以前的时期。 一九二二年，我自炊，自濯，自学的生活也继续不下去了。我进了工厂做工，不久，我不仅放弃了数理化，而且放弃了文学和哲学。我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参加了“少年共产党”的发起工作。我不再像前一年那样羡慕那些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更加不羡慕那些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了。我想，沈雁冰不过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已，但这个学会的一部分人，如曾琦，李璜之类也是落后的。 一九二三年，我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一天闲谈，赵世炎拿出一封待发的信，信上写中国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先生收。赵世炎解释：钟英即是“中央”。我于是大吃一惊：沈雁冰原来是共产党员！我说这个故事，现在人也许不相信：赵世炎为什么会如此轻率，把党的秘密通讯处当作闲谈暴露出来。那时我还是团员，尚未人党。可是，当时事实就是这样。 一九二四年，我回国，在中央工作，渐渐知道了沈雁冰是很早的党员，有了党的组织他就加人了。曾有一个时期他负责了上海地方的党的组织工作。有人告诉我，他搞文学只是一种职业，借以掩护，为党做工作。我回国后不久，有一天，总之在我会见沈泽民之后，中央派我去找沈雁冰，开给我一张闸北的地址。我费了许多力量，找到一个弄堂，凭门牌号码找到一个后门，敲门进去，却见沈泽民站在灶披间门口。我一时糊涂，拿出地址纸条，问泽民这里是不是我要找的地方。泽民笑起来说：“当然是的”。我忘记了此次为什么事情来找沈雁冰，是否看到他。可能是送一个东西给他，我把东西交给泽民就走了。 我今天想不起第一次同沈雁冰见面的情况。在五卅运动中我常常看见沈雁冰，但那绝不是第一次，那时我同他已经相当熟了。那时中央有些机关，工人部，会计处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和编辑所附近，后来《热血日报》编辑部也设在那里。我在宝山路或邻近几条小路上常常遇见沈雁冰，路上都不打招呼。《热血日报》初办起来，沈雁冰常来编辑部看我们。第一天，瞿秋白带了陈独秀写的《热血日报创刊辞》来编辑部，告诉我，这个创刊辞，明天发表出来，老头子的老朋友一定看得出是老头子写的，因为老头子文章总归把“斗争”写成“争斗”，这篇文章就有几个“争斗”。瞿秋白说的“老朋友”，我体会，首先就是指沈雁冰。 可是，沈雁冰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却说《热血日报》发刊辞是瞿秋白写的，而且把这篇发刊辞全部转载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是他记错的，或者没有深考的。同样，他又说《热血日报》第四版那些说唱小调也是瞿秋白写的，而且由此作出结论，认为瞿秋白当时已经重视用通俗文学为宣传群众的武器了，这话，他也是说错的。《热血日报》那些说唱小调是何味辛（今名何公超）写的。瞿秋白用通俗文学形式宣传群众，是后来抗日运动中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后，他闲居上海作文化运动时候。曾去大世界和文庙听说唱，从中学会了写小调的本事，写出几篇长的小调，流行一时。但在五卅运动中他还没有这个本事。不错，五卅运动后，一九二六年间，他一次曾同我说，去大世界可以学会许多东西：有个叫做“大面包”的艺人唱的小调很能感动人，我们有此本事就好。但这不过说明他是有学习说小调的打算，却不能说他五卅运动时已经会写小调。我自己参加了《热血日报》编辑部，沈雁冰不过偶然来编辑部串门而已，我的回忆比他的回忆更可靠，何况何味辛现仍在世。 《热血日报》创刊前一日或二日，《公理日报》已经出版了。瞿秋白拿着《公理日报》对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公理！我们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我们的报纸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公理日报》是商务印书馆老板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去办的，由郑振铎主编，沈雁冰无疑是编辑之一。商务老板拿出这笔钱，一来为了表示爱国，二来为了避免职工闹风潮。在此情况下，报纸不能畅所欲言，是可想而知的。瞿秋白抓着报名“公理”二字表示他的不满之意，自然不是偶然的。沈雁冰参加编辑，固然不能扭转局势，但即使他是主编，《公理日报》也未必能像《热血日报》那样冲锋陷阵。我想，即使把《热血日报》交给沈雁冰主编，他也做不出瞿秋白这个成绩。 当时，我们做党内工作的人对于沈雁冰的评价，认为他不是一个积极的党员，但如果党组织派给他什么任务，他会毫不迟疑去完成的。沈泽民也是如此。但一九二四年秋和一九二五年春，我们奉命为“国民会议促进会”和“追悼孙中山”两个运动上街去演讲和发传单时，沈泽民还是激昂慷慨的，当时他和蒋光赤和我三人编成一个小队。我则未曾看见沈雁冰有此表现。 五卅运动过后，快近中秋节，中央宣传部为了配合工作，从哈同路民厚里迁移到闸北福生路来。民厚里借租别人的房子，福生路则是独家居住。中秋节晚饭，我们请了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来过节，喝了酒，吃了饭，还有余兴。向警予念一首李后主词，“无言独上西楼……”。彭述之跳高加索舞，当时他刚从宝隆医院出来不久。张琴秋唱《可怜的秋香》，沈雁冰没有来。他们兄弟此时不是住在一起，泽民住在成都路福煦路口。 沈雁冰有时也到福生路宣传部来，我招待他。他总是有事情来的，我忘记了什么事情。一九二五年底，宣传部需要一个技术人员，沈雁冰介绍一个中年妇人名陈达人来。我忘记了她是否党员，只知道她的丈夫在美国留学，她一个人住在上海，同沈雁冰，杨贤江两家都很熟。从此我们同沈雁冰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我参加了上海地委，又去上海大学教课。以后，在上海大学也常常遇到沈雁冰，每学期宴请教授时，也在酒席上见面。他是在中国文学系教课的。上海地委派我去指导商务印书馆支部的工作，支部书记就是沈雁冰。支部每次都在他家楼下客堂间开会，到会十余人，有时超过二十人。支部成员绝大多数是商务印书馆工人和职员，但也有少数几个住在闸北的党员，其中有毛泽民，当时我不认识他。只听出他说湖南话，自称为“农民”。我每次代表地委作政治报告。 我兼职过多，难免妨碍本职。瞿秋白有所觉察，一天问我工作情况，我如实地告诉他。他不反对我去上海大学教书，但反对我参加地委工作。他说：“商务支部已有沈雁冰作书记，又何必你去呢？”他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从此我不再出席商务印书馆支部会议，而且退出上海地委了。 宣传部搬到福生路以后，蒋光赤也常来串门。沈雁冰和蒋光赤本来认识的，二人都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教书，但似乎很少机会谈话。一次，在宣传部，我同时招待了这两个客人。他们的话题渐渐谈到文学上去了。我对此话题本无兴趣，只在旁听。不知怎样，两人吵起来。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方面的人，蒋光赤则参加创造社，常在《创造》上发表文章。双方都有派性。大概是蒋光赤先讽刺了沈雁冰，然后沈雁冰板起面孔教训蒋光赤几句话，大意是说：中国文坛本已走上现实主义道路，都是你们搞乱了这个正确的方向。以后的话谈不下去了，两人都散了。我不清楚这两派究竟争的什么，仿佛听说前一二年创造社的人曾写文章攻击了“文学研究会”，我未看过这些文章。 一九二六年三月下旬某一天，沈雁冰通过陈达人（或别的人）带口信给我，要我立即去他家中看他。我去了，才知道，他刚从广州回到上海，尚未休息便找我去。他说，三月二十日晚上，他已经上了轮船，忽然陈延年派人上船来找他，托他带口信给上海中央，报告当日蒋介石举行的政变，逮捕了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派兵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所，等等。此事，我们在上海早已知道了，帝国主义通讯社早已发出新闻。我们当时不敢相信，以为是帝国主义造谣，有意挑拨共产党和蒋介石关系的。至少我个人是这样想。现在，我听了沈雁冰的话，觉得问题很严重。原来上海各报登载的外国通讯社的关于广州发生事变的消息，并非造谣，而是实有其事。沈雁冰没有带来文字的报告。我于是急忙到中央秘书处去找到陈独秀同志，把沈雁冰的门信转告他。我还记得他当时表示很大的气愤。以后，好几次我旁听中央开会时，看见陈独秀同志为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及后来一连串的事情表示气愤，中央如何开会，是否找沈雁冰亲自来报告，以及作出什么决议，我都不知道，或者都忘记了。我当时的印象是陈独秀同志主张抵抗的，对于过去的所谓国共合作的路线表示不满。一次或二次，我听过他提起我们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同志被蒋介石集中起来办训练班的事实，而加以讽刺，意思是说：我们再搞下去，都要落得这个下场。那时，中央决定由秘书处出版一个油印的内部刊物，讨论我们对付国民党的政策。这个刊物出版了几本。彭述之动员我也写文章，我毕竟没有写。据我知道，当时陈独秀，彭述之等人是主张同蒋介石斗争的，北方李大钊等人，上海罗亦农等人，表示同中央一致；惟有广东陈延年以及苏联顾问团则主张对蒋介石让步，几年以后，我又听陈独秀同志说，他在三月二十日事变之后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 上面，我的话越出本文范围了，我要说的只是上海中央知道广州三月二十日事变的真实消息，是沈雁冰口头带来的。 可是，一九八〇年初我看到了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的《资料与动态》第七期，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版的，其中有一篇名《访问沈雁冰同志—关于中山舰事件等问题》，说了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中山舰事件，沈雁冰在访问记中却是这样说的：他在事件发生之后一个星期才离开广州；在这一星期中，他叙述陈延年向上海中央请示，中央回电，要陈延年“尽量让步，……争取蒋介石在下半年出师北伐”。陈延年不接受这个中央指示，于是同在广州的中央委员毛泽东商量，组织武装反抗蒋介石，即去联络谭延闿的二军和程潜的六军打蒋介石。陈延年和毛泽东作好了这个军事计划，便去找苏联顾问。那时鲍罗廷回国述职了，代理的是基山嘉，这个人不赞成这个军事计划，只好作罢，于是趁沈雁冰回上海之便，陈延年派刘伯承送一件广东区委给中央关于事变的书面报告托沈雁冰带去上海。沈雁冰说：“我在上海把报告送去时，见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正在开会，屋里烟雾弥漫”。 看哪，他的回忆和我的回忆，相如此之远！ 现在，我试分析他这篇访问记。他说陈延年请示上海中央，上海中央回电要陈延年让步，可见广州和上海之间电报畅通。但后来又说：“当时我们没有自己的秘密电台，也不可能通过商业电报局用密码电报向上海请示”。可见，广州和上海之间电报不通。自然，前一个请示是如何应付事件本身，后一个请示则是要求批准军事计划，但后一请示不能通过商业电报局，前一请示又何尝可以通过商业电报局呢？此外，上海中央决不会告诉陈延年要“争取蒋介石下半年出师北伐”。因为是蒋介石自己要出师北伐，而陈独秀当北伐出师时还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对北伐哩。 同一件事，他的回忆与我的回忆不同，而且相差很远，这本是正常的，我们都是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了。但此事牵涉到几十年来对于陈独秀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事实上是陈独秀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同蒋介石斗争，而俄国顾问则主张对蒋介石让步，但几十年来每提起这个事件，人家总要颠倒过来，说陈独秀同志主张让步的。八十多岁的沈雁冰不过是在这种人为的气氛之下回忆他的往事罢了。 我今天并不坚持一定要按照我的回忆写历史，我不过写出我的回忆来对照罢了。谁是谁非，后世可能弄清楚。 但在他何时离开广州这个问题上，他那篇以《中山舰事件前后》为题的回忆录似乎可以帮助解决。他说，他回上海后，参加了“四月三日和四日召开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代表大会”，他自己还“在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但根据他的访问记，“我在中山舰事件后一个星期就乘船同上海”，这次船行六日，到上海后他又忙于“最重要的事”，即筹备出版《国民日报》，如此他怎么能够参加四月三日的大会呢？如果如我所回忆的，他三月二十日晚上上了船，二十六日到了上海，办理必要事情之后，就可以从容参加四月三日的大会了。 就在党内争论如何对待蒋介石国民党的差不多同时，宣传部要扩大工作，嫌福生路的房子不够用，于是搬到北四川路横浜桥南一个洋房式弄堂来。这是一座二层楼带一个很阔大的过街楼的房子。添加了两个干事：黄文容和羊牧之，同时辞退了陈达人，也许未搬家以前陈达人就自己辞职了。我们把过街楼辟作办公室，摆了四张写字台，还隔了一个房间作图书馆。沈雁冰有时也到这里来，但不知道为什么蒋光赤不来了。可是，来这里串门的人比来福生路房子更多些。秘书处的王若飞，江浙区委的罗亦农，赵世炎，尹宽，以后军委的周恩来，常来这里谈话，有时开会，自不用说，连青年团中央的贺昌，刘昌群，刘仁静，陆定一等人过去不来福生路房子的，现在也来横浜桥房子了。陆定一来的时候更多。他成了我的朋友，我们常出去看电影，逛公园，逛马路。 一天，沈雁冰到宣传部来，我正招待着他，陆定一恰好闯进来。他们二人没有会过面，我给他们介绍。当我说：“这是沈雁冰”时。陆定一忽然满面通红，一句话说不出来。那个时候，沈雁冰是个有名的人，爱好文学的陆定一无疑早已知道了，现在他忽然发现站在他的面前的，就是有名的沈雁冰。 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在监狱中看解放日报，知道沈雁冰卸了文化部长的任，而由陆定一代替他做文化部长，不知怎样想起了一九二六年在我面前出现的这幕情景：旧文化部长和新文化部长，原来都是我当年的座上客。 就在那个时候，或者稍后一点，沈雁冰被任命为“情报局长”。他在宣传部那个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写字台，每日来办公。他的职务是搜集英文报刊中有关中国革命的材料。这个时候北伐就要出师或已经出师，英文报刊关于中国革命的消息多起来了。设置这个职务，我事前毫不知道。宣传部订了国内各种中文报刊，有人负责剪贴其中有关的消息，但没有外文报刊。确有需要搜集外文消息，但值得专设一个机构么？我设想，这是国际代表向中央建议的。 对于这个“情报局”写字台，我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只记得一天赵世炎来坐在写字台另一边，同沈雁冰谈论工作。沈雁冰都说中国话，赵世炎则常常插几句英国话。我还记得，赵世炎称沈雁冰这个职务为：bureauofinformation。我又记得，那时，有一月，中央会计处拿不出钱来发薪水和机关经费，于是我同沈雁冰商量，看他能否借来所需要的钱。他答应了，第二天上班时就把钱带来了。我忘记了多少钱，大概在二百元和三百元之间。以后，会计处发了钱，我如数还了他。 我现在想起，这个情报局也许是直属中央的，不属宣传部的，不过借宣传部一席地安放一张写字台罢了。 这个情报局毕竟是可有可无的，因为不久之后，至多三个月之后，它便撤销了。北伐军下武汉，中央派遣沈雁冰去那里编辑汉口《民国日报》。（据沈雁冰回忆，他是先去武汉军分校教书，后调《民国日报》的。) 一九二七年四月底，我最后未到武汉。尹宽比我早离开上海，但与我差不多同时到达武汉。我们和他当时赋闲，相约去民国日报馆找沈雁冰。他非常殷勤地招待我们二人到他的宿舍去，我们在那里看到孔德沚和他们的孩子。孔德沚看见我们也很殷勤，好像他乡遇故知的样子。沈雁冰接着就邀请我们上馆子吃饭去。那是交通路底一家广东小馆子，主人写了一个条子叫茶房送到附近什么地方请孙伏园来。我在北京报纸副刊常看到孙伏园文章，却未曾见面。沈雁冰给我们介绍也只说我们二人是刚从上海来武汉的。孙伏园一口大胡子，也不便多问我们上海的情况。 在第五次大会会场内，我每日都看到沈雁冰，但没有机会说话。他总是穿一套黄色军装，绑着绑腿，坐在会场最后面的一排発子上。同他坐在一起的有丁晓先，他是商务印书馆一个编辑，党员，上海三次暴动胜利后成立市政府，他被派为教育局长。四一二反动后他逃亡来武汉。我听了大会上的长篇演说，感到无味，也退到后面几排来，做些小动作，主要是同青年团中央那些年轻人开开玩笑。据说，丁晓先告诉沈雁冰：郑超麟原来是一个小孩子。 大会后，我住到武昌去，就不再同沈雁冰见面了，也很少听到沈雁冰的消息。革命形势一天不如一天。《向导周报》出不来。有人说，稿子编好交给中央常委张国焘审查，张国焘放在皮包内，一个多星期没有工夫看。有人提议找一个专人负责。有人推荐沈雁冰。当时形势已经很不好了，沈雁冰要退出民国日报。张国焘计算了一下：沈雁冰有老婆，小孩子，要维持他的一家生活，中央负担不起。于是人们又想到了光棍郑超麟。但直到八七会议以后，我才被调回中央去规划机关报《向导》的恢复出版。那时形势完全改变，出版已无可能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我随中央迁回上海，奉命主持机关报的事情。黄文容帮助我建立了机关。报纸开始出版了。一天，大概是十二月间，我同黄文容二人去福州路一家馆子楼上喝酒。那时上海好像很太平，我也就同北洋军时代那样丧失警惕，在楼上房间里高谈阔论。想不到隔壁房间有两个人听我们谈话。他们掀帘走过我们的房间来。一个是宋云彬，我认识的，他曾任国民通讯社社长，又与我同船由上海去武汉；另一个是吴文祺。我们四个人于是一道喝酒。这一次，如果隔壁房间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国民党员或是叛徒，那就要惹出麻烦了。 我从这两个人得知沈雁冰的消息。原来，他已经回到上海，现住在家里，楼上，不出门。吴文祺给我地址，要我去看他。次日，我一个人到窦乐安路某里找到沈雁冰的家，到楼上看到他。吴文祺也先在那里，宋云彬没有来。 此次似乎是沈雁冰从武汉回上海以后第一次同共产党组织相接触。但我并非以党组织的代表身份去看他，而是以老朋友的身份去看他。他也没有表示要同党组织发生联系。吴文祺无疑是未曾预先得到他的许可，便把他家的地址开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吴文祺告诉他已经约我去他家里看他的时候，他的最初的反应是什么，是认为吴文祺做得对，还是做得不对。总之，他那天还是很热情地招待我，告诉我他回上海后的生活，这里的环境，以及叶圣陶和鲁迅也住在这里，等等。我们谈了许多话。我忘记了谈话的内容，但有一点是不曾忘记的，即是他明白向我表示反对当时党在乡村所实行的武装斗争路线。无疑，他看了我主编的《布尔塞维克》。他认为现行的路线是没有出路的。“好像秋天的苍蝇，在窗玻璃上乱钻，结果还是钻不出去”。这些话，他最后发表的一篇回忆录（见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人民日报所转载的）中也说了。但那天他还引了太平天国时期的一件故事。似乎在安徽某地太平天国进行了土地革命一类的事情，即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到了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恰好是这个地方的农民特别反对太平天国的。我不熟悉太平天国的历史，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从同志口中听到的公然反对中央所行政策的言论。我不以沈雁冰的意见为然。虽然当时我自己也不同意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和根据此估计而实行的政策。我知道这个估计和政策是从莫斯科来的。我在《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就是估计国民革命已经失败，而主张我们应从头做起。以后看到瞿秋白写的文章以及中央的决议，我才不敢把我自己的思想发挥下去。但把反对的思想藏在心里，是一回事，把反对的思想公开说出来，又是一回事。我从那日沈雁冰的谈话中看出，他当时对于莫斯科这个盲动主义路线的反对比我明朗得多，坚决得多，以至于公开说了出来。但这个反对发展下去将达到什么后果呢？当时我不以他的意见为然，就是想到了这个后果。 我现在想不起来，事后是否向党汇报了沈雁冰的谈话。无疑，我没有作正式的即组织意义的汇报，当时我没有编入支部，也不参加中央会议。我一定同陈独秀同志谈过这件事情的，当作老朋友的近况来谈。我多半同王若飞谈过，也是闲谈，并非向他（当时江苏省委事实上的书记）作汇报。我可能同瞿秋白谈过，也可能没有谈过。 以后，我还有几次去看沈雁冰，但谈了什么话，我忘记了，只记得他要求中央把沈泽民从莫斯科学校调回来，负担家庭生活。 我第一次去看沈雁冰，除了谈政治之外，还记得他曾带笑告诉我，最近的《小说月报》上有他写的小说，要我猜猜看哪一篇是他写的。我随便答应他。党报编辑部并未订阅《小说月报》，我也懒得去买去借。当时我也不以为沈雁冰是第一次创作小说。我已有四五年不看《小说月报》了。但后来很久，我毕竟看了他的小说的。那时我已经知道他用了“茅盾”笔名，写了那个有名的三部曲以后，似乎看的是单行本，而不是《小说月报》。我只看了《幻灭》和《动摇》，而未看《追求》。自然，我也看了《从牯岭到东京》这篇散文。 以后好久，我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又看到他写的《秋收》和《子夜》，但未看《春蚕》和《林家铺子》。日本投降后，我在上海看到了《腐蚀》。他的其他的著作，我都未看。 我不懂文学，虽然有时也看小说。三十年代某一年，我在国民党监狱中从别的政治犯借到了一本《子夜》，夜里在昏暗的灯光底下一直看到天亮，才看完了。我好像看了一幅工整的仕女画，仪态万千，不同凡响。可惜，那几日，我正在读弗罗贝尔的《包瓦丽夫人》的法文原本。两相比较，《子夜》就比下去了。我当时想，中国今天还不能产生像《包瓦丽夫人》那样的杰作。 看了《幻灭》和《动揺》，再看《从牯岭到东京》，我就想起了回上海后第一次同沈雁冰的谈话，“没有出路”，“苍蝇钻玻璃”一类的话，我是很熟悉的。《幻灭》和《动摇》便是这些话的形象化。我很不了解这位朋友的心境。我个人也曾经历了同一个革命的失败，但我并不《幻灭》，也不《动揺》。一次革命失败了，革命还要起来的，渺小的个人还须为革命而努力。“幻灭”和“动揺”之后怎么办呢？能够引出什么结论呢？我以为老朋友走得太远了。 一九二九年，我第一次被捕后出来，编入了以杨贤江为书记的一个支部内。开支部会议时没有工夫谈闲话。一天，杨贤江带我去一个出版社交涉一本稿子的出版时，在一个站头等电车，我知道杨贤江从日本回来不久，便向他打听沈雁冰的近况。出乎意外地，杨贤江站直了身子，正色说道：“这个人现在离开我们了！”我不禁大吃一惊。事情竟走得那样远！ 以后我看到了一个刊物，其中有李民治的文章，题为《出路——到东京》；又看到了瞿秋白在另一个刊物上的文章，借用“幻灭”，“动摇”，“追求”的字眼讽刺沈雁冰；又听说了中央指示在日本的党组织，说沈雁冰如果要求参加组织，就要重新履行入党手续。所谓一九二八年沈雁冰失去了同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就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刊物发表的纪念沈雁冰的文章，大多避免深入沈雁冰这一段生活，或者给以如下的解释：沈雁冰那个三部曲，不过写那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因革命失败而陷于悲观失望而已，并非暴露他自己的心境；不错，偶然也有人承认他自已当时也是悲观失望的，不过后来改变了，他把三部曲总称为《蚀》便是表示革命的失败以及他自己的悲观失望是暂时的。关于他死后才恢复党籍，则公认的解释都把责任推给王明，以及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李立三一九三〇年就倒了，王明路线一九三五年之后也不当权，何以解释他解放前在延安工作，解放后又在北京做了十几年的部长，而党籍仍不能恢复呢？何况他后来确实改变了那几年的悲观失望心境？例如，他在我面前反对乡村杀人放火的游击战争，但在《子夜》中却有专章颂扬吴荪甫家乡的游击战争。 我已经写到他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从事多年的文学活动了。现在我应当倒退回去，写他尚未去日本以前的事情。因为他的最后一篇回忆录写了这件事情。 一九二八年某一天，他的回忆录说是六月间，他写完了《追求》，准备去日本的时候，这是可信的，——陈独秀同志出乎意外地向我表示，他想去看沈雁冰，要我夜里带他去。这个愿望出我意外，我不明白他去看沈雁冰有什么目的。但我答应了。我几次去沈雁冰家谈了话，每次都告诉陈独秀同志的。那天夜里，我带他去窦乐安路景云里十九号（这是从他谈创作的那篇回忆录记起来的）。平时我是从后门进去，直接上楼的，此次则是在前门敲。我不记得是不是孔德沚开门。楼下是客堂间，布置了桌椅。沈雁冰从楼上下来招待客人。我只旁听。我忘记了他们二人说些什么话。回忆录说，陈独秀起初问某些汉字的上海读音，然后回答沈雁冰问他关于政局发展前途的看法。这些话也是可信的。当时，有什么人去找陈独秀同志，要同他谈政治问题时，他总要转移话题，同客人谈汉字读音。例如，罗绮园去找他，他总是问罗绮园这个字，那个字，广东音怎样读。如果迫得他不能不回答政治问题时，他只好敷衍几句。以后，他发表告同志书及其他文件之后，我才知道在一九二八年他还在考虑革命失败问题，考虑他自己应当担负什么责任。他不愿意向同志发表政治意见，不得已时则是不着边际地敷衍几句。 但沈雁冰回忆录接下去说的话，就不合事实了。他说陈独秀那天夜里就在他家的客堂间过夜，次日早晨才不告而别。不对。那天夜里，谈了话之后，我仍旧同陈独秀同志离开沈家的。我也不是陈独秀同志的“联络员”，他也不是一个人去叩沈家的门。 景云里是一条总弄堂，进去后有几条横弄堂，沈家所在機弄堂离总弄堂口不远，沈家大门也离横弄堂口不远。我们是天黑之后去沈家的，并没有什么邻家在门口乘凉问题，谈了好久的话以后乘凉的人更少了，更不会顾虑到陈独秀被人认出。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我们陈独秀派接触到苏联左派反对派的文件，于是由怀疑中央路线进为反对中央路线了。我们进行了组织活动。如果此时，陈独秀要我带他去看沈雁冰，那我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九二八年六月，他要我带他去，我至今仍不理解，除非解释为他当时生活很寂寞，去他家里看他的人很少，他需要找老朋友谈谈。 沈雁冰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我们正在忙于托洛茨基反对派活动。陈独秀同志告诉我沈雁冰回来了，要我去看他。陈独秀是从亚东图书馆听说的。沈雁冰做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时，汪原放做此报的经理。沈汪二人有时互通音问。此次究竟是沈雁冰通知汪原放说他回来了，还是要汪原放转告陈独秀同志，说要同陈独秀同志见面，我当时就不知道。 我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去，照旧从后门进去，上了楼梯才走几步，一位老太太在楼下用手势招我下来，没有说一句话。我知道她是沈雁冰的母亲，过去见过的，我认得她，她不见得认得我。我不能强行上楼，只好退下来回去了。我向陈独秀同志说明经过。他要我过几日再去。但以后我没有去。 这次去找沈雁冰，我是怀抱政治目的的，即是向他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目的未曾达到。 我后来想，如果那天我见到他，同他说了话，以后又拿我们的文件给他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想至少，他对于中国托派的主张不会那样隔阂吧。 《子夜》中写了一个基层干部，托派，在党内散布悲观失望情绪。读《子夜》的青年人由此得到了对于中国托派的不正确的印象。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一九七七年，《子夜》重新出版时，他作了一篇后记，其中说，他当初写这本小说也是参加那时的社会史论战的。他分析当时有三个不同的论点，他本人站在中共的论点，即第一个论点。第二个则是托派的论点。他说：“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当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试想，一九七七年，中国托派产生将近半个世纪，沈雁冰还是这样认识中国托派！恰好相反，中国托派根据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开始就是断言：中国尚未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即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是不能靠中国资产阶级的领导去完成的，只能够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陈独秀早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为中东路事件写给中共中央的信就说：“背叛革命后整个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族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而且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一般人乱说中国托派主张把中国革命领导权交给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足为怪的，想不到沈雁冰也跟着这样说，而且在一九七七年这样说。 但是他方面，沈雁冰对于中国托派领导人陈独秀也不是深恶痛绝的。三十年代，陈独秀同志尚在国民党监狱中的时候，沈雁冰替生活书店编写《中国的一日》，并未忘记通过汪原放去请陈独秀同志写一篇文章，陈独秀同志写好文章后，虽然内容与当时中央的路线不符合，沈雁冰还是把文章编入《中国的一日》了。 抗战胜利，沈雁冰返回上海后，我把我在抗战期间翻译的，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诸神复活》托一个朋友（宁可说我的朋友的朋友）许志行送给沈雁冰。沈雁冰知道这部世界名著，便问许志行译者绮纹是什么人。许志行告诉了他，他于是在许志行和当时座客面前大谈托派和中共殊途同归论。 这些貌似矛盾的情况，是可以解释的。沈雁冰毕竟不会相信陈独秀，郑超麟，以及中国托派做了汉奸。他毕竟没有那么强的所谓“党性”，这一点，我想，也就可以解释他生前不能恢复党籍，他的有名的“三部曲”和《子夜》直到一九七七年オ能重印（如果解放初年未曾重印的话）。“三部曲”罢了，至于《子夜》，他当时是迎合中共路线而写出的，可是后来不合于新的路线。试想，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要统一战线，要联合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但《子夜》所写的那些资产阶级哪一个是“爱国”的呢？吴荪甫么？杜竹斋么？赵大块头么？或者那一群次等的资本家么？ 沈雁冰死了。盖棺可以论定。我回顾五十多年前同他的交往，追思他的为人和品性，今天应当承认他曾是我的朋友，我也感到荣幸曾经结交这个朋友。至于他的文学成就，则我是门外汉——我虽然翻译并出版了几本外国小说，那也是“译书只为稻粱谋”，不是什么从事文学工作的——无从评价的。 我不揣冒昧，以毫无文学意味的拙笔来回忆这样的一代文豪。 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
回忆巡视福建中共党组织工作（郑超麟，1980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回忆巡视福建中共党组织工作 郑超麟（1980年6月3日） 〔说明〕其各片段分别刊载于《刘谦初》第198~204页、《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二期，现整合录入。 1928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福建省委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出国与会。代表团由三个省委成员组成：省委书记罗明、某同志（原定省委执委葛越溪，后改为团省委书记孟用潜）、工人出身的省委委员许土森。罗明等人出国后，福建省委便以省委组织部长陈祖康为代理书记。 陈祖康是漳平人，与我小学、中学同班，同时去法国。第一年在一起学法文，第二年他有钱去进什么大学，我则自修，最后进工厂做工。我同他感情始而疏远，最后断绝往来，因为我看出这个人心术不正，趋炎附势，不能做朋友。1922年夏，我与若干同志在巴黎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几个月之后，熊雄同志不识人，介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他发现我已在这个组织内，便写信给我解释误会，希望恢复同我做朋友，我回了他的信，但对他还是保持冷淡的态度。1925年，陈祖康大学毕业归国，他的家按照古来考中进士衣锦还乡的先例，大摆筵席，祭祀祖宗。他居之不疑。此时熊雄做了黄埔军校秘书长，请他去军校当教官。陈祖康知道，熊雄在党内地位不高，而我同陈延年要好，便先来找我，同我见了两次面。我忘记是否写了介绍信给陈延年，以后我仍旧与他不通音讯。1926年下半年，陈祖康随北伐军进入福建，不知怎样参加了党的活动，做了省党委委员。1928年上半年，陈祖康的父亲派他的弟弟来漳州找他，劝他投降当时统治漳州的本地小军阀张贞。陈祖康连同身边几个人一起投降了张贞，于是福建省委陷于危机。 消息传到中央，当时，党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都去莫斯科开大会了，只留下李维汉看守中央。中央根据从福建来的同志报告，决定派我去厦门整理党的组织。 李维汉派我为中央特派员全权收拾福建党组织的残局，惟一的理由是因为我是“福建人”。其实我与福建的革命毫无渊源，过去也未做过党的组织工作，当时又正在主编中央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一时也找不到接替的人。为私为公，我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命，可是，党的纪律不许我讨价还价，只好于7月间硬着头皮到厦门去了。 我不能说我是福建第一个加入青年团和共产党的，因为林祥谦、王荷波等同志在我以前就加入了，但我可以说闽南各县是我第一个参加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活动。 1928年7月中旬，我一个人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厦门岛上，先找一家旅馆住下来，即去一所中学找一个学生，把中央的介绍信交给他，他约我次日上午再去。次日上午，大约9点钟，我再去，那个学生说：“人还未来呢！”正踌躇间，他指着远处说：“来了。”来的是一个约摸30岁的长个子，我提着行李跟他渡海到鼓浪屿去。路上，他问我是不是郑超麟？我说：“是的”。他自言龙岩人，早已知道我了，他名叫李连星，共产党员，曾是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学员。我们来到鼓浪屿半山上一个房间，那里有三位女同志，我认识其中一个是苏同仁，在北京读大学时，曾随史静仪来上海，住在中央宣传部，似乎是1926年初的事情。其他两个都是广东人，一个姓罗，另一个姓什么，想不起来。苏同仁的爱人叫吴亚鲁，是福建省委秘书，江苏如皋人。我从她们处知道，劫后的省委把福州地委书记刘乾初调来厦门，主持工作。刘乾初昨日去石码视察，明日才能回厦门来。厦门到石码有轮船和汽车可通，二三个钟头可到。我决定立即赶去石码，会见刘乾初，一同视察，我也需要知道基层组织的情况。她们派了一个华侨学生带我去石码。华侨学生只知道石码一个接头处：某学校或某机关一个女同志，名洪徽音，系青年团员刘瑞生的爱人或对象。我们找不到她，因此无法找到刘乾初和党组织。我们在石码汽车站附近的旅馆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坐小火轮回到厦门。刘乾初已经回到厦门了。原来他昨日到另一个乡村的党组织视察，昨夜就赶回厦门。 我们召开了一次省委会议，讨论怎样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作了报告，他们作了汇报，结果决定召开全省代表大会。 那时党省委留在厦门的有刘乾初、李连星、谢某（龙岩适中人）、郑某（龙溪人，只记得她的名字中有一个乾字）、一个小贩名阿香（忘其姓）和省委秘书吴亚鲁，几日之前去上海向中央报告的黄埔军校学生（湖南人）也从上海回来了，他也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我忘记他原来是不是福建省委委员。开会时还有青年团省委参加。主要的同志就是上海大学学生，龙岩人陈蛮，此时改名陈必新；其次是一个从上海派来的上海青年，家住曹家渡，我忘其姓名；再其次是张采真，燕京大学学生，河北人，此时做青年团工作的。 刘乾初、张采真，还有一个姓董的，在燕京大学是好朋友，他们倾向共产党，但找不到组织，南下参加北伐才入党。国民党反动后，刘张两人留在福建做党的工作（似乎刘乾初一人留在福建做工作，张董两人在上海，张采真以后由上海去福建的），另外两个广东女青年，也是到处找共产党，最后遇到了张采真才入党。 当时还有一个男青年叫做“大罗”，一个女青年叫做“小罗”（他们都有名字，我忘记了），是堂兄妹。小罗加入了组织，大罗也跟来厦门，但不加入组织，表示同情，时常写信向组织提出各种建议，又屡次表示钦佩共产党员，说他们生活俭朴，工作努力，拒绝一切物质享受：“厦门普通工人常常买罐头吃，你们一个也不买！”他还说，罗明做书记一段时间，无钱买菜，常常用酱油泡饭吃。 福建本省干部中，还有一个党龄很老的同志，忘其名，可能是厦门本地人。他不像工人，也不像知识分子。他在厦门很吃得开，大家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他能解决得很好，全省大会的会址就是他去布置的。他从未参加各种会议，大家说起他时都有保留，但还是信任他。组织上缺钱用，就请他借，钱来了就还，但要算利息。 我同刘乾初、吴亚鲁、苏同仁，住在鼓浪屿岛上离码头不远的一个店铺的楼上，瓷砖铺地，一明二暗的住宅。苏同仁负责烧饭。这是秘密的住所，一般同志不能来，我在那里只见过陈必新和张采真来过。我们开会和接头另在一个地方，靠海滨一幢二层楼的普通洋式房子，那里住着几个华侨学生，我们的同志。 青年团的机关设在厦门本岛上一个僻静的街道上，本是店面房子，现在住家。我初到鼓浪屿半山上的房子，则是工作人员住家的地方。 决定召集全省代表大会之后，秘书吴亚鲁便写信去各地催促派代表来厦门开会了。在这期间，我去基层组织摸底。在厦门参加了一个青年团支部（只有三个学徒）在野外坟墓上开的会。在厦门，陈必新组织七八个进步的青年人同我见面。我只记得其中一个是苏庆云，他在省立第九中学读书，比我低一个年级，年纪比我小得多，当时是一位“神童”，十二三岁已经能写长篇的文章了。陈必新说他现在常在厦门报纸的副刊上写文章，也写新诗，行动有点怪。 我同刘乾初一起去石码和漳州视察。在石码，我们住在一个农民同志的家里的厢房。晚上，在另一个农民同志家里召集全体石码同志的会议。我和刘乾初都说了话。同志到了的在三十人以上，他们最关心的是何时实行武装暴动。他们也讨论交田租问题，有人说：“今年不交田租了。”另一个人说：“哪里可以？！”我听得懂他们的话，也能说他们的话。散会后，有几个人护送我和刘乾初到我们住宿的地方。 在漳州，我们不能召开那么多人的会了。接头机关的负责人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我不记得他是福建人还是外省人。他找来一个服装很整齐的同志带我们去东门外一户农民家中，同一位农民同志谈话。我感到他不像一个农民，完全是一个城里人。夜里，有人带我们去漳州汽车站，参加一次支部会，支部书记是这个站的一个警察。另外还有两个年轻的同志，大概是汽车站的工人。只有警察一个人说话。人家说他是龙岩人，但说的不像龙岩话。 漳州同志同我们谈起陈祖康这个叛徒，说了他的一些事情，有人提议把他干掉，我没有表态。 回到厦门，我找党和青年团的干部个别谈心。刘乾初、吴亚鲁、苏同仁是朝夕相处的。我忘其姓名的那个黄埔学生同我谈了几次，暗示他要当省委书记。我对这个人的印象本不太好，凭这个暗示，我更不愿意提拔他当书记。开大会前不久，中央派了一个上海大学的学生来福建工作，这个人姓饶，江西人，我在上海会过，但不熟悉，我让他参加了大会。可能，他就是饶漱石。 各地代表来了，福州来的是陈昭礼，建宁来的是一位姓杨的同志，漳州、厦门何人作代表，我不记得，闽西（当时似乎已有“闽西”名称了）没有代表来。 陈昭礼，福州人，复旦大学学生，“五卅”运动中在上海加入青年团。1927年，他在武汉中央机关当会议记录。他是福州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潘谷公（潘祖彝）的女婿。北伐军占领福州后，军中的共产党员马轼材同潘谷公合作，把福州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革命失败后，1930年我在上海认识了潘谷公，谈起了陈昭礼，他说陈昭礼还在共产党内活动。 杨峻德情况不详，我保留的印象是他很能干，很会说话。闽西方面没有人来，似乎通知开会的信也未寄到。但我们收到了一封信，报告那边情况：前一时期起义的武装还留着一部分，客观形势险恶，无法发展，问省委怎么办。 我们在鼓浪屿山上，一幢三层洋楼内租了第三层作为会场。租钱相当贵。我们准备开完会就抛弃的，所以没有家具，没有装电灯，夜里也没有人去住。一个大厅很宽广，旁边有几个房间，以及一些附属的生活间。好像不是席地而坐，而是有些粗糙桌椅的。我不记得是开一天会，还是三天会，也不记得参加了多少人，讨论了几项议事日程。 我从上海出发时中央给的任务只是“整顿福建组织”，没有提出什么原则和方法，一切由我作主。我在厦门曾向中央作了两次或三次报告，用我当时的化名“元和”写的。当时交通很方便。有个女交通员，我忘其名，浙江人，家庭妇女打扮，乘船来往于厦门和上海之间。我在厦门期间她曾跑了一次或两次，我的报告通过她送去，密写以及其他技术措施由秘书吴亚鲁负责。苏同仁也曾去上海一次。交通回来之后，中央看到我的报告当有指示，但这类指示以及我的几次报告，今天都忘记了，可能。报告和指示今天还保存着。 苏同仁去上海，同那位交通员一样，另有接头地方，我不知道。但我委托苏同仁带我的信到我的家（即《布尔塞维克》编辑部），给我的爱人刘静贞，苏同仁回厦门后特别穿了一件旗袍给我看，问我认识不认识这件旗袍，原来是我爱人送给她的。她和我的爱人在北京相识，两人同过一段党组织的生活，这次在上海意外地见了面，两人都很高兴。 关于全省代表大会，我记忆得不多，连开一日会或开三日会，都记不起来。我只记得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是我写的，其他决议案似乎也是我写的。这些决议案会前都经过旧省委讨论通过的。参加旧省委的不限于过去的省委委员，可以说是一种扩大会，或宁可说是一种积极分子会议。这些决议案的精神，是一种退守的保存自己力量的精神，稳扎稳打，巩固已有的组织，逐步发展新的组织和活动。设在厦门的省委机关定期去附近几个地区巡视，了解情况和解决问题。福州、建宁及其他地方如何活动，则由那里的同志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决定。 最困难的是闽西的问题，那里好久没有人来了，通信也是若断若续。在此情况下，我们无法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因之也无法随时给他们指示。我考虑结果，主要是闽西方面退守解散游击队，把武器埋藏起来，进行和平的合法的群众运动。我这个主张有保留地被同志们接受了。 但这一点成了后来人家攻击我的把柄。我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以及后来的口头报告，都说到了这一点。我回上海要求六次大会后新中央召集一次会议，听我报告福建工作，结果中央决定派向忠发和李立三两人来我家听我报告。我在报告中也说到那个解散游击队，埋藏武器的省委指示。“武装斗争”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这次省委指示更加成为攻击对象和机会主义标本了。 我今天也应当指出我自己的主观因素，1927年武汉反动后，我便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应当吸取失败的教训而准备未来的重起的革命新潮。农村武装斗争不过是革命实力和残余部分罢了，革命新潮兴起得快，这部分残余就可以变为新的实力。《布尔塞维克》创刊号（1927年10月24日）上我的文章基本就是这样写的（也许没有各方面都说到），可是当时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中央要坚持中国革命并未失败而是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立场。1927年武汉反动之后，中国革命究竟是失败了，还是高涨到另一阶段，50多年的历史可以检验。我当时就是根据这个认识来处理闽西武装斗争问题的。 大会选出刘乾初为省委书记，谢景德为省委组织部长，陈昭礼为省委宜传部长。省委委员有几个，是哪几个，我不记得了。大会结束后，我还帮助新的省委布置工作，前后计两个月，之后我就乘船回上海。 回家次日，早晨报纸就登载了厦门破获共产党组织的新闻，记叙得很详细。中央六次大会选出的新中央，正在担心我的安全，有一个交通说我已经回到家中。根据报纸的记载以及后来党内消息，此次劫难的经过如下：叛徒陈祖康已经知道我来厦门活动，便派爪牙来厦门打听消息。先后有两个人来到鼓浪屿，都是龙岩人，他们都要求同我见面。第一个人，我已经忘记他的名，但知道他姓陈，他哥哥叫陈其相，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一年级。根据我接触的印象，这个人没有嫌疑，是参加前一时期的革命活动，想来恢复组织关系的。后一个人，名陈耀琨，当时改名陈子清，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低一年级或二年级，从漳州来，知道陈祖康和张余生的消息，我要他谈谈这两个人的事情，他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时我已怀疑了。事情发生以后，我断定陈子清是陈祖康派来厦门的密探。陈祖康只知道我们在鼓浪屿靠海滨的那所二层洋式房子，几个华侨学生住在那里，是省委的接头处，不知道省委的其他机关。外地的人来，大半来此接头，由一个华侨学生通知省委的人去接见，省委有时也在这个地方开会。出事的那天，有两个人在门口徘徊，省委开了会，刘乾初和谢某某走出来，那两个人尾随在后，直到从鼓浪屿去厦门的渡口。厦门报纸登出此事，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宋渊源，民国初年福建国民党的有名人物，不知此时何以堕落到做了小军阀张贞的包打听。 就在那天夜里，陈祖康动手了，逮捕了那座洋式房子里的几个华侨学生，他们没有说出什么，因此厦门和鼓浪屿两地的党团机关都平安无事。报上说此次破获目的在于捉拿中央特派员，但中央特派员闻风逃脱了。他们也在石码动手，先逮捕了洪徽音，洪供出了李连星，于是李连星被捕。李连星是在全省大会之后从厦门调来石码主持工作的，他就住在我和刘乾初去石码巡视所住的农民家中。那个农民没有受累，次日即去鼓浪屿向省委报告了此事。 李连星解去漳州以后不久就牺牲了，他在狱中遇到陈少微，告诉陈少微我来厦门这段经过。陈少微不久越狱逃到上海，我见到他，知道了这一件事情。 李连星被杀自然是很大的损失，但省委和青年团机关的其他同志都平安无事，那几个华侨学生不久也都被释放了。 我在上海请准中央调张采真夫妇来《布尔塞维克》编辑部工作。中央不久也把刘乾初从福州调去山东工作，这可不是出于我的要求。刘乾初路过上海时，李立三同他谈了话，我请他和张采真上馆子吃一顿饭，我的朋友尹宽作陪。以后不知何时，中央调张采真去做湖北省委书记，不久之后便被国民党捕杀于江汉关门前。我在国民党监牢内从沈从文发表于《国闻周报》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个消息。沈从文是张采真在北京时的好友，沈从文也提到他接济了张采真夫人的生活。 谢景德不久就病死了，陈昭礼如何调动，我不知道。 总之，新中央对于福建的工作另有一番布置，我以为我在福建的两个月工作是白做的，在福建革命史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的。想不到今天还有人问起我这一段工作，而且知道我当时向中央报告时用的化名“元和”。
再写八七会议（郑超麟，1980年4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再写八七会议 郑超麟（1980年4月24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79年7月间，我在《我所知道的瞿秋白》一文中，有一个章节写了八七会议。同年11月间，我去武汉亲自踏勘了八七会议的会址。以后，我陆续看了别人对于八七会议的回忆。现在，我可以综合我自己的回忆，别人的回忆，以及实地踏勘的结果，重新写出我所能知道的关于此次会议的情况。 1927年8月上旬，我还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宣传部长任上。8月6日晚上，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通知我：明天早上有一个重要会议要我去出席，届时他会带我去。次日早上我同他一起去了，地点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的街上。我们从一个店铺旁边的一个楼梯上二楼去，那里有一条走廊，走廊边有两个房门，都开着，一门通入前楼，一门通入后楼。我看见前楼靠阳台躺椅上躺着一个外国人，作传教士打扮的，他不理会我们。门上有铜牌刻着Ransom及其他字样。我走入后楼去，那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等待开会。后楼窗口摆着一张比普通写字台狭窄的桌子，后楼和前楼的隔墙边摆着一张双人床，床和桌子之间摆着几张椅子，桌子两端和前面也有椅子。人到齐了宣布开会。我清楚记得，桌子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一个身躯高大的俄国人，俄国人身边坐着罗亦农，我坐在桌子前面，床上后面坐着二三人都盘着腿，前面床沿上也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李震瀛，床和桌子之间的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据我估计，大约有十五六人。这些人我都认识的，除了床上后面的一个陌生人外。那个俄国人，我也未见过。俄国人告诉大家说：他叫尼古拉（Николай）。秋白宣布开会，说今天到会的人都是中央委员，除了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参加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参加以外。由此，我才知道坐在床上后面的陌生人叫做彭公达。那个俄国人，我以后才知道，名罗明那兹，是共产国际最近派来接替伍廷康的。我不记得他是否先说几句话。 秋白手里拿了一叠稿子，读起来。那是告全党党员书，写得很长。内容是批评过去的错误，指示今后的方向。在批评部分没有点名，但一听就知道是批评陈独秀的，陈独秀没有出席这个中央会议也引起我的注意；在指示部分有武装抵抗国民党进攻的话，却没有退出国民党的话。我当日听了瞿秋白宣读这个文件，以后又看了这个文件的油印本，距今已有52年以上了。好在这个文件还保存着，可以复按。 这个文件显然是俄国人用俄文起草而由瞿秋白译成汉文的。秋白是个很好的翻译家，他的译文能使人觉得好像不是翻译而是自己写作的。如果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文件是翻译的？我确实拿不出证据。但不久之前，我看了李维汉对于八七会议的回忆，他说6日晚上他住在瞿秋白家，瞿秋白忙着翻译这个文件，译完一张就拿给李维汉看。李维汉指出文件中说的十万农民武装进攻长沙，不是事实，要秋白修改，秋白说文件是国际起草的，要修改须得国际同意。李维汉这个回忆，不仅证实了这个文件是翻译的，而且说明这个文件还是在莫斯科起草的呢。但我不相信莫斯科起草的话。我认为这是罗明那兹在汉口起草的，说不定事先同秋白和亦农讨论过，而且采纳了他们的若干意见。 宣读这个文件，费去了很长时间。读完后，瞿秋白请到会的人表示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我只记得他的发言中的一点，即他说：国民党已经腐烂了，不堪一击。他自己把他的发言翻译给罗明那兹听。罗明那兹斥责他，说他轻视了敌人，不知道国民党还有反动的力量。罗亦农发言后似乎还有几个人发言，但都没有给我留下印象和记忆。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很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多年来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例如，话剧《枫树湾》就是这样说的。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八七会议的记录 据说，中央档案馆藏有一份八七会议的记录，多至几十页，其中有会议参加者的完整名单，除了告全党党员书外，还有两个决议案和选出的领导人姓名，又有参加者的发言，我没有看见这份记录。 哪里来的这份八七会议记录呢？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清楚记得这次会议没有记录，既没有专人的记录，也没有参加者私人的记录。开会，拿出小本子，一面听，一面记，那是后来的习惯，当时没有这个习惯。告全党党员书通过之后就散会了，没有讨论和通过其他的文件，也没有进行选举，会上的发言也没有人记录。 那么中央档案馆所藏的那份八七会议记录是哪里来的呢？ 我只好假设：那是会议以后补作的记录，事后不久作的，或者事后好久作的。我没有看见内容，不能断定，但总是事后补作的，为的是让罗明那兹拿到共产国际去交差。 有没有同类的事实呢？我举不出来，但我可以举出1928年中央会议记录，经过增删和修改之后才交给共产国际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事实。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李维汉看守的中央开会，邀我去参加，会后我听到李维汉告诉作记录的曹典琦说：今天会上说的某几句话须删去，没有说的某几句话须补上，然后可以把记录交给毛子。后来，何资深告诉我，他参加中央会议，也遇见这种情况。 最近，我还听说李德回忆录中曾说遵义会议的记录是长征到了陕北以后补作的。我看不到李德回忆录，不知道这话是否可靠。 如果我这假设是符合事实的，那么这份所谓记录，除告全党党员书外还有两个决议案，还有选举及其结果，还有参加者的发言，就不觉得奇怪了。那都是事后补进去的。那份完整的参加者名单也不是完全没有疑问的。 有人问我，李维汉一篇回忆录中说八七会议是他当主席，他宣布开会后再让瞿秋白宣读文件，以后又让几个参加者发言，——这话是否属实？我可以回答：李维汉这话不合事实。会议是瞿秋白主持的，瞿秋白宣布开会后就宣读文件，读完文件就征求发言，最后宣布散会。至于李维汉，则我虽不记得，但从他的回忆看来，可以肯定他参加了会议的。我却有理由断言他不会当会议的主席。因为蔡和森的《中国机会主义史》说过，罗明那兹一到中国，便指名批评陈独秀、谭平山、李维汉三人。一个被批评的人，告全党同志书中又揭发他的错误，虽未点他的名，罗明那兹怎能许可他当八七会议的主席呢？ 李维汉的回忆又说：大家在会场上随便吃一点东西，下午继续开会。这话也不符合事实。会议开一个上午就结束了。 八七会议的会址 1977年武汉市把八七会议旧址布置起来，让人家参观。 开放一年多以后，据说有人写信给管理人，说这个会址是假的。武汉同志知道了我参加这次会议，邀我亲自去武汉看看这个会址是真的，还是假的。去年11月间我去武汉看了。结果如下： 把会址定在原名“三教街”今名“鄱阳路”的一排房子，是对的；会场定在二楼也是对的；但定在今139号二楼前楼，不对；真实的会场是在今123号二楼后楼。现在布置的会场也不对，原来是一床、一桌、约十把椅子，现在没有床，又把桌子当作主席台，把椅子整齐排列，面向主席台，都不对。 据说，这样的布置是以陆定一和李维汉两人的回忆为根据的。先照陆定一回忆，房子中间摆一张大莱桌，把漂亮的靠背椅安置在大莱桌周围，以便有人闯进来时可以托辞我们正在举行宴会。布置好了，请李维汉来看。李维汉说，当时的会场没有这样漂亮；又说，敌人闯进来时我们就完了，谁不认识我们，托辞宴会也没用。于是搬走那只大菜桌，又搬掉几只漂亮的靠背椅，而换上几只凳子，成为现在的形式。 为什么定在139号呢？因为那时是农业顾问俄国人罗卓莫夫夫妇的住所，借俄国同志的住所开会比较方便。 我相信我的回忆，因为陆定一和李维汉都只一次到这个会址，我则有三次到这个会址。 我第一次到这个会址，是去参加八七会议。 第二次到这个会址，是去找一个同志。找谁，为什么事，谁叫我去找，——今天都忘记了。今天只记得，我拿着地址，摸到那里去，才发现那里原来就是八七会议的会场。房子内有五六个同志，男的有李震瀛，女的有王兰英。 第三次是中央在罗亦农家开会，备了酒菜，罗亦衣通知我去。我去了，会尚未开，忽然发现可疑的情况（什么情况，我在别处写出了，说来话长，这里不说），于是我们一个个从后门溜走了。此时我才发现罗亦农家的后门原来斜对着八七会议会址的后门，出了罗家的后门，向右走几步路就进入今鄱阳路123号的后面，穿过店堂从店门出去。 123号二楼是美国传教士Ransom的住所，他本人住在前楼，后楼从房内布置看来显然是中国人居住的。我后来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看见一本Ransom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因此我猜想他是个同情于革命的基督教徒，虽然那日开会时他同我们毫无接触。借这样一个同情革命的美国传教士的住所来开重要会议，是符合秘密工作原则的；反之，借俄国顾问的住所来开重要会议，则不符合秘密工作原则。因为刚在南昌起义之后一个星期内，俄国顾问住所多半会被监视，至少我们自己应当作这样的估计。 八七会议的参加者 1979年9月间我写《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时，参加八七会议者的名单只公布一部分。那时我曾否定蔡和森、张太雷、邓小平参加会议的可能性。我说：蔡和森早去北京了，张太雷早去广州了，二者当时都不在武汉；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又不代表地方组织，没有资格参加会议。 据武汉同志说，他们访问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八七会议的会场是他布置的，他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员，开会时并不参加。由此可见，现在根据那份记录发表的完整的八七会议参加者名单列有邓小平，是不可靠的。 但不久之前，我看了蔡和森的《中国机会主义史》，从中看出他当时尚在武汉，未去北京。因此我否定蔡和森参加八七会议的话，应当收回。蔡和森确实参加了八七会议，虽然我没有留下记忆。出于同样理由，我今天也不能坚持张太雷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我确实记得参加者有瞿秋白、罗亦农、毛泽东、李震瀛、彭公达、我自己六个人，其余都忘记了。我记得参加者约十五六人，但不否定二十人上下的数目，尤其踏勘了会址以后，看见房间比我记忆的更大些，床和桌子之间多摆五六只凳子是可能的。名单中的某些人，我虽怀有疑问，但也举不出确实的证据来否定他们参加会议。 关于八七会议，我再写不出什么了。 一九八〇年四月十四日
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谁拿给汪精卫看的？（郑超麟，1980年3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共产国际的电报是谁拿给汪精卫看的？ 郑超麟（1980年3月30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27年，第三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一个电报指示，有人拿给汪精卫看，以此促进了汪精卫反动的决心。这是当时革命转折关头一个重大事件，许多人都有回忆，许多书都有记载。 谁拿这个电报给汪精卫看的呢？是当时第三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团团长，印度人鲁易，自来无异辞。可是，近来，有一些人问我：这件蠢事究竟是鲁易做的，还是陈独秀做的？我听到这个问题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把陈独秀扯到这件事情上面去呢？我追问结果，找出了这个谎言的来源，原来是黄玠然说的。我也找到了黄玠然的原始文件，名为《黄玠然同志谈陈独秀》，发表于上海历史学会印行的一本“内部材料”。 黄玠然在那里面说：拿国际电报指示给汪精卫看，有人说是鲁易做的，但他“听说”是陈独秀做的。他用“听说”两字表明不是亲知，可是他相信这个说法。他解释说：“因为陈独秀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左派，他交给汪精卫看是想表示自己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在同一篇谈话的后面，黄玠然就不用“听说”两字，而完全肯定那件蠢事是陈独秀做的。黄玠然叙述陈独秀把任弼时的书面意见扯碎丢在地下用脚去踩的一次会议时，竟肯定地说，任弼时就是为了陈独秀拿电报给汪精卫看才请陈独秀去武昌团中央开会的，而且任弼时的书面意见中写的就是责问陈独秀这件事情，而陈独秀就是为了这个责问大发脾气。黄玠然自己说他当时为了陈独秀这个态度而生陈独秀的气。 真是胡说八道！当时作陈独秀秘书的黄玠然如此胡说八道更加有害。 谁拿国际电报给汪精卫看，有历史纪录，不是黄玠然在事情发生52年以后的一篇谈话可以颠倒是非的。 我引事情发生当年一个人的话为证。蔡和森1927年9月在直隶省委改组会上报告《中国的机会主义》（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四）时说了如下的话： “鲁易竟把国际来电和盘托出告诉汪精卫。国际来电的要点：（一）农民自动没收土地；（二）武装共产党五万人；（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四）组织革命法庭严惩一切反革命。这个电报怎能告知这个恶迹昭著的叛徒呢？汪精卫知道这个电报之后，谢谢鲁易，跑向唐生智及其部下将领大大鼓动起来，说第三国际及共产党中央要解决国民党及其一切军队，实行共产革命。在这个严重错误之下，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大概老鲍也有电致国际，所以国际调鲁易回去。” 蔡和森这段话没有一个字说到陈独秀拿电报给汪精卫看，恰好相反，蔡和森说“中央政治局全体反对鲁易”，就是说陈独秀也反对鲁易。黄玠然也许会说蔡和森有意替陈独秀开脱罪责吧！要知道，蔡和森这个报告主要是攻击陈独秀的。 我引蔡和森这段话为证，也许还不能使黄玠然心服。那么我再引鲁易自己的话为证。鲁易在《我在中国的经历》一书中写道： “紧急时刻需要指示的到来。电报来得太迟了。汪精卫相信共产党员已背叛了他。汪已与右派谈判了。汪精卫叫喊，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换取蒋介石的谅解。我想在关键时刻以最后努力恢复汪的信任，争取汪精卫。我把共产国际的电报给他看。他把电报给与同南京有通信关系的同类（即右派谭延闿、孙科这些人）看。汪精卫就步了蒋介石的后尘，实行反革命大屠杀。于是宁汉对立变成了宁汉合流。”（见向青《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 我想，黄玠然总不会说鲁易为了替陈独秀推卸责任，把陈独秀做的蠢事，自己担当起来吧。 引了这两个证词，我想已经足够拆穿黄玠然的谎言了。 黄玠然这篇谈话还有其他谎言，但我今天懒得去拆穿。 —九八〇年三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讲话）之第二讲，1980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讲话）之第二讲1980年1月10日 你们所提问题中有好多条是关于五卅运动的，问得很详细，从共产党如何领导这次运动，到个别的人在这次运动中是否已经入党。有一些事实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我也不认识，因此我不能完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宁可采取这样的形式：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能记忆的一切，组织起来，对五卅运动作一个系统的论述，以此来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在论述中没有回答，而我又能回答的，那就另作回答。 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 一九二三年二七罢工失败后，表面上群众运动消沉了，事实上革命在地下酝酿。一个人牺牲了，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避免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注重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奋斗。一九二三年下半年，国共合作正式成立，苏联援助孙文的国民党的措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借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动群众，去团结一般的人民。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开办，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干部的机关，内地青年纷纷投奔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革命，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正在酝酿一个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当时叫做“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的斗争，固然预示了两党合作的破裂，但也表明了革命酝酿是趋于成熟的。 此时，恰逢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和战争。起初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把持中枢的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张段又同孙文联盟，壮大反曹、吴的声势，以致引起直系军阀内部分裂，冯玉祥推翻了曹、吴的统治，于是中国政治形势大变。孙文居然能从广州北上北洋军阀的老巢北京，发出“国民会议”的号召。共产党于是发动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众运动。各地方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又派遣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大会。这个运动过后接着就发动追悼孙文逝世的群众运动，也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 以上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发动的，共产党的作用可能大于国民党，因之运动结果更有利于共产党。 但工人运动，共产党是独立去做，不假借国民党招牌的，因此不许国民党插手。邵力子有一次在上海党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抗议，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但会场没有人支持邵力子。 我一九二四年回国后，至少有两次参加了这种党员全体会议，由上海地委（那时并不称江浙区委）书记韩白骅（庄文恭）召集，陈独秀和韩白骅二人说话，总结前一运动的经验，表扬了某些人，处分了某些人。每个党员都要参加。会场设在一个小学的课室内，小学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北一条弄堂内，由北四川路走进去，似乎那里已不受租界巡捕房管辖了。邵力子是同民党老党员，但加入共产党，那时替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 共产党在上海作工人运动，由两个人负责，李立三负责沪西小沙渡一带的工作，项德隆（即项英）负责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作，向警予也参加了工运工作。我们从开办平民夜校入手，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员。一九二五年春，我们已经能够发动罢工，而且获得胜利了。工人信任我们，服从我们领导，我们几次在“中国地界”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警察不敢干涉。 一九二五年春天的上海工人罢工最后还是陈独秀领导的。罢工应当提出什么要求，怎样派代表同资本家谈判，等等，都是在陈独秀参加的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我和蔡和森夫妇住在一个地方。一天夜里，向警予很迟才回家来，她告诉蔡和森说：“老头子”很有趣，我们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附近一个弄堂内房子开会后陆续出来时，“老头子”一面走，一面说，刚才我不打出那张白板，就可以和一个满贯了。 那时上海的罢工潮愈闹愈大，以致日商内外棉一个纱厂发生了顾正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事情，工.人为此大闹。各界人民也来增援和慰问。这是五卅屠杀的导火线。 五卅屠杀还有其他的导火线，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向公共租界当局，向那些操纵租界董事会的外国大资本家要求增加应享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资本家参加公共租界的董事会，即所谓“华董”问题，此外还有纳税问题以及所谓“印刷附律”问题。事隔五十五年，我今天也说不清楚。好在《热血日报》上有洋细记载，可以参考。总之，这是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中间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共产党很巧妙地把工人的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于五月三十日上街讲演，发传单。要知道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不久之前开“国民会议促进会”，“纪念孙文逝世”也开会，发传单，游行，但那是在“华界”，警察不敢干涉，现在则是在租界。租界有法律，禁止政治集会，发政治传单，举行政治示威，违者以犯罪论处。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向帝国主义的租界明白挑战，不承认其禁令。 我没有旁听这次中央会议，不知道是怎样作出决定的，也不知道多少人参加，谁参加。当时四届中委留在上海者五人，组成“主席团”（即常委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彭述之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生伤寒病住进宝隆医院，到这年中秋节前不久才出院，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同他无关。其余四个中委无疑是出席了那次中央会议的。 我记得五月三十日上午，蔡和森才通知我：“今天学生要去租界马路上讲演，你去看看，兼采访新闻。”我去了，这天事情的经过，我就不说了。《向导》周报一连两期的记事，就是我写的。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关于五卅事件的记载，就是抄录《向导》上我的文章。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对此次屠杀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呢？似乎从六月一日起，各厂工人就罢工了。 原来这年五月间，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李立三及其他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党员都去广州出席，此时五月底又都回到了上海。他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上海已经存在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屠杀事件一发生，恰合时机，上海总工会就宣布成立了。 学校罢课也是容易解释的，上海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经过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纪念孙文逝世的运动，支援工人罢工的运动，以及最后五月三十日在公共租界马路上演讲和发传单的运动，都是学联干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了学联。上海大学学生会站在其他学校学生会的前面。在老闸巡捕房门前中弹牺牲的大学生就是上海大学的何秉彝。所以屠杀事件一发生，各校就纷纷罢课了。连最保守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也闹了风潮，参加罢课。 商人罢市问题便与工人罢工、学牛罢课不同。共产党领导了工人和学生，但共产党不能领导商人，尤其不能领导大商人和大厂主。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商人和大厂主，总而言之上海的资产阶级，是与共产党对立的。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的上海罢工虽说是日本纱厂和其他外国工厂的罢工，但也波及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这些工厂罢起工来共产党还是去领导的。陈独秀参加这个领导工作，教罢工工人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推举代表，如何同资本家，同中国资本家谈判。那些中国资本家恨共产党人骨，后来刘华被捕和枪毙，就是中国资本家要孙传芳干的。 可是资产阶级最高组织，上海总商会，还是发出罢市命令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本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和统治上海的帝国主义发生矛盾，想借学生和工人的群众力量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求得帝国主义的让步。另一方面，这个罢市命令也是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向大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借助群众力量去迫帝国主义让步，这是危险的手段，资产阶级是不轻易用的。现在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迫它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资产阶级的要求列于总要求的第一位，同时发动群众去总商会请愿。向警予参加了这个请愿队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接见他们。向警予回家来说，工人和学生在方椒伯面前晚下恳求，向警予自己在内。方椒伯是否当场答应下令，还是同别人商量后再下令，我忘记了。迫使总商会下令罢市的，还有一种力量，这就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这个团体当时很活跃，我听说这是中小商人不满意大资产阶级操纵的总商会而于好多年前设立起来的。据说得到当时国民党员的支持，其中也有戴季陶的工作。 此外，陈独秀通过他的老友汪孟邹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那种主张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者的力量，但那是罢市以后的事情。 当时确实有“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但怎样成立的，做了什么事，我都不清楚。我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同当时的总商会会长，工部局“董事”的第一号候选人虞洽卿发生密切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时常见面，关系很好，好到这样的程度：李立三去北京活动，虞洽卿写介绍信，教他去见段执政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李思浩也帮了李立三的忙。我想这两个人不见得是在“工商学联合会”开会时结交的罢？ 但历史允其是革命史，仍是依照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只能领导总工会和学联，却不能领导总商会。前面说过，总商会下令罢市，是勉强的。后来事实证明，罢工、罢课、罢市并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让歩，而资本家损失很大。总商会主张开市。从此时起，工商学联合会便开始分裂，工人和学生反对那些大商人，大厂主。此事在《热血日报》得到反映。瞿秋白和陈独秀在《热血日报》上发表几篇不署名的社论，警告和攻击总商会。《热血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帝国主义给了虞洽卿六十万元贿赂，要虞洽卿下令开市，我们这个小报居然轰动一时，一个宁波同乡，当时在上海有名，带了一群人来报纸的发行处大闹，要求拿出虞洽卿受贿的证据，同时虞洽卿也写了一篇辩护的文章，要求我们登载，《热血日报》登载了他的文章。 总商会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纷纷抗议、反对，但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开市。 剩下的是罢工怎么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单位派人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我说了一件事：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已经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还在继续罢工、罢课。一天，我到闸北香山路工人部的机关去，恰值那几个工运干部邀请陈独秀商议罢工问题（不是正式开会），我听刘少奇说了很多话，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不能继续罢工，只好复工。陈独秀同意了。我只说了这件事实，自己没有作出判断。 学生怎样决定复课，我不清楚。 五卅运动失败了，帝国主义没有答应任何条件（以后撤换捕头爰活生，工部局增设华董，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等等，那是另外的问题）。但就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方面说，五卅运动仍可说是成功的，它动员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导致了北伐，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那是指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的群众运动，扩大一点说，也是指发动群众迫使大商人、大厂主不得不同意罢市。但共产党不能领导总商会，不能阻止那些大商人、大厂主为自己利益未达目的时便草草收兵，不能改变因商人开市而造成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的形势。工人学生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旦资产阶级退出这个运动又迫使工人、学生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当时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你们的问题中有一条说：中国共产党四届二中全会有个决议说五卅运动后期是总商会领导的。这话是怎样说的？ 中央“主席团”会议，我常去旁听，但从未旁听中央全体会议。我可能看到这决议，但今天毫无印象，不知道有无此语，也不知道此语作何解释。我想，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有哪一个干部认为上海总商会领导了五卅运动。可能说的是如下的意义：在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一退出运动，运动就不能前进了。总之，仔细检查全部《热血日报》，也找不出那种意见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五卅运动的呢？当时组成“主席团”的五个人，彭述之因伤寒病住入宝隆医院，二月间入院，至中秋节前不久出院，他全靠我去探望时知道外面轰轰烈烈的运动消息。蔡和森于运动开始后不久便去北京西山疗养他的气喘病，双十节前后回上海，接着便同向警予去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长，到一九二七年春才回国。这就可以解答五卅以后《向导》为什么没有蔡和森的文章。领导五卅运动的中央委员只有三个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这三个人每日碰头。我猜想他们不是开会，而是分别碰头，因为我看见秋白离开《热血日报》编辑部，不久就回来，带来陈独秀写的社论，或者自己动手写社论。我在香山路的工人部看到那些领导工运的老干部，张国焘，刘少奇，李立三，何今亮。何今亮新从海参崴回国，一次我听张国焘说：何今亮很有办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何今亮在苏联远东地区做了好多年华工中的工会工作。我忘记了刘少奇何时来上海，即使是五卅以后来，也是不久之后就来了。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是青年团做的。怎样做，哪些人做，我不清楚。我想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每日同陈独秀碰头。上海地委（那时似不叫江浙区委，而叫地方委员会）在这个运动中总起了作用，但我不清楚。 在五卅运动中，我未听说有什么“行动委员会”或“五人小组”，以后也未听说。我想，根本没有这种机构。 关于五卅运动，我说到这里为止，你们所提的问题，有一部分可以在上面所说找到回答，有一部分我没有回答，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例如，五卅前上海有多少党员，五卅后有多少党员；又如，当时各大学的党组织情况。 上面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五卅运动无关，或者说无直接关系的。 关于一些个人，我可以在这里回答。 林钧——浦东人，一九二四年双十节天妃宫事件中受伤、住院，那时还未入党，五卅时已经入党。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逮捕，据说承认国共合作时期是共产党员，国共破裂后脱党，因此未死，判徒刑，监禁在中央军人监狱。一九三二年我到这个监狱来，他托人带口信向我问好。不久，他和张炽昌及另一、二人被南京卫戌司令部提去，说是共产党狱中支部的负责人。张炽昌牺牲了，林钧投降“立功”，得到国民党释放。出狱后同高尔柏等人合作。 刘一清——不认识。 沈雁冰——共产党创立时就是党员，五卅时编《公理日报》，又任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的书记。革命失败后脱党。其余的事不必我说。 刘钟鸣——不认识。 李硕勋——赵世炎的妹夫，五卅时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团员，革命失败后情况我不知道。 侯绍裘——松江人，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四一二时死于南京，五卅运动时是党员。 韩觉民——湖北人，接替邓中夏作上海大学总务长，北伐军在武汉时在总政治部担任什么职务，后事不知，五卅时是党员。 邵力子、李季、高语罕、杨贤江、施存统——五卅时都是党员。他们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就不说了。李季、高语罕似乎是五卅以后才来上海的。 陈望道——本是党员，五卅时早已脱党，但不反动，依违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学生说他主张把上海大学新校舍建筑在江湾，有阻止学生介入政治运动之意。 韩步先——上海大学学生，五卅前已是党员，曾因率领学生支援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来在江浙区委中任秘书长，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经不起考验，供出赵世炎住址，得以不死，判了两年徒刑。 俞秀松——建党时就是党员，似乎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回国在新疆工作，被盛世才所杀。俞秀松不是汪寿华。 曹慕光——不认识。 关于资产阶级，不能说早期没有分别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买办”是狭义的，是指那些靠洋行吃饭的。那时没有把上海总商会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成“买办”。到了四一二后，瞿秋白倾向于把一切中国资产阶级都说成“买办”。 上海大学分为三系：社会学系，中文学系，英文学系。英文学系无党员教师、中文学系有党员沈雁冰和蒋光赤为教师，社会学系党员教师最多，先后有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高语罕，熊季光等。 上海大学一开始就有学生从事工人运动，有名的刘华就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学生，李立三和项德隆往往调上大同志帮助工运工作。不仅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如杨之华和王亚璋。 广义说，整个上海大学就是吸收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狭义的培养还有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办的党校。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党史三讲——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讲话（郑超麟，1980年1月7-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党史三讲 ——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讲话 郑超麟（1980年1月7-14日） 第一讲：四大的经过和意义 第二讲：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第三讲：关于陈独秀的若干问题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第一讲：四大的经过和意义 我认为我有责任给世上留下一份关于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材料，因为有人告诉我，关于此次大会，除若干决议案与宣言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或者说还留下一份完全错误的材料，这就是杨之华生前对访问的人说的一份材料。杨之华说四大是1924年秋天开的，那时她身上穿的是为了与瞿秋白同居而新做的一件血色毛线衫，而开会地点则是一个两楼两底的房子，会场安放几条凳子，到了约摸十几个人。我没有看过杨之华这个材料，但就透露以上的内容来说，那是捕风捉影的，时间、地点、到会人数都不对。有了这份材料，不如没有。 我是这次大会的记录人，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今天，出席的代表还有人活着，列席的同志也有人活着，但即使他们写材料也不会比我更详细。 下面我分作两部分来说。先说事实，再说我个人对于这次大会的评价。 大会是1925年开的（不是1924年）。中国共产党过去一年开一次大会，一大在1921年，二大在1922年，三大在1923年；如此，四大应当在1924年开。大概因为这年事情多，国共正式合作、国民党开改组大会、黄埔军校开办、中国共产党布置全国工作、段张孙反对曹吴战争、冯玉祥倒戈、尤其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等等，不能不把大会推迟到次年1月间开会，大会开幕于1925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第一个周年纪念日。[1] 会址是新租来的一幢三层楼石库门房子，地点在上海去吴淞的铁路旁边，当时是“中国地界”，但距越界筑路的北四川路不远，通过川公路可以到北四川路。会场设在二楼，布置成学校课堂的样子，有黑板、有讲台，有课桌课椅，而且每人有英文课本，准备有人闯进来问时，就说这里是英文补习班课堂。三楼是一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我们都在后门出入，楼下客堂间怎样布置，我没有留下印象。会开完后，工人部拿去这幢房子做什么机关。 那时到现在55年了，上海经过战争，铁路两旁破坏特甚，这幢房子恐怕已不存在了。即使存在，但因同类型的房子有好多幢，我也不能指实。房子是背靠铁路，面向北四川路的。 大会的秘书长是彭述之。他开会时还不是中央委员，但已行使中央委员的职权，每次参加中央会议，召见干部，指示工作。大会记录本来指定两人，都在宣传部工作的，一个是张伯简，一个是我。张伯简不知为什么事情没有来记录，全部记录都是我作的。 大会的代表，我已不能记全了，就记得的来说，可以列举以下诸人：湖南代表李维汉、湖北代表陈潭秋、山东代表尹宽、广东代表杨殷、欧洲代表周恩来、莫斯科代表彭述之、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安源代表朱锦棠、青年团代表张太雷。我忘记了谁代表上海。从监狱新出来的李启汉出席大会，他是做工人运动的，不见得代表上海。我也忘记了谁代表北京。上届中央委员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2]都出席大会。张国焘在大会以后好久才从北京来到上海。国际代表伍廷康第一天出席了大会，并说了话。特邀列席一次的有张崧年、刘清扬夫妇，沈定一、王华芬夫妇，黄国佐，范鸿劼，自然还有别的人，但我不记得了。我好像记得经常到会的，连我做记录的人在内，总在二十人以上。 第一天，陈独秀宣布开会后，就作中央委员会报告，接着伍廷康致贺辞（也可能是伍廷康先致贺词，陈独秀后作报告）。就在这第一天会议上，伍廷康提出一个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决议案提出后，大会好久没有人说话。最后，彭述之站起来，说明托洛茨基如何不好，如何应当谴责，代表们于是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 蔡和森、瞿秋白都说了话。各地方的代表报告本地方的情况，然后大会讨论和通过各种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决议案，又名国民革命决议案。最后选举，似乎是选出了九个中央委员和四个候补中央委员。九个中央委员之中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彭述之、李维汉，其余忘记了；候补委员中我只记得一个朱锦棠。何日闭幕，我也记不起来。 除了这些正式的项目外，我还记得大会一些轶事。 第一天开会，广东代表杨殷没有出席，有人报告，杨殷被人打伤了。大会派人去调查和慰问，第二天杨殷来出席，头上包着纱布。 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列席那一次，张崧年站起来发言，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大家很诧异，这是1923年第三次大会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本次大会并无此议程。结果，瞿秋白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回答张崧年，瞿秋白的回答是很奇怪的。他说：例如，我们要在广州刻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图章，就可以拿到广州街上去刻；在上海我们就不能拿到街上去刻。 陈独秀在发言中说起李汉俊如何如何，可是他说错了，竟说李启汉如何如何，于是李启汉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你把李汉俊说成李启汉了。陈独秀当即承认错误。 讨论问题时，李维汉发言很有分量，往往能起决定作用。张太雷便给李维汉起个绰号，叫做“实力派”。 海参崴代表何今亮，其貌不扬，张太雷常常戏弄他，使他难堪。大会后，何今亮回去海参崴，以整个支部名义写信给中央，控诉张太雷。 会后，在三楼宿舍闲谈时候，我听李维汉说：“我们天天喊无产阶级化，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瞿秋白的西装确实是很笔挺的。 以上说的，是我能记起来的有关第四次大会的事实。以下要说说我个人对第四次大会的评价，说说第四次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位置。 这里，我要说说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看法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据说，是把中国革命看作属于俄国十月革命一般性质的，即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一大以后，第三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同孙文领导的国民党联合战线的问题。到了二大，这个联合战线问题便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二大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全党组织和青年团组织去讨论。三大根据讨论结果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是作为策略而决定的。我还没有机会去研究1922年至1923年的文件，看看当时是否有人提出了革命性质的问题，即是否有人断言中国革命不属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可能有个别的人这样说，但没有成为全党共同的思想。可是，1924年起，苏联和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了，苏联帮助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建立黄埔军校，派鲍罗廷作孙文的顾问，等等。在此情形下，策略意义的“国共合作”已经不够了，必须把这个合作提高为战略意义，提高为原则。1924年上半年我们在莫斯科完成了这个提高的工作。那是俄国同志和我们的旅莫支部的领导人（罗亦农和彭述之）共同作出的，我没有参加这个工作，不知道是以俄国同志为主，还是以中国同志为主，制定这个理论——国民革命论。按照这个理论说，中国革命只能先完成国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而在进行国民革命时期必须实行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形式的国共合作。不错，这个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进行中要争取革命的领导权。 当时，广东以及全国其他地方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旅莫支部决定派一大批学生回国工作。我们于这年暑假前后分几批回国。彭述之就是我们这一大批回国的学生的领袖。共产国际指定彭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未经大会选举，彭述之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了。他从莫斯科带回来“国民革命论”。他编辑中央理论机关报《新青年》季刊，于1924年12月出版了第四期，“国民革命号”那一期主要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国民革命号”出版以前，他已经用这个新理论在《向导》周刊上写文章，在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了。 第四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似乎名为关于国民革命的决议）就是这个“国民革命论”，决议案虽然是伍廷康起草的，但内容与彭述之的文章一致，因为这本是共产国际的理论，由彭述之带回中国来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代，直到八七会议以前，奉行的就是这个“国民革命论”。 第四次大会就是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提高为理论，为“国民革命论”的大会。 但是“国民革命论”须同另一个理论，即把国民党看作四个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联盟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完全理解其意义。原来共产国际并不把孙文的党看作中国资产阶级的党，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空壳，可以随我们的意思塞入我们需要的内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就可以操纵国民党，使其中的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走。可是《新青年》季刊的“国民革命号”尚未编印以前，国民党已经表明它不是一个空壳，它有血有肉，它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抵制共产党的活动。我们这一大批人回国后，仅在上海就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斗争：1924年双十节天妃宫群众大会上双方的斗殴中，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打死；上海大学发生英文学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的斗争和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的斗争；《民国日报》内部叶楚伦和邵力子之间的斗争，等等。四次大会广东代表杨殷就是在开会期间被国民党打伤的。资产阶级已明白表示国民党是它的党了。“国民革命论”过低估计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便没有强调如何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方法，以致在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以后，没有预防3月20日事变和5月15日整理党务案一类事情的发生，因之也穷于应付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北伐中，彭述之曾说，我们打下北京，再同蒋介石算账。可是，蒋介石并不准备打下北京再同我们算账，蒋介石打到上海就同我们算账。 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国民革命论”经不起大革命的考验。 一九八〇年一月七日 第二讲：中国共产党与五卅运动 你们所提问题中有好多条是关于五卅运动的，问得很详细，从共产党如何领导这次运动，到个别的人在这次运动中是否已经入党。有一些事实我也不知道，有一些人我也不认识，因此我不能完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宁可采取这样的形式：把自己所知道的，所能记忆的一切，组织起来，对五卅运动作一个系统的论述，以此来回答问题。有些问题在论述中没有回答，而我又能回答的，那就另作回答。 五卅群众运动不是自发的，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共产党几年努力工作结成的果实。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后，表面上群众运动消沉了，事实上革命在地下酝酿。一个人牺牲了，更多的人被吸引到革命方面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吸取了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避免无产阶级孤军作战，而注重团结其他阶级共同奋斗。1923年下半年，国共合作正式成立，苏联援助孙文的国民党的措施也实行起来。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借用国民党的招牌去发动群众，去团结一般的人民。国民党改组，黄埔军校开办，共产党以国民党名义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妇女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干部的机关，内地青年纷纷投奔广州、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参加革命，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正在酝酿一个革命运动。1924年下半年，国民党（当时叫做“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的斗争，固然预示了两党合作的破裂，但也表明了革命酝酿是趋于成熟的。 此时，恰逢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内部分裂和战争。起初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把持中枢的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张、段又同孙文联盟，壮大反曹、吴的声势，以致引起直系军阀内部分裂，冯玉祥推翻了曹、吴的统治，于是中国政治形势大变。孙文居然能从广州北上北洋军阀的老巢北京，发出“国民会议”的号召。共产党于是发动一个规模很大的群众运动。各地方纷纷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又派遣代表去北京开全国大会。这个运动过后接着就发动追悼孙文逝世的群众运动，也收到宣传鼓动的效果。 以上的群众运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发动的，共产党的作用可能大于国民党，因之运动结果更有利于共产党。 但工人运动，共产党是独立去做，不假借国民党招牌的，因此不许国民党插手。邵力子有一次在上海党员全体会议上发言抗议，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工人运动中排斥国民党。但会场没有人支持邵力子。 我1924年回国后，至少有两次参加了这种党员全体会议，由上海地委（那时并不称江浙区委）书记韩白骅（庄文恭）召集，陈独秀和韩白骅二人说话，总结前一运动的经验，表扬了某些人，处分了某些人。每个党员都要参加。会场设在一个小学的课室内，小学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北一条弄堂内，由北四川路走进去，似乎那里已不受租界巡捕房管辖了。邵力子是国民党老党员，但加入共产党，那时替共产党做了不少的事情。 共产党在上海作工人运动，由两个人负责，李立三负责沪西小沙渡一带的工作，项德隆（即项英）负责沪东杨树浦一带的工作，向警予也参加了工运工作。我们从开办平民夜校入手，团结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从中发展党员。1925年春，我们已经能够发动罢工，而且获得胜利了。工人信任我们，服从我们领导，我们几次在“中国地界”召集工人群众大会，警察不敢干涉。 1925年春天的上海工人罢工最后还是陈独秀领导的。罢工应当提出什么要求，怎样派代表同资本家谈判，等等，都是在陈独秀参加的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我和蔡和森夫妇住在一个地方。一天夜里，向警予很迟才回家来，她告诉蔡和森说：“老头子”很有趣，我们在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附近一个弄堂内房子开会后陆续出来时，“老头子”一面走，一面说，刚才我不打出那张白板，就可以和一个满贯了。 那时上海的罢工潮愈闹愈大，以致日商内外棉一个纱厂发生了顾正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事情，工人为此大闹。各界人民也来增援和慰问。这是五卅屠杀的导火线。 五卅屠杀还有其他的导火线，那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向公共租界当局，向那些操纵租界董事会的外国大资本家要求增加应享的权利。他们要求中国资本家参加公共租界的董事会，即所谓“华董”问题，此外还有纳税问题以及所谓“印刷附律”问题。事隔55年，我今天也说不清楚。好在《热血日报》上有洋细记载，可以参考。总之，这是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中间的矛盾和斗争。 中国共产党很巧妙地把工人的斗争和资本家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群众于5月30日上街讲演，发传单。要知道这是一件不平常的事，不久之前开“国民会议促进会”、“纪念孙文逝世”也开会，发传单，游行，但那是在“华界”，警察不敢干涉，现在则是在租界。租界有法律，禁止政治集会，发政治传单，举行政治示威，违者以犯罪论处。中国共产党作出这个决定就是向帝国主义的租界明白挑战，不承认其禁令。 我没有旁听这次中央会议，不知道是怎样作出决定的，也不知道多少人参加，谁参加。当时四届中委留在上海者五人，组成“主席团”（即常委会）：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彭述之1925年2、3月间生伤寒病住进宝隆医院，到这年中秋节前不久才出院，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同他无关。其余四个中委无疑是出席了那次中央会议的。 我记得5月30日上午，蔡和森才通知我：“今天学生要去租界马路上讲演，你去看看，兼采访新闻。”我去了，这天事情的经过，我就不说了。《向导》周报一连两期的记事，就是我写的。华岗写的《中国大革命史》关于五卅事件的记载，就是抄录《向导》上我的文章。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对此次屠杀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呢？似乎从6月1日起，各厂工人就罢工了。 原来这年5月间，广州召开了全国劳动大会，张国焘、李立三及其他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党员都去广州出席，此时5月底又都回到了上海。他们已经计划好，要把上海已经存在的工会联合起来，成立“上海总工会”，以李立三为委员长。这个计划正在进行中。屠杀事件一发生，恰合时机，上海总工会就宣布成立了。 学校罢课也是容易解释的，上海学联是共产党领导的，经过国民会议促进会的运动、纪念孙文逝世的运动、支援工人罢工的运动，以及最后5月30日在公共租界马路上演讲和发传单的运动，都是学联干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了学联。上海大学学生会站在其他学校学生会的前面。在老闸巡捕房门前中弹牺牲的大学生就是上海大学的何秉彝。所以屠杀事件一发生，各校就纷纷罢课了。连最保守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也闹了风潮，参加罢课。 商人罢市问题与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不同。共产党领导了工人和学生，但共产党不能领导商人，尤其不能领导大商人和大厂主。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商人和大厂主，总而言之上海的资产阶级，是与共产党对立的。1925年上半年的上海罢工虽说是日本纱厂和其他外国工厂的罢工，但也波及中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这些工厂罢起工来，共产党还是去领导的。陈独秀参加这个领导工作，教罢工工人如何提出要求，如何推举代表，如何同资本家，同中国资本家谈判。那些中国资本家恨共产党入骨，后来刘华被捕和枪毙，就是中国资本家要孙传芳干的。 可是资产阶级最高组织——上海总商会，还是发出罢市命令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本是由于资产阶级本身和统治上海的帝国主义发生矛盾，想借学生和工人的群众力量向帝国主义施加压力，求得帝国主义的让步。另一方面，这个罢市命令也是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向大资产阶级施加压力的结果。借助群众力量去逼迫帝国主义让步，这是危险的手段，资产阶级是不轻易用的。现在工人、学生和中小资产阶级逼迫它采用了。中国共产党有意把资产阶级的要求列于总要求的第一位，同时发动群众去总商会请愿。向警予参加了这个请愿队伍。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接见他们。向警予回家来说，工人和学生在方椒伯面前跪下恳求，向警予自己在内。方椒伯是否当场答应下令，还是同别人商量后再下令，我忘记了。迫使总商会下令罢市的，还有一种力量，这就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这个团体当时很活跃，我听说这是中小商人不满意大资产阶级操纵的总商会而于好多年前设立起来的。据说得到当时国民党员的支持，其中也有戴季陶的工作。 此外，陈独秀通过他的老友汪孟邹的关系，把广东帮资本家霍守华从安徽找到上海来，在总商会中加强那种主张支持工人学生群众要求者的力量，但那是罢市以后的事情。 当时确实有“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但怎样成立的，做了什么事，我都不清楚。我要说的是中国共产党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同当时的总商会会长，工部局“董事”的第一号候选人虞洽卿发生密切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在五卅运动中时常见面，关系很好，好到这样的程度：李立三去北京活动，虞洽卿写介绍信，教他去见段执政的财政总长李思浩，李思浩也帮了李立三的忙。我想这两个人不见得是在“工商学联合会”开会时结交的罢？ 但历史尤其是革命史，仍是依照阶级斗争的规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只能领导总工会和学联，却不能领导总商会。前面说过，总商会下令罢市，是勉强的。后来事实证明，罢工、罢课、罢市并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让步，而资本家损失很大。总商会主张开市。从此时起，工商学联合会便开始分裂，工人和学生反对那些大商人、大厂主。此事在《热血日报》得到反映。瞿秋白和陈独秀在《热血日报》上发表几篇不署名的社论，警告和攻击总商会。《热血日报》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帝国主义给了虞洽卿六十万元贿赂，要虞洽卿下令开市，我们这个小报居然轰动一时，一个宁波同乡，当时在上海有名，带了一群人来报纸的发行处大闹，要求拿出虞洽卿受贿的证据，同时虞洽卿也写了一篇辩护的文章，要求我们登载，《热血日报》登载了他的文章。 总商会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纷纷抗议、反对，但我们没有能力阻止开市。 剩下的是罢工怎么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什么单位派人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的罪行，我说了一件事：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已经下令开市了，工人和学生还在继续罢工、罢课。一天，我到闸北香山路工人部的机关去，恰值那几个工运干部邀请陈独秀商议罢工问题（不是正式开会），我听刘少奇说了很多话，举出一些理由，说明不能继续罢工，只好复工。陈独秀同意了。我只说了这件事实，自己没有作出判断。 学生怎样决定复课，我不清楚。 五卅运动失败了，帝国主义没有答应任何条件（以后撤换捕头爰活生、工部局增设华董、对中国人开放公园，等等，那是另外的问题）。但就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方面说，五卅运动仍可说是成功的，它动员了全国人民，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导致了北伐，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五卅运动，那是指领导了工人和学生的群众运动，扩大一点说，也是指发动群众迫使大商人、大厂主不得不同意罢市。但共产党不能领导总商会，不能阻止那些大商人、大厂主为自己利益未达目的时便草草收兵，不能改变因商人开市而造成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的形势。工人学生迫使资产阶级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一旦资产阶级退出这个运动又迫使工人、学生不能不停止罢工和罢课，当时客观事实就是这样。 你们的问题中有一条说：中国共产党四届二中全会有个决议说五卅运动后期是总商会领导的。这话是怎样说的？ 中央“主席团”会议，我常去旁听，但从未旁听中央全体会议。我可能看到这决议，但今天毫无印象，不知道有无此语，也不知道此语作何解释。我想，中国共产党绝不会有哪一个干部认为上海总商会领导了五卅运动。可能说的是如下的意义：在五卅运动后期，总商会一退出运动，运动就不能前进了。总之，仔细检查全部《热血日报》，也找不出那种意见的痕迹。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五卅运动的呢？当时组成“主席团”的五个人，彭述之因伤寒病住入宝隆医院，2月间入院，至中秋节前不久出院，他全靠我去探望时知道外面轰轰烈烈的运动消息。蔡和森于运动开始后不久便去北京西山疗养他的气喘病，双十节前后回上海，接着便同向警予去莫斯科作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长，到1927年春才回国。这就可以解答五卅以后《向导》为什么没有蔡和森的文章。领导五卅运动的中央委员只有三个人，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张国焘负责工人运动。这三个人每日碰头。我猜想他们不是开会，而是分别碰头。因为我看见秋白离开《热血日报》编辑部，不久就回来，带来陈独秀写的社论，或者自己动手写社论。我在香山路的工人部看到那些领导工运的老干部，张国焘、刘少奇、李立三、何今亮。何今亮新从海参崴回国，一次我听张国焘说：何今亮很有办法，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何今亮在苏联远东地区做了好多年华工中的工会工作。我忘记了刘少奇何时来上海，即使是五卅以后来，也是不久之后就来了。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运动是青年团做的。怎样做，哪些人做，我不清楚。我想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每日同陈独秀碰头。上海地委（那时似不叫江浙区委，而叫地方委员会）在这个运动中总起了作用，但我不清楚。 在五卅运动中，我未听说有什么“行动委员会”或“五人小组”，以后也未听说。我想，根本没有这种机构。 关于五卅运动，我说到这里为止，你们所提的问题，有一部分可以在上面所说找到回答，有一部分我没有回答，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例如，五卅前上海有多少党员，五卅后有多少党员；又如，当时各大学的党组织情况。 上面没有回答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我认为是与五卅运动无关，或者说无直接关系的。 关于一些个人，我可以在这里回答。 林钧——浦东人，1924年双十节天妃宫事件中受伤、住院，那时还未入党，五卅时已经入党。革命失败后被国民党逮捕，据说承认国共合作时期是共产党员，国共破裂后脱党，因此未死，判徒刑，监禁在中央军人监狱。1932年我到这个监狱来，他托人带口信向我问好。不久，他和张炽昌及另一、二人被南京卫戌司令部提去，说是共产党狱中支部的负责人。张炽昌牺牲了，林钧投降“立功”，得到国民党释放。出狱后同高尔柏等人合作。 刘一清——不认识。 沈雁冰——共产党创立时就是党员，五卅时编《公理日报》，又任共产党商务印书馆支部的书记。革命失败后脱党。其余的事不必我说。 刘钟鸣——不认识。 李硕勋——赵世炎的妹夫，五卅时即使不是党员也是团员，革命失败后情况我不知道。 侯绍裘——松江人，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四一二时死于南京，五卅运动时是党员。 韩觉民——湖北人，接替邓中夏作上海大学总务长，北伐军在武汉时在总政治部担任什么职务，后事不知，五卅时是党员。 邵力子、李季、高语罕、杨贤江、施存统——五卅时都是党员。他们的事情大家知道，我就不说了。李季、高语罕似乎是五卅以后才来上海的。 陈望道——本是党员，五卅时早已脱党，但不反动，依违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学生说他主张把上海大学新校舍建筑在江湾，有阻止学生介入政治运动之意。 韩步先——上海大学学生，五卅前已是党员，曾因率领学生支援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来在江浙区委中任秘书长，与陈延年同时被捕，经不起考验，供出赵世炎住址，得以不死，判了两年徒刑。 俞秀松——建党时就是党员，似乎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回国在新疆工作，被盛世才所杀。俞秀松不是汪寿华。 曹慕光——不认识。 关于资产阶级，不能说早期没有分别买办和民族资产阶级，但“买办”是狭义的，是指那些靠洋行吃饭的。那时没有把上海总商会代表的资产阶级说成“买办”。到了四一二后，瞿秋白倾向于把一切中国资产阶级都说成“买办”。 上海大学分为三系：社会学系，中文学系，英文学系。英文学系无党员教师、中文学系有党员沈雁冰和蒋光赤为教师，社会学系党员教师最多，先后有瞿秋白、安体诚、施存统、张太雷、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高语罕、熊季光等。 上海大学一开始就有学生从事工人运动，有名的刘华就是上海大学附中的学生，李立三和项德隆往往调上大同志帮助工运工作。不仅有男学生，还有女学生，如杨之华和王亚璋。 广义说，整个上海大学就是吸收党团员和培养干部的机关。狭义的培养还有1926年和1927年办的党校。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日 第三讲：关于陈独秀的若干问题 你们的问题中有好几条关于陈独秀的。这些问题，我谈不好，不是因为材料少，而是因为材料多。而材料又没有多到近于完备的地步。距离完备还远得很。 30年前我曾计划写陈独秀传，也曾着手搜集材料，访问一些老头子，他们是陈独秀的朋友或曾是陈独秀的朋友。这些材料现在都丧失了。这些材料即使还在我手头，我也不能写，因为今天更加感觉到材料离完备太远。例如，几个月前《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岳王会”的材料。这是关于辛亥革命前的陈独秀的材料，很重要。我当初搜集材料，访问他的老朋友，都未接触到这类材料，他本人也从未谈起“岳王会”三个字，我只知道他曾去“淮上”一个时期，结交江湖豪杰而已。似此我实在不配写他的传记。 今天我只能够局部地谈谈陈独秀，首先回答你们所提出的那几个问题。 中央在武汉时，我只旁听会议二三次，知道的一点消息都是间接得来的，主要是听黄文容讲。据说，我到武汉以前，中央讨论东征打蒋介石好，还是北伐打张作霖好。结果赞成北伐。 在武汉，中央不是陈独秀决定问题，而是三巨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决定问题。中央决定了问题，然后陈独秀担负责任，由秘书长蔡和森传达执行。马日事变提到中央面前来，怎样讨论，怎样决定，我不知道，但可以想见是三巨头决定的。纠察队缴械事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有“国共合作十一条”。 第五次大会是三巨头排斥陈独秀的大会。大会前，共产国际已有撤换陈独秀的计划。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接班人。一种讲法是国际要拿谭平山代替陈独秀，又一种讲法是拿陈延年代替陈独秀（但陈延年拒绝），而其实是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继承陈独秀。三人（瞿张谭）相持不下，于是联合起来先推翻陈独秀再定人选。推翻的第一步是孤立陈独秀，大会开幕时，湖北代表团团长罗章龙提出大会主席团名单，其中有陈独秀，但没有同陈独秀合作的人。最后一次大会，主席团提出中央委员会名单，也只有陈独秀，没有同陈独秀合作的人。名单宣布后，国际代表团团长鲁易站起来，表示不同意这个名单，主张补入罗亦农和彭述之两人。大会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大会发言中，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都或明或暗批评陈独秀。 陈独秀不是被罢免的，而是自己辞职的。《历史研究》去年第六期有一篇文章说陈独秀于1927年6月30日辞职。按陈独秀辞职后立即隐蔽起来，说不上他对7月15日反动以后有什么反应，[3]我也不知道他曾于7月底写信给临时中央，也不知道他曾写信给11月中央扩大会议。[4]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参加第六次代表大会，这件事我知道。中央直接要他去莫斯科开大会，他拒绝了。中央于是疏通我们这些同陈独秀接近的人。任弼时约我去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谈话，要我劝告陈独秀去莫斯科。我答应转告。我向陈独秀转告了的，但忘记了他说什么话。自然也有人去疏通王若飞。一天，我和王若飞就这件事交换意见。王若飞说：他反对“老头子”去莫斯科。因为苏联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老头子”去，会卷入斗争。 陈独秀和彭述之最后绝交了。感情破裂开始于五大以前。当时瞿秋白出版了一本《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彭述之在图谋反击，他要拉陈独秀一道反击瞿秋白，陈独秀不干，说你是你，我是我。以后回到上海，两人还常常来往，但到1930年下半年托派四组织统一问题争论时，两人关系又破裂了。1931年我们这批人被国民党逮捕后，残存的中央委员重新组成领导机关，陈独秀和彭述之不能不再合作。但1932年秋，这个领导机关又被国民党逮捕，两人在狱中又发生冲突，关系终于最后破裂了。陈独秀鄙视彭述之。陈独秀死后彭述之写文章骂他“晚节不终”。 陈独秀和高语罕本是老朋友，但抗日战争时两人在重庆时感情破裂了。陈独秀病重时，高语罕去探望他，他不理高语罕。陈独秀下葬时，高语罕也参加了祭奠，并照了相。 据高语罕说，两人破裂是由于何资深挑拨。据何资深说，某次开什么会议，有个安徽人攻击陈独秀，陈独秀怀疑是高语罕授意的，高语罕当时的意志确实是消沉的，他什么都不管，只求能过好生活，不惜同他以前教过而现在做特务的学生鬼混。何资深的挑拨无疑也起了作用。 陈独秀死后，何资深以遗嘱执行人“自居”，一手成立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其中有汪原放，也有我，但他仍是一手包办，从不通知汪原放，也不许我插手。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遗稿，我估计，其中政治性文章都搜集在那本《陈独秀先生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小册子中。此外都是音韵学和文字学的著作。何资深是外行，把著者的初稿也编进去。第一卷已经排好，校好，打好纸版，据说被商务印书馆送去台湾了。 以上所说是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是回答你们所提问题的。以下我要系统地谈一两个问题。自然，不能把陈独秀问题完全谈清楚。 先要谈的是陈独秀与国际路线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敢于怀疑国际路线，抵制国际路线，而实行自己路线的，首推毛泽东。毛泽东不理会莫斯科来的那一套。他根据革命需要，不惜推翻那个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王明派领导，而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毛泽东又违反国际路线，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不同蒋介石妥协，而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我根据的是北大女教师芦荻写的一篇文章。这几日我正在看一本书，其中有一段话证实了芦荻回忆的话。1948年的2月10日，斯大林说：“诚然，我们也可能犯错误。……例如，战后我们把一些中国同志叫到这里，叫到莫斯科来，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发展起义的条件，中国同志应当同蒋介石达成维持正常关系的暂定条款，并解散自己的军队。中国同志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在口头上同意了苏联同志的意见，而他们回到中国，做的却是另一回事。他们聚集了力量，改组了军队，现在在痛击蒋介石。请看，在中国这个例子上，我们犯了错误，情况表明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 这里，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认了错。但更多的是斯大林不认错，坚持自己的错误，而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国同志。 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敢于怀疑和抵制国际路线的，就是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陈独秀便同国际发生争执。鲍惠僧回忆说，陈独秀于一大之后从广州回到上海，便反对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双方争执很久才解决问题。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以后马林拿出共产国际的决议，提出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陈独秀才表示服从（见陈独秀被开除时写的《告全党同志书》）。1926年春，陈独秀反对北伐，他分明知道共产国际已决定支持北伐，仍旧表示反对（见《向导》上的文章）。同一时期，陈独秀又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共产国际，建议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见同上《告全党同志书》），我只能举出以上几件事实。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辞职以后，共产国际把失败的责任推给陈独秀，以此引起陈独秀的愤慨。从那时起，陈独秀已经不信任共产国际及其对中国的路线了。 毛泽东也早已不信任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路线。他曾在一篇文章或讲话中大意说：中国人比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俄国同志更理解中国自己的问题。我想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一定都有此信念。陆定一“解放”后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到周恩来时，曾说：从遵义会议时明白了国际路线的错误以后，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国共产党历届的领导人对于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路线的态度（忠实执行，有所怀疑，有所抵制或完全拒绝）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能不仔细研究。可是过去写的党史有意回避这个问题。甚至一字不提共产国际派来中国的代表。如此怎么能够写出可信的党史呢？例如，评价陈独秀，如果把这个问题当作禁区，又怎么能够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呢？ 其次要谈的就是评价陈独秀的问题。 我从你们所提的问题中陈独秀问题所占比重来看，可以知道你们现在也是着重研究这个问题的。这里，我应当就我所能知道的事情尽可能说出来。此外我今天还要说一点我最近读一篇文章以后的感想。 我读的文章题为《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作者署名郭绪印，文章出于《上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二期，12月20日出版。 文章的结论是： “陈独秀的意见和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当时中央的‘拥护苏联’的宣传口号基本上是错误。” 文章又说： “党和人民不能允许把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者随意打成反革命，也不能允许把历史上的革命者随意打成反革命。” 文章又从陈独秀8月5日的信中批评中央取消党内必需的最少限度的民主的话，做出结论说：“陈的这种认识是正确的。” 文章指出陈独秀这三封信“有正确的意见，也有错误的意见”但是“不能因为陈的8月5日的信中有错误认识，便全部抹煞他三封信中有价值的正确的而且占主要地位的意见。” 陈独秀的“错误认识”是什么呢？文章说： “主要在于陈没有认识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错误地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看作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认为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各派军阀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并强调‘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他错误地批评当时中共中央存在着‘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的认识是错误的，思想是相当混乱的。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当年列宁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并不代表资产阶级利益，而是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他没有认识到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投靠蒋介石只是暂时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正确政策影响下，资产阶级有可能回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来，它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有条件的同盟军，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以上从文章中抄录一长段的话，只为保存陈独秀1929年7、8月间的政治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这个政治思想的批评。 这里可注意的是陈独秀明白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的对象”，而中国共产党则把资产阶级看作“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条件的同盟军”。 可是，后来，一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总是说托派主张中国革命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例如，沈雁冰1977年在《子夜》重版时写的后记中就说，他这本小说是参加当时社会史论战的。他分析当时论战中的三种论点，其中第二种论点“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当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不知沈雁冰何所见而云然？我今天没有看到陈独秀那三封信（50年前是看过的），但从那篇文章所引看来，陈独秀恰好是把资产阶级看作革命对象，而非看作革命领导者的。沈雁冰说的不是沈雁冰个人的话，而是普遍的意见，毫无根据的意见。三封信就驳倒了这个意见。 1979年是陈独秀诞生一百周年，又是中国共产党为陈独秀开始平反之年。197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是全盘否定陈独秀的，甚至于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陈独秀领导的，而是瞿秋白和鲁迅领导的。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纪念前后，党报党刊承认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的功绩了。这是第一步。到了7月，尤其10月，党报党刊承认陈独秀建立共产党的功绩了，革命博物馆的党史陈列挂出了陈独秀的照片。这是第二步。现在，这篇《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则走了第三步。原来1929年7、8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争论，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争论，还是陈独秀正确而中央错误。文章作者说：“党和人民不能允许把历史上的革命者随意打成反革命。” 这篇文章显然不是作者郭绪印个人的文章，虽然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我重视这篇文章，特别是因为陈独秀写那三封信时，即1929年7、8月间，是在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之后两个月和他被共产党中央开除之前三个月。所以这第三步平反，对我说来，特别具有意义。 会不会再前走，走第四步呢？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注释： [1]此处回忆有误，据文献四大是1925年1月11日开幕的。 [2]据文献，瞿秋白并非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但他也不是地方代表，不知以何身份参加大会？ [3]据蔡和森《社会主义史》说，陈独秀从7月2日起就“不视事”。据张国焘《我的回忆》说，陈独秀是7月14日隐藏起来的。 [4]按陈独秀曾几次写信给中央提出建议，最早一次似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并非向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信。
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郑超麟，198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陈延年烈士死难前后 郑超麟（1980年） 〔来源〕本文刊载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文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 读了黄逸峰同志所写《陈延年烈士在沪被捕和牺牲经过》，很有启发，现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补充如下。 （一）关于陈延年接替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的日期，据我回忆是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我记得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日或第三日，陈延年来到上海，同行的有李立三和聂荣臻同志。他们三人在来沪途中得知政变消息，估计我的家比较安全，抵沪后即来我家（李立三知道我家地址）。那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他们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要我通知罗亦农和赵世炎来我家同他们会面。当时罗赵两人同住在北四川路底黄陆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里，我去那里说明情况后，他们两人相顾微笑，似乎已经知道三人的来意，并要我把三人带到黄陆路会面。我照办后，即离开他们，他们谈些什么不知道。事后知道，陈延年当时是由武汉新成立的中央派来接替罗亦农任江浙区委书记的。至于李立三和聂荣臻那次来上海的任务，我至今还不知道。自那天以后，我一直未和聂荣臻同志见过面，只是李立三后来曾到我家，要我陪同去南京路三友实业社买了一条棉被，在精益眼镜公司配了一副眼镜。隔了几天，约在四月二十二日，我离开上海去武汉，在轮船统舱里遇到罗亦农和李立三，两人铺位相近，经常开玩笑，罗叫李“大炮”，李叫罗“大嘴”。我们到武汉后过了几天，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开幕，罗、李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我以中央工作人员身份列席，陈延年没有参加。 （二）关于陈延年和赵世炎被捕时间，据我回忆，两人不是同时被捕，陈被捕在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至迟在六月间，赵被捕在这年七月间，相距一个月左右。记得陈延年被捕后，曾由赵世炎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工作了一段时间，叛徒韩步先供出赵的住址才被捕。（据另一位老同志回忆，当时中央曾派邓中夏同志来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赵仍任组织部长。） （三）关于陈延年被捕经过和隐瞒身份问题，据我所知，陈延年被捕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奸细告密的。此人姓名我已忘记，当时他爬上上海某区区委书记的职位，某次江浙区党委召开有各区区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此人向杨虎告密，届时杨虎派人从外面打进去，他在里面策应，首先抓了正在收拾文件的区党委秘书长韩步先，然后抓了陈延年。陈的面貌和身份，那个奸细完全清楚，所以陈被捕后不可能隐瞒身份，杨虎也不待有人营救才知道陈的身份。 （四）关于陈延年被捕后营救问题，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亚东图书馆主人托胡适转托吴稚晖营救陈延年的事。但这种传说事出有因，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被捕后，身份没有暴露，后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汪原放之叔）辗转托人找许世英营救，暴露了乔年的身份。在此以前，党中央设法营救陈乔年，已打通伪警备司令部，并付了一些钱，可由亚东图书馆出而保释（当时我曾将此情况告诉陈独秀，陈皱起眉头说：“没有用，将来发现他是陈乔年，还是会枪毙的。”）。后来王若飞同志守在亚东图书馆，等候伪警备司令的电话“对保”，可是伪警备司令部既拿了钱，又不放人，陈乔年同志终于牺牲。至于吴稚晖在陈延年同志被捕后打电报给杨虎“庆功”，也是有的。这个家伙在电报中还说杨虎抓了陈延年，比抓了他父亲陈独秀功劳还大，因为儿子比老子更厉害。当时上海报纸曾公开发表过这份电报。 以上就我的见闻，作一些补充，如有记忆错误之处，请同志们纠正。
记罗亦农（郑超麟，1979年1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记罗亦农 郑超麟（1979年12月1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这里写的不是革命烈士传记。写革命烈士传记，只能写他的优点，不能写他的缺点，或者把他的缺点一笔带过。我这里是要给生平一位好友用粗线条画一个像，照我的记忆如实地画像，连他脸上有创疤，有黑痣，有丑陋的地方，也要同他端正的五官，英毅的眉宇，严肃的情态一起画出来。我认为专写敌人的丑恶的一面，是不正确的；同样，专写朋友的优点的一面，也是不正确的。总之，都无补于历史的真实。 在莫斯科认识的罗觉 1923年4月4日，我们一批12人从法德两国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我们的组织关系也从旅欧支部转到旅莫支部。我此时才知道旅莫支部的领导人叫做罗觉。可是我们看到原在莫斯科的所有中国同志，惟独看不到罗觉（和先我们从法国来的张伯简）。人家说，罗觉生病，住在医院（张伯简也在医院）。我们到莫斯科几乎没有休息，便同全校各班学生去彼得格勒旅行了。在旅行中，我们也没有看见罗觉。旅行回来好几日之后，中国班学生开全体会议，我看见一个人裹着大衣，围着围巾，戴着皮帽，坐在椅子上，不发一言。不用说，他就是罗觉。我对他的初次印象并不好。 以后，常常见面。他的病好了，天气也转暖了，我心目中那个阴森的病人的印象也解除了。罗觉看见我和其他的同志，总是面上堆笑，表示和悦可亲的样子，但我总觉得那是领导对群众的态度，不是同志对同志的态度。特别是他把我们从法国去的一批人中的几个人，包括我在内，看作知识分子，而他自己是无产阶级。一次，我同陈延年谈话，谈的是理论问题，他插进来，委婉地表达行动重于理论的意思。又有一次，那是在1923年底，第三批同志，尹宽在内，已经从法国来莫斯科了，我和尹宽各自翻译了一篇论辩证法的文章（我是从俄文译出的，尹宽是从法文译出的），寄回国内作《新青年》季刊的文章。寄回前，好多人都看了。罗觉来找我们两人，仍旧是满脸堆笑，但说的是我们两人都不懂得辩证法。当时，我是以翻译普列汉诺夫那篇论辩证法的文章来学习辩证法的，我不敢自以为已经懂得辩证法。但相反，有一次罗觉来找我，问我怎样才能用中文写好文章。我忘记了怎样回答他。我记得看过他写的一个条子，文字不是十分通顺。（回国以后他写的条子却是很通顺的。） 对于罗觉，不仅我有此印象，别人也有此印象。一天，在开会时还是在平时，我忘记了，我们中间传阅张伯简写给组织的一封信，批评罗觉，要求同罗觉辩论。我忘记了为什么事情，但记得不是为理论上政策上的问题，而是为着相互间对待的态度问题。张伯简还住在医院。对于他这封信，罗觉口头表示不愿回答，而且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恶劣习气，现在北京、上海都是这样，他不愿助长这个习气。 旅莫支部的领导人，主要是罗觉和彭述之，操持着对其他同志的去留大权。俄国共产党的东方大学支部是通过他们来了解和甄别中国班学生的。学校没有考试，但每学期总有一次这样的形式：大家会集在一个房间的门口，听候点名召唤；点了名的一个人就进房间去，随手关了房门；房内，罗觉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旁边坐着彭述之。是否有俄国同志，我不记得；是否有王一飞、任弼时等青年团领导人，我也不记得。罗觉发问，问的并非关于所学的“唯物史观”、“经济学”、“世界革命史”、“俄国共产党史”等课程，而是关于政治问题。问话的态度是好的。罗觉总是满脸堆笑，但有时收敛笑容，严肃地说几句。经过这种“考试”或“审查”之后，我总觉得满肚皮不舒服，因此我保持着初次见面时那种不好的印象。 1924年，天气转暖时节，罗觉约我和余立亚两人同他一起出去校外散步。我拒绝了，只余立亚同他去。后来不久，余立亚就入党了。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罗觉又约我出外散步，此次我不拒绝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表示愿意。不久之后我便在有李大钊参加的一次旅莫支部会议上举行入党仪式。会上，介绍人彭述之（是否有第二介绍人，我忘记了）先作介绍，然后我表示态度，接着就讨论其他问题。李大钊没有说话。当时仪式如此而已。 我不记得，我在莫斯科期间同罗觉还有其他的接触。一直到回国，我始终对他保持着不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个高高在上的统治者。 但现在，我对他不是这样看。现在我已经没有（即使有也不多）当时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意识，那种反对权威，反对领导的情绪。此其一。其二，是在国内交往中，罗觉确确实实把我看作他的一个朋友，完全信任我，再没有我是无产阶级，你是知识分子那种态度。更重要的，是其三，事实证明，罗觉有很大的才干，很强的领导能力，很好的斗争艺术，我不能望其项背，我甘愿接受他的领导，他的批评，甚至他的蔑视。 总之，罗觉具备了列宁所培养的十月革命后那一代的“布尔什维克”的素质。 罗亦农和彭述之 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有个罗觉，大家都喊他罗觉，没有人喊他“罗亦农”或“罗一农”。我不记得在莫斯科是否知道他名觉字亦农或一农。我也不记得在国内从什么时候起人家喊他“亦农”的。他叫我这样喊他呢？还是我跟着别人这样喊他？我相信，罗觉也不是他的原名。他原名什么，恐怕无法查出。连他是否姓罗，我也没有把握。无论如何，现在写入革命史册的，就是罗亦农或罗一农。我用惯了“罗一农”，因为清楚记得看见他自己的署名作“罗一农”。 罗亦农和彭述之是旅莫支部的两个最高领导人（还有一个领导人，名卜士奇，但已于我到莫斯科前不久回国去了）。罗拉第一把提琴，彭拉第二把提琴。但这两个人成为鲜明的对照。 罗亦农聪明，能干，遇事能够抓住要害，大刀阔斧办去，没有书生气，因为他读书不多，古书尤其少；彭述之则笨拙，没有干才，遇事婆婆妈妈，但书读得多，好读理论。 罗亦农是俄国共产党党员，在俄党东方大学支部内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各国学生都知道这个Буxаров，他俄语说得好，简直同俄国人一样，能够用俄语讲演，待人接物完全学会了十月革命后那一代俄国干部的本事；彭述之也是俄国共产党党员，但他只能说几句日常用语的俄语，甚至听不懂俄语演说和讲课，他从来未在我们上课时当翻译。各国学生很少知道有个лemрoв，他也学不会十月革命后那一代俄国干部的本事。 罗亦农，至少在莫斯科时，轻视知识分子，甚至轻视知识本身；彭述之则不然，他有时也会说几句知识分子应当无产阶级化一类的话，但内心上并不轻视有知识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就以自己的知识夸耀于人。罗亦农同彭述之合作，但在莫斯科已经看不起彭述之，给彭述之取一个绰号叫做“孔夫子”，大家都跟着叫彭述之做“孔夫子”。这个绰号含有轻蔑之意，彭述之不喜欢。 罗亦农绝对不谈他的过去，尤其不谈他的家庭出身，连对平时亲密相处的朋友也不谈。这在中国同志中是仅见的。恐怕连彭述之也不知道罗亦农的家庭出身。我从他的口音听出他是湖南人，但始终不知道是湖南哪一县人。后来，30年代，我才偶然听说他是湘潭人，此次证实了这说法。反之，彭述之则喜欢谈自己的过去，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他的思想发展，都是听他自己说的。自然，他不是对每个同志都谈自己的过去，而是对比较亲密的朋友谈。罗亦农即使对比较亲密的朋友也不谈自己的过去。 彭述之的类型是一般的类型。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也不例外，总是喜欢向比较亲密的朋友谈自己的过去的。我也是如此。像罗亦农那样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则是例外。其实，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是对的。亲密朋友的关系，也是同志的关系，共同从事革命工作的关系，有什么必要互相谈论各人的过去呢？在工作中应当诚恳对待自己的同志，但也不必以谈论自己过去的生活作为表示诚恳的手段。 罗亦农绝对不谈自己的过去，除了遵守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工作原则外，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 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中，我和何资深两人同住一小房间，无所不谈，也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罗亦农在内。何资深是1925年罗亦农办的北京党校的学生，自谓从罗亦农那学到了不少的知识，佩服罗亦农。他同我说起一件事：1926年（或27年），何资深作湘潭县委书记，有个姓罗的农民询问，他前几年有个儿子去俄国留学，一去便无消息，不知现在怎样了。何资深大概知道了罗亦农是湘潭人，所以把这件事同罗亦农联系起来。何资深的结论自然是说，罗亦农害怕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会被别人看不起。 我一向不信任何资深说的事实和作的结论。我只当他姑妄言之，我姑妄听之而已。不过我现在知道罗亦农确实是湘潭人，我也渴想知道罗亦农的家庭出身。 在莫斯科，我同彭述之比较接近，同罗亦农比较疏远。一来，彭述之没有罗亦农那种对知识分子的成见；二来，我初到莫斯科时残余着浓厚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受到同志的批评，彭述之替我辩护；三来，更重要的是他那时已经打算回国占领党内宣传阵地，我可以在工作上帮助他，因此对我好。1924年暑假中，我随一批人回国，彭述之比我后离莫斯科，但先到上海。罗亦农则留在莫斯科，继续领导旅莫支部。 罗亦农回国和在上海 罗亦农1925年2月间回国，来中央宣传部找我们。彭述之正生伤寒病，躺在床上，罗亦农坐在床沿上，两人谈了很久的话。我在旁听。罗亦农向彭述之发表了如下的议论。他说：党内应当成立一个中心，团结那么几十个人，指挥全党。彭述之听了只是唯唯诺诺。他没有积极响应罗亦农的建议。是由于生病呢，还是由于另有打算？ 罗亦农这个议论倒可注意。这是表明罗彭两人早已有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党团员，团结在陈独秀周围，来操纵全党大权的计划。1924年回国的我们一批人中，陈延年做了南方区委书记，赵世炎协助李大钊主持北方区委工作，尹宽做了山东省委书记，汪泽楷主持安源工作，彭述之坐镇中枢，任弼时领导青年团。1925年，王若飞又掌握了河南省委大权，等等。工运、军委、宣传等工作人员又多是莫斯科回来的。轰轰烈烈的五卅群众运动就是以“莫斯科派”为中心搞起来的。 彭述之那天没有积极响应罗亦农的建议。更可注意的是彭述之住入宝隆医院之后，让罗亦农睡在他的床上，住在他的房间，但临去医院时彭述之特别关照我把他的写字台抽屉锁好，而且说不要让罗亦农翻他的抽屉。我照他的嘱咐做了。但我心里觉得奇怪：这两人不是好朋友吗？为什么彭述之要防备罗亦农翻他的抽屉？以后的发展使我明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彭述之要以他自己为莫斯科派领袖，而不愿罗亦农分他的权力。在莫斯科，罗亦农拉第一把提琴，彭述之拉第二把提琴。在中国，则相反。彭述之已经被四大选为中央委员，而罗亦农不过是旅莫支部书记，在国内更不过是等待分配工作的党员。两人的地位刚好颠倒过来。 罗亦农住在宣传部，我曾陪他上街买东西。一次，我带他去虹口吴淞路买旧西装。他买的是很好材料的西装，买回后对我说：“上海的东西真便宜。”我们坐黄包车，黄包车夫只讨一个“双毫子”，罗亦农也觉得便宜。但我并不觉得上海生活便宜。后来知道，罗亦农是以两重身份在中国工作的。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又是俄国共产党党员，总之他回中国后仍保留俄国共产党的党籍，同俄国共产党有经常联系，从俄国共产党支领工资。罗亦农在国内生活过得很阔绰。彭述之及其他参加俄共的人回国后则没有这种双重党籍。 罗亦农在中央宣传部住了不久，便去广州。从广州回上海后，他告诉我，他在黄埔军校参观时碰到蒋介石，蒋介石问他：你的病好了吗？原来，罗亦农和彭述之两人1923年被旅莫支部指派招待以蒋介石为首的一个孙中山代表团。他们两人常常到代表团驻地去，同蒋介石等人谈话的。罗亦农说：蒋介石还记得我有病。 以后不久，罗亦农就到北京去了，他在那里一个人办一个党校，何资深也是这个党校的学生，其余何人我不知道。据何资深说，这个党校办得很有成绩。课程的内容，我不知道。 北京党校开办，似与五卅运动同时。上海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可以说是中央（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直接领导的。上海地方书记是韩白骅（庄文恭）无力负起上海群众运动的责任，不久便降为组织部长，而从山东调来尹宽负上海工作总责。但不久，尹宽便因恋爱问题被山东同志控告，生病吐血，换了王一飞代替。王一飞做不下去，最后从北方调罗亦农来担负上海工作。从此以后，上海工作就上了轨道，做出很大成绩，直至举行三次武装暴动。 就在罗亦农担负上海工作期间，我才发现罗亦农的才干。当韩白骅担负上海工作时，我也挂名为委员，也指导过市区的工作，也认识了韩白骅有多少能力。但在尹宽和王一飞任上，我事实上脱离上海工作了。在罗亦农任上我名义上也不参加上海工作。我不是从罗亦农处理问题的方法看出他才干的，而是从侧面看出来。他来了以后，上海工作一天天发展，尤其是在赵世炎从北方调来做组织部长以后。我晚上常到他和赵世炎同住的家里，看见他们两人毫无紧张的神气，一天工作做下来，仍旧说笑话、打麻将。我常常听说罗亦农在这里讲演，在那里开会，很受欢迎。尹宽当时做江浙区委宣传部长，也同我说起佩服罗亦农的话。他说，罗亦农接见一个同志，同他谈话，同时写信给另一个同志，指示工作，一人做两人的工作。我自己也曾看见这种情况。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上海就准备武装暴动迎接北伐军。军事上的准备是中央军委做的，上海党组织从旁协助。罗亦农、赵世炎两人一定参加了军事准备的工作。两人的家本在北四川路旁边窦乐安路上，以后忽然搬到北四川路底的黄陆路上，晚上我也就去黄陆路玩了。我以为窦乐安路的房子一定退还房东或顶给别人了。在第三次暴动（或第二次暴动）前不久，不记得怎样，中央军委有几个同志同我一道走进窦乐安路罗亦农原来的家去，那里竟是空房，但堆放着枪枝、弹药和手榴弹。他们取出了几颗手榴弹，一起离开了那个空房子。此时，我才恍然大悟，罗亦农和赵世炎为什么要把他们的家搬到黄陆路去的。 在第三次武装暴动中，罗亦农主持设在施高塔路的总指挥部的工作，赵世炎在前线领导作战。暴动成功以后，上海成立市政府，罗亦农作市政府委员，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名实相符的罗公馆。他事实上领导市政府的工作。许多团体请他去讲演。我记得，闸北刚刚肃清北洋军队，同南市交通尚未恢复的时候，交通大学请罗亦农去讲演。铁路上的同志用机车把他从北站送到徐家汇站去。他作了讲演。但事后我听交大同志说，学生对他的反应并不好。 但我现在要说的不是罗亦农在武装暴动准备上的作用，也不是他在暴动成功以后的活动，而是他在同国民党军政人员打交道的事实。 北伐军出师后，至迟在占领武汉后，国民政府（或北伐军总司令部）便派了纽永建坐镇上海租界做策反工作。纽永建受杜月笙保护，当时住在上海的国民党要人也受杜月笙保护。当时那些“闻人”（青帮头子的别名）已经看出北方军阀必败，南方国民党必胜，因此投靠南方。我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同纽永建联系的，但当时是国共合作，在军事上同国民党做秘密军事活动的头子联系，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这个工作不是通过中央军委去做，而是通过上海党委，通过罗亦农和赵世炎去做。他们做这工作胜任愉快。纽永建策动北洋陆军，当时是孙传芳，后来是张宗昌的军队，我们则策动海军，当时黄浦江上停了几条北洋政府的军舰，海军司令杨树庄也在上海。杨树庄司令部中有个福州人名王允功，是共产党员，他活动杨树庄反正，军舰水兵多是福州人，王荷波的弟弟（不是王凯）也在这个军舰上。我们说服了一个下级军官举行起义，炮轰高昌庙兵工厂。纽永建不同意这个行动，他认为时机尚未成熟。罗亦农正在纽永建客厅谈判时，军舰开炮了，客厅玻璃窗也震动起来。纽永建大惊失色。这就是上海的第二次暴动。我这里主要写罗亦农，不细表这次暴动了。 通过纽永建又同吴稚晖联系起来。吴稚晖那时正在教国民党要人的子女读书。是他要求，还是我们安排，陈独秀同吴稚晖见了一面。这是陈独秀被法租界巡捕房驱逐出境后第一次去法租界的，自然是坐汽车去的。 通过纽永建或别的渠道，中国共产党又同杜月笙联系。1926年秋天，我们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一个弄堂办了一所启迪中学，尹宽当校长，他的秘书山东人梁子修当庶务。其实是一所党校。尹宽、彭述之、我，还有别的人都在那里教课。我教的是世界革命史。后来启迪中学成了第二次暴功的一个指挥部，瞿秋白坐镇那里，我那夜也在那里睡觉。这里我要说的是启迪中学是受杜月笙保护的。 中国共产党和杜月笙的联系通过何今亮（是否一开始就通过何今亮，我不知道）。杜月笙对何今亮很客气，因此何今亮丧失了警惕。1927年4月11日已有传闻杜月笙要动手了。何今亮自告奋勇去找杜月笙“解释”，有人劝他勿去，他不听。结果就在那里被打死。据说，杜月笙本人要放他走，但手下的徒弟不答应，汽车离开杜家不远的地方被埋伏的凶手打死了。 在准备武装起义期间，罗亦农当作闲话告诉我说，他和世炎和今亮三人闲谈，说我们三人在此次暴动过后看看谁能活下来，谁先牺牲，现在是何今亮先牺牲了，何今亮就是汪寿华。 当时的工作事实上是罗亦农、赵世炎、何今亮三人决定的。三人每日碰头，互通情报，决定应做的事情。尹宽虽是宣传部长，但不参加。尹宽没有什么怨言，至少我不记得尹宽在我面前发过牢骚。我们都知道，那些实行家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宣传工作的人，称为“卖狗皮膏药的”。 四一二反动政变就是杜月笙一类青帮头子（当时打出“共进会”招牌）打头阵的，然后蒋介石的正规军以调解“两派工人”冲突为名缴纠察队的械。很早以前党内就有反对同青帮合作，特别是瞿秋白反对。甚至有人说何今亮拜了杜月笙做“老头子”。1926年底或1927年初，莫斯科派了一个三人代表团来上海，住在苏联领事馆，同中共中央开了几次会。我看到他们写回去的报告，其中称何今亮为“流氓”。 陈独秀、彭述之被称为“机会主义”，连带着罗亦农和赵世炎也被称为“机会主义”，原因很多，但同杜月笙一类青帮头子合作未尝不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我只要记出事实，不愿在这里作出判断。 就在四一二反动政变之后一日或二日，早晨有三个不速之客闯进我的卧室，把我从被窝中拉起来，一个是陈延年，一个是李立三，一个是聂荣臻。他们在从武汉到上海的路上知道了反动政变的消息，估量我的家里比较安全，便到我家里来。延年要我把罗亦农找到我家里。我于是到黄陆路去。亦农和世炎都起来了。我一说，他们两人相顾微笑。这是表示他们两人对于当时的党内斗争，比我知道得多。他们立刻明白了这三个不速之客来上海的意义。罗亦农要我把三人带到黄陆路去。我照做了。我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后来我才知道，陈延年是来“摘印”的。 4月22日，我坐怡和公司的船去武汉，在统舱发现罗亦农和李立三，二人互相开玩笑；一个称对方为“大口”，一个称对方为“大炮”。到了武汉后，我除了大会上，有时大会场外，看见罗亦农外，没有同他接触，直到武汉快反动的时候。 罗亦农的爱人 不应当写个人和私事。但如果不写罗亦农的爱人，不写他的恋爱纠纷，那么党内斗争的一些问题，罗亦农的朋友和敌人的判分问题，就很难理解。 我在莫斯科那几年，中国班没有女学生。似乎自始就没有女同志到俄国来学习的。朝鲜班有女学生，其他外国班似乎也没有女学生。但苏联境内的东方民族各班则有不少的女学生，因之常闹恋爱纠纷，以致常开“同志法庭”（TоварищmeckиCуд）来解决这些纠纷。中国学生也渴望有几个女同学到莫斯科来。由所取的绰号就可以看出。任弼时的绰号就叫做“女学生”，王人达的绰号叫做“妇女代表”。可是我回国后，莫斯科东方大学也有女学生了。从法国去的有蔡畅和郭隆英，从中国去的有陈碧兰。陈碧兰是黄日葵的爱人，但出国前已经同黄日葵感情不好了。在莫斯科三个人竞争陈碧兰。一个是黄国佐，一个是李鹤龄，另一个就是罗觉，即罗亦农。竞争结果黄李二人失败了，罗亦农得到成功。黄李是旅莫支部的普通同志，罗亦农则是旅莫支部的最高领导人。当时大家都鄙薄陈碧兰，说她爱的不是人，而是地位。两人在莫斯科同居了一个时候。未回国前，陈碧兰已经开始厌倦了罗亦农。回国后陈碧兰千方百计躲避罗亦农，若即若离，不肯离开郑州到北京去，迫得罗亦农给她写血书，她才勉强答应罗亦农保持关系。1925年秋，陈碧兰由郑州调上海。河南省委书记王若飞委托她代表省委向中央报告河南工作。那日中央开会，我没有去旁听，但事后听人说，河南来了一个女同志，很能干，好口才，大家称赞她。她叫做陈碧兰。以后陈碧兰来到宣传部，带来罗亦农给彭述之的一封信，请彭述之照顾他的爱人陈碧兰。 恰在此时，彭述之正闹一场恋爱纠纷。一个女同志追求他，他不顾虑这个女同志已有爱人，便同意了。这个问题提到中央“主席团”（即常委会）来讨论。中央决定这个女同志仍归原来的爱人，而离开彭述之。彭述之正在感到空虚，每日喝白兰地，什么事情都不想做。瞿秋白告诉他，白兰地要吃好的，才不会头痛。张国焘约他出去散步，把自己失恋的故事告诉他，并教他怎样克服这个痛苦。彭述之把他们两人的话都告诉了我，我才知道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曾追求一位有名的女同志，但被拒绝了。 可是彭述之怎样克服他的痛苦呢？ 陈碧兰被派做女工工作，在曹家渡租了一个房间，彭述之遵照罗亦农的嘱托，常去曹家渡看望她，她也常到宣传部来看望彭述之。彭述之于是追求陈碧兰，以此填补了他内心的空虚。他达到了目的。在陈碧兰方面说，是可以解释的：她本已厌倦了罗亦农，何况在莫斯科罗亦农的地位最高，而在中国，彭述之是中央委员，罗亦农不过是一个普通干部罢了。青年团中央几个同志要彭述之、陈碧兰请客。他们在什么馆子请了客。晚上回来后，彭述之立刻躺在床上用棉被蒙着头，陈碧兰则在另一张床上号啕大哭，以后忍住哭去劝解彭述之。我走进他们的房间问什么事。彭述之仍旧不响。陈碧兰告诉我，刚才吃酒时，肖楚女当着众人问陈碧兰：你下次什么时候再请我们吃这样的喜酒呢？ 这一切，在北京的罗亦农都蒙在鼓里。以后，中央决定调罗亦农来上海主持工作。王一飞事先关照我：“罗亦农来时，你立即带他到我家来。”好像当时罗亦农只知道宣传部一个地址。我答应王一飞了，但不以为意。一天，我从外面回家，上二楼，彭述之不在家，陈碧兰兴奋地告诉我：“刚才罗亦农来了，进房门看见我，又看见房内摆着两张床，便问我彭述之是否有了爱人？我没有回答。他要来拥抱我，被我推开了。”后来王一飞赶来，把罗亦农拉去。 不久之后，一天晚上，瞿秋白在彭述之房间中召集一个会，参加者瞿秋白、罗亦农、彭述之、陈碧兰、我五个人。瞿秋白先说话，大意劝告罗彭这两个好朋友，不要为这件事情伤了和气。然后罗亦农说话，大意说，他不计较这件事情，他以后在工作上还要同彭述之好好合作。然后彭述之说话。我倒记得清楚，彭述之认为罗亦农说的是一派冠冕堂皇的话，等于没有说。陈碧兰是否说了话，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她哭。我自己没有说话。这个会自然没有解决问题。 这里罗亦农和彭述之之间也有鲜明的对照。罗亦农积极做工作，并不表示苦闷，也不喝白兰地，而且常来宣传部同陈碧兰一道打麻将、说笑话，同彭述之的关系表面也很好。 我记得，一天早晨，彭述之夫妇尚未起床，罗亦农来向中央（当时陈独秀生病，瞿秋白和张国焘不在上海）汇报某项工作，并请示。彭述之躺在床上听他的汇报，给他指示。陈碧兰睡在旁边，罗亦农泰然自若，不以为意。我在旁边看见倒气愤起来。 罗亦农在同志中的威信一天天高起来。一天，他告诉我，他在某处讲演时，坐在前排的一个女同志呆呆地望着他。但是不久之后忽然传说：罗亦农找到爱人了，她名诸有伦，四川人，本是贺昌的爱人。我知道诸有伦，也知道贺昌同她谈恋爱。又听到什么人说，早晨去找贺昌时，看见诸有伦在贺昌的房间，即是说他们两人已经同居了。这个时候，贺昌正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在这样的事情上，罗亦农却没有同彭述之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它的政治影响。青年团员，凡知道这件事情的，多反对罗亦农。上海大学教授同志，施存统和李季，带头反对。李季说：“罗亦农讲演常常要说我们对于破坏我们的党的人应当痛恨，如同痛恨那些挖我们祖坟的人。那么我们也应当像痛恨挖我们祖坟的人那样痛恨罗亦农。因为他这件事破坏了我们的党的威信。”施存统说：“如此一来我们的恋爱和家庭太没有保障了。”施存统主张，我们的女同志至少应当先同现在的爱人正式分离之后再去爱别的人。施存统发这个议论是可以理解的。 彭述之却不支持这些教授同志去反对罗亦农。他反而认为上海大学那些教授同志构成了一种有害的倾向，知识分子的倾向，应当制止。他举苏联为例，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那些教授同志也曾形成了有害的知识分子倾向，斯大林注意了，于是亲自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教书，制止这种倾向。言外之意是说他彭述之要去上海大学制止这个知识分子倾向。但后来没有下文。 1928年我和我的爱人去上海一家旅馆看云南来的同志。意外地发现室内有很多人，其中有贺昌，有刘昌群，有周恩来。贺昌正在向周恩来控告罗亦农的种种罪名。（自然不包括夺去爱人的罪名。）周恩来走后，贺昌要我跟他一起反对罗亦农。我拒绝。贺昌反问我：“罗亦农给了您什么好处？” 罗亦农和诸有伦组织了家庭之后，便同赵世炎夫妇同住在窦乐安路。这个地方成为我们的一个俱乐部。我们几个人晚上来玩，罗亦农欢迎我们，我陪他的丈母娘、诸有伦的母亲打麻将。这位丈母娘是个寡妇，年纪不大，新从四川来带着小儿子看望她的女儿。恰值她的女儿组织小家庭，便住到小家庭内来了。 晚上常来窦乐安路玩的，除王若飞和我外，还有何今亮，他是来商量工作的。我似乎未在那里遇见瞿秋白和张国焘，更未遇见彭述之。尹宽似乎也未来过。王若飞的绰号叫做“八爷”，连娘姨都知道，门开时娘姨便报“八爷”来了。我来时怎么办呢？罗亦农叫娘姨喊我“九爷”。以后罗公馆搬到黄陆路，也是如此。 在黄陆路时候，诸有伦的母亲已经带着小儿子回四川了，诸有伦似乎也去莫斯科读书。诸有伦为什么要去莫斯科，罗亦农为什么同意她去莫斯科，罗亦农自己从来不同我谈。当时的女同志到莫斯科后仍旧同国内爱人保持关系的很少，另找新爱人的则占多数。我为罗亦农担心。 我从上海去武汉，在轮船上遇见潘家辰，他刚从莫斯科回国，闲谈中也说起了一些有关诸有伦的故事。我自然不会向罗亦农说，罗亦农接替张太雷做湖北省委书记后，一天我在他家里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罗亦农说是诸有金，诸有伦的妹妹，要去莫斯科读书的。罗亦农以姐夫的身份替她办理手续，准备行装。 顺便说到诸有金的下落。1932年上海一二八战争时，十九路军派了一个副官把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的重刑犯人解去杭州关押，我也在内。我们每两人共一副脚镣，又共一副手铐，从杭州车站下车后列队走到西湖边的昭庆寺。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指着另一队中的一个青年给我看，说这个人名陈尚友，是诸有伦妹妹诸有金的爱人。 1927年，罗亦农在武汉得知诸有伦同他脱离消息后，便以很迅速的手段填补他内心的空虚。他争取了当时在武汉负责妇女运动的李哲时同志。罗亦农牺牲前不久，为了逃避危险，已经把家庭拆散。他本人住在我家，李哲时另住一个地方。他死后李哲时才到我家来，伏在他睡过的床上大哭。他的遗体就是李哲时亲自去龙华野外收殓的。 我以后知道，诸有伦在莫斯科河上划船，经过桥下遇险翻船溺死了。 由以上所写可以明白，我说的不是个人私事，而是政治斗争，党内的政治斗争。罗亦农从此不能同彭述之合作，而贺昌也成为罗亦农的仇人了。 罗亦农在武汉 罗亦农是戴着“机会主义”帽子来武汉参加第五次大会的。他上台发了言，没有人拍掌，灰溜溜地下台来。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我对大会上的正式发言并不注意听，倒注意会外的活动。法国人所谓lescoutissesdetapotitigue。一天，我同尹宽坐在黄陂会馆草地上谈话，罗亦农跑了来，告诉我们一件秘闻，即说：莫斯科要撤换陈独秀，代之以一个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他说是韩白骅的弟弟韩白骋从莫斯科回来告诉他的哥哥的。我想这件秘闻，罗亦农当不止告诉我们两人。 大会快开完时曾休会一二天，我问王若飞为什么休会？王若飞气愤说：中委人选各方尚未谈妥。我至今还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谈”的，所谓“各方”指的是谁。显然，陈独秀派，即所谓“机会主义派”应算一方，因为如后来复会时候选名单所说明的，除陈独秀本人外，没有一个与陈独秀合作的人。这个候选中委的名单如此偏颇，以致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鲁易不能不站起来说几句话。他提议把лemрoв（彭述之）和Буxаров（罗亦农）两人列入候选名单内。大会接受了。这个提议大有关系，否则罗亦农不能在五届中委中发生如此重大的作用。 在大会期间，我同罗亦农除会场见面之外没有来往。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会议后不久，我听说中央派罗亦农去江西作省委书记。到武汉快反动时，中央决定在武汉出头露面的干部要调外地，并从外地调来干部做武汉工作。在这个决定之下，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调广东作省委书记，组织部长陈潭秋也调外地。接替张太雷的是罗亦农。新从西北军回来的刘伯坚作了组织部长，我蝉联宣传部长。 我自然欢迎罗亦农来，但有点诧异，人家为什么肯让他作这样重要的工作。后来，我听说，他曾从江西写信给张国焘，表示自己并非陈独秀死党，表示愿意执行五大路线。我听什么人说的？至今想不起来。说这种话的人，最可能是彭述之和王若飞，但这两人此时都不在武汉。可能是我回上海才听他们说的。 罗亦农来时湖北省委机关早已迁至汉口，但陈独秀尚未辞职。不是前任书记张太雷介绍罗亦农给湖北干部，而是陈独秀亲自在武昌的旧省委空下的大宅内，召集积极分子会议，介绍的。我参加了这个会。陈独秀先说话，然后罗亦农说了很多话。我只记得一点，即他说：湖北有很多的党员，有很好的群众基础，只要我们好好做工作，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我这次便同罗亦农合作了。但我没有群众工作经验，没有实干能力，刘伯坚刚从冯玉祥军队的政治部主任辞出来到武汉，不熟悉武汉工作，我们两人都不能帮助罗亦农。能帮助罗亦农的，是省委秘书长马峻山，是省军委负责人符向一，此外，还有中央军委留在武汉的顾顺章。 我们布置7月20日武汉总罢工。那是罗亦农通过马峻山去各区区委布置的。那日早晨，我同罗亦农坐汽车到汉口各区去看看，没有动静，罢不下来。足见我们在武汉的群众基础并不好。 在外县，我们布置一次咸宁抢劫火车的行动。那里的县长是共产党员，群众还保持着武装，大冶方面又有我们的游击队。罗亦农自己去咸宁布置，回来后本来想叫我去指挥这个行动，后来认为我不行，便派符向一去了。这个行动倒是成功的。我们劫了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得了一票钱和物资，符向一平安回到武汉，威宁县长和群众武装辙到大治方面去，归入游击队。 中央委员大部分去江西后，顾顺章主持的那部分军委力量便归罗亦农掌握，顾顺章服从罗亦农指挥，同我个人关系也很好，从五卅运动起我就认识他了。一次，我同罗亦农到他家去，他向罗亦农汇报了当日的行动结果。原来有两个上海流氓来汉口找顾顺章，要顾顺章给他们什么好处，否则不客气。顾顺章的助手曾培洪去旅馆看他们，他们对曾培洪说：要“劈杀侬”。于是顾顺章骗他们说，要带他们某地去当连长。他们随我们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个荒僻的地方处决了他们。 8月7日早上，我同罗亦农去参加紧急会议。他是中委，我代表湖北省委列席。秋白念了《告同志书》后，征求大家发言。罗亦农说了话，自己翻译给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听，但罗明那兹认为罗亦农把国民党说做不堪一击，犯了轻敌的错误。 八七会议之后约一个星期，罗亦农和瞿秋白作了交易：把中央组织织部秘书陈乔年调给湖北省委，把刘伯坚和我调给中央。从此以后我就同罗亦农没有直接合作的关系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罗亦农一面作湖北省委书记，一面作中央领导工作。显然八七会议以前就是这样。他调陈乔年去湖北省委，就是为了把书记职务交给陈乔年，自己专做中央领导工作的。 罗亦农是所谓“莫斯科派”的领袖之一，在第五次大会前后莫斯科派起了分化，少数人反对陈独秀，因此仍旧拥护陈独秀的人被称为“陈独秀派”。罗亦农此时处于矛盾地位：为了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他不得不向张国焘、瞿秋白等人表白自己不是陈独秀死党，他也曾在我面前谈起陈独秀的某些错误。例如，他说上海第三次暴动工人武装同北洋军队打得最激烈时，陈独秀写条子给暴动指挥部要工人武装向大场方面撤退；但为了培养他的基础力量，他不能不靠我们这些“陈独秀派”。在武汉不能不依靠陈乔年、汪泽楷和我，在上海不能不依靠王若飞和我们其他的人。八七会议后，中央是三个人领导的：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罗亦农的依靠力量是我们这些“陈独秀派”，李维汉依靠的力量是那些从湖南逃来武汉的干部，瞿秋白依靠的力量是“国际”，是俄国人，他在国内没有基础。中央的决议必须依靠“陈独秀派”或湖南干部去执行。 罗亦农在上海中央 中央于9月底迁回上海后，罗亦农肯定把湖北省委书记职务交给陈乔年而专心领导中央工作了。我和他仍旧密切往来，我忘记了他刚到上海时住在什么地方，但记得同他一起去看他尚未搬定的新房子，那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恰在此时发现他的尚未搬进门内的一只箱子失踪了，箱内装的是文件，于是紧张起来。顾顺章派人在附近马路上监视，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没有。显然是小偷偷去的，箱内东西对小偷没有用。罗亦农还是决定把东西搬走，而放弃这个新租的房子。 以后，他在新闸路麦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我常去玩。 1928年元旦，他坐了一部出租汽车到愚园路兆丰花园旁边“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接我，再到福煦路同孚路口江苏省委机关接刘静贞同志，一起到他的新闸路公馆去。这天晚上他举行宴会，办了好几桌酒席，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别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还记得不少参加的人。 陈独秀没有参加这个宴会。参加者有瞿秋白、杨之华、王若飞、陈乔年、蔡振德、王绍华、霍家新、贺子华、苏兆征、何资深、任旭、陈幼苏、邓小平、刘静贞、郑超麟、史静仪、夏子栩等等，主人夫妇不算在内，我记得狼藉的杯盘搬走以后，苏兆征拉着王若飞和我再谈下去，不放我们走。他有醉意了。他同我们谈起陈延年，说我们的眼泪只有向肚里流。贺子华最活跃，她招呼这个客人，那个客人，她和她的爱人霍家新就住在这所房子楼下。杨之华好像第一次看见贺子华，向别人打听这个人是谁。贺子华听到了，对她说：“我的名字同你一样。”何资深喝得相当醉，便发酒疯，坐在王绍华脚下，同王绍华海阔天空地说话。王绍华正拉着刘静贞问长问短，恨不得摆脱何资深的纠缠。任旭、蔡振德及其他几个人特别集中力量同我和刘静贞开玩笑，我受不了，便从后门逃出去。可是王若飞醉醺醺地追赶我，到街上把我拉回来，等等。 陈乔年、史静仪夫妇当时也住在这里的楼上厢房。 中央也常在这里开会，秋白有时在这里一住几日，他无聊时拿起毛笔画中国画，我看见了几幅，此时，我才知道，不仅他的在济南做道士的父亲是画家，他自己也是画家。 现在，我要倒叙1928年元旦以前的事情。 我不说所谓11月中央扩大会议的事情，也不说罗亦农几次去武汉和长沙视察和指挥暴动的事情，这类事情我都说不清楚。来上海后我就不旁听中央会议，罗亦农从两湖回来也从不告诉我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有例外，一次他告诉我，他在汉口预先布置好的一个接头处，那里住着一位广西女同志。见面两不认识。后来凭约定的暗号接了头。1929年我见到了这位女同志。又一次他带了许多湘绣回到上海来，告诉人说是何资深送给他的。可是后来何资深声明他没有送湘绣给罗亦农。关于党的工作，罗亦农还是没有说。） 我要说的，是罗亦农和上海中央同陈独秀的关系。瞿秋白来到上海后几日便去拜访陈独秀，态度还是很恭敬的，谈话内容我不知道，但陈独秀把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退还给中央，仍旧做宣传工作（党报秘书）。接着罗亦农也去拜访陈独秀。此次陈独秀要黄文容把两人的谈话记录下来。我不知道他们三人谈话的内容，但想得到问题没有解决。12月下旬，罗亦农来找我，说要借我的地方同陈独秀谈话，要用汽车请陈独秀来住在我这里三天。12月24日，黄文容把陈独秀请来了。我到曹家渡馆子定了一桌酒席请他们。入席的有陈独秀、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黄文容、黄婉卿、刘静贞、我自己。黄婉卿是冒充家属住机关的，刘静贞是被王若飞骗来看“老头子”的，到后才知道是我的家。次日，瞿秋白和罗亦农来到我家里同陈独秀谈话。我因为约定刘静贞去吴淞炮台游玩，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事先我向陈独秀遭了歉。他笑笑说：“你去罢。”第三日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没有参加他们的谈话。 罗亦农来上海后愈加依靠我们这批陈独秀派。王若飞是江苏省委（事实上的）书记，是上海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陈乔年夫妇来上海，就住在新闸路公馆，此时也派在江苏省委工作。任旭也在江苏省委工作。上海成了陈独秀派的堡垒。王若飞、陈乔年企图恢复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权，逼迫罗亦农表示态度。此时，罗亦农的地位很难处。他不敢得罪我们，更不敢得罪瞿秋白和国际同志，人家都把罗亦农看作“陈独秀派”，但我们把他看作“骑墙派”或“半陈独秀派”。我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即站在王若飞方面，但不积极活动。对罗亦农表示友好自不用说，对瞿秋白也表示友好。当时，潘家辰和庄东晓夫妇作上海的俄国同志的翻译，把《布尔塞维克》的文章择要译成俄文，有时也把俄国同志为《布尔塞维克》写的文章译成中文，交给我。潘家辰自己也写文章。这一类翻译的和写的文章，我很少采用。一来，因为其中有不少攻击陈独秀的话，虽不指名，但意义是很明显的；二来，因为潘家辰夫妇汉语水平不够，自写的和翻译的文章都须我加工，而我没有闲工夫。后果是俄国人通过潘家辰来质问我：为什么不采用他们的文章。我忘记了怎样回答他们。虽然如此，我还是采用了一二篇经过我内容加工和文字加工的文章的，但因没有完全排除其反对陈独秀的内容，惹起汪泽楷的抗议。一天在六大以前，汪泽楷遇着我，说了许多抗议的话。秋白还是对我友好的。他一天向我表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安下心来做俄文翻译的工作。这话是暗示，他并不要担任共产党的领导人。六大以后，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不能回国，但他还是向新中央的宣传部长蔡和森推荐我继续担任《布尔塞维克》的编辑。 1928年春暖的时候，罗亦农的新闸路公馆出了什么问题放弃了，把屋里的东西搬到其他地方去，李哲时也住到其他地方。他本人则带了简单铺盖到我家里居住。我让他住在黄文容调去组织部以后空下来的房间。他白天去爱文义路戈登路口望志里一幢房子楼上办公。 在上海中央的时期，罗亦农还有一件事可记，那就是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我在秋白家（池浜路）遇见他的情形，秋白桌子上摊着油印的书和一封信，看见我去后便告诉我：蔡和森报告中央，说王荷波一案，彭述之应负责任。原来此案是北京大学学生段洊告密的。段洊是湖南宝庆人，与彭述之同乡，常常同彭述之来往。罗亦农在旁插话说：“彭述之这个人不厉害。”我当时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能完全明白。就我的理解说，罗亦农的意思是说：即使彭述之叛了党，我们也不要害怕，因为这个人是书呆子，做不出什么坏事。我拿起桌子上的油印的书来看，原来是蔡和森写的一本《党的机会主义史》。我翻了几页看，内容是专门攻击陈独秀的。秋白对我说：“和森一向反对我（指秋白自己）。”我不明白秋白为什么说这句话，也许他看出书中和森攻击陈独秀的话也适用于他，也许他要缓和我对蔡和森的反感。秋白从不在我面前反对陈独秀。有一次我去他家，恰值李立三同他围炉谈话。李立三明说或暗示反对陈独秀的许多话，瞿秋白听着没有反应。李立三绰号“大炮”，往往控制不住自己的话。 罗亦农被捕和牺牲 望志里的房子我去过几次，似乎是进弄门后第三家。坐西朝东，一楼一底，上海普通的弄堂房子。楼下住着霍家新、贺子华夫妇，楼上前楼是罗亦农办公、接见同志的地方，似乎他本人没有搬到我家居住前已经在这里办公了。 一天夜里，罗亦农没有回家来睡觉，我有点诧异，但并不着急。次日，中央交通张宝全来通知，说罗亦农昨日在望志里被捕，我们才恐慌起来。不记得是我主动还是中央命令，我们夫妇带了随身的衣服搬到大世界附近一个公寓式旅馆居住，留下娘姨管家。说是去杭州玩几天就回来。中央叮嘱我，住在哪里要告诉中央。我到秋白家去打听消息，杨之华看见我就说，据戈登路巡捕房传出消息，罗亦农是被一对夫妇出卖的。瞿秋白禁止杨之华说下去。 下午（我不记得是搬出去那日的下午，还是第二日的下午），邓小平来到公寓看我们，特别叫我注意看今天的晚报。黄昏时，我买了晚报来看，上面有醒目的标题，说法租界某处（报纸上有详细地址）新搬来一对夫妇，早晨有人持枪闯入室内，打死了男的，女的躲入床下，受了伤，未死。于是我明白，这对夫妇原来是霍家新与贺子华。后来我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详细情节。 据中央所得情报，先一日，有个女人拿一封信给在戈登路爱文义路口站岗的中国巡捕，说是给巡捕房的。信内说，她住的地方楼上是共产党机关，每日有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亦农来办公，她要巡捕房去捕，交换条件是送他们夫妇去外国读书。那天，外国捕头带着巡捕冲进那幢房子去，罗亦农正在同吴芳谈话（吴芳似是南京党委书记），就被捕了。吴芳自称是卖水果的，外国捕头放他走。巡捕正要带罗亦农走时，后门闯进了霍家新，便被扣下了。贺子华用德语同捕头说：“他是我的丈夫。”还说了其他的话。霍家新也放了。巡捕只带罗亦农一人去。贺子华和霍家新于是搬去法租界某处，把地址通知中央。 我们夫妇大约在公寓住了两星期，就在上海报纸上看见罗亦农牺牲的消息，报上还登出他的横卧在龙华野外的遗体。经过考虑，并取得中央同意，我们搬回了愚园路房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李哲时在龙华收殓了罗亦农的遗体，又来我家收拾了罗亦农的遗物。我还记得，她一进来就伏在罗亦农睡的床上号响大哭。李哲时还在世，她可能记得罗亦农的遗体安置在哪里。 ※※※ 以上，我把这几日回忆出来的有关罗亦农的事情，都写出来了，其中也有间接有关的事情。也有十分平凡不值得写出的事情，但都不忍割爱。好在这并不是一篇什么文章，不必讲什么文法。多记一点故事，即使与罗亦农没有直接关系，甚至没有关系，后人也能由此联系到其他的故事去。 从以上所写的可以看出，我是从生活上，友谊上认识罗亦农的为人，而不是在共同工作上认识他的才干。我在湖北省委同他工作只有一个多月，我不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以致好多行动问题他都同马峻山商量决定后就做了。他信任我，在许多方面都照顾我。我也信任他。我把他看作实行家，开会只说事实，只谈行动，不谈理论。他从末作过什么理论讲话，也从未写过一篇理论文章。 罗亦农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杰出的领导人之一，聪明能干，有魄力，而且忠实于党的事业，不惜以身殉难。但他毕竟是人，“凡是人性都不见外”。即他也有弱点，也会犯错误。以上我写他连他的弱点和错误也写出来了。我认为不这样写，就写不出我认识的事实上的罗亦农。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
陈独秀与托派（郑超麟，198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陈独秀与托派 郑超麟1980年 （一）从莫斯科派到陈独秀派 （二）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 （三）中国托派的苦难 （四）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五）陈独秀与托派 （一）从莫斯科派到陈独秀派 一九二四年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 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头。这是国共两党正式合作的第一年。年初，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召开了第一次改组大会；若干共产党领导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黄埔军校办起来了；苏联的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发挥了作用；各地国民党党部大部分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二七罢工之后消沉下来的大城市工人运动重新活跃；共产党工作空前开展。此时需要更多的干部担任工作。为了配合这个需要，旅莫支部便派遣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回国工作。回国分为几批，前后算来，人数占据原来在校中国同志一半以上。留在学校的，也有一部分转到军事学校去，又有一部分准备延长半年再回国。 第一批是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回国的；第二批则是暑假期中离开莫斯科；暑假期中，暑假以后，甚至次年春天，陆续有人回国，不是成批的，而是二三个，或四五个一起回来的，也有一个人回来的。 这年以及次年春天回国的学生都在党内担负了重要的职务。彭述之坐镇中央，作宣传部长，每次参加中央会议。他不是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但掌握了中央委员的实权，召见干部，指示工作，连邓中夏到他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上海地委书记庄文恭更不用说了。陈延年一到上海没有几天，就被派往广州，作南方区区委书记。尹宽是暑假前回来的，早已去山东做省委书记了。赵世炎是单独一人回来的，在北京主持北方区区委工作。当时北方区是李大钊领导的，但事实上是赵世炎做工作。王若飞一九二五年初才回国，不久就去河南做省委书记。汪泽楷被派去安源担负党的领导工作。罗亦农初来上海，后去广州，后去北京办党校，训练干部，最后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来上海做江浙区委书记。陈乔年一九二五年初回国，帮助赵世炎做北方区工作。刘伯庄也是如此。任弼时，同彭述之一样，一回国，不经大会选举，便坐镇青年团中央。薛世纶起初在上海做中央会计兼秘书的工作，但能力不够，被派回湖南帮助李维汉，中央会计兼秘书换了任作民。郑超麟被派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中宣部先有一个工作人员张伯简也是这年暑假前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余回来的人被分配给工人部从事工人运动的，也不少；以后王一飞，颜昌颐等人学习军事回来，也有人在军委方面做工作的，等等。 一九二四年（包含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回国的莫斯科同志是团结一致的，是互相呼应的。他们受了共同的教育，尤其在回国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至于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干部和党员，对于我们这一批人都侧目而视，称为“莫斯科派”。这个称呼表面上不褒不贬，暗地里反映了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干部和同志的一种不满情绪，认为这一派人在党内占据特殊的地位，是无形的小组织。党内过去已经有一个无形的小组织，便是张国焘领导的“全总派”。南方做工人运动的李隆郅（后改名立三），刘少奇，项德隆（后改名英）一批人，不属于“全总派”，他们比较能够同“莫斯科派”合作。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虽然从法国直接回国，没有经过莫斯科，但也是属于莫斯科派。反之，张太雷，瞿秋白二人，虽也是莫斯科回来的，但不属于莫斯科派。他们以后渐渐站到反莫斯科派的地位去了。 “全总派”和“莫斯科派”都是无形小组织。全总派是以张国焘及其大将罗章龙为中心团结起来的。他们的团结是靠人事关系，是靠工作关系，说不上有什么理论或原则为团结的基础。自然，张国焘在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工人中心论不能说对于这一派的团结毫无作用。但莫斯科派，则主要靠理论和原则团结起来的，同时也靠人事关系。 莫斯科派的理论叫做“国民革命论”。 “国民革命论” 一九二四年初，至早一九二三年第四季度，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领导同志，时常在一起开会讨论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我知道这件事，但没有参加或旁听这种会议，不知道是那些人参加的，罗亦农和彭述之当然参加，是否有其它的同志参加，则不得而知。开会结果产生了“国民革命论”。 这种理论的内容具见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国民革命号”上彭述之写的纲领文章和第四次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那是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的。二者的内容是一样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国民革命论”的内容本来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所共同制定的；或宁可说，是国际制定，由旅莫支部领导人接受下来的。 我已有五十五年没有看见这二个文件了，一时也没有办法去借阅这二个文件，但其大意还是记得的。大体有二个论点。第一，强调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无产阶级必须在国民革命中争取领导权。[1]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的有系统的理论。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以前，以及第一次大会本身，都是把中国革命看作俄国十月革命那样性质的革命。我手头有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发的，其中说：“要使我们的理想社会有实现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又说：“共产党将要引导革命的无产阶级去向资本家斗争，并要从资本家手里获得政权，这政权是维持资本家国家的；并要将这政权放在工人和农民手里，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国共产党所做的一样”。我手头也有一份第一次大会通过的纲领，其中也说：“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总之，在一大以前及一大本身，都没有必须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连影子也没有。一大以后提出了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二大讨论这个问题，西湖会议再讨论这个问题，三大决议加入国民党，——但那是当作策略问题提出的，当作如何能够更迅速地更有效地发展革命运动和党的力量的问题提出的。 可是到了国共确定并实行合作以后，到了国民党联俄，而苏联又派出顾问，付出金钱和军火援助国民党以后，以前作为策略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够了，必须从战略意义提出问题，必须从原则上，从马列主义的根本理论上，替这个所谓“国共合作”（其实只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其一翼）的路线作辩护，于是产生了“国民革命论”，强调非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有根据么﹖有的，人们引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前的理论争论为根据，却不愿引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实践为根据。照此实践，则俄国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前便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顺带完成的。 至于“国民革命论”的第二个论点，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则分明是陪衬的，是装点马克思主义门面的。列宁革命前强调无产阶级领导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断言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失去革命作用为前提的。现在承认中国资产阶级尚有革命作用，用大量的金钱，军火，顾问援助中国资产阶级，直至于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为其中之一翼，在此情形之下怎么谈得上无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呢﹖ 争取革命领导权之为门面话，还可以用中共高级干部对此论点的理解来说明。带着这个“国民革命论”回国的彭述之，据瞿秋白在《反对彭述之主义》小册子中的揭发，他强调革命领导权“天然”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用不着争取；他认为中国并没有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鬼魂。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毛泽东，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即第四次大会宣布“国民革命论”后一年多，写这篇文章时，竟没有说中国各阶级中当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话。现在收在《毛泽东选集》内的这篇文章是有这句话的：无产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但那是《选集》出版时添入的，一九二六年文本中没有这句话。 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初，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革命论”作为党的正式理论，以此指导整个革命运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理论的破产。当初，我们从莫斯科回国以前都曾学习了这个理论，回国的干部都遵守这个理论，都以此为团结的旗帜。这个理论的破产也就意味着莫斯科派的解体。 党内的中心力量 莫斯科派不是有形的小组织，但不能否认它是无形小组织。旅莫支部本有三个领导人，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一九二三年初，卜士奇回国后只剩下罗彭二个领导人了，国共合作正式施行，“国民革命论”正式产生，派遣同志回国的命令正式下达之后，旅莫支部决议罗亦农留在莫斯科，继续领导旅莫支部，而彭述之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并团结和领导回国的干部，即所谓“莫斯科派”。为什么不留彭述之，而让罗亦农回国呢﹖我不明白，我未听说当初旅莫支部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一九二五年初，四大闭幕后不久，彭述之刚编完了《新青年》月刊第一期“列宁号”，就病倒了。他生的是伤寒病。此时罗亦农回国，来宣传部看我们。他坐在床沿上同彭述之说话，我恰好站在旁边。罗亦农说话中有几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至今还记得。他大意说：我们要在党内造成一种中心力量，有了这个中心力量便可以支配全党了。 当时党内的形势实是这样：从苏联回国的一批干部都是拥护彭述之和罗亦农的（除了蒋光赤外，蒋光赤在莫斯科是反对罗彭的，回国后不拥护罗彭，而拥护瞿秋白，但别的莫斯科派也反对蒋光赤）。这些干部现在都占据了党内的重要位置。只要同总书记陈独秀关系搞得好，挟天子以令诸侯，莫斯科派确实能够独占党内大权。以后的形势大体也是这样。 是不是罗亦农和彭述之在莫斯科已经商量好这样做呢﹖当然没有说得那样明白，否则罗亦农不必在彭述之床沿上说这番话了。但这个倾向在莫斯科已经有了的。 可注意的，是罗亦农说了这番话之后，彭述之唯唯诺诺，没有明确附和，也没有明确反对。根据以后的发展，我回顾这日罗亦农的谈话，做出如下的判断： 彭述之不会反对把莫斯科派团结起来，拥护陈独秀，挟天子以令诸侯，在中国共产党内造成一种中心力量，支配全党，——这样一个计划。他那日没有积极附和罗亦农那番话，决不是因为他反对这个计划，更不是因为他坚持俄共第十次大会通过的禁止党内小组织的决议，只是因为他要独占莫斯科派的领导权，不许罗亦农平分。在莫斯科，罗亦农拉第一把提琴，彭述之拉第二把提琴。表面上两人合作得很好，但我已经看出两人之间并非完全融洽的。罗亦农给彭述之起一个绰号，叫“孔夫子”。这个绰号传开了，至今仍旧流行。这意思是说，彭述之是书呆子，书读得多，理论一大套，但不会做事。彭述之不喜欢这个绰号，我们不在他面前叫他“孔夫子”，但背后还是叫的。彭述之自命为中国的列宁，但在莫斯科他只能屈居于罗亦农之下。到了中国，经过四次大会选他为中央委员，加入“主席团”（后来称常委会），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之后，他的地位不同了，罗亦农此时不过是一个等待分配工作的干部而已。他怎么会让罗亦农分享莫斯科派的领导权呢﹖那日谈话以后，彭述之决定住进宝隆医院，约好罗亦农搬来宣传部居住，就睡在彭述之的床铺上。临去医院以前，彭述之关照我，把他的写字台抽屉锁起来，不要让罗亦农去翻。我听了他的话觉得诧异，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以后，为了陈碧兰的事情，罗亦农和彭述之成了冤家，至死也未和解。这个问题，与我现在要说的事情无关，就不去说它了。 罗亦农和彭述之谈话中间似乎没有提到陈独秀。但这是不需要提的。在莫斯科，我们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谈到党的领袖，心目中只有一个陈独秀。李大钊是跟着陈独秀走的。张国焘、瞿秋白，蔡和森，谭平山，都不在我们话下。那几年，苏联兴起了领袖崇拜，苏共中央向党员和群众灌输领袖崇拜。我们崇拜列宁为苏共和国际的最高领袖，——在中国则崇拜陈独秀。但在我们这些莫斯科派中，彭述之，以及罗亦农，对于崇拜陈独秀是另有打算的。彭述之在莫斯科便以中国的列宁自居，可是他那时不得不屈居于罗亦农之下。一九二四年秋回中国后，他窜到罗亦农上面去了，可是又不得不屈居于陈独秀之下。他抱着陈独秀的大腿，只为的有天能够代替陈独秀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四届中央的常委会（当时名“主席团”），共有五人：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一九二五年国庆节前后蔡和森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的代表以后，直至中央迁武汉以前，常委会只有四个人了。我常常旁听常委会会议，看不惯彭述之的表演。他几乎每次都在陈独秀发表了意见之后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为陈独秀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占据了会议的时间，使人听了不耐烦，而彭述之本人并不觉得。我在旁听时，无意中流露了厌烦和鄙视的神态。瞿秋白很敏感，看得出我是厌恶彭述之的。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蒋光赤，蒋光赤把这个情况写进了他的小说《短裤党》。在蒋光赤的《短裤党》中有我的影子。 自然，开会时候，彭述之也曾几次表示过不同意陈独秀的话。他曾向我夸耀，在常委会开会时秋白和国焘都唯“老头子”马首是瞻，只有他彭述之敢顶“老头子”。他又说：“秋白不过是高等技术人才；国焘不过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是说，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 我们莫斯科派，以及后来陈独秀派，早已反对彭述之了，并非在第五次大会以后才附和瞿秋白去反对他。王若飞，陈乔年，任旭，何资深等人都鄙薄彭述之。陈延年反对彭述之，可能受鲍罗廷路线的影响，罗亦农反对彭述之则有私人仇恨发生作用，任弼时、萧子暲等做青年团工作的人反对彭述之则是受了瞿秋白和青年团国际的影响，又当别论。至于我们这些人反对彭述之，那只是反对他个人，并不反对他从莫斯科带回来的那个“国民革命论”，更不是借反对彭述之来反对陈独秀。自然，也有少数人始终拥护彭述之，如汪泽楷，刘伯庄。 莫斯科派的分化 第四次大会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过程伴随着莫斯科派分化的过程。这同人们事先预料的相反，罗亦农和彭述之以为我们这一股中心力量，随着党的发展可以支配全党，可是结果是随着党的发展，莫斯科派分化了，失败了，消灭了。 首先分化出去的，是陈延年领导下的一部分莫斯科派。南方区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穆清，宣传部长黄国佐（即黄平），都是那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干部，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和赞成过“国民革命论”的。可是陈延年等人在广州开展工作不久，便介入了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的斗争，而且站在鲍罗廷方面反对陈独秀。鲍罗廷的职务是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我不知道他是否兼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事实上他干涉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侵犯了正式的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的职权。陈延年尚未到任以前，一九二四年夏天，瞿秋白留在广州，鲍罗廷便指使瞿秋白以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同国民党打交道；许多言论和行动都不符合于当时中央的意向。陈独秀和蔡和森在上海生气，以中央的名义严令瞿秋白从广州回到上海。瞿秋白遵命回来了，心里留下疙瘩。陈延年秋天来到广州，鲍罗廷就指挥了陈延年，不顾所做的事情违反中央的意向。鲍罗廷和上海中央之间的争论，我不清楚，当时没有公开讨论过。我只记得一次，陈延年来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时，住在我家，同我说起一件事情，即鲍罗廷曾对陈延年说：上海中央只晓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句话。这意思就是说：上海中央只晓得原则，不晓得如可灵活运用原则。但争论的究竟是哪个原则，陈延年没有说。鲍罗廷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制定“国民革命论”以前便来中国的，伍廷康则带着“国民革命论”来到中国，指导第四次代表大会。我不说鲍罗廷不知道有个“国民革命论”，我只要说像鲍罗廷这个类型的“政治家”，根本不重视原则，不重视理论，只晓得玩弄政治阴谋。他在广州独断独行，根本不理会上海中央的意见，也不理会国际正式代表伍廷康的意见。每逢鲍罗廷和陈独秀之间严重争执时，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干部总是站在鲍罗廷方面的。如此，以陈延年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独树一帜了。 其次分化出去的，是在青年团担任工作的一部分莫斯科派。青年团反对陈独秀，比广东干部的反对迟得多。我不能确定始于何时，大概是一九二六年才开始的。共产党四大以后，青年团也开大会，改“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以任弼时替代张太雷为总书记。这本是莫斯科定下的方案，也是彭述之知道和同意的。到一九二六年，青年团渐渐站在反对派的立场。首先是受苏联内部斗争的影响，苏联的青年团对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有意见，他们特别反对共产国际正式代表伍廷康，认为这个人是“机会主义者”，“右派”。究竟在哪几个问题上反对，我不清楚。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反对派曾鼓动青年团反对苏共的三巨头（季诺维埃夫，加明涅夫，史大林），但托洛茨基被打下去，青年团也经过整肃，到一九二六年似乎不会站在托派立场来反对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但青年团反对伍廷康是事实，因之也反对所谓受伍廷康影响的陈独秀。中共中央为北伐问题发生争论之后，瞿秋白便去联合青年团一同反对陈独秀。 瞿秋白和张国焘都拥护蒋介石北伐。张国焘一向是以搞阴谋诡计著名的，但他的手腕还不如瞿秋白。在讨论北伐问题那一次中央会议上，张国焘是正面同陈独秀冲突的，瞿秋白拥护北伐不减于张国焘，但他并不正面同陈独秀冲突，而装做劝和的样子。从此时起，他就在幕后活动反对陈独秀。张国焘是否在幕后活动，我不知道，秋白的幕后活动，我是知道的。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托辞养病，不参加中央会议及其它工作，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早有觉察，深秋的一天，早晨，我正在酣睡，他来我家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要我陪他去西门路秋白家里。我们去了上楼进门只见秋白端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他看见我们二个人进去，态度有点窘。我们同他敷衍几句，就离开他了。在归途中，王若飞和我没有交换意见，我们也不需要交换意见。原来，秋白并没有病，而是努力写什么不能让人家知道的文章。这个谜底到一九二七年春才在武汉揭出来。他写的就是那本《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他写小册子外还鼓动青年团干部，任弼时，萧子暲等从莫斯科回国的人，以及贺昌，陆定一等并非从莫斯科回国的人，起来反对陈独秀。这一切都是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背后做的，他并不在中央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 总有第三部分的陈独秀派在现实的斗争中发现中央领导的错误而反对陈独秀的。我举不出具体的例。 我们这一批仍旧拥护陈独秀的人，很早就鄙视彭述之了，觉得这个人品格卑鄙，头脑迟钝，自高自大，不可以共事，不仅我个人，若飞，乔年，世炎，尤其亦农都是这样看的。每逢提到彭述之，我们都不愿再谈下去。但我们都明白分别彭述之和陈独秀；认为彭述之处处抱着陈独秀的大腿，十分无聊。 五次大会爆发了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中共许多高级干部陆续集中在武汉。张国焘，谭平山，张太雷，李立三，刘少奇，毛泽东，瞿秋白，罗章龙，蔡和森，等等，都在武汉。我不能确说每个人何时到武汉，从何处去武汉的。我只记得瞿秋白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间上海第二次暴动失败后离开上海去武汉的。中央常委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还在上海，陈独秀还是党的总书记呢。可是，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人便在武汉成立中央，发号施令。一时有二个中央，武汉的中央没有总书记，但用中共中央名义同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打交道了；上海的中央则由总书记陈独秀出面，同刚回国的汪精卫联名发表宣言。四一二以前，彭述之和陈独秀先后到达武汉以后，上海的中央才停止存在。 陈独秀和彭述之到达武汉时，瞿秋白那本有名的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已经出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已出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气氛已在武汉造成了。我迟至四月下旬才离开上海来到武汉，一到便去中央机关看他们。这是一幢三层楼洋房，楼下是警卫室和饭厅，二楼是会议室，三楼是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三家的住房。谈几句话后，大家都下楼来吃饭，有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黄文容和我，我不记得是否有陈碧兰和李一纯。吃饭中间，彭述之提起瞿秋白那本小册子。他向陈独秀说了一番话，大意好像是说要陈独秀同他联合行动，反击瞿秋白。蔡和森在旁边只是笑。陈独秀正色说：“你是你，我是我。”陈独秀不愿意同彭述之合作，进行党内斗争，彭述之只好孤军奋斗了。彭述之每日加紧写他的小册子，回答瞿秋白的攻击。 当时是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操纵着中央。他们预先在一个地方碰头，协调了意见，再去中央开会。他们分了工，开会时互相呼应，一切问题的讨论取决于他们的意见。彭述之同小媳妇一般，动辄得咎。陈独秀成为他们的傀儡，执行他们的决定。自然，他们的意见又是预先同鲍罗廷协调过的。 当时国际要撤换陈独秀，找另一个人代替他做总书记。可是作了试探，结果发现陈独秀在党内威望太高，不容易撤换；此外继任人选也很难定。曾经属意于谭平山，但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争取这个位置。又曾属意于陈延年，但陈延年拒绝了。一些人分析陈延年不是反对撤换陈独秀，而是自己不愿继承他的位置。 结果，在五次大会开会时，国际代表和瞿张谭三巨头采取了孤立陈独秀的策略：保留陈独秀，把一切接近陈独秀的人都排出于中央机关之外。五大开幕日，罗章龙以湖北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提出大会主席团名单，其中有陈独秀，但没有一个与陈独秀接近的人。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中央委员会，这个主席团提出当选人名单，其中有陈独秀，但也没有与陈独秀接近的人。名单提出后，鲁易以国际代表身份站出来提议把彭述之和罗亦农二人列入名单。大会接受了。但大会以后，新中央立即派遣彭述之去北京，罗亦农去江西，王若飞去上海，尹宽去广东，我去湖北，总之都不能留在中央。惟一的例外是陈乔年作中央组织部秘书。 我顺带说一件轶事。李维汉虽非从莫斯科回国的，但同莫斯科派一致，即过去也是拥护陈独秀的。在大会进行中，有一次李维汉同王若飞谈话，曾告诉王若飞：他们实行的是“清君侧”的策略。李维汉并不难看出当时党内斗争的真实形势。这话不是我亲自听到的，而是当时王若飞告诉我的。可是大会之后，李维汉便坚决站在反陈独秀的一边了。 到了这个时候就不存在“莫斯科派”了，有从莫斯科回国的人，但没有“莫斯科派”。继续站在陈独秀一边的人，无论从莫斯科回来的，或非从莫斯科回来的，便称为“陈独秀派”。 （二）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 八七会议以后的陈独秀派 现在众口一辞，都说八七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其实，陈独秀是自己撤销他的总书记职务，不是八七会议或别的会议撤销他的。我一向是这样说的。最近重读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其中也明白说：七月初某一日，鲍罗廷传达国际命令，要陈独秀和谭平山去莫斯科，要瞿秋白和蔡和森去海参崴，“次日，独秀即不视事”。这就是说，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一个多月，就自己放弃总书记职务了。[2] 也许八七会议正式作出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罢？然而不然。我参加了八七会议，听了瞿秋白宣读《告同志书》以及几个人的发言，都是批判过去机会主义错误的，无疑矛头对准陈独秀，但会议自始至终未曾点出陈独秀的姓名，更未曾有什么决议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最近出版的《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其中有蔡和森的发言记录，声明拥护新路线，批评旧的机会主义路线，但蔡和森也没有点出陈独秀姓名。 从五次大会到八七会议这二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力量对比已有不少变化了。瞿张谭三巨头的联盟已经破裂了，瞿秋白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张谭随同叶贺军队南征，鲍罗廷回国，鲁易和伍廷康免了职，“神童”罗明那兹派来中国，代替他们。更惹人注目的是过去的陈独秀派，罗亦农，从江西省委书记调来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到八七会议前夕，升为中央常委兼任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很能干，在这危急时候非他出来支撑不行。但这是表面的说法。事后，我听人说，他从江西写信给张国焘，表明他不再拥护陈独秀了，他要执行五大路线。我是得诸传闻，未曾证实，更未看到这封信。但我倾向于相信这个传闻。 罗亦农没有班底，他在上海工作依靠陈独秀派。他在湖北工作，以刘伯坚为组织部长，郑超麟蝉联宣传部长，二人都是陈独秀派；农民部长任旭原在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调来湖北省委之后不久就变为陈独秀派了。八七会议之后约一个星期，中央调陈乔年为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代替刘伯坚，调华林为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代替郑超麟，华林也是陈独秀派。郑超麟则回中央，负责恢复久已停顿了的《向导》出版工作。 试想，五大前后，中央竭力排斥陈独秀派，而八七会议以后陈独秀派又得在中央工作了。这没有什么奇怪。陈独秀本人已经不在中央了，罗亦农已经从陈独秀派变成半陈独秀派了。罗亦农没有“班底”，瞿秋白也没有“班底”，三个常委中只李维汉有从湖南逃来武汉的“班底”，但中央决议不能完全靠湖南人去执行。例如，恢复《向导》，便不能依靠湖南同志。七月间，张国焘曾建议找沈雁冰来恢复《向导》，但一算帐，要维持沈雁冰一家人的生活，就作罢了。八七会议后，他们想到我这个光棍，又想到我对出版工作有驾轻就熟的效力，就调我回中央了。九月底，中央迁回上海就正式任命我为党报编辑部的负责人。 在上海，中央原来任命邓中夏为江苏省委书记，但省委的班底是陈独秀派，不听邓中夏的话，只听王若飞的话。邓中夏向新迁回上海的中央诉苦：“我是副书记！”意思是说，省委实权操在王若飞手中。不久之后，邓中夏就离开江苏省委了。 尹宽在广东，同张太雷不能合作，回到上海来；中央派他去作安徽省委书记。何资深在湖南作省委组织部长，毛泽东上山去后作了省委书记。湖北省委是清一色的陈独秀派。北京是彭述之接替李大钊的工作。等等。 当时王若飞定了一个计划，要恢复陈独秀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第一个障碍是国际。正是共产国际，正是史大林，迫得一九二七年七月初陈独秀不能不“掼纱帽”，不能不自己撤销自己的总书记职务，或如蔡和森说的，“不视事”。此时国际决不容许陈独秀恢复总书记职务。一九二七年夏天，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如果不是国际干涉，陈独秀派是决不会失败的。第二个障碍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陈乔年、罗亦农先后被捕牺牲。罗亦农是“半陈独秀派”，当时站在骑墙地位，只要条件成熟，他以常委、组织局主任的地位，是可以赞助陈独秀重掌总书记权力的。第三个障碍是陈独秀自己。他完全消极，不愿再作冯妇，好多人去访问他，一谈到政治问题，他就拿别的话岔开了。例如，罗绮园访问他，谈起党内问题，他不回答，反而拿出他的汉字拼音方案，问罗绮园，这个汉字，那个汉字广东读什么音。据他自己后来所说，他当时正在考虑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考虑他本人应负多大的失败责任。他考虑好久都未得解决。有时，他也对当时中央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用书信形式写出他的意见，中央当然不会采纳。[3]他知道王若飞和陈乔年努力活动，但他不鼓励他们，也不禁止他们。有人认为他的消极是伪装的，他是在暗中指导王若飞作复辟活动。我反对这种推测，但我也不完全理解他为什么这样消极。事实证明，当他考虑的问题基本上获得解决之后，他是会积极起来斗争的。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托洛茨基的文章帮助他解决了问题，他就非常坚决地反对史大林，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共中央了。 在这三个障碍面前，以王若飞为首的陈独秀派注定不能发展。 在八七会议中央的领导下 八七会议后的中央，九月底迁回上海。瞿秋白和罗亦农二人对陈独秀还是很恭敬的。瞿秋白到上海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就去拜会陈独秀；他还是同过去那样象学生对先生的态度。二人谈什么话，我不知道。当时黄文容还住在陈独秀家里，做陈独秀的私人秘书，他也没有告诉我谈话内容。我只知道，当时陈独秀就把黄文容交还给中央，秋白也接受了。以后几日，罗亦农也去拜会陈独秀，不用说也是很恭敬的。那次，陈独秀就要黄文容把他和罗的谈话笔录下来。我也没有看见这个笔录。不久之后，黄文容被派来帮助我建立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机关。十二月下旬，罗亦农来我家，同我商量要接陈独秀到我家（编辑部机关）来住三日，以便他和秋白同“老头子”商谈。十二月二十四日，黄文容雇汽车接陈独秀来，住在黄文容房间。当晚，我办了一桌酒席请他们吃饭，客人来的有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次日瞿罗二人便与陈独秀谈话，我因私事，没有参加。三日之后，黄文容又把陈独秀送回家去了。 有一次闲谈中，瞿秋白告诉我：“老头子”曾说，如果早已决定退出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那他是会照办的。瞿秋白说时颇不以此语为然。他似乎征求我的意见，但我没有表示意见。 中央机关报有个编辑委员会，由中央常委任命：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最近我才看见这个文件，日期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我一向以为编辑部由我主持，瞿秋白作中央常委和编辑部之间的桥梁，他代表中央常委出席编辑部会议，传达常委的意见，他又代表编辑部向常委报告工作。最近看了那个决议后，我才明白记忆错误。那个决议是真实的，我从前一定知道的，但完全忘记了。不过，这样五人组成的五人编委是有名无实的，从来未曾开过一次会。瞿秋白，罗亦农二人代表中央，邓中夏，王若飞二人代表江苏省委，我则负实际工作。邓中夏不久就离开江苏省委，他从未到过我家。罗亦农，王若飞二人常来我家，但并非为了编委会事情来的。 《向导》改名为《布尔塞维克》，创刊号上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文章断言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们应当从头做起。出版后没有人提起我这篇文章，但我自己发现：我的观点同当时中央的观点，亦即国际的观点，背道而驰。原来，当时中央亦即国际，不仅不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而且断言中国革命还在高涨，高涨到更高的阶段。我于是警告自己：你还是少写政策性的文章罢。没有人指出我这篇文章违反国际的政策，没有人注意这篇文章。并非注意到这篇文章，而是同我闲谈，王若飞有一次告诉我，他陪何资深去见“老头子”，“老头子”说，你们看英美法诸国驻扎上海的军队一批一批地撤回去了，如果中国革命是继续高涨的，帝国主义怎么肯撤回军队去呢？王若飞说，他听了老头子的话顿然觉悟。我心里想，原来老头子同我一样，也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 《布尔塞维克》的社论，我总是推给瞿秋白去写的，他参加常委，熟悉政策。但第十一期编稿时不知忙于何事，瞿秋白不能出席编委会，社论只好由我来写。当时正在广州暴动刚刚失败以后，我以《苏维埃政权万岁》为题写了一篇社论。其中有几句话说：中国只有二个前途：要么是张作霖的军阀专政的“大龙帝国”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民党共和国，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这篇社论闯了祸。出版以后约二个星期，编辑部开会，瞿秋白报告说，李维汉在常委会提出，郑超麟写的社论不符合国际政策；我们的口号是“工农民主专政”，郑超麟却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于是瞿秋白在第十四期上写社论，纠正第十一期的社论。他用了很多力气说明，广州暴动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写社论了，别的文章也尽量少写。我这个异端却未在陈独秀的意见中得到共鸣。恰好相反。后来，我们接触到托洛茨基文章之后，我立即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未来革命政权性质的主张，而陈独秀恰好在这个问题上抵抗得很长久。 瞿秋白从武汉回上海后第一次去访问陈独秀，就请陈独秀在即将出版的中央机关报上写文章，陈独秀没有拒绝。以后我收到了他写的“寸铁”，每期好多条，一连好多期都交了稿，我全部采用了。现在《布尔塞维克》复印本还保存着，可以看到。他署名“撒翁”，我猜想这个署名表示他撤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除了“寸铁”以外，他还写了一种讽刺国民党的歌诀，每期《布尔塞维克》上都登载，但不是登载在正文位置，而是登载在两页之间的骑缝上，复印本内没有这个东西。我还记得开头几句： 三民主义，胡涂道地。 五权宪法，夹七夹八。 党化教育，专制余毒。 军政时期，军阀得意。 训政时期，官僚运气。 宪政时期，遥遥无期。 以后不知从何时起，他不写“寸铁”了，那个“歌诀”则更早停载。我从未听到他对于所出各期《布尔塞维克》有什么评论。 中央迁回上海的半年间，三个人都对我好：瞿秋白、罗亦农、王若飞。他们都要拉我。我对三个人都保持一定的距离。我知道王若飞和陈乔年在那里进行活动，但我不参加他们的活动。王若飞并不勉强我。他知道，我决不会跟着别人去反对陈独秀的。六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回上海来开始工作不久，云南省委书记王懋廷从莫斯科回国，路过上海，约我见面，交给我一份密写信。那是王若飞从莫斯科托他带给我的，而且告诉我如何显迹的化学药水，以及如何密写的化学药水。我照方配了这两种药水，显出字迹后，交给陈独秀。那是王若飞写给陈独秀的一封长信。他写好了这封信。由正常轨道通过中央转交陈独秀的，但明知中央不肯转交他的信，干是再密写一封信托王懋廷带给我。此信中，我只记得他向陈独秀汇报六次大会经过，以及他自己的感想，其中提到瞿秋白的《第O国际》和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称二者为“可耻的文件”。他托干燃廷转告我，要我把陈独秀的复信用同样的药水密写寄给他。我准备这样做。可是，陈独秀看到王若飞这封密写信后在我面前毫无表示，自然也不写回信。我记这件事情，是为的说明王若飞完全信任我，又为的说明陈独秀当时仍不愿意积极出来斗争。 在六大中央的领导下 一九二八年九月间，六大选出的中央在上海开始办公了。总书记向忠发是个傀儡，大权操在宣传部长蔡和森手中。据说，回国以前蔡和森曾问瞿秋白，《布尔塞维克》交给谁编好。秋白推荐我继续编下去。我在蔡和森领导下工作，同以前在瞿秋白领导下工作一样。但就私人感情说，我和蔡和森的关系，不如以前和瞿秋白的关系。工作还是做得开的。可是，这段时间并不长久，蔡和森便下台了，由李立三代替他。我同李立三合作，更不愉快。李立三是公开反对陈独秀的，他明白知道我是陈独秀派。二人之间不仅没有私人感情，而且互相敌对。中间发生了几次摩擦。我在编辑部会议上请李立三另择贤能。他当面不许可我辞职，但暗中征求在莫斯科的瞿秋白的意见。翟秋白决定派吴季严回国接替我的工作。吴季严未到上海以前，李立三则派已经回国的潘文育接收我的职务。我于是退职闲居。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如果瞿秋白在中央，郑超麟不会落入这个命运的。 李立三当权时就是这样粗暴处理陈独秀派。同我一样闲居的有尹宽，他交卸了安徽省委书记的职务；有彭述之，他交卸了顺直省委书记职务；有汪泽楷，他在六次大会上同王若飞一起行动，中共不派他工作；有刘伯庄，他从湖北省委书记任上逃回上海来，中央也不派他工作，有任旭，他的情况同汪泽楷一样。 我夫妇搬出中央机关，同蔡振德住在一幢房子，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带一个吃奶的女孩子住在亭子间，何资深本人则派去山东工作，中央关照山东省委不能派何资深做“政治性的职务”，不久省委出事，何资深被捕入狱，蔡振德当时是江苏省委委员：从江渐区委起，上海的党委班底多数是陈独秀派，六大后。若飞扣留在莫斯科，江苏省委书记换了李富春，班底也渐渐换人了，但还到下两个省委委员是主若飞的旧人：蔡振德和马玉夫。 一九二九年初，江苏省委和中央发生矛盾，进行斗争，以至于宣布“独立”。究竟为了什么问题，我都忘记了。总之，不是什么原则的冲突，而是人事的斗争，政治局委员李立三和项英，都是工人运动出身的。一九二四年，我初回国时，李立三管沪西工运，项英管沪东工运，两人互相比赛谁的成绩更好些。结果，李立三成绩更好，做了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不知从何时起，二人之间发生嫌隙。此时，六大以后，项英虽也在政治局，但地位和权与不如李立三。似乎六大之后，江苏省委书记是项英，以后才让给李富春的。项英唆使李富春以江苏省委的力量去反对李立三。省委组织部长何孟雄也积极活动。他们于是通过蔡振德和马玉夫找陈独秀派帮助，他们特别需要的是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何孟雄说：找郑超麟去，蔡振德在旁边听到了，告诉了我，李富春亲自来我家找我。那时，我住在李民治家。李富春同我说了斗争的情况，希望我协助江苏省委，我答应了。可是，他说、以后要我做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这话倒引起我的反感，我没有响，那几日，我们几个陈独秀派（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郑超麟、蔡振德、马玉夫等）都集合在蔡振德家，听蔡振德汇报斗争情况，并起草一些必要的文件。最后，斗争失败。那是周恩来发挥了威力，他召集了各地方在上海的同志，开一次会，以全国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同时中央政治局也开会，多数人围攻项英。因此，项英和李富春不得不放弃阵地、江苏省委改组，王若飞留下的陈独秀派蔡振德和马玉夫退出了省委。 在这次斗争中，陈独秀本人既不鼓励我们，也不阻止我们。待别可注意的，是这次不得不容许彭述之参加我们的活动。在一年以前，王若飞和陈乔年进行活动时决不会容许彭述之参加的，更不会让彭述之来领导。可是此次，陈乔年死了，王若飞被扣留在莫斯科。蔡振德，马玉夫，郑超麟都厌恶彭述之，但汪泽楷和刘庄拥护彭述之，我们也只好让彭述之参加活动了。 蔡振德和马玉夫退出江苏省委后，省委还是照顾二人生活的，而且把省委的房子连同家具，让给蔡振德居住。蔡振德邀我们夫妇住到那里去，二月中旬我夫妇二人搬去了。 陈独秀派向托洛茨基派飞跃 这是一幢三层楼房，蔡振德夫妇住二层楼，我夫妇位三层楼，亭子间住着何资深的爱人张以森，连同出生不久的小女孩毛毛。马玉夫常常跑来闲谈。 江苏省委失败了，我们陈独秀派的反中央活动被揭发出来了。陈独秀派究竟为什么反对中央？就我个人当时认识的，是：（一）八七会议及以后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央的指责不公平，革命失败不应由陈独秀负责，当时陈独秀是依照四大的路线行事的；（二）革命是失败了，八七会议中央否认失败，以为更加高涨是错误的，因之中央的号召暴动，各地的武装起义，徒然牺牲，无益于革命；（三）党内没有民主，高级干部之间又分许多私派相互作无原则的斗争；（四）个别领导人作风不正，品格恶劣。等等，其他的陈独秀派也许有其他的看法。总之，在此斗争中我们方面所提的问题都是很狭小的，很少提到原则高度上来考虑。那些根本的革命问题，其实我们也不懂；中国的现实，除陈独秀一人外，我们所知也不多。如此下去，即使中央宽容我们，不来打击我们，我们这个小集团不久之后也会烟消云散的。 三月十八日，即我夫妇搬到蔡振德家居住之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党的公安局来逮捕张以森，顺便检查我们两家的房间，发现了文件，把全屋子的人都捕去了。马玉夫恰好来串门，他也被捕去。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尽一切力量营救我们，加上我和蔡振德的一些社会关系共同出力，除张以森被判几个月徒刑之外，我们都于四月二十九日离开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 我们搬了家，安顿下来以后，尹宽又来串门。我们被捕那天，尹宽本来约好要到我们家里来的，不知道怎样没有来，因此逃脱厄运。现在他又常来了。大概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中旬或下旬，尹宽带了几份不寻常的油印文件到我们家里来。这就是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文件，翻译得很不好，油印得也不好，但看得懂。尹宽显然是被感动了的，他一脸兴奋的神气介绍我们看这些文件。我不记得带来的是哪几篇，是一次带来的，还是分几次带来的，总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我知道苏联党内有激烈的斗争，起初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对抗季诺维埃夫，加明涅夫，布哈林，斯大林等的当权派：以后，不知怎样，季诺维埃夫，加明涅夫，又同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反对布哈林和斯大林的当权派了。但他们争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我不清楚；我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争的也有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现在，文件摆在我面前了。原来托洛茨基早在革命失败以前就公开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基本路线的错误，在革命失败以后又公并指出布哈林和斯大林应当担负中国失败的责任，原来。托洛茨基早在武汉失败以后就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的。这同陈独秀和我们陈独秀派所认识的相同。我们立即接受了，立即由此进一步去研究托洛茨基的系统的思想，去研究他怎样来说明上述两个结论。他不是仅仅从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来作出这两个结论，他研究了并征引了许多事实和文件，其中包含一份王若飞起草的江苏省委的决议，决议中指出当时中共中央的许多错误。王若飞在莫斯科发表了这个文件，莫斯科的托派学生把它译成俄文送给托洛茨基看的。但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我们很难得深入理解。我们在莫斯科（此时集合起来的陈独秀派几乎都是莫斯科派）学过马克思主义，学过列宁主义，但没有学过托洛茨基主义。我们很就知道托洛茨基有个“不断革命论”，但不知道它的内容。我们过去也曾学过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革命发展阶段，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政权，等等，我们是一个一个去学的，门类太多了，凑不拢来，愈学愈糊涂，现在学了“不断革命论”之后，以上那些一个一个的门类便活起来了，便聚合起来了，再不会使入糊涂了。从此，我就丢开了革命失败责任问题和当前究竟是低潮或高潮的问题，而去“务虚”，即去研究那些相关联的理论问题。 托洛茨基意见还有一点特别吸引了我，即他自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在法国，少年共产党基层组织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问题时。我就表示反对，同赞成的尹宽展开辩论，彭述之，则是一九二三年秋在莫断科，特别卖力拥护加入国民党的。 我们都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一个星期的互相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洛茨基派了。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尹宽拿油印的托派文件给我们（蔡振德夫妇，郑超麟夫妇、马玉夫）看的同时，也拿给彭述之夫妇，王泽楷夫妇，刘伯庄等人看。彭汪二家住在昆明路一幢房子，前面就是提篮桥监狱高墙，陈独秀常到那里去。他在那里看到托派文件。他同彭述之，尹宽，汪泽楷等人辩论，他们说服他，我没有参加这个讨论。我们从狱内出来不久，那时陈独秀不到我家里来，我也不到他新搬的家去。尹宽来往于我家和彭家之间，陈独秀思想变化情况，我大部分是听尹宽说的。陈独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但他下次来时，就放弃他上次的不同意见，而以他们所说意见为基础而提出进一步的不同意见了。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上次他们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见了。如此类推，说服他时，尹宽用力最多。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或没有完全被说服。刘仁静回国以后，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的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 在这个辩论过程中，陈独秀不仅口头说，而且有时写了书面意见或文章，带来给他们看。我都看了，大概有七八篇。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也没有保存下来，非常可惜。当时的讨论也没有人记录，否则我们可以从记录和陈独秀的文章研究中国近代一位叱咤风云的思想家是怎样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全过程的。 这大概是发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下半月至七月上半月的事情。我所以着重日期，记叙时间，从我被捕和释放说起，只为的澄清流行的几种传说。 最流行的传说，是说陈独秀本来不知道托洛茨基主张什么，直到刘仁静回国，带来托洛茨基文件，陈独秀然后受到影响而变成托派的。其实，刘仁静和陈独秀见面时，陈独秀除理论上有上面所说的一点保留之外都已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我们陈独秀派更加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刘仁静是九月间回到上海来的，他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甚至他在国外，在托洛茨基那里知道了陈独秀和陈独秀派已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便托人带信给尹宽和我二人，要我们去法租界蒲柏路一个公寓看他。我们有了共同的托洛茨基主义语言。以后，我带刘仁静到我的家（在东有恒路），同陈独秀见面。 二人也有了共同的托洛茨基主义语言，刘仁静带回来二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家中作客时托洛茨基特意写出的自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第二件是托洛茨基批判布哈林写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关于中国革命的部分，题为《中国革命的时顾与前瞻》；第三件是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开过以后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题为《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这两篇文章都很长，而且都是俄文，中国反对派纲领草案也是俄文。 有人告诉我，刘仁静最近对北京某大学党史部门的访问者说，他带来的纲领草案已经译成中文了，交给陈独秀，后经过郑超麟加工译文然后发表出来。我是否加工译文，已不记得，但这是可能的。至于那两篇长文章，则我清楚记得，我同刘仁静分工，他译《回顾与前瞻》，我译《六大以后》，这两篇译文就作为我们铅印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第一集《中国革命问题》就是我们最初接触到的那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刘仁静未回来以前就出版了）。 其次是濮清泉的说法，他说陈独秀初知道托洛茨基主张，是他的外甥吴季严告诉他的。按吴季严同陈独秀和我们见面来往。是在一九二九年年底，他被发现为托派，被免职和开除以后。此事更在对刘仁静回国以后，那时陈独秀已经不需要吴季严拿托派文件给他看了。在被开除以前，吴季严做中央宣传部秘书，不敢同他的舅舅和我们来往。 又其次据说是彭述之的说法，他说他先从莫斯料回国的托派学生得到托洛茨基写的两篇文章，《中国节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然后拿给陈独秀看的。但事实上是尹宽从王平…得到文件，给彭述之看，彭述之再拿给陈独秀看的。彭述之有意抹煞尹宽这个环节；而且拿来的并非那两篇文章，而是几篇短文章，即我们铅印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所收的那些文章，至于那两篇长文章，则是刘仁静才带回来的，回来后才译成中文，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铅印出版。有此二集可以证明。 其他总还有种种传说，但我以上的记述是事实，一切不合于这些事实的传说都应纠正。 我们陈独秀派都成了托洛茨基派。但每个人的动机，目的，着重点并不是一样的。大体可以分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着重于现实的运动。承认革命是失败了，现在应当作和平的合法的运动，深入群众，在群众中扎下根，反对中央那种无出路的武装斗争，到了群众运动复起时候，再来准备武装。没有一个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因此，国际和中共那种所谓“取消派”的恶谥完全是诬蔑。俄国革命史上的“取消派”原名为Liqui-dateurs，法语意即“解散派”，主张解散秘密的党的。这是商法上的术语。一个公司，营业失败，宣布倒闭，然后“清理”之。Liquider就是法语“清理”之意，日本人译为“清算”，译Liqui-dateurs为“清算派”。“清算”什么？“清算秘密的党，即解散秘密的党。没有人主张解散秘密的党，就不能被称为“取消派”了。这个倾向中也有一部分人反对讨论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权性质一类的理论问题，只要讨论现实的活动和斗争的问题。另一个倾向注重理论，注重讨论革命的根本问题，但也没有人反对现实的活动和斗争。原来中国革命与当初俄国革命最大的不同点之一便是俄国人广泛讨论了，争吵了革命的根本问题之后，才去建党的，建党以后继续讨论和争吵这些问题。所以俄国革命者在革命活动中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都已弄清楚了的，各人都有自己的明确的看法。中国革命则不然。建党前没有经过广泛的明确的理论斗争。建党后也没有广泛的明确的理论斗争，就投身于命烈火之中了。一切理论问题依靠于外国同志，依靠于共产国际，相信他们会替我们解决的，而且会解决得正确。中国共产党的屡次失败，这一点未始不是一个原因。中国托洛茨基派的出现本来可以提供一个机会，以论战的形式锻炼革命者，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不幸斯大林的粗暴作风支配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觉，轻易放过了这个机会，只有极少数的革命者得到这个锻炼。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不仅远逊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远逊于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前的维新党和革命党之间的论战轰动全国，固不用说；就在戊戌政变以前那些守旧党和维新党之间，翼教派和今文派之间，也曾进行激烈的理论斗争。论争双方都是依靠自己来解决理论问题，绝不希望外国有什么人或什么机关，帮助我们把理论问题解决好。自然，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同于一国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因之可以用世界规模的理论斗争来相当替代一国规模的理论斗争，但这也不能减轻革命国家内部理论斗争的必要性。 陈独秀在这个思想斗争中是积极的.认真的，持久的，同以前一个时期不同。以前的消极，好多人不理解，以为是伪装的，是有意让王若飞去进行，自己躲在幕后指挥。也有人以为他是真消极，对于革命，对干政治，完全灰心，撒手不干了。现在可以证明.这两种猜想都是错误的。从一九二七年七月间他“不视事”起，到一九二九年五月他接触到托派文件为止，陈独秀的消极，简单因为他对于革命理论没有想通，他一个人考虑中国革命以及世界革命的问题得不到结果，他的身边的许多人，从王若飞算起，都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托洛茨基的文件才使他豁然贯通了。 我身边没有他的《告全党同志书》，也没有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但有他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七目的《答共产国际书》。书中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身负过重要的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而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书中又说：“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之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书中又说：“关于中国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就是：（一）将来第三次革命的政权是工农民主独裁，还是无产阶级独裁？（二）目前的任务是直接准备武装暴动，还是提出过渡时期的政治口号（如国民会议），作民主的斗争？” 托洛茨基的文件不仪对陈独秀发生重大的影响，也对当时世界各国的共产主义者，革命战士，发生重大的影响。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交给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起初是被扣留，不许发给代表们看的；后来，有一部分代表要求看它，苏共控制的国际才不得不发给各国代表团中三个代表看。并叮嘱不可外传。许多没有成见的，甚至已有成见的代表，都受到这个文件的影响，而改变过去对托洛茨基的看法。我听说，中国代表团派了三个人（瞿秋白，关向应，另一个我忘记了）去看托洛茨基这个文件，看后瞿秋白发生了某种动摇，但不久又稳定了；关向应则有更大程度的感动，自然以后也稳定下来。在其他国家，则我曾读过坎农的《美国托派史》讲演，其中说美国参加共产同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中他和另几个人被托洛茨基这个文件说服了，便设法偷了一份文件，带回国来。于是在美国共产党内进行托派活动。他有一个同志，战友，听说坎农成了托派，使从美国西部到纽约来，要劝阻坎农。二人见面，坎农知道他的来意之后，便请他坐下来，拿托洛茨基写的《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英文译本给他看。他坐在椅子上看完了这篇长文件，站起来，满脸堆笑，他自己一下子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们于是从理论走向行动。 （三）中国托派的苦难 我们的活动 首先，我们自己组织起来，分成三个小组，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新思想，托洛茨基主义。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印出以前，陈独秀和彭述之无疑看过而且同意的。我是否参加审查，已不记得。我们又把那时流传的托派文件搜集起来，铅印出版，名为《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著。只收托洛茨基本人的文章，苏联托派组织的无署名的文件则不在内。也有可能是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要求我们出钱让他们出版这本书的。校对的事是王平一及其它几个人担任。我有校对经验，但不找我做这工作，而叫毫无经验的王平一等人做这个工作，以致出版之后错字连篇，我看到特别难过。那些文件翻译得不好，有些句子还写不通。如果是我担任校对，即使当时没有原文可供校对，至少我可以把译文改得通顺一点。当时书名下没有写出“第一集”字样。刘仁静回国带来二篇长文，则有原文存在，翻译和出版就好得多了。我们出了《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我不客气地把校对工作招揽下来。此外，我们还出版油印的无刊名的刊物，我不记得出了几期。 这一切出版工作，铅印的和油印的，所需费用是陈独秀筹措的。不知从何时起，共产党就不付给陈独秀的生活费，他自己的生活费用，以及少量的活动费用，是他自己利用社会关系筹措出来的。我们自己的生活也靠自己筹措。我自己，起初是组织维持我们生活；一九二九年春被捕出狱后，改为替中央宣传部翻译俄文，稿费照字数计算，不翻译就没有稿费。每次我把译稿送到宣传部去，领回稿费和新材料。以后，不记得是我不译，还是他们不要我译，这方面的生活来源也断绝了。幸亏开了一家沪滨书店，经理是马任之，编辑是杨献珍，约我译书，才解决了问题。马任之是彭述之的小同乡，彭述之向他作了托派的宣传，把他拉到我们方面来。但杨献珍拉不过来。不久，杨献珍去北方，沪滨书店便全由马任之控制了。 除了文字宣传之外，我们还有组织活动，即争取党内同志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方面作用最大的是马玉夫。他是江苏省委中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认识许多任务人同志各工人支部的掌握人，此时虽退出江苏省委，党内关系仍旧存在。他争取了报馆工人支部和一个绸厂支部；又争取了许多个别工人同志，有铁路工人，电车工人，纱厂工人，印刷工人，建筑工人，等等；又争取了在上海长期工作的几个干部。彭述之和汪泽楷则在外地来上海的党团员中间活动，也拉过来几个人。 马玉人把拉过来的个人和支部，交给尹宽，何资深，郑超麟等人去联系。交给我联系的，是一个报馆支部和二个工人干部。报馆支部书记屠仰之完全站在我们方面，支部的二个干部一般也是站在我们方面的。屠仰之在小北门内一个旧式房子的大厅召集了报馆支部全体会议，我去出席，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立场反对中央的路线。几个积极分子附和我，但二十几个人参加的支部会议并非全体站在托派方面的。为了巩固我们的影响，马玉夫和我商量带屠仰之和另二个干部去同陈独秀谈一次话。我们借一个同志董铁肩的家里让这三个报馆工人同陈独秀见了面。我又利用我妻刘静贞同志是云南人的关系，在上海的云南同志中活动，其中有一个是云南省委派来上海同中央接头的代表。一个在印刷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和一个在铁路工人中活动的干部，则定期地同我见面，我去他们住处讲课，谈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由我个人的活动就可以窥见我们当时活动的一斑了。 我们被开除出党 正是为了我们这些活动，陈独秀和我们被开除出党。开除前几日，中央派了汽车来接陈独秀去一个地方同国际代表谈话。国际代表坐在写字台背后，有人引陈独秀到写字台面前，国际代表坐着，毫无礼貌，说了几句话，态度很不好；翻译站在他的旁边，把他的话翻译给陈独秀听，态度同样不好。不像同党内的同志谈话，却像法官审问犯人。陈独秀于是掉过头来，向房门走去。见面就此结束。几日后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议就在《红旗》报上公布了。我记得当时只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两人。最近看到记载，以中央决议形式只开除陈独秀一人，同时以经过中央批准的江苏省委决议形式开除了彭述之，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四人。我继续参加以杨贤江为书记的支部会议，而且在支部会议上以党员身份抗议中央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违反了党内民主。以后，我按时去开支部会议，杨贤江很客气地招待我们夫妇，说今天支部会议不开了。不久，有人告诉我，我们夫妇已被开除出党，决议登载于《红旗》报上，据说罪名是我在报馆支部鼓动同志反对中央，我又在刘少猷家同云南代表谈话，反对中央。我至今未见过开除我们夫妇的决议。记得开除以前，江苏省委派人同我们夫妇谈了一次话。来人是王克全和李初梨，李初梨作谈话记录，一言不发。 其它的人也是这样被开除的。最后一批开除是在八十一人宣言发表以后。中央先在《红旗》报上登载启事，问某某同志；八十一人宣言中有你的姓名，请你在几日之内向中央声明是不是别人代签的。过期没有声明之后，这些同志也都被开除了。 最近有人说，陈独秀是因为他为中东路事件写了三封信给中央，向中央进攻，所以被开除的。我没有看过中央开除陈独秀的决议，只能凭我的记忆说话。不错，中国共产党中央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前面是几篇骂陈独秀的文章，后面附了陈独秀三封关于中东路问题的信。不错，后来，一九三一年，蔡和森发表了一篇《论陈独秀主义》，说陈独秀关于中东路的信表明他确定地走入反革命。但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中央还是以他进行“反党活动”为理由开除他的，决不是以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错误意见”为理由。 我们被开除的人否认这些开除决议有效。我们一面抗议开除，一面仍自命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独秀发表了他的告全党同志书，我们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的共八十一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虚构的）。这二个文件，今天都保存着，最近也有人征引。我则有半个世纪长久没有再看过了，已忘记了其中的内容。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文件，那是一九三○年陈独秀回答共产国际的一封信。一九三○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陈独秀说，共产国际来电请他去莫斯科开会讨论他被开除党籍的问题，二月十七日陈独秀回答了国际一封信。 重要的是我们成立了正式的组织。我们成立了支部，成立了几个区委，选出了领争导机关，出版了机关报铅印的《无产者》。 第一届领导机关五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杜培之是某绸厂的支部书记，经过马玉夫活动整个支部都跑到我们方面来了。当时，我们也模仿中央倡导的原则，各级领导机关都要有工人同志参加。经过马玉夫推荐，决定选杜培之为中委。杜培之来参加了二次中委会，都是在我住的家里开的。以后，杜培之被捕，关在南京。马玉夫恐慌起来，怕他会说出开会的地方。尤其令人恐慌的，是杜培之开了会之后，曾当作笑话同人说：“我要发财很容易，只要我告诉国民党包打听，某月某日在某个地方可以捕到陈独秀，我就可以领到一大笔奖金了。”我们正准备搬家，马玉夫跑来告诉我们：杜培之在南京枪毙了。原来杜培之并非为了政治案件被捕的，他去做强盗，持枪抢劫，在京沪在线某一城市被捕，解往南京关押，不久就判决死刑。他始终没有说出他的政治活动，没有出卖陈独秀。 他的哥哥杜培林继续留在我们的组织内，我同他接触了一次或二次。可是，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以前，听说他也被捕了。统一大会以后三个星期，我们第一批中央委员被捕，我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中碰到杜培林。他改名王其昌，他原来也是在上海持枪抢劫未遂被捕的。他还有一个同案姓周，介绍给我，说是我们的同情者，他准备介绍加入我们组织的。杜培林有相当的政治水平，会说话。我们在司令部中同共产党政治犯辩论政治问题时，杜培林有时也插进来说几句话。后来他判了七年徒刑。王凡西出狱后在上海遇着他，同他在一个茶馆谈话，要他参与政治活动，他拒绝了。我一九四○年回上海后曾在电车上看见他在马路上行走。 五人领导机关缺少了杜培之后，马玉夫推荐罗世藩补入。领导机关的秘书长是吴季严。 我们出版了正式的铅印的机关报《无产者》，三十二开本，出了二期或三期。我没有在那上面写文章，但刊名是我提议的，刊名下面一行法文字是我题的，我又跑印刷厂做校对工作。印刷厂在北浙江路海宁路上，系我们的一个姓王的印刷工人同志所介绍的。自然是普通的营业性的印刷厂，可是我去送稿，送样时候，竟有几个工人认识我，同我打招呼。原来他们是我管理的中央印刷厂的工人，不知道怎么到这里来的。王同志就是前面说的听我定期讲课的二个工人干部之一。我去过他家，他也有线索可以找到我。《无产者》第三期或第四期被发现了，警察追究来历，抓去了王同志，判了半年徒刑。他没有供出线索，但出狱后也不再同我们发生关系。 我们在沪东，沪西几个工厂以及电车，有组织，有活动；在法南有知识分子中间的活动。沪滨书店可以给我们利用，我们同神州国光社发生了联系，替它办了一个杂志名《动力》，由吴季严主编。我们又组织全体同志发了几次传单，等等。 但当时，最认真，最努力去做的工作，还是同其它三个托派组织进行“统一”的运动。 托派正统组织的发生和分化 以陈独秀为首的我们这一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中途转变的，是正统的中国托派组织宣传和活动的结果。 正统托派组织发生于莫斯科，一九二七年就有了。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我都得于传闻，说不好。只能就我所知道说一个大概。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一九二五年秋天，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他是苏联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大学教师也有几个反对派。他们在中国学生中问活动，帮助中国学生成立中国托派组织。那几年正是中国革命高潮时候，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瞩目于中国革命，苏联党内斗争也以中国革命问题为三大争论问题之一。反对派很早就指出以史大林为首的苏共领导人通过共产国际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错误的，必将导致中国革命于失败。但史大林一派坚持自己的错误的政策。中国革命发展处处证实了托派对于史派政策的指责。于是苏联的党员和群众愈来愈多站到反对派方面来，中国学生中托派组织也愈来愈扩大，托派成员也俞来愈有信心。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苏联反对派在庆祝十月革命第十周年的游行中组织一次示威，反对史大林。在莫斯科和列宁格拉都有反对史大林的示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二人亲自参加了列宁格拉的示威。在莫斯科的示威中，中国托派学生也有几个参加了。 在这次示威以后，季诺维埃夫和托洛茨基便被先后开除出党了。似乎在这个时候，中山大学的托派学生面貌暴露较明显的，也被驱逐回国。他们便在国内组织托派。有一部分人还参加共产党的支部，在党内进行活动。托派组织的活动主要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在香港，有人进太古船坞做工，在那里团结一部分工人。在上海，他们出版了一个油印刊物，名《我们的话》。（托洛茨基一九一六年以前在巴黎出版俄文报叫做《我们的话》，也有人译为《我们的言论》。我不知道，他们出版刊物为什么非用托洛茨基过去用过的报名不可。）他们翻译了和油印了反对派的文件。他们还控制了一个小书店，叫做“新宇宙”。除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外，在香港，尤其在上海，发展的同志也不少，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党员。 综合我先后所知，比较有名的干部有区芳，史唐，陈亦谋，梁干乔，张特，陆一远，陆梦衣，张师，段子良，等等。 他们同在苏联的中国托派组织仍有秘密的联系，以上海“新宇宙”书店为通信地址。 一批托派学生被驱逐回国之后，莫斯科的中国托派组织仍旧存在，且有发展。据说，有个时候差不多有一半学生成了托派，不仅有中山大学学生，也有东方大学学生，且有其它学校的学生，连列宁学院也有一个托派，即刘仁静。他们的秘密工作做得很好，面目都未暴露。 一九二九年，他们听说要遣送一批中国学生回国工作，于是秘密开会，商议对策。他们决定，回国的同志参加正式的党的工作，而且比别人作得更好，但力求勿暴露自己的面目，等待机会在党内改造党。 这一批回国的托派学生，好几个人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吴季严做了中央宣传部的秘书，王凡西做了中央组织部的干事，杜畏之（即屠庆祺）也在中央担任什么重要工作，赵济，刘胤，濮德志等人参加了训练班之后也在党内做工作，等等。 刘仁静则是完全暴露托派面目的。他经由西欧回国，在德国和法国访问了那里托派组织，在土耳其住在托洛茨基家里几日，同托洛茨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结果托洛茨基起草了《中国左派反对派纲领草案》给他带回来，作为内部讨论的参考。刘仁静一到上海，便找老朋友谈话，例如恽代英就同他谈了话。他向恽代英攻击中央的官僚主义，恽代英否认中央有官僚主义，要他举出事实来证明，并说：如果中央真有官僚主义，他（恽代英）也要同刘仁静一起反对的。 刘仁静已经知道，我们独秀派全体变成了托洛茨基派。他托人辗转带信给尹宽和我，去法租界一个公寓看他。他很亲热地迎接我们。一九二六年他在青年团中央做工作时，我同他往来密切，我们春秋佳日一道郊游。他出国前夕，我还送他一条棉被，请他在东亚饭店吃一顿。我们见面亲热是很自然的。我忘记了那日他同尹和我说什么活。不用说谈到了我们成为托派的事实。上面关于他和恽代英的谈话，就是那日他告诉我们的。 不知道是那日还是另一日，他和陈独秀约定在我家会面。那时我住在东有恒路。我去公寓带他来我家，陈独秀在我家中等他。我记得，我们二人来到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从对面走来，刘仁静同他点点头，就走过去了。我问刘仁静，这个人是谁？他说是李墨耕。 他同陈独秀见面时已经不谈究竟是史大林对还是托洛茨基对的问题了。他拿出托洛茨基的《纲领草案》和托洛茨基的二篇长文，俄文打字稿。我们二人怎样分工翻译，我们陈独秀派又怎样出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前面已经说过了。 刘仁静回国以后不知多久，莫斯科托派组织破获，名单被发现，二百多人遭受了大祸。据说，解放后有一二人从西比利亚流放地回到中国来。已经回国的托派，名单上有名的，则国际或苏共通知中共中央，于是全体都被开除出党了。据说，中组织部长，周恩来曾通知这些名单上有名的同志，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留在党内工作。但没有一个人接受这个条件。 这些隐藏在党组织的人，平时与正统托派组织暗中都有联系。他们被开除之后，除吴季严及团结在他周围的几个人走到我们陈独秀派方面来以外，其它的人都走到正统托派组织去了。吴季严和他周围的几个人，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了名。 这一批从党内开除出来的正统托派回到正统组织后不久，便发生内部斗争而陷于分裂。这件事主要是刘仁静搞出来的。 刘仁静向来以老资格自居，又在土耳其会见过托洛茨基，带着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回到中国来。他看不起正统托派组织的那些年轻的领导人。年轻的领导人也看不起他。双方于是斗争，刘仁静便列举了年轻领导人的一些细微的错误大做文章，并团结组织内一部分人起来对抗那些领导人。这部分人多数是一九二九年才回国，新近才被发现而开除出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王凡西，当时名王文元。他们办了一个铅印的刊物，名《十月》，而且另立了组织。此后，有少数人，其实只有四个人，也效法了他们，另立组织，另出刊物，名《战斗》。当时，我们收到了美国托派出版的英文刊物，名Militant。此字应译为“战士”，“战斗员”，在党的意义上说，亦可译为“干部”。英文字典上是否有此意义，我懒得去查。这四个人，赵济，刘胤，王平一，徐麻子，——不理解此字英文字的正确意义，便译为“战斗”。他们出了《战斗》报，我未曾见过，不知是铅印的，是油印的。这个小集团以后也增加了几个成员，但人数比不上十月集团，更加比不上我们的话集团。 这三个集团互相斗争，但对陈独秀派的托派来说，态度是一致的，即认为我们是机会主义者，失宠于史大林，现在要借托洛茨以自重。三个集团都写信给托洛茨基，陈述他们对我们的上述看法。我们成立了正式组织以后也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明我们的主张，并把陈独秀被开除后发的《告同志书》，以及八十一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译成英文，各寄一份给托洛茨基。似乎我们没有向托洛茨基说明我们对于正统派的意见。刘仁静和王凡西组成了十月集团之后不久，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刘仁静便退出十月集团而单干了。他后来出版一个刊物名《明天》。他是托洛茨基在中国的“通信员”，常常写信给托洛茨基，也常常收到托洛茨基的信。我不知道他向托洛茨基怎样估价我们陈独秀派的。刘仁静和托洛茨基通信，我至少知道一个内容。那是在一九二九年十月间，我们尚未被开除以前，我奉了支部书记杨贤江的命令参加北四川路邮政总局门前的飞行示威。我把传单发完后遇着刘仁静，便同他结伴装做行路人在街上观察。我们看见有几个示威者被捕，看见一些清洁工人在打扫马路上的传单，装到垃圾车子上去。以后就分散了。刘仁静为此写信给托洛茨基，描写这次飞行示威，意在丑化这个行动，说明为此付出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但托洛茨基回他的信，却不赞同他的意见。托洛茨基认为这种飞行示威至少有一点作用，即向群众表明中国共产党仍旧存在。 刘仁静和我们陈独秀派时常来往，但从未谈到组织问题。我们没有人想起要拉他参加我们的组织，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要求参加我们的组织。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人说，刘仁静回国后要求参加陈独秀派的组织，做宣传部长，陈独秀不肯，于是一气投奔《我们的话》集团而反对陈独秀。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我用我们的话集团，十月集团，战斗集团，无产者集团，而不用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无产者社，因为当时各集团并不自称为“社”，而是别人称之为“社”，它事实上是一个集团。 协议委员会 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有四个组织。怎么统一起来呢？ 我们的话集团起初开出条件：机会主义的陈独秀派，连陈独秀在内，只能一个一个地加入他们的正统组织；加入前还须经过他们分别审查，批准。陈独秀似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可是彭述之说了话。彭述之认为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年纪太轻，没有经验，只能以我们经过了大革命锻炼的老人为中心，叫他们参加我们的组织。尹宽自始就主张，不是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也不是他们加入我们的组织，大家商量把几个组织，合并为一个组织。尹宽同其它三个组织的人接触最多，有一个时期赵济，刘胤就同尹宽住在一幢屋子里。尹宽明白前面那二种办法都是走不通的。各方面把自己对于组织统一的主张都向托洛茨基汇报。托洛茨基来信批评那些莫斯科回来的托派学生，说他们对陈独秀和陈独秀派的态度不对，他仔细看了陈独秀派的文件，认为原则上没有错误，莫斯科回国的学生所挑剔的那些论点是吹毛求疵的。托洛茨基又说，陈独秀懂得什么叫做革命，你们青年人未必体会得到。托洛茨基主张，你们几个组织先统一起来再说，理论上的分歧可以在统一的组织中讨论解决。 托洛茨基这封信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话集团不得不放弃原来的统一主张，不得不承认陈独秀派也是托洛茨基派，同他们是平等的。其它二个集团当然乐于接受托洛茨基这个建议。但陈独秀派（实在说是彭述及追随彭述之的人）骄傲起来了。表面上承认四个组织是平等的，事实上则是主张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来团结其它三个组织。 每个组织各派二名代表组成了协议委员会。我没有过问这个问题，说不清楚其它三个组织是谁当代表。只记得我们的话集团起初是区芳（另一个是谁不知道），区芳被捕后是梁干乔和陈亦谋。十月集团都有王凡西，另一个是宋逢春或濮德志。战斗集团，大概是赵济，刘胤都当过代表。无产者集团经过中委会正式决定，派马玉夫和吴季严为代表。 协议委员会开了很长久，没有进展。有一次，吴季严同我闲谈，说大家都学会了资产阶级政党议会斗争那一套，辩论这个问题，又辩论那个问题，在如何统一的问题上始终未前进一步。我既未曾过问协议事情，又未出席中委，完全不知道四个方面究竟争吵些什么。如果不是尹宽出来干涉，这个协议委员会还会继续争吵下去的。 这里要回头说说我们几个陈独秀派与陈独秀本人的来往。在大革命时代，谁也不知道陈独秀住在什么地方。每次都是陈独秀来找我们，我们找不到陈独秀。中央会计兼秘书任作民也不能到陈独秀住的地方去，以致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发生了一场陈独秀失踪的虚惊。好多天，陈独秀没有到任作民住的地方来办公了。大家开始恐慌。姑且等几天看看罢。愈等愈没有踪影。于是猜想，帝国主义或军阀可能秘密捕去陈独秀，甚至秘密杀害他。延年适来上海，他找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趋，一面流泪，一面探听他的父亲的消息。亚东图书馆的人说他们也好久未见陈独秀来。陈独秀一向常去亚东图书馆长沙路编辑所找汪孟趋的，他所知道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消息，大半从亚东图书馆听来，那里的伙计是绝对可靠的，可是，此次那里的人也好久没有看见他。我们派青年团员高尔柏回松江去打听消息。当时的江苏省长是松江人陈陶遗，与高尔柏家是世交或亲戚，如果陈独秀被秘密逮捕，总能探听出一点口风，可是什么都听不到，倒听到陈陶遗大骂那些军阀的胡作非为，特别在有关风化的方面。当时似是孙传芳在南京当五省联帅。一次，我在中央工农部或别的什么机关闲谈时，张国焘好像表示无望了。他同我们谈起陈独秀的生平，最后说，以他的地位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但他宁愿革命，以致落到这个下场。大家都认为陈独秀已经死了。任作民在民国日报上登载了寻人广告，也无济于事。可是，有一天，忽然陈独秀出现在任作民办公的交通处来。于是奔走相告，延年已经上了船，我们也派人把他从船上找来了。怎么一回事呢？原来他害了伤寒病，进了医院，他的神秘的爱人在医院服侍他，他不愿意我们的同志知道他的秘密。他说：他进医院前已经告诉任作民，他将有好多天不来的。他也在医院看到了民国日报上的寻人广告，但以为病快好了，不久可以出院，就不作理会。大家对这件事情是不满意的，但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批评了他。从此以后，好像他许可任作民一个人到他家里去。任作民去职后，成立中央秘书处，由王若飞任秘书长，我不知道王若飞是否去过他的家里。总之，任作民和王若飞都未曾说一个字透露陈独秀的家的秘密。 一九二七年三次武装暴动以前，这个家似乎已经散了。暴动前几日陈独秀便住在中央宣传部的机关，在这里开会，接见干部。暴动当夜他也住在这里，听取报告，发出指示。我也曾替他传递几次字条。一直到四月上旬他同汪精卫联名发表宣言之后才离开宣传部去武汉。 在武汉，他住在中央办公大楼的三楼上，黄文容作他的私人秘书。他“不视事”以后，便同黄文容隐蔽在一家纸行的楼上。回上海后住在福生路（老靶子路以北）一幢三层楼房子里。他住二楼，彭礼和夫妇住三楼掩护他。房子是王若飞替他布置的。去那里看他的人很多。我回上海安顿下来，就去看他；我结婚后也带着爱人去看他。我确定知道曾去他家的人有：王若飞，瞿秋白，罗亦农，陈乔年，何资深，罗绮园。汪孟趋也常去他家。 一九二八年罗亦农被捕后，彭述之劝告陈独秀搬家，陈独秀没有搬。一九二九年我夫妇被捕后，彭述之又劝告陈独秀搬家，隔了好久，陈独秀才搬了，仍在老靶子路北边，但更靠近北四川路。事后，彭述之向我解释：不是不信任我，而是怕我的爱人经不起考验。我出狱后，为避免背后有人跟踪，不去陈独秀家。 以上所记其实与我现在要写的主题没有什么关系，但既然想起就记下来了，多少是陈独秀生活上的一件轶事。 同中共中央闹翻后，陈独秀就从老靶子路搬开，到提篮桥一带居住，不把地址告诉中共中央。此时似乎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陈独秀的家。 大约一九三零年下半年，陈独秀搬到公平路附近的照华德路上的一个石库门房子楼上，那时好多人都可以找他：彭述之，马玉夫，我。当时小潘已经与他同居了。似乎二人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一九三一年，某一天，我在虹口小菜场附近一条路上遇着他，便与他同行，问他来做什么事。他说，他的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个人，同小潘说他是“老西”（即共产党），因此他要搬家。我说那就要立刻搬。他说问题还没有这样严重。我说，我来帮你搬家。过一个时候，在爱尔考克路附近的周家嘴路上，一家弄堂底的一个裁缝铺上找到前楼，租下来，不记得是他自己找的，还是我替他找的。我帮他雇了板车，搬了家。从此，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家。小潘不知道我的姓名，只叫我做“小胖子”。以后似乎他又从裁缝店楼上搬到本弄堂内另一家楼上。 尹宽始终没有去过陈独秀的家。那时他只能在彭述之家中看到陈独秀，每次都有彭述之在场。一切有碍彭述之的话，尹宽不敢说。彭述之好像是陈独秀的“总理”。一次，不知什么机会，似乎尹宽在路上遇着陈独秀，便约陈独秀到他家或别人的家去谈话，把协议委员会的情况告诉陈独秀。陈独秀才知道受了彭述之，马玉夫等人蒙蔽了。原来，在统一问题上，马玉夫和彭述之是一致，即都主张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团结其他三派。中央委员会秘书吴季严跟他们走。他们坚持这个主张。这是违反四个组织平等协议原则的。他们在无产者集团中央开会时没有报告真实的情况。 陈独秀反对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进行统一的主张。他明显感到我们这些人的暮气，而欣赏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的朝气。在此以前，他曾同一回国学生见面谈话。我忘记了，他是在我们支部上作报告，还是同我个人闲谈，曾告诉我他同这些青年人见面谈时的感想。他说，他好像在五四运动时同青年人见面一样，又像在建立共产党时同青年人见面一样，觉得他们朝气蓬勃，很有希望。所以我不相信濮清泉的回忆，他说陈独秀骂他们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为“乳臭未干，猴儿崽子”。濮清泉没有说是他亲自听陈独秀说的，还是听别人转达的。我从那时陈独秀告诉我的感想看来，陈独秀决不会存这种思想，更决不会骂出这种话。 陈独秀听了尹宽的话非常生气，下次中央开会便把问题提出来，于是引起他和彭述之争吵，接着中央便分为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坚持他们原来的主张，本质上就是主张以无产者集团为中心进行统一。我不知道罗世藩和吴季严采取什么态度。结果，陈独秀和尹宽胜利了，无产者集团撤回了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而改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出席协委员会。从此以后，中央开会每次都要争吵，而且吵得很利害，一直吵到开统一大会的时候。后来马玉夫就不参加中央会议，而秘书也由吴季严换成了何资深。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方面。 无产者集团换了代表以后，协议委员会的工作便顺利进行了。以前也讨论理论问题，但那时是互相挑剔，吹毛求疵的，并非真地在那里讨论理论问题。现在则是大家平心静气来讨论了，很容易达到共同的结论。于是切实商谈，如何筹备大会。协议委员会就变为大会筹备委员会了。委员会替大会起草各种决议案，在起草过程中也有争论，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和关于国民会议口号问题。这二个问题在协议委员会中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同时或者以后再讨论代表人数问题和具体布置大会问题。决定大会的和经费全部归无产者集团负担，代表人数则按各集团实际人数为比例各自选举出来。我们的话集团和无产者集团代表人数相等，十月集团的代表少得多，战斗集团则只有一个代表。 马玉夫退出中央，表示消极。彭述之则坚持反对，凡协议委员会决定的一切，他都反对，甚至说这是一种“分赃会议”。拥护彭述之的人则不敢反对陈独秀，而集中反对尹宽。尹宽的群众没有彭述之的群众那样多。于是陈独秀和何资深商量，把郑超麟拉出来。 我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之后，除了服从纪律，执行命令，去参加某个党的支部会议，教育拉过来的同志，同某些同志谈话攻击中央，等等以外，就不作内部什么活动了。翻译出版工作是我内行的工作，我必须自动承担，但文章是不写的，外交是不辨的，地位是不争的。赵济，刘胤同尹宽住在一幢屋子，怪尹宽封锁他们，不让他们同别的陈独秀派接触，他们特别指出要见见郑超麟，蔡振德，马玉夫。尹宽同我说了几次，我都没有去见他们。有人告诉我，一天几个人在彭述之家中闲谈，陈独秀说郑超麟这个人没有“领袖欲”。尹宽接下去说，郑超麟不是没有“领袖欲”，而是对于我们的事业没有责任心。尹宽的意思是说，他尹宽终日奔走，不是为了要当领袖，而是对于革命事业负责任。我究竟是没有“领袖欲”，还是没有责任心，我至今自己也弄不清楚。 我出来，首先担任沪东区委书记，接替了刘伯庄的工作。刘伯庄是拥护彭述之的。沪东区委应当有三个人，但我只记得铁路工人王芝槐帮助我工作，忘记了第三个是谁。当时我们的人都集中在沪东区，大多数支部就是原来的陈独秀派支部，似乎没有正式的工人支部，只有若干个别联系的工人。我们的话集团也有沪东区委。统一大会尚未开，但协议委员会工作进行很顺利，决定各集团的区委立即合拼。我应邀到我们的话集团在沪东办的一个小学去同他们的区委谈判合作。他们方面有三个人，为首的就是史唐。我久已知道这个姓名，现在第一次见面。可是史唐久已认识我，说起来才知道他原来是中央印刷厂的工人，倪懮天的徒弟，我常去印刷厂联系工作，那里好多工人，我不认识他们，他们却认识我。史唐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或以前被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一个印刷工人，短时间出国学习后居然成了很有知识的革命干部。统一以后，他跑去广西作中学教员，很受学生欢迎。由于他的影响，广西有不少的学生接受了托派的主张。这是后话。 史唐问我：“为什么很少听人谈到你？”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不同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来往，不参加协议委员会，不表示对组织统一的意见，在支部会议讨论理论问题时虽然有所主张，但未曾传到外面去。现在担负了沪东委书记职务，进行下层合作之后，我的姓名也常常挂在人家嘴上了。 我又主持沪东区的选举工作，选举无产者集团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因此我也卷入了内部斗争。例如，当时中央的几个工作人员组成的支部就发生了内部斗争。写蜡纸和管油印的是汪泽楷的侄子名汪复盛，开会时他就对区委书记布置的选举工作。这是汪泽楷授意的，他拥护彭述之，他曾为统一问题在我家里同我辩论，闹得不欢而散。如果协议工作拖延下去，那时拥护彭述之的人也会转移对尹宽的攻击来攻击我的。 无产者集团内部在统一问题上和选举问题上的激烈斗争，充分暴露了彭述之，尹宽，马玉夫三人的野心，他们都想充当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袖”。 统一大会 何资深负责布置大会会场。我们在大连湾路华德路以北租了一幢新建成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房子，王芝槐夫如和女儿住在楼下当房东，我们则装做租他的楼上居住。规定，五月一日至三日开会，除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 无产者集团的代表是：陈独秀，郑超麟，王芝槐，蒋振东，江常师，以后计算人数结果，决定添加一个代表，即彭述之。 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是：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两个香港工人。 十月集团的代表是：王凡西，宋逢春，濮德志，罗汉。 战斗集团只有一个代表：来燕堂。 这里，有两个问题各人回忆不同。第一，罗汉究竟是代表十月集团，还是代表我们的话集团？我一向记得，罗汉是代表十月集团的。濮德志最近的回忆也是这样说。但王凡西有不同的说法，他最近认为罗汉是我们的话集团的北方代表。此话如可以成立，则可以解决许多疑问：无产者集团有六个代表，我们的话集团代表也应当是六个，但上面所列只有五个。如果罗汉是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那么这个集团也是六个代表了；十月集团人数比较少得多，不应有四个代表，如果罗汉不是代表这个集团的，那么只有三个代表，是合理的。第二，彭述之是否参加了统一大会？我一向记得他没有参加，但当时参加过大会现在还活着的人都说他参加了。看来我应当改变我的说法。我记得他没有参加，还是受到后面提到的一件事情的影响，这件事情也许不能否定彭述之参加。 三天大会，除最后选举以外，都是讨论各种决议案，最重要的是政治决议案。这些决议案都是在协议委员会中起草好了的，起草以前经过长久的讨论，讨论而且是很激烈的。但那与协议委员会初期的理论争论不同，那不是争论理论，而是互相挑剔，吹毛求疵。后期的理论讨论则是各方面怀着统一诚意认真讨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关于同民会议问题，都是在协议委员会内得到大体一致结论的。其他如工人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妇女，青年等等决议案，以及章程，也都是得到大体一致结论的。大会不过通过这些决议案而已。政治决议案由陈独秀代表协议委员会作报告，报告之后还是有人发言，有人争论，那都是在枝节问题上，很容易解决的。其他几个决议案也是如此。这些东西都落到国民党特务手里了，可能还在台湾保存着。 大会选出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人都记得选出九个中央委员，但都忘记了还有两个候补委员。委员人选各人回忆不同。我的回忆是：陈独秀，王凡西，郑超麟，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区芳，王芝愧，一个香港工人；候补二人：宋敬修，彭述之。其中没有罗汉。这里发生争论的是：有无罗汉？彭述之是正式中委还是候补中委？有无区芳？我坚持没有罗汉；至于彭述之，则我记得最后两个人选票相等：梁干乔和彭述之，拿这两个人重新投票，结果彭述之票数多于梁干乔，他当选了，梁落选了。选出十一人中以九人为正式委员，宋敬修和彭述之二人则为候补委员。区芳当时关在漕河泾监狱，尚未死，选举他是为了尊重他。 五月四日休息一日。五月五日在开大会地方开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配工作：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凡西为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为秘书长。以上五人组成常务委员会。 第一次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件事情，给人印象极深，参加的人大多记得的，这就是彭述之致陈独秀信事件。统一大会代表原来没有彭述之，临开会时才补上去的。即使彭述之参加了大会、那也是第二日人家才送他去会场。彭述之早已写好一封长信，致陈独秀，信中大骂这次大会，说它是“分赃会议”，以及其他的难听的话。我们都去开会了，他把信送到无产者集团的秘书长何资深家里去，叫何资深送给陈独秀、彭述之不知道陈独秀住在哪里，只好由何资深转交。何资深不知何时交到陈独秀手里，开中央全会时，陈独秀把信带到会场上来了。他拿给大家看，似乎有一个人读，大家听。看完或读完之后，陈独秀就问彭述之，你现在还是坚持信内的意见么？大家都转脸对者彭述之看，只见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其实，如果换成尹宽，他就会急中生智，讲出一番道理的。我当时顿生怜悯，便替彭述之解围，劝大家不为已甚。一个满脸通红，哑口无言的人，确实是很可怜的。事后，陈独秀把开会经过告诉何资深，何资深责备我在政治斗争上太软弱，会误事，他说如果彭述之占到上风，他决不会饶过别人的。这个责备不能说没有道理。我记得这件事，又对于彭述之参加大会没有留下丝毫印象，所以一向以为彭述之直至五月五日开中央全会时才到大连湾路的会场。 中央全会还决定，责成组织部长陈亦谋尽快把四个集团的基层组织合并起来、指派吴季严，赵济，严灵峰三人参加宣传部工作。定名机关报为《火花》，迅速出版第一期，最后，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写信给托洛茨基同志，报告统一大会的经过。信我记得是王凡西写的，大家都签了字。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公开托洛茨基的信件，或有可能找到这一封信。 由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一日，我不记得做什么事。我不记得是否交卸了沪东区委书记的工作，如果交卸究竟交给谁。那时常到我家来的有王芝槐，有宋敬修。宋敬修特别同我谈起区芳，说区芳出狱之后要提拔来做领导工作。王芝槐有一天告诉我，马玉夫要知道王芝槐住在什么地方，又要知道我的家新搬到什么地方，他要来看我。王芝槐说，他都告诉了马玉夫。我说，告诉他好了。我当时毫无警惕。我自然不同意马玉夫对统一的态度，也反对他那时抱消极态度，但绝未想到他会出卖我们。彭述之把住了好久的家从沪东搬到法租界金神甫路去，把新地址告诉好多人，也告诉马玉夫，马玉夫也常到他的家去，但独不告诉我。我搬了家，也未告诉彭述之。 五月五日以后，二十一日以前、我们开了一次常委会议、审查《火花》第一期的稿件。我记得，我写的文章是论西班牙革命。我们决定五月二十二日再开一次规模比较大的会议。五月二十一日，我在自己的家里召集一次宣传工作会议。那日下午，吴季严，赵济，严灵峰三人都到了。严灵峰当时不属于任一集团，他声明待统一之后再参加组织。他是福州人，我知道有这个人，但以前未见面。那日，他说，他看见过我，即在他出国去苏联以前曾听我在上海大学演说。一九二六年，江浙区委常常派我去上海大学演说。不是上课，而是晚上开群众会议，好多校外的人都来开会，演说的也不止我一人。 这次宣传会议究竟讨论了什么和决定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当时我有一个计划要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以及历史问题。因为我们谈起马克思主义并不难，虽然那时我们所知不多，但关于中国的“国情”，则说来说去只有几句常说的话。那次会议至多提到这个计划，不见得有什么讨论和决定。 我们被捕 会开完之后、赵济走了，吴秀严和严灵峰留下来打麻将。我们的房东也上楼来参加打牌。我新搬来，不到一个月，今天许多朋友来作客，不得不借打麻将来解除房东的怀疑。这个房东也姓郑，二十多岁，宁波人，在什么保险公司做事情，而且是一个商团团员，巡捕房必要时会召集他们出来维持治安的。 我们正在打牌时，彭桂秋慌慌张张跑上楼来，一面就问我，余慕陶知道你的家么？我急忙把他拉到阳台上去，低声问他什么事。他说，余慕陶叛变了，今天晚上十点钟要捕人，要你逃走。我说，余慕陶不知道我这个地方。彭桂秋走了，麻将牌散了、严灵峰也走了，吴季严夫妇还留着，我把彭桂秋的话一讲，大家都说既然余幕陶不知道这里，这里就不要紧。吴季严夫妇仍留在这里，我则出去通知这个满息。首先，我到陈独秀家里，那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告诉他这个消息，决定明日的会议不开，他不到大连湾路去。我从他家出来去找彭桂秋，在那里遇着谢德磐，才知道彭述之是叫谢德磐来通告我的，而谢德磐自己不来，叫彭桂秋来。我一问谢德磐，才知道所谓余慕陶告密还是彭述之猜想的。有人告密，今晚十点钟要来捕人，是确实的。彭述之分析，知道他家的人只有余慕陶不可靠，因为有余慕陶最近出版一本书，请蔡元培作序。此时我才明白问题没有那样简单，告密的人也许知道我的家，甚至知道我们开大会的地方。 我立刻去找住在附近的刘仁静。他的爱人，陆梦衣的妹妹，已经睡在床上了，他自己还未睡。我把事情告诉他，他答应明天设法找人去通知开大会的地方。我回家路上觉得不妥，于是自己弯到开大会的房子去。他们都睡了。敲开门之后，我告诉他们这件事。当时我只想到可能性，没有想到必然性。因此没有坚决张当晚就逃走。我告诉他们明天会议不开了，但没有要宋逢春连夜去沪西通告王凡西等人。这都是因为我临大事不果断的弱点。当时我没有想到去通知何资深，因为知道何资深家的人很少，这些人都是可靠的。如果当时通知了何资深，他警惕性高，果断力强，会主张立刻弃家逃走的。回到家已午夜十二点钟了，吴季严还在等候，他们知道了新的情况，也没有作出新的结论。他们就回去了。我想，既然特别叫我逃走，虽然早已过了十点钟，我也不可大意。于是夫妻商量，准备一个小箱子，带一点必需的东西，出去住旅馆。正在收拾时，龙华司令部侦缉员伙同提篮桥巡捕房的中外巡捕来敲门了。 大汽车把我们夫妇连同烧饭的小大姐送到提篮桥巡捕房，关在铁笼之内；汽车又开走了，不久之后，送来了何资深夫妇。于是，我想到告密者是马玉夫。马玉夫知道何资深的家，彭述之的家，最近也从王芝槐那里知道我的家，以及开大会的房子。果然，不久之后，汽车又送来王芝槐夫妻和女儿，宋逢春和江常师。我们一夜末睡。上午九点钟以后，汽车送我们所有被捕的人到租界法院去，问了几句就送回提篮桥巡捕房来。入门，我们看见陈亦谋，王凡西，濮德志三人关在铁笼内。原来，开会的房子内还留下巡捕看守着，他们几个人如期赴会，都被逮捕了。王凡西带了张特一道去（我忘记了这次会属于什么性质），一进门，张特便被带上手铐，王凡西急忙冲向后门，巡捕去赶他，张特便带着手铐从前门逃走了。他到街上，坐上黄包车到江湾去，在江湾什么人家里敲脱了手铐。 据何资深说，那天早上，陈独秀到何资深家去，进弄堂便遇着何资深家的房东。房东告诉他昨晚何资深一家人被捕事。这话是近情理的，但不知何资深是想像出来的，还是听以后被捕的人说的。 我们在提篮桥巡捕房内，分别关在男看守所和女看守所。在男看守所，我们一起关在一个大房间内，大房间附近有小房间，其中也有犯人。一天下午，一个律师来，有个人陪律师来，从小房间内提出一个犯人来问话。我们中有人认识他是楼国华，从他和律师谈话中听说，他二十二日到大连湾路那个房子去找朋友，不幸叫错了门，就被捉来了，他是虞洽卿经营的一个什么公司的职员、陪律师来的人就是虞洽卿的儿子。因此，他和我们关在两处，分别处理。我明白，那是刘仁静托他通知住在那个房子的人逃走的。以后知道，他事先把家里的文件都搬走，做好被捕入狱的准备，然后去大连湾路敲那幢房子的。他本是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五月一日他的爱人、也是同志，分娩，他不能出席，才由宋敬修代替他出席大会的。 几日之后，全案都解到租界法院听审。王芝槐及其妻女，以及刘静贞，张以森不引渡，关押在法院的看守所（一个月以后才释放），楼国华以一万元保释候审。其余都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郑超麟，贺贤深，主义方，李纲，朱德明，王子明，王芝明。 我们一部汽车装到西门白云观去，那里是司令部侦缉队驻在地。队长姓马，安徽人，分别审讯我们。我报的姓名是王简，江西赣州人。他说；“不行，你连姓名都不承认，叫我怎么交差？”为此磨了很久，最后他拿出电刑来威吓，我仍不让步。他说：“你也要替我设想，我并不要求你做别的事情，只要你承认真实的姓名，承认加入共产党就够了。”说时，他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仲甫“二字，说道：“我也不问你这个，他是我的老朋友。”这样说，我只好承认了真实姓名，共产党员。 马玉夫知道惟有通过我才能找到陈独秀。我一进提篮桥巡捕房，司令部侦缉员王斌就要我“帮帮忙”，说出陈独秀住在哪里。他要求外国捕头用刑，捕头不答应。到引渡那一天，他双手一摊说，过了那么多天，说出来人也跑掉了。白云观马队长大概也认为即使我说出，陈独秀也搬了家，因此落得做人情。 其他的人，除何资深外，不是司令部指名逮捕的，故没有真假姓名问题。他们在白云观都照了相，拿给马玉夫指认，马玉夫总已认出，但并不强迫他们承认真姓名。何资深，则马玉大误为姓“贺”，哪一个书记又把“资”字误写为“贤“字，于是以“贺贤深”的姓名吃了六年多官司。这对何资深有好处，因为他是济南法院看守所的越狱人犯，国民党正在通缉，发现之后会解回济南处理的。王凡西，濮德志，陈亦谋，连家里地址也不说，挨了王斌几下藤条，也就过去了。 我们大概在白云观关了一个星期至十日，便解去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起解时，一个侦缉员告诉江常师说：“你们的事情，是马玉夫干的。” 我们在龙华约一个多月，才看见楼国华解来。他的朋友出一万元保他出去，保证随传随到。他以为无事了，就出庭听审，以便拿回一万元保证金。谁知王斌拿出他当大会代表时填的一张表格。那是从何资深家中抄出来的。 我们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内有活动，有斗争，有一些不寻常的事可记，但我不准备在这里说。我只说一件事。从外面传来消息，我和何资深二人要处死刑，其余都不要紧。十月底或十一月初，我个人提出去照相。老犯人都知道，照了相之后二三日就要枪毙的，无一例外。我自己也看见了几批犯人都是枪毙前照了相，这有什么办法呢？“瓦罐不离井上破”。可是，第二天平安过去了，第三天又平安过去了，以后几天都无事。最后全案七个人都收拾东西提到一个院子里去，一个法庭书记官拿着簿子站在台阶上宜读刑期。我判十五年，何资深判十年，濮德志判两年半，其余都判五年。宣读完之后，我们都解到漕河泾模范监狱去了。 据人家告诉我，我不死是由于熊式辉解除了上海警备司令职务，由戴戟接替的原故。戴戟是十九路军的将领，十九路军当时开来驻防上海，比蒋介石嫡系军队开明一些。 我们怎样由漕河泾监狱解往杭州，由杭州解往苏州，由苏州再解往南京，以及在南京狱中的五年半生活，我都不在这里写了。 最后，应当说说，我们怎么会知道五月二十一日夜里要来捕人的。我们的同志，沪滨书店经理马任之，原名马轼材，北伐时随何应钦军队来到福州，在福州进行革命工作，同福建国民党左派领袖潘谷公合作，一九二九年，潘谷公逃亡在上海，二人时常见面。龙华司令部军法官多数是福建人，其中有潘谷公的朋友。不知道怎样，潘谷公得到了逮捕我们的消息，便通知马任之，马任之急忙乘汽车通知家在金神甫路的彭述之，接着也要乘汽车通知我。适逢谢德磐在彭述之家中，彭述之说让谢德磐回沪东去通知好了，于是误了事情。马任之自然不知道还要逮捕何资深和大会会场的人。 如是我闻 我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夜里被捕至一九三七年南京轰炸以后的八月二十九日早晨出狱，共六年三个月都在狱中度过的。这个期间的托派活动，我不是亲知，而是得之传闻的，一部分在监狱内听说，一部分则是出狱以后才知道。以下所说，我不能保证正确无讹。 我们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时，外面就传来消息。说我们的话集团有四个人发表宣言，脱离托派，投降了国民党。这四个人是：梁干乔，张师，陆梦衣，第四个是谁我忘记了。他们那时是简单从革命走入反革命，却未以出卖组织和同志为手段向国民党献见面礼，比马玉夫略胜一筹。（我说的是“当时”；后来，张师和陆梦衣都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梁干乔则成了胡宗南部下的反共中心人物。） 这四个叛徒的作为并没有什么出人意外之处。我们的话集团本来是反对同陈独秀派统一的，接到托洛茨基信后他们不得不执行，但有少数人内心始络反对。这个集团的区芳派品质是好的，梁干乔派则不好。区芳被捕入狱后，梁干乔当权，他有野心要当统一的托派的领袖，以此耍阴谋诡计。他曾计划，统一大会选陈独秀为总书记，但选出后就派陈独秀去土耳其，而由他梁干乔代理总书记。结果，事与愿违。当选票数最少而又相等的是他和彭述之。第二轮投票时，彭述之当选了，他落选了。彭述之在到会的大多数代表中声名已经是臭的，但梁干乔比彭述之更臭。 我们开大会时侯，属于战斗集团的王平恰好因事回山东老家去。大会开后，他回到上海来，那些不满意于大会的人向他说了大会的坏话，他扬言要领导反大会的活动。这是我们未被捕以前传闻的话，以后不知何时他也跑去做国民党的特务，改名王伯平。 我们的话集团中有一部分人，在我们被捕以后，离开了上海去广西。其中有张特，史唐。当时广西是李自当权，招贤纳士，搞什么自治，要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抗。张特是广西人，其余的人不见得都是广西人。张特去做了官，参加了桂系内部的斗争，不久就抛弃托洛茨基主义了。但有一部分人，以史唐为首，不是去做官，而是去中学教书，在课堂和课后宣传托洛茨基主义，影响了不少的学生，在广西几次学生运动中发生了作用。但史唐等人不在广西发展托派组织，他们自己也脱离了中国托派组织关系。这是记述梁干乔四人叛变而连带说起的。 我们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时又看见新来了七个托派犯人：尹宽，蒋振东，刘毅，宋敬修，及其他三个人。他们都不关押于我所在的弄堂内。经过别人的了解，有两种说法：尹宽说，他们看见当时没有领导机关，他联合几个同志在福州路一个旅馆开会，要建立个领导机关，不幸一个与会人是特务，出卖了他们；宋敬修则说，当时已有领导机关，尹宽联合一部分人搞小组织，他宋敬修闻讯去旅馆劝阻，不幸一起被捕。究竟孰是，我弄不清楚。[4]以后尹宽和宋敬修都判了徒刑，蒋振东，刘毅及另三人则交保释放。后来宋敬修死在狱中，尹宽则借保外就医名义逃脱了。 以陈独秀为首的领导机关，不知道何时恢复起来。当时，我们被捕，宋敬修又被捕以后，照我的回忆，中央委员连候补在内，只剩下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王芝槐到浙赣路做小工去了，区芳已死于狱中，一个香港工人大会后就回香港。濮德志和宋逢春虽已出狱，暂时不参加活动。这个领导机关究竟做了什么工作，我也不知道，这中间经过了九一八事变，又经过了一二八战争．群众处于发酵状态，工作是有条件去做的。 一九三二年夏末或夏初，彭述之，李季，吴季严，杜畏之四人在上海中山公园开会或接洽什么事情，事毕，彭述之和李季从后门出去，吴季严和杜畏之从前门出去。顾顺章守在前门认出吴季严（但不知他的姓名），便把吴杜二人捕去了。解到南京卫戍司令部，杜畏之是安徽大学教授，与安大校长程演生通了电话，司令部派人送他去安庆交给程演生，他当夜逃回上海。吴季严终于被发现，判了无期徒刑，几年之后家属活动出狱。 一九三二年十月间，我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这个监狱的教诲所所长名沈炳栓，杭州法政大学学生，本是共产党员，四一二在杭州被捕，不知怎样替国民党做事情，当了中央军人监狱的教诲所所长。政治是复杂的，一般人总会说这个人做了叛徒，我当时也是这样看。然而不然。他在中央军人监狱中给政治犯尤其社会上知名的政治犯以各种照顾。我初去关在南监，几个月后他叫第二科把我调到优待间去，那里已经有两个政治犯在，都是中央大学学生，一个名杨晋豪，浦东人；一个名汪楚宝，苏州人，汪荣宝的异母弟。搬定之后，沈炳铨来看我们，说监狱有个计划，要教文盲犯人识字，因此调我们三人来这里编识字课本。他们二人都表示感谢并愿意担任这个工作。我没有作声。这个优待室在南监犯人的运动场边，我们放风时都看见的。据说，牛兰夫妇曾住在这里，以后调走了。我们一九三二年夏天，放风时看到住在这里的是两个政治犯，中共党员，名陈家康和甘泽民、都是外国留学回来的，我在龙华司令部遇见他们。此时这两个犯人替军法司司长王震南修理汽车，王震南叫监狱当局让他们住在这里优待间。放风时．我听犯人说话的口气，很鄙视那些住优待间的人。陈家康，甘泽民调走了，沈炳铨就讨下这个优待间给我们居住。 正在那几日，一天我认识的一个青年政治犯来看病（运动场对而就是医务所），我正在优待间门前活动，这个人告诉我说：“陈独秀被捕了”。好像一个响雷在我头上爆炸。我在龙华司令部看守所时，听到墙外空地上响了一枪，知道又有一个政治犯被杀了。几分钟之后一个看守兵，江西人，到铁门前告诉犯人，说刚才枪毙的是一个老头子，共产党头子。当时，我也吓了一跳，过后才从别的政治犯传出，枪毙的是向忠发。现在，在优待间，我希望所传不实，可是当日或次日，沈炳铨来看我们，装做不经意地说，陈独秀不会死的。我不假思索地说，他被捕后那有不死的道理。沈炳铨原想他的话可以引起我的惊讶，想不到我的话反而引起他的惊讶。他非常惊讶地问我：你怎么知道陈独秀被捕的？我不记得我怎样回答他。总之，他会感到这里的政治犯消息很灵通。事实上，这里的政治犯消息是灵通的。 几日之后，我打个报告给沈炳铨，要求不住优待室，回到原来的南监去。他只好叫第二科调我回南监去了。 既然提沈炳铨，我也应当说说后来的事情。一九三三年夏初，他又到南监来看我。他这次就明白告诉我，他是受我的朋友他的同乡华林的请托来照顾我的。他问我，现在有一个机会。即是军法司要调几个懂得外文的人翻译外国军法作为制定中国军法的参考，翻译的人住在北监，白天在教诲室工作，晚上回监房睡觉，我愿不愿意去？既然是华林的请托，情况便不同了。我答应去。 以后，我的爱人刘静贞来看我，告诉我陈独秀被捕事，说是谢德磐告密的。我问她：是事先告密的，还是被捕之后供出的。她才说是被捕之后供出的。 刘静贞在上海教书，每年暑假和寒假都要来南京军人监狱看我，在学期中也有一次或二次来看我，同时当然也要去看陈独秀，但到我释放之后我才知道她负有联络狱中和狱外的任务一上海组织的书信和文件由她带进狱中，狱中的文章和文件，由她带出狱外。每次，她都是把文件放在洋铁饼干箱底下，上面再放好饼干的。每个文件，她不见得都看过，而且她也不是负责联系狱内外的惟一的人。为了她经常担任这个工作的原故，陈独秀指示不把她编入支部。在上海的负责人似乎也有直接来狱中看陈独秀。当时发表的油印刊物的文章，以及至今还保存着的陈独秀的秘密信件，都可以说明这种狱内外联系的性质，以及陈独秀当时遥控上海托派组织到何种程度。 刘静贞一九五二年被捕后曾向政府交代了她那几年中负担的狱内外联系的工作。她于一九五七年出狱。想不到一九六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她受了批斗，人家要她交代“饼干箱”的事情，把她当时欺骗国民党专政机关的行为当作她的“反革命罪行”来斗争。 陈独秀被捕之后，上海的组织怎样恢复起来，我不清楚。据说，重要的是陈其昌，以后尹宽出狱来帮助他；尹宽第二次被捕之后，王凡西出狱也来帮助他。就在这个时候，党内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斗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个南非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到上海，从事新闻工作。他做了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的副主编．地位仅次于正主编斯诺。他名FrankGlasse，汉名李福仁。受他的影响，上海另一个左倾的报人伊罗生(HaroldR.Isaacs），由倾向第三国际转变为倾向第四国际了。这二人都想发展中国托派组织。他们找到了陈其昌，同时也找到了刘仁静。李福仁拿出三百块钱给陈其昌去设立一个印刷厂，一个特别的印刷厂：没有机器，只有铅字，每次把铅字排好，铅条夹好，就把油墨涂上去，印出书报了。刘仁静此时恰好从北平调了几个青年学生到上海来，夺取托派组织的领导权。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以刘仁静为总书记，斯朝少、刘家良、扈文章，王树本为委员，得到了李福仁的支持。似乎李福仁也是这个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但尹宽和陈其昌不承认这个中央委员会，不肯把他们掌握的那个“印刷厂”交出来。双方互相斗争，有理论问题上的斗争，也有组织问题上的斗争，也有个人生活上的斗争。这些问题，我都不清楚，只知道陈独秀支持尹宽和陈其昌，而刘仁静的中央则开除尹宽和陈其昌，连带着也开除陈独秀。这一切，李福仁都同意的，支持的。陈独秀不信任李福仁，说这个外国人是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叫同志们不要去理他。不久之后，刘仁静的中央被国民党破获了，全体被捕。于是领导机关又只有尹宽和陈其昌那一个了[5]。 刘仁静一案解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去，刘仁静立即做了叛徒，因之没有判刑，只送去苏州反省院反省。其他的中央委员，斯朝生，刘家良，扈文章，王树本则不肯投降，因此判了徒刑，刘家良判七年，其余三人都判五年。他们都解到中央军人监狱来监禁。 我在中央军人监狱遇着斯，扈，王三人，但没有遇着刘家良，因为刘家良还关在南监。他们不知怎样找到了中共一个政治犯．请他向我介绍他们的情况。我不认识这个政治犯，他却认识我：他在印刷工场做工，西部犯人放风场所就在印刷工场窗外。一天，不记得是哪一年，总之抗日战争前一年或二年，一个印刷工场政治犯喊住在放风中的我，我站在窗外，他站在窗内，说了几分钟的话。他告诉我，有四个托派犯人在南京司令部内表现得很不错，他们要找我谈话，怕我不信任他们，所以先要他给我介绍。以后，在放风队中一个人跑来同我并排行走，告诉我名胡文蔚（即扈文章）；另一次，则是王华亭（即王树本）同我并排行走，以后一连几次。胡王二人告诉我，他们同尹宽和陈其昌斗争的经过，特别说到印刷机关事，当时我还以为双方不过争夺一架油印机而已。想不到所谓印刷机关竟是一个“印刷厂”。王华亭还告诉我，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次，在浴室里，斯朝生遇着我，谈了许多话。他与胡王不同，谈的不是过去，而是未来；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不久就可以释放，于是斯朝生主张我出去办一个杂志，宣传托派的观点。我同这三个人讲话，都避免表示态度。他们也都在我面前骂刘仁静。 后来，出狱后，我听说刘仁静在反省院中表现得十分无耻。他做了反省院的“学生会”（或别的名称，总之是特务设立的犯人假自治的组织）的会长，何子贞做了副会长，完全站在国民党特务立场整共产党政治犯。我在中央军人监狱也看到了一期反省院刊物，其中有刘仁静捧陈立夫唯生论的文章。（按这期刊物中有刘仁静和彭康两篇文章，一篇是论老子的，一篇是论唯生论的，现在大概可以找到。） 斯朝生，刘家良，息文章，王树本四个人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狱。他们在南京先住旅馆，再回上海。在旅馆中，斯朝生表示他不干托派了。其余三人还在上海干下去。他们继续在托派内部反对陈独秀，甚至骂陈独秀为“四马路娼妓”。扈文章后来去东北参加什么抗日队伍，一去便无消息。刘家良在越南被捕牺牲。王树本则于重庆解放时死在中美合作所里。 那个印刷厂发生了一次风波。不知道是在刘仁静派夺权以前，还是以后。一个参加印刷工作的同志起了私心．要吞没这一副铅字，于是李福仁装扮英国捕头，邵鲁开汽车，电话小赵冒充翻译，到那间屋子去，把铅字抢出来。 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中，陈独秀和彭述之最后决裂了。濮德志和罗世藩站在陈独秀方面。外面，尹宽和陈其昌也是反对彭述之的。 与陈独秀，彭述之同时被捕的，除濮德志和罗世藩外，还有曾猛，何子贞，彭道之，宋逢春四人。曾猛判刑不久，就通过黄埔同学关系活动出狱了，他写了悔过书，被同案的人视为叛徒。何子贞也活动出去，但通过反省院，表现恶劣。彭道之是彭述之的弟弟，生伤寒病，死于狱中。宋逢春也活动出去了。 陈独秀在狱中还有一事可记，那就是一九三五年（恰切的时间查得出来）茅盾负责编辑《中国的一日》时，通过汪原放请陈独秀在指定的一天写一篇记事或感想。结果陈独秀写了一篇感想，登载在《中国的一日》内。茅盾也通过什么关系请中央军人监狱中的楼适夷写一篇，楼适夷也写，其中有我的影子。书出版后，我在中央军人监狱看到了。陈独秀那篇感想完全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同他平时站在中国一国立场谈中国革命，是不同的。这篇感想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南京分手一夕谈 一九不七年七月七日发生卢沟桥事变，从此时起进人全面的抗日战争。当时国共二党已经第二次合作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南京设有办事处、共产党要求释放政治犯，社会舆论也要求释放政治犯，但一些名流，陈独秀的老朋友，则早已活动要求释放陈独秀了。 还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八路军办事处设立以后，办事处一个负责人潘汉年曾来中央军人监狱探望他的堂兄潘梓年，告诉潘梓年说：普遍释放政治犯．国民党还不肯做，只说中共可以提出名单，指定释放某几个政治犯，那时国民党可以考虑。潘梓年回来说了、我间接听到了这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判了无期徒刑的潘梓年就比其他的政治犯先释放出去。于是才有释放政治犯的“名单”问题。如果所有政治犯都释放，那就没有什么“名单”问题了。 现在有一种传说，说中国共产党要求国民党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中包含陈独秀在内。我过去未曾听说此话，以常理推之，也不会有这件事情。陈独秀出狱，是那些社会名流活动的结果，与中共无关。形式手续是胡适和张伯苓二人出名保释的。国民党什么机关作出决议，说陈独秀“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准予保释。（出狱后，陈独秀八月二十五日以写给上海申报编辑部的信的形式提出抗议说，“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总之，陈独秀出狱，与中国共产党没有关系。 我还看到国民党特务龌龊的记载。一个说，周恩来曾去狱中看过陈独秀；另一个说，陈立夫和陶希圣二人从狱中接陈独秀出来，住在国民党中央的招待所，当晚陈立夫请客，陈独秀在筵席上说了许多感激涕零的话。这些都是有意捏造的混账话。周恩来绝没有去狱中看陈独秀的事情。至于陈独秀出狱，那是他的学生陈钟凡（当时任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亲自去监狱接他来陈钟凡的在阴阳营家中居住的。 至于我们关在中央军人监狱中的托派犯人和关在老虎桥监狱中的托派犯人，则我们的出狱更与中共的营救无关。此时，上海已经发生战争了（八月十三日），南京也开始轰炸了（八月十五日），国民党准备放弃南京，于是援用资产阶级国家战时疏散监犯的规定，释放大部分监犯，不论是政治犯，是刑事犯，是军事犯。濮德志、罗世藩、彭述之都于八月下旬出狱。罗彭立即去上海，濮立即回安庆。何资深刑期比我短，比我先四日或五日出狱，他还去老虎桥监狱看了陈独秀，他也看了濮罗彭三人。陈独秀安排何资深和我夫妇去安徽绩溪县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家中暂住。何资深未待我出狱，便由我妻刘静贞送去芜湖的科学图书社了。我至八月二于九日才出狱，立刻同我妻到阴阳营陈钟凡家去。那是一座二层楼洋房子，楼下设会客室、饭厅，楼上正房住着陈独秀和小潘，陈钟凡家属已经遣送回盐城了，他本人退居在楼上偏房。我夫妇去时，陈独秀和小潘都不在，我们都在楼上正房等候。小潘先回来，陈独秀下午才回来。下午有几起客人来访问他，他都在楼下客厅会见他们。我们夫妇在街上买点蛋糕，面包当作晚饭。那天夜里，我们都在陈独秀的房间中地板上睡觉，次日一早就动身去芜湖了。 我们上下楼梯时都看见陈钟凡从他的房间出来，陈独秀没有介绍我们姓名，只说我夫妇本住在南京东城，因怕轰炸避到这里来的。陈钟凡看见陈独秀总是垂于待立．像旧时学生见先生的礼节。我在陈独秀房内床头桌子上看到了陈钟凡新作的一首五言古风，赠送老师的。其中有两句用了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故事，歌颂陈独秀。 晚上我同陈独秀谈了话。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何资深前几日看见他，已经同他说了，他自然不赞成，但这晚谈话中他有意不提我的意见，只将他在狱中已经拟好的几条提纲拿给我看。我仔细看了。我也不赞成他的意见。我已经忘记了这几条提纲的内容，只记得其中有一条，说我们暂时对国民党政府“休战”。我特别反对这“休战”的一条。我看了不响。他知道我不响，就是反对。因此关于对此次战争的估计和态度的问题．我们就谈不下去了。我们于是谈些其他的问题。其中也谈到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当时我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一般的反对，而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各个方面都反对。我的反对，特别受了过去不久的莫斯科党狱的影响，而又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同斯大林一鼻孔出气的。我从陈独秀过去的态度，以及他那晚同我谈话的语气，知道他也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我把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凝结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我问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解散他们的党组织，而全部加入国民党？陈独秀想一下说：不会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不会完全发挥他们的反革命作用了。说时特别加重“反革命”三字。从这句回答的话，我完全明白陈独秀比我更加反对中国共产党。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国民党方面和共产党方面传出来的什么陈独秀要求回共产党工作的一类的话是纯粹出于捏造的。这些话现在还有人传说。甚至有人捏造陈独秀对董必武说的话：“回党工作，固我所愿”；又有人捏造陈独秀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口口声声说“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坚决拥护党的政策”，等等。陈独秀反对中国共产党只有比我更加彻底，所不同的只在于他当时并不反对共产党实行的联合国民党一同抗日的主张而已。陈独秀对此主张有他自己的解释，并不等于承认“党的路线和政策完全正确”。 陈独秀以后的言论和行动、直至于他的死，都可以用他那晚同我谈话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来说明的。 我们还谈了别的话，我只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要我负责完成濮德志和罗世藩二人在老虎桥监狱中已开始了的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即《苏联的现状与前途》）的翻译工作。原文是英文，我把已成的译稿和原书带去绩溪县补译和校正以后，就寄回上海出版了。似乎我出狱前，陈独秀已经把原书和译稿交给了我妻刘静贞。我至今还记得陈独秀对于这本书的评价。他说，托洛茨基这里不仅仅是反对斯大林和当时的苏联，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这就是我和陈独秀之间最后一次见面和最后一次谈话。 次日一早，我们夫妇就离开陈钟凡的家去中华门外的火车站向芜湖去了。他送我们到门口，看我们上黄包车出发后向我们招手示意。 我们夫妇到达绩溪县后还同他通了几封信。他写给我们的信可能还不会完全丢失。 我告别了他以后，他在南京，武汉，重庆，江津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我只间接知道一部分，只好让别人去回忆了。 （四）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回忆中国托派运动，回忆陈独秀与此运动的关系，不淡起中国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是不行的。要叙述这些理论争论，最后非追溯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可。 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评价 听刘仁静说，他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家中曾同托洛茨基议论陈独秀。托洛茨基着重陈独秀的革命家本质，但说陈独秀不是理论家。刘仁静后来反对陈独秀时，把托洛茨基这话说出来了。他的着重点自然放在陈独秀不是理论家这一点上，而不是放在陈独秀是革命家那一点上。他把托洛茨基这话当作一种贬词。我倒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托洛茨基心目中“理论家”三字的意义。 托洛茨基说的“理论家”是指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理论家，是指列宁和他那样的理论家，至少也是指那些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又熟悉马克思主义借以建立的那些理论体系的人而说的。这些理论家不仅精通理论，而且善于结合实际来谈理论，善于用理论来说明实际，当理论说不通时又能根据实际去补充甚至修正理论。陈独秀显然不符合于这种“理论家”的条件。 但这话并不是说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他在准备和参加辛亥革命时，在反袁反段领导新文化运动时，在建立中国共产党时，在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都有他自己的理论，都写出理论的文章。现在回头看看他革命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在每一个时期他都能凭借自己敏锐的眼光，看出客观形势的要害，紧紧抓住要害而提出应付的方略。在辛亥革命前，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维新”已经不行了，非“革命”不可，于是他从“康党”变成了“乱党”。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失败后，他看出了当时的形势，新军，会党，武装行动已经不行了，非直接攻击传统的道德和文化不可。于是他去办一个青年杂志，攻击二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孔孟学说。他不学康梁假借“今文学”去进行改革甲也不学章炳麟假借“古文学”去进行改革，而是干脆推翻孔丘本身。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好需要“打倒孔家店”，今文学的孔子和古文学的孔子都不能吸引青年人。五四运动以后，他看出仅仅进行文化革命是不够的，非进行政治革命不可，于是他投身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结合当时的志同道合的人建立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他的看法便与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发生分歧了。在一九二六年中山舰事件后他直接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而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可是遭遇到那些“中国通”的反对。这时他受了纪律的束缚，不能毅然决然同反对者决裂，像他在五四运动后期为了要不要“谈政治”的问题同胡适一流人决裂一般。所谓“大革命”失败后，他明白看出革命是失败了，而失败的责任应由那些“中国通”，最后应由当时篡夺了苏联大权的斯大林负担，但他弄不清楚斯大林为什么要否认革命失败，又为什么要把过去的错误推诿于他的身上。他思考了一年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二九年中期看到了托派文件之后才恍然大悟。 综观他的一生，过去看出形势要害，抓住要害，定出方略．固然是由于他的眼光比同辈敏锐，但也由于当时客观形势已经成熟了,容易看得出来。到了形势尚未完全成熟，不容易看出，那就光凭敏锐的眼光还是不够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系统的理论，需要精通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恰好缺少这个本领。他往往料事正确，往往看出客观形势的要害，却不能从系统的理论去分析这个形势，却不能看出尚未完全成形的要害。 但我们不能因此贬低陈独秀作为革命家的地位。不是马恩列托那样的理论家仍旧可以算作优秀的革命家。卡尔・李卜克内西是个响当当的革命家，但他不理解辩证唯物论，甚至反对辩证唯物论。反之，普列汉诺夫是熟读而且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但他看不清客观形势。就革命来说，与其要一个精通理论而看不清形势的人，宁可要一个不精通理论而看得清形势的人。陈独秀盖棺论定，应当说是中国的和世界的有崇高地位的共产主义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的思想家，理论家，即使不是马恩列托那样的理论家。 中国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 中国托派从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起就有内部的理论争论，一直到现在恐怕尚未完全止息。 我们陈独秀派一九二九年五六月间看到托派文件之后．不是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我们的接受有一定的过程。中国的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失败的责任应由斯大林负担，这二点我们立刻就接受了，因为正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但中国社会并非封建残余占统治地位，是早已资本主义化了，乡村落后的经济关系是受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支配的，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配合世界各国革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总之中国革命或中国第三次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几点，我们并非一下子就接受下来。我们各人经过相当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才接受了；接受的程度和快慢，各人情况也不同。抵抗最长久的还是陈独秀。他提出许多不同意见同我们（主要是同尹宽和彭述之）辩论，不仅口头辩论，而且写出文章来辩论。可惜陈独秀写的这些文章都丧失了。据尹宽同我说，每次辩论结果老头子都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我们的意见；但下次来时，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以我们的意见为基础再提出问题了。 陈独秀终于接受了中国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见，接受了城市支配乡村，资本主义利用封建剥削的意见，而目把这些意见化为他自己的思想的有机成分。他还从他的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说明中国的商业资本主义的特殊作用，甚至以他的古文字学知识说明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阶段。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周恩来和向忠发二人到老靶子路上陈独秀家里去谈话，正在此时彭述之闯进去了，这两个客人站起来同彭述之握手，说好久不见了。以后，彭述之也参加了谈话。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也不知道那日两个客人去的目的，但从彭述之或陈独秀口里知道了一个谈话题目，那就是讨论究竟是城市支配乡村，还是乡村支配城市。陈独秀提出这个问题，向忠发冲口而出，说当然是乡村支配城市，周恩来在旁转圜说：不能够这样简单说。周恩来懂得社会常识，知道向忠发的话会给人耻笑。此事发生于陈独秀正在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中，我并不以为这是他接受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看法的表现，因为城市支配乡村乃是常识，不必等待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才能这样说的[6]。这不过是时间的偶合罢了。但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政权性质问题上，他至死没有百分之白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一般接受了的，勉强接受了的，但并非百分之百没有意见，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底，他在答托洛茨基的信中还批评某些托派同志说的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的意见。其实，抱持这种意见的同志却是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而陈独秀至死还未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现在有文件可查的，是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当年列宁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屯革命”’。这是表示陈独秀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还在动摇。到了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回答共产国际邀他去莫斯科的电报时，则他提出“无产阶级独裁”来对抗中共中央的“工农民主独裁”。这就是说，他把政权性质问题解决了，因此社会性质问题也解决了。最后，到一九三八年，他只有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是否社会主义性的问题尚未解决。 当年，同陈独秀辩论的尹宽和彭述之也到死未曾正确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当年，在我们几个小组的讨论中，尹宽曾反对我们同党内的人讨论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他认为我们只在革命高潮低潮，革命失败应归谁负责，现在应该进行合法的和平的斗争等问题上同党内的人讨论就够了。他认为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是学院派的，是有害的。尹宽会写文章，但我忘记了他是否写过理论性的系统性的文章。由他这个反对．我想他恐怕不见得理解清楚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什么。 当年，我在小组会上同彭述之发生一次辩论。陈独秀和彭述之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我陈述我的意见：中国革命本来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过去的失败，从理论上说，就在于把中国革命看做资产阶级革命。我这个意见，其实是卑之无甚高论。一九二二年六月我在巴黎同许多其他同志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时就是抱持这个思想的。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通过的党纲也是抱持这个思想。党纲说：“我党纲领如下：（一）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二）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制品等生产资料；〔四）联合第三国际”。彭述之大概不知道这个纲领（我也是最近才看到这个纲领），他在那次小组会上反驳我，说中国第三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但第二次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因为群众的觉悟可以决定革命的性质，在第二次革命中群众还没有这个经验，因之也没有这个觉悟。辩论过后，陈独秀发言，说得很慎重，但意思是倾向于彭述之方面的。这个问题在无产者集团没有辩论下去。以后，在协议委员会中，王凡西起草文件，写了“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又引起了轩然大波。首先是刘仁静发起攻击，据说《无产者》也有文章攻击。我忘记了这件事。其实，王凡西是有托洛茨基自己的话为根据的。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过：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将被迫于动摇封建所有制同时就要动摇资产阶级所有制。总之，王凡西和我（我们当时尚未见面）至少形式上有不同；他只就第三次革命立论，我则以为第二次革命，即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也应该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谈到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刘仁静当然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对于这个人的思想，我始终摸不清楚。他以思想善变著称，一会儿左，一会右。我说不出他是否正确理解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没有提到他，倒不是因为他后来堕落为反革命，为叛徒，为胡宗南和C.C.系的鹰犬的原故。 我们内部一九四二年的再分裂，也与革命性质问题有关（自然不是完全为了这个问题）。原来彭述之不仅否认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性的，而且否认第三次革命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性的。他认为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阶段还是民主革命，须待完成这一阶段的革命之后才能“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不知道，过了几十年之后，彭述之今天是否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更多的理解？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我手头没有托洛茨基一九二八年最后写出的《不断革命论》小册子，也没有他一九○五年首次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公式。在中国找不到这些东西。但我手头有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写的“不断革命论”公式，那是斯大林一篇反托洛茨基的文章所引，收在《列宁主义问题》内的。斯大林这本书是我的爱人刘静贞于一九六四年送入狱内给我看的，没有发生改造我的思想的效力，却给我以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公式，让我在狱中得以时时对照这个公式来检查我的思想。 现在，我把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所引的托洛茨基公式转引于下： 正是在一九○五年一月九日事变到十月罢工这个期间，本书作者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形成了获得“不断革命论”名称的那些观点。这个陌生的名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可是它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面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白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我们看见，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正是按照托洛茨基这个不断革命论公式进行的。 这里应该说说，在这个问题上，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和争论，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二人之间趋于一致。 托洛茨基一九○五年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同列宁发生争论。 托洛茨基认为，在当时落后的俄国，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要越出历史上这个革命的范围之外，无产阶级政权就不仅要深刻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深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列宁则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越出历史上这个革命的范围以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开始，这两种革命是不能互相交错的，因此列宁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列宁这类言论很多，我只能引一二条。 列宁在《二个策略》第十章中说，“我们的口号，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无条件地承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认为它决不能直接越出民主革命的范围。” 列宁在同书同章中强调这两种革命不能混淆，不能交错进行：“把小资产阶级为完全的民主革命进行的斗争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斗争混淆起来，有使社会主义者遭到政治破产的危险。马克思的这个警告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在同书同章中，更进一步强调不能交错进行的道理：“当然，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和将来的成分会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会互相交错，雇佣劳动及其反对私有制的斗争在专制制度下也有，甚至在农奴制时代也已经萌芽了。但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逻辑上和历史上把发展过程的几大阶段分开。但是，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么？难道在欧洲民主革命的时代没有许多社会主义运动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尝试么？难道欧洲不是还有许许多多民主主义性质的事情要由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去最终完成的么？" 这里，列宁承认两种革命的“个别枝节成分”能够“互相交错”,正是为了强调它们的主要的根本的成分不能互相交错。 列宁这个意见一直保持到一九一七年他临回俄国的时候。这年三月二十日，即俄国已经爆发了二月革命以后，列宁在准备回国时候写的《远方来信》中说：“无产阶级利用目前过渡时期的特点，就可能而且一定能够首先争得民主共和国，争得农民对地主的完全胜利，来代替古契可夫，米柳可夫的半君主制度；然后再争得惟一能给予备受战争痛苦的各族人民以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 一直到此时列宁还坚持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即仍坚持这二种革命不可混淆，它们的主要的根本的成分不可互相交错。 但四月四日回到彼得格拉之后，列宁对于俄国革命发展的性质就有不同的意见了。首先，他放弃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而要求“公社国家”，要求“政权转到无产阶级以及跟随无产阶级的贫苦农民手中”。其次，他要求“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同时要求“立刻把全国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这就是要同时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侵犯封建所有制和资产阶级所有制。五个月以后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说得更清楚：“现在是在二十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变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这里，两种革命互相交错的，并不是“个别枝节成分”，而是像没收土地和没收银行那样主要的和根本的成分了。 最后，十月革命以后几个月，列宁又明白说：“当时，革命是不是资产阶级性的呢？当然是的。因为当时我们要完成的事业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当时‘农民’内部还没有发生阶级斗争。但同时我们超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做了很多的事情”。（《新时代新形式的旧错误》） 不仅超出了范围而已。十月革命以后四年，列宁明白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须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而且是顺便解决的。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 托洛茨基不过说革命于侵犯封建所有制的同时也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已；列宁则进一步说：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主要的革命，侵犯封建所有制则是这个主要的革命的工作的“副产品”，在这个主要的革命的过程中“顺便解决”了的。 总之，一九一七年列宁回国以后，关于俄国革命发展性质的问题，他和托洛茨基之间就没有分歧了。 列宁死后，在苏联党内的激烈斗争中，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越飞（即曾同孙文联名发表宣言的那个越飞）自杀了。自杀前，他写了一封遗书致托洛茨基，其中有一段记叙列宁生前他同列宁的谈话。列宁和越飞谈到一九一七年以前他同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发展性质问题上的争论。列宁承认：在这个争沦中，托洛茨基是对的，而他列宁是错的。 一九一七年，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以不断革命论领导了俄国革命至于成功。十一三年以后，一九三O年，托洛茨基又以不断革命论回顾这次革命，解释这次革命，写出了他的三大卷《俄国革命史》。在这部历史中，他形象地说明了这次革命。大意说：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其内核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蒙着重重的民主外壳，把这些民主外壳一重一重地剥去．就露出社会主义内核了。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又是同他发现的“配合发展律”分不开的。列宁发现了“不平衡发展律”，解释了许多问题，托洛茨基则在此基础上发现了“配合发展律”，解释了更多的问题。这就是说，历史上许多所谓“过渡时代”，不仅有简单的“过渡”意义，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制度，过去的发展形态和未来的发展形态各有一些特点互相“配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制度。例如，欧洲近代史上所谓“专制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特点和封建主义的一些特点互相“配合”起来的一种制度，它本身可以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可以形成自己特有的一套政治，文化，思想，等等。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俄国的制度，所谓“沙尔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过渡”，而且是一种相当完整的制度，其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利用封建的剥削和统治方法来支配整个国家。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互相配合而发展，所以当时的俄国革命就不能先动摇和剥夺封建的所有制，而必须同时动摇和剥夺资本主义所有制。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用托洛茨基发现的配合发展律来解释，就容易解释了。 中国托派内部，以彭述之为头子的一部人，为什么那样难于理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究竟是缺乏理解力呢，还是假装不理解？他们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口口声声只在念诵：革命要“不断”发展下去，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不可停顿下来，未曾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要去先完成它，使得以后发生的革命有一个最初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阶段，等等。今年第十六期《红旗》有一篇批判康生的文章，其中引康生对于马列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解，1康生说：马克思，列宁讲的不断革命论，"‘主要是讲从氏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不要停顿”。彭述之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也是这样理解的二古人说，“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待”。以上说的是三十多年以前的彭述之，今天他对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否有不同的理解，则我不知道。 “国民会议”口号 中国托派内部的理论争论，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文中主张当前应当在中国进行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的总口号就是“国民会议”；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则应退为“宣传的”口号。托洛茨基这个主张是同他对于当时中国形势的估量不可分离的：他符合事实地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当前是革命的低潮，革命党在低潮形势下采取的策略不应当同在高潮形势下一样。 陈独秀在一九三○年二月十七日答共产国际信中引了列宁一段话，说：在反动时期，“革命党被迫着要完成他们的教育。他们已学习过进攻，现在应当教他们了解这个科学应该由退守的科学来补充”。在反动时期，在革命低潮时期、革命党应当采取与在革命高潮时期不同的策略，这本来是常识。布尔塞维克在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和一九一七年革命重起以前在俄国所采取的策略，便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可是托洛茨基给中国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民主运动策略，竟在托派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渐渐由内部传到外部。邓演达当时，正在进行第三党活动，他派了汽车接高语罕去谈话。谈话结果，高语罕向陈独秀汇报了的，我当时也知道，现在忘记论了，但有一点至今没有忘记。邓演达问高语罕；托派认为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要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呢？他不理解，正如他不理解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却采取武装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策略一样。其实，邓演达能够这样提出问题．只要他稍加思索，就不会不理解的。 中国共产党在第六次大会上勉强承认了革命失败，勉强承认了低潮形势，但内心还是以为处在高潮的。至少也以为高潮很快地就会到来。各种部署都是以高潮或高潮很快到来为基础的。不如此看，就不能解释一九三○年下半年的所谓“立三路线”的发生，也不能解释后来的所谓“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四年长久的统治。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正是革命高潮时期的策略路线。 中国托派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革命还在高涨。他们接受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根本问题上的思想，却不接受托洛茨基对于当前中国形势的估计。统一谈判以前，我曾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一个小书摊上看见一本油印的《我们的话》，我拿起来翻翻，就看见第一篇文章强调当前革命形势高涨。这样观点的人天然不会接受托洛茨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即使接受，也是违心的。他们会给这个口号以种种离奇的解释。无产者集团中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 中国托派也有一部分人把下次革命高潮看得太渺茫了，以为中国资产阶级政权会长期稳定下去，目前的军事独裁制度会渐渐改变为议会民主制度，因此设想将有一个议会民主的时期。这样观点的人天然欢迎“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没有想到，果真实现这个前途，那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待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能够自己解决了。据说刘仁静把这个倾向表现得最突出。 在这两个极端的倾向之间还有形形色色的倾向；总之，大多数人都不理解战略和策略应有区别，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应有区别，革命高潮时期和革命低潮时期应有区别。他们以为“国民会议”口号是与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容的，这个口号和苏维埃政权口号是互相排斥的。 人们纷纷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回信中我还记得一点，便是他反对把国民会议口号和苏维埃口号绝对对立起来。他说，一般说来，我们要在革命低潮时期以“国民会议”总口号来动员群众，来引发革命高潮。但不能排斥这个前途，即当群众蠭起，选出了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来领导革命时也可以用国民会议名义宣布中国为“苏维埃共和国”! 直到今天还有人间道，托洛茨基当初为什么要提出“国民会议”口号，这个口号在中国革命史上发生了什么作用？上面我已经说明了“国民会议”口号的积极的意义；至于这个口号在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说，应当发挥这个口号的积极意义的中国托派，在其苦难的存在中，一面受国民党的肉体摧残，一面受共产党的精神摧残，已经无力去发挥这个意义了，只好让国民党垄断这个口号，去发挥它的消极的反革命的意义。 （五）陈独秀与托派 陈独秀究竟是不是托派？ 这是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研究中国共产党史的人，研究和理解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人，所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陈独秀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历史地位是抹煞不了的，那些传统的诬蔑之辞，是支持不下去的： 试想，人们过去在好几代人的心目中造成了什么样的陈独秀形象！一个葬送了大革命的机会主义者，叛徒，汉奸，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等等！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一连五次被党的全国大会推选为最高领袖的陈独秀，竟是这样一个人！人们甚至于指定另外的人来充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 这个情况到去年才有转机。一九七九年是陈独秀诞生一百周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前后，报刊开始承认陈独秀领导五四运动的功绩。七月一日前后和十月一日前后，报刊也开始承认陈独秀缔造中国共产党的功绩了。革命博物馆开始挂出了陈独秀的像。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禁区，去年也开始打破了，研究者由此开始作出了合于事实的结论，公开出版的刊物和内部发行的刊物都有人写文章，证明陈独秀一九二三年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要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话本是共产国际的意见，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实行机会主义路线也是遵照共产国际指示的。后来，抗战期间，新华日报著文说陈独秀和罗汉通过唐有壬与日本特务机关订约，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事情，现在也有人举出真凭实据，证明是政治诬陷了。过去说，陈独秀致中共中央论中东路事件的三封信，是陈独秀确定变为反革命的事实表现，现在也有人断言关于中东路事件的争论，当时中央是错的，而陈独秀是对的。至于投降国民党，做特务，拿蒋介石的钱，等等，则现在也有好多人举出种种证据来反驳。 但最后，遇到了托派问题。共产国际的禁区，已经开放了；托派的禁区尚未开放，今天还因袭几十年来的说法，还说国际托派和中国托派都是反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为什么会混到这个反革命政治组织去呢？ 一些人说，陈独秀不过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影响罢了，他并未参加托派组织。 一些人说，陈独秀参加了托派组织，但他被国民党逮捕后便与托派组织割断关系了。 一些人说，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后便声明他不是托派．即他与托派组织脱离了关系，以后也没有事实说明他与托派尚有组织关系。 一些人说，陈独秀参加托派组织时，托派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到了托派成为杀人犯，外国间谍，等等的匪帮时，陈独秀便脱离托派组织了, 一些人说，陈独秀临死前几年就放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 等等。 自然，也有人明知托派并非反革命，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参加托派组织，是他的思想有机发展的结果。但他们今天还不敢说出这话。 我看，我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在“机会主义”问题上，在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在“反革命”,“叛徒”，“特务”,“国民党走狗”等问题上，在“汉奸”问题上，替陈独秀辩护了。我只要说明陈独秀同托派的关系的事实和意义，只要说明一切撇开托派关系而研究陈独秀的企图，都是掩耳盗铃的。 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参加了和领导了托派组织。也没有办法能够否认陈独秀在狱中通过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国托派组织。这一切都有文件和刊物可以证明的。陈独秀出狱后声明他与托派组织无关，那不过是一种外交辞令。当时他要在抗战中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影响以外的民主人士团结起来，不愿意首先纠缠在托派问题上；此外，当时的托派组织已被彭述之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也不愿意言论和行动受此组织的拘束。但我们从当时的文件可以证明陈独秀并未脱离中国托派组织。现在保存下来的他一九三八年致陈其昌等人的信，足以证明他仍旧把托派组织当作他自己的组织，把罗世藩，陈其昌，赵济，寒君等人当作他自己的干部，批评他们正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托派组织的好处，虽然他当时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复兴托派组织。一九三九年初或一九三八年底，托派组织派陈其昌由上海辗转去江津看他，转达托洛茨基劝他出国的话，他亲笔写了答托洛茨基的信，其中语气也是明显把托派组织当作他自己的组织，尖锐的批评表明他的爱护之意。试摘引此信中的几段话如下： 中共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然亦只是知识分子和没有一点工人基础的武装队。我们在上海、香港二处有组织的人共计不满五一，其余全国各地游离分子大约在百人以上。 我们当然未曾幻想在此次战争中有很大的发展，然如果政策比较正确些，也不致像现在这样衰落。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以下批评这些极左派倾向，今略。）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下略） 我们不应该幻想着把工作等待收复失地以后再做，应该立即准备在日本继续占领的环境中，在当地狭小范围内，从头做起。（下略） 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中略），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关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将无所成就。 试问，这是一个置身于中国托派组织以外的人所能说出的话么？ 当德苏协定签订时，为此协定所激怒，陈独秀在与友人通信中曾说过一些过头的话，但不能以此证明他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 我手头有他逝世前半个月左右，即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写的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的前途》，可以证明他至死还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试摘引如下： 所以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较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个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惟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这段话表明陈独秀至死仍是站在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立场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立场的。 那篇文章又说了如下的话： 有班人所诋毁我们所拥护的前期苏联，和有班人所吹拍我们所痛恨的后期苏联，大大不同。前期苏联是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后期苏联是站在俄国民族利益的立场。自从苏联的领导者因为西欧革命之顿挫乃中途变节，放弃了以世界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代之以俄国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以来，各国头脑清醒的人乃日渐由怀疑而失望，直到现在人们对于苏联虽然内心还怀着若干希望，而在实际上只得认为它是世界列强之一而已。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便未免糟蹋社会主义了。 这段话也是站在托洛茨基立场反对斯大林立场说的。所不同的是托洛茨基当时还认为“后期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陈独秀直斥为“世界列强之一”而已。事实上,“后期苏联”已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了，从斯大林起便堕落了。 总之，无论从组织方面说，或从理论方面说，陈独秀到死仍是托派。 今天说来，最大的冤假错案乃是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党狱。一整代的俄国老一辈革命家在这几年骇人的党狱之中差不多被消灭干净了，而且至今蒙受恶名。首先要替莫斯科党狱下的牺牲者平反。 我当然不是就法律观点说的。说法律，那只有苏联共产党支配下的苏联法院才能替这些牺牲者，替所谓“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埃夫分子”,布哈林分子”平反。我是就历史事实说的。就历史，即就世界绝大多数人来说，莫斯科冤狱早已平反了。正如伽里略，不久之前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才替伽里略平反，但几百年来谁《毛泽东选集》中有一条注，引斯大林的一段话说： 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他们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斯大林这话是在一九三七年，即在莫斯科党狱疯狂进行的时期说的。可是，斯大林凭什么说托派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呢？不错，当时的检察长维辛斯基列举了种种所谓“罪证”。但这些所谓“罪证”已被以杜威为首的委员会逐条驳斥了。这个委员会出版了两本大书，指出控告的无据，并以委员会名义宣告托洛茨基无罪。我现在且不提杜威委员会的判决，只就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历史事实立论。 斯大林控告的最大“罪行”是托派暗杀了基洛夫和托派替盖世太保当间谍，阴谋侵略苏联。我今天只要说明这两件最大的“罪行”。 先说基洛夫暗杀案。托洛茨基当时已经举出某些证据，证明基洛夫是斯大林自己杀的，以此陷害当时的反对派，但他的论证当时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事隔二十多年以后，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自己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上公开列举证据，证明基洛夫确实是斯大林自己杀的。中国最近出版的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斯大林女儿在信中反驳赫鲁晓夫，她说基洛夫是贝里亚杀的，不是她的父亲杀的。（见该书第156贞〕斯大林杀的也好，贝里亚杀的也好，总之现在世界上，包含苏联在内，已没有人或只有很少的人相信基洛夫是季诺维埃夫和托洛茨基杀的了。 斯大林当时也曾以暗通纳粹德国而出卖苏联的罪名控告杜哈舍夫斯基，布鲁协尔等四个红军元帅而杀害他们。可是赫鲁晓夫也在苏共大会宣布这个“罪名”也是斯大林捏造的。斯人林捏造罪证，暗中传出去，传到捷克总统贝奈斯耳中，然后贝奈斯当作真正的事实向斯大林密告，斯大林据此判了四个元帅的死刑。 这不过是许多“罪证”中一个“罪证”。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盟国在纽伦堡组织战犯法庭审判德国纳粹战犯时，世界一些名人，以威尔斯（H.G.Wells）为首，联名写信给这个战犯法庭，请求它在它掌握的无数纳粹证据中提出托派勾结纳粹的证据。可是，这个战犯法庭竟拿不出任何一件证据来。 我今天只在这里说出这三件事情。莫斯科党狱对托派的控告有许许多多的文件记录，杜威委员会替托洛茨基辩护也有许许多多的文件记录，为了彻底弄清楚托派是不是斯大林说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可以组织力量，研究上述两方面的文件记录和事实根据。 至于中国托派组织，则今天已经有允分的事实足以弄清楚问题了。奇怪的是今天人们已经证明了陈独秀、罗汉通过唐有壬同日本特务机关订约，每月领三百元津贴做汉奸，不是事实；却仍相信中国托派组织领日本津贴做汉奸是事实。今天人们已经证明陈独秀不是国民党特务，不是蒋介石走狗；却仍相信中国托派组织是国民党特务，是蒋介石走狗。人们究竟捏造了一些事实来控告陈独秀，虽然这些事实经不起分析和检证。可是人们拿出什么事实来控告中国托派组织呢？这些事实经得起分析和检证么？ 我们纪念中国现代史上和世界现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在这个纪念中，我们托派比别的人更有一重亲切的感情。我们记得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个时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光荣。[7]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写完初稿，三十日定稿。 [1]初稿写好，我借到了这两个文件。彭述之文章说：“国民革命是惟一出路”，彭述之问：“为什么中国工人阶级不把这个革命作为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呢？”他列举三项理由回答这个问题，其中第二项理由是说：国民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彭述之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之后，做出结论说：“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伍廷康起草的四大决议案，除了强调非先经过国民革命便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之外，还说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尚须视当时无产阶级准备程度和世界政治状况而定。这个决议案也说：“国民革命的胜利需要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站在领导地位”。当时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否认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党。彭述之说：国民党是“建立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伍廷康说：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 [2]初稿写好才有见一个材料，其中引张国焘回忆录，说：“七月十四日，陈独秀先生也在个秘密寓所躲藏起来.不再露面了”。这个材料的作者又说：“七月十五日，陈独秀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辞职，他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他要求中共中央解除他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材料的作者没有注明他所引陈独秀辞职书的来源是直接引来的，是从其他文件转引的：如果所引是可靠的，则几年传说的八七会议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更可证明是瞎说。黄玠然说李维汉去陈独秀秘密寓所，通知他中央已经罢免他的总书记职务时，他表示愤恨不平，这也是不对的，是他自己辞职的，他为什么会愤恨不平呢？由此又可见，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主要是向国际的不许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提出抗议。 [3]今天还保存着他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二月十三日，写给中央常委共三信，及中央常委回答他的二信。他那时写给中央常委的信还不止此数。据他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给中央常委的信所说，他当广州暴动前后，“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作笑话到处宣传”，这里，我想起了件事情，陈独秀曾告诉我，他后来不再写信向八七会议的中央提意见，是因为乔年劝告他不要再写信了，因为中央的人把他的信当作笑话，大概他从此就不再写信，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他基本上接受托洛茨基想想之后才借中东路问题写那三封信，八七会议中央还把他的信当作“笑话”，六大中央则把他的信当作“反革命”了。 [4]蒋振东看了我写的这一段话，提出他的说法、他认为当时召集的是成立沪西区委的会议，宋敬修是恢复起来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奉彭述之之命来参加这个会议的。 [5]此段所记，得之传闻，并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刘仁静并非总书记，他在北平，不过遥控而已。总书记、一说是斯朝生，一说是刘家良。一作者注 [6]想不到，我想起来的这件事情，今天找得到历史文件来证实。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陈独秀写给中央的长信中有一段话说：“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目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比重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这里说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个“中共负责同志”就是向忠发。可是在陈独秀信中这一段话后面，《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加上了如下的批注：“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村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把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 我想是周恩来回去没有向中央报告向忠发闹的笑话，以致这位“编者“武断说陈独秀“造谣”。 由此又可确定，向忠发和周恩来去陈独秀家中谈话，是八月五日以前的事情。 [7]此篇附录写作时间，与《回忆录》相距三十五年，两篇所叙事实有不少重复之处，也有许多出入。出入是不足为怪的，人的记忆在相距那么多年的情况是不会完全一致的，我只好随它去了，一作者校后附记 补注-（475页，5行）：——有人不以我此处所记为然，他们说武汉中央是根据某次中央全会的决议而成立的，陈彭二中委不过偶然稽留上海而已，并非上海尚有一个中央。他们却未曾找到全会的决议。反之，我却找到了根据：近年发表的鲁易一篇在武汉的演说（鲁易自己未收此演说，而是记录者俄人巴库林发表的）明白说。 “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到达汉口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共产党中心：一个中心在上海（以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另一个中心在汉口（以若干中央委员为代表）。汉口的中心那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说是存在领导危机，必须撤换领导，他们普遍对中央委员会表示不满”（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6辑、第268页） 鲁易这话当然是可信的，他是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会不知道中央委员会有无决议由上海迁至汉口，他这演说作于1927年5月12日，即五大闭幕之后几日。照他的话说来，上海中心就是中央委员会，而非一二个委员稽留在上海的。而汉口中心不仅只代表“若干中央委员”，而且是反对中央委员会的。 补注二（509页，26行）——王凡西来信说：他的话并非与濮德志的话分歧，因为当时我们的话集团的北方组织全部加入了十月集园，罗汉就是十月集团的代表。此事，我第一次知道。如此，十月集团占四个代表就不显得多了。又这里说的我们的话集团的代表，香港工人不是两个，而是四个。 补注三（516页.26行）——其余的人判的是六年徒刑。但濮德志判两年半。 补注四（534页，8行）——这里，我说错了。在“四入帮”当权时代，中国曾出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其中有1928年写的书，生有1906年写的文章，不过是当作“反面教材”译为中文，并内部出版而已。 木运录入及校对
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郑超麟，1979年10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已经解决 郑超麟（1979年10月13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1979年11月13日上午8时去踏勘八七会议会址。 先去“兰陵花园”（今为兰陵菜场），那里中间的草地已不存在，周围房屋亦非旧时面目，似乎是拆旧建新的，不过拆建已久，外观也是旧的。我们先到靠长江一边的房屋背面去，那里是一条狭巷，狭巷一边是兰陵花园房屋后门，另一边是鄱阳路店铺的后门。我走到兰陵花园的一座房屋（中间偏西）的后门口，由此向西斜对面的鄱阳路店铺一个后门口去，问清前门店铺门牌为鄱阳路121号。我们然后通过另一家的后门走出鄱阳路来。我沿街走到121号店铺，右边楼梯上去就是鄱阳路123号房屋，二楼后楼就是八七会议的会址。 我们一行多人都到那幢已布置好了的“八七会议会址”休息和谈话，那里的门牌是139号。 那里把前楼布置为会场，室内整齐地排列着二十几把椅子，有靠背的，也有圆凳和方凳，都朝向一张桌子，像普通课桌一般大小，桌子背后和两端都有靠背椅子。 我们在后楼休息，谈话。我明白说：会址不在这里，而在123号；开会不在前楼而在后楼。这一排房屋每幢既然结构一样，那就可以借我们现在休息的房间来说明当时的会场布置。 我说，靠前楼和后楼的隔墙放着一张双人床，靠后楼窗口放着一张小桌子，桌子左右两端各有一把椅子，桌子和床中间放着几把椅子。椅子是很普通的，我坐的一把没有靠背的，其余是否有靠背，则不记得。 我说，你们是根据两位或三位出席会议的老人的回忆布置这个会址的，他们找到这一排房屋是对的，但定在这一幢房子则是错的，定在前楼尤其错。他们都只一次到这个会场，我则有三次到这个会场。第一次是开会的。第二次是有人给我一个地址，要我去找一位同志，我照此地址找到了人，才知那个房间就是八七会议的会场。房里有五六个同志，男的有李震瀛、张坤弟，女的有王兰英。谁叫我去的？找什么人？为什么事？我都忘记了。第三次是中央在罗亦农家开会，忽然发现可疑的情况，于是都从罗亦农家后门溜走了。我也同他们一起溜走。此时我才发现，罗家后门原来斜对着八七会议那幢房屋的后门。我们走入这个后门，穿过店堂，从店门出去。此次我没有上楼（那日我说了那个可疑的情况，但因关系不大，这里不写出）。 123号二楼是一个美国牧师叫做Ransom的住的。而139号二楼据说是农业顾问苏联人罗卓莫夫夫妇住的。我认为当时刚在南昌起义之后六日，借苏联顾问房子开会是不安全的，借美国牧师房子开会则安全得多。这个美国牧师当时正坐在前楼临窗的躺椅上，始终没有同我们接触。我认为他一定知道我们在后楼干什么，他一定是同情于共产主义事业的美国人。 关于八七会议会址问题，就我方面来说，可以认为解决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记“少年共产党”——对于胡华、萧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的纠正和补充（郑超麟，1979年8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记“少年共产党” ——对于胡华、萧效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的纠正和补充 郑超麟（1979年8月21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百科知识》第二辑发表了胡华、萧效钦作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实》一文，自称是“根据一些当时人的回忆和参考了上百份的原始资料而写成的。”如此广征博采来写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是第一次。这样下去真能写出一部党史来的。照以前的写法，这一派人占优势，就写有利于这一派人的党史，另一派人占优势，又写有利于另一派人的党史，那就永远写不出一部党史，一部可信的党史。例如，中共一大究竟有几个代表，是哪几个，我所见的公开发行的出版物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总是因为周佛海、陈公博两个大汉奸在代表数中，故连其他代表的姓名也不宣布吧。其实，建党大会上有两个代表后来成了汉奸，并无损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反之，隐瞒周佛海、陈公博参加建党大会的事实，却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威信的。此次胡华的文章（以及同期发表的陈潭秋、包惠僧两文）就把一大代表名单开列出来了。 胡文分三节，前两节所说都不是我亲历的事情，我能补充和纠正的不多（但非没有）。第三节所说，则我有许多可说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创建”以后的事情，为什么当作“创建史实”来写呢？即使从广义来理解“创建”两字，把党的成立以后三五年内都划归“创建”范围，那么既写了旅欧支部，也要写旅莫支部。事实上，旅莫支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性并不减于旅欧支部，而且旅欧支部的人绝大多数也是经过旅莫支部加工之后才回中国来的，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 既然胡文写了旅欧支部，我就应当着重辩明其中不符合事实之处，并补充以应当写出而没有写出的史实。 巴黎有没有共产主义小组？ 胡文第一节临末说，一大以前八个地方有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山东、广东、东京、巴黎。这里是说巴黎已有共产主义小组。但胡文同节前七个地方都列出了名单，东京只有两个人，也列出名单了。惟有巴黎没有提出任何名单。一大开会，七个地方都有代表派来参加，惟有巴黎没有代表参加。胡文第一节第二节对此都未说明。第三节才有如下的资料： “1920年秋天，陈独秀委托将去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在欧洲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张申府于年底到巴黎，先发展了刘清扬（女）为党小组成员，接着他们二人又于1921年3月介绍周恩来参加了小组；赵世炎、陈公培（又名吴明）也于同年春转入该组（原在国内加入小组）。这时法国共产主义（党）小组成员有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陈公培五人。” 如此，1921年春，即一大以前，巴黎确有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了。 但此说可疑。1921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的校舍还是空的，国内招来的一批大学生尚未进校，为什么聘请的教师张崧年1920年秋天就去里昂任教呢？[1]赵世炎是从北京去法国的，而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才产生。我虽不知道他何时离开北京，但他决不会是1920年底才到法国。如此，他怎能在国内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呢？ 据我的传闻，张崧年（他在《新青年》写文章用此名，申甫是他的字，后来以字行，并改为申府）是北京大学公费派往德国留学的，坐法国邮船，在马赛上岸，通过法国去柏林。他离开中国时，共产党尚未成立，但建党势在必行。他是陈独秀的好友，崇拜陈独秀，惟命是听，在德国配合中国建党运动，进行组织活动。他在邮船上同刘清扬结为伴侣，此事引起船上的风潮。我们先到法国的人都听说了。周恩来是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来往德法英诸国，但常驻柏林。他出国前已同邓颖超订了婚，邓颖超是刘清扬的战友，因此同张崧年、刘清扬夫妇密切来往。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承认张崧年为党员，并给予“通讯员”的职称，要他在欧洲发展组织。他于是介绍刘清扬和周恩来入党。赵世炎和熊雄何时入党，怎样入党，我不清楚。无名（吴明）原名陈公培，而且是党员，我此次读胡文才知道。 我不能否定胡文的说法，也不敢坚持我得之传闻的说法。好在张崧年本人还在，他自己说的当是最可靠的。 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不能早些发展？ 胡文作了如下的解释： “由于和国内很少联系，还不知道党的一大已经召开，加之张申府领导不力，活动范围狭小，不能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于是周恩来、赵世炎等主张突破狭小范围，到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学生会等进步组织去开展活动，在勤工俭学生中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 好像张崧年领导力量如果强些，或者周恩来、赵世炎早点撇开张崧年去联合那两个组织，“少年共产党”就可以早点成立！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胡文也知道留法勤工俭学生分为两个部分，但似乎以为这两部分是和衷共济的，共同领导各次群众运动，共同对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斗争。胡文不知道，少年共产党迟至1922年6月才成立，正是由于这两部分人相互间进行激烈的斗争。 勤工俭学生是国内五四学生大运动高潮后出国的。他们到法国后继续搞群众运动。但运动矛头不是对着法国政府，而是对着中国驻法公使馆和主办勤工俭学生工作的华法教育会。题目是不难找到的。当时法国又发生经济危机，工厂解雇工人，中国学生更难找到工作，于是同华法教育会闹，进一步又同中国驻法公使馆闹。学生群众之中自然形成了几个领导集团，最重要的有两个领导集团。它们相互争夺领导权，一个是蒙达尔集团，另一个则很难以简单的名称表示，胡文说是“在里昂附近做工的”，又说是“劳动学会”，后扩大为“勤工俭学会”。[2]事实上，这个集团成分复杂，不如蒙达尔集团有统一的组织，有旗帜鲜明的主张，但也因此初时更容易得到学生群众的拥护。 双方各自拿出自己的主张来争取群众。蒙达尔集团要求“生存权”和“求学权”，不提“劳动权”，而另一集团则着重提出“劳动权”，并攻击蒙达尔集团为“寄生虫”。蒙达尔集团则从实际形势出发，说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是幻想，是欺骗。双方互相攻击，直至于谩骂，甚至有人说另一集团受了北洋政府派来法国借款的朱启钤的贿赂。 双方暂时联合起来，共同领导1921年2月28日的包围中国公使馆的群众运动（二八运动）[3]，运动失败后又互相攻击，而且继续扩张自己的力量。1921年9月间，双方又联合领导一次群众运动，即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校舍的运动，结果也失败了，一百多人被法国政府强迫遣送回中国。 两次群众运动失败后，双方领袖都被不属于两派的学生群众所唾弃，群众看见他们便不理他们，甚至辱骂他们，他们都很苦闷。里昂事件后，加上发生的新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对旅欧学生的影响），对立情绪暂时消除，而成熟了统一的条件，最后产生了“少年共产党”。这中间张崧年发生相当大的作用。 所以胡文以为共产主义思想不发展，组织不成立，是由于张崧年领导不力，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胡文不知那两个部分的勤工俭学生之间有激烈的斗争，或者有意避免提到这个斗争。[4] 蒙达尔集团 在巴黎东南方，巴黎-里昂-马赛铁路线上，离巴黎约三个半钟头路程，有个小城，法文叫做Montaegis。意译为“阿矶山”，音译为“蒙达尔矶”，中国学生嫌啰嗦，常简称为“蒙达尔”。“尔”字，湖南人有时读为ni音，因之“蒙达尔”变为“蒙达尼”，现在人写文章，例如如胡华则写成“蒙达尔尼”，其实原文没有“尼”音。 这个小城的市政局有个成员夏波先生（MonsieueChapeau）是李石曾的朋友，同情中国，帮助安排勤工俭学生在市立男中学和女中学学习，在郊外一家橡胶制品厂做工。所以在这里的勤工俭学生比其他法国外省城市更多，学生中最多的是湖南人，他们在那里组织一个“工学世界社”，以蔡和森为领袖。在国内预备留法时，蔡和森便一边学法文，一边翻字典读法文书，甚至动手翻译。到蒙达尔后，他就读法文马克思主义的书，蛮读，蛮译，吸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关于他的故事，勤工俭学生中流传很多，我听到的也不少。据说，他不洗脸，不理发，整天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囚首丧面而谈马克思主义”。据说，工学世界社的人都服从他，他叫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据说，他自己从不在群众面前讲话，蒙达尔集团代表李维汉、汪泽楷说的话都是他事先指示的，等等。有人亲眼看见他和他的朋友在一个咖啡馆喝咖啡，临走前他端坐不动，让他的妹妹蔡畅付清账款。他奇怪到不仅把妹妹带来法国，而且把母亲也带来了。他和向警予的恋爱和结婚也成了众人的话柄。据说，结婚时两人发表一篇宣言，题为《向上同盟》。事实上，当时勤工俭学生中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没有他那样坚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没有他那样深刻。因此，蒙达尔集团提出的“生存权”和“求学权”而反对“劳动权”的主张，起初不得人心，但久后就被人接受了。二八运动和里大运动，基本上是在这个主张之下进行的。 另一个集团 我始终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称，称这另一个集团。这是几部分人凑成的，没有一个中心。重要的是以赵世炎和李隆郅为首的一群人，其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以及黄齐生带来的贵州学生，似乎有二三十人，其中最活跃的是王若飞和熊志南。此外有几个湖南人，不属于蒙达尔集团的。这个集团的人思想相近，故联合行动，反对蒙达尔集团。他们也谈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的《新青年》已经谈马克思主义了。但他们没有脱离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可以说属于半无政府党。 他们强调“劳动权”，其实就是要求华法教育会负责介绍勤工俭学生进工厂，而当时法国发生经济危机，解雇还来不及，哪有什么位置给没有工可勤的中国学生？他们攻击蒙达尔集团的只要“生存权”和“求学权”而不要“劳动权”的主张为“寄生虫”。[5]群众当然不反对中国政府发出官费让他们进学校读书，但认为那是不现实的，而现实的是介绍他们进工厂做工，让他们靠自己劳动所得生活下去。所以群众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主张（当时偶然也有一二人被介绍去工作的）。 那些互相谩骂互相诬蔑的话撇开不说，这两个集团的正面主张比较起来，蒙达尔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集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在于脱离具体条件来谈什么“权”，而在于就具体条件分析具体局势。在1921年法国经济危机，只偶然能介绍一二人进工厂的形势之下，空谈“劳动权”是没有用的。当时法国政府已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但要在法国境内办理有益于中国的文化事业。在此情形下，首先应当要求把庚款直接用于已经在法国的中国勤工俭学生。可见，蒙达尔集团及其领袖蔡和森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6] 我个人与勤工俭学运动 我个人不是勤工俭学生，而是俭学生或半官费生。我没有参加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直至1922年初，我也未去工厂做工。但我知道群众运动的情况，知道两个集团的斗争以及一些轶事，因为我有两个要好的朋友，分别属于或倾向于两个集团。1920年，我们三人在日耳曼中学学法文，谈得很投机，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叫做“自明团”。1921年起，三个人就分散了，但时常通信也时常见面。汪颂鲁是黄齐生的学生，他天然属于另一个集团；尹宽倾向于蒙达尔集团，向我宣传马克思主义，拿法文《共产党宣言》和《空想与科学》给我看。受了两个集团斗争的影响，这两个朋友见面也争得面红耳赤。我只好调解其间。他们把群众斗争和双方攻击的细节告诉我，中间夹杂了一些笑话。两个集团都想拉我。李隆郅（回国后改名李诚、李成、李立诚，五卅运动后定名为李立三）一次因事到我住的墨兰城来，顺便认识我这个人。1921年初夏，汪颂鲁邀我去巴黎西南郊散客庐（SaintCtoud）熊志南寓所参加“通信图书馆”成立会。我同意了，我们邀尹宽同去，意外地尹宽也同意了。我知道熊志南属于另一集团，我不愿意卷入他们的斗争，但又认为互相交换身边书籍看看，是无所谓的。 熊志南也曾在圣日耳曼中学学法文，我认识，但不接近。他也是黄齐生的学生，能画画，此时替法国一家瓷器公司画瓷坯，工资相当高，住的房间在散客庐山坡上，面对着极好的风景。此地本是巴黎近郊有名的风景区，有山（可说高地），上面建着拿破仑行宫。但被普鲁士人焚毁了。我们三人（汪颂鲁、尹宽和我）到了熊志南寓所，会见除熊志南外几个未曾会面的人，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无名，别的不记得，他们都是另一集团的知名人物。我们讨论了“通信图书馆”的组织、章程和负责人。大家都认真发言，好像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成立大会。我也参加讨论，但尹宽一言不发。 这里，我感觉到两个集团的成见仍在作怪。未开会前，尹宽冲着赵世炎问：“你是赵世炎么？”我记得赵世炎正在同别人说话，没有回答他。我当时认为是无意的。到我们讨论完毕，组织已经成立时，尹宽站起来声明：他是来旁听的。大家都愕然，我比别人更加不能理解。别人没有说话，只无名冷冷地说：我们懂得了。 汪颂鲁向我介绍“无名”这个人，说他父亲是辛亥革命的烈士，他本人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个人年纪不会比我大，生得漂漂亮亮的。后来我知道，他对外用“吴明”为名。此次读了胡华文章才知道他原名陈公培，他是同我认识之后几个月在里大事件被强迫遣送回国的。到上海，他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干部，编辑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一次青年团要开会，上海找不到地方，沈玄庐邀请他们去萧山家中开会。吴明被杨之华迷住了，如疯如狂地追求杨之华，但杨之华不爱他。我1924年回国时，吴明已不在党内，也不在青年团内，不知哪里去了，同志们也不愿意提起他。抗日战争胜利后，我的一个老朋友告诉我，说有个叫吴明的人去找他，问我这个人怎么样，我说这个人是很可疑的，你不要理他。 以后，我把身边的书开了单子寄给熊志南，不久收到一份油印的东西，列出了参加“通信图书馆”的人的姓名地址，以及各人的书。我曾向别人借书，也曾借书给别人，特别同熊志南频繁通信。熊志南把我当作知己，把他心中的苦闷倾诉在信中，向我借我的影印世德堂本《老子》和《庄子》。几个月以后，我听说熊志南离开散客庐去法国北方一个城市做工，要同一个法国姑娘举行“裸体结婚”，不知怎样神经病发作，自杀身死了。我后来问王若飞这件事情，他不愿意说。 我也听到赵世炎的消息，据说他也要自杀。似乎在《工余》上我看到他写的一首新诗，开头三句是：“把门关起来，一把刀，一根绳，……”，下面我忘记了，大意是说：他最后想想，不应当死，留下来做点有意义的事业。 我未听到蒙达尔集团领袖们有这类发疯自杀的事情。这是因为蒙达尔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集团是半无政府主义的。前者经得起打击，后者经不起打击。[7] “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1922年2月间，我无法生活下去，不得不去工厂做工。去的是蒙达尔郊外的橡胶厂。厂里有一个木棚，免费供给中国学生住宿。我住在木棚，但有一部分人在城内租房子居住，白天走来上工，未曾被迫回国的蒙达尔集团领导人以及参加工学世界社的人都住在城里。群众反对他们，他们不敢住在木棚宿舍。 罗学瓒在《旅欧周刊》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官费生可比资产阶级，自费生或半官费生可比小资产阶级，勤工俭学生可比无产阶级。我是半官费生，但此时收不到半官费，更谈不上自费，只好由“小资产阶级”堕落为“无产阶级”了。 我初到时，下工之后回木棚宿舍中，三五成群互相说笑，但不谈革命，不谈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主义。有人偶然谈谈，旁边就有讽刺的声音，说：“又是什么社会学了”。我是来维持生活的，工余自己看书，看新知识的书，也温习科学，尚未完全抛弃“俭学”的打算。我的生活引起人家注意。同宿舍的李慰农是安徽人，在群众运动中不出风头，没有人知道他加入了“工学世界社”。他是尹宽的同乡和朋友，尹宽那时不在蒙达尔，一定是他从尹宽那里知道我这个人，后来同我接近。我们相约，在人前不要表示亲密，有话候假日去附近森林中散步时再谈。在人前同我亲密的是另一类的人，他们同我接近，谈些不相干的事情，我渐渐地不觉得孤独了，有时看书看报发点议论，也不十分引起反感了。 一天，星期日，李慰农约我去森林中谈话，说有个人要同我谈谈。我去了。一个是李慰农；一个是韩奇，他也是安徽人，住在木棚，我同他不接近；第三个是薛世纶，他在橡胶厂做工，但住在城里，我早知道这一个工学世界社领导人，受群众反对的。 薛世纶说了许多话，结论是好多人商议要组织一个“共产党”，征求你们三位参加。不用说，李慰农早已同意了的，韩奇和我最后也表示同意了。于是我和韩奇便去城里同李维汉、汪泽楷、汪泽巍、张增益等人见面。尹宽似乎此时也到了蒙达尔。总之，在开大会以前，李维汉、尹宽、我、还有一个什么人，去了巴黎，赵世炎到车站迎接我们。我们去他的寓所，现在有名的巴黎第十二区意大利广场。[8]旁边戈德弗罗亚街十七号（17，RueGadfroy）。我在那里第一次会见萧子暲。 6月18日，开大会，蒙达尔派李维汉、尹宽和我三人为代表出席。我们先一日去巴黎。18日早上分头去西郊布洛宜森林（BoisdeBoutogne）入口处集中。我到那里，任卓宣招待我，一面走，一面指着前面一个穿黄色春大衣的人告诉我：他是周恩来。任卓宣又指着一个人告诉我，说是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周恩来服装整洁，像一个市民（Bousgeois），陈延年就同我们一样像个工人了。我们到了森林内一个小空地，那里放着二三十把可折叠的铁椅子，每个人取一把坐下来，围成一个圆圈。这些椅子是要租钱的。上午怎样收租钱，我忘记了。下午开会中间有个老太婆来收租钱。不知道怎样，她说你们在这里开会，并指着任卓宣说：那，你们的主席。 上午是赵世炎当主席，下午是任卓宣当主席。我们讨论了党名、党纲、党章。会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周恩来。宣布开会后，周恩来提议每个人要“宣誓”。我们参加建党的人要宣誓，以后入党的人也要宣誓。起初，我们听不懂“宣誓”两字，弄懂以后差不多一致反对。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宗教仪式呢？周恩来解释说：“‘宣誓’不是宗教仪式，而是有政治作用的。当初袁世凯就临时大总统职时，孙中山要求他宣誓忠于民国，他宣了誓。到了他做皇帝时，孙中山就可以用‘背誓’罪名讨伐他了。”但这个理由不能说服我们，我们一致反对宣誓，结果免去了这个仪式。现在看来，我们是对的，周恩来是错的，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仪式不过要求入党者说几句话表白态度或表示决心。我自己入党就是这样。电影和图画有入党的镜头，入党者举起拳头对着党旗说几句话，那可不可以说“宣誓”呢？ 另一个争论是党名。我们知道，我们要组织的是《人道报》上常见的JeunesseCommunists（后来才知道全名是LiguedeJeunesseCommunists，应译为“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与PartiCommuniste不同的在于后者是成年人的组织，而前者是少年人的组织（那时汉语“青年”和“少年”两词尚未分化），大多数人都主张用“少年共产党”，独周恩来提出反对，他主张用“少年共产团”。理由是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中国已经有共产党了，不能再有一个“少年共产党”。我们都不接受这个解释。我们认为“少年”两字已经足够区别了。表决结果，绝大多数赞成“少年共产党”。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已经把Jeunesse译为“青年团”了。现在想起来，“少年共产党”固然不合适，“少年共产团”也是不合适的。但把JeuneseCommuniste译成“少年共产……”，不仅是我们（张崧年和周恩来在内）这些旅欧中国学生的错误，也是旅莫中国学生的错误。InternationaledesJeunessesCommunistes，旅莫支部的人译为“少共国际”，即“少年共产国际”。可怪的是当时中国已有“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名“共产主义青年团”），莫斯科也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但继续沿用“少共国际”译名。后来，1927年春，我在萧子暲家中遇见三个俄国青年，人家向我介绍时还说是“少年国际”代表。 那日留下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周恩来说话中间用了“酝酿”两字，大家听不懂，搞了好久才弄懂了。 我当晚便回蒙达尔去，没有参加第一天和第三天大会。后来知道大会选出了领导人：赵世炎为总书记，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张伯简未来前由李维汉代理），陈延年为宣传部长，周恩来为职工运动部长。[9] 大会或领导委员会通过了蒙达尔支部的提议：各人用假名。那是韩奇提出的，他是辛亥烈士韩耆伯的遗孤，多少知道革命事业的艰苦和危险。大会后出的内部刊物把成员的真名和假名列成对照表印发给各人。我只记得张伯简名红鸿；李维汉名罗迈（他一直沿用到现在）；周恩来名伍豪（后来也沿用）；陈延年名林木；陈乔年名罗熟；王若飞名雷音；萧子暲名爱弥；熊锐名尹常；熊雄名其光；汪泽楷名裸体（他是几次群众运动中的领导人物之一，运动失败后遭到群众反对，此假名为了表示他是清白无疵的）；李慰农名锄斧（他的绰号是“农民代表”，他主张农民运动比工人运动重要）；张崧年名R（据说是取Realiste的第一字母）；有一个人名S·3（据说他劳动时从机器中摸出一个字是“S”，再摸出一个字是“3”，因名S·3；我名丝连（我后来用的笔名“舒严”就是由此变音的）。 大会后不久就出版油印的《少年》，陈延年编辑，刊名下写“少年共产党机关”。（胡文错误地以为《少年》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机关报。我不知道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据说是张崧年坚持这样写的。我们都觉得把organe不译为“机关报”，而译为“机关”有点奇怪。忘记了当时是否同张崧年争论这个问题。这几日我才翻字典解决了这个问题。按法文organe，德文organ，一般固然可以译为“机关”，但法文字典中organe有“声音”之意，某党的organe，就是某党的“喉舌”，德文字典中organ有一解释为Zeitung，更应译为“机关报”了。“机关”两字用在这里显然是错误的。张崧年的译名常有些怪，例如他把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Humarite译为“人类”，而不译为“人道报”。这倒不能完全否定他的译名。法文Humanité本有“人性”、“人类”、“人道”等意义。Jaurs创办此报时，不见得取“人道”的意义，可能是取为全人类服务的意义。 张崧年没有来法国出席这次成立大会，他参加了组织，为一个普通成员。但大会，以及后来的领导委员会，几乎事事都是张崧年背后指挥的，周恩来、赵世炎两人服从他的指示。他是中国共产党旅欧“通讯员”，此时可能成立了“旅欧支部”，以他为书记，党员尚有在柏林的刘清扬和熊雄。他指挥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生中发展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通过周恩来再去指挥赵世炎。出面的是赵世炎，半在幕后的是周恩来，完全在幕后的是张崧年。 除对外的《少年》以外，还出对内刊物，好多期，我忘记刊名，其中有领导人报告工作的文章，也有同志间讨论问题的文章。内部刊物是赵世炎编的，大部分是赵世炎自己刻的，他常常把报告直接刻在蜡纸上，不先起草。《少年》大部分是编者陈延年自己刻的。我在这两个刊物上都未写稿子。 上面我已经对胡文关于“旅欧支部”的记载提出疑问，现在要来纠正胡文的错误。胡文说： “1921年10月，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等开始建立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取名‘中国少年共产党’，有时也叫‘中国少年共产团’，实际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建立过程中，各地吸收一批成员。在法国成立了旅法支部，1922年3月周恩来在柏林建立了旅德支部，聂荣臻在比利时建立了旅比支部。” 这一段说的完全不是事实。1921年10月，正是里大失败，一百多个学生被强迫遣送回国的时候，赵世炎爬墙出来去法国北方做工，陈延年还在编辑无政府党的《工余》杂志，哪里能够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团”被否定后，始终无人使用，到了同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谈妥，加入为其旅欧支部之后，便改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名称了。有德国的组织，有比利时的组织，都属于总部设在巴黎的组织，没有什么“旅德支部”、“旅比支部”的名称，因之也没有“旅法支部”的名称。 这里要说说勤工俭学生中两个对立的集团究竟何时才和解而变对立为合作的。据我所知，在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空校舍的运动中，双方是合作的，同时又是对立的。只是一种“统一战线”。真正的和解是在蔡和森被驱逐回国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居于领导地位以后，此时另一集团的领袖赵世炎已经是共产党员，并在旅欧支部书记（或通讯员）张崧年领导下工作，以后双方才能正式和解。[10] 胡文又说，成立大会，“到会代表40人，代表了72个成员，在代表中周恩来代表旅德支部；赵世炎、李富春、李维汉、高风、毛羽顺等代表旅法支部；聂荣臻、刘伯坚代表旅比支部”。 这里说的也不是事实。布洛宜森林的大会，到会的只有18人（没有40人），当时也不分什么旅德支部、旅比支部、旅法支部，只分蒙达尔代表、克普邹代表、圣德田代表、查理王代表、柏林代表，等等。所代表的总人数，我忘记了。我试凑凑看这18个代表。 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周恩来、萧子暲、刘伯坚、李维汉、余立亚、尹宽、郑超麟、任卓宣、熊锐、萧朴生、王凌汉。 其他四人想不起来了。李富春、高风、毛羽顺、聂荣臻都未曾参会。 两次大会之间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做了如下工作： （一）出版《少年》和内部刊物，在党内外进行宣传和教育，扩大组织。这个工作是大家做的。组织有很大发展。 （二）派组织部长李维汉回国，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联系。李维汉约在11月间回国，他走前召集蒙达尔同志开了一次会，说了一番话，以后收到他从国内来信。关于同国内青年团联系事，他说，他在北京会见“老施”（按指施存统）谈妥了“少年共产党”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其旅欧支部的问题。大概从此时起组织改了名称。胡文说，1922年10月间，经过全体投票通过，然后改名。10月间李维汉尚未回国，国内青年团尚未同意旅欧组织加入，哪会改名？ （三）当时我们陆续收到国内出版的共产主义书刊，其中有《先驱》，似乎也有《向导》。领导委员会要各地方支部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概是以张崧年为首的党组织布置这个讨论的。在蒙达尔支部讨论时，我同尹宽发生争论。我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尹宽则赞成。我当时的思想很简单：我们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已经主张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还要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呢？何况我出国前在广州住了一个时期，看见那里以“边防经费”名义许可公开吸烟、赌博。南方的官僚也不比北方的军阀好些。尹宽大概体会出“加入”是既定的政策，“讨论”不过是一种形式，于是采取赞成的立场。他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仍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却可以用国民党名义公开活动，犹如滚雪球，愈滚愈大；他说，法国共产党是公开的，但它有秘密的地方，不许人知道，触犯者会被打死。这也就是后来说的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互相配合之意。没有人支持我的意见。辩论结果，尹宽胜利了。 （四）重新发动勤工俭学生的群众运动。当时群众的反对情绪已减退了，但赵世炎、王若飞、李维汉、汪泽楷等人仍不敢露面。不记得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在木棚宿舍召集一次群众会议，通过了一篇宣言，推举韩奇为代表，去华法教育会同各地方来的代表会面，发起一次群众运动。运动的领导权很轻易地被蒙达尔派掌握了。韩奇是能干的，但王若飞处处在背后指导他，好像手把着手教他，以此引起了韩奇的反感。两人发生冲突。我们在这次运动中扩大了影响，发展了组织，但韩奇退出了组织。他后来改名韩雁门（或恢复雁门原名）。回国在国民党统治下做什么官。 （五）华工运动。主要是赵世炎的工作。“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前，赵世炎便已在华工中活动了（蒙达尔集团却未做这方面的工作），成立后活动更有成绩。他交了不少华工朋友，其中几个加入了“少年共产党”，记得第二次大会上有两个华工同志上台讲话，一个是袁子贞，一个是王子卿（名可能记错）。后来有两个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袁子贞在内，另一个名汤儒贤。 （六）同法国共产党和青年团联系。这个工作主要是萧子暲做的。他同法国共产党当时一位理论家拉波波（ChartesRapapart，恩格斯通信中提到一个名Ropoport的俄国人，不知是否此人）常常来往，曾把中国共产党新出版的一期《前锋》杂志的目录译成法文给他看。几个法国青年团员也常来戈德弗罗亚街17号玩，同我们的同志很熟。王若飞说话喜欢说“火冒”两字，法国同志问什么意思，我们于是解释给他听，并教他怎样写这两个汉字。我们到了莫斯科后，法国青年团同志写信给我们，信内还写了这两个汉字。 我们出版《少年》，但按法国法律，刊物要找一个法国公民作gerant。此字，字典只有“管理人”之意，这里不知道译什么才好。这里的意思是说，刊物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法国当局就可以找它的gerant说话，法国一位同志作了《少年》的gerant。 （七）同苏联人联系。最早做这工作的是张伯简。当时德国已经同苏联建交，法国尚未同苏联建交，张伯简在“少年共产党”成立以前好久，就认识一个替共产国际做工作的犹太人，我在柏林时还看到这个犹太人，他会说法国话，中等身材，向我们谈起“混格混格”这个人。我起初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后来才明白就是Hong-Hong，即红鸿，张伯简。我们由德国去苏联的手续就是这个犹太人办的。后来通过这个关系，张伯简一人去莫斯科进东方大学。第二个同苏联人联系的，是萧子暲，似乎是通过同一渠道，于1922年秋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以前就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会见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他从莫斯科写信来法国，我看到信，还记得其中几句话：“刘仁静，二十少年，有名士气。”胡文说代表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大会的是施存统，显然错误。 不记得是同时，还是稍后，我们收到了陈独秀致赵世炎的亲笔信。我还记得上面说：此次出席共产国际大会，“弟代表党，仁静代表团”。后面说，苏联革命政权已经安定下来了。再后面是劝告赵世炎回国的话，并反驳赵世炎不肯回国所持理由。于此可见，这不是陈独秀和赵世炎之间第一次书信来往。赵世炎的理由是说：他正在法国进行华工运动，工作很顺利，不能丢开回中国去。陈独秀反驳他说：你试想想，法国有几个华工，中国又有多少工人，你为什么舍多而取少呢？ 陈独秀这封信没有提起要我们派人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事情。以后，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最后我得到了通知，我也列入第一批去苏联的人的数中。 胡文说，“少年共产党”得知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于是派赵世炎去苏联同代表团联系。绝无此事！赵世炎是同我们一起1923年3月18日才离开法国去苏联的。 胡文又说，“在1923年6月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增选邓小平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他与陈延年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这也是虚构的。陈延年已经于1923年3月18日同我们一起离开了法国，这年6月后他怎能与邓小平共同在法国编辑和出版《赤光》呢？这一点不必多谈，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他同我在蒙达尔近郊那个橡胶厂做工，也住在那个木棚宿舍。他当时名“邓希贤”，有个侄子比他大，也在那里，名邓绍圣，叔侄有时争吵。当时，我22岁，他18岁，是木棚里年纪最小的，每月做计件工，产量比我多三分之一，因之工资也比我多。放工后，我们回木棚吃晚饭，饭后还有至少三小时才睡觉，许多人利用这个时间，读书、谈话、讨论问题，他则跳跳蹦蹦，到这一角和那一角找人说笑话，或者打麻将，我也曾同他们打麻将，但不多。我常想，这样的小孩子不利用工余时间学点知识，很可惜。也曾委婉地同他本人说了，但没有得到反应。平时同我谈话比较投机的，不是自己的同志（我们相约避免在人前过于亲近），也不是那些出头露角的人，也不是像邓希贤那样每天嘻嘻哈哈的人，而是一些富于人情味的人，我避免向他们作宣传，怕引起他们反感。1923年3月初，我已决定去苏联了，这几个朋友在我离开蒙达尔前一夜，请我去厂外一家小酒店喝酒饯行。出我意料地，我发现平时不接近的邓希贤也在座中，我们照平时那样，一面喝酒，一面闲谈。回来后，我同小组长李慰农（他不参加饯行）说：“你要注意邓希贤这个小孩子，他今晚也参加同我饯行。”1923年下半年，李慰农第二批到莫斯科来，似乎同我说起了邓希贤，是说他已加入了组织，还是说他和我们很接近，我忘记了。我说这个故事，只为的说明，邓小平（邓希贤）在我们成立大会时未曾参加我们的组织，在我们第二次大会时也未曾参加我们的组织。我们的组织在我们第一批去苏联的人走后才当作一个争取对象来培养他。我不知道怎样培养，但可断言，我离开后不到三个月（1923年3月到6月），他决不会由团员跃升为党员，而且被增选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 第二次大会 为了几个领导人要去苏联，1923年2月间，在巴黎西郊开了第二次大会，此次不是在森林中露天空地上开的，而是在警察分局内一间会议室开的。袁庆云住在那一带，同警察局很熟，便以中国学生开会的名义租了这间会议室。他说法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我们说什么都行，但不要唱“国际歌”（我们当时只会唱法文的国际歌）。会开了三天，圆满结束。有几个新同志上台表示态度，我只记得两个是华工袁子贞和王子卿，一个是刘伯庄，一个是湖北人，忘其名，自称李汉俊的学生，其他几个我不记得了。我在会上看见第一次大会上未见过的几个人，李富春即在内，但仍没有女同志。最后一日选举。事先，于履中奉第一层领导之命，暗中通知我要投什么人的票。我照办了。今天我忘记了二次大会选出的是什么人，会后我们全体照了相。我得了一张寄回家去，不知能找到否？[11] 关于二次大会没有什么可说了，除了一件事情，一件从来没有人谈起的事情，如果我不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那就是开除张崧年出团，及为此开除引起的斗争和后果。[12] 大会上有人提议（我忘记是谁提议）开除张崧年，并列举他的几条罪名。我忘记了什么罪名，也许大会上说得很抽象，但意义是懂得的，即说张崧年是一个普通团员，却处处干涉团的事务，做团的领导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办理。到了众人反对时，便拿出中国共产党的欧洲负责人身份叫团服从。尹宽说：这个法宝，“张崧年平时藏在衣袋里，需要时再拿出来”。张崧年的武器是团要受党的领导，尹宽认为团的章程并没有这一条规定。带头反对张崧年的是陈延年和尹宽，我也跟在他们后面起哄。当时大会说话也许没有这样明白，因为对于“党”的事情，大家都视为神秘，不敢问，也不敢多说。大会上只有周恩来替张崧年辩护。赵世炎当主席不能说话，显然主张开除张崧年的人占多数。临表决时，赵世炎宣布他不当主席，请大会临时推举一个主席主持表决，大家都不许可。我忘记了，结果是谁当主席，但开除张崧年的决议通过了。 后果是张崧年发表了一份《告团员同志书》，写得很长，反对大会这个决议，同时他认为是周恩来“捣鬼”，煽动团员反对他。其实周恩来倒是声嘶力竭地在大会上替他辩护的。3月下旬，周恩来陪我们十个人到柏林，去见张崧年，张刘两夫妇都拒绝同他见面。他于是召集德国团小组及我们从法国去的一批人开会。德国团员并不多，那日到会的只有一二人（除熊雄、王奎两人外），他们始终一言不发。周恩来又是声嘶力竭地替自己辩护。（张崧年《告同志书》中曾引周恩来大会后去柏林向他汇报时说的一句话：“大家认为你太骄傲了，警告你一下。”张崧年便根据这句话断言是周恩来从中捣鬼。又据周恩来口头报告，张崧年说：“如果什么会议反对仲甫同志，你也能够说群众给仲甫同志一个警告吗？”周恩来甚至以他的“政治生命”为保证，辩明他并未反对张崧年。） 我当时知道周恩来和赵世炎都是共产党员，在柏林的党员还有刘清扬和熊雄，而张崧年是旅欧支部书记。共产党纪律是不许成员反对领导的。我因此认为陈延年当时还不是党员，尹宽更加不是党员。但后来到莫斯科后知道陈延年已经是党员了。这件事情，我们初到莫斯科不久，旅莫支部便开会讨论。莫斯科同志强调团要接受党领导的原则，据此批评了陈廷年，陈延年也诚恳地承认他的错误。我在他们会后的谈话中听出这个意思。 1923年夏天，张崧年和刘清扬回国，路过莫斯科，那时我们都在郊外一个乡村度暑假，接了他们来，欢迎他们，请张崧年说话。说的是什么话，我连大意都记不得，倒记得一件轶事。我们没有女同志，厕所是露天的。刘清扬（她抱着一个小婴孩）要如厕，于是赵世炎忙碌起来，先肃清几个厕所的男同志，刘清扬进去后再给刘清扬把风，不许别的同志去厕所，直至刘清扬事毕出来。当时在那里避暑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学生。事后王若飞和陈乔年（陈延年不在内）大大挖苦了赵世炎。于此可见，我们这些人并不像陈延年那样认识第二次大会开除张崧年是错误的。尹宽当时（指旅莫支部批评陈延年时）尚未去莫斯科，不知道他对此事怎样认识。 我们1922年6月建立“少年共产党”时是当作一个独立的党来建立的。我们，至少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并未想到我们这个组织应当接受另一个组织的领导，以后我们在莫斯科学习，也只学习到青年团应当接受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但组织是独立的。我们多少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延年才从无政府党的领导人转变过来，更加反对张崧年处处干涉青年团的事务。不仅政治上干涉，不相干的事务也干涉，例如：上面说的“机关”和“机关报”之争，张崧年坚持不用“报”字。 我们第一批12人到了莫斯科后，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而与旅欧支部脱离组织关系。以后我也曾零碎听到法国同志活动的消息，但那要别人来写，我只能写到这里为止。 我们第一批12个去莫斯科学习的人是：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余立亚、王凌汉、高风、陈九鼎、袁庆云、郑超麟（以上10人是从法国去的），熊雄、王圭（以上2人是从德国去的）。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此文作于我恢复自由之后两个月，当时仅凭个人记忆，毫无参考材料，以致多处记错。此文写好，存入上海市政协档案，又以副本存入革命博物馆档案，以后发现错误，我已无权利迳改原文，只能以注释形式去改正了。1980年上半年看了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文章后作了第一次注释，下半年看了周恩来的第一号报告和别人的回忆后，作了第二次注释。上面正文内，凡用（）的，是第一次所注的，凡用〔〕的，是第二次所注的。难免有其他错记之处，今天我目已半盲，只好随它去了。关于我在法国的一段生活，我1983年写的一本《记尹宽》小册子写得最完备，可以补充此文所写之不足。《记尹宽》和此文所写，若有出入，应以《记尹宽》为准。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释： （第二次加注为注释1、11、12，其余皆为第一次加注。——录入者） [1]据张崧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的回忆》一文，知道他确是应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之聘去法国的，1920年底到法国，1922年2月才从法国去德国。张崧年的回忆有好多不可信，但他说是应里昂大学之聘去法国则是可信的。我的传闻有误。 [2]本文初稿写好才看到今年3月号《历史研究》上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的文章。李文也称这一派为“劳动学会”，但没有把黄齐生带来法国的一批贵州学生包含在内。 [3]李立三在《对世炎的回忆》说：“二八事件包围公使馆，我们没有参加。”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李立三是当事人，又因为包围公使馆属于“请愿”的性质，而他们是反对请愿的。李立三又说：“事后出现一种谣言，说我和世炎是受了陈篆的收买，因此对这次事件不积极参加。”于此又可见双方斗争的激烈。 [4]李维汉文章提到这个斗争，但不强调。他说：“二八运动过程中，新民学会和工学世界社对于勤工俭学同学内部的团结工作有缺点。”他承认“劳动学会”是进步的团体，那批贵州同学也持相同主张。“我们没有采取积极态度去同他们讨论问题争取共同行动。徐特立、黄齐生两位老教育家也支持他们的主张。蔡和森和我，还有新民学会其他会员，都是徐先生的学生，一向敬爱他。这时也没有同他讨论商谈。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李维汉以“自我批评”的方式点出双方斗争，但这样轻描淡写是不够的，不能说明问题的。试想，蔡和森、李维汉等人所敬爱的先生徐特立也不同意蒙达尔集团的主张，而支持另一派的主张，可是事情不是那样简单。 [5]李维汉文章论述这另一个集团的主张是：“仍笃信工学主义，主张坚持勤工俭学到底，不赞成请愿，认为请愿是向反动政府乞怜，要求补助是寄生虫。针对求学运动，我们提出，‘甘作苦工，不希官费’的口号。”李维汉又说赵世炎组织许多团体，团结勤工俭学生，提出“互助，劳动，改造社会三信条”。（按“互助”是无政府主义的信条。） [6]李维汉文章说：“我们认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无异于为资本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而要以‘勤工’达到‘俭学’的目的更不可能。” [7]“少年共产党”成立后每人都有一个假名，我忘记了我们的总书记赵世炎用什么假名。看到李维汉文章才知道他名“乐生”。这意思是说：他想自杀时觉悟到还是活着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好。胡华文章说赵世炎出国前已参加了国内的“共产主义小组”，上面我表示怀疑。胡文又说，1921年10月赵世炎就已参加建立“少年共产党”，亦无根据。 [8]李维汉文章误记为“意大利路”。 [9]李维汉文章也同胡文一样说周恩来作宣传部长，他也不说他是代理张伯简作组织部长的。大概是忘记或误记了。当时为什么选张伯简为组织部长呢？因为云南人张伯简自称手中掌握着一个秘密组织，成员有几十人，他本人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有密切联系，或已加入共产国际。大家重视他，把他代表的组织和陈延年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当作团结和统一的重要对象。张伯简没有参加成立会，那时大概在德国。大会以后，他回法国来，代理组织部长李维汉同他谈话，要他把他那个秘密组织交出来。“现在已经成立共产党组织了，你还保留那个秘密组织干什么？”但张伯简拒绝交出他的秘密组织。李维汉（以及其他的领导人）作出结论说：张伯简是买空卖空的，他并没有什么秘密组织。我也承认这个结论。我在莫斯科认识了张伯简，回国后又在中央宣传部一道工作，成了好朋友，可是从未发现张伯简有什么朋友。我后来遇见几个云南同志，提起张伯简，也没有人认识。不过，日本投降后，赵济来上海，闲谈中说起张伯简，赵济却认识他。五卅运动后，张伯简离上海去广州工作，不久因肺病死于医院。 [10]李维汉文章否定了胡文上引一段话的说法而证实了我的传闻。李维汉说：“1921年底或1922年初，我收到恩来、世炎托人转来的信，约我到巴黎一个旅馆会面，商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事。我们商定分头筹备。”由此可见，双方真诚合作是1922年初的事，至早也是1921年底的事，而事情是由张崧年领导的支部主动的。双方过去关系并不密切，否则他们写给李维汉（蔡和森走后蒙达尔集团的最大领导人）的信不须“托人代转”了。 [11]这张照片，我的老家找不到，但政府一个档案机关收藏了一张，因此我也复制了一张。照片上共有41人，我识得其中33人。我记得李富春、李慰农都参加了此次大会，但照片上无此二人，不知何故。 [12]以后参考了别人的材料，发现记载此事的人很多，但都与我所记有出入。即使我不说，后人也会知道这件事的。二次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向国内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所作的“第一号报告”，也谈到此事，其中所说当然最有权威。原来开除张崧年事件相当复杂，不似我这里谈的那样简单。此事牵涉到张崧年和张伯简之间的冲突及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我都忘记了，或者当时就不知道。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郑超麟，1979年7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 ——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 郑超麟（1979年7月17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做过瞿秋白的秘书。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不久，中央调我离开湖北省委去中央工作。没有秘书名义，事实上是瞿秋白的秘书。我住在他的家（汉口，原英租界，一套公寓式房子，正式四个房间，厨房和卫生间在外），受他的委托办事，陪他出门访客。他要我设法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1927年春，中央迁至武汉以后，我就不管《向导周报》工作了。不知何时《向导》停止出版，此时，中央决定恢复出版。由于上海迁来的中央印刷所仍在工作，中央新开的纸行我也熟悉，似乎毛泽民负责的发行机构仍在汉口。我出去联系一下，发现这些机构都瘫痪了，无法进行工作。我回报了秋白，只好作罢。 秋白有几次带我去汉口的苏联领事馆，我坐在门房等他，他进去每次都是相当长时间以后才出来。我们走路回家，路上他告诉我新的消息。例如，9月间一次，他从领事馆内出来就告诉我：“现在要退出国民党”。又有一次，他拿出俄文文件给我看，问我Партизанскаявойна译为什么才好。我拟了几个译名，他都不中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想出“游击战争”的译名。现在已经约定俗成了，我当时并不认为十分妥当，因为“游击”是旧时军官的一个官名。 并非每次都是我陪他去苏联领事馆。与我同时住在秋白家中的还有杨之华的妹妹和另一个男青年，姓盛。二人同住一个房间，已有婚约。杨之华告诉我，要给他们举行盛大的婚礼，使邻居免除怀疑。可是来不及举行了。一天，这个姓盛的青年人慌慌张张地跑回家来，对杨之华的妹妹说，他从苏联领事馆拿来的五千元在路上被人抢走了，无颜再见秋白，只好乘船回上海去，这钱是秋白叫他去拿的。我们研究此事，一致认为被抢是假，卷逃是真。杨之华的哥哥到轮船上找到这个人，他说的仍是那一套话，但从神色可以看出是带款潜逃。秋白告诉我：这个青年人要为这五千元葬送了一生，朵思退也夫斯基小说中写了类似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指的是朵思退也夫斯基哪篇小说。罗亦农颇不满意，对我说：“秋白亲亲戚戚！”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杨之华有一次告诉我，她的妹妹找到了那个姓盛的青年，发现他在邮局有存款。杨之华又说，二人的婚事吹了。不久之前报纸上发表一位姓吴的女同志追悼她的姨母杨之华的文章。这位女同志当是那年只有15岁的杨之华妹妹的女儿。 9月下旬，中央从汉口迁回上海。杨之华后走，我陪伴瞿秋白乘船，二人住在一间官舱。秋白不出舱门，我则常常在门外周围警戒。船上大概另有警戒的人，因为我们住进旅馆之后不久，中央交通处王警东（即王凯，解放初年作国务院机要交通局局长）便来旅馆接秋白去了。我仍在旅馆住着。 秋白曾告诉我，叶贺军队占领广州以后，中央就要迁去广州，那时要派我主持上海联络站的工作。可是，到上海后放弃了迁广州的计划，派我仍旧负责中央机关报的编辑、出版、发行的工作。我在兆丰花园（即后来的中山公园）东边愚园路上租了一幢弄堂式的洋房子。秋白代表中央出席我们的编辑委员会，代表编辑委员会向中央汇报工作。我建议不用《向导》旧名，而用《布尔塞维克》，不是周报，而是半月刊。秋白同意了，刊名就是他写的。[1] 《布尔塞维克》 党报编辑委员会成立后，我就不再去执行秋白的委托了，也不再陪伴他出门了。他每半月来愚园路一次，我则不定期地去他家找他。他起初住在福煦路民厚里对面，后来搬到池浜路（今名慈溪路）附近。我不是他的秘书了，但仍旧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我并非做了他的秘书以后才同他厮熟。1925年和26年在上海，他就常到中央宣传部来（我住在这里），我也常到他的西门路家中。我从侧面知道他的家世，他也正面告诉我一些个人生平。他说，他的母亲是穷得没有办法吞红头火柴自杀的，他的父亲住在济南的“同善社”，他每月要寄三十元到济南去。我认识他的二弟匀白，三弟景白，似乎都靠他维持生活。他的生活费（五十元）是不够用的，我又从侧面知道他替塔斯社写稿，得到相当高的报酬。 常到他家作客的，蒋光赤之外就是我。蒋光赤写了几本小说，事先都同他商量，写好也先给他看，那本《短裤党》书名就是他取的。老蒋想不出适当的书名，秋白把书的内容联系到法国大革命的Sans-Culottos去，因名为《短裤党》。其实，culottos是短裤，贵族穿的华丽的短裤，平民穿不起，被贵族讥为“无短裤可穿的人”。Sans等于英文的withant。把sans-culottos译为“短裤党”，是错的。这本小说写的一个主角就是瞿秋白，其中也写了我的影子。蒋光赤所写小说中，这是最好的一部。但秋白一次告诉我：这个人“没有天才”。我不写小说，不写新诗，秋白常同我谈旧诗词，他最欣赏秦观的词。他主张用词的语言写新诗。我们二人都喜欢龚定盦的诗。1926年底或1927年初，湖南农民运动高潮时，一次他告诉我，老龚那句“我闻大地狮子吼”可以用来为湖南农民写照。他临死前写的《多余的话》中一首《浣溪沙》把老龚的“莫抛心力贸才名”改几个字为“莫抛心力作英雄”。所以我一看见这篇文章就断定是他亲笔写的。 《布尔塞维克》的发刊辞是他写的。全部三十几期刊物，今天当然还保存着，我已不记得发刊辞说些什么话。我记得刊物的目的是宣传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反对国民党。我们都很“左”。秋白提出要批评孙文的三民主义，分几篇写，最后印成小册子。他要我写，我没有把握，推给他，结果照他的计划写成了。后来我们印成小册子，但用民智书局出版的孙文《三民主义》的现成封面，到处散发。有人去商店买物时故意遗留了一本在柜台上。书写得很好，但以后没有重版，解放后更不会重版。因为书中直接攻击孙文，称之为“孙中山陛下”，而遵义会议以后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肯放弃孙文这尊偶像的。 我把社论以及政治性的文章推给他写，自己则写次要的文章。我不能参加中央常委会议（迁武汉以前，我愿意时都可以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政策靠秋白传达，没有把握写出符合政策的文章。可是，在11月间，中央开全会讨论重大决策，秋白不能来参加编委会，因此《布尔塞维克》第四期的社论只好由我执笔了。当时报纸说，张作霖要做皇帝，成立“大龙帝国”。于是我抓着这个题目写了一篇社论，大意说：中国要么成立军阀帝国，要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国民党那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是没有前途的。出版以后，中央常委之一李维汉提出反对，说我们的口号是工农民主专政，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郑超麟文章错了。秋白来编委会传达这件事，次期（第五期或第六期）秋白写了社论，说第四期社论说得不正确，应当更正。[2]我却没有因此戴上了什么“极左”的帽子，但我从此更加不敢写纲领性文章了。1927年11月或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已开始纠正左倾路线了。 《布尔塞维克》编委会起初只有秋白和我，外加编委会的秘书黄文容。他是上海大学学生，1926年调来中央宣传部工作，1927年比我先去武汉，调去做陈独秀的秘书，中央迁回上海后他复回宣传部（编委会）作秘书。不久之后调罗绮园来，参加编委。以后几个月又调曹典琦来。再以后，黄文容调去中央组织部做干事，谢觉哉代替他的工作（但我从未想让谢觉哉做黄文容的秘书工作，我自己做黄文容的工作）。张采真夫妇从福建来，也曾住在编委会工作。稿件除各编委所写，还有同志投稿，有中央秘书处转来的，也有直接投到编委会来的。后者例如李圣悦，他是黄文容的同学、朋友，以“星月”为名投了一次或二次稿。李圣悦以后改名李平心，又名李鼎新，成为有名的学者。瞿秋白对《布尔塞维克》负政治责任，他除了“纠正”我的一篇社论外从不干涉我的工作。 1928年4月间他准备去苏联开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同我告别，把《布尔塞维克》的编辑工作全部交给我，并委托我代表中央去指导创造社的工作。我们分手时私人感情还是很融洽的。六大以后，他被留在莫斯科，不能回国。据说，他向新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推荐我继续担任《布尔塞维克》的主编。蔡和森不久下台，李立三代替他做宣传部长。我在工作上同李立三多次发生摩擦，我请他另外派人代替我的工作，他自然不许可，但一面向在莫斯科的瞿秋白征询意见。此时瞿秋白知道我不再适宜做这个工作了，于是派吴季严（原名吴稽天）回国代替我，吴未回前要我把工作移交给潘文育（也是莫斯科新回国的）。1929年1月我离开了《布尔塞维克》编委会。 八七会议 1928年4月我同瞿秋白分手后就不再看见他了。我听到他的零星消息，最后获悉他被国民党枪毙于我的家乡福建，又在《国闻周报》上看到他死前写的《多余的话》，以及几首诗词。解放前后看见他的著作《乱弹》和《海上述林》，以及鲁迅怀念和赞美他的话。我也认识他在30年代居留上海时的居停主人谢澹如，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对他这个人的评论是变化无常的：起初尊为烈士，后来斥为叛徒，现在又把他的遗骨送回八宝山公墓安葬了。我对他有我的一贯的看法，不受中国共产党几次变化的评价所影响。但要说明我对他的看法，必须从我认识他时说起，必须倒叙八七会议以前的事情。 先说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是瞿秋白主持的，特别同瞿秋白有关。7月间，他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谭平山、张国焘、周恩来等人去江西，据说在庐山或九江开了重要会议，决定起义之后，别人留在江西，他回到武汉来主持中央工作。这是“据说”，我当时在湖北省委做工作，不知道中央领导人的行踪，也可能他根本没有离开汉口。8月6日晚上，我忽然得到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通知，叫我次日早晨参加一次重要会议。次日我去了，地点在旧俄租界一条热闹街上（我忘了街名，记得与长江平行），下面是店铺，店门旁有个楼梯直通二楼。（我不记得是从这个楼梯上去的，还是从后门进去的。）楼梯上有一条走廊，前楼房门开着，我看见临窗躺椅上坐着一个外国人，美国传教士模样的，门上铜牌刻着Ransom（以后我在上海“中美图书公司”发现有一本Ransom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及其他字样。会场在后楼，房间不大，临窗摆着一张写字台，靠隔墙摆着一张双人床，床和写字台之间放着几把凳子。写字台右端坐着瞿秋白，左端坐着一个高大的俄国人，我未见过的。俄国人旁边坐着罗亦农。我坐在写字台前面。我的身后，毛泽东坐在床沿上。床沿上还坐着几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李震瀛。床上圈脚坐着几个人，其中一个经秋白介绍，是彭公达。瞿秋白先说几句话，我只记得他说明：到会的除郑超麟代表湖北省委和彭公达代表湖南省委参加以外，都是中央委员。俄国人说：“我叫Николай”。我不记得俄国人是否先说了话。后来知道，这人名罗明那兹，代替魏丁斯基（伍廷康）做第三国际代表的。 为什么叫做“八七会议”，而不叫做“几中全会”呢？因为当时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不足法定人数（不难查明当时留在武汉的中央委员是谁）。 会议只开了一个上午。全部工作只是通过罗明那兹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一篇《告同志书》。这个文件当然现在还保存着，因为会后油印了很多份，发给全国各地。秋白是个很优秀的翻译家，他的译文能使人看不出是翻译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写的。自然，罗明那兹用俄文起草以前多半同秋白商量过，多半采纳了秋白的若干意见。我只记得这篇《告同志书》中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但没有指名，没有一个字点出陈独秀。我当时认为把革命失败归咎于陈独秀是不公平的，但我没有说话。此外，这篇《告同志书》也并不认为革命已经失败，而是说革命走上了更高的阶段。 秋白宣读了《告同志书》以后，让到会的人发表意见。罗亦农首先发言，他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点说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一击。他自己翻译给罗明那兹听。罗明那兹在这一点上驳斥他。罗明那兹说：国民党还有力量，我们要认真对待，绝不应轻视它。 似乎还有几个人发言。我只记得毛泽东站起来说了几句话，但罗亦农制止他，不让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不安全，要提早散会。 我把八七会议记得如此琐碎，只为还原这次会议的真相。关于八七会议的传说是很多的，但都不合事实。参加的人，除我以外即使还活着，也不过一个或二个而已。报纸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对于这次会议都是想象的，不是根据事实的。解放初年的人说：八七会议是在九江开的，不知何所据？后来说是在汉口开的，1978年或1977年汉口甚至把八七会议的会场装饰起来让人瞻仰，我不能断言是不是当时的真正会场。我忘记了前面的街名，报纸说的街名也不能引起我的记忆。报纸说会场中摆了十几只凳子，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至多有五六只凳子。八七会议之后，我又有两次去这个会场。一次是去找某一个人（忘记是谁），我摸到那里去，在开会的房间我看到那里有五六个同志，有男的，有女的。男的中间有张坤弟，女的中间有王兰英。另一次是中央常委在罗亦农家中开会，会尚未开，发生了情况，我们都从后门逃出去了，但奇怪的是罗亦农家的后门恰好斜对着八七会议会场的后门，我们穿过会场的后门，从前门溜走了。罗亦农家在“兰陵花园”南边的一座洋式二层楼房。“兰陵花园”周围都是这一类楼房，中间有一块大草地，两旁有长椅子供人休息。 更离奇的是传说的参加会议的人。据说，有张太雷，有蔡和森，有邓小平，有关向应。张太雷早已去广州就职了，蔡和森早已去北京就职了，邓小平当时可能在汉口，但他是在中央机关做工作的普通人员，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代表什么地方党委，没有资格列席这次中央会议。我不记得关向应是否五届中央委员，但我没有在会场上看见关向应的印象。[3] 最离奇的是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了这次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讲话，批评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而其实毛泽东站起来说二三句话就被人制止了。 陈独秀不是被人罢免的，而是自己辞职的。我以前只记得他于7月15日武汉反动后辞职，不知道何日；最近看《历史研究》杂志最近一期才知道他是7月30日辞职的。 《热血日报》 我有意跳过1925年下半年至1927年上半年这一段大革命高潮时期，而去写《热血日报》。那一段大革命时期将最后写。 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了表示爱国或其他原因，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办一张小报。职工们于是出了《正义日报》[4]。固然是爱国的，同情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的，但态度温和而稳健。瞿秋白看到后对我说：哪里有什么“正义”！我们自己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几日之后就办起来了，也许中央已决定办一个小报之后，秋白才同我说这话。中央此时也决定自己办一个印刷所，但来不及开工。《热血日报》还是由梅柏格路（今名新昌路）明星印刷厂承印的。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东端与之垂直的路（似是宝通路，总之在东方图书馆西边）的一条弄堂内的最后一幢房子。编辑室设在楼上。发行部另在一个地方，我未去过，忘记了谁负责。秋白做总编辑，从中央宣传部抽出我，从民国日报编辑部抽出沈泽民和何味辛（后名何公超）。一般分工是：秋白写社论，我写文章，沈何两人编新闻，两人有时也写文章。有些文章是外面投稿的，有几篇是杨洵（后名杨伯凯）投的，他新从法国回到上海，通过他的同乡石琼，把稿子送给编辑部。新闻稿子，各工会送来的更多，我们没有核实都登载了。这中间出了一次乱子，那时有个宁波人在上海很活跃，外稿说他被帝国主义收买了，我们贸然发表了消息，于是有一群人去发行所责问。[5] 秋白写社论都不署名，我用笔名“舒严”，有时也用其他笔名，今忘记了。 每天黄昏，我把全部稿子从闸北带回梅柏格路，排出后我再校对（有时别人校对，其中有个方尔灏，福州人，校对了几期，此人在国民党背叛革命后死于福州），然后回民厚里睡觉。 最后，租界当局动手了，巡捕封闭了明星印刷厂，拘押了老板，罚了款释放。罚了款释放。老板来编辑部交涉，张伯简同他接头，替他付出了罚款。从此就停刊了。（那时中央印刷厂已筹备就绪，似乎我们自己印了一二期。） 那时瞿秋白和陈独秀每日碰头，他写的社论反映了中央的意见。彭述之在五卅运动前便因病住在宝隆医院，蔡和森也已去北京西山疗养，只有张国焘在上海。 上海大学 我1924年回国时，瞿秋白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共分三系。社会学系学生最多，其它是中国文学系和英国文学系。 上海大学是国民党办的，但大权操在共产党手中。总务长是邓中夏，社会学系教师，除系主任兼教一课外，尚有安体诚（以后去杭州法政大学任教）、施存统、张太雷，后来有彭述之和我。再后来有李季和高语罕，以及尹宽。中国文学系有沈雁冰、蒋光赤。英文学系似乎没有共产党教师。 我回国时，正值上海大学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称为“国民党右派”）之间斗争趋向高涨的时候。共产党学生反对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祯，国民党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斗争很快从校内扩大到校外，到社会上。（也可以说社会上先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然后反映于上海大学的。）1924年双十节，天后宫开群众大会，上海大学学生去参加。（天后宫在今河南路桥北堍，地点在公共租界，但庙内不属租界巡捕房管辖。）大会主持人是童理璋，主席是喻育之。开会中间两派打起来。共产党方面都是学生，国民党方面则是事先布置的打手。学生当然打不过流氓。结果，一个学生叫黄仁，四川人，被打死了，十几个学生受伤。从此掀起轩然大波。双方发表文件互相攻击。为了登载文件问题，《民国日报》编辑部内部也斗起来。共产党员邵力子和国民党员叶楚伧发生冲突。瞿秋白也是《民国日报》编辑，他平时只挂名，不去工作，此时也到编辑部工作了。结果，叶楚伧离开了《民国日报》。 共产党学生在上海大学开黄仁追悼会，事先也有了布置。到会的人不限于学生，工人和一般市民也来参加，我也去助威。沈玄庐（沈定一）在会上演说。结果没有发生事故。 但两派斗争并未止息。事情演变到最后，是瞿秋白和何世祯同时离开学校。施存统继任社会学系主任，周越然继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何世祯、何世枚两兄弟去江湾另办一个持志大学，把上海大学英国文学系的学生带走了一大批人。校内斗争从此止息了。共产党社会学系学生支配了全校。 我初回国时，上海大学学生加入共产党的并不多，我起初也编入上大支部，那时似不满十人，一次吸收五六个学生入党，我旁听了入党仪式。只记得其中一个名李炳祥，菲律宾华侨学生，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后来接替张太雷做鲍罗廷的翻译。革命失败后，他回菲律宾去，连同他在上大结识的爱人王亚璋。 五卅运动也是上海大学学生打头阵。4月间，日商内外棉纱厂罢工，工人多住在苏州河北潭子湾，上海大学有一支队伍举着旗帜，去潭子湾慰问工人，但未出租界便被巡捕解散，多人被捕，群众反帝运动又有一个借口。5月30日在租界闹市讲演，发传单，上海大学学生也是站在前列的。讲演的学生被捕（其中有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也是上大学生），群众聚集在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的，也是上海大学学生站在前列。所以巡捕开枪打死十几个人，其中一个学生就是上大的，名何秉彝。 为此缘故，五卅运动爆发不久，上海大学（当时在西摩路，即陕西北路小菜场所在位置）就被巡捕房封闭了。 暑假后，上海大学暂租闸北青云路几条弄堂房子复校，一面筹备在江湾建筑新校舍。据说，有个资本家愿意拿钱出来建筑校舍。 这里牵连到陈望道，中国文学系主任。陈望道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不知何时脱了党，但同党保持友谊。当瞿秋白和何世祯斗争时，陈望道依违其间。斗争平息后，陈望道成了头面人物，召集校务会议，宴请教授等事，都是他出面的。校长于右任本是挂名，副校长邵力子也不管事，总务长邓中夏（本名邓仲澥）不知何时去职，代替他的也是共产党员韩觉民，但都让陈望道出面。学生们对陈望道有意见。他们说陈望道反对上海大学学生参加革命运动，所以主张校舍设在江湾，离开上海市区很远。我同陈望道不接近，不能作出判断。 1927年初，江湾新校舍建成，学校由青云路迁入新校舍，但革命高涨，学生无心读书，我未曾去新校舍上课。四一二之后，这个大学便被蒋介石封闭了。后来易培基的劳动大学就占用这个新校舍。 瞿秋白辞去社会学系主任后便与上海大学没有关系了。 大革命高潮期的瞿秋白 1924年我回国时，中央宣传部设在瞿秋白家里。这是两楼两底的房子。楼下客堂住着李立三夫妇。楼下厢房住着张太雷家人，当时“江浙战争”，张太雷母亲和老婆孩子从常州逃来上海。前楼住着蔡和森和向警予。楼上厢房，当亭子间的地位是瞿秋白的房间。厢房前端是个“过街楼”，住着彭述之。瞿秋白和彭述之两个房间之间的广阔地方是我住宿和工作的地方。张伯简先我回国，他也是宣传部的工作人员，管出版和发行，但不住在那里——慕尔鸣路威海卫路南边的房子。张伯简告诉我，这是红色巢穴，“国民党右派”知道。中央有几次就在我工作的楼上厢房开会，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陈独秀、王荷波、林育南（青年团代表）。蔡和森正在生病，开会时他也从前楼出来参加。似乎未见秋白参加。 张伯简告诉我，秋白不久之前才从广州回上海来，他郁郁不乐，因为犯了错误，“老头子”和和森严令他回来的。原来，秋白在广州受鲍罗廷顾问指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同国民党打交道。陈独秀和蔡和森反对瞿秋白的做法，责令他回上海来。张伯简的话是可靠的。1928年初，瞿秋白亲自告诉我，蔡和森一向反对他。可见瞿秋白那时（1924年下半年）已经心存芥蒂，不过没有暴露出来。又可见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早已开始了。 1925年1月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是大会记录），秋白在大会上很有地位，作了长篇发言，回答代表们对于大会路线的异议。记得，一次张崧年夫妇列席会议，张崧年发言反对国共合作，瞿秋白回答他说：在上海要刻一个“共产党”的图章，没有人敢刻，在广州就可以刻了。（但大会代表李维汉在闲谈时说，像秋白这样西装笔挺，怎么能够“无产阶级化”呢？）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6]而且是“主席团”的一个成员。（当时以常住上海的五个中央委员为“主席团”，其实是“常务委员会”，不过不用“常委会”名称。五人是：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彭述之。张国焘没有参加大会，会后才从北京来上海。）自此至1926年，我没有发现瞿秋白有什么芥蒂，他诚诚恳恳工作，执行中央的路线，没有提出异议。当时陈独秀的权威是很高的，许多具体问题，他说了算。最喜欢说话的，是彭述之，往往接着陈独秀之后长篇大论起来，替陈独秀的意见找“理论根据”。大家听到感觉乏味，我旁听人也有这个感觉。蒋光赤的《短裤党》写了中央会议。老蒋从未旁听，我也不会告诉他，想必是从秋白处听说的。秋白当时已厌恶了彭述之，表面上还看不出来。 蔡和森五州运动后不久便去北京西山疗养，秋末去苏联当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主席团”只剩下四人了。他们常去广州，有时也去北京，北伐胜利后还去过武汉。他们去那里开会，出席者还有第三国际代表魏丁斯基，有国民政府高级顾问鲍罗廷，有苏联驻北京大使加拉罕。（加拉罕不见得去广州或武汉开会。）讨论什么，我不知道。据我的猜测是这三个苏联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之有不同的路线，开会是为了统一分歧。其中最有力量的还是鲍罗廷。中国共产党中，主要是陈独秀，彭述之也有自己的意见。 三个苏联人之间的分歧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团”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对待国民党进攻的问题上。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15日的整理党务案，国民党直接进攻共产党，蒋介石把苏联顾问团的驻地包围起来，把以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共产党员集中起来办“训练班”，要求中国共产党中央把“跨党分子”全部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等等。在这一切进攻面前，应当如何对付呢？鲍罗廷主张委曲求全，陈独秀主张积极抵抗。南方区委书记陈延年站在鲍罗延方面。3月20日事变以前好久，陈延年来上海时就告诉我，鲍罗廷曾说：上海的中央只晓得说“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但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站在陈独秀方面。在上海的中央秘书处出版了一个内部刊物，讨论这个问题，出了两期或三期。彭述之要我写文章，我没有写。从来没有见人提起这个内部刊物，不知尚保存否？这是在党史上很重要的刊物。 我不记得瞿秋白和张国焘是不是在上面写了文章。但到了北伐问题的讨论时，这两人终于表明态度了。 北伐问题，鲍罗廷是以既定的决策提到中国共产党中央面前的。那时瞿秋白、张国焘两人从广州回来不久。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陈独秀、彭述之两人反对北伐；张国焘、瞿秋白两人赞成北伐。双方辩论起来。结果，陈独秀拍案大骂张国焘，张国焘不敢回骂。问题就是这样决定了。瞿秋白态度是明白的，他赞成北伐，但他不像张国焘那样直接同陈独秀冲突，他调解于两人之间。 有一件事实，我不妨在这里说说。某次，彭述之从广州回上海后告诉我：他在广州生活很苦，连买香烟的钱也没有；反之，张国焘和瞿秋白则很宽裕，因为鲍罗廷送钱给他们两人用。我自己则亲眼看见，张国焘在上海生活很苦，他的钱不够用。一次我陪他去济难会问杨永钊（阮仲一）借钱，没有借到。他在宣传部搭伙食，我管伙食账，他有时拿不出伙食钱来（每月约七八元）。一次积了三个月没有给我钱，我只好垫了。最后，他要去广州，领取了旅费，便请我一同去“温泉浴室”洗澡，就算还清我的垫款了。这是事实，但我不忍把这个事实同北伐问题的争论联系起来。 陈独秀在次期《向导周报》上发表一篇反对北伐的文章。这篇文章发生了很大影响，以至“国民政府主席”张静江写信给《向导》，反对这篇文章。《向导周报》在“读者来信”栏内发表此信，并给以回答。 本世纪40年代我保管《瞿秋白论文集》的原稿，从中发现瞿秋白当时写的一篇拥护北伐的文章。他在文章后作了附注，说此文《向导周报》编者拒登。事实上的编者是我，我忘记了这件事。这里有两个可能性：第一，我收到瞿秋白这篇稿子，不敢决定发表与否，便拿给陈独秀看，陈独秀不许登；第二，秋白此稿是交到秘书处的，陈独秀看到扣下来，不交给我。 从此时期起，瞿秋白便进行反对陈独秀的活动。不是在会议上公开反对，而是在暗中进行，拉拢一些干部，首先拉拢青年团干部。他方面，他写小册子《反对彭述之主义》（一名《第零国际》），表面上反对彭述之，其实是透过彭述之反对陈独秀。五次大会以前，他在武汉发表了这本小册子。 关于北伐问题争论以后，瞿秋白便称病不出席中央会议，不做工作。（但在上海第二次暴动时候他还是积极工作的。他坐镇设在拉斐特路（今名复兴路）的暴动指挥所（启迪中学），我也在那里。）1926年秋，有一天，很早，我正在睡觉，中央秘书长王若飞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要我同他去看秋白，我跟着他去。当时秋白住在西门路一幢普通的弄堂房子。他住在楼上，侯绍裘住在楼下。侯绍裘是上海大学附中校长，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四一二事件时在南京被杀。我们到那里看见秋白端坐在写字台前写文章，他看见我们两人去，有点窘，我们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回去的路上，王若飞和我没有交换什么感想，各人分头去做自己的事情，我心里明白王若飞拉我去有什么意义。这是证实一下：瞿秋白是真养病，还是假养病。原来他不是养病，而是写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文章。 上海二次暴动以后和三次暴动以前，瞿秋白离开上海去武汉。他在武汉会同张国焘和谭平山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管中央书记和中央机关还在上海。这笔账后来也没有算。上海第三次暴动以后，四一二事变以前，陈独秀也去武汉。四一二之后，我们接到武汉电报，以中央名义，勒令宣传部郑超麟、农民部罗严、妇女部杨之华速来武汉。我于四月下旬去了。 我在武汉随意出入中央机关，但只有两次旁听中央会议。宣传部干事黄文容此时作了陈独秀的秘书，他每次旁听中央会议，我从他那里知道许多事情。此时，中央的范围扩大了，重要的干部即使不是第四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如李立三，也参加了会议。此外还有第三国际派来的，以印度人罗易为首的代表团成员。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团：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一次，黄文容告诉我，张国焘在中央会议上拍桌大骂陈独秀，而陈独秀不敢还骂。 以后回到上海，颜昌颐证实了这件事情。他当时在中央军委一个机关做事，他说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每次中央开会前，先到这个机关的一间房子商议什么事情，然后去开会。 所以，在武汉时代，陈独秀虽仍为总书记，他执行的是瞿张谭三巨头的决定。五次大会前如此，五次大会后更是如此。五次大会开幕会上主席团名单是张国焘手下大将罗章龙提出的，其中有陈独秀，但没有同陈独秀合作的干部。五次大会闭幕会上主席团提出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也是如此。名单宣读之后，第三国际代表团团长印度人罗易站起来，要求把彭述之、罗亦农两人列入名单，结果接受了。大会后，彭述之立即被派去北京，罗亦农则去江西做省委书记。能干而工作有成绩的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去上海工作。我向瞿秋白表示我也要去上海工作。他简单回答：“大家拆台好了！”这次党内斗争，表示什么意义呢？ 陈独秀的失败与下台，在讨论北伐问题时，就已决定了的。他反对北伐，认为北伐是蒋介石的一种诡计，用来排除共产党的。孙文生前时几次北伐都是虚张声势，目的在于排除异己，蒋介石也是如此。想不到，这次北伐居然出师了，而且节节胜利。军事北伐引起了群众运动，扩大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陈独秀当初反对北伐，只看到一面，即国民党打击和排除共产党的一面，后来的四一二、四一五、七一五的反动屠杀就是由此而来的。但陈独秀没有看到另一面，积极的革命的一面。在坚决反对北伐而北伐终于胜利的事实面前，陈独秀已经不能维持他的威望了。他应当公开承认他的错误，求得干部和党员的谅解，否则应当辞职。可是，他走的是不承认错误，又要维持他的领导地位的道路。显然，他迟早要下台的。几个高级干部各自勾心斗角，要继承他的地位；第三国际东方部的同志，也早已提出撤换陈独秀的计划，早已物色接班人。首先想到的是谭平山。莫斯科中国学生中早已流传要找一个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代替陈独秀做总书记。但瞿秋白和张国焘也要夺取这个位置。谭瞿张三人联合起来，先推翻陈独秀再说。这就可以说明三巨头的出现，又可以说明陈独秀下台后，三巨头为什么分裂。 毛泽东也有资格争取总书记的位置，可是在1927年初他不留在武汉活动，而去湖南调查农民运动，让别人去争夺这个位置。这是毛泽东高于瞿张谭的地方。 1927年11月的中央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开除了谭平山出党，并给张国焘以留党察看的处分。谭平山在上海办刊物，大骂瞿秋白为“研究系余孽”。 八七会议以后留在汉口的中央由瞿秋白、罗亦农、李维汉三人主持工作。迁回上海也是如此，自然加入其他的人，首先是周恩来。周恩来的基础是“军委”。罗亦农的基础是“陈独秀派”。前称“莫斯科派”，即我们这些于四次大会前后从莫斯科回国的干部，此时以江苏省委书记王若飞为代表。李维汉的基础是湖南来的干部，他们人数不少。瞿秋白的基础是什么？瞿秋白在党内干部中没有基础。高级干部拥护瞿秋白的，只有张太雷一人，此时做广东省委书记，广州暴动时牺牲了。瞿秋白的地位建立在国际上，在俄国人上。他是俄文专修馆高才生，十月革命后1920年或1921年同俞颂华、李仲武一起以北京《晨报》（或其他报纸，总之是“研究系”的机关报）名义去苏联，访问过列宁，也访问过托洛茨基，思想左倾，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党，担任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班的翻译，1922年11月参加了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后回国。他在党内发生重大作用，成为国共合作的积极主张者，与反对国共合作的李汉俊相对抗。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俄国人的决策，秋白拥护这个决策，在中共第三次大会上为这个决策而斗争。1924年初，他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大会，当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后留在广州执行鲍罗廷的迁就国民党的路线，与上海的中央有分歧。他被调回上海后还是努力工作的，但在北伐问题中央和鲍罗廷分歧表面化时，他站在鲍罗廷方面，反对陈独秀。他是在暗中进行活动的，一面写《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一面鼓动青年团干部反对党中央。他不直接拉我，而是通过陆定一说服我。一次，在虹口公园，陆定一向我说了很多话，说中央有机会主义，现在同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头子合作是错误的，等等。我信任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信任罗亦农、赵世炎等上海领导干部，没有被陆定一说服。1926年，王若飞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一清早去探望瞿秋白，说明中央早有觉察瞿秋白的秘密活动了。（按以上说的我认识以前的瞿秋白情况，是得之传闻，认识以后的情况则是得之见闻。） 这个党内斗争，其实也是国际上的斗争的反映。1927年初“少共国际”（即“共产主义青年团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团来上海，萧三（当时名萧子璋）在家中请他们吃饭，我也参加，饭后唱歌，萧三的俄国老婆跟他们一道唱。我从其他方面知道这个青年国际代表团是反对国际代表魏丁斯基的，认为魏丁斯基是机会主义者。 秋白精通俄文，接触俄国同志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国人要改变对中国的路线，要撤换陈独秀，于是配合这个意图而进行活动。当时有个三人代表团，不记得是第三国际派来的，还是俄国共产党派来的，在上海的俄国领事馆中同中共中央开了几次会。据说代表团的负责人曾说陈独秀在党内的威望很高，不容易撤换。事实上也是如此。7月15日武汉反动后陈独秀辞职，不久就回上海。中央迁回上海后没有几天，秋白便去拜访陈独秀，态度还是很恭敬的。这年“圣诞节”，罗亦农同我商量，要接陈独秀来我家（即《布尔塞维克》编辑部）中住几天，便于他和秋白同老头子谈话。12月24日黄文容用汽车接陈独秀来我家中，住在黄文容房间三天。当日我叫了一席酒请他们吃饭。当日和次日，秋白和亦农都曾与独秀谈话，我自己那时有个人私事，无暇参加他们的谈话。 党内公开反对陈独秀是从第六次大会开始的。起初中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参加大会，陈独秀拒绝了。他们便疏通我们这一批“陈独秀派”。王若飞有一天同我说，他反对老头子去莫斯科。他说苏联现时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斗争，老头子难免卷入这场斗争。任弼时一次约我去兆丰花园谈话，要我劝告陈独秀去莫斯科出席大会，我答应传达他的劝告。我当然转达了，但忘记了陈独秀听了我的话后有什么反应。于是第六次大会便对陈独秀不客气了。 在第六次大会上，大会代表任旭骂瞿秋白为“买办”，意思是说秋白没有自己的东西，他所有的都是从俄国人贩买来的。 我佩服瞿秋白的多才多艺，如鲁迅说的。他政治上很敏感，工作很努力，但性格根本上是软弱的。杨之华一次告诉我，她某日与秋白同坐电车，车上一个人瞪目对着秋白看，秋白当时吓得面如土色。我相信这话。所以我看到《国闻周报》发表的他的《多余的话》后并不觉得出我意外。我对于他的死的看法始终未变。他是软弱的，不是慷慨就义的革命家，他希望能从福建解去南京长期监禁，即希望不死。但他不是叛徒，我不相信他会出卖什么秘密，到了不能避免一死时，他还是能够挺身去死的。中国共产党起初奉他为革命烈士，解放初年甚至于说《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文化大革命中又称他为“叛徒”，把他的尸骨迁出八宝山公墓。粉碎“四人帮”后，又恢复他的名誉，把他的尸骨重新葬入八宝山公墓。我的看法则是始终如一的。 1927年前后，我最不满意瞿秋白的，是我首次发现共产党内也有人搞阴谋诡计，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我以为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党内，同志间的关系应当是光明正大的，不应当同北京政府的政客和国民党的官僚一样搞阴谋诡计。我认为陈独秀就不搞阴谋诡计，有时他拍桌骂人，但不在背后暗算人。共产党内领导人之间要搞阴谋诡计，那同国民党，同军阀官僚政客又有什么分别。但后来我没有那样天真了。无论在现实上或历史上，革命党内搞阴谋诡计并不罕见。斯大林搞阴谋诡计，托洛茨基也搞阴谋诡计，列宁和陈独秀有时也搞阴谋诡计。[7]把这几年中国党内的斗争完全归咎于瞿秋白搞阴谋诡计，也是不公平的。 以上所写就是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其中有事实，也有议论。议论带有我的主观成分，事实也难免受我的主观的影响。采纳我这篇资料时必须慎重，核实。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七日初稿 按：去年七月间受托写此材料时，是全凭记忆写的，没有可供参考的东西；以后陆续接触当时的实物，发现某些地方回忆错了，必须纠正。我不愿改变去年写的本文，宁愿用注释的形式纠正那些错记的地方。 一九八〇年六月七日注 注释： [1]我只记得《布尔塞维克》编辑委员会由我主持，而瞿秋白作编辑委员会和中央常委的桥梁。可是，不久之前，人家拿给我看当时中央的一个决议（1927年10月22日）：成立编辑委员会，以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五人组成，以瞿秋白为主任。这个决议当然是确实的，我当时当然看过的，以后忘记了。 今天，我可以确实地说：这个委员会是形式的，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瞿秋白和罗亦农是中央常委；邓中夏和王若飞是江苏省委，邓为省委书记，王为省委委员，不久之后邓便去职，王为书记。罗、邓、王三人都不能担负编辑责任。罗、王两人常去我家，不是去开会，而是去串门；邓则从来未去我家（即编辑部），更未曾参加会议。编辑委员会事情只有我和瞿秋白负责。久而久之，我就忘记这个决议了。 看到了影印的《布尔塞维克》，知道这个刊物还是周刊，而非半月刊，起初尚能按期出版，以后常常脱期，后来才宣布为半月刊。 [2]这里，我又记错了。我写的社论发表于第十一期，题为《苏维埃政权万岁！》，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写的，不是第四期；秋白反驳我的社论发表于第十四期，不是第五期或第六期。当时秋白忙于别的事情，不是忙于开会，开的会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我的文章内容也不是说除了军阀帝国和无产阶级专政之外没有第三种政权，而是说：一面军阀帝国和国民党专政，一面无产阶级专政，其间没有第三种政权。 [3]关于八七会议的参加人，我这里断言：蔡和森和张太雷当时已不在武汉，没有参加；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也没有参加。关于邓小平，我没有说错。据说，有人问邓小平是否参加了八七会议。他回答：会场是他布置的，开会时他没有参加，因为他当时只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员。但关于蔡和森和张太雷，我说错了。看到了蔡和森的《机会主义史》，知道8月7日他尚在武汉，未去北京，自然参加了八七会议。由此类推，张太雷也可能未去广州。总之，我没有理由坚持蔡、张两人没有参加八七会议。 关于八七会议，我1980年4月24日新写了一个材料，讨论了更多的问题，可以同此段对照。 [4]不是《正义日报》，是《公理日报》。 [5]看到了《热血日报》影印本，发现这里记忆有误。《热血日报》不是说某一宁波人受贿，而是说虞洽卿本人受贿。那个宁波人带了一群人来我们的报纸的发行所吵闹，要求我们拿出虞洽卿受贿的证据。此事经过，可看影印本《热血日报》。 [6]据考证，瞿秋白并非三届中委，他在四大上首次当选中委，但一般人都以为他是三届中委。 [7]按我这个议论，不妥当。我把真正的阴谋诡计和某些政治“手腕”混为一谈了。政治家的活动要讲究“策略”，有时不能避免耍些“手腕”，那不是阴谋诡计。像瞿秋白1927年所做的，确是阴谋诡计，确是以对待敌人的手段对待自己的同志。（此注作于1981年12月13日）
二十七年“改造”总结（郑超麟，1979年6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二十七年“改造”总结 郑超麟（1979年6月3日） 〔说明〕刊载于范用编《（现代稀见史料书系）郑超麟回忆录（下册）》，东方出版，2004年3月出版。 我没有改造好。经过20年狱内改造和7年狱外改造，我至今没有改造好我的思想。在枝节方面，我今天的思想是有好多地方与27年前不同的；但在根本方面，没有什么不同。 我一向并不隐瞒我没有改造好的事实，而是时常提醒这个事实。我也曾系统地把我的思想写成几万字的小册子（《干部主义论》，1964年，八万五千字；《狱中读毛泽东选集》，1966年，十三万五千字）交给政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不敢写小册子，在学习小组会上也不敢多暴露思想了，但还是要用种种转弯曲折的方式表示我保留自己的思想。例如，多年来我惯用的表态方式总是说：我拥护毛主席的基本路线，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但我是从现实出发去承认的，至于理论方面，则我在许多问题上还没有想通。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在理论上仍旧否认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我只能作这样的表示。在那个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的时代，我怎能作出比这更进一步的表示呢？ 今天，那个禁令已经撒销了，法院已经明令释放过去因犯“恶毒攻击毛主席”之罪而被判刑的千千万万人民了，报刊也时常不指名地，天安门广场和上海人民广场的大字报也时常指名地批判毛泽东了。在此情形下，今天写总结时，我如果采用过去那种表态方式，如说“在理论上我还有一些问题尚未想通”之类，如说“我的思想尚未改造好”之类，如说“我有反动思想”之类，——那已经是不够了。今天，我应当明白说：我究竟有什么“反动思想”，有什么“尚未改造好的思想”，有什么“没有想通的问题”。今天，政府既然要让人说话，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正面说出我的思想，大概是不妨事的，即使“妨事”，或者将来形势改变时将变为“妨事”，那我也顾不得了。 要把我今天的思想系统地写出来，并加以说明，也需要写一本小册子；一篇总结是包括不了的。所以下面所写只是几个要点，而非全面。 我的基本的思想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我否定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不承认今天的中国，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从社会主义后退。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有了说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重述了马克思的说明，并加以发挥。马列二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其他的不同的说明。我们谈社会主义社会，不能离开马列二人的说明，而去另找说明。 按照马列二人的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自然是生产资料公有，即全民所有。但仅有公有制还不够，必须这个公有制巩固和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即：商品生产消灭了，货币也消灭了，产品不能互相交换，价值规律失去作用，按劳分配是通过劳动券来实行的。社会既然没有商品和货币，劳动产品既然不表现为价值，一切生产资料既然都是公有的，那么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阶级分化。马克思说：“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的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列宁说：“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这样的社会怎么还有阶级呢？ 斯大林以前也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但到1936年苏联颁布宪法时，斯大林的论调改变了。他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互相对抗的阶级，却有互相友爱的阶级，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已经是离开马克思列宁的说明了。人人都是劳动者，即使劳动部门不同，即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尚未消失，从事这些不同劳动的人怎么会形成不同的阶级呢？斯大林在另一点上也离开了马克思列宁的说明：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不过这一切须加以限制。 毛泽东比斯大林走得更远。他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也发生作用之外，还说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总之，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互相对抗的阶级，不仅有互相友爱的阶级而已。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要限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但今天替现行路线作辩护的中国经济学家，则反对这种限制。他们主张扩大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 有人要调和这个矛盾。他们说：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固然没有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因之没有阶级，但斯大林毛泽东所领导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呀，因为发展下去就可以达到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阶段。 但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有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因之有阶级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绝不会承认这种“社会主义社会”。 我拥护现行的路线，我赞成扩大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但我不是把那从毛泽东的中国继承下来的社会看作“社会主义社会”。中国今天离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很远。 中国本来苦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足，解放后借口建设社会主义更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近来大家感叹中国经济落后。为什么落后呢？其原因之一就是限制了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也就是限制了资本主义。这里，一定有人反驳我说：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以前就有了，你不能把它们等同于资本主义。这话不错。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时代，就已经有了商品和货币，价值规律也已经发生了作用。但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说要扩大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作用，难道是说要扩大小商品生产吗？现在正在实行的专业化和协作化，难道不是在大生产内部依照价值规律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吗？在今天的中国确实可以把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从斯大林以来，人们都说什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社会主义的”货币交换，什么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等等。人们写经济学教科书时都要分为两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而在“社会主义部分”中，说的也就是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这完全是空中楼阁！按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所说明的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哪里有什么商品、货币、价值规律呢？ 提到“资本主义”，人们习惯上总是着眼于私有制度，发展资本主义首先就是发展私有制度。殊不知，在今天形势下，资本主义愈发展，所有权就愈集中，小私有者就愈要丧失其所有权，中小资本家就愈要沦入破产地位，结果所有权都集中在几个大垄断集团手中，最后集中在国家手中。今天，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私有制度，却可以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规律。总之，中国今天要依照价值规律去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以此来加速四个现代化；这话也就是说：中国要更多采取资本主义手段来发展经济。 但是，采取资本主义手段来发展经济，最后还是有个界限不能越出的。这就是说：凡是能够导致公有制倒退为私有制的任何手段都不可采取。中国的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毕竟是进步的制度，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向着这个目标发展的。一般说来，扩大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按照价值规律办事，是能够同公有制相容的，不会损害它，不会使它倒退为私有制。但若继续实行旧的路线，不搞四个现代化，不去发展生产力，而一个接着一个地搞政治大运动，则必有一天已经形成的公有制会倒退为私有制的。 总之，我拥护今天实行的新路线，拥护今天采取的新措施，但并不认为中国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不过是发展生产力，为未来建成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打下物质基础罢了。 强调民主和法制，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一切依照法律行事，不许某一个人或某一组织任意践踏人权，——这是今天实行的新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我相信今天会这样做的。决不会像1957年那样，号召大家大鸣大放，但一个早晨风向完全改变了，变为“反右运动”，使得今天费了许多力气来纠正“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我认为实行民主和法制就是政治现代化，而政治现代化又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际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一个缺少民主，不尊重人权，至今没有颁布刑法和民法的国家，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甚至不能作为文明世界的一个成员。 这里联系到我个人。我监禁了20年，解放后又管制了7年。我是不是罪有应得呢？换一句话说，用以后要颁布的正式刑法来衡量，我是不是犯了罪呢？这个问题应当一分为二来看。就我的思想看，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五十年来，拥护某一个倾向，反对另一个倾向，在国际和国内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看法，哪怕实践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在法律的意义上也不算犯了罪。我相信，以后要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刑法也不会规定思想犯罪的条文。但就我的行动看，就我参加一个政治组织，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反对斯大林的苏联，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面来看，我是犯了罪的。我不能设想，以后要颁布的刑法不会有一个条文，规定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组织（哪怕是过去的组织）没有罪。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一时还不会达到这个程度。 我明年就80岁了，我不能够也不愿意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哪怕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哪怕是拥护其中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一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派的活动。但我的根本思想还是改变不了的，即我仍旧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所说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在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的大争论中，我有理由坚持这个学说；今天，我有新的更多的理由坚持这个学说。 今天距离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那次大争论已有半个世纪长久了，世界资本主义也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是半个世纪以来实践证明一国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建成，即没有建成一个合于马克思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斯大林的苏联不是，毛泽东的中国也不是。至于今天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则其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各国资本主义互相渗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西欧的六国、九国、十国、十二国不能不“一体化”，先是经济一体化，后是政治一体化。美国和日本不在这个一体化之内，可是，美国、日本和西欧共同体是互相渗透的。美国有资本投放西欧，西欧也有资本投放美国。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十月革命前，资本主义国家就有这种情况，不过不能与今天相比。量变发展为质变。十月革命时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一国还可以首先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后希望以此为根据地去支援他国无产阶级。今天连这个形势也是不可能的，试想，西欧共同体国家，如果不是主要几个大国同时成熟革命，则一个国家，例如意大利的无产阶级能够单独夺得政权吗？西欧共同体各国的许多统治机构都是跨国的，连为了镇压革命而设立的特务机构也是跨国的。 20年代，苏联争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时，斯大林曾替托洛茨基作出一个结论。他说：照托洛茨基那样说，“那么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见《列宁主义问题》，196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1页）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同意斯大林代他作出的这个结论，但半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证明：西方没有胜利，而俄国革命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了。 今天更加没有理由要求我放弃这个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真理：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我余日无多，精力也不许可从事任何正规的工作，但还可以利用每日四个钟头的时间读报纸杂志以了解形势，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改造立场、观点、方法，作为分析形势的武器。我是明确站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多数人方面，而反对那些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少数人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
赵世炎在法国（郑超麟，1960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赵世炎在法国 郑超麟（1960年11月14日） 〔录入者注〕此文为1960年11月14日郑超麟同志在狱中的审讯记录。最初收入于1962年7月内部出版的《赵世炎烈士资料汇编》，原标题为所谓“提讯案犯郑超麟笔记”。录入所据版本为2001年4月《赵世炎百年诞辰纪念集》，现标题亦为现编者所加。 我是1919年底到法国，赵世炎是1920年初到法国。我在巴黎附近一个中学补习法文。赵没有在这个中学读书，但和他同船到法国的有好多人在这个中学读书，后来我和赵的关系就是经过这些人介绍的。1921年春，勤工俭学生在法国闹了个风潮，包围大使馆，因为我是半官费生，我没有参加。当时勤工俭学生有好几个领导人分两派：一是蔡和森领导的，他一开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他领导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于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派是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等为首的，这一派和蔡和森的“蒙达尼”派是互相对立的。我是接近于后一派的，因为我的许多朋友在后一派。这一派是把运动当目的。他们这一派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仔细的研究。他们也研究《共产党宣言》，但只是把社会上各派当着无分别的；而搞运动呢，又是五四运动在法国的继续。“二八运动”一般人都说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个运动是两派共同领导的，群众对领导人不满，这时就听到“蒙达尼”派骂赵这一派的人，说他们被北京政府收买了，他们的话说得有凭有据。当时北京政府派一个部长朱启钤（是贵州人），而赵派中的熊自难和王若飞也是贵州人，最后证实这种说法是造谣，因此我对蒙达尼派增加反感。领导人也为此感到痛苦。熊自难由于受了刺激而神经失常，赵世炎也准备自杀，他写了一首诗，有十几句，记得前三句是：“把门关起来，一把刀，一根绳子”。这个诗在某一学生杂志上发表了。这是因为他们领导了这一运动，而在以后两派互相攻击时才出来的谣言。不过我当时完全相信，他们不会干这件事，虽然他们当时的马列主义水平是不如“蒙达尼”派的，但他们都是纯洁的。 1921年夏初，我和赵世炎第一次见面，我和尹宽、王颂鲁（贵州人）常常在一道。这时赵派组织一个流通图书馆（也可能是流动图书馆），因为我是赵派的同情者，因此我和王颂鲁、尹宽三人一起到巴黎参加成立会，开会的地方是在巴黎西南郊区一个叫赛克鲁的地方山上一个旅馆，在熊自难的房间里。熊出面主持会议，赵世炎在背后指挥，到会的十多个人，其中还有王若飞、吴明等人，李立三没参加。会上讨论了组织的章程、名称、交通联络。初见面时，尹宽见到赵劈头就问：“你就是赵世炎吗？”赵未答。我认为这是赵失礼。当会议结束时尹宽又站起来声明：是来旁听的，不是来参加的。尹宽这个声明也是失礼的。这时吴明气愤的表示：你参加与否无关紧要。会后把各人的书汇总印出目录，发给各人，要用可向书主索借。以后看到参加的人员名单约有30多人。此后我又和熊自难通了好几次信，再以后听说熊自难神经病严重而死。 谈到“进占里大”事件我则没什么可谈了，不过失败后我是知道的，这次两派领袖都参加了领导，总负责人好像是李立三。赵也是领袖之一，他被关之后又逃出来，有两种说法：一是公开手续出来的，一是跳墙出来的。出来的目的是想再发动勤工俭学生向法国政府抗议。就我所想用公开手续出来是可能的，因为兵营那个墙很高。 “进占里大”失败之后，1922年春天，我也跑到蒙达尼城外工厂做工。这个工厂有30多中国学生，此后我开始和“蒙达尼”派的人有接触，先是和汪泽楷、李维汉等人接触，从见面之后我就更感到“蒙达尼”派是对的。以后王若飞也来这个工厂做工，他们对他也很好。我们当时每逢假日到蒙达尼的郊外森林去开会，讨论问题。 两派的调和详情我不知。不过由于“进占里大”的失败，有些学生对王若飞、李维汉仍是不满，路上见面还骂他们。 1922年夏天，我和李维农、尹宽、李维汉从蒙达尼到巴黎，事前他们关照我：如果有人问，就说是世界工学社开会。到了巴黎，赵世炎到车站上迎接我们。我们到了他的旅馆，即：巴黎南部工人区，意大利广场旁一条小街（法国名字叫戈德弗鲁瓦街）十三号（或十七号）一个小旅馆，是两层楼房。赵接我们到他的房间后（他的房间在一层楼），因天热赵把衬衫脱下，他的衬衫前面裂开一条很长的缝。和赵住在一个房间的还有袁庆云（四川人，北伐时病死），我曾和赵世炎谈起熊自难的病和死，得知后来赵和熊的关系也破裂了。这是我和赵世炎第二次见面，这时我对他的印象较深了。 这次开会是赵世炎出面，会场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中一个广场上。这个广场上有一个老太婆租给我们18把椅子。参加会的18人中有：赵世炎、李维汉、尹宽、我、袁庆云、王若飞、李慰农、王凌汉、陈延年、任卓宣（叶青）、周恩来、佘立亚、刘伯坚……等。这些人大部分是我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穿一件黄色大衣，他是从德国来参加会的。早上当主席的是赵世炎，晚上是任卓宣。在会前我已知这个会所组织的团体不同于过去的团体。这次会是集中了“蒙达尼”派、赵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领导人物，说明各派都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了。当时刘伯坚是代表比利时的。有一些人发言仍是带有学生气，而另一些人则政治气味很强。赵主持这个会是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讨论名称时周提议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多数人反对，主张叫“少年共产党”。以后周恩来提出讨论党纲和章程，有人提可以合起来讨论。辩论时大家听不懂周恩来的话，如有一次他提到“酝酿”，又提到“宣誓”，大家听不清，他便写在黑板上。大家不同意宣誓，因为这带有宗教色彩。以后周解释说：我们宣誓不是宗教信仰，是带有政治约束的，如袁世凯曾宣誓忠于民国，但他以后做了皇帝，人民就说他叛誓，而讨伐他。但大家仍不同意。 会议共开了三天，第二天我因事回厂。第一天通过名称为“少年中国共产党”；对章程、参加的条件，都作了讨论。事后我听说选举的结果是：赵世炎是总书记，陈延年是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是张伯简，但因他仍在德国，因此先由李维汉代理，以后由于张伯简有言过其实的毛病，部长则正式由李维汉做。周恩来是管工人运动的（是否还有一个工运部记不清了）。会后周未回德国而留在法国进行工作（参加会的18个代表是当然的党员）。 党组织成立后，赵世炎最主要的活动是到华工中进行工作。他和我们不同的是他很早就到工人中去，同工人发生关系，在华工中进行工作，这一条路是赵世炎开辟的。党组织成立后，宣传方面出了一个刊物叫《少年》，是半月刊，我也投过稿，出刊时还找了一家法国商店作保，刊物上全是中文，唯有这个保人的名字用法文。对外活动是搞工人运动，扩大影响，和法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等等。《少年》第一期上有周恩来的文章。赵世炎当时经常离开巴黎到蒙达尼等地巡视，巡视回来向大家作报告；他写文章不要打稿，是直接刻到蜡纸上，刻好就印，这一点也是大家很佩服的。除上述工作外还有学生运动。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开第四次会议，我在12月到巴黎，看到陈独秀由莫斯科写信给赵世炎。我们当时愿和赵世炎开玩笑，叫他“聂拉耳”（将军之意），他不愿听这句话，他批评人也是很严格的。陈直接写信给赵，因为赵是书记（1922年10月间李维汉作为少年共产党的代表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以后我们得中央指示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赵仍是书记）。陈这封信中大意是督促赵赶快到莫斯科学习，并批评他不应只看到法国几万华工，而应看到中国国内有几百万工人，国内工人运动比法国少数华工更重要，因此应很快到莫斯科读书，学好了回国工作。从信的内容看，他们已不是第一次通信。最后就决定派一部分学生到莫斯科读书，这批人当中有我、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佘立亚、袁庆云、高风、陈九鼎、王凌汉（四川南充人），还有熊雄、王圭两人是从德国来的。 由于这些人离开法国，因此又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改选领导人和总结工作。这时我们的组织有很大发展，蒙达尼已成立一个支部。这次大会开了一天，会场是在巴黎西郊一个小镇上，租用了一个警察分局的礼堂，这是袁庆云办理的，他很能活动。他对警察说是中国学生要开会，警察们说：开会时不能唱国际歌。这次会自始至终我都参加了。到会有约30人，其中有3个华工代表，会上还见到李富春、聂荣臻、刘伯坚。这次会有一件事争论得很厉害，即是开除张申府出团，张总是以通讯员的身份来干涉我们的团组织活动，因为我们没有执行他的训令，他很恼火。这样引起我们的反感，其中尤以陈延年和尹宽反对的最激烈。这件事使赵世炎和周恩来很为难，赵、周是早就由张介绍入党的，属张领导，周起来为张辩护，赵因为是主席不能发言。最后多数人同意开除张申府，在投票时周未投。赵提出自己不当主席要别人当，大家让他讲理由，但他说的不够圆满。最后由于赵坚决不当主席，则由另一个人任主席。通过开除张申府出团的决议后，赵继任主席直到散会。以后大会把这个议案通知张，张发表了一个很长的“告同志书”。这个“告同志书”中表示，开除他是周和赵阴谋反对他，从此张和周、赵关系也就恶化了。 会后，3月18日我们动身赴莫斯科，周恩来伴送我们至柏林他便留下来，我们继续前进。在柏林时，德国支部提出反对这次大会的决议。周向德国支部的人报告开除张的经过情形，但大家不谅解他，他表示很为难。张申府也表示不愿见赵世炎。周恩来曾向张说明这是群众意见，张回答的也很巧妙说：如果在中国，我们的同志把陈独秀开除是否也应通过？这意思是，他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和陈独秀在中国是一样的。 从巴黎到莫斯科我和赵世炎一直是很接近的，赵是有说有笑的，过去我认为他很严肃，原来不是，他和我们谈了很多笑话和他的生活。路上赵是我们的领导者，过了柏林进入立陶宛之后说法国话不行了，他给我们作德文翻译。到莫斯科后，我和赵在一个课堂一个宿舍。 为了张申府的问题，旅莫支部开会，认为开除张申府的决议是错误的，陈延年公开承认错误。1923年夏天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我们招待他，张和赵世炎见面时，大家都不提一年前不愉快的事情。当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但重要会也请赵世炎参加。中国有代表团到莫斯科，总是赵出面接待。共产国际5月开第五次大会，中国代表团除李大钊是由国内去的，另有赵世炎、彭述之也参加了。会后红色职工国际大会开会，赵也是代表之一，事实上就是他负责，因为从国内去的代表都是工人。当时有些人对罗、彭有意见，但我从来未听说有人对赵表示不满。 萧三、尹宽等人放暑假后回中国，我是1924年9月动身回国。我们乘慢车走得很慢，到海参崴住在海员俱乐部。以后赵世炎、任弼时乘快车到海参崴，因为我们是学生，他们是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带的路费比我们多，路线近也快。他动身比我晚几天，但到海参崴却比我们早几天。在海参崴，赵交给我一包关于红色职工国际的文件（因为他坐车不好带，我坐船），带到上海交给中央。文件封面上是伪装成《农业教科书》，但结果保存的人误认为不是党的书，而毁掉了。 赵世炎回来后是直接到北京的，当时到处都抢这个干部，李大钊一定要他在北京。他1926年到广州开会，路经上海他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很亲热。就我记得他除这次以外，还到广州去过两三次。由广州回北京也在我这住过，从《向导》文章可以看出，因为他来了我就拉他写文章，当时我在中央宣传部主编《向导》，赵世炎约在1926年5月由北京调到上海。 这个人的组织能力、品德各方面我都是很佩服的，别人找老婆都愿找漂亮时髦的，而他是以革命的观点找一个朴素老实的。 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在湖州会馆院子搭了一个木板台子，开纠察队成立大会。队员们便衣带枪，赵世炎站在台子上，也带一盒子枪，穿短中山装，扎皮带，戴鸭舌帽，显得很威武，未讲话。 四一二第二天，从武汉来了三个代表，直接到了宣传部来，一是陈延年，一是李立三，一是聂荣臻。我正在床上睡觉，他们把我拉起来问上海的情况，并告我说中央已罢免罗亦农的职（当时的中央是秋白、平山、国焘负责），认为罗是右倾，要陈延年任书记，赵仍是组织部长。他们告诉我这个决定后，问我如何找罗亦农，我说先去找罗，罗、赵住在一起。我把这个决定转告他们，罗、赵对视了一下，表示惊奇。这是我和赵世炎最后一次见面。 李立三等人在上海住了十多天便和我一起去武汉，是4月25日或26日到的武汉。 附带说一下赵世炎的俄文名字“阿拉金”，这个名字有个典故。我们到莫斯科共12人，我们12个人就用1905年苏联革命失败后，被捕的12个被告的名字，其中有一个人叫“阿拉金”。
于凤（郑超麟）著：国家资本主义（195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国家资本主义 于凤（郑超麟）著（1950年） （一） 资本主义发展，一般经过如下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 商业资本主义直接从封建社会产生出来。封建社会是自然经济，社会生产是为了生产者及其剥削者直接消费之用的，消费有余才拿去交换。起初是生产者中间直接的交换，以后经过一种中间人（商人）去交换。商人渐渐积累了资本而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一个重要位置，形成了商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中很早就有一部份人兼营或专营借贷事业，以后扩展为当铺，钱庄，银行，同一般商业分别开来。在欧洲这种人是受人轻视的犹太人经营的，在中国则几百年来最擅长的是山西人。 商品须要增加，于是商人兼营工业，起初工场手工业，后来是机器工业，这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商人及若干手工业师傅形成了工业资产阶级，此时经营借贷事业的商人，则成了银行家，他们的资本成了银行资本。 工业资本是典型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一般所谓资本主义特征，其实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特征；一般所谓资本主义法则，其实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法则；换句话说，这些特征和这种法则，在工业资本主义中表现得最明显而纯洁，在以前的资本主义中，则是具体而微，在以后的资本主义中，则往往需要经过转弯曲折的途径而表现出来，甚至表现为相反的形态。 例如自由竞争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不仅各种生产部门间自由竞争，而且同一部门的各企业间也自由竞争，许许多多的法则也受自由竞争所决定的。可是自由竞争包含有垄断种子，发展结果，产生了垄断，一方面大生产吞并了小生产，他方面银行作用强大起来，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互相结合，形成金融资本主义。大工业家和大银行家形成了金融资产阶级。少数托辣斯垄断一国的以及世界的市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分析的就是这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时代和列宁时代中间，无论如何不同，但后者仍是前者依照其本身法则而发展起来的。工业资本有些特征，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就消失了，或者退至不重要位置，或者局限于部份现象了；所之，金融资本主义则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为工业资本主义所未曾有，或具体而微。若干新的特征，马克思，尤其恩格斯，当时已经注意到而且指出了，但是完满的分析还须等待列宁及其同辈人。 列宁称帝国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意思是说：金融资本主义不能再向前发展，向前发展则是社会主义了，俄国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即证明了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替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使这革命能够发生，能够胜利，能够在已有的基础上于世界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若干金融巨头将生产组织为辛狄加，托辣斯，卡狄尔，康采恩，等等形式，吞并了或操纵那些较小的企业，此时国家机构就显然替资产阶级，尤其金融资产阶段服务了。在资本主义时代国家本就是资产阶级的“行政委员会”，如马克思当时说的。可是在马克思时代，国家表面上还是中立的，超出了各阶级之上的，因为那时是自由竞争支配一切，生产有自己的法则，不很需要国家干涉，代表资产阶级总利益的国家也尽可能避免干涉资产阶级中间的自由竞争；个别的资本家认为国家愈少干涉愈好。但是到了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国家的作用就强大起来了，此时国家不仅更露骨更强硬地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而且需要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即少数资本巨头方面，以压迫中小资产阶级，此时国家简直是少数资本巨头的“行政委员会”，是他们的一种镇压工具。 国家是资本巨头的工具，但并非资本巨头本身，政治权力替经济权力服务，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还是分得开的。 可是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浪潮失败的结果，国家权力突然空前强大起来，一般人称此现象为“极权主义”。国家干涉一切，国家不仅是被使用的工具，且是使用者自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合而为一。 同金融资本主义时代一样，垄断继续驱逐自由竞争，大生产继续吞并小生产，生产继续集中与集合，但生产是集中在和集合在国家手里的，大生产就是国家，或国家吞并了大生产，垄断化成了国家的垄断。 （二） 金融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我们这个新阶段则是金融资本和国家机构相结合，新阶段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国家和资本混合为一。自然还有其他的特征，但那些特征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是从这个特征派生出来的，所以如果给新的阶段取一名称，那么“国家资本主义”是很适合的了。 不幸，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是旧名称，而它所指的实物则是新实物，是资本主义新发展的一个阶段，旧名称对于新实物无论如何适合，总有引起误会的可能，因为过去所指的是另一种或另几种的实物。 国家资本主义名称应用已久了，但所指的意义过去也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姑且不提资产阶级学者的说法，仅提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用过这个名称，但那时把的仅仅是或首先是那些产业，如邮政、电报、铁路等、它们就其本性就是不适宜于私人经营而适宜于国家经营的。列宁和布哈林也已用过这个名称了，但那时指的仅仅是战时为军事利益国家占有和统制生产机关。我们现在用这个名称则首先是指国家和资本合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合一，国家占有一切或大部份产业，不论产业本身的性质，而这占有也非暂时性的。 国家资本主义既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上一个新阶段，那么，我们也就有“国家资产阶级”，正如我们过去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一般，商业资产阶级是商人构成的，工业资产阶级是商人和手工业师傅蜕化而成的，金融资产阶级是大工业家和银行合成的，那么国家资产阶级含有甚么成份呢？ 一般说来，国家资产阶级是产业官僚和国家官僚所构成的，有时也包含若干资本巨头在内，国家占有全国百分之五十至一百的生产机关，但官僚占有国家，官僚中执政党大多数党员，中央及地方上中级官吏，军队里中上级军官，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领导份子，产业机关负责任份子，御用的科学家、工程师、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电影演员等等，这些人形成了一个阶级连带资料所有者。 以前各种资产阶级相互间共同点很多，在发展阶段上，后一种资产阶级大部份是前一种资产阶级变成的，但国家资产阶级则与前各种资产阶级共同之点，就比较少了，蜕变痕迹就不大明显了，它大部份甚至全体是由官僚和产业官僚构成的，在资本主义以前，各种阶段中，官僚一般是统治的资产阶级的仆从，而非资产阶级自身，但这个特异性质是出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的特异性质。 （三） 资本主义晚期，一切矛盾可以归纳为二个根本矛盾：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私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世界化的市场和民族国家疆界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只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法，就是社会主义世界革命。 第一次社会主义世界革命既然失败，这两个矛盾，当然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变本加厉，资本主义要延长它的生命，就不能不想法相当地和缓这两个矛盾。 先说第二个矛盾，资本主义将民族国家的范围扩大为国家集团的范围，这倾向由来已久了，起初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联络它的广大的殖民地为一个集团，世界曾经同时存在这样的五六个集团，以后这种形式不够用了，一些强国企图将生产组织成整个大洲的规模，例如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德国的“欧洲新秩序”美国的“门罗主义”最后，即现在，世界分为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集团，在同一集团中国家疆界多少打破了，关税障碍多少克服了，凡一国范围内做不到的事情，在集团范围内多少总做到了，以此和缓了世界化市场和民族疆界之间的矛盾。 再说第一个更重要的矛盾，资本主义愈发展，资本家愈丧失其“生产职能”，起初资本家本人还管理或参加管理自己的生产，他的收入，一部份是利润，一部分是自己的“职薪”，后来资本家把管理责任完全托给高级职员，即产业官僚了，资本家成为收利润的纯粹寄生虫，社会赘瘤，所有权属于资本家，但管理权或使用权由属于产业官僚，生产愈加社会化，使用权愈加比所有权重要，而产业官僚的作用和地位就愈增加，生产社会化结果，至于非收归国有不可，或国有比私有更为有利，于是产业官僚和国家官僚就是混合起来，所有权和使用权更加分离，而后者远超出于前者之上了。官僚享受全部使用权，而宣布所有权属于“国家”，或“人民”，其实此时所有权或以股票利息形式仍旧属于国有化产业的旧时资本家，或与使用权同时落入手中。 官僚形成了一个阶级，以整个阶级资格占有全部或大部生产机关，但其中个人可能没有私下占有生产机关。这里我们有阶级的私有财产制，但没有个人的私有财产制。 官僚阶级，即国家资产阶级，这个特性，不仅以前各种资产阶级所没有的，而且在过去社会形式的统治阶级中也是难于发现的。 难于发现，但并非不能发现，在理论上，个人私有制和阶级私有制是可以分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更多注重阶级生产机关，更少注重个人私有生产机关。在事实上，即凡有个人私有制之处，同时也有阶级私有制，但凡有阶级私有制之处，不一定伴随个人私有制。试举欧洲中古时代的天主教会为例，天主教会是地主阶级之中一部份，法国全国土地约有三分之一是教会财产。法国宰相常常是枢机主教，即法国教会领袖。但这三分之一土地是教会的所有，而非教会中个人所有的，主教们享受是“供给制”，他们穿很好的衣服，住很好的房屋，食很好的饭菜，旅行、娱乐，及其他一切都同俗世贵族不相上下，这一切都是全教会或某一教区供给他们的。他们个人能享受教会财产，但不能私有教会财产，惟有教会本身能私有这些财产。既然封建地主阶级中一部份天主教会能保存阶级私产制，而废除个人私产制，那么有什么理由断定资产阶级中一部份（国家资产阶级）不能保存阶级私有制，要废除个人私产制呢？ 由此可见新兴资本主义保存阶级私产制，废除个人私产制，以此和缓了社会化的生产力和私有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但和缓了并非解决了之意，在此情形下，和缓了，还是拖延了，而且促使这两个矛盾更加尖锐化了。 （四） 国家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而且是没落期资本主义，它逃不脱临终挣扎命运，虽然暂时和缓了矛盾。 有人将我们上面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叫做“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初期即使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尽所需，至少物质生产应当比资本主义更丰富些，人类生活也应当更舒适些，文化也应当高超些；即使国家一时不会消灭，但压制作用也应当减轻得多多。可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恰好相反，国家机构是空前强大的，无产阶级以及一般人民，凡不属于官僚之内的，都被剥削各种自由，日用必需品仍然缺乏，人民生产水准也还不及资本主义国家。这种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那是污辱了社会主义。 有人认为这阶段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已脱出资本主义，它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社会，有许多名称，最常见的是“官僚集体主义”。 否认这一阶段是社会主义，其理由不外是说：资本论所分析的资本主义诸特征有好多不能适用。 一种现象，某一时期发现的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够改变，能够丧失，能够为其他特征所代替。即使根本特征也是这样，例如自由竞争，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了，但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自由竞争的对立物垄断就代替了自由竞争，而成为更重要的特征。 究竟那几种特征，为各阶段资本主义所共有的呢？布哈林在共产主义ABC中说：“资本主义有三个特征，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生产），资本家阶级垄断生产机关，雇佣劳动，即建立在劳动力售卖上面的劳动”。 这三个特征即使都为它的对立物所代替了，如同自由竞争为垄断所代替了的一样，我们还不能贸然断定已经脱出资本主义哩！何况在这新阶段，我们看见这三个特征仍然存在，不过改变了一些形态罢了。首先生产物仍旧带着商品的性质，即使人们根据似是而非的理由，说明内部流通的不是商品，但决无理由证明世界市场流通的不是商品，发展到了这阶段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与其他国家相贸易，不论是新阶段的国家或旧阶段的国家用的都是商品。其次生产机关仍旧是垄断在一个阶级手中，仍旧不属于生产者自己所有，虽然这个新阶级与旧的资本家阶级不同。最后仍旧是建立在劳动力售卖上的劳动，比较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劳动有的还比不上，劳动者生活水准固然低些，劳动剥削率也更高些。 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设想有甚么新的稳定的社会形式，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无论这形式有甚或么好听或不好听的名称，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中间只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在不断革命中，在不停消灭资本主义关系的革命中，决不可能成立一种稳定的社会形式。 （五） 我们上面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历史阶段，也许就是这个过渡时期罢？它虽然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至少是“刚从旧社会胎内生出来的”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所谓低级的共产主义罢？它的那些资本主义特征，也许是“各方面留下的旧社会的烙印”，为过渡时期所不可避免的罢？ 这是需要辨别的问题。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转变无产阶级为统治阶级，征服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它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一切资本，把一切生产机关集中在国家手中，即在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可能迅速地增进全部生产力。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做的，俄国无产阶级推翻了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将重要的生产机关收归国有，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 从马克思所说的十月革命所实现的看来，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政治方面，无产阶级专政以征服民主；经济方面，国有化计划化，这两面构成一个整体，不能分开，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暂时没有或仅有小部份国有化和计划化还不要紧，因为这专政能维持存在，很快就会走上大规模国有化、和计划化道路的，但若仅有国有化和计划化，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则情形就全然不同了，那时称它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不能称做社会主义，也不能称它做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因为无论理论上和事实上资本主义本身也能够实行国有化和计划化的。 理论上恩格斯说：“生产力无论组织为股份公司，或收归国家所有，都不会改变其资本的性质，就股份公司说，事情是很明白的，至于近代国家，则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组织，为了维持资本主义方式之一般条件，以抵御工人和个别资本家双方的侵犯，近代国家无论形式如何，根本是一架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国家占有的生产力愈多，就愈加变成真实的集体的资本家，也就有愈多的国民受其剥削。工人仍旧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中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并未消灭，反走到极端了。”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是数见不鲜的，最显著的，是此次战后工党执政的英国，那里的国家化虽未达到俄国和东欧诸国的程度，但规模之大，已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了。 至于计划化，那是密切联系于国有化的，产业既然属于一个主人所有，无论这个主人是国家、是股份公司、是个别资本家，它总有可能在它所有企业的范围内订立和一个生产计划。一个国家有百分之几的国有化，就有可能实行百分之几的计划化。 由此可见，要知道这一个国家是属于过渡时期社会，是否已经脱出了资本主义，仅凭有无国有化和计划化来判断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国家有无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就是过渡时期的经济，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国有化和计划化，仍旧是资本主义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除非是未来的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来断定这个国家有无无产阶级专政呢？主观的标准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客观的事实的证据。 一般人提起无产阶级专政，往往只注意“专政”一方面，不错，无产阶级专政要行暴力，要剥夺一部份人的自由权利，要压迫一部份人。不错，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形式的民主是不相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专政。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方面。当初为了打击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列宁曾强调这一方面。可是列宁并未疏忽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暴力仅施行于压迫者和剥削者，即旧社会的统治者，他们占全国人口的极小数，惟有他们受压迫，惟有他们被剥夺了自由和权利，至于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劳动群众，则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享有民主，而且是真正享有民主，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到共产主义去的过渡时期，才第一次让工人，让大多数人享有民主，同时给予剥削者少数人以必须的压迫”。 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列宁当权时代，俄国劳动群众的确享有民主。那时重要产业收归国有，而生产由劳动者自己参加管理，计划由劳动者自己参加订立，这是经济民主。群众直接的自由的参加苏维埃选举，由全国苏维埃大会决定政府人选和政策，这是政治民主。因为生产机关是群众自己从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旧政权是群众自己推翻的，新政权是群众自己建立的。群众享有民主是群众自己取得的，并不是甚么执政党赐予的，执政党本身反而是从群众手里接受政权的。当初俄国革命正是没有武装的，或武装很不好的群众做出来的，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时不过是群众拥护的许多党派中一个党派，而且是苏维埃中占极少数的一个党派，只因它比其余党派都更能代表群众的利益，所以渐渐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由苏维埃少数变成多数，最后获得了政权。在此情形下，列宁当权时代，俄国劳动群众享有民主是毫无疑问的，是完全自然的了。 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有国有化和计划化，仍旧是资本主义，而不是过渡时期；同样，没有民主，没有广大劳动群众享有民主，即没有政治上的苏维埃民主制和经济上的管理民主制，也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因为生产机关归国家所有了，国家订立和实行计划化了，但若劳动群众享受不到民主，我们又怎样知道国家是多数人所有而不是归少数人所有呢？怎样知道计划经济是有利于多数人而不是有利于少数人呢？这里民主问题绝不是形式问题而恰是有关于生产机关的所有权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和过渡时期，二者外表上是有好多相似之处的，鱼目可以混珠的，莠草可以乱苗的，我们必须知所辨别，辨别的标准在于：群众是否真正享有民主。 （六） 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若干年间确实是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那时此现在更穷困，虽然国有化和计划化还不及现在，但确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广大群众确实享有民主，现在俄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了，因为广大民众享受不到民主，经济上不能参加管理生产和订立计划，政治上丝毫没有自由，苏维埃也不存在了。现在俄国的国有化财产，其实是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俄国的计划经济，其实是为官僚阶级利益而订立而施行的。 从旧资本主义的俄国到工人国家的俄国是经过突变，经过“震动世界十日”就够了；但从工人国家的俄国到新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的俄国则经过的俄国则经过渐变，经历了十年以上的时间，可以说，从一九二三年列宁病中开始，至一九三七年整代布尔什维克领袖被歼灭为止，才完成这个渐变过程。在此过程中，官僚渐渐从群众仆从地位，转变为群众主人了，群众的生产管理权政治自由权渐渐被官僚剥夺去了。实行十月革命的整代干部渐渐退出了舞台，终于被人歼灭了，在此过程中，表面上是同一制度延续下去，是奉行同一马列主义，事实上是经历一次大革命，将那业已落于群众手中的财产夺去，交付于一个持权阶级手中，虽然这是新兴的特权阶级而不是旧的特权阶级。 我们眼见着这个过程如何发生，发展，以至于完成，但过去我们认为这不过十月革命创立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加强官僚化罢了，苏维埃官僚群，不过是一个集团，是无产阶级一部份，官僚化不过是机体中生了瘤，俄国仍是工人国家，不过深深的堕落了的。俄国政权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深深堕落罢了。我们这个认识，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我们过去虽也注意到俄国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但我们注意的，仅是旧日地主和资本家的反革命或乡村富农和新经济政策下资本家反革命，我们认为只有这两种反革命成功才是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没有想到苏维埃官僚本身就能够形成一种资产阶级，就能代表一种资本主义。官僚从群众手中夺来的财产，却不许地主富农与资本家来染指，我们的错误是在于：仅仅注意国有化和计划化，而忽视群众的生产管理权和政治自由权。 （七） 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有国有化，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国有化，因之又都有计划化，但广大群众也都没有生产管理权和政治自由权，这些国家，与现在的俄国属于同一类型，即都是国家资本主义。 但大同中有小异，首先起源不同，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经过一次反革命退化而成的，东欧诸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则没有经过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是在战争和胜利条件之下造成的。其次，俄国国有化是一次没收地主和资本家财产的，是明白消灭地主和资本家的。东欧诸国则仅仅是没收敌国财产和本国的“汉奸”财产，并非明白消灭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而是仅仅没收他们当中与敌国合作的一部份人的财产，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同时并存，依照竞争法则加上国家干涉，前者渐渐吞并后者，在这吞并之中，国家有时采取“赔偿”办法，即以股票或其他利益报酬原业主，让他们也能分沾国家资本主义的利润，或加入国家资产阶级为其一个组成部份。最后，俄国与东欧诸国比较，国力大小悬殊，东欧诸国，除南斯拉夫外，又是直接由俄国红军解放了的。因此，俄国和这些国家中间的关系，类似于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中间的关系。 因为不同中有这些重要的小异，所以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人说，这个理论是中国创造流传到东欧去的，但这里我们并不争论发明权问题，我们只要指出：东欧通用的新民主主义与中国的通用意义不同。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共同纲领起草时中共领袖甚至反对写入社会主义前途。但在东欧，这两种意义是并行不悖的，他们自称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或人民民主国家，同时自夸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不过表示这些国家与俄国同属于一个类型罢了。“新民主主义”则表示这些国家毕竟有颇重要的几点与俄国不同，此外世界上若干先进国，例如日德意法美共产党领袖们也标榜新民主主义了，日共某中委为了主张日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被开除党籍，这些先进国的新民主主义，不过表示要直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要像俄国当初那样经过无产阶级革命，那样从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倒退回来，而要同旧的资产阶级妥协，以“赔偿”办法让旧的资产阶级也能分沾国家资本主义利润，或加入国家资产阶级为其一个组成部份。或是还要表示依赖俄国的军事保护，或政治领导哩！ 俄国和东欧诸国形成一个国家集团，其中有主从的关系，也有平等的关系，其中也有些国家放弃了一部份的主权，但还未能合并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如果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为甚么还要保存国家界限呢？ 我们看见每一个分立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一个国家资产阶级，各国家资产阶级中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还未能混合为一，因为他们中间是有利害冲突的，他们各自要独占对于本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其中较强大的还要分沾对于外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正因为这个缘故，东欧诸国国家资产阶级毫无例外的都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派迫于情势，只好让俄国国家资产阶级分一部分对于本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另一派则拒绝这种分沾，要求完全独立，要求以对等资格同俄国资产阶级说话。这几年来东欧诸国国内政治纷扰就是从这里发生的，这种纷扰有个名称，叫做“铁托主义”。 铁托主义仅仅在南斯拉夫得到胜利，在其余东欧国家，则都受了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南斯拉夫并非俄国红军直接解放的，那里的国家资产阶级并非直接依靠俄国力量走上政权，其中独立派突然占据了优势。其余国家两派力量对比就完全相反了。但在那些国家里，铁托主义虽然受了严重打击，但并不消灭，因为要求独立，即要求独占那对于本国劳动群众的剥削权本是国家资产阶级的天然倾向，反铁托主义的一派将来羽毛丰满了时，又会走上他们的敌派的道路的。 （八） 中国此时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严格分别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二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绝不可混合，在现时阶段里，他们只许党员把社会主义当作远景，当作前途，不许他们当作目前任务来谈论。 这一点是与东欧诸国理论家们说的新民主主义不同的，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但这不同并非表示中国现时社会性质和东欧诸国社会性质不同，也并非表示中国意图经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再去建设社会主义，更非表示中国要明白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不与之妥协，不采取“赔偿”办法让一部份民族资本家分沾国家资本主义利益或参加国家资产阶级为其一个组成部份。亦非表示中国不依赖俄国军事保护和政治领导。这不同不过是表示，中国国家资本处于不同的统治地位，不仅不及俄国，而且不及东欧诸国罢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统计，说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即所谓公营经济在全国经济中占什么地位，但我们有关于一个地区的统计。去年解放后上海民族资本家组织的一个东北考察团回来报告，说东北工业，将抚顺，鞍山，本溪湖三大重工业城市除外，公营的对私营的之比是七比一，换成百分比就是八七·五比一二·五，如果把那三个城算在内，公营的百公比那要高得多，商业方面，公营的对私营的之比则是百分之五五比百分之四五五。总而言之，仅在东北范围内说来，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即使不高于东欧诸国，也不会逊色的。 可惜关内没有这些统计。我们试从旧的资料来窥探一下。许滌新在中国经济的道路一文中，根据民国三十三年的调查，有如下的统计：若将兵工及军需工业除外，中央政府，省政府，国营船行，及战区司令长官部所经营的公营工业实颇可观，冶炼业中公有资本超过民营资本百分之五十强，炼油业中超过百分之一三，棉纺业中超过百分之二三。其他部门，机器业中，公有资本占民营资本百分之七十，电气业中占百分之六二，造纸业中占百分之七二，水泥业中占百分之三七。至于酸碱业中的比重，公有资本为民营资本八分之一，但化学工业的重镇实际上是在国家资本手中，某经营化学的兵工厂其规模超过民营化学工厂的总和而有余。但兵工生产是没有计算在这个统计之内的。如若通盘计算起来，公营资本比较集中在后方是高高地压倒私人资本的。就是退一步说，某个部门公营资本的总额纵然少于民营的，但公营资本比较集中，它的一个单位比较民营工业总是雄厚得多。 这是抗战中后方的情形。抗战胜利后，日本和汉奸经营的产业收归国有了，公营资本的比重自然更高得多。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一书就是从金融、商业、工业、农业及文化事业各方面说明战后官僚资本发展情况的。他根据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经济周报的约略估计说：官营企业的资本已约占全部营业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恐怕还不止此数！陈伯达也许夸大了一点，虽然他的估计很利于我们的结论。 解放前已经如此，解放后怎样呢？我们虽没有统计，但可以想到公营资本的比重是有增无减的，不仅过去公营的，现在仍旧公营，而且过去属于四大家族及其他官僚私有的，现在也被没收为公有了。我们试想想全国铁路毫无例外都归国有，重要矿山除少数尚未收回的外国资本家所有以外，也归国有，钢铁冶炼业几乎没有私人开办的大工厂，中纺公司的纺绽超出一切私营纱绽之总和，商业上贸易总公司和专业公司垄断一切重要贸易，金融上国家银行操纵一切，文化事业上，无论电影，新闻，出版，现在也都是公营资本占优势了。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现在就全国范围来看，公营经济占据了全体经济百分之六十以上。总之，这比重现在是不及俄国，也不及东欧诸国的。 公营经济，国有化，如果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比重，我们认为已经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之基础。换句话说，此时就有可能实行国家资本合一，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合一，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国家资产阶级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就有可能保存阶级私有制，而废除个人私有制了。不仅是可能而已，而且这样做是比旧式资本主义更有效率地运用这集中化了的和社会化了的生产力的。 （九）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得很有限），很短时间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又到国营经济。中国新出现了金融资产阶级和国家资产阶级。既有如此巨大的改变，于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诸根本问题就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检讨了。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中国不仅是一般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金融资本主义社会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呢？这要看所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所指的是甚么，依照一般的定义，一个国家完全丧失政治独立和经济自立，就叫做殖民地，如以前日本统治下的朝鲜，和英国统治下的印度，都是殖民地；一国家如果政治表面独立，但经济不能自主，受一个或几个强国所操纵，这操纵表现为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以及外国驻兵权等等的不平等条约，如第二次大战以前的中国、埃及、波斯等，就叫做半殖民地。但依照更广泛的定义，则凡在政治和经济有所依赖的国家，也都可以称做半殖民地。在后一定义之下，不仅过去的拉丁美洲诸国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东欧诸国是西欧诸国的半殖民地，而且现在连法、意、荷、比诸老处于帝国主义国家也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了。现在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半殖民地的话，那就不是依照前面一般的定义，而是依照后面更广泛的定义说的。共产党的中国对于苏联的依赖，以及国民党后期的中国对于美国的依赖，都是一般的依赖，仿佛捷克之于俄国，法国之于美国，捷克和法国既然不能称为半殖民地，那么我们现在应当明白中国也就不应当称为半殖民地了。 中国既然不是半殖民地，那么所谓中国的民族独立表示甚么呢？中国已经同捷克和法国那样独立了，如果再要求独立，那就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求脱离俄国或美国两大国家集团而独立，而这是不可能的。此外就是要求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了。 那么中国是不是半封建社会呢？中国社会自然有许多“半封建的”或宁可说前资本主义的残余，障碍着生产力发展，以前的资产阶级不能也不愿肃清这些残余。但这些残余在中国社会早已不占优势了，而且也不能与资本主义并驾齐驱了，中国并不是甚么半封建的社会，何况现在国家资产阶级愿意而且能够肃清这些残余。 肃清这些残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我们以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同俄国资产阶级一样，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愈往东方走，资产阶级愈卑鄙，愈害怕劳动群众的直接行动，愈同封建残余密切结合，这个任务须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的。 我们这个认识并不错、因为事实证明，以前的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同了，我们有了新的资产阶级，它能暂时和缓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它能用新的方式相当发展生产力，它无需要保存和结合封建残余，反而需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而承继其全部遗产。换一句话说，它能实行它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在其历史意义上说，一方面是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一方面是解放农民。这两种意义，过去是不可以分离的，历史上土地改革有法国革命式和俄国革命式的两种根本不同的形态。前者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它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农民，依照自己模型改造农民，使农村经济成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以配合城市经济。后者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的，它不仅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而且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地主阶级，它从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农民，但依照自己模型改造农民，即使农民成为小的资本家，而使农村经济配合于整个过渡时期经济，渐渐使农民同化于工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二者都是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同时解放了农民。自然这里说的是列宁当权时代的俄国，不是后来的俄国。后来的俄国同化于工人了，但不过与工人同受国家资产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罢了。 现在中国，我们眼前进行的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地主阶级这个任务已算达到了，老解放区不用说，即在新解放区而未曾分配土地的，地主阶级已是消灭定了。公粮和农业税足够吸收地主的流动资产而有余。对这已在消灭的古老阶级，我们当然毫无惋惜，而且要催促它早点消灭干净。 但这古老阶级的遗产是谁继承了去呢？是农民么？不是！是国家！它的流动资产与公粮和农业税形式流入国库，它的土地或已分给农民，或将分给农民，但农民也要缴纳公粮和农业税，农民经年劳动所得，过去要缴纳一部份给地主，另一部份给国家，剩下的不够一家衣食。以后农民无需要缴纳给地主了，但它缴纳给国家的，将同以前缴纳给地主和国家两项之和一般多。有时还更多些，农民以前佃种地主的土地，现在，不过土地换了主人吧了。现在农民佃种国家的土地，过去缴纳给地主的地租现在改变了形式而缴纳给国家。 不久之后又要实行集体化了，土地要集中使用，农业要工业化，那时农民更明显是雇用劳动者，同工人一样了。 中国此次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既不能同法国革命后那样自由开发他的小块土地，又不能同俄国革命后那样跟着工人做国家主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是消灭了，但中国农民得不到解放。 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毕竟是消灭了的，跟着封建的剥削方法也要消灭的。从今以后，中国社会就更纯粹带着资本主义性质了。因此中国革命性质更加简单化了。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更加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 （十） 中国生产力发展受了种种障碍虽发展得很迟缓，前资本主义的残余虽保存的很多，但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历一切阶段了。 如果放开旧社会的商业不算，那么从海通以后，中国就发展了商业资本主义。如果放开李鸿章、张之洞等官办的工业不算，那么从第一次大战起中国就发展了工业资本主义，国民党执政后期，以备战和抗战为籍口，豪门集中了生产，从此发展金融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有了国家资本主义。 后期北洋军阀政权和前国民党政权代表了工商业资本阶级，即民族资本阶级；后期国民党政权代表金融资本主义；现在共产政权则代表国家资产阶级。中国发展了金融资本主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已无力做政权主角了。它只有依附在金融资产阶级翼下或国家资产阶级翼下分沾政权余沥。它一方面以国民党、民主派、青年党、民社党为代表拥护国民党政权，他方面以民革、民盟、民建等代表拥护中共政权，中国现在只有金融资产阶级和国家资产阶级能竞争政权，其余的资产阶级只能追随罢了。金融资产阶级失败了，它的政权已经缩小在台湾一省及沿海几个岛屿，它很难到大陆来恢复政权，它的残余力量，有被消灭的可能。但它有国际金融资产阶级为靠山，没落的资产阶级，凡不满于新政权的，又寄托希望于它，劳动群众中不觉悟的分子亦然，但觉悟的是反对它的，而且应当反对那代表金融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恢复政权。 以上列举的党派，代表的是各派资产阶级利益，这是容易明白的。但何以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是代表一派资产阶级利益？这点必须加以说明。 中国共产党，当它创立的时候，当它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时候，当它初到农村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政权时候，无论它犯了何等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它总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党，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向资产阶级斗争。到了全部或最大部份力量从城市撤退到乡村去以后，共产党至少也是代表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党，决不是也不能代表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已经找到了国民党为其合宜的代表人，而且深恶痛绝共产党。可是日本占领东北了，国难开始了，中国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日本以东北为殖民地，加紧开发剥削东北贱价劳动，没收资本家全部财产，同时也投放若干资本于东北，短时间使得那里的生产力增加了好多倍，但日本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去开发东北的，那里重要的生产集中在日本国家手里，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合而为一。东北不啻一个大托辣斯，属于日本国家所有。虽然日本国家本身是三进三菱及其他金融巨头所有，他方面中国本身在备战籍口下也把生产集中起来，也从工业资本主义走上金融资本主义。生产虽然是集中在四大家族之手中，但因没有遇着甚么大抵抗，这些过程进行得很迅速了，太顺利了，短时间超过了先进国好多年的工作。于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此集中的生产，究竟采取金融资本主义方式更有利呢？还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呢？四大家族当然采取金融资本主义方式，可是他们已不得不超出一般金融资本以外，而采取若干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施了。由此可见，金融资本主义并非最好的方式，四大家族以外必然有人主张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方式。 中国共产党此时长征到了陕北，定居下来，有时间考虑一切根本的问题。俄国一九二三年开始的转变过程，此时也已告一段落了。中国共产党不是第三国际属下的党么？第三国际不是叫各国共产党向俄国党看齐么？俄国制度已经事实证明比金融资本主义更加有效力去处理高度集中化的生产的。为甚么不可以采取这个制度在战争胜利后的统一的中国呢？共产党领袖考虑结果，决心走上这条道路，于是他们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于是他们以自己和党为核心，开始形成一个国家资产阶级。 在此次内战中，国民党为甚么会失败，共产党为甚么会胜利，解释的人很多，但都提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我们则认为这次战争结果恰好说明了：在如此集中化的情形下，国家资本主义方式毕竟是优越于金融资本主义方式的。 （十一） 国家资产阶级既然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么它在历史上是否有客观的进步的作用呢？ 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一般说，自然有客观的进步作用，可是社会发展已经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此时若以牺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为代价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那就没有甚么进步作用了。 国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不同于资本主义初期那种资产阶级的作用，恰同金融资产阶级的作用，大生产吞并小生产，托辣斯把散碎的生产集中起来，垄断代替了竞争，部分的计划代替了全盘的无政府状态。最后，全国的生产集中于理想的集体的资本家（国家资产阶级）手中，这并不是进步作用，但它究竟是替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 俄国十月革命是成功于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且是在金融资本主义较不发展的国家成功的，所以打破旧国家和建立新国家以后，革命面前摆着更困难的问题，即如何将碎散的生产集中起来。这问题加重了革命的危机，最后葬送了革命。 但若革命成功于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则如何集中生产的问题，大体上已在革命以前解决了，如何打破旧国家而建立新国家的问题，那时也许比以前更难解决些，但一经解决之后，革命就很顺利了，此时只消宣布那集体的收归国有的财产真正属于劳动群众所有就够了，即只消真正施行政治和经济的民主就够了。 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同机器相比，机器是帮工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它使许多手工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失业、饿死，它又使在业工人流血流汗而不够温饱，但机器能发展社会生产力，能使社会向前进步。过去有一个时期，工人迁怒机器，工人运动为打破机器，只要从资本主义手里将机器夺过来。同样我们现在也不要反对和阻碍国家资产阶级进行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只要从国家资产阶级手里将国有化的财产和计划化的经济夺取过来，宣布真正属于劳动群众所有就够了。 社会主义革命仿佛希腊神话中的巨人，被击败倒地，并不会死，他得到地气又活起来，而且力量更大。这就是我们对前途抱乐观的理由。 （十二） 姑且假定世界第三次大战暂时不会发生，世界革命暂时不会爆发，中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继续处于不觉悟和无力量的状态，而国家资本主义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但那时农民渐渐无产阶级化了，而城市无产阶级数量增多，素质提高，生活更加集中，意识更加明确，我们就将在更高一层的历史平面上提出革命的问题。那时矛盾更加尖锐，而难于和缓了。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为此前途而准备着，同时也不可放弃每一个革命的机会。 一九五零年三月 文史研究会丛书之二 国家资本主义论 著者：于凤 出版者：文史研究会 地址：香港大道中三九四号四楼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译者序言（郑超麟〔林超真〕，1949年7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译者序言 郑超麟〔林超真〕（1949年7月25日） 载于马克思、恩格斯著，林超真〔即郑超麟〕译《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亚东图书馆1949年9月出版。 这里我们选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书信，共98封，从1846年起至1895年止，恰好半个世纪。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间来往书信，现在还保存着的，达一千五百封以上，两人写给别人的书信也有几百封留下来，这一切书信都完全依照原文收在《全集》之内。原信或原信的摄影，有许多保存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全集》就是这个学院整理出版的。院长阿多拉茨基从这2000多封信中选取218封信，加上注释，另印一个单行本出版，1934年出德文本，同年添入与英、美有关的16封信，又出英文本。 我们这本《书信选》就是从那个英文本选译出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书信之价值，无须译者赘言：一来，原信俱在；二来，远在1913年，列宁就已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二位创始者书信之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意义了。列宁说：“这全部通信，一言以蔽之，曰：辩证法。唯物的辩证法被应用于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哲学、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些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关心的。”列宁又曾提议，将两人“原则上最重要的书信印成一本选集，以广布于工人中间。” 阿多拉茨基从2000多封信中选取200多封信，自然有他的标准。我们从这200多封信中选取98封信，究竟根据什么标准呢？这需要说明一下。 这些书信可以说是无尽的宝藏，其中可宝贵的绝不止于理论意义。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各国工人运动状况，他们二人对于工人运动路线和策略的指示，以及各国工人领袖同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们从中又可看出他们二人琐细的私生活，他们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他们的革命家的气质。这后面两种意义，其重要性是绝不逊于理论意义的。在理论方面说，我们还有现成的《资本论》、《反杜林》、《费尔巴哈论》一类现成的著作可读，至于他们二人对于当时工人运动的指示方面以及私人的生活方面，则除了这些书信之外没有别的材料了，至少没有更好的材料了。列宁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其他领袖，如此重视这些书信，主要还是为了后面两种意义的。 可是，我们此次选出的98封信，倒不是注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当时工人运动的指示方面，也不是注重他们的私人的生活方面，而仍旧是注重理论方面。因为我们此次是为那些初涉马克思主义门径的青年人而选的，如果要兼顾上述三个方面，则须选的很多，还须添加很多注释，使得业已繁多的篇幅更加繁多了。即令如此，也仍是不能完全达到这个目的的。所以我们仅仅以理论为标准来选择这些书信。 就理论意义说，这些书信也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那些整理完成的业已出版的著作所能代替的。因为这些著作仅能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考虑成熟的理论体系，而这些书信往往能够告诉我们这个理论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以至最后如何成熟的。试举一例：马克思的地租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推翻了李嘉图的谬说，而解决了经济学上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地租论，在《资本论》中是洋洋大观了，可是最初，马克思是当作一个“小小的理论问题”向恩格斯提出来的。在《资本论》中，我们只看见这地租论的完整形态，在这些通信里我们才能看见马克思如何考虑，如何提出，如何发挥这个理论，以及恩格斯在这中间表示了什么意见。知道一种理论的形成过程，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完全的、更明白的了解这种理论的。 我们希望，即使未曾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其他著作的人，也能从这个选本得到马克思主义的轮廓，至于已经读过他们的著作的人，则无疑，这个选本是能够帮助他们更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为的能够更加帮助读者起见，我们在书后附了一个索引，将理论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略加分类，并在每类下注明有关于此问题的书信号数。 这98封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避难山中时选译的，至今将近10年了。如果是今天选译的，我们的标准仍是一样，但在去取方面也许有所不同，即有几封信也许不会选入（例如关于民族战争的信），而未选入的信也许有几封会选入的，因为今天提到我们面前来的问题已不尽同于大战时候了。但我们现在并不想做这去取的工作。过去，这个选本没有出版机会，现在终于能够出版了，还是让它快些出版吧。虽然是在台风袭击之下写这序言，我们的心情仍是很愉快的。 译者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兰因（郑超麟）：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194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1948年) 兰因（郑超麟） 现在新的一辈青年人，初有政治自觉的，很少能明白「国际」是什么东西，他们读书看报，固然常见「国」「际」两字连合起来用，但他们只晓得「国际」是个形容词，是诸国相互间关系之意，「国际的」，充其量也不过是「世界的」之意。究竟有多少青年人曾见过「国际」两字当作名词，当作一种团体或机关，来用呢？ 不错，「国际」本是形容词，本只有「诸国间的」或「世界的」之意。「国际」由形容词变为名词，变为一种团体或一种机关，是与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有密切关系的。 社会主义先觉者很早就主张各国工人运动有国际的联络和国际的组织之必要了。把这个必要说得最明白，最不含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远在1847年，即距今99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就断言「无产阶级无祖国」，就喊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自此以后，他们的思想和斗争就浸透这种国际主义精神。 到了1864年，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第一次表现为组织形式。这年，英法德意四国工人代表在伦敦开会，决议创立一个「Intel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为诸国工人团体联络机关。这个新团体底名称直译应为「工人底国际的联合会」，这里「国际」二字是作形容词用的。即「英法德意诸国工人联合会」之意。马克思当时代表德国工人参加这个新团体工作，渐渐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整个组织了。不久，会务大大开展，小国工人也来参加这个组织，遂成为世界上一种势力，为诸国政府所畏惧。会名太长，有时人们取它的第一个字，简称为「International」（「国际的」）以后成了习惯，整个团体就叫做「国际」了。这是第一次，这个形容词变成了名词。 1871年，巴黎工人暴动，「国际」底法国支部不仅参加，而且占据领导地位。可是这次有名的「巴黎公盟」失败了，「国际」受了极大打击，外面资产阶级政府底取缔，里面小资产阶级思想底进攻，遂使组织力量一天比一天衰弱，终于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马克思领导的这个「工人国际会」在工人运动历史上被称为「第一国际」，以别于后来的几个工人国际组织。 1889年，马克思死后六年，第一国际解散十三年，法兰西大革命一百周年，——那时，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盟失败后的反动潮流底下又开始觉醒了，仍旧要求一种「国际的」组织。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及其它各国工人政党，遂于这年派代表在巴黎开会，复活「工人国际会」。恩格斯当时还没死，他亲自参加这个会议，充当主席。在工人运动历史上，这个复活的「工人国际会」被称为「第二国际」。与第一国际不同的，是第二国际并非各国工会底国际组织，而是各国工人政党底国际组织，因为在第一国际时，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尚未存在哩。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没有公认的领袖。其中最大的党是德国社会党，它的领袖，恩格斯死后是倍倍尔。倍倍尔死后，理论的领袖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成立恰遇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一方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能够拿出一部分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贿买劳工贵族去鼓吹改良主义，他方面无产阶级革命临近又使得代表下层工人群众意识的革命者举起革命旗帜。所以第二国际内部发生激烈的斗争，结果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改良派就背叛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拥护各自政府作战了。革命派则单坚持国际主义旗帜，在战争当中召开两次国际大会。第二国际并未正式宣布解散，简单停止存在罢了，但列宁于听到1914年8月4日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在德国国会投票通过军事预算案消息时候，便宣布：「第二国际死了，第三国际万岁！」 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的，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三国际本名「共产国际」，以别于第二国际底本名「工人国际」。第三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各国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其中革命的左派分裂出去之后，改良的右派并未消灭。他们看见战争停止了，又看见第三国际成立而且活动，也感觉有国际联系的必要，于是恢复了已死的第二国际，但战后的第二国际不过是战前的第二国际底游魂罢了。组织虽然恢复，改良主义路线并未改变，最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第二国际又死亡了一次。 第三国际初成立后，正当第二国际图谋复活之时，改良主义者中间起分化了，一部份人不满意于那些丑名扬溢的领袖，便组织了独立的党，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法国马克思外甥郎杰领导的一部份社会党，这些党派一方面反对复活的第二国际一方面又反对新生的第三国际，只好自己成立国际的组织，人们称之为「第二半国际」。这个国际组织不久之后便趋于解体，而合并在第二国际里面了。 第三国际全部历史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在前一时期，第三国际是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国际」自视为世界革命总司令部，高出于任何一国支部之上，配合各国支部为这共同目的而工作。在后一时期，则采取「一国社会主义论」为国际纲领底中心，因此放弃了世界革命旗帜。渐渐地，「国际」成为苏联无产阶级国家一个附属品，甚至成为这个国家底外交部底一个附属机关。第三国际几次大会开会年份表现这种变化。从1919年至1921年，每年开一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开于1924年，即距第四次大会二年。第六次大会开于1928年，即距第五次大会四年，第七次大会开于1935年即距第六次大会七年，如此以几何级数推算下，于1950年才能开第八次大会了，可是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即1943年5月，第三国际正式宣布解散了。 列宁死后的第三国际中发生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激烈的斗争。前者主张世界革命，后者主张一国社会主义。斗争结果，前者失败，于是第三国际各国支部纷纷开除其中主张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被开除的人成立了各国的和国际的组织，但并不自视为新的党和新的国际，而自视为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中一个派别，为改造党和国际而奋斗。到了1933年，希特勒反动统治德国，德国共产党不战而败，各国托洛茨基派才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亡，再不能加以改造，必须建立新的国际了。此时之后经过五年准备，到了1938年各国托洛茨基派在瑞士召集大会，才正式成立第四国际。 与以前三个国际都有本名一般，第四国际底本名是「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托洛茨基死后第四国际仍向前发展，在此次世界大战中并未曾像其它两国际一般正式或非正式解散，反而于战火正烈之中召集过两次大会。现在世界只有这个国际是正式存在的了。 当第四国际成立前后，若干个从第三国际脱离出来的党派不满意于第四国际，以西班牙「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为首，便单独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总部设在伦敦，名为「伦敦局」。人们仿「第二半国际」先例，称此组织为「第三又四分之三国际」。这个「国际」没有在工人中起过什么作用，现在早已给人忘记了。 （原载《新旗》杂志）
穆德（郑超麟）：革命问题漫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革命问题漫谈 穆德（郑超麟） （一） 我们这里所谈的革命问题，历史性的多于现实性的，理论性的多于实践性的，而且范围限于1949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虽然如此，革命的理论仍是革命行动指导，所以即使是历史性的探讨，它对于未来革命的发展，仍有无比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们应当弄明白：革命以什么为目的？ 革命乃是历史发展从较底的社会制度转到较高的社会制度去时不能不通过的关头，人类历史发展是受社会生产力发展所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的阶段，人类社会就形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应；这些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了社会经济，在经济基础上又建立了政治，法笔，宗教，思想种种筑物；经济基础和若干上层筑物构成了社会制度。初时社会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是能促成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可是生产力愈加向前发展，这种相适应状态就渐渐低减，社会制度就渐渐不能促成生产力发展，反而要妨碍生产力发展了。结果社会关系成了生产力底桎梏，二者中间发生斗争，最后生产力冲破这个桎梏，而飞跃起来，它毁弃了旧的社会制度而创立新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革命。生产力再向前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又渐渐变旧了，渐渐变为桎梏了，那时又要来一次革命。如此类推。在人底关系上看来，则革命首先表现在社会阶级底升沉。在旧社会制度下占支配地位的阶级被推翻了，而旧时一个或数个被支配的阶级起来在新社会制度下占据支配地位。平时的阶级斗争在革命时发展到了最高峰，到了决胜负的阶段。这是公开的使用暴力的残酷的决生死的斗争，然而是不可避免的。 在近代历史上我们看见了好多次的革命，从16世纪的荷兰独立到不久之前的西班牙革命。但按照性质，我们可以把近代诸次革命大体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两类，前者是毁弃封建的或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后者则是毁弃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前者推送资产阶级为社会主人，后者则先推送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人，再渐渐废除社会一切阶级区分。 一个国家完成了上述性质的一种革命之后，有时还补充以一次或几次较小的革命，例如法国1830年的革命和1848年的革命，这种革命并非要变更社会制度，而只要改善此社会制度，并非要推翻支配阶级，而只要拿其中这个阶层去代替那个阶层。这样的革命意义比较小些，往往被称为「政治的革命」，以别于上述的「社会的革命」。 由此可见，革命乃是以根本变更社会制度为目的的。即使是政治的革命，也须是在这个国家已经成功了社会的革命之后，即根本变更了社会制度之后才有意义的。 其次，我们应当弄明白革命是谁做的事情？ 革命不是若干英雄伟人底事业，而是广大群众底事业。革命和非革命是有明显区别的，即在非革命之时，国家命运是操持在若干所谓政治家手里的，他们有些称为帝、王、首相、大臣、将军，有些称为总统、总理、部长、议员或大政党领袖，总之，他们是那些自命为奉神意或民意来治理国家的人；在革命之时，则是广大群众直接干涉国家大事，群众以其集体的行动把国家底最高权力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那时然也有政治家，也有代表群众施行这个最高权力的人，但他们简单奉行群众底意志，一不称职即能为群众所罢免而立即有其它的代表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所以，如果广大群众站在局外，仅由若干政治家从上而下施行种种改革，不论这些政治家如何贤明，改革得如何好，如何有成效，仍不能称为革命，至少不是我们所说的革命。 上面所说的广大群众自然包含军队在内，但并非仅指军队而言，不论军队数量如何多。有组织有武装的军队在长官命令之下直接干涉国家大事，是历史上常见的事情，这些长官自称此事为革命，他人也有称之为革命的，但这种军事行动若非更广大更深刻的群众行动一部份，与真正群众行动相辅而行，仍不能称为革命。所谓真正群众行动，就是在社会生产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阶级底群众行动。 最后，我们又应当弄明白革命用的是什么手段？ 革命虽不排斥和平手段，但决不避免必要的暴力手段，虽志在建设，但决不避免破坏。和平的，不流血的，纯粹建设的「革命」，是不能称为革命的。革命本是社会发展底「突变」，是「渐变」积累到了限度而不得不飞跃的。「革命」本身就含有「暴力」「破坏」「牺牲」「流血」种种意义在内。非破坏不能建设，而在突变当中的破坏自然带着震撼的暴力的性质。综合以上所说，我们可以给革命一个明白的界说： 革命乃是广大群众以暴力的行动，直接干涉国家大事，为了破坏或改变旧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会制度。 根据这个界说，则凡为了保持旧社会制度而做的事情当然不能冒称革命，凡非广大群众行动而只靠那些职业的政治家或纯粹的军队而做的事情当然不能冒称革命，凡排斥暴力，反对破坏，标榜和平建设而做的事情也当然不能冒称革命。 （二） 革命底一般界说，我们知道了，但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般的革命问题。而是特殊的革命问题，即中国革命问题。除此一般界说之外，中国革命还有什么特殊问题么？ 有的，而且多得很。但我们首先要注意中国革命底一般性。 我们首先要说：严格说来，已没有什么「中国革命」了，有的仅是「世界革命发生于中国的部份」。 世界革命同世界战争一般，都是从20世纪初年起才发为事实而提出于人类重大议事日程之中的。20世纪以前，我们没有世界战争，只有「民族的」战争，即若干国家之间相互的战争，那时还不能说「和平不可分割」的话。同样，那时我们也没有世界革命，只有「民族的」革命，即以一个「民族国家」为范围的革命。为什么到了20世纪初期忽然有世界战争（1914年）和世界革命（1917年）呢？因为在此以前不久，资本主义已从商业的和工业的阶段进于财政的阶段了，即进于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了。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主要是民族的，即它是以「民族国家」为其活动范围的；这个活动范围相当足够，而且还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底发展。财政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则主要是世界的或国际的，因为它不能以「民族国家」为其活动范围了；社会生产力比前大大发展，「民族国家」这个壳已经容纳不住它，它要冲破这个框壳，它要求以整个世界做它的活动范围。世界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各重要部份，无论相隔如何遥远，相互间都有密切的联系，几几乎形成了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都要影响世界各部份，都要成为世界的国际的：何况像战争和革命那么头等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所以发生于20世纪的原因。从此以后凡战争和革命都或多或少带着世界的性质了。 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已变成如此之小了，不仅各部份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互相纠结不能分离，而且就交通方面来说，两对跖点间电报电话瞬息可通，飞机来往二五天内可以达到，轮船火车可通之处也不过需要二星期上下。我们试拿这个情形同中国古时战国时代比较来看，我们试想从燕国至楚国需要多少日子呢，从齐国至秦国又需要多少日子呢？那时各国间经济差异和政治联系又是怎样呢？但我们的祖先那时已经觉悟七国分立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统一起来。这就立下中国二千多年统一基础。但不说古代史，仅说现代史罢，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前，我们试想中国政治上已是统一的了，但各部份经济差异怎样？从广州到北京陆行兼舟行又需要多少日子？比起现在世界来，我们百年前的中国毕竟大得多了。可是中国，不仅现在，而且百年以前，凡有战争和革命、多半是全国性质，很少能限制于一省或一府范围之内。 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不能有「中国革命」，正如在中国范围之内不能有——譬如说——「安徽革命」一般。事实上，在某几方面说来，中国各省间的联系还没有世界各国间的联系那般密切哩。「安徽革命」，在某种情形下还是可以说的，例如辛亥那一年，我们可以说安庆，芜湖，大通各地新军如何反正，事前省内各志士如何准备和牺牲，事后又如何互相冲突和残杀，等等。但那只是「中国革命发生于安徽的部份」，我们可不能提什么「安徽革命底性质」「安徽革命底阶级动力」「安徽革命底特殊前途」等等问题来讨论。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个部份」，——这话，说的人很多，我们也可以说这话，可是我们说时，了解的意义是近似于「安徽革命是中国革命一个部份」那句话底意义，亦即是「世界革命发生于中国的部份」那句话底意义。 「中国革命」首先受决定于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这个名称本身已含有种种特殊意义了：首先，这是帝国主义时代底革命，此时「民族国家」已从进步的因素变为反动的因素，即变为生产力底桎梏了，生产力起来反抗「民族国家」疆界底束缚，要冲破这个束缚，而将整个世界统一起来。这个冲破国界的倾向是客观的，是进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帮助和促进这个倾向底发展，使之能更迅速实现出来；反革命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遏阻甚至消灭这个倾向。凡说什么「奥塔塞」（Autarchie），什么「自给自足」，什么「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以及凡主张民族主义，奉之为最高原则的，都是这种反革命势力，为了维持现在的生产关系以障碍生产力发展的。 其次，此时私有财产制也已经从进步的因素变为反动的因素了。私有财产制在历史上曾起进步的作用，资本主义私产制是私有财产制底一种，当初反对封建私产制而代替其位置时候，也曾发挥它的进步的革命的作用的。可是现在不仅资本主义私产制应当推翻，任何私产制也应当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应当是生产机关公有制，凡土地、工厂、矿山、银行、大公司、以及一切交通机关都应当属于社会公有，而不能操在私人手中。这个打破私产制的倾向也是客观的、是进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帮助和促进这个倾向底发展，使之能更迅速实现出来；反革命也就是要用主观力量来遏阻甚至消灭这个倾向。 以上冲破国界和打破私产制这两种倾向是如此之有力，以致反革命虽然占据了上风，主观的帮助和促进力量虽然惨遭失败，而这两种倾向仍然向前进行，反革命仍然不能抹煞它们，不能不想法敷衍它们。世界大战表示什么呢，倘若不是表示民族国家疆界已经束缚了生产力发展至如此程度，非冲破不可？现在，美国和苏联底斗争又表示什么呢，倘若不是表示美国一国或南北美两洲已经不够做美国资本主义生产力活动范围了，非要求远东和欧洲受它支配不可？而苏联一国也已经不够做「社会主义」生产力活动范围了，非要求东欧西亚诸小国和蒙古新疆朝鲜北非受它支配不可？现在，所有诸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宣布将银行及重工业收归国有，又表示什么呢。倘若不是表示这些生产机关继续操在私人手里，社会，国家便无法维持下去？现在，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航空公司，世界……等等底计划，以及「天下一家」思想底散播，——这样固然是美国资本主义图谋统治全世界用的手段，但也可证明国家分立的旧世界已经不合于生产力发展需要了。 但是，要实行天下一家，必须先推翻资本主义；要将生产机关收归国有也必须先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就是革命了，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之后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去代替它。 所以，最后，世界革命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乃是新生产力底代表者，即是那在资本主义底下发展起来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生产力底代表者；无产阶级必须由现在的被统治的阶级构成为统治的阶级，然后才能打破资本主义财产制，以及一般私有财产制，而代替以公产制，即社会公有一切生产机关，然后才能打破民族国家疆界，统一全世界，实行天下一家，然后才能渐渐地消灭阶级区分，以至消灭国家——这个压迫机关——本身，而使全人类过着公产大同生活。 以上，国际主义（冲破国界），生产机关公有制（打破私产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世界革命底二个特殊点，与20世纪以前历次的革命不同的。 我们说中国革命受世界革命所决定，意思是说中国革命也是含有上述三个特殊点，或宁可说：中国革命也是要实现上述世界革命三个要求的，即中国革命必须冲破国界，必须打破私有，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能不是这样呢？难道现在全世界生产力要求冲破国家界限时候，在世界上占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国能够把它的革命限制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范围内么？能够单独建立一个自足的「中华人民共和平国」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么？ （三） 我们这里分析的中国革命，只关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革命，因为我们必须剖析当时的社会和阶级性质，才会了解未来中国革命的本质。 我们说：中国革命受世界革命所决定。但这话并不是说，中国革命本身没有特殊性，或中国历史发展底特殊性对于中国革命毫无作用。恰好相反，我们比别的人更加重视这个特殊性底作用，我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见解主要是从中国历史发展底特殊性得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求我们认识「一般」和「特殊」底意义及其中间的关系。举例来说，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固然必须知道他的生平，他的家世，他的交游，他的教育，他的生活环境等等，如有可能还须亲自同他交际，但这并不妨害我们预先判断：他总有一日要死去的，他非吃饭，穿衣，睡眠不能维持生活……等等为人类一般所共有的通性。我们也重视而且研究中国历史发展底特殊性，但结论与别的人不同。我们研究结果认为：就中国历史特殊的发展来说，现在也是非冲破国界，打破私产制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出路的。 这里当然没有位置让我们详细分析中国特殊的发展史，但完全不谈起也是不行的。我们拣最重要的一点来说一说。 中国历史发展有什么特殊性，与西欧历史发展不同的呢？——我们仅仅拿中国同西欧相比较，而不拿来同其它国家相比较，因为向来谈中国特殊性的人，不多都是拿来同西欧历史发展相比较的。此外，我们拿来比较的，又只是西欧近代史，至多中古史，而不牵涉古代史。总之，就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中国革命来说，我们注意比较的主要是：西欧以前封建社会是怎样，这社会是怎样发展为资本主义的，中国以前封建社会又是怎样，又怎样发展成为现在我们所见社会的。──那么究竟西欧诸国历史发展有什么共同点，为中国历史发展所没有的呢？ 西欧诸国，从意大利到北日耳曼，从波兰到英吉利，自十世纪起，就先后发生了商业和手工业城市，市民依照职业组成行会，各行会选举市长，成立「市府」（Commue），武装起来，与当时的国王，公，侯，及一般封建地主不断斗争。斗争有胜，有败，但「市府」力量渐渐扩大，渐渐占据重要位置，直至成为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底堡垒，最后资产阶级靠此堡垒推翻了封建地主权力而代为社会主人。返观中国，则我们的历史发展并没有这个「市府」因素。这话并不是说：中国古时没有城市。城市是有的，而且很大，在国家生活中占据很重要位置。但中国大城市都是政治的和军事的中心，大多是适应于政治的和军事的需要而发生而兴盛起来的。适应商业的和手工业的需要而发生的城市，中国也有，重要的职业也已组成了行会，但各行会尚未曾发展到能够选举市长，成立「市府」，自备武装，同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吏或所谓封建地主进行斗争。我们在二十五史和十通里面仔细寻觅，也许能够发现旧中国曾有工商业城市，其中行会曾经成立「市府」，实行自治，与封建政权斗争，而且获得胜利了的。但即使觅到这种「市府」，在中国广大的领域和久长的历史中也不过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决不能算为历史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 中国和西欧发展上这个差异点是很重要的。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你说它是封建的也好，是前资本主义的也好，总要记得它与西欧封建主义社会有这一点不同，即缺乏「市府」因素。因此西欧旧社会是地主、农民和市民三个阶级底相互斗争，而中国旧社会则只有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相互斗争。地主和农民两阶级斗争的社会是纯粹封建的农业的社会，这社会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农民虽是封建社会中的被压迫被剥削被支配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但并不代表进步原则，并不代表一种比封建主义更高的生产力。中国农民在历史上好多次普遍暴动起来，不靠城市阶级领导和赞助，居然能够推翻地主底全国政权，这是欧洲历史所未曾有的。结果怎样呢？农民曾经建立一个比封建主义更进步的社会么？没有！农民自己的政权曾维持一个长久的时期么？也没有！旧地主底某部份残余或从富农出身的新地主，不久就篡夺了政权，而重新建立一个依靠在剥削农民之上的封建社会。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如果没有新因素或阶级来参加中国历史发展，恐怕再过几千年仍是不能脱离这种走马灯图式的。 大家都能说：封建社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但封建社会是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倘若其中没有代表更高的生产力的阶级，即其中自然发生的商人和手工业主人倘若没有组织为和自觉的一个阶级，没有团结商业雇员和手工业工人为一种社会力量，与地主和农民鼎足而立。西欧社会恰好有这样一个市民阶级，它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它进行了无量数次的斗争，不断扩大了物质的势力，锻炼和发展了精神和思想，到了十六世纪适逢美洲的发现和世界底周航，又开辟了海外市场，更增加了它的力量，最后它推翻了封建地主权力而建立一个比封建主义更高的社会。它取得了这个地位，然后才有科学的和艺术的发明，才有蒸汽机，纺织机，总之才有产业革命，使得社会生产突然飞跃起来，以至于今日的状态。 有人要问：为什么西欧封建社会能有一个市民阶级，而中国及其它国家封建社会则没有这个阶级呢？这个问题类似于另一问题，即：为什么英国能够发明蒸汽机，能开始产业革命，而同时其它国家及异时代与英国一般发展工商业的国家则不能够呢？记得拉狄克曾回答后一问题，说是出于种种机缘底巧合，带有一种偶然的性质。但是西欧市民阶级既有七八百年的历史和斗争，那时在社会生活上又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则从利用人力，兽力及其它自然力，走到利用蒸汽机，即使是出于偶然的机会，这机会也容易遇到的。西欧封建社会有如此普遍如此久长如此有力的市民阶级存在和斗争，确是出于种种机缘底巧合，为其它国家历史所难于遇见的。让历史家去解释原因罢，我们这里是要确定事实，而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西欧那种组织为「市府」的市民阶级则是颠扑不破的事实。 西欧，地主阶级和市民阶级分别得很清楚。地主财富表现为土地，而市民财富表现为资本。依照封建法律，非贵族不能领有土地，而贵族地主则不屑经营工商业的。如此，地主和市民不仅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而且是两个不同的「等级」（lesetais），即在国家法律上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市民阶级底斗争首先是为了要求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与贵族平等，亦即要求废除等级制。近代民主斗争和议会制度，不是别的，正是市民所用的武器；共和国不是别的，正是「市府」底扩大，正是依照「市府」模型而建立的全国政治形式。中国未曾有过共和国，未曾有过民主斗争和议会制度，正是因为中国各城市商人和手工业主人未曾组织为有自觉的阶级呀！ 但他方面，中国正因为工商业主人未曾构成独立的阶级而依附于地主阶级原故，所以没有明显的「等级」区分，工商业主人可以领有土地，而地主亦不以经营工商业为耻，以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渐被那为市场而生产的商品经济所侵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渐渐占据了优势，土地久已可以自由卖买了，农奴制度久已废除了，成为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对象的那些封建特权只有很少数留存下来，而留存的，与其说是出于保守的封建地主力量，宁可说是为了适应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国资本主义底需要。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象显然是与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对象不同的。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造成了贩买洋货的商人，即所谓「买办阶级」；在它领导之下，中国工商业主人也已组织为有自觉的阶级了，各城镇商会相当于西欧底「市府」，商会会长也相当于「市长」，抗税，罢市等行动相当于市民阶级底日常斗争，最后辛亥革命和北伐完成也相当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了。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发展，与西欧不同的，归纳几个要点如下： 一、中国有组织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历史很短，它本质上是帝国主义底产物，与帝国主义结了不解缘。 二、反之，中国资本主义很早侵蚀了封建经济底基础，无须帝国主义进来，商品经济就已在城市和乡村占据优势，帝国主义更加助长这个优势，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也结了不解缘。 三、中国过去历史上只有农民和地主两个阶级斗争，没有城市阶级来领导农民斗争，以致社会没有出路。 四、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之后，中国不仅有了资产阶级，而且从1927年之后，这个资产阶级已经获得政权，但是中国民族尚未曾独立，中国土地问题尚未曾解决。 中国革命首先要解决这两个任务：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但资产阶级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因为据以上归纳的诸特殊点看来，它不能彻底反对帝国主义，也不能彻底反对地主阶级，惟有无产阶级能负起这个解决责任。可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民族一经独立，即一经从帝国主义求得解放以后，就要与其它的无产阶级国家联合而冲破原来的中国疆界了；土地一经改革，即一经剥夺地主所有权之后，也就要宣布为公有，观念仅能使用土地而不能视土地为私产制了；而这一切又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实现的。所以无论就世界革命时代前提说，或就中国历史发展特性说，中国革命都须实现那冲破国界，打破私产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三个要求的，即都必须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 （四） 以上的中国革命观，即把中国革命定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乃是托派独有的革命观，与其它党派所主张的不同。其它党派虽然各有各的革命观，但它们中间有个共同点，即它们一致认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当然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后造成的当然是资本主义社会。认为与先进国历史相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单独领导，须由无产阶级参加领导，但革命后造成的仍是资本主义社会，或「新民主主义社会」。至于这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将来怎样呢？则共产党理论家有一致的意见，认为这不过是革命底「第一阶段」，将来要发展到「第二阶段」，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时就可以造成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先来检讨国民党底革命观。我们刚才说国民党认为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为了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国民党理论家听到了一定会起来抗议，他们说，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全民的革命，或国民革命，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全体国民来领导革命的，而不是代表什么资产阶级，至于革命后，则国民党要建立的是三民主义的中国，而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固然是先进国资产阶级革命底要求，但民生主义即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并非资本主义呀！ 什么叫做「全民的」呢？照马克思主义说，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人类社会就分化为阶级，各阶级间互相斗争，只有阶级的利益可言，而没有什么全民的利益可言，说到革命，则尤其只有阶级的而没有什么全民的。中国革命也是如此。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首先是如何解除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束缚，如何消灭过去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把生产力解放出来。这首先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倘若中国革命仅限于此，则此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而不是什么「全民」性的。但如我们所认识的，中国革命必然要不断发展下去，直至于推翻资本主义本身，那时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性的了。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形下，我们都只有阶级的革命，而没有「全民的」革命。 国民党自始至终不承认它代表资产阶级。但这没有什么奇怪之处。历史上有个资产阶级政党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么？没有！只有无产阶级政党能够自认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至于资产阶级政党，则古今中外都是自认为代表全体人类或全体国民利益的，都是否认代表某一特定阶级利益的。在以前，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确有资产阶级政党除了代表一阶级底利益以外，兼能代表所有受封建制度压迫剥削的阶级底利益。但国民党出现得太晚了，资本主义已经到衰落时代了，此时无产阶级已经有了自觉，晓得提出自己的阶级利益去对抗资产阶级利益，那么国民党只能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了。 所谓三民主义，彻头彻尾是资本主义底要求。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不用说；民生主义即使能够实现，充其量也不过「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二项而已。仅仅节制资本而非消灭资本，仅仅平均地权而非国有土地，那么仍旧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国民党所理想的大同社会如果仍是三民主义的，那么它的理想就未曾超出资本主义范围，——何况这还不是国民党能够实现的理想。 国民党底革命观，无论自己说的如何好听，翻成马克思主义语言之后，就只有「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造成中国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简单的意义了。这本是各先进国资产阶级底革命观，国民党照抄来罢了。但除了俄国以外，各先进国都曾实现这个革命观，至于中国，刚同俄国一样，这个革命观是不能实现的。 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得到成功，是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历史上，各先进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发生于和完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那时资本主义还有活力，还有前途，还有进步意义，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团结，还没有明白的阶级自觉，只能赞助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便在资本主义底下积聚力量，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之用。到了俄国就不然了。20世纪初年俄国革命，照历史模拟说，虽属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此时已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衰落时代，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了，俄国无产阶级已能团结，有自觉，可以夺取和执掌政权了，资产阶级遂退缩，害怕，不敢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他方面，俄国资产阶级投了许多资本在土地上，反对农民占有土地，因之宁愿与地主阶级联合去压迫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正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中心任务，所以资产阶级也不能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于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导权遂落于无产阶级肩上了。 中国革命时代处的更晚，不仅在世界战争以后，而且在世界革命第一潮以后，即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成立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也已能团结，有自觉了，1925-27年历史就是证据。中国资产阶级也退缩，害怕，不敢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他方面，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心任务，除了土地改革之外，还有民族独立，但中国资产阶级不仅投资于土地，与地主结不解缘，而且受帝国主义卵翼，仰帝国主义鼻息，与帝国主义结不解缘，不能领导革命至于完成。于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领导权也不能不落于无产阶级肩上了。 其次，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中顺带完成。 最后，因为中国革命后再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只能同世界革命合流以建立社会主义了。 但这两个问题，不仅关涉于国民党革命观批评，而且关涉于共产党革命观批评，我们留待下面再说。 总之，姑假定国民党是要革命的，是要把中国改造为资本主义强国如美，英，及战前德，法，意，日诸国一样的，但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容许中国实现这种革命了。实际上，国民党再也不想到什么革命问题对外，它只想如何让中国适应于美国财政资本之需要；对内，它只想如何保持现存的土地制度；如何继续一党专政，如何剥夺人民所有的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它已经变为革命底对象了。 （五） 共产党在理论上借毛泽东底笔明白写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个阶段底完成，「中国资产阶级如能尽此责任，那是谁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这个责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肩上了」（《新民主主义论》），至于完成以后，则「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建立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同上） 以上征引的两段话，需要加以说明。共产党，或至少毛泽东一派，对于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敢同托派一样坚决断定：属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还认为资产阶级有领导可能：「如能尽此责任」。资产阶级既然兼有革命性和妥协性，则理论上，在未来「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之中，也是能占据一个位置的。实践上，则共产党要求参加国民党政府，服从国民党领袖，信奉国民党主义，简直是承应资产阶级底革命领导权。但我们仅仅指出这一，关于领导权问题，上面已经说够了，不必再讨论下去。至于革命后的社会，则既然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了。以后我们还要分析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或「新资本主义」，如某些共产党员所坦然承认的。 首先我们要反驳的是共产党底「两段革命论」。毛泽东在上引书中有一专章替这个理论辩护而反对所谓「一次革命论」。他认为「一次革命论」有「恶意的」和「无恶意的」两种，前者是国民党中人，他们认为「什么革命都包含在三民主义里面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三民主义并不超出资本主义范围，并不包含社会主义革命在内。此外，毛泽东这里反驳国民党中人的话，自有国民党中人去答复，我们对此没有兴趣。反之，他反对「无恶意的一次革命论」的话，则值得抄在下面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们，他们似乎并无恶意，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而不知革命有阶段之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观点混淆革命的步骤，降低对于当前任务的努力，也是很有害的。如果说，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正确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 我们不知道，所谓「无恶意的一次革命论」者，究竟指的是什么人？他们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究竟是怎样说的？托派也是反对「两段革命论」的，但托派不是主张「一次革命论」，而是主张「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应用到中国具体条件，就是说：中国革命无论怎样开始的，若非不断发展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便不能完成。在这革命不断发展过程当中，不仅「不容横插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而且不容横插所谓「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国未曾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不能单独在一定时间预先完成的，而必须与另一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合并完成。换一句话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 为什么革命非分为两个阶段不可呢？为什么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呢？毛泽东没有向我们解释，他仅仅提出来作为无需证明的命题。事实上，同另一命题：资产阶级革命必归资产阶级领导——一般，这个命也不是超历史的法则，而是受历史所决定的，即是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是真的，在其它历史条件之下则不是真的，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当时的中国条件之下则决不是真的。20世纪以前，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归资产阶级领导。孟什维克派把这个事实当作超历史的法则，因此主张俄国革命应归资产阶级领导，因此将无产阶级夺来的政权送给资产阶级，若是没有布尔什维克派出来主张俄国革命应归无产阶级领导，恐怕1917年就没有成功希望了。与此同样，以前的革命确是非分为两个阶段不可的，确是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的，可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起，情形就变了。试拿这个革命来说，它曾明显分为两个阶段么？没有。它是先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么？不是。 1917年俄国革命经过是这样的：二月，无产阶级和兵士暴动起来，推翻帝制，把政权交付于自由派资产阶级手里；乡村农民响应城市运动，起来与地主阶级斗争；但从二月至十月，土地问题并没有解决，其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也未曾解决；这八个月中，革命深入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权在不断动荡之中，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无一刻稳定；十月，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城市从工人监督生产迅速发展为没收资本家一切产业，在乡村从农民全体反地主的斗争迅速发展为贫农反富农的斗争，结果解决了土地问题。如果仅从政权推移一点来决定革命性质，那么1917年革命是分为两个阶段，确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经过八个月无产阶级才取得政权。但一般说来，革命性质不是用政权推移来决定的，而是用任务解决来决定的，共产党一向是如此决定革命性质，那么我们可以看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非完成于十月以前，而是完成于十月以后，即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后，而此革命（主要土地问题），即使不是完成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生产机关公有制）以后，至少也是同时完成的。如此一来，革命就不可分为两个阶段了，就不是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了，而是互相纠缠，互相依赖的。总之，这个不断的革命过程之中不能横插以什么「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 俄国革命如此，中国革命更可知了。以政权推移来说，中国资产阶级至迟于北伐成功之后，就完全掌握政权了；以任务解决来说，则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不仅不能由资产阶级来解决，而且不能由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范围内来解决。无产阶级要解决这些任务，不仅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二者是同样意思），而且必须同时，甚至更早些，剥夺中外资产阶级财产权，宣布土地公有制，与其它无产阶级国家联合等等。总而言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不是由一个革命至另一个革命，而是两个革命互相纠缠，互相依赖，至于不能分离。这中间是没有什么新民主主义阶段可言的。 需要说得更明白些么？那么我们试仔细考察中国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两个所谓主要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 我们所谓民族独立，并非形式上独立之意，并非如中日战争之后，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被列为世界五强之一或四强之一之意，亦非脱离日本压迫而独立随即成为美国附庸之意。真正的民族独立乃是脱离全世界帝国主义束缚之意。但是中国不比其它的殖民地，中国乃是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底安全活瓣，其它殖民地独立了，帝国主义制度还能存在，中国独立了，帝国主义制度就要受致命伤，非出全力压迫不可。如此庞大的任务，不仅资产阶级不能担负，中国一国无产阶级也难于担负的，必须依靠世界革命力量，使中国革命本身带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以此加入世界革命为其一部份。 我们所谓土地革命，也非同先进国一样仅仅反对封建地主之意。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结了不解缘，不仅不会援助农民反对地主，而且要援助地主反对农民。土地革命就是反对资产阶级本身，此革命发展必须至于乡村贫农占用富农土地和城市工人剥夺资本家工厂时候，才能成功。可是这个历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必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的。 反驳了「两段革命论」之后，共产党革命观其它诸点就容易批评了。 共产党幻想资产阶级能领导或参加领导中国革命，——这是错误的。 共产党把中国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是错误的。 共产党认为中国革命之后须经过相当长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错误的。 我们就理论上谈中国革命问题，已经很充分了，但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不是夺取了政权，使革命获得胜利么，如何解释错误的革命观点竟能取得革命胜利，这问题我们将继续谈下去。 （原载《新旗》杂志第1至第4期，作者后来作了修改、补充）
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194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不断革命论ABC 郑超麟（1947） 序 导言 第1章不断革命论的发生 第2章不断革命论的复活 第1节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特性 第2节 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一） 第3节 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二） 第4节 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三） 第5节 复活了的不断革命论 第3章不断革命论的证验 第1节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间的不断革命论问题 第2节布尔雪维克党的重新武装 第3节工农民主专政曾否实现？ 第4节十月革命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 第4章作为世界革命公式的不断革命论 第1节新热月及其理论 第2节论[蔑视农民]和[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第3节从俄国至一般落后国家
郑超麟回忆录（上、下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1900-1919） ·自序 ·一场民变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拆城，玉鸣兄！”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教育与文化 ·新学堂 ·岁时记 ·我的塾师 ·和春郑家 ·祖父和父亲 ·我的中学生活 郑超麟回忆录 （下卷1919-1931） ·自序 ·一个意识的觉醒 ·少年共产党 ·十二人 ·K．U．T．V． ·五卅前后 ·武汉 ·恋爱与革命 ·进潮或退潮？ ·第一次入狱 ·左派反对派
是谁杀死了托洛次基？（兰因〔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6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是谁杀死了托洛次基？ 作者：兰因〔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托洛次基，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在墨西哥，被一个名叫「杰克孙」的人所谋杀死了。本社出版的「托洛次基自传」中附录了「遇难始末」一文，对此谋杀事有详细的记载。托洛次基被刺以后，未死以前，曾说：「杰克孙是格别乌人员或法西斯，多分是格别乌。」他死后，根据法庭调查的证据，以及整个谋杀事件的分析，已可断定杰克孙是格别乌人员，即史大林派遣的凶手了。杀死托洛次基的，不是别人，正是史大林！ 不仅全世界托洛次基主义者如此断定，凡有政治常识的人都是这般说的，连好多史大林主义者心里也是这般想的，虽然说的是另外一套的话。 史大林主义者对于托洛次基之死是怎么说的呢？他们说：这事与史大林，与格别乌，毫不相干；杰克孙本是第四国际党员，本是托洛次基自己的信徒，只因觉悟了受托洛次基欺骗，又不愿执行托洛次基派他去苏联进行怠工和暗杀之命令，所以杀死托洛次基。史大林主义者这里说的话，正是凶手衣袋中预藏的「供状」内说的话。直到现在，将近七年，史大林主义者仍是这般说的。例如去年出版的「反苏大阴谋」，这本格别乌的书中，就是持此论调。 史大林主义者不顾格别乌起草的那个「供状」如何自相矛盾，如何违反事实，仍旧坚持此论调。他们自恃没有直接证据，便抹然一切从分析案情做出的结论了。 可是，正如纽伦堡审判之摧毁莫斯科审判全部谎言一般，现在已经出现了直接证据，把史大林主义者对谋杀托洛次基一事所虚构的全部楼阁都摧毁无余了。 这就是路易·布登斯（LouisBudenz）新著「这是我的故事」（纽约WhittleboyHouse出版）一书暴露出来的关于托洛次基被谋杀之真相。 布登斯是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又是美国共产党机关报「每日工人」的经理，在党内地位是很高的。
我们要「制宪会议」（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6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我们要「制宪会议」 作者：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李星按：本文内容不想评论。要指出的一点，作者说“革命的工农大众及其领导的党”如何如何，但郑超麟和王凡西的小团体，称不上是工人阶级的革命组织。而当时的“革命的工农大众”，绝大多数正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军事斗争和社会改造。 就是说，革命的工农大众，以他们所能理解的方式，在他们能达到的程度上，从事的阶级斗争，恐怕是当时的先进分子，比如王、郑，更应该关注的。 今年秋天，国民党训政政府，或国青民三党共同训政政府，要在中国举行一次「普选」，来选举国民会议代表了。这「普选」是否能够举行，即使举行，选出的代表是否开得成国民会议，现在都不能确说。那是须看从今开始的一个时期内的事变如何，来决定的，而从今开始的一个时期将是富于大事变的时期。但虽如此，革命的工农大众及其领导的党，对于准备选举的国民会议，不能不有一个确定的立场，现在就应当有一个确定的立场。 据政府说，未来的国民会议是依照去年通过的宪法规定而选举的，它将依照此宪法规定去实行它的职权。换一句话说，它将是「行宪的」国民会议，以别于去年召集的那个「制宪的」国民会议。 整个问题就在于：去年那个制宪的国民会议能代表全国民意么？它制成的宪法得到全国人民公认了么？依照这个宪法规定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么？ 大家知道，去年那个国民会议并不能代表全国民意，因为大多数代表是在一党专政之下产生的，而且产生于十年以前，即战争尚未爆发以前；临开会时虽然添加了若干属于青年党和民社党的代表，但这些代表仍然不能代表民意，仍然是由那两个党提出而非民众选出的。如此产生的国民会议，即使制成了一部十全十美的宪法，全国人民仍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宪法，何况制成的是以五五宪草为底本，再采取若干政协通过的原则呢？五五宪草固然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政协原则即使全部采取在宪法之内，也仍旧不能解决中国问题。 宪法颁布时，民众态度的冷淡，宪法颁布后，内战更加剧烈，经济更加混乱，政治更加无出路，以至现在，民众几乎忘记了有去年召开国民会议制定宪法那一回事，——这一切就是明白指示：中国现在需要的，还不是什么行宪的国民会议，而仍是一个制宪的国民会议。 中国一切根本问题，一切最根本的问题，需要拿出来，让全国民众，尤其占全人口中最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直接选举代表组成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应当采取甚么社会制度，应当实行甚么政治形式，只有这样一个国民会议才能决定。一切现存的权力机关，都需服从这样一个国民会议，都需经过这样一个国民会议重新认可才能享有权力。这是享有最高权的国民会议，这是名副其实的「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新创的武器，当初资产阶级曾经使用这个武器推翻了中古封建制度，而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制度。 现在，历史发展已经达到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了，可是「制宪会议」，这个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使用的武器，仍然保有其革命的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落后的国家，如印度，在召开「制宪会议」来表示全国民众的意志哩，而且先进的国家，如法意诸国，民众意志也仍在借「制宪会议」形式表达出来。 在中国，我们现在也仍需经过「制宪会议」来表达全国民众意志。 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甚么行宪的国民会议，不是甚么一般空泛的，意义含糊的国民会议或国民大会，而是「制宪会议」。 现在，当国民党御用的国民会议召开而又颁布了宪法以后，当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声明否认此国民会议和此宪法的时候，当广大民众对此亦表示厌恶和冷淡的时候，当制宪的国民会议和行宪的国民会议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拿「制宪会议」口号来代替过去的「国民会议」口号，是有革命意义的，因为这个口号意义是明白而确定的，而且是现在世界诸重要国家所通用的。 可是，无论用「制宪会议」口号，或「国民会议」口号，我们都不要忘记：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这「会议」自身，并不是这「会议」以内的人物和议案，而是这「会议」以外的群众行动。不仅现在，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是这样；以前，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也是这样。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宪会议」，即法国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三年两次召集的「会议」，仍须挨受外面群众行动的鞭策，才能走上革命道路。所以，我们为「制宪会议」而斗争时，更需要群众运动的加强和扩大，更需要议会外的行动来影响议会内的决定。我们要「制宪会议」，要用直接无记名投票普选出来的握有全国最高权的「制宪会议」，一切现存的权力机关都应服从「制宪会议」。我们不要甚么行宪的国民会议。 我们不要一党专政所制成的宪法，我们也不要党派协商所制成的宪法，我们不要「制宪会议」召开以前任何人所起草的宪法。我们要「制宪会议」不受一切旧拘束而新制宪法，我们要「制宪会议」特设宪草委员会来重新起草宪法！ 最先的和最重要的，我们要一部民主的选举法来选举「制宪会议」，在此选举当中必须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完全的自由权！
从劝工大楼血案得来的教训（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5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从劝工大楼血案得来的教训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录入者吴朗按：录入者“阴暗”的推测：民主派对工人群众的力量也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为了自己的利益，刻意压制工人参与政治罢了，而其在野身份，亦无从许诺经济利益，只能装作看不见。 李星按：本文是王凡西领导的托派刊物《新旗》的一篇文章，作者郑超麟，笔名舒严。本文提及的劝工血案，是解放战争初期，上海地下党影响下的一次群众行动，通过部分百货店员工组织反对美国商品倾销的宣传，抨击美蒋勾结，结果遭到蒋帮特务的围殴，一名参与行动的店员积极分子梁仁达当场遇害。 本文所说的“总工会”，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上海拼凑的工会机关，主要由帮会分子、特务机关操纵。所谓“民主派”，即资产阶级主流反对派，全国解放后，被称为“民主人士”或民主党派。 本文有趣的点： 1．作者指出南京政府能容忍工人为了改善生活而行动，但不容忍工人为了其它目的，包括自己的结社会议出版自由，而行动。 2．作者指出，“民主反对派”对工人生活的改善，是漠视的，甚至反对工人加工资。作者在文章中认为原因是民主派不了解工人的力量，没有看到工人能够动摇国民党的独裁秩序。 录入者认为民主派其实很清楚工人的力量，只是不想让工人搅和进来罢了。这一点我完全赞同。录入者认为民主派在野，无从许诺经济好处。这一点我不同意。 四十年代的民主派中坚力量都是体面人，与工商界亲如一家，对工人的套路，熟的不能再熟了。他们宁可受国民党的监狱暗杀，也不愿让工人更积极的行动，因为无论工人行动的公开旗号是什么，只要积极了，他们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距离他们最近的老板要工资，要待遇，要清理老账。至少有这个危险。无论在朝在野，民主派都不愿意冒这个险。 那么，作者为何要说民主派不懂工人的力量呢？我瞎猜一下：作者的目的不是劝说民主派“深入工人群众”，而是提醒追随民主派的大众，比如学生，想动摇国民党统治，就去跟工人结合。这种绕了一个弯子的做法，是否明智？在那个时刻，托派的影响太小了，无论说话怎样耐心、婉转，效果都差不多。但处在那个山雨欲来的时代，郑超麟这种人，总是希望能更好的推动大众反抗，于是难免想到如何注意说话的方法…… 本刊上期出版后即发生劝工大楼血案，当时报纸杂志写了许多抗议和哀悼的文章，三月份本刊因故不能出版，以致来不及参加抗议和哀悼，现在四月份本刊出版时舆论界已经没有人提起这件血案了。此时我们再来为血案说几句话，似乎是多余的。 可是我们还是要说几句话，因为这几句话是一切抗议和哀悼的文章中未曾说过，而又是一些颇重要的话。 梁仁达烈士预定出殡前一日，吴国桢市长下令禁止出殡，为了害怕出殡时双方会发生冲突；因为，据他说，治丧委员会虽能动员五万学生和店员，但总工会也能动员十万工人。当时”文汇报“曾从这几句有名的话做出结论，来证明梁仁达究竟是谁打死的。可是”文汇报“及其他刊物都未曾注意到吴国桢这里是把工人和学生（及店员）对立起来，更未曾从这对立做出什么结论。 不错，我们应当说，在劝工大楼血案中并没有工人和学生的对立，”总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那天即使出殡，至多只能动员几百个或几千个”护工队“罢了，决不能动员十万工人。这一切都不错，但是吴国桢说话中为什么能把工人和学生对立起来呢？凶手们为什么能够造成一种印象，仿佛站在治丧委员会一边的，即站在民主一边的，是学生和百货商店店员，而站在敌对一边的，即站在反民主一边的，则是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呢？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各工厂各产业的工人群众，虽然不是站在反民主一边，也不会站在反民主一边，但他们也还未曾站在民主一边，他们尚未曾表示其政治意见。工人群众自从上次革命失败，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以后，至今尚未重新踏入政治舞台。舞台面上留下这个空隙，所以反民主派才能穿上工人衣服，扮演工人角色。 中国工人未能在政治上发言，主要当然是为了那些反民主派压迫得太厉害。抗战胜利以后，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固然也是受压迫的，但比起工人来，还有相当的自由，还能出版刊物，开群众大会，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叫喊口号。至于工人，则完全没有这些政治权利了。工人可以提出经济要求，人们大体上也允许工人照生活指数计算工资，虽然市政府制造的生活指数本身就有问题。可是工人不能提出政治要求，不能在政治上有所表示。社会局，总工会，特务机关，那些工运专家，那些工人”领袖“，有时抵不过群众压力，也会以伪善的方式去帮助工人经济斗争的，但绝对禁止工人政治斗争。他们帮助工人经济斗争，其目的正是为了更能控制工人，更能阻止民主派和革命者到工人群众中来领导工人作政治斗争呀！反民主派明白，只要城市工人在政治上沉默，则无论其他阶级如何叫嚣，甚至内战，他们仍可高枕无忧的。在如此压迫之下，工人群众没有政治发言，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可是，这里，民主派是否全无责任呢？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民主派，恰恰与反民主派相反，并不认识工人群众的力量，并不明白：若无城市工人参加而且领导，则他们追求的民主是永无实现之日的。某某民主派刊物公然说建国的两个支柱是农民和学生，公然在封面上画着拿镰刀的农民和拿自来水笔的学生搭手前进。他们头脑中根本没有工人位置。胜利之后，人们把工人运动交付于朱学范领导的劳动协会，只限于替劳动协会做点下层工作。胜利之后，人们忘记了替工人提出切身利益和要求。请问从收复失土以来的一年半当中，民主运动替工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呢？给予了工人什么利益呢？即以劝工大楼血案而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除了说中国资本家发财，工人生活也能好些以外，还有什么好处给工人吗？某某民主派刊物甚至公然反对增加工人工资。 这一年半的民主运动，仅在学生圈子内打转，至多到了文化较高生活较好的职员和百货等从业员，而未能深入工人群众中去，——可见民主派本身也是不能辞其咎的。 怪工人站在反民主一边，与学生和店员对立起来，——这话自然是胡说。但若怪工人沉默，不积极起来参加民主运动，——那是民主派自己应当首先反省的。 我们向梁仁达烈士及那日被殴受伤诸君致敬。我们站在他们一边，向一切反民主势力作战。但是我们希望他们经过此次教训能够觉悟：民主运动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中去，是没有力量的，但要深入工人群众，则此民主运动首先就应当提出工人利益和要求。工人参加了和领导了民主运动，一切反民主派就无从假借工人名义，造成工人和学生对立之印象了。
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民主口号（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4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中国机会主义者与民主口号 作者：穆德〔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郑超麟，内容显然是就民主与工人革命关系的话题，跟彭述之一方搞论战。论战的内容就不评论了……只能说，面具可以随便戴，但立场就那么几种，跳不出现实的制约。老彭竖起“托派中央”的大旗，面不改色大谈我民国自有国情在此，工人阶级不能革命…… 下面，ErnestGermain同志反对机会主义的文章，我们译载出来，不仅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很重要，而且因为它恰好打击了中国近日抬头起来的一种机会主义倾向。这倾向由来很久了，但近日更加猖獗。我说的，是某杂志最近一期座谈会，关于「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所代表的倾向。 ErnestGermain同志说得很好，他说： 「在列宁主义者看来，民主口号不过是动员劳动阶级用的一些工具罢了。机会主义者则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民主口号问题。他们说，「现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尚未提出议事日程」，或「已退出议事日程」了。最好是「这几年间不必去空谈它」，而应转向于「更具体的」问题。其次，这些「更具体的」问题切不可时时刻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着提出来，而应当离开革命纲领而独立提出来，这个全时期中，不能为革命要求而斗争的群众，就要仅仅为民主要求而斗争，至少在政治方面是如此。以后，群众意识又「成熟了」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可以重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试拿这段话同座谈会的议论比较看看。座谈会或其做结论者曾拿民主口号看做是不过动员群众用的工具么？不曾！他们不仅没有这般看法，而且始终没有说过「民主」口号。他们说的是：民主「主义」，或民主「运动」，或民主「革命」。这是与上面文章所说不同的，那里，我们只看见民主「口号」或民主「要求」，并不拿甚么「主义」「运动」「革命」，同民主相连起来。这并不是说，现在我们还不可以使用民主「主义」，民主「运动」，民主「革命」等名词。这些名词是可以使用的，但须在一个条件之下，即必须将民主看做一种口号，又将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的一种工具，即必须以列宁主义的立场来看民主。如果不把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的一种工具，或甚至不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而高谈民主主义，民主运动，或民主革命，那就是「附加一种「真实的进步的」价值于衰颓的资产阶级民主」之上了，如下文著者所责斥于机会主义者的。 座谈会正是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 参加者和结论者很明白断言，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现在，在中国，尚未提出于议事日程；断言，现在不可高唱「社会主义」；断言，今日在中国只能参加民主运动，而民主运动切不可时时刻刻同无产阶级革命联系着提出来；断言，现在不可提出社会主义任务，必须等待民主革命成功之后才能提出来。等等。 下文著者说：「凡不肯将民主口号联系于斗争委员会（按即苏维埃之别名）口号的人，就不是领袖了，而是运动的绊脚石。」这是说民主口号必须联系于苏维埃。 座谈会参加者则说：「此外，有些人认为目前的民主运动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要组织苏维埃；——后者是极左的，……是出于同一的小布尔乔亚的幻想。」这是说民主运动中不可组织苏维埃。 下文著者说：「资产阶级民主之临死挣扎，机会主义者对着，只想借助一些无效的药方去拖延它的生命，列宁主义者对着，则是要借助民主口号来催促它断气。」这是说我们并不要保卫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反而要催促它断气。 座谈会结论者则说：「在法西斯要取民主主义（按此民主主义当然是上面说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代之的时候，社会主义也必须为争取民主而反对法西斯，以便准备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说我们必须保卫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才能替社会主义准备道路。 这样的对比还可以写出好多，但以上已经足够证实座谈会的机会主义倾向了。 不错，参加者和结论者有个重要的论据来反驳我们。他们一定要说：下面译载的文章是写给欧洲人看的，不是写给中国人及一般殖民地人民看的。其中所说的话只能应用于欧洲，不能应用于中国。在欧洲，固然可以将民主看做一种口号，将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用的一种工具。在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我们不可以把民主口号看做动员群众用的工具，也不可以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而应当看做一种主义，一种运动，一种革命。换一句话说，在欧洲附加一种真实的进步的价值于资产阶级民主之上固然是不对的，但在中国则是对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族民主任务尚未完成呀。 这里，正如史大林主义者一样，人们是拿中国的殖民地或落后国地位来替一切机会主义罪恶作辩护。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是殖民地或落后国，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策略应用于殖民地不能完全与应用于先进国一般。但现一问题是仅仅在于ErnestGermain同志文中说的「民主口号不过是动员群众用的一些工具」这句话是否能适用于中国这个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 座谈会结论者为了反驳「新民主主义论」，已经拿落后的俄国和落后的中国相提并论了。这是很对的。他说：「俄国十月革命的例子是最明显而不可争辩的。它当时在经济上是西欧的半殖民地，大工厂矿山和银行等大都是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土地问题无法解决，迫得要向前跳跃一大步，而不能按步就班地走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原来道路。」这里不仅拿俄国看做落后国哩，而且看做半殖民地。这也是对的。 可是当初在俄国，从立宪民主党到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多年叫嚣的什么民主「革命」，民主「运动」，民主「主义」，到了实现时候，原来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一些顺带解决的任务，一些要求，一些口号罢了，换一句话说：动员劳动群众用的一些工具罢了。下文著者说：「只要我们是在衰颓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生活的，是在革命前的条件中生活的，则动员群众以创立双权政制之任务仍然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对于我们，民主口号不过是解决此任务时所用的许多手段当中的一种手段罢了，——没有甚么别的意义。」这话完全能够适用于当初俄国的革命，可以说正是从俄国革命中抽取出来的教训哩。 那么这话为甚么不能适用于往后中国的革命呢？半殖民地的俄国能够适用，半殖民地的中国独不能适用么？或者这位结论者对史大林主义者争辩时不妨承认俄国是半殖民地，对我们争辩时则否认俄国是半殖民地么？ 座谈会另一参加者有几句话与此问题有关。她说：「在先进国家，民主任务已经完成，所以要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但在落后国家，土地问题和民族独立等任务还未解决，还需要在民主运动中让广大的群众组织和觉悟起来，向前迈进。」这句话无论原则上如何说得过去的，但若拿来反对在中国革命开始时提出社会主义任务，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是只知念诵十五年前，二十年前的共产主义经文，而闭眼不看客观世界的发展。 只要留心这十几年事变的人就会明白，世界愈变愈小了，各部分关系愈变愈密切了，单独一国的革命愈变愈不可能了，落后国或殖民地革命也愈变愈能适用一般的法则了。他方面，先进国，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现在果真能够「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下面那篇文章根本就不必写了。ErnestGermain同志所以需要打击机会主义倾向，正是为了现在局势的特点，即革命局势和群众意识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任务并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来，必须假借民主口号这种工具。十几年前那个公式，以为已经完成民主任务的先进国无需提出民主口号，而尚未完成民主任务的落后国决不可提出社会主义口号，至少一开始不可提出这种口号，——这个公式真应送进古物陈列所里去了。今天，ErnestGermain同志给了我们一个新公式，将先进国和殖民地包含在内的公式，即说：「布尔雪维克派的辩证法……表现了当代历史的基本法则，即配合发展法则。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现在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是要经过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但是这些要求，即使在最落后的国家也只有无产阶级胜利和资本主义推翻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借助于中国的殖民地地位来替中国的机会主义倾向做辩护，是徒劳无功的。 下文著者又告诉我们，教派主义跟随机会主义如影之随形，打击了机会主义之后也必须打击教派主义。在民主口号问题上，教派主义是怎样说的呢？著者说，教派主义认为现时代不可使用民主口号，民主口号本身便是要不得的，民主口号加强了民众的民主幻想，不该偏爱民主口号过于苏维埃，应当教育群众而避免行动，等等。 机会主义倾向如果发展下去，将来难免产生教派主义倾向，可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 可是机会主义者已经在向他们的「影子」作战了。同一座谈会说：「有一种极左派认为中国将来可不经过民主革命的桥梁就飞跃到社会主义。」又说：「另一种人则干脆不要这桥梁而空喊社会主义。」这个「极左派」，这「另一种人」，究竟是谁呢？在甚么地方说过这种话呢？我们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是要经过最基本的民主要求的，何况在落后的中国？恐怕还没有人否认民主口号或民主要求罢？精神病院里有一种病人害怕自己的影子，我们的机会主义者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病人。不过他们在那里大张挞伐的还不是他们的影子哩，还不是真实的教派主义者哩，而是他们虚构的教派主义者，可以说是教派主义者的影子，即他们的影子的影子。他们是双料的精神病者，害怕自己的影子的影子。 把民主看做一种口号或一种要求，把民主口号或要求看做不过是动员群众用的一种工具，去为建立双权政制而斗争，——这便是托洛次基主义者在民主问题上与机会主义者或教派主义者分别之点。
日本总罢工流产（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4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日本总罢工流产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上月底，我们正在期待一次八百六十万人的总罢工，不仅是日本罢工史上所未曾有的，而且是全世界罢工史上所未曾有的。可是，突然，这总罢工不能举行了，因为占领军总司令麦克沃塞下（令）禁止。 与标榜的目的相反，在日本的盟国占领军，可见并非为了扶植日本的民主运动，而是为了制止日本劳动者的要求，为了帮助日本资本家和地主去镇压日本工农革命。自从前年九月开始占领以来，麦克沃塞已经不止一次向我们显示美国帝国主义占领日本的这个真实的目的，但显示得最明白的，还是此次的禁止总罢工命令。 我们记得不久之前，美国有一次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可是被华尔街代办人杜鲁门所扑灭了。此次，日本总罢工，也是被华尔街另一个代办人，麦克沃塞，所预先扑灭了的。 没有比这二件事情更明白告诉我们：这两个曾经互相作战的国家，其被压迫阶级是利害一致的。华尔街大亨们正在日本培植一批恭顺的佣仆，好替他们剥削日本劳动大众。日本资产阶级，那些曾经称雄一时的帝国主义者，现在战败之后，也甘心以华尔街佣仆自居，希图分沾剥削余润来维持本阶级之存在了。 华尔街在日本及其他国家有了这批佣仆之后，美国工人是难得翻身的，反之若非美国工人在这资本主义最强大堡垒中施行致命的打击，各国工人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群众，也很难获得解放。 美国工人必须要求美军从日本撤退，以此援助日本兄弟党的援助。因为大战终止后已有一年半了，现在占领军的作用已经明显不是为了防止过去的敌手再起了，而是为了防止工农大众革命，或者为了准备第三次大战。日本工人则应与占领军兵士联欢。因为禁止罢工的，是华尔街，而非这些穿军服的劳动者，他们的利益，最后分析起来，是与日本工人利益一致的。
美国选举（兰因〔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1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11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美国选举 作者：兰因〔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11期 李星按：本文是关于美国选举的评论。值得说的一点：罗斯福推动国家对市场的介入，是资本主义的大趋势。而到了21世纪20年代，打压中国这个竞争对手，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大趋势。大趋势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只是许多人出于利益纠葛，甘做睁眼瞎…… 十一月五日美国选举，共和党得到大胜利，这是一九三〇年以来第一次，共和党翻身压在民主党上面了。无疑，一九四八年总统选举时共和党要占得优势的。 联合社说：「全世界对美国本届选举出以如此巨大注意，实为罕见。」不错，本届选举比历届选举更受全世界的人注意些，因为战后美国政府已成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太上政府了，它的一举一动自然比前更能影响于世界。 可是现在，过于重视美国两大党势力的消长，以为大有影响于美国内外政策，则大可不必。随着美国物资生产的增长和世界地位的抬高，两大党间过去的差异已经渐渐泯没了。我们试想，共和党员范登堡和民主党员贝尔纳斯能够合作一致进行外交政策，而民主党员华莱士则公开攻击这个政策，便可明白。 美国外交政策不因这次选举而变更，已为莫洛托夫所道破，我们不再说了。在内政方面，一般人也许以为罗斯福就任以来的路线会改变罢？罗斯福前一任的总统胡佛现在还活着，他很得意地预言美国将摈弃「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之独裁道路」，而恢复自由竞争。可是这位退位了十四年的老总统，不明白：美国之走上「计划经济」道路，并非出于罗斯福一人的意志，也非出于民主党一党的意志，而是美国资本主义依照其内心逻辑不得不然的发展，即使胡佛或其他共和党员能于一九四八年就任总统，也是不能违抗这个发展的。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即使共和党上台，美国内政也只有若干不重要的变更罢了。 两党的消长，对于两党自身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但对于美国资产阶级巨头们，则不重要，因为无论何党当政，都是纽约华尔街底政治代办人；对于美国无产阶级也不重要，因为仍旧是华尔街政治代办人来压迫和统治他们。
工人与民主（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1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5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工人与民主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11期 李星按：作者是郑超麟。对21世纪的工人阶级来说，本文探讨的话题很有现实性，内容也有启发。争民主、争宪政，以及许多人鹦鹉学舌的“公民社会”，到底与工人阶级有何关系，以及如果工人也想参与争取，成功的标准是啥，郑同志写出来了：工人的权利越多、待遇越好，说明民主宪政公民社会……的落实程度越高。我加一句：否则就是假的，是胡扯、欺诈。 今天的另一篇关于“工人与爱国”的文献，也触及了这个话题：有些大字眼，比如民主宪政自由多元，当然还有爱国，工人到底怎么对待？郑同志的主张是可以套用的：如果多元化让工人阶级的日子越过越好，就值得为它奋斗，否则滚一边去…… 郑同志在文中另一处把经济与政治斗争分开了，这是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的普遍局限，不必苛责。 「国民大会」召集开会，也许有人很天真地以为中国从此进入民主时代了，因为我们从此有了一部宪法，而依照宪法组成的政府再不是一党委派的政府，而是国民公举的政府了。 这般想的人是只知有形式，不知有内容的。民主和法西斯之区别，决不在于有宪法与否，有议会与否，有选举与否，而在于其他的更实质的方面。如果要找一种现象做标准来显示某一国家有无民主，或有甚么程度的民主，如同寒暑表显示热度，气压表显示阴晴一般，那么最适宜而可靠的无过于工人在这个国家生活中所享的权利和所属的地位了。工人权利愈多，地位愈高，这个国家就愈有民主；反之，工人权利愈少，地位愈低，这个国家就愈没有民主，亦即就愈加是法西斯的。持此以为自有法西斯以来二十多年间各国政治的度量，可以说是无往而不适用的。 现在，当「国民大会」开会的时候，恰是胜利以来工人最受压迫的时候，一年来，工人斗争所得的微末的胜利品，几乎要全部丧失了。 斗争高潮中，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已得资本家承认了。我们不仅有了官僚的工会，而且有了确能代表工人利益的由群众推举的工会。可是现在，资本家不许工会存在。许多的工厂开除工人，仅仅因为这些工人是工会发起人，或筹备员，或理事和监事，总之是工会的负责者。现象如此普遍，以致官僚工会也起来抗议了。资本家是否能因这抗议而停止开除，我们还不知道。 斗争高潮中，工人罢工的权利，已得政府承认了，我们看见了几次轰轰烈烈的罢工，警察虽来干涉罢工工人行动，甚至开枪打死罢工工人，但总是藉口当时的秩序，而不是为了罢工本身。事实上，政府承认罢工工人推举的代表是合法的，政府召集他们来同资本家代表等谈判。有时要逮捕罢工工人代表时，也须藉口别的理由，制造别的事件，如组织「索夫团」对付电力公司罢工等等。可是现在，政府不许罢工。一有罢工发生，政府立即逮捕罢工领袖或发起人，逮捕后，有的解送法院，控以扰乱治安罪名，有的简直不知那里去了。 斗争高潮中，工人主要的要求，即工资依照生活指数计算，也已得资本家和政府承认了，我们看见工人松了一口气，敌伪时代牛马不如的生活到此能够稍稍改善，虽不能完全恢复战前水平，也能勉强活得下去。可是现在，这个胜利品差不多完全交还给资本家了。并不是说资本家否认了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这个原则，也不是说资本家减低了工资底薪，而是说代表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当局，在生活费指数编制上玩了花样。一般的生活费，以及特殊的工人生活费，都已高涨一万倍以上了，但市政府编制的指数还在五千倍上下。这几个月来，物价大涨，但指数增加得很有限。工人以及社会上同情者纷纷提出疑问，不明白市政府指数如何编制法。编制指数几十年长久的专家，为了自己科学的良心，也提出辞职。最后，市长出来解释，说物价指数和生活费指数是不同的，说工人生活费指数是以若干最必需的日常用品为基本的，说日常用品中最主要的粮食是以糙米市价计算的，不是以白米市价计算的等等。姑无论依照这种原则编制的指数是否恰如市政府公布的，但这原则本身就是错误。首先，在营养科学方面说，糙米也许比白米更有价值，但工人食不惯糙米是事实，总之做基数的民国二十五年生活费中，工人粮食并非以糙米计算的。至多只能劝告工人以及一般人改食糙米，但在这劝告未收成效以前，生活费指数只能以工人实际支出的粮食价格来计算。其次，工人也是人，除了衣食住还须行娱乐，那些迅速高涨的物价并非与工人生活无关的，编制工人生活费指数时必须扩大范围，包含更多的种类，不能仅仅以最必需的日常用品为限。最后，如此说来，生活费指数是不应当与物价指数有差别的，尤其不应当有现在那么大的差别。政府如果继续这般编制生活费指数，恐怕不久工人就要恢复「胜利」前的生活了，或者已经恢复那种生活了。 至于工人做政治生活的权利，则从「胜利」至今根本未曾受人承认。几次示威，工人都受了压迫。工会官僚可以领导工人做经济的斗争，但不肯领导工人做政治的斗争，即真正有革命意义的斗争。工会官僚不仅不肯领导此斗争，而且要破坏此斗争。即使有几个工会领导工人参加了示威，但不久这些工会负责人就受了制裁，或者被捕了，或者被免职了。学生会尚可宽容，工会是不能放过的。 工人没有组织工会权，组织罢工权，没有政治活动权，而工资事实上又在锐减之中，——这便是「国民大会」召开，宪法通过时候，中国工人所享的权利和所处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中国此时有无民主，及有多少程度的民主了。也可以推知这「国民大会」和这宪法有甚么意义和价值了。 工人怎能多得权利，怎能抬高地位呢？唯有靠自己的觉悟和行动。我们不能依赖资本家善意合作，不能依赖政府中立仲裁，不能依赖工会官僚领导，他们是三位一体的。唯有工人群众的行动才能迫得他们让步。工人权利多，地位高，于是国家也就真能民主化了。那时，国民大会才能代表民意，而宪法才能得到保证的。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来源：《新旗》1946年第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10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作者：兰因来源：《新旗》1946年第10期 录入者按：改良主义的泥沼，从一战之后，在国际工运中就从未走出来过。前有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伯恩斯坦的修正社会主义。二战未至，苏联官僚们更退步一些，开始拿起餐刀在欧洲地图上切，和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一起大吃大喝；二战后，他们更是直接拿西欧的工人向世界新主人献礼，让当地的工人党死心塌地搞议会斗争和改良宣传。官僚们有路可走，不行能转弯；先进工人们，只能自己硬着头皮闯，大众工人们，手足无措地被蒙蔽，在改良中慢慢淹死。 李星按：本文是对二战胜利后初期，法国主流政治生活的一篇通讯。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共产党一度在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戴高乐代表的主流资产阶级力量屈居第三。但8个月后，主流统治者的党派就成了会议的第一大党。是共产党做了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让劳动大众失望了吗？或是戴高乐的“天降伟人”光环强化了针对选民的降智功能？恐怕都不是。在1945年的秋天，法国大众有过对社会革命的期待，如同意大利、日本等许多国家一样。只要秩序并未动摇，许多劳动者会迅速屈服于现实。）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作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根本大法，法国新宪法，已于本月十三日由公民表决通过了。现在只待依照这新宪法成立正式的政制，第四共和国政制。 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与一八七五年，由此宪法正式成立的政制到了一九四零年希特勒攻陷巴黎后告终。现在有了第四共和国，但能支持多少年呢？能像第三共和国一般长寿呢？还是像第一共和国（一七九二——一八零四）和第二共和国（一八四八——一八五二）一般短命呢？或更短命些？ 我们试回溯法国“解放”以来，以宪法为中心的政治斗争。 去年十月法国，选出了第一次制宪会议，共产党占据第一党席位，社会党次之，人民共和运动又次之。临时总统戴高乐为了起草宪法问题，与制宪会议中占多数的党派发生冲突，愤而辞职，制宪会议选举社会党领袖古盎代替他。但起草的宪法于今年五月举行公民表决时，被否决了。戴高乐所属的党，人民共和运动，在这半年来的努力增长得很迅速，号召民众反对这个宪法。 今年六月，选出了第二次制宪会议，资产阶级的人民共和运动从第三党地位一跃而为第一党地位了，它的领袖皮杜尔代古盎做临时总统了，新的制宪会议就人民共和运动要求，重新起草宪法，虽与旧的宪法不同，但仍未能符合戴高乐的愿望，戴高乐要求的主要是大总统权力和两院制。新宪法仅采用了两院制，而未曾扩大总统权力，所以表决以前，戴高乐号召国人投反对票。但是人民共和运动中皮杜尔一派是赞成新宪法的。此次投票结果，新宪法终于通过了。 法国政治危机从此解决了吗？还早得很！ 为宪法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但并非决定一切的部分。第三共和国宪法所以能施行六七十年长久，是因为宪法通过以前，法国阶级斗争已因巴黎公社失败而告一段落，宪法不过是反映这已经确定的局势而已。但是现在，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尚未进入于决胜负的阶段。第四共和国宪法，与第三共和国宪法相反，并非无产阶级斗争告一段落的产物，而是当前阶级斗争一种插话，不仅不会结束斗争，反而要更加推动斗争的。大斗争在前面哩！ 第四共和国政制之不稳定，我们已经可以从此次公民表决看出来了。首先，赞成票比反对票多得有限，赞成票仅占全体票数百分之五三•六，反对票也占到百分之四六•四。反一句话说，法国公民几乎有一半的人反对新宪法得。其次，弃权的公民增加了。五月表决时投票的有一千九百八十万之二十，此次则占百分之三零了。在如此情形之下，通过的宪法重加修正，也是可能的。如此，连为宪法的斗争也是未曾终结的。 在共产党和社会党领导之下，法国无产阶级大多数是投票赞成新宪法的。但这只能说明改良主义在法国工人中保有如何大的影响罢了。 有人以为新宪法中规定工人有加入工会和参加管理生产等权利，总比第三共和国宪法或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宪法好些，总是值得工人赞成的。这是改良主义的看法。 革命者并不排斥改良，但在政权问题上，在宪法问题上，是没有改良可言的，没有什么代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利益的政权，同样也没有什么代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宪法。不仅宪法，即使把苏维埃制度合并到议会制度去，如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后改良主义者希尔费丁所拟定的，其资产阶级性质也是没有改变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起后，大家忙于宣布共和国时，有个革命报纸说到：“现在是革命问题，不是共和问题。”这话，不仅对一八四八年的法国说是对的，对现在的法国说也是对的。现在法国无产阶级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根本推翻资产阶级政权问题，而不是如何在资产阶级宪法中添加若干工人权利问题。工人权利，我们是需要的，但资产阶级宪法，长时期政制所根据的根本大法，则无论其中含有多少工人权利，我们都不投赞成票，只能投反对票。革命的工人投反对票，与戴高乐派反动分子投赞成票，表面上虽是一样，但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法国即将根据这新宪法，与十一月十日选举正式的国会，正式的总统，并成立正式的政府了。政治的斗争不久又要以选举为中心而爆发出来了。我们希望法国无产阶级能在此选举中解除改良主义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穆德（郑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九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再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 穆德（郑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本期守敬先生来论，启示了我去找《理论与现实》那期杂志，去读胡绳先生那篇《论发展生产力》文章。读后，我觉得那篇文章是应当批评的，而守敬先生的批评，我也都同意的。守敬先生主要是把那篇文章当作胡绳先生的文章来批评，因之除了批评其中错误以外，还渉及胡绳先生个人对辩证法的理解和应用，以及过去所闹笑话等等。我惭愧，以前不曾读过胡绳先生著作，更不识胡绳先生为人，对于他个人方面事情不感兴趣。我觉得他那篇文章的根本错误，并非他个人的错误，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批评这些错误，尽可以把他个人事情搁开。而当作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来批评，则我要说以下几点来补充守敬先生的批评，或与之相发明。 胡绳先生那篇文章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更加明白显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观。从那篇文章看来，中国革命任务是在：（一）解放农民，（二）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达到这目的的手段，则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政治上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经济上工人和资本家合作或协调，农民和地主妥协。这些手段，无须经过暴力和战争，可以靠和平谈判实行出来。须待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实现之后，过了相当长时期，让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成熟，让无产阶级积累力量，然后谈得上社会主义革命。这最后一点，那篇文章虽然没有说，但据《新民主主义论》看来，这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代为补上，胡绳先生不会否认吧？ 这个革命观，在俄国大体是门雪维克派的革命观。当初，门雪维克派也是认为俄国革命任务是在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农民解放本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上一个重要条件。他们也是主张无产阶级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推送自由派资产阶级走上政权，而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积累力量，同西欧诸国无产阶级一般，等到力量充实之后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所不同的，就在门雪维克派仅仅“现实”上与资产阶级共组“联合政府”和实行劳资协调，而“理论”上尚不敢如今日中国共产党这般公开宣传罢了。 门雪维克派当时居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们征引马克思的理论来替这种革命观辩护。马克思曾说：工业上较多发展的国家显示较少发展的国家以后者未来的形态。他们由此推论说：俄国发展的模型是英法德诸先进国，这些国家既然是资产阶级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执掌政权，发展资本主义，让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底下渐渐积累力量，那么俄国也只能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又曾说：一种社会形式未曾完全耗竭其可能性以前，是不会消灭的。他们也由此推论说：俄国资本主义尚在开始发展，离耗竭其可能性还远得很，所以现在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把门雪维克派这个革命观打得粉碎了。十月革命及其以后建立的国家，在诸先进国历史中并无前例可寻，而远未耗竭其可能性的俄国资本主义已非退出舞台不可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马克思的话说错了么？ 马克思并没有说错。先进国显示落后国以未来发展形态的话，是有条件性的，有限制性的。历史决不重复。落后国虽可在先进国历史中发现其若干发展形态，但也有自己的特性，为先进国所没有的。落后愈远，则特性愈多。门雪维克派把马克思这个有条件性的话转变为绝对的超历史的公式了。一种社会形式耗竭其可能性的话，则不应当在一国范围内来了解，而且［疑为“而是”之误——录入者注］应当在世界范围内来了。俄国资本主义虽然发展未久，但就世界范围说，资本主义已经耗竭其可能性了。门雪维克派不懂得这点，所以陷于破产。 门雪维克主义在十月革命之中破产了，但革命以后若干年，随着官僚反动的抬头，门雪维克主义复活起来，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胡绳先生说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没有真正开始；他反对在中国批评自由资本主义；他规定发展自由资本主义为中国两大任务之一。这一切表明什么呢？岂非表明胡绳先生同当初门雪维克派一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还有很远大的前途？但他不明白，资本主义既然在欧美已经烂熟了的，在中国也就没有发展前途了。不仅整个资本主义即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而且自由资本主义早已为垄断资本主义所代替了。在全世界如此，在中国亦然。胡绳先生为什么坚持中国非经过长期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呢？岂非因为诸先进国都经过了长期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中国也必须经过长期资本主义发展么？但他不明白，俄国已有特殊性，无须依照先进国形态去发展，中国更有特殊性，无须依照先进国形态去发展了。 接受了门雪维克派两个错误前提之后，必然要做出门雪维克派结论的。于是“联合政府”“劳资协调”“和平谈判”等等就接踵而来了。这一切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整个的革命观。 中国共产党称此革命观为布尔雪维克的或列宁主义的。可是列宁的俄国革命观，本质上与此不同。布尔雪维克派和门雪维克派同认俄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布尔雪维克派否认俄国资产阶级有革命作用，而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来对抗门雪维克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盟主张。列宁说：“正因为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所以无产阶级更加要反对资产阶级。”列宁从来不主张“联合政府”，而且竭力反对“联合政府”，而且断言无产阶级代表人一般不可以加入资产阶级政府；他从来不提倡“劳资协调”或“劳资合作”，而且从原则上反对“劳资合作”；他从来不散播能经过和平谈判完成革命的幻想，而且努力攻击这个幻想，努力说明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从来不说什么一般的民主，他只说阶级的民主。 但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布尔雪维克派的革命观还是不完全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未曾确定工人和农民中间的关系。究竟是农民领导工人呢？工农平等关系呢？工人领导农民呢？三种关系不同，“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和效果也将随之不同。历史证明，农民是没有政治独立性的。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列宁写道：“农民不跟着无产阶级走，便跟着资产阶级走。”农民不能领导工人，工农不是平等关系。“工农专政”若是能实现的话，必然是“工人领导农民的专政”。但如此就等于“无产阶级专政”了。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则革命必须走出民主的范围以外而进入于社会主义的了。所以一九一七年革命当中，列宁看得更加清楚，便抛弃了“工农民主专政”旧公式，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新公式，因之便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观，而采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观了。 胡绳先生也许要说：布尔雪维克派革命观应用于俄国是对的，但不能应用于中国，因为俄国不是殖民地，而中国是殖民地。 可是既然俄国革命观一般不能应用于殖民地，胡绳先生为什么能够把他的门雪维克派革命观应用于中国呢？ 从列宁主义观点看来，资产阶级不仅在俄国帝制之下没有革命性，它在殖民地帝国主义压迫之下也是没有革命性的；农民不仅在俄国没有政治独立性，在殖民地也是没有政治独立性的；劳资合作不仅在俄国是错误，在殖民地也是错误的；和平谈判不仅在俄国不能代替暴力革命或战争，在殖民地也是不能代替暴力革命或战争的。 中国共产党理论家们，请勿以中国是殖民地为藉口，拿门雪维克主义来代替布尔雪维克主义。 门雪维克主义代替了布尔雪维克主义以后，理论家们（胡绳先生在内）自然要无视发展生产力上战争和专政的作用，而只见到和平和民主的作用了；他们自然要不明白，发展生产力虽需要和平和民主，但要有真正和平和真正民主，必须先经过革命战争和革命专政了；他们自然要向地主和高利贷者“保障交租交息”，要主张“工人也有义务加紧生产以保障资本家的合法利润”了；他们自然要背诵辩证法公式时头头是道，但应用于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时就笑话连天了。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穆德（郑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九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 穆德（郑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周恩来近日来上海向联合社访员发表谈话，其中有几句说：“此项和平［按指停战及成立联合政府］之唯一结果，即使中国实现美国式或林肯式的民主政治。” 胡绳几个月前在《论发展生产力》文中说：“成立联合政府，其任务归根到底就在于……（一）解放农民，……（二）发展自由资本主义。……” 可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新民主主义政治并非欧美式的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亦非欧美式的资本主义。 我在本刊第五期《革命问题漫谈》中曾预告将说明毛泽东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也就是旧民主主义。这一预告至今尚未践行。好了，现在无需我多说明了。周恩来已经承认新民主主义就是美国式的或林肯式的旧民主主义，而胡绳也已经承认新民主主义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了。 由此可见，要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总是徒劳无功的。凡理论上排拒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暂时的排拒，即使是拿来放置在最高党纲里面，那必然在实践上站在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方面。
附录：论异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附录〕 论异化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马克思《手稿》发生重大作用的时代背景 ↘一八四四年还没有马克思主义 ↘异化论是马克思未成熟时期的标志 ↘成熟的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论 ↘论人道主义 ↘结论 一个时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中，「异化」以及「人道主义」成了时髦的论题。人们纷纷议论这些问题。近年来，即在中国「开放」以来，这些问题也传到中国了。也在中国引起了议论，引起了争论，有个时期争论得非常激烈。在马克思主义者圈子以外，也有人议论这些问题，也有人利用「异化」以及「人道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自以为用马克思主义之矛去攻马克思主义之盾。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马克思主义者是不说「异化」的，除了专论哲学问题以外。「人道主义」，偶然也有人说，但未曾提到这种高度来说。 为什么经过一次大战后，忽然如此改变风气呢？ 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一九三二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克思的一部手稿。手稿没有名称，现在的名称是编者，即负责出版此稿的人，所加的，因为其中大部份说经济学问题，小部份说哲学问题。德文原稿出版之后接着就有人翻译出版俄文本、法文本、英文本，以及其它文字本。一九七九年，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也收了这部手稿的中文译本。 这部手稿写于巴黎，有时也称为《巴黎手稿》，或《巴黎手稿》中一个部份，因为马克思侨居巴黎时还写了其它手稿。这部手稿是三本不同的手稿合成的，都写于一八四四年四月至八月，即恩格斯来巴黎同他会面以前。手稿是残缺不全的 这三个手稿，显然可见，只是马克思的读书笔记，或研究笔记，而不是什么著作。德文版编者说：这是马克思的「第一个经济学著作（Arbeit）」，那是以此词的广义来说的。马克思本来。不懂得经济学。他在后来发表的《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叙述了他「研究经济学的经过」。大意说：他主编《莱茵报》时（一八四十一年至一八四三年），为了盗窃林木，分割地产，自由贸易，保护关税等「所谓物质利益」问题同普鲁士总督和其它。的人进行辩论，感到了困难，于是决心去研究经济问题，又因《莱茵报》上发表了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言论，他曾因为这种哲学言论过于肤浅而表示反对，后来觉得他以往的研究还不足以判断法国社会主义的是非，于是利用普鲁士政府取缔《莱茵报》的机会，退回书斋来研究经济学。他说：「我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这部手稿就是他在巴黎所作的研究笔记中最有系统的最长的一部笔记，列宁在所作马克思传记中也说：「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够」。岂止知识不够而已，当马克思办《莱茵报》时，他尚未进入经济学这门学问之门哩。 在研究经济学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先走一步。在有名的《德法年报》（一八四四年二月出版）上，马克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评导言》只说到：为了解剖市民社会，应当去研究经济学；可是，就在同一期刊物上，恩格斯已经拿出他的研究经济学的文章，《经济学批评大纲》了。马克思立即被这篇文章所吸引。这部《手稿》正是《年报》出版以后开始写的。《手稿》的序言提到了恩格斯这篇文章：后来的《经济学批评》序言也提到恩格斯这篇文章，。而且称之为「天才的大纲」并且说「从此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八四四年上半年，即与《手稿》同时，马克思也写了读恩格斯这篇文章的笔记，见这本《马思全集》第四十二卷：恩格斯这篇文章则见《马恩全集》第一卷。但恩格斯虽然先走一步，也不过用黑格尔哲学批评经济学而已，仍末登堂入室。后来，一八七一年「恩格斯在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自言他这篇文章「早已过时了，而且充满了错误」。一八七一年，不仅已经出版了《经济学批评》，而且出版了《资本论》。剩余价值论，一八四四年，不仅马克思不知道，恩格斯也不知道。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一个人的读书笔记，学习笔记或研究笔记，一般说来，是为了以后整理发挥成为正式著作的。如果已经有了研究成果发表出来，则其所作笔记就没有保存的价值」作者或者自己销毁：或者留给后人去销毁，后人不忍销毁，也不过藉此可以考见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而已。譬如一个人，他少时某一年穿过的一套衣服，到他长大时候还保存着，那也不过藉此可以知道这个人少时曾有适合于这种尺寸的衣服的身躯而已。但历史上加马克思那样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事情又当别论。他留下的片纸只字都应发表出来，供人研究。所以《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是无可非议的。但我买到了中文版《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发现这部《十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不会去看的，因为马克思生时和身后发现的许多正式著作，我还没有工夫去看呢，何况他的读书笔记。然而我终于看了，而且反复地仔细地看了。那是因为特别在第二次大战以后这部《手稿》忽然脍炙人口，并在世界性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发生了重大的作用，｜｜我们中国也曾为此发生一场思想斗争，以致政治斗争。那就不能不把这部公手稿》从马克思的其它读书笔记单独分出来而加以研究了。《手稿》仍是读书笔记，我今研究它，论述它，以为的要说明它为什么会在当代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中发生如此重大的作用，说明人们对它的误解或曲解。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 请允许我，在进入本题以前，先跑一段野马。 马克思这部《手稿》用的是NationalOkonomie，中文译本一概译为「国民经济学」。《手稿》序言提到恩格斯在《德法年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其题目用的也是「国民经济学」。至迟，一八五九年，马克思出版他的有名的《批评》时，用的则是politischeOkonomie，中文译本篇「政治经济学」。我此文，凡引用马克思原文处，不管是NationalOkonomie或politischeokonmie一概译为「经济学」。 「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究竟是一物异名，还是异物异名？恕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人说明白这个问题。我却知道这个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 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时，译的是「计学」。这个译名不能通行。当时留日学生比留欧学生多，他们搬来日本现成的译名，叫做「经济学」。这个译名其实是不通的。汉语古文，「经济」二字是「经邦济国」四字的缩写，「经济学」应当就是现在说的「政治学」。「其人有经济才」，不是说此人有管理经济的才干，而是说他有治理国家的才干。「问汝经济亦何曾？」左宗棠这话是讥笑曾国藩不善于治国。「经济学」这个译名，虽然不通，但在中国通行已久，约定俗成，不必去改变了。 廿年代莫斯科东方大学有一门「经济学」功课，俄文作politigeskayaeconomimya简写为poltotkonom，教授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国班学生为了分别「无产阶级学说」和「资产阶级学说」的原故，于是用「经济学」专指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则译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这个译名就是如此诞生的。可是学习深入下去，渐渐发现这种译名分法说不通了：教科书讲的虽是「无产阶级经济学」，但书中偶然也提到「资产阶级经济学」，俄文仍旧用politigekayaeconomiya，结果只好不分阶级，一律译为「政治经济学」，一直沿用至今天，看不出有纠正译名的前途。（编者按：这里的俄文改用拉丁字母打出。）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呢？既然有「政治经济学」，那就应当有「非政治经济学」了。 其实，从英国开始，这门学问称为politicaleconomy，其中potitical一字并非「政治的」之意。同中文一样，外文字有常用的意义，也有非常用的意义。political上的常用意义是「政治的」，但此字原出于古希腊文polipoli即是「城邦」，即是古希腊的国家。economy。也是由古希腊文来的，原意为一家一户的经济：十七世纪初出现这门学问时，因为它研究的不是一家一户的经济，而是公共的经济，社会的经济，或一国的经济，放在economy字上加一个定语political，表示它的研究对象是公共的经济。这个定语，此处只表示「公共的」之意，而非表示「政治的」之意。当时的行家都知道此字的非常用的意义。所以在马克思写此手稿的时代，德国人将这门学问的名称都意译为nationaliScheokonomie，或缩写为NationalOkonOmie，即「国民经济学」，表示它研究的对象是公共的，一国范围的经济。但以后，落后的德国渐渐赶上英法二国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外来语更多进入德语之中、科学术语也改变意译为直译，所以至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德国人也直用了politiScheOkonomie这个外来语。马克思一八五九年发表的书就叫做ZurkritikderpOlitischeokonomie，而不叫做Zurkritikdernationalokonomie了 这门学问的德文名称先后不同，那是德语习惯的变化，与内容无涉。中国翻译马克思这部手稿，就不应当另出一个「国民经济学」的名称，而又不去说明所谓「国民经济学」是否有特殊的涵义，与「政治经济学」不同。 还需要证明「国民经济学」就是所谓「政治经济学」么？那么马克思这本《手稿》中也有多次提到亚当。斯密、扎伊尔、里嘉图、魁奈、内斯蒙第、贝魁尔等人，并征引他们的著作，却称他们为「国民经济学家」，他们的学问为「国民经济学」。恩格斯在《德法年报》上发表的那篇文，这里马克思名之为《国民经济学批抨大纲》，而中文《马恩全集》第一卷则译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仅举数例，难道不出以证明「国民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而此主者又就是「经济学」么？我所以说这一大堆题外的话，只为的说明我在本文中，只用「经济学」译名，而不用「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 跑了这一段野马之后，现在可以回到本文主题去了。 马克思《手稿》发生重大作用的时代背景 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十月革命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消退而尚未看见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兴起端倪的时代。我们处在无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早于列宁逝世以前开始了。无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其命运总是不同的。人们似乎觉得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不中用了。人们似乎把革命的失败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人们即使不根本抛弃马克思主义，也要「修正」它，「补充」它。历史上不乏先例。最明显的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的种种理论斗争。那还只是一国革命的失败哩。我们现在是全世界革命的失败。 尤其使人惶惑的，是世界革命浪潮消退后，在十月革命发源地的俄国出现了史大林主义。它仍标榜「马克思主义」，但它的所言所行并不符合于人所共知的马克思主义，它的恐怖更特别令人憎恶。恰好此时马克思的《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了，于是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人便利用《手稿》来反对史大林主义。他们觉得《手稿》中谈「异化」，谈「人道主义」，是很新鲜的，他们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未曾说过的。《手稿》使他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面目。原来史大林实行的那些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制度，乃是社会主义的「异化」，必须「扬弃」这个「异化」，才能够恢复为社会主义。原来马克思也讲「人道主义」，而史大林的恐怖不合于「人道主义」，可见史大林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这些人分别了青年期的马克思和成熟期的马克思。他们要用青年期的马克思来改造成熟期的马克思；要以《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基础来重新提出和说明历史的唯物论，重新估价《资本论》。他们说：马克思的目的是在解放全人类，他的哲学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他主张革命，主张阶级斗争，仍是为了人类。对社会的分析，应当采用「异化」的观点等等。 也有一些人仔细研究了马克思这部《手稿》，但并不主张以此《手稿》来改造成熟期马克思的成熟理论的。这些人只占少数。 此外，又有一些人，站在反动立场，一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但也利用青年期马克思这部手稿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就更加可以说明马克思这部《手稿》，在如此时代背景之下，发生多么消极的作用了。 正是为了这个原故，成熟期马克思的许多重要著作，我可以放在一边，却不能不去研究。这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的能够说明这部《手稿》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究竟占据什么位置，说明为什么不可以拿这部手稿以及在此时期马克思的其它著作来「改造或代替成熟期马克思的著作和理论。 一八四四年还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一八四四年，有马克思，但还没有马克思主义。 在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刚满二十六岁，是一个青年人，用中国现在惯用的话来说，还是一个「小青年」，但在同一辈青年中已经是很有地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了。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酝酿着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当时，资产阶级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亦在其内）纷纷投身于革命。这些青年中，走在前面的，就是「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死去十年了（一八三一年），但他的学说支配了整个的德国思想。马克思来不及听黑格尔讲课，可是进了柏林大学之后也变成了黑格尔派。他本是学法律，准备继承父业为律师的，但受了当时黑格尔的感染，放弃了或放松了法律，而去学历史和哲学。他的博土论文就是一篇以黑格尔学说为基础的哲学论文。 黑格尔学说是普鲁士专制制度的御用哲学，替普鲁士专制制度作辩护的。可是，到四十年代，这个哲学已经同时代要求格格不相入了。革命首先要求冲破这个守旧哲学的藩篱。青年人的思想活动不能囿于哲学的范围之内。酝酿中的革命要求批评现实的政治。而要批评政治，首先必须批评宗教。宗教和政治是当时德国思想的禁区：也是黑格尔哲学的禁区。法朗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以及后来的大革命，早已冲破这二个禁区了，德国则原封末动。但酝酿中的革命力量渐渐盖过了顽固的守旧的力量。奇怪的，是这个理论的革命是从这个普鲁士御用哲学内部诞生出来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出了一个施特劳斯和一个布鲁诸。炮威尔，他们都去研究基督教圣经，考证四福音书记载的故事，证明这些故事都是伪造的，连耶稣是否真有其人也成了问题。他们以此根本挖去了整个基督教大厦的地基，但用的还是黑格尔哲学的语言。继上列二人之后，费尔巴赫出来了。他不沉溺于《圣经》考证及由此引起的抽象的争论，他直接说明基督教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并从那里产生出来的？为此，他不能不抛弃黑格尔的唯心论而走到英法二国早已流行的唯物论。一八四一年，贺尔巴赫出版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基督教本质》。 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算是最年轻的，但已有很高声望了。牠的地位并不逊于当时最有名的布鲁诺·鲍威尔。一八四二年创办的《莱茵报》，聘请鲍威尔为总编辑，马克思为副编辑，不久之后马克思作了总编辑。此时，《基督教本质》出版不久。恩格斯晚年回忆此时他们二人思想的变化。他道：费尔巴赫「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赫派。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评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庭》中看得出来」。（见《费尔巴赫论》） 恩格斯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在一八四四年，即他们二人合写《神圣家庭》之前一年，马克思还是一个费尔巴赫派，离开了黑格尔，但还停留在费尔巴赫。马克思是立足于费尔巴赫新观点上去研究经济学，去写这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这个时候当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才开始产生马克思主义呢？恩格斯晚年又说：「这个超出费尔巴赫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赫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一八四五年在《神圣家庭》中开始的」。《神圣家庭》一书既热烈拥护费尔巴赫，又开始离开费尔巴赫。《神圣家庭》也不过「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走去罢了。 由此可见，拿马克思在还没有自己特有的观点的时候所写的研究笔记来对抗后来成熟而有马克思主义时候所写的辉煌的著作来纠正成改造马克思主义，那是荒谬的。 异化论是马克思未成熟时期的标志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在巴黎才开始研究经济学。他当时懂得法文，但不懂得英文（或者说他英文还不好），以致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不是看原本，而是看法文译本。 他这个外行人毕竟是以哲学家，以黑格尔派哲学家的身份去研究这门业已成熟的学问的；他又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感觉到自己缺乏这门学问的知识才去研究这门学问的。他一开始就用批评的眼光去研究这门新学问。马克思此时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体系，但未抛弃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要在经济学中建立自己的观点，要把辩说法输入于经济学中，总之要批评经济学。他一开始就明白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这一点，至少恩格斯的《经济学批评大纲》已经告诉他了，如果不是在开始研究中自己发现了的话。第一个手稿一开始就并排列出了「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大栏，以此区分「市民社会」的三大阶级。这本是经济学家的话。马克思首先看出三大阶级的划分不是自古已然而又永世不灭的。他在「地租」一栏内，于摘录经济学家著作之外，发挥了很多的议论，其中主要的结论就是说「地租」必将并入于「资本利润」，地主阶级必将并入于资本家阶级。 可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并未建立自己的观点，如后来《经济学批评》那样的观点，他乞灵于异化论。 他写此《手稿》时并未忘记同他过去的好友布鲁诺·鲍威尔论战。他在《手稿》的序言中不指名地攻击鲍威尔，说：「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社会的社会」，「密集的大批群众」，「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评家，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和思想贫乏。这个评论家还应当首先提供证据：证明他除了神学的家务以外还有权过问世俗的事务。」 布鲁诺·鲍威尔冲破了宗教批评的禁区，是进步的，但他始终限于宗教批评的圈子之内，不能越出一步，则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而他还要用处理神学问题的方法来过问「世俗事务」即「市民社会」问题，那就难怪马克思要鄙视他。。 可是，马克思自己，在这一年，写此《手稿》的时候，虽然不用处理神学问题的方法，却仍使用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来批评经济学。 他在同一序言中又说：「整个实证的批评：从而德国人对经济学的实证的批评，全靠费尔巴赫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这话并不是说，费尔巴赫写下了批评经济学的著作，这话只是说：要批评经济学，必须以费尔巴赫的哲学为基础。序言又说：「只是从费尔巴赫，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评」。这话只是说，马克思那时还没有自己的哲学，他是站在费尔巴赫的「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去批评经济学的。这有什么奇怪呢？恩格斯晚年不是说了么，那几年「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赫派」。恩格斯又说，马克思那时对于费尔巴赫「还有批评性的保留意见」。不过是「批评性的保留意见」而已，在基本点上马克思仍是接受费尔巴赫哲学的： 「批评性的保留意见」之一，就是马克思认为费尔巴赫只解决了神和人之间的矛盾，而未解决人的社会中间的矛盾，并不知道这个矛盾。马克思认为费尔巴赫没有做的工作，他应富去做。这至多只是落费尔巴赫，而非超越费尔巴赫，因为他还是肯定了费尔巴赫解决神人矛盾的功绩以及此解决所采取的方法，即异化论。 马克思指责布鲁诺·鲍威尔用「空话」来「过问世俗的事务」。马克思自己却是认真而仔细地研究「世俗事务」及其理论表现即经济学的。但在「开始」研究的第一年，一八四四年，他尚未曾得出什么结果。他尚未把握着研究的方法。他只好乞灵于异化论。费尔巴赫周异化论解决了神和人之间的矛盾，他为什么不可以用异化论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呢？于是，《手稿》在研究了三大阶级和三种不同的「收入」之后，便以很多篇幅发挥「劳动异化论」。他说：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率而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就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物化为对象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在被经济学作为前提的那种状态下，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这一切后果包含在这样一个规定中：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人奉献给上帝的越多，他留给自身的就越少。 以上是从《手稿》中论劳动异化的一节抄下来的。此节中还有好多的议论值得抄下的，但不必再抄了。好在原文具见于《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中文本，可以参阅。 从上面所抄的最后几句话，可以知道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完全模仿费尔巴赫的宗教异化论。 马克思也说：「人是类存在物」。这也完全是费尔巴赫的话。人既然是以「类」而存任，既然过着「类」的生活，表现着「类」的本质，那么人类社会的矛盾就是次要的，不能与神和人之问的矛盾相提并论。费尔巴赫也不否认人和人之间有矛盾，但认为这种矛盾是偶然的，并非不可避免的，至于人的「类」生活则是和谐的。马克思在这新《手稿》中说的也同费尔巴赫相差不远。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异化，不是一个人的劳动的异化，也不是一个阶级的劳动的异化，而是人「类」的劳动的异化。前面说劳动异化时总是说「工人」的劳动的异化，到了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以后，就说「人」的劳动的异化了。「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社会的阶级划分，乃是整个人「类」劳动异化的结果。「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追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这就是说，先有「类」的兴化，然后有人同人相异化。「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本身作为工人所虚的那种关系和尺度来观察他人」。这就是说，人作为「类存在物」，每个人都是「工人」。 那么何处来的地主和资本家呢？「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马克思自己回答说：不是属于神，只能属于「人本身」，「只行人本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便是这样说明人类社会内部矛盾的。他也把神和人的矛盾引到人和人的矛盾来。他说：「宗教的自我异化也必然表现在俗人同教士成俗人同耶稣基督的关系上」。 马克思这里说的「人同人相异化」，并非阶级斗争之意，不过是人「类」劳动兴化的结果罢了。总之，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后来那个「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从异化论得不到这个思想。「我们通过分析，从外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外化的人，异化劳动，兴化的生命，异化的人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马克思写着「私有财产」这一概念，就去说明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了。他说：「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藉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 马克思至此便以为他已经完全了解经济学这门学问了。他做出结论说： 「这些论述，使至今没有解决的各种矛盾立刻得到阐明」。 《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出的这个结论，幸而马克思以后抛弃了；否则，他发挥下去。在异化论之上建立他的经济学批评，姑无论整个体系的是非如何，体系本身，人家就看不懂，就没有说服力，就不能为群众所掌握。 成熟的马克思抛弃了异化论 哲学上谈「异化」，是自古已有的。但到了黑格尔，「异化」才被提高为一种原理，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应用异化论而得成功的，其实只有两例。一例是黑格尔自己作出的。他主要在《现象论》和《逻辑》二书中应用异化论。他设定「绝对观念」为本体，「绝对观念」异化为自然界，自然界本身发展下去，经过种种阶段而达到精神，精神最后就认识了「绝对观念」，如此扬弃了异化，而复归本身。另一例是费尔巴赫做的。他为了批评宗教而去研究宗教的本质。他在《基督教本质》一书中，从人出发，即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出发，得出结论，认为宗教所说的那个世外，彼岸，即神及一切与神有关的事物：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已。例如，基督教徒做弥撒时把面包和酒当作圣物，神甫祝福之后给教徒面包说是吃耶稣的肉，给教徒晒说是喝耶稣的血：费尔巴赫认为把面包和酒品作圣物，只是因为在人的生活中食物和饮料是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热烈欢迎费尔巴赫的学说之后，也应用异化论去研究「市民社会」，结果写出了这部《手稿》。可是，马克思这个尝试失败了。 写完《手稿》之后只隔一年，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对费尔巴赫采取批评的态度。他把批评的意见写了十一条，不是为了发表的，而是为了自己以后发挥的。这就是恩格斯晚年找出来发表的那个《费尔巴赫论纲》。 论人道主义 马克思抛弃的另一个工具，就是「人道主义」。 今人利用这部《手稿》中几处说到「人道主义」的话，便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倡阶级斗争，以至于史大林实行那种恐怖，都是违反马克思的。他们主张用青年期的马克思来解释：甚至改造成熟期的马克思。他们根据的就是《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党部《手稿》有如下几处说到「人道主义」： 《序言》中有一处说：「费尔巴赫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批评」。这意思就是说：「人道主义的批评」是费尔巴赫开始的。 《共产主义》节中说：「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今人抓着这句话，便断言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其实，这里虽未提到费尔巴赫，说的仍旧是费尔巴赫的话：因为费尔巴赫把人类看作自然界的一个部份，归根到底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 同节中又说：「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里说的也就是上面说的那个意思，即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 《哲学批评》节中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我们同时也看到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这里，马克思说：人道主义就是彻底的自然主义。这里，又可看出马克思此时在哲学上仍旧是完全的费尔巴赫派，因为费尔巴赫否认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而自称为自然主义即人道主义。 同节中又说：「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这里也是把「人道主义」提高到哲学原则平面的、也是费尔巴赫的哲学原则。 以上便是《手稿》中所有的提到「人道主义」的几段话（如果我没有遗漏的话）。由这几段话看来，马克思说的「人道主义」都是当作哲学原则，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同等平面的原则，来说的。中文《马恩全集》第四十二卷都采用了「人道主义」译名。这个译名是否妥当呢？因为中国通行的对于「人道主义」一词的理解，乃是慈悲，怜悯，救死扶伤，把人当作人看待，等等。总之，我们的语言在「人道主义」一词下所理解的，是一种德性，是属于伦理方面的。 我身边恰好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德文原本。我翻出德文原本对照，发现中文所译「人道主义」一词，德文作Humanism。Humanismus。中国另有译名，叫做「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那是指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兴起的一种思潮，主张以人为中心来处理一切问题，而反对中古时代通行的那种以神为中心来处理一切问题。这个思潮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起来，终于形成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这个思潮，在以人为中心的这个共同基础上，有种种不同的倾向或派别。费尔巴赫哲学，一般说来，可以归人于humanismus，但它有它的特殊性。费尔巴赫哲学能够在哲学发展史上占据突出的地位，恰好不是为了它的一般性，而是为了它的特殊性。费尔巴赫本人宁愿称牠的哲学为Anthropolologismus。Anthropologismus出于希腊文语根anthropos，Humanismus出于拉丁文语根。两个语根都是「人」字。Anthropologismus就是humanismus。费尔巴赫宁愿用前者，是为了突出他的哲学不同于一般「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而已。费尔巴赫特别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为了区别起见，我主张Anthropologismus。应当译为「人类主义」。 自然，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Humanismus思想，中国也有人译为「人道主义」的。就字面上说来，亦无不可，但就中国流行的意义说来，则是不适当的。 如此一来，马克思这部《手稿》中说的「人道主义」（姑承受这个不适当的译名罢），就无法被利用来反对史大林的恐怖了。即使用中国流行意义的人道主义来反对史大林恐怖，也是软弱无力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法国一七九三年的红色恐怖和俄国一九一八年的红色恐怖，因为那是促使历史前进的：但反对法俄二国大革命中的热月政变后的白色恐怖，因为那是历史的反动。 马克思写了这部《手稿》之后第二年，一八四五年，就在他的《费尔巴赫论纲》明白抛弃了费尔巴赫的「人类主义」，即「人道主义」。马克思批评费尔巴赫的哲学，说他把宗教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他把人的本质看做单个人的抽象物，而不知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费尔巴赫错误地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错误地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杂揉的共同性。 如此否定了「人是类存在物」之后，还有什么「人类主义」可言？ 今人如此喧嚷不休的所谓「人道主义」，主张用来改造或补充成熟期马克思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人道主义」，就是这么一回事！ 结论 不能否认我们正处于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的时期，在此时期中出现了形形式式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奇奇怪怪的「理论」。有人要补充马克思，要改造马克思，要用青年期的马克思去抵制成熟期的马克思，等等。我们还看不到这个危机的出路。 但危机终归要解决的。解决危机仍须依靠马克思主义。 首先，马克思主义所以发生危机，只是因为我们处在二个世界革命浪潮之间的低谷，过于长久了，远望不见第二次浪潮的桅顶。但这个低潮为什么拖延得这样长久，我们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说明。 其次，在这拖延长久的低潮期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稳定，而且繁荣，据说七十年代中期二十年间科学技术的发明胜于过去的二千年。这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说明。此外，在回一时期中有一系列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同样享受稳定、繁荣、科技发展。这也只能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和说明。这些现象都同低潮期的拖延有关系，而且能决定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到来的方式。 最后，第二次革命浪潮必然到来是不能怀疑的；届时也必然采取新的方式，提出新的方式，提出新的问题。不仅届时，而且现在，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下，也就应当审查某些非根本的原则是否过时，是否需要修正。修正某些非根本的过时的原则，并无损于马克思主义。一八七二年，即《共产党宣言》写成四分之一世纪以后，《宣言》的二个作者论《宣言》德文新版作序时，于肯定其中「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以外，也还宣布个别地方可以修改，宣布「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随着客观形势变化而修正某些部份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但明知马克思青年期在探索中写出的言论，后来已为本人抛弃了的，现在重新捡起来去修正成熟期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那是不能许可的。 什么叫做「异化」？为什么能够发生「异化」？未见能令人信服的说明。黑格尔运用「异化」，是不必说明的。他说「绝对观念」异化为自然界，没有人要求他说明「绝对观念「何以能「异化」为自然界。因为没有人要求他说明什么叫做「绝对观念」。后来恩格斯才问道「绝对观念」存在何处呢？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做「青年黑格尔派」时是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抽象物「抽象地」变化为一种「异物」，那有什么奇怪的呢？但费尔巴赫说：人「异化」为神，那就需要说明：二种自然物为里么会「异化」为非自然物呢？但当时费尔巴赫这个「异化论」使得德国方典哲学从唯心论转到唯物论，发生「解放」的作用，也就不必去深究。后来，恩格斯才抛弃那种「宗教异化论」，而用历史唯物论来说明宗教的发生和发展。马克思一八四四年要用「异化论」来解释「市民社会」的矛盾，那就更加需要说明劳动为什么会发生「异化」的问题。马克思研究下去，发现了剩余价值，由此抛弃他的「劳动异化论」了。 「人道主义」，中国流行意义下的「人道主义」，则更加没有着落。马克思这部《手稿》内说的「人道主义」，应译为「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类主义」：即都是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手稿》根本未说作为伦理观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主张对人残忍，漠视人的疾苦，不把人当作人。但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是重视阶级斗争的，为了大多数人利益可以镇压少数人的反动，为了对多数人仁慈，可以对少数人残忍。这也不违反作为伦理观的「人道主义」。至于作为世界观的「人道主义」，则马克思于写出《手稿》一年之后就在批评费尔巴赫时候抛弃了。 总之，用「异化论」和「人道主义」来反对史大林主义，毕竟是软弱无力的。把干部享受特权，以权谋私，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互相扯皮，人民无权，等等现象，称为「社会主义的异化」，那首先就要肯定史大林主义所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至于「人道主义」。即使马克思在《手稿》中所说的「人道主义」真是作为一种德性的「人道主义」，那也搔不着史大林主义的痒处。 在这世界革命低潮时期，要为必然到来的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而准备革命理论，应当做的工作很多，澄清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以来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就是这种工作的一个部份。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如何看待这个危机？ ↘理论体系是有层次的 ↘主观和客观，个人和社会 ↘“历史更狡猾”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 ↘列宁的错误 ↘托洛茨基的错误 ↘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其历史使命 ↘掘墓人的演变 ↘一个革命家在革命失败和低潮时期的任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你要认识你的时代！” 现在不仅没有革命局势，而且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本身陷于危机之中。 如何看待这个危机？ 这里，危机二字不加引号，即不断言：马克思主义今日并未发生危机，所谓“危机”不过是一般人的误解或曲解而已。不，在某种意义之下，今日确实发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其表现立于出现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东欧马克思主义”，有资本主义国家大学讲坛上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更致命的表现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一般不“吃香”了，被人视为“过时”的了，不被看做未来革命的理论基础了。我们的任务不在于否认马克思主义会发生危机，而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说明当前这个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去纠正一般人对于危机的看法，去解决这个危机，以此奠定未来世界革命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过几代人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经过某些人的简单化和教条化，这个体系曾被奉为“神圣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这是难怪的，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不少的理论体系，用以指导人类行为的，今天还有几个保存下来。例如，犹太教的摩西《十诫》，基督教的《四福音书》，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中国的儒家经典，等等。这些本来都是说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指导人类行为的；本来都是在人类社会某个领域和某个发展阶段自然形成而由某个或某些“先知者”总结提出的。但为了要众人遵守，“先知者”或其后人不得不给这些理论体系蒙上神秘的色彩，如果不是凡人提出的，而是神或神化的人向凡人宣布，需求凡人严格遵守的。中国的儒家经典在那些理论体系中，比较特别，即比较缺少神秘的那份，不假借神的权威，而明白表示是一个叫孔丘的人提出来的。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上有个时期，儒家经典也曾被说成是上天所赐，孔丘也曾被尊为“素王”，在鲁国端门受命。后代放弃了西汉的今文学家这一套鬼话，但一般人还是把孔丘尊为“圣人”，即与凡人不同，他的说教仍含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意思，虽然与宗教的教条有所不同。 所以一般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认为不会错误，不会发生错误，并无足怪。一般人把马克思主义奉为《十诫》，《四福音书》，《可兰经》，儒家经典，以宗教徒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看见现实的发展并不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于是去弥补缺陷，不惜曲解历史，以维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到无法弥补，不能维持时。就高呼马克思主义发生危机，而抛弃马克思主义了。在此意义之下，难怪要叫喊“马克思主义危机”了。 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加分析而采取这种迷信的立场，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其实，马克思本人早已警告别人，切勿对他的学说采取迷信的立场。姑不说他的“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名言，只说他对于理论体系的看法。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再版后记中说明他的经济学批评的体系是怎样来的，他说：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完全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先验的结构了。 这里，马克思明白说，他的学说（他的经济学批评的体系）并非“先验的”，即不是原来就有的，更不是上帝启示的，而是他充分占有了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已有材料，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了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然后明了了资本主义的现实运动，而适当地把这个现实运动叙述出来。看来好象是一种“先验的结构”，而其实是辛辛苦苦搜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的产物。产物本身依赖于材料充分与否，分析正确与否。如果有新的材料出现，分析方法也有新的发展，则叙述出来的结果就会不同的。 这里，马克思说的虽是《资本论》的体系，但也适用于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整个马克思主义也是先充分占有历史发展的材料，分析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然后概括而成的。他的经济学批评，他的法学的阶级和政党斗争分析，他的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唯物论哲学，都不是“先验的结构”，都是占有和分析充分的材料而形成的。材料增加了，分析进步了，结果就会不同。经过历史考验之后，发现某些结论需要修改，这有什么奇怪呢？这是危机么？是危机。但因此抛弃整个马克思主义，那就无异于把浴盆里的小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一个理论体系，如马克思所说明的，并非“先验的结构”，更非西奈山的石碑，不会不发生危机的。但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理论体系，其本身就蕴含着克服危机的因素。历史唯物论还没有发生危机。以经济为基础说明上面诸种建筑物，政治，法律。教育，文化，等等的发展，而又承认这些建筑物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此解释历史，在枝节上可能错误，基本上是不错误的。我们至今未见基本错误的实例。这就是说，历史唯物论至今尚未发生危机，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今天仍旧需要依靠历史唯物论即依靠马克思主义本身，在此意义下说来，马克思主义并未发生危机，或者说目前的危机是表面的、枝节的。 理论体系是有层次的 我们说，历史唯物论至今未见错误的案例。这话并不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正是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的真理。但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一段历史插曲（即从原始的无阶级的社会变为阶级的社会再发展为未来的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历史唯物论是真理。其中的基本规律，在往后的历史发展中，可以阐述得更加完善，更加确切，却不会改变或重大修正。至于应用历史唯物论去研究各种社会的问题，由此总结出的规律，作出的决策，等等，则往往是有错误的。原则和它的应用本是两回事，可以分开的。一般人往往混为一谈，说起某一理论体系，总是把其中的原则和此原则的具体运用，混合在一起，分不出轻重，以致发现了应用的错误，便完全否定其所根据的原则；或者反过来，发现了原则的错误便完全否定其应用所得正确的结论，这都是不知道理论体系是包含许多不同层次的，不仅历史科学方面如此，自然科学上的理论体系也是这样。 试举气象学为例，一个地方，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升降，生态的协调，等等，已经总结了规律，形成了理论体系，体系在应用中得到了验证和纠正，不断完善下去。这门学问的基本规律就是：地球上某一地方的气候变化就是受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位置所决定的。例如，知道了现在地球正处于“金半官”，我们在上海过的是深秋的气候，不久就要进入冬季了。如果只需知道上海春夏秋冬的变化，那么这一条规律就够用了。但若我仍需知道“今天天气”，则需结合其它的规律，风向，云层，海流，等等。那就交集了，难于预测了。往往盛夏降雪，而严冬挥汗如雨。我们至少应当分为二个层次，地球在绕日轨道上所处地位的变化规律是一个层次；风向，云层，海流，等等的变化规律又是一个层次。我们不能根据“今日天气”不合于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位置的规律而否定这个规律。其实，当地的风向，云层，海流，等等的变化，归根到底也是受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位置所决定的，不过这个层次的规律很复杂而已，为了预测“今天天气”，这第二层次的规律是很重要的，甚至比第一层次的规律更重要。但若要预测天气变化的大趋势，则懂得第一层次的大规律也就够了。例如，知道地球现时处在“金半官”，则可以知道未来几个月里，疑冰降雪的天气，不是挥汗如雨的天气。 我们这里所要预测的，不是“今日天气”，而是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季节”，趋于什么“季节”。这一问题解决之后，我们才能决定如何应付未来的有关季节的日常生活——但若我们的目的只在于预测“今日天气”，那又当别论。那时更重要的是知道本地的风向，云层，海流，等等的材料。对于种植业，航运业，牧业，渔业等来说，这些材料是比天文学的材料，更加重要的，虽然没有忘记冷暖，阴晴，风雨，干湿等毕竟是受地球在其绕日轨道上所处的位置所决定的。 主观和客观，个人和社会 在历史发展上，我们现在要预测的首先也非“今日天气”，而是当前属于什么“季节”，趋于什么“季节”。如果这一点已经定了，那时我们就可以专心一志去预测“今日天气”，由此确定今日的任务。可惜，解决今日任务的前提，今日还不存在，或者说还在意见分歧中，必须首先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的问题求出大体一致的见解。 这话并不是说，当前的斗争任务并不重要，在革命的局势下有斗争的任务，在非革命的局势下也有斗争的任务。但当前的斗争任务属于策略性的，而现在需要定出战略性的方向。战略支配策略，我在这里无法提出策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瞬息万变的，如果没有一个战略的方向，讨论这类问题没有用处。 这里，我还需提出一个原则问题来讨论，即主观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历史是人做的，不错。人的主观作用，政党的政治路线，政党领袖的个性，都能影响历史事实，这是不容否认的。这也是历史唯物论一个教导，但历史唯物论另有一个教导，即强调历史过程也是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无论人的主观作用，政党的政治路线和领袖的个性对于历史进程发生何等影响，都不能改变历史过程之为自然过程的性质。这个问题过去议论得很多，人家引用了不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言论，但很少人征引马克思如下的一段话：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的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资本论》第一版序） 这是马克思成熟期，写了《资本论》以后说的话。历史唯物论之所以为唯物论，正在这里。人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工人以其斗争迫得资本家政府让步，颁布劳动立法，缩短工作时间，这一切，马克思也是当作自然历史过程写进《资本论》去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及其意志就是这种自然过程的产物。不是人创造了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创造了人。马克思这里虽然是联系着《资本论》而说的，但他说的人（个人）决不限于经济关系上的人，而是泛指人的一般的活动。我们只能在这个意义下去，谈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对这个问题还是恩格斯说得好： 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的现象。但若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脚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凯撒，奥古斯都，克林威尔，等等。（致博尔吉乌斯信） 恩格斯这里说的“个人”，不仅指一个大运动的领袖，也适用于大运动本身。 但在历史上，个人并非完全没有作用的。不是科西嘉人拿破仑，而是当时另一个人出来做法兰西共和国的军事独裁者，则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就须另外写过，但肃清了封建障碍物的法国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侵略殖民地，同英国和德国在海上和陆地进行竞争，则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以论的，是某一个历史事件，某一场政治斗争，则强调“自然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也未忘记个人的作用的因素，最明显的，是他写的《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里，他写了几个党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写了若干个人的政治活动及其性格和经历在其中发生的作用。但仔细分析起来，他把法国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二年的革命仍是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写的。几个党派的活动仍是受其所代表的阶级地位的支配，而若干个人又是受各自党派利益所驱策，而政变主角路易·波拿巴最后获得胜利，并非由于他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而是由于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局势，几个政党相持不下，不得不让这样一个平庸的人出来收拾残局。如此说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仍是符合于他所强调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学说的。 个人和党派的作用，足以影响历史过程的枝节，但不能改变历史的根本方向。 “历史更狡猾” 列宁曾经用这样的话说明这个道理：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以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狡猾”，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左派幼稚病》） 历史比人“更狡猾”，比最先进的阶级的最有觉悟的最优秀的先锋队及其领导人都“更狡猾”，这也就是说：“自然历史过程”比在其中活动的人都“更狡猾”。历史是人做的，千百万人的活动也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千百万的人中，最先进的阶级的最有觉悟的最优秀的先锋队及其领导人，能够认识历史的基本发展规律，却不能完全掌握着这些规律实现时的种种复杂的情况。以致历史发展往往出于最优秀的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这在历史唯物论者看来，是不奇怪的。 自从发现了历史唯物论以来，革命导师分析当前局势，作了估计，定出对策，以之准备和领导革命，由此获得成功的固然不少，但估计错误，由此导致失败的，也是不少。认识历史规律，是一回事；掌握各种具体情况以致实现历史规律，又是一回事。因为具体情况是变化多端的，难得完全掌握的，由此估计失误，导致失败，并无足怪。 这里，我不想分析革命导师估计正确而导致革命胜利的历史事件，因为这是人家常说的；我只需分析他们的估计错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 恩格斯晚年承认他和马克思对于一八四八年革命估计的错误。 恩格斯一八九五年把马克思在《新莱茵报·评论》上发表的四篇文章，以《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法国阶级斗争》为书名印成单行本，并作了一篇导言，其中他说：当法国爆发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时，他仍对此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着回忆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三〇年榜样的浓厚色彩”！“在当时的情形下，我仍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现在，一八九五年，他回忆这段历史时，就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说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一八四八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真正的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一八四八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他由此觉悟到：“在一八四八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恩格斯这篇导言当时就引起了争论，以后也很少人引用它；我们只能在中文《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中找到它，而中文《马恩选集》选了马克思的《法国阶级斗争》全书，却摒弃了恩格斯这篇导言。其实，对于今天说来，这篇导言却是高于教训的。 列宁和托洛茨基正是“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他们以为这“一击”夺得了俄国的政权，就可以引起西欧各国的连锁反应。西欧革命没有起来，他们归咎于主观的原因，而没有想到客观上资本主义尚有“扩展能力”。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列宁也曾谈到。他在《左尔格书信集俄文译本序》一文中说：“是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估计革命时期很快到来这一点上，在希望革命（例如，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获得胜利这一点上，在相信德意志共和国很快成立这一点上，……有很多错误，而且常常犯错误。他们一八七一年也犯了错误。他们当时一心一意想‘把法国南部发动起来’。……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二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要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功，反革命的立宪幻想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列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当时革命局势所犯的错误是革命家的错误，是渴望战斗，过于乐观的人所犯的错误，同那些反对革命，迷信立宪的人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列宁的错误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估计必将有革命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革命后他又估计这次革命必将发展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获得胜利。列宁并不墨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所得的现成结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一个新的阶段，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不同了，因之他们生前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已有的多不能适用了。列宁写出了《帝国主义论》，根据他的新结论制定了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终于推翻了俄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姑不算巴黎公社）。在这一方面说来，列宁对于当时世界局势的估计是正确的。 但在另一方面说来，列宁的估计也犯了错误。列宁当时估计世界已经成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了，俄国革命不过是这场世界革命的首先爆发点而已，俄国革命成功，世界各国，至少西欧更前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必会响应而夺取政权的。《国家与革命》说：“整个这次革命只能以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这个估计并未实现。俄国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只有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处无产阶级曾给予响应，但不久都失败了；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虽有酝酿，却未发展到争夺政权的程度。当时，革命的宣传都归咎于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工人运动者的背叛，现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就应当承认；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于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爆发点的估计是错误的。当时世界尚未成熟到足以实行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对着一个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还是期待它可以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解除它的孤立地位。 按列宁至死都没有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早在一九一八年，列宁就说：“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全要靠俄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来完成一切，要把机油的局势保持到我们的同盟者——世界各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变得十分壮大的时候，我们日益感觉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在劳动人民委员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迟至一九二三年，他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还说：“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自己回答道：“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大多数的人口最近几年来也迅速地卷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丝毫怀疑的。”（同上）由此可见，列宁并没有先在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然后等待世界革命成功的思想，他只有坚守待援的思想，即努力支持到世界其他国家起来革命的思想。 托洛茨基的错误 托洛茨基也同列宁一样把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看作世界革命的爆发点。其实当时所有的革命领导人都是这样看的。 托洛茨基未曾说俄国能够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援助的时候，但既然第二次世界革命尚未起来，十月革命后建立的国家只好努力支持下去，等待世界革命来援助了。史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时，曾替托洛茨基作出一个结论，即说：“那么，既然西方还没有胜利，俄国革命也就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连根腐烂，或者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对于史大林替他作的结论是否表示同意，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俄国革命既连根腐烂，又蜕化为资产阶级（干部阶级）国家了。 托洛茨基至死都不肯承认这个历史的事实，他仍旧把当时的苏联看作“工人国家”，不过生了官僚主义的肿瘤而已，只需割弃这个肿瘤，肌体就会康复的。托洛茨基显然不同意史达林替他作的那个结论，他认为，一直到三十年代时期，俄国革命既未连根腐烂，亦未蜕化为资产阶级国家。 托洛茨基至死还坚持当时统治苏联的只是官僚阶层，即无产阶级中一个阶层，固然是蜕化了的，但并非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历史否定了托洛茨基当时的判断。历史证明：所谓“官僚阶层”，其实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集体地占有生产资料，集体地剥削和统治工人和农民，即一切生产者。这个新阶级是与传统意义下的资产阶级有一些不同的，其实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更有特性的资产阶级。 托洛茨基坚持“阶层论”，反对“阶级论”，也是出于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错误估计。他也偏向于乐观。偏向于积极的革命的斗争，即使陷于十分危险的局势仍旧希望有挽回狂澜的可能。这个错误正是列宁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错误。 他反对“阶级论”，又同当时已经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大战爆发时，苏联虽未参加，但迟早要卷入其中的。他坚决主张保卫苏联，统治苏联的所谓“官僚”，即使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阶层”，他也主张用革命的武力推翻他们，但苏联本身还是要保卫的，因为他认为苏联仍旧保存着十月革命的遗产（废除私产制和工人国家）；又因为他深信有第一次世界革命的残存物作为依托是便利得多的。 一九三九年九月，他在墨西哥托派刊物《关键》上发表了《苏联在战争中》一文（十一月从《新国际》转载）。他发表了如下的意见：“对苏联社会性质问题，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如果在政治任务问题上和我们是一致的，那么与这些同志决裂将是十分愚蠢的事。”所谓“政治任务”，就是说：“通过工人起义来推翻官僚政权”。 在同一篇《苏联在战争中》的文章内，他又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他承认无产阶级一连串失败的事实：不能阻止墨索里尼，希特勒。佛郎哥取得政权，受人民阵线的欺骗，放任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等等。为什么会失败呢？是无产阶级本身无能呢，还是领导人无能呢？如果是领导人无能，那就要撤换领导人，组织新党；如果是无产阶级本身无能，那就要怀疑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说：社会主义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来建立。那时社会主义就成为乌托邦，而乌托邦和现实相斗争，乌托邦必然失败。史大林的胜利，就是现实战胜了乌托邦，就是历史的进步。 托洛茨基于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当作最终的考验：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未在西方发生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代替腐朽的资本主义而起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新的剥削制度，如果西方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但不能保持政权，不得不把政权交给特权的官僚，如俄国无产阶级所做的，那就必需承认马克思主义寄托于无产阶级的希望落空了，那就应当对于史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崛起操用一种新的看法。 以上是我总括托洛茨基长篇议论的大意。以下我们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说明“新的看法”： “我们那时候不能不承认史大林主义并非扎根于俄国的落后和帝国主义的包围，而是扎根于无产阶级的本性，即无产阶级无力成为统治阶级；到那时就必须改变过去的看法，而承认……现时的苏联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新的剥削制度的前驱。……这个前途不管如何使人懊丧，但若世界无产阶级确实表明了它没有能力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那么我们也只好接受并承认：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之上的社会主义纲领原来是个乌托邦！” 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留下给我们的遗言。 如何看待这个遗言？ 我们可以设想：这是表示托洛茨基坚定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西方一定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而西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鉴于苏联的前例，决不会把政权交给官僚去行使的。他的种种结论都是一种不可能的假定。 但我们也可以设想：托洛茨基当时已经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可能不会引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或者革命成功，西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但不能保持政权，结果仍是堕落为官僚政权。这就不能归咎于经济落后和帝国主义包围了，这就必须在无产阶级本身上找原因。 我们只能作这二种设想。无论那种设想，都说明了托洛茨基当时对世界局势估计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这不是托洛茨基一人或少数革命者的估计，这是大多数革命者，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估计。马克思主义并非为了革命而希望发生战争，但战争，尤其世界大战，既然发生了，那就要希望坏事变为好事，即战争表明资本主义危机已到不可收拾的程度，非无产阶级出来管理世界不可。绝大多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这样想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居然没有引起世界革命，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事实上是如此，不可理解也要去理解，而且只能依靠马克思主义去理解。 事实如此，我们必须承认事实，但不能由此作出马克思主义破产的结论。历史是“更狡猾”的，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都更狡猾。最聪明的头脑，使用最正确的革命理论，去分析世界局势和前途，有时犯了错误，但不能由此就归咎于革命理论本身的错误，我们今天还没有比历史唯物论更正确的理论。 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 马克思应用历史唯物论去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研究结果又丰富了并改善了历史唯物论，资本主义是发展的，至今仍在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不变规律。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有其一定的解决办法；到了二十世纪初期，这些解决办法就不能完全适用了，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列宁面对着当时的种种上层建筑的问题，首先去研究当时的经济基础。他写出了《帝国主义论》。他对于战争问题，革命问题，民族问题，民主问题，以及思想问题，作出了不尽符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以此领导了胜利的俄国革命。但他对于当时客观局势的估计仍有错误，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而历史证明资本主义还要发展下去，资本主义已经超出帝国主义的阶段了。二十世纪初期距《资本论》成书不过半个世纪，资本主义已经换了一种面目；二十世纪末期，距《帝国主义论》成书更在半个世纪以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面目的变化当更甚于从《资本论》到《帝国主义论》之间的变化，可是我们还没有一本权威的著作总结这个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下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理论，如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当权的史大林主义及其变种，一般对于上层建筑提出种种不同的意见，而对于经济基础则很少（不是没有）提出新的议论，史大林主义及其变种一般的认为我们今天还处于列宁所分析的“帝国主义”时期，不过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相竞争而已。他们把所谓“政治经济学”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主义哪有什么“经济学”！难怪存在了几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时常改写，甚至可以宣布全部作废而全部写过！至于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据一位评论家所说，根本不研究经济基础，只限于上层建筑的顶尖，即哲学和文艺。 唯有“在舞台以外”，秘密发展的一股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才注意研究经济基础的变化，以此去说明上层建筑的种种问题。当然，研究的结果还是可以讨论的，但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以此作为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根据，则是完全正确的，符合于历史唯物论的。 我只要指出这一点。至于进行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研究，则不是我的任务，我也担负不起这个任务。 我要做的只在于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批评中一个特殊的规律，即是：自由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结果，一些资本家胜利了，一些资本家破产了，生产集中和联合愈来规模愈大，以此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到了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这个趋势并未停止，而是继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企业，数目继续减少，规模继续扩大，终于使得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是少数几个垄断巨头同国家组织融合为一，以国家的名义经营和管理国家的生产。列宁生前已经看出并分析了这个趋势，但应当来说这个趋势发展得没有列宁当时所设想的那样迅速，他今天还在发展中，而且常常进两步，退一步。历史总是“更狡猾”的。 这个资本集中和联合的趋势，带来了资产阶级功能的变化：所有者资本家和管理者资本家的分化。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每个资本家都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企业的。那个时候，企业规模不大，管理工作简单。企业规模较大，管理工作较复杂的企业。资本家可以聘用几个秘书或账房为助手，处理具体的事务，但重大的决策还是资本家自己做出的，大权还是操在资本家自己的手中。可是，进了垄断时代，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康拜因等组织发展起来，在这种大规模的生产底下，管理工作更复杂起来，成为一种学问，一门科学，或者可说一种艺术。资本家本人已不能胜任了，即使雇用秘书或账房也应付不了。于是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他们不仅从事具体的工作，而且操有决策大权，不仅受命，而且能干。这些管理专家，起初自己也是资本家，也是股东，他们代表其他的股东行使管理权，而支领薪水（工资），其他股东则支领红利而已，即靠剪息票为生的。但渐渐地，管理者早已不限于股东了，非股东的当家比股东更高明，管理得更好，他们操持了决策大权，他们支领了高薪，过着资本家的生活，但在编制上仍是属于本公司的职责。 我们看见，垄断发展，资产阶级起初分化为所有者资产阶级和管理者资产阶级，以后就分化为剪息票的资产阶级和按制管理的雇用职员。到了这个时候，要废除私人生产，要实行计划经济，就不会遭遇很大障碍了，剪息票的资产阶级已经失去其社会功能，而成为多余人口了，资本主义发展到这种程度，仍旧是“国家资本主义”，但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了。 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同本书第二章所说的“干部主义”已经相差不远了。二者尚有分别：一个是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尚未最终废除私人生产，最终实行计划经济；一个则是经过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进入过渡时期，而倒退回来恢复私人生产，恢复市场经济的。这种差别是细微的，形式上的，或名分上的。 以上是把历史发展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设想的，而且没有把发展中的矛盾，即阶级斗争设想进去。我是假定，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无产阶级在此发展中是无所作为的。但无产阶级决不会无所作为。马克思写《资本论》，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自然历史过程”来写，但书中也写了“劳动立法”，写了法律对于劳动日的限制，对于工厂卫生及其他劳动条件的规定，这些都是无产阶级反抗以至罢工所造成的效果。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争取改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的努力，以及罢工，暴动，革命，也是“自然历史过程”，并不是什么“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必然的，即有保证的；即使无产阶级无所作为，资本主义自然发展的结果也会走到共产主义。何况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会无所作为，不会让资本主义发展到其逻辑的终点。 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其历史使命 马克思在《经济学批评》的序言中说了一段有名的话：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消亡的。 今天，资本主义尚未消亡。经过十月革命一次“突然袭击”之后，好多人以为它受了致命伤，从此一蹶不振了，可是它恢复了元气，而且比受伤以前更有活力。好多人以为它能够复原，是出于打击者方面的主观错误，或出于什么人的“背叛”，可是经过半个世纪，它活得更好，而新的世界革命浪潮尚未起来，那就不能归咎于主观错误或“背叛”了。 那么半个多世纪长久的世界革命低潮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们应当从客观方面，从本质方面，去探求。 我们回头再读恩格斯晚年为马克思《法国阶级斗争》写的那篇导言。他在其中检讨了他和马克思以及别的人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的错误。他们当时以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即以为无产阶级就可以在那一次革命中推翻资本主义而建立社会主义了。他晚年追究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根本上是由于资本主义尚有“很大的扩展能力”。他拿革命失败后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的事实来证明。恩格斯这个论断是符合于马克思上引那段有名的教导的。 我们是否可以依照恩格斯这个论断来追究十月革命后失败的原因呢？ 我们看见，资本主义受了十月革命的打击之后，不久就恢复创伤了。生产力一面发展，一面经历其固有的周期性危机。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重大危机而且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资本主义不仅恢复其创伤，而且比战争以前发展得更快。不管局部战争连续不断，生产力还是空前发展的。其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更是史无前例的。据说，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这二十年内科学技术的发明超过以前的二千年。科学技术的发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应用于生产，以此促进生产力空前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能够发展其固有的生产力，而且能够让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以此形成新的生产力。这是更可注意的。（注）[1]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强调资本主义在这个“最后阶段”的腐朽性。他认为垄断必然引起停滞和腐朽；技术进步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原因，但既然有垄断价格，这个动因“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列宁还举资本家购买技术发明权放置不用的事实为例，说明帝国主义时代是不利于科学技术发明的。可是，半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不仅没有停滞，而且空前发展了。 总之，十月革命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至少不逊于一八四八年革命在欧洲的发展。 我们现在看见资本主义社会有种种矛盾，有不断的局部战争，有不规则的危机，有浪费，有挫折，但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还看不到发展的极限，看不到走下坡路。 此外，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又是国际性的，即使不是各国同时爆发革命，至少也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之内爆发革命，而今天的世界又不以欧洲为限，美洲，澳洲，亚洲，北非洲的资本主义也须发展到足以成熟社会主义革命生产力的程度。 我们还不能说，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已经“发挥出来”了。因此，我们不能希望用几次“突然袭击”来推翻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 资本主义总归要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这个社会形态总归要竭尽它的全部生产力的。这是必然的。“凡是现有的，都是应当消亡的”。 掘墓人的演变 恩格斯在上述的《导言》中说：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以后的工业革命才在欧洲“产生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和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那么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以及参加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是什么样的“无产阶级”呢？恩格斯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说，一八四七年底，“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大会通过和发表《共产党宣言》并喊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口号时，“一般说来，同盟的成员是工人，但他们都是地道的手工业者；即使在世界各大城市，剥削他们的也多半是小作坊师傅”，当时，除英国以外，只巴黎和某些大城市有一些现代化的工厂，此外都是工场手工业和行会手工业。这就可以说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思想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不能占据支配地位。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壮大了。这个无产阶级在一八七一年一度夺得了政权，表现了它的力量。无产阶级并未随着巴黎公社而消沉、“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进展，是从公社和普法战争的时候开始的”。（恩格斯语）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在德国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威胁着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个重心以及又从德国移到俄国，俄国大城市的“真正的大工业无产阶级”最后发动了第一次世界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个无产阶级毕竟未能阻止墨索里尼，希特勒，佛郎哥取得政权，受人民阵线的欺骗，放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且不能保卫十月革命的果实吗？是的。现在，我们明白，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尚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还能向前发展，资产阶级本身改变了，更强大了。 无产阶级也应当随着资本主义改变而改变。事实上，无产阶级已经改变了。今天，至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已经不是十月革命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无产阶级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长足发展，今天的工人，生活过得更好了，文化程度更高了，范围更扩大了；脑力劳动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了。刽子手仍旧站在宴会厅大门外等待筵席散场，他手中的武器将随筵席的拖延而时时改进和更换的。 到了筵席散场，死人埋葬之后，进行革命的群众并不退回原位，而是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真正实行和享受民主，即代替资本家和官吏“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产品”。“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列宁认为，这种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是“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列宁这话是对当时俄国工人说的，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现在，不仅西方工人，而且俄国工人，文化都提高了，不止有能力“算算加减乘除，发发有关字据”，他们还能够胜任更高的工作，能够管理生产，能够任用和监督那些管理专家去实行更高级更复杂的管理。 总之，果子愈成熟，则采摘愈少费力气。 但这是以后革命再起而得成功的事。 一个革命家在革命失败和低潮时期的任务 在此以前怎么办？ 我们试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党参加了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革命失败以后，他们二人和他们的同志逃往国外，陆续逃到伦敦。于是党内发生了争吵。革命失败后，革命党总要争吵的。这几乎是一条规律。首先争论的是对于局势的估计：革命是失败了，还是偶然挫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伦敦冷静地估计当时局势，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局势，以为革命已经失败了，短时间内不会再起。他们在一八五〇年五月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中写道：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的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这二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个革命才有可能。 反对的一派别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他们举出欧洲大陆上秩序党内各种派别正在互相斗争的事实为证，马克思和恩格斯回答他们说： 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这种争吵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基础目前还十分巩固，并且——这是反动派不知道的——还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产阶级发展的反动因素，都是象民主主义者们的一切义愤和一切热情的宣传一样，必然会在这个基础上碰得粉碎的。 这种对局势的估计，当时被党内（而且不止党内）好多人视为异端邪说。他们甚至于骂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叛徒”；党内的同志，如维立希和沙佩尔，也是这样骂他们。维立希甚至要同马克思决斗。这些人说：“没有革命局势，我们就去制造一个革命局势。”党内争吵得不可开交，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好宣布解散他们的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了。反对的一派，沙佩尔和维立希，不承认这个解散；他们继续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名义活动了一个时候，最后也停止了活动。 十九年以后，各国工人运动发展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参加发起了国际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组织，——“国际工人协会”。一八七一年，“协会”参加了巴黎工人的起义。公社失败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内部也发生了争吵。争吵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只好在海牙大会上宣布开除巴枯宁及其同伙，而将国际的总部都迁到美洲去，不久就解散了。 革命失败以后，革命党内部发生争吵，是规律；但争吵导致解散革命党本身，则不是规律。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发生争吵，而且分裂为几个派别，但社会民主工党本身并未宣布解散，——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各派还在国内召开过党的会议。自然也可以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事实上是解散了，各派有自己的组织，有自己的刊物，有自己的领导机关，有自己的纲领，全党不过形式上没有解散而已。 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到了二十年代就失败了，在俄国境内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名存实亡，于是在布尔塞维克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发生了争吵和分裂，形式上没有宣布解散，但布尔塞维克党已经改变了性质，而共产国际早已死亡。 革命失败后，从事革命的人，解散了革命党也好，保留了党的形式也好，他的革命任务仍旧是不能放弃的。但任务的性质总有不同。在有革命局势之下，是一种任务；在无革命局势之下又是一种任务。前者在于发动和领导革命；后者则在于准备未来的革命，包含总结失败的教训，准备革命的理论在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处于生产力尚未发展到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矛盾的时候，认为自己的任务是研究和阐明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便指导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如何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代之以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但同时他们也不放弃机会去组织革命的主体，各国工人，使之明了自己的使命，使之进行国际的团结。列宁于革命失败后的派别斗争中尽力保持一部分人的团结之外，还是把主要力量用在总结教训和理论方面的。托洛茨基，一面宣布第三国际已经死亡，而以第四国际团结世界革命力量之外，一面还是要发展革命理论以指导未来革命活动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保持革命组织，干预现实政治的同时去发展革命理论，固然不能说是理论脱离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到成立“国际”以前的活动，何尝可以说理论脱离实践呢？如果说那是理论脱离实践，那么在没有革命局势的情况下，一个时期理论脱离实践也是必要的，也是履行自己的革命任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恩格斯在一八八五年写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一文中，说起他和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解散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三十年，德国革命形势的变化。他说： 那时（按指解散“同盟”之时），已理解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少数人不得不秘密地聚集在一起，分成三个人到二十人悄悄地举行集会。现在（按指写此文之时），德国无产阶级不再需要正式公开的组织，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思想一致的阶级同志间简单的自然联系，即使没有任何章程，委员会，决议以及诸如此类的具体形式，也足以震撼整个德意志帝国了。 读这段话时，不应当理解为恩格斯反对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主张“自然联系”就够了。事实上，他写此文时，德国已有强大的社会民主党的组织，而且在废除了“非常法”以后，这段话不过说，即使没有正式组织，理解到自己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也足以威胁德意志帝国而已。总之，我引用恩格斯这段话，并不存有不要无产阶级正式组织之意。 恩格斯又在一八九五年写的《马克思＜法国阶级斗争＞导言》一文中说明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时和他写此文时，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对比。他说： 在那个时候是各个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澈明了的理论，明确的规定了斗争的目标。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前段话说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一致”，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马克思自己的理论的启迪，而马克思的理论是各国社会民主党所宣传的。 恩格斯这二段话，在不否定无产阶级正式组织的作用之下，正是强调无产阶级广大群众阶级觉悟的重要性，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列宁的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无产阶级的解放，毕竟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而无产阶级本身又是随资本主义不同阶段而有差别的，因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也是随资本主义不同阶段而有差别。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说到底，不过是适用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具体结论不适用于现今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罢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有形形式式的革命理论，使人无所适从；以后马克思主义才以压倒多数的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现在，我们也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各自也有“万应灵丹”，可是都不能说明当前的革命问题，都不能领导将要起来的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我们，有史大林主义，它是苏联的理论模式，它已经破产了。我们有“东欧马克思主义”，它们之中又有许多派别，大体上则是逃避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问题，不谈经济和政治，而去钻研哲学问题。我们还有其他各种“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危机之事实的表现。 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发展了，无产阶级本身也发展了、因之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学说，即历史唯物论，是不会改变的。生产力仍旧需支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仍旧要由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代替。 需要产生和发展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克服当今的危机，排斥形形色色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而以透澈明了的语言去分析资本主义新阶段的主要特性，并指示无产阶级应走的道路。 总之，世界需要真正的“革命理论”，以指导必然要兴起的世界的革命运动。 “你要认识你的时代！” 古代希腊有个神庙，庙门上刻着几个字：“你要认识你自己！” 我要稍微改变一下这句话，作为对于当前革命者的要求，即：“你要认识你的时代！” 人需要认识自己，如古人常说的，需要有“自知之明”，但要认识自己，首先就要认识你的时代。马克思说：个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是发展的，你所处时代的生活关系，比以往的社会关系，同你这个个人更加密切。你更加是你的时代的产物。不认识你所处的时代，就不会认识你自己，而认识了你所处的时代，则不仅可以认识你自己，而且可以认识世界和人类的前途。 我们现在究竟处在什么时代呢？从大的方面说，我们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走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为什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呢？这一点；马克思已经告诉我们了；列宁还详细地补充了马克思的说明。所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大时代的性质，还是不够的。我们要更进一步知道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什么新的阶段，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未见的；这个新的阶段又有什么特性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未说明的；在这个新阶段新特性之下又应当采取什么新的斗争手段和革命方法，为历史所未见的。等等。我所说的新阶段，是包括资本主义和干部主义在内的。干部主义究竟是超越资本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尚待历史决定。 我们的时代正等待着它的马克思和它的列宁。 我是一个屡战屡败的老兵，从失败的战场上幸存下来。古人说：“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可是，败军之将毕竟可以从屡次失败中获得有益的教训，贡献于未来的战士。 这本小书不过写出了一得之愚而已。 1985,12.4 [1]一九八一年年底，《人民日报》引日本《朝日新闻》如下一段话：“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所有历史性的科学技术发明百分之九十出现在近五十年间，而这些科学技术的发明者百分之九十又都还活在人世。这二个数字说明：二十世纪后期科学技术在异常迅速地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日新月异”。
第四章中国的干部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四章中国的干部主义 ↘现有干部阶级，后有干部主义 ↘中国的干部主义革命 ↘干部主义内部的斗争和发展 ↘中国走在苏联前面 ↘中国向何处去？ ↘其他国家的干部主义 中国的现行制度，当然也是干部主义。但中国的干部主义有好多重要之点与苏联的干部主义不同。 先有干部阶级，后有干部主义 前一章说过，苏联本无干部阶级，只因为世界革命浪潮消退之后，苏联无产阶级赢来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制度不得不后退待援，以致革命干部中一个部分蜕化变质而形成了干部阶级，这个阶级把后退待援的形势转变为一种长期的制度——干部主义。中国则相反。在苏联的干部阶级影响之下，二十年代失败的革命遗留下来的革命干部很快就形成一个阶级。这些干部以史大林篡权后的苏联制度为榜样，以苏联当时党政军各方面的执政人物为模范，引进了苏联的干群分化和对抗的社会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同时代的人，分析社会成分和党内制度时，没有（或很少）提到“干部”。他们的著作可作证据。他们的著作中如果有人作了“事物索引”，恐怕没有“干部”这一条，即使有，也是极少的。有“职业革命家”，有“积极分子”或“活动分子”，有“工会官僚”和“党内官僚”，但没有干部。托洛茨基后期的著作似乎也不说“干部”，宁可说“官僚”。但史大林的著作。以及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以后苏联及国际共运刊物就连篇累牍出现“干部”字样了。我们看到了“干部”和“群众”的对称，看到了“干部”写入标语口号，写入警句格言，例如史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 一般说来，先有事物存在，然后才出现足以代表此事物的名称；一件新事物刚刚产生又往往蒙上旧的类似的事物的名称，而且不止一个名称，须待发展过程中新事物的特性为人熟知以后才会确定一个或新创一个适当的名称。世界革命退潮后在苏联出现的那个社会成分，那个渐渐取得举足轻重地位的一类人，起初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积极分子”，“活动分子”，等等，以后都觉得不适当，后来被称为“官僚”，也觉得不适当，不知何时起被称为“干部”，就固定下来了。其实，“干部”也是旧的名称，是从军队制度中借用来的，即是与“战斗员”相区别的“指挥员”，包括从连排长到司令官一系列的指挥员在内。巴黎公社废除了常备军，而国民自卫军中的指挥员则是战斗员中选举出来并可随时罢免的，因之无所谓“干部”，即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没有区别和对立。“干部”是常备军的指挥员，是由上而下任命的，不是选举的。不知何时起，党内的以及苏维埃的，工会的，其他群众团体的各级“领导人”，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上级委任的，便借用军队中的“干部”名称了。“干部”，意为非选举的公职人员，意为超出于群众之上的一种社会成分，渐渐成了终身制的积极分子，成了一个阶级，“干部”，从此不是专指军队中的“指挥员”了。 在苏联，是过渡时期的制度蜕化为干部主义制度之后，才产生干部成分以至干部阶级的，至多可以说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是同时产生和互相促进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革命，从一九二五年算起，是发生于苏联蜕化之后的。那时列宁已经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史大林事实上已经篡夺了权力，苏联事实上已经实行了干部主义制度，干部阶级已经形成而排挤十月革命和过渡时期的领导人物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群众都把当时的苏联政权当作标准的无产阶级专政，却把当时的制度当作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制度。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农村的武装斗争时期所形成的地方割据政权便以苏联的制度为范本，首先便分清干部和群众。不是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初期那样，选举和罢免一切公职人员，而是委任公职人员，干部和群众成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成分。干部固然有从群众当中培养和选拔出来的，但一经成了干部，就不是群众了。所以，在农村游击时期的社会制度虽然不能称为“干部主义”，须待全国“解放”后的社会制度才能称为干部主义，但在那个时期“干部阶级”却是已经产生了的。那个时期的政权，即使规模很小，也可以称为“干部阶级的政权”。 人们并不隐讳干部和群众的分化。 早在“长征”以前，江西游击的时期，毛泽东就说： 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需要有很大数量的工作干部，这不是几十几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几千人几万人，要把他们组织起来，训练起来，送到经济建设的阵地上去。他们是经济战线上的指挥员，而广大群众则是战斗员。（《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这里就是用军事战线上的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关系来说明经济战线上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指挥员是上级任命的，干部也是上级任命的。 长征到了延安，干部队伍便更加扩大了，因之与群众的区别更加明显了。全面抗战那一年，割据政权规模虽小，干部地位已凌驾于群众之上了。毛泽东在这年五月间说：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象史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为争取千百万民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革命不是依靠群众，而是依靠干部，而这种干部不是群众自己推选出来的。 到了一九四二年，在割据区域，干部和群众的分化更加明显了。这年五月，毛泽东召开了文艺座谈会，说起了干部问题： 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人，农民，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即拿干部来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二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这出版看书的，就有一万多。……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 这里，明显区别了干部和群众，明显把干部置于群众之上，而且说不通过干部就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在一九四二年的延安就有一万多人的干部。可惜，我不知道当时延安有多少居民，干部占居民中多少百分比。 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距离全国政权还很远，干部虽然控制了割据区域的军权，政权，以及群众团体，但尚未控制经济大权，那些地区的生产和经营，比起国民党统治区是微不足道的。 到了一九四八年秋内战形势转守为攻，眼见就要占领全国了。于是提出控制全国的干部问题，中共中央九月间开了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会后毛泽东通报全党说： 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们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地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的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不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解放区的学校教育工作必须恢复和发展。 这里说明，从割据地区迅速扩大到统治全国，过去形成的干部阶级，数量就严重不够了，必须大力扩充，开放门户，增加人数，使之足够“指导”群众。扩大时是以原有的干部为核心的，以此去同化新解放区的文化更高的干部素材。 一九四八年秋不过准备去统治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地区而已，到了一九四九年淮海战役胜利之后，那就要准备去统治整个中国了，那时对于干部问题又有新的指示。虽然有材料可引，但也不必去引了。 总而言之，中国是先产生和扩大干部阶级，然后夺得全国政权，完成革命，而正式施行干部主义制度的。中国革命没有经历俄国从十月革命至列宁逝世那个历史阶段，即没有经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在这个初级阶段内，起初没有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都是群众选举和可以随时为群众罢免的，一切公职人员又都只能支领中等工人的工资，以后虽然成立了常备军，付与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而选举制又事实上变为委任制，但当时的人认为那不过是不得已而施行的临时性的制度，不久就会废除的。中国革命没有经历这个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 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这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干部主义的往后发展。 中国的干部主义革命 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不是十月革命式的革命，即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干部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在所谓“大革命”失败之后才开始的。 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发生了一场群众性的革命，在这个革命过程中有个时候声势非常浩大，以致得到了“大革命”的称呼。当时，某些人说，这次革命可以同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相比，也可以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大革命相比，应当称为中国大革命。不久之后，这场所谓“大革命”就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可耻。但“大革命”的称呼仍旧保留下来，直至现在。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这场革命是够不上“大革命”这个称呼的。它哪能同法国一七八九年革命和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相提并论呢？我们只能称它为“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固“大革命”这个称呼为许多的人所使用，我们有时也不妨使用它。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事实上是一场流产的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影子，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流产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孕育着一场革命。资本主义发展了，封建主义或宁可说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支持不下去了，要求来一个彻底的变革。可是，同十九世纪末年和二十世纪初年的俄国一样，资产阶级不能负起这个历史变革的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这个变革。然而，无产阶级不能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为限，它同时还要进行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换一句话说，中国也面临着不断革命，——不是十九世纪的不断革命，而是二十世纪的不断革命，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这就是列宁一九二二年说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只是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 可是，俄国的不断革命成功了，中国的不断革命陷于失败，为什么？这里有客观的原因，即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恰好发生在十月革命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退落之后，十年代发生俄国革命时，世界孕育着革命浪潮，十月革命触发了这个浪潮，可是结果退落了，留下孤立的苏维埃的政权，这个政权到了一九二五年中国革命时也蜕化成为干部阶级的政权了。它控制了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控制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国工农群众酝酿着革命，起初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以后群众走向前去了，超出共产党的控制以外，要求实行土地革命，要求成立苏维埃，客观局势不利于革命的发展，而主观力量又在苏维埃的干部阶级控制之下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革命怎能不陷于失败呢？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余波，或宁可说是它的影子。这个革命的失败最终地结束了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的第一个浪潮。 现在说的中国革命，获得了成功的中国革命，应当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失败以后算起。这是一个干部主义的革命。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我们现在回顾可以明白，第一个世界革命浪潮已经平息下去了，新的浪潮没有到来的朕兆，可是，那些幸存的革命者没有看到这个形势，仍在希望不久之后可以见到革命再起。他们还在互相讨论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性质，方法，模式，等等问题，但客观形势改变了，中国社会随着也往一个方向发展，即是走上了干部主义的道路。这也是“革命”，但这是属于另一种性质的革命。 最显著的特点：这是一种武装的革命，不是群众的革命，或者说是一种以武装为主而以群众为辅的革命。巴黎公社式的，十月革命式的那种群众革命，早已消灭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鼓动和组织起来的群众运动已经随革命失败而消灭了，不可能或很困难在较短的时期中死灰复燃。试回顾一九二五年革命爆发以前的一项争论：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人，说孙文和他的党进行了几十年革命至今没有成功，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不重视群众的力量。只迷信武力，辛亥年虽靠武力侥幸推翻了清朝皇帝的政权，建立了共和国，但不久政权仍旧落于北洋军阀之手，国民党在广东一省也难于立足。那时党魁孙文仍旧迷信武力，在南方军阀中拉这一派打那一派，在北洋军阀中也同段祺瑞和张作霖联盟而反对曹锟和吴佩孚。如此下去，中国革命决不会成功。共产党人劝孙文放弃武力迷信，赶快改组他的党，赶快依靠群众运动的力量，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孙文并未被说服。但在苏联军火和金钱援助之下，他表面上喊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同意“扶助工农”，发展群众运动，并着手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援助之下改组他的党，那个腐败的国民党，容许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他的党。可是，他骨子里并未放弃他的武装革命的道路。他不过把改组成俄国式的党，把工农群众运动，作为他的武装革命的辅助手段而已。国民党改组之后，孙文仍旧把工作重心放在军事投机上。他继续同北洋军阀中的皖系和奉系联盟以反对当时掌握中枢政权的直系。孙文至死都不相信依靠工农群众能够革命的。 历史仿佛证明，国民党改组前后那场辩论中，孙文及其继承人的依靠武装，依靠正规军进行革命的路线，是对的；而共产党的依靠工农群众运动进行革命的路线，是错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运动并不足以动摇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还须依靠广东国民党政府训练的正规军出师北伐方能动摇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共产党藉北伐的机会固然发动和领导了更广大的群众运动，固然在群众运动高潮之上发动了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造成十月革命的形势，可是地主资产阶级掌握的正规武装看见群众运动威胁到它们的存在，便以其正规军去扑灭群众运动的烈火了。由此招致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 现在回顾起来，此次革命本是十月革命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的余波，这个革命浪潮已经退落了，因之它的余波也是不会持久的。但在刚刚失败时候，人们还不能看得清楚。一些人以为革命不过遭受挫折；一些人以为革命还在高涨；一些人则以为国民党改组前后那一场争论还是孙文对，共产党错，革命非依靠武装不可，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群众运动经不起一团正规军的打击。一九一七年秋天，俄国正规军总司令哥尼洛夫帅领大军进攻彼得格拉革命的群众，未曾进城便在群众面前土崩瓦解了。以后，群众及其武装赤卫队，联合站在革命方面的卫戍队伍，占领冬宫，克伦斯基从前线调来的军队企图夺回政权，未曾进城也便在群众面前烟消云散。这一切好象是编给小孩子听的神话！现在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成见，好象群众运动是没有用处的，或者只有给正规军摇旗呐喊的作用；总之，一面正规军，一面激昂的群众，斗争结果总是群众失败的。 这个结论，不仅孙文及其继承人视为当然，连当初同孙文争论的中国共产党，到了革命失败之后其残存的领导人也接受下来了。革命刚一失败，毛泽东就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一九三八年，毛泽东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内提出了武装斗争的典型公式。他说： 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的一切组织和斗争是为了准备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后的一切组织和斗争则是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战争的。 如此明白地把群众运动置于武装斗争的附属位置，倒是前人所未有的。孙文这样做，但没有这样说。毛泽东又在同一文中赞美孙文及其继承人蒋介石的战争主义。他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按指蒋介石）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就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如此一来，不用说，国民党改组前后那一场关于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孰轻孰重之争论便解决了。原来是孙文的国民党正确，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则是错误的。 十月革命是依靠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高潮中进行武装斗争，在此基础上夺得了政权。那时的武装又是群众的武装，赤卫队，如同巴黎公社的国民自卫军，而非正规军。所以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第一条就是“废除常备军”。中国革命则是依靠不是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军队。一九二八年秋，毛泽东正当率领大革命失败后的残余武装占领井岗山，图谋复活革命，并以枪杆子造出政权时，清楚感觉到这个武装斗争是脱离群众运动的。这年十一月间，他向中央作书面报告，其中说：“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面，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人打仗，不论那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马日事变后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军也是这样。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这几句话说明了依靠军队力量的新革命的性质。这个军队不是从群众运动的高潮中产生出来的，而是在革命潮流低落中，在各地群众冷冷清清的状况下保存和发展起来的。但这也不是从共产党的革命手段退回到改组前国民党的革命手段。这是干部主义革命的手段。以后，尤其九一八以后，群众运动渐渐起来了，军队的活动和群众的运动取得某种联系。不会感到那样的冷冷清清，但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已造成了这种形势，即不会恢复到十月革命那种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武装斗争去，而是如毛泽东所代言的，把战争当作主要的斗争形式，把军队当作主要的组织形式。那么，群众运动要不要呢？要的，但只能作为辅助的力量，只是“为着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前是为了“准备战争”的，在战争爆发以后是为了“配合战争”的。 我们试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对照一下，看看历史上这二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用的什么手段。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三条经验，第一条就是废除常备军；列宁在《四月提纲》及其前后的文章也重申了马克思的总结。俄国的建立红军即恢复常备军，那是革命趋于停顿，为了保持赢来的果实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策。列宁死后，革命蜕化，史大林才宣布红军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常备军不仅恢复，而且成为“柱石”了。现在，中国的新革命则自始就建立“红军”，而且后来宣布：一切群众运动都是红军及其活动的附属品！ 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经验，三条却被抛弃了。既然成立了“红军”，既然以军队为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以战争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那么就不能实行选举和罢免制。非正规的武装也许可以实行指挥员的选举和罢免制，但正规的武装，红军，其指挥员只能由上级任命，而不能由战斗员选举并可随时罢免的。至于群众运动，它的各种组织，以及军队以外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则由其属于军队的附属品的原故，其办理公务的人员当然也不能由选举产生和群众罢免。至于第三条原则，即一切公职人员只能支领中等工人的工资，又是怎样呢？一般说来。在斗争困难时期，为了赢得胜利，军队的干部和文职的干部还是能够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但这些干部的生活一般都有保障，而斗争胜利掌握了政权以后，即使待遇标准不高于群众，但干部享受到群众所无的特权，连带着干部的儿女也享受了群众所无的特权。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客观局势决定了斗争的手段；这种手段反过来也决定了斗争的结果。客观形势的发展，以及斗争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干部阶级，而新革命的成功则只能建立一个干部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干部主义内部的斗争和发展 如此形成的干部主义制度，在其初期只能是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制度。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制度，是从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时期倒退回来的。它也是一种“过渡的”制度，但不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那种过渡制度，过渡到正规的干部主义制度。不能从列宁到托洛茨基所创立的制度一下子就跳到正规的干部主义制度去。这中间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首先需要保持“社会主义”招牌，“苏维埃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过是有决心要向社会主义目标前进的一种制度。社会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地主所有权和资本家所有权已经废除而不许恢复了，于是新形成的干部阶级就可以把本阶级独占的所有制说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他们可以继续挂着“社会主义”招牌。到一九三六年，史大林干脆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在此以前十多年，他们就已提出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门面是必须保持下去的，否则群众不会答应。群众已经失去了权力，但还误信这个新的制度仍旧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甚至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如果群众失去了这个误信，那对于干部阶级的统治就会构成威胁。 其次，这个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制度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符合“配合发展律”的。十月革命造成的公有制，即废除了地主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之后的财产制度，仍可以同俄国当时的残余的封建经济和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配合”而存在和发展。这种“配合的”制度，在世界革命退潮的形势下，但具有它的生命力。在史大林统治的三十年中，苏联毕竟站住了，而且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发展被人说做“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成功后，没有其他的制度可以采用，只好采用这个史大林式干部主义制度。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这个制度确曾给中国的生产力带来了发展。 然而“配合的”制度是不会长期稳定的。就在史大林活着的时候，他的制度已经施行不下去了。他不能不用恐怖手段来维持他的统治。恐怖的矛头起初是对着十月革命残存力量的，后来则对着干部阶级内部的另一流派，但仍用“托洛茨基分子”（即十月革命分子）的罪名加于干部阶级中的反对派头上。即使采用历史上罕见的恐怖手段，史大林仍旧不能扑灭干部阶级中的反对派，同他扑灭十月革命反对派一样。因为十月革命反对派随着世界革命退潮而趋于消逝，干部阶级反对派则是新兴的力量，消灭不了。试回顾最近三十年的历史，即使史大林不死，他的制度也要改革的，他的统治也要被人推翻的，——除非他自己来领导这个改革。 史大林式干部主义制度，其本质是过分强调集中的计划性，过分限制市场调节的作用。本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集中了，在这个集中的生产中也就可以实行计划生产。恩格斯说过，托拉斯也有计划性。十月革命既然把全俄国的生产都集中在苏维埃国家手中，照理就可以全面实行生产计划而逐渐消失市场调节了。所谓“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是这样做的。当时，大家以为这是正常的做法。可是，这个做法失败了。于是改用“新经济政策”，而把以前的做法称为“军事共产主义”，并说：那不是正常的做法，而是在战争中不得已采用的非常的做法。譬如城市被围，一切物资，无论公的私的，都应当征发公用，不能按价买卖。内战停止之后，这个做法就应当废止而采用市场调节了。首先，不能征发农民生产的粮食，只能向农民征收粮食税，农民纳税之后剩余的粮食可以自由卖买。由此渡过了一场危机。这就可以说明，市场调节是不能轻易废止的。 一般人认为，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期，苏联虽然宣布一切生产资料（工厂和土地）都归公有，仍旧不能废止市场调节，那是因为土地不过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事实上是农民使用的，而农民又是一家一户生产的。到了农业集体化之后，就可以全面实行计划生产，而把市场调节置于无足重轻的地位了。史大林正是这样看的。但史大林失败了。 一切工厂，矿山，铁路，轮船，等等，以及土地都归干部阶级所有，而农业，手工业，等等生产又集体化归于干部阶级管理，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仍旧不能忽视市场调节，如果仍旧在市场调节方向碰壁，那就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即世界革命的退潮。十月革命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退落了，世界革命发源地的苏联成为孤岛，周围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由此注定革命的果实的变质，即由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制度堕落为干部主义制度，同时也注定计划生产的有限性和市场调节的重要性。 市场调节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有限制的计划生产也是资本主义可以采取的一种生产方式。恩格斯说：托拉斯内部也有计划生产。资本主义发展下去，到了全国成为一个托拉斯时，那就会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生产计划了，同时也不废止市场调节。计划生产和市场调节之间的对比则随具体条件而不同。 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过于低估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一个时期行之有效，但终于碰壁了。干部阶级中出现一部分人要求“改革”，即要求更多重视市场调节。这部分干部愈受镇压，力量愈大，终于推翻了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制度。 中国的干部主义革命成功时，世界上只有一个史大林式制度可以仿效。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了，没有别的样式可以仿效了，于是照搬史大林在苏联的所有经济制度。其实，当时，这个制度已经露出其反面，受了严重挑战了的。但中国仍旧照搬这个制度。 毛泽东在政治方面，尤其在中国和苏联的国家关系方面，已经不满意于史大林了，但在经济制度方面还认为史大林式的制度是天经地义的。 史大林死后，苏联干部阶级内部的矛盾完全暴露出来，中国共产党内的其他领导人或多或少觉悟到史大林式的制度有许多缺点，需要修改，但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仍抱住史大林式制度不放。中国共产党内的斗争就是由此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场很激烈的斗争，毛泽东在世时就进行了，毛泽东死后继续下去，直至今天尚未完全结束，但已显然可见反对毛泽东的一派干部获得了胜利。 中国走在苏联前面 苏联今天的干部主义已经不是史大林式的了，但尚未完全走上应当有的干部主义制度，正常的典型的干部主义制度。这里有历史的原因。上面说过，苏联的干部主义是从十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蜕化下来的，当初的宣传和行动深入人心，不能轻易抹煞这个光荣的“出身”，不能不继承十月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其次，史大林的制度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有一个时期获得了成功，发展了旧俄罗斯帝国境内的生产力，也是不能轻易抹煞的。这些传统的过去的负担沉重地拖着苏联干部阶级的大腿，使之不能迈开大步走向正常的典型的干部主义制度去。 中国的干部阶级所负担的这种过去的传统的压力，轻微得多。中国未曾经历那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未曾经历那个初步的“过渡时期”；中国的史大林也未曾以那样大的规模发展了国民党中国遗留下来的生产力，毛泽东施行的史大林式制度在经济方面是屡次陷于失败的。没有或较少这种传统的负担，中国的干部阶级就可以迈开大步想着应有的目标走去了。 什么是“正常的典型的干部主义”呢？那就是：以干部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来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非正常的过渡性的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也是以干部阶级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但不容许个体所有制存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必须归“全民”（干部阶级的）所有或“集体”（也是干部阶级的）所有。史大林虽没有完全消灭个体所有制，却已把个体所有制压缩到只占百分之一的比重了。毛泽东也拼命消灭个体所有制，但我没有数据说明中国究竟把个体所有制压缩到百分之几。我想，即使没有史大林那样彻底，也相差不远罢。但干部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没有个体所有制来补充，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正常的典型的干部主义，为了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不能不遵守价值法则，不能不同时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因之不仅可以容许个体所有制存在，而且非有个体所有制不可。史大林式干部主义也要生产商品，但加以严格的限制，这就是说；它也要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但加以严格的限制。因此，只能成为“封闭型”的经济。这种干部主义，史大林试验了几十年，毛泽东接下去试验，结果证明行不通，非“改革”不可了。 在“改革”的道路上，中国人却走得比苏联人快。中国已经走到“开放型”的经济了，苏联今天还留在“封闭型”的经济内，中国农村早已实行“承包责任制”而见成效了，苏联正在开始实行。为什么？只为的中国的传统负担比苏联的传统负担轻松得多。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走向正常的典型的完备的干部主义。 中国既无苏联那样沉重的传统负担，一旦发现史大林毛泽东式的干部主义行不通，就容易抛弃之而迈开大步走向正常的干部主义了。这不是什么从社会主义倒退到资本主义，因为史大林毛泽东式的干部主义并非“社会主义”。这也不是什么“一国两制”，这不过是从受了限制的资本主义走向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在过渡期间，两制并存，但都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和干部主义之区别，只在于：资本主义是以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干部主义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我说的是另一种“集体所有制”，即干部阶级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二者都必须受价值法则所支配。这是就一般意义说的。但资本主义，如果不受干扰而自由发展下去，最后也必然要走到资产阶级整个地集体地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形式地，而是实质的。恩格斯说过：到了托拉斯，私人的生产就没有了。恩格斯又说过：托拉斯也有某种计划性。我们试设想：托拉斯再进一步联合起来，那时不就是同现在的干部主义一样的吗？今天的中国，一来由于本身生产力落后，二来由于不得不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打交道，必须于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尽力之所能保持那个干部阶级集体所有制。如果那个干部阶级集体所有制保持不住，最近容许的个体经济膨胀起来，渐渐地所有公有的经济都给私人“承包”了去，那时才真地完成了“复辟”，即由干部主义倒退到通常的资本主义，即私人的资本主义。但我看不至于走到这个地步。因为通常的资本主义也是向着阶级的集体所有制发展去的。 中国干部阶级的一群领导人，今天看得很清楚：干部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无论如何必须基本保存下来，但为了保存这个集体所有制，就必须开放过去那种闭关锁国的干部主义制度。“开放”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开放。中国必须完全置身于当今的那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之内，必须引进外国资本来发展自己的落后的生产力；为此又必须解除过去对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限制，就必须以市场调节为主，以计划经济为辅。计划经济是不能完全抛弃的，因为当今的资本主义事实上本有计划成分。阶级集体所有制同市场调节（即价值法则）是否不能相容呢？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之下是不能相容的，但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可能相容。必要时，干部阶级也可以放弃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但不过放弃一部分而已，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不能放弃。 中国的干部阶级的传统负担，虽然比苏联的干部阶级轻得多，但仍有传统负担。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仍须挂着。“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就须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必须闭关锁国。这种所谓“社会主义”行不通了，必须“改革”，即必须在尽可能保持干部阶级集体所有制之下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但鉴于传统负担，这个改革只能分阶段去做，而且不能预先宣布全部的目的。起初，只需开放，即扩大对外贸易。此时阻力不大，因为毛泽东制度已经把经济弄到“破产的边缘”了；其次，要在农村实行个体所有制，此时阻力更大些，但说得好听，叫做“承包责任制”，即土地仍归集体所有，不过“包”给农民个体使用，农民缴纳一定的产品给公社而已，好象过去佃农缴纳租谷一样，土地的主权仍是地主所有的；其次，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培植个体经济，但美其名曰：这些不过是辅助性而已；最后，则要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了，先是开辟四个“经济特区”，只在特区内实行资本主义，后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及海南全岛，后开放三个“三角”，后再开放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终于全沿海地带以及全部内地都要实行资本主义的。个体户的经营规模不受限制，甚至可以开办大工厂；外国资本不仅可以在国内合资办企业，而且可以独资办企业，等等。这就是中国的干部主义正在走的道路。没有保证，现有的一切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不会逐渐个体化即个人私有化以至于同一般资本主义一样。唯一希望不至于倒退到这个地步的，只有一点，即：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集合个体所有权为股份公司，为托拉斯，等等，表示这种集体的所有权比个体的所有权更有利于生产，，因之已经成为阶级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当不会再退回到个体所有制去。可能对个体所有制让步到一定的程度，也可能在短时期内全面个体化，但在正常情形下终能稳定正常的干部主义秩序。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干部主义所叫哴的“体制改革”的真正意义。一个符合于“配合发展律”的社会制度：阶级的集体所有制同以价值法则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相配合，配合的双方互相让步，所有制方向让出了一部分归个体所有，生产方式方面则让出一部分实行计划调节。至于各自让步多少部分，则随双方力量对比而定。 其他国家的干部主义 以上分析了苏联的干部主义和中国的干部主义二个不同的形态，我以为已经够了，不需要再辟一个专章去分析其他国家的干部主义了。如果世界没有意外的变化，苏联的干部主义迟早也要走到正常的干部主义制度的，即在一个阶级的集体占有生产资料之下实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苏联的干部主义如此，其他国家的干部主义更加逃不去这个前途。——除非世界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第三章苏联的干部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三章苏联的干部主义 ↘苏联的干部主义是革命失败，制度退化的产物 ↘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 ↘一场意识形态的反革命 ↘史大林恐怖 ↘恐怖的受害者应当分别看待 ↘苏联干部阶级的分化 ↘苏联向何处去？ 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各个国家有其共同点，同时又有其特点一样，干部主义实现于各个不同国家时候，也是有共同点，同时又有各自特点的。在第二章中，我们说了它的共同点，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分别说它的各自的特点。必须分析它的各国不同的特点，然后才能进一步更加清楚地认识它的共同点。 首先要研究的，是最初出现的，出现于苏联的干部主义社会。 苏联的干部主义是革命失败，制度退化的产物 一九一七年苏联发生了一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革命胜利结果，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是真实的无产阶级专政。常备军废除了，武装的劳动者组成的赤卫队作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武力支柱；一切公职人员是群众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由群众罢免的；这些脱产的公职人员，上至人民委员会的各部长官，下至各机关的勤杂人员都只能支领相当于中等工人工资的薪金。那时，劳动群众与革命领导人同心协力，击退了被推翻的政权的反攻，镇压了反革命的活动，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监督了接管了最后没收了资本家的工厂，矿山，交通工具，交给工人群众自己管理，渡过了布勒斯特和谈的危机，等等。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日，但第二个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则存在了好多倍的时间，——它的下限至迟可以延长到列宁逝世，即存在头尾将近七年，至早也应当划在内战胜利的时候，即头尾将近四年。一九一八年起就开始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开始限制群众选举和罢免公职人员的制度，并恢复常备军了。但这些违反巴黎公社原则即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措施，当时还是当作应付必要形势的暂时措施，希望形势改变之后可以废除的。人们不管有这些违反原则的措施，仍旧把当时的政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把当时的制度看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事实上，如果采取的暂时措施只以此为限，不再发展下去，那么形势向好的方面改变之后这些措施也是不难废除的。当时的政权事实上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制度事实上也是过渡时期的制度。当时，无论是群众，是革命领导人（包括史大林在内），都把俄国革命的前途寄托于世界革命，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起来响应，夺取政权。 列宁说：“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点吗？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托洛茨基说：“我们不等待其他国家，而在本国的基础上开始斗争，并继续下去，深信我们的倡导会推动其他各国的斗争；假如事实并不如此，就休想革命的俄罗斯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或社会主义的德意志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孑然独存，这是历史上的经验和理论上的推理都证明了的。”（《和平纲领》） 史大林直至列宁死后还说：“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一九二四年版） 可是，当时布尔塞维克党以及革命群众所期待的世界革命，所期待的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援助，终于落空了。直接响应俄国十月革命而掀起的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未曾夺得政权就失败了；接着起来的一九一九年匈牙利革命，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也支持了不长久，便被反动势力所扑灭。德国无产阶级从血泊中站起来，埋葬了同伴的尸体，医治了自己的创伤，一九二三年重新起来革命，结果也被本国的宁可说是国际的反动势力所镇压下去。从一九二四年起，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稳定时期”。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平息下去了。 怎么办呢？按照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塞维克其他领袖在十月革命前后的估计，革命是不能在俄国单独一国支持下去的。列宁说：“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以在我们必须去的，也许比从彼得格勒到海参崴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中，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但是，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拱手把政权交给反动势力吗？这样不经战斗到最后而放弃战斗，决不是革命者干的事情。列宁在卧病期间便已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他主张俄国革命在世界反动局势下竭力支持下去，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时候。 列宁在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了如下的话：“现在我们面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呢？” 这里，列宁明显指出当时俄国革命的总战略是在于如何“支持”的问题，即如何把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无产阶级政权“支持”到下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问题（绝不是如史大林和史大林主义者多年所断言的，如何肯定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如何着手去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对于这个能不能“支持”的问题不敢下结论。他只分析“可能性”。他根据国际形势，即东西方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矛盾，使之不能团结起来共同扑灭俄国革命的形势，认为俄国革命有可能推迟它和帝国主义的最后摊牌。在这推迟期间，俄国革命可以一面发展国内的生产力（变小农和最小农经济为机器大工业经济），一面联合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以此对抗东西方帝国主义的联合力量。列宁认为：“在这个意义上讲来，世界斗争的最后解决将会如何是不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有保障的。” 但这不过是一种可能的前途。反之，“支持”不下去，“支持”不能到世界革命浪潮再起的时候，也是完全可能的。 总之，列宁当时忧虑的，只是帝国主义的进攻，他在病中写的文章和书信虽然总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布尔塞维克党的分裂，但防止分裂也是为了保持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力量，即是为了能够支持到下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时候。 今天，在列宁提出“支持”战略之后六十年，我们试回头看看，一定会百感交集的。不错，“苏维埃政权”支持下来了，而且打退了一次帝国主义的进攻。可是，今天的“苏维埃政权”是什么样的政权呢？它不仅自以为保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自以为发展了这些成果，自以为建成了“社会主义”，“发达的社会主义”。而其实，十月革命的成果早已丧失干净，苏维埃政权早已名存实亡，早已支持不住而崩塌了。不是帝国主义的包围直接压垮了它，而是它自己变质的，由过渡时期的社会变为干部主义社会，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干部阶级专政。这是列宁始料所不及的。 我们回头试看这个变质过程，却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大特征——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通过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任何人只能支领中等工人的工资——列宁未死以前就已名存实亡了。列宁生前还希望帝国主义包围的压力稍微松懈之后可以恢复这些特征。可是，列宁死后，形势很明显，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恢复的希望，而且更加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史大林在致列宁悼辞时候，完全忘记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反而说：红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不仅减不下来，连那些以“无产阶级”自命的专家，连那些担负党和政府机关工作的干部，也纷纷要求而且得到了高薪。至于选举，则普遍地为委派所代替，即使保留着一点形式，也只是形式而已，连资产阶级国家的选举也不如。与此相应，社会各方面也产生了种种令人忧虑的倾向和风气。列宁生前也早已觉察到了。可是他只视为“官僚主义”，只当作“官僚主义”来反对。应当说，在那个时候，即干部主义社会尚未确立，干部阶级尚未形成的时候，那些倾向或风气确实很难同官僚主义相区别的。干部也就是官僚。但列宁死后，变质过程发展下去，形势就愈来愈清楚了。十月革命所造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竟蜕变为一个干部阶级专政的国家，干部阶级并不要把苏联建成社会主义，而是要建成一个剥削的社会：不是资产阶级来统治和剥削，而是干部阶级来统治和剥削。 列宁死后十五年内，苏联发生了一场干部阶级革命（宁可说：反革命）；其恐怖程度大大超过了十月无产阶级革命。 苏联的干部主义是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倒退下来的。 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 苏联的干部主义便是如此产生出来，同时也就产生了苏联的干部阶级。苏联的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可以说是同时产生的。究竟是先有干部主义后有干部阶级呢，还是先有干部阶级后有干部主义呢？这个问题就同鸡生蛋蛋生鸡那样，不能解决。但在个别情形下，例如在某一农民的家庭中，确实是先养了大母鸡，大母鸡生蛋，然后孵出小鸡的。就个别的国家，例如中国，来说，则也是先有干部阶级，然后按照苏联既成的模型建立了一个干部主义，由此再去扩大干部阶级的队伍。可是，对于第一个干部主义国家，苏联，就不能这样说。俄国本来没有干部阶级。俄国资本主义虽然发展到了当时最新的形态，即垄断的形态，但就整体说，俄国资本主义是不发达的。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当时俄国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中占据优势的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私人资本主义及国家资本主义。俄国革命前只有最上层的小部分经济走上了垄断阶段，大部分经济仍是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形态。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德尔等垄断结构虽已出现，但为数不多。管理者资产阶级和所有者资产阶级虽已分化，但尚未深入。那些管理者还是依附资产阶级，而尚未独立形成一个阶层或阶级的。这些管理者，以公务员，官僚或专家的身份投效于苏维埃机关和其他机关，甚至混入布尔塞维克党内，这些人在以后干部阶级形成时占据重要的地位，但在此以前他们并未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如果革命进行得顺利，他们会被无产阶级同化，而尽其可能替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总之，苏联的干部阶级并不是以这类人为骨干而形成起来的。 苏联干部阶级的骨干，就是布尔塞维克党内，苏维埃内，红军内一部分的干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干部队伍，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的事情。不能够说此时才有干部。革命以前，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创建时候，党内已有“职业的革命家”了；列宁特别提倡职业的革命家，脱离职业，专门做党的工作，由党维持生活的费用。所以布尔塞维克党的“职业的革命家”，在全党党员中所占比率，比当时其他的社会主义党都更高些。就后来的用语说，“职业的革命家”就是党的“干部”，但这类“干部”是形不成阶级或阶层的。群众运动起来之后，尤其革命爆发以后，群众中的领导者，组织者，教育宣传者，等等，决不能由党的“职业革命家”去包办。他们是从群众中间直接产生出来的，不管是否经过群众的选举形式。就后来的用语说，这些人都是“干部”了，但这类“干部”也形不成阶级或阶层，因为群众选举的人，群众可以随时罢免。巴黎公社就是这样。我未曾看见人说，巴黎公社有什么“干部”，与群众相区别的干部。我不知道，“干部”二字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什么人第一个说出来的。我在列宁著作中未曾发现“干部”二字（自然，我未曾读遍列宁的著作，以前也不是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列宁著作的，我欢迎人家纠正我这个断语）。在史大林著作中已经使用“干部”二字了，例如他说过：“干部决定一切”这句有名的话。史大林当然不是第一个说起“干部”的。那个决定一切的“干部”也决不是仅指“职业的革命家”。史大林著作中说的“干部”，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干部”。事物的名称是不会先于事物本身而出现的。史大林大谈特谈“干部”的时候，表明苏联的“干部阶级”当时已经存在了。 十月革命后，当苏维埃政权尚在实行群众选举和罢免的巴黎公社原则时，苏联是不会产生“决定一切的”干部的。到了这个原则渐渐变成有名无实以后，那些干部便渐渐固定化，终身化。首先在常备军中，即红军中，形成了干部。这二个字（“干部”）本来是从军队编制中来的。在军队中，“干部”就是军官，就是从总司令到连排长以至班长的各级军官。巴黎公社废除常备军，只有国民卫军为武装，而国民卫军的各级指挥员是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罢免的。武装队伍中没有干部，群众团体中更加没有干部。俄国革命陷于危急形势之后不能不设立常备军，因之不能不有非选举的指挥员各级干部。这个常备军即红军在内战中得到胜利，于是这种非选举的制度也扩大应用于军队以外，即党，苏维埃，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了。跟着，军队中的命令服从方法也扩大应用于这些非军事的组织。“干部决定一切！”最高决策机关的一切决议只能通过干部去执行。久而久之，干部相互间产生了共同的利害关系。这一切都是世界革命退潮的结果。世界革命退潮同时也造成了苏联只能设法支持以等待第二次革命浪潮起来的形势。在此等待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三项原则——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一切公职人员只能支领中等工人的工资——显然是无法恢复的。只能在这个无可奈何的形势之下支持下去。于是在执行决策时“决定一切”的干部也进一步侵入最高决策机关，也在那里决定一切了。 这个侵入是和平的侵入。最高决策机关，布尔塞维克党的政治局分化出（即列宁所要预防的“分裂”）一小部分人，执行了干部阶级的路线，以干部阶级利益为基础，适应着当时客观形成的局势，建成了干部主义社会。没有这种因世界革命退潮而形成的客观形势。苏联就不会出现干部阶级，而没有干部阶级苏联的客观形势也不会固定为干部主义社会。阶级和制度，这里，是同时产生的，又互相促成的。 正如红色恐怖出现于十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白色恐怖也是出现于干部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白色恐怖多倍超过红色恐怖。 说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起来反驳我，说干部怎能形成一个阶级呢？他们不过是无产阶级中一个阶层，官僚阶层。他们不过替无产阶级管理政治和经济罢了。苏联全部生产资料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所有的。苏联政权仍旧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幸，无产阶级内部的官僚阶层骑到无产阶级头上去，作威作福，侵犯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只要推翻这个官僚的统治，只要割去这个肿瘤，无产阶级的机体仍旧会恢复健康的，那时无产阶级专政仍会重放光辉，而领导着过渡时代的制度继续前进到社会主义。 这个说法，三十年代还是能够说服人的，因为那时干部主义的现象和官僚主义的现象很难区别；到了三十年代后期，经过那几场血腥的所谓“审判”之后，这个说法已经不能说服人了。由那时起到现在四十多年，我们有无量数的事实，包含苏联以外的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说明了那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不能说明任何一个有关问题的。 什么是“阶级”？列宁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说：“通常所说的阶级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说：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列宁另有一个较详细的定义，意义也差不多。）我们看，苏联（以及后来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上都有一部分人，他们垄断了政治的统治权和经济的管理权，他们培养了自己的后代来接他们的班，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集团，在集团内部纵然有矛盾和斗争，但为了共同利益和特权，总会联合起来抵抗集团以外的人的侵犯的。他们占有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劳动，正象资产阶级占有这些人的劳动一样。这个集团如果不能称为一个“阶级”，那么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阶级”呢？这个集团的人自称为“干部”，外人也称他们为“干部”。这是一个历史上新出现的阶级，有人称她们为“管理者资产阶级”，或“经理阶级”，或“资方代理人阶级”，或“官僚阶级”，等等。但总不如称他们为“干部阶级”足以显示他们的特征、 这个新出现的阶级有一个特征，即他们不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整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一般人根据这一点便否定干部阶级之为“阶级”，至少否定干部阶级之为资产阶级的一个分支。他们认为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尤其资产阶级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殊不知，以往各种剥削社会总是私人战友和阶级占有或集体占有，同时并存的。那怕私人占有取得优势，也不能完全排除集体占有。在奴隶制度下，私人占有的奴隶之外还有国家占有的奴隶。在封建制度下，私人占有的土地之外，还有集体占有的土地。天主教会在法国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教会，教士，修道院及其他宗教机关，一切费用都靠这些集体财产供应；教士们可以穷奢极侈，享受集体供应，但不得私有这些教会土地；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祖产”，归族姓公有，不归私人占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私人占有制至于极点，过去的公产都逐渐化为私产了，可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种集体所有制渐次形成起来。股份公司，辛迪加，托拉斯，卡德尔，康采恩，等等。不要以为这些集体所有制都是形式的，其内容仍是私人所有制。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评中指出，《纲领》上说的“资本主义私人生产”一语中的“私人”二字应当删去。他说：“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私人生产呢？那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可是，这种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到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其实，马克思《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以整个的“资本家阶级”作为剥削者来分析的；他有时举个别的资本家为例，那也不过是以“个别”代表“一般”。世界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生产已经不是“私人”所能胜任了。历史要求全体人类共同生产，至少一个大集体，一个“阶级”，共同进行生产。干部主义就是应运而兴的。但这种大集体的生产，“阶级的生产”，本身并非就可表示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范围，并非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这个“阶级”仍旧是一个剥削阶级。 否定干部能形成“阶级”的另一个论据，是说：一个阶级的产生往往需要经过长久的时间，几十年，几百年，而你说的“干部阶级”，十月革命以后三五年还不存在，但在列宁死后三五年就完全形成了。那有这样快形成一个“阶级”呢？ 一个阶级的形成需要几十年，几百年，这话一般说来是对的，但在特殊情况下几年也能形成一个阶级。历史上有此先例。法国大革命以前农村只有替封建地主种地的半农奴，而没有或少有独立的小农。大革命起来，支持半农奴没收贵族地主的土地，并将土地分配给农民，由此造成了一个簇新的阶级“小农阶级”，拿破仑帝国便是建立在这个新阶级之上的。它的形成也只有几年时间。马克思在《法国阶级斗争》中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一七八九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这就是说：法国的小农阶级是一七八九年薪形成的。马克思又在《雾月十八日》中说：“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这就是说：法国的新农民阶级是在大革命中从旧的半农奴式的农民阶级变成的。这也就是说，法国的小农阶级是在短短几年之中形成起来。自然，法国大革命以前，历史发展已经造出了这个新阶级的客观存在条件，然后革命能在这些客观条件之中造出一个新阶级，现在是世界历史发展在二十世纪初年已经造出了以阶级规模集体占有的客观条件，如果俄国十月革命掀起的世界革命潮流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这些客观条件就可以造成真正全民占有的过渡时期制度而由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它，发展它，至于建成社会主义。不幸，这个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夭折了，俄国革命只好停顿下来，可是那些以阶级规模集体占有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革命不得不倒退的局势便使一部分的革命干部变成了干部阶级而实行干部主义制度。至于那些客观条件，则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分析了。 一场意识形态的反革命 干部主义是从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过渡时期制度倒退回来的。干部阶级是“暴发户”，没有值得夸耀的宗功祖德。第一代的干部阶级大部分就是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布尔塞维克党内和苏维埃政权内，工会及其他群众团体内的骨干分子，他们本是群众选举出来的，并可由群众随时罢免的（当然有少数例外），以后渐渐地由选举变为委托，由流动变为固定了，于是从群众中划分出来，脱离了群众，而被称为和自称为“干部”。这些第一代人干过了革命，受过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怀抱过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他们所掀起的第一次世界革命浪潮不久平息下去了，革命所建立的苏联社会和国家面临着必须后退，只能建立干部主义的客观条件，于是这些固定化了的事实上终身制的而且脱离了群众的干部便选择了干部主义的道路。当时的客观形势表现得很清楚：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很早就断言的，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苏联面临着灭亡的前途，支持到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起来是不可能的。那些干部选择了干部主义的道路，而且建成了干部主义。干部主义意味着革命的失败，意味着苏联的灭亡。干部主义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了本国的生产力，把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俄国发展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工业大国。正如路易·波拿巴的法国，俾斯麦的德国，沙皇的俄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十九世纪下半页发展了本国的生产力，但这种发展仍旧是表明欧洲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败。恩格斯评论这段历史说：“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掘墓人竟成了它的遗嘱执行者！”虽然如此，但革命者决不改变他们对于这些“掘墓人”的评价，决不会把这些扼杀革命的刽子手，如路易·波拿巴，俾斯麦，沙皇之流看作“革命者”或“进步分子”。 干部阶级建成，支持和发展干部主义，不管如何抵御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了本国的生产力，甚至提高了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说来，仍旧是倒退，是反革命。列宁说：“俾斯麦依照自己的方式，依照客克的方式，完成了历史上进步的事业。但谁若想根据这点来证明社会主义者应当帮助俾斯麦，那么这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太好了。”（《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事实上，当俾斯麦战败了路易·波拿巴，统一了德国，用法国的赔款发展了德国工业，把德国治理得欣欣向荣的时候，那些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亡命外国过艰难困苦多年生活的，纷纷表示拥护俾斯麦而回归德国，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亲密朋友也不能免，例如著名的诗人弗来里格拉特，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斥责他们的。 历史的类比总是有缺陷的。俾斯麦和他的班底，可不是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家转变而来的。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以对待俾斯麦的态度对待苏联的干部阶级。干部阶级，正因为是暴发户，没有什么宗功祖德可言，所以不能不继续袭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家谱。他们不能不继续以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意识形态为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暂时还不能提出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为了欺骗群众和那些继续忠诚于十月革命的干部，又为了掩饰他们的篡夺革命果实的痕迹，也不能不袭用革命的意识形态。 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适用于过渡时期，适用于社会主义阶段，适用于共产主义阶段，毕竟不适用于干部主义。在初期，还能勉强适用，因为干部主义和过渡时期还有一些共同点，例如废除个人私有制，由一个中心集中领导全国经济，实行某种计划经济，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共同点，干部阶级才能借用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来欺骗群众，来掩饰他们篡夺革命果实的痕迹。但是，干部阶级愈站稳脚跟，自己的羽毛愈丰满，就愈加感到马列主义意识形态不适合于他们的身裁。他们要摆脱这一身借来的羽毛，至少要改造它，“修正”它。 今天，马列主义还是所有干部主义国家所标榜的意识形态，可是试检验这些国家的实践，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它们差不多就象基督教教义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伊斯兰教教义对于东方某些发展中国家一样了。不完全一样，但也差不多一样。慢慢地，各国当权的和尚未当权的干部阶级会把马列主义改造得，修正得成为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以适合于干部主义之需要的。所谓“欧洲共产主义”就是朝此方向的一种尝试。 这是后话。现在需要说的是当十月革命的果实蜕化为干部主义时候，马列主义遭遇的命运。干部阶级需要借用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同时就要改造，修正这个意识形态，因为它并不能完全适合于干部主义的需要，一开始便需要改造，修正，才能为干部主义所用。但这种改造，修正，必须不能显出改造，修正的痕迹。 恰好在列宁逝世那一年，苏联共产党内掀起了一种争论：单独一个国家能否建成社会主义？以史大林为首的一派干部断言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派干部则坚持马列主义的传统，重申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引起了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造成了分裂，最后导致干部阶级篡夺了苏联的党政权力。干部阶级正是拥戴史大林做他们的魁首的。在这个斗争中，史大林使用了种种诡诈手段获得了胜利 史大林巧妙地把当时的斗争说成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他突出了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关于俄国革命发展形势的争论，把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以此蛊惑当时的干部和群众。而其实，当时苏联共产党内争论的并不是关于俄国革命的发展形式问题，这个问题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解决了，已经成为过去了。（在这个问题上，革命实践证明托洛茨基并没有错，但这个问题与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我这里不来论述。）当时争论的是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恰好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是没有争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明白断言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专辟一节说明为什么单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一九一七年主张在当时落后的俄国实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那是因为他把当时的俄国革命看作当时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点，由此可以引起西欧那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他并不把当时的俄国革命看作俄罗斯一国的革命。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间写的《国家与革命》中，列宁说：“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练条中的一个环节。” 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列宁在俄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上说：“从全世界历史范围来看，如果我国革命始终是孤立无援的，如果其他国家不发生革命运动，那么毫无疑问，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在同一报告中，列宁后面说得更加明白：“没有德国的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灭亡的地方也许不在彼得格勒，不在莫斯科，而在海参崴，也可能在我们必须去的，也许比从彼得格勒到海参崴还要远得多的地方；但是在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变下，如果德国革命不爆发，我们无论如何总是会灭亡的。” 二个多月以后，德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尚未起来，列宁在劳动人民委员代表大会上说：“我们的困难，在于：我们要靠俄国无产阶级的努力来完成一切，要把既有的局势保持到我们的同盟者——世界各国的国际无产阶级——变得十分壮大的时候。我们日益感觉到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半年之后，德国革命爆发了，可是不久之后又陷于失败，不能援助俄国革命。但列宁的策略仍旧是坚守待援，“把既有的局势保持到国际无产阶级变得十分壮大的时候”，“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列宁至死都坚持这个策略。在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他已经看出世界革命退潮而俄国形成“小农和最小农”的经济了。“小农和最小农”是信任无产阶级而愿意跟着它走的。但他自问：“在我国这种小农和最小农生产的情况下，在我国这种经济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支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那一天呢？”“我们光靠这种信任支持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较为发展的国家里获得胜利，那是不容易的。”“不容易”，怎么办呢？放弃了原则，放弃了“支持”的策略，“保持”的策略，而宣布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吗？绝不！依靠国内无产阶级领导“小农和最小农”，既然“不容易”支持到世界革命浪潮再起的时候，那就还要依靠“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依靠“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来，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这不是说，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然后联合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去消灭帝国主义，而是俄国同这些国家联盟，“为了保证我们能存在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的西方同革命的民族主义的东方，……发生下一次军事冲突的时候。” 关于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列宁还说了好多，但我不再引了。我也不必再引托洛茨基说过的同样意思的话。 不仅列宁，托洛茨基及其他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人都说过同一意思的话，连史大林自己在一九二四年下半年以前，也说过同一意思的话，即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有什么奇怪呢？列宁曾经说过：“只有所有的或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塞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要知道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史大林在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五月间，在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还是这样说的。他说：“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 试看，史大林一九二四年五月间还亲笔写着：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还不够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截至此时为止，史大林还是同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塞维克领导人一样，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 但是，对于当时新形成的苏联干部阶级说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是必须推翻的。干部主义不能不借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必须改造或修正这个意识形态！可以一面借用，一面修正，慢慢地来，潜移默化，但惟有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传统理论必须立即改造或修正，不能慢慢地来。这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干部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的迫切的要求。在世界革命退潮之下，继续坚持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那么新形成的干部阶级，它所篡夺来的统治权，也就必然与十月革命的残存果实同归于尽了。不是旧日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恢复他们的权力，便是东西方帝国主义把俄国变为殖民地。 干部阶级的代言人史大林就在列宁逝世那一年的秋天，抛弃了他自己一向的说法（亦即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人一向共同的说法）而提出新的说法，即认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这年年底他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一文中把这个新说法写出来，次年四月俄共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在他主持之下，把这个新说法写入了决议案中，从此“一国社会主义论”便成为俄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了。那么《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五月版那一段怎么办呢？很简单！把那段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删去而代入新写的一段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就好了。以后，各种版本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关的一段改成了如下的文句：“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需要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阶级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史大林是不是仅仅凭藉实践来改造或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呢？不是，他还假借列宁的权威来完成这场意识形态上的反革命。史大林和布哈林合作，起草了《共产国际的纲领》，其中写入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纲领引了列宁著作中的二段话作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理论根据。《纲领》说：列宁早在一九一五年就奠定“一国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了；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又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确切的公式。我们试揭穿他们对这二段列宁的话的曲解。 一九一五年，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说：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他们由此推论说：列宁发现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律，因之也就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国获得胜利，而此胜利也不仅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指“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可见，一国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 其实，列宁这段话中说的“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仍然是说无产阶级在没收来的资本家企业中组织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之意，决不是说建成了社会主义。写这篇文章时，列宁并未放弃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根本原理。有根据吗？有的。同在一九一五年，但比上引文章稍后几个月，列宁在《俄国的失败与革命的危机》一文说了如下的话：“帝国主义的战争把俄国的革命危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基础上的危机，同西欧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正在发展的危机联系起来了。这种联系如此接近，即某国内的‘任务’不能有任何单独的解决：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现在已不单是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场，而且是它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如果八月间写的文章所说“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的话是表示单独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同年十月间写的文章为什么会说“某国内的任务不可能有单独的解决”呢？ 一九二三年，生病中的列宁在口授一篇《论合作制》的文章中说： 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他们更加拿着这段话当作宝贝。看哪，列宁这里不是明白说俄国国内已经具备了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吗？这就是说：即使没有世界革命，即使没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并以国家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在俄国一国内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他们以此堵住一切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人之口。 但是，这个曲解也是容易揭破的。列宁这里说的“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说的只是政治上的一切。国家支配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政权，工农联盟，工人领导农民，等等，都是政治的条件。俄国已经具备了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条件，——这本是列宁常说的话，一九一八年就说起了。他在《论左派的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说：“历史演进得如此奇特，到一九一八年竟产生了社会主义的两半，互相毗邻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蛋壳中两个未来的鸡雏一样。德国和俄国，在一九一八年再明显不过地体现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等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九一八年，德国有了经济条件，却没有政治条件，俄国有了政治条件，却没有经济条件。因之二国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一九二三年在《论合作制》一文中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即俄国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论合作制》一文本身也已包含了这个意思。列宁提出一个“仅有”的条件，或“小小的”例外，二个引号都是原有的。用引号的意思就是表示“小小的”并不小，而“仅有”的条件却是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提高俄国居民的“文明”水平，也就是组织“文化”工作。“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这里，我们看见列宁于俄国建成社会主义先就提出二个条件：第一，不谈“国际关系”；第二，在农民中进行“文化革命”。第一条件就是世界革命的条件；而第二条件则不仅是简单的文化教育的问题，还须“实行全盘的改革”，还须“整整经过一个历史时代”，还须“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的保障”，总之还须发展经济。 但是列宁自己毕竟没有说他所谓一切必需而足够的条件仅仅是指“政治的”条件呀！——也许有人这样反驳。 他说了的，不是在《论合作制》内说，而是在差不多同时写的另一篇文章内说，这二篇文章却是他口授而由别人记录下来的，所以字句有错漏，并不奇怪。《论合作制》漏说了“政治的”限制词，可是《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则补出了这个限制词。二文时间相差二个月。《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作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 我上面引了列宁一九一八年写的关于德国只有经济条件，俄国只有政治条件，因之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一段话，也许有人因此推论说：俄国后来经过史大林的几届五年计划，经济条件已经赶上和超过一九一八年的德国了，那时岂不是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吗？不错，经过几届五年计划之后，俄国的经济确实发展了，不仅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而且仅此于今日的美国。但试想俄国为此费了如何重大的代价！俄国的无产阶级被以史大林为首的干部阶级篡夺了政权，因此丧失建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了。史大林在苏联建成的是干部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干部阶级这场意识形态的反革命居然成功了。从此以后，“一国社会主义论”便成为干部主义的基本原理。今天，无论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其他东欧国家，以及尚未当权的欧洲共产主义的党，不管它们之间有多少分歧，不管它们是捧史大林的或反史大林的，它们都认为“一国社会主义论”是天经地义。这个理论今天已成为干部主义的标志，它的试金石了。 史大林恐怖 意识形态反革命之后，苏联还需经历另一种反革命，比十月革命流更多的血的大恐怖，然后干部阶级才巩固了他们的统治。 这段历史是尽人皆知的。且不提史大林生前的记录，只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起，我们就有着无量数的史料，记载和分析这个大恐怖的经过，有苏联官方的揭发，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揭发，有史大林女儿的揭发，也有西方资产阶级的揭发。这些揭发的书已有一部分译成中文出版，内部发行了。这些内部参考资料也多至看不完的。我没有其他的材料来补充揭发。我只有分析这些恐怖事件的意义。 恐怖的矛头首先是指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指向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党的领袖和党员。干部阶级的代言人史大林及其一伙巧妙地以布尔塞维克党的正统自居，以列宁的继承人自居，利用布尔塞维克党和列宁的权威来消灭布尔塞维克党。史大林起初利用革命前托洛茨基和列宁之间的旧争论，发动一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唆使那些在革命关头与列宁有分歧的所谓“老布尔塞维克”起来反对托洛茨基，而在列宁病中托洛茨基是与列宁意见一致的。如此把托洛茨基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以后，史大林便拉拢布哈林把比他地位更高的季诺维也夫和加明涅夫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了。然后，他把最后一批的“老布尔塞维克”，布哈林和他的朋友，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如此，史大林在只剩躯壳的布尔塞维克党中便唯我独尊了。到了苏共十四大，即一九三四年初，史大林的反革命大功就告成了。在此以前，他的矛头主要是对着十月革命的一代领导人；在此以后，干部阶级内部发生分化和斗争，以史大林为主的一派干部不仅要继续反对那些已被推倒的十月革命一代领导人，而且要开始反对另外一派干部。这两种斗争同时进行，混合进行，但仍标榜为“反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十月革命）的斗争。斗争的激烈和复杂终于导致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一系列审判，仅仅从政治上消灭敌人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消灭敌人的肉体。 对于这场流血的反革命，我没有特别的材料可以补充，只能在这里转引别人研究所得的结果。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作秘密报告时，还只说史大林恐怖下牺牲者有几千人，到了二十二次大会上他作报告（此次则不是秘密的）他则说牺牲者数以百万计了。事实上，何止此数！据估计，关进集中营的就有一千二百万人至一千三百万人，史大林死后一二年内因有特殊关系而得释放的就有一万二千人；二十大以后陆续释放犯人，但幸存的比集中营里死亡的少得多。至于执行死刑及秘密杀害的，则难于计数了。一些从集中营出来的作家执笔写这场恐怖的生活，震动了全世界，其中也有几本名著争取到在苏联境内公开出版。 恐怖的受害者应当分别看待 史大林恐怖的矛头，前期是对着十月革命一辈的革命领导人和群众的；后期则兼对着干部阶级内的异己分子，另一部分的干部。但这二部分恐怖对象是很难区分清楚的。他们同时受镇压，同被称为“托洛茨基分子”或“人民的敌人”，受同样的处理。然而这二部分人仍是可以区分的，而且应当区分的。大体说来，一九三四年以前史大林要消灭的基本上是十月革命的一代人，到十七大他的目的达到了，这一代人已被消灭了，但此时干部阶级中起了分化，一部分人继续拥护史大林，另一部分人则开始要“换马”，认为史大林已不能完全代表干部阶级利益了。这后一部分人力量渐渐壮大起来，威胁着史大林的权力。从此时起，史大林就掉转恐怖矛头对着干部阶级中的异己分子，但继续镇压十月革命的一代人，不仅从政治上消灭他们，而且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怎样可以证明恐怖的受害者包含两种不同的人呢？我们从史大林死后的平反工作可以看出这个区别。 赫鲁晓夫只为后一部分人“恢复名誉”（即平反），而不为前一部分人“恢复名誉”。赫鲁晓夫反对史大林恐怖，但他不反对史大林对于那些十月革命元勋所实施的恐怖。他不肯为季诺维也夫，加明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平反，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至今也不肯为他们平反。更用不着说为托洛茨基平反了。他们认为史大林对这些十月革命元勋的镇压是对的。 他们究竟要替什么人平反呢？他们要平反的是十七大以后，在大恐怖中被镇压的党务干部，政府干部，军队干部，这些人未曾参加任何反对派，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却曾努力工作并卓有成绩。这些人中包含着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以及州委书记，人民委员部委员，驻外使节，高级军官，工厂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科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中下层的党政军干部。 下至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子，以及少数民族，他们也不能免于史大林恐怖，也能得到赫鲁晓夫平反。群众不是干部阶级，但他们也是反对史大林统治的，也对史大林及其代表的那部分干部阶级有威胁，史大林也放不过他们。 即以十七大选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为例。有一个材料作出了统计：七十一个中央委员中，有四十九个是被枪杀的，有二个是自杀的，有一个是被暗杀的。自杀的其实也是变相的被枪决的。一个被暗杀的就是基洛夫。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揭露，基洛夫是史大林组织人去暗杀的。我们应当说，基洛夫就是苏联反史大林的干部阶级中地位最高的，最早被史大林杀死的。当时干部阶级已经准备推举基洛夫为最高领袖来代替史大林了。史大林知道了这个形势，于是暗杀基洛夫，既消灭了一个最危险的敌手，又可以把责任推给过去的反对派，藉此消灭十月革命一代人的肉体。 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上提议，在莫斯科街头建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那些在史大林恐怖下的受害者。第四国际为此曾写信给赫鲁晓夫，请他在这个纪念碑上用金字刻上“托洛茨基”之名。据说这个纪念碑并未建成。但即使纪念碑建成了，这些在苏联的干部阶级分子也不会刻上托洛茨基以及十月革命一代领导人之名的，他们要刻也不会刻上恐怖后期受害者之名，即干部阶级中反对史大林路线者之名。 恐怖前期受害者，十月革命一代人，不管相互间思想如何分歧，斗争如何激烈，仍旧是十月革命一代人，忠实于十月革命的，连长久协助史大林去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以及后来反对联合反对派，即连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一流人归根到底也是忠实于十月革命，也属于十月革命一代人的。这与他们和史大林一派的矛盾不同。史大林一派则是代表苏联新形成的干部阶级而背叛十月革命的。 苏联干部阶级的分化 苏联干部阶级中，以史大林为主的一派和反史大林的一派之分化，是客观上必然的。史大林派的干部阶级本身带有过渡的性质，冒名顶替的性质。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形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谁也不敢去违背。世界革命浪潮被阻遏了，十月革命不能前进，客观上出现了危机，可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保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为此危机寻找出路的人都只能在这个至高无上权威的指导下去寻找，一切议论也都不能违背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列宁和托洛茨基一派主张尽力支持到新的世界革命浪潮起来的时候，他们也只考虑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以及如何支持。反过来说，如果没有支持的可能性，或者支持的方法不适当，那么十月革命就会失败了，无产阶级及其领导的劳动群众革命所得成果就会丧失了。但正如列宁曾经说的，那时“布尔塞维克的策略也还是给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大的利益，还是支持了不可战胜的世界革命的发展”。（见《叛徒考茨基》）但是，在列宁逝世前后，苏联已经形成一个干部阶级了。这个新阶级有其自身的利益，但暂时没有自己的理论，或不敢拿出自己的理论。他们在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干部中找到了史大林做他们的代言人。史大林把苏联的发展方向，从社会主义转到干部主义来。地主赶跑了，资本家赶跑了，工厂机器归国家所有，土地名义上也是国家的，事实上则交给小农使用。四面八方都受帝国主义包围。不得不放弃世界公社原则：常备军恢复了，公职人员实行委任制，专家支领高薪。在此情形下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支持到下次世界革命起来也没有把握；但可以实行干部主义，即：干部阶级占有国家机构，因之占有生产资料，以此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发展苏联一国的经济，同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竞争。帝国主义看见无产阶级专政已在苏联消亡了，社会主义已建不成了，不害怕从旧日俄罗斯来的革命威胁了，面对着的不过是另一个剥削制度的国家，那就不会如此齐心，如此着急去扑灭这个改名为苏联的俄罗斯国的。但对内必须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继续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过必须改变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 以史大林为代言人的干部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胜利。十月革命一代人被消灭了；他们的旗帜被接受过来，改头换面成为干部主义的旗帜；干部阶级站稳了脚跟，可以为所欲为了。此时，干部阶级要向前进，回头觉得史大林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利益，于是想撇开史大林，另推一人代表他们。史大林却以为他的路线，他那一套理论和办法，是适合于干部阶级利益的，是可以长久实行下去的。史大林不知道，他那一套理论和办法，是过渡性的，只适合于从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向正规的干部主义过渡的时期，而不适用于正规的干部主义本身。正规的干部主义，干部阶级专政，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和办法，今天也许尚未完全成熟，也许内部尚有分歧和争论，但大体上已经成熟了的。总之，史大林那一套今天已不适用了，从史大林权力达到最高峰时便开始渐渐不能适用了。连史大林这个人，他的性格和作风，也已不能适用了。他们继承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但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作这一点的修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次要的派生的修正）是十分不够的。必须作进一步的范围更大的修正。总而言之，借来的一身孔雀羽毛可以脱去而显露自己固有的羽毛了。那怕有些时候还要借用旧的羽毛，好象国民党政府借用孙文的“三民主义”一样，甚至象基督教国家借用《圣经》，伊斯兰教国家借用《可兰经》一样。 仅仅肯定“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不够的。史大林死后继起的干部主义政权，除了废除对干部本身的恐怖以外还提出一连串的理论修正。可以用赫鲁晓夫的“三和二全”来概括这些修正。这就是：“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一切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理论背道而驰的。史大林一派的干部阶级当初还不敢走得这样远，反史大林一派的干部阶级便无所顾忌了。 总之，干部阶级分化为互相对立的两派，都是代表干部阶级利益，都实行干部主义，所不同的只在于：史大林派的干部主义是过渡性的，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最后要退出政治舞台的；反史大林派（但不是彻底反的）的干部主义则是正规的干部主义，此时干部阶级已经站稳脚跟了，已经有自己的丰满的羽毛了，可以不必借用别人的羽毛了，或者说已不重视别人羽毛的借用了，于是推出了自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推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今天在苏联实行的干部主义制度，还会进进退退，还会改变模式，但多半不会退回到史大林时代那种模式的。 干部阶级共同地集体地即以整个阶级的身份占有全苏联的生产资料，包含土地在内。他们共同地集体地管理全国的生产资料，因之也共同地集体地支配了整个国家统治机器。“国家”名副其实地成为整个干部阶级的“管理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与此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使干部主义的意识形态，它的法律，道德，宗教，哲学，文艺，等等的上层建筑。这个意识形态今天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中尚有许多互相矛盾之处，主要是其中尚夹杂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发展下去，干部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系统化，更加减少矛盾，主要是更加排除以前遗留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词藻的。 苏联向何处去？ 苏联的干部主义已经站稳脚跟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际地位抬高，表明这样一种制度是适合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停顿形势下的时代要求的。马克思所分析的那个自由资本主义和列宁所分析的那个垄断资本主义，既然都已过时，即都不适合于当前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又为种种客观的和主观的原因未能起来代替，那么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这种制度（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干部主义）能够暂时缓和当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这里。我们暂不去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迟不起来的原因，也暂不去说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干部主义之间的区别。这里，我们是假定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久不爆发的前提下，苏联的干部主义将有什么前途。 现时东西方对峙的世界形势要继续下去，所谓“东方”就是以苏联干部主义为首的一批干部主义国家，有“经互会”为其经济团结的组织，有“华沙条约”为其军事团结的组织。所谓“西方”就是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以及一部分的够不上称“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以此大西洋条约为其军事团结的组织。它们之中有一部分以欧洲共同体为其经济团结的组织，但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洲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未联合共同体十国构成一个有形的经济大组织。西方集团除少数几个国家之外，国家的垄断，即国有化经济，尚未达到理想的高度。特别是生产力最发达的美国，国有化的比率最少。私人垄断代替了国家垄断的职能，同时跨国公司的发展也促成了垄断的国际化。就现状来说，西方集团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还是超过东方集团的。但就发展前途来看，则东方集团比较有利，因为干部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比较适合于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比较有效地集中管理经济和施行经济计划。东西两个集团竞争，如果东方集团占据优势，也能促进西方集团更迅速地向国家垄断化发展，缩小以至于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管理者资产阶级和所有者资产阶级加速分化下去，到了一定程度，所有者资产阶级便将纯靠剪息票为生，也就距完全消失不远了。那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便与干部主义相差不远了。 以上是假定迟不发生世界革命和世界战争的。但很难设想这个前途。此外，尚有许多国家，其中也有世界上很重要的国家游离于东西方两个集团之外；而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内部又充满了矛盾，干扰发展的总趋势。这一切都可说明未来的变化十分复杂，出人意外，这不是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但世界，人类，趋向共产主义的大同的前途是不会改变的。无论从垄断资本主义或从干部主义出发，都须先经历一个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即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其国家形式的时期，以此到达社会主义，再由此到达共产主义。
第二章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干部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二章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干部主义 ↘“过渡时期”的特点 ↘我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干部主义社会 ↘干部阶级的起源（上） ↘恩格斯的预见 ↘干部阶级的起源（下） ↘现实的干部阶级 ↘干部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专政与民主 ↘不断的革命 ↘干部主义的历史地位 第一章所作的结论，不是我独有的结论。这二年中国报刊上发表的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也有少数人作出这个结论。但是这些少数人于否认现时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却断言它们至多处于马克思所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没有一个人说它们，包括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在内，连“过渡时期”也谈不上。它们，包括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在内，事实上是一个新的剥削社会。 在法兰西大革命，这个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前，那些伟大的可尊敬的启蒙学者，便为未来的革命作宣传，提出他们的革命理论。他们断言，这个革命一成功，即推翻了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以后，人类便进入自由，平等，博爱的世界了，世界便将为“理性”所统治，“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便将支配一切。可是，一七八九年开始的大革命之后不到四十年便有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出来批判这个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制度；不到六十年便有《共产党宣言》发表，明白指出新造成的社会制度乃是资产阶级的剥削的社会制度，而号召无产阶级和人民起来推翻这个剥削制度。以后，恩格斯说得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共和国。” 今天，上距十月革命已经整整六十四个年头了，比较《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上距法兰西大革命还多了五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列宁，托洛茨基的实践，今天还遗留下给我们什么呢？他们锁许诺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从未实现过，他们所预告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只在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直后一个很短时期内象昙花一样开过就谢了。十月革命直后仅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一个蹂躏人权，践踏民主，屠杀动辄几十几百万人的丑恶国家，一套虚伪的驴蒙虎皮的，矛盾百出的意识形态。 恩格斯在上引那段话之后，接着还说了如下的话：“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与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这话是不是也能适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呢？当然，这几位思想家和革命家也“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但这里有重大的区别：恩格斯说十八世纪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受了时代限制，同时也就否定了他们所倡导的“理性”，“永恒真理”，“永恒正义”，“平等”，“人权”，“社会契约”，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倡导了唯物论和辩证法去取代它们，唯物论和辩证法并未受到，至少尚未受到，时代的限制。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因受时代限制，而不适用于今后的客观形势，但需改变那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结论，还是需要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过渡时期”的特点 “过渡时期”有它的特点，如果说，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更不用说其他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了）至少也应当被视为处于马克思和列宁说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么首先就要看它们是否具有“过渡时期”的特点。 “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什么呢？ 列宁说：“那么过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它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在“过渡时期”，制度的两种成分（部分和国家），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存在；随着这个时期的发展，资本主义成分逐渐减少，而社会主义成分渐渐增加了；最后，到了资本主义成分完全消失而制度内只剩下社会主义的时候，“过渡时期”便终止而进入社会主义了。那么什么是“资本主义成分”，又什么是“社会主义成分”呢？根据上面第一章的分析，我们知道：经济上有无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社会上和政治上有无阶级和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判别式。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都没有了，因之阶级和国家也都没有了。 如果说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以及其余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出于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过渡时期”，那么就要看这些制度几十年的发展是逐渐减少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因之逐渐消灭阶级和国家呢？还是相反？现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时间都不是很短的。那个倾向，那个趋势应当可以看得出来了。可是，我们看见的，却不是逐渐减少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却不是逐渐消灭阶级和国家，而是相反。正因为人们看不到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有消灭的前途，于是制造出所谓“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理论”，于是附会曲解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价值法则的作用。 那些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处于“过渡时期”的人可能反驳我说：历史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倒退几步，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是朝向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朝向消灭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主义而前进的。 象中国今天这样加强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加强阶级分化和国家权力，只是出于一时间的后退么？ 一个过程的发展趋势，步步都是前进，毫无一步后退，这种情况是有的，但不多，一般总是有后退，有前进，而总的趋向是前进。试以自然现象为例。从冬天到夏天是一种过程，它的趋势是白昼由短变长，温度由低变高。就昼夜长短对比的趋势来说，确是步步前进的，没有一步后退。今天日出在几时几分几秒，明天日出时间一定会提前。但就温度高低对比的趋势来说，则今天最高温度是几度几分，明天的最高温度不见得会比今天更高些，甚至还会低得多。这里，我们古人想出了办法：不是计标一日的温度，而是计标一“候”（即五日）的温度。不是一日暖似一日，而是一候暖似一候。有时后候也会比前候冷些，但还可以计标节气：“清明”的平均温度总是暖于“春分”的平均温度的。 史大林当政三十年，他的继承人当政也将近三十年了。毛泽东当政也将近三十年，他的继承人也当政五年了。这几段时间放在历史长河上看都不算长，但已经足够表现发展趋势了。从这几段时间的发展形势看来，究竟是趋向于消灭“过渡时期”制度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还是相反？今天无论如何我们看不见经济上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的前途。我们看见的却是相反的前途。过去有一时期，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受了某些限制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现在不是限制得愈来愈少，而是逐渐解除限制了。尚未完全解除限制，而且也不会完全解除限制，因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的阶段以后，《资本论》所分析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本来已受到新的因素的干扰而改变了面目，即已受到限制了的。只要世界不会回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去，就不会重现本来面目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即它们就不会完全解除过去对于它们的限制。我们看得见将来能够或多或少恢复它们的原来面目，却看不见它们的消灭前途。上面说过，“过渡时期”的特点，就是“资本主义成分”逐渐趋于消灭，看得到它们消灭的前途，现在无此特点，怎么能说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呢？ 我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过渡时期”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资本主义下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在社会主义下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与“过渡时期”相终始的。 不能说世界历史上未曾有过无产阶级专政，因之也未曾到过“过渡时期”。巴黎公社建立的几十天政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么？请看看巴黎公社吧。那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巴黎公社存在期间，那里也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不幸，这个“过渡时期”随着巴黎公社的覆灭而中止了。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也就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为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第二，一切公职人员都是由普选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的； 第三，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也说： “公社取消了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由一切能荷枪作战的公民所组成的国民自卫军为唯一作战力量”。 “公社采取了二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罢免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也说： “不要议会制共和国，而要从下到上由全国的工人，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即以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一切官员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罢免；他们的薪金不得超出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至少应当有以下三个要点。新的经验还会提出新的要点来，但以上三个要点是根本的，不能解决的。 巴黎公社具有这三个要点。十月革命初期也具有这三个要点。当时，旧的帝俄留下的常备军都已瓦解了，革命的武装只有赤卫队，苏维埃却是由工人，农民，兵士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包含组成人民委员会的那些委员在内，物质待遇同一般群众是一样的。 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无产阶级专政这三个要点渐渐消失了。列宁在俄共第七次大会上作报告时，巴黎公社式的苏维埃国家还是完整保持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三个要点。列宁在大会上说：“虽然在苏维埃内部存在着粗暴和无纪律的现象，……新型的国家还是由人民群众建立起来了。这种国家类型不是几个星期，而是几个月，不是在一个城市，而是在一个大国内，在几个民族内部，采用着。苏维埃政权这种类型表明：即使它被移到象芬兰那样各方面都很优越的国家（那里还没有苏维埃），政权的类型都仍然是新的，无产阶级的。这就证明：苏维埃政权是没有官僚机构，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并以新的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新型的国家。这种新的民主能够推动劳动群众的先锋队，培养他们成为立法者，执法者和武装保卫队，并建立能够改造群众的机关。所有这些在理论上是无可争辩的。” 但仅仅一个多月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要点就已开始动摇了。苏维埃政权，为了恢复破坏了的经济，为了发展劳动生产率，不能不聘用资产阶级专家，不能不给他们比一般工人工资高的多倍的薪金。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对此很痛心地说：“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以很高的‘酬劳金’。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可是并不是大家都仔细考虑到了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个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不仅如此，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这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了实行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 试看列宁为了这件“离开巴黎公社原则”的错误（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检讨得如何沉痛！他继续检讨下去。他说：“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收资产阶级专家，这是离开了公社原则的，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我们就是堕落到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是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布尔雪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讨论通过的。当时虽开始在“高薪”问题上后退，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此时实行的完全是民主制度，布尔雪维克党领导人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由列宁这个沉痛检讨就可以看出来。 列宁向群众说明了为什么有这个后退，并如何去补救这个后退。 他认为革命在“直接剥夺剥夺者”方面的工作进行得很快。但在“组织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全民统计和监督”方面的工作则跟不上来，因此经济上陷于混乱，遭受重大的损失。列宁估计，雇用“一千个具有各种知识，技术和实际经验的头等学者和专家”来指导国民劳动，每年付给他们每人二万五千卢布（当时工人的一般工资是每月六百卢布，即每年七千二百卢布），每年一共二万五千万卢布，如果不够再加一倍至二倍，即加至五千万卢布至一亿卢布，总够了罢。如果能收到改组国民劳动的效果，支出这笔钱也是值得的，这是不得不付出的一笔“贡款”。 当时列宁设想，这笔“贡款”只要忍痛付出一年就够了。“如果觉悟了的先进工人和贫苦农民，在苏维埃机关帮助之下，一年内就组织起来了，有纪律了，精神振奋了，并且建立起了强有力的劳动纪律，那么一年以后我们便能摆脱这笔‘贡款’，而且正是随着我们工人农民的劳动纪律和组织性增长的程度，甚至还能更早地……缩减这笔‘贡款’。我们工人农民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遵守优良的劳动纪律和学会极高的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迅速地免除向这些专家缴纳的一切‘贡款’。” 但事实上问题没有列宁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一年的“贡款”是不够的，必须延长下去，二年，三年，五年，……一直延长到今天——俄国工人和农民给那些“资产阶级专家”缴纳了六十五年的“贡款”！而且后来也不叫做“贡款”了（多么难听的名称）。 列宁虽然设想只要缴纳一年的“贡款”，但他已经看到了“贡款”的弊病：他说：“当然，问题也有它的另一方面。高薪的腐化作用要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革命迅速成功时，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流氓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无耻的人是甘愿去充当盗窃国库的‘明星’……的），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上，我们看见高薪不仅无限延长下去，而且无限扩大范围。起初只要支付给资产阶级那些能根据最新科学技术来指导和改组国民劳动的专家，渐渐地也支付给其他的资产阶级专家了。渐渐地也支付给那些非资产阶级专家了，甚至于非资产阶级的非专家了，最后几乎都也可以支领高薪或享受特权了。把巴黎公社的第三个要点，即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支领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拿来在苏联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人们一定认为海外奇谈。 如此埋葬了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要点或第三个原则：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发表之后的一年，在俄共第八次大会上，即一九一九年三月，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要点或第一个原则也动摇了。 列宁在俄共第八次大会做报告时说到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问题是完全新的问题，以前连理论上也未曾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巴黎公社的人的功绩就在于他们实行的那些决议并不是他们从某种肯定的学理得出来的，而是迫于事实的必要性而采取的。马克思针对巴黎公社的人说的这些话，含有某种讥诮的意义，因为公社内部分为二派，——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二者的行事都与他们的学理的教导相违反。但我们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导行事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在具体表现上又是完全受不可延缓的紧急需要的绝对要求所支配的。我们不得不全靠摸索而前进。未来的历史家，只需通观党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政权在这一年中的全部活动的，都会特别重视这个事实。当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经历时，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事实。但这丝毫也不会使我们动摇，甚至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决定夺取政权问题时我们也没有动摇过。我们毫不怀疑，正如托洛茨基同志所说的，我们必须进行试验，做出经验。我们进行了世界上还没有人进行的如此大规模的事业。” 这次的原则动摇，列宁就不需一年以前那样看。他换了一个角度来看。一年一前，不得不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时，列宁很痛心地检讨说：我们“离开了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后退了一步”！但他还以为那是暂时的，他估计一年以后就可以不付这笔“贡款”。可是，此次恢复常备军，列宁就不是这样说的了。他没有提到“巴黎公社原则”，——不仅废除资产阶级政权的常备军，而且要废除无产阶级政权的常备军，要以人民武装来代替常备军。他仅仅从“迫于事实的必要性”主论。客观形势迫得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恢复常备军（或者宁可说：不能不新创常备军），以便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生死存亡的搏斗。列宁特别强调：创立红军（新的常备军），不是“从某种前定的学理得出来的”，而是“受不可延缓的紧急需要的绝对要求所支配的”。如此，列宁也就不再估计何时可以废除红军而实行全民武装了，如同他当初估计一年以后可以取消资产阶级专家的高薪一样。 如此垮掉了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要点或第一个原则：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马克思总结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个要点或第二个原则，无疑也已经垮掉了，但我未曾在浩如渊海的列宁著作中找到列宁对于动摇或垮掉这个原则所发的议论或感想。或者列宁未曾发出这类议论或感想，因为选举和罢免制的消灭在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底下是在无形中，不知不觉中，进行和完成的。一切公职人员由普选选举产生并可随时罢免，——这个原则的实行，由事实的，到半形式的，再到全形式的，即全不实行的，可以在无形中，不知不觉中，进行和完成，不象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或创立红军那样彰彰在人耳目。这个进行和完成的过程，也是“迫于事实的必要性”的。 总之，马克思从巴黎公社所总结出来的三个要点或三个原则，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人民武装，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其中的各级长官也是由普选选举出来，并可随时罢免的；常备军的军官则不能实行选举制，只能由政权来任命，那些支领高薪的资产阶级专家，显然也不是普选选举出来并可随时罢免的。三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要点或原则都是“迫于事实的必要性”而垮掉了的，而且在列宁生前就已垮掉了。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确实实行了短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也可以说实行了比巴黎公社长久得多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期间，马克思所总结的巴黎公社三个原则都能得到贯彻。 那么从三个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垮掉以后直至列宁逝世，这个期间的苏维埃政权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呢？在某种意义下，还是可以勉强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当时列宁本人，以及多数的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人，对于世界革命的兴起支援，尚未绝望。一九二三年秋，即列宁死前几个月，德国正在酝酿一个大革命。当时俄国的孤立地位还被视为暂时的，因之革命的倒退，三个无产阶级专政原则的停止实行，也被视为暂时的。布尔塞维克党还是无产阶级的党，虽然出了“官僚主义”，仍可以补救。布尔塞维克党独占政权，就可以暂时代替那三个垮掉了的巴黎公社原则，来显示苏维埃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所以当时列宁寄托希望于如何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存在，直至于世界革命的第二次浪潮起来。列宁坚信世界革命的第二次浪潮一定要起来的。他还设想了帝国主义的西方为一方，俄国，中国，印度三个人口最多国家结成的东方为另一方，发生最后的冲突。他那个时候最担心的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塞维克党内部发生分裂，以致苏维埃政权无法支持到世界革命第二次浪潮起来的时候。 马克思分析巴黎公社经验时候，并不把当时两个革命的党——蒲鲁东党和布朗基党——的领导作用看得高出于废除常备军，实行普选制和取消高薪三个原则以上。但若“迫于事实的必要性”，不能不暂时停止实行那三个原则。而独占政权的布尔塞维克党的确是代表无产阶级的，那也不妨暂时承认“党的专政”可以充当无产阶级专政。 可是，列宁死后我们就不能这样说了。我这话不是着眼于列宁个人，而是着眼于当时的客观局势。列宁死后，十月革命激起的世界革命浪潮完全停止了，早已开始的布尔塞维克党蜕化的过程到此就加紧进行。从此，“党的专政”就不能作为巴黎公社三个原则的代用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标志了。 列宁死后的苏维埃政权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那里有常备军，那里的常备军还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而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做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原则却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人民；那里的公职人员不是人民选举，也不能由人民罢免的；那里的公职人员都享受特权，支领高薪，高出工人平均工资的多倍。 苏联如此，中国亦然。 所以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不仅谈不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且谈不上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二者的政权都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愈来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愈远，却非愈近。政权愈来愈离开无产阶级专政，而经济发展又不是朝向消灭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用方面去的，那么还谈得上什么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呢？ 干部主义社会 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以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又不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那么它们究竟是什么社会呢？ 它们是一种历史上未曾出现的新的社会。我们不要把它们比附于过去出现过的或有人设想过的任何社会，我们宁愿分析它们已经暴露出来的一些特点，而给予它们以一个新的名称。这种社会已经存在半个世纪以上了，暴露出来的特点也相当多了，我们已经认识了它们，已经可以给予它们一个名称以便呼唤；但切勿忘记，它们今天尚在发展中，尚有许多特点未曾暴露出来，我们对于它们的各种判断还不能完全当作定论。 我们可以把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以及其他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称为“干部主义社会”。经过半个世纪以上的发展和十个左右国家的实行，我们今天可以总结出这个干部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社会产生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其中成员自称为“干部”，外人也称他们为“干部”。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个阶级称为“干部阶级”。 （二）干部阶级占有和管理社会的全部或大部的生产资料。 （三）干部阶级是集体占有，即以整个阶级来占有生产资料的，——这与过去的剥削阶级不同，过去的剥削阶级是个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集团等）占有生产资料的，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组成了一个阶级。 （四）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凡不能进入这个新阶级内，因之不能占有生产资料的，便组成一个或几个被剥削阶级，——基本上是一个被剥削阶级，但因历史来源不同，暂时分为利益不尽相同的几个阶级。 （五）干部阶级在经济上占据剥削者地位，在政治上也就占据统治者地位。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在这个社会比在过去各种社会更加密切，政权更加暴露其为干部阶级的总行政管理委员会的本质。 （六）尽管世界各地区的相互关系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密切了，但干部主义社会的本质仍是民族的（即一国的），而非国际的，因此仍旧会发生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并酝酿着世界规模的大战争。世界上仍旧有支配国和被支配国的存在。世界分为几个国家集团。 （七）干部阶级的政治组织，就是共产党。既然在干部主义社会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那就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划分得清楚。共产党既是干部阶级的政治组织，也是干部阶级管理经济的组织，总而言之是干部阶级的阶级组织。 （八）“共产党”和“干部阶级”这二个概念，是不是外延和内涵完全吻合呢？拿过去历史来说，阶级和政党是二个不同的概念。阶级的外延更大，而政党的外延更小，政党仅仅是阶级中一小部分人所组成的；政党是纯粹作政治活动的，或偏重于政治活动的，阶级则主要按照各人的经济地位来区分。但就干部主义社会来说，“干部阶级”和“共产党”这二个概念，显然不能说完全吻合，却可以说基本上吻合的。首先，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庞大的共产党，是历史上所未有的。那不是广泛的，松懈的，挂名的党，而是有纪律，有严密组织的党。“共产党”以外也有一些“干部”，叫做“党外干部”，但此类不大，虽然人数不少。“共产党”也有一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愿意当干部，而且反对干部主义的社会制度；他方面，“共产党”内又有一些资本主义者，一心想恢复个人私有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些人的比重也不很大。 （九）干部阶级内部，亦即共产党内部，有利害冲突，有斗争，有时斗争得很激烈，甚至达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这里要说的，不是发生于干部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也不是发生于干部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之间的斗争，而是干部主义者内部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主体，其他二个斗争则是附属的。虽然是整个干部阶级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制度，但阶级内部为争权力和利益仍是要发生斗争的。何况这个社会制度刚刚形成不久，许多方面尚未定形，尚在试用，意见尚未取得一致。 （十）干部主义社会借用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其意识形态。干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其实对于整个干部阶级来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些辞藻，象明清科举制那些秀才举人看待孔孟之道一般。 以上十条就是我给干部主义社会画的一个轮廓，——并没有把它的特征全部画出来，而且各国的干部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特征，也不是处处都具有这十条的特征。此外，干部主义社会流行还不到四十年，从它的祖宗从苏联出现算起也不过五十年出头一点，它本身尚在发展中，它的特征尚未完全暴露，因之尚有许多问题还不能作出定论。 其实，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时代的一切问题的中心。史大林的苏联，以及一切以之为范本的随后兴起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包含毛泽东的中国在内，它们的社会制度究竟是什么？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 对于这个问题，除了我说的“干部主义”以外，尚有几种不同的回答。下面试举最常见的回答。 第一种回答：这个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原来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过其中发展程度不同，有已经发展得很高，不久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制度”的，有发展得不够高，正在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大多数都处于这二个界限之间，一般说来尚未达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本书第一章已经反驳这个官式的回答了。想大家都记得，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种回答：这个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一模一样，固然有其特异之处，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何尝没有各自的特异之处呢？至于那个独占经济大权和政治大权的阶级，那也就是资产阶级，不是什么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分子都是这样想的，但并非都是这样说。他们之中有很多的人故意承认这个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只为的把历来人民都向往的“社会主义”旗帜搞臭，抹黑。毛泽东晚年也曾宣布今天的苏联（不是史大林的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对外实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统治苏联的现在是所谓“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但那是中苏二国的干部阶级为利害冲突互相论战时说出的过头的话，没有提出足够的论据，而且毛泽东死后中国论调也就改变了。现在人们说：苏联的社会基础仍是社会主义，不过对外实行了“社会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个新论调比毛泽东的旧论调更加站不住脚。 干部主义是否资本主义发展上一个新阶级，超出帝国主义的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讨论的。但说干部主义就是历来和当前各国所实行的资本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则尚需证明。 第三种回答：苏联以及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的社会制度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它们的国家权利仍旧是操在工人阶级手里，不过生了官僚主义的毒瘤，只需割去这个毒瘤，就可以恢复工人阶级的真实面目，而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式轨道，由此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些国家当权的，并非一个新阶级，只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官僚阶层”。 这个回答在四十多年以前还是说得通的，但现在，在四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事迹，已经表明这个回答是说不通的了。统治这些国家的，已经不是工人阶级中某一种阶层了，而是一个新阶级，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它绝非自觉地把社会制度引向社会主义，而是要巩固干部主义的所有制，要保持这个新的剥削制度。 还有其他几种回答，但我不在这里列举了。 既然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时代的一切问题的中心，我们应当给与尽量详细的讨论。我在上面已经说明，我们讨论的那个社会是“干部主义社会”，而且指出其中十个主要的特点了，现在试看不同意我的说明的人已经提出的或可能提出的几种反驳意见。 第一种反驳的意见，是说：政党向来是阶级的一部分，阶级中最有觉悟，最认识本阶级利益的人才组成政党。历史事实如此，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教导的。现在，你把共产党说做干部主义的阶级组织，把政党和阶级合而为一，违反了历史事实和马克思主义教导。 这个反驳早已有人提出了。毛泽东晚年曾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人帮特别卖力，宣扬这一条“毛主席语录”。毛泽东死后，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这一条“毛主席语录”受了批判，批判中有一点，就是说毛泽东把资产阶级置于一个政党之内是错误的，是倒置的。 毛泽东的意思自然与我不同。他认为共产党内除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员以外，尚有代表资产阶级的党员；中国资产阶级已在党外被消灭了，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党员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整体。但在政党和阶级的关系方面，人们也可以用反驳毛泽东的话反驳我。人们可以说：毛泽东把阶级看作政党中一个部分固然是错误的，你把整个政党看作整个阶级，同样是错误的。 不错，就历史事实说，就马克思主义教导说，政党和阶级是不同的，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后者不是前者的一个部分，后者和前者的外延并非相等的。可是，事物发展了，过去总结得来的理论或教导也不能适用了。一方面，社会中的剥削和统治的阶级在全社会的比率愈来愈小了，不仅其中核心的人数愈来愈少，而且整个阶级的人数也愈来愈少；他方面，所谓政党也改变了意义，它不仅从事政治的统治，而且从事经济的剥削，政治和经济愈来愈不能划清界限。试想过去的历史何曾出现一个包含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政党”。而过去的历史中占剥削和统治地位的阶级，有了几百万人和几千万人也不算少了。例如，中国十亿人口，其中组成共产党即组成干部阶级的有将近四千万人，已占人口总数4％，即占二十五分之一，其比率能说太小么？ 何况干部阶级不同于过去一切的剥削和统治阶级。干部阶级是集体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因之也需集体管理和集体统治，因之要求一个严密的阶级组织，把这个阶级尽可能纳入于一个严密的组织之中。 第二种反驳的意见。是说：一个阶级是源远流长的，不是短时间能够出现的。你所说的干部阶级，其中大多数是革命当中尤其革命以后才产生的，少数则产生于革命酝酿时期。难道在一代人的短暂时期内就足够产生一个阶级么？ 不错，阶级是源远流长的，一般说不是短时间能够产生出来。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奴隶主阶级，从开始出现到占据社会上的支配地位，至少要经历几百年时间；相应的被剥削阶级又是伴随剥削阶级而产生和发展的。但历史发展，各阶级有不同的规律。同一现象，其发展速度各阶段不一定相同。阶级的发生一般说来需要长久的时间，但不能由此断言，绝不会有短时间内发生一个新阶级的事情。马克思在《法国阶级斗争》中说：一八四八年的法国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被法国的“农民阶级”所推翻的，而法国那个“农民阶级”则是“一七八九年新形成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以前法国只有农奴而没有“农民阶级”，一七八九年资产阶级大革命废除了封建地主特权以后才形成了那个“农民阶级”。这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阶级，马克思说：拿破仑充分表现了那个“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又说：波那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试想，两次法兰西帝国所代表的那个“农民阶级”是“一七八九年新形成的”！ 但我并不援引马克思这里的话来说明俄国十月革命堕落后“新形成”了干部阶级。恰好相反，我要进一步在下一节中说明干部阶级并不是“在一代人的短暂时期内产生的？干部阶级是否“流长”，暂可不论，它也是“源远”的。 第三种反驳的意见，是说：你所说的“干部阶级”，其实不是一个“阶级”，只是一个“阶层”，无产阶级内部的“官僚阶层”；生产资料是公有的，私人不能占有生产资料，因之不能出现一个剥削阶级。 这种反驳的意见，当十月革命开始堕落的时候，即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范围内，是说得通的，三十年代上半期也还勉强说得通；但三十年代下半期以至现在则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了。在二十年代，干部主义和官僚主义很难区分，干部主义的表现都可以用官僚主义去说明，因之不能贸然作出出现了一个“干部阶级”的结论。三十年代上半期以后，就不能这样说了。明显可见，在苏联，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堕落为“官僚阶层”了，而是出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它统治着无产阶级——干部阶级。 以往的剥削阶级，不错，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资料属于个人私有，或小集体私有，甚至大集体私有。例如，私人占有奴隶之外，还有国家公有的奴隶；私人占有土地之外，还有族姓占有的土地，教会占有的土地。但以往的剥削阶级无疑是以实行个人私有制为主的。可是，社会发展超过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个人私有制已不合生产力要求了，小集体私有制，以及大集体私有制，便渐渐占据了上风，以至于实行整个阶级的私有制。 《资本论》，总之，不是分析单个资本家的私有制，而是分析整个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平均利润”就是表明资本主义的剥削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资本主义下，个人私有制的形式掩盖着阶级私有制的本质。 什么叫做阶级：马克思本来要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写出“阶级”定义的，他来不及写。恩格斯也未替他写。但列宁写出了“阶级”的定义。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说：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这里，列宁给“阶级”下定义时，也是注重整个阶级，而不注重个人，他只拿“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的作用”，“领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四个条件来判明阶级。按照这四个条件来说，干部确是一个“阶级”。干部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支配社会劳动组织，领得巨额的社会财富，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占据统治的地位。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总之干部以外的人群，则事实上没有生产资料，不能管理生产，以工资（及劳保）形式领得一份只够其维持其生存和传种的社会财富，在社会生产体系中是处于被统治地位的。 第四种反驳的意见，是说：现在统治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那个阶级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就是现在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个阶级。其间自然有差异，但差异甚微。统治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互间何尝没有差异呢？你所说的“干部阶级”可能有更多的特点，因为你所说的“干部主义社会”是从“社会主义社会”或过渡时期社会倒退回资本主义时期去的。这个倒退过程尚在进行中。今天的“公有制”已经名存实亡了，或即将名存实亡。倒退过程进行下去，总有一天恢复个人私有制。因此，你所说的“干部主义社会”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 如果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已经恢复了个人私有制，恢复得同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那么这个反驳意见是能成立的，是有力量的。但即使如此，这种在倒退过程中的社会仍旧值得分析，仍旧应当给它一个不同的名称。何况事实上今天尚没有一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正式恢复了个人私有制，而且理论上也不会正式恢复个人私有制。恰恰相反。历史的发展是倾向于从个人私有制过渡到集体私有制，以至阶级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正在进行这个过程。但这点，须待下二节论述了干部主义的起源之后才能说得清楚。 以上暂举四种反驳的意见，对于我提出的“干部主义论”的。至于坚持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达的或不发达的）的意见，则上面第一章已经详尽驳斥了。 此外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现时统治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但并不同意采用“干部主义社会”和“干部阶级”名称，而采用其他几种名称，那就不值得争辩，因为争辩的只是名称的问题。即使名称以外还有实质问题，那也是枝节的，不值得辩论的。 干部主义的起源（上） 干部主义正式产生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推翻了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权，以此为起点去发动西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当时，不仅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看的，其他的革命领导人以及受布尔塞维克影响的革命群众也都是这样看的。革命的领导人和群众都把十月开始的革命看作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接下去就要爆发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当时的革命者只有这样一个看法。反过来说，如果西方国家没有起来响应，那么十月开始的俄国革命本身也支持不下去，俄国革命也是要失败的，革命建立的政权和制度也是要灭亡的。 我们以后在适当的地方可以多多征引列宁和托洛茨基当时的言论来证实这个认识。 可是，事实上，历史的发展并不符合于革命领导人的期待。“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狡猾’，这是不言而喻的”。（列宁《左派幼稚病》）十月的俄国革命，引不起世界革命。是客观形势尚未成熟呢，还是主观领导有什么错误？现在，我们不议论这个问题。一九二三年，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失败以后，世界没有了革命局势，俄国革命的成果处于孤立地位，——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如果指导革命的理论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就要眼睁睁地看着十月革命的成果趋于消灭了。革命家是不甘心的。列宁主张“支持”下去，在没有革命的孤立局势下，尽力保存革命的成果，即苏维埃政权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直至于下一次世界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候。 但历史的发展并不符合于列宁的期待。表面上，苏维埃政权保持着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保持者了；可是，骨子里，政权和所有制都在逐步腐蚀，暗中蜕化，结果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和一个新的剥削制度。 这个腐蚀和蜕化过程，在列宁死前就已开始了。列宁自己也看出了这个开始的过程，也引起人们警惕这个过程的危险。列宁当时只把这个过程看作“官僚化”。确实，在当时，列宁死前几年，他所看见的那些腐蚀和蜕化的现象，很难于同“官僚化”相区别。那些受谴责的作风，不正是旧时的官僚作风吗？那些受谴责的人，不正是类似于旧官僚的吗？肺炎开始时，那些症状很难区别于普通的感冒伤风。可是，发展下去，从中就可以区别两种不同病症了。 列宁死了以后，苏联经历了几次大折腾，最后具有普通的判断力的人也就可以看出：原来，当初在苏联形成的并非什么官僚及其作风，而是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和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制度。 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制度，是十月革命所激起的第一个世界革命浪潮衰退之后的产物。以前没有这种产物。但以前，即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却可以找着干部阶级和干部主义制度的“前身”。这就是说，这种阶级和这种制度，虽然是在某种历史条件之下才哇哇坠地，正式产生出来，但其“前身”存在已久了。干部阶级不仅有“前身”，它的“前身”还有其发展史。 这里，要将干部阶级的起源，就要讲它的“前身”的起源。 干部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身”，就是那些负责管理生产的雇员，现代中国话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资方代理人”。这种人不是资本家（她们也可以有自己的资本，做另一个企业的资本家，甚至在他们管理的企业中也占有相当数量的股份，但在本企业中他们是受雇的职员，是支领工资或薪水的），而是雇员。他们有管理生产或经营业务的专门知识，不是一般资本家所具有的。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初期，工厂或商店的经理就是资本家自己。所以那时资本家也能夸口：本企业的生产中，他也有一份功劳，他不仅付出了资本，而且付出了劳动。管理也是一种劳动。资本主义发展了，个体资本家经营的范围扩大了，一个人精力不够，于是雇几个助手，在他的指挥之下协助他做管理工作。管理大权还是操在资本家的手里。这些协助管理的人员，也是雇主，但已经是特殊的雇员，从雇员中分化出来了。他们在资本家和工人（即其他的雇员）斗争中总是站在资本家方向的（但在特殊情形下也可以站在工人方面）。资本家有时也可以把管理的权力完全交付于这一类的雇员，在中国称为“账房”，以后又称为“经理”，但企业经营的方针还是要资本家自己决定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那些负责管理职务的雇员，那些经理先生，在生产上虽然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本身是支领工资或薪水的职员，但履行的是资本家的职务，——不过在生产上的作用并不十分重要。他们有几分类似于奴隶社会下的替主人管奴隶的奴隶头子，或者有几分类似于封建地主社会下替地主收租的账房先生。 可是，资本主义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以后，这些资方代理人，这些经理，总之这些代替资本家管理生产的人，在生产上的作用就特别重要起来了。资本主义集中和整合的结果，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了，管理职能空前复杂了，管理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管理人员必须专门学习和训练，并非资本家，本企业的大老板及其家属所能胜任。此外，在垄断资本主义下股份公司所有制形式又代替了个体资本家所有制形式，在形式上就要求区别“所有权”和“管理权”。于是管理人员的地位更加重要起来。 在垄断资本主义初期。列宁就注意到这个现象。《帝国主义论》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舒尔采—格弗尼茨著作中如下的话：“在三十年前，不属于‘工人’体力劳动范围以内的经济工作，都是由自由竞争的企业家来做的；现在，这种经济上的脑力工作十分之九都是由职员们来担任了。”列宁很重视这个现象，他认为这是表明资本主义已经成熟，要向社会主义过渡了。 恩格斯的预见 这种趋势，恩格斯生前已经看出来，而且给予理论的说明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十年以后，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论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已经说到了这种趋势。他后来摘录此书为《从空想到科学》的通俗小册子时，对于有关的段落曾加修订和补充。今摘引《从空想到科学》的有关段落如下：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观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象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的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恩格斯后面又添加了一段：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成为多余的阶级，他的全部社会职能观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这里，恩格斯预见到将有一天“雇佣的职员”会代替资本家管理全部的生产，而使资本家本身成为多余的人。但这样的社会制度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仍旧是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接下去说：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类是十分明显的。而现在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起来的组织。 那么什么时候生产力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属性而具备社会主义的属性呢？恩格斯接着说： 生产力归国家所有，资本主义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干部阶级的起源（下） 恩格斯和列宁注意到的这个趋势，经过几十年至一百年以后，到了今天，尚未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尚未全部为“国家”所占有，但这几十年的客观事实毕竟证明了资本家阶级的全部社会职能是不能不拱手交给“雇佣的职员”去执行的。 这一类的客观事实是不胜枚举的。今天我只需征引资产阶级报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议论和叙述，就可证明。 一九八一年一月出版的《世界经济译编》第一期，译载了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管理研究院教授钱特勤的著作《看得见的手》一书中的有关段落。此书的著者大意说：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互相分离”，居于统治地位的既不是银行家，也不是资本家家属，而是支领薪水的管理人员。著者又说：企业是由许多不同的营业单位所组成的，企业的所有者是广泛分散的，股东在企业中并没有权势，也没有管理企业的知识，经验，或者参与高层管理的义务。管理企业，决定长期政策和管理短期经营活动的，乃是支领薪水的管理人员。这些人不但统治着高层管理，而且统治着中层管理和低层管理。这种由管理人员控制的企业，可以称为“管理者企业”；这种制度可以称为“管理者资本主义”。 按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资本主义企业受管理者所控制，——确实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这种制度确实仍是资本主义制度；至于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是否可以称为“管理者资本主义”，则仍待商榷。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二日出版的《世界经济导报》第十五期也译载了一篇文章，它举出具体的事例来说明这个形势。文章作者名夏吉春子，她举福特汽车公司为例。文章说：亨利·福特从一八九九年起便组织一个汽车公司，可是二次都失败了。后来他聘请一个汽车专家名詹姆斯·库兹恩斯为经理，终于把汽车公司办起来，而且发了大财。“老板只拿红利，不管企业业务，财产所有权和经济管理权分离了，形成了所谓经理制度的领导制度”。老福特志得意满，但不甘心只拿红利，他要抓管理大权，他于一九一五年辞退了库兹恩斯，自己来管理企业。结果，失败了。通用汽车公司跑到福特汽车公司前头去。一九二九年的市场销售率，福特汽车占31.3％，一九四〇年只占18.9％，一九四五年濒临破产。老福特不得不让位于他的孙子亨利第二。可见，所有权和管理权必须分离的经济规律是不能抗拒的。亨利第二是受过完全的高等教育的，但他认识了这条经济规律。他自己不当经理，而另聘专家为经理。此时企业的管理又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由“硬专家”管理发展为“软专家”管理。所谓“硬专家”是指精通本行业务，又精通管理本事的专家，但这种专家现在已经不够了。所谓“软专家”首先是指善于为本企业采取重大决策的人，至于本行业务和日常管理则可以交给属下的那些业务机构去做。企业的重大决策远远超过了本行业务和日常管理。亨利第二聘请了欧内斯特·布里奇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这位“软专家”首先进行了公司的制度改革，当年就扭转了亏损局面，终于使福特公司成为美国第二家最大的汽车公司。亨利第二得意之下又犯了他祖父的错误，辞退了布里奇而自任总经理。结果他也失败了，公司每况愈下，不得不另请高明，聘任卡勒钱威尔为总经理。但此时企业的管理又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了：以管理的集体代替了个人，以“智囊团”，“顾问团”，“管理委员会”等代替了经理。 如此，我们可以知道恩格斯和列宁几十年前至一百年前看见的萌芽，今天长成为大树了。资本主义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最后会剥夺那些占有财产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而由“雇佣的职员”来行使这些职能的。资本家自己变成了简单的“食利者”，靠“剪息票”过生活，总之变成了“多余的阶级”。 这就是说，资本主义按照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来干扰，最后会把一切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交付于那些“硬专家”，“软专家”，“智囊”，“顾问”，“管理者”，总之资产阶级的“干部”，去行使的。他们是“雇佣的职员”，最后是从“国家”支领薪水或工资的。 这一切詹姆斯·库兹恩斯，欧内斯特·布里奇，卡勒钱威尔之流，就是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阶级的前身。要研究干部阶级的起源，必须从它这个前身说起。 上面，我说：“如果没有别的因素来干扰”，那么资本主义自己发展下去，是能达到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结果的：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称国家资本主义，那时一切企业都收归国家所有，即国有化了，资本家得到了补偿，他们不过问任何管理的事务，只靠“剪息票”为生，成为“食利者”，成为“多余的阶级”，一切经济上的以及政治上的管理事务都是由“雇佣的职员”去做的，这些职员从“国家”支领薪水，即“国家”雇用，因之对“国家”负责。今天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尚未达到这个结果，是否有一天能够达到这个结果也是有疑问的，因为总有“别的因素”来“干扰”资本主义自己的发展过程。客观发展的经济规律是包含其他因素的“干扰”在内的。一部《资本论》既分析了资本主义自己发展的经济规律，也分析了对于这些规律的“干扰”。首先是无产阶级的斗争，罢工，武装暴动，以至革命。《资本论》分析了英国的“劳动立法”，分析了资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剥削（集体的和个别的）所施行的干扰和限制，而这些劳动立法就是英国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结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错，必须到资本主义已经完成其进步的历史使命之后才能成功，但并非须待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一切逻辑结论之后才有成功的希望。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决不会等待到最后一个资本家也变成剪息票的食利者才能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的。 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事实上则很少能够实现。 我们不能在理论上设想下去。假定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顾已经成熟的客观条件而继续推迟下去，那么总有一天会出现这种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固有的“集中化”和“聚合化”的发展规律会把一切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集中在和聚合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的共同体）的中央政府手中。此时，所有权是“国家”的，管理权则属于那些从“国家”支领薪水的职员，而原来的所有者，那些变成“多余”人物的资本家仍旧“食利”，“剪息票”，过着寄生的生活，社会为了供养他们必须付出相当可观的“非生产”的费用。我们试想，那时那个善于精打细算的“管理者阶级”（也可以说受“国家”雇佣的干部阶级）将来取什么措施呢？他们会取消这一笔“非生产”的费用，让那些前资本家沦落为无产阶级（自然有一小部分人，有管理本事的，也全并入管理者阶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说：制度就是“干部主义制度”，统治者就是“干部阶级”了。 这是在假定的条件之下从理论上设想下去的。事实上还没有按此方式实现了“干部主义制度”，产生了“干部阶级”。 现实的干部阶级 今天，世界上业已存在的“干部主义制度”和“干部阶级”则是按另一种方式实现和产生出来的。 一九一七年在俄国暴发的世界革命浪潮，只在俄国一国获得成功，其波及芬兰，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德国等的部分都失败了，于是提出了如何在俄国境内保持革命成果以等待下次革命浪潮到来的问题。但在一个国家之内，那怕在地球上占六分之一领土的俄国内，世界革命退潮之后，一国的革命成果，也是不能长久保持下来的。不是灭亡，便是变质。俄国革命走上了变质的道路。自己管理企业的资本家和食利者剪息票的资本家，被革命群众消灭了（镇压了或驱逐了），旧的管理专家，所谓“资方代理人”，少数被当作资本家而消灭，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反复强调的群众管理，即他说的“统计和监督”，因俄国原来生产落后和文化落后，而未能实行。于是，企业管理的工作只好付托给残存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努力学习这门本事的干部。当时，在“国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形势之下，一面要抵制资本主义的包围，一面又得不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只剩下了一条出路，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干部主义）。当时，列宁以为“国家”是操在无产阶级手中的，那些专家和干部是受“国家”雇佣的，他们会服从“国家”的支配。他在十月革命前不久写的一篇《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的文章中说：“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可是，列宁没有想到，在世界革命退潮的局势下，不是“国家”支配了干部，而是干部支配了“国家”。那些在经济管理上占据支配地位的“干部”，渐渐地也要在“国家”中占据支配的地位了。这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生时就已看出了这个危险。他在《关于党纲的报告》中说：“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这话就是说，苏维埃是干部管理的，不是群众管理的。以后几年，列宁在《第十一次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得更加明显。他说：“过去一年来，国家是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来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就象一辆不听使唤的汽车，虽然有人坐在里面驾驶，可是汽车不是开往驾驶者要他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他去的地方。不知这个别人是谁，是秘密的，不合法的，天知道是从那里来的人，还是投机者和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舵盘的那个人所想象的那样行驶”。这话就是说，“国家”已经不能支配他所雇佣的专家和干部了。他这句话中说的那个“别人”，现在我们知道，正是在形成中的苏联干部阶级。列宁死后，苏联共产党内展开的那个激烈的斗争，就是苏联干部阶级的成熟及完成其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及其遭遇的抵抗。 苏联的干部主义制度是现实存在的，是从一次失败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倒退下来的。至于恩格斯所设想的那个“干部主义制度”（国家资本主义）是尚未实现或尚未完全实现的，是从资本主义再向前发展才能达到的。至于这两种“干部主义制度”，则本质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干部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 干部阶级，同历史上所有统治阶级一样，内部也有矛盾，也发生斗争。大体说来，不算同非干部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仅就干部阶级内部来说，也有二个大的倾向，其间存在着矛盾，进行着斗争。 干部社会是从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制度退化下来的；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发生了官僚主义，出现了官僚阶层；如果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运动能够顺利发展，那么以世界几个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这种官僚主义，这种官僚阶层是容易当作官僚主义和官僚阶层来克服的。不幸那次世界革命浪潮被阻挡于俄国国境以外了，革命遂在俄国境内陷于孤立，而趋向停滞，于是那种官僚主义就膨胀为干部主义制度，而那种官僚阶层就蜕化为干部阶级了。 由于有这种退化和蜕化的历史渊源，那些夺得统治地位的干部，那个新形成的阶级，便要掩盖他们的真面目，以便和缓群众的抵抗和革命领导人们的反对。群众及其领导人虽然步步后退，日趋消沉，但尚有残存的力量，不可忽视。干部阶级在布尔塞维克中不难找到少数的代理人，他们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人，自以为掌握着无产阶级的权力，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这些老布尔塞维克领导人也许有人真地自以为他们是领导着无产阶级去建设社会主义呢！干部阶级的这个倾向，继承了十月革命的遗产，排除了私人资本家，把全国的生产资料所有权集中在“国家”手中，把企业整合为大企业，把“国家”变为全国唯一的大企业的“管理委员会”，实行集体的管理。他们宣布说：这就是“社会主义”了。总而言之，他们要实现恩格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所预言的那种“国家资本主义”。 在帝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落后于西欧诸国的，而且落后一大截。不管资本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如何不平衡，但在竞争之下首先实现恩格斯那个预告的决不会是帝制俄国。可是，革命发生了火车头的作用。革命给那些“管理者”，那些“资方代理人”肃清了道路，把那些企业所有者及他们的家属肃清了，把中小企业整合起来，用一个大企业“管理委员会”（“国家”）来管理全国的经济，等等。这一切，如果不经过革命，而在和平发展中去谋求实现，那不知道要经历多少时间！那决不是二三十年可以达到的。 但革命能缩短俄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却不能完全弥补俄国资本主义的先天不足。革命造成的条件足够让俄国那些“管理者”，“资方代理人”，搭起了一个干部主义制度的架子，却不足够让他们充实这个架子下面的各个部分。大楼的外壳构造好了，房间内部还未能完全修饰，配备，住着还不舒服，甚至会危害大楼的外壳，那个架子，需要“补课”，即需要“退够”，需要放弃十月革命的某些成果。总之，要按照干部主义社会的现实来治理干部主义社会，不要继续蒙着那张“社会主义”的老虎皮。或者外表上仍旧披着那张老虎皮，但事实上不受老虎皮的约束。 于是出现另一种倾向，即要解除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过去所受的束缚。原来，干部阶级已经当权，干部主义制度已经确立之后，干部阶级中总有一部分人头脑比较清楚，分析形势比较符合实际，看出了十月革命时俄国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仅不足够运用革命搭起来那个架子去建立社会主义，而且运用来建立干部主义，也嫌架子稍大些，而生产力水平稍低些了。为了整个干部阶级的利益，必须倒退一段距离，即一面多发挥些资本主义传统规律的作用，一面少强调些所谓“社会主义”的因素，即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经济发展的计划性。 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公式说明干部主义中这两种倾向的差别：第一种倾向主张经济发展以计划调节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其极端的倾向甚至完全不提市场调节，固然尚未宣布价值法则（即市场调节的法则）已经不发生效力了；第二种倾向则相反，它主张以市场调节为主，以计划调节为辅，其极端的倾向甚至完全不提计划调节，固然尚未完全否定计划调节的作用。这第二种倾向，有时为了掩饰，也会说应当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但事实上它还是主张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双方都不敢走极端，即一方不敢完全否定市场调节，另一方也不敢完全否定计划调节。因为在干部主义社会，以及一般地在资本主义的垄断时期，计划原则和价值法则是同时存在的，都无法否定。 这里，应当首先纠正一种流行很广的误解，即误以为公有制和计划性都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固然不错，社会主义是实行公有制的，而其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但不能反过来说：凡实行公有制的，反经济发展采用计划调节的，——都是“社会主义”。 国有化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国家把各种企业收归国有，把过去私人经营的事业，从私人手中拿过来，由国家去经营。一些事业规模太大，个人办不了，连资本主义的联合机构，托拉斯，康采因之类，也办不了，必须用国家力量来办，但若这个国家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那也只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仍旧不是社会主义。这也是恩格斯和列宁说过了的。列宁还说，即使那个国家是苏维埃国家，那些国营企业也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虽然它“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从这一级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但它并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连苏维埃国家也消亡了。这虽不是众人皆知的事情，却仍可以引列宁的话来证明的。（注）[1] 至于计划性，则以下要引的话，注意的人却不多。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评》中说：“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到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这里，恩格斯明白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一向被视为资本主义特点之一的无政府状态（“无计划性”）已经让位于计划性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发挥恩格斯这个思想，把它说得更明确些：“完备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预先考虑到了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但现在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之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之下。”综合恩格斯和列宁两人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计划性并非社会主义所专有的，垄断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性，固然是“不完备的”。所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也好，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也好，都不是社会主义。如果加上国有制（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那也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或干部主义。 两种倾向虽然同属干部主义，但其间的矛盾和斗争仍旧可以达到你死我活的激烈程度。如果再有其他阶级参加斗争，那就更加激烈了。试作一个有限度的历史类比。十九世纪上半期阶级斗争典型的法国，便类似于我们现在这个时期。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失败了，拿破仑第一的帝国垮台了，法国资产阶级统治了国家，但资产阶级分为两大派，一派要以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为主体进行统治，处处挂出封建贵族的招牌，但不知不觉妨碍了法国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另一派则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主体，剥去一部分封建贵族的表皮，更多遵循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中间也穿插了封建地主残余势力和下面手工业者群众势力。结果，金融资产阶级胜利了。这就是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十八年以后，法国工业资产阶级长大起来，所谓七月王朝的制度又不适应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于是发生一八四八年革命。此时新兴的无产阶级也参加了战斗，结果演成了有声有色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热闹的戏剧。对比之下，我们看得出干部主义的第一个倾向，即干部阶级的史大林派，虽然奠定了干部主义的基础，却是不适应于干部主义发展的；第二种倾向，即干部主义的赫鲁晓夫派，则要走更适应于干部主义发展的道路，不怕宣扬市场调节的作用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必要时也不惜放弃从十月革命继承下来的那个架子的或多或少的部分，以迁就于市场调节的原则。干部主义的这个倾向，干部阶级的这二派力量，正在各方面进行较量，谁胜谁负，我们还不能预断。 专政与民主 干部主义的两种倾向的差别，在经济方面，我们上面已经提出一个公式来说明了；这里，我们则要在政治方面用另一个公式来说明。第一种倾向在政治上强调“专政”（其实汉语此处应译为“独裁”），否定“民主”，把作为民主形式的选举制度变成有名无实的，而且给一切要求民主的人加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帽子，好象凡“民主”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史大林把独裁发展到极点，把干部阶级的独裁变成共产党的独裁，再变为个人的独裁。为此独裁制度，苏联人民付出了几百万人的牺牲作为代价，最后，危及干部主义和干部阶级的生存。第二种倾向，于是强调“民主”以挽救危机，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标榜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好象“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好的，是反动的，而“社会主义民主”是好的，是革命的。 其实，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前，甚至当史大林在世时，就已有人提出民主要求，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了。有些形式主义者甚至把问题追溯到十月革命初年列宁和考茨基的论战去。 专政和民主问题是如此复杂和混乱，不能不特别抽出来作专题讨论。 首先，我们应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明“民主”究竟是什么。“民主”并非什么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并非如某些人说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实行了民主，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要实行民主，仿佛人类社会自始至终都应当实行民主。不是的，民主也是国家的一种形式。没有国家时候也就没有民主，将来国家消灭了，民主也要跟着消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了恩格斯晚年为自己的一本论文集作序时说的一句话：他的党“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列宁抓着这句话发挥了如下的议论：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把着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那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担心，我们是不是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统地使用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必要对人民使用暴力，没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讨论民主问题时，我们必须首先记得马克思主义这个教导，必须明白：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要实行的，但民主没有了，因为国家也没有了。民主的本质还是暴力，还是一部分居民强迫另一部分居民服从，不管是少数强迫多数也好，是多数强迫少数也好。 其次，我们由此又必须明白，民主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只在于它成为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的一种斗争手段。革命的资产阶级以民主为手段去反抗封建地主的统治，到了资产阶级自己占得统治地位以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又使用这个斗争手段来反对资产阶级。但阶级斗争激烈时候是不会受某一种手段所限制的。在斗争过程中所形成的种种民主制度，革命群众所争得种种自由权利，随时都会被破坏和废除。历史上不乏前例。那些“民主迷”应当警惕。 最后，我们还要知道，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统治阶级已经稳定以后，统治阶级也会实行某种民主的，除了纯粹形式的民主以外，也可以实行某种实质性的民主，例如，实行某种议会制度，承认某些公民权利，等等。这样做，除了缓和被压迫群众的反抗以外，还含有调解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的作用。 总之，根据历史的事实看来，民主的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只在于它作为被压迫阶级手里的一种武器，用来反对和推翻压迫阶级。到了斗争激烈，压迫阶级处境不利或已被推翻之后，如果把民主作为一种抽象原则提出来，那就是有利于压迫阶级，就是站在反动的一边而反对革命了。 考茨基和列宁一九一八年关于“民主”问题的辩论，正是属于这种性质。十月革命已经用群众的暴力推翻俄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了，考茨基恰于此时站出来，要求民主，即要求被压迫的群众停止对那些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施行暴力，让这些压迫者能够继续活动，能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够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总之能够凭藉他们的残余力量和社会影响恢复他们的统治。考茨基就是站在反动立场利用民主来反对革命的。列宁在《叛徒考茨基》书中第二章反驳考茨基的话，至今仍可教训那些“民主迷”。 现在的“民主迷”，无论外国的或中国的，提到十月革命初年关于“民主”问题的斗争，往往不提当时考茨基的言论，而单独提出克龙斯塔特的流血事件。克龙斯塔特的水兵自然不同考茨基唱一样的调子，但暴动矛头是针对布尔塞维克党的，暴动者喊出“不要布尔塞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如果暴动蔓延下去，结果必然是孟雪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夺得政权，接着把政权移交给已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这里是不能实行民主的。 列宁在上引书中问道：“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 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后，全世界兴起的民主要求，我们也不可理解为“纯粹的民主”，同考茨基一样；我们也要问一句：“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那首先是一切受干部阶级压迫的群众向干部阶级要求民主，其次是干部阶级中一部分人向另一部分以史大林为首的人要求民主，最后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向垄断资产阶级要求民主（包含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要求挣脱苏联共产党的束缚在内）。群众的民主要求是应当支持的；干部阶级两部分人的斗争，其中一部分人以民主为号召，也是应当支持的，应当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但切勿忘记这部分“民主的”干部阶级得势之后，随时都会翻脸以暴力压迫群众；我们在支持一切民主要求时必须把民主看作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切勿看作一种抽象的原则，切勿侈谈什么“纯粹的民主”。 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斗争中应当重视的，是“群众运动”，而不是“民主”。群众运动起来，便向压迫的统治的阶级要求民主，进而夺取民主，最后在群众本身实施民主。所以列宁在上引书中说：“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几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几万倍。”在一九一八年，列宁确实是可以这样说的。 有群众运动，有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就可以夺得和实施民主。群众运动，群众当家作主，持续下去，民主就可以得到保证。近代史上两次“大革命”，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俄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从自己中间推出的领导力量，进行组织和部署，运动获得进展和胜利，每提高一个阶段，以前推出的领导力量如果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那就要被群众自己所抛弃，群众再从内部推出新的领导力量，如此等等。法国大革命如此，俄国大革命何尝不是如此！不是布尔塞维克党先建立武装和夺得政权，然后把群众发动起来的。恰好相反，群众自己发动起来，自己夺得政权，然后把政权交给现存的政党去行使的：起初交给立宪民主党，后来交给孟雪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最后交给布尔塞维克党。如此，群众自己就天然享有充分的民主了。 反过来说，群众运动一衰落，群众一感到疲倦，对于政治斗争渐渐失去兴趣，最后退出舞台，那时民主就得不到保障了。或者争得了的民主完全丧失，或者丧失了一大部分。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并非由于热月党推翻了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政权，然后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而是由于革命战争获得胜利，群众紧张的情绪松懈下来，热月党利用这个形势去推翻那个得不到群众坚强拥护的罗伯斯庇尔政权。俄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不是由于史大林的热月党无形篡夺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列宁托洛茨基政权，然后把群众运动镇压下去，而是由于群众运动起初冲不破资本主义包围而从巴黎公社式国家制度倒退了几步，随后获得了内战胜利而松懈了紧张的情绪，史大林的热月党正是利用群众的松懈和疲倦而获得胜利的。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群众当家作主，群众直接解决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的问题，而不假手于王公贵族和英雄伟人去解决。那些英雄，伟人，政党领袖，以至于王公贵族，他们参加革命甚至领导革命，他们不过是执行革命群众的要求罢了。此时就根本不存在革命群众的民主权利问题。难道革命群众会去要求那些领导人“恩赐”民主给群众吗？群众自己夺得民主，那些领导人的权力还是群众所托付的。等到那些“革命领导人”完全掌握了权力，忘记这权力是革命群众托付他们代为行使的，那就发生了所谓“民主要求”的问题。不管是群众方面要求那些掌权者赐予民主，不管是那些掌权者答应要给予群众民主，那都是表示革命局势已经消失了，只剩下群众为一方、掌权者为另一方的“讨价还价”的局势。一般说来，在这种局势之下，本质上只能提出如何复活革命局势的问题，而不是如何争取民主的问题。提出民主要求，只是复活革命局势的一种手段。 所以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统治明目张胆践踏群众的民主，赫鲁晓夫式的干部主义统治以民主为号召，——二者都是代表干部阶级利益的，都反对不受干部控制的群众起来，即反对革命复活。践踏群众民主的干部主义统治自不必说，以民主为号召的干部主义统治也只能赐给很有限的民主，过此限度便要实行镇压了，照样可以明目张胆地践踏群众的民主。 两种方式的干部主义统治，固然都是干部主义的统治，但其间，毕竟是有差别的，站在群众的立场来说，我们不能漠视这个差别。赫鲁晓夫式的统治至少还能赐给“有限的民主”，还能谴责史大林的恐怖，还能容忍“不同政见者”的存在，等等，而这一切“有限的民主”是不能视为无足轻重的。恩格斯在《爱尔福特纲领批评》中拿“民主共和国”政制同当时德国实行的那种“反动的”君主立宪政制相比较而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下才能取得统治”。列宁抓着恩格斯这句话作了如下的说明。列宁说：“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有可能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领导这些群众的条件下得到实现”。我们也可以说，在史大林式的统治下，革命的复活，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但在赫鲁晓夫式的统治下，虽然仍是干部主义统治，仍有可能镇压群众运动，但是革命群众毕竟能够利用那个“有限的民主”进行斗争，使之扩大，深入，以至于爆发为革命。革命群众面对着干部主义两种统治方式的矛盾，两派干部阶级的斗争，绝不应袖手旁观，应当利用这个矛盾，参加这个斗争，使赫鲁晓夫式的统治到处战胜史大林式的统治，以便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使得日益扩大的民主运动终于能够发展为革命。 这两种干部主义，这两派干部阶级，本质上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二者之间本质上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体现了草创期的尚未站稳脚跟的干部主义，它处处要借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表皮来掩盖自己的干部主义，干部阶级的本相，生怕露出了本相，为采取什么新的措施总要千方百计去附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此就束缚了自己的发展；后者则是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干部主义，不怕露出自己的本相了，可以放胆采取适合于自己利益的任何措施，因之也可以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制度，也可以给予群众以一定的有限的民主权利。 历史事实已经表明：赫鲁晓夫式的干部主义已经战胜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了。 不断的革命 从上引恩格斯和列宁的议论看来，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把民主看作手段，看作准备革命的条件，看作革命的武器，而不能看作革命的目的。民主是群众争取来的，而不是乞求的结果。 群众运动保持着高涨，也就是保持着革命局势，因之也就是保持着争得的民主；一旦群众运动陷入消沉，不管是自己衰退的，还是遭受镇压的，争来的民主也就完全丧失或大部分丧失了。剩下的未丧失的民主也是随时可以丧失的，也是假民主。所以要持续保持争来的民主，便须持续保持高涨的群众运动，持续保持革命局势，让革命“不断地”发展下去。 “不断革命”最初的意义就是让革命“不断地”下去。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说：“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但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就必须使革命深入。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只要能实现自己的要求，便要“赶快结束革命”，德国无产阶级则要把革命进行下去，“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在实现了资产阶级的要求之后便结束了的，让资产阶级统治和资本主义发展一个时期之后才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愿意十九世纪德国革命重演法国的历史，而根据当时的世界历史形势认为可能在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要求之后，立即地及不间断地开始无产阶级的革命。关于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关于不断革命论，我们不能详细发挥，这里不过引来说明群众运动如何需要保持高涨而已。 历史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由高涨而衰退直至消失于政治舞台的呢？我们不必去研究遭受残酷镇压的情形，只要研究获得胜利以后的情形。胜利以后，群众往往暴露疲倦而精神松懈，甚至不待别人镇压而自己退出历史舞台。这是过去历史的正常情况。群众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如何保卫革命果实，如何治理国家，那是那些专家，那些有渊博知识，有高超本事的人的职务。群众把治理国家一向看作高深的学问，加以资本主义晚期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愈来愈密切，而经济的管理又愈来愈复杂，于是群众只好望洋兴叹。难道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群众运动注定要退出政治舞台吗？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中惟有列宁重视了并研究了这个问题。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打破了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的神秘感。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的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人民的多数可以不要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特殊机构（特权官吏，常备军官），自己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去‘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当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看哪，列宁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对此经验的分析，一下就打破了一般人对于治理国家（即所谓“政治”）的神秘感！原来治理国家并不需要什么“长官职能”，什么“渊博知识”，“高深学问”，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只要能够识字和计算的人，都可以胜任，这些人也只要支领“工人的工资”。 政治如此，经济亦然。列宁由政治管理说到经济管理。他在同书中说：“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 在同书论国家消亡的一章中，列宁更进一步谈论这个问题。 列宁说；“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产品”。“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统计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由上引列宁那些议论看来，列宁十分重视工人，全体人民，亲自参加统计和监督的制度，认为这是把社会主义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 写了《国家与革命》之后，十月革命之前，列宁又在《布尔塞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一篇长文中论及统计和监督。他说：“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困难就是在全民范围内实行最精密的最负责的统计和监督，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又说：“在现代国家中，除了常备军，警察，官吏这个主要是‘压迫性’的机关以外，还有一个同银行和辛迪加有非常紧密联系的机关，它执行着大量统计，登记的工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个机关决不可以，也用不着，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应当使它变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关。而依靠大资本主义所取得的成就（一般说来，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这种成就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又说：“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这是全国性的簿记机关，全国性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统计机关，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骨干”。又说：“这个国家机关，我们下一道命令一下子就能把它‘夺取过来’，把它‘开动起来’，因为这里的簿记，监督，登记，统计和计算等实际工作，都是由职员来进行的，而他们本身大多数是处于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地位”。 十月革命成功，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列宁又回到统计和监督的问题。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那些在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相当的时间，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经历的苏维埃的经验，才能认识并且感受到：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统计和监督，那么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 看哪，十月革命之后，当政不到半年，列宁就一面把统计和监督的重要性提高到足以决定革命成败的程度，一面又暗示统计和监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列宁说：“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就是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上建立最严格的全民统计和监督。但是我们还没有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的那些企业和经济部门中实行统计和监督，如果不做到这一点，便绝对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同样重大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又说：“到目前为止，居首要地位的是采取措施直接剥夺剥夺者；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统计和监督”。他又说：“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我们现在只有竭尽全力进行组织统计和监督的工作，我们才能解决这个任务，才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才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由以上这些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当时如何重视这个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如何把这个统计和监督的工作看作与“剥夺剥夺者”的工作一般地重要。 可是，列宁如此重视的统计和监督的工作，俄国革命中整个“反资本的战役”，终于失败了。 就在同一篇《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长文章中，列宁提出了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的问题；如列宁自己说的，这就是“离开了巴黎公社的原则”的问题，这就是从革命后退了一步的问题。为什么要付给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而离开巴黎公社原则呢？列宁首先归咎于当时没有组织好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当时“疏忽了”这个工作。列宁说；“如果我们无产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就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解决了统计，监督和组织的任务（当时由于战争和俄国落后，这是无法实现的），那么我们在打破怠工之后就能够用普遍的统计和监督的方法使资产阶级专家完全服从我们。由于一般的组织统计和监督的工作相当‘晚’，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还没有造成那种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 列宁当时仅仅把没有做好统计和监督的工作，归咎于“疏忽”，归咎于开始太“晚”，所以他当时还认为这个“疏忽”可以“弥补”，这个开始过“晚”的工作可以赶上，所以他估计“一年以后”可以摆脱这项“贡款”。事实证明当时的形势比他估计的要复杂得多，不仅“一年以后”，而且至今六十年以后，苏联的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都未能摆脱这项“贡款”，即都未能组织好群众的“统计和监督”。 这里，我不讨论这个失败的前因（显然不是仅仅由于“疏忽”，由于开始太“晚”，由于群众的文化落后，而有更深刻的原因），我只要讨论这个失败的后果。在生产和分配上既然不能实行劳动群众的“统计和监督”，劳动群众既然退出了经济上的管理，而专家们独占了经济上的管理，那么政治上的管理也就要让给专家们去独占了。起初是资产阶级专家，后来是“无产阶级”专家，即一般人说的“干部”。在没有无产阶级及一般劳动群众的统计和监督之下，所谓“无产阶级专家”，所谓“干部”，就丧失其“无产阶级性”了。少数人是例外。但在此情形之下，少数人是无力的。少数人不是同流合污，便是被多数人所打败。 因此，在大革命成为强弩之末，而群众又不能在生产和分配上实行“统计和监督”以后，形势注定革命已经蜕化了。要求“民主”的口号就是革命蜕化的标志。哪有革命群众向“革命”的所谓领导人要求“民主”之理！不管这些领导人是当初领导革命的，还是后来篡夺了革命果实的。后者不必说了。当初领导革命的人，在群众退出革命之后，不是自己蜕化，便是处于少数地位，而受多数人的压制，排挤和杀戮。 总而言之，民主是靠自己争取来的，而不是靠当权者恩赐的。群众自己夺得了政权，自己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自己在经济上组织统计和监督，在此基础上利用专家的学识去管理政治和经济，此时专家就可以给我们服务，如同他们当初给资产阶级服务一样好了。反之，我们既然不能组织劳动群众的统计和监督的工作，那就难怪那些专家卖弄他们的学识，整个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占为己有，而同帝国主义一样看待劳动群众了。向那些专家，那些干部，要求民主，无异于与虎谋皮，——不是毫无所得，便是只能得到一定限度内的，即不致损害干部阶级根本利益的限度内的所谓“民主”，同在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所能得到一样，这种“民主”，他们随时都可以收回去。 史大林式的干部主义属于前一种情况，赫鲁晓夫式的干部主义属于后一种情形。在策略上看，二者是有区别的，是需要区别对待的；在战略上看，那么二者都只能看作同一种剥削的统治的制度。 这里，也许有人要提出一个问题：前面有一节曾说：资本主义愈发展，生产力愈增加，于是管理生产的职能就愈复杂，愈需要专门的知识，最后演变到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开来；而本节引列宁的话，却说资本主义愈发展，政治和经济的管理职能就变得愈简单，可以简化为每个识字的人都能行使这些职权。这中间有没有矛盾呢？ 没有矛盾。资本主义愈发展，集中和聚合的结果使得生产规模愈扩大，管理生产的职能当然是愈加复杂而需要专门知识的。这是丝毫不用怀疑的。但是首先，在革命“剥夺了剥夺者”以后，管理职能中与竞争有关的那一部分就不存在了，这方面的管理职能也就可以简化了；其次，由劳动群众自己执行的普遍的统计和监督工作又可以减轻管理生产的职能至某种程度；最后，新的所有者，劳动群众，是认真重视自己的所有权的，是时时注意监督管理者的工作的，劳动群众要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文化，使得每个人都能胜任管理工作，如同以前都能胜任统计和监督一样，到了这个时候也就不需要专门的管理人员了。 干部主义的历史地位 干部主义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上，究竟应当占据一个什么地位呢？它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超出了资本主义形态以外去了吗？或者它不过是资本主义形态中的一个新的发展的阶段，超出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 今天我个人很难得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个人看来，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待以后历史的发展。如果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很快崛起，很快分别夺得北美，西欧，日本，澳洲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权，以及苏联，东欧，东亚，古巴，那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分别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如列宁曾经设想的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并由此向社会主义过渡，——那么今天苏联，东欧，东亚，古巴业已建立的干部主义社会，便将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而载入史册的。但如果世界革命继续推迟下去，各国无产阶级继续无所作为，——那么垄断资本主义就要被超过，世界真地要发展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了。——不仅是一般人所理解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是资本主义财产完成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化：财产的所有者成为“食利者”，除了剪息票过寄生的生活之外没有其他的社会职能，而财产的管理者则管理着集中于“国家”手中的全部财产。不管这些管理人那时会不会宣布全部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而把付给“食利者”（所有者）的那部分“非生产性的”支出节约下来（正如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宣布废除付给资本家的“定息”一样），那时的社会也就同今天苏联，东欧，东亚，古巴成立的干部主义社会没有多大区别了。如果说有区别，那么有生产力发展高低的区别。那时这种社会确实越出了“资本主义”的范围，从而证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发展模式须加“修正”，即资本主义阶段之后须添入干部主义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阶段。那时如果还要说“过渡时期”，那就不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是“从干部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了。后一种“过渡”可能更容易些，更缩短些。 我们当然希望走第一个前途，不希望走第二个前途，但我们绝不能抹煞第二个前途。这就是说：我们绝不能害怕“修正”马克思主义。 “修正”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两回事。“修正主义”有一定的内容，各不同时期的“修正主义”也有各不同的内容。至于修正马克思主义，那不过说：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甚至某些原则，如果事实证明确实不符合于客观发展过程，则加以修正使之符合，不仅是许可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结论，原则，不过是从客观发展过程总结出来的，并非出于什么超自然的启示，也不是什么先哲从头脑里发明出来的。只有理论（结论和原则）迁就客观发展过程，而不能强迫客观发展过程去迁就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就是这样对待“修正”问题的。马克思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就是《资本论》所分析的那种资本主义，即我们现在说的“自由资本主义”。恩格斯晚死了十二年，他看到了“股份公司”，“托拉斯”，“国家财产”（邮政，电报，铁路），他由此作出了相应的结论。可是恩格斯至多只说：“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他未曾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未曾设想他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会发展出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最高的阶段”。他死了之后廿年，世界又发展了。不仅“在托拉斯内”，自由竞争转化为垄断，而且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内，垄断都占了上风，自由竞争虽未完全消灭，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此情形下，列宁（而且不仅列宁，也不仅马克思主义者）便自然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便自然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之上添加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垄断阶段（金融资本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列宁如此“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种修正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欢迎的。 列宁给他的著作题名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意思是说：资本主义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就不能再发展了，就非发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可了。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认为他们生活其中的资本主义就非发生革命不可的。还在马克思生前，巴黎公社以后，写《反杜林论》时候，恩格斯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这就是说，不需要发展到帝国主义就可以实行革命。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就认为世界已经成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法国是可以直接爆发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德国则可以由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最后，英国将完成这个革命。 现在，根据以后发展的历史，无论什么人都会说这二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年轻时候害了“革命的急性病”，没有好好考虑当时的客观形势，特别是违反了马克思后来提出的一条独创性的规律，即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在一八四八年，当这二位革命导师提出（或接受）“社会革命”任务时，他们实在未曾彻底弄清楚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否已经全部发挥了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十九世纪革命形势如此，二十世纪革命形势也是这样么？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害了“革命的急性病”么？总之，如果世界革命继续推迟下去，而资本主义完成了所有权和管理的分化，而与今日的干部主义殊途同归，那也只好承认事实，只好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之后须添加一个干部主义阶段，即只好“修正”马克思主义了。 [1]按在资本主义底下便可废除私有财产这类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说过了。《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末页，“从两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废止了，虽然它是在各种包含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废止的。” 《资本论》第三卷一九七五年版本504页：“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以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会自行扬弃的矛盾。那显然只是作为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在现象上它也作为这样的一个矛盾来表现。它在一定的部门内形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在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堇子们的形式下，再生产出了一种新的寄生虫，并由公司的创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出了一整个体系的欺骗和诈欺。那是一种没有私人财产统制的私人生产。” 《资本论》第三卷大字本第五七〇页：“信用制度所以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模样，不过因为性质上本来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拉紧到最极端的限界；他所以会被拉紧到这个程度，又因为社会资本有一个巨大的部分不是由那些亲手操作因而会小心权衡本人私有资本限界的所有者使用的，而是由那些全然不同的非所有者使用的”。这里，马克思说的“一个巨大的部分”的社会资本就是组成股份公司为垄断组织的资本；他说的“所有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所有者资产阶级”，他说的“非所有者”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管理者资产阶级”。
第一章什么是社会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第一章什么是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定义 ↘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却反对这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定义 ↘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是什么意思？ ↘社会主义无阶级，无国家 ↘社会主义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 ↘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去年偶然看见一篇内部刊物上的文章，其中说，现在世界上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有五十五国，以“社会主义”自命的各种思想流派不计其数，它们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据英国出版的《社会主义辞典》归纳统计，就有三十九种之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还没有一致公认的或大多数人公认的定义。南斯拉夫一九七五年以来召集过四次国际讨论会，朝鲜一九七一年以来召集过八次国际讨论会，苏联以《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的编辑部出面七十年代召集过十几次国际讨论会，等等。我们中国，去年报刊上也曾多次讨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分期问题，这也是属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讨论。今天还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对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对于所谓阿拉伯社会主义者，对于英迪拉·甘地，奈温，等等说来，这是无足怪的。他们不过是赶时髦而已，不过是利用群众的朦胧的社会主义意识，打出“社会主义”旗帜来招摇撞骗而已。对于那些继承老牌机会主义传统的所谓“社会党国际”属下的各党说来，也是无足怪的。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穆士林各国的可兰经而已，貌似尊崇，碰到现实问题就拿出现实的办法。独怪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号召的执政党以及非执政党，也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众说纷纭，或者更坏的，是提出并坚持一些荒谬的“社会主义”的定义。 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而且马克思和列宁早已解决了，——不是在他们的偏僻的著作中解决的，而是在他们人所熟知的著作中解决的。 马克思和列宁对“社会主义”有明确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重要点之一，就是不去设想未来社会的结构，如同傅里叶设想他的法兰德尔那样，或加贝设想他的伊加利那样。马克思只致力于科学的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间及于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些制度，由此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归宿。马克思只在《资本论》及其他的经济学著作中，为了同资本主义相对照，偶然涉及资本主义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某些特点而已。者正是马克思的科学态度。 幸而为了论战，为了反对拉萨尔的学说，马克思遗留给我们一篇长文，不是零置的而是多少有系统的用粗线条画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轮廓。那不是“乌托邦”，不是“伊加利”，不是“法兰德尔”，而是他当时预见到的继资本主义而起的新社会的必然的骨架。这个骨架，这个要点是科学的，正如《资本论》的分析是科学的。历史的实际发展自然比马克思当时所能遇见的更丰富多彩，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有血有肉的，不仅是从《哥达纲领批评》所预见的那样一副骨架，但在根本结构方面不会有什么本质的东西超出了那副骨架以外。从北京人到现在的人，血肉外表有许多差别，但骨架结构不会有什么本质不同的，除了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能够从头骨和牙齿分别出时代以外。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把代替资本主义而起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也是列宁以及后来的人说的“社会主义社会”。 我们今天不来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我们只要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哥达纲领批评》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指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社会主义社会是“集体的，以其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这个特点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就是现在的人常说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现在的人几乎一致地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全民所有制”，而且“集体所有制”都是公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自然，如果是货真价实的公有制，而且成了社会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并能发挥出它的各种不同的后果，——所以“公有制”确实是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唯一标志的。无奈马克思早已防备后人发生那种误解了。他指出这个根本标志之外，还指出它必然产生的各种后果。 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这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生产资料既然是共同占有的，其必然的后果便是消灭了商品生产。商品本来是私有制的产物。在原始社会，公社和公社之间有物物交换，那也是私产制下的交换，因为对于其他公社说来，本公社拿出来交换的东西是本公社集体私有的。公社相互间的交换发展下去就发生了公社内个人间的相互交换，由交换再产生商品。集体私产制发展为个人私产制。现在“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了，或如《哥达纲领批评》另一处说的，“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了，或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说的，“社会各个成员在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了，生产着自己的产品为什么还需交换呢？没有产品交换，也就没有商品，因之也就没有货币。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换一句话说，价值法则失去作用了。为什么？“因为这时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是迂回曲折地，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 第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实行按劳分配。这一点，现在的人说得很多，好象实行按劳分配也就是社会主义。 关于按劳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是这样说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中的一份。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这里，马克思说了什么是按劳分配，同时也说了怎样进行按劳分配。原来，按劳分配并非如一般人说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之意，而着重在生产者“全部领回来”他给予社会的劳动量（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提供的劳动）。换一句话说，它既不负资产阶级以任何剩余价值，也不负社会上什么特殊人群以任何贡献；至于进行按劳分配，则不是通过货币，而是通过“证书”，即“劳动者”，他付出的劳动和领回的劳动是完全等量的，而这种劳动量是不能换标为货币的，因为有货币就有商品生产，就有产品交换，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就不能实行按劳分配了。 第五，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消灭。“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但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并不至于造成阶级分化。“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 在社会主义无阶级的一点上，列宁说的还比马克思更详细些。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专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一节中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高裆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己有了。”人不能剥削人，生产资料不能攫为私有，社会又怎么会有阶级呢？ 列宁在本节末尾还说得更明白些，他说：“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之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第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治国家”消失了。 这里，我不能引马克思的话，只能引列宁的话。这里，在国家消亡问题上，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 列宁先引恩格斯的话，说“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然后引马克思的话，说哥达纲领草案“既没有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有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会消失，马克思却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制度，工人的话是同一年写的，而且同是为批评哥达纲领而写的，似乎互相矛盾。列宁研究之后断言，这中间没有矛盾：恩格斯说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那在社会主义社会是要消灭的；马克思说的则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列宁语），则是非无产阶级专政的“非政治的”国家。 列宁的贡献就在于说明了这二种国家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国家，一般都是政治的国家，都是第一阶段的专政的国家。在《国家与革命》的第一章，列宁便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给国家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这个定义是颠扑不破的。但任何最好的定义，如果是应用于一种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发展中的某些特殊时期都可能不能完全适用，或不能适用。例如，列宁引恩格斯自己的话：“但是，作为例外，也有这样的一些时期：相互斗争的阶级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政权暂时获得某种独立性，似乎成了这二个阶级的中介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君主专制，法国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列宁补充说：“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也是如此。” 但在这些“特殊时期”中，国家仍旧是“政治国家”。我现在要说的是另一种“特殊时期”，即国家“正在消亡的时期”，在此时期中，国家已失去了政治的作用，而变为“非政治国家”了。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四节中作一个脚注说：“当国家的最主要的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统计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称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前面第四章第三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列宁引我们去参看的地方，那里。恩格斯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 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政治国家”这个名称。一般说来，国家总归是“政治的”，何必在“国家”之上添加“政治的”一顶帽子呢？但恩格斯是辩证法大家，是用发展的观点谈国家问题的，此处则是在“正在消亡的时期”谈国家问题的，此时，国家将先失去其“政治性质”，变为“非政治的国家”，然后“完全消亡”。这一论点，恩格斯没有详细发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才详细发挥了。 列宁引了恩格斯上述一段话之后，解释说：“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特别容易引起误会。它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提出了“政治国家”的名称，列宁则合乎逻辑地提出了“非政治国家”的名称。 在阶级社会中，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即为了压迫阶级便于剥削被压迫阶级，于是产生了“国家”作为前者剥削后者的工具。所以“国家”一产生便是“政治国家”。到了阶级消灭，阶级斗争也消灭之后，“国家”不会随之消灭的，它不过失去了“政治”职能而已，它本身还存在，以“非政治国家”而继续存在，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这个“非政治国家”才会消亡。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第五章第二节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说：“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那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权利’。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列宁不仅比恩格斯进一步提出了“非政治国家”的名称，而且比恩格斯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非政治国家”的基本任务。它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那就是：保卫资产阶级权利。 列宁说：“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而且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权利’之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规范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列宁又说：“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权利规范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是，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这里说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就是“非政治国家”。 ※※※ 试把上面所说总结一下： 生产资料公有制自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标志，但那必须是已经巩固下来的不可动摇的公有制，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其特征就是：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没有价值法则起作用，因之又没有阶级，没有国家（即没有“政治国家”）。 反之，如果一个标榜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却有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又有阶级，阶级斗争，又有国家，而且这一切不是趋于消失的，而是日益发展的，那就可以断言这个社会并不是马克思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其所标榜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有名无实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意见纷纭，莫衷一是。但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应当糊涂的，不应当各持己见的。因为马克思和列宁给我们留下了明确的定义，这定义不是写在他们的偏僻著作中，而是写在他们的人所共知的著作中。 以马克思主义自命的人却反对这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定义 奇怪的，是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自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但一说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时便忘记了或有意违反了《哥达纲领批评》和《国家与革命》二书说出的明确的定义。他们一般地认为只要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便是社会主义社会了，不管有无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价值法则作用，不管有无阶级和国家。 这里可以举毛泽东为典型。他提出了“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其一百十九个字，要人民“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许多人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我现在已记不完全了，又没有地方去抄录，只好叙述这条基本路线的最主要的意思。这意思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始终有阶级分化，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既然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始终有无产阶级专政，即有政治的国家了。 社会主义社会，居然有阶级，居然有国家（政治的国家）！为什么？怎样去解释《哥达纲领批评》和《国家与革命》这二本经典著作中明白说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无国家的话？毛泽东本人是不去解释的，他不去理会这二本经典著作对此问题说了什么话，他大概是用“实践”，即用史大林的苏联和他自己的中国的现实制度来证明他这条基本路线的。史大林的苏联和他自己的中国，不是明白摆着有阶级分化，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吗？不是明白摆着强大的镇压机器吗？（不管史大林本人一九三六年颁布以他为名的苏联宪法时，以及后来他在十八大作报告时曾经说明当时苏联已经没有了“对抗的阶级”，苏联国家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而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奠定而不可动摇了）。这都是真的。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确实有阶级分化，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我在监狱内“学习”时，多次表示拥护毛泽东这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正是从这个“现实”出发的。但如此一来，恰好可以证明，这个“现实”（史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它违反了那二本经典著作所说的明确的定义。 这里不能牵涉到什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问题，也不能牵涉到实践是否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一个定义。结论可以根据新的历史发展而加以校正；定义则是不能轻易改变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指出了废除资产阶级私有制之后也就是废除一切私有制，由此建成的社会制度就不会存在阶级和国家了。如果说废除了私有制之后，社会还有阶级和国家，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而仍旧是一种阶级的社会，那个所谓“公有制”就是假的。 马克思说的“过渡时期”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本人没有对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分化，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所谓“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作理论上的解释，但别人代替他引经据典作了解释。首先，是他培养为接班人的林彪作了解释。 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大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时，引列宁在《叛徒考茨基》书中如下的一段话：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的希望，而这种希望就会变为复辟的尝试。 他引这段话是为了说明毛泽东的“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是有列宁的教导为根据的。列宁不是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有“剥削者”，而“剥削者”又必然有“复辟”希望，并可能作“复辟”尝试吗？列宁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也就是毛主席说的“社会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才能到达共产主义。 如此，林彪就避开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专论社会主义那一节所说的“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的话和“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的话，而到列宁另一本并非论社会主义的著作引一段话来说明社会主义有阶级，有复辟危险，这也是一种诡辩的手段。 但若列宁说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这句话果真是表示“社会主义”，那我们还是应当重视他这段引文来研究列宁为什么在二本书中对于同一问题说出相反的话呢？幸而我们不需要这个研究。列宁说的那句话并非表示“社会主义”。列宁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他的意思只是说：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到社会主义。 原来，列宁这里用的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用过的话。马克思在那里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这段话是有名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引了它，并加以发挥。列宁在其他的著作中也常常引了它。 一般人读了这段话，总是象林彪那样理解的，即理解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这个理解完全错误。马克思的意思只是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们需了解马克思用字的习惯。他的文章凡说“社会主义”的，都是指一种学说，不是指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他如果要说未来的社会制度，那就不用“社会主义”，而用“共产主义”。为了有所区别起见，他分“共产主义”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哥达纲领批评》没有一处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的。列宁才在《国家与革命》中作此解释：“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凡简单说“共产主义”时都是合指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而言的；他如果要特指高级阶段，那就说“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了。如此，在上引那一段话中，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克思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意思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 当时的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列宁也是这样理解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以及在其他的著作中，每逢引证马克思这段话，为了尊重马克思用语习惯，也引作“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但有时他也迳直引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列宁在《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文中说： 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坚韧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在这一段话中，列宁两次说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却不说“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 也许有人反驳我说：过渡本来有两种，列宁这里说的是“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马克思说的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但这个反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列宁在这段话中恰好引了马克思的话：“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说的也正是上引的《哥达纲领批评》说的那段有名的话。 林彪并未能达到他引经据典替毛泽东的“基本路线”找理论根据的目的。 林彪葬身沙漠了，但他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向九大所作的政治报告并未随之埋葬。十大承认这个政治报告，说这不是林彪个人的报告，而是中央委员会集体通过的，不过由他拿到台上去宣读罢了。这个报告仍是有效的。那么我这里写出的对于这个报告中的一点所作的批评也仍是有效的。 社会主义无阶级，无国家 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阶级论找根据的，不仅有林彪，而且有恒河沙谷的人。他们曲解的，不仅是马克思论过渡时期的那一句话，而且是好多经典著作的文句。 有人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不过说社会主义“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而已，他并未说社会主义无阶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虽说过社会主义无阶级，但他同时也说社会主义有富裕程度不同的成员，即仍有贫富之分，固之还是存在阶级，或者发展下去还会产生阶级，阶级不是从贫富差别产生出来的么？ 这个理由是容易反驳的。马克思说了“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的话之后，接着就说：“因为每个人就象其他的人一样，只是劳动者”。全社会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还有什么阶级呢？ 列宁说了社会主义下“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这话即使可以解释为还有贫富罢，但那不是说还有阶级分化，因为列宁接着就说：那时生产资料已不能攫为己有，“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至于贫富之分是否可以发展为阶级分化，则我们应当知道阶级当初固然是从贫富之分发展出来的，但现在说的是阶级趋于消灭的时期，这种贫富之分不过是几千年来阶级社会之余烬，是不会再发展为阶级分化的。 何况社会主义无阶级的话，不仅《哥达纲领批评》和《国家与革命》这样说，其他的经典著作也是这样说。这些话太多了，要曲解的人也没有办法去一一曲解。 恩格斯在《国际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中说：“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灭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即是阶级本身消灭。 列宁在《党的领导和党的文学》中说：“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打破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没有阶级的社会。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的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条件的重大是不可比喻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没有阶级，而且不能再产生阶级。 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中说：“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而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仅没有互相对抗的阶级，而且没有“互相交好的”（如史大林说的）阶级。 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说：“这一类（按指完全取消任何国家），只有到没有剥削残余的时候，即只有到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没有剥削残余了，即更加没有阶级了。 社会主义无阶级，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本来是常识，不需要证明的。反之，当时如果有人说社会主义有阶级，那就要被人当作笑话。 所以史大林也同马恩列一样说社会主义无阶级。仅仅从他的《列宁主义问题》就可以抄出好多段话。 史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中说：“十月革命的目的，不是由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不是由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而是消灭人对人的任何剥削，消灭所有一切剥削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至今所有存在过的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的。 史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说：“利用无产阶级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消灭阶级，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即是无阶级的社会。 史大林在苏共十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说：“例如，拿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来说吧，党的第十七次代表会议说过，我们正向着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当然，无阶级的社会是不会按所谓自流的方式到来的。”这就是说，不仅史大林本人说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而且苏共第十七次代表会议也说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 史大林与第一届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多少长久而充满革命搏战和革命战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实行种种必要的经济设施，政治设施，文化设施和组织办法来创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无阶级的社会，无国家的社会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基本原理为立脚点的。”这就是说，史大林肯定马恩列三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无阶级。 史大林在《新环境和建设任务》中说：“马克思和列宁说过，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差别，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也还会存在；这种差别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会消失。”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阶级消灭以后的。 以上所引史大林的话都是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颁布以前说的，到了一九三六年，史大林要宣布苏联宪法了，要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已建立社会主义了，于是改变了论调。史大林的新论调是说社会主义有阶级么？不是！他不敢说这话。苏联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没有互相对抗的阶级的，却有互相友爱的阶级。 史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说：“苏联新宪法草案所依据的是：社会上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社会是由工人和农民这二个互相友爱的阶级组成的；执政的正是这二个劳动阶级；对社会的国家领导权（当政）属于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先进阶级。” 史大林在苏共十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说：“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了，而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爱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 一九三六年以后，苏联依旧有阶级，而且有彼此对抗的阶级，阶级斗争又特别激烈，以致一整代布尔雪维克被新统治阶级代表者史大林屠杀了。史大林自己也明白，他建成的“社会主义”决非没有彼此对抗的阶级，但对外不能够不那样说，否则他不能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他怕人家笑他。 替毛泽东辩护而坚持社会主义有阶级的人，还有一个论据，即把阶级和国家联系起来，以社会主义有国家来反证社会主义有阶级。 他们说，马克思除了说过渡阶段有国家之外，还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国家。他们说，这个“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自然是指“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列宁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国家，“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他们于是作出下面的推论：列宁根据恩格斯对于国家起源的说明而作出结论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引了这段列宁的话以后，他们便作出结论说：既然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那么社会主义有国家存在，这就是表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你如果告诉他们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国家，那是指“非政治国家”而言的，不适用上引列宁的分析；那么他们会回答你：“非政治国家”仍旧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会引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一句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或半国家”。他们说，这个自行消亡的“非政治国家”可是仍旧是“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这又是一种诡辩的手段！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论是用阶级的存在来说明国家的存在的。阶级和国家并非同时产生。上引列宁总结恩格斯的话说得很明白：阶级矛盾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才产生国家。一旦阶级矛盾可以调和了，特别是一旦阶级消灭了，还需要国家干什么？恩格斯在同一段话中说：“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与政治》中说；“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要反驳，就应当正面反驳上引的种种说明社会主义无阶级的话。为什么不作这种正面反驳，而去采用反证呢，采用上引列宁说的“反过来说”的几句话呢？ 列宁的“反过来说”几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矛头正对着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国家观，正对着当时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雪维克，他仍坚持国家的“调和”作用。换一句话说，他仍在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以前，阶级矛盾正处于不可调和的时候，主张“调和”阶级。列宁于是回答他们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可是现在我们说的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以后，而且在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阶级已经消灭了，为什么还可以那样“反过来说”的呢？阶级已经没有了，为什么可以用国家的存在来反证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呢？ 何况列宁说的“无产阶级国家”决不能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列宁那里说的“无产阶级国家或半国家”正是他在前二行说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这就是列宁在同书另一处说的：阶级已经没有了，没有什么可以镇压了，于是无产阶级国家失去了镇压的作用，即失去了政治的职能而变为“非政治的国家”，这种国家不用镇压，只要保卫“资产阶级权利”。这种国家就是“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或可称为“半国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说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列宁解释说：马克思这话“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阶级消失了，镇压的对象没有了，于是国家逐渐消亡其“政治的”职能。 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上写的眉批说：“这只是说，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说：“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简单的管理职能。” 列宁解释恩格斯这段话，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以及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特别容易引起误会，它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列宁在同书中又说：“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统计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 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上引的话，我们无法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将失去其政治的职能而变为“非政治国家”的，这个“非政治国家”当然不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社会主义无国家，是同社会主义无阶级一样明显的。列宁在同书中说：“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常教导我们的。” 上面引的史大林与第一届美国工人代表团谈话中的一句话，其中史大林也说了社会主义无国家的话。 在苏共十八大作报告时，史大林于宣布苏联已经没有彼此对抗的阶级之后，也不能不说出如下的话：“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因此而改变了。在国内实行武力镇压的职能已经消失了，消亡了，因为剥削制度已被消灭，剥削者已不存在，再没有什么人需要镇压了”。恰好在这个时候，史大林的国家机器正在发挥空前的镇压作用。可是他不这样说也不行。他既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又怎么能够说苏联的国家还有镇压作用呢？ 这一节写好之后我才发现一九一八年通过的俄国共产党（布）党纲第九条对此说了很明确的话：“第九条——俄罗斯总的主要任务是……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和建立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既没有阶级之分，又没有国家政权。” 社会主义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评》中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说：在那个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又说：每一个生产者“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又说：“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注）[1] 马克思这三句话，我想已经足够说明社会主义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了。 但是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有阶级论作辩护的人，仍能给马克思这三句话作相反的解释。他们可以说，马克思不过说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而已，并未说社会没有商品生产；马克思不过说按劳分配借助于劳动券来实行而已，并未说社会没有货币交换；马克思也不过说产品不表现为价值而已，并未说价值法则不发生作用。何况马克思明白说，社会主义社会仍旧必须遵守资产阶级权利，而资产阶级权利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社会上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富些。这种贫富的分化发展下去，最后也会形成阶级分化的。即以劳动券而论，它仍是一种货币，积累到相当程度仍旧会被利用来剥削他人的。此外，马克思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旧通行商品等价格交换的原则，即仍通行价值法则。怎么能说价值法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起作用呢？ 这一连串的诡辩是相当容易驳倒的。 马克思说的是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即所有生产者都不交换自己的产品，他并不是说只有一部分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那么社会哪里来的商品呢？须知商品是生产者制造出来的产品，这些产品互相交换才能成为商品。 货币也是一种商品，商品一经消失，货币也就消失了。按劳分配借助劳动券来实行，并非因为有意不用货币，而是因为货币已经消失了。如果说马克思没有明白说社会主义无货币，那么我可以引列宁说的话。列宁在《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说：“货币暂时还要保留下来，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到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意思就是说，过渡时期还有货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货币了。这是同马克思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相符合的。 至于社会主义富裕程度不同，劳动券多余的人可以剥削劳动券缺少的人，以致重新造成阶级分化，那么提醒持这个论点的人去重温马克思的一项原则，即阶级分化的社会是受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力发展到某一种程度，社会便不能不产生阶级，生产力再发展到某一更高的程度，社会阶级便不能存在下去了。在原始社会末期，贫富差别，货币积累，缺失导致了阶级社会，可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阶级继续存在的程度，社会成员富裕程度的不同，劳动券有余不足的差别，怎么能再生产阶级分化呢？ 现在再看看，马克思是不是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仍旧通行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价值法则是否仍能发生作用。 试全文引用《哥达纲领批评》有关的一段话。马克思说了借助劳动券实行按劳分配的话以后，接着说：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方面；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马克思这段话，如果粗心大意看一遍，确实会误解为社会主义仍旧通行商品等价法则，即价值法则仍旧起作用的。那个时候也许会觉得马克思在同一著作中自相矛盾：一面说产品不互相交换，不表现为价值；一面又说还有商品交换，还通行等价交换的法则。可是，如果细心再读一遍这段话，那就可以明白刚才的理解完全错了，马克思说的恰好是相反的意思。 马克思这里说的是消费资料的分配。他说，在这个分配中“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必须注意这句话中的“也”字。这是说明，社会主义下消费和分配遵循的是一个法则，资本主义下商品等价交换遵循的是另一个法则，这二个法则是不同的，但二者都统属于同一个更高的原则。这个更高的原则就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个更高的原则，在资本主义下就表现为商品等价交换的法则，即价值法则。社会主义下的消费品分配并不通行价值法则。在共产主义下，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候，连那个更高的原则（“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也失去作用了。 史大林宣布他统治的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以后，毛泽东宣布他统治的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以后，这二人并不强调商品，货币，价值法则的。史大林宣布苏联的生产资料并非商品，在毛泽东统治下也有人建议废除商品合伙比较好。但这二人并没有说“社会主义”不应当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 这二人死后，继起的统治者恰好都强调价值法则的作用，即强调商品生产和价值交换。苏联有里别尔曼为首的一派经济专家，中国有孙冶方为首的一派经济专家，都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论证“价值法则”（或译“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上的重大作用。他们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硬要把“价值法则”栽进本无此法则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去。为此目的，他们不得不乞灵于诡辩。他们可不是去否定马克思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的理论，而居然是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经济学著作的文句。而作出结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有价值法则作用的。 我不知道里别尔曼怎样说，我没有读过他的文章。我只读过中国经济学家的文章。我不记得是孙冶方还是他的同僚，有几次引用了恩格斯在《经济学批评大纲》中的一段话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一段话。 恩格斯说：“在私有制消灭之后，就无须再谈现在这样的交换了。到那个时候，价值这个概念实际上就会是愈来愈只用于解决生产的问题，而这也是它真正的活动范围。” 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之后，但社会的生产仍旧维持下去的情况下，价值决定仍然会在这个意义上有决定作用：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最后，与此有关的簿记，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变得重要。” 那些经济学家引了这二段话之后，便得意洋洋地说：看哪，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说，“价值”并不随资本主义的消灭而消灭，“价值”在社会主义社会，甚至在共产主义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在资本主义消灭以后的），也是有决定作用的。而且那个时候才是价值概念的真正的活动范围哩。 有一个经济学家甚至说：马克思说的“价值决定”也就是“价值规律”（价值法则）。 经济学家们如此得意，以致忘记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给“价值”下的基本定义。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状态内，劳动产品都是使用品，只有在一个历史规定的发展时期，才把一个有用物品生产上支出的劳动表现为它的“对象性属性，那就是表现为它的价值，并且把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 马克思又说：“劳动产品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方才作为价值，取得一个社会上均等的现实性，和它们作为使用品时物质上不同的现实性分开。” 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怎么可以忘记了《资本论》开始时对于“价值”所作出的基本论点，或者把这些基本论点搁置一边，而去引用表面上可作不同解释的字句来为他人的或自己的谬论作辩护呢？ 试问，那个“历史规定的发展时期”（商品生产时期）过去以后还有“价值”存在和作用么？试问，交换停止之后还有“价值”么？要知道，马克思说的“价值”就是“交换价值”。 至于说，马克思那里说的“价值决定”就是“价值规律”，那么这一些强调价值规律作用的经济学家，他们所说的“价值规律”，我们是很熟悉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他们攻击前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沿时，说都是不按“价值规律”办事的缘故。例如，有一个时期，规定一斤棉花同一斤粮食卖一样的价钱，于是农民都不种棉花，棉纺织业就没有原料生产了，他们以为在社会主义下也会发生这种现象。 然则上引马克思和恩格斯二段话应当怎样解释呢？ 马克思的《资本论》虽只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偶然，为了对比，也曾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社会生产将是怎么样的。上引《资本论》第三卷那一段话，就是设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现今决定商品价值的那个原则将成为什么样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四节论“商品拜物教”的，也曾设想一个未来的即废止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这里的设想就比第三卷那一段的设想更全面的了。我们根据这里的设想就可以正确理解上引第三卷一段话的真正意义。不怕麻烦，我把这里的一段话全文征引于下： 最后，让我们变一个方向，想象一个自由人的公社，他们用共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有意义地把许多个人的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发出。在这里，鲁滨孙劳动的一切特性都重演了，不过不是个人地而是社会地重演的。鲁滨孙的产品全部只是个人的产品，从而直接对于他是使用品。公社的总产品却是一个社会的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会再作为生产资料，为公社的成员们所消费，所以必须分配在他们之间。这种分配方式会随公社生产组织本身的特殊方式，随生产者们相应获得的历史发展程度而变。仅仅为了便于和商品生产对比，我们假定每一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所得而有的部分是由它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在这里，劳动时间将会起二重作用。劳动时间按社会计划进行的分配，将会对不同种劳动职能和不同需要的适当比例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劳动时间会同时作为一种尺度，以计量生产者个人在总劳动中加入的部分，因此也计量各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中可得而用在个人消费上的部分。在这里，无论是在生产上面还是在分配方面，人们对他们的劳动，对他们的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都是十分简单，十分容易理解的。 马克思在这段话中说的，基本上就是他几年以后在批评哥达纲领草案时所说的那个问题，即主要是按劳分配的问题。所不同的是在《哥达纲领批评》中他把按劳分配的法则和商品等价物互相交换的法则互相区别为二个不同的法则，而这二个法则又都统属于一个更高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可是，在这里，在《资本论》第一卷，他没有作此区分，以致使人误解为：在未来的自由人公社中，那个商品等价物交换的法则仍然发生作用。其实，只需细读马克思这段话，就不至于发生这种误解。因为马克思分明说，他“仅仅为了便于和商品生产对比”才来说明按劳分配的。按劳分配有自己的法则，并不使用商品等价物交换的法则，虽然这二个法则都统属于另一个更高的原则。 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经济学家从《资本论》第三卷引来的那一段话，其中说的“价值决定”究竟表示什么意思。这个“价值决定”决不是表示“价值规律”，决不是表示“商品等价物交换的法则”。它表示的只是那个比此法则更高的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这里用“价值决定”，是借用自过去的商品生产社会的，“仅仅是为了便于同商品生产对比”而借用来的。 恩格斯在《经济学批评大纲》中说的那一段话，也是表示这个意思。没有私有制，没有交换，而“价值概念”却能用来解决生产问题，而解决生产问题却是“价值概念真正的活动范围”。这里的“价值概念”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在商品生产社会中，这个原则只能表现为“价值法则”而活动，现在才能以自己的面目出现而活动了。 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说“社会主义”都是恪遵毛泽东提出的所谓“过渡时期基本路线”的，其中着重说：社会主义始终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没有人，至少在公开报刊上，敢对这个上面十九个字的基本路线表示不同的意见；同时，最高当局又发出命令，叫干部和群众学习六本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这六本“必读书”中就有《哥达纲领批评》和《国家与革命》在内。 当时，我有一个感想。中国的理论家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未免太麻木了，一面把毛泽东的“基本路线”背熟，一方面学习《哥达纲领批评》和《国家与革命》，却发现不出两方面是不能相容的。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始终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马克思和列宁却说社会主义无阶级，无阶级斗争，无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即使中国的理论家以及一般的知识分子，本人并不那么麻木，但共产党还是把他们看作是那么麻木的。 毛泽东死了以后，一步一步地“思想解放”了，外国人说的“非毛化”开始了。我也渐渐明白，并非中国的理论家和一般知识分子个个发现不出毛泽东的基本路线背离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而是他们之中有不少的人确实发现了这个背离，但噤若寒蝉，不敢说出来罢了。毛泽东生前我确实没有，在公开报刊上发现什么人提出社会主义有无阶级有无国家的问题来讨论。 只有我一个人以这二本经典著作为依据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起初在正式监狱中，后来在严密管制的机关中。为了减轻我的大胆可能引致的后果，我不得不预先声明：我是拥护这个“基本路线”的，但只在“实际上”拥护，即我承认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确实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但在理论上，则我还有几个问题未曾想通。接着，我再引证马克思和列宁的话。 我这个挑衅（事实上是一个挑衅）不用说是招惹同小组的人的一致反对的。他们再不能回避马克思和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无阶级，无国家，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这一类的话，但他们认为我对这些引文的理解错误：马克思和列宁虽说社会主义无阶级，但他们的真意是说社会主义有阶级，等等，等等。总之，他们断言，毛主席的话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史大林完全一致的。 毛泽东死后，“思想解放”以后，那个“过渡时代基本路线”被宣布无效了，原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了“阶级”（但还有“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已不被奉“为纲”了，于是公开报到上渐渐有人征引那二本经典著作的文句，来说明马克思和列宁原来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没有阶级，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等等。 但这几年来的公开报刊上（以及内部发行的报刊上），我尚未发现一篇文章敢于由此合乎逻辑地作出结论：中国现行的社会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自然，我看到的内部发行的刊物很有限，在这方面我应当保留。 社会主义始终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这条“基本路线”，已经宣布废除了；但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这项“基本原则”今天还“坚持”不放。为此，人们一面不敢抹煞而且不能抹煞马克思和列宁在那二本经典著作中说的社会主义无阶级，无国家，无商品生产，无货币交换，无价值法则作用的话，一面又要坚持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则；人们要调和这个矛盾，于是只好出于诡辩，——很不高明的诡辩。 这几年许多地方争论什么“小过渡”，“大过渡”的问题，其实质也就是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意见是多种多样的，但与毛泽东生前的提法不同的，便是不再回避那二本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了。那怕是曲解了这些话，仍须承认马克思和列宁确实讲了这些话的。在毛泽东生前，这是做不到的。人们根本不许可指出“毛主席语录”有什么不符合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之处。 在这多种多样的意见中，渐渐地有一种意见变成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这就是说：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固然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没有价值法则作用，因之也没有阶级，没有国家，但今天中国这个有商品生产，有货币交换，有价值法则作用，因之又有阶级，有国家的社会，仍然是“社会主义”，不过与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相比较，发展程度不同而已。对于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说来，我们今天中国的可以说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将来发展下去就可以达到合于马克思和列宁所标准的社会主义的。 人们又想出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出现马克思和列宁所未曾设想到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人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设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上，建成的自然是发达的社会主义了。列宁领导了一个相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起初以为不久之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群起响应，共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至少他写《国家与革命》时候就是这样想的。后来世界革命没有发生，列宁就改变了看法，认为象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单独一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按列宁至死都没有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此处不讨论这个问题），不过他来不及修订他在《国家与革命》中说过的理论，来不及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思想罢了。人们说，既然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么改造了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要改造小生产经济，而后一任务是更加困难的。所以革命成功之后不能不成立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二种所有制之间不能不有产品交换，因之不能不保存商品和货币，不能不让价值法则起作用，因之也就不能不存在阶级和国家。 如此一来，矛盾就“解决”了。人们既可尊重马克思和列宁在那二本经典著作中给社会主义所下的正确的定义，又可以承认今天这个有阶级，有国家，有商品生产，有货币交换，有价值法则作用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 只可惜，这种“解决”毫无根据，既无理论的根据，又无实践的根据。这里，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经典著作中，一方面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明确的定义，他方面绝无一字说到有阶级，有国家，有商品生产，有货币交换，有价值法则作用的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错。但你首先必须有个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定义，然后才能拿“实践”去检验某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你如果抛弃马克思和列宁作出的那个明确的定义，而自己提出一个“定义”来，那么你必须先说明马克思和列宁那个定义如何错误，你那个定义又如何正确，然后拿“实践”去检验。可是，你没有做这个先行的工作。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始终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毛泽东都不需做这个先行工作，因为他本人并不认为它的定义是违反马克思和列宁那个定义的。他以为马克思和列宁就是认为社会主义始终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他难道没有读或读不懂《哥达纲领批评》和《国家与革命》么？这很难说。他确实通过林彪之口（林彪虽然被宣布为反革命，但他在中共九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仍被十大承认为正式的党文件），引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书中的一段话，来证实社会主义有阶级，有阶级斗争，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在毛泽东生前没有人敢公开引用那二本经典著作的话来反驳他的“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 可是，我这句话不能作绝对意义的理解。今天流行的所谓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高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奇怪的是最初出现于毛泽东生前的张春桥文章中。一九七五年四月张春桥在《红旗》上发表的有名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国各大报都转载）中说了如下几句话：“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都有很艰难的任务。”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说：“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尚未出现，今天还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到达这个目标，还有很艰难的路程。但今天我们中国的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这几句话其实包含了现今的理论家在毛泽东死后发表的言论，不过他们比张春桥一九七五年说得更明白些而已。 张春桥和现在的理论家一般回避了如下的重要问题：在所有制范围内尚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今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即全部生产资料尚未归整个社会所有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么？他仍回避了这个问题，仍旧毫无根据地断言：这种社会也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好，“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好，都是“不词”，即名词本身就是不能成立的。社会主义本来是生产力发达的，不需要再加“发达的”形容词。至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那有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道理。 马克思一八五二年致魏德迈的信说；“我的新贡献就是：（一）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下略）。”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人类原始社会本来是没有阶级的；以后生产发展了，社会成员有贫富之分，贫富之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阶级；再以后生产更加发展，到了一定程度，阶级存在反而成了一种障碍，于是社会又回到无阶级的状态去了。由此可见，进入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的生产力一定高于有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至少也是相等的。如果一个社会，它的生产力还赶不上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水平，那它怎么能称为“社会主义”呢？哪里有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呢？ 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然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是不说自明的。他们当时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而且一个国家爆发革命，其他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必然起来响应。这些革命胜利的国家，接收了旧资本主义的生产，联合起来建成共同的社会主义社会，它的生产力必然高于原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用不着强调说明的。我们也能从他们的著作中征引他们说的类似的话，但这里不必去征引了。 反之，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发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得胜利，他们虽然也指望西欧那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产阶级起来响应，然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为了祛除群众中可能产生的误解，它们则必须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道理。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社会主义需要广大群众自觉地根据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成绩把劳动生产力提高，超过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又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之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的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完成以后，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又说：“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按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系指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由上引的一段话可以知道。本文最后一句话“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绝对巩固起来”，亦可证明。）” 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五届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演说，反对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时，说了如下的话：“现在所说的是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包围中建成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一点，只有使这个孤立的国家的生产力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因为从前途上看，只有生产力比旧经济制度的生产力更为强大的那种国家，那种新的社会形态，才会不止巩固一年或十年，而会巩固半世纪，甚至一世纪。” 托洛茨基这段话是从史大林在《论反对派》中所引而转引来的。那是他在会议上讲话的记录。有些意义不大明白，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则是明白无疑的。 史大林也在同一会议上演说。他引了托洛茨基这段话以后立即加以反驳。史大林说：“这样说来，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实际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混淆了一切概念和前途。”接着史大林就从历史上说明：封建社会大约费去二百年便证明自己比奴隶社会优越；资本主义社会大约费去一百年，便证明自己比封建社会优越。“从那时起，技术显示了空前的进步，发展速度简直快极了。试问：托洛茨基有什么证据推断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用将近一百年时间才能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呢？” 由此可见，史大林反驳托洛茨基的，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必然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原则，而是造成这个生产力优越性的时间。托洛茨基估计需要半世纪或一世纪，史大林则以为不会这样久，因为现在技术“空前进步”了。 社会主义生产力必然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力，这对于史大林说来也是没有疑问的。 他在全苏斯塔汉诺夫大会上说：“其实，社会主义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产品和各种消费的丰裕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但是，为了使社会主义达到这个目的，并把我们苏联社会变成最富裕的社会，就必须使我国有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否则就不会有丰裕的产品和各种消费品。” 一九三六年，史大林宣布苏联一国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了，那时他忘记了以前说过的话，忘记了那时苏联全体成员尚未“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可是他并未完全否定那个原则。他在十八大作报告时说：“我国的工业，在生产的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中不足的是“我国的工业产品，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水平方面，仍然是落后的。”他举英国为例。一九三六年，苏联生产的一千五百万吨生铁，英国生产七百万吨生铁，看来苏联生产力高于英国。可是，按照人口平均计算，“英国每人可以分得一百四十五公斤生铁，而苏联每人只能分得八十七公斤”。从这方面看，苏联的生产力又不如英国了。总之，当史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苏联虽然还没有“超过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却已经“在工业生产的技术装备和增长速度方面赶上并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了。 至于那个原则，即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高于（至少等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史大林是从来未曾否认的。 因此，所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是不可容许的概念矛盾，犹如说有一个“方形的圆”一样。 根据以上所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未曾出现“社会主义社会”。史大林统治的苏联和毛泽东统治的中国，都未曾一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也说了社会主义社会无商品和货币的话。他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消费品的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马恩全集》第24卷第397页）
前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回龙坞待访录（1982） 前记 回龙坞距漳平县城东北约五里，不知从哪个朝代起就是我们郑家的“祖山”了，我们的一部分祖宗就是埋葬在这山上。土改后废除祖姓所有权，回龙坞不再姓郑，但祖宗的坟墓照旧葬在那里，郑家新死的人也抬去那里埋葬。这本《待访录》开始写时（一九八一年初）就是这样。但就在这一年，人家通知我们：铁路局要征用这座山（因为漳平县车站恰好设在山附近），嘱我们把山上坟墓全部迁走。从我的祖父到我的儿子，凡葬在这座山上的，只好迁到另一座我所不知道的什么山上去埋葬了。回龙坞从此无论就名义说就事实说都与郑家，与我毫无关系可言。但我还是采用《回龙坞》为书名。去年初用此名，本来用的是象征的意义：我的家本不在山上，我死后也不会有人去空山给我遗著的。可是，现在，这个书名却含有双重的象征意义。 1982,8,13记
从工人立场看外汇新汇率（舒严（郑超麟），《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七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从工人立场看外汇新汇率 舒严（郑超麟）（《新旗》第7期，1946年9月1日） 前面说过，左派写文章常犯的毛病是向主流秩序故作劝谏状，理由或是‘接地气、摆脱公众刻板印象’，或是“安全考虑、掩护真实立场”。但也有人不向秩序劝谏，也能写出符合工人利益而深入浅出的文章。 本文作者郑超麟，是20年代中国工农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本文讲的，是解放战争初期，法币快速贬值对社会的影响。当局的贬值理由，是“刺激出口、鼓励侨汇、扶持生产”。重点在于”扶持生产“。作者没有从技术上去探讨贬值到底是否算有效工具，而是先指出：不贬值，调节税率也有可能达到这些目的，并反问： “中国不是独立的国家么？不是关税能够自主的么？不是外汇归政府管理的么？” 就是说，点明了执政的蒋帮在调节税率上，要么能做而不做，要么不能做（关税不自主），但自吹能做（联合国创始国、世界四强）。那么读者要好好想想这个蒋帮团伙是些啥人了。 今天的社会-政治-经济主流评论家喜欢探讨技术细节，把阶级社会的管理包装为中立、理性的手段。这类人在1946年也是照单下药的，比如声称民国经济一塌糊涂，先贬值救急，然后慢慢来，实干兴邦！作者指出：经济一塌糊涂的首要原因是蒋帮养着几百万军队打内战，耗干了人民血汗，不制止蒋帮内战，法币贬值救不了中国经济。 今天还有一类评论家，主打"不要脸务实主义"：就剥削了压迫了，你能咋地！？能挣钱就偷着乐吧……1946年的民国，这类评论家也很活跃，他们宣布国民党本来就是sonofbitch，SOB非要法币贬值，你能咋地？！还不赶紧上超市屯粮？！作者指出：既然大家取得共识，蒋公是个混蛋，那么，混蛋干的混蛋事，肯定不止一件。法币贬值必然刺激老板涨价，虽然当局保证不涨价，但是混蛋说的话反过来听就对了。工人曾经争取到的一点保障，比如按生活指数计算工资，有失去的危险。 全文先点出国家的政治牛皮吹破了，“联合国创始国”关税不自主。然后指出“技术流”回避问题本质，“技术流”原来是洗地机。再指出货币政策如何影响工人生活，反抗的切入点在哪里。 这才是符合工人需要的左派文章。 （李星） 八月十九日开始，外汇官价从2020元法币对1元美金，忽然一跃而为3350元法币对1元美金了。几个月来比较平静的物价又波动起来了。 行政院长宋子文说明此次调整外汇汇率的理由，说是现在法币对外的购买力高，对内的购买力低，是很不好的，此次汇率调整以后可使国内国外币值得到合理的调和。他希望新汇率实施以后能得到下列几种良好结果：（一）鼓励输出，减少输入；（二）激导侨民汇款回国；（三）扶助国内生产事业。 我们试看看，要合理调和国内国外的币值，要得到上述那三种结果，是否除了抬高外汇（即法币贬值）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呢？现在用的抬高外汇方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呢？ 不错，现在法币对外购买力高，对内购买力低，是事实，也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要调和这两种购买力，有两种方法：一是“贬值”，即降低法币对外的购买力，以迁就对内的购买力，如目前所开始施行的；一是“增值”，即抬高法币对内的购买力，以迁就对外的购买力，这是人们不曾采用的。 在某种情形之下，贬值自然是一种解决方法，例如对于某一国家经济，输出是比输入更重要的，要在世界市场上与他国的输出竞争，则自国货币贬值的确能够鼓励输出。但中国情形不同。在中国经济上，几种农产品的输出并不占十分重要位置。战后，中国需要的是工业的建设，而机器及其他建设材料都须从外国输入来。法币贬值，对于输出业补助很有限，而输入业立刻大受其亏了。 有人问道：中国固然需要机器及其他建设材料输入来，可是跟着这些东西，外国制成品也要输入来，同国货竞争，如最近几个月所见的情形呀。结果旧的经济基础都要崩溃了，还谈什么新建设？ 我们回答：中国不是独立的国家么？不是关税能够自主的么？不是外汇归政府管理的么？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减低税率，甚至免税；我们不需要的东西，可以抬高税率，甚至禁止进口，又可以不供给外汇。如此，那些能够同国货竞争的制成品是不会跟着机器输入来的，中国自己的工业是不会感受威胁的。 又有人问道：法币贬值是一纸命令能够做到的，但法币增值谈何容易！必须中国已经走上建设轨道，经济开始复兴，然后才能谈得上法币稳定，然后才能谈得上法币增值。现在增值既不可能，不是只有贬值一条道路么？ 我们回答：增值固然不是一纸命令可以做到，但并非不能开始去做的。法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何以日低一日呢？不是为了通货膨胀么？通货为什么膨胀呢？大部分是为了军费支出。对外战争停止一年了，世界各国都没有战争了，惟有中国还要养着几百万军队，还在内战，而且大规模的全面的内战，每日消耗无量数的生命和物资，生命不值钱，物资则必需补充呀！现在除了钞票印刷机之外没有别的补充物资方法。所以只要内战停止，军备裁减，通货就减少或停止膨胀的，因之物价也会低降下来，即是法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可以渐渐抬高了。可见增值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又有人问道：你们的办法是要依靠一个“好政府”来施行的，惟有“好政府”才能保持国家独立，关税自主，外汇管理，才能消弭内战，裁减军备，停印钞票，降低物价。总之惟有“好政府”才能使法币增值，这个“坏政府”，如美国“时代杂志”所称的，是不能施行你的办法的。如此，现行的贬值办法不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么？ 我们回答：在“坏政府”之下，不仅外汇问题不能好好解决，一切问题都不能好好解决的。增值既不可能，但贬值果真能解决问题么？即果真能如宋院长所期望的，合理调和国内国外币值，因而得到那三种良好的结果么？明眼人都知道是不能够的。八月二十日文汇报记某经济权威的观察，说此次变更外汇汇率，对于工商业的危机，不过“打了一记强心针”，并不能根除危机的病源。事实上，这一记强心针即使发生了效力，勉强调和了国内和国外的币值，但只要通货继续膨胀，法币的国内购买力又要降低的，即不久之后国内和国外的币值又是不能合理调和的。而且今后通货膨胀很还要更加迅速，因为汇率一变更物价更要涨得快了，——不仅舶来的美国货要涨价，连自己的国货和土产都要涨价，衣食住行件件都要涨价。这是汇率变更后第二日我们在市场所亲见的。外汇抬高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又使目前人民生活更限于苦难。 这是我们工人首先关心的问题。上海吴市长代表政府向我们保证：“衣食住行四项决不涨价”。吴市长说的是理论，他认为这四项大部分不是舶来品，与外汇无关，他劝告工商业家要顾全大局，勿乘机抬价。但实际上，外国货贵了，中国货，无论原料是外国来的不是，都要跟着贵的。黑市米已经从六万元跳至七万五千元了。至于劝资本家“顾全大局”，无异于向老鸨宣传贞节。 “依照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这是战后工人斗争所得的最大胜利品。在这资方反攻的形势中，七月份上海工潮，因解雇工人而引起的，已占百分之四七了，现在汇率变更以后，资方还要加紧向工人进攻的，首先要进攻这“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制”。或者明白进攻，或者在编制指数时出花样。 我们必须为保卫这最大的胜利品而斗争。
我们要的国民大会是什么？（舒严〔郑超麟〕，《新旗》第九期，1946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第九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我们要的国民大会是什么？ 舒严〔郑超麟〕（《新旗》第9期，1946年10月10日） 本文作者舒严，即郑超麟的笔名。本文探讨的，也是“国民会议”这个话题。作者指出，由各政党曾经协调分配席位的国民大会，并不能充分反映大众的意愿。即使召开了，仍然只是几个主要政党在谈权力分配的条件。作者指出，历史上的法国“国约会议”〔今译“国民公会”——上传者注〕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是历史上最民主、权力最大的国民大会，也是1946年的中国，值得去奋斗落实的目标。 限于篇幅，可能也限于思路，作者没有展开谈到历史上的国民公会，经历了多次震荡，保王党以及对保王党斗争不坚决的派别，都被陆续清除。假如中国要落实类似国民公会的机构，在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残酷斗争，壁垒分明的背景下，是否现实？但至少，作者指出，只有工人阶级主导的斗争，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让最广泛民众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机构，而起来行动的大众，既然可以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建立一个最具民主意义的机构，那么他们也完全有力量让这个机构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 回过头看，1946年的中国社会，处于美苏冷战开幕的时代背景，也处于1917年革命后，苏维埃国家持续影响世界性阶级斗争的历史背景下。过了这么多年，我们今天知道，面临冷战的苏联，谋求在周边建立反西方的安全屏障，从而帮助了中共在东北的社会改造，奠定了全国解放的重要基础。回过头看，一个群众性的，以争取社会改良与政治自由为目标的运动，在40年代后期的中国，没有撇开国共阵营而独立存在的空间。 无论如何，本文的思路仍有启发意义，即行动起来的劳动大众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去争取落实最广泛的民主，这股力量完全能越过秩序，去建立一个工人自己的秩序。 （上传者注） 国民大会开会日期快到了，当政的国民党表示决不再延期，在野的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表示不愿参加这个国民大会，因为召集命令违反了政协决议，而内战枪声至今尚未停止。国民党是否能因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而改变它的决心呢？即数日之内是否能颁布命令又加一次展延会期呢？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不仅反对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那种国民大会。即使内战停止了，即使国民党政府依照政协决议召集了，即使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参加了——这种国民大会，我们也是反对的。因为这种国民大会仍然是十年前国民党一手包办的旧代表和现在各党派协商分配和指定的新代表所组成的。如此产生的代表都非中国民众自由选出的，都不能代表中国民众利益。 我们要求停止召集这种国民大会。 我们要求重新制订国民大会选举法，依照普遍、直接、无记名原则，让民众自由选举代表，成立一个全权的国民大会，或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应制定一部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过去的宪法草案，无论是以前原文或后来修正文，都应抛弃，而推选委员会重新起草。宪法制定之后，应提付全国国民投票表决可否，经过了全民投票通过以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宪法。 制宪会议的任务不仅以制定宪法为限。一经宣布开会，制宪会议就应操有国家最高权，不仅操有立法权，而且操有行政权和司法权。制宪会议应从国民党区域政府和共产党区域政府接受一切权力，成立一个临时的统一政府，对制宪会议负完全责任。临时政府国防部应统一指挥全国所有正规军以及辅助的武力。 未来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完全由制宪会议决定，决定以前，即正式宪法颁布以前，一切都保有临时的性质。 总之，我们所要的国民大会，乃是法国大革命时的“国约会议”（ConventionNationale），自有历史以来最民主最有权力的国民大会。我们所要的，并非乌托邦，而是历史上曾经实现的，现在又有实现可能的一种制度。 现在有实现可能么？现在中国还能实行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典型的制度么？ 全然可能的，但非必然的。一切视我们为之努力的程度而定。首先，我们努力争取最民主的选举法；其次，我们努力保障最合法的选举；其次，我们努力选举最能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代表；其次，我们努力提出最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纲领；其次，我们努力……但这一切努力能否成功，全视广大民众，尤其负领导责任的工人阶级，是否崛起，是否以议会外的民众力量去支持议会内的代表人为定。广大民众崛起，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为自己利益而斗争，不仅可以实现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为自己利益而斗争，不仅可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中最革命的议会制度，而且能使这个制度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了。
怎样抵抗资方反攻？（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8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6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怎样抵抗资方反攻？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本文是解放战争初期，上海工人从进攻转向防守时刻的一篇分析。可以看到，官方调解也会说几句同情工人的话，但实际利益上偏向老板。 当时的形势，要以攻代守，大概不现实。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清醒的撤退。 最近的局势，是反动派各方面都采取攻势：在乡村，政府军队数处同时向农民性的共产党军队进攻；在城市，民主派领袖被人暗杀，参加民主运动的教员学生被人开除，要求民主的杂志报纸被人取缔；在城市，资本向劳动实行大规模的反攻。内战是全国注目之中心，一般民主运动被摧残也激起了不少的抗议，惟独资本反攻则不很引人注意，——其实后者的重要，即使不超过前二者之上，至少也是同前二者相等的。 最近的劳资斗争可以拿慎昌洋行工潮做标本。同胜利以来历次工潮相反，此次工潮并非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发生出来的，亦非劳方先发动的，而是资方先向劳方进攻的。美商慎昌洋行是机器工厂，战时曾被日本占用，有一部分工人是日本管理时代新雇用的，胜利之后美国资本家重来，把工厂收回去了。资方称那些工人为「伪工人」。上月资方藉口亏本，要求减少工人工资，而且以关厂来胁迫。工人不答应，工潮就闹大了。照例社会局及其他官方机关出面来调解，上海市长吴国祯甚至自己出马来调解。 以前的工潮是出于劳方要求增加工资的，现在这次工潮则是出于资方要求减少工资了。 劳方很明白此次资方反攻之意义，即问题不仅关系慎昌一厂工人，而且关系全上海工人。七月三十日联合晚报说：「据劳方意见，减低工资为绝对不能接受之事，盖若接受，则全沪各厂均将效尤，慎昌工人决不愿为害群之马也。闻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中纺公司等亦有减低工人工资之计划，现均注目慎昌洋行之发展也。」这话可谓一针见血。换一句话说，这是全体资方有计划的行动，不过先推一家「美商」发难，添加「外交压力」于劳资纠纷之中，更容易成功些。一经成功，所有资本家都可效尤了，岂但那些官僚资本而已。 官方调解人当然装做是中立的，有时还会站在工人方面说话，例如说资方所谓「伪工人」一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沦陷期间工人为了生活在敌伪工厂做工并不可以称为「伪工人」，但根本上这些调解人完全赞同资方减低工资的要求，劝工人接受这个要求。他们认为「现在只有二条路来解决此次劳资纠纷：一是关厂，另一是减成发给工资。若关厂，则所有工人都要失业；若减成发给工资，则工人虽然收入减少一点，毕竟还可以生活，希望劳方加以考虑。」（见七月三十日联合报）关厂显然是一种威胁，工人代表说：「他们资方并不预备关厂或裁员，他们的目的是减工资。」（同上） 官方如果是在劳资纠纷中守中立的，那为甚么要加紧压迫工人呢？电话工会二个会员为了「反美嫌疑」被捕，这是报纸公开登载的。七月三十日文汇报载：「日来，各工厂戒备森严，工人时有被逮，工会与有关当局交涉亦无结果。」可见，电话公司之外，被捕的工人还有好多，报纸都不登载。报纸上看不见的。还有官方委派业外人来代替群众选出的工会理事，组织「护工队」，以武装监视工人行动，种种事实。最近简直公然以「煽动罢工」罪名逮捕工人了。他方面，官方又召集会议，修改劳工法，会场中有人提议官办事业工人不许罢工。法律上明白取缔工人有罢工权，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现在工人还不是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自己地位而斗争哩，而是为了保持过去胜利品而斗争。将近一年来工人斗争所得的胜利品可分为：（一）依照生活费指数计算工资，（二）工人自选工会理监事，（三）罢工权得到事实的承认，等三项。现在这三项胜利品都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要保卫既得的胜利品，不可一味退守，应当攻守兼施，不可将斗争严格限制于经济范围，应当扩展到政治上去，又不可严格的以民主斗争为限，必要时也应当提出过渡性的，即从民主走向社会主义去的要求。 例如现在资本家要求减低工人工资时，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关厂么？美商工厂已经要关厂了，中国工厂更有理由提出关厂来胁迫工人。此时工人如果退守，则非答应减低工资不可。工人应当勇敢采取攻势，应当告诉资本家说：「你们既然亏本开不下去，那么让我们工人自己来开工，来管理工厂罢，我们把生产品卖出去，从中支领了工资之后还能继续扩展生产。」日本工人就是用这手段对付资方关厂威吓的。日本已有二十八家产业实行工人管理了。有一家产业经过工人管理之后，工资竟增加了三倍。战败国的日本工人已进步到这个程度了，何况我们是战胜国？
〔书评〕窃国大盗袁世凯（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5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书评〕窃国大盗袁世凯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是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书评。关于袁世凯，有协作者曾感慨“现在中国人大概还很少明白袁世凯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而在40年代，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过了。 值得一说的是，本文作者也沿袭了当时的某些主流看法，所谓袁派人杀宋教仁，又所谓孙文坚决倒袁是“革命性”的体现。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宋案的复杂，袁起码不是刺杀事件的唯一卷入方。而孙文的倒袁，也与“革命性”关系不大，而更多体现了无原则权力之争，而袁恰好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在民初还能达到的政治整合状态。 无论如何，本文还是值得一读。它为21世纪工人阶级“回头看”资本主义演进史，提供了有益参考。而陈的有关著作，也是值得一读的，它代表了20世纪革命阵营对清末民初政治生活的主流看法，无论对错，都需要了解。 陈伯达著，一九四五年九月写成，香港丘引社出版，无出版年月。 陈伯达先生这本新著拉我们后退到一个时代去，这时代距离今天不过一世代（三十年）长久，但在青年人看来，好像同八股文，辫子，小脚，鼻烟壶一般，属于一去不返的时代，应当放进历史博物馆去了。现在这本书拉我们到那个时代去，或宁可说把那个时代从历史博物馆拉出来，放在我们面前。根据陈伯达先生的分析和判断，青年人可以明白那个时代还不能放进历史博物馆去的，它还活着，还有无穷无尽的线索与我们这个时代相连，还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它的影子。 这就是陈伯达先生百忙中著作和出版这本书的用意。他恐怕读者不明白他的用意，所以封面书名旁边还添写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八个字。 我们很赞成陈伯达先生这种研究历史的态度，即他不是为历史而研究历史，他仍是为现实而研究历史，他首先在历史当中研究那与现今最相像的时代，为了有所借鉴，帮助现今问题的解决，避免重覆过去的错误。一般说来，人类对于过去历史发生兴趣，不是为了解决现今问题，又是为了甚么呢？ 但是历史固可借鉴，历史也永不重覆的。袁世凯时代和现今时代之间，固然有许多共同点，但其根本性质则是完全不同的，这本书的大缺点就是过于注重「袁世凯在政治上的一切，其权术，其手段，其政策，其口号」（见第八一页），而忽略了做这一切的社会基础，因此有许多极重要的教训未能抽取出来。 陈伯达先生认为袁世凯时代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今的中国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袁世凯时代是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现今也是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这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的认识。我们姑退一步承认这个认识是对的，但著者也应当告诉我们：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三十年前的和现今的究竟有甚么不同？同是大地主大买办的统治，三十年前的和现今的究竟又有甚么不同？我们既然不能说这三十年间中国社会完全没有变化，就应当把这不同指出来，可是翻遍全书，我们找不到著者在这一点上有甚么说明。 事实上，这相隔三十年的两个时代，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二者之差别都是很明显的。即使一九二七年以前的时代是大地主大买办统治，那么那年以后的时代就是大资产阶级统治了（或大资产阶级领导地主买办的统治）；即使那年以前，中国是「封建残余占优势的」半殖民地社会，那么那年以后，中国就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半殖民地社会了。 书中有一句自相矛盾的话，著者说：一九二七年以后，「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大革命，依靠了帝国主义，把无量数的人民纳在血海里面，建立了新军阀的朝代——大地主大买办统治的新时代。」（第八一页）大资产阶级背叛了大革命，这是事实；但以后既然大资产阶级未曾放弃其统治权，则至少应当说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大买办联合统治，为甚么只说「大地主大买办统治」呢？大资产阶级到那里去了呢？难道它现在还是受压迫的，能革命的么？可见，先定一个公式，即认为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没有改变的公式，然后强纳历史事实于此公式之中，往往要自相矛盾的。 ※※※ 虽然根据我们的认识，袁世凯时代和现今时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统治阶级大不相同，但这并无害于三十年前的时代能为现今所借鉴。实在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再没有一个时代与现今相较有这么多的共同点了。共同的，不在静态方面，即社会性质，统治阶级等等方面，而在动态方面，即阶级斗争形势方面。 袁世凯时代是封建残余势力（或前资本主义势力）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旧势力一天比一天趋于衰落，但新兴阶级羽毛尚未丰满，不能代替它的位置，斗争双方相持着，于是军队取得「仲裁权」，或「公断权」，或「最后决定权」（随你的便），于是武装的仆人坐到大堂上来以一家之主自命了。 现今时代则是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更新兴的无产阶级及乡村农民大众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一九二七年的胜利并不能完全巩固它的地位，同时无产阶级以世界革命军队一分支资格也时时有崛起可能，现在又开始对政治发言了。斗争双方相持着，于是军队又取得「仲裁权」等等，于是武装的仆人又坐到大堂上来了。 从这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派生出许许多多的共同点，不仅权术，手段，政策，口号等等是相同的，连风气，习惯，思想，道德，甚至代表者的性格也有许多相同地方。这一切互相联系构成一个系统，只要有某些因素出现，其他的因素或多或少也要出现的。 这种系统，我们不主张称之为「袁世凯主义」，因为这也是舶来品，西洋早已有之了。 这就是有名的邦那帕特主义（Bonapartism），或称拿破仑主义。它的诞生地是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国——法兰西。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大革命重重打击了封建贵族，但对外和对内两重战争也削弱了资产阶级，使之不能稳定其统治，于是拿破仑•邦那帕特NapoleonBonaparte起来，做执政，做统领，做皇帝，为各阶级间的大仲裁者。资产阶级暂时把一切权力托付给他，以便到相当稳定时候推翻他。一八四八年法国又起了革命，较急进的资产阶级代替较保守的资产阶级获得政权，可是跟在屁股后面，无产阶级也起来了，它也要政权。六月屠杀中无产阶级虽然惨败了，但资产阶级政权仍旧稳定不下来。于是路易•邦那帕特LouisBonaparte起来，做总统，做皇帝。九十多年后，现在，贝当的政制和戴高乐的政制，就是邦那帕特主义的翻版呀！ 不仅法国有这产物哩，外国也有。俾斯麦的政制就是德国版的邦那帕特主义。克伦斯基企图在俄国翻印一个俄国版的邦那帕特主义，可是在列宁坚决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使他的企图不能成功了。 袁世凯时代，我们有第一版的中国邦那帕特主义；现今则有着第二版。袁世凯是叔叔，现今则是侄儿了。邦那帕特主义虽相同，但其基础是完全不同的。 邦那帕特主义既然是从互相斗争的阶级相持不决之中产生出来的，那么要消灭这个政制，除了代表进步的阶级及其政党采取更坚决的立场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 ※※※ 陈伯达先生研究了袁世凯之后虽然抽取了若干有益的教训，但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即「联合政府」的教训。他好像有意隐瞒这个明如日月的历史事实，他只提到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和第三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加入国民党，而未曾提起真正的国民党员与袁世凯党羽组成「联合政府」这件事情。他反而把民国初年的国民党说做在野党。但事实上那时国民党并非在野党。袁世凯底下第一任内阁，即使总理唐绍仪是不久之前才加入同盟会的。但教育部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司法总长王宠惠四人是同盟会的老干部。参议院中国民党员占据多数。各省都督（今称「主席」）又有十个是国民党员。在此情形之下怎能称国民党为在野党呢？第三任内阁，总理和国务员，都填了加入国民党志愿书。正式国会选举，国民党员占据了多数，于是前任农林总长宋教仁要入京组织责任内阁了。就在离开上海那日被袁世凯派刺客杀死。 这就是国民党在袁世凯底下组织「联合政府」的经验！十分悲惨失败的经验！当时国民党最有远见的党魁孙文似乎是不赞成这「联合政府」路线的。夏含华编的「中国国民党之史的发展」中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总理孙先生颇不以为然，不问党事，协理黎元洪亦仅挂名，事实上党务集于宋教仁一人之手。」但无论如何，经过此次「联合政府」失败之后，孙文就坚决反对一切与北洋军阀组织「联合政府」之企图了。段祺瑞执政时代，北洋军阀势力已经衰落，似乎「联合政府」比在袁世凯时代更能实行些，但孙文严厉禁止自己的党员参加「善后会议」，禁止自己的党员接受段祺瑞奉献的总长位置。孙文根据中国经验深知欲完成革命，必须新创一个政府以代替北洋军阀政府，必须把北洋军阀政府整个粉碎，而不能利用它，不能混进它的内部来扩大自己力量。结果就是这样做了。他死后，他的诸继承人，至少在这一点是遵守它的教训的。 我们希望这个教训能成为今后中国一切革命者的教训。 马克思经过巴黎公盟经验曾写信给德国友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粉碎资产阶级的政治军事机构，而不能利用这个机构。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发挥马克思这个教训。他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中始终反对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结果才有十月革命的成功。 马克思和列宁只说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资产阶级政治机构，他们并没有说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封建的政治机构。事实上，确有许多资产阶级政党与封建贵族组织「联合政府」而得到成功的。但在中国特殊情形之下，革命领袖孙文已经觉悟，连资产阶级革命，中国也不能利用旧的机构了。倘使反对满州皇朝和袁世凯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那么现今的革命就改变了性质。袁世凯时代已经不可组织「联合政府」了，何况现今？陈伯达先生没有抽取这个教训，我们认为是很可惜的。
菲律宾的国内战争（兰因〔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5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菲律宾的国内战争 作者：兰因〔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40年代中后期菲律宾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人民抗日军即“胡克”，又名人民军。值得一说的是，菲律宾80年代“民主运动”的一个旗手阿基诺，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瓦解菲共领导的心理战专家角色，诱降了人民抗日军总司令。 菲律宾共和国举行了它的独立典礼之后还不到十天，我们就从通讯社电报得知这个新独立国已在进行剧烈的国内战争了。据《申报》所载，联合社七月十二日马尼拉电，菲律宾政府军队和反对政府的游击队，目前又发生了冲突。反对政府的游击队，名「人民抗日军」，是太平洋战争初年八打雁半岛被日本攻陷后不久所组成的，其中成分农民占绝大多数，现在已发展到三万人以上，所有武器系自战场取来，日本的，美国的都有。联合社又说：「吕宋中部因此不断处于恐怖状态之下，其中人口最密之巴姆邦加，泰拉克，布拉干，新埃西嘉等省，米产将大受影响。」 像菲律宾那般国家，一个游击队活动范围遍及四省，人数达到三万以上，又有新式的武器，——这不能不算是一件大事，难怪美国通信社替它报道出来，而中国亲美派报纸也不能不登载它的消息。 但我们莫想从政府派的通信社和报纸得着这反政府派的游击队活动真相和意义，日本已经投降了，在菲律宾的日本军队已经成为俘虏，缴出枪械了，为什么没有「人民抗日军」存在呢？这支游击队究竟为了甚么原故同政府对立，同政府属下的军队进行战争呢？关于这些，联合社并没有告诉我们。 幸而我们有一张美国出版的反政府派报纸，它能告诉我们关于这支游击队的详细消息。 据这张美国报纸说，这支游击队本名「Hukba'ahaps」，并非一九四二年八打雁半岛陷落后才组织的，而是太平洋战争以前六年就组织了。它是一种政治的组织，以土地革命为目的，即要没收地主贵族底土地，把来分给农民。它自然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但它尤其反对菲律宾资本家和地主，因为他们长久剥削和奴役农民。 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攻进来了，「Hukba'ahaps」于是实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抵抗这新侵略者，因为农民希望菲律宾能脱离美国统治而真正独立，却不愿别的帝国主义国家来代替美国做菲律宾底主人，何况这新来的是比美国更残暴野蛮的日本？在战争中，「Hukba'ahaps」曾企图与美国军队和菲律宾正规军商谈成立联合战线，为纯军事的合作，但并不放弃其政纲，并不停止其对于本土地主的斗争。当时做菲律宾统帅的麦克阿瑟拒绝这个合作，而且加紧进攻这个抗日的游击队。「Hukba'ahaps」只好单独行动了。 日本占据菲律宾期间，武装的农民从山下冲下来，攻占了大地主的土地，拿来平分，拒绝纳税给日本或其傀儡政府。如此侵犯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不仅激恼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激恼了美国帝国主义。所以日本失败，美国重来以后，这枝游击队受了残酷的打击。从今年元旦起至五月间止，据估计，有七百名以上游击队员被美国军队或菲律宾军队所杀死。虽然如此，游击队的势力还是日加一日扩大的。现在吕宋中部已有四省完全受他们支配了，大地主的大地产也分成了小块发给那些耕种地产的农民。 农民这种行动是必然的，因为菲律宾资本家占有土地并非过着普通地主的生活，而是过着美国帝国主义未来以前西班牙旧式贵族底生活。地主穷奢极欲，农民则流了一天汗只能得到三角美金工资，住的是矛草房子。在巴姆加邦省，百分之一的人口竟领有了百分之九九的土地。战争起了，美国帝国主义和菲律宾资本家要农民帮他们打仗，只好许诺战后实行民主和平等，现在农民就是拿着这些空头支票要求兑现。「Hukba'ahaps」的行动，不用说，是得到菲律宾全国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 美国帝国主义看见菲律宾正规军力量不足对付农民游击队，便利用另一种游击队，名「Usaffe」（UnitedStatesArmyForcesinFarEast）的，到吕宋中部山上去讨伐。已经接触过好多次了。「Usaffe」是地主成分的游击队，其中含有战时与日本合作的分子。巴姆邦加省省长，林郎根，明白承认：「若非美国训练有素的陆军派来维持和平和秩序」，他就无法做他的省长。正是因为菲律宾有大批美国军队驻扎，这支农民革命军才局限于吕宋中部四省之内，而未能同大火一般燃烧全菲律宾国。 菲律宾这支游击队斗争的消息，使我们觉悟：无论哪个国家，外国军队侵略进来时，统治阶级的抗战和被统治阶级的抗战总是分道扬镳的，前者即使不妥协，也是以能逐出侵略者为满足的，后者则不仅反对美国侵略者而且反对本国统治者。必须农民有土地，工人有组织自己工会和罢工自由，一般群众有民主权利，然后抗战才有意义。我们敬祝菲律宾革命游击队继续斗争，直至获得经济的独立和军事的独立才能放下武器；即是说必须美国海陆空军完全退出菲律宾，而菲律宾经济上不再为金元集团的附庸时候，才能罢休。为此又必须反对那些与美国合作的人，那些资本家，那些过着西班牙贵族生活的地主。 最后，我们希望马尼拉及其他大城市的工人能团结起来，响应吕宋中部及其他各岛的农民战争，领导他们，走向最后胜利的道路。
中国工人的工资比美国工人多么？（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2期相关链接：郑超麟 中国工人的工资比美国工人多么？ 作者：舒严〔郑超麟〕来源：《新旗》1946年第2期 李星按：本文全面解释了40年代后期，蒋帮的上海当局宣称“中国工人比美国工人挣得多”这桩历史公案。当然，当时的上海工人是否人均每天两美元，很可怀疑。 美国货同潮水一般涌进来，大家狂呼：中国工业快要破产了！上海新市长估计，六个月之后全上海工人都有失业的危险。怎么办呢？怎样保卫中国这一点点工业基础不使之夭折呢？ 治本的方法，必须改变社会生产方式，不仅改变中国一国的，而且改变全世界的，换一句话说，即必须由生产者自己将全世界经济当作一个整体，制定一个总计划，根据某一地域自然的和社会的条件规定这个地域应当生产甚么而且生产多少分量。如此一来，不仅中国工业得到保全和发展，而且其他各国经济问题也能得到根本解决了。 如果认为这种治本方法一时难得办到，那么还有治标的方法，就是名副其实地实行关税自主，对于那些本国能够自给的货品提高税率，或简直不许进口，使同类的外货无法与国货竞争。要做到关税自主，必须国家是真正独立的，外交和内政都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自然更需要国内和平安定，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能够过活，而且有余力来购买工业制品。 可是现在狂呼工业破产的人，既不采用哪种治本方法，也不采用哪种治标方法，而采用了禁止工人罢工怠工的方法。仿佛中国工业破产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罪过，也不是中国殖民地地位的罪过，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罪过。仿佛中国工业竞争不过美国工业，不是由于技术设备落后，而是由于工资高昂。仿佛中国工人只要不罢工不怠工，只要接受那种吃不饱穿不暖的工资，中国工业就可以兴盛起来，至少可以抵制美国货流入了。 可是中国工业破产，工人阶级不能负责。抗战八年中，无论大后方或沦陷区，工人也曾接受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工资，也曾不罢工不怠工，任随人家摆布，那时中国工业兴盛起来了么？其实现在工人要求的不过是按照生活指数支领工资，换一句话说即是：充其量不过是要求恢复战争以前的工资购买力罢了，如果这样的工资能致工业破产的话，那么战争以前中国工业早应该破产了。 上海新市长告诉我们说：「目前本市工资之高，业已超过美国工资标准。」这话，用普通工人能够了解的语言说出来，就是：现在上海一个工人每日拿的工钱，比美国一个工人每日拿的工钱还要多些。 这就奇怪了。战争以前，在世界上，中国工人工资算是最低的，美国工人工资算是最高的。美国月亮虽然不比中国好，美国工人生活总比中国工人过得舒适些。人们不是常说美国帝国主义普通都能自备一辆汽车坐着上工去么？但现在人们说上海工人拿的工钱比美国工人更多些，难道现在上海工人每人都能自备一辆汽车了么？或者现在美国工人生活过得比战前上海工人还不如？可是我们知道，美国虽然也有通货膨胀，美国工人生活虽然比战前差些，但一般还是比上海工人过得好的，不仅比现在上海工人过得好，而且比战前上海工人过得好。 那么市长的话应当怎样解释呢？我们相信，市长决不会拿这话欺骗我们，他的真正意思一定是说：目前上海工人每日拿的工钱，换成美金，比美国工人每日拿的美金工钱还要多些。譬如说，上海工人每日能拿五千元法币，换成美金，就是二元二角，但美国工人每日的工钱也许只有二元美金，或者更少些。 问题就在这里：市长注意的是工资的货币形式，他并没有注意工资的购买力。他没有告诉我们：美国工人拿二元美金或一元五角美金能够买到多少东西，而上海工人拿二元二角美金或五千元法币又能够买到多少东西。 我们不很知道美金在美国的购买力，但它在上海的购买力，我们是知道的。二元二角美金或五千元法币，今天能够买到九升大米，但在战前则二元二角美金差不多可以买到九斗大米，换一句话说。在上海，美金购买力仅及战前十分之一，而在美国的购买力，据说则不过减低百分之三十罢了，如此二元二角美金在美国可以买到六斗大米（假设美国工人不是吃面包的，是吃米饭的），即等于上海三万三千元法币。上海普通工人每日果真能拿三万三千元工钱，那时才能说是「超过美国工资标准」哩。 由此可见，就工资购买力来说，上海工人所得比美国工人低得多了，即约略等于美国工人工资六分之一罢了。如果工资竞争力是受工人工资所决定的，那么中国货应当同潮水一般涌进美国去了。 中国工人做梦也不敢想念「美国工资标准」，更用不着说没有超过这个标准了。中国工人现在要求的仅仅是战前的工资，即那时全世界上最低廉的工资之一种。连这种工资，人们也认为过火的。 不错，经过战争以后，一般人生活都不如战前了，美国工人生活也不如战前了。人们要求中国工人稍微降低战前的生活，也许是合理的罢？ 然而不然。战前生活过得好的人战后不妨降低一点，但是工人生活在战前已经是在梯子底最下一级了。战前十年中间，人们不许工人团结，不许工人斗争，五卅运动当中得来的胜利品在这十年间大部分丧失了，总之现在做基数的一九三七年工资是不够补偿劳动力正常损耗的。工人不仅应当要求照生活指数，而且应当要求增加底薪哩。现在人家连战前的工资购买力也不肯发给！ 个别的资本家也许会拿账簿摊在本厂工人面前，向工人证明：他已竞争不过美国资本，快陷于破产，他实在付不出战前的工资。但问题不在于一厂工人对本厂资本家，而在于全体工人阶级对全体资产阶级。此外，问题又不在于这样或那样改善工人生活，而在于拯救工人阶级自身。 个别的资本家是会破产的，会消灭的，但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全体资产阶级是不会破产的或消灭的，说中国工业会完全停顿，中国经济会退回到李鸿章以前，——这是危言耸听之辞。如果没有战争或革命，中国工业仍要发展的，中国资本主义仍要进行的。不过中国以前是许多帝国主义竞争场所，中国工业及一般经济适应于此状态发展起来。现在则单纯多了，中国经济必需适应美国的需要了，以前的基础必须大大改造，若干工厂，甚至整个工业部门为美国所不需要的，将要消灭，但新的工厂，新的工业部门，为美国所需要的，将要兴起。这不是工业消灭不消灭问题，而是工业改造问题。改造过程将是混乱的，将有相当痛苦，相当损失。这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痛苦，这损失，切不可完全交付于无产阶级去负担。 工资，够补偿劳动力的正常损耗，——这话就是说：在战前那工资，或更少的工资之下，工人阶级要增加死亡率，减低体力，容易老衰，难于养育儿女为次一代劳动力源泉，结果则全体生产力衰落，本国工业更加竞争不过那些工资较高的国家。真正创造价值的，是劳动力而不是资本。贤明的资本家「亦当知，欲食鸡蛋者，当不能先将母鸡杀死。」所以保持罢工怠工权，现在不仅为了改善工人生活，而且为了拯救工人阶级自身，亦即是为了全体社会利益，都是必需争取的了。
陈独秀与《甲寅》杂志（郑超麟，1946年3月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陈独秀与《甲寅》杂志 郑超麟（1946年3月6日） 唐宝林按：1981年5月，我在某机关的“特别档案”中发现了这份没有署名的手稿，从内容看很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至少有三点特别重要：一是证明了陈仲甫第一次用“独秀”笔名的时间和史实；二是披露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动机和由来；三是解析了长期被中国政治界、学术界误会的陈独秀一篇重要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的真实内容（不是不爱国，而是为什么要爱国，爱什么样的国，怎样去爱国）。而且，从所引用的史料看，有些是作者向陈独秀的好友如汪孟邹等调查所得的活材料，特别珍贵；其笔迹，与《陈独秀传》（残稿）相同，于是我断定是郑超麟所作，后来写信给郑老，得到证实；是他在40年代收集材料写作《陈独秀传》的过程中写的一篇独立的文章，但一直没有机会发表。 录入者注：本文刊载于《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第65-70页。 吴敬恒1925年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那篇长文内曾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还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这话好像认为《甲寅》杂志是章、高、陈诸人的共同产物。其实，章士钊确是有权利“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的，无论就主张说，就文体说，就文字力量说，这杂志都可以盖上“章士钊”印记。 《甲寅》杂志创办于1914年（民国三年），编辑和出版都在日本东京。《新民丛报》以后，《新青年》以前，要算它影响最大了。十一年后，章士钊追论当时创办杂志用意，说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某执文字以为，爱约同人，轫之杂志。”民国五年，章炳麟也说：“二次革命既败，行严复东窜日本，知袁氏不可以争锋，始刊甲寅杂志，言不急切，欲时时牖启民主，以俟期会。”（以上引语均见1925年出版的甲寅周刊），可见，这是袁世凯反动下一种在野党刊物，但并非“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那时日本另有中华革命党的机关报，名《民国杂志》），而且是站在中华革命党右方，主张“有容”，“不好同恶异”，“调和立国”等等的。经费从何出？创办人章士钊以外，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但知筹备时黄兴也参加，他当时站在中华革命党以外。章士钊后来论杂志名称说：“与克强议名，连不得当，愚介以其岁牒之，即名《甲寅》，当时莫不骇诧，以愚实主是志，名终得立。” 杂志前数号撰文者，除“秋桐”、“无卯”为主编者笔名外，如渐生、秉心、重民、KS生、运臂、放鹤、梵音、六钧、怡云、无涯，都不知是谁。从第三号起，我们才认识了易白沙、张东荪、杨端之、蔡元培（CZY）、周鲠生、皮皓白、刘叔雅、李剑农。至于高一涵、李大钊诸人，则文字仅见于“论坛”和“通信”栏内。他们是投稿者，不是“社友”。所谓“始为甲寅，以文会友，获交二子，一李君守常，一高君是也”（见《甲寅》周刊第十五号）。小说撰写者知名的尚有苏子彀（墨鸾）、程演生（寂寞程生），以及胡适、易白沙，以下有名的人显然是后来加入的“社友”，不是共同发起《甲寅》的“同人”。 高一涵不过是投稿者，那么陈独秀呢？在全部十六本《甲寅》中仅仅第四号有一篇文章署名“独秀”。我们再仔细寻求，则不过发现第二号有署名“CC生”的致章士钊之“私函”，第三、第五、第七号有署名“陈仲”的几首诗，第四号有署名“独秀山民”的《双秤记》及第七号有同样署名的《绛纱记序》而已。陈独秀在《甲寅》上的文字仅限于此了——倘若上述不知谁的笔名没有一个属于他的。可是，我们从那封私函得知他决不是发起“同人”之一，第四号以前决没有撰稿。第四号以后撰稿也决不会使用其他笔名的。那么，全部《甲寅》中陈独秀只发表过一篇正式论文了。 但不从文字数量来说，而从内容和影响来说，则陈独秀和《甲寅》杂志确有密切关系，把人物与《甲寅》联想，读者确是不能忘记陈独秀的。 首先，据我们知道，“独秀”这个笔名是第一次在《甲寅》杂志使用。怀宁陈乾生，字仲甫，1902年与秦毓銮、叶兰、冯自由等发起第一个留学生革命组织“中国青年会”时，还是以“乾生”为名，后来单名“仲”；1903年在上海编辑《国民日日报》时，笔名“由已”；1904年在芜湖编辑《安徽俗话报》时，除“由已”外，还署“三爱”、“仲子”等等。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上海编辑英文教科书，署名“CC生”，写给《甲寅》主编者章士钊的信还是署名“CC生”。直至同年秋天从上海到日本正式撰文给《甲寅》才开始用“独秀”或“独秀山民”的笔名。独秀山是怀宁县的主山，据说陈家有祖墓葬在山上。 其次，那唯一的论文，好像一颗炸弹放在《甲寅》杂志中间，震动了全国论坛。那篇论文是本杂志之中唯一不与本杂志论调相调和的文字。他以违反《甲寅》的论调，去同《甲寅》发生密切的关系。《甲寅》在陈独秀思想发展上是一个重要的环，他开始从政治的改革又走向更深刻的文化的社会的改革了。 少年陈独秀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是与中国资产阶级开始其改革运动差不多同时的。五十多年前（《甲寅》杂志出版前二十年）开始的改革运动本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传统的政治形式，而且要改变传统的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文化、思想、文字、诗歌等。总而言之，它要拿西方的一切，来代替东方的封建的即前资本主义的一切。这运动开始三年后，未满二十岁的陈独秀就被吸引而积极参加成为很活动的一员。但不多久，政治事变紧张起来，政治的改革吸引了一切力量而渐渐把其他的改革推到舞台后面去。运动愈扩大，改革的范围愈缩小而集中于政治，最后甚至集中于“排满”和“起义”两个意义上面。人们疏忽了其他方面的改革。不仅如此，为了加强排满观念，以啬起义力量原故，人们甚至与运动初期相反，去赞美中国旧的传统而走上保存国粹的道路。辛亥革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陈独秀从加入改革运动以来就随着运动的主流前进；他离开了主张改良的保存皇帝的维新党而走向主张革命的驱逐满族的革命党；他投身在联络会党、游说新军、武装暴动的行动里面；他参加安徽光复的工作，在新成立的都督府中占据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最后他分担了革命失败的命运而过着亡命的生活。这一切是如此自然，以致他同当时无量数的志士一般，虽不落在他人后面，但也没有表现什么为他人所不及的特色。 失败和亡命给了他以闲暇，以思考的时间，让他从容考虑更深刻的有关国家命运的问题。没有特别表现的志士所以成为后来的洪水猛兽，就是此次思考的结果。《甲寅》杂志恰好给他机会，让他把初步的结论发挥出来了。 第二号通信栏发表的本是他写给章士钊的“私函”，但已使得主编者重视，不忍不发表出来了。现在全抄如下： 生机（致《甲寅》杂志记者） 记者足下： 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杂志》之命运，不知将来何如也？……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东京当不乏此种书，用英文解释者益好也。 CC生白 章士钊在此信后附了按语，字数几乎同原信一般多，现在也全抄在下面： 捧书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应公诸读者，然以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国人唯一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于斯也。至甲寅杂志，当与国运同其长短，己身无所谓运命也。有友鲁莽不文，贻愚书曰：“趁国未亡，尔尽管说出来。免得国亡尔有一肚皮话未说。要又气闷。”如此君言，则国亡时，甲寅杂志将不作矣。换位而言，甲寅杂志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杂志不能更作，亦必国亡时矣。折束邀愁人，相逢只说愁。以语足下，其信然否。 以上按语是十分推重那封信的。“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何如？”“愚执笔终日竟不能为是言，足下无意言之！”但仍认为“国人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一句话太过于急激了。 这句话乃是陈独秀在亡命中思考革命问题所得的结论，写了那封信之后不久，他怀抱了这个结论到东京来，发挥为一篇更长的论文《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于杂志第四号上——这是以“独秀”署名的第一篇文章，而且是很重要的文章。 我们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中国向来用的大帽子是“忠君”，一切都隶属在“忠君”之下。忠为八德之首，连孝父也须服从于“忠君”哩。帝国主义侵入，外交着着失败，引起人民觉悟去接受西洋政治思想以后，“忠君”的威权衰退了，但代替它的位置的是“爱国”。在“爱国”面前，一切都须退避三舍。君可以不忠，国不能不爱。起初，进步派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保守派。可是后来保守派也可以拿“爱国”为武器去攻击进步派了。康、梁保皇党反对革命诸论据，最有力的就是“革命能召瓜分”。换一句话说，凡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都是“不爱国”，因为都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在革命党方面只能拿“革命不致召瓜分”为理由去回答保皇党，却不敢进一步说：“在鞑虏统治之下中国胜于瓜分的有几何？”辛亥毕竟爆发革命了，革命而且胜利了，中国并未曾被列强瓜分去，革命党似乎可以堵塞保皇党之口了。然而，继承鞑虏政权的袁世凯，只愿意施行“伪共和”，却不愿对国民党让步。袁世凯所用的种种论据，最有力的仍是“党人主张能召瓜分”。换一句话说，凡是主张内阁制的、联邦制的、主张削减总统和中央政府权力的，都是“不爱国”，因为都要帮助外国来瓜分中国。何况此时欧战爆发了，国家主义成了时髦。英语民族盛行一句口号：“Rightorwrong——myCountry！”意思是说：“我的祖国做得对也好，做得错也好，它总是我的祖国！”其他民族也有类似的口号。袁世凯更加振振有辞责令人为“爱国”起见，再不可反对他，而应当拥护他。 “爱国！”“爱国！”本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标语，但喊得最响的还是袁世凯政府以及拥护袁世凯的一部分舆论。他们以此口号标语为武器来攻击那些失败亡命的革命党人，来责斥党人的反政府言论和活动，连《甲寅》杂志在内。政府党说：“现在国势这般危害，一国国民都应当一致拥护政府，不管政府本身是好是歹，不管袁世凯扑灭革命势力、擅自修改宪法是对是不对。退一步说，即使你们党人比袁世凯好些，但在现实之下，你们做着反政府活动，总是有利于外人的，即总是不爱国的。”在这个打击之下，反对党只好低下头来了。他们忙着声明：他们反对政府仍是为了爱国。为此原故，他们竭力说明“国家”和“政府”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怎样去说明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乞灵于抽象的法理。章士钊在甲寅杂志第二号《国家与责任》一文中说道：“兴言及此，不得不略作国体与政体之别也。当先严国家与政府之分。国家者何？亦如前言，统治权之本体也。政府者何？领受国家之意思，以敷陈政事者也。统治权之本体与敷陈政治之机关，在法理绝非同物，自然易明。而有时人莫明之者，则为历史陈迹所拘之故。盖古来国家，实建设于政府之内。国家政府，合为一体，后虽逐渐分明，而由甲种政府折而为乙种政府，前者混乎国家，后者实与国家有别。而蝉蜕之迹，极其无形，程叙又极迂缓。新旧两者之界线，殊难划清。于是欲在政府之外建立国家，使国家自国家，政府自政府，终不完全。虽然此在古国而宪法有相承之系统者为然也，若曾经革命，将从前之系统破坏无余，而别创一新系统，使新旧交替有至明之迹，不可掩者，则愈于此。” 但反对党的这种抽象论据是不能驳倒政府党那种现实论据的；无论法理上如何说得圆满，国家和政府现实上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政府党使用“爱国”武器如此有效，以致不久之后反对党本身在此武器打击之下也起了分裂。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二集里曾说道：“自民四日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款之后，革命党分裂为急进缓进二派。孙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主张急进，谓非倒袁不足以救亡；其他‘欧事研究会’及‘水利速成社’一派则主张缓进，谓因日人亟图侵略，应暂停革命工作，以免增加时局之严重。” 爱国，爱国，天下许多罪恶假你之名以行之！ 上引那段话可以当作《甲寅》言论之标本，也可以当作一切论法理言政制的文章之标本。不幸，当时论坛上流行的都是这类文章。人们不谈政治的根本，只谈法理，只注意上层政治制度问题，如什么君主制和民主制、总统制和内阁制、统一制和联邦制、一党制和多党制等等。人们好像以为中国只要采取而且实行良好的政制，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陈独秀当时已经超出这种言论以外了。他已从上层政制问题走到政治根本问题。他明白，要抵抗政府党手里的“爱国”武器，乞灵于法理是没有用的，分别什么“真爱国”和“假爱国”，结果也要同上海大舞台背后那家店一般：“天晓得”；必须进一步检讨：什么是国？如何去爱？他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就回答了这些问题。 他首先提出“自觉心”来对抗“爱国心”。爱国心不是高出一切的，而有自觉心与之相对。“自觉心”至少与“爱国心”处于相等的地位，前者出于“智”，而后者出于“情”，二者不可偏废。但这是一般说的。单就中国来说，则中国根本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家，根本“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既没有国家，就谈不上什么“爱国”。所以首先懂得什么叫做国家，它以什么为目的，它的情势怎样——即首先须有“自觉”。“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罔与殆，其蔽一也。”在中国，自觉心不仅与爱国心并驾，而且驾爱国心而上之。“为国尽粹，万死不辞，此爱国烈士之行，所以为世重也。然其理简，其情直，非所以应万事万变而不惑。应事变而不惑者，其惟自觉心乎？爱国心，具体之理论也。自觉心，分别之事实也。具体之理论，吾国人或能言之；分别之事实，鲜有慎思明辨者矣。此自觉心所以为吾人亟需之智识，予说之不获已也。” 有了自觉心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要爱国。论文著者指出：国家不是绝对必须去爱的，国家必须本身值得我们爱，我们才去爱国。“土地、人民、主权者，成立国家之形式耳。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为成立国家之精神。”“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吾华未尝有共谋福利之团体，若近世欧美人之所谓国家也。”现在“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摇篮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岂吾民获罪于天，非留此屠戮人民之国家以为罚而莫可赎耶？” 既然懂得“爱国”是以国家本身值得爱为前提，那就可以明白亡国也不见得怎样可怕。他接着说：“或谓：恶国家胜于无国家。予则云：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安在无国家之不若恶国家哉！其欲保存恶国家者，实欲以保存恶政府，故作危言，以耸国民力争自由者之听，勿为印度，勿为朝鲜，非彼曲学下流，举以讽戒吾民者乎？……不暇远征，且观域内。以吾土地之广，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是以辛亥京津之变，癸丑南京之役，人民咸以其地不立化夷场为憾。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吾人非咒尔亡，实不禁以此自觉也。” 何况中国欲求不亡而不可得。中国要能独立自主，必须准备战争。可是要备战必先理财。中国岁入约三万万元，其中就有一半须付外债本息，拿什么来备战呢？“无论共和、君主、维新、复古，瓜分亡国之局终无由脱！”但这不要紧，根本的毛病乃在于中国人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忧耳。夫政府不善，取而易之，国无恙也。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而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然则立国既有所难能，亡国自在所不免，瓜分之局，事实所趋，不肖者固速其成，贤者亦难遏其势。” 他用下面几句话总论道：“穷究中国之国势人心，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此予之所大惑也！”这几句话是与那封“私函”中国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一句话互相发明的。瓜分既不得逃，亡国又无可怖，那么愈早愈好，免得在恶政府或恶国家底下多受罪了。这就是辛亥革命以后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异常之消极的。但消极和积极都是相对的。消极之中含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有所否定必有所肯定。这个意思，一方面摧毁了政府党手里的“爱国”武器，不许政府党拿“爱国”大帽子来高压反对党。中国现在没有值得人爱的国家，现在的总是不在于如何爱国，乃在于如何去建设一个值得人爱的国。我们反对现在的政府，正是因为它妨害我们去建国。我们决不因为政府党斥为“不爱国”而停止或和缓我们的反对。我们将反对这个政府，以及妨害我们建国的政府，直至我们成功建设了一个确实值得人爱的国家。 他方面，这个思想又烘托出了当时反对党的肤浅。论法理言政制是没有用处的。袁世凯固然不好，但推翻袁世凯，拿国民党官僚去代替不见得更好些。“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他在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任内不是没有经验过的。那么取消共和恢复帝制能好些么？也不见得。“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 那么怎样才能保国于今世呢？他没有明白建议，但已经有了暗示。既然根本毛病在于中国人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那么我们就应当培养这个智力。我们不应把改革运动局限于政治一项，应当把这个运动展开于各种方面，于制度、礼俗、宗教、道德、思想、文字、诗歌各方面。如戊戌以前运动初起时那样。我们应当改革中国的旧传统而代之以西方的一切。然后我们才有建设国家之智力，才能认真改革政治制度，因此才能终于建设一个值得人爱的国家。当时陈独秀是否有此明了的观念，我们虽不知道，但他以后的确是沿着这条大道前进的。 《爱国心与自觉心》是全部《甲寅》杂志中一篇特异的文章，不仅与《甲寅》论调不相调和，简直警世骇俗，难怪发表之后引起读者纷纷抗议了。可是这一号出版后，杂志停刊了几个月，直到次年5月以后才在上海复刊。杂志迁移是与日本二十一条要求有关系的，因为第五号第一篇论文《时局痛言》就是评论此次“国耻”的。 到了第八号，不能不答复读者的抗议了。章士钊特为此事写了《国家与我》当作第一篇论文，替陈独秀辩护。他说：“往者同社独秀君作《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揭于我志，侈言国不足爱之理。有曰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又曰国家国家，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斯言一出，读者大病，愚获诘问斥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愚逊谢之。” 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陈独秀那篇论文发生什么影响了。总之，《甲寅》是没有其他论文曾引起读者写了十多封信来诘问斥责的。可惜这十多封信中只发表了一封，而这封信似乎不能代表大多数投信者的意见，因为信内写得很委婉，虽表示抗议之意，却无斥责之辞。投信者认为署名“独秀”的作者是厌世的，是“伤感过甚”的，是“牢骚抑郁”的，但一定有“言外之旨”。“愚则忘其无似，僭欲申独秀君言外之旨，稍进一解。诚以政俗靡污，己臻此极，伤时之士，默怀隐痛，不与独秀君同情者，宁复几人！憔悴行吟，怅然何之！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征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不吐不释，独秀君其许我乎？” 但他所谓“申言外之旨”的，其实都是反驳陈独秀文中的话。他说：“惟吾民于此诚当自觉。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侪于无国之民，自居于无建设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 他又说：“恶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诚可痛，亦宜亟谋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国之民，犹为惨酷，殆亦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即果有之，亦不过一时之象，非如亡国惨劫，永世不复也”；“与其于恶国家而盲然爱之，诚不若致国家于善良可爱之域而怡然爱之。顾以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遽祈无国，至不惮以印、韩亡国之故墟，为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对于国家，已同自杀，涉想及此，亦可哀已。” 这两段话仍旧是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的，仍旧认为恶国家究竟胜于无国家的。这种议论固然不会惊世骇俗的了，可是当时需要的正是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而不是这种老生常谈。这位投书者，姓李名大钊，此时似乎尚未认识陈独秀。 章士钊在他的论文中虽然于读者诘问斥责之前替陈独秀辩护，但仍努力把那种惊世骇俗的话转移为老生常谈。他认为“国不足爱”的话固然可以抵御政府党手中那个有力武器，但也有便利外国侵略者的危险。他提出了“解散国家说”。他说这是根据卢梭民约论的。国家是人民订立的契约的产物，中国国家既然不好，我们可以宣布废弃旧的契约，解散这个国家，然后订立新的契约，建设新的国家。但是怎样去解散国家和建设国家呢？章士钊说：“道在尽其在我也已矣，人人尽其在我，斯其的达矣”；“大凡暴者之为暴于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为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纾或迳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为。”尤其是“读书明理号称社会中坚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纾或以逢迎之”，暴者更“不敢为”。所以，社会中坚者应当首先负起这个责任。这仍旧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老话。 其实，此时仅仅八九个月之后，陈独秀那篇文章所说的话已经不怎么惊世骇俗了。章士钊替他辩护已经多余的了。《甲寅》第四号和第八号出版时，论坛风气有很大的差异。因为中间发生了“二十一条”事件。人们看见党人固然不能致国家于富强，但袁世凯没有党人掣肘，仍旧是要把中国拱手送给外人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忍受他的高压统治呢？“自觉心”果然起来排挤“爱国心”了。李大钊信内说起，他有一个朋友起初不以陈独秀的议论为然。“厥后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东。询以国门近象，辄又未言先叹曰：‘一切颓丧枯亡之象，均如吾侪悬想之所能及，更无可说。惟兹行颇赐我以觉悟，吾侪小民，侈言爱国，诚为多事。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章士钊辩护信内也引证了梁启超新写的论文《痛定罪言》。梁启超设为“客问”，提出若干种理由说明“有国不优于无国”，而这些理由，梁启超都说是“余厥然无以应”的。梁感叹说：“夫客之言虽曰偏宕，不诡于正乎。然事实既已若兹，则多数之心理，不期而与之相发。呜呼！吾见夫举国人睊睊作此想者，盖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质言耳。”章士钊引了这几句话之后说道：“夫梁先生方以不作政谈宣言于众也，劝人不为煽诱激刺之论者也，今骤然与昨日之我挑战，其所为惊人之鸣，竟至与举世怪骂之独秀君合辙而详尽又乃过之。此固圣者因昆制宜之道，然而谨厚者亦复如是，天下事可知矣。”我们试想想：八九月以前，陈独秀那篇文章的议论为举世所怪骂，如今据梁启超说，持此议论者十人之中有八九人了。大多数当然是自发的，但不能说《甲寅》杂志第四号没有发生影响。章士钊比喻得好，他说陈独秀是“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很奇怪的，是陈独秀自己不出来替他的文章辩护，第八号出版以后，他对于章士钊的论文和李大钊的通信，也不发表意见，而且从此直至停刊，连“文宛”栏中也没有他的诗了。我们知道他在这时期一般不愿意写文章。前一号，他还替苏子谷的《绛纱记》写了一篇序，其中有“视执笔为文宁担大粪”的话。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是他明白，他的文章不合于《甲寅》的作风。人家谈法理，论政制，他则要超出法理政制以上；人家始终把“爱国”置于一切之上，他则认为必须敢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话，中国才有出路。此时这话，虽然私人谈论时十人八九不以为怪，但出版物的编辑人究竟不愿意发表出来的。 他也必须有自己主编的杂志。从发表那篇文章时起，他就积极计划着自己办杂志了。他的老朋友（作者后来对我说是汪孟邹——唐宝林注）还记得，甲寅年他就有办杂志的意思。他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甲寅》停刊之前不久，他的杂志终于成功。那就是有名的《新青年》。 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 此文写完后，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发现了胡适一首新诗，题为《你莫忘记》，兹全抄如下： （此稿作于六月二十八日。当时觉得这诗不值得存稿，所以没有修改它。前天读《太平洋中劫余生》的通信，意与此稿如出一口。故又把已丢了的修改了一篇，送给尹默、独秀、玄同、半农诸位，请你们指正指正。——适）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强奸了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是谁砍掉你的手指， 是谁打死你的老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约，…… 火就要烧到这里，—— 你跑罢，莫要同我们一齐死！ 回来！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总该不至——如此！…… 这简直是《甲寅杂志》陈独秀那篇文章由文言写成白话，由散文写成诗的了。
郑超麟《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不断革命论ABC（1947） 刘兆丰录入 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郑超麟 （署名意因） 新旗丛书之五 春燕出版社印行 （1943年） 序 第一章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第一节中国能适用中国革命论么 第二节托洛茨基如何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中国革命问题 第三节两个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 第四节不断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 第二章中国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 第一节战争时期要求特别的策略路线 第二节中日战争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第三节革命的失败主义能适用于中国吗？ 第四节战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 第三章殖民地解放运动底新估价 第一节殖民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位置 第二节列宁提纲以后的殖民地运动 第三节殖民地运动底教训 结论 附录： 一个乡下人底抗议（1941） 附：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底议决案 论革命性质（1942）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43.1.30）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 郑超麟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十二条，以及《补充提纲》九条，——乃是马克思主义史上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文件之一。这文件久已成为各种意见争论之焦点了，以后还要成为更大的争论之焦点的。为此原故，我们需要研究这文件，而且需要不厌求详地去研究。可以研究的方面是很多的，譬如说：这文件包含的根本思想是怎样发展下来的？这些思想同当时世界局势有何关联？二次大会后发生的事变证实这些思想，还是推翻这些思想？或者证实其中某些部分而推翻某些部分？各派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文件的见解如何？等等，等等。这种研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且也非一个人底力量能够完全担负的。 以下几页文字乃是读《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会议录》时得来的一些感想，不致云研究，聊供后人研究之助而已。 《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十二条，系列宁起草的，先在大会设立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讨论过，然后提出于大会第四次会议（一九二零年七月二十六日）及第五次会议（七月二十八日）讨论。 委员会怎样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可惜没有记录可供查考；但是从大会上各人的发言看来，可知委员会讨论时已有很多争执了的。有枝节的问题之争执，也有原则的根本的问题之争执。列宁底《提纲》草案提到大会去时，已因委员会讨论结果而有多处修改了。所修改的并不限于枝节的方面。 列宁草案中原写着“必须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且不止一处这样写着。这话引起委员会中多数人反对，结果修正了。列宁自己在大会上说道：“这一点引起若干分歧意见。我们辩论着：原则上和理论上是否可以宣布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有赞助落后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义务的。辩论结果达到一致的结论，认为我们不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只说‘民族革命运动’。无疑每个民族运动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农民乃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之代表者。那是一种空想，倘若以为无产阶级政党（那些国家如果能产生无产阶级政党的话）对于农民运动没有采取一定的态度，没有事实上赞助它，却能在落后国家中施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政策。但是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我们说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就要失去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之间的区别了，——这区别，近来在落后国和殖民地是完全明显的，因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也尽其可能在被压迫民族中造成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压迫国资产阶级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之间有一种谅解，以致时常（甚至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被压迫国资产阶级虽也赞助民族运动，却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某种协调，即与之一起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和革命阶级。这一点，在委员会里已经完全证明了。我们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即注意到这个区别，而且差不多处处拿“民族革命”字眼去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字眼。其意义就是：我们以共产主义者资格赞助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仅当这运动的确是革命的时候，仅当其代表人不反对我们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农民以及被剥削的广大群众时候。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些国家底共产主义者也应当反对改良派资产阶级，其中含有第二国际英雄们在内。殖民地国家已经有改良主义党派了，其代表往往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或社会党人。这个区别，现在各条提纲中都指出来了，如此一来，我们的立场就表示得更加明确了。” 委员会共有十九人，其中除俄国代表外，还有英美法荷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代表，又有波斯，中国，土耳其，高丽，荷属印度等殖民地国家代表。这些代表之中有几个也在大会上说了话，但我们看不出究竟是谁在委员会内反对列宁上面那点意见的。 鲁易似乎是反对者之一。印度人鲁易，在第二次大会上，很奇怪地，不是代表印度共产党，却是代表墨西哥共产党。《补充提纲》九条就是鲁易所起草的。这《补充提纲》由委员会通过提到大会去讨论，匆忙中没有印出来发给各代表，仅由鲁易本人在大会上朗读一遍。 其它问题没有什么补充的提纲，惟独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匆忙中于原提纲之外再写几条补充的提纲出来。这是为了什么原故呢？我们不很知道，但从补充的内容看来，那是与列宁上面说的争论之点不无关系的。列宁提纲草案中，如列宁自己说的，没有指出落后国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之区别，鲁易提纲则着重指出这个区别。譬如第六条中说：“赞助殖民地推翻外国统治之斗争，可见并非拥护土著资产阶级底民族努力之意，宁可说是为殖民地无产阶级铲平解放道路。”第七条中说：“可以看出两种日离日远的运动。一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运动，它要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政治独立；另一种则是无财产的农民为解除种种剥削而斗争。第一种运动图谋统治第二种运动，而且时常得到成功；但是共产国际必须为反对这样一种统治而斗争。”第八条中说：“真实的力量，解放运动底基础，在殖民地，并不限止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狭隘范围之内。在大多数殖民地，已经有革命党派组织起来，它们与工人群众密切联系着而工作。” 这几条补充的提纲似乎把委员会内的争论解决了。我们并不要赞助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我们只要赞助那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它是真正革命的，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而非改良的，即非与帝国主义协调的。 可是委员会内的争论虽然解决了，问题提到大会来时仍然引起激烈的争论。大会上一部分代表不仅反对列宁草案中“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话，而且反对委员会修正后的“赞助民族革命运动”的话。他们不仅反对改良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且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波斯代表苏丹萨德说道：“提纲中关于赞助落后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那一点，我以为只能适用于此运动刚在开始的国家。业已有十年以上运动经验的国家，或此运动业已获得政权的国家，如波斯，倘若照着提纲行去，那就要驱遣群众入于反革命怀抱了。所以必须造成和维持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任何其他的意见都能引至可惋惜的结果。” 意大利代表格拉齐亚德提议将“提纲”中“必须赞助”字眼改为“必须积极注意”字眼，“有赞助义务”字眼改为“有积极注意义务”字眼，“必须缔结暂时联盟”字眼改为“必须维持暂时关系”字眼。他解释他这提议所根据的理由道：“提纲内使用的‘赞助’字眼，是比‘积极注意’意义更狭小些。‘赞助’只含有一种意义，而且是最危险的意义。‘积极注意’之中本含有‘赞助’意义在内，但也含有种种可能的意义，‘赞助’不过是这些可能之一而已。倘若处处能够迅速利用民族运动以创造一种革命运动，那就更好些。关于‘联盟’也可以这样说。‘联盟’不过是一种情况，而且不是最值得希望的情况。” 但是最露骨最彻底反对“提纲”内那点意见的，是另一个意大利代表，塞拉底。塞拉底是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大战中站在国际主义立场，是世界有名的革命者之一。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地位很高，是此次大会主席团之一员（主席团共五人，德国列维，法国罗斯麦，意国塞拉底，俄国列宁和齐诺维也夫）。这两次会议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时候，他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表意见，直至宣布辩论完毕要付表决，他才站起来，发表如下声明： 对此问题，我本来还要发表意见，但现在我宁愿限止于说明我放弃表决权之理由。 “我在列宁同志和鲁易同志向大会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之中，不仅看出了若干矛盾，而且看出了一种大危险对于先进国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底立场，无产阶级当此革命前夜尤其必须排斥任何阶级合作的。 “‘落后国’之界说太不确定了，太不精密了，足以招致种种沙文主义的附会。 “一般说来，凡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进行的民族解放行动，那怕是以暴动为手段的，也不是什么革命的行动。 “这种行动有利于某一在发展中的民族帝国主义，或是为了某一新国家底资本帝国主义作战去反对以前统治的国家。民族解放，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参加，无论何时都不是革命的。即使在所谓落后国内，要实行阶级斗争也必须无产阶级有保证能够脱离一切剥削者而独立的，那些自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之资产阶级民主派亦在其内。 “被奴役的人民之真正的解放，只能依靠无产阶级革命和苏维埃制度，而不能依靠共产党与所谓革命的资产阶级党派订立的甚么暂时的和偶然的联盟。 “这种联盟反而能够减弱无产阶级觉悟，尤其在那更少习惯于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国家里面。 “提纲中这些不够明了之处就包藏有危险，足供西欧冒充革命的沙文主义者利用去以反对真正的共产主义国际行动。 “所以我声明，我放弃表决权。” 辩论完毕之后，塞拉底才来这个声明，我们可以想见会场上是如何震动的了。 荷兰代表温古勃跳起来说，说：“这是骇人听闻的！”说：“大会如果自尊自重的话，就必须强迫塞拉底同志讨论这个问题。”（温古勃自己亦曾在委员会中要求更明白些规定所谓“落后国”底意义，结果他的要求被否决了。见他自己在大会的演说。） 齐诺维也夫也跳起来，以俄国代表团名义宣布塞拉底底声明是“很不合同志态度”。 鲁易也跳起来，要求勿将塞拉底这个声明放入大会记录里面。鲁易回答塞拉底说：“在落后国里，民族革命是前进一步。将革命分别为若干不同的种类，那是不合科学的。种种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底各个阶段。被剥削的国家，人民不能继续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其所经历的革命阶段将与欧洲诸国不同。谁认为援助这些国家人民底民族斗争乃是反动的，那他自己就是反动的，他自己说的就是帝国主义论调。” 此时辩论已经完毕了，大会为此问题也开过二次会议了，从新开始辩论是不可能的。塞拉底本人并不希望辩论他的意见。他解释他所以不参加辩论而仅限于这个声明的理由说：“我认为那些提纲，大会自然可以通过，而且必须通过。但我自己处于一个完全特别的境地。我六年长久在我的国家内为了反对民族主义运动而斗争，如果我投票赞成这样的议决案，那么人家将要指出我在意大利的立场和我此处赞成的议决案中间有一个矛盾。” 他回答鲁易说：“鲁易同志说凡是革命都含有社会性质，但这话就是说：我们在战争时必须替一切资产阶级仆役服务了。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说：革命的战争是一种社会的战争，必须参加进去。我们则回答道：不，我们决不参加的。” 他又说：“我本欲向大会提议宣布：…无产阶级在其反对资本压迫的斗争当中有权利利用民族暴动，使之最后地转变为一种社会革命。我的思想是很简单的。我不说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在什么事件，甚么情况，什么保证之下可以同小资产阶级运动联合起来；我只说：不，工人阶级为了社会革命目的可以利用一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决不可以赞助资产阶级，尤其不可以在落后国家里赞助资产阶级，因为这样做将有迷失阶级立场和阶级方向之危险，而落后国群众比前进国群众更容易迷失阶级方向的，因为那里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坚定的阶级意识，而且常常盲目地跟随领袖走去。“ 以后大会就拿列宁和鲁易两个提纲付表决。除了三票弃权之外，其余代表都投赞成票。 《会议录》里没有写出究竟是那三个代表放弃了表决权。但塞拉底无疑是其中一个。西班牙总工会代表佩斯塔雅也是其中一个，因为临表决前他曾站起来声明道：“我代表的不是什么政党，而是一种工会组织，凡我没有把握去履行的义务，我都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不投票。”第三个是谁呢？也许是意大利代表格拉齐亚德，即曾发言反对《提纲》中用“赞助”字眼的。临表决前，他也站起来声明道：“我昨天的发言已经表明我的立场了。我要投票赞成《提纲》，连同我提议加入的那些辞句。”他加入的辞句，通过后的《提纲》内既然没有，可知他也不会投票赞成的。如果这个揣测是可靠的，那么弃权的三票之中意大利代表竟占据二票，因此二人都是反对提纲中“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或民族革命运动）那一点。 这并不是偶然的。塞拉底自己就明白表示他不投赞成票，是为了他“在意大利的立场”。荷兰代表温古勃解释格拉齐亚德底提议说道：“如果我没有误解的话，那么格拉齐亚德同志是提议勿将这提纲应用于意大利的，以免叫共产主义者去赞助那里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害怕人家也许把意大利算在那些落后的国家之内，因此他以为他的提议是必要的。” 《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没有意大利代表，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欧洲诸大国社会主义者，再没有比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更亲切感到“赞助民族革命运动问题”之烦恼了。我们只消记得意大利民族独立解放成功之时正是法兰西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府之时（巴黎公盟），就可以明白。此时欧洲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很高了，无产阶级已经举起社会主义革命旗帜，而且夺取政权了，意大利才来完成它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世界以及意大利无产阶级，世界以及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对于意大利底民族革命运动应当采取甚么态度呢？这个问题从第一国际起就引起激烈的争论。在第一国际内，马克思和马志尼（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当时也参加第一国际）之间的纠纷也是与这个问题有关系的。意大利建国成功，这个问题并未曾解决。第一次大战时，意大利社会党右派等认为意大利参战是建国工程之继续（向奥大利索回特里斯特和托伦托两省），是一种民族解放战争，具有进步意义，必须拥护的，左派等则反对之。到了战争终止以后，凡尔塞分脏不均，意大利愤而退出和会，国内又激起了民族主义运动，要求阜姆，要求非洲殖民地等。意大利社会党中并不缺少那些主张赞助这民族主义运动的分子。其实这运动在意大利国内含有对抗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意，是一种反革命的运动，为后来法西斯运动所从出。意大利社会党，即是在塞拉底领导之下加入第三国际的一部分人，当然反对赞助这运动的，他们更进一步反对赞助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塞拉底宣布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是革命运动，他反对赞助资产阶级，他认为民族运动只可以利用来转变为社会革命。意大利代表底立场，由此看来，是不足为奇的。 其实这立场并非只能产生于意大利。凡已有资本主义发展，而民族独立完成较晚或尚未完成的国家，无产阶级及其前锋队都不能不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名为民族革命运动）采取一定的态度；此外，在这运动教训之下也都不能不产生一种立场，否认此运动有革命意义，而拒绝赞助之。这类国家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意大利，可是除了意大利外，如波兰，如捷克，如巴尔干诸国，社会主义者也常常为这问题所困恼的。尤其是波兰。大家知道，卢森堡和列宁之间关于民族问题有过激烈而长久的争论。布尔雪维克党中，也有人（拉狄克，布哈林，毕亚塔可夫等）代表卢森堡底立场反对列宁。这争论不仅发生于俄国革命以前，而且发生于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之间，甚至在十月革命以后。很奇怪的，此次共产国际大会讨论此问题时，拉狄克虽有二次发言，却未曾提出他过去的立场。也许他是受俄国共产党纪律所拘束的罢。 列宁和卢森堡之间的争论，其意义，列宁自己说得最好。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回国在党会议演说道：“波兰社会民主党同志底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他们提出了国际主义口号，并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与其他各国无产阶级作兄弟的联合，我们绝不为解放波兰而进行战争。他们的功绩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只把波兰这些社会民主党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者。其他的人是爱国派，波兰底普列哈诺夫派。人们为了挽救社会主义而反对了疯狂的害病的民族主义。可是从这种奇特的立场中却产生了一种离奇的现象：同志们跑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不承认波兰底自由，不承认波兰底分立。” 这里说的“同志们”是指毕亚塔可夫一派的人，大俄罗斯民族方面的人，他们在布尔雪维克党四月会议民族问题委员会中占据多数（九人之中占据七人）。我们从列宁底话可以明白：站在波兰社会主义者立场上可以“不为解放波兰而进行战争”，但是站在压迫波兰的俄国人立场上，站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立场上，就应当承认波兰有分离独立的自由。 但是现在我们并非站在压迫人的国家底社会主义者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是站在被人压迫的国家底社会主义者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 塞拉底底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分别历史条件，没有指出：在过去某一时代“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进行的民族解放行动”仍是革命的，即使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摇旗呐喊，没有提出自己的要求，没有利用民族运动并转变之为社会革命，也是有革命意义的。此外，它只放弃表决权而不是投反对票，即他只害怕人家指出他的立场和《提纲》中间有个矛盾，却非反对大会通过这《提纲》，他反以为大会必须通过《提纲》。塞拉底难道以为比意大利更落后的，比欧洲诸小国更落后的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仍可以赞助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运动么？ 列宁提纲虽名曰《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但关于殖民地的，十二条之中只有一条，即第十一条，而此条也是把殖民地国家纳入于一群“带有更落后的，主要封建的或宗法的或宗法（原文如此，有点怪）农民性质的国家和民族”这个大范畴之内。其他各条都是泛论一般压迫人民族和被人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总之，列宁提纲里所谓被压迫的民族，范围是很广大的，从爱尔兰直至巴什基尔和鞑靼都包含在里面。在如此宽泛的，发展程度如此差异的范围内，要确立若干通用的原则，本来是很困难的。 鲁易提纲则不同。严格说来，鲁易提纲只能说是《殖民地问题提纲》，因为其中是专论殖民地的，其中供给殖民地问题以理论基础，这里（原文如此，怀疑原文有误）论基础不能适用于其他非殖民地的弱小国家。第一条就明白地说出这提纲是为了“精密确定共产国际和那些政治上被压迫又受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底革命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类国家，鲁易举出中国和印度做例。我们也可以说：鲁易提纲不是泛论殖民地，而是专论殖民地中那些“受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国家”。这类国家，除了中国和印度以外，最重要的还有波斯，土耳其，埃及，其他如刚果，蒙古之类自然不在所论以内。范围缩小了，因此确定的立场也应当能够更精密些。 委员会秘书马林在大会上说道：“我认为列宁同志底提纲和鲁易同志底提纲，其间并没有差异。二者精神上是一致的” 不错，在主张“必须赞助民族革命运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但在其他方面仍有许多差异之点可以指出来。第一，列宁所谓殖民地乃是指那些封建的宗法的性质占主要地位的国家（见第十一条）；鲁易所谓殖民地则是指那些受自己的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国家（见第一条）。第二，因此，列宁把殖民地国家看做是“没有无产阶级的，或差不多没有无产阶级的”（见第一次会议上列宁底演说：“世界局势与共产国际底基本任务”）；鲁易则认为殖民地已有无产阶级存在，虽尚存不久，他而且以为推翻外国统治的斗争就是替殖民地无产阶级解放铲平道路。第三，列宁提纲草案主张赞助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后来虽然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改为“民族革命运动”，但它的演说中仍旧认为“每个民族运动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农民乃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之代表者”；鲁易则自始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无财产的农民底斗争视为“两种日离日远的运动”。第四，列宁提纲不过指出先进国无产阶级有联合殖民地群众之必要而已，至多也不过将殖民地群众革命运动提高至与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等重要的位置；鲁易提纲则更进一步，认为必须帝国主义失去了殖民地，断绝了额外利润的来源之后，欧洲工人阶级方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见第三条）。 很奇怪的，大会上激烈的辩论都是以列宁提纲为对象的，除了一次之外没有人提起鲁易提纲。这是为了甚么原故呢？因为列宁提纲早已印出发给了各代表，鲁易提纲没有印发只由鲁易临时宣读一遍，因而发言的代表无所根据么？或者因为民族问题是久已争论的问题，而殖民地问题则是新近提出为这些欧洲诸国代表所不熟悉的么？我们不敢妄断，但大会上唯一拿鲁易提纲做对象来讨论的恰是殖民地代表苏丹萨德（波斯），——这似乎不是偶然的事情。 苏丹萨德说道：“不可以从这里做出结论说：全世界共产主义底命运依赖于东方社会革命底胜利，如鲁易同志所断言的么？自然不可以。许多土耳其斯坦来的同志也陷于这种错误。……我们设想印度开始共产主义革命了，印度工人若无英国和欧洲大革命运动来援助，能够抵抗全世界资产阶级底进攻么？自然不能。波斯和中国底革命被压平下去，便是明显的证据。” 大会上对鲁易提纲发表意见的，只有苏丹萨德一人而已，不管鲁易演说末了如何谦虚请求各位代表反驳他，希望经过辩论之后欧美共产主义者对此问题能够更加明了。可以说大会对于鲁易提纲是颇为冷落的。 但是第二次大会以后，各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之中，我们却不可以说这话。在这些运动中，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底“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被人奉为经典，而人们常常征引的话，出于列宁提纲的还少些，出于鲁易提纲的则更多些。 现在距离那次大会将有一个世纪之四分之一时间了，与大会以前相反，这二十多年是富于殖民地革命运动经验的时代，足以补充和纠正两提纲包含的根本思想之经验是很不少的。我们现在并不打算把这些根本思想重新检查一遍。我们只限于检查一下那次大会上争论得最激烈的问题，即：殖民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否赞助本国民族革命运动问题。这二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每个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都是从赞助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或称民族革命运动）开始的。无论如何表明赞助的是农民而非资产阶级，但结果都是赞助了资产阶级，结果又都是资产阶级获得相当胜利便同帝国主义妥协，转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和共产党。每个殖民地国家都是这样，几乎没有一个例外。一个试验失败可以说是偶然的，但自今以前一切试验通通失败，那就不能说是偶然的了，那就应当重新考虑所试验的东西。 列宁提纲本是建立在一般理论分析和一般民族运动经验之上，而非建立在殖民地运动经验之上，因为那时以前并没有甚么大规模的殖民地运动。鲁易以印度人资格，根据大战中及战后印度运动底经验，他国马克思主义者未曾获得的经验，去补充列宁底提纲，使得提纲更加精密些，更加适用些。但是那几年的印度经验若是拿来同后来的经验，譬如中国经验，相较，那不啻是小巫之见大巫了。 一国无产阶级对于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之态度，同这个无产阶级底阶级觉悟程度有关，而这阶级觉悟又同本国运动经验有关。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各殖民地国家代表发言看得出来。 这次大会，依照鲁易定义（“政治上被压迫而又受自己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的”）所称为殖民地的国家，除了埃及以外，都有代表参加，而且为此问题在大会上发言。我们有波斯代表苏丹萨德，中国代表劳士道（译音），土耳其代表伊士买•哈基•帕夏，印度代表鲁易（鲁易虽代表墨西哥，但他的演说是报告印度运动状况的）。 这四个国家代表发言富有象征意义。波斯是有过了民族革命经验的国家，它的代表最左，我们上面已经引过他的一段话，他说：在波斯，“倘若照着提纲行去，那就要驱遣群众入于反革命怀抱了。”他主张“造成和维持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对抗资产阶级民主运动”。 土耳其那时正在进行民族革命，土耳其共产党正在赞助基玛尔领导的“安那托里运动”，它的代表当然热烈拥护提纲内“必须赞助民族革命”那一点。他说：“一种新的解放运动开始于土耳其。现在受民主党派领导的安那托里运动，乃是对于协约国征服土耳其之最好的回答。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尤其是火上添了油，运动增长得更加迅速。现在，在安那托里的革命国家，正在准备着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知道，大会之后不过半年，这“革命国家”便开始屠杀工农和共产党员了。 中国代表，“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乎？），发言完全没有涉及这个争论的问题。他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反映中国在“民族革命运动”以前的混乱思想。他说：“在反对日本，反对中国政府，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孙逸仙派，学生总会，工会和社会党四者是浸透了一种一致的革命意识的。” 印度底运动当时比中国进步得多了。印度资产阶级未曾像波斯那样取得政权，但印度工农群众比土耳其兄弟辈更早尝到资产阶级底背叛和欺骗了。印度代表发言界于波斯和土耳其两国代表中间。他比土耳其代表进步的，就在他晓得分别资产阶级运动和被剥削的群众运动。他说：“这种群众运动并不受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所操纵；这个运动是独立发展的，虽然民族主义者图谋利用它以为自己的目的。”他又说：“这些群众底革命，初期自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革命的民族主义初期自然要发挥作用。但无论怎样，这个革命的民族主义，也将致使欧洲帝国主义于崩溃的，那对于欧洲无产阶级是极重要的。”印度代表比波斯代表落后的，就在他不晓得必须培植一种“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来对抗民族主义（那怕是“革命的”民族主义）。 这里为了免避误会起见，我们必须解释波斯代表所说的“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究竟含有甚么意思。照当时用语说，所谓共产主义运动，无论如何“纯粹”，都不是指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言的，也不是仅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及重要生产机关收归国有而言的，而是指一种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为目的的运动。 说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纯粹的”共产主义运动之间还有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阶段，其错误就等于说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还有个“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样。事实上是“革命的”民族主义必须转变为“纯粹的”共产主义，才能致使欧洲帝国主义趋于崩溃。 此次大会除了以上诸国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殖民地派代表来参加。这就是荷属印度。但它派的代表不是本地的居民，而是宗主国的人，即荷兰人马林。马林希望第三次大会时有几个爪哇人和马来人来参加讨论，此次只好由他代表了。为了有这特殊的关系原故，马林发言就没有上述四国代表那么富于象征意义。马林是拥护列宁和鲁易两提纲的。他向大会报告他在荷属印度做工作的经验，他自夸为这是殖民地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经验，他以此经验去替两提纲中赞助民族革命运动之点做辩护。他后来而且根据此经验劝告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在大会上说：“困难之点仅仅在于怎样去正确规定落后国和殖民地内革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实行上则没有这个困难点。实行时候就会觉到有与革命的民族主义分子共同工作之必要。倘若我们忽视这个运动，倘若我们做个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我们只做了一半的工作。”他自己的经验，就是他曾联合爪哇当地的居民底一种团体，“萨卡伊斯兰”，而得到了很好的结果。 他从这经验又得到一个教训说：“我们在爪哇看见中等阶级图谋使群众对于民族问题感觉兴趣，但这种图谋毫未成功。可是当我们走到城市和产糖区无产者那里去，同他们说起工资低微，死亡增多，捐税繁重一类的话时候，就有一些人站在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来了。群众中本有这种感情的。群众很容易感受我们的宣传。” 可惜他没有从这个教训做出一些必需的结论。他没有懂得：使殖民地群众感到兴趣的，既是社会问题而非民族问题，那么“革命的”民族主义在殖民地群众运动中的作用也就是很有限的了。 民族殖民地问题在第二次大会上是讨论得热闹的，反之这个问题在第三次大会上就非常冷落。第三次大会闭幕以前一次会议上，人们才提出“东方问题”来讨论。关于这问题在大会上的地位，我们可以借用鲁易底话来说。 鲁易此次是正式代表印度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鲁易说道：“人家限我说五分钟的话。这个问题一个钟头也说不清楚的，所以我要利用这五分钟时间提出一个强硬的抗议。此次大会处理东方问题的方式是纯粹机会主义的，这方式更适宜于第二国际大会。根据东方诸国代表团被容许说出的寥寥几句话，是不能做出甚么具体结论的。我抗议人家对付东方问题用的这种方式。其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曾把这问题列入议事日程，可是在整个大会开会期间，这问题简直没有人注意。直至昨日才终于开了一次委员会会议，但开会情形是很糟糕的。欧美诸国代表团没有一个代表参加。由于支配了大会的那个混乱状态，这委员会简直未曾组成，它决议关于东方问题不作甚么理论的议决案：这议决案是绝对错误的，不应维持下去。所以我向大会呼吁，决议将东方问题交付于一个正式组成的委员会，而且以应分的认真处理之。” 以上便是鲁易说的全部的话。除了鲁易之外还有其他的代表起来抗议。这代表却不是属于殖民地的。法国代表朱理安说：“同志们，法国代表团从原则上附和鲁易同志底抗议，反对人们处理东方问题的方式。执行委员会曾经提议把这个问题列入于议事日程。它显然认为这是必要的。然而这问题被推延至大会终了时才提出讨论，因之不能不聊草塞责了。此外，委员会昨日才第一次集会，主要地是忙于决定发言者的名单。总而言之，我们今天晚上的会议，好像是在演电影一般。”我们从这位法国代表底演说里又可知道，委员会开会时法国代表团曾经建议修改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提纲》，但委员会拒绝了。我们不知道法国代表团建议修正《提纲》中那几点。朱理安演说中有几句话似乎可以作为法国代表团建议修正的大意。他说：“我们可以这样告诉民众，说东方民族主义行径同西方资本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个样的。因此我们必须监视民族主义运动，但不可预先挫折这运动底勇气。我们必须使得这运动走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或宁可说，我们必须启导群众，必须准备基础，以便到了适当的机会，解放运动能够越过这些民族主义者领袖头上去，而且反对他们，在共产主义者领导之下走着自己的道路。照我们看来，这应当是共产党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朱理安底“演电影”的譬喻引起了纠纷。另一个法国代表哥里亚接着他后面声明道：“我代表法国代表团中若干同志声明，我们并不附合朱理安同志底抗议。他说大会好像在演电影。我们抗议他说的这句话。” 大会主席哥拉洛夫回答鲁易和朱理安二人底抗议说：“我们惋惜大会没有时间去应分详尽地处理东方问题，但这个缺陷是不很大的，因为这个问题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已经彻底讨论过了，那次大会而且通过了殖民地问题。接着主席便宣布辩论终结。 此次大会上，土耳其，波斯，印度，中国，朝鲜，日本诸国代表都说了话，在苏联境内的东方民族，如阿亚，阿热拜然，乔其亚，土耳其斯坦等也都有代表出来说话。（二次大会时马林希望的爪哇代表和马来代表，还没有来）可是除了印度代表以外，其他代表都是报告自己国家运动状况的。中国代表张太雷报告中说：“流氓无产阶级在中国人口中占据颇大的百分比；他们虽然没有阶级觉悟，却是革命的。我们如果容纳他们在我们的党里面，那将是很有助于我们的事业的。” 但可注意的还是土耳其代表苏莱曼•努里底报告。我们还记得在第二次大会上土耳其代表对于基玛尔运动是怎样说的。第二次大会至第三次大会为时虽不满一年，其他各国状况虽没有多大变更，但土耳其状况就完全改变了：基玛尔政府“从革命的国家”变成了“同土耳其旧政府一个样”。“以苏白希家诸同志为首，我们有许多同志被杀和被囚，这可以证明基玛尔进行一个恶毒的斗争反对共产主义者。基玛尔组织的党被他用来迫害共产主义者，用来消灭共产主义的一切影响。我们的共产主义工党，与上述的党，毫无共同点。但是安那托里的农民和工人明白，只要民族独立运动继续存在，他们以及我们共产主义者仍必须赞助它，因为协约国和帝国主义者之消灭乃是世界革命底基础和发端，这革命将消灭一切奴隶制度。所以只要这个斗争是反对协约国的，安那托里的工人和农民就要赞助它。但如果基玛尔敢于中止这个独立斗争，敢于进行妥协，那么安那托里的工人和农民就要一致奋起推翻基玛尔，越过他的死尸，冲到前线去了。” 列宁明明说我们赞助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仅当其代表人不反对我们以革命精神教育和组织农民以及被剥削的群众时候。”现在这些代表人不仅反对我们这样做而已，而且屠杀我们，监禁我们，但这位土耳其代表仍旧主张我们要赞助这个运动。后来史大林在中国革命中施行的政策，正可以从这几句话里寻出呀！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 （刊《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郑超麟：论革命性质(194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论革命性质 郑超麟(1942) 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之中保卫主义的倾向，其所持的根本理由之一，便是说：中国此次抗战，不管领导权操在资产阶级手里，但总是民族解放运动底一种表现，而民族解放运动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底主要内容之一，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是不能跳过的，非经过此阶段不能走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错，他们接着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中间并未曾有一个万里长城隔离着。以此表明他们与史大林派底中国革命观不同。 在具体的事实关系之下，而非在抽象的理论分析之下，中国此次抗战是否可以算做民族解放运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前说了很多，这里不必重说。现在我们要来说说另一问题，即：中国进行民族解放的革命是否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或宁可说，我们要更宽泛一点讨论革命性质问题。 一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呢，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呢？——这个问题，在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不会提出来的；它的提出本身就可表明这个革命是属于落后国的了。总之，我们在任何一个落后国革命之中都可遇见这个问题底提出和讨论。但同时我们又都观察到一个共同现象，即在这些革命中，一切反动的政策都是以“本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公式为藉口的。 姑从俄国革命说起。门雪维克派自始就藉口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因而主张赞助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去夺取政权，而自己限于在野党底地位，等候国家发展至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时候。二月革命后，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也藉口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民主任务还未曾完成，因而反对列宁回国后提出的新路线（《四月提纲》），及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口号。 再看我们中国。国民党并非一般反对革命，它仅仅反对中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它奉“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汉译名）之名屠杀工农群众。史大林党在一九二七年正是根据“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为理由，压制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过火”，不肯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十年之后，这个党仍旧根据这个理由去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接受资产阶级指挥。 现在，我们的保卫主义者也是根据“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为理由去主张保卫祖国的。他们与史大林党不同的，仅在于他们承认未来的第三次中国革命将归结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史大林党则否认之罢了；他们仍旧认为中国革命有着“不可跳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现在我们正是处在这个阶段。他们与史大林党一起反对任何欲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企图。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呀，落后国家一切罪恶都假你之名以行！ 不幸的，便是这些罪恶能够援引列宁或托洛次基的文字做护符的。正如当初“老布尔雪维克派”援引了列宁过去的文字来反对活的列宁一样，现在我们的保卫主义者也援引了已死的列宁和托洛次基底文字来反对活的革命，来抵抗活的革命迫令他们非走不可的路线。倘使列宁当初已经死去了，或者留在国外不得回来发动斗争，那么我们不难想像那时的革命的俄国将陷于何等思想混乱之中。与此相比，我们中国革命思想底混乱也可以想见了。 这个混乱，归根结蒂乃是其他一切理论上混乱之源泉，我们不能不首先廓清它。 我们用的廓清方法，就是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所用的方法。 以加明尼夫为代表的“老布尔雪维克派”反对列宁底四月路线，说：“至于列宁同志底提纲是不能采纳的，因为这个提纲底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并且打算马上把这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干脆回答道：“不错，俄国政权已经转入新的阶级手里，即转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因此俄国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见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写的《我们革命中无产阶级的任务》）用这斩钉截铁的几句话，列宁说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属于过去的了，从今以后再没有这个革命了。 列宁这几句说得对么？当然对的。他这几句话能令“老布尔雪维克派”心服么？不能。因为“老布尔雪维克派”认为土地革命尚未曾开始哩（列宁自己也承认这事实），而列宁一向正是把土地革命当作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主要内容。列宁不仅在二月革命以前认为解决俄国土地问题的革命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在十月革命以后，一九一八年写《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时候，也还认为解决俄国土地问题的革命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哩。他在那本书中写道：“不错，我们的革命（按指十月革命——托洛次基注）乃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我们尚与全体农民携手前进时候。”“发生的事情恰如我们所预言了的。革命过程证明了我们主张之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贵族地主，反对中古时代（在此范围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列宁原注）；然后同最穷苦的农民一起，同半无产者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去反对资本主义，连带反对农村的富人和投机者，在此范围内，革命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换一句话说，列宁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是拿革命底任务之解决来决定革命底性质，惟独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当中则是拿政权底推移来决定革命底性质。结论虽然不同，但那是因为决定革命性质用的标准不同，这中间并没有矛盾。 在一般的理论分析之下，列宁惯于拿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革命爆发以前如此，革命成功以后他也是未曾放弃这个标准的。但在革命行动中，在两种路线斗争中，尤其当错误的路线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这个公式，而且完全建立在这个公式上面时候，一般理论分析的标准便不够用了。此时必须拿革命底机动（Mechanie按指革命中各阶级底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而言，包含革命动力在内，却不等于革命动力，过去未曾有适当译名，曾有人译为“机构”，但亦不妥当）做标准，必须干脆宣布：因为政权已落于资产阶级之手，所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此时一般理论分析的标准为什么不够用呢？为什么不能拿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呢？因为如列宁自己说的，当时农民究竟跟着无产阶级走还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尚未可定的；要能解决土地问题，必须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决裂，坚决走上夺取政权道路，然后能够得到农民信赖去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为了这个原故就不能不宣布“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已经陈旧了，已经完全无用了，已经死了，要使之复活已经是徒劳无功的了”，但为了这个原故又不能不宣布：“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在这问题上，不仅列宁如此，托洛次基亦然。“老布尔雪维克派”之一泼雷奥卜拉顺斯基，后来做了左派反对派，但它完全不懂得列宁解决这问题的方法。他写信给托洛次基说托洛次基底“根本错误就在于拿谁做革命，那个阶级做革命，来决定革命性质，即拿着有实效的主体来决定革命底性质，同时又把过程底客观的社会内容，放在次等位置去了。”泼雷奥卜拉顺斯基这里表现的完全是一九一七年加明尼夫底精神，托洛次基便是以那时列宁底方法去反驳他。（见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一六八——九页——新注） 从社会学见地决定的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本未能回答那个阶级来实行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当初正为这个问题形成了布尔雪维克和门雪维克两条不同的路线。但是布尔雪维克派，在主张无产阶级实行革命之下，从一般理论见地，根据历史赋予的任务，来决定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到了革命斗争之火中，也仍旧不够解决问题的。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凡死守着革命底资产阶级性质，或革命中“不可跳过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人，是如何能够引至罪恶的路线了。 我们试拿列宁这个方法来看中国革命。中国土地问题未曾解决，中国民族又未曾统一和独立，从社会学见地说来，即从历史赋予的任务说来，中国革命也可说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或者说目前还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然而这个社会学定义给了我们甚么呢？它使得革命底理论和策略更加明确么？不，它反而使得思想混乱，反而为中国底立宪民主党，中国底门雪维克派，中国底“老布尔雪维克派”利用去辩护他们的保卫主义立场了，结果将要葬送革命本身的。所以我们应当学列宁那样大声宣布： 中国政权早已转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里，因此，中国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但是不用列宁这个方法，即不从政权底推移来说，而从革命底任务来说，中国革命底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也是还有讨论余地的。因为同一类的任务，在过去历史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的，这是一回事，在未来革命中究竟那个阶级能够解决，而且就其具体情形说是否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之内解决，这又是一回事。如果不将这两回事分开，仅仅笼统说甚么“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那是毫无用处，而且造成混乱的。 所谓中国底“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究竟是些甚么呢？一切可以归结于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两点。 拿中国的民族解放作一种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来看，即将它看成如荷兰，美国，意大利，挪威以及巴尔干诸国底独立事业，那是完全只顾形式不辨内容的。这些国家底独立无疑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因为独立对象乃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强国或封建强国，而非帝国主义国家，更非大战以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脱离那些强国而独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以内是可能的。但中国底解放则是在若干个帝国主义国家压迫之下求解放，其本身就含有掘毁帝国主义基础性质，即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这个事业，不仅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完成，连历史上一般意义之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怕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完成；要完成这个事业，必须革命本身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范围以外去。这里所谓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者，还不仅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哩。 中国底土地革命怎样呢？托洛次基告诉了我们：“中国底农民暴动比较俄国底，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经济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俄国十月革命时候，最初阶段还激起整个的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过了几个月之后方才发生农民内讧；在中国，则每次农民暴动一开始就是农民反对富农，即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见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二七七——八页——新注）换一句说：中国的革命比俄国底，更少带资产阶级民主性了。 现在，姑退一步，假定中国底土地革命将来实现得同俄国已实现过的一个样，那么这样的土地革命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么？不错，从社会学的定义说来，这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列宁和托洛次基一向都是这样说的。但我们这里也可以抛开社会学的见地，而考查一下历史事实看看。过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最澈底解决了土地问题的，是法兰西大革命。可是法兰西大革命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呢？它曾拿土地平分给农民么？不曾。它是拿土地卖给农民，卖给凡有钱买地的人，不限于农民，不用说，没有钱的农民仍旧得不到土地的。法兰西大革命只做到土地商品化，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这是历史上实现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之极限。 不错，不从历史事实说，而从理论分析和社会学定义说，国家没收一切土地而平均分配于农民，还是未曾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的。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底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批评孙文底土地政纲时说道：“这样的改良（按指土地国有）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是否可能呢？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最纯粹的最澈底完满到合乎理想的资本主义。这点，马克思在〈哲学底贫困〉中已经指出过，在〈资本论〉第三卷内也已经证明过，尤其在‘剩余价值论’内与罗伯图斯争论时清楚地加以发挥了。”然而我们未曾看见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实现了这个“最纯粹的最澈底的完满到合乎理想的资本主义”，以后也不会实现的。但这个“资本主义”还是实现了的。实现在那里呢？实现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就在列宁自己领导之下实现出来的，不过不是在资本主义范围以内，而是在革命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范围以外去的时候。 把中国土地革命当作可以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那就是说要如法兰西大革命那般来解决中国土地问题，即是要农民拿出钱来买土地，要使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商品。然而这一点无须新的革命，中国早已做到了。 中国未来的土地革命乃是俄国十月革命式的土地革命，乃是资本主义范围内事实上（不是理论上）不能实现的土地革命。要实现这个革命，必须超出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范围以外去。这里所谓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者，也还不仅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哩。 不从政权推移来说，仅从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两大任务来说，中国革命也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这两大任务虽不能严格称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在中国革命中仍要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然而若以为进行此两大任务之阶段绝对不能跳过的，那也是错误。一般说来，中国革命运动将沿着这两大任务开展下去，无产阶级将于解放运动和土地革命高潮中达到政权。但我们不能否认另一种前途，即世界力量对比和中国国内力量对比能够造成这样的局势，使得无产阶级以一般人了解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主要要求直接走到政权，此时实现的已经不是中华民族底独立了，而是世界或亚洲苏维埃联盟，已经不是平分土地给贫农了，而是社会主义的土地制度。这个前途很少可能，但绝对断定它不可能，是绝对错误的。 十月革命第二十五周年纪念日 （录自《国际主义者》第五期）
《诸神复活》译者序言（郑超麟〔绮纹〕，1941年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诸神复活》译者序言 郑超麟〔绮纹〕（1941年2月17日） 载于梅勒什可夫斯基（DmitriMereschkowski）著，绮纹〔即郑超麟〕译《诸神复活》，中华书店1945年出版。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自从十九世纪间发表了他遗下的笔记之后，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大家才知道：他不仅是最杰出的画家（中国学西洋画的人，无不知有蒙娜丽莎画像，因之亦无不知有画家雷翁那图·达·芬奇），而且是最杰出的雕刻家、建筑家、工程家、音乐家、解剖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物理化学家、哲学思想家……总之，凡是他所涉猎的科学和艺术部门，他无不精通，无不有新的发现。自有历史以来未曾见过像他这般多才多艺的人。近代科学上有许多发明，他当时已启其端倪了，可惜埋没在他的笔记之内，至十九世纪始为世人所知悉。于是发生了一阵雷翁那图研究狂。雷翁那图至被尊称为第一个出现的近代思想家。近十年来，世界科学的发展和思想的混乱，第二次引起人去注意雷翁那图。一九三九年意大利开了“雷翁那图展览会”，一九四O年全部展览品又搬到纽约“科学工业博物馆”去展览。不少研究雷翁那图的专著在各国出版。这位怪杰在生活、艺术、思想各方面，至今仍有不少谜一样的东西为世人所不能了解。关于雷翁那图的研究将继续成为一个有兴趣的课题。 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部小说，作于四十年前，亦是当时解释“雷翁那图谜”诸著作之一，但小说本身也变成一部不朽的作品了。一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是拿“时代”——即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意大利文艺复兴来解释“雷翁那图谜”的。原来这个“谜”乃是时代的谜，并不难解，因为这时代是承中古而启近代的“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之冲突，无论以前以后，都未曾像这时代那般敏锐和微妙。这个冲突决定了这个时代的个性，同时也决定了雷翁那图的个性。与其他的人的解释相较，我们不能不认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这个解释最近于真。二来因为梅勒什可夫斯基能够驾驭繁复的题材而写成部“充满了美丽场面”（见克鲁泡特金著的《俄国文学史》对此书的评论）的小说。著者写雷翁那图，不能不写他的时代。——应当说，著者原意是在写时代，故借那最足以代表时代的雷翁那图为线索。读者一定看得出：著者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是何等渊博；又如何以轻松而美丽的笔触，融化那些干枯无味的考古知识，使得四百年前的古人、古物、古事，宛然同出现于我们面前一般的生动和肖真。有几段写得何等动人，何等美妙，简直令人沉醉于最美丽的诗境！即使与研究雷翁那图无关，单凭其中艺术的美，也已足够使此书永为世界文学名著了。 著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中国是个生疏的名字，但在世界文坛上并不是生疏的人。他生于一八六五年，在旧俄时代与高尔基齐名，自然是属于普希金和果戈里开始的俄罗斯文学系统的。但这是优点呢，还是缺点？据某批评家说：在俄国文学诸大家之中，梅勒什可夫斯基最没有俄国文学那种独特的作风。他的著作很不少，但重要的是《基督和敌基督者》三部作：《背教者朱理安》（一名《诸神死亡》），《雷翁那图·达芬奇》（一名《诸神复活》）和《彼得与阿列克西》（一名《敌基督者》）。三部作开始于一八九三年，完成于一九O五年。著者有其自己的历史哲学，写的不是个人，而是经过个人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整个说来，这三部作的主题乃是历史上三个相续的文化：古代、中古和近代。第一部写的是古代和中古两文化相交替的时代，即第四世纪中叶；当时基督教已由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了，但是朱理安皇帝继位之后图谋复兴古代多神教，即是图谋扑灭新兴的中古文化，而挽回临死的古代文化。这个图谋自然要失败的，但是两个文化之间剧烈的斗争最足表现各自的精神。第二部写的是中古和近代两文化相交替的时代，即意大利文艺复兴（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际）；当时中古文化已经趋于没落了，一种新文化在复兴古代的旗帜之下兴起来，——我们知道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 但是梅勒什可夫斯基理想一种未来的新文化，能够统一古代和中古，统一知和爱、美和圣、善和恶、认识和信仰、基督和敌基督者。这样理想的文化，梅勒什可夫斯基寄托其希望于斯拉夫民族，因之流入于神秘的斯拉夫主义了。第三部，《彼得与阿列克西》，成了一部有名的神秘小说，著者自己也得到“神秘作家”的称呼。现在他是俄国白党亡命作家，与其他白党作家库卜林、蒲宁诸人一起在巴黎作寓公了（这是几年前的消息）。但是在这部《雷翁那图·达·芬奇》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实证主义者梅勒什可夫斯基在描写宗教和科学，基督教和“异教”的冲突之中，他是如何站在科学和“异教”一方面呀！（当时的“异教”，即是那从基督教中古高压下复兴起来的希腊罗马古代精神，亦即是近代“科学”精神。）我们第一次介绍梅勒什可夫斯基到中国来，但介绍的不是神秘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乃是反对中古迷信的作家梅勒什可夫斯基，——这是可告无罪于读者的。 译者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 这个译本系以德文译本为根据。德文译者ErichBoehme，出版者柏林VerlagvonTh.KnaurNachf，译完后拿英文译本（TheRomanceofLeonardodaVinci,translatedbyBernardGuilbertGuerney,GardenCityPublishingCompany）校对一遍。英文本名为全译其实删去甚多，尤其后半部。前十章译于一九三七年三月至八月，后七章则是最近译成的。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校后记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194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 意因(1941.2) 我们对于世界大战久已采取了失败主义，但我们对于中日战争则采取了保护祖国主义，好像中日战争和世界战争是在两个不同星球上举行的，或者好像这个保护祖国主义与那个失败主义能够并行不悖的。事之难解莫甚于此！唯一的辩护理由，就是说：中国是殖民地而其他交战国则不是殖民地。 殖民地，殖民地，中国许多罪恶的理论假你之名以行！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否认中国能采用“西洋文化”的（即资本主义），如张之洞至梁启超。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否认中国能实行社会主义或有阶级斗争的，如曾琦，孙文以至国民党现今的理论家。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主张中国资产阶级能革命并否认中国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斯大林。又有人根据中国的殖民地地位而否认在中日战争以及日美战争中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如我们现行的路线。 我们以前，其他几种说法，究竟根据什么理由，我可不大清楚，也没有论列的必要。至于我们根据的理由，则大概是这样：因为中国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有个民族革命，或者中国革命中有个民族解放运动，这个民族的革命或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是进步的，这是非殖民地国家所没有的东西，中日战争就是这个革命或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能采取失败主义。 先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一个革命之上冠以“民族的”形容辞，必须（或假定）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能成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能独立地发展民族的经济（即资本主义经济）。所谓民族革命一向都是如此解释的，尼德兰革命，北美合众国革命，法兰西大革命，德意志统一，意大利独立，乃至巴尔干诸小国的战争等。中国的革命是“民族”革命么？斯大林主义者说：是的。斯大林主义者是对的，——站在他们的观点上是对的。中国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既然是工农民主专政，则将来独立自由的中国民族国家自然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的经济），虽然是在工农领导之下发展的。斯大林主义者憧憬的这个前途之虚幻性和反动性，无须乎我在这里批评。我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都能批评斯大林主义者这个前途，却还保持着他们的“民族革命”幻想。这是不合理的。托洛茨基同志便没有这个幻想。他从来不称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为民族的革命（或国民革命，——鲍罗廷为取悦于国民党，所以把nationrevolution译为国民革命）。他简单地称之为“中国第二次革命”或“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或干脆地“中国革命”。托洛茨基同志更加不会称中国第三次革命为民族的革命。现在，当第二次大战正酣时候，我们更有把握可说：中国的民族的革命已经没有了。 再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说中国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须得另外拿论据来说明：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带着反动的性质。 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这话不始于斯大林，而始于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列宁在这次大会上有二个不朽的纲要，一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是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但这二个纲要是何等不同！前者是整个资产阶级历史和十月革命及苏维埃制度经验之总结，所以是颠扑不破的。后者，至少关于殖民地的部分（其实我们论的正是殖民地问题而不是一般民族问题），则没有经验可为依据，列宁起草此文件之前，没有一个殖民地运动曾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去深刻分析的。列宁这个文件只是一个假设（再说一句：仅指其中关于殖民地部分而言），只是根据那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而推演出若干结论而已，凡没有经验可以依据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只能如此处理。但因此，做出的结论更加需要拿事变来考验。可惜列宁自己不及做这考验，而后来亲身参与殖民地大事变的人们又不能做这考验！但现在事变已经太明白了，连一个小卒也可以考验这个问题。我们试以小卒资格来议论总参谋部的战略。 与第二次大会以前相反，二次大会后，即“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通过后，殖民地便接二连三发生了革命，或如同革命规模的事变。最大的是土耳其革命和中国革命。土耳其革命以反抗帝国主义开始以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告终。中国革命亦以反抗帝国主义开始以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告终。这二个革命之中都有第三国际直接指挥的，而且都以列宁的提纲为理论基础。但在这二个革命之中，我们都找不到真实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到了相当时期连假面具也揭破了。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要有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必须有主持此运动力量的人群。斯大林主义者在中国做工作，首先为寻找这种人群而好多次碰破了头壳。他们起初以为帝国主义压迫能将全体中国人（除了若干洋奴）团结起来，这个人群就是差不多全体中国人，所以他们去找吴佩孚要他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李大钊也做了吴佩孚顾问。他们在二七屠杀中碰破了头。后来他们去找孙文、虞洽卿、冯玉祥等资产阶级和新军阀。他们在四一二屠杀碰破了头。后来，汪精卫“绝对靠得住”了，而且造出四阶级联盟或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理论来，这个人群就是那“四阶级”或“三阶级”。武汉运动之悲惨是无须我说的。但是他们碰破了头却没有学得一点东西。“四阶级”或“三阶级”，究竟有点“阶级”意味，他们是不常讲的，他们每逢说起主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群时候，有个特别的字眼就是英文的People，这个people含有特别的意义，为英文字典或英汉字典所没有的。我们试在字典中补一条，那就是：“殖民地各阶级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联合一致忘记其（或暂时忘记其）本阶级利益的一大群人。”过去便是如此了解的。翻成中国文并不一律：有时译做“国民”，孙文的国民党当初就是采取这个意义，后来的“国民革命”也是这个意义，妙在这个“国民”可以兼people和nation，其实他们心目中正认为惟有这个people才是nation哩。有时译做“人民”，我们有鲍罗廷的人民周刊，又有陈铭枢的“人民政府”。有时译做“大众”，我们有邹韬奋的大众生活。“国民”也好，“人民”也好，“大众”也好，他们总认为是代表一种人群，其中民族利益的联系超出于阶级利益的联系以上。至于这个人群包括的范围有多大，则他们不能说而且不愿说。 但是中国革命已有十五年经验了，这长年的经验教训我们的首先是这一件事情，即：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大众”，所谓“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在非殖民地国家如此，在殖民地国家亦然。第二次中国革命，斗争至最激烈时候，乃是汉口店员的加薪运动和湖南农民的土地革命。此时他们不晓得什么民族利益。（汉口英租界事件，是鲍罗廷转移店员工人注意力去对外的）上海纠察队缴械，是蒋介石讨好于帝国主义成分多呢，还是讨好于资产阶级成分多呢？出于伟大的阶级斗争论者列宁意料以外，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更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如以往欧洲诸国民族革命中所见的。这话说来并不难解，因为我们究竟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了，目前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时候哩！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没有主持“民族解放运动“的人群，这个运动就没有力量。但我们不能否认它有惰性的力。第三次革命爆发时，群众多分带着爱国主义幻想和成见同来的。我们的责任并不在于助长这个幻想和成见；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指导群众尽速地解除这个幻想和成见，免为反革命派所利用。 这个工作从今就当做起——太迟了，但还来得及。首先我们不要为了向群众的爱国主义幻想（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让步，而隐瞒了我们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旗帜。“失败主义不能应用于殖民地”，——这个人为的限制必须除去的。世界战争的发展一步步都迫着真实的革命家向这条路走，无论他们以前对于”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存了什么幻想。真实的革命家，至少从现在起，绝不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分出优劣来，绝不能“在军事上”赞助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对日战争。非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非彻底提出阶级斗争口号，不能成功并不能爆发第三次革命。保护祖国口号，群众已经生厌了。保护祖国羹汤之上洒一点阶级斗争的胡椒，群众也不欢迎的。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 余论： 一，失败主义和我们过去的路线是不相连续的，过去的路线正是以“殖民地不能应用失败主义”为根据，毫无理论的准备，准备于什么条件之下过渡到失败主义。若必须说做：现在是对的，过去也不错。那不但说不通，而且给群众以混乱，遗害无穷。 二，“转变日美战争为民族独立战争”，——这个口号是不通的。整个政府，整个军队都操在资产阶级手中，我们不能领导群众赤手空拳去做什么独立战争，姑无论保护祖国胡椒已令群众生厌。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 三，战争是国内政策之延续，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内问题而不是国外问题。中国革命失败招致日本吞并满洲，招致以后的中日战争。“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高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说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刻也不忘记对日战争根本是解决国内问题。我们切勿为他们的爱国主义辞藻所蒙蔽。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一九一九年俄国封锁时代是为启鉴。 四，中日战争和世界战争，固不待太平洋日美开炮才算纠缠一起，也不待美国最近的表示才算纠缠一起，其实当初爆发时就是第二次大战的一部分了。中国之能够支持三年半时间，若非拿中国是属于帝国主义一个营垒来解释，便无从解释了，——除非拿“汉族复兴”，“全国精神团结”，“群众蜂起抗战”等等来解释。至于说，中国对日战争至现在才失去进步意义。则本无进步意义，又何失可言。 五，托洛茨基同志何不早点指示我们以失败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在那些以为新政策能合于托洛茨基同志说过的话，比能合于客观需要更重要的人，一定会提出来的。但既然提出来，我就回答几句。托洛茨基同志住在墨西哥，中国没有人向他做诚诚实实详详细细的报告，他不知道中国革命失败至如此悲惨程度，也不知道中国阶级斗争残酷到如此地位，以至在国民党对日战争期间中国民众绝无可能起来斗争。倘若群众能够起来斗争时，那已经不是拥护“抗战”问题，而是“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及其战争问题”了。托洛茨基同志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摩西。 六，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之无力，还有一个证据。此次战争，失地过半，大城市和工业区都沦陷敌手，虽未曾如宋明之亡国，但从戊戌以来的爱国主义教育鼓吹之后，这是中国第一个大灾变，加以政府还能支持，背后又有靠山，朝野一致地直着喉咙叫喊“爱国”“爱国”，叫喊了三年，这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好环境了，但是同对着沙漠叫喊一般。连回声也没有一个。然后知“民族解放运动”在未来革命中之没有积极作用也。 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 这个大旗将为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 一九四一年二月 原文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同时刊登在《校内生活》和《火花》三卷五期上。
郑超麟：一个乡下人底抗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一个乡下人底抗议 郑超麟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议决案（“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与第四国际底任务”），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不是我们能同意的，乃是我们应当反对的。 我今对这个议决案提出严厉的抗议，不仅要求撤消它，而且要求重新考虑中日战争以后中国底局势，重新估量这个战争底性质，而根本改变我们对于这个战争所行的政策。 （一）中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部分 自从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发生直至现在，我们一贯地把这个战争看做中日二国之间的战争。战争初起时我们的宣言，托洛次基同志底谈话，以及四年来的言论，都是这样看法。我们的政策就是以此看法为前提的。去年国际紧急大会发表的宣言，虽然提起中日战争与世界大战相纠缠的话，但那是说做将成之事，而非说做已成之事。现在这个议决案也是这样看法，即仍未曾将中日战争看做世界大战一部分，而是说美国来“参加”中国战争的。 然而这是肤浅而错误的看法。 单独的，非为世界大战一部分的中日战争，根本上就不会发生。这话并不是一般地断定：在世界战争和世界革命时代不会有单独的二国战争发生。如此断定是没有根据的。但我们说的是中国和日本的战争，我们有更具体的条件可为根据。第一，日本敢于破坏远东底均势（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起），就已表明太平洋战争临近了，日本之占领中国土地一面也是为了未来战争战略上的需要。第二，中国资产阶级政府背后，若无那些在太平洋与日本争霸的强国支持，那些强国若非把中国当作反日前锋，藉以消耗日本实力，则中日战争仍不会发生。中国资产阶级并非一个敢与和能与世界第一等强国日本作战之阶级。“无抵抗”“妥协”“屈服”“投降”是中国资产阶级唯一能行的政策。某同志战前曾说：“将介石若能抗日，请杀我的头！”若是把这次战争仅仅看做中国和日本的战争，则我们应当说，这个同志的估量是正确的。第三，即使出于常理之外，中国资产阶级自动地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了，但那也一定是昙花一现的战争，无论如何不会比阿比西尼亚持久的，中国资产阶级于开战半年之内非屈服即灭亡。但现在战争居然继续四年了。如果说中日战争自始不是世界大战一部分，则我们就必须承认这四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件奇迹，比二千年前上帝降生为人更是不可思议的。第四，现在世界大战发生了，太平洋战争也在目前了，中日战争和世界大战事实上已经纠缠一起了，一切部分的战争都在等待一个总解决了，这是容易明白而无需乎详说的。 我们过去的看法应用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战争的时代，是正确的；应用于一九一七年中德战争（即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正确。一九一七年以后中国能够独立地同外国作战么？很难说。但在希特勒执政，各国积极备战之后，我们则可绝对否认有单独的中日战争之可能了。 没有把中日战争估量为世界大战一部分，这是我们过去政策错误原因之一。 （二）战争在无革命可能之基础上爆发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加入帝国主义一个营垒，这个原因还不够解释中日战争底发生。历史家固然可以根据这个原因，而宣布此次战争为世界大战一个部分，宣布中国革命者采取失败主义是必然的结论。但是革命家，在某种意义之下创造历史的革命家，可以不同于历史家，当战争之初可以希望以行动转移历史底必然性，即是说可以希望在此战争之中燃起革命火焰，趁着世界大战未曾爆发以前即结束了中日战争，以此可以延缓，甚至可以阻止世界大战本身。如此，在中国应否采取失败主义就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了。我们必须说，托洛次基同志当初正是怀抱这个希望的。外国的同志一般也是怀抱这个希望的。外国同志可以怀抱这个希望。 然而这个希望终于落空了，——并非为了偶然原因不能实现，而是必然不能实现的。这个必然性就包藏在发生战争的另一个原因里面。 中国资产阶级之敢于对日作战，不仅需要其他帝国主义者为其靠山，而且需要先有保证，在战争期中或至少战争初年不会有革命运动发生。中国资产阶级害怕革命甚于害怕日本帝国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底ABC。从沈阳事变起直至西安事变止，中国资产阶级确实是徘徊于战或降中间的，因为当时长江中部还有反抗政府的数万武装农民（“红军”），全国工农小资产阶级又是差不多一致仇视国民党政制及上次革命刽子手将介石的，这种仇视比“红军”更能危害于资产阶级底统治。从沈阳事变起，资产阶级便专心注意于扑灭国内革命力量了；即使对于日本曾有一时实行过“无抵抗”政策，但那并非不抵抗，而是忙于消灭革命而无暇抵抗。消灭革命，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外敌的手段。当时蒋介石有个著名的口号，叫做“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那几年中国资产阶级政策之最简洁的说明。这个政策达到了目的。“红军”从中国腹心被驱逐至蒙古边界去了，诸大都市的白色恐怖确定地打破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底抵抗了。西安事变后，革命刽子手反而戴上了“民族英雄”桂冠。原来史大林命令它的中国党徒去拥护蒋介石，去信仰三民主义，而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抛弃阶级斗争原则。如此一来，本已消沉了的革命者情绪便完全颓丧了。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失败，但民间仇恨俄皇和帝制是普遍的，这个仇恨成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底武器之一，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本也保持着这个武器，即群众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制之仇恨，如今这个武器被史大林献给蒋介石了。潜伏的革命势力，从此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被粉碎了。蒋介石和中国资产阶级可以踌躇满志的。一九三七年春间两党谈判“合作”时，国民党是以一个名为〈根绝赤祸〉议决案提出其它的条件。从此时起，内已经安了，资产阶级可以攘外了。几个月之后战争就爆发了。战争爆发前后过去革命者之纷纷表示爱国，即表示悔过，这个潮流有时比炮火更引起人们注意。这是一个意义深长的征兆。革命者方面精神底堕落以及群众物质抵抗底消灭，已经足够令我们断定，在战争初时革命没有抬头可能，即使以后革命能抬头，但那一定不是为了同资产阶级一起继续抗争的，而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和战争的。 所以这次战争之非群众性，不仅是可以解释的，而且是不得不然的。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时，虽是纯粹帝国主义战争，但还有一部分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如今，中日战争被宣布为“进步的”“革命的”战争了，但中国基本群众一般对它冷淡；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曾有一时热烈拥护战争，但这不过是草堆上的火灾罢了。 有人反驳此事实么？ 自然，国民党和共产党要反驳的，他们一致认为此次战争得到群众底拥护。外国的人也不相信此事实，因为记者底报告一般是说及兵士作战如何勇敢，后方民众如何热情的。但这都是“宣传”。我不知道国际执行委员会得到的是甚么样的报告。我只指出一点：壮丁服兵役以逮捕，捆绑和武装递解行之，乃是全国几乎普遍的现象，外国观察家也许有人报告过这个现象，官方文书及地方报纸所记载的也多得很。我自己亲眼见过的更不用说。这种“囚徒军” 能热烈拥护战争么？ 其实，资产阶级本身就害怕群众起来拥护战争，群众自己不仅不能而且不愿起来拥护战争。此次战争之成为纯粹军事的战争，乃是有机的，其原因正藏在其本质之内。 然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的外国同志不知道的或没有注意到的。这个议决案正是以默认中国群众拥护抗战为前提，我们处处感觉得到这个前提。至少是默认群众有拥护抗战可能的。不然，就不会设想将介石反动领导的对日战争之外，还有一个革命的抗日战争；不会设想除了出卖富源于美国以求得“胜利”之外，还有一个胜利；不会设想除了蒋介石式的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领土之外，还有其他方式的驱逐；同样，也不会设想中国革命者一面宣传拥护战争，一面又能号召群众起来革命。 把此次战争看作群众拥护的战争，这是我们过去政策错误原因之二。 （三）我们应当宣布为失败主义者 我们过去的政策应当根本改变，现在不改变，以后就来不及了。 以前人们还可以致疑于东方战争和西方战争是否为一个大战争底各部分，但现在，在美国参战趋势之下，这一点已经确定无疑了。以前人们还可以希望中国战争会获得广大群众拥护，而诱发一个革命运动，现在经过四年事实教训之后，若非为了自欺或欺人，我们也应当抛弃这个希望了。至少，从今天以后，东方的战争不折不扣地属于帝国主义战争性质了。 那么有什么事情阻止我们宣布为失败主义者呢？ 我不明白，我们究竟根据甚么理由继续采取保卫主义。 这个议决案并不否认“日美战争具有纯粹的帝国主义性质”，并不否认蒋介石自始“即以反动的手段进行对日战争”，也不否认“蒋介石为美国帝国主义底附庸”，即蒋介石为美国参谋部指挥下一个别动队司令，而蒋介石统率的军队为美国军队一部分，犹如在希腊作战的纽西兰军队或希腊军队为大英帝国军队一部分一样。那么为甚么还要“继续站在保卫中国立场”呢？ 议决案说：因为“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任务”并未曾被抹煞，“革命者应当提出革命战争的纲领去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又应当“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以革命战争战胜日本，将给中国开发一个新生命；若以出卖国家富源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而得到胜利则只能替中国人民准备下新的压迫形式罢了。” 这里说的“革命战争”，若是指中国革命兴起，推翻资产阶级政权，革命政府主持战争，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出于中国领土，——那自然是对的。那时将不仅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任务，而且有驱逐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任务，而且有驱逐中国资产阶级尤其中国“帝国主义者”（即任何外国帝国主义底附庸）的任务。但议决案说的“革命战争”不是这个意思，它要我们“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要我们“拿革命战争纲领来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它设想，在蒋介石反动领导的战争之旁，中国现在还有一个“革命战争”或至少有发生“革命战争”之可能。我们革命者只消去扩大已有的或去诱发可能的“革命战争”便够了。中国的保卫主义者（不是普通的保卫主义者，而是现在领导着我们的组织的人），走得还更远些。他们简直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则澈头澈尾做英美帝国主义工具，以其澈头澈尾反动的政策，进行对日战争，——而这个战争本身就是进步的。中国资产阶级统率的军队一面“为美国而战”（中国资产阶级代表宋子文公开向世界宣言），一面为驱逐日本侵略者而战，这二种性质我们——他们说——应当分开：前者具帝国主义性的，后者是进步性的。以同一的军队进行战争而含有这二种正相反对的性质，若有奇迹能使之分开，我们自然欢迎之至，因为那时对于同一个军队，我们可以同时实行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而不会感觉矛盾了，那时一切争论的问题都自然地解决了，令所有一切的人都能满意地解决了。 不幸失败主义和保卫主义之间非继续斗争不可。 首先，姑退一步承认资产阶级以反动政策进行的纯军事“抗战”客观上具有进步的意义，但既与世界大战合流之后，这个“抗战”就成为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一部分了，其反动性和进步性无法分开，我们只能凭着其中占支配意义的性质来决定我们的拥护或反对。本为进步的战争，但因受了某帝国主义者利用，而具有若干反动性呢？还是本为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因发生于中国特殊条件，而具有若干进步性呢？我想除了说两种成分相等的蠢人以外，不会有一个革命者采取第一个结论而抛弃第二个结论的。那么我们只能把中国战争看做帝国主义战争，而对之实行失败主义。这是有先例可援的。试拿希腊抗战意大利做例。这个战争若是脱离世界大战背景来看，无疑是帝国主义的意大利侵略弱小的希腊民族，希腊底抗战无疑具有进步的意义。我们应当采取保卫希腊的政策。但因这个战争无法脱离世界大战背景，所以我们对于希腊仍旧采取失败主义。也许有人以为希腊不是殖民地，而中国是殖民地么？在他们看来弱小国家希腊和半殖民地中国之间有个甚么神秘之差别。那么我们就抛开希腊，另外拿半殖民地，譬如第一次大战时的土耳其做例罢。我们实在看不出土耳其和希腊地位有什么不同，但因拿“近东病夫”和“远东病夫”相比一向是更能令人心服的，所以我们举出土耳其。在第一次大战中，土耳其是同德奥保联盟而与英法俄作战。就土耳其说，英法俄是它的“主要敌人”，它之与协约国作战亦可说是客观上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列宁不会宣布失败主义不适用于土耳其一部分的战争；列宁更不会号召土耳其工农起来拥护土耳其抗战。正是因为这个抗战底若干进步性淹没在总的帝国主义反动性之下，无法使之分开。这些先例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毫不措意，他们固执着要从那业已合流的世界战争中分别出一部分进步的和一部分反动的，他们要分别那不能分别的。他们追求那不可能的事情，他们的努力是白费的。 其实，在中国进行着的世界战争，不仅其中若干进步性无法从一般反动性分别出来，而且根本没有什么进步性可言。民族国家底疆界早已成了生产力底桎梏，小国底民族独立运动，我们的基本文件曾加以嘲笑。但是我们至今还认为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就其本身说，即不直接联系于世界大战而由广大群众来进行的，仍有进步的意义。我们过去所说赞助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指的就是这个离开世界大战而由广大群众来进行的运动。小国和殖民地之间果真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么？殖民地的民族运动和小国的民族运动果真有本质上的差异么？前者果真是进步的，后者果真是反动的么？我们从理论上不能不提出这些疑问；从殖民地近二十年来运动经验上，更不能不提出这些疑问。尤其中国革命者更要提出这些疑问。因为在中国的阶级斗争是如此剧烈的，超过欧洲许多小国以上。但我今天只限于提出这些疑问。这个题目应当写成另外一篇文章，同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现在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大战来谈中日战争，这个战争又不是广大群众进行的，而且不能是广大群众进行的。这个战争并不适合于我们一向设想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所以要说这个战争有进步的意义，我们仅仅引据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有进步意义，是没有用的。我们必然在这个战争底具体条件之下寻出进步意义。 这个问题，直至最近的论争时候，才有人去认真思考，而得到的回答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相同的。我们过去的政策完全从这个“进步意义”出发，但这次争论以前我们对于“进步意义”没有明确的观念，此次争论中又得到了非常分歧的回答。凭这一点，在某种限度之下，已经可以断言：这个“进步意义”犹如“上帝”，本无其物，乃是宗教家底一种假设，一种幻想了。我并不想在这里批评各人底“进步意义论”，我只要大家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此次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么？当初能希望群众参加么？现在还能希望群众参加么？我的回答包含于本文第二段中。我的结论是否定的。 有人根据蒋介石以及反动政策进行的战争仍然能够消耗日本帝国主义实力，而促成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之爆发，以此断定这个战争有客观的进步意义。我想这个论据没有反驳的价值。当初德奥诸国对俄作战，消耗了俄国实力，而促成俄国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但我们不能因此说那个战争是进步的战争。 现在，我们种种议论底矛盾和不通，都是从这个“进步意义”派生出来的。为了这个“进步意义”，我们采取了保卫主义立场，以后还继续采取这个立场。为了这个“进步意义”，我们拒绝走上正确道路（革命的失败主义道路），放弃领导群众斗争。为了这个“进步意义”，我们陷于克列狄迷宫里面走不出来：并非希腊巧匠达达鲁士造的迷宫，弥诺士王把我们关进去的，而是我们自己造的迷宫，自己关进去的。世界战争底帝国主义性是实在的，中国“抗日”底“进步性”是虚幻的。我们自己构成这个幻想，而且执着这个幻想，而自陷于矛盾地位。其他一切矛盾都是从这个基本矛盾生出来的。 （四）无心的错误与有意的背叛 我们的绝望的立场，如这个议决案所表现的，正是从上面那个矛盾派生出来的。我们的保卫主义，迫使我们在远东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只能向群众解释美国物质援助背后隐藏的危险，而不能不承认中国有接受美国物质援助的必要。总之，我们只能批评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底反动，或者反对美国派兵登陆，反对美国要索酬劳等小节，而不能不赞助这个战争。这个立场是可怜的，矛盾的，无力的，不能为群众所拥护的。广大的工农群众一般对于战争是冷漠的，如今中日战争扩大为太平洋战争，群众就要从冷漠而转为厌恶了。群众连带地要厌恶一切赞助战争的党派，连我们的组织在内。群众这个反帝国主义战争的心理是进步的，是革命的，是下次革命爆发底一个动力。抗日战争的号召早已没有力量了，但群众底反战心理具有巨大的潜力，革命潜力。这一点，以前没有人注意到，皮相的观察家现在也要否认它。他们若是正式调查民意，若是直接提出“应否继续战争”问题于各阶级的人，则它们得到的肯定的答案自然要压倒否定的答案；但是他们如果不直接提出问题，如果同各阶级的人闲话家常，则他们不久就可以听到种种叹息，种种诉苦，听到“战争快点结束才好！”无论你的谈话对象是兵士，是农民，是工人，是小职员，是小店主，是一般的商人和工厂主。在学生和一般智识分子中间固然有一部分人诚心实意主张战争到底，战争初起时一种群众运动底幻景就是他们造成的，但是到了现在他们的数量也减少得很厉害了，他们的幻想也消灭不少了。这不是一二个人观察得来的，中外观察家，凡是少皮相一点的人，都能观察到这个“可悲的”现象。国民党和共产党动员他们的鼓动力量去“教育”群众，去铲除群众这个“可悲的”心理，去鼓励群众拥护“抗战”。但不得不说，他们的成效是很有限的。可惜，我们自己的鼓动也朝这方面努力。在赞助抗战的前提之下，我们一切对于国民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批评”不能进入这些反战的群众耳朵里去。 至于那些主张战争到底的“群众”，则是寄托其最后希望于美国援助的，不仅财政和军火的援助，而且直接的武力援助。他们不会反对美国派兵登陆，不会反对中国军队供美国远征军司令部调遣去共同与日本军队作战。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中国盟友很容易向群众解释：逐出日本人之后，美国军队也要退出中国领土的。群众一定相信他们的话，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协约国军队逐出比利时境内的德国人之后，自己不是完全退出比利时领土么？那些主张战争到底的“群众”，大都不相信能“以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美国代中国逐出日本人，是他们心目中唯一的“胜利”前途。 所以我们现在的立场不能不是绝望的立场。我们对于中日战争的政策不能不说是错误的。 但这是无心的错误。托洛次基同志以及一般外国同志并不知道中国革命失败至于如此悲惨地步，不知道中国资产阶级之不降而战乃是物质上和精神上消灭革命势力至于长期不能复兴的结果，不知道参加战争政策并不能造成革命运动，又不知道近年来群众厌恶战争的情绪。十月革命时列宁和托洛次基关于暴动策略（暴动日期和号召名义）的冲突，列宁是错的，托洛次基是正确的，这正是因为列宁躲在芬兰，不知道革命增长至甚么程度以及群众情绪如何。这个错误丝毫不能减少列宁底光辉。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原谅在斗争舞台上的若干老布尔雪维克底错误。同样我们也不能原谅我们中国的保卫主义者同志（即至今仍站在这个立场的同志）。你们不要拿这个国际议决案做盾牌呀！国际同志是无心的错误，但你们是有意的背叛。 这些保卫主义者底背叛，不多不少恰恰是西方保卫主义者底背叛。他们不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他们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爱国分子，他们爱中华民族的利益过于爱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过去之参加无产阶级运动以至于战争起时，正因为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他们替无产阶级尽力并不妨害民族利益。这次战争起来，本是他们和他们过去服务的阶级相分手的时候了，但因第四国际对于中国问题有此无心的错误恰恰给他们利用去，牺牲无产阶级利益以保卫中华民族。他们把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引到这断头巷来了。 （五）出路 只有革命的失败主义能引导我们走出这个断头巷。 但失败主义乃是我们的起点不是我们的终点。失败主义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采取了失败主义路线之后，不知道将有多少问题提出于中国革命者面前！我这里并不打算把许许多多问题提出来。我只要指出一点，即是中国革命问题又一次失去神秘意义了（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九年，反对派理论传到中国，说中国亦可如帝国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战争和革命没有多大特别的意义了，中国战争就是世界战争一部分，中国革命就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他国无产阶级可以指示我们“应当怎样做”，我们也可以指示他们“应当怎样做”。如此，以后提出来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就容易根据他国底经验来解决了。他国同志也容易帮助我们了。 试举例来说。上海物价昂贵，比战前增加六七倍，日用品则增加十几倍。上海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潮流之汹涌为一九二七年以后未曾有的。在保卫主义之下，这个问题如何提出于我们面前呢？实在说，以前我们并没有了解这个问题底意义。我们至多是要引起工人去仇视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压迫爱国运动，警告受汉奸利用，藉以鼓励工人去拥护抗战，然后发展为“革命战争”罢了。我们并没有觉悟到经济罢工可以直接（无须乎配合爱国运动）扩大为革命；没有觉悟到米价问题就是俄国二月革命的面包问题。在失败主义之下，这个问题受到的待遇是两样的。 上面说的群众厌恶战争情绪又怎样呢？在保卫主义之下，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是由于群众对国民党抗战的失望，我们应当鼓励群众去拥护抗战。但在失败主义之下，这个厌战情绪则是革命的，俄国二月革命的和平口号正是从这种情绪产生出来的。 可以说，一切问题，在失败主义之下，差不多都要现出不同的意义。从此以后，夺取政权问题也应当提出于议事日程了。 托洛次基同志在“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五章中说起十月革命诸观念，只能发生于世界历史底十字街头，而不能发生于西比利亚，莫斯科和彼得格拉。“一个更高的观察点是需要的，——不是民族的眼界而是国际的眼界。”同纽约比较起来，上海是个乡下，上海的观察点自然是低于纽约观察点的。但是十月革命诸观念一经发生，一经实现了，连穷乡僻壤也会光顾到的。我今以乡下人资格，为了十月革命诸观念，向那在纽约观察点的诸同志，提出抗议。我还要声明：这篇文章所发挥的见解，并不是现在产生于上海，而是四年前，战争未起时，产生于国民党监狱之中。比起上海来，南京的国民党监狱更加是低矮的观察点了。 附 美国参加中国战争之趋势 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 一、中国解除帝国主义枷轭之任务，是由那个受农民群众拥护的无产阶级现负担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推动国家走出停滞状态，同样亦不能进行有成效的斗争去反对单个帝国主义强国（日本），更加不能进行一贯的斗争使中国脱离外国的统治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单个帝国主义强国之斗争，结果只能引起它走上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轨道上去。 好多年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日本强盗面前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宁愿以其力量反对中国工人和农民。到了无他路可走之时，蒋介石才同日本作战，但它没有一时忘记了反对中国民众的斗争（反对最微弱的社会改良），压迫一切有独立性的群众运动。蒋介石最近之进攻新四军和八路军，表明了：连这些受史大林派操纵的武力所实行的畏缩的民主改革，也不能受他的反动政策所容忍的。 在这种社会反动政策之下，日本进攻仍然受阻止了，战争仍然陷于相持状态，由此，我们就有把握可以这样说：若有土地革命弥漫全国，则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被迫逃离这热烘烘的中国土地了。今天蒋介石不得不一天比一天求救于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准备下对于中国的新压迫，这个事实乃是底下情形的直接后果，即是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本国民众，而又不能动员本国革命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 二、美国帝国主义，追求它的明显的命运，它准备夺取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连中国在内，它要打败它的太平洋劲敌日本。华盛顿计划着在战争中制服日本，逐出日本于中国以外，而自为中国民众底太上皇。在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就是：海陆空军向太平洋移动，及以借款和军用品形式增加（援助）蒋介石。 革命者，一面承认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有接受美国物质援助的必要，一面又不能漠视这个援助背后隐藏的危险。革命者必须打击一切暗示，一切以为美国以善意对待中国的暗示，必须向广大群众解释这个援助底真正动机：即准备明天奴服中国。 如果“友邦”帝国主义要求以经济特权，租借地，军事根据地等酬报他们的援助，那么革命者必须反对这种酬报，因为结果等于这个帝国主义代替那个帝国主义，而此代替又是以中国群众底血为牺牲的。 中国资产阶级若是做着这个买卖，革命者必须攻击他们为出卖中国底解决斗争。但革命者将不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宣布为“失败主义者”来“处罚”蒋介石。不管中国资产阶级如何，而且与中国资产阶级相反对，革命者仍旧站在保卫中国的立场。 三、太平洋上帝国主义者底争霸，正在直接走向武装冲突。美国对日作战的时候，或者作战以前，华盛顿（或伦敦）和重庆的军事联盟将提出于议事日程。美日两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蒋介石在其中处于美国帝国主义附庸地位），虽是纯粹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但此事实并不能抹煞中国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任务。 革命者必须向中国群众解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与美国帝国主义联盟，乃是蒋介石以反动手段进行抗日之必然结果：一切独立的社会改革之被扑灭，以及现在之与华盛顿联盟，乃是同一政策之两面；这个政策既不能促成民族解放，亦不能促成社会解放。为了官方热烈欢迎美国帝国主义“解放者”及其使命团的原故，革命者必须暴露金元帝国主义底真正目的，并指出其对于中国的危险，即又要奴役中国。革命者将以那立足于激烈的社会改革（土地归农民，工人监督生产）之上的革命战争纲领去对抗蒋介石底反动政策。 然而这并不阻止革命者去继续拥护中国军队对于日本侵略者的胜利。华盛顿和重庆联盟，以及美国源源不绝地以物资援助蒋介石政制，并不排除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离开中国领土之任务。但是除了这个任务以外，现在一天比一天更加重要向中国群众解释美国干涉底性质，并指出抗日战争底出路是依赖于获得胜利之手段的。以革命的战争战胜日本，将为中国开发一个新生命；若以出卖本国财富于另一帝国主义为手段而获得胜利，则只能替中国人民准备下新的压迫形式罢了。 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之日加一日的合作，已经反映于蒋介石进攻那些受史大林派操纵的农民军队上面了。革命者一面反对中国史大林派领袖们底阶级合作政策，一面宣布它们同情于史大林派领导下英勇的农民战士，并有决心联合他们一起反抗蒋介石底反革命行动。 四、华盛顿与重庆联盟对日作战，使得美国帝国主义者能够拿民主的和解放的空言来掩饰他们在中国的行事。但是美国工人不能付托他们的剥削者，——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者，——去担负那从日本帝国主义爪里救出中国的任务。美国帝国主义之“保卫”中国不啻是准备下重新奴役中国。 美国无产阶级，若是为了保卫中国原故，去同美国资产阶级结成“神圣同盟”而放弃夺取政权的斗争，那结果等于叫中国明天受华尔街所劫掠。美国帝国主义将牺牲中国民众和美国工人而更加强大起来。中国独立，脱离落后状态，及向着社会主义发展，其最可靠的保证就是北美苏维埃合众国。为要准备这个，阶级斗争是一分钟也不能停止的。 五、在美国日渐增加的援助之下，中国军队若仍不能很快地驱逐日本侵略者出去，则美国帝国主义者就要派遣自己的军队到中国来，而且要设立单一的司令部来操纵中国的抗日斗争。那时中国革命者底任务就是要反对中国军事行动之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底战略和战争目的。此外，中国并不需要添加人力来驱逐日本侵略者。所以美国武装力量在中国登陆，中国革命者必须斥为纯粹帝国主义的行为，必须动员中国群众以反对之。在这一点上，他们必须获得美国革命者底赞助，美国革命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反对美国出兵中国，并要求撤退美国在中国的驻军。美国军队已经派来中国之后，革命者必须努力联合中美兵士，以反对反动的帝国主义及其盟友中国资产阶级。 六、美国操纵中国的斗争，这个日益增长的倾向，连带地必然加深了中国军队内部以及整个国家内部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对立。军队以及工农群众中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将蜂起抵制蒋介石及其派系之以抗日提高身价出卖于华尔街的。在此条件之下保卫中国的革命纲领——建立在城乡认真的社会改革之上的工农自卫军——就将渐渐现为事实了。 七、美国干涉远东战争之结果，日本若遭遇军事上的大失败，则每次都会造成日本自国及满洲朝鲜台湾等殖民地群众革命运动。美国帝国主义者若是遇着这个革命风潮，就将少关心于对日战争，而多关心于扑灭群众独立运动了，这个运动将危害他们的整个地位。抗日战争使得蒋介石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底工具，同样中国群众与日本帝国主义之下诸兄弟阶级相联盟就将引入于社会革命了。
《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译者序言（郑超麟〔林超真〕，1939年5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译者序言 郑超麟〔林超真〕（1939年5月5日） 载于马克思著，林超真〔即郑超麟〕译《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亚东图书馆1947年5月出版。 这里译出来的，是马克思致顾格尔曼医生的信，共58封，从1862年12月28日起至1874年8月10日为止。马克思致顾格尔曼的信完完全全在这里了。 世人知道有这些信存在，是从1902年顾格尔曼死后起的。他死前同守财奴一样，深藏着这些信，认为是“他一生最值得夸耀的东西”。死前三年，即1899年他认识考茨基，曾拿这些信给考茨基看过，而且答应，他死后可以让考茨基公布出来。果然，1902年3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论刊物《新时代》周报就公布了关于巴黎公社的两封信（第45号和第46号）；接着从4月至9月，其他的信也陆续在这个刊物上公布出来了，但有几封信当时没有公布，而公布的又被考茨基删节了好多段落。以后，法文（同1902年）以及俄文（1907年，且有列宁一篇序）的译本也出版了，但都是从《新时代》译出的，因此都不完全。直至世界大战之后，考茨基才把余信发表了。经过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之整理，以前删节的也补起来了。完全的《马克思致顾格尔曼书信》，外加介绍、注释、索引和附录，第一次是以俄文出版的，一年后才有法文译本，以后又才有德文本。这个中文本是从法文本转译的，不必要的介绍、注释、索引和附录，译者曾加以删节，但书信本身则未删改一字。 凡是稍微知道一点革命理论发展的人，即使未曾读过这几封信，也一定知道这几封信在几次马克思主义大论争中所占的地位。最有名的，便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后，列宁就拿关于巴黎公社的信中马克思的议论来打击普列汉诺夫。叙述这几次论争，以及《致顾格尔曼信》在其中的作用，不是译者在此地所必须做的；但应当做这样的断语，即说：随着革命发展，以后马克思主义仍不断地有论争出现，而这几封信仍将在其中发生作用。至于如何作用，则不能亦不必预言。这个译本之出版，对此也不无帮助吧？ 考茨基隐匿了将近20年再行公布的诸信中，有一封是马克思斥责拉萨尔以及所谓“现实政治”的（1865年2月23日），现在自然译在这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本是拉萨尔派和马克思派合并而成，当初拉萨尔也是党内一个偶像，不减于马克思；考茨基就是为顾全拉萨尔派感情而将此信隐匿起来的。这是不应当的事情。今天，我们生在中国的人，又处于皂白淆乱、是非颠倒之际，读了这一封信，应当有种种感想，应当同马克思一样坦白自承不是一个“现实政治家”，即不是一个“习惯于只把最接近于他的鼻端的东西看做他的最直接的利益”的人；资产阶级分子向普鲁士求援是有道理的，拉萨尔同俾斯麦携手则不应当；工人阶级是诚实的、革命的，应该反抗俾斯麦，——哪怕这个铁血宰相是个民族英雄，他将散碎的德意志诸邦统一为一个大帝国，他连续击败了丹麦、奥地利和强大的法兰西，他兼并了什勒斯维希、霍尔斯坦、阿尔萨斯、格林等重要的省份。马克思自始至终反对俾斯麦，不仅在这封信里，而且在许许多多的信里，都可以看出。 此外，我们在这几封信中，还可以找到一些珍贵的见解，关于经济学的、哲学的、当时大事的、工人运动史料的，尤其可贵的则是马克思的私人生活，他的妻女、他的家计、他的交游以及他的情感。我们读着，仿佛是他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的朋友、时常和我们晤谈的，并非全似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时所想象的那个严肃老头子。这两种想象相合，然后你有真正的马克思，然后你真正了解了马克思主义。 译者一九三九年五月五日 替这书做注释，不觉写了很多，约合正文四分之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书中提及的人物，——都是不甚有名的人，至于著名人物，如政治上的俾斯麦、帕默斯顿，经济学上的李嘉图，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的蒲鲁东、拉萨尔、李卜克内西等，这尽人皆知，不必加注。 译者又记
第4章作为世界革命公式的不断革命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 第4章作为世界革命公式的不断革命论 第1节新热月及其理论 所谓不断革命，并非革命沿着上升曲线不断发展之意；革命同一般历史一样也不是走直线的，有其上升曲线，也有其下降曲线，无论那次革命都是如此，胜利的俄国革命也是不能成为例外的。 法兰西大革命底下降曲线开始于一七九四年的[热月政变]（Thermidor）*（或译[特尔弥多政变]。这件事发生在共和三年热月九日，即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这日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政权被温和被分子所推翻了，从此反动势力一天比一天抬头起来，终至于拿破它称帝。这是法国革命中一个转折点。历史家常用[热月]一名代表革命由上升而开始下降之意。） ，此时距革命发生刚有五年。俄罗斯大革命底[热月]则开始于一九二三年列宁因病卸去政权时候，此时距革命发生也不过五年多几个月罢了。从此时起群众就一天多一天不能直接干预政治，而国家事务也就一天多一天成了那超出群众之上的官僚层的专业了。现在统治苏联——十月革命产生的国家——的，并不是主持革命的群众，而是享受革命利益的特权官僚分子。 如何解释这件事情呢？仅仅根据革命总有反动这个空洞的历史法则还是不够的，必须指出造成这个反动的实在的条件。 首先，这个革命不是发生在先进国的西欧，而是发生在落后国的俄国。俄国无产阶级之走到专政乃是世界局势和国内条件特殊配合之结果，而非国内条件独立发展之结果，俄国革命比当初法国革命更要依赖于世界局势。但不幸，由俄国开始的世界革命浪潮涌往西方去，虽然震动了几个大国，终于失败了，后来折回东方也不得成功，世界资本主义医治了战争和革命给予的创伤，渐渐稳定下来，使苏联陷于包围和孤立，这世界局势是不利于革命的。 其次，俄国的落后性增加新国家中官僚成分之比重。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既然不能立即废除国家，则新国家便不能缺少一部分人担任行政的和管理的工作，这部分人就是官僚成分。俄国如果是个先进国家，或世界局势如果是异常顺利的，则此官僚成分能够安于[社会仆人]身分，忠心替革命和群众服务。但现在俄国条件既然落后，世界局势又不顺利，这些[社会仆人]就不能安于自己身分了；加以施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巩固了小资产阶级地位，使之抬起头来，而内战停止，五百万红军复员，军官们参加各级机关工作，将战时指挥军队的习惯带入行政机关之中，渐渐压制了苏维埃民主制度——这些都是大有利的于官僚成分的。 最后，革命群众底下层干部很多在革命和内战当中牺牲性命了，残存的又有一部分人参加国家机关，上升若干级，脱离了下层群众。群众自身又因紧张之后继又失望，遂陷于疲乏和消沉。群众眼见官僚篡夺了自己的权力，并不愿（即愿也不能）起来斗争。于是遂让那些[社会仆人]做了[社会主人]。 官僚之从革命初年[社会仆人]地位变成现在这种[社会主人]地位，并不是一朝一夕成功的，而是经过长期的过程。一九二三年初，这种转变的社会基础已开始存在了，官僚势力开始团结，而且团结于若干[老布尔雪维克派]周围，其中的灵魂就是史大林。但他们遇着障碍，这些障碍之一就是十月革命造成的观念系统，不打破这个观念系统，他们是不能明目张胆摆出[社会主人]面孔的。可是他们如果明目张胆来攻击这个观念系统，那也将激起群众的抵抗，甚至将复活群众中十月革命时的精神。必须找个藉口。 藉口是不难找到的。十月革命的领袖是列宁和托洛次基，列宁病了，而且不久就死了，托洛次基在革命当中以及革命以后虽与列宁一致的，但他过去曾与列宁有争论，除了组织问题之外还有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这是最好的藉口，用来反对十月革命诸观念系统。仿佛他们反对的不是十月革命诸观念，而是[托洛次基主义]，不是列宁，而是托洛次基。这[托洛次基主义]是什么呢？就是不断革命论！ 这个反对十月革命诸观念的运动，即所谓[反对托洛次基主义]运动，初时，其所持的论据是庞杂而又互相矛盾的，虽表现另一种思想倾向，却未曾形成一个首尾一贯的观念系统。这个新观念系统，到一九二四年秋天，即列宁逝世半年多后，终于形成了，这就是所谓[一国社会主义论]，提出者是斯大林。 这个新[理论]根本要点是说：在俄国特殊条件之下，无产阶级一经夺得政权，革命就终止了，此后就开始改良时期一直到俄国一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成功，在这中间即使没有世界革命，没有其他无产阶级国家来援助，也不要紧的，也不妨害一国社会主义之建立的。 这是根本违反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理论]。但斯大林及其拥护者认为这个[理论]并不违反布尔雪维克主义，反而是列宁和布尔雪维克派一向所主张的。他们认为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的争论，其根本点之一就在列宁承认俄国一国能建设社会主义，托洛次基则否认之。 然而这是斯大林的[理论]，不是列宁的理论。还有一层：这是斯大林于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的新[理论]，他以前不仅未曾主张过俄国一国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而且相反，认为俄国非得先进国无产阶级援助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九二四年春天，即他提出他的[理论]以前半年，他著了[列宁主义问题]，其中关于此点写道：[在一国之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已有了保证。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在我们前面未曾解决。若无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任务么？我们可以达到一国之内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么？不，不能够。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了。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罗斯这般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努力。]引了这一长段的话，不过为了证明：斯大林自己在一九二四年春天还否认俄国一国能建设社会主义哩。但是现在从[列宁主义问题]书中我们找不到这段话，无论是中文译本或俄文原本或其他文字译本都没有这段话；反之在那个位置上我们看见写道：[已经胜利了国家的无产阶级，巩固了政权并率领了农民之后，能够而且应当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原来这年秋天斯大林的观念转变了，他收回了印有那一长段的书的版本，而代之以修正后的新版本，我们现在看见的正是这年秋天修正了的，至于未修正的原版书则成了禁书。 我们上面引来的那一长段的话说得对么？说得对的，因为这不是斯大林自己的理论，而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传统观念（斯大林自己在那段话后做个结论说：[以上，整个说来，便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诸特点。]） [一国社会主义论]是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提出，而且反对布尔雪维克主义传统观念的，——这一点，可见无需他人证明，连斯大林自己也证明了。 史大林说：[一国社会主义论]不能与[托洛次基主义]相容，——他这话也是合乎事实。[托洛次基主义]，即不断革命论，正是认为[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罗斯这般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无产阶级的努力。] [反托洛次基主义]运动，如今有了中心思想了。 这里须说明一点，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前所谓[托洛次基主义]是指一种观念而言的，这种观念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若非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便不能解决其任务；一九二四年反动以后后所谓[托洛次基主义]则是指另一种观念而言的，这种观念说：俄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仅以自己的力量来建立一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一九二四年以后反对[托洛次基主义]的人，在革命前不仅未曾主张俄国一国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哩，他们甚至认为西欧诸国未曾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无产阶级在俄国夺取政权也是不可能的。 但在[托洛次基主义]本身说，上面二个不同观念根本上是一致的，根本上是不断革命论的两个组成部分。 不过在不断革命论的后一部分，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从来没有争论。这个部分正是[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之特点]（如斯大林自己说的），正是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理论传统！列宁的著作，从早期以至他的死，每逢说及社会主义完成时候都是站在这个国际主义观点上的，即认为非若干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类的话不胜征引。反之列宁著作中从未曾说过一个国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话。 然而斯大林还是征引了列宁的文字来辩护他的[理论]，他说列宁也是主张一个国家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 他征引的列宁文字只有二处（托洛次基征引列宁反对一国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话，共有三四十处，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一国建立社会主义么？]中），第一处在一九一五年中写的[论欧洲合众国口号]内，第二处在一九二三年初写的[论合作社]内。 列宁在[论欧洲合众国口号]内顺带有几句话说：[社会主义最初在不多的甚至在单个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是可能的。这一国已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剥夺了资本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的生产，这样就会起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斯大林找到了这几句话非常得意，以为这是列宁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上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观念了。即使列宁本意果如这几句话字面上所说的，那我们就不能解释他以后何以忘记了这个观念，而且处处说些与这个观念完全相反的话。幸而列宁本意并非如这几句话字面上所说的，我们可以从他同一年写的一篇纲领式提要中知道他当时的真正思想。那里有一段说：[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乃是澈底实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这第二个任务，现在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但仍旧是一个特别的任务，仍旧是第二个任务，因为与俄国无产阶级合作的阶级在此二任务中不相同！在第一个任务中，合作者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在第地个任务中，合作者则是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由此可见，列宁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必须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合作的。 列宁在那篇未完成的[论合作社]文章中也有一段说起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即使没有新革命，亦能实现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斯大林也认为这段话是主张一国社会主义的。然而文中明显可见，所谓[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是指政治的和法律的前提而言，列宁并未曾忘记叫人注意到生产的和文化的前提之不够。同一时候写的中一篇论文中他曾说道：[我们缺少的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为这过渡之用的政治前提。] 一九二三年三月间，即他临近绝笔时候，他写过如下的文字：[目前……我们碰到一个问题：以我们的细小的农业生产，兼在残破之后，我们能够支持着直至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他们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时候么？]从这几句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列宁至死还认为苏联的问题乃在于如何支持至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时候，而不在于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于一国疆界以内。 一国社会主义论为什么是反动的幻想呢？ 因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在其初期虽以民族国家范围为其活动地盘，但发展至财政资本阶段民族国家界限已经太过狭小不足供其活动了。帝国主义战争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力急欲冲破国家界限之最明显的表示。国家界限既然不能范围资本主义，那更不能范围社会主义。既然在一国范围内，那就不是社会主义；既然是社会主义那就超出一国范围外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名称乃是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之集合，譬如[圆的方]或[方的圆]一般。假使这个幻想能够实现出来，即假使在一国范围内果真能够建立一个隔离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的生产力一定比较资本主义生产力更加落后的，即毕竟不是社会主义。如果不顾一切去追求这种社会之实现，那就是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了。 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夺得政权以前或夺得政权以后，都不应忘记了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疆界之间的矛盾，都不应忘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社会生产力就是含有国际性质的，即是说，生产力要求的再不是国内分工而是国际分工，再不是一国市场而是世界市场了。所谓[世界市场]，并非如某些人所设想的各国大同小异的市场之总和，而是一种独立的整体，立足在各国差异性之上而非立足在各国共同性之上，各国以其差异性构成了国际分工，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以致一个国家发生什么大事立刻牵动于全世界。所以跟着世界市场之支配一国市场，阶级斗争也呈现为国际的规模。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得到胜利，并非这个革命的确定胜利，不过表示全世界革命浪潮之开始罢了；无产阶级在一国范围内得到政权，其任务绝不是在于建立社会主义，而是在于援助他国无产阶级把革命发展下去，而自己则尽力支持着，等待若干大国革命成功转过来帮助自己去建立社会主义。如果一国革命发动起来的世界浪潮未曾在他国得到胜利，则本国无产阶级专政虽能维持甚至发展，但国内外矛盾也要增长起来，最后仍将覆灭这个专政的。 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苏联的历史就是证据，不管新热月党人如何把苏联说做业已建设好社会主义的。 但问题不限于落后的俄国。倘若先进的英国一国先成功了无产阶级革命，那他革命以后仍旧是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的。英国一国无产阶级专政要遇着的困难和矛盾，将不减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印度，虽然这三国所遇的困难和矛盾各不相同。要克服这些困难和矛盾，没有别法，只有发展国际的革命。 第2节论[蔑视农民]和[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 新热月党，即列宁死后的官式的布尔雪维克党，抛弃了十月革命的观念系统以及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活的传统之后，便可为所欲为了。现在的苏联，他们虽称之为[建设成功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便其实是个过渡性的国家，重要的生产工具已经收归国家所有，但劳动生产力还远不及西欧诸大资本主义强国，还在设法赶上诸强国的水平，而国家政权又操在拿破仑主义性的官僚层之手，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如果没有及时起来，则仅存在的十月革命遗产或迟或早终要丧失的。苏联国家的性质尚未为历史所决定。 新热月党，苏联的官僚层，无论如何宣布苏联已经具备了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但这并不能改变苏联的前途，反而促进苏联走上崩溃的前途。他们是奉十月革命观念和布尔雪维克主义之名来实行现在这个反动路线的，正如当初奉十月革命和布尔雪维克主义之名抛弃十月革命观念和布尔雪维克主义传统一样。他们当初做这事情时候美其名曰[反托洛次基主义]。 这种方法给予他们极大的便利：他们有抛弃旧传统之实而无其名，反动假借传统权威，来遂行他们的反动路线。 他们所谓[托洛次基主义]究竟指的什么呢？他们反对的究竟是那些观念呢？ 他们当然是反对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观念，即不断革命论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含有国际性的一点。但他们不限于反对这一点。为争论逻辑所推动，他们不能不进一步把二月革命以前列宁和托洛次基二人的旧争论从遗忘之中掘发出来。以前说过，那时争论的并不是关于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问题，在这问题上，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本是一致的。那时争论的乃是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否需要无产阶级去完成问题。此时，一九二三年，发掘这个问题来争论，是没有客观历史的需要的，因为革命已经成功了，而且顺带地把这个争论解决了。十月革命确定地证明了：惟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在十月革命六年之后如何能够推翻这个事实呢？ 他们自然有种种的诡辩，但综括起来不外是说：十月革命并非照着[不断革命论]实现的，而是照着布尔雪维克旧观念实现的。这个旧观念说过，我们先做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工农民主专政]也建立了，所以从四月起我们就进行第二段的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我们就准备第二种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当时虽有几个老同志误以为资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工农民主专政]尚未建立，但经列宁回国后的纠正，这种错误已渐渐消灭了。至于托洛次基的[不断革命论]则与革命过程毫不符合。托洛次基蔑视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他提出[不要皇帝，但要工人政府]口号，但在革命中穿制服的农民（兵士）与工人携手，推翻帝制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府，在乡村的农民又以其土地暴动赞助城市工人夺得政权。托洛次基又混杂了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和无产阶级阶段，他不明白无产阶级革命须从资产阶级革命中生长起来的，他主张从封建专制直接跳到社会主义去。但在革命中我们从帝制经过两重政权才能走到无产阶级专政。 以上这些反对理由乃是无知和狡诈的混合物。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列宁虽然说过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业已成功，[工农民主专政]业已实现的话，但那是从另一种意义说的，而非从布尔雪维克纲领所规定的意义说的。这个时期列宁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乃是指资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而言，而旧纲领规定的则是指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而言，这个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乃是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而旧纲领规定的则是独立的全部的政权。要知道列宁对此问题的意见，还须征引列宁在革命成功以后说的话，而不必征引他在十月革命以前说的话。我们上面已经引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书中的话了，那里列宁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后第一时期中完成的。旧纲领说的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革命，结果乃是完成于这个时期，而解决此任务的政权，则事实表示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可见，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如果要成功，就不能不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不管当时诸先进国无产阶级已否夺得政权。 他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二个证据，即[蔑视农民]和[跳过资产阶级革命]，更不堪一驳。 根据第二章所说，我们知道：托洛次基不过辩明农民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不依附资产阶级，又不依附无产阶级）党，不能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独立的领导作用而已，他并未曾蔑视农民在革命中的力量，也未曾蔑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重要。恰好相反，他正是从土地革命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基础，工农联合为这个革命主力出发，做出他的不断革命论结论的。俄国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既然不能领导俄国农民完成土地革命，俄国农民又不能以自己力量，在自己领导之下，解决自己的历史任务，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必须不断发展至于无产阶级建立其专政才能解决任务了。 农民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党，——这话并不始于托洛次基。[路易邦那帕的雾月十八日]书中关于法国农民说道：[农民之间利害的一致不能表现于一种共同团体，一种全国会社，或一种政治组织，在这方面说，农民家族之间并未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名义争求自己利益，无论在议会里或在国民大会里。他们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必须让他人去代表。]如果这是蔑视农民，那么马克思自己就是蔑视农民了。 固然，马克思这话是对法国农民（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农民）说的，不能依样画葫地移用于俄国农民。必须分析俄国农民的具体条件。托洛次基的结论是从这些具体条件分析得来的，而非照抄马克思的话。列宁分析这些具体条件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一九〇七年他曾说：[可能的……小资产阶级统一道路上客观的困难将妨害了这样一个政党之组成，而让农民民主派长时间保留于现在这种海绵样的无定形的柔软的[劳动派]的状态。]这个绪论已离开托洛次基的结论不远了。但一九〇九年他又这样说：[豪无疑义的，一个革命既然发展到了革命的专政那么高的程度，一定会创立一个更固定的更有力的农民革命党。如果不是这样判断问题，那就等于说：一个人已经长成了，但其重要的器官，大小，形式和发展程度，还会保留在一种胚胎状态的。]这个结论，则与托洛次基的结论相反。 俄国农民是一个[谜]，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在未经事实证明以前不妨有种种不同的推测。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后，列宁就做出一个确定的完尽的结论来了。他说道：[全部经济学——人们如果从经济学学得一点东西的话，——全部十九世纪革命史和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说农民不跟着无产阶级走便跟着资产阶级走。我要对那些人说：你们如果不知道此点，……那么就请思考一下十八世纪或十九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罢，就请思考一下十九世纪任何一国政治史罢。那要告诉你们什么原故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是这样的：统治的政权只能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他推翻了资产阶级。这个社会的经济没有其他的势力。]（[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一七页）如果这是蔑视农民，那么列宁自己，至少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是蔑视农民了。 无论如何总不能根据托洛次基肯定农民无独立作用这一点，便做出结论说他蔑视农民。 但是说到这里，新热月党要反驳道：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托洛次基提出了[不要皇帝，只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这总可以证明他蔑视农民的罢？我们试来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普遍全世界的[反托洛次基主义]运动，论及托洛次基错误时总要说他蔑视农民，证明他蔑视农民时总要援引上面那个有名的[口号]，然而有趣的很：这个口号与托洛次基本人毫无关系！事实是一九〇五年间俄国境外曾散布一种传单，标题为[不要皇帝，只要工人政府]。这传单是巴武士写的和印的。那时托洛次基本人秘密住在彼得堡，毫不知道，以后好久他才在别人反对他的文章中知道有此传单，但他始终未见过此传单。 这件事实足够证明托洛次基蔑视农民的话是没有根据么？如果不够，那么我们还可以另举一件事，即是与巴武士那个国外散发的传单同时，托洛次基自己也写了一个传单在彼得堡秘密散发，标题恰是[不要皇帝，也不要绅董会，只要民众]，这里说的[民众]是包含工人和农民在内的。这个传单后来由苏联国家出版局收在[托洛次基全集]第二卷第一册内印了出来。好像托洛次基预见后来有这张冠李戴的事情，特意写这传单来做反证的！在同一卷[全集]中，还收集了几种[告农民书]，由布尔雪维克派中央委员会印行的，但其实是出于托洛次基手笔，由此更可见[蔑视农民]的话是何等无稽的了。 [不要皇帝，只要工人政府]这个口号常常被人拿来不仅证明托洛次基蔑视农民，而且证明他跳过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阶段。这个证据既然是不能成立的，他所控告的罪名能否成立，也就有问题了。但我们姑把这个证据放开，试从托洛次基的理论本身看看是否有跳过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之倾向。 不断革命论并不否认俄国革命须经过资产阶级阶段，他不过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完成罢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本身并非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落后国情形下它反而是唯一的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之手段。列宁便是如此解释十月革命及其产生的政权的。俄国革命的发展恰好是当土地问题（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基础）未曾有一丝一毫解决以前无产阶级就夺得了政权，然后才解决了土地问题。如果说，这是[跳过]历史阶段，那就是革命本身跳过，而非托洛次基或列宁跳过了。 其实托洛次基自己是极重视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他认为正因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未曾解决，无产阶级才会比在先进诸国更早些得到政权，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可能的了。 新热月党既以两重政权时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和[工农民主专政]实现，他们便断言俄国革命未曾跳过任何阶段，由引又推广结论说：历史无论何时不会跳过阶段的。这个[不跳过阶段论]成为热月党反对理论支柱之一。 但这是错误的结论。托洛次基虽从未混杂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虽未曾主张从封建专制直接跳到社会主义去，但他是反对那个[不跳过阶段论]的。他认为这是胡说，因为活的历史过程常常跳过那些由理论研究区分出来的阶段。革命政策，在某个紧急关头，如果不落于客观过程之后，也是应当[跳过]那些阶段的。革命家和庸俗的进化论者之间第一个区别点正在于革命家承认历史跳过阶段，而庸俗的进化论者则否认之。所以革命家要能辨识那个紧急关头，而利用那个紧急关头。 试拿俄国历史做例。马克思分析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区分为[手工业]，[工场工业]和[机器工业]三大时期。这此理论研究区分出来的阶段，俄国曾经过么？不然。俄国历史是从家庭手工业[跳过]工场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阶段而直接走到机器工业的。俄国的政治史因之也[跳过]了好多阶段，[跳过]宗教改革运动，[跳过]民主议会制度，而直接走到苏维埃* （但这并不是说，理论上分析的阶段对一研究俄国历史毫不价值。恰恰相反，若不知道这些阶段，我们简直不能了解俄国历史，布尔雪维克党也简直无法决定他们的政策以领导革命至于成功的。）。 所以某一阶段在理论分析上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实际发展中，尤其当革命时候，能够缩短至于几等于零；反之某一阶段在理论分析上并非不可避免的，但在实际发展中因若干条件凑合原故遂形成起来而且延长很久。 有人也许会说，俄国也曾经过工场手工业时期，不过非常短促罢了；俄国也曾有过民主议会制度，如革命后召集旋即解散的[立宪会议]。不错，问题也可以从这方面看的。我们也可以说俄国经济和政治各方面都曾经过西欧历史各阶段，不过有些阶段非常短促，非常特别而已。但阶段短促至于成为胚胎形式，其对于历史影响，与未曾有此阶段一样的。 总而言之，一般断定任何历史阶段都不能跳过，——那是完全错误的。 第3节从俄国至一般落后国家 一九二三年后复活的关于不断革命论之争论，既然是以俄国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为中心，则关于资产阶级革命如何过渡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就成为次要的，算旧账性质的了，因为这个[过渡]在俄国是属于过去的事情，而非属于将来的事情。 新热月党攻击托洛次基过去，革命前，在这旧问题上的立场，无非是作为论据来显出托洛次基现今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立场之错误而已，至于旧问题本身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然而不然。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新热月党既然在新问题上站稳了立场，便不得不坚持在旧问题上的立场，——即使这个立场已被十月革命确定证明为错误，他们也不能不坚持下去的。因此他们不能不曲解事实，以为革命证明了他们过去立场之正确。但更糟的是他们还要应用过去立场于现在发生的革命，——这次不是俄国的革命，而是第三个落后大国——中国——的革命了。 新热月党以其过去反对不断革命论的立场去指导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结果葬送了这个极有胜利希望的革命。革命失败之后，他们并不觉悟这个立场的错误，反而准备以此去指导未来的中国革命以及一般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于是这个旧争论问题忽然含着仍严重的现实意义了。 新热月党现在是奉列宁之名，奉布尔雪维克主义之名，来继续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但我们要知道：革命以前，列宁和托洛次基二人之间争论的问题已经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之中解决了；革命以后列宁发展的关于俄国革命种种问题的意见完全与托洛次基的意见一致，而且完全与革命前托洛次基的意见一致；他们二人之间对此问题再没有得争论了。那些新热月党以[老布尔雪维克派]自居，但他们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怎样呢？二月革命时候，他们全体没有一个例外采取了庸俗的左翼民主派立场，当时他们都把无产阶级专政当作渺茫的远景，把那向着无产阶级专政进发的路线看做荒谬的，[托洛次基主义的]。列宁回国之后才纠正这些[老布尔雪维克派]的错误，但是卡明尼夫远是明目张胆反对列宁，他还是坚持旧的立场，在布尔雪维克派之中形成一个民主翼，不久，与列宁同路回国的齐诺维也夫也同他结合一起了；斯大林自知三月间立场不合于列宁意见，便剑息锋芒，希望人家忘记了他那几篇可怜的文章和演说，然后渐渐站到列宁新立场方面去。这三个人物可概其余。总而言之，那些所谓[老布尔雪维克派]未曾有一个经得起革命试验的。他们现在所奉以反对不断革命论的那种[布尔雪维克主义]，乃是布尔雪维克主义之中经事实证明了不合的部分，乃是列宁自己抛弃了的部分。严格说来，他们所奉的已经不是布尔雪维克主义了，按其实质，那就是门雪维克主义，不过蒙着布尔雪维克假皮的门雪维克主义更加而害而已。 不断革命论不能不与这些新热月党斗争，不仅在[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上斗争，而且在复活革命前争论的问题上斗争。在后一问题上，斗争的意义不仅在恢复历史的真实，重要的远是为了中国以及一般东方革命的活的命运。 但为此原故，不断革命论就不能不走出俄国国界而成为一般落后国家的革命公式，甚至世界革命公式了。 应当提醒读者注意到下面的事实，即是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是专从德国一国的特殊条件立论的，[共产主义同盟]那篇通告说得很明白；托洛次基的不断革命论，本来是专从俄国一国的特殊条件立论的，我们从他所持的论据处处俄国特殊性质出发就可明白，譬如他在一九〇六年写的[总结与前瞻]长文内说道：[俄国革命有一个完全特别的性质，这个性质乃是俄国整个社会史发展的特殊性之结果，在社会史发展上这个性质就开发了完全新的历史前途。]（着重点是新加的） 总之，一九二八年以前，无论马克思，无论托洛次基，都未曾把不断革命论作成一般落后国家的公式的，尤其未曾把他作成世界革命公式的。 托洛次基第一次把不断革命论提高为一般落后国家以及全世界革命公式的，是在一九二八年放逐中写成[不断革命论]的时候。 他在此书中说：有三条思想线索结合于这个理论当中。第一是说落后国民主革命要转变为为革命；第二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含有不断革命性；第三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的革命。第二点和第三点因争论[一国社会主义]问题而增加了重要，这二点不仅适用于现在的苏联，而且适用于世界各国未来的革命。这就使得不断革命论成为世界革命公式了。第一点则特别与落后国有关。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可能或必然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是德俄二国的特性，而且是一般落后国家的共同性。无论是土地革命，或是民族独立或统一，落后国资产阶级都不能担负的，因为这个资产阶级都与地主或外国压迫者结不解缘，都面对着一个势力强大的已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为无产阶级行动坚决而害怕了，宁愿走上改良道路而不愿革命，同时落后国小资产阶级，连农民在内，也因无产阶级业已走上政治舞台及其他关系，都不能如在过去革命那样发挥一种独立的领导的作用。如此一来，惟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至于成功，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自然非采取若干社会主义步骤不可。以上几个要点，只要是落后而又走到资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国家都能适用的。如此，托洛次基就俄国特殊中提出的不断革命论，亦能适合于一般落后国家了。 一九二九年托洛次基已经被新热月党逐出苏联而寄居于土耳其，此时他总括了不断革命论，写成十四条提纲，现在把这提纲全文抄录如下： 一、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极大的注意，因为思想斗争和阶革命家级斗争过程结果终于将这问题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间旧争论的回忆领域里提出来了，而且将他转变为一般国际革命的性质，内部联系和方法问题。 二、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说来，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乃是表示：这些国家的任务，民主解放和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尤其农民，的领导者）才能设想的。 三、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都使得农民（落后国人口中压倒的多数）在民主革命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若无工农联盟，民主革命任务便不能解决，甚至不能认真提出来。但要实现这两个阶级的联盟，则除了不妥协的斗争反对民族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影响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道路。 四、不管革命初期若干插话性的阶段如何，工农革命联盟之实现只有在那组织成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前锋队领导之下才可设想的。这话转过来又是说：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自身立足于与农民联盟之上，而且首先要解决民主革命任务。 五、布尔雪维克主义的旧口号，[工农民主专政]，正是表示上面说的工人，农民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已经被十月革命经验证实了的。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未预先解决了工农在革命联盟之中相互间如何关系的问题。换一句话说，这公式含有一些代数性的未知数，须在历史经验过程之中以确切的算术数代替之。历史经验证明了：农民的革命作用无论如何重大，却不能发挥独立作用，更不能发挥领导作用。历史经验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证明了这个的，即是除此以外不容许有任何其他解释。农民不跟着无产阶级走，便跟着资产阶级走。这是表示：[工农民主专政]只有作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的专政]，才可设想。 六、[工农民主专政]作为一种与[无产阶级专政]有阶级内容有差异的政制，只有当这样一个独立的革命党能成立的时候，才可实现的，——这样一个革命党是代表农民以及一般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它能够依靠无产阶级这种那也是种援助而取得政权，它又能够决定它的革命纲领。近代历史，尤其最近二十五年来俄国历史，告诉我们：产生农民党的道路上有一个不可超越的障碍，就是小资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赖性及其内部深刻的分化，为这原故，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每逢有决定性的关头，尤其当战争和革命时候，都是跟着大资产阶级走的，其中的下层则跟着无产阶级走，中间层则选择于这两极端之间。在克伦斯基政权和布尔雪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没有而且不能有什么中间的阶段，即没有什么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图谋灌输那久已在历史上耗竭了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于东方诸国，这个图谋只能有一切工作种反动的效果。这个口号若是拿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对抗，那就要助成无产阶级之消解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如此又要造成更好的条件以便利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之催促了民主革命的解体。这个口号之采纳于共产国际纲领里面，乃是直接背叛马克思主义和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十月传统。 八、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然地而且很快地就在于要遇着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产权有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革命。 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非结束革命，仅是开放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国内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基础之上才能设想的。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关系占压倒的优势之下，这个斗争必不可避免要引起内的国内战争和外的革命战争。这里就藏着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不断性，不管这革命是发生于昨日才完成其民主革命的国家，还是发生于经过了长期民主和议会制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十、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境界发生了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全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 十一、上面概述的世界革命发展图式就撤消了所谓某国[成熟了]社会主义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共产国际现时纲领所给的那种迂腐而死板的分类精神之下提出来的。资本主义既然创立了世界市场，世界分工和世界生产力，在此意义下他也就是替社会主义变革准备下世界经济了。 不同的国家各以不同的速率经过这个过程。落后国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以比先进国更早走到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将比先进国更迟走到社会主义。 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他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准备好去团结农民和夺取政权，那他就不能进行民主革命直至完成的。反之，无产阶级如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了政权，则在此国内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于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依赖后者比依赖前者还更多些。 十二、在那十月革命后的反动发酵中产生出来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乃是唯一理论能一贯而澈底同不断革命论对立的。 不肖门徒辈在我们的批评打击之下，图谋限制那个理论之应用于俄国一国（因为俄国有特别国情：领土广大，天产丰富），但这个图谋并无益于他们，反有害于他们。放弃了国际立场，总要走到一种民族独尊论的，即赋予自己的国家以特别的权利和优点，能发挥他国所不能的一种作用。 世界分工，苏联工业依赖于外国技术，欧洲先进国内生产力依赖于亚洲原料等等，——这一切使得单独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成为不可能的。 十三、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论，不仅完成机械地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对立起来，而且把一国的革命驱出国际道路以外去。 这个理论叫落后国革命去建立一种不能实现的民主专政制度，拿这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如此就输入了幻想和虚政治中，就麻痹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就阻碍了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从不肖门徒辈的理论观点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革命的完成（或如斯大林说的：[十分之九的完成]）和一国改良时代的开始。富农生长为社会主义论和世界资产阶级[中立化]论，可见是与一国社会主义论不可分离的。这几种种理论同起同倒。 由于一国社会主义论，共产国际降低为一切工作种仅供反对军事干涉之用的武器了。共产国际现时的政策，其党制及其领导人员之选拔，完全适应于共产国际之降低为一种补助机关的地位，这机关不是用来独立解决任务的。 十四、布哈林写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彻头彻尾折衷主义的。这纲领有一劳而无功图谋要调和一国社会主义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与世界革命的不断性不能分离的。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为共产国际的正确政策和健全党制而作的斗争，与那为马克思主义纲领而作的斗争，已经不可分离地配合起来了。纲领问题又是不可分离地联系于二个不能两立的理论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呢，一国社会主义论呢？不断革命论问题久已超出列宁和托洛次基间插话性的争论以外了，这争论已完全为历史所耗竭了的。 这斗争乃是进行于：一方面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他方面中派的折衷观念——中间。这十四条提纲虽写于十三年前却完全能作现在和以后革命斗争之指导的。但有一点应加以说明，即其中提及共产国际之处，还含有希望其恢复正确政策和健全党制并采取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以代替那个折衷主义纲领之意，可是这十三年中已经发生了不起重大的事变，表明共产国际已经死亡不能复活的了。第四国际已于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它便是采取不断革命论为它的纲领的基础。 上一篇 回目录
左派反对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左派反对派 在狱中不过四十日，出来后仿佛换了一个世界。汽车在龙华路上行驶时，两旁已看不见桃花了，一片是草长莺飞的江南景色。回忆被捕以前，上海都市里还没有什么春意，马路两旁人行道树上也未长出叶子。我们在龙华狱中望不见树，院里的草可怜得很，清明时节曾见看守兵手拿一枝桃花从外面走进来，心里知道现在是春天，但想不到此时外面如此春深。到上海，热闹的市街和扰攘的人群也给我以向来没有的印象。 但另有一种变化，更在时序变化之上。尹宽来新旅社看我们。 三月十八日，他本约好来我们家里打牌；不知是为了忘记，还是为了有事，他没有来，侥幸逃脱马玉夫的命运。我们都在称赞他好运。寒喧之后，他拿出一卷油印的纸头来。那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篇文章，后来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内的。［此处时间，地点有误。尹宽不是在我们刚出狱时送反对派文件给我们，而是在我们搬了家之后才送给我们的。——作者校阅时新注］这文章印得很坏，但比中央秘书处精印的，瞿秋白精译的第三国际通告之类，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面的话说得对不对。后来看见彭述之和汪泽楷，知道他们已经见过这种油印的东西；从他们那里又知道陈独秀也见过这种东西。都是尹宽拿给他们看的，尹宽则是从山东同志王平一那里得来。王平一新从莫斯科回来，尹宽曾带我去见他，但没有说什么话。 此后，我一连看了几篇油印的东西，还有一二期《我们的话》。 尹宽并未曾叮咛我守秘密，他拿东西来，我看，蔡振德也看，马玉夫也看。我新从狱中出来，根本不知道中国党内已经有反对派组织，更不知道中央对这组织的态度。我以为同志间传观托洛茨基文章乃是公开的秘密。有一次，黄文容来看我，我问他：“中央对于托洛茨基的意见有什么答辩没有？”他反问我：“你从何处知道托洛茨基的意见？”我说：“看过油印的文章。”他又问：“从那里看到这种文章？”我想了一下，就说：“尹宽给我看的。”过几天，尹宽走来同我吵，因为黄文容回去报告之后，中央就追问尹宽这些文章的来源。我道了歉，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情如此严重。”从此，中央知道我们这些人已经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了。 我们并非一下就接受托洛茨基主张的。就我个人说，我经过了多次考虑，多次讨论，然后同意这个主张。问题牵涉得如此之多，如此之复杂！抵抗最长久的是陈独秀本人。他每次同尹宽谈话，都提出不同意见，经过尹宽解答后，还是不同意，但下次谈话，他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了，反而以尹宽的意见（即托洛茨基的意见）为基础，而提出新的不同意见。如此一层又一层讨论下去。到了我们其余的人百分之百接受了时，他个人还有不同意见。最后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只能行工农专政，而不能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未曾发表。后来，当他完全接受左派反对派主张以后，刘仁静竟根据这篇文章来攻击他。刘仁静似乎自己未曾看见这篇文章，而是间接从尹宽方面知道有这篇文章存在以及其中的结论。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究竟有什么主张呢？这里为回忆录性质所限制，我不能把这主张完全写出来，即使写个粗枝大叶也是很难能的，因为牵涉的范围太宽广。我们后来曾将托洛茨基那几年写的与此问题有关的文章汇印为两本书出版，名《中国革命问题》第一集和第二集，好多年后又出一本第三集。他的主张都在这三本书里面。此外，三年前，我曾写一本“小册子”《不断革命论ABC》，其中有一章专论不断革命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应用，那里就写下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 可是这里完全不提这个主张也是不可能的。三十年代注意政治和革命的青年人，或多或少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是在四十年代，现在的青年人则没有他们前一辈人的幸运，他们甚至没有听过托洛茨基名字。我这回忆既是主要地为他们而写的，就必须多少说说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国革命观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革命观有什么不同。 有三个现实问题致使苏联共产党分裂：苏联问题，英苏工会委员会问题，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二三年左派反对派初形成时候，党内争论的是苏联问题；一九二七年新反对派形成时候，争论的兼有后二问题。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合组的新反对派，对于中国革命问题并非完全一致的。季诺维埃夫一派不肯接受不断革命论，以致在这问题的根本理论上常不彻底，且有错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埃夫决裂之后，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才提出彻底的系统的正确的主张来。下面所说是以托洛茨基流放以后的意见为基础的。 与过去共同遵奉的图式相反，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中国革命无需要先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再来开始无产阶级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如过去和现在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中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即所谓“国民革命”，须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之后方能完成；而为了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又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外，去实现若干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任务。 托洛茨基这个见解是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而得到的。中国的殖民地地位，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绝不会团结中国国内“一切”阶级，如当时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恰好相反，革命愈发展，资产阶级愈趋向于联合帝国主义来进攻下层劳动阶级，即愈无能力完成中国的解放。民族问题如此，土地问题亦然。中国本无独立的贵族地主阶级，中国的大地主和中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结不解缘，中国土地革命本身就含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会赞助，而且要反对这个革命。 但仅仅根据资产阶级不能完成民族独立和解决土地问题这一点，我们还不能断定中国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自从列宁以来，我们不是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以不受本国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违反本国资产阶级意愿，去完成么？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便是如此解释俄国革命。列宁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为这个革命的政权。中国既有许多与俄国相同之点，难道我们不可以同列宁一般断定中国革命也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么？难道中国革命不可以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么？ 首先，俄国革命并未曾实行“工农民主专政”。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一回国，立即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口号，而发出“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结果，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是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其次，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列宁所以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只因为俄国本有小资产阶级的农民运动传统。俄国存在着贵族地主阶级，农奴制度才废除不久，城市资产阶级和土地关系不像中国那样密切，这一切使得俄国产生了中国所没有的“民粹派”运动，产生了一个有长久奋斗历史的革命党即“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而怀抱着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即能走到社会主义的幻想。革命以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虽明知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但对于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是不敢轻视的，对于工农关系尚悬拟几种方式，“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不过是其中一种方式。这就是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的来源。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不管上面说的那一切，俄国农民仍是服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那个有革命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在真正革命之前表现无力而趋于瓦解。所以当革命时列宁说道：“凡一味主张‘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人，都是落于时代之后，而且站在小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这些人应当放入革命前布尔塞维克垃圾桶里去。” 俄国尚且如此，何况中国？中国农村经济比俄国更少封建残余，中国又无以代表农民利益自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党，而过去事实证明中国农民是能服从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专政”在中国行不通，惟一可能的革命政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但要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以外。 广州暴动便是事实的证据。广州苏维埃以法令公布：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大工业，交通和银行收归国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供给劳动者居住，等等。托洛茨基问道：这样的革命如果是资产阶级性革命，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性革命又是什么？ 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见解，虽从分析了中国阶级关系得来，而且经过了广州暴动证验，但完全符合于他的独特的理论，即他的“不断革命论”。这里，我不能把这个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各方面的意义写出来，我只说托洛茨基这个理论是在他领导一九○五年俄国革命时候形成的，他分析了俄国社会关系之后认为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家，过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像西欧诸先进国那样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和完成的。俄国革命，开始时，就其直接任务说，无论含有多少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但非继续发展下去，直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而且实现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时候，不能完成。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有力的保证。俄国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能否成功，及成功至什么程度，则一面由国内条件决定，他面也是由国外条件决定的。俄国革命只能看做世界革命的一个部分。托洛茨基根据他这个形成于一九○五年的理论坚决主张俄国革命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必预先经过“工农民主专政”阶段。一九一七年革命就证实他的理论和主张了。 托洛茨基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三年第三国际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个人坚决反对；一九二五年他又正式建议中国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但被人拒绝了。他明白看出国民党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中国革命要能成功，无产阶级不仅不应拥护资产阶级，而且应当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四一二”以前，托洛茨基就指出国民党领袖要背叛革命，不久蒋介石果然屠杀上海工人了。“四一二”以后，他又指出所谓国民党左派也是靠不住的，他们也是要屠杀工农的。他要求立即进行苏维埃组织，先深入革命，然后扩大之。人家不采纳他的意见，不久武汉果真反动了。广州暴动失败以后，他认为革命已经终结，而提出“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以准备第三次革命。可是此时，人家才采取他以前的主张，进行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人家把退潮误认做进潮，在退潮中应用进潮的策略。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基本真理，即是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在有革命局势的时候和在无革命局势的时候，不能是一样的。” 托洛茨基在这“两革命间”时期提出了“国民会议”策略。他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既然失败，统治阶级就有一种政治稳定，而这政治稳定又是经济复兴的前驱。在革命和内战中衰落了的工商业可以渐渐恢复，失业的劳动者人数可以相当减少，工人队伍可以相当增加，因之无产阶级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的比重也可以相当增大起来，以恢复其革命的自信心。但此时，如果没有意外的因素来干涉，革命，暴动，苏维埃是谈不上的。共产党的任务首先在于如何重新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最好的方法是国民会议运动。因为在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条件下，统治阶级自身也需要一种议会制度，为了相当抑制掌握大权的武人，减少非生产的耗费，并便于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小资产阶级此时也会活跃起来，提出更民主的要求。他们为了这些要求，还会去联合城市和乡村民众中较上层的分子。在这运动前面，共产党是不能袖手旁观的，必须积极参加进去，为了排除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于工农群众的影响，并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共产党必须走在各阶级前面，自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主张，是在革命失败以前提出的；他的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则提出于革命失败以后，而且在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即一九二八年秋天以后。前者属于战略方面，后者则属于策略方面。可是这两方面的主张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我们所接受。这中间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外面一知半解的人更多误会。有一次，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约了高语罕去谈话，问道：“你们托洛茨基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此处疑为“无产阶级性质”之误——上传者注］，但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他们斯大林派主张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性质，但提出苏维埃口号。——两方面的人不都是自相矛盾么？”邓演达意思是说：中国既然是无产阶级革命，就应当组织苏维埃；既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就应当要求召集国民会议。我不记得高语罕如何回答他。 我们当时虽都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各人的了解和注意点不见得是完全一致的。一九四○年我重来上海时，彭述之第一次见面就同我说：“我们当初都是从右的观点去接受第四国际主张的。”这话不确。彭述之自己确是“从右的观点”，由斯大林主义者一变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但并非人人同他一般。彭述之接受“国民会议”主张，而且把这主张的策略意义抬高为战略意义。他把国民会议当作无产阶级在未来第三次革命中夺取政权的路线。其实托洛茨基说得很清楚。他的“国民会议”主张是在他的《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一篇长文中第一次有系统提出的，那一段的小题目就叫做“两革命间时期及此时期中呈现出来的任务。”此外，他在这篇长文后面又特别提出警告说：“党必须牢记而且说明：与党的主要目的即武装夺取政权比较起来，民主口号只有一种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民主口号的根本意义只在于能使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彭述之也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性质”主张，但他特别攻击两个观念：“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含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将在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在统一谈判中，他极力攻击这两个观念；在南京监狱中他著文攻击这两个观念；一九四一年争论时他又提出这两个观念来攻击。他不明白，托洛茨基的主张中除去这两个观念以后，就没有什么与斯大林主义不同了。斯大林主义者并不否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发展至后期能带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他们尤其主张必须先郑重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彭述之“从右的观点”去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是很明显的。 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张，则是出于另一种观点。上面有一处，我说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遵奉一个图式，即认为中国必须经过“国民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对这图式有两种不同的了解。某些人认为中国既然能实行国民革命，那么我们就专心一致做国民革命工作好了，社会主义革命渺茫得很，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之后再去想它还不为迟。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既然非经过国民革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我们就来实行国民革命罢，但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过是我们的革命的前提，我们正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才来实行国民革命的。实在说来，这两个倾向乃是斯大林主义的双生子，因为都是把中国革命分成两段：先完成国民革命，再进行社会革命。但仔细比较，二者之间究竟有这点不同，即后一倾向有可能抛弃两段革命论而走到不断革命论来，前一倾向则否。陈独秀属于后一倾向。他曾为了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注重工农群众运动，以至于公开反对北伐和秘密向第三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可是北伐居然胜利了。编练常备军来革命，比广大群众罢工和暴动不是更有力量么？从此，他渐渐抛弃后一倾向而接受前一倾向。武汉失败以后他才觉悟：不以广大群众为主力，是不能革命的。雇佣军队，无论编练得如何好，毕竟靠不住。左派反对派的主张恰好迎合他这个倾向。他一接受这个主张，立即著文反对“红军”运动，反对党机关和同志纷纷抛弃城市群众工作，纷纷到乡村去，而且到乡村只为了编练“红军”。 关于红军的起源，我知道得很少。五次大会前中国共产党诸领袖中，我仅识面而不深知的，只有李大钊和毛泽东两人。李大钊始终在北京。毛泽东，当我初回国时，还在上海，似乎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因为中央开会没有看见他参加。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他在湖南并不长久，似乎也没有担任什么党内工作。后来，我从广东区委报告或来的人知道了毛泽东在广州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部长汪精卫很看重他；他又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七年四月，我在武昌大会场上看见他，向他传递了他的弟弟毛泽民托带的信。恰在那时，我看见了他著的一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他是党内重要干部中第一个注意农民运动的。他亲自到湖南各县去实地调查农民运动状况。这本书出版未曾经过中央宣传部审查，但当时宣传部并未实行党内出版物审查权。五次大会以后，毛泽东奉命去湖南代替李维汉做省委书记，但至“马日事变”之后才接了事。那时湖南的党已走入地底下了。唐生智回长沙时，湖南省委布置党员们张贴“欢迎劳苦功高的唐总司令！”标语，贴标语的同志竟被唐生智部下兵士拖去痛打。何资深向毛泽东抗议这个标语，毛泽东才收回命令。当时人们还希望拉拢唐生智来抵制许克祥或何键哩！ 五次大会前后，党内种种阴谋中，毛泽东演了什么角色，我不知道。他当然不满意陈独秀，但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也是不融洽的。他是个独立的人，他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与当时共产党其他领袖不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枪杆子出政权”。这是一个轻视工人运动的共产党领袖；他不仅轻视工人运动，而且轻视一切与“枪杆”无关的运动。一个参加创立共产党的人，在革命高潮当中郁郁不得志，只担负一些不相干的工作，直至革命已落于退潮时候，才露出头角来，到了斗争改变了方式时候，才一跃而为全党领袖，直至今日，——这个貌似离奇现象，其实完全可以拿他本人的性格和思想来解释的。 七月十五日前后，张太雷临交卸湖北省委书记职务时候，曾向我们报告了几个领袖的动向，其中提起毛泽东，则说：“润之准备入川去做石达开。”八月七日会议，毛泽东也出席，他发了言，我不记得说的是什么，似乎不是提出入川计划。从这日以后，我就没有看见他了。何资深同他关系很密切，他们二人“马日事变”后在湖南共同工作了一个时期，颇投机，因为二人都是对前任省委书记有意见，这个共同点联系了他们。一九二七年末或一九二八年初，二人都在上海。毛泽东要回湖南去时，何资深已经知道他的意向，临行送他一部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标点本《水浒传》和几幅湖南各县邮路地图。毛泽东很重视这两件礼物，尤其后者，因为这是高潮时邮工同志送给党的，本非卖品，也很难得，其中所记村镇及相互距离当然是比他种地图可靠得多的。 毛泽东到湖南团结了过去各县农民协会残余的武力，使之脱离了农民群众，而自己保存起来。这就是后来“红军”的一种来源。 他方面，当八月一日叶挺和贺龙在南昌暴动时，听说参谋部方面关于这个暴动军的去向曾发生一场争论。刘伯承主张把军队开往湖南去，到那里“干土地革命”，其他的人则主张开往广东去，占领广州，组织政府，扩充军队，然后开始“第二次北伐”。后一种主张占优势了。叶、贺军队的命运大家知道，无需在这里说。但其中有一小部分军队，归朱德［罗亦农任江西省委书记，与朱德认识。朱是滇军中一个将领，曾去德国留学，似乎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亦农调来湖北后，有一次曾约我去某旅馆会见一个军官同志。到那里，我才知是朱德。我们匆忙谈几句话就走了。除了觉得他是个瘦子以外，我别无印象。——作者新注］带领的，未曾陷于溃灭命运。这小部分军队转徙于广东，江西，湖南边境，曾有一个时期依附范石生带领的国民党军队，后来不知怎样同毛泽东带领的农民军残余部队合流了。如此构成了“红军”核心，以后渐渐扩大起来，中间经过许多挫折，直至现在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那是后话。 “红军”不是中央或国际有意造成的。初起时，中央对于“红军”不感兴趣，因为认为没有前途。在李立三时代，共产党还没有决心完全放弃大城市工作。可是，那小小的军事核心居然能够发展起来，朱毛居然继叶贺为人所称道；他方面共产党在大城市也渐渐不能存身了，于是把力量移到“红军”去，把整个希望寄托在“红军”身上，即使在城市工人中做工作，那也只是运动工人准备响应“红军”的，如同当初响应北伐军一般。我们接受托洛茨基主张时候，全党就是处于这个状态下。我们和其他的同志讨论政治问题时，往往谈到最后遇着一个论据，即说：无论中央和国际如何错误，但“红军”，力量一天比一天发展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既然只能依靠“红军”夺得政权，要国民会议做什么用呢？毛泽东主义于是支配全党了。有一次，向忠发和周恩来两人到陈独秀家里谈话，那时已离分裂不远。话题自然转到“红军”去。陈独秀问道：“照马克思主义说，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向忠发信口回答说：“当然是农村支配城市！”可是，周恩来修正说：“论理是城市支配农村，然而……。” 我们都感到了“红军”问题的危险性，害怕党会因此抛弃正当的革命工作，完全去做军事冒险，结果离开了无产阶级，而成为代表农民，甚至土匪的党。那时我们还未曾料想到这个党会堕落到今日的程度！ 陈独秀写了一篇长文反对“红军”运动。这篇文章影响很大。不用说，斯大林主义的中央是大发雷霆的。当时，所谓“调和派”，项英和罗章龙领导下的人，也认为老头子“老糊涂”。我们以外的反对派同志向托洛茨基攻击“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这篇反对“红军”的文章，托洛茨基回信指出“红军”发生的意义及其积极的方面，不能完全反对。在各方面攻击之下，我们几个人，当初同意这篇文章的，也怀疑起来了。尹宽认为“措辞不好”。后来，蒋介石把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是否窜改，我不知道。我手头没有这篇文章，忘记了其中反对“红军”的论据，但是，革命应注重城市工人，革命应依靠广大群众势力，军事力量只有辅助意义，这几点无疑含在里面的。这是陈独秀从武汉失败取得的教训。他以此教训为基础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 对于我，托洛茨基的主张不啻是叫我退回到当初在法国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立场去，叫我与其把中国革命看做与其他国家革命相异的，宁可看做是相同的，叫我不要找出许许多多的“特殊国情”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当初我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后退到“国民革命”的，我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要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兼能适用于中国，一部分只能适用于西方。现在如此一来，过去所学都成为活泼有用的工具了。此外，我编辑《布尔塞维克》时萦绕我的两个问题：“进潮或退潮？”“无产阶级专政或工农民主专政？”到此也得到了解决。 我们几个人讨论时，或同其他同志谈话时，我注重的是革命性质问题：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蔡振德和马玉夫也同我一样注重这个问题。但尹宽不谓然。他说：“托洛茨基并不注重这个问题，不过顺带提出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罢了，你们如果在这问题上同别人辩论，就有将政治讨论化为玄学讨论的危险。”尹宽注重的是苏维埃或国民会议问题。那时文件还不很多，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方面，托洛茨基意见先后也有出入。到了刘仁静回国后，我们才看到了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写的几篇系统的长文章，那里面，革命性质问题并非不占重要位置的。 刘仁静回国，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代英否认，而且请他自由发表意见，保证中央必加以讨论。仁静问：“中央不肯发表我的意见呢？”代英说：“那么我就同你一起斗争。”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土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独秀。 狱中出来后，我和蔡振德就退还了恒丰里房子，搬出家具和行李。我们没有值钱的东西，只遗失一件皮袄，那是静从娘家带来的。我们起初在武昌路租一个后厢房，二个月后蔡振德又约我们住在他新租的一幢房子，在东有恒路余庆里。刘仁静就是到我们这个房子来的。这里成了我们这部分反对派的中心，起初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开会议。中央一定有所闻了。他们采取笼络手段。宣传部秘书潘文育来找我，很客气地请我回去宣传部工作；我拒绝回去做固定工作，但愿意替他们翻译文件，隔几日去一次，交稿或拿材料。他们给我每月四十元生活费。何孟雄也来找蔡振德，荐他去某通信社做工作，一天几个钟头，酬劳很好。我翻译文件余暇，继续翻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被捕前已译成三分之二，译稿同文件一起经过公安局到龙华去，出狱那天，我请求军法官发还。 我托了许多人代卖这本译稿，都不成功。结果，杨贤江帮了忙，他替我把这本译稿卖给新成立的沪滨书店。书店经理是彭述之的同乡马任之，他不久也参加反对派了。当时杨贤江是我们的支部书记，汪泽楷和我都在这个支部里面，我们提出中国革命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派来的代表反复辩论。支部书记杨贤江动摇于双方中间，以致支部对于这个辩论始终未成立决议。不久，陈独秀，彭述之，汪泽楷诸人被中央直接开除了。我未曾看见通告，不知根据什么理由。有五六个同志向中央提出抗议，这抗议书署名者有我在内，但我自己不知道这回事，也不晓得是谁起草的。到中央宣传部去时，潘文育问我为什么提出抗议，我才知道有这抗议书存在，因此并不否认我的署名。我说：“我有权利提出抗议。”潘文育说：“你自然可以抗议中央开除那些人有什么不合手续之处，但你在抗议书中应先声明：政治方面，你是同意中央的。”由此我知道这抗议书只提出手续问题，而未表示政治意见。我说：“我在政治方面也是不同意中央的，我已经在自己的支部里提出来讨论了。” 汪泽楷和我在支部里提出的政治意见还没有结论。汪泽楷虽然开除，我仍在支部里面，上层机关仍须回答我。最后，省委书记王克全亲自出席，他带了李初梨来记录我的发言，我系统地叙说我的政治意见之后，又抗议中央开除几个同志手续上不合法。王克全只限于约定下星期开会时正式回答我，但支部书记杨贤江此次确定了态度；他站在中央意见方面，他又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当开除的。我很惊讶杨贤江态度的转变，但不久就明白人家开会前一定疏通了他，或恐吓了他。下星期，我和静二人去杨贤江家里开会时，别人都没有来，主人殷勤招待我们，说他们也许为了临时有什么事情不来开会。我们向他告别，而且约定了下次开会时间。可是几日以后，我听说我也开除了。我始终未曾接到正式通知，也未曾看见《红旗报》上发表的通告。听人说，我的罪名是煽动报馆支部和云南代表反对中央。 这是事实。在马玉夫和蔡振德影响之下，有几个支部和一些个人如罗世藩，薛农山等走到反对派来，报馆支部是其中一个。支部书记屠仰之，当时是《时事新报》馆排字工人，他以及其他几个工人领袖跟随马玉夫走。大家推举我代表反对派去出席支部会议。我们开了几次会，整个支部都站在反对派方面，没有一个人替中央说话。可是有人报告中央关于报馆支部和我的活动。结果支部解散，书记屠仰之也开除了。云南代表，我忘记了他的姓名，我曾在刘少猷家里同他谈一次话，不知是他自己或刘少猷的爱人陈季如向中央或江苏省委报告，我的活动也被人发现了。我们这些被开除的人，并不承认开除通告。我们仍自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另外进行一种组织，这组织不是第二党，而是党内一个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国共产党之父——陈独秀，在我们一边。十月革命二大领袖之一——托洛茨基，也在我们一边。另一个大领袖列宁，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在我们一边的。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对人说：“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 这是国际性的斗争。当时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发生分裂。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有“左派反对派”成立起来，选出领导机关，出版刊物，进行国际团结。国际左派反对派也成立了，这就是后来第四国际的先驱。 如果不是国际性的斗争，而是中国一党内部的斗争，则情形会完全不同的。我们几个人不会如此轻易抛弃国际和党，同时中国党中央也不敢如此简单开除我们。开除我们的，是第三国际的命令，并非简单是中央的决议。 在斗争期间，许多真诚的革命者很忧虑，害怕双方各趋极端。他们即使不赞成我们的主张，也是反对用开除一类手段来制裁我们的。可是在国际命令之下，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连抗议也不敢。我只知道有三个同志，在特殊情形下对此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九二九年秋，彭湃，杨殷，颜昌颐三人被捕。前二人，我仅识面，颜昌颐则是我的好朋友。这是三个正直的同志，厌恶党内一切阴谋诡计。有一次，我去宣传部交稿或领材料，潘文育拿给我看他们三个人写的字条，从龙华狱中寄出来的。三人说，他们自己知道已经无望了，现在利用残余的时日在狱中做宣传工作；关于党的意见，他们希望现在内部的争论，中央能用和平手段来解决。这是三个重要同志的最后遗嘱，可是没有人听从他们。 此时，周恩来是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组织部长兼军委主任，开除我们，他应负组织上责任。 当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早已有组织了，我们这些人尚沉溺在斯大林主义泥潭里时候就已有组织了。这个组织起源于莫斯科孙文大学，在莫斯科已有光荣的斗争史。这一切将有合格的人去写它。一九二八年底或一九二九年初，从莫斯科回国的反对派学生在中国正式成立组织，出版一个刊物《我们的话》。渐渐有未出国的同志加入这个组织。我们所见的文件就是这个组织散发的。我们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但对于这个组织本身并不满意。尹宽，彭述之及其他的人，也许有其他方面的不满意，例如嫌负责的人无经验，无能力，各不相下等等，但我只不满意一点，即《我们的话》分析当时中国状况是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中的，或已从低潮恢复为高潮的。我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后回头读他们写的文章，觉得这些自命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竟如此不了解托洛茨基！ 刘仁静经过西欧回国，途中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约他做中国通信员，他于是以“老托代表”自命，不肯服从反对派组织指挥。他在正式的反对派组织以外团结了一部分反对派同志，又出版一个刊物叫做《十月》。但刘仁静并不能指挥“十月社”。陈独秀或尹宽曾告诉我：刘仁静不过是傀儡，“十月社”的灵魂是一个莫斯科回国学生王文元。我于是想起了马任之的话。沪滨书店出版一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我问他是谁译的，他说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个“小孩子”译的，这个小孩子聪明能干。不久，刘仁静就被“十月社”赶走了，他仍以“老托代表”资格一个人活动，甚至一个人出刊物《明天》。 这两个反对派组织以外，还有几个游离分子，刘胤，赵济，王平一等，另外出版一个刊物。他们讨论刊物名称时，想起了当时美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寄来的机关报“TheMilitant”，遂定名为“战斗”（其实应作“战士”）。“战斗社”的人没有明白的一贯的足称为特性的主张。 以上三个组织之外，还有一些在正式党做工作而且得到信任的分子，他们在莫斯科与反对派没有组织关系。但此时回国后渐渐表明反对派立场，如吴季严，江常师，屠庆祺等。 我们这些被正式党斥为“机会主义者”的人，虽然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在莫斯科回来的反对派同志眼中，仍不能算是左派反对派。他们也跟着斥我们为“机会主义者”。他们也许欢迎我们所影响的群众，但反对我们的领袖，尤其陈独秀本人。刘仁静把一切情形都写信报告托洛茨基了。托洛茨基回信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说，陈独秀过去执行的，不是自己的路线，而是第三国际的路线，陈独秀本人则是一个好的革命家，你们青年人应当向他学习的。托洛茨基提议四个反对派各派代表共同组织一个“协议委员会”，把组织统一起来。有他如此干涉，其余三派就不能不将我们看做左派反对派，同他们一样了。 此时，我们自己已经有了正式的组织。我们编了几个支部，选举了一个常务委员会，总书记自然是陈独秀，常务委员是彭述之，尹宽，马玉夫，罗世藩，秘书长先是吴季严，后是何资深。我们发了一个宣言，名为《我们的政治主张》，有八十多人签字，有些工人同志用假名签字，我们又出了一个刊物，讨论名称时，我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他们都接受了，但后来不知何故采取《无产者》。前二期是铅印的，以后则是油印的。 “协议”过程拖延得很长久。这是一个极错综复杂纷乱而无聊的过程。每个组织并不把其他的组织看做同志，而是看做敌人，大家都拿出外交手段来，互相斗争。这中间两个大组织“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内部又爆发了斗争［当时四派都自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不自称什么“社”是别人称的，但为互相区别，自己也默认了。——作者新注］。吴季严当过“无产者社”代表，他告诉我：“这些手段，将来用在议会里面是很好的。”我对于这类斗争，丝毫不感兴趣，而且内心发生厌恶。我对于此时的原则争论也没有兴趣，因为此时这种争论都夹杂着组织斗争，而且是为了组织斗争而牵强附会的。在这长久的“协议”期间，我几乎不闻不问。我埋头翻译能赚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直至最后“无产者社”内部分裂，双方倾向都已明了之时，我才下决心出来干涉，从此自己也积极投身于这个斗争漩涡中了。 协议委员会中“无产者社”第一任代表是马玉夫和吴季严，他们回来报告，都说其他三派的人没有统一诚意，我信了他们的话。其他三派的人，我没有一个认识，他们以前既然不认我们为反对派，现在勉强奉托洛茨基命令进行协议，自然会反对统一的；至于我们方面的人，则我自己认为有统一必要，别人相差不远，也必认为有统一必要。何况，资深告诉我说，我们从旧党分出来的一点基础天天在涣散，如不统一，不久整个组织都会名存实亡了。独秀自己也很着急。我确知他在希望统一。托洛茨基来信后，“十月社”和“我们的话社”都曾派代表去见他。他向我说出他的感想。他说：“我看见这些青年人，如同五四时候和五卅时候看见的青年人一般，都是朝气蓬勃的。”他的话一方面也是表示他对于旧的干部的失望。这些经过了一次革命的人，此时都是暮气沉沉的了。我不满意他们，也不满意自己，而希望新的同志能使我振作起来。可是最后我发现没有统一诚意的，主要不是其他三派的代表，而是我们自己的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受彭述之指挥，统一的最大障碍乃是彭述之。 陈独秀一向鄙视内部组织上的阴谋诡计，我们看他从武汉时代到第六次大会时代在正式党内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彭述之则不然。他有领袖欲。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并非从群众斗争当中造成的，而是依靠一些组织上的手段。在莫斯科二三十个中国学生之中，他用那有名的“旅莫支部”训练法来造就和保持他的领袖地位。回国后，国内同志看他做国际派来的代表，他也以此资格加入主席团，而且取得陈独秀的信任。以后，他就紧紧抓住陈独秀，挟陈独秀以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有一个时期，即他一九二五年从医院出来以后和秋白一九二七年提出自己意见以前，他竟如此狂妄，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那时蔡和森在莫斯科。主席团只有四个人，彭述之说：“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平心而论，陈独秀不用说，其他三人和森，秋白，国焘，能力都比他高。主席团五人中他是最无用的。到了武汉，他轻而易举地被人推翻了。若飞，乔年，在党内团结核心，进行抵抗，但对他都无好感。他下台后愈加抓紧陈独秀。尹宽得到反对派文件以后，要同独秀谈话时，必须通过他，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因为尹宽不能直接到独秀家里去。彭述之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 四组织统一问题发生后，我们注意的是：各人的政治意见在原则上能否一致。彭述之及他影响下的几个同志则注意另一个问题：怎样统一。“我们的话社”是反对派正统，托洛茨基提议协议的信未曾寄来以前，“我们的话社”只能容许这些“觉悟了的机会主义者”分别加入他们的组织，他们有去取之权，此外没有什么“统一”问题可言。这种方式，彭述之听也不愿意听。托洛茨基来信以后，“我们的话社”降低身份同其他三派相等了，四个组织要统一为一个新的组织，无所谓正统和非正统。可是这个方式，彭述之也不愿意。他轻视和不信任其他的组织，事实上是他知道这些青年同志大多对他没有好感，在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不敢提出以“无产者社”为正统的主张，只好设法延宕和破坏这统一谈判。 这个情形，我们是经过好久才看出来的。尹宽虽不是代表，但认识其他三派中许多人，常同他们往来，他发现我们的代表的报告不合事实，他看出彭述之坚决反对团结。有一次，他瞒过彭述之，约了独秀去他家里谈话（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把种种情形告诉独秀，于是独秀彻底觉醒了。开常委会议时，他坚决主张召回马玉夫和吴季严，而自己同尹宽二人代替他们去代表“无产者社”出席协议委员会。从此统一谈判就一帆风顺了。 陈独秀一经觉醒，立即同彭述之决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存在了。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现在他对于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何资深议论彭述之，说他是个“纸老虎”，表面张牙舞爪，戳穿之后是空无所有的。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从此以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吵架，而且吵得很激烈。陈独秀，尹宽，何资深是赞成统一的，彭述之，马玉夫是反对统一的，罗世藩态度如何，我不能说确定的话。如此情形一直继续到统一实现，“无产者社”组织自然消灭时候为止。 这两个老朋友决裂了。我第二次入狱后，彭述之又升为领袖，再与陈独秀合作，但已无友谊存在。两人被捕，入狱，以至释放，中间闹了许多无聊的私人的纠纷。陈独秀不愿意提起这些纠纷，我出狱以后看他，他始终不提起彭述之。王文元在汉口曾有一次向他提起彭述之。他说：“这个人，还提他做什么！”反之，彭述之则津津乐道他在狱中和独秀的冲突。一九四○年，我在上海看见他，他就向我提起好多次。他不惜以丑恶不堪的话诋毁陈独秀，而且把这种无聊的私人纠纷说做他的正确路线和陈独秀的错误路线中间的冲突。陈独秀死讯传到上海后，彭述之写了一篇文章丑诋他，又写了一付联语骂他，其中有“晚节不终”一类的话。 “无产者社”在常委中赞成统一的人占多数了，但在各支部中反对统一的人仍占多数。各支部的人，一部分是蔡振德和马玉夫从正式党中上海的组织分出来的，一部分是过去的干部在上海或外省做工作的，他们拥护陈独秀，但大多必须经过彭述之去拥护陈独秀。此时，蔡振德消极了，马玉夫和彭述之都反对统一。旧干部里没有人信任尹宽。尹宽是个聪明人，无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都比彭述之敏捷，但他有一种犬儒主义，其实无害的犬儒主义，为了应付别人的少些，为了卖弄自己聪明的多些，可是人家因此不喜欢他。彭述之容易把统一和不统一问题说做他和尹宽之间的争执，于是为了反对尹宽原故，好多人就反对统一。 自从托洛茨基来信提议设立协议委员会起直至此时，这几个月中间，我都是站在一切纠纷以外的。此时常委派我代表“无产者社”上海地方组织去同“我们的话社”上海地方组织谈判合并。我在一个小学内遇着史唐，见面之后才知他本是中央一个印刷厂内的排字工人，这印刷厂属我管理，他认识我，但我不认识他。他于一九二七年去莫斯科读书，加入反对派，回国后负重要责任。现在他问我：“这几个月争论中，为什么没有听到人家提起你的名字？”我不记得拿什么话回答他。但从此以后争论中也有人提起我的名字了，因为我坚决赞成统一了。“无产者社”各支部赞成统一的人渐渐占了多数，他们选举统一大会代表，其中有陈独秀也有我。陈独秀当选是当然的；彭述之，马玉夫没有当选也是当然的；最坚决赞成统一的尹宽没有当选似乎有点奇怪，但这是证明人们虽然赞成统一，仍是反对尹宽，认为尹宽假借统一问题来排挤彭述之。没有人怀疑我有什么私人野心。 在这协议过程中，“我们的话社”也分裂了。梁干乔一派基础在广东，区芳一派基础在上海，有好多在上海加入的反对派。此时区芳监禁在漕河泾狱中，代表这派来参加统一大会的，就是在上海加入的宋敬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在大连湾路新租的一幢弄堂房子开会。 协议委员会将布置会场责任完全付托于“无产者社”，“无产者社”又把这个责任付托于何资深。李仲三拿出一件猞猁皮袍，我拿去当得二百多元，做大会经费。何资深调了工人同志王芝槐一家人做这幢房子的二房东。王芝槐本人也是“无产者社”一个代表。各派其他的代表三五人一群，分头集合，然后由人带领到会场去，一进门之后即不能出来了，直至三日或四日散会时。只有一个人可以出门：陈独秀。 代表人数已不记得，想得起来的，“无产者社”有陈独秀，江常师，蒋振东，王芝槐，我；［协议委员会计算各派人数，最后决定“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社”各增加大会代表一人，“无产者社”决定派彭述之去，开会后二、三日，他才到会（或未到会）。——作者新注］“我们的话社”有梁干乔，陈亦谋，宋敬修，四个香港工人；“十月社”有王文元，濮德志，宋逢春，罗汉；“战斗社”有来燕堂。其他三派代表，我都是第一次见面，无产者社代表蒋振东也是第一次见面。 各种决议案都是协议委员会起草好了的，各派重要人物都已同意，这些人大多数在代表之列，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讨论。我只记得，讨论政治决议案时，我曾起立发言，而且同人辩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稳定和国民会议之间的关系的。从一九二九年到此时一九三一年，经过两年了。近几个月各派又有很激烈的辩论，口头的和文字的。大家都有进步了。《我们的话》已经不说：目前恢复了革命高潮。大家都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治上已相当稳定。但这稳定能持久么？我认为是能持久一个较长时期的，我而且把我们的国民会议主张建立在这个政治稳定之上。这个见解受人反驳，反驳的：我记得有梁干乔和宋逢春。他们的理由，则不记得。 最后一场会议是选举。有些人对于这场会议特别有兴趣，往往大会是为选举而开的。我不记得当时一共选举几个中央委员。陈独秀和王文元得票一般多，两人都得到全体代表投票。其他的人得票参差不齐。最末当选的有二人：彭述之和梁干乔，得票一般多。重新举行投票，结果彭述之当选了。梁干乔落选出人意外。后来陈亦谋说这中间有误会，因为香港四个工人不晓得梁干乔，只晓得梁大慈，因此没有投票。 协议委员会已经决议统一后，彭述之还在进行反对。他“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独秀说：“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觉得麻烦的。我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消保证他选举时定有中央委员位置，他就不会反对了。”尹宽和何资深都斥我胡说，都说我把政治问题和彭述之本人都看得太简单了。我说：“政治问题，我也许不懂，但彭述之，我是了解的。”五月一日开了会，独秀回去，资深交给他述之写来一封长信，其中述之斥此次统一为“虚伪的”，“无聊的”，及其他难听的话。他声明：“他誓死不承认。”可是他不知道居然能当选为中央委员了。第一次中央委员会开会时，他来出席，独秀拿出他这封信给大家看，看完之后当面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么？”我清楚记得他坐在床边，满脸通红，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结果我出来打圆场，免除了他这麻烦的答话。事后，何资深骂我，说我姑息养奸，说我政治上不坚决。他认为像彭述之这种人应当彻底打击下去，而这封信是打击的好机会。我说：“他已经够受了。”反之，资深承认开会以前是他错的，当时他认为我把彭述之看得太简单。但尹宽没有同我提起这个问题，不知道他有什么感想。 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开会，选举了五个人成立常务委员会：陈独秀，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我。分配职务：陈独秀书记，陈亦谋组织，我宣传，王文元党报，宋逢春秘书长。 这个领导机关成立不久，刚刚开始认真工作时候，就被破获了，除陈独秀以外，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相隔二年，我第二次入狱了。这次没有第一次那么惬意。二年前，我在狱中关了四十天，这次就关了六年零三个月，直至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之下准备放弃首都南京时，才得出来。 作者补注 本书出版后，我仔细看了一遍，随手作几条补注，借以说明问题或订正误记。 补注一（162页，25行）——此文名《宪法与孔教》，作于1916年1月1日，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第3号，所引二句应作“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补注二（179页，2行）——友人某君对蔡和森思想发展有研究，认为他在国内及初至法国时是墨翟主义者，只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派学说来研究；到1920年法国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宣布加入共产国际并改称法国共产党以后，他才确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补注三（189页，24行）——此处回忆有误。黄齐生比我先到木棚居住。 补注四（205页，19行）——事实是陈独秀在五四示威以前就解除了文科学长之职。 补注五（231页，14行）——这里，我把1922年的西湖中央会议和1923年的第三次大会混合起来说了。陈独秀反对加入国民党是在西湖会议上，到第三次大会时他已被说服不再反对加入国民党了。 补注六（265页，9行）——延年初次从广州来上海，似非在廖仲恺被刺以后，他从广州来上海有好几次，这里所记是综合几次而写的，在我的记忆中分不清楚。此外，他第一次来上海的时间可以从《民国日报》寻马道甫的广告栏内查得出来。 补注七（284页，17行）——罗明纳兹是自杀的。罗明纳兹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叫做《告同志书》。 补注八（325页，5行）——李季达不是与李大钊同时牺牲的，他在李大钊死了半年后才在天津被捕，牺牲。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七日）
教育与文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教育与文化 在县城内外，街上走走，很容易从行人中判别哪些是读书人，哪些不是读书人。从他们的服装、言谈、举止，就可以看得出来。言谈和举止，须多观察；服装则一眼可以判别的。读书人穿长衫，非读书人则穿短衫。这种有形的或无形的规定，到我少时已不十分严格了，但一般还是遵守的。夏天，穿长衫出门，出了汗就把长衫脱下，挂在左手弯上。出门前，天已很热了，怎么办？漳平的读书人比较随便，不穿长衫出门，但他的短衫也可显示与别人不一样。龙岩的读书人，甚至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连热天出门也要把长衫挂在左手弯上。 那种社会有两种分化：富人与穷人的分化，读书人与非读书人的分化。这两种分化，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读书人一般是富人家庭出身的，但财富和文化不一定形成正比，也有目不识丁的富人，又有家无隔宿之粮的寒士。这是规律之下的例外，而例外也可以用规律来解释的。 偶然也有贫农勤俭发家成了富农，富农再靠剥削和放债，成了地主。但他的财产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超过了就保存不住，许多方面的人都要向他伸手，敲诈勒索，他无法保存他的财产。但若他有个儿子，读了书，进了学，即考取了秀才，形势就不同了。他的家一下子跻身于斯文的家庭，同案的秀才，以及一般的秀才，都会来保护他。所以富人必须培养子弟读书，不是为了子弟能知书识礼，主要的是为了保护财产。 穷人是不会培养子弟去读书的，至多送去私塾读一二年书，识得几个字，便出来种田或作其他的劳动。穷人也不会培养子弟去应考，因为没有什么财产值得保护。所谓“寒士”、穷秀才，一般都是地主世家的破落子弟，他们的先世曾是富人。 “读书人”，就是有“功名”的，至少是一名秀才。可能有例外，例如，“老童生”，考到老仍不能青一衿，只好在乡村教几个蒙童，聊以糊口。这种人没有“功名”，但不能否认他是“读书人”，他出门在家也都可以穿长衫。不第秀才，或根本不去应考的读书人，历史上的处士或隐士，书读得好，读的比那些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更多，是常常有的。但漳平县没有。我未见过一个这样的人。本县建制以来是否出过这样的读书人，我也未曾听说。 读书，就是进私塾就学于塾师。最原始的形式是“家塾”，即地主聘请塾师到家里来教育子弟，有时附带教育邻居子弟。地主大宅一般都附有书齐，供给塾师居住和教书。塾师同时也是东家的秘书，替东家办理各种文墨。这种形式的私塾，我少时还见过，不在县城内外，也不在大乡村，而在小乡村。大乡村则办“村塾”，一村的人合聘一个塾师，在本村的祠堂里教书，费用由各家分摊。塾师或自炊自濯，或各自轮流供饭。县城内外则采取学生交纳束修的形式。“学堂开，束修在”，哪怕你家的子弟只读一天书，你仍要交纳全年的束修。束修之外，每年还有几次“节敬”，三大节以及清明、重九、冬至，都要送红包给塾师。每个较大的乡村都有一个私塾，设有圩场的大乡村，则不止一个私塾。最多的是县城内外的私塾，四门都有一个或几个，后坂洋、坂头顶、坂尾都有一个。 普通的私塾只是教小孩子读书识字，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以后顺次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进一步就要读《诗经》《尚书》《易经》？《礼记》《左传》了。那些送子弟进学堂，只为识几个字的人，子弟读完《孟子》之后，就不再读了。普通的私塾也只教小孩子识字，而不教做文章。做文章则是另一种私塾的事。地主子弟读书不仅为了识字，而且为了“进学”，即考秀才。商人、工匠，以及足够衣食的家庭，也有要子弟考秀才的，那就要进另一种私塾了。以前称为“大学堂”，那里的学生称为“大学生”。乡村，读了私塾的人，如果要考秀才，就须到城里来进大学堂，住在大学堂里，自己烧饭吃。也有小学堂的塾师兼教“大学生”的，但那是例外。大学堂的塾师必须是秀才，而且是比较有名的秀才。县城内外的小学堂，偶然也有非秀才做塾师的。所有塾师都是贫寒之士，所谓“十条黄狗九条雄，十个先生九个穷”是也。 “大学生”一般都要住宿在“大学堂”里，白天晚上都要读书，早晨要练字。他们不仅要熟读四书白文，而且要熟读四书朱注，要能按照朱注解释白文的意义。除塾师讲解外还可参考一部大书，我忘记书名，内容是每段白文和朱注之后都有长篇的解释，塾师的讲解就是由此而来的。同时，塾师教学生“做文章”。那时所谓“文章”，就是八股文。塾师先教“破题”，学生会做之后再顺次教其他七股。子弟进“大学堂”之后，亲戚朋友见面就问：破题会做了么？全篇会做了么？八股文之外还要学做试帖诗，即五言律诗。会做全篇八股文和试帖诗，就可以去考“童生”了。“宗师”（朝廷派来的提学使，亦称学政，俗称“学院”）案临府城（或直隶州城）那一年（三年一次），知县就要把治下的“大学生”预考一次，及格的称为“童生”，第一名“童生”称为“案首”。富人可以贿赂知县或幕宾给子弟买得“案首”，院试时“案首”一般都能录取的。漳平县童生要去龙岩直隶州院试，每榜取中十九名秀才。举行院试的这一年，不仅童生要去州城考试，而且全县所有的秀才都要去州城复试，文章做得不好的还要受罚，轻则训斥，重则开革，即取消秀才资格。所以秀才们到这一年大都提心吊胆。不赴考是不行的。生病也要其他的秀才具结、担保。考童生也要秀才担保，保证家世清白；那些操贱役的人家是不能赴考的。做担保的，不是一般的秀才，而是地位较高的秀才，即廪膳生员，每县也有定额，由宗师复试时选择文章做得较好的生员递补。 漳平县每榜只取十九名秀才的规定，是否从开县时定的还是以后定的，我不知道。因录取名额少而竞争非常激烈。有些外籍人久居漳平县，他们的子弟也要求参加考试，童生们不答应，便群起攻击“冒籍”，这种风潮常有发生。 考取秀才，进了学，便超人一等了。劳动人民的子弟，从此跻身于统治阶级；同时富家子弟，进了学与不进学的人，地位也是两样的。秀才娘子，公婆要另眼相看。大的宗族、祠堂都有学田（本地人叫做“书香”），每年租谷要给秀才一份。秀才有自己的制服，一件无领的长衫，一顶红缨帽，祭祖、参加庆典或参拜官吏时就穿起来。犯了罪，是不会在公堂上打屁股的，除非事先通过学官，革去生员功名。 每县都有学官，正的称“教谕”，副的称“训导”，各有衙门。漳平县孔子庙背后，考棚前面，左右两个学官衙门，各分前后两进，后进供“老师”及其家人居住之用，前进用来办公。辛亥革命以后，学官废除了，两边的衙门后来做了本县商会会所；东边的衙门一度办“去毒社”，即禁烟机关，挂了“奉旨禁烟”招牌，找几个鸦片烟鬼住在那里，不久就解散了。 学官，被秀才称为“老师”，考得秀才称为“进学”，秀才相互间称为“学中人”。——好像有一个“学校”供给全县秀才学习，而由学官教课的。事实上没有这回事。学官，事实上不是教秀才学习，而是管秀才的。秀才行为不检时，学官可以差遣“门斗”（即学官衙门的差役）召来训斥，可以打手心，可以革除。秀才还是害怕他的。 那时，私塾以外确实另有学校，供给秀才和童生集体学习，却不归学官管辖。这就是书院。书院本来是民间的组织，不是政府机关，可是到了晚期，尤其是清代中期以后，事实上也成为官办的了。所谓“山长”，不过是退休的大官或者著名的文人，他们挂名，领干薪，很少给学生上课。漳平县也有书院，但早已名存实亡了，我少时从未听人说起书院事情，只知道而且看过北门外佛儿架下的“菁城书院”和东山上朱文公庙背后的“东山书院”。前者房屋尚完好，但无人看管；后者则大部分倒塌了。东门内还有个“紫云书院”，那是太常陈家的私产，民国初年曾在这里办小学，只一年就停办，但仍有人看管。 由此可见，那时漳平县的教育就是私塾的教育，教的是四书五经，学生做的是八股文，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秀才。县城内外私塾甚多，最著名的是城南上刘祠堂办的私塾，塾师是丁坂的一个贫寒秀才刘志和。他道德端方，生活俭朴，管教严肃。他的学生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刘万里；出了一个拔贡，即他的大儿子刘子瞻。受了当时潮流的影响，他也组织学生和邀集秀才研究西学，如数学、力学之类，自然是很浅的。我少时，他好像还在那里教书，但以后作了绅士，渐渐地成为大绅士，就不教书了。上刘祠堂换了一个塾师，也姓刘，名晃，字日光，秀才，他只教学生识字。上刘祠堂之外，著名的私塾是城西的三牧第，塾师是温赞尧。那时他还是个秀才，年轻，有学问，教学严格，学生都怕他，家长则尊敬他。己酉年恩科他赴考，得到优贡（我少时知道他是优贡，但现在人家说他是拔贡，他自己也说是拔贡），就不再教书了。其他教八股文的私塾也还有几个，但我说不出来。此时科举已经废了，考试也不做八股文了。 幸而我少时未曾学做八股文，连“破题”也不会。并非因为我未出世，就已废除科举和八股文了。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的一个从堂兄，不过比我大二三岁，他的秀才父亲仍旧教他做八股文，他也能成篇做出了。我的父亲的朋友有时也谈论八股文，说得非常深奥。我长大了，为了猎奇，也曾在名人文集中读过几篇八股文。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但我这话不能理解得太绝对了。我说的是一般的秀才，并非所有的秀才。漳平县的秀才中还有少数人以学问渊博著称的。在我少时，漳平全县只有一个举人，即刘万里，但全县最有学问的并不是刘万里，即使以做八股文，以熟读经书而论，也不能推刘万里；以新学而论，更不能推他。己酉科两个贡生，温赞尧和刘子瞻，都比刘万里强，即以老一辈而论，刘云纪、陈华、谢步瀛，都比刘万里更受人尊敬。这些人，除经书和《学案》之外，也精通古文辞，熟悉历代史事。 读书人家里，除了经书和八股文书以外，一般都有《纲鉴易知录》或袁王合注《纲鉴》，也都有一部古文。最常见的是林云铭评选的《古文析义》。我学古文时，塾师就是从《古文析义》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但并非家藏《古文析义》的人都读过《古文析义》。我遇着一个老童生，他告诉我，他有一部《古文析义》，读得很熟。 论文化，漳平远远不如龙岩。这是客观造成的，也是历史造成的。龙岩是直隶州，耕地比漳平多，人口比漳平多，历史比漳平长久，秀才定额也高于漳平好多。即以古文而论，我去龙岩上中学时，教师是从《古文辞类纂》选出文章给我们读的，龙岩同学好多人都有《古文辞类纂》，漳平同学不仅没有此书，而且没有听说过此书。漳平那些老先生也不知道有此书。他们不知道有什么“桐城振古文”，他们学的是唐宋八大家。我记得，我们一批漳平同学初至龙岩中学时，不知“古文辞类纂”五个字怎么读，有一个同学读成了“古文，辞类纂”。 住在县城内外的秀才还有一个光荣的任务，即祭孔。春秋两次祭孔之日，天未亮，所有的秀才都来到孔庙了。大多数是彻夜不眠的。五更开始仪式。主祭是知县，陪祭是学官、典史及其他官员。他们有人引导，先到大成殿祭孔子、四配、十哲，再去两庑祭七十二贤人以及历代名儒。古代学者得人文庙受祭是不容易的，须经朝臣评议，再由皇帝宣布，各地孔庙才能在两庑设立木主。每一个祭坛前面都站立两个秀才接送祭物，赞礼。在大成殿内侍候的则是资格较老的秀才或廪生。祭毕，分胙肉。每个秀才分得一张纸条，凭条次日可以到孔庙前面“大路街”旁的肉摊上领到一定分量的肉。祭孔之次日，不限于秀才，任何人都可以到孔庙门口买到牛肉。杀牛是犯罪的，漳平城里人要吃牛肉只能在冬天托人去乡下偷买。漳平惟有每年两次祭孔之日可以公开买到牛肉。先一日，孔庙杀牛，我们小孩子每次都去看热闹。杀牛和杀猪不同。孔庙泮池边，空地上一群杀牛的人都准备好了，然后有人牵来了一只牛（都是水牛，我在家未见过黄牛）。牛站定后，一个人拿着大锤对着牛头打下去，牛立刻倒地，一群人立刻涌上来，用尖刀剖开牛的胸膛。有时牛挣扎起来，近旁的人吓得奔逃，站在外围的小孩子往往被人挤倒。牛只杀一只，但次日在门口卖出的牛肉决不止一只。那是暗中有人杀别的牛，混在这里出卖的，即使被人告发，此时也不会办罪。老太婆知道杀牛，就要念一声“阿弥陀佛”，连称“罪过”；但祭孔杀牛，老太婆就不敢反对了。 秀才进入孔庙赞礼，一般市民视为荣耀。辛亥革命以前，没有人敢作非分之想。辛亥革命之后有几年停止祭孔。邓炳来作知事，才恢复祭孔。那时学官没有了，县立小学校长刘志和主持其事。秀才人数虽然减少，小学毕业生可以填补上去。一九一五年春季祭孔，我也列了名，但睡过了头，没有去参加。次日，我的弟弟去县立小学领胙肉，刘校长还是给了我纸条，但对我的弟弟教训了几句。有些老秀才也不去参加，我的父亲就没有去。 那时，一般市民还是把祭孔看作荣耀的。有一个人姓陈，太常陈，住在堀儿尾附近，平时常在街上东串西聊，爱发议论。不知道为了什么，他那几年特别卖力鼓吹祭孔荣耀论，好像一个人能入庙祭孔，家中鸡犬也得升天。这话传遍了全城。人家怂恿他：“不久之后又要祭孔了，你何不活动一下？现在没有‘老师’，谁能去祭，谁不能去祭，只凭‘扬官’一句话，你备一份厚礼去求‘扬官’罢。”刘志和校长，人称殿膺先生，但一般的市民称其小名为“刘扬”。我那时尚未毕业，亲见这个人手里捧着一只大月饼及其他节礼，穿过我们的课堂进入校长室去，过了一段时间校长送他出来，自然不会派他去祭孔的。 但那时，漳平确实有人沾着这个荣耀。我的同班同学刘奎光的父亲刘捷登是个读书人，但未考得秀才。他在本县衙门做“传供”，即口头翻译，——县官审案时，他站在公案旁边，戴着没有顶的红缨帽，把县官的话翻译给跪在地下的诉讼当事人听，又把当事人的漳平话翻译给县官听。这是一个肥缺，诉讼双方都要塞钱给他，但上层社会的人是看他不起的。他没有资格进入孔庙赞礼。可是，在邓炳任上，他被委任为本县典狱官，管监狱和看守所，一年祭孔时候，邓炳做主祭，他做了陪祭，比赞礼的秀才更加荣耀了。 秀才高人一等。但富家子弟考不到秀才，仍有补救办法，即出钱捐一个“监生”，所谓“纳粟人监”是也。监生，本是在京师国子监毕业的学生，又称“太学生”，但后来名不副实了。朝廷要钱，只要交上钱去（美其名曰“纳粟”），便可以给你执照，承认你为“监生”，哪怕你从未去国子监读一日书，哪怕你目不识丁，哪怕你只是五六岁的小男孩。起初只有巨富之家才能捐纳监生，据说每人要交上一百零八两纹银；以后价格渐渐降低下来了，小康之家也能捐监生了：到辛亥革命前几年，捐一个监生只须出十几个大洋。监生照样可以戴红缨帽，照样不会给县官打屁股，但不能参加祭孔，似乎只是因为他不是本县生员，而是国子监生员。 秀才可以去省城乡试，即考举人（似乎监生也可以乡试）。考得举人，就不参加祭孔了。“出贡”之后也不参加祭孔。所谓“出贡”，就是学政从各县秀才中挑选几个较有学问的，推荐给国子监，犹如地方官把本地良产向朝廷进贡一样，故称“贡生”。一般有“五贡”，据我少时所知，就是：优贡、拔贡、恩贡、岁贡、附贡。前四贡都须经过考试，附贡，则是富家秀才援例纳粟取得贡生资格的。乡试时，有些人成绩够不上列入正榜做举人，但可列入“副榜”称“副举人”，待遇同贡生一样，亦可称为“副贡”。漳平，凡贡生（附贡除外）都可以在祠堂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优贡温赞尧就曾在他住家的门外竖立一根石旗杆。竖立那天，他夫妇还设香案跪拜天地祖宗。刘子瞻没有竖立旗杆。 我以上所记就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由此制度产生的知识分子，以及这些知识分子达到的文化高度。 但我所记的时代，帝国主义已经侵入中国，改变了沿海城市的社会基础，同时也就动摇了上层建筑。新的思想向经书八股文所载的孔孟之道进行挑战。旧时的教育，传统的文化，已经面临非改革不可的局势了。百日维新废除了科举；至于八股文，则科举废除以前就已废除而改为策论了。最后一科乡试，主要试题是《汉唐宋开国用人论》。 在漳平，绝大多数的人是抵制这种改革的。但因为改革是从上而下的，是朝廷要的，不能不一面照办，一面不以为然。 就在我进入私塾读四书五经那几年，漳平县开办了第一个“官立小学堂”。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漳平县的商业资本 我说，我少时所见的本县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宗族”的封建制度。但这是就上层建筑说的。就经济基础说，我们这里早已越过宗族的封建制度阶段了。重要的乡村仍是聚族而居，一个大乡村仍只有一个大姓，但本村大地主已不限于剥削本族农民，本族农民也不限于受本族地主剥削。最大的地主亦非都是本族族长。几个乡村，土地产权交互错杂，基础已经改变了，但由于历史惰性，上层还保持着宗族的性质。全族还以祠堂为中心团结起来，解决族内纠纷和处理族外斗争。这种失去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会支持长久的。一般说来，一九一三年选举表现太常陈和丁坂刘的宗族斗争以后，就没有什么严重的表现了。以后的政治斗争就不带着宗族的性质，族内的团结也松弛了。 漳平县剩下来的，还是简单的封建制度。我的意思是说：“社会的阶级划分还是以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为主，财富还是以田地计算的，农民交纳的还是实物地租。”宗族团结多少起了缓和阶级矛盾和遮掩阶级剥削的作用，如今连这个作用也没有了。 我少时常常听到上辈感叹今不如昔，特别是怀念太平天国以前的社会，那时有多少大地主，地主家里如何富庶，如何有家教，他们的子弟又如何知书识礼等等。从各方面看起来，漳平县社会确实是衰败了的。一般人只知道以太平天国来划线，好像一切都是“长毛贼”的罪过。他们不知道应当以鸦片战争来划线，太平天国本身也是鸦片战争的后果。鸦片战争以前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入开始逐步破坏中国千百年的封建经济基础了；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起了加速破坏这一基础的作用。鸦片烟及其他洋货一船一船的运进来，白银及其他财物一船一船运出去。封建制度的基础因之加速瓦解。不仅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陷于贫困，连地主阶级也日益衰落。不过，小地方人只联想到太平天国而已。 听说，在太平天国以前，漳平县城和四乡之间的差异没有后来那么大。小菁社作了县城，有皇帝派来的父母官驻扎，有城墙包围，有大小店铺，比起四乡自然热闹得多，但那些大乡村从前也是热闹的。并非所有大地主都往城里搬。例如，丁坂黄家，壬寅年（一八四二年）大水以前，就是全县最富庶的乡村。那里的大地主，连龙岩州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地产，他们在丁坂建了多座土楼，他们在物质享受之外还发展精神文明，即聘请名师教育他们的子弟。有个名黄起凤的青年以其聪明和学识震动了全县。那时知县反而常去丁坂拜访他们。丁坂黄家不需要在县城里设立根据地，我们和春郑家，虽然在县城里有了根据地，但仍把和春看作自己的家。有个同族的伯父，比我父亲大好几岁，但也不是太平天国以前的人。他几次告诉我们小孩子说：“你们为什么把和春看作乡下，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呢？”他少时并不把和春看作乡下。那时，他说，我的祖父一辈人三日两头骑马往和春跑。可见，太平天国之后不久，城乡差别还是不大的。在我少时，无疑，我们都把和春人看作乡下人。这个变化，无疑同太平天国有关。一八六四年，南京陷落后，太平天国残余力量一部分进入福建省。某日，从永福里来到县城对岸，准备攻城。一个军官从上三公庙旁的小巷骑马冲出来，恰好被守城清军火枪击中，落马而死。听说这人是“二显”，即第二个指挥官，他一死，太平军就撤退了。于是，四乡富人纷纷移居城内，城乡地位差异顿然悬殊。 高高的砖墙，厚厚的城门，就近代的战争来看，它的防御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当时还能顶事，尤其足以防御“土寇”（即反抗的农民）的攻击。城门每天二更关闭，五更开放，城外的人探亲访友，很不方便。有几处，砖有缺损，可以爬上爬下，但颇危险。城内外演夜戏时，也有人设下长梯以便进出，但须付费。城里的人往往傲视城外的人。近郊的人白天进出城门，同城里人没有区别，他们也傲视“乡下人”，即远乡的人。城里人问近郊人：“你们听得到更鼓么？”县衙门每夜在门楼上打更鼓，城里的人听得到，城外靠近城墙的人也听得到，但稍远就听不到了。漳平县衙门门楼特别高，更鼓特别响，相传是后坂洋一个大地主出钱添置的，以免被人讥诮为听不到更鼓。但城墙和城门的作用主要还在于防御。这类小县城本来不是为了抵制外族侵略而设置的。漳平县的建制和筑城，志书明言，正是为了抵御“土寇”的。 县城除了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外，还是商业中心。我们有一条“大路街”，从县衙门起朝西直到三角坪，都是店铺；两条支街（“南门街”和“中水门街”）也都是店铺。到三角坪后，大街分成两支：朝西北的叫做“江西街”，也都是店铺，朝东北的叫做“下巷”，也有店铺，但不如江西街热闹。江西街尽处是“三公前街”，也有店铺，不热闹。此外，出西门又有一条“打铁街”，除几家铁匠铺外也有商店，尽头处向左转弯到江边就是松明岭，那里沿街也有店铺，直至盐馆为止。不过西门外的街道，“朝圩日”才热闹，“圩后日”很少生意可做。 全县，除县城外，永福、新桥、溪南三处也有商业（“溪仔内”也有商业），但都不及县城。县城里，有几家布店，有几家南货店，生意比较大；此外，有药店、米店、杂货店、水烟店、豆腐店、纸烛店、裁缝店、棺材店、肉摊、菜摊、剃头店等等。但没有当店，也没有浴室。除一家面店之外没有菜馆、茶楼及一般饮食店。我少时还看到一家鸦片烟店。 这还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商业资本，是封建经济的补充物。中国很早就有了商业资本，我们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期，商人为“四民”之末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一般是受轻视的。在我少时，地主阶级，尤其其中的士大夫，仍旧轻视商人。土大夫可以放高利贷，即使人家知道了也无所谓，但不可以经商，至多可以拿钱出来给别人去经商，自己是绝不动手的。 县城的商业，每年营业额有多少，我算不出来，大概不会很少。总之，当时除了土地的剥削之外也有资本的剥削。不过财产还是以土地计算的。漳平本地的商人，赚了钱，往往拿去买田，以为田可靠，银子不可靠。商人赚了钱，还是培养子弟去读书，考秀才，做官，至多叫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去接替自己做生意。我不记得漳平县有什么以商业起家的富翁，有什么商业世家。 这里有个特点必须指出来，即漳平县城的商业一向不是操纵在漳平本地人手里，而是操纵在“外面人”手里。恐怕县城从开始出现商业以来就是外面人操纵商业的。最早的是江西人。我们城里有一条热闹的街道叫做“江西街”可以为证。民间还流传了一些有关江西商人和漳平本地人互相斗争的故事。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少时，全城里没有一家店是江西人开的。江西人走后，县城的商业也不是漳平本地人操纵的。在我出生以前一段长时期，操纵县城商业的是“下面人”，即九龙江下游的人。我少时还看到街上有几家下面人开的店。比较大的有一家南货店开在中水门街，店主据说是石井人（今属华安县），那时已经亏损濒临倒闭了，不得已向本县北门外一个土名叫“杜鸪捷”的高利贷财主借债维持。一直延续到民国后才倒闭。另有一家卖洋货的，开在明伦堂对面，店主姓张，长泰人，家住洪厝坪。他的大儿子张澄清，小学与我同一班毕业，考第一名，不久病死。二儿子在江中游泳溺死，店终于倒闭了。我少时常常听说：“陈太和”，有名的大店，开在江西街来安堂附近，可能就是来安堂旧址。主人是下面人，但已几代在漳平开店，子弟都在漳平读书，而且应考。可是，本地童生群起反对陈太和子弟考秀才，认为“冒籍”。秀才名额是有限定的，漳平县每科十九人。外籍人考得一名秀才，本地人就要失去一个秀才名额。这家人住在江对岸，每日摆渡。我少时，陈太和店早已倒闭了，也没有子弟遗留下来，但关于这个店铺和这一家人，我还是常常听到议论的。 奇怪的是《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有一篇文章也提到“陈太和”，说“陈太和”是本县太常陈家的一个支派，就与我所知道的相反。究竟如何，需要查考。 我少时，直到我离开家乡为止，操纵县城商业的已经不是下面人，而是龙岩州人了。据说，龙岩帮代替下面帮操纵县城商业的，其转折点是一九○0年庚子近年终时发生的一场大火灾。“大路街”几乎完全烧毁。大概下面帮由此丧失元气而让位于龙岩帮了。 我少时所见，县城所有大店，即本钱较多的店，都是龙岩人开的，其中包含所有的布店和南货店。我想不起有漳平本地人开的布店。大约在我进中学时候，即大约一九一五年以后，坂头顶人李见龙才开了“同春”南货店，其他所有南货店都是龙岩人开的。一切纸烛店都是龙岩人开的。这类店铺，本钱不大，但漳平人没有货源，香、烛、纸、鞭炮是龙岩人的手工业产品。条丝烟也是龙岩人经营的。尚有其他几类店铺也属于龙岩人所有。反之，一切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等等，则是漳平人开的。街上大概有二三家是客家人开的店，我不记得他们卖什么货，店不大。 县城的商业为什么操纵在外地人手里，本地人为什么不能赚本地商业的利润呢？这不是偶然的，这也是漳平社会落后的表现。潭平本地商人一般是兼职的，某些地主拿出一部分地租交给别人去经商或自己经商，由此赚来的钱仍旧拿去买田；小本经商的人赚钱不多，如果某年赚了更多的钱，也是用来买田。大家只认为土地才是财富，天火烧不掉，强盗劫不走。大小商人没有一个全心扑在商业上。龙岩人则不然。龙岩有专职的商人。龙岩人是微型的“徽州人”。在明清两代，徽州府属各县的人是以出产专职商人著名的。所谓“无徽不成镇”，就是说：全中国，凡是城镇即有商业的地方，都有徽州人。这话自然有点夸大。漳平县城从明代起就有商业了，但我未听说有徽州人开的店。但这话一般说，还是符合事实的：全国大的和中等的城市确实都有徽州人立足。明清小说中常常写到徽州商人。已经有人说出了物质的原因，即是徽州府各县山多田少，人口增加了无法存活，非出外谋生不可。由此产生了专职的商人，积累了经商的经验，建立了全国的关系网等等。这个特质的原因也可以借用来说明龙岩的商人。龙岩也是山区，虽不能说龙岩的田比漳平少，但龙岩的人确实比漳平多，所受的人口压力比漳平大，多余的人口也不得不出外谋生。所以福建省内许多城镇都有龙岩人经商，他们的足迹甚至越出省外很远的地方去。我认识一个龙岩人，他的家在湖北云梦县开店卖水烟丝。大革命时代，我在汉口遇着省立九中一个老同学，他请我去一个店里吃饭，这个店相当大，是龙岩人开的，但那时的店主人已经不能说龙岩话，只说一口汉口话了。 山多田少，自然只是产生专职商人的一个原因，并非凡山多田少，人口压力大的地区，都会产生像徽州人、龙岩人等专职商人。我们漳平县便是没有产生这样的人。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漳平没有形成相当规模的商业资本，足以同地主经济相抗衡的，更谈不上由商业资本发展为工业资本了。那些龙岩人、“下面人”以及好久以前的江西人，他们在漳平经商赚了钱，就把钱送回自己的家乡去，不拿或只拿一小部分钱在漳平扩大营业。 漳平本地商人只开米店、药店、糕饼店、豆腐店、肉摊、菜摊，以及小手工业。县城没有一家书店。私塾学生用的四书五经以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昔时贤文等书，都是向纸烛店买来的，那里也卖笔墨纸砚，而纸烛店是龙岩人开的。城里直至五四运动那年都买不到一本新书。四书五经以外的古书以及木刻的或石印的旧小说，则有行商，定期地挑着担子，到街上卖。有时也挑到几家私塾里面去卖，或借用某家铺面摆出来卖。我总是围着这些书担团团转，把那些小字石印的旧小说当作可望而不可及的宝贝。祖父和父亲舍不得出钱给我买“闲书”看。县里的新书则是几个在福州读书的学生带回来的。没有《新民丛报》《民报》《甲寅》《新青年》一类的东西，但有“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我看了一本梁启超的书。那是袁世凯死后出版的几篇他潜赴西南进行反袁活动的日记和文章。 民国初年，县城也成立“商会”。这是漳平县第一个“群众团体”，由官厅示意组织，经过官厅批准的。没有“工会”，没有“农会”，也没有“士会”，即使地主阶级也没有合法的组织。手工业工人有“行会”，木匠、泥匠、船夫等等，都有组织，供奉各行的祖师，快过旧历年的时候要“做牙”，即各自烧香，拜祖师，聚餐，放鞭炮。但这是民间工匠自己的组织，未经官厅承认的。商人组织商会是一种权利，就全国来说，是当时新兴的商业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向封建政府争取来的。但就漳平县来说，则不用争取，而由官厅示意去组织的。凡是商人，无论大的小的，无论本地的外地的，都可以参加商会。商会设在考棚前面西边一所两进的屋子。那是旧时学官的衙门，官厅拨给商会使用的。商会的秘书是县立小学教员林有声，他是本地人，一切事务性的工作都归他主持。当时的同春店主李见龙是商会会长，也是本地人。他当会长颇奇怪，论资本，同春没有龙岩人开的几个南货店那样大，更没有全属龙岩资本的几个布店那样大，可是商会会长不是龙岩人。据说这是龙岩商人有意让给本地人的。但商会议事，龙岩商人的意见还是占上风的。 商会会长地位很高。一九一九年夏初，陈炯明带领粤军攻入闽南快到漳平县时，北洋军阀放的知事邓炳逃走了，县政权便由商会会长李见龙执掌，粤军当夜进城后才交给陈炯明放的姓熊的知事。 应该承认，漳平并非没有专职商人，也不是没有商业资本，不过其中比较有能力的，资本比较多的，并不在县城活动，而在外地，即漳州附近的浦南活动。浦南有几家漳平人开的店——不是零售的店，而是一种栈房，接待本县山乡运到九龙江下游来的土产，而代替那些乡民备办海货和洋货的。总之，漳平商人在浦南经营的就是这一类业务。我是外行，说不清楚。他们都赚了钱。我只记得三家：陈献丹、李熙顺、陈麻标，钱赚得最多的是陈献丹。他是陈桂芳的堂弟。县城内外头面人物路过浦南多数住在他的栈房。这些“浦南客”也积累了商业资本。 我离家前，县城已经有人议论办工厂了，即要由商业资本过渡到工业资本。中国最早使用机器的，据考证，是上海一家米店装备了来自外国的碾米机器。漳平县第一家机器工厂也是碾米厂，设立在下水门内一幢房子，发动机燃烧火油，皮带传动，响声很大，我去看过。厂长或经理就是陈玉鸣的儿子陈子丹。资本显然不是陈子丹的，那时他的家私已经败光了，不过别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声名而已。开业不久就维持不下去，盘给了李见龙。李见龙就是李熙顺的父亲，结果这个工厂还是浦南客开的。另一个浦南客陈献丹，一九一九年也在筹备开一个制笋的罐头厂，利用山乡多竹的资源。这个工厂是否建成，我不知道。 县城，除了龙岩人、客家人、“下面人”活动之外，还有一类外县人活动，这就是永春人。人数可不少，但他们不是靠经商，而是靠做工谋生的。县城所有的剃头店都是永春人开的，所有棺材店也都是永春人开的。剃头店分散于城内各地，租赁偏僻的店面营业；棺材店则集中在江边，城墙下。从上水门外稍西直至天主堂，越过天主堂，在礼拜堂前面，还有一二家。本地人称为“永春店”。剃头店和棺材店，从店主直至学徒，都是永春人。所谓“永春人”大概不是指永春一县的人，而是指永春直隶州所属永春、德化、大田三县的人。他们不包含在“下面人”之内，因为他们不是从九龙江下游上来的，而是从漳平县背后走路来的。当时，剃头被视为贱役，而做棺材也是不祥的事情，所以本地人看永春人有几分像上海人看“江北人”一样。其实那几家棺材店也兼做其他的木工，如桌、椅、柜、床之类，后来还为新学堂制造黑板、课桌、讲台；我还见过他们替乡村农民雕刻佛像，制造佛亭，油漆得很好看。 有特别的一家永春人，则简直是艺术家。他们不住在“永春店”，而单独租赁中水门街一座小祠堂。他们是多才多艺的。他们能雕木版、印木版，大地主家里死了人，要发讣告，就找他们雕印。他们能在红罗缎上贴金字，有个知县任满去职，地方父老送“万民伞”，就找他们贴金字。他们正月间“迎佛”时拿出戏衣把一些穷孩子扮成戏文里的角色，坐在木板上，几个壮汉抬着走在队伍中间，——漳平人叫做“戏坪儿”。他们秋天做“祈禳”时布置道场，用五颜六色的纸把古老祠堂的破房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等等。我在少时，他们之中老一辈已经死了，只有一个中年人当家。有如许本事，却未发财，亦未受到本地人的特别尊敬，人家还是把他们看作“永春人”。 其实，永春人同其他的外面人不一样。同样是开店的，其他的外面人是来赚钱，赚了钱送回老家去，永春人则是为了糊口，以手艺替漳平人服务，他们的贡献超过于他们的微薄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商人，宁可说他们是手工业者，是工人。在他们当中是积累不出商业资本的。 旧时城镇还有几种行业，漳平县城都没有，或早已衰落了。没有当店。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当店，开在北门外，新天主堂附近，是一个大地主开的，被天火烧毁了。没有酒菜馆，只有一家面店，开在孔子庙边门对面。有人在另一地方再开一个面店，但不久就关门了。有几家居民承办酒席，但须预先约好，届时到你家或你指定的地方现炒。其中有一家人一九一八年在下巷开了一个菜馆，但没有生意，不久就关门了。有一家打制金银首饰的，开在江西街上，但后来倒闭了。有一家裱书的和一家刻图章的，开在“下巷儿”，没有生意，终于倒闭。 县城商业最大的主顾，还是四乡的农民。这里顺便谈谈县城的集市。 集市，漳平话叫做“圩场”，赶集叫“朝圩”。这是最古老的商品交换方式。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交易，不通过中间商人。漳平建县以前，大概小菁社就有了圩场，附近各乡都来此朝圩，以致居民点更加扩大，才会被选为县城。最早的圩场不知设在哪里，但建城之后显然就设在西门外一片高地上了。漳平人叫做“校场圩”。这片高地相当大，本是官地，没有私人房屋，供给官兵操练之用的。旧时，每个县城，城外都有一大片空地，以为练兵、阅兵、集会之用，一般称为“校场”。考试武秀才，也在这个地方。漳平的校场那片土地比周围高出二三尺，大概是人工填高的。校场西部，我少时还看见一个圆形的壕沟，相当深，人家说是以前的兵骑马持弓箭在沟内奔驰，向靶子射箭的。民国初年办团练，也曾在这里操练和实弹射击。校场东边，盐馆背后的空地上，则是圩场，所以叫做“较场圩”。 县城的圩场是每五日举行一次。旧历的初二、初七、十二、十七、二十二、二十七为“朝圩日”，其余称“圩后日”。旧历逢小月，则由二十七至初二只有四日。这个时间，不知何人所定，何时所定，但得到人人遵守。本县，除县城外，尚有四个圩场，即蓝田圩、新桥圩、溪南圩、拱桥圩。各场圩日不相重复，却都是五日一次。来县城朝圩的并不限于附近的乡村，也不限于本县的人，有从安溪县远来朝圩的；反之，县城的人也常去别地朝圩，特别是去蓝田圩和拱桥圩。 圩场内一片嘈杂，声闻数里。场上卖的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有禽蛋，有蔬菜，有笋，有柴，有炭，有田螺和石螺，有竹竿和竹编，有木桶和各种木制品，有杂粮和茶叶，有鱼和其他水产品，有各种小动物，等等。一般说来，是乡下人送物资到圩场来卖给城里人，但在圩场上乡下人也是互相买卖的。例如，一个人烧了一担木炭，挑到圩场卖，得了钱买二顶箬笠带回家去。城里人也有拿自己生产的物品去圩场卖的。但乡下人卖去自己带的产品之后，并不能完全在圩场上买到自己需要的物品。他们在圩场上买不到布匹、海货、铁制农具，以及其他来自外地的物品。这与上海的龙华寺庙会和静安寺庙会不同。在上海庙会上，许多店铺设了摊，把农民需要的工业品摆在那里叫卖。我不记得漳平商店曾在圩场设摊卖货。即使有，也是例外的。乡下人朝圩日照例是要进城买外来商品的，除非松明岭一带的店铺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要买铁制农具，也需到西门外打铁街上来。 县城那些店铺，朝圩日的生意比平时好得多了。可以说，商店的最大主顾就是这些五日一次来朝圩的乡下人。城里人的购买力还是有限的。 叫做“校场”的那一大片高地，本来是完全空的，官有的，私人不能在上面建筑房屋。操练兵卒，考校武生，机会本来不多，东部一部分作为圩场也不过每隔五日热闹一次。渐渐地，出现了一些建筑物。不知何时，西部靠北造了一个关帝庙，靠南造了一个郭圣王庙。寺庙占用官地，不发生主权问题。造庙之后，西部还是空阔的，不妨碍操练、检校之用。东部，圩场南边，后来也造了一个盐馆，占地相当多，“平宁帮”盐商是私人资本，但得到官厅特许，具有半官方性质，占用官地建筑房屋，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盐馆背后，这块官地的东缘，竟有几家私人住宅，不知怎样会得到许可的。 圩场上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自产自销的，这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小生产是不会直接产生资本主义的，它可以产生专业的商人，再由商人产生资本家。圩场上的商品是自产自销的，但不能排除其中有少数人，向小生产者买来产品，然后拿到圩场去卖。
“拆城，玉鸣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拆城，玉鸣兄！” 这里，不仅是八十老人回忆他的童年，而且是一个生活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人回忆另一个社会结构，旧的，过去了的，不会再来的一种社会结构。上面写的“民变”和“匪乱”二事，深深带着旧结构的烙印，在新结构中是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也不会表现为那种方式。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可能在国内落后而偏僻的地方今天还能发现它的遗迹；在漳平县内今天也可能找到若干残存物，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事物残存于老年人的头脑中，但像我离乡时那样年纪的青年人今天是不会理解那样的社会生活的。他们会觉得我写的回忆发生于遥远的古代，好像我少时读汉魏六朝的历史一样，但是今天的新社会结构毕竟是从那个旧社会结构演变出来的。今天的人应当认识那个旧社会结构。 那时，至少与我所接触的漳平县而论，社会基本上分成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财富基本上以土地计算。评价某人的财产，总是说他有多少土地，——漳平人习惯不是说他有多少亩的田地，而是说他每年收多少斗的稻谷。漳平的斗，大小与江浙一带的斗不同。例如，上海一斗大米旧制十六斤六两，比漳平的斗小得多。漳平的斗有两种：一种是量米的斗，一斗米三十市斤；一种是量稻谷的斗，一斗稻谷旧制二十二斤，折合市秤是二十五点八七五斤。不仅私人财产以土地计算，而且所有社会基金，如祠堂、庙宇、团体、事业、学产等等，也都以土地计算。收租谷的和交租谷的，明显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阶级，即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客观上这是互相对立的阶级，但主观上有种种现象掩盖着这种对立的形势。 首先是宗族制度。从社会意义上说，地主剥削农民的社会结构，属于封建社会，但保存在漳平县内的那种社会结构应当称为宗族制度下的封建社会。宗族制度其实是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的残存。在世界其他地方，社会经过几个阶段发展之后，氏族制度便消灭了，惟有我们中国保存其残余直到现代。氏族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形式，使之同新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继续保持其特性。我们在中国古代和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许多有关宗族制度的材料。但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发展下去，宗族制度渐渐不能适应了，以致鸦片战争以后惟有像漳平县那样的内地偏僻地方还能保持相当的活力。 即以本县最大的宗族“太常陈”为例。据《漳平文史资料》第五辑一篇文章所说，他们的先人是从吴兴迁来本省永安县，然后由永安县迁来居仁里和平乡（本地人叫做“罗坪”）。他们在和平乡繁衍生息，并以此为基地发展至东坑乡、小菁乡，以及其他的乡村。他们是聚族而居的，似乎和平乡没有或很少杂姓。他们聚居的乡村，地主姓陈，农民也姓陈，他们同登一个祠堂，他们之间是兄弟叔侄的关系，是一家人，他们必须团结起来同外族人斗争。如此一来，对抗的关系便淡化了。宗族间的关系掩盖了阶级间的矛盾。 最大的宗族“太常陈”如此，其他的宗族亦然。居仁里，以县城为中心，以二十华里为半径的范围内，大的宗族有四个：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丁坂刘以丁坂头为基地；坂尾刘以坂尾为基地；蓝田陈则是后起的，陆续从永福里搬来县城居住的，没有集中的居住区，如果有基地，那是在永福里。太常陈的祠堂在他们聚居的城东区，即有名的“大夫家庙”，不仅是各姓祠堂中规模最大、建筑最好的祠堂，而且是全县最好的房屋。我这话也许夸大了。总之，应当除去公共建筑物如县衙门、孔子庙等等以外，也许还要除去永福里陈家祠堂以外。大夫家庙又是最新的祠堂，陈玉鸣时代建筑的。我不知道，以前太常陈祠堂在什么地方。可能，新祠堂是在旧祠堂地基上新建的。丁坂刘的祠堂和坂尾刘的祠堂都在城南区，在上水门和中水门之间；前者叫做“上刘”，后者叫做“下刘”，相距不远，中间只有一些矮小民房分隔着。蓝田陈在城里没有祠堂，他们去永福里祭祖。陈桂芳中了进士荣归后计划在“上刘”的西边建筑一个蓝田陈的祠堂，没有成功。祠堂之于宗族，类似于西方教堂之于教徒。每年祭祖，聚众议事，自然是本族几个头面人物说了算。以前大概也有临时开祠堂，商议大事，如处理子孙中违反族规的事件。小说中还写了族长惩治不肖子孙的故事，我未听说漳平县祠堂发生了这种故事的。 正式的大祠堂有一定的格式：一个大厅，两帝有正房，降阶而下是一个长方形的中庭，中庭两旁有走廊，中庭尽处是大门，有很大的门厅，门厅两旁可设房间，大门外是一个很大的空场，也是长方形，空场尽处是一个大照壁，照壁背后则是大路，那就不属于祠堂范围了。城南区两个刘家祠堂的建筑格式完全相同。空场常用来搭戏台演戏，看戏的人几乎站满了空场。那是居民集资借空场来演戏的，不是刘家祭祖时演戏。大夫家庙系新建筑，中庭小些，大门外的空场也小得多，不作长方形，没有大照壁，而是一个围墙，隔开大路。 城内还有几个破破烂烂的旧祠堂，格式差不多，规模也很大。一个在城北区，堀儿尾，名太史第，姓朱；一个在城西区，大坪头，姓陈，但非太常陈，亦非蓝田陈，据说是感化里陈姓的；一个在城南区，洪厝坪，也姓陈，蓝田陈，有时永福里来人祭祖，但县城内外的蓝田陈并不以为是他们的祠堂；一个在城西区，名三牧第，姓刘，既非丁坂刘，亦非坂尾刘，从未见祭祖的。这个祠堂规模较小，多年作私塾，也曾办过初等小学（求是小学）。关于这个祠堂，流行一种传说，说它本来是我们郑家的祠堂，明清之交混乱中不知怎样变成刘家的了。因为明朝，我们和春郑家同时出了三个知县，他们来城里合建一个祠堂，叫做“三牧第”，当时刘家没有同时出三个知县的。我这里不过写出“传说”，并非替郑家争这个“产权”。 正式的祠堂是不用来住家的，故正屋之外没有辅屋。以上所说的祠堂都是如此。 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蓝田陈四大宗族之外，还有三个小宗族：丁坂黄、和春郑、北郊李。他们也参加了宗族间的斗争。黄家居住在丁坂尾，出了几个大地主，勾结官府，生活阔绰，连龙岩县的铁石洋也有他们的土地。关于黄家的传说很多。据说，他们盖了好几幢“土楼”（什么叫做“土楼”，我想今天还有人知道）用“赤米春墙，白米抹壁”，“在室女”两臂戴满了金镯子，等等。黄家在城里虽无祠堂，但有一个时期垄断了全县的权力。不幸，一八四二年壬寅的特大洪水把黄家几幢土楼冲毁了，人和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从此衰落下来。 郑家以和春乡为基地，十七世祖才迁入县城，在城西南和西北先后建筑了三座大宅，全族人基本上居住在这三座大宅之中，很少几家住于若干小屋。三座大宅的构造界于祠堂和住宅之间：正屋构造如祠堂，但有辅屋，有的还有外辅屋，正屋也是住家的。郑家在城里没有正式的不住人的祠堂，远逊于太常陈、丁坂刘、坂尾刘。这是表明力量不及这三家雄厚，——也不及蓝田陈家雄厚，蓝田陈家虽然城里没有专用祠堂，而且居住分散，但有永福里大族支持。郑家十八世祖也曾计划在城里建立一个正式祠堂，结果没有实现。 李家聚居于西北郊，我不知道以哪个乡村为基地，城里也没有祠堂，但占有一定的势力。 以上所举四大姓和三小姓以外，并非没有其他的姓，亦非说其他的姓在县内政治斗争中不起作用。我不过说，就我小时所闻的县内政治斗争一般进行于四大姓和三小姓之间而已。 旧中国，至少明清时期的中国，县一级不是官的统治，而是官绅的共同统治。最后的决定权自然在官的方面。官是皇帝派来的，是代表皇帝的，掌握着行政和司法的大权。但没有地方绅士合作，官不能顺利统治。官要回避省籍，不仅本县人不能做本县的官，本省人也不能在省内他县做官。教官不回避省籍，但要回避县籍，即本县人不能在本县做教官。因此，外省的人来做官，即使带幕宾来，也是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本地的头面绅士合作，就做不下去。官绅交恶，往往是官的方面失败。至于官权和绅权所占比分，则随具体情况而变异。 一县之内，够得上做绅士的人并不多，但头面绅士、大绅士，可以进出衙门同县官来往密切的，则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且需要经过斗争。一般是在他处做了官（京官或地方官）退归林下的人，最适宜做大绅士；其次是有功名的人，举人或贡生，一般秀才还不够格，秀才有条件做大绅士的，可以用钱捐一个贡生头衔，叫做“附贡”。①大绅士，出入衙门，包揽词讼，管理公产，鱼肉乡里，由此发财，所以竞争很激烈。这种政治斗争宛如唐宋的宰相大臣之间的斗争。但小县的政治斗争，就我所闻来说，则往往归结为宗族之间的斗争。大绅士背后总有宗族支持。几个大宗族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小宗族乘虚而入，作为缓冲。 ①附贡即例贡，清代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因为不由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故称例贡，不算正途。 太平天国失败后，漳平县有名的大绅士是李学惠、刘攀龙等人，他们都因办团练防“贼”有功，出去做了县官的。以后，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太常陈崛起垄断了绅权。陈舜明、陈玉鸣兄弟同时中了举人，前者是文举人，后者是武举人，他们做了太常陈的族长，很快积累了财产，成为本县的巨富。历任知县都要巴结他们。特别是陈玉鸣，成了本县的霸王，饮食起居都是官派。他没有亲生儿子，六个儿子都是买来的，过的都是官少爷的生活。大夫家庙，本县最好的建筑物，就是陈玉鸣建成的。我不知道，这是新地建成的，还是在旧祠堂的基础上重建的。环绕着大夫家庙，民间有许多传说。原来，进东门，沿城墙向北走，可以看到一长排的旧屋子，从屋内铺地的长石条石板看来，这是很讲究的建筑物，据说是好久以前一个武官的宅第，主人衰败了，住户都是穷人，外姓人或主人的后裔。门前是池塘，狭而长，对面就是城墙。全城惟有这一段城墙无路可走。大家叫这个池塘做“枪刀池”，形状像一条枪，枪尖直刺着太常陈的祠堂。为了解除这个“威胁”，大夫家庙前面特别挖了一口池塘，挖成关老爷大刀头的形式，刀刃正对枪尖，并取名为“关刀池”。为了积蓄池水，特别在下水门通来的路上，万寿宫附近的道路，用土垫高。使得两旁雨水不会流出下水门，而流入“关刀池”。人家称为“四水归池”，这大概是一句成语，我说不出其他“三水”是哪里。虽然如此，关刀池水常常干涸，枪刀池水终年饱满。城内要由南门走到北门，向来必须经过大夫家庙一条路。大夫家庙每年祭祖，比城区其他祠堂都更丰盛。有一次，我随父亲去参观，夜里灯烛辉煌，大厅里摆满供桌，在祖宗神位面前供两只大肥猪，分别扮成狮和象。大厅内或大厅外有一处专设陈玉鸣的祭案，墙上挂着陈玉鸣的遗像。 陈玉鸣和太常陈全盛时，自然惹起其他宗族的反对。我只知道两次，一次是同陈桂芳的斗争，一次是同丁坂刘的斗争。同陈桂芳一次，我只知道也是整个太常陈和整个蓝田陈相斗的，但不知其详。同丁坂刘一次，则流传很广。我虽未及见，但听好多人传说，现在还记得这些传说的大意。 太常陈人多，家富，但那时文化不及丁坂刘高。太平天国以后，丁坂刘的地主衰落了，但文化仍旧是高的。刘攀龙死后，仍有几个举人，秀才也不少，富于藏书读书，人人不仅努力作八股文，而且学习乾嘉学派的考证。他们同太常陈不知为什么发生了斗争。丁坂刘举人也常常出入衙门，但总不如陈玉鸣那样同知县密切，也没有太常陈那种财力，屡得知县欢心，以致斗争中常常失败。最后，丁坂刘抓到了陈玉鸣的一条“辫子”。 陈家住在“学边”，即文庙西边（或学宫衙门的西边），陈玉鸣要建新屋，不知怎样选在西城区，三牧第背后，城墙近旁一个地方，那里是很偏僻的。建筑新屋，要去城外取土，但那里离北门和西北都很远，取土费事，于是这个霸王决定拆去工地附近的一段城墙，通过缺口去取土。这自然省事，又节省时间。丁坂刘抓到这条“辫子”，就控告他图谋不轨，皇帝的城墙怎么可以拆去呢？县里告了无效，就告到省里去，省里派委员来查办此案。此时陈玉鸣才慌了手脚。他求救于县太爷幕宾。一个人替他出主意，叫他连夜把拆去的城墙重新砌好，而且用松明烧烟把新砌的墙砖熏黑；一面用钱去收买省里派来的委员。 这段城墙，我少时看得很熟，常在城上经过，更常在城下经过，站在城下看得更清楚；那个烟熏的部分同其他部分对比非常明显，其他的部分没有烟熏的那般黑。 到了正式踏勘那一天，原告来了，被告来了，知县来了，省里委员也来了，自然还有很多看热闹的群众。委员踏勘之后宣布他的结论说：城墙完好，没有拆毁的痕迹。于是陈玉鸣胜诉了。原告刘举人便从怀里取出尖刀奔向陈玉鸣去。自然没有刺着。官司虽然结束，但太常陈和丁坂刘两家结下的冤仇长久没有解开。 此事发生于哪一年，我说不出来。总是在我出世以前。但我少时常常听大人说起此事，在以后好多年，漳平县口语中也留下了此事的痕迹。无论小孩子游戏时或大人间说笑时，每逢其人闯了祸，陷于窘境的时候，旁人就要说：“拆城，玉鸣兄！”在漳平县的口语中，“城”和“兄”两字是谐音的。 此事之后不久，丁坂刘几个举人都死了，几家地主都衰败了。太常陈还是想方设法打击他们，使之不得翻身。 我这里再记叙这场宗族斗争的两件余波。 丁坂刘有个穷秀才刘志和来城里教私塾，学堂就开在自己的祠堂。他教书很有名，学生之中出了一个举人，即坂尾刘万里。但更加引起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道德”。当时，陈玉鸣已死，大儿子陈齐旋（鹤汀）继承他做了本县大绅士。这个“学边陈家”，有钱，有势，生活奢侈，态度骄傲，道德败坏。刘志和恰好同他们相反，态度谦虚，生活俭朴，立身处世遵循程朱道学遗教。陈家和刘家成了两个极端。不满意陈家的人就称赞刘家。有一个知县尊敬刘志和，打算向上级推荐刘志和为“孝廉方正”。①此事被陈齐旋知道了，陈齐旋立即进衙门去，打消知县这个计划。知县只好听这位大绅士的话。直到陈齐旋死后，刘志和才渐渐地由私塾先生做了大绅士。 ①清科举名。自雍正时起，新帝嗣位，由督抚举荐孝廉方正，授以六品顶戴。乾隆以后，由地方官保举，经送吏部考察得任用为州县与教职等官。 丁坂刘另有一个秀才刘云纪也迁居城内。他是一个岁贡②，有学问，受人尊敬。一九一三年选举时，他也是一个代表去漳州投票选国会议员和省议员。当时，刘家已经能够同陈家抗衡了。刘万里和陈齐云竞选国会议员。刘云纪是看不起刘万里的，可能还有别的嫌隙，但他不得不投刘万里的票。他非常痛心。事后，他对人说：“一个字害了他。”这意思是说：“他如不投刘万里的票，陈齐云就会当选了。” ②岁贡，清朝科举制度中五种贡生之一。其他四种为：恩贡、拔贡、副贡、优贡，统称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 这就是说，一直到民国初年，漳平县的政治斗争都采取宗族斗争的形式。那时没有什么“个人”，个人不过是宗族的一个成员，以宗族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是好朋友，都是我的父亲的座上客，可是到了政治斗争时，两个人就各站一边了。民国二年，养奇先生组织国民党，少泉先生组织共和党。 民国以后，漳平县的政治斗争终于冲破了宗族斗争的框架，同国内其他比较进步的地方一样了。宗族的封建主义在漳平县保持到民国以后，也是漳平县落后的一个证据。 从历史上看，漳平县的名人并不限于居仁里。曾汝檀是和睦里人，陈六袷（韦合）是感化里人。但居仁里定为县治之后，渐渐地大地主迁移到城里来了。儒学考试都在城里，居仁里遂成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睦里和感化里都落后了，惟有永福里勉强跟得上居仁里。永福里土地似乎多于居仁里。但大地主陆续迁居居仁里。而文化也落后于居仁里。政治斗争，充当大绅士，勾结官府等等，必须住在城厢内外才行。永福里的人无此条件。 太常陈是本县第一个宗族，人口最多，土地最富，文化最高（我少时，太常陈的秀才无论绝对数或按人口比率，都是最多的），定居城厢内外也最长久。从“太常陈”、“大夫家庙”、“中宪第”等名称看来，先世是做了大官的。应当研究他们的族谱。 民国以来，这个显赫一时的宗族就衰落了，为什么？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内部矛盾是其中之一。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辛亥革命前后几年，漳平县没有“匪乱”。那时习惯上不说“土匪”，只说“贼”。那是传说的称谓。我少时常听大人说“安溪贼”。抢劫盐馆的贼是安溪来的，从华崶上水的货船有时也被拦劫，那也是安溪人干的。感化里（即今溪南），紧邻安溪，据说也有人去安溪合伙。清朝官厅惩治甚严，时常捕杀。在侦查中发现贼中有一头头竟是漳平城里人，名陈茂芝，家住东门，父亲是有身份的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陈茂丰，同我父亲认识，我见过他几次。家里出了一个“贼”，不仅是一家人的耻辱，连全族人也觉得耻辱。太常陈家恰好是全县最大的最显赫的家族。于是，由他的父亲出面，设法把他骗回家来，缚送县衙，不久就被押去北门外草埔坪杀了头。此事轰动全县。我那时年纪很小，没有去看杀头，但听大人不断地谈论此事，所以至今记得。当时死刑只有杀头，枪毙是辛亥革命以后才有的。不错，在钟知县任上，我还看见“站笼”①，”被执行的四个贼，也是安溪人。 ①站笼，即立枷，是晚清时代发明的一种处死人的刑具。一个方形木笼，一人多高，笼顶是个平枷，圆孔恰好套在犯人的头上，初时，犯人脚下是垫着砖头，口鼻可以呼吸。过了一个时期，砖头就撤去了，于是犯人悬空吊着，无法呼吸，不久死去。那时杀头是要刑部批准的，站笼则不需批准。犯人家属宁愿站笼，可得全尸。 地主阶级是同“贼”对立的，即同农民阶级采取的一种极端的斗争方式相对立的。武昌起义，各地响应之后，有远见的地主倒不关心有无皇帝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农民暴动。一天，我听父亲和客人谈话，不知道怎样谈到了太平天国进攻漳平县的故事。我的曾祖父是一个大地主，据说是城里最大的地主，听到风声，便带领全家逃到我们的老家和春乡去了，好多乡人是他的佃户。他们夜间南望县城，看见红了半边天。太平军攻城失败，逃遁走了，全家人平安无事地回到城里来。我的父亲感叹道：“那时的乡民毕竟厚道，今天就不行了。”当时我不理解父亲的感慨。我看见从和春乡来的族亲，对我的祖父和父亲都很恭敬；每年我们去和春祭祖时住在族亲家中，他们也好好款待我们。一旦有事，我们全家逃去和春，住在他们家中，他们难道会换一副面孔么？ 不久之后，县里就得到情报，说有个大乡村，农民杀猪会众，商量如何挑空箩筐进城，把富家的东西挑回来。这个情报未必可信，但人心惶惶，大家不是害怕外国人派兵占领我们领土，不是害怕宣统皇帝登宝座，讨伐叛乱，不是害怕北兵南下，骚扰居民，也不是害怕“安溪贼”远来袭击，害怕的是近郊和远郊的农民。城里办起了团练，四门各成立一队，每日操练。有一次在县立小学门前的广场上开大会，养奇先生演说。又有一次在教场练习实弹射击，我们小孩子都跟随着看热闹。经费是县衙门拿出来的，教练是一个外乡人，队员则都是本地人，并非流氓赌棍，但有好多沾染了流氓习气。有枪支，有时发了子弹，但武器如何管理，则我不知道。大约有二百个队员。后来，因农民没有什么举动，城里治安没有什么恶化，以及我们不知道的其他原因，这个团练的队伍就无形解散了。 民国四五年，我上中学的时候，漳平县乡村才又紧张起来，但农民不是采取群众进城抢劫富家的方式，而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了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二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和睦里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那时我在龙岩中学读书，这些事情是放假回家后才听人说的。还有其他围剿和反围剿。总之，林智山在和睦里站住了脚，而且一度占据了宁洋县城。有人看见他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我认识谢信友，他是我的父亲的同案秀才，家住江对面，山下一座旧房子，我随父亲去过几次。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枪，有队伍。有些是独立的，有些是依附林智山的。奇怪的是这些头头，每个人姓名的第三字都是“山”字。养奇先生爱说笑话，一天对陈寿山说：“你赶紧改一个名字吧，否则人家要把你当作土匪头子！”那时不说“贼”而说“土匪”了。 “匪区”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但我在家时，永福里没有“传染”到。 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漳平北门外有个放高利贷的土财主，家住在观音亭边，屋子粉刷得雪白，一天夜里被人破门进去绑走了，以后不知费了多少钱才赎回来。和春乡有个地主，是陈寿山第三个媳妇的父亲，也是夜里被人破门绑走的。陈寿山打听到这帮土匪的底细，于是设计在约定交付赎款的地方把人救出来，而且捉了土匪头子，但这是例外。这类事情发生多起，连城里的有钱人也恐慌起来了。我家一个族叔也是一个富人，家住小院子，此时特别开辟一个门通到多人聚居的大屋子来，以便半夜听到大门响动时可以溜走。但城里毕竟未曾发生破门绑人的事情。 又是养奇先生说的笑话。当时邓炳知事严禁鸦片烟，常常派亲兵冲人人家把吸鸦片的人带走。街上的人知道是“捉乌烟”，就不管了。一天，养奇先生说，如果土匪扮作官兵二三个人，到同春店门口把见龙先生捉去，只要说“捉乌烟”，就可以大摇大摆走出北门外去了。李见龙是同春南货店大股东，本县商会会长。但那时的土匪毕竟没有这个胆量。 城里的富人也搜集土匪的情报。我知道两件事情。某村姓李的族人请了一个“军师”来家，款待得很好，向军师学习如何进行工作。某村迎接一个贵客，据说是广东“孙仲山”派来的，农民不知道“孙仲山”是什么人。我当然晓得，这不是“孙仲山”，而是孙中山，即孙文，辛亥革命的领袖，此时正在广东活动，反对袁世凯死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由此可见，民国四年以后漳平远郊的土匪活动颇不简单。自然，不一定是孙文直接派人来组织的，多半是一些野心家利用孙文之名在北洋政府统治薄弱的地方组织武装力量，从中获利。 邓炳知事看见武力进剿无效，便采用招抚的办法。我不知道最大的林智山一股是否就抚，但毕竟有几小股是就抚了的。有一股溪南土匪，匪首是当地一个戏班内唱花旦的戏子，招安后住在县城，不知担任什么职务。他的名字叫做“乌骚贝”。一夜，我在中水门街上新开的面店吃面，一个三十岁上下的人也走进店里来吃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这就是乌骚贝。”土匪头子受人注意，唱过花旦的土匪头子更加受人注意。我也接触过另一股受招安的土匪，那是在一九一八年，我们几个中学生要去龙岩上学，但去雁石的路不平安，衙门派几个携枪的兵护送我们。他们都是本地人，自言是新受招安的，其中一个还告诉我们，他进过新学堂，随即唱了当时学生常唱的《湘江三贤》歌。我未曾接触的还有几股。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北宋时的歌谣：“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些小股土匪，招安后“官”虽不大，但似乎也未曾被官方骗去杀死。 我一九一九年离家以后，就不知道林智山及其他几股土匪的下落了。当时让城里的富人寝食不安的林智山，现在的漳平人连姓名都不知道，至少我看到的几篇有关漳平县现代史的材料都未提到林智山姓名。 农民在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中，采取了“股匪”的方式，如果不是迅速发展为广大的群众的运动，那就容易蜕化而为野心家所利用。所以我在家的最后几年看见的几股土匪接受招安，绝不是偶然的现象。那些小匪首并没有做大官，但后来的卢兴邦、陈国辉之流，还不是放大的“乌骚贝”？这些大匪首难道比北洋军阀派来的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带兵头头更能造福于农民大众么？
一场民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一场民变 据说，老年人喜欢回忆，年纪愈老，回忆得愈早。这说法能否成为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一般老年人，我不知道；但就我个人来说，还是适用的。在抗日战争后期，应友人劝勉，写了一本回忆录，系从虚龄十九岁离开家乡以后写起的。当时的回忆只追溯到离家时为止，离家以前的经历和见闻就记不起来了，或者认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去记，更不值得去写。写那本回忆录时到今年恰好四十年，中遭变故，容易回忆往事，渐渐涉及离家以前的事情，尤其最近几年回忆得更多，更远。与四十年前不同，现在我觉得，这些五四运动以前（我恰好是五四运动那年离家的）的事情仍是值得回忆，值得写下来的。因为那是一个久远的时代（就我个人说），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都同后来的时代有很大区别，既然回忆起来了，而且由于联想的作用将有更多的事情回到意识中来，那么把这些事情回忆清楚后记下来，不会全无意义的。因此，我决定，从现在起，抽出时间，不按先后，不分门类，把涌现到记忆中来的往事分条写出，聊以自娱也好。 以下所记都是出于个人回忆，没有或很少史料可供依据，因此，总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好在我不会把所记当作信史，别人也不会把八旬老人回忆童年见闻视为信史。童年所见，容易记错；童年所闻，除容易记错之外，来源本身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漳平县第一位“知事”，姓卢，是本省永定县人。我忘其名。 今人不满意于辛亥革命，认为革得不彻底。事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还不是照样统治着中国？可是现在，七十多年以后，回顾看看，我们不能不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以后彻底的革命，就是从那次不彻底的革命发展下来的。形式上、称谓上的改变，孕育着后来实质上的改变。 例如，“知县”改为“知事”，就是一个改变。明清时，县官的正式称谓是“知某县事”，含有防止滥用职权之意，好像说：皇帝不过派你去搜集某县的“情报”，知道当地的风土人情，以供朝廷施政之用而已，不是叫你骑在老百姓头上。为了简化，“知某县事”便称为“知县”。同样道理，我们也有“知州”、“知府”。日本官制仿自中国，但因日本似乎只有县一级行政单位，没有州、府、省等级，同样是“知某县事”就可以简称为“知事”了。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与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称为“都督”，“知县”改称为“知事”，而州府二级也撤销了。 又如，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令，这也是一种改革。当时许多县知事是本省人做的。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龙岩县就有好几个人做了官，但漳平落后没有人做官。以前本省人只可以在本省做教官（教谕，训导，俗称“老师”），但不能做县官。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受人注意。 卢知事年纪不大，当时约三十岁，似乎不是永定县大绅士，而是清末在福州学法政的，他显然没有做官的经验。上任不久，人家就向他建议同本县绅士合作，自然不是旧派绅士，而是新派即具有新学知识的绅士。于是养奇先生和少泉先生就受他聘任，每日进县衙门办公了。我不记得他们担任什么职务，是幕宾？是顾问？是秘书？总之，同过去的“老夫子”一样。当时卢知事的许多措施，据说，就是养奇和少泉二先生出的点子。 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发生作用了。 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就有皇帝。短时间，真命天子没有出来，群雄割据，争做皇帝，但真命天子终会出来的。正当革命高潮期间，我家书房（今解放南路八十一号）东隔壁一个人家养的老母鸡忽然变成了公鸡，鸡冠变大了，羽毛变红了，天亮前也会高声报晓。这本是生物学上容易解释的事情，但漳平人不能理解，认为是一种灾祸。几天之内，这个人家的大门几乎给人挤倒了，城里的人看了之后乡下的人也跑来看。最后一个测字先生买了去，装在一只木箱内，放在明伦堂前面的大院子，多少钱看一次。老百姓把这件生物变易同当前国家大事联系起来，成了歌谣，满城传唱：“鸡母变鸡翁（ang），皇帝没头鬃（zong，‘头鬃’辫子也）。”不说没有皇帝，只说皇帝没有辫子，似乎不是因为当时溥仪尚未退位，而是以没有辫子表示没有皇帝之意。老百姓以为人生下来就有辫子的，当城里剪辫子成为一种风气之后，乡下人表示反抗。一次，我在小船上听一个赶集的乡下人说：城里人要强迫剪“头鬃”，我们就不来赶集了。由此可见，乡下农民并不拥护排满兴汉和民主共和。 但“老爹”背后没有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的人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要多少兵派多少兵。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中水门西边几处赌场整天开赌，一个北方人叫做张桂，判了流刑来漳平服刑的，娶妻生子，做了流氓头子，便到远郊一个乡村去开“花会”①。过去，有时也有人开“花会”，但那是秘密的，城里影响不大。最后，花会头子多半会被捕判刑。所以流传一句话：开花会穿半边红衣（据说重罪犯人是穿红衣的）。此次张桂“花会”则是公开的。城里也有不少的“桌子”公开收取赌注，以每日张张桂所开“字头”为准。张桂一场兴旺之后，还有李芳场，开设更近，在大菁乡上去一个墓地上，我曾随人去参观。地下围了一班人，中间有一只竹篮，提柄上绳子拴着一个纸卷，几个人收取赌注。半下午开彩，即打开那个纸卷，然后付给中彩人钱。 ①花会，旧社会在很多地区流行过的一种赌博方式。从三十七门中打一门，打中的赢得三十倍的钱。 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 但最使卢知事头痛的是私盐贩子。中国的盐向来是国家垄断，售价高出成本好几倍，以此作为政府财政的重要收入。名为“官盐”，其实是由商人承包，规定每年缴纳多少钱给国库，官厅则保证盐商的正当收入，主要是取缔私盐。贩卖私盐，判刑很重。漳平和宁洋二县属于一个叫做“平宁帮”的盐商集团的地盘。盐商本人很少露面，主持其事的是一些“师爷”，即现在说的经理。漳平县“盐馆”设在今天第一中学的地方，面临九龙江，下游运来的盐在此入库，然后批发给盐店。盐店不是随便可以开的，要走后门，花钱，买执照。盐馆的“师爷”（经理）和“大爷”（职员）多数是福州人，似乎盐商股东多数是福州人。盐馆虽是商办，但一派官气，称谓已是官气了，那些“师爷”又同知县平起平坐，不仅出入衙门，而且时常在馆内宴请知县、幕宾以及当地绅士。盐馆有个后花园，虽不大，却有亭台、池塘、树木花草。盐馆有很多的钱，义和团前后曾遭一伙强盗抢劫，强盗是从下游坐船来的，抢完坐了船回去。 在清朝，私盐还是有的，否则盐馆不需要勾结官府了，但官府办得很严，敢于犯法的人不多。现在，知县换成知事了，而且是本省人来做知事，没有威风，于是许多人从下游贩私盐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不用说，官盐没有人买了。于是盐馆给卢知事施加压力，卢知事也想振作起来。一天，杀什么土匪，他亲自去北门外草埔坪（今已建起房屋）监斩，返回城里时就带着杀人余威，跟随几个亲兵和差役，在大街上捉了一部分盐贩子，到衙门里来。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了。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校场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看见形势不好，便从堂后逃走了。他一个人从四知堂后逃入内宅，再由内宅逃出后门，一直逃到大夫家庙（今已拆建粮油加工厂）附近的养奇先生家里，但养奇先生不在家。恰好一个经常在县里各大家族串门的清客李祖尧，此时也来找养奇先生。他和卢知事认识。他建议带卢知事出东门，去离城五里的东坑躲避，住在陈玉银家。陈玉银是东坑一个大地主的养子，是县立小学甲班第二名毕业生，小学毕业后曾在福州读法政学校，此时在家。玉银是小名，我忘记了他的学名。 城里沸腾起来了，好多人聚集在大街上，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多数是普通市民。不知道谁传出消息，说卢知事被李祖尧带出城去了，于是一部分群众到北门外去包围李祖尧的家，扬言要放火烧掉李家。这件事终于和平解决了，没有放火，没有死人，也没有伤人。只有盐馆一个职员，人呼“柯大爷”的，被群众从家里绑出来游街，随后也就放掉了。 怎样解决呢？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钟知县交卸给卢知事之后，尚未回山东去，在中宪第附近租了一个民房居住。不知是他自告奋勇，还是县里绅士请他出面，总之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威。我记得身边有个人高声说：“要把盐价定下来，以后不准涨价。”另一个人说：“要在明伦堂门口立石碑，把盐价刻在石碑上。”可见至今还是争论盐价问题，而未提出人民和政府相互对立的问题。群众没有组织，上层阶级没有野心家出来利用民变以达到自利的目的，更谈不上有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转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了。 明伦堂门前大会以后，风潮终于平息了。卢知事从东坑回到城里来，仍旧做他的官，好像未曾发生过这个风潮。几日以后，李祖尧去衙门内宅看他，临走时他带李祖尧去签押房，从那里拿了十块银洋给李祖尧。 养奇先生事后评论说：“这个人太脓包了。你镇静坐在公案后，即使流氓冲到你面前，他们敢对你怎样？” 我未曾亲睹公堂上一幕戏，上面所记亲兵差役镇压不住，群众冲向公案，是听人说的。但也有人说，群众一起哄，尚未同差役冲突，卢知事就逃走了。 事后，似乎过了一段时间，厦门一家报纸登载了漳平县发生的这件新闻。我没有看到报纸，养奇先生说，大概是礼拜堂的什么人写的新闻。其实，当时漳平人以及在县城开店的龙岩人时常往返于漳平和厦门之间，他们把这件事情当着故事来传说，为记者所探知，写成新闻的。福建省的档案工作如果做得好，今天仍能找到登载这件新闻的厦门报纸。 以上所记几次提到养奇先生，未曾一次提到少泉先生，我记不起少泉先生在这件事情上的作用和议论，似乎他那时已不在漳平县了。
自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 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1900-1919） 自序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一年，我本人恢复了公民权，各地方的政协也恢复了活动。我第一次知道，漳平县也有一个政协，也开展了活动。于是，离家恰好六十年的我，可以堂而皇之，以上海市政协委员身份同故乡父老联系了。 我像中国古时神话中的丁令威化鹤归乡一样，感到“城郭如故人民非”，过去从游的师友差不多没有一个在世了，现在在县内活动的，几乎都是我离乡后才出生的人，其中也有我的师友的后人，他们未见过我的面，只听到人谈我这样一个人，六十年前离家去了。现在我比丁令威的命运好得多，故乡没有人拿弓箭射我，而是欢迎我回家去看看。 漳平县政协也出版《文史资料》期刊，主编者对于解放前后本县发生的事情较熟悉，但对于“光复”前后的事情，则所知甚少，他要我每期写一点当时所见所闻，我答应了。辛亥那年我十一岁（实足年龄只有十岁），离乡那年，我十九岁（实龄十八岁），尚是“垂髫”的年龄，不会知道很多的事情，但毕竟比今人多知道一些，譬如白头宫女话开元天宝遗事，还是有人要听的，于是我就同意了。 我本来打算如实地记载那时已经发生了的事情，而不必加以解释。但写下去渐渐成了“综合的报道”，不但写事实．本身，而且写事实的前因后果；再进一步就写成了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生活了。于是，我就不再写，我不应当利用一县的期刊来写个人的事迹，前年写成《我的中学生活》，并没有拿到县政协的期刊上发表。 故乡父老对于我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感到兴趣，主张出一个单行本，也收入《我的中学生活》一篇，我自然不敢推辞，因此赶写《祖父和父亲》一篇文章，完成了原定的写作计划。 我虽然活了九十六岁，但对于人类毫无贡献可言，是不值得后人去研究的。但难免有人要借我做线索来研究我所处的时代，因之要知道我个人的性格是怎样形成的，正如我已经出版的《回忆录》一样，那么这本书也不妨留作史料，作为《回忆录》的补充，此书的最后一章也恰好可以同《回忆录》的第一章相衔接。 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第3章不断革命论的证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 第3章不断革命论的证验 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确定地失败之后，第一次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就被人忘记了，忘记了半个世纪长久。这不仅因为一八五〇年后德国革命未曾照马克思预想的发展下去，而且因为这次落后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盛期，资本主义还在沿着曲线上升，它的前面还有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期间。在此情势之下，德国有可能避免革命坦途而经过迂回曲折道路慢慢地解决了它的民主任务。可是二十世纪的俄国就无此前途了，它已经处在资本主义没落期，帝国主义世界不容许它从容走着德国在十九世纪中叶走过的道路，它不能避免革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它的前面仍旧摆着革命，即是一九〇五年所欲完成的那种革命——落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就可以解释：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复活了的不断革命论为什么未曾销声匿迹。 恰好相反。不断革命论，托洛次基虽于一九〇五年夏季，即决胜负的斗争以前复活的，但其详细发挥则是革命失败以后的事情，而关于不断革命论的争论主要也是发生于革命失败以后。托洛次基始终不懈地为不断革命论而战斗。除他之外，还有别人主张马克思这个革命论的，其一就是卢森堡，它的名字在中国并不生疏，又其一是巴武士门。（Parvus），他的名字在中国十分生疏，但他那时是位有名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 一九一七年，即革命失败十二年之后，俄国又发生革命了。这次是成功的革命，不仅完成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而且是照着不断革命论所预想的方式去完成的，即是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未曾说到一九一七年革命证验以前，我们先说一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如何争论不断革命论问题。 第1节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间的不断革命论问题 在这时期，问题争论的中心乃是：俄国能否先西欧诸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反对不断革命论者一致认为：在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是连谈也谈不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为的建立社会主义，但俄国尚未成熟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俄国正要肃清封建的关系，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此时我们需要的仅是澈底的民主改革，这改革能够推动西欧无产阶级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去实行专政，到了那时我们有了榜样可学，我们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次基认为：一个国家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觉悟并非直接受这个国家生产力发展程度所决定的。甲国生产力高于乙国，但不能因此便推断甲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高于乙国。往往可见较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比那较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治作用更大些。无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是由本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际发展情形所造成的。一般政治作用如此，专政亦然。政权落入于各国无产阶级之手，并非依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而定前后的。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俄国就是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俄国无产阶级可能比英法德美诸国无产阶级更早些得到政权。 不仅可能早些得到政权而已，我们分析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种种特殊情况，而且可以断定说：要完成这个革命就必须无产阶级得到政权。因为如果不是无产阶级政权来完成这个革命，那么还有什么政权可以完成呢？资产阶级政权么？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俄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革命尚未曾达到高潮时候资产阶级已经发挥反革命作用了。城市小资产阶级政权么？但在革命中，每逢紧急关头时候，俄国小资产阶级都表现无力。农民政权么？不错，各地方暴动的农民曾发挥了巨大力量，但是这个力量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依附城市某阶级才能贡献于革命。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国，资产阶级既已反动，小资产阶级又软弱无力，能发挥革命作用的城市阶级只有工人。在革命中无产阶级占据前锋地位，有力而又勇敢，第一次使得帝制政府屈服，而且确实表现能够领导农民。所以农民只有依附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既然没有其他阶级政权可以完成这个资产阶级革命，那么，这个革命或者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完成，或者因无产阶级未能建立专政遂致根本不能完成，——这最后的情况就是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结局。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出于资产阶级革命之必要，倘若这个革命在其他阶级政权之下完成了，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可能的了，或者说就须等待西欧诸国行过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俄国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由此可见，俄国如果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此专政还是完成民主革命之工具而非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之工具。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将肃清君主专制和消灭农奴制度，总之历来资产阶级革命中一切有进步意义的设施，以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行之者，都可以由无产阶级及施行。 但是既然是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任务便不能限于民主革命范围内，而必须越出这个范围去解决若干属于社会主义的任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上的小党纲和大党纲之区分，至此被打破了；革命至此就要由资产阶级民主的生长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落后的俄国将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走到多远呢？——那是不能预先规定的，那要看当时的国内的和国际的阶级势力关系如何。 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关于不断革命论之争论，根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些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人，我们看见有资产阶级政论家，有门雪维克派，而且有布尔雪维克派，即后来称为[老布尔雪维克派]的人。 这些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人，我们并不把列宁计算在内。前章第四节内，我们已经说过列宁和托洛次基争论的问题了：那不是关于不断革命论根本问题，而是关于其中一小部分问题，即：工人和农民间的政治关系问题，连带着农民在革命中有无独立领导作用问题，连带着革命是否限于解决民主任务问题。托洛次基的见解确定的，他认为农民决无独立领导作用，须受工人的领导，如此一来，革命的专政便不能限止于解决民主任务了。列宁的见解虽与此相反，但它这见解并不是确定的，面是一种工作上的假设，准备随着事变的证明而具体化之，而改变之，或甚至抛弃之。正是这个见解之不确定性使得列宁于一九一七年能与托洛次基走在一条道路上；也正是这个见解的不确定性使得列宁终于与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不同。 但是现在那些反对不断革命论的人（现在问题争论的中心与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不同了，这一点我们将在第四章说）夸大了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的旧争论，仿佛列宁反对的是整个理论而非其中某一部分。他们而且从列宁文字中征引了好多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话。这些话，在那些不懂得过去争论情形和惯用方法的人看来，的确会以为列宁真是反对对整个不断革命论的。底下几点说明，对于那些人，是必要的。 第一，托洛次基把他的不断革命论系统地发挥在[总结与前瞻]一篇长文里面，此长文大部分写于监狱中，一九〇六年收在他的论文集[我们的革命]中出版。他以后的论文和演说（直至一九一八年），凡提到不断革命论之处没有越出这篇长文范围，而且都是不完全的。但从列宁的著作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一九一九年以前列宁恰时好未曾读来这篇文章，他与托洛次基争论时所根据的材料，乃是巴武士替托洛次基另一著作写的序言以及巴武士自己起草的传单被他人认为托洛次基写的，此外亦曾有一次引用[总结与前瞻]文中的话，但那也是从马尔托夫文中转引来的，并非直接从那篇长文引出。总之，列宁未曾把托洛次基的整个理论作个全盘的检查，他对于不断革命论所作的判断前后并不是一致的，甚至互相矛盾的。直至革命成功之后，一九一九年，[国家出版局]重印托洛次基长文[总结与前瞻]为单行本出版时候，列宁也许有机会读他。正在那时列宁和越飞有一谈话，提起了不断革命论，列宁向越飞表示说：[托洛次基的诊断是正确的]。一九二七年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运动当中，越飞自杀了，他以临时者的证言写成绝命书，公布了列宁和他的谈话。 第二，列宁文字中反对托洛次基的话，并非都是反对托洛次基的；大多数，表面上是反对托洛次基而其实是假借托洛次基名字来反对布哈林、拉狄克、毕亚塔哥夫一流人，他们也主张不断革命论，但他们的见解是幼稚而机械的，与托洛次基的见解不相同。列宁这个方法时常使用，他时常以反对党外人做手段来反对本党内他认为错误的倾向。但别人也许不知道，被反对的人自己是知道的。拉狄克便曾说过列宁某几段话其实是反对他们一流人，而非反对托洛次基。就反对本党内的错误倾向来说，列宁也往往不限于反对那些实在的错误，而且要防止可能的错误，预先批评可能的错误，使党内有所准备。因此他往往为了预防或教育目的夸大了他人的倾向。 知道了这几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人们把列宁和托洛次基对立起来，把列宁看做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是如何不合于事实了。 要知道列宁与不断革命论之关系，则一九一七年事实的表示是比这年以前文字的征引更加重要的。 第2节布尔雪维克党的重新武装 一九一七年俄国又爆发了革命，而且达到了胜利；以前各次关于革命问题之争论都可以在这次革命当中得到回答了。革命之证明了人民派和门雪维克派的理论错误，是很明显的，这里无需乎详说。我们仅就[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二个公式的争论说一说。 这个问题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又提出来了，而且争论得非常激烈，因为此时这不是揣测的事情，而是立即要付诸实行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此时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式的，不是列宁，乃是那些过去追踪列宁的[老布尔雪维克派]，列宁自己则不仅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反而自己坚持这个公式去反对[老布尔雪维克派]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这个斗争，在托洛次基未曾回国以前就开始了，那时[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就是列宁自己提出来的。 二月革命爆发后一个多月列宁才能从瑞士回到俄国来；四月三日列宁回到彼得格拉以前，布尔雪维克派的活动在卡明尼夫、斯大林、赖可夫一流的[老布尔雪维克派]领导之下，他们在好多重要问题上采取了与门雪维克派差不多的立场。在政权问题方面，他们同意由资产阶级组织政府，而自己处于反对党地位，以压力加于政府求得自己政策之实现；在战争问题方面，他们放弃了革命的失败主义而走上了[革命的]保卫主义立场，认为[自从彼得格拉街上出现了第一团革命军队之时起]，失败主义便不能应用了。列宁一到便指出这个路线的根本错误，他认为俄国虽然革命了，帝制政府虽然推翻而代之以临时政府了，但俄国参加战争的意义仍然没有改变，即仍然以参加掠夺为目的的，我们对于俄国仍旧要采取失败主义而不可转到保卫主义去；他又认为目前的局势是革命要从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去：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得到政权，第二阶段则将是无产阶级得到政权。这个新政权就将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工农民主专政]了。列宁怀抱这个思想回到俄国来，一出火车，在欢迎群众面前就把这思想说出来，当日向自己同志演说还发挥得更明白；第二日他把这个思想写成十条，发表出来，即名为[四月四日提纲]。 列宁这个提纲对于全俄国和布尔雪维克党自己都好像一个炸弹。听他演说和读他提纲的人都吃了一惊。但是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的上层领袖，没有一个同意他的这个思想，连与他多年合作并一路回国的齐诺维也夫也反对他，更不用说其他党派了。然而下层群众渐渐听了他的话觉醒过来，渐渐拥护他，到了四月底，他的思想已经在党内得到胜利了。 列宁是经过了斗争，即与那些[老布尔维克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才能够胜利的。辩论的中心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否完成问题。以卡明尼夫为首的[老布尔雪维克派]认为帝制虽已推翻，但资产阶级革命，尤其土地革命，尚未完成，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去完成这个革命，等到这个革命澈底完成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的。在他们看来，现在是资产阶级政权，这个政权作用完毕之后我们就要有[工农民主专政]，这个新政权澈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我们才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斥这个见解为[无意义地背诵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鲜的灵动的实际情形的特点。][实际情形]是：革命一开始政权实际上已落入工兵群众手中了，但因群众缺少觉悟，受了小资产阶级性的社会革命党和门雪维克派所领导，把政权送给资产阶级去。只要群众能够觉悟，便不虽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回政权。但群众要觉悟就必须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现在重要的是在如何使群众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这里，[工农民主专政]公式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个公式决不能使群众和小资产阶级划分清楚，使二者决裂。群众若能与小资产阶级决裂，而取得政权，则此政权决不是[工农民主专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了。 说到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否完成问题，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而政权的转移是革命的第一个标志，在此意义下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但[老布尔维克派]要说，农民也是[资产阶级]的呀，虽取政权，反而同资产阶级妥协，这也是可能的。现在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形。我们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实际]出发。倘若农民能够脱离资产阶级影响，能够夺取土地和政权以反对资产阶级，那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要进入于新的阶段了。所以[资产阶级革命已否完成]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因为不能概括革命发生的实际状况。 我们这里可以看见列宁的立场正是多年来托洛次基的立场，虽怪当时那些[老布尔维克派]认为列宁这个立场是[托洛次基主义]了。 无论如何，[四月提纲]总是表示布尔维克派传统理论的转变。旧理论将俄国革命限止于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范围内，新理论则冲出这个范围而提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前途。 但仅有列宁一人转变（实在说，列宁是将他的未确定的见解于新事变证验之下确定起来），其他的人仍墨守着旧理论来对抗列宁。在群众和列宁本人双方胁迫之下，这些[老布尔雪维克派]不得不沿着[四月提纲]的路线走了，但他们心中还是存着革命不能走出资产阶级民主范围之成见的。直至十月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现之后，他们才抛弃了这个成见。这一点便告诉我们为什么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老布尔雪维克派]常成为革命障碍物的。 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人类的思维是保守的，革命家的思维也不能成为例外。往往历史已开启了新的时代，革命家还墨守着旧的时代基础上所产生的思想，不能依照新时代的要求修改这种思想。所以那怕最革命的布尔雪维克党，每逢历史急剧转弯的时候，都要发生一种危机；一方面天才的领袖看见了转弯点的急剧，毅然决然抛弃那不合于新时代的旧公式，他方面那些庸碌的门徒墨守着旧公式以相对抗。以记载一九一七年革命而著名的苏汉诺夫曾说过布尔雪维克派[少数几个大将，如果没有了列宁简直一无所谓，有如少数几颗巨星没有了太阳一样（现在我不提出托洛次基，他那时还在这一派别之外。）] 但这些所谓[老布尔雪维克派]之墨守旧公式——仅是思维惰性作用而已，他们在革命前几月或几年也是脱离群众了的。差不多所有的[老布尔雪维克派]临革命前一个时期都没有参加积极的工作。有些在监狱内，有些在流放地，有些则消极起来。革命一起，他们因有过去威望原故，立刻出来当领袖了。他们刚从孤立的生活中走出来，未曾觉察到革命前后群众情绪上变化至何种程度，因此不明白历史转弯得如此急剧，以至布尔雪维克派旧公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水曾完成]，[已经陈腐了，已经变得完全无用了，已经死了，要使之复活是徒劳无功的了，]如列宁当时所说的。 读者也许要问道：列宁自己也未曾积极参加群众工作的，他的生活也是孤立的，他而且住在瑞士，隔离俄国很远，他何以能够觉察到历史转弯如此急剧呢？仅仅因为他有天才么？还有别的原因么？ 不错，还有别的原因。[老布尔雪维克派]即使革命以前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群众一起经过这历史的转弯，即使他们都有天才能够觉察到这转弯的急剧，但仍然觉察不到这急剧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因为这次历史转弯含有极大的国际意义，这意义，在西伯利亚，莫斯科，或甚至彼得格拉，都不能透彻了解；必须立在欧洲，世界历史道路的十字街头上，才能透彻了解。列宁不仅是从俄国一国历史发展来看俄国革命，而且是从世界革命形势来看俄国革命。 一九一七年四月间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联合一致对抗列宁，以后事实证明这些[老布尔雪维克派]是错的。他们说，他们奉过去的列宁来对抗现在的列宁；他们说，列宁现在转到他过去反对的托洛次基立场去了；他们牢守着布尔雪维克派的旧公式。这些旧公式即使过去是对的，但现在牢守着不肯放松就已经是错误的了。 何况这些旧公式，即使在过去说，亦非完全是对的。 一九〇九年托洛次基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几句话，现在被史大林引来作为托洛次基反对布尔雪维克主义的证据，这几句话是说：[假使门雪维克派从{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抽象观念出发，得到的思想是要把无产阶级的整个策略去适应于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甚至帮助自由派资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那么布尔雪维克派从同样赤裸的抽象观念：{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专政}出发，将达到一种思想，即认为无产阶级纵使掌握了国家政权也要自限于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诚然在这问题上两派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门雪维克主义的反革命方面现在早已完全暴露出来，而布尔雪维克主义的反革命特征却只当革命胜利之时才有发生大危险之处。]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在列宁回国前的政治路线以及在列宁回国后反对列宁的行为，果然露出这个大危险之征兆了，但大危险毕竟未曾发生，这完全是幸亏列宁的[四月提纲]不久就获得下层群众拥护而胜利。一九二二年这篇文章重印出来时，托洛次基写了一个按语道：[大家知道这并不曾发生，因为在列宁领导之下，布尔雪维克派在这一最重要问题上，于一九一七年春，即在夺取政权之前（并非没有内部斗争地），完成了本党思想的重新武装。] 这次的重新武装是革命当中极端重要的事实。当时惟有布尔雪维克派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党，倘若布尔雪维克派始终没有经过重新武装，始终拿革命前的旧公式来进行革命，即始终沿着四月前卡明尼夫和斯大林一流人的路线走去，而不沿着四朋后列宁的路线走去，那么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一定要流产的，正如十年后的中国革命一样。于此可见列宁个人关系之重大了。 倘若没有列宁，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雪维克派能够完成他的思想上重新武装么？这就很难说。虽然可以断定，即使没有列宁，布尔雪维克派内部仍旧会爆发斗争的，仍旧有人在工人和青年布尔雪维克派拥护之下，提出列宁的[提纲]的，但是那时内部斗争一定更加激烈而长久，结果那种倾向能得胜利还未可知；即使新倾向胜利了，思想上重新武装终于完成了，但是那时也许过迟，也许来不及领导革命至于成功。在革命中，[时间]乃是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幸而列宁自己完成了这个重新武装的重要工作，在此新基础之上发展和锻炼布尔雪维克党成为完完全全无产阶级党，而且来得及领导革命至于成功。 但这并不是说：这个思想上重新武装工作只能于四月间进行，而不可于四月以前甚至革命以前进行。事实上这个工作早就应当做的了。[工农民主专政]本是一个代数性的公式，其中农民作用是个待决的未知数，除此以外西欧先进国无产阶级距离革命之远近以前也是难知的，这与列宁之不敢断定[无产阶级专政]为唯一可能胜利前途亦有关系。一九一四年大战前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就临近了，俄国农民仍旧未曾表示有什么独立的作用。至少大战起来，列宁就应当提出其他公式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旧公式了的，——那怕新公式带有条件或假设的的性质。但列宁直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回到彼得格拉之后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去代替[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他回到俄国之后才有此决心，当他离开瑞士时候发的告瑞士工人书中尚未曾有此决心，其中有一段说：[俄罗斯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社会主义在那里不能立即胜利。不过国家的农民性质，加以保持在贵族地主手中的大量土地，站在一九〇五年经验上能使俄国民主革命具有很大规模，且使我们的革命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曲、成为走向此种革命的一步。]这里虽未提出俄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已说起俄国无产阶级将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了。列宁在瑞士写的这段话乃是他的旧立场转到新立场去的一个中间环。 此时列宁为什么不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呢？一般说来，大战起后，甚至大战以前，列宁为什么如此长久坚持他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呢？ 托洛次基对这问题曾有解释，他说[这是自明的道理，倘若列宁是居住在俄国境内，又逐日亲见党的发展，尤其在大战时候，那他是会给予布尔雪维克派旧公式以必需的改正和解释的]（见[不断革命论]） 总而言之，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虽一向坚持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但列宁自己明白这是一个代数性的公式，其具体的算术性的内容尚待事变和经验来决定，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则把这个代数性的公式看做教条，看做空洞的抽象，不管历史转变如何都能应用的。 第3节工农民主专政曾否实现？ 代表苏联官僚层利益的斯大林主义乃是一九二四年以后布尔雪维克派的[新武装]，或宁可说是布尔雪维克主义之卸除了武装。斯大林主义者反对人们提出：一九一七年四月的[重新武装]应否早几时进行——这个问题。他们一般地反对这[重新武装]的字眼。在他们看来，一九一七的年四月间的党内危机是转瞬即逝的，无关紧要的；四月以前和以后布尔雪维克派并未曾改换过武装；不错，列宁的[四月提纲]主张放弃[工农民主专政]公式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公式了，但那并非因为前者不对而后者对，那是因为前者已经实现了，现在应当进一步去求得后者之实现；这本是布尔雪维克派一贯的路线：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之后再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卡明尼夫的错误在于估计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而其实，照列宁估计，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的；这里仅仅是关于估计局势的争论而非关于传统路线的争论。以上便是斯大林主义者对于[四月危机]的见解。为了替这个见解做辩护，他们征引了许多列宁说的关于工农民主专政业已实现的话。 [工农民主专政]曾经实现于一九一七年革命中么？人类历史上曾实现过[工农民主专政]么？这个问题必须有个确定的回答。 不错，列宁有好几次说过[工农民主专政]已实现于二月革命以后一类的话。但他说这类话时是夹带着条件性的。他说这类话又是为的反对[老布尔雪维克派]。 我们试引几段如下：[在俄国革命中，{工农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在某种形式下，在某种程度上）。……[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在生活中实现了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 [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得非常奇特，并且带着极重要的形式上的变更。] [实际的问题：俄国还能否有特别的与资产阶级政府脱离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么？这点现在还不知道。] 以上均见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写的[论策略书]。此时先后，在其他的文字和演说中，他也有好几处说起与此相类的话。 布尔雪维克派数十年来倡导的[工农民主专政]果真实现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两重政权时期么？当时妥协派主持的苏维埃果真是这个公式之化身么？ 在严格意义之下我们不能这样说。第一，在两重政权时期的苏维埃，只有一半政权，而没有全部政权。一个权力机关，只享有一半政权而不得不把另一半更实质的政权交付于其他机关手里（或如列宁自己说的：[自愿地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自愿地转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那他怎能说得上[专政]呢？第二，[工农民主专政]，照布尔雪维克派多年鼓吹的意思来说，是要豪不留情地摧毁旧时的帝制机构和肃清农奴主的土地制度的，妥协派苏维埃曾解决了这些革命的任务么？曾有能力去解决这些任务么？显然不曾，也不能。两种政权底下的苏维埃，若不排除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支配势力而夺得全部政权，就要被除数另一半政权，即资产阶级政权，所并吞而趋于消灭的，在这动摇期间不能解决什么任务。倘若以为这种苏维埃就是布尔雪维克派多年倡导的公式之实现，那是不合理的。即使说是实现[到某种程度]，也是说不通的。 但列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如果不拘泥于列宁的字面，而注意到他的精神，那就可以明白他说这类话是为的叫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放弃这个陈腐的公式而采取新鲜的公式，而非为的拿这旧公式去表示两种政权时代的历史特性。他的意思仿佛要说：你们看哪，那个做资产阶级政府附属品的苏维埃就是你们现在留恋不舍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之实现，他已经实现了，实现得非常奇特，即做了资产阶级政府的附属品，以后还能希望实现一个不做资产阶级政府附属品的[工农民主专政]么？[这点现在还不知道。][即使说这样的专政还可以实现的话，那么到这上面去的道路只有一条，即马上坚决地和一往不回地使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成分与小资产阶级成分分裂开来。]换一句话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说的[工农民专政]已在两重政府时代实现的话，都是为了替[四月提纲]辩护而反对那些[老布尔雪维克派]的；而且这些话都是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至十月间说的，即在革命成功以前说的。 十月革命之后，关于这问题，列宁说的又是一类的话。布尔雪维克派多年倡导的那种专政，那种能够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推翻帝制、没收地主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的专政，实现了么？实现了的。他实现在什么时候呢？实现在十月革命以后，而不是在十月革命以前。 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写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一书中如此估计[十月革命]： [不错，我们的革命（按即十月革命）乃是资产阶级革命，当我们尚与全体农民携手前进时候。][发生的事情恰在此时如我们所预言了的。革命的过程证明了我们的主张之正确。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去反对专制制度，反对贵族地主，反对中古进代（在此范围内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然后同最穷苦的农民一起，同半无产者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去反对资本主义，连带反对农村的富人和投机者，在此范围内革命就变成社会主义的了。] 我们试拿革命成功以前列宁初回国时候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与否问题说的话，同这里，革命成功以后说的话相比较一下。以前他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已于二月革命时候完成了；现在他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十月革命之后才完成。这中间，在那些拘泥列宁字面的人看来，含有矛盾，便其实并不矛盾的。不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一点来说，而从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澈底解决一点来说，布尔雪维克派长久预想的那种资产阶级革命是到十月革命之后才完成的；而完成这个革命，解决其任务，所依靠的政权公式也依照布尔雪维克派预想的实现了，即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是反资产阶级的[工农专政]。不过这个公式此时实现出来乃是[带着形式上的变更]的：他不是民主的专政，而是社会主义的专政，他是在农民战争赞助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那个代数公式之充实了一个特定的算术内容的。 其实这个算术内容也早在列宁计料之中。一九〇九年列宁曾说过如下的话：[布尔雪维克派采取的公式是：领导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公式的思想不显然是一样的么？这个思想不正是表示工农专政的么？得到农民赞助的无产阶级——这话不是完全包含在工农专政范围之内的么？] 总而言之，[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在俄国革命当中并未实现的；他未曾实现于二月至十月间的苏维埃政权，因为那是个半政权，而且被社会革命党和门雪维克派做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附属品，说不上专政；他也未曾实现于十月以后的苏维埃政权，因为那虽是专政，但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非民主的专政了。 [工农民主专政]未曾于俄国革命中实现，是偶然的么？不是的，他之未曾实现正是因为他本身含有不能实现的因素。原来列宁提出这个公式，在拿工农联盟反对资产阶级这一点来与门雪维克派的赞助资产阶级去革命相对抗的时候，在拿专政这一点来与庸俗的宪政观念相对抗时候，都是对的，而且都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证明是对的。但问题还是其他的方面。这个公式未曾确定工农联盟中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怎样，还以为农民或能有独立的领导的作用，因为将革命任务限于民主范围以内，而未曾想到要澈底解决民主任务必须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必须超出民主任务以外采取若干社会主义步骤。一九一七年革命完全显出这个公式的这方面缺点了。 革命开始，列宁回到俄国时候，就已看出这个形势，所以他毅然放弃了[工农民专政]公式而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公式。这是布尔雪维克派传统之大转变，这是思想上的[重新武装]。革命进行，在这一方面说来，不是合于布尔雪维克派多年预想的，而是违反了他们所预想的。 天才的列宁和庸碌的[老布尔雪维克派]之区别，就在列宁时时刻刻[研究新鲜的灵动的实际情形的特点]，而他们则[无意义地背诵烂熟的公式]；他们[继续为昨日的理论所牵制，这种理论与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要点，至多只能接近复杂的生活罢了。]因此才有[四月提纲]，因此才有[十月胜利]。 第4节十月革命证明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 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进行恰恰合于托洛次基多年所预想的。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果真不能停止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必然不间断地发展下去以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 以米留可夫，顾去可夫一派人为代表的俄国资产阶级，不能也不顾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他们本来不要推翻帝制，到了工人和兵士把帝制推翻之后他们还在努力如何另立新君把帝制恢复过来，他们只要新皇帝允许他们以适合他们利益的改革，直至全无办法可想时候，他们才肯接受改革推翻帝制这件既成事实；他们根本不要改变土地制度，因为他们有大量资本投在土地里面，农民如果夺取地主土地，他们也要遭遇难以形容的损失。 城市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和门雪维克派，在革命中的表现是可怜得很。二月革命起后，不很觉悟的群众把手里夺来的政权完全交付于这二个党派，信任他们，服从他们的领导，这是他们的无可再好的机会，可以利用来发挥他们的统治能力并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如他们的前辈英法诸国小资产阶级所做的。但是他们拿着这个从天掉下的政权怎么办呢？原来他们拒绝接受这个政权，到了不能拒绝时候又拱手把这个政权送给资产阶级自由派，而自己只限于向资产阶级政府施行压力的作用。从二月至十月他们始终拒绝群众要求把送出去的政权收回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反对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雪维克派去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而且尽力帮助无产阶级去保持政权以抵御群众的攻击。为什么如此可怜呢？一来，因为在资本主义成熟时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盖过其余一切的对立，此时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是动摇于两大之间而表现不出作用的。二来，俄国小资产阶级尤其没有力量，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差不多是从家庭手工业直接走到机器工业，中间跳过了城市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阶段，以此俄国历史上缺少西欧近代史初期那种市民反贵族的运动，现代俄国小资产阶级因之也缺少长期的革命传统。由其事实上的表现看来，我们知道俄国小资产阶级是不能领导革命去解决历史提出的任务的。 俄国农民的作用。在革命中更得到最后的确定。素以代表农民自称的社会革命党竟表现出不是农民的党，不肯帮助农民获得土地，反而以本党若干领袖出面制止农民夺取土地。俄国农民毕竟没有自己的党了。无论在革命中农民如何勇敢，夺取土地的运动如何轰烈，但若无城市无产阶级援助和领导，散漫的农村斗争终究要地主和资产阶级政府所扑灭的。革命一方面证明了俄国农民没有独立的和领导的作用，他方面又证明了农民战争果真能够赞助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如一八五六年马克思致恩格斯信中所期望的。四月间列宁不敢确定农民能够赞助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哩，他还认为农民会听从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之劝告，不去夺取土地而去等候立宪会议，如此农民就是与资产阶级妥协，与资产阶级合作了。列宁这个猜测，经由革命事实证明是过虑了的。不仅一部分，而且全体农民，赞助了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农民只限于赞助而已，他不能领导革命，他在政治上没有独立的作用。 如此，革命的领导权不能不属于俄国无产阶级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果然不能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而且当西欧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尚未夺得政权以前，俄国无产阶级就夺得了政权。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成了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手段。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以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自限的；为保持和巩固专政起见，无产阶级不能不日加一日地侵犯私有财产制度，不能不日加一日地施行本阶级的政策，因此破裂了农民，帮助其中最贫苦的半无产阶级分子去反对农村资产阶级，即所谓富农。如果无产阶级联合全体农民去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贵族尚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话，那么无产阶级联合贫农去反对城乡资本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就是民主革命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两革命间之不断的发展。 十月革命证明了托洛次基十二年前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之正确。 读者也许要反问道：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是错误的么？这个问题可以如下回答： 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公式本是[工农民主专政]那个代数性公式之一个特写的算术内容，前者既然正确，后者亦不能算是错误的。 第二，即就列宁当初提出和坚持这个代数性公式来说，也不能就说是错误。我们应当知道列宁用的是一种渐进渐近真理的方法。这个方法有时是不能避免的。简单如算术上的除法也必须使用这个方法；我们拿多位数字的除数去除被除数时，初得的商数往往因过大或过小而不合用的，必须考验几次方能得到适宜的商数。炮兵发炮时往往须试发几炮以后才能击中目的。在政治方面亦不能避免这个方法。整个问题乃在于必须及时明白：这一炮是未曾击中的，再发炮时应当改正炮口的角度。 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具有极重要的历史意义，即他澈底解决了当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政治问题之一：农民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究有若干政治独立性的问题。由于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布尔雪维克派所做工的极丰富的经验，列宁已经对着[民主专政]把大门关闭起来了。他以自己的手在这门上写着：不许进去！他又写着：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就是跟着无产阶级走的。这便是布尔雪维克派这个旧公式走到的结论。 一九一七年成功了俄国革命，同时也消除了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的旧争论。马克思以其天才提出[不断革命论]观念终于成为事实了。这个观念已经发展了的，这个观念还在等候发展，因为在这次成功的革命中产生的第一个工人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与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不同的任务，即是如何从一国的革命发展为世界的革命，又如何革除工人国家内从革命前承继下来的遗制藉以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实现的。 可是历史走的不是直线，他迂回曲折地走，他也往往前进几步再后退几步。不断革命论在俄国革命当中得到证实，然而就在这个革命造成的新国家内竟于几年之后发生一种大规模的[反不断革命论]运动了。早已被解决了的被遗忘了的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的旧争论，又被掘发出来了，而且被加以曲解和附会。 但因此也给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从新的方面去了解不断革命论。 上一篇 下一篇
第2章不断革命论的复活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 第2章不断革命论的复活 不断革命论的发生是与一个落后国——德国——之开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有不可分离关系的；同样，不断革命论的复活又是与另一个落后国——俄国——之间开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有不可分离关系的。 德国革命，后法国革命半个世纪；俄国革命，又后德国革命半个世纪。但这半个世纪（事实上超过五十年）和那半个世纪（事实上不到五十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法国革命至德国革命的半个世纪间，其实是整个西欧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着，中间平静的时期并没有几年，各国资产阶级利用那些短短几年的平静时期发展他们的生产力，弥补革命和战争中的损耗，巩固它们的阶级统治，其成效已经很可惊人的了。从德国革命至俄国革命的半个世纪间则是西欧资产阶级已经巩固了它们的阶级统治（或至少巩固了它们将藉以统治的那些条件），而放手出全力去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从工业的发展为财政的，立下了帝国主义的根基。[欧洲文明]在这半个世纪中发展之速不仅超过前半个世纪，而且是空前的。俄国，一八四八年尚被屏于欧洲文明之外，而今不仅挤于欧洲文明之林，而且有几方面简直比欧洲最进步的国家还要进步些。[英国完成它的清教徒革命时，它的全人口还不曾超过五百五十万，其中五十万人在伦敦。法国当它自己的革命时代，巴黎也只有五十万人，而全国则为二千五百万人。俄国在二十世纪初约计人口为一万五千万人，其中三百万以上住在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在这些比较的数字后面隐藏着好些最巨大的差异。不但十七世纪的英国，就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都远不曾知道现在的无产阶级；可是在俄国，城市和乡村的一切劳动部门中，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就不下于一千万了，如果连他们的家属在内，那么有二千五百万以上，即是说比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全人口还要多。]（见托洛次基著的[俄国革命史]）托洛次于基这里拿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去比较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都是在开始革命的时代），却未曾拿来比较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我们手头没有材料足供查考一八四八年时德国全国人口总数以及住在柏林和维也纳的人数，我们也未查出当时德国工人阶级的总数，但是如果把我们对于这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有个正确的概念的话，则不难明白一九〇五年时俄国资本主义是大大超过一八四八年时德国资本主义的，这时俄国工人阶级总数也大大超过于那时德国工人阶级总数的。 这第二个落后大国——俄罗斯——便是在此条件之下走到了它的资产阶级革命前夜。 德国革命当初既然提出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或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相互关系的问题，此时俄国革命自然以加倍力量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当时既然发生了不断革命论，此时自然要复活了不断革命论的。 此时不断革命论不仅复活而已，而且适应着俄国革命特殊条件而有新的发展。要知道这发展了的不断革命论是什么，我们应当先谈谈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俄国革命者关于此革命的争论。 这里用的，以及本书中一般用的[落后国]这个术语，与普通人用的意义不尽相同。这里所谓[落后国]，并非泛指这个国家在社会发展上或经济关系上落于某某数国之后之意，这是指那样一个国家，它已经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且发展至于产生一个有自觉的无产阶级了，但它的资产阶级为了某种原故，尚未曾衽或完成资产阶级革命。 第1节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特性 依照上面所说，可见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乃是一种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或历史上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 但若有人以为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也是这样一个革命，因而推论说：引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革命，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差异，——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落后的]或[历史上过迟的]总概念之下隐藏着何等差异的甚至相反的个别性！首先为革命背景的世界历史时代就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个（一八四八年）是资本主义盛期，别一个（一九〇五年）则已临资本主义晚期了。其次俄国过去历史发展也与德国大不相同。俄国之所以[落后]，革命之所以[迟起]，亦正是俄国特殊的历史发展之表现。 俄国不仅地理上横跨欧亚两大洲，界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它的社会发展方式也是界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中古四分五裂的欧洲，在封建农奴制下产生了工商业城市，工商业脱离农业而独立，而且一步进一步养成了支配农业的力量。城市商人和手工业师傅形成了一个阶级，为近代资产阶级之先驱者，在社会上的比重日益重要，以至政治斗争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阶级起初为绝对王权之支柱，赞助专制君主去削弱农村贵族的势力，到了羽毛丰满之后就起来推翻绝对王权，改变封建制度而代之以自己的社会了。中世纪城市及其市民阶级之形成和发展在欧洲近代史上是个极重要的因素，当代机器工业是由中古城市手工业，经过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成的，当代统治国政的资产阶级也是由中古城市商人和手工业师傅发展而成的。亚洲在东方式专制之下，没有欧洲中古时那种城市，或虽有之，但那种城市在亚洲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上并没有在欧洲的那种作用。这便是东西两历史发展主要不同之一点。俄国的发展界在东方和西文之间，有时接近东方，有时接近西方。彼得大帝变法之后俄国确定地走上西方道路了，但其以前发展中含有的东方因素仍时时影响于以后的发展，甚至革命后的发展。 俄国发展与西方不同之点也表现在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身上，这二个阶级主要地都是本方资本主义输入俄国后之产物，并非本国市民阶级和手工业工人经过若干中间形式渐渐发展而成的。俄国几乎没有经过工场手工业阶段，从家庭手工业一跃而至近代机器工业。俄国资产阶级未曾在赞助绝对王权之下与封建贵族做过大斗争（俄国帝制是东方式的专制，其产生和巩固并非依靠本国资产阶级支持，这是与西欧诸专制王朝不同的），也未曾行过它的成见所拖累，容易接受先进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 俄国的特殊发展，仅仅从影响于这方面的来看，已足够说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何以如此[落后]了，——即何以到了世界已入帝国主义时代，本国资本主义也已产生一个人数众多觉悟深刻的无产阶级之后，将来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 由此可见俄国的落后，与当初德国的落后，不仅程度不同而且性质也不同。不明了俄国这个特殊的落后性，便不能明了一九〇五年革命，因之也不能判断各党派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了。 未曾说到各党派的争论之前，我们要先说说几个比较抽象的问题。 在争论中，有人根据俄国发展的特殊性为理由，认为俄国革命将走着与西方革命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俄国可以无须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又有人根据俄国为资本主义世界之一环为理由，认为俄国革命将走着与西方革命完全相同的道路，因之必须经过一个独立的民主时期然后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都是误解了特殊和一般之间的关系。即以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性和某个民族的特殊性而论，我们不能将世界看做若干同一模型铸成的民族之总和，也不能将某一民族视为一个具体而征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是建立在国际分工上面的，其中每个民族都因自己历史和地理关系发展了一种或多种特殊的条件。特殊条件之总和构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殊性。这个民族正是以其特殊性加入资本主义世界之中为其有机的一环，但这个民族无论如何特殊，总是世界之一环，而且所谓特殊条件不是别的正是世界发展过程那些根本形态之特殊的配合而已。 我们可以根据若干先进国历史发展做材料求出世界历史过程的若干总法则，马克思便是以此方法写他的[资本论]。但是在实际发展中并非每个民族都严格遵守这些历史法则的。换一句话说：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并非平衡的。生产力有发展得快的，有发展得慢的；各种经济部门有发展得多的，有发展得少的，或甚至全无发展的；其他如制度、文化、阶级等发展也有此不平衡性；此外各个历史时代之距离也有长，有短，有短至两时代缩合为一，甚至有跳过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的。这就是所谓[不平衡发展律]。 没有一般的历史法则，我们不能明白人类历史的发展。但若没有不平衡发展律，我们也不能明白某一民族具体的发展了。一个民族的[特殊性]，归根结底正是这个民族在不平衡发展律之下发展而成的。 不平衡发展律在发展较迟的民族命运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和复杂。这种民族因为发展较迟之故不能不追赶先进的民族，因之在发展中不能不缩短历史阶段间之距离，使之相接近，使之混合在一起，甚至种种阶段混合在一起，从最古老的以至最现代的。这是凡落后的即发展较迟的民族都有此性形可见的。这种发展情形，我们可以称之为[配合发展律]。 这两条规律，[不平衡发展律]和[配合发展律]，对于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性上以及关于此革命之争论上，都是不能不知道的。 第2节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一） 我们从人民派（或译民粹派）和马克思派之争论说起。 人民派思想发生于十九世纪中叶，当时俄国离开始发展近代机器工业还不久，农奴制度尚未废除，农村内古代公社遗制还有许多保存着，但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大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负的方面已经完全显露了，进步的思想也已跨出空想[未来社会]的阶段而走上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了。此时在俄国发生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便希望着俄国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这个思想并非完全出于幻想，而是立足在俄国的特殊性上面：即古代全体人类共有的一种农村公社制度，在俄国还保存着。 当人民派运动全盛时期，这个思想是支配一切的。人民派几个大师都存着这样的见解。但到七十年代，马克思[资本论]已经出版，而且已经译成俄文出版之后，俄国就发生了这个争论。人民派之中一些接受马克思理论的人对于上述那种见解发生了疑问。俄国也许必须破坏农村公社制度，经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然后能走到社会主义的罢？这个疑问愈来愈加有力了。双方的争论也愈来愈激烈了。为了这争论是从[资本论]引起来的原故，人们便时常提到马克思，而且牵涉到[资本论]中列举的西欧诸资本主义发展法则是否为任何国家所必须遵行的这个问题。人们而且以此争论的问题就教于马克思；更有趣味的，即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也参加了这个争论。 一八七七年马克思写信给俄国某杂志表示他的意见，他说[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那一段乃是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史实，而非通用于一切国家的什么历史哲学公式。要解答俄国是否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就应当研究俄国特殊的条件，而不可仅仅根据他写的西欧资本主义发生法则。他，马克思自己，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曾学会了俄文，而且好几年长久研究了与此问题有关的种种公私出版物。他达到的结论乃是：[俄国如果继续沿着一八六一年以来的道路走去，那它就要丧失历史付予它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去尝遍资本主义制度种种滋味的。] 一八八二年，[共产主义宣言]第二次译成俄文出版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写了一篇长序。其中也说到这个问题：[在俄国，与资本主义制度（它正在热狂一般迅速发展着）以及资产阶级土地领有制（它正在其发展的初期）同时，还有一半以上土地是农民所公有的。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乃是：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一种原始形式，已经在衰落之中的）究竟将直接转变为土地公有制之更高形式呢，还是必须经过我们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上所看见的那种毁灭过程？这个问题的可能的答案只有一个，即是：如果俄国革命给西方工人革命发出了信号，这两种革命又互相补充，那么俄国现有的那种土地公有制就可以作为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之出发点的。] 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二个创立人，对于俄国应否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问题虽然都作有条件的回答（[如果继续沿着一八六一年以来的道路走去……][如果俄国革命革命给西方工人革命发出了信号……]）但其含有的肯定意思是很明显的。可是要完全推翻人民派的思想而指出俄国真实发展道路及其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阶段，则全靠后来俄国青年马克思派的努力。蒲列哈诺夫的早期活动便是以此努力为中心的。列宁亦然。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出版就将这个问题确定地解答了。这本极重要的著作，出版于一八九九年，其中根据实地的材料和许多的统计数字，证明俄国农村已经陷入于商品经济漩涡了，无论是地主经营的农业或农民经营的农业都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进行去的。整个的俄国不能不继续沿着一八六一年以来的道路走去，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更加狂速，资产阶级土地领有制已经超过其初其发展形态，而侵蚀原始的土地公有制至于如此程度，即此制度的毁灭已经确定再无法挽救了。那怕俄国和西欧现在就发生了革命也已经不能保全俄国农村公社以之为未来共产主义发展过程之出发点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俄国应否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问题还在作有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到了俄国青年马克思派尤其列宁手里，这同一问题就得到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了。以后历史事实证明列宁的回答是绝对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输入俄国后第一次发生的争论，对于以后的革命是极有关系的；以后各次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争论都是从肯定俄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这个前提出发。这次争论还给我们一个教训，即是：俄国发展虽然终于走上西欧各国走过的道路，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过的道路，但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可以奉[资本论]为历史哲学法则，不顾俄国的特殊性而武断定俄国非遵循西欧诸国走过的道路不可。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并非遵循什么历史哲学法则即超历史的法则，而是遵循着不平衡发展法则，尤其是配合发展法则。 但可惜，这个教训给俄国许多马克思派忘记了。关于此点，我们可以在俄国后来的革命问题争论中明白看得出来。 第3节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二） 俄国既然不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而且资本主义已经在俄国大踏步发展，那么摆在俄国面前的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了。 关于这一点，俄国马克思派当中并无分歧意见。马克思派战胜了人民派以后，便都一致认定俄国必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类名。我们有英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法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德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此外还有荷兰式的，美国式的等等资产阶级革命。即使拿法国革命来说，我们也有一七八九年式的革命，一八三〇年式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式的革命等等。我们能从这种种式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归纳出几条通则，以之应用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么？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能有什么特性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么？例如与德国革命不同么？俄国革命，最后，能有什么特性与先进诸国革命所共有的通性不同么？ 为了这些问题，俄国马克思派之中发生了争论。争论问题具体表现出来的，原则上的，有：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应当解决些什么任务？什么阶级来领导这个革命？在革命当中各阶级之间有什么关系？革命之后将造成一个什么社会？这就是关于革命任务、动力和前途之问题。 我们首先指出一点，即：这个争论本身就表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一切先进诸国行过的革命都不相同了。因为一切先进诸国革命并未曾争论这些问题，甚至未曾提出这些问题。历史上所见的资产阶级革命都是要解决资产阶级任务的，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且都造成资产阶级社会。任务，动力和前途，都一致地属于资产阶级的。那能不是这样呢？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就与过去的革命不一样，就提出而且争论那些问题了。 读者如果愿意，则我们可以从[一切先进诸国革命]之中提出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作为相当的例外；因为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告诉我们：当时德国革命已经提出那些问题了，——自然尚在萌芽形态。 俄国马克思派之中发生布尔雪维克派和门雪维克派之分化，归根结底就是由于争论那些问题造成的。 门雪维克派认为俄国革命要解决的就是西欧先进诸国所已解决的那些民主任务，在革命中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自然占据领导地位，革命之后俄国自然走上民主制度；现在俄国的无产阶级虽然强过十七世纪英国的，十八世纪法国的，甚至十九世纪德国的，但当前的革命究竟不是无产阶级自己的革命，无产阶级不能跳过民主制度阶段来实行自己的革命；由此做出的策略上的结论，便是无产阶级政党不可执掌政权，只可赞助资产阶级去夺取政权，而在资产阶级政权底下处于在野党地位，保卫无产阶级利益，阻止资产阶级的侵犯。 门雪维克派为了辩护他们这个立场，便从马克思的著作征引了几段文字。马克思说过：[一个社会形态，在其开放的一切生产力尚未曾完全发展以前，是不会死灭的。]由此可见，——门雪维克派推论道，——俄国资本主义前面还有很长时期可供发展的，因为俄国资本主义刚刚开始不久，尚在封建的枷锁之下未曾如其意发展起来，更不用说未曾耗尽其活力了。马克思又说过：[一个工业上较多发展的国家不过显示给另一个工业上较少发展的国家，以后者未来发展的形态。]所以，——门雪维克又推论道，——俄国无产阶级不应当贪求政权，不应当比先进诸国无产阶级走得更远，应当仿效它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所做的，即赞助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反动政权，而自己仍处于被统治地位以等待社会主义条件成熟时候。说到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问题，门雪维克派也可以征引[共产主义宣言]文字来替自己辩护。[宣言]说：[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表现自己是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就要同它拱手作战，以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地主和小资产阶级。]德国共产主义者既可以同德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拱手作战，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什么不可同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拱手作战呢？先进国不是显示落后国的未来发展么？ 看哪，门雪维克派多么忠实于马克思——的文字！ 列宁不是从马克思的文字出发，而是拿马克思的方法去分析那些有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十九和二十两世纪之交经民明显可见俄国无产阶级人数，力量和自觉比较一八四八年前德国无产阶级大得多了，而俄国资产阶级又比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更加懦弱，更加与封建势力胶结一起，更加害怕彻底解决自己应负的历史任务。在此情形之下要俄国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是不可能的。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归根结底乃是从封建的枷锁之下将资本主义生产力解放出来。这种任务本是资产阶级最要迫切解决的。但德国资产阶级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夺得政权时最迫切关心的已经是如何去压服无产阶级，而不是如何去解决自己的任务。何况俄国的革命又不同于德国的革命在如下一点，即德国那时的中心任务在于民族统一，而俄国此时的中心任务则是土地改革。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要从封建的枷锁之下解决出来，首先就须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即须完全消灭地主阶级而以革命方式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但俄国资产阶级有无量数线索联系于私有的大地产，决不肯如此解决土地问题的。那么俄国土地革命，以及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只有依靠工农联合才能成功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资产阶级自己不能解决，须靠无产阶级和农民来解决，革命动力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工人和农民。 门雪维克派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列宁则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工人应当揭开人民的眼睛，当心资产阶级的欺骗。双方都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但结论如此相反，这是因为门雪维克派一提起资产阶级革命，便拼命想到历史上的先例，便于工作认为革命动力仍旧是资产阶级；列宁则不然，他能够从这一个资产阶级革命之中提出新的特别的问题，即：革命动力再不是资产阶级了。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将革命动力和资产阶级分开，如此提出问题，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是列宁的大贡献之一。俄国三次革命证明了列宁这个见解是对的。 如此一来，列宁和门雪维克派之间就根本分歧了。不仅双方说着不同的话，即使说着相同的话，这话也含有不同意义的。双方都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列宁说的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革命，门雪维克派说的则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代替帝制的革命。双方都说[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但列宁指的是工农联合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土地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门雪维克派指的则是赞助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让资产阶级自己去解决它所愿解决的任务。 俄国革命动力既然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则由此做出策略上的结论便是：在推翻帝制的革命中，工农联合一致，不是为了赞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而是为了与资产阶级相斗争以便建立[工农民主专政]。 列宁以他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和他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团结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取富于革命性的一群人，这群人就是后来所称为[老布尔雪维克派]的。 第4节关于俄国革命之争论（三） 人民派和马克思派之间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之争论到十九世纪末年可说已经结束了；门雪维克派和布尔雪维克派之间关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动力问题之争论到一九〇五年列宁写[两个策略]时也已发挥尽致了的；一九〇五年后则开始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关于[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两个公式之争论。这最后的争论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将告结束，但六年之后又以另一方式提出来，直至现在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当列宁与门雪维克派争论俄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时候，托洛次基完全站在列宁一边，反对门雪维克派。 同列宁一样，托洛次基也是确信：俄国革命中土地问题占据了有决定意义的地位，土地革命以及一般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工农力量联合专业向自由派资产阶级作斗争之际下将能实现的。他自己说道：他在这方面完全是列宁的学生，至少从一九〇二年他第一次亡命出国遇见列宁时候起他就接受列宁这个见解了。他抱持这个见解去参加和领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革命过种当中，他形成了他自己的革命理论，他的革命论里面仍旧是以列宁这个见解为基础的，但在政权公式上他有不同的主张：他反对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而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专政]或简称[无产阶级专政]公式。 托洛次基为什么反对[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呢？因为他认为这个公式有个漏洞，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托洛次基对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有个与当时俄国马克思派不同的估量；他认为农民在社会生活中和革命运动中虽然异常很重要，但农民总无能力创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党，更无能力集中革命权力在其手里。这是可以从过去层次革命看得出来的。从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起，甚至在此以前，农民便以其暴动赞助城市资产阶级此派或彼派，得到暴动赞助的资产阶级往往因之获得胜利。但只限于赞助城市阶级而已，农民自己是不能处于整个运动的领导地位的。在俄国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既然城市无产阶级将进行激烈的斗争而各派资产阶级又都不能替农民解决其切身需要的土地问题，那么农民暴动也可以赞助无产阶级至于夺取政权。工农联合力量去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工农共同夺取政权，但真正的专政是由工人施行的。为了名能副实，又为了确定农民的作用以及在专政中工农间政治关系起见，托洛次基所以反对那个含糊的[工农专政]公式而主张这个明确的[无产阶级专政]公式。 托洛次基认为列宁的[工农专政]公式不过含糊而已，并非错误。托洛次基把那个公式比拟为代数式，其中含有一个未知数X，随此未知数数值不同，全式数值也不同。这个未知数，这个X，在此情形之下就是农民的作用。 欧洲有人把农民叫做俄国历史的斯分克士（Sphink），俄国历史之谜，这是有相当道理的。欧洲这个最落后的大国，尚未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农民在革命中究竟将起何种作用，也须参照经验来确定的。列宁自己关于[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是工农两党的合作还是工农阶级共为政权基础？）以及农民在专政中的作用（工农平等呢？农民受工人领导呢？或农民占主位工人为辅佐呢？）并未曾有始终一贯的意见。他随着具体的情势，有时偏向于这面，有时偏向于那面。他曾说过含有政权直接操在农民手里的话；他也曾说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专政]的话，而且解释说：这个公式完全含在[工农专政]公式里面的。在这两个极端中间他又曾有种种程度不同之说法。从这一公式本身说来，托洛次基公式本已包含在列宁公式当中，为列宁公式的一个变种。因为两个之间在这里争论的并不在于公式本身，而是在于对于俄国农民有无独立的革命作用之估量。 托洛次基与列宁的带测探性的估量相反，他自始至终认为俄国农民不能有独立的领导的作用，农民的运动必须在城市阶级领导之下方能成功，在俄国情形底下农民革命要能胜利，就必须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公式而反对那可以作种种不同解释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 但既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农民处于赞助地位，则此专政虽负有解决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却不能限止于这个任务的。一旦占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不能不采取办法愈来愈甚地侵犯着私有财产权，即不能不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了。如此，专政便失去了[民主性]。[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之不适宜，不仅因为它未曾明确说出工农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且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为它表明只限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便由此进一步去争论革命前途和革命任务等问题了。 我们现在试将列宁和托洛次基两人间关于俄国革命各种问题的意见做个对照如下： 俄国革命以什么阶级为动力呢？——列宁说是工人和农民；托洛次基说：主要动力是工人，农民则限于赞助工人之作用。 俄国革命要解决什么任务呢？——列宁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托洛次基说除了这些任务以外还要解决某几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因为民主任务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解决的，但无产阶级专政本身就不能不采取若干种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 俄国革命有什么前途呢？——列宁说是资本主义的前途；托洛次基说是非资本主义前途，即社会主义的前途。 那么俄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呢？它还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么？对此问题，托洛次基回答道：是又不是。他说，这问题不能依靠形式的定名来解决的。须看事变后来的发展如何。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结果被其他阶级所推翻了（这些阶级之中也有受无产阶级所解放的农民在内），革命就要保持在资产阶级性质范围之内，——反之，无产阶级若能发挥其政治统治的一切手段，冲出俄国革命的民族界限去，那么革命就可以成为社会主义世界纪元的先驱。俄国革命究将达到什么阶段？——这个问题只能容许一种条件性的回答。 说到这里，读者一定要责问道：上面曾经说过俄国一切马克思派都认为俄国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现在又说托洛次基否认或至少不敢确定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中间没有矛盾么？ 这个问题且让托洛次基自己来回答。他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中写道：[我从来未曾在真实的历史任务方面否认过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我不过是在动力方面和前途方面否认它。] 由此可见，一时说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一时又说俄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性，这中间并没有矛盾。这全看说时的注意点在那方面：在任务方面呢，在动力方面呢，在前途方面呢？ 不仅托洛次基如此，列宁也是这样的。一九〇六年列宁在考茨基一篇论文前写了几句话，说道：[在俄国的革命不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不是现时革命运动的动力了。]我们大家知道，列宁在他处，在此时前后写的文字中，又有许多是确言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本身也是出于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质，即它的落后性，迟起性。这个特性，使得俄国资产阶级不能成为自己的革命的动力，不能解决自己应负的历史任务，而必须其他阶级代它去解决这些任务。此外，代它解决历史任务的阶级又是它的掘愤者无产阶级，而在这世界历史时代，无产阶级既能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便不能限于解决这些任务而必然要提出并相当解决自己的革命任务了。 读者又要责问道：列宁不也曾说过俄国革命有非资本主义之前途么？他不也曾说过俄国民主革命将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么？那么在革命任务和前途方面，列宁不也是与托洛次基完全一致的么？ 但是不然，列宁一般反对*托洛次基的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之见解。他认为工农民主专政只能限于完成民主革命，而社会主义革命须待民主革命完成而且推动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列入议事日程。他所谓两革命之间的生长，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的话，就是含着这种意见。总而言之，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开始，而未曾断定民主革命本身非无产阶级专政便不能完成的，即非开始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若干步骤便不能完成的。列宁把西欧革命反响看做开始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条件，在西欧革命未曾反响于俄国以前，俄国革命只能有资本主义的前途。这一点，他在[两个策略]中说得很清楚，我们试摘引几段如下： [马克思主义者自然相信现时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性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在现时俄国成了必要的那些政治制度上之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上的改革，其本身不但不会破坏资本主义的基础，破坏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且相反，这些改革恰恰能够肃清大道，使资本主义得以普遍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统治成为可能。] [资产阶级革命是这样一种革命，它不超过资产阶级，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表现资本主义要求发展的革命，它不但不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扩大这个基础。]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已为一般的情形所详细证实，也是为俄国情形所证实，而从这些原则所得的结论，就是：要救工人阶级，除了在资本主义今后发展中去找出路以外，想在任何地方去找出路的见解都是反动的。] 第5节复活了的不断革命论 我们试把托洛次基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形成的俄国革命观整理成一个概括的系统如下： 俄国正在面临着一个革命，这个革命仍是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农奴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即其任务是要从封建农奴制度之下将资本主义生产力解放出来，并造成种种顺利以供这个生产力发展的。 这里说的是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的列宁。 但这是一个落后的或历史上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话就是说：一来它不是发生于世界资本主义初期而是发生于世界资本主义晚期，即世界已经成熟了无产阶级种革命时候；二来就俄国本身说，国内资本主义也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造成了一个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力量集中，而且有阶级的觉悟。在这种情况之下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当然与历史上所见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的，它既大异于十九世纪以前荷英美法诸国的革命，也不同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的革命。俄国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其民族解放和统一意义比过去诸国革命少些，因为俄国本是一个独立的和集权的国家；但其土地制度改革意义则比过去诸国革命大得多了，因为俄国农奴制废除得最晚，农村还保持着半农奴制的关系。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应以土地革命为基础，即必须消灭地主阶级和以革命手段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连带着不必须推翻专制政治。可是俄国资产阶级，一方面感觉无产阶级的威胁，他方面又与地主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它不能领导和完成这都是个资产阶级，它尤其不能领导农民去完成土地革命。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中压倒的多数，农民在革命中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乡村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联合行动就可以推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至于完成。工农联盟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不仅反对贵族地主而且反对资产阶级自身，——这是自有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第一次。但是农民本身在革命中没有独立的作用，尤其没有领导的作用。过去历史上的农民运动都须在城市某一部分资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胜利的，而这部份资产阶级得到农民暴动赞助往往能够取得政权。农民运动在俄国革命中无论如何重要，但其没有独立性和领导力，则仍旧一样，所不同的乃在某些方面俄国资产阶级已不能领导农民了，代之而起的城市阶级是无产阶级，它将领导农民，并得农民赞助而取得政权。工农联合革命成功的政权乃是[得到农民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有成立和保持这个政权才能解决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任务。俄国资产阶级引到无产阶级专政去。 但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革命并不因之停止，失败的阶级的反抗，以及同盟的阶级的分化和斗争，时时迫得无产阶级不得不日甚一日地推引本阶级政策，侵犯私有财产关系，采取若干社会主义手段。换一句话说，为了建立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原故，革命不能不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并相当解决之。 俄国无产阶级专政能解决无产阶级革命任务至何种程度呢？即能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走多远呢？那是不能前定的，那不仅要看那时俄国国内状况如何，而且要看那时欧洲以及整个国际状况如何。俄国革命若能推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则欧洲革命可以转过来保障俄国无产阶级政权，而俄国追随先进国之后可以走到社会主义。否则单独一个俄国是不能走到社会主义的。 以上便是一九〇五年复活了的不断革命论。 不断革命论被人掩埋在故纸堆中足足半个世纪长久了，至此时才复活起来。这复活是毫不奇怪的，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不断革命论本来是从考虑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问题上，或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关系的问题上，发生出来的。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提出的以及俄国革命家之间纷纷辩论的，不正是这个问题么？ 现在我们再看在上述公式中究竟那几点再现俄国革命的[不断性]呢？第一，俄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从民主革命之中必然生长出来的，而且非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俄国民主革命本身也不能完成。二个革命之间不能隔着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时代。第二，社会主义革命本身也将是不断发展的。从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起到社会主义成功，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不必要时候为止，这中间的过程必然带着政治的性质，即表现社会各种人群之间的合作和斗争。这是一个动荡过程，外战和内争与和平的改革相互间隔着；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道德、习惯等等就在复杂错综的相互影响之下变化着，不容许社会达到什么中间的均衡状态。第三，从俄国一国的革命到世界的革命也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范围内开始，但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已经超出一国范围以外而要求全世界为其发展范围了；资本主义如此，比资本主义生产力更高的社会更不能自限于一国范围以内。所以无产阶级专政若长久限制于一国范围以内，结果将因国内的和国外的种种矛盾而不能维持下去。唯一的出路只有依靠若干先进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一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练条中之一环罢了。 本章第四节已经说过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关于俄国革命的争论了。读者一定要问道：列宁是否反对以下论述的整个的不断革命论呢？ 不，列宁并不反对不断革命论本身，他争论的只限于这个理论中的某一问题，即农民在革命中作用的问题，及与此联带关系的俄国革命中能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和不断性，则列宁和托洛次基毫无争执的。此外，托洛次基的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完成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观点，其根本论据还是从列宁的见解推演出来的。以后，一九一七年革命时候，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争论又完全消灭了，列宁放弃了[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化而采取了[无产阶级专政]公式。由此可见，这复活了的不断革命论，虽然联系于托洛次基名字，但也可以说是列宁和托洛次基二人共同提出的。 一九一七年革命过程如何符合于不断革命论公式，以及列宁和托洛次基二人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中如何联合一致反对那些否认不断革命论的[老布尔雪维克派]，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详说。第四章则将说明这些所谓[老布尔雪维克派]于列宁重病中和逝世后，如何扩大列宁和托洛次基二人在革命前的旧争论，而把列宁说做[至死都反对不断革命论的。]（见斯大林某次演说）现在只限于说说一九〇五革命当中列宁和托洛次基之间的关系。 一九〇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上发生的布雪维克派和门雪维克派分裂时候，托洛次基是站在以马尔托夫为首的门雪维克派一边而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雪维克派的。但这分裂当时是为了组织问题，即有名的关于党章第一条的争论，而非为了政治问题；布尔雪维克派和门雪维克派两条政治路线之间明显的对立，在分裂之后渐渐形成起来。固然可说，这分裂一开始便是以后来的两条路线为背景，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即托洛次基之站在以门雪维克派一边与布尔雪维克派相对立，决不是为了政治路线问题，而是为了组织问题。在政治路线方面，托洛次基反而是站在布尔雪维克派方面反对门雪维克派的。此外，托洛次基之参加门雪维克派只有短短的插话的意义，他在政治上始终不属于门雪维克派，分裂之后不到一年他在组织上也与门雪维克派脱离关系了。从此时起直至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是个超然派，与那主要的两派都无组织关系。他便以此地位参加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在革命中而且是重要的领导者之一（第一个苏维埃的主席）。革命过程中，他在重要的策略问题上与列宁完全一致。布尔雪维克派的第三次大会上，克拉辛提出而得通过的关于临时政府的议决案就是托洛次基起草的；彼得格拉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治议决案十之八九都是托洛次基起草的，列宁的机关报[新生活]以及列宁自己都拥护这些议决案；革命失败之后，托洛次基在狱中写了一本论策略的小册子寄出来，与列宁主张相合，由列宁付印出版，列宁而且托人告知托洛次基以他同意的话。 读者也许以为列宁仅在策略方面同意托洛次基，而在革命论方面仍旧反对他么？可是不然，一九〇五年托洛次基发表他的不断革命论引起了资产阶级报纸狂热反对时候，列宁曾主持的[新生活]报替他辩护。当时资产阶级报纸[我们的生活]曾图谋将列宁的[更合理的]观点与托洛次基的[不断革命论]对立起来，布尔雪维克派的[新生活]报于是回答道： [这话完全是胡说。托洛次基同志说，无产阶级革命若不停止在第一阶段而又猛烈压迫那些剥削者，就能继续它的道路走去；列宁则指出政治革命不过是第一步而已。{我们的生活}报上那个政治家要在这中间寻出矛盾。……整个的误解出于的下二个原因：第一，{我们的生活}见{社会革命}名词就害怕起来；第二，这个报纸希望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发生尖锐的激烈的分歧意见；第三，托洛次基同志用了{突然一击}这个譬如的话。托洛次基同志在{发端}报第十期上毫不含糊地解释他的这个观念道：{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无产阶级的胜利。但这胜利反过来也就是革命的继续不断发展。无产阶级实现民主的根本任务，而其为保障其政治统治之直接的斗争又使得纯粹的社会主义任务于一定时机提了出来。社会民主党的小党纲中存有一种革命的连续性。这并非[一击]，并非一日或一月的事情，而是整个的历史时期。要预先确定这个时期之久暂，是不合理的。}] 我们从[新生活]报替不断革命论辩护的话可以知道列宁在不断革命论根本方面与托洛次基并无争论，他们二人所争论的仅是其中某一点，即工农之间政治的关系问题。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了，不仅未曾不断发展下去以至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连民主的革命也是未曾成功的。在无产阶级大罢工之下帝制政府虽然第一次屈服，答应要实行宪政，但后来毕竟用武力打破工人以及一般革命民众的反抗。革命消沉了十二年，至一九一七年才重新爆发，得着最后的胜利。而这一次是按着不断革命论进行的。 我们能够说一九〇五年还未曾成熟不断革命条件，那是提出这个理论征嫌过早么？不，不能这样说。不断革命论是估计革命胜利前途，而非估计革命失败前途，——这是第一。第二，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也从反面证实了不断革命论，即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任务毕竟是不能解决的。最后，革命的经验又告诉我们以无产阶级地位之重要，因为帝制政府之不得不答应立宪这一件事，不是自由派资产阶级之政治的反对迫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无组织的暴动迫出来的，也不是知识份子的恐怖主义行为迫出来的，而是工人大罢工迫出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是莫能与争的了。这正是不断革命论所要证明的。 但最后的证验还须等待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 上一篇 下一篇
第1章不断革命论的发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 第1章不断革命论的发生 提起不断革命论时，一般人总要把这个理论同托洛次基名字联系起来，仿佛以为这是托洛次基独创的理论。其实，倡始不断革命论者，是马克思而非托洛次基。 距今九十二年以前，即一八五〇年三月间，在伦敦的[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发了一篇长通告给各支部，归纳德国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两年革命教训，并指示德国工人革命党在今后德国革命之中应当采取的路线。通告末了一句话说道：[他们（德国工人）的战斗口号必须是：不断的革命。]这通告是出于马克思的手笔，其中第一次发挥了不断革命论。 这个原始的不断革命论，可以拿通告之中一段话说明其要义：[正当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于上述要求大部份解决之后要尽可能快地终止革命时候，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使革命成为不断进行的，一直到一切或多或少占有财产之阶级都被逐出政权了，一直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一直到无产者组织（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内）进步到了这个程度，使得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已停止了竞争，至少有决定作用的生产力已经集中在无产阶级手里了。]这段话说得很明白：德国革命（与过去先进的英法诸国革命不同）不应当停止在民主的阶段上，达到民主阶段之后还需继续革命下去，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了自己理想的革命为止。 要明白马克思何以有此主张，必须先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革命有什么特点与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和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不同的。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轮到德国时候才第一次有近代意义的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 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尚没有近代工业，只有工场手工业，因之尚没有近代无产阶级，只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工匠和城市贫民——这些人并不是近代意义的无产阶级，至多只能说是无产阶级的祖先。法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时，英国已有工业革命了，以蒸气为动力的机器亦曾输入法国，法国亦曾兴办近代工业，因之也有近代无产阶级存在了。 这篇通告，以后附印于马克思著的[关于在柯囚审判的共产主义同盟案件之暴露]书里面，此书颇生疏，从未译成中文出版，因此这篇有名的通告颇不易见。这里我们不得不多多征引它。 但在手工业大海之中若于机器工业岛屿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近代工业工人并未能于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独树一帜，还是被小资产阶级群众吞没了去，小资产阶级以其地位和理想并不能超出资产阶级社会范围，它不能建立一个比资产阶级社会更进步的社会，它不能进行一个比资产阶级革命更进步的革命。在此情形之下，资产阶级革命一经实现了其民主任务便不能再向前进了。即使一部份群众不满意于资产阶级革命，而图谋推动革命向前跳跃一步，但结果革命还是要回到资产阶级轨道来的。法国革命高潮中的疯人派和以后的巴褒甫派之无效果的努力，便是事实上的证明。 德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五十年。这短短的半个世纪是西欧经济生产焕然改观的时代，不仅英国和法国食革命之利将社会基础建立在近代机器工业上面了，连未革命的德国也发展了近代机器工业，尤其在沿菜茵河的大城市里。德国已经存在了近代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很多，但就其在生产中的地位说来，已经成为社会上一种重要的势力了。 德国无产阶级那时不仅是自在的阶级而已，它已经由自在的阶级而为自为的阶级了。它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它能提出自己的要求，而科学的社会主义创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之皆诞生于德国，也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的兄弟，法国无产阶级，走得更远，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高举社会主义革命之旗帜了。 迟至此时（一八四八年）发生的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当然要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即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或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相互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是没有先例可援的，因为先进国行过的革命并未曾提出这个问题。 马克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们试分一八四八年革命前的时期和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的时期来考察。马克思在革命前的意见可以拿[共产主义宣言]（一八四七年）为代表，革命后的意见可以拿上面说的那篇通告（一八五〇年）为代表。 [共产主义宣言]第四章内，马克思说道：[共产主义者所以特别注意德国，因为德国此时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夜，而此革命发生时欧洲文明是比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和十八世纪法国革命时更进步的，德国无产阶级也比上述两国革命时无产阶级更进步，因此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之直接的先驱。]这几句话表明马克思当时已经指出德国革命这个特点，即与过去诸国革命不同之点了；同时也表明他认为：在此条件之下无产阶级革命将直接资产阶级革命脚钟兴起来。 那么在这种资产阶级革命当中无产阶级应当怎样呢？同一章内，马克思说道：[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表现自己是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就要同他拱手作战，以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但共产主义者绝不放过一个机会去提醒工人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以便德国工人能够利用资产阶级上台后后必然建立的种种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作为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能够于德国反动阶级下台后立即开始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换一句话说，共产主义者应该赞助资产阶级去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去代替封建阶级执掌政权，然后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 马克思——或宁可说整个共产主义同盟——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作用的这个意见，恩格斯说得更加明白。恩格斯同一年写的一篇文章[一八四七年革命运动]中，最后一段很动人地说道：[资本家老爷，你们尽管勇敢向前斗争去罢！我们现在需要你们；这里和那里，我们甚至需要你做统治者。你们不能不肃清中古残余和君主专制，替我们铺平道路；你们不能不消灭宗法制度；你们不能不集中行政；你们不能不迫使具有多少财产的阶级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者以扩大我们的队伍；你们不能不拿你们的工商业造成了物质的条件，便利无产阶级达到解放。为了酬劳，我们将允许你们统治一个时候。颁布你们的法律罢，舒展你们的威风罢，在帝王宫殿铺设你们的筵席罢，讨那些美丽的公主做你们的老婆罢，——但不要忘记了：刽子手在门外等候你们！] 这种意见，在当时，革命尚未发生以前，本是很自然的。德国无产阶级自然要参加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它与英法二国革命时它的前辈不同，它不能限止于资产阶级革命，它要实行自己的革命，这二个革命之距离是不会长久的。可是如何赞助资产阶级去革命呢？如何利用资产阶级造成的种种条件去反对资产阶级呢？如何开始无产阶级革命呢？这些中间阶级在两种革命之间采取什么立场呢？这些都是尚没有经验可为依据的。 一八四八和一八四九两年的革命供给了经验。德国资产阶级胜利了，一八四八年三月运动之后它就夺占了国家权力。但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未曾胜利。资产阶级利用它新得的权力，不是为了肃清三月间失败了的封建势力，而是为了打击它的战友，打击德国无产阶级，使之回到旧时受压迫地位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不能不与三月间被推翻的封建势力联合起来，甚至不能把统治权奉还于封建专制党派，虽然如此，资产阶级还是紧紧抓住那些条件的，为了政府财政困难原故，这些条件最后仍将使得权力落后于资产阶级手中并保证它的一切利益的——只消革命运动现在就能退到所谓和平进化道路去。]可见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并不能使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道路上比当初法国资产阶级多走一步，反而少走得多了。现在，一八五〇年，革命失败之后，[德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一八四八年扮演的角色，就要由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来扮演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现在同一八四八年以前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处于反对派地位，它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也要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一样背叛民众的。对于工人来说，这个小资产阶级比那个资产阶级还更危险些。]小资产阶级党派现在自称为[共和派]或[红党]，但[他们改变他们的名称，却未曾改变他们对于工人的态度，不过表明，为了与那联合专制势力的资产阶级对抗原故，他们要靠无产阶级赞助的。]（以下均见一八五〇年三月[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的通告]）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有力的，它不仅包含城市中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店主，小厂主，它而且领导着农民和农业无产阶级，——当后者尚未在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身上找到靠点时候。革命的工人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应有如下态度：党与民主派共同前进去反对党所要推翻的那个党派，但是当民主派要为自己稳固立足地时候，其一切的举动，党都要反对的。]（同上通告）最后几句话拿来同[共产主义宣言]关于自由派资产阶级说的话相比较，就可显出马克思在革命前后意见之差异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以前，马克思虽然明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敌对，虽然也知道资产阶级胜利之后要利用新得权力以反对无产阶级；但他总认为资产阶级至少要为自己利益去肃清封建制度，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即至少要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应当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然而两年革命的教训使他明白了，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不一定会肃清封建制度，造成资本主义发展条件的，不一定会建立种种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让工人拿去作武器来反对它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权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不是一回事，是两回事，有时甚至是互相反对的两回事。我们应当将此二者分别开来。工人固然要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但是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做统治者，工人不能允许资产阶级统治一个时候。工人一开始就要反对资产阶级新得的政权，不使之稳定，给它许许多多困难，一有可能就推翻它。对于资产阶级政权如此，对于小资产阶级政权亦然。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去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当小资产阶级[要为自己稳固立足地时候，其一切的举动，党都要反对的。]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教训使马克思明白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间的关系，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先驱，其关键乃是政权的推移问题。资产阶级革命一开始，无产阶级就应当努力使政权尽速脱出封建专制党派之手，但又不使之稳定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或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以及一切多少有财产的阶级手中，而应当使之赶快落到无产阶级手里来，然后能保证社会改造成功。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 在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我们的利益和任务就是要使革命成为不断进行的，一直到一切或多或少占有财产之阶级都被逐出政权了，一直到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 但是怎样才能使革命成为不断的呢？——即怎样才能使政权不稳定于那些多少有财产的阶级手中呢？在同一通告中，马克思说道：[要公开表示不信任新的政府。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的工人政府，与新的正式政府同时并存；这工人政府或者采取市政委员会形式，或者采取市政董事会形式，或乾采取工人俱乐部形式，或者采取工人委员会形式，总之务使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不仅立即推动工人的支持，而且一开始就觉得受了其他权力所监督和胁迫，这其他权力是有全体工人群众为后盾的。一句话：从胜利的第一顷刻起，我们的不信任心就不是对着那失败的反动派了，而必须对着我们以前的盟友，对着那个党派，它要利用共同的胜利为了它自己的目的。]（同上通告） 我们现在知道这原始的，即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第一次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究竟是什么了。 我们试以整个的德国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迟起的资产阶级革命为根据来分析这个不断革命论。 人们首先会指出：马克思是错的，因为历史上所见的德国革命并未曾依照马克思这篇通告所说的[不断革命]进行下去的。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预告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在此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将推翻资产阶级自由派而取得政权，——这个革命并未曾发生。不错，不仅德国，连英法意诸国，革命运动也从一八四九年以后渐趋低落以至于平息了。资本主义在全欧洲范围内大踏步向前发展，已经成功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如英法，资产阶级政权固然发展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国家，如德国，反革命的贵族地主政权为了自身利益也不能不追随先进国之后发展资本主义的。但那是怎样一种发展方法！代表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处于反对派地位，而障碍资本主义的贵族地主则操持政权，资本主义之发展以双方妥协行之，以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如扫除农业上封建关系，统一民族国家，建立民主共和国等等，在法国是几年之间以快刀斩乱麻手段完成者，在德国则经过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至几十年长久，还不得完全完成。 不过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并未曾不断发展下去，从资产阶级政权阶段到小资产阶级政权阶段，再到无产阶级政权阶段，——则是历史的事实。德国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到德国一九一八年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了一个德国资本主义大规模发展阶段，这也是历史的事实。 造成这个历史事实的，除了因无产阶级干涉革命原故资产阶级宁愿屈服于地主贵族以外，全欧洲资本主义之尚有大发展余地也是主要原因的。这一点马克思以后就明白了。一八五〇年共产主义同盟还是一致认为欧洲即将有革命爆发的，但以后不久，关于这个问题同盟之中发生了争论，马克思一派明白革命已成过去了，必须等待下次危机到来才有革命可言，其他一派则以为革命局势还在继续着；争论结果至于分裂。恩格斯后来曾承认他们当初对于资本主义前途之估计是错误的。但这是事实估计错误，而非方法错误。落后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已经发展至有个自觉的无产阶级了，但尚未行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要澈底解决其民主任务，革命就必须不断发展以至于政权一一脱离有产阶级之手而落入无产阶级之手。马克思这个不断革命论公式可以用于一八四八年的德国，可以用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也可以用于一九二七年的中国，以及今后一切合于上述条件的落后国家。 这是原始的不断革命论公式，不是后来发展了的公式；这原始公式化和那后来公式之比较，恰如初发的树苗和长成的树木之比较：虽然一个简单一个繁复，但繁复的能在简单之中找到萌芽。 发展了的不断革命论，即与托洛次基名字不能分离的不断革命论，是以后几章的主题。我们以后将可看见托洛次基的理论，其若干重要之点如何早以萌芽形式包含于马克思的理论之中的。但这里我们要说一说两个理论，或一个理论之两个不同的阶段，对于农民在革命中作用是怎样估量的。 托洛次基认为俄国农民虽然能够赞助无产阶级去推展革命，而且必须赞助无产阶级才能够使得革命胜利，但在革命中农民没有独立的作用。马克思的通告则还以为德国农民是赞助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惟有农业无产阶级能与工人联盟。[正如民主派与农民联合一样，工人也必须与农业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马克思也是因为把农民看做小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所以一八五〇年时还在期待小资产阶级即将发动一个革命，夺取政权并施行自己纲领的。但这一点马克思确实是错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毕竟没有发动一个自己的革命，没有获得政权，而且是不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走上革命舞台以后，不仅资产阶级自由派不敢推展革命，连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独立进行其自己的革命了。法国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阶段是不能复现于德国革命了。这一点，马克思后来也明白了的。正如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之背叛革命使它推演出不断革命论公式一样，一八五〇年后小资产阶级之无力革命又使他发生农民赞助工人革命之思想。一八五六年，即那篇通告写成之后六年，他写信给恩格斯说：[德国的一切事情，全靠有个农民战争的再版能够赞助无产阶级革命。那时事情就是非常之好的。]如此，农民不是赞助小资产阶级了，而是赞助无产阶级；工农联合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必要的，但既然赞助无产阶级革命，可见农民在革命中并没有领导的或独立的作用了。 一八四八年革命潮流失败，反动势力巩固下来，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公式未曾实现。从那时起，直至一九〇五年，除了巴黎公盟昙花一现之外，世界没有革命，尤其没有落后国的革命。革命被人忘记了，不断革命论更加被人忘记了，但[马克思主义]流行起来，其他的社会主义学说都退避三舍了。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人，形成了一种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或迟或早要施行民主制度的，无产阶级将在民主制度之下一步进一步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去。不错，关于从民主制度到社会主义之过渡，有一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过渡时候民主制度本身将渐渐充实了社会主义内容，无需乎暴力革命，另一种则以为过渡时候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二者都认为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二个完全隔离的阶段，其间距离且是很久的。二者都与不断革命论站在相反的立场。 不断革命论完全被人忘记了，它好像是死了的，但过了半个世纪之后它又复活起来了，那时是继德国之后另一个重要的落后国走到了资产阶级革命。 上一篇 下一篇
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 导言 亲爱的读者，在你面前放着的是一本论政治的，或宁可说是论革命的小书。 这本小书能排成铅字印出来置于你的面前，将不知是何年何月何日的事；但无论你读到这本小书时候中国和世界变成了甚么局势，你能知道一下作者写时的局势，对于你暸解小书含有的内容及其表现的形式，总是有裨益的。 这本小书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代。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分成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领有殖民地较多的强国英美荷比等形成了所谓『民主阵营』，被剥夺了殖民地或领有殖民地较少更难适应于自国生产力发展的强国德意日等则形成了所谓『轴心阵营』。苏联，以其孤立的工人国家资格，起初则默助轴心国征服民主国在欧洲的据点，直至完全打破法国的抵抗力；然后又与民主国同盟，坚强抵抗轴心国的进攻。现在，这一次世界革命浪潮所造成的工人国家正式参加战争已有一年零三个月了。这几日最大的战争在高加索，是斯大林格勒（即察利津城）之争夺战。埃及以至整个近东正在酝酿一个大战。全世界未曾直接参加战争的国家，较重要的只有西班牙、土耳其及瑞典。轴心阵营的盟国日本和民主阵营的盟国苏联，尚在远东方面相互维持着『中立』；即是说苏联不干涉太平洋的战争，日本也不干涉东欧的战争。 中国参加了这场大战，而且在主力战未曾爆发于欧洲之前就在远东作战了。 从中日战争算起，这次大战已经过了五年，超过了第一次大战的全时间，即使从德波战争算起，也已经过了三年了，超过了第一次大战开始至俄国革命爆发之时间。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国家爆发革命。现在还望不见黎明。从各交战国被检查过的新闻之下，我们究竟也知道了印度广大民众反抗大英帝国统治的运动，爱尔兰北部六郡的分离运动，以及欧洲战败国内反抗德国统治的种种民众骚动。 除此以外我们只看见战争，战争支配了一切，战争是一切。人们为战争忘记一切。人们为战争忘记了革命。 从现在追溯过去一百年，世界没有一次大战不诞生革命。第一次大战诞生了俄国为首的若干国家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硕果苏维埃联盟且为第二次大战的主角之一。日俄战争诞生了俄国一九零五年革命。普法战争诞生了法国巴黎公盟（即巴黎公社，下同──编者）。拿破仑战争催促了东欧诸落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拿中国来说，义和团战争之后有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之后有太平天国革命。这百年来，你能够举出一次大战没有革命为后果么﹖ 那么你应当认识得：此次大战也要诞生革命的；我们将有第二次世界革命浪潮。 但是此次大战与革命之关系还不止上述那一点。此次大战不仅要诞生革命，而且本身就是第一次革命浪潮趋于失败之后果，——至少就此次大战发生的形式说来是如此的，第一次大战与此次大战其差异点之一，就是：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发生以前，欧洲诸大国已没有革命浪潮了，那时离巴黎公盟将近半个世纪，欧洲诸国资本主义在此期间和平而坚定地发展，这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黄金时代，不仅资产阶级分子忘记了他们父祖时候的革命，连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人也以为从今以后革命将不会发生哩。不错，一九零五年，即大战前九年，俄国曾起过一次革命未曾成功，这革命还影响于东方，波斯、土耳其、中国。但是俄国是个『野蛮的』国家，东方诸国是些更『野蛮的』国家。在这类国家里，——改良主义者推论说，——革命也许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则革命既无必要更不可能。总之，一九一四年以前，除了少数极左的社会主义者外，欧洲人已经忘记革命了。此次大战则不然。从上次大战至此次大战以前，世界是处于革命浪潮此起彼伏之中。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芬兰、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中国、西班牙有一次、二次、三次的革命；英国、法国、美国有大罢工潮；爱尔兰、埃及、摩纳哥、叙利亚、阿拉伯诸国、印度、伊朗有求独立的运动。可是除了俄国，一切革命运动都失败了；而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又陷于官僚主义的腐化。如此，第一次大战时历史提出来的任务，就全世界范围来说，并未曾解决了多少，然后新的大战才成为不可避免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次大战纯然是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之不可避免的结果。此次大战则是一九一七年开始的革命浪潮失败之结果，并非纯然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避免的，因为假如这个革命浪潮能够在俄国以外若干大强国取得胜利，此次大战就是完全可以避免了的，若能在发酵最烈的德国、中国和西班牙取得胜利，则新战争虽非不能完全避免，但可以延迟更久才发生，而且表现与今不同的形式。 无论在此次战争起初几年中全世界革命运动如何消沉，如何被人视为无望的或不可能的，但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在这个时代战争决不能代替革命去解决历史提出来的任务。战争并不能消灭革命，只能压抑革命至某些时候罢了，过了这个期限革命仍旧要爆发出来的，而且以更猛烈的姿态爆发出来。 此外，帝国主义大战又有一点与历史上他种战争不同。即是：帝国主义大战以其规模之空前武器，破坏力之空前，对社会各方面影响之空前，苟非受革命干涉或在革命威胁之下，是难于终止的；如果按着战争自身的逻辑发展下去，将会毁灭人类本身或至少使人类文明倒退到二三百年以前去。 为了战争不能代替革命去解决任务，又为了战争自身亦须待革命去解决，所以我们在战争时候切勿因革命运动一时的消沈而疏忽了革命问题；恰好相反，我们更应当为革命而准备一切，首先准备自己，庶免一旦革命爆发，自己落于浪潮之后。 革命有其客观的法则。革命解决历史提给他的根本任务。每个阶段历史各有适合于本阶段的任务提出来。世界国家既非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上，其待决的任务自然不会相同的；即使有几个国家同处于一个历史阶段上，但因各自的过去历程不是完全相同原故，其待决的任务也不会完全相同的。由此，在总的革命代数之下就产生出种种繁复的革命算术了。 我们从事或准备某一个国家底革命时，应当先明了这个国家处于人类历史发展上何种阶段，它过去发展和现时状况有什么特点，它与其他国家发生如何关系，然后能知道这个国家的革命究应解决些什么根本任务，以及如何去解决等等。 但是这本小书并不是按照上述种种项目去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以及现在达到的阶段，其详细的研究，不属于本书范围。本书也不能详细列举历史提到中国革命面前的那些任务以及解决方法。这种种问题的研究需要写一大本书，或几大本书。我们这本小书只想尽可能详细而通俗地解释一种革命理论，即所谓[不断革命论]，——这是我们研究上述种种问题时候不能不首先了解的。 不断革命论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上究竟占据何等重要位置，——恐怕大家都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我们试来说一说。 马克思主义未曾输入中国以前，中国的革命者如何设想中国的革命，我们姑置勿论。我们如果把一个学者从日文或西文介绍马克思主义来中国之时代除开不算；再进一层，我们如果把学者们应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思想之时代也除开不算；那么马克思主义这家正式输入于中国，即它在中国成为一派有力的思潮，是不能不从五四运动以后算起的。文化的讨论，进而为政治的讨论，再进而为社会主义的讨论，接着发生了工会运动和罢工潮流，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生了根而发展起来了。当然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应用于革命的学说，尤其是应用于无产阶级主持的或参预的革命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及初成立的时候，中国一般革命者如何设想中国的革命呢？那时关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等等，人们有什么确定的意见呢？可说是很漠糊而又复杂，但无论如何绝没有那种不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能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致而坚定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后才成立起来的。这个一致而坚定的意见陪伴中国共产党经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直至于一九二九年中国斯大林派和中国托洛次基派开始分裂的时候；分裂以后又陪伴斯大林派的中国共产党一直到现在；以后还要陪伴这个党去参预第三次革命，而有可能使这个党或这次革命本身被它葬送去的。 中国革命党和俄国革命党，发展历史上诸重要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党内关于本国革命根本问题之争论，在中国是组党之后将近十年才开始的，在俄国则此种争论发生于组党以前，争论本身就是党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诸原素之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或其中的一派，如果没有了关于俄国革命诸根本问题的争论，则我们殊不能想像其行动及其藉以行动的政策了。两国革命党之间有此不同点应当怎样解释呢？这一部分地可拿本书要说到的[不平衡发展律]来解释，即是：较落后的国家不能亦步亦趋地跟着较前进的国家走，较落后的国家有时必须跳过较前进的国家发展上某些阶段。中国共产党存在和发展之未曾依赖于党内关于革命问题的争论，正如中国工厂里设备的最新机器不是本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发明和监造出来的一样。第三国际创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三国际供给中国党以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现成答案，第三国际定下了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但是正如最新机器之输入不能停止中国的科学的工程研究一般，中国革命党也是不能更久延缓关于革命诸根本问题之争论的。中国革命党如果要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从近十余年经验看来，仍旧是不能不以这种争论为自己存在和发展诸源泉之一的。 一九二九年是中国革命史上值得记忆之年，这一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意义深远的争论而开始分裂两党。 这个争论正是沿着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等问题向各方面展开去的。托洛次基派认为中国革命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完成其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但既有无产阶级专政，则革命自然要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而带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性质；斯大林派则认为中国革命非先完成（或者说：徹底完成）其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便不能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民主任务未曾完成以前，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在[工农民主专政]阶段时中国行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称[国民革命]）。托洛次基派以中国经济上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和直接统治地位为理由业辩护他们的主张；斯大林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上都是封建关系占据统治地位。 由这个原则性质的的争论又引出了策略性质的争论。托洛次基派以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已完结于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了，第三次革命不知何时到来，此时（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处在二个革命间的反动时代，资产阶级统治已因革命失败而稳定了，政治稳定乃是经济复兴之前驱，无产阶级将因经济复兴而从打击之下苏醒起来，将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将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发动第三次革命，但在此以前我们鼓动和行动口号不应是苏维埃武装暴动，而应是国民会议和一般民主运动。斯大林派则不承认第二次革命已经完结，他们以为此时（一九二九年）我们是处在一个革命的二个浪潮之间，第一个浪潮虽然退去，但第二个浪潮不久就会到来的，我们仍须继续一九二七年末四五个月的政策，即武装暴动和组织苏维埃，不过从城市移到乡村去罢了。日常的运动，连文化运动，文艺批评，学术研究等，也都渗透了这个大争论。 起初争论只限于党内，秘密的会议，秘密的通告和秘密的定期刊物。但随后，争论越出了党的范围，甚至越出了同情者群众的范围，而成为普遍全中国几次大争论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争论成了著名杂志的课题，成了著名学术团体的讨论对象，甚至成了若干大中学校的必修功课或选修功课。可是争论既然[公开]，当然要呈现为公开的形式，因而渐渐避去与革命党政策直接有关的部分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以及中国农村经济性质论战，其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争论[合法化的]反映是尽人皆知的。但关于上古史真伪的论战，关于中古偏僻朝代的研究，关于一般考古知识的倡导，至少就其成为流行的风暴一点来说，归根结底不是为了证明中国封建制度从秦始皇开始呢，或反之到秦始皇帝时代就终结了呢，——又为了什么？学者们把中国封建时代移后，无非为了证明当代中国究竟是封建关系占统治地位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而已。中国的党派从最右的以至最左的没有不参加这个争论的。 争论的合法化，一方面证明它是全中国人注意的焦点，另一方面也是它的不幸。参加争论的人，尤其是一般文化青年，忘记了或根本不知道：这争论的，归根结底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因之是关于中国革命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此外，中国革命之为资产阶级性或无产阶级性问题，并非纯然依靠中国一国的发展阶段如何来决定的。证明了当代中国是封建关系占优势，或反之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这仍不能立即决定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何况所谓某种关系占优势的话是从什么视角去判断的呢？革命家的视角，和社会学家或历史家的视角，在判断此问题上显然不同。以上这些都是不断革命论应该涉及的问题。 争论愈扩大，愈合法化，我们托洛次基派的主张就愈受他人攻击。我们是中国唯一的党派，确认中国第三次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其他的党派都一致否认有此前途。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是孤立的。[你们的主张如果是正确的，为什么得不到多数人赞成呢？为什么其他的党派都反对你们呢？]——有人如此非难我们。但这非难没有多大价值。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争论是发生于革命大失败后群众情绪愈来愈加消沉时候，此时真正的革命党派对于革命诸根本问题的意见本难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革命者应当以真名称呼实物，应当说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不管此意见能得多数人赞成与否。革命者应有逆流前进之精神；应有独自抵抗其他党派联合攻击之决心。但是，除了这一般的原因以外，我们的意见之不能为比较广大的群众所接受，也许是出于另一种比较特殊的原因，即是：无论人们如何反对我们托洛次基派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但我们的意见所依据的不断革命论究竟是什么，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我们的那些批评家当中有一个确实懂得什么是不断革命论么？批评家如此，在退潮中国群众更可知了。无论赞成或反对，凡不懂得什么是不断革命论的人也就无法懂得托洛次基派对于中国革命之意见。但这个理论之少为人知，不仅因为它是相当难深的，它又时常遭受他人附会和曲解，而且因为至今还没有适合于群众了解的书籍或期刊来解释它。不断革命论是托洛次基事业和著作的精英，要彻底而无错地了解它，必须读遍他的全部著作，还须拿他的事业来相印照。他曾于一九二八年以一本小书形式概括了这个理论的若干要点，即名此书为[不断革命论]。这给了我们不少的便利。但若以此书是不断革命论之最有系统的最通俗的最完备的说明，那就是错误的了。那是一本以论战形式写成的书，没有关于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相当知识的人，是难于读得懂的。至于从托洛次基诸有名著作之中去了解不断革命论，那更非一般的人所能办到了。 不断革命论，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上既然占据上说的那样重要的位置，则共通俗的说明自然是急不容缓的了。著者正是怀此目的来写这本小书。书中除了这个理论的一般观念及其史的发展之外，还特别注重如何应用此理论于中国革命问题。 在这篇导言里还须声明一点，即是著者将竭力注意，不把不断革命论当作一种完整无缺的理论来写。理论是行为的指导而不是教条。革命的理论尤其是如此。不断革命论本身是从革命实践中生产出来的，它在这个实践之中生长起来，它经过了发展以成现时的形态，它还要发展下去，发展成一步比一步更完备些的形态。把某一理论看做完整无缺的，那就是把它看做工再无发展可能的，那也就是把它看做死的而非活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只配做教条，而不配行为的指导。革命实践更加不能容许这样的理论。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说：[我们绝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做一种完全而不容丝毫推敲的东西。恰好相反，我们确信这个理论仅仅是那门科学的基石罢了，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于生活之后就必须向各方面推动这门科学前进。]不断革命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挥。我们如果不愿落后于生活之后就不可以了解和说明什么是不断革命论为满足，就不可以达到通俗化目的为满足，而应当推动它再向前进。 本书所采取的形式，应当在这里解释一下。我们不愿采取[教科书]形式或几何学形式来写不断革命论，即我们不愿先从这个理论的最一般的最抽象的命题写起，然后一步进一步推演出那些愈来愈特殊愈具体的命题。思想的事实上发展，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的。我们宁愿按照这个理论发生和发展次第来写它。托洛次基自己也是主张用此形式写他的不断革命论，他替这个形式做辩护道：[科学中最抽象的算学，要去学它，最好的方法也是拿算学发现史联系起来学的。学习更具体的受历史条件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应当使用这个方法了。] 不断革命论创始于马克思，第一次发挥在一八五〇年[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通告之中。随后被人忘记了。到了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时，托洛次基复兴这个理论，为它们斗争十余年。一九一七年革命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正确，结束了过去的争论。一九二三年苏联开始思想上的反动，以[反托洛次基主义]之名掩饰着背弃十月革命思想之倾向，从此又复活了关于不断革命论之争论。一九二八年托洛次基写成[不断革命论]一书，并归纳了十四个要点，在此前后他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写了有关于英美法德诸国前途的书，写了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写了[俄国革命史]，[被叛卖的革命]（即[苏联的现状与前途]）等著作，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世界各国革命问题，以及苏联国家和社会动向问题。一九三八年第四国际成立，正式采取不断革命论为世界革命的根本理论。 以下我们将依照这个次第来叙述不断革命论。我们将特别注意这个理论与中国革命问题之关系。我们最后又将指出这个理论的若干可能的发展方向。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