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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不断革命论ABC》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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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革命论ABC》
序
郑超麟
这本小书终于排成铅字印出来了。读者在『导言』中可以知道这本小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双方胜负形势尚未判明时写的，即是在斯大林格勒争夺战时写的，就年代说，那是一九四二年秋天，即距今将近五个年头了。
一本论政治的或论革命的书，无论写得如何抽象，如何带一般性，如何仅是关于革命发展公式而避免涉及当前十分具体的斗争问题的，都不能离开写作时的局势而独立，——这一点，是凡读这一类书的人所应首先注意的。其实，无论读任何种类的书，我们都应当知道作者当时的大环境。
『导言』中首先说明当时客观形势，以及由此局势引起来的若干重要问题，便是为了这个原故。
现在，出版时候，世界和中国局势，已经与五年前写作时候不同了。如果是现在来写的，那么至少在表现的形式上总会写得不同，姑不说作者在这五年间已有增加的数据，足以补充书中所说，或使若干论断表现得更加直接而能说服些。
但是著者已经放弃了改写的企图，宁愿照五年前原本的形式让它出版。书中的论断以及通俗化形式，自然等待读者的批评，但批评者不应拿读时的局势或出版时的局势做背景来读这本小书，而应拿此书写作时的局势做背景来读它。
现在比五年前，我们更接近于革命了，大家有更多的政治兴趣，更注意于革命的问题。这本小书现在出版，将被事实证明为比五年前出版更加有用些。这点，即使不作为确信说出来，至少也当作为希望说出来的罢。
1947年5月21日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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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译者序言（郑超麟〔林伊文〕，1938年3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译者序言
郑超麟〔林伊文〕（1938年3月28日）
载于安德烈·纪德（AndreGide）著，林伊文〔即郑超麟〕译《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亚东图书馆1938年出版。
纪德此书原名RetouchesamonRetourdeL’.U.R.S.S.，其中retouche一字本是从绘画方面借用来的字眼，直译为“再触”，有“修饰”之意，凡已成的图画加以一番修饰，有污点的地方洗去，模糊的地方画清楚，颜色太浓的地方使它淡些，……这种工作就叫做retouche。学西洋画的人一定知道此字该怎么译的。我本来想译做：《对于我的〈从苏联归来〉之润色》。但我想“润色”或其他更适当的绘画字眼，用在这书名上，在中国是不习惯的，不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观念。因为在第一段有“我写这本书为的回答他们（诚意的批评者）”一句话，我就大胆改译为：《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
法国伟大的文学家中，二十年前需有罗曼·罗兰的大勇才敢表同情于苏联，如今也需有纪德同样的大勇才敢疵议苏联，——然而纪德的精神是特别令人钦佩的。
他这书中屡次提到斯大林压迫底下的牺牲者，提到那些整千整万关在苏联集中营里的“反革命分子”。他说：“倘若我的书能到他们手里，则他们的无言的感激，对于我，是比《真理报》的恭维或咒诅重要得多的。”其实关在或曾经关过不是苏联的集中营里的“反革命分子”（！），读了他这本书，虽然其中没有涉及他们的话，也一样地感激他的。
译者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
《宗教本质讲演录》译者序（林伊文〔郑超麟〕，约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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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本质讲演录》译者序
林伊文〔郑超麟〕（约1937年）
〔说明〕载于L.Feuerbach著，林伊文〔即郑超麟〕译《宗教本质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
1848年冬，费尔巴哈应海德堡大学学生之请，在海德堡市政府大堂讲演宗教本质。讲演开始于12月1日，一共讲了30次。这时正当德国革命狂潮时候，这时也正是费尔巴哈思想完全成熟的时代。这回讲演，费尔巴哈自己整理出来，于1851年春天当作《全集》第八卷出版以后，直到他的死，除了《神史》以外，他就没发表过其他的著作了。他自己说：“我不要写其他文章，我死后也不要遗留其他著作以为人类纪念，除了《宗教本质讲演录》和《神史》以外。”（见《遗世嘉言》）但《神史》只是搜集古代希腊、罗马、犹太以及初期基督教材料，以为《讲演录》所发挥的原理之例证而已。现在翻译出来的这本书，虽然叫做《宗教本质讲演录》，但书中所讲的，实在不仅是关于宗教的本质。替费尔巴哈改编《全集》的约德尔（FriedrichJodl），在他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一书中，关于这本书说：“《宗教本质讲演录》把他（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思想和自然哲学思想综合起来，而且在许多方面可以代表他的整个世界观的最成熟形态。”
我本想在这里说一说费尔巴哈的生平和学说。但这是不必要的。他在中国不是一个生疏的人，至少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大家是知道的；何况这本书就是发挥他的整个学说，在最初三讲中，他而且概略地介绍过自己的思想历程以及过去的著作内容。
说到他的著作，人们总要提起他的《基督教本质》。不错，《基督教本质》是造就他的世界声名，确定他的哲学史地位的一部杰作，是1848年政治革命以后，发动思想革命的一部名著。这书出版，使得当时德国进步的青年“一时狂热地成为费尔巴哈信徒”。但本书第三讲中，费尔巴哈自己说：“我在《基督教本质》中发表的学说……却有一个大缺陷，……我到1845年出版的一部小书《宗教本质》中继填铺起来。”这里所说的《宗教本质》，是费尔巴哈自著的另一部书，这回讲演便是以这部小书为根据而加以分析的。
费尔巴哈是旧哲学到新哲学发展的一个中间环，没有了解他，便不能了解新哲学，至少不能了解新哲学是如何从旧哲学发展起来的。此外，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解，目前仍然成为哲学上争论问题之一。这本译本之出版，对于中国研究费尔巴哈以至一般研究哲学的人，若能还有点贡献，译者便可心满意足了。
译时根据的本子是亨利·斯米特（HeinrichSchmidt）整理的Kröner袖珍丛书本，1923年，莱普齐出版。没有其他德文本，也没有德文以外的其他文字译本可资参校。斯米特作有一篇序这里没有译出。书中各讲底下都没有目标，但目录上有零乱无章的标目，似非原版所有，这里也没有采取。费尔巴哈自己说：“我没有讲学习惯，……因之不能按照学院似的时间表来量度和分配讲演的材料。”此书大体可以分为几个段落：第一讲至第三讲算是引言，介绍自己生平、学说和著作大意；第四讲至第十九讲上半论自然宗教；第十九讲下半至第二十九讲论自然宗教到精神宗教之过渡及精神宗教本身；最后一讲算是结论。本来想做一个详细的索引。好多地方想加以详细的注释，但为时间所限，只好作罢了。书中所引用新、旧约文句，有些地方翻出圣经公会的译本照抄，有些不知出在哪一篇中，一时翻不到的，只好自己翻译下去了。 |
《费尔巴赫底哲学》译后记（林伊文〔郑超麟〕，193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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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巴赫底哲学》译后记
林伊文〔郑超麟〕（1935年7月25日）
〔说明〕载于约德尔著，林伊文〔即郑超麟〕译《费尔巴赫底哲学》，商务印书馆1937年7月出版。
费尔巴哈在哲学史上所占地位，这几年中国凡是研究哲学的人，都已知道，无需译者费辞了，何况本书所论述的正是他的哲学，附录中又有一篇是他的传记。
但关于本书著者，却需要介绍几句。约德尔（FriedrichJodl），德国巴威尔邦首都闵与人，生于1848年，死于1914年。是德国一个相当有名的哲学家。他曾在布拉格和维也纳两个大学当哲学教授。他的哲学是实证论，也接近于黑格尔的一元论，尤其注意说明灵魂只是有机物的一种生活机能，及道德无须依靠宗教观念和超绝观念。他的著作重要的有《一般伦理学》、《伦理学史》、《心理学教科书》、《造形艺术的算学》、《唯心论批评》、《一元论及当代文化问题》及1904年出版的这本《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论》（LudwigFenerbach，eineMonographie）。
约德尔是研究费尔巴哈的权威者之一，费尔巴哈新全集便是他和波林两人编撰的，他们收集费尔巴哈未刊的论著、来住书信、札记等，为之编入新印的全集或单行出版。本书便是在编撰全集以后著成的。出版以后，德国《文学导报》批评说：“费尔巴哈哲学，以实证论者约德尔来论述，是很适宜的。这书写得切实、深刻、扼要而贯串，而且处处联系到当时思想潮流，没有联系到这种潮流，我们就难以了解费尔巴哈哲学了。”
译者所据的版本，是1921年第二版的本子，有数处修正了，与初版不同；第二版虽然是由约德尔的朋友波尔纳（WeilhelmBorner）负责的，但他只作文字上的修正，比较重大的修正还是约德尔自己在1914年未死以前所做的，那时初版已绝版，正拟再版，适逢欧战发生遂耽搁下来，直到1921年。波尔纳有一篇序详叙其事，因为无关重要故未译出。又书后附有注释6页，几乎全是注明书中所引费尔巴哈的话出于新全集若干卷若干业的，译者认为与中国读者无干，也全部丢弃不译了。
原书为著名哲学史家法尔锵伯（RichardFalckenbcrg）主编“哲学名家众书”（FrommannsKlassikerderPhilosophie）之一种，出版者是斯徒嘉德的佛罗曼书店。
译者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五日 |
《小英雄》译者序言（郑超麟〔绮纹〕，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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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英雄》译者序言
郑超麟〔绮纹〕（1934年）
载于朵斯退也夫斯基著，绮纹〔即郑超麟〕译《小英雄》，亚东图书馆1934年11月出版。
这是朵斯退也夫斯基年轻时在圣彼得堡彼得保尔监狱中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为此之故，这篇小说的取材及其作风与朵氏其他著作不甚相同。正如八年之后他给兄弟的信上所说：“那里人们只能写些最无犯罪嫌疑的东西。”虽然如此，但孩童心理的表现以及描写的细腻，这篇小说并不逊于他的杰作《卡拉马索夫兄弟》和《罪与罚》。
译者 |
《理想良人》译者序言（郑超麟〔林超真〕，1931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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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良人》译者序言
郑超麟〔林超真〕（1931年2月14日）
载于王尔德著，林超真〔即郑超麟〕译《理想良人》，神州国光社1932年6月出版。
王尔德（O.Wilde1854-1900）是英国唯美派的戏剧作家。他著名的喜剧有四：即《少奶奶的扇子》（LadyWindermere’sFan）、《一个不重要的妇人》（AWomanofNoImportance）、《热情之可贵》（TheImportanceofBeingEarnest）与《理想良人》（AnIdealHusband）；悲剧一：即著名之《莎乐美》（Salomé）是也。
我读完《理想良人》这幕戏以后，觉得它的布局和《少奶奶的扇子》很有点相似。至对话之漂亮，诡辞之含有真理，始与《少奶奶的扇子》一戏不相上下——这一点原是王尔德剧本中通有的特点呵！
王氏剧本中人物的个性，互有共通之点。本剧与《少奶奶的扇子》一剧中的人物的个性，尤多相似。例如纪夫人之与徐少奶奶，齐夫人之与金女士，葛曼卿之与刘伯英……的个性，都是极相似的。有人说，王氏剧本中的人物，都掺杂有他的个性在内，这也许是极中肯的话，我们从这两本剧中“玩世不恭”的主角（葛曼卿与刘伯英）的言谈行动中，很可以看出王氏的个性及其生活态度。
这本剧本的着手翻译，还远在六年以前。那时一气译成了两幕，后来被洪水似的革命潮将我和这本译本的底稿冲散了。不意在去年这个时期，遇到一个友人，原来他竟于两年前由数千里外把这本译本带到了上海！
我最初翻译此剧的主旨，在能使其搬演于中国式的舞台，故采取洪深君所曾试验而有效的改译法。但是有许多困难是不能免的：例如我一而要求不失原文的“本来面目”及其风趣；一面又要使其不与中国的语调、风俗、习惯相背。在这种两难的情形之下，恐怕虽然吃力也难得讨好，这是要请读者原谅的地方。
一九三一，二，十四于上海。 |
《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译者序言（郑超麟〔林超真〕，1929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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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哲学·社会主义》译者序言
郑超麟〔林超真〕（1929年6月22日）
载于恩格斯著，林超真〔即郑超麟〕译《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亚东图书馆1929年12月出版。
这一本包含恩格斯的三部著作：《原始基督教史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末日》；第二部著作中除正文外，还有分量几与正文相等的一篇导论，第三部著作中又附录有名的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要》。我所根据翻译的原文是法文：Fr.Engels·Religion，Philosphie，Sociailsme.TraduitParPauletLauraLafargue，Paris，LibrairicG.JacquesetOie，1901。这样汇印这三本著作出版的本子，在其他文字中不知是否有过；在法文中这种本子似乎也已绝版，因为我在巴黎时搜求多时终未获得，巴黎市场中，除开《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其他二部著作以及两篇长导论，是连单行本都买不着的。首先应该感谢朋友尹君，他在巴黎人道报馆地窖里找得这一本破烂不堪的旧书，承他的好意借给我翻译。
这一本书中。除开《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其余连那篇长导论在内，都是恩格斯晚年的著作，而且都未曾译成中文出版过的。恰好相反，中国人之翻译《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翻译中，算得是最勤恳努力的。据我个人所知道：在五四运动时，已经有某定期刊物按期译载过；随后，有现为某大书馆的某大老板，译出其后半部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印成单行本出版，并改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到1924-25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又按期译载一次；到去年创造社出版部又有朱镜我先生的译本出版；最后，现在我又译出在这个译本里头。
这里，我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国人特别勤恳努力的来翻译恩格斯这一部著作。但我可以说明我这一次不嫌重复也来翻译这一部著作的动机。很简单的它有四点：第一，因为我所根据翻译的原本中有这一部著作在内，不好独舍弃不译；第二，因为我要译那篇长导论——那篇导论在哲学上的重要不减于这部正文——更不好舍弃正文不译；第三，因为这一部著作在这一本书中所占分量并不多，约四分之一强，译出并不费事，同时也不会妨碍市上其他译本的销行；第四，最终的同样亦是主要的，因为读了那篇长导论以后我们知道，这一部著作，在现在形式之下，第一次是法文出版，三年以后德文原文才出版，所以现今世界各种文字译本，有几种是根据法文译成的，有几种是根据德文译成的。法文译者保尔·拉法格（法国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代表）及其妻劳拉·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儿）是请求恩格斯出版这一部著作的人，他们的译本并不是按字直译，因此拿来与其他文字译本对照着看，在形式上（如全部分段并无小题目）和字句都有许多出入，——我认为根据法文译本再译成中文出版也不至于全没有用的。
书中著者和法文译者所有注释，在这个译本中都仍保存着，此外译者自己还加上若干条的译注。书中关于引用《圣经》的话，都尽可能的采取中文《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的译文。这个译本出版以后，读者如果能够精神上鼓励我继续多翻译这一类的著作，那就是我的意外的报酬了。
译者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于上海
当译这本书时，我希望能有他种文字译书足供参校。译完之后，我才借到几本俄文书：（一）恩格斯的《驳杜林》，其中可以参校《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正文；（二）《马克思主义论文集》，其中选有费尔巴哈书中的好几段和马克思的“纲要”；（三）《历史的唯物论》（也是一本选集），其中有本书中的“导论”。我曾经根据俄文细心的将我的译本改正了好几处（但关于宗教一部分，则我无论如何是找不到别种文字可以参校的）。因此读者如果拿法文本去对看我的译本时，一定会发现有几处字句间与法文本不一样。译者自信译时是很细心的，但错误总归是不能避免，尤其是关于宗教一部分。如有可能，新发现的错误将于第二版时更正，并添入人名索引和更多的译注。
译者校后记一九二九年
十月十八日于上海 |
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郑超麟，1928年8月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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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郑超麟（1928年8月26-27日）
〔说明〕1928年7月，由于中共福建代理省委书记陈祖康的叛变，中共在福建的工作陷于瘫痪，存在“有放弃工人运动的倾向”（见中共中央致福建临时省委的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郑超麟为中央巡视员，全权负责整顿福建党务工作。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新政策及解决福建党的今后工作方针，于8月26-27日两天在厦门召开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或称为中共福建一大）。这份报告是郑超麟在会上所作的，原题为《中央巡视员报告》。
各位同志，我今天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向诸位表示敬意！
福建党的工作自去年十二月到现在，虽未完全上了轨道，但进步是很快的，它能领导几县的农民斗争，能发展组织，从三百多增加到三千多同志，我代表中央认为满意。福建党的工作，是有进步的。
这次中央第一次派巡视员来福建，这次巡视员的使命是：
（1）传达并解释中央新的政策；
（2）帮助福建的党规定今后工作方针；
（3）帮助福建的党解决组织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话有几点：
（1）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2）中国革命的性质；
（3）社会阶级的问题；
（4）新政策的解释；
（5）各派军阀冲突与我们的政策；
（6）报告中央对福建党的工作的批评及希望。
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的党发展到现在，它的历史可分三期：
A．第一时期：我们的党应该建立在无产阶级和农民身上，但一开始时，农民运动简直没有，职工运动曾爆发过铁路罢工、矿山罢工及海员罢工。除海员有胜利外，余均受军阀严厉的压迫，而且有许多同志牺牲了。党那时的工作主要的可说是参加民族运动的。那时参加国民党的策略是对的，我们不但要参加，而且要去领导，以免受资产阶级的把持。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当时党曾有两派的意见：一是反对参加国民党，一是赞成。结果赞成的胜利了，因而发生了五卅等热烈的革命运动。
B．第二时期：这时我们的党已成了群众的党了。在这时期的前半段，全国工人运动，已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发动起来；在后半段，我们更以工人运动的意识领导起农民运动来。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民族运动的领导权的问题。民族问题根本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我们的党应该用彻底的阶级斗争的手段，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以与资产阶级争这领导权。但当时党中央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始则与资产阶级妥协让步，继而与小资产阶级让步，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得甚少，结果中国革命遭了极大的挫折。
C．第三时期：在这时期中，可分前后两段：前段，自武汉反动起。武汉与南京反动之后，我们的党，想不到国民党反动如此残酷。我们的党因为没有准备与资产阶级斗争，所以暴动政策一实行之后，上海、两湖、广东等地，许多同志牺牲，组织破坏，那暴动仿佛等于没有办法的挣扎了。从南昌暴动到广州暴动，发生了许多错误与缺点，这证明党对这工作没有经验，没有准备。
在后一阶段，即现在的阶段中，中央与国际均注意暴动的条件、暴动的准备，以及群众运动与组织等问题，这是政策中很大的改变。这种新政策已在各地实行，福建则刚刚传达到，所以需要特别详细的解释。
二、中国革命的性质：其次要说中国革命到了什么阶段？中国革命具有什么性质？从党内历次讨论中，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此革命成功以后，必须经过一个时间方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如俄国十月革命，不要管旁的资产阶级如何，我们单要实行无产阶级的革命。
第三种意见认为目前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但能生长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资产阶级所指是农民。为什么讲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呢？因为就经济上讲，土地革命未成功；就政治上讲，民主制度依然没有；就民族上讲，则受帝国主义压迫，国家不能独立，所以这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但这个革命并非由资产阶级所领导，乃由无产阶级所领导，这一革命成功便可有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
前两种意见是不对的，因为所谓资产阶级，已成为反革命的力量；说是无产阶级也不对，因为土地革命任务并未完成；第三种意见是对的，国际的指示也与此相同，中央已认为这是正式的意见了。
三、社会阶级的分析：在这革命的阶段中，到底哪一阶级赞成这种革命呢？哪一阶级是反对的呢？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显然工人、农人及一切劳动贫民是一定赞成这种革命的。土劣官僚，资产阶级高等知识分子是反对这种革命的。社会上显然有这两大营垒：一边是革命的，一边是反革命的。但在这两个营垒中间，有资产阶级的群众——城市的小商人、学生、教职员、小地主等——在游疑徘徊。
外国的小资产阶级多是在城市工业中发展出来的，他们与土地关系很少。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便有两种特色：一是与土地关系很密切，如学生的家中多为地主，商人则拿钱买地；二是他们的数量很多，作用很大，他们参加哪个营垒就可使哪个营垒有胜利的趋势。过去武汉反动时，他们是跟着国民党跑的，因为国民党那时实行欺骗政策，如废除苛捐杂税等，把小资产阶级群众蒙蔽住了。但是几个月来的事实告诉他们，国民党所应许的完全是空话：苛捐杂税不但没有废除，且有加无已，一切言论、结社、出版等自由，国民党完全没有给他们。此外，国民党又做了许多卖国的事实，这些都使小资产阶级群众厌恶国民党而渐渐脱离它的影响了。同时他们又怕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怕失掉了一切，所以他们游疑徘徊于这两大营垒之间。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如何呢？我们在主观政策上应使他们尽可能站在工农方面，表同情于工农革命，至少也要使他们守中立。
四、新政策的解剖：上边对革命性质与阶级分析已有明确答复了，现在进而谈党的政策。在我们的党内，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右倾派，仍认为现在应该实行民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这派意见的人，大多数已退出我们的党，另外组织第三党去了，如谭平山、施存统以及陈子侃、张余生等。另一派是左倾派，赞成绝对暴动，认为中国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同。这意见表面是革命，骨子里是利用农民一时〔激〕动情绪的投机心理。这是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与右倾的机会主义是同样的危险。
这两种的倾向，都是危险的，走不通的倾向。我们党所决定的政策，与这两派相反，党的政策在国际决议案中及中央的通信里，已经表明出来，其特点为：
A．认定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目前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B．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这革命一成功，则改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
C．这革命不是马上成功的，必须全国革命潮流很高，各地革命潮流能相配合，相适应，方可有希望成功。
D．各种革命力量，工农兵及贫民运动与小资产阶级运动更须相配合，相适应。
E．客观情形虽然很好，但主观力量很弱。农民运动虽然发展得很快，但因职工运动、士兵工作没有基础，以致农民暴动没有走上革命轨道。所以必须加紧城市职工运动及士兵工作。
F．在组织上，我们的党，从前是半公开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当然是不能适应的。此后必须改造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力量。
所以党的政策，现在显然和从前不同，从前是没计划的，现在已经有了计划和步骤；从前脱离群众，现在是要注意群众运动与组织；从前受了“速成科”观念的支配，现在要艰苦的长期奋斗了。不过这种改变并不影响总前途，总的前途仍是武装暴动的前途，建设苏维埃政权的前途。要完成这很大的历史使命，须依照国际的决议及党的政策进行。
五、各派军阀冲突与我党政策：现在各派军阀冲突，统治阶级不稳定，在我们总的政策之下，没多大关系。过去政治分析的报告哪派军阀好，哪派军阀不好，这是“《向导》派”的分析法。因为当时的政策也是利用这一个军阀打那一个军阀，以后我们分析政治要根本从社会阶级上分析。
现在统治阶级的不稳定，不止有军阀各派的冲突，即资产阶级也与豪绅资产阶级冲突。如资产阶级的裁兵，而豪绅军阀则要招兵。资产阶级是勾结帝国主义的，它有时也与帝国主义冲突（如民族资产阶级）。但不论他们如何冲突，军阀如何混战，不论他们大打，小打，不打，他们的统治是无法稳定，无法统一的。
六、中央对福建党的批评及希望：中央对福建工作，曾有书面批评——这信我没带来——大意是说：
A．职工运动没基础，党也无计划去进行。
B．农民运动走错了路，农民没有普遍的要求土地和政权，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暴动，落后的农民意识表现得尤其厉害。
C．士兵运动客观环境很好，但党也没有进行。
D．各地工作没有相配合相适应。
E．各地革命的力量，工、农、兵没有相配合，相适应。
F．组织松懈。
这几种错误在全国都有，不过福建所有的是特别厉害而且发现得很晚，这是中央要福建立刻纠正的。
此外，中央要福建布置一个闽南割据局面的前途（包含闽西以及兴化与仙游）。为什么不是全闽割据呢？因地理上关系，从来没有人能统一福建的。为什么不单说闽西呢？因为闽西没有大城市作中心，不容易保持这种割据。
所以中央认为福建党应布置一个闽南割据局面，这割据局面必须是长期奋斗中才能完成的。 |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郑超麟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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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文件
郑超麟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说明〕1928年7月，由于中共福建代理省委书记陈祖康的叛变，中共在福建的工作陷于瘫痪，加之存在“有放弃工人运动的倾向”（见中共中央致福建临时省委的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任命郑超麟为中央巡视员，全权负责整顿福建党务工作。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新政策及解决福建党的今后工作方针，于8月26-27日两天在厦门召开临时省委紧急代表会议（或称为中共福建一大）。据郑老晚年回忆，会议的决议案为其在时任中央巡视员时所起草的。
↘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
↘职工运动决议案
↘组织问题决议案
↘农运工作决议案
↘军事问题决议案
↘城市工作决议案
↘对C.Y.工作决议案
↘济难会工作决议案
↘对省临委报告决议案
↘对中央巡视员报告决议案
党的政治任务决议案
（一）绪言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临时委员会自去年十二月成立至今，为时虽然只有九个月，但在这九个月中间，福建的局面有巨大的开展：一方面零星的自发的农民斗争已进为有计划的有意识的一县而至数县的农民暴动；他方面我们幼稚的党，也已进为领导农民暴动的党，党员人数自三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全福建的豪绅资产阶级，曾经在我们的党面前发抖，全福建的反动势力的统治，曾经为我们的党所震撼而摇动。我们幼稚的党在这九个月中，暗中摸索的领导工农贫民的斗争，实已得到许多可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必须整理起来。我们的党应该根据这些经验，重新有系统的估量福建现在的局面及其前途，自觉的确定我们的党在福建的政治任务，并有计划的布置全省各地和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这次紧急代表大会应负的责任。
（二）福建在全国的特殊地位
紧急代表会议根据今年二月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问题议决案及中央巡视员的报告，特别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之特性，在福建尤其表现得明显。第一，福建的革命运动，向来在全国占落后的地位。第二，福建省内的各地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几乎可说全省六十三县中，只有闽西四县中有革命的斗争。第三，各种革命势力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闽西农民已起武装暴动，而重要城市如福州、厦门的城市职工运动，可以说完全没有基础。士兵运动工作，也还没有认真的开始做去。这种状况，如果长远继续下去，不仅闽西农民运动不能向前发展而取得胜利，而且我们的党，将自己受农民意识的支配，不能在福建工农革命运动中起无产阶级领导的作用。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造成福建在全国革命运动中的落后地位，以及在全国一般政治中的落后地位的原因，主要的是福建的特殊的地理环境。第一，福建西北高山，东南大海，与邻省交通自古就很困难，故就造成福建为全国的一个隔绝的区域。第二，省内既多高山峻岭，又无利于舟楫之河流，各地交通的困阻，为他省所罕见。因此全省经济为畸形的发展，东南重要城市已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而西北僻远乡村，仍保持原始的农业社会。第三，因为东南滨海接近台湾与南洋群岛的关系，失业的农民及手工业者每年成群的移民到海外去，这样给劳动者以幻想，认定海外是一种出路，因此就和缓了劳动民众改造自然界的和社会的恶劣环境的决心。这种地理环境造成福建生产力发展的迟缓，社会经济的落后，在全国政治地位的不重要，一般社会文化思想的幼稚，以及接受全国革命潮流之困难等。无论是反动的或革命的运动，福建向来只有受其他各省的影响，而未曾有一次能影响其他各省。我们的党在福建在全国中这种特殊地位应该指出并加以注意的。
紧急代表会议以为我们的党如果能应用马克斯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福建的社会，并确定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政策，去领导福建的工农革命运动，则既往限制福建发展的种种地理环境，可以为我们战胜，并使福建工农得侪于全国工农斗争的前锋队之列。那时福建工农革命斗争自然可以与全国各省的革命运动相配合相适应起来。
（三）福建的经济及其社会阶级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福建的全省的经济形式主要的还是封建的农业社会。东南沿海各大城市虽然进至更高的形式，但也未跳过商业资本主义的阶段。福建全省除了福州几个官办企业如兵工厂、造船厂之外，找不出一个二百人以上的近代意义的工厂。工场手工业（manayactcul）也不占生产中的重要位置。一般的手工业近年来不仅没有发展而且有日益破产的趋势。比较的还是交通事业如航政、汽车、搬运等。这是证明福建的商业资本主义还是纯买办性质的，代替帝国主义销售商品于福建各地并搜集原料输出外国的商业资本主义。这种纯买办性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除开福建以外，其他沿海各省是没有的——其他各省有较大规模的土著工业资本主义的发生。帝国主义者的商品将福建的封建的农业经济打个破碎，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竟视福建为其势力范围，仿佛是第二个台湾。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福州和厦门的海军政府不啻是一个太上政府，领事之专横，籍民之无恶不作，都是福建一般民众所痛恨的。纯买办性的商业资本主义乃是福建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点，使福建全省经济更容易陷于崩溃，使福建的广大工农贫民群众更容易爆发斗争。第一，因为帝国主义的商品比手工业制品以及土著工业的制品成本更低，货色更精良。此种商品深入内地，使福建十足的农业封建社会更加容易破坏。第二，因为一天多一天的失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他们离开生长的乡井跑到都市来，除了运输事业及商业雇佣能消纳一小部分之外，大多数找不到出路，他们仍然想到南洋去。但南洋现在已经是“此路不通了”，于是只好流为雇佣的兵士，土匪、豪绅资产阶级的商团、民团以及保安队团丁、三点会徒众、流民、浪人等，不然只有饿死。第三，因为整个农村经济的破产，及土匪、兵士等失业农民的充斥，于是造成许多割据一方的小军阀。他们不仅互相对抗，而且同一军阀统治下也成对抗的形势，一县的城市与乡村也是对抗的。他们暗无天日的剥削和惨无人道的压迫是全国其他各省所罕闻的。这样使农业社会破产的过程更加迅速，使失业农民的数目更多增加。在此情形之下，福建统治阶级的地位更加比别省要困难多倍。
统治福建的主要是豪绅、地主、买办、军阀、官僚等，民族资产阶级在福建没形成，即有亦不占重要位置。这些统治阶级又是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福建的中间人。这些统治阶级中间因省内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有很厉害的利益冲突，不能造成福建为统一的政治局面。现在海军割据福州至泉州，张贞割据漳州府，卢兴邦割据闽北，郭凤鸣、陈国辉等分别割据闽西。旧时所谓民军如高义、尤赐福、杨汉烈等也各自割据兴化、泉州属下的小的县份。这些军阀没有两个以上是利害相同的，他们各自为自己的利益而互相突冲吞并。福建全省时时刻刻有军阀混战的危险。他方面这些军阀虽然客观上是代表豪绅、地主、买办的利益，但他们和当地的豪绅、地主、买办也不是利益一致的。近年的许多事实说明豪绅、地主及买办中间有剧烈的冲突，有时甚至公开的武装斗争。军阀解除豪绅、地主的民团或买办的商团之武装，这些武装力量同时也能使军阀战败或屈服。福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如此剧烈的现象，也是其他省份所少见的。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因为福建在全国的落后地位。福建社会阶级分化比较不明显，工人和农民自觉的本阶级利益的斗争尚未充分发动起来。自从我们的党认真开始在福建工作以后，平和及永定的暴动起来，统治阶级内部冲突的现象已有趋于和缓而一致来压迫农民暴动趋势。
在这种全省农村经济大崩溃之下，牺牲最巨损失最大的自然是工农贫民群众。失业的农民及手工业者，既除为军阀、豪绅、地主反动工具，兵士、团丁或流为土匪之外，没有出路。而在业之农民及手工业者也受层层的压迫与剥削，日在破产失业的恐怖中。一般说来福建农民缴纳地主的租率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手工业者当不起帝国主义商品的进迫，不破产失业的也穷困至不堪度日。城市工人大多数是交通运输工人，他们受资本家压迫之外，又要受包工制工头的剥削，而且他们的工作状况，使他们不容易团结起来。那些破产失业流为兵匪的流民及手工业者呢？他们仍然是没有出路的。兵士受极端不良的待遇欠饷至五六个月以上，土匪、团丁等群众也成日的受种种恐惧和痛苦。福建的劳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受高利贷的剥削更其痛苦，厦门的钱庄如此发展，就是劳动群众血汗造成的。福建工农贫民群众在这种地狱似的条件之下，过活还不够，割据一方的军阀还加以骇人听闻的种种捐税。如烟苗捐、公路捐、人头捐、百货捐、挑夫指等共有百余种之多。临时强迫摊派的军需公债等尤多至不可胜数。就龙岩一县来说，每年农民担负捐税平均在三十余元以上。福建工农贫民所受的痛苦，尤其是在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军阀到了福建以后，张毅换张贞捐税加二成，陈国辉、郭凤鸣、卢兴邦及海军之剥削也加倍于北洋军阀在福建的时日。福建的工农贫民群众已经切身体会过国民党的民生主义了，已经明白国民党的反动与北洋军阀没有二致了，在这一点福建是不比全国落后的。
不仅是工农贫民群众，福建的小资产阶级也已经打破了对于国民党的幻想。国民党政府之压迫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军阀之迫收苛捐杂税，国民党官僚政客之腐败无耻把持种种公共机关，国民党党部之剥削民权，禁止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等在福建比在其他各省更为显明，小资产阶级早已不拥护豪绅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权，早已动摇起来要另找出路了。
总之，在这日趋崩溃的农业封建社会经济面前，福建统治阶级已无法稳定其业已动摇的地位。工农贫民群众处在这种不堪忍受的地位，已经充满了革命斗争的意志，而且已经爆发为革命的斗争。小资产阶级能够站到革命一边来——他们已开始反国民党的斗争了——至少也可以保持中立。
（四）过去党的组织及其工作
紧急代表会议指出，我们的党在福建这种状况之下，实负有“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任务，并且确实能够实现这个任务。如果我们的党自身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如果我们能使福建革命斗争与全国革命斗争相配合相适应，如果我们的党能发动并组织广大的群众，如果我们能使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贫民的斗争互相配合适应起来，不致太畸形的发展。紧急代表会议认定，以往我们的党的组织及其工作确实不能完成其在福建应负的历史的使命。
自临时省委成立至今，福建的党尚未形成为一个真能担负其应负的历史使命的党。党的干部人员缺乏，各级党部不健全，上下级党部关系不好，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党不能指挥如意的领导群众。在这种组织状况之下，党的工作总括的可以说：无正确的估量，并无系统的计划。自临时省委成立至二月扩大会议，党的政策是“暴动”，“暴动”；自二月扩大会议至平和攻城，党的政策是“游击”，“游击”；自平和失败至闽西暴动，党才开始对福建省内各地分别指导“暴动”、“游击”、“骚动”、“日常斗争”等类的不同斗争方式。但究竟在哪种条件底下可以“暴动”，可以“游击”，怎样去准备暴动和游击！这在党是没有正确的估量和系统的计划的。第三党的政策虽然比较具体些，但现在我们发现过去的党的估量仍不正确，党的计划仍没有系统。总之党以往的政策，只是临时应付的政策，并非有计划的布置各地工作，也没有计划的使城市革命运动能与乡村革命运动相策应起来。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这种临时应付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党应有的政策。布尔塞维克的党必须对于客观状况有正确的估量，依照这个估量有系统有计划的布置各种地域并配合各种革命势力的工作。
（五）闽西暴动问题
首先紧急代表会议对于闽西暴动的前途须有个正确的估量，闽西四县代表既经召集而不及来参加这次会议，乃是这次会议一个大的缺陷。因为关于闽西问题除了一个多月以前的报告，个人不负责的消息，以及统治阶级的新闻机关的记载之外，别没有可靠材料足供这次会议讨论闽西问题的根据。但就这些材料看来，闽西情形大致已可明了。第一，这次暴动不是广大的群众暴动，各方消息只听见攻城、游击等的军事行动，而没听见群众大会及广大群众参加暴动的行动。闽西特委负责报告，亦未提起何处有多少群众参加，只永定攻城时说有一千余人参加而已。暴动中而且发现依赖土匪的错误。暴动愈持久，群众性就愈减少，军事性就愈增加，到现在就几乎是纯粹的军事性质的行动。第二，这次暴动不是自觉的去实现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暴动。闽西农民运动历史很短，没有宣传和组织的基础，农民群众并没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要求，农民运动只进展到抗租的阶段。暴动已经起来，但我们不能以暴动提高农民革命的意识，农民之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要求还是模糊。第三，这次暴动并未曾充分的准备，我们事先在预定的暴动区域内，并未曾有系统的工作计划，暴动区内工人及城市运动丝毫没有做，更谈不到工农运动的配合适应。士兵运动亦然，邻近各县之间的运动，亦未能有平均的发展。不仅上杭、龙岩、平和、武平各县农民未能群众的响应永定的暴动，即便永定县内各乡村间工作也未能普遍。湖雷等乡暴动起来，一个月后，太平里才发动起来，就是一个例证。第四，因为工人及城市运动完全没有基础，农民运动又未走上正确轨道，所以已发动的暴动充分为落后农民意识所支配，攻城不是为夺取城市政权，而是为“大杀”、“大抢”、“大烧”的三大主义，而是为“杀尽一切城里人”的农民笼统的反城市的意识。游击不是为发动土地革命，而是简单的游击，而仍是为三大主义。第五，我们的党不能指挥如意的领导这次暴动。这次暴动最初是违反永定县委负责同志的意志而起来的，我们的同志不能抑制农民落后的意识和盲动的倾向，甚至自己亦受这种落后意识和盲动倾向所支配。
以上这五点是革命主观力量的五大弱点，仅只这五大弱点已经足够断定闽西暴动的命运了，何况敌人又从各方面围攻我们呢！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闽西暴动发动至今足足已有两个月，这暴动两个月中，暴动力量虽然未能如火燎原的向外发展，但亦尚未为敌人所消灭。其主要原因就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脆弱，江湘、陈国辉、郭凤鸣等自己内部有剧烈的利害冲突，这些军阀和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民团、商团、保安队等也不是一致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加上士兵的怨望及战斗力的薄弱，所以敌人不能于最短期间内扑灭暴动的火。但最近敌人营垒里已有化除内部冲突，有计划的一致向我们进攻的倾向，而且邻省广东的统治阶级也派兵数营，到闽西来协攻我们。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我们的党必须严重的处理闽西问题，现在虽嫌稍迟，但我们的党仍须十分努力的去纠正上述五种革命主观力量的弱点，纠正自己的弱点，更加发展暴动，在暴动中更要纠正自己弱点。我们的党必发动暴动区域内的广大群众普遍并深入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发动城市工人的斗争，准备各种革命势力及各地革命运动相配合相适应的条件，纠正农民落后的意识和盲动的倾向。最要的还须健强党，使能领导群众而不为群众的尾巴。
紧急代表会议严重的指出，因为敌人的进攻及过去暴动革命主观力量的弱点，我们在闽西的武装力量在未纠正旧的弱点及发动新的群众以前，实有被扑灭的危险。否认这个危险不啻就是对于客观环境毫无一点布尔塞维克精神的估量。我们的党应该准备这个危险的到来，应该有较具体的指示。指示闽西特委及永、龙、杭、平四县委，如果敌人完全战胜了暴动，我们应该如何尽可能的在闽西保存我们的党的组织，其对于群众的影响，其干部及勇敢忠实的同志，以及一部分武器等。保存这些力量准备闽西第二次大暴动的到来。紧急代表会议特别严重提起闽西各级党部及同志的注意，并授权新省委全权处理闽西问题。
（六）“速成科”的观念
从过去工作的经验，特别从闽西暴动的经验，紧急代表会议发现过去党无正确估量无系统计划临时应付政策的种种恶劣影响出来，党的这种应付政策，差不多支配了全福建的党部及同志的工作，成为福建党部及同志之“工作里的作用”。这种应付政策的发生，紧急代表会议认为是基于福建党部及同志共有的一种“速成科”观念。
这种“速成科”的观念仿佛以为中国革命并不是一定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并不需要争取广大的群众给他们以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围绕于党及党的口号——中国革命只要利用群众一时的盲动力准备或夺取若干武装就可推翻现存的政权，而建立我们随心所欲的政权，而宣布成功，至于长期艰苦的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这是多么麻烦的事！这等到我们随心所欲的政权建立以后再来做也不为迟的。这根本不是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人应有的观念。这种“速成科”的观念，虽然未曾有系统的成为一种革命理论在党的议决案上或其他对内对外刊物上发表出来，但其精神是贯串于党的整个工作的。福建的党过去的弱点及其危机主要的是因为这种“速成科”的观念作出来。
第一，在党的组织及工作方面，党过去的无正确估量无系统计划，临时应付的政策，就是发生于这种“速成科”的观念。以为只要某个地域农民的盲动性能够爆发起来，我们就可领导来割据一区，甚至来夺取全省的政权。至于农民暴动在那种条件底下才能发展，才能走上正确轨道，我们是可以不管的。各地革命运动及各种革命势力如何能发动起来，并能互相配合适应，我们也是可以不管的。广大的群众如何能争取过来，并给与政治教育和革命组织，那是我们割据了福建以后再说。
第二，在党内的同志消极精神方面，一部分活动分子虽然工作努力，但工作中时常容易发生消极的精神和悲观的倾向。许多同志时常说：“没有办法”。许多负责同志时常要求离开福建工作，或另调一种工作。许多同志希望无形脱离党组织（但并不反动）。甚至福州的xⅹⅹ同志因之自杀……这些是我们党内一种严重的危机。紧急代表会议特别指出这个危机，并指出这种危机的来源，也是上述的“速成科”的观念。我们的同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或感觉到按照这种“速成科”的观念，中国革命或至少是福建革命已经是“此路不通”。这些同志是忠实于革命的，他们不愿意投降于反革命的政党！他们就只有消极，要求调新鲜工作，或是退出党或竟自杀。
第三，在党内第三党危险方面，紧急代表会议认为这种“速成科”的观念也是构成党内第三党危险的一个主因。张余生、陈祖康及其影响的一派叛徒们，他们原来就是带着这种“速成科”观念混进我们的党的，他们以为共产党员不必经过长期的艰苦的训练及争取群众的奋斗就能完成中国的革命。那时他们就可以以共产党员的资格，去做苏维埃的官，并发新经济政策的财。可是他们在我们的党内工作相当时期以后，已经深深感觉到当共产党员不是像他们向来理想的那样容易的事了，升官发财的机会不是马上就可等到的，所以陈祖康说：“人生不过几十年耳”，在小军阀张贞底下已经可以做官，或清匪委员了，已经可以发财了，何必要等到革命成功呢？所以张余生、陈祖康等就公开退出我们的党而无耻投降于小军阀张贞，即貌为革命而实系蒋介石走狗的所谓第三党了。紧急代表会议认定过去三个月来张余生、陈祖康等的叛党乃是我们的党洗刷投机分子出党的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同志的恐惧，并退缩，张余生、陈祖康等的叛党不过是这一洗刷投机分子出党的整个过程中波及福建的一点余波罢了。这一过程目前自然还未完全停止，即我们的党内还有一部分投机分子未曾完全洗刷出去，福建也是如此。紧急代表会议提起福建全体同志注意此危险，但反对张大此危险，以为这个危险足够致福建党的死命。最近二三月的事实证明，在全福建范围内看张余生、陈祖康等的叛党不仅未曾使党消灭或退化，而且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都较有起色。
紧急代表会议认定必须打破这种“速成科”的观念，党的估量方能正确，工作才能计划化系统化，党的消极精神之危机及第三党的危险，也才能够消除。
（七）今后党的政治的任务
第一，在福建的革命的前途，与其他各省一样，同是群众的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前途。
第二，领导福建的革命运动的是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已经是豪绅、资产阶级、军阀、买办、官僚一切最腐败最反动分子的党，它在福建的政权就是福建革命的对象。所谓第三党即中华革命党，它客观上是破坏革命势力稳定反革命统治的党，在革命过程中无疑是要站在反革命的营垒中去的。第三党问题在福建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福建的小军阀接近蒋介石的张贞与第三党有密切的关系，第三党利用张贞政权的掩护，在福建为半公开的活动，这在其他省份是没有的。但须注意二点：
（1）蒋介石、张贞、第三党并不是三位一体，乃是三个连环，以张贞为中间环，蒋介石、第三党两环连结起来。因此这三者的关系并不是固定的。第三党在福建的活动若过于露骨必遭蒋介石的猜忌及张贞政权的干涉。
（2）第三党企图欺骗福建的一部分的民众，张贞也企图利用第三党来和缓民众革命的怒潮，但福建的第三党党员目前并未能负张贞及第三党全国干部的期望，他们的工作只限于“清匪”，他们的能力只限于当清匪委员会的委员，并未能在群众中发生欺骗的作用。我们的党对于在福建第三党的发动应该：a、从理论上批评第三党的错误。b、从事实上在群众面前暴露第三党的罪恶。c、防止我们党内第三党的危机。防止第三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乃是福建党部的一种特殊的使命。
第三，我们的党要能在福建担负起应负的历史使命，首先必须打破“速成科”的观念。丢去无估量无计划的应付政策。正确估量全省各地的各时期的客观环境，而确定有系统的正确的工作计划。我们的党须认定长期艰苦的争取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是目前党的中心的工作，只有广大群众团结在党及党的口号之下，革命才能在我们的党的领导之下而胜利。
第四，革命的各种力量，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贫民必须相配合相适应起来。
甲、职工运动必须下最大决心去进行。过去的福建职工运动，简直是完全没有基础，工人同志的数目占的百分比最低。全省没有一个赤色工会，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的工人群众占很少的数目。这些完全失去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党的意义。今后党应分很大的注意力为争取沿海大都市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工人群众而奋斗。无论何种困难，党必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内地各城镇的手工业工人运动也须切实去进行。严厉纠正以为内地城市工人少工作不好做的错误观念。
乙、农民运动的错误必须严厉的去纠正。党必须根据平和的暴动及闽西暴动的教训纠正落后的反城市的意识及盲目的倾向。党必须深入并扩大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党必须注意全省各县农民运动平衡的发展，至于沿海各县农民运动能互相联络策应。党必须切实的发动农民日常斗争，由减租抗捐起，逐渐进至农村暴动。
丙、士兵运动必须认真做去。过去士兵运动虽然客观环境甚好，但我党的工作并没有成绩。我们既然认定福建革命的前途必然是武装暴动的前途，此时我们就应该认真有计划的去进行士兵运动的工作，革命武装的工作。如工人农民的军事训练，武装的准备等亦应认真开始进行。
丁、一般城市贫民、流民、会匪等运动，我们党必须注意。
第五，福建小资产阶级的运动亦为我们的党应严重注意的工作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目前正处在彷徨歧路的时候，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幻想，早已打破，但仍存惧怕土地革命及工农斗争的心理。他们没有出路，遂成为第三党活动的良好对象。产业不发达的中国，小资产阶级实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确有站在工农方面共同反抗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之可能。因为在目前这个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小资产阶级仍保存有很大的革命作用。我们的党应注意发动民权运动及反帝国主义运动，以此运动领导小资产阶级与城市职工运动及乡村农民运动相呼应起来。
第六，我们的党必须根据福建省内各地不同的历史条件，有计划的布置各地的工作，使各地的运动也能配合适应起来。
职工运动决议案
（一）过去忽视职工运动的错误：过去党的工作因为乡村斗争十分剧烈，而忙于应付，主观上有忽视城市职工运动的倾向，外县党部简直忘记城市工作。党的行动，无意中受农民意识的支配，酿成了许多错误。今后党应以最大的力量去发展城市职工运动，使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展。
目前这一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党应该极刻苦耐劳的，不断的努力工作，经年累月的发动群众，纠正一切速成的幻想和一切悲观的观念，以及轻视职工运动之倾向。
（二）今后的工作总路线：
A．今后党尤应有计划有系统的去做职运的工作。党要深入广大的下层工人群众中去了解工人生活状况及其迫切的要求与革命的情绪。根据工人群众实际的情形，定出总的策略及各厂各业各地的工作计划。
B．福建各重要城市经济十分落后，产业工人不多，大部分是交通、市政手工业工人。党除特别注意产业工人外，应找不重要工业为对象，如海员、建筑、码头、店员以及人力车夫……等，集中力量向几个重要工业发展。
C．以重要城市为中心，福州与厦门二市当为职运主要地域，其次则漳州、泉州、石码、三都澳等地亦须特别注意。党应以极大的力量发展这几个地方的工运。其他外县大城市，如上杭、龙岩、莆田等地，亦必使之相配合的发展。
D．除大城市外，内地各县镇市等的手工业工人或挑夫等运动，也是内地各县的党应该严重注意的工作。各县县委应尽可能设立在这种城镇里，便于组织这些工人群众。必须城市工人运动有相当的基础，然后农村农民运动之胜利，方能增加几分的把握。
E．福建职工运动组织上的目标，是在组织真有群众的“福建全省总工会”，受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为达到此目标，应先从各地赤色工会组织起，然后成立各地（如厦门）总工会，最后才能成立省总工会。目前福建连一个赤色工会都没有，所以党目前应该从事于各地秘密的赤色工会之建立。在省总未成立之前，可以用省总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群众脱离反动工会而组织赤色工会。
F．党必须注意训练工人同志来担任职工运动工作，党必须设法帮助担负工运的工人同志以生活费，使能专门担任其工作。
G．党与工会的关系，必须划分清楚，纠正一切对于工会与党等模糊观念，以及党代表群众组织等的错误。工会应该是独立机关，工会职员应该由群众大会中选出，党只能以党团作用在工会中领导工人群众。
（三）组织赤色工会与发动斗争：
A．官办产业如福州的造船厂、飞机厂、兵工厂，厦门的海军船坞，有特别的现象：1、防备工人特别严；2、工资比较丰厚，月薪有三十元左右；3、派别很多，有本地与外江之别；4、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大部分是保荐的。对于这种工人运动，应该很艰苦耐劳的去组织和宣传。除工人群众革命情绪非常高涨，有斗争胜利的把握外，不应作大的斗争。须先经常不断的宣传去发动小的斗争，打破工人中的派别观念，使其互相亲密。
B．商办的产业如福州的锯柴厂、火柴厂，厦门的大同、陶化罐头厂，压迫力比较轻一点，应该不断的去发动斗争，迅速的组织秘密工会，加紧训练这种工人群众。
C．一般市政工人，如建筑、码头、电业、驳船、人力车夫等等大部分十分散漫不集中，其组织大部分都建筑在宗法封建制度以及行会制度上，阶级意识最不显明。党应该不断的发动其作零星的经济斗争，分化它的组织，以简单的救济会、兄弟会等组织，过渡到严密的秘密工会组织。
D．手工业店员、小贩等工人，其生活比任何工人都要苦，工资最多只有十一、二元，自早晨七时一直做到晚上九、十时，每天十五小时以上的工作，无待遇成例在各业工会之下，应当以街道支部的组织法把它组织起来，而发展其经济斗争。
E．目前城市反帝运动，是可以帮助工人斗争之发展的，党应当努力这一个工作，使反帝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联系起来。
F．对失业工人工作，须充分的注意。党应去组织失业工人的团体，领导他们向国民党政府、商会等机关作要求救济费等等斗争。在可能时，并可引起群众作捣毁反动机关的行动。
G．过去党对青工运动完全没有注意到，以后党应顾到青工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在每次工人斗争中，提出青工要求，引导他们参加斗争。
（四）对于国民党工会、行会、家族式工会的策略：
A．福州、厦门、漳州等地总工会及福州的各业工会，完全是反动的，压迫工人的机关，工人群众对之非常厌弃。我们应即提出打倒这些反动工会的口号，领导工人群众作反对这些工会的斗争。但厦门、漳州两地总工会属下的各业工会，相当的站在工人利益说话，且有一部分群众，我们应派人参加这些工会，作破坏工作，但切忌提出打倒某业工会的笼统口号，免得引起工人群众的反感。
B．对于行会组织，须视其组织成分如何，分别定出策略。福州大部分行会是工人自己的，有群众的组织，并无店东参加，对这些行会多在少数人把持之下。党应去夺取这些行会的机关，使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工会。凡在店东操纵之下的行会，党须领导群众反对之，而进行赤色工会的组织。
C．对于宗族式的工会，党应打进去，打破群众对于家长的信仰，消灭其家族观念，使其组织瓦解，创立赤色工会。
（五）宣传工作：
A．过去党的工运至多只做了些组织工作，而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即有也很不普遍，不深入。今后党应该加紧这一个工作——宣传工作，促进工人阶级的觉悟，应该不断的利用种种日常事实，揭发反动工会、国民党、帝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反动工会，反对国民党，反对帝国主义，并说明工人团结自己工会的必要。
B．在白色恐怖之下，工人革命情绪不甚高涨的时候，在每次经济斗争刚起来的时候，政治斗争的口号，不必与经济斗争的口号并提。政治斗争口号之提出，应该在经济斗争已经能得相当胜利，工人情绪高涨，群众对政治斗争感觉迫切要求而不惧怕时为标准。
C．各个重要城市如福州、厦门、漳州、泉州等地，必须设法经常印行一种工人小报，普遍的流行工人群众中。主要的是叙述当地工人的痛苦，并指示当地工人的出路。
D．在可能里，尽量设法组织工人俱乐部、夜学以及茶馆说书，集中工人，扩充与工人群众接近和宣传的机会。这些机关最好鼓励工人自办或与党合办。
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组织问题的政治意义：无产阶级的力量全在于它的组织，尤其倚靠于它的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列宁主义重要原则之一，便是铁一般的布尔塞维克党组织的创造。共产党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的组织，即使有好的正确的政策是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而无法执行的。而且党的组织与党的政策相关联而有密切关系的，党的组织问题实含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中国党在八七会议以前，犯着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八七会以后党部多为农民意识所支配，也是因为党没有坚决的布尔塞维克组织的缘故。所以共产党要成为工农群众的〔领导〕力量，要尽它在工农革命里的领导者的历史使命，就应当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
（二）福建党的组织改造的必要：福建党在组织上的缺点尤为严重，党的基本组织——支部——不起作用。省委以至各县党部之不健全，下级干部之缺乏，形式主义的提拔工农同志，党员成分之不好（农民占绝大百分数），秘密工作之不注意，纪律执行之松懈，宣传教育之不良，指导之非集体化，民主集权制度行得不好……等缺点，不胜枚举。在此种组织之下，即使有十分正确的政策，党亦无法去执行。所以福建的党若不加以改造，则将有逐渐解体的情势，党的一切政策，必无法影响到工农群众中去，党要失了工农革命的领导地位。福建党的组织改造实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今后组织工作的要点：今后组织工作的总目标，应当是：如何使党的组织能够执行党在福建的历史使命，特别是此次紧急代表会议的议决案。分开来说：A．党的各级干部如何能健全；B．各级党部的关系如何能够密切；C．支部如何能起作用；D．如何能领导群众。因此今后党的组织工作应该是：
A．健全省委问题：
1．改组省委：省委执行委员会由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三人组织之，工农同志至少须占三分之一以上。省委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三人，候补委员二人组织之，工农同志至少占半数以上。
2．省委常委委员会由执委互选三人组织之。
3．省常委下应设秘书处、组织科、宣传科、职工运动委员会、军事运动委员会、编辑委员会。
4．省委员会（执监会议）每两月必须开全体会议一次，讨论工作方针并改选常委。
5．省常委委员应经常在省委办公，出外巡视，不得过一礼拜之久。如有特别事情发生，常委委员必须长期在外巡视时，常委应决定另一执行委员代理之。
6．省执委应过半数以上，分配在省委所在地及邻近各县工作。
7．现存之闽西特委仍须存在，以便指挥闽西各县工作。
B．健全县市委问题：
1．县市委由正式委员三人至七人，候补委员三人组织之。工农同志至少占三分之一以上。
2．县市委委员人数为七人时，应设常委，由县委选出正式委员三人组织之。
3．工作紧张之县份，可分科，并设秘书处及士兵运动委员会。
4．县市委委会〔员〕应经常参加各支部会议，并巡视农村支部。
5．县市委每月至少要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一次。
C．省委与各县市党部的关系问题：
1．每两个月省委应派巡视员往福州巡视一次，每两个月中，福州市委亦应派负责同志一人来省委报告。
2．省委应即派巡视员一人往厦门道各县整顿党部。以后每月应派一巡视员去巡视。该巡视员每月须在各县巡视三星期，在省委工作一星期。
3．省常委每二周须轮流巡视漳州、澄码一次。
4．每月省委应派巡视员巡视漳浦一次。
5．省委应派巡视员，每两月巡视闽西各县一次。该巡视员应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在闽西各县巡视。半月时间在省委工作。
6．省委与闽北崇安等县，应保持密切的通信关系，可能时亦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由各县派人来省。
D．造成干部问题：
1．省委在最近两月内要开办训练班一班，或在闽南、闽西各办一短期训练班。
2．各县市委要尽量的开活动分子大会，每月至少一次。
3．每次支部会要有理论研究；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也要多带教育训练性质。
4．每次运动后应召集活动分子，研究并批评该次运动。
E．宣传训练问题：目前党应依照此次大会所决定的政策，作为向外宣传的目标，对内训练应以工作常识及党的基本理论为原则。宣传训练工作应如下规定：
1．省委办一种刊物，应有对外宣传我们的主张，对内训练同志作用。
2．福州、厦门应办一工人小刊物。
3．于必要时省委应办一工农小刊物。
4．省委要指导同志筹办一灰色刊物，作为向小资产阶级宣传之用。
5．各县市委要指导各支部办壁报。
6．省委应按期发出政治通讯，很迅速的传播政治消息。
7．宣传大纲及政治报告每两周须经常发出。
8．省委通讯每月至少要出版一册。
F．秘密工作问题：
1．为护卫指导机关起见，以后区市县省委须各预备一候补书记。他平时应少与普通同志发生关系，不出席执委以下的各种会议，偏重内部工作。
2．各县委必须建立秘密机关，只许极少数负责同志知道秘密机关的所在。
3．各级党部要注意观察同志行动，严防反动派的侦探。
4．凡超过五人以上的工人支部，必须按职业或工作分成支分部，每一支分部的同志，不必知道其他支分部的同志，支部只开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或代表会议，以代替支部全部大会。如此则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获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如支分部超过六人时，不分组开会，支部书记须设正副二人，干事会亦须有候补委员，以便一旦发生破获，仍能有人继续工作。
5．各级执委尤其是区委委员，须尽量的找在业同志，这一方面可以减少秘密工作的困难，同时又可了解群众的情状。
6．城市区委的机关，应当建立在工人居住的区域。
7．支部及支分部会议须设法在同志家中召集，要禁止在交通机关召集支部会议的危险办法。
8．除指定收存文件机关外，其他机关与负责同志居住处所，不应储存文件，无论任何机关，不宜保存同志名单与地址。
9．在割据地域内党部固然应当公开一切党的活动，但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工作。
G．提拔工农同志问题：
1．提拔工农同志必须是干部而能担任指导机关一部分工作的，不应形式的以为只要有了工农同志便满足了。
2．指导机关内的知识分子，或有工作经验的工农同志，必须帮助新进工农同志工作，留意告诉他们各地及上级来件，推动他们发表意见，并使之学习起草通告、决议案及复信等。
H．民主集权制度问题：民主集权制度是列宁党组织原则之一，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的扩大。一切党的政策必须达到每个同志使之了解，并且要尽可能的经过党员群众讨论党的各种实际斗争的策略，尽可能的实行指导机关由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选举。但同时必须遵守集权的原则，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党内民主主义，决不是要党员无理的攻击上级机关和负责同志，决不是要上级机关无威权，一切要解决于党员群众，决不是要造成同志间互相攻击的局面，决不是要每个党员来抢所谓党的领导权，决不是要造成工学界限，这些对于民主主义的错误观念都要切实改正。
I．省委与各县市交通问题：
1．省委应每两月派交通员往福州一次。
2．省委与闽西特委每月应互派交通员一次。
3．省委与漳属及厦门道各县，交通便利，交通员人数不必规定。
4．各县发生恶剧斗争时，省委与各县委，应酌量情形，多派交通员传递消息。
J．支部工作问题：支部工作方法之改变，尤须特别注意。福建党的支部，过去开支部会议，譬如国民党的总理纪念周、政治报告，譬如总理遗嘱，即是几乎完全失掉支部开会的意义，至于支部的工作，更可想而知。紧急代表会议特规定“支部工作大纲”若干例，附于组织问题决议案之后，以后务须按照此大纲去进行支部工作。
农运工作决议案
（一）中国革命已经进展到直接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建设苏维埃的阶段。在这一总的任务之下，农民运动目前的要点是组织农民群众于彻底的土地革命口号之下，领导他们起来作日常斗争，屠杀豪绅，没收土地，一直到建设工农兵苏维埃。
（二）福建的党在农民运动中，应特别注意的是：
A．有计划的去进行：过去省委对全省农运工作没有计划，各地工作有的是从某个机会中发展起来的。至于各县县委对于农运也是一样的，很少有整个的计划，因此不独各县的农运工作不能互相适应，就是每县中各乡的农运工作，也是不能互相适应。今后省委以及各县县委，应当有一切实的计划，使各地工作能互相适应起来。
B．纠正农民落后的意识，在革命的进程中，农民常会有落后的反动意识，如不认清阶级意识，笼统的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便要杀尽城内人，而倾向于“大烧”、“大杀”、“大抢”的途径。前次平和暴动，最近永定暴动中，都充分的把这些落后意识表现出来。若不把这些落后意识消灭下去，农民运动就不会走上土地革命的正轨。我们的党，今后应当把平和、永定所得的经验来纠正这一错误。第一，加紧城市职工运动，使土地革命能在无产阶级的工人领导之下进行。第二，注意乡村中手工业工人及雇农的组织，加强无产阶级的成份于农民队伍中，使贫农成为农协的中心主力。第三，对农民加紧教育的工作，使它了解土地革命及夺取政权建设苏维埃的真意义。
C．纠正盲动主义及等待主义：不顾客观和主观的力量，而拼命去干，这种轻于冒险的暴动，便是叫做“盲动主义”。如平和、龙岩，城市工作没做，市郊农运也没有工作，自己武装很少，技术上也很坏，同时反动豪绅军阀的内部并未达到崩溃的末日，而我们的党却要领导农民群众去攻城，去冒险，这是犯了盲动主义的流弊，是消灭革命情绪的。
反过来说，有些地方很有斗争的可能，而我们的党及农民群众，都不敢起来，偏偏要等待旁的地方先发动，而后才敢起来，这也是很不对的，这是犯了“等待主义”的遗毒！
盲动主义、等待主义都不是向着真正的斗争路上走的，今后各级党部应该努力去纠正这两种错误。
D．发动斗争，扩大组织：考察农民的生活，根据他们迫切的要求，提出适当的口号，来发动农民作日常生活的斗争，经常的号召农民反抗豪绅，向豪绅清理公款，发展抗捐、抗税、抗租、抗粮、抗债等斗争，在斗争中巩固农协及扩大农协的组织。
E．划清党与农协的关系：过去各地有的是党代替群众的组织，根本没有农协的组织。有的农协是由我们同志去包办的，农协的委员，便是党的支部干事。这样党与群众分不清，在组织上工作上都是很不好的。今后农协委员应多引用非同志来负责，党在里头起党团的作用。
F．注意武装组织和游击战争的应用：武装组织是实行直接革命过程中的一种重要而不可忽视的工作，各地农协都应当尽量去准备。就是工作能力狭小，反动统治巩固的地方，我们小规模的组织——三五人的小队——也不可忽略。至于游击战争，本来应当是从群众斗争中组织起来的，至少也要是发动群众的，这很明显的是有群众的武装，它的行动是为群众谋利益的，与专门抢劫的土匪和义侠性的会匪大不相同，这种意义要使到农民群众有深刻的认识。游击战争必须是群众性质的，脱离群众的游击队组织，对于革命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此外还有两点要注意的：
A．纠正农民仇视士兵的心理：在这实行直接革命的时期中，士兵运动是重要工作之一。我们要纠正农民鄙视士兵，甚至仇视士兵的观念。应该说明士兵也是被压迫得不得了的，士兵中多是失地的农民，他们实有倒戈帮助农民反对军阀的可能。
B．工农武装的来源，普通农民都希望筹钱买枪或希望我们给他枪弹。我们应该告诉农民，我们的武器是在敌人手中，必须指导农民时时刻刻准备去袭击敌人，夺取敌人零星小队的枪械，以及藏在豪绅手中的武装。
（三）运用对土匪的政策：农村经济剧烈的破产，成千累万的农民失业当土匪去。因此土匪一天一天的增加，已经成了广大的群众，在这阶级斗争愈趋剧烈的时候，这些失业的土匪，如果不是工农群众的拥护者，便是豪绅资产阶级的武力。对于这些群众，我们的党，应当提出适当口号去分化他们的内部，消灭他们的组织，使其站在土地革命口号之下，帮助工农，同时求他们本身的解放。
但这一政策要用得很适当，我们不好存了很大的希望，想利用他们，而不去分化他们，不去教育他们，只希望他们能为暴动时的主力。假如这样，不但是违背了我们对土匪的政策，而且将使我们的群众“土匪化”，消灭工农革命的意义。
（四）各地农运工作方针：
A．漳州、澄码、漳浦：
1．这区总的目标应该向漳州发展，包围漳州，要注意：由漳浦、丹井打通到漳州；由漳浦、官浔打通到石码；由漳浦、马坪、白水营打通到海澄；由石角东打通到漳州，使三县的工作能互相适应。此外则应注意向同安、南靖、云霄发展，以便与泉属及闽西联络。
2．这一区目前已到了抗租抗税的初期，我们要从日常生活中发动农民作抗租、抗税、抗捐、抗粮、抗债的斗争。
3．大规模的武装暂时没有组织的必要和可能，但要注意零星小队的组织和训练。
B．泉属区：
1．这区的总方针应当向泉州发展，注意：由惠安打通到泉州；由永春、德化打通到泉州，由同安、马巷打通到泉州，由仙游、莆田打通到惠安、永春。同时要注意，由同安与漳属联络；由莆田向北发展与闽北联络。
2．这一区的农民革命情绪也已经到了抗租抗捐的初期，我们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作抗租、抗税、抗粮、抗债、抗捐的斗争。
3．这一区群众的武装也不少，是福建民军出身的根据地，这点我们要注意去组织。
C．福州区：这区工作要注意福州市郊及西南兵工厂、造船厂一带附近的农民。同时要注意向西南发展，以便与泉属联络。
D．闽西区：
1．工作的布置要注意到各县各乡的互相联系与适应。龙岩、平和市郊的工作，尤为急不可缓。
2．这一区是到了土地革命的阶段，要作深入的土地革命的宣传，用“没收土地”、“建设苏维埃”的口号来发动群众。
3．要注意农妇的组织，加强农协的作用。
4．武装组织尽量的准备进行。红军、赤卫队、童子团都要开始组织。
5．注意由南靖与漳属联络；由上杭向长汀发展；由永定、平和与大埔、饶平联络。
6．应注意纠正农民落后意识的表现，盲动主义的倾向，利用土匪的观念。
E．闽北区：用减租口号去发动农民斗争，组织农民群众；注意向福州发展。
军事问题议决案
（一）中国革命已经进到土地革命，深入建立割据区域，争夺城市的阶段。在这时候要保障工农革命的胜利，党对于如何破坏敌人的武装力量，如何扩大工农群众的武装组织，与其他关于军事问题都应有整个的规划与指导，因此军事问题占了很重要的位置。
福建的工农斗争日益紧迫，尤其是闽西各县工农贫民与豪绅地主军阀的武装争斗，在方式上进到极残酷的肉搏。但福建军事运动的发展，不能与工农运动相配合，福建军事运动的政策，又不能与土地革命的深入相适应，因之农民暴动很艰苦的独力前进。党不能号召广大的士兵群众来参加各地工农的暴动武装组织问题，也没有整个的规划，这确是福建工作重大的危机。党应该很坚决的改正忽视军事工作的倾向，军事问题尤其是在福建是当前特别重要的问题。
（二）帝国主义者压迫下的福建，农村经济破产，豪绅地主阶级的经济普遍的动摇，而且全省受了帝国主义者机器工业品的支配，本省的工业没有振兴的可能，于是产生了广大的长期脱离生产的流氓无产阶级，形成遍地各是土匪、军队、民团、商团等，这都是代表反动的武装势力。要推翻反动的统治，就得根本破坏反动的武装力量。
破坏反动的武装力量，在福建是不难的。福建豪绅地主阶级与军阀的武装力量，本来就很微弱，军阀军队的组织，除张贞部队略具军队的规模外，其他军队，自卢兴邦以下，都是乌合的土匪，既没有统一的指挥，又没有训练纪律，那谈得到战斗精神。乡村中豪绅地主阶级自身的武装组织，除他们个人有些散漫的枪枝外，民团、保卫团、警察队的空招牌也不多见。城市中资产阶级更没有商团的组织，军阀、豪绅地主阶级间的矛盾冲突，又是异常剧烈：第一，福建经济力量如此薄弱，大小军阀如此之多，他们不得不互相吞并，以求生存，形成全省大小军阀长期混战，形成城市与城市的对抗；第二，在革命势力尚未深入扩大的地域，豪绅资产阶级根本尚没有〔搞〕军队的必要，而且不堪繁重的苛捐杂税来供给军队，豪绅地主阶级利用地域的宗法关系和军阀反对，造成全省城市与乡村的对峙局面；第三，豪绅地主阶级自身间亦常因地域与宗法的观念互争雄长，形成全省普遍的械斗。
这般军阀豪绅地主阶级长期混战，不但使他们自己的统治力量削弱摇动，而且增加了士兵与官长间的阶级仇恨。士兵们痛恨长官完全为着权利驱使士兵屠杀工农，驱使士兵自相残杀，痛恨长官克扣军饷虐待士兵。他们恰巧受了各地工农暴动的影响，于是全省反革命军队表现出普遍的动摇崩溃。张贞部士兵在国民党的纪念周当中，公开的痛骂长官。同安驻军绑捆克扣军饷的长官，各地兵士的逃伍更是家常便饭的现象。
军队的现象是如此，民团、保卫团、商团的武装，大都在劳苦的工农手内。在这工农斗争剧烈的时期，只要我们有决心去破坏反动力量，推翻反动统治，是有把握的。
我们不但要破坏敌人的武装力量，而且要建立工农自己的武装。目下城市中军队如此微弱，乡村中又少武装组织，我们如果有计划的去建立群众武装力量，集中一切武装，扩大工农武装组织，形成工农伟大的力量是容易的。
（三）福建的军事工作实际上还未开始。除了永定建立了相当农军外，各地对于军运，只有些零星散乱的活动。在稍有军运的地方，又犯了观点与方法上的错误：
1．没有尽量扩大工农武装：对于城市和乡村的武装及其分配情形，没有确实的考查与统计。未能充分的集中一切新旧的武装，更未能有计划的去缴过反动军队的武装。城市中赤卫队尚未开始，农军的建立大多数地方也未开始，少年先锋队和童子团也未建立。
2．兵运尚未开始：反动军队中，仍无一个健全的党的支部，仍无一个士兵革命委员会。
3．军事投机：永定、龙岩都有农军受国民党收编与勾结匪首的倾向与事实。他们要在国民党旗帜之下进行训练，避免缴械，扩大力量，这显然是使农民群众对国民党观念模糊，使一般同志腐化，助长反动派气焰，消灭自己的力量。莆田、仙游、永定县委，都有派遣得力同志带领农民为匪，以招兵买马为办法，以求扩充力量的主张与事实。他们不从广大的群众当中使群众军队化，而要群众土匪化，相信离开群众，另有一种英雄式的领袖，可以创造武装军队。依靠军队来发动群众，成了大多数同志的幻想。平和依靠大埔、饶平的农军受了莫大的损失，龙岩县委更有借土匪暴动的不正确观念。
4．士兵运动的主要目的，在破坏敌人的军队。一部分的同志竟存着希望一切军队变成红军的幻想。永春同志更有因为土匪中工作困难，根本不做士兵工作的倾向与事实。
（四）福建军运上发生这许多错误与缺点的原因：
1．主观上放弃了军事工作，多数地方连军运的机关都没有建立。有些地方在名义上建立了军运机关，其实军运负责同志都另调他项工作。甚至有些地方党部与团部简直没有开始进行军运，完全忽视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
2．“八七”会议以来，军事工作的新方针，中央和省委曾屡次指示其重要意义，各地党部与团部依然不了解，仍旧用机会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军运。
3．福建的革命尚未能深入土地革命，军事工作，尤其是士兵运动，因此没有充分的扩大与深入的可能。
（五）现在张贞、海军都在“裁兵”口号掩护之下，企图消灭杂色军队，在“清匪”口号掩护之下，企图消灭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各地豪绅地主阶级感于工农革命的日益扩大与深入，纷纷起来组织民团、保安队、商团，集中乡村中一切武装，企图与城市军队联系，共同镇压革命。
如果我们不能有计划的去进行军运，则工农群众的武装完全为豪绅地主阶级所利用，形成乡村中豪绅地主的力量，加强城市的统治力量是有可能的。
因此紧急代表会议依照中央的指示，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军运。并且特别提醒各地党部与团部，对此工作严重的注意，并严重的警告忽视军运的党部与团部。
（六）今后工作的方针：
1．关于一般的：
①党员应有军事训练。
②军事要技术化，科学化。所以我们应特别注意军事技术人才之养成。军事工作同志，以至每个同志，甚至每个群众都要注意使用武器，制造武器，修理武器。
③各地军运机关应该充分的了解当地的一切情形，根据当地的工农组织状态以及当地的特殊情形以及军队中各种复杂关系与变化，定出具体的计划。
2．关于士兵运动问题：
①建立士兵支部，尤其是在敌人精干部队中要建立起来。各地党部与团部都要用很大的力量去进行这般工作。
②集合士兵一切不满意的事体，提出各团各营各连各种不同的要求，领导士兵去斗争，提高士兵的阶级意识，增加长官与士兵间的阶级仇恨。
③各地兵委必须在新政策领导之下，创造士兵革命高潮，与工农革命高潮相适应相配合，汇合而成工农兵伟大的力量。
④利用反帝国主义，鼓动士兵参加反帝运动，组织士兵于爱国会、救国会、兄弟团之下，进行爱国运动。一直到要求加饷，要求监督军需，反对长官，使反帝运动与士兵运动相联系。
⑤现在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都有组织民团、联乡团、保安队、商团等等倾向，各地党部与团部应训练大批工农群众去当团丁，竭力破坏其武装力量。
⑥利用军官去进行兵运，有时是必要的，但士兵运动的主要方法是派遣大批工农同志入伍，领导士兵作日常生活的斗争，扩大组织，一直到兵变暴动。
⑦工农群众与士兵群众接近的机会非常之多，我们应该鼓动工农自动的去进行兵运，增加工农兵的联系。
3．关于土匪问题：对于土匪根本取消灭政策，利用时机，杀其头目，夺其枪枝。在施行游击战争或暴动时，可在“有利于革命势力”的条件下联络之，但一到相当时机，即应断然解决之，切勿幻想其变为革命势力。
4．关于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
①城市赤卫队的组织，应用工人同志为中心；乡村赤卫队的组织，应以贫农为中心；红军的组织，应以脱离生产不久的工农为中心。
②赤卫队的组织，必须尽量扩大，而且要按工农群众组织军事化的意义，分交通运输、侦探看护、救护等组织，适于暴动时有计划的去消灭敌人。
③各级党部必须注意训练赤卫队指挥人材，训练军事技术，尤其注意巷战、游击战争、夜战、山地战等。
④赤卫队的训练问题十分重要，省委必须经常的派人训练工农赤卫队。不注重形式上的操演，只注意暴动和游击战争的必要战术。
⑤在暴动地域应竭力扩大红军的组织。赤卫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应充量挑选，加入红军。红军的生活要工农化，红军的待遇一律平等。红军完全是自愿军，给养由没收反动财产充之。红军有一定的入伍退伍期。
⑥各地团部应用很大的力量去发展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的组织，并应输大批少年先锋队的勇敢积极分子入红军。党应助团发展少年先锋队、童子团的组织。
⑦军械，在斗争中极力收缴反动武装，如民团、商团、保卫队、警察等外，应收买一切新式子弹枪械，集中一切旧式武装，如土枪、鸟枪、土炮、刀、矛等。
城市工作决议案
（一）中国的革命，目前还是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是不可轻忽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成分，在产业落后的中国内，是很广大的，尤其是城市内，一般小商人、青年学生、自由职业者，实占了社会成分最大的百分比。
（二）城市内这些小资产阶级，在从前对于国民党都是多少有些幻想的，他们以为北伐成功，他们就可得到解放了。他们曾经梦想着：国民党北伐成功，便可以打倒帝国主义，收回一切丧失的国权，从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他们曾经梦想过国民党可以给他们一切自由，废除一切的苛捐杂税。可是他们这些幻想不久便被国民党真实的欺骗打得粉碎。现在已经普遍的讨厌国民党了。甚至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先锋，已经直接攻击起国民党来了。无疑的，这些现象是给我们党城市工作一个绝好的机会。
（三）不幸，福建的党，过去完全忽略了这一工作——城市工作。我们拿大部分的力量用到内地各县的农村中去，以致我们的党，形成畸形的发展。在乡村如永定、平和，已到了武装暴动的时候，在城市里，连工作的一点基础尚未能建立。这是很严重的一种错误。
我们过去曾认学生青年运动为无关轻重，甚至有主观上放弃的形势。曾认以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无大作用，听其徬徨歧路。曾认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都是工运农运有余暇的时候，才可作点的工作。因此城市工作口头上“注意”、“加紧”了几个月，到现在还是一点头绪也没有。这种缺憾，若不严为纠正，城市工作将是永远做不起。
（四）因此，紧急代表会议认为福建的党，目前在城市中，除职工运动及士兵运动外，应拿出大部分的力量来进行下列四项工作：（A）反帝运动；（B）民权运动；（C）学生青年文化运动；（D）反抗苛捐杂税运动。党自省委以下，各级指导机关应经常的计划、督促并考核这一工作。城市的党员群众应按“每个党员担任一项工作”的原则，参加这一工作。
（五）这一工作在目前福建的环境是非常易于进行的。福建的统治阶级特别来得下流无耻，在五三济南惨案发生之后，他们强迫工人起卸日货，撕毁反日标语，解散反帝团体，禁止一切民众反日的行动。谁都认得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
民权在福建可说根本尚没这个东西，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概被剥夺。聚会必须是“纪念周”开口必须是“总理遗嘱”，办报纸必须是“民国日报”，写文章必须是颁扬“三民主义”，否则一概目为赤化、恶化、反革命，因而就该解散，该拘捕，该枪杀。
学生及一般文化运动，在从前，福建比各省都落后，在革命军入福建后，更其来得天昏地黑，一切新思想和比较左倾的出版物概被莫名其妙的禁止，学生的一切自由概被剥削。还有，学阀勾结党阀，专门强迫学生读总理遗嘱。
苛捐杂税在福建来得特别凶，随便屈指一数，就是一百几十种。工农不要问了，小商人也被刮得叫苦连天。然而又不敢说话，因为谁反抗捐税，谁就是反革命。
（六）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我们应怎样进行我们的工作呢，首先应注意几个比较重要的城市，厦门、福州、漳州，在目前就可马上下手的。泉州、石码及内地各县城，过去简直是半点工作都没有。各该地党部，亦应马上分派得力同志去开始并加紧进行。
（七）进行主要的路线是：
（A）关于反帝运动的：
1．揭破帝国主义侵略的真相，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眼前的事实，不断的指出给群众看。
2．要求收回山东及满洲的主权。惩办断送山东及满洲给日本的外交官吏，及军事长官等。
3．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4．实行抵制日货，绝对的检查日货并焚烧日货。
5．驱逐在华的帝国主义海陆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工厂及私产。
6．自动的取消一切外债和赔款。
7．反对与任何帝国主义者妥协的军阀。
为要实现以上工作，党可在群众中组织等等反帝团体，名称什么都好，只要是团聚群众的。假若当地已有反帝的团体，甚至于是反动派组织的，我们也可参加活动。如果是有群众的，我们要有独立的政治宣传和批评，经常的指出群众的出路，使群众倾向我们这边来。
（B）关于民权的：我们现在应该提出：
1．释放一切争自由争国权的政治犯。
2．实行民众政权，乡县市政府由工人、农民、兵士及小商人、学生等穷苦民众代表会议选举之。
3．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入党绝对自由。
4．工人有组织自己工会及罢工之自由。
5．民众团体，由民众自己选举，反对任何机关包办。
6．女子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乃与男子权利平等。
这些要求自然不是我们的政纲，这只是我们用以发动群众的口号。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从斗争扩大群众组织的基础，和斗争的力量。
（C）关于学生及青年文化运动的，我们要提出：
1．改良学生待遇及学校教育。
2．学生有参加政党的自由。
3．学生有择师的自由。
4．履行义务教育，中等及中等以上学校免费。
5．改校长制为委员制，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
6．实行男女同学。
7．男女均有择婚自由。
8．反对基督教及一切文化侵略。
这是我们用以发动学生及一般青年的口号，务须使之成为学生群众的要求。在学生青年群众中，党应组织许多不同名称的团体推动并实现这些口号之斗争。
（D）关于反抗苛捐杂税的：
1．废除一切苛捐杂税。
2．反对苛派军饷、公债票等。
3．撤消厘卡，实行统一税。
4．一切纸币十足兑现。
5．打倒贪官污吏捐棍税蠹。
这是党目前在城市中发动群众的总路线。
（八）城市中主要的工作，当然还是职工和士兵，但上述这四种运动能够汇合起来，鼓起澎湃的波澜，对于工运和兵运是有很大的利益的。我们应运用中央最近屡次对于城市工作的策略，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学生，小资产阶级本身利益的斗争，以发起城市广大的群众，这是复兴城市运动必经的路程，也是□□的法门。
（九）过去福建的党完全忽视了这一工作——职工及城市运动，因而乡村和城市的工作大大不能配合，乡村的农民暴动与城市的工人斗争，也就不能适应。同时乡村的斗争，因为没有城市工人的领导，又走上错路，失掉了斗争的意义，得不到巨大的胜利。这是忽视城市工作的结果。紧急代表会议特为严重指出，只有开始并加紧城市工作，农民运动的错误才能纠正过来，职工运动也才能迅速而伟大的发展。
对C.Y.工作议决案
（一）在目前苏维埃革命的阶段中，C.Y.在青年群众中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意义。青年工人群众有其特殊利益和心理与习惯，他们所受的压迫比较成年更加厉害。C.Y.假若把青年工农组织在党的政治影响之下，能有组织的聚集青年工农的英勇革命力量，参加党所领导下的一切斗争与暴动，于革命的进展显然的成为必要的帮助。反之，C.Y.对于青年工农运动没有做得好，没有组织起青年工农在党的政策之下，使广大的青年工农群众没有在斗争与暴动中，表现他们英勇的力量，便是革命的损失。
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他们在现时大都讨厌国民党的反动，与不满意于国民党的剥削，他们已经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吸引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革命，至少使他们取中立态度，这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工作之一。
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中，青年占很重要的成分，C.Y.加紧进行青年学生中的运动与一般文化运动的工作，也是党在小资产阶级中工作的得力助手。
（二）紧急代表大会审查福建C.Y.过去的工作及青年运动，认为有下列的缺点：
A．在城市中工人的斗争，未见有特别提出青年工人的要求，领导过青年工人有组织的参加，单独去发动青年工人学徒的经济斗争，更是没有。C.Y.在青年工人中没有强大的组织基础，C.Y.在青年工人中的领导力量也非常薄弱，那是必然的了。
B．在农村中的青年运动，多数地方是完全抛弃，即有进行的少数地方，亦未见有很大的成绩。少年先锋队的组织建立得很少，因此在斗争或暴动中，青年群众亦没有能够有组织的参加。青年团在农村中影响很薄弱。
C．C.Y.过去抛弃了在小资产阶级中的工作，学生运动完全放弃，文化工作也很少进行。这样的现象是证明福建青年运动一般的没有成绩。结果将使党在青年群众的政治影响完全失却，革命受了很大的妨碍。
所以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福建C.Y.的历史太短，各地的团部又多是从党中分化出来的。他们过去没有做过青年运动，没有青年运动的经验。分化之后，C.Y.省委与各地团部的关系不密切，缺乏对于各地C.Y.工作上的具体指导。自然党也是向来便没有帮助过C.Y.工作的建立，缺乏对于青年运动的指导。因此在各地的党团中间，充满了取消团的观念，他们觉得青年中没有特别的要求，团的组织，可以不必单独存在，免去了许多麻烦。
（三）紧急代表大会认为，党与团中必须纠正这种取消青年运动，取消团的观念。消灭这种严重错误的最好而且最必要的办法是，C.Y.此后要事实上积极的进行青年运动。
C.Y.应该找出在青年工农运动中的工作方式与方法。这些方式要传达到每个C.Y.支部，使各地晓得进行青年工农中的特殊工作。这样才能免去了消灭主义之发生。才不会形成组织上的分化而工作上没有分化。
学生运动与一般的文化运动，今后C.Y.要开始并加紧进行吸引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到工农革命阵营来。在学校中应该参加学生会，领导学生进行为本身利益的斗争，进行反帝及民众运动、办灰色刊物、墙报、推销书报等工作。
（四）为使青年运动有广大的进展，紧急代表会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青年运动应经常的加以具体的指导，并予C.Y.以物质上的帮助。大会结束之后，莆田、仙游、永春、漳浦、上杭等尚未分化的县份，应该马上分化，并且帮助C.Y.建立独立的组织。
济难会工作决议案
（一）福建的工农群众在豪绅资产阶级压迫之下，已经不断的产生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斗争，最近更爆发了引起全国注意的永定、龙岩的暴动，迫得反动阶级不得不大施逮捕与屠杀的毒腕，以图稳定它的日就崩溃的统治。因而工农失业、失耕、被捕、受伤、拘囚、枪毙、砍头的事情，几乎布满了全福建。反动阶级这般的残酷，只有更加推进了工农群众直接革命的形势，更加促成了工农武装暴动，推倒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决心。但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被难工农并没得到什么同情的抚恤；被捕受伤的也没得到什么同情的救济与热忱的鼓励；在狱的革命者，更多是消息沉沉，不知存亡——革命群众的生活，竟这样的没保障，这样的得不到社会兴奋鼓舞，未尝不是对于革命前途一种很大的损失。
（二）济难会的组织，就是要救济为解放运动而被难的，它主要目的在提起群众的阶级同情，增厚革命力量，促进革命的过程。尤其在目前暴动时期，济难会的工作更是救护和增加暴动者力量的工作。不仅如此，它更可站在党的政策之下，帮助党的宣传，使党的政策影响更能深入群众。因此，济难会的组织与发展，在福建是刻不容缓的。
（三）福建的革命高潮，既不下于他省，而济难会的组织与发展，竟无一点成绩，其原因有二：
A．观念上错误：福建党对于济难会有一种普遍的观念，便是济难会不过一个救济机关，只是发济救费的机关，并不如工会、农会及学生会的重要，是可有可无的错误观念。无形中妨碍了济难会的发展。紧急代表大会认为有唤起各级党部力与纠正的必要。
B．未以党的力量辅助济难会发展：济难会在执行上虽是独立，但各级一定要得到各党部的指导，如工会、农会一样，才有发展的可能。紧急代表大会认为各级党部必须注意济难会的指导工作（事前作积极的指导），并将济难会工作经常的加以讨论，且指定同志专司济难会工作。
（四）为进行济难会工作起见，兹决定以下数种具体办法：
A．由省委指定同志三人至五人，组织福建省济难会委员会，专司济难会党团，规划全省工作之发展及向总党团报告事宜。省党团分组织、宣传、救济三部分。书记可兼一部工作。
B．市县委均须指定一个同志负责组织市县党团。承受省党团之指导，进行一切工作。
C．省党团马上即须着手调查一年以来全省各地被难、下狱、逃亡及受伤同志及非同志而为革命努力者之姓名、籍贯、年龄、在党所任之职务，及其家庭状况等事项，汇齐交总党团。
D．济难会在群众中须建立广大组织。为避免反动派的注目起见，可用等等名色，如救济会、普济会、互助会、人道社、人权同盟会等。但每个单位组织一加入了济难会，即须接受济难会的指导。
E．为扩大济难会的影响，于经济许可时，省党团须出版一种灰色刊物，主旨为给革命者以同情，反对白色恐怖等。
F．各县市党团如果环境许可，亦须出版一种通告小刊物，暴露当地恶势力之罪恶，并鼓动当地革命群众之勇气。
G．组织的对象，除工、农、学生外，被难者的家属及其亲戚、朋友、族人等均为重要对象。此外以团体名义亦可加入济难会（入会手续及纳费看中国济难会工作总计划）。
H．济难与党的关系：济难会一切工作，须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但济难会的组织及经费必须独立起来。负担济难会的同志不可兼做党的他种重要工作。
I．省济难会每月作一工作计划交省委通过执行。
J．省济难会的工作概况、经济支收，以及白色恐怖等材料，须按月向济总及中央作报告一次。
对省临委报告议决案
（一）紧急代表会议听了省临委报告之后，认为省临委过去九个月中的工作确很努力，而且比较以前确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的党在这九个月中已经形成为领导福建工农革命斗争的党，平和及永定暴动都是这九个月中的事，也就是我们党工作的成绩，但过去对于客观环境和主观力量实无正确的估量，以及工作上没有具体的计划，以致发生政治上组织上和工作上的种种错误和缺点，也是不可讳言的。
（二）在省临委过去的工作中，紧急代表会议特别对于六月廿四日的紧急会议有以下的批评：
A．紧急会议的召集，在当时确有必要。此会议在福建党的发展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第一，洗刷投机分子出党；第二，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第三，同志勇敢的批评上级指导机关。最近两个月事实证明，党各方面工作都较有进步。
B．但此会议对于陈祖康叛党一事的意义估量得并不正确。陈祖康只是省临委一个委员，他及其他党员之叛党，乃是全国的党，整个洗刷投机分子出党的潮流中之一点余波罢了。此会议过重估量了这件事，以为我们在福建的党，指导机关已经破产，以为我们在福建的党有完全变为第三党的危险。当时会场上的忙乱情形就是由于这种过重的估量来的。
C．因为对陈祖康叛党事估量得不正确，所以此次会议的决定虽然大体是对的，但有几点，紧急代表大会不能同意，紧急代表会议决定：第一，对于╳╳、╳╳二同志之处分应即取消无效；第二，在决议的第四条中“各级党部还多为不良分子把持”的批评不合事实，亦应取消；第三条中单就陈祖康叛党一件事来决定改组省临委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不过当时省临委不健全，事实上确有改组的必要。
D．此会议中╳╳╳、╳╳╳二同志对于福建党及省临委的批评若干条，当时未经会议通过。紧急代表会议审查这些批评条文，认为大体是对的，但其中有过火的若干条，有太过火的若干条，紧急会议曾经决定将此种未经全体承认的批评公开于全省党员。幸而此决议未曾执行，不然批评中过火的条文，将在福建的同志中，发生不好的影响。
E．紧急代表会议特别提起同志注意，以后同志批评指导机关，或同志间的互相批评，应以冷静的头脑，根据切实的事实去批评。
对中央巡视员报告决议案
大会听了中央巡视员的报告，并传达了中央致福建省委信的指示，认为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确定，社会阶级的分析，党的新政策的剖解，并中央对于福建党的批评及希望，大会认为正确而且满意。除一致接受外，并提出下面的意见：
中央巡视员对于福建的工作特别指出：
（1）福建的职工运动没有基础，党也无计划去进行。
（2）农民运动没有走上正确的轨道，农民没有土地和政权的普遍迫切的要求。
（3）士兵运动客观环境很好，但党也没有进行。
（4）各地工作没有互相配合适应的发展。
（5）各种革命力量，工、农、兵，也没有配合适应的发展。
大会认为这种指示，是完全得当的，自省委以下，各级指导机关，并全省全体同志，应用绝大的力量，严重的战胜这些缺憾，努力实现党中央所赋予福建党的一切历史上的使命。 |
中共福建党组织支部工作大纲（郑超麟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中共福建党组织支部工作大纲
郑超麟起草（1928年8月26-27日）
（一）每个支部视组织范围大小有下列各种会议：
A．支部全体会；B．支分部会议；C．小组会议；D．支分部书记联席会议；E．支部委员会（即干事会）会议。
（二）工人及学生支部会议每星期开会一次，农村支部会议每十天开会一次。
（三）支部会议的内容以下列各项为原则；但可视每次开会情形酌量减少或增加项目：
A．政治报告；B．本周工作报告；C．报告上级机关的通告并讨论之；D．讨论各种实际工作；E．分配同志工作；F．党的理论与政策之讨论；G．批评；H．临时会议。
（四）在工农支部中政治报告须简短、明晰，要注意到客观方面接受的能力，并须纠正只注意全国政治，忽略地方政治问题的弊病。政治报告不必每次都有。
（五）各种实际工作的讨论，应占支部会议大部分时间。在工人支部中应注意本厂工作、经济斗争、工会工作，及反帝运动的讨论。在农村支部中须注意本乡工作、反抗捐税、农会工作、减租抗租及反对拉夫等运动的讨论。在学生支部中则须注意本学校工作、反帝、城市民权运动及文化工作的讨论。
（六）分配同志工作须视同志的能力，并要每个同志每星期均有工作。
（七）批评一项，不必每次皆有，批评时亦只要每次提出两三人。批评应分好坏两方面，被批评者须有总答辩，由主席作结论，最好于每次运动之后，开一次批评会，十分钟也好，几分钟也好，这是很有效果的。
（八）支部会议要由中坚分子轮流担任，练习当主席的技能。
（九）支部书记当开会时要推动不发表意见的同志发言。
（十）讨论党的理论与政策时，每次要提出中心问题，在工农支部中须用零碎的解释，后作总结论，如此才能使工农同志发言。
（十一）组织群众，如组织工会、农会、学生会、反帝同盟，及灰色团体，如兄弟团、姊妹团、文学研究会、工农夜校、俱乐部等，是为支部最重要的工作。
（十二）介绍同志，扩大党的组织亦为支部工作之一。
（十三）济难会工作，每支部均要注意到。
（十四）调查工作，亦非常重要，工人支部须注意调查工人生活状况、劳资关系等；农村支部须注意调查土地关系、捐税种类、农民生活状况等；学生支部须注意调查学生与教职员的派别、各种知识分子团体的派别等。
（十五）支部应时时去研究群众心理和要求，提出简单明了的口号号召之。
（十六）在各种斗争〔中〕，支部要领导同志为群众的先锋，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
（十七）支部应利用各种机会，如群众大会、纪念会，用各种方法去煽动群众，在平民学校、俱乐部、工农会等团体中，支部对所在地群众须有经常的宣传的工作。
（十八）各支部须注意将党的公开刊物传播到群众中去，学生支部中要注意表同情于我们的刊物之传播，可能时要组织书报贩卖处或流通处等。
（十九）支部会议须尽量多举行教育训练。
（二十）新同志入党，支部须指定中坚分子与之作深切的谈话，并告以党员的常识。
（二十一）不活动之同志，支部书记须与之个别谈话。
（二十二）支部应绝对禁止党员间之纷争，并使同志互相了解。
（二十三）各支部要严格征收党费，并促同志到会。以能交费能到会为标准，统计同志的数目。
（二十四）支部每周应向上级机关报告工作概况。各种重要消息须即刻向上级机关报告。 |
元和致元光的信（郑超麟，1928年8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元和致元光的信
元和（郑超麟）（1928年8月20日）
〔说明〕信中“元和”为郑超麟的党内化名，“周仁”即为苏同仁。这封信是郑超麟从厦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福建工作的报告，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馆。
云光兄：
一星期前曾致兄一函，邮寄愚园路家转，谅已收到。此数日内，弟又去过石码及漳州，共三天，于昨日下午回到厦门来。兹趁福建省委派周仁同志赴沪之便，特草此函，让她带上。
省委已于上星期六决定召集一次全省紧急代表会议，定于本月26日开会，开两天。预计福建全省有县委组织的各县份，除闽北建瓯、崇安二县距离太远，代表不能到会外，其余各县代表大约都能到来。计有福州、古田、莆田、仙游、厦门、永春、澄码、漳浦、漳州、永定、上杭、龙岩等十二县。各县代表一人，连同原来省委委员、特派员、秘书、军委、C.Y.代表，最多可以开25人的会议。通告已发出，会议的各种准备亦已开始。大约可以开成，并能得相当的好影响。
弟来闽前与弼兄谈话，弼兄曾言福建此时不宜于召集全省代表会议。弼兄之意是说：（一）在斗争紧张时召集会议要妨碍工作；（二）将来全国大会代表回来要召集全省会议。但弟到闽后观察各方情形，觉得全省会议可以召集，并必须召集，其理由是：（一）福建同志一致要求——弟在厦与各负责同志谈话，他们对于别种问题有不同意见，对于党的组织问题则是一致的，即都要求召集一个全省代表大会，重新选举省委，现在的省委是临时的，不能担负福建工作重任；（二）各县来一个代表不致太妨碍该县工作——目前除闽西几县外，各县尚无十分紧迫的工作，负责同志可以到会一星期（开会及来往），闽西四县派代表来亦无大的妨碍；（三）赴全国大会之福建代表至今未回，同志们对他们的信仰亦不甚好，即使回来再召集全省代表大会，至少也须三个月以后；（四）福建下层干部人才极缺乏，同志虽尚积极努力，但理论和经验都无根底，此会议也可以给各县代表以相当程度的训练，譬如短期的党校；（五）白色恐怖不厉害，待我们甚松，不至危险。有此五个原因，故弟也赞成召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我们决定：（一）把中央的最近政治主张及对福建工作的批评传达给到会的人；（二）确定以后福建工作的正确方针；（三）解决陈祖康、张余生叛党后福建党内的组织危机问题。会议后，弟尚须帮助新的省委理出工作的头绪，故至早9月5日才能回沪。弟在沪的工作，请兄嘱典琦兄再代理十天。
关于闽西暴动问题，此次周仁同志赴沪已有材料多种并编成一本特刊，兄可以在这些材料中看出斗争经过的报告、过去省委的指示、弟到后新的指示、以及厦门报纸对此次暴动的记载等等，省委希望兄看过这些材料以后能有新的指示给福建。据弟个人观察，事情是这样：（一）永定暴动已起了将近两个月，龙岩也有暴动起来；（二）闽西农民斗争形势很好，正奋勇与敌决战；（三）我们的党在闽西本甚脆弱，不能充分领导农民的暴动；（四）闽北闽西农民暴动中生出许多不好的倾向：1．各处的游击战争，一动就去攻城。2．农民尚无迫切的政权要求，农运尚在所谓“五抗”（抗租、抗捐、抗税、抗粮、抗债）阶段，农民急于攻城，就不是为了夺取全县政权，而是所谓“三大”（大杀、大抢、大烧）或是要“杀尽一切城里人”；（五）各县都完全没有城市工作，手工业工人并不参加斗争，而成为局外人的状态，一般商人（店员恐也在内）反执枪帮助反动派，击败攻城的农民；（六）所以能支持到二个月尚未被镇压下去，实非为了暴动力量的强大，而是为了闽西的统治力量较薄弱：1．郭凤鸣、陈国辉、张贞等，兵皆不多，兵士又不愿战，2．这些土匪、军阀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3．土匪、军阀与当地豪绅地主的武装、民团、商团、保安队等，也时常冲突，不能一致；（七）因此闽西暴动，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仍有发展可能，发展下去造成一个闽西割据局面也是可能的。以上各点大约可作为此间同志的共同意见。现在闽西报告久未来，闽西亦没有负责同志来口头报告，省委只好根据以上几点意见布置工作。关于闽西的策略，如果到会的闽西代表没有供给新的材料，此次会议就照现时的策略做去。
同时，我们亦已开始布置闽南的工作。闽南的运动不如闽西远甚。莆田、仙游、永春三县，虽有党的组织，几乎无工作可言。漳浦的农民运动，曾有一时蓬勃发展，但经过张余生叛党以后，又消沉下去，我们至今无法去做。厦门职工运动一塌糊涂，城市运动有极好的客观条件，但我们搞不起来。漳州的党停顿了好久，最近才整顿起来。各种工作亦才开始，无成绩可言，只领导了一次经济罢工，得到相当胜利，三个条件中有二个条件已被接受，惟有承认工会一条件未被接受。石码工作较好，同志精神甚集中，支部开会也很像样，最近减租十分之三，已得胜利，现在开始抗租运动。
厦门附近的莆田、仙游、永春三县，客观上能发展斗争，但因当地党的负责人有错误观念，及省委与各县的联系不好，故至今无成绩可言。对于仙游、永春的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可以整顿起来。
总之，在福建，闽西农民运动有很大发展，闽南、闽北则开始发动抗租运动，城市运动亦发动得起来。全省工作并非不可做。福建党组织亦具有相当规模，党员能积极耐苦，可惜指导的人缺乏，县委以下的干部尤其缺乏。我们希望这次会议对于福建的工作能发生很大的影响。
（下略）
弟元和八月廿日 |
元和致云光的信（郑超麟，1928年8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元和致云光的信
郑超麟（1928年8月10日）
〔说明〕原件是密写手抄稿，已严重残缺。本文所空之处，系原件看不清。信中“元和”为郑超麟的党内化名，“云光”即中共中央的化名。这封信是郑超麟担任中央巡视员时由厦门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福建工作的报告。
云光兄：
弟于本月4日由沪动身，7日到达厦门，8日我到省委机关，因代理书记刘乾初同志适赴石码（离厦门六十里）开三县（龙溪、漳浦、海澄）负责同志联席会议，弟当赶往石码，但因开会地点临时变更，弟找不到，9日早上无结果的仍回到厦门来。昨今二日与在厦门负责同志之谈话，对于福建问题略有头绪，兹先将弟所知道的告诉给兄，并有许多小事请求兄注意并答复。
（一）福建党的工作及一般革命形势——我党在福建的运动为时不久，但有很快的进步。现在党的工作各方面虽然都未上正确的轨道，但党在福建社会□□□□□□□□□□，是可以肯定的说的。各地的农民对党极重视极信仰极欢迎，一般反动分子军阀豪绅及其走狗一致的视我党为其唯一重大的敌人，□□□□□，各乡村的电线杆上满贴了反动派“肃清共产党”一类的标语，即此可见我党在福建的声威。
□□□□□□□□□□□□□□□□□□□□□□□□□但党□□□□□□□不难一般即看出来。这□□□□□□□，党只畸形的在农村发展，城市工作可说没有，职工运动一点没有成绩。拿一个例来说就可明白，就是党在福建同志数目只有四千多人，但福建最大的近代城市、省委所在地的厦门，同志只有四十余人，便可以明白。士兵运动也是毫无可观的成绩，虽然客观的机会甚好。福建的城市运动、职工运动及士兵运动，都是有好的机会可以做，但都没有可观的成绩，这都应该由过去的省委负责——弟□□□□□直接的来纠正□□这种错误。这二三日弟曾与负责同志谈话，已开始做这类纠正工作了，他们大□能够接受。
（二）永定暴动问题——福建党目前摆在面前难于解决的，首先就是永定暴动问题。这次暴动的经过，上海□□□□□□□□□□□过去报告都不详细，现在省委正□□□□□在闽西暴动的材料，前一大半将送给兄，将来兄就可以详细知道。现在多报告其大概。
永定这次乃是农民自发的运动，不是党领导起来的。这次暴动的起因甚复杂，大体说是：（一）军阀豪绅的捐税剥削，民不聊生（注意：这四个不是□□□□□□□□□□□，闽西的农民和挑夫因为缴纳不起人头税、扁担税等，有许多自杀，其数目比□□□□□□□□□□□□□□□□□□□□□□□□□□□□□□□）。
□□□□□□□□□□还是一样。□□□□□□□□□□□□□□□□□□□□□□□□□□□□□□□□□此次经济上破产的影响是□□□□□□□□□，农村大饥荒，□□□□□□□□，但城市则积谷甚多，不肯输出。
（四）海陆丰的影响。□□□□□□就因这些原因，所以农民自动暴动起来，起即趋向于攻城。初时我们的□□及领导农民运动的同志，曾经反对这种不成熟的攻城暴动，但农民不能听，并有一部分农民主张县委如果反对暴动则先杀各县委，因此县没有办法只好跟上农民□□□□□□□□□□对暴动，一方面表现是□□□□□□□□□方面也表现这些同志并不是不知道率然的攻城暴动之错误。但我们不能领导农民而做了农民的尾巴，这个□□是不会□□。
因此之故，农民的落后的反动的意识就领导了党，就充满了暴动中的行动。第一，这次没有组织的正确的政纲与口号，即□□没收土地、做苏维埃政权口号并未普遍为农民所了解，更用不着说实行了。农民暴动中的流行口号是五抗（抗捐、抗租等）。
第二，□□□□□□□□□□十分热烈的表现出来，譬如：农民中流行的口号有一个是所谓三大，即大杀，大烧，大抢。□□□那次攻城的□□□，原来□□□□□□□□□□□□□□□□□□□□□□□作战，□□□□□□□□□□□□□。现在永定农民尚□□□□□□，有继续□□□□□□趋势，这个原因恐是张贞兵士不肯出力打，并非由□□□真理战胜军队。
弟未到□前□□□派了十个同志，以前常委王海萍同志为领□往永定去□□一闽西特委（包括□□□□□□□□□四县□□□□□□广东□农民□□□□□过来），要立即实现闽西割据局面。省委对永定暴动问题这样□□□□□□□□□□□□□福建□□□□的指示，所以才查明了这个□形，并□□□□□□□□□□□□□□上午常委会□□□□□永定问题提出来讨论。今天因为□□□的问题占很多时间且各种材料□□□□□□，故未得结果，□□□□□□□的常委会来讨论。如同志大体□已经承认过去永定工作的错误，及闽西□□□□□□不能够□□（因为永定□□□□□帮助，□□□□□暴动□□□□□□□□□□□，可明日会议□□□□□□□□□□□□□□□告诉，□□□□□□□□□□□□□□来信□。
□□□□□□□□□□□□□□□□□部的情形及□□□□□□□□福建党的工作局面说大不大说小也是不小□□□□□□□□□□□□□□□□□□□常委，确定担负不下这个工作局面。非加以改组不可。这点乃是一致无问题的意见，常委本身也是这样说。常委现在是五个人，其中一个工人□□□□□□□□□□□□□□□□□王海萍同志不去闽西，实际上只有□□□同志及李道生同志，李又不十分发表意见，故□□下个人的独脚戏。但如何改组常委？这个□方式问题很成问题不容易解决。许多同志都主张召集一全省代表大会，根本□□□省委，另选举工委。这种主张是□□□□，于此可见不满现常委及现省委的。气□十分浓厚。这种主张的人大致都是为□工作利益说话，而没有争权位的思想。但这种方式来解决福建党的□□问题，弟甚为反对，□□因为第一，□□□□□□□□□□□□□□□□□；第二，的确要妨害工作，□□□□□□□□□□□□□□□不解决，目前大损失，□□□□□□□□□□□□□□；第四，□□□□□□□□□□□□□□□□□□□□亦不等候。□□□□□□□□□□召集。解决□□□□□□□□□□□□□□□□□□□不能履行职权，□□□□□□不□工作，□三个数，由会议中选举□的□□上，再□□的候补委员（原来无侯补委员五□□□□□□□十四个委员中选出五个□常的常委。□□问题大□是就担任好的县委中选出及二三个好的□□□□。常委必须能够切实□□□并能够常□住在省委所在地工作。因此常委中有工农同志□□，□□同志，□□□□是知识分子也可以。□□□□形式要是会场选举的，极力避免中央巡视员的指定。此会大约22及23二日可以□□，会后又须帮助新常委整□□，故弟须9月初方能回沪，请兄宽让十天。
弟这个办法，兄如认为不妥，请来信指示，信22日前到。弟之通信处为“□门□天官二十四号□□□□□□□苏仲侠。一□□□□□，请兄另□工作。□□□□□□请兄告欧阳钦兄□□□□□□，收到地址亦同上述之□□□□（□是通信）地址。
弟元和
八月十日于厦门 |
悼陈乔年、郑覆他、许白吴三同志！（郑超麟，192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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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陈乔年、郑覆他、许白吴三同志！
郑超麟（1928年6月）
〔说明〕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8年6月15日第1卷第21期。
陈乔年、郑覆他、许白吴三同志已于本月6日被害了。
陈乔年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他在北京工作两年，与被张作霖杀害之李大钊同志，一起领导1925-1926年北方的革命运动。“三一八”之役，他在执政府门前被段祺瑞卫兵刺伤腹部未死。1927年春，他到汉口代表北方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大会，此后就留在湖北，为湖北省委组织委员。去年年底，他又改调至江苏省委工作。他于今年2月间被捕，监禁至此时遇害。
郑覆他同志，他是一个青年印刷工人，在五卅运动以前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中努力领导上海工人斗争，为上海运动有力的领袖之一。前年上海二次暴动时，他被李宝章所捕，禁锢多日，几及于难。上海工人三次暴动成功，他为市政总工会委员长。蒋介石反动时，上海总工会受巨大摧残，他适从汉口参与第四次劳动大会回来，遂为上海工人最热烈拥护的一个领袖，担负上海总工会的工作。今年2月间他与乔年同志同时被捕，最近并同时枪毙。
许白吴同志，他是汉口工人暴动最早的领袖之一。在有名的二七罢工后，他在汉口被捕，当时有已枪决之传闻，国内外无产阶级曾经为他开盛大的追悼会。他随后出狱，立即又从事于革命运动，在汉口为领导工人经济斗争及推翻直系政权而奋斗。吴佩孚倒后，汉口工人运动得公开自由，他被举为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汪唐的两湖反动后，他离开湖北到上海工作，为上海总工会领袖之一。今年他与陈郑二同志同时被捕并同时枪毙。
上海无产阶级及全中国革命民众，对此三同志之死，是无须乎哭泣的，他们牢牢记住，他们将推翻反动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以红色的恐怖对待这些统治者，为陈郑许三同志及以前牺牲的诸同志，复仇！ |
国民党“对俄绝交”的代价——博得帝国主义者的“合作”（郑超麟，192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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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对俄绝交”的代价
——博得帝国主义者的“合作”郑超麟（1928年1月1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8年1月28日第12期，第359-360页，署名：超麟。
国民党反革命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到“对俄绝交”以后，就已公开表示其为帝国主义者恭顺的佣仆。以前，国民党虽然在卖国，在投降帝国主义者，在帮着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农，但表面上仍然不敢十分露骨反对苏联，仍然要口头喊几声“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可是，到了“对俄绝交”，则党国的要人就不讳言国民党之投降于帝国主义者，有名无实的“打倒帝国主义”口号，到此也就根本取消了。蒋介石公开对新闻记者说：必须与列强（帝国主义者）联合一致，共同反对第三国际；郭泰祺（外交次长）在美国大学同学会席上说：中国已决定于其将来发展中追随“盎格鲁撒克逊之途径”，密勒评论且为之下一按语曰：“此其意味，即彼（中国）愿与英美为友，而接受彼等（英美帝国主义者）之赞助是也。”其他的党国要人之表示愿与列强“合作”者，在各报每日登载之谈话论文提案宣言讲演或报告中，尤屡见不鲜。国民党“反帝国主义”最后的一张假面具，到此就完全揭破了。中国的民众，相信必须解除帝国主义之压迫中国方能独立自由的民众，——从此再不会相信国民党是能为中国民族求独立谋解放的政党了。
国民党不惜在广大民众面前揭露其最后的假面具，为的是他确有把握能博得列强的“合作”；换一句话说，国民党所以不惜“对俄绝交”，就因为要帝国主义者能够信任他确是他们恭顺的佣仆。
果然，在“对俄绝交”前后，帝国主义者确实帮助了并赞许了国民党：
（一）广州英国领事以炮舰掩护李福林军队自河南渡江，扑灭广州的苏维埃政府；
（二）北京英美日意法五国公使会议，决定以剿办华南海盗办法，对付广州工农兵的暴动，至李福林等国民党军阀已经屠杀五千七百余人，将此暴动之火扑灭后，其议始寝；
（三）小巴黎报恭维国民党是富庶的中等社会所赞助的党，能镇压工农兵暴动；
（四）各国资产阶级的报纸连声称赞国民党之“对俄绝交”，密勒评论说：“中国既与俄人决裂……，则西方制度（按即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之前途，当颇为光明……，此乃中国抛弃共产主义应得之代价，若列强而果贤明者，应速承认之，勉力与国民党之中国结好，此新中国必将于目前之混乱中涌现而出，乃人人确信者也。”
（五）上海工部局总董费信敦论国民党驱逐上海俄国领事，说能减少公共租界之罢工，说在一九二八年将欲与上海之国民党官员“更加协力合作”。
（六）费信敦谈话中又甚感谢国民党，说“有势力有思想的华人之多数”（自然是“高等华人”），觉悟工部局与界内中外市民是一视同仁的，“一种公开反抗之政策，已变为至少消极的和平政策，而与工部局之政策一致，国民政府中明达有识之官员亦然，彼等觉悟公共租界非至和平妥洽确立于全中国之日，不能被交付于华人管理。”
帝国主义既然如此帮助并赞许国民党，这个“恭顺的佣仆”资格，国民党是不患得不到的。可是帝国主义者对于“国民党之中国”虽然如此之帮助并赞许，但对于“工农之中国”这不十分客气：日本和美国要侵占满蒙新权利，剥削更多的满蒙工农；日本要出兵山东，占领中国领土，压迫山东的工农；英国要收回武汉工人所夺回来的汉口英租界；英国兵在九江枪杀苦力，在上海杀西崽詹林来，华兵张明政及轮船厨司某；广州英舰掩护李福林兵渡江，香港逮捕逃离来的工农及革命党人……。
但是对于中国工农呢？对于中国工农那另是一个问题。中国工农绝对不希望博得帝国主义者“更加协力合作”，恰恰相反，中国工农要根本铲除帝国主义者的基础及其各种各色的恭顺的佣仆。“对俄绝交”绝对不是中国工农的意思。
中国“对俄绝交”了，——国民党得到的代价是与帝国主义者的“更加协力合作”，中国工农得到的代价是认识了国民党是帝国主义者恭顺的佣仆。
一九二八、一、一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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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书怀着通俗化目的，要向那些不熟习于马克思主义文献，但注定将在第三次中国革命中充当工农群众领袖的青年人，解释那有名的《不断革命论》究竟是什么。我们用的方法是将这个理论联系于某一特定的革命来解释，而非将它写成一种《超历史的法则》。但是将他联系于中国革命，尤其未来的中国革命时候，我们就不能不超出通俗化工作以外而做出一些新的结论了。如最后两章所显示的，我们的结论，有一些为当初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所未曾说的，有一些甚至与他们说过的话不同。
教条主义者不难以此为根据指责本书所通俗化了的不断革命论，是歪曲了不断革命论的。
但是不断革命论，以及一般马克思主义，首先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分析文字的，而是分析社会阶级关系和革命动向的。分析的对象不同，则由此分析做出来的结论当然也不会完全相同的。
斯大林曾经使用我们的教条主义者在这里用的手段去反对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他说：马克思底不断革命论是对的，但是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不对，因为托洛茨基做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马克思在那篇有名的《通告》里指出不断革命过程是从自由派资产阶级推翻君主专制阶段，经过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推翻自由派资产阶级阶段，然后到无产阶级推翻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阶段的。托洛茨基则要跳过民主派小资阶级阶段而直接开始无产阶级阶段。马克思是拿无产阶级专政当作革命底压轴戏的，托洛茨基则开场就要唱无产阶级专政。（见斯大林底《列宁主义问题》）
这里，斯大林并非拿马克思这个教训，即说：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应当努力使一切有财产阶级底政权不能稳定下来，使革命不断进行下去直至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和成功了社会主义革命——为不断革命论底根本观念，而是拿马克思分析德国当时事变做出的结论为这个根本观念。马克思当时的确认为德国革命将经过一个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阶段，如同法兰西大革命那样的。不管马克思这个认识对不对，但这不过是不断革命论应用于特定的德国革命做出来的一个结论而已，并非不断革命论底根本观念。即使如马克思所认识的，十九世纪中叶德国革命非经过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阶段不可，但我们能以此为根据就断定二十世纪初叶俄国革命也非经过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阶段不可么？要断定这个，必须分析特定的俄国革命，其社会阶级关系，及其动向。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正是从此分析产生出来的，而非仅从马克思分析德国革命做出来的结论产生出来的。从俄国革命底具体条件，托洛茨基做出了不必经过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阶段之结论，做出了革命一开始必须拿无产阶级专政去对抗自由派资产阶级政权之结论。如此，各有产阶级底政权方能不会稳定下来，如此革命方能不会停止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阶段，如此革命方能成为不断进行的。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果然是马克思底不断革命论根本观念之继续和发挥。至于那些死守各阶段不可跳过的观念的人，则在革命当中必然要走着孟什维克派或“老布尔什维克派”路线的。
接受某一理论，就是发展它和必要时改变它之意。一般理论如此，革命理论，不断革命论，更加是这样了。
从行将到来的世界革命时代出来时，不断革命论将更发挥，更光大，但也将改变它的外貌使教条主义者无能去认识它。
一九四二年秋写成 |
第三章殖民地解放运动底新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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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殖民地解放运动底新估价
第一节殖民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位置
第二节列宁提纲以后的殖民地运动
第三节殖民地运动底教训
此次中日战争倘若是单独进行的战争而非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部分，不仅未曾纠缠于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在此期间并没有帝国主义战争——那么在中国方面说，这个战争具有客观的进步意义么？
我们在前章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未曾加以答复。现在试来答复它。
这个问题并没有现实的意义，因为现行的中日战争并不是单独进行的战争，在此期间不仅已经有了帝国主义战争，而且已经纠缠在帝国主义战争里面为其一部分了。我们无须根据假说的条件来决定我们的行动路线。但这个问题现在还含有理论的意义，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从理论上推广起来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中日战争问题，不仅是殖民地反帝国主义战争问题，而且是一般殖民地解放运动价值问题。
第一节殖民地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位置
首先应当指出来的，即是：我们现在要论的乃是殖民地问题而非民族问题。或者说：民族问题中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其对象不是一般的民族压迫，而是与一般民族压迫有别的殖民地压迫。
民族压迫，及为反抗此压迫而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几乎是自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就存在了。经济史上各个时代不同，民族压迫和运动底性质及其表现的形式也不同。近代史上的民族运动含有一种特殊的性质，即是以创立“民族国家”为目的；“民族国家”乃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从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出来时一种最适宜的组织形态。可见近代的民族运动与过去一切时代的民族运动都不同，即近代的民族运动乃是资本主义解放运动，其反抗的对象是封建的压迫，其发展的前途是资本主义。这种民族运动，过去时代是不会有的，因为资本主义乃是近代的产物，倘若我们不把简单商品经济或甚至商业资本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话。未来时代也不会有这种民族运动，因为那时将没有资本主义了。近代民族运动，我们可以从尼德兰独立算起，到了一八七一年德意二国统一完成就算结束了，现在欧洲诸小国求独立的努力，如波兰，捷克及巴尔干诸国底运动可说是那个大运动之余波，还相当带着那个大运动底性质和形式。
“民族国家”本为生产力活动底最有利形态，后来变成了生产力本身底桎梏，跟着，民族运动对于资本主义的作用也就改变了。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如何估计民族运动底价值，以及如何利用此运动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一种工具——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上久已讨论过的，而且讨论得很详尽。我们无须把自马克思以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各种意见及其达到的结论在这里写出来，因为我们认为这对于我们现在所说到的问题没有关系，或只有间接的关系。
我们现在说的是殖民地问题。同民族问题比较起来，这是颇为新近的问题。帝国主义底若干特性，如列宁所分析的，我们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可发现到了，但这并无害于我们将帝国主义看做“资本主义底最后阶段”，将帝国主义时代看做是从十九和二十两世纪之交才开始的；同样，欧洲先进国之侵略亚洲落后国，资本主义国家之经营殖民地，虽已有三四百年历史了，但这也无害于我们将殖民地问题当作帝国主义时代底特殊问题来看。[1]现在我们所称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乃是指近东和远东诸落后国而言的。这些国家底图谋脱离欧洲诸大强国而独立的运动，确实是新近的事，发生于本世纪，甚至发生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文献上之提出和讨论殖民地运动问题，至今不过有二三十年历史罢了。
马克思主义文献上虽然时常拿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说，比较着说，但从未曾将这两个问题完全混同起来。这并不难解释。因为民族运动主要是资本主义初期的运动，其反抗的对象主要是封建的关系，其发展的前途则是资本主义；反之，殖民地运动则主要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临死期）的运动，其反抗的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关系，而且是帝国主义关系，其发展前途则不一定是资本主义。谁在这两种运动之间只看出量的差异而未曾看见质的不同，那他就不会拿马克思主义方法处理任何问题。
“共产主义宣言”中，以及一般马克思时代中，可以说，只提出民族问题而没有提出殖民地问题。托洛茨基在“共产主义宣言第九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指出宣言中没有说到殖民地这个事实。他解释说：
“宣言叙述了资本主义怎样把落后的与野蛮的国家牵入其漩涡，但不曾提到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只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至少在居于领导地位的文明国家’之社会革命，只是几年以内的事，所以他们觉得这些被压迫的民族不需经过独立的斗争，只要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得到了胜利，自然会解决殖民地问题的，因此，宣言根本就没有说到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战略问题。”
托洛茨基这个解释是很重要的，不仅对于“共产主义宣言”之没有提出殖民地问题来说，而且对于我们现在解决此问题来说。
第二国际成立已临帝国主义时代，客观事实将殖民地问题很迫切地提出来，不容不表示意见了。譬如巴塞尔大会底宣言就曾明白表示对于殖民地问题的意见。在此宣言中，第二国际属下各国的党允许以革命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但从未曾主张宗主国的无产阶级应当直接援助本国属下殖民地底革命运动，更未曾做过甚么实际的援助工作。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上第一次指出殖民地运动对于世界革命之重要，第一次提高殖民地人民反对外国压迫者的革命，至于与先进国无产阶级反对本国压迫者的革命同等的位置，第一次主张先进国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事实援助殖民地底革命的解放运动。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只能成就于这样一个时代，此时既有先进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又有未发展的落后的被压迫的民族底一连串的民主革命的及民族解放的运动。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底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事实昭示我们，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旁边还有一连串很少发展的或经济上全未发展的民族。”（见俄文《全集》第八卷第三六九——三七〇页）
他对于殖民地问题的意见集大成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中。
这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上极重要的最常被人征引的文件之一，过去和现在都曾被人奉为殖民地革命之理论的指导的，将来仍要被人奉为指导。这提纲除了列宁自己起草的十二条之外还有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鲁易起草的九条作为补充。列宁提纲兼论一般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鲁易提纲则专论殖民地问题。
列宁从殖民地解放运动底重要性出发，主张共产国际应援助这个运动；但认为这个运动含有“改良主义的”和“革命的”两种倾向，因为近来帝国主义也尽其可能在殖民地造成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了。宗主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资产阶级之间常有一种协调，共同去压迫一切革命运动，我们所以不能无条件赞助殖民地解放运动，
我们“共产主义者赞助这个运动，至少须当这个运动是真正革命的，其代表人又不反对我们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和组织农民以及一般被剥削的广大群众的时候，否则共产主义者也要反对殖民地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列宁在大会上的演说）“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和落后国底革命运动成立一种暂时的合作，甚至联盟，但不可与之混合，必须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那怕这运动尚在萌芽形态。”(见《提纲》第十一条第五项）
热月党人自以为遵照列宁这个提纲来领导中国革命，我们现在知道这是如何不合事实了。中国第二次革命反映出来的共产国际政策，乃是将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为能真正进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不仅是革命底动力而且是革命底领导，工人和农民应当受它领导，无产阶级先锋共产党应当加入国民党，接受其主义，服从其纪律，至于无产阶级目己的要求，则在革命未完成以前不可提出来，群众若是事实上有“过火”的行动，共产党不仅不可领导之，而且要制裁之。
列宁底提纲中只说我们要赞助殖民地“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只认为殖民地解放运动是革命的。不错，他认为“每一民族主义运动无疑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见他的演说），他的提纲草案上本来说我们要赞助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以后因为这个名词有抹煞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区别之危险，他才放弃而代之以“民族主义革命运动”。但是无论如何他仅指示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是革命的，他从来未曾指示殖民地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他说殖民地解放运动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他的意思很明显，“因为落后国人民广大群众是农民组成的，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底代表人。”（见他的演说）换一句话说，他所谓“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乃是指殖民地农民运动而言，而非指殖民地资产阶级运动而言。即使为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之故，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比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进步些，但无论如何中国资产阶级决不会比俄国资产阶级更革命些，整个的中国革命就是明显的证据。这是因为俄国和中国走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候，已经是帝国主义时代了，“代表”此革命的再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农民了。为了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原故，便主张赞助资产阶级，承认资产阶级底领导权，这正是孟什维克派底主张。所以共产国际在中国所行的乃是一种孟什维克派政策，而且是比真正孟什维克派在俄国实行的更卑鄙的政策，因为俄国孟什维克派尚未曾加入立宪民主党，接受其主义并服从其纪律呀。
托洛茨基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反对斯大林派这个孟什维克主义。他反对那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观点，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要求“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运动底独立性，那怕这运动尚在萌芽形态。”
托洛茨基第一次将布尔什维克主义输入于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之中，但同时他也输入不断革命论于殖民地问题里面了。他在俄国革命问题上过去和列宁争论的，乃是他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而且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完成这个革命。现在他把这点认识也应用到殖民地革命问题来了；他认为殖民地解放运动也能够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而且非无产阶级专政也不能完成这个运动的。这一点认识乃是列宁在他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之中所未曾有的[2]。
第二节列宁提纲以后的殖民地运动
马克思主义者在殖民地问题上理论的贡献至托洛茨基为止。但是这个问题尚未耗竭其理论的内容，恰好相反，它还在发展之中，可以说还在发展初期哩。新而又新的殖民地事变：革命和战争，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予这问题以密切的注意，分析其经验，归纳其教训，填补过去的缺陷，必要时改正过去的错误。
托洛茨基以不断革命论立场填补列宁提纲底缺陷，如前节所说的——这不仅因为俄国革命问题上的不断革命论本是他提出的，是他几十年间为之斗争的，而且因为他比列宁多活多年，及见殖民期诸大运动，且有机会分析其经验，归纳其教训。
我们切勿忘记他之把不断革命论一般化为落后国通用的公式，乃是他分析了失败的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果。在他以前，齐诺维也夫已经分析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后的殖民地运动。
一九二七年俄国共产党内争论中国革命问题时候，齐诺维也夫提纲代表了左派反对派当时的意见，正如斯大林提纲代表了新热月党意见一般。当时齐诺维也夫一派和托洛茨基一派是联合着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所代表的官僚层的。托洛茨基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演说，替齐诺维也夫提纲辩护。这提纲现在收集在托洛茨基底《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新版中文本第九九页——新注）作为卷一第一篇附录。我们切勿因齐诺维也夫之为人轻视了他这个提纲底意见。
齐诺维也夫提纲分析了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以后落后国和殖民地底民族解放游动，认为并非每个运动都是革命的，其中有些且是反动的。
民族解放运动能是反动的么？习惯于资产阶级教育和斯大林理论的人，听到这话一定要骇怪起来。但马克思主义者，以真名称呼实物，决不会骇怪。
这提纲分析了四国民族解放运动：芬兰，波兰，土耳其，波斯。我们姑略去芬兰和波兰，而抄录关于土耳其和波斯的几段于下。因为这两国连同中国，印度，埃及，最常被人举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典型的。
“土耳其供给我们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运动，在一个长久时间之中，无疑具有革命性质，完全配称为一种民族革命运动。它反对国内旧封建制度，反对苏丹政制，反对帝国主义，尤其反对英国帝国主义。这个运动激发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某种程度之下也激发了土耳其工人阶级。当时的凯末尔党有几分像今日的国民党。（但是一刻也不要忘记了土耳其工人阶级比中国工人阶级弱得多了。）凯末尔党有它的‘人民委员会议’，表示它与苏维埃俄罗斯一致等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凯末尔打了一个电报给齐赤林，简直说：‘我深信将有一天西方工人和亚非两洲被压迫人民会觉悟国际资本在利用着他们互相毁灭和奴役的，只为了他们的主人底利益，到了那一天，全世界劳动群众底心都浸透了对于殖民地政策罪恶之认识时，资产阶级底权力就要完结了。’但这并不能阻止同一凯末尔不久之后去切断共产党领袖们底咽喉，去驱遣劳动运动入于秘密状态，去减少土地改革至最小限度，去在他的内政上沿着一条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道路走去的。所以有此结果者，是因为土耳其无产阶级太弱，不能创立一个独立的阶级权力，不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帮助农民，不能成立土耳其革命底一个指挥中心不依赖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军官的。现在凯末尔运动已经不是一种民族革命运动了，已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了。土耳其底民族统一是照‘凯末尔方式’，即资产阶级方式，进行的，正如德国民族统一当初是照‘俾斯麦方式’完成了一般。土耳其底民族运动并未曾直接生长为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相联系的一种革命运动。
“在波斯，民族解放运动口号初期也是有财产阶级喊出来的，但以后转变为反面，成了理查汗底军事法西斯王国，在某种限度之下这个王国实是英国底工具。在‘民族统一’和‘进步’（‘中央集权’‘近代化’）口号掩饰之下，农村维持了一种农奴制，而劳动者政治上不满意之最轻微的表示也都要受压制的。
“这类的例子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从印度，埃及等国民族运动历史之中寻得出来，尤其在帝国主义战争当中及以后几个年头时候。”（参见新版《中国革命问题》第一〇〇页——新注）
从这些经验，齐诺维也夫得出教训道：
“当民族解放和统一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时候，即使有广大的规模，到了某个时期也要走上资产阶级反动道路的。近十年来的民族解放运动，整个说来，固然也贡献了不少力量去摇动帝国主义基础；可是过去几年那些民族运动底具体过程和结局必须使得国际无产阶级先锋以清醒的头脑明白这个事实，即是：民族运动绝非始终具有一种性质的，当它还在资产阶级领导底下时候，它绝对地要于某些时期发挥一种反无产阶级的作用，它要成为帝国主义工具。”
这提纲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写的，刚刚写好就发生了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的事情。其中分析的诸落后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为当时尚在进行的中国革命做镜子用的。
可是上次大战后最大规模的最富于教训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底具体过程和结局无须在这里多说，总之，它至少证明了：殖民地解放运动，如非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非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则不能达到成功，则没有进步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下说还有反动的意义。
第三节殖民地运动底新教训
中国革命结局证实了齐诺维也夫提纲在此革命过程中分析其他殖民地经验所得到的教训。但不仅如此，比土耳其和波斯运动更深刻多倍的中国革命还给了我们以新的教训，以此教训为基础我们也许可以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殖民地问题上更前进一步的。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殖民地问题以系统的理论意义提出来的，始于列宁。列宁底学说全部包含于他的有名的《提纲》之中。这《提纲》底基础是什么？
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演说此问题时自己说道：
“我们的提纲底最重要的根本的观念是什么呢？那就是区别被人压迫的民族和压迫人的民族。与第二国际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我们把这个区别指出来。……将民族区分为压迫人的和被人压迫的两大类——这个思想贯串了各条的提纲，不仅贯串了我自己起草的那几条提纲，而且贯串了鲁易同志起草的那几条提纲。”
他的提纲底第一条，特意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底本质，从平等观念底来源，这一类纯粹的抽象原则问题说起，正是为了供给这个“区别”以理论的前提。
世界上各个民族相互间不是平等的，有些民族居于压迫人地位，有些民族居于被人压迫地位，这两种民族在许许多多方面都不相同，无产阶级政党在许许多多方面应当运用不同的政策对于这两种民族——这些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列宁千万叮咛要我们区别这两种民族的，除了以上这些真理之外，他还根据着一个极重要的观念，即是他将构成整个世界革命的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配合于两种地位不同的民族：在压迫人的民族方面，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在被人压迫的民族方面，至少在殖民地方面，革命则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在某种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正是为了这个观念，列宁才如此重视这两种民族间之区别的。
托洛茨基起来纠正这个观念，他认为殖民地革命之能达到成功，哪怕只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也非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不可。无产阶级专政及为建立和保持此专政所必需的若干社会主义设施，就使得殖民地革命也带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不断革命论打破了大党纲和小党纲之区别，同样也打破了成熟了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家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条件的国家之区别。它也站在革命性质观点上打破了列宁这里指出的压迫人的民族和被人压迫的民族之间的区别么？还没有。托洛茨基不过在我们上述的意义之下承认殖民地革命底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而已，但他仍旧认为这种革命与先进国革命是两样的，即先进国无产阶级主要地凭靠本阶级要求发展革命，到了高潮时候走上政权；殖民地无产阶级则主要地凭靠广大民众底民族解放要求发展革命，在此解放运动到了高潮时候走上政权。凭这一点不同，他也是重视这两种民族间之区别的。他在《不断革命论》中说道：
“在殖民地国家，由于土地问题之尖锐，由于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所以稚小而数量相对地不多的无产阶级在民主民族革命基础之上能够比先进国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更早些走到政权。”
这里我们看见，托洛茨基虽认为殖民地革命要达到成功也须带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但他觉其凭靠的基础是与先进国革命不同的：前者是民主民族革命，后者是纯粹社会主义革命。
殖民地革命将凭靠那与先进国革命不同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这已经十月革命证明了的。不错，俄国不是殖民地。但俄国革命已经需要凭靠那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之基础，比俄国更落后的殖民地革命自然更需要凭靠那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之基础了。
俄国革命所凭靠的基础主要是土地革命。殖民地革命所凭靠的基础，则托洛茨基以为主要是民族革命。试拿中国做例。托洛茨基说：
“在中国，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问题底比重大过于土地问题。……中国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农奴制度可说是与资产阶级剥削制化合起来。”（见《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又说：
“俄国土地革命远比中国土地革命为深刻，为了中国土地领有制之历史条件原故。”（见《致勃雷奥卜拉顺斯基信》《中国革命问题》新版第一五九页——新注）
在土地革命上俄国虽比较中国深刻，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经验还是教训我们：中国无产阶级仍将凭靠土地革命基础之上走到政权。这是中国革命与先进国革命不同之点，然而这也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共同之点，并非殖民地革命底特点呀！
要说殖民地革命在这方面有个特点的话，则必须认为它所凭靠的主要是殖民地解放运动——不是土地革命，不是一般的民族革命，而是殖民地民族革命。
可是过去的中国革命经验并未曾给我们以这个教训，恰好相反，它教训我们：在这革命中殖民地民族革命成分是很弱的。这个革命惟有最初阶段是反帝国主义的；要求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上海香港等地抗议帝国主义屠杀的大罢工，各校学生底爱国示威等等。事变发展如果仅以这个阶段为限，则我们不能称之为革命。无论各大城市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如何汹涌，无论各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国情绪如何热烈，但事情距离武装暴动还远得很哩。无论如何，无产阶级决不能凭靠这个运动走上政权。幸而这个革命并不以此最初阶段为限，它还发展下去，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规模。这个发展是反帝国主义运动之扩大和高涨么？不是的。在革命底往后阶段，即包含着国内战争和武装暴动的阶段，其对象都不是外国帝国主义（除了汉口占领英租界一件事情以外），而是本国统治阶级：北伐，上海杭州等地工人响应北伐军的暴动，各地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底加薪和算账运动，湘鄂赣诸省农民底土地革命，以及后来上海屠杀，武汉反共，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等。倘若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次革命中能够走上政权的话，那只能在往后阶段，而不能在最初阶段，只能凭靠那反对本国统治阶级的运动，而不能靠那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运动。
中国革命教训我们：殖民地广大群众一经觉醒起来，其斗争底对象也是内敌重于外敌的，也是阶级斗争重于民族斗争的。
这里，一些迂腐的学究一定要出来纠正我们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不可以机械地对立起来压；中国革命之转入反对内敌的国内战争和武装暴动阶段，正是民族斗争之更高一层发展的，因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乃是外国帝国主义底代理人，反对他们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而且必须先反对他们才能反对帝国主义；此时革命乃是以阶级斗争手段去追求民族解放目的的。
即令如学究们所说的，但至少我们也应当承认这个事实，就是：殖民地革命含有一种特性，于开始直接反帝国主义运动之后，不能不改变方向，暂时把帝国主义自身放置一旁，而去反对帝国主义在国内之代理人了。这话就是说：惟有反对国内统治阶级（帝国主义代理人）才能使殖民地解放运动发展至于革命规模的。
然而把这一切阶级斗争事实都还原为民族解放运动——这个观点是错误而危险的。资本家和地主也正是根据这个观念来辩护他们的屠杀工农，他们说：他们是真正追求民族独立的，但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斗争妨害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错，资本家和地主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不能对帝国主义作彻底的斗争。但事实上，工厂工人和手工业工人要求本国资本家加薪时，果真只为资本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么？农民向地主夺取土地时，果真只为地主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么？或者这样说不是更妥当些么，即：工人和农民底斗争首先是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利益。
在土地问题未曾解决的国家，无产阶级所以能够在土地革命基础上夺取政权者，是因为土地问题关系着一种实在的利益，即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底利益。如果说殖民地无产阶级能够主要地凭靠民族解放运动基础上夺取政权的话，必须承认殖民地有个实在的民族利益，超过于农民利益或至少与之相等的。
一般的民族利益是实在的么？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即当资本主义初期典型的民族革命时代，一般的民族利益是实在的，此时“民族国家”具有进步的意义，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底发展，一切有利于“民族国家”的运动在历史上说都是进步的。此时的实在的民族利益，最后分析起来，固然就是资产阶级利益，但因此时资产阶级本身是进步的，而此时历史又谈不上拿其他的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拿其他的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所以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底利益就成为全民族底利益了。
殖民地底民族利益是实在的么？不，殖民地民族利益是有其名而无其实。殖民地压迫是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压迫，在此时代“民族国家”已成为反动的制度，资产阶级已成为反动的阶级，世界无产阶级底社会主义革命已提出于议事日程，资产阶级利益已不能代表民族利益了。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压迫并不能缓和殖民地内部的阶级斗争，使之一致对外，反而使得这个阶级斗争更加剧烈起来。殖民地已经没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为“四阶级”或“三阶级”所公有的。殖民地革命中所表现的只有互相斗争的各阶级利益，而没有什么民族利益。
人们往往拿民族问题和土地问题相提并论。这话若是指一般的民族问题说，自然是对的，因为确有民族利益存在，同农民利益可以相比。若是指殖民地民族问题说，则不能相比了。土地问题关涉于一个人群——农民——底利益。在严格意义下农民并不是一个阶级，可是共同的农民利益还是存在的，俄国革命曾有一个阶段，全体农民联合着对抗贵族地主，即使中国农民分化得比俄国更深刻，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贫农仍有共同利益可言，为此共同利益而作的斗争仍能发挥巨大的力量。民族问题究竟关涉着什么特殊的人群呢？照其名称说来，它并非关涉着特殊的人群而是关涉着全体民族，现在说来就是关涉着互相敌对的一切阶级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个特殊的人群来代表民族利益，所以民族利益成为虚幻的而非实在的，所以在这方面说民族问题不能和土地问题相提并论的。
有人拿农民来代表民族，认为殖民地人民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因此殖民地民族利益其实就是农民利益。这话如果是对的，那么殖民地民族问题就消融于土地问题之中了。[3]
又有人拿工农“两阶级”来代表民族，认为工人和农民底共同利益就是殖民地民族利益。但是工农底共同利益将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呢？只有从工人领导农民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上面表现出来。如此，民族问题就消融于社会主义革命之中了。
总而言之，民族解放运动在上次中国革命中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个事实是可以拿这时代阶级斗争剧烈因之没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可言来解释的。既然如此，从今以后我们就应当把殖民地革命在性质上看做与非殖民地革命相同的了。一切革命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都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本质上都须是无产阶级运动，仅因各国土地问题解决了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差异而已。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了。
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上又不是无产阶级运动，那它还有客观上进步意义么？
我们可以回答：没有。因此，此次中国资产阶级进行的对日战争，即使不纠缠于帝国主义大战之中，也是没有客观上进步意义可言的。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来回答。说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有客观上进步意义的，就是等于说这个运动不是，而且不能是，无产阶级底革命运动，因为否则不是客观上而是主观上有进步意义的了。这个主观上没有进步意义的运动，为什么客观上有进步意义呢？因为它客观上能够掘毁帝国主义底根基，即阻塞了帝国主义国家底商品出路和原料来源。
能够掘毁帝国主义底根基，自然是进步的。但这里说的帝国主义乃是指整个帝国主义制度，而非指某一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舞台上，这个帝国主义国家衰落了或崩渍了，哪个帝国主义国家起来占据它的位置，这仍然无损于帝国主义制度，不能算掘毁帝国主义根基的。
倘若殖民地运动本质上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便这运动能够成功，即能够脱离某一帝国主义国家而独立，那么只有两条路摆在它的面前：或者它本身发展资本主义，不久自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如过去的美国，但在现时代极少可能的），或者它落入于另一帝国主义国家之手，仍旧处于殖民地地位（此次大战中如果没有革命起来干涉，则大多数殖民地都要走这个命运）。在这二种情形之下，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失去这个殖民地，缺乏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原故，趋于衰落或崩溃了，但整个帝国主义制度仍旧是没有损伤的。这种殖民地解放运动，仍旧不能掘毁帝国主义根基，即仍没有进步意义，连客观上进步意义也谈不上。
在这里，客观上进步意义和主观上进步意义是分不开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不会转成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底殖民地，也才不会自己发展资本主义，以至帝国主义。换一句话说：必须这个运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如此说来——读者也许发问道——帝国主义国家底无产阶级，遇着本国属下的殖民地发生民族解放运动时候，必须有保证这运动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肯加以援助的么？
那又不然。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首先要反对本国资产阶级，首先要推翻本国资本主义，不管这革命行动是否能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它应当无条件地援助本国属下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不管这运动是殖民地资产阶级领导的或殖民地无产阶级领导的，也不管这个殖民地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或沦落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手，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底殖民地，因为无论在那种情形之下，削弱本国帝国主义底力量，掘毁其根基，总是可以做到的，总是有利于自己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国家底无产阶级应当无条件援助本国属下殖民地民族运动——这正是列宁底教训，正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底主要结论呀。
但是殖民地无产阶级则不能站在无条件援助本国民族解放运动底立场。它应当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应当反对本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更换主人前途，应当努力去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前途。
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无产阶级对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立场虽然不同，但都是正确的。倘若掉换了立场，倘若殖民地无产阶级无条件援助本国民族解放运动，不管是否受资产阶级领导的，倘若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对于本国属下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提出以无产阶级领导为援助条件，那么两方面都是背叛本阶级利益的。
两种国家底无产阶级对于同一运动之不同立场，都是从同一个原则出发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说的一句话：《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首先要清算本国资产阶级》。
[1]按列宁在《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第二条内也有过“财政资本和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殖民地奴役制”的话。
[2]读者也许要问道：十月革命既然证明了托洛茨基在革命前的认识是对的，列宁自己也曾向越飞表示托洛茨基当初的认识是对，那么列宁为什么不把这个业被革命证实的认识写入他的《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中去呢？这问的话等于说：列宁为什么不把俄国底不断革命论一般化为落后国通用的公式，为什么不把它推广于殖民地。不错，列宁未曾将十月革命这一点经验一般化。但是列宁写他的提纲时，托洛茨基自己也未曾将他的不断革命论一般化呀。这一般化，如我们前面说过的是一九二八年以后的事情。
[3]按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讨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时，列宁演说道：“无疑，每个民族运动只能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因为落后国人民广大群众是农民组成的，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底代表人。”由这几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列宁心目中的殖民地民族运动，本质上就是农民运动，如此说来，殖民地民族问题也就可以消融于土地问题之中了。 |
第二章中国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第二章中国革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争
第一节战争时期要求特别的策略路线
第二节中日战争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第三节革命的失败主义能适用于中国吗？
第四节战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
以上我们叙说了不断革命论——如其实地叙说它，即按照史的发展一步步说它如何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后由马克思提出来，如何被人忘记了半个世纪，如何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由托洛茨基复活起来，俄国革命者如何争论它，俄国革命如何证验它，革命以后它又如何成为世界革命问题争论之焦点的；此外，我们又叙说了托洛茨基如何应用它于中国革命底根本问题和两革命间时期底策略问题。总之，我们是把它联系于某一特定的革命（德国革命，俄国革命或中国革命）底具体条件来叙说它，而避免把它说成一种“超历史法则”，即脱离了特定的具体的条件之一种通用公式。不仅不断革命论而已，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根本反对被人视为一种通用的公式。
革命者——这里说的是以不断革命论为革命纲领基础的革命者，因为经过十月革命证验之后，我们敢断定真正的革命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要走到不断革命论——革命者底任务并不在于熟记不断革命论底公式或其应用于德俄中三国具体条件所得的结论，而必须将此理论与新的条件联系起来，证验它，充实它，做出新的结论。
第一节战争时期要求特别的策略路线
今日的中国离第二次革命失败已有十五年，但尚未至第三次革命，尚望不见革命底曙光。此时，我们无疑地还是处在“两个革命间的时期”，还是处在黑暗的反动之中。但同时我们离中国开始战争时也已有五年了，离世界开始战争时也已有三年了。我们是在“两个革命间的战争时期”。
两个革命间的时期并不抹煞不断革命论之应用于中国，但它要求一种特别的策略路线，即民主运动路线，与此时期相适应的；同样，战争时期一般也不抹煞民主运动路线，但要求一种更特别的路线，适应于战争的条件——这个战争路线决不会与平时民主运动路线相同，有时甚至呈现为完全不同。
同在两革命间的反动时期，有战争条件和无战争条件底差别是很大的。第一，战争催促革命到来。列宁说：“凡经过革命高潮时代和革命低落时代之多年的革命斗争出来的人，都会知道：革命终归是要再起的。”不错，但是何时起来和怎样起来，在平时条件之下还是渺茫的，统治阶级依靠国外的和国内的援助，如能应用灵活的政策并能利用革命的党底主观错误，则虽不能消灭革命，却能尽量长久延缓革命底再起；但在战争条件之下则此便利不复存在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危机一天比一天加重，被统治者地位一天比一天恶劣，不满和怨望愈积愈多，革命再起底时间和方式，平时视为渺茫的，此时已变成可捉摸的了。第二，革命准备，平时依赖于主观的努力较多，战时依赖于主观的努力较少。在战争条件之下，各种自由被剥夺了，宪兵特务威权高于一切，统治阶级扑灭任何初步的反抗尝试，革命运动不能不在潜伏中进行，其成熟往往不是政府所及知的，革命的党，甚至革命群众，也往往不知道革命已经成熟到只消几个星期或几日就可把威风凛凛的统治政权推翻了。俄国二月革命那五日以前谁能知道革命业已成熟呢？不仅二月革命如此，凡是在战争状态中爆发的革命都多少带着突然性质。第三，民主运动，如果指要求各种自由，改良劳动者生活状况及召集国民会议一类而言，则在战争条件之下，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平时预计的那种效力。两个革命间的反动时期我们不能从组织苏维埃开始，必须以可以实现的国民会议口号为号召，为的引导工人及一般群众去参加政治生活；但是在战争条件底下，国民会议之无实现性差不多同苏维埃一样的，并不能发挥引导群众走上政治生活之作用。政治形势如果改变至于能够实现国民会议，那也就不难实现苏维埃了。第四，民主运动如果是指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而言，则在战争条件之下比平时更加迫切了。但是这二个任务，战时也比平时不同，即自始就不能出之于政治上和平的民主运动，而更加密切地与革命联系起来了。
战争使得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更加与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同时也就增加了中国无产阶级底力量，增加了中国无产阶级比先进国无产阶级更早些走到政权底可能性——这一方面证明了不断革命论根本原则之正确，他方面也并不违背“两革命间时期”的民主运动策略，只消把这策略解释为无产阶级将凭借这二大“民主任务”去发动革命，而不似以前那样解释为“国民会议运动”便够了。
凡以为中国仍处在两个革命间时期所以我们只能做国民会议运动的人，似乎是忠实于托洛茨基“手定的”策略路线，其实是违背托洛茨基精神的，正如当初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派”忠实于列宁“手定的”口号而违背了列宁底精神一样。托洛茨基自己对此早已有警告了。他的《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任务》（一名《中国反对派纲领》）一面提出民主运动策略，一面就警告我们说：
“共产主义反对派不受现成的死板系统所束缚，他们的任务是硏究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底实际发展；一切策略上的伸缩当与每一新阶段实际环境相适应。”（见《中国革命问题》新版第二四一页——新注）
国内生活和国际背景都陷于战争的今日，而战争条件又与平时条件有种种上述的差别，[1]此时如仍死守平时条件下的策略路线，那真应当放到“老托派”博物馆去了。
第二节中日战争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上面所分析的战争条件还是就一般战争说的，但是现在事实上正在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般的战争，而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这一点，不仅没有减轻我们要求采取特别策略路线的意义，反而更増加了这个意义。
但是在这战争时期，中国底革命的党应当采取什么策略路线呢？分歧便从此问题发生了。
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曾提到中国不断革命论者之中自始即存在了一种倾向，将民主“物神”化，有些人把这倾向发挥至其逻辑的归宿，因之脱离了不断革命论，有些人则尚发挥至半途，尚留恋于不断革命论，误解之或曲解之。但这两种人在这点是一致的：即他们对于当前的战争都采取保卫主义路线。
保卫主义底谬误——从论据上说，不是从阶级关系上说——起于否认中日战争为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部分。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中日开战起至一九三九年九月德波开战止，这二年间，他们根本把中日战争看做与世界大战无涉的独立进行的战争；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德波战争起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日战争止，这二年间，他们虽承认世界大战事实，但认为西方和东方两组战争不过是在同一时间进行罢了，根本是各不相涉的；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美日战争起，这“两组战争”已事实上纠缠为一了，他们虽承认这个纠缠，但仍认为中日战争仍旧保持着独立的性质，不是帝国主义大战底一个部分。这三个时期中，他们关于中日战争的说法无论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这个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大战一个部分，而是一方帝国主义，他方殖民地之间的战争，是独立地进行的战争，现在仍是独立地进行的战争，在中国方面说则是民族独立的战争。因为中国作战含有特殊的目的，与其他国家之参加战争不同。
说是中国作战含有特殊目的——这是无人否认的，也是不能否认的。但也无人能够否认：其他国家之参加战争都是各自含有各自的特殊目的。姑不提起所谓侵略国家底侵略目的，而仅从所谓被侵略国家底观点来看；波兰底参加战争是为了保存但泽和走廊，罗马尼亚底参加战争是为了收回已失的领土，埃塞俄比亚底参加战争是为了恢复故国等等。帝国主义战争归根结蒂自然是出于民族国家疆界不能容纳过分发展了的生产力这一个原因，但这原因表现于各个国家（不仅生产力发展过分的国家，而且生产力发展不足的国家）便成为各个国家底特殊问题，便成为各个国家参加世界大战底特殊目的。中国作战底特殊目的也不过是日本及诸大强国生产力发展过分而中国生产力发展不足这个原因之表现罢了。
中国作战的特殊目的不会比其他各国参战的特殊目的更加特殊么？中日战争在世界战争中的地位，不会比德波战争，英德战争，美日战争，英伊战争，意希战争等等更加特殊些么？也许。但即令如次，也不过是量的差异罢了，未能影响于质的差异的。
我们现在是处在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底时代，我们应当以比前不同的眼光去估定这时代事变底价值，我们应当知道这时代稍微大一些的事变都含着世界意义的，都是与世界战争或世界革命有关联的。自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革命浪潮渐次衰歇了以后，各国帝国主义政府便暂时搁置了对于革命的顾虑而专心从事分割世界的斗争。二十年来各国政府底种种活动，从外交，军事，政治，经济以至于文化，一言以蔽之曰：准备第二次世界战争一国政府，连一件比较小的设施都含有世界战争意义哩，何况兵戎相见的事情，更何况如此大规模的中日之间的战争？根据战争，革命，都是资本主义定期的危机之结果——这一个法则说来，则我们此次大战可以追溯其近因于一九二九年的全世界经济危机。危机中损耗的财富，仅就美国一国来说，有人估量，已经等于或超过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战中的全部损耗了。这个危机更具体地更积极地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于各帝国主义政府底议事日程。中日战争起因于一九三一年满洲事件。但这事件含有什么意义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以及后来侵占华北，仅仅表示帝国主义的扩张领士，如过去几世纪来对于印度近东中国及非洲诸地的殖民地战争么？不是的。日本此次的侵占中国领土自然含有英国当初侵占印度的意义。但如果仅仅拿这个眼光去看十年来的“满洲事件”或“中国事件”，那就是皮相之见。所谓“中国事件”，从“九一八”算起，首先含有日本帝国主义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备战的意义超过了普通扩张领土的意义。这点，以前也许不很明了，但自从太平洋开战以来，就明白表现在我们面前了。只有瞎子或为成见所蔽的人，才看不出这个意义，才不从这方面去思考。一九三七年所谓“全面战争”开始至今，我们也已经明白可见这远东战争不过是两大阵营帝国主义者未曾开始主力战以前一种前哨战罢了。轴心阵营之一员日本和民主阵营之一员中国交战二年之后再爆发德意和英法之间的战争。
其实不仅中日战争而已，十余年来规模稍大的战争，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都含有世界战争意义的，都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部分。意大利之进攻埃塞俄比亚，扩张领土意义还是超出备战意义的；但德意二国之出兵西班牙则几乎完全是备战意义了。然而这二次战争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是：都未至一九三九年主力战时候就结束了，形式上都与此次世界大战无关，都是独立进行的战争。这个特点，在我们分析事变时候，并非不重要的，并非不值得顾虑的。但是我们绝不可为这个特点而否认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不过我们应当赋与这“部分”二字以更广泛的意义。这二个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不同于中日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
然而中日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亦不尽同于德波战争或意希战争之为此次大战底部分呀！德波战争或意希战争，一望而知决不会在两大阵营主力战以前结束，它们本身就是主力战底部分；但中日战争，若不经过具体条件底分析，我们就不能贸然断定它绝对不会于两大阵营主力战之前结束的，如西班牙战争一样。首先，中日战争比两大阵营主力战争早爆发二年。
中日战争要成为形式上与此次大战无关的战争，必须：第一，爆发时候，两大阵营底准备尚不充分，尚须等待较长久时候，总之其间相隔须不止二年；第二，中国革命潜力大至于如此程度，能趁战争爆发机会崛起，转变此战争为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迅速击败日本。或中国胜利，或日本胜利，结束了战争，此时两大阵营底主力战尚未开始，如此中日战争就可成为单独进行的战争，形式上不是世界大战底一部分了。结束之后，到了两大阵营主力战时候，中国和日本也许仍要参战的。如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和明日的西班牙，但那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们试看这两个条件存在么？
现在我们有了这五年战争事实可供判断，比较战争发生当时便利多了，对此问题是能够给予确定回答的。
第一，一九三七年中日发生战争，恰巧在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阵营战争准备将近于成熟的时候，不能给予五年或十年时间让这远东战争独立进行。远东战争反而催促了世界大战底爆发。中日战争发生之后一年，德国就准备成熟了，决心发动大战，但英国尚未成熟，不得不于慕尼黑让步以换取一年的准备时间。这件事给予中日战争以意外的影响，不仅大战因之延迟了一年，而且太平洋部分的战争也因之延迟了三年。日本占领上海香港新加坡的准备早已于一九三八年完成了的，倘若慕尼黑妥协不成功，当时就为捷克问题爆发大战，日本在太平洋决不会如此三年之久守中立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德苏协定，三国防共协议立刻生效。日英在太平洋战争一发生，美国也就不能长久守中立了。中日战争之所以被人视为独立进行的，慕尼黑之功并不少。但我们知道，慕尼黑无改于此次大战底性质，因之也就无改于中日战争之实际地成为此次大战底部分了。
第二，这五年来的战争恰好证明了十五年前革命失败影响至今尚未消逝，而且又显示这个失败底深度。总之，现在大众都能明白，中国并未曾潜伏着那种革命势力，能趁战争爆发机会，以号召和拥护战争姿态崛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用工农广大群众力量进行战争至于胜利的。
恰好相反，中日战争底爆发，正是以中国没有存在那种革命潜力为条件，正是以第二次革命失败如此悲惨为条件。中国革命如果有趁战争爆发机会以号召和拥护战争姿态崛起之可能，资产阶级便宁愿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而不愿抗战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也宁愿同日本帝国主义妥协，而不愿援助中国资产阶级抗战了。没有这个援助，中国资产阶级即使要抗战也不可能的。英美援助主要还不在军火，而在财政，一九三五年的“法币”改革非英美援助便不能成功，但这在战争中何等重要。这个改革之含有严重的备战意义，现在是完全明白了。
帝国主义主力战临近与否，中国潜在的革命势力能于中日战争起后即崛起而转变战争性质与否——这都是具体的事实问题，而且都须等待事变来证验。中日战争是否能成为独立进行的，形式上与世界大战无关的战争？——这个问题，在战争初起时是颇费踌躇的，那时是或否的答复都是不正确的。应当指出各种可能前途，提出工作用的假定的公式，或者如托洛茨基说的使用“渐次接近真理法”，随时注意事变底进展，考验提出的公式，改变它，或者抛弃它。
现在，战争过了五年之后，具体的事实太明显了，足够让我们断定：中日战争自始就是而且只能是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底一部分，同德波战争一样，同意希战争一样，同英伊战争一样……。
托洛茨基在中日战争初起时估量这个战争不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一部分，他正是根据上述两个条件去判断的。第一，他认为当时帝国主义两大阵营底战争准备离成熟尚远。他在《新的帝国主义大战之前》预测大战将爆发于一九四一年，即中日战争之后四年，因为英国军备须待这年才能完成。他在一九三七年估量英美法苏诸国一时都不会参加远东战争。在此情形之下远东战争就决定于中日两国力量对比了。中国力量还含有革命在内。所以第二，他认为中国广大群众有可能以热烘烘的土地革命来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中国战争不必一定为资产阶级政府主持的战争，因之不必一定为帝国主义大战底一个部分。他这两种意见，当战争初起时候是很自然的。那时不仅没有紧张的但泽问题，而且没有紧张的苏台德问题，英国也未曾像慕尼黑以后那样加紧完成军备。但是重要的，还在：失败十年之后的革命究竟恢复至什么程度尚待事实证验的。
然而这不是容易的事。预测英美法苏诸国一时不能参加远东战争，那并不难，但是中日两国备战底国际关系，两国背后外交的拉拢和活动，种种内幕足供判断这个战争和世界大战关系之用，而这种种活动仅靠公开的新闻是无法知悉的。中国底革命形势尤非从广大的下层群众情绪去仔细考察不能做出什么结论。这两方面都不是住在离活的战场半个地球远的仅凭官式新闻做材料的人，所能正确判断无误的。
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说起列宁为什么迟至一九一七年四月才改正布尔什维克派旧公式时，曾说道：
“这是自明的道理，倘若列宁住居于俄国国内，而且每日观察了党底发展，尤其当战争时候，那么他就会及时地做出必需的修正和解释的。”
倘若托洛茨基住居于中国国内，而且每日观察了事变底发展，搜集了可靠的情报，知道了群众底情绪，那他就会给予他的这个估量以必需的修正和解释的。两者之同不同的，就在列宁必须改正一个旧公式，而托洛茨基只须改正他的一时的对于局势之估量而已。
住在中国国内的人，经过了五年战争，每日观察着事变底发展，多少搜集了公开新闻以外的情报，多少知道了群众底情绪，但至今仍然坚持着中日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一部分——这种人还要引托洛茨基底意见以自重，可见只知忠于托洛茨基底文字而不知忠于他的精神，他的方法。
第三节革命的失败主义能适用于中国么？
对于中日战争的估量不同，就决定了对此战争的策略路线不同。
凡认为中日战争是单独进行的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一个部分的人都要采取拥护（或曰支持）中国作战的路线，都要竭尽一切力量务使中国胜利。反之，凡认为中日战争不是单独进行的战争而是世界大战一个部分的人，则都要采取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托洛茨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采取的总路线，即是视此战争为强盗间的战争而反对之，在战争中利用统治阶级底困难发动革命，转变国家间的战争为国家内的战争。第一种路线就是第二国际下各国的党（除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上次大战中的路线，其公认的各称叫做“保卫主义”或“保护祖国主义”。第二种路线，则从一世代以前列宁提出时候起便被称为“失败主义”，或“革命的失败主义”，以别于通常的失败主义。
上次大战时各国革命的党关于策略之争论就是以“保卫主义或失败主义”问题为中心的；此次大战时争论中心也是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如此，其他各国亦然。
这争论首先遇到一种障碍，即：大家都明白什么是保卫主义，因为这是一种久远相传下来的观念，本已家喻户晓了的，又加以资产阶级舆论在备战时和作战中的宣传，更加不会受人误解了；但是“失败主义”则是一种新的观念，自从列宁提出至今还不满三十年，这“失败主义”底内容究竟是什么，不仅广大群众不很明白，连那些以群众领袖自居的革命者也常常弄错了。[2]
保卫主义或失败主义问题之争论，有好多是出于误解“失败主义”意义。这里我们先说清楚什么是失败主义，倒是有必要的。
失败主义，就是革命者在战争中希望和促成本国政府失败之意。但这意思还嫌不够，我们应当说：失败主义就是各交战国革命者各自希望和促成各自的政府都失败之意。仅仅责令他国革命者采取失败主义而自己不采取失败主义，或者反过来，仅仅自己采取失败主义而不责令他国革命者采取失败主义——在这二种情形之下，失败主义都是不完全的，总之都不是列宁当初提出这种策略路线时的真意。列宁底失败主义是与战争底帝国主义性和革命底无产阶级国际性不可分离的。与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那个时期的战争有别，帝国主义战争是反动的，全无进步意义，但是第二国际下各国的党底机会主义多数并不明白此点，或者装做不明白此点，他们继续以那个时期的眼光来看一九一四年开始的战争，他们各自采取保卫主义立场，即是各自希望和促成本国政府底胜利。这个路线乃是背叛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与这机会主义对抗，列宁就提出了失败主义路线，要各国无产阶级都希望和促成本国政府底失败，要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要以革命来结束战争。他说：
“革命的阶级在反动战争中不能不希望本国政府失败，不能不看见政府底军事失败和革命之间有关系，即是政府军事愈失败，则推翻政府的机会愈增加。资产阶级分子以为政府之间发动的战争将必然以政府间的战争结束的，而且希望这样结束；惟有这种资产阶级分子才觉得各交战国社会主义者希望各自政府都失败的观念是‘可笑的’或‘荒谬的’。反之，这个观念正合于每个有阶级觉悟工人底隐藏的思想，它将成为我们的活动底路线，我们的活动趋向于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见列宁一九一五年著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小册子）
根据这个认识，列宁便首先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采取失败主义路线，以为战争期中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底“唯一的政策”。可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无产阶级党正式采取这个路线，正式以失败主义为号召的，只有俄国布尔什维克派罢了。
上面所征引的列宁底话，很正确地说明了失败主义底意义。失败主义不外是革命的阶级在反动战争中的革命活动，不外是被压迫阶级在反动战争中继续做阶级斗争之意（列宁在同时期写的《论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失败》一文内，也说：“如果不给自己的资产阶级和自己的政府以打击，就不能作阶级斗争，而在战争时候来打击政府就是‘叛国’，就是促成本国底失败。”）并非专指军事破坏而言的（列宁在同一文中也说：“告诉聪明读者：这并不是说要‘炸断桥梁’，举行失算的军事罢工及一般地帮助政府去使革命者失败。”）一般人一听见“失败主义”便联想到“军事破坏”，甚至以为除了军事破坏之外没有其他内容。这自然是完全不了解列宁底失败主义。一般人是可以原谅的，但那些自命为“列宁通”的人也是这样设想，那就是不可饶恕的了。其次，失败主义并非希望和促成敌国胜利之意。所谓本国失败害处较小者，并非说本国失败比敌国失败害处较小，而是说本国军事失败比较本国革命失败害处较小。我们宁愿进行阶级斗争致使本国军事失败而达到革命胜利，却不愿停止革命，阶级合作，以企求本国军事胜利。那些自命为“列宁通”的人把失败主义解释为“本国失败此敌国失败害处较小”，他们不仅不了解失败主义，而且是站在资产阶级和政府底战争观点上，因为他们认为本国失败就是敌国胜利，本国胜利就是敌国失败的，他们实在不明白帝国主义战争与过去的战争不同，即有可能达到交战双方政府都失败。
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证明了列宁底失败主义路线之正确，从此以后这个路线就应当成为革命党在任何帝国主义战争中的路线了。但是，在此次帝国主义战争中惟有第四国际采取这个路线，即主张交战阵营双方革命的党都应实行失败主义。其他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属下各党并不采取这个路线。第二国际党一般在轴心阵营采取失败主义，在民主阵营则采取保卫主义。第三国际党在德苏开战之后也是这样做的，但在此以前则相反：在轴心阵营采取保卫主义，在民主阵营则采取失败主义。一方面的失败主义不是革命的失败主义，总之不是列宁底失败主义。
列宁说：
要排斥失败主义，“就应当证明以下三件事情中之一件：或者（一）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五年的战争不是反动的；或者(二)因战争而发生的革命是不可能的；或者(三)一切参战国底革命运动不能彼此互相协调和帮助的。”（见《论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之失败》）
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问题，可以凭此标准来解决。
这里，我们不提起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争论，因为这个争论早于上次大战中解决了。我们仅仅从中国方面来看这个争论。
中国能适用失败主义么？
这是现时期革命策略底中心问题。否认中国能适用失败主义的人，其所持的论据是很多的。这些论据之中，凡能反对适用失败主义于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如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所持的论据，我们在这里可以放开不论。我们仅仅回答那些承认失败主义适用于方今交战的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但独不适用于中国的人所持的论据。
论据第一号：中国是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它的参加世界战争含有客观上进步的意义，因此，不能适用失败主义。
这个论据是把现行的中日战争看做属于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时期的战争性质。列宁说：
在这时期，“有些战争具有一种资产阶级进步性质，因为是为了民族解放的。换一句话说，这些战争底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乃在于推翻专制和封建（至少要损毁这些制度底基础）或解除各国底枷轭。所以这些战争可以被视为进步的。这些战争如果进行时候，一切正直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要同情于那一方（即资产阶级——列宁原注），它帮助推翻封建和专制（或至少损毁其最危险的基础）或打击外国压迫。”
列宁认为一九一四年开始的那个战争已不属于这类战争底性质了，但他仍说：
“明日，如果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则此种战争还是‘正义的’‘自卫的’战争。”（均见《社会主义与战争》）
现行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军队侵入中国而中国起来抵抗的，倘若这个战争没有与此次帝国主义大战纠缠一起，倘若中日两国都不是以双方帝国主义阵营一员资格来战争,则照列宁上面的话看来，中国抗战应该是“正义的”“自卫的”战争了。在这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个殖民地被压迫国家反抗其压迫者的战争是否还能带着七十年以前那种战争底性质呢？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一下，留待下章再说。现在只要指出一件事实，即是：现行的中日战争并非单独进行的殖民地被压迫国家反抗其压迫者战争，而自始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底一部分，交战双方自始就是各以两大帝国主义阵营之一员资格来交战的。
一个殖民地被压迫国家为反抗其帝国主义的压迫者而举行的战争，在其不与帝国主义战争相关涉之下，列宁和托洛茨基还能认为具有进步意义的，还主张正直的社会主义者应同情于被压迫国家方面的。但是在帝国主义战争当中，一个殖民地被压迫的国家参加进去，那怕它的切近的特别的目的是为了自卫，为了抵抗最凶恶的压迫者之进攻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从来未曾认为具有进步的意义。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弱小国家塞尔维亚为了抵抗奥地利底侵略而参加战争，弱小国家比利时为了抵抗德国底侵略而参加战争，殖民地国家土耳其为了反对主要敌人英国和俄国而参加在德奥方面作战。这三个被压迫的国家底反抗其压迫者的战争，若是单独进行的，不是与帝国主义战争纠缠一起，那么列宁无疑会主张它们是“正义的”“自卫的”战争而值得正直的社会主义者同情的。但是列宁当时对此怎样说呢？他说：
“奥地利和塞尔维亚的战争中民族成分完全只有附带的意义，没有改变战争底一般的帝国性质。”（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会议》一文）
他又说：
“在现时的政府进行的现时的战争中，要帮助比利时就不能不勒杀……土耳其的。”（见《社会主义与战争》）
同样，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中国也曾参加。中国之参加帝国主义战争，今番并不是第一次。托洛茨基对于中国上次的参战是怎样说的呢？他说：
“中国底参战，在形式的意义上是‘自愿的’，而实际上只是奴隶参加于主人间的格斗。”（见《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十三页）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夸茨基》一书中说：
“战争底性质（反动的或革命的——列宁原注）并不依赖于谁先进攻，‘敌人’站在谁的国界内，而是要看哪一阶级在进行战争，那一种政策使这战争继续着的。如果现在的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为世界两大帝国主义的暴力的掠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所进行着的战争，那么一切资产阶级（连小国底资产阶级在内——列宁原注）都变为掠夺之参加人了。”
由此可见，塞尔维亚，比利时，土耳其等国家虽然是不能掠夺他人的小国（但比利时在非洲也有殖民地），但既然参加了帝国主义大战，这些小国底资产阶级也就要分沾本阵营帝国主义底掠夺了。
要断定中国底作战含有客观的进步意义，就必须先证明这个战争是单独进行的，不是现行帝国主义大战底一个部分。但我们上节已经说过：这是徒劳无功的企图。
论据第二号：即算中国参加了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罢，但苏联也是参加了这个大战的，中国之不能适用失败主义正如苏联之不能适用失败主义一样，因为战争底性质受决定于进行此战争的国家底性质，不是受决定于进行此战争的阶级底性质。列宁教我们把世界国家分为两类：“帝国主义国家”和“非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同属于第二类：同一战争，在第一类国家方面是反动的，在第二类国家方面则是进步的。
工人国家的苏联之不能适用失败主义乃是自明的道理。苏联与非工人国家作战时，无论是单独进行的战争，或是参加在帝国主义大战里面，都是进步的，不仅是客观上进步的，而且是主观上进步的，这个进步性是绝对的，是无条件的。革命者对此只能得到一个结论，即是：保卫苏联。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战争，列宁所以认为有进步意义者显然是指单独进行的战争而言，而非指殖民地国家之参加帝国主义大战而言。如果是指参加大战而言，那么列宁为甚么不认为上次土耳其之参战有进步意义呢？换一句话说，殖民地国家作战之有进步意义是相对的，是有条件性的，其第一个条件便是这个战争不是帝国主义大战一部分。这里，我们又说到第一号论据来了。
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当中拿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放在一类，与帝国主义国家相对立——这种分类法是错误的。在这将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于议事日程的战争中，与其将殖民地国家和工人国家归在一类，宁可将它们和帝国主义国家归在一类。托洛茨基说：
“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差别在那里呢？这差别是很大的，但仍旧保持在资本主义关系统治底界限以内。资产阶级统治底形式和方法各国大不相同。一极端，这统治带着强烈的绝对的性质：美国。他极端，财政资本适应于过了时的亚洲式中古制度，臣服这些制度，强之接受资本主义方法：印度。但在这二种情形之下都是资产阶级统治着。”（见《不断革命论》）
现在全世界上惟有苏联一国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着。所以惟有苏联一国底作战是有进步意义的。统治苏联的是无产阶级，领导苏联进行战争的也是无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拿某一国家是殖民地或帝国主义，来决定它的战争是进步的或反动的——这种标准也是错误的。战争性质之决定，在无产阶级应付战争的策略上占据重要位置。“失败主义或保卫主义”问题之争论，归结于战争性质问题之争论。中国社会主义者之间争论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其实一九一四年世界社会主义者中间争论的根本也是这个问题，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以后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也很热烈争论这个问题。我们且引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说的一段话看看他对于俄国当时还在进行的战争底性质是怎样决定的。他说：
“我们应当有能干去对群众解释说，战争底社会政治性质不是由个人，团体或甚至民众底好意来决定的，而是由进行战争的阶级底情形，这个阶级底政策（战争只是这种政策底继续），资本主义底联系（这是支配现在社会的经济力量），国际资本底帝国主义性质，俄国在财政上，银行，外交上，对于英法等国的依赖等等来决定的。要使群众明白了解不是容易的事，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能够避免错误而做到这点。”（见《我们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论据第三号：即算中国不是工人国家，不能同苏联相比罢，但西班牙也不是工人国家，也不能同苏联相比的，西班牙战争，本质上也是此次大战底一个部份，那么对于西班牙政府军为什么不能适用失败主义呢？对于尼格林政府既然不能适用失败主义，对于蒋介石政府也就不能适用失败主义了。
这个论据忽视了西班牙和中国之间一点区别。这区别并不是在于西班牙战争未曾与此次大战实际合流而中国战争已经与此次大战实际合流，而是在于西班牙战争中有个革命而中国战争中没有革命。西班牙政府军和国民军的战争虽然带有民主阵营和轴心阵营前哨战的性质，但因有个革命原故，同时也带有克伦斯基政府和哥尼洛夫军队战争的性质，与当初克伦斯基政府参加协约国对德战争不同的。政府军在此战争中的失败，就是革命本身的失败，所以支持政府军战争，其意乃在于支持革命胜利。在中国能够这样说么？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战争含有支持中国革命之意么？没有。中国现在没有革命，而未来的革命决不会从支持这个部分的帝国主义战争上面发展起来的，而必然从反对这个战争上面发展起来的。
我们上面说过：中日战争发生时中国并未曾潜在那种革命势力，能趁战争发生机会以号召和拥护战争姿态崛起的。我们上面又说过：这个战争催促中国革命到来，使革命再起底时间和方式变成可以捉摸了的。这两种说法并非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足的。正惟没有潜在那种势力所以资产阶级放胆进行战争；但战争既然进行了，则其本身就步步制造革命，即制造那些条件使得被统治阶级一天比一天更不能忍受，而统治阶级也一天比一天更不能维持其统治，到了临界点时候，革命就要爆发出来了。革命在这个局势之下的爆发，虽仍要提出历史所遗下来的一切问题，但其爆发形式不能不是首先反对战争的，首先反对主持这战争的政府的。此时群众就要抛弃一切以保卫主义为号召的党派，而倾向于那以失败主义为号召的党派——倘若那时中国有这样一个党派的话。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实行失败主义路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仅仅知道他反对中国的失败主义还不够，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去知道他为什么反对。他反对，因为他不是把中日战争看做世界大战一个部分。我们上面已经解释过他这个不合事实的估量是因何原故产生得来的。
那么托洛茨基对于中日战争主张采取甚么路线呢？他主张参加和支持中国反抗日本的战争，以此获得群众底信任，积聚力量，到了相当时候就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底政权而以无产阶级底政权继续战争至于胜利。这个路线不是失败主义，因为它主张支持战争，但也不是保卫主义，因为它主张在战争过程中革命，推翻进行此战争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路线底表现，就是它于号召支持中国“正义的”战争时候，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并不隐瞒要在战争过程中准备武装暴动和推翻政府之意向。
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引托洛茨基以自重。他们也估量中日战争不是世界大战一个部份。但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托洛茨基如此估量是可以拿他远离斗争舞台的事实来解释的，我们的保卫主义者如此估量则我们除了指出这是资产阶级舆论底影响之外别无方法解释。他们也采取支持中国政府战争的路线，但这更加是受资产阶级舆论底影响了。
他们的保卫主义和托洛茨基底“保卫主义”之间不同的，乃在于他们支持战争同时取消了存在十年之久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他们隐瞒了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之目的。事实上他们按受了托洛茨基路线底一半而阉割其另一半，即接受了“支持战争”而阉割了“在战争过程中革命”。他们的路线才是道道地地的保卫主义。他们当然解释说：他们并非反对“打倒国民党政府”，并非反对准备武装暴动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不过为了“策略”，为了“环境”，不把这些话说出来罢了，倘若力量已经积聚充足，革命局势已经成熟，则他们也要武装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不管在战争过程中或在战争结束以后。当然，当然！但是“这些话”说出来或不说出来，公开对群众说或秘密在互相亲信的几个人中间说，在这里，并不是不重要的。到了革命局势已经成熟，力量已经积聚充足时候，素来反对革命的党派也会出来“革命”呀，如一九一七年二月时的俄国孟什维克派和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样。然而无论那时以前或以后这些党派并无助于革命，反而有害于革命。革命所希望于革命党者，正是要它于群众不知道有革命必要时候就公开宣传革命底必要，要它于群众不知有“打倒国民党政府”必要时候就大声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群众愈加对国民党政府存幻想，我们就愈加要大声喊出“打倒国民党政府”口号，那怕因此受群众围殴亦所不惜。因为如果我们采取了支持战争路线，则除了同时告诉群众有准备于战争过程中革命的必要之外，还有甚么与其他采取保卫主义立场的一切党派（从蓝衣社起至斯大林派止）不同呢？
支持中国战争的路线，如果不变为背叛革命的路线，必须含着一种解毒素，即：同时公开号召群众准备于战争过程之中革命。托洛茨基底路线就含有这个解毒素。
我们的保卫主义者接受托洛茨基底路线，但把其中的解毒素清除出去，这件事实一面说明了它们是资产阶级舆论底俘虏，他面也说明了这个路线在这个具体情形之下是行不通的。当时中国并未曾潜在着托洛茨基所悬想的那种革命力量，战争愈展开，群众愈销沉，革命愈无望，必须等待战争从相反的方向去引起革命。在此情形之下，要支持战争就不能不放弃革命宣传，要保留革命宣传就不能不反对战争，即不能不采取失败主义路线的。
保卫主义者要反驳道：你们反对战争，就是反对工农群众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仇恨，也就是便利日本之统治沦陷的中国领土，如此一来，不仅无助于中国革命，而且有害于中国革命。
这个反驳完全做了资产阶级舆论底应声虫。中国资产阶级当然把它的参加帝国主义战争解释做中国人民抗日情绪之行动的表现，正如一般民主阵营资产阶级把它们的战争解释做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情绪之行动的表现一般。反法西斯情绪是正当的，进步的，革命的，但要达到消灭法西斯目的，并不能依赖于所谓民主资产阶级底战争，而必须依赖于革命，依赖于掘毁资本主义根基，使得法西斯和民主资产阶级都无立足之地。掘毁资本主义根基，现在必须从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做起，即从失败主义做起。这一点，目前大多数劳苦群众还不明白，正惟不明白所以需要一个革命党来解释，来疏导群众底反法西斯情绪到革命道路上去。同样，中国人民底抗日情绪也是正当的，进步的，革命的，但要达到驱逐日本强盗离开中国领土之目的，也不能依赖于中国资产阶级这个战争，而必须依赖于革命，于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工农群众目前还不明白日本为甚么侵略中国，也不明白用什么手段才能排除日本底侵略。这是事实。革命党应当面对着这个事实，设法向群众恳切地解释，疏导群众底抗日情绪到革命道路上去，而不应当疏导之去拥护这一部分的帝国主义战争，更不应当认为这个战争就是抗日情绪底行动的表现。
向群众解释：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及用什么手段才能排除日本底侵略，以此将群众在战争灾害下积蓄起来的怨望和不满疏导到一条道路上去，使得到了一个时候，能将历史遗留给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提出来，而爆发了革命——这便是我们的革命的失败主义之宣传方向。
失败主义不是消极的，不是仅仅反对战争，不是仅仅希望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是积极的，而是向群众解释战争底真正的意义，指示一条可能的出路，并领导之走上这条出路，以达到革命，社会主义，永远消灭战争。
第四节战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
战争还不是革命，它不能实行我们的革命纲领；但战争也不是一般的“两革命之间的过渡期”，它也不能实现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求”。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表明现在这个战争对于行将到来的中国革命的关系说：战争已经将夺取政权任务提出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了。
这里说的“提出夺取政权任务”并非中国革命已经成熟到了武装暴动条件之意，但也非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党底“终极目的”之意。这里说的是一般人不大注意到的第三种意义。我们试拿俄国革命底历史来做例。无产阶级把夺取政权当作立即实行的任务，是从一九一七年九月起，当哥尼洛夫叛乱削平而两首都苏维埃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手里以后；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将夺取政权当作“终极目的”则至少已于一九〇三年布尔什维克派产生时候起就提出来了。在这两种“提法”中间，我们还看见第三种“提法”，即是“四月提纲”底“提法”。一九一七年四月初列宁一回到俄国，便在布尔什维克派大会上问道：“为什么不夺取政权？”接着他自己回答道：“因为无产阶级还不够觉醒，他们的组织还不够好。”从此以后，我们应当致力于唤醒群众和组织群众，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时期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夺取政权为中心的。总之，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之提出夺取政权，并非当作立即实行的任务的，但也非当作“终极目的”，而是当作这个时期底战略和策略——总之党底一切活动——之中心，其出发点。
上面说的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于中国无产阶级面前，也就是把这任务当作整个战略和策略底中心之意，正是“四月提纲”底提法。
但是——反对的人说——“四月提纲”是在二月革命之后，即俄国已经存在了革命局势时候呀，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革命局势，怎能适用“四月提纲”底提法呢？
不错，“四月提纲”是针对着俄国革命底第一阶段提出来的，但这绝不是说其中各条都须等待爆发了革命之后才能提出来。就夺取政权一点说，四月间才提出来已微嫌过迟了。俄国无产阶级直至十月革命才夺得了政权，但它二月革命时候就应当夺取政权的，那时政权而且已经落在它手里，但又送给资产阶级。为什么？首先为了“不够觉醒”；而二月革命前战争时期，不仅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没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为战略和策略之中心，连布尔什维克派也没有提出夺取政权任务为战略和策略之中心——这一点，正是这个“不够觉醒”底一种原因和一种表现呀！
中国如果需要“四月提纲”，那么这个提纲提出愈早愈好，提出于革命前的战争时期比较提出于革命发生后无产阶级又把政权送给了资产阶级时候，还更好些。
未来中国革命发生后，无产阶级还会把政权送给资产阶级么？换一句话说，中国革命要经过所说“两重政权”的时期么？
可能的，多半可能的。列宁给“两重政权”下个定义说：
“当革命超出了普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围但还没有达到‘纯粹’工农专政（按列宁这里说的即是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时候，两重政权是革命发展中的过渡阶段。”（见《我们的革命中无产阶级底任务》）
可见“两重政权”并非俄国革命特别的产物。
然而若以为中国革命绝对非经过“两重政权”时期不可，那也是错误的。俄国革命对于中国不是没有教训的。在这教训之下，加以那时国际的和国内的事变之凑合，我们不能说中国无产阶级绝无可能不把已得的政权送给左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这个可能条件之一就是中国能有个无产阶级革命党，于革命发生以前就融化了俄国革命教训而提出了夺取政权任务为一切战略和策略之中心。这样提出，即使不能阻止政权落于左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手的，至少在中国的“两重政权”时期也将帮助无产阶级更容易实现其“单一的政权”，即夺取政权。
失败主义的策略路线，正是为了夺取政权这个战略中心，而且仅仅是为了这个战略中心；反之，如以上所指出的，保卫主义在中国这个具体的状况之下是不能达到夺取政权目的的。
★★★
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再起底时间和方式虽变成可以捉摸的了，但确于何时再起，确以何方式再起，我们此时还是不能预言。革命底结果，此时尤其不能预言。中国第三次革命定能推送无产阶级走上政权，定能以胜利结束么？或者将如第二次革命那样葬送于血泊之中？
我们知道，并非每个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都已成熟到能够夺取政权和建立专政之程度的。在此情形之下，这个国家也就不能完成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呢？它已经成熟到这个程度了么？这个问题，不能用经济统计来回答，不能凭无产阶级人数及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百分比来决定。还有其他种种因素活跃于这个问题周围。最可靠的标准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上次革命中的作用。无论斯大林底中国路线怎样错误，无论这个革命终于失败，但无产阶级表现了力量，表现了它能够联合和领导农民，能够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能够夺取政权，巩固其专政。
但是——反对的人问道——现在经过了五年的战争，工商业大城市遭受破坏，而且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工业生产和交通衰落，紊乱，适应着日本帝国主义战争需要而改组，此时无产阶级还能具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中的力量和地位么？
不错，这是值得每个严肃的革命家考虑的问题。工业生产和交通受战争影响至何种程度，尚难统计；无产阶级力量和地位所受影响，更难确知。无论如何这个影响是不利的。但他方面，战争也使得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接近于革命，中国革命底国际性质大大增加，中国无产阶级将更加以世界无产阶级一部分资格活跃于中国革命舞台。这是有利的。这个有利的形势能否抵消那个不利的形势，甚至盖过那个不利的形势么？这个问题须待第三次革命证验之后才能加以答复。
革命党底活动虽非立足在革命必胜之上，却是从革命胜利前途出发的。革命党本身底活动也就是革命胜利底条件之一。
[1]有人也许会说：有战争条件和无战争条件之间的差别多着哩，不止你举出的四点，而且你那四点是专从革命说的，难道这二种条件之间，除了从革命说的以外，没有其他差别値得说么？
不错，但是正如职业的鞋匠看人先看两只脚一样，又如职业的刽子手看人先看后颈骨一样，职业的革命家看战争首先是要看它对于革命之关系的。战争与平时之其他的差别，也只有间接与革命有关的，才能引起革命家底兴趣。
[2]这说的“失败主义”，乃是“革命的失败主义”，而非通常的失败主义。本书凡言及“失败主义”之处，如无特别说明，都是指“革命的失败主义”而言的。通常的失败主义自然也是久远相传下来观念，无须多解释的。 |
第一章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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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
第一节中国能适用中国革命论么
第二节托洛茨基如何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中国革命问题
第三节两个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
第四节不断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
本世纪二十年代，继俄国之后，第三个落后大国——中国也走到资产阶级革命了。这个革命未曾解决其任务即告失败。
中国革命也是历史上过迟的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烂熟期，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从一个国家涌起而且震动全世界，第一个工人国家也已成立而且存在好多年了，但中国资本主义还在它的初期状态，还未曾将它的发展道路上种种障碍物扫除去。彻底扫除这些障碍物的革命，此次提到我们面前来的却不是已成的事实，而是将成的事实，却不是历史的回顾问题，而是未来行动的指导问题了。这本小书归根结蒂正是为此而写的。
这话并不是说，我们要在这本小书里面论述一切与中国革命有关的问题。这需要另写一本书，而且一本更大的书。我们在这里只想论述一个问题，即是：中国革命和不断革命论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先决的问题，是讨论中国革命时不能不首先提到的。
但是中国革命和不断革命论有什么关系呢？一般说来，中国革命能够与不断革命论发生关系么？即是说：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么？
第一节中国能适用不断革命论么？
根据过去几章写过的话说来，这个问题似乎是多余的；但它实在不是多余的。新“热月党”即斯大林主义者，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更不用说反对应用这个理论于中国革命问题了。以上几章已经驳斥过他们，这里无须重说。这里要说到的，就是那些口头赞同不断革命论的人当中也有一种人认为这个理论应用于俄国是对的，但在中国不能适用。
这是民族独尊主义（NationalMessianism）底一种表现，这种主义往往罗列本民族底种种特性，认为这种种特性底配合使得本民族独能为他民族之所不能为，或者独能不为他民族之所为。这类的话我们听过很多，譬如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但不适用于中国；阶级斗争是历史和社会事实，但中国独没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好的，但中国用不着等等，等等。
其实这是中国民族排拒外来制度和思想时所抱持的传统态度。资本主义侵入我们这个老大帝国时，我们的祖先一般是排斥这种“西洋文明”的，认为没有我们的“国粹文明”来的好。以后懂得军舰大炮底厉害了，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物质文明”只能适用于西洋，不能适用于中国；李鸿章，张之洞接受西洋物质文明了，但认为西洋“精神文明”不适用于中国。康有为，梁启超接受西洋精神文明了，但认为其中“革命”“共和”一类的思想不适用于中国；孙文接受“革命”“共和”一类思想了，但认为社会主义或至少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上成为一种权威的，还不过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几个不排拒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公式呢？有几个承认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革命呢？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于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这个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那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何以没有这个前途呢？最常听到的回答是说：俄国是个压迫他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个受他人压迫的殖民地国家。
我们绝不否认中国是殖民地国家，也决不否认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重要的差别。但是二者之间果真差别至于如此地步，即一方面适用无产阶级专政，他方面不适用无产阶级专政么？一方面革命能按着不断革命论道路进行的，他方面不能按着不断革命论道路进行的么？事实上，中国底殖民地地位，不仅无害于不断革命论之适用，反而有利于不断革命论之适用。
不断革命论正是作为落后国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之理论而产生，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之应用此理论于德国，托洛茨基之应用此理论于俄国，并非为了德俄二国是先进国原故，而正是为了这二国是落后国家原故。中国底殖民地地位，正是中国落后性底一种表现。中国农民不会为了是殖民地农民原故而能发挥独立的领导的作用的；中国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会为了是殖民地小资产阶级原故而能领导农民以及全民族去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中国资产阶级更不会为了是殖民地资产阶级原故而比俄国资产阶级更富于革命性的，恰好相反，中国资产阶级底买办性质更加注定它不能领导民族解放运动。在此情形之下，革命领导权不能不属于无产阶级了。无产阶级底力量和觉悟并非完全受本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美国无产阶级不及俄国无产阶级，并非为了俄国资本主义高出于美国上的原故，而是为了俄国除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以外，尚有其他种种因落后性而造成的矛盾，这些矛盾配合起来就提高了无产阶级底力量和觉悟。在这一点说，中国无产阶级也比其他非殖民地国家底无产阶级更有利的。
总而言之，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若能负起领导责任，革命就有成功希望，若因准备不足，不能负起领导责任，则革命本身便注定非失败不可了。
以上所说绝非诊断问题，而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揭露所证实了的。中国之适用不断革命论，是有上次失败的革命可为证明的。
由此又可明白，我们在中国主张不断革命论，乃是分析了活的经验之结果，乃是从一次失败的革命所反映的各阶级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做出来的结论，正如当初在德国提出这理论，在俄国之复活这理论一样。换一句话说，我们绝非把这理论看做一种“超历史的公式”，应用之于任何一个国家，而不必去分析这个国家底特性。马克思主义根本否认有什么“超历史的公式”。“资本论”研究出来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法则，似乎可以通用于世界一切国家，至少可以通用于欧洲诸国了，但是马克思自己不肯仅仅依据这些法则来判断俄国社会发展前途，列宁也是详细分析了俄国特殊条件之后才能断定俄国非经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可，列宁这个结论并非简单从“资本论”中那些法则推论出来的。
凡将不断革命论看做“超历史的公式”，以为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从德俄二国特殊条件做出的一切结论都可适用于中国的，这种人虽然与那些根本否认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的人不同，但两方面错误的程度都是一样。“超历史的公式”如果能成立的话，不断革命论如果是这样一种公式的话，那么应用这个理论于中国便不会比较解决一个初等代数方程式困难多少了。
第二节托洛茨基如何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中国革命问题？
指出中国能适用不断革命论，而且第一个应用此理论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不是别人，正是托洛茨基自己——何况他这是一步步做出结论而非开始便站在现在的立场哩——由此可见创立和复活此理论固难，但应用之于新的革命也是不容易的。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及以后，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之争论，其重要性，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并不减于一九〇五——〇七年革命中及以后，关于俄国革命问题之争论。但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一点差别，即是：争论俄国革命问题的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而争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并非中国马克思主义者[1]，而是另一个国家即苏联底马克思主义者。
这争论开始于一九二七年革命达到高潮点以前，本是苏联共产党内大争论之一部分，与那关于苏联前途之争论（一国能否建立社会主义问题）不可分离的。原来中国革命与当初德俄两落后国革命所不同的，不仅在于中国底殖民地地位（即中国更加落后），而且在于此时世界上已经有个无产阶级国家存在了。这正的方面（无产阶级国家之援助）本可以抵消负的方面（国家更落后，无产阶级存在和斗争历史更短，经验更欠缺等）而有余的。中国无产阶级抬头仰望胜利的兄弟辈在思想和物质双方面的帮助，苏维埃国家也毅然决然负起援助责任，而且寄托其希望于中国革命了。然而不幸，中国大事变底开展不是当列宁和托洛茨基执政时期，而是当此时期以后，即苏联已发生了新热月反动的时期。指导中国革命的和主持苏联国家的，是同一类的人物，即反动的新热月党，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官僚层。他们统治苏联和指导中国革命，用的是同一种路线。因此，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于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之时，不能不兼着反对官僚层在中国的破产路线了。
这个路线估量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性质，但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俄国是压迫他民族的国家，中国则是受他民族压迫的国家。为了有这差别，他们便估量中国资产阶级是革命的，是能领导革命的，是能解决民主任务的，同世界资本主义初期英法诸国资产阶级一样，同俄国资产阶级不一样。以此原故，他们便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而服从其纪律。他们禁止批评“三民主义”；他们限制工人和农民底运动，不许这运动过火以免吓走了资产阶级，他们反对在中国组织苏维埃。到了右派资产阶级屠杀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人，而与国内外革命对象合作时候，他们仍旧不改变这个路线。他们仍旧为了挽留左派资产阶级在革命队伍里面起见，反对工人和农民底独立行动。到了整个国民党都公开反动了，左派资产阶级也跟着右派一起屠杀湘鄂赣各省工农了，革命势力受了几次大摧残已经衰败下去了，他们才一变为盲动，在各地实行武装暴动，但已经过晚，城市无产阶级已经销沉下去，最后随招致广州底大屠杀。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估量中国革命为资产阶级的，而且限制这个革命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任务范围内。他们提出的政权公式是“中国工农民主专政“。[2]这个路线显然可见是孟什维克的，而非布尔什维克的。新热月党人自然征引列宁列宁底文字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底传统来辩护这个路线，但至多我们只能说：他们援引的乃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传统底未经历史证实的部分。而非其业经历史证实而且由列宁于革命以后做了确定结论的部分。
托洛茨基之提出不断革命论路线以对抗这个破产的路线，固然为了中国革命本身，同时也是为了保持真实的布尔什维克传统。
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反对新热月党底孟什维克路线，虽始于一九二七年，但至次年被流放于阿拉木图时才发挥他的完全的系统的见解。这不仅因为他在流放中有必需的闲暇去研究中国问题并写下他的确定的见解，主要还是因为广州暴动给了最后的教训，使得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都完全明了了。[3]以下所说是以他在一九二八年的著作为根据的。
托洛茨基首先反驳那种以为殖民地资产阶级比非殖民地资产阶级更能发挥革命作用的观念。列宁虽然曾教人分别压迫他人的资产阶级国家，但那是为了教人决定对于这二种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态度；他绝不曾说这受人压迫的资产阶级在本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会表现得比他国资产阶级更进步更革命些。殖民地资产阶级本是从买办蜕化而来，至今仍与买办有血缘关系，它只希望帝国主义相当放松其压迫而不敢梦想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于本国领土以外。即使它已经长成至于敢希望脱离帝国主义而独立了，但这个民族解放任务必须动员下层广大群众实行革命才可完成，绝非外交的和平的改良手段可以完成。可是广大群众之中已有无产阶级存在了，并非如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下层群众都是小资产阶级性的手工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随着新式生产和技术的采用，殖民地无产阶级也容易接受新式的革命思想，以致阶级觉悟常常超出人数比例以上。下层群众起来从事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同时也就是无产阶级起来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即不仅要求解除民族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要求解除一切种类的压迫和剥削。这就使得资产阶级立足地动摇了。下层群众奋起是民族革命不可缺少的条件，但下层群众奋起之下，资产阶级又觉得它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已退到次等位置了，它于是便屈服于帝国主义要求，反代替帝国主义去镇压下层群众底革命运动。
殖民地资产阶级这个反革命倾向，托洛茨基早于一九二七年将蒋介石未曾屠杀上海工人以前就指出了，而且警告了，革命发展果然不幸中了他的预言。
但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上面这个属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通性以外，还有另一种反革命性质。中国人口中农民占据压倒的多数，其中有一半没有土地，农村中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但农民斗争底对象是谁呢？是贵族地主么？不是，中国没有贵族地主，中国差不多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无论农业技术如何原始，但土地商品化已经完成了的，农村中已经受资本主义法律关系所支配了的。地主往往就是城市商人，就是金融家，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人。中国资产阶级不仅不愿领导农民底土地革命，反而要尽力压迫这个革命。这也是上次革命明白证明了的。
殖民地小资产阶级之没有领导革命作用，正如殖民地资产阶级之没有革命作用一般。我们在革命历史上看见，自从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起，小资产阶级便不能发挥革命领导作用了。马克思一八五〇年希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能领导革命更进一步，可是这个希望终于没有实现。我们也已经知道，俄国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是如何可怜的。资产阶级底害怕革命和小资产阶级底不能领导革命，其原因是一个，即是：无产阶级已经以独立阶级资格出现于革命舞台了。这点同样适用于殖民地。就中国来说，小资产阶级更不如俄国之有长久的革命传统。上次革命本来有最顺利的机会让中国小资产阶级发挥其领导作用的，譬如共产党包含在国民党之中没有独立起来，国民党被认为工人和农民底党，农民运动大规模发展，知识分子又都同情革命等等。但终于连俄国社会革命党式的党派，以土地革命为旗帜的，也未曾有过。这个事实也证明了我们对于小资产阶级之估量。
中国农民在上次革命中表现具有极大的斗争力量，但未曾表现有独立的领导的作用。中国不仅没有贵族地主，而且没有整个的农民阶级，中国农村分化比革命前的俄国更为深刻。十月革命后半年之间俄国整个农民还是联合着反对地主的，后来才发主富农和贫农间的斗争；中国未来的革命,连这半年革命时期都不会有，农民两极之间的斗争一开始就要进行了的。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既然不能领导中国底资产阶级革命，既然不能解决民主任务，那么中国不会革命或革命不会成功便罢，如果有个成功的中国革命，则领导权就非无产阶级莫属了。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个阶级开始干涉国家生活，这还是新近的事，还是上次革命以前几个年头的事。但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表现何种力量！刚有了阶级自觉，刚零星地试行着经济斗争，刚开始组织工会，便为事变所推动投身于政治斗争里面，汇合着为全国的运动，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急先锋，事实上是革命底领导者。这个过程，在欧洲诸大强国底无产阶级是经过几十年以至几百年方能达到的，在俄国底无产阶级也须经过一世代长久，但中国无产阶级仅仅六七年间就渡过了。倘若不是领导错误，则新兴的无产阶级从开始平涉国家生活起，只消六七年也就可以做国家主人了。
从以上分析的中国各阶级底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看来，可知第三国际在上次革命中实行的路线必须根本改变了。
首先，“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个公式必须放弃。无论主张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或主张工农联合领导革命，但既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那就要限制革命任务于民主范围内了，就要认为革命须停止在民主阶段上了，或者就要认为非彻底完成民主任务，革命不能从资产阶级民主性的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的了。可是中国革命不能等待彻底完成民主任务之后才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更不能停止于民主阶段。根据以上分析，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领导革命作用，这话就是说在革命中不能存在一个代表小资产阶级或农民的独立的党，与代表无产阶级的党成立联盟共同执政的。换一句话说，中国也不能有“工农民主专政”，只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一旦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则必须实行若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才能维持这个专政，才能去解决革命底民主任务。为了解决民主任务，革命必须超出民主的范围以外去，即必须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俄国革命早于十年前证明这个真理了。十年后中国革命本身事实也证明了这个真理，即是昙花一现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无论领导者仍然保持过去的路线，但为事实所迫不能不颁布法令将银行，交通机关和大工厂收归国家所有，没收大资产阶级一切住宅给予劳动者居住，工厂委员会监督一般工厂等。政权完全在共产党一党手里，国民党各派都被宜布为非法，此外并无其他党派与共产党同掌政权。倘若这是“工农民主专政”，那么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样呢？倘若这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方法，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方法又是什么呢？
过去失败的革命已经是这样的了，未来成功的革命更要是这样，即更要是不断地革命
那么——读者要问道——我们可以确定未来的中国革命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么？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回答：简单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都是宽泛的社会学名词，并不能说明一个特定的革命底动态。革命就其历史任务说，不是就其动力和前途说，还是资产阶级性的；但他方面就其动力和前途说，以及就其必须采取若干超出民主范围以外的步骤始能解决资产阶级革命任务说，那就是无产阶级的了。
读者又要问道：这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彻底完成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也必须从不断革命论出发，而不可从相反的理论，即所谓“一国社会主义论”出发。中国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能否走到底，以及能走到什么地步，那不是中国一国所能决定的，那须待当时国际局势来决定。中国一国不能走到社会主义。不仅中国而已，俄国亦然。不仅俄国而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英国亦然。英国若能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则其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正如印度无产阶级专政之不能单独建立社会主义一般，虽然英国遇着的困难和印度遇着的困难是性质不同的。总而言之，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当时，倘若世界已有几个大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中国当然可以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当然可以彻底完成的。
但无论将来国际局势如何，我们现在就可断定中国再没有独立的民主发展前途了。中国资产阶级所向往的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的繁荣强盛的中国，在此时代是不能实现的了。倘若中国有个革命，且能成功，则新的中国是苏维埃的中国，否则中国不能不为帝国主义竞夺下之牺牲品的。
以上便是托洛茨基应用不断革命论于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所得到的重要结论。由以上所说，我们又知道这些结论是从分析了中国具体的条件和事变得来的，并非从甚么“超历史的法则”做出来的。
第三节两个革命间时期的策略问题
托洛茨基不仅解答了中国革命底根本理论问题而已，他而且定下了当前时期底策略路线。
托洛茨基确定当前时期为“两个革命间的时期”，第二次革命已经失败了，第三次革命尚未起来，[4]在此期间是反革命的统治。无产阶级党在反革命时期的策略自然与在革命时期的不同。
未曾说到这个策略本身以前，我们要先说一说托洛茨基估量局势天才的眼光。
估量历史局势，尤其目前存在的局势，乃是实行革命政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同时也是革命领导底最困难的部分。在革命已趋于低潮时候继续实行高潮时代的政策，在革命已向上高涨时候继续实行低潮时代的政策——二者都要致革命死命的。以斯大林为首的新热月党，不仅在中国施行一个破产的路线，而且表现他们欠缺估量历史局势的能力。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就是革命从进潮趋于退潮的关键。以后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反动，以后七月十五日武汉分家，以后十月间叶贺军队在潮汕溃败，最后广州暴动失败——这一连串事件就是革命步步下降以至于完结的里程碑。当时每个事变发生时候，托洛茨基都是这样估量的。新热月党人则恰相反，他们估量革命从上海屠杀至广州屠杀是沿着上升曲线发展的，不仅事变当时如此估量，甚至以后好久还是如此估量。广州暴动失败之为革命完结，更是显而易见的，但新热月党人仍旧认为这是革命进入更高的阶段之开始。直至半年多以后，即一九二八年秋天，他们才肯承认广州暴动是“退兵时之一战”。可是虽在这个时候，他们仍不肯断定中国第二次革命已经结束哩。他们估量当时的局势，为处于“两个浪潮之间”，而非像托洛茨基说的是处于“两个革命之间”。
既然没有估量局势的能力，即使路线正确也会领导革命至于失败的，何况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呢？新热月党人于上海，长沙，武汉几次事变未曾发生以前禁止群众组织苏维埃，坚持留在国民党里面，以上层和平的协商代替下层武装的斗争；到了武汉分共之后，他们才匆忙进行暴动，实行那应当于进潮时候实行的路线。
他们究竟到了什么时候才承认第二次革命已经完结而第三次革命尚未开始呢？他们曾经这样承认过么？这很难说。总之广州暴动以后四五年中，他们还未承认革命局势已不存在了的。所以“两个革命期间的策略问题”，他们根本未曾提出。
一九二八年秋天共产国际开过第六次大会以后，托洛茨基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底党，在这两革命间的反动时期，其任务并不在于夺取政权，而是在于将那溃散销沉的群众集合起来，使之重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便下次革命局势再来时更有力量更有把握地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要实行这个任务，必须进行民主运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民族解放和独立”等为国民会议底纲领。
托洛茨基认为民主运动是中国这个反革命时期中自然而然要发生的。资产阶级写了镇压革命不能不容忍拿破仑主义的军事独裁政制，现在革命镇压下去之后资产阶级就要变换一种统治形式的，即要相当限制军事独裁，相当采取宪政制度的。他方面，革命虽已结束，但未解决其历史任务，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并未曾改善其地位，他们随时都会提出他们的要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占中国人口压倒的多数，人数众多就是他们的力量，这种力量底最适宜的表现就是形式的民主政制。不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已，在反革命时代一般工人也必然要采取民主运动为其斗争形式的。直接的革命局势既不存在，广大的工人群众又已丧失了革命的觉悟和勇气，他们也需要种种的自由，以提出日常斗争底要求，然后能进一步重新走上政治舞台去从事于夺取政权的斗争。
由此可见，在此时期，民主运动将成为中国各阶级底斗争和要求之焦点了。每个阶级都想利用这个运动为自己的利益。工人阶级如果不参加这个运动，那么运动结果便不会有利于工人的。参加还是不够哩，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这个运动，然后运动底范围才能够超过资产阶级定下的界限，而走上名副其实的民主道路。
托洛茨基这个民主运动策略，与他对于中国发展趋向之估量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以此估量为基础的。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失败，同时就是造成资产阶级底政治稳定，跟着政治稳定后面来的，就是经济复兴，工厂恢复和增加，工人数量集中和扩大，革命失败底创伤渐渐医好了，甚至能够开始新的斗争了。不仅工人方面而已，这新的政治经济局面，不会减少社会各阶级间的矛盾，反而要扩大这些矛盾，加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底斗争。这些斗争汇合起来便成为这个时期的民主运动底基础。在此前提下，中国经过一个时期的议会制度也不是不可能的。到了将来新的经济危机时候，这个政治稳定就要动摇了，就要让位于直接革命局势了，那个时候就是“两革命间时期”告终而到来第三次革命了。
托洛茨基自己声明他这个估量是属于诊断性质，并非说中国往后发展非完全依照这个估量不可。他特别指出国际的因素可以干涉这个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党应当随时注意国内和国外实际生活底发展，根据这个实际的发展来确定策略路线，而不应当受现成的死板的路线所束缚的。在实际的发展光照之下，过去定下的路线可以改变，甚至可以根本抛弃。
托洛茨基定下这个民主运动的策略路线，同时也指出这个策略路线有使人忘记了战略目的之危险。人们将倾向于把中国两革命间时期的民主运动看做一种超历史的意义，将倾向于仅为民主运动去做民主运动。所以他提出警告道：
这些民主口号，“拿来与党底根本目的（以武力夺取政权）比较来看，则仅仅是补助的暂时的插话的性质；这些口号根本的意义仅仅在于能够引导至革命的道路。”(见《中国革命问题》——新版二二五页)
这个策略路线提出至今已有十四年长久了，中国第三次革命尚未到来，我们现在过的还是这个“两个革命间的时期”，虽然如此，这十四年的经验还是允许我们给这个策略路线判断一下的。
首先，客观的发展证明托洛茨基底估量和诊断是完全正确的。资产阶级压平革命后便巩固其中央政府权力，以此权力为基础，不仅扑灭了长江流域的农民战争（那是上次革命底余波），而且逐渐消除了军人割据的局面。以此巩固为基础，中国曾有一个经济复兴，工业，商业和交通都有发展，无产阶级亦曾开始表现其新的力量。在这经济复兴基础之上，各阶级果真提出各自的国民会议要求了，各党派果真在国民会议运动中提出各自的纲领和口号了。连当初反对国民会议口号的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也不得不改变反对的态度而为赞成的态度了。
然而民主运动至今并没有大规模的开展，既没有引导至直接革命局势，也没有造成中国议会制度时期。难道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局势之下还是不适宜于民主运动么？
不然！中国这个反革命时期固然证验了托洛茨基底诊断，但也证验了他的附带的声明，即这个过程开始不久便有“国际的因素”来干涉了。中国底政治稳定和经济复兴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日深一日的侵略底下进行的。政治的稳定伴着国权底丧失，经济的复兴伴着领土底沦亡！拿破仑主义的军事独裁仍然是资产阶级所急需的，资产阶级也以“国难”为有效的借口，拒绝民众底民主改革要求，于是这个“两革命间时期”竟引入于战争，而且引入于世界大战，中国第三次革命遂与世界第二次革命浪潮互相胶结不可分离的了。
第四节不断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
中国革命问题得到不断革命论之完全的光照，乃是在革命本身业已失败了的时候，至少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革命失败以后才知道不断革命论能适用于中国的——好多人甚至此时才第一次听到“不断革命论”这个名词哩！对于广大群众，这个革命理论还在等待第三次中国革命来作正面的证验。
从这个理论引出来的两革命期间的策略，在这反动时代表现得很复杂而奇特，那些不正确了解这个理论底基本原则又不明白这个时期事变意义的人，也不会认识到事变已经证明了这个策略之正确的。
一种革命理论以及从此理论引出的革命策略，需要事变来证验，但为了证验，需要有个推行此理论和策略的革命党，这个党又首先需要正确了解这个理论究竟是什么。不幸，中国以不断革命论为纲领基础的党，虽已有十四年历史，但至今仍未能成为干涉国家政治生活的群众组织，而且党内自始就存在一种曲解或误解不断革命论之倾向。
这个党出现于第二次革命失败此后，当初本是作为斯大林主义破产路线之反响而形成起来的。托洛茨基底“无产阶级专政”公式提出于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前，他的“民主运动”策略则提出于大会以后，但此二者同时传到中国来，同时为这新生的党所接受；党一面说中国革命再不能有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了，一面又说无产阶级目前只能从事于民主运动。这种根本原则和暂时策略的关系，本不是互相矛盾的，而是互相补足的，但在幼稚、落后而又新遭失败的群众看来，这两种说话确是难以调和的。不仅群众而已，党自己，甚至党底领袖分子，也在这方面发生混乱，历年来党内的争论就是这个混乱底证据。历次争论几乎都以“国民会议”问题为中心，并非偶然的事情。为了工作偏重于鼓动，鼓动以民主口号为主体，民主口号甚至成为党底团结基础的原故，争论之中遂发现了一种“民主”物神化之倾向，彷佛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的斗争只因托洛茨基派主张做民主运动，要求国民会议，而斯大林派则反对做民主运动，主张组织苏维埃。这个倾向不是把民主运动策略看做一种只适应于两革命间时期的策略，看做一种手段用以达到革命高潮之目的的，而是把来看做革命目的自身，看做绝对不能跳过的历史阶段。总之这个倾向所要努力发挥的，仅仅是民主运动对于中国革命是如何如何重要——这一点。
这个倾向之逻辑的归宿，便是为策略而放弃根本原则，为民主而放弃专政，不仅要退到斯大林主义去，而且要退到形式的民主主义去。如此一来，它就根本脱离了不断革命论，无需要调和它与不断革命论根本原则之间的矛盾了。
但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却不是这个倾向底逻辑的归宿，而是它的半途性，它还在寻觅方法与不断革命论根本原则相调和的情形。
这个“民主”物神化倾向之不彻底的代表者，仍旧承认不断革命论，仍旧自认为不断革命论者，他们而且以为只有他们才正确了解得不断革命论哩。他们怎样了解呢？
首先，他们把世界革命分成帝国主义国家底革命和殖民地（中国在其内）底革命两个种类，后者要解决的是民主的任务（民族的任务在其内），前者要解决的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其次他们也不否认殖民地革命中有社会主义任务存在，但他们认为这个革命必须彻底解决其民主任务，然后才能开始提出其社会主义任务。他们的种种怪论，归根结蒂都是从这两点出发的。
其实，这两点不仅不是不断革命论底观点，而且正是不断革命论所要反对的。托洛茨基反对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把世界国家分成已成熟了社会主义条件和尚未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两大种类，他第一次指出：殖民地革命也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方有成功希望；他第一个确定中国第三次革命为社会主义性质。这是明白表示他决不会把殖民地革命限止于解决民主任务的。也许他的意思是说必须先彻底解决民主任务才能开始提出社会主义任务么？然而不然！再没有人比他更反对这种说法了。他在《俄国革命史》中说道：
“大战之前几年当中，布尔什维克派在公开的报纸上自称为‘彻底的民主派’。这个别号不是偶然选取来的。惟有布尔什维克党有勇气，敢彻底提出实行革命的民主口号。但在预测革命时候，布尔什维克派并未超出这些口号以上。可是大战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帝国主义结成了不解缘，确定地指示出：‘彻底的民主’政纲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的了。布尔什维克派之中那些人，在大战时未曾有此觉悟的，必然被革命所震惊，而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底左方同路人。”（见中译本第三卷第一〇九页）
“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实现彻底的民主”，正是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论底三大要点之一呀！
不错，托洛茨基并非把殖民地底革命和帝国主义国家底革命看做完全一致的，他时常指出这二种革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这所谓差异，并不是在革命性质上，也不是在解决的任务上，主要的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凭靠的基础上。他在这方面的意见，可以拿《不断革命论》中几句话做代表，那里说，“稚小而数量相对地不多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在民主民族革命基础之上，能够比先进国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革命基础之上更早些走到政权。”这两种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凭靠的基础虽然不同，但要维持和巩固这政权，都必须采取若干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施，都必须解决若干社会主义任务。殖民地革命如果没有解决若干社会主义任务，则连民主任务也不能解决。
“民主”物神化倾向之不彻底的代表者，所持这两点意见，事实上正是斯大林主义底意见。第三国际拿“工农民主专政”公式给殖民地，拿“无产阶观专政”公式给帝国主义国家，不正是承认殖民地革命限于解决民主任务，而帝国主义国家革命才能解决社会主义任务么？又殖民地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不正是以彻底解决了民主任务方能提出社会主义任务这个观念为前提么？由此可见这个倾向正是斯大林主义倾向在新党之中未曾肃清出去的。
这个倾向为了坚持上述两点意见，便不能不努力攻击以下两个观念。
第一，它攻击那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的观念。它认为这个观念是荒谬绝伦的。可是问题没有这样简单。整个革命或其某一段落底性质是凭什么决定的呢？上面已经说过，决定革命性质有三种标准，即革命底动力，革命底前途和革命底任务。从动力和前途来说，中国第三次革命，连开始段落在内，都是社会主义性的。托洛茨基一向便是教我们凭这二个标准来决定革命性质。他确认中国革命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就是凭革命动力和前途而说的，不错，他在某种情形下也曾从革命所解决的历史任务方面来看革命底性质，但严格说来这个标准不足为凭。一个革命能解决其历史任务至何种限度，往往须待未来历史家去决定，事先无法决定。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只解决了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推翻帝制，建立共和。革命以前谁能想得到呢？但我们能因此说一九一八年德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么？当然不能！这个革命乃是失败了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此外，所谓社会主义任务是指什么说的呢？是指这个国家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建立社会主义说的么？那不仅中国革命开始时不是社会主义性的，连俄国革命至今也不是社会主义性的。也许是指没收重要的生产机关归公有，这些设施说的么？那么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也就要解决这些任务的，因为非有此设施不能成立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则连民主任务也解决不了。所及即使就解决的任务来说，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主要的（即当作必需条件）也是社会主义性的。托洛茨基不止一次说过：
“中国第三次革命底最初阶段，就其内容说，将比十月革命底最初阶段更少含资产阶级性的。”（见《中国革命问题》——新版一六五页和一七九页）
第二，它又攻击那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顺带地在中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完成的观念。它也认为这个观念是荒谬绝伦的。可是我们在俄国看见，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确实是在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地完成的。事实是如此，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如此解释。它或者认为俄国不是殖民地，俄国能够顺带地完成，中国则不能够么？可是这问题与殖民地或非殖民地无关；只要承认中国非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解决民主任务，那就要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顺带地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完成，因为这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正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需的若干社会主义设施而言呀！
这两个观念，其实就是不断革命论中的根本的观念，接受不断革命论而反对这两个观念，无异乎买椟还珠，无异乎拒绝不断革命论而退到斯大林主义去。
这种后退到斯大林主义的倾向也自称为“不断革命论”，它和托洛茨基底不断革命之间的差异,可以用以下的话概括之，即这个假的“不断革命论”是认为非彻底解决民主任务不能达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的不断革命论则认为非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即非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能解决民主任务。
最后为避免误会必须解释几点，即因过去领导错误而造成的这个两革命间时期，虽是不能跳过的，在此时期内虽必须以民主运动为工作中心，但这策略底重要并不在于本身目的，而在于能够引入直接的革命局势去。到了直接革命局势之下，那些民主口号就要退入次等位置，而让位于夺取政权运动，即无产阶级革命了。
但民主运动及其口号不过退入次等位置而已，并非完全失去意义。恰好相反，在直接的革命局势之下，民主运动仍能发挥其巨大的作用，虽然是补助的意义。在此时期我们也不能放弃民主运动的，但是在此时期我们必须以比在两革命间时期不同的观点来看民主运动，即不可将它看做没有革命局势不能实行夺取政权斗争时候一种唤起群众重入政治生活的手段，而应当把它看做正在进行的夺取政权斗争底一种补助工具。尤其重要的，即我们不可拿传统的观点来看民主运动，而应当拿不断革命论观点来看它，即应当看它是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顺带地完成的运动，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便不能完成，且无力量的。民主运动，反乎近代革命传统，不能独立完成——这个特点，正是落后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先进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处，正是不断革命论底出发点呀！
[1]当然，一九二九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也开始争论中国革命问题，但是直至现在为止，两方面都未曾超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争论范围以外。
[2]这本小书假定中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革命经过是早为读者所知悉的，正如以前几章不叙述俄国革命经过一样。但是除了参加过革命一代人之外，那次革命的经过是很少人知道的。知道的，也不见得合于真相。最好的记载这次革命的书是伊罗生著的《中国革命悲剧》。（译文连载于《新旗》杂志。——新注）
[3]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结论，其中几个重要点如何发展和变化，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不断革命论也是重要的。但我们想另写一文发挥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新版凡西同志写的序言中发挥这个问题。——新注）
[4]托洛茨基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在此以前十五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为第一次革命。但中国一向所谓“第二次革命”是指民国二年南方若干国民党都督反对袁世凯的战争而言的。我们这里从托洛茨基底称呼。 |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1943）
序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本《不断革命论与中国革命》并非一本独立的书，而是另一本书，《不断革命论ABC》之后半部，是从那本书割裂出来的。这本书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及附录，就是那本书中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及附录。无论章数如何改动，小心的读者总能发现这本书中有许多地方提及那本书之处，而其口气并非提及另一本书，而是提及同一本书底其他章节。这一类形式的矛盾，改也不胜改，我们率兴不去改了，因为我们并不隐晦这本书是另一本书的一部分。不仅不隐晦哩，我们而且希望，读这本书的人能够同那本书联系起来读。必须先读那本书，然后才能完全了解这本书。
为什么我们把一本割裂为两本呢？因为这割裂出来的后半部包含着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内部争论的问题。我们开始计划时，本想拿有名的《不断革命论》做一个通俗的说明，让普通读众都能懂得，而避免涉及内部争论问题。可是，说到不断革命论为一般落后国家底革命公式以后，就不能不说到它对中国革命的关系，因之就不能不说到中国自始就存在一种误解它或曲解它的倾向，因之又不能不说到关于此次战争的争论问题，最后，这与一切问题有关系的，又不能不对于一般殖民地解放运动作一个新的估价。既然不能避免内部争论问题我们率兴更彻底发挥下去，把这些问题置于系统的理论的说明之下。如此一来，这后半部书就成为内部争论问题的专书了。
为什么我们把内部争论问题割裂出来呢？是因为这种争论不应当向党外公开么？不是的！革命党内部关于组织的和私人的问题之争论自然不应公开，但是关于理论问题的争论，咋不是关系于一党的事情，而是关系于整个革命的事情，为凡同注意革命问题的人所同感兴趣，且无秘密可言，不仅可以，而且应当公开出来。革命党公开内部争论问题，不乏前例。列宁著的《怎么办？》《两个策略》《进一步退两步》等等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争论问题的书，他的《共产主义左倾幼稚病》也是初生的第三国际内部争论问题的书。托洛茨基在第四国际成立而后也常常公开他为内部争论问题而写的文字，其中以小书形式出版的，前期可以举《保卫苏联与反对派》为例，后期可以举《保卫马克思主义》为例，更不必说起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写的文字，以及在列宁病后第三国际内写的文字了，中国自然不能列为例外。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并非没有理论的争论，可惜都未曾公开出来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理论争论更多，但始终限于内部刊物，从来未曾公开过的。这里，我们也必须把国际传统输入中国来。
我们把《不断革命论ABC》割裂为两半的，并非为了后半不愿公开的原故，而是为了后半主要是代表我们一派底意见，有几处甚至是代表著者个人的意见，至于前半则是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能承认的，因为不过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文字之通俗化罢了。我们现在急需这个通俗化，急需让广大的群众知道什么是不断革命论。为了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能向这个通俗化努力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代表一派意见的后半部分出来好些。
后半部代表一派意见，正因为后半部不是以通俗化为限，而是有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一派，与别人不同的，就在于我们把马克思主义，把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对于它的发挥，首先不是看作教条，而是看作分析的方法。我们并不把权威者所下的结论视为绝对不可移易的，我们每次都要探究这个结论根据什么前提，现在要应用这个结论时，其所根据的前提是否已有所改变。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导言中提出来说，在结论中提出来说，现在又提出来说。
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底分裂，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对于“抗战”的立场不同，而其实是为了更深刻的理由。如果仅仅是为了对于“抗战”的立场不同，那么现在“抗战”已经过去了，分裂底理由就不存在了。分裂既然继续着，我们应当更深一层去探究它的理由。
首先，我们明白，此次分裂，主要地并非为了抗战有无客观进步性，何时失去这个进步性，要不要拥护抗战，要不要抵抗日本侵略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分裂中自然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占据更重要位置的，还是另一个问题，即：要不要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
抗战初起时，内部争论已暴露了一种倾向，主张：在抗战时拥护抗战反对国民党政府中途妥协就够了，至于革命，则等待抗战胜利以后再说。代表这个倾向的人，有坦白说出上述主张的，也有以隐隐约约的话含蓄着上述主张的，坦白说出上述主张的人，在内部得不到支持，因为同志们究竟有托洛茨基主义者底本能，不肯接受上述主张，但他们受了那些以托洛茨基主义的辞藻来掩饰上述主张的人所迷惑了。我们试揭开辞藻，把那些人底真相露出来。
那些人始终未曾说过我们要在抗战当中进行革命。我们重读了他们从抗战开始以来写的文字，尤其在争论中写的文字，无论个人署名的，或以讨论提纲和大会议决案形式发表的，都未曾说过要在抗战当中进行革命的话。
那些人最坚决主张取消“打倒国民党政府”这个传统口号，其中最坚决的一个领袖，竟不惜以去就争得取消这个口号，他而且以取消这个口号（录入者注：此处缺漏半行）立场，主张暂时取消，并不主张国民党政府抗战一日，我们绝不恢复这个口号。
可是，上述那些人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他们主张在抗战中取消这个口号。其中一个领袖在他起草的《提纲草案》第十一条中说到：
“我们认为要断定‘抗战变质’，必须根据底下的几个基本条件，即：国民党政府把抗战转变为内战或反苏联的战争，或美国在日美战争中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日帝的地位——但这三个条件在现时尚没有一个存在，因而在现时即断定抗战已经变质，乃是玄学的错误的。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还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上面征引来的一段话中，说明我们应当在什么条件之下来改变我们对于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他提出的态度有三个。综括起来就是说：须待抗战不成为抗战的时候，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现在”（指当时）对于抗战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我们当时对于抗战的态度是什么呢？是拥护。三个条件实现之后，抗战已经根本没有了，无所谓变质了，更谈不上我们对于抗战的态度了。但那时国民党政府还存在着，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的确需要确定的。可见，在上引一段话中，虽然把“抗战”和“国民党政府”并列，而且把“抗战”放在“国民党政府”前面，仿佛“抗战”是主要的，“国民党政府”是附带的，而其实这里附带的是主要的，而主要的是附带的。这里，人们讨论的，是在什么条件之下才来改变我们当时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不要忘记，我们当时是取消了“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的。那么我们在什么条件之下才能恢复这个口号呢？那个领袖说：须待抗战不成其为抗战的时候，换一句话说：国民党政府抗战一天，我们一天不提出打倒它的口号。
这《提纲草案》为大会所通过，成了正式的决议案，上引那段话在决议案之中几乎没有修改的，不过把“国民党政府”字眼删去了，成为简单的对于抗战态度的问题。但有了《提纲草案》之后，正式议决案虽然删去那五个字，仍是不能改变我们上面的判断的。
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一个孤证，不能凭藉来判断罢？然而不然，我们还有其他的证据。分裂后新出的《斗争》报第六卷第三期中，那个领袖说道：
“我们可以预断，中日战争的终止，行将成为革命的开端！”
这几句话很明白地说出了他从抗战开始以来，所采取的路线，即是：把革命移置于抗战之后。至于中日战争终止以前，则只要国民党政府抗战一日，我们就支持它一日的。
人们也许会说，以上不过证明了那个领袖是这般说，别的人不是这般说么？然而不然，另一个领袖对于抗战变质问题也会提出四个条件，即除了那四个条件之外还添入：国民党政府把抗战“转变为镇压别国人民革命的战争”。这虽表示他比较细心一点，但仍旧不能掩饰那些条件是为了决定我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态度的，因为照那些条件看来，抗战根本没有了，还有什么变质可言呢？
第三个领袖说得更加明白些。他在抗战未曾胜利得期间，曾给我们一封信，其中说道：
“不错，××地方曾在大会前有过‘抗战中走向革命’等等荒谬的前途估计及盲动的工作方针，因此遭受重大损失。”
在抗战中走上革命——这个前途估计竟被认为“荒谬的”，由此可见所谓“正确的”前途估计是怎样的了。
以上引来的三段话，不错，是他们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并非时常在嘴头上说的话。可是，他们既然未曾说过要在抗战之中转变政治的批评为武装暴动或国内战争一类的话，则无论如何借用托洛茨基主义辞藻来装饰，总不能隐瞒他们是反对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了。
抗战有无进步性？何时失去进步性？要不要拥护抗战？一类问题，在下一问题：要不要在抗战中进行革命——面前，就显得不重要了。
总之，抗战起初时，中国同志跟着托洛茨基宣布抗战有客观的进步性：应当支持它，而批评资产阶级领导底政策，他们只要同托洛茨基一样，以拥护抗战为手段来积聚革命力量，准备着转变政治的批评为武装暴动，为国内战争，为夺取政权的革命，不管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是否仍在抗战——那么他们仍不能算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我们还不能放弃籍抗战来发动群众之希望。可是到了争论时候及以后，他们还继续站在这个立场上，那就是错误的了，那就必须跟着那些领袖走上不许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之道路了。
但是，要不要在抗战期中进行革命的问题，仍然是属于过去的问题，仍然不能作为现在继续分裂之理由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得分裂继续下去呢？
从理论的立场来说，那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解释问题。
抗战问题和不断革命论解释问题，现在看来，是有密切联系的，但争论初起时人们并未曾明白这个联系。争论继续下去，范围愈扩大，意义愈深刻，于是这个联系愈加显露出来了。最后，我们大家都明白，若不把不断革命论解释清楚，则抗战问题的争论仍是不能解决的。
中国不断革命论者当中自始就存在一种倾向，坚决反对“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的说法。代表这个倾向的人，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底不断性，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发展到最后是社会主义性，但仍坚持把革命分做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阶段，非经过前一阶段不能走到后一阶段，他们和斯大林派不同的，仅仅在于斯大林派认为这两个阶段间隔离一个颇长的时期，而他们则否认有此隔离时期而主张两个阶段或两种革命互相“衔接”罢了。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衔接”时候固然是两种性质互相混合的，但在“衔接”以前和“衔接”以后，这两种性质显然是截然分开。所以“衔接论”必然是“阶段论”，必然主张在未“衔接”以前须拿百分之百力量去做民主运动，到了“衔接”时候才能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如此一来，当然要把民主“物神化”，即认为民主运动本身就是进步的，无论什么阶级来领导，无论用什么手段去进行，无论能否动员群众，能否促成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都是进步的。以这样的“不断革命论”为出发点，难怪他们对于抗战采取保卫主义立场了，因为他们说，抗战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就是民主运动，即便它是世界大战一部分，即便它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所领导的，即使它是用反动的政策去进行的，即使它不能动员群众，不能促进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它仍旧是进步的，我们仍旧要支持它。难怪他们把革命移置于战争终止之后，而不准备利用战争来发动革命了。
不错，托洛茨基有时也会说“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一类的话，有时也会令人觉得他也会把革命分成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两个阶段。但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托洛茨基所说的“民主革命”究竟是什么？托洛茨基说起民主革命时，如果是注重科学的解释，往往是要在民主革命字眼上添加括弧，或添加“所谓”两字，或用其他形容词来限制的。在《俄国革命史》底俄文版序言上，他一开始就说：“二月革命被人算做道地的民主革命”。以后，他又说：“二月革命不过是一种外壳，其中隐藏着十月革命底核心。”在“十月教训”中，他说的更清楚：
“二月革命，就其本身来看，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是当作资产阶级革命说，它来的太迟了，它失去任何稳定的可能性了。内部矛盾直接表现为双权政制；受了这些矛盾所撕裂，此次革命只有两条道路可走：或者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底直接前奏曲（事实上走的是这条路），或者使得俄国堕落为半殖民地国家，由一种资产阶级寡头政制来统治着。因此二月革命以后那个时期，可以从两个观点来看的：或者看做‘民主’革命巩固，发展或完成之时期，或者看做无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
这类的话，要征引起来，还有好多，但上面征引的已经足够了。我们要注意，二月革命是被人算做或就其本身来看（着重点都是新加的），才是民主革命，而其实并非民主革命，乃是“无产阶级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或其“准备时期”。认真说来，在不断革命论意义之下，落后国已经没有“民主革命”了，有的仅是“无产阶级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或其“准备时期”。
这话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不能使用“民主革命”字眼了。我们仍旧可以使用“民主革命”字眼，但必须拿托洛茨基这里所赋予的意义去了解它。
如此了解的民主革命，就不能构成一个阶段，与社会主义革命对立了，就不是与社会主义革命相“衔接”了，而是互相纠缠着，错综着，不可分离的。民主运动必须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才有进步意义；抗战必须有可能成为革命底直接前奏曲，才有进步意义。
这便是我们对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见解，这便是我们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解释。
他们的解释，上面说过，乃是阶段论的。在战时，他们主张：先完成抗战，再开始革命；在战后，他们主张：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们战时和战后的主张，是有这么一个统一性的。
战争已经过去了，革命还在我们的前面。将来，革命爆发，造成俄国一九一七年二月后的局势，那时我们究竟要把它看做民主革命，来巩固它，发展它和完成它呢？还是把它看做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前奏曲？Thisisthequestion。
这个问题是比战时争论的一切问题都更重要的。而这便是我们还在分裂的真正理由。我们希望这本小书出版能够帮助革命者同志去了解和解决这个问题。
书中第三章，关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是一种“试论”性质。著者不过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注意和讨论。附录中的第三篇，也不过是著者供给的一点材料，为了帮助大家讨论之用的。著者自己并不视书中所说为定论，而是时刻注意拿世界事变底发展来证验它。
这一章底重要意义，是分析马克思主义文献对于殖民地问题观念的发展。这发展底趋势，是渐渐地不把殖民地国家和非殖民地国家看做性质上不同的，而是看做发展程度上不同的。殖民地国家和非殖民地国家之差别，不过是落后国和先进国之差别罢了；而落后国和先进国之差别不是愈来愈隔远的，而是愈来愈接近的。殖民地国家愈来愈能适用马克思主义者为帝国主义国家所拟定的战略路线和策略路线了。
这章书写好到现在已经有五年了。五年前，世界还在战争，双方胜负还看不出来，如今已经是和平了，而且和平两年了。局势如此变动，究竟是倾向于驳斥上述的结论呢？还是倾向于证实上述的结论呢？无疑是倾向于证实的。这五年间世界事变证明落后国和先进国是愈来愈接近的，不是愈来愈隔远的。一些先进国因战争而趋于落后，一些落后国因战争而趋于“先进”。殖民地国家，如中国，印度，埃及，波斯等等，在战时和战后，生产和资本迅速集中化了，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更加融合成了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则与国家混合起来支配了一切。总之，列宁在《帝国主义》书中所分析的几个特性，以具体而微存在于殖民地了。
这个现象，在中国或称为“四大家族”，或称为“五大集团”，或称为“官僚资本”，或称为“豪门资本”，其实是一个东西。不仅中国有，其他重要的殖民地国家也有。同时，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不论战败的德意日或战胜的英法荷比，也渐渐仰赖于外国资本的救济了，在某种意义下也可以说渐渐“殖民地化”了。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中曾说：“革命也要开始排去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但现在尚没有革命，而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差别也已渐渐向着泯灭的道路上走了。在如此意义下说，在殖民地已经发展到金融资本的意义下说，殖民地国家不仅成熟了“民主革命”哩，而且成熟了社会主义革命。
五年来事变既然倾向于证实书中的结论，这就助长了我们的勇气，敢于把试论性质的文字发表出来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著者 |
苏维埃政权万岁！（郑超麟，1927年12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苏维埃政权万岁！
郑超麟（1927年12月25日）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第1卷第11期，第307∽310页，未署名。
苏维埃政权的旗帜已在中国高举起来了！广州工农兵不惜以五千七百余人的血为此新的产儿洗礼了。
这次广州暴动，从实际上，已经将中国究竟应采用何种政权形式为革命的政权——这一问题，完全解决了。我们现在能够肯定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是中国革命唯一适用的政权形式。
苏维埃政权是什么？
第一，苏维埃政权是最彻底的民主政权（德谟克拉西）。资产阶级也喜欢说民主政权，说德谟克拉西，但是资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是欺骗群众的；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其民主政权实际上只是富人的政权，在许多国家中人民的选举权是有财产的限制的，即许在最德谟克拉西的共和国里，表面上人人都有参政的机会，人人都有选举及被选举的权利，但实际上绝对不是这回事：国家机关、监狱、法庭、军队等都操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议院中资产阶级代表占绝对的多数，大的日报及其它制造“舆论”的机关也成为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资产阶级还利用各种宗教或道德麻醉被压迫的阶级……，——如此，广大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当然没有机会参加资产阶级的政权，当然不能享用德谟克拉西的权利和自由。苏维埃政权就不是如此，它是各被压迫阶级工农兵等群众之“代表会议”，它是广大群众自己直接选举出来的政权（苏维埃代表不是按地域选举的，是按生产单位选举的），苏维埃代表是原选机关的群众所可随时撤回或改选的，如此，广大的被压迫群众不啻就是自己经常不断的参加政权、管理国家。所以列宁说：“苏维埃政权一经出现，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议会制度时代就终止了。”
第二，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苏维埃中虽然包含各被压迫阶级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代表，但这并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团结于无产阶级周围，受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最有力的、唯一能建设未来新社会的革命阶级，而苏维埃政权形式之出现是否认资产阶级的政权，是超过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阶段；因此，苏维埃政权的领导权必须落在无产阶级手里；因此，苏维埃政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这里并不是说其它被压迫的阶级没有革命的能力，而是说这些阶级必须服从无产阶级正确的政治领导，然后能够充分发展其革命性，然后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保持新的革命的政权。列宁说：“一切被压迫阶级运动的经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唯有无产阶级能够团结各种分散而落后的劳动者及受剥削民众者，并领导他们。”但无产阶级对于其同盟的阶级之政治领导权，也必须经过苏维埃形式，才能实现出来。
第三，苏维埃政权是统一最广大的革命群众之意志，发动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斗争之最强有力的组织。在革命斗争中，唯有苏维埃这一组织形式能够将一切革命势力统一起来，唯有它是广大群众自己的和统一的组织。因此，唯有它能够号召最广大的群众起来斗争、武装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并且暴动胜利、建设开始、国家组成以后，亦惟有苏维埃的政权形式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政权，能够联系广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于国家机关，能够引导这些广大群众参加国家的行政及经济的建设。
第四，苏维埃政权是唯一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权。苏维埃政权是阶级分化社会里一切国家组织中最含国际性的组织。以前的国家组织是依靠在民族界限上面的，不是这一民族的国家对抗别一民族的国家，便是这一民族的国家压迫别一民族的国家；民族不同，国家组织也就不同。苏维埃政权就不是这样，它打破了一切民族的压迫，并依靠在各民族劳动群众的合作上面。各县市各行省的苏维埃政权，可以联合成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同样，各国或各民族的苏维埃政权，也可以联合成为一整个的苏维埃政权。世界革命胜利势力达到哪里，苏维埃政权形式就普遍到哪里，而这些苏维埃政权一定是整个的政权。列宁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德谟克拉西制度最高的形式，而且是唯一的形式，能够保证最安全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
中国革命之必须采用苏维埃政权为革命的政权形式，现在经过广州五千七百余革命群众鲜红的血来证明，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政权（所谓民权主义）和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中间，是绝对没有第三种政权形式能够适用于中国革命的。或者是蒋介石、白崇禧的豪绅资产阶级共和国，甚至于是张作霖的大龙帝国，或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除此之外，中国不能有另一种的国家政权形式。
中国革命已经显然是广大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直接发动并参加的运动。这是全国革命运动事实可以证明的。中国革命之必须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此次广州暴动经验可以证明的。中国广大的革命群众必须有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将其团结起来并统一其指导，这也是有革命经验可以证明。至于中国革命之必须汇合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潮流共同完成世界革命，更为明显的事，无待乎证明。凡此种种，皆要求中国革命超过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政权形式的阶段，而直接走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路。
苏维埃政权的旗帜已经由广州工农兵高举起来，中国的苏维埃的革命已经超过了准备的时代，而达到实现的时代了。中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其速跟随苏维埃的旗帜勇敢的前进！
苏维埃的政权万岁！
中国工农兵大暴动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帝国主义统治呢，还是工农革命？（郑超麟，1927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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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统治呢，还是工农革命？
郑超麟（1927年12月19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2月19日第10期，第283-284页，署名：超麟。
近来明显的有二件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反动的国民党内部冲突之加紧，二是工农革命潮流之高涨；前者表现于所谓第四次中央会议预备会，后者则爆发为广州工农兵的大暴动。这二件事实明显指示我们，以中国只有二条路可走：要么就是工农革命，不然便是帝国主义完全的统治。
这样只有绝对相反的二条路可走的形势，从“国共分家”以后，就逐渐呈现于我们的面前了。在武汉汪精卫等实行反动屠杀工农以前，中国的革命党人及革命的群众，似乎以为中国除了做帝国主义完全统治的殖民地及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之外，尚有第三条路可走，即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的道路，——这一种独裁是建筑在限制土地革命以取得小资产阶级革命同情的政策上面，而其实这种政策是对豪绅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即不啻是保全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经济基础，即不啻是根本取消中国的革命。果不其然，所谓代表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汪精卫等，随着土地革命工农自发运动的高涨，毕竟投身于豪绅资产阶级怀抱之中，而完全丢弃其革命的假面具了。
汪精卫等的反动，固然使中国革命遭受很大的挫折，然而却给革命党人及革命的群众，以一个很明确的认识，即中国只有帝国主义完全统治和工农革命二条道路可走，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
这一认识，经过最近五个月来的事实证明，我们益加觉得是正确的。从七月间武汉的“分共”起，代表第二条道路的中国工农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就一天彻底一天的公布其革命的政纲，主张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政权，没收大产业归工人的国家管理等……，同时，代表第一条道路的豪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也就一天彻底一天的实行其反革命的政纲，屠杀工农，命令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公开投降帝国主义，对无产阶级国家绝交等……。当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一天天的布尔塞维克化，一天天的发出最彻底最革命的口号，一天天的领导更广大的工农民众举行武装暴动之时，——国民党正在根本放弃孙中山的一切带革命性的政纲，根本否认其过去一切革命的作用，而完全变成反革命的政党。
国民党内各派军阀及官僚，邹鲁谢持也好，李宗仁白崇禧也好，蒋介石胡汉民也好，谭延闿程潜也好，汪精卫张发奎也好，——他们都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根本是一致的，即反俄反共反工农，换一句话说，即投降于帝国主义。但是在他们的所谓第四次中央会议预备会上又何以发生冲突，此攻彼击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根本的政纲不同，这乃是因为他们当中某几派已经公开宣布其反革命的政纲，而另外几派则主张多少拿些假革命的外套遮卷此反革命的政纲，以缓和工农的革命怒潮。
可是事实仍就是事实。无论蒋介石派或汪精卫派怎样攻击西山会议派是腐化，怎样表示他们自己与西山会议派不同，更“革命”些，然而革命的工农群众仍旧视他们如一丘之貉，都是反革命的派别，都是中国工农革命的仇人。广州工农更毅然决然拿自己的血宣布汪精卫张发奎等所谓国民党最左派的反革命行为，并推翻他们的政权。
这次广州暴动失败了，然而中国前途更加明了呈现于我们面前。反共又欲自别于西山会议派，是不可能的，只有冯自由至吴稚晖等西山会议派最早之屠杀工农投降帝国主义的主张，才是国民党真正的政纲。
今后，我们中国只有彻底的工农革命，不然便须完全投降于帝国主义，保全并巩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只有这二条道路可走，大家选择罢！ |
群众自动手的进攻中外资本家及工贼（超麟，1927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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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自动手的进攻中外资本家及工贼
超麟（1927年12月5日）
这一周来有二件事，足为革命潮流继续高涨之表征的，即武昌工人学生之自动手枪毙工贼五人及上海数千群众的援助电车罢工。
武昌自从汪精卫、唐生智公开反动屠杀工农及共产党员后，革命的武汉工人即被此反动势力所镇压，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代表这种反动势力来直接箝制武汉工人自由的，就是汪精卫、陈公博、张铁君一般人所组织的甚么工会改组委员会。这个工贼机关占领了原来革命的湖北全省总工会，又派出大小爪牙霸据各产业工会以及各厂工会，他们完全替资本家及反动政府说话，禁止工人作任何罢工，剥削工人的集会言论自由。当时因为卫戍司令部做这般工贼的护符，动以“共产党”罪名拘禁或枪毙那反改委会的工人，武汉工人只得俯首贴耳任其宰割，但工人对于这些工贼的仇恨逐渐积累起来，所以发生此次震寰纱厂的事件。据各报所载明显看出，震寰纱厂所谓工会改组委员会与厂主狼狈为奸，以共产及剪发为罪名，开除几个女工的领袖。十一月二十八日，武昌中山大学女生在该厂附近演讲，被厂主及工贼开枪轰击，死伤多人；二十九日，武昌全市学生集五六百人往震寰纱厂质问，该厂工人群出欢迎，当场捕获工贼会——工会改组委员会执行委员五人，即在该厂空场上由三千余工人学生群众审判，执行枪毙。
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工会去年罢工胜利，但所订条件，因国民党反动工人受极残酷压迫，电车公司洋资本家以为工人可欺，延不履行，最近电车工人俱乐部复被捕房封闭，工人向公司要求履行条件并启封俱乐部，竟遭驳斥。于是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电车公司车厂机务间铜匠小工等六百余人首先实行罢工，开车卖票工人随后也加入罢工，但有一部分工贼或受工贼胁制的开车卖票工人未加入罢工，仍然继续开车。至十二月一日，罢工工人及同情于罢工的其他工人，约一千五百人至二千人（据大晚报记载，但实际上不止此数），在公平路转角以武力阻止破坏罢工的工贼开车，因而与巡捕发生冲突，工人死二人，流弹伤及乘客，结果电车全体罢工。
以上二件事至今尚未解决，在这二件事中同样有一重要的意义，即都是广大群众的行动，——都是群众自动手的行动，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尤其是严厉制裁那代表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贼。
革命是群众自动手做的事，群众的命运是要群众自动手来解决的。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向来就与群众没有关系，向来就不是由广大群众自动手来做的。以前中国革命之所以受这样大的挫折，也就是因为缺少这种群众自动手的行动，而较多军事投机或少数人包办的行动。这次武昌震寰纱厂事件及上海电车工人罢工，恰好表示群众革命的新觉醒，这是中国革命的转机，是一件极有重大革命意义的事实。
当然，国民党及其他反动派，要说：这二件事都是共产党的暴力政策。自然，象这样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共产党是要率先参加的，这正可以表现共产党的革命性，表现共产党真是拥护工人群众利益的党。至于暴力政策，则试问除了假革命者如国民党等，谁还会设想以为不用暴力就可以使革命成功呢？
（原载《布尔塞维克》第7期，1927年12月5日出版） |
就《布尔塞维克》问题答尹宽同志（郑超麟，1927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读者的回声：对于《布尔塞维克》的希望（尹宽，1927年11月8日）
就《布尔塞维克》问题答尹宽同志
郑超麟（1927年11月）
尹宽同志：
同志对于《布尔塞维克》贡献的三点意见，我们都完全接受，我们早已决定登载党内讨论的文字，多做理论问题的文字，至于国际问题则自然是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就现在的已出版的四期来说，我们不能认为满意，国际的、理论的、党内的文字都觉甚少，甚至于没有。这大部分是因为《布尔塞维克》尚在草创时期，加以编辑、印刷、发行各方面都因反动政权严重的压迫，尚没有很好的条理，所以表现许多缺点，不仅如同志之所批评的。
我个人以为过去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不仅在于《向导》忽视理论的问题，而且党根本上对于理论宣传的内容和方法都没有注意，过去的宣传可以说只限于一般民族解放的理论，对于资本雇佣的关系、农村阶级的分析、工农群众暴动的必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共产党对于工农劳苦民众的作用等……统而言之一句话；一切共产党员所应该知道的常识，一切共产党员所应向工农劳苦民众说的话，以前我们的党都没有有计划、有系统的宣传过。——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和国民党员倒反天天说我们“宣传阶级斗争”，你想想看岂不是冤哉枉也吗？若干“共产党人”如施存统等之叛党，固然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摇动性，但党过去关于阶级斗争理论宣传之缺少，也应负相当的责任。今后，党应该拿理论宣传工作及此宣传品的散发，当作最重大的工作之一。
《布尔塞维克》自然要不客气的担负起这个重任，尤其要勉励成为广大党员群众以及党外群众投稿、质难、辩论的刊物，切不可仍像《向导》及此四期报之成为宣传部少数人编辑的“机关”报。
超麟 |
苏州铁厂工潮之悲愤（郑超麟，192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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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铁厂工潮之悲愤
郑超麟（1927年10月27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0月31日第1卷第2期，第48-49页，署名：超麟。
轩然大波之苏州铁厂工潮，据最近消息看来，显然工人已受国民党政权的压迫而处于必败之势了。本来在豪绅资产阶级新统治底下，资本的进攻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资本家及其政权机关，除了经常惯用的镇压手段而外，此时又加上了一种绝妙的手段，即任意指定罢工是有“共产党”或“不良份子”或“反动分子”等类的人在里面活动，则凭你工人方面理由如何充足，工人领袖必定要被捕，罢工必定要被镇压下去的。我们在此次苏州铁厂工潮中，很可以看出资本进攻之毒辣及国民党政权之效忠于资产阶级而尽力摧残工人利益。
此次工潮之起因是由于厂主以停业手段恐吓工人，逼迫工人修改今年春天（共产党“包办”工人运动时代）所订条件。苏州铁机厂主为加重剥削工人利益，竟不顾数千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毅然宣布停产来恐吓工人。这种手段先由三星厂发动，但却引起苏州全体铁厂工人团结起来，一致罢工，以相抵抗。在罢工中，工人曾经捆缚貌为第三者之商会会长及会董十三人游街，经苏州国民党市党部调停始释放。释放后，南京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即派张继来查办工人，同时苏州资产阶级之武装——商团，与苏州国民党的公安局合作一致向工人进攻，指为“共产党”指使，宣布戒严并拘捕铁厂工联会执行委员两人。现在厂主不仅拒绝此次所提要求，并且要修改今年春天所订条约，此次工潮经过事实大概如此。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明显看出：
（一）国民党否认阶级斗争，而此次工潮恰正是资产阶级有组织的、有计划地向工人阶级施行阶级斗争。厂主的停业，商团（资产阶级武装）的活动，商会的“和解”，上海四商会之联名通电查办工人，王晓簌（春天自称同情与工人之王晓簌！）之主张严办工人，苏州国民党官厅（资产阶级的政权）之拘押工人……，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例证。资产阶级有武装（商团），有政权（县政府、公安局……），有同阶级的协助（上海、南京的商会），有宣传的机关（报纸），工人阶级有的是什么？只有赤手空拳来抵抗。如此安得不失败！
（二）国民党的欺骗工人，出卖工人，甚是明显。国民党中央派张继来查办工人，国民党公安局和军队拘捕工人领袖并宣布戒严，国民党代拟的调解办法若干条既不能强迫资本家执行，实就是欺骗工人的一种手段……，这些也都是很明显的例证。自然，人们可以说苏州国民党市党部是“同情”工人的，但这只有两种假设是可能的：第一，国民党市党部是故意这样来敷衍欺骗工人的，那么这个党部本身也就是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而已；第二，国民党市党部是诚意的，但因地方官厅和公安局要压迫工人故也有心无力，那么这个所谓党部根本就是国民党军阀官僚所不值一顾的机关，其同情于工人亦只“同情”而已，——其实24日，“苏州市党部已函公安局，以铁厂工人包围侦探、横行暴动为法纪党纪（国民党党纪是只许资本家拘捕工人领袖，不许工人拘捕资本家走狗吗？）不容，请查办主动分子”（《申报》电）了，如此，第二种假设已经没有成立之必要了。
苏州铁厂工人虽然将因没有武装、没有政权并受国民党欺骗而终于失败，但铁厂工人乃至全苏州的工人目睹此次罢工失败，将得到很可宝贵的教训：第一，阶级斗争是实实在在的事实，资产阶级能团结，有武装、有政权，工人更应该团结，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第二，国民党完全是欺骗工人、出卖工人的，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它就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政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政权。
一九二七，一〇，二七 |
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郑超麟，192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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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
郑超麟（1927年10月27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0月31日第1卷第2期，第43-45页，署名：超麟。
自从革命高潮突然低降以来到现在，这两三个月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重新落在五卅运动前的水平线以下，很明显的有一件事摆在任何人的面前：即帝国主义已经重新积极其对华的侵略政策。现在不仅用不着敷衍中国资产阶级而欺骗革命民众的什么“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掩耳盗铃的把戏，而且连从前的些微“让步”都要拿回去，连最恶毒的侵略都使出来了。除开各地帝国主义任意屠戳中国人的事件，如本汉湖矿山日本军警屠杀罢工工人无数，如九江英兵枪杀华人，如汉口日兵枪杀华兵及其他层见叠出之惨案不说外，最近日本之满蒙问题及英国之汉口租界问题，都足以表示帝国主义对中国之肆无忌惮的行为及南北新旧军阀之甘心卖国。
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任何人都要承认的。
绰号为白话老虎报的《现代评论》，现在已经是南京所谓国民政府之半机关报了，这个报对于这个事实也是直认不讳：
“当党军势力初达武汉的时候，当张伯伦致送七条通牒，若槻、币原、颢理治诸人发表对华宣言的时候，一般人都觉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不过转瞬间事。当时外交空气真正是空前的紧张。现在呢？外人不单不复向我们表示好意，并且日日向我们挑衅。什么华北增兵，什么‘对支积极政策’，什么飞机问题，无不是挑衅的表示；其目的在使我们的外交由攻势变成守势。我们自己呢？不单是无继续进攻或反守为攻的勇气，而且不能坚守，所以已经宣布了的关税自主，到了实行之期又被迫宣布暂缓实行。”（见《现代评论》第149期）
《现代评论》这一段“不胜有今昔之感”的文字，可说把目前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形势形容得十分透彻；我们完全承认这一段话说得很对，除开其中有一两点是我们所不同意者，譬如他们以为以前是帝国主义者向我们表示“好感”，并相信蒋介石之宣言9月1日实行关税会议是真有这么一回事。
现在我们用不着说明中国的外交究竟是“攻势”呢，还是“守势”，因为这已经是连《现代评论》也承认的事实，无须再来说明了；现在的问题只在于解释：中国的外交何以会有这样的“不胜今昔之感”？
《现代评论》诸公有勇气承认中国的外交是“今不如昔”，但他们却没有勇气承认：南北新旧军阀本就愿意这样卖国。《现代评论》解释中国外交之“今不如昔”的原故，是缺乏两个致胜的要件：“第一缺乏计划，第二缺乏一种对外宣传的西字报纸。”我们听这种解释，只感觉得里头含有无限的“幽默”（Humeur），尤其是这么扼要而中肯的第二个条件。但读者须知他们这种“幽默”是有作用的，其作用就在“为亲者讳”，为其主人，南京的新军阀政府讳言卖国求荣的事实。
其实，在民众看来，南北新旧军阀之卖国，也与中国外交“今不如昔”一样是十分明显的事实。现在谁还能相信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的南京政府是反帝国主义的政府，是愿意为中国民族求解放的？至于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则更用不着老僧来晓舌了。张作霖在北京为满蒙问题向满铁社长山本修太郎道歉说：“不解余真意之一部人士，不究田中内阁之真意，起排日运动，致使贵国民抱意外之感，余诚不胜遗憾！现承社长披沥胸襟相语，余心中已全释然，不胜欣喜！此后欲如贵说，为中日之亲交增进真挚之融洽合作，当面之诸般问题，如贵政府及贵社长之真意在彼，则或得于谈笑之间解决之乎？”而同时何应钦在南方则欲与“外人重行讲信修睦，以免猜忌”，而斤斤然解释说反英是共产党离间国民党和英帝国主义“友谊”的手段（见何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蒋介石也向日本记者说：“国民党并非排日者”（见10月20日上海《国民日报》）。南北两方相距虽遥，然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英雄所见略同，国民党对帝国主义之“友谊”当不让张作霖专美于前矣！
因为北方要增进其与日本帝国主义之“真挚之融洽合作”，南方要巩固其与英帝国主义之“友谊”，所以满蒙问题得于谈笑之间解决，而共产党鼓动民众夺回来因而破坏了国民党与英帝国主义中间“友谊”的汉口租界，照理当然应该交还，汉口英侨之决议本是合于逻辑的（！）。《现代评论》诸公之“幽默”，故意说什么缺乏两个致胜的要件，其真意就在讳言上述这一明显的事实。
实在说：中国外交所以“今不如昔”，确因为缺乏了某种要件，但这要件明白说来不是两个而只有一个，这就是民众的革命势力。因为五卅运动民众革命势力高涨起来，所以帝国主义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及其他的所谓“奸意”；因为汉口民众夺得了英租界，所以英国顺水推舟的就说送还；因为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唐生智为帝国主义实行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大批屠杀工人和农民，通缉、拘捕、枪杀、腰斩那领导民众革命的共产党人，所以日本要“积极对支政策”，所以英国要索回汉口租界。除了这个要件以外，不仅《现代评论》诸公的含有多量“幽默”的所谓“外交计划”和“西字报纸”不能奏效，即使著名的陈友仁的“淡红色的”外交手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民众自然积极猛烈的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以革命的手段，且唯有以革命的手段，从帝国主义手里夺回一切已失去的权利，但这和张作霖的“融洽合作”或国民党的“友谊”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九二七，一〇，二七 |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郑超麟，192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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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
郑超麟（1927年10月20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0月24日第1卷第1期，第11-14页，署名：超麟。
“现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参加或注意最近五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人，所要问的。究竟，共产党脱离国民党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是继续进展呢，是停顿呢，抑或完全失败？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自然不是一致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
现在的国民党所谓领袖及其宣传的机关，正在庆贺他们的胜利。照他们的意见，以为中国国民革命快要成功了，或者简直已经成功了，因为国民党的政权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现在高坐南京政府交椅的西山会议派老爷们及拥护国旗大同盟派老爷们方在要结束军政时期而准备“训政”实施时期的工作。照他们的意见，现在“南除共匪”已经大功告成，只要阎锡山同志或冯玉祥同志进占北京“北除奉鲁”以后，中国的国民革命就算十足完成，从那时起中国民族就算达到自由平等之目的，而中国的国民就可以安享黄金时代的幸福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大大的不然！只要不是三岁小孩子，任何一个参加或注意中国最近五年国民革命运动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些国民党所谓领袖及其宣传机关之这样睁开眼睛说谎话。即在他们，这些领袖及宣传者，胸中何尝不雪亮？他们何尝真正自信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果真继续进展？他们如是云云，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手段罢了！
我们要答复上述这一问题，自然不会听他们的宣传而即觉满意的。我们应该根据事实来答复这一问题。
事实究竟怎样呢？我们先问：如何而后算国民革命成功，如何而后国民革命是在继续发展而不是失败或停顿。对此事实的标准问题，我们无须乎说到中国国民革命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也无须乎说到中国国民革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性质，因为这些都不是现在的国民党领袖们及宣传家所能懂得的，他们而且也不愿意懂得这些。我们只就最近五年来国民革命运动中两个最普遍而通俗的口号，即“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是否实现或是否正在趋于实现的道路？我想只要不是瞎子，谁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口号不但离实现之期还远，而且事实上已经被所谓国民党根本取消了。
第一，在反帝国主义方面，现在怎么样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发展时期，帝国主义曾经被迫对于中国民众有不少的“让步”。譬如汉浔英租界之收回，就是共产党“包办”的民众不惜牺牲去夺取过来的。轰轰烈烈的上海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延长十六个月的粤港罢工，给帝国主义以极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创伤，也是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做出来的。现在自从中国共产党员大批的被屠杀、逮捕、拘禁、通缉以后，我们不但没有再看见像五卅事件和粤港罢工那样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且连共产党“包办”民众所力争收回的汉浔英租界已经等于送还给英国帝国主义去了，并且隐然为帝国主义在华造成更稳固的地位，国民党自身就变成帝国主义更有用的工具。自然国民党的领袖及其宣传机关可以答辩说，他们仍在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譬如南京尚在做反日的宣传，汕头亦尚在抵制日货，可是这种话也只能欺骗三岁的小孩子，谁又不知道：这种纸上谈兵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只是国民党军阀政府之一种外交手段呢？他们时而联英反日，时而反英联日，根本上就毫无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即如，他们目前正在宣传反对日本，但其领袖蒋介石恰正向日本帝国主义切实声明：“甚感日本对国民革命之好意”而“国民党并非排日者”。（见本年10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
第二，在反军阀方面，则尤为滑稽有趣。现在正当“阎锡山同志”进攻北京而南京亦明令讨伐“唐生智同志”之时，国民党领袖及其宣传机关反军阀的声浪尤其加倍浓厚，可是其反军阀的意义亦尤其加倍滑稽有趣。每一个中国人，连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张发奎在内，谁又不明白现在的所谓国民革命军与北洋军阀没有两样，国民党已经变成了这些军队的附属的工具？不仅如此，这些军队比北洋军阀加倍来得凶，他们剥削劳苦民众，屠杀革命分子的手段，绝非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辈所可几及！国民党及其政权不仅没有“打倒军阀”，而且本身就蜕化为更恶毒更残酷的军阀，陷全国劳苦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以上不过只就最普遍的、最通俗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两方面来说，然其结果已如是，若再加以更详细的分析，则所谓国民党反动的原形更加十足大全的毕露了。
因此，国民党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及共产党人以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遭受绝大的失败，乃为极端明显的事实，此事实不仅为每个明眼人所承认，即反动的国民党人自己实际上也已承认不讳。日本某记者曾将此问题提问下野的“蒋总司令”，蒋介石也就公然答复说：“君谓其（指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失败可，谓其停顿亦可。”但蒋介石又甚滑稽而有趣地说：“吾意吾党之运动已获精神的胜利，张作霖亦是承认革命之目的矣！”（俱见10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宝贝哉国民党的精神！可敬哉张作霖同志！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失败已经是显著的事实，凡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中国革命者不应该讳疾忌医，应该承认这个显著的事实。承认这个事实，而后推究此次失败的原因，从失败中取得宝贵的教训，以准备未来更坚决的、更彻底的中国革命之胜利。
此次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失败，其最大的原因乃是国民党的背叛革命。中国国民党自从尽过辛亥革命的革命使命以后，本已腐化到不堪设想的程度，20年代中国劳苦民众求解放的革命运动起来，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本已失却指导的资格，只因中国共产党为巩固民族的联合战线，允许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复活其机体，改变其组织，希望腐化的国民党能振作起来成为国内被压迫各劳苦阶级一种政治的联盟，发展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至于真实的胜利；不料此种希望终成画饼，国民党竟成为不可救药的代表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党，而五年来中国被压迫劳苦群众之努力一旦完全被这个反动的政党所葬送去了。现在国民党早已恢复其改组以前的状态，甚至还不如，因为改组以前的国民党尚有复活的希望，现在则为一切光明磊落的革命者所唾弃了。
中国国民革命五年之努力一旦葬送于反动的国民党之手，可是这五年努力的成绩却仍有几点保存着幸未葬送，这些保存的成绩之一，就是：认识了国民党已经终结其革命的使命而完全成为反动的政党了。失败是革命的常事，光明磊落的革命者绝对不会因为偶尔失败而灰心、而消极的，恰恰相反，光明磊落的革命者此时唯有加倍革命的努力为推翻此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及一切军阀的政权而奋斗，以广大民众的势力根本摇撼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根基，以求中国民族及世界一切被压迫人类之最后解放。
一九二七，一〇，二〇 |
郑超麟：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192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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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
郑超麟（1927年10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月刊，1927年10月24日第1卷第1期，未署名。
赵世炎、陈延年两同志之死，是中国革命最大的损失之一。中国无产阶级从此失去了两个勇敢而有力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从此失去了两个忠实而努力的战士。
赵世炎是上海无产阶级真实的首领，他指挥并领导过1926年五卅周年纪念后爆发的有名的上海经济罢工，在连续数百次包含近百万人的上海工人经济罢工中，他是唯一的主谋者，他为上海工人取得多数的经济条件的胜利。他又是有名的上海工人三次暴动的指导者，他指挥工人巷战，以一百五十余杆长短枪、七颗炸弹及数千徒手工人完全击退四五千的鲁军，夺得枪械两千余杆，军用品无算。他实际上是上海总工会和纠察队的灵魂！上海的革命的英勇的工人战士，谁都知道有个假名“施英”的，做他们的真实的首领，隐然领导他们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胜利。1927年7月，他在上海被蒋介石捕杀！
陈延年是粤港无产阶级有力的领导者，他是中国共产党两广区书记，他不仅策划粤港的大罢工运动，即镇平杨刘、肃清广东、建立国民政府及北代等南方重大的有意义的革命设施，他都直接间接有积极的助力。1927年4月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械后，他改调上海为中国共产党江浙区书记。他指挥上海工人及一般民众为反蒋的宣传与斗争。是年6月他在上海被蒋介石捕杀！
赵世炎、陈延年两同志之死，其残酷为非言语所能形容！两人均身受最残酷之严刑，至体无完肤而始被枪杀的。当陈延年同志被捕杀时，刽子手杨虎、吴稚晖等竟函电交驰互相庆贺其杀害革命党人的功勋！
在赵世炎、陈延年两同志就义前后，有无数之革命的英勇领袖及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战士亦先后就义于江浙闽粤皖赣湘鄂川桂豫陕各省，其最著者如何今亮（即汪寿华）、张佐臣、宣中华、侯绍裘、谢文锦、佘立亚、李森、熊雄、梅中林等。
杀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同志之刽子手，不是帝国主义或北洋军阀，乃是中国国民党——背叛革命的中国国民党。
赵世炎、陈延年两同志之死，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伍中留下了虚空，这虚空将成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生命上一个不磨灭的黯然的伤痕！
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是不哭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誓为他们的首领和战士报仇！ |
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郑超麟，1927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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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
郑超麟（1927年3月18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7年3月18日第192期，第2079-2082页，署名：超麟。
（一）
今年三月十八日是距今五十六年前巴黎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纪念日。这一次革命——巴黎公盟——虽然悲壮的失败了，但它给了世界无产阶级以很有价值的教训，俄国无产阶级首先利用这些教训成功了十月革命并建设新的国家形式——苏维埃政权。我们每个无产者，每个革命党人，到了三月十八日，都应该深切纪念这一悲壮失败的革命，记取它的教训并继续它的事业。尤其今年在中国纪念巴黎公盟更加一层的意义。
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盟（旧译巴黎公社），其起因，从远处说，是法国及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使无产阶级进步到了能够独立做政治斗争，寻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并乘机开始夺取政权；从近处说，是普法战争引起法国全国恐慌。
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虽稍后于英国，但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则高于英国多倍。法国经过了法兰西大革命以后，法无产阶级比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先懂得政治斗争在总的阶级斗争中之意义，所以自从大革命以后一直到巴黎公盟，法国每次革命运动中，无产阶级都积极的参加政权的运动。这屡次政治斗争的经验积累下来，又加以那时资本主义的矛盾点明显表露出来，无产阶级数量上及质量上都比前进步了，所以到了普法战争第三帝国一垮台，无产阶级即老实不客气地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而自己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模型——巴黎公盟。
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怎样呢？普法战争法国失败拿破仑第三被擒的消息（一八七〇年九月二日）传到巴黎后，左派资产阶级即起而代替拿破仑第三掌握政权，无产阶级亦起来迫逼他们宣布共和国并组织国防政府（九月四日）。但这政府是在资产阶级手里的，其所设施不但不能满足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的要求，而且压迫民众，宁愿乞和于普鲁士。民众亦明显看出资产阶级的背叛倾向，不久亦即由各区工人、手工业者、小资产阶级自动起来依普选原则选出代表组织“监察委员会”。这一无产阶级及其他被压迫民众的团体，名义上是要“监察”政府人员、各区市长及官吏之行动，而实则成一新的民众的政权与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相对抗。自从“监察委员会”成立以后，即与国防政府不断地冲突，因此国防政府反以为巴黎民众较敌国普鲁士为可怕，不惜向普鲁士乞和以便压迫民众。当时除政府军队之外，巴黎还有国防军，是由民众组织成的。失业者愈多，投入国防军的工人、手工业者亦愈众，国防军亦愈趋向于革命，站在民众一边而反对国防政府。于是，国防政府便千方百计想解决国防军，根本镇压民众的暴动一。三月十七日，国防政府首脑底叶尔调集军队准备解除国防军的武装，国防军出而抵抗，巴黎遂暴动。
（二）从三月十八日到五月二十八日
三月十八日早晨全巴黎暴动起来，在“巴黎公盟万岁”的呼声之下，全体民众无分男女老少都协同国防军驱逐国防政府出巴黎城外，底叶尔等迫得逃亡非尔赛，巴黎顿成无政府状态，不久之前组织的“国防军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出而掌握政权。这些委员是工人、雇员、小官吏、小商人等，但没有一个统治阶级分子，他们本是无名小卒，至是遂掌握国家大权，这是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国防军中央执行委员会执政之后，即刻宣布选举正式“公盟”委员。三月二十八日，“公盟”正式选出，多数是无产阶级，其中有一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公盟”中包含各派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从耶各宾派、白朗起派直至国际派、蒲鲁东派，其中耶各宾派和白朗起派占多数，国际派则占少数。这二派对于“公盟”的认识各不相同，耶各宾派因法兰西大革命之成见要把“公盟”做成纯粹是政治的，而国际派则进一步提出社会的要求。
巴黎公盟的委员虽然没有政权上的经验，他们中间虽然不能完全一致，但在其短期的统治中却做出几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实：
第一，巴黎公盟创立了新的国家模型。自底叶尔派出走后，一方面整个旧国家机关都已破坏，高等官吏多逃出巴黎，下层官吏又多数怠工；同方面无产阶级既然执政，即许旧国家机关完全无缺，也是不能适用的。所以必须重新建设国家机关，必须创立合于无产阶级的政权的新的国家模型。巴黎公盟的确创立了这种新国家了。这一新国家不是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形式，而是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性质；不是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的，而是立法行政二权合并在一起。
第二，巴黎公盟废除常备军制度，民众全体武装起来，同时又规定政府官吏薪水须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这样，政府减少了最大的二方面的开销（军费和政费），人民财政的负担就减轻了许多。
第三，巴黎公盟明令政教分离，没收教堂的财产为国家所有，使宗教不再为压迫者阶级所利用去欺骗民众。
第四，巴黎公盟颁布种种保护工人的条例，如禁止夜工条例、住宅条例、赡养战士家属及伤兵条例等。这些都是其他政府所不能做到的。
第五，巴黎公盟承认外国人在法国的一样有参加政权的权利。
但巴黎公盟也犯了许多的错误，其最大的错误约可举底下几点来说：（一）国防军中央执行委员会放任反革命的国防政府人员保存实力逃出巴黎并不加以攻击，又未曾急速进攻反革命大本营之凡尔赛击破反革命的武力，只想赶速选出正式公盟以便自己卸除关系；（二）公盟成立后也未曾准备防御反革命进攻的工作，甚至容留反革命安然住在巴黎城内公开的勾结凡尔赛以破坏革命；（三）当时法兰西银行有现款三十万万佛郎落在巴黎城内，公盟不敢没收归政府使用，反兼顾财政的困难，不肯侵犯了银行的“私产”……。其他还有许多错误也是巴黎公盟的致命伤。这些错误在客观上是可以解释的；因为这是无产阶级第一次自己拿取政权！无产阶级既然从前没有政权上的经验，又加以时间十分短促，其发生这些错误是难免的，何况当时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达，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很幼稚呢！所以法国资产阶级联络普鲁士军队共同向公盟进攻，结果，至五月二十八日，公盟遂不支而失败了。在这热烈的革命战争中，以一城的人民抵抗二国武装军队之严重打击，竟然支持至八日之久，于此又可佩服无产阶级的英勇！计这一次血战中巴黎人民死者将近十万人，伤者不可胜数，被捕囚禁或放逐者尤其算不清了。
（三）巴黎公盟之意义
巴黎公盟有其优点与缺点既如上述，但总括起来看，实在在历史上做了一件很大的工作。巴黎公盟是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之模型。无产阶级第一次从事实上表现出来，他是能够独立做政治斗争，能够领导其他民众进行革命，能够夺取政权并能够建设新的国家。他方面又证明出，只有无产阶级真能保护祖国，真能抵抗外国压迫者阶级之进攻及侵略，而资产阶级则始而以“保护祖国”口号欺骗民众，继而简直公开的勾引敌国压迫本国的民众革命运动。
巴黎公盟悲壮地失败了！但巴黎无产阶级这次的奋斗及牺牲并不是徒然的。从那时以后，全世界无产阶级更确定了解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暴动必须夺取政权之观念原因之普遍而深入。俄国十月革命就因为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训而成功了。列宁屡次说：若没有巴黎公盟的教训，则十月革命成功将不能如此之快，苏维埃政府之建设将不能如此之完善。以后，巴黎公盟的教训将更多为各国无产阶级利用去进行革命的工作。
上海无产阶级是中国最有力的无产阶级。现在在纪念巴黎公盟五十六周年之时，上海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有几点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所处地位正相仿佛。外兵占驻上海正如普鲁士围攻巴黎，而军阀武力亦不让法国资产阶级的军队，尤其上海无产阶级在人数方面在政治觉悟方面并不远逊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这几日上海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武装暴动参加政权斗争了，此时巴黎公盟的教训自然对于上海无产阶级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切不可轻轻纪念巴黎公盟像往年像别处那样纪念，我们更应该利用巴黎公盟的教训，以为我们目前行动的殷鉴。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于上海 |
“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位置（郑超麟，1927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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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位置
郑超麟（1927年1月29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青年》第152期，1927年1月29日，署名：则连。
“确实说，你们的行动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
（共产国际告京汉铁路工人书）
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的大屠杀，到现在，已经是第四周年了，这一次屠杀，不仅在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悲惨的纪念，即使在总的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也是一个重大的悲惨的纪念。中国革命运动，根本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自从鸦片战争时广东平英团运动起，中间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暴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二七”屠杀、五卅运动以至北伐及今年的一三运动，都可说是形成总的中国革命锁链的无数的环。在参加革命的阶级势力消长上来看，“二七”可说是这些环中最重要的一个。这是怎样说呢？要答复这个，我们须注意这数次运动中参加的阶级及其势力的消长。
原来，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中国乃是封建农业的国家。中国原来的社会组织正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正是资本主义所欲破坏的。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开始便引起旧封建农业社会的解体，首先感受解体痛苦的便是向来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成群地失却土地或抵不住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之竞争而破产，于是形成农民运动。这种农民运动带新的性质，是与过去历史上的农民运动不同的，因为激起这运动的，不是纯粹由旧封建社会关系，而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外来侵略。这种运动发生于接近海洋的南方逐渐蔓延至较落后的北方，起于平英团运动而至义和团运动遂告一段落。不用说，这一段革命运动史中，主要势力是中国的农民。
但帝国主义侵略仍继续下去，并更加紧，农民运动被镇压了。但因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商人及一部分士绅农民手工业者破产，革命运动遂有新的阶级势力参加。这些社会分子早已感觉不安，但他们开始天然是趋于妥协改良的运动，不能积极参加农民战争。农民既然失败，他们的种种妥协改良运动也是屡试不能成功，加以国外华侨也有革命的倾向，于是开始革命运动。这种运动之表现是由辛亥革命前的种种酝酿以至“五四”运动这一段落中间的事实。这运动中间虽然创立了一个“中华民国”，但反帝国主义观点上，与其说是成功，毋宁说是与农民运动一样陷于失败。
这二种运动——农民运动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国内外商业资产阶级运动——所以失败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原因自然是很多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中国革命运动本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而参加这二种运动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商人，一部分士绅以及华侨）都不是帝国主义的敌人，这些参加革命的阶级，有的本身原在被消灭的道路上，有的既幼稚而又易于与帝国主义妥协，哪里能够抵抗帝国主义及其所勾结的封建军事旧势力之进攻？中国革命能够胜利，必须本国有新兴的足以致帝国主义死命的阶级参加，至少也须在国际上为帝国主义敌手的阶级占有相当优势，中国革命然后乃能够站在〔得〕住并延续下去。这二种条件，在上述二种运动活跃时代，是没有的。
所以“二七”是中国革命锁链无数环中最重要的一个环，因为从“二七”起，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胜利之二个先决条件就已具备了。
第一，当时国际上不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而且巩固起来，这是殖民地民族运动的一枝生力军。中国五四运动本来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但因当时俄国无产阶级虽然执政，政权则未巩固，故影响于中国的较少。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本身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并参加革命。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天然为帝国主义敌手的无产阶级参加。又因为十月革命影响五四运动较少，固然由于当时苏俄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巩固，但亦由于当时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独立的力量，得以直接接受世界先进无产阶级精神上物质上的帮助。
中国无产阶级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破坏中国封建农业旧关系的产儿，故它的历史比较其他阶级是很短的。中国旧农业社会解体了，即在破坏的旧基础之上新工业便建立起来。他方面，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及其他小资产分子一部分就变成近代的雇用劳动者。这显然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新兴的工人阶级尚长久处在“在自己的状态”，而不能一时即进于“为自己的状态”。这就是说，虽然有了工业的发展，虽然有相当数量的雇用劳动者，但这些工人是刚从破产的在消灭道路上走的社会分子出来，方且以为得在工厂矿山铁路等企业里像牛马般一日上十五六小时的工，勉强求得果腹，乃是洋东家们和本地东家们的恩惠，自发的“不安分”举动尚且没有，安得有自觉的独立的政治势力参加中国革命运动？我们试看一九二二年二月即“二七”前一年上海申报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一书中五十年来中国大事年表里“劳动潮流”的一栏所记中国劳动运动事实，就可知道：
一八七六年，江西磁工因争食白米聚众罢工（但这还说不上是近代产业无产阶级的）。
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因所得工资均用纸币官票，纸币跌价，群起罢工。
一九一五年，湖北乾城煤矿工人，因延长工时不加工资，罢工。
一九一九年，上海工人罢工援助北京学生。
一九二〇年，开滦矿工人一万余，因要求加薪，罢工。
一九二一年，粤汉铁路工人，因欠薪不发，罢工。
开平煤矿工人，因与监督冲突，罢工。
粤汉铁路小工，因要求改良待遇，罢工。
陇海铁路机师，因待遇不平，罢工。
根据上表所列，又证之一九二二年后以至现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工人运动，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产业无产阶级微弱的自发的运动开始还在辛亥革命之后，而群众的罢工还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以前是没有作用的。但“二七”之后就完全不同了。“二七”——这是中国无产阶级从“在自己的状态”转变为“为自己的状态”，从自发的经济的罢工转变为自觉的政治的运动之最大的关键。
我们不能把“二七”看做是单独的现象，至少应该看做是开滦罢工起的工人运动潮流的结果。而中国这一工人运动潮流又是帝国主义大战一方面引起中国工业发展无产阶级数量增加势力强大，他方面引起世界工人革命运动潮波荡及于中国之结果。
“二七”发生的直接的原因、其结果及其直接的影响——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二七”是中国无产阶级破天荒的群众运动，香港海员罢工人数虽比较多，但其意义没有“二七”那样大。“二七”是中国无产阶级破天荒的政治运动，上海工人六三运动和香港海员罢工，虽然也带政治意义，但一则处从属地位，一则主要系经济性质的要求，不如“二七”之明显提出无产阶级自己的集会结社罢工要求。中国无产阶级自从“二七”以后，立即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迅速的发展，各业工人迅速的组织，至五卅运动遂一跃而为领导总的中国革命的阶级，于中国革命运动史上开一新纪元。
现在中国革命运动且非既往可比了：第一、有近代产业无产阶级参加：第二、无产阶级不仅参加，而且站在领导地位；第三、无产阶级是在发展道路上走的阶级，是帝国主义天然的敌手，他们的“掘坟者”，不仅能够破坏，而且能够建设；不仅领导各阶级进行革命，而且是连络中国民族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间的桥梁。所有这些都是既往的中国革命所未曾有的条件，而又都是发端于“二七”的。
所以“二七”是中国革命运动的转机，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复活。 |
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郑超麟，192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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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
郑超麟（1927年1月）
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27年1月15日第6卷第150期，署名：超麟。
世界革命首领列宁逝世到现在已是第三周年了。纪念这伟大的世界革命首领之死，不仅是各先进国无产阶级热烈的参加，而且殖民地被压迫的民众也热烈的参加，尤其是中国的民众。过去的事实，可以向我们证明。今年，在列宁逝世第三周年之际，中国革命潮流比往年尤有突飞的高涨，半年来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广东、湖南等省农民运动的勃兴，广州、汉口、上海各地工人运动的澎涨，以及小资产阶级运动的左倾，都表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已普遍于广大的民众，不仅在中国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即在国际上也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了；于是今年纪念列宁的运动，在中国遂有比往年更加重大的意义：这意义就在我们今年纪念列宁，应该更正确认识并使参加民族革命的广大民众都能认识列宁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的最伟大的首领，列宁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同时也是指导民族革命的理论，就中国民族革命不仅过去的发展是受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而且未来的成功也须在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之下才有可能。
列宁主义为什么是中国民族革命理论的指导者呢？要答复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并知道造成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
列宁主义是什么？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根本就是马克思主义，但列宁主义究竟与马克思主义有别，二者中间的差味主要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马克思主义发生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而列宁主义则发生于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展最高的时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和财政资本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不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上不同，而且在经济组织的范围上也不同，即工业资本主义主要的还是民族的经济，而帝国主义就已打破民族的经济之界限，进而形成世界的经济了。所以，在帝国主义时代，一切都趋于国际化，经济是国际的，政治也是国际的，革命运动也是国际的。因此，国际革命运动条件上造成的革命理论当然也是国际的。所以列宁主义绝不仅仅是指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而且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不仅如此，列宁主义也是指导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革命，与过去时代的民族革命不同。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即经济组织尚系民族的经济而尚未国际化时代，一国的民族革命真正可以说是“民族的”革命。因为无论当时各国间经济组织及其他社会生产多少有相互的关连，但这一国发生革命的事实，对于其他各国的影响是比较微弱的。现在，帝国主义时代，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切实些说，现在一国的民族革命，绝不是一“民族的”革命，而是整个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整个世界革命势力中的一部分起来反抗世界共同的反动势力——帝国主义。这一国的民族革命所有努力都是向着削弱帝国主义权力方面进行的。这在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说来，尤其明显。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所有势力既然都是在削弱帝国主义权力，显然可以看出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工作；这一部分工作在无产阶级革命上是需要的，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并扶助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此种联合和扶助之必要自然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列宁主义——主要的部分之一，因此列宁主义也就成了指导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
这样，了解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并知道了造成列宁主义的国际环境，我们说列宁主义是中国民族革命理论的指导，就不至难于索解了。
但列宁主义对于中国民族革命之理论的指导，具体说来，又是怎样呢？
第一，列宁是第一次明显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相结合之重要，列宁主义是第一次建立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说明这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这革命的出路。我们试想，在第二国际时代，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地位是怎样呢？不用说，在先进国无产阶级方面是视为无足重轻的，甚或视为损害无产阶级运动，因为以为殖民地若独立起来，则宗主国资产阶级没有额外利润可以剥削，因而减低了工人改善物质生活的可能。即在殖民地方面，也不能有明确的革命见解，看不清敌人是谁，所有运动至多只向于狭隘的民族范围内去做的，对于宗主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常存漠视，甚或以为宗主国无产阶级也是剥削殖民地的。这两方面的模糊见解，至今还有一部分存在，譬如改良派领导下的美国工人和中国的国家主义者。现在我们大家自然都了解这种见解是异常错误的，并且是异常危险的。然而指出这个错误和危险，而给我们以明确见解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伟大的列宁！列宁首先以他的帝国主义论告诉我们说，现在社会的经济组织是整个的了，一切社会生活都超于国际化了，一切社会势力的矛盾也超于国际化了。压迫者的势力既然有国际的联合，被压迫者的势力当然也应该有国际的联合。其次他以民族问题的理论，一方面告诉先进国无产阶级说，帝国主义的根基是建筑在殖民地上面，殖民地供给帝国主义以原料，殖民地销售帝国主义的商品，殖民地不啻为帝国主义的后备军，若不在殖民地方面打击帝国主义，则一切无产阶级运动将没有重大效果。所以先进国无产阶级应该激起并扶助殖民地的民族革命，这是为殖民地民族的利益，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它方面又告诉殖民地民族说，你们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是宗主国的资产阶级，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是你们的朋友，他们是帝国主义的死敌，仅只你们是不能从帝国主义的万能魔王底下求解放的，除非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战。在列宁理论指导下，于是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民族觉悟过来，丢弃其过去错误的和危险的见解，而结合起来，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作战。
第二，中国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底下，自开始参加社会运动以至现在短时间内，即刻由经济的斗争迅速进展为政治的斗争以至于形成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势力。中国无产阶级已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前敌作战的队伍，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实与俄、英、法、德诸先进国无产阶级有同样的重要。然而，先进国无产阶级自开始参加社会运动以至现在不知经过若干时期走过若干冤枉路，中国无产阶级则在短时期内一直走到现在的地位——这完全是列宁主义理论指导之赐。落后的国家必然要发展资本主义，因此无产阶级必然要形成而发展起来，而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结果必然要变成政治斗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然而经过第二国际时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已被涂污而隐晦了，假使没有列宁从第二国际泥潭之中救护马克思主义出来，则这种被涂污的理论仍然普遍于广大群众，为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导。我们看，在第二国际时代，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无产阶级能否担负革命使命等问题之辩论，仍然占革命史上重大位置，唯有列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能有明确的理论，确定指出俄国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俄国无产阶级必然成为革命的主力军；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并未高出于当时的俄国，但中国无产阶级有列宁主义为指导，已经用不着过问中国资本主义能否发展问题，而当仁不让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了。同时，在第二国际时代，反政治斗争的无产阶级运动理论占很大势力，狭隘的学会式的思想深入于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必须经过数十年的斗争经验加以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方才逐渐打破此错误思想，而确信经济斗争必然要成为政治斗争。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面前有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已经用不着辩论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是否必要了。中国无产阶级既然了解自己必然要负担领导民族革命，而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于是其最觉悟的一部分就组成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合理的、坦途的战斗。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又是按照列宁主义的党的原则组织起来，而且受列宁手创的第三国际直接指导，为其第三国际支部之一，一切的策略都是根据列宁主义的。
就中国民族革命联合战线的策略，即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明显是根据列宁的民族问题的理论。因为中国是半殖民地，因为中国目前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各被压迫阶级联合的民族革命。所以应该有个联合各被压迫阶级的强大的政党，先进国无产阶级扶助中国民族革命应该扶助这一政党，尤其是中国无产阶级更应该扶助这一政党，帮助这一政党纠正其过去的错误，发展其组织及其势力，并且应该加入这一政党——国民党——为更切实的合作。
第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因此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过去的运动，自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以至辛亥革命，根本上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但这些运动都归于失败或等于失败，其原因自然是代表新阶级的革命势力尚未充分成熟，然而没有明确的革命理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辛亥革命，比较前几次运动，是进步得多了，因为已有新兴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和德谟克拉西的知识分子参加了，但辛亥革命只成功了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排满，而未认清中国革命真正敌人是帝国主义。当时，革命军所至以侵犯外人为大戒，以视最近占领汉口英租界的行动，相去真不可以道计了。“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当时亦未能指导这种运动，民族主义既然只限于排满，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亦徒有虚名，实际上连接近他的革命首领自身也多未能了解。这就是过去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因没有明确的理论为指导，致屡次陷于失败之说明。但明确的指导中国的革命的理论，自然不是只靠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实际就能够产生出来的，因为中国民族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分，所以必须融合世界革命的实际才能产生出来。所以必须等待世界革命最高理论的列宁主义到中国来，然后中国民族革命才有明确为理论的指导，才能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列宁主义指导成功了十月革命，而“在中国，十月革命之后第二年，五四运动崛起，排斥当时侵略中国最凶最露骨的日本帝国主义。从那时起，以前含糊的不敢得罪外国人的中国民族运动才改变过来，成了明确的、自觉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国民族运动首领（孙中山等）得着十月革命的经验，经过几年苦痛的奋斗，才多抛弃了旧时唯心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幻想，而毅然决然援引那组织在共产国际旗帜底下的西方无产阶级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真正的友军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今年五卅运动给帝国主义以一大打击，使帝国主义发抖，但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之阶级觉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推而至于国民党的改组，都直接或间接是共产国际的理论（即列宁主义）和组织所助成的。这都是不可遮掩的事实。”（是《向导》周报第135期）。五卅运动以后直至现在，各省农民运动的崛起、北伐军的胜利、军阀的解体、帝国主义的“让步”、革命风潮普遍并深入于广大民众——这些归根结底说起来，都是中国无产阶级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由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执行列宁主义的正确政策，并以列宁主义影响国民党改组和确定新政纲之结果。于此可见，近年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新波澜突起急转直下至于现在超过过去几次运动远所得成绩，显然是在于有列宁主义为其理论的指导。
不仅如此，列宁主义指出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中，被压迫阶级联合战线的必要，但这种联合战线并不是否认阶级分化及阶级斗争之意思。恰恰相反，列宁主义指出在殖民地民族中，阶级分化仍然是日趋明显的，阶级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在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问题议决案》中明显的指出在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中：
“可以看出有两种益隔远的运动存在。其中一个是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运动的政纲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求政治的独立；另外一个是贫农和工人在各种剥削底下求解放的斗争。第一种运动企图监督第二种运动，而且时常有了成效；但共产国际应该奋斗反对这种监督，并促成殖民地工人群众阶级意识的发展。这样，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该是推翻外国资本主义。但最重要的和必需的任务，还在创立工农的共产主义组织，为的是能够领导工人从事于革命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
中国民族革命现在才走上正确的道路，还未成功的时候。中国民族革命得以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因为受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往后完成民族革命，自然亦须在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因此中国工农群众尤须牢记上述一段理论的教训。在伟大的首领第三周年纪念日，我们应该高呼：
我们的旗帜——列宁！
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
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 |
《共产主义的ABC》出版（郑超麟，19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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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的ABC》出版
郑超麟（1926年6月3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6年6月3日第156期，第1517页，未署名。
布哈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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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怪物”已经排徊到中国来了。中国共产党便是这“怪物”变化的肉身。我们眼见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结成黑暗的同盟以猎获这“怪物”；我们又眼见着几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站立起来在这“怪物”的旗帜底下为自己的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甚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一切中国人眼前最迫切待解答的一个疑问。
这本书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是甚么，资本主义为甚么要崩坏而达到共产主义的革命，共产党所要的是甚么，共产党将怎样达到他的目的。——这不仅是赞成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的人们所应该读的，这而且是一切加入“反共产”的黑暗同盟的人们所应该读的。
全书分五编三十五章共一百八十页：
第一编资本主义制度
第二编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三编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编资本主义发展怎样达到共产主义革命
第五编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 |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郑超麟，1926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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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
郑超麟（1926年6月3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6年6月3日第156期，第1516-1517页，署名：超麟。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这是上海总工会代表，在二十九日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礼时，演说中最沉痛的一句话。
的确，三十余万的上海工人决不会忘记了他们的首领，为他们牺牲的首领——刘华！
五卅运动尚未起来，刘华已经是上海工人的首领了。他唤醒那做工十四小时只得几十个铜子一天的男女工人，起来反抗日本资本家的惨无人道的剥削。他帮助他们奋斗。他指导他们罢工。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地领率罢工工人坚持到底。
就因为日厂工人罢工，所以顾正红被杀，所以学生市民在南京路惨毙于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从此起来了。我们的刘华奋不顾身统领全上海工人，向屠杀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向压迫民众反抗运动的军阀，向内外自私的中国资产阶级，持久作战。他为中国工人的利益，他为中国民族运动的利益。而奋斗，而病，而几频于死。他病未复原，复又上火线去积极作战。
上海总工会被封了。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镇压了民众的反抗运动了。他们，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他们是不忘记我们的刘华的！他们通缉我们的刘华。帝国主义在租界把刘华捕着了，送他到军阀的爪里；孙传芳到上海来了，中国资产阶级设宴欢迎，就在这席上就磋商好了，对付“反叛的”三十余万上海工人的首领；——于是，十二月十七日晚间，我们的刘华便没有一点罪状宣布被秘密执行枪决了。
三十余万的上海工人决不会忘记了他们的首领，为他们牺牲的首领——刘华！
他们也决不会忘记了刘华是谁杀的！
他们在这万分悲哀万分惨痛的杀戮前面，是不哭的。现在不是他们哭的时候，他们要牢记这悲哀而惨痛的杀戮。他们因这杀戮而彻底认识自己的使命，因为他们认清了杀刘华的不只是帝国主义，杀刘华的而且是自称保境息民的军阀，而且是主张向帝国主义和平商酌的“高等华人”中国资产阶级。这些刽子手，同工人及其首领刘华一样的是中国人。这些刽子手讲仁爱，要帝国主义对他们仁爱，然而他们对付起中国工人来，则一点也不仁爱，他们答复中国工人的要求，竟用一个办法——杀戮。他们以杀戮工人首领为手段去宣传去实现“阶级和平”！
刽子手啊！中国工人认识你们了！
你们杀了刘华。你们替帝国主义杀了刘华。上海工人及其首领刘华反抗帝国主义的野蛮无人道的屠杀，你们乐得乘机向帝国主义做一笔买卖。军阀呢，可以请求开个把国税会议，加了二五附加税，充内战争地盘的军费。中国资产阶级呢，可以当几名华董，分润点庚子赔款办学校再骗人去。然而工人及一般劳苦民众的反抗运动并不是为你们争些利益的，这种运动将深入而扩大，将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本身；于是你们慌了，你们联合起来杀戮工人的首领，我们的刘华了。
你们以为这样便可以镇压了我们的反抗吗？哼！痴想！杀了一个刘华，我们还有十个刘华；杀了十个刘华，我们还有一百个刘华。我们在这场哀而惨痛的杀戮前面，只有更加看清敌人的面目，更加了解阶级斗争的意义，更加认识只有工人能够引导全民族奋斗，解放全民族，建立自由独立的国家。总而言之，我们的经验更加丰富了，我们的意识更加明确了。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这是甚么意思呢！这就表明中国工人，尤其在刘华直接统率下的上海工人，比别人更加一层了解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看清这斗争的阵势，认识自己在这斗争中的使命。
刘华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青岛工人的李慰农，安源工人的黄静源，正太工人的高克谦——他们同刘华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同刘华一样都在五卅运动中为工人的利益战斗而死了，他们同刘华一样都是帝国主义军阀中国资产阶级联合杀戮的。中国工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为他们的利益而战斗，中国共产党是他们自己的政党。
刘华是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象征！
“五卅烈士尚得公葬，刘华连尸首都不知去向了！”自然，上海工人在五卅烈士公墓奠基的这一日，要有这一悲壮激昂的感触。然而不知去向的，只是刘华的尸首！刘华则永远葬埋在个个工人的心坎里。
墓石尚有磨灭时——
工人心坎上的刘华却是不死的！ |
五卅运动之世界的意义（超麟，来源：《战士》1926年5月30日第12期第9-11页）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五卅运动之世界的意义
超麟来源：《战士》1926年5月30日第12期第9-11页
列宁同志说：“他自己国家里面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反抗，加上殖民地和半独立国家的民众的反抗——这个是革命的要点”。自欧洲资本主义得着部分的安定，至于去年，世界革命的战线为之一转：殖民地和半殖民的国家之民族运动雄飞突起，摩洛哥战争，五卅运动，叙利亚战争等，其声势不仅影响的全世界弱小民族群起作独立运动，而且影响于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各帝国主义堡垒里面的各大城市的无产阶级，燃烧其革命的热情。在这些事件中，五卅运动之影响尤为广大——因为中国是资本主义最后的猎场。超麟君这篇文章在说明“五卅运动之世界的意义”上，确有重要的贡献。——记者。
“五卅”运动一起，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及其决斗的勇气突如天外飞来，表现出中国无产阶级果真能够领导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为其前锋。自义和团暴动迄五卅，久为帝国主义顺民的中国人，如今居然由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起来，向帝国主义举行大背叛，这对于帝国主义是何等惊讶奇突的事？此时假使有人说：中国的革命将完成世界革命，中国无产阶级将站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面而为帝国主义的主要挖坟者，那不仅帝国主义诧为奇谈，即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人亦雅不欲深信；可是，我们，从“五卅”以来中国无产阶级战斗力之表现及帝国主义对此运动之恐怖种种实际的事实看来，确信中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将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无产阶级将有执世界革命牛耳之可能。
然而，历来世界革命的大理论家大实行家，早不待“五卅”的经验，而即看重中国革命之意义，指导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了。
本来，革命的重心是随时而变的。资产阶级的革命，其重心开始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到十八世纪则移到法国来，到十九世纪又移到德国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心也经转移多次。英国的Châitisme姑且不说，十九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牛耳曾经一时落在法国人手里，其后又曾经一时落在德国人手里；到现在，第三共产国际的基础军队乃是俄罗斯波尔札维克共产党。嘉尔考茨基，在其未背叛马克思主义以前，于一九〇二年在俄文报《火花》上，曾著了一篇论文《斯拉夫人与革命》，叙说这革命重心的转移：
“革命的重心由西方逐渐转移到东方去。十九世纪上半期革命重心在法国，有对（时）在英国。到一八四八年，德国以革命的民族之资格加入，而英国适于此时退出……。自从一八〇七年以后，各国资产阶级开始丢弃了他们革命的情感之最后的残留。自从那时起，‘革命者’这一名词和‘社会主义者’这一名词，便成了异名同义的字。”
“新的世纪夹着这些事变而开始了。这些事变令我们推想革命重心将有新的转移，这转移将落到俄国去。……斯拉夫人将破坏了反动的冰山，而带来各民族的温和之春。”
“革命的重心由西方逐渐转移到东方去”，斯拉夫人现在果真“破坏了反动的冰山，而带来各民族的温和之春”了！然而革命重心这一由西而东的转移之过程是否能轮到马克思所谓“自古反动”的中国呢？中国人是否能够破坏这“自古反动”的冰，继续斯拉夫人之后，而“带来各民族的温和之春”呢？这便是我在本文所说的主要之点。
中国在世界革命上占有位置，自始即经马克思看得重要。一八五三年，马克斯在《纽约论坛》上说：“人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中国的革命将放射一点火花于那充满了炸药的近代工业系统的矿洞中，而引起多年预备下的大恐慌之爆发；这恐慌若扩大出国多时，接着便将是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斯所说的“中国革命”，是指一八五一年以后的太平暴动。太平暴动恰好证明了“自古反动”的中国所倚为基础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已因帝国主义侵入而解体，惹起了破产农民的不安而起暴动。所以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太平暴动以前就说：
“然而，最老的最难摇动的帝国，却因英国资产阶级的棉花子弹，于八年中间被迫到了社会革命的门限，这革命无论如何对于文明必将有很重大的影响——这却是一件可喜的事。在不远的以来，当欧洲的反动派出走穿过亚洲，直到中国万里长城，直到自古反动的和保守的大门时候，他们难免看见在门上写着这几个大字：
‘中华民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见，马克思不仅预言“亚洲式的生产方法”解体之后，“自古反动”的中国要起革命，蜕化为“中华民国”，他而且断定中国将为革命的源泉，而欧洲将为反动的渊薮。——因为，三年之后，他在《纽约论坛》上接着又说：“这将是一奇异的现象：中国的革命惹起西方的纷乱，而列强反要派遣英法的战舰去恢复上海南京运河口岸等处的秩序”。
中国革命惹起西方纷乱，西方战舰“恢复中国秩序”——这一奇异的现象，列宁就叫它做“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列宁即以此标题，于一九一二年著成一篇论文，评论民国初年袁世凯借外债镇压革命事件。在这论文里，列宁极力说明中国怎样趋向革命，而欧洲怎样帮助反动的袁世凯，帮助“德谟克拉西的仇人，中国自由的仇人”；接着他就又很明白指出：“世上没有一种势力能够阻止青年亚洲的胜利，这胜利将解放欧洲和亚洲民族”。他于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席上，又指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对于世界革命有绝大的意义。他在将近绝笔的一篇论文里，尤其特别看重东方：“东方，印度中国等，正因为这次帝国主义大战而确定地丢弃了旧的躯壳。东方的发展终于按着欧洲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走去。东方开始了欧洲式的发酵。全世界现在都明白东方已经走上这种发展的道路，这道路将引到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恐慌了。”
最近的状况完全证实二位世界革命的大理论家大实行家的观察是真确的。第三国际去年四月的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即已说明现在世界资本主义表面上呈现“稳定”的状态，直接的革命环境现时是没有的，世界革命进行途径我们从前以为一定是由俄国经过德国到欧美各国去的，但现在已觉得这进行途径不限定要经过德国了。然则究竟将经过何处呢？扩大会中又切实指明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中，东方革命运动的成熟将比以前所预定的时期更快。
扩大会议闭会不久，“五卅”动（运）动突起，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为空前的增进，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指导地位。在这运动前面，帝国主义因恐怖不安而起内部冲突。司法调查，关税会议并唱之呼声愈高，适足证明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愈加利害。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所受的损失是很大的（参看《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卅运动》一文。）
姑毋论中国四万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占第一等位置，即只以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高涨及中国无产阶级已取得革命之指导地位而论，世界革命重心不转移则已，世界革命途径不改变则已，若转移若改变，试问目前除中国之外，又谁能当之呢？
我们不必再从经济学上说明殖民地与宗主国的关系，我们不必再实际研究中国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内经济生活破坏至何种程度，我们只靠上面所说，已足证明中国革命必然促成世界革命大爆发，断送帝国主义的寿命，中国无产阶级将执世界革命牛耳之可能了。
“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中国革命的开始，——而还不是中国革命。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前面，在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前面，应当如何发抖呵！ |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郑超麟，1926年4-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
郑超麟（1926年4-5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6年5月25日第4号，第37-54页。
（一）
到1926年4月，苏维埃政权底下新经济政策之施行已满足五个年头了。从这个日期推算上去五年，1921年4月，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个最大的难关。当时，国内战争是终止了，旧制度的反攻和国外的干涉也因无产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之抵抗而不得逞。在世界战争和国内战争底下呻吟七年的俄国工农，从此应该可以过和平生活了。然而新的困难又呈现出来：苏维埃工业的生产力仍然不能发展；农民自愿缩减生产；小资产阶级的怨望一天天地增加；农村不自觉地起来反对城市；农民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工农联合发现破裂的危险，喀琅施塔得的暴动就是这种危险状况的表示。这时候是必须找得一条出路的。这时候迫得专政的无产阶级对于当时的状况及其现行的制度，加以一番详细的考虑。当时，专政的无产阶级须得了解军事共产主义制度的历史相对性，须得确定正确的政策，以度过此难关，而引导无产阶级至革命的最终目的地。
这正确的政策，就是有名的新经济政策。
天才的列宁指示出这新经济政策的道路。也要有他那般的毅力，才能够制服当时流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心理与幻想，毅然决然施行这新经济政策。
我们都还记得，当新经济政策施行之初，十月革命的一切敌人是怎样欢呼的呢？他们——自帝国主义的政治家至俄国的孟什维克党人，都欢呼着说：布尔什维克党人“投降了”，共产主义的试验失败了，俄国的资本主义复活了，共产主义已被证明是一种永世不能实现的幻想了。一直到现在，不管新经济政策在这施行的最初五年内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怎样，他们仍然有不少始终认定新经济政策施行是共产主义试验失败的铁证。尤其是目前反赤运动高潮中的中国国家主义者及其他，仍然用这口吻为他们“反赤”的最有力的论据。最近半年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上的辩论，尤给国际的和中国的反赤者以新的论据，去证明共产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和各国的所谓国情。我们从他们的欢呼中，看出他们完全不了解新经济政策是怎样一回事，其实他们本也就不愿意去了解新经济政策。所以我愿意借新经济政策施行之第五周年的机会，把新经济政策的真正意义指明出来，举出施行后已得的成绩，并叙述由此政策而生的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这样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解除一般人向来对苏联的误解，它方面又可以使读者明白最近苏联的状况及其发展前途。
（二）
新经济政策果真是资本主义的复活吗？苏联最近五年经济的发展可以答复我们。
我们试拿五年前新经济政策未曾施行时的状况去比较现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后的状况，则不难看出这中间有很大的进步。五年前，经过大乱之后，社会生产——无论工业的或农业的，都混乱已极。当时谈不上有计划的建设的生产，当时一切工业生产首先是供给军事需要的，一切农产品都尽量拿去维持兵士和工人的生活，生产品不能流通，工业和农业中间仿佛是没有关系的、不相交易的。而今则大不相同了。现在，大体说，苏联的经济已将近恢复战前状况。尤以过去一年发展最快。工人的工资差不多达到战前的购买力；工业和农业已与战前相去不个远了。同时，最重要的，还是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之迅速的发展。国有的产业大大发达起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新经济政策乃是走向社会主义必经的步骤，决不是恢复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的敌人自然否认这个。他们无非要证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毕竟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他们所持的许多论据当中，有一种论据这样说：即许依据你们所说，假定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实现的，但按照你们的理论，现在的经济既然是国际的经济，各国间有极密切的联系，那么在四周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里一个国家如苏联，安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呢？这种论据可以说是他们的最有力的论据了。在一个国家里如苏联究竟能不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呢？我们须得先解答这个问题，然后才能真正了解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即才能确信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恢复资本主义的。
这个问题——苏联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与别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先发生在技术、经济落后的俄国，有连带关系的。因为十月革命敌人，既然假充马克思主义的内行，认定必须各国无产阶级同时起来革命，然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成功；他们既然否认任何一国中的无产阶级有先起革命的可能，何况这革命又起在技术、经济落后的俄国？然而俄国无产阶级毕竟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起来革命而夺得政权了，于是，他们只好武断预言说：这种政权是不能持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久即将覆灭，而俄国不久即将恢复资本主义——这就是说：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的。这两个问题中间就是这么一种连带关系。关于俄国为什么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这一问题，列宁已经解答过了。十月革命不仅是“俄国的”革命，乃是世界革命的开始。惟其因为现代经济组织是国际的，而革命亦是国际的，所以帝国主义大战既然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革命既然必须爆发，这革命究竟先在哪个国家爆发呢？那是次要的问题。而这革命结果在俄国爆发出来，则因为有特别的原因，如沙皇压迫过甚、农民运动易于联合无产阶级运动、有1905年革命的宣传和经验……（见《新青年》列宁号《列宁的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认真说，十月革命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锋——俄国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的作战，假使没有世界无产阶级大队的后援，俄国无产阶级是不会夺得政权，即夺得亦不能持久的。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帮助克伦斯基镇压1917年的俄国赤化呢？随后为什么不继续封锁俄国呢？随后为什么不继续资助反革命党，致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等先后支持不住而覆灭了呢？随后又为什么承认苏联呢？换一句话说：国际帝国主义为什么不扑灭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呢？这并非因为帝国主义的慈悲，这乃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国家中间的互相冲突。即此便是俄国革命之国际性的说明；即此亦便是技术、经济落后国家能够先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且能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说明。
这样的说明，同样亦可应用于别一个问题，即在这技术、经济落后的国家里，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十月革命的爆发已经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到第九年，已经是一个国家里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初步之最大的成绩。肯定十月革命，而又否定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那是一种矛盾。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势力，既然爆发这一俄国革命，既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至第九年，这革命势力若不日就消沉下去，安见得再不能巩固这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是助长世界革命势力的一最有力的元素。帝国主义不能进攻苏联是因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及殖民地运动的牵制，但帝国主义未敢十分剥削、压迫各国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运动，也是因苏联的牵制，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继续巩固和发展，同时亦就是在俄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若世界革命势力继续发展，不至于日就消沉下去，不问各国无产阶级是否夺得政权，在苏联是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据国际环境为理由，笼统断定苏联单独是一个国家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据，而今不攻自破了。
现在，我们还须打破另一理由，即根据俄国技术、经济的落后去断定俄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无产阶级专政存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所谓技术、经济落后的缺点，当然不是指技术、经济本身不够建设社会主义——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能够促成技术、经济进步的，当然是指因这种落后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关系（小资产阶级农民占多数）足以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既然占少数，则自然应有巧妙的政策对于农民及一班小资产阶级：工农的亲密联合是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要件。在这种国家里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工农联合的破裂是可能的，然而不是必然的，列宁十分明白这个。他说：“自然，在我们的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工农两阶级的合作上面的……在相当范围之内，所谓‘新经济政策者’（Nepman）即资产阶级也加入这合作之内。如果这些阶级中间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冲突，那么破裂是不可免的，可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并不必定含有这种破裂的根源，而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全党的主要任务，即在留心可以引起这种破裂的环境，并预防这种环境的发生。因为我们的共和国之命运，终归是要看农民群众还是与工人阶级携手并进，保存相互间的诚意联合呢？还是结合于‘新经济政策者’即新资产阶级，而离开工人与工人破裂呢？我们愈加看明白了这两条出路，工人和农民愈加了解了这两条出路，则我们愈有幸运可以避免这种足以倾覆苏维埃共和国的破裂。”
总之，列宁明显看出工农联合的破裂能够倾覆苏维埃共和国，提起我们注意。但他同时又说明这种倾覆不是必然的，即工农是能联合到底，即无产阶级专政是能日趋巩固而逐渐改良技术、经济之落后的，亦即社会主义是能在一个国家内建设起来的。
无论是国外的困难（国际帝国主义的进攻）或是国内的困难（技术、经济的落后），一个国家如苏联，仍然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敌人的那种论据各方面都不能成立了。
（三）
了解了在一个国家里，纵然别国无产阶级未曾夺得政权，纵然技术、经济比较落后，仍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然后，我们才能够了解新经济政策的意义。
他们既然说苏联不能单独建设社会主义，自然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退守，看作是俄国资本主义的恢复。实际上，不是这种简单的。不错，1921年春天，新经济政策之施行确含有退守的意义。上面说过，在1921年春天的时候，国外的干涉国内的战争固然停止，但现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新经济政策未施行以前，各地方即自然而然地发生自由的交易，此种现象日益扩大而普遍起来。这是经济的必然的要求。必须适应这种要求，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之最大胜利品——的存在。军事共产主义之历史相对性到此是很明显的。革命后施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绝不如一般人所想象，以为就是“共产”，其实乃是封锁、内乱中之必要的一种设施，亦不过像古代或欧战中围城里食粮及一切必需品之公共分配而已。当时只顾怎样分配这些必需品于前敌的兵士和城市饥饿的工人，维持他们的生存以抵御敌人的进攻并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初非怎样发展城市工业和农村生产的意思。所谓军事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任务。军事共产主义并非就是“共产主义的生产”。凡以为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即刻便可“宣布共产”，即刻便可组织完成的共产主义制度，那是完全不明白革命复杂的、具体的问题，完全不明白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里（不仅是俄国如此）前时代的遗留在经济生活上还占很大的位置。这些遗留中最有力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上个人利益的动机。个人动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要素，自然与共产主义生产之集体利益的动机不能相容，然而在无产阶级初夺得政权之后，这种个人动机是很强的，是一时不易铲除的，若决然违反这些动机做去，则一切生产皆将不可能，当时农民及其他小资产者的怠工便是一个明证。所以新经济政策不得不施行，无产阶级政权不得不给予私人生产以一些自由，不得不恢复若干的资本主义关系，不得不有市场的流通、货币、交易所、银行等。在这点关系上说，新经济政策自然是一种让步，一种退守。
然而新经济政策仅仅有这样的一种退守的意义吗？不然。新经济政策一方面是退守，它方面又是改造经济生活，又是进攻。
我们既然知道，完成的共产主义制度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即刻便能实现的，若强行做去，则结果连无产阶级政权都保持不住。此时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持无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政权保持住了，已经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之最有力的保证。新经济政策问题提出来，适足证明无产阶级的任务已经不只要保持其政权的存在，而且也要发展其政权底下的生产力了。新经济政策施行结果，战争革命中破产、混乱的经济得以整理、改造起来，得以向前发展。而最重要的，便是无产阶级政权也跟着日就巩固和发展，便是这种经济的复活是在无产阶级政权指导之下进行的。现在，大工业95%操在无产阶级手里，私人资本虽然能够存在且也能发展，但私人资本的自由是有限制的。1921年春天，无产阶级政权提出了本身存在的问题，到了现在，经过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巩固了，而且有无限的发展前途。这一件明显的事实证明出来，怎样还能够说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呢？怎样还能够说新经济政策不是进攻的呢？
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守的，而且是进攻的，不仅是恢复若干的资本主义关系，而且即以此建设社会主义。列宁不止一次说，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将进展到社会主义的俄罗斯。这是怎样说呢？如果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则只能够恢复到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惟其因为新经济政策兼有进攻的意义，所以施行新经济政策，同时即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所以斯大林在半年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会上确定新经济政策的意义说：“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特殊政策，允许资本主义存在而操最高权于无产阶级国家手中，预计资本主义元素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斗争，预计社会主义元素的作用日益长大起来制服资本主义元素，预计社会主义元素克胜资本主义元素，预计消灭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地基。谁不了解新经济政策这个过渡的三重性，谁就离开了列宁主义。”
我们既然驳斥了那以为新经济政策仅仅是退守的这一种错误观念之后，则其他种种以为新经济政策是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等谣言就可不攻自破了。但另外还有两种观念：以为新经济政策是世界革命停顿中的政策，或以为新经济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这也需要我们加以纠正。
第一种观念是错误的。因为世界革命固然能够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但新经济政策并非因为世界革命停顿才去施行。新经济政策底下有市场卖买的关系，这种关系结果是要消灭的。但是怎样消灭呢？显然是由农民、小资产者逐渐组织起来，由协作社组织发展逐渐结合于国家工业，以消灭一切市场卖买关系的需要，绝不是经政府下一道命令“宣布共产”可以做到。世界革命成功，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技术上、经济上帮助俄国，促成社会主义的建设，缩短新经济政策的时期，这自然不错，然而即许世界革命迅速发展，新经济政策本身还是需要的。这就是说，世界革命停顿，并不能用来说明施行新经济政策的理由。
第二种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占很大势力的国家如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固然非施行新经济政策不可，但即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又何尝即刻便可”宣布共产“？无论在任何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商业是不能即刻废除的，因为无论任何国家都有复杂的经济组织，由农民手工业的小生产一直到大生产。纯粹大生产的国家是没有的。小生产不消灭，则商业必不能消灭，即必须施行新经济政策。不过小生产势力较小、农民占全国人口较少数的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短些，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速些罢了。这种意义是很重要的。第三国际第五次大会中，郑重指出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意义，告诉各国共产党人说：新经济政策不是俄国单独适用的政策，是适合各国的政策。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即许世界革命成功后，新经济政策的施行也是不可免的。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经济政策”（列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之经济组织。新经济政策不仅是退守的，不仅是暂时的，不仅是小资产阶级国家中特有的，乃是这过渡时代之必然的经济组织。
（四）
与新经济政策意义连带而生的一个问题，便是苏联的国家工业是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的敌人既然把新经济政策之施行看作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退守、让步，他们现在纵然看见这五年的成绩使俄国的经济恢复而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自然要把这恢复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恢复，即自然要说新经济政策下的生产关系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
新经济政策底下的俄国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实在的。列宁自己而且屡屡提起来说。在这里，他们很可以从《列宁全集》中找出许多论据，去证明新经济政策底下的俄国的确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者和无政府“研究系”党人，为他们的反赤利益，喜欢拿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证明“赤色帝国主义”和白色帝国主义根本上是一件东西。他们的论据是假借于国际反赤党的消息、游记和论文的，可惜他们不曾直接从《列宁全集》里去找寻更有力的论据。我们可以替他们作这工作。列宁的论文、演说和其著作里，说到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存在，是有很多处的。
在1918年4月，即新经济政策施行以前三年，列宁即讲演说：“实在说来，国家资本主义是能使我们向前进一步。如果我们于不久之后能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就是我们的胜利。”正当开始施行新经济政策时（1921年4月），列宁又讲演说：“在这环境底下，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小生产的结合。资本结合小生产，资本是从小生产中生长出来的。人们不能忽略这个。是的，贸易自由即表明资本主义的增长，……只要小经济存在，只要交易自由存在，资本主义便发现出来。”“1921年春天的政治局面指出，在许多经济问题上，我们不可免地要回转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位置……”“在1921年春天，我们处在明显的局势：没有直接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要在许多经济范围内回转到国家资本主义。”
这些例，我们再可举出许多。但以上这些，已经足供我们的反赤者拿去说明列宁自己也承认苏俄是国家资本主义了。他们的逻辑自然允许他们推论出：凡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就有帝国主义的倾向，苏俄既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故苏俄亦有帝国主义的倾向，即是赤色帝国主义。事实是如此吗？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赤者不要太高兴了。说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是承认的。然而苏俄不是仅仅有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有非常复杂的经济组织，其中认真说起来，从原始的经济组织到最高的经济组织，种种都有。大体言之，列宁分苏俄的经济组织为五种不同的形式：“第一，是宗法的经济，如自给的农民经济，游荡的或半游荡的经济皆是这种经济，俄国非常之多；第二，是小商品的经济，在市场出卖其生产品；第三，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有资本家的出现，具有小的私人经济的资本；第四，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五，是社会主义。”可见，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苏俄复杂的经济组织中之一种，其外还有别的经济，还有比国家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
我们只能够承认苏俄有国家资本主义，但不能够承认苏俄全部经济完全是国家资本主义。
苏俄最高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国家工业。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性质，绝不能混合于国家资本主义。一般的错误，便在把这国家工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这是应该纠正的。苏俄的国家工业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资产阶级专政底下或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都必然表现出两阶级的对抗：剥削的、占有生产机关的阶级和被剥削的、没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苏俄的国家工业则不然，在这国家工业中，只有一个阶级——无产阶级，占有生产机关的是它，生产的也是它。试举例来说，譬如租借某个矿山给外国资本家开采，这产业自然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产业里显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外国的资本家和俄国的工人。譬如国家经营的某条铁道，这产业自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产业里，工人不是被剥削的，是占有生产机关的，营业的赢余是用来发展经济并改善工人的生活。这种差别异常明显。苏俄最高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我们的反赤者之所谓赤色帝国主义论，是未曾明白这一重要之点。他们把国家工业也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而忘记了在苏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普通只指外国资本所租借的产业及少数私人所经营的大产业而言，其意义、其作用远不及国家工业，更说不到能够支配全国的经济。
何况，国家资本主义本身，在资产阶级专政底下和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又各不同。在苏俄，资本主义的产业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有限制的，而是要受无产阶级政权的监督和指挥。
在这里，中国的以及国际的反赤者，自然有个驳难。以为苏俄的国家工业即许不是资本主义，但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里头管理上譬如有许多官僚习气等。不错，苏俄的国家工业现时自然还有许多前代遗留下来的缺点，自然还不算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生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缺点，便以为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无论这些缺点是很多的、很大的，但苏俄国家工业的根本性质仍是不变的，即这种工业无论如何是无产阶级所有，为自己利益生产，营业所得绝不归于资本家，而归于提高无产阶级自己生活或用在发展经济上面。这个根本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切不可忽视了。这同样可以拿无产阶级的国家相比较，现在就国家的组织来说，自然有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组织得比较苏维埃政府还完善而周密，苏维埃政府自然有许多缺点。然而这些国家和苏维埃政府有个根本的差别，即这些国家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而苏维埃政府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无论苏维埃政府有若何缺点，但其根本的无产阶级国家意义，仍然保存着不会失去，同样，也就可以说明苏俄国家工业确实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
我们指出了苏俄经济组织中之社会主义的元素，而且说这元素在苏俄经济是很重要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指出其资本主义的元素，因为苏俄确实除国家资本主义之外，还有私人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以及自给的农民经济，这也是产生资本主义元素的泉源。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以来，社会主义元素日益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元素亦跟着发展，四面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及与这些国家发生密切的商业关系，都是促成苏俄资本主义元素发展之有力的条件。于是这两种不同元素势力的比较，遂成了一重要的问题，在1923-24年，国家资本（社会主义元素）占全部生产之76%，私人资本（资本主义元素）则占23.7%；在1924-25年，国家资本占79.3%，私人资本则占20.7%；预算1925-26年，国家资本至少将占80%以上，私人资本则占20%以下。在绝对的数目上，私人资本是年年增加的，但国家资本增加得更快；所以在百分比上，国家资本势力本就高出于私人资本之上，何况且年年还在增加？这都证明在这两种元素的竞争当中，社会主义是占优势的，将能制胜资本主义而达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此益加可以证明：即令别国无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苏俄无产阶级亦有能力建设社会主义；而今社会主义元素的发展，乃是新经济政策施行的结果，更可证明新经济政策确有进攻的作用了。
（五）
以上这些问题——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经济政策的意义问题、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其实并不是新的问题，然而在现在，新经济政策施行之第五年，特别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五年的实际经验已经能够允许我们对这些问题给个确定的答复；它方面，不久之前俄国共产党第十四大会恰正提出这些问题，恰正为这些问题发生剧烈的辩论。因此，这些旧问题就重新提出来，不仅在俄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
俄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大会席上，因这些问题形成了新的反对派。他们对这些问题的主张，可惜恰同十月革命的敌人有类似的见解。国际帝国主义及其佣仆——社会民主派，所以当大会开会时，散放许多谣言，甚至于说俄国共产党的分裂此次必不可避免了。然而经过大会决议之后，这新反对派已宣布服从，俄国共产党仍然是整个的列宁主义的党，帝国主义及其佣仆终于失望，他们的造谣亦无施其技了。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抵抗他们的造谣，特于闭会后给各国共产党一封公开的信，说明这次大会的真相。这次大会为什么发生新的反对派而引起刚烈的辩论？这封信中就指明其客观的原因出来：
“过去的一年是经济大发展之年：工业和农业差不多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线；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元素大有进步并增加其密度。它方面，这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社会里的过渡性和矛盾性，不可免地要表现出来，即与社会主义元素并行进步的，还有——纵然是在很低的程度——资本主义元素（特别在商业资本中）和农村的富农分子。目前这一发展的阶段，在农村有过剩的劳动力，在城市有失业和不熟练的、尚未分配工作的工人分子（特别是才从农村来的工人）——这种社会矛盾的增加，就在党的面前提出了俄国进化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之具体的问题。
世界革命之延缓、资本主义之相对的稳定以及国内阶级矛盾的增加，使党内发生某种的失望。这种失望，使由反对派所提出而为我们辩论对象的各种提案，从思想上表现出来。”
可知，新经济政策施行五年之后，这些旧问题重新提出来，其中是有这么一种客观的原因。惟其有上述的足令人发生某种失望的环境，所以有许多人，甚至俄国共产党内部重要的分子，忘记了五年来新经济政策的成绩，而对于新经济政策本身起了怀疑。他们致疑于一个国家有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之可能；他们致疑于新经济政策有进攻的意义；他们致疑于俄国国家工业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性质。这些怀疑结果必然要引起了别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因为工农两阶级的关系是无产阶级政权之生死关头，这一个国家施行新经济政策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成功，也必须看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政策怎样，工农的联合是怎样。
这是重要的问题。我们须注意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底下的农民问题。要了解这问题的特殊意义，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农民问题一般的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农民的阶级地位比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不同，比在封建社会内的更加不同。在封建社会，农民真正是一个阶级，而且是根本的社会阶级之一。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认真说，农民已经不是一个阶级了，因为在资本主义剥削下，农民不断地分化为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但资本主义社会毕竟还保存许多封建社会的元素，还有多量农民群众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里农民的地位是矛盾的：对地主而言，农民可当作一个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而言，农民不是一个阶级。资本主义推倒后，农民的社会地位更加不同，可想而知了。所以，我们在农民问题中应该注意农民的分化，随各时代的社会、随各时代革命的性质，去解决此问题，去确定无产阶级与农民应该处在哪种关系之上。
在落后的国家里，封建社会的元素还保存着，而在农业革命即农民反对地主的革命正当时令时，譬如在殖民地及东欧资本主义尚未发达的国家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前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把农民看作整个的阶级，看作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中，一切农民连富农在内，都联合于无产阶级一致起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当时列宁发出的口号是：“与整个的农民阶级联合反对俄皇和地主，而使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立。”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当无产阶级革命时，形势就改变了。农民之中只有一部分——小农——可以变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其余则或趋于反动（富农）或站在中立的地位。俄国十月革命及以后内乱的几年中，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当时列宁发出的口号是：“与贫农联合反对整个的资产阶级，而使中农中立。”此时，再不能发出“联合整个的农民阶级”口号了，因为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已联合于城市资产阶级，只有反对无产阶级，决不能与无产阶级联合，即中农亦只好使之中立。因为中农是工于计算的：谁有势力些，就与谁联合起来，中农要和无产阶级联合，一定是要等无产阶级确实占得优势以后。可是到了革命确定胜利，无产阶级政权巩固了之后，形势又改变了。中农已经看出无产阶级的优势，已经愿意和无产阶级联合了。现在的俄国就是唯一的例。这时，列宁也就看清了局势，而发出最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小农与中农联合起来。”这口号是唯一正确的。这时与中农联合不仅客观上已有可能，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计，非有中农切实参加不可，只是使中农中立是不够的。可见，农民问题是十分具体而复杂的问题，是随各时代革命进行步骤而改变其形态，因而各异其解决方法的。
列宁的农民问题之三个不同的口号，正适合于革命进行步骤的三个不同的时代。由第一口号过渡到第二口号和由第二口号过渡到第三口号，这两个过渡算是革命进行上的紧要关头，在这紧要关头必须有远大的、深切的慧眼，及时改变口号，才可避免陷革命于失败的危险。列宁真是天才！他在十月革命之际，立即丢去了旧的联合整个农民阶级的口号，而专在小农里去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到了无产阶级政权将近巩固的时候，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之际，又立即发出新的口号。他在这次大会的演说中，即有一段：“旧时代的社会主义之最优良的代表者，当他们还相信革命、还以理论准备革命的时代，他们常说到农民阶级的中立。换一句话说，即使这中等的农民阶级纵然不积极地赞助无产阶级革命，至少也不要来妨碍我们的工作。这问题这样抽象的理论地提出，我们是完全明白的，可是还不够用。我们已经来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根据农村工作的经验，必然具体地、详细地确定建立与中农密切联盟的政策之主要的法则。”列宁这段演说就成了俄国共产党目前的农民政策之理论的基础了。要解决农民问题，尤其是要解决苏维埃政权底下目前的农民问题，我们必须十分了解列宁的这个教训。
俄国共产党此次大会，既如前所说，不可免地要提出目前的农民问题。在这大会上，对这问题不幸发生了两种错误的倾向，正因为不了解列宁的这个教训。
第一种错误倾向是忽视了富农的危险。他们看见俄国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发展，而忘记了资本主义元素也跟着发展，虽然缓些，但富农在农村中积聚其势力，且逐渐与城市资产阶级势力有联合的倾向，都是明显的事实。忘记了这事实，而忽视富农的危险，则任其自由发展，结果必将摇动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本身。这种倾向分明忘记列宁的教训，分明没有知道在这时代，富农尤其不能与无产阶级联合，而时时想抬头起来，去恢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但这种倾向的错误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是比较容易纠正的，故其危险性并不十分大。
第二种错误的倾向则恰相反，是重视了富农的危险，即忽视了中农的作用。他们同样也因为不了解列宁的教训，他们还只记着无产阶级革命中及其政权未巩固时的农民问题口号，即他们仍采用联合小农、攻击富农的政策，对于中农并不积极与之作亲密的联合。他们忽视了中农的作用，因为他们只记得旧理论，仍以为农民是继续分化的，一部分变成富农，一部分变成中农，殊不知这种分化的过程已经改变了。不错，无产阶级革命后，农民自然要继续分化，当然不会仍旧保存着整个的农民阶级，但这种分化的过程，因新的环境，而改变其方向。这新的环境是什么？就是十月革命的分给土地于农民。以前地主、贵族的土地被革命没收后，即分给农民，因此中农不惟未曾分化而减少，反倒增加了势力，即列宁所谓俄国“中农化了”。他们未曾了解“中农化”的俄国，所以看见富农的危险，即惊惶万状，因而怀疑到新经济政策的本身，以为其施行只造成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一个国家内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种倾向的错误是比较少有人明白的，是比较难纠正的，故其危险性就比较得大。
此次俄国共产党大会注意打击这两种错误的倾向，特别打击第二种倾向。大会上所谓新反对派就是代表第二种倾向，大会的辩论因此倾向遂连类涉及于以上列举诸问题，如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是否只是退守的、俄国国家主义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等。辩论结果，大会明显指出新反对派的错误，而对于这些问题，都有很明显、很确定的决议。
（六）
这次俄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议决案中，对于一个国家能否单独建设社会主义一问题，指出：
“我们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有‘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一切必要的条件’（列宁），大会以为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乃是吾党的根本任务。过去一年完全证实这话的正确性。其他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帮助我们，但在其尚未取得政权以前，工人阶级没有外国资本的所谓‘帮助’，又与国内私人资本斗争之中，它与农民的根本群众联合起来，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之初步的重大的成绩。”
对于新经济政策是否只是退守的和国家工业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两问题，议决案指出：
“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无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进攻的，苏联经济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工业渐渐变成人民经济的前锋，领导全部的人民经济。
解决这些任务（即大会委托新的中央去执行的经济建设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是与那不信我们的国家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作战，即是与那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性’（列宁）的企业看作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人作战。这种思想的倾向，使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尤其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没有自觉的关系，阻碍经济中社会主义元素的增长，并促进私人资本易于制胜社会主义元素。因此，大会认为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去制服这种违反列宁主义的倾向。”
对于苏维埃政权巩固底下的农民问题，议决案指出：
“如果小农，首先是农工，是无产阶级在农村的支柱，那么中农是而且应该是无产阶级之亲密的同盟者。一分钟亦切勿忘记了，取消地主田产和给予地主土地于农民手中之结果，削弱农村中富农势力之结果，以及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收归国有）的结果，中农异常强盛起来，这些分子现在纵然尚在分化过程中，却形成农民的根本群众。没有这些分子为亲密的同盟者，或者只限于使这些分子中立，那么现在，无产阶级阶级专政巩固之后，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因为农村中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道路，就在于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国家信托机关以及在无产阶级手里其他机关之经济指导权的增长底下，引导农民根本群众进于协作社的组织，并保证这种组织之社会主义的发展，利用、制服并限制其资本主义的元素。因此，凡忽视中农，不了解其特别重要的作用，企图使党放弃与之亲密联合的口号而回转于过时的使之中立的口号“惧怕中农”——客观上就要达到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因为这样便分裂了工农联合了。”
从此，无产阶级国家之真相愈明显排列于吾人的面前。苏联成了全世界革命的灯塔。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随这灯塔的指示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 |
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郑超麟，1926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
郑超麟（1926年3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6年4月8日第148期，第1381-1383页，署名：超麟。
自从执政府门前大流血发生以后，全国人——自吴佩孚到共产党——都一致攻击这人民的刽子手段祺瑞。国家主义者，自然，不敢在民众面前表示他们比吴佩孚更反动，自然也跟着发表宣言，抗议这次屠杀。但我们知道，自吴佩孚到共产党这一层层的中国社会分子，虽然在攻击段祺瑞这一点，表面是一致的，可是实际上，各人所站的地位各不相同。甚至有貌为攻击段祺瑞，而实则替他辩护，暗中为他开脱罪名者：譬如国家主义者的论调。
国家主义者特为此次屠杀发表一篇宣言，在这篇宣言中最可注意的，即他们指出那他们以为应负屠杀责任的四种人。
这次屠杀的负责者究竟是谁，全国人都是很明白的。事实的经过明显告诉我们，这次仍然是帝国主义者屠杀求解放的中国人民。这次屠杀和去年5月30日南京路的屠杀一样，所不同的，只在去年是帝国主义者鲁和直接发命令于英捕及印捕，而今则是假手于段祺瑞发命令于其卫队罢了。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必出于屠杀这一条路呢？因为哀的美敦书的威胁和革命的北京民众之反抗，已经处在短兵相接的局势，再非“和平的”、欺骗的手段所能解决了，再非用屠杀不可了。段祺瑞何以敢于这样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命令呢？因为张作霖、吴佩孚等帝国主义走狗已经占了军事的优势，段祺瑞已有所恃而无恐，国民军已势必至总退却而不敢损伤这只帝国主义老走狗的毫毛了。帝国主义是这次屠杀的正凶。而段祺瑞是执行帝国主义意旨的刽子手。这件事实，除非是别有作用或是否认帝国主义之存在根本不用“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人们，才不承认。这些人们也就是国家主义者。
国家主义者在其宣言之中，根本就没有谈到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公认的正凶。他们在所指四种负责人当中，不错，也提起了段祺瑞，但他们却又提出另外三种人——反帝国主义的，又为帝国主义所嫉视、诬蔑、中伤的——为段祺瑞的陪衬。这样一来，不但开脱了这次屠杀的正凶——帝国主义者，不但减轻了段祺瑞的罪名，而且简直证明这次屠杀是应该的。
读者，你们不信吗？请你们拿国家主义者这篇宣言和段祺瑞的通缉令对照着看。中华民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的结论说：
“根据以上数端，吾人认此次惨案应负责任者如下：
一、直接杀人的段祺瑞及贾内阁；
二、教唆杀人的冯玉祥及冯系军人；
三、盲目煽动群众不负责的徐谦、易培基等；
四、平日滥捧军阀，认冯玉祥为‘比较接近民众的武力’且鼓吹赤化，促起列强一致结合压迫中国的共产党徒。”
而段祺瑞的通缉令说：
“近年以来，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殊堪痛恨！查该暴徒等潜赴各省区迭有阴谋发现，国家秩序岌岌可危。此次变乱除由京师军警竭力防御外，各省区事同一律，应由该各军民长官督饬所属，严重查究，以杜乱源而安地方。徐谦等，着京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此令！”
读者！你们将这二种文件对照读过之后，作何感想呢？段祺瑞的通缉令中明明白白说是共产党暴动，明明白白说是徐谦、易培基等煽动群众——亦即明明白白说是我乃“正当防卫”，我并无罪，而死者是该死的。国家主义者恰好也就是这种论调！试问：既然是“共产党鼓吹赤化”既然是“徐谦、易培基等盲目煽动群众”，那段祺瑞的通缉令已经言之成理了，即是说段祺瑞这次屠杀已经是“正当防卫”了。再，段祺瑞以卫队开枪托名为“军警”，明明白白是移罪于国民军，以解除自己的责任，至少也以分散民众的仇愤，减轻自己的责任，国家主义者也跟着指国民军为教唆杀人。这样，国家主义者不是替段祺瑞拥护是什么？不是暗中开脱段祺瑞的罪名是什么？不是将这次屠杀的责任轻轻移于共产党肩上，而只拿段祺瑞为不相干的陪衬者又是什么？
这里读者一定要问：国家主义者对这次屠杀为什么取这种态度，发这种论调呢？这是不难理解的。中国国家主义者的宣传及组织的根本任务在哪里呢？他们的行动和言论告诉我们：中国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任务并不在“外抗强权”，只在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前锋、中国民族革命的友军苏俄，并不在“内除国贼”，只在攻击中国民族运动的领导者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此外，他们所攻击的，亦不过是苏俄和共产党的不相干的陪衬者而已。总部的《醒狮周报》中，攻击共产党的文章不是占99%吗？他们不是未曾为五卅屠杀日厂罢工等“强权”压迫中国人的事件做过一次运动，而反于旅俄某一华侨失踪的事大吹大擂、大雇其打手吗？他们自命为革命的，他们诬蔑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北京民众革命首领为“盲目煽动群众不负责任”，但当徐谦等在天安门“盲目煽动”二三万群众之时，北京的国家主义者哪里去呢？他们的代表正到国务院去向贾德耀请愿！这就是他们的革命行动！这就是他们传统的革命行动！当去年五卅运动中，旅法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盲目煽动群众”向驻法使馆示威时，旅法的中国国家主义者始则亦只打电报向段祺瑞“国贼”请愿，终则竟向法国警察告密，帮助“强权”拘禁或驱逐共产党人。这次亦不过沿用其故智而已。中国国家主义者的“国家主义”原来如此！
所以，我们说：中国国家主义者的根本任务只在“外抗苏俄”，“内除共产党”。这样并未曾挖苦他们，我想“普印开雷是吾师，克列孟梭更无疑”的曾琦先生，也要点首者再的。可是现在谁要“外抗苏俄”、“内除共产党”呢？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地主反动的知识者……。然则，国家主义者的作用亦可了然于世矣。 |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郑超麟，192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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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凡尔塞到洛迦诺
郑超麟（1926年2月28日）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6年3月25日第3号，第49-59页，署名：超麟。
（一）
在这所谓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期里，最近一年来国际政治上最重大的一件事，便是去年10月之英、法、德、比、意、波、捷的洛迦诺会议。洛迦诺会议不仅是最近一年国际政治上一件重大的事，而且也是1914年-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一大变化。凡尔塞会议下的国际关系，经过6年余国际经济、政治之进展，遂潜移默化，而终于形成目今之洛迦诺会议下的国际关系。换一句话说，即现在的国际关系已经不是帝国主义战争告终、《凡尔塞和约》签字时的国际关系了。当帝国主义战争告终、《凡尔塞和约》签字之时，是战胜的国家英、法、意、日等宰割战败国家德、奥、土等的局面。当时，法国乘战胜之余威，俨然有支配全欧陆之势。如今，形势已经大变了——一方面，德国以平等资格与英、法、意诸国折冲尊俎之间，且加入国际联盟为一会员；它方面，法国财政日陷于破产地位，隐然隶属于美国的财政资本，而战中获利及战后发展的美国财政资本的势力又日加增长，英、美财政资本联合起来，造成经济上、政治上统治全资本主义世界的局面。洛迦诺会议结果便是这局面之事实的造成。
世界革命的进展是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的。从事于世界革命，决不能忽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而当这所谓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时期中，各国既无直接的革命状况，则于此时研究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的关系及其势力的消长，尤其是我们切实的责任。何况在洛迦诺会议这一重大事件下，我们尤应该明白其意义及其趋向。但这一会议乃是战后凡尔赛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国家势力消长之一新的形势，所以要明白这一会议的意义及其趋向，便非研究从凡尔塞会议以来，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变化过程中几个大阶段及促成其变化的主要原动力不可。故我们应该从凡尔塞会议说起，再叙述洛迦诺会议的经过及其主要结果并说明其意义，然后对于现在的国际政治才能有正确的明白。
（二）
德国的改良派社会党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于洛迦诺会议闭幕之日，雀跃欢呼庆贺这次会议的成功，以为从此世界将没有战争，而人类的永久和平时期开始了。他们的报纸祝贺说：“旧的协约国消灭了，而被新的英、法、德的联合起来所代替。”事实上，绝不是这样。不错，协约国消灭了，但并非消灭于洛迦诺会议，而早于凡尔塞会议中便种下消灭之根。
到了凡尔寨会议，协约国存在之主要任务便已经尽过了。实际上，为什么有协终国的组织呢？协约国乃是英、法、俄等为扑灭德国帝国主义的一种结合。德国帝国主义已被扑灭之后，于是协约国的主要作用即便消失，这时所剩下来的任务只是怎样去分脏。凡尔塞会议就是协约国的分脏会议，而赃物份量之分配，则视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势力的比较如何。
当时。虽然靠着美国的出兵协约国才能战败德国，但德国失败之后，美国帝国主义的威势影响于凡尔塞会议的决定是很小的：美国的军事势力那时已失其作用，而当这共同作战刚得胜利之后，美国亦不便即刻以严厉的债主资格向“同盟者”讨账，如此，英、法等最近或将来受美国的物质帮助是靠得住的。所以，在凡尔塞会议上，我们只看见英国帝国主义和法国帝国主义的严重冲突。照《凡尔塞和约》的规定，亡国的波兰恢复起来，法国的疆界向东展长至莱茵河左岸。此时法国的军事势力统治欧洲的范围已大过于拿破仑最盛时期；因为波兰实际上已成了法国的附庸，而其邻近诸国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也就法国的轨范了。法国利用波兰和罗马尼亚对付苏维埃俄罗斯，利用南斯拉夫牵制意大利，同时又利用波兰和捷克斯拉夫胁迫德国履行《凡尔塞和约》。英国呢，它拒绝了和会中各国航海自由的要求，仍得保持其海上霸权，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岛等仍在其掌握之中；它在地中海和印度洋的权威是仍旧完好无缺的，它在太平洋也占很大的权力，它在大西洋的霸权也由许多舰队保持着；他在近东的势力也是增高了，土耳其、亚拉伯、美索不达美亚都增加了英国的势力，叙利亚虽然归于法国，但法国创痕未复，是不能利用叙利亚的战术地位以危害于苏伊士运河之运输的。总而言之，法国实际上建设了欧陆霸权的基础，而英国则分得近东和海上的霸权。但战争胜利品这样分配，并不能使一切强盗国家都能满意的，尤以对德问题为甚。英、法两国都把战败的德国看作是应得的赃物，但这两国的目的是不同的，因此所拟的办法便自然不同。
英国的主要目的是消灭德国的海上势力，减少德国的工业竞争力和铲除德国在殖民地的力量。法国的目的则在完全解除德国的武装，使德国万不能准备未来的复仇战争。所以法国尽力去割据菜茵河流域诸省，规定莱茵河为德国西境的边界，而波兰的边界亦被规定，使波兰与德国日处于仇敌的状态。法国的福煦元帅且拟好了建立一菜茵缓冲国的计划：此缓冲国在法国帝国主义手中可以支配鲁尔区域，一旦有事又可在德国领土内作战。这样恰好是英国帝国主义所反对的，英国帝国主义极力反对福煦元帅的计划，而其反对的理由则借口于“和平主义”。此种论调得着威尔逊主张和疲倦的舆论之同情，以为这样的割据，将引起几百万德国人的愤怒，而种下新战争之根。我们明白英国反对福煦元帅的计划绝不是为什么和平主义，我们看见英国并不抗议法国割据阿尔萨斯、格林，也不抗议法国兼并沙尔煤炭区域，就可以知道了。英国只是反对莱茵归于法国之后，德国将完全受法国所支配，如此，则法国获得全欧的霸权，占有巨大财富的经济，将危害于英国本身的安全。
在凡尔塞会议席上，英国和法国这样斗争的形势，结果并未曾得着完满的解决。克列孟梭虽然经英、美的压迫，不得不放弃福煦元帅的计划，但他要求与英、美订一个《保安条约》，迫英、美于未来德国反攻时以武装帮助法国。他又声明：如果德国不履行《凡尔塞和约》的规定，则法国保留有实行福煦元帅计划的权利。
以上便是凡尔塞会议时，协约国中最重要的二个国家——英、法——之间的关系，其它诸国间的冲突，则我们可以用不着说了。
自此以后直至现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已起了几次的变化。《凡尔塞和约》，即是说战争告终时国际关系之反映，已经不适应于和会后的国际关系了。《凡尔塞和约》即开始入于“取消”的过程。而每次国际关系的变化，亦即适应于取消凡尔塞和约之过程的一个阶段。从凡尔塞到洛迦诺，国际关系变化有几个主要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乃是美国干涉欧洲政治和法国的财政危机，而每次国际关系的变化又各以对德问题为其枢纽。
从凡尔塞到洛迦诺，国际关系的变化大约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一）从凡尔塞会议（1919年）；到鲁尔之占据（1923年）；（二）从鲁尔之占据到伦敦会议的《道威斯计划》；（1924年）；（三）从《道威斯计划》到洛迦诸会议（1925年）。
第一时期，国际关系变化的枢纽是赔偿问题。协约国没收了德国舰队及其在外国投资的全部，取去了83%的铁和15%的农产品，此外又加以繁重的经济负担。在凡尔塞会议时已经决定德国须赔偿法、比战时的损失并出金赡养战中的残废者，但那时尚未决定德国须赔偿若干数目。到了1920年11月，法国才宣布德国须购偿总数218.000.000.000金马克。设估计法国全国一切财富的总和为250.000.000.000金马克，则所拟德国赔偿的总数恰将与法国全国财富相等，于此可见帝国主义之惨无人道的残酷，欲陷战败国家于万劫不得翻身的地步了。最后，1921年5月协约国伦敦会议才正式决定德国须赔偿132.000.000.000金马克，但此数目，德国仍是无能力拿出来的。其结果，这样的赔偿问题，自然永无解决的一日。此决议出来之后不数月，德国即凑出1.000.000.000金马克为赔偿费，但即刻德国马克便开始跌价，而德国经济便开始破产。德国经济之破产不仅影响德国本身，而且影响到向它索取赔偿的协约国。最初感觉德国经济破产影响的便是英国。当1922年1月协约国在开痕开会时，路易·乔治即指明德国是英国最重要的商品购买者之一，英国是不容德国破产的；德国破产，全世界经济都要受极大打击。法国对于国外贸易关系较英国为轻，因法国自己有多量的农产品及原料，而法国所注意的乃在领土安全的保证。英国愿意保证法国领土安全至10年为期，但须法国宣布愿意修改《凡尔塞和约》的经济决议。路易·乔治这种提议在开痕被法国拒绝了。但于此可见凡尔塞会议之后，英、法利害的冲突更趋紧张。然而它方面，法国虽然拒绝英国的提议，但德国仍然不能按期如数交出应付的赔偿费，于是结果法国出兵占据德国之最富的产业区——鲁尔。在这时期中，《凡尔塞和约》的签字者居然自己提出修改和约的主张，而法国亦曲解和约之规定，竟然进兵占据德国的土地了。《凡尔塞和约》的取消遂经过其第一时期的过程。
第二时期，国际关系变化的枢纽是恢复德国破产之经济的问题。鲁尔占据前后，1922年和1923年，为英、法冲突最高的时期。法国占据了鲁尔，实际上既损耗了许多国币而一无所得，而德国方面的经济愈陷于破产！马克价格为空前的跌落，造成一般人民的贫困，结果发生1923年10月震动全世界之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风潮。虽因国外资产阶级的协助及国内社会民主党的背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未能成功，然而此次风潮已给鲁尔的占据者法国帝国主义以严重考虑其政策的机会。同时，法国内部突发财政恐慌，不得不求助于美国的财政资本。有这二种动力：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恐吓和法国内部的财政恐慌，所以法国占据鲁尔之后许久，不仅不能实行福煦元帅的计划，并且把赔偿问题的解决权让给了美国的财政资本。道威斯计划便从此实行起来。
美国聚集了全世界现金之过半数于纽约银行的钱库之内，它有多量的资本投放于欧洲（据1922年的统计，协约国欠美国的债务共有10.150.300.000美金的资本和1.172.200.000美金的利息；现在自然更多，不待说了），它又有多量自由资本必须输出国外。为保证其已输出的资本之安全计，为输出其国内的资本计，美国都非维持欧洲的安全、和平不可。而德国恰是最好的投资处，又是最受无产阶级革命恐吓的国家，所以美国于1923年复带了确定的经济纲领重新出现于欧洲的政治舞台，干涉协约国对德的政策，即是说以财政政策制服疯狂的法国帝国主义，使之交出赔偿问题的解决权于美国的财政资本。法国在伦敦会议接受了专家委员会的计划，于是美国财政资本便支配了欧洲特别是德、法两国了。在这时期中，《凡尔塞和约》之为英、法共同行动的作用，到此已经消失了。剥削榨取德国之权，实际上已属于美国的财政资本。《凡尔塞和约》的取消遂经过其第二时期的过程。
（三）
如今，从道威斯计划到洛迦诺会议，《凡尔塞和约》之取消遂经过其第三时期的过程。
在这时期中，国际关系已非昔日《凡尔塞和约》初签订时的国际关系了。法国帝国主义咄咄迫人的气焰已折服于美国的财政资本之前。旧时虎视欧陆霸权的法国帝国主义，现在竟然真实提出自己的安全问题，深深感觉自己孤立的危险了。《保安条约》谈判遂从此开始。《保安条约》谈判时期的枢纽就是得势的美国财政资本与英国联合怎样去支配那经济恢复后的德国政治势力之问题。我们只要研究《保安条约》谈判的历史，便可以明白这个局势。
《保安条约》谈判的起源，远在1924年。当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后，美国财政资本既然得势，法国帝国主义已不能视战败的德国为自己的战利品，由自己意志去宰割。于是便发生孤立危险的感觉。当时赫里欧欲乘英国工党政府在权机会，根据日内瓦的和平议定书与英国缔结一纯然利于法国的《保安条约》。不幸，此条约正在进行中，工党政府便已下台，继起的保守党政府竟拒绝通过日内瓦的议定书，而另进行英、法、德三国的《保安条约》之谈判，怂恿德国提出《保安条约》问题。这谈判的结果便是洛迦诺会议。
所以在外交记录上，《保安条约》谈判之开始只能算在1925年1月的下旬，当德国提出《保安条约》的第一个计划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两件事实是与《保安条约》谈判之动机有密切关系的。第一件事实是：协约国以德国不能履行解除军备之约定为借口，拒绝撤退《凡尔塞和约》规定之1925年1月10日应撤退的柯罗尼区域的驻军。第二件事实是：法、德商约谈判此时更陷于停顿状态。法、德商约谈判开始于1924年10月1日，在商业政治自由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自由，依《凡尔塞和约》的规定，也是德国应于1925年1月10日取得的。这二件事实固然不能便看做是德国提出《保安条约》问题的根本动机，但与此问题确有密切的关系。
《保安条约》谈判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从这谈判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其内容经过了四次的变化。
最初是法国的草案。法国本只欲签订一英、法、比三国的《保安条约》，保证德、法和德、比边界的安全，即一旦德国侵犯了法、比两国的边界，英国应该立刻以武力帮助法、比两国。这样规定，英国便突然加重了军事政治的责任，而英国的外交亦为此条约所束缚，无其它活动的余地了。它方面，法国财政的地位日趋恶劣，不能以偿还英国债务为拉拢英国的交换品，而且此种条约亦不利于英国的殖民地，引起了议会的反对。所以法国的草案不能取得英国之赞同，终至于搁浅。
其次是德国的提议，可以说是英、德的提议，因为有驻德英使亚伯伦爵士的活动，才有1925年1月德国的保安条约谈判之请求，即使不是英国指使，至少也是经过英国同意的。德国的提议之要点有二：一、保证菜菌流域现在的边界，各关系国要共同负起这种保证的责任；二、签约国家应根据《凡尔塞和约》第42条和43条，保证莱茵流域撤兵的执行。德国的草案显然包含三种意义：一、双方保证菜茵流域的边界，德国自然也参加在内；二、撤退菜茵河边界驻军，因此法国便不能再利用这区城为对德的军事压迫；三、德国提起了波兰和捷克斯拉夫两国。德国欲与其邻国各订立一仲裁条约。当时德国并无一字提及国际联盟及其与此仲裁条约的关系，仅仅在几个月之后，才开始谈起国际联盟。德国1月的提议经过英国政府考虑之后，才于3月4日由驻各国德国公使正式提交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的政府。
再其次是英、法意见交换后的英、法协议，接到德国正式提案后，法、德政府的答案去德国的主张尚远。3月至6月之间，英、法两国交换意见，其中心大致是以下的三个问题：一、撤退柯罗尼驻军及与此有关之解除德国武装问题；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及其加入的条件问题；三、保安条约本身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对这三个问题，英、法的观点相差甚远，到了6月初旬，才有一新的转机。6月10日英国首相鲍德温即在议会宣言，英、法对这问题的意见已经一致了，且说意大利和比利时也同意。这个一致的意见由哈华士通信社发表出来，大意是：德国西境经《凡尔塞和约》规定的边界，若被德国侵犯时，英国将以其一切陆、海、空军事势力帮助法、比两国；说到德国东境边界，则英国仍声明遵守《凡尔塞和约》的决议，波兰和捷克斯拉夫有国际联盟为之保护；法国的东方同盟国——波、捷——若受侵犯，则法国有权利用不驻兵的菜茵区域为军事行动地，以援助其同盟国；德国实行加入国际联盟，仅仅在适合于上述条件之《保安条约》经过德国签字之后。
6月16日，法国政府又将协约国这种一致的意见做一通牒答复德国。这通牒共分七部分，大意是：第一部分，声明要实现《保安条约》非德国按照1925年3月13日规定之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不可；第二部分，声明任何条约都不能改变或修正《凡尔塞和约》的规定；第三部分，声明法国以为无重申《凡尔塞和约》所规定的责任之价值；第四部分，声明德国与法、比两国各须立一仲裁条约，此条约又须经英国的保证；第五部分，声明德国须与波兰和捷克斯拉夫各立一仲裁条约（但未声明须经英国保证，因英、法交换意见中，英国不肯允许法国此种要求）；第六部分，声明任何条约都不能妨害国际联盟会员的权利和义务；第七部分，声明一切条约同时发生效力，且附言如果美国愿意参加签订此条约，则法国必竭诚欢迎之。此通牒与德国意见尚未接近，故又经变化，才得成功召集洛迦诺会议。
最后是洛迦诺会议召集前共同的意见，法国6月16日给德国的通牒，即根据协约国一致的意见做成的，但此所谓一致的意见，其中实包含许多笼统不明之点，以致引起英、法、德各国报纸各不相同甚至极端相反的解释。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德国东境边界的问题。我们知道英国显然拒绝法国请求对于波、捷两国边界的保证。假设德国不遵守《仲裁条约》，因而与波兰或与捷克斯拉夫作战，那时将怎样办呢？那时英国只能以一简单的国际联盟会员的资格予以帮助，而不能如对法、比被侵犯时的帮助；法国则能利用不驻军之菜茵区域为军事行动地，以援助波兰或捷克斯拉夫。这里便是最笼统不明之一点。究竟法国能完全自由利用这区域吗？抑或仍在国际联盟条约限制之下？关于这一点，各关系国报纸的解释各不相同。法国报纸自然说这个权利是绝对的；英国报纸则承认法国这种权利是有限制的；而德国报纸则竭力引证英国要人的言论，来证明法国并没有出兵经过德境的权利。从这一点可以看见，所谓协约国一致的意见之下，各国的意见尚未曾接近的。所以德国政府接到法国的通牒之后，于7月20日作成一复文，由驻法德使递交法国政府。这复文的大意说：德国相信《保安条约》成立之后，《凡尔塞和约》关于军事占领问题之条款，必将有变更；协约国劝德国与邻邦结《仲裁条约》，但究竟德国是否应负扰乱和平的责任呢？至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一事，这本是德国所愿意的，但《国际联盟会章》第16条之规定对于德国甚为不利，必须修改后，德国才有加入之可能。德国此种复文送达之后，已经“一致”的英、法意见又起“分歧”。最重要的二点：一、假使德国侵犯莱茵区域的边界时，法国主张立即采取军事行动，而英国则主张先提出于国际联盟，为和平的解决；二、法国欲德国与波、捷两国各立《仲裁条约》，而自己隐然为其保证人，此点为德国所反对，而英国亦站在德国的一边。因此分歧，白里安乃于8月10日亲至伦敦与张伯伦谈判，结果双方都有让步，遂构定英、法之协议，此协议成，法国再做一通牒答复德国。这通牒最后且声言，法国和协约国政府一致希望，根据此通牒所定原则，与德国政府为直接的会商，来签订《保安条约》。同时，法国并发邀请书致德国外交总长斯特莱斯曼，请其参加《保安条约》会议。从此，有名的洛迦诺会议便开靠了。
（四）
洛迦诺会议先后经过共12日，自1925年10月5日起至16日止。参加会议之代表，为英国之张伯伦，法国之白里安，比利时之王德威尔，德国之路德博士和斯特莱斯曼，意大利之墨索里尼，波兰之斯根斯基，捷克斯拉夫之俾尼斯。会议结果成立的条约，除严守秘密至今尚未为局外人知道之外，其已正式公布的条约有八：（一）议定书；（二）英、法、德、比、意五国总约；（三）德、比《仲裁条约》；（四）德、法《仲裁条约》；（五）德、波《仲裁条约》；（六）德、捷《仲裁条约》；（七）《法波条约》；（八）《法捷条约》。这些条约缔结之后，到了12月1日才在伦敦由各国代表正式签字。这些条约系根据9月2日伦敦各国法律专家会议所拟就之草约为基础的，专家会议之草约又是根据于最后之英法协议。这些条约的重要内容可分成几点来说。关于西境的，英、意两国为德国与法、比三国间条约的保证人，如果德国侵犯法、比两国，则英、意帮助法、比，如果法、比两国侵犯德国，则英、意帮助德国。此种规定已非法国的初意，因法国原只欲英国为法、比的同盟者，如今则一旦有事，英国有变成德国的同盟者攻击法、比两国之可能。关于东境方面，则英国不愿为《德波条约》与《德捷条约》的保证人，而一旦有事，法国亦不能不问国际之决定而自由行动。至关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则是无条件的，即是说《国际联盟会章》第16条不能因德国要求而加修改（按：这条会章言明，国际联盟会员若被侵犯时，则其它会员须供给相当军备，并允许其它会员军队通过其国境以援救此被侵犯的国家，德国曾经以自己系解除武装之国，不能适用此规定为理由而请求修改此条会章，以为加入国际联盟之条件）。
结束一年来《保安条约》谈判之洛迦诺会议签订的这些条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这首先应该研究促成各国签订这些条约之根本的动力，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其真实的意义。这就是说，我们应该研究洛迦诺会议开幕之际，国际势力之比较和签约各国之状况及其当前的问题。
洛迦诺会议开落之际的国际关系已经不是凡尔塞会议的国际关系了，而且也不是《道威斯计划》时的国际关系了。上面已经说过，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凡尔塞会议时影响于和会决议是很少的；当时苏维埃共和国正处在内乱、饥荒、岌岌可危的状态，不能影响于这些强盗国家分脏的决议；当时殖民地民族正沉迷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幻想和威尔逊的所谓“民族自决”口号，尚无积极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明确的民族革命思想。现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首先，我们看见美国帝国主义的势力日益增长，到如今变成了全资本主义国家的唯一的主人翁、强有力者。先从经济方面来说，现在的世界经济状况之一特征，便是流动资本之缺乏。欧洲固定资本在战时的损失，到了战后，则以强烈集中生产为弥缝。所以，战后生产机关的生产力高出于战前，但除开美国之外，全世界都缺乏流动资本。战后，世界的流动资本逐为美国一国所垄断。美国有这地位，所以握得全世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即以战时损失最少的英国而论，英国禁止借款给外国；其它各国则群向美国资本家借款。美国遂成为各国财政总长、银行经理、托拉斯主人等的朝拜圣地。纽约银行库中聚集了全世界过半数的金子，美国资本渴欲输出其剩余资本于外国，一方面既可减轻国内的资本膨胀病，它方面又可增加各国的购买力，以提高本国的工业。所以美国在经济上独步一世，无一别个国家能够与之竞争的。美国政治上的势力自然便因此增长起来，因为各国财政上既须仰美国的鼻息，政治上自然不能不唯美国之马首是瞻了。即以英国来说，英国在工业上、商业上、信托上都受美国竞争的打击，即在海上霸权方面，几世纪独霸海上的英国，到了华盛顿会议时就不得不依“5：5：3”的规定，与美国处同等地位。最近，英国的殖民地尤将渐次受美国势力所支配——其它各国附属于美国的地位也就可推想而知了。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增长便是《洛迦诺条约》之一大原动力。美国因为已经有多量的资本投放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而且将输出更多的资本到欧洲来，因为要保障这些资本的安全，自然非欧洲“安全”不可，所以便促成这一《保安条约》的成立。
其次，我们看见苏维埃共和国势力的增长为世界革命运动之中心及殖民地民族运动之崛起，有明确的民族自觉，危害于帝国主义统治，特别是危害于大英帝国。凡尔塞会议之后两年，苏俄逐渐铲平了内乱、饥荒，新经济政策之实施，使苏俄经济恢复起来，因而外交上着着取得胜利，除美国外，取得世界各国正式承认。现在，1亿3千5百万的居民，居住占世界1/6土地，而又有丰富的天产品，这样的苏俄在世界上的重要，是不弱于美国的；加以各国无产阶级的赞助和殖民地民族的同情，苏俄的政治势力自然为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畏惧的。特别以英国帝国主义为甚。大英帝国的基础建筑在其殖民地上面，受苏俄影响而勃发的殖民地民族运动，如最近中国之五卅运动，便首先危害于大英帝国。苏俄及殖民地民族运动势力的增长，又是《洛迦诺条约》之一大原动力。为要扑灭苏俄势力及镇压殖民地民族运动，帝国主义自然先要注意内部的“安全”，尤其是英国帝国主义要调解德、法等国中间的冲突以一致对俄，所以便促成这一《保安条约》的成立。
此外，协约国内部及其与德国等的关系也有很大的更变了。
英国的经济基础，因美国势力的增长和殖民地民族运动的勃兴，已经动摇起来。潜水艇和航空队的发展，使英国的海上势力减少了意义，为要保持其在国际上的势力，英国知道是无能与美国竞争的，所以只好与美国妥协而一心一意向苏俄进攻，并与法国争欧陆的霸权。这次洛迦诺会议，可以说是英国发动的。英国进行《保安条约》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可以打断了德国重工业与法国妥协的倾向；第二，可以离间德、俄的关系，利用德国为反苏俄的一个工具；第三，可以削弱法国的势力。
法国财政日益破产，不仅使福煦元帅的计划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使法国经济、政治生活都受美国财政资本所支配。《道威斯计划》之实施已经是法国对美国财政资本之投降行为，德国经济救活后，尤使法国感觉自己在欧陆的孤立地位，所以急欲取得英国对菜茵边境之保证。此种愿望，法国从凡尔塞会议起就已经有了，财政破产愈速，则实现此愿望亦愈迫切；但法国同时亦愿其东方同盟国波兰和捷克斯拉夫边境也得有同样的保证，所以其最初提出之计划便极注意于东境的问题。
德国怎样呢？德国原来的外交政策是利用英国和法国的冲突，而从中取利。法国单独占据鲁尔分明是英、法冲突之反映；当时驻德英使亚伯伦爵士即示意于古诺，谓：如果法国占据鲁尔，则英国可以帮助德国。结果，英国因为分明看见法国占据鲁尔必不会得着多大利益，就放任法国做去，只由克尔松口头上的攻击法国，而不实行帮助德国。随后，鲁尔冒险失败，法国无所得，反加紧财政的恐慌，终致屈服于美国财政资本。此时，苏俄的国际地位已经增高，英、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苏俄外交上占一重要位置。所以德国的外交政策开始更变。即由利用英、法冲突的政策，改变为利用英、俄冲突的政策。德国一方面求英国为其西境边界的保证者，它方面又自以为列强反苏联的工具之资格向英国示好，希望交换得一点好处，所以加入国际联盟，表示不再与苏俄接近合作。德国希望英、美的帮助是很急迫的。《道威斯计划》实施之后，德国的经济完全须仰给美国财政资本的维持。当马克跌价时，工业的设施、机器的购置都是趁便宜咄嗟立办的，所以不适合于任何计划，因此这时的资本要求更加迫切。资本既难于借得，一部分工厂遂破产了，譬如著名的司丁纳公司之破产便是一例。所以此时要改造那马克跌价间混乱了的工业组织，非借外资不可，而外资又必须向英、美想法。有这需要，所以德国才决然签订了《保安条约》。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明白洛迦诺会议的根本意义了。无论《洛迦诺条约》中怎样郑重声明不妨害《凡尔塞和约》，但实际上，《凡尔塞和约》到此又经过其“取消”之一过程。现在已经不是协约国自由支配莱茵区域的边界，而是英、法、德三国共同处理的形式了。《凡尔塞和约》之为英法胜利这一点完全消失。
《洛迦诺条约》的意义归结起来有以下重要的五点：
（一）美国财政资本的胜利。美国虽然未曾参加此会议，但此会议背后有美国的指挥，这是明眼人所能看得到的。美国向来不屑参加欧洲的会议，一切会议，只派一个“观察者”去“观察”便够了。此次洛迦诺会议也是这样。我们说过美国极需要欧洲的“安全”，以保障其在欧投资的安全。现在这种“安全”果然得到了，即是说美国的计划实现了，美国得着胜利了。
（二）英国联合资本主义国家进攻苏俄之企图。苏俄存在，资本主义世界根本即起了危险，尤以英国帝国主义直接受此危险之恐吓。1925年夏天英国几乎与苏俄绝交，几乎向苏俄宣战，所以不能实现之故，乃因英国尚不能联合起资本主义国家向苏俄进攻。现在这种局势勉强造成了。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即表明一旦战事发生，德国至少要遵守第16条会章，假道于英、法等国，运兵向苏俄进攻。
（三）德国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德国经过《道威斯计划》实施后，经济上的独立已经消失。到了现在加入国际联盟以后，因为《会章》第16条的规定，一旦有事德国须允许别国军队通过其国境，实际上即成了英国进攻苏俄的工具，实际上政治上的独立也就消失了，完全成了国际联盟的附庸，即完全成了英国的附庸。
（四）法国的活动受限制。法国现在是欧洲军事上最强有力的国家，在这一点英国是不能与之竞争的，只好从财政上制服之。为这缘故，英国虽然在世界范围上与美国冲突甚烈，然对于欧洲政治则与美国妥协，借美国财政资本势力制服法国。法国迫得签订了《洛迦诺条约》。从此，法国对德的军事行动没有从前那样自由，法、波和法、捷的同盟也失却了一部分的意义。
（五）协约国解散了。社会民主党报纸高呼“旧协约国解体了！”这是不错的。协约国成立之主要任务本在扑灭德国帝国主义。战后德国帝国主义已经扑灭了，那时则只剩下分脏问题。现在战败国的德国既然加入了《凡尔塞条约》所产生的国际联盟，与战胜国的英、法等分庭抗礼，于是协约国连分脏的任务也没有了，边境问题，德国也有了参加解决的权利。从此协约国实际上便不存在了。英国脱离了协约国的束缚之后，因为在国际联盟中取得了独裁的地位，又因为当了欧洲政治和美国资本的中间人，遂成了唯一的欧洲霸王。欧洲所需要的是流动资本，美国则有剩余的资本，但美国输出资本于欧洲，向来大半是经过英国政府银行家之手的。所谓英、美资本的联合只是这个意义。
（五）
以上便是洛迦诺会议之重要的意义。此会议自然还有其它的意义。譬如帝国主义的外交议定一致地准备压迫各国的共产党人，准备向殖民地民族进攻。我们不要忘记，除正式公布之外，洛迦诺会议席上各国还签订了许多秘密条约未曾公布。犹忆中国五卅运动初起时，法国报纸则向英国做一买卖，声明如果英国帮助法国在莱茵区域的行动，则法国可放任英国在中国的行动。由这一点，我们更可明白洛迦诺会议尚不止上述之重要意义了。
帝国主义的“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舆论，都把洛迦诺会议看作是和平主义之胜利，仿佛以为从此不会有战争了。这些完全是自欺又欺骗民众的话。我们从国际关系变迁的概况和洛迦诺会议时各国的情形以及所订条约的内容分析看来，很明显看出，此次会议只是资本主义世界内部不可调解之矛盾的新的处理，同时又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之新的准备，创立反苏俄的帝国主义联合的一种企图。这不但是我们观察的结论，而且一部分资产阶级和新闻记者也是这样说了。英国一家有名的杂志，而且和外交界素有往来的——BoundTable——就是代表这个意见，我们现在即引用这杂志的一段话以为本文的结束：
“我们不应该相信，以为借助于新的保安条约便可在欧洲建立一长时期的均势。无论任何外交公文，任何议定书，任何保安条约，都不能变更本就摇动的事物为一件稳固的事物。有许多复杂的常变的欧洲问题已经变成了危险问题，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引导我们到暴烈的冲突。”
—九二六，二，二十八
重要参考材料
LaLiquidationdelaPaixdeVersailles——Radek.
LaPactedeGarantie——Radek.
LespourparlersdelaPactedeGarantie——Steine.
LaconferancedeLocano——Varga.
LemouvementouvrieretlaSituationInternationale——Zinoviev.
QuelquesEditorialesde“Pravda”.
《国闻周报》第3卷第3期《保安条约》的译文。
《东方杂志》第22卷第23号《欧洲保安条约与洛迦若会议》——幼雄。
《向导周报》第138期《洛迦诺会议与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超麟。 |
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超麟，1926.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
超麟（1926.1）
关税会议——帝国主义为和缓五卅后民众革命怒潮而举行的第一骗局，尚未告终，而其第二骗局——法权会议，又于本月十二日在北京开幕了。中国革命的民众，对这正在开幕的法权会议，应该有个明晰的认识，而又要有个正确的答复。
此次法权会议之召集，亦和不久之前之召集关税会议，有同一的来源。即这二种会议都是根据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案的。关于帝国主义在中国之领事裁判权问题，华盛顿会议决定于闭会后三个月内由各国政府共同组织一委员会，“考察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现在办法，以及中国法律司法制度，暨司法行政手续”。这个“考察”的时间定为一年。考察后各委员各报告及建议于本国的政府，而采纳之权尚操在各国政府。同时中国政府对于该委员会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只得“自由取舍”，即是说中国对于这建议只能表示赞否，而这建议之实施并不因中国的赞否而改变。
从华盛顿会议这一段决议案看来，我们就很明白知道这完全是滑稽骗局。由十几国的政府各派一人组织委员会，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利益就各不一致。这个委员会“考察”的时期已需一年，“考察”的结果，各委员对于本国政府的报告及建议自然不能一致。这中间各国政府又可“自由取舍该委员建议之全部或任何一部”，如此，必须经过“重查”“三查”“四查”……乃至“考察”至百千次，或许才能得着一个合于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利益的“建议”，而此建议之实施是否合于中国人民所希望的，尚在不可知之数。这就是说，华盛顿会议的决议，不啻根本否决了中国人民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领事裁判权之要求，至少限度言之，也是延迟这种要求之实现于半世纪乃至一世纪以后。这便是中国留美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所歌功颂德的华盛顿会议之根本的意义！
然而，这么滑稽之“各国放弃领事裁判权”的办法，帝国主义尚居为奇货，由原定的“三个月内”召集，一直延长到现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四年以后——才由美国帝国主义发柬召集在北京开会。而且这次又不是帝国主义诚意自动召集的，乃是五卅后轰轰烈烈的中国民众运动所迫出来的缓兵狡计哩！
中国一切革命的民众应该牢记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此次法权会议所根据的华盛顿会议决议案完全是滑稽的骗局，而这种骗局，帝国主义又须待中国民族运动之高压，才肯拿出来使用。
大家都知道，领事裁判权是中国所受一切不平等条约中最重要几点中之一点。领事裁判权的束缚，以前日本、土耳其、暹逻等者曾有过，但随后都撤废，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还受领事裁判权的束缚。这种束缚是和不平等条约中其他诸点有密切关系的。帝国主义为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侵略中国，所以强迫中国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为要保护因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掠得的特权及殖民者的生命财产之安全，帝国主义又自然要设立领事裁判权。即是说这些殖民者在中国所有劫掠残暴的行为都不能受中国的法律制裁，而应该归各该国的领事裁判。亦即是说，这些殖民者在中国所有劫掠残暴的行为都是应当的无罪，而且有功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应该取的行为。领事裁判权乃是整个不平等条约中一不可离开的部分。提起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同时就提起了整个的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凡撇开整个的不平等条约，而专拿领事裁判权来说，把领事裁判权看做是独立的问题，看做是法律的问题，看做是外交会议的问题——这都是骗人的或自骗的论调。帝国主义拿这种论调来欺骗中国人民，而中国一般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复拿这种论调来欺骗自己。——实际上这次的法权会议不但不肯提起不平等条约问题，而且并无诚意放弃领事裁判权。
此次发柬召集法权会议的是美国，而美国又是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试看美国最有势力的商业团体之一，纽约商会，对此次法权会议发表了什么意见呢？据《字林西报》载，纽约商会通过一决议案，因中国时局不清，不主张修改现行条约，取消治外法权与海关管理权；并议决：（一）美国于目下在北京开会之国际会议中，当与中国人民以建设的助力；（二）该会之意当维持各项现行条约，与中国更为有利，秩序之恢复亦可较速；至中国人民表示有建设并维持国内和平之能力，于法庭主持公道并能与外侨以相当之保护时，再议修约；（三）由商会长及执行委员以最合宜之方法，将此项建议呈报总统、总理［原文如此——编者注］与国会，并取他种适宜之行动。我们用不着分析纽约商会这种决议案之意义，我们很明了这决议案中“与中国人民以建设的助力”等盛意的实际的作用。我们只就反对修改不平等条约、反对取消治外法权与海关管理权一点看来，就可明白“美国最有势力的商务团体之一”的决议案，支配了美国政府——实即是这些最有势力的团体之一个“理事委员会”——使美国的外交官不得不唯命是从。果然，东方社七日北京电就对我们说：“美国全权史陶恩氏本日语东方通倍社记者云：司法制度调查委员会开始期，大约定于十一日。委员等必须与在北京、哈尔滨、奉天、天津、上海、南京、汉口各地行实地调查之各地领事之报告相俟而得良好之结果。美国对于撤废治外法权之态度完全与日英相同，俟至中国司法制度改良，被认为撤废治外法权亦可无碍时，无论何时皆可放弃。又所谓不平等条约之说，乃不过中国煽动政治家之一种题目而已。余不信有不平等条约之存在。凡属合理的条约，既经缔结，当然应遵奉之。中国目下之状态、与所谓不平等条约无关系。就于关税会议当注意之事，即为决定税率。华人过于希望高率者，系令中国国民受苦之结果。望各国（其中尤以日本为最）为必要之让步。”史陶恩的话完全就是纽约商会的决议案。他不仅不于领事裁判权问题中提起整个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他而且“不信有不平等条约之存在”。美国对于撤废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之态度完全与英日相同，即“俟至中国司法制度改良被认为撤废治外法权亦可无碍时，无论何时皆可放弃。”这是怎么说呢？这是说，不平等条约存在一日，中国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一日不能解放，一日没有自由发展的机会。这其中，中国的司法制度自然不能改良到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劫掠所得特权和殖民者的生命财产之安全“亦可无碍”的程度，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就无论何时皆不能放弃。结果这次法权会议，纯粹是帝国主义和缓五卅后民众革命思潮的一种骗局。
在中国方面呢？军阀政府积弱的外交自然相信“美国政府对于法权会议确有赞助其成功之意”，颇为胆壮，自然命令各省司法机关赶紧装点门面，自然只好与各国帝国主义在法权会议中争争主席。这本是不足为怪的。所可怪的，即在这显明的骗局前面，中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仍然保持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君子”态度。他们的推论是这样：中国所以有领事裁判权，怪不得别人，只怪中国自己的司法制度不好。现在“他们”来中国调查我们的司法制度了。中国的司法制度是否可以受公开的调查，我们很觉得怀疑。目下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愈趋愈紧，我们应该对于中国的司法制度，加以“鞭策”，使之迅速地“改良”；而“改良中国司法的第一要着，不在法令的颁布，而在切实整顿司法的行政”（见《现代评论》第一年周年纪念增刊徐谟先生的“领事裁判权与司法行政”）。徐谟先生为要充分表现中国人的“君子”态度，于是又列举了中国司法行政上许多“弊病”，如上海护军使之杀人，赣西镇守使之枪毙安源工人首领黄静海，张作霖之拘捕陈友仁等，及其他许多法官和监狱的黑暗事件。中国一般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既然持这种“君子”的论调，自然是帝国主义所喜欢的。和平主义者完全不明了这次的法权会议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在中国有领事裁判权是何种用意；他们不问帝国主义有何权利可以干涉中国的司法行政，拿中国司法行政的改良为撤废领事裁判权的条件；他们为何不主张去考察美国的司法行政，到美国去设立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他们完全把司法制度看成是神圣的东西，而绝未看出所有的法律及其执行，都是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我们绝不承认中国的司法行政是“光明的”是没有“弊病的”。我们眼看见孙传芳秘密枪毙刘华，李鸿程无理枪毙黄静源，奉军司令部不宣布罪名枪毙高克谦，还有许多罢工而被拘捕监禁的工人，抗租而被成群屠杀的农民。这些都是中国军阀、资产阶级、地主压迫工人、农民之最“黑暗的”、最有“弊病”的司法制度。可是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国家自己的司法制度就比较我们“光明”了吗？无“弊病”了吗？我们用不着列举各国运动中，工农之被屠杀、监禁、通缉和失业，我们也用不着列举李卜克内西、卢森堡被刺的事件，我们只就去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南京路的事件，即可以明白了。究竟中国司法制度的实施那一次比得上这外国帝国主义司法制度下的南京路事件之“光明”和无“弊病”呢？帝国主义正在暗笑这些和平主义者的“君子”态度。和平主义者不是受了帝国主义的欺骗，便是自己欺骗自己，兼以欺骗革命的民众。
革命的民众明晰认识了帝国主义这次的骗局，明白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是整个不平等条约中一不可分离的部分，撤废领事裁判权非取消其他重要的不平等条约是不能成功的，而取消不平等条约只有革命的群众的流血的行动可以做到，而绝不能靠法律和平的解决和外交会议的解决。五卅后民众革命的怒潮迫出了帝国主义对我们这次“示好”的法权会议的骗局，我们应该更加努力革命，以达到完全真实的撤废治外法权。但同时于这次会议中帝国主义间的冲突，也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向导》1926年第143期 |
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超麟，1925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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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
超麟来源：《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4期，第132-135页
“军阀是帝国主义的第一工具，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第二工具，工贼是帝国主义的第三工具”——这是我们时常说的话。
工贼与军阀买办性的资产阶级同为中国的汉奸，然工贼却又带着中国工人阶级之汉奸的作用。
“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一开始，吓得帝国主义手足无所措，直接地拿起机关枪大炮来镇压这班“半开化”的中国人之“暴动”。然而以工人为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反跟着机关枪大炮的声浪普遍于全国。
这是出乎帝国主义意料之外的。惊魂稍定之余，帝国主义便忽然忆起了还有三种工具，闲养着尚未使用。于是，开始肖耀南压迫湖北的运动，奉天军阀张作霖由东三省沿津浦线南下压迫自奉天至上海反帝国主义的民众；次之华商纱厂联合会电段执政请敕军警强迫工人上工；终至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捣毁总工会。到了工贼捣毁总工会，帝国主义已算遍用其三种工具了。
现在帝国主义深深觉得，这三种工具的活动实在比较直接的机关枪大炮之威吓容易收效得多。所以青岛张宗昌天津李景林的残杀，河南穆藕初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之破坏罢工诬蔑工人的组织，以及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之捣乱，都直接地给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以一大打击，其破坏性实较帝国主义自己的机关枪大炮尤为猛烈。
这种以华制华的妙策，帝国主义现在是很以为得意的；我们看，所谓香港英人全体大会的抗议电文，“要求”英政府取“断然的行动”进攻那保护民众运动的广州政府，其作用，据该电所说，也不过是“使亲善的华人政府代执广州政权”而已。
在这三种工具之中，工贼的活动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尤其危险。因为，在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中，有实力，有组织，能领导的，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利害，同时便是中国全民族的利害。工贼所以比较帝国主义别二种工具尤为危险之故，即因为他们恰好发现在有实力，有组织，能领导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中国工人阶级之内——这样的内部破坏是比较外面进攻尤为有力的。以此之故，工贼又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而兼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军阀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对于军阀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的危险，实不减于其对于帝国主义的危险，军阀和买办性的资产阶级欲危害于中国工人阶级自然也不后于帝国主义。
张宗昌收买青岛的工贼拘捕工会职员，广州反革命军队唆使广州的工贼刺杀工农部长廖仲恺，穆藕初雇用河南工贼殴伤豫丰纱厂工人，便是很明显的事实上的证据。此次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之捣乱，其内幕又何尝不是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三方指使出来？因此，我们应该明白工贼的捣乱是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一切敌人联合之一种战术，此战术的破坏性实较敌人其他战术猛烈得多了。
然而，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工贼的发现乃是工人阶级势力发展的结果。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工人运动发展的历史可以证明的。工人阶级如果远未发展成不可侮的势力以前，敌人用不着利用工贼的捣乱，只从外面进攻便够了。工贼的捣乱成为敌人必不能少的一种战术，这必定因为敌人其他从外面进攻的种种战术有时而穷。这次上海所谓工团联合会一班工贼五六十人蜂拥而来，捣毁上海总工会，殴伤职员，恰好证明工部局的机关枪大炮不便抬到闸北来，恰好证明邢士廉不便使用李景林式的和张宗昌式的残杀——这就是说：上海二十余万的罢工工人及其总联合——上海总工会，已有相当的势力，足以抵住帝国主义等从外面的进攻，迫得帝国主义等不得不采用工贼从内部捣乱为其一种战术。
为中国民族解放革命运动计，为保护中国工人势力向前发展计，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敌人这一阴谋呢？我们明白帝国主义等利用工贼的捣乱已经到处时时向我们挑衅。我们明白我们与帝国主义等的工具处于短兵相接的局势。我们应该向工人群众指明工贼的作用。同时我们尤应该筹备武装自卫，以抵制这种法西斯特式的捣乱。
（原载《响导周报》第一二七期，1925年8月31日出版） |
中日条约——杀人执照（郑超麟，1925年6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中日条约——杀人执照
郑超麟（1925年6月23日）
〔来源〕刊载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23日第20号第4页，署名：舒严。
顾正红被打死，许多工人被打伤，还要监禁罚款。开枪打人的日本人呢？则因为“中日条约关系，本公堂无权受理”。帝国主义的会审公堂，将这种“正义”裁判出来之后，难怪第二日浦东三升洋行日人又开枪杀死工人一名，伤了多名。
这次戕杀不啻是会审公堂教唆起来的。以后日人尽可放心多杀几个中国人，因为既有“中日条约关系”，是没有人敢干涉的。然则中国人的性命呢？
有人说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卖身契约，现在可证明了；这些条约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外国人的杀人执照”！ |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超麟，1925年6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超麟（1925年6月22日）
事变的进展是很迅速的。不消一二个星期，上海南京路枪声已震动了全国各重要都会直至最偏僻的城市。由远处的回声打转到上海来，我们看见各都会各城市的一切阶级都已崛立起来参加这一反帝国主义运动。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镇江、南昌、汕头、杭州、广州、……等都罢市罢工罢课，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经济绝交等呼声，到处都可以在示威游行中听见。河南广东的农民，也起来加入运动。俄国工人捐款援助，莫斯科数千学生游行及各国无产阶级同情表示更可证明帝国主义屠杀所引起运动之成为普遍全国，影响全世界的运动已经是确定的事实了。然而在这运动扩大当中帝国主义的行动是怎么样呢？
（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
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行为只有跟着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扩大而加甚。帝国主义的铁蹄不但践踏了上海，而且走遍全中国。全国各地援助上海工人学生的运动，帝国主义只有报之以屠杀。
上海。上海大学被封后，接着南方大学附中、大夏大学、同德医学也走同样的命运。各国海军陆战队继续登岸，大炮机关枪把守各要区，南京路的戒备日益加严。开枪威吓群众者日必数起，死伤时有所闻，租界内的人民日生活于恐怖世界之中。六月五日晚十一时，万国商团突然下令同时在南京路接连山东路福建路湖北路一带检查行人；所有过路的中国人千余人无论男女老幼乘车或步行登时失其自由，在枪刺威迫之下列成队伍尽被驱入老闸捕房严行搜索，一千余人鹄立露天细雨之下一二小时，结果西捕查无所得始释放而出。当时并有一汽车夫因行路稍缓，被商团刺伤奄奄一息。八日搜查惠中旅馆舍无所获，同日有河南来沪旅行之学生十五人在梁溪旅馆被捕。五日为止，英美日法意兵舰已增至二十六艘，其中属于美国的十三艘，属于日本的五艘，属于英国的四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意国的一艘，各国军队已增至五千至六千名。自三日起，各国陆战队商团及西捕越界肇祸者日必数起。五日西捕在曹家渡越界捕人并枪击保卫团。同日南洋大学学生在华界讲演又被便衣西捕捕去。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华界拘捕启贤学校学生，调来铁甲炮车二辆，英日水兵—二百人几与保卫团接战。其他外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者极多，不能胜纪，截至十八日为止，公共租界的戒备仍十分严紧，恐怖空气并未减轻。
北京。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横暴亦目所共见。三日北京学生五万余人大示威，队伍行至东交民巷时，竟被阻止不许通过。当时日兵及安南兵之严阵以待，使馆界口预备水龙向群众射击以及二美兵骑马向队伍乱冲并擎枪示威恐吓群众。照此情形，上海南京路的屠杀，谁能担保其不能重演于北京东交民巷呢？自那日以来，公使馆无事自扰，使馆界戒备加严自不消说，最近自十四夜以来复在界口布设刺铁线网。这就可见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坐办怎样看待中国人民了。
镇江。镇江英人开枪示威先继沪上屠杀而起。五日，镇江各工厂工人及黄包车夫俱罢工参加三万余人之示威游行运动。当队伍经过银山门时，突有英人汽车一辆驰来，撞倒墙壁压伤游行女生八人。当日租界工部局不知如何忽然发火，巡捕遂开枪数响并上刺刀预备冲锋驱放（散）群众，虽未伤人，但帝国主义处处以武力为对待徒手群众之手段已昭然若揭了。
汉口。上海屠杀后的大屠杀不得不算十一日汉口一役。帝国主义的残暴在汉口愈加充分表示出来。尤其可恶的，即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共同压迫援助沪工人学生的群众。汉口学生自得上海屠杀消息后，于二日起即已罢课，并四出讲演劝导商店罢市，有数业工人亦自动罢工；但因肖耀南的压迫，风潮不能扩大。直至十日下午英租界码头苦力遂与太古职员冲突；十一日晚汉口领事伯这竟调集海军陆战队武装上陆，用机关枪向群众轰击百余响，死八人伤者无数。当日肖耀南即宣布紧急戒严，禁止报馆登载真实消息并制止一切运动。
九江。九江又有机关枪声。十三日日本浪人故意在九江台湾银行废址之内放火，藉以嫁祸“暴动的”中国人。军警救火车驰至时，日本浪人复制止救火，英日战舰陆战队二大队即登岸排设机关枪，并向空连放二响。事后各埠日文报纸都以头号字登载九江“暴民”焚毁台湾银行之消息。日本公使亦因此事向北京政府抗议。
以上所述。上海北京镇江汉口九江之外，其他外国人故意寻衅者，在在多有，近日开封亦有意使署驻兵扰乱游行队伍情事及安东日兵杀死华警七名之传说。这些种种野蛮残暴之行为，目前并未终止，不知将有多少都市要重演以上诸地之惨剧哩！
（二）反帝国主义运动之进度
罢工罢市罢课风潮已弥漫全国。
上海风潮扩大。罢市除公共租界外，法租界亦于五日罢市一天，南京亦罢市。罢工工人更日有增加。现在已罢工的，已增至二十五万人。新近罢工最重要的是海员工人；据十六日统计，已罢工之船共有四十八只，罢工之海员共有二千一百五十余人。公共租界华捕罢岗已过半数，这更可证明帝国主义之横暴，甚至激起其所雇用之巡捕的反抗了。积极指导上海民众做反抗运动而为其代表者是工商学联合委员会。风潮发生不久，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组织起来，其所包含的团体是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总会。政府特派员蔡廷干曾宗鉴及交涉员许沅到上海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特于十一日召集市民大会，邀请蔡曾许宣布意见，那日到会者各工厂工人，各马路商人，各学校学生，近二十万人，政府特派员及交涉员俱坚邀不到，会场中群众一致对外交官不满。散会后并在华界游行示威，民气热烈异常。七日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即已提出条件，计先决条件四，正式条件十三，交与特派员嘱其向外交团提出了。
上海之外，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尤激烈异常。长沙闻讯首先罢工罢市罢课，北京天津汉口学生均即罢课示威。北京学生不数日即举行大群众运动，参加者往往突过二十万人，十日之国民大会到会至五六十万人。北京商会已发表宣言，正式宣布与英日经济绝交，并定六月二十五日为全国大示威运动，各地一律罢工罢课半日。其他各地如南京福州开封杭州汕头……等亦积极参加不让京沪汉之专美了。广州因反革命军队武力占据，在战争状态中不能有积极的表示，但反革命军现已败亡，广东工农将有一番大示威，而沙面对外人之罢工终不能避免了。至于占中国经济命脉之交通工人，亦有很热烈的表示。除上海海员罢工不算外，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五千余乘车至北京参与游行，香港海员定十五日起开始罢工，京奉路机器厂二千余工人亦是十五日停止工作。河南广东数乡农民，亦开农民大会对帝国主义有所表示。此外各地发起捐款救济罢工工人者尤指不胜屈。反帝国主义的潮流方兴未艾，此后将蔓延，绝非帝国主义的武力，军阀政府的诡计，上流社会的妥协所能阻止得了。
中国民众这种轰轰烈烈如荼如火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现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被压迫者之同情与援助。首先是俄国工人自得上海屠杀消息之后，各报纸俱连篇累牍详纪事变之经过，各工会即开始劝捐救济被难者，全俄职工会已汇来救济捐款十万元，莫斯科数千学生特为此事游街示威。第三国际已电令各国共产党积极攻击各该国政府，援助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各报宣传欧洲各强国电驻华公使速即解决沪案，藉免国内工人之起骚扰，这并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职工会对保守党政府之抗议，及工党质问政府等消息，已经由各报上登载过了。全世界五百万知识阶级及工人，慰问我们之电文，说得最好：“黄白种的资本家压迫你们的民族，同时也压迫我们的阶级，你们之敌，即我们之敌”。于此可见中国此次运动之性质，及世界上能帮助中国民族的是那几种人了。
（三）一套的滑稽戏
不想在上海这紧急戒严期间，帝国主义倒有闲情逸致，演出“武装滑稽戏”给我们看。
法律只是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裁判官只是统治阶级的傀儡。这个真理在上海表现得尤其显然。所谓会审公堂不过是工部局一附属机关而已，——这是谁都承认的。希望会审公堂裁判出“正义”来，这是可怜的幻想；希望会审公堂裁判工部局的行为，尤其是笑话。帝国主义设立了工部局之外，再霸占一个会审公堂来主持“正义”，这原不过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勾当——这个西洋镜已经戳穿了。然而帝国主义还要再献一次宝给我们看。
六月九日晨八时半，有西商团三十余名奉司令官命令整队出发赴会审公堂。以七八名分布公堂铁栅门内之甬道，四周铁门口亦有七八名守卫，余则在公堂左近前后梭巡，并有七号铁甲炮车一辆停于公堂斜对面之文监师路口。公堂铁门关闭，派华捕二，公堂职员各一守于门口，如有欲入者须查询明白，然后开门放入，公堂附近之一段北浙江路上，并有白帽黑衣之外国水兵巡逻，该处印捕亦较常为多，复有印捕骑巡四名，沿途纠察——这便叫做武装的“正义”！
正会审官关之，美国正陪审领事开座。阶下囚——瞿景白等十八人。首由工部局御用律师梅兰脱陈称：“参加闹事之学生系西摩路‘过激学校’内部出，……假使当时不开枪，老闸捕房必被流氓夺去，……大马路各商铺必遭抢劫”。次由工部局御设医院医生华人陈锡卿证明枪弹不是从背入的。继由证人西教士惠斯迷其引申基督教义说：“我若以教士身份言，则不应开枪；我若以警官及法律家之身份言，则必开枪以便保护财产。”后由正凶爱活生供出当时开枪离警告后只十秒钟，而十秒钟实不能使群众退去。
十日续审。“正义”武装如前。这日工部局御用裁判官忽然不去根究枪弹从背后进去呢，抑从前面进去？因为这位关君一开口就谕谓：“本案应分两个问题，即（一）公堂只审讯捕房所控案情判决其是否有罪，（二）开枪是否正当防御一层，此为外交事件，应由政府特派员交涉”。这日正凶爱活生说过一段很爱护人道的话。“我当时并未命令向地开枪亦未命令向空开枪。”为什么呢？“因为向地开枪，子弹跳起来伤人，向空开枪子弹落下来也可伤人，所以平放。”
十一日续审。“正义”武装如前。工部局御用裁判官重申前一日二条原则，即只问学生犯罪不犯罪，不管捕房犯罪不犯罪。这一日，孔子的学说被帝国主义拿去了做他御用的学说，以补“法律”的不足。我今试摘录各报登载当日审问情形一段于下：
阶下囚瞿景白被传到堂。
美国领事问：“你四书五经曾读过否”？
——已经读过。
——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一章，你服膺其言否？
——此为二千年以前学说，今不适用矣！
合座大笑。美领事亦莞尔而言曰：“本领事与关正会审官尤服膺孔子之学”。（帝国主义原来是“圣人之徒”！）
继关君亦询以“四书内少之时一章，血气方刚戒之在斗，你知之乎”？
——我并不来斗。
这一套接演三日的滑稽戏，到此地步不得不收束。这日晚上七点钟，工部局御用的会审公堂判决“肇事”诸人无罪，但重新申明：捕房那一边开枪杀人的行为，本公堂是不过问的。
这便是帝国主义以公判形式履行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先决条件之一：释放被捕。
然而被捕者果真完全释放了吗？我们看六月一日后被捕诸人：王小楼、张其海、张瑞卿、沈定忠，各罚洋二十元或押满十四天，李惠、谢根生、茅四忠、袁再清、顾英昌、朱有喜，高孝顺各罚洋三十元或押满二十一天，施文才罚洋四十元或押满一个月。其他因撕破告示散发传单等细故被捕而判罪还有多起。如此我们又怎样能够把这一裁判看成是帝国主义诚心履行“释放被捕”的条件呢？
（四）帝国主义与军阀
所谓工部局、会审公堂、纳税外人会——都是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机关。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上海为其中心，为其下手处，而且这回肇事地点也在上海，反抗的风潮亦以上海为最紧迫，所以解决此风潮的关键便在上海一埠。对敌二个营垒内部的矛盾点亦以在上海较在他处为显而易见。在压迫者——帝国主义方面，我们去希望其中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出来替我们被压迫者“主持正义”自然是妥协派的幻想，然而在压迫中国人当中，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利益互有矛盾亦是我们所不应忘记的。日本美国意国事实上派遣陆战队上岸共同屠杀上海人民，其残暴凶横并不减于英国，但在外交上除英国始终强硬外，日本欲卸责于英人而表示愿单独解决顾正红案；美国则仍不放弃其向来面子上的卖好市恩政策，在会审公堂上说甚么“本领事历任七载，中外感情极为融洽”等话；意大利在中国本没有多大经济利益，所以乐得表示“愿为调人”；惟有法国，因他自有租界，不想替他人受罪，故对商人和学生交谈其“中法亲善”，但法国调舰布防不稍懈，其机关报，“保护法国在远东利益”的中法新汇报则“过激”“排外”“赤化”“暴民”的诬蔑且超英报而过之，甚至拒绝登载法比瑞同学会辟赤化谣言之声明。我们切勿被各帝国主义国家间表面态度的不同所蒙蔽了。
这边的营垒亦然。在全民族各阶级联合一致反抗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中，各阶级自己的利益是各自顾及的，阶级分化是不能磨灭的。帝国主义工具的军阀仍然成其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起初我们看见安福政府抗议迅速，随后我们看见张宗昌，肖耀南，温树德，赵恒惕等军阀电北京力□沪案又电上海慰问被难者并捐款救济。当时一般人以为军阀觉悟了，以为这是武力与民众的结合。可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军阀只是军阀。安福政府抗议书中不提及此次屠杀发生原因之纱厂风潮，这是为其主人日本出脱罪名的作用。张宗昌温树德奉日本帝国主义命令戕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时又拍电争沪案并捐款救济，这是武力与民众结合吗？这是军阀觉悟吗？肖耀南帮助英兵戕杀汉口工人多名，又枪毙七个“过激派”，赵恒惕下令严办“过激”，这就是军阀觉悟！这就是武力与民众结合！张作霖治下的奉天禁止学生游行，而一面派他的儿子带兵来沪“保护”上海人民，军阀的本相原来如此！
外交官尤其饭桶！蔡廷干曾宗鉴既其迟来，到上海复卖弄其官僚外交身手，一则日只管调査不问交涉，再则日交涉移北京办理。十一日工商学联合会召集的市民大会，邀请他们到会，又不敢来。这完全表现其是亲日卖国政府派来的奸细！这几个奸细竟运动总商会少数商人贵族脱离群众，另提出十三条妥协的要求。
（五）二种提出的条件
上海总商会本是少数大商家所组织，代表少数大商家的利益，占上海商埠大多数之中等商人及小商人自有自己的组织——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其总组织——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此次代表上海商人加入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只是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代表的各团体。
总商会的罢市命令是经各团体多方要求催迫才下的。
罢市初起时，直至十日，总商会绝不发表任何意见，置身事外，一似没有这一回事一样。一日市民大会总商会不肯参如，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组织起来，总商会也拒绝参加。到十日，才经会员的请求召集大会，组织一“五卅委员会”正式出面办理。这一次大会甚至有人拟之为总商会内部的革命。
可是总商会“革命”之后怎样呢？总商会出面办理的第一声便是减低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条件之要求，并勾结上海报纸俾各报同时造谣，说总商会修改条件是经过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同意的，这些报馆故意延宕，不肯登载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声明并未参加总商会讨论条件之启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所提出的本是很妥协很迁就最低限度的要求。但这些要求在官僚外交家看起来是很“过激”的，所以特派员和交涉员只许电告外交部而不肯向帝国主义提出，到总商会万分妥协的条件出来，外交官才认为可以提出而撇开了工商学联合委员会的要求。
现在我们试拿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和总商会提出的条件比较一下：
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
先决条件：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一）惩凶从速交出主使开枪及开枪击死工人学生市民之凶手论抵，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视执行。
（二）赔偿因此次惨案所受直接间接之损失，如（甲）死伤者（乙）罢工（丙）罢市（丁）学校之被损害者等项，须详细查酌明定赔偿额，应由租界当局按数赔偿。
（三）道歉除上述二项外，应由英日两国公使代表该国政府声明道歉，并担保嗣后不再有此等事情发生。
（四）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
（六）优待工人外人所设各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七）分配高级巡捕捕房应添设华捕头，自捕头以下各级巡捕，应分配华人充任，并须占全额之半。
（八）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该三案历经我国政府否认，嗣后不得再提出纳税人特别会。
（九）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丑）洋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陪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刑事案：（子）洋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移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华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
（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总商会提出的条件：
第一条撤销非常戒备
第二条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第三条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第四条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第五条道歉
第六条收回会审公廨完全恢复条约上之原状：
华人犯中华民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须用中华民国名义为原告，不得用工部局名义。
第七条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第八条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应，不得因此处罚。
第九条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国西人一律平等；（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享有之。
第十条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第十一条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第十二条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第十三条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由这二种条件比较起来很明白看出：（一）总商会修改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优待工人”的一条，换言之即总商会不许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二）总商会独不提出“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分配高级巡捕”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三条；（三）关于收回会审公堂一条，总商会只要求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因现在的会审公堂制度不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简直是不顾条约无理霸占、而不想根本收回。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其余各条减轻要求的很多。由这比较，我们很明白知道总商会妥协的倾向在：对外只要恢复不平等条约的原状，对内则压迫此次运动的主动力——工人阶级。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条件是代表革命势力为一般人民谋少许自由，总商会条件则代表妥协势力只顾少数商人贵族的利益。
（六）是革命的问题
总商会的条件是我们所至死不能承认者，比较起来我们赞成工商学联合会的条件，以为可以解决根本问题之一部分。
要根本解决此次屠杀问题，则我们认定不是任何外交道路所能达到。唯一的道路只有革命。现在是革命的问题。
五卅屠杀是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直接冲突之爆发，而不是这种冲突从五卅那天起才发生。因此总商会所提条件既然不能解决五卅案的本身，尤其不能解决那五卅屠杀所以能发生的根本问题。这根本问题甚么呢？是八十年来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怎样解决这根本问题呢？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民族解放革命。现在一般妥协分子高谈甚么“缩短战线”“就事论事”“法律解决”……都是不明白此次运动是革命的开始。有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平日高谈革命，但现在“革命”降临了，他们倒反连“革命”二字都不敢提起，专门去做妥协的宣传；他们不仅不配指导运动的进行而且过是运动的障碍物！
我们既然认定五月三十日即中国民族解放革命之开始，我们便预备实力，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为夺取政权之准备。须知这是比较“经济绝交”更有效的方法，更正当的道路。我们所以赞成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唯一的理由是因为这条件能给民众，特别是工人，以团结起来组织自己势力之自由，准备不久即能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翻过身来。
（原载《响导周报》第一一八、一一九期，1925年6月22日出版）
录自：《中国工运史料》1980年第4期第52-66页 |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郑超麟，1925年6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基督教与帝国主义
郑超麟（1925年6月16日）
〔来源〕刊载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16日第20号第4页，署名：舒严。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这一句话以前是被目为“过激派”的宣传的；诬蔑反基督教运动为“赤化”运动的，岂但是帝国主义及其机关报，中国上流社会的人与基督教徒有几个不这样说？可是自从基督教徒的工部局、基督教徒的美国陆战队和万国商团、基督教徒的汉口英水兵屠杀了的几十个中国人之后，中国一般人民不禁怀疑起来：这帮基督教徒未免违背了基督教博爱和平公理人道的教义罢？此种怀疑甚至发生在中国基督教徒的内部。
徐季龙先生，他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基督教徒，他总不是仇视基督教的“过激派”罢？但他现在也看清了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他近日在上海著名教会学校沪江大学演说，很明白指出：“英美等国人提倡基督教在养成其国民爱国心，但彼等在中国设教会机关传教，系制造大批顺民与之同化，假基督教做种种侵略工具。故须俟一切帝国主义消灭后，主持公道有博爱和平之真正基督教，始能实现于世界”。徐季龙先生的这种说话，我们认为是中国一部分基督教徒觉悟的表示。
然而这种觉悟还是不透彻的，我们希望徐季龙先生能够再进一步的觉悟。所谓“主持公道有博爱和平的真正基督教”，世上本来就没有这么一件东西。宗教本是人压迫人的社会里的特殊产品，帝国主义是这一阶级压迫那一阶级或这一民族压迫那一民族的最后形式。帝国主义工具只是帝国主义工具，帝国主义完了基督教也就完了。 |
上海学生会可以觉悟（郑超麟，1925年6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上海学生会可以觉悟
郑超麟（1925年6月10日）
〔来源〕刊载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10日第7号第2页，署名：舒严。
前天上海学生联合会派了代表到帝国主义的美领事署要求他出头“组织公道”，谅解我们这次与英日帝国主义的冲突。
不信美国领事没有法国的那样聪明，倒给学生会代表几个钉子碰。你们要美水兵不再任意枪杀杨树浦工人吗？可是“为保护侨民之财产及治安起见”是“不能不负责”枪杀你们这班“暴徒”“乱民”的！美领事分明告诉学生会代表，美国也是压迫中国人的。
实际上，上海公共租界不是英美日意等国共管的吗？公部局的行动不是英美日意等国共同负责吗？公使团强硬的复文不是代表英美日法意共同的意见吗？那末我们还有何种理由去希望美法意的领事“主持公道”替我们与英日帝国主义调解呢？
上海的学生会从此应该觉悟了。觉悟我们的敌人是一切帝国主义。觉悟法租界罢市美领署罢工是民众认清一切帝国主义为其敌人之有力的佐证。民众于日常生活中深深觉悟解放中国非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不可。专门反对英日而与其他帝国主义谋亲善，绝非民众的本意。民众领导者应该引领民众向这方面走去。 |
民众反抗运动与军阀政府（郑超麟，1925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民众反抗运动与军阀政府
郑超麟（1925年6月8日）
〔来源〕刊载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8日第5号第4页，署名：舒严。
近日发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即希望段政府负责来解决此次的屠杀交涉。
中国革命战争是帝国主义与军阀政府站在一边而中国被压迫民众站在另一边互相对抗的一种形势。此次屠杀之爆发成了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众中间的直接冲突。帝国主义几排步枪几架机关枪，把中国被压迫民众几十年来受压迫的积愤，突然冲发出来。于是革命的工人举行大罢工，革命的商人举行大罢市，革命的学生举行大罢课。激烈地坚决地一致起来对外，“打倒帝国主义”！
然而在这当中，很容易把军阀政府的作用忘记了，忘记了军阀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反去依赖军阀政府，仿佛以为它可以保护被压迫民众的利益。
这是重大的错误。
第一、军阀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完全两样。军阀赖帝国主义以生存，绝不会为保护民众去反抗帝国主义。所以民众很久便高呼“打倒军阀”，或缓和点，“废督裁兵”。
第二、即许军阀政府替民众代抱不平，向某一国的帝国主义说几句硬话，但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间难免发生一点冲突，军阀政府做了这一帝国主义的走狗，便难做别一帝国主义的走狗。譬如安福段执政做了日本的工具，即对英国说几句硬话，也是为日本的利益。
果然，段政府声明要向公使团极严重抗议，但抗议文实甚和缓。上海交涉员抗议捕房一日屠杀后又捕了许多学生一件事，只轻轻的说这“亦非消弭风潮之道”。现在中央特派员虽还未到，我们不知他们的意见如何，但新交涉员许沅已到沪，他对时事新报记者的谈话，已经显然告诉我们：军阀政府将背叛民众利益了。许交涉员以为收回会审公堂，反对越界筑路等等要求未完〔免〕“太过分”“范围太广”，使他难于办理。照他的意思，只办得到惩凶抚恤道歉就够了。
民众的要求绝与许交涉员的主张不同，即绝与军阀政府主张不同。民众要求，惩凶抚恤道歉犹在其次，最重要的，还是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类屠杀一事发生。但不平等条约存在一日，租界即存在一日，工部局□捕会审公堂外兵外舰亦跟着存在一日，五卅及随后几日的屠杀案即随时都有发生之可能。我们要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类屠杀一事发生，只工部局惩凶抚恤道歉是没有用的，惟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包含收回租界，收回会审公堂等在内，中国民众以后才不致被外国人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故我们现在的反抗运动必须达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后止。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军阀的政府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只有民众的力量，民众的自决。
孙中山先生说：我们不但打倒军阀，兼要打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改过来说：我们打倒帝国主义，但同时不忘记赖帝国主义生存的军阀也是压迫民众的。 |
认清我们的敌人（郑超麟，1925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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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我们的敌人
郑超麟（1925年6月5日）
〔来源〕刊载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5日第2号第3页，署名：舒严。
▲中美亲善？
▲中法亲善？
▲中……亲善？
杀死工友顾正红，固然是日本人开枪。杀死数百工人学生和市民固然是英捕和印捕开枪，但同胞们，我们要知道，压迫和欺侮中国人的岂但是英日帝国主义？
美国人至今还对我们说中美亲善吗？可是我的眼前看见美国兵占据了杨树浦，逢人便打，杀死了学生二人，工人四人。前日又有美兵带手枪走到闸北来，跟我们挑衅。现在还说甚么中美亲善吗？
法国人至今还对我们说中法亲善吗？法国巡捕固然没有开枪打死中国人，但中法学校前天开除了五个学生，因为他们要罢课援助被捕的中国人并替被杀的中国人报仇。法国领事而且打急电召还法国炮舰回上海来。为甚么呢？因为要帮着英美国陆战队攻打上海市民。
同胞们！我们要记得各强国虽然利益不同，但对于压迫中国人是一致的。他们都看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看中国人是他们的牛马奴隶，要打便打，要杀便杀。即以上海公共租界而论，当权的固然是英国人居多，但也有美国人，日本人，意大利人等。巡捕房杀死中国人，不但是英美帝国主义要负责任，便是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要负责任。
同胞们！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敌人，是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 |
郑超麟：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1925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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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述
郑超麟（1925年6月4日）
刊载于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创刊号第1-2页，署名：舒严。
屠杀惨剧之因由
此次大屠杀的发生，从远点说，自然是因为帝国主义几十年侵略中国，及最近变本加厉压迫中国人民之结果。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自欧战以来，已一天一天地普遍于全中国被压迫的民众。到最近仇恨帝国主义，几为沿海各埠及内地各大都会一般市民所共有的心理，于这几日屠杀后，上海一般市民的表示，便可明白了。这便是必然要激起帝国主义决意屠杀中国人民之主因。
此次屠杀之直接原因自然也因受帝国主义压迫而起。本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四万余人罢工不得胜利而上工之后，日本资本家越发横行无忌。5月15日，日商内外棉第七厂甚至于故意停闭工厂，不许工人上工。工人群向资本家理论，被日本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十余人。就这个小屠杀便已筑下此次大屠杀的根基了。纱厂革命的工人呼号惨痛之下，引起同情的只有上海革命的学生。23日文治大学学生为工人募捐，被西捕捕去二人；24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被西捕捕去四人。这六人所谓“扰乱治安”的学生，已定于30日在所谓会审公廨开审。同时，公共租界的国际帝国主义工部局又要于6月2日纳税外人特别会通过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这四案通过不仅不利于工人和学生，而且大不利于上海的大商人，以及一般的商人和市民。所以到了被捕六学生开审那一日，即30日，上海各校革命的学生二千余人，发起到公共租界讲演援助罢工工人及被捕学生，同时也反对纳税外人会的“四案”。大屠杀的惨剧于是乎演成了。
30日屠杀的经过5月30日上午九时上海各校学生群赴公共租界各繁盛街市讲演，当时即被捕房捕去十余人，但不久即释放出来。到午后各校来的学生愈聚愈多，听讲者亦愈聚愈众，捕房重新开始捕人，计捕去的达一百余人之多。当时听讲的群众看见学生被捕，愤怒异常，也随着其余学生跟到南京路老闸捕房。西捕和印捕借口维持秩序，举棍向站在前面的学生乱打，头破血流者无数，那时已将近四点钟，西捕见解散群众无效，遂命令开枪。华捕向空放一排，印捕平放一排。结果学生五人及市民死十一人，重伤十余人，在狱尚有四十余人。屠杀后学生即往交涉公署迫陈交涉员速往交涉，但结果交涉不得要领。
屠杀后各界之表示
此次学生讲演的主因系援助工人罢工，屠杀之后表示最愤激的自然是工人和学生。上海各业工人于屠杀后即纷纷预备罢工。上海的工人绝不会忘记学生的流血主要是因援助工人而起的，他们而且认清此次屠杀与顾正红之被杀是一件事，要并案解决才是。所以31日在总商会开会时候，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派代表与会，热烈要求罢市，并对此提出七条切实的要求：（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的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六）不许再用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上海各业工人为要举行总罢工，故一面成立上海总工会，以为总指挥机关，同时他方面，内外棉纱厂工会又于1日派多数工人到各马路劝导罢市。1日起胶州路美丽工厂工人四百五十人即已宣布罢工，1日午后，上海总工会成立，即发表总同盟罢工宣言，并提出七条件，大意与内外棉纱厂工会所提出的相同。2日起各业工人纷纷罢工。小沙渡除原有罢工各厂外，内外棉第三第四厂及日华、同兴各厂均已罢工，工人且被日人协同西捕枪死四五人，沉尸水中。杨树浦方面，祥泰木行、恒丰纱厂及怡和码头工人等均已罢工。电车工人于1日纷扰之中，即已有数路停止工作，自2日起已罢工十分之八，其余工人因被公司扣留未能跑脱，但亦只有一二路电车开行，每次都系空车。电话工人于1日午后五时起亦开始罢工，电灯工人六班之中已有四班出厂，只余二班在机关枪的包围里不能逃出。印刷工人方面，上海两大书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都已罢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也停止工作。可见工人阶级此次表示之坚决了。
上海学生之愤激自不待言。屠杀后学生群赴交涉署，请陈交涉员向捕房力争八条件：（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二）凶手须偿命；（三）医养受伤学生；（四）租界当局向中政府及各学校道歉；（五）抚恤及赔偿；（六）对于国民爱国运动不得制止；（七）向日纱厂交涉，允许工人要求；（八）各报自由登载新闻。并定于3日纪念“六三”运动，游行示威。
商界亦表示同情。中等商店表示甚坚决，尤以小商人及店伙为最。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于屠杀后，即纷纷投函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请求罢市援助工人和学生。31日在总商会会议，商总联合会首先表示赞成工人和学生团体之罢市要求。总商会最后亦表示愿意。而罢市中，店伙、小商人的革命性表现得很明显，自己写着许多标语，而不只限于像总商会之反对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童工等四案之要求，于此尤足证明上海市民在八十余年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积愤至何等程度呵！
帝国主义屠杀之继续
30日的鲜血，帝国主义还不以为满意的。自1日罢市起，接着每日帝国主义都要试演其屠杀手段，而且每次的屠杀总是比前死伤更甚，流血更多。1日，上午十一时西捕协同万国商团用排枪向罢市的群众射击，结果死（伤）二十二人。2日，小沙渡工人被日人与印捕枪杀工人数人。
2日午后六时，在新世界附近，美国兵复用机关炮向新世界及宁波同乡会轰击，杀死五十余人，重伤者不计其数，捕房捕去二百余人，随后多数释放，但尚留少数拘禁。
截至2日为止，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炮火下牺牲的已达百余人，但此种屠杀到今还无终止希望，南京路还是照旧在恐怖战争状态，大炮、机关枪排列在各街巷，然而现在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已普遍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便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武器！ |
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超麟，―九二五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
超麟（―九二五年）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日——二日——三日——四日
截至六月四日为止，上海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学生，革命的商民及其他市民陆续被帝国主义巡捕、商团军、陆战队屠杀，在帝国主义手枪、步枪、机关枪之下死伤的，已达一二百人之多。这一次巨大的牺牲当然要发生巨大的影响。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因此次大屠杀而起的反抗运动，无论结果如何，但一定都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此次运动已经成了普遍全中国的运动，且将引起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援助了；这就是说：此次的运动，不仅有中国全民族的意义，而且是国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故革命的被压迫的中国民众首先应该明白地分析这次屠杀的与意义和因屠杀而引起的反抗运动之趋向。为这目的，所以我来略述此次帝国主义大屠杀的因由及其经过。
（一）此次屠杀是必然的不是偶然的
此次惨剧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一切被压迫阶级的屠杀。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成对抗形势，这种对抗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展而加紧，到最近遂达到了压迫者直接屠杀被压迫者的局势，遂达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短兵相接的阵形。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是必然的，因侵略而引起殖民地之反抗也是必然的，反抗而至于帝国主义施行屠杀政策，又何尝不是必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起初只遇见最受压迫的阶级之部分的反抗。一直到世界大战之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加紧压迫中国，一方面帝国主义崩溃征兆日益显然，中国民众自最受压迫的阶级以至幼稚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渐次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心理和思想。最近一二年来，反帝国主义的呼声几乎普遍全国各地，而这种反抗虽然还没有积极的表示，但势已非帝国主义惯技如“亲善”“和平”“正义”“文明”等所能镇压的下了。这便是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之客观的原因。
帝国主义与中国被压迫民众之流血的接战可见本已有一触即发之势。爆发此次屠杀直接的导火线自然也是因帝国主义凶暴压迫而起。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以来，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因亲日卖国派安福政府上台，越发在中国横行无忌。二月间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已先中国各被压迫阶级发难反抗，举行一次五万人的大罢工，接着青岛日商纱厂工人也罢工反抗。对中国工人阶级这种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已断然采取屠杀政策。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纱厂职员开枪杀死工人顾正红并杀伤十多人；二十八日，青岛海军陆战队得日本政府命令枪杀工人八人并杀伤拘捕无数。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学为救济死伤工人募捐被租界巡捕捕去施文定、谢玉树二人，二十二日上海大学学生赴顾正红追悼会途中又被捕去韩步先、赵振寰、朱义权、江锦维四人。
被捕六学生定于三十日在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同时开审。这便是上海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直接的动机。但同时，帝国主义还有一种压迫，兼能危害商人等上层阶级，即所谓上海纳税外人会，要于六月二日通过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案。反对这四案，亦是各校学生出发讲演之题目及宣传的口号，且能够引起一般市民群众热烈的同情。
在这一日上海全体市民反抗帝国主义的空气之下，为消弭这种空气，为镇压这班“不安分”分子的反抗，列强帝国主义断然采取屠杀政策，决不是一件偶然的意外的事。
（二）帝国主义的大屠杀及其继续工作
三十日。上午各校学生二千余分头出发到公共租界各繁盛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传单，讲演顾正红被杀及学生被捕事并反对工部局的四提案。自上午起各校学生已被捕房捕去十余人，旋即释出；但到下午讲演的学生愈聚愈众，听众亦愈多，巡捕复开始捕人；至午后三时许，只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已拘留一百余学生在内，当时未被捕的学生及听讲的市民见此情形异常愤激，其时适值有一队学生通过其处，听见此事遂参加要求立即释出被捕者。至三时许，聚集捕房门首之群众将近万人，三时三十五分钟，突有一西捕向空放一枪，接着印捕即平放一排枪，华捕向空放一徘枪，群众登时大乱四散。这一日计死十三人（截止四日为止），伤重在医院治医者尚有十五人，被捕者五十三人。
三十一日。大雨。学生继续至各马路散传单，讲演。捕房复拘捕学生。老闸捕房已戒严。
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体罢市，自上午七时起，南京路学生，工人及其他市民极多，发传单者讲演者到处都是。至十时许，所谓万国商团和西捕印捕各临阵备战，先以自来水注射群众，至十时五十分，遂开枪。这日死伤比前更多，状况更惨。二次屠杀后，南京路最繁盛的一段，由新世界起至福建路止，完全陷于战争状态。机关枪、铁甲炮车、马队占据各要害，这一戒严区域内除电车外，其余车辆及行人概不能经过。
二日。屠杀案到处不断地发生。南京路比前更加戒严。上午小沙渡纱厂工人罢工，被日本人协同西捕枪杀四人，都沈〔沉〕尸河底；杨树浦码头工人亦被英人雇打手打伤三人，拘捕数人。帝国主义会审公堂复于是日开审三十日被捕的学生，公堂周围外兵把守异常周密。至下午六时，遂又发生机关枪攻打新世界之事。原因据次日各报所载系有一批“某日人”假装中国学生（能假装中国学生的某国人，自然是日本人无疑了），在新世界门口射死二匹美兵的坐骑，于是如狼似虎帝国主义军队遂用机关枪步枪一齐向新世界射击，炮如连珠，历时约二十分钟之久，死伤数目，至今尚无法可查，但被捕三百余人结果虽释放，尚有二三十人现在已下狱。在新闸桥，又有西印捕携机关枪向闸北保卫团示威，欲拘捕罢工之电车工人等事件。
三日。意美海军陆战队登岸，把守电气、自来水等重要工厂，其他各舰亦陆续到来，或中途被召回沪。新世界下午被商团占领去了。是日上午，杨树浦又发生大屠杀。海军陆战队上岸后，杨树浦完全变成恐怖世界，“文明”的帝国主义军队遇见学生或工人装束的便打伤或杀死。计三日一天杨树浦死四人，重伤六人，轻伤者不计其数。是日并有一美兵武装侵入华界寻衅。
四日。屠杀仍然继续下去。外舰来上海日见增多，计至四日为止，各国兵舰共有十三艘，其中属于英国的二艘，属于美国的三艘，属于法国的三艘，属于日本的三艘，属于其他国家的还有二艘。陆战队已经登岸的有五百五十名，尚有二千名亦即要登岸。杨树浦西捕复开排枪轰击罢工工人，幸未伤命。美日陆战队有多人带枪入华界捣乱。英国商团和印捕又有数人入华界。尤其难堪的，即四日上午陆战队包围上海大学收没一切文件，驱遂学生出校，腾出为陆战队驻扎。此种暴行到五日后复施行于大夏、同德、南方等几个学校。
还有沧州、东亚、大东三大旅馆亦被检查。
（三）各阶级之反抗运动
三十日大屠杀后之第二日，全上海即已开始罢工、罢课、罢市，截至四日为止，公共租界完全罢市，特别是四日一天，罢工尤其突然高涨，全上海各学校之罢课自无待言了。上海人民八十一年在帝国主义高压之下过生活，其仇恨帝国主义自不必说，尤以下层阶级为甚。所以屠杀之后，全埠鼎沸，反帝国主义之潮流普遍一切被压迫的民众。
尤其是工人阶级，因为此次屠杀发生的主因是为援助被杀工人而起，所以工人不惜牺牲生命务必达到各业罢工而后已。两日为止罢工总数已有二十万人。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工会开会时候，日商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极激昂慷慨请求罢市，并且当场提出日商纱厂工人要求之七条件：（一）惩办打死工人学生之凶手并赔偿损失，（二）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三）禁止殴打工人，（四）改良工厂卫生，（五）禁止虐待童工和女工，（六）禁用外国巡捕，（七）反对印刷附律。一日即已有数业工人实行罢工。自二日起大部分电车工人停止工作，小沙渡原未罢工各厂，如同与日华内外棉第三第四厂等都罢工，杨树浦祥泰木行等厂工人及大坂码头工人亦相率罢工抵制。三日电车工人差不多完全停工；电话电灯工人亦罢工三分之二以上，只余少数人因被压制不得已而工作；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二厂工人亦均停工；小沙渡则罢工者已达二十四厂，其中四厂属于华商，余均为日本资本家所开；杨树浦自当日惨案发生后，东方怡和德大豫丰各纱厂工人遂全体罢工，其余亦自动的停止工作。自三日起不但各工厂工人罢工。即在西人机关或住宅服役之西崽亦开始罢工同情于被惨杀的同胞。四日罢工风潮尤其突进。计四日罢工者有康益汉士两洋行华职员，日商绢丝厂工人，苏生洋行、慎昌洋行、葡萄干公司、柯达公司等华职员、英美烟公司及日华纱厂工人，同茂公司、立兴洋行、挪威商办中国五金物品公司、中孚银行华职员、日商伊藤烟公司、公大纱厂工人、美丰银行、大英银行、华比银行华职员、伊文思书局工人、上海总会侍者等。恒丰公司工人亦罢工。
工部局铁工厂工人、电气处职员亦因工部局之残暴，罢工反抗。其他各洋行西崽亦多数罢工。码头小工完全停止工作。印刷工人除商务中华二大印刷厂已罢工外，其他亦多罢工，尤其是西报排字工人之罢工使帝国主义机关难施其巧。西报工人并曾开会游行示威，自五日起上海两报出版异常可怜，甚至文汇报用油印出版者，可见西报之苦况了。四日上午上海总工会特召集各厂代表和少年宣讲团开会，共到五十二个工会，二百余代表；各代表报告各该厂罢工情形与人数。代表报告时俱各慷慨激昂，誓愿坚持到底，于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指导者了。
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此次亦极热烈参加。在三十日和一日的被害者当中，不少小商人和店伙。代表上海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的是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其总机关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三十日屠杀之后，各联合会纷纷投函总联合会，愤激地表示愿意牺牲愿意罢市为学生后盾，总联合会亦屡次派人和学生会接洽。三十一日各团体在上海总商会开会时候，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站在工人和学生一边共同胁迫总商会非罢市不可，并且各马路商店不等至一日，即已纷纷闭门停止营业，这几日的罢市中，无论谁，只要到各马路巡视一过，看见商店外许多标语和旗帜，及店伙运动行人不坐电车之热情，便可知道商人痛恨帝国主义至何程度了。我们于此次运动里看出中国中等商人和小商人阶级革命性的表现是很强的，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一支极有势力的军队。
上海的大商人阶级此次亦迫得参加运动。我们在一日上海各报记载各团体在总商会决议罢工之经过，很可看出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作用了。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首先答应工人和学生的罢市要求，但总商会则须工人和学生及商总联合会的三催四迫才勉强签字答应罢市。三十一日午后各马路商店多已闭门，到一日早晨七时南京路大商家还有开市者，直至流血重演之后，才完全关闭。
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甚至不从总商会决议于全市停业声中，依旧开门营业，只写一封信给工部局轻轻抗议而已，一直至工部局置此抗议信不理及字林西报以滑稽口吻加以嘲笑之后，才于三日起罢市。我们从罢市经过以及这几日来各方调和空气和总商会愿意自居于调人地位之表示看来，不啻明白告诉我们以民族运动中那几种势力比较动摇和妥协的了。
学生群众在此次运动中自然是热烈参加的，首先起来援助工人的是学生，甚至于积极表示不怕牺牲反对“四案”的也是学生出头。受创最重的仍然是学生。现在上海的学校，没有一个不参加这运动，便是向来不做社会活动的圣约翰大学此次也激起义愤，与校长冲突，脱离学校投入此次之风潮，其他的学校便可想而知了。
现在罢工、罢市、罢课还在扩大的形势。帝国主义的态度现在日加强硬。调和只是上层中国人的梦想。然而此运动已普遍全国各大都会了，并且将引起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援助。中国的被压迫民众应该更密切地联合起来，团结便是力量。要认定，我们和帝国主义绝无公理可讲。要认定此次的反抗是中国民众反帝国主义革命战争的开始。
（原载《向导》117期，1925年6年6日出版） |
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郑超麟，1925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
郑超麟（1925年5月）
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25年5月9日第3卷第79期，第422-428页，署名：超麟。
梁启超最近在《时事新报》发表《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一文，其大意：（一）欧美社会确截然分有产无产两阶级，其无产阶级都有正当职业，他们为维护职业上勤劳所得或为教济失业而起来斗争，是正当而有意义的。（二）中国社会的阶级分野若勉强说有，则只是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之分，而不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三）中国的阶级斗争是：有业阶级战胜无业阶级便天下太平，无业阶级战胜有业阶级便亡国灭种。（四）中国“五一”纪念的旗号，应该写：“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
这篇论文，是要毁弃固有的阶级理论，而代以新发明的梁启超式的阶级理论。梁启超这种企图，现在并不是第一次，三四年前他曾经发挥其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斗争说，来代替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说；那次的尝试没有成功，现在他再来做第二次的尝试了。
梁启超的错误，首先在乎他作惯了中国式的八股文章，学会了西洋式的“文字游戏”（LejeudeMots）纯粹着跟在单个的字眼上头：“产”、“业”、“枪”……
Bourgeisie和Proletaiat（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别果真完全在乎一个有“产”一个无“产”吗？叫化子无“产”，可是常识上“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个术语是指叫化子夺取政权统治“员外”、“富翁”……的意义吗？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叫化子不参加社会生产，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上没有位置。在社会生产关系上，有产阶级的形成和无产阶级的形成各有其特别的社会条件；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差别实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为中国式的“菲力斯丁”（philistine）所领会不到的，而且也不是中国式的“菲力斯丁”所能够了解的。
什么是阶级？阶级的差别应该根据何种标准？阶级的差别是在社会生产上头的。“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自原始共产社会解体以来一直到现在，人类在社会生产上并不是站在平等的地位，无论哪一个时代，总是这一部分人统治那一部分人：统治者垄断生产机关，被统治者自己没有生产机关，只好替统治者作工，受统治者剥削与压迫；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斗争演成功了一切过去的历史。占有生产机关的一部分人和没有生产机关的一部分人，便是两个不同的阶级。阶级差别的标准便在生产关系里头。社会的生产关系本身便可决定社会的分配关系，阶级差别表面上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平均，而其实之所以分配不平均，乃是因为各阶级在社会生产上的作用不同；占有生产机关的阶级自然要剥削没有生产机关的阶级所创造出来的财富。因此，同一阶级的人便是在生产上有同样作用的一部分人，在生产过程中对于社会其他部分人的关系是一致的，这种关系而且表现在物质上头（生产机关的占有或缺少）。阶级的差别根本上并不在乎有“枪”或无“枪”，并不在乎有“业”或无“业”，甚至并不在乎有“产”或无“产”，而是在乎是否在生产上有同样的作用，是否这阶级的每个分子在生产过程中对于其他阶级的关系是一致的。
再进一层，有“枪”或无“枪”、有“业”或无“业”、有“产”或无“产”，不仅不足为区分阶级的标准，而且自己受决定于各阶级在生产上作用的不同。社会财富（“产”）的分配，其实很显然地是生产上生产机关分配的结果，前面已经说过了。占有生产机关的人为保护这个占有权势必至依靠兵队及其他工具如法律等，于是“枪”的有无又是受决定于各阶级在生产上的作用。有“业”或无“业”难道能逃过这个决定吗？这里正是我们分析这个梁启超式的新发明的阶级理论的时候了。
梁启超也承认“欧美社会确截然分为有产无产（按即Bourgeisie和Proletaiat，不是有“产”和无“产”）两阶级”，但说到中国来，则“以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成对待名词，只有有业阶级相无业阶级成对待名词”。为什么缘故呢？难道“精神文明”、“东方文化”的中国果真无需要生产吗？不然便是在生产上生产机关没有垄断的关系，中国人在中国社会生产上的作用都是一样吗？我们认定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受社会科学的因果律支配：中国社会也需要生产才能生存；中国社会在生产上，也是一部分人占有生产机关，一部人没有生产机关，只好替占有者作工，受占有者剥削与压迫；在帝国主义未侵入以前，中国社会生产机关大部分操在地主手里，农民是地主剥削压迫的对象，当时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地主和农民，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侵入逐渐资本主义化了之后，生产机关大部分操在外国的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手里，一部分仍旧操在地主手里，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小资产者是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现时中国社会的基本阶级是外国的、本国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过渡阶级是地主与农民、小手工业者……，其余中国阶级、混合阶级、落伍阶级等也都应有尽有。现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比起“欧美社会”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性质上的不同。梁启超不敢以其新发明的阶级理论去解释欧美社会的阶级斗争，同样他也切莫以其“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不错，梁启超看见阔官、阔军人、“研究系”领袖、“研究系”党员，下而至于强盗、乞丐这一班“无业阶级”搅扰了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但他知道这中国社会为什么产出这许多捣乱的“无业阶级”吗？中国失业人数之增多，是帝国主义侵略破坏了旧式生产关系的结果；大多数农民、小手工业者破产，一部分无产阶级化了，其他部分又因新式生产关系尚未能充分收纳，只好流落成了“丘八”、“强盗”、“乞丐”，同时，旧时小资产者、小地主知识分子，及一部分的统治者也趋向于破产失业，他们便只好去逢迎新的统治者而为其工具，成了阔官、阔伟人、“研究系”领袖等，其中自然有一小部分人看出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有伟大的将来，而投降于无产阶级。“无业阶级”搅扰了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吗？不错！可是产生这许多“无业阶级”，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更变，由封建的过渡到资本主义的途中必有的现象，这扰搅中国社会的“安宁”、“秩序”的责任，应该归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负担。——这就是说明中国社会失业者数量增多及其捣乱性之扩大，乃形成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中必然的现象，梁启超式的新发明的阶级理论固然不能解释欧美社会的阶级斗争，也不能解释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
我们更进一层去分析梁启超为什么偏要于“五一”这世界无产阶级向世界有产阶级示威的纪念日，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时事新报》——上发表他新发明的这一篇阶级理论，企图毁灭“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待名词”而代以“有业阶级和无业阶级对待名词”！这种分析得是很有趣的。
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领袖，而“研究系”代表中国社会的某一部分分子。梁启超的“理论”，我们切莫看作是梁启超个人偶然的发明，而应该看作是“研究系”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分子之见解。“研究系”代表哪一部分社会分子呢？它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因帝国主义侵略而破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旧时所谓“士大夫阶级”。中国的士大夫本来是与“皇帝”、贵族阶级相依为命，帮着贵族剥削压迫平民的。他们没有强固的经济基础，在封建社会里是中等的阶级，小地主、小官僚、绅士等。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破产，他们亦开始破产；可是因特殊关系，帝国主义在中国造成了官僚资本家如梁士诒、和买办阶级如陈廉伯，这两部分人不仅不因中国封建社会破产而破产，而反因封建社会破产而发财，于是这班“士大夫”便摇身一变从依附皇帝、贵族的状态而为直接依附官僚、资本家和买办阶级，间接依附帝国主义的状态，但同时又与封建军阀暗渡陈仓，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这班“士大夫”在破产途中仍得维持其社会地位，仍得过其中等阶级的生活。
这一部分社会分子经济上既然必须依附统治阶级才能生存，自然不能够有政治的独立性。我们看他们从“士大夫”蜕化为半新不旧的“知识阶级”之后，这种政治依赖性仍然保存着。戊戌政变之后，他们颂圣戴德的保皇，鼓吹君主立宪，与真正的革命派民主派为敌，他们那时的代表便是康有为和梁启超。革命违反了他们的意志而把满清政府推倒了，于是他们丢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而仍勾结封建余孽的北洋军阀，由“保皇党”而变成“进步党”再变成“研究系”，由保卫光绪皇帝而拥护袁世凯而参加贿选，谄媚曹、吴，而奉承“段执政”。他们的政治生活好比墟墓间的游魂，必须附着于强有力者才能存在。他们依赖封建军阀，依赖官僚资本家的状态早就很显然，既最近依附买办阶级勾结工贼的事实亦昭昭在人耳目。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个工具是军阀、官僚，第二个工具是买办阶级，第三个工具便是工贼。“研究系”及中国其他类似的政党，是这三个工具的辅助物，是帝国主义的次等的、间接的工具。
既然是这样，既然“研究系”经济上附属于中国的统治者——帝国主义及其三个工具，政治上依赖于这些统治者，那么他们便自然要仇视中国的被统治者，仇视中国的工农，仇视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运动，仇视孙中山，仇视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仇视中国民众之友苏联——这些都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这些仇视的言论都是可以在《时事新报》中找得出的。
梁启超这一篇文字便是“研究系”替其主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欺罔中国无产阶级的一种言论。梁启超要中国无产阶级丢弃其明白正确的阶级觉悟，去信仰他新发明的混沌的“理论”。梁启超要改变中国无产阶级纪念“五一”的真意义，他说：“如其劳动的人没有懂得纪念的意义，没有感觉纪念的必要，我以为倒不如不纪念。”我敢这样答复梁启超：中国劳动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梁启超式的“五一”纪念的意义，永远不会感觉到梁启超式的“五一”纪念的必要，可是中国劳动的人绝不因此便不纪念“五一”的革命意义，及“五一”的革命必要。你看，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正在广州开幕啊！ |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郑超麟，19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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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派的国家主义
——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
郑超麟（1925年3月）
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25年第3卷第72期，第332-338页，署名：超麟。
“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势不两立，无论这个国家主义是最‘公平的’、‘纯粹的’、‘圆滑的’和‘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国际主义来抵制所有的国家主义。”
——列宁
中国反共产主义势力之联合里头，近来又新添加了一支军队。这就是登报明白宣言反对共产主义的醒狮报派。这一支军队的作战方法和其余反共产主义各派势力所不同之点，在乎这一支军队知道有系统地提出所谓绝对的国家主义来抵制共产主义，而其余各派则只能无系统地临时摭拾所有学说——自三纲五常到无政府主义——来攻击他们，所谓“过激主义”。我们从第1期至第18期《醒狮周报》的国家主义之宣传看来，觉得如果还以为这种宣传不过是留学生夹带来的舶来品之拍卖，那将是我们的错误。所以和他们这5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就是说，指出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我不说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因为他们在中国还未拿这个党向中国人公开，还宣言“无偏无党”，虽然这个党在其策源地——法国——已经发展到成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著名敌人——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对于中国民众有什么意义，乃是我们的责任，而且现在也已经是时候了。
中国目前的状况怎样会造成这一派国家主义？
醒狮派在中国宣传国家主义并不是像留学生带回一些外洋的奇巧物件给好奇的中国人见识见识。不是的。他们乃是预先调查过这种商品确实能在中国找到销场，才贩卖过来。
果不其然！现在已经被他们卖出去十八期的《醒狮周报》了。这里便有一个问题要我们答复：即国家主义何以能在目前的中国找到销场？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中国目前蓬蓬勃勃的民族革命运动虽然从五四排日时候出发，但中国被压迫民众在这个运动中有了明确的观念，知道中国的混乱是帝国主义利用军阈造成的，因此趋向于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这只是最近一二年来的事。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由原始自然的状态之所以能这样进化到觉悟的状态，其原因是五四小资产阶级性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后，接着得了新兴的无产阶级之参加。无产阶级起来造成了最前进的共产党，明确地指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应走之路，无产阶级起来促成一国民党改组，使国民党趋向于走上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正轨。由最近一年来事实的表现，特别是旧时参加民族运动之一部分势力变成反动之事实，我们可以知道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真正的意义，同时又估定了以前几次民族运动，如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的价值。我们知道中国的被压迫民众起来做解放运动，决不是因为他民族轻蔑中国的文化，侵犯中国民族的尊严，如以前小资产阶级学者所解释及现在国家主义者所解释的一样，乃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将中国殖民地化了，使中国人生活在难堪的条件之下做纽约、伦敦大托拉斯业主的牛马，它方面帝国主义又可利用一部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额外利润去收买本国工人贵族之一部分，以延缓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爆发。这个意义，最少，实际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人是应该明白的。但惟其如此，惟其民族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在推翻帝国主义，所以一方面政治上落后的群众，保留旧时民族运动中的错误观念，或受国外的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之影响，仿佛以为反对帝国主义就是排斥一切外国人，排斥外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无产阶级；它方面狡猾的帝国主义知道镇压民族运动不是仅仅一个暴力所能奏效，于是用尽种种造谣和行贿的方法，务必使这个运动自身抛弃国际主义——唯一的能够推翻帝国主义的武器——的倾向，而政治上落后的群众乃不知不觉坠落在帝国主义牢笼中了。中国现在的国家主义就是这样地宣传起来的。政治上落后的群众又受帝国主义之宣传，自然对“共产主义怪物”发生恐怖，所以国家主义必然要反对共产主义。
什么是国家主义？
什么是国家主义？我们的国家主义者之第一个理论家——因为他是以学院式文字引用许多资产阶级学者的学理，发挥中国的国家主义给我们看的第一个人——李璜教授告诉我们说：“国家主义的发生，不过近百余年的事”。谢谢李璜教授！因为这样，他使我免得多费许多气力来说明国家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产品，换过来说，就是到了资产阶级社会里头，才有国家主义这个东西。
国家主义，无论其为侵略的或自卫的，都是这国家的资产阶级与别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争夺商品的、原料的、劳力的和投资的市场，而使用的一种政策。
这个定义不是从“托拉斯字典”抄来的，是从各资本主义列强的立国看出来的。资产阶级在封建社会中长大起来，因本阶级经济利益要求，为发展民族经济而倾向于组织一个民族国家。意大利资产阶级反抗奥地利皇室，德意志资产阶级反抗拿破仑，革命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抵抗全欧的专制国家之进攻；这都是自卫的国家主义，不错。但资产阶级是为全民族的利益起来奋斗吗？不是的。实际上资产阶级推翻外力的压迫为的是创立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单独剥削自己的无产阶级，吸收自己的工农用劳力创造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尚在被压迫地位的时候，说高倡“一般的”民族自由，否定“一切的”民族压迫，但到了取得政权，驱逐旧统治之后，资产阶级即刻露出其面目来压迫别的弱小民族。拿破仑压迫西班牙、意大利等，俾斯麦割据阿尔萨斯、格林，意大利资产阶级枪毙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等：这些事实都可证明所谓“自卫的”国家主义与侵略的国家主义初无二致，而且一切国家主义都是资产阶级保护自己阶级利益之一种政策，更使我们一目了然了。
以上所举只是初兴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实例。国家主义之发展是与两国间资产阶级利益冲突之进展为正比例的。帝国主义时代，此一国与彼一国的资产阶级中间利益之冲突更加激烈，已经爆发为世界大战；在这个时代，国家主义自然成了资产阶级最历害的工具，资产阶级利用这个工具不但可以进攻别国资产阶级，而且可以紊乱本国无产阶级之觉悟，缓和国内阶级斗争的怒潮。种种事实昭然在人耳目，无须再为引证。然而坚决地攻击一切国家主义更是我们的责任了.
最有趣味的，就是《醒狮》第15、16两期中，李璜《答客难》文中之“答共产主义者”。李璜先生拿自己见解写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来，随即拿资产阶级的学者比舍尔教授、热弗查尔教授、涂尔干教授、里沙尔教授……和李璜教授的学说，把他的“马克思主义”攻击得体无完肤，然后断定说：即许马克思主义公律能够成立，中国也不能行共产主义，何况马克思主义公律还不能成立，你们怎样能用这个不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来非难我这——自然是已经成立的——国家主义呢？李璜教授对马克思主义之“无知”（Lignorance）实在是太令人可怕。我不相信我在此文中用得着和他谈谈马克思主义的ABC。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为什么根本是反动的？
18期《醒狮周报》中，醒狮派国家主义根本反动性之表现，在我们看来是很明显的。他们登载攻击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文章，他们称赞广州商团，骂中山顽强。他们攻击苏维埃俄罗斯，攻击各国共产党，非难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势力联合起来。他们译登“德国，德国，于兹世界独绝”的帝国主义歌曲。他们要分别对付各个帝国主义，不愿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他们在思想上尤其是复古的。他们说什么“精神生活”，说什么日本、美国文化不及我们万一等等“东方文化”、“精神文明”之论调，其反动性实驾“研究系”及前清遗老而上之。此种实例可举的还有很多。我们不必多举，我们现在只说明为什么他们是反动的。第一，他们是一群的小资产、资产知识阶级——“东西洋留学生，南北各大学教授”——，没有固定的经济基础，较易于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第二，它是政治上落后的群众心理之反映，知道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军阀之民族革命运动已经起来，但只能跟着群众尾巴，不明白这个运动的真意义而反以错误的思想来解释这个运动，譬如曾琦一批人3年前是反对政治活动的，崇拜张謇、黄炎培的，现在也居然组织政党起来了，也居然反对郭秉文了。他们的危险也就在乎跟着群众走去，而时时以错误的观念动摇一部分落后的群众。
谨防扒窃！
中国被压迫民众得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指导，已经走上民族革命运动之正轨。但他们应注意，在他们尾巴后还有一部分人，跟着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但又时时教他们拒绝无产阶级国家之援助，教他们排斥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被压迫的民众们！没有世界无产阶级及其第一个国家之援助，中国民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不会胜利的，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中国民族运动必定如以前几次运动之成为流产。国家主义者附和你们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呼声是假的，断绝你们的外援与内应，使你们运动孤立失败，才是他们的真志愿！谨防扒手！
代英兄：寄这篇论文给你，请赐登《中国青年》。此文是《醒狮周报》第18期出版那时做的，现在该报已出版至第24期了。由这最近6期看来，青年党的反动性排在我们面前愈加明显。他们正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不脱封建思想的知识阶级”。他们现在口头也说要革命，他们从前也参加过文化运动，但是评判某个派的行为不应只以其皮而上的表示为标准，我们应当看这个党派对于重大问题的立起点如何。断定青年党及其机关报《醒狮》的言论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是反动的，我们只须根据这一次他们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号”就够了。在这一号里，我们不用举别的言论，只曾琦这一对挽联和一段按语，就把他们的反动性和盘托出了。他们说孙中山先生误信陈其美而与黄克强派（老国民党的右派）分裂是中山的失着，这与“研究系”说“中山精神一死于孙、黄分裂之时”根本有何不同？最妙是他们说孙中山受了陈独秀的致命伤，因为共产派加入国民党以后，使孙中山失却了三派人的同情。哪三派人呢？他们说得真对：（一）是海外华侨——即中山先生所说以后不能革命的华侨；（二）是国内“绅商阶级”，——大商买办阶级如陈廉伯，和逢迎军阀的绅士如郭秉文，“研究系”谐公；（三）是“爱国派青年”，——自然是提倡“东方文化”、“精神文明”，赞美广州商团，反对共产主义这一派青年了。他们说得真对！因为国民党改组以适应今后革命要求自然是不敢希望这种海外华侨、这种“绅商阶级”、这种法西斯的青年党之同情了！然而《醒狮》的反动性也就从这挽联中，表现给那班不大明白青年党底细的人去看。
超麟 |
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郑超麟，19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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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
郑超麟（1925年3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5年3月14日第106期，第885页，署名：超麟。
这次上海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罢工中，呼喊得最响亮的，是“反对东洋人打人”，他们提向厂主的要求第一条就写着：“以后不许打人”。在资本主义化的都会——上海，新式产业工人在20世纪某一年——1925年的罢工居然发出这样的呼声，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段新闻留给后人或传到先进国去都将要令人想见中国工人享受哪一种的生活。中国一般的人们除了甘心做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说被东洋人打了也不算一回事之外，都会替罢工工人鸣不平，都知道工人罢工不是只为自己的利益。果然！打中国人的不只是东洋人；被打的也不只是社会下层的无产者。我们随便翻开近日的报纸来看，随便可以碰见外国人侮辱中国人的事件。我们看见美轮撞沉了中国军官1人，兵2人，款2万5千元，美使反向外交部提抗议。我们看见京奉路押车的中国宪兵检出日本人私带烟土、子弹，反被日警捕押。我们看见汉口英国人豢养的巡捕打死人力车夫。我们看见英国教士拘禁福州英华书院学生张秋仁。这些消息，报纸上几乎日不绝书，但这些还是零碎的、片段的、不大引起人注意的。我们不必再提起近来重大的外交事件，我们不必告诉读者以美国赶造长江舰队，日本派军舰来华，法国催过解决金佛郎案及其它类此的种种消息；我们只无意地指出这些零碎的、片段的、不大引起人注意的事件，就够证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侮辱中国人到何种程度！反抗这种剥削、压迫和侮辱吗？不错，这是必要的。但这全靠国民的行动，现时的政府不足以语此。现时的政府是帝国主义豢养的巡捕，帮着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侮辱我们。 |
“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郑超麟，19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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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
郑超麟（1925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101期，1925年2月7日，署名：超麟。
“二七”流血距今恰已二年。二年前这一次流血，我们绝不能看做孤立而偶发的事件。而且也不是仅有中国全国意义的事件。这个事件是有国际意义的，是十月革命怒潮所激起的国际职工运动奔腾澎湃流入远东之余波。
十月革命这一波浪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终止，凡尔塞分赃条约签字以后，已开始表现衰落的倾向。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向无产阶级及其第一个国家——苏俄进攻。此种资本进攻的形势一面固然愈加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之自觉，但别一方面却暂时制止了世界无产阶级之进展，使无产阶级有不得不反攻为守的趋势。职工运动是伴着革命怒潮前进的；在资本进攻的形势底下，国际职工运动也只好暂时退取守势，整顿本阶级的营垒以预备反攻的实力。中国一九二二年职工运动之勃兴正当帝国主义国家里资本已开始进攻，工人退取守势之时。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其本国的统治地位已有了保证，暂时可以高枕无忧，于是转其注意力到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恢复大战中所失去的地位，取回土著资产阶级之发展的机会。这样，资本进攻的阵势延长到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中国初兴而幼稚的职工运动自然禁不住帝国主义和军阀双方进攻，“二七”流血之悲剧于是乎演成了。
“二七”流血之有国际的意义，中国职工运动之为国际职工运动一部分，与国际职工运动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想只要稍微有点国际智识的人都应该看出来，而且要承认事实确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只在明瞭劳资斗争目前的国际形势如何，国际职工运动对于资本进攻目前如何对付及中国职工运动今后应如何密切地与先进国职工运动联合起来，应如何利用先进国职工运动的经验……。
国际职工运动的指导机关，不幸，不是整个的，而有平行的组织。亚姆斯德丹国际是改良派职工会的大本营，在其过去的历史，这个黄色国际的确替资产阶级尽力不少，的确当过资本进攻的工具。真正指导职工运动，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统治，设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只是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赤色职工国际自成立以来即发出“联合战线”的口号，这里面的理由：第一因为在黄色国际之下的，亦是无产者，不过政治上比较落后一点；第二因为资产阶级中间平时虽有冲突，但一到阶级急剧时则联合一致对付无产阶级，故无产阶级对付资产阶级亦应联合一致；第三因为在资本进攻时代，无产阶级如果不联合战线抵御资本的进攻，不但自阶级势力单弱，而且政治上落后的无产者能受改良派领袖的欺骗反走入资产阶级营垒中去。所以自从革命高潮低落，资本进攻开始以来，赤色职工国际即发出“联合战线”的口号，向黄色国际提议联合，共同反对资产阶级。到最近，这个口号尤有特别的意义。一方面资本进攻最近以新的形式——道威斯计划；他方面亚姆斯德丹国际中已形成一个左派，赞成赤色职工国际的“联合战线”口号，而反对改良派领袖，——这是从前政治上落后的无产者已开始觉悟之表现。现在亚姆斯德丹国际的右派改良主义份子也不敢公然反对“联合战线”的原则，不过于“联合”的方式上有所反对。因此在目前国际职工运动中，“联合战线”口号已经有具体实现之可能。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为集中无产阶级势力和统一工人反抗资本进攻及法西斯特反动的斗争起见，认定赤色职工国际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工人群众中间，为统一国际职工运动，做一番广大的运动。所以这次大会为国际职工运动统一斗争，议决了一个具体的方案。这个方案大意说明我们为统一的运动应主要地从下层做起，实行此种运动的方式之一，是召集一个国际职工的统一会议，莫斯科与亚姆斯德丹二个国际属下的团体得按一定比例派代表参加此会议，创立新联合国际的执行机关并起草章程；大会认定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这二个平行国际合并。为达到此目的，大会决定以十七委员组织一个统一国际职工运动委员会，在执行局指导底下努力进行上述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此种决议在先进国的职工运动中，已正在执行了。
执行这一个职工运动议决案，而成绩显著的，当推运输工人国际宣传委员会。运输工人国际协会是亚姆斯德丹国际属下比较有力的和口头上鼓吹革命的一个组织。所以赤色职工国际历来对于国际运输工人的联合战线特别注意。一九二三年五月运输工人在柏林开会，得俄国运输工会代表参加，通过了联合战线、反对战争等议决案。去年八月运输工人国际协会和运输工人国际宣传委员会同时在汉堡开会，会议结果愈加促成“协会”中左派势力之强大，于统一国际运输工人的路途上更进一步。同时我们又不应该忘记了去年六月间赤色职工国际在广东召集的第一次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这个会议发表了一篇宣言告东方劳动群众和欧美无产阶级，说明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之必要，提醒所谓民治和平主义对于殖民地民族革命运动之危险，指出帝国主义管理殖民地方法无论如何不同，其目的则是一致的。
中国无产阶级纪念“二七”第二周年之际，世界局势正在变换。所谓民治和平主义时期业已终止，反动潮流复来，这是世界资产阶级益趋衰亡之明证，而非其势力益加巩固之表现。亚姆斯德丹国际下几百万工人之左倾，及殖民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之勃起，都足证明现在国际状况仍是革命的。国际职工运动现在正积极地向革命路上走去，而太平洋运输工人会议之举行尤足证明东方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之联合更进一步。本年的“二七”纪念同时中国全国铁路工人又召集代表大会，可说是中国职工运动沈寂二年后复兴之发端。中国无产阶级从今本“二七”失败之教训，与国际职工运动革命潮流联合起来，与先进国无产阶级遥相呼应，不特将恢复“二七”之损失，而且将动摇帝国主义之根基，促成资产阶级之崩溃了。 |
列宁与职工运动（郑超麟，1924-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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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职工运动
郑超麟（1924-25年）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5年4月22日第1号“列宁号”，第96∽109页，署名：超麟。
职工运动的历史同无产阶级存在的历史比较起来，是很短的。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欧洲才有雏形的工人职业组织，如互助会这一类团体出现。一直到今日，为时还不到一个半世纪。无产阶级职工运动已经由互助会性质的原始状态逐渐发展；从那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做减工时、加工资的改良主义运动的工具变成了含有几百万会员的团体，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器了。这种进化的过程可算是异常迅速的。职工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已人尽皆知。职工运动理论在列宁主义中占重要部分。列宁论职工会作用和使命的学说，现在已成了俄国职工运动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同时又是国际革命派职工运动理论和政策的基础。忽略了职工运动将是我们的错误，不知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尤其将引导我们错走歧路。
了解列宁论职工会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使命，这就等于对革命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有了把握。
马克思主义者所区别于浪漫派革命者之一要点，在乎马克思主义者知道研究革命的阶级怎样由“在自己”的状态长成至“为自己”的状态，怎样认识得自己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绝不是一开始每个人都认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本阶级伟大的历史使命。工人阶级与其余一切阶级一样，阶级觉悟程度并非一致，内部有一部分是先进分子，代表本阶级，领导其余落后群众为阶级利益而奋斗。认识工人的阶级斗争发展途径，根据这个认识来指导这个斗争，这就是列宁所看出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之使命。这个使命是很重大的。工人的阶级觉悟程度不一致之来源，首先在乎工人出身不同，旧式生活之影响既未能同时抛弃，在资本家剥削底下又因职业分工关系不能同时明白自己的使命。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整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与资产阶级对抗是很难能的。
落后的工人群众，只有眼前的经济利益，只有改善生活条件、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经济要求，才能使之逐渐感觉工人与资本家是立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在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里，认识了自己和做工的同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这就是阶级觉悟发展进程之第一步。列宁提醒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教训他们不应该忽略了这一点。在其所著1902年出版的《怎样办》一书中，列宁就教训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说：
“经济斗争，是工人改善劳力售卖条件、改善工作生活条件之集体的奋斗。这个奋斗必然是职业的奋斗，因为劳动条件是随职业不同而生差异的，故此为改善这些条件的奋斗，不得不按照职业差别而进行。”
十八年之后，到1920年列宁又在俄国职工会第三次大会上重申这个教训，他说：
“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无产者只能按行会和职业组织起来。这是进步的现象，不然，无产阶级无从组织。以为无产阶级一下可以整个阶级组织起来，这是不通的话。”
由这个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怎样了解工人的职工会斗争之必要。
工人阶级的先进革命分子应该承认这个必要，承认只有用职业组合的方式才能组织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个必要必须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资本主义制度遗留的渣滓未净尽以前，职工会的组织还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者切勿忘记阶级觉悟是从阶级斗争中逐渐得来的。改善工作条件的奋斗是工人的阶级觉悟之第一步，由这个奋斗，工人逐渐认识资本家是自己的敌人，逐渐发生联合做工同伴共同行动反对资本之要求，以至于结果取得政权。
这种过程在俄国工人运动史上是很明显的，列宁1920年在全俄纺织工人大会上的演说，曾经有一段说到俄国工人阶级觉悟之过程：
“我们都还记得或听见我们的父亲说过，几十年前工人初进工厂做工时候，总以为工厂养活工人，厂主是工人的恩人。那时工人不明白资本家剥削他们。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初时都是这样想。从原始无知的、不觉悟的状态过渡到认识自己地位的状态。此时罢工就开始了。工人开始感觉自己有力量。职工运动跟着罢工的增多而起来。晓得抵抗敌人已经是向前的大进步。职工运动初期，工人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缩短工时、增加工资……上头。工人再不超过这种倾向的观念了。可是又到了一个时候，工人这个第二期的阶级觉悟已不够用。大工厂主，因自己的帝国主义倾向和银行家联合起来，并以瓜分地球为目的而开始战争。这个战争杀死了一千万人，残废了三千万人，结果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和《凡尔塞和约》，然后工人更进一层觉悟，明白工人受欺骗了，战争是资本家为自己利益才鼓动出来的。这一层道理，工人明白了，于是乎发生工人革命，完成十月暴动。”
从列宁这一段演说，我们可以知道职工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有何种意义。
职工运动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既如此之重要，工人阶级先进分子自然应该认识这个作用，指导这个运动，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器，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怎样指导这个运动呢？工人阶级先进革命分子组成革命的政党——共产党。职工运动与无产阶级一般的政治斗争有何种关系？什么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与职工会的关系如何？正确回复这些问题，对于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便思过半矣。
什么是无产阶级之革命的政党？列宁以为无产阶级之革命的政党，只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大多数工人组成的革命政党是无存在之可能的。只有最活动的、最觉悟的、最勇敢的工人才加入革命政党。革命政党虽然只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却代表整个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初无二致。革命政党不放弃职工会的斗争，不过把这种斗争看成是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革命政党所区别于其余工人群众的，在乎“革命政党着眼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历史进程，在这个进程的每个转弯点，努力拥护工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是某部分的，不是某职业的，而是全阶级的。”总而言之，革命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头脑、前锋、总司令部。只有这个总司令部成立，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
譬如军队的组织：总司令部与各兵士有很密切的、良好的联络，这一军队才能获胜；所以在阶级斗争中，广大的工人群众与其革命政党的关系、职工会与革命政党的关系，是异常重要的问题。前面已说过，革命政党不仅指导工人的政治斗争，兼要指导工人的经济斗争。这样，根本上才能保证职工会政策不至于违背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但革命政党如何指导工人的经济斗争呢？这必须经过职工会。故列宁以为革命政党和职工会中的密切关系有很重大的意义。
关于革命政党与职工会的关系，关于职工会应该受革命政党指导的理由，列宁替1921年俄国共产党第十次大会起草的议决案中，说得极为透彻：
“马克思主义的教训——这个教训不仅形式上被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作用之议决案所接受了，而且实际上也被我们的革命的一切经验所证实——告诉我们说，只有工人阶级政党即共产党，是能够团结、教育、组织无产阶级的和劳动群众的前锋，使群众能避免那些小资产阶级性的流毒，以及各种职业的偏狭的成见，而综合无产阶级各方面的运动，换言之，即指导一切劳动群众。”
革命政党指导职工会的这种主张，在苏维埃共和国现在每个做职工运动的人都承认了。但十月革命以前只有布尔什维克党人这样主张，而持论非难这种主张的人，却时时刻刻都有。现在列宁的主张贯彻了，但其历来与各方面攻击论调奋斗之经过也值得我们研究。
只要研究列宁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就明显地发现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历来与其他错误的和危险的观点经过了好几场的恶斗。这种斗争一部分是关于俄国的运动，一部分则扩大到国际的范围；一部分是已告终结的，一部分则还是目前争论的焦点。
最初，是反对经济派的斗争。列宁初期的名著《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1897年）一本小册子及《怎么办》（1902年）一书的第三篇《工联主义的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就是为攻击经济派而做的。俄国工人运动发展到那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已成社会上一大势力：职工会先后组织起来，而且有工人政党“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出现。蓬蓬勃勃的工人运动遂引起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这班人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时，在党中代表一派倾向，即所谓经济主义的倾向，是后来孟什维主义的祖宗，经济派当时的主要人物是现在的白党，侨居国外不能回俄的普罗柯波维奇（Prokopovitch）和库斯科娃（Kouskova）。他们当时都是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哩！这一派以为工人除了狭义的经济问题之外，不应该多管其余的问题。其余的问题与工人了无相干，即告诉工人，工人也不懂得。我们只能够对他们谈说那些关于工人切身利害的问题，换言之，即只谈得上工人的经济要求。这种倾向甚至于否认打倒俄皇专制之必要：他们以为这个，是工人不能懂得的，根据这种观念，于是他们成立一种“为五个戈比斗争”的反政治理论，禁止工人做政治运动，否认有组织独立的工人政党之必要。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科娃二人告诉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说：“我们才真正是工人的良友。你们主张打倒沙皇专制，做革命的政治斗争，可是这并不是工人的事。你们的行为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行为。我们才是工人的真正良友，我们告诉工人说：俄皇专制与工人绝不相干，工人分内的事只是如何增加工资、如何缩短工时等等问题。”
这个倾向表示什么？这个倾向乃表示做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完全不明白工人阶级的作用，但在这初兴的俄国工人运动里，这种说话投合工人原始的心理，工人很容易动听。有一些工人团体拥护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科娃的主张，彼得堡有势力的秘密报《工人思想》，亦是拥护者之一，因此经济主义在俄国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自1898年到1901年，于工人运动中引起巨大的危机。那时如果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不起来攻击这一种倾向，谁又知道俄国工人运动牵引进了经济主义的道路——机会主义的道路，要若干年后才得翻身呢？
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先后攻击经济主义，但列宁的攻击比较普列汉诺夫的，尤为中肯、尤有系统。普列汉诺夫只限于说：谁只指导工人做一点一滴的经济要求，谁禁止工人做政治运动，谁就不是工人的首领。列宁却不限于这样的攻击，他当时在流放中著成一本有名的小册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十分具体地提出无产阶级霸权问题，从各方面向经济派作战。列宁以为马克思主义者绝不主张忽略工人的工资和工时，我们自然要增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人工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但我们所要的决不是如斯而已。我们要工人来管理国家，变成国家的主人翁和指导者。因此绝没有一个问题和工人了无相干。特别是推翻俄皇制度这一个问题，尤与工人有切身利害关系。我们主张无产阶级霸权而反对陷工人囿于琐碎的经济要求。列宁随后又著成《怎么办》一书，给经济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列宁认定纯粹的经济斗争是工人运动还未到觉悟状态的思潮，他在这本书中说：
“原始状态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Tradeunionisme），工联主义正是资产阶级束缚工人思想之表现，所以我们的责任、社会民主党人的责任，乃在反对这个原始状态，乃在领导工人运动，使之脱离这个工联主义的原始倾向，而就社会民主党的规范。”
“西欧资产阶级仇视社会主义因而利用工联主义，告诉工人说：只有经济的斗争才是为自己、为子孙的斗争，而不是靠什么社会主义，替未来人类争幸福。”
因此我们知道：如果经济的斗争不与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联络起来，职工会必将受资产阶级政策所支配。其实工人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从来未曾把经济从政治分离出来。资产阶级只知道有了资本主义国家便可满足自己的经济需要。列宁说：
“最实际的、最‘决死’的阶级利益，只有根本的政治改革才能满足，这是指一般而言；特别地说，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必须用政治革命手段，必须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然后才能满足。”
“普罗柯波维奇……领导工人运动走上资产阶级工联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运动更幼稚的国家，更应该有力地攻击这些违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更应该坚决地领导工人使之离开这班反对‘觉悟分子张大其辞’的顾问。”
经济主义这样受了革命分子的打击，到1902年已沉寂下去了。
其次，是反对职工会中立论的斗争，孟什维克党人主张职工运动在政治斗争中是“中立的”、“无党的”、“独立的”，政治问题让政党去解决，职工会只能做经济斗争。1906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在瑞典京城斯德哥尔摩开联合大会，布尔什维克党人请大会决议：（一）党的所有组织应该帮助无党籍的职工会之成立，并督促属于此种职业的党员加入这些职工会；（二）党应该用种种方法去教育职工会会员，使之了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及其社会主义的任务，应该用自己的活动实际上获得这些职工会的指导权，并应该使这些职工会在某种条件下能够直接附属于党，而同时又不淘汰无党籍的会员。这次大会上是孟什维克党人占多数的，他们拒绝这样的决议，而另成立一个议决案，与布尔什维克党人观点所不同的，就在这个孟什维克的议决案删除了党实际上获得职工会指导权这一点。到了1907年伦敦大会时，会场空气已有变化，除孟什维克党人抗议外，大会没有其他辩论即通过底下的议决案，提醒党对职工会的指导权：
“大会于承认联合大会对于职工会工作的议决案外，再提醒党的组织及在职工会做工的同志，注意社会民主党人在职工会工作的根本责任之一：便是使职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有思想指导权，并促成社会民主党与职工会组织上的联络之设立。”
自此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反对职工会中立论的斗争更扩大到国际范围。同年，第二国际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开大会也通过一个议决案，说明政党与职工会之密切关系及巩固这种关系之必要。这个议决案起草时得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地参加，列宁以为这是革命派对于机会主义派之胜利。但第二国际这个议决案，在俄国却未曾发生过何种效果，政府反动潮流增长及孟什维克党人在职工会之把持，使这个议决案不能见诸实行。一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人关于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实际才得到胜利。
但职工会中立论在国际职工运动中现在仍有势力，这种理论表示什么呢？我们知道改良主义首领们虽然否认职工会的一切政治行动，但他们所否认的实际上只是革命的政治行动，因为他们既然断绝职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联络，实际上即不啻令职工会执行资产阶级的政策、削夺革命势力、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中立”、“无党”、“独立”等好听名词其实是“赞助”、“党同”、“依附”资产阶级的政策。改良主义首领们在战前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以自肥兼以收买工人贵族的时代，自然发生一种幻想，以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底下可以过人的生活，殊不知他们即因这个幻想而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训。马克思分明告诉我们：私有财产还在资产阶级手中，又有国家为其护符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不能根本改善自己地位的；资本主义存在一日，工人群众的贫困、剥削和压迫即增加一分。因此，经济斗争是不能和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全体的一般政治革命斗争分开的。职工会中立论是改良主义幻想之表现。列宁一开始即坚决地攻击这种改良主义的理论，列宁根据马克思学说的真精神教训我们说：在阶级斗争中是无中立可言的，譬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绝不能不参加生产品或劳力之交换。列宁认定主张职工会中立论的人都是“资产阶级派往工人运动中去的侦探”，西欧职工会的改良派首领，如龚帕斯（Gompers）、韩德逊（Henderson）、茹奥（Jouhaux）等人都是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列宁教训共产党人须坚决地攻击这班职工会的改良主义首领，为获得职工会的群众。
其三，是反对放弃反动职工会的斗争，前面所说的二种斗争是反对右派机会主义倾向的斗争，这一个斗争则是反对“极左派”的斗争，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对症发药的医治。反对职工会中立论的斗争胜利之后，俄国已经有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党人，被称为“撒回派”的，主张党停止职工会的工作，以为现在的职工会已为孟什维克党人所把持了。及帝国主义大战发生，机会主义幻想打破使职工运动左倾之时，西欧共产党人于是纷纷鼓励革命的群众，脱离改良派阿姆斯特丹国际的职工会，故意使现有的职工会分裂而另组织新的赤色的职工会。此种倾向是很危险的。列宁的名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最大的功绩，即在能给此种倾向以严重的打击而挽回国际职工运动之危机。“极左派”的共产党人以为现有的职工会不仅首领是改良派，群众也是富于反动性的。列宁答复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恐怕群众的“反动性”，我们的口号是“务必在有群众的地方工作”。
“当无产阶级阶级组织发展至最高形式——无产阶级政党（首领如果不能与全阶级全群众作巩固的联络，则不能僭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之时，职工会必然要表现些反动性、一些职业的偏狭、一些反政治的倾向、一些迟纯……可是，职工会这条道路，除了职工会与工人政党联络之外，无产阶级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发展……职工会的此种‘反动性’，即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亦不能免。不明白这个，就是完全不明白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根本条件。惧怕这个‘反动性’，企图跨过这个‘反动性’，跳过这个‘反动性’，乃是奇蠢无比的思想，因为这样即等于惧怕无产阶级前锋所担负的教育、锻炼、训诲、领导工农群众最落后的一部分到新生活去。另一方面，延长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时日，先令工人一切职业上的偏狭消灭，先令工人破除行会习惯的和工联主义的成见，这尤其是更深刻的错误。政策上的艺术（及共产主义者对自己任务之正确的认识）在乎精密地计算条件和时机、预备无产阶级前锋能够有把握取得政权，夺取政权之际及取得政权以后，能够得工人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广大部分之充分的赞助，随后又能够于教育、训练、领导广大劳动群众之中，维持、巩固、扩大自己的统治。
在比较俄国更先进的国家中，职工会的一些反动性无疑地较基于俄国。俄国孟什维克党人所以取得职工会的赞助（现在他们还有一部分势力在很少教的职工会里头），乃全靠在行会的偏狭职业上的自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上头。西欧孟什维克党人愈加巩固地把持职工会，所以西欧产出比俄国更强有力的职业性的、偏狭的、自利的、腐败的、贪心的、供帝国主义指使的、被帝国主义收买、受帝国主义贿赂的‘工人贵族’。这是谁都承认的，在西欧作反对龚帕斯、茹奥、韩德逊、梅尔黑姆（Merrhein）、列金（Leghien）一班人的斗争，比较在俄国作反孟什维克党人的斗争更加困难，他们完全代表同性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形式。这种斗争应该不顾惜地和不可缺地做去，一直到像我们在俄国完全打倒和驱逐职工会中所有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首领和社会爱国主义首领一样。
可是反对‘工人贵族’的斗争，我们是用工人群众名义，为拉拢工人群众到我们一边才去做的；攻击机会主义首领和社会爱国主义首领，我们为的是拉拢工人阶级到我们一边来。除非是蠢才，才会忘记这个最初步的、最明显的真理。‘左派的’德国共产党人却正做这蠢才的勾当。他们因职工会上层的反动性和反革命性，而推论出应该退出职工会，应该放弃职工会工作，应该创立新的、发明的工人组织形式。这种不可宽恕的蠢才勾当，乃是共产党人替资产阶级的良好的服务……不在反动的职工会中工作，这就等于放置不发展的或落后的工人群众在反动首领、资产阶级侦探、工人贵族或‘资产阶级化的工人’的影响之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这样对“极左派”的共产党人指出：他们放弃反动职工会之错误以后，又于其起草的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告法国社会党员、告觉悟工人宣言》中，积极地申言：
“我们反对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退出群众的职工会，即许不幸这些职工会跟着列金和茹奥走去，我们也要留着。革命者和共产党人应该到有群众的地方去。俄国共产党人有很长久的时间在职工会中占少数。俄国共产党人懂得在最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工人团体中为自己的观念奋斗。”
列宁以“不是分裂职工会，而是获得群众”口号抵制这种“极左派”倾向。接着第三国际根据列宁这个观念，确定职工运动的策略，到现在，统一职工运动已成国际上必然的趋势了。列宁在这一斗争中，是国际真正革命派职工运动之指导者。列宁在国际职工运动中的作用是很重大的，他的功绩将永远不会磨灭。
1921年7月，各国革命派职工会开联合会议于莫斯科，成立了赤色职工国际。列宁写了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简要地这样说：
“我以一切的诚意感谢他们托你（按：指李可夫，此信系由李可夫带往宣读）邀我到会。十分可惜，我因病，医生言须离开莫斯科休养一个月。
请你代表我致意各代表并热烈地祝贺大会的成功。很难找得相当字句表示职工国际大会之重要。以共产主义思想获得职工会会员，到处都有不容阻挠的进行。战胜千万障碍进行自然是不规则的、不等速的，但总是不容阻挠地向前进行。职工会的国际会议加速这个运动。共产主义思想在职工会取得胜利。世上没有一种势力足以阻止资本主义之崩溃及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胜利。
请接受热烈的敬礼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心！
列宁”
最后，研究列宁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俄国职工运动中的作用，也是我们研究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所必不可少的。
俄罗斯革命给国际职工运动以一重大的影响，具体说来即俄国职工运动之产生、形成和发展。这并不是说革命前俄国没有职工运动，上头说过职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问题而且在俄国发生过热烈的争论。不过革命前俄国职工会本身没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国际职工运动的影响尤其微小。俄国职工会发生于1905年，发展于1906年，随后即被反动势力扑灭了；到1912-1913年工人运动怒潮涌起时，又恢复起来，但不久大战发生，旧式职工运动于是乎终结。革命中俄国发生的职工运动开辟一新纪元，其性质和意义完全与从前不同。洛佐夫斯基区分工联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旧式职工运动之三种形式，革命后俄国新兴的职工运动则为新的、第四种的形式。革命后俄国的职工运动是革命派的职工运动，也可说是共产主义的、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这种运动虽然初在俄国发展，但将随十月革命影响而扩大到全世界。
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职工会自然另有一种任务。历史起了巨大变化，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于是职工运动的任务自然和在资产阶级国家内的不同。在资产阶级国家内，职工会是同一产业工人的结合，从改良日常生活条件的斗争中，养成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而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利器；到无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之后，职工会的任务便自然不同了。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职工会的任务是在建设新社会。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免的，但组织下层广大的群众非职工会不为功。无产阶级前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职工会则联络这个前锋与后方的群众；没有职工会，无产阶级必至动摇而不能巩固。另一方面，列宁又说明职工会是经济上的组织者，是政权的“后备军”。经过战争、革命、内乱之后，国内经济组织破坏不堪，此时职工会的任务是组织指导机关，管理国有的种种企业，而国家机关内办事的、指导的人才，又必须从自己阶级里边养成出来，训练这个“后备军”，职工会亦是责无旁贷的。有这种种新的要求，加以帮助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职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任务比较在资产阶级国家的，更为复杂、更为繁重，因此职工会组织上和活动范围亦须改变，务求适合于这些新的任务。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文化发展之后，加入职工会的工人往往最多亦不过占雇佣工人全体1/5；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就不同了，职工会开始国家的、经济的新建设，有可能而且必须扩大会员的数量，企图组织一切劳动者到职工会里头。教育、训练这些觉悟程度或能力不齐的工人，使之为经济的组织者，使之为国家的管理者、指导者，这就是职工会迫切的任务。所以，职工会为共产主义学校这一个意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比较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尤为重要。职工会的这个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只是教育、训练工人如何作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甚至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则是教育、训练工人使之能够管理国家、指导经济组织。
在1920年党内有名的职工会问题的辩论中及新经济政策实施后，职工运动策略之修正，列宁都很积极地参加，他的观点终于俱得胜利。俄国职工运动完全在列宁指导之下产生、发展起来，现在俄国职工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完全建筑在列宁主义上面，而且能以其影响扩大到国际的职工运动。
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自然是以马克思学说为根据的。但第一，列宁发展了这个学说，攻击附会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派；第二，列宁应用这个学说在新的条件上头，为马克思当时所无的而且也不能够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底下，俄国职工运动的经验在国际职工运动历史上开一新纪元。
列宁逝世之日到今已过去一周年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大会于列宁逝世之后，确定了自己的职工运动策略；这一年来各国共产党和赤色职工会执行列宁的遗训，愈加热烈地攻击机会主义首领，同时又不放弃职工会的群众。职工会统一运动之进步、阿姆斯特丹国际之左倾、英国工联与俄国职工会的联络合作，就是列宁主义国际胜利之征兆。资本家阶级应如何地发抖啊！
在职工运动正处幼稚、半觉悟、甚至完全原始状态的中国无产阶级前面，列宁主义的职工运动理论是对症的药。俄国和国际职工运动过去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很可宝贵的。有了列宁主义做我们的武器，我们虽不敢希望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完全免除了俄国和国际过去的错误，但我们敢断定这些错误至少要减少一大部分。 |
《向导周报》与上海外国捕房（郑超麟，1924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向导周报》与上海外国捕房
郑超麟（1924年12月27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4年12月31日第97期，第816页，署名：马道甫。
记者！前信蒙向导登出，甚感！
日前闻贵报上海通讯处受捕房检查，时以未明真相故不敢置议，及今读何秉彝君上海通信，才得悉这一幕滑稽戏是怎样演成功的。原来帝国主义乃因贵报之代全中国人民呼吁，揭破彼等种种侵略之阴谋，才对贵报下了这一下毒手。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在表面上是要假惺惺作态向弱小民族表示好意，譬如有时各国财政资本家对中国人说，他们是要来开化我们这般野蛮民族，或者说租界及领事裁判权之设立不过是给我们这般野蛮民族，于市政及司法上有所取法而已。这种荒谬绝伦的论调经过几十年传教士与外交家之鼓吹，不料这一二年来给贵报引据他们经济上、政治上种种侵略事实驳斥得体无完肤，他们自然要视贵报如不共戴天的仇人了。故此番检查贵报上海通信处并不是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我们读《向导周报》的人，早就料定帝国主义有此一着。但向导精神早已深入广大群众中间，经过这一着之后，中国人民愈能接受《向导》的向导，愈能联合起来做《向导》言论和行动的后盾，这是堪为贵报安慰的。我们提向帝国主义抗议，明白告诉他们：反帝国主义的言论与行动是中国目前经济政治条件所必然造成的，甚至于封闭了《向导》，所能够取缔得了。要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终止除非是直捣帝国主义大本营以后！
马道甫
十三，十二，二七于上海 |
马素博士的告密（郑超麟，192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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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素博士的告密
郑超麟（1924年12月17日）
〔来源〕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4年12月24日第96期，第808页，署名：马道甫。
记者！
本月14日上海《商报》上译登《大陆报》所载马素博士在复旦大学的演讲，我以这位新近由美国回来的老国民党员一定有高见指示我们在这国民革命运动上应走的道路，可是阅完之后又不禁使我大失所望。马素博士完全是继续国民党右派首领冯自由像东交民巷告密的“未竟之功”。国民党改组以后还有这种败类存留在党里头，实在是国民党一件羞耻的事。我们看敌党怎样诋毁国民党，帝国主义、军阀、研究系及其他反动派怎样传播“国民党赤化”、“莫斯科黄金”等谣言，而国民党右派又怎样利用这种谣言来攻击那真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左派，就可知道这种败类非根本肃清不可。
在反共产主义的美国拜金空气之中熏陶几年过的马素博士回到中国来，难怪其“将尽力反对共产主义在中国之蔓延”。这种“尽力”料想是马素博士所欲贡献于中国国民革命者，因为自他回国以后，我们实在看不见他除了“将潜伏于莫斯科新奇主义中之危险以禁戒学生界”外，还有何种努力可以预防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其道威斯计划，孙中山先生北上到处受帝国主义的干涉，及外国报纸之滑稽口吻的批评，也未听见这位“入国民党的时已久矣”的马素博士有提向帝国主义抗议的言论与动作。这个其实也难怪，因为现在拥护孙中山先生，抵制帝国主义干涉及军阀拉拢的，实际上只有一般“红色”（？）的民众，而马素博士恰恰是太息痛恨于民众因趋向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民族解放革命而“赤氏”（？）。所以他在复旦大学演说：“余知在中国中部之某报，在数星期内，忽从黄色变为粉红色，由粉红色而变红色，其原因即系此报之主笔，已入于莫斯科黄金之势力范围矣”。“莫斯科黄金势力范围”这几个字眼就是马素博士从拜金主义心理推论出来去抵制某报“赤化”之最得意的工具，也就是他，于太息痛恨之下，所欲甘心于“赤化”的民众者。
临了，他的演说还梦想学生替他宣传反共产主义的妙论，殊不知今日之学生界只有走上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之民族解放革命的“赤化”（？）道路，而绝不肯跟着这位有美国帝国主义侦探嫌疑的马素博士跑了！
一九二四年，十二，十七
马道甫于上海 |
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郑超麟，19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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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
郑超麟（1924年12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1924年12月10日第4期，第29-41页。
霹雳第一声，1917年11月7日俄罗斯革命爆发，成立了一个苏维埃的国家。从那时起，世界上的国家遂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种。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营垒里，殖民地受了宗主国压迫、侵略，宗主国之间又为争夺殖民地而冲突，而一个国家中之许多民族间也因为种种利害关系无日不在互相倾轧、排斥之中。只这一个民族问题已够使资本主义寝食不安了。然而回顾社会主义的国家方面，则旧时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已与从前压迫人的大俄罗斯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中间也没有互相倾轧、排斥的现象了。正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底下做解放运动的中国民族应该从苏维埃俄罗斯各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取得经验，应该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彻底办法。
用强迫手段将无数非俄罗斯民族联合在“沙皇”的统治之下——这种过程，早开始于16世纪了。俄国侵略的方向最初乃朝较无抵抗的东方民族发展，莫斯科以东的各民族先后都就了“沙皇”的轨范，直到18世纪之末19世纪开始，西方诸国如芬兰、波兰等也都逃不了“沙皇”的铁网。19世纪后半期，“沙皇”帝国领土已扩大到全世界1/6，“沙皇”帝国人口已增加到全世界人口1/10。但在这个庞大的帝国里，民族不是平等发展的，那里大俄罗斯民族是统治者，大俄罗斯民族利益是超出所有落后民族利益之上的。
据1897年统计，全帝国人口共有128,924,289人，所属民族分配如下：（但实际上，大俄罗斯民族自然没有这官厅的统计表所记那样之多。）
民族名称人数
（以千为单位）百分比
大俄罗斯55,67343.3%
乌克兰22,41517.41%
波兰7,9316.17%
白俄罗斯5,8864.57%
犹太5,0633.94%
日耳曼1,7901.4%
立陶宛1,6581.29%
拉脱维亚1,4361.12%
爱沙尼亚1,0030.78%
格鲁吉亚及其他1,3521.05%
亚美尼亚1,1730.91%
列支更6010.47%
赤城与赤格斯4910.42%
沙尔特9690.75%
乌兹别克7270.57%
列支克3500.3%
摩尔达晚1,1220.87%
瑞典3400.29%
鞑靼3,7389.91%
吉尔吉斯4,0843.18%
巴什基尔1,4391.12%
摩尔特瓦1,0240.79%
次瓦斯8440.66%
服遮克4210.33%
赤勒米斯3750.26%
古尔德、波斯及其他2470.19%
土耳其曼2810.21%
宙尔季（西伯利亚）4400.35%
无略特2890.22%
雅古特2270.17%
其余小民族尚无确数
到了1914年1月1日，帝国领土更扩大到21,741,874平方公里，人口更增加到181,182,645人。这样广大版图、众多人口的一个帝国，内部民族又那样复杂，已是很难统治的了，再看各民族经济、文化水平线之差异，尤其令人失惊。
在这帝国里，人类经济的、社会的发展之一切阶段都可以找寻出来：从应用最近发明的技术之工厂到应用原始耕种工具之农村，从共产党指挥下鲜明的劳资斗争到原始共产主义遗留带氏族公社的组织都有。似这样一个帝国，又加以大俄罗斯民族中，地主、贵族、资产阶级之营私专权，自然落后民族愈不能自由发展，而影响所及又自然使全国感觉不安了。
过半数非大俄罗斯民族，语言不同，文化习惯各异，与大俄罗斯民族同处在地主、贵族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沙皇”政府统治下，受了强迫的“俄罗斯化”和难堪的经济压迫，而所有独立反抗企图又都被哥萨克骑兵预先压抑下去，这些民族对于“沙皇制度”之深仇极恨自无待言了。
高加索民族50年的独立奋斗，结果仍然被政府武力镇压下去，事后——往往有整个部落受军队驱逐出境送到土耳其去。波兰数次暴动也得到流血的结果。芬兰也是一样。其他各民族如犹太、鞑靼、亚美尼亚等之横被摧残，更不可以言语形容。被压迫民族在文化上也得不到自由，艺术上之含有种族情感的都被禁止，民族固有的语言文字亦被屏斥于学校、社会和国家机关之外。此外政府于各民族，特别在东方，又实行经济的劫掠：这个“和平点做”，就是当地的人民要服从客居的大俄罗斯人，当地人民所占领的土地亦被大俄罗斯的地主和哥萨克兵靠着官厅的权威霸占了去，而且将他们驱逐到恶劣的、不毛的地方。政府这种行为是有双重目的的：一面遣送缺少土地的或简直没有土地的贵族、地主到弱小民族去，就可平他们的怨望；一面靠着这些分子在弱小民族中可以预防各民族的暴动。结果当地人民都失却经济的基础——土地，至于求乞与饿死。因此种种，各非大俄罗斯民族对于大俄罗斯人的关系，对于畜奴者的关系，永远充满了猜忌与仇恨，而各民族历史中，反对官吏等之暴动事件也就因此层出不穷了。
这种经济的劫掠到了中部工业开始发展时，更加厉害，亦以东方为尤甚。“沙皇”政府不但不肯提高弱小民族的文化、政治地位，而且还要以人工压抑这个文化、政治之发展，将弱小民族变成殖民地，供给大资产阶级的原料，而售其制造品等。这个便够说明这些民族在种种方面何以还保存封建的、术土的势力在广大群众上头。举一个例来说，全俄一千八百万回教徒里头，据1915年1月1日调查受过中等教育的，只有3946人，即占全数1/45000，他们又差不多完全是有钱人的子弟，至于受过高等教育的那只有190人了。
在这个状态之下，所以无产阶级反抗“沙皇”制度的运动一起，被压迫民族即刻风起云涌、拔刀相助，最初只是文化比较提高的西方诸民族，如波兰、芬兰、立陶宛等，特别是各该地的无产阶级，但其后多数落后的东方民族也参加这个运动了。
蛰伏在“沙皇”政府威权之下的民族运动，到了二月革命发生，“沙皇”政府推倒之后，遂一发而不复歇。旧俄境内各民族都各自组织“民族苏维埃”。各自提出“民族自决权”去抵制“沙皇”政府遗传给临时政府的侵略的民族政策。但可惜这种“民族苏维埃”的指导权那时却落在各民族的资产阶级、知识阶级、“上流人”、绅士手里——他们自己刚从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即自信以为可以支配本民族中的一切，殊不知全俄劳动者革命努力之企图却超出他们想象力之外了。各民族中这般“上流人”们，不但要支配本地劳动者，而且时常表现他们的帝国主义倾向，侵掠邻近较落后的民族之野心。鞑靼的资产阶级，假托联合俄国境内回教徒口号，在卡站组织一个“回教徒苏维埃”，谋并吞邻近的巴什基族、吉尔吉斯族等。同样巴库也成立了一个“回教徒苏维埃”，要统一高加索一带。乌克兰和芬兰两民族的资产阶级也群向临时政府宣布独立，要自剥削本地的劳动者。结果在俄国全境内造成异常复杂的层面：一方面是各民族的苏维埃和临时政府之冲突；一方面又因为革命前进，引起各民族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冲突。这是必然现象不足为奇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组织底下本没有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之可能，以包含复杂民族之俄国，旧时秩序又完全是以威权维持的，一旦威权中枢即倒，新的有力的政府还未形成，各民族间关系之一塌糊涂自无待言了。
当时所谓临时政府虽然外貌承认“民族自由”，但实际上仍然完全没有放弃旧政府传下来的对于各民族之优“越权”，且进一步还想军事上发展，打通地中海交通，占领土耳其和小亚细亚。其实这也是必然的现象。俄国资产阶级当时已经是帝国主义者剥削、侵略弱小民族乃是帝国主义生存之要素，不管临时政府如何发表保障“民族自由“之宣言，无论它说得比威尔逊十四条更是好听，但其生存条件迫得它对于民族问题不得不取侵略的态度，但被压迫民族里资产阶级的解放要求无论说得怎样为全民谋利益，亦是笑里藏刀，别有作用的。“资产阶级老是提出自己的民族要求为第一个意义，而且无条件地提出，无产阶级则不然：民族的利益应该安放在阶级的利益之下。”懂得列宁这一句话，我们才能分别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之态度，才能知道无产阶级对于民族问题应取何种策略。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赞助波兰的民族运动，而反对捷克与南斯拉夫的民族运动，这一点在资产阶级政治家们看来一定以为是矛盾的理论，殊不知当时波兰解放运动成功可以助长欧洲革命潮流，于无产阶级有许多益处，而捷克、南斯拉夫运动成功不过替“沙皇”的反动势力张目呐喊，于无产阶级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马克思即以无产阶级利益立足点来解释这个辩证法的矛盾，这个自非资产阶级政治家梦想得到。
俄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指导者——布尔什维克，早就应用马克思的观点来处理民族问题了。
民族问题的讨论，在俄国党中，远在1905年以前。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会议——1903年——中，即因民族问题引起一场大辩论。当时犹太工会提议党的组织应该用联合会形式，以为犹太工人在俄国工人中有种种特殊情形必得另组织一种团体，再以团体资格加入俄党。其实犹太工会因受奥国社会民主党改良思想影响，要在“沙皇”统治之下取得“民族文化自治”，自然是一种空想，但这个提议却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如果大会接受这个提议了，那无异于承认将带国际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割裂为许多民族的政党，以分散自己的势力。所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一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一派即坚持中央集权，竭力反对这个提议。结果大会拒绝了犹太工会要求，而另成立一条决议案：断定犹太无产阶级与其所在地无产阶级之密切联络是绝对的必要。唯有这个联络才能战胜一切爱国主义和反犹太人主义，改变犹太无产阶级与其所在地无产阶级现有的组织是不可能之事。这个决议一出，遂为犹太工会退出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之借口，然而当时列宁一派的主张是极对的。
其次就是俄党与波兰社会党关于波兰独立问题之争执。波兰社会党根据国际承认波兰独立口号，以为任何阶级斗争，任何历史情况，波兰独立一个口号终须成为波兰无产阶级奋斗的根本口号，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反是次要的事。这种丝毫忘却阶级观点之言论，不但受列宁的严重批评，而且波兰社会民主党左派，以卢森堡为领袖，也攻击这种谬论了。
但卢森堡更进一步攻击1896年国际伦敦会议提出的口号：“民族自决权”。据她的见解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已使波兰和俄国接近起来，如果主张分离这两个国家那就是反动行为，违背了客观合理的经济集中。其实她不知道“沙皇”政府的锁链打开之后。两国经济之接近不会因此而停顿，而且必然要更猛进呢。列宁曾作过许多论文驳斥民族问题中这种左派幼稚病。1913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关于被‘沙皇’专制压迫的民族之要求自决权，即分离和组织独立国家之权，社会民主党应无条件地赞助之。”这个决议继续又说明凡有利于劳动运动之民族自决权与任何时间、任何条件的民族分离，有很大区别，不应混为一谈。在每个单独情形之下，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立足在本阶级利益上，斟酌当时状况来解决问题。
到了二月革命之后，临时政府正忙于对付乌克兰与芬兰事件，布尔什维克即于4月24至29日开全俄会议对于民族问题议决：“在俄国版图内所有民族应该承认有自由分离与组织独立国家之权利。否认这个权利，或是不采用种种方法保障这个权利之实现，即等于保存占领与兼并的政策。唯有无产阶级承认这个权利才能保证各民族工人之完全一致，才能做到各民族之德谟克拉西的接近。目前芬兰与临时政府之冲突更加可以证明否认民族分离之自由势，非达到直接继续‘沙皇’政府之政策不可。”这个议决案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既证明大俄罗斯资产阶级不能抛弃历史传统政策，同时又取得被压迫民族对于无产阶级之同情。
从布尔什维克党历来处理民族问题态度看来，可知它完全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其解决办法之主要点始终是民族自决权，直至于能自由分离和组织国家——因为当时这种办法是唯一的利于无产阶级。这不单是十月革命之口头的主张，而且十月革命之后实际也就如此了。
俄国无产阶级取得各弱小民族的劳动者同情与赞助，而成功了历史上破天荒的十月革命。政权统归苏维埃以后，布尔什维克从在野的政党一跃而为在朝的唯一政党，向来对于民族问题之主张遂有实现之可能。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民族问题中第一件做的事就是11月2日发表一篇《俄罗斯民族权利宣言》，内有很重要的四条说：
（一）俄罗斯民族一律平等，一律有主权；
（二）各民族有自决权，其范围扩大至于能分离，组织独立国家；
（三）所有民族的、宗教的特权和界限一律废止；
（四）居住俄罗斯境内之民族小团和种族团体都有自由发展之权。
这个宣言就是后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简称“苏联”）诞生之种子。那时有两个民族问题：乌克兰与芬兰之独立要求，曾搅扰得临时政府手忙脚乱，到了此时已很容易对付了。是年12月苏维埃政府承认芬兰的分离权，同月又承认乌克兰民族共和国“有完全从俄罗斯外离之权或与俄罗斯共和国发生联邦关系之权”。这两个问题之解决就是苏维埃政府解决其余民族问题之模范。
此时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已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了。但党里对于民族问题仍然有一部分人抱别种见解。1919年3月共产党开第八次大会——是最重要大会之一。会场上有人仍保存卢森堡的见解，以为“民族自决权”口号在社会革命时代适成了联合反革命势力的口号，而共产主义者是没有民族的。这种见解随后经过几次事变已从根本上推翻了，这完全是没有看到各民族历年反抗大俄罗斯民族心理之不易消灭，才发出这种见解。大会讨论结果仍然是列宁一派主张取得胜利。通过的党纲中，第九条关于民族问题如下。
俄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决定如下：
（一）在根本上决定联络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共同从事于推翻地主及资产阶级之革命斗争。
（二）旧时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为取得被压迫民族的劳动群众信任起见，必须撒销任何民族团体所有的一切特权，主张民族完全平等，承认殖民地或低等民族有分离独立之权。
（三）为同样目的，党提议将按照苏维埃制度组织的国家用联邦制联合起来，这是走向完满统一的过渡中之一种最进步的形式。
（四）关于谁是代表民族分离意志的问题，党站在历史的阶级观点上，估量该民族历史发展的程度——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或从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到苏维埃或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等——然后决定。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旧时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必须特别注意、留心于被压迫或低等民族劳动群众中民族感情之遗留。唯有应用这个政策，才能创造一些条件，适合于国际无产阶级不同民族分子之真正坚固的、自愿的联合。这是许多民族苏维埃共和国在苏维埃俄罗斯周围联合起来之经验所证明了的。
党纲这一条的正确性到了1921年党的第十次会议更加证实。但那时民族问题中又发现了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方面是离开了共产主义，走向大强国的、殖民者的、大俄罗斯的国家主义之倾向；它方面是离开了共产主义，走向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民族主义之倾向，如大回教主义之类。后一种倾向实是前一种倾向之反动，根本上前者较之后者危险更大，因此前一种倾向不消灭即难于处置后一种倾向。到了1923年党的第十二次会议，这种倾向之表现更加显然了，大会于是乃成立一决议案重新声明四点：“（一）坚决地否认民族关系中所有各种强迫的形式；（二）承认民族处理自身之平等和主权；（三）承认民族间巩固的联合只能建筑在协作的和自愿的原则上头；（四）宣言此种联合只有资本权力推翻之后才能存在。”好在那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成立，每个苏维埃共和国中间关系得着恰当的规定，从此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营垒里已算完满解决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俄国共产党历来主张的民族政策之必然的结果，同时也即是世界政治、经济的客观局面所必然造成的。这个联盟成立之过程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是各民族中阶级分化时代。革命以来，各民族脱离了“沙皇”的羁绊，解放运动遂风起云涌而来，但内部因为阶级利害关系，贵族、资产阶级主张与大俄罗斯分离，劳动者则竭力要求同劳农政府携手，上面所举乌克兰、芬兰两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芬兰政府成立后，始终落在资产阶级手里，结果做了帝国主义走狗反对苏维埃俄罗斯；乌克兰则不然，独立政府成立后不久，即被劳动者暴动推翻了而另组织苏维埃的政府，联合于大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其余民族中发生类此的情形很多。协约国的帝国主义往往利用从旧俄分离出来的民族反攻新俄，而劳动者执政的民族则反帮助新俄，以抵抗协约国的帝国主义——这一点也可证明当代民族运动与劳资两阶级斗争是两件密相含接、不可分开的事。在这个情况底下，自然每个苏维埃国家都感觉有互相联络的必要。1919年6月1日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决定联合大俄罗斯、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等苏维埃共和国从事于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并议决集中底下诸部分事业：（一）军事组织和指挥；（二）国民经济苏维埃；（三）铁路管理和事业；（四）财政；（五）劳动人民委员会——为的是在一个总指导之下，便于一切的进行。然而此种计划，在反动潮流日甚一日之1919年是无实现希望的，果然6月以后上述诸苏维埃共和国，除大俄罗斯以外，都被那受协约国驱使的反革命先后推翻了！
第二期是苏联组成各分子之恢复及联合成功时代。红军战胜反革命，从1919年年底起，各苏维埃共和国开始恢复政权，各国中间联合的过程亦于此时开始。最初恢复的是乌克兰，其次接着而起的是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最后是两个高加索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至今终究走入资本主义国家营垒一边去了。到了1922年12月联合时机已经成熟，全俄苏维埃第十次大会上斯大林演说，提出联络各苏维埃共和国为一个大联盟之三种理由：第一，对内的关系。（1）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之结果共同感觉经济来源之缺乏必须合作；（2）历史上各民族间自然分工创成互相依赖状态，独立生存以求完满发展殆为不可能之事；（3）主要交通机关之统一在各国发展上有重大作用；（4）财政来源缺少，阻碍了我们的计划与节俭。第二，对外的关系。（1）因军事要求，必须联合战线抵抗多方面仇敌之进攻；（2）对外商业与外国资本接触，需要严密的统一。第三，苏维埃组织是国际的，应该尽量发挥劳动者团结精神。斯大林报告取得一般同意，结果成立一个决议案：定出组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计划，于1922年12月30日召集第一次苏维埃大会，到了1923年7月6日公布宪法（译文见《新青年》季刊第二期）。为被压迫阶级、为被压迫民族奋斗之“苏联”从此诞生了。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四个共和国——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组成起来。各共和国领土、人口分配如下：
国名领土
（以千平方公里为单位）人口
（远东除外）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17,74796,337,485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39326,001,802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521,634,223
外高加索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1695,683,767
总数18,361
129,697,277
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既然互相联合起来与资本主义国家旗鼓相当之后，于是在其面前即横着两个问题，即：对外如何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援助其余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解放出来；对内如何提高落后民族之政治组织的、经济的、文化的水平线，以筑下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之根基。而对内问题尤其难于解决，因为各民族种种方面相差太远既如前所说，如欲均齐发展自非待以时日不可。现在将苏联在这范围内所已做的工作，略述于下：
政治方面，即国家组织方面。按照各该民族情形组织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内容不必尽同，譬如大俄罗斯的苏维埃制度，绝不是土耳其斯坦的苏维埃制度之类，这些苏维埃共和国的独立性是很充分的，管理指挥的人大半是本地人，语言相通，又熟悉该地风俗习惯及人民心理，他们发达和巩固适合于该地情形之国家，然后将几桩重大的事业如外交、军事等，交给联邦政府支配——所以联邦制度是在这个过渡时代多民族的国家中最良好的国家组织。
经济方面。苏联内部各民族经济发展太不平均，大约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一部分及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一小部分虽程度有差别，但总算是经过工业资本主义的。这些民族总算起来有三千五百万人。其他许多民族如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之大部外，鞑靼、巴什基尔等简直没有经过工业资本主义，其中有时即许有资本主义痕迹也不过是商业资本主义罢了。其余还有一千五百万人之许多民族还在农业社会，现在也不过开始从游荡状态过渡到固定状态，还保存着氏族公社组织遗迹，如吉尔吉斯、土耳其曼、赤城等。此外还有更落后的许多民族，如北部西伯利亚野人。在这个状态之下，要把这些复杂经济提高至同一水平线上，现时殆为不可能之事。苏维埃政府任务在乎于农业地域恢复灌溉的经济；于半游荡半固定地域则从事于地质改良，使该地民族的固定经营农业；铁路、电线之扩大也是提高落后民族经济之一法，至于提高这些民族之工业，苏维埃政府已实行迁移工厂到经济落后地域去，同时又可接近原料产地免转运之劳了。
文化方面。这些民族文化程度之差异亦极可惊。在土耳其斯坦、吉尔吉斯等地，以前差不多没有一个小学，没有一家报馆，全俄帝国中不识字的人异常之多，但经过最近几年政府在文化上的努力，现在已大不同了。在中央设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全俄东方研究协会”等机关及旧时“东方学院”之改组，又成立东方与两方两个出版部，政府各机关也尽可能应用各民族的语言、文字等。在各地方，文化机关如学校、报馆、俱乐部、戏院、书局等，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怒发出来。即仍举土耳其斯坦、吉尔吉斯为例：现在已有几千小学、几个大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等，又有本地文字出版的种种日报、杂志及图书馆、俱乐部之类，而吉尔吉斯城市不识字人的数目几乎从100%减至56.4%——由此就可看出政府在文化上建设之成绩了。
经过了7年的破坏与建设之后，俄国境内诸民族已由被压迫、被侵略、被剥削地位变成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了。我们——还呻吟于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剥削底下的中国人，相形见绌之后应如何欣羡，如何效法呀！然而我们不应忘记民族问题这样解决，“只有资本权力推翻之后，才能得到。”这个道理是很浅显的。拿乌克兰、芬兰与临时政府之冲突来看就可证明，虽然“沙皇”权力崩倒之后，如果没有十月革命，这种冲突之结果不是大俄罗斯民族恢复旧统治权，便是各民族之分立成了“巴尔干化”。再拿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作例，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现在许多苏维埃共和国将也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一样变成了国际帝国主义争夺的目的地，如此即等于从甲强盗劫掠下逃走出来，而仍落在乙强盗的山寨里。此外如较强的鞑靼吞并较弱的巴什基尔、吉尔吉斯，较大的格鲁吉亚压迫较小的土耳其曼等种种事实，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也必定要实现的——总而言之，没有十月革命，俄国境内民族仍然逃不出帝国主义铁纲，尤其是无产阶级要长远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地球之1/6已染遍红色了，但资本主义国家的营垒里怎样？亚洲、非洲殖民地之痛苦较甚于旧俄诸弱小民族，而国际帝国主义手段之辣又远胜于“沙皇”的枷锁——这纯然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帝国之一幅放大的写真。读过了以上所述苏联诸民族解放经过及其现状以后，我们知道是无产阶级革命解放它们，是俄国共产党历来所应用那站在无产阶级利益上的民族政策解放它们，因此，我们断定只有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继续这个民族政策，才能解放在国际帝国主义压迫底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众。
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列宁的提案早就指示我们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运动之意义及其解决方法了！ |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雅礼罢课事件（郑超麟，1924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
——雅礼罢课事件
郑超麟（1924年12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4年12月24日第96期，第806-807页，署名：超麟。
教会学校学生这一两年来做过了几次轰轰烈烈的反抗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运动，本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封会议结果，也议决了几条“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办法，——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已经侵入教育界诸公的天灵盖里去了。这次长沙美国教会创办的雅礼大学内发生大罢课风潮，愈加证明教会学校已为全国学生所厌恶了。
本月22日《申报》湖南通讯说，这次雅礼学生罢课乃因校长胡美延不像政府备案及最近假冒美籍之华人高某侮辱学生，校长反强迫学生向高某道歉所致。罢课后，经各方面调停，学生提出四条要求：（一）恢复被开除的学生；（二）学生会独立；（三）圣经班定为选科；（四）学校限期备案。美国教会能否接受这四条名正言顺的要求，我们姑且不问，我们认定雅礼学生此次罢课不是一时的现象，乃是教会学校制度底下必然要起的反抗，不是雅礼学生和雅礼教职员的冲突，而是全中国民族现在已不安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一种表现。这件事是应该引起全国人注意的。我们自然万分同情于雅礼学生的罢课运动，但我们的同情绝不限于恢复被革生学籍或设法使雅礼学生转学它校为止，——这最多只是急者治其标的办法，发生学生与校长冲突之根本原因依然存在，这个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对华之文化侵略，故我们必须进一步做斩草除根的运动。雅礼学生呵！湖南全省，中国全国呻吟教会学校内的学生呵！全国各界人士呵！快起来解脱帝国主义的文化束缚，趁国民会议召集之机会提出取缔教会学校及其它外国学校之议案，使其成为全国一致的要求，而此次雅礼罢课问题亦可根本解决了！ |
国民会议之怒潮（郑超麟，1924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国民会议之怒潮
郑超麟（1924年12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4年12月17日第95期，第797-799页，署名：超麟。
自从本报和孙中山先生发表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以来，一直到本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为止，国民会议运动已告一个段落，——即现在国民会议已不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全国各被压迫阶级已应声而起，自己团结起来，依照本报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去实现这个国民会议了。这是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上一件极可注意的事，也可说是中国人民具体地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要回政权之一种运动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当去年黎元洪出走之时，即发表具体的主张，召集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共同开一个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但当时因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宰制人民的形势还未能如目前之深印入广大群众脑海之中，以致应声而起者寥寥无几，而其结果反惹得帝国主义一番嘲笑。香港《南华晨报》——英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南部之喉舌——特为中国共产党那一次发表的主张，做了一篇社论，该文著者居然说这种主张的小册子只值得送到烂字堆里去，居然说中国共产党所主张召集的国民会议只是油与水混合的药方（见本报第34期）。
然而召集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及其它职业团体共同开一个国民会议是油与水混合的药方吗？中国共产党依照这样的主张而印行的小册子只值得送到烂字堆里去吗？帝国主义报纸记者这种恶作剧的嘲笑不幸已被这一个月来风起云涌从全国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它职业团体各方面发出的国民会议呼声证明其为无聊的滑稽了！
读者只要披阅11月下旬以来的《民国日报》，就可看见该报“国民会议”一栏里所载各团体关于国民会议的通电及消息之灿若繁星。这种种通电、公函及集会截至本月13日为止已经有人为之有系统地统计起来发表在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时候发行的“特刊”里头了。本报为篇幅所限可惜不能将这些通电、公函及各团体的进行消息尽量披露出来；然而读者看过近一月以来的《民国日报》或14日大会时的“特刊”，已够知道国民会议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有广大民众在其背后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分赃的所谓各省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而务必使人民自身的国民会议预备会能够成功地实现，向执政政府收回政权了。
大要这一个月以来，国民会议的应声可以分作三方面来说：
关于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上海总商会于孙中山先生离沪北上之时，即通电全国商会，请一致要求职业团体加入国民会议；同日有学生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62公团发出通启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到11月29日又有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市民协会等27公团组织一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并发表宣言。自此以后，继续不断有许多公团加入这个筹备处。加入的公团数目，经过筹备处开了7次委员会之后，直到14日成立大会，已逐渐由原发起的27个增加至143个。在这期间内除这些公团多各自有宣言或通电发表外，上海国民党要人特为国民会议事招待商、学、实业各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亦致电段祺瑞请注意五事，召集国民会议也是应注意之一。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自身也发了一封快邮，代电给全国各公团请在各所在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一封公电给段祺瑞，请其放弃军民长官善后会议计划及12日之拥护孙中山；警告段执政二电。到了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遂正式由143公团，400余代表宣告成立，通过14条章程，16条要求的宣言，一封致段执政电及选出21位执行委员，5位候补委员。这篇成立大会宣言及所列16条要求是很值得我们介绍的：
“十三年以来号称民国，而民主政治未尝丝毫实现，以至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任意损坏中国国家生命及人民利益。自曹吴倒后，一般军阀方在分裂崩溃的状态中，在此时机，中国的政局有两个可能的倾向：一是由人民团结努力取得政权，实现民主政治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一是续曹吴而起的军阀集中其势力，复行武力专政。前者成功，方有保障人民利益及国家统一与独立之希望；后者成功，必继续卖国乱政引起战祸的局面。此时国民会议能否实现及其是否人民团体代表的会议，乃为两方——民主政治或武力专政，分别胜负之第一步。所以我们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努力创造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并应立即努力要求一个真正人民代表的预备会议。我们不但反对各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并且反对各省军民长官有派代表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权利。我们在国民会议的要求是：（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二）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之自由权利；（三）废督裁兵；（四）废止厘金及一切苛税杂捐；（五）民选省长、县长及乡村自治机关；（六）定保护工人、农民利益的法律；（七）禁止预征钱粮及其他陋规；（八）整理财政，发展教育实业；（九）限期禁绝鸦片及其他类似毒品；（十）切实保护华侨，取消取缔华侨教育条例及移民律；（十一）收回教育权；（十二）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十三）裁撒上海护军使镇守使；（十四）没收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上海等十县被兵灾民，十县内被灾农户，免纳钱漕三年；（十五）召集上海市民议会选举市长，并组织市民自卫团；（十六）救济上海各工厂失业工人。希望一切人民团体，一齐加入本会，集中我们的力量，为上列要求奋斗。”
要这十六条要求能够向国民会议提出，必须国民会议之召集得着保证，于是大会又向段执政要求实行三事：“（一）立即召集人民代表之预备会议，在三月内召集国民会议；（二）立即明令取消箝制人民之治安警察条例，并禁止北京及各省官吏干涉国民会议及其选举；（三）立即明令恢复曹吴等军阀解散之工会、农会、学生会。”我们敢说一句话，这种种的要求都是名正言顺，而且为在两重压迫底下中国人民之最低限度的要求的。至于国民会议之能否召集及这些要求之能否被采纳，则全靠上海人民及全国人民之努力了。
关于外埠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运动在外埠亦极为热烈。南京学生总会5日登出快邮代电赞成国民会议，主张对内建设真正国民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接着，徐州八县就发起徐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宣言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铜山县教育会、邳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亦有同样的主张；到了12日徐州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正式成立。此外如松江教育会、县农会等亦先后发表宣言，赞成孙中山主张的预备会议而反对段祺瑞召集的善后会议。安徽方面，首由民智促进会等四团体致电孙、段赞成国民会议，随后芜湖学生会及其他公团、安徽救国会、省教育会及南陵各团体等亦屡次通电声明为国民会议奋斗。湖北方面，10月30日武汉国民外交委员会即起来做国民会议的运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反对善后会议；平民教育社、汉冶萍总工会、学生总会亦有拥护孙中山先生主张之表示；到了11日湖北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成立了；8日武汉学生曾有一通电请求段祺瑞放弃善后会议之主张，去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湖南方面，首由外交后援会发起：（一）召集湖南各团体讨论国民会议之进行；（二）电孙中山先生请贯彻初衷；（三）通电全国一致赞成。长沙总商会亦赞成此主张；结果湖南也由全省农工、商、教、律师公会、各公法团成立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了。浙江方面亦有进行，浙江全省及宁波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萧山农民而且发出通告劝告全国农民都赞助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了。广东方面之热烈更不用说，东方通讯社11日广州电说广州新学生社等团体皆通电赞成国民会议，一致的反对善后会议。并且广东大学、广州工人代表会、广州市商民协会也是同样主张的。此外如九江、烟台等处亦有赞助国民会议之各团体的通电或宣言，于此可见要求国民会议的空气已经弥漫全国了。
关于妇女的。此次，妇女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异常活动，特别是上海及浙江。本月3日上海，浙江的女权运动同盟会通电致全国女界请推举代表来沪“妥筹建国大计”。5日又有15个女团体发起之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于7日在上海大学会议后，决定发布宣言，致电孙、段及全国女界。同时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曾来函请女界加入合作，女界亦已复函应许，但声明女子有特殊要求，加入合作后必须仍保存其原有的组织，所以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上，亦有2位女界代表被举为执行委员，1位被举为候补委员。至于杭州女界的活动亦时有消息传出。自孙中山先生派王华芬女士回浙宣传后，杭州女界已在吴山开了一次会议讨论关于国民会议之进行方法，结果决定女界亦宜组织一个国民会议促成会与杭州国民会议促成会一致进行，并且通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处，一致要求女子参加国民会议预备会。此外浙江各县妇女联合会也有公函给全国女界亦是要求女子参加国民会议的。
总而言之，国民会议呼声已深入广大群众脑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到处成立就足证明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已日益加增，此次国民会议运动更是人民和几千年被压迫的妇女的一个政治活动之机会，这个机会我们切不可轻易放过，仍旧让帝国主义和军阀“执政”来再压迫我们。
临了，我还要请读者诸君切勿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主张（见本报第92期），切勿忘记了帝国主义报纸记者——《南华晨报》的记者，对于前次共产党主张之嘲笑，并且要对他们证实：“国民会议绝不是油和水的药方，只有帝国主义报纸是应该送到烂纸堆里去的。” |
战争与加税（郑超麟，19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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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加税
郑超麟（1924年12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4年12月10日第94期，第789页，署名：超麟。
数万人民倾家丧命及南翔、黄渡之浩刧，就可算作江浙人民在此次东南战争中的牺牲账吗？军阀还有新的把戏哩！战前，军阀筹备战费，要打我们的主意，乃不惜放弃两年前“一次为限”旧约，再向商人们加增一两成货税。后来大家以为，战争是过去了，这种“加征”也可作罢了，——殊不知军阀欲壑是填不满哩！果然，军阀为要筹备未来战争的战费或饱他们的私囊，更于货税“原状”一两成之外再加征一两成，托名所议善后的账费。——而发行所谓江苏全省善后公债预征14年度丁漕抵借赈费百万及种种特捐犹不算在内。像这样暴敛横征，结果只有使人民愈加破产，愈加难恢复全国的元气。因为货税加征，直接固是商人受损，间接仍旧是一般消费的人民吃生活高贵的苦，其影响且要波及全国各被剥削阶级的。这仍旧是内战所赠的呵！
此次切身利害来了，上海商人们都一致的起来拒绝货税的这种加征了。半殖民地的中国，因协定关税制与厘金制同时并存，商人们所纳税率，早就不低；现在他们应该起来做减税的运动，做那改变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的运动，而不应只拒绝缴纳货税附加赈捐为止。但这种公开地向帝国主义、向军阀宣战的运动又怎样做呢？然而我们看一些商人们主张致电两长财厅请缓实行，致电北京段执政吁请体恤商艰等种种办法，又不禁哑然失笑！
老实说罢，军阀存在一天，军阀战争就跟着存在一天，战费的筹备，即种种横征暴敛——包含货税附加赈捐在内，自然时时刻刻要朝小老百姓头上压下来，你要求执政大人及其属下的“恩免”是白费的。
好了，现在江浙人民已经知道，真要筹办善后，真要赈济灾民只有“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战地人民之损失”了（见中国共产党拟向国民会议提出的最低限度要求），他们都起来要求查封齐燮元、张謇等的财产了。然而，他们仍旧是以向执政大人呼吁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而殊未想到这位执政大人正是军阀的祖宗，正是亡国条约的缔结者，正是过去的、未来的战争的筹备者。真要做到“没收此次战争祸首的财产，赔偿战地人民之损失”，亦只有促成国民会议预备会，取回政权。 |
《十月革命》译者前言（郑超麟，1924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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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译者前言
郑超麟（1924年11月7日）
〔来源〕译文刊载于国民党机关报《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1924年11月7日第2页。
这是临时政府推翻之后一天，列宁在彼得城工兵苏维埃的演说；——“列宁自从‘七月三日’（一九一七年七月三—五日）以后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才第一次出现于斯摩尔尼（Smolny）学院之‘谋乱’的房子之中，他于十月二十六日——经过了四个月秘密工作，在彼得城苏维埃公开的大会上演说。”见列宁全集第十五卷加墨纳夫（Kamenev）的序。 |
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在暗地里进行了（郑超麟，19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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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在暗地里进行了
郑超麟（1924年11月）
刊载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1924年12月3日第93期，第783-784页，署名：超麟。
帝国主义眼看着中国第一商坞——上海——可爱，恨不得一口气吞下肚子里。现在虽然占领着“十里洋场”作威作福、混充起主人翁来，在中国领土内剥削中国人民的自由，甚而至倡言禁止人民领袖孙中山先生登岸，拘捕欢迎孙中山先生的群众，夺取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但帝国主义欲望还未满足，还要垂涎“十里洋场”以外的上海，做它的“大上海”梦想，公开地、秘密地推广它的“租界”，——或者它打算将全中国“租界化”。
我们应该还记得帝国主义屡次的阴谋，假借任何一件外交事故，向卖国的政府大敲其竹竿，要求将闸北圈入租界范围，简直肆无忌惮地越出“十里洋场”以外，大筑马路，——譬如民国10年法华镇人民与帝国主义交涉事件。我们应该更还记得，当初，何出走谣言甚炽的时候，《大陆报》——帝国主义的喉舌——借口闸北“富人”要求，鼓吹推广租界，——这件事早已经本报著论痛驳，而且有一两家上海报纸也加以注意了。然而同时发生了一种“强奸的”行为，老实不客气地，无用其鼓吹与要求，帝国主义竟在沪西方面，从海格路、大西路起，穿过法华镇直抵虹桥为止，骤然开筑马路4条，无形之中将法华镇全镇隶属于它的统治之下。这件事除在10月26日及11月5日的沪上报纸稍有记载后，到现在竟没有人提起了。单是战事期中租界“惠”我，因而默认，不愿反对吗？莫非上海市民的注意力现今全都被“拥段”的空气所占领了吗？我想上海市民不是个个都是“富人”，也不是个个都想巴结“执政”得点好处，断不至于忽视了这样一个帝国主义侵略上海领土的问题。果然，本月21日北京各报也发现了一封上海特约通信，提起这个问题的重大，而且告诉我们以一些新的消息，为上海报纸所未曾记载的。
综合起来，这件事的经过，本报可向中国人民报告如下：
帝国主义要从沪西方面进行其“大上海”梦想已不是自今日始。民国10年工部局已经在法华镇12团等处开筑大西路。那时就引起了严重的交涉，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不肯授受田价。但一旦江浙战事发生，欲望无底的帝国主义又谋进一步乘机进行其预定的计划了。正当风声鹤唳的那几天，所谓万国义勇队、海军陆战队全数登岸防守“十里洋场”的边界；英国海军陆战队竟从——不用说是工部局的计划——沪西法华镇及沿沪杭铁道接轨处方面，侵入中国政权所及的地界，竖起英国的海军旗，装设军用电话，断绝交通；最可恶的就是领事团交涉，但领事团竟然答复：“少数之处为防范、保卫起见，不能不越过界线”，接着又声明：“所驻人员均站岗于工部局所置之地产及马路上”。——殊不知“工部局所置之地产及马路”不在“十里洋场”藩篱之内哩。这是战时的事。大家还以为这是暂时的，战时停止之后，帝国主义的海军就可撤退。不意10月22日工部局突派千余工人到法华镇去开筑马路，而且说要开筑多条。于是，由越界设防的交涉变成了越界筑路的交涉，换言之即由临时代守的局面，摇身一变而成了永久占据的局面。法华镇全镇四周悉行围入租界区域之内了。而且“又据西人方面消息，谓今次江浙战事结果，工部局更可获得自麦根路车站沿路至龙华之一带筑路权。该处纯粹为中国地界，西人向无可在该处建筑任何工程者。今一旦获得筑路权，则租界之范围，益见扩大矣。今已得寸进尺，江浙战事乃为工部局造成一实施扩广租界之机会。内战结果，乃至于此！”（见本月21日北京《晨报》上海特约通讯）
“内战结果，乃至于此！”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实现其一部分，而其余的，也在暗地里进行了。我们怎么办呢？难道打几个电报给北京外交总长、江苏省长、特派交涉员、县知事等就可避免“大上海”的实现吗？梦想！唯一的办法只有不妥协的、流血的国民革命。最近的努力只有团结而组织起来召集国民会议预备会，提出“收回租界”问题。 |
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郑超麟，19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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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
郑超麟（1924年10月）
刊载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1924年10月11日第2卷第110期，第295-350页，署名：超麟。
高呼“教育神圣”的人们非难我们共产主义者，说我们只注重卑鄙下流的经济利益而蔑视（？）了纯洁神圣的教育。他们的意见，以为教育是万病皆医的一服药方，只要你有知识、有学问，只要你“懂得”，中国就可以救起来了，世界就可以太平了。全世界劳动者所以受帝国主义压迫，因为他们没有知识、“不懂得”、可怜；中国平民所以受军阀摧残，也因为他们没有学问、“不懂得”。教育不普及，什么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应该努力于纯洁神圣的教育——不管政治问题。共产主义者一天到晚喊什么“阶级斗争”、“夺取政权”——这都是胡阔，捣乱，都是“不懂得”。我们，教育家，我们只知道努力于教育事业，我们要打倒那蔑视教育的“唯物史观”。
教育神圣派的主张——或者说一切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学说，因为他们对于教育绝对能支配社会生活这一点，大致是差不多的见解——果真对的吗？当这世界无产阶级唯一的伟大导师，列宁，逝世之第二周年纪念日，我们愿意拿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教育的作用，同时亦即是声明我们，列宁主义者的意见，我所以拿“无产阶级的教育”做题目，而不拿“一般的教育”做题目，这乃是因为一般的教育向来是不存在的。自从社会有了阶级之后，一切的教育只是“阶级的教育”。
第一，共产主义者绝不蔑视教育；恰恰相反，惟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有正确说明教育的作用，才能还他一个适当的位置。第二，共产主义者绝不拿教育看做是什么纯洁神圣的；教育是“阶级的”。这是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见解。列宁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建设了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而建立无产阶级教育的基础。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教育论，由前理而见诸实行。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列宁主义，根据列宁自己说过的话，来表明我们的意见。
列宁说：
“在所有的国家中，无论他怎样的自由，一切学校都是资产阶级为达到生产剥削目的的一种工具……有些人非难我们，说我们把学校叫做阶级的学校。可是，他们不知道，自从有学校存在到今，学校便是阶级的。”
这是怎样说呢？学校是最重要的教育机关。我们且拿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校来看。资产阶级学者表面上在学校外面挂了纯洁神圣的招牌，但只要我们研究学校的实质，我们即可发现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校有三种根本的任务。第一是训练青年劳动者的头脑，使之服从和敬仰资本主义制度。为这目的，资产阶级准备一大批担任民众教育的人才：这些学校的教师是要经过政府遴选的，即是说，凡思想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分子是没有资格到教育界混饭吃的。在学校中又用“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及其它合于“审定”精神的参考书籍，这些著作都趋于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如尊重他人财产，如为国效劳，保护自己的“祖国”等等。总而言之，无非趁青年劳动者的头脑幼稚，灌输以服从资本主义，认资本主义制度为自然的、永久的制度等观念罢了；因为资产阶级不在无形中养成服从的观念，只用国家强迫的权力镇压劳动者被剥削的反抗，其术是有时而穷的。第二是从统治阶级的青年中，教养一批“受教育”的人材，继着老年的统治者之后，来统治劳动的民众。为这目的，资产阶级故意限制高等和中等的教育，使劳动者实际上享受不到。劳动者为生活所迫早年即须到工厂或农地上做工，没有经济和时间的可能，去受较高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因此初等以上的教育事实上变成资产阶级青年的专利品。而资产阶级的教育遂很明显地于其中表现出来。特别是社会科学，最明显表现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这些学校出身的青年就是国家和工厂等的统治者或管理者的后备人，即许有少数劳动青年能得到初等以上学校去，结果亦多经资产阶级阶级教育所同化，而消灭其阶级的觉悟了。第三是改善资本主义的生产，利用科学为发展技术和增加资本家利润的工具。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是资产阶级专利品，而且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因为资产阶级的建立“纯粹”科学的学校以垄断科学，同时又建立了实用科学的学校以应用科学知识于生产劳动上面。工业学校中不仅养成了科学技术的人才，而且供给了工厂管理的人才。资产阶级社会学校的这一种根本的任务，都证明这样的学校完全“是资产阶级为达到其剥削目的的一种工具”。
不仅资产阶级社会如此，一切阶级的社会都是如此，即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社会亦是如此。所不同的，即资产阶级不肯承认教育是阶级的，而无产阶级则公然承认之。在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教育自然和资产阶级的教育不同；无产阶级学校乃是推翻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一种工具。而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的阶级斗争，恰好表现在政权的夺取——政治的斗争。所以列宁说：
“最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和我们的政治的关系问题。我们的教育工作万不能沿用非政治的教育的旧观点，万不能离开政治关系去做教育工作。这种非政治的教育思想正流行于资产阶级社会。非政治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是欺骗群众的计策。实际上，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中，政治机关和教育工作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不过资产阶级不肯承认罢了。我们的责任就在立于资产阶级的真理对面提出我们的真理，并公然承认之。”
可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怎样去适应无产阶级的政治呢？这是要看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所占地位而定的。若在资产阶级国家中，无产阶级尚未取得政权之先，其政治的责任即在如何准备自己的势力，以武装暴动的方法，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此时无产阶级的教育就应从事于训练劳动者，使之在消极方面明白资产阶级教育是欺骗、蛊惑劳动者的，在积极方面使之明白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工人的地位、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以及实际斗争的经验和方法等。如果到了某个国家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则其政治的责任，一方面在帮助别国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运动，它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此时无产阶级的教育除了初期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该养成政治上、经济上、技术上等等的人才。这便是列宁的国家，苏维埃俄罗斯的教育工作。“苏维埃俄罗斯的教育的确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苏维埃俄罗斯的学校的确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工具”。
无产阶级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不仅目的和内容完全不同，而且教育的方法亦根本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学术为少数人的专利品，而离开了劳动的过程，于是理论遂和实际隔离；这种状况是要影响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上面的。列宁说：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有害的遗物之一，便是书本和实际生活完全隔离。书本上所叙述的，大多数都不十分正确，因此，若只从书本上去学共产主义，则所得结果是不能正确的。”
然则应该怎样学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的教育方法又是怎样呢？应该从实际中学去，应该接近实际！
“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是从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当中学来……。人们学共产主义，必须每步都不离开无产者和劳动者反对旧剥削社会的不断的斗争。”
理论要从实际学来，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所谈不到的。
列宁并不曾轻视旧知识的研究。到宁说：
“人们如果以为用不着知道人类几世纪积累下来的旧知识，便可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那是很大的错误。旧学校中间有些是有害于共产主义的，有些则是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我们应该从旧学校中取出我们所需要的，而丢弃我们所不需要的。……我们不应该简单把这些旧知识拿来就算了，我们应该取个批评的态度。”
从此，我们明白教育的真正作用——在阶级的社会里，只是阶级斗争中的一种工具。无产阶级需要共产主义的教育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非政治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教育神圣”更是资产阶级的谬说。 |
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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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早年文选
（1922-1929）
2021年12月
郑超麟在中共中央机关史料征集与整理学术研讨会编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
《上海宣传通讯》
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四大纪念馆
〔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原已上传过的篇目。新上传的篇目加粗显示。
编者的话
郑超麟早年轶文
一、波兰文学提要署名：郑超麟汪颂鲁译「学艺」第3卷第10期1922年
二、欧洲文坛伟人的时局观：佛朗西的非战争主义「东方杂志」第19卷第2期1922年
三、国民会议于中国前途「评论之评论」第36期1924年
郑超麟「民国日报觉悟」文章
一、十月革命/1924
二、我们的中心思想第10卷第25期1924,3
三、列宁逝世第一周年之苏维埃联合第2卷第8期/1925.2.8
四、日厂工人罢工与日本在华棉业的努力第2卷第19期/1925.2.19
五、国民会议与中国前途1925.11.30
郑超麟在「向导」文章
一、法兰西的「左派联合」与「工农联合」74期1924.7.16
二、「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88期1924.10.21
☑三、帝国主义的大上海梦想已在暗地里进行了93期1924.12.3
☑四、战争与加税94期1924.2.10
☑五、国民会议之怒潮95期1924.12.17
☑六、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之又一抗议—雅礼罢课事件96期/1924.12.4
七、一九○五年的列宁99期1925.1.24
八、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101期1925.2.7
九、道威斯计划施行后的国际状况101期1925.2.7
☑十、请看帝国主义的横暴101期1925.2.7
☑十一、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和他们这五个月来的宣传算一算账102期1925.2.14
十二、形势严重之美国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事件110期1925.3.14
十三（一）、法兰西的革命与反革命（两期连载）110期1925.4.12十三（二）、法兰西的革命与反革命114期1925.5.10
十四、无产阶级政党与职工会112期1925.4.26
十五、德国资产阶级的军政狄克推多代替的民政狄克推多113期1925.5.3
十六、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115期1925.5.17
☑十七、帝国主义屠杀上海市民之经过117期1925-6-6
十八（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两期连载）18期1925.6.12十八（二）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119期1925.6.22
十九、中国工人所要的工会条例是什么？122期1925.7.26
☑二十、帝国主义的工具之一——工贼127期1925.8.31
二十一、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128期1925.9.7出版预告：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共产主义ABC》
二十二、近东的新风云132期1925.10.5
二十三、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135期1925.11.7
二十四、叙利亚的暴动和屠杀136期1925.11.21
二十五、洛迦诺会议与反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138期1925.12.10
二十六、反日运动中所谓苏俄进兵满洲的传说141期1926.1.7
二十七、不成理由之日本进兵满洲理由142期1926，,14
二十八、国际联盟与苏俄142期1926.11.4
☑二十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教育142期1926.1.14
☑三十、帝国主义又一骗局——法权会议143期1926.1.21
三十一、中东路事件中反动派之反苏联的宣传144期1926.2.3
☑三十二、替段祺瑞辩护之国家主义者148期1926.4.3
三十三、北京屠杀后上海教职工的反动——论商科同济清心的风潮149期1926.4.13
三十四、今年的「五一」与中国的反赤运动151期1926.5.1
三十五、一九二六年五一之国际职工运动的趋向151期1926.5.1
三十六、英国的总同盟罢工152期1926.5.8（写于1926.5.6晨4时）
三十七、英国总同盟罢工的第一星期153期1926.5.15（写于1926.5.12晨4时）
三十八、英国总同盟罢工之终止154期1926.5.22（写于1926.5.20晨3时）
☑三十九、「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刘华！」156期1926.6.3
☑四十、「共产主义的ABC」出版156期1926.6.3
四十一、里夫民族的失败157期1926.6.9
四十二、动摇中资资本主义稳定——最近国际事变之研究158期1926.6.16
四十三、反赤军统治下的外交159期1926.6.23
四十四、武昌中华大学武剧中国家主义者的构陷159期1926.6.23
四十五、中国大资产阶级、自由保障会与共产主义161期1926.7.7（写于1926.7.6晨6时）
四十六、友谊磋商出来的沪廨交还协定164期1926.7.21（写于1926.7.20晨4时）
☑四十七、亚细亚民族大会165期1926.7.28
四十八、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166期1926.1.14（写于1926.8.5）
四十九、最近之白色恐怖168期1926.8.22
五十、孙传芳对赣之一箭双雕169期1926.8.29
五十一、注意长江英舰干预战争！170期1926.9.10
五十二、奉票跌价与奉系军阀之前途170期1926.9.10
五十三、北伐军战胜声中英国对华的阴谋和压迫171期1926.9.20
五十四、天津英租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的意义180期1926.12.5（写于1926.12.5）
五十五、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184期1927.1.17
☑五十六、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巴黎公盟/192期1927.3.18
郑超麟在「新青年」文章
一、辩证法与逻辑（译文）蒲列哈诺夫著季刊第三期1924.8.1
☑二、苏维埃制度底下民族问题之解决季刊第四期1924.12.20
三、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译文）托洛茨基「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会上之演说辞季刊第四期1924.12.20
四、专政问题的历史观（译文）列宁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五、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译文）列宁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六、列宁与职工运动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七、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译文）斯达林新第二号1925.6.1
八、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译文）马丁诺夫新第二号1925.6.1
九、从凡尔赛到洛迦诺新第三号1926.3.25
十（一）、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译文）布哈林新第三号1926.3.25十（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续）布哈林新第四号1926.5.25
☑十一、新经济政策之第五年与苏维埃政权底下的农民问题新第四号1926.5.25
十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目前的问题（译文）季诺维埃夫新第五号1926.7.25
郑超麟在「中国青年」文章
☑一、梁启超怎样了解中国的阶级斗争？79期1925.5.9
二、促成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联俄——勿忘孙中山先生的遗嘱！115期1926.2.27
三、十月革命与列宁139期1926.11.1，
☑四、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论150期1927.1.15
郑超麟在「热血日报」文章
☑一、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六月一～二日，上海外国巡捕屠杀市民之略1期1925.6.4
☑二、认清我们的敌人2期1925.6.5
三、时报的媚外2期1925.6.5
☑四、民众反抗运动与军阀政府5期1925.6.8
☑五、上海学生会可以觉悟7期1925.6.10
六、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9期1925.6.12
七、论经济绝交12期1925.6.15
☑八、基督教与帝国主义13期1925.6.16
九、自杀呢？还是革命？20期1925.6.23
☑十、中日条约——杀人执照20期1925.6.23
十一、开市要政府命令么21期1925.6.24
十二、智识阶级之败类23期1925.6.26
郑超麟在「布尔塞维克」文章
☑一、悼赵世炎陈延年及其他死于国民党刽子手的同志！1期1927.10.24
☑二、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如何？1期1927.10.24（写于1927.10.20）
☑三、南北军阀统治下的外交2期1927.10.31（写于1927.10.27）
☑四、苏州铁机工潮之悲愤2期1927.10.31（写于1927.10.27）
五、欢送已脱离共产党的党员答囊萤同志2期1927.10.31（记者）
六、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3期1927.11.7
七、论蒋汪同时出山4期1927.11.14
八、亚细亚民族会议4期1927.11.14
☑九、答尹宽4期1927.11.14
十、广东的新军阀又混战起来了5期1927.11.21（写于1927.11.18）
十一、国民党果为违反三民主义而死灭吗？5期1927.1.21
☑十二、群众自动手的进攻中外资本家及工贼7期1927,2,5
☑十三、（一）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未完）7期1927.12.5☑十三、（二）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续）8期1927.12.12
十四、广州大暴动纪要9期1927-2-15（记者）
☑十五、帝国主义统治呢，还是工农革命？10期1927.12.19
十六、答石新10期1927.12.19
☑十七、苏维埃政权万岁！11期1927.12.25
十八、悼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11期1927.12.25（记者）
☑十九、国民党「对俄绝交」的代价12期1928.1.2（写于1928.1.1）
二十、准备第二次大战之资本主义世界16期1928.2.6
二十一、印度的「五卅运动」18期1928.2.20
二十二、怎样继续五卅运动20期1928.5.30（写于1928.5.29）
二十三、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21期1928.6.15（写于1928.6.14）
二十四、发展并完成中国的革命22期1928.6.30（写于1928.6.29）
二十五、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23期1928.7.10（写于1928.7.7）
二十六、凯洛格对华照会的意义25期1928.8.10（写于1928.8.1）
二十九、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列宁）译文23期1929.1.1（译） |
郑超麟(1901—1998)生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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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郑超麟
郑超麟(1901—1998)
郑超麟，于一九○一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特别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他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孔孟的乃至老庄的学说，转而接受陈独秀等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稍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更由思想进入行动。一九二二年六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一九二三年他被选派到俄国留学，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研究马列主义。一九二四年七月，因中国革命形势开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员，他与陈延年等被派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他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义。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的流血政变，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一九二八年，赴福建整顿党务。一九二九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一九二九——三○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多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一九三一年五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四派托洛茨基组织的统一大会、被选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病，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一九四○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大著《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一九三九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由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一九四二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的领导人之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动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写了《回忆录》，写了《三人行》——一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又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传》。为了生活，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五月，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新中国建立后，他作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写了一本书《国家资本主义论》。
在解放军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在往后二年多内，‘国共党”在中共治下进行活动，影响有所扩大，结果，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被捕入狱。
这本是意料中事，为了预防以彭述之为首的另一个托派组织，早已把领导机关迁移到香港；超麟所属的一派也主张派人去香港，去建立一个联络站。但超麟本人却不愿出走，明知危险而决定留在上海。他的这种“圣彼得”精神虽不曾使他为殉道而丧生，却换来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换来了身体与思想的迫害。一九七九年六月，终因中共领导层的变动以及海内外关心人士的呼吁，他和其他十一名幸免未死狱中的同志被恢复了自由。
从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狱到一九九八年八月逝世的十九年中，超麟的身体虽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但他过的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紧张的思索与写作生活。这时期内他协助一些历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过去官方历史家在这方面所作曲有意与无意的歪曲，特别是纠正过去对于陈独秀的诬蔑与歪曲。此外他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作系统的与独立的思考，并且写下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他的这三方面的努力，记录在将近百万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获得出版机会。虽然从一九七九年起他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还被指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视。近几年来他所著的回忆录虽曾获准以“内部发行”方式印行了两次，他翻译的一本小说《诸神复活》(俄国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D．Merezhkovs女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忆录》曾被班国瑞教授(Prof.G.Bentom)译成英语，由美国人文出版社(Humanitiepress)出版。德国的鲁道尔夫·西格尔(RudoeSegall)又由此书的英译稿译成德语，由德国法兰克福的LSP-verlog书店出版。以此让海外朋友能多少见到中国这位非凡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生平。妻子刘静贞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与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足半年后逝世。他们的儿子弗来，生于一九三八年，夭折于一九四五年。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孙女照顾的。
（据王凡西稿改编，原载《陈独秀研究动态》15期）
郑超麟先生著译书目
一、文学类：
荒唐游记（德）霭沈都夫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小英雄［俄］妥斯退也夫斯基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野非卯夫［俄］妥斯退也夫斯基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大学时代［德］斯托谟著《申报自由谈》连载
特棱克［德］布鲁诺·弗兰克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诸神复活［俄］梅勒支可夫斯基著中华书局出版
意大利的脉博［意］西龙著金星书店出版
新疆沙漠游记［瑞］斯文·赫定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冈果旅行［法］纪德著长风书店出版
青春是美好的［德］赫尔曼·黑塞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从苏联归来［法］纪德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法］纪德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二政治类：
共产主义ABC布哈林著
俄国革命史（二、三卷）托洛茨基著
法国革命史（共四卷）马迪野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宗教哲学讲演录费尔巴赫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资本论》剧本［意］马拉帕特著待出版宗教、哲学、社会主义恩格斯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辩证法的唯物论伏尔佛逊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马克思给顾格尔曼的信亚东图书馆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亚东图书馆出版
俄罗斯革命逸史维克多·绥奇著亚东图书馆出版
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著未来的哲学费尔巴赫著中华书局出版
托洛茨基自传（节本）译者署名何伟春燕出版社出版
三著作
不断革命论三人行（未出版）
四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版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再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三版）东方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诸神复活（重版）三联书店出版
诸神复活（三版）三联书店出版
玉尹残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怀旧集东方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
髫龄杂忆福建漳平《文史资料》特辑
郑超麟回忆录（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超麟晚年文选（共三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
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陈碧兰，1965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相关链接：彭述之
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1]
陈碧兰（1965年12月）
这里我不想在这篇短文中为彭述之作传记，而只是试图将我从一九二五年认识他的时候起，迄至今日整整四十年中，他的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中的作用与活动，以及三十六年来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艰苦斗争的情形，作一个轮廓性的叙述。
我认识彭述之是在一九二五年秋，但我认识他的思想早在认识他本人之前。当一九二四年末，我还在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学习时，就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和理论杂志（新青年）上读到他的文章。他的第一篇题为（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有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即从英帝国主义以大炮轰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后（一八四○一四二年鸦片战争），中国如何逐渐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详细地引证了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历史事实。由此给义和团运动确定了一个观念：「它是中国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过分压迫而起的一种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因而驳斥了近代史家所谓「拳匪之乱」和一般人称之为「野蛮排外」等污蔑的传统观念。这不但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义和团确定了一个正确的观念，而且在社会上，尤其在文化界掀起了一个风浪，那些有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教授们（如北京大学名教授胡适之等），都高声叫喊：「这是推翻了中国历史的传统观念，这是翻案了！」
其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文（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自一九二三年初，共产国际认定中国革命是各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后，在党内便发生了哪一个阶级是这个革命的领导者的问题。因为依照国际的指示，显然暗示着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不能单独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因而必须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合作。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层，在接受了国际训令之后，便改变了原有的无产阶级立场，发生了一种极右的倾向。例如毛泽东在他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发表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向导报上），他曾公然号召天津和北京的商人（即资产阶级）「一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采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大，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也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点为我所加）这明显地认为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随后，陈独秀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在此文中，他从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一方面，这个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同时，工人阶级的数量和知识还不够领导这个革命。这种思想在党内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混乱和迷惑。因而彭述之便针对着陈独秀的文章，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他虽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实际上是批评他的观点的。[2]
彭述之在这篇文章中，把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基础和利益，从银行、商业、工业资产阶级，一直到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按照它们的经济基础和利益加以详细的分析，从分析中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都是直接或间接依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因而绝不能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而领导国民革命。而且由于害怕站在他们背后的无产阶级，不可免地是反动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说：
「我们分析了以上各种阶级……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阶级的利益和意识的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
彭述之于一九二○年秋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春到莫斯科东方共产大学学习，并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的书记，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回国时为止。据同志们说，他在旅莫支部作过很好的贡献，曾经为他们作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许多报告，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因而同志们对他很尊重。当我在那里时，继任的书记为罗亦农（他于一九二五年春回国，不久即任上海区委书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死于蒋介石之手）。那时同志约近百人，有些是从法国和德国转到那里的，但多半是从中国派去的。我们除了正式上课外，晚上或星期日常举行演讲会或讨论会。当我们讨论了彭述之的《帝国主义和义和团运动》和《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这两篇长文之后，大家都一致推崇和同意他的意见。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欢送李大钊[3]回国的晚会上，主席刘伯坚（后为冯玉祥政治部主任，亦被蒋枪毙）的致词中，他微微地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这里已经回去了一枝笔，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相信现在李大钊同志回去，对我们党定有重大的贡献」。「一枝笔」这几个字在我的脑中刻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我对这方面有兴趣）。这也就是我在本文开始时所说的：我认识彭述之的思想早在认识他本人之前的真实情形。
彭述之自一九二四年夏回国后，除了在《向导》报和《新青年》上写文章外，并参加上海地方的实际工作。当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四次大会，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即政治局）的委员，并主编党机关报《向导》和理论杂志《新青年》。当我于一九二五年秋到上海后，参加上海全体女同志会议时，经过中央妇女部的负责者向警予的简单介绍，我才知道准备在这个会议上作政治报告的便是我在莫斯科时曾经读过他的许多文章的彭述之同志。他的态度沉静而严肃，但对同志很热诚，这便是我初次对他的印象。
在第二次革命时期
当时中常委为五人即：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和张国焘，但实际上经常只有三人，蔡去莫斯科，张经常不在上海，陈独秀经常在中央办事处和各地来的同志接头（述之也常去），瞿秋白由于俄文较好，经常同国际代表接触，同时他不喜欢参加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在内）地方性的会议，也不喜欢和同志们接触。因而参加上海区委会议的就只有彭述之。他不但代表中央常务委员出席上海区委的各种会议，而且还经常出席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常务委员会。
由于彭述之经常参加上海区委常务委员会的会议（我亦其中委员之一）以及其它的各种干部会议，我和他接近的机会很多；同时，因文字工作的关系，我常到他的住所去，因他是中央宣传部的主任，我所主编的《中国妇女》（党中央办的）有些重要的文章，政治的或理论的，我都要拿去给他看或者经过他修改。这样，我和他接近的机会也就更多，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双方相互了解，我们便决定生活在一起。
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初，由于五卅运动所掀起的普遍全国的反帝国主义和军阀运动，广大的群众、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以及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都卷入于革命的浪潮中。因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国的范围内蓬勃地生长着。单以上海来说，在每一次事件发生后，如反奉战争，反对日本出兵满洲和北京「三一八」惨案等，都曾举行十万人以上的庞大的巿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以及街头演讲，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侵略与压迫。恰在愤怒与激昂的情绪之下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对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市民大会与游行示威之后，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这是国共合作以来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所发出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这个事变，有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着整个共产党。从中央到上海区委乃至每一个共产党员，都感到震惊、愤怒和疑虑。区委常委会严肃地讨论了这一政变之后，次日便召集活动分子会议，到会者百余人，都盘坐在地板上，倾听中央代表彭述之报告广州政变的情形和中央的意见。报告完毕，群情愤慨，一致认为这次政变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我们共产党也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土来重新考虑国共合作问题，以便确定本党的工作方同，并要求中央迅速采取办法以对付蒋介石。
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其武装力量，并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所指挥的队伍和武装一部分工农，准备以实力反攻蒋介石。因此，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尾，中央决定彭述之以中央特派员的资格到广东去组织特别委员会，同鲍罗庭商讨如何对付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的具体办法，并表达中央的意见（我亦同去，因区委派我协助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由于彭述之所代表的中央反蒋的意见，以及他临时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由国共的党内合作改为党外合作的意见与鲍罗庭所代表的共产国际继续国共合作，支持蒋介石的政策完全不同，在彭述之与鲍罗庭之间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结果彭述之处于孤立地位。
鲍罗庭是一个典型的善于诡辩词令和玩弄手腕的官僚，他佩戴着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威望，拥有大量的物质（军火与金钱），这便更加强了他在国民党中和南方共产党里的权威。因而广东整个省委（那时周恩来即该省委的委员之一）及其它中央委员如谭平山、张国焘等都遵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我们党中央的反蒋政策，便被鲍罗庭转变成为拥蒋的政策；彭述之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被鲍罗庭转变为接受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更进一步地把共产党变成国民党的附属物了！因该案公然规定：共产党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得当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在各地方党委员会，共产党员不得超过委员三分之一；共产党中央应将所有加入国民党的共党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党部保存。像这种对共产党无异于一副枷锁的「党务整理案」是预先得到鲍罗庭的同意的。当然，鲍罗庭对蒋介石采取这种可耻的投降政策，也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鲍罗庭为了要顺利执行他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即斯大林的政策，便对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说：「假如彭述之不离开广州，我不能进行任何工作。」陈延年在他的授意之下，立即写信给上海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的父亲），要求尽速把彭述之调回上海。这是彭述之第一次受到国际代表的一次痛苦经历。
当彭述之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初从广州回到上海后，中共中央虽然被迫接受了国际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但活生生的事实表明：蒋介石利用鲍罗庭的支持，他在广东便顺利地建立了他的军事独裁，把持了一切党政、军事的大权，并自任总司令准备北伐。在这种严重的局势威胁之下，中共中央感到党必须修正这个妥协投降的路线。因此，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召开了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提出了以国民党外之两党合作代替国民党内之合作的决议，试图摆脱国民党的束缚而实行共产党独立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方针。这个决议虽没有正式被会议通过，但大多数同意把它呈给国际要求考虑，结果遭到了拒绝。因而中共中央只有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继续执行它的机会主义政策了。依照这个政策的逻辑，共产党必须以全力动员工农群众，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但限制工人不要过份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农民不要过早侵犯地主的地产；不要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尤其不要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准备自己的政权，因为这一切都会破坏国共合作的政策，都是超过「国民革命的阶段」的「极左冒险」。这样，就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引导走同毁灭的死巷中去了。
但彭述之始终觉得把中国革命限制于「国民革命的阶段」，限制于「国共合作的范围」是不合乎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因此，他在一九二○初写了一篇题为《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向导》上）。在该文中，他除了驳斥那些认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同，列宁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谬论外，他详细地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及其在国际的地位，认为同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形相类似，因而中国革命应当沿着俄国革命的路线走，列宁主义是完全可以适用于中国的。他承认「中国目前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绝不限于民族民主，必然很快的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来。」
所以他提出了「永续革命」（PERMANENTREVOLUTION）的口号，他的结论是：
「最后要明白国民革命并不是中国最后的革命阶段，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人类最后的真正解放只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建立人类共产制度的社会。列宁主义的极终理想，便是要领导全人类由各种被压迫的社会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所以我们应了解「永续革命」的意义，要从国民革命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着重点为我所加）
随后，彭述之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写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他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中国革命全部局面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异常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但另一方面……在革命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危险的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他在这里所指的「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是蒋介石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倾向。他说：现时国民党内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产阶级的倾向，他们「…已经看见工人农民起来不仅为一般革命的利益斗争，而且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斗争，已经看见帝国主义和军阀向他们表示让步，如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实行联合一切买办官僚、地主豪绅和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转过来打击工农群众。因此，他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应该创造一个革命的民主政制，而绝不应该创造个人军事独裁（蒋介石）……目前革命已经很迫切地需要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政治」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和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谋利益的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独裁的政治。」（重点为我所加）
彭述之上面所指出的这些意见是在上海工人武装暴动（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胜利两个星期以前提出的，也就是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五个星期之前提出的。虽然他的「革命民主独裁政制」还不能算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专政，但显然是排除了资产阶级于革命政权之外，而是一个工农政府的公式，这和共产国际坚持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准备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彭述之在他的《读了蒋介石二月廿一日的演讲以后》（载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向导》上），尽量暴露了蒋介石的全部反工农、反共产党和苏俄的反革命思想和行为。他严重地指出：「中国将来的斗争便是这种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蒋所代表的）的决死战」。（重点及括号内五字为我所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述之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的向导上发表了一篇《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他在此文中说：
「要想达到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国工人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上海是…俄罗斯的彼德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都是彼德格勒的工人为领导」。最后，他并预言：
「上海数十万工人，在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到了许多经验，许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德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重点为我所加）
彭述之的预言是实现了！上海的工人为了响应北伐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举行了武装暴动，翌日便夺取了上海租界以外的整个市区，成立了武装纠察队二千余人，维持治安与秩序，工人大批地涌进工会和共产党，呈现一幅新兴无产阶级政权的景象。假如当时的共产党没有共产国际的干涉，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如彭述之在前面所表示的），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和他们亲身所经历的经验，领导上海工人群众进一步地联合北伐军队中同情工人的军队（当时在上海北伐军队中同情共产党的占绝大多数），同反革命的蒋介石作坚决的进攻，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对反革命资产阶级施行独裁。那么，上海的工人是有可能执行彼德格勒工人的历史任务的。
但异常之不幸，中国共产党由于被迫遵守共产国际必须同蒋介石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因而恰好在共产党领导工人群众武装暴动胜利之后，他们在政治上却完全解除了武装，束手无策；只好按照共产国际所划定的图式，同资产阶级一起组织上海的「临时政府」。某些参加这个政府的资产阶级分子则用尽怠工和破坏的手段，使得它陷于完全瘫痪，等待蒋介石的处置。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人不能采取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任何措施。这样，共产党和工人群众的手足都被共产国际的政策捆绑起来，等待蒋介石的任意摆布！当蒋介石把镇压革命的一切阴谋布置就绪之后，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的清晨，发动了他的第二次政变，流血的惨剧便在上海开演了！这便是斯大林顽强地命令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国共合作政策，同蒋介石合作，拚命帮助他北伐的结果：无数的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倒卧于血泊中，革命的果实落于蒋介石的怀抱中了！！
斯大林对于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的政变既没有任何警觉,仍旧继续国共合作政策，支持蒋介石，因而酿成了上海四月十二日的大流血，但这次的流血还没有冲醒他的脑袋，获得任何教训，只是把以前的「国共合作」改为「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把以前寄托于蒋介石的希望，转移于汪精卫吧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便是在斯大林这种政策的转移之下召开的（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因而这次大会的一切决议，还是和以前一样抑制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的生活改善，尤其反对武装工农，唯恐妨碍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因斯大林认为「武汉是革命的中心」，而汪精卫的国民党政府自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改善工人的生活，这便替汪精卫所领导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对七月十五日「清共」铺平了道路！
恰在中共第五次大会前后，托洛茨基提出了共产党必须退出国民党，保存自己的完全独立，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来准备代替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但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见，都被斯大林封锁起来，不让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因恐他们根据他们亲身经历的经验，把托洛茨基的意见与斯大林意见比较一下，可能选择前者，那就会根本推翻斯大林对中共革命机会主义的领导，可能把革命推上胜利的道路。这反过来会掘毁斯大林在苏共的垄断地位，这是代表苏联官僚特权反动利益的斯大林绝对不能容许的，因而中国第二次革命便成为保存苏联官僚特权利益的牺牲品！
此外，值得指出的，就是瞿秋白在第五次代表大会前私自先到武汉刊印了一个名为《中国革命争论问题》的小册子（这小册子事先不让中常委知道）。它的内容，除了关于上海暴动的时间问题和暴动胜利后上海临时政府的人选问题的争论外，主要是攻击彭述之的基本思想，即前面所叙述的彭述之所主张的「永续革命」的思想。那时瞿秋白从某些国际代表那里嗅到了斯大林正在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一切主张，尤其反对他的《不断革命论》。因此，瞿秋白在他的小册子中引证了彭述之的「永续革命」这句话后，他说：「彭述之把托洛茨基主义复写到中国来了。」实际上，彭述之当时还不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只是依照自己所了解的马克思曾经指出过的不断革命的观点，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教训，以及他当时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亲身经历的经验，从而得出中国革命是「永续革命」的结论。瞿秋白把托洛茨主义的帽子扣在彭述之的头上，显然是企图以此摧毁他，并博取斯大林的眷宠。同时这个小册子虽然以攻击彭述之为名，但实际上暗中也是攻击陈独秀的。他想以此作为一枝锋利的箭而一射双雕：把彭述之排除于领导机关之外；把陈独秀的总书记职撤除，好让自己起而代之，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同时进行小组织，拉拢干部，运动和联络国际代表。由于绝大多数干部的反对，尤其是国际主席代表路易对瞿秋白这种阴谋诡计的行为加以干涉，陈独秀才得以仍旧被选为总书记，但彭述之是被排除于新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之外了。
在第五次大会后的一段时期内（约从五月初至六月末），彭述之仍旧留在武汉，他一方面写小册子，名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替所谓工农「过火」行为解释和辩护。同时，他经常和陈独秀接触，谈论当时愈来愈恶劣的局势。有时我也在座，看到他们极感困恼。因他们从痛苦的经验中，已深深感到共产国际对于蒋介石所采取的政策已完全破产，对于当时支持汪精卫的政策更由事实证明正在日渐走向绝路。尤其是陈独秀，由于他处于党的总书记地位，不得不执行莫斯科的政策。但在执行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过程中，他亲自看到汪精卫的「国民党左派政府」，越来越袒护反革命的军人，打击工农群众运动，排斥共产党。因此，他最后一次提出共产党退出汪精卫的国民党，从事独立领导工农革命运动。但最后又遭到国际的反对。从而他便陷于消沉态度；不久他便辞职了（由瞿秋白代理）。差不多同时，汪精卫发动了政变，这便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的「清共」，中国第二次革命从此便悲惨地失败了！
在汪精卫实行「清共」的前夕，彭述之被派到北方区去担任书记，当他在北方正从事调整北京、天津及各地方党部组织，实施防卫政策，重新设法接近工农群众时，却接到上海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命令，叫北京和天津举行武装暴动。因自汪精卫「清共」后，共产国际便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跃到极左的盲动主义政策；同时，召开中共中央的「八七会议」（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的会议），为了卸脱国际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便把陈独秀当作代罪羔羊，瞿秋白正式作了总书记，俯首帖耳的执行国际盲动主义政策。不管客观的局势如何，就命令贺龙、叶挺的军队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举行南昌暴动，随即发动了湖北、湖南的秋收暴动……等。彭述之对于共产国际在武汉革命失败之后，反而训令中共到处举行武装暴动的政策，认为不但不合乎马克思主义，而且离开了常识。他虽然无法干预这种反常和荒谬的政策，但他和北方区委的委员商议：决定采取「拖延政策」。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在反动军阀的严厉统治之下，根本没有群众的组织和运动，除了命令少数党员人工地制造暴动，徒然牺牲干部和党员外，绝无任何结果。因此，他们只好借口暴动的条件不成熟，需要时间准备，以此拖延下去。但瞿秋白的中央认为彭述之领导的北方区委有意抵抗国际的暴动政策，撤销了他的书记，派蔡和森去建立北方局疯狂地进行「暴动准备」。但暴动尚末开始，北京六十多个干部一同被捕和枪决了！这便是共产国际的暴动政策在华北试验的唯一后果！！
彭述之被撤职后，从北方调回上海时，正值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也就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政策在中国完全破产之后。上海的情形异常恐怖，差不多每天都有同志被捕和被枪决。党在当时由于革命失败，主要的财政来源只有依靠共产国际支持，而斯大林操纵的国际便更加利用财政来控制中国共产党，支持那些俯首帖耳的领袖和干部；而这些受国际眷宠的官僚们，尤其是瞿秋白也就利用国际的物质来控制其它的领袖和干部。凡是表示驯服的，都可在物质方面获得优厚的待遇，而较少危险；假如谁对当时的盲动主义政策表示怀疑，或对瞿秋白的官僚措施怀抱不满，那就会遭到极难堪的待遇，最后则停止其工作和生活费，这对于那些以革命为职业的干部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因他们一向把党当作生命寄托之所，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把社会关系和朋友都抛弃了，甚至连家属关系也断绝了，因而得不到任何的援助。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之下，凡是在革命运动中曾经积极活动的知名共产党人，绝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即是译书和投稿都要化名，这又反过来加强了官僚机关利用物质来控制干部的力量。
在上叙的情形下，彭述之所受到的待遇当然更为难堪和险恶（我和半岁的女儿也在内）。他当时还是中央委员，但瞿秋白把持的中央并不派他任何工作，甚至中央委员会所召开的会议，也不让他参加，尽可能地把他孤立起来，惟恐他的反冒险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影响其它干部。不久，即连对我们极微薄的生活费也停止了，述之只好化名靠译书维持生活。
自我们从天津回到上海后，彭述之又得以重新会晤陈独秀，从他得悉汪精卫反共后党内发生的一切情形，并得知他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和九月间曾二次写信给党中央，批评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因此，彭和陈的政治意见不约而同地达到一致。他们对当时的中共中央，也就是对国际的冒险主义政策采取批评和反对的态度。当然，瞿秋白的中央把这种情形报告了莫斯科。因此，在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前，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名打电报给陈独秀和彭述之（此电报还是周恩来亲自送到陈独秀的家里的），邀请他们去莫斯科参加国际大会，企图「说服」他们，否则便「扣留」他们，免使他们在中共内部发生影响。但他们对于共产国际已经失去信心和希望，而且了解它的用意，因而毅然决然地谢绝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邀请。
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
一九二九年春，彭述之同几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作了一次长谈，得悉苏联共产党内部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经过情形，以及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同时，他们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件送给彭述之，即：《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当彭述之研究了托的文件后，他立即确定了他的态度，准备在中共党内进行为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路线而斗争。他之所以如此迅速地接受托的思想决不是偶然的。一方面，由于他对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解，以及他对于中国革命所形成的一些正确观念，如前面所引叙的；另方面，他在革命过程中亲身经历的失败经验，尤其是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悲惨教训，所以当他看到托洛茨基精确地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领导中国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路线和革命失败后所采取的盲动主义政策，特别是他提出了以国民会议的总口号的防御政策来代替当时党陷于无出路的冒险政策时，他深深感到托洛茨基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有许多意见已经被血淋淋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预言。因此，他第二天便将托的文件送给陈独秀研究。次日，陈独秀来我们家里，他说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他所提出的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防御政策来代替盲动主义的政策，更合乎目前客观局势的实际需要。因此，陈独秀和彭述之便进一步地讨论如何在党内进行左派反对派的计划，准备集合所有不满党的盲动主义的干部，来讨论这两个文件的意见，并积极进行组织左派反对派。
同时，陈独秀和彭述之各自写信给中央，要求在党内发动全体党员讨论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并要求把托洛次基所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件全部公布出来，作为党员讨论的参考。
我们在党内进行左派反对派的工作很顺利，不到两个月，就团结了四、五十个干部，正式通过接受托的立场，选出了临时领导机关三人委员会（陈独秀、彭述之、尹宽），将所有的成员编成小组，经常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及在党内的活动等等。随即出版一个刊物，名为《无产者》，并将托着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件集成专书出版。
由于我们在党内外的积极活动，以及陈独秀和彭述之写给党中央信中意见的传播，当时在党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使许多干都发生了剧烈的动摇。因此，党的领导机关在国际的指使之下，迫不及待地把我们一批一批地开除出党，首先是开除陈独秀和彭述之，随即轮到尹实，郑超麟和我及其它干部。这些开除的消息，都公布于党的机关报《红旗》上。但这种开除，并没有稳定党员的动摇，宁可说是更加剧了党内的震动。因此，接着又有一批干部加入我们反对派的队伍。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当我们公开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4]时，已有八十一个干部签名，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史上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破天荒和最大的一次斗争和分裂。它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兴起了巨大的震撼，而且也引起了中国社会和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注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留在党内的老干部，由于他们亲身经历了革命失败和盲动主义的破产，以及官僚主义任意压制的种种痛苦，而这时看到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首的大批干部，曾经同他们一道在革命运动中坚苦战斗过的老伙伴，现在站立起来拿着托洛茨基的政纲，勇敢而坚决地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斗争了。他们抚今思昔，对于这种反对派的运动不胜同情，因而党的领导机关称这一大批老干部为「调和派」，意即指他们在党的路线与陈独秀派主张之间的调和（当时刘少奇也属于调和派，因此将他送往莫斯科）。据完全拥护国际路线的陈绍禹（后来改名为王明）说：「当时的调和派曾主张：那些因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和彭述之应请回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见陈绍禹着《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175页）。从他的这几句话中，便可证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所发动的左派反对派运动在党内影响之巨大了。
但正当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震撼着整个党，影响了大多数的老干部时，从莫斯科回来的一些学生，也组织了好几个托派的组织，各自出版小刊物，它们除了互相争吵外，便是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说他们要替过去机会主义政策负责，这就意味着只有他们因没有参加过革命失败政策的年轻分子才配作托派。这就给党的斯大林主义领导机关利用，大肆攻击陈独秀和彭述之，使那些调和派的干都感到左派反对派的意见分歧和混乱，因而对于托洛茨基的思想也就冷淡下去了。这对于正在开始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当托洛茨基知道了这种情形，因而他在一九三一年初向中国左派反对派各组织建议：谋取统一。结果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了统一会议，中国各派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才统一起来，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
但恰当统一会议后，由于一个叛徒的告密，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了。彭述之和我连同四岁的女儿仅在捕探到来几小时之前匆忙地脱逃出来，但我们家里的全部东西、书籍和文件，包括衣物和家具等，都被捕房没收了。这就给我们往后的多年生活，增加了无限的痛苦和麻烦。陈独秀这次没有被捕，只因叛徒不知道他的住址。最可怕的，是那些叛徒们和国民党的特务一起，经常在公园、游戏场所、大公司门口和重要的马路口厮守着猎获共产党人。假如谁遇到这种叛徒，他便把你的肩膀一拍，说：「老朋友！」那些跟随着的便衣侦探便围拢来把手镣扣在你的手上，带到附近等待着的黑色囚车上，那么死神便会来照顾你了！
我们反对派虽然由于一批干部被捕而遭受了挫折，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甚至有的离开了，但不久客观的局势来了一个新的转变，那便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帝国主义大肆侵犯东三省，以及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进攻上海，引起的反日运动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这个反日和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中，第一次出版了公开周刊（热潮）鼓动群众武装起来抗日。我们的这种鼓动和宣传，在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特别在党内的下层干部中获得了广大的回声。
当时正是王明在莫斯科支持之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夺取了党的领导机关。他在政治上对「九一八」事变的群众反日运动，以及随后对十九路军（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军队）自动抗日的行动都采取了荒唐的教派主义立场，在党报《红旗》上宣传红军抗日，而不号召群众武装抗日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的行动；在组织方面，把以何孟雄为首的大批的积极干部（即「调和派」）排除于组织之外，让他们因得不到党的经济援助而牺牲（他们二十余人在一间小旅馆集会被捕一起枪决）；有的离开了党。因而党在当时呈现一种解体的状态，这便替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扩展开辟了新的园地。
在这个时期，党内许多下层干部，看了我们的《热潮》发表的抗日主张和对党的斯大林主义政策的批评以及托的文件，都自动的找托派负责人，经过述之多次和他们讨论后，便加入了托派，他们带来了几十个重要的产业支部，如邮政、电力、纱厂。这些支部所包含的人数占上海的共产党员半数以上。因而左派反对派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领导了好几次重要的罢工，并得到了相当的胜利。
在同一时期内，除上海外，北京、武汉、南京以及华南的广东、香港等地的托派运动，都有新的发展。
同时，在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方面，我们托派也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首先是述之受一个左倾出版公司委托主编一个名为《动力》的学术杂志、以托洛茨基的观点解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其它的哲学政治问题等，发生了相当的影响。随后这个杂志改名为《读书杂志》，由另一人主编，但述之介绍了一批托派分子在该杂志上写稿，继续讨论中国社会性质和批评斯大林派断言中国社会为封建经济占优势的思想，这便掀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一些革命理论问题的论战，广泛地反映了托派思想与斯派思想的分歧。在这次论战中，托派的观点是占着上风的。因而托派思想在一般左倾的分子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述之又介绍了一批托派分子翻译关于社会科学、哲学、马克恩和列宁的某些著作以及托洛茨基的自传（前一部分）等，在一些左倾的书店出版，当时大多数左倾的书店都围绕于我们的周围。
但从我们私人生活方面说，由于述之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运动上，以致把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一一译书的工作经常停顿下来，同时我也不能到社会上去找职业，因而我们的生活便陷于狼狈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赊米，经常踏当铺的门坎。有时述之因整天和同志们谈话或开会，只是买一个没有夹心的小面包来充饥；深夜回来时因身上没有钱买电车票，往往从很远的地方步行回来。这样的生活延长了好几年。
正当我们的运动已经获得如上的成果，而且正在同前迈进时，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余人一同被捕了！这对于我们的运动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精神方面，同志们都陷于异常痛苦和颓丧的深渊。随后不久，跟踵而来的灾祸又降临了，从党里转过来的那些重要干部全都被捕了，因而差不多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和组织脱了节。于是我们在上海的工人基础完结了！剩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不是自动离开另谋生活出路，便是陷于痛苦消沉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干部来维持残局。因此，中国的托派运动，在往后的数年中，完全陷于孤立和停滞的状态之中。
自陈独秀和彭述之等被捕后，全国各大报都登载他们的消息，尤其当他们被一列专车戒备森严地从上海送往南京的军法处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名人（如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及其它一些著名教授等）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及其政府，要求将陈彭等送往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因恐军事法庭将他们秘密处死。结果，他们被移交南京地方法院准备公开审判，他们的审讯，差不多经过了两年，各大报经常刊载关于他们的消息。
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控告陈独秀和彭述之，因而他们各自写了一个辩诉状，并聘请了几位律师。彭述之在他的辩诉状中，除了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国」，以及它对人民任意压迫，剥夺人民应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外，并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日免危亡」。在公开审判的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政府所捕共产党人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审判），审判厅里挤满了人，国民党的统治者如陈立夫等则在幕后窃听。彭述之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演辞中，勇敢地毫无顾忌地攻击了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宣传他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因此，国民党的统治者如陈立夫之流，特别仇恨他。在第一审中，陈独秀和彭述之被判徒刑十三年，其它的人五年。经过上诉后，陈彭的徒刑减为八年。（事实上因中日战争监狱被炸毁，只有整整五年）送在南京模范监狱。
彭述之在监狱的整整五年中，由于「生活的安定」，他把监房当作「研究室」，他阅读了无数本有价值的书籍，从马、恩、列、托的著作乃至历史（中国史和西方史），哲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等著作无不研读。因他一向对于各种学问都感兴趣，甚至研究基督教和佛教的起源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思想。因此，他在五年监狱中的生活，完全是阅读和研究学术的生活，但在监狱的第二年，由于苏联问题和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的问题，彭述之同陈独秀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关于这些问题述之曾写了一些文件），以致他们多年来亲密合作和私人最好的友谊破裂了；差不多同时，同他一起被捕的弟弟彭道之（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托派最积极的干部之一）又病逝于狱中（因无钱医治）。这两件事给了他精神上以沉重的打击（从他当时写给我的信中表现出来）。幸而他的性格坚强，冷静而又具有极大的耐心，，能够忍受一切痛苦。他除了把全副精神寄托于研究工作，以消除痛苦外，从我和他的经常通信中也获得了一些安慰。
在述之被监禁整整五年的悠长岁月中，就我个人来说，饱受了「伴侣生离」的痛苦和生活上的重压（我要养育两个孩子）；抵抗了各种各式的威胁和诱惑。但最感痛苦的便是政治方面的孤立，无论我参加任何左派的团体或政治学术的研究会议，所碰到的全是斯大林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很少有一个托派。他们始而对我采取同情和友好的态度，甚至在职业方面帮助我，企图争取我。但当他们派人公开同我谈判，向我建议重新回到党里面去，我坦白地表明我的政治立场而拒绝他们的建议后，他们在一切群众活动的场所就把我封锁起来了。
当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时，以大批飞机轰炸南京，模范监狱亦被炸毁，有一颗炸弹落在彭述之所住的监房侧面，他几乎毕命，失去知觉好久才清醒过来。由于监狱被毁，监狱当局得到司法部的允许，将所有的政治犯释放。陈独秀和其它几个同志都释放了，但陈立夫主张把彭述之留下（因彭的辩诉状和审判时的演说最激烈地攻击国民党当时的对内对外政策），准备送到安徽的监狱去，实际上是准备把他秘密处死。但监狱长认为：既已释放同他一起被捕的陈独秀等，只留下彭述之一人太不合理，于是他立即请示司法院长。结果彭述之在陈独秀等出狱数日之后，才被释放出来。但当他从南京到上海的途中，火车又被日机轰炸，他又几乎炸死，爬到稻田里躺下，然后再设法转乘火车到上海。
彭述之回到上海时，正值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时期，但留在上海的托派还不到一打人。虽然名义上还保存一个组织，但同各地方星散的托派没有联系。述之为了适应当前抗日运动的潮流，重新整理组织，召集曾经留在上海和从监狱出来的几个干部的临时会议，通过抗日战争的决议案，主张以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武装抗日，但在政治上批评它的反动政策，并选出了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斗争》机关报。在一个相当的时期，把各地方的小组织联系起来了。由于客观局势有利于群众运动，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在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和浙江等地逐渐扩展起来，组织日有发展，因而我们的运动又开始复兴起来了。但当我们的运动正在开始复兴时，发生了两件极重要的事件：
第一，斯大林党公然在它的报纸上造谣说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取日帝国主义的金钱为它服务，从此称托派为「托派汉奸」；随后，斯大林党在上海所控制的四家日报同日登载消息，说彭述之和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大汉奸李国杰是密友，企图唆使国民党的特务或它自己的特务以汉奸的名义暗杀彭述之，经过法律的控诉，才迫使斯大林党的报纸申明所载消息并非事实。
第二，陈独秀主张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领导的抗战，因而反对我们的机关报在政治上批评国民党，这便在我们的组织内部引起了严重的纠纷。彭述之不得不批评陈独秀的立场，因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这对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不管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和陈独秀的错误主张，彭述之和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干部如刘家良、王凡西……以及留在上海的少数干部合作，还是把运动推向前进，特别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我们又出版了一个公开刊物，名为《动向》，销行颇广。在批评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和斯大林的「德苏协议」等重大问题上，在一部分工人知识分子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同时，由于彭述之得到几位同情者大量财政上的帮助，我们自己出版了托洛茨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背叛了的革命》以及其它的小册子；同时，由书店公开出版了莫斯科审判案和彭述之写的关于中国抗战、西班牙革命失败、和奥国革命失败等几个小册子。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那些小册子，在知识分子、学生和前进的工人中，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我们的运动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但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美在太平洋的战争行将爆发前，中国托派内部发生了最严重的斗争。一方面，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集团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因而主张在英、法等民主国家内放弃「失败主义」政策，同时，他看到莫斯科审判案的悲剧，和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德苏协议」，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不值得无条件地支持它。另方面，王凡西认为如果日美战争爆发，中国势必卷入这个帝国主义的战争中，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变质，因而主张对国民党领导的抗战采取「失败主义」。这两种极右和极左的倾向，尤其是后一种倾向，在我们组织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因而彭述之写了《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长文，抨击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和王凡西的极左教派主义的危险性，保卫了托洛次基主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即令日美战争爆发后）的基本立场。经过一个时期的内部普遍的讨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述之所提出的决议案。结果，没有任何人支持陈独秀的立场，赞成王凡西的也只有几个人。
自这次会议后，陈独秀的思想完全同托洛次基主义破裂了！他在一九四二年五月病逝于四川。至于王凡西所领导的少数派不但仍旧坚持它在政治上的教派主义，而且在组织上完全是夏克曼的中文翻版。他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出版对外刊物，在日美战争爆发后不久，他便带着几个人从「共产主义同盟」分裂出去了。其结果，恰如托洛次基曾经预言夏克曼派的命运一样，是「瘦死」了。今天，只有一个人支持他。
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美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这便给了中国托洛次基运动最沉重的打击，首先是把我们驻在上海的领导机关和各地方组织的联系截断了，跟着而来的是许多干部的被捕。彭述之在一个同志的住所，正当那个同志被捕时，他趁着暗淡光线的掩护，轻轻地从日警和捕探身旁溜走，爬上楼顶，冒着生命的危险越墙脱逃出来。其它的活动分子，由于生活的艰难和敌人的追逐，不得不离开上海。这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中心－－上海的组织和群众的关系几乎解体了。从此，便投进了日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极端恐怖和生活异常艰苦的时期。
虽然在如此恐怖的情形之下，彭述之除了集合少数青年同志进行教育外，他还在上海两个大学化名当教授，讲授中国史、西洋历史和哲学，虽然他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但他巧妙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讲授，影响了一些左倾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下课后便围绕着他要求到我们家里来，希望从他学到更多的知识，这样一批一批的男女青年往我们家里跑，不管他们是斯大林党的分子或同情者，我们都一样热情接待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同志们认为我们这样「开放门户」，在当时是异常之危险的，但我们却吸住了他们，影响了一批青年加入托派，其中有些是从斯大林党方面转变过来的，这便替未来的运动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差不多同时，我们又结识了几个有知识和左倾的商人，由于相互来往，便变成我们私人最好的朋友进而成为同情者。他们往后在财政方面给了我们的运动，特别在出版方面以巨大的帮助。
当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日本在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后，表示最后投降，中日战争连同世界大战同时结束，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在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之下，迫不得已稍微放松它的专横压迫的魔手，这便给了战后中国的群众以某种限度的民主自由的活动余地。我们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活跃起来。首先准备出版公开刊物，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
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托洛茨基主义的两个公开刊物诞生了，一是彭述之主编的理论和政治性的月刊《求真》，它是和平后最引人注意的杂志，在理论和政治上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另一个是我所主编的《青年与妇女》，随后不久，改名为《新声》，变成为政治性的托派机关报，一直出到我们离开上海为止（一九四八年末）。由于这两个刊物散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因而在知识分子、学生和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同时，把所有被战争截断了的组织和个别分子都联系起来了。因此，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不但恢复了已经失去的力量，而且迅速地生长起来，在上海和香港等城市某些产业工人和许多大学的学生中，重新建立它的基地。此外，我们尽力教育青年干部，除训练班外，每星期举行讨论会，经常到会的同志和同情者在百人以上，这种讨论会继续了两年半，吸收了许多职业青年，包括工人和知识分子到我们的运动里来。彭述之是这些训练班和讨论会的主要讲演者和指导者，他常常因赶写杂志的文章而睡眠不足，但白天里总是整天参加各种会议或训练班和讨论会等，表现了他稀有的精力。
由于我们运动迅速的发展，中共同盟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已有代表三百五十成员的代表参加。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新的纲领，并将中共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但正当我们的运动继续向前迈进时，客观的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便是中共对蒋介石的反攻不断胜利，中共解放军于一九四八年末已达到杨子江北岸，迫近南京和上海。在这种局势下，中国革命共产党，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苏联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经验和教训，采取了紧急的措施，所有成员一致建议并决定我们的政治局必须迁移至香港，上海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与各地方的组织联络，并随时予以指示，同时决定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设法加入中共及其青年团或各种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在政治上支持中共一切进步的措施。其中有些为中共所熟知的干部则离开上海，而其它地方的则转到上海相互调换。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彭述之、刘家良和我于一九四八年末从上海到了香港。
流亡
我们到香港后，即重新建立印刷机关，恢复党报。此外便是帮助香港地方的组织整顿组织和教育工作，并准备出版托着的：《斯大林传》和伊罗生（I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此书已出版），但香港政府早已注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活动。因托派在香港的工人群众中曾领导了好几次罢工，这是香港政府最讨厌的，因而常有同志被捕和驱逐出境。自中国革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移到香港后，香港政府已获得情报，因而更加注视我们的活动。首先是破获了我们的印刷机关，两个同志被捕并驱逐出境。随后，又查到我们接收欧美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和文件的两个地址，因而逮捕了那两个地址的收件人（他们都是同情者），根据这个线索，又严厉搜寻托洛茨基主义者，结果，被捕者达十余人，绝大多数被驱逐出境。随后，我们的住所亦被搜查，由于事先逃开，述之和我才没有被捕，但逃到一个朋友家里住了两天，又被密探发觉，我们立即迁到另一朋友家里，但我们迁移后不久，住过的朋友家里又被搜查并追问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已弄得无法在香港继续居留。同志们认为我们的政治局必须离开香港，尤其是述之已被香港当局视为猎获的目标。因此，述之和我们一家人以及刘家良，在朋友的大力帮助之下，得以离开香港而赴越南。
在一九五○年一月末，我们一家人和刘一同踏上了越南的国土。除刘外，我们和女儿都找到教职，生活可以维持，但过了几个月，意外的灾祸又降临了，就是当时越南托派的两个领袖（叶内和越南刘）被一个参加托派组织的越盟分子引诱到越盟军队所控制的区域中去，说是和那里的一个托派参谋长举行会议，商讨展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军事问题。中国同志刘家良由于越南同志的要求也一同去。会议开完后，便把他们逮捕起来，刘不久死于狱中。至于越南同志的命运，当我们离开越南时，据说还活着，但往后就杳无消息了。自这件事发生后，不但越南托派的组织完全趋于瓦解，刘家良同志被牺牲了，就是述之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威胁，因越盟已知道他在西贡，随时都有被暗算的可能。香港的同志和其它的朋友听到刘家良被牺牲的消息后，立即向我们提出习告；同时积极筹款，建议我们应尽速离开越南，当一切手续办妥之后，我们便开始向欧洲流亡了。
自述之和我们一同来到欧洲后，虽然经历了困苦与艰难，贫穷和疾病，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是富有意义的。因述之一到欧洲便参加了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有可能更具体地了解世界局势的动态，尤其重要的是他能够更具体地了解我们整个运动的情形，因而他在过去将近十五年中，对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曾作了某些贡献。首先，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它取得胜利的各种原因以及它初期的演变，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他认定：这个革命是「变态的革命」。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实行了某些革命的措施，如取得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这无疑地是一个革命，但它的政权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专政，中国的远景，将和东欧各国相类似，将会走向「变态的工人国家」的道路（见一九五一年向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其次，当一九五八年中国共产党疯狂地进行人民公社运动，在世界各国某些激进分子中，引起了混乱和幻想时，彭述之根据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原则，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国农业集体化的经验，尤其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他指出：用命令强迫农民加入人民公社会引起农民的反感，其结果一定产生农业的后退（见《对拥护公社意见的批评和我们的态度》1960年1月出版）；随后某些极少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把中共及其政权加以理想化，认为它们可以和列宁时代布尔塞维克党及其政权相比拟时，彭述之根据理论和事实驳斥了他们，证明中共仍旧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它的政权是官僚主义的专政。因而，中国和苏联及东欧各国一样，政治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见一九六○年四月写的《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此外，在反巴布洛（BABLO）的亲斯大林主义的思想和白恩斯（BERNS）主义，极左教派主义的斗争中，他也作了相当的贡献。（见《评巴布洛主义》和《希利带领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往那里去？》以上提及各文已分别编入彭述之选集第三第四卷中－－编者）
最后，彭述之对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也尽了他所能够作到的努力。自一九五三年末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分裂后不久，他就主张重新统一。为了这个目的，他写了不少的文件和信件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必须重新统一辩护，并在「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同坚决反对统一的白思斯孤军苦斗了几年。因而，当他亲眼看到一九六三年六月统一大会实现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重新统一时，他说：「这是我来欧洲十余年来最兴奋的一件事。」
回顾与前瞻
彭述之已整整七十岁了，他觉得他能够活到今天，已是异常之侥幸而满意。因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后，同他一起并肩奋斗的整代战士，差不多都牺牲于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了！！
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直到今日的整整三十八年的悠长岁月中，彭述之的生活经常陷于贫穷、惊险、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之中！从国民党的追逐、逮捕相监禁，斯大林党的造谣、污蔑乃至企图迫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恐怖、追逐和迫害，曾有数次都是在千钧一发的死亡在线逃脱出来的。他活像一个扮演惊险影片的主角。假如单从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彭述之自一九二○年加入共产党后，他便准备将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连同他的生命贡献于革命，因而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卅八年中，虽然经历了惊险和迫害，遭受了不断的沉重打击和挫折，忍受了人生难于忍受的艰苦和磨难，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和壮年时代，完全消耗于上述的这种生活状态之中，但他从未惋惜过，从未因此而颓丧消沉。因他深深懂得：真理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凡是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人，在真理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因此，每当他遭到任何打击和痛苦时，他总是抱着这种「宿命观」的态度，总是以极大的耐心和铁一般的意志去面对着它。他知道，「一个人越是缺少担负痛苦的勇气，痛苦压在心头越是沉重」（莎士比亚语）。因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从痛苦中去磨炼自己的德性，鍜炼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才不致为痛苦所压倒，而卒至减轻痛苦。
当然，任何具有优良的德性和坚强意志的革命者，假如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是经不起大事变的考验，抵抗不住不断挫折所带来的痛苦的压力的。就中国来说，有许多原来意志坚强和本质优良的革命者，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在东方式的那种稀有的恐怖和残酷的迫害之下，在事变不断地打击和生活经常困苦的情形之下，便逐渐消沉下去了。因此，述之常对同志们说：「必须不断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提高自己，这不仅对领导革命运动绝对需要，即抵抗反革命压迫所给予的痛苦，也是最有效的武器。」由于彭述之不断地研究马、恩、列、托的思想和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和他本身所具有的性格配合起来，他使变成为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他坚决地相信，继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托洛茨主主义一定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务，把人类从现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从毁灭全人类的核子战争的威胁之下解脱出来；把障碍世界革命的「制动机」－－斯大林主义放进历史的博物馆里去。
自斯大休的继承者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联共第二十次大会的秘密报告中，把斯大林的一部分罪恶，就是以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不断指责的那些罪恶暴露出来后，尤其是在一九六一年联共第廿二次大会上，斯大林的罪恶，更公开地被揭露出来后，斯大林的那种最卑鄙和丑恶的自我荣耀，人工制造的历史荣誉以及一切光荣的标志，如铜像和纪念物等，都被他的继承者摧毁了，即连他的尸体也从列宁墓旁搬走了。所有这些便足够证明托洛次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暴露斯大林罪恶的一部分，已经由他的继承者证实了。
跟随着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罪恶暴露而来的波兰和匈牙利工人阶级和革命方子，反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的革命，以及中苏冲突所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盘石（MONOLITHISM）的破碎和全世界斯大林党的分崩离析，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地证明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衰落和灭亡的分析和预测的正确。因而更加强了彭述之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信心。
最后，我坚决地相信：自一九五六年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由斯大林的继承者在苏联群众的压力之下，清算斯大林的罪恶时起，人类已经开始走向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已经开始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所代表的真理这一方向了。这个真理的种子，已播散于整个星球，它正孕育在时间的胚胎内，随着时间的进展，它会发育生长，我们准备着来做历史的产婆吧！
我同彭述之生活在一起已整整四十年，我对于他的思想的演变，追求真理的热诚，信仰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坚定；他在中国共产党里的作用与活动，以及卅六年来，他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所经历的异常坚苦的斗争情形，他的性格和做人的态度，我相信，我是最了解他的一个人。因而写了这篇文章作为对他七十岁生日的一个礼物，以表示我对他的敬意和祝贺！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
[1]本文为纪念彭述之七十岁生日而写，初发表于一九七○年十一月二日及十一月廿三日的（洲际通讯）,后收入《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由十月书屋出版。
[2]据述之后来告诉我，当他这篇文章写好之后，即将原稿交给陈独秀看，希望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陈独秀在新青年同一期上作了一篇题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的教训）。在这文章中，表明他已放弃了以前的意见，而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
[3]李大钊为中共创始者之一，他因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而留在莫斯科研究。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为北洋军阀张作霖所绞杀。
[4]即《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编者。 |
陈碧兰：给刘毅同志的信（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给刘毅同志的信陈碧兰（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亲爱的刘毅同志：读了你2月25日的来信，其中充满了对我们流亡国外生活的同情与感慨。我深深地相信：你的这些感慨，决不是出于一时「动感情的时候的」，而是「经过长久思索」，根据我们多年来的困苦情况而流露出来的真情实话。由此便可想见，你对于我们生活的了解和爱护之深了。我们异常之感动，而获得了极大的安慰！我们在欧洲的生活最艰苦的时期，是在巴布洛对付我们的时代（见1954年4月15日我给你们全体同志的信）。自反巴布洛运动发动之后，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是完全胜利了；而且在生活方面经过一个时期的困难之后，也从此获得了某种限度的改善，因除李琼（Jane）以外还得到美友的援助，摆脱了饥寒的威胁，而得到勉强维持生活。随后又获得在加拿大的本国同志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便更稳定，有可能相当注意营养和健康了。你所深深记忆的那种啃干面包喝自来水的生活，仅仅是在与巴布洛开始斗争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像那样的生活，不要说我们是有相当年龄的人不能继续下去，就是年轻人也是不能忍受的。上次给你的信中，随便提到我们自己动手修整居室的事。这并不表示我们的困苦，而是证明我们的生活是有可能在改善了。因为以前屋顶的破烂，下雨时水滴在床上，我们无力修理；只将雨衣盖在床上，这样过了几年。至于自己动手粉刷房屋，作这类的事，这在欧洲并不稀奇。欧洲人除了真正的有钱人以外，这类的工作多半都是自己动手的。不过我们因过去没有训练，同时年龄稍大一点（尤其是述之），所以觉得特别吃力而已。我们在欧洲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最困苦而时间最长久的还是在国内。由于你的来信提到我们一生的生活，勾起了我的回忆。自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我们的生活便经常陷入穷困、迁徙、恐怖与逃亡的状态之中，曾有许多次是在千钧一发的情景中得以脱险的。尤其是自1929年起我们转入托派的初期，因述之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运动方面，以致将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译书的工作常常停顿下来；同时我也不能在社会上找职业，因而我们的生活便更陷入狠狈不堪的境地。我常常到米店去赊米，经常踏当铺的门。尤其当马玉夫叛变，说出我们的地址之后，我们（连同四岁的莉莉）匆促地逃出来，全部的衣物、书籍和家具都丢掉，连一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以致在极无办法之时，即连想进当铺得到几角钱的可能也没有了。这样的生活一直到1932年秋述之被捕时差不多常常是如此。在述之被捕后，我便开始写作，从卖文得到一部分的生活费用（初期友人帮助一些）。从经常卖文的过程中，获得了社会上某些没有政治偏见的文化人士之同情，因而找到固定的职业。不但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而且还有可能养活和教育两个孩子（在港的玲儿是述之被捕后出世的）。这样的生活整整过了五年（因述之在监狱中整整五年）。及至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813」事件爆发后，我便失业，接著述之便从监狱出来。幸而我已经建立了一些朋友关系，由于那些朋友对我们的尊重和同情，于是便由他们帮助我们最低的生活费用。随后朋友关系逐渐扩大，不但生活勉强够温饱，在当时日帝和汪精卫汉奸统治的敌伪时代，数口之家够温饱已经不易，而且还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书籍，如托洛茨基著作（这些在《评王凡西自传》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面和平之后，当你见着我们时，我们的情形，不论私人或事业方面的，较之以往都大大不同了。我们办了两个杂志，经常开讨论会和演讲会，发展很快，你是经常参加而知道的。可惜好景不长，我们于1948年12月离开上海到香港，不久又开始过着流亡的生活了！在1950年1月，由于英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追捕，经组织决定述之、家良和我，迁移越南，其它领导成员则仍留香港。我们全家到达越南，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初期因生活无着（仅仅靠莉莉补习英文维持），受尽了困苦和艰难。尤其在住的方面，因房租很贵，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每当夜晚几张帆布床都伸展它的四脚时，就无法走动。气候又异常炎热，经常缺乏水，为着准备第二天的用水，我要一点一滴地弄到半夜，生活简直像地狱一般！及至述之和我找到教职，莉又找到较好的职业后，生活的困难虽减轻了，但由于家良的遭遇，述之的安全又受到严重的威胁。于是我们写信给琼，请他转告国际，准备述之一人前往欧洲。但由于国际建议我也同去；因而我们便准备带着儿女（因需莉翻译，小儿子太小无法丢下，只丢下大儿子一人在越），一同前往欧洲。虽然如此决定，但这笔庞大的旅费，如果没有你们的大力援助（一小部分由一友人帮助），是无法成行的。当时为焦励夫负责，他尽全力主持和推动筹款运动，同志们也异常热心捐助（听说你为此竟把结婚的一套衣服当掉，我们非常感动）。由于你们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援助，述之便脱险了，我和儿女们也因此同来欧洲。到欧洲之后，由于房子很贵，我们在一个长时期中，还没有固定的住所。及至1952年年底，巴布洛才决定将述之和我儿子三人安排在一间越友曾经住过的三层阁楼里。不管条件如何之坏（甚至房间里没有水，必需到楼下去提，厕所也在楼下，下去要经过一段露天走廊，冬天异常之冷），但我们总算有了栖身之所，也就心满意足了。但异常不幸，约摸住了两个星期左右，就有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中国男子来访问我们，他声明是来找中国同志的。当时莉正在我们的住所里，她去开门，她因该人来历不明，所以拒绝他入内。我们后来从看房子的（即门房）那里得知，这个男子在未来找我们之前，就先在那里详细地问过我们的履历（因进来居住要填履历表）；同时，在我们阁楼的正对面，住着一对夫妇，男的为共产党负责者，每当我们或来人出进时，对面房子的女人总是掀开窗帘注视我们，欧洲人从没有这种行动的。我们起初以为他们是由于好奇，后来便有点不安的感觉了。最后我们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中国男子的合作者。过了十天之后，那个男子又来了，因第一次来访问我们碰了壁，故不直接来找我们，便到第二层楼去找我们的越南同志。原来越友在那里住了多年，且大家素知他们为托派，我们住的那间房本是他们多年来会议和作技术工作之用的。当时越南同志在法国将近百人，大都在雷诺大汽车公司作工人，他们较法国同志慷慨，在经济方面对国际有很大的贡献，在技术方面也尽量努力，即对我们也热情帮助，他们将自己的房间让给我们住，自己则打游击。因此，我们一住进去就容易被斯大林党所发现。否则，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发现的。那人声明他是负责为中国人找职业的。当越友询问他的住址时，他却支吾其词，说他一个月后再来（他说：「一个月后再来」，是诡计，事实上两星期就来了）。恰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儿子到越友的房间去，他贪婪地问我儿子的姓名、籍贯、有兄弟姊妹几人等。我们的儿子因不知道他的用意，便如实地告诉了他。他得知了确实的情形，便满意而去。那时正好歇尔曼在我们家里，越友将这些情形告诉他，他说很坏，大家都觉得情形非常严重。他并慎重声言，次日即将此事告知巴布洛，设法使述之立即离开住所。巴布洛将这一使命交给法国支部（少数派），叫他们安排此事。但两星期过去了，此事却杳无消息。恰在过了两个星期之后的一个早晨（十时左右），忽然敲门之声甚急，像是公务人员（如邮差、看电灯、煤气表等公务人员）之类的紧急敲门声，这是运用侦探术来一个心理上的突击，使脑子来不及转念头就去急速开门。我便迅速地去开门。当我在未开门之前，用法语问「是谁」的时候，外面的人却用很小的声音且用中文回答「是我」。显然是冒充我们自己的中国朋友。我因回答的声音很小，分辨不出是谁，以为是何伯琼提早来此（原约他当日下午来的）。可是当我们开了门之后（只开了一小部分，手还拿着开门的机关），原来一个年约三十左右的陌生中国男子显现在我的眼前，彼此愕然相视。当时，我用法语说「不是」便迅速地关了门。但在那一瞬间，这人所表现的一些姿态，却一一射入我的眼帘。他紧紧地倚门而立，右手拿着一件用报纸包着用红绳缠着约二尺长而面积（圆形）不甚大的东西，正对着门缝。他一见我便惊慌失措，面色发青，嘴唇颤动着，牙齿格格作响，像是欲说话而又说不出声似的。两手发抖，一言不发便转身狼狈而去。本来他选择的时间，对于他的阴谋是最适当的。他从我们对面他的同谋者那里得知：每晨十时，我的儿子上学去了，我一定到市场去买食物之类的东西，在外面需一小时以上。这时只有述之一人在家，他上午从不出门。但那天特别例外，我准备十时出门，但只在附近买了一瓶奶就回来了，准备马上再到市场去。正在准备出去前的一刹那，他就敲门了，他知道我出去了，但没有看见而且想不到我这样快就回来（因从来没有过，对面注视了一个多月）。所以当他看见开门的人是我而不是他所要施行谋害的对象时，他便惊慌失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知道房子里有两个人，不利于他的行动，于是便惊慌狼狈而去。假如那天不是特别例外，例如只述之一人在家，那便不堪设想了！（只要像我一样将门开一点就够了，因他的准备很准确，只一举手就会中）想不到他在欧洲又经历了一次风险！他是常常扮演惊险镜头的角色，在他的一生中，扮演这类角色竟有十次之多了！如果单从这一点来说，他真是一个幸运者！当日下午，何果然来了，莉也来了，原来我们约定讨论问题的。我们鉴于这种严重情形，不管经济如何困难，述之绝不能在此继续住下去，于是便决定立即离开住所。在暮色苍茫中，何领着他离开了这危险的地带，暂寻旅馆居住。为了斩断线索，我和儿子次日也离开那里。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告知你们当中任何一人，因我觉得当时你们的环境恶劣，情绪不佳，不愿意把这件已经过去的事来扰乱你们，更加重你们的精神负担。这次由于你的信，触动了我的想象力，它就像一条钥匙一样，打开了记忆之门。不论是快乐的或痛苦的都一齐涌现出来。沿着这一些线索的发展，便不知不觉地写到这件事上来。现在事过境迁，你们就把它当作一个故事看吧，不要过分担心，我们还是要随时留意的。总之，从1927年起直到现在，已整整35年。在此悠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生活经常陷入贫穷、惊险与流亡的状态！人生最宝贵的青春与壮年时代，完全消耗于此种生活之中！但我一点也不惋惜。我深深相信：它决不会白白地过去的，至少也要留下一点痕迹。对这一点，我们都抱着「宿命观」的。因为我们深深懂得真理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凡是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的人，在真理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生命总是坎坷的。正如你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愿意为真理而牺牲一切，愿意为被奴役的人向改善生活方面走的人，他们的境遇多份都是艰险的，他们的命运多份都是坎坷的……」莎士比亚说的「甚么都比不上厄运更能磨练人的德性」这句话，我是从几十年来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到的。每当我遭到任何打击和痛苦时，总是作如是观，总是以极大的耐心来面对它。我深知道：「一个人越是缺乏担负痛苦的勇气，痛苦压在心头越是沉重」（莎士比亚语）。这是比抱着「宿命观」再进一步地采用了辩证哲学的方法，从痛苦中去磨练自己的德性，锻炼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状态，才不致为痛苦压倒，而卒至减轻痛苦。我们来欧洲将近十年。虽然历尽了人生的困苦与艰辛，然而从另一方面说，也是富有意义的。虽然在将近八年中，我们将大部分的时间消耗在为生活的计件工作上，但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因此维持了一部分的生活，培养儿子读书。同时述之还是尽可能的为运动作了一些事情。在国际方面，他写了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有相当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参加了和干涉了国际的运动。在反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巴的官僚主义是我们首先发现的），曾起了相当的作用。现时还正在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统一而努力。这些，我们还是相当满意的。当然，假如这几年中，没有做工，将那大部分的时间（最近两年来作得少一点）用来为国际为本国的运动多写一些东西，同时写自己准备写的著作，那就更好。但话又要说回来，假如没有那种工作，在反巴布洛的后一段颇长时期内，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因此，我们并不为此惋惜，而且我们从没有把它看作是一件痛苦的事，宁可说是把它当作一件侥幸的事。因为述之和我的年龄和语言的关系，除此之外，绝无可能找到其它工作。现在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放弃这工作，仅仅是因为我们已上了年纪（当然还是由于各方面的援助才有这个可能），我们想利用我们有限的在生之年，为运动多作一点事情，写出我们所准备写的东西。否则，再做一二年工，我们的体力也许还能担负得起。从各方面的观察和体验，我深深地感觉到：欧美无论那一个国家，做托洛茨基主义者固然艰苦，但比起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来，我认为他们还舒服得多哩。不说别的，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例如法国，即在特戈尔上台以后还是如此）。因此他们可以用公开的名字、住址登记出机关报，可以用组织的名义租借会堂开会（这是在特戈尔未上台前），可以同普通人一样在社会的各部门做职业。所有这些，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们不但经常有被捕的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有许多知名的人，不但不能在社会上找职业，即卖文译稿还要化名，更谈不到公开开会和公开登记办机关报了。何况欧美国家一般的生活水准比中国高得多，因而他们之间的生活也是不能比拟的。正因此，我在1959年2月回答你关于丁毅同志逝世的信中有一段说：「他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二十余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经常过着艰苦穷困的生活！从他那消瘦的身躯和灰白的面容上，便充分地刻划着营养不良的痕迹。正因此，才致使他染上了一些致命的疾病而卒至吞噬了他。这便象征着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无比艰苦与难于忍受！他虽然长期处于极度困苦的生活中，可是他的态度总是那样地平静而处之泰然；这又充分地表现着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特有的吃苦和忍耐的精神。我常常这样说，尤其来到欧洲后，更常常地感觉到：做一个革命者固然不易，做托洛茨基主义者更难，尤其是做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更是难上加难。正因此，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便更值得自豪了」。我说「做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更是难上加难」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也没有一丝民族的偏见（这是国际主义者不会有的）或任何强调，而是有其真实的内容，是有血有肉的，是从欧美各国的革命者尤其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实际生活中体验出来的。因此，我们常常纪念那些在大陆曾经遇难的战士，和现在还在囚禁中的同志—他们物质上与精神上的痛苦自不必说。你们的境遇虽然比在囚禁中的同志们要好得多，但你们处在这个孤岛之上，一方面要设法谋生，同时为要作点事情，还有被捕驱逐出境的威胁。你们多年来（尤其在我们离开后的初期）在这个艰难与极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条件之下，多少还为组织作了一些事情。因此，当工作不能正常，当某些同志一时表现消极时，我们总是采取原谅的态度而不苛责的。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客观态度。此外，你说除了阅读其它书籍外，还看了一些文艺作品，并看完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我也是利用一些零碎的时间（因太零碎的时间不能看严肃的书），阅读了一些文艺作品，并仔细阅读莎氏的戏剧全集二次。我认为其中写得最好的，还看过二次以上。我以前虽然看了一些欧美各国作家的文艺著作，如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法国的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以及美国的辛克莱等的名著。其中除了辛克莱的石炭王、煤油和屠厂三大巨著，我认为它们只有社会学的价值而没有文艺价值之外，其余的作品都各有其时代和文艺的价值，各有其独自的风格和优点。但我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但有时代的和文艺的价值，而且其中充满了智慧。每一个人物典型的刻划深刻而细腻、说话恰合身份，就是骂人的话也很聪明，因此，我认为莎氏的作品最为伟大和超卓。托洛茨基说「莎士比亚揭开了人类的天灵盖」这句话，我以前还不能深刻地体验（虽然以前也看过一些莎士比亚的作品）。经过这次仔细阅读莎氏戏剧全集之后，我才真正了解托洛茨基这句话，是经过细心研究莎氏的作品而得出来的精确评价。实际上，他这句评价的本身，也就是人类智慧高峰之一种体现。最近三个星期来，因述之赶写关于国际统一运动的文件，较少做工，因而我较以前多有一些时间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想，准备继续写《我的回忆》。同时你的信也还是谈到我们一生的事业和生活问题，因而我就顺便在回答你的这封信上，用粗线条划了一个轮廓。最后，你说本来想谈三个问题，还有甚么问题，尽可来信提出，我是异常乐意和你讨论的。虽然笔谈极有限制，不及面谈来得自由而痛快，但这是无法克服的。我们和你们远隔重洋，暂时只能如此。但我相信：无数世事的变化，孕育在时间的胚胎内。我们等着吧！只要一有可能，我们便会回到东方来的。即令不能住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有可能和你们见面畅谈一切的。此致革命的敬礼！碧兰196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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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陈碧兰【chm电子书下载】十月书屋出版1994年11月初版怀念母亲——代序程映湘第1章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第2章在女子师范学校的生活与斗争第3章「入学」和「解除婚约」第4章由武汉到北京第5章在上海的生活与学习第6章去苏联的波折第7章在苏联的生活第8章在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学习与中国旅莫支部的教育第9章五卅运动的爆发与准备回国第10章在河南工作的两个月第11章在上海的工作第12章在广州的一个月第13章重回上海第14章北伐与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第15章武汉时代与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第16章武汉政府清共与我的生活第17章在北方的二个月第18章从北京到上海的生活与瞿秋白第19章艰苦生活的开端第20章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始和开除党籍第21章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与托派第22章一个叛徒带来的灾祸第23章一九三二年彭述之的被捕第24章彭述之被捕后的五年生活第25章彭述之与陈独秀出狱后之分道扬镳第26章中日战争的爆发与托派分裂第27章日美战争和我们的地下工作第28章国共内战和举家南迁第29章在越南的遭遇第30章流亡欧洲 |
大钞与邮电加价（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9-10期
大钞与邮电加价
作者：韶霓〔陈碧兰〕来源：《新声》1948年9-10期
录入者按：两篇文章〔注：《“行宪”前夕》与《大钞与邮电加价》〕做于先总统败逃海岛前一年，此时已值两Party激战正酣。总统阁下不急于抹油跑路，动身前留下大钞祸根和“立宪选举”的闹剧。
在桃花石逗留的托派分子，陷入了27年相同的观望和迷茫，不过这次，没有脑子短路还瞎指挥的三号团，也没有流亡先知的预言书，而这些在桃花石逗留的迷惘人，拾起了钝化的战刀，闭着眼对自己的根基挥舞，当起了那位老者生前大骂的不孝门徒。）
在战争不断进行、政治日益腐化、经济不断破产的情形之下，通货的不断膨胀，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此种通货膨胀，宛如一种寒热症，每隔一定的时期，必然要周期性地爆发一次的。而在每一次的通货膨胀之后，货币筹码又必然缺乏，当局为着适应客观的需要，只有增发大钞。但每一次增发大钞，必然又刺激物价的上涨，这是一种逻辑的循环。在这种通货膨胀的情形之下，政府当局要想根本制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但假如稍能对物价的控制慎重加以考虑和处理，未始不可稍微和缓一点，不致像现时那样，有如脱了缰的野马任其奔驰。
但政府当局每发行一次大钞，一方面雷厉风行的发出禁令，甚至出动大批经济警察来制止商人趁机抬高物价；可是同时在政府所直接管辖的公用事业方面，却每次跟着增发大钞而宣布涨价，而且一涨便是几倍，这种情形，差不多成为一种惯例，这次又是如此。据十二月十一日大公报中央社南京十日电：“关于中央银行发出关金一千元，二千元及五千元一事……所望商民切勿藉此抬高物价，本部并已洽由地方政府及各地金融管理机构严密注意，倘有乘机煽惑扰乱金融情事，决予依法严办”。但在同日报纸且在同一版上，又以大字标题：“邮电今日起加价，平信二千元；挂号五千元；电报电话价目均涨两倍”。这是何等矛盾的新闻！
像这种矛盾的现象，是没有任何理由可资解释的。当局既然要在大钞发行之后，制止商人藉此抬高物价；但为什么却于大钞发行之同时，又宣布邮电涨价呢？这不是很显然的在领导着物价上涨吗？当局的公共事业既然事实上已跟着大钞而涨价，则制止商人抬高物价的禁令，必然因不能折服人心而失其效果。因此，在当局于大钞发行之后，虽然采取了一切“严厉”的措施，但结果米价却因大钞的刺激从七十多万元跳到百万元大关以外，鱼肉蔬菜及一切日用品亦无不随之而高涨起来。已经不能生活下去的人民，怎能受得起这样严重的威胁！
如果战争仍旧继续下去，政治仍旧腐化下去，则这种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势必不能遏止，因而物价也将无限期地继续增高，势必酿成大灾祸而后已。 |
从国共决裂到改组政府（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从国共决裂到改组政府
作者：韵霓〔陈碧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从战后一年半来的国共关系看来，自始至终即陷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或“边打边谈”的状态之中。经过前年九，十两月的蒋毛“会谈”；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商；经过所谓第三方面的奔走斡旋；尤其经过“和平使者”马歇尔的从中调解，但其结果，不仅两党从没有停止过军事冲突，而且每经过一次和谈，战争即扩大一次，和谈往往成为新的进攻之烟幕，而最终的结果还是走向公开的决裂。
尤其自国民党不顾一切而自行召开了“国民大会”制定了“宪法”及共产党坚持恢复去年一月十三日的军事位置和取消最近通过的“宪法”以后，更加深了国共间的裂痕，紧闭了和谈之门，因而内战的烽火便愈来愈炽烈，已临到不可收拾的僵局了。
最近国民党当局正在准备改组政府，尽量拉拢青年民社两党上台，希图以此来粉饰“一党专政”和“还政于民”；希图以此来打开政治僵局，孤立中共，但实际上，这只能将局势更加弄僵，弄到更无出路而已。因为政府当局现时所急欲拉拢的党派或“贤达”们，不仅丝毫不能代表民众，绝无能力，而且是最缺乏民望的。这群人一旦爬上了政治舞台，除了徒然增多一批饥饿的官僚，更加多了一些对民众的压榨着外，是绝难产生任何进步的效果的。
据文燕报南京廿一日电：“对中共问题，是否仍循政治途径解决，已成首都政界讨论之中心。政府某要员称：此一问题，当局正作郑重之考虑，预料三月十五日国民党三中全会讨论后，便可作明确之表示。”这一段新闻，表示国民党当局对中共今后是继续和谈，还是作战到底，已准备做最后之决定了。但在明眼人看来，不管国民党三中全会的最后决定是“和”是“战”，仍然不能打开僵局，解决问题。因为如果是决定继续和谈，则过去一年半来和谈的结果已是如此，今后的和谈，当然亦不会产生什么奇迹。如果决定作战到底，姑不论江西时代十年“围剿”的后果如何，即以最近一年半来的内战所造成现时的僵局，也已够明显了，
因此，我们可以坚决的说，国共间的冲突无论是和谈或决战，都得不到任何合理的解决。要合理地解决这一问题，也像解决当前其他的重要问题（如当前极度严重的经济问题，民族完全自主问题，农民的土地问题……）一样，只有全国人民大众团结起来，以主人翁的资格，对国共两党的冲突，实行制裁，实行干涉，才能达到。但要团结全国人民大众，便必须立即召开真正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因此，我们向全体人民提议，立即起来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要求国共两党当局无条件停战，听候国民会议的制裁。 |
评当前的男女分校问题（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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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当前的男女分校问题
作者：韵霓〔陈碧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李星按：教育领域的保守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个现实话题。但我不想谈这个话题，让录入者谈谈吧，他们的身份更适合谈教育问题。我想谈一点，即文中提到的亲苏分子。当年的亲苏人士，固然有投机的，但也有很多真诚同情阶级解放事业的。他们为何会表现的好像脑残粉一样，比如本文引用的那两位，沈体兰、吴清友，对苏联当局明显的错误/反动也一味辩解？因为他们在阶级社会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如此，所谓“帮亲不帮理”。阶级解放要求被统治者面对现实，冷静分析，尤其是那些先进分子，他们的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本阶级摆脱偏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处境，认识自己的胜利和挫败，认识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认识阶级解放的事业有哪些进度，以及面临的局限。
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秩序是厌恶的，也同情社会革命本身，但他们能理解的“如何帮助革命”，除了具体的物质援助，就是阶级社会里争权夺利益的套路：夸大功劳，隐瞒失败，抹黑别人，洗白自己。需要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让他们理解，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承认现实。
评当前的男女分校问题
男女同学，经过五四运动以后，不但在理论上早已不成问题，而且事实上也已实行了廿余年。在这实施的过程中，如果从妇女解放的观点来说，确已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培养出了不少的妇女人才，多少扫除了男女不平等的旧观念；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亦不能否认有若干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五四运动的伟大成果之一。然而想不到，在距五四运动廿八年的今天，我国教育当局又突来旧调重弹，企图将历史拖回到五四以前的时代，倒行逆施，推行中等学校男女男女分校制度，还要人们来重新讨论这一早不成问题的问题，这不但使我们感到麻烦、痛心，而且确实象征着中国社会严重的落后性，尤其反映教育的开倒车运动达到了何种严重的程度了！
据教育部训令中等学校男女分校的理由，主要的是所谓的适应个性，其次是借口苏联亦采取男女分校的制度。关于苏联采行此种制度究竟是进步抑是倒退的问题，我留在后面再说。现在且先谈前一问题吧。所谓适应个性，窥其用意，是指两性差异中之个性而言。这种理论，不但毫无科学的根据，而且早已为无数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反复驳斥过，已无存在之价值，这里我们无需征引论据。事实胜于雄辩，在以往廿余年男女同学的历程中，不但没有发生任何流弊或男女个性不合同等教育的事实。而且恰恰相反，正因男女同校，在男女双方的个性和习惯各方面，均有互相纠正和调和的作用。在男女同学的学校里，男女生的优点与缺点，个性的好与坏，均可以获得互相间的纠正协调。譬如男生的长处是勇敢，进取，活动，但其缺点是有时粗野，或不爱整洁；女生的长处是幽静，细心，爱整洁，但其短处是有时柔弱、胆怯、不好活动。像这一类的优点与弱点，只有在男女同学共同生活中，在他们和她们的相互对照和竞争中，才能逐渐互相纠正和补充，纠正对方的弱点，学习其优点，即在学习方面，也有竞争的作用。故其成绩，往往较男女分校者还为优良。这些效能，在教育上无疑是具有绝大意义的。
从性教育的观点来说，中等教育男女同校，更有绝对的需要。男女从小学到中学就一直同校，则自然会打破过去那种传统的两性神秘观念，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养成互相尊敬的习惯，才能避免男女接近时的互相拘束和“一见倾心”的神秘弊端。
如果我们更进一步从社会的观点来说，社会既是由男女两性组合而成，则两性绝无分别教育之必要。要想社会进步，则男女在智能各方面必须施以平等教育。如果按照教育当局的办法，将中等学校一律男女分校，这种举措，不但违背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阻碍社会的进步。因为中等学校如果一律不收女生，则无疑将女子踢出于校门之外，剥夺她们的教育权利与机会。因为在现时教育经费如此拮据，在重男轻女的传统习惯仍未扫除的情形下，绝不会设立与男校平列数量的女校的，其结果，女子只有永远禁锢于家庭之中，做家庭的奴隶而已！这一方面固然是女子的绝大不幸，但同时也将大大的妨碍社会的进步。事实上，自五四运动提倡男女同学以后，一方面培养出了不少的女子人才，提高了女子的地位。但同时，正因为妇女人才的增多，知识水准的提高，又反过来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如果说男女分校是为要着重适合于女子的学科的话，那也是一种男性中心的偏见。这种认为某种学科或职业专属于男子，某种学科或职业专属于女子的偏见，经过第一次与第二次大战的事实的证验后，已被击的粉碎了。在两次大战中，因客观的需要，妇女都曾担任了社会一切生产和其它各机关中的工作，有的甚至直接参加作战，或担任后方其他的军事工作。这些事实已无情的驳斥了那些视女子不能与男子习同样学科和做同样工作的说法之谬误了
因此，无论从个性、教育、男女平等的立场和社会进化的观点来说，主张男女分校，都是倒退的，是违反个性发展，违反教育原理，违反男女平等和社会进化的原则的。我们无论站在任何方面，都要坚决的反对这种开倒车的主张。
此外，教育当局除了采用那种不堪一击的所谓适应个性等老调来做男女分校的借口之外，第二个借口就是说苏联也采用了这种制度。现在我们对于苏联实施此种制度究竟是进步抑是倒退的问题，必须做一个公正而客观的评价。
苏联于一九四三年，教育部提出男女分校问题，随即开始实行实验。姑不论其实验的结果如何，但男女分校这制度，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倒退的，违反十月革命的传统，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自“十月”的洪流行激之后，苏联的新教育，连男女同学的教育在内，除了一般的改革外，从妇女一方面看来，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认为妇女是人类之最受压迫者，要解放妇女必须从教育入手，于是赐予妇女与男子有完全同等教育的权利，所有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及各种专门学校，都是实行男女同学。这比之沙皇时代，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在革命后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即苏联的经济政治向着社会主义目标前进的阶段，苏联的妇女在各方面，尤其在法律方面，大体都达到与男子同等的地位，远非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所能比拟。但不幸列宁逝世后，“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倡行，官僚的独裁政治日渐形成，一切的设施都急剧的倒退。最后，男女分校问题，也跟着恢复家庭、禁止堕胎、限制离婚，自由等政策而提出来了。十月革命所建立的家庭和婚姻以及教育的法律，对于妇女是值得骄傲的，但后来却被官僚们叛卖了，支解了。从前认为妇女必须从家庭解放出来，一切家庭工作社会化，后来却要恢复束缚妇女的家庭；从前那些提出来赞成无条件自由离婚和堕胎的论据，如：“解放妇女”，“保障个人权利”，“保护母性”等，后来却又提出来作为限制离婚和堕胎的论据了；从前男女一律同学，后来却要男女分校了。像这一连串的新的倒退的法律和限制，完全是适应于官僚层的堕落的意识形态，是特尔米多反动之自然和逻辑的结果。
然而，我们那些喜欢唱赞美诗的“苏联友人”们，他们虽生着眼睛，但好像不是为着看东西似的。他们害怕面对着真理，不看事实是否合乎客观的真理，只要是苏联讲出来或做出来的，都要加以赞美。如像这次讨论男女分校一问题上，便明显的看出，那些“忠实的”“苏联友人”们，是在如何的为苏联男女分校的倒退制度而曲解辩护，硬制造一套歪曲的理论，说：“苏联生产已经极发达，苏联的中等教育和生产教育是打成一片的。男女分校教育是训练男女分别担任不同的工作，在经济意义上说，是一个进步”（沈体兰语——见四月二十日的文汇报星期谈座）。这种为苏联男女分校辩护的“论据”，不但丝毫无社会科学常识，而且歪曲的实在可骂，凡是一个经济制愈进步，生产愈发达的国家，它的分工，只有生产部门的分工，而绝少需要两性的分工，因为生产愈发达，就表现它的生产技术愈进步，生产技术愈进步，工作的负担便愈减轻，因而只需生产部门的分工，而没有两性的分工之必要了。在相反的方面，凡是两性的分工，愈在经济落后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场合才愈明显。例如原始社会时代，男子专事狩猎，女子则专事采集或原始的农业和饲养家畜等。在封建社会时代，男女的分工，便要差得多了。到了资本主义时代，这种两性的分工更逐渐缩小。生产如果发达到极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则两性的分工更无存在之必要了。多年来人们都吹嘘苏联生产如何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如何的成功，那么以“男女分校教育，是训练男女分别担任不同的工作”这句话来作为苏联男女分校的理由，不等于胡说吗？至说到“苏联的生产极发达”因而需要分工，以此作为男女必须分校的理由之一，更是荒谬之至。凡是稍微懂得社会科学的人们对此都能分辨，我们这里用不着多加解释了。
至于另一位“苏联友人”说：“苏联男女分校，是在社会各方面都平等之下，更进一步的推进”（吴清友语，见同上星期座谈）。这更是莫名其妙的荒诞无稽之谈，社会愈平等，男女愈没有分别，怎么各方面都“平等”了，男女倒反而要“分校”呢？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没有提出任何解释，而只硬说是“更进一步的推进”。而且在他自己所说的话里面，前后也是完全矛盾。例如他说：“苏联革命之后，把沙皇时代的男女分校制度取消，采用合校制度，其动机是因为革命之后在各方面都追都求平等的发展，在教育上亦无例外，是为了使女子在知识上能够提高，而且在心理上也感到革命后和沙皇时代是不同了，是平等了。”这一段话，姑不论事实如何，即就“动机”说，当然是进步的。但这怎能与上面所引述的“苏联男女分校，是在社会各方面都平等之下更进一步的推进”这一段话获得调和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革命后把沙皇时代的男女分校制度取消，采用合校制度，其“动机”是要使男女平等，是进步的，这并没有说错。但往后说，现在苏联恢复分校制度，也是“更进步的”，这就不知从何说起了！像这种把倒退说成进步，除了称之为颠倒黑白，混乱是非以外，实在没有适当的形容词！至于吴先生说：“苏联认为男女学生在八岁至十八岁时分校教育，在训练上有很大的方便。因为男女在生理上，心理上有差别”，以此为苏联实行男女分校的理由来做辩护，这就更加奇怪了，难道我们的教育当局不可以引证这同样的理由作为自己男女分校的辩护吗？除了吴先生说苏联八岁至十八岁的男女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与中国同龄的男女学生在“生理和心理上”不同以外，是无法抵制我们教育当局的“引证”的，实际上，这种“生理和心理上”男女不同的“论据”，是一切反动派，从沙皇到希特勒所惯于“引证”的。现在的苏联当局，不过是拾取这种反动的唾余来掩饰其倒退的设施而已，假如人们稍微懂得十月革命的传统，列宁的遗教的话，一眼便可看出苏联最近实行的男女分校制，不过是列宁逝世后二十余年来一连串的道行逆施之一。如果以真名来呼实物的话，现在的苏联除了十月革命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尚未破坏，尚表现其伟大的进步意义外，其他一切的设施无不表现其特尔米多的倒退性，反动性，其男女分校仅仅是这种倒退性反动性之具体而微的表征罢了。
总之，我国教育当局所提出的男女分校，无论如何借口，无疑的是开倒车，是企图重新剥夺女子求学的机会，重新将妇女拖回家庭，重新陷她们于无知状态的陷阱之中，因此，我们不但消极的反对这种主张，而且还要积极的进一步要求，凡是没有实行男女同学的中等学校，亦应一律开放，使女子有普遍受教育的机会，以便推进教育和社会向前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苏联的男女分校制，绝不是进步的现象，在本质上同样是倒退的，是苏联的经济落后政治堕落所产生的一种反动的后果。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如苏联完全没有民主及放弃世界革命等），人们总是制造一些歪曲的胡言来掩护其倒退。任何反动的设施，人们总是制造虚伪的论据或利用另一个国家的反动前例来遮掩的。因此我们必须重复指出：无论是我们教育当局在五四运动之后来主张恢复男女分校，或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实行恢复男女分校，这在教育和社会的进化上都是倒退的，是复辟的行为，都得坚决的加以反对。尤其是要揭穿我们的教育当局，利用苏联倒退的分校制来掩饰其反动。同时我们必须警告：凡是替苏联的倒退行为辩护，把苏联当局的反动说成进步的人们，除了间接帮助反动派以外，绝不能有任何别的后果的！ |
我们对“宪草修正案”的态度（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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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宪草修正案”的态度
作者：群音〔陈碧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已经由政府当局提出，经立法院通过，且由中央社将全文发表出来，拟将提出国民大会，以为制宪之蓝本。
制定宪法，本为我国所急切需要。我国现时正处于“目无法纪”的野蛮状态之中，以致握有特权的人们毫无顾忌，任意鱼肉人民，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造成无数畸形和悲惨的现象！这种情形，当然需要一个合理的民主宪法来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全与幸福。但制定这样的宪法，一定要经过民主的方式产生出来，就是说，要由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制定出来，才能代表民众的利益和要求。这次政府所召开的国民大会，显然只是一党所包办的，根本不能称为国民大会。以这样的国大，来制定宪法，或通过宪法，根本就不合乎民主的原则。在一党包办之下所拟成的宪法草案，当然只能代表该党的利益，不能代表民众的意志和要求，其不民主是很显然的。
我们读完全部“宪草”之后，觉得其中的不民主和矛盾甚多，表面上虽有些民主的装潢，但实质上根本就不合乎民主。在这篇短文里，我们不能详细加以批评，而只就其最主要的分述如下：
首先，当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条：“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时，第一个印象就感觉到它好像是一个“党纲”，而不像“宪法”，使我们发生“不相信三民主义就无资格做国民”的感想！无怪乎本年十月十五日当宪草提交立法院审议时，某立法委员说出“相信我们的主义，才能做我们的国民”这样顽强的话哩（见大公报社评引语）！
其次，在第二章十四条：“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而无一字提及思想自由，这显然包含着除信仰宗教外，信仰别的主义或思想就不自由了。在民主的国家，人民是应有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的，为何独有宗教才值得人们重视呢？
此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急待解决的土地问题，在宪草中没有明文规定，只提出一句空洞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无具体规定怎样使“耕者有其田”的办法；同时，宪草一面含糊的说“耕者有其田”；一面却又明定的说“保护私人财富”，这不是很矛盾吗？可见“耕者有其田”不过是一个漂亮的标语；而“保护私人财富”才是它的真义哩！
总之，这个宪草修正案，无论从其基本立场及其所规定的法则，从国家的定名到信仰、选举、国民大会以及中央机构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等等看来，除了一些民主的幌子外，都显得极不民主。然而，在一党包办之下，也只能产生这样的宪草。要创制真正民主的保护全体人民的宪法，先决的条件是：要由人民起来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由人民选出真能代表民意的代表来制定来通过，才能制成保护人民的民主宪法；也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切实执行，不会成为纸上空文或永不兑现的空头支票；我们必须为争取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和真正的民主宪法而奋斗！
（群音） |
五卅运动的历史教训（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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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运动的历史教训
作者：韵霓〔陈碧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五卅」——这个暴风雨的日子，它曾掀起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巨潮，它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纪念日。如果「五四」运动是一个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官僚军阀卖国的运动，那么，「五卅」运动，便是这一运动的延续和进一步的扩展。而其不同之点，在于「五四」运动是以学生及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主义的，着重于思想方面的启蒙运动；而「五卅」则是以劳动阶级为主要骨干，用直接行动来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
「五卅」运动的爆发，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远的客观原因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即逐渐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致使国民经济在长期间趋于衰颓停滞的状态。第一次大战后，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中国民族工业一时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但日帝国主义却又穷凶极恶地乘机向中国进攻，拼命在扩张其势力，并利用其种种特权压抑中国的民族工业，大肆开设工厂，尽量剥削中国的工人。这已使中国感到不能忍受，因而发生了「五四」运动。尤其自第一次大战结束后，欧洲的英法帝国主义又重回到东方来，与日美等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竞争，更使中国新兴的民族工业陷于困境，中国的工人阶级愈受剥削。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们，经过了「五四」运动的经验，已经逐渐觉醒起来，组织起来了。又由于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和刺激，一般会在「五四」运动中扮演过主要角色的激进分子，由民主主义的思想转变到倾向社会主义（这从「五四」后《新青年》介绍社会主义即可证明）。中国的劳动者也开始觉醒，开始起来进行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如一九二二年的香港大罢工和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斗争，都是劳动者觉醒的具体表现。由于斗争的经验，他们体会到自己团结的必要，于是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组织，劳动运动也随着开始发展，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也开始活跃起来，且在劳动运动和一般的民族民主运动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便是造成「五卅」运动之一般的客观因素。
因此，在「五卅」运动尚未爆发前，到处都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当一九二五年初，不但「打倒帝国主义」和「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已相当普遍，就是劳动运动也迅速地开展起来了。如全国铁路总工会，中华海员总工会及汉冶萍总工会的相继成立，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总罢工，学生运动的突起，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左倾，以及国民会议促进会运动的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了在「五卅」事变未发生之前，各地民众的组织及其运动都方兴未艾地进展着。民族革命运动的火焰，已经开始在各地燃烧起来。尤其五月十五日顾正红被日帝国主义的帮凶工头打死的事件发生后，接着劳动者便集合起数千人，到街上示威，游行演讲，反抗帝国主义，学生群众也热烈地参加演讲，因此而遭逮捕。
到五月三十日那一天，上海各校的学生，都组织了演讲队，分头出发于公共租界各繁盛的马路，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演讲顾正红被杀和学生被捕的经过情形，并且反对工部局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等四项法案，获得市民热烈的同情和响应。当学生演讲队到达南京路老闸捕房，要求释放被拘留的一百余学生和工人时，市民也热烈地参加，愈聚愈众，满塞码头，英捕即命印捕开放排枪，于是发生了南京路著名的流血惨案！
当惨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大学的学生便全体动员到各校要求罢课，结果学校首先罢课了，随着工人罢工了，而商人也以罢市来响应。到第三日——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完全罢市了。从上午九时起，南京路上，充塞了散发传单，演讲的学生，工人和市民。所谓万国商团，西捕和印捕，持枪荷弹，如临大敌似的全体出动，先以自来水冲射群众，继而开枪射击，死伤比第一次还多。经过这一次的屠杀以后，南京路上，戒备森严，俨然陷于战斗状态。
但经过这一次的屠杀以后，民众反帝的情绪，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更为激昂起来。因而反帝的怒潮随着民众情绪的激昂，而就愈益高涨起来。即连外国人所奴役的西崽和娘姨，也实行罢工了，甚至一部分巡捕也罢起岗来了。几十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各界马路联合会，也组织起来了。他们一致向英帝国主义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撤退驻军和收回海关，收回领事裁判权等十四条。尤其劳动阶级表现得最勇敢热烈，到四日为止，罢工的总数，已达二十万人。
南京路上的枪声，震撼了全国各重要都市。这一澎湃的巨浪，不到几星期，就激荡于全国。北平和天津的学生工人们首先起来响应。在武汉，湖南，九江，都相继发生了学生工人与兵警冲突和流血的惨剧。在广州发生了特别惊人的六月廿三日的沙基惨案。因而引起了香港工人的大罢工，组织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于是发动了普遍的反帝运动，尤其是反英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从此，全国各大城市，都燃起了民族革命运动的火炬。不但各重要城镇为这种革命的火炬所照耀，就是穷乡僻壤，也到处都能听到「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在这种全面性的反帝狂潮中，确实给了帝国主义者，尤其是英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使它们不能不在中国民众面前，表示让步和低头。而且这一伟大的运动，不仅震惊了全中国的人民，就是世界各国的劳动者也深深地寄予同情和援助，他们发动募捐运动，来援助我们的罢工工人。于是，以劳动者为主要动力的「五卅」运动，便成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了。
「五卅」运动，在初期，无疑地是中国「全民性的」民族运动，不但工人，学生，一般小资产阶级都踊跃参加，即资产阶级也有参加的。但其主要动力，却是劳动阶级配合着学生群众。这一运动是中国劳动者第一次抬起头来，开始大规模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争取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解放运动。他们经过这次事变的教育，他们的觉悟程度是大大地提高了；他们曾以自己的力量，行使他们的权威，如上海总工会所领导的群众，自动地没收日货，阻止外人需要的日用品运入租界；省港罢工纠察队，用群众的力量来封锁香港，来制裁对香港走私的卖国奸商。总而言之，这是群众运用自己的力量，以直接的行动去反抗一切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而成了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先锋和主要动力。
不过，运动愈向前发展，阶级的矛盾也就愈益尖锐起来。帝国主义者一方面用「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来诱惑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时又采用停止供给马达电力于中国工厂的巧计来威胁资产阶级，逼着他们去压迫工人。在帝国主义这种威胁利诱的分裂政策之下，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卑怯本质所决定的条件下，他们开始动摇起来，开始与帝国主义谋取妥协，向劳动者进攻了。到了六月下旬，他们就主张复市，复工和复课。于是总商会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而首先在七月初实行复市了。随即反对救济罢工工人，这就无异直接压迫罢工的工人向帝国主义者屈服，企图瓦解这一运动。不但如此，而且他们还进一步地与上海外侨商会妥协而暗示军阀封闭上海总工会。如此，军阀官厅得到上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指使和暗示，就更奋勇起来，开始封闭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了。汉口的资产阶级也跟着要求复市，停止罢工，军阀也和他们一鼻孔出气，猛烈地压迫工人和民众。天津，青岛，济南的工人和学生运动，也随着遭受奉系军阀的摧残和压迫。这便是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表现的态度，同时也就自行揭穿了他们本来的面目。
于是，这一带有全民性的民众运动，已经分化了，各种势力，逐渐形成了两个对立的营垒：一方面是工人，农民，左倾的知识分子，学生，小店员；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者，军阀，豪绅地主和买办式的资产阶级，以及一边没落的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
「五卅」运动，虽然因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摧残，资产阶级的出卖，而受了挫折，但这不过是大浪潮中的一个低波而已。革命的潜势力，还在不断地向上滋长着。在「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几十万劳动者的组织，如上海总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所经过的斗争，使劳动者清楚地体会到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了。他们在这个运动中，表现得最坚决最勇敢，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其次，是学生群众及一般左倾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行动，表现出在这一运动中是一个广大而又有力的辅助队伍。在运动的末期，农民也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尤其是广东，两湖的农民，，都起而反抗地主及土豪劣绅，开始打击他们了。这几种庞大的民众力量汇合起来，便酿成了中国的二次大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机会主义者领导的错误，劳动者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大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完成民族民主的任务，走向澈底解放的道路了！
由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反动势力的摧残和镇压，更由于领导者过分相信上层资产阶级的谬误观念，二次革命流产了，千万革命的健儿，英勇地被牺牲了，他们的血，足以汇成一条河流。从此，中国的历史车轮，被这一逆流拉向后转。结果，遭到日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八年的苦战；同时受到二次大战的灾害，使中国的人民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无法自拔！战后的中国，虽然在表面上是「五强之一」，然而实际上，却是满目疮痍，充满矛盾和阴霾。中国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如果不了解「五卅」运动及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去接受这个血的历史教训，未来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从「五卅」运动的过程，以及二次革命的失败中，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要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首先必须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要脱离这种羁绊，获得自身的解放，又必须完全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争取，决不能幻想什么恩赐。国内的矛盾和纷争，决不能依靠什么和平的天使来斡旋，也不能单靠军事的投机和政治的勾结来解决。因为这样只有增加人民的痛苦，加深矛盾的严重性。中国的命运，将决定于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政治的觉醒和能否接受「五卅」运动和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 |
胜利后的上海妇女（来源：《女声》1945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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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的上海妇女
作者：韵霓〔陈碧兰〕来源：《女声》1945年第24期
李星按：本文发表的杂志《女声》似乎不是托派的机关刊物。但同一笔名的作者在《青年与妇女》发表不少文章，而本文内容也风格近似，所以也录入了。
本文从侧面展现了，为何抗战胜利后，如王凡西所说，“沿海民众的社会情绪开始发酵”。）
和平的女神，也来一份胜利的礼物给我们中国，我们虽然觉得受之有愧，然而总算是胜利了。当这一胜利的礼物降落在我们这个国土上的时候，全国的民众，都兴奋起来了，好像是在黑夜中摸索了许久，而一旦获得了一点光明似的狂喜着，庆祝着。尤其是在这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上海，因为物质力量较为充足和人口众多，更显得分外的热闹。在双十节的那一天，庆祝胜利的色彩排楼，高耸于各种重要的马路，庆祝的口号和标语，更贴遍了整个城区，炮竹之声不绝于耳。环绕于跑马厅周围的各马路，都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真可谓极一时之盛。这也是很自然的，八年来呻吟于日本强盗和无耻汉奸的压榨践踏之下的民众，几乎喘不过气。在这庆祝胜利的节日，谁都想跑出来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也是人情之所当然。在每一个民众的意识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希望，那就是”自由”和”生活”。这是起码的愿望，也是迫切的要求。但这一愿望和要求到现在究竟实现了没有呢？这就要看事实了。将来能否实现，也要看将来的事实来答复。
从”自由”一方面说，自汉奸统治消灭后，精神上自然轻松了许多，但离真正的自由还很远哩！不过现时有一个较好的现象，就是各报章杂志都在鼓吹民主和自由，即身体，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政府亦有明文的颁布，如此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也许这自由的种子，会开出美丽的自由之花，结出自由的果实。但是，我们要知道，自由的果实，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落在我们嘴里的。我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享受自由果实，那我们必须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用自己的力量去种植，栽培，灌溉，才能开出美丽的自由之花，结出自由之果。那时这果实才是属于我们的。当然，我们妇女也不能例外，妇女要争取自身的解放和自由，也必须要自己努力。但从生活一方面说，现在是大大的失望了。谁都期待着胜利后一般的物价会低落下来，至少能够生活的下去。可是，事实上，不但没有减低，反而有增无减。我们无论从报算杂志的论谈，或街头巷尾的人们的闲话中，到处都充满着不能生活下去的呼声。这种现象，自然会反映到妇女的生活上去，使妇女受到直接的痛苦。现在我们就专从妇女这一方面来说吧。
我们从上层妇女方面来看一看。一般的说，特殊阶层的妇女，因为他们的丈夫或父兄在现社会中有特殊的地位和势力，而势力和金钱又永久是两位一体的，所以有势也就有钱。他们之中有的也获得某种职位（当然是少数），替统治阶级做”帮手”或”花瓶”，因而他们的生活，多半是骄奢淫逸，腐化不堪。就过去8年来汉奸统治下的上海来看，虽然因战争的影响而使一般中下民众的生活特别痛苦，甚至啼饥号寒因此而死亡者不计其数。可是那些上层的汉奸统治者和投机大商人们，却是穷奢极欲，尽情享受，花天酒地，肆行放纵。凡是头等酒楼，戏院，舞厅，妓院等都成为他们经常享受的乐园。麻将，扑克，女人……成为他们消遣的玩意。当然，这一阶层的妇女也不能跳出这个生活的圈子，投机，囤积，尽情享受，也就成了他们的常态。自从日帝汉奸投降后，这一阶层中的妇女是多少受了点打击了，但另一方面，因胜利而带来的一大批胜利夫人，小姐和姨太太们，却马上填补了他们的空隙。于是各大公司尤其是时装公司生意之隆盛，头等酒楼和戏院之常告客满，舞厅及其他娱乐场所之不断增加，汽车之逐渐增多，这些都足以证明上海也和以前一样，陷于一种畸形的状态之中，而上层妇女也和从前一样，总是统治阶级的帮手和寄生物。所不同者，不过是名义上而已。
忍受了八年贫困煎熬的职业妇女，他们对于胜利的期待是多么的殷切，然而胜利带给他们的礼物，却是更加贫穷和困苦。因为法币与伪币一对二百的关系，物价是疯狂的增长了。而他们的薪水却比以前变得更加有限。以一般女教员来说，他们的薪金，目前每月不过伪钞五六十万元，有的三四十万元不等。拿这样的薪水，在目前如此高度的生活标准之下，叫他们如何能糊口？单身的女教师，往往因为精力，时间及经济条件之限制，只得以馒头大饼等物来充饥。就是有家庭者，也因交通不便，只有带点粗糙的冷饭到学校里去吃。从表面上来看，因女性比较爱美，所以服装虽几经修改，还相当整洁，看不出十分寒酸。然而从他们羸弱的体态和憔悴的面容上，其营养不良体内空虚，已明显地呈现在你们面前了，在如此的物质条件之下，当然没有精力来应付繁重的工作，只好敷敷衍衍，勉强应付而已。当然谈不到为教育而教育，更谈不到自己不断自修上进。其实，无论哪一个女教师，是应该不断的自修上进，以增强教育上的效能的。然而这怎么可能呢？因此他们只是有限于矛盾痛苦的深渊而无法自拔。至于一般女店员或公司女职员的生活，比起女教员来也好不了多少，因为他们老板或公司的货价虽两倍三倍的提高了，但他们的薪水却同胜利前差不多少。而且因为他们为了迎合雇主的需要，不能不将所有的薪水，来花费在衣着和化妆品上面。因此，其他方面如吃住更加是简陋和单调了。至于在精神方面，他们永久是受社会的轻视和上层男职员的调戏与玩弄的。
中下层的家庭妇女米珠薪桂，有米无柴，或有柴无米下锅的悲惨情形之下，挣扎了八年，再加上育儿和家庭琐事的折磨。已经精疲力竭，痛苦不堪。他们唯一的安慰，就是渴望着家庭和和平女神早日降临：来解脱他们的痛苦的命运！果然，女神降临了，但他好像同一个市侩一样，带来的胜利的好礼物，只给与那些有特权的人们，而带给他们的却是米由伪币八十万跳到一百八十万，柴由六万跳到三十六万的重担。昨天到小菜场，肉还是三万六千一斤，今天就涨到五万了，再过两天，又到八万了。昨天明明记得青菜是三千一斤，今天又涨到四千了。天天到小菜场，天天感受到小菜涨价的威胁。拿丈夫和儿子的薪水，东算西算，买了米又不能买柴而买了油，又没有钱买菜。于是，他们在现实的面前惶恐了失望了，由失望而痛苦，由痛苦而愤怒，不是埋怨于丈夫，就是迁怒于孩子，弄的家庭之中，乌烟瘴气，愁云密布，这就是胜利后一般中下阶层家庭的真实写照。
至于说到那些专靠出卖劳力来维持生活的劳动妇女，在汉奸统治下，八年来已经压榨得奄奄一息，忍无可忍了。他们眼巴巴的希望胜利后生活有相当的改善。可是，事实却出乎意外的残酷。胜利接收后封条政策实施的结果，绝大部分的工厂，陷于停顿的状态，一大帮一大帮的劳动妇女，都从工厂里被赶出来，完全失业了！即有少数仍然留在厂者，生活和工资相差如此之远，也只是在死亡线上作最后挣扎，苟延生命而已。这一大帮失业者，最近虽每人领到伪币一百万至二百万元的解散费，但生活程度如此之高，又有多大用处？今后叫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回乡吧，自己没有田，替人家种，租税和捐税太重，仍旧不能生活。跑单帮吗？在胜利前，单帮虽然异常辛苦，有时甚至送掉性命，但其利息还算不错，所以那时女单帮的数目是相当庞大的，现时火车轮船的价目，一加就是十倍，我想跑单帮也不见得有多少好处。做家庭女佣吗？现时一般家庭都因生活困难而雇不起佣人，容纳有限即令找到，做奴隶式的工作一月之久而所得的工资还买不到一双鞋袜。战前一个女佣每月拿四五块钱的工资除自己做衣服外，还可储蓄一点，或者贴补供家用。现时即拿伪币十万一月，也不过只买到一尺阴丹士林布。因此，我们到处都可以听到他们的怨声。总之，下层贫苦妇女，现时已经走投无路，完全陷于悲惨的境地之中了！
但是，另一方面，也因大批贵宾的来到，在他们的青睐和光顾之下，舞厅，酒吧间这一类的东西也就随着客观的需要而逐渐增加，生意也大大的繁荣起来。那些卤水妹和变相卖淫的舞女们，倒是鸿运当头了。我们只要跑到马路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骄奢淫逸的贵宾们，挽着服装鲜艳的少女，意态洋洋，招摇过市，尤其在夜晚，在灯光明亮的马路上，肉麻的喜剧，随着车轮的转动而不停的在三轮车上表演出来，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这也许是西洋的文明吧，也许是他们的风气，也许是对待殖民地的女人一种不自觉的表现吧？这种现象，我们看了觉得有点刺目。这些卤水妹和变相卖淫的舞女们，除了一小部分是追求享受，自甘堕落外，其大多数实因生活所迫，势必除此下策，这是社会的病态和罪恶，我们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本身。是令人痛心的，就是有些带有奴隶根性的少年知识妇女，也以和贵宾们的交游为荣，甘受玩弄，降低自己的人格，这是不能原谅的。希望他们为自身的人格和民族的地位而自尊吧！
总结上面的描述，胜利后上海的妇女们虽从“胜利”中获得了相当的自由，但在生活上却愈来愈陷于无底痛苦的深渊之中。到处都听到哀怨的呻吟和悲观失望的叹息！然而，悲观和失望又有什么用处呢？我们要知道：民众（妇女在内）生活的真正改善，只有用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才能达到的。现在已不是徒然失望和悲观的时候，而是应当努力奋斗的时候了。民主自由，正是达到改善民众生活乃至真正解放之桥梁。民主自由的呼声，现时上海已开始影响着内地而涌现出来了，除了一般报纸杂志之外，就是妇女的刊物，不管其内容如何不够充实，但多少总反映了一般妇女的情绪即一般要求和希望。而且多少还表现出妇女是不会像过去那样安于现状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毁迷毁灭了无数的文物，牺牲了千万人的生命，尤其是妇女们受到的牺牲和痛苦更加厉害。因为她们的丈夫和儿子们，有很多很多被都被牺牲了。但重大而痛苦的牺牲不是毫无代价的，它一定会带来某种程度的“觉醒”。现在差不多整个世界都在要求解放，要求民主自由。这些要求解放和民主自由的呼声便是觉醒的初步。我们现在正临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我希望前进的妇女们，尤其是上海前进的妇女们，应当毫不犹豫的起来，同着前进的男子们一道，推动这个伟大的历史车轮向前迈进，将一切腐朽的，丑恶的社会宰渣在这车轮底下彻底碾碎，好让光明，伟大的坦途开展出来！ |
陈碧芸著：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陈碧芸著亚东图书馆印行1938年3月出版序在日帝国主义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来向我国猛烈进攻的时候，我们妇女无论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自身的解放，都必须奋发起来同男子们一起参加抗战的工作。但是直到现在，我们妇女，特别是一般工农大众的妇女，始终没有得着参加抗战工作的机会，这不但是抗战中一个绝大的损失，而且也是抗战前途一个绝大的危险。自然负担这种“损失”和“危险”的主要责任，不能归咎于妇女本身，但我们妇女主观上不自动积极起来奋斗，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今后，我们妇女必须把抗战的责任负在自己的肩上，与男子们共同冲破一切障碍，支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著者这一个小册子，就是尽可能地把妇女必须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概略的叙述，或许对于参加抗战的妇女大众不无多少裨益吧！著者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日民族解放战争与妇女中日战争的爆发，到现在已整整的半年了。在这半年来血的战争时期中，中国物质上损失之巨大，是无法计算的。中国兵士的死亡和民众所遭受的种种灾难，恐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吧！但是我们空空的叹息和悲痛是毫无益处的。历史既已把这种巨大的灾难加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只有勇敢地坚毅地从这一灾难中去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争取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我们应该在这次抗日战争中去了解它的真实意义，而循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迈步前进！（一）抗日战争之意义一般地说来，战争的本身，是残酷的，凶暴的，因而一般人，特别是妇女们，都诅咒战争，反对战争。但正确地说来，战争不一定都是可诅咒的，应该反对的。有的战争固然应该诅咒反对，但有的战争不但不应该诅咒反对，反而是应该加以拥护的。有些战争固然含有反动的意义，不利于民众，妨碍历史向前发展；但有些战争却是进步的，能够推动历史前进，能够帮助民众获得解放的。所以要反对或拥护一个战争，不能单从形式上去观察，而必须考察战争的内容，要看那种战争是反动，妨碍人类历史进化的，那种战争是进步的，能够帮助民众获得解放，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有着推动作用的。譬如拿这次中日战争来说吧，同是一种战争，但却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性质；在日本方面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含有反动的意义，是应该反对的；但从中国方面说，却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战争，是进步的，并且是革命的，因而应该特别拥护。从这一观点出发，在历史上的战争，我们亦可以看出有几种不同的性质。有一种战争是反动的，障碍历史前进的，如封建集团间或封建国家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以及中国近二十余年来的军阀混战，都是属于这一战争的范畴。这类战争的动机或目标，主要的是争取对下层民众或弱小民族的剥夺权，争取赃物或瓜分殖民地，所以结果往往以本国的和国外的下层民众来做它的牺牲品。另一种战争，是革命的，也可以说是单纯的阶级战争，如英国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革命战争，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中的战争和俄国十月革命及以后的内战等。前两个战争，是当时英法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贵族的战争，也就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反抗陈腐反动的封建制度的战争。正因为有这样的战争，所以英法的资本主义得以发展，民主的议会政制得以逐渐成立，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政治权利得以逐渐提高。总而言之，现代所谓资本主义的文明得以成立和发展，都是由于这种战争的后果。至于俄国的革命战争，更显然是工农大众对布尔乔亚的战争，也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战争。这比前两种战争更为进步，是毫无疑义的。此外，还有一种战争，就是民族解放与民族统一的战争，如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十九世纪意大利解放与统一运动的战争，比利时的独立战争，以及大战后土耳其的独立战争等。这些战争的历史意义，主要是在从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残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团结成为整个的民族，成为现代的国家，以便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内生产力，提高一般人民大众的生活与文化水平。我们这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既是一种为民族争生存的战争，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战争，当然也是属于第三类战争的范畴。所以它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在人类历史进化上，都含有伟大的意义，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固然，侵略中国，钳制中国，陷中国于半殖民地位的，不单是日帝国主义，更不是日帝国主义所首倡。我们可以说，日帝国主义还是步西方帝国主义的后尘哩。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资本帝国主义就不断地向我们进攻，不断地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施行侵略的手段，使我们完全失掉了自由发展的余地。然而后起的日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却更为猛烈和残暴。它企图完全并吞我国，使我们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纯粹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就是日帝国主义这种独吞中国阴谋的正式发动。自此以后，日帝国主义更是毫无忌惮地一步一步地向我国进攻，首先占领满洲，复取热河，察哈尔和冀东，并造成“一二八”事变，企图夺取上海，控制华中。虽然我们的政府屡次妥协，接受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以及何梅协定等屈辱条件，但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丝毫不感满足，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进攻，企图并吞我们整个的国土，使我们中国完全沦为朝鲜第二的惨境！日帝国主义这次制造芦沟桥事件以进攻华北，制造虹桥事件以进攻上海，这显然是企图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日帝国这次之所以如此积极地疯狂地向中国进攻，一方面是由于它国内的种种严重矛盾，如重工业原料（煤，铁，石油等）的缺乏，市场的狭小，以及因捐税剧增和资本家财阀地主等对于下层阶级之严酷剥削所引起的种种不满（如农村破产农民發生愤恨甚至骚动，工人罢工事件年有增加等），因军备疯狂的扩充，军阀的势力愈益膨胀而形成了各现有政党与军阀间的冲突等，——日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形之下，于是只得从发动进攻中国这一大事变来转移视线，来缓和它国内的矛盾和不安。同时另一方面，因为欧美的资本帝国主义都在那里疯狂地扩充军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有箭在弦上之势。日帝国主义为着要在第二次大战中获得胜利，因而事先向中国进攻，以便先抢得这块肥沃广大的土地来作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根据地，这是异常之明显的。何况目前的国际局势，又十分有利于它向中国的进攻呢！本来在中国问题上具有决定作用的是英国。但现在的英国是完全以保持它在全世界上的既得赃物为唯一目标，所以它目前所需要的是“世界的和平与秩序”，恰如富翁达官为保持其财产与权位需要保持社会的安宁和秩序一样；同样又因西班牙内战尤其德意轴心的形成，对它发生了直接的威胁；此外还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方面的矛盾；这些一切都迫使对于日本的进攻不能以全力来直接干涉。所以自“九一八”以来，英国对日本都采取极端妥协或默认的态度。美国虽因它在太平洋的地位和它在中国的权利之被侵犯，很想起而与英国共同干涉日本（如“一二八”时史汀生向英国所提出的干涉牒文），但因英帝国不愿与它合作，它也不能单独行动，只好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再加上德国希特勒和意国莫索里尼与日帝国主义朋比为奸，建立所谓“反共同盟”（实际上是强盗的抢夺同盟），更增长了日帝国主义的气焰。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日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并吞中国之千载一时的机会，于是它便肆无忌惮地发动了这次进攻我国的猛烈战争。从这种客观的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坚决地说：日帝国主义是中国当前最凶恶的仇敌，它与中国民族实处于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势不两立的地位。日帝国主义的势力愈进展，中国民族愈受压迫和摧残，反之，如果中国民族能够获得解放和自由，就足以削弱日帝国主义的势力，甚至完全毁灭它，也是可能的。所以这次的抗日战争，是中国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这次抗战能够坚持到底而获得最后的胜利，那我们的民族就可以从此获得自由和解放，不但可以从日帝国主义的铁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脱离其他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是中华民族得以逐渐走上真正民族复兴的大道。反之，如果我们这次的抗战因中途妥协不能坚持到底而失败，那朝鲜印度的亡国大祸就要立刻降临到我们全体民族的头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因此，我们认为“这次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战争，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和欧战后土耳其的独立战争一样，是一种民族解放的战争，是一种革命的抗战！凡是中华民族的人民，都应积极起来参加这一神圣的战争，都应与日帝国主义拚个你死我活。否则，就只有准备当亡国奴！（二）民族解放与妇女在民族解放中，我们妇女的任务，就一般说，是与男子同样的。不过从社会解放的观点说来，妇女参加民族解放的斗争，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妇女不但与男子一同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受着残余的宗法关系以及一般男性的压迫。这种宗法关系和男性的压迫固然是本国的，但帝国主义的压迫常常是加重或特别保存宗法关系和男性对于妇女的压迫力量和习惯。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常常是藉着被压迫民族内的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一切陈腐的宗法道德习惯，以镇压和束缚一般人民大众的。例如英国藉印度的王公贵族，宗教，迷信以及重男轻女等保持女性片面贞操的腐旧习惯以统治印度的民众。日帝国主义在朝鲜差不多也采取同样的方法。它在满洲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代表腐旧势力的溥仪作它的傀儡，以统治满洲的人民。在这种情形之下，妇女的地位更见低落是没有疑义的。并且妇女最后的解放，是与一般劳动大众的解放紧相联系着的。也就是说，与社会的根本改造与较资本主义更高度的社会制度的实现紧相联系着的。可是帝国主义的统治恰是阻碍这种高度社会制度实现的主要障碍。所以扫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是实现高度社会制度之必需的条件，也就是妇女获得最后解放之必需的条件。换句话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加速妇女走向最后解放的最必要的斗争手段。正因为如此，妇女为了日前初步的解放和最后的解放，都必须积极起来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参加反帝的战争。这在欧洲历史上，已经有许多先例。譬如美国当一七七四年的独立战争时，美国先进的妇女们在战争期间就和男子们共同奋斗，共尽了市民的义务，所以在战争胜利后，当时的十三州当中便有九州岛承认了妇女具有与男子同等的选民资格，直接行使投票权。当一七八八年非拉特佛国民大会开会时，妇女更要求把妇女参政权规定于联邦宪法之中。虽然这一要求为的国民大会所拒绝，但后来美国妇女们之终于获得选举权，是与美国妇女们当时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传统有多少关系的。在土耳其也有同样的情形。在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中，土耳其较先进的妇女们，都直接或间接的参加过斗争，因而也获得了不少的解放。遗产继承权被确定了，结婚和离婚的限制也相当地放松了。在职业和教育方面也获得了相当的自由。特别是旧宗教和旧道德习惯所加于妇女的种种束缚，差不多全被毁碎了。在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和以后内战期中，俄国的妇女，特别是工农妇女所表现的勇敢和牺牲精神更是伟大。推倒沙皇的二月革命，首先是由彼德堡的成千成万的女工在要求“面包与和平”的一个示威运动之下发动起来的。在八月反哥尔尼柯夫的斗争中，以及在十月革命中，女工农妇和一部分青年知识妇女都积极地参加过，都和男子们在一起完成了伟大的革命事业。正因为如此，俄国妇女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获得了空前彻底的解放，获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但是俄国妇女的战斗能力和牺牲精神表现得最充分的，还是在内战时期中，在反抗欧美和日本等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她们在那些时期已经直接地参加赤卫军，关于这一层，俄国革命和内战时期的参加者，著名的政治家兼作家柯伦泰女士曾有最详尽的描写。她说：“女工和农妇的加入赤卫军，首先是表现在军队的政治工作上。女党员屡次在炮火下，在军队里作政治活动。有时被任为军团革命军事会议委员。她们除了做政治工作之外，也有做赤色看护妇和医务员工作的。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0年之中，曾有六千以上的赤色看护妇被派遣出去——都是女工和农妇。也曾担任军队中的通讯事务，并学习分配军队给养的工作。有时后妇女更为赤卫兵而在战线作战。……无论那一种民众运动，没有女工和农妇活动的协助，是不会成功的。女工和农妇帮助防止兵卒的脱走，收集武装军队所必要的税金，还在病院中照顾和看护赤卫兵。赤色战线的召集，在女工和农妇之间，得到了最热烈的反响。有多数的女工们，特地被派遣在工业中心地的战线中。女工由于阶级的本能，亲切的洞悉到妇女的真正解放，和一切的赤色战线的最初胜利之间有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劳动妇女为了防卫苏维埃共和国所建立的最大功绩，却是激烈的内战（它是镇压和反抗革命的一切对象的）时代中，她们所显出的对大众的援助和积极地参加。”“一九一九年白军向顿巴斯和洛刚斯克进击。同样在一九一九年秋，但尼金和纽宝尼基向赤色彼得格勒威迫。在最初的一击，赤卫军即能从白军的手中把洛刚斯克夺还，这是由于女工和劳动者，从各方面大批地踊跃来参加的结果。但当但尼金军队进击的时候，托伏拉女工们的决议有：“但尼金只有越过我们的死尸，才能到莫斯科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这时她们在战线内担负着挖战壕和重要的通信联络等各种任务。“当纽宝尼基进击的时候，彼得格勒的女工，参加防卫彼得格勒的工作，是一般人所周知的，已无用再说了。不知有几千个的彼得格勒女工们参加机关枪队，或在电信队和工兵中队服务，在寒光秋色之下掘成战壕，在彼得格勒帮助装置铁丝网。女工们的特别功绩，乃是充当监视队，阻止从战线上脱逃的卑怯者和逃兵。她们手中握着武器，阻止着那些逃兵，唤起他们殉职的觉悟，使卑怯者自知羞耻，使他们重回到已经抛弃了的战斗部署中去（见柯伦著“新妇女论”中译本321-323页）。从上面的几段描写中，我们可以充分地看出：劳农政府的赤卫军为着保障战线的胜利，必须有女工和农妇的积极参加，以增厚自己的力量；同时妇女们为了获得完全的解放，为了巩固自己在十月革命时代所争得的权利，也必须积极参加军事的防卫，以达到最后的胜利。所以苏联妇女获得了比任何国家的妇女都更进一步的解放，决不是偶然的。现在且拿中国来说吧。中国这个古老落后的民族，第一次是从反满清的辛亥革命中转变过来的。在这次革命中，已经有一部分妇女参加了斗争，如当时的女子北伐队等。随后，在“五四”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中，妇女的活动更表现得明显而普遍。在当时全国的学生罢课中，女学生都是很积极地参加的；在上海各地的罢工中，女工更是同男工一样地参加。此外，更有一部分先进的妇女组织请愿团，演讲队，宣传抵制日货等。从这次参加运动以后，妇女不但渐渐感觉到政治的兴趣，而且也渐渐地发生了特别的妇女运动，组织了一些妇女团体，如女权运动同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等，便如雨后春笋一般地生长起来，而普遍到中国的各大都市中了。到了“五卅”运动时，我国的妇女界更被激动起来了。这一伟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从上海发动扩展到北平，天津，两湖，两广……各大城市，于是妇女运动也被这个洪流带到那里而开展起来。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中国的妇女确曾表现过她们伟大的力量。并且以前参加民族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只限于少数上层的知识女子，而此时不但大多数的知识妇女都觉醒起来参加斗争，特别是劳动妇女都变成了民族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先锋队，甚至素称落后的农村妇女（如两广，两湖及江西等省）们也积极起来向一切旧势力进行反攻。所以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第二次大革命中，妇女们特别表现了她们英勇的奋斗精神和伟大的力量。这证明妇女在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一枝极可靠的有力的队伍。虽然第二次革命因上层阶级的背叛和革命政党的错误，终于流产了，妇女和一般民众没有能获得真正的解放。但历史究竟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后所订定的新法律上对于妇女权利的规定，如结婚与离婚的相当自由，财产继承权，教育平等，职业自由以及允许女子担任行政官、司法官等，也不能不说是妇女和一般民众努力参加斗争的后果。不管这些法律上对于妇女权利的规定如何不彻底，如何不兑现，但在妇女解放运动上是踏进了一大步，是毫无疑义的。但在另一方面，正因为第二次革命的流产，一般民众和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真正的民主权利，没有获得真正的解放，反而遭受了不可忍受的压迫。于是民族和民主运动的潮流日趋低落，民气日趋消沉。从此在国内方面，一切腐恶势力重新抬起头来，愈益压迫民众，剥削民众（妇女大众也在内），摧残民众的势力。结果便引起了日帝国主义向我国肆无忌惮的进攻，企图一举而并吞中国，把中国永久变成纯粹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正是这种企图的充分表现。自“九一八”以后，日帝国主义不仅公然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所谓“满洲国”，并且继续不断地向我国进迫。现在更动员它全国的海陆空向我国各方面作猛烈的攻击。夺取了平津，又占领了上海。现在整个的华北及江浙安徽最富裕的区域，如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嘉兴，松江，芜湖，蚌埠等处都被攫取了。最近更全力攻津浦、泷海各路。此外，我国沿海及内地各大都市，都被日帝国的军舰不断地轰击，飞机不断地轰炸。日帝国主义这种野兽般的残酷无止境的侵略，显然是企图吞灭我们整个的国土，使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变成它任意宰割的奴隶。现在我们整个民族的命运，已经临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如果不彻底地支持长期的抗战，那就只有走上灭亡的道路！自然，在现时十分艰难困苦的抗战中，如果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不积极起来参加，也是很难抗战到底的。我们坚决地相信：只有我们全体民众像俄国人民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及以后内战和抵抗帝国主义的进攻中一样，不分男女一致动员起来，赶出日帝国主义，恢复已失的国土，收回已失的主权，重新复兴民族，建立独立自由和民主统一的国家，乃至进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都是十分可能的。而且妇女的自身，也只有在这样的胜利前程之下，才能从多重压迫和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走上真正解放的道路。欧美妇女和一般民众在民族革命中所贡献的功绩，和她们因斗争所获得的成果，我们在前面已经约略指出过了；就拿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民族革命运动来说，因为我们妇女积极地参加，所以不仅妇女自身获得某种限度的解放，而且还猛烈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尤其在最后的北伐战争中，帮助革命军战败了北洋军阀，假如我们那次的革命不致流产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不但中华民族早已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大道，即妇女自身也早已获得彻底的解放了。所以我们妇女无论站在整个民族解放的立场上，站在妇女自身解放的观点上，都必须积极起来参加这次民族解放的战争！（三）抗战中所表露出来的弱点我们的抗战已经继续半年了，我们所遭遇到的处处都是失败，我们的领土继续不断地被侵占，千百万的士兵和人民不断地死亡，人民的财产不断地被摧毁或侵占，可是我们的敌人却很少受到严重的打击。如果不要妄自夸大，敢于面对着客观的事实，那我们就应当承认我们已遭到了空前的严重的失败。固然军事上一时的进退或胜败，不足以决定整个战争的前途，我们不应因此而颓丧，而自甘退让，更应积极地大无畏地冲向前去，更坚决地更猛烈地与敌人斗争；但在斗争过程中，特别是在不断地失败中，我们毫不隐讳的检讨过去的失败教训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的抗战，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我们中华民族一日没有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我们的抗战是不会一日终止的。因此，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弱点和失败中找出真正的教训。我们根据半年来抗战的经验，我们的弱点实在太多，我们这里只指出最根本的几点。第一，就是没有动员全国的民众。我们直到现在所动员的，仅仅只是既有的军事力量。固然，我们在这次抗战中能够动员了最大部分现有的兵力，已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已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现代的战争，尤其是落后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单靠动员现有的军事力量是绝对不够的。因为落后国家经济的落后和财政的缺乏，自然不能有庞大机械化的军事准备。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军备是远不及敌人的。我们如果要想长期抵抗拥有优越军备的敌人，就非迅速把全体民众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参加前方和后方的工作不可。然而我们直到现在，恰恰忽视了对于全国民众的总动员，忽视了对于民众的组织与武装。在半年来抗战的过程中，我们只看见单纯的军事抗战，没有看见广大的民众参加。就拿上海来说吧！在战前虽有一两个所谓救国团体，但这种团体完全作了少数上层份子升官发财的工具，失掉了本来的意义。到“八一三”沪战爆发后，虽然在忙乱和混杂之中新成立了一些救国团体，但因为党政机关的把持和领导者的明争暗斗，而且所作的又是一些表面的工作，没有和真正能救国的群众接近，所以不能表现出什么力量。尤其占民众最大多数的，并且在长期抗战中最有力量具有最大作用的工农大众，直到现在还没有把他们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种情形和一九二五——二七年当时的情形比较起来，真是天远地隔。像这样是绝对无法支持长期抗战的。第二是没有政治上的训练。我们知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决不是军备或武力对比的问题，即是说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斗争。军事斗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达到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但在抗战以前，政府当局既一向禁止一般的政治宣传，特别是反日帝国主义的宣传。因此人民对于反日的意义以及与反日相关连的许多政治问题，都不了解，当然不愿积极起来参加抗战的工作。甚至大多数的人民直到现在还认为抗战只是军人的事体，与我们老百姓无关。这种情形在农民中特别表现得明显。第三，没有注意到群众实际生活与抗战的关系。要一般民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必须要顾及到人民生活的改善。如工人最低生活的保证；彻底废除苛捐杂税，停止高利贷，减低地租，惩办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以减轻对农民的压榨等。只有如此，广大的工农大众，特别是政治水平最低的农民才能因切身利益与抗日战争的联系而积极起来。否则他们必然抱着消极的态度。用强迫抽壮丁的方法，只能使他们感到恐惧，至多也不过勉强屈从罢了，要想他自动地积极地参加抗战是不可能的。以上不过是最主要的。此外，还有关于军事指挥的不统一，筹措战费的不得法，以及外交上的种种错误（如依靠英美，拉拢德意，不与苏联订立军事同盟等），都是严重的弱点。但这些问题已有别人或多或少指责过，本篇限于篇幅，不能详加检讨。现在且将关于妇女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来说一说。这里所根据的，虽只限于上海方面的材料，但也很可以象征全国的情形。在上海未陷落以前，上海妇女在抗战期间所暴露出来的弱点，约有以下几种：（一）组织不健全。组织就是力量，没有健全的组织是很难发动斗争力量的。上海的妇女团体，自“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新旧合起来，差不多也有二十多个。这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可观的。但仔细考察起来，这些团体既没有多少群众，而且还表露了许多的弱点。正如莫湮先生所说：“八一三”抗战爆发以后，上海的形势陡变了，民众抗敌的情绪，达到了空前的白热，大家都想有点事做做。然而最令人奇异不置的，就是许多群众团体忽然反而觉得无事可做了！于是到处发生了“人浮于事”的现象。而有的妇女团体，本来平日有些什么研究，游戏，运动，教育工作等等工作做的，也都停下来了，于是群众也渐渐脱离了。有些团体在开战后一二星期中，几乎有亟亟崩溃的趋势。于是“群众到何处去”，“什么工作可以给群众做？”等问题，把许多负责人苦恼住了。……各妇女团体还没有切实的注意把各团体的群众组织生活健全起来。各团体的工作，还只着重于形式或把工作只分配给少数人做，而没有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会员，使其都有工作可做，而没有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会员，使其都有工作好做，组织起来的妇女，也只好徘徊于外了”（见战时联合旬刊第三期上海妇女在抗战中的动态）。照正常的情形说来，在这样严重的事变中，在这样伟大的民族抗战中，民众是应该如狂潮一般地汹涌起来的，民众的组织是应该风起云涌地团结和扩大发展的。然而事实上却是相反。不仅妇女方面如此，即一般的民众组织也是一样。这实在是一件痛心的事情，也就是目前的抗战临到一个最大危机的主要根因。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如妇女团体的领袖与群众不接近，各种团体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风头主义以及不注意群众中的实际生活和实际工作等。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受党政机关包办把持的束缚，民众不能自由地组织起来。（二）妇女团体没有注意吸收下层劳动妇女。在抗战前后所组织的妇女团体，差不多都是只有招牌而无群众做基础，即令有些群众，也只是一些知识妇女。在这些妇女团体内的领袖，她们的脑子里简直没有劳动妇女的影子。只看她们在抗战发动后所作的一些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都是高唱组织家庭妇女，强调什么里弄组织就明白了。在她们看来，仿佛家庭妇女才是抗战中妇女的主力军，所以对于广大的劳动妇女群众竟连一字都不曾提及。这和“五卅”运动及北伐运动中的情形完全不同。在“五卅”运动中，上海的劳动妇女，简直成为妇女运动和反帝运动中一枝最有力的军队。她们不但参加工会中的一切工作，而且参加各种市民大会，游行，示威，演讲……等工作。尤其在北伐战争中，她们也勇敢地参加了上海武装暴动，打倒了孙传芳和奉系军阀，而取得了种种权利。所以在大都市中的妇女运动是绝对应以劳动妇女为主干，才能发生真正的坚强的力量，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这是历史事实所教训我们的。（三）没有政治的训练。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我们这次的抗战，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斗争。所以在抗战中，政治的训练也是异常之重要的。尤其是中国大多数的妇女，因受几千年来旧道德旧礼教的束缚，文化水平的低落，政治意识的缺乏，思想之不开展以及民族意识之薄弱，这些一切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不去教育她们，训练她们，提高她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了解抗战的意义，以及民族危亡与她们切身的利害关系等等，那她们是很难自动地团结起来参加抗战工作的。（四）除上面所列举的以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些妇女团体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都是表面的，不切合实际的，多是限于上层的拉拢。所谓联合战线，事实上只是表面的联合，官样会议式的联合，今天捧捧某某大人物的夫人，明天又欢宴某太太，或开些座谈或宴会，至多也不过缝几件棉背心，派几个看护到伤兵医院去慰劳慰劳，或征募一点金钱和少许物品送到前线去。固然这些工作不能说没有相当的意义，但对于整个抗战的帮助是极有限的。像现在已经展开到全国范围的抗战，所需要于妇女们的帮助，已不是几件棉背心，更不是些少慰劳品，而是全体妇女有组织地起来参加前方和后方的一切工作，并手执武器直接跑上前线去杀敌或在后方维持治安的工作。以上几点，是上海妇女在抗战过程中所暴露的最大弱点。除此以外，当然还有许多次要的缺点，如缺乏真正的妇女干部，妇女团体工作的千篇一律……等，也都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但号称全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最进步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各城市以及内地的情形更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在内地各大城市中，如武汉，长沙，开封，重庆，成都等，简直连空洞的妇女团体都绝无仅有，更谈不到群众的组织了。因为在那些地方的当局，对于任何组织，都是要禁止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半年的抗战中，我们广大的妇女群众没有方法去参加斗争，甚至连作点“帮闲”的工作都不可能。像这样，我们怎能进行坚决的长期抗战呢？！我们如果要想进行长期的抗战，要保证最后的胜利，对于这些弱点，就不能不公开地提出来加以深切的批评和切实的改正。（四）妇女在长期抗战中特别应注意的几点在当前的危急情势之下，凡是中华民族的人民，每个人都应该积极起来，自动地参加抗战的工作，参加军事的和非军事的组织，——在这里本不应有什么男女之分。不过我们妇女一方面，尤其是一般普通妇女，向来对于战争的观念是不正确的，在事实上也很少积极参加过战争，所以对于战争，不是因恐怖而诅咒，就是采取纯粹消极的态度。但这次的抗日战争，既关系我们整个的民族和每个人的命运，我们妇女是再也不能采取往日那种消极的态度了。我们如果再消极，我们的民族便要失掉一半的抵抗力了。事实上，我们妇女是具有伟大的力量的。我们的女工农妇和女学生们，在“五卅”运动中，在北伐战争中，都会表现过伟大的力量，有过不可否认的功绩。在这民族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妇女更应当活动起来，积极起来发挥我们伟大的力量，把我们的全部精神和生命贡献于神圣的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现在我根据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提出妇女在抗战中应当努力和注意的几个要点，以备大家的参考。第一，我们妇女群众首先应该立刻按照职业或区域组织起来。没有群众的组织，决不能有集体的行动，更不能发挥群众的力量。所以组织妇女是妇女参加抗战的先决条件。但当妇女进行组织时，必须首先注意到女工。我们知道，女工是最受压迫的一群，因为她们的生活困苦不堪，她们反抗的情绪必然比一般妇女来得强烈。同时，城市的女工本来就有产业组织的基础，最容易组织起来。并且她们的大多数从“五卅”以来多少参加过一些斗争的。她们不但富有牺牲的精神，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说，女工在一般妇女中，是最富有团结力和奋斗精神的一群，是全体妇女的主干和先锋，在历次民族解放运动中，她们都是积极参加斗争的基本队伍，这绝不是偶然的。在目前的抗战中，组织劳动妇女，是急不容缓的工作。其次是农村妇女，农村妇女在全国二万万余的妇女总数中，是占着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之庞大数目的。在文化上她们固然很落后，富于保守性，但她们是受着多重压迫的，在生活上是受过严格的锻炼的，所以养成了耐劳忍苦的精神和习惯，假如一旦将她们组织起来加以相当的训练，便立刻可以成为最坚强最庞大的队伍——这我们只要从北伐中以及后来江西两湖等省农民运动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女学生方面，因为团聚于学校的关系，也容易形成组织。同时因为她们都是青年，富于活动能力与奋斗精神。并且因她们的文化水平较高，容易理解政治问题，所以也很容易将她们组织起来，而且也必须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斗争力量。并应设种种方法使她们到农妇中去从事宣传与组织的工作。至于家庭妇女，虽然最难组织，但也应当尽量影响她们，至少可以使她们做一些抗战的辅助工作。不过像现时所谓妇女领袖们把家庭妇女看成主要的力量，把组织里弄看成中心的妇女组织工作，那是错误的。第二，应特别着重妇女政治上的训练。大家都知道，妇女对于政治素来是不大感兴趣的。但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战争，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妇女如果不明白这次抗战的政治内容，不明白这次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及每个人的命运所关，不了解与抗战关连的一切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不能自动地积极地起来参加抗日工作的。所以在组织妇女群众的同时，还必须加紧政治的训练，从政治上武装她们的头脑。必须在各种妇女组织中，提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来讨论来批评，从民主的讨论和批判中，提高每个妇女的政治水平。自然，对于妇女大众这种广大的政治训练工作，必须有先进的政治组织或个人去帮助，去提供正确的政治意见和材料等。但在题材和方法上，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在题材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施行政治的教育，如国内外时事的分析，民族解放斗争的一切理论与策略，宣传和组织的工作经验，以及如何防止汉奸，开会演讲各种技术知识等。此外，如防空，防毒以及如何救护伤兵等技术知识，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施行训练的方法上，要按照各种妇女不同的特质，不同的程度而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譬如对女工和农妇施行政治教育时，就应该按照她们的程度，说话要简明通俗，不可说得太深，最好多用具体的事实，少说空道理，并且还要使其趣味化，才不致使她们赶感到枯燥无味。第三，要想妇女积极起来参加抗战的工作，还必须注意到妇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就是说，对于妇女某些不能忍受的痛苦，必须尽量加以解除。譬如女工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在十二小时以上，而且有时还要作夜工。在工资方面又常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她们那里有精力和时间来参加抗战的工作呢？所以要想女工们积极起来参加抗战的工作，对于她们那种不能忍受的生活上的痛苦，必须尽可能设法加以改善。对于农妇和其他贫苦妇女，亦应如此。此外，如女学生，她们虽然生活上不像女工因生活上的痛苦而妨碍参加抗战的工作，但女学生也有一种痛苦，就是她们受课的时间太多，功课太严厉了。一个中学的学生，简直忙得连看报的时间都没有，那里还有精力参加抗战的工作，或研究关于战争的一切理论和实际的问题呢？要使女学生负起救亡的责任，首先就必须减少她们的受课时间，解除那种繁重功课的痛苦。至于因战争而失业的妇女，亦应尽量设法维持她们最低限度的生活，使其有可能来参加抗日斗争。第四，关于妇女的武装问题，这是大家不曾提到的。人们一直到现在还有一种深深的成见，以为女子不宜于武装，不宜于实际参加前线的战斗。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惯于享受舒适生活的上层妇女，固然因身体孱弱，不能手执武器，不能忍受直接参战的痛苦。但下层的贫苦妇女，特别是农村妇女，她们的体力差不多和男子一样，她们耐劳忍苦的精神，有时还超过男子。如果将这类妇女武装起来加以军事的训练，一定成为有力的抗战队伍的。这种队伍（所谓“娘子军”）在苏俄的内战中曾经起过显著的作用。我们如果要想对日帝国主义坚持长期的抗战，那就必须将年轻而身体壮健的妇女武装起来，使她们同男子们一道担负前方和后方的军事工作，成为抗日战争中英勇的战士！第五，抗战中的妇女领袖，如果要想名副其实地去领导妇女群众参加抗战斗争，那就必须脚踏实地的到下层妇女群众中去，排除一切困难做组织和教育的工作。现有的妇女团体，要想名副其实地领导妇女大众真正起来担负长期抗战的工作，也必须改变过去那种表面的官僚式的工作方式，首先必须替妇女大众争取组织与武装的自由。到群众中去，尤其到下层工农妇女群众中去，用全力去宣传，鼓动，去组织她们，武装她们，去教育她们，提高她们的政治水平和抗敌的热情，尽可能地帮助她们解除她们的束缚和痛苦，使她们积极活动起来，发挥她们的伟大力量，争取民族解放和自身的解放。目前的抗战，虽然临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关头，但只要我们能及时坚决地改正过去的弱点，立刻把全国民众不分男女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那我们就可以支持几年的长期抗战，支持最广大的游击战线，使敌人在长期抗战中，行消耗和瓦解。最后，我们应当催促政府当局，立刻开放民众运动，允许民众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和武装的完全自由权，——抗日的自由权。否则民众是无法组织和武装起来积极参加抗战工作的。到现在如果谁还要阻止民众抗日的自由，那就是无异于替敌人肃清道路，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当坚决反对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一刻也不能再事牵延了！我们必须坚决争取参加抗战的一切自由权，必须立刻组织和武装起来，重新开始在各方面向我们的敌人反攻，给打击者以更严重的打击。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地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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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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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问题论文集
陈碧兰（化名：陈碧云）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1935年2月出版
论妇女职业与爱伦凯的母性复兴
家庭的破灭与妇女解放
文艺与妇女
妇女运动与劳动妇女
妇女与法律
失业问题与妇女
性的选择之进化观
性爱生活之过去与将来
现代恋爱之批判
现代妇女节育运动的解剖
性爱与优生
废娼与善种
改良儿童教育之理论的检讨
母性与社会
现代母性生活素描
女子的理智与感情
女性忌妬的解剖
国难期中妇女应有的觉悟
两年来的中国妇女
苏联妇女生活之转变
苏联妇女教育与政治生活
苏联的婚姻与性爱
现代父母对儿童教育的几个根本问题
谈谈「贤母良妻」制
读「给女人们」以后
一个女工的惨死
自从她做了母亲
狂风骇浪中的一叶孤舟
现代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
评两个恋爱观 |
战士风骨，慈母心肠——悼陈碧兰（汝良，198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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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风骨，慈母心肠——悼陈碧兰
汝良
“人生的寿命总是那么飞跑着”！尽管终有休息的一日，不过这位永远坚强、乐观的老人，已把自己安排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了。不同的：这并不是她童年的美丽憧憬，而是近六七十年来和她血肉交战、火光迸射的中国历史的现实。
9月7日，陈碧兰停息下来了，有充分理由相信：差不多把全部生命献给了革命，她应该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的。
几日前有机会单独留在老人病榻旁边，她浅笑地用非常微弱而又安详的声音告诉我：“并没有什么地方感到痛苦，只是这情形看来不同了”。真想不到，她的预感，就这样快便果然兑现！
陈碧兰多次提起过莎士比亚这句话：“一个人越是缺少担负痛苦的勇气，痛苦压在心头越是沉重”。她一生实在也体会过太多的痛苦，又早早培养起那份减轻痛苦的情操了，难怪临终前会说：“并没有什么地方感到痛苦”。因为她知道：“凡是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人，在真理还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必须从痛苦中去磨练自己的德性，锻炼自己的意志，只有这样，才能平衡自己的精神，才不致为痛苦所压倒”。
悼念陈碧兰，首先要学习这位历史老人的情操与斗志，离开这些，很难理解一位晚清出生的妇人，怎会在她有份参与的领导的一次革命失败以后，在长期贫穷、恐怖、迫害、污蔑的不断攻击下，数十年来，经历无数次的虎口余生、辗转逃亡，仍能保持对马列主义不移的信念，直到弥留之前依旧这样安详和乐观。
1927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从血泊的经验领悟到斯大林路线错误的，本来大不乏人，而有勇气首先签名批评和对抗当时的共产国际的只有81人，陈碧兰就是其中一个。不要以为这是简单的表态，在蒋介石白色恐怖那段震惊世界的日子里，一个依然忠于革命的人、要避开分分钟可能降临的噩耗已经不易，还要放弃组织的庇护，抵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与孤立，实在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做出的抉择，刘少奇当年便这样率直的向他们表白过。
要从一位革命前辈学取的，不简单是抽象的理论，更重要的是通过活生生的生活学习他们崇高的气质和品格。在短短的悼念文章中，这里只想提及几点：
当彭述之在国民党监狱，差不多整整五年的岁月中，陈碧兰含辛茹苦担当起养育儿女的责任；即在日本进兵、南京失守、彭氏侥幸出狱以后，生活的担子依旧重重压在她的肩上。从陈碧兰《我的回忆》中知道，在这段国难的日子里，他们也得过热心朋友的金钱资助，但她为了把握形式，要在抗日的基础上，从理论到实际重整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除把全部精神和时间投入工作外，那些金钱也都全部用作事业之用，《动向》和托氏的几本巨作，就是这样得以出版的。最讽刺的是：正当中共执行莫斯科意旨，在全国大肆污辱托派的年代，谁知道她们正经常为着断炊而告急呢！
不要忽视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精神原则，一个妇女在家庭和事业中的矛盾上表现的更为深刻。陈碧兰在当年主持的讲学研讨班中，无意间已给她的学员上了重要的一课。在看今日任意挥霍公帑的所谓共产党人，实在就是天壤之别了。
陈碧兰和彭述之在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中，共同生活超过60年，但两人间都保有其各自不同的个性。陈碧兰给人的印象是活泼、亲切、对青年人像慈母一样，容易接近，在争论中往往令人觉得她比较客观和公正，因而更加诚服。
她两人彼此关怀、爱护，可又互相监督、争辩地同甘共苦，相依为命大半世纪，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奋斗了一生。
即使一个代表人民的党，也不能避免犯错。如果不容许反对意见，排除监督，没有争辩，便一定发展成专断，最后走到背弃人民的道路。陈碧兰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正是表现出她的崇高品德。
今日，她安息了！眼看着全世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的唾弃，连苏联官僚在群众压力之下，也迫得要恢复托洛斯基、布哈林等人在俄国革命历史上的真实地位，陈碧兰深信真理最后一定会胜利，和所有受压迫的人民一起，她当然对自己安排下的位置是不会感到遗憾的。
9月10日寄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87年9月（总第129期）
龚绛录入 |
敬悼无产阶级女革命家陈碧兰（1902—1987）（《十月评论》同人，198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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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无产阶级女革命家陈碧兰（1902—1987）
《十月评论》同人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主义老战士陈碧兰，不幸于本月7日病逝，终年85岁。
陈碧兰从20岁起献身于人类解放事业，60多年来，一直坚持着共产主义理想。她同终身伴侣彭述之一样，毕生在艰难困苦中奋力战斗，不向困苦低头，不向敌人屈服，充分体现出坚强、优秀的本质。
五四运动后不久，陈碧兰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1922年初，她在所就读的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发动和领导罢课，反对校方解雇进步的教师，要求校长引咎辞职。这次罢课成为中国历史上女学生斗争胜利的第一次！
同年4月，在坚持学潮过程中，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半年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员。1923年，中共派她到上海大学攻读社会科学，次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留学。
五卅运动爆发，陈碧兰遵照中国决定，回国参加革命。1925年秋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会（苏、浙、皖三省联合省委会）妇女书记，并参加区委主席团；随后又主编党中央办的《中国妇女》；1926年7月，兼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代理书记，参与了当时革命的实际领导工作。
国民党扼杀革命之后，陈碧兰同许多同志一起，思索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不久，他们得知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意见，从自身经历中体验到托氏的主张是正确的；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路线政策则是从头到尾错误，是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主观因素。因此，她同陈独秀、彭述之等同志，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要求在全党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反对当时推行的盲动冒险主义，主张重订正确的路线政策。但他们的建议不仅全被拒绝，而且各人反被开除党籍。
从1929年起，她作为首批者之一参加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继续革命工作，在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进行地下活动。党彭述之等人被国民党政权逮捕判刑后，她在重重压迫下负起养育儿女的责任，以写稿和供职来维持全家生活。《妇女问题论文集》一书，是集合她在报刊上用陈碧云名字发表过的文章而编成的。金仲华为该书写《序》，称誉作者是“一位真正从事于妇女运动而且了解妇女问题的女子”。
抗战爆发促使南京当局提前释放彭述之等托派成员。陈碧兰与彭述之，在抗战期间留在上海领导地下革命工作。他们的同志因领导工人罢工而被日本占领当局所拘禁，他们又成了搜捕的对象（彭述之在千钧一发的围搜中逃过被捕）。
日帝投降后，陈碧兰同志们在上海公开出版了两份月刊：她负责主编《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彭述之则主编《求真杂志》，通过它们扩散政治影响，发展组织力量。
1948年末，陈碧兰等鉴于中共一向对托派污蔑和极端敌视，自知不能容于中共统治之下，不得不转移到海外。数年后，中共拘禁了全国所有托派份子，其中许多人被监禁达四分一世纪以上。
陈碧兰和彭述之、刘家良转赴越南后，刘家良为越共所害，他们恐又遭越共毒手，于是前往欧洲。在越南以及在欧洲的一段期间，他们的生活十分艰苦，甚至要做手工劳动，赚取低廉工资以补助生计。
他们流亡国外，更密切地参与了第四国际运动的工作，并关注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局势发展，时常着文提出评论和主张。在法国的最初几年，陈碧兰开始撰写《我的回忆》一书，记述她几十年参加斗争（特别是1925—27年革命）的经历、理解和评论。﹝编者按：此书共28章，已在本刊81年3月号至84年11/12月号连续刊出。﹞60年代中，她和彭氏转赴美国居住。
综观陈碧兰的一生，是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妇女解放战士。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诚，表现了她的优良美德：忠厚善良、富同情心和正义感、果决勇敢、刚毅坚强。她的坎坷一生，又反映出中国劳动妇女备受压迫的现实。
她去世了，接着三年多以前逝世的彭述之而离开我们了！但她的革命战士典范将为后人所学习，她的令人敬佩事迹将长存在人类史册上！
1987年9月10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129期。198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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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权的中国共产党》英文本出版者导言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当权的中国共产党》英文本出版者导言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如下两个世界制度斗争的焦点：一个是没落中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另一个是上升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以产业工人阶级为旗手。除苏联以外，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由于这两种社会力量冲突而导致如此庞大、复杂的战斗，和如此激烈的翻天覆地。在这个世纪，中国经历了三个伟大的革命。在一九一一年，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建立了共和国。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这次革命未能达到主要目的：脱离外国帝国主义控制而取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结束农村的半封建关系。相反地，共和国崩裂为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军阀割据局面。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较为幼小的城市工人阶级成功地引发了城乡贫民的一次大规模起义，这次革命蜂起，指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统一分裂的国家的前途，就如十年前俄国工人所做的那样。但这个走向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难得机会，却由于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被日益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国际领导强迫实行阶级合作路线，将力量从属于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因而被叛卖、被击败。最后，在抗日战争中和战后的外国侵略、农民起义的压力下，毛泽东领导的斯大林化共产党，发觉日益难以实行与蒋介石建立稳定联盟的前景。无论共产党的政纲如何机会主义，或其领导如何愿意达致妥协，国民党却非要歼灭共产党就不罢休。农民红军在此困境，只得战斗，并夺取了政权，开启了全球最大的国家走向革命社会变革的大门。可是，即使是这样伟大的革命，虽然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果——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并摧毁资本家和地主的权力，但却未导致中国工人阶级取得社会的领导地位。正如毛泽东七六年逝世后所披露的资料——多年的镇压性警察统治和严重的经济挫败的倒退——所证实，在今日中国仍未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仍未民主化。彭述之亲身经历了这些激荡的事变，而且在大部分时间不是作为旁观者，而是作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政治领袖和战略家。他的生命紧密地连系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差不多六十年来，他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不屈的代言人。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在本书开头的传记性文章，由陈碧兰生动地描述了，陈碧兰是彭述之的一生伴侣，她本人也是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编者按：陈碧兰该文见本选集第一卷。彭述之是中国最早一批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者之一，不久就成为一位中央领导人。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生于湖南省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〇年八月加入由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协助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从一九二一到二四年，彭氏在莫斯科“共产主义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大会的代表之一。在中共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党大会上，彭述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五名委员之一，被任为中央宣传部主任，又是党机关报《向导周报》和理论刊物《新青年》的主编。在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内，彭述之成为反对斯大林及其中国代表所制订的灾难性路线的最大胆批评者。他与毛泽东成了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彻底支持中共加入蒋介石的国民党的致命路线，这路线导致一九二七年春夏中共和工会被血洗。早在一九二四年，彭述之就坚持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进行一条一贯的反帝路线，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的领导。他也坚持认为，农民虽然已证实有能力参加反压迫的爆炸性斗争，但农民本身作为一个阶级太过分散，不能发挥全面社会结合和领导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需要争取农民跟随那牢牢扎根于城市无产阶级的独立革命工人政党的领导。基于这些立场（它们与托洛茨基和苏联左派反对派的主要立场相一致，后者当时在中国仍未为人知晓），彭述之堤出论争，反对中共从属于国民党，一直为重建脱离中国资产阶级控制的独立共产党而斗争。彭述之的政治战斗并不成功。共产国际机器的压倒性势力施加在中共之上。所有软弱的或机会主义的党领袖都附和共产国际的路线。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工人被他们误信为同盟者的蒋介石所残杀。之后是七月武汉相类似的大屠杀，主持者是汪精卫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在蒋介石与中共破裂后，汪精卫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这些事变发展的过程中，彭述之说服了陈独秀——中共总书记和最有名的党创立人。在一九二七年，彭述之、陈独秀及其支持者被逐出党，因为他们支持托洛茨基对斯大林政策提出的革命性批评。这就标志了中国的独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开始。陈碧兰的传记式描述，是现有英文著作中最可靠的描述，叙述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此后的革命斗争的艰难岁月及如何受到国民党和斯大林主义者的政治及肉体镇压。彭述之本人从一九三二到三七年被囚狱中五年，同囚者有陈独秀及其他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负责人；他们在国民党法庭的审讯中曾轰动一时。彭述之今天是仍然生存的几个参加者之一，他们与列宁、托洛茨基时代处于革命中的共产国际领导有关联。一九四八年，他受斯大林主义的迫害，被迫流亡海外；此后，他和陈碧兰一直将精力放在发展第四国际的工作上面；第四国际是一九三八年托洛茨基所建立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他们今天同是第四国际最受尊敬的领袖之一。他们留在中国的同志所遭遇的命运，是每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对工人阶级利益忠实维护者所预定的：他们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和五三年一月的全国性大逮捕中失踪了，从此被囚在中共的监狱内；坚持不屈地被囚二十七年而仍活下来的几十人，在七九年夏天被释放。本选集所收的文章、访问记和政治文件，是一位积极的革命者的著作。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文章，详细分析了一九四九年掌权的斯大林主义政制的社会性质，它们原先不是为一般读者，而是为第四国际的干部研讨而作的，这些文章的形式，是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一些个人或小组作辩论，后者在不同程度上，倾向于将中国资本主义政权及其后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被推翻所造成的巨大成就，等同于毛泽东政权的领导。第四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围绕于：中共沉浸在这样深远的革命过程中，是否已令它从官僚阶层特权的维护者，转变成现在反映被压迫者真正阶级利益的党。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从远方看中国革命，看到毛泽东似乎是与斯大林主义断然决裂才能夺取到政权。这个评价令他们视毛政权正朝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走，因而他们抱有一厢情愿的期望，希望中共将来会帮助推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正如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国际世界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所指出，上述整个论据的前提是错误的。毛泽东一开始是没有以夺权为目标的。毛泽东及他的党发觉被客观形势迫着走上了这条道路，于是就寻求一个拖长的时间，运用他们的权力来维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而不是消灭它。（在一九五一年当彭述之作这个报告时，毛泽东仍未取消他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支持；这个决定性行动在两年后才作出，当时是在韩战后期亲资本主义势力对经济的破坏的压力下做出这个行动的。）最后，毛泽东实行的措施，比他们预算或主张的要来得急激。这些改变合起来，等于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工人国家。但它不是像俄国革命最初几年由苏维埃扮演决定性角色那样的，由工人民主机构控制的工人国家。中国工人国家一开始就遭受中共最高指挥的不受控制的官僚支配。中共利用它对国家机器的控制，巩固了在苏联已滋生了的那类寄生性特权官僚阶层。彭述之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第三次革命这个深刻的矛盾。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毛泽东领导层与革命成果等同起来，从这种错误认识导致出倾向于毛政权或为它辩护；但彭述之与他们不同，他一贯地将他对国有化计划经济所造成的革命进步的不懈支持，同垄断了政治权力的独裁政权区别开。不能作出这个区别，就只会导致政治混乱和放弃革命前景。这是史渥培SWABECK的可悲命运；他在五〇年代后期与彭述之就北京政府在“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进行尖锐的论争。史渥培在美国共产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有着一个长期和可敬的阶级斗争战士的经历，但他不能掌握中国斯大林主义取得政权的原因，他相信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的组织，代表了人民民主的兴起。这就导致他在一九六七年根本离开托洛茨基主义，虽然他是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在一九二八年建立的其中一名创始人，也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长期的领导者。选集一些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彭述之在所接受的许多访问中对毛最后十年的统治的评价。这些访问文章以丰富的资料追溯“文化大革命”的起落，中共党内部由于毛泽东个人崇拜日益牢固地树立而进行的连续清洗浪潮（对刘少奇、林彪、陈伯达等），以及最后是毛本人的亲信在他死后被推翻。彭述之表现了他的不同凡响的洞察力，其基础是他曾在中国生活了超过五十年，他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和他对许多涉及的中心人物有广泛的个人认识。一九八〇年 |
我的一生经历忆述（彭述之，197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
我的一生经历忆述
彭述之（1976）
（访问者：郑致祥）转载自《十月评论》杂志
彭述之（1895年11月－1983年11月28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著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
这篇回忆录是1976年1月1日起由访问者录音，再由听众一边听和记录（未经讲者过目）。本刊现特予刊出，刊前曾代为删去一些重复的讲话，以便阅读，大小标题为本刊所加。讲者另有一本回忆录，分上下卷，已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印出发售。
（一）穷乡僻壤中的童年
1895年11月我在铜锣村出生，隆回区中一村落，隆回区属宝庆县，有时叫邵阳县，地方非常偏僻。离开邵阳县城有180华里，因没交通工具，全靠走路。从家乡到县城只有走山路，隆回区有几十村落是小山隔离，我家更是穷乡偏僻。大山脚下有一百户人都很贫穷，只有两家人有多余的田地可以出租，祖父是其一，还有些小地主，其余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有点田地还要租些田地，其余都是雇农，自己没有田地需帮他人耕田糊口。因租不到田地就学手艺，有地方每年请他们到湘西给贵州人做手艺，因很贫穷，所以文化更贫乏，整个村一百户几百人口，能够写字的只有三家。读书在老私塾，不是新学校。
我学生时期，家里算有点文化，父亲读了四五年书能够写，叔叔读了十几年书算有点文化。总之普遍的村落都文化很低。我出生在大家族，有祖父母、伯父母。还有叔父没结婚，二个姑母，共住一间相当大的屋里！是中国很普通的大家庭。
祖父读了很多年书，但他不大能写，字可认识很多，后来也变成农民种田。我家也是农民的家，父亲完全是种田的，伯父初期开药房做生意，后来也种田，叔父读了二十几年书，也变成农民，不过他们种的是自己田地。其余的田地就租给佃农，所以经济算是富裕。有多余的谷子卖出去。有时还买入小块的田地，穷人把田地卖给我们。
这种农民家庭，当然够吃、有自己的屋，要买粗布衣服“穿”，很朴素省俭，吃和穿都不好，农民就是这样，非常勤劳。一年没有几次吃肉机会，过年过节外，平常都是蔬菜。有时豆腐，豆腐在乡间是上菜了。而油就更少的，因为贵！他们看起来，生活就很苦。吃的东西不够营养，健康当然有问题。乡村更不讲卫生，常常手和身上生疮，是很普遍的情况和很艰苦的。农民还非常保守。本来我家可以吃和穿得好一点，但是他们不愿意，却把钱留起来，再买田地，农民就是这样，是个小地主也很朴素和很苦的。
其他村民，我的邻居更贫穷，他们是自耕农，比我们生活更坏，至于佃农，尤其是雇农，替人耕作的农民非常苦，想起来都可怕，他们经常替别人做工，农民的工作有季节性，夏天春天种地，秋天收成有工作，冬天没有就失业，但饭还是要吃，他们到山上砍柴，卖给地主来生活。他们非常苦。到了冬天有时没饭吃，吃稀饭。我少时印象最深刻是我堂叔，父亲兄弟辈的，是一个雇农，有妻子和一女儿，却养不起！他的妻子，生一种营养不良病，一身都肿起来的病。穷人很年青就死去，女儿也死去。他自己勉强自食其力，度日如年，他很痛苦，我离家的时候，他还没有死，不过他是非常艰苦的。我才10岁，跟他的女儿玩，非常深刻的印象。因同情他们，我对母亲说：“给他一点粮食！”，村民给粮要还的，要钱的，他拿不出钱来，只好赖帐。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例子，还有很多人不够吃的，我年轻时的深刻印象。我还不懂什么平等，就觉得很难过。总结家乡是贫穷和文化水平很低。
我家是十几人的大家庭，这种家庭是不合理的。我父亲、伯父、叔父，他们相处不坏，但是伯母、姑母和祖母们常常有磨擦。少时不懂，觉得她们不和谐，芝麻小事都矛盾冲突。一般家庭都是这样的，尤其婆媳之间。母亲和姑母之间的不和是大家庭给我的印象。但是，我是幸福的，因是家中第一个男孩，长子嫡孙、大孙子。所以得到祖父母的宠爱，连姑母也爱我，尤其小姑母比我大十来岁。我在家中地位特殊的被大家保护，但他们不懂得爱、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我虽然感觉到爱，祖父母特别宠爱我。母亲生下我后，连续生了六个孩子。她的负担很重和没有精力。除了照顾孩子外，大家庭媳妇做饭是份内事要轮流负责，伯母和母亲每人负责一天，那负担很重，还要给孩子洗衣服，到晚上，还纺棉花和纺纱，很苦。所以母亲根本没时间照顾我，就交给祖母、姑母照顾。父亲种田，但有点特别，他读过私塾，平常中国人读私塾四年，只认得字，不能写，不能看，读些古书。我父亲读了四年书，能写和可以作诗，他常常看书。算是有文化的农民学者了。因他经常看书，耕种完就看书，也不照顾我、也不管我。到我稍微长大，邻居有一批孩子和我年龄相若，也没有玩具，附近有一条小河，河里捡些花绿绿的石子，给我们玩花样来的玩具了，孩子的生活非常枯燥单调。所以我的童年在家里受到保护，好像很爱我，而邻居因我家环境好些，孩子对我也好点，乡间非常势利的。这就是我的童年生活。不过我喜欢外婆，她是个中等地主。我们每年总要到她家去一两次。外祖母非常喜欢我和父亲。所以过年过节到她家就是最大的享受。此外，乡间有神功戏，是一种迷信，一年或两年一次喜庆的是了不起，是乡民最快乐的时候。
（二）思想渐起变化
因乡间贫穷，没新式学校。只有“私塾”，私塾是几家人合起来请一位老师到家教书。乡村贫穷，所以请不到好老师。1902年约七八岁，在“私塾”读三字经、四书、五经、论语、孟子、中庸、诗经等。每天老师读几段。要是不懂，他也不给你讲解，只有死背，记在脑里，到下午写字。孩子常常读了三、四年书也不懂。只认得字，不明白字的内容意思。先生自己也许不懂。我读了五年，先生没有讲课。就是背。我可以背很多本书，背，像欧洲中古时代背圣经一样。这情形下孩子很苦，读书是件很苦的事，因为要背，死记，又不懂，所以读书觉得很苦。我读了五年，认识上万的字，四书五经可以背，就不懂书中内容。连教书先生自己也不懂。到了第五年，去较远的地方读书。有个同学约二十岁，他能够写文章。跟他同房。老师才第一次讲论语。还讲一些古文，教我们作诗，对联等、故进步很快。日后才可以自己看书，自己看懂了。
1909年，我的思想受影响。当年我没有读书，因祖母病得快死了，每天请医生，给她买药。我们的医生很苦的。住得很远。要清早起来跑去请医生。否则他就出去了。所以我就替祖母请医生、买药。父亲见我有空闲时就讲讲书。他给我讲古文、讲左传，讲得不错，甚至讲诗。我才发现父亲是有文化的。我受他的教育不少。那一年，我的思想起了大变化。当时没有报纸的。对外的世界根本不知道。就是听说，慈禧太后、皇帝都给外国人赶走了。完全没有国家的知识或认识世界，我们的生活范围只是小村落中。
远房的叔父是大地主的儿子。离我家有二十几里，他有田地租给人。他在湖南省城长沙读书，约1905和06年，中国开始有新学校，他去读书时，本身已经有点知识。他来我邻居收租，见我读书，好像喜欢的样子，从背包找《醒世钟》给我。《醒世钟》作者陈天华----离我家不很远的新化县。陈天华1901年到日本读书，因他很有天才和研究世界的情形。1903年他写了《醒世钟》。当时中国出现民族主义运动，《醒世钟》是最有力的，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是白话文写的，不是文言文，所以很容易读。1906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反抗日本，鼓动一个中国学生运动。他反抗日本人压制，非常气愤的投海自杀。因此在中国学生中起了很大的一个运动。由于这一点，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晚上就读完。我脑海里完全被惊涛骇浪冲击着。才第一次认识中国很大，但是非常危险。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便被外国人打败几次，割地求和、赔款、订不平等条约等。外国要瓜分中国，书本上说侵略情形。《醒世钟》就是提醒国民“满清政府”是这样败坏国家的。陈天华反满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欺负中国。也是我第一次知道，中国是这样一个败坏国家，我们要反对东洋、反对满清、反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思想等，我第一次有政治思想。
1910-11年开始注意报章，教师是懂的，懂旧的，刻意讲解。我用中文讲，也作文或写诗，自己看书，看历史。我作为一个学者觉得国家很败坏，觉得读旧书没意思。到了1912年辛亥革命那一年，我要到外读书。再不能读旧书了，这对我有很大影响。家中可以够吃，但要到外地读书就有问题。刚好那一年，十几个村合办了新学堂。一位本姓地主绅士劝我到那学校读书。学校请了两教员，一教中文，一教科学、天文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位教师是北京大学学生。辛亥革命时回来了。他懂一般的物理化学、数学和天文地理。他就教我们，我们只有五六个孩子。第一次学科学、自然科学、物理化学、数学、地理。把我的眼界扩大了。有初步的知识，因我的中文底子好，学得不错。
（三）进行反袁世凯、反日等各种斗争
一位姓龙的教师告诉我，他很看重我。他二十来岁是大学没毕业。他说我的中文比他好，应到外地读书。我受他的鼓励，更决心要离开乡村到长沙读书。但经济很有问题。母亲同情我、在起程时还有点钱给我做路费。1912下半年我离开乡村到长沙读书。第一次离开家乡到长沙新式学校邵阳中学，邵阳人在长沙办的。这中学从校长和教师都是日本留学生，更是国民党同盟会的会员，老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他在日本留学有深厚的学养。我到学校正是辛亥革命一周年，有盛大的集会游行，学校是纪念辛亥革命第一年，事前，我对辛亥革命称之为小便士，认为辛亥革命是英国钱币中最微少的一个钱币，差不多是一毛不值的意思，这就是我的反应，其实是我认识不深。到了长沙，学校都是同盟会的人，校长是湖南人，和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在那波澜壮阔的运动中黄兴是第二号人物，也是湖南人，回到湖南目的是组织国民党。校长和我、学生们都欢迎他和游行，我才知道同盟会的历史。那时候因为校长从前是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他的办学比较新式。所以除了功课外，有一种集会、学生自由演讲。校长出题目，例如是共和国好还是君主共和国好？那时与袁世凯有冲撞的。首都在北京还是南京好？还是在汉口好？这样的题目叫学生讲演争论。我是第一次上讲台。就争论“首都在什么地方好？”我讲“在武汉好”。南京被外国霸占了，而北京是官僚的，校长贺炎武给我很大的鼓励。私自找我说，你的演讲非常好。可以成为演说家，可以加入国民党，在湖南，他是国民党的一个领袖，我就这样接触政治关系的。贺炎武是举人、拔贡生，所以有资格到日本留学，是有派头气派的。他鼓励我，自此，我在学校出了名，凡有演说都叫我做代表。虽然我还年轻就参加了政治活动，已经在政治圈中很有自信。天天看报，因看了报，我们要发表意见。有集会来了，我们就表示意见。政治上，跟我以前读陈天华《醒世钟》的时候，活动更扩大了和更政治化。那时很看重中文作文。我们中文课题跟政治没关连的，我也要把政治意见加上去。那时的政治思想就是反对袁世凯。因我们已经知道袁世凯是北方一个官僚军阀。我们一般尊重孙中山和黄兴，黄兴在同盟会有很大的声望，宋教仁辛亥革命后也是国民党人。所以，有他们的影响，湖南的学生很政治化地反袁。教育司管教育的，派两人到学校来调查。刚刚我们作文，写完的卷子交监学，派来调查的人把卷子拿走，看学生的思想。我们写的文章都是反袁的，不一定有这思想，但像我和几位写的文章就可以看出那个倾向。于是，大批军队包围学校。先找校长，校长已经不是姓贺的。刘校长没有政治思想，但较有道德感，军队指导员把校长和教员拘捕。姓李教员说：跟他们不相干，是我责任，卷子是我的，我个人负责任。这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认为他很伟大。结果枪毙了李教师、校长监禁十五年。校长写了封很漂亮的信给学生。非常感动地说我们的李教师很坚韧，在牢里绝食，一切是他个人责任。我们听了，都哭起来。这给我们上了很重要的政治一课。我们想暗杀敌人，几个学生当然办不成。我们立志要暗杀他，没有武器，所以很颓丧，就决定离开学校。因为换了校长，袁世凯派来的。
1914年下学期离校，回到宝庆，结束了两年中学，宝庆中学是五个县联合办的，邵阳、新化、隆回、武冈、新宁，一个大的中学。在长沙可以看杂志，在宝庆就很少。也有私塾偷卖带有革命性的杂志，不过不能满足我。就很用功地读古书。研究中国历史、古文诗词等。看一点改良派梁启超的书，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另方面，他讲民族主义、讲改良主义。对初步的学生也有用处，我的思想不断发展。
1914年发生的世界大事是帝国主义内部战争和袁世凯要做皇帝。他把宋教仁刺杀了，袁世凯比满清没什么不同。另方面，这世界中，帝国主义的思想，还不叫帝国主义，那就是英法俄，同德国奥国、德奥、德奥土结盟。我们还没了解，为什么要有这个战争，不过有一个感动，就是他国也是人，为什么斗争呢？他们所谓文明，我们国家打仗很野蛮，到处死了很多人，对于文明两字，不过如此，我们不懂帝国主义，看不出这种文明。
1916年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是无耻的，消息公布后，全国的人，主要是学生，尤其南方反对最激烈。把日本的货物烧掉，表示反对日本。我在学校是第一个主张，凡有日本的东西把它烧掉，以示抵抗。因我是高年班快毕业的。表示对二十一条不满，校长就反对我们，他也是留日学生很顽固的。我不管他，就对学生演说，我们要组织学生会。学生因我是高年班，还有几个人赞成我的意见，就把全体学生鼓动起来组织了学生会，我就是学生会的主席。校长非常讨厌我，借题发挥要开除我。因开除我的牌子已经挂出来，我都快毕业，于是引起全体学生抗议，把开除我的牌子用脚拔掉，并引发学校风潮。结果开会，校长要说服教职员，而我就跑去反对校长，教职员会没人支持他。我是学生会第一个出来斗争的。湖南也组织学生团体，到乡村和小市镇演说。说二十一条是一种卖国条约很危险的。在乡村我和另一人演讲了一个月。我第一次把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带到农村去。同时了解农民对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反应，那个月走了很多地方，农民听了我们的话，反应很热烈。我们要想办法反抗帝国主义、反抗日本、也反抗自己政府。我第一次得到农民的反应，对于国家的思想认同。当然也见识乡间学校的教员和绅士。但是反映最好的还是普通人、工匠、农民、小商人。整整一个月，就是我第一次到农村的政治活动。下半年我毕业。毕业后，我的志向是想到北京或上海上大学。和父亲商量，他把所有的地卖了，还不足够我上大学的。
（四）在长沙工作
1913年，我从长沙回到乡间，和几个长沙读书的学生要办学校，乡村要办新式学校。乡间有一幢屋是从前办书院的。这屋被土豪劣绅霸占变成私用。我们三个学生要争回这幢属于大家的屋。于是我们回到家乡纠集同心思有改良主义的人，和他们讨论，我们要办学校，把书院的公屋拿回来。当然有绅士支持我们。一些老绅士就非常反对。于是我们三个学生，姓袁和姓花的去县政府控告他们。我们背后有会做状子的支持我们。这斗争使我得罪了当地的老绅士，尤其本姓的宗亲绅士。他们给我父亲很大压力，反对族长是要被开除的，不许姓彭。中国传统就是这样，你姓彭的，不许你姓彭。弄得我父亲很狼狈，因他们辈份高。我告诉父亲，办学校是对的，公房被绅士拿去抽鸦片私用是不对的，结果学校被我们办成了。
读书的问题。没有办法，父亲有道理，家中没能力，我很颓丧。那一年刚有人请我教书。学校是我们最好的学校，请我去当教员，有四个教师，待遇很好。我在学校工作三年，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生活，因为环境很好，待遇很好，虽然钱不多。不过很舒服。我利用这个时候研究中国的旧学问、中国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哲学、等于一个大学的文科。我的习惯就是喜欢看书，一辈子都是这样。所以，一有时间就看书、研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的旧学问，我比较有一种眼光，一种所谓西方科学眼光、民主主义的眼光。对古代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发展，我很有兴趣。我研究古代的庄子、孟子、老子三人。同时，写文章写得很好，像古文，我能够写古文诗词，算是很好的。
到了1919年，学校是较特别的有报纸，在我们乡村有几间学校，其他是没有报纸的。因我们有朋友在安徽县衙门做公务员，把报纸寄回我们，他们不要的报纸，看完了按时寄回来，所以我们经常可以阅读，就知道城市的发展情形，也知道发生了十月革命。
1917年。我还弄不清楚十月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对这事很有兴趣。劳工政府又说共产主义，又说国际主义，我就去读历史。那时我第一次考虑这个问题。我看过无政府主义的书《民声》，也是我叔叔给我《醒世钟》的。《民声》是刘师复办的，我觉得《民声》很有意思。觉得他说的是理想，但办不到和空想的。没有很深的印象。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报纸常有刊载，我就更多地思想，更多地注意这问题。但搞不清楚。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他带这些书给我，我非常有兴趣，对这件事，从前弄不清楚的问题，看了这些有点清楚。那份《新青年》五月号，1919年五月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还登载了其他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和各种思想。《每周评论》也谈社会主义。尤其对陈独秀提倡白话，陈独秀跟胡适之倡议白话文。这一切对我是完全新的。第一次看了马克思主义专号的文章谈俄国，介绍俄国文章，完全是新的社会主义。认为旧文章不应当。年轻人、小孩要把文章读好，要读十年八年。我觉白话文很简单。所以那一年，我就提倡新文化。我在学校教孩子学白话文。当然其他的教员还是教古文。我鼓励学生到外地去读书。我的学生很多，当然那些学生相信我。1919年完了，我决心离开学校到邵阳去。我的思想很复杂，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我觉得社会要改造，所以我是第一个要彻底改造的。为了做这事情，我不能在学校。有朋友跟我说，我们办一个山庄也好，无政府主义的山庄。我觉得有意思，但何来土地呢？用什么来做房子呢？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1920年春，我决心离开我的家乡。因我教书有点钱作路费，我就不管父亲和外公了。
那一年的初春，另外一个同事学校的校长，他要到外地去，他是地主，有两个学生，也是那学校毕业的。1920年，我离开了家。从湘江乘船转到长沙。随后到武汉，我准备到北京去，可是京汉铁路断了，因为战争----割据内乱。弄得我很狼狈，没有办法到北京去。我妹夫在贵州做生意，他说你不能到北京去，就到我这里来看看。我到了贵州也有好处。相近湖南，跑到贵州铜仁镇，就是取漆的，我妹夫是开漆房的，在那里住了一两个月。
一位姓罗的，他在湖南长沙中学当教员。他对我很好。他是校长贺民范一位教员，是我的好朋友。我到贵州旅行的时候，跟他通信。信内有写我的理想，发表了我的意见观点，一种社会主义的思想。我朋友把信交给贺民范校长。贺民范看了我的信，说是社会主义者，我的朋友不很清楚。校长叫他赶快写信，叫彭述之到长沙来。我们学校准备要组织社会主义的团体，就是组织共产党的意思。我得了信，就从贵州到长沙。到长沙见贺民范校长，他跟我谈得非常好。要先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他看到我的信，知道我的意见，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我当然赞成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九月初，贺民范要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贺民范已经六十岁的老头子，本来是日本留学的，经过辛亥革命的，他喜欢看新书新杂志，长期看《新青年》。他学校有几位学生后来都很出名的，他介绍他们到上海去参加‘工读互助团’，这些学生是上海开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分子。当然跟陈独秀有比较直接的联系。通过这些学生告诉贺民范，贺民范就直接跟陈独秀通信。大概从1920年夏天陈独秀跟贺民范通信。因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从1920年7月开始成立的，所以他知道这个情形。虽然他是个老头、老青年，他自己也干青年团方面的工作。我在湖南第一次才有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约在9月初，我跟他谈论社会主义青年团。那时长沙还没有共产党的，上海已经有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5月开始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7月成立的。当然，长沙还没有共产主义的组织，他和我谈起，大概4、5人有这倾向，想组织一个共产主义的团体。他提到毛泽东，还有船山中学李教员。上海已经有共产主义的团体。他建议我到上海去，算是我们共产主义团体的一个发起人，所以他就写信给上海陈独秀。
（五）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我在1920年9月中到上海，上海因我已是共产主义的一分子，就第一次见了陈望道。陈望道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主编《新青年》，我第一次到著名的渔阳里，后来就是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组织的渔阳里六号。已开始办俄文学校。而且准备派人到俄国去。我到了，陈望道就安排我（大概有十几、二十年轻人）去学俄文。俄文的教师就是杨明斋是山东人，在俄国加入共产党，给魏金斯基做翻译。我学俄文差不多半年。每星期有会议，会议是共产党方面跟青年团方面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最普通的关于青年人的、社会主义的问题。有一个特别组织，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会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人参加。就在渔阳里，那时住在渔阳里的有两人，杨明斋和陈望道，在外就是李达，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教哲学的。另一李汉俊，他们都是上海小组的发起人。陈独秀因住在法租界不太方便出面。法租界捕房很注意他。所以在渔阳里，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机关就是四人，经常碰头的是陈望道、杨明斋、李汉俊和李达。他们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我到的时候，有两个年轻学生也是渔阳里的学生。因我跟他谈一些问题，他觉得我的了解程度比别人深入一点，所以，他就介绍我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研究会每星期一次聚会，讨论的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论，讨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我们都有书本，先看了，每次讨论一个问题。是中文，从日文翻译出来的。有一本是考茨基论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把那本书做预备，按部就班地研究。后来，刘少奇等七人，也是贺民范介绍的，他写信给我，要我给他们安排学俄文，到俄国去。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是七人中的一位领袖。我看刘少奇较其他人更深入认识多，他很认真，所以我把他介绍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内有四人是比我们长一辈的，有四个较年轻。其他人没参加，因他们了解程度不足。其中有萧山，他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七人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七人之一，有二人是很出名的。一是任弼时，一是萧劲光海军部长。当然还有其他人，特别是工人运动的。这些学生是学俄文的，在渔阳里好些都在工人运动很活跃。我的湖南话不行，不懂上海话，所以我不能够到工人运动，还有其他的人都不能够，要懂上海话才能够接触工人。所以，我们没参加工人运动，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李启汉，他懂上海话，也是湖南人，在上海罢工，是很出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我没参加工人运动，专心做研究，我对研究有兴趣，尤其对理论、哲学、政治学等。我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在该研究会有两人较高修养，一是李达。李达正翻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他在复旦大学讲哲学，也是日本留学生。一是李汉俊亦是日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他在上海的一批领袖中是他认识较深入，因他日文很好，还懂德文、英文，所以能够直接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也是很认真研究。所以，在研究会遇到难题，经济学是李汉俊解释，哲学是李达解释，所以得益良多。刘少奇也很认真，不过他一般的知识水平不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剩余价值等理论，他就不容易懂。其他人也不易懂，我倒能够掌握，故较有兴趣。当年在渔阳里，来往的有二三十人，大半是湖南人。这些都是贺民范介绍的，贺民范可说是湖南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领导发动者。他非常热心。所以他接见青年，就把他们说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再介绍到上海。其余是上海本地留俄学生，其次是浙江人。陈望道是浙江人，是浙江师范学校的教员，所以他的学生后来都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有其关系的。此外四安徽人，还有二江西人。主要是湖南和浙江人。
（六）到苏联留学
我简单说说如何到苏联。先到上海，主要是想去苏联研究。1920年，苏联开办了一间党校东方共产主义大学。这间学校是为了苏联少数民族开办的，俄国组织有很多来自东欧，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第三国际决定，也应该为亚洲的东方民族开放。开放消息是通过魏金斯基，问中国可否派学生到俄国。魏金斯基和陈独秀讨论，陈独秀是求之不得。就决定派年青的共产主义者到俄国留学。为这事就开办俄文学习班。名义是外语班，并不是俄语班，因在上海必须掩饰。所以我一去就和其他人齐学俄文，后来刘少奇也学俄文，目的是俄国去。这批人都加入青年团或入党。那时，党最感觉是缺干部，与欧洲和美国不同。为了未来是对的，所以要培养干部。因我们在中国只有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中文书，例如共产党宣言。当时我们的英语不行，不能看书，看得很吃力。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当然到俄国去，俄国那时革命了，年青人都把俄国看成共产主义圣地。所以非常强烈要到俄国去研究。
到俄国很不容易，因俄国刚刚成立远东苏维埃共和国，是俄国的东方一部分。海参崴就是海参威，是日本军队控制的，一条阿木然河隔住，东边是日本军队占领，西边是红军，所以到俄国是危险的。如果走满洲方向很难，因张作霖军阀监视很严。俄国同志魏金斯基认为较安全的，是走海参崴海参威。当然危险，但年青人是冒险，不管的，我把人分开，三人或者两人一批，都装扮工人的样子，我和姓殷一起，其他的三两人一起乘俄国的船到日本，在日本转到海参威，海参崴。上岸是很危险。日本人检查很严厉的，我和姓殷的每人一介绍书，是魏金斯基签名的。我们拿着信件，在俄国就得到招待，但是，上岸的时候，日本人检查得非常严厉，船上的人都说，检查是共产党人就要拘捕，所以把信撕掉丢落海。后来便很麻烦。检查我们，让我们上岸。
找到一中国人开的旅馆在海参威住下来，海参威有很多华侨。我们问没有介绍信怎么办？要想办法通过奥穆尔铁桥到俄国去怎么办？后来就写了篇通讯，讲从上海到日本，到海参威的，写了一首新诗，关于海上情况，投稿给海参威中国人办的报纸。想找路线关系，投稿到报馆，第二天注销，报馆主编跑到旅馆，我们不敢说真话，我们说到德国留学的。他很高兴和很有兴趣说：如果你们到德国，能给我们通讯吗？我说可以。他是报馆主编，掌握各方情形，于是把从海参威，海参崴，到哈巴罗夫斯克，怎么移转到红军区，这情形让我们知道了。
买到火车票，到哈巴罗夫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就是黑河。到了黑河车站，上车就有问题，因为身份是到莫斯科学习的。但证件呢？我们告诉他，怕日本人检查，撕掉了，当局把我们软禁起来，不许动。因我们的俄文不行，跟俄国人交涉不清楚，简单的话可以说一说，但解释就不行。
所以，车站的职员找华侨翻译。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形，他说，你们还有几个人在前面去了。我说，是的。所以那个车站的职员告诉他说：“OK”，于是我们和几个中国人还没走，如刘少奇他们还没走，他们在我们前面便算通过了。麻烦在哈巴罗夫斯克有华侨工会，要人去办报纸，同志要到莫斯科的，大家推我来办报，我就住下来一两个月办报。在西伯利亚的红军又派人来，红军要中国人参加红军工作，工会便解除我工作。我离开哈巴罗夫斯克的一个城市。那里有几百人的中国军队，也有几百人北韩军队，正在组织训练。所以西伯利亚的红军，总司令甘达施负责的。还有一个政委负责教育。所以要我们做教育工作。这些军队都是中国东三省人。他们还有红胡子，红胡子就是地痞流垊，他们什么都做，包括强盗。我和姓殷的住了一两个月，每星期对中国的军队讲话，从最简单的共产主义告诉他们。不过也知道他们要革命，他们都是贫农失业的，是北方的真正低下阶层人。但到了1921年7、8月间，莫斯科有一命令，停止中国的红军和北韩军。因当时俄国已经跟日本讲和了。日本的军队在海参崴准备撤退，我们这支专门对付日本军队就不需要了，我们当然也不需要在那里做政治工作。那时就要我们到莫斯科。起初到库斯克，因库斯克设有远东局，管理东方的运动。大概在8月底9月初，远东局把我们送到莫斯科。第一次到莫斯科，有人报告俄国人叫他们招待我们。我们就直接到东方大学留学。
（七）在东方大学
到东方大学的中国人有二十个以上，这批人分成两派系，有五个人中一人说俄文很好。他跟学校接触买食物，办交涉等等。那时候是饥荒最厉害的时候，没东西吃，吃得很坏。所以，面包吃不饱和非常苦的。
一位姓涂的领两份，他也节省地给别人吃。但其他人一看便反对，弄得很坏。事实上，不一定领面包的人特别坏，不过这也证明，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制度，也有官僚腐化的机会，他们五人，对领面包的事情，促使其他人反对，这情况非常坏，很难调解，所以，我出现，就很多人跟我说，像刘少奇一批人，还有其他的人。我就找他们商量，那领双份面包的人要公开说出来是个错误，不应该的；他们认错就算，不是很大的政治问题。一点物质问题。所以我把纠纷解决了。
我来到前，没有组织，全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有少数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没有组织，我觉得情形不对，把团员在莫斯科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制度，后来变成党员，是共产国际允许的。我们中国人俄文不懂，不能参加俄国的党。后来我被大家推举来做书记，是党团书记，党跟团的。我把好的和坏的条件都说出来让大家研究。告诉他们，我们来干什么的？我们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将来要改造中国，说一般的道理。大家当然明白。我们要认真学习。首先学俄文，再学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哲学、西方文明史、俄国共产党史。这样便没有22我们讨论中国问题，讨论世界的政治经济局势。当然是很紧张的。但是物质生活非常坏吃不饱，各人都有病，我有肺病，营养不良，但我们很用功，学习很紧张，所以一些人的身体很衰弱。
俄国最坏的情况是1920、21年饥荒，内战刚刚停止。没有生产，新建设的经济政策在1921年3月刚刚通过，还没实现。加上顿河流域大饥荒，数以万计的人死去，还有美国的胡佛（后来做了总统），他就是去放债给俄国，他出名了便当选总统。他带了几百万美金来放债。这是非常重大的事，这情形到了1922年秋天，收成才好一点。新经济政策实现了，所以情形就好。到1923、24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在1924年我回国时，经济恢复得很快，是由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果。
所以我在那里很苦，每个人都是，有病的。所以有些人不愿意学下去了，要回国，怕留在那里要死去，要饿死，生病。刘少奇和萧劲光一批人要回国工作。在1922年暑假，他们大批人回到国内，留下的是少数人。我也是留下的。1922年末、23年初，陈独秀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跟我谈到欧洲的学生。那时在欧洲，主要是法国、比利时、德国，大约有上百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1年自己成立的。成立组织的发起人是蔡和森、汪泽楷、陈延年、周恩来、任卓宣即叶青这批人。那时在德国不过六、七人，就是周恩来、朱德们在德国柏林。陈独秀跟我谈起，要怎样使法国的、比利时的、德国的那些年青人，除了朱德是老人，愿意到东方大学学习，于是他就建议把莫斯科的中国支部，变成欧洲的联络支部，同法国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人通信。因我是莫斯科支部书记，于是就设法和巴黎的支部、柏林的支部通信，与他们讨论，能否派人到莫斯科来学习。这是陈独秀认为有必要的。
所以，从1923年1月份开始，我就写信到巴黎，那时巴黎负责任的是陈延年，陈独秀的大儿子在读书。于是他带了约十几二十人，从法国到莫斯科。这些人很多后来都是出名的人士。像陈延年、陈乔年是最出名的。我同欧洲的关系密切是由这而起的，一直到我最后离开莫斯科，我和德国负责的书记、巴黎的妇女工作等人保持通信。后来，他们都大批到莫斯科去。只有少数人不到莫斯科，直接到中国待命。以后的东方大学人数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欧洲来的；一方面是国内去的，像1924年下半年陈碧兰到莫斯科，已经有上百同志。我在时最多不过四十人，后来的人更多在那里学习，都是一般的功课、历史唯物论、经济学、西方的革命运动史、俄国的工人运动史，一般都是这样。当然是一般性，不过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用的，那些教学虽然不是很好，但他们毕竟懂得多了，他们有系统地讲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对任何国家的帮助都很大的。当然，初步的自己也可以研究，自己学习，日后就更有用了。
我在莫斯科对一些重要的事情，是共产国际的第四次大会、第五次大会及1923年开始的托洛茨基跟斯大林的斗争，当然还有1923年德国的革命。
在1921年底1922年初有一个远东劳动委员会的会议，就是远东的劳动者革命的代表会议，包括了日本、中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北韩，正当巴库会议后召开，这个会议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是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都可以参加，所以出席会议的有国民党人、当然也有中国共产党员、有无政府主义者。日本、北韩也差不多，不一定是共产党，不过中国共产党代表有三个，张国焘就是出席的代表之一。我是东方大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会议。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的。后来到彼得格勒去旅行。这个会议，多少有一点影响，就是把东方的各民族的革命分子，给他们一个联络，把共产国际的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表示的，告诉这些代表。主持这个会议的是萨法罗夫，他是共产国际内东方局的主任。萨法罗夫，在俄国很出名。第二个是辛格勒•布哈林。不过会议叫我当时参加是有一些意思，但没多大作用。因参加会议的，像国民党的人、像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没训练，北韩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是1922年末，23年初，陈独秀参加第四次代表大会，我没参加，因我不是代表。只是旁听的。当然该会议本身是很有意思的。因这是跟第三次大会来的，讨论最具体的策略问题。这对后来的共产国际的发展很有意义。第二次大会是讨论原则的问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不过我没参加，但知道情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1923年，第一是1923年5月开始的德国革命，到10月完了，这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在这个革命开始以后，俄国的工人群众是非常的兴奋，因为希望西方有个革命的先例，俄国还是很穷、落后的。所以莫斯科、其他的城市，希望看到5月的德国革命，非常的狂热。像我们那一年开始做指导员。我那时开始学德文。东方大学有个德文班，凡是愿意到德国去干革命工作的人，可以学德文。我第一次学德文，想到德国去。一般人对德国的革命很响往和非常高兴，普通群众、工人都希望德国革命胜利，我们苏联就有希望，寄望在德国革命上。但到了1923年9月10月，革命失败了。我不说这革命失败的原因，太多了，有很多书籍提到的。像杜契也提到这事，他写得很好。那时我们还不能够了解，这个革命为什么失败？因为我们只看到，拉狄克那时候非常的出头，《真理报》都见到，拉狄克是德国的列宁。革命一失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很失望，有许多过分热心的人没有希望。德国革命在1923年失败，对于苏联是严重打击，有助官僚、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因为群众变得冷淡失望。
（八）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
这是我亲身经历，也感觉很深刻的。人们对革命的热心冷下来了。由此可以知道后来苏联的官僚主义为什么抬头，托洛茨基那个反对派为什么支持的人不多。因为对世界革命十分失望。
1923年11月7日开始的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是由《真理报》一篇文章引发的。
在这以前，托洛茨基的意见，尤其是关于工业化是跟斯大林不同的。托洛茨基在1923年初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剪刀差，就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工业与农业的问题。托洛茨基跟斯大林之间最大分歧，到了1923年11月开始，就爆发出来，非常的激烈。因为我同时是苏共党员，那时也懂俄文了，所以，我以俄国共产党党员的资格，同时是中国支部的负责人，所以我有权责去参加各种争论会。那时俄国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党内提出的不同意见还是可以讨论的。甚至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关于工业问题、农业问题，有一些是关于党的民主问题，尤其是后一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在某些场合简直打起上来。在那时候、那种情形，我的感觉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还不完全了解内幕，就我个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从前都是掩藏，不让一般党员知道的，只有上层少数人知道。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这种情形，俄国人不同，尤其是年轻的人更激动。那时我们感觉到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关于老人的，所谓保守派的问题。另方面，我们对托洛茨基的一种崇拜，我们从中国到莫斯科的，脑海只认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人。看文章也是看他们的，到了俄国就更是如此。无论什么地方，挂的照片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的意见，知道他们在革命中的贡献，当然对他们有更深刻的认识了。所以，对托洛茨基、列宁是一样的，对斯大林的印象不好。社会上，对他认识不深。尤其是我听他的演说，都要打瞌睡的。听托洛茨基演说就兴奋得很。这是年青人的一种印象。
对于他们的斗争，我们觉得斯大林不对，但是还不能够辨别。很难，很不容易。比如老人跟青年，这些老人都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干革命，崇老，所以我们对老革命家都很尊重。但同时看到年轻人很活跃，精神很好。所以，这个问题，年青人就很难了解。托洛茨基那本《新路线》，我也看了。他说，老的人会堕落，在那时候看，很难懂。当然后来懂了。那时候，我们对这些，也没有拟好一个纲领。别人也不能帮助我们。我觉得这种情形不是很好，要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关于托洛茨基的意见，关于农民的剪刀差，我是完全同意的。不过老的人要腐化，变成反动，这对我是个新鲜问题。不能够了解和太难了解。当然，现在了解了。
1924年1月列宁逝世，这对俄国是很大一个冲击。因为列宁的死，这个反对派的争论就停止了。从那时候，斯大林对付托洛茨基的各种各样压迫手段开始了，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第五次代表大会，1924年6月到7月召开，托洛茨基没在大会上演说，没有说话。大会上讨论最激烈的问题是德国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跟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有很大的分歧。但会上并不公开说，所以与会代表不能了解这个问题。因斯大林一个人演说，托洛茨基没有演说，就可以看出，我们已经感觉到托洛茨基受压迫。讨论德国问题最重要的是路特•费舍尔，一个女的，那是他们所谓的左派。就我看出来，当时我们感觉到的，他们这帮人支持斯大林。因为布兰德莱总书记也被撤，当作一个代罪羔羊。所以这次会议没有把德国1923年失败的责任弄清楚。就是斯大林一贯的做法，他失败了，他不去好好弄清楚那个失败的教训。
至于中国问题、东方问题，我感觉到他们不愿意讲。东方的委员会由布哈林率领，我们有中国的代表四人，就是李大钊、彭述之等。我对这次大会没有感觉得到什么东西。不过那时候中共中央要我回国工作。
现在要谈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从托洛茨基主义开始到现在的情形，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九）回国组织左派反对派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少数的人像陈独秀和我觉得这失败完全是由于共产国际的政策错误。我们检讨教训，还没有看到托洛茨基主义和托洛茨基的文件，我们已经根据自己的经验，已经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了。例如，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斯大林跟布哈林把反对的对方打压住，我们就觉得，这个共产国际没有希望，不能改变，所以我们拒绝开会，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态度。随后看到托洛茨基的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理论，过去政策的基本错误，这个文件就是中国革命的总政策。另一个是第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个中国的革命问题。当时要提供一条路线，以代替斯大林的那种冒险主义，就是在反革命时代实行的政策问题。我和陈独秀看了这两个文件，我们没有犹疑就认同托洛茨基所说的，无论对过去对未来都是对的。所以决定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一个左派反对派。1929年4月间，那时另外还有一个小组织，就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一批中山大学学生。他们已经开始组织托派，但是，这批学生有个严重的缺点，这批学生从前在革命之中，没有人做过负责任工作和领导的，在1925年孙中山大学开办以后，才把他们送到莫斯科。他们没有革命经验，直接从托洛茨基的文件吸收和认识，从托派思想的拉迪克校长处受到影响，所以赞成托洛茨基思想。他们回来后，在党内没有地位和不能到党工作。就在外找少数的人组织一个团体，出版《我们的话》。这样的组织没有影响力，尤其在党内没人知道。在外也没人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时我们还在党内的，就可见他们没有影响力。到了我们组织左派反对派时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一方面，像陈独秀和我组织反对派是在过去党内担当最高责任的领袖，党员差不多全是干部，他们当中有省委书记、中央委员。上海有批工人，曾参加党和干部组织起来的五卅运动的。像这样一个左派反对派在世界上是第一个，在当时社会上的规模大和人数众多，是最高的领导层。像美国是有加农，沙赫特曼，阿伯恩，他们曾是中央委员，但他们人数少，且从地位上来说，他们在党内没我们那样高层的地位，在社会上没我们那么大影响力，陈独秀、彭述之在革命世界中没人不认识。领导上千万工人运动，社会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第一次签名的，就是我们的意见书，我们共有81个人，81人都是党的干部，像陈碧兰，她是上海区委的委员，也是妇女运动的领袖。所以组织了左派反对派，使整个党都震动，全中国社会上都认为是大事件，共产党分裂了。像中国著名的胡适之、大学教授们都发表了意见，我们的宣言公布后，上海《每日新闻》日本报章翻译了。日本写的中国历史还提到此事。新闻发布后，中共翻译俄文和其他文字，如法文、德文等。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第三国际，我们建立反对派，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关注。开始就呈现出与以前完全的不同。至于后来《我们的话》分裂成两派。一派是王凡西和刘仁静，他们另出版一小刊物没有影响力。他们在党内也没影响。最后他们离开党，没有在党内去影响群众。我们使整个党震动了。我们的组织是左派反对派《无产者》，《无产者》出版《我们的话》和《十月》刊物，从《我们的话》分裂出来的刘仁静办《十月》。另外还有几个从莫斯科回来。很少人想加入我们。他们不是很好的革命家，加入我们行列还提出条件，刘渊要做中央委员。组织还没成立，谈什么中央委员？他们另外成立组织和出版《战斗》小刊物。我们主要是在党内争取干部、党内革命分子。宣言发表后，引致党内震动，三个组织召集联席会议，中央、江苏省委、地方组织和我谈话。准备开除我们。不过没莫斯科命令，他们不敢单独开除的，一定要得到莫斯科的允许。后来莫斯科的命令开除我们，因莫斯科最怕就是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主义是根据地方的关系，地区、省份和个人的，我们在党内领导革命运动多年，有成千干部和我们接触。革命失败后，很多干部还留在党工作，他们跟我们有接触，所以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组织左派反对派。因我在党内同干部接触最多，陈独秀比较少，我常到各地，上海区经常出席上海区委的会，每星期一次，和每星期出席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我常作报告。上海有上百名活动分子和我接触最广泛。在莫斯科几年，当时的干部和学生，后来在党内都变成干部领袖，我和他们关系密切。开始，我和一些老干部接触，跟他们谈托洛茨基的意见，谈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一两个月后，开始组织了几个约三四十人的小组。我们集结起来，成立一个正式组织，反对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包括陈独秀、尹宽和我。所有成员分成小组还在党内部工作，在党内也有小组，小组有斗争，说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说党的政策不对，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斗争。还在党内的干部，还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组织的人，我们都接触了。陈碧兰在中学教书，她接触一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这些人都在党内担任重要的工作，由于她接触了，所以又有一批人加入了托派，加入反对派。组织就扩大了，因此，我们办了《无产者》刊物。送给党内人看，当然外间人也看，这是秘密的，因在国民党统治底下不能公开。
随后，我们出版了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问题，除了那最初看到的两篇文外，又找到更多文章，出版一部书送给党内人看，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我们自己的组织生活正式开始。
1929年3、4月至12月，党内要开除我们。陈独秀写了政治意见书。我也写了政治意见书。尹宽也写了，还有其他的同志。他们组织特别的批判会批判我们。12月陈独秀写了最著名的《告中共党员书》。陈的档案还保存着，我的就失去了，因我几乎被捕，所有文件都丢掉。后来我们合写《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是正式宣言----81人宣言，事实是三人合写的，陈独秀、尹宽和我。这是所有托洛茨基派，苏联以外的一个最有系统的文件、最详细的文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文件，德国、苏联都没有。我们是有系统的攻击斯大林的共产国际、攻击斯大林的思想和主义、官僚主义。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个基础，应该从这开始，因为很有系统。托派的中心思想是《不断革命论》，斯大林主义是一种阶段论，违反了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理论上比较最高的理论基础。
1930年夏天，开始形成一些小组织。事实上除了《我们的话》在工人有地区关系如香港。上海有少数的人是党外的，都是莫斯科回来的，他们也有他们的委员会和组织，不过他们没有影响力，除了香港有少数的工人，一二工厂或船务工厂没有多大的影响。北京有些学生后来分裂了成两部分，这两部分又互相斗争，最攻击的是《无产者》。尤其是《十月》社的刘仁静和王凡西说，陈独秀是过去的机会主义者，执行了机会主义路线，写了文章攻击陈独秀。后来托洛茨基说：“你们应该好好向陈独秀学习”。陈独秀做反对派是执行斯大林路线的一个历史重要事件，整个共产国际内部都很重视。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内外是第一号人物，因为中国有个大革命，中国的党最大。从前一个党的领袖，加入托洛茨基运动是最伟大的一件事，证明托洛茨基思想是很有力量的，这班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不是陈独秀，而是斯大林，陈独秀只是执行者。他是没有办法和必须执行，后来托洛茨基告诉他们，参加我们托派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们应跟他学习。所以，托洛茨基说这个争论，这个攻击《无产者》是被党的领导利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斯大林主义者利用了，在他们的干部中说：你看，托派内某些人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去宣传，去蒙蔽他们的干部。所以有许多老干部不满党和不满国际的斗争，像胡梦雄，罗章龙等，以前是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我们的态度是没有官僚主义的，后来瞿秋白和李立三完全是官僚主义的，对党员压迫得很厉害，不能说话，不能批评。所以，觉得陈独秀和彭述之现在组织托派是有一定道理，表示同情并参考了我们的文章后，更觉有道理，包括刘少奇等。他们称自己‘调和派’。但是托派内另一小组织攻击我们，党的领导拿去宣传，调和派便失望，给托派很大的打击，他们写信给托洛茨基，攻击「无产者」、攻击陈独秀派。所以托洛茨基在1931年1月写一封正式信给他们，说你们应该统一起来的。同时，我们的中文宣言《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翻译成了俄文，寄给了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对他们说，政治意见书跟托氏的意见是一样，所以你们要跟他们统一起来。由于托洛茨基这样说，这些人才放弃了他们反对「无产者」社和反对我们，才能统一。浪费了时间，同时放弃了很好的一个机会──在党内影响所谓‘调和派’。在统一当中，最坏是王凡西的一个阴谋。他想利用这个统一操纵将来的领导机关，他干了许多坏事情，陈碧兰的回忆录都批评了和斗争过。
（十）统一大会后的工作和被镇压
1931年5月开统一大会。我对统一的态度有点不同意见，统一是应该的，是托洛茨基主张的。如果不详细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将来又要分裂，所以我的主张跟陈独秀有点不同。我主张有一个时间讨论政治和组织问题，有了基础才统一。不过大家要统一，我不反对。所以，王凡西后来说我是反对统一的，这话不对。因这统一并不是经过认真的讨论，其实反对派内有些人是要不得的，应该淘汰的。后来有人成了叛徒和背叛了。例如梁干乔，他是《我们的话》的领袖、黄埔军校的学生，他没有要求统一，托洛茨基的信没有来之前，他是反对统一的。托的信到来，他就不敢反对了。他想在统一内做一个领袖。但统一大会后没有被选出来做成中央委员，于是统一大会后，他跑到南京去见蒋介石。梁干乔是右倾主义的具体例子，还有其他人都背叛告密了。统一会议后，所有的领导干部均被捕了。陈独秀和我也应该被捕的，我住的地方已被揭发。那天拘捕了六、七人。一位托派同志机缘巧合下得到讯息知会我，才实时离开，所有文件统统丢掉，还想方法告诉陈独秀，要陈戒严在家，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陈也没有被捕。但新选的委员会成员几乎都被捕了。那时我们是非常狼狈的！什么都丢掉了，另方面，又要想办法救援被捕的人，要找钱和关系。所以非常痛苦，陈独秀不能出门又是一件最痛苦的事。因为被捕，其他的，特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人都害怕，便离开了，故此很混乱，一直到1931年8月，我们几个人都很痛苦，
到了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2月28日日本占领了上海，因日本侵略，中国爆发了广大的民族运动----反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人已经少，陈独秀和我及另外一位中央委员又临时组织起来，成立临时机关，我们想办法弄钱，出版周刊《热潮》，又把所有组织和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到学生和工人中活动，因有公开的刊物，可以公开办，主张言论自由，要武装抗战，支持二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日本。我们的刊物有很大的影响。一般的群众和共党内部的人也看了。中共对日帝的侵略采取最荒唐的错误政策，不是抵抗日本，而是要保卫红军，拥护苏联，连二十九路军都不支持，这就是王明时代的政策。
我们编辑托洛茨基的《中国问题》和《无产者》给他们看。在战争时期，上海有几个中共支部，这个领导层看到我们的刊物了，是透过我们的同志，他们亦曾说托洛茨基的理论是对的！他们反对对托洛茨基派造谣。这时期，我个人忙得不得了，要写文，又要出席会议、支部会议、跟他们谈话，跟党的人谈话，因陈独秀不方便。他年岁大了，没有太大活力。经过很多次的谈话，把上海党部和几个淮南区的支部、沪东的和沪西的支部十几个干部，全部说服过来，变成托洛茨基派的干部。他们底下有很多任务人支部，像浦东有十几二十个工人支部的，就把最大的支部争取过来。像邮政局、烟厂、电厂等都争取过来。所以，上海托洛茨基主义就代替了斯大林主义。我们托派成功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罢工游行。1932年10月15日我们全被捕了，是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陈独秀不舒服，我代陈独秀主持会议，会议到中段，大批警员包围了，把我们六人拘捕。我们有一印刷机关，有两油印工作的也被捕了。那次被捕了约十人。陈独秀的秘书被捕了，此人叛变，被捕就供出陈独秀的地址。淮南区支部和沪东区支部的干部被捕，杨树浦区是最大的工业区，在上海东面，沪东区整个委员会被捕了。从北京来的一批托洛茨基主义者如刘家良，到上海工作也被捕了。1932年4月我们被捕到1937年战争爆发，是托洛茨基运动差不多停顿的时期。所有干部统统被捕，被捕干部有30人以上，这个打击最狠最大。在南京审判，不过审判是做宣传，所有的报章刊登我们被捕了。托派的一个工业基础，从党争取过来的，但是我们被捕了，那些干部被捕了，大家失去联系。在法庭上我很严厉的公开反对国民党。我的演说，报章摘要注销来。就是公开反对国民党，用共产主义来改变中国问题。这是一个最广大的宣传。在监狱组织了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常常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
（十一）抗战爆发后恢复工作
从1932年被捕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没有中心思想情况下衰落。1937年8月的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已经投向国民党。不能不释放托派，所以我们从监狱释放出来。我是最后释放的。因国民党一个领导人最仇恨我，因我在法庭攻击国民党太厉害，想把我处死。不过监狱长向司法部请示，司法部长认为不释放是不能的，最后把我释放了。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就到上海，开始要恢复组织，恢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组织，刚好有其他监狱释放来的同志，就集合讨论要恢复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又通过抗日政纲，选出执行委员会领导机关。继续出版刊物，还是秘密的，因抗日后情形稍微变化。国民党不能完全控制我们，1939年，出版公开刊物《动向》和出版托洛茨基的书，我们有一批朋友，由陈碧兰介绍我到南京结交一批朋友，这批朋友后来变成我们的同情者。有一位曾是国民党辖下当官，很有钱的，思想左倾，到日本读书，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又一朋友是我们的老共产党员，经这朋友，他变成我们很好的同情者。另一关系，一银行家曾参加五卅运动的，他们都很同情和帮助我们。所以得到这三位朋友的帮助，出版托洛茨基的‘TheRevolutionBetrayed’《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名《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后来又出版《俄国革命史》三大卷，是几本厚厚的巨著，还有很多小册子，也是托洛茨基写的。没有大出版商是不能出版的。像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因要翻译和校译，出版又花费很大的金钱，大出版商不愿出版没有经济效益的书籍，没有前人的经验，革命的书籍是出版不到的。所以，这几位朋友筹集资金，我们找郑超麟和王凡西翻译，给他们生活费负责翻译。翻译好就出版，很快，时间约一年多，就把托洛茨基的巨著出版了。都是朋友的帮助。
我在革命前，接触的人非常广泛，在革命失败后，有许多教授、知识分子最先离开，对这些知识分子很反感，他们从前要见我们都是见不到的，要入党不容易的，革命失败，他们最先离开。所以，革命失败后，走到另一极端，我们很孤立。被捕的时候，陈碧兰很苦，得不到帮助，只有几个老的党内的，也离开了，被捕时有第一个女儿和怀有三、四个月的身孕。我在南京跟别人不同的，我们是政治犯。我带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全是译文，有俄文的书，托洛茨基、列宁写的都有。监狱长不敢干涉我们，别人也不可以。所以有时间读书，在监狱五年，整日读书研究。什么都看，朋友来看我，问我要什么，就是书，所以朋友把各样的书送给我，我的牢房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我看列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尤其看他们的通信，他们只要利用得到的人，他们就利用来帮助运动。有些人跟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跟列宁通信的并不是革命者。我觉得我们有点过分幼稚了，觉得我们孤立不对。所以要改变我的态度，不要走极端。释放后，陈碧兰介绍的朋友都跟他们见面，亦接受访问，得了一批朋友来帮助我们的运动。从这批书的发表，刊物的发表，是运动中的又一发展，从1938-1941年日本战争，珍珠港事件开始，我们的运动有新的发展，在各地方，北京、重庆、浙江、广西、把旧有关系恢复过来，有新的发展。事实上，出版一大批的书有利发展影响，我也写了一批小册子，写关于抗日的小册子，西班牙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奥地利革命失败的小册子，对托洛茨基和苏联的情况有广泛的影响，也公开出版了。
日本战争后完全变了。日本进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所以，从前在租界上活动比较方便，租借是坏，但日本更坏，进入上海后，恐怖和随便捕人杀人，像希特勒进入欧洲。因此我们领导中心同各地方的关系统统断了，不能通信。随后，日本进入北京、山东、广东、广西、武汉，大半个中国都被占领了。我们的组织受到同样的压迫，加上我们在上海有五个干部被捕了，他们担任重要工作。于是，上海的组织就完全被破坏了。他们被捕，还要营救他们，我们对同志有责任的。所以，非常狼狈，幸好有些同情者，可以给他们一点钱。中国的监狱人员可以贿赂，可以找关系，所以我很狼狈，剩下的觉得上海不可留了，跑掉了，如刘家良跑到温州，其他同志都跑了。剩下几个人、陈碧兰和我，同志要求我离开上海，大部分同志可以到其他地方，但我仍留守上海。有5、6个年轻人，我把他们组织起来，开一个训练班教育他们。
这时候，大夏大学和之江大学的教授朋友，他们不大反对共产党，在革命时代是有一点同情的自由派，由朋友介绍认识，到大夏教学，之江大学原来在浙江，后来迁到上海。因我没有教育证书是不能教学的，和美国一样。我现在做教授，用我的名字没人请的。不提出哪国的学位来，是不能教学的。虽然我做过教学工作和有质素，但是不能提出来的。他说：没关系，改一个名字。我就改名陈松涛。他说，陈松涛在北京大学当过教授，不过现在不愿意用他的真名字了，因日本统治有危险。校长听了后说，用真名危险，随便用什么名字。所以我就用假名陈松涛教学。
教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有时教西洋的文学发展，又讲哲学。事实上，是讲历史唯物论。不用马克思主义名义，因为有各种学生，我是用那个意思讲马克思主义，讲中国通史、哲学、西洋文学史，有些普通学生不懂，觉得我很有学问，有左倾分子，听懂我的话，说陈教授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下课后，学生来教授休息客厅找我。“陈教授，能到你家访问吗？”我说：好的。就这样一批左倾的学生到家里来，就跟他们谈，后来争取了一大批学生，有些是斯大林派的，后来转变了，就是做教授得到的结果。
1941、42年开始，到1945年，做教授，展开同情网，结交一批同情者朋友，也是朋友介绍的，又跟他们讲马克思主义，他们是联合的和激进的，所以我结交更多的朋友，有同美国做生意的商人。这时期的我，活动范围不能到厂区，而是学生、大学生、一批自由派的、激进派的商人。这对后来很有用处，和平后，1945年8月战争停止了。同情者朋友就问，用彭述之名是有危险的。当时，写文章不能用彭述之，学术上、哲学、历史的文章用‘欧伯’。所以，同情者和自己同志叫“欧伯”，现在还是这样。他们问：“欧伯，现在和平了，战争没有了，你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说，第一要出版杂志刊物。出版刊物一定要钱，他们说，事情大家商量，并筹集了十条金条，大约五、六千元。他们说，要办就办最好的。我们很快恢复组织，重新建立领导机关。因做教授，有一批学生，通过学生，又有其他革命分子，所以组织发展很顺利，有些老同志在工人中工作，1946年5月出版《求真》。《求真》是最漂亮的刊物，同情者做监督印刷，做得很漂亮，知道文章内容很好，刊物的封面也要一样的好。他做经理，把刊物办得最漂亮的。那时我忙得要命，写文和组织，还有刘家良（他后来死在越南）的帮助。我自己曾有一本《求真》，在越南丢了。我们的杂志一开始就畅销，因为水平高，不是用彭述之，用陈人白。我们的文章有水平！我们宣传托洛茨基思想，并不是拿托洛茨基的名字放在前面，内容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所以杂志影响很大，初期约4、5千份，报摊和书店可以买到，所以影响就大。随后，陈碧兰办《青年与妇女》，是她私房钱搞的。她得到一批青年人帮助，主要对青年人谈妇女问题，所以是有另外一种影响的。我们的刊物使各地方有些组织，孤立的、个别的同志，他们看《求真》，全国到处有卖，知道是老欧办的。所以他们就写信来，把全国各地方的孤立组织串连起来。个别的人写信来，也串连起来，所以很快恢复了全国组织。1948年，我们的党员团员约四十人，不过我们有很多同情者，使我们的影响更大，因《求真》是战后有名的最好杂志，连苏联大使馆也要。国民党有许多所谓左派也要杂志。所以，是托派新的发展。出版了不到三年，在1948年8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到了高点。我写了《党纲》草案，刘家良起草了《组织原则和方法》草案，在会前发给各地组织讨论，在大会上都通过了。大会通过将原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下简称「革共党」）。1948年，毛泽东的中共跟蒋介石的内战展开了。这时，国内局势，对托派来说，危险是一天较一天高。
（十二）被迫南下再出国
到了1948年12月毛泽东的军队已经攻打到长江的北岸，要进攻南京了，离上海很近，我们非常受威胁。毛泽东的中共是斯大林主义的党，如果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没有问题，我们合作好了！斯大林主义的党特别仇视托派，可以跟任何反动派合作，就是托派不一样。故此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改变政策，否则我们全部要被毁灭或监禁，像苏联的托洛茨基运动一样，苏联没有托派存在，全部被关在集中营，所以我们开紧急会议应付时局。
中共一定胜利，因蒋介石太腐化，对中国大陆，我们采取什么立场？我们支持中共所有的革命措施，我们批判他们机会主义的政策，是我们的态度。另外，我们的党员、团员要加入共青团，加入青年团，加入工会，不能独立工作。在上海成立临时委员会，同党员联系，政治局则转移到香港去，有同志在上海出名了、许多人认识的托派要转移到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人再调到上海，这是我们的安排。我和陈碧兰、刘家良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尹宽，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他被捕了，现在还在监狱。我们到了香港，是我们不能不离开，我们一定被毁灭。毛泽东要是得到我，不会放监狱内而是要绞死的，或送到莫斯科去，给斯大林作为一个礼物。
1948年12月，我们离开上海。在广州住了个短时期，当时广州组织还有几十个人，中共的军队向广州进攻，我们只好离开广州到香港。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中国大陆差不多20年。同时是在蒋介石的国民党统治底下，托洛茨基运动是一个不同的时代。
从广州、大陆来到香港的人合起来，大约还有近一百人，我们把香港的组织推动起来，在香港出版刊物《第四国际》，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开始不错的，我们党员团员有学生和工人，我们帮助做教育工作，所以看来有发展的希望，但是另一件事情又来了。两个同志做印刷的被捕了。跟着，有一位姓谢的同情者是银行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人，是我们在上海影响的，他大学毕业，很有知识，英文也很好，他没有加入托派，所以他调到上海一间银行做会计主任，很高的地位。我们要接收国外报刊，我们自己地址不便，同情者说：我来给你们接收。所以他就接收《第四国际》及其他的邮件。托派中央机关到了香港，当局有侦探，也可能是斯大林党告密！香港政府是最厌恶托派的，因托派常常领导罢工，例如在船厂、大纱厂等，托派在领导，我们的同志是领袖，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知道我们来了，就想方法要对付，要迫害，所以花力量检查我们接收的外国邮件。有两个人被拘捕，十几人被捕了，有些释放，有些被递解出境到澳门或内地，跟着这事情发生后，他们知道彭述之在香港，他们用尽方法找我。他们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但是根据接收报刊的同情者，有时到我住的地方去，就跟踪他。警员有技术的知道他去这个地方，当局要来搜查这地方，幸好我事先知道，赶快搬到另一家去，也是朋友家。果然，一两天后，那间房子被搜查了，两同志也拘捕了。过一、两个星期，搬去另一朋友家，又有跟踪，那便衣侦探来包围，来调查，我只好又搬。大家就说，在香港是危险，连我们组织也是一个负担，所以大家建议离开香港到越南。我们的同情者是陈碧兰的亲戚，帮助筹旅费到越南去。
1950年初到越南，住了年半。因是法国殖民地，非常反动。我用假名在越南生活没问题，碧兰和我教学，我们的女儿也教学，教中学语文、中学英文。生活是可以的。1950年2、3月，越南有托派组织要到胡志明占领的越南区域去开会，刘家良也去，途中被越共拘捕，不幸死在狱中。我们又有危险了，加上北京老朋友告诉上海的同情者，说毛派知道我们在越南，要我们当心！因在越南要对付我们非常容易，只要一把手枪就可以了。越南常常打死人的。所以我们又要离开越南。香港同志给我们筹旅费，买船票到法国。到法国的时候，身上只有50美金，不过，我们希望国际上会有帮助。我们到了法国，正是第四国际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前，我们是六月到，七月末到八月开世界第三次大会。我是第一次直接参加国际会议，也参加了国际的领导机关。我们二十四人到欧洲，我们只有三人，有二十一人在法国。
（十三）参与国际的领导工作
我参加了世界的托洛茨基组织领导层会议，初期还没有分裂。后来分裂了，1953年，尤其是54年分裂。我们参加美国加农所领导的反巴布洛的斗争，我们卷进去了，因为我参加国际委员会的，在国际委员会工作差不多有十年。在这时期，我是主张统一的，我还存有文件和信件。不过那时候，巴布洛派也不愿统一，英国希利也不愿统一。我在这方面跟他们斗争，要统一。到了1962年，约瑟•韩生（JosephHansen）来到巴黎，1962年娜塔利亚•斯道娃（NataliaSedova）托洛茨基夫人在巴黎去世。我才第一次见到韩生。在以前，我有通信，是给加农的，我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给加农，有时候是给杜勃士。我就统一的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加农，我认为要统一。在1963年韩生同劳斯•道逊（RossDowson加拿人），到我住处直接谈。这中间有很多的障碍，不过我是坚决要统一，后来是统一了，1963年6月在罗马开了统一会议。我是代表中国的革共党（RCP）的。陈碧兰都是国际上前线人，参加国际的领导机关工作，而且干预了国际上很大的是非问题，我们有意见，是代表中国支部的。我们对古巴，我有两个文件，还有一个是原草案。我对阿尔及利亚，写了一篇文章，是批判希利的，同时我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一些意见。在随后关于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我是单独一个人反对国际执委会的，在1968年，我们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干预国际托洛茨基运动。
当我们离开香港的时候，组织已受了很大的打击，多位同志几次被捕，驱逐出境。不过，他们还继续工作，继续出版文件，出版不定期的刊物，香港主要的政治意见还要靠我们帮助，我们写的文章，如我在第三次世界大会上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他们出版了，作为我们革共党的立场，此后他们对于农业集体化，也有他们出版的文章评论。1957年有一个‘大鸣大放运动’，他们也出版了文章，也有他们的立场。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们有他们的意见，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关于人民公社，我是批判社工党两个领导人，史瓦贝克和佛兰克•格拉苏斯（中国名字李福仁），我是批判他们，也批判中国的苏达同志，他们都想反驳我，因此，我在1960年写了一个重要文件《关于中国局势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TheCharacterofCCPanditsRegime），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分析文件，一个纲领文件，外国都出版了，香港也出版了。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和访问，不过这不是我们的同志翻译出来，是明报月刊翻译出来。香港同志还出版了《向导》丛刊，不过不定期，有时几个月出一次，但是他们继续工作，还维持了一个组织。他们是不断地出版一些刊物、小册子，他们是受压迫的，双重压迫，香港政府压迫托派组织很厉害，香港斯大林派的压力。从前大陆的国民党政治机关、银行、商铺、产业，中共接收了，它有成千上万人在香港，因为有钱，工会也给他们把持了，所以斯大林派的压迫，同香港政府的压迫合起来，我们的同志简直就透不过气来。所以有些同志消极了，少数同志想做，做不出什么，就是出版文件刊物，从前留下来的人越来越少，现在都50岁以上，是替我们做工作，是我们在40年代影响的，经过三十年，那时他们20岁左右，现在变成了50岁以上，也疲倦了。同时他们在香港也要生活。所以，我曾经说过：“慷慨杀身易，长期奋斗难。”我的亲身经验，一个革命者被捕了，慷慨激昂被杀不是很艰难，我们有成千的共产党员，都是慷慨杀身的，但是要长期抗争就十分难。因为革命者也是人。如果在革命过程中被捕，甚至枪毙，没什么，我自己就经历过。在南京准备死，我写信给父母和陈碧兰，说是应该做的，最后为运动牺牲，我一点没有感觉痛苦，因已决心抛出去，后来没有死，就知道革命家是艰难的。
（十四）香港同志的处境和工作
1948年从大陆避难到香港的同志，现在算来，二十六七年了，他们在大陆，差不多都有十年历史，这些同志都经过了三十五、六年的斗争，他们要生活，又要工作，还要想方法弄钱来出版，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跟美国完全不同，比起香港同志，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很舒服了，那不能比那种艰难困苦！所以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最艰苦的。他们工作坚持到现在是很艰难的，大家认识到，那样的条件，美国现在的老同志，不过一两百人。香港一些同志，几十年了，所以我们是要体谅他们，不过我们总是要工作，这样会有冲突。我有上百封的信，我现在还保存着，加拿大有同志的信，批判他们，鼓励他们，提出建议。1968年我们到日本旅行，我和碧兰在日本住了半年，香港派同志见我们，更多知道香港的实际情形和过去十几年的情况，我们从日本回巴黎，写了一封信给全体同志，要他们积极工作，现在的世界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建议他们筹一笔款，出版书籍，出版刊物，我们说，香港的青年，请你们活跃起来，因当时欧洲和美加有个青年激进运动潮流。像美国那些年青人反越战，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筹了钱，把每月有的一点钱拿出来，筹了几千元，准备要办一个刊物，但很吃力，有钱，还要写文章。编辑的人，写文章的人不够，他们又停下来。到1970年香港出了一个新的月刊《70年代》，这月刊是香港的青年激进化运动，当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一个新的青年运动，我们香港的同志很难影响他们，我们建议写的文章，他们写，但是不能够影响他们。例如王凡西，他接触他们，还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吸收任何人加入我们的运动。1972年2月间，香港《70年代》杂志二个成员到巴黎访问我们，后来又有一批十几人到来。他们一来便知道我的真名彭述之，他们是从外国的刊物上看到的。所以他们就问我许多问题。一青年李X明，第一次写信给我，说他在香港是很重要的一个负责人，我答复他许多的问题。我同这些年青人大约有一年书信往来。跟他们谈话，他们提出苏联的问题、中共的问题、全世界的问题，为什么苏联是一个官僚独裁的专政？为什么中共又是一个官僚独裁？所有的问题，我都给他们答复了，有时谈很长久的。最后被我说服了，他们本来是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再进一步是托洛茨基主义。所以，这批人1973年回香港，当中著名人物是回港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盟」（革马盟）的吴仲贤，不幸中年癌疾逝世。
因年青人胆子大，他们不怕，顶多坐牢。老的同志不同，拘捕会递解出香港，到澳门或大陆去。年青人是生长在香港，英国政府不能迫使他们离开香港，最多关起他们。所以这批年青人反对香港政府，示威游行。他们敢于公开说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从前老同志不敢说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年青人不管，香港的报纸就知道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是这班人，报纸常常登载。从1970年开始，我们向他们建议，把托洛茨基以前的书籍重新出版，拿到书店去卖。首先拿到《七十年代》的书店寄售，它当然想卖，所以我们有一大批书，托洛茨基主义的书再版。像《俄国革命史》，像《中国革命问题》，现在又要再版。这些书籍印出来是公开卖的，所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就扩大了。一年多两年，他们出版《十月评论》刊物。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派运动在香港等于半公开。香港政府也不像从前的压迫，共产党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就不能公开？托派在英国是公开的，在伦敦是公开的，为什么托派在香港就不能公开。所以，我们现在的活动比较公开，半公开的，两个刊物和书籍出版。我们可以公开地代表托派去演说，由这批年青人去复兴托派运动。《十月评论》已经出版了快两年，知道他们很积极、尽力的做。我们的书现在是公开出版，《十月评论》上有我的名字，将来还有一些新出版的是我写的。他们登载我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等文章。他们要出版陈碧兰的访问记和回忆录。这就是香港现在的情形。在香港的组织有几十年，从1940年左右，我们香港有组织，但是从来不能这样的公开，我们出版刊物，从前也有的，都是秘密的。最近一年多，我们的书公开出版，刊物公开卖。这倒是新现象，也可以表现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也是一个发展，香港的组织虽然很小，但是组织的重要性是很大的。因为所有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国家，从苏联到东欧、北韩、北越，没有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香港，我们还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组织。而且这个组织，最有斗争的传统，这是有它的重要性的。
（十五）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立场
关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产生的思想基础，我们就要检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中国大陆所采取的政治立场，对于大的事变，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才可以判断托派起了什么作用。我们可以用几个大的事件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标准来做判断。
第一个时期是从1929年到1949年这二十年，托派活动在国民党最反动的统治底下。第二个时期，就是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到现在二十六年。我们要分开来讲。在国民党统治底下，有什么最大的事变呢？第一是‘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都是大事变，对于中国的民族命运有关联。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中国怎么办？我们出版刊物，我们有文件、有宣言，我们的态度是分析日本占领中国，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结果，也是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结果。所以我们宣传这个基本观点。日本侵略，我们要武装对武装，应该要武装人民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为了这点，要求国民党应该给人民有自由，没有自由，怎能够活动呢？所以我们提出的政纲，就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这种专制独裁，只有帮助日本，因他控制了人们的自由，所以人们要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人们要有公开的武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此，农民、受压迫的人们在一起，帮助农民得到自由，改善生活，因这是全民族的问题，为了实现这些自由，要有一个国民会议，要有一个普通选举的有全部权力的国民会议，把这些自由活动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纲领。我们用这个共同纲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的专制独裁。这些纲领和宣言等，在当时都是有文件发表或登载在报章上的。
托派的运动也是上述同样的两个大时期，在上述第一个时期，首先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我们当时采取的立场，是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和武装起来抗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批判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们提出由国民会议来解决重大的问题。
第二是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全面进攻中国，这是继续从前占领东北三省一样，继续扩大，日本侵略是很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的国家命运很重大的一个历史性影响，同时对整个国际也是。托派的政策是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支持抗战，抵抗日本战争，就是在蒋介石领导底下，我们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另一方面，我们批判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是错误的反动的，它压迫人民，不许人民自动的武装，不许人民组织武装自己，自由组织，不给人民有自由，所以我们提出召开国民会议，以全国人民普选出的国民会议来领导这个抗日战争。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态度。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对的。后来托洛茨基也表示这个意见，与我们完全一致。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托派有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派是陈独秀，他从监狱出来，变了。在监牢，我跟他斗争，证明他的思想错误，在支持抗战行动上表现出来。他跟我们不同，他也主张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这跟我们一样，但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的抗战政策不彻底，尤其对于人民继续压迫，人民没有自由。陈独秀跟我们不同，他主张不要批判国民党，我们也无条件去批判蒋介石。他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那时他已经放弃了革命的立场。他害怕批评国民党。这就是我们的文件表明的，关于陈独秀的我们有好几个决议。第二个倾向，就是托派中的郑超麟，也是个老托派同志和老党员，他是另一个极端。他因为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他说这个战争不是革命的，我们则说有进步性。他说蒋介石同日本天皇是一样的，两方面都是反动，所以他主张我们对抗战应该采取失败主义。这是极左的。这一倾向很危险，在那时候，如果在客观上，我们是拥护日本人，赞成日本侵略，因为必须首先要打倒国民党蒋介石，他已经领导抗战，这样就等于做汉奸、做叛徒。所以我们反对，我们反对这两种倾向，我为此起草的决议案，是绝大多数同志支持的。所以托洛茨基的政策是正确的，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后来，在日美战争发生的珍珠港事变后，王凡西又是个失败主义者，我也批判了，我们批判他，尤其刘家良最多文章批判他，他也是一种极左派。因为日本进入了中国，我们怎能够对日本战争我们要采取失败主义。我们采取失败主义等于帮助美帝国主义。对这件事情我们是正确的。有很多文件，争论得很厉害。结果，陈独秀离开了托派。王凡西和郑超麟也出来组织一个小组织。所以托派分裂了。不过，他们出去的人很少，几个人。这是第二件大事。
第三就是和平后，托派对于和平后采取什么立场？和平后，我们的政治立场是反对国民党的专政，人民要自由，我们重新提出要有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问题。《求真》同《青年与妇女》都发表这些意见，托派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
最后，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内战，引起共产党后来夺取政权。我们起初批判共产党机会主义政策，它等于投降，在中日战争中，它投向国民党，它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这个领导，没有重要地批判，所以我们批判它。和平后，共产党还想跟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机会主义，和平后，情形很好，中共如果是个真正革命的党，它可以很快的发动全国的工人农民走向政权，但是要跟国民党合作，直到蒋介石把周恩来这位国共和谈代表赶走了，才逼得毛泽东增加反抗，因蒋介石已经发表宣言，要拘捕毛泽东、朱德。我们批判这些。另方面，我们攻击国民党发动内战，牺牲人民，这就是这时期我们对两方面的批判。我们主张共产党应该直接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这是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国民党应该打倒的，这是我们的立场。但是在这时期，我们托派有一错误。我们的错误就是，因共产党用这样纯粹的军事手段，不发动民众，不能够得到政权，原则上是对的，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第二次大战后造成的整个国际形势，特别是中国的局势，是非常的特殊，所以中共虽然实行机会主义，它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了政权，我们后来检讨，我们对这一点，没有估计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训。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的，就是在国民党统治二十年当中，托派对于重大事变的政治态度和政策。我们现在来回顾，我们是对的。共产党就不同，是机会主义的，一时是冒险主义的，所以，这与我们不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洛茨基主义正确，不能够成为一个群众的党，领导工农走向政权呢？这是一个历史大问题。我写了小册子解释，就是托派在国民党底下，被压迫得非常厉害，例如1932年，陈独秀和其他的同志被捕，在上海的，在全国的基础上，我们当时在城市内的基础，尤其是在上海工人中，我们可能很快的发展，成为一个大的党，但是陈独秀和我被捕，所有的干部30几人被捕，所以没有办法。这解释了托派不容易发展，是受各个时期统治者的压迫破坏太厉害。
（十六）对中共统治政策的批评和我们的立场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派走上政权后，托派的政治主张，在这点上，我们也要根据那个大的事变来看问题。起初是一般的，我们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我们怎么样看法？第一，他是个机会主义者，斯大林派，为什么能够夺取政权？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什么是它的主观原因？以及这个党当时的政策，它的组织上政策，它的措施，以及它的前途。最后，就是我们的态度，这必须要有一种很严肃的分析。关于这方面，我在1951年11月做了一个很认真的研究，写出了《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这是我给第四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的托派同志是完全赞同的。我在这个文件内就做了分析，认为中共能取得了政权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一是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杇无能和崩解，二是美帝最后抛弃蒋介石，三是中共力量在内战，尤其是抗战中的壮大，四是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详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3卷）。跟着，我指出它的前途有三个，多半是东欧国家的道路，就是走向变态的工人国家，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表现。事实上，毛泽东是跟着斯大林当时的东欧国家的道路走的，我指出这个前提部份。我们的态度，我的报告后面提到，我们支持毛泽东政府所采取的一切正确的措施，同时，我们指出他们的不够彻底，我们指出应该没收土地给农民，没收所有资本家的财产归国有，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财产归国有。
另一方面我们指出，工人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完全是被官僚控制，我们主张工人农民兵士都要组织苏维埃，来管理国家，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工农政府，工人和农民的政权，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这个态度很清楚，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这一点，我在1954年给瑞士一份托派的报章写了一篇文章，我更简约地叙述了我们托派的政治见解，在这篇给瑞士的托派刊物发表的文章中，我更具体地批判和分析，我们一方面支持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要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参加抵抗，这是我们的态度。要有一个真正的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我第一次指出，中共如果不走这条道路，而走东欧的道路，将会有一个政治革命，这是我1954年第一次提出来，是我们托派的意见。
第二件重要的事件，是共产党在1955年开始农业集体化，要农民参加生产合作社。关于农业集体化，我们支持，但是毛泽东的做法，我们反对。因他强迫农民参加。那时香港的托派同志，写文章批判这件事情。我们表示这是一种列宁对农民的态度。1957年，毛泽东发动大鸣大放运动，就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我们一位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一方面，如果它真是要解放人民的思想自由，这是对的，但是毛泽东不是这样，他是要利用这个大鸣放来查出那些反对派，引这些反对派连同中共自己的党员说出他们的真心话，说是「引蛇出洞」，然后加以打击，当作右派，拘捕了几万人，开除了几万党员，所有批判中共的人都受打击，我们认为这是个阴谋，事实是如此。这是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第三大的事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些是中国事件中最大的事情，那时有5亿农民，要他们一下子参加公社，这使全世界都震惊了，全世界的舆论都很惊奇。因为这实在是非常重大，在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但在我们托派内也有人赞成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是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中国有苏达同志是赞成的。他们支持人民公社，不加批判的拥护。那时候，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也很烦恼，形成二派，由纽约和洛杉矶两地的成员所分别代表。所以，杜勃士就要求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文章主要是批评人民公社、农业集体化，我根据列宁、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以及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俄国的历史事实和经验，东欧的经验，我全部的做了一个检讨，批判毛泽东的这种人民公社是一种冒险主义。我从理论上，历史的经验上，根据俄国的先例，给毛泽东一个批判，给人民公社批判。这种冒险主义必然会失败，我预先指出要失败。例如，公共食堂，我说这是行不通的，这是起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懂得的，物质生活落后，怎能够把家庭完全不要，吃饭到公共食堂？就是美国革命以后也办不到！还要等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幼稚的，没有知识的，一定会瓦解的，公共食堂要取消的，那时还没有取消，当我说这个问题时。后来，没有公共食堂了。原来公社是一个失败，后来又恢复到生产合作社。我相信我这篇文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对这个问题最精细、最正确的分析。这也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观点。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有预见。对落后国家，托洛茨基主义应该研究。所以，这篇文章刊出后，把史瓦贝克和李福仁两人打垮了。所有的同志支持我们的意见，纽约的同志社工党的领导是完全支持这个见解，而且给他解除了一个麻烦困难。其他的国家，像日本的Yamayiqi，他就最赞成我这篇文章的分析。当然，没有人不赞成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见。第三件，最后的一件是文化大革命。我给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在明报月刊刊出，还有许多文章讲解文化大革命。我在1967年2月16日《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一封公开信》（见同上书）中，提出一个斗争纲领，我们的态度非常明显，我们反对毛泽东用这种办法排斥异己，排除反对派；打倒了刘少奇，林彪又来了。这就是我们正确的立场，我们批判反对派刘少奇，但是我们指出刘少奇有的政策，比毛泽东是有建设性的，代表温和改良的。我们支持这个温和派改良派，同时批判他不足够，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像我们对俄国的赫鲁晓夫批判，我们支持他的非斯大林主义，但另一方面，我们批判他不够彻底。最后，我们反对批林批孔运动，我们的《十月评论》有大量文章评论这些事件。我分析，研究中共的历史是很重要的。关于批林批孔，是毛派的作为，涉及一些中国重大的历史问题。
对于中共这个政党和政权的分析，我写了一篇《关于中共的胜利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见同上书）这是比较全面的分析。虽然不像托洛茨基写的《被背叛的革命》那样详细，不过，一般是那样一个新的分析。这也是因为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写了文章，他们认为毛的党，中共，不是斯大林党，毛的政权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政权，中国实行了纯正的革命。他们是把中共美化了，这就是一种投降毛泽东主义的思想，这是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起初在社工党里，他们的文章发表使得社工党的领导层很麻烦，因为他们不很懂得中国的情形，不知道怎样答复他俩人。所以杜勃士要求我写篇文章讲解。所以我就批判史瓦贝克和李福仁，完全是根据他们的文件来批判。在托派来说，是对毛派、毛政权和托派的基本政治革命纲领的一份文件，是最基本的。我们现在根据这个纲领，视为对毛派的政治革命纲领。
总而言之，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托派文件。因它表示托派对中共的政权和前途，托派的基本的政纲，提出政治革命，表现托派是非常有原则的，根据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反对和随便赞成。像托洛茨基提出苏联要有个政治革命，他是根据理论和事实的分析，从这点上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继承托洛茨基。
指出托洛茨基运动在中国所经历的，这四十六年，托派对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主张、政治分析是有文件写出的，还没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托洛茨基派有这么多的文献。因中国的事件发展得复杂，完全不同。一个斯大林党掌握了政权，又是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对整个运动的发展，做出了我们的思想贡献、正确的贡献，我认为我们是对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有人能否定我们或是有理据批判我们。此外，中国托派目前对于中国的问题是有有系统的分析，并坚持主张的。
（十七）中国托派对几件世界大事的意见
我们中国托派对于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于世界大事的意见也有相当的贡献。例如对古巴问题，我有两个文件，1960、61年，卡斯特罗刚刚走上政权，我对他的分析。一方面，他建立的政府是革命的，但同时又有点危险，因为他国家太小和孤立。在美帝国主义压迫下，可能要堕落，尤其在苏联的援助底下会官僚主义化。我这个分析，第一次我写了篇文章，第二次，1961年我给国际委员会写了一个决议草案，我们的分析，到现在还没失效，事实上卡斯特罗是完全跟苏联走向官僚化。
第二件大事，就是阿尔及利亚，她同法国帝国主义，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我曾经发表过意见，提出阿尔及利亚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我这个政纲性意见包括在《白恩斯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往那里去？》一文内（见十月书屋出版的《彭述之选集》第四卷）（注）。因这篇文章提到古巴问题，提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提到统一问题，这是我对国际问题比较重要的问题的文件。我对古巴的意见又重新分析，为什么古巴走上政权和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我说得更详细。也说她的缺点。对阿尔及利亚有我提出的政治纲领。因为对阿尔及利亚，我认为，那时白恩斯是极左教派主义，所以，我就批判他。我提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也许很重要，对于国际问题，阿尔及利亚很重要的。
[注：该文指称「阿尔及利亚的一切革命者必须团结起来，以现时获得的政治独立为基点，制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纲，再进而动员工人群众及一切贫苦的农民继续进行斗争，为撤退法国驻军和取消它的经济特权、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和实现产业国有化、为争取工农的民主权利，和建立工农兵委员会和工农政府而斗争，以此把阿尔及利亚推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便是我们对阿尔及利亚所应采取的路线，并以此为批评本.贝拉政府一切措施的标准，和鼓励一切革命者去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继续进行斗争的方针。」（见该书第242页）
第三件事就是关于智利1970年开始的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个重要的意见。我曾经写了封信，给国际的执行委员会。我在1971年就主张智利要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否则，这革命一定会失败。因为只有成立苏维埃，才能够使军队兵士，跟军官隔离起来，才能避免战争。我在《导论》中也提到。这是托派对国际运动的贡献。对于葡萄牙，我也有不同意见。我主张葡萄牙应成立工农兵苏维埃，不能专靠立宪会议。不过，这事现在还在争论。中国托派对于国际运动重要事变有其主张和分析。所以，我可以说，中国托派，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从思想来说，是坚强的支部，我们特别的自豪。当然，我们的组织非常小，这并不是我们的主观错误，而是一个历史问题。托洛茨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创造了有系统的思想，但是托洛茨基不能在苏联活动，苏联的托派同志们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是可以解释的。
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挫折、失败，处境是非常艰难的，但在政治上，是表示了托派的一种可以说是最深刻的，最广泛的意见。政治立场证明是对的，在世界的托洛茨基运动里面是不多的。
（十八）回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
访问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二次革命中中共宣传部的组织。当时宣传部是我负责的。在1924、25年是没有的，从前宣传部是有的，虽然没有机构，也就有个人负责，没有正式成立一个机构。我回来后，因我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要我负责宣传部，所以就建立了一个宣传部的机构。是一种独立的，单独的，有一个负责人。我是宣传部部长。组织了一个宣传委员会，可以大家讨论关于宣传出版工作。因宣传部工作很广泛，要领导出版两个刊物《新青年》和《向导》，我要负责。这些刊物是对外和对内宣传。还有对内的教育工作和办党校。所以要有个宣传委员会来讨论。宣传委员会就是我、瞿秋白、蔡和森。但是蔡和森后来去了莫斯科作代表。剩下我和瞿秋白，我们宣传委员会有陈乔年秘书，我们开会讨论。有两份报纸和两刊物，我是主编，陈乔年是助手。所以，我们主要工作就是出版。有党校组织，很忙，没时间教育，因革命发展像狂风暴雨般急速！上海五百党员，连青年团员一千多些，一年后便一万多。所以我们人手不足够。教育工作做得非常不够。不过，我们也做了一点宣传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我和瞿秋白。这问题很复杂，因有许多外国书籍，老是说彭述之与瞿秋白有仇恨、有冲突。我这个人从来不同人争，我对于同志是采取一个正当的态度，我们同志间工作，政治上意见不同，也没关系，可以讨论。我是依照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我懂得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思想，我自己参加过。所以我是采取这种态度。我跟任何同志没有成见，我看他的思想，看他的工作的成绩表。对瞿秋白也是这样。瞿秋白在莫斯科有一年和我在一起，他的俄文很好，比我强，但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思想。1923年回国，和陈独秀参加第四次国际代表大会一起回来。他回来，党叫他编辑《新青年》。他写了很多文章，但是他的文章有个很大的毛病，因我也懂俄文，他把俄文翻译出来算是自己的，写上瞿秋白的名字，我看不起此事，我认为不忠实，尤为重要的，他在上海大学当教授，他讲唯物史观，他把布哈林的那本唯物史观翻译出来，后来，翻译本印刷出来写的是瞿秋白着，没有说是从布哈林的书翻译的，非常不光彩。
（编按：原有录音带说到此为止。忆述和录音历时15天，从1976年1月1日至同月15日。） |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简史——为《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的导言（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简史——为《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的导言本文是著者为美国摩纳出版社出版的《托洛茨基论中国》而写。（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六日）当摩纳出版社决定出版《托洛茨基论中国》的新文集时，该社的编辑之一，列士·伊文思写信给我，说这部书比1932年的《中国革命问题》将增加大批文章，要求我替《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篇导言，并将预定增加的文章的一些副本，连同目录表寄给我参考。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我可以乘这个机会，提供一些未曾发表的有关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事实，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思想演变的事实，以便读者更能具体地了解《托洛茨基论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仅次于他和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贡献。中国第二次革命，虽然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领导失败了，但托洛茨基在这次革命进程中，对于革命的理论、战略和策略各方面所提供的意见，都被历史的记录证明完全正确。从这方面说，《托洛茨基论中国》从反面补充了、甚至丰富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因为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差不多和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一样，是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即托洛茨基所代表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和斯大林所代表的孟什维克路线的斗争。所不同者，在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路线占上风，因而引致十月的胜利；孟什维克路线则在斯大林篡夺的苏联官僚机关的保护之下，以致使中国革命归于惨败。但这个惨败的教训，对于中国，对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乃至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重大的意义，并不下于俄国革命成功的意义。正如托洛茨基所说的：“研究中国革命，对于每个共产主义者和每个前进的工人都是最重要和最迫切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如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事件。动力和战略规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认真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正如不懂得什么是夜，便不可能懂得什么是日。同样，如没有冬天的经验，便不可能懂得夏天。同样，如不研究中国灾祸的规律，便不可能了解十月革命的规律和意义。”（见《必须作一部中国第二次革命史》，着重点为引者所加）我对上面托洛茨基指出“研究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只须加一句话：“如不认真地研究《托洛茨基论中国》，便不可能了解‘中国灾祸的规律’。”（一）中共初期的布尔什维主义倾向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系统地发表意见，开始于1926年8月30日写给卡尔·拉狄克的信中，虽然早在1923年，他已表示“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1926年春“又一次正式建议共产党立刻退出国民党”（见托洛茨基1930年12月10日写给麦·夏克曼的信），但不曾留下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和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正式文件。因而在1926年8月30日以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的政策的反应，人们不能从他《论中国》一书中找到论叙和批判。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我觉得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诞生以后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给以扼要的阐述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具体地和更深入地去了解托洛茨基在《论中国》中所作的巨大贡献。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格里格里·维经斯基）的协助下，于一九二〇年五月成立于上海。这个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便面对着三个迫切的任务：如何征集和培养共产主义的干部，怎样着手组织工会，以及对外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共产党差不多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或工人党的分化，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冲击下成立的。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思想传统，甚至没有现代产业工会的存在，一切都得从头作起。所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两个月后，即于7月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派送青年共产主义者到莫斯科去学习。它于8月出版《劳动界》周刊，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工人中活动，开始组织工会，9月把著名的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转变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报，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报导苏俄的实况。11月，它又出版了秘密的《共产主义者》月刊，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和革命经验及各国共产主义运动，刊载托洛茨基写的共产国际成立宣言和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等；另方面，《新青年》和《共产主义者》以很多篇幅抨击无政府主义思想（因当时无政府主义在急进青年中极为流行）和第二国际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这便替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确定了一些基本原则。由于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这种最积极的活动，从1920年10月起，先后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这便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大会奠下了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成立大会，由于陈独秀未能出席，只是通过布尔什维克党制的章程，在政治方面没有作出确定的决议。但这个新党的一般倾向是朝着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方向走的。所以在那次大会后，中共即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有计划地在各大工业城市、矿山和铁路进行工人运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斗争，在1921—22年，中共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斗争，获得了相当胜利。因而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组织，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的代表代表二十三万有组织的工人。这表明在短短的一年中，中共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核心，取得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同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领导，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协助（维经斯基当时很谨慎地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和列宁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概念介绍给了中共），于1922年春制订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战略路线，这条路线正式发表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大会的宣言中，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降服资产阶级的意义，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和养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的必要步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这个联合阵线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以及制定工人、农民、妇女的法律等等。（共七条）宣言最后指出：“上面的七条是对于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都有利的，是解放他们脱出现下压迫的必要条件。我们一定要为解放我们自己，共同来奋斗！工人和贫农必定要环绕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再和小资产阶级联合着来奋斗。”“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致为小资产阶级的附着物，同时又能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奋斗。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的解放。“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它向中国工人和贫农高声喊叫道：赶快聚集到共产党的旗帜之下来奋斗呀！同时，向中国全体被压迫的民众高声喊叫道：来和聚集在中国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工人和贫农共同奋斗呀！并高声喊叫道：一齐来和全世界的革命伙伴们，并肩前进呀！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的联合’，是解放全世界的途径。”（王建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册75—76页）我在上面尽可能摘引了中共第二次大会的宣言的原文，因为这个宣言是中共成立后，第一次为中国革命制订的纲领性的文件，它明确地指出，工人们必须“时常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准备与贫农组织苏维埃。”这正是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0年7月）所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的基本路线，这个“提纲”说：“共产国际只是在这个条件下，即当一切落后国家中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组织起来，并且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这些特别任务的时候，才应当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民族运动；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在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列宁全集中文版31卷129页）刚在中共第二次大会闭幕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又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除了分析全国政治局势，说明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之必要外，最后宣称：“共产党建议召开一个由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的会议，讨论创立反对封建式的军阀和封建制度的残余的联合阵线。沿着这个广大的联合阵线的斗争，是将中国人民从双重枷轭——从外国列强和本国军阀的枷轭解放出来的战争。这是迫切需要和不可避免的战争。”（引自布兰特、斯瓦尔兹和弗尔贝克著的《中国共产主义文件史》63页）中共号召“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和革命社会主义者”创立“联合阵线”正是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所指示的“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的联盟”的路线，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具体运用。这样，中共可以保持它的“工人阶级的独立”，和发展他们的战斗力量，以“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的解放。”这便是中共初期为民族民主革命所定下的基本方针。（二）中共被迫转向孟什维主义当中国共产党在它的第二次全国会议制定关于中国革命的方针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政策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便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MARING，他的本名为SNEEVLIET）带来的训令。马林于1922年8月初到达上海，和孙中山会谈之后，立即要求中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训令。在那次会议上，马林提出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个别地加入国民党，以此谋求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当时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委员们都表示反对，其主要理由是：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共产党则代表无产阶级，绝不应加入它，以混乱阶级的组织，妨碍共产党的独立政策。❉但马林提出了中共是否遵守国际的纪律问题，在这种“纪律”的威胁之下，中共中央勉强地接受了国际的训令，但附带一个条件，即：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须交全体党员讨论后，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最后决定。*赫拉德·伊罗生在他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曾有这样的一段话：“陈（独秀）说，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反对马林，说甚至在那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相信，这样的步骤会混乱阶级组织和妨碍我们的独立政策！但这是事后写的。”（《中国革命的悲剧》英文第二版第59页）事实上，中共在它的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所决定的政策完全是“独立的政策”，如前面所叙述的，马林带来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显然和中共既定的政策相反，所以当时“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都表示反对。至于伊罗生说：“一九二二年陈曾写道：‘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同上第59页）但伊罗生所引的上面一句话，绝不是写于一九二二年，而是包含在陈独秀所发表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见一九二三年四月廿五日出版的《向导》），那时陈独秀已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因而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向极右转变。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对于第二次革命的一般过程给了有价值的描叙，但对于中共内部的生活，它的领导层的思想的分歧，特别是它对于共产国际政策的反应，伊罗生没有一句话提及，好像中共只是机械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政策，而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似的，这便是伊罗生的书的最大缺陷，这也是我在本文所以详细地述共产国际的领导，与中共思想演变的关系的理由之一。在讨论加入国民党问题的当中，，各地方支部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干部反对最为强烈。即以陈独秀说，当他于1922年末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还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了共产国际领导层的特别注意，认为陈所代表的意见是一种“左派幼稚病”。拉狄克甚至出而公开批评说中共的任务在于“把工人们引导到与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合理关系之中”。（见上引《中国共产主义文件史》59页）正由于中共基层党员和干部对加入国民党表示反对或怀疑，特别是陈独秀在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对此表示怀疑，所以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于1923年1月初，将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正式提出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的结果，除托洛茨基一人反对外，其他的成员，如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一致赞成，季诺维也夫根据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写成决议案，这便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对中共加入国民党所通过的正式文件，这个文件的原文如下：“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它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学生和工人为依据，因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因为中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军阀，尤其因为解决民族革命问题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又尚未充分变成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是必要的。”（见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二卷310—311页）共产国际确认“国民党是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因而命令“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加入“自由民主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即把无产阶级的党放在资产阶级党的控制之下，为它欺骗群众的附属工具。无须解释，这与布尔什维克对“自由民主资产阶级”的传统立场和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纲领草案》的基本观念完全相反，是一条最坏的孟什维主义路线，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悲剧即导源于此。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加入国民党后，斯大林立即派遣越飞（ODOLPHJOFFE）以苏联政府代表的身份，到上海和孙中山直接谈判中共加入国民党，谋取党内合作，以及苏联援助国民党的实际办法等。会谈结果，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中山与越飞宣言》。这个宣言的第一项是：“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为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国家完全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热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卷第97页）。孙断言“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这是露骨地表示了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苏联政府的代表越飞竟公然完全同意此项见解，并答允苏联“援助”孙去完成“民国的统一”和“民族完全独立”。这样，给中共留下来的唯一任务，只有跟在苏联政策的背后去支持国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而已。这是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案的具体化，无须说，这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作成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收到了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又看到同年1月26日《孙逸仙和越飞的联合宣言》之后，于1923年6月举行中共第三次全国会议，代表共产国际出席这次会议的又是马林，虽然会议上发生了颇为激烈的争论，但由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巨大权威，绝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并发表了宣言，这个宣言的要点如下：“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不幸中国国民党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希望外国援助中国革命，……（二）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忽视了对于民众的宣传”。“我们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使国民革命运动得以加速实现，同时希望中国国民党断然抛弃依赖外力及专力军事两个旧观念，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宣传，勿失去一个宣传的机会，以造成国民幸福之真正中心势力，以树立国民革命之真正领袖地位。”（同上王健民“手稿”第一卷83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如果将中共这次大会的宣言和它1922年7月第二次大会的宣言加以对照，便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的内容完全相反，它已由原来的布尔什维主义倾向转到孟什维主义的泥坑中去了，而且比之俄国的孟什维克更为可耻，因为后者至少还在组织上保持它的独立，不曾加入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而中共则加入了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并“希望社会上革命分子大家都集中到中国国民党”。像这样惊人的转变，其根源何在呢？在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的转变与堕落。这里只须指出一个事实就够明白了：自列宁1922年5月卧病后，斯大林立即拉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内成立了小组织（所谓TRIUMVIRATE），其主要目标在排斥托洛茨基（害怕他在列宁死后继承后者的领导地位），对外政策则尽力谋取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合作，这便是1922年8月（列宁病后不到三个月）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根源。自中共第三次全国大会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思想和行动两方面，中共都发生了激剧的变化。就思想方面说，中共的一些领袖们，为了替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寻找“理论的”辩护，便尽量渲染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首先起而进行这种工作的是毛泽东。毛为第三次大会新选的中委之一，刚在大会闭幕后，他即在党的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发表题名为《北京政变与商人》，该文的要点如下：“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的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即资产阶级——彭）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二重压迫的政治，全国国民，在这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是以商人为最。”因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毛根据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革命行动。商人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见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向导》重点是我所加）。毛上面的结论，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于“商人”（资产阶级）“领导全国国民（即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无须解释，这是一种最卑下的孟什维主义的立场。陈独秀接到共产国际1923年1月12日正式通过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后，差不多同时，由于1923年2月7日所发生的“二七惨案”，北方铁路工人运动遭到极沉重的打击，他便开始改变了他原来的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的立场，首先在向导周报上发表题为《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文章。在该文中，除指出：“和革命资产阶级合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如伊罗生所指出的）。随后，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锋》月刊发表“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在该文中，他有系统地分析了各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各方面都处于优势，而工人阶级既数量不大，而又贫穷，缺乏知识，不可能领导国民革命，何况国民革命的性质又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工人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才能完成反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国民革命。陈独秀强调工人阶级既数量不大，而又贫穷，缺乏知识，以此说明“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才能完成……国民革命。”这与毛泽东强调“商人”最能“敏锐迫切感觉痛苦”，因而能够“领导全国国民的力量”，加速“革命的成功”，是同一孟什维克思想的两种表现。另一新选出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于1923年12月，即在国民党改组的前夕，写了题为《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发表于1923年12月19日出版的《向导》）。他在该文中对国民党及其改组作了如下的评价和期望：“辛亥革（1911年）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1）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2）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式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3）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而反对军阀和列强。”瞿对国民党的“革命功绩”和它行将改组的“远大前途”，作了如上的推崇和期望之后，他最后大声疾呼：“全国的平民啊！……联合起来……赶紧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必定第一步先要组织平民的政党——我们自己的国民党……必须我们自己参加，商人（即资产阶级——彭）农民、工人、学生、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当为我们的将……而奋斗……快加入国民党罢！”（着重点为引者所加）瞿秋白上面对国民党的无比推崇和稀奇幻想，除了将毛泽东和陈独秀对资产阶级的推崇和幻想加以具体化和实践外，还表现了他自己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的卑贱心理和投机幻想，但瞿对国民党所表示的基本立场，并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当时中共领导的共同倾向，瞿的文章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便是明证。既然国民党“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党，“现在国民党是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通过这个“中心”能够“脱离列强（即帝国主义——彭）和军阀的压迫”，“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其逻辑的结论便是“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事实正是如此！自第三次大会后，中共中央即命令一切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动员一切干部去改组国民党或重新组织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党部的各种工作。例如，中共常务委员兼组织部书记的毛泽东，便把全部时间放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宣传工作上，而完全放弃了自己党的组织工作。另一中央委员谭平山，则专为国民党的中央组织部服务。其他各省市，如湖南、湖北、四川、北京和天津等的干部都用全力重新组织国民党，直接担任该党的工作。最突出的是：以前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如李立三、项英、邓中夏等都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到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去了。于是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停顿了，工人运动被放弃了，甚至连领导工人运动的“劳动组合书记部”也无形取消了！另方面，苏联共产党于1923年秋派遣鲍罗廷（MIKHAILBORODIN）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帮助国民党实行改组。鲍罗廷将苏联共产党的党制介绍给了国民党，企图把国民党组织成为“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实行严格的纪律”的党。他并替国民党起草政治纲领，以改良主义的抽象辞句，如“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装饰着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反动实质。于是，国民党在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改组大会，通过了鲍罗廷起草的政纲和他建议的党制。大会并选举了共党的领导分子为中央委员（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和候补中央委员（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这样，原来十分腐败和涣散的国民党，在苏共代表鲍罗廷的帮助，和中共党员的充实之下，便装潢得面貌一新，而变成瞿秋白所期望的“我们平民自己的党”了！1924年春，苏联又派加伦将军（GALEN原名VASSILYBLUCHER）到广州，任国民党的军事顾问，带着大批军事专家和武器，帮助国民党改组军队，并把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介绍给了国民党的军队，他首先帮助蒋介石建立黄埔军校，训练军事干部，准备建立新军。这便是蒋后来发展的基础。于是，国民党不但在政治上已被“武装”起来，而且在军事方面也重新武装了。但国民党的老干部认为“联合苏俄，容纳共党”的政策，有害于国民党，他们宣称：“自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其所宣传打倒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其作用系在破坏国民党在国际之好感，……打倒军阀，系打破国民党与国内各实力派（即各派军阀）之合作，其计划系在消灭国民党”（见当时张继等的《护党宣言》）。孙中山对他的老干部作了如下的解释和安抚：“中国的革命从来不受外国列强的欢迎。他们常常帮助我们的反对者（指军阀），企图摧毁我们的党，同情只能希望来自俄国人。帮助我们的不是陈独秀，而是俄国人。假使俄国人要和中国合作，那她一定是和我们的党合作，而不是和陈独秀合作。陈如不服从我们的党，他会被排除的。”（《中国共产主义文件史》73页）孙中山前面的解释十分明显：他所需要的是俄国的“同情”，即苏俄的实际援助（军火与金钱），至于陈独秀的共产党可以随时排除的。这便给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后来清除共党的一个预示。孙为了缓和自己党内的反对派，并企图进一步控制共党，他于1924年8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除重申容纳共党外，则提议共产国际给中央的一切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审查。出席这次会议的瞿秋白对孙的提议表示同意，仅申明须向中共中央请示。（三）中共向左转——转向工人阶级当我于1924年8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蔡和森（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党的机关报向导主编），把孙中山要求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审查一事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问他：“中央是否已接受孙的要求？”蔡说：“中央正在考虑中。”我坚决表示，“中央必须拒绝孙的要求，否则，我们的党便成了国民党的附属品”。蔡和陈独秀（当时留在上海的中常委仅陈蔡两人）商议的结果是：急电瞿秋白，令其拒绝孙中山的提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态度的转折点。*瞿收到中央电报令其拒绝孙的提议，极为反感，因此，他不愿回上海，躲在广州跟鲍罗廷作翻译，直到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大会后才回来。他认为中央拒绝孙的“提议”是错误的。他尤其认为中央拒绝孙的“提议”，是受了彭述之的影响，所以他后来说：“当时（1924年8月）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坐在中央了”（见瞿诸“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六五页）。这就是说，“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已坐在中央”主张“拒绝孙的提议”了。随后，我正式向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三项建议：（1）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必须采取批评态度；（2）重新整顿各地方党组织，尽速从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主义大学调回同志，担任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工作；（3）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计划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这三项建议，均为中常委所采纳，并即时指定李立三、项英、李启汉和我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在沪西小沙渡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这便替来年二月日本纱厂的大罢工准备了基础。乘着十月革命第七周年的纪念，我写了题名为《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发表于1924年11月7日出版的《向导周刊》），在阐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之后，我指出：“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我们来练习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来走向我们的大道——十月革命”，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将依照列宁主义的政策追随着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差不多同时，对于国民革命由哪一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我和陈独秀作了一次严肃的讨论，在讨论中，陈虽然还在维持他的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但他的态度已趋缓和。恰在此时，中共中央指定我主编《新青年》季刊（党的理论杂志）。我计划出版《国民革命专号》（预定于1924年12月出版），除了选择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和列宁的演说外，我写了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我并将该文原稿交给陈独秀，请他看过后，写一篇同类性质的文章，意思是，他如不同意我的观点，他可以批评我的文章，进行公开讨论。我的文章，实际上是针对陈独秀的《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写的。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及其相互关系之后，我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它和本国军阀及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依存关系，绝不可能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而且由于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资产阶级不可免地要变成反动的。我得出的结论是：“在分析了各阶级的关系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趋势上，只有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见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第3—14页，重点为引者所加）。陈独秀写了题名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教训》，他在该文中写出的结论是：“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只有它领导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胜利”（着重点为引者所加的）。这表明了他已放弃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点。于是，对于哪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这个基本原则的问题，我们已达到了一致的立场。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1月举行了第四次全国大会，特别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观念写进决议案中。并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全国工人运动的计划，首先是召开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此恢复北方的铁路工人运动，并准备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统一全国的工人运动。如果把中共第四次大会和它的第三次大会加以对照，便可以明白地看出：在第三次大会的宣言中，中共公开承认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为“国民革命的领导”，“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从而完全放弃了工人运动。这次大会则正式决议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将一切工作集中于发展工人运动，这便标志了中共又转到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替中国第二次革命准备了条件。第二次全国铁路总工会的会议，于1925年2月7日（即1923年2月7日的惨杀的第二周年纪念日）举行于河南郑州（第一次会议被封闭的地点），出席会议的代表四十五人，代表十二条铁路的分工会。会议通过了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决议，这对于往后铁路工人的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差不多和铁路总工会开会同时，上海的日本纱厂发生了大罢工，卷入这次罢工潮的达七万余人。这是在沪西“工人俱乐部”的指导下发动和推进的。这次罢工得到了很大的胜利，除了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便是合法成立工会的权利。这是上海工人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大成就。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1925年“五一节”召开于广州，出席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会员共五十七万人。这次大会除了通过有关工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决议外，便是特别指出，工人阶级必须参加民族民主的解放斗争，并成为这一斗争的领导力量。于是，工人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思想，经过全国劳动大会的决议开始传播到工人群众中去了。正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又举行了第二次罢工。这是日本资本家实行反攻报复所激起的。他们首先禁止工会活动，跟着即用流血镇压手段，于五月十五日打死工人领袖顾正红。这便立刻激起了学生和工人群众的抗议，游行示威，街头演讲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反帝运动在五月三十日达到了高潮，数千学生和工人群集于南京路老闸捕房（即南京路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示威者，英国巡捕即举枪射击，当场死伤者数十人。这就是震动全中国的“五卅惨案”，由此开启了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序幕。（托洛茨基在《论中国》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莫斯科精神》就是反应了“五卅惨案”这个大事变的。）（四）革命的兴起——中共与共产国际政策的冲突五卅事件的爆发，立刻激起了全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商人的罢课、罢工和罢市，形成了“全民”反帝国主义的怒潮。在这个怒潮当中，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全体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领导学生组成上海学生联合会；同时以日本纱厂工会为基础，不到一星期成立了上海总工会。这个总工会便是往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在上海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下，各大城市，如南京、武汉和北京等的学生、工人和一般市民亦群起响应。罢课、罢工、示威游行，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最后是广州学生和全体工人群众，为抗议英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屠杀，于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沿着沙基路进行，接近帝国主义的租界沙面时，英法军警即以机关枪向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死者五十七人，受伤者一百一十七人，这便是著名的“沙基惨案”。香港工人阶级看到英国帝国主义在广州的屠杀行为，立即举行总罢工，并撤离香港到广州，和广州工人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成为华南反帝国主义的堡垒，实行封锁香港，这便给英帝国主义以最沉重的打击。当资产阶级亲眼看到上海、香港及广州的工人，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表现了无比英勇、牺牲精神和领导力量时，尤其是看到共产党人在工人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时，他们大起恐慌，急图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停止运动，首先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上海总商会公然出而修改“工、商（中小商人）学联合会”对帝国主义所提出的条件，继则下令商人停止罢市，最后则使用各种阴谋手段，破坏罢工。资产阶级从经验中深刻感到，他们和工人阶级的利害冲突，远超过了和帝国主义的冲突，于是，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斗争，被提到了第一位。这种情势反映到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中，便形成了反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斗争。国民党的思想领袖，戴季陶，于1925年7月发表的《孙文主义的基础》强调“民族利益和统一”，反对阶级斗争，特别是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人阶级的斗争。这便无误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愿望。随着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基础》的发表，蒋介石立刻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起初在黄埔军校和他直接指挥的军队，随后遍及各地，专以反共为能事。上海的资产阶级看到国民党的领袖“理论家“戴季陶公开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共产党，于是更积极联合当地军阀，实行镇压政策，于1925年9月20日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希图以此消灭工人阶级的斗争。但上海总工会并未因为被封闭而停止工人运动，它不过从公开的领导转到地下的领导而已。我为上海总工会被封，写了题名为《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一文（刊在1925年10月5日出版的《向导》上），根据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我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曾屡次说过，要想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的枷锁下解放出来，换句话说，要想达到国民革命的成功，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上海是中国最大工业区，有如俄罗斯的彼得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领导下进行的。”我最后的结论是：“上海数十万工人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到了许多的经验，许多革命的初步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的。”（着重点为引者所加）我这里只需指出一点，我上面根据五卅运动的经验，指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决定作用及其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景，和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根本相反的。陈独秀在五卅运动中，亲自看到工人阶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他深刻地感到共产党必须以工人阶级为基础，因而他在《向导周报》上公开号召工人加入共产党。这便是从根本改变了瞿秋白号召工人和商人学生等加入“我们的平民的国民党”的宣传。当陈独秀批评戴季陶的《孙文主义的基础》时（见陈《给戴季陶的一封信》登载于1925年9月11日出版的《向导》），虽然有力地驳斥了后者的反阶级斗争的论据，但由于“国共合作”政策的束缚，他不能公开批评孙中山的反阶级斗争的反动思想，同时，看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分子，伙同国民党右派，到处进行反共活动，……这一切使得他相信，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只有束缚自己领导群众的独立政策。因此，他在1925年10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的建议。但国际代表认为，中共当前的迫切任务在于：乘着国民党行将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推动整个国民党的左倾，以期顺利地领导正在兴起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主张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就这样被否决了！这是中共和共产国际对“国共合作”政策公开发生冲突的第一次。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于1926年1月召开于广州。大会发表了空洞的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宣言。“左派领袖”汪精卫在他的演说中，装腔作势地表示了他对革命事业与共产党合作的忠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增加了大批国民党左派分子和共产党人，排除了一些右派分子，蒋介石则以“左派领导”的资格，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新选的中央党部、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均为共产党人。其他的，如宣传部、工人部、青年部、妇女部等的秘书长亦属于共产党。毛泽东便是以汪精卫为部长的宣传部的主要秘书。这样一来，“整个国民党”是“左倾”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占据了“领导地位”。可是，不到两个月，这个“左倾的国民党”，在轻轻的一击之下便塌台了！这一击就是蒋介石1926年3月20的政变。蒋介石反共的“3·20政变”，完全是在他所指使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有计划地阴谋策动的。所以，政变的当日即逮捕了在他直接控制的军队中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五十余人，同时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苏俄顾问团卫队的武装，赶走了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成立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中共中央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袭击，希望从莫斯科得到指导来决定对蒋的政策。但等了三个星期，还没有任何消息（因斯大林正陷于惊慌错乱，在观望事变的发展），于是只好自行决定对付蒋的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及其军事力量以对抗蒋介石，扩充共产党员叶挺所率领的一团军队（近三千人）；尽量武装工农，以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并指派我去广州组织特别委员会（特委包括中委谭平山、张国焘和广东省委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和国际代表鲍罗廷商讨对付蒋的具体办法。我于1925年4月末抵达广州，鲍罗廷亦同时从苏联带着斯大林的训令回到那里。我立即召集特别委员会会议，邀请鲍罗廷出席。当我报告中共中央对蒋的决议后，鲍罗廷强调“当前局势非常危险”，以此为理由拒绝讨论中共中央的决议。当我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时，鲍罗廷又借口“退出国民党的问题，必须征询国民党左派的同意”。总而言之，鲍罗廷根据斯大林的训令，不管蒋介石在三月政变所造成的后果如何严重，“国共合作”的政策必须继续维持。他公然建议，中共必须接受三月政变所形成的现状，即：承认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的“党务整理案”❉，帮助他领导北伐。他安慰同志们说：“将来北伐的进展，会对于我们有利的”。鲍罗廷的建议，除我一人反对外，特委的成员都表示赞同。于是，中共中央对抗蒋介石的政策被鲍罗廷转变为对蒋的投降政策。这便替他的下一次政变铺平了道路。这是导致中国第二次革命走向失败道路的转折点。*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的基本点是：共产党人不得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人不得担任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部长职位；各地方党委员会的委员，共产党人不得占有三分之一，中共须将其加入了国民党的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党部保存。对共产国际这种可耻的投降政策，陈独秀和我都感到局势十分危险，但又无法公开反对，我们于无可如何之中，只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讨论，试图挽回危局。中委会全体会议举行于1926年7月中旬，正当蒋介石就职北伐军总司令，宣布动员北伐后一星期，情势显得更为紧张而严重。陈独秀和我向全会提出了一个建议案：“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我们并声明，只有脱离国民党的束缚，共产党才有可能实行领导工农群众的独立政策。以瞿秋白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在国际代表的压力之下，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同意将我们的建议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共产国际不但拒绝考虑，布哈林反而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公开指责中共退出国民党主张，同苏共反对派主张退出英俄委员会，是同样的错误。但托洛茨基后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中央六月全体会议的决议是绝对正确的，它要求党退出国民党，经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同盟”。（见1927年4月3日托洛茨基写的“中国革命的阶级关系”）❉*托洛茨基所指的“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就是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同意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的陈独秀和彭述之起草的那个建议。（五）在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政策下，中共陷进了死巷陈独秀和彭述之所提出的“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这一“无条件正确的”建议既被共产国际最后否决，从此以后，中共就只能在“国共合作”政策这条绳索的束缚下行动，这便是1926年7月到1927年3月这一革命潮流高涨时期中共所遭遇的困扰和矛盾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中共既被剥夺了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幻想和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更不容许提出土地革命号召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以及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团结兵士到革命的队伍来。因为这一切都是违反共产国际所规定的“国共合作”政策的。共产国际交给中共去做的只是“以全力动员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作战”。中国共产党确实以全力动员了工农群众支援北伐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动员了一切党员和青年团团员在各战线上宣传反对北方军阀，鼓励北伐军作战，并领导了工人和农民组织各种各式的别动队伍，担任侦察、间谍和向导，在敌军后方破坏一切交通（如铁路、电线和船舶等），当敌军溃退时解除他们的武装等等。在国民革命军中，有几打共产党员担任连长、营长和团长的军职，他们都不顾生死，英勇作战，他们当中有几个在战斗中牺牲了。所以不到四个月（1926年7月到1926年10月），没有经过多少严重的战斗，西路北伐军（经过湖南）即达到长江沿岸，占领了中国中部的工商业中心——武汉。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中路军，亦于1926年11月占领了江西省会南昌，东路军经过福建省，于1927年2月占领了浙江省会杭州。所有这些飞速的惊人的胜利，都是在共产党人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和一部分共产党员直接参加战斗的英勇牺牲之下取得的。当工农群众动员起来帮助北伐军作战时，尤其当战争获得胜利时，他们自然地迅速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和农民协会。单以湖南说，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即到1927年3月），组织起来的农民协会已包括四百余万会员。湖南总工会属下的会员五十余万人。当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三十余万工人，在共产党人的协助之下迅速地成立了湖北总工会，湖北的农民运动亦飞速的发展。差不多同时，上海的工人阶级，在北伐军胜利的鼓舞之下，从1926年末起，即由经济的罢工转为政治的罢工与游行示威，并开始准备武装暴动。另方面，汉口和九江的工人群众，于1927年1月初自发地夺取了英帝国主义控制的这两个城市的租界，总而言之，自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后，湖南湖北的工人群众运动，如有怒潮澎湃，把整个社会生活翻腾起来了。工人们由改善生活及工作条件的罢工走到了侵犯私有财产制的边缘，并直接夺取了帝国主义的租界。农民们，尤其是湖南的农民，由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转到了驱逐地主豪绅、圈占土地的革命行动。多数的农民协会，在事实上成了乡村的统治机关。这表明革命的进潮已达到了新的高点。但代表反革命的蒋介石，也以同样的速度进行其反革命活动。一方面，他回过头来镇压那些曾经支援北伐军作战因而取得胜利的工农群众，封闭工会，禁止农民协会，谋杀工农的领袖，他甚至解散同情工农运动的国民党左派的省党部（如在江西省），另行组织他自己的国民党；另方面，他和日帝国主义卵翼的奉系军阀进行谈判，试图建立“反赤联合战线”。在上海，蒋介石的党徒结合一切反动政客（如黄郛、郭泰祺等）和流氓头子（如黄金荣、杜月笙等），通过他们和上海租界帝国主义实行勾结，阴谋策划对付工人群众和共产党，这种情势，到1927年3月初已表明得有如水晶一样明澈。所以我写了《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发表于1927年3月6日出版的《向导》，描述了当时这种十分危险的局势。该文首先指出：“中国革命的全部局面已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一方面，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特别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了，从广大的城市到荒僻的乡村，都充满了革命的空气和革命的斗争”。“但另方面，却发生了一种革命右倾的现象，即在革命的队伍中发生了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这种妥协和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民众的利益，反对真正为民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者。总而言之，这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企图终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毁坏革命已达到的成绩，……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危险的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着重点为引者所加）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一般局势的严重危险外，我并具体地揭露了国民党内蒋介石所代表的“温和派”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当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和帝国主义都称蒋派为国民党中的“温和派”和“稳健派”）：“现时国民党内的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产阶级的倾向，他们已经看到工人农民起来不仅是为一般的革命利益斗争，而且为自己阶级的利益斗争。他们已经看见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向他们表示让步。于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抑制急进的革命分子，抑制工农的利益。”（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蒋介石集团既已团结一切反革命势力，积极准备打击工农群众和共产党，而且事实上已在江西和安徽许多地方镇压工农和共产党人。面对着这种异常危急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呢？除了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革命的专政外，没有其他的道路，中共那时已正在上海准备武装暴动，对这方面，因其有关机密，我不能提出公开讨论。但对于暴动胜利后应该成立的新政权，我作了如下的建议：“中国革命应当创立一个革命的民主制，而绝不应造成个人的军事独裁。……目前革命已经很迫切地需要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政治，广大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独裁的政治。”（着重点为引者所加）我上面对当时革命危机的分析，是集中揭露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倾向和图谋，我在1927年3月18日又发表了《读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以后》（刊载于1927年3月18日的《向导》）。在这篇文章中，我更具体地揭露了蒋的反革命行为的事实，包括他的“三月二十日政变”，他个人的军事独裁，他团结一切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勾结，以及镇压工农群众和迫害共产党人等。最后提出了如下的严重警告：“中国将来的斗争，便是这种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决死战。”我所提出的革命民主专政，主要的目标是在对蒋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专政，因而把资产阶级排除于这个新政权之外。但共产国际对当时中国革命局势的看法如何呢？它对蒋介石所领导的北伐军及其广州国民政府怎样估计？这里只须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会上（举行于1926年11月至12月）的演说（题名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摘引两段话来看一下就够明白了。斯大林提到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时宣称：“广东军队的推进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对其中国走狗的打击，就是一般地给中国一切革命分子特别是给工人以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中国革命军队的特点和极重要的意义就在这里。”（见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八卷三二五页）事实上，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北伐军一开始就严厉地限制集会和出版的自由，特别是禁止工人罢工。他领导的“军队的推进”，绝不是“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而是争取和帝国主义妥协的有利地位。当斯大林谈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更是强调：“问题不仅在于广东政权（未来全中国革命政权的萌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而首先在于这个政权是并且不会不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革命运动的打击。”（同上三二七页）斯大林上面所说的恰好和事实相反。“广东政府是未来全中国反革命政权的萌芽”，“这个政权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世界革命的打击。因而也是有利于世界帝国主义的鼓舞”。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会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政策，便是根据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北伐军及其国民政府所表示的态度而制订的。所以这次全会邀请了蒋的私人代表邵力子参加，承认了他的国民党为“同情党”，决定了中共参加他的国民政府，以此保证蒋所领导的北伐军能够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在这种“完满的计划”下，中共当然谈不到对蒋介石的任何反革命行为和阴谋采取有效的抵抗，更不用说准备自己的实力来推倒他了。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陷进了死巷而不能自拔。所以当中共于1927年3月21日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摧毁了北方军阀的统治，占领了上海市（除租界外），组织了工人武装纠察队维持治安，但不能成立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革命政权，实行对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专政，特别是抵抗和摧毁蒋介石匪帮的阴谋政变。因为这样做将破坏“国共合作”，将阻碍“四个阶级的联合”阵线，特别将妨害蒋介石领导的北伐事业。虽然中共夺取了上海，得到了全体工人阶级和绝大部分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以及一部分士兵的同情，但为了遵守共产国际订下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的政策，不得不和资产阶级成立上海临时政府。“被选”参加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在蒋介石的指示之下，以怠工抵制的手段，使得临时政府完全陷于瘫痪而一无所为，以等待蒋介石的下一行动——政变。中共在这种情势下，陷于异常狼狈和进退维谷的绝境。那时留在上海的中央常务委员只有陈独秀和我，因瞿秋白（中央常委之一）在工人暴动胜利三四天后，没有得到中央常委会的许可，即跑到武汉去了。❉陈独秀和我曾数度商讨如何打破这个陷于死巷的僵局，我们一致认为;除大量武装工人和联合国民革命军中同情工人的军队，实行以武力摧毁蒋介石的阴谋政变计划（现时蒋的政变计划已路人皆知，只有莫斯科还在否认），没有其他的出路。但我们这个武装反蒋的计划却碰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的根本问题——纪律问题，因为这样做，便等于根本违反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全会，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政策，也就等于和共产国际决裂。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表示十分犹豫，我当时亦不敢坚决主张。因此，我们请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当时指挥上海武装暴动的周恩来讨论这一难题。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除了实行武力反蒋外，没有别的出路。但他们和陈独秀一样，认为违背国际的政策是行不通的。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下，陈独秀请我去武汉，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及多数中委商讨这个武力反蒋的严重问题，再作最后决定。*瞿秋白私自去武汉，其目的在组织小组织排除我和陈独秀，攫取党的领导权。因他一贯拥护共产国际的政策，特别是拥护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那时写了一个小册子，名为《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专门攻击我，特别攻击我的不断革命的思想，因为我在纪念列宁逝世第三周年，写了题名为《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刊登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日的《向导》上），在该文中，我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与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情形大致相同，列宁主义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我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指出：中国革命将由国民革命直接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瞿指责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复写”，以讨好斯大林。我于1927年3月底离开上海到南京，因为那里驻扎着国民革命军的第二军和第六军，这两个军队当时还站在国民党左派方面反对蒋介石，这两军的政治部主任都是共产党员，还有大批共产党员在这两军中担任政治和军事工作。所以我到南京后立即召集所有在第二和第六军中担任政治和军事工作的干部，以及俄国顾问，举行紧急会议。我报告了蒋介石正在准备反共政变和中共中央主张以武力反蒋的计划。讨论的结果，大家一致赞成中央的主张，尤其是俄国顾问，根据当时驻扎在上海、南京和无锡等地的军队的分析，认为以军事力量对付蒋介石，可以得到胜利，因而他们要求我代表中央下令实行反蒋的军事行动。我告诉他们，实行武力反蒋，和莫斯科对蒋的政策大相抵触，为此，中央派我到武汉去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及中央委员商讨这一问题，他们催我尽快去武汉，他们等候回音。因为在南京耽搁了几天，我于1927年4月11日才抵达武汉，但第二天（4月12日），蒋介石的政变已在上海发动了！成千的工人战士和共产党人倒卧在血泊中，工人的组织，（工会）被摧毁了，共产党人成了反动派猎获的对象，整个上海和东南部的工业区都落在蒋的魔掌中去了。这便是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他的无条件地支援蒋指挥北伐，他对蒋的一切反革命行为的掩饰和辩护，以及对蒋的美丽前景——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代理人军阀，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最后报酬！（六）从蒋介石到汪精卫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大会是在蒋介石政变两星期后举行的（1927年4月27日至5月初），照理应当把蒋的政变提到第一项议事日程上，给它以彻底的检讨，从中得出教训，以便重新确定中共往后的政治方针，但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鲁易（M.N.ROY）对大会的第一个报告，根本没有提到蒋的政变，只是抽象地强调“国民党内部的阶级分化，已加强了它的左派和共产党的联结。大资产阶级的脱离已容许国民党转变为工业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加上资产阶级某些成分）……中国革命将在这个联合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还不认为是无产阶级唯一的领导。参加这次闭幕会议的国民党领袖们已经宣布他们准备增强和共产党的联合”（见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英文本第二版218页）。如果将鲁易的抽象词句翻译成具体的语言，就是：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已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之间的联结”。这样“四个阶级联盟”仍旧，只须排除蒋所代表的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国共合作”仍旧，只须排除蒋所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而代之以汪精卫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这便是共产国际代表在蒋介石四月十二政变后，给中共第五次大会所定下的基本方针。我在五次大会所作的演说，乃是集中分析蒋的第一次政变（1926年3月20日）和他的第二次政变（4月12日）之间的联系，我指出：后一政变乃是前一政变的逻辑发展的结果。因我们的党对蒋的第一次政变采取了极端妥协的政策，不但没有对他采取任何抵抗行动，反而承认了他在政变后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接受了他的“整理党务案”，并以全力支援他领导北伐，对他在北伐过程中的一切反革命行为又尽量容忍，因而不曾采取任何有效的办法防阻他的新政变。最后，我要求大会对蒋的政变进行彻底的讨论，务必得出必须的教训。当我的讲话完结后，在休息当中，鲁易向我个人说：“你对事变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对我要求大会讨论蒋的政变却完全表示沉默。原来他已接到了共产国际的训令及斯大林1927年4月21日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这个提纲谈到过去时期的路线时宣称：“过去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既然“过去所采取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当然不能容许讨论过去路线的错误，特别不容许讨论过去错误路线所造成的蒋介石的政变了。斯大林根据过去那条“唯一正确的路线”，作了如下的发挥：#VALUE!“这就是说，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既然与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的政策在现阶段上具有特殊的力量和特殊的意义，这种合作反映出国民党外渐渐形成的工农联盟，没有这种合作，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九卷二〇三至二〇四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鲁易的报告，特别是斯大林的提纲（如前面所指的）给中共第五次大会画了一个圈子，因而大会所讨论的问题都局限于这个圈子内，即：如何“加强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结”，怎样推进“武汉革命国民党在事实上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及如何巩固“武汉的革命中心”，为要达成这些任务，共产党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立场，一切都必须适应国民党左派的意向。例如，对当时最最迫切而严重的土地问题，五次大会的决议便完全迁就了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的主张：“不没收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这就等于实际上放弃了土地改革，因为当时的”革命军官“都是大小地主出身，或和大地主有亲属关系的。为要“巩固武汉的革命中心”，五次大会正式批准派两个共产党员（谭平山和苏兆征）加入武汉的国民党政府，担任农业部和劳工部的部长，他们名义上是保护工农利益，实际上却是抑制工农的革命行动，即制止“国民党左派”所宣传的“工农过火行为”，这便替反革命的进攻铺平了道路。当第五次大会举行的一星期和大会闭幕后的两星期，正是湖南湖北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达到最高点的时期。同时也是反革命势力积极准备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时候。当时武汉和长沙的工人群众，因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生活已不堪痛苦，再加上许多工厂和商店的关闭造成了大批失业者，这就更使工人和店员无法忍受，因而他们要求接收那些关闭的工厂和商店自行营业。农民，尤其是湖南的农民，在许多地区自动驱逐地主，夺取土地；成立“乡民委员会”（农民苏维埃的雏形），处理乡政；组织武装队伍，直接同地主豪绅的武装进行战斗。这表明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达到一个最危急的关头，迫切地需要一个统一工农群众的组织形式才能前进，这样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苏维埃。另方面，在北伐军进行军事活动的过程中，曾经受到工农群众的援助和影响的士兵群众，在反动军官们的管制下，无法与工农群众发生有组织的联系，要达成这种联系，也只有苏维埃。当时湖南湖北的工会已有一百万以上的会员。湖南农民协会的会员近一千万，湖北农民协会的会员亦达三百万，这是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群众力量。假如中共依照当时托洛茨基的建议（详见后面），凭借这个庞大的群众组织力量，号召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形成一个革命组织的中心，由苏维埃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和革命兵士，不但可以把两湖一切城乡的贫苦群众集合于苏维埃的周围，而且可以立刻瓦解反动军官们的基础，并间接地动摇蒋介石的军队。这样，革命的发展将从根摧毁反革命的势力，沿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前进。但异常不幸，在斯大林的“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策”之下，中共不但没有组织苏维埃（因为这是斯大林所绝对禁止的），发动土地革命，甚至没有向工农群众提出警告和准备自卫的手段，如扩大工人的纠察队，农民的武装自卫队，预防反革命势力的袭击等。那时中共的领导，却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左派的领袖汪精卫，谋取同他“密切合作”，恳求他改善工人生活，施行土地改革，而自己则尽力抑制“工农过火行为”，如禁止工人店员接收关闭的工厂和商店，自行营业，以及农民自动夺取地主的土地等，为的是避免妨害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刺激“革命军官”走向反动。这样，一方面，瘫痪了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另方面，则给了那些军官们以准备反革命进攻的充分时间。结果是夏斗寅1927年5月17日在湖北实行了反革命的叛乱。在夏的叛乱后第四日，许克祥（唐生智的部下）在湖南省城长沙举行了反革命政变（这是蒋介石的四月政变的发展）。虽然，夏斗寅的叛乱被共产党员叶挺指挥的军队摧毁了，但许克祥的政变，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即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从此，湖南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便陷于被各个击破的绝境中。但中共领导对于许克祥的反革命政变采取什么政策呢？它的政策和以前对蒋介石的上海政变一样，要求武汉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去惩罚许克祥，而武汉政府则请许克祥的上司唐生智去长沙调查、斟酌情形处理。唐到长沙“调查”后给武汉国民政府的报告是：“我已发现工农运动在他们的领袖的错误领导下，已不受管束，且造成危害人民的恐怖局面……湖南驻军遂起而自卫……虽然许克祥的行为仍激于正义感，但他逾越法纪的范围，他应受记过薄惩，但他应该仍留军职。”许克祥“应该仍留军职”，这就是说，让他把已经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进行到底，直到摧毁一切工农群众的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铲除一切共产党人。在往后的几个月中，许克祥确是完成了这个反革命的任务。于是，原来是华中革命力量最雄厚的湖南，从此便成为最顽强的反革命的堡垒了。许克祥在长沙的反革命政变后第二天（5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召开于莫斯科，照理，这次全会必须根据长沙事变，检讨中国革命的局势，作出必须的结论的。但这次全会对许的政变，完成同以前对蒋介石的上海政变一样，尽力把它隐瞒起来。所以斯大林在5月24日全会上的演说中，没有一个字提到许克祥的反革命政变，他所着重的是攻击托洛茨基反对派号召建立苏维埃的主张，他说：“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假如中国没有像左派国民党这样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组织，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既然有了这样一个特殊的革命组织，适合于中国条件的特点，并已证明自己适合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那末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还没有胜利，而且不会很快胜利的现在，就把这个费了多年时间才成立起来的组织加以破坏，未免太愚蠢太无知了”。（斯大林全集中译本第九卷272和274页）上面的一段话，除了暴露斯大林对当时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左派的“愚蠢”幻想外，更表明他顽固地反对建立苏维埃的反动思想，因为他害怕苏维埃会引到“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哩！那么，斯大林对于“武汉政府”的评价究竟如何呢？下面就是他的评价：“既然中国正经历着土地革命，既然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胜利，既然南京是国内反革命的中心，而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那末，在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和国民党党外的领导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现在的武汉政府是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呢？不，暂时还不是，而且不会很快就成为这样的机关。但是在革命进一步发展时，……它是有一切机会发展成为这样的机关的”。（同上斯大林全集267页）斯大林确认“武汉政府有一切机会发展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专政的机关”，因而可以代替苏维埃完成“土地革命”。他这种观点，不须要往后的事变证明为荒唐的幻想，即根据当时许克祥的政变所形成的反动局势，已够表明他完全在闭着眼睛说梦话，替革命制造最后的灾祸。所以托洛茨基在那次全会上给了斯大林的灾祸政策以扼要的抨击，并直接地向中国的农民和工人呼吁：“斯大林在此地再度宣布他反对工农苏维埃的建立，他的理由是：国民党与武汉政府已经是足够的手段与工具，为土地革命之用了。以此，斯大林负起了，而且要国际也负起国民党及武汉政府的政策的责任，正和他过去再三为从前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政策负责一样”。“我们和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与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椿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共产主义者参加于资产阶级政府，如果不是它准备对劳动群众以新打击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为无力的人质了。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那就不能把土地革命进行到底。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们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到你们方面来，枪毙那些不承认苏维埃的将军们，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才能争取蒋的兵士的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领袖们的组织，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的领袖们的组织（指左派国民党），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将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中国革命问题》61页，着重点原有）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反对建立苏维埃的抨击和直接向中国工农所提出的纲领性的建议，假使当时被共产国际接纳，送到中国执行，还有可能最后挽救革命的危机。但由于斯大林对共产国际的控制和对反对派文件的封锁，托洛茨基向中国工农群众的紧急号召，不但没有达到中国，甚至没有在共产国际的内部公报发表，因而托洛茨基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最后建议只成了中国第二次革命悲剧的预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既完全在斯大林的控制下，所以这次全会对中国问题所通过的决议，不过把斯大林的意见加以重复而已。例如决议说：“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对武汉政府估计不是的观点，和实际上否认它的重大革命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武汉政府还不是无产阶级与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无论在任何条件之下，共产党不容许融解于别个政治组织之内，他必须成为独立的力量。……因此，共产党在宣传自己的政见时，在自己的旗帜下动员群众时，不能为外力所阻。“不过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不可解释为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尤其与农民断绝联系，从这一点出发，国际执委会最坚决的反对那个退出国民党的要求，因为在目前的瞬间，无产阶级的政党正要在国民党内确定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前面几段话，如果要给它们一个适当的评价，只能说是无知幻想和极端矛盾的混合物，只能引到灾祸的结果。斯大林似乎已发现“革命的国民党左派”不很符合他的理想，尤其对于支配“武汉政府”的将军们感到“不可靠”。于是，刚在共产国际执委全会闭幕后，6月1日他给中国共产党下了一道训令。这个训令包括五个要点，其中最突出的是：“提拔新的工农分子来代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旧委员”，“铲除目前不可靠的将军，武装两万共产党员，选拔五万工农分子，创立一支新军”。但用什么办法“选拔新的工农分子”，如何“铲除目前不可靠的将军”，以及从何处获得武器“创立一支新军”？斯大林在他的训令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好像武汉是在他的直接统治下，可以用专横的官僚命令为所欲为似的。所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到斯大林的训令时，陷于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应付，只得和国际代表团举行会议详细商讨，结果是大家一致认为对斯大林的训令无法执行，只有那个天真的鲁易，把斯大林的训令交给汪精卫，希望他考虑后表示同意。汪本已决定清除共产党，看了斯大林的训令后，不但加强了他的反共决心，并且加速了他的清共计划。1927年6月12日，汪精卫和他的反共同僚到河南郑州，和冯玉祥将军举行秘密会议，其主要目的在对付共产党和蒋介石。冯主张先清除共党，压平两湖的工农运动，然后再和蒋介石谈判。但在郑州和汪会议后一星期，冯玉祥即和蒋介石在江苏的徐州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后，冯公开向新闻记者宣称：“他忠实愿望和国民革命军合作，消灭军阀制度和共产主义”。这就是莫斯科曾经认定并为之宣扬的“工人出身”“最可靠的盟友”的最后表示！在汪精卫和冯玉祥的郑州会议后，武汉——“革命的中心”——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了，反共的恐怖气息到处可以闻到，中共的领导层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都感到了一种可怕的阴影在他们的头上飘浮，好像大祸就要来临了。中共于6月20日匆忙地召开了一次中央执委会的扩大会议，试图避免灾祸，决定发表宣言，向国民党左派表明态度。宣言是由瞿秋白事先和国际代表商讨后起草的。它的要点是：“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的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地位”，“工农等群众团体均应接受国民党的指导与监督。……”“依照国民党的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的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武装纠察队，为避免政治的纠纷，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无须解释，这个宣言是中共向国民党最后的一纸投降书！这个宣言发表一星期后，湖北总工会于6月28日自动解散了纠察队，并将枪支军火转交给武汉警卫军保管。两天后（6月30日），中共命令武汉政府的谭平山和苏兆征自动解职。这一切都表示中共自动地退出战场，把工农群众交给“国民党左派”去自由处置！在六月中旬，陈独秀感到同国民党左派的合作已陷入绝路，因而他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重新考虑局势，制订自己的独立政策。但共产国际断然拒绝了陈的提议，认为“退出国民党，便等于把国民党的革命旗帜让给反动的右派”。因此，陈独秀于七月初辞去了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由瞿秋白代行总书记的职权。瞿的唯一任务就是等待着左派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处置。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1927年7月15日公布了一道命令：所有加入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共产党，否则，予以严厉惩罚。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便是如此可耻地被结束，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悲剧也就由此收场。“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下，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所作的预言，不到七个星期便完全被证验了！（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斯大林对于汪精卫的“7·15清共”，和他以前对蒋介石的“4·12政变”一样，不但不加任何思考，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把革命的惨败看成“革命发展到新的更高阶段”。于是，从他以前导致革命惨败的机会主义一下跳到冒险主义，这便产生了以后几个月内一连串的盲目冒险的武装暴动。一、南昌暴动在汪精卫宣布清共后，斯大林匆忙地派遣他的表弟罗米那兹到武汉，这个轻浮的家伙，既没有考虑当时革命失败的严重局势，更没有召集当时留在武汉的中共领导干部，共同商讨当时情形和重定政治方针。他仅将斯大林指示武装斗争的新训令交给代理总书记瞿秋白去执行。这便是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军事力量是贺龙的独立十五师，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以及朱德的教导团（原属朱培德的第三军）共约三万人。这些军队于8月1日占领了江西省城南昌后，即宣布成立“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人选包括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孙中山的遗孀）和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没有发表任何政纲，更没有任何革命措施，并且暴动是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之下进行的。因此，在一般群众看来，这只是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变。暴动军占领南昌不到三日，在“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张发奎的围攻之下，贺、叶、朱的军队惊慌失措地退出了南昌，向南逃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旅程，于九月十三日占领广东的潮汕，不到一星期，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四面围剿之下，贺龙和叶挺的军队完全溃散，贺叶两个仅以单身脱离而免于难，只有朱德带着残余的小部队逃出广东，最后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后来成为“红军”的基本干部。于是，在革命失败后留下来的共产党的基本军事力量，在南昌的盲目冒险暴动中被摧毁了！南昌暴动失败后第二日，即8月7日，瞿秋白，在罗米那兹的指示下，召集了一个中央紧急会议（实际上，到会的中央委员只有几个人），即所谓“8·7会议”，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同志书”，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身上，以此替斯大林和布哈林洗刷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和罪恶。“8·7会议”不但没有讨论南昌暴动失败的教训，反而决定在湖南和湖北发动秋收暴动。二、两湖秋收暴动自许克祥在长沙反叛后，湖南已成为最可怕的白色恐怖世界，差不多所有的工会和农民协会都被摧毁了。所留下来只是一些工人和农民的干部，隐藏在矿区、工厂和较偏僻的乡村，与工人和农民保持某种秘密的联系，湖北的情形，甚至比之湖南更坏，在这样的情形下举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假如不是疯狂，至少是儿戏。事实上参加暴动的人很少。在湖南，参加武装暴动的队伍约三千余人，由萍乡、安源的矿工和农民协会被解散后留下来的干部和共产党员组成，于九月八日至十二日在平江、萍乡、醴陵等县先后发动，一时占了那些县城，但不到几天即被国民党的军队打败，大多数逃散了，只有少数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湖北的秋收暴动，只有湖北东南部几个县，如通山、通城、蒲坼等少数农民参加，而且很快就被反动的军警镇压下去了。所谓两湖秋收暴动，不但毫无结果，而且死伤了不少的英勇的干部，最坏的是，把原来隐藏在矿区工厂和农村中的许多干部给暴露出来了。从此，中共失去了和工人及农民的联系，也就是失去了在工人和农民中活动的基地。三、海陆丰的苏维埃运动广东的海丰和陆丰两县，是中国农民协会的发源地，由农民运动的英雄人物彭湃，从1922年起不断努力创立起来的。这两县的农民协会有近二十万会员，经过长期的斗争，组织坚强，并锻炼出大批的干部，成为广东农民运动的模范和堡垒，甚至在李济深效法蒋介石举行“4月15日的政变”之后，海陆丰农民协会的力量尚能保持。中共的冒险主义者，在南昌暴动和两湖秋收暴动失败之后，便选择了海陆丰为苏维埃运动的试验场。因斯大林已于1927年9月30日宣告“苏维埃宣传的口号现在必须成为行动口号”。海陆丰的暴动开始于1927年10月末，11月1日占领了海丰县城，跟着又占领了陆丰及邻近的碣石和捷城几个县城，在暴动中成立了苏维埃，组织了农民军，公布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参加这次运动有二、三十万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这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农民群众的土地革命运动。但这个运动，根本没有得到广州和香港等大城市工人阶级的领导和援助（事实上，当时广州和香港的工人阶级，由于机会主义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失败，他们自身正处于极度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因而完全陷于孤立。在国民党反革命军队的包围和不断攻击下，终于被摧毁了。在暴动失败后，死伤的农民战士究有多少，从来没有记录，但有一件事实是绝对不可否认的，就是：经过这次“苏维埃运动”的流产后，海陆丰那些强大的农民协会的组织被粉碎了，几千个农民干部和战士，不是被打死，就是被迫逃亡了。从此，农民群众又陷于地主豪绅任意剥削和奴役的状态之中！四、广州暴动看到南昌暴动和两湖秋收暴动完全失败之后，斯大林命令罗米那兹加紧准备新的暴动，并派遣海因，纽曼到中国协助罗米那兹制订新的暴动计划。罗米那兹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报道，得悉在广州有一部分军事力量，即张发奎部下的教导团，受共产党员的指挥，省港罢工委员会虽已被解散，但留下了大批干部，包括以前纠察队队员。于是，罗米那兹便选择了广州为最后举行暴动的基地。恰在那时（1927年11月中），国民党的张发奎（代表广东系）和李济深（代表广西系）两派军阀，为了争夺广东地盘发生内战。罗米那兹抓住了这个机会，立即命令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实行暴动，并派纽曼去广州直接指导。广州暴动发动于1927年12月11日。担任暴动的基本武装力量为教导团和赤卫队（由以前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干部和纠察队员组成的）。此外，有几千党员和工人积极参加了暴动的行列，在暴动进行的第一天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委员，是由党指定的），公布了一批含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法令，如没收大产业和银行为国有，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耕种，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平民居住等。但这个暴动仅仅延长了三天，便被张发奎和李济深的联合军队的进攻摧毁了（张李为了消灭共产党的暴动才联合的）。在这次暴动失败中失去生命的，据国民党官方的报告共五千七百余人。他们是第二次中国革命残留下来的一部分最果决最英勇的革命战士。现在为了斯大林的冒险主义政策，偿付了他们的生命！从此，广州的工人阶级对革命失望，对共产党厌恶，而陷于长期痛苦和颓丧的生活状态中。（八）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前面对中共在革命准备时期和第二次革命过程中所表现的思想和政策的变化，以及它和共产国际领导的关系的叙述，目的仅在帮助年轻读者更具体而深入地了解托洛茨基在《论中国》这部著作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这部著作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年轻的读者往往不容易抓住问题的中心，以及各种问题间的互相联系，因此，我觉得把托洛茨基所论述的各种问题中，特别是和斯大林争论的各问题中，择其最重要而具有现实意义者，给以简要的阐释是必要的。一、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各阶级对反帝国主义革命的态度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斯大林认为各阶级，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到无产阶级，都会同样感到有联合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因而他们相互间的斗争会减少到无足轻重的地步，所以他提出了“四个阶级联盟”，作为反帝国主义的战略基础。托洛茨基的意见恰和斯大林的相反，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但不会减弱各阶级间的，特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反而必然使这种斗争更为尖锐化。他指出：“以为帝国主义从外面机械似地焊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是减弱，而是加强各阶级间的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的主要来源不是扬子江中的兵舰——它们不过是辅助物——而是外国资本与中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凡使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站立起来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种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个严重的冲突中都要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中国革命问题”20—21页，重点是我加的）。根据上述精确分析，托洛茨基指责斯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是断送民族革命最有效的政策。反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团结农民及城乡一切贫苦群众，在斗争的进程中，坚决地摧毁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妥协的反革命企图，才有可能。二、关于共产党的独立问题斯大林认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是体现“四个阶级联盟”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因此，他命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去领导国民革命，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托洛茨基对国民党的看法完全和斯大林不同，不管国民党包含了多少小资产阶级和工农分子，但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党，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领导它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即等于充当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群众的工具。所以他从1923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时即坚决表示反对。1925年革命开始时，他“提出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1927年3月4日，托洛茨基回答拉狄克的信中又重提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绝对必要。并预言：“如果承认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则对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这个预言很快就被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证验了。1927年5月10日，托洛茨基在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文章中，除了详细地驳斥一切反对退出左派国民党的论据外，又重新警告：“同汪精卫派同一组织，我们即代他们负动摇和背叛的责任”。结果是：“代汪精卫负了背叛的责任”后，便被汪一脚踢开，被清除了！依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列宁所发挥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实践经验，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是绝对不可争论的，因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任务，在于团结本阶级的先进分子，形成革命的领导，揭露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客们的欺骗，组织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群众，准备武装暴动，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以此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斯大林却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把领导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上层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便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托洛茨基自始就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又不断提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的独立政策。他这样做，不过是忠实地继承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立场而予以发挥而已。假如当时中共在托洛茨基的思想领导下，是极有可能走上胜利的，因为在革命的高潮当中（1927年3月至4月），中共已成了名符其实的群众党，虽然它的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起还不过十万人，但它指挥了二百万以上有组织的工人（工会）和一千五百万有组织的农民（农民协会），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革命力量。它的失败仅仅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从这里得出的教训是，一个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如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还是不可免地失败的。三、关于苏维埃问题如果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领导一切劳苦群众走上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则苏维埃便是实行团结工农群众和兵士、形成革命的组织中心、准备武装群众、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指挥部，取得政权后，即成为国家机关。这是从俄国三次革命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所以列宁在共产国际的纲领文件中把苏维埃列为基本政纲之一。但斯大林完全忘记了这个政纲，把组织群众、夺取政权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他起初把国民党看成为“革命的议会”，以此反对建立苏维埃。当蒋介石的“4·12政变”，把那个“革命的议会”带走了后，他又认为“左派国民党”或“革命的国民党”可以代替苏维埃。因为他断定“武汉的国民党将在事实上转变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它将解决民族独立和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但结果是：“这个革命的国民党”很快就“转变成为”绞杀共产党和工农的刽子手了。托洛茨基根据他两次领导苏维埃运动（1905和1917）的亲身经验，认为只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才能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此外，没有其他的组织形式。所以，自中国第二次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即主张建立苏维埃。他在1927年3月29日给亚尔斯基的信中写道：“只有苏维埃路线凝结的阶级力量，可以进而适应革命的新经验，而不去适应昨日遗留下来的组织和政治关系，例如国民党。……第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政党之独立，它与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亲密合作的方式是苏维埃，苏维埃或成为夺取政权的斗争机关，或为政权组织的机关。”“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未经训练，资产阶级和地主子弟在军官中占大优势，革命之明日因此很很大的危险。我以为舍兵士代表和工人代表亲密结合外，别无他途可抵抗此种危险”。托洛茨基上面两段话，对苏维埃的基本作用和职能已说得很明显，尤其是他指出“国民革命军”的“大危险”，“舍兵士代表与工人代表亲密合作（通过苏维埃）外，别无他法可抵抗此种危险”，含有决定而迫切的意义。假如当时中共能得到托洛茨基这种指导，在上海立刻发动建立工人和兵士代表苏维埃，会立刻改变局势。因当时驻在上海的绝大部分国民党革命家的兵士十分同情工人群众❉，甚至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长薛岳也同情共产党，要求合作反对蒋介石。此外，驻在无锡和苏州一带的军队，由师长严重指挥，也是反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出而号召组织工兵苏维埃，将立刻瓦解蒋介石的军队，因而他的4月政变将化为乌有。由此可以看出，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正确的政策，如组织工兵苏维埃，是何等重要，而具有决定性的了。*上海三月廿一日工人暴动胜利后第五天，上海的工人和国民革命军兵士双方选出代表约千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俱乐部举行联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演说的第一个是前锋司令白崇禧，白演说后，只有很少鼓掌声，我代表中国共产党讲话，得到全体工人和兵士代表的热烈欢呼，这一事实象征着当时工人和兵士对国民党将军的冷淡和对共产党的向往。在蒋介石的四月政变后，托洛茨基更急切地要求建立工农兵苏维埃，详细地解释了苏维埃在革命中的决定意义和职能（见“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他重复地指出，只有苏维埃才能打开僵局，开辟革命的远景。因当时湖南湖北的危机已达到临界点：一方面，工农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围绕在共产党的周围。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农民要求分配土地；另方面，军队继续留在那些地主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军官们的控制下，这便形成了两个互相敌对的营垒，要打破这种极度危险的局势，只有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才能使工人和农民的代表和士兵的代表亲密地结合起来，脱离军官们的控制。但斯大林坚决反对这样的苏维埃，反对的理由是：苏维埃的建立将推动军官们走向反动。但事实恰相反，只有苏维埃才能制止军官们的反动，因兵士苏维埃一经建立起来，反动的军官们便失去了他们的反革命基地，俄国的十月革命便是最好的证明。最新鲜的教训是不久前智利的悲剧。1971—73年的智利，和1927年3月至5月间中国的情形很相类似：一方面，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要求社会改革；另方面，军队全在反动军官的掌握中，这是逼近摊牌的局面。但阿伦第根本想不到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去掘毁反动军官们的基地，只是拉拢几个将军参加他指定的内阁，以为这样可以缓和将军们的反革命行动，事实上却是给将军们以时间和便利去组织他们的反革命的军事政变而已，结果是成千上万的工农战士倒卧于血泊中，阿伦第本人亦成了他自己政策的牺牲品，这个教训应该写在革命党的政纲中。四、革命失败后的策略问题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完全失败后，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到冒险主义，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把革命的残余力量给予摧残，加深了失败的程度，帮助蒋介石稳定其反革命的军事独裁后，他突然发现“第三时期”的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世界革命正在日趋高涨，无产阶级准备暴动，夺取政权，已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所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殖民地提纲，对中国共产党指出了如下的路线：“在目前，党必须在群众中到处宣传苏维埃的观念，宣传工农民主专政的观念，及革命的群众武装暴动到来之必然性。它现在就应该着重鼓励推翻统治联盟和动员群众举行革命示威的必要。……它应该始终如一地，一成不变地进行夺取政权，组织苏维埃作为暴动机关，没收地主及大财产所有者，驱逐外国帝国主义。……革命未来的增长将向党提出一个急迫的实际任务：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唯一道路”。中共往后一个长时期在农村中实行游击战争，组织“红军”成立“苏维埃”，便是遵照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所指示的路线而进行的。托洛茨基在汪精卫的“7月清共”后，即已指出，中国第二次革命已完全失败，应当采取防御政策；斯大林的武装暴动政策，只能摧毁残存的革命力量。但斯大林称托洛茨基的防御政策为“取消主义”，因为这个防御政策要“取消”他的盲目冒险主义。当托洛茨基看到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议为中共规定冒险主义的战略路线时，他批评道：“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不但以其革命的规模见长，而且以其政治的现实主义为其特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离的。最大的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为非革命的局势了。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与无聊的了。但这是布哈林的专长。首先，他证明国民党与苏维埃是一个东西，而共产党则能够经过国民党，避免着战斗，取得政权。等到这个同一的国民党，得到布哈林的帮助，击溃了工人以后，他开始拿出拳头来了。……必须清楚地懂得，现在中国并无革命局势。那边代之而兴的倒毋宁是一个反革命的局势，它正在转变成为长期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有谁如果对你说这是悲观与缺乏信心，你就鄙弃他好了。对事实闭上眼睛，乃是缺乏信心的一种最丑陋的形式”。（见《中国革命问题》210页）根据“一个反革命正在转变成为长期未定的两个革命的中间时代”，托洛茨基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民主要求的政纲，以代替斯大林的冒险主义路线。这个纲领包含最基本的民主要求：从八小时工作制、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到罢工的自由，这些要求归纳为一个总的政治口号：召集彻底民主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同时，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和民族独立的要求与国民会议的口号结合起来进行宣传。这个过渡要求纲领的任务是在于从日常要求的政治斗争中恢复群众的情绪和自信心，及以此重新团结他们自己，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独裁，换句话说，即由防御的斗争逐渐地发展为向统治阶级进攻的斗争，当新的革命潮流到来时，必须成立苏维埃，准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1929年成立的中共左派反对派，便是根据这个过度要求的纲领从事宣传与活动的。但在当时斯大林严厉控制和封锁下的中国共产党，当然看不到托洛茨基的建议，它只有遵照共产国际六次大会的决议“准备和实行武装暴动，作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唯一路线”。所以，从1928年秋天起，中共在江西、福建、湖北和安徽等省的农村中，发动了许多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组织了“红军”和“苏维埃”，甚至还宣布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在一个时期（1930—34），中共的游击战运动曾有广泛的开展，以致引起蒋介石集中全力的围攻，形成了激烈的国内战争。但到一九三四年秋，在蒋介石的凶猛围攻之下，中共最后放弃了江西南部的“苏维埃”区，进行了“长征”，向中国西北逃亡，于1935年春才抵达陕西省北部。结果是：不但留在江西、福建、安徽和湖北的几百万农民遭受了蒋介石的残酷迫害，其中有几十万人被毁灭了；就是中共的“长征队伍”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即由“长征”开始的三十万人，达到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当中共的残余队伍逃到延安后，蒋介石立即调动了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即日帝国主义侵占满洲时逃出的军队）包围延安，准备最后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在这种情势下，中共感到已陷入绝境，于是立刻改变政策，即从“推翻国民党政权”转而向国民党要求建立“民族联合阵线”（这当然是根据斯大林的“人民阵线”），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但在蒋介石看来，要抗日，必须先摧毁中共的武装力量。所以他于1936年12月亲赴西安视察张学良的部队，准备实行进攻延安。当蒋到西安后，张的军队中一小部分军官举行了一个小政变，俘虏了蒋介石，而欲置之于死地。因为他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他们的“家乡”满洲。这便是著名的“西安事件”。斯大林看到了“西安事件”，认为这是中共和蒋介石恢复合作抗日的绝好机会，当即电令中共设法“援救蒋介石”，并和他谈判合作抗日。已陷于危境的中共，立刻派遣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其结果是：①中共保证蒋介石的安全，只要他同意领导抗日战争；②中共同意取消“红军”和“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中共的武装队伍，在蒋的指挥下参加抗战。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决定，“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经过十年（1928—1937）的流血战争，牺牲了几十万生命的结局！托洛茨基把这个结局作为教训写进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广州暴动必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以后，共产国际采取了游击战与农民苏维埃的道路，而这时工业无产阶级是完全消极的。这样踏进了死巷之后，共产国际却利用中日战争的机会，一笔勾销了‘中华苏维埃’，不仅将农民的‘红军’而且把所谓‘共产党’也臣服于同样的国民党，即资产阶级了。”五、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第二次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虽然托洛茨基没有明白地提出不断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但他在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许多文章中，特别是在批评斯大林的文章中，对事变的分析和建议，都是根据不断革命论的观点而予以发挥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采取的路线，非常明显地继承了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因为他一贯坚持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民族独立与土地改革），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为了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斯大林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合作”成立“四个阶级的联盟”。这个“联盟”的具体表现，便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为了保持“国共合作”，斯大林迫使中共服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执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反动政策。斯大林之坚决支持蒋介石，甚至在蒋举行了“三月政变”（1926年）、建立其军事独裁后，还以全力支持他领导北伐，其目的都在希望（实际是幻想）他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民主任务。直到蒋介石的“四月政变”（1927）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投降帝国主义后，斯大林才放弃了对蒋的“希望”。但他又立刻把完成民主任务的“希望”转而寄托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及其武汉政府，直到汪精卫效法蒋的“四月政变”，发动了他的“七月清共”，才结束了斯大林依靠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的幻想。斯大林顽强地反对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以及组织工农兵苏维埃，都是根据他的革命阶段论的基本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越过了他的“民主革命的阶段”。第二次中国革命便是在斯大林这条革命阶段论的绳索下被绞杀了的。托洛茨基的立场恰和斯大林的相反，他认定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而且不可免地和帝国主义妥协来反对工农群众的民主要求的。所以他一贯地反对斯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以及基于此种联盟的“国共合作”政策，认为“这将对中国革命和无产阶级产生致命的后果”。因此，他自始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又不断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执行独立的革命政策。在革命上升时期中，他不断地提出组织苏维埃，以此对抗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准备于时机到来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托洛茨基为什么不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当中公开提出不断革命的路线呢？主要的原因是：不但斯大林派疯狂地反对不断革命论，就是左派反对派的一些重要领袖，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斯米尓加等，也不同意不断革命的观念。托洛茨基为了争取他们的合作，不得不在表面上避免使用不断革命的名字，而在实际上将不断革命的基本观念贯注于对一切事件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具体建议之中。如前面所指出的：对中国资产阶级反动性的分析，对四个阶级联盟和国共合作政策的抨击，主张共产党完全独立和建立苏维埃等，便是实现不断革命的具体方案。托洛茨基第一次明白地指出中国革命的不断性，是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他根据这次暴动所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及其所宣布的社会主义政策，给以精确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未来的第三次革命，将由无产阶级专政，解决民主任务，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革命的阶级辩证法，已使其他各阶级耗竭了它们的能力，因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引导被压迫的城乡无数万贫苦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提上了议事日程；……广州暴动虽然有其时期的不成熟和领导者的冒险等缺陷，然而却揭开了一个新的时期之序幕，更正确点说，它揭开了中国将来第三次革命之幕。”“广州工人……宣布国民党各派都是非法的。这就是说，要根本解决民主任务，不仅大资产阶级，而且小资产阶级也没有产生一种政治力量或政治派别，使无产阶级政党可以与之携手合作，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问题的关键正在于：领导贫农运动的任务已经完完全全落于无产阶级的，直接则落于共产党的肩上了；要真正解决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必须集中一切政权于无产阶级的手里”。“这个根本的，同时是不可争论的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不仅证明民主专政的公式已无可救药地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这个第三次革命，……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而将被迫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乡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以上引文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新编本78至79页，着重点原有。）1949年中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在中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别有利的条件之下，轻易地踏上了政权，但它仍旧坚持革命阶段论，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订立联盟（称之为“协商会议”），组织“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不仅保护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产，甚至拖延土地改革，企图实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然而，在阶级斗争的辩证逻辑的逼迫之下，在国内外的敌对阶级的严重威胁之下（特别是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和国内资产阶级的乘机反攻），中共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采取一些社会主义的措施，如实行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独占，以限制资产阶级的活动，采用“公私合营”的手段（1955年），逐步剥夺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最后，在1956年的中共第八次大会上刘少奇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存在，以表示“四个阶级联合政府”的结束。这一切都表明，在不可抵抗的客观形势的压力之下，中共为了自保，不得不向不断革命的规律屈服，将资产阶级的财产转变为国有的财产，以此踏进工人国家的轨道。这就证实了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不断发展的预测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中共对不断革命的屈服既是被迫的，不自觉的，经验主义的，因而大大地歪曲了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这种歪曲的突出表现就是：它以各阶级的“人民会议”代替了工农的“苏维埃”，从而以“官僚独裁”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便在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的政治结构之间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解除这种矛盾，使革命继续发展、消灭国内一切剥削关系、对外推进世界革命，中国像苏联、东欧各国、北韩和北越一样，只有经过政治革命，铲除官僚独裁，建立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制，才有可能。六、关于中日战争的政策问题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变，这不仅对中国的民族独立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当时整个世界局势也是一个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希特勒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利用了中日战争以取得和日本的军事同盟。就中日战争的性质说，在日本方面是非常明确的侵略战争，是反动的；而中国方面的抗战是正义的，进步的。但领导这个抗战的蒋介石却是极端反动的。因为他不仅是绞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凶手，而且在长期间（自1931年9月日本侵占满洲后），一贯地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日帝国主义敢于肆无忌惮地发动了这次侵略战争，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在这种极度矛盾的情势下，对抗战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许多不同的倾向，主要是极右的机会主义和极左的教派主义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代表第一种倾向的是中国共产党。它从抗战的进步性这一点出发，不但取消了“红军”和“苏维埃”，并且放弃了一切民主改革的要求，无条件地拥护蒋介石，自愿在蒋的指挥下参加抗战，这是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所实行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重演。另一种倾向则认为蒋介石既是反革命者，则他领导的抗战不但不是进步的，而且是反动的。它认为“中国战争是日本天皇和蒋介石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反动的了。因而主张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不幸的是，代表这种失败主义倾向的竟是一个老托洛茨基主义者：郑超麟。这种失败主义的倾向，虽然在抗战初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但在日美战争临近爆发时，另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认为日美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抗战即将被卷入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中，而失去其进步性，变成反动的了。他就拿这种“抗战质变论”为失败主义辩护。因此，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激烈的争论，以致最后引到组织的分裂。对中国抗战主张失败主义的并不限于中国几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一种带国际性的倾向。例如，美国的奥列尔（ＯＥHLER）和埃费尔（EIFFEL）便公开向托洛茨基关于中日战争的立场挑战。为了答复这种挑战，托洛茨基曾特别写信给第果·里维拉（1937年9月23日），详细而精确地暴露了奥列尔和埃费尔的荒谬主张，并表达了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立场，这可以说是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提供的战略路线，同时也是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后贡献，值得我们尽可能把那封信的内容摘引下来：“在我对资产阶级报纸的声明中，我曾说过：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活动。可是埃费尔派却叫喊道：‘这是社会爱国主义，这是投降蒋介石，这是抛弃阶级斗争的原则！布尔什维克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但西班牙的战争和中日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中国工农的唯一出路，就是以独立的力量起来斗争，反对双方军队，反对中国的军队同反对日本的军队一样’。这几句话是从1937年9月10日埃费尔派文件摘出来的。这些话已经足够表明：说者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才了。但是愚蠢到了这种程度也是等于背叛的了。“我们从来未曾将一切战争置于同一平面之上，也不曾这样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爱尔兰人对英国的革命战争，支持波兰人对沙皇的革命战争，虽然这两次民族战争里面，大部分领袖都是资产阶级人物，有时还是封建人物，总之，是天主教反动派，……列宁写过几百页书来说明：有分别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之重大的必要，后一种国家包含全世界人类中极大多数。仅仅一般地说“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分别压迫人的国家和被人压迫的国家——那是给布尔什维克主义画了可怜的漫画，而拿这种漫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在远东，我们有个典型的例子，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日本正要将它变成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方面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斗争则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但是蒋介石呢？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中国整个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幻想。蒋介石是屠杀中国工农的刽子手，这一点，不需要别人来提醒我们。但是今天，违反他的意志，他已被人推向前去，为了中国残存的独立地位，而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了。明天，他又要背叛，这是可能的，这是显然的，而且是不可免的。但今天他在作战。唯有懦夫、流氓或十足的蠢才，才不参加这个战争。“但是蒋介石能保障胜利吗？我不相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种影响，就不应该悬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的基础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国内的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的斗争。因为国内战争和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而是政治的延长。但应当懂得何时转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暴动，并怎样转变。“埃费尔派蠢才图谋嘲笑这个‘保留’。他们说：‘托洛茨基派事实上替蒋介石服务，而言辞上替无产阶级服务。’积极而自觉参加战争，这不是‘替蒋介石服务’，而是违反蒋介石，而替一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服务，至于反对国民党的‘言辞’则是教育群众所用的工具，为了推翻蒋介石，一面在蒋介石命令之下（因为不幸，他在独立战争中掌握着政权）参加军事的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是唯一的革命政策。埃费尔派拿‘阶级斗争’来对抗这个‘民族和社会爱国的’政策，但列宁一生就打击这种抽象的毫无用处的对立。世界无产阶级利益使他负有责任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的爱国的斗争帮助被压迫的民众。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之后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十月革命之后也有二十年。凡不了解此点的人，就应当视为内部最坏的敌人，而被无情地驱逐出革命先锋队以外去。埃费尔及其一类的人是应当如此处置的（引自中文版《中国革命问题》349—351页，着重点是我加的）。从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历史的经验，不但给中日战争的性质作了精确的分析和判断，而且给中国方面的抗战指出了一个战略方针：“一面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参加军事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这个战略方针，不仅对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唯一的革命政策”，而且基本上可以适用于一切被压迫国家反侵略的革命战争（因被压迫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往往是由于统治阶级为了自保，被迫地进行的）。这个战略方针，还可以适用于斯大林党统治的“工人国家”，当这些国家受到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时候，“一面在官僚的命令下参加军事斗争，一面在政治上准备推翻官僚专政”。至于托洛茨基对于埃费尔派那种“愚蠢”而“叛逆”的确切批评，不仅摧毁美国的埃费尔派，并且间接给中国的埃费尔派（抗战的失败主义者）以沉重的打击，这就帮助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减轻了分裂的损害。所以，托洛茨基最后把中日战争和西班牙战争平列地写进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作为范例，以警戒那些教派主义的蠢才们。结束语为了明确地了解中共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的演化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贡献，根据前面的全部叙述，我们可以把中共的历史（到托洛茨基被斯大林谋杀时为止），简约地分为七个时期：第一，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影响下，中共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的时期（1920年至1922年7月）。第二，由于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中共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路线，转入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时期（1922年8月至1924年8月）。第三，中共一部分领袖根据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向左转，转向领导工人阶级运动的时期（1924年8月至1925年）。第四，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中共与共产主义领导发生激烈分歧的时期（1925年12月至1926年7月）。第五，中共被迫地执行斯大林的孟什维克路线，直到革命失败的时期，这也就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斗争最激烈的时期（1926年至1927年7月）。第六，中共在斯大林控制下，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的时期；同时也是托洛茨基从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转到反对他的冒险主义时期（1927年7月至1937年7月初）。第七，中共实行冒险主义的武装斗争失败后，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又回到机会主义路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期，同时也就是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的冒险主义回到反对他的机会主义时期（1937至1940年）。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第六时期起（即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政治和组织上，都完全斯大林主义化了。它的领导从此变成为盲目地执行斯大林政策的工具。另方面，中共一部分领袖和干部，根据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在中共内部组织了左派反对派。从此在中国形成了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之间的不可调和的斗争。最后，托洛茨基在他的《论中国》中所运用的方法，值得特别指出。我已经引用过托洛茨基的话：“如不研究中国灾祸的方法，便不能了解十月革命的意义。”但什么是造成“中国灾祸的方法”呢？那就是斯大林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亦即形式逻辑的方法。例如，当斯大林视察“帝国主义的压迫”时，认为这种压迫对各阶级都是同样的；因而可以消除、至少减弱各阶级间的矛盾，由此便得出阶级合作的结论。“四阶级的联盟”以及“国共合作”的政策即基于此。托洛茨基依照辩证的方法，认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必然要推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种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要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生动地证验了托洛茨基的这种分析和预测，同时也就暴露了斯大林的分析和预测之完全破产，这表明在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辩证法，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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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前卫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彭述之前卫出版社（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前言1.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关于我在南京活动的故事关于「上海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批判结束语2.「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的可靠性」问题。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指的「中共中央代表」究竟是谁？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束缚关于我在南京一行所得到的教训问题关于「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问题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与核子大战的关系张国焘的「画皮」与原形对张国焘「向明报月刊编辑严重抗议」说几句话3.附录：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陈碧兰）前言这个小册子所收集的两篇文章，「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和「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是专为揭露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对历史的虚构和歪曲而写的。「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是论证蒋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反蒋政策和共产国际对蒋的妥协政策的分歧；以及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起义胜利后，共产国际对蒋采取同样妥协政策终于导致蒋的「四月十二日政变」，以此揭穿张国焘对这些重大的历史事变的虚构和歪曲。「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1]除了彻底揭穿张的「维护历史的真实」一文中的歪曲和谎言外，并将他所提出的「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阶级斗争和核子大战问题，给以扼要的澄清和阐释，这不仅对于具体地了解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和教训有帮助，而且含有现实的意义。当张国焘的「回忆」已印成专书出售，我将批评他的「回忆」这本小册子印出，以供阅读张书的人们，以及一般地阅读中共官方有关中国第二次革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和对照，假如人们从这种参考和对照中，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能够获得更具体的了解，那就是作者所最期望的了。附录：「谎言掩盖不了事实」，是陈碧兰写的，因张国焘在他的「维护历史的真实」，一文中，坚称：「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没有到过广州」。所以她将亲身经历的事实详尽地记录下来，以证实张国焘的惊人谎言。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张国焘在他的「我的回忆」中，有不少地方涉及我个人的主张和行动，例如说：「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央权力，主张中央集权──后来米夫派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承继着彭述之的衣钵」（明报月刊十三期八十九──九十页），像这类歪曲事实，意在中伤的故事，有我四十余年来，一贯反对史大林及其追随者（包括瞿秋白、王明和毛泽东）的没有民主的「中央集权」，即官僚的中央集权制的言论和行动，足以反证，故不拟在这里加以声辩和指正。但张国焘的「回忆」，谈到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国民革命二、六两军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攻占南京后，我在南京活动的故事；以及「上海的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的政策」等，这些重大事件，不仅和我个人有直接的关系，并且和中共中央所执行的整个政治路线密切相联，同时也是导致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失败的根源，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我不得不根据历史的文件和我亲身经历的事实，对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虚构的故事和评论，加以澄清。「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关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后所采取的政策，有如下的概述：「我们（中共中央）商讨的结果，认为无论三月二十日的事变是由广州同志们的左倾错误所引起，或者是由于国民党内部领导权的争夺，再或者由于蒋介石受了右派和反赤势力的影响，改变了他的政治态度，有以使然；但中共中央总应采取协调让步的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具体的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我们觉得现在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我们舍妥协政策，别无他途可循。「中共中央决定派我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这一妥协政策，陈独秀先生在说明这个决定的时候，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根据这个决定，我又一次赴穗，担负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明报月刊十六期九十五页）张国焘前面这两段话包含着两个要点：一、三月廿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所采取的「态度」是「协调让步」或「妥协政策」；二、中央派他「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并执行此一妥协政策」，假使张国焘这种「回忆」是可靠的，那么，中共官方历史家，例如何干之，为着替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推卸责任，指责「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的政策」（见何着「中国现代革命史七十八」页），便是不可争论的事实了，但有两个绝对不能否认的历史文件，恰好证明张国焘的「回忆」是虚构的故事。第一个文件是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告全党同志书」，其中关于三月二十日政变及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有如下的叙述：「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廿日政变，正是执行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苏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团的枪械后，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批评孙中山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及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政府，进行北伐……」（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王健民收刊于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中，上面引文见该编一○六页）。从陈独秀前面的叙述，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中央在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对蒋介石的政策，恰好和张国焘的「回忆」完全相反：不是对蒋采取「妥协政策」，而是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不是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执行这一妥协政策」，而是「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计划」，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的是「国际代表」，因为他「不赞成」中共中央「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计划」，反而「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第二个文件是「史特班诺夫在广州苏俄顾问团会议上的一个报告」（「Stepano’sReporttoaMeetingoftheSovietGroupatCanton」见「DocumentsonCommunisms,NationalismandSovietAdvisersinConton」byWelburandHow）」。这是史特班诺夫（国民革命第一军顾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在广州苏俄顾问团会议上所报告和答复其它顾问所提出的问题的纪录，在这个纪录中，史特班诺夫批评中共中央代表的意见时，有如下的话：Therepresentative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KCT(PengShu-Chi)saidthatChiangisanindividualistwhodoesnotrelyonthemasses,hesaidthatifChiangshouldbeopposedbytheCommunistsandtheKMTleft-wingatCanton,hewouldbealienatedandisolated.」（WelburandHow书264页）。史特班诺夫上面几句话，虽然没有能正确地转述我的意见（因他是从鲍罗庭方面听到的），但在本质上是与陈独秀的叙述相符合的。那就是：「TherepresentativeoftheCentralCommitteeofKCT（PengShuchi）主张ChiangshouldbeopposedbytheCommunistsandKMTleft-wingatCanton,」而不是对蒋采取「协调让步的态度」。从前面陈独秀和史特班诺夫的证辞中，无可争论地证明：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描绘关于中共中央对蒋介石采取的「妥协政策」是完全虚构的了。如果要说张国焘虚构的故事有一点真实的影子，那就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派他「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但正是这句话不自觉地暴露他的全部故事的虚伪，因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事实的真相」。还待「查明」，怎么在未明真相之前，能对蒋采取确定的「妥协政策」？难道中共中央决定一个重大的政策，像三月政变后对蒋的「妥协政策」，不须要根据「事实的真相」，只凭猜想或推测就够了吗？凡是虚构故事的人，往往于无意中透露其自相矛盾，缺乏起码的逻辑，而「露出马脚」来的。事实的经过是：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举行反共政变的消息在中外报刊上披露时，中共中央确曾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因为事先既未得到有关蒋准备政变的任何情报，就是政变后，也不知道它的内幕情形，迄至三月末，以伊凡诺夫为首的苏俄视察团回国路过上海时，我们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尤其不明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的真实态度，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以便作最后决定。但张国焘去广州后，并没有履行他「查明事实的真相」的任务，及时报告中央，直至四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的详细报导，得以最后决定对蒋的政策。这个政策的要点是：一、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蒋介石，并孤立他；二、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它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三、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为了实现上述的计划，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其人选为「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均中央委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广东省委员）」，并指定「彭述之为特委书记」前赴广州，组织特委，和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上述的政策，这便是陈独秀所指的「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的实际情形。但鲍罗庭那时还在苏俄，以致我去广州之行拖延了十余日，迄至收到莫斯科的电报，称鲍罗庭准于四月末抵广州，我才于四月廿六日或廿七日起程前往，当我和我的妻子陈碧兰抵达广州时，正是五一节的前夕，鲍罗庭已于前两天抵埗，因而我们有可能和他商讨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政策。我到广州两三天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张国焘、我和陈碧兰，特委秘书薛世伦及李立三夫妇，都住在特委机关里几达一月之久），特委举行了三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当我报告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后，鲍罗庭即接着作冗长的演讲，极力强调广东局势异常危险，很有可能发生右派（指吴铁城、古应芬、伍朝枢等所代表的广东派）的反革命政变，意在暗示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是不合时宜的。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我对鲍罗庭所强调的危险局势提出一些质询外，没有进行讨论，即行停会。在第二次特委会上，准备进行讨论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时，鲍罗庭又重复上次的讲话，对中共中央的政策却不置一辞，我迫不得已质问鲍罗庭，他是否同意我们中央的决议，他反而问我：「假使依照中央的决议去作，势必退出国民党，你是否主张我们立即退出国民党？」我对他的回答是：「我们应当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鲍罗庭听了我的话，沉思了一会，说：「这个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是我们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根本问题，不但我们自己要特别认真考虑，而且必须征询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意见。」因此，他建议：我们和国民党左派领袖举行一次谈话会，以便征询他们的意见。大家同意了他的建议，并由他去安排。我们和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谈话会，是在广州郊外白云山寺院里举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除鲍罗庭外，国民党方面有谭延闿、宋子文、何香凝和甘乃光。我们方面是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和我。首先由鲍罗庭说明谈话的旨趣，在于交换关于国共合作方式的意见，即：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还是继续原来党内合作的方式。谭延闿首先表示意见：他希望鲍顾问设法消除各方面的矛盾，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谋取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以便巩固国民革命的阵营。何香凝对蒋介石三月二十日的行为表示了愤慨，认为这是革命中的大不幸，假如总理（孙中山）还在，廖先生（廖仲凯）不遭暗算，像三月二十日那样的不幸事件，是不会发生的。关于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她希望鲍顾问依照实际情形作合理的决定。宋子文默不作声，好像他对鲍罗庭提出的问题不感兴趣似的。只有甘乃光大发议论，谴责蒋介石的三月事件是在破坏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对革命的团结发生了很坏的影响，他主张应设法补救，国共两党应和从前一样合作，因而他不赞成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因为这样，左派将更加孤立而被削弱，国民党将被右派所把持。但甘乃光这种左倾的调子，并不妨碍他一个月后，在蒋介石改组和操纵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充当了农民部的部长。像这样的会谈，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和意义，但对于鲍罗庭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据」，那便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不赞成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便打消我的「我们应立即准备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在白云山谈话会的翌日，鲍罗庭特别约我和他作一次个别的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鲍罗庭第一次表示了他的真实意向，其大要是：在当前局势异常危险的威胁下，只有成立一个革命的独裁，像法兰西大革命中罗贝士比尔（Robespierre）的革命独裁一样，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但为了成立革命的独裁，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感情上的障碍，冷静地考察事实，究竟谁可以担负这个革命独裁的任务。他承认蒋介石有很多严重的缺点，但在现时的国民党中，没有人像他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他认为要打开当前极度危险的僵局，我们不得不对蒋作最大限度的让步，承认他从三月二十日以来所取得的权力，不要反对他的「整理党务案」，并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我认定鲍罗庭上述的见解，是表示对蒋介石完全屈服的政策。因此，我坦白地告诉他：蒋介石不但绝非罗贝士比尔，而恰是其反面，他在三月二十日举行的政变已是反革命的行为，如果我们承认他在三月政变后所攫取得的一切权力，承认他的「整理党务案」，甚至帮助他建立个人独裁，以此来进行北伐，其结果一定是十分危险的，因而我们的谈话，陷于僵局，弄得不欢而散。从鲍罗庭和我个人的谈话中，已知道他绝对反对我们中央对蒋的政策，但我还是召集了第三次特委会会议来进行讨论，希望大家表示意见，以作最后决定。但当第三次特委会议举行时，鲍罗庭拒不出席，只委托张太雷转达会议，说他的意见已在前面两次会议上表示过了，实际上，他在前两次会议并不曾正面表明他的观点，这显然是在玩弄诡计。以致特委会议无法进行。在这种僵持的情况下，那时从北方区委派来广州的赵世炎亦参加了这次会议。他提议：「我们应当信任鲍罗庭同志，接受他的主张，由他负责去执行。」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都表示赞同赵的建议，在这种情势下，我除了表示不同意和保留个人意见外，再不能说什么，特别委员会的任务也就如此这般地结束了！鲍罗庭为要使他代表的国际政策，披上中国同志支持的外衣，他指示陈延年召集了广州的全体干部的特别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鲍罗庭作了一个冗长的报告，重三复四地解释：中共对三月二十日事变所形成的危险局势，必须采取忍耐和稳健的政策，特别强调维持国共合作（即党内合作）的绝对必要，为了这一合作，必须接受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2]尽力支持他领导北伐，北伐的开展，对革命和我们都会有利的。鲍罗庭报告后，除了张国焘发言赞成鲍罗庭的主张外，还没有进行任何讨论，陈延年借口时间不够，请大家表决，在大多数举手赞成之下，便算接受了鲍罗庭的主张。于是，中共中央的反蒋政策，在国际代表鲍罗庭的玩弄诡计和压力之下，便转变成为投降蒋介石的政策了！前面叙述的关于我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组织特委，和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对蒋介石的政策，张国焘是亲身参与其事的，而且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他也是亲自读过的（这从他的「回忆」内一个批注中引证「告全党同志书」的话，即可证明──见明报月刊十七期九十九页）。为什么张国焘对他亲身经历的事实，及与此有关的历史文件，完全抹杀，只字不提？他反而在他的「回忆」中虚构一套与事实恰相反的故事呢？他这样作，究竟为的什么？我们知道，中共官方历史家为了毛泽东的个人荣耀和崇拜，往往歪曲了事实，虚构故事来伪造历史，那么，张国焘虚构故事，其目的又何在？目的在于他的下一段谈话中：「陈独秀先生……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我又再次赴穗，担负比前次更艰巨的任务」。你看：张国焘在当时中共的领导层中，其地位是何等重要，何等有声望！「陈独秀……指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他「以全权」，「彭述之也对」他「表示推崇」，「拥护」他「去相机处理一切」！像这样地虚构故事来「推崇」自己，在张国焘的「回忆」中还有不少，在下一章中，我即将谈到另一故事。这里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张国焘不但虚构故事来「推崇」自己，而且还「自我推崇」。例如他说：「我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明报月刊八期七十六页）。实际上，在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中，只有李大钊堪称「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即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南陈北李」，而且这样的推崇，只有出之第三者之口，才有意义。但张国焘却犬懦主义地（Cynically）「自我推崇」，而且这类的「推崇」或夸耀，在他的「回忆」中，读者只要稍微留意，随处都可发现。这便是张国焘的「独有作风」，法国大作家普风（Buffon）说得好：「作风即人」！（”LeStyleC’estL’hommeMeme”）关于我在南京活动的故事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谈到国民革命第二和第六两军，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攻进南京，至四月初退出该城这段时间的「演变」后，有如下的几段话：「这些演变，彭述之有一段亲历其境，他曾向我作过清楚的叙述，在程潜向南京进军时，他就奉着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庵（即谭延闿）、李富春（当时第二军政治部主任）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以期实现控制南京的目的。后因程潜部退出南京，他便于四月上旬来到武汉，他向我追述他在南京的经历时，首先说到发生侵犯外人住宅和领事馆的行为，是尚未退却的敌军的残部，于抢劫的混乱中所干的。「他描述南京惨案发生后，立刻引起反帝的怒火──他一心忙着反帝运动，其它的同志和二、六军的首脑们，亦大都侧重这一方面。「他又说到几天以后，他发现南京周围的军事要地，都为蒋的亲信所占领和设防了。二、六军的大部都散在南京城内维持秩序的任务，显然，在对蒋的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后来蒋氏又续调军队向南京周围集结，加以压迫，程潜部就不得不退出南京，他因南京大势已去，只好来到武汉再作计较。「彭述之叙述这些经历的时候，曾面带愧色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指出一着之错，影响全局，为何反帝偶发事件，放松了南京地区的军事部署，其实，我当时对他的责备，不免是过份了，因为处理的全权完全在程潜身上。」（明报月刊二十期九十页）前面这几段杂凑而自相矛盾的话，又是张国焘虚构故事的另一杰作，这和他前面所编造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派他去广州「全权」执行对蒋的「妥协政策」，是同样的荒唐无稽。首先让我指出，我绝对不曾「奉着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协同林祖庵（即谭延闿）、李富春等同志，主持那方面的工作」。关于这点，从前面所引证过的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亦可找到证明，独秀概述「当时（指北伐军占领上海后）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屠杀群众，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跟着，他说：「当时彭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见上引王健民同书一○七页）。从陈独秀最后几句话便可证明：张国焘所谓「我奉着中央的使命，于三月二十四日赶到南京……主持那方面的工作」，是虚构的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我之所以「亲到汉口」，乃是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新形成的环境里，已陷于无法解决最迫切的重大问题，而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因自上海工人三月二十一日举行暴动，驱逐直鲁军，占领上海南北市区，革命潮流已达到最高点；但另方面，自白崇禧指挥的军队移驻上海，国民党的军人政客，如钮永、键吴稚晖之流，结合一切反动势力，包括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等，勾结租界帝国主义，专以反共为能事，迄至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以后，更以全力策划反共的政变。但共产国际的训令却坚持我们继续支持蒋介石，尽力与之谋取合作，这便使我们的党陷于极端矛盾的地位，再加上瞿秋白在上海工人暴动后的第五天或第六天，未得中央许可，私自离开上海去武汉（后来知道他是去那里进行小组织活动，私印小册子，反对我和独秀）。于是，上海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只剩下独秀和我，在这种异常紧急的关头，独秀和我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它出路，我们将此种主张征询周恩来（他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工作，又是上海暴动的总指挥）和罗亦农（上海区委书记）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们的看法，周恩来并认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对付蒋介石，薛岳（他所指挥的一师驻闸北）和严重（他的军队分驻苏州无锡一带）可能站到我们方面来，但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好是违反国际的政策。独秀觉得我们两人不能作此违反国际路线的重大决定，因而请我去武汉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和多数中央委员商讨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当我正准备乘轮赴武汉的当天（三月卅一日），罗亦农突然来要求我在南京逗留几天，代替上海区委视察那里的情形，帮助南京市委（南京市委受上海区委管辖），解决一些迫切问题，因而我当天晚上改乘夜车赴南京。当我四月一日清晨抵达南京时，（即二、六军占领南京一星期以后），那里的情形很平静。我首先访问南京市委书记谢文锦，询问二、六军占领南京后所发生的事件，他并于当天召集市委会议，报告各方面的情况，解决了一些问题。那天晚上，他陪我去看李富春，李请我住在他的政治部（南京青年总会），因而他得以详细报告二、六军占领南京后的一切情形。第二天，李富春同我去访问第六军的负责同志，那时程潜和林祖庵（即谭延闿）都不在南京，代行程潜职务的为唐蟒，代替林祖庵（即谭延闿）的是李世章，李亦是共产党员，他向我报告的仅限于第六军的内部情况，我把上海方面的情形向两李作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报导，指出当前的最大的危险是蒋介石策划的反共的阴谋，他们对这种危险并不否认，但觉得二、六两军还可以控制南京的局势，蒋所能调动的军事力量并不多，他或者不致于此时无所忌惮地发动反共的军事行动。但这个问题太严重，他们主张和谢文锦商量，召集南京市和二、六两军的干部会议来共同讨论，我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当天晚上，李富春安排我和第二军代理军长鲁涤平谈了一次话，我问鲁对于当前的局势怎样看法，他表示：他是一个军人，对于政治方面不够了解，但就他所得到的消息，蒋和武汉的关系似乎日趋恶化，有走到完全破裂之可能，这对于革命前途将发生极严重的影响。我又问他：「假使蒋和武汉破裂，你打算怎样应付？」他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大，我已把这里的情形报告祖庵（即谭延闿）先生，请他指示方针，但遇到紧急事变发生时，只要你们（指共产党）和武汉一致，我是服从命令的。」和鲁涤平谈话后，李富春告诉我，鲁并无一定的政治主张，他是容易受人影响的。在我和鲁涤平谈话后的第二天，李富春、李世章和谢文锦已集合南京市的活动分子和二、六两军中担任政治和军事的干部，在金陵大学一个教室里举行联合会议，请我出席作政治报告，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一位第一军的俄国顾问（我已忘记了他的名字）。我的报告，除了叙述上海工人暴动和北伐军移驻上海后所发生的一般情形，并着重指出蒋介石正在策划反共阴谋，情势十分危险。因此，会议的讨论便集中到怎样对付蒋介石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都主张对蒋应采取坚决行动，以防「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重演，尤其是那位苏俄顾问对蒋的军事力量作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他认定：驻在上海、苏州、无锡和龙潭等地区的军队，只有一小部份是効忠于蒋的，薛岳和严重都对蒋很不满，如果我们采取坚决的行动，进攻蒋军，薛岳和严重极可能转到我们方面，至少是中立，我们只要把驻在龙潭的军队（刘峙的部队）解决，二、六军即可向上海和安徽的蒋军进攻，不难击破他的军事力量。由于苏俄顾问这种乐观的估计，大家都主张立刻向蒋进攻，他们甚至要求我代表中共中央下攻击令，我当时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太重大，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代表中央下命令的，必须中央经过严肃的讨论，才能决定。我正是为着对蒋的问题要到武汉去，和那里的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会议决定，请我尽快去武汉，他们等候回音。上面所叙述的，就是我从上海去武汉路过南京所经历的实际情形，若拿这种情形和前面张国焘所说的故事加以对照，人们便可看出它是如何的虚伪了！后来我常想到：我确实放过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假如我参加南京市和二、六两军干部会议后，立刻返回上海，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在当时上海广大工人群众和二、六两军的支持下，尽力争取严重和薛岳的同情，很有可能摧毁蒋的反革命阴谋，往后局势的发展，一定大不相同，而利于革命的。但是，我们那时还远没有决心和勇气，不管国际的政策，自行采取革命行动来挽救危机，这只能当作一个历史教训：当阶级斗争达到高点时，如不及时向敌人采取坚决的进攻，一定放过时机，招致灾祸的。我从南京去武汉，乘的二、六军的军用船，航行很慢，故迟至四月十日才抵达汉口，当天我即请负责交通工作的同志通知瞿秋白，请他邀约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开一会议，以便我报告上海和南京方面的情形。但这个会议延至四月十四日才开成，而蒋介石的反共政变已于四月十二日发动了。所以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仍旧让我报告上海、南京方面的情形，但大家已没有心思注意那些已成过去的故事，因为摆在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对付公然反动的蒋介石，因此，我提议：武汉必须派遣军队协同二、六军以惩罚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在讨论对付蒋的问题时，却发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鲍罗庭主张继续北伐，打到北京后再来解决蒋的问题（他甚至于说，如果失败，我们可以从那里向西北方面发展）。谭平山主张打回广东，巩固后方的基地。路易则坚持使革命在两湖深入，巩固武汉政府的基础。结果，对于蒋在上海的政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事实上，那时武汉的所谓国民党左派内部，已开始酝酿反共运动，而中共本身则愈来愈陷于混乱和无出路的死巷中。最后，我必须指出，我到达武汉后，不但没有向张国焘作过有关南京情形的报告，而且在四月十四日会议以前，甚至没有见过他。那么，为什么张国焘要编造我向他「作过清楚的叙述」呢？他的用意显然在下面两句话中：「彭述之……曾面带愧色自承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你看：「地位仅次于陈独秀」的张国焘，当时是何等的神气威严！彭述之在他面前「面带愧色自承……」，他「也曾怒斥他无能」。不过，张国焘编造的故事，又不自觉地露出了马脚，例如他说：「处理的权力（军事权力）完全在程潜身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还「怒斥他（彭述之）的无能？」是的，张国焘后来表示「宽大」或「后悔」：「我当时责备他，不免是过份了。」犬懦主义的作风（CynicalStyle），于此可算登峯造极！关于「上海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批判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叙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的蒋介石展开了反共的激烈行动，他开始以恐怖手段来摧残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发动了国民党的清党运动，大规模屠杀中共党员并迅即普及蒋氏势力范围所及的区域。」接着，他对「上海中共中央」所执行的「国共合作政策」作了如下的批评：「从中共的角度看这些演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确是太缺乏经验和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其实，军人们的独裁气质，封建保守势力的顽固性，资产阶级的反动性，都是中国社会构成的特征，在反帝斗争中，这些成份也可能表现民族革命的意识，但在社会改革问题上，却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什么是国民革命所能容纳的限度，也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明报月刊九二十期十──九十一页）上面这些评语，显然是指蒋介石三月二十六日到达上海「展开反共运动」，直到四月十二日的政变「大规模屠杀中央党员」，都是「上海中共中央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的后果。这是对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国共合作及对蒋介石政策的总评。同时也就是对中共所执行的整个路线的总评，值得特别注意和检讨。我正是「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者之一，更有责任和义务，对张国焘的批评给以必须的检讨和澄清，以便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而吸取教训。如果说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缺乏经验」，那是没有疑问的。因为它自一九二一年成立以来，还不满七岁，再加上中国完全缺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经验。正因此，中共对共产国际太过信赖，没有经过多大的抵抗，便接受了并执行了国际所强加于它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国共合作」政策。这不仅是促成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反共政变的祸因，而且是导致往后整个革命悲剧的根源。但要说「上海中共中央……太缺乏应有的警惕了，它天真的执行着国共合作的政策，对民族统一战线怀有过高的幻想。」「而且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那就不但与事实不符，而且有类于诋毁，为了肃清此种诋毁，保卫历史的真实，让我尽可能引证事实和文件来分别地予以证明。第一、关于「上海中共中央」是否「天真的执行国共合作政策」。当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戴季陶发表反共思想时，陈独秀在同年十月举行的中共中央全会上便已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廿日政变后，我在广州的特委会议上，接受鲍罗庭的挑战，主张「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一九二六年六月，陈独秀写信给共产国际，提议退出国民党，在同年七月中共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陈独秀和我又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这些事实表明「上海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在戴季陶的反共思想和蒋介石三月二十日政变的教训之下，对「国共合作政策」的危险性，已深怀「警惕」，不断提出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联盟，以期从国民党的政治和组织覊绊下解脱出来，实行独立领导群众的革命运动，但我们（除瞿秋白外）从事变的「警惕」中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都遭到史大林、布哈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拒绝，并受到指责。例如，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公开抨击陈独秀一九二六年六月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以及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出版的十一期，谴责一九二七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即陈独秀和我提出的主张）。这便充份证明：「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国共合作政策」，绝非出于「天真」，而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强迫」。第二、「上海中共中央对民族统一战线」是否「怀有过高的幻想」或「中共不免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对于这些问题，我只须引证我在「向导」周刊上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可给以毫不含糊的解答：A、我在题名为「目前革命中的联合战线问题」（即「民族统一战线」）一文中写道：「在国际间，英帝国主义正在进行拉拢日美法意，建立所谓对华『协调』，尤其毒辣的是企图分裂革命的联合战线，企图从革命的联合战线中分裂出稳健派来反对革命、消灭革命，何等可怕！至于革命的联合战线方面，不惟不日见巩固，反而有日趋破裂之倾向。」「目前的革命联合战线，何以如此表现其动摇状态呢？很明显的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挑拨；（二）革命战线内部之妥协的非革命分子之日趋反动，这本来是自然的现象，是革命发展到某一程度不可免的现象。」「我们共产主义者已看出了目前革命中联合战线的危险，亦即整个革命的危险。」（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向导」第一百八十五期）。B、我在「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一文中说：「自北伐军占领武汉，取得江西后，中国革命的全部局面已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革命势力，特别是革命军和工农群众的势力异常发展，革命的潮流愈加普遍而深入……但另方面，却发生了一种革命右倾的危险，便是革命队伍中发生一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已公开地或秘密地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反对真正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革命分子，总而言之，这种妥协，甚至反动的倾向，企图终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摧毁已经达到的革命成果，企图使现时全新的剧烈的革命局面回到以前的死气沉沉的被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恶势力支配的局面去，这是目前革命中极度危险的一个现象，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现时参加革命的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很明显地，这些阶级的利益是全不一致的，尤其资产阶级与其余阶级的利益差得很远，现时国民党内所谓隐健派，便完全表现其资产阶级的色彩，他们看见革命已发展到了相当的阶段，看见工人农民起来不仅为一般革命的利益斗争，而且为自阶级的利益斗争，已经看见敌人帝国主义军阀向他们让步，于是便想停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抑制急进的革命分子，抑制工农的利益。」「但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什么要容纳或扶植买办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呢？原来代表资产阶级的人，想在革命中争得绝对的领导权，使革命适合于自阶级的利益，现在看到工农势力的发展，客观上已超过资产阶级的支配力，资产阶级的代表已不能如意指挥，于是便不能不援引和他利益比较接近的买办、官僚和地主了。」（以上引文均见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的「向导」一百九十期）。前面引的文章发表于蒋介石四月十二日政变前一两个月，即距今四十一年前，无须说，这些文章的观念是代表当时上海中共中央的一般意见，因为向导是中共对外发言的机关报，从前面颇为详细的引文中，不但充份证明：「上海中共中央」「对民族统一战线」没有任何「幻想」，而且恰好相反，它特别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正在「日趋分裂」的危险中，甚至强调此种危险「足以毁坏全部革命而有余」，这同时也就证明：「中共」不但绝对没有「从有利于革命方面来看问题」，反而指出不利于革命的严重危险，深怀忧虑，这难道还不够证明张国焘的批评有类于诋毁吗？至于中共是否「没有深刻觉察蒋氏势力的本质」，这个问题，从上面的引文中亦可找到解答，因我们已经明白地指出：「现在国民党内所谓稳健派，便完全表现资产阶级的色彩。」蒋介石便是「稳健派」的中心，他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看到工农势力的发展，……不能如意指挥。」便「援引和他利益比较接近的买办官僚和地主。」因而形成「蒋氏势力的本质」，像这样的「觉察」，即根据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在阶级斗争中的演变和分化的「觉察」，难道还不够「深刻」吗？正因为我们当时对「蒋氏势力的本质」有这种「深刻的觉察」，看出他在「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下，「企图与敌人妥协，反对革命民众的利益。」「企图终止革命的进行，企图摧毁已经达到的革命成果，使现时全新的剧烈的革命局面回到以前的死气沉沉的被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恶势力支配的局面里去。」所以我们当时主张「中国革命应该创立一个革命的民主制，……一个革命的民主独裁政治，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直接参加政权，支配政权的民主政治。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真正谋利益的民主政治。打击一切反革命派，并对一切反革命派施行独裁的政治」。（见上引仝「向导」第一百十九期）。为着实现这种「革命的民主制」，首先就必须摧毁蒋介石一九二七年三月廿六日到上海后所策划的反共反工人群众的阴谋，因而独秀和我提出「进攻蒋军的计划」，但异常不幸，这是共产国际所绝对反对的，因为它对「民族统一战线」，对「国共合作」及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怀有过高的幻想，陷于自我陶醉的境界」。关于这方面，只须引证下面几段话即可证明：「现在正当我们行将夺取南京上海之前夕，帝国主义却放出关于国民党内部倾向分裂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结果……恰好证明相反，党内联合战线今天像已往一样巩固……国民党并没像帝国主义所说的一样，陷于分裂，它已团结它的队伍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我们必须说，迄今他们（帝国主义者）已得到一个结果：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加深，国民党的力量团结一致，而且（群众）重新趋向中国革命运动的左方，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这一点：现在帝国主义已得到和它们要求的恰好相反的东西。」（史大林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九日「对青年团的演说」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九日的「国际通讯」）。「国民党是一个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联盟，……为什么要驱逐右派，当我们占据大多数且当右派听我们的话的时候？」「当右派于我们不再有用的时候，我们会赶走它，我们现在需要右派，右派拥有能干的人，他们指挥着军队，而且指挥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率领着军队，且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们的作为。」（史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对莫斯科党干部会议的讲话）。共产国际的机关报「国际通讯」，甚至在三月廿三日还否认国民党内部「有分裂的倾向」，特别是史大林在四月六日，即蒋发动「四月十二日政变」的前六天，还肯定「蒋介石……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者外，不能有其它的作为。」如果人们拿共产国际机关报和史大林这种判断和我前面所引的发表于向导的文章的分析，加以对照，就可明显地看出：莫斯科的领导和上海中共中央间的意见是如何的相反了。正因为莫斯科的领导和中共相反，所以它坚决拒绝我们的反蒋行动，这就帮助蒋介石不遭到任何抵抗完成了他的「四·一二政变」，摧毁了中共在上海及整个华东地区工人群众的革命势力，并替他往后的反革命凯旋建立了巩固的基地，这正是陈独秀所指出的：「当时的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屠杀群众，势必引起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张国焘在革命失败（一九二七年七月）后四十年发表他参加革命活动的「回忆」，对于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历史文献既不加以任何的研究，而对于莫斯科的文件更毫无所知，单凭他自己的「幻想」，凭空揑造论据来批评上海中共中央被迫地执行的国际机会主义政策，假如不是有意跨耀自己的「判断高明」，便是暴露他对历史文件的无知，实际上是两者兼而有之。结束语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和他的「四月十二日政变」，以及汪精卫的「七月十五日清共」，乃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的全部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三个转折点，「三·二○政变」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所采取的「妥协政策」，替他往后的「四·一二政变」铺平了道路，「四·一二政变」后，共产国际把它对蒋介石的希望（即幻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这就直接地引导到「七·一五清共」，中国第二次革命悲剧的正式收场（此后中共所执行的盲动主义暴动，不过是革命的余波而已）。而在这个大悲剧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国共合作」政策，一种稀有的阶级合作政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共合作政策」，就中共和革命来说，它是一条绞绳，愈拉愈紧，直至气绝身死，但就研究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来说，它有如一把钥匙，只有拿着这把钥匙，才能打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历史之门，深入堂奥，观察真相，获取教训。1968年4月4日「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我在明报月刊第三十期（一九六八年六月号）发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揭露了张国焘所虚构的历史故事之后，张即在明报月刊三十一期和展望半月刊一百五十四期（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同时发表他的「维护历史的真实──并质明报月刊编辑」的长篇大论，企图以更荒谬的伎俩来「维护」他所虚构的故事。因为当时我正在日本旅行，考察那个国家的情况，没有可能立刻揭露他。旅行回来后，又因为一系列的事情等待处理，更找不出时间来回答张国焘的文章。随后，几次拿起笔来准备写，但每次都为临时发生的事情所打断，以致拖延到现在，才能够把这个搁置已久的问题拿来检讨。就张国焘全文的内容说，绝不是根据文件或事实来讨论历史问题，「维护历史的真实」。而是以阿飞式的谩骂代替说理，以王婆式的争吵代替辩论，以讼棍式的强辞夺理代替明辩是非；乃至东拉西扯，文不对题，自吹自捧，任意辱骂对方（如小偷，惯贼，厚颜，画皮，狗急跳墙，贼喊捉贼……）；以及各种各式的狡辩，抵赖，遁辞和揑造等等，企图把历史问题的讨论转化为最无聊的争吵，造成大混乱，以便自己「蒙混过关」。总而言之，张国焘全文的内容有如亚基思的马廐（Arges’sStals），充满着肮脏与紊乱，就是赫拉克利斯（Heracles）也会望而生畏，感到难于清理。不过，尽管如此，假使我们把肮脏的东西抛开，总可以从紊乱中寻出一些头绪来予以清理的。头绪中的关键所在，就是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的可靠性」和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说「中共中央委员」究竟是谁。如果这两个问题一经澄清，则其它的问题也就自会迎刃而解！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的可靠性」问题。张国焘为要「维护」他所虚构的历史故事，首先就向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挑战说：「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是当年陈独秀伙同彭述之等搞托派的宣言，为他们被开除中共党籍而辩护的「政治色彩十分浓厚，其历史的可靠性则大有疑问。而且彭述之也正是这一『告全党同志书』的制造者之一；因为他那时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主要分子，对这文件也参与设计和执笔。既然如此，彭述之就无异自己制造了一个文件，现在又拿出来为自己作证」（明报月刊三十期二十页）。为揭穿张国焘前面这段话的无知与荒谬，须要分成以下几点来说明：一、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当然，不但「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而且澈头澈尾就是一个「政治斗争」的文件。但正因为是「政活斗争的文件」，它的论据，特别是它所引证的事实，就须特别准确。否则，敌对方面一定会利用它所引证的不确凿的事实来进行反攻的。因为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文件，它不仅是对当时中共中央的一纸宣战书，而且是直接向史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挑战的。正因此，陈独秀在他这篇「告全党同志书」中所引证的历史事实，曾经过慎重的考虑，是特别可靠，经得起反驳的。假使他所引证的历史事实不可靠，甚或如张国焘所说，是「制造」出来的，那一定立刻遭到当时中共中央的否认和攻击。例如，在「三月二十日政变」后，陈独秀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事实，如果像张国焘所说的，「大有疑问」，则当时的中共中央早已抓住这点，对陈独秀大肆攻击，指责他是虚构历史事实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了。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者之一的周恩来，是亲身参加了彭述之所主持的特委会的。另一主要负责人李立三虽没有参加特委会，但他知道这件事十分清楚。因为他本人和他的妻子李一纯便和我们（包括张国焘）住在特委机关里达一月之久，单从当时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中所引证的「……特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这一历史事实，没有表示任何否认或指责，便已足够证明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绝对「可靠」，而没有任何「疑问」了。还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不但在当时中共内部斗争中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如当时何孟雄、罗章龙等领导的「调和派」运动，便是直接受了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影响），就是在中国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刺激和影响。所以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一经发表，很快就流传于国内外，并被译成为好几种外国文，如日、英、法、俄等。至今还被各国研究中共历史的专家视为最可宝贵的文件之一。（中文原本和英译本保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日文本则被波多野干收入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假如像张国焘所说的，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其历史可靠性，则大有疑问」，便当早已被人揭露，而不致被人如此重视而珍贵了。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是当年陈独秀伙同彭述之搞托派的宣言」。「彭述之也正是这一『告全党同志书』的制造者之一」：「对这个文件也参与设计和执笔」，张国焘这几句话，不但表明他毫无根据地胡猜瞎说，而且证明他对当时托派运动的文献一无所知。当时「托派的宣言」，绝对不是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而是另一个文件，名字叫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宣言」（该宣言日文本亦被波多野干收入他的「中国共产党史」第一卷），由陈独秀、彭述之等八十一人签名，公布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即在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后第五天。我本人确实是这个「宣言」的「设计和执笔」者之一。这个「宣言」的内容，和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亦大不相同。它是从理论上和政治上有系统地批评了共产国际领导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全部政策，并追溯此种政策的根源是从列宁逝世后，史大林以他的机会主义政策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政策，以他的官僚集中制代替了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最后指出中共的严重危机，并提出挽救此种危机的具体方案，即中共左派反对派的政纲。至于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完全是用他个人的名义，表示他个人的意见，根本用不着别人参加，更无须说要别人「设计和执笔」了。以陈独秀的地位和个性，以他对中共所经历的历史与事实的熟悉，以及他的写作能力，是绝对不需要别人「设计和执笔」或「制造」的。只有像张国焘那样写作低能的人，于写作时，才要别人「设计」和「制造」，他的「回忆」就是全靠堪萨斯（Kansas）大学教授罗拔·布尔登（RobertBurton）帮助他「设计」和「制造」出来的。（布尔登教授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布鲁塞尔访问我时，曾告诉我，为了帮助张国焘写「回忆」，他在香港化费了整整五个年头。从那时起，还要到香港去呆一年，帮助张国焘完成他的「回忆」。他那时写给我的信中也提到此点。）三、「彭述之无异是自己制造了一个文件，现在又拿出为自己作证」。张国焘这个「结论」「无异是」说：彭述之为要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写「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以揭穿张国焘对历史的虚构，便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即三十八年前，为陈独秀「设计和执笔」「制造」了「告全党同志书」，「现在又拿出为自己作证」！请大家看看：这就是张国焘「维护历史真实」的唯一论据，辩论历史问题的方法和逻辑！我对此除了耸肩外，再不能说什么，让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去玩味玩味张国焘这种离奇的「论据」，和古怪的「逻辑」吧！四、张国焘写他的「三·二○事变后」的「回忆」时（见明报月刊十六期），他显然已读过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这从他那时的注释中引证该文件可以为证）。为什么他不在他的「回忆」中指出：「告全党同志书」中所说「特派彭述之……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是由彭述之「设计和执笔」「制造」出来的呢？因为那时张国焘知道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仅仅为了「面子」（关于此点，下面将说明），他才把「历史的真实」隐瞒起来，虚构一套故事来代替它，并藉此以「推崇」自己。他心里满以为他所虚构的故事，不会有人来揭穿的。因为他仔细估计过：亲身参与的人死的死了（如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陈延年、张太雷和赵世炎等）。就是活着的人（如周恩来、李立三、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也绝不会出来揭露他的伪造的。因此，他毫无顾忌地编造一套故事来推崇自己。但他没有想到，彭述之虽然远栖海外，为了研究中国大陆局势的演变，对于香港出版的重要报章杂志是时常披阅的。所以当我写的「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在明报月刊注销，揭穿了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伪造的历史故事时；他便惊慌失措，恼羞成怒，真是「狗急跳墙」，「贼喊捉贼」[3]，甚至向明报发行人放赖，「向明报月刊编辑严重抗议」，歇斯蒂里地赌咒发誓，「高声」叫喊起来：「现在我只有向读者大众和彭述之高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彭述之造谣。彭述之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和计划是假的，特委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九年五月间没有去过广州……」（明报月刊三十期三一页）。假使真如张国焘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和计划是假的」，那就绝不能说「完全是彭述之造谣」，他应该说，「完全是陈独秀造谣」，因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明明白白地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张国焘不指责陈独秀「造谣」，而只说他的「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可靠性则大有疑问」。难道「大有疑问」和「完全造谣」之间没有差别，而是同义语吗？让张国焘去答复这个小问题吧。关于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可靠性」，我在前面已经详尽地分析过和论证过了。现在所剩下的问题只是：「特委会」是否「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是否「去过广州」，而这两个问题是紧相联系的。如果后一问题解答了，前一问题也就自然解决。要确定「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是否「到过广州」，除了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所确定者外，还可引证瞿秋白和李云汉的话来作旁证。A、瞿秋白在他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中写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此时实际上是民族资产阶级推翻左派政府……此后即认定无须与新右派破裂联合战线之政策，同时又要做在野党领导群众进攻。回答这个矛盾的政策之唯一答案便是『退出国民党』。彭述之以中共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个答复」（「中国革命问题之争论」一六九页）。瞿秋白上面这段话的语意都含混不清。但他说「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至五月十五日……彭述之以中共代表的资格接受这个答复」，是事实。这就是说，我「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到过广州」，当鲍罗庭提出是否立即「退出国民党」的问题时；我的「答复」是「应立刻准备退出国民党，以谋党外合作」。B、李云汉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共」一书中，谈论到「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歧见时，写道：「为解决中共中央与广东区委的歧见，中共中央特派其中委彭述之前赴广州与国际代表接洽。在第三国际与苏联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共中央终于放弃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从容共到清共」。第二册五○○页），李云汉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为国民党的政策辩护的。但他的资料多是根据文件和事实，就这点说，他的研究算是认真的。从李云汉前面一段话中，除了证实「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中共中央特派其中委彭述之前赴广州与国际代表接洽」外，并表明「在第三国际与苏联顾问的压力之下，中共中央终于放弃了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这就是说，中共中央在「苏联顾问」鲍罗庭的「压力之下」，「放弃了退出国民党」准备独立的「主张」，而接受了第三国际对蒋介石妥协的政策。此外，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同我一道去广州的陈碧兰，于我在广州组织特委会和鲍罗庭商讨对蒋政策的经过情形，根据她亲见的事实写了一个颇为详细的记录，早已寄给明报月刊编辑。我希望该刊能够刊出，作为第一手的见证数据。另方面，当我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广州时，曾到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对一部份学生作过一次关于「五四运动」第七周年纪念的演讲，并且在当时举行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代表中共作过一次讲话。这些事实都登载于当时广州出版的民国日报和其它的报刊上。假如香港的图书馆或者香港大学等文化机关收藏有当时广州出版的报刊，一定可以找出我在广东大学和第三次劳动大会的演讲新闻的。这也可以证明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到过广州」。从前面所引证的文件和事实的分析中，人们已有足够的证据和理由来判断：是「彭述之造谣」，还是张国焘「虚构和作伪」。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指的「中共中央代表」究竟是谁？张国焘无法否认史特班诺夫报告中转述关于「中共中央代表」的意见的事实，只好硬着头皮说谎说到底。因而「厚颜」地宣称：「我敢保证彭述之所引用的一段话，根本不是彭述之说的，而是别人说的」。但这个「别人」是谁？张国焘的「保证」毫无交代。因此，人们便不得不追问他：你既「保证」史特班诺夫报告中关于「中共中央代表」的一段话，「根本不是彭述之说的，而是别人说的」。那么，这个人「别人」究竟是谁？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别人」的名字说出来？如果你说不出这个「别人」的名字，那就是够证明你在说谎！但我「敢保证」，张国焘是绝对无法说出这个「别人」的名字的。因为当时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代表」，除张国焘自己外，就只有彭述之。没有任何「别人」。何况史特班诺夫在他的报告的括号内明白地指出了彭述之的名字呢。至于张国焘说：「韦尔伯和夏女士在这个文件的开始处按语说：『这个文件未载明日期。但文件的内容却指出此会议举行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到一九二六年四月十六日之间』。我认为此一考据是对的，彭述之在明报月刊三十期上，妄说会议的日期是一九二六年五月初。韦尔伯和夏女士在彭述之的名字下打了一个问号，即（PengShu-Chi?），彭述之偷偷的删去这个问题」，张国焘上面这段话，除了表明他无赖的挑剔外，还证明他缺乏判断问题的起码常识。原来事情十分简单。韦尔伯和夏女士既因史特班诺夫的报告未注明日期，又没有其它的文件中可资参考，并在事隔三十年之后（韦夏的书约成于一九五六年初，离开一九二六年已近三十年），他们只好就报告的「内容」来猜测或推断。但我是当事人，当然可以，而且必须纠正韦尔伯和夏女士的推断。同样，我是彭述之本人，更可以把「彭述之名字下」打的「问题」「删去」。张国焘连这种最简单的常识还缺乏，难怪他判断问题往往牛头不对马嘴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束缚张国焘为要否认中共中央曾经有过「对抗蒋介石的计划」，并证明他所说的，中共中央一开始即对蒋介石采取「妥协政策」，便进而引证三个文件：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势力统一起来与广州事变」，「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就这三个文件的内容说，确是对蒋表示妥协态度。但这种妥协态度，绝不能证明中共中央原来的主张也是妥协的，要解释这点，必须先说明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当共产国际在列宁领导之下，它和各国支部的关系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就是说：各国支部，一方面必须遵守国际大会通过的一般路线；但同时它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或具体事件决定自己的政策。但自列宁逝世后，史大林篡夺了苏共党权，并通过苏共控制了共产国际。于是，共产国际对各国支部的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当各国支部遇到新的事变发生，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既定的政策。在接到国际对新事变的决策后，不管同意与否，都必须执行国际的政策。这已成为史大林控制下的共产国际对待各国支部的常规。了解了这种情况，我们便可以从事实方面来解释张国焘所指出的三个文件所以表现妥协态度的原因，以及为什么中共中央对外发表的文件和它原来主张「对抗蒋介石的计划」相矛盾。我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中曾经指出：「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举行反共政变的消息在中外报刊上披露时，中共中央确曾感到震惊和惶惑，对蒋介石的态度，在一段时间内陷于迟疑莫决。因为事先既未得到有关蒋准备政变的任何情报，就是政变后，也不知道它的内幕情形。迄至三月末，以伊凡诺夫为首的视察团回国路过上海时，我们才从他们得悉一些较为可靠的消息，但还不知道详情，尤其不明了国民党左派人士对蒋的真实态度。所以中共中央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以便作最后决定」。这里须要补充一点的是：当中共中央和伊凡诺夫会谈时，陈独秀曾问他：「经过这次事变（指「三·二○事变」），莫斯科对蒋的态度有无改变？我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否仍旧」？伊凡诺夫对这些问题避不作答，只是说：「不久的将来，莫斯科会作出决定的」。伊凡诺夫本名布勃诺夫（Bubnov），苏共中央委员，当时史大林的亲信之一，故特派他至广州与蒋介石、汪精卫谋求亲善，从布勃诺夫的态度可以看出，莫斯科对蒋介石的政策还在考虑中。因此，当时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向导周报上（四月三日出版）公布「广州事变的研究」，即根据伊凡诺夫的报导和其它报刊发表的消息，指出孙文主义学会是「三月二十事变」的策动者。同时，陈独秀以个人名义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起来与广州事变」，指斥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所散布的共产党阴谋倒蒋的谎言，并表示中共原无反蒋之意。陈独秀这篇文章正是表明在「没有得到国际的指示时，还得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并非如张国焘所断定的，「中共中央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立刻采取妥协政策」，只是「在新的政策未决定前，继续执行过去的既定政策」而已。在四月三日向导上发表陈独秀的文章后，中共中央一方面收集有关三月政变的资料，从事研究和讨论，另方面等待莫斯科的意见。但从四月初到四月中还没有接到莫斯科的任何消息（事实上，那时史大林亦陷于混乱中，并遭到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抨击，主张共党退出国民党）。另方面，各地方党部，特别是上海区委要求中央对三月事变作出正式决定，以便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在这种情形下，中共中央不得不对三月事变采取确定的立场，即决定准备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并「特派彭述之……到广州和国际面商计划」。由于鲍罗庭从俄国到广州，带来了史大林继续支持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这便迫使中共中央放弃了它原来的反蒋立场，而接受了莫斯科的妥协政策。「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以上两个文件同时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出版的向导一五七期），正是表示中共中央被迫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妥协政策第一次向外公开发表的文件。张国焘利用这种接受妥协政策后向外公布的文件，来「证明」中共中央以前不曾有过「对抗蒋介石的计划」，只是暴露他蓄意欺骗不明了当时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读者而已。更明目张胆地骗人的是张国焘的下面一段话：「我在『我的回忆』中的记载，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不写我不知道的事，尤其痛恨虚构和作伪！读者参阅一下，可以看出彭述之的话是不可信的。尤其是那个时期，彭述之自己在向导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也可以清楚看出他的作伪之处。如果有人将彭述之当时的文章和此文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就更加明了一切」（明报月刊三十一期二三页）。张国焘前面一段妙文，除了吹嘘自己「痛恨虚构和作伪」外（事实上，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両」！）便是叫「人将彭述之当时的文章和此文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就更加明了一切」。但张国焘完全没有指出，「那个时期」，「彭述之自己在向导周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是些什么文章？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发表在向导那一期？他竟公然叫「人将彭述之当时的文章和此文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这是何等可惊的一个骗局！事实上，我在「那个时期」，即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到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举行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接受国际妥协政策──这一段将近四个月的时期内，我除了在向导一四七期（三月二十七日出版）发表「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及在一四九期（四月十三日出版）发表「国直战争和北京政变」两文外，没有写过关于三月二十日政变或对蒋介石妥协政策的任何文章。人们只须检查一下「那个时期」出版的向导周刊（从向导一四七到一六一期），就立刻暴露出张国焘的欺骗的。但张国焘何以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骗人呢？显然地，他欺负绝大多数的读者手边不会有向导汇刊，就是有的也未见得去检查。（全部向导汇刊已由日本东京株式会社大安影印）。他这种骗术和他在他的「回忆」中隐瞒中共中央「特派彭述之……到广州……」的事实，是同样的勾当。说到这里，我应当解释一下，我在「那个时期」为什么不写关于三月二十日政变后对蒋介石妥协的文章。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去广州之前，是坚决主张对蒋介石采取对抗政策的。六月初从广州回上海后，我对于鲍罗庭所代表的共产国际对蒋的妥协投降政策，极为反感，深怀忧虑。我个人虽然无法公开反对此种投降政策，但绝对避免写作关于此种政策的文章向外发表。我并且和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独立政策。虽然这一提议没有得到多数的赞同，但我仍旧保持我的观点，等待时机再行提出讨论，这就是我在「那个时期」从未发表关于对蒋妥协政策的文章的原因和事实的经过。即在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决定接受国际对蒋妥协政策后，我在向导所发表的文章，还是不断地批评蒋介石的。例如，我在向导一七○期（一九二六年九月十日出版）发表的「我们的北伐观」，便是分析蒋介石领导的北伐所包含的矛盾和危险性，号召民众「在参加北伐中发展自身的力量，尽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取得应有的一切政治权利」。我在向导一九○期（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出版）发表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机」和向导一九一期（同年三月十二日出版）发表的「南北妥协问题」，公开抨击了蒋介石对北方军阀张作霖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妥协倾向。尤其在向导一九二期（同年三月十八日）发表的「读蒋介石的三月七日的讲演以后」一文中，我更露骨地指斥了蒋介石的一切反动言论和行为（包括他的「三·二○政变」），号召「真正的革命势力」团结起来，和一切反动的「假革命势力奋斗」。如果人们将我「自己」「在那个时期」及以后「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如前而所指出的），和张国焘的「维护历史的真实」一「文中所写下的各点加以对照」，便又一次可以「清楚看出」张国焘的「虚构和作伪」了。至于张国焘说「彭述之……有责任说说五月初他到广州，耽搁了一个月之久的种种情形，尤其是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的紧张情况和各方动态，他执行他自己所说的三点计划，为何没有半点交代」。当我写「让历史的文件作证」时，主要目的仅在揭露张国焘所虚构的历史故事，当然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叙述我那时在广州所经历的全部情形。而且我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已写成我到广州的「回忆录」，题名为「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之间的意见冲突」，早已寄给明报月刊编辑。如果能够刊载出来，和张国焘的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的「回忆」，「加以对照」，读者一定可以「更加明了一切的」。※※※我在前面已经详细地论证了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的「历史可靠性」，证明了「史特班诺夫报告」中所说的「中共中央代表」就是彭述之。此外，我又引证瞿秋白和李云汉的话证实了我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代表中共中央「到过广州」；并把张国焘的一切歪曲、诡辩和揑造驳得体无完肤。如果张国焘还不「老老实实承认说谎」，承认他的「回忆」是「虚构和作伪」。那他首先就必须根据文件，而不是用胡猜瞎扯，把史特班诺夫、瞿秋白和李云汉等人的证词驳倒，然后再根据文件和事实来和我辩论。我所以不惮烦地搜求文件和论据来揭露张国焘所虚构的历史故事，是因为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遭到共产国际的排斥，不但对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悲剧是决定性的，即对于往后中国历史的演化也发生了决定的影响，所以绝对不能让张国焘以虚构的故事来代替历史的真实。关于我在南京一行所得到的教训问题我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中，扼要地叙述了我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到南京一行的实际情形，彻底揭穿了张国焘替我虚构的故事。张国焘没有办法为他虚构的故事辩护。于是，他除了东拉西扯抵赖后，便在承认我所叙述的事实中抓住我所说的教训一段话来进行攻击，我那段话是：「后来我常想到，我确实放弃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没有「返回上海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当时还远没有勇气和决心，不管国际的政策，自行采取革命行动来挽救危机，这只能当作一个历史的教训：当阶级斗争到达高点时，如不向敌人采取坚决的进攻，一定放过时机，招致灾祸的」（明报月刊30期19页）。张国焘对前面一段含有深远教训意义的话，有如对着「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即胡言梦呓，大骂「彭述之无能」说：「这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是空前严重的。它是一个成功失败的关键，也是一个成千上万人头落地的问题。当时二、六两军中的中共干部和苏俄顾问都主张向蒋进攻，『他们甚至要求我（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下攻击令』，当时当地只有他抓住那稍纵即逝的机会，作出决定，他却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推说他不能单独负责」（明报月刊三十一期二十四至二十五页），为了彻底暴露张国焘的胡言梦呓，我不得不把前面关于「历史性的教训」一段话解释得更清楚些，以便人们认识历史的真相及其教训。首先必须指出，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暴动胜利至四月初这段紧急时间内，中共中央所处的地位之极端矛盾：一方面，共产国际命令中共中央继续支持蒋介石，须尽力与之谋取合作；另方面，蒋自三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后，却以全力策划反共政变。中共中央处在此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之下，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不管国际的政策」（即它谋求与蒋妥协的政策），自行发动反蒋的武装斗争。这就等于说，反对国际的政策，公开和它破裂，实行独立自主的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我们，包括所有的中委和干部，更不用说张国焘了，都「还远没有勇气和决心」干这样独立的革命行动的，何况当时的中委，在上海的只有我和独秀，大多数都在武汉哩。第二，到武汉去和那里的多数中委及国际代表举行会议，讨论对蒋问题，采取共同立场来对付他。这在当时是唯一合法的，即经过大多数中委和国际代表共同负责来决定政策的道路。这正是陈独秀请我到武汉去所负的使命，这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批评过或指责过独秀和我所采取的这种步骤是错的。至于在南京二、六两军的干部会议上，为什么我没有接受大家「要求我代表中共中央下攻击令」的建议？我当时在那次会上已经告诉他们：「这个问题太重大，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下命令的」。这已十分清楚。因为我这种态度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凡是对重大事件，即令是紧急事件，要采取政策，必须经过领导机关的讨论和多数决定，才能付诸实施。所以我只能到武汉去和多数中委及国际代表商议解决这个问题。我这种态度，在当时没有任何人，（包括张国焘在内），指责过是「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其次，我为什么不「立刻回到上海去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因为我已十分知道，陈独秀是绝不会，也不敢违反国际的政策，和国际决裂，而单独发动进攻蒋介石的军事行动的。正因此，他才请我到武汉。那么，我为什么又说「放弃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呢？这是根据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的痛苦经验，「后来常想到的」。这就是说，假使我当时已完全了解共产国际对蒋的机会主义政策的致命危险，并已预见到蒋介石即将举行政变，我会「有勇气和决心」回到上海说服陈独秀，「不管国际的政策」，而实行进攻蒋军的计划的，换句话说，为了挽救革命，即令和共产国际决裂，亦在所不惜。我后来支持被流放的托洛茨基的思想，以反对史大林所操纵的共产国际，就是「为了挽救革命」而表现的「勇气和决心」。但在当时，我既没有了解国际政策的致命危险，更没有预见到蒋介石的政变来得那么快。所以「只能当做一个历史的教训」，告诉一切革命党人：「当阶级斗争到达高点时，如不向敌人坚决进攻，一定放过时机，招致灾祸的」。张国焘对于我前面所指出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教训，不但莫名其妙，反而胡说霸道，说什么「彭述之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推说不能单独负责」，是「无能表现」。那么，让我问问张国焘：假使当时他处在我的地位，既没有得到多数中委的同意，也不征求国际代表的意见，他敢于「单独负责」「下令进攻蒋军」吗？或者他能预见到蒋介石即将发动「四·一二政变」，用「进攻蒋军」来挽救「成千上万人头落地」吗？只有事后吹牛充好汉的骗子，背叛革命事业后又虚构历史故事来吹嘘自己的家伙，才会说我当时所采取的态度「犯了不能当机立断的错误」，是「无能的表现」哩！至于张国焘说：「当时我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兼任湖北省委的书记，从其它地方来的中共同志，来到武汉都要首先和我接头……彭述之说谎，似乎他当时没有职责要找张国焘似的。其实，他到武汉，就找到我报告南京的经过」。张国焘这段谎言的大漏洞是：彭述之并不是「从其它地方来的中共同志，来到武汉」，而是从上海中央负有特别使命来到武汉的。中共中央在汉口有它的交通处。所以我一抵汉口，即直接找到中央交通处的负责同志，请他转告瞿秋白，尽快邀约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委员，举行紧急会议，以便我报告上海和南京的紧张局势。因此，我「没有职责要找张国焘」，更不用说要向他个人作什么「报告」了。张国焘为要在他的「回忆」中过一下像老爷对待属下的神气威严的官瘾，并报复我在一九四六年拒绝见他的芥蒂[4]，便编造一套彭述之向他作报告的故事说：「彭述之面带愧色自承对于处理军事斗争缺乏经验，我也曾怒斥他的无能」。想不到，「人之无耻，一至于此」！关于「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问题张国焘为要卖弄他对「共产圈子内」的事情无所不知，并替他虚构的历史故事作掩饰，便大谈（他所谓「略谈」，实际上是大谈）其「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见明报月刊31期－25－27页）。但事实上，他不但对苏共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分歧完全是道听途说，就是关于中共对国际的不同意见及中共内部的歧见，也是摸不着头脑，东拉西扯地瞎说一通。不过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确是值得特别研讨和阐述。因为这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源，因此，我乘着这个机会来谈谈「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要谈「共产圈子内」的分歧意见，必须根据文件和引起分歧的重大事件来阐述。在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最初引起分歧的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中共加入国民党，原来由马林向中共中央全会建议（一九二二年八月）。虽然这一建议在当时没有遭到坚决的反对，但在干部和基层党员中反对的很多。因此，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于一九二三年初，把中共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提出于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讨论结果，除托洛茨基一人反对外，其余的政治局委员，如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都表示赞成。这便是中国问题在苏共领导层中发生根本分歧的起点。往后的一切歧见都导源于此。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公然决定将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共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表明他们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转入了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的泥沼。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一贯意见，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不论在任何国家与任何时候，都必须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完全的独立，才不致受资产阶级党派的束缚、腐蚀与堕落。这种观念，并已明文规定于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的问题的决议」中。这个决议说：「共产国际在殖民地和落后国家中，有时应当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作暂时的联盟，但决不应和它们混合，而要无条件地保持无产阶级之独立性」。决定中共加入国民党，即表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最深入的「混合」，完全放弃了「无产阶级之独立性」。这便是中国第二次革命导致惨败的根因，往后中共和共产国际间所发生的分歧亦导源于此。中共加入国民党政策之第一次公开暴露其破产，就是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二○政变」。在这次政变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曾于四月间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稍后，中共中央亦有退出国民党的主张。但史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不但拒绝了托派的建议，并派遣鲍罗庭回到广州，帮助蒋介石完成其军事独裁外，还强迫中共继续留在蒋所控制的国民党内，给他当「苦力」尽力支持他北伐。一九二七年初，当蒋领导的军队到达长江沿岸，到处镇压共党和工农群众，尤其是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暴动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意向已十分明显的时候，托洛茨基在四月三日发表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详细分析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矛盾，以及国共合作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危机后，即着重地指出：解除危机的「一个首先与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的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展开它的旗帜，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与革命的领导权进行公开的斗争。我们必须承认中共六月（实即七月）全会的决议（实际上是陈独秀和彭述之向全会的建议，未被通过，但已送至共产国际请求考虑──彭）是无条件正确的。它要求退出国民党，经过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缔结联盟」。「上海工人已拥有无价的斗争经验，他们是完全能够创建工人苏维埃的。这个苏维埃将成为全中国的榜样，且由此成为一切真正革命的吸引中心」。托洛茨基并指出波兰毕苏次基举行「法西斯政变」的经验说：「有谁想否认国民党干部中能发现自己的毕苏次基呢？他们会被发现的，候补者已经被指定了」（托着「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初版一三－一七页）。但史大林四月六日（即托的文章发表三天后）在莫斯科干部会议的讲话中，不但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而且公然主张不要反对国民党右派。他说：「……我们现在需要右派，右派拥有能干的人，他们指挥着军队，而且指挥着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对革命没有同情，但他率领着军队，且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不能有其它的作为」（见「中国革命问题」附录伏育伏维奇的讲词）。但在史大林这次演讲后六天，蒋介石「率领着军队」，不是「去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和帝国主义合作，举行了「四·一二政变」来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这不是托洛茨基九天以前（四月三日）所预言的「法西斯政变」之无误的应验吗？在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史大林于四月二十一日发表他的「中国革命问题」的有名的提纲（见史大林全集中文译本第九卷一九九－二○七页），在这个提纲中，他除了替他以前支持蒋介石的主张作辩护，承认「蒋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外，则宣称「武汉是革命的中心」。「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机关」，因此，他坚决主张「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的合作」，并坚决反对建立苏维埃，认为这样是「反对革命的国民党的」，是「越过了革命的阶段」。换言之，史大林在「四·一二政变」后，把以前对蒋介石的希望转移到「左派国民党」，「武汉政府」的领袖汪精卫身上，希望他完成国民革命。托洛茨基为了揭露史大林此种机会主义的立场，他于五月七日发表「中国革命与史大林同志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三九页）。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史大林对「左派国民党」及其「武汉革命中心」的幻想，详尽地批评了他反对建立苏维埃的一切论据，特别指出史大林的「阶段学说」，是「在原则上成了机会主义的理由」，即反对建立苏维埃的主要论据。其结论是：「群众需要一个革命政纲与战斗组织。那组织是由群众队伍中生长出来，且其本身是包含着群众与忠于群众的保证的。武汉政府不足以语此。为此必须有工农兵苏维埃，劳动者的苏维埃」。这意思就是说，只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来代替左派国民党的武汉政府，革命才能得救而向前发展。史大林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最后一次针锋相对的论战，是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末举行的第八次共产国际执委会上。史大林在这次会议的演说，重三复四地强调「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甚至说，「中国左派国民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一九○五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因此，他坚称：「必须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必须巩固武汉政府，并支持它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必须帮助它战胜反革命」。换言之，史大林把「展开全中国土地运动」，「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战胜反革命」这些革命任务，都寄托于汪精卫领导的「左派国民党」及「武汉政府」（见「中国革命问题和共产国际的任务」，史大林全集九卷257－282页）。托洛茨基在那次会议上作了两次演讲。第一次是逐条驳斥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并控诉史大林用官僚方法压制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主张。第二次演说则直接向中国工农群众提出警告和号召。他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独立的苏维埃，汪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一定要出卖你们的。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倍地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他对中国工人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那是不能将土地革命进行到底的。因此必须组织工人苏维埃，将它和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吸引兵士到苏维埃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一定完全失败」（以上引文，均见「中国革命问题」六一页）。在共产国际第八届执委会后的一个半月中，「左派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领袖汪精卫，不但没有依照史大林的希望「展开全中国土地运动」，「和封建官僚制度作斗争」，「战胜反革命」。恰好相反，他是站在「封建官僚制度」和「反革命」方面，于七月十五日发动了「清共」，「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农民」，摧毁了革命。于是，托洛茨基的警告和预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便在汪精卫的「清共」运动中得到了完全的证验！至于中共对共产国际内部的（实际上是苏共领导层内部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歧见，由于史大林的严密封锁，中共始终被蒙在鼓里，所以，中共领导层的某些人对国际表示不同意见，完全是根据他们的实际经验。例如，陈独秀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共党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就是根据戴季陶的反共思想的经验，他直觉地感到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不但徒然引起不断的磨擦，而且大大地妨碍了共党的独立活动。陈独秀这次的提议表现了他的高度政治敏感，反映了客观的需要。但在史大林坚持国共合作到底政策之下，便被国际代表拒绝了。假使当时陈独秀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被采纳，则翌年的「三·二○政变」就根本不会发生。即令蒋介石决心反共，情形也是大不相同的。在蒋介石「三·二○政变」之后，当时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为主体的中共中央主张对蒋采取对抗政策，这是最合时宜的，绝对正确的，只有张国焘和瞿秋白之流觉得不对。假如这次对抗蒋介石的政策不被鲍罗庭打消，往后局势的发展会大不相同，至少不会有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因而不会形成他的压倒一切的反革命势力。一九二七年初，蒋介石到达南昌，中共中央已深感局势的异常危险（见我当时在向导周报所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可参考明报月刊30期21页）。尤其当蒋介石三月二十六日抵达上海，实行准备政变时，如果共产国际不坚持继续和蒋谋求妥协的政策，让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军事行动进攻蒋军，如当时独秀和我所主张的，不但不会有蒋的「四·一二政变」，而且很有可能打败他。那以后的整个革命局势将根本改变，当然不会有汪精卫的七月「清共」了。自「四·一二政变」后，中共本身在思想上，已完全被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解除了武装，陷于瘫痪状态。中共第五次大会（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便是在这种瘫痪状态下举行的。所以这次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过把史大林四月二十一日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即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汪精卫的「左派国民党」的路线翻译成中文而已。这便注定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至于张国焘所最夸口的是他最初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但最初反对共党加入国民党的，不只他一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都是如此。到一九二三年中共第三次大会正式决定接受国际的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时，张国焘并没有表示根本反对，只是主张工人不要加入国民党。他这种主张虽然含有左倾的观念，但是不彻底的，半吊子式的。而且不久之后，张国焘不仅加入了国民党，并且作了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从此以后，张国焘再也不谈什么反对加入国民党的意见了。张国焘吹牛说：「我后来仍然坚持这种意见，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毫无根据的谎话。事实恰好相反。当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广州特委会上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时，张国焘却是站在鲍罗庭方面反对我的。单从这事实，就足够证明他「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虚伪了。说到中共内部的歧见，可以拿文件来证明的，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一、国民革命由那个阶级来领导？二、中国的革命是否要经过民主革命胜利的阶段，再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由民主革命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关于第一个问题，最初提出来的是毛泽东。他在向导三十一和三十二期合刊上（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出版）。发表的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公开号召北京天津的商人「一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采取一致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这里清楚表明：「革命的成功」要靠商人「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换句话说，国民革命，要靠资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陈独秀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期发表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他在该文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及其力量和文化水平之后，其结论是：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当然，毛泽东和陈独秀的意见，都是根据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由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这个观念逻辑地演绎出来的。但他们的意见，在当时中共的干部和一般党员中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和迷惑。为了澄清这种混乱和迷惑，我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国民革命号」发表了「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在这篇文章中，我颇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手工业者……到无产阶级，它们在社会经济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和军阀帝国主义的关系等，最后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陈独秀看了我这篇文章的原稿后，立刻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七年来国民革命运动中所得的教训」，发表于同期「国民革命号」，不但放弃了他原来的立场，并接受了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观念，因此，这个观念被写进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第四届大会的决议之中。一年余后，即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也写了题名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最初发表于农民月刊，后被修改收入毛选第一卷）。他在该文中也表示了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基本观念。但他把资产阶级（毛称之为中等阶级）分成为「右翼」和「左翼」，肯定「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这便是他后来实行建立工、农、兵、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阵线以及这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的张本。这仍旧是史大林的四个阶级联盟的老调。这和我的观点是大不相同的。因为我那篇文章的结论曾引证列宁的话：「无产阶级的积极责任，是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底而为其领袖……要无产阶级领导民主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与专制沙皇（在中国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奋斗」。第二个问题是我提出来的。由于当时国内和国际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中国的国情和俄国不同。俄国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不断发展不能适用于中国，因而认为列宁主义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纪念列宁逝世第三周年的向导上，发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中国的所谓国情」。我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后，指出中国的情形和当时俄国的是基本上相类似的。因而不但列宁主义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就是俄国革命的不断发展也可以适用于中国。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我们必须了解永续革命（即不断革命）的意义，是从民主革命走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瞿秋白在他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的小册中，对于我的许多意见极尽歪曲和揑造之后，并特别强调我主张的「永续革命」，是翻译托洛茨基主义到中国环境里来的最坏的译稿」（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一○二页）。瞿秋白本来是一贯地卑怯地拥护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的，他那时又嗅到史大林正在坚持革命阶段论（即先由汪精卫的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建立苏维埃来干社会主义革命），以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故特别抓住我的「永续革命」加以攻击，以期讨好史大林。可惜的是，这次关于不断革命的争论没有开展下去。因瞿秋白的小册子是在五次大会前夕私自印发的，我没有可能批驳它。但历史的事实，即汪精卫的七月「清共」，很快地批驳了史大林和瞿秋白依靠汪精卫的国民党完成民主革命的「革命阶段论」的可悲幻想。从前面关于「共产圈子内的政见分野」的分析和阐述，可以得出以下的几个要点：一、苏共内部关于中国革命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史大林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所代表的革命路线。由于史大林篡夺了苏共的领导权，控制了共产国际，得以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强迫中共执行，致使中国革命归于惨败。二、中共一部份领导者（陈独秀和彭述之）在革命的进程中，根据实际情形和亲身经验，曾提出了和史大林路线不同的主张，如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准备实际的军事力量对抗蒋介石的计划等，但都遭到国际的否决，而无法实现，迫不得已，违反自己的意志，和别的领导者一起执行了史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他们应负一部份执行的责任。三、陈独秀和彭述之在革命过程中，根据蒋介石「三·二○政变」后的具体情况和经验，提出退出国民党，准备军事力量对抗蒋介石的计划，以及「四·一二政变」前主张以军事行动进攻蒋军的意见，基本上是和托洛茨基的路线接近的。正因此，在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彭述之都接受了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支持当时已被放逐的托洛茨基的思想，反对盲动主义政策，从此和史大林及其追随者进行了严重的斗争。所以其它的中共领导者，包括张国焘，都成为顽梗不化的史大林主义者，执行了史大林的盲动主义的游击战政策。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与核子大战的关系我根据亲身参加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的「结束语」中，曾指出这个革命悲剧的根因和教训说：「在这个大悲剧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国共合作』政策，一种稀有的阶级合作政策。就中共和革命来说，它是一条绞绳，愈拉愈紧，直到气绝身死」。张国焘对于我上面的结论，不加任何思考和分析，便大肆攻击说：「彭述之在结束语中，暴露了他那种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的观点……如果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之说能成立，那就只有不断地阶级斗争，不断地革命和不断地战争。人类互相仇恨，互相屠杀，以致爆发核子大战，于是全球人类和全部文化成果都将濒于毁灭」，（明报月刊三十一期二二页）。张国焘这段话，不但暴露了他对中国革命失败的愚昧无知，而且还企图把可能爆发的核子大战的罪责推到彭述之的「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的观点」上，以此讨好一切统治阶级，并煸动人们来反感和仇视彭述之。因此，我又不得不多写几行来揭露张国焘这种不光明而又愚蠢的诡计。首先必须指出，我说「国共合作政策，是一种稀有的阶级合作政策」，是导致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这已是历史的事实，就是张国焘也不敢否认的。这怎么能扯到「人类互相仇恨，互相屠杀，以致爆发核子大战」上面去呢？当然，我是反对史大林那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难道历史的事实还不够证明此种「阶级合作」政策的破产及其所造成的灾祸吗？史大林迫使中共和蒋介石实行「阶级合作」。但蒋介石根据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却不以中共的「合作」为满足，而采取了「阶级斗争」的手段，举行「三·二○政变」来打击中共。中共挨打后，虽然仍旧遵照史大林的「阶级合作」政策尽力容忍与蒋谋取妥协「合作」，但后者却以更凶猛的「阶级斗争」手段，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来屠杀共产党和工人群众！中共在史大林的指挥棒下，对汪精卫的迁就与「合作」，可谓无微不至。但汪和蒋一样，最后也是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举行了「七·一五清共」来镇压共党屠杀工农。张国焘是坚持和蒋汪「合作」或妥协的。但他们不和你「合作」，而要和你「斗争」，你怎么办？张国焘后来不是跟随史大林，从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转到盲动主义的武装斗争，领导游击队伍和蒋介石打了五年之久吗？这又怎么解释？难道这不是实行「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说」，「互相仇恨，互相屠杀」吗？张国焘在那五年的游击战中，送掉了多少生命，给农民带来了多少痛苦和牺性，究竟为的是什么？一个人要攻击别人，至少应当把他过去的言行当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的嘴脸！说到核子大战的可能爆发，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不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中国那次革命的惨败直接帮助蒋介石统治了整个中国，实行了国内外的反动政策。首先是招致了日帝国主义的「九·一八进攻」。由于蒋的「不抵抗政策」，更引起了日帝「八·一三」的侵华大战，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达八年之久，牺牲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至于其它各方面的损失更难计数。另方面，进行了两次长期的国共内战（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和一九四六－一九四九）。其所牺性的生命和其它的损失，也是非常惨重的。从国际方面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间接地帮助史大林摧毁了国内一切反对派，建立了稀有的横暴的个人独裁。在三十年代的清党中，毁灭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并把数以百万计的反对派送进集中营。另方面，史大林以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混合政策，葬送了一九三三年的德国革命，间接地帮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权。最后又和希特勒订立「德苏协议」，直接地帮助后者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世界极度危险的局势，正是第二次大战的后果所造成的。今天世界局势充满着混乱，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无法解决的冲突：美苏冲突，中美冲突，中苏冲突，美帝国主义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一切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冲突，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冲突等等。而且这些冲突中，已有一部份发展成为地方性的战争（印度支那和中东）。这些地方性的战争如果发展下去，和其它许多具有爆炸性的冲突汇合起来，实有导致核子大战爆发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性，有如前面所指出的，或多或少是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相关联的。反过来说，假如中国第二次革命胜利了，今天的世界就将完全不同。首先就不会有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更不用说会有毛泽东那种昏暴的个人独裁了。同时，史大林一定在中国革命的奏凯声中倒下去，苏联的官僚专政将根本改变，当然不会有三十年代的大整肃。德国一九三三年的革命，没有史大林的错误领导，极可能达成胜利。德国革命的胜利，将直接推动整个欧洲革命的兴起，并蔓延到美洲，不但根本不会有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整个世界也许早已踏上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了。核子大战如果一旦爆发，无疑地，全人类及其文化成果将遭到毁灭性的威胁。但要避免这场弥天浩劫，任何阶级合作的主张或和平祈祷，都是幻想，都无济于事。只有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胜利，首先是美国和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苏联集团和中国的工农群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政治革命推翻本国的官僚独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与欧美先进国的社会主义合流。那时人类才能根绝核子大战的威胁，踏上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前途。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张国焘把核子大战可能爆发的根因，归之于彭述之的「无限制的反阶级合作的观点」，除了表明他对当前世界局势发展（包括核子大战的可能性）的盲目无知外，并暴露了他深怀恶意，凭空嫁罪于他的论敌的极端卑劣的心理。张国焘的「画皮」与原形张国焘在他的文章中，除了使用阿飞式的骂人字眼外，并从大陆红卫兵惯骂反对派的词汇中学到一些新名词，如小辫子和画皮之类。他的「揭穿彭述之的画皮」的标题，便是显例。但他在这个标题下所写的三千五百字中（明报月刊三一期二二－二四页），没有一个字指出什么是「彭述之的画皮」，因而无从反驳他。不过，多谢张国焘的启示，倒引起了我对「张国焘的画皮」的兴趣。这里只从他的「回忆」中，随便找些画皮上的花纹来揭穿，让读者看看他的原形吧。（一）张国焘曾经宣称：「我是中共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明报月刊八期三六页）。首先得问：什么是正统？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中，「正统」是对「修正主义」而言的。这是假借宗教的「正教」（Orthodox）以别于改革的或修正的宗教。那么，他的「正统」是和谁的「修正主义」对立呢？张国焘对此没有任何说明。但人们由此可以看出，他莫名其妙地，甚至连正统的涵义也不懂地在自吹自捧。说到张国焘自称他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我已经指出：「在当时中共的领导者中，只有李大钊堪称地位仅次于陈独秀……而且这样的推崇，只有出之于第三者之口才有意义。张国焘却犬儒主义地自我推崇」（仝上三○期一七页）。我想，有了上面的揭穿，再不需要增加什么了。（二）张国焘「回忆」「三·二○」事变后，他被中共中央派赴广州「查明事实的真相」，写道：「……陈独秀先生……指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并赋我以全权……彭述之对我也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仝上一六期九五页）。前面这段假借陈独秀和彭述之的名义来「推崇」自己的话，需要分成两点来揭穿：A、实际上，陈独秀一向把张国焘看做中共领导者中理论和政治水平最低的实际主义者，即事务主义者，不大看得起他，尤其从中共第四届大会后推选张国焘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表现完全无能和怠工后[5]，独秀对他的实际主义也不表信任，常常指责他。以致张国焘不安于其位，不愿呆在上海，往往借故到外面去跑，尤其喜欢跑广州，和国民党要人交往，一去往往几个月不回来。他那次被派赴广州，事实上是毛遂自荐的。后来「特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正是表示陈独秀不信任张国焘的实例。这对于张国焘，当然是一件难堪的事，大大地伤了他的「面子」。正因此，他在他的「回忆」中要制造一套相反的故事，把陈独秀对他的轻视转变为赞他「是最适当的人选」，对他的不信任说成为「赋我以全权」。张国焘这种颠倒事实的做法，可以从心理分析学得到解释的。B、「彭述之也对我表示推崇，拥护我去相机处理一切」。实际上，张国焘深深地感到我不看重他，假如不是感到我轻视他的话。特别是我到广州和鲍罗庭商讨应付蒋介石的问题时，张国焘感到极不舒服，有伤「面子」。所以他在他的「回忆」中要把我对他的轻视改为「推崇」和「拥护」，以资「报复」。这同样可以从心理分析学得到解释的。（三）「大约在五月三日，鲍罗庭和我再度会谈，他称许我过去一段时间的言论和行动，认为是恰当的，同时收到挽回时局的实效。他表示遵循我的道路前进，并希望我多方配合」（明报月刊一七期九一页）。张国焘在前面一段话中，假借鲍罗庭的口来「称许」他的「言行恰当」，「收到挽救时局的实效」，已经令人看了齿冷。至于说鲍罗庭「表示遵循」他「的道路前进」，更不知从何说起！人们只须稍微设想一下：鲍罗庭当时是苏共中央派到广州的全权特使，兼共产国际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顾问。他所「遵循的道路」是莫斯科决定的，是要领导中共，至少是中共广东省委，甚至企图领导国民党的。怎么会向张国焘「表示遵循」他「的道路前进」？假如张国焘是苏共和国际的前任代表，行将卸任，由鲍罗庭来继任，或者后者对前者「表示遵循」他「的道路前进」，这类的客气话还有可信之处。张国焘是何许人，鲍罗庭何曾把他放在眼里。就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张国焘在鲍罗庭面前，由于他的政治水平太低，从不敢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唯唯诺诺而已。例如，我在两次特委会议和鲍罗庭发生歧见时，张国焘没有说过半句话。最后，在广州中共干部会议上，鲍罗庭作了一个必须和蒋介石妥协的冗长报告后，张国焘才站出来表示完全拥护。他把自己完全拥护鲍罗庭的意见，反而说成为鲍罗庭「遵循」他「的道路前进」，这不是他的「画皮」上的一个夺目的花纹吗！（四）张国焘说：「我对中共有难以形容的感情。好像中共是我儿子，我一直全心全意爱护它的。最初，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发育得很好。后来经过数不清的变故，我的期望减少了。有时觉得孩子多灾多难，不太长进。我和任何父亲的心情一样，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明报月刊三四期，八二页）。这是何等的狂妄和荒唐！张国焘把他所属的党──中共看做他的「儿子」，读者试想想看：古今中外还有比他更狂妄和荒唐的吗？人们要想批评他这种狂妄和荒唐，实在很难找到适当的字眼。因此，只好向张国焘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你既然把中共看做你的「儿子」，而且不管「孩子虽不争气，但仍然是自己的儿子」，那你为什么在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而逃到国民党区域，即你以前所谓的「白区」去找避难所呢？更糟的是，你以前为了保卫你的「儿子」，曾经领导游击队，和你的「儿子」的敌人──国民党进行了五年的生死斗争。后来，不但抛弃了「自己的儿子」，而且站在以前的敌人方面，支持它，至少同意它和你的「儿子」进行了最后的决战（一九四六年后的国共内战）。这又怎么解释？让张国焘，那个中共的「父亲」去答复这两个问题吧。前面所指出和分析的四点，不过是张国焘全部「画皮」上面的较为显著的花纹而已。其实，在他的「回忆」中，差不多每一篇每一章都有这类大大小小的花纹。那就是说，凡是张国焘所到之处及其所参加的活动，除了自我吹嘘外，都要假借别人的口来赞扬他的能干和成就。这已成为他的「回忆」中的一个不变的公式。难然这个公式叫人看了很不顺眼（假如不是恶心的话），但如果从心理分析学来分析它，倒是颇饶兴趣的。有如一个女人的面孔满是伤疤，专用浓厚的脂粉来涂饰，但她想不到，人们仍旧可从那些脂粉下面察出她的伤疤的形迹的。但要彻底了解张国焘的「画皮」及其「原形」之间的差别，还得从他过去全部生活的变迁加以考察。他在他的「回忆」中，历述他最初如何热心信仰共产主义，如何努力组织共产党；在共产党中建立了如何的功绩，地位如何崇高（仅次于陈独秀）；尤其是他强调他最初如何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及一贯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最后是他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游击战争获得了怎样的成就。总而言之，他把自己在中共的活动中描绘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但这个英雄的结局如何呢？结局是：脱离中共，重新加入了他以前所最反对加入的那个国民党，并当了该党的中央委员！这样，他就自己脱出了他绘制的那张「共党英雄」的「画皮」，最后现出了原形──反共的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当然，假设张国焘脱离中共后，不加入国民党，当它的中委，站在党外做些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事业，他还是有资格说话的，即令消极不问政治，也还可以被原谅的。由于中共的完全史大林主义化，在政治上时而是极右的机会主义，时而是极左的冒险主义，在组织上绝对消灭党内民主，而形成极权的官僚独裁──在这样的情形下，许许多多抱有某种民主观念或自由思想的党员都脱离了中共，这是可以理解的，只需不参加反动集团，干反革命活动，他们就是完全消极，都可以被原谅的。如果脱离中共，站在真正的马列主义立场来反对中共，那是更可贵的。但张国焘的情形与此相反。像张国焘这种人，如果稍有自知之明，要写些「回忆」，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把他所经历的事实写出来。这样做，对于研究中共历史和中国近代史的人们，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数据，因而对于中共历史的澄清会有某种贡献。但张国焘为要吹嘘自己，便仿效了中共历史家的恶劣方法，任意歪曲事实，甚至虚构历史故事，这不仅会使那些认真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感到真伪难分的烦恼，即对张国焘在写作方面所费去的劳力来说，也是不合算的。张国焘既已完全背弃了他以前的信仰，甚至走到另一极端，自己的人格已经破产，理应深自负咎，闭门思过，再没有资格品评别人了。但他却不安份，还要大言不惭，任意批评别人。他甚至公然宣称：连我这个最有资格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人，都愿意分担一部份责任」（明报月刊三一期二五页）。首先得问：什么是「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我在前面已经根据文件指出，中国第二次革命所实行的机会主义，全是从莫斯科强迫输入的，是一种地道的外国货，它的商标叫做史大林主义。陈独秀不过是被迫执行它而已。而且他在「告全党同志书」中已经坦白地承认过这点，根本不需要张国焘「分担」什么「责任」。但从张国焘直到现在还说什么「陈独秀机会主义」，这表明：张国焘虽然早已脱离了史大林主义的中共，但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看法，仍然坚持着史大林主义的观点，和毛泽东等史大林主义者一样，为了替史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辩护，把革命失败的责任归之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这又一次证明：在某一个圈子内长期养成的成见，即令脱离了那个圈子，还是无法摆脱那种成见的。说到「最有资格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张国焘的「资格」，我在前面已颇为详细地论述过了。让张国焘根据我的论述去重新审审查一下他的「资格」吧。对张国焘「向明报月刊编辑严重抗议」说几句话由于明报月刊登载了我的「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张国焘大动肝火，公然「向明报月刊严重抗议」！像这样的抗议，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理由，那就是：明报月刊拒绝刊登他回答彭述之的文章。但明报月刊在刊出「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的「编者谨识」中，即已明白表示：「张国焘先生关于彭文的任何文章，本刊亦乐于刊登」。既然如此，为什么张国焘还要「严重抗议」呢？据张国焘自己说：「编辑不能让投稿的人，任意攻击别人；一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被诬蔑为『虚构』，这岂是等闲之事」。如果张国焘自己真相信他的「著作」「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没有虚构的故事，那他为什么害怕别人批评和揭露呢？「真金不怕火烧」，他尽可以根据文件和事实来辩护自己。真理愈是辩论，便愈益明显。张国焘为什么害怕辩论呢？原来张国焘的「著作」，是经不起辩论的。一经辩论，就要暴露其虚伪，愈是辩论，虚伪的暴露也就愈多。所以他要「严重抗议」明报月刊登载我批评他的文章。但他忘记了一件小事，香港并不是中国大陆，只让一个人瞎说，而不容许别人批评的。张国焘指责明报月刊说：「如果一个商人任意经售搀杂沙子的米粮和其它劣货膺品或者毒品，岂不是无法无天；文化食粮中更不可搀上一些沙子」。很对，「文化食粮更不可摊上沙子」！但张国焘自已忘记了，他的「回忆」正是属于「文化食粮」之一，即提供史料的文化食粮。可是，他「搀杂了许多沙子」，即虚构了许多故事，如我已经指出的。难道张国焘认为只让自己的「史料」「搀杂沙子」，虚构故事，而不许别人批评揭露吗？明报月刊登载了他的「回忆」，又刊出别人批评他的文章，这正是表示该刊尊重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应有态度，以此避免一家垄断，任意抛售搀杂沙子的文化食粮。但张国焘却认为这样的自由讨论，自由批评，侵犯了他任意抛售「搀上沙子」的「文化食粮」（史料）的垄断权！反过来说，假使明报月刊登载了张国焘的「回忆」，而拒绝刊登别人对他的「回忆」的批评，那就未免有包庇张国焘任意抛售「搀杂沙子」的「史料」之嫌。这对于张国焘当然有利，其如明报月刊的信誉何！我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中，仅仅揭露了张国焘的「回忆」中所虚构的几个较重要的故事。其实，须要揭露的还很多，例如，张国焘根本没有参加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的扩大会议，他却编造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回忆」。他明明白白和我一起参加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中共中央的全会，可是他说没有参加。仅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和李立三受到瞿秋白的处分，故讳莫如深。像这类的事还有不少，但没有功夫来揭露他。这里我要说的只是：张国焘的「回忆」，其中有些事实是可信的，有用的，是些「米粮」；但「搀杂的沙子」，虚构的故事，实在太多。如果人们把它当做历史故事来看，当然没有关系；但要当做真实的史料，尤其是要引证它来写历史，那就要特别当心了！1970年6月28日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陈碧兰读完了张国焘的题为「维护历史的真实并质明报月刊编辑」（见明报月刊31期）一文之后，我真不知道如何说法！他关于中共中央对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政策撒了一个历史的弥天大谎之后，等到别人根据无可辩驳的历史文件来纠正他时，他却恼羞成怒，反咬人家一口，说别人是「造谣」，以这种「抵赖」和「谩骂」的手法写出来的东西，本不值得和他打交道，浪费精力和这种人打笔墨官司，但为了保卫历史的真实，我却不能缄默，因为参加和知道这次事变的人，有的死了，如谭平山、陈延年、张太雷（他们都是特委的委员），赵世炎等；现在还活着的如周恩来（他也是特委成员）以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富春、蔡畅、邓颖超等，（他们都是参加过鲍罗庭对于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演说会议，而且也是知道特委情形的，我本人也是如此），但他们是决不会为这件历史争论来作证的，正因为如此，张国焘才敢于肆无忌惮地来虚构事实和伪造历史。但历史终竟是最公正的裁判者，不管张国焘，运用如何的手法来「抵赖」自己的虚构和伪造，历史最后还是会「还它一个本来的面目」的。张国焘在他的「维护历史的真实并质明报月刊编辑」一文中赌咒发誓地说：「现在我祇有向读者大众和彭述之高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完全是彭述之造谣，彭述之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和计划是假的，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没有去过广州，彭述之一直不曾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也不是特委书记……」（见明报月刊31期23页）。张国焘上面这一段誓言中，所谓彭述之所说对抗蒋介石的政策是假的，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没有去过广州等等一系列的谎言，彭述之本人自会有所答复。我现在仅将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同述之一起到广州以及我亲身经历和知道有关中共中央对蒋的政策，特委会的经过，尤其是述之和我同张国焘住在一座房子里一个月的实际生活情况，作一真实而具体的叙述（1）。（1）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后，于四月末我和述之一同去广州，在那里住了一个月零几天，在我的回忆录中，对此写了一专章（二年前所写成的），追述中共中央特派彭述之去广州同鲍罗庭商讨对蒋介石采取何种政策，特委会的经过以及我本人对广州当时的观感和对与我接触的许多人物的素描，可惜现时我正在旅程中，此文不在手边，无法详引。当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政变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有如晴天霹雳，震撼着上海每一个共产党人。这是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打击共产党的第一个信号，从中央到区委以及每一个党员和团员都受到震惊，感到愤懑和迷惑。上海区委（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主席团决定立即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以讨论如何应付这一事变的态度，并决定请中央派人参加。在一天的下午二时，上海区委的成员和党团活动分子近百人集合在虹口一间过街楼上举行会议，大家都盘坐在地板上，倾听区委书记罗亦农说明开会宗旨和中央代表彭述之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的报告。当述之报告完毕时，群情愤激，各自发表意见。有的认为代表国民党的蒋介石既已公然发动政变来对付共产党，那么，我们共产党就应该重新考虑国共合作的问题；有的甚至主张共产党员立即退出国民党，实行独立领导工农革命的政策，最后，一致要求中央应尽速采取有效措施，以对付蒋介石。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当中央对蒋的政策决定后，并准备特派述之去广州，我也想乘此机会同述之去广州作一短期旅行，得以亲眼看看所谓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我得到述之的同意后，首先到中央办事处见陈独秀，当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便一口答允了我的请求。次日当区委主席团的会议将完结时，我即提出：请一个月假，同述之一起去广州看看那里的情形，我的职位（区委妇女部书记兼主席团成员）另觅一女同志代理。他们──区委书记罗亦农，宣传部尹宽，组织部庄文恭和负责工人运动的何今亮，后改名汪寿华──商讨之后答允了我的要求，我的职位由施存统的妻子锺复光代理；同时，区委给我一个任务就是指定我协助到广州去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上海工会代表团的工作。当一切准备就绪，述之和我于四月二十六日由中央负责交通的石琼送我们上船，我们在船上碰见去广州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项英和许白昊，他们还和述之谈了很久，其内容不外是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和与劳动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四月三十日清晨我们已抵达广州，当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派卜世畸到旅馆来带领我们到广州省委办事处，其时陈延年、黄平和穆清正在里面办公。谈了一会，张太雷和他的妻子王一知到省委机关来请我们到酒楼午餐，陈延年作陪。午餐后，张太雷夫妇就带我们到他们的住所──即有名的鲍公馆（位于中央党部对面），那是一座高大的西式楼房，门口有几个守卫，鲍罗庭夫妇和他们的儿子住在楼上；张太雷夫妇则住在下面。当晚我们仍旧回到旅馆。次日清晨，我们从旅馆步行去东较场参加五一劳动节大会。由于人地生疏，我们步行了很久才抵达目的地，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大会尚未开幕，会场规模庞大，四个演讲台耸立于人海之中，我还被同志硬拉上讲台，临时讲了几句，由广东同志翻成广东话。由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国共两党在实际上都有戒备，因而五一劳动节大会虽然为共产党所组织和召集，但著名的共产党人，都避免在纪念会上作演说。当日下午陈延年将我们安排在东山一座小型洋房里，同张国焘住在一起，张住楼上前房，我们则住在后面一间小房子里，楼下为饭厅厨房，雇有一个中年的广东妇女烧饭和作其它家事。这座房屋本为张个人的住所。当晚述之询问张国焘关于三月二十日事变后的情形以及同志们的反应如何，我在旁听来，张似乎没有具体的回答；同时述之告诉他中央对三月二十日事变的决定，他对此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最后，他着重地向述之建议说：「我们最好一同去见见老蒋和他谈谈」。述之的回答是：「我们首先应当讨论对蒋的基本态度」。这个回答于无形中拒绝了他的建议。在东山只住了几天，陈延年为特委会租了一座颇为富丽的房屋。那是一座古式建筑的楼房，有楼台亭阁，花园和庭院，在黑漆的大门外，一对石狮盘踞于两旁，宛如守卫，一踏进大门，射入眼帘的便是两棵梧桐巍然耸立于庭院之两旁，颇为壮观。走上数层石级，便是正式的客厅，几对高大的厅门都是以红木雕刻成各种花纹，镶着彩色的玻璃。客厅两边为长方形的宽大厢房，楼上也是一样。穿过客厅，便是后花园，在花园中央，有一座圆形的亭阁，周围镶着彩色的玻璃，异常典雅和美丽。其中设置着人造大理石圆桌，围绕着几个彩色花纹的瓷鼓，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吸引力，花园虽因长久没有人住，缺少人工培植的花草，呈现着一种荒芜的景象，但其中还有一些树木和木本花。尤其是那棵高耸入云的木棉树和白兰花树更为生色。其时正是白兰花开放的季节，满园飘散着醉人的芳香。右边的一角有座小型的茅亭，其中也有石櫈和石桌，颇令人兴起一种古典的艺术之感。旁边就是半圆形的走廊一直通到厨房和用人住房。楼上也是同样的走廊，通到厨房顶的一座小小的楼台，在上面可以采到一些木本花。我常常一个人到那上面去远眺，可以看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鲍公馆，并采些花来插在花瓶里，邓颖超每次来时，也到上面采些花回去。述之和我住在楼上右厢房，张国焘就住在我们对面的左厢房，中间隔着一个客厅；李立三同他的妻子李一纯，住在张国焘房子下面的左厢房，特委的秘书薛世伦和罗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在上海时他是同李立三住在一起的，）则住在我们下面的右厢房。请了一个广东妇人为我们烧饭。这座房屋虽然如此富丽，但租金却异常之便宜（五十元），据陈延年说，这房屋本为一位高级军官的住宅，由于那位军官一时气愤，在庭院里梧桐树下枪毙了一个姨太太的情人下级军官，从此这座房屋就没有人敢住，因广东人一般的迷信甚深，传说里面有鬼。由于这一挑色事件的原因，一座本为官僚或富翁享受的房屋，竟成为共产党人的机关了。由于它的富丽和宽大，有楼台亭阁花园和庭院，因而同志们都戏称它为「大观园」。到这里来的同志很多，谭平山常常带着一个携带武器而不着军服的保镳来（据说是他的兄弟）。此外如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恽代英、蒋先云……都到过这里。在这些来往的同志中，以蒋先云来得最密，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为恽代英，他当时为黄埔军校的教官兼该校的党团书记。当他同述之谈及三·二○事变时，愤慨填膺，汗流满面，他站在餐桌旁边，一面侃侃而谈，一边手拿着军帽揩汗。他并说黄埔的党团同志一致要求中央决不要接受老蒋所提出的「党务整理案」。在广州对于三·二○事变表示愤慨的除了恽代英外，在我所接触的同志中只有朱克靖（他是我在苏联的同学）。他当时为国民革命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军长为朱培德，当他请述之和我在他的家里午餐时，谈到三·二○事变。他极表愤懑，同时述之问他朱培德对此次事件的反应如何？他说：「朱培德对老蒋这次的举措极为不满。」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有一种感觉，即广州的共产党人对于三·二○的反应，同上海比较起来，大不相同。除了听到一二个人的愤懑之声外，其余的人，无论是领袖、干部和党员都彷佛若无其事一般。当时我很惊奇，事后想来，才知道这是由于鲍罗庭的作用，他倚靠着苏联的威望，拥有大量的军火和金钱，加上他的灵活的外交手腕──这些因素配合起来，便形成他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无上权威。他为了要顺利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政策，运用种种诡辩和曲解，于无形中便把三·二○政变的意义冲淡了，因而广州的共产党人，对这件事的反感，也就于无形中减轻了。虽然当时我不是特委会的委员，但特委会的一般情形我却知道，特委会的成员为彭述之、谭平山、张国焘、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述之任书记，鲍罗庭则以国际代表的名义参加。特委会开过三次会议，第一、二两次是在鲍公馆举行。在第二次特委会开过之后，由于彭述之所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意见与鲍罗庭所代表的国际意见的分歧，以及述之主张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党内合作为党外合作，鲍罗庭因此建议特委会的成员同国民党左派领袖开一次谈话会，以交换国共两党合作的方式问题。这次谈话会是在广州城外白云山寺院里举行的。对于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我和一知都想同述之、太雷等一同去那里旅行，但由于他们和国民党左派领袖谈话，我们也就只好望白云而兴叹了。在白云山会议之后，鲍罗庭约述之到他的公馆作了一次长谈，企图说服他，但述之仍旧坚持他原来的意见，因而这次谈话毫无结果。过了两天，述之又召集第三次特委会议，这次是在周恩来的家里开的，鲍罗庭没有到会，赵世炎刚从北方来，述之邀请他列席。由于周恩来约我同述之一起去他的家，以便会议完毕后共进晚餐，因而我也同去。特委会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举行，邓颖超、蔡畅和我则在客厅里轻松地谈谈广州妇女运动的情况；同时我也告诉他们一些上海方面妇女运动的情形，并享受了邓颖超买来招待客人的新鲜茘枝。在第三次会议后，陈延年在鲍罗庭的示意之下，召开了一次广州全体干部会议，当时在广州所有的领导分子和干部都参加这个会议，如谭平山、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苏兆征、彭湃、邓仲夏、张太雷、恽代英、李富春、蔡畅、邓颖超……以及述之和我。其中还包括从全国各地来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的代表，如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等约百余人，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盛！陈延年致简短的开会词后，鲍罗庭即步上讲台作了一个冗长的演说，历四小时之久。他极尽诡辩之能事，玩弄动人的词令，宛转而曲折地为蒋介石的三·二○政变解释，以减轻同志们的反感和疑虑。同时，在他的演辞中，极力强调右派势力的强大和危险性，以此暗示共产党必须继续和蒋介石合作，接受党务整理案，支持蒋领导北伐。当鲍罗庭的演说完毕，接着就是张国焘上台发言，他的讲话很短，大意是赞同鲍罗庭顾问演说的内容。正当张的讲话完毕，陈延年以时间不够为理由，主张会议应对鲍罗庭顾问的演说表示一个态度，于是在绝大多数举手赞成之下，会议就此结束。这就无形中剥夺了中央特派员彭述之的发言。当然这是鲍罗庭事先同延年安排好的。因鲍罗庭深恐述之发言时，会把他所代表的中央的意见说出来，因而引起同志们对他的意见发生疑虑，掀起严重的争论。我当时已经感觉到：广州的一些领导干部（当然不是每一个），在鲍罗庭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已经开始官僚化了。述之因此感到十分困恼，终日缄默，懒得出门，只是沉闷地呆在房子里阅读书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感到不快；何况张国焘因述之到广州极不高兴，他的火气就时常发泄在我身上，在生活方面给予我一些无聊的小麻烦。我当时极想马上回上海，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上海的环境充满着革命的气氛，不像广州那样官式化，看了令人不顺眼。约在五月末，述之接到陈独秀的信，请他立即回到上海。因而我们于六月初就离开广州，当我们的船抵达上海码头时，郑超麟身着一套深绿色的西服，面上挂着和善的笑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感到亲切和快慰！他叫了一辆旧式的马车，把我们连同行李一起载到闸北福生路仁元里中央宣传部的机关（郑超麟为宣传部秘书，也住在那里），即我们的住所。次日清晨，我到区委报到，区委决定我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同时区委邀请述之参加区委的会议，请他报告特委会的结果，他如实地报告了三·二○事变后广州的情形，以及鲍罗庭所代表的国际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大家听了述之的报告后，相对愕然，不满和疑虑交织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尤其对国民党五月十五日所通过的党务整理案异常愤懑！但由于这是国际的政策，中央既不能反对它，区委也只好跟着中央走。但区委却采取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措施，即，决定当时在环龙路四十四号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有职位的四个同志：恽代英、刘重民、张庭灏和陈碧兰联名在上海几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登启事声明脱离该党部的职务，以此抗议蒋介石的党务整理案。这虽然是一个插话，但由此亦可表明当时上海区委对国际代表鲍罗庭迫使中共接受蒋的妥协政策，是极为反感的。我上面的叙述，是我于一九二六年四月末同述之从上海动身去广州，以及在那里一月余所亲身经历的。这一叙述，人们看了便可了解张国焘所「高声说的」……「彭述之一九二六年五月间没有去广州，特别委员会根本没有过……」是何等荒谬的谎言！也许张国焘会说我所叙述的不可靠。像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那样的历史文件，他都说不可靠；那么，彭述之的妻子陈碧兰所写的文章就更加不可靠了。假如张国焘还有一点普通人的良心（且不说历史的良心）的话，他就应该承认我所叙述的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不管张国焘将如何说法，我只是忠实于事实，把这些我所亲身经历的确切事实叙述出来，以供读者对三月廿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引起的争论研究参考，并判断究竟是非谁属。1968年9月16日于日本东京[1]注：「让历史的文件作证」刊登于明报月刊三十期。「维护历史的真实，还是维护虚构的历史故事？」系驳覆张国焘的「维护历史的真实」（张文刊登于明报月刊三十一期），曾寄明报月刊，望其登载（照理是必须登载的），但被拒绝。据该刊主编胡菊人先生来函解释不登载的理由，是由于该刊编辑部内「有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说，该刊编辑部内有人袒护张国焘，唯恐彻底暴露张对历史的虚构和歪曲，影响张的「我的回忆」。由此可见，人们倡言对中国近代史「还它一个原来面目」，是如何地不符诺言了！[2]「整理党务案」为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会所通过，其中限制共产党人的要点，即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所指出的：「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总部，禁止共产党批评孙中山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及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由于这类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已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而成为国民党的附属品，陈独秀所谓「我们都一一接受了」，事实上是在国际代表鲍罗庭的压力下被强迫接受的。[3]「狗急跳墙」，是被人追赶到走头无路的应急行动。这只能适用于形容被赶者。我批评张国焘，是赶狗，而他是被赶。他用这句成语来骂人，恰好是不自觉地反映了他当时看到我的文章后的焦急心情。「贼喊捉贼」，同样是被动的，是被捉者在紧急关头「临急应变」的小鬼计。张国焘在看到我揭穿他的虚构史故事后，大喊彭述之造谣」，「彭述之所说……是假的」，正是「贼喊捉贼」的小鬼计的表演。[4]一九四六年夏，张国焘从重庆到上海曾要求见我。由于他投降国民党作它的中委，我拒绝了他。他从此怀恨在心。所以他在他的「回忆」中说到我时，总是歪曲事实来诋毁，甚至揑造故事来侮辱，以资报复。「怒斥他的无能」，便是典型的例子。[5]自一九二五年春，张国焘从北京到上海负责中央组织部工作，他除了建立组织部的机关，用一个秘书张学俍接受各地方有关组织的报告外，他本人根本没有作过组织部的工作，以致中央组织部完全等于虚设，陈独秀为此常常生气。我为了请张国焘替向导写有关职工运动的文章，曾两次到他的组织部看他，每次都看到他一个人在写字枱上摸骨牌。我问张学俍：为什么张国焘老是一个人摸骨牌？学俍答说：他一个人在家里，不是摸骨牌，便是背着手在房子里踏方步，连报纸也不大看的。从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坏。张国焘在他的「回忆」中，没有一个字提到他负责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显然是有意避免涉及他担负这份工作的无能与怠工。但另方面，他却说他担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事实上，那时根本没有工委，也没有军委，只有几个人负责调查军事情形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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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岛岭雄的谈话（彭述之，196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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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与中岛岭雄的谈话
彭述之（1968年12月）
〔说明〕本文原刊载于日本《中央公论》杂志1968年12月号，原标题为《“中国的托洛茨基”：彭述之同我的谈话》。中译文刊载于1984年8月《中共党史译丛》第一辑，张惠才译。
这位与陈独秀一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很活跃的老干部，在同我的谈话中公开了建党初期的党史和他对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印象。
中岛：在中国，由于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树立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我想今后中国可能很快就要着手重写历史，特别是重写中国革命史。在这种时候，能够向彭述之先生请教，对于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彭先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内有影响的人物，特别在国共合作到一九二七年的上海政变导致革命失败这一时期，您作为陈独秀的得力助手，在党中央任宣传部长，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喜剧和悲剧集中的年代。不久，彭先生成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现在依然作为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元老，活跃在欧洲的舞台上。见到您以后，觉得与我以前的印象大不相同，以前，我认为您经历了无数次政治考验，一定是一位富有战斗性的勇士型的“中国的托洛茨基”，实际上，您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十分温和可亲。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彭：已经七十二岁了。
中岛：那末，就请彭先生谈一谈您的革命经历吧。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
彭：我是1920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共产党尚未成立，那时叫共产主义小组。最初，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同样的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等五人在去广东的陈独秀指导下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山东也出现了同样的小组。在我的故乡湖南，1920年9月在长沙成立了由五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我是其中之一，毛泽东也是其中的成员。1920年10月我去上海，加入了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岛注）。在国外，还有两个小组，即东京的周佛海、施存统等人组成的小组；还有一个是莫斯科小组，它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由上海小组派往莫斯科的人们组成的。上海小组是被其他共产主义者承认的总指挥部。我在上海呆了四、五个月，为了去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边工作边学习俄语，后来我便去莫斯科了。
中岛：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当时，您在莫斯科，在党成立的准备时期，您在上海。这样，您是见过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共产国际代表（远东部长）维经斯基喽！
彭：我们见过几次面。维经斯基是1920年3、4月间，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尚未集中之时，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这个人总是严守中立，态度彬彬有礼，不过，他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却很薄弱；只能忠实地执行莫斯科的政策，当然他是有创造性的，他不像后来为了国共合作从共产国际那里派来的鲍罗廷那样专横。我们与他商量讨论各种问题，当时也没有出现意见的对立。
中岛：您是一个人去苏联的吗？
彭：当时去苏联的有二十五名共产主义者，其中有刘少奇。
中岛：刘少奇是在这个时候去的苏联，这在以前是不清楚的。这件事与最近的批判刘少奇有关，从主要领导1922年安源煤矿罢工的是刘少奇还是毛泽东这一点来看，刘少奇在这个时候是否去了莫斯科，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原来他还是与彭先生一起去莫斯科的呀！
彭：是的。除此之外，还有原籍也是湖南、现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肖劲光。后来，那个时候的许多成员，有的被杀掉了，有的脱离了党。我是1921年2、3月份去苏联的，最初的几个月在西伯利亚与红军一起工作，到莫斯科是1921年7、8月份，我上了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21年至1924年这三年时间，我一直在那里学习，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的书记，协助对大学中的中国人的教育工作。我出席了1922年1月召开的莫斯科远东劳动大会。在苏联，我出席了很多会议，这是因为我当时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又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我还赶上了1923年至1924年间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最初斗争。我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与李大钊一起出席了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我就回国了，那是1924年8月。回国后，为了向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周报投稿，我留在上海，同时作为党的上海委员会成员而活动，又任党的理论杂志《新青年》的主编。当时在党内，伴随着国共合作，正在进行意识形态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1923年6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正式进行的，从那时以后，党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改变了，党中央的立场也变了，变成了强调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了。
围绕国共合作的争论
彭：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央委员，并成为中央政治局即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和《向导》周报主编，在1927年4月至5月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一直担任这些职务。当时的最高领导由五人组成，总书记是陈独秀，另外还有我、张国焘、瞿秋白和蔡和森。蔡和森作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去莫斯科了，张国焘经常留在上海，因此，实际的领导，是陈独秀、我和瞿秋白三人。在第二次中国革命时期，有许多运动和争论，特别重要的是党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
1926年3月20日的蒋介石政变（中山舰事件——中岛注），使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中央之间产生了深刻的意见对立。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是鲍罗廷。事件发生后，党中央派我去广东，目的是与在广东的鲍罗廷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中岛：根据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彭先生当时是带着主张苏联送给中国的武器不要给蒋介石，应该给农民这一使命的。
彭：对，我们党中央的立场是与蒋介石斗争，我们已经拟定了袭击蒋介石的计划。但是，依然支持国共合作的鲍罗廷反对我们这样做，这是因为鲍罗廷接受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意见，他们的立场是应该继续与蒋介石合作。他们希望与蒋介石妥协，党中央的方针被鲍罗廷否决了。于是，在莫斯科与党中央之间产生了深刻的对立。这件事，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许多党史专家也没有写它。
第二，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国民革命的理论问题，这不仅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个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有无可能的革命阶段论的问题。我认为中国革命是无阶段的，应该进行“不断革命”。就这一问题，我在1927年1月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列宁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吗？》的论文。对此，瞿秋白严厉地批判了我，在他的小册子中，指责说这正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
中岛：关于当时彭先生与瞿秋白的严重对立，在B·J·施瓦茨的名著《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兴起》一书中已有详细论述，我还有印象。
彭：第三个问题，是1927年4月的上海政变后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对立。当时的党中央准备拟定打倒蒋介石的计划，但共产国际反对，他们主张党应该继续坚持国共合作方针。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无奈，只得继续执行莫斯科的政策。
本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是有意见分歧的。在1925年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发表了几本反共小册子之后，党中央的意见是可以与国民党在党外合作，不应该在党内合作，应该退出国民党。但是，共产国际反对这种意见。特别是1926年3月20日的事件之后，我也强烈主张退出国民党，于是在广东向鲍罗廷提出了建议，但被共产国际拒绝了。1927年4月的上海政变后，莫斯科从支持蒋介石转为支持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然而汪精卫也于7月开始“清共”，把共产党员从武汉政府中清洗了出去，
中岛：听说造成汪精卫“清共”机会的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罗易，希望您谈一谈他的情况。彭先生对罗易是比较了解的，您对他的印象如何？有人说罗易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交给汪精卫看了，这是否属实？
彭：罗易是作为革命的学生开始活动的。因此，英帝国主义把他从印度驱逐出去了，他到了美国，在那里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洗礼。十月革命后，他成了共产党的支持者，不久便在美国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希望去苏联。他出席了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翌年，我也去莫斯科了，曾与他见过几次面。众所周知，他是1927年作为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来中国的。他读了很多的书，因此在理论上很懂马列主义，但是他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因为他在被从印度赶出来后，一点也不想回印度，而是长期呆在莫斯科。他虽然了解中国和印度的实际情况，但没有实际的斗争经验，头脑中只有抽象的认识。他在政治上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势力，只能贯彻莫斯科的立场。不消说，他本人可能也有想法，但又不能反对莫斯科的立场。这个人的最大弱点是，虽然理论上懂得马克思主义，但在实际上又受着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他是在革命失败前离开武汉返回莫斯科的。在1927年革命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候，他仍然主张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合作，并把莫斯科的秘密指示拿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大吃一惊，于是想与共产党断绝关系，下决心“清共”。罗易只是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通过实际的革命斗争学习，因此暴露了这个弱点。这是他的最大弱点。
国共合作的破产和向托洛茨基接近
中岛：革命失败后，又怎么样了呢？
彭：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遭到了悲剧性的失败，我在汪精卫“清共”之后去北方，任党的北方区委书记，组织北京和天津的工人和农民。当时瞿秋白领导的党中央，主张在北京和天津起义。我认为这是冒险主义，与此相反提出了防卫政策。但是瞿秋白和蔡和森都主张在北京起义，因此我被从北方区委中开除，于是我回到了上海。从此以后我便离开了党中央。陈独秀也离开了党中央。我是一贯地批判冒险主义的，但是，1927年8月7日的党中央八七会议，把陈独秀的党中央作为替罪羊，试图追究由于共产国际的指导而造成革命失败的责任。共产国际的政策，这次从右倾机会主义一下变成了左倾冒险主义，盲目地采取冒险主义政策的瞿秋白被选为总书记。另一方面，斯大林与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之前，给陈独秀和我打电报，邀请我们去莫斯科出席第六次代表大会。然而，这是很危险的（指生命危险——中岛注），因此，我们拒绝了这一邀请。
1929年春，我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极其重要，一份是《中国革命的概观与展望》，另一份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我读了这两份文件后深为感动，我觉得托洛茨基在革命失败前的立场是绝对正确的，他已经预料到了中国革命的失败。托洛茨基反对国共合作，主张脱离国民党，并主张中国共产党应该在1927年4月至5月，建立由工农兵组成的苏维埃。这是完全正确的，不然，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那以前，斯大林完全抹杀了托派的文件，因此我无法读到。读这些文件时，只有站在左派反对派的立场上才能理解。于是，我决心为向中国共产党内引进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立场而战斗。不久我把这两份文件送给了陈独秀，他在读了文件的第二天，就来到了我的家，表示赞成托洛茨基的立场。因此，我们便着手组织党内的反对派，那是1929年夏季的事了。我在这一年的夏天，写信给党中央，要求改变冒险主义的政策，同时请求发表托洛茨基的文件，以便在党内讨论。陈独秀也写了信，他于同年12月发表了有名的《告全党同志书》，追究了共产国际的责任。
中岛：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给中国共产党以怎样的影响呢？
彭：《告全党同志书》与他写给党中央的信是同时发表的，这两份文件在党内影响很大。凡是读过这个文件，了解真实情况的人都对党抱有怀疑，刘少奇也是其中的一个。刘少奇对党的冒险主义政策和官僚主义作风表示怀疑，党中央的一些干部也知道陈独秀和我的左派反对派的立场。正因为陈独秀原来就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而著名，所以他的影响非常大。
中岛：最后陈独秀与彭先生同时被开除出党，是吗？
彭：此后，我们的同志都相继被开除出党。我是1929年12月10日被开除的，从那以后我便公开地在中国开始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发行了《无产者》杂志。当时在中国，有几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其大多数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毕业生，他们受到了托洛茨基的影响，很多人特别受到了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的影响。当时，同时存在有各种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1931年，托洛茨基要求统一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小组，我们接受了这个意见，于同年5月完成了统一，统一后的组织叫做“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但是，后来有许多同志被蒋介石逮捕，1932年11月，陈独秀和我等约八十名干部被捕，这对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陈独秀和我在南京度过了五年的狱中生活，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才被释放出来。获释后我在上海继续开展运动，出版了《动向》杂志。我们一面重新组织运动，一面出版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和《被出卖的革命》的中文译本。不久，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特别是1941年末的日美开战之后，形势起了很大变化，我们的地下活动极度困难。但是，我当时以化名在上海的两所大学里教书，接触了许多青年学生，他们中间有从毛泽东的共产党那里转向我们的运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势再度转变，我们出版了《求真》这个政治理论杂志和我的妻子陈碧兰（1902年生，1922年入党，是20年代至30年代著名的妇运革命家，1924年去莫斯科，回国后负责编辑《中国妇女》，1925年与彭述之结婚——中岛注）编辑的《青年与妇女》杂志。《青年与妇女》杂志后来改名为《新声》。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迅速发展，在上海、广东、香港及其他城市建立了据点。1948年，代表着三百五十名党员的代表们举行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三次全国大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国革命共产党”。但是，毛泽东的共产党已在国共内战中战胜了蒋介石，在这种客观形势大转变中，我于1948年末离开上海去香港。我在香港呆了一年，继续开展活动，后来就去欧洲了。以上，就是我在中国的活动经历。
与陈独秀决别
中岛：不久，彭先生与陈独秀对立，在政治上您与他决别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协助陈独秀工作，而且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当然，在进行第二次革命的问题上，在许多方面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对于他作为国民革命领导者的立场，我在论文中批判过他，他接受了我的意见。关于陈独秀本人，我想讲一下。他这个人非常机敏，能够十分及时地抓住问题，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天才人物。他不仅是作为民主主义运动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而且是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革命的领导者，这都是因为他具有这种优越的个性的缘故。然而，他的弱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刻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包含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对于这些，他没有深入地学习。当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书极少，当然日语书很多，但是陈独秀很忙，没有时间读书。被蒋介石逮捕后，我和陈独秀被关在同一个监狱，我就住在他的隔壁，每天见面时都要讨论些问题。特别是在1933年希特勒抬头后，他的想法变了。当时的问题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果真是工人的国家吗？他认为，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既不是工人的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官僚制国家。但是，我认为苏联虽然在斯大林的领导下，也还是个工人的国家。另外，陈独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主义各国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主张放弃英国和法国的“失败主义”政策。在目睹了莫斯科的清洗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他认为苏联已经不是工人的国家了，再没有必要支持它了。不久，他不但不支持苏联，而且就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的革命运动也不承认，变为支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阵营了。这与我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不同。于是我们之间逐渐地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决裂了。就这样，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主义诀别了。他于1942年6月病故。
中岛：关于1935年召开的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领导权的遵义会议，有人说在此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也有人说即使通过遵义会议，也不能说毛泽东掌握了党的全部权力。围绕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呢？前年年底（1966年12月），我在香港与张国焘见面时，张国焘先生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掌握了领导权，但这时党中央的实权，由周恩来掌握着，周恩来把权力让给了毛泽东。
彭：我当时正在狱中，不了解那边的详细情况，又没有资料和材料。因此，不能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张国焘脱离了革命阵营，他的回忆录（指香港《明报》连载的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岛注）是以他为中心写的，我最近在《明报》上写了反驳文章。
关于遵义会议，从当时的情况看，是可以这样讲的，就是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党内领导权，但并没有控制全党和全军。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还有许多王明的部下存在。
毛泽东和刘少奇
中岛：下面请您谈一谈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刘少奇问题。现在，刘少奇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追溯其革命经历，说他“反社会主义”。对于这些问题，您是怎样看的？
彭：从个人的关系上讲，我比毛泽东更了解刘少奇。他自1920年秋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全心全意地从事革命运动。刘少奇在1922年春从莫斯科回国后，专心致力于工人运动，与李立三一起领导了安源煤矿的罢工，因此，他成了工人运动的最重要的领导者。1925年夏在上海参加了五卅运动，同年末，又把天津的工人组织了起来。1926年春去广东，与李立三、邓中夏一起组织了中华总工会第三次大会。1925年至1927年的革命失败后，刘少奇支持斯大林的立场，与我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是，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位革命家。刘少奇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为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坚持着地下活动。从本质上讲，刘少奇是斯大林主义者，但他决不可能“反社会主义”。身居国家主席这种很高地位的人物，现在竟然反对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是不合逻辑的，绝对不能令人信服。实际上，根本拿不出刘少奇“反社会主义”的证据。这种攻击完全是陷害。今天，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改成官僚式的集中主义。觉和国家的任何重大问题，不是经过民主讨论，而是把自己放在独裁者的位置上，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即使对刘少奇，也不按党纪国法来处理，这种做法同当年斯大林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支持者指责为“资本主义复活主义者”、“人民的敌人”是一样的。
中岛：假如将来刘少奇或者刘少奇的路线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彭先生您如何评价呢？毛泽东体制能否以那种形式崩溃？
彭：我想这次捷克的“革命”，就雄辩地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刘少奇的路线如果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党和社会将获得更多的自由。不过，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我认为那将是为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的第一阶段。 |
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彭述之，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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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公开信
彭述之（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说明：这封公开信当时曾以油印方式散发。
亲爱的同志们：
从去年五月初起，你们的党主席毛泽东，通过解放军报发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从八月起，他组织红卫兵来推行此种文化大革命后，中国整个大陆都被投进于暴风雨的漩涡中，荒唐的事件不断发生，已使我感到十分惊异。尤其是你们党和政府的高级领袖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等，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而被撤职、被递捕、被监禁，甚至被红卫兵拖着游街示众，被迫试图自杀；大批文化和教育界的高级领导人，如周扬、田汉、夏衍、吴晗、邓拓、阳翰笙、李达、陆平、匡亚明、彭康等之被清算；你们党的副主席兼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你们党的总书记；，小平之被红卫兵公开抨击，被迫作自找批评；最近，你们的毛主席甚至下令军队干涉党内斗争，利用军事力量和红卫兵抢夺了山西、黑龙江、贵州等爸的党部和政府机关，迫害当地的党政领袖，所有这一切，不但表明你们的党已陷于最最严重的危机，发生了公开的破裂，并在日益走近内战的边缘。这种极度险恶的情形，如不及时加以阻止，极可能造成巨大灾祸，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带到毁灭的深渊。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为了工农群众的子；本利益，为了你们党内和党外千百万战士的命运，我深深地感到再也不能缄默了。因此，我特别写这封信给你们以表示我对于你们党内危机的看法，以及怎样解决危机的方针。
首先，我要请你们注意，前面所列举的你们党内的这些高级领袖和文教领导人，都是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之下，被清算、被迫害或被迫悔过的。更坏的是，他们都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复辟资本主义」。但人们不得不问，他们被控告「反对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这种滔天大罪的证据在那里？没有，绝对没有。这显然是一种「莫须有」的诬陷。这和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用「人民公敌」的罪名来整肃他的一切反对者，大兴冤狱，是同样荒唐的罪恶行为就我个人说，对于你们党内现时被清算的领袖们，我并不同意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和组织观点，但我觉得他们绝对不至于在中国已经踏上社会主义道路后，会「反对社会主义」，会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或图谋「资本主义复辟」。就我个人知道得最清楚，并在一个时期内（一九二○——一九二七），和他在一个党内合作过的刘少奇来说，他自一九二○年秋加入共产主义运动后，即以全力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虽然我和他在政治上已分道扬镳（他继续拥护斯大林的立场，我则已转到托洛茨基的观点），但仍旧认为他是一个革命家。如果对你们的党来说，刘少奇的贡献是很大的。他在一个长时期内，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统治下，进行艰苦而危险的地下工作，为的是推翻蒋介石的资产阶级政权，把中国推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像这样的人，说他在你们党取得政权后的十七年，他自己又作了国家的首领，反而「反对社会主义」，企图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像这种绝对荒唐的指控，怎么能令人想象呢？！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及其它许多文教工作领导人。他们的情形是或多或少和钊少奇类似的，现在把「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除了说这是荒唐的诬谄外，再不能有别的说法。所有这些，和斯大林当年诬陷托洛茨基、李洛维也夫、加米涅夫和他们的支持者，说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是「人民的公敌」，这不是同样的荒唐和卑劣吗？！像这样绝顶荒唐和卑劣的诬陷事件，怎么会在你们党内发生？这便是今天摆在你们面前，必须加以彻底采讨和解决的中心问题！
你们的党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并把民主集中制写在你们的党章上。但实际上，如你们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你们的党绝对没有民主，只有官僚的集中，一直集中到你们的党主席毛泽东一人的身上，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独自决定，而且他的决定都被认为永无错误；凡是不同意或批评他的人们，都被指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反革命右派」，一定要遭到整肃。你们党内现时所爆发的致命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假如你们的党真是依照民主集中制进行，那绝对不致于发生现时这种卑劣的诬陷事件。依照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党内一切重大问题，必须提出于全体党员群众之前，让每个党员独立思考，自由发表意见，互相讨论批评，包括批评任何高级领袖在内，然后经过党大会作最后决定；大会决定后，当然在行动上必须统一，少数服从多数，但少数派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遇必要时还可以请求党冉付考虑，绝不会因此遭到惩罚。这就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所一贯执行的民主集中制。
在列宁领导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时期，俄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总是按年举行的。遇到特别重大问题发生时，还可召开临时的党大会。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党员群众的意见，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才能名符其实地体现出来。所以在列宁领导时期，凡是重大的问题，如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约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等，都是经过党内的充分民主讨论，才作最后的决定的。甚至决定后，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如布哈林等对布雷斯特和约的反对意见，仍旧让他们保留，只要求他们在行动上一致，布哈林等非但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而且保证了他们原来在党和政府中的职位，这便是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表现。
自从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篡夺了党的领导权，把布尔塞维克的民主集中制，改变为没有民主的官僚集中制，一直集中到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凡走有关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都由他独自决定，再不需要党内的民主讨论，因而也就不需要按期举行党大会了（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前的二十三年中，苏共只召开过三次大会，便是明证）。凡是不同意见或批评他的人们，都在「反党」、「人民公敌」的罪名之下被整肃了，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鄱在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制下被毁灭了！
你们的党自一九四九年走上政权后，一切重大问题，从来没有经过党内的民主讨论和党大会的决定。例如，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政策，特别是有关五亿农民生活的人民公社，以及这次的「文化革命」，不但没有经过党内的任何民主讨论和党大会的决定，甚至没有经过你们党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的讨论和决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都由你们的党主席毛泽东独自下令，命令全体党员奉行。你们的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只是在毛泽东发出命令后，召开曾议来认可或批准罢了。例如，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初下令建立人民公社，你们的中央政治局到八月末才召开一次扩大会议来认可它。同样你们的毛主席于去年五月初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的中央委员会直到八月才举行全会来通过他制订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以你们的党在取得政权后的十七年当中，只开过一次党大会（即一九五六年举行的第八届党大会）。这种情形，和斯大林统治苏联的时期如出一辙，也可以说，这是从斯大林那里抄袭来的。这样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整肃一切反对者的大悲剧，不可免地要在你们党内重演出来。现时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其它几十个文教工作的高级干部之被整肃，不过是大悲剧的序幕。
更严重而危险的是，你们的手主席甚至动员军队干涉党内斗争，利用林彪系的军队与红卫兵夺取了反对派手中的某些省巿的党政机关，企图以此逐步地攫取全国范围内的党政大权，形成他的拿破仑式的军事独裁。像这种肆无忌惮地破坏法纪（即你们的党和政府所制定的法纪）和极端横暴的行为，已远远地超过了斯大林，如不及时加以遏止，那就不可免地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少是长期的混乱。
你们知道得十分清楚，毛林派所能控制的干部和党员，在你们党内居于微小的少数派地位，真正是「一小撮人」，他们现时所控制的地方，只有首都北京、上海和山西、黑龙江等爸的几个城市（就是这些地方也是靠军队和红卫兵抢过来的），其它的广大地区鄱在反对派或中立派手里。假如毛泽东坚持要抢夺反对派或中立派掌握中的党权和政权，那就不可免地要迫使各地区的，特别是西北、西南和内蒙古等地区的反对派联合起来抵抗，那时，一场大规模的内战便要爆发出来。在这样的内战威胁下，全国的经济遭受何等破坏，人民将受到怎样的灾祸，有多少人命被牺牲，我们此时无法推测，但有一点是可预见的，就是：经过这样的灾祸，中国将倒退若干年，整个国家的力量将大大被削弱，社会主义的事业将遭到严重的摧残，而且大有可能招致美帝国主义的乘机进犯，那时中国的命运便不堪设想了！
亲爱的同志们，当前极度严重的局势已清楚地指出：不仅是你们的党，而且是整个社会主义的中国，已处于紧急的危机状态中。这是你们奋起斗争的时候了！
据说，你们的党拥有二千万党员，你们的青年团的团员近三千万，这是一个无比巨大的有组织的群体。假使将它的革命潜力发挥出来，任何艰险局势都可能被克服的。我并且相信，你们当中，除少数腐化和堕落的官僚，追逐利禄的投机份子、顽固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或毛泽东主义者外，大多数都是战士，是忠实于社会主义的事业，愿替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利益服务，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连和前途是十分关切的。因此，我同你们提出如下的建议：
第一、你们必须立刻何你们全党呼吁，号召全体党员和团员行动起来，实行干涉目前的危险局势，遏阻内战的爆发。为着达成这一目标，你们必须首先同你们的主席毛泽东提出下面的要求：
一、立刻停止利用军事暴力抢夺各地区的党权和政权，各地方党的领导，应经过党员群众的民主投票来解决。立刻在全国各地成立工农兵委员会，以社会主义的民主投票方式，解决当前正在争执中的地方和中央的政权问题。
二、解散红卫兵，因为它的大多数已被陈伯达和江青的文化革命小组所把持，已成为片面攻击和迫害一切反对派的御用工具。它起的作用是完全违反社会主义的民主，因而是反动的。
三、释放近来被逮捕、被监禁的一切反对派的领袖和干部，恢复他们的职位，并释放以前被监禁的一切政治犯，包括托洛茨基主义者，让他们自由发表意见，从事政治活动。
四、你们党的机关报，和其它刊物，以及一切广播电台，立刻停止对反对派的片面污蔑（如「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等）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荒谬宣传，而代之以发表各派的政治主张，进行公开辩论。
五、由你们党内各派推举代表，成立一个协商委员会，负责筹备你们的党大会，将已经引起分歧的重大问题，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失败和教训．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行动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的迫切问题，等等，由各派提出自己的主张，以供党员群众的讨论和你们党大会的参考和决定。
以上各点是避免国内战争，谋取和平解决的合理而可能的办法。问题在于毛泽东能否接受它。
第二、假如你们的毛主席拒绝上述避免内战、谋取和平的合理要求，那就证明他完全不顾你们党员群众的意见，决心依靠林彪系的一都份军队和红卫兵来抢夺党权，准备摧毁一切反对派，建立他的拿破仑式的军事独裁，不惜掀起大规模的内战，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向死巷。这样你们便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同他公开破裂，直接同工农兵群众呼吁，号召他们起来，为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而进行生死斗争，把你们党内现时的派系斗争，转变为工农群众反官僚独裁者的革命斗争。为了保证这个斗争的胜利，我向你们及一切革命者贡献如下的政治纲领：
一、绝对保卫革命的成果和社会主义的财产制，坚决打击一切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残余份子和腐化官僚乘机恢复资本主义的企图，停付资本家的定息，排除资产阶级份子在工厂、矿山和交通机关中所占据的管理职权。
二、建立广泛的各社会主义集团的联合战线，终止一党或一派系的官僚独裁。现在你们的党既已分成为两个不可调和的派系——亲毛派与反毛派，事实上已分成为两个党，而且反对派中包含有不少政见不同的派系。在你们党外，更有无数的革命份子，包括鸣放运动被镇压后，被你们党整肃的成千成万的左派份子．他们应当有权组织独立政党或政治集团。凡是宣布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政党，都有权存在和从事政治活动，用政纲去争取工农群众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势下，只有建立各种社会主义政治集团的联合战线，才能把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和集中起来，战胜当前违反社会主义民主的毛林派的猖狂迫害和进攻，阻遏拿破仑式军事独裁的出现和苏联三十年代大悲剧的重演，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权。
三、为了创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权，你们必须和其它一切政治集团的革命份子，到工农群众中号召他们起来斗争，首先鼓动他们成立工农委员会（代表由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并号召兵士组织兵士委员会，和工农的委员会联合起来成立各级政府，以代替现时由虚伪选举制造的人民代表会议所产生的政权。工农兵委员会不但是现时动员城乡一切劳动群众起来战斗的最广大而强有力的组织，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制的唯一形式。
四、将现有的民兵普遍扩大和改组，民兵的指挥员由参加的成员自由选举，以民兵代替现时的公安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必要时，则派往前线打击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五、在一切工厂和矿场，以民主方式选举工人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合作管理生产。在一切人民公社，以同样的民主方式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处理生产和分配。至于公社的根本改造问题，应由全体农民自行讨论和解决。
六、由于工农群众生活长期都处于十分困苦状态中，他们的生活必须立刻加以改善，如增加工人的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农民的收入，减轻他们的过份辛劳。毛泽东只强调「增加生产」，完全不顾工农生活的痛苦，这种官僚主义的横暴的政策，必须坚决加以排斥。要真正提高生产，只有改善工农的物质生活，发挥他们的民主和创意精神，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工农群众积极起来斗争。现时毛林派把改善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诋之为「经济主义」，恰好反映了享受特权的（包括奢侈的物质生活的）上层官僚奴役工农的心理。
七、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许多次的内战。因此，合理地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已成为谋取国家统一和稳定社会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二年起，即已根据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国内少数民族自决权，包括成立它们的独立政府。你们党取得政权后，并没有根据列宁的原则解决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虽然你们的里，在名义上建立了少数民族自治区，但实际上，对这些少数民族仍旧保持大汉族统治的传统。这便包藏了这些民族对汉族的不满和敌视，因而埋伏了内战的危机。在你们党内现时的严重冲突中，这种危机便开始探出头来了。为了避免国内民族问的流血冲突，谋取国家的统一，必须重新承认国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包括成立它们独立的党和独立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民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联盟的中国，完成社会主义的国家统一。
八、必须从印度尼西亚的大悲剧中吸收教训，重新建立对外的革命政策。你们大家知道，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艾地曾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和你们的毛主席恳谈、交换意见。他并公开发表了他拥护苏加诺的反动透顶的纳沙贡政策。你们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地的演说，不但没有给他以任何批评，反而大肆赞扬：「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是伟大的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党」，「文地是伟大的革命领袖」。这表明了你们的毛主席为了拉拢苏加诺，不惜鼓励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他们的纳沙贡；为了拉拢文地反对赫鲁晓夫，不惜鼓励前者去实行后者的修正主义政策。结果造成了十月的空前悲剧，几十万共产党人和工农战士淹没于血泊之中，并连带地使那里的几百万华侨陷于极度悲惨的境地。这反过来又给了你们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以最沉重的打击。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悲剧，乃是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第二次革命悲剧的重演；毛泽东鼓励印度尼西亚共党拥护苏加诺的纳沙贡政策，正是承袭了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迫使中共拥护蒋介石和他所继承的三民主义的那种政策，只是前者较之后者更为荒谬，因而其结果也就更为悲惨。由此得出的主要教训是：阶级合作的政策，即由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后，再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这种革命阶段论的政策，注定要造成大灾祸的。这个教训应当大书特书在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上，以为今后援助世界革命，特别是落后国家革命的指南。
九、现时，你们的毛主席指责反对他的人为赫鲁晓夫主义者，或现代修正主义者。这使在你们党内引起了很大的混乱。毛泽东甚至宣称，同现代的修正主义者谈不到任何联合，实际上，他是企图和苏联断绝关系。因而把赫鲁晓夫主义的问题加以澄清，是十分必要的。
一般来说，赫鲁晓夫主义含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以及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右倾的机会主义，必须加以排斥和暴露；另一方面是非斯大林主义化，即部分地暴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独裁、和他的一部份可怕的罪恶。虽然这种非斯大林主义化还不彻底，但是进步的，值得有条件地加以支持。
但毛泽东把两种不同混合起来，当作「修正主义」加以攻击；他甚至走得这样远，说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已变成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绝顶荒谬的。人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官僚独裁之间加以区别，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保卫前者而反对后者。
就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来说，必须指出思想的斗争绝不能干涉或妨碍国家方面的关系，如商业和军事的援助等等．尽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仍然必须进行。
十、自美帝国主义在越南有计划地实行升级的战争和疯狂的轰炸越南人民共和国后，它已给了越南人民以极大的痛苦，这不但危害着越南的抗战，而且中国本身亦受到直接的威胁，并有可能导致核子战的大灾祸。但你们的毛主席借口反对修正主义，拒绝参加任何联合阵线，这种极端教派主义的立场，在客观上只是帮助美帝国主义而已。
毫无疑义，苏联官僚，由于他的和平共处路线，是没有决心帮助越南人民赢得对美战争的胜利的。但另方面，由于苏联人民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苏联官僚不得不采取某些步骤以援助越南人民，甚至不得不同意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阵线来援助越南抗战。在这种情势下，你们必须接受联合阵线的建议，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共同行动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假如苏联官僚在联合阵线中表示怠工或破坏行为，那么你们有权利和责任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他们。这种暴露的威胁性，可能迫使苏联官僚不能随便怠工。由于这些理由，你们必须反对毛泽东的最有害的教派主义政策，而参加联合阵线，这样，越南人民才有可能赢得他们的反美斗争。
上面所叙述的纲领，可以简约为如下的几个口号：
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财产制而斗争！打倒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推进世界革命，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策代替阶级合作政策！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势力联合起来，保卫越南人民的革命战争！
致
革命的敬礼！
彭述之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
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彭述之，一九六○年四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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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
政治革命，还是民主改良？[1]
彭述之（一九六○年四月廿六日）
被歪曲了的不断革命
我在我的《对拥护公社意见的批评和我们的态度》批评史渥培和梁思等同志断定「公社是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而非由官僚的命令所主持」时，曾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作了如下的推论：
假如梁和史真是这样想和这样断定，那不仅包含五亿农民的人民公社已实现了民主制，就是全中国，从中央的人民政府到各地的政治机构都是民主制度的了。因为从中央到各地方的人民代表会议，都是同公社的委员会一样，是经过「人民选举出来的」。这样，中国便根本没有官僚独裁，而已是社会主义或无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了。这不但根本推翻了我们对于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的判断，而且首先便否认了美问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五五年通过的「中国第三次革命及其发展」那个决议（这个决议也为梁、史等所赞同的）。因为那个决议肯定中共是斯大林主义的党，它的政权是官僚独裁，因而政治革命是不可免的。（见《对拥护公社意见的批评和我们的态度》中文本第二部第十二页）。
上面这个推论写下来还不到四个月，史、梁两同志又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其公社及其政制」。在该文中，他们果然依照他们的思想逻辑推到了最后的结论，公然要求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抛弃它的「现在的基本立场」，即放弃它在一九五五年通过的决议中所肯定的「中国共产党是斯大林主义的政党，而其政府的制度，则是必须以政治革命来推翻的官僚独裁」这个基本立场，而采取他们自以为正确的新路线，即：中共已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党，它的政权不是官僚独裁，因而「该一政治决议案的纲领和口号已在中国失效」。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一个民主要求的纲领」。（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三期第二十九页。）假使这个「新路线」被采用，不但从根推翻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现在的基本立场」，而且不可免地要改变我们对北韩、北越、南斯拉夫、波兰，乃至对苏联的态度。这对于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苏联集团国家的战略方针，将是一个划时期的变化，因而对运动的前途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值得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加以严肃的思考，从理论和事实上作深入的探究，以便重新确定我们的立场。
中共的性质——它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的政党了？
史和梁要求社会主义工人党放弃其「现在的基本立场」所提出的主要理由是变化中的现实，特别是农业方面的「变化中的现实」——从互助组发展到「更高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公社——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五五年所决定的「基本立场」已经过了时，完全不符合于「那个变化中的现实」了。但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新路线」并非根据于「变化中的现实」，而是基于他们对中共及其政权性质的重新评价。所谓「变化中的现实」不过是作为推翻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现在的基本立场」的一种借口而已。例如他们说：「当中共不顾斯大林与蒋介石合作的政策，以革命的手段从事于夺取政权的战斗时，一九四七——一九四九的反攻胜利了。由于此一行动，中共就脱离了为一般人所适当了解的斯大林主义，并使其本身有了一个适于完成历史任务的工具。」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则中共远在一九四九年走上政权时便已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党或「已抛弃了斯大林主义」，因而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五五年所通过的，并为史渥培和梁恩所赞成的决议，不需要往后的「变化中的现实」来证明，在那时便根本上已是错误的了。为甚么史和梁不这样坦白地提出问题呢？显然为的是藉「变化中的现实」来推卸他们以前曾经支持那个决议的责任。
现在就让我们从史和梁所提出的中共的性质已经改变这一点来开始检讨吧。
说中共在一九四七——四九年从事政权的斗争时即已改变其斯大林主义的性质，这种判断并不是甚么新的。早在一九五一年格尔曼便已经提供了如下的意见：
「我们的运动曾一同认定：在各国共产党内部的严重分裂下，群众将会超越了斯大林主义的头的。南斯拉夫和中国的例子已经证明：在某种例外的情形下，一切共产党都会修改其政治的路线，越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标，领导群众走上夺取政权的。在此一条件下，这些党，将不复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党了。」（见「第四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论题中，那些应该修订，那些应该保持。」——发表于「国际资料公报」第五页，着重点系我所加。）
格尔曼在上面表示的这个意见，乃是迎合当时巴布洛开始对斯大林主义的修正立场的一种「理论上」的辩护[2]。关于这方面，我在我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提供了颇为详细的事实和分析，并着重地指出如下几点：
「首先，自从中共于一九二八年自城市撤向乡村以来，即已建立了一个相当巩固的政权和军队（农民军队）。二十年来，该党利用着这一政权和军队，控制着农民群众（如我们所知，农民的落后和分散，是最容易受控制的），因而形成了一个顽强而执拗的官僚制度（尤其在它对待群众的态度上）。甚至在国民党地区内对待工人和学生们，也以一种命令主义和欺骗的方法去替代说服。……」
「其次，在思想上，中共在其对付一连串重要事件的态度上，例如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农民战争，以及抗日战等等，尤其在对待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他们观念和政策的批评上，始终保持相加深着他们的斯大林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之『体系化和教条化的新民主主义』，除了是斯大林主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之深刻化和结晶化的表现以外，别无其它意义。换句话说，这只是直接对不断革命论挑战而顽固地坚持其革命阶段论的表现吧了。」
「第三，数十年来，中共的组织同为克里姆林宫所特别注意，因而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也特别密切。自从苏联占领了东北，并以取自日本战俘的武器重行武装了中共以后，克里姆林宫对中共的控制，遂较前更为严厉。」（一九五二年二月出版的「国际资料公报」第十八页）
我的结论是：「中共过去所经历的极重要的转变，都是违反群众意志，由于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所造成的。甚至目前走上夺取政权的『转变』，也不是违背克里姆林宫的意志而同群众压力让步的产物，相反，倒是征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完全同意后，在蒋介石的致命压力下所造成的。」（同上第十九页）正由于中共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完全遭到后者的拒绝，并在他的致命的进攻压迫之下，为了自保，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它才不得不进而反攻而走上夺取政权的斗争。所以中共并不因此脱离了斯大林主义而「终止其为斯大林主义的党」。我这个意见，无论是格尔曼或巴布洛，或其它任何人，都不曾加以反驳。这证明它本身是站得住的。
时间已过去了八年（从一九五一——五九年）史和梁又拾起了格尔曼的老意见——曾经替巴布洛的修正主义辩护过，并为他们自己反对过的意见，（他们在一九五五年赞成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议中对中共是斯大林党的判断，即证明他们那时是反对格尔曼和巴布洛的意见的。）拿它来作伪主要论据向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现在的基本立场」挑战了。这表明人们反对一种错误的观念或接受一个正确的立场，如没有从理论上和事实上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理解，是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变得反复无常的。
为要停止对中共性质这种反复无常的评价，我觉得从埋论上和事实上重新给它一番检讨是必要的。
首先让我把甚么是斯大林主义或甚么是「明显而唯一的斯大林主义的特点」（史梁语）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一简括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知道，斯大林主义是从落后的和孤立的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堕落过程中形成起来的。它的社会基础是小资产阶级的官僚层。由于这个阶层的特殊利益，它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妥协的机会主义。但当它的机会主义政策遭到惨败或为对方所拒绝时，又往往转采另一极端的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的行为。而当此种冒险主义行为失败后，又回到机会主义的原来立场。有时候是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双管齐下的。它的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便是「一国社会主义」，站由此演绎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的路线，以此替代了国际主义的世界革命的方针。在组织方法上，斯大林主义是以绝对的官僚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一直集中到一个全能的永无错误的首长，因而绞杀了党内的一切民主，形成了任意发号施令的、唯我独尊的、欣赏个人崇拜的独裁者。此种组织方法运用到群众运动上，便是以命令主义或哀的美顿主义；甚至以欺骗代替说服；运用到国家机构上便成为警察的或格柏乌控制的极权政制；运用到对待革命的政敌方面便是造谣污蠛、肆行迫害（包括暗杀、罗织、屠杀等）。
这里找无须重复斯大林自他在苏联篡夺政权后，是如何在国内外实行了他自己的斯大林主义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也不用说他夺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后，如何把各国共产党实行斯大林主义化，使它们成为执行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工具。单就中共而论，在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过程中，它已深受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的毒害，而遭受了惨败，随即又以冒险主义葬送了残余的革命力量。此后，中共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都完全斯大林主义化，而成为斯大林的宠儿。在被迫地走上为政权而斗争以前，中共是一个纯粹的斯大林主义党，连史和梁也是完全承认的。现在的问题仅在走上政权后，是否事实上证明它已离开了斯大林主义。
这里让我们概括地列举一些主要的事实来看吧：
一、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特殊有利的条件下，以农民武装推翻了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但它仍继续其机会主义的阶级合作或四个阶级联合的政策，因而成立了「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并以法令保护资产阶级的财产，提倡「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为了与地主和富农妥协，甚至拖延农民所迫切要求的土地改革。
二、另方面，除了允许工人加入工会外，禁止他们进行任何独立的组织，禁止任何罢工，甚至在私人资本家厂内为改善生活的罢工也在被禁之列。它对农民，则只许斗争恶霸，减租减息，而禁止他们进行没收地主土地和取消高利贷的斗争。
三、它的对外政策，不但完全追随斯大林的「和平共处」路线，甚至对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不公然声明保护。
四、对不同意中共政策的革命者，特别是对它的革命政敌托洛茨基主义者，则任意逮捕、监禁、乃至枪杀。
五、中共党内不但实行绝对的官僚集中制，而且把毛泽东捧成为「东方的太阳」，中国的斯大林。同斯大林一样，他在中国是马列主义的唯一解释者和发挥者，党和国家政策的唯一决定者。他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早已被党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确定为「中共……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和「党员努力提高自己觉醒……的基础」[3]。毛所决定的任何政策，乃至他所发表的任何言论，都只许党员学习和遵守，绝对不容批评和反对的。
以上这些便是中共走上政权直到朝鲜战争发生这一时期内所表现的绝对不可争论的事实。这些事实，难道还不够证明：中共不仅在为政权斗争当中没有离开斯大林主义，即在取得政权后这一段时间内（一九四九——五一年）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
也许史和梁起而争辩说，至少在朝鲜战争发生后，特别是从一九五三年起，中共已脱离了斯大林主义。因为它不仅拿起武器来抵抗美帝国主义，镇压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富农的反攻（如「五二反运动」）而且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而采取「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二九五三年初公布），实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乃至公社化。
是的，在朝鲜战争发生后，在国外帝国主义进攻和国内资产阶级及地主反攻的致命威胁之下，像以前在蒋介石的致命进攻之下一样，中共又被迫前进了一大步，放弃了它的新民主主义的反动幻想，采取了一系列的革命措施。但这并不等于表明它已脱离了斯大林主义。这不过是在斯大林主义的基础上经验主义地向左跳跃而已。因为它对资产阶级的财产虽已由保护改为逐步没收（通过公私合营），但仍允许资本家拿「定息」，并且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还容许合法存在，并部份地参加政权。尤其是对外政策依旧是「和平共处」，并发挥成为周恩来和尼赫鲁的「五项原则」；另一方面，对工农群众的民主权利还是一样的限制，对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其它的革命份子依旧镇压。中共党内的官僚集中制和国家的极权政制且愈来愈发展。它的工业化的实施是依靠行政的鞭子，尤其是它的农业集体化和公社化更是用行政的命令强迫实行的，这就充分地暴露了它的冒险主义。我们不要忘记，斯大林也曾实行过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但并没有因此离开了他自己的斯大林主义。因他实行这种政策时，是用行政的命令，带有很大的冒险主义；不是按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是在官僚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共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仅是从斯大林抄袭过来加以某种修改而已，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我必须特别指出：一个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的党，如果它要离开斯大林主义而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它的内部必须经过严厉的思想斗争，把一切有关现代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在党内进行公开的无限制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把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一切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和官僚集中主义加以彻底的消除，并排除一些顽梗不化的斯大林主义者，才是可想象的。但中共党内，无论在它夺取政权前或在为政权斗争的过程中，以及取得政权后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时，都没有经过对斯大林主义思想的任何清算。
事实恰相反，当斯大林还活着的时候，中共曾下令所有党员以及机关的干部和学校教职员及学生等学习斯大林的思想，如在联共第十九次大会以后中共所发动的「学习斯大林思想运动」；当斯大林刚死时，毛泽东在追悼他的演辞中说：「斯大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列主义的不朽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史』以及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近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毛这里所指的斯大林的著作，正是斯大林主义的「精髓」，是他背叛马列主义，伪造布尔塞维克党史的「结晶」。）中共中央根据毛这个演辞的指示，立即发动了一个最大规模的普遍全国的「学习斯大林思想运动」，强迫所有的党员、团员、学校教职员、学生、一切机关干部及群众组织的成员等都参加「学习斯大林的思想」，不断听报告和进行讨论，历时达数月之久。
最后，就是赫鲁晓夫在联共第二十次大会上清算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暴露其荒谬的错误和罪恶，中共除了被迫承认斯大林晚年所犯的一些错误外，还是尽力为后者辩护，并推崇他在巩固联共，建设社会主义和发挥马列主义思想上伟大的贡献（中共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干部的集会上并声称：「我们必须保护死的斯大林」，这就是说，必须保护斯大林的「荣誉」或「功绩」及其思想。
从前面列举的事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言，史和梁肯定「中共已脱离了为一般人所适当了解的斯大林主义』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恰相反，由于几次的「学习斯大林思想运动」，斯大林主义在中共内部，至少在其领导层中是更为加强和硬化了。
中共政权与苏联斯大林政权的对照
如果承认中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则它的政权的性质也就自然地被决定了。但史和梁却坚持中共在为萃取政权的行动中已脱离了斯大林主义，因而断定「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制……」（见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券第二十九期）他们为了辩护这种新意见，又引证了一大套理论和大批事实。这便迫着我不得不跟随他们的理论和事实去作进一步的检讨。史和梁自己首先提出问题：「这个政制是否可以仅凭其在斯大林主义学校中的训练，或由说明斯大林主义的特质不同于社会主义，因而就能得出确定的定义来呢？」接着他们自行答复说：「此等叙述，对于严肃的研究，是没有甚么帮助的……我们应该仔细地把中国事变的发展，同苏联斯大林政制下的情形，就其相似点和其对照处加以分析。」（同上第二十二页）他们把中共的「斯大林主义学校中的训练」和「斯大林主义的特质不同于社会主义」视为无足轻重和「对于严肃的研究，是没有甚么帮助的。」根据这个理论，则社会民主党的「在社会民主主义学校中的训练，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特质，不同于社会主义，也是对严肃的研究没有甚么帮助的了！」但他们忘记了列宁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的极端重要的遗训。这里我暂且把这个理论和行动的关系，即理论决定行动的性质（包括政权的性质）的问题放在一边，让我们来看所谓「中国事变的发展与苏联斯大林政制下的情形之间的相似点和对照处」吧。关于这方面，史和梁告诉我们说：
「我们常把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归因于特殊的历史时机。根本上说，这一制度的兴起，乃是由于世界情势，及其内部各种因素和各种势力之特殊的互相结合而形成的。此处只须提到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及其在敌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势就够了。」（同上）
是的，在苏联「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为一个特权阶层，系因特殊的历史时机所致。根本上说，乃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落后性，及其在敌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之孤立的情势。」但史和梁根据「中国第三次革命」系在显然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而展开，（同上第二十三页）以此来证明中国不可能有「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特权阶层，」这却完全是错误的。因为他在这里所作出的「相似点」和「对照处」是很机械的，如根据辩证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几个基本点：一，既然认定俄国的「经济落后性」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为特权阶层」之最基本的客观原因，则中国的「经济」比之俄国更为「落后」，这是史和梁也承认的。例如他们说：「新中国的起步点，在经济落后的程度上，较诸当时年青的苏维埃联邦，更为厉害」；「官僚主义的诞生，乃是由于必须分配一种贫乏的国民财富而引起的。革命中诞生的社会愈贫穷，则其官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愈危险。」（同上第二十七页）这便等于说，中国比之俄国在客观上更容易形成和发展「斯大林主义官僚，及其结晶成的特权阶层」了。
二，要避免「斯大林主义的兴起，及其结晶为特权阶层」，只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直接援助之下（包括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技术的援助），才有可能。但中国和当时的俄国一样，并没有获得这样的革命胜利的援助。
不错，史和梁争辩说：「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已可以从目前已相当进步的苏联资源中获得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了。」（同上第二十三页）但他们忘记了，苏联，不管它的「目前已相当进步的资源」，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的早已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它对中国的「军事的和经济援助」，固然一方面可以帮助后者去抵抗帝国主义的侵入（如在朝鲜战争中），和建设一些社会主义性的工业；但另方面却使中共更依赖于克里姆林宫的官僚而受其控制，因而更加速发展了「中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及其结晶为特权阶层」。最具体的事实是：随着苏联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援助」而来的，是成千成万的军事顾问、政治顾问、经济顾问和文化顾问及各种专家或技师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苏联的官僚层的。他们把他们在苏联处理事务的官僚方法和特权享受的习惯，都带到中国来了，并教导丁中国整代的新官僚。
在「国际发展」方面，虽然中共所虚的时代和条件与苏联当时所遭遇的大不相同。但有一个基本点是相类似的。那就是第二次大战后，西方先进国家法意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像第一次大战后德意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一样，已遭受了挫折。虽然远东、近东乃至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兴起，但除了北韩和北越外，其余国家的政权都落在土著资产阶级手里，成立了所谓民主的议会式的政权（如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等），或成为军事独裁（如埃及和伊拉克等）。这些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权或军事独裁，不但对于鼓励中国工人阶级及抑制官僚主义的发展无所帮助，反而以中立的幌子大大加强了中或官僚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的欺骗性。此外，而且是重要的，东方唯一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完全落在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美帝利用日本篇基地，把南韩、台湾和南越连结起来，形成了对中国的封锁线或包围网，不断地威胁着它。
三、俄国布尔塞维克党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之下，经过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直接地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但由于国家的落后和西方工人阶级连遭挫折，而陷于孤立，致使原来最革命的党堕落，国家的政权落入官僚手中。而中共自始即在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领导下，他不但没有去动员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在城市举行暴动来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反而尽量抑制工人群众的活动，单靠农民军攻打城市，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有利条件，才轻易地走上了政权。因而这个政权自始就是斯大林式的政权。
正由于苏联的政权，是工人阶级在一个真正的革命党领导下武装暴动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当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篡夺这个政权而转变为官僚独裁时，曾经掀起了暴风雨的反抗（如托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最后经过「特尔米多」，即：「它（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曾绞杀列宁主义的党，并摧毁了曾经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引领革命走上胜利的整整一代人的生命。」（史和梁的话，见同上第二十三页）而中共的政权，因为自始就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制」，只须依照其逻辑往前发展，而不须经过「贬质」和「特尔米多」了。
上面所列举的几点的分析，已足够证明史和梁企图从「理论上」判断中共政权与苏联斯大林的政权根本不同，或「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式的政制」是错误的。他们错误的根因，乃是以机械的「对照」代替了辩证法的分析。
托洛茨基解释「官僚全能制的条件」时曾经写道：「消费物资的缺乏和争取这些物资的普遍斗争，产生了警察制度。这些警察坛自担负起分配物资的责任。来自外部的敌视压力，予这些警察以保卫国家的任务，赋给他们以国家的权力，并允许他们加倍地来掠夺这个国家。」（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七页。）这个解释可以完全适用于中共统治的中国。
固然，「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特权阶层，是不会在别的地方，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一成不变地重复产生的。」但在某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条件之下，例如在苏联势力所达到的地方或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国家里，「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兴起，及其结晶成为特权阶层」是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东欧诸国的情形便是前者的具体表现，中国及北韩和北越则是后者的证明。
特权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其特权享受
我在我的「中国局势的报告」里已经指出：中共的「顽强而固执的官僚层」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在它所占据的农村区域里已经形成了。自从取得政权后，这个「官僚层」很快就「凝结成一个特权阶层」，因为这个「官僚层」垄断了国家一切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及文化的机关和权力，随着机关的扩大和权力的增加，这个新的「特权阶层」把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一部份工人贵族（所谓劳动英雄或劳动模范，即史达汉诺夫份子），乃至一部份资产阶级份子（通过它与他们的合作）吸入到它的队伍中。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的数量，比之斯大林统治的苏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篇幅有限，我这里不能分析中国官僚层内部的构成分子及其大概数目，但与苏联的情形是类似的。关于构成苏联官僚层的成分的分析，请参考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三五——一三九页。）它同苏联的特权阶层一样，构成一个金字塔，其本身分成许多等级，压在它底下的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和一切劳苦人民，站在它的尖端的是毛泽东。这个金字塔的等级的严格划分，从中国军队完全模仿苏联军队的官阶制，即从尉官、校官、将军到元帅的等级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这个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其结果自然是社会不平等的扩大和加深，以及随之而来的广大工业群众的生活水平的降低和特权阶层的特权享受之与日俱增。
关于国内工农群众生活水平的低下，似乎没有任何人否认（即史和梁所极度推崇的邓铿，「客观的观察家」，在他所发表的「今天的红色中国」里面也是承认的）；成为问题，引起争论的只是中共统治下的官僚层是否享受特权和具有保护其特权的警察制度。关于这方面，史和梁作了如下的申辩：
一、「承认官僚倾向的存在，完全不能说明北京政权的特性，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特权阶层的统治。那就是说：一个业已硬化的寄生性社会结构，站在人民的头上，消耗了或民收入中超额的一部份，而不顾群众的意志，仅知保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的一种统治，目前并无此一认定的证明；也没有办法足以证明：为保护此一等级制度所必需的无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业已存在。」
二、「窦森在他那本四百页厚的著作中也曾提到某种程度的社会分化，其唯一例子是：由政府供给伙食的干部们有『大灶』与『小灶』之分。凡属部长级或独当一面相当于此一等级的干部，都可享受『大灶』，他们的伙食较诸一般『小灶』的伙食可以有更多的肉量。[4]但窦森接着说：『根据人们的传说，找更设法去探寻那些生活放荡的共产党人，结果却碰不到一个堪当此一称呼的人。』」
三、「在柯柆克的一本书中，也可以看到一点最为新鲜的叙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生活，是刻苦而几近于僧院式的，他们领导着几百万的追随者，正献身于民族的建设。」（见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第二十一卷第二期第二十八页。）
史和梁在上面所提出的否认中国有特权阶层存在的「论据」及其所征引的「事实」，是特别重要的，因而值得特别加以检讨。因为假使他们的论据是正确的，窦森和科拉克所观察的事实是可靠的，那末中国使与苏联完全不同，根本没有特权官僚阶层的存在，有的仅是为工农群众的利益和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服务的清廉的官吏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这里让我们尽可能从周鲸文关于这方面的报导中引证一些最具体的事实来与窦森和科拉克的观察来对照一下吧。周鲸文是与中共合作的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又是人民政府的政治和法制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和彭真任正副主席，其任务代表。他参加中共约政权达八年之久（一九四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他离开了中国大陆（据说是得到毛泽东的允许）到香港，写了一本「风暴十年」的大书（近六百页），底下便是该书对中共统治下的官僚的特权享受的描述：
「共产党自诩说，共产党人的品质是高贵的。斯大林且说共产党是特种材料制成的。就我个人来说，在我未看过他们的生活和行为时，在我脑里，也曾有过一个时期，以为革命政党的成员一定是『先天下之忧而里，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虽不同意他们的思想和方法，但我对他们有几分敬重之心。最近八年来与他们相处，得以看到了他们的生活，我这点敬重之心也烟消云散了。」（「风暴十年」一一二页）
「写共产党人的生活花絮，本可成书，但这里的篇幅是不允许这样作的。我只能根据实情，描划一个轮廓。同时我要请读者注意，中国共产党人是处在穷苦不堪的今日中国的社会里，它不是物质丰富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也不是号称革命三十年已到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后疮痍满目的国家。人民住的是破房子，在人口密集的上海，平均每人占二公尺房间的地位；吃的是杂粮，在穷苦地区，吃的是糟糠、树叶、野菜；穿的是粗布，在穷苦地区的人民穿的褴褛不成样子，……这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有了这个背景，在我们描述共产党人的生活——一个以改善人民生活为号召的革命党人的生活，才能突出的惊人是制订国家一切行政和司法机关的制度和规章。）和人民大会的。」（同上书一一二——一一三页）
「人们的生活的大轮廓，在物质方面是衣、食、住、行和声色（娱乐）。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介绍共产党人的生活。在住的方面，一九四八年以前，党的首脑在延安住窑洞，一九四九年后搬进了北京中南海勤政殿（故宫），他的大小干部进占了北京、天津、上海……最好的楼房，他们和资本家换了班。原有的陈设看来已经很好，他们还要修整一新，添设更多更好的家具。地毡必求特制，沙发必求舒适，浴池面盆必要进口货，花园必求精美，仆役上下奔走如云。如果你访问这个住居，关上大门，放眼一看，这决不是穷苦不堪的中国，而是纽约富豪的别墅。」（同上书一一四页）
「但是原有的楼房到底有限，……于是从北京起，在全国各大城市大批修建要人的住宅，建筑要新式的，设备要摩登的，这才合乎新贵族的口味，于是你每到一个城市，不管城级是大是小，凡是一片新建筑的地方，就是新贵晏居之所。」（同上）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北京西郊建造『王府』，今日称之为别墅，等而下之的首长以及省市一级的首长都群起效尤。社会主义的建设首先就是共产党首长的美轮美奂的住所。继之是建造干部宿舍大楼、礼堂、跳舞厅之类的独占享受推行到了全国。」（同上书三○一页）
「此外，在大小城市，除了原有的一级的旅馆作为招待外宾和干部的招待所，还一律建筑一些新的大楼为贵宾和要人的来往居住。据我所看到的，只有上海因为外或人遗留下来的洋楼、旅馆太多，故未建造新的，其余地方都是场面一新。这些招待所，人民固然不能住，就是摩登式的大旅馆，人民纵然有钱也不许进去，如北京的北京饭店、和平宾馆、六国饭店、前门饭店、西郊宾馆、新侨饭店……，上海的锦江饭店、百老汇大厦……，天津原有的利顺德饭店、泰来饭店……，这些新起的和旧有新修的大旅馆，除了被招待的外宾、归侨和干部进住外，所有中间人只有资格远远站在墙外企足仰望一下而已。」（同上书一一四页）
「其次，我们再谈谈新贵的食，……外边人只知道中共的上中下三级干部有小灶、中灶、大灶之别。小灶为高级干部专有，中灶则为中级干部的伙食，人灶是为一般干部用的。这已粗略说出上中下的区别。但是等你走进幕后一看，上中级『首长』不但有富丽堂皇的『公馆』，还享受吃不尽的山珍海味，至少我看见过的部长级的人们，全系如此。每家都有有名的厨师，过去侍候过王公大臣和军政大员的厨师都侍奉这些新主人。在要人公馆里，我吃过溥仪（宣统皇帝）的御厨师所作的中菜西菜。此外，各大饭店的名厨师，也都调来各公馆侍奉。我每在各首长家里吃饭，他们必津津夸耀他们的厨师过去侍奉过那位名人，或是由其大饭店调来。从这大批厨师的征调到『公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吃的不是白米咸菜，而是鸡鸭鹅鱼，山珍海味了。那么在中国不是限制买肉和食油吗？这对权贵是例外。他们有特许的购肉购油券，市场开市，先有卡车或吉普车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们取用，剩下的轮到人民头上的是些残皮碎骨。『首长』们在家里吃喝还不算，最热闹的几乎是成年大摆筵席，一摆就是百桌以上。北京饭店、和平宾馆、新侨饭店、怀仁堂……是这些宴会的中心。你几乎每天可以看到晚饭的时候，北京饭店门前摆上六七百辆汽车，不到过北京的人难以想象，到过北京的人就司空见惯。」（同上书一一六页）
「统治阶级享受特殊权益，肥鸡肥鸭由农场不经过市场先送到党政首长的家里，有专供党政要人的农场菜圃，一般在市场买不到的东西，或是买到也是劣等物，而特权阶级则是享用一等东西。以东北的苹果论，上等苹果是供给要人。……北京的水蜜桃……收获季节一到，政府担一等货色全都包下留为政要及贵宾之用。……新强的哈蜜瓜一下来，政府就用飞机运了一批到北京，为毛主席及政要们尝鲜。广东的荔枝一下来先送到北京，……其它全国所有的上等货，人民看不见，尝不到的，北京的首长先尝第一口。」（同上书三○二页）
「其次再说到『行』。这是交通工具问题。中国人民在乡间多是步行或骑驴马……，在大城市有电车和公共汽车，只有新贵才许乘汽车，而且高级首长特备专车。共产党在分配车辆时特别着眼阶级，官大的地位重要的坐头等好车，次要者次之。就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一级的人物乘坐从苏联买来的吉士，部长级坐苏联的吉摩，部长以下乘坐美国的汽车，或是苏联的胜利牌，再次就是机关公用车，那是一些杂牌的旧车。……人民是无份乘坐汽车的。……所以在各大城市有个明显的标记，乘坐汽车的心是要人或中上级干部……。」
「新贵们的汽车本来是为『首长』代步办公而用，但太太看戏坐汽车，少爷小姐上学坐汽车，每天晚上戏院影院门前是摆满了汽车的长蛇阵。在炎热的夏天，人民在街道上散步，权贵们的汽车飞过，尘土蔽天。在寒冷的冬天，汽车飞过，留给人民面上的，是冷风夹着灰麈。」（同书一一七──一一八页）
「现在用几行字谈谈共产党的衣的问题。共产党穿着褴褛的衣服进了城时，城市的人都钦佩说：『看人家共产党人的俭朴！』于是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学共产党人的俭朴，…
「在全国人民热烈学习共产党人的俭仆时，共产党首脑人物，一进城就换了新衣。西洋毛料的制服，冬天是狐皮、貂皮外套、海龙皮领、水獭皮帽。于是共产党由上级到中级实行这样的打扮。……老爷如此打扮，太太也不能落后，于是也照样的穿呢料、穿皮袄，小姐少爷也摩登式的打扮起来。……在百货公司里买穿戴的多是共产党首长，出入大饭店衣帽整齐的多是共产党人。」（同上书一一八──一一九页）
「在红色的中国最近几年来，民间的娱乐只有电影、听戏、听大鼓，没有了舞场，没有了跳舞之所。可是各机关无论大小，每星期六或节日都有晚会，有时是演剧，多数是跳舞。中南海的怀仁堂和赵登禹路的政协礼堂，除了白天正式开会，晚间似专为晚会而设的。一有晚会，要人的汽车如流水一般蜂拥而至，动以千辆计。……
「值得一提的，在一九五六年春政协开会期间，会后……毛泽东顺口提到了周信芳（上海著名戏子）的名字。陈毅副总理在场，他猜测一定『主席』想看周信芳的戏，当即打电话到上海把周信芳的全班人马用专车急速送到北京上结果第三天我们在怀仁堂看到了这不远千里而来的周的剧团的演出。
「共产党机关活跃的是周末晚会，当人民无处寻求愉快的场所时，共产党各机关晚会却热火朝天，而各机关最精彩的晚会，不是一般的各机关，而是中央首长要人的中南海紫光阁的跳舞晚会。这里的音乐是一级的，设备是华丽的，服侍是周到的，女人是特邀漂亮的，饭食是丰富的，气氛是温柔醉人的，参与的人是中央高级首长如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高级党、政、军首长，这一群统治中国的人物。」（以上均见同引书一二二──一二三页）
「共产党人的休养消遣地点在北方是避暑山庄北戴河，海滨是青岛和大连星个浦。在南方是庐山、黄山。这些地方过去便是避暑休养胜地，从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资本家出入之地，他们有别墅洋楼……现在这些楼房别墅的主人是共产党。共产党……论气魄比过去资本家、政要、洋人还大，它又建筑不少新楼房，布置了新场面，出入其间的是毛泽东以下的一批大官。不过为了点缀工人阶级领导的门面，选一二所破楼，或建筑一所货仓式的砖楼，挂上工人休养所的招牌，于是在报上宣传的不是高楼大厦的休养所，而是工人休养所的照片。
「这些要人一到休养之期（多是夏天）就纷纷去休养了。他们坐着专备火车，带着厨子、看护、医生、大批随从，全家老老小小去休养了。于是北戴河、青岛、大连、庐山等地，青山绿水间，谈谈笑笑的只有党政要人，生活是舒适的，举止是豪华的。这个新贵族独占一切，而供奉这个新贵族的普通人民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以一副哭丧的脸孔注视着新贵族的享受。」（同上书三○四——三○五页）
「这种奢侈腐化的生活首先由党最高首长作起，渐次风靡到中级，就是党的下层也有不同程度的在这一方面的满足。」（同上书二九九页）
中共这个特权阶层如此地奢侈享受，其费用的来源是怎样规定的呢？周鲸文告诉我们说：「虽然近几年来，一概改为薪金制，但薪金之外，在公费下并不妨碍共产党人的予取予求。」（同上书三○○页）所谓「公费」就是由「国库开支」。「就名正言顺从国库开支项下来说，毛泽东、周恩来等高级人物的生活享受是要甚么有甚么，不必来讲。其它受有一定限制的特权阶级份子，他们是党员当然又是官员，党员公费是由自库开支，所以提到他们的开支不必分甚么公私。中上级的官员享有官房、专车、仆从；出门不论为公为私都是公费开支，到甚么地方，车船都是一等的。中下级待遇的程度就差些，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一切开销都是公费。就以一个解放军的团长来说，他有足够的薪金，有官房，有无线电收音机，有汽车可用。出门，旅费实报实销，车船旅馆都是一等的。有病住国家医院也是二等病房以上。（同上书三○五一一三○六页）
「共产党这个政权，是历史上空前的庞大机构，有千多万党员，二、三百万军队，二千多万机关人员，……。这个寄生阶层由顶上层的穷奢极侈，到下层的吸精髓喝血，这种超生活所必须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个无拘无束的经济制度使然。」（同上书三○六页）
周鲸文在上面对中共特权阶层的奢侈生活享受的描述，在中共官方的报刊上亦间或有所透露。例如当中共中央打击某些不同意见的干部官员时，常常指责他们生活如何奢侈享受和浪费等。尤其在一九五七年鸣放高潮中（四月——六月），各方面指出中共官僚享受特权和生活奢侈的无数事实，（这些事实的一部份曾披露于人民日报，特别是大公报和光明日报。）这便从另一方面证明周鲸文在上面的叙述是可靠的。周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他自称社会主义者，赞成大产业国有化，但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其基本政策，同时他认定中共是代表马列主义的党。所以当他在理论上批评中共的政策时常常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但当他用事实来暴露中共的专横和特权享受，以及描述工农群众生活的低下和痛苦时，却是有根据的。因为他不仅参加了中共的政权达八年之久，而且由于他的参加政权的资格，得以与中共上中层官僚的生活接近，并几次被派至各地，特别是农村访问和调查，因而所传到的资料是第一手的。
现在我们可以说，周鲸文所提供的详细而具体的事实，不但足够推翻窦森和科拉克的「观察」，从反面证明科拉克所报导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的生活是刻苦而几近于僧院式的，他们领导着几百万的追随者，献身于民族的建设。」是完全虚构的神话；而且充分表明：「北京政权的特性属于我们所了解的特权阶层的统治。那就是说：一个业已硬化的寄生性社会结构，站在人民头上，消耗了国民收入中超额的一部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现在留下的事实仅是：究竟有没有「为保护此一等级制度所必需的无所不在的警察制度。」
关于「无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之证据」
早在一九三七年革命刚失败后，中共便已开始了特务的组织。那时这种特务主要是为抵抗国民党特务对党部机关的破坏。随后，当毛泽东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此种特务组织亦输入到那里，成为地方的特务警察。当一九三五年毛泽东从江西转到延安之后，特务组织继续存在和发展，并有苏联的格柏乌参加。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北京成立其人民政府后，特务警察网立刻普及全国，成为正式的公安机关，并有大批的苏联格柏乌专家为顾问，帮助中共制订计划，训练特务人员，完成了这个公安警察的系统。现在让我们看周鲸文的关于中共的「警察制度」的描述吧。
「共产党利用镇压机器控制人民最普遍而深入的为警察机关。毛泽东的打手——特务头子罗瑞卿是公安部长（罗现任参谋总长）。这个系统的爪牙被派到各省、各巿、各县和各区去领导镇压工作……共产党的警犭是有高度能力的。他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围绕着人民，人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管制和监视之中。」（「风暴十年」九八页）
「共产党的警察制度，高级的是中央公安部，省的是公安厅，县市的是公安局，区的是公安分局，直到基层的公安派出所——这是一个直接管治百姓，监视人民的有效机构。公安派出所是分布在居民区，每一派出所管辖一定的户数，它管制人民的一切，试列举一下，户口由它管，凡人出门（指离开当地）先要到派出所声明去处、任务、何时回来；遇有客人来访问居留，三日内必须报户口，说明来处、身份、来此何事。警察以调查户口为名，不管黑夜白日，随时进入民宅，问东问西，目光四射，居民若买点私人的东西，必须由派出所盖印登记，你如由别处寄点款来，也得写入户口簿上以凭察看。」（同上书九八——九九页）
「警察的工作虽是深入民间，但这还是表面的，警察的后面还有街道委员会，它受派出所的指示，一切有关动员、捐献、推广运动、了解各家情况，统由街道委员会负责：或用开会的办法，或派代表分家访问，它的任务也是警察的任务，它必须按时向派出所报告一切情况，防奸细，防特务……为其重要的任务。在派出所、街道委员会之外，每个人，每一户都有一种特派的使命，尤其是派出所认为积极的份子更须担当这个任务，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监视其家中的其它成员，每一户有责任监视邻居，凡是认为有可疑之处，随时报告派出所。每人每户的一举一动，鄱在众目的监视之下，都有被检举可能。在共产党警察统治之下，一家人夫妻不能相信，父子不能相信，兄弟姊妹不能相信，亲友间不能相信，邻居不能相信，每个人每个户都是其它人其它户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共产党制造了黑云弥天，每个人都是疑惑其它人是自己的敌人，是派出所的密探。每个人都为保护自己，作出最大的谨慎，同时又有些人为共产党指使陷害他可能陷害的人。」（同上九九——一○○页）
「所以，我们说共产党的政权是警察国家，这不单指这个警察机关，是应该担警察所布置的这套警察网统统包括在内。在这个网里，谁人不恐怖，不惊心，不低头了？但于对付一般居民之外，在机关工厂、企业、学校等等范围内，又有一套办法。平时在机关工作的人，一言一行也都被监视，一句不得体话也会被人报告，或在检讨会里被人提出批评。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许多若隐若现的阴影，每个人都是另外人的监视者。这就搞得大家精神不安，守口如瓶，说起话来满口马列土义术语，"行起事来小心翼翼。在机关里每个人都是因徒，机关也如同监狱一样。」（同上书一○○页）
周鲸文上面所描述的「警察制度」，我们本可以举出讦宁具体的例子来证明它的真实性，但由于篇幅有限，我这里仅举为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亲身经历的两个事实：
一，当中共取得政权后不到一年，经过它的严密的特务活动，把我们组织在各地的负责人、党员、甚至同情者和朋友，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所以在一九五○年秋上海、温州和广东等地的负责同志几乎同时被捕、监禁，乃至枪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三年一月十日上海及各地的同志、同情者及亲戚朋友，一律被捕入狱。
二，一九五五年春我们的焦同志旅行广州时曾访问一个朋友，当他到那个朋友家里不到五分钟，即有一个街道委员会的负有特务责任的人闯进来，监视他和他朋友问的谈话。
单是上面这两个事实，就已够反映「这个北京政权之无所不在的警察制度」了。因此我可以说，中共统治下的警察制度，比之斯大林统治下的格柏乌制度假如不是更为严密，至少也是相等的。假使史和梁要否认周鲸文的报导和我们的判断，让他们提出具体的事实来加以反证吧。
全国人大选举和全俄苏维埃大会选举相类似吗？
史和梁为了赞扬北京政权的民主制度，除了根本否认特权阶层和警察制度的存在外，便是把产生人民政府的人民会议尽量加以美化。例如他们在「关于普选政府」的标题下写道：
「据窦森说：这个机构（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彭注）后来为人民代表大会替代了。……到一九五三年时，原先联合阵线的最高机构，已由乡村、城巿里弄以及其它选举单位选举人的投票选举所替代，……产生了一个由民主集中制选出的政府。依照这个制度，先由低级选举团体选出高一级的选举代表；再出高一级的选举代表，选出其直接的上级代表。」
「窦森自描述了第一次在北京举行的此一正常选举后指称：代表是直接从大工厂、大学和城巿各区选出的。较小的单位可以联合产生共同的代表。所有此等代表，都可以在选举人的要求下被罢免。这同布尔塞维克时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是极相类似的。上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二页）
史和梁仅仅根据窦森对北京人民会议的简单报导，丝毫没有注意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选举所必须的条件和具体办法，即行断定「这个选举同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的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极相类似」，这比之他们一听到公社有「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即行断定「此等公社是自治团体」更为轻率荒唐。我在批评他们对公社的「选出的委员会」的错误判断时曾经指出：
「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必须具备某些特定的条件：工农群众必须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信仰等的充分自由；其次，选举时各级都实施秘密投票；最后，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乃是保证一切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合法存在。可是今天的中国，也同东欧各国一样，此等条件是并不存在的。（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页。）
中国今天不但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所必须的条件，而且在极度严密的警察制度控制之下，人民会议和公社一样，绝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的选举。可能实行的只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普选权利之幻象」，（见「过渡纲领」）那就是，所有的人民会议或公社委员会在进行选举时，都由中共指定候选人名单交给各选区或选举单位的群众或代表们去投票或画圈而已。这在中国大陆上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现在我们仍旧让周鲸文来作见证。他是亲身参加过一九五三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特别是参加了北京地区人民会议的选举的。底下便是他对于各级人民会议的选举及其产生行政机关的描述：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单是由中共一手包办。各级政府的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也是由中共包办。这是说，在乡人民大会，出席的人由共产党指定，大会选出的乡行政人员也是由共产党挑选出来的，指定的。所谓选举是共产党指定的人们，让群众或代表举手或投票表示赞成。在县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或县政府委员会，以至省级和中央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委员会统统是如此作法。」
「代表候选人名单由党内定，交给选举单位将其选出。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千多名候选人是共产党中央就中央和各地方挑选五六百人，然后令各省以选区名义为之选出；其它一半由各省级党委会就当地情形拟定一张人名单，请中央批准，然后同中央指定的候选人名单一并选出。省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由省党委决定一部份，和县级党委决定一部分，经省级党委批准，一并交县人民代表大会选出。至于各级政府行政人员一律由共产党内定提名在大会一致通过。这些代表候选人在任何大会提出的，也都是通过的。同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候选人是和代表人数一致的，即是有多少代表，就有多少候选人，而不是候选人名单人数超过了代表人数，俾可由选举者就候选人中有所选择。简而言之，就是交给你这些人，你就选这些指定的人；如果你不同意某人，只是在名单上某人名上不画圈而已。但是你不喜欢的这个人还是会被选出，因为大多数人一定是画圈的。何况在选举之前，共产党发动说服，希望把候选人名单一致通过。实际上各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遇有这种名单没有不是绝对多数或一致通过的。」（以上均见「风暴十年」四一五——四一六页）
从周鲸文上面所描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政府行政委员会的选出，便充分证明：窦森报告的「一个由民主集中制选出的政府」是完全虚伪的了。实际上正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希特勒和戈培尔式的普选权利之幻象」。我已经说过：「中国的人民议会是仿照东欧各国的人民议会一个公式的；而东欧各国的人民议会，则是斯大林式的社团。」（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二十二页。）史和梁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同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极相类似」，便无异于说：「斯大林式社团的选举，是与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全俄苏维埃大会的选举极相类似的」。
关于「布尔塞维克革命时代全俄苏维埃大会」进行选举时所具有的民主条件和民主方法，我们大家都知道，无须重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尔塞维克革命时期的苏维埃是根本排除了一切剥削者的选举权的，而中国的人民代表会议则在法律上承认资产阶级份子及其政治代表（如民主同盟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之类）参加选举，具有选举和被选举的全部权利。因此在过去两次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各级人民代表会议都有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资本家当选，并被选为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委员，这表明人民代表会议的阶级内容与当时苏维埃的是本质上不同的。而史和梁竟认定包含资产阶级份子的人民会议与彻底排除了剥削者的苏维埃「极相类似」，未免太令人惊奇了！
被歪曲了的不断革命与不断革命论的被歪曲
史和梁在断言中共已离开斯大林主义，中国没有特权阶层及保护其特权的警察制度，以及赞美全国人氏会议的选举之后，便进而对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全部进程加以描述相总结说：
「接着（指朝鲜战争发生后——彭注）中共领袖们遂提出了他们的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凡属前此曾受政府鼓励、在政府控制下而图发展的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现在都须受严格的限制而逐渐变化，以期逐渐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一九五二年末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天，工业化问题已成为主要的目标了。」
「在农业方面，事变的进程，是从早期的互助组出发，同着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的方同进行，最后达成社会主义式的社会经济组织——公社，与工业化的进行并步前进。这个有力的组合，既成为一个全新的文化之动力，同时又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因此，不管中共领袖们的观念如何错误，不管他们经验主义式的随机转变，以及他们的机会主义，中国革命的不断发展，总是清楚而决定地展示出来了。每一新的阶段，都与前一阶段紧密地衔接着；每一阶段的社会水平，也在本质上较前一阶段提高了一步。其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方同，是无可怀疑的。这就表示出：不断革命或持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明显地获得肯定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五页。）
断定中共所领导的中国第三次革命「是不断革命或持续革命的理论之明显的肯定」，这是一个最高的评价。这差不多等于说，中国第三次革命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革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典范。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中共约政策除了无条件的支持外，再不能有所批评了。但史和梁在上面所指出的「事实」与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是不相符的。因为他们所注意到的只是属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的范畴，完全忽视了构成不断革命论的含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因素。而且即以他们所指出的经济改造一一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来说，当中共实施这种改造时带有很大的冒险主义。这正是违反了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由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畸形发展，早在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尤其对于不断革命论发生了种种误解和歪曲。因此，我觉得根据托洛茨墓木人对不断革命论的解释和十月革命的历史经验来检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展，是特别需要的。
托洛茨基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在「不断革命论」俄文版的序言中写道：
「为着清除围绕于不断革命论所造成的混乱，必须解剖包括在这个理论中的三个思想：「第一，包活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这个理论的历史起源……
「一九○五年复活的不断革命论，就同这个思想和情绪（指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和情绪——彭注）宣布了战争。不断革命论指明：在我们的时代，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任务直接引导走向无产阶级的专政，把社会主义的任务放进了议事日程。这便是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如果传统思想认为：走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还得经过一个很长的民主时期，而不断革命论则主张：落后国家走到民主主义的道路得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民主主义的本身不能停留在数十年内成为自足的政制，而只是直接到社会主义的序幕。它们是相互紧密联系着的。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改造的中间实含有革命发展的不断性。」（着重点系我所加——彭注）
托洛茨基在一九○五年复活起来的这个「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是完全被十月革命所证实了的。那就是：布尔塞维克党乘着二月革命以来的民主革命潮流，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领导农民（穿军服的农民）举行暴动，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它宣布土地归农民和国内民族自决（这是当时俄国的民主任务）之后，随即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放进了议事日程。这正是从民主革命不断地发展至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
但中共对这个「不断革命的中心思想」采取甚么态度呢？它依靠农民武装力量攻打城巿（而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并通过它去领导农民在城乡举行暴动）。推翻蒋介石政权后，不但没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而和民主或民族的资产阶级「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或「人民民主专政」；它不但没有把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的社会主义任务放进了议事日程，反而是「鼓励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在政府的管制下去谋发展」，提倡「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它甚至对急待解决的土地问题也延迟进行，对帝国主义在华的财产予以保护（土地问题和没收外国财产都是中国的民主任务）。这便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纲。这个政纲为中共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党所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所正式通过，成为「建国的共同纲领」。实现这个纲领的时期便是所谓「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阶段究竟需时多久，中共虽没有正式宣布，但认为是长期的。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曾说这个新民主主义时期将有二十年。这就是说，从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还有个「很长的时期」，新民主主义可以「停留在几十年内（或如周恩来所说的二十年）成为自足的政制」（毛泽东自称之为「新民主主义政制」），然后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还不是孟塞维克的「革命阶段论」之典型的体现吗？
但阶级斗争有它自己的逻辑，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动力。早在朝鲜战争前夕，特别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未经土地改革的广大地区的农民在地主富农的剥削和新政权的苛捐杂税重压之下已深怀愤懑而蠢蠢欲动。另方面，地主富农和城乡工商业资本家乘着帝国主义的进攻而实行反攻（如对政府的订货偷工减料，制造黑巿，扰乱巿场，以贿赂腐化中共干部等方同时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大肆活勤。中共在美帝所领导的进攻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反攻的双重威胁之下，不得不经验主义地修改它的新民主主义的政纲，重新实行土垃改革，打击地主富农，进行「五反运动」打击资产阶级，以及严厉镇压反革命等；以此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缓和工人的不满，而获得他们的支持。跟着于一九五三年初，中共又公布了走同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化。这一切表明中共在不可抵抗的阶级斗争的压力之下，才被迫地放弃了它的「革命阶段论」的反动透顶的新民主主义，而采取适合于革命不断发展的一些进步措施。
但当中共采取这种进步措施时，却又极力给它们以限制。因为它既不宣布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更没有准备实行农业集体化。因而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放在几十年或半世纪内去完成。这从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共所通过的决议明显地表示了出来。根据这个决议，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是在民族的范围内经过几十年或半世纪建立自足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显然又是根本违反不断革命论另一基本观念——国际主义的产物。
托洛茨基在上引的同一序言中写道：
「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构成不断革命论的第三基点。这是从现代经济状况和人类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只是世界经济、生产力的世界发展与阶级斗争的世界规模之理论和政治的反映。社会主义固然开始于民族地盘之上，它不能在这个地盘上完结。纵令像苏联所指示的是比较长久的，但终究是临时性的统治。然而在孤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内外的矛盾必然与其进步性同时增长，如果老是孤立下去；则最后，无产阶级的国家将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依靠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从这观点出发，民族的革命不是自足的整体，它只是国际锁炼中的一环。国际革命虽然有临时的高潮和退潮，其本身仍是不断的进程。」（着重点为我所加——彭注）
正由于「社会主义的国际性」的决定意义，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后即宣布这个革命只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他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甚至说：「我们的落后曾推使我们前进，但若我们不能支持到别些国家中暴动工人们之有力的支持，我们将会死亡。」所以那时布尔塞维克党的第七次大会的决议案说：「大会认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已在俄国赢得胜利，只有把这个革命转变成国际工人的革命，才能使革命的巩固，获得最可靠的保证。」（上引文见托着「俄国革命史」英文本第三卷三九五页）
为着「转变这个革命为国际工人的革命」或将这个「世界革命的序幕」导演成为世界革命，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便以全力进行建立世界革命领导机关——共产国际。那时布尔塞维克党的一切对外政策与活动都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中心任务。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国际主义之具体表现。
自列宁逝世，斯大林篡夺了布尔塞维克党的领导后，他即发表了他的彻底背叛国际主义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将孟塞维克的「革命阶段论」在新的环境下加以进一步的发展。斯大林根据这个「理论」把布尔塞维克党推动世界革命的方针转变成为与资本主义世界谋取妥协的「和平共处」的路线，以便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下，斯大林始则尽力与富农妥协，延缓工业化和农业化。迄至遭到富农的威胁时，则转向另一极端，完全不顾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以行政的鞭子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关于这方面，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年替不断革命论英文本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以工业化和集体化之尽可能快速的步伐，来援助经济独立之迅速的成功——这便是过去两年内民族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中所曾发生的变化。全部蜗步爬行的路线，已为冒险主义所代替了，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英文版「不断革命」第十三页）
中共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过去两年内（一九五三——五五年）经过一番「爬行」之后，于一九五五年来了一个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差不多同时又宣布一切私人资本的产业转为「公私合营」。这是在互助组的农民迅速同两极分化和私人资本的企业妨碍计划经济的压力之下所促成的。这个「转变」当然是一个大进步，是多少适合于革命不断发展的规律的。但当中共施行集体化时，不是征取农民的同意，而是以行政的命令强迫他们加入生产合作社，因而不到一年全体农民都被迫集体化了；另一方面，在「公私合营」的名义之下，既保留私人资本家的财产权，拿取「定息」，并让资本家继续参加管理生产，而同时又鞭策工人加速生产，以便超额完成生产计划。此种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推行，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口号之下，差不多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如「全民大炼钢」（即土高炉炼钢运动）和公社化运动便是最具体的表现，这正是「全部蜗步爬行的路线已为冒险主义所替代了。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一样的：一个民族社会主义的观念」。根据「民族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观念」来加速工业化和集体化，不但不是「不断革命理论之明显的肯定」，而且恰是这一「理论」的反面。
托洛茨基在上引的同一序言中曾叙述当时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对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基本立场的分歧如下：
「工业化是整个崭新文化的动力，也只有凭借这一动力，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才是可想象的。在目前苏维埃联邦的社会条件之下，工业化的意义，首先就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之社会基础的加强。与此同时，工业化运动，也为农业的集体化运动创造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前提。两者的步调是互相依存的。只有在新社会的创造过程中，能以最优良的方法保护这个新社会免于外来的危险，同时又能为改善劳苦大众的物质生活创造丰富的源泉，工业化和集体化之最高度的进展，才能使无产阶级感觉兴趣。」
「可是能够有所成就的速度，是有限制的：它受着那个国家整个物质和文化水平的限制，也受着城乡间相互间关系的限制，同时又受着群众所最感迫切的需要所限制——群众中为了明天的幸福而牺牲了今天的生活条件，是有其一定限度的，最良好和最有利的速度，不仅能在特定的时间内，为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造成最快的发展，同时还能为这个社会政制，获取其必需的抵御能力；换句话说，首先是加强工农之间的联盟。只有这个联盟的加强，才可能有进一步的成功。」
「从这个观点出发，党和国家的领导层藉以指导计划经济中之工业发展的一般性的历史规范，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能产生两种基本上不同的路线：第一种是上述的路线，先求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的巩固，藉以期待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之进一步的胜利，这也就是左派反对派的观点：第二种路线是，以尽可能短促的时间，建立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目前官方的见解。」
「目前的社会主义思想，存有两种判然不同、最后分析起来，也是正相反对的理论和观念。从这些不同的观念中，产生了根本不同的战略和策略。」（「不断革命」英文版二——三页。）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指出的关于苏联工业化和集体化约两个互相对立的基本立场，不但含有最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最现实的政治意义，尤其对于今天的中国是如此。当时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所代表的立场，其出发点是不断革命论的国际主义，而斯大林所代表的是革命阶段论的民族主义。
斯大林从这个「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观念」所得出的对内对外的「战略和策略」便是：以极端的横暴驱使农民集体化造成了空前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以行政的鞭子加速工业化，造成了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不平衡，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工人劳动的紧张和生活水平的降低；以稀有的残暴毁灭了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和革命青年；以极端反动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葬送了中国、德国及西班牙等最有胜利希望的革命。这里充分证明：违背不断革命论的国际主义给无产阶级国家带来如何可怕的牺牲！
今天史和梁所极力赞扬的中国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总路线」，在本质上仅是将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的路线抄袭过来放在中国地盘上加以实践和发挥而已。因而这个「总路线」产生的「战略和策略」便不可免地是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混合物。中共在加速生产和公社化（所谓大跃进）所表现出来的冒险主义和对外政策所表现的「五项原则」的「和平共处」的机会主义，便是不可争论的证明。中共这种对内对外的「战略和策略」所产生的损害已开始显露（如生活必需品的异常缺乏，工人群众劳动的极度紧张，生活水平的降低，尤其是农民群众陷于半饥饿状态，以及工农联盟的被破坏等），但可怕的后果还在后面呢！
总而言之，在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中共所实行的基本政策不但不是「不断或持续革命理论之明显的肯定」，而是对这一理论之尽量歪曲。当客观的革命的不断发展的动力在国内外矛盾的压力之下显得不可抵抗时，中共便迫不得已经验主义地来一个「转变」，同前走进一步。这在客观上说固然是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但它向前进所采取的步骤，不是用它的机会主义抑制革命不断发展的自然趋势使之成为半吊子式（如一九五三年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转变），便是以冒进主义使之向前冒进（如一九五六年的集体化及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工业化和公社化》走入歧途。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进程中，不断革命论确是显示了它的威力，以致迫使中共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实行一系列的「转变」来迁就它。但由于中共的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即革命阶段论所包含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在每一「转变」中都是把革命的不断发展歪曲了，以致弄得整个革命的过程变成畸形，因而对这个革命的不断发展造成了许多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了对不断革命论的混乱和歪曲。
巴布洛早在一九五一年即已宣扬「毛泽东在中国实行了不断革命论」（我是从接近他的人们听到的）。一九五二年格尔曼在巴布洛指示下起草的「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案中说：「……不是同蒋介石的联盟，而是这个联盟的破裂，开始了中国的第三次革命。这样一来，二十五年来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运动所顽强保护着的不断革命论，就在这一个基本问题上获得证明。」我曾写了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草案的几次批评，对该草案关于不断革命论的歪曲作了扼要的批评，但为巴布洛所压制未被发表。
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中共第八届大会第二次中委会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一贯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不断革命的精神下领导的。巴布洛在刘少奇这个启示下以马丁的笔名大作其「不中断的中国革命」的文章（文章的标题），宣称「中国现在是处于不断的革命状态之中」（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出版的「第四国际」）。实际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过去近三十年中一真是以「革命阶段论」对抗「不断革命论」的。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突然宣布中共一贯实行不断革命论，仅是藉不断革命论来辩护毛泽东那时正在猛力推行的「大跃进」加速工业化、准备公社化的冒险主义而已。这有如罗米纳茨，斯大林的驻华代表，在革命失败之后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突然提出：「中或革命正处于不断革命状态中」，以此辩护其不断暴动的冒险主义政策，是一样的。巴布洛赞扬中共实行不断革命只是刘少奇的应声虫而已。史和梁赞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断革命理论之明显的肯定」，又只是跟在巴布洛后面，把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任意加以歪曲来替中共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冒险主义政策进行辩护罢了。我在批评格尔曼的「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草案时曾经说：
「无须说明，我们决不应该从不断革命的标准出发，否认由毛党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意义；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因为毛党胜利的客观意义而贬低了不断革命论的价值，进而以不断革命论的名义，来通应或曲解这一胜利。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承认毛党胜利的客观事实，及其各种不同的过程；同时，应以不断革命的观点，来分析这一胜利如何蒙受「革命阶段论」的歪曲，如何造成今天的变相状态，和因此变相而产生的障碍，及其可能发展的前途等。我们的基本任务是：站在不断革命论的纲领立场上，保卫、推进和完成这一革命，直至最后的胜利为止。」
我八年前写下来的上面这个意见，我认为今天还是正确而有效的。这里我只附加一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中共从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转向社会主义的政策，特别是对它所施行的工业化和集体化，仍然必须站在不断革命的立场上来评断它们。我们对于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基本立场，与上面所引证的当时苏联左派反对派的立场本质上是一致的。
政治革命，或是民主改良？
根据前面对中共及其政权的斯大林主义性的分析，以及根据事实所证明的中共统治下的特权阶层及保护其特权的警察制度之存在，则其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政治革命。因此，我可以说，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一九五五年所通过的决议，「第三次中国革命及其余波」，无论从那时以后的「现实」如何「改变了」，但它的「基本立场」——政治革命，仍是正确而有效的。它的正确性不仅在于理论上的分析和预测，而且已由一九五七年的「鸣放运动」中所暴露的事实和倾向反映出来。
在联共二十次大会清算斯大林个人崇拜后，特别在匈牙利革命发生后，中共在群众极度不满的压力之下，以及在党内外的革命份子对匈牙利革命同情的威胁之下[5]，会被迫地发动了「鸣放运动」，邀请各党派及人民发表意见，批评它自身所包含的「三害」——「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帮助它「整风」，企图以此改良自己，避免匈牙利事变的爆发。但在这次「鸣放运动」接近高潮时（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月），各方面的群众，尤其是学生青年及革命的智识份子（包括中共的党员及青年团员）广泛而深刻地暴露了中共官僚主义的专横及其特权享受的无数事实[6]。这一运动中的革命倾同，由当时学生运动的领袖，青年团员林希翎和新华社的记者，共产党员戴煌所发表的意见中反映出来。前者认为：「中国现在的上层建筑和公有财产制并不相适应。」因为「党和国家机关已变成一套统治人民没有民主的官僚机关」。所以她宣称「不赞成改良，而要彻底的变革」。后者则主张建立新党，「实现民主自由，消灭特权阶级」。
从这次「鸣放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一革命倾向：「不赞成改良，而要彻底的变革」，「实现民主自由，消灭特权阶级」，还不是意味着消灭特权阶层的官僚独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革命」吗？
正由于「鸣放运动」所反映出来的反官僚独裁的革命倾向威胁到了中共约统治，它使立刻停止了「鸣放」（一九五七年六月中旬），同一切批评者凶猛地进行反攻，在「反右派」的名义之下，把一切革命的左派分子都残暴地镇压下去了！成千成万的人民被迫悔过，被撤职，被监视，甚至被捕和送至劳动集中营。成千成万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被开除党籍和团籍，被撤职，被开除学籍，被监视或被逮捕等等。于是曾经被邀请来批评中共的人们，现在变成了「批评」的牺牲者！这又一次证明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及其独裁政权，由于它所代表的官僚特权利益的本性使然，是无法实行自我改良的。
但史和梁却坚持说：
「针对官僚主义的答案，不是推翻现下北平政权的号召——这将会被群众认作反对革命的——而是以民主要求的政纲，在或民生活的各方面，通过空前广泛的干预和管制，来制止官僚的专断。」（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二期二十九页。）
「我们之支持这些革命事变的发展，必须具有对一切官僚表现的批判性，并看重于要求采取各种特别的民主措施。没有这些民主措施，社会主义的成功，是无法保证的，此等措施，应包括党内全体党员能有充分的机会，以批评和控制政策及其领导的自由的党内民主制度。同样，在一切政府的机构中，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以至全国的政府在内，其民主的程度，必须使全部控制的权力，握在人民的手里。在经济的领域中，由从事工作的群众，来控制各级生产和分配的计划乃是得以依照实际经验、及时检查成果的基本要素所在；同时也是减少经济不平等至最低程度的必要手段。非常清楚地，我们的立场应该含有这样一个观念：在中国，此等民主措施，是可以经由改良的手段达到的。」（同上第三十页）
史和梁上面所提出的「民主要求的政纲」或「要求采取特别的民主措施」，是漂亮而动人的，假使能够实行的话，是值得赞许的。但他们完全忘记了，或者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九五七年「鸣放运动」所暴露出来的事实和教训。这些事实和教训便是：
一、那时主张「推翻现在的北京政权」的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正是在群众运动中代表群众利益及反映群众意识的革命份子，甚至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如林希翎、戴煌等。
二、那时凡是表示「批评和控制政策及其领导」的「份子」，都遭到了开除党籍或团籍以及撤消一切职务，乃至被捕、监禁的残酷处罚。
三、凡是要求「在一切政府机构中，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以至全国政府在内，其民主的程度，必须使全部控制的权力，握在人民的手里」的人们，都遭到了各种各式的惩罚（包括被迫悔过、撤职、监视，乃至逮捕、监禁及送至劳动集中营改造等等。）
四、而「在经济领域中，由从事工作的群众，来控制各级生产和分配的国家计划」，便根本成为不可能了。
在上述这些由历史事实所得出来的教训的光照之下，让我们问史和梁：你们的「观念，在中国，此等民主措施」，怎样「能够经过改良的手段达到」呢？请求中共的「领导层」去实现你们的「观念」吗？它在「鸣放运动」中从反面答复了这个问题。宣传和鼓动共产党员和工农去实行你们的「观念」吗？那就无异于号召他们起来反对中共，进行政治革命。亲爱的同志们，你们的「民主改良」的「观念」在「现实」面前碰壁了。
我们以前（至少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对中共统治的中国，和有一个时期（一九三三年以前的时期）对斯大林控制苏联一样，是曾经希望通过民主的方法去改良它的。因为那时我们尚认为有可能藉民主的改良手段而达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但今天的中国已同苏联、东欧各国及北韩、北越一样，民主改良已没有可能了。所留下的唯一正确而可行的道路只有政治革命。底下应当是我们主张政治革命的纲领。
一、取消官僚的特权，打到新贵族（包括「劳动英雄」或「劳动模范」）及其等级。给一切劳动形式以更大的平等工资，严格规定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尽可能提高一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争取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的自由。
三、根据农民的利益和意志彻底改组公社。（详见「我们对公社的态度」，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第三十二——三十三页。）
四、取消资本家的「定息」，根据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从上至下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有管理生产的权利。一切国有商店、地方商店或消费合作社均由民主的方式组织委员会监督生产品质量和价格。
五、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代替「人民会议」。苏维埃不但必须排除资产阶级份子，而且排除官僚贵族，只有工人、农民和士兵才能在苏维埃中取得代表的位置。
六、取消一切资产阶级的党派。凡是接受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必须获得合法存在和活动。
七、取消基于「五项原则」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而代之以推动世界革命的方针。
八、与苏联集团内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制度，恢复或创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在为上叙的政治革命的政纲而奋斗的同时，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与群众站在一道，坚定不移地、无条件地保卫已经达到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的，特别是美帝所领导的对中国的任何干涉和侵犯。
社会主义的民主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史和梁往那里走？
我在讨论公社问题时曾经指出：史和梁同志的错误，是与原则问题交叉在一起的，若不及时退回头，就会使他们走入修正主义的泥沼。（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二十一卷第一期第三十二页。）从这时以后，史和梁不但没有及时认识到他们的错误，在他们最近发表的文章中反而把原来的错误加以更进一步的发展，完全陷进修正主义的泥沼中。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明显表现是：在农业集体化问题上，他们完全背弃了恩格斯和列宁的传统立场，因而修正了我们「过渡纲领」中关于「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原则。在判断中共的性质问题上，他们完全不顾「斯大林主义学校中的训练」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质量」，而只抓住在某一时期内被迫所采取的行动或转变，便断定它已离开了斯大林主义。在对中共政权的性质上，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个政权所实行的全部政策所包含的斯大林主义的实质，仅凭选举的形式或「选举权利」便断定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权。对于不断革命论，他们任意加以歪曲，并忽视了这一理论中含有决定意义的国际主义。由于这一系列的违反马列主义的原则、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修正，所以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便走到与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同流合污了。
但甚么是推动史和梁走到修正主义的客观原因呢？主要是由于中共在一九五八年以来所夸示的生产「大跃进」的影响，特别是「公社化成功」的影响。他们在远离中国的一般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对人民公社的理想化的影响之下，便不自觉地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立场。这从他们的立场恰好跟着公社化运动的进展而改变而进展——这一事实清楚地反映了出来。例如他们开始听到公社有「选举出来的委员会」，便断定公社是「自治的政经单位」，随后则根据他们的逻辑推断：「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政制」。而且他们的文章的标题：「公社政制」，及在这一标题下对公社的美丽描写，亦明显地反映了他们对中共及其政权性质的重新评价是与他们对公社的评价紧相联系的。换句话说，他们对中共及其政权性质的重新评价是从他们的「公社是自治的」公式中演绎出来的。假如巴布洛在战后的斯大林主义势力膨胀的压力之下，特别是在中共胜利的惊炫之下离开托洛茨基主义而走到修正主义，则史和梁便是在中国工业化的「大跃进」，特别是公社化的「大跃进」的炫耀之下而陷入修正主义的泥沼之中。
史和梁陷进修正主义的另一原因是他们研究问题的方法论。虽然他们强调：「一九五五年决议案的立场，只有牺牲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辩证的方法才能维持。」（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第二十一卷第二期第二十六页。）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牺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辩证的方法」，运用形式逻辑的机械论，甚至唯心论来处理问题，建立和辩护他们的新立场的。例如：
一、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现有的物质技术和文化等条件的极度低下，一听到中共宣传公社化，「农业生产增加一倍」，公共食堂普遍成立，「妇女已从家庭解放出来」，便相信：「中国正在解决其粮食问题」（见社工党「党内生活」第二○卷十三期第三页。）并断定公社「已加速了妇女家庭奴役地位的解放，开启了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并正在缩小多少年来城乡之间的文化距离。」（同上第八期第四○页。）这显然是「牺牲唯物论原则」的一湩唯心论的武断。
二、他们看到中国工业化和公社化的「大跃进」：完全不注意到此种「大跃进」所包含的冒险主义及其对工农群众的严重损害，而无批评地加以赞美和支持，这正是牺牲辩证法的机械论的体现。
三、他们听到公社有「选举出来的委员会」时，完全不问这种「委员会」究竟是怎样被「选举的」及其具体内容，便形式逻辑地断定：「公社是自治的政经单位」。他们对于「人民会议」，也同样从选举的形式上判断它们。
四、当梁看到「资产阶级的宣传家们之不断敌视而猛烈批评」时，他认为这「使我们无可含糊地必须对赞成或反对公社这一本质上是阶级斗争的问题，采取一种明晰的立场。」像这样地提出问题完全是出于「绝对机械的形式逻辑」。关于这点，我在讨论公社的文章中已给它提出过了。（见美域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第二○卷第二期第三○页）
五、他们强调自己「必须成为中国革命之一支真正的别动队，并无条件地支持其积极的成就。」（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内生活」第廿一卷第二期第三○页）因而对批评中共政策的人们，他们都机械地诋之为「别具用心的批判的评论家。」（同上第一五页）他们不了解，要「成为中国革命之一支真正的则动队」，只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纲领上去严肃地批评中共的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尽可能唤起群众去认识这种政策的错误，以便最后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它，才有可能。这正是把「支持」和「评论」或「批判」联系起来的辩证法的活的运用。
史和梁之所以牺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辩证的方法」，最后分析起来还是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印象主义。这从他们底下的一段话表现出来：
「这里有少数基本问题，必须予以考虑，特别是关于我们自己方法论上的问题。假使我们承认现实总在变化，而且常常是具体地表现着的，那末，我们的思想我必须反映这些现实的某些特性，并应同样具体和可变，因为只有采用这一方法，才能保证合理的正确立场。」（同上第二八页。）
上面这段话，表面看来似乎是不可非难的。但如果深入地给它检查一下，它里面所包含的正是印象主义的根源。因为他们在这里完全没有提到根据甚么原则或规律去考察「现实」及其「变化」，只是强调「现实总在变化，而且常常是具体地表现着的。……思想必须反映这些现实的某些特性……。」一切印象主义都轻视原则，特别注意每一「变化的现实」，把它当作「具体」或新的印象加以「反映」或接受。但当这种「变化中的现实」再「变化」时，他又被另一「具体」的或「新」的印象抓住了。因此，印象主义者永远跟着现实的改变而改变，结果便没有自己固定的原则立场。以前的夏克曼和巴布洛是如此，现在我们的史和梁也没有例外。
夏克曼在第二次大战发生前夕看到「苏德协议」的签订，及跟着看到苏联军队攻击波兰等的「具体事变」时，便认为苏联的性质随之改变，不值得无条件去拥护它了。巴布洛看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主义势力的膨胀及中共的胜利等「新现实」，便断定斯大林党可以自我改良，苏联可以不需要政治革命。史和梁看到中共工业化和集体化，特别是公社化的「变化中的现实」，则断言中共已离开了斯大林主义，「北京政制不是斯大林式的政制」，政治革命已过了时。这一连串的事例证明：凡是轻视理论，不能坚持原则，只顾「具体事变」或「新现实」或「变化中的现实」的印象主义者，都不可免地要离开原则的立场，而陷进各种各式的修正主义的泥沼中的。
现在史和梁对中国问题的修正主义的立场已达到了终点。如果他们按照他们的思想逻辑冉往前发展，便不可免地要走到修正托洛茨基对苏联的根本立场的。但我希望他们在同志们的批评的光照之下，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我相信他们主观上仍是忠实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凭着他们多年来对于我们运动的服务的忠诚，根据批评者对他们所提供的方法、理论和事实，经过认真的自我检讨，是可能恢复他们原来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
[1]本文原先是为第四国际内部讨论而写出，在一九六一年用英文发表。从《当权的中国共产党》译出。
[2]巴布洛在那时已开始发表他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即：各斯大林党在群众的压力下可以走上革命的道路，领海群众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
[3]中共党章总纲第二段：中共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个党章的第二条又规定：「凡是党员有下列的义务：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4]译者注：此处「大灶」和「小灶」的说明有错误。因为据我们了解，「大灶」是低级干部用的，「小灶」则是高级干部享受。此处原文似乎把它颠倒了。现只据原文译出。
[5]在发动「鸣放运动」前，毛泽东曾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我国有人感到高与。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反对人民政府」（见毛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这便证明中共已感到本国革命份子同情匈牙利革命的威胁了。
[6]在「鸣放运动」上升时，刘少奇，中共第二号领袖，曾在锡兰Lssp访华团面前公开承认，「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群众批评广布在中国每一角落。包括有工厂、学校及其它组织在内。批评的对象则是领导层。」（刘少奇在锡兰访华团的招待会上的演说——见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
不断革命论与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不断革命论与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五日）❉英文本曾刊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现在我们所面对着的正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不断兴起，它们动摇了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但另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正缺乏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缺乏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以致革命的领导权都落在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因而在这些已发生或正在发生革命运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彻底解决了民族民主的任务——推翻帝国主义羁绊的民族独立与消灭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革命不是停留在半途上，便是陷于僵持的状态中。为要打开僵局，替革命开辟走向彻底胜利的道路，必须给这些国家的革命指出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以便根据这个方针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方针的便是托洛茨基。他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八五〇年所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概念加以发挥，而形成了他自己的“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首先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受到考验。随后，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从反面，从革命的惨败中获得了证明。当我们今天纪念托洛茨基——与列宁携手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领袖——被斯大林谋杀的二十周年时，将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命运有决定关系的不断革命论提出于一切革命者之前，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者之前，给以简要的解释，特别是根据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加以解释，决不会是多余的。不断革命论与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解剖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阶级关系，曾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像以前的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一样。而担负这个“转变”的历史任务的便是无产阶级，而且也只有无产阶级。因为“在现时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趋于衰落和灭亡，而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第四九页）因而马克思替无产阶级革命所制定的战略纲领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先锋队、政党领导下准备举行暴动，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以此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纲领，当然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即根据先进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而制定的。但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一切落后国家都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而被帝国主义压榨和统治，不得不进行民族民主的革命解放斗争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是否适用于这些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这便在马克思主义的队伍中引起了严重的思想争论，终于走到不可调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首先在俄国马克思主义队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爆发了出来。由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得较晚，在本世纪初，它虽已跃登为帝国主义国家，但它还远落在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后面（如就它与法国和比国的财政资本投资关系说，还带有半殖民地性质）。首先是它的落后的土地问题未得到解决，国家政权还停留在代表土地贵族的沙皇制度手里。这便使得俄国的革命带着错综复杂的性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纠缠在一起。就俄国当时革命的直接任务说，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但哪个阶级来领导革命走上胜利以解决这一民主任务呢？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便形成了以下三个基本立场：一、普列汉诺夫根据俄国当前革命任务（他所指的是推翻沙皇制度）是资产阶级性的，因而认定无产阶级应当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以此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普列汉诺夫的立场显然是机械地依照西方先进国家发展的道路，把俄国革命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先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完成民主任务，发展资本主义，经过几十年之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较高的水平上进行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这便是全体孟什维克所奉行的“革命阶段论”路线。二、列宁同样从革命的直接任务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性出发，但他认为土地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而能完成这一任务的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因为自由资产阶级与土地剥削的财产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但不能站在农民的利益上解决土地问题，而且当工农群众起来斗争时，将不可免地要与代表土地贵族的沙皇制妥协，转过来反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的。要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只有无产阶级与农民联合坚决反对自由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背叛，推翻沙皇制度，建立“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列宁这一思想充分发挥在他的“两个策略中”，他最后强调说：“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黑土重分社’或‘土地自由社’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我们不应忘记，在现时，除了完全的政治自由，实现民主共和国和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外，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任何方法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了。”（列宁选集两卷集第二版第四一四页）列宁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而代之以工农联盟的思想，无疑地是前进了一大步，但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是否可能实现，以及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如何，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提纲”提出前，他从没有作过明白的解释。因而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之前，始终被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念上，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视为一个未知的不定的远景，认为只有当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从这一基本概念说，那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仍是“革命阶段论”。三、托洛茨基完全同列宁站在一起反对普列汉诺夫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联盟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公式，并接受了后者“以土地问题为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的概念。但他对于由工农联盟演绎出来的“工农民主专政”公式却深表反对，因为在他看来，农民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是一个极重要的革命力量，但由于它本身的矛盾和散漫性，绝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革命力量、与无产阶级联盟、建立“民主专政”。它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无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绝不能以解决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为限，必然要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出于议事日程。这样，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不但不能有资产阶级民主政制的历史阶段，即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也是不可能的幻想。这便是“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前瞻》中，对于不断革命论曾作了有系统的解释。（请参考M·J·奥尔更的《总结与前瞻》的摘译本。一九五四年三月锡兰社会平等党出版）他分析了俄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并根据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的经验及廿世纪初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对俄国革命得出了如下的基本概念：“资本主义增长，同时无产阶级也壮大而巩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无产阶级向着专政的发展。但政权落于工人阶级之手的日子和时辰，不是直接受决定于生产力水准的，而是直接受决定于阶级斗争关系、国际状况，及若干主观因素：传统、创意力、斗争决心……（托著《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中译本三四三页）“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可以比资本主义更先进国家早些得到政权……（同上第三四三页）“我们的社会历史关系的性质，使得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负担都落在无产阶级肩上，这对于将来的工人政府虽然要惹起很多的难题，但也要造就一些不可估价的便利，至少当工人政府存在初期是如此。这个将表现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里面。（同上第三四四页）“俄国革命不容许（以后还有好长久不能容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宪政制度，可以解决民主政治的最初步的任务……所以农民的最基本的革命利益，甚至整个农民的社会地位，其命运是与整个革命命运，即无产阶级命运，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将成为解放农民的解放（同上第三四四页）“但农民也许要排除无产阶级而占据其位置么？不可能的。全部的历史经验都反对这个假设。历史经验表示：农民是绝对不能起一种独立的政治作用（同上第三四四页，重点系原有。）“俄国资产阶级将所有的革命阵地都让给了无产阶级。它也必须将对于农民的领导权让给无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得到政权以后造成的局面之中，农民除了结合于工人民主政制，便没有其他办法……（同上第三四四页）“无产阶级只能在全国高潮之上，依靠于全体人民的突进，而走到政权，无产阶级以全国革命的代表资格，以反专制政治和反农奴制度的斗争中公认的民众领袖资格，加入政府……（同上第三四五页）“无产阶级代表，既不是以无力的人质资格，而是以起领导作用的势力资格，加入政府，那他们便以此打破了最低限度纲领和最高限度纲领之间的界限，即是说将集产主义（述之按即社会主义）提出于议事日程……（同上第三四五页，着重点系我所加——述之。）“所以谈不到什么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谈不到什么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非超出它的民主政纲界限以外便不能保证它的专政的民主形式。关于这点所有的幻想都是绝对有害的。（同上第三四六页）“但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策能前进至哪一点上呢？有一点可以断定，即是这个政策未曾碰到本国落后技术障碍以前早就碰到政治障碍了。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同上第三四七页）上面所摘引的这些最精深的意见，不仅是反对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而且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工农民主专政”观念的。如果我们拿“总结与前瞻”和列宁的“两个策略”来对照一下，便清楚地看出，前者对于俄国革命所发挥的思想是最能经得起往后事变的考验的。上面所叙关于俄国革命的三个基本立场，确定地形成于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但在一个颇长的期间内，还只限于思想上的争论。只有到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这三个立场才能在实际生活上获得大规模的，也就是最后的考验。整个孟什维克根据他们的“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同盟，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的思想，把工人阶级在二月革命中取得的政权让给资产阶级，帮助它成立“临时政府”并把工人阶级群众在革命中自动成立的苏维埃作为这个政府的附庸，以此去抑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而这个政府不但将土地问题放在一边，甚至连立宪会议的召集也无限期拖延，却用全力继续帝国主义的战争。结果如众所周知，孟什维克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最后支柱。布尔什维克以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为代表，根据“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在列宁回国前，采取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以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对派自限，企图通过向该政府施行压力的手段达到民主改革，因而使布尔什维克在思想上陷于混乱和无出路的状态中。列宁看到了工人群众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和自行成立苏维埃，以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态度，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农民党）的背叛行为，他回到彼得格勒后决定抛弃了“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认为完成民主的任务必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因而立即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提出于议事日程。这便是他的著名的“四月四日提纲”的基本内容。这样，列宁的思想便与托洛茨基的完全达到一致了。正因这种对革命战略思想的一致，布尔什维克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穿军服的农民）在十月革命中踏上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完成了民主任务（宣布土地归农民和民族自决），随即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提出日程加以解决。从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了道路。这样，托洛茨基在一九〇五年所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即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不断地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完全为历史事实所证实了。如果我们将前摘引的托洛茨基在他的“总结与前瞻”所发挥的意见与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对校一下，便更显得不断革命论的预测——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如何惊人地正确！同时也就证实了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之完全破产，它只能替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服务而已。最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纲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专政的纲领，不仅是为了先进国家，即在落后国的革命中，基本上也是适用的，只是革命所经的道路（不断地发展）较为错综复杂而已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的又一次考验俄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经验，本来已给一切落后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指出了极其明确的道路。但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没有获得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及时援助，再加列宁的逝世，以致无产阶级的政权，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在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手里。斯大林在列宁刚去世不久即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民族保守主义路线来代替世界革命的方针。差不多同时，他又把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完全破产了的革命阶段论，通过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输入其他一切落后国家。这首先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一九二五——二七）进行了大规模的表演。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经济上它当然较俄国更为落后，但在社会阶级关系上却更有利于革命的不断发展。即是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乘着民主革命的潮流走上政权。但斯大林在中国所实行的政策比俄国孟什维克还走得更远和更可耻。因为后者至少还主张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上的独立，而斯大林则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无产阶级领导劳苦群众（农民和城市贫民）的革命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工具，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根因即导源于此。一九二五年五月革命爆发后斯大林根据他的“国共合作”政策，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盟的孟什维克政策，以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苏联的物质帮助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和汪精卫，在群众中提高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并且把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的广东政府（一九二七年秋天成立的）宣扬为各阶级拥护的“革命政府”，或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另方面，斯大林尽力限制中共的政治活动，使后者屈服于国民党的纪律，以执行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政策为限，并命令中共及其领导的群众无条件支持国民党的政府，不许对它加以任何批评，为的恐怕破坏“国共合作”关系。斯大林这种政策的目的显然是：中共帮助国民党完成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即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在不定的将来去进行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斗争。但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还不以斯大林政策所给他的帮助为满足。因为他看到工人群众的蓬勃兴起和斗争精神，特别是省港罢工委员会所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的英勇战斗行为，以及共产党的迅速成长及其在工农群众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他本能地觉得这对于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致命的威胁，必须加以排除，这便是他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举行政变的动机。蒋介石在这次政变中，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逮捕了在他直接指挥下的军队中担任政治工作的共党分子，附带地他赶走了他的政权竞争者汪精卫，建立了他个人的军事独裁。最后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把共产党在国民党组织内部的活动限制于极狭小的范围，禁止共产党批评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但斯大林对于蒋介石这种反革命的政变采取什么态度呢？他不但没有对蒋介石加以任何的抵抗（且不说进攻），反而强迫中共完全接受这次政变所造成的既成事实，承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的是希望他进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完成中国的独立统一，建立全国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政府”。但蒋介石领导他的“北伐军”到达了扬子江沿岸，便立即与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进行秘密的妥协谈判。当他抵达上海后，更公然以屠杀工人群众的又一次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来报答斯大林对他的帮助和期待。而斯大林在这次政变前六天还在宣扬蒋介石是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可靠盟友呢！（见斯大林四月六日对莫斯科党务人员的演说）在蒋介石四月十二日大屠杀上海工人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斯大林又将全部希望从蒋介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称后者所代表的“左派国民党”为革命的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甚至认为它可以代替苏维埃，称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为“革命中心”，并训令中共派遣两个党员加入这个政府，担任工人部和农民部的部长，以此去保护工人利益和实行土地改革，但实际上是执行斯大林的政策去抑制工人的“过火行为”，压制农民的土地革命。因而在这时期内，斯大林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退出左派国民党、组织苏维埃、武装工农以挽救革命危局的一切主张（详见后面），都斥之为破坏共党与左派国民党的合作、“替反革命服务”，疯狂地加以拒绝。但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正在选择时机举行他自己的反革命政变。结果他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实行了政变，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工农群众的领袖，解散工农群众的革命团体。中国第二次革命便是这样悲惨而可耻地失败了！斯大林在这个极度悲惨而可耻的失败之后，为了抵制托洛茨基的批评，推卸自己的责任，便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冒险主义，命令中共不断地举行暴动，最后以广州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的流产，把革命的残余力量消耗殆尽。托洛茨基在中国第二次革命时实际上虽已被排除于苏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之外，但他对于斯大林和布哈林所执行的孟什维克政策曾不断地给以批评，并不断地提出了革命的建议。他早在一九二三年即已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三月四日，他又正式提议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以便它成为“完全独立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党以领导无产阶级，以继续不断地在工会争取工人群众，以领导无产阶级争取农民的斗争。”（见托氏致拉狄克的信，载托著《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第二页。）随后，托洛茨基在他的“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一文中，批评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之后，强调地指出“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种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最后提出警告说：“革命占了上海和汉口，因而陷入中国最发展的阶级矛盾之中。……它必须或者向着无产阶级，或者向着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必须向着那反资产阶级斗争的数百万下层队伍，一方面，我们具备了这。另方面，帝国主义以其南京的屠杀（指那时帝国主义炮击南京——述之）表明着它们不是开玩笑了。……它们首先是想迫使民族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上层了解：如果不愿世界帝国主义对他们的试炮，那么他们和下层群众决裂的时候业经到了”（同上第十三——十五页）。这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三日写的，仅仅经过九天之后，蒋介石果然遵照帝国主义的指示，用流血的政变（四月十二日）“和下层群众决裂了”！在蒋介石用流血手段和“下层群众决裂”，而直接依靠帝国主义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教训，反而在他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THEＴＨＥＳIＳOFPROBLEMSOFCHINESEREVOLUTION）中，一方面为他对蒋介石的破产政策辩护；另方面提出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左派国民党，这正是为下阶段的革命设下陷阱。这时（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托洛茨基写出了他的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同志的提纲》，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给了精确的批评，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底下便是他的批评和建议的要点：“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的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但是凡使劳动者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站立起来的一切事情，必然要推民族资产阶级去和帝国主义者作公开的同盟。帝国主义的压迫不是减弱资产阶级与工农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反而使这斗争激烈起来，在每一严重的冲突中都达到流血的内战地步。……”（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第二十——二十一页。）“蒋介石扮了共和自由派卡文涅克的角色,这一点已成为周知之事。斯大林提纲跟着反对派，也承认了这个类比。但这类比必须加以补充。假使没有雷特路·洛林们，路易·勃浪们以及那无所不包的国民阵线的其他空谈家，则卡文涅克是不能成功的。在中国是谁扮演着这些角色呢？不仅汪精卫，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首先是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的那些教唆者。除非把这一点公开说明了，解释了，而且深刻地记住了它的意义，则两条发展途径的哲学，只能替路易·勃浪与马丁诺夫的机会主义作烟幕，也就是说，只能准备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上，重演四月悲剧吧了。”（同上第二十六页）“要有权利谈那为民主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道路斗争，必须有无产阶级主要工具：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它在自己的旗帜之下斗争，永远不许它的政策与组织解消在其他阶级政策与组织之中。……”（同上第二十六页，着重点系原有。）“……他们（指斯大林们——述之）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与组织上的依赖，这小资产阶级政党不可避免要变成大资产阶级的一个工具。”（同上第二十七页）“……宣布成立苏维埃的时期尚未成熟，同时却提出武装工农的口号，乃是散布混乱。只有苏维埃，在革命的未来发展时，能成为真正武装工人且率领这些武装人们的机关。”（同上第三十页）“要加强这个浪潮，并要加深它，我们需要高揭土地革命旗帜的农民苏维埃，不是在胜利之后，而是立即需要，以便保证胜利。假使我们不愿让农民浪潮归于消灭，像泡沫似地飞散，则那些农民苏维埃必须由城市的与产业中心的工人苏维埃联合起来，同时还须将城市中商业与手工业区域的贫民苏维埃，加添到工人苏维埃去。假使我们不让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群众与军队，则兵士苏维埃必须安排进革命的链子中去。必须仅可能地敏捷，仅可能地勇敢，仅可能地有力，去加深革命，不是在胜利后，而是要立即地，否则就不会胜利。加深土地革命，农民立即夺取土地，将立即减弱蒋介石的力量，将使他的军队陷于混乱，且使内地的农民行动起来，其他没有走向胜利之路，也不能有其他道路。（同上第四十页——四十二页）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提纲所指出的，如上面所摘引的革命政策，假如当时能被共产国际采用而在中国付诸实施，革命危机还有可能扭转过来走上胜利的道路。因那时革命虽在上海和广东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湖北和湖南等省还有巨大的力量。只要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工农群众将如汹涛怒发，兵士将跟着苏维埃的成立转到工农方面来，汪精卫的反革命阴谋将在工农兵的革命火焰中化为乌有。而湖北湖南工农兵苏维埃的兴起，将吸引上海和广东的工农群众重新走进革命的浪潮中，“将立即减弱蒋介石的力量，将使他的军队陷于纷乱”。但异常不幸，托洛茨基这个最能挽救革命危局的主张完全为斯大林所压抑下去，以致中国的革命继续沿着孟什维克的路线走向陷阱。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不顾一切地推行他的置中国革命于死地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会议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末）不得不作如下的声明、建议和警告：“我们和这个政策无共同之点。我们丝毫不要替武汉政府与国民党领导者的政策负责，我们迫切地劝告共产国际拒绝负担这个责任。我们直接对中国农民说：假使你们服从武汉领袖，不组织你们自己独立的苏维埃，则精卫一类的左派国民党领袖，一定要出卖你们的。土地革命是一椿严肃的事情。汪精卫型的政客，在困难情形中，将十次地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工人与农民，在这情况中，两个共产主义者参加于资产阶级政府，如果不是它准备对劳动群众以新打击的直接假面具，那便成为无力的人质了。我们对中国工人们说：假使农民不由你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而由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领导，那是不能将土地革命推行到底的。因此，建立你们的工人苏维埃，将它与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由苏维埃武装你们自己，吸引兵士代表们到苏维埃来，枪毙那些组织暴动来反对苏维埃的官僚与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只有经过农民兵士苏维埃，你们才能争取蒋介石的兵士的大多数到你们方面来。你们，前进的中国无产者，假使相信不到二十五万人的（指左派国民党——述之注）那个领袖们的组织，小资产阶级与妥协成性的领袖组织，能够代替那包括成千百万人的工农兵苏维埃，那你们便是你们的阶级与你们的历史使命的叛徒。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不将在苏维埃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同上第六一页，重点原有）但托洛茨基这个迫切的建议和警告的呼声，最后还是被斯大林所封锁，不能达到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耳中。“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完全失败”，便成了极不幸的预言！对于斯大林在革命失败后所推行的冒险主义政策，托洛茨基不但给了它以严厉的抨击，并且还提出了在反革命胜利情形下的防卫战略路线（请参阅“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一文，见《中国革命问题》中译本第二〇三页。）最后，他从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流产经验中指出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性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前途。从前面的简单叙述中已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斯大林所执行的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路线，是如何惊人地把一个最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导致成最悲惨的失败！同时，从这个革命的失败中又是如何惊人地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路线的正确性。但在这次革命惨败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除了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的领袖们，特别是陈独秀身上，以脱卸自己的罪恶外，又继续为致使中国革命失败的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路线辩护，并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写在“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之中，以此为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未来的革命准备了一条绞绳！因此，托洛茨基在批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中除了批评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和其他的错误意见外，并特辟一章：“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在里面给斯大林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所准备的绞绳路线以彻底的暴露。（见《列宁逝世后的第三国际》英文本第一六七至二三〇页。）最后，他根据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和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新经验，以争论的形式写成了他的《不断革命论》的不朽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给一切落后国家的革命指出了如下的基本方针：“关于迟起的资产阶级诸国，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不断革命论的意义就是：它们的任务——民主和民族的解放——之完全和真正的解决，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个专政成为全民族，尤其是农民群众的领袖时，才可想像。”（英译本《不断革命论》第一六六页。）“不仅土地问题，而且民族问题，使得这个在落后国家人口中占压倒多数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占据一个重要的地位。没有工农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既不能解决，甚至不能严肃地被提出来。但是这两个阶级的联盟，除了通过对民族自由派革命影响之不妥协的斗争之外，别无他途。”（同上第一六六——一六七页）“无论如何，在个别国家，革命将会有最初的插话阶段，但工农革命联盟的实现，只有在组织在共产党中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领导底下，才可想像。换言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有通过与农民联盟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去解决民主革命诸问题，才可想像。”（同上第一六七页。）“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民主革命领导的权力与兴起时，不可避免地而且很快地会提出与深刻侵犯资产阶级财产权有联系的诸任务来，民主革命便立即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变成不断革命。”（同上第一六八页）“在民族限度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其基本理由之一是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事实上就是它所建立的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结构的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帝国主义战争，另方面，产生资产阶级欧洲联邦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在民族范围内开始，进而发展成为洲际的，最后达到了世界范围。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阔的世界意义上变成不断革命；它的新社会的最后胜利只能在我们整个星球上完成。”（同上第一六九页）不断革命论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的曲折反映在第二次革命惨败后，中共在斯大林的严重控制之下经过了一连串的冒险暴动，建立苏维埃和红军，并经过了长期内战，结果还是继续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随后，毛泽东并将这种理论发展成为他的新民主主义。根据这种“主义”，中国革命须首先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即非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过一个历史时期之后，再走上社会主义。因此，当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特殊有利条件下（这主要表现于蒋介石政府的自动崩溃和美帝不能直接干涉），虽然单靠农民武装极轻易地摧毁了蒋介石的统治，走上政权，但还与民族或“民主的”资产阶级联盟，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宣布“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纲，甚至为此延缓了土地改革和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企图以此在几十年内，或如周恩来所说的，在二十年内，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发展阶段。但阶级矛盾的逻辑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一步一步放弃他的新民主主义的阵地，而向客观的革命不断发展规律低头。首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抵抗美帝国主义进攻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共不得不侵犯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以资报复。同时，在地主和资产阶级乘着美帝进攻而大肆反革命活动的情势下，又不得不提前实行土地改革，争取农民以反对地主，进行“五反运动”打击资本家。随后，（一九五三年初）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中共更进一步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实施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由于资产阶级对计划经济的怠工，中共又被迫于一九五六年实施“公私合营”政策，逐步地取消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公开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的路线，而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同时，中共在它的第八届全国大会上（一九五六年九月）宣称中国人民政府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制。（见刘少奇对大会的报告。）从前面这一系列的政策转变中，不可否认地表明：中共已被迫地放弃了它的革命阶段论而屈服于不断革命的规律，换句话说，不断革命论已在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过程中被歪曲地反映了出来，又一次证明它的正确性。但正因为它是被歪曲地反映，因而也就替革命的往前发展埋伏了新的巨大障碍。这种障碍明显表现于：中共既非自觉地理解不断革命论，了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依靠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府，解决土地问题，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以此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是单靠农民军攻打城市，推翻蒋的统治，在四个阶级联合政府的名义之下，建立了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或官僚专政，剥夺了工农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并把革命限制于本国范围内，企图在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因而从它原来的机会主义又跳到冒险主义，此种冒险主义的突出表现是：在农业集体化上，毛泽东完全不顾农民的意志，强迫他们于最短期内加入农业合作社，甚至公社化，同时迫使农民劳动达到空前紧张程度。在工业方面，以行政的鞭子强迫工人极度紧张地劳动，增加生产，以便加速完成经济计划（如以两年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但工农群众在极度紧张劳动之下所得的报酬，却远不足以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特别是农民经常陷于半饥饿的状态之中。另方面，官僚们则享受一切特权，过着最奢侈的生活。这便在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农群众与特权的官僚阶层之间，造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像苏联和东欧各国一样，正在向着政治革命的爆炸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三次革命虽然体现了革命不断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中共政策的凹凸镜中歪曲地反映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但中国不断革命的彻底完成还不可免地要经过一次政治革命，推翻斯大林型的官僚独裁，建立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并把革命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去，特别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不断革命的自然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斯大林根据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在“共产国际纲领”（一九二八年第六次世界大会通过的）中所定下的路线，是把各国共产党变成为执行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简单工具，他为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定的政策，在人民阵线或民族阵线的标榜之下，早已把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变成了自由资产阶级欺骗工农群众的附属工具。这种情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差不多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在印度。印度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大国，像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大国一样，它完全具备着不断革命的客观条件。但印共在第二次大战前经过长期的机会主义政策，把自己弄成了毫无生气的资产阶级的玩物之后，在大战中，为了苏联与英国同盟反对希特勒战争的理由，公然主张放弃反对英帝的民族独立斗争，堕落到最不名誉的地位。当战争结束后，英帝国主义由于其自身所遭到的困难，迫不得已允许印度“独立”，把政权交给尼赫鲁所代表的土著资产阶级以便保持它在那里的经济特权时，印共又以奴颜婢膝的态度拥护尼赫鲁政府，把民族的完全独立（取消英帝在印的经济特权）和急待解决的土地问题寄托在这个政府身上。托洛茨基早在一九三〇年即已指出：“印度农民需要一次‘公正’的土地分配。这是民主主义的基础，同时也是整个民主革命的社会基础。”他在批评甘地所领导的“消极抵抗”之后，接着说：“农民的消极抵抗以及他们的流血暴动，只能在已变成革命民族领袖，且在胜利后会成为革命政权领导的城市阶级领导下才能转变成为革命。在现时代，这样的城市阶级即使在东方，也只能是无产阶级。“……只缺少一个条件：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以上均见托著《革命在印度——其任务及其危机》载于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二日《战士报》）上面托洛茨基对印度革命的基本思想，直到今天还是生动而有效的。印度资产阶级虽已得到英帝国主义的允许而踏上政权，但印度不过从殖民地变成半殖民地，土地问题依旧未得到解决，就是因为“只缺少一个条件：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因此，现在印度革命面临的中心问题，便是根据不断革命论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印度尼西亚是仅次于印度的一个殖民地大国（就人口数量说），那里的共党也差不多扮演了印共同样可耻的角色。它在第二次大战前及战争中把自己变成资产阶级欺骗群众的工具，以致后者在战争结束时得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踏上政权。但当资产阶级建立其政权时，它又突然来一次冒险的暴动，以致遭到惨败，在冒险失败之后，这个党又回过头来忠顺地掩护苏加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把解决土地问题的民主任务寄托在后者身上。但事实又一次证明：苏加诺政府不但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加紧剥削农民，压迫工人群众。最近一年来，苏加诺已逐步地转向军事独裁，准备于时机到来时向工农群众和共产党举行蒋介石式的反革命政变。与印度尼西亚类似的经验又表现于中东的伊拉克。在卡逊领导的军人政变推翻那个腐败透顶的皇朝之后，工农运动已如暴风雨般地爆发出来，形成一种真正的革命潮流，但伊拉克的斯大林党却尽力把这个革命潮流引导到以支持卡逊的地主资产阶级政府为限，希望它完成民主任务，但卡逊同苏加诺一样，愈来愈仇视工农群众，削弱共党（例如只承认从该党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为合法党，而否认其他一部分的合法地位），向着军事独裁的道路走去。在拉丁美洲的危地马拉，那里的斯大林党根据无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同盟路线，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不及时武装工农，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却把资产阶级推上政权，等待它去完成民族独立和土地改革的民主任务。结果是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军人政客，在美帝国主义阴谋策划之下，轻易地完成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使工农群众陷于血泊之中。这是斯大林主义者的孟什维克政策在拉丁美洲所演的第一次悲剧，它对于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是一最新鲜而直接的教训。古巴现正处于革命状态中。卡斯特罗领导农民游击队摧毁了美帝国主义的代理巴蒂斯塔的反动独裁，成立了他的革命政权，并在美帝威胁下实行了一系列的带有革命意义的措施（如接收美、英、荷帝国主义者的炼油厂及其一部分土地），这些都证明这个政权正向着革命不断发展的方向走，但卡斯特罗政权还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权，只能是过渡的政权形式。古巴要把革命推行到底，完成它的不断革命，只有将现时的小资产阶级政权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没收美帝国主义者及本国地主的一切土地分给农民，进一步没收国内外一切资本家的财产归国有，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把这个革命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去，转过来推动美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才是可想像的。总而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鲜经验无可争论地证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论是得着帝国主义的允许，或乘着群众的革命潮流，或通过军人政变走上政权（如印度、锡兰、缅甸、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等），没有一个国家完成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同时证明：斯大林的革命阶段论，特别是他的使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中立”的政策，已将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完全变成支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工农革命运动的绞绳。结论经过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中国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的经验，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鲜经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所指出的战略路线，对于一切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乃是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条路线结晶地被写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最后，让我将这个纲领的基本要点摘引下来作为本文的结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就其本质说，乃是落后国家，但落后国家却是帝国主义所统治的世界之一部分。因此，它们的发展，具有综合的性质：最原始的经济形式联合着最新式的资本主义的技术与文化。同样情形，也决定了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之政治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之最基本完成的斗争，与那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相联结。在这一斗争中，民主口号，过渡时期要求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并不是分成各别的历史时期，而是直接从此到彼地迈进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土地革命，即：消灭封建残余；与民族独立，即：推翻帝国主义的羁绊。这两种任务是紧相联系的。“简单地将民主政纲予以抛弃，那是不可能的。群众一定要在斗争中去超出这个政纲。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口号，……这口号一定要同民族解放与土地革命问题不可分离地联系着，在初步，工人们必须用这民主政纲来武装自己。只有工人才能号召与统一农民。站在革命的民主政纲基础上，必须使工人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用革命的民主口号来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才能而且应该产生苏维埃。……苏维埃迟早要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有苏维埃才能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过渡纲领中译本[校正本]第三〇——三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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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锡兰社会平等党总书记古尼华道那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给锡兰社会平等党总书记古尼华道那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七日）亲爱的古尼华道那（Goonewardena）同志：当我听到你们的党被中国人民政府正式邀请派遣代表前往中国访问时，我曾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于本年二月廿二日写信给你，希望你们访问中国的代表们，「利用这次访问中国的机会，向中国群众表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正面立场，以此澄清他们对于我们的，即官方宣传的误解」。并「特别希望你们前往访问中国的代表们，向中共提出如下的要求：「释放一切被监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恢复他们的名誉。（他们曾是以「反动派」的名义被逮捕和监禁的。）「允许托派的组织合法存在与活动」。但我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关禁在毛政府的集中营的上百名同志和同情者们）这个迫切而合理的「希望」和「要求」，竟得不到你的任何回音！虽然如此，我还是在期待着，或许你们的访华代表们将以言行的事实来答复我的信？迄至今年七月初，我读了从中国寄来的本年五月份的「人民日报」，其中记载了你们的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这不但与我的「期待」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希望」不符，简直是相反。因此我当时曾拟再写一信给你，批评你们访华代表团的言行。但有同志对我说：「还是等一等吧，也许锡兰党访问中国的代表中，会有人发表访问后的观感，如哥文（Golvin）同志访苏回来后所发表的。哥文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6月某期Militant（战士报），他从实地考察证明苏联的政治革命之不可避免」。我接受了这位同志的提议，一直等到九月末，还未见到你们的代表们访华回来后任何文字的发表。于是我又着手写信给你。恰在此时，又有一位法国同志来告诉我，说你已来欧洲旅行。他并转述你有意想见我。于是我的信又中止下来，意在见了你本人后再说。但你虽在欧洲旅行了将近两月，却找不出一点时间来履行你有意见我的诺言！尤其是最近从英国方面的同志知道，你们的访华代表之一，RadSoyza同志，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九月十七日）报告关于中国的访问而答复问题时，竟说：「中国托派没有正式接触锡兰社会平等党」。这便迫着我再也不能缄默下去了。以上是表明我迟至此刻才来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原因。现在让我将你们的代表团在访华过程中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从《人民日报》上摘录下来，附以必要的批评。中国《人民日报》披露有关你们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一共有四次（见1957年5月16、17、19和31日的该报）。其中较重要而值得注意的是5月19和31日的记载。因为19日的消息标明，「刘少奇以人代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资格宴请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并和你们的代表们「交换许多意见」。31日的新闻标题为「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告别晚宴，」并指出「有周恩来总理出席」。在5月19日的宴会上，关于你们代表团与刘少奇的谈话有如下的记录：「宾主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刘少奇委员长向客人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说，我们两团应该友好合作。「佩雷拉（Perera）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亚洲击退任何侵略的堡垒。「刘少奇说：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佩雷拉说：可是亚洲国家都仰望着中国。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应该是保卫亚洲国家不受侵略的国家。「谈话大家都认为东方人应该防止帝国主义重新抬头。佩雷拉说：美帝国主义接受英国与法国的许多教训，他的侵略更狡猾。刘少奇说：美国更强大。因此大家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才可以同它进行斗争。「客人们还谈到，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应该进行经济合作。主人表示同样的看法，宾主都认为中锡两国是遵循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贸易来往。客人们认为中国在贸易中很慷慨，特别卖大米给锡兰。……「佩雷拉谈到锡兰政府积极的中立的外交政策，我们是拥护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客人们表示，中国在短短期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刘少奇请客人们在中国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要看。他说：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很多。官僚主义很厉害。「刘少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问题是如何对待官僚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它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要适当，不要过火。「刘少奇说：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都在评论缺点和错误，矛头是指向领导者。………「佩雷拉向刘少奇赠送了礼品，并表示锡兰人民和新平等社会党对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谊。刘少奇表示感谢」。在5月31日的「告别宴会」上，《人民日报》记载的摘要如下：「周恩来出席了宴会，佩雷拉对锡兰新平等社会党（L.S.S.P）代表团在中国受到亲切的款待和热烈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这次代表访问中国是愉快的，有收获，并且有很大的兴趣。「佩雷拉说：这次代表团的访问中国，相信已增加了中锡两国的了解，促进了彼此的善意，巩固了两国的友谊。「佩雷拉说：锡兰和中国一样渴望和平、锡兰将和印度、中国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从上面这些颇为冗长的摘录中，也就是从你们的代表团与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的两个领袖）的全部谈话中，不但没有看到你们的代表们向刘与周询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他们是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他们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L.S.S.P的名义被邀请去访问中国的），向中国群众表示应有的革命态度和主张，表示他们代表锡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的任何革命的意向或愿望。你们的代表团的发言人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如上面所指出的，很明显地只是站在国家的和平的立场上，好像他们是代表锡兰的现时的统治者，与中国官方进行一些外交式的交换意见，呈献一些颂词。这不但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时所发表的意见毫无差别，即与尼赫鲁、苏加诺和吴努们的许多代表团在访华时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当你们代表团的发言人佩雷拉同志谈到「中国和印度应该是两个保卫亚洲国家的国家」时，他竟忘记了尼赫鲁的印度与毛泽东的中国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将「保卫亚洲国家不受侵略」的命运寄托在它身上。未免令人惊奇！当他谈到「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应该进行经济合作」时，他完全忽视了你们的锡兰和印度等国家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统治的印度和锡兰怎能与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呢？」尤其当佩雷拉「谈到锡兰奉行积极的中立的外交政策」，你们的党「是拥护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这表示他完全不懂得尼赫鲁和班达兰乃克（Bandaranaike）等所谓的「积极的中立的外交政策」，仅仅是他们代表本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中立主义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幌子之下，取得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与本国斯大林主义党的支持，以妨阻和瘫痪工农群众走上革命的解放道路而已。当佩雷拉谈到「锡兰和中国一样渴望和平。锡兰将和中国、印度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时，他竟没有提到，甚或没有暗示锡兰和印度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意向和需要，以此为有效地「反对战争」，达到「和平」之唯一手段。这证明他完全忘记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对于「和平与战争」的基本观念，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先进国的工人阶级和落后国的被剥削群众，不联合起来，以革命的行动去摧毁帝国主义，首先是摧毁本国的资产阶级，剥夺它们的财产，则战争是绝不会终止，真正的和平是不会实现的。你们的代表团主张同班达兰乃克统治的锡兰与尼赫鲁统治的印度去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试问这与克里姆林宫所指挥的各国斯大林党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立场有什么不同？！其中含有讽刺意义并令人惊奇的是，当你们的代表们恭维中国的「巨大成就」，表示「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时，刘少奇却教导他们「在中国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要看」。他甚至说：「中国的缺点和错误很多，官僚主义很厉害」。而你们的代表们对此竟然默不作声！难道你们的代表们不知道或不承认中国是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主义的统治之下吗？即令他们以前不知道或不承认中国的官僚主义，至少刘少奇已被迫地告诉他们了。而且当时，即你们的代表访问的时候，正是学生、工人、农民及一切知识分子反对和抨击中共的官僚主义最激烈而达到高潮的时候，如刘少奇在他的谈话中所承认的。假如你们的代表们没有忘记他们自己是反斯大林党的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便应当利用刘少奇自己谈到官僚主义这个绝好的机会，援引马克思、列宁（即令不援引托洛茨基）对于防止工人国家官僚主义化的主张，如工人阶级的充分的民主，一切行政和经济及文化机关，由工人和贫农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或委员会直接管理或监督，一切行政的官吏和经济机关的管理员的薪金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向刘少奇，同时也就是向中国工农群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指出：只有根据马列的这种主张，才能有效地「适当地」「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进一步消灭官僚主义。刘少奇所谓「不要过火」，正是站在官僚主义者的立场上，企图以「过火」之罪名压抑工人群众的民主，继续其官僚的统治。这是应当给他揭破的。假如你们的代表团能够这样做，在当时中国正被卷入暴风雨般的批评中共官僚主义的「大鸣大放运动」中，将发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广大的群众中替托洛茨基主义赢得了尊敬和向往的。很可惜，你们的代表团竟放弃了这样的一个绝好机会！像前面所指出的你们的访华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在中国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中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怀疑和混乱。首先他们将感到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斯大林主义党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引起他们对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张的迷惑。另方面，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正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的群众暗示：你们看，这是L.S.S.P.的代表们，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示同意我们，称赞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经验」。这与中国托派被攻击的「以左的面貌干反革命的勾当，」是多么不同啊！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你们的代表们和刘少奇与周恩来谈到了许多问题和事物，甚至连中国「卖大米给锡兰」的事情也谈到，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迫害被监禁的事情。难道你们的代表们认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被迫害被监禁是无足轻重的事，不值得你们注意和关怀，不值得你们向中共提出质问与要求吗？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当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于1956年4月访问英国时，英国工党那些最保守的领袖们，甚至也向前者提出了释放东欧各国的社会党人，他们的同志的要求。为什么你们的访华代表们，连英国工党领袖们那种对同志的关怀都缺乏呢？假如你们的代表们没有放弃或忘记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他们是绝对应该，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向中共的领袖刘少奇、周恩来，乃至毛泽东（据说，你们的代表团曾得到毛的特别引见）正式提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迫害和被监禁的问题，要求释放他们，并允许中国托派合法存在与活动的。首先，你们的代表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党，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虽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不但没有被迫害，被监禁，而且还能够合法存在与活动，参加选举、被选为国会议员，甚至得到中国人民政府正式邀请访问。为什么号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反而要迫害与你们同样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容许他们合法存在与活动呢？而且中共既已允许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合法存在与活动，并参加了政权，为什么要特别迫害站在工农群众利益上发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呢？假如中共的领袖们拒绝你们代表团的要求，说中国托派「犯了反革命的罪恶」，如他们一向所宣传的，那你们的代表便可以乘此机会要求中国人民政府对中国托派来一个公开的审判，让你们的党和其它各国工人群众的组织派遣代表观审，以明真相。这样，不但会在中国广大的群众和舆论中发生巨大的影响，给中国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有力的援助，而且还给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个勇敢而光荣的贡献。你们的代表团为什么放弃这种光荣的任务呢？不错，你们的访华代表团员之一，BernardSoysa同志曾说：「TheChineseTrolskyistshavenoOfficialcontactwiththeL.S.S.P.」（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与L.S.S.P.之间并无正式接触）。也许他们以此为理由来辩称他们在访问中国时所采取的立场。但事实是：我在本年二月廿二日，即你们的代表去中国以前的两个多月，已「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写信给你，和你们进行「officialcontact」，希望你们的访华代表团向中共提出「释放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允许托派组织的合法存在与活动」了。这证明你们的代表团不向中共提出如上的要求，是明知而故意无视的。此种对同志，对中国几百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迫害的重大事件的毫不关怀和轻视的态度，究竟怎样解释呢？此间有位同志（他是与你们有过「正式接触的」）替你们的访华代表团辩护说：锡兰的党准备在不远的将来走上政权，因为自己的国太小，必须获得中国那样的大国的支持，因而不愿在中共面前表示激烈的革命态度和主张，更不愿因中国托派被迫害的问题与中共发生争执或破裂。假如此种辩护是反映了你们的倾向，那我便不得不向你们提出忠告：正因为你们的国太小，你们的党如要走上政权，尤其是维持政权，便应特别站在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以此去赢得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印度工人阶级的援助，才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或苏联的斯大林党的统治层上，其结果只能是一负数。这是值得你们加以严肃地考虑的决定性的问题。就我个人说，我是一向尊敬你们的党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的。但当我看到你们的访华代表表现的那些错误观念，那种离开国际主义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倾向，却不得不给以如上的批评。如果你们的党，能够根据同志的批评来检讨一下你们的访华代表团的言行，以至你们整个党的方针，我相信，这对于你们的党，对于我们的整个运动，都是很有益的。友好的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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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战后国际局势的演化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草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第二次大战后国际局势的演化与第四国际的任务（草案）[1]（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的演化过程，其最本质的趋势是：苏维埃经济形式之不可抑制的扩展，由地球面积六分之一扩展至三分之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均衡之不可挽回的破坏，老的殖民帝国的分崩离析，美帝国主义压倒优势的形成，前者对于后者之卑屈的依赖。由此便构成了美帝所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财产制的苏联集团间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因此急切地投进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准备。正由于苏维埃经济形式的扩展，这首先便大大地缩少了帝国主义赖以生存的世界市场。再加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解放运动之不断兴起，更使这一市场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因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与消费间的矛盾，日益趋于不可忍受的地步，由此从根动摇了社会的均衡，日益酝酿着和加深着社会阶级的冲突，替世界革命准备了客观的前提。同时，也正因为苏维埃经济形式的扩张，便与强加在它上面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制的矛盾，日趋紧张和尖锐，而迫近最后的爆炸点─政治革命。资本帝国主义之不可挽回的衰朽及其矛盾的日益尖锐（二）为重分世界市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德、日、意帝国主义被完全打下去了，但胜利的帝国主义面临的，首先却是欧洲的东半部已落入苏联的掌握。尤其是英法帝国主义，不但毫无所得，反而发见它们自己的殖民地正陷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中。这便迫使大英帝国不得不向印度、巴基斯坦（大英帝国的支柱）、缅甸和锡兰的土著资产阶级让步，容许它们的「政治独立」，企图以此保持其经济的基本权利（如投资及英镑集团等）。单只这一「让步」便已足够证明英帝的衰朽到了何等可惊的程度！法帝曾试图以武力压平其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但它在越南经过八年消耗巨量人力和物力的流血战争之后，终于被迫缩回了它的魔掌，而让美帝去继承它的越南南部的残破遗产。它现时又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同样绝望的战争。这更显出法帝临死挣扎之无比痛苦！（三）由于在战争中所起的决定作用及其生产的特别增长，美帝不但使失败的德日意成为它的附庸，即胜利的英法在战争消耗与破坏所引起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以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威胁之下，也只有卑躬屈膝地依赖它的救援。因此，美帝得以支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但美帝所得到的远较整个帝国主义所失去的少得多。美帝参战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从日帝手中夺取太平洋彼岸的广大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但战后它在那里所碰到的却是暴风雨般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它曾获得克里姆林宫抑制中共和恢复蒋介石政权的同意（雅尔塔协议），但由于蒋政府的过份腐朽与不可抑制的群众革命行动（农民武装斗争），终于只好看着整个中国大陆落入中共手中。它在印度尼西亚曾推动荷兰与土著资产阶级妥协，企图以此参加那里的市场。但在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腐朽与群众运动日益酝酿的威胁之下，其结果仍然是一大疑问。尤其它在朝鲜战争中所付出的鉅大代价，仅能勉强维持南朝鲜的残破局面。这一切充分暴露了这个帝国主义最后堡垒本身力量的限度和弱点，并同时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可挽回的腐朽的深度。（四）在经济和社会的平面上，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位，美国本身在战争中不但没有遭受任何破坏，反而借着战争的需要大大地扩张了它的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因而不仅能够维持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保持社会的相对均衡，而且还暂时挽救了西欧诸国的社会危机（当然是得到克里姆林宫叛卖法、意革命的帮助），并协助它们（通过马歇尔计划）恢复了为战争所破坏的生产。但这一切不仅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间的基本矛盾，反而使得这种矛盾愈益尖锐起来。首先是美国本身的生产过剩已深感到市场的过份狭小。尤其是它的农产品更少出路。它除了高筑关税堡垒以阻止外货输入外，便是用倾销去侵蚀其它各国的市场。这样，不但引起了西欧诸国，尤其是大英帝国的抵制，而且大大地破坏了落后国家的农业（由于农产品的倾销），因而更压低了它们对工业品的购买力，加深了生产与消费间的矛盾。因此，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萧条的征兆已提出了警告。这便是美帝急不及待地发动这一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五）朝鲜战争确实阻止了经济危机的爆发，并由于军事的需要大大提高了生产。不但美国的生产大事扩充，即英、法、尤其是德日的生产，都超过战前的水准，出现了「新的繁荣」。但此种繁荣随着朝鲜战争的停止便立即消逝，代之而起的又是危机的威胁。美国汽车工业的大减生产，欧洲纺织业的开始衰落，尤其是日本大部份工业的停滞，在在都显示此种经济危机的征兆。因而争夺市场又成为这些生产过剩国家间之最迫切的问题。由生产过剩而引起的生产停滞，首先受到影响的是工人阶级。不但它当中的一部份已直接遭到失业的痛苦，即在业的工人群众，由于物价的继续增高（即通货的不断膨胀）亦日益感到生活低落的威胁。「欧洲大多数国家近两年来所经历的物价高涨，是今天真正的危机」（见「欧洲合作组织」一九五六年十月所披露的文件，载于《纽约先驱论坛报》﹝NewYorkHeraldTribune﹞出版的一九五六年十月的经济评论）。此种「物价高涨的真正危险」，不仅在「欧洲大多数的国家」，即美国和其它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亦是如此。在物价日益高涨，即通货日趋膨胀（此种膨胀，在生产停滞和军备加紧的情形下是不可避免的）压力之下，工人群众生活的水准势必降低。这就迫使工人群众不得不起而进行斗争。此种斗争（由罢工表现出来）现在已在美国和英国开始发动。在不远的将来，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誓必以更大的规模普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酿成社会的大危机。另方面，在落后国家，由于帝国主义生产品的倾销所引起的生产的停滞，尤其是由于美国农产品的倾销所造成的农业危机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及一般农民的贫穷化，势必迫使一般劳苦群众，尤其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不得不日益走向生死斗争的道路。（六）解决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市场问题及避免社会危机，在帝国主义者看来只能藉助于战争。这便是以前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因此上次大战刚结束后，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帝即将新的大战的准备提出于议事日程。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尽力牺牲法、意的革命，并将其所占领的东欧诸国限制于资本主义的范围内，以表示极愿与西方帝国主义谋取妥协，但在美帝眼中，苏联社会主义财产制存在和生长，它的势力范围扩展至东欧，以及各国斯大林主义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所领导或参予的民族解放运动（不管它们所采取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和发展，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威胁。因此，美帝所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于反苏战争的准备，也就随着经济危机的威胁之增加与落后国解放运动之发展而日益紧张。它以马歇尔计划稳定了西欧之后，立即发动了冷战，随着大肆扩充军备，建立北大西洋协议集团（NATO），重新武装它的盟国，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加强那里的防线。并在苏联集团周围建立普及全球的海陆空军基地，大量制造核子武器，准备一举摧毁苏联及其卫星国。苏维埃经济形式的生长和扩张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七）由于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工农群众的无比牺牲精神，以及帝国主义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但击退了希特勒的毁灭性的进攻，而且占领了欧洲的东半部，成为战后世界的第二大强国。随后由于中共对蒋介石的胜利，苏联的势力更扩张至亚洲大陆（包括北朝鲜和北越）。这样，它便给了帝国主义以最严重的打击，因而冲破了战前那样被包围的孤立状态。另方面，由于同一社会主义财产制的存在及其工业的动力，和工农群众的同一牺牲精神，苏联迅速地恢复了被战争所毁坏的生产机构，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提高了生产，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这便使得原来落后的俄国经济接近了西方先进国的水准。在苏军占领的东欧诸国，克里姆林宫虽曾极力将这些国家限制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以便与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妥协。但在美帝所领导的冷战进攻与实际准备大战的威胁之下，迫使官僚们不得不依照苏维埃的经济形式去同化他们。就是说，不得不没收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财产为国有，进行计划经济。虽然官僚们同化东欧是用它自己的方法，─尽量避免群众革命行动的军事官僚方法─但这一「同化」的事实证明：苏维埃经济形式的扩张动力是不可抑制的。现在这同一苏维埃经济形式的动力，更迫使毛泽东放弃其「新民主主义」的反动图式（即长期建立非资本主义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经济），而在中国大陆开始大规模进行同化，并同时扩展到了北朝鲜和北越。（八）苏联生产的惊人增长及苏维埃经济形式的大大地扩张，固然给了帝国主义的生存以最严重的威胁，加深了它的矛盾与危机，但同时与压在此种经济基础上的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政制的矛盾，也以同一比例生长和扩展起来，日益走近爆炸的边缘。由俄国的落后与孤立所形成和生长起来的寄生官僚层，曾经以极端横暴和残酷的格柏乌，迫害其反对者，镇压群众（大规模的逮捕、莫须有的审判、屠杀、集中营的奴役等），以保持其巴拿帕特的独裁及一切生活上的享受特权。但现在它正面对着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这个随着生产的增长而增长起来的阶级，由于其数量之庞大（其数目达四千八百万，仅次于美国），它的技术与文化之提高，及其在战争中与生产上所起过的决定作用，已深刻感到它自身的作用、力量和地位之重要。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继续胜利和苏维埃经济形式大形扩张的鼓舞之下，更感到官僚加在它身上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夺之不可忍受。因而工人群众改善生活与地位的热望，便同斯大林主义官僚的压迫和剥夺的冲突不可抑制地加深和加速起来。（九）苏维埃经济形式扩展至东欧诸国，在计划经济与工业化的推动之下，这些国家的经济确获得了空前迅速的发展。但正由于克里姆林宫以纯粹的军事官僚方法输入此种经济形式，因而一种仿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型制造出来的寡头政治便在大俄罗斯主义的面貌下显现出来。在这种政制下，不但工人群众的一切政治权利被剥夺，而且经常处在格柏乌的恐怖之下，过着比战前资本主义统治下更低的生活水准。因此反对本国傀儡官僚与其大俄罗斯主义的愤懑与怨恨，便随着压迫的增加与生活的痛苦，在工人群众中日益酝酿着。苏维埃经济扩展至北朝鲜与北越，虽然不是由于克里姆林宫的直接的推进，而是由于毛泽东、金日成与胡志明的「自愿仿行」，但他们在仿行苏维埃经济形式和经济计划（包括工业化与集体农场化）的进程中所采取的方法，与苏联官僚在东欧诸国所进行的方法，本质上并无差异。因而在中国、北朝鲜和北越这些国家内的工人和贫农群众与毛、金、胡等所代表的官僚层的冲突也就逐步在酝酿中，仅仅其程度比之东欧诸国和苏联的较为缓和而已。（十）苏联，尤其是东欧诸国的群众与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之不可调和的矛盾，早在斯大林在生时已达到了极度紧张的状态。苏联战前和战后的几次大肃清运动，即是此种紧张状态之无误的反映。南斯拉夫之被迫与克里姆林宫公开破裂，以及随着此种破裂而来的东欧诸国的大肃清运动，都充分表明了铁托及东欧各国斯大林党的一部份领袖，在群众极度愤懑的压力之下，对克里姆林宫所表示的强烈的离心倾向。斯大林死后，继承他的马林柯夫们，在顾虑群众乘着斯大林之死起而进攻的威胁之下，曾被迫采取了某些让步的措施（所谓马林柯夫新路线），试图以此缓和群众的愤懑，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但东德的工人群众，诺林斯克（NORINSK）和伏库塔（VORKOTA）集中营的囚犯们，还是将斯大林之死作为谋取解放机会而举行了暴动和总罢工。虽然这些暴动和总罢工是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由此充分表明：苏联，特别是东欧诸国的工人群众和被压迫者已达到用暴动来进攻官僚的程度了！（十一）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们在东德和诺林斯克的暴动及伏库塔的总罢工中，已深刻感到他们所处的地位异常险恶。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权，官僚们经过一个颇长时期的犹豫和考虑之后，终于不得不向日益增加愤恨的群众作进一步的让步。这便是联共第廿次大会上所宣布的「新政策」，以及特别强调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斯大林个人独裁」之全部用意。无疑地，这是斯大林主义演化史上之一个划时期的标志。「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官僚们是企图将过去引起群众憎恨的一切罪恶都加在已死的「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之上，以此挽救还在活着的整个官僚层的命运。但在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中，官僚们不得不宣布如下的事实：斯大林的总书记地位是列宁生前所极欲撤换的（并引列宁遗嘱作证）；斯大林是违反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斯大林利用格柏乌为工具，制造「人民公敌」的罪名，通过一系列的莫须有的大审判（即以酷刑迫令被告自承罪状），铲除了无数的老布尔什维克与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和群众；斯大林迷信他与希特勒所订的协议，致使苏联在战争初期遭受了大惨败，丧失了几百万的生命；他用极残酷的大规模的流放毁灭了几十万被压迫的人民……（见赫鲁晓夫在苏共第廿次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斯大林为自己个人的「荣誉」，伪造了联共的党史和俄国革命的史实（见米高扬在苏共大会上的演说）。所有这些事实都为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断地揭露过和抨击过的。虽然官僚们极力隐藏了斯大林主义在全部思想上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及其在苏联所施行的一切罪恶政策（如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强迫农场集体化与一般地忽视人民生活必需的生产等）和对各国革命（如中国第二次革命，德国一九三０年─三三年的革命，西班牙一九三一至三八年的革命，法国一九三六年革命局势，以及战后法、意的革命运动等）实施的背叛政策所引起的灾祸与惨败。但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被各国斯大林党领导层所欺骗的革命者《包括斯大林党的下层党员》和工人群众，从赫鲁晓夫等所列举的事实中，已十分清楚地看出那个曾经被宣扬为「伟大而英明的领袖」，「列宁的承继者」的斯大林，及「永无错误的斯大林主义」的真实面貌和惊人的罪恶了！这同时也就从反面替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者三十余年来反对斯大林主义及其官僚独裁的坚苦斗争作了不可争论的强而有力的申辩。斯大林主义，现在是被斯大林一手提拔起来的继承者们正式宣告破产了，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以惊人的形式爆发出来了！因此，在联共第廿次大会之后，各国斯大林党都陷于极度混乱、动摇、分化和分解的状态中。尤其是东欧诸国的斯大林党，由于过去在清党运动中所种下的恶果及克里姆林宫的直接压迫，更在其党员群众与工人阶级中显得不能忍受。这便是波兰和匈牙利的革命最近爆发的直接原因。（十二）波兰的革命乃是波兹南暴动的继续发展。这一普遍全国的革命运动，虽由于中派领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妥协，没有进行到底，但它已获得了初步的成果：克里姆林宫派到波兰的独裁者罗可索夫斯基是被赶走了，群众已自行组织起来了，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已获得相当的自由了……这一切将会成为下一阶段革命彻底胜利的保障。由波兰革命直接推动起来的匈牙利革命，比之前者进行得更为彻底，因而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目标清楚地表现为推翻本国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和克里姆林宫的大俄罗斯主义的压迫。它由群众的示威、总罢工，直接进到武装暴动，并在暴动过程中成立了工人委员会（苏维埃）和民军，瓦解了斯大林党和吉罗的秘密警察及其独裁机构，提出了撤退苏联军队和由民众自由投票选举成立新政府的主张，这些由革命行动而非书面提出来的政治纲领，正是东欧诸国全体被压迫民众的迫切要求，而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早所提供的。虽然匈牙利的革命是被克里姆林宫的坦克无比残暴地镇压下去了，但工人群众的革命意志并没有因此颓丧，他们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匈牙利革命是苏联集团内政治革命之正式开幕。假如一九０五年莫斯科暴动是十月革命的预演，则此次匈牙利革命便是全东欧及苏联未来政治革命之最生动的榜样。另方面，从苏联坦克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无比残酷事实中，不但充分暴露了赫鲁晓夫们在联共廿次大会上所宣传的「改良政策」是虚伪的、欺骗的，即他们反对「斯大林个人独裁」的罪恶，也仅仅是藉此以掩饰他们自己在斯大林指挥下所犯的一切罪恶而已。现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群众又一次（镇压东德暴动是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斯大林的继承者们是完全承袭了斯大林的全部反动政策及其残酷手段，以对待革命的群众而保持他们的特权。正因此，便进一步加深了各国斯大林党的危机，加速了它们的分化和分解过程。前途——战争与革命（十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帝国主义夺取市场的战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这些结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第三次革命以后，今天比之以往任何时期更为真实和迫切。虽然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同样害怕战争与革命，而重新宣布「战争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争取多数达到」，而无须经过革命（见赫鲁晓夫在联共第廿次大会上的公开报告）。但此种重复为列宁所猛烈攻击过的第二国际叛徒们的破产谰调，同他们多年来所大肆宣传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一样，除了暴露官僚们的极端反动的保守主义外，只能在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苦群众中散布幻想，模糊他们的阶级意识，阻碍他们的革命斗争，客观上帮助帝国主义顺利地进行其战争准备而已。因此，现时摆在全世界面前的问题已不是战争与革命是否会发生，而是：由战争的爆发产生革命，还是由革命的胜利去阻止战争。（十四）人们从美帝反苏战争的决心与备战的积极出发，断定战争已远远地跑到革命的面前，而不可抑制地迫近它的爆发点。但这种观点是形式的、机械的。因为它忽视了战争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和革命的濳在动力。毫无疑问，美帝反苏战争的决心是绝对的，它对于战争的准备是尽其力之所及积极地进行的。但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美帝已经遭到了，并且还要遭到许多不易克服的矛盾和障碍。例如：美帝与其同盟国间，特别与英法间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与本国群众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前，虽不足以阻止战争的爆发，但妨碍战争的准备，即拖延战争的爆发是完全可能的。在朝鲜战争中，美帝曾拟将此种战争推至中国大陆，以此扩展成为反苏大战。但由于英法为自己的殖民地革命运动所牵制（如英之马来亚，法之越南），表示消极态度，尤其因为中国的参战所表现的惊人战斗能力，这便打破了美帝原来的阴谋。当奠边府被包围，越南战争陷于极度危急时，美帝参谋总部也曾拟借口中共对越盟的援助，使用核子武器进攻中国，以此扩大战争范围。但由于英国的反对，法国的消极，美国只好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最近英法帝国主义冒险所发动的重夺苏彝士运河的战争，如果继续进行下去，便大有可能发展成新的世界大战。但美帝深深感到在这样的战争中，整个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将站到苏联方面。这样，不但它在中东的油源和北非的空军基地将全归乌有，而且还要用极大的军力来对付阿拉伯民族的解放战争。这对于反苏战争将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便是美帝不得不对英法实施压力，促其尽速停战的主要原因。但今后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民族问题，对于美帝的备战计划仍然是一个极难克服的障碍。此外，西德的重整军备（这是美帝备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在法国的掣肘（如一九五四年法议会通过决议反对西德加入欧洲集团）和本国人民反对之下（西德国会几次延期通过阿登纳的整军计划，即是反映了民众的反对）进行得极为迟缓；英国统治阶级，在苏联占有核子毁灭武器的威胁之下，对于战争的恐惧与犹豫；法帝调动全部军队镇压阿尔及尔暴动，使得北大西洋同盟的军力大为削弱；各国民众，尤其英国民众反战情绪的高涨；（最近英国人民反对艾登政府发动苏彝士战争，便是显例）……所有这类的因素，虽不足以阻止战争，但对于美帝备战和发动战争的时间表，曾起了，而且还要起着阻碍与拖延的作用的。,（十五）在战争延期爆发的情形下，经济的危机，如前面所指出的征兆，依照生产日益增加与市场日益缩小的逻辑发展，将不可抑制地爆发出来。虽然爆发的时间不能预测，但要延期长久是不可能的。如果经济的萧条一旦出现，则工厂关闭，工人失业，物价高昂，银行倒闭，财政混乱，势必掀起社会的大危机。这样，一个新的革命局势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来。首先是法、意的工人阶级将随着经济萧条的刺激踏进战场。法、意的工人群众，虽然因为斯大林党和社会党的背叛政策遭受了挫折，但它们的实力一直保存下来。而且在失业和贫困的经常威胁之下（意），在统治阶级不断镇压殖民地革命所加的重负和痛苦之下（法），工人群众早已对现状深感不满。因而一种革命的潜局久已存在于这两个国家中。此种潜伏的革命局势，在经济萧条的推动之下，很快就会转变为公开的革命局势的。在英国，工党的左派运动（贝文所代表的）和工人的急进运动（如码头工人的独立罢工）无误地反映了工人群众对现状（包括对工党官僚）的深刻不满。此种不满，一旦遇到经济危机的刺激，便有可能转变为公开的革命行动。完全被剥夺了殖民地市场的西德和日本，由于它们的高度生产力，已深深地感到生产过剩的窒息。此种生产过剩的结果，不是降低工资，便是干脆停止生产。因而工人群众的不安和不满情绪日在发酵中。新的经济危机将不可免地要推动这两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踏上革命舞台。最后，就是美国也绝难逃避经济恐慌所引起的革命的冲击。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对它所发生的后果，便是最好的证明。在落后国家，无论是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由于民族与土地问题的急待解决，民族民主的运动不是已经爆发成为公开的战争，便是在潜滋暗长。在未来经济恐慌的推动下，这些国家势必被卷入暴风雨般的革命怒潮中。而那个代表「中立主义」（即企图以「中立」的幌子避免卷入战争，并藉斯大林党的帮助阻止本国革命）的尼赫鲁的印度，由于它的土地问题与国内民族问题的异常尖锐，将会成为落后国家的革命的主流。假如三十年代的经济萧条曾引起了德国一九三０─三三年的革命，西班牙一九三一─三八年的革命，法国一九三六年的静坐大罢工和美国的产业工人大会（CIO）运动，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下一次的经济萧条中，一个普及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局面不可免地要开展出来。（十六）另方面，在苏联集团内，最近波、匈的革命已绝对无误地指出：整个东欧不仅是一座火山，而且火山的缺口已冒出火焰来了。克里姆林宫的坦克车可以暂时堵住火山的裂口，但绝对不能阻止火山的最后爆发。相反，暂时堵住火山裂口，只有酝成火山的总爆发而已。很明显地，当波匈的革命运动前进时，东欧其它国家，如东德、捷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都已呈现不稳状态。东德与罗马尼亚的学生青年们，甚至已公开提出了某些反官僚的民主要求（他们多出身于工人和农民的家庭，常是敏感地反映了一般民众的愤懑和愿望），这正是以前引起波匈革命的序曲。仅因为匈牙利革命遭受了克里姆林宫的无比残酷镇压，东欧其它国家的革命才暂时被抑制下来。但克里姆林宫的坦克压平了东德的工人暴动（一九五三年六月）之后仍然爆发了最近的波匈革命，这就足够证明：这次匈牙利革命的被镇压，绝不能阻止东欧其它国家未来革命之兴起。因此，可以确定地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在新的事件的刺激之下，东欧这座革命的火山一定会全部爆炸的。至于苏联本身所积累的火药库，在诺林斯克集中营的暴动和伏库塔集中营的总罢工中已经提出了爆炸的信号。联共廿次大会所宣布的改良措施与反斯大林崇拜，更明显地表明：官僚们在日益增加愤懑的群众压力之下，不得不以对群众的最大让步来阻止，至少缓和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但一切历史经验证明：凡是一个统治者或者统治层迫得要用对民众的「让步」来阻止或缓和革命爆发时，往往是加速革命的到来。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各民族的被压迫群众，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独裁的无比残暴统治之下，已经经历了整个世代（三十年）。现在，由于他们自身数量的巨大增加及文化水准的提高，他们已深刻地觉到他们力量的伟大。尤其在官僚自行宣告破产（如公开承认斯大林─官僚的主脑的错误和惊人的罪恶），及其内部的冲突和日趋衰弱的情形下，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群众，一定会感到他们「最后说话」的时机是到来了。在下一阶段中，假如不是苏联的被压迫群众，在东欧诸国新起革命之前推翻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则至少将跟随东欧革命的重新爆发，起而以自己的力量扫除克里姆林宫的官僚窠穴的。革命一旦在苏联爆发，必然要蔓延到中国、北朝鲜和北越。则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所领导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当然不能逃避政治革命的命运。（十七）前面所指出的革命远景，并不排除因某种特殊事件而促发新的大战的可能。不但美帝在经济危机严重威胁之下，可能利用于它有利的突发事件发动反苏战争；即克里姆林宫官僚，在东欧或苏联的革命直接威胁下，也有可能冒险挑起战争以图转移革命的致命危险。但即令在这类的情形下爆发战争，革命还是不能被长久拖延的。更可能的是，革命将随着战争的爆发而爆发，以此去直接干涉战争，乃至终止战争。这便是今天的世界局势与上两次大战前的局势大大不同之所在。第四国际的任务（十八）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或苏联集团内的政治革命的客观条件，不是已经完全成熟了，便是在成熟的进程中。一个普遍全球的革命远景正摆在面前！「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革命，在下一历史时期内，将有一个大灾难威胁着全部人类的文化。现在的问题归结到无产阶级，主要的还是归结到它的革命先锋队。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往后随着时间的进展，他们企图把历史车轮往后拉的绝望的努力，将更清楚向群众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已变成了人类文化的危机，而这一危机只有第四国际才能解决」。托洛茨基十九年前所写下的这一预测，「只有第四国际才能够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现在已临到它的「实现」的时候了！（十九）在过去，第四国际解决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主要障碍是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所代表的苏联官僚及其所控制的各国斯大林党。因为它们不但假借马列主义的名义，凭借十月革命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吸引了成千万的革命者和工人群众；而且利用苏联的物质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托洛茨基主义者施行了极端恶毒的污蔑与无比凶残的迫害（包括莫须有的审判、屠杀、充军、暗杀等），企图阻止继承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事实上，无可否认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斯大林主义官僚这种污蔑和迫害之下，确实遭到了极大的损害，阻止了它的自然发展，拖延了它解决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历史任务。但现在的情形是完全改变了！不但斯大林已被他的继承者们宣告为违反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独裁者，侵犯苏联社会主义法律的谋杀犯；即以「改良」和「集体领导」标榜的官僚层也很快就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尽情暴露了他们无比反动的面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现在正以剧烈的分化和分裂形式在各国斯大林党中显现出来了。这不但给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发展清除了主要的障碍，而且替它实行解决无产阶级领导危机造成了最有利的条件。（二十）根据英、法、美、意、瑞士、加拿大及拉丁美洲某些国家斯大林党内部最近分化和分解的事实，明白地表现了如下三种倾向：A、官僚的领导层，除少数个人外，仍在坚持斯大林主义的反动立场，奴颜婢膝地继续服从克里姆林宫新主人的指挥；B、一部份领袖或干部已公开脱离或准备脱离党，从右边走向社会民主党的道路；C、下层干部，不但从左边反对其领导，并急切地搜求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刊物，希望从它们当中找到出路。有些甚至直接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虽然，上面所指的第三种倾向，在现时还多半限于知识分子的青年，但他们正像波匈的学生青年一样，乃是下层党员群众意向之无误的反映。此种转向革命走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倾向，在今后各斯大林党分化和分解的进程中，将随着不断发生的新事变的刺激，而成为不可抑制的潮流。可能像第一次大战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破产一样，它们的党员群众大批地转到第三国际。这可能是第四国际获得广大的革命干部，以此发展成为群众党，实际上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的主要条件。这里的问题在于第四国际对当前斯大林主义危机所引起的各斯大林党的分化和分解采取正确的态度和最有效的活动。（二十一）首先必须懂得斯大林党的党员群众与官僚领导之间的根本差异：后者是完全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因而无条件地接受其指挥以维持其存在；前者则是对资本主义的现状怀抱深刻的不满，因而憧憬社会主义，接受马列主义的观念，并把社会主义财产制的苏联视为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榜样。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承认斯大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并以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与社会主义的财产制混为一物。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责任，便是用理论与事实向斯大林党的党员群众耐心而详尽地解释：斯大林主义是马列主义者的反面，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独裁是完全剥夺了工人阶级政治权利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的财产关系是绝对不兼容的。在现时斯大林主义已完全破产，党员群众已对克里姆林宫及本国官僚发生反感、怀疑和动摇的情况下，我们是容易说服他们，争取他们到托洛茨基运动中来的。（二十二）因此，第四国际的各国支部必须以全力干涉当前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动员一切力量去加深与加速斯大林党的分化与分解进程，采取一切必须的有效方法，在斯大林党内外，去接触他们的党员群众，与他们不断地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为了避免其官僚领导的干涉）讨论，供给或介绍他们托洛茨基的遗着或托洛茨基主义的刊物，尽力说服他们，争取他们。我们的口号是：彻底瓦解斯大林党，争取它们内部的一切革命份子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来。这对于我们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危机将发生决定作用。以全力干涉斯大林党的分化和分解进程，并非松懈对其他的工人群众党和群众组织的工作。相反，如果从斯大林党中争取了大多数的革命份子变成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干部，则对于其它群众党组织的工作将更广泛地有效地进行。在斯大林党危机的发展中，各种各式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团体或组织都特别活跃起来。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利用这一机会，与一切从左边反斯大林主义的团体进行公开的讨论，将革命的一切基本理论与战略问题提到它们前面，同他们诚恳地交换意见，获取共同的革命立场，以便重新集合一切革命力量为革命服务。最后，为了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干涉斯大林党的分化和分解运动，一切以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发言与活动的组织，必须尽可能在重新确认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过渡纲领》的诸原则，尤其是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作用和政策的原则上重新统一起来。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准备领导世界革命走向胜利，以此从根消灭新的世界大战，这便是第四国际当前的历史任务。[1]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国际局势的一般演化，尤其是关于苏联、中国第三次革命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发展，I.C.（国际委员会）所提供的「讨论草案」，（如《今日的世界》、《今日的苏联》、《中国第三次革命及其后果》，和《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兴起》）已作了颇为详细的分析。因此，本草案不拟重复那些分析。而是根据那些分析所达到的重要结论，尤其是在最近发生的事变的光照下（如联共廿次大会所宣布的反斯大林个人崇拜运动，波匈的革命运动，苏彝士运河的争夺战等），指出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化过程及其前途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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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保卫苏联及列宁的布党的民集制原则问题的讨论——答一位留日友人提出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关于保卫苏联及列宁的布党的民集制原则问题的讨论——答一位留日友人提出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七日）亲爱的Le：你在来信中对于保卫苏联问题和列宁党民集制问题，所提出的怀疑是：A．「在战争（指未来大战）一起后，政权在官僚手中，在军事独裁下……它拿借口阻止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会罪恶地摧毁一切。那么，着手工作就十分困难，甚至成为不可能的。……」B．「是民主自由问题，一个政党在野时所要求的，到一旦上台即不回顾，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一党专政，其发展为官僚与独裁者，实势所必然。……没有公共的管理，腐败现象必不可免。没有出版与集会等自由，那里还顾得上创意力与机动呢？苏联与中共今日之现状，决不能简单以落后国家一词而忘记了当年列氏布党原则是否有恰当之处。……」上面这两个疑问，确是一般地容易引起的，但也是最危险的。因为对它们如不加以彻底的澄清和理解，可能引到对原则的怀疑，甚或放弃。但要彻底澄清和理解它们，首先还是要从原则方面着手。而且这两个问题中间是有着相互的联系的。现在让我们从第二个问题说起。列氏建立布党的原则是民集制。这制度的本身是非常辩证而绝对正确的。没有这种制度便根本谈不上任何革命党的建立，更谈不到任何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完成了。所以怀疑这种制度的原则，就等于怀疑马氏的全部学说。但对民集制要达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人们往往将民主与集中任意割裂开来，而择其中之一以为己用。例如小布尔乔亚的民众主义者，选择或强调前者而否认后者；小布尔乔亚的官僚们则相反，坚持后者而抺杀前者。只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托洛茨基们，才能将它们有机地辩证地联贯起来，加以灵活的运用。正如老托所说：「没有内部的民主便没有革命的教育；没有纪律，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第四国际的内部机构是建立在民主与集中的原则之上：讨论的充分民主，行动的完全一致」。假如仔细研究过列氏在布党中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实践和灵活运用的无数事实，便可充分了解这个原则是完全正确而唯一有效的了。例如，列宁提出《四月提纲》（1917年）后，他即要求党内尽量进行民主自由的讨论。在此种讨论过程中，他赢了多数，决定了往后的基本方针。从此，便是要求少数服从多数，对外行动一致，以便争取和带动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前途。以后，无论是对布雷斯特和约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等，都是在决定之前，经过最民主的自由讨论，获得大多数的支持，才作最后决定的。在进行讨论的过程中，没有人享受特权不受到批评和攻击（列氏本人即遭到千百次的批评和攻击的）。列氏的唯一权利，也就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只是根据理论和事实去批评或反驳对方，以便说服和赢取多数的支持。正因为有这样的制度和切实的运用，老列才建成了布党，并藉它取得革命之胜利，和保持其胜利成果。因此，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理由和事实足以怀疑「列氏的布党原则有欠当之处」。相反，只有忠实地彻底地遵照和运用「列氏的布党原则」，未来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苏联的复兴和中国的改变，才有可能。至于老史（大林）及其它的官僚们（老毛在内）之剥夺了群众的「出版与集会等自由」，使得「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渐趋死灭」，谈不上「创意力和机动」─这一切，绝不足以证明「列氏的布党原则之不当」。相反，只是证实了史及其追随者们，完全背弃了列氏的原则，才形成了「苏联与中共今日之现状」。这里，仅简单地指出如下一些事实就够证明史之背弃列的民集原则达到如何程度：1.在老史统治的党内，重大的问题都未经过党内的民主自由讨论，即使形式上经过讨论，也没有人敢发表对立的主张，更没有人敢批评和攻击老史本人的错误。所以老史起草决议或提出的主张，都是刻板地「一致通过的」。2.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主张或批评老史，便必然遭到开除党籍，取消工作，充军，甚至枪毙或暗杀。无须说，老毛是完全模仿老史的作风，这是取消一切民主的最恶毒的巴拿帕特独裁。在这种独裁制下，当然「一切公共制度的生命渐趋死灭，」谈不到任何群众的「创意和机动」了。但老史及其追随者们，何以竟能背弃「列氏布党原则」到如此程度，而形成其寡头的官僚独裁呢？这便是问题的核心。你说：「不能单以落后国一词」来解释，而忘记了当年列氏的布党原则是否有欠当之处。关于「列氏布党原则」的正确及其在实践上之有效，我们在前面已从列氏的理论及其实践上的成功中作了不可争论的说明。因此，问题便只在于「落后国」能否解释史的官僚层之形成。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想：只要你仔细读过老托的《苏联现状及其前途》和其它著作，一定会充分了解或得到解释的。因此，这里只简单地指出几点：1．正由于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无产阶级踏上政权后，不能不依靠大量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行政、经济和文化各方面来进行其改造工作。因此，这大量的知识分子便得以形成新的官僚层。在当时可能避免这种新官僚层的形成，或至少避免它篡夺无产阶级政权的，只有依靠西方先进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及时的援助。但正因为没有这样的援助，苏联在孤立状态中，新官僚层之形成，乃至篡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了。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2．也只有从前面这一正确解释，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正确的政治结论：要复兴苏联回到列氏的时代，即重新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由群众以暴力推翻史的官僚层（即政治革命），恢复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但要达到这点，先进国的革命胜利便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可以说，苏联的复兴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与先进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紧相联系的。史之放弃世界革命与托洛茨基之坚持这个革命，其根因即在于此。我们还可以从一个假设来具体地解释上面的问题。假如1923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情形将是如何地不同呢？德国的工人阶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差不多都能读能写。更具有高度的技能及民主传统。因此，他们在踏上政权后，虽然还不能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协助，但他们一定可以控制后者。因为工人们在全人口中占压倒的多数，（俄国工人在走上政权的当时，仅占人口中一个最少的少数）同时他们的能力足以管理他们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小资产阶级的新官僚层那里还有形成之可能呢？同时，苏联无产阶级得到德国文化水准极高的无产阶级的援助，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也就不敢，并且不可能结成一个新官僚层来压制无产阶级了。另方面，苏联无产阶级得到德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鼓舞和支持，他们会勇敢地抬起头来，抑制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跋扈的。再进一步，假如英、法、美的无产阶级获得胜利，其情形将是怎样的乐观呢！你说：「所谓民集制，仅在一个党行之，日久必生流弊。世上能有列托之心胸不滥用权力者，实少乎其少」。不错，「能有列托之心胸不滥用权力」，实在是难得的。但问题并不是由少数个人的主观德性来决定，而应由造成主观德性的客观条件来决定。在一个落后国的条件下，即在无产阶级文化水准太低和缺乏民主传统等的条件下，少数人「滥用权力」是很可能的，甚至是不可免的。在这种条件下，「不滥用权力」便显得「难能而可贵」（可谓「岁寒松柏」）。但在无产阶级文化水准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因为大家都知道并能够使用其本身应有的「权力」，因而也就一定要限制别人「滥用权力」了。这样，「不滥用权力」将变成普遍的现象，因而成为一般人的普通德性了。这时，倒是「滥用权力」，不但不可能，而且会显得奇怪的。总之，我们应常常记住马克思的话：「是存在决定意识，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老史们之背叛列氏原则而堕落到现时如此惊人的罪恶程度，最后分析起来，并非由于他们的天性使然，而是由于俄国的落后与孤立的环境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固然，像老史这类人，其本性是「粗暴」（列氏对他的批评）和毒辣的。但假如他们被放在无产阶级文化水准较高的条件下，或苏联无产阶级得到西方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援助的条件下，他们不但无法发展其罪恶的本性，而且会被群众践踏在脚底下的。这也正是托洛茨基坚持推进世界革命，特别是先进国革命的根因。我们如果正确地理解了民集制的原则及联共堕落和新官僚层形成的客观原因，则对于「保卫苏联」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里让我们指出苏联内部情况的几个主要点：A．官僚层在群众中原是居于极少数。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无产阶级数量的巨大增加（当年十月革命时，无产阶级人数仅四百余万，现在已増至四千八百万），官僚在群众中愈显得渺小。B．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时，文化水准一般很低，有很大的一部份甚至不能读和写。现在他们的绝大部份差不多都能读和写了。因此，他们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提高了。C．官僚的腐败与横暴，不断地暴露出来。有时甚至是由他们自行暴露出来。例如贝利亚事件等。现在他们正在开始暴露老史的「个人统治」及其「思想上的错误」，如米高扬和沙斯诺夫等最近在联共廿次大会上所发表的。但在群众的眼中，枪毙贝利亚的官僚们，当时是完全狼狈为奸的；批评史独裁和错误的官僚们，正是当时史实行独裁和犯错误的无条件的拥护者。D．群众中，已经有很多的先进份子，他们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已相当普遍进行了反官僚的斗争，并形成了最秘密的组织（如列宁团等）。这从集中营几百万政治犯的庞大数字上充份地反映了出来。单就上面的几种情形，便已可预测官僚层未来的命运了。当然，在未来的大战中，官僚们是要尽可能利用他们手中的「政权」来「阻止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的」。但这种「阻止」并不是万能的。宁可说，是有限的，尤其在大战当中。因为在大战中，在敌人最可怖的威胁下，官僚们为保卫自己的脑袋，不得不或多或少迁就群众的压力，尤其不得不让群众武装起来。但群众一经武装起来，他们的发言权也就更显得有力了。这时，平常在官僚威压下心怀不满和愤恨的无数群众，在一批最勇敢而具政治头脑的份子（如列宁团之类）的宣传和鼓动之下，那些高高在上的极少数官僚们是无法「阻止」的。尤其在某些先进国革命运动高涨（这是必然的）鼓舞之下，苏联群众将变得更勇敢和积极，是未来苏联群众在实践中行动的指挥，而伏库塔集中营……的大暴动，更是群众推翻官僚独裁的预告。当东德六月事件爆发前，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普遍全国的群众暴动。因为情形正是：「政权在官僚手中，在军事独裁下」，「它阻止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它们……罪恶的摧残一切」。大家以为在这种情形下，不但起来暴动不可能，即「着手工作」也「是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但事实怎样呢？事实是：那些平常在厂里似乎很老实的，并经常在官僚和格柏乌监视下的无数工人，尤其是青年工人，一旦在一个简单的示威剌激之下，便有如雨后春笋般突然抬起头来，在各工厂里，各城市里，一下子组成了他们的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和别动队等；并迅速地把各厂的组织联系起来，成立了城市的指导中心；最后，各城市相互间也很快取得联络，成立全国性的指导核心，至少是联络的核心；就这样地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官僚独裁的暴动，使得东德傀儡政府陷于手足无措的瘫痪状态。最有意义的是，甚至许多共党的下层党员被卷入斗争中，或消极悲观。这一伟大的英勇的事实，不是雄辩地证明官僚们的「军事独裁」和「格柏乌的卑劣手段」，在大事发生前表现得衰弱无力吗？！不是同时证明了：「进步人士之批评、宣传和向群众工作」，不但是完全「可能」，甚至发动群众起来暴动也是「可能的」吗？！像东德这样的事件，正是未来东欧各国及苏联本身的群众暴动的榜样。东德暴动之被压平，仅因为苏联全部军队动员的野蛮行动。但此种行动，在未来的战争中是会受到限制的。因为军队本身会起分化作用，因而转过来，或部份地转过来同情群众暴动以反对官僚们是很可能的。伏库塔的守卫集中营的士兵们，已暗暗地表示了他们对狱犯大罢工的同情，便是象征性的预示。总之，对苏联未来的动向，必须从动的发展的观点来推断和估计。如果从静的观点来看问题，则希特勒、莫索里尼、乃至蒋介石，在他们当年极盛的时候看来，似乎都是安如盘石，不可动摇的，但历史证明，前两者都倒下去了，后者也被赶出了大陆。难道苏联官僚层能够逃过这种命运吗？！老黑格尔说得很好：「不合理的终归消灭」。你说「官僚的国有财产把持在手中，群众一时不会了解官僚与财产的关系」。但实际上，苏联群众比我们这些苏联以外的人们了解得更具体和实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财产是国有，即大家共有的，绝不属于任何私人，当然也不属于官僚。另方面，他们从实际生活中看到，官僚们是在滥用权力，侵蚀国有财产的果实，享受特权，养尊处优，剥夺群众压低他们的生活水准及一切应享的权利。因此，在群众中发生的一切不满和愤恨，从没有归咎于国有财产，而只是朝向官僚们的横暴和压制发泄。有不少从东欧及苏联逃出来的份子，他们并不懂得托洛茨基主义，但他们说，社会主义的国有财产是对的，应当保持的，但官僚们利用这种财产来享受特权，剥夺群众，应该打倒。「列宁团」（现时普遍苏联全国的极秘密组织，也是领导了伏库塔大罢工的核心组织）虽然不知道托氏的主张（因为他们差不多全是青年工人和学生），而他们的政治方针和口号是：「回到列宁时代」。这意思就是说，消灭官僚独裁，保持社会主义财产制，恢复工人的民主，回到列氏的路线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列宁团」这种方针和口号，正是无误地反映了群众对于「官僚与国有财产关系」之正确了解哩。我们在上次信中曾说过「保卫苏联」只是保卫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绝非保卫那侵蚀社会主义财产制的官僚们。相反地，为了彻底和有效地保卫此种财产制使其合理地发展，必须推倒那个官僚层。这在表面上似乎矛盾的，但实际上是完全由矛盾的客观现实得出来的辩证的唯一正确的结论。把「保卫苏联」看作为保卫官僚层，是把官僚层加以美化，把它看作国有财产的代表，─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或新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另方面，在承认官僚层把持国有财产及其一切的罪恶之下，认为保卫国有财产，即等于保卫官僚层或等于保卫它的「物质基础」，这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反苏的民主主义者的主张。但这两者，在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形式逻辑。因而在实际的可能产生的后果上，都是违背苏联无产阶级及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客观上（不管他们的主观如何）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所以「保卫苏联」与「打倒官僚独裁」是有机地不可分离的，是代表苏联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唯一正确的方针。述之1956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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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一中的一些问题——给格里·希利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关于统一中的一些问题——给格里·希利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尊敬的白恩斯同志：遵照上次会议时您的提议，我现送上一份提拉克·克尼华道那（Tilak﹝Goonewardene﹞）给我的回信。锡兰平等社会党（LSSP）说平权委员会失败的责任是在国际委员会（IC）身上，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怎么积极地继续履行它的职能。所以他们觉得不值得为平权委员会浪费一名代表。据此表述，我认为这至少暗示了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诚心诚意地履行职责，他们还是乐意派代表参加平权委员会的。考虑到国际委员会上次会议上大多数人的立场，我感到很难给提拉克回信，以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尽管看起来，他们很希望就此问题与我进一步讨论——他们给了我一个直接的通信地址）。有鉴于此，在我送上提拉克这封信的同时，我认为有必要表达一下个人的一些看法，并希望您能重新考虑这个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平等社会党说我们应该对平权委员会失败负责的指责是完全符合事实的。起初，当布洛赫（Bloch）等人顽固地反对并试图阻止平权委员会的组建时，正是所有其它支部，特别是贵国支部的坚决支持，我们决定接纳平等社会党的建议，派出代表参加平权委员会。但自从去年11月份平权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国际委员会就一直采取一种完全消极、随意的态度，直到最后贵国支部正式宣布退出。这导致了上次国际委员会会议上的多数派决议。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锡兰党（Ceylonparty）的判断是无可辩驳地正确的。诚然，你确实在上次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在过去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在最初没有考虑到一些同志的警告（也就是布洛赫一派的警告），就决定接受平等社会党的建议，认可了组建平权委员会的请求。但我还是要提请您注意以下事实：1、就平权委员会的组建问题与锡兰党代表进行讨论的正是英国的同志，尤其是您。在我看来，当您决定就这一重要问题与锡兰党代表讨论时，您应该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实际情况是，在巴布洛派（Pabloite）的六月会议后，您就在同锡兰党代表进行磋商，并同意他们组建平权委员会。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进一步打击巴布洛主义，以便国际书记局（IS）能够赢得所有「托派」特别是锡兰「托派」的支持。这一观点在加农同志给提拉克的信中也表达得很清楚。2、去年8月，在国际委员会就平权委员会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法国的代表们表达了激烈的反对意见，您曾予以激烈的反驳，并以同样的魄力建议国际委员会批准平权委员会的章程。毋庸讳言，我当时是完全支持您的。3、去年8月国际委员会大会结束后，布洛赫和一些法国同志采取了一种阻挠平权委员会发挥实际作用的态度。针对这一点，您曾在去年11月国际委员会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您还起草了一份决议以确定平权委员会的角色，并号召委员们参加平权委员会。您甚至还提议免去布洛赫的国际委员会书记一职。直到今年6月的会议上，当布洛赫拿出一封意大利同志的来信反对平权委员会时，您仍然捍卫着自己固有的立场，批评兰伯特一伙的不忠诚、不道德行为——企图通过一些小伎俩鼓动意大利的同志支持他们。通过以上事实，以及这么多的严肃讨论与激烈争吵，我很难相信当您决定采纳锡兰党的意见时，您会是因为轻率和考虑不周犯下错误。在上次会议上，您对锡兰党缺点的批评的确令我震惊。因为不久前，特别是自去年8月份以来，当布洛赫一派诽谤平等社会党时（他们依据的是其成员从锡兰访问归来后的一篇报告），贵国支部极其愤慨，您更是挺身而出为锡兰党辩护。但怎么都想不到的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竟然完全认同了法国同志对平等社会党的意见，转而反对您曾一直支持的观点。我在上次会议上的评论中说道：尽管平等社会党存在某些缺点（事实上，任何一个支部都存在缺点，十全十美是不存在的），但是它的优点远远大于其缺点。它不仅在政治上坚持了托派的一贯立场，而且它还是我们运动中唯一一个具有群众基础并能有效地发动全国范围内群众运动的支部。确切地讲，它已经在全世界托派中，尤其是在东方的托派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因此，为了促进东方托派运动的发展，我们主要的任务应该是鼓励它、帮助它（当然不能压制任何正确的批评），进而团结它。同时由于印度斯大林派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我们也必须关注印度托派的发展。因此，努力寻求与平等社会党的进一步合作以促进托派运动的深度发展，就显得迫在眉睫了。另外我还要指出一点：由于您身处英帝国主义的中心，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您都应该对那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托派运动予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对锡兰和印度，我们更应该真诚地与他们紧密合作，以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为了争取与平等社会党的深入合作，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正确的立场以赢得他们的信任，而不是指责他们的缺点或采取一种宗派化的态度。从这一立场出发，我认为您以前与锡兰代表们协商的努力以及采纳他们对平权委员会的建议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感到欣慰，也就是说，才能让他们相信我们是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真诚地与他们合作的。现在我不得不指出，您最近在同一问题上的立场不仅没有赢得他们的信任，而且相反招致了他们的不满。提拉克给我的回信就是明证。至于继续平权委员会职能的原因与必要性，我已经在国际委员会大会上反复地讲述过，并且我已经把我最近给史密斯（杜勃士）的信一并附寄了去，在此我就不再多说了。无论怎样，我认为我们退出平权委员会的恶果是无穷的：我们不仅在锡兰党内而且在巴布洛派影响下的托派中招致了愤慨与不满；这将进一步持续我们运动的分裂与分化，并在客观上有助于巴布洛在此巩固他在国际书记局的地位，使他得以继续欺骗广大同志和群众，影响托派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我要求您必须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应该在征求新西兰（即美国支部＊）和中国支部的意见后予以对外公布。这是一个慎重的、合理的补救措施。但对于其它支部和小组，我们也可以征求他们的意见，如冰岛（加拿大支部）。另外，我必须再告诉您一件事情：今年8月份的意大利小组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份支持平权委员会继续存在的决议。但是参加会议的布洛赫同志对这一决议未置一词。很明显这是一条对他们很不利的消息。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讨论和查问的。我的具体建议如下：上次会议与平权委员会有关的决议应推迟对外公布，同时应尽快地征求新西兰、冰岛等支部的最终意见；这一决议应重新予以讨论，并在国际委员会下一次会议上作出最终决定。至于中国支部，由于通信地址的问题，我还没有及时组织大家讨论国际委员会的这一决议。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站在锡兰党以及国际书记局所属的其它托派的对立面的。在国际书记局两年的痛苦经验和教训，使我深深感到：我们在对待重要问题时，一定要采取审慎而严肃的态度；我们只有严格地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必要的组织程序，才能重建我们运动的良好传统。我对您本人抱有十分的敬意，也很钦佩您在您的祖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此，我希望您也能在国际范围内做出同样出色的成果来。这是您义不容辞的职责。您的友好彭述之译者注：由于当年美、加政府禁止本国政党参加外国政治组织，迫使美、加两国的第四国际支部暂时分别改称为新西兰和冰岛支部。 |
关于平权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关于平权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日）1．我们当初接受锡兰同志的建议组建平权委员会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筹备一次包括锡兰同志以及所有受巴布洛派影响的广大托派同志与团体参加的大讨论也依然是正确的。因为这样可以彻底清除巴布洛主义的影响，并有利于全体托派的重新统一。2．如果平权委员会在过去一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甚至起了消极作用的话，那么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向平权委员会提交讨论文件并分发给所有受巴布洛派影响的团体，从而进一步打击巴布洛主义。3．现在，我们的主要文件已经准备就绪，我们应立即实践自己的诺言，把它们提交给平权委员会，并通过它分发给国际书记局的所有团体以作讨论之数据。4．如果我们对参加平权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国际书记局的代表们缺乏信任，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即写信给锡兰支部，邀请他们派代表参与平权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对平权委员会的任务提出具体建议，尤其是对如何组织大讨论提出建议。5．只有在锡兰支部拒绝派出代表，以及平权委员会内的国际书记局代表反对我们提出的必要建议时，我们才有充分的理由说平权委员会对组织大讨论和托派的重新统一毫无意义，并宣布退出。只有这样，破坏平权委员会的责任才不在我们而在巴布洛派。6．今天，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就宣布退出平权委员会，而只是简单地承认在最初同意组建平权委员会是一个错误。这种做法不仅是非常轻率、不负责任的，而且将必然在锡兰党内以及所有受巴布洛派影响的托派同志中招致异议和不满。这只会有助于巴布洛巩固其在国际书记局的地位并继续以第四国际的名义推行其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观念，继续蒙蔽民众。这将不可避免地给我们的运动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彭述之提交，被5比1否决）附件：关于平权委员会的决议——国际委员会巴黎会议通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七至八日）在1955年11月7-8日的会议上，国际委员会终于有机会来审查平权委员会自1953年11月25日成立以来两年间的工作情况。平权委员会的历程，光荣地记录着世界托派运动的绝大多数力量旗帜鲜明地与巴布洛修正主义决裂的历史；整体而言，平权委员会的各成员国支部，也分别在各自的国家里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事实表明，许多重要国家的产业斗争和殖民地解放运动都深深受到我们成员国支部的影响，通过这些斗争，世界托洛茨基主义有力地在劳苦大众心中确立了地位。此外，在这些斗争中，我们的队伍在数量上也取得了平稳的增长。国际委员会认为，这些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我们对巴布洛主义的政治斗争。这一斗争使我们的组织受益匪浅，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政党建设。在与修正主义不可调和的斗争中，我们在各个领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反击巴布洛主义的政治斗争，在1954年4月达到了顶点：锡兰平等社会党公开批判巴布洛派的决议——《斯大林主义的兴衰》；与此同时，冰岛（加拿大）支部也与巴布洛派公开决裂。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我们号召与巴布洛派进行公开政治斗争的《公开信》的发表有关。在巴布洛派1954年6月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甚至一些亲斯大林主义的人，如柯林斯（罗兰士）和克拉克（Clarke）都在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t）的议案中，强烈地支持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这是巴布洛主义不可避免的后果，也再次向世界革命运动证明了：我们同巴布洛主义的决裂以及决裂后发生的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那时柯林斯已经公开地支持英国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外交政策。在1954年6月，国际委员会责无旁贷地认识到重新定位世界革命运动的政治任务已经被拖延了。这主要是由于一种错误的观点所致，它认为：一个由巴布洛派参加的平权委员会，可以通过组织共同的讨论来帮助巴布洛派中的一些普通成员放弃他们的错误观念。国际委员会现在认为，我们本可以通过巴布洛派内部的持续分化更容易地达到这一目标的。平权委员会在客观上混淆了巴布洛派的内部斗争，并且还可能因此削弱了正统托派的力量。所以有必要在此声明，我们任何人都不会相信通过平权委员会和巴布洛派建立起联合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存丝毫的幻想。事实已经证明我们的认识绝不是毫无根据的。巴布洛派也曾虚伪地谈过联合，但在1955年6月的英国船业工人罢工斗争中，他们不是去努力团结英国的工人，反而建议去联合德国不来梅港的工人；因为他们认为这次罢工是「加农派」领导的。他们在这次罢工中再次扮演了工贼的角色。过去我们中间总有一些观念不牢的人容易被人鼓动，认为有这些叛徒们参加的平权委员会可能会产生一些奇迹或取得一些其它成就。现在国际委员会公开地认识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认识。因此，我们决定立即退出平权委员会。同时，国际委员会热情地看到锡兰平等社会党对英国工人罢工的支持。这一行为再次显示了他们对巴布洛派政策的反对和对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坚持。我们现在对锡兰同志，以及所有真诚希望统一起来的托派同志郑重宣布：种种事实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托派的统一只能严格建立在托洛茨基同志为我们运动煞费苦心所创立的基本原则之上。目前，国际委员会正在为托派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召开筹备一次国际讨论会。所有的正统托派同志都将被邀请参加。只有在这次讨论中产生了广泛的政治认同后，我们才能考虑制定争取真诚统一的方案。本决议的投票情况是：五票（法国、英国、瑞士、德国、荷兰）赞成，一票（中国）反对。由彭述之提出的被五比一否决的议案，附在本文件后面。大家一致同意，要求所有支部的领导人继续考虑这一问题，并尽快将其意见告知国际委员会书记。1、关于团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斗争的决议谈到托派在全世界的军事行动，第四国际国际委员会要对北非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示崇高的敬意。尽管遭受了严厉的镇压，他们依然卓有成效地打击了法国帝国主义。我们相信，这场斗争将以北非人民赢得完全的独立而告终。国际委员会要对在过去一年里遭受压制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致以亲切的问候。虽然殖民当局在这里投入了远远超过印度支那战争的反动力量，但革命运动还是在某一中心地区对法国帝国主义给予日益严厉的打击。现在，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运动正经受着空前残暴的镇压，数以万计的人被谋杀或被关进集中营。国际委员会充分意识到阿尔及利亚革命对于法国乃至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国际委员会要为依然处于危急的非法状态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AlgerianNationalMovement）组织欢呼。它正在劳苦大众的领导下对帝国主义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斗争。麦萨利·哈吉（MessaliHadj）已成为全世界被压迫、被奴役人民心中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国际委员会要蔑视那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斯大林主义者及其组织与法国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行为。由于阿尔及利亚革命运动的压力，他们跑去帮助帝国主义，企图充当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代言人」，提出了「阶段性独立」的阴谋。这完全是维护帝国主义利益的行径。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托派全力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运动」提出的口号：要求制宪会议成为阿尔及利亚的最高权力机关。这是唯一的坚持民主原则与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独立口号。国际委员会要向「国际主义共产党」（theInternationalistCommunistParty，第四国际的一个法国团体）致敬。因为他们已经积极组织了法国工人与阿尔及利亚工人兄弟般的团结阵线，以抗击共同的敌人。这一决议获得全票通过，但彭述之同志要求将他下面的观点附在本决议后面：「在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应该团结北非所有的革命群众，即使他们的观点还不甚明确」。2、国际委员会决定，由于法国大选将至，所有各支部均应考虑对国际主义共产党（PCI）给予尽可能多的经费支持。这件事迫在眉睫。3、国际委员会决定，尽快将本次会议的决议翻译成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以便到1956年1月1日时大部分同志都已经了解到本次会议的精神。4、国际委员会的下次会议将于1月6日举行。所有支部均应提交其活动报告，以便在下次会议上进行讨论。普莱斯顿·希利（PrestonHealy）国际委员会书记 |
再论国际重新统一问题——给杜勃士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再论国际重新统一问题——给杜勃士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尊敬的史密斯同志：很高兴收到你9月29日的回信。得知你也有同样的想法：「把我们内部的讨论扩展到受巴布洛影响的党派普通成员中」。这样，我们的讨论就限于具体的实现方式了，也即通过什么渠道或什么组织把我们的文件发送至那些受巴布洛影响的党派团体普通成员手中，以及我们怎样才能主导大讨论的进行。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在当前的情况下，除了平权委员会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其它可利用的组织形式了。确实，你们已经给锡兰的同志发送了一些文件，但我们不可能都用这样的方法直接把我们的文件发给所有那些受巴布洛影响的团体。即便是锡兰同志，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对这种方式感到满意的。因为他们最希望的不只是能够和我们直接地进行讨论，而且是希望各方都能够通过平权委员会来传递数据，以便为召开一次广泛的讨论做好准备，最终使讨论的成果成为所有托派力量重新统一起来的永恒基石。有件事需要在此说明：自今年3月份国际委员会给锡兰平等社会党，要求它重新考虑其立场，迄今一直都杳无回音。这充分说明，如果我们选择完全放弃平权委员会而直接送数据给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会很不满意并不会做出任何实际的响应的。况且，由锡兰平等社会党提出的组建平权委员会的建议，是已经被国际委员会采纳和施行了的。平权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也在去年11月份召开，我们和国际书记局都派代表参加了。因此如果我们拿不出过硬的理由就放弃平权委员会的话，锡兰同志以及其它受巴布洛派影响的同志都会对此难以理解的，这将会招致他们的不满与厌恶。实际上，这也会给巴布洛一个极好的机会发动一场反对国际委员会的运动，攻击国际委员会是平权委员会的破坏者和托派统一的反对者，从而在锡兰普通党员和受其影响的其它托派同志中间煽动对国际委员会的不满情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巴布洛就能继续主导国际书记局并遂行其阴谋。你在信中提到：「平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清楚地表明了，在当前阶段和巴布洛派进行政治讨论是毫无意义的。在那次会议上，巴布洛派把他们自『世界托派第三次代表大会』（ThirdCongress）以来全部的文件拿了出来，还提出以他们的破产路线作为讨论的基础（虽然它们的这一路线甚至在其内部斗争和分裂中都遭到弃绝）」。根据贝蒂（Betty）对此次会议的报导，我觉得情况非常简单。国际书记局的代表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只是请我方代表提出我们的条件，而我方代表说出的条件仅仅是希望进行一次广泛的讨论，并为此讨论双方提交各自的议案。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向他们证明「平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清楚地表明了，在当前阶段和巴布洛派进行政治讨论是毫无意义的」。我深感，既然我方代表正式地允诺国际书记局可以提交讨论议案，那么我们就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以证明我们争取托派重新统一、尤其是争取锡兰托派的诚意。因此，我们应该筹划好一次广泛的政治讨论，否则这将给巴布洛一个有力的借口：说国际委员会害怕讨论、反对统一等等，以便于他继续欺骗和控制追随国际书记局的党派团体。诚然，在会议进程中，巴布洛派把他们自「世界托派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全部文件都拿了出来，还提出以他们的破产路线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应感到不愉快。既然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liquidationist）路线（包括模糊的、修正主义成分的「三大」文件），「甚至在其内部斗争和分裂中都遭到弃绝」，并且这两年形势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破产；这样，如果巴布洛派还将它们拿出来进行讨论，这将只会有助于所有托派同志，特别是那些留在国际书记局的同志，通过对我们文件的讨论，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到巴布洛主义的真实面目。你也提到：「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平权委员会在这一过程中能有何作为。它可能还会起相反的作用：给巴布洛派一个借口，使他得以谋划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从而混淆意识形态的问题」。但我感觉，我们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和事实来下此判断。因为平权委员会还没有正式开始行使其职能，我们不能事先就判定它将无所作为甚至起反面作用。如果最终的讨论进程证明了平权委员会不能发挥有利的作用，并相反「给巴布洛派一个借口，使他得以谋划组建一个新的组织，从而混淆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选择公开会议的全部细节。到那时，破坏讨论和重新统一的罪责将全部落在巴布洛派身上。这样一来，我们将会赢得所有留在国际书记局的托派同志们（首先是锡兰托派）的同情与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巴布洛所控制的国际书记局的分裂。要知道，国际书记局得以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锡兰平等社会党（这一公认的有着强大群众基础的托派政党）的支持，一旦后者脱离了它，它将不可避免地分化和瓦解。另外，我们还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尽管我们与巴布洛派的决裂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但由于我们并没有在公开决裂前发表批判巴布洛主义的声明，也没有在内部进行国际性的广泛讨论，以致我们的普通成员并没有认识到巴布洛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真实面目。因此，这一次决裂从组织程序上讲是一次「例外」（exceptional），这是国际委员会不可否认的不利和「弱点」。更准确地讲，正是由于这一点，许多托派（包括锡兰托派）迄今都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采取这一「例外」行为，从而继续留在国际书记局。这也是巴布洛派仍然能影响和控制国际书记局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弥补这一「弱点」，我们不仅应该召集有受巴布洛派影响的党派团体普通成员一起参加的大讨论，而且也必须使他们了解到：我们反对巴布洛主义的斗争绝对不是在分裂托派运动，相反，我们是在清除损害托洛茨基主义的修正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并试图重新团结忠诚的托派同志，以巩固和扩大我们的运动。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尊重所有留在国际书记局的托派同志的意愿，通过平权委员会组织一次广泛的政治讨论（像锡兰同志所建议的那样），以便大家能够在一起思考和协商重新统一托派的必要措施。如果我们忽视了他们的这一愿望，单方面地放弃我们曾同意了的建议——通过平权委员会组织一次政治讨论，而改为只是简单地向他们发送文件、要求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这将会招致他们的不满，并使他们认为我们对其采取的是一种小集团主义的态度，而对托派的重新统一根本就无诚意。这最终将有助于巴布洛继续控制国际书记局，并利用第四国际的名义，继续推行其修正主义和取消主义路线。简而言之，对于平权委员会，我希望你能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情况认真地考虑这一问题，并采取一种切实的态度。如果你认定平权委员会绝对地无益而有害，那么请你另外提出一个详细而可行的解决方案，使之能更好地组织我们和国际书记局所属的党派团体普通成员之间的大讨论。至于你说：「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聚集在国际委员会的托派力量以明确的政治立场巩固起来」。我原则上也是同意的。但我觉得我们再也不能继续拖延和巴布洛派普通同志间的讨论了。因为客观形势的发展，特别是欧洲大陆形势的发展，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求我们尽可能迅速地重新统一起来，并巩固所有的托派力量。下面我将简述一下法国和意大利的局势：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压力，特别是法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日益高涨，法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一直陷于不断增强的危机之中。本来，在这种条件下爆发革命的可能性很大。但革命的可能性却被革命领导力量的危机大大削弱了。斯大林主义政党完全服务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战略，而且其内部的危机也持续不断。马蒂（Marty）和迪隆（Tillon）事件以及最近的莱柯（Lecoeur）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法共党内的马蒂事件在社会上已经广为知晓，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吧。在此我只想提一下马蒂在今年夏初出版的一本书及其影响。马蒂在书中批评了法共领导人的机会主义政策，他的基本观点很接近我们托派的立场。为此法共的官僚集团说他是托派分子，并阻止其党员和群众阅读这本书。尽管这样，还是有许多的法共党员暗地里看了这本书，并或多或少地认同马蒂对法共领导人及其政策的批评。重要的是，当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其领导人的政策将走进死胡同时，他们就会越来越同意马蒂的看法，进而逐渐形成自己的反对立场。所以我们可以说，马蒂的批判精神和立场很有可能加速法共内部危机的爆发。但我认为这需要有两个前提，一是法国的托派应积极地介入，二是适当的时机。马蒂的著作还在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法兰西观察报》（France-Observateur）的时事评论编辑中，有不少或多或少地同情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人，但自从他们读了马蒂的书后，他们立即满怀同情地刊登了该书的摘要，还联络一些对马蒂持同情态度的托派同志（如布雷托）。虽然这些知识分子不能代表一种社会力量，但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并反映出当前社会政治思潮的倾向。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对马蒂的非难不是毫无根据的。在马蒂离开法共后的第二天，他就跟《真理》（LaVerite）取得了联系并互通信件。他还和布雷托、兰伯特等人谈过几次。那时马蒂正在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到克里姆林宫政治领导层面临的政治绝境，并婉转地对托派运动寄予了希望。这本来是我们的一次绝好机会；利用这一契机，我们可以在政治上帮助马蒂筹备并发表对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批判，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从而使法共内部的分歧明朗化。但不幸的是，此时正值整个托派运动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尤其是法国托派也分成几大派别，马蒂对此显得很失望。更糟糕的是，在兰伯特派和马蒂联系的一年时间里（布雷托因为与兰伯特派的观点冲突，被迫终止与马蒂的接触），兰伯特不仅没有在政治上帮助马蒂以便藉此机会介入法共内部的分歧，而且由于一些细节的问题，引起了马蒂的强烈不满（如长期拖延出版马蒂的著作等等）。最后马蒂与他们决裂了，这当然使马蒂很苦恼。现在只有布雷托还和马蒂保持着联系。据布雷托说，马蒂在七月份给他的来信中，他感谢了布雷托对其著作的中肯批评，并表示接受。他告诉布雷托，他将在该书再版时予以修正。这说明他还是很尊重托派同志的观点的。考虑到法国斯大林主义政党内日益加深的危机和马蒂对其领导人提出批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我认为对法国全体托派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迫切：尽快团结起来并采取统一的标准、制定正确的方案，去争取那些仍受斯大林主义政党影响的党员和群众，加速其政治分裂，并将其精英吸引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意大利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危机更甚于法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行动」（CommunistAction）组织不仅在党内各派和群众组织中有稳固的基础，而且还通过其内部刊物《共产主义行动》，从左的角度公开抨击其政党的领导层及其机会主义政策。如果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意大利共产党将不可避免地公开分裂。因此意大利的全体托派力量也有必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实施方案介入这一局势。总而言之，从上述法国和意大利斯大林主义政党暴露出来的事实看，我们再也不能拖延与国际书记局的托派同志们（特别是其中的法兰克派和利维奥派）为重新统一进行一次大讨论了。你的友好彭述之 |
论国际重新统一的必要——给杜勃士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论国际重新统一的必要——给杜勃士同志的信（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尊敬的史密斯：8月2日我写给你短信只是简单地表达了我对中国和殖民地两个问题草案的看法。本来我想写得更详细些，以便你能更充分地了解我对这两个草案以及与此相关问题的看法，但即使现在，病痛仍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次我也只能谈这样一个建议：我们应该正式地谈论这些草案了。这一点你也在7月6日的信中提到。你在信中说：「我们建议国际委员会（IC）目前不应对任何草案进行正式的表决，除非是决定是否给大家分发材料以进行讨论。我们也建议讨论的材料只发送给正统托派的同志们。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和巴布洛派（Pabloites）没有任何讨论的基础。当务之急，我们应该给聚集在国际委员会周围的正统托派制定一条总体的政治路线」。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一观点：国际委员会目前不应对任何草案都进行表决，除非是为决定在正统托派同志中发放讨论材料。但我认为，这种讨论的参与范围不应仅限于围绕在国际委员会的正统托派。诚然，我们和正统巴布洛派（如柯克林〔Cochran〕、劳伦斯〔Lawrence〕、莫雷·道森〔(Murray)Dowson〕）之间确实没有什么讨论的基础。他们不仅脱离了第四国际，还跟国际书记局（IS）闹了分裂。但由于仍有许多托派同志留在国际书记局或受其影响，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也必须和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只有通过共同的讨论，我们才能争取到他们的信任，使他们完全摆脱巴布洛主义的影响，再次回到正统托派的立场上来。我要提请你注意下列事实：1．在欧洲各国的托派中，除了法国和瑞士，聚在国际委员会周围的正统托派都是少数。法国托派的多数已分成三大派别，甚至布雷托（Bleibtreu）派又被兰伯特（Lambert）派开除出去。我们都知道在法国多数派中，能发挥领导作用并坚决反对巴布洛修正主义的不是别人，正是布雷托（他在法国托派中享有崇高的政治声望，只是在组织能力方面略显不足）。兰伯特派虽然是法国多数派中的多数，但它已经几乎不能代表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了；另外，他们还有强烈的小集团意识（布雷托被开除出去的主要原因是他不懈的批评这些错误的趋向）。兰伯特派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南斯拉夫和中国问题上的观点，已经很接近巴布洛的修正主义了。在国际委员会今年6月份的会议上，布洛赫（Bloch）对南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就是明证。2．另一方面，法国法兰克（PierreFrank）派的多数同志，尤其是那些年轻同志，他们正在认识到巴布洛主义的危害，认为苏联的官僚集团和法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党是在追求与帝国主义的和谐相处。他们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得出结论：巴布洛等人对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只有托洛茨基主义才能担当起世界革命的重任。他们也认识到，加农（JamesP.Cannon）等人代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正统立场。因此他们呼吁我们托派迅速重新统一起来。意大利的利维奥（LivioMaitan）派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我暂时还不了解德国的尼古拉斯（Jungclas）派的情况，但我相信他们中一定会有许多人是可以被我们争取过来，回到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上的。3．锡兰平等社会党在政治上是一个真正的托派政党（而且它是我们运动中唯一一个拥有广大民众基础的政党）。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们之所以还留在国际书记局，只是组织上形式主义的限制，但他们热切地希望通过平权委员会进行一次广泛的讨论，以清除巴布洛的修正主义，重新统一托派。目前，印度的托派同志还没有表态，但从他们和锡兰平等社会党的传统密切关系来看，他们的态度可能要受后者的影响。4．拉丁美洲的大多数组织都还在国际书记局的影响之下，实际上是在巴布洛的个人控制之下。他主要通过闭塞和欺骗控制了这些组织，以致于这些组织的普通成员不可能找到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来反击巴布洛主义。列举以上事实旨在说明，我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目前聚集在国际委员会周围的托派力量，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去争取和团结那些仍留在国际书记局的托派同志，尤其是锡兰平等社会党；尽一切努力去争取德国、法国、意大利、拉美国家的普通托派成员。要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只能是把正统托派的文件发送给国际书记局的所有派别，并通过平权委员会举办一次广泛而彻底的大讨论。现在，如果我们拒绝或回避这样一次讨论，那么我们将在客观上帮助了巴布洛派继续控制国际书记局，使他得以继续以第四国际的名义欺骗同志、迷惑民众。这将不利于托派运动的发展，对我们未来的革命将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害。因此，我认为我们再也不应该继续耽搁平权委员会的工作了（实际上它的工作已经被耽搁得太久了），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通过平权委员会尽可能广泛地向受国际书记局控制的组织发送我们的文件，并举办范围广泛的讨论会。我相信这种讨论对我们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我们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讨论，清除巴布洛的修正主义，重新把所有的托派力量（首先是锡兰平等社会党和印度的托派力量）团结在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因为按照柯克兰、劳伦斯和麦斯特列（Mestre）的阐述，巴布洛派已经同克里姆林宫以及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党联合起来，追求与美帝国主义及各国资产阶级的和平相处。所以，我们应该争取并重新召集所有的托派力量，重建第四国际的统一。考虑到欧洲的形势，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形势：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内部危机正日益酝酿和增强，普通党员对政党领袖的不满与日俱增（这是他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的后果，也是普通党员对其政党领袖的背离）。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在同一面托派旗帜下召集起所有的托派力量，以便能够积极地影响它们的普通党员，促使他们起来批评、反抗乃至脱离机会主义官僚们的领导（关于这些政党的情况，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但是法国的兰伯特派绝对忽视了这一形势。他们不仅坚决地反对国际书记局（包括锡兰平等社会党）组织的各种讨论和再统一的各种尝试，而把代表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布雷托开除出去。他们甚至利用去年冬天你给布洛赫（Bloch）的信去煽动意大利的同志赞成他们的观点。这说明他们只关心的是自己的小集团利益，而不是整个托派运动。托洛茨基既同所有的修正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又从不放弃任何机会去争取任何一个同志和团体，以便把他们团结到我们的队伍中来。我们应该继续发扬这一精神。由于你的意见在国际委员会中很有份量，所以我希望你能够仔细、严肃地考虑上述问题。致以同志的问候！彭述之 |
论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方法——给加农同志的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论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方法——给加农同志的信（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廿八日）亲爱的加农：早在本年初，我就想写信告诉你：我来到这里参加书记局后，所亲身经历到和看到以巴布洛为代表在组织上所表现的严重官僚主义及其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倾向，势将引起整个国际的危机。但为了「谨慎」（这是那时马尼厄鲁这样地劝告过我的），一直拖延下来，现在危机果然猛烈地爆炸出来了！因此迫得我不得不来写这封已经延迟了的信。我之所以要写信给你，不但因为你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我们国际的领袖党的创立者和一贯的领导者，而且曾经与托洛茨基亲密地合作，完成了过渡纲领，创立了我们的国际，并在长期间领导了好几次反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胜利斗争。此外也是极重要的，你是从Komintern（共产国际）奋斗出来，通过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它的上升时期及斯大林操纵它的开始堕落时期，因而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这对于我们的国际运动的维护和发展是一宗最可贵的教训。我认为以你的经验及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具有的能力，与各国的真正托洛茨基主义者合作，可以挽救当前的危机。最近你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公开发表的《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信》，在我们国际运动史上虽然是非常的、破例的，但为抢救当前极度严重的危机却是必要的。我可以凭我两年余来参加书记局的痛苦经验来证明这个「非常举动」之必要和正当。我在中国从事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虽已有廿余年，但由于我所处的环境之特殊，经常遭受诸种反动势力之压迫和迫害，以致常陷于孤立地位，很难与国际发生密切联系，无法参与国际的活动。自毛泽东党取得政权后，我被迫离开中国而来到欧洲。因此，我曾抱着颇大的希望：一方面拟将中国近年来所发生的事变的经过详细提供国际，共同商讨，以期得出正确的决定，作为今后中国及东方落后诸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方针；另方面，在可能范围内贡献我的经验于国际领导机关，以协助它推进我们的运动。但两年余来的经验证明：不但事实与我原来的愿望完全相反，而且眼看着一个可怕的危机从书记局内酝酿，日益生长，越来越向各支部蔓延！这也是我极度感到困恼和痛苦而难于缄默的。现在让我将两年余来亲历的事实，按照时间的顺序写在下面：第三次世界大会上曾成立了一个「远东问题委员会」，实际上是专门讨论中国问题，意在对这个重大的问题加以详细的研讨，提出决议以供大会讨论和通过。我被推定为中国问题的报告人。但当我的报告尚未达成一半时，书记局派到该会议的主持人阿利，以「安全」为名，突然提议中途停止我的报告，并要求该会议通过以前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即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及第八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当时不但感到惊异，而且表示了愤慨的抗议。我声言：远东委员会是由大会产生的，大会高于一切，不能接受行将改选的书记局的命令中止。假如远东委员会的任务只在通过以前的决议，那就根本不须要它。它的成立，原是要根据事变的发展和新的事实予以详尽的讨论而作出更正确的决定。同时我亦声明：既然要我作报告，我不但有完成我的报告的责任和权利，而且有权听取到会诸代表对我的报告表示他们的意见（不管赞成与否），并得出一个多数赞成的结论，报告大会。由于我的抗议和绝大多数到会者对阿利干涉的反对，才勉强让我将报告作完，但没有经过任何讨论，远东委员会便结束了，事实上是流产了！导致远东委员会所以毫无结果，主要原因是由于书记局的负责者听到我在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时，感到我的意见与他们原来的不一致，并怕我的意见影响到会的诸代表，所以不惜用命令方式中途停止我的报告。这从克拉克代替阿利出席第二次会议的「解释」中反映了出来。克说：「书记局想不到会议有这样的发展！」这意思就是说，想不到我的报告会发表与他们不同的意见。从书记局的负责者看来，好像大会产生的委员会，其任务只能用事实或论据来证明他们以前的决议或意见都是正确的，否则，便不惜用命令停止它的进行。对重大的政治问题（那时到会诸代表都认为中国问题是当前最最重大的问题）采取这样专断的态度和对大会产生的委员会表现如此的操纵，这是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远不相符的。这是我来这里后第一个不愉快的感想。我对远东委员会的不满，巴布洛是感觉到了的。所以通过贝尼斯来向我「解释」。在解释中他将责任归之阿利。并说巴是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的，希望我参加书记局同他合作，特别在东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问题方面多负责任。我当时对贝的解释虽然并不觉得满意，但我还是十分诚恳地准备与巴等合作，以期尽可能为运动服务。大会后不久，法国党内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分歧问题即重复发作了。这问题到去年初达到了危机点。当书记局的两次会议上讨论法国问题时，巴总是强调多数派领导份子的坏倾向如何不可救药，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我所表示的不变意见是：多数派既包含有上X的党员，且其中不少是重要产业工人，即令上层某些领导份子倾向不好（我当时对多数派某几个领袖亦有不好的印象。但现在我应当承认：我对他们的不好印象，只是因为那时过份信任巴及少数派对他们的描述所造成的），但我们应当尽说服的责任，应尽量说服多数派同志，尤其是工人同志。为此，在法国党内应该举行一个普遍的政治讨论。有必要时，将此讨论扩展到各国支部中去。这样，不但可以将双方不同的政治意见划分清楚，而且可以藉此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准。假如政治上发现真正不可调和的分歧时，即令走到分裂也是不足为惜的。我这种意见并未遇到任何反对。但巴布洛是完全按照他自己的预定计划去进行的。所以巴于去年一月间出席法国党的中央执委会议时，即当场以书记局名义宣布停止了多数派十六名中委职权。事实上，书记局并未曾有过停止多数派中委职权的决定。当时书记局五人中，有三人完全不知─格尔曼在X，马尼厄鲁回国，我虽在X城，但巴事先绝未告知我。而且一国支部正式选出来的中央委员，即令他们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甚至在行动上违反了纪律，也只有国际执委会才有权停止他们的职权，而书记局是没有这种权利的。何况书记局并未作过这样的决定！巴那次假借书记局名义停止多数派十六名中委职权，这就充分暴露他假借名义，任意破坏组织传统的个人独裁行动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了！当巴停止法国多数派中委职权刚发生后，格尔曼适从X国回来，找我谈话，问我对此事有甚么意见。我告诉他的大意是：法多数派的政治意见，还只限于策略上的分歧，而且又没有经过普遍的讨论。在此时采取组织措施是完全不当的。何况巴采取的措施又没有经过大家的同意，是完全违反我们组织传统的专断行为。格尔曼除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之外，亦告诉我：多数派的领袖是活动的，巴等以前曾极力称赞他们，但现在竟突然把他们说成一文不值，而企图完全排斥他们于运动之外了！他言下不胜愤慨。为了检讨巴停止多数派中央委员引起更严重的局势，书记局曾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去年二月执委会议的预备会议）。在该次会议上，格尔曼、德国的J，意大利的L和我，都一致反对巴所采取的措施。但巴还是强行为自己辩护，说：在上次书记局会议上已经决定过「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应由上次出席书记局会议的人共同负责。但所谓「严厉措施」的具体内容是甚么？在甚么情形下采取？巴从来没有说过。书记局当然不会对此有正式的决定。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决定。但巴利用他自己曾经提出过的「严厉措施」作为一个「代数公式」，并自以为已获得了大家的同意，任意将「数字」，即「停止十六名中委职权」填进去，这便愈益暴露了巴在有计划地玩弄阴谋。这次书记局扩大会议本应严肃地检讨巴任意停止多数派中委职权的错误所在，并追究其责任，才能够替正确解决多数派问题开辟一条道路。但巴却以威胁的态度极力阻止讨论这些问题，转而提议与多数派开谈判，谋取妥协。即事实上取消对多数派中委的停职，成立一个多数派与少数派联合的领导机关，以格尔曼代表书记局为其仲裁，这便是二月执委会的唯一结果！这显然是巴又在玩弄阴谋，以图暂时掩盖自己停止多数派中委职权这一荒谬举动，再行徐图报复。因此，使法国党多数派的问题更陷于混乱而无法获得正当的解决，以致弄到完全破裂，这是往后的结果证明了的。看到巴对法国多数派问题上所表现的专横举动及其所玩弄的阴谋诡计，我深深地感到书记局在巴操纵之下，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所以当去年四月初我到N城旅行时，曾与先在那里的马尼厄鲁作了一次谈话（那时他的妻子F亦在座）。我向他指出：由巴独自停止法十六名中委职权一事看来，书记局本身已隐藏了极度严重的弱点，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我们既失去了老托，便只有形成一个集体的领导，才能避免内部的危机而应付外来的事变。我当时认为巴还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让他任意专断。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不但不能单由书记局解决，即执委会亦不够，因为能够出席执委会的人是有限的，必须征求各国支部负责而有经验的领袖们的意见（我曾指出你的名字为例），以此形成真正的集体领导。在我发表前面的意见之后，马当面表示：他完全同意我所提出关于集体领导的意见，重新考虑法国多数派的问题，并拟于次日与巴作一恳切商谈，以资征求同意。但在次日马与巴进行商谈前，巴借口一件小事，即向我进行一种专横的挑战，那时马也在场。大概是马看到巴这种无理挑战的情形而取消了他与巴的恳谈吧！当我从N城回到欧洲时（去年五月中旬）巴即罗织了两件罪名─「破坏国际信誉」和「自由行动」（意即违反纪律）─向我猛攻。他所举的「事实」是：我同我的妻子在N城时曾在澳洲布莱特列夫妇面前诋毁国际，回欧洲后又在越南同志面前说国际的坏话；以及我们当时从一家旅馆迁至另一住所，事先不告诉他。当我起初听到巴这种莫须有的诬蔑时，虽然十分愤怒，但仍是耐着性子通过我的女儿请求巴当面解释误会。但巴竟专断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并声称：他「所指出的全是事实」。这样我便深深地感觉到巴是有意地有计划地诬蔑我，企图藉此摧毁我的信誉，以便进一步排除我于书记局之外。因此我迫不得已要求将巴诬蔑我的问题提出于书记局会议上加以检讨。在书记局会议上，我根据无可争辩的事实，指出巴指责我破坏国际信誉完全是伪造，可以找布夫妇及越南同志作见证。关于「自由行动」更属荒谬！因我在旅馆里付不出房租而被迫找越南同志帮助找寻最低价的住所，根本无事先告诉巴之必要。我要求关于他诬蔑我的问题再用具体事实解答。他不但不能解答，反而大肆咆哮，并宣称：「我是总书记，我有我的规律」。我告诉他：「总书记并没有特权，我们的规律是民主集中制，绝不能由个人独裁，任意诬蔑和压制别人」。最后由格尔曼提出一个关于我和巴纠纷的决议，其大意是：我没有破坏国际信誉及违反纪律的事实，但巴也没有诬蔑我。这是一个两面讨好而不顾是非的滑头的决议！我当时声明我不能接受这样的决议，我保留将来向上级会议的申诉权。我认为书记局的总书记任意诬蔑另一书记「破坏国际信誉」及「违反纪律」，绝非普通所谓「私人问题」，更不是「小事」，而是组织内极严重的有关组织和人事的问题，换句话说，这是以卑鄙的官僚主义手段排斥异己的最露骨的表现，这在斯大林党里虽然是常见的事，但在我们运动史上却是空前的。随后，贝尼斯从英伦来告诉我的女儿，说他从独立观察的布莱特列详细听到巴的妻子在N城对待我们，尤其是对待我的妻子的暴虐行为，实等于疯狂，他十分同情我们。但说巴是误听了他的妻子的话，意在暗示我们不要坚持「申诉」。同时马尼厄鲁也极力劝告我，说我如将问题公开出来，巴势必无法干下去，但现在谁来代他。总之他劝我以不了了之。我为了「顾全大局」，一直忍耐下来，但我始终认为巴这次对我的诬蔑不但是不可饶恕的，而且以他所处的地位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假如他有政权在手的话，他极可能作出斯大林曾经作过的一切迫害行为出来！关于中国问题，自我初到此地迄至去年六月执委会十一次会议，这将近一年的中间，除了让我在第三次世界大会及远东委员会议上作过报告外，在书记局内从来没有提出过讨论或交换过意见。甚至对中国问题的草案提出书记局会议讨论，我也未被邀请参加发表意见─这种不邀请完全是非法地剥夺了我的书记局成员的权利。尤其是巴，当他在十一次执委会上发表意见之前，我从未听到他对此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只是间接听说：巴认为毛已完成了不断革命论的诸要点，毛党已是中派主义的党，毛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佛朗的意见，我更毫无所知。只有格尔曼曾和我私人交换过一些意见。但他自称：在中国问题上，他的立场是最温和的。这就表明书记局的领导层对于像中国问题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先并没有，或有意避免相互间（至少对于我）交换意见，共同商讨，以期尽可能获得比较一致而正确的意见作成决议，提交执委会去讨论和通过；而只是在执委会上攻击他们所认为错误的意见，取得多数通过，草草了事，由此我觉得书记局的负责者们绝不是在政治上诚意商讨，谋取合作，而是故意地用各种手段打击不同意见。尤其是巴，他在十一次执委会议上竟公然强调说：中国有一派教派主义者，必须加以肃清！（这两句话，在《国际公报》关于「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报告与讨论」专号所载的巴的演辞中是删除了的。）他所指的教派主义者，当然是暗指我，意在威胁我，行将把我排除于国际之外。我虽然不致为他这种威胁所吓倒，但由此又一次证明：巴是准备用对付法国多数派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同志的。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案的内容，想你早已知道得很清楚。我对于该决议案（即草案）的批评，即《对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也于两月前寄给了你，故我在这里毋须多说。我只告诉你一点：关于决议案送到中国后，不但没有使原来的纷歧意见获得澄清，反而引起了更多的混乱和迷惑。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反对决议案的同志们不必说，即赞成它的同志们，差不多每个人对它的解释都不同，因而没有可能依照该决议案作出一个多数同意的行动纲领。最糟糕的是：大家从决议案中都找不出或看不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出路。例如有位完全赞成决议案的F同志说：「我们必须解散我们的组织，以便实际参加毛党所领导的群众工作」。这显然是取消主义；另一位Y同志更坦白地宣称：「国际决议案是对的，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没有前途」。这是十足的悲观主义。这样整个的组织在政治上等于解除了武装，迷失了方向，因而在组织方面陷于无了无休的纠纷，日益趋近解体的边缘。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组织弄到这种危险地步，完全要由国际决议案负责。宁可说，主要是由于毛党的胜利及其所加于我们的迫害的无比压力─这种客观局势所造成。但国际决议案没有给这种客观局势以合理的分析和解释，替中国组织指出一个可信的前途和正确的路线，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该决议案乃是巴的修正主义和格尔曼的调和主义（主要是对巴调和）的混合物，其中除了充满着理论上的错误，事实上的虚构和自相矛盾外，再加上对毛政权的特别美化和它的前途的幻想，因而便形成对斯大林主义的强烈有力的妥协主义的倾向─我们同志中的取消主义和悲观主义即导源于此。因此，我可以说，巴的修正主义，即对斯大林主义的妥协主义，已在中国组织中引起了可怕的后果，这是值得大家加以高度的警惕的。去年十一月间执委会的十一次执委会议上，书记局让我报告中国的组织情况（这是第一次），当我报告到毛政权几年来不断地有计划地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事实时，全会场大为震惊。意大利的L甚至起而质问：为甚么书记局以前不将中国同志被迫害的事情告诉各支部？巴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便狼狈地起而声辩称：「毛政权杀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并非有意，而是误会的，即误当国特杀的；即令毛迫害托派是事实，也属例外」。格尔曼则提出问题：「是在甚么条件之下杀害托派？」我当时尽量根据一切事实和「条件」指证毛党之迫害托派是由其根深蒂固的斯大林主义仇视托派的老传统，是完全有计划地和有系统地企图根绝托派。我并指出：毛之迫害托派并非「例外」，不久以前胡志明之杀害越南托派整个领导层，以及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党格柏乌之杀害无数托洛茨基主义者，便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证明。巴此时却反而质问我：「你是否因此取消了你所赞成的渗入斯大林党及其所控制的群众组织内工作的政策？」我答复他：「渗入斯大林党工作的政策，我们早在四年前，即从一九四九年开始，便已有计划地在大陆进行了。但正因为毛党对托派的无比迫害，我们进行这一政策时必须特别严密，绝不可对斯大林主义者抱有任何幻想」。我并当场警告XX、XX支部进行这一政策时，必须根据中国的教训，重新加以严密的考虑和布置。否则，将会引致毁灭的危险，这是执委会要负责的。总之，由巴这次代毛党迫害中国托派所作的辩护，你可以看出：他对毛政权的美化和幻想达到了何等可惊的程度！更坏的是：在今年二月初书记局的扩大会议上，当我将去年十二月廿二日及本年一月八日毛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逮捕托派的事实提出报告，并要求会议对此加以讨论时，巴甚至表示拒绝讨论。他说：「斯大林主义者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是A、B、C，大家都知道，无须多事讨论的」。我当时很愤怒地指斥他：「你就不懂得这个A、B、C，否则，你便不会在上次执委会的会议上替毛党迫害托派作辩护了！」但巴还进一步说：「逮捕几百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比起毛的革命成就来，算不得甚么」。这几句话同你们的西托尔区四个脱离运动的少数派赞成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对革命更为有害」（这是引自旧金山给我关于《美国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简略报告中的。）是属于同一的范畴。这证明在「毛的革命成就的眩耀」之下，巴已完全离开了老托对于斯大林主义迫害者的传统立场，而替斯大林主义作义务辩护了！正在这时，我收到《国际公报》关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报告和讨论」专号英文版，我发见其中没有我《对第三次中国革命决议草案的几点修正意见》。因此，我在上面所指出的书记局扩大会议上质问巴何以不公布我的文件？巴的答复是：「你的文件已发表于《国际公报》的另一号」。随后，我在所有的《国际公报》内却找不出我批评草案的那个文件。这显然是巴有意私下扣留了它。因为我的文件无可争论地指出了「中国第三次革命」决议案中的几个最基本的错误：对「不断革命论」的「修正」，「工农政府」的曲解，所谓「毛党违背克里姆林宫意旨」的事实上的虚构，以及对「整个毛党将转变为中派主义党」的幻想等，都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报告者和参加讨论者不曾根据理论和事实驳倒过我的。因而巴不惜私下加以扣留，将我批评决议案的文件在同志面前隐瞒起来。这纯粹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主义方法的典型表现，正是我们在廿五年前在开始堕落的共产党内曾经坚决反对过，且是我们成立左派反对派的原因之一。但巴还不止于此。即当我质问他何以不发表我的文件时，他竟公然扯谎说已在别的「国际公报」内发表过了，这便是在官僚主义的专断手段上再加上了说谎的欺骗！在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自去年初我在法多数派问题上反对巴的专断措施后，在这整整一年当中，巴除了在各方面用官僚主义手段尽量打击我之外，并无形中取消了我参加书记局一切会议的权利；换句话说，在这一年当中，巴从没有通知我参加书记局本身的任何会议。书记局的成员是执委会议正式选举出来的。但巴不经过执委会议的讨论和通过，竟私自停止了我参加书记局会议的职权。这显然是一种最专横最狂妄的官僚主义表现。差不多在这同一时期中，我发见马尼厄鲁以另一种方式被排斥于书记局会议之外。即是：以被派至X工作为名，无形中剥夺了他参加书记局会议和工作的权利。但大家知道，马是专门来参加书记局工作的。这就充分证明：巴为操纵书记局，便不惜用官僚主义的手法和阴谋，将美洲和亚洲的代表无形中排斥于书记局之外了！另方面，我已经约略知道克拉克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进行着小组织斗争，反对党的领导层（例如前年冬克发动了批评你的《到和平之路》的小册子的斗争）企图夺取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权。这显然是巴在幕后指使的。因为我常常从围绕着巴的人们中听到：「克拉克是美国最好的领袖」，─这无异于在暗示：社会主义工人党应该由他来领导。同时有一位留学在这里的中国同志H亲自告诉我：自去年春季以后，巴对他表示特别好感和信任，几次向他提示：派他回中国去整理组织。H表示：「我在中国组织内没有地位和威信」。巴鼓励他说：「你不要害怕，我们国际支持你，你大胆地去干就行了」。H从巴的话中已清楚地了解：巴不但很不信任我，而且十分仇视我，因而想派他到中国去特别进行小组织工作。当然，他是绝不愿意干这种勾当的，所以坦白地告诉我们。我从前面所指出的一切事实中，已深刻地感到：巴显然有一种修正主义倾向，特别是他用一切可怕的官僚主义手段把持书记局，并已着手在各支部内建立自己的小组织，企图操纵整个国际运动。因此当马尼厄鲁离开此地最后来向我告别时，我曾经举出一些事实坦白地告诉他：国际领机内已隐藏了一种极严重的危机，并在加速度发展。我希望他将此种意见转告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特别转告你，及时加以警觉，以便设法挽救。当时马对我的话虽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但他答允一定将我的意见转达给你及其它某些领袖们。在去年五月初的执委会议上，有两件事情值得在这里提述一下：（A）在讨论关于斯大林死后苏联问题的决议案时，曾经引起了颇大的争论。在争论中，贝尼斯首先指出决议案的精神太过乐观。从过去对南国事变过份乐观的失败中，我们应学得一点教训。他并指称：斯大林主义党还是斯大林主义党，我们不可对他大抱幻想。但巴对贝的演说却加以威胁式的攻击。其大意是：贝以一个负责的领袖绝不应发表反国际路线的意见。依照巴的意思等于说：他们起草的决议案都是合乎「国际路线」的，不容许有所怀疑或反对。这样一来，他们对任何新发生的事变和重大问题所起草的决议，只须加以举手通过就行了。任何对草案的怀疑和反对意见，都被认为是违反「国际路线」的。这正与斯大林的「总路线」不容许批评的官僚主义态度一样！（B）在这次会议上，巴提出了改选书记局，理由是书记局工作人员不够。所以另从英意选出两人参加。这样便正式排除了美洲和亚洲代表，书记局变成了ES（欧洲书记局）！从此巴算是「合法地」改选了书记局的成份，得以自由地操纵书记局，以便「合法地」布置他排斥异己、篡夺国际的阴谋。当五月的执委会议时，我曾提出了两个文件，─《上海五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呼吁》及我《致中共领导层的抗议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书》，希望该会议略加讨论和通过，以便公布于各支部的公开刊物上，作一广泛的援救中国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运动。但巴通过格尔曼告诉我：将这两个文件交书记局会议去讨论和决定。在书记局会议上（那次出席的仅巴和F两人）我声明希望我所提出的两个文件，通过交各支部公开发表，并藉此作一援救中国被难同志的运动。巴与F都同意发表《五人呼吁》，但对于我的《抗议书》认为其中有不能同意的地方，希望在日后与我商讨再决定。但时间经过了四个月（从五月至九月），我还没有看到《五人呼吁》被发表，因此，我怀疑巴又是私下扣留了这个文件，我才于九月初将这文件的副本寄给我们留美的一个同志J，请其设法寄给美报，并代为查询以前曾否从书记局收到它。我所接到答复是：「绝对没有」。由此，我知道巴又在玩弄诡计以欺骗我。至于巴之所以玩弄欺骗手段以扣留这个文件，其用意是显然的：（A）巴一向美化毛政权，如《五人呼吁》一经公开发表，便等于从根揭破了他的美化幻想。（B）巴早已在各支部，尤其是在美国宣传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为教派主义，逃离革命等等（这也是J告诉我的）。假如这个文件被发表，便不啻从事实上完全揭穿了巴是在有意造谣诬蔑。（C）巴害怕这个文件发表后妨碍他所强调的「渗入政策」的理想，即恐怕XX、XX等国的同志们从《五人呼吁》中看到毛党对中国同志的残酷迫害，而怀疑巴所理想的「渗入政策」，要求重加讨论。但巴之扣留《五人呼吁》，除了有意欺骗我及中国同志外，还犯了两种不可饶恕的罪恶：（A）在客观上是在群众面前替毛党隐瞒了它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最具体而最可恶的事实。（B）使各国执行「渗入政策」的同志们，无法从中国同志所受到的残酷迫害中获得教训。这等于将他们放在危险地带工作而不让他们知道危险之所在。这正是所谓「驼鸟政策」！例如当XX同志准备回国执行「渗入政策」而召集一个会议请我去演讲时，这个会议的主持人请求我不要将中国同志被迫害的事实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巴的授意向我暗示。我虽遵守了该主持者的请求，但我警告他：驼鸟政策是最危险的。我的《抗议书》原是在去年十一月执委会议上，由马尼厄鲁提议，经全体一致赞成请我写的。其用意在藉此向国际间公开暴露毛党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作一宣传，以便引起工人阶级和进步团体的舆论界给毛的迫害行为施行压力，或能阻止它肆无忌惮地继续迫害。我为搜集最可靠的材料，至本年四月间才将《抗议书》写成。这可说已经是太迟了，但巴借口派人与我商讨该书的内容，又拖延了两个多月（在两个多月中F同我谈了两次，指出几点不重要的地方和我争论，当然没有甚么结果）。最后，七月初，格尔曼来同我谈。他开头便指责我的抗议书的形式写得完全不对，必须重写。依照他的意见，我在抗议书中首先应向毛党表示完全拥护它所领导的运动，赞扬他的革命成就，不要多批评它，然后才提到他们迫害我们同志的事实和表示抗议。其次，格尔曼说在该书内所发表的意见与国际决议案大不相同。因而指为「无望的教派主义」。最后，他表示：书记局不能负责将这个文件给各支部公开发表。假如我一定要发表，只有由我自行送去发表。格尔曼在这次谈话中所表现的态度，与他以前对我的「温和」或调和态度大不相同，颇令我惊奇，这完全是巴布洛式的。我早已知道绝对不愿意我的《抗议书》向外公开发表，其原因大约与《五人呼吁》相同。至于这个文件在形式上是否写得「完全不对」，它的内容是否为「无望的教派主义」，现在既已在美报公布出来，大家都已看到，自有公断，我不想在这里为自己辩解。但由格尔曼代表书记局的上叙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一点：他们是希望我向毛党呈上一个「颂扬表」，以便与之谋取妥协。巴等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妥协主义倾向，从这里又间接地反映了出来。写到这里，将格尔曼两年余来态度的转变顺带提叙一下，对于你了解他在书记局内及现时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或者是不无帮助的。我可以说，自我来到这里同格尔曼接触时起，我对他是最怀好感的。因为我看到他对工作认真和努力，对同志的热诚与和善，在政治上的相当修养，对组织问题尚能尊重传统，我曾认为他是我们运动中最有希望的新起的领导者之一。虽然我也看出他观察问题缺乏深刻的分析，带有象征主义的特点，在重大问题上常表现动摇或调和主义的精神，并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我还是认为他在未来运动的经验中可能改变这些缺点。所以当我初到此地的一个时期内，听到巴周围的人们对格尔曼作种种不利的宣传，把他描绘成为毫无独立见解，甚至是「为巴搜集材料的秘书」时（阿利语），我曾替他感到不平。当法国问题发生后，格尔曼表示反对巴的专断措施时，我又亲眼看到巴及法少数派领袖们对他猛烈的打击，而代他感到难堪。因此我曾通过我的女儿向他致同情之意。他那时对她说：「假如这次没有德意支持我，我是被打下去了！」也就正因为「有德意的支持」，所以巴随即特别向格尔曼让步，在对法多数派的问题上，推他代表书记局参加多数派与少数派的联合领机，并以他为「仲裁者」。这样一来，格尔曼便被安置到与多数派正面冲突的首位，代巴执行了他自己曾经反对过的预谋！差不多同时，巴又推格尔曼起草中国问题决议案，使他同我对立起来。从此以后，格尔曼在巴的「让步」与「抬举」（差不多提高他仅次于巴自己的地位）之下，便逐步放弃了自己的调和主义的立场，而陷进巴的官僚主义的圈套里面去了。格尔曼今天完全站在巴方面来对抗你所领导的反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便是他在巴的圈套内不自觉地最露骨的表现。我至今尚为他这种堕落行为惋惜！假如巴这次没有格尔曼的支持，即通过他拉拢德意领导层的支持，巴是无法硬干下去，因而分裂是可以避免的。从这一点说，格尔曼在这次斗争中所起的罪恶作用是带有决定性的。总之，我根据两年余来观察格尔曼的经验，不能不作出如下的结论：格尔曼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他的性格方面，都类似布哈林，他常在革命的良心与一时的权位之间摇摆。当后者获得一时的满足时，前者便被搁置在一旁了。要想格尔曼重新回到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方面来，只有当他的革命良心在将来发见巴的全部阴谋而觉到自己已陷于可怕的圈套时，才有可能。你们党内这次多数派与少数派的斗争，据说已进行了一年半以上，而且至五月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趋于分裂的边缘。假如书记局的负责者真是为运动的利益着想，他应当及时召集一次执委会的特别会议，检讨双方分歧意见之所在，采取一个正确的立场，以便支持代表正确意见的一方获得胜利。即令不如此，书记局至少应将你们争论的文件送交执委会的委员们及各支部的领导层以便他们研究、讨论，并发表意见和批评，从旁协助你们间斗争之合理进行。但巴所把持的书记局却完全将你们斗争的消息及一切文件对执委会的委员及各国支部隐瞒起来。例如我，直至九月初才从我们留美的J获得你们党内斗争的简单消息，随后经过了J再从F同志方面得到美国「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简短报导，才略知双方意见分歧的要点。假如没有J，我将完全被蒙在鼓里。只有等到你们《告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信》公布后，才能获知真相。因为在此以前，书记局的负责者们从没有将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形告诉过我。这就充分证明：巴等采取这种绝对封锁的官僚主义手段，是含有一种不可告人的阴谋在内的。现在事实十分明显：你们的少数派不但在政治上是巴的修正主义的拥护者和发挥者，而且他们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和破坏行为，都是由巴在幕后指使和操纵的。换句话说，你们党内这次斗争弄到这样分裂的恶果，完全是巴为了自己的小组织利益所促成的。从前面所叙述的所亲历的一切事实，可以作出如下的总结：在政治方面，单就巴对毛党及其政权所加上的美化及对它所抱的幻想，尤其是从他替毛党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作的辩护看来，便不可争论地暴露了巴的修正主义对斯大林主义的妥协倾向。这一妥协主义已使得中国支部陷于极度混乱、迷惑、乃至取消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解体边缘。在组织方面，从巴假借书记局名义私自停止法多数派中委职权；任意排除异己，把持书记局，并通过书记局操纵执委会；在各支部私造派系，阴谋夺取领导权；私行扣留应发表，甚至应允发表的文件；乃至封锁隔离，造谣诬蔑，说谎欺骗；─这一切，都是我在廿五年前在斯大林操纵的堕落中的共党内所亲身遭遇到和看到的，现在又在巴所操纵的我们国际的领机内重演出来了！这就充分证明：巴的官僚主义已达到了何等可惊的危险程度！！最近美、英党内少数派所干的分裂行为，以及巴现时正在加紧进行的分裂整个国际的阴谋活动，仅仅是巴希图篡夺整个国际的野心及其官僚主义之逻辑发展而已。由前面所列举的事实及其结论，我相信已可充分证明你这次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所采取的「非常举动」之「必要」与「正端」。最近中国有位负责同志（他在政治上是大体同意你们的）写信来问我：「何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依照民集制在内部进行讨论，争取多数支持，便首先发表公开信号召各支部来驱逐巴？」像不了解个中真相而怀抱这种天真合法观念的同志们一定不少。现时巴及其拥护者们正在大肆宣传：「加农所发表的公开信，是完全破坏了组织传统，违反了民集制的纪律」。他们希图以此迷惑和欺骗同志，而掩盖巴自己曾经及现在仍在以官僚主义手段践踏组织传统和破坏民集制纪律的篡夺阴谋。因此，我在本月八日致中国组织的信中，对前面所提出的问题给了如下解答：「上叙双方的政治意见（指你和巴所代表的）虽然有如此严重的分歧，但假如书记局能保持合理的常态，还可以，而且应该尽量在内部进行讨论，通过民集制来解决的。但现在异常不幸的是：书记局已完全为巴所把持或篡夺了。巴利用这个『合法机关』肆无忌惮地进行组织阴谋：在书记局内专横地排斥了异己，在各支部内暗组自己的派系，企图篡夺领导权或分裂组织。这便使得依照民集制的常态讨论成为不可能。因而迫使加农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采取了现时这样的非常举动，公开发表《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要求驱逐巴及其代理人于国际领机之外。这在我们国际的运动史上确乎是空前的，是一种带革命性的举动。但此种举动之所以成为必需，除了打破巴的篡夺阴谋之外，还在争取时间，抢救第四国际的运动，以便及时重新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加以调整和布置，以应付日益迫近的新的世界大战和革命局势的到来。假如这次斗争拖延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才发动，那就将『噬脐莫及』了！」但我亦应当指出：巴几年来在国际领机中所进行的篡夺阴谋，及其为达成此种阴谋所玩弄的极度专横而狂妄的种种官僚主义手法是早已在各方面或多或少暴露出来了的。我们国际及各支部的负责者们，没有能及时加以警觉，予以严厉的监视、批评、干涉和制止，以致造成今天这样极度危险而难于收拾的局势！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加以检讨与反省的。我们当中的每一负责者及一切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必须从这次巴布洛事变中记取一个严峻的教训！（关于教训方面，假如你高兴，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和意见和你讨论。）最后，我要顺便告诉你：我们中国的组织自接到《告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者书》后，它的领机─全国临时委员会即举行了好几次会议，进行了最严肃的讨论。结果，差不多全体一致（仅一人弃权）赞成你们公开信内的见解和主张，并表示坚决参加你所领导的这次反修正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们经过这次讨论后，已恢复了原来的信心，开始从过去的混乱、纠纷和迷惘中解脱出来。他们现时正在一般党员群众中展开一个普遍的讨论，以图将一切基本问题依照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立场重新加以检讨，以便获得一致意见，重新团结向革命的道路前进。我认为这是你这次领导的正统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过程中第一个具有乐观意义的象征。谨致热诚的问候！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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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关于“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的几点补充和修正（一九五二年五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相关链接：《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关于“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的几点补充和修正彭述之（一九五二年五月）将最近收到有关中国局势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材料加以分析，并重新检讨关于南斯拉夫及东欧缓冲国的演化情况后，我觉得我以前的《中国局势报告》中有关中共及其政权的分析和评断，必须作一简略的补充和修正，以便将来执委会议讨论此等问题时获得更多的一些真实材料作参考。关于中共的性质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托洛茨基和我们中国托派以前根据中共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完全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而转入农村，专门从事农民的游击战，大量吸收农民入党，因而判定这个党已由工人的党逐步堕落而变成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政党。但国际间某些同志似乎对此颇为怀疑，甚至有人说，即使托洛茨基有此判断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我觉得对这一问题首先有引用一些事实加以解释的必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判定一个政党的性质，主要是根据两个基本因素：党的组织成分和政治倾向。如果组织成分是以工人占多数，而领导的政治倾向又是真正代表多数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的，便可以称之为健全的或革命的工人党。如果其组成分子以工人占多数，而其领导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的，我们仍可称之为工人党，但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或堕落的工人党；如果组成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而其政治领导又是机会主义的，不管它仍以工人党自居，那我们只能称为小资产阶级性的党了。因此我们判定一个党是否工人的党，其组成分子是具有决定性的。如就中共的组成基础的演化说，可以作出如下的图画：当第二次革命的末期，像一九二七年四月召开的第五次党大会上的报告，党员人数约六万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外，该团团员人数大约多于党员人数）其组成分子大产业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八。但自这次革命惨败，再经过多次的盲动，尤其是经过广州的大冒险惨败之后，大多数的工人党员不是被牺牲，就是自动脱离了党，所以一九二八年工人党员只占百分之十，一九二九年则降至百分之三（见周恩来《论组织问题》），一九三〇年三月降至百分之二•五（见一九三〇年三月廿六日《红旗》），同年九月份为百分之一•六（见周恩来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一九三一年五月十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公开承认：“党员的工人成分已降至零点以下”。经过一九三二年上海多数工人支部转入左派反对派（托派）之后，所以一九三三年十月廿三日的《红旗》报曾发出党在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已没有一个真正产业工人支部”的怨言了。但在同一时期内，据说党员人数已增至三十余万人，这就充分证明中共的党员成分几乎全是农民了。正因此，托洛茨基得出结论说：“中国斯大林派……在反革命的几年中，他们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中国社会革命党还是革命时代所担任的任务”。“党在事实上和它的阶级脱离了”。“那些成分上是农民而领导者是小资产阶级的军队，同工人冲突的原因和理由，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所有的环境，都是使这些冲突极度地可能，甚至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的任务的内容，不但不允许那依靠武装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命令无产阶级，并且要预备和获得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特别是领导它的‘红军’……”（见托氏一九三二年九月廿三日《致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及同月廿六日写在该信后面的附录）。中共被迫由华南逃至华北延安后，因环境的更为落后，工人党员的成分只有比以前更少，可能增加的工人党员也仅仅是乡村的手工业者，因而这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气氛便压倒一切，以致正式形成了毛泽东的“农民革命主义论”。他在其《论新民主主义》中公然宣称：“斯大林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毛称自己的新民主主义为继承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以别于蒋介石等所继承的“假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由毛泽东这段话充分证明：中共不但在党员的组成上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完全表明为农民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了。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共在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下，不但在宣传上强调阶级合作的必要，而且在实际上公然主张“工人应增加生产协助政府抗日”，反对工人阶级对民族资本家的“过火要求”，特别攻击托派的“阶级斗争政策”为“卖国资敌政策”，因而大事污蔑托派为“汉奸”。所以在实际斗争中，中共总是站在民族资本家方面反对甚至破坏工人的合理要求的，同时尽量引诱较积极的工人分子离开城市去参加乡村游击战。正因此，这个党在抗战期中虽然大大地增加它的农民武装，但在城市工人群众中的影响是极为微弱的。在抗战停止后，中共虽然重新参加城市的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吸收党员，建立组织。但其主要目的是获得工人的支持，以便迫蒋介石促其与他他妥协建立“联合政府”。所以在这时期内，它对工人的政策总是引导工人群众对民族资本家谋取妥协，意在通过民族资本家迫使蒋介石与他完成妥协的目标，因而它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还是微弱的。最后，当中共被迫对蒋介石进行总反攻，占领各大城市时，它不但绝对没有号召工人群众起来进行任何斗争，而且还极力抑制它们的活动。其唯一的号召就是命令他们“保护生产，不让蒋匪破坏”。迄至占领城市后，中共对工人群众的自发的活动和组织都加以严厉的压抑。甚至对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武装保产队”也毫不犹豫地解除其武装。至于工人群众因减低工资举行罢工及因其他的压迫而进行反抗时，更是残暴地施行压迫，甚至屠杀了。如天津某数厂的罢工工人被逮捕和枪决，上海申新九厂工人（该厂有工人八千）因反抗迁移，致被机枪扫射而死伤三百余人。河北省井刑煤矿工人因反抗苏联顾问和专家们的横暴，*中共竟开去大批军队镇压，结果死伤二百余人，致被解职而充军至东北或西伯利亚者近千人（这是一九五〇年五月发生的事）。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小资产阶级的毛党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仇视，甚至屠杀的程度。这便已部分地证明了托洛茨基远在十八年以前的预见和警告了。假使当时城市工人群众有较强的团结，并在另一革命力量（如托派）领导之下，中共极可能以内战手段来打击工人群众，即托洛茨基所谓“他们是要以武装农民来打击先进工人”（见上引信附录）。*因该矿生产最优良的焦煤，可供炼钢之用，故苏联派有特别顾问和专家控制该矿，以便将该矿生产之煤全部运至苏联。从上面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究竟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对中共性质的判断是否正确，我们可以让怀疑的同志们去重新检讨和纠正。假如人们有充分的事实和正确的理论证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过去对中共性质的估量是不正确的，我们是不惜放弃我们的判断而接受新的评价的。×××但在另一方面，我现在应当指出：中共在第二次革命失败后，虽然在组成上逐级堕落成了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并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授权给农民”的“理论”。但由于它产生的历史根源（共产国际的支部）经过第二次革命所遗留下来的某些工人阶级的传统，以及与国际斯大林党（虽然是堕落的但还是工人的党）的紧密联系，和一般地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专政，共产主义的前途等，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即在它已堕落成农民党时，它内部还隐藏着某种程度的工人倾向，不过这种倾向在长期农村游击战的生活中被损害被压迫而已。但这个党一旦进入城市与广大的工人群众接触之后，尤其是当这个党感到迫切地需要工人阶级的支持与抵抗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威胁时，党内隐藏而被压抑的工人倾向，便获得机会抬起头来向党的领导层施行压力，要求将党的基础由农民转到工人方面去，并向群众的要求作某些让步。近两年来的事实，尤其是最近半年来的事实，确已明显地反映了这种倾向。首先是中共暂停吸收农民入党而着重地加紧吸收工人入党。《人民日报》一九五〇年七月一日在纪念中共廿九周年的社论中，特别强调改善党的组织成分即强调吸收工人入党。并称在过去短时期中，天津增加的六，六四八个党员中，工人的成分占百分之七三，北京的三，三五〇新党员中，工人占百分之五十强。根据这两个事实的推测，在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和矿区及上海武汉等城市，中共近两年余来所吸收的工人党员一定相当的大。当然，就整个中共的组织基础说（据上引《人民日报》同一社论中宣称：中共已有党员五百万人）工人的成分还是很微弱的（中共中央东北分局书记高岗在本年一月十日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演说时承认：“我们党内工人阶级的成分甚为微弱”。并以此解释该党右倾而趋于腐化的严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中共这一着重吸收工人入党企图改变其组织成分的转向，无疑地对于该党的性质是具有重大影响的。这一“转向”，在中共实施土改的过程中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出来。依照中共与各党各派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政治协商会议”上所通过的土改计划，是特别强调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政务院的指令并严厉禁止贫农对地主富农的“过火行为”。所以在实施土改的初期，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不但一般地被保护，而且在许多地方还分得了更多和更好的土地，甚至继续支配地方的权力机关（如农会及村公所等）。但随后，当贫农群众在运动中逐渐觉醒起来时，许多下层干部在贫农的要求与压力之下，都大大地修改了土改计划，甚至违反了它。这就是说，不少地主与富农的工商业财产不但被侵犯，而且地富本身亦遭到了贫农方面的严厉惩罚呢（最近中国报纸关于土改的报道中常常透露出这类的事实）。中共领导机关这次对下级干部违反其领导路线，自行迁就群众利益的此种“左倾“，不但没有表示任何严厉的指责，反而完全予以默认了。虽然中共对“保护地主富农工商业财产”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但该党有一种拥护或同情贫农利益的倾向，在它的某些下层干部和党员中确是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值得我们特别予以注意的。在最近几个月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工人倾向更明显地从中共内部反映了出来，这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在所有国家机关、军事机关、群众团体，特别有关财经经济的工商业与合作社负责的干部，却普遍地发生了极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那些干部们不但在他们管辖的范围内盗用公款以自肥，任意浪费公款以度其奢侈生活，而且与他们有关的资产阶级分子勾结，“盗卖商情、盗卖资财、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报好、涂改单据、伪造帐目、走私偷税，并借公家的名义和各种便利条件替资产阶级追逐暴利。资本家为了笼络这些贪污分子，不惜出大的本钱，以资贿赂”（同见上面引的高岗的报告）这种情形，一方面使各种机关在财政经济上受了巨大的损害，同时又引起了各种群众，尤其是工人和下层党员群众的愤懑（请参考方兴同志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的报告）。因此迫使中共的领导层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便不得不发动这个运动排除某些过分腐化的干部，同时打击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因而借以缓和党内和下层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愤懑。至于中共各级干部之所以形成如此腐化堕落，其主要原因系在于它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及其违反工人阶级民主主义的官僚作风。在这次三反运动中，中共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既没有任何的根本改变，且是用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当然这个党的腐化倾向绝不会因此阻止或根除，只是稍被抑制而已。虽然如此，但在这一运动中，中共内部反资产阶级的倾向确已加强起来，因而在这次运动中不但口头强调“必须认识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和党员的右倾思想的危险”。“依靠资产阶级，就是丢掉工人阶级，就是丢掉人民大众，就是亡国亡党”（见同上引高岗报告），而且实际上也已接受了工人群众的控诉和要求。例如在国有财产中，工人群众所受中共干部压迫和剥削的情形，在以前极少被披露或禁止披露的，现在不仅在许多报章上公布出来，并且被中共的舆论认为必须加以改善了。由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说：中共在其社会的组成基础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虽仍然占压倒的优势（占现在五百万党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两年余来确已增加了工人党员的成分，并在土改和反贪污等运动中加强了工人的倾向。因此，我现在认为中共的性质是含有双重性的，就其组成倾向说，即就其有计划地加紧吸收工人党员而停止农民入党说，这个党是在走向工人党的一个过渡阶段中。如果就意识形态说，我们可以在中共内部看出三种倾向：代表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的右派，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左派，以及上层领导层在前两者之间所代表的中派。当然，这三种倾向，尤其是向右的和向左的倾向，是模糊的，还远没有形成或结晶化的。但在未来的阶级斗争进程中，向右和向左的倾向势将逐步结晶起来，因而形成组织上的分化。最后，在国内外达到严重的决定阶段时，这个党便将趋于分裂，甚至不可免地要走到分裂。关于新政权的性质问题如果我们重新认定中共的性质是带着双重性的，则这个党所控制的新政权便自然而然地受到双重性的影响。再将大部分产业国有化这一重要因素配合起来则新政权的双重性便更显得明白。当然，中共所控制的新政权，与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所称谓的那种双重政权或古典的双重政权是不同的。这是一种在特殊情势下形成起来的特殊的双重政权。这与南斯拉夫及东欧缓冲国家那种过渡时期那种双重性是颇为类似的。因而中共所建立的双重政权也只能是一种过渡的形式，将来不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不管是正常的或变态的），便要回到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但就现时的趋势看，它是向着变态的无产阶级专政走的，因此，我们对于它的前途的估计还是同以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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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工农革命民权独裁（列宁）译文23期1929.1.1（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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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工农革命民权独裁
列宁
译文23期1929.1.1（译） |
二十六、凯洛格对华照会的意义25期1928.8.10（写于192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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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凯洛格对华照会的意义
25期1928.8.10
（写于1928.8.1） |
二十五、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23期1928.7.10（写于192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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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
23期1928.7.10
（写于1928.7.7） |
二十四、发展并完成中国的革命22期1928.6.30（写于1928.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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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发展并完成中国的革命
22期1928.6.30
（写于1928.6.29） |
第三十章流亡欧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三十章流亡欧洲我们的船从西贡起程到马赛整整走了二十五天，在此长途的旅程中，可以说是我多年来未曾享受过的如此清闲的生活。每天除了阅读一些轻松而富有文艺价值的作品外，便是欣赏那伟大而美丽的海景，我最喜爱自然风景，尤爱那茫无边际的海。它可以舒畅我的精神，扩展我的胸襟，多年来在反动的低气压窒息之下的苦闷心情、烦恼和忧虑，霎时随着海浪而漂去。沿途凡是船所停泊之处，我们都曾上岸游览。5月28日的清晨8点半，船已抵达新加坡，我们上岸游览历5小时之久。除了漫步浏览街市外，并到星城著名的东陵花园游览。该花园位于山坡之上，整个地就好像一座森林，其中栽种着各种热带树木和花卉，还有荷花池，颇为幽美，堪称东南亚最大而最美丽的花园。新加坡类似香港，气候并不十分炎热。那里大多数的人口为华侨。据该地的老华侨说：“华人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而尤以广东和福建人占大多数。这位老华侨夫妇开设一间印刷所。我们经过西贡旅行社的介绍，到这家印刷所去访问他们时，他们对我们陌生的一家人，不但热诚接待，而且还特别安排一位青年职员引导我们游东陵花园；并请我们在一家颇为考究的酒楼午餐。从新加坡到锡兰，船行整整三天，全是单调而不着边际的海景。6月2日早晨，始看到锡兰的边岸。11时半船即进港停驶，我们乘小汽艇上岸，岸旁设有指导所。我们向该指导所的负责者询问我们的同志哥文•西瓦的地址。原来这位负责的青年也是同志，他即以电话通知哥文。不久这位热情而活泼的哥文同志，即自驾汽车来迎接我们。他是锡兰著名的律师和国会议员，他的妻子不在家，我们在他的哥哥家里稍稍休息之后，他便驾车领我们参观锡兰的会议厅和托派的出版部，随即游览全城和近郊；虽达5小时之久，差不多游遍了全城最美丽的地方；但同时也看到平民区的许多房屋，就好像中国的茅棚，它们都是以木棍和橡树叶搭起来的。至于他们的生活异常之原始和贫穷；沿途在街上所见之人民和儿童，多半是赤脚，衣衫褴褛，破烂不堪。在参加和游览时，哥文详细地加以说明，使我们对哥伦坡的内情获得一个轮廓性的认识。锡兰的议会厅并不算大，但比起大英帝国那一个世界闻名的议会厅来还大得多，在90席议员中，当时托派议员占14席，成为有力的反对派，共产党只占了3席。因此，可以说锡兰是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托派在议会取得反对派地位，并超过斯大林党的第一个国家。在锡兰的游览，使我感到愉快！过去在漫长的反动时期的年代中，我们经常陷于恐怖、流亡、穷困和不安定的生活状态之中，这次看到锡兰托派运动的生长和公开活动，好像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感到分外地舒畅！尤其当我们参观托派印刷厂时，看见墙壁上挂着托洛茨基的肖像时，更感到过去在蒋介石统治中国的黑暗。因为我们不但不能悬挂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肖像，即家中收藏他们的肖像和著作，也有莫大的危险。从哥伦坡到吉卜地，整整一个星期，所见是茫无边际的海景。6月9日晨7时，船已抵达吉卜地，气候异常炎热。城市中虽种植着稀稀散散的树木，但气候异常干燥，炎热令人不能忍受！该城市为法国殖民地，建筑全系法式，人口除少数法国人外，均为黑人。当我们到达那儿时，正值黑人节日。他们的习俗是：在此一月之中，一般市民，除了那些船夫、苦力和做小生意者外，都是白天睡觉，晚上才起来活动、营业、饮食、舞蹈和其他各种娱乐，一直到天明。因而，当我们于早晨到那里时，街上行人甚少，人们都在睡梦中。我们从吉卜地通过红海到苏伊士运河，船行整整五日，在此五日中，因受沙漠带来的炎热的影响，气候更为酷热。仅在接近苏伊士运河之前一日，气候才逐渐转凉。红海中则不见边岸，惟见日出和日落，颇为壮观，使人感到一种伟大而单调的美。14日早上7时，船抵达苏伊士运河，因几天不见边岸，忽然看见城市和树木，觉得特别新鲜和愉快！运河口建立一个现代化之城市，而尤以左边之建筑为最美丽。沿运河左岸都种植着松树和热带风景树木；而右岸则沙漠无际，还保持着原来的沙漠状态。从运河左岸之植林和开辟之田园看来，已经足够证明：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可以使沙漠变成绿洲；平原变为田地。这同时又指示着人类之未来可以用科学技术大大地改造自然，使其适应于人类之需要，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准，臻于舒适之境地。当晚8时，船抵达赛德港（PORTSAID），这是沿地中海的口岸，为一现代化之埃及城市。这个城市为一自由市场，市中陈列各种英美货物，奢侈品甚多，颇类似香港，但其货价较香港为低。市场中最著名的货物便是地毯、皮包及装饰品之类，而尤以各种彩色和花样美丽的羊毛地毯为埃及之特产。船自赛德港向西航行，两天不见边岸，16日中午经过克里特岛南部之海岸，山岭绵延，颇为秀丽。傍晚至意大利与西西里河之麦西拿海峡，海面平静，落日反照，宛如万线金光撒在平镜，颇为奇观！过海峡时，则见两岸群山之下，电灯闪烁，宛如星河，实可与香港与九龙间之夜景媲美。午夜船经STROMBOLI火山时，在船上可以看见火山不断冒出火焰；尤其在黑夜的笼罩中，更显得神秘而优美！6月21日我们的船抵达了目的地——马赛。我们的长途旅程至此告一段落。马赛是法国的一个大商埠，没有甚么特殊的风景，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两日，便到了巴黎。我们在旅馆里住了十天，就搬到离巴黎相当远的一个小市镇，她属于ST•GERMAIN，这个区域为著名的游览区，有广大的森林，堂皇的宫殿——著名的凡尔赛宫——法国历代皇帝都住过那里，当然，路易十六也曾住在那儿。此外还有博物馆、钓鱼台……等风景，我们饱尝了眼福！至于我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小市镇，没有甚么值得玩味的风景，除了以前拿破仑征意大利时，他当时最宠爱的妻子约瑟芬的别墅外。当拿破仑对她厌倦之后，便将她安排在那里居住，然后寿终于那里，于是便成为一个小博物馆，所有一切都保留如昔，我们曾去参观过，有不少的游客去参观。约在八月初，突然有两位陌生的男同志来我们的住所，嘱我们赶快清理行装，他们将要车我们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所经过的路程，全是密大的森林。到了森林之边，便有一座很高大的独立房屋，那便是第四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之所在。述之和我作为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代表参加（中国当时有三席）。大会开了十天，所有的决议案都被通过。每一决议案，由某一同志负责发言（先安排好了的）然后进行讨论。全世界的代表都住在同一房子里，共同进餐。晚餐后，在花园游逛，或闲谈，我感觉到这种生活很有意思，心情十分愉快！在这次大会上，述之两次正式发言，引起了全体代表的重视，尤其在对东欧问题的决议案[1]发言时，会场寂静无声，大家倾耳细听；所有的视线，都注射于述之身上。当演讲完毕时，有的同志热烈地同他握手；有的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甚至天真地说：“我拥护中国同志”。当巴布洛作结论时，他特别着重地说：“我非常之兴奋，中国支部二十几年来，都是孤立奋斗，可是，在讨论问题的方法上，把国际的水平提高了。”在第三次大会后，我们得到国际的照顾和优待，尤其是得到巴布洛的关怀据说是前所未有的。但自述之开始反对巴布洛处理法国支部多数派的事件发生后，尤其是反对巴布洛对法国支部多派派之违反组织原则的措施之后（参阅述之致加农的信），中国的组织便被巴布洛在国际间造谣污蔑为教派，和不到群众中去的“革命脱逃者”。尤其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经过它的组织派系之传递与宣传造谣和污蔑，中国的组织在那里的信誉大受损伤。迄至五人呼吁书和述之致中共中委会的公开信在社工党的战士报发表之后，才清洗了这一革命脱逃者的污名，而恢复了原来的重视。这从加农（CANNON）致锡兰负责者的一封信中的一段，明显地表现出来。原文如下：我收到彭述之的1953年12月2日的信，这是我们运动史上最痛苦的，同时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文件。这里是第四国际的英雄支部，具有二十五年斗争的经验，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者。这个支部，应当评估为我们国际运动中最大的宝藏之一，并为在东方未来运动的保证。我们中国的干部，应当受到每一友谊方式的一切鼓励、培育和援助。但事实并非如误传的那样。我们所看到的是，他们被当作“革命脱逃者”而遭到穷追、迫害和嘲弄。社工党的领导层最深切和最痛苦地觉到：那种对中国同志的可耻的误传，我们觉得关于此种造谣、诬蔑，保持缄默太久了！特别是在我们知道了彭给毛党的公开信及五人呼吁书——这些是他们中国同志被迫害的抗议书，于去年五月交给书记局，书记局却从未将它们交给各国组织；这些含有巨大政治紧急性和历史重要性的文件，仅仅在去年十一月——五个月之后——才由《战士报》从另方面获得副本而登载出来。”现在我仅将我记忆中当时的事叙述在下面，人们便可想像我们当时的痛苦之广度和深度了！自1952年1月20日，斯大林党的特务企图谋杀述之，由于我坚拒开门而使特务阴谋失败后，我们放弃居室，因而只能住旅馆（至于谋杀故事的描述详细情形，记载于我给刘毅同志的信中，此信也描述我们在巴黎一部分生活（该信刊于《彭述之选集》第四卷的附录——编者））。我们失去了原来的住所，全家分开居住。我被巴布洛安排在他自己的别墅里，与他的妻子海伦同住。我在那里整整地住了一个月。在开始的十日中，巴布洛也从巴黎回来，大家相处很和谐，他们对我也很客气。可是，在下半个月中，当巴布洛再度从巴黎回来时，我便感觉到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改变，但当时还不知何故？尤其这次，当巴布洛去巴黎以后（他每两星期回来一次，这一个月回来三次，算是不寻常了），他的妻子对我的态度更坏。在此一个月之中，我已开始领略着巴布洛的妻子做人的态度；随后在国际所开办的党校一个月（党校的房子，即在巴布洛住处之侧），我不但更深刻地认识他的妻子，而且对巴布洛也开始了解（我当时住党校，同我的女儿住一间房间）。因为巴布洛和他的妻子在党校那种骄矜专权的作风，以及阴谋诡计，挑拨离间的卑鄙手段，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他们。因为我是从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制度里斗争出来的，对于巴布洛的这一套作风，一看便了如指掌。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巴布洛周围的人，尤其法国当时，以弗郎克为首的少数派对于巴布洛也有某种程度的不满。因为巴布洛在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历史纪录，他不是从运动中长起来的，没有历史经验，没有经过重大事变的考验，因而对于托洛茨基主义，尤其对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是抽象的，没有深刻的体验。在新的事变刺激之下，他便印象主义地以为自己是天才的创造者。于是所谓“适应新的时代，新的潮流”（巴布洛语）的修正主义便由此而产生。在另一方面，由于巴布洛是一个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聪明和能力，在战后一种特殊的条件之下，做了国际的总书记，自己便骄傲起来了，以为自己才是托洛茨基的唯一继承者，而且居然以继承者自居了（从他周围支持者反映出来，甚至公开说出来了）。正因为他有这种狂妄的野心，于是对那些有历史经验、坚持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老同志，不但不尊重，而且还诬蔑为教派主义者；对那些缺乏历史经验和独立性的干部，尤其年青干部，则加以拉拢，使其围绕于他的周围，无条件地服从他、崇拜他，使其成为自己的派系。正由于他有这种图谋，因而在组织上的措施以及一切人事的安排，都围绕他自己权位的轴心，因而在各国制造纠纷，阴谋组织自己的派系，以致造成当时国际分裂的局势！虽然巴布洛在政治上有如此危险的倾向，但如有一个合理的制度，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可以在内部进行斗争，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之下，进行讨论，争取多数。但当时的领导机关已为巴布洛所把持，任何不同的意见都被排除，无法进行讨论。过去我曾参加多次国际执委会会议，在那些会议中，任何重要的决议案都是临开会之前不久才交给各执行委员，有的甚至在临开会时交给他们，他们连看的时间都没有，哪里还来得及起草修正案和对案呢？根本不是拿来讨论，而是拿来举手通过的。假如谁有不同的意见，则予以严重的打击和排除，封锁其不同的意见，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并曾因此而感到痛苦的。这种双重痛苦，从1953年4月至8月，尤其是在法国总罢工这一阶段中，可说达到了登峰造极！除了经济的压迫、孤立、同志的疏远外，最令人痛苦而愤慨的，便是巴布洛对述之那种无原则的打击！当述之为抗议中共逮捕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二百余人的公开信的草稿交给书记局后，巴布洛等藉口要讨论，便拖延不负责发表。述之从那时起，便沉默不言，除了同我及儿子一起做皮包工作外，便是埋头读书，面容一天天地憔悴起来，尤其是八月法国总罢工爆发之后。总罢工到邮政停顿，我们不能获得H同志的唯一生活上的资助。幸而还找到一点零件工作（家庭手工业，一种最残酷剥削的计件工资），来勉强维持。但工厂在巴黎，我们住在离巴黎很远的郊区，每天拿来送去，要转几次地道电车，还要坐一小时的公共汽车，往返需三小时之久；且东西笨重，经常总是六十磅左右。然而这一烦重的工作，全靠我们十四岁的儿子耀明担负。以他的年龄来说，虽然过重（他还要上学，放学后才去巴黎），但他却很懂得我们的艰苦，还能自觉地吃苦，从没有一次怨言。平时的负担已经如此沉重，但在罢工期间，地道电车和公共汽车都停止了，只有改搭军车，这又使他加倍的辛苦！因军车甚高，拿着笨重的东西，上下十分困难，人又拥挤。但假如一天不去，我们便要挨饿了！黄昏时，约八时左右，不容易动儿女感情的述之，忽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以沉重的声调感叹着说：“这孩子也很辛苦，我想出去接他。”接着我也跟着出去。他告诉我说：军车没有了，很糟！孩子身上没有钱，拿着那样重的东西，他知道家里只有几百法郎，那是为着明天的伙食和车费之用的，他当然不会叫的士。述之一边走着，一边这样说着，我们并着肩，拖着疲倦的身子，怀着沉重而凄然的心情在路易十四广场上慢步地徘徊着。在凄静的夜景里，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中，不禁勾起了无限的感慨！尤其是述之，他在过去任何困苦和打击之下，从来没有像近几日来这样伤感的。他不断地叹息着说：“艰难！艰难！我们的处境太艰难了！”时间愈是无情的多过一分，我们的心便愈加重了一分的担忧！从八时半一直等到十点，孩子还没有踪影，路上行人已经稀少，我们的心更慌乱了！约莫十时半左右，我头昏脚软，觉得不能支持，便同述之回到家里休息。但不到几分钟，听到敲门声，欢喜莫名！我迅速地开了门，孩子蹒跚地将东西仍在地上，抱着我哭起来了；我也流着眼泪，述之也掉下泪来！原来孩子是从很远的地方走回来的。虽然经过一场忧虑和惊恐，可是孩子终于回来了，便转忧为喜！大家吃了晚餐，便围坐在餐桌旁边开始工作。孩子本已同我们一起工作，但次日清晨要上学，我便叫他去睡。述之和我一直作到午夜才停止。否则第二天下午便不能送皮包去巴黎。从上面这些事实的描述中，人们一方面可以了解我们两年余来的真实生活状况，并由此体验到我们所受的痛苦之深；另一方面，而且是最重要的，还可以从这些真实具体的事实中去了解巴布洛官僚主义的危险，并由此获得深刻的教训。关于政治方面的许多意见，已在述之和我共同签名的信中发表过了，故不赘述。现在仅叙述个人对各方面的感想而已。在第三次大会之前夕，我已觉得国际领导在中国问题上，对毛政权过分美化和幻想；同时，对南斯拉夫狄托反斯大林抱着极大的幻想。这从当时对南斯拉夫反斯大林的决议案中反映出来。当我在大会上对南斯拉夫发言时，特别说了如下的话：“……当南斯拉夫狄托反斯大林的消息公布后，我当时主编的党机关报《新声》月刊，立即写了一篇关于这个事件的评论。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反苏联的大国主义的控制和压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击破了一般人以为斯大林主义的团结，是磐石般不会破碎的；同时，我们对它并没有抱幻想，我们认为它不过是反斯大林的过分压制，而不会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的。至于中国未来的前途如何，要看国内阶级关系的转变和力量的对比，以及国际局势发展发何来决定……”当我看到中国革命决议案[2]时，尤其是歇尔曼和述之讨论时，我便深深地感觉到该决议案牵强附会，没有指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前途。只是命令中国同志“渗入”中共里面去革命。可是在1952年12月22日同1953年1月8日两个晚上，在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共产党于同一个晚上里逮捕托派三百多人，这就是对巴布洛发明的“渗入”政策的答复。不管他们如何强调述之的报告为教派主义者；不管在国际执委会会议上通过中国决议案时述之如何孤立，我始终是支持他的意见的。因为在我看来，在所有反对述之的发言人中，连巴布洛在内，没有一个人是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驳倒他的。直到今天为止，我是支持述之的报告及对国际中国问题国际决议案批评的意见的。我仔细地研究过这两个文件，其中没有教派主义的倾向，它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和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文件，而且合乎事实，与巴布洛对中共的美化和幻想的精神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明明（即阿丁）在给我们的信中，对述之的报告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直到今天为止，没有比这更正确的，精细，周密，合乎事实。”他的这个简单精神的批评，我完全同意。在斯大林死后，对苏联的估计，对东德的事件和法国的总罢工，我们自己在讨论中的分析和结论（述之和我、H及莉莉），事后看来，完全与美国社工党加农派的意见不约而同。由此可见，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会得到一致的见解和结论的。但在这些问题上，巴布洛的精神完全与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同。他的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之产生和发展，也是有其客观的原因，和巴布洛的主观因素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势力之膨涨，如东欧卫星国之建立，法、意、斯大林党势力之扩张，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之兴起，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因而便产生了几个世纪的堕落工人国家的理论[3]，这便是逻辑地产生了亲斯大林主义的修正主义。这就好像1938至1940年由于德苏协定苏联在各方面处于不利地位的客观局势之下，产生了班纳姆和夏克曼的仇斯大林主义的教派主义一样。不过，这次是以一种相反的姿态出现而已。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对苏联有利的局势，这个客观原因，恰好同巴布洛的机会主义本质的因素配合起来，便产生了亲斯的修正主义的后果。总之，无论从政治、理论和组织的观点来说，这次加农所领导的反巴布洛的修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绝对必须的。假如没有这个运动，那便等于我们的运动，没有传统、没有希望。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难免有某些损失，难免会牺牲一些干部，但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它又往往转过来教育干部，坚强组织。一个革命的党，也是在不断地生长和内部淘汰的过程中的。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便是在不断地与孟什维克以及一切机会主义者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领导十月革命胜利。我是以极大的信心来参加这个斗争的，在这个大规模的舞台上来锻炼自己，训练自己，培养斗争的能力，去负起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完稿[1]东欧问题的决议，法国党多数派不表同意。[2]这决议案是歇尔曼起草，由于在第三次大会上述之作了很长的报告，巴布洛不同意，故由歇尔曼起草。[3]“几个世纪的堕落的工人国家”（指苏联），为巴布洛的新理论，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多数派曾加以批评。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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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九章在越南的遭遇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九章在越南的遭遇在1950年1月19日的清晨，我们全家——述之和我以及我们的女儿，和两个儿子玲玲和耀明都齐集于港埠码头，准备出发。同行者有刘家良和小李、淑湖和运生送行。当我们将要上船的那一瞬间，淑湖吻着我的面颊，眼泪夺眶而出，我在这种情形之下，也不禁凄然泪下了！我们这次出国，心情十分复杂，对于离开自己国土和未来生活上的艰难以及事业的前途，都怀着无限的忧虑。经过四天海上的行程，于1月23日的清晨已抵达越南的国土。当我们尚未上岸时，越南的刘同志和他的两位青年朋友已经在岸上等候迎接我们。上岸后，叶内同志也来到了，他和刘对我们的热诚招待自不必说，即那两位不是同志的青年，对我们的服务也是很热忱的。尤其是其中的陈对我们各方面安排和帮助，更是热诚周到。他是一个热情慷慨，清秀聪明、气质异常纯洁的青年。虽然他同我们相处仅仅只有两个多月，但他和我们的友谊已经很深厚了。他自那时到香港后直到现在还同我们保持友谊的连系。越南的叶内同志为法国留学生，热情豪爽，他具有欧洲人的修养和风度，但仍旧保持着东方人的慷慨。刘为人异常诚恳，富于牺牲精神。他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佳，且有家庭负担。但自我们到越南后，刘家良便一直住在他的家里，由他担负一切生活费用。数月之后，由于渗进托派组织的越盟分子，说越盟占领区有一个参谋长，以前参加过谢秋杜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邀请托派负责者叶内和刘以及重要干部到他所管辖的区域中去集会，讨论发展托派运动问题，他并保证有军队保护，开会绝无危险。但他在同叶内和刘以及其他几个干部（刘家良亦同去）在开完了会议，得知托派的一切秘密之后，说送他们回家，但走到半路便把他们一起逮捕起来，刘家良不久即病逝于狱中；叶内和刘至今生死不明，杳无消息。越南托派的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本已有强大的势力，因谢秋杜和胡有全等在法国留学时，受托派思想的影响，他们便把这种思想带回到越南。由于谢、胡等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因而托派的思想在社会，尤其在文化界，发生了巨大的影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胡志明的势力逐渐在越北发展，谢秋杜被胡志明诱骗到他所控制的区域，阴谋杀害了；胡有全以及其他知名的托派分子，在法帝和越盟的双重威胁和迫害的情形之下，不能立足，流亡法国；其他的分子则逐渐消沉下去了。当我们到越南时，那里的组织已经很弱。尤其当叶内和刘以及其他干部被捕后，越南的托派组织更加削弱了。叶内和刘等没有从谢秋杜的事件中获得教训，以致重蹈覆辙。我们在越南逗留了将近一年半。这个国家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同时，由于她的统治者之特有的野蛮和横暴，因而可以说她是一个最受剥削压迫和痛苦的民族；在法帝卵翼下的保大政府，是极端的无能与腐化。由此便可了解越盟势力之日益增长和发展，决不是偶然的。但这个运动本身所表现的某些落后和野蛮的举动，又同时证明这个运动的本身也包含着严重的弱点和深刻的矛盾。至于一般华侨的生活，除了一般落后、迷信外，则日益陷于困难和感到没有出路的状态之中。我们在此一年半的生活中，受尽了困难和艰难。初期的生活，专靠女儿替人补习所得来维持，当然十分不够。随后述之找到教职，女儿的补习收入日渐增加，生活才能维持。但在住的方面，由于房租很贵，特别感到痛苦。一家五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尤其是在晚上，当几张帆布床都伸展它的四支脚时，我们就无法走动，有时还睡在桌子上，气候异常炎热。尤其是在雨季，每天一定下一阵大雨，在大雨未下之前的闷热，真使人透不过气来。由于中国人住的区域，市政很坏，经常缺乏水，为着准备第二天需用的水，我常常一点一滴地弄到半夜，生活简直像地狱一般！尤其我们的房间和邻居的房间是上面相通的，因而晚上孩子的啼哭声、鼾声、甚至连呼吸声都听得很清楚，因而使我常常整夜失眠，痛苦不堪！在此一年半的岁月中，除了生活上的痛苦与艰难，环境的恶劣外，没有甚么值得追忆的。但使述之和我最惋惜的是失去了一个合作者刘家良同志。刘家良对于到胡志明区域去举行会议的计划，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危险的可能性（往后的事实证明是一个陷阱），而只强调乐观方面的情形（如有军队保护开会等）。但述之和我坚决反对他这种不必要的冒险行动（因他是中国人，不懂越南话）。他在这种情形之下，也有点动摇，他要求我去和越南刘谈话，结果刘坚持要刘家良同去，因他在政治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并要求我相信他们的技术。刘家良在越南同志坚持的情形之下，他觉得各方面都早已准备就绪，假如他不去，不但他和越南同志的关系将会破坏，即连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会弄得不好，结果他仍旧决定去。但我们却对他声言：“无论站在原则和技术的观点上，你这次去是错误的和冒险的。”当他动身的前夕，他在我们家里坐到深夜，表现心情沉重之情，当他和我们握别的一刹那，在他的表情中仿佛预感到某种不祥征兆似的，而我当时也有此种感觉。自那次握别后，他果然一去不返，终于牺牲了。他的死无疑地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由于生活的接近与事业的合作，因而我对于他的优点和缺点，都知道得很清楚。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革命者，对自己的学习表现了很大的毅力，而且有一个时期他不顾一切地从事研究，以致健康受到损害。他对事业的认真和责任感也是无可否认的。他在理论和政治的修养方面相当好，写作能力也相当强，对问题的研究和了解也颇能深入。但在作人的态度方面，由于他的主观甚强和自我中心，因而不合人情，对任何事物多从自己的主观出发。到越南后，述之和我曾对他作了一次详细批评。我们对他进行批评的态度是异常之诚恳坦白，而他接受批评的态度也很好。在批评后的第二天，他到我们家里来向我们表示完全接受我们的批评，并特别着重地说：“我将要在人格的修养方面特别注意，使它和政治的修养平衡发展。”然而，最令人惋惜的是，正在这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希望的壮年时代便如此轻易地结束了他人生的旅程！由于刘家良的被捕亦给予我们的不安和恐怖，已经使我们的精神陷于极度难堪的状态，加上那时的经济困难，物质生活又陷于难以生存的境地，述之在此情况之下，终日沉闷，身体日益瘦弱，因而疾病丛生。好在不久，我在华侨所办的中学找到教职，女儿又获得一个薪金较高的职业，经济方面的困难得以解除，但由于环境之日益恶劣，尤其是述之绝对不宜继续在那里居住下去，时时都有被暗算的危险。我们虽然知道这种情形，但是一筹莫展。香港的同志极力催促我们必须早日离开那里，他们并告诉我们从大陆得知消息，毛政府已经知道我们在越南。于是我们便决定述之一人到法国去，我和儿女们则暂时留在那儿。当我们将这种情形和计划告知H同志，请他转告国际时，他回信说：国际的意思，主张我也同去，因而我们便决定述之和我以及女儿莉莉、小儿子耀明一同赴法，大儿子则暂留越南。但我们四个人一同赴法的这笔庞大的旅费，除了某知友帮助二百美元外，其余的都是由香港的同志们负责，而同志筹来的这个数目远远地超过了他们的能力。由于焦的这种热诚努力，完成了我们离开越南危险境地的计划；同时，那些同志们对于我们的慷慨援助和自我牺牲精神，都使我们异常之感动！这种超乎寻常的援助，帮助我们离开越南，长期流亡法国。在1951年5月26日，当我们完成了一切必需的手续之后，便一同起程赴法，我们同大儿子玲玲分别了，我内心里感到异常痛苦！尤其对他来说，他当时还不过十七岁，就同他的父母、姐姐和弟弟远离，而独自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异国，他内心里的痛苦自然是很深重的！这对于他的一生是无可弥补的伤痕；同时，对于一个作为母亲的我来说，也是一种人生难以忍受的痛苦。由于我们的处境艰难，从此相去万里，远隔重洋，不知有无重见之日！他是我们儿女中最不幸的一个；当他在我的腹中仅三个月时，他的父亲被蒋介石政府逮捕入狱，整整地监禁了五年。五年，对于在欢乐中的人们，五年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间；可是，对于一个在痛苦中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悠长的岁月！在此悠长的岁月中，我辛苦地养大了他和他的姐姐。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廿八章国共内战和举家南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八章国共内战和举家南迁在1945年8月美国投掷原子弹于广岛之后，日本投降了。在这之前不久，与日本同一阵线的德、意，已不得不投降，经过几年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日战争也同时结束。蒋介石政府由于贪污和腐化，币值低落到令人不能相信的程度；同时，民主运动的潮流，又复活跃起来。反动的蒋介石政府，便迫不得已稍微放松它的专横和残暴，这便给予战后中国的民众以某种限度的自由，我们在日军控制下所吸收的青年分子，便围绕于我们的周围，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我们首先利用这个有活动余地的机会，准备出版公开刊物，以便进行广泛的宣传。一个杂志名《求真》，它是理论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月刊，在理论和政治上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这个杂志的主编是彭述之，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个是我所主编的《青年与妇女》，不久，改名为《新声》，变成为政治性的托派机关报，一直出到1948年末，我们离开上海时为止。这两个刊物，都是在1946年5月1日诞生的，由于这两个刊物散布于全国各大城市，因而在知识分子、学生及青年工人中，发生了广大的影响；同时，把所有被战争截断了的各地组织和个别分子、私人朋友，都联系起来了。他们看到这两份杂志，都纷纷写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们，表示他们的欢欣鼓舞！此外，在上海，我们尽力教育青年干部，除训练班外，我们每星期举行讨论会，经常到会的同志和同情者在百人以上，这些会议都是在某某学校的课室举行，因为有些高中或专门学校的教室有我们的同情者在那里当教员或职员，因而，每星期都可利用。这种讨论会继续了两年半这久，吸收了许多职业青年和知识分子。这种讨论会，经常是由《新声》的编委会组织和安排，每次所讨论的题目，也是由它所提出。彭述之是这些会议的主要指导者和讲师，除此之外，在此年代中，从1946年6月8日开始，我们曾以《新声》编委会的名义，召集了三次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的特务暗杀的纪念会。同志和同情者以及他们的朋友，都踊跃参加，其人数远远超过平时的演讲会和讨论会。有好几位自由上台，作慷慨激昂的演说，除了主席报告会议宗旨和编委会安排的演说者外，自由上台演说的第一位，便是述之的学生，是在敌伪时代述之和我争取过来的陈景光。他说：当我在共产党时，听说托洛茨基被暗杀，全党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只是没有公开地举行联欢会罢了。今天我的心情完全不同；我是以沉重悲伤的心情来悼念这位伟大的牺牲者。我们的运动在这个空隙中，得以迅速发展，不但在上海，而且在香港某些产业工人和许多大学的学生中，重新建立基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于1948年8月，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讨论了中国局势问题，通过了新的党纲，选出领导成员；并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正当我们运动迅速的向前发展时，客观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便是中共对蒋介石的反攻不断胜利，中共解放军于1948年末已达到长江北岸，逼近南京和上海。这是出乎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意料之外的。中共的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居然从乡村攻进城市；从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战了！这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客观因素所造成的。中国革命共产党不否认这个事实：它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政府；驱逐了帝国主义，解决了民族独立，这不能否认它是一个革命，不过不是由城市的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建立苏维埃、举行武装暴动、而夺取政权的“正常”的革命；而是从乡村的农民武装配合着农村游击队的武装队伍而夺取政权的革命，因而是“变态”的。不管“正常”与“变态”，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支持它的进步方面。但同时，根据苏联对付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残酷经验和教训，在这种局势下，召开了紧急会议，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在上海所有的成员、党员和团员，都一致建议，我们的政治局必须迁移至南方，上海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负责与各地方的组织联络；同时，决定所有的党员和团员都设法加入中共及青年团或各种工人和农民群众的组织；在政治方面，支持中共一切进步的措施。其中有些为中共所熟知的干部，则离开上海；其他地方的则转到上海，互相调换。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中共政治局的成员，彭述之、刘家良、尹宽、焦和我五个人（焦已在广州），准备离开上海。尹宽在山东作书记时，同一位姓王的女同志恋爱，落后的山东，群众反对，他只好带着爱人来上海，然后派王（名辩）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三年之中，他们书信频繁，感情甚笃。及至1929年，一大批青年被派回国，王也回来了，同尹宽租一间小房子同居。由于尹宽是托派，因而中共不理睬王。可是王在莫斯科，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甚深，她觉得同尹宽在一起，既无生活保障，亦无前途（在她看来），因而，有一天同中共的关系接头好了之后，她便投入中共里面去了。尹宽十分痛苦！他找我到他的家里去，同我商讨，他说他要在大报上登启事。我说：登启事毫无用处。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两性问题的悲剧！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安徽省立学校当校长十年；同时回到家中，同以前的小脚妻子恢复关系，当然，那种妻子对他的服侍是十分周到的。由于受少数派的影响，尤其是受同郑超麟一同被捕的蒋振东（他当时有一所小学，蒋为校长）的影响，尹宽害怕到南方要自谋生活，殊无把握，因此，尹宽本答应去南方的，但是，于1948年末，我们上了船，他也来了，可是，他把一封信给我们，说他不去南方，而留上海。因此，他后来同郑超麟一同被捕，死于狱中。我们经过四天海上的航行，到了广东，住在广东一位同志的印刷厂，他们的家也在一起，在广东的同志中，只有他们的条件才能容纳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个印刷所的主人是同志，他有妻子（不在广东），有一位老父亲，一位弟弟，一位妹妹，住在一起；他的弟弟，由于弟弟的妻子是教会大学毕业生，生活欧化，故另租一座西式的房屋居住。可是，他们的关系很好，每一个月聚餐一次，全家都在弟弟的家里，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在他们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然后迁移香港。到香港后，我们立即同南方的同志讨论中共胜利的原因；并帮助香港的组织，恢复铅字印刷机关，准备出版托著俄国革命史，此书在上海已打好了纸版，准备付印，但已来不及，我们将纸版带到香港准备付印。可是过了不久，我们的油印机关被香港当局发现，两位负责的同志被捕了，送回中国。印刷所只好停顿下来。由于我们接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战士报》和第四国际文件，寄至两位同情者的信箱，一个是我们在上海认识的一位青年朋友谢山，他在香港某银行任职员，职位甚高，也对我们异常爱护和尊敬，为人诚恳热情，他自动地租一个信箱，为我们收国外的杂志和文件；另一位是同志的哥哥，姓李，他本人有信箱。刘家良同他商量，外国的杂志寄到他的信箱里，寄了一个短时期（三个月左右），两个信箱的收信人都被捕了，姓李的一家人都被捕，他的妹妹（同志）和妹夫、母亲都被捕了，不久，母亲释放出来，母亲到处寻找刘家良。我们的青年朋友谢山被捕后，他那位刚结婚不久，年轻漂亮漂亮的妻子不知道情形，跑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有密探追踪，于是我们家里成问题，我们准备搬家。我叫述之到我们在上海认识的一位朋友家里去坐坐，等我将东西收拾好了，搬到另一处，我再叫他回去。我收拾好了，请家良为我去租一部货车，将所有的东西连家具在内，一同搬到一座大房屋里，里面住着两位太太，一个不满十岁的男孩子。当我搬去时，介绍我们去的女友，正在那里玩麻雀牌（太太们无事做，有女佣，大概经常玩麻雀牌）。给我们一间房子，所有的东西都堆在那里，我们一家五口人，只好到外边餐馆去吃饭。当我们从家里出门时，我便发现有三个年轻的男子在我们房子对面游荡，有点异乎寻常，我便疑心是追踪我们的搬家车的便衣侦探。次日，我们的朋友访问我们，他当时在商业界颇为活跃，为出口商行的经理，他问我们，你们搬到这里，搬了东西来了没有？我回答说：我们叫了一部货车，所有的东西连家具在内都搬来了。他很精明，他说：这地方不能住。次日，他将我们安排在他公司任职的职员的一间睡房，住了两天。由于不能在家里烧饭，故又将我们安排在他的公司职员，同时也是他的亲戚家里，约住了三星期左右，最后仍旧回到第一次住过两天的那两位太太家里。由于一家五口人，那些密探，在过去的两天中，他们已经认识我们。因为上海人同广东人的形象完全不同，因而容易认识。于是便搬到上海出口商的姐姐家里。刚刚在那里住了两天之后，武装巡捕到那两位太太家里来拘捕我们，把她们吓坏了，幸而我们离开了，可是，我们的家具等物都失去了。我们的朋友，在他第一次访问我们时，他叫她的太太送给我五千元港币，并说莉莉的职业不成问题，每月可得薪金五百港币，你们能够维持生活，可是由于便衣侦探认识我们，他的公司也不敢请莉莉到他的公司工作。我以为这样流浪下去，不是办法，只有自己找房子居住，但找房子，假如分租，又容易暴露，而且连家具也没有，又会引起邻居的怀疑。在上海已有经验，述之到澳门去避一避，反正他在这些事务方面不能帮助甚么，而且还要为他担心。我对友人说：你送给我们的款项已经用去一部分，现在我将这一部分交给你，希望你找人（我知道他公司有能干的人）为我们找房子居住，带着三个孩子这样流浪下，终不是办法。请你为我找独立一层房屋，因分租容易暴露。我们的家具都不能搬来，很难应付邻居。他回答我说：我了解你的意思，照办就是了。他花了七千港币顶了一层新建筑的小型住宅（不要时可顶给他人），房租每月二百元，我借钱买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个帆布床为女儿之用。当一切就绪之后，述之才从澳门回来。我同女儿合作，算是组织了一个家庭。住了三、四个月，由于上海人（他们称我们为上海人），不但语言不同；而且面貌、态度……也完全不同；每当我到菜市场买菜时，总是有成年的男子注意，经常如此，后来我便不出去了，叫我的大儿子去买。可是，也有人跟踪他，从早晨就出去，一直到傍晚才回家。我和莉莉又急又饿，他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我问何故？他说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他，他摆不脱，我不能让他跟到家里来呀！这情形，在二个月中，发生了两次！正好在这个期间，越南组织一位刘同志，他在越南一家公司任职，曾去过上海；同我们有接触，并参加我们会议，关系甚好，同志们认为我们在香港无法居留下去，但中国如此之大，亦无我们立足之地。因而，同志们开会讨论我们的问题，他们建议：认为我们应该迁徙至越南。但出国必须办护照，我又必须担当这件工作，护照需要钱，我又必须向友人借钱。经过许多麻烦手续，才办成功。同时，我向送住所的友人交代说：“你为我们顶的房子，现在我们准备出国，这房子是否你要留着，还要出顶，因为我交给你钱，还不够你付顶费之一半的数目，因此，我必须向你交代。”他回答我说：“你把它顶掉，作为你们的旅费好了。”因此，我才能够还债、办护照、买船票等。经过一系列的麻烦和等待护照，在临别之前，我们同香港的同志们，举行了一次检讨会议。在这次会议中，述之作了有教育意义的报告；我们中常委作了自我批评；对于在香港负责的同志，作了建议和鼓励，会议在沉重而严肃的气氛中结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廿七章日美战争和我们的地下工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七章日美战争和我们的地下工作由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日美战争爆发了。这一巨大的事变，使整个星球都震撼起来了！单以中国的上海来说，日军迅即占领租界，顿时呈现一种恐怖的状态。日军首先便是利用上海的流氓头子们来为他们服务。上海的流氓势力很大，到处都有，而且组织异常严密。流氓头子把他们的部下都部署起来，有组织地调查户口，以便捕获躲藏起来的抗日份子；随即准备搜查抗日的宣传品和书报，这便使得每一家吓得战战兢兢，都把抗日书籍、杂志、报纸，甚至小学教科书也都焚烧，使每一条里弄的垃极箱里都烧得乌烟瘴气，像乌云笼罩天空！那些垃圾箱都是用水泥土作的四方形的大箱，每条里弄都有几个，它们是按照房子的多少而定的。我们所住的爱文义路[1]福田邨为较现代化的建筑，里面有许多弄，当然也有一些垃圾箱。在日军占领租界之次日清晨，就开始焚烧起来了，这件事对于我们精神上的，甚至与生命有关的威胁甚大；因为我们家里有无数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列宁、托洛茨基的著作，俄文书籍，以及全套日文的马、恩全集（友人送的）；尤其是大量全部的《向导》和《新青年》[2]，以及内部的文件和我们在抗日运动中自己出版的抗日刊物《热潮》，所有这些，全都放在我们所住的一间房子里。有的放在书架上，有的堆在书架旁边，假如日军搜查户口，我们全家都会被乱刀砍死！因日军当时对待中国人是疯狂地残酷！例如虹口北四川路是日军的区域，在这里，他们建筑了一个俱乐部，为日军享受之用。他们把捉来的抗日分子，把两手、两脚钉在墙上，宛如一架小型飞机，作为日军打靶的游戏；这是如何地残酷和可怕啊！！在日美战争爆发之次日清晨，述之从姓李的友人家里，急急忙忙的回到家中，他告诉我说：“现在日军已占领租界，首先最重要的是把家里所有的书籍和文件都包起来，暂时放在房东的阁楼上。”（这阁楼在第三层楼，是一间非正式的房间，作为几家住户女佣的卧室）他一边说，一边赶紧包书。不过，我内心里对他遇事拖延的性格深为不满。本来这件事很早就决定了的。因为我们早已知道，太平洋战争行将爆发（前章已经说过，关于这个问题，在组织内已争论了半年）述之早已同一间钱庄的经理商妥，后者已答允，把所有的书籍和文件等，都放进仓库里，因仓库里放着各种各式的货物，可以掩护。在不久之前，我曾催促他数次；可是，他的性格，凡事要到临时才迫着去作的（除政治、组织工作外）。所有的书籍和文件包完之后，他便同我一起一包一包地搬到三层楼的阁楼里。他是一位最负责最积极的革命者，无论在任何困难的情形之下，即使没有钱买电车票，他也会步行很远的路去开会，也不会迟到的，可是对自己家里的事不甚注意！虽然所有的包裹都搬到阁楼上去了，但假如日军搜查户口，查出来了，我们也是不能抵赖的。因此，我觉得把它们放在阁楼上，虽然比在自己房间里好一点，但这不过是心理上的，我认为这是驼鸟政策，没有用处，述之当然也不放心。他当时也不能长期住钱庄和友人家，只好住在自己家里。因为日军调查户口甚严，假如发现谁家里多了一个人，不但这个人要被捕去（认为是抗日分子）；即这个家庭也会因隐藏抗日分子的罪名而被处分。由于日军过分残酷，因而这件事使我们日夜不安！因此，我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之后，作了一个决定，告诉述之说：“与其日夜坐卧不安，倒不如冒一次危险，把这些东西送到仓库里去好了。本来早就决定送去的，但一直拖到日美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后，才来包书，实在太迟了一点！”述之一声不响，只是埋头包书。他包书的技术很好，因自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由于斯大林机会主义政策失败之后，我们时常被追逐迁徙逃亡，搬家成为家常便饭，因而他对包书的工作颇为熟手。本来，我内心里还有许多埋怨他的话想说，但回头一想，现时埋怨或批评亦无用，徒增烦恼和痛苦。因而，只是同他商讨如何运出去的问题。他对此没有任何意见，我告诉他说：“我曾经从我们家里步行到仓库视察情况。从我们家里到仓库，路途并不很远，不过有两个关口有日军武装守卫；我在那两个关口旁边停了一会，看看日军对于一般人的汽车的经过是否都要停下来检查，有的检查，但不是每一辆都检查，因而我们可以碰碰运气，冒险一下。你马上去叫一辆漂亮的大汽车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放在里面，我准备自己一个人，穿得整整齐齐，安详地昂着头坐在里面正中的位置；你步行离汽车相当远，但必须快步看得见它，在后面视察。假如你发现我所坐的汽车停下来检查；那么你赶快回家，同我们的三个孩子安心住在家里。因为我们没有金子作顶手费租房子（当时由于纸币贬值，租房子先要付一定数量的黄金作顶手费，然后才谈每月应付若干房租的问题，顶手费为房东所有，不退还，亦不算入房租之内），不可能搬家。我已准备牺牲，任何严刑拷打，我想你会相信我绝对不会说出我们的住址，以及任何同志和朋友的住址，我说我因为没有职业，现在是专门为人家作这种工作谋生的。作这种工作有危险性，可是报酬很高，我住旅馆，没有租房子，上海的旅馆很多，我时常更换这一个，那一个。因为战争的原因，把我的家庭关系拆散了，我一个人留在上海谋生。我对他们只是说这一套；任何严刑苦打，我总是重复这一套。你要改变态度，好好注意生活，照顾孩子们！绝对不能像以前一样连自己也不能照顾呀！”说完了上面的这一番话，述之便出去叫汽车，不久汽车开来了，我们大家急急忙忙地把包裹放进里面去；我端详而镇定地坐在里面，述之尾随于后。我心里一点也不慌乱，我知道慌乱一定形之于面，容易出毛病。因为我的理智已经决定了，最多不过一死！当然，假如死了之后，问题很多，述之从来没有独立生活，根本不懂生活；尤其是三个孩子[3]的命运，更不堪设想！假如从家庭和孩子们命运的观点来说（述之亦然），我是不能少的；但从政治的观点来说，虽然组织需要我；可是述之比我更为重要。我不能选择，也不能叫任何同志去作这种危险的事情。因这不是组织的责任，而是私人的疏忽，为了政治的理由，我必须勇往直前！这些思想是我坐进汽车里短暂的时间内，对自己心理上的分析和感想。当汽车经过第一条街转弯关口，站着四个枪头上装着刺刀的日军站岗，他们视察一下我所坐的汽车，作手势让车夫过去，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但转了几个弯，又碰到另一个同样的关口，也同样没有检查，我又吃了第二颗定心丸，心头感到分外地轻松和愉快！汽车到了仓库，述之也来了；他同仓库的负责人，把这些包裹放进各种货物里面去了。我满怀着愉快的心情同述之步行回到家中。但从我们的女儿莉莉面部的表情看来，愁云未散。我想是因我去作这种危险的事情而恐惧的余波吧？不！她很了解，她知道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我倒觉得松了一口气。可是，述之不慌不忙地说：“并没有完全放进汽车里面去，因为恐怕太高了，外面看得见（这倒是有理由——兰）这里还有几包，等几天再想办法吧。”我当时刚从险境中回来，心有余悸；而且尚未获得人情上应有的安慰，以为问题解决了；听到还有几包，尤其听到“等几天再想办法吧”这句话，我的心情激动，觉得有点不能忍耐了，因而，我以发怒的声调，高声地说：“等几天再想办法罢！那便太迟了，我不相信你等几天会有办法！还不是拖延下去吗？无论数量多少，危险则一，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我已经冒了一次生命的危险，你已经知道：日军如何残酷，以杀人为游戏，假如只因为留下一个尾巴，使我们全家遭难，那便不值得了！请你把所有留下的东西拿到楼下去，叫一部人力车来，我再去碰一次。因为现在正好下雨，车夫可以把人力车前面的油布放下来挡雨，我可以藉着这块油布的掩护，可能渡过那两道要命的难关。”述之叫了一部人力车来了，当我坐进去时，父女两人急急忙忙地把几包东西放在我的两腿之下，车夫将油布挂起来，从头到脚被遮住。其时正值黄昏，雨水和暗淡的光线交织在一起，人力车仍旧走进汽车同样的道路，站岗的日军看也不看便让它过去。谢谢大雨的帮助，我又幸运地渡过了那两道关！到了仓库，我将几包东西交给管理人，然后另叫一部人力车回家；心头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愉快！！当我面上浮起笑容走进我们的房间时，大家都包围着我，全都欢喜莫名！可是，当我坐下来时，我们的小儿子突然扑在我的怀里涕泣起来了，大家都不知何故？我抱他在我的怀里，不断地吻着他并安慰他说：妈再不出去了，他才转忧为喜。我知道他很聪明，他亲眼看见我出二次运那样多的东西出去，一定是很危险的，他在弄堂里也亲眼看见每家焚烧书报；他知道我着送出去的就是那些危险的东西，假如日本兵捉住了我，一定会被杀死的。现在妈回来了，悲喜交集；因而，当大家高兴的时候，他反而哭起来了，这只能从儿童心理学的分析方面，才能得到解释。我虽然也写了一些关于儿童问题的文章，但在这里，我不需要去分析这个问题，以免混乱本章内容的结构。封锁自日军占领上海所有的租界后，恐怖事件层出不穷。除上面所描述的按户搜查抗日分子和抗日书籍、报章、文件……等外，另一种恐怖的现象，便是封锁。假如某一个区域有一个日本军被抗日分子暗杀了，日本人便要整死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抵命，其方法之一便是封锁。他们把整个的区域周围的出入口，在地上放一条粗绳子，那便是封锁线；每一个封锁线的出入口，都站着几个武装的日军站岗；陪伴着几个小汉奸，不管谁是住在这个区域，或者是来访问亲属或朋友，或者是经过这条道路的，只要脚一跨进这条封锁线，便不能出去了。即使是住在这个区域的人，不能回家，甚至小孩子放学回家，日军也不让他们进来。孩子们在封锁线外号啕痛哭[4]，母亲在封锁线内焦急万分！可是日军丝毫无动于衷！最危险的是，假如某个区域暗杀了一个大的军官，封锁的时间便会更长久；同时又不准许亲友送食物，燃料……等进去[5]，这样，这个区域的食物吃完了，人们只有饿以待毙！上述的这种封锁滋味，我曾经饱尝过二次。约在一个夏末的季节，当我吃过了晚饭，步行到刘家良家里参加妇女支部会议。但当我回家时，恰巧在从他们家里到我们家的路口封锁了。小汉奸到底是中国人，他们见我昂着头走得很快（想快步回家），在暗淡的光线之下，没有注意到地上躺着一条绳子，也没有看见日军守卫。因为来时没有，仅二小时余，想不到这条不重要的小路会封锁？于是警告我说：停步！跨过封锁线，就会当场枪毙。我吓了一跳！看来，这是小封锁，我再要求他们为我向那两个日军守卫请求让我过去！我因朋友有病，来看看她，我家里有三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假如我不在家，孩子们都会饿死，因为最大的还不会烧饭。任何动人的话语都不能感动如狼似虎的日军！我只好回到同志家里住宿；同刘家良和他的伴侣挤在一张床上；梁廷（家良的伴侣）的母亲带着小孙儿睡在对面小床上。一间很小的房间，已经住了四口人；我整夜不曾入梦，耽心不知封锁到何时？幸而事情不大，亦非重要区域，次日便解除了，我们一家全都十分高兴！过了几个月之后，在一个初秋的早晨，我们的同情朋友（后几年成为同志）李华卿突然形色慌张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便预感到有不好之事发生了。李对我说：“现在我们住的区域封锁了，只许进不许出，只有女人可以出入。淑兰昨天晚上到友人家里玩麻雀，一直到今天早晨还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家里有很多值钱的首饰；但最重要的是有一大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托派的杂志及文件。即使淑兰回去了，她也不知道如何处理和隐藏，他说到这里，我心里明白他是希望我去，但因这是危险的事，他不好要求我去，而是希望我自己开口说：“我去！”因他深知我的性格与为人，他相信我会自动地去的。果然不错，我回答他说：“按照你所说的情形看来，那么，只有我去。”他回答说：“最好是请你去一趟，孩子们我可以照应。”我迅速换了服装去了。经过一段电车的行程，下了车便一直向愚园路走去。愚园路——这条上海最著名的马路，两旁栽种着整齐的，绿荫的法国梧桐；西式的花园房屋，高大而壮丽；宽阔而清洁的柏油路；空气新鲜，因为接近上海最大的林木花园，那便是上海著名的兆丰公园。以前，这个高等住宅区，为英、美、德、法以及高等华人享受；现在却被日本大军官，大汉奸所盘踞！中国的汉奸头子汪精卫便住在这条路上，当然还有其他等级较高的汉奸也住在这里。它成为日帝国主义武装强盗和中国大汉奸的巢穴了！当我走到愚园路的总进出口时（李住的），有八个日军分成两排站岗，还陪伴着几个中国男人（汉奸）。虽然我看见地上躺着一条粗绳子，那便是封锁线，但由于李对我说过：“女人可以进出”，我便一直快步走着，想快点到他们家里。当我的一只脚跨进那一条粗绳子，另一只还在外边时，一个中国人告诉我说：“现在改变了，只准进，不准出。假如你不住在里面，你就赶快抽脚走吧。”我听了这句话，便立即抽出一只跨进去的脚时，日军说：“不行！”中国人替我向他们解释说：“她不知道现在改变了，只准进，不准出，她不住在里面，是来看朋友的，而且她只进来一只脚哩。请让她回去吧。”跟日军服务的中国人向日军为我请求。日军说：“不行，那一只脚也进来”。我无法只好进去！我到李华卿的家里，他的妻子已经在家，女佣人也在。由于过去封锁区域的教训，霎时所有食物商店都被争购一空，我们也买一些蔬菜之类，不可能多买。我们焦急万分，尤其是我！不知封锁到何时？假如封锁久了，我们便有饿死的危险。有一个区域曾经封锁了一个月，饿死了数以百计的人民，杀死了某些企图放人出去的人。因为就在那个区域，抗日分子打死了一个日本大军官，那便更加严重。中国人杀死一个日本军人，他们是要杀死或以封锁的手段，饿死数以百计的中国人来报复的。我焦急万分！整天到封锁线去要求站岗的日军让我出去，我以动人恳切的话语对他们说：“我的丈夫出门做生意去了，家里只有三个孩子，最小的还在吃奶。假如我不在家，孩子们都会饿死！因为最大的还不会烧饭哩！”我专找一个面庞较善的兵士讲。有几个妇女看见我老是在那里不离开，她们以为有希望，也来向兵士要求出去；可是，那些日军不耐烦，打她们的耳光，失望而去。由于我没有挨打，仍旧不肯离开，离开了一会，又再来找这个兵士，但他不想打我；也不放我出去。他被我纠缠了一个下午。黄昏时，他说：“你明天下午二点再来这里，我设法让你出去。”我整夜未曾入睡，第二天下午二时，我怀着满腔希望的心情，再去找那个日本兵。可是，当我到那里时，那个日本兵却不在那里！我便知道，他不愿意，也许不能放我出去，因而第二天不见我。我再不去找其他兵士，因为我于前一日曾亲眼看到：那几个日军曾打过同我一起要求放出的妇女的耳光；同时，也亲眼看到：当封锁线内居民的亲戚、朋友们送米、菜、煤球……之类的日常必需品，放进封锁线内，有人来接收时，日军凶恶地把这些东西丢在封锁线外的路上，蓄意要饿死被封锁的人民！我目睹此情此景，对自己固然绝望，但最痛苦的还是想到我们的三个孩子，没有母亲在家，其悲惨是不堪设想！在绝望之余，我总是想寻找出去的道路。从我们所住的房子周围观察，看有甚么方法可能出去。我发现隔壁有一道竹篱笆墙的门，我们可以从这边，通到他们那边，不过要跨过竹墙，那一家人有钥匙可以开一道竹篱笆墙的门。这一道门通外边街道，门锁的机构在里面；外面任何人看不出，钥匙由这一家的男主人掌管；我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在自己的院子里踱来踱去；又听见有人说，这人有办法使人出去，但很危险。当然，他冒这种危险也是企图赚一些钱。但我们要同他交涉，必须用梯子爬墙到隔壁院子里，我们爬过去了，在爬出之前，我把危险的书籍和文件隐藏起来了；女友把她所有的金、玉、首饰分成三包，准备出去时每人拿一包（相当重）我当然也会为她拿一包。既然有这样大的一笔财产，可是她不够慷慨，只拿出五元交给我，要我同开门的人交涉。我认为放三个人出去，五元实在太少了，但我身上仅够车费回家，我也不高兴向她多要，只想将五元给他，不过，说话要特别说得动听一点罢了。当我们到达他的院子里时，他知道我们是来同他交涉的，接受我们的谈话，我以动人的话语去感动他，我说：“丈夫出门做生意去了，家里只有三个孩子，大的女儿还不会烧饭，儿子只有六岁，最小的还在吃奶。假如我不在家，三个可爱的孩子都会饿死的！这一点钱不过是我衷心感谢的意思。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日本人这样狠心地对付中国人！请你做做好事，放我们三人出去吧！”我见他有点感动的神情，便乘机拍拍他的肩膀，要求他做做好事，放我们出去吧！最后，他决定了，他说：“你们轻轻地走路跟着我来，当我看见日本兵没有注意时，我就开门，你们就赶快溜出去。”当我们出来时，有几个女人也跟着我们出来了；我看见日军背着枪站在离我们逃出的地方实在不远。我们刚出去，走了几步，便迅速地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去，那便没有危险了。我们真的逃出来了，我当然赶快回到我的家中，我们的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他们的妈妈回来了！我们逃出后，据说好那个区域还继续封锁了一个时期，杀死了一些放人出去的人；同时，也饿死了那些家里没有存粮的穷人。幸而，我设法逃出来了，否则即使不饿死，也焦急死了！至于孩子们，那更不用说！我回到家里，向后房邻居的两位青年医生叙述我是怎样出来的情形。他们说：“很危险，不但从竹墙开门出来时危险；当你们用梯子爬竹篱笆墙到另一边时，如果被日军守卫看见了，他们就会马上开枪的，幸而你平安地回来了！昨晚你一夜没有回来，我们很担心哩！”这两位医生，同我们在第二层楼前后房邻居已经四年多了。我从他们学到某些医学方面的知识；同时，买些日常所需的药品放在家里。当孩子们跌伤了或伤风发热等，我都能按照情形医治，除非有严重的病症，才去看医生。从这两位医生那里，我又认识了好几位医生，其中有一位比他们年长一些（不过三十多岁）的医生，他的医学知识较其他的一些医生（包括后房两位）为高，因他勤于研究。他虽然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但他同情穷人，乐意为贫民医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医生。我们后房的医生住所，好像是福建年青医生的俱乐部，每逢周末或星期日便来他们的住所玩麻雀，都是福建人。穿过马路，便是一个小型福建餐馆，他们的伙食，便由那里经常送来。曹医生虽非福建人，也不玩麻雀，但他也常来，我又多认识了一位医生。他当时是平民医院的院长（当时称难民医院）。由于我时常同他们有接触，虽然我尽可能的隐藏知识，在环境异常恶劣可怖的时代，没有知识不会引人注意，尤其是妇女。说话避免运用有知识的术语；但他们从我的态度，从我对食物方面的配合[6]以及对孩子的教育和抚养方面看来，他们发现我不是没有知识的妇女，因而便自然由谈论而成为朋友（后房的两位和曹医生）。但他们却不知道我们是革命者，因为我们从来不同他们谈这类问题，他们是上海工部局的医生，我们知道，他们本人没有任何政治思想，只是为职业。不过，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在如此艰险的日军统治时代，结交了几位医生朋友，不但对我们的家庭有很大的帮助；即对我们的朋友和同志，也有很大的用处。因为我们和同志都很穷，他们可以免费为我们打防疫针和为孩子们种牛痘等。例如有一次，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刘家良突然发生吐泻，腹痛如绞，他的伴侣梁廷清晨跑到我们家里来找我想办法，我认为这会是急性霍乱，应立即送往医院急诊，此外别无他法。梁说我们没有钱，是不能进医院的。我也没有足够的钱，至少需要二十元才能进去，即使是平民医院，因为他不是难民。当时的情形很紧急；我本想等到下午五时半，后房的张医生回来了同他商量送刘免费到平民医院，但看来刘生命危险，要等到下午五时恐太迟了（我又不知道张医生工作医院的电话，平时没有必要），于是我便决定：立即送他到医院去，因为院长曹医生是张医生的好友（我虽认识，但时间尚短），我说是张医生叫我送这位病人来的，他们接受了，立即打针，安排睡在一张床上。一切办妥之后，已是下午二时，我已疲倦不堪，由于没有时间午餐，腹饿口渴，可是刘还要求我为他买些罐头牛奶，我也只好勉强照办了，虽然我知道商店离医院相当远，但对他的健康恢复很重要，因而我的气力增强了，快步买了回来。医院里把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全都要我送到他的家里去（因刘妻也病了，未同我去），这件事对我倒是一件困恼的事，我知道这种病是容易传染的；平时我很注重卫生，但我不能推托，只好勉强把这些衣服送到他的家里。去了后，我才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吃了一点东西，才安定下来。等到后房的张医生回来后，我到他的居室，向他道歉。我对他解释说：“我知道曹医生是你的好朋友，我因为要救一位朋友的生命，他患急性霍乱，没有钱，同时，我手中也不方便。因此，我今早以你的名义送这位病人进平民医院，并要求免费。我认为：你也是我的朋友，想你不会责备我冒昧吧？这是救命的事，想你也是乐于帮助的。”他回答说：“这没有问题，假如曹医生打电话问我，我就一口承认就是了；这件事，只是使我更加了解，你是一位善良和热心的人，哪里还会责备你呢。”刘家良同志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完全免费，欣然回到家中。随后，他到我们家里来时，笑逐颜开地对我说：“我真意想不到，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你竟能想出非常好的办法，把我的生命挽救过来了！而且一文钱也没有花！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我接着说：“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件最愉快的事！因为我们虽然把握了真理，任务艰巨，我们的人才缺乏，你是不能少的。因而，我才采取这种冒充的非常手段。我认为，从革命的观点来说，对我的人格无损，因为我假冒的人了解我，他不但没有责备我；而且还称许我哩，这使我分外高兴！”关于房子的斗争除了上面所描述的搜查户口和封锁这两种恐怖的情形外，还有一个最令人困恼的问题，那便是住房的问题。由于上海是一个大城市，有租界，因而在中日战争开始时，上海以外各城镇的地主，大富人以及富有的人家，都纷纷来到上海，这便使上海的房子发生恐慌。一般房东们就趁此机会提高租价，并企图将以前的老房客驱逐出去，好将房子租给新户，不但可以租高价，而且还可以获得额外的顶手费。因而房东与房客之间的纠纷也就层出不穷。我们在福田邨二十八号住了已经五年，我们所租的一间二层楼的前楼，为这一幢房子中最主要的一间。房东企图首先将我们赶走，然后再来对付其他房客。但由于刚开始尝试，便被述之在他们的房间里拍桌大教训房东一顿，指责他利用日本侵略中国的机会，乘机想发国难财。那位老实的北方人——男房东吓缩了，他觉得这位房客平时一声不响，可是发起怒来，便会使人退避三舍。他尝到了滋味，没有勇气赶走我们，因而秘密地把整座房屋顶给一位狡猾的广东人，据说他是中南银行的副经理。当他的家庭一搬进来时，他便神气威严地指挥这，指挥那。甚么楼梯近旁不能挂碗柜……等等。大家都不理睬他。他从以前的房东得知，最难应付的是我们，于是决定首先赶走我们再说。他知道对付我们不容易，因而他买通这一区的流氓头子，利用他们来对付我们。在一天的中午，我正在厨房烧饭时（四家共用一个厨房），我便从房东的妻子和女佣的面部表情看出：她们表现一种紧张而又得意的神情。我霎时就预感到：将有不利于我们的事情会发生。果然不错，下午二时，两个本区域的小流氓头子，来到房东家里，房东的女佣来我们家，请我们的男主人下楼到房东家里谈话。我嘱咐述之出去，让我去应付这件事情，因述之说话刚直，态度严肃，恐挨流氓的打，打了叫巡捕亦无用处，因为巡捕也是同他们打成一片的，女人出面，可避免这种意外。我换了衣服便下楼走进房东的客厅，首先声明：我的丈夫不在家，你们有甚么事情告诉我，等他回来了，我转告他。房东向我介绍两个小流氓头子，说他们是专为人家房子纠纷服务的，这样，我便问那两个流氓说：“你们有甚么证件，代表哪一个机关，证明你们有干涉住户的权利？”他们中之一回答说：“我们不要甚么证件，也不代表哪个机关；可是我们有势力，我们的兄弟（流氓称自己的伙伴为兄弟），全上海各区域都有。你看！他拿出一长条纸，上面写着许多人名和地址。他指着说：“这些地址的住户，都是我们赶出去的，假如他们不按照房东指定的时间搬家，我们就把他们的家具丢在弄堂里或街上。”他们拿这种具体的流氓办法来恐吓我。我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里住了五年，你们凭甚么法律把我们赶出去？你们想利用日本人来对付中国人吗？虽然上海为日本人所统治，但他们要统治如此人口众多的上海大城市，也要维持秩序与治安，也不能容许像你们这样乱来呀！今天我见你们只是想知道你们要干甚么？不过，你们必须等待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告诉他你们要怎样干的情形，下次你们同他再谈吧。”我首先见流氓，一方面避免述之同流氓冲突，最主要的是缓冲之计，以便我们有充分的准备后，才让述之同他们接触。他们走了，我也就起身上楼。姓李的房东说：“你这位太太真厉害呀！”——一般女人是不敢同流氓交涉的。述之回来了，我告诉他所经过的情形——流氓说些甚么，以及威吓等等。我们商讨之后，作出的决策是：房东既然用这种下流的手段，买通流氓来对付我们，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来防卫自己。唯一的办法，也只有用更大的流氓势力来应付。我们认识一位张律师，他在上海已相当著名。我们知道，在上海当律师，都必须有流氓头子作背景，或朋友，或者本人也加入流氓集团。因而述之和我决定：到张丹平律师家里去访问他。我们将房东利用流氓企图赶走我们的情形告诉他之后，他说：“我有办法，你们约好时间在房东家里同流氓见面，到时我一定来，约好了，打电话告诉我。”第三天房东约好了那两个小流氓头子在下午二时来他家同我们见面，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张律师，我们准备好了茶点。张律师很有手腕，他故意神气地带着太太，自驾汽车一直开到我们房子的后门口（上海一般房子都是由后门进出），便一直上楼到我们家里，表示他们是我们亲密的朋友，这便给予房东一种示威。因为上海私人有汽车者甚少。当时我正在厨房，我出来迎接他们，陪他们上楼时发现房东的女佣面带愁容，这情景已经给与房东一个威胁。及至到了下午二时，房东叫女佣上楼请程先生下楼，述之陪张律师去房东家；我则同张律师的太太闲谈，原来我们都是熟识的朋友，张太太打扮得异常漂亮，是一位能干的知识妇女，她对张律师有很大的帮助。不久述之和律师面上挂着笑容，慢步地走上楼来，高兴地共用茶点。述之告诉我们说：“很有意思，那两个流氓一见了张律师就立即站起来脱帽致敬，原来这两个小流氓头子在他们的上头家里认识张律师。”律师对他们说：“程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家庭住在这一区域，你们要特别照顾，假如有任何不合理或意外之事发生，都要由你们负责。总而言之：你们对待他们要同对待我一样。”那两个小流氓头子听了律师的话，不断地点头说：‘是！是！’“他们一直是站着的，连坐都不敢坐。姓李的房东面对着这种景象，狼狈不堪，面如土色，我们便告辞出去。哈哈……”我们都跟着笑了！对于这一幕斗争的活剧，我们都感到一种胜利的愉快！自此以后，不但我们的房子问题自然解决，即另外三家也平安无事。从此，这位房东李先生便不好意思见我，当他要出去办公时，总是叫女佣看看我是否在厨房里？如在，他便等一下；有时低着头快步出去，不让我看见。因为买通流氓来赶走房客，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是下流的手段。作为一个银行的副经理，自然有相当的常识，自己也知道这种行为没有脸见人。的确，有些房客是被房东买通流氓赶走了的。可是，我们由于有一个条件，我们运用头脑利用这个条件同房东斗争，而获得了胜利，因而，我们同后房的两位青年医生以及楼下的两家住户，更安定的住下来，而且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和友好（当然，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集会，讨论如何应付的问题。他们为人都有一般的品德，而且利害一致，他们都信任我们）。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这样，我们在生活方面，尤其是我获得后房的医生帮助甚大。其中有一位姓张的，他看到我们以前有女佣，现时没有了，生活条件较以前坏得多，甚么日常必需品都要配给，为了几磅米，要去站队，为了一斤油或一磅糖要走很远的路去拿。述之当时化名在两个大学当教授，乘电车异常拥挤，早晨只喝一杯茶和一个大饼，他在生活方面的工作，从来不能有任何帮助。这位医生，不善外交，但为人有一般的原则，头脑单纯，富于同情心。由于我对他有这样的观察，因而我便决定将我们所信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理论与原则告诉他；并告诉他我们是为这种解放人类的事业，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否则，我们也不会如此清苦。他听了我这一番话，并不十分惊奇，他说：我总觉得你们与别人不同，前后房同住了五年，我和蒋医生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觉得你们对人都很礼貌，有学问的人。因而我告诉他，这次为甚么要暂时离开一个时期的原因，我相信他会对我尽力帮助的。果然不错，他听了我的话，诚恳地说：“呵！原来你们是干这种伟大事业的人呀！这是很危险的工作，尤其是在日军统治的时代，虽然你装作普通妇女一样，可是从你的态度，从你对人说的话以及对家庭的布置和对孩子们食物的配合，……等等，都可以看出与众不同。以后，一些技术的工作，如像去拿那些配给的东西，你就不要客气，让我这个年青无事可作的人去拿吧！你已经太辛苦了，把你的多余的时间，用来作你的有价值的工作吧！”从此，他便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好像是我们家庭一员一样。在1943年的初夏，托派中常委之一陈其昌被日军逮捕，日方认为他与重庆电台报告日文军事情报，因而案情十分严重！虽然我们相信：他绝不会说出任何同志或朋友的住址。但在日帝国主义统治的上海，尤其是陈常来我家，不能不作万分之一的防备。我们没有钱付顶手费租房子，准备全家暂时离家，告诉房东和住户。我同一位老太太说：杭州的友人，有宽大的房屋，邀请我们去那里住一个短时期，因当时正是春末夏初的季节，那里的风景最为美丽，只是我们的女儿当时在婢文英语学校读高中，将在这一学期毕业，不能离开上海。可否暂时寄住在您老人家家里，麻烦您老人家。她回答说：“这没有问题，在这条弄堂里，我最喜欢你们这一家人，你们的态度和善可亲，至于你们的女儿，我们都喜欢她的文静，她在这条里弄里是最出色的一位女学生，不仅是以漂亮，而且是以优才生著名，因此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她。尤其是我的姪女和那个年青的女佣，他们都同她很要好。”我接着说：“那就好极了！有您老人家照顾，我们十分放心。后天我们便准备动身，那么，她明晚便要搬到您老人家的家里来；要来麻烦您老人家了！”她说：“我们很高兴欢迎她来！”女儿住的问题解决了，而且很理想，这位老太是湖南人，她知道我们也是湖南人（我本是湖北人，但在反动时代，她丈夫的姓较妥），也许她有地方观念；同时她的房子就正巧在我们隔壁，我时常带着孩子们在衖堂里玩，有机会见到她，同她闲谈。她大地主出身，一个人租一座同我们住五、六家一样大的二层楼房屋，带着她的寡妇妹妹以及她的女儿住在一起。家里除了一般的卫生设备外，还自备雪柜。年青的女佣时常送冰棒（果汁的）给我们的孩子们吃。可怜的孩子们如获至宝。这位老人曾受过教育；同时她教年青女佣读书，严格地教她，好像对待她自己的女儿一样。由于她的这种行动，我便更接近她。她的女儿也在上海，她是属于真正资产阶级，来往都用汽车，我从未同她交谈过。实际上，我们不是去杭州，而是去霞飞路暂住李华卿的家里。他们本租了楼上一层，但只有两间，即前后楼。前楼则为华卿夫妇的睡房、客所兼饭厅，后房本为女佣居住和放东西之用；但在敌伪时代，只好作为堆集米、面料、油、盐、肥皂……以及日常必需品，把一间房子堆到房顶，晚上我们准备睡觉时，地板上铺满了垫棉，花被上面铺着一幅大卧单，上面便是盖被。我们一共三个人，再加上高妈（他们的老佣人）以及她所钟爱的猫都睡在一起。早晨大家起来了，铺盖都卷起来，放在后房里，这样，整整地住了三个月。自从陈其昌被枪决后，这样，他的事件已逐渐平静下来。可是，在同年夏末，我们有两位女工同志（阿魏和阿罗），由于领导沪西小沙渡路一间绸厂的经济性罢工，被当局带到巡捕房（即警局）去问话。我们另一位女同志阿杨到该巡捕房去探望她们，随即被捕，由此引起对我们的一连串打击。阿杨平时诚实可靠，但头脑不灵敏，又年轻没有经验，经不起警探的恐吓和哄骗（譬如说，“她们都已说了出来，你不老实说出也没有用，反而只是自讨苦吃”，等等），于是把她所知道的一些人名和地址供出，从而引致另外三位男同志的被捕。在这件事发生之前，由于上海太恐怖，我曾把所有的书籍存放在一间钱庄的仓库里。该钱庄的大股东之一，由于看到中共势力日渐膨大，思想上倾向中共；同时他也介绍他的一位有钱的朋友投入大量资金，于是他通过经理告诉述之，请述之将我于一年前运进去的所有书籍和杂志……全部搬出去，以保钱庄的安全。我们接到这样的通知，虽然很伤脑筋，但只好想办法搬出。可是，搬到哪里去呢？即使有钱租房子（我们现时一家五口也没有稳定的房子住哩），可是，房子里放这类东西也很危险的，否则，我为甚么冒险将它们运出去呢？假如有大量资金，开设一家正式的书店，卖各种各样的书，兼卖文具……等物，将那些禁书隐藏起来，可免危险。但我们没有这样大资本。于是由刘康、李永爵两同志租了小菜场的一个摊位，用木板间格成一间小店，把我们的书籍从钱庄的仓库搬到那里，摆出一部分，作为买卖旧书的，也卖些文具用品之类。他们一直做得很好，没有被人发觉。可是，阿杨被捕后，使他两人也受牵连而被捕，那间旧书摊内的所有存书（包括马、恩列、托的书籍，以及我们出版的杂志等）都因而丧失了。他们被捕后，在日帝宪兵指挥下的华籍侦探，要迫他们供出其他人的地址，使用严刑灌水等，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他们守口如瓶，紧紧地咬着牙齿，没有透露出一句真话，甚至连进行逼供工作的人，也称他们为好汉！那位绸厂女工魏同志，湖北人，幼年丧父，受过几年小学教育，便担负起生活的担子，养活她的母亲和自己。在织绸厂作工，由于她的资质聪明，往后便成为技术高的熟练工人；她在狱中，表现得勇敢而有办法，她的口才很好，而且相当漂亮，她通过中国巡捕为他们找些毛巾、肥皂之类的东西，供在狱中的同志之用。惨受阿杨连累的，还有我们中常委之一的刘家良。他住在医院开刀，伤口尚未恢复，他只好跑出来，在夜晚到处找地方住一夜，他找到我们以前住的福田邨两位年轻医生，要求住一夜，但他们拒绝收留，因对自身有危险。可怜的家良，带着伤口在马路踱到半夜，最后还是回到他的妻子、岳母、孩子挤住着的小阁楼上（不知是谁的）。挤住了一夜，次日，由温州的同志集资，把他们送往温州，其情景甚为凄惨！阿杨继续在狱中供出同志的住址，如高擎宇住的李家。述之由于避免日军检查户口，回到家中，现在家里有问题，房子已退回房东，他又回到李家。有一个晚上，日军来逮捕高，高已被捕去，但述之也在那里；由于灯火管制，不开电灯，日军只拿着手电筒，述之在暗淡的光线之下，从日军身边溜到第三层楼，走到天台，他从天台墙上，跳到邻居的天台上去了。两座房子都是独立的，假如一旦失足天台跌下去，一定粉身碎骨！可是，刚刚跳墙回来不久，躺在床上，敲门之声甚急，魔鬼又来了，述之只好尽快爬起来，重演跳墙的惊险戏剧。天亮了，他叫了一部人力车，到我和两个孩子住的地方，那就是华卿的家里。可怜的述之全身都变成紫红色，尤其是两个手膀和两只腿，全身痛楚，完全瘫痪，可是今晚到何处去呢？！杨最后想要供出我的地址，当她刚准备开口而尚未说出来时，高子朋以发怒的声调对她说：“你太没有良心，人家（指我，她甚么衣物没有便找我，我总是为她解决）对你这样好，你还要害她一家人吗？”从此，提醒了她的良心，她害怕不能控制自己，便从此不开口了。他们一共六个人都关在同一监狱内（但分开男女牢房）。勇敢而聪明的魏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托了她的叔父向他那个认识警局办案人员的同姓亲友求助，以设法使被捕的人获得释放。由于他（她）们已监禁了三个多月，当局都始终找不到“犯罪”证据，而那次罢工又早已平息无事；因此，在那个人的帮忙下全部获释了。现在我要回头说到述之住的问题，他本来一向住姓李的朋友家里，无论在生活和精神方面，都异常之舒服。李家是一个大家庭，在上海市区的一座三层楼的高大房屋，每一层都有卫生设备。述之便住在二层楼一间方正的房间内，被视为上宾。这座房子的主人经营出口，而尤以美国的生意为最大。当我们认识时，他年约五十左右，风度潇洒，习惯欧化，商业方面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为人慷慨，且有原则，所有的外国商人都信任他，因而生意发达。他虽然是一个商人，但他喜交有知识的朋友。自他认识述之后，他认为后者的知识广博，每晚餐后，他便要求述之作二小时的讲学，述之住在那里很受尊敬。由于高被捕，他只好回到家中，可是，家中有问题，又回到李家，现在已无家可归了！述之新近认识的一位朋友余颜宾听到这种情形，他认为这种困难的遭遇，应当帮助。首先将述之安排在上海他自己的一间杂货铺里；同时，他认为我带着两个儿子在华卿家睡地板，实在太不舒服。于是，他说他的家乡在附近，离上海只需要二小时的公共汽车，便可直达市镇，而他的家离市镇不远，他有很大的房屋，有二层；除楼上楼下的客厅外，房间很多。他说，“你的太太，我知道是作家，房间的窗子很大，她可以带些书籍和资料，安静地研究和写作。”可是，由于日美战争，乡镇那里也有汉奸，因而他事先没有向他的太太说明我们的情形，即连作家也不敢说，恐怕他的妻子随便说出来，在一个小市镇里，女子知识高，容易引入注意，只说是他的好友的家属。因他的妻子教育程度甚低，不了解世界局势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可是，余认为家里有高大的房屋，有厨师和四个女佣，带三个人住他家毫无问题，可是问题在于没有事先向她的太太说明，突然把我和两个儿子，带到他们的家里住下来，使他的妻子感到很惊奇。他的妻子对我们的态度异常之坏，而且叫她的孩子们（四个孩子）不要同我的儿子们一起玩耍。这当然给与我的儿子们一个打击。这位女主妇太不合理，她明知道添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丈夫；一个是述之，她故意不叫厨子添菜，当然几样菜都吃光了，她叫她的丈夫看“从来没有像这样吃光的”，意即我们吃光了的。余当时便大发脾气：“他们是我的最好的朋友！我今天才发现你是一个小气鬼。家里甚么都有，增加了人，而且来了客人你为甚么不叫厨师多作几样菜呢？你如果还是这种态度，我向你离婚”余的性格太天真，他未想到这情景对我们很难堪。我们当天就要离开，余不睬她，他叫人租了一只小船，准备带我们去他的亲戚家（富农）看看富农家的生活，吃了自给自足的农家晚餐之后才归。第三天我们便同余一同回上海，仍住李华卿的家里。虽然仍旧睡地板，但比住余家的高楼大厦，在精神方面却要愉快得多，孩子们也好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样。大约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左右，我们的同情朋友刘锡希，他为一间银行的襄理（即经理的助手，他和经理有亲戚关系）。该银行为了保值，在愚园路购买了一座大花园房屋，它原是宾隆医院院长的私人住宅。单从这一座院长遗留来来的佣人的房屋看来，以及佣人之多看来，外国人在中国的享受是多么的奢侈了。佣人的房屋建筑于花园内一个角落，有二层楼，每一层有四间，有卫生设备和水门汀，均为一家佣人居住之用。老佣人主管者，他的儿子为园丁，两个孙儿约八岁至十岁，专为打网球时拾球者；至于这一家的妇女，自然是为主人清洁房屋之仆役。在一个秋末的季节，刘锡希得到银行经理的同意，让我们搬进去居住。我们住二楼正中的一间，我们的家具虽然不配这样的房屋，但也清洁雅致。可是，秋去冬来，我们的衣物由于在几年前马玉夫告密后，全部丧失，房屋既大，位于大花园之中央，四面都是葱绿的树木、足球场以及网球场等，空间太多，从玻璃窗透进来的寒气，使我们房间里茶杯里的水都结成了冰，三个孩子都冻得哭了。我只好生炉子，煤气很重，烧点热稀饭吃吃，大家的身体都暖和一点。正在这座房屋对面，居住着述之的一位朋友胡教授，他的妻子租了一个院子，里面有平列的三座二层楼的小型房屋，他们开办了一所小学（我们的儿子们就在这里读书）。另外，他们自己也有一座二层楼的房屋，租了给两家人；后来，他们将自己以前住的前后楼给我们住，从此我们住的问题便安定下来了。在日美战争的年代中，我们几位有财政能力的朋友所作的生意全都失败，述之只好改名换姓，在两间大学当教授，教中国历史。首先，在大夏大学，他虽然避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历史的发展规律、演变的过程……等等。当时，在每个大学里都有些前进的分子，而这些分子都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有的甚至加入共产党。因此，这些分子对于这位教授很信仰，觉得他的知识广博，每当下课，述之到休息室时，这些学生便包围他，要求到家里来拜访。有二三个曾来家。其中有二位经常来变成朋友，其中有一位陈景光，他在厂工作，人很聪明，会写文章，能作新诗，有文学修养，特别重感情。他在我们家里来往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我们家庭的事也很关心。不过，他从我们的谈吐中，发现我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对同他一起来的同学说：“近三个多月来，我的情绪陷于一种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他们为人这样慷慨，合乎人情，去了总是留吃饭，不管现在米都买不着，尤其是碧兰，她的生活如此辛苦，可是她总是满怀乐观的心情，谈笑自若，我同她谈各种问题，任何问题，她都有见解。有一次，他们家里发生了问题，他们必须个别地找地方住，述之住友人的商店里；女儿在邻居的老太太家里，碧兰带着两个儿子在友人家里睡地板。有一次，我们约她在公园相见时，她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谈笑自若。”一直到1948年末，我们离开上海时为止，他同我的友谊甚笃，我很记念他！在华卿家里住了五个月，被杨供出的人，都放出来了。我们也回到家中，回到愚园路胡教授让给我们的住所。住在这里，我们活动范围便开始广阔了。胡太太所办的学校有一位姓张的女教员，她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有一天，她自己到我们家里来访问我们，她说她知道程教授，她愿来请教；述之不在家时，便同我谈妇女。她原有某些模模糊糊的观念，经过畅谈后，她便追着我谈，当我在公共厨房烧饭时，她也站在我的旁边，由于木材湿，我流着泪，她也流着泪同我谈。随后，她又介绍她的同学姓孙的，孙又带来一位姓陈的同学，她是文学系的学生，她们称她为诗人；她很热情，具有诗人的风度；圣约翰的女毕业生又介绍一位她们认为学识很广博的男毕业生到我们家里来。还有住在我们的阁楼上一位音乐家姓张的（想来是在小学当教员的张介绍的）。他的小提琴奏得很好，他的住所很小，不能练习，他便托张向我要求，有时在我们家里练习。我们家里来来往往有如此众多的人，在日本人控制的时代，同志们认为我们太开放，很危险，我们觉得有机会可以影响青年，只是设法掩护罢了。我们常常于晚餐之后，便开音乐晚会，开音乐唱片，张奏小提琴；然后便谈政治问题。有一次，那几位热心的女朋友和我们的女儿筹备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音乐晚会，在胡太太学校院子里举行。除了圣约翰来了十余人外，还有自其他大学的。他们请我讲妇女问题。这次，胡太太害怕了；可是，胡先生倒很有兴趣，大家都很有兴趣。演讲完毕，兴尽而散，没有发生问题。最后，他们又带了一位从解放区来上海的分子来我家同述之讨论政治理论问题，这个人是奉派到上海专门联系某些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服他们到解放区去的。以前我们所住的福田邨就有好几个青年失踪，都是到解放区去了。这次，这个人当然同圣约翰的一批左倾分子早有联系，他从同我们来往的一批人中，得知程教授家里有一大批左倾的学生围绕着。因而，他便找到一位常来我家的张介绍他来见程教授。第一次，所谈不多。第二次再来，他提出一系列托派与斯派最尖锐的问题。我用脚踢述之的腿，意即叫他避免谈这些尖锐的问题；可是，述之愈谈愈起劲，谈了二小时这久，把所有他想要说的内容，都说出来了。那人也没有甚么意见或问题表示，满意而去。当他们齐离开我家里时，我小心地追随他们，视察他们的反映如何？他们没有看见我，我见他们站成一圆圈，交头接耳，异常紧张，那人确定了程教授为托派。随后便有二人不来了。其他的人仍旧照样来，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但我们的音乐晚会停止了。这次我们争取了三位女性，一位博学的学生。他喜读书，说话满口成语格言，这位博学的学生，对于斯大林整死了整代老布维塞克，甚至季诺维也夫、卡米涅夫、布哈林也在内，他不能理解，要求述之解释。述之解释了无数次，可是，下一次来时，还是提出同样的问题。述之在说服人方面，不但有理论，而且还以辩证的方法，以极大的耐心，经过了几个月，才把他说服了。由于胡太太不愿意在她的学校院子里活动，我们又找到另一家更大的花园。我们的年青分子筹备了一个文艺晚会，名“营火会”。中间烧了一团小火，大家围着火进行文艺节目，有短短的演讲，朗诵新诗，表演有抗战和革命意义的短剧……等等。这次人更多，除同情者外，我们托派分子差不多都参与其会。[1]爱文义路位于公共租界。[2]我当日把《向导》和《新青年》乘公共电车运出去了，在电车上，日军上来检查，我的两大包东西放在身旁，安静地坐着，结果不安无事。[3]女儿莉莉十五岁，读高中；大儿子九岁，读小学；小儿子仅三岁。[4]这是我封锁在愚园路时亲眼所见的。[5]这也是在同一地方看见的，日军把东西丢在街上。[6]因我们的进款不多，只能吃蔬菜、豆腐之类，很少肉食，但我配合多样，每餐至少有四样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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