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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间派”（下）（1947年5月13日）（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6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论“中间派”（下）
作者：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8期
李星按：本文继续谈“中间派”，即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有何前景。这部份文字的缺陷比较明显，是我们多次说过的，一是第四国际对二战后资本主义前景的估计完全错误，二是对中共的革命潜力估计完全错误。
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大量事实证明，彭述之等人确实主要关注如何钻进战后的资产阶级选票政治，为自己谋一杯羹，而在进军主流暂时无望之余，想方设法聚拢住手底下的一批追随者，作为未来进军主流的一笔资本，王凡西、郑超麟肯定是以推进工人斗争为主要目标的。不能简单的用“如果中共也能革命，还要我们托派干嘛？所以中共必须不能革命”来解释他们对中共革命潜力的质疑。
进一步说，本文也难以免俗的“主流共产主义堕落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需要解决——我们托派没有堕落——我们来领导不就行了吗？”的套话，它内在的逻辑，是对工人阶级本身的轻视，让第四国际的主流派很容易就转向更公开的靠拢主流政治，附和左翼改良主义。而像王凡西这样不想跟着跑的人，长时间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
政策与前途
那末怎样产生出目前声势相当浩大的中间派的政治运动来呢？难道它没有社会基础吗？不，它是有社会基础的。我们说它「终于会悬挂在半空中」者，只因这个社会基础虽能造成一个广泛的政治运动，却不能凝成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之故。目前中间派这个相当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只因为下面这三个暂时凑成的条件：一、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在政治上初步觉醒，开始寻找道路，他们已开始左倾，但他们的反抗尚限制在和平与合法的范围内；二、工人阶级开始抬头，但在政治上尚未发言，尚未有一个真正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其斗争尚未构成对有产阶级的严重威胁；三、中国共产党远离着城市，同时主张阶级合作，倡言改良，向「民族资产阶级」伸出了手。这三个条件造成了一个合法和平的反国民党运动，这运动恰恰投合了一些不满意国民党统治的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一部分不在位的国民党的军人政客。
可是很显然，这样的条件是易变的，暂时性的。运动如果不中途夭折，那末稍一前进，情形就会两样的。中间派的社会基础很快就会缩小起来，它的政治运动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而「民族资产阶级」将首先从这个运动中退开去。
我们说中间派的领袖「民族资产阶级」将首先脱离中间派的运动，那是很少与民主派人士的操守或气节有关的。这是阶级关系，是阶级斗争，个人的性格在此地起着不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虽然对于民主派某些个别的战士表示着尊敬，却必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的弱点。由于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这个阶级的地位使然，它之参加到中间派的民主运动中来，与其说是领导这个运动，倒毋宁说是来控制这个运动，利用这个运动的。他们所以要这样干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被屏于金融官僚买办的集团之外，不得不用略左的姿态来要挟一下吧了。将来，他们或者控制不了这个运动，或者业已利用了它而得到了相当让步，那末这个「民族资产阶级」都会与国民党立即妥协的。
中间派的人士会觉得我们这估量太泄气，太不尊重「民族资产阶级」吗？那末他们的政治意见便是我们这估量的最好证明。依施复亮先生说，他们的基本立场如下：
一、对内方面：……「一切政策必须能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尤其不能超过今天民族资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二、对外方面………「支持联合国！……；」三……行动方面……「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
这短短的三点已经说得太明白了：「绝对不能超过今天民族资本家所能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民族资本家」的利益至高无上，一切应该为了「民族资本家」。再换句话说，中间派的广大群众，应该替民族资本家争取利益，保障利益。如果不能遵守这一条「政纲」呢？「民族资本家」就要请他的「敌人」国民党来镇压了。
对外方面，中间派在美苏之间不作左右袒，他们主张「支持联合国」。联合国是什么？一句话，是美国准备进攻苏联的一个舆论动员机器吧了。支持联合国即等于支持美国。支持联合国即等于反对苏联。
行动方面之公开标出「和平，改良」，令人想起了甘地先生，他是绝对反对暴力的。如果他所领导的群众越出了「和平斗争」的范围，他老人家宁可对敌人「忏悔」，投降，而不肯作「暴徒」的俘虏。国民党是否比英帝国主义更尊重「和平」些，「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心里是雪亮的。
目前中间派运动尚在形成阶段，广大群众还只是激于国民党的反动腐败，含糊地憧憬着民主的前途。但是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十分清醒的，他们赶紧定下了范围：「民族资本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支持联合国」，「和平，改良」。
兴起后的中间派群众，一旦踏上了真实的斗争道路，能否遵守着领导者的范围呢？绝对不会。群众斗争有其自己的逻辑：或者在萌芽状态就被自己的「领导者」会同敌人将它摘去了，或者一直发展下去，首先越出领导层给设下的圈子，然后逐步左倾，不断深化，一直走到现代社会的革命极限，即打击私产制度，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目前的中间派也逃不出这两个前途：或者，被上层「民族资产阶级」所出卖，中间派群众的政治运动在硬压与软骗之下给扑灭下去；或者，中间派的群众在向左急进的路上，逐层舍弃其上面的妥协分子，以致最后剩着城乡劳苦小资产者大众，他们团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以此根本解决中国的各个难题。可是无论循前一或后一道路发展，中间派要想以一个政治力量独立地长期存在，都于此证明是不可能的了。
第三种力量的政治形态
中间派这一不可避免的分化，在政治组织上，是否一定分趋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呢？这是不一定的。中间派的上层右翼虽然在政治方向上与国民党同路，但若革命势力澎湃起来，国民党这个原有的政治组织在民众眼中显得太丑恶了的时候，那末一些「民族企业家」，会同了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很可能组织一个新的「民主」政党，有似日本的民政党与政友会，改组为「自由党」与「进步党」一样。
下层左翼方面，很可能转向到共产党去，同时也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政党，以城市小资产阶级为其主要基础，藉以蓄积那些反国民党的广大群众。不过无论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实现出来，结果还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打不开中国所陷入的僵局。为什么？因为就阶级基础说，中国共产党或类似的新组织都就是中间派，都仍是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大众。这些群众和大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的斗争，从一九二七年以来早就表现着了，不管它具有多么进步的意义，但总是沉闷，纠结与无出路的。目前的僵局正是那个斗争的结果，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正是要打开僵局的。
所以必须有个新的力量出来，同时必须有个新的政治组织出来领导它的斗争。这个新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这个新的组织便是一个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党。
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新的力量？为什么只有它才能打开中国的僵局？说起来话长，我们只能简单地从两方面解释这个问题。第一、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与性质使然，因为在中国各阶级中，只有它，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地主完全没有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瓜葛，完全与他们立于反对地位；只有它，与城乡下层小资产阶级没有利益冲突，能够领导他们的斗争直到最后；只有它，控制着全国的生产与运输，也就是控制着全国点与线上的经济命脉；只有它，本阶级的利益完全一致，队伍异常集中；只有它，凭生活知道了资本主义的罪恶，社会主义的必要。第二、由于中国革命的任务使然。因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与解决土地问题；但要解决这两个任务，首先要用工农政权来代替那与帝国主义及地主结不解缘的资产阶级政府。谁能为工农政权而斗争呢？当然只有无产阶级了。
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自然是革命的力量，但他们本身既是复合与庞大的一群，缺乏上述无产阶级所具有的任何特点，所以他们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起革命作用，而绝不能起领导作用。
最后我们要谈到新的政治组织了。在中国具有长年斗争历史的共产党，可不可以取得这个资格？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能否从农民群众的党再度成为无产阶级的党？对这问题，我们的答覆是否定的。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不能随意改变。二十年来始终依靠着农民，迎合着农民，浸透着农民意识，追随着农民路线，以农民群众为基本干部，活动于农村区域的一个政党，即使有好些真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占着领导地位，也不能回复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了，何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又都已在思想上堕落成三民主义者，苏联官僚主义的附庸，服膺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者」了。将来群众运动发展下去，共产党可能移转一部分势力到城市中来，也可能去接近工人阶级，甚至，我们退一步承认，有可能企图把自己的基础重筑在无产阶级身上，但即使如此，即使中共再度成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党，它还是不能代替我们所要求的那个新的政治组织，即能够率领无产阶级及城乡劳苦群众去建立工农政权，藉以完成中国的历史任务的。
并非每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都能够忠于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必须武装着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纲领。否则，它仍只能替资本主义服务。所以一个政党的社会基础固然重要，但依据着这个基础，建立一个正确的革命纲领却是更重要的。近代史上不少真正工人阶级的政党，而且也有不少自命为「社会主义的」，但真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却只有列宁与托洛次基领导时代的俄国布尔雪维克党。其他如第一次大战终了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权落到了手里，却拿来镇压社会主义的革命，拯救资本主义。英国工党已经多次拿到过政权，但它的作用却是替「他们的陛下」服务，唯一出色的地方，只是他们比保守党服务得更加好些。第三国际转入了史太林时代的各国共产党也是如此，它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用机会主义帮助中国国民党走上了政权，一九二六年在英国以同样策略帮助工联会的工贼们解决总罢工，一九三三年在德国以「社会法西斯」口号抬上了希特勒，一九三六年在法国用「人民阵线」的策略放过了革命形势，同时期以同样方法在西班牙便利了佛朗哥的胜利。大战期间，以最坏的民族爱国主义帮助了帝国主义的大屠杀，战后，它们又各自以腐败的改良主义，帮助着各个统治者渡过危机，稳定统治，以此来避免革命，并以此来准备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础上不及法德等国共产党的纯正，而在政策上却与兄弟们同样地掉入了阶级合作与改良主义的泥淖。整个共产党的再生是不可能的，它们再不能自拔于沉溺了二十年的堕落道路了。部分的共产党员，那些真诚的共产主义革命家，在未来革命的打击与影响之下，一定会挣脱那无望的史大林主义的，但这将不是表示共产党的再生，而只能构成中国新的革命党的一部分基础。
要领导中国无产阶级从事斗争，要领导这个斗争去打开目前中国的僵局，要发展这个斗争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并最后达到胜利，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工人阶级的新党。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甚至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都必须团结在这个党内，站在它的旗帜之下。只有这样的政治集团才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的第三种力量。也只有这个力量才有存在基础，才有发展前途，才有胜利把握。这个力量的位置显然不介于国共二党之间，而处于共党之左；不是中间派而是左派。
左派政党的形成与核心
这样一个左派，倘就完成的组织形式言，中国还没有存在；但就政治思想说，它却久已存在了。上面我们说过，当中国共产党离开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党内有一个左派，以中共的创建人陈独秀为首，坚持着原来以城市无产阶级为主要基础的革命路线，并且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左派，即托洛次基派的政纲，成了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一个部分。二十年来，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最深刻的机会主义的堕落。它由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一往不复地变成了民族的，阶级合作的，拥护资本主义的改良政党。这中间唯有它的左派，在一九三三年以后独立存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正式称为第四国际的，始终信守着共产主义的传统，始终忠实于十月革命的遗教。因之，在目前世界上，只有第四国际才是具有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工人阶级的党了。它分享着世界工人阶级的悲惨命运，渡过了反动压迫与战争摧残的黑暗几年，现在正在全世界发挥其力量，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者。这个国际运动的中国分支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它因中国工人阶级之退出政治舞台而陷于衰落无力，它忍受了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屠杀与迫害，但虽如此，它却始终高举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纛。
如今全世界是处在完全毁灭或社会主义胜利的决择中，中国的命运尤其要在这个决择中受到决定。中国如果不经由一场彻底革命而建立了工农政府，由此而解决一切对外的难题，则行将毁灭人类的第三次大战，多半要把中国首先毁灭。因此，我们可以说，要救中国，也正像要救世界一样，必须有一次彻底而广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要实行这种革命，必须有一个能领导这个革命的党。可是在中国现有的诸党派中，唯一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却只有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即十八年前由中共派生出来的所谓「托派」，亦即「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所以这个组织，在未来中国新的革命党的形成上，一定要占着核心地位。至于共产党以及民主同盟则不能起这个作用，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中间道路，也就是过渡道路，在未来的真正决斗中它们如果不站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方面，必然要回到十足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方面去的。就上层说，这些「中间派」的右倾与反动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对他们存什么幻想。不过就下层的群众说，「中间派」的庞大恰恰表示出革命局势的来临。任何革命少了他们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对于这些人，我们应寄以莫大的希望与同情。我们应该藉行动与言语之助，让中间派的广大群众觉悟到他们所希望的民主和平，土地与民族独立等等要求，只有靠最左的方法，即由工人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获得解决与保障，这个觉悟将引导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来参加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并团集其中最大部分于那个革命党的周围。 |
论“中间派”（上）（1947年5月13日）（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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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间派”（上）
作者：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凤冈，即王凡西，对民国时期的“第三条道路”做了梳理，有理有据，太犀利了。但要再次指出，作者所说的“中共依靠自耕农”的判断，有部分根据，但没看出中共30-40年代实践的根本趋势。即使在长期主张阶级妥协的时期，中共的内在动力，以及对大众的吸引力，仍然来自社会革命的现实前途。这导致中共在30-40年代阶级斗争中始终是一个活跃因素，吸引了大量工农和青年积极分子。
这样一来，作者判断中共事实上占据了民国改良主义，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位置，是抓住了部分实践的日常现象，但没有看透为何中共能搞成“阶级妥协”而其它力量办不到，也没有看清中共的“阶级妥协”后边仍然隐藏着颠覆秩序的爆炸性力量。
我的初步看法，王凡西的分析出现上述错误，恰好是因为他把中共当做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没有当做共产主义历史活动的一部分，没有考虑俄国革命本身对40年代的中共仍具有压倒性的精神影响，没有搞清楚对40年代的中共来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依旧有效。这样的偏差发生在“极左托派”主要活动家的身上，是很有趣的。
虽然有上述偏差，本文还是相当精辟，值得好好读。
由来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便有一部分人感觉到国共两党所走的都不是路，他们想寻找一条中间道儿。他们想找一条既不是资产阶级与地主的，也不是工人与贫农的，他们要一条首先代表「全体农民」与广大小生产者的利益的，这企图产生邓演达的第三党，这是中国此番革命中最早的「中间派」。
结果，如大家所周知，第三党并没有什么发展。邓演达死后，有几个领袖回到国民党去做官了，有几个坚持着的，便躲在香港做亡命客，跟中国的实际政治，甚至跟中国的任何一部分群众，都脱离了关系。第三条道路没有走成，走不成的缘故倒不是因为此路不通，而是因为这条道路实际上给中国共产党走去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最后在武汉，接着又在广州失败之后，不久便把工作与努力的中心从城市移转到乡村，它已经从工人革命的路线转入了农民革命的路，从一向的左边道路转进了中间道路，从马克思主义的（虽然是应用得错误的）道路走上了邓演达的道路。
第三党在组织上是失败的，但在政治上却成功了。中国共产党承继了它的路线。至于共产党呢？组织上成功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中国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从一九三〇年以来，简直已不再存在。只有极少数从共产党分裂出去的托洛次基主义者支撑着这面旗帜。中国托派在组织上的可怜比第三党只好得一点。
此种表现于政治派别上的兴衰荣辱，完全反映着中国革命失败以来国内诸阶级关系的变化，它反映着中国无产阶级之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地主之不稳定的统治，又反映着农民大众在反革命统治下的继续抗争。任何一个政派的命运，总不能不分享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共同命运的。
过去中国二十年的历史，主要是一方面的资产阶级与地主，和另一方面农民之间的争斗，表现在组织上，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那一段历史是沉闷，纠结与无出路的。为什么无出路呢？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出生的历史条件使然，她对外和帝国主义相结托，对内和封建残余的地主势力相联合，不能彻底解决（甚至不能部分解决）中国当前最迫切的土地问题与民族独立问题，因此她就没有希望争取广大农民到自己方面来。另一方面，农民，在内部阶级分化与缺乏城市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情形下，无法成功一个决定的独立的力量，去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的统治，结果，形成了「谁也解决不了谁」的局势，形成了无出路的「拖」。
必须有个第三力量出来才行呢，人们从来就这样感觉着。
一九三二年春天的上海抗日战争与不久之后的福建「人民政府」，都是第三种人的尝试，但因事情只限于少数上层军人，结果只昙花一现罢了。
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后，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形稍有了改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愈加凶暴，「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当局态度更加明显；同时，那时候中国的经济来了一次相当可观的转机，这凑合首先使得城市的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学生，一部分的工人，又踏进了政治舞台。他们以第三者姿态出现了，组织在救国会中。这可说是中国二十年来第二次出现的相当可观的「中间派」。
抗战发生，在初期的民众兴奋与国民党军政统治的一时松弛之下，各个小党派都相当活跃起来了。它们在表面上都获得了「合法存在」。但因国共二党在抗战口号之下的联合，国民党因抗日而获得了比较广大的民众拥护，共产党则因放弃阶级斗争而蒙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嘉许。在此情况下，「中间派」的社会基础简直愈弄愈小了，以后这些派别虽然露了面，而声势（如救国会）却反而比战前更小。这原是自然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促成抗战，既「抗战」了，他们便只留着拥护的分儿了。
「中间派」的抬头还要等到抗战后期。那时候，国民党完全投靠在美国怀里，国共关系复趋恶化，抗战初期的民主伪饰全被抛弃，战争的反动性质愈加暴露，过重的与不平等的战争负担，激起了极其广大的一般民众，尤其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国民党政制极度不满。这个新的环境刺激着国共以外的诸小政党，使他们组成了「民主同盟」，形成了一个规模比原来更大的「中间派」。
胜利以后，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贪婪无耻，「复员」机关的横暴反动，「四强之一」之兑现为斐列滨第二，「和平」美梦之化成为残酷的内战，再加上通货澎胀，物价飞腾，饥荒遍地，贪污横行，而政府则一味对外谄媚，对内高压，没有一个改善的办法，也丝毫没有改善的企图。这些情形，使得更多的人，甚至大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部分，也都对国民党政府不满起来，附和着民主的呼声。于是中间派的民主同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类似性质的团体：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争和平大同盟……等等，竟像雨后春笋似的发生出来了。中间派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一个鼎盛时代。
社会基础
既然中间派是这样一个历史的结果，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的客观产物，它存在着，同时起着作用，那末对它漠视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研究这中间派，研究其立场，其作用及其前途，然后对它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
从何着手呢？从它的基础。不过在上面的历史说明中，我们已约略提到过这个基础，那便是介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工人贫农之间人数众多的中等阶层。如果历举出来，便如施复亮先生（一位中间派的理论家）所说的：「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小商人，工商业从业员，知识份子，小地主，富农，中农（自耕农及一部分佃农）」（见七月十四日文汇报「何谓中间派？」）。我们不想讨论是否这些人物构成了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但要研究在中国目前的政党关系与阶级关系中，这些人物能否造成一个中间性的坚强的政治组织。
要做这样的研究首先让我们看看国共两党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国民党代表什么阶级？这问题乃二十年来中国政治上与理论上的聚讼之的。对这问题的答覆，以及由种种答覆所作出的政策，关系着中国的政治，以至相当决定了中国的最近史。当二十年前，中国国民党还只局限于广州一隅，共产党正想和它合作革命的时候，莫斯科的第三国际初次为这问题发生了争论。一方面，以史大林为首，认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的四阶级联盟」，另一方面，以托洛次基为首，则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和世界上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是包含许多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前一见解在第三国际中占了上风，因此也成了中共的正式见解。将这见解实行出来，便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服从其纪律，信奉其主义，听从其指挥，结果，大家知道，共产主义者及工农大众拼死拼活，流血流汗，将其「四阶级联盟」捧上了政权之后，资产阶级一党独裁的狰狞面目就立刻显出来了，将其他的「三阶级」杀倒在血泊之中。
资产阶级经过国民党掌握了全国政权，问题到此原已解决了，但人们还是以新的方式争论着。史大林及其中国的从者说：国民党代表「封建残余」，「四阶级联盟」一跳上政权却变成了「封建残余」，真是闻所未闻！不过他们也自有一说的，他们说国民党执政是表示着资产阶级之叛变革命与对封建残余的投降，故胜利后的国民党变成为「封建残余」了。
托洛次基及其中国一派的意见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妥协，并不能表示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封建化」或地主化，在目前这个时代与环境中，地主不能领导资产阶级，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地主，所以任何资产阶级与地主的联合政权，只能说是资产阶级的。
根据前一见解，国民党虽然反动了，但中国资产阶级仍旧革命的，或仍旧可以革命的；但据后一见解，则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就整个阶级来说，已经随国民党的反动而反动了，它再不能起任何真实的作用，来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解决了。
江西五年，中共的全盘努力就是要靠农民力量打倒国民党的「封建残余」。抗战八年，中共所采取的一切政策（联合战线与阶级合作），以及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则根据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一个认识，两种应用，而结果则都是加深反革命的势力，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抗战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二大变化。第一财富激剧地集中在少数官僚的资本家的手中，他们把持了全部金融机关，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命脉；第二，世界财政资本，亦即美国的财政资本，更加深入地打进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使中国的金融资本成为它的一环，成为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时候，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性应该是更清楚了。谁知又不然，中共及全体民主派都说：它代表「封建地主，买办，官僚」，如此国民党更不代表资产阶级了。因为依照他们的意思，只有「民族资产阶级」才是资产阶级，买办官僚是属于另一范畴的。但是我们知道，在目前中国，不仅买办与官僚，便是那些大地主，也都是金融资产阶级一身兼做的。所以是金融资本兼并着土地，经营着进出口，霸占着官位；是金融资本操纵着中国的经济，控制着中国的政治，构成了国民党的主要的社会基础。难道金融资本家不属于资产阶级吗？难道我们能说国民党是一个「封建的」政党吗？按照抽象的理论说，「我们的」金融资产阶级诚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我们要问：中国有多少民族资产阶级不带有买办性的？有几个「民族资本家」不在寻找官僚资本的合作？有几个「民族企业家」能对金融资产阶级独立起来？简直没有，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在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时代，官僚的独占资本之排挤自由的民间企业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是注定了的命运，我们不能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回来，也不能叫殖民地的中国自外于垄断资本的兼并过程，这个过程以其殖民地的特有方式在中国完成着：本国金融资产阶级以世界财政资本的代理人资格，鲸吞着小企业，集中着全部财富，施展着反动的经济行为，实行着野蛮的政治压迫。
这样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反动的，但「实逼处此」，中国却不能有一个较不反动的资产阶级了，因之，也不能有一个较国民党更不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了。中小规模的工商业家，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纵使对这金融资产阶级怀着千般幽怨，也只得屈膝承欢的。纵令有一时期的反抗，但一遇到紧要关头，即遇到有关于资产阶级与工农大众的利益冲突时候，它便立即拜倒在官僚买办的金融资产阶级前面，团集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了。
这故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表现了太多次数，以致我们不再相信目前的中间派能造出一个奇迹，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天生软脚病医好，让他们在「地主官僚买办」及其政党面前始终直立不屈。
现在让我们来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对于这问题，中间派的施复亮先生给了我们一半的答覆：「它始终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言外之音，施先生对于这个「自命」未能尽同，但又不说明异见。究竟共产党的「自命」是否与事实相符？我们得自己来研究一番。在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确实可称得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大部分的领导者是知识份子，虽然它的政策犯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就其群众基础，政治意识，政策倾向，以及主要的行动说，它之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是不可否认的。
革命失败后，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共产党实际上是逐渐离开工人，走向农民了，等到它移转到陕北，提出联合战线，标榜新民主主义以后，共产党实际上已公开否定了自己是一阶级的政党。毛泽东和施复亮的见解一样，认为中国是「橄榄形的社会，两头尖而中间粗的」，共产党就是要代表这个广大的中间层的，所以它抛弃了阶级斗争，提倡阶级合作，放弃革命，主张改良，否定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努力要发展私人的民族的资本主义。共产党和施复亮先生一样，把自己的政策紧紧地扣住在「民族企业家……小地主，富农，中农」身上，紧紧地扣住在这中间派身上，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争取了普遍的同情，甚至还得到了美国自由派记者与中国一部分民主派资产阶级的嘉奖；同时也正因为此，它失去了所以为共产党的基础——无产阶级与广大贫农。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阶级基础是以殷实的自耕农为主，「兼顾」着佃贫农与小地主双方的利益，同时又以改良政纲吸引住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份子等类人物，甚至还企图吸引「民族企业家」。这个阶级基础恰恰就是施复亮先生所说的广大的中间阶层，也正是它造成了施先生所说，共产党的「优点与弱点」。
如此说来，中间派自以为可能拥有的社会基础，原来最上层倾向于国民党，中下层趋附于共产党，中间派终会悬挂在半空中的。
未完待续 |
附录：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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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插图
封面
扉页
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步上天安门
上图：苏联军队在珍宝岛横行
下图：中国解放军驱逐苏军后嘲笑“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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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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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根本原因
以毛泽东为中心，以他的思想甚至性格为着眼点，我们已经研究了中苏共“分歧”的种种方面。最后我们要相当离开这个中心，要从远较深刻的社会方面着眼，要从远较悠久的历史方面着眼，研究这个“分歧”的两个根本原因。把问题始终局限于“传记主人”身上，是无法彻底弄清楚问题，也无法彻底了解这个“主人”的。
什么是中苏冲突的两个根本原因呢？从我们上面的叙述和分析中已不难看出，那是下面这两个：第一，中苏两国之间民族利益上的乃至民族主义上的矛盾；第二，中苏两党各自代表的革命发展阶段的不同。
让我们先谈民族利益的矛盾问题。
依照一般人的想法，仿佛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国家一旦由共产主义者当权，民族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民族利益便不可能成为对外改善关系的障碍，特别在同样性质的国家之间，似乎再不可能发生民族主义的矛盾，决不应该发生民族利益冲突了。其实不然。
民族问题这个十分顽固的症候，其困扰人类之甚，其根本解决之难，非但远远超出于一般人的想像，甚至还大大违反了社会主义大师们的预见，因而使他们所下的诊断与所拟的疗法，在颇大限度内失去了功效。
列宁说过，历史比任何狡猾的人更为狡猾。这句话如果对所有的政治问题说是对的，那么证验在民族问题上也许显得更为正确。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民族问题，最早与最原则性的立场，发表于《共产党宣言》中。它是以如下方式说明了的：
“工人无祖国。决不能从他们那里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应当夺得政治统治，提升为本民族的主导阶级，确立成为民族，所以它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像资产阶级对于此语所了解的那样。
“各国人民间的民族隔绝性和对立性已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而愈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这种消逝过程更形加速。共同的努力，至少是文明各国工人共同的努力，乃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一个首要条件。
“人对人的剥削被消灭下去，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也会同样被消灭下去。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间的敌视关系也就会跟着消失。”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所表明的基本态度是：人对人的剥削，各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是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对民族的剥削，民族之间的敌视关系，却是被决定的。前者主动，后者被动；前者是根本，后者是枝干。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前者能够消灭，后者便跟着被消灭，只要前者能解决，后者便会自动得到解决。同时，他们又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向深广两面的不断发展，阶级间的对抗是愈来愈明显与激烈，而民族间的隔离性和对立性，却“愈益消逝下去了”。
这些论断，若证之以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显然不是完全合乎事实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征服全世界，固然在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使阶级对抗日趋剧烈，而在另一方面却与他的预断相反，不曾将民族对抗消灭，不但不曾消灭，它们反而更加紧张了。
历史证明，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的发展，其影响之及于民族隔离者，曾经是极为矛盾的，比《共产党宣言》作者所预见者远为复杂。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的形成，确实消灭着“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性和对立性”；可是在另一方面，被外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与资本主义关系所促成的各个晚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为了要保证自己新生幼稚工业的存在与发展，却竭尽一切力量来创造和防卫一个民族的市场，其结果是人为地造成了或加强了民族的隔离和对立。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分割和再分割全世界的市场，为了准备战争，更是疯狂地培养本民族的沙文主义。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时，显然只看重了资本主义消灭民族隔离这一个方面，却不曾注意它促成和巩固民族对立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宣言》作者们不曾把民族问题当成了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根本不成为问题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看法呢？主要自是时代使然。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草成于1848年欧洲革命大浪潮的前夜。那时候，就西欧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说，历史确已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其中有的国家虽然还有民主民族任务尚待解决，但是这些任务，放在整个欧洲的劳资两大势力直接斗争的背景上，总仿佛显得是已过了时令的花朵，或竟像是明日黄花了。至于在全世界范围内，虽然有更多地区还处在“古典的”民主民族革命的“史前时期”，但因问题未曾以其应有的规模与充分的明晰性呈现出来，以致这些地区的民主民族斗争究竟能起与将起怎样的作用；它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究竟能发生怎样的影响；它们与先进工业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有与应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即使是大天才都无法解答的。同时，在当时西欧的社会主义者中，有一种比较流行的，但是不甚明确的见解，那就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将自动地解决全世界的民族问题。马克思自是高出于这些流行见解之上，他曾经尽可能地密切注意了亚非等地民主民族革命的兴起；但关于我们上面提及的一些问题，他还是不曾来得及解决的。
历史发展的线索千头万绪，其发展过程中的“分子运动”更是变幻莫测。因此，无论哪一位伟大天才的预见，都或多或少要为这位古往今来最狡黠的“老太太”所嘲弄。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看法，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虽然捉摸到了这位“老太太”的基本脾气，但决不能预言她老人家的全部行径。马克思本人也从不对己对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和其它一切真正伟大的思想体系一样，重要的是它的方法及其基本论点，决不是它为某事某物所做出的个别结论。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共产党宣言》所作的结论，一部分确被事实推翻了。首先是它关于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可能性所作的断语成了问题，跟着，它对于民族国家的命运及其作用的看法，也就不得不重新估价。
1848年欧洲工人阶级革命失败之后，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像《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而且相反，它在那时以后，又有了数十年的大发展。它不但在既有资本主义的地区作深度地增长，而且向未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地区作横面地推广。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也随着起了未曾预见的作用。
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马克思自己就作了“修正”的。在1872年他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德文版《宣言》序文上，他写道：“出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大规模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已跟着增长起来，……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某些地方已经陈旧了。”
不过在民族国家方面，对于《宣言》旧立场的“修正”和补充，马克思却基本上来不及作，而是由恩格斯一人完成的。在1892年给波兰文版《宣言》所写的序文上，他写过如下的两段话：
“强盛独立的波兰的恢复，却又不只是与波兰人利益攸关，并且是与我们大家利益攸关的事情。欧洲各民族间诚恳的国际合作，只有在每个民族都成为自己家里全权主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然而这种独立却是为确立欧洲各民族协和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一当波兰无产阶级把它争到手的时候，那它就会完全有保障了。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是如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独立的。”次年，即在1893年，当恩格斯给《共产党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写序文时，他把民族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之间的关系，说得更清楚了。他说：
“若不使每个民族都恢复其独立和统一，那么无论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亦无论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与自觉的合作，都是无法办到的。“
这些话，都是《共产党宣言》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对民族问题的旧立场所作的补充，恩格斯这里是以十分明确和肯定的话语，说出了共产主义者对于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视和支持。
不过，坚持着马克思和思格斯的基本原则，根据了新时代所提出的条件，更深、更广、更彻底地解决了马克思当年未曾解决、甚至未曾见及的一些新问题，以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特别发展了它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这工作主要还是由列宁完成的。
列宁所处的时代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倘就特殊的民族问题的角度看，有一个根本不同点。这个根本不同点曾经由托洛茨基以极精简的话来说明了的。他说：
“在十九世纪，战争和革命的根本任务都还在于如何替生产力保证一个民族市场；至于我们这个世纪的任务，则在于如何替生产力解除民族的疆界，因为现在民族的疆界已变成生产力的铁的桎梏了。”（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二章。）
这个不同，主要就是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不同。帝国主义将世界经济，整个说来，带到了在私有财产基础上所能达到的最高发展阶段，这使世界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和民族国界之间的矛盾加剧到最大的紧张程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质上乃是这个无法解决的矛盾的大爆发，也是这个矛盾的大暴露。所以在那时以后，别说像列宁那样的天才，就是于世界经济政治略有认识的普通人，也看得出世界经济已经将世界联成一体，其不可违抗的趋势必然要造成世界一体的政治了。
问题只在于：由谁来造成它？由哪一个阶级来造成它？由帝国主义者，由某一个或某几个最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无穷无尽的战争，终于在废墟上造成世界一体呢，还是由无产阶级，由各国无产阶级推翻本国统治者着手，由民族内部的革命发展到国际间的革命，以此缔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联邦，再由此进入真正的大同世界。
列宁是后一道路的最坚决与最彻底的倡导者与实行者。因此他绝不妥协地与形形式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因此他最坚决地反对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他主张在战争中对“各自民族的统治者”倒戈相向，以此进行革命，争取革命胜利。等到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最坚决地反对“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要把业已夺得革命政权的国家不成为一个自足的单位，而把它仅仅看作走向世界社会主义联盟的一个起点。总之，列宁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和战略，无论在十月革命之前或之后，都是以打破民族国界这个“铁的桎梏”为其主要目标的。
这，在基本的原则上当然承继自马克思，即承继了马克思最彻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若从斗争实践的观点看，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形形式式的民族国家主义作斗争的观点看，从进行此一斗争而确定下来的策略和方针看，我们却不能不指出列宁是大大超过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旧立场和旧方针的。因为在马克思，生产力之冲破民族疆界，多少是一个历史的“自然过程”，他没有见到那个人为的、必须由革命来突破的铁的桎梏；对于无产阶级的趋向国际主义，也多少被看成为理当之事，他不曾充分估计到即使在工人阶级乃至社会主义者中，也会发生顽固强大的民族主义。因此，如何为打破民族疆界而斗争，如何为反对各种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而斗争，也就不会在策略上详尽地去考虑它们
列宁正是在这个方面补充了，甚至修正了马克思。
不过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贡献还远不止此。他的坚决反对民族国家主义，他的坚决反对社会沙文主义，不过是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意义上同样重要的，在于他看出了某些国家，即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的进步性，看出了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进步性，并对它们作了坚决而有力的支持。
历史踏进了二十世纪，整个说来，民族国家诚然已成为人类前进的主要障碍。因此，打破民族国界已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但是，整体中有局部，主流外有旁支。民族国家对于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虽然成了“铁的桎梏”，成了战争与其它祸害之源，可是对于落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来说，民族国家却正如它在十九世纪时候对于欧洲的某些国家的作用一样，能够促进并确保其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是进步的。不过列宁支持这些国家的民族运动，却并不为了（至少并不单单为了）这个进步性；在更大程度内，那是为了这些民族运动能够给予帝国主义国家以致命的打击，为了它能够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为了它能够帮助完成世界革命，亦即为了它能够和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配合到一起，去共同完成世界革命。
这样，我们看到了列宁辩证的、全面的、深刻而灵活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策和态度。他一方面十分坚决地去打破“民族国界”；另一方面他却以同样的坚决去支持为“确保民族市场”而作的斗争。一方面，他以万分鄙夷的神情斥责了那些“文明国家”的保卫主义；另一方面，他却以无限诚恳的态度鼓励了“野蛮国家”的“民族主义”。这种表面上矛盾的态度，却是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即为了要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为了要实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
列宁这个又矛盾又统一的态度，最初表现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共产党前身）的党纲上。由于列宁的坚持，党纲上主张沙俄境内一切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的条文得以保存下来。这规定承认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少数民族都享有这个权利。只要真是某一民族最大多数人的意思，他们甚至可以从革命的国家中分离出去，无产阶级的国家机构不应该用暴力将它强留在一国之内。可是另一方面，党纲却严格规定：凡是一国之内的工人阶级，不分民族或种族区别，都必须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之内，绝不允许组织以民族为单位的多个工人党。（甚至不容许组织任何分裂成为民族的一般工人组织。）
列宁的这个立场曾经引起了不少来自左边或来自右边的批评。甚至那位杰出的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都曾经说“民族自决权”是列宁的一个“癖好”，说这个权利其实“不是别的，只是一句空洞的小资产阶级的废话与欺人之谈。”
可是历史证明：列宁的这个立场，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与实际存在的民族问题结合了起来，使两者处于最最合适的地位，是完全与唯一正确的立场。它曾经帮助了一个最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组成，它又曾助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所以托洛茨基说得好：“无论苏联的命运如何，列宁的民族政策总是永远登入人类宝物库的目录中了！”（见《俄国革命史》卷三第二章。）
列宁政策中的这颗珠宝，等到十月革命一经胜利，立即开始从一国范围扩大应用到国际范围中去。首先，他把党纲上的民族政策兑现。几乎在胜利的翌日（11月15日），列宁便以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联同当时担任民族人民委员长的斯大林，发表了《俄国各民族的权利宣言》。它确保俄国境内各民族的平等与主权；重申了“俄罗斯各民族享有自由自决的权利，甚至享有与俄国分离而自组独立国家的权利。”（《宣言》第二点）在《宣言》的序文中，列宁还特别指出了新政府要推行“俄国各民族间自愿的与诚实的联盟”政策。这个政策不但规定于文字，而且立即见之于行动。自从1919年正式成立了巴什基尔共和国起，一直到1922年3月成立横贯高加索的社会主义联邦止，在短短三四年内，列宁政策或者体现为同意原有小民族的分立（如芬兰），或者体现为扶助国内诸弱小民族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或自治区，一共有13宗之多。同时列宁又把“各民族间自愿的与诚实的联盟”这个原则，从俄国内部扩展到了俄国外部：他使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那短期存在过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芬兰苏维埃共和国以及拉脱维亚共和国之间，都实现了“联邦式”的关系。这些关系，依列宁自己的话来说，“都已在实践上显示了自己的适当性”。（见列宁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
这是列宁民族政策中有关民族自决权这一方面的进一步的发挥。第一是让各民族自决，其次是将各个自决了的民族组成为“自愿的与诚实的联盟”，再然后，以“联邦制为过渡形式”，“走向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
列宁民族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即关于共产党与各种革命群众组织之绝不依民族为基础这个原则，此时也跟着扩大了。它从俄国的一国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的范围。他发起和成立了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的任务当然在实行世界革命，在于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过就特殊的民族问题说，这个组织在列宁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恰恰和俄国布尔雪维克党一样，其观念与原则也都是在补民族自决权的不足，而与之相辅相成的。为要克服民族分立和对立这个历史事实，为要使民族情感逐渐消逝于国际主义的团结中，必须把全世界劳动者的先锋队立即组成为一个国际。组成为一个全新的、真正能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的新国际——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组织是彻底国际主义的，它不许带有任何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的色彩，也不理什么民族之间的差异。它虽然由各国共产党合组而成，但决非各个民族党的联盟。在这里，“联邦制”完全不合适，也根本不能容许。各国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则是世界革命的领导机关。各国党对国际的关系，正好像各个民族党内部各支部对中央的关系。
有了这样的一个世界性的布尔雪维克党，列宁认为，作为过渡形式存在于各个苏维埃国家之间的“联邦”，便可以“走向各民族劳动者的完全统一”。因为有了共产国际，便可以“进一步地发展、研究以及用经验来检查在苏维埃制度和苏维埃运动基础上所发生着的这些新的联邦。”（见《提纲初稿》）
以上是列宁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的两个矛盾因素的统一。这也是他在十月革命以后，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同时发挥了的和实施出来的民族政策的全貌。
自从列宁这个政策确立和实施以来，已经半个世纪了。这是一个狂风暴雨的时代，是战争和革命交织的时代。这中间不但许多民族的命运起了兴衰离合的大变化，而且整个人类的命运都遭受了存亡绝续的大考验。在这些变化和考验中，究竟列宁的民族政策起了怎样的作用？它得到了怎样的证明？现在是可以作个小小总结了。
首先得指出，它是收获了巨大成果的。十月革命以后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迅速展开，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客观上与基本上固然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但若没有主观上与思想上的推动却也决不能致此，而此种推动，可以说唯一地来自共产国际，也可以说，它主要导源于列宁那个“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至于苏联内部各少数民族政治地位的改善，它们经济文化程度的提高，因此而巩固了并且加强了整个苏维埃国家的力量，那就更加不必说。是直接拜列宁这个政策之赐的。
不过这些成果十分明显，我们毋须多说。这里需要我们比较详细地说明的，倒是关于问题的另一面，关于问题的消极的或“不幸的”一面。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影响诚然是大大扩张了，受共产主义者领导的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诚然是蓬勃兴起了，其中有的而且已经成功了；但同时我们却无疑看到了不少令人沮丧的事实，它们表示出列宁的革命立场变了质，以致这个立场所获得的革命成果落了空。
列宁逝世以后不久，我们便看见了苏联内部大俄罗斯的狭隘民族主义迅速抬头。民族迫害，甚至种族歧视，不仅再度出现于国内，而且实际发生于党内。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看见了强权政治的原则又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指导。
第三国际继续存在，一直存在到第二次大战时期。可是它的性质和作用却曾经不断改变，终于改变成为根本相反的东西。原本是世界革命的总参谋部，落到了斯大林一系的手里之后，竟逐渐变成为苏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勾搭的零找钱；同时更加可恶的，它又终于成了一个幌子和陷阱，斯大林们拿它来奴役各国共产党，控制乃至破坏各国革命，凭一己好恶来选择兄弟党的领导，甚至谋杀各国的优秀革命者，
列宁的最彻底的国际主义，竟这样地被斯大林利用来实行最血腥的与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罪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欧洲先后产生了好几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这些新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更显得是一幅对于列宁理想的讽刺画，无情地嘲弄了列宁国际主义的民族政策。按照列宁当年订下的并且实行了一个时期的原则，这些新国家原该与苏联结成“自愿的与诚实的联邦”。这个联邦原该缔结和保持“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盟”，以便一方面“实现被帝国主义所破坏的生产力的恢复和劳动者福利的保证”；另一方面“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第八条。）
可是事实上，我们在他们的关系中，一点也看不出列宁所希望的东西，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一点也看不出国际主义。人们所见的只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所常见的关系，只是以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极端民族主义。人们所见的只是大国（苏联）对诸小国（所谓卫星国）的压迫与榨取，只是诸小国对大国的屈服、争执或反抗。诚然，斯大林曾经组织过共产国际情报局。但它和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它既非领导世界革命的参谋部，亦非调整诸共产党国家关系的一个国际组织。它只是斯大林苏联压榨与臣服诸卫星国的一个辅助工具；它只是克里姆林宫对诸“兄弟国家”所施加的，于军、政、经诸般压力以外的另一个压力——思想的压力罢了。所以结果，当南斯拉夫起来反抗这整套压榨以后，情报局也就悄悄结束了。
铁托宣告独立，东柏林工人暴动，波兰工人起义，1956年10月间的波兰政治危机，以及匈牙利革命，——这一连串事件，都主要地表示出苏联沙文主义压迫下各该国被激发起来的基于民族利益的反抗。今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争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弱小一方的民族主义和强大一方的沙文主义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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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体现着列宁民族政策原则的苏联，怎么会堕落成沙文主义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些主观的与客观的原因，使列宁正确的民族政策变成为斯大林的罪恶的民族政策？
主观原因，首先自是列宁和斯大林在思想性格上的差异，两人在学问见识上的各殊。两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真是太大太多了，其大不啻天壤，其多何止千百；不过归结起来，我们却还可以这样说：一个是广阔的世界规模的、天才的革命理论家与伟大的革命战略家；而另一个则是狭隘的囿于一国之内的狡黠的革命实干家和短视的阴谋策略家。这一个基本的不同点，使前者能永远成为客观世界的主人，能主动地改变世界；而后者则只能成为客观世界的奴隶，只能受客观局势的支配。根据这样的不同，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如果列宁不曾过早地为斯大林所代替，如果他能多领导世界革命一二十年，那么纵然世界不一定发展得诸事如意，但至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至少在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不会弄到目前那个地步。不过话说回来，主观原因终究是次要的。历史的行程主要还是让客观因素来决定。早在1925年前后，列宁夫人就很正确地说过：如果列宁未死，他多半会被关在斯大林的监牢里。
使列宁的民族政策让位于斯大林政策的客观原因，也就是使苏联从工人民主国家堕落成官僚专制国家的客观原因。简单说，那就是俄罗斯在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以及苏联在长时期内的陷于孤立。俄国的落后是：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苏联的孤立则是十月革命的后天失调。十月革命的一切崇高理想与伟大原则，亦即列宁所主张与所执行的有关世界革命的诸般战略与政策，其所以会逐渐丧失，会逐渐变质，最最根本的原因，应该从这个“不足”和“失调”中去寻找。
不过在这篇文字里，我们不想讨论这两个根本原因，我们这里只想于此二者之外，再略为具体地指出几个比较直接的特殊原因，它们曾经使列宁的民族政策变质而归于失败的。这些原因，据我们看，重要的有如下五者：①，因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于落后国家中，它们是从民主革命不断生长出来的，即它们是从民主民族斗争中发展出来的，故当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方面，仍脱离不了民族斗争的影响，甚至脱离不了民族主义的影响；②，一般讲来，由共同言语，共通的历史文化，共通的生活习惯所形成的民族感情，比政治与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更难消除，它虽在资本主义下便已经大量消除；但其消除程度与消除速度，显然比人们所预料者为小为慢。在那些“社会主义”国家中，非但没有消除得更多更快，甚至在某些地方与某些时候，还被人加以保留和培养哩；③，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分别地在各个国家中发生，以民族单位组织的工人政党在胜利中执掌政权，结果多少总要造成一个统治阶层，这个阶层以单独国家的利益为利益，以这个国家的保存而保存，因而妨碍着诸工人国家间真实的自愿联盟，延长着民族的分立与对立；④，即令两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正确而健康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他们中间的较大一方没有沙文主义，较小一方亦无民族主义，双方都遵循着彻底的国际主义，但究竟如何在政治上合作，在经济上协调，在一切活动上齐一步骤，即使两国毫无抱怨地、真正互利地、因而完全不损害任何一方的民族感情与民族利益地，逐渐合而为一，作为走向世界大同的一步——这在实行上还是有着无数困难的事，决不会像预料那样地顺利方便；⑤，由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世界性质，由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要求，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组织是绝对必需的。要实行世界革命，必须有世界革命的司令部。所以劳动解放运动的国际组织，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开始，两者的命运似二而实一。但是这个司令部或参谋部，同它所辖的各个部队（各支部）之间究竟采取怎样关系，应该集中到什么程度，应该民主到什么程度，它与各支部之间的分工究竟应该怎样，司令部应该管哪些事情，不应该管哪些事情，各支部在哪样的问题上必须服从国际，在哪样的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自作主张，诸如此类的问题，要经常处理得正确恰当，实在是非常难的。不过这还只是“组织上”甚至是“事务上”的困难罢了；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困难，那就是，从来的国际组织，出于明显的原因，总是受着国际中最有力的支部（十月革命后则受着最有力的国家）的维护与领导，因之，它们总是在政治上受着某个党或某个国家的影响，它们总是在或大或小程度内与该党该国共同经历着政治的演变。这情形使得那个国际失去独立，会随领导党或领导国家的健全或堕落而异其作用：在前一情况中它可以推进世界革命，但在后一情况中它却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妨碍者与破坏者。
上述五种情形，曾否为列宁所见及或预料到？如果是见及或预料到的话，他曾否采取了对策或预防措置？如果他曾采取了对策或预防措置而其民族政策还是因为这五者而出了毛病，我们是否可以说病因毕竟在于列宁政策的本身？
现在我们就想研究这几个问题。
据我们看，上述五者，几乎全部是为列宁生前所见及的。不但见及，他而且还深刻地考虑过，实行了对策，藉以应付或防止了的。它们终于还是使列宁的民族政策“失了效”，则并非由于政策的本身，而是由于列宁死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袖们极不利的客观条件（即上述的“落后”与“孤立”）所促成的种种困难下，不能坚持列宁的政策，而且叛变了这个政策之故。
何所据而云然？其说如下：
在一切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中，列宁是最清楚民族主义的病源的，他最懂得这个毛病之难医；他最懂得这个痼疾必须在长期间，而且还要在正确医疗之下才医得好。他懂得，即使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的国家中，特别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民族主义这个顽症也还能在长期间发生坏作用，仍能毒害其中原来的统治民族与过去的被压迫民族，因此，列宁不但制订了正确的民族政策，而且还规定了实施此一政策的正确的态度和办法。
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起草的有名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上，他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加于殖民地与弱小民族的压迫，引起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对一般压迫民族，同时也对这些民族中的无产阶级，不仅表示憎恶，而且表示不信任。1914至1919年，当这一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正式领袖们按社会沙文主义精神，借口‘保护祖国’而来掩盖其保护‘本国’资产阶级之压迫殖民地和掠夺财政上依赖国的‘权利’时，以致他们这种卑鄙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曾不能不加强这一充分合理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愈是落后，则这国家内的小农业生产，宗法制度和闭塞性就愈加厉害，而这种情况必然使最深刻的小资产阶级成见，如民族利己主义及民族狭隘性特别加强和巩固起来。因为这些成见只有在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消灭之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的改变以后，才能消除，所以这些偏见的绝灭过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因此，一切国家觉悟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以特别的谨慎和特别的注意对待长期受压迫的国家和民族中的民族情感的残余，同样，为了更迅速地克服这种不信任和这些偏见，必须作某种让步。没有全世界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无产阶级乃至一切劳动群众之力求自愿地联合和统一，则战胜资本主义是不能顺利完成的。”
这里是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殖民地和弱小民族对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对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表示憎恶与不信任是“充分合理的”，落后民族中的民族偏见“特别强大和特别巩固”；这些偏见的“消灭过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它们“只有在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改变以后，才能消灭”；因此，一切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以特别谨慎和特别的注意”去“对待民族情感的残余”，而且，为了“更迅速地克服这种不信任和这些偏见”，还“必须作某种让步”。
这一个实施民族自决权的态度与办法，亦即谨慎、耐性与必要时须作某种让步的那个态度，列宁充分贯彻在他当政年代的有关事件中。当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从自己一方面出发，如何迅速而诚实地将民族自决政策兑现的事，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我只想让读者们看看列宁从他人的一方面着想，又如何谨慎而缓慢地实行这个同一政策。下面是一个例：1919年12月，红军战胜了白党邓尼金的军队，克服了基辅，坡尔塔瓦等等要地，解放了乌克兰。为此，列宁给乌克兰工人和农民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乌克兰的革命问题，也提到民族问题，特别提到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与大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关系问题。信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它同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有如下的一些：
“我们主张建立自愿的民族联盟，即不允许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强力的联盟，即基于充分信任，明确了解和亲密合作而完全自愿同意的联盟。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应当以最大的耐心和谨慎态度来逐渐实现这种联盟，以免损害事业，以免引起不信任心理，好使那种由于历来地主资本家的压迫，由于私有财产以及因瓜分和重分这私有财产而引起的仇视等所造成的不信任心理得以泯灭去。”接着他说：
“所以在力求实现各民族统一和无情打击一切离间民族的行为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而有耐心，对民族不信任心理采取让步态度。……因为在广大农民和小业主群众中，现有的民族不信任心理常常保持得很牢固，急躁办法从而可以使这种心理加强起来，即是说，反而会危害完全彻底统一的事业。”
列宁充分了解，乌克兰民族对大俄罗斯民族“所怀抱的义愤和不信任心理，业已积累了好几百年。”这种义愤和不信任，在俄罗斯工人政权的合理与正确的对待下，虽“在逐渐消失着，不过要很久很久才能消除下去，而且曾经在长期中充当压迫民族的大俄罗斯人若表现得愈加谨慎，愈有耐性，则这种不信任心理的清除就会愈有保障。”（加重圈是我们加的。）所以列宁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教导：必须谨慎，必须有耐心，甚至必须让步，才能加速民族偏见的消灭而非加强它们。对于大俄罗斯的共产党人，列宁更是谆谆告诫：“应当极端严格地防止自己队伍中有丝毫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表现，因为这种表现，一般地本是叛变共产主义，便会造成莫大的危害，而使我们和乌克兰同志之间发生分裂。……”
在民族问题上，列宁不但要从来压迫人的民族中的共产党人对长期遭受压迫的民族中的广大群众让步，而且还要他们对后一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让步哩。关于这，他在那封信上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大俄罗斯共产党人，当有关乌克兰国家独立问题，有关乌克兰和俄罗斯联合形式问题，以及一般民族问题而与乌克兰共产党人布尔雪维克与斗争派发生争端时，便应采取让步态度。……”[1]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列宁为了要解决民族问题，为了正确地实施民族自决，为了使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真是考虑得非常周详，可以说无微不至的了。从这个例子我们又可以看出，斯大林如果能一贯遵循着列宁的态度去实行列宁路线，那么苏联与南斯拉夫不会决裂，即使决裂，也决不会像实际发生的那种情形来决裂。如果斯大林的继承者真能恢复列宁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以正确的办法来执行，那么苏联与东欧许多兄弟国家的纠纷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决不会像实际发生的情形而发生。如果赫鲁晓夫当年真能“纠正”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真能对毛泽东的民族偏见采取“耐性、谨慎与让步”的态度，那么中苏冲突可能避免，即使终于不能避免，也决不会为了民族的或民族主义的利益而冲突的。
由此可见，斯大林及其后继者们不能以列宁的正确态度来实行列宁的民族政策，甚至根本放弃了这个政策。实在是这些年来共产党世界许多纠纷与冲突的一个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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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里，我想略跑一段野马，谈谈中共方面的民族主义，谈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一个意义上说，正是中国近百年民族独立斗争的产物。它的胜利，在不小程度内，正是依靠了中国民族独立斗争的。这样的党，这样取得胜利的一个党，要它不染上民族独立的过敏症。要它不多少受着民族主义的影响，简直不可能。
中国的民众历尽了千辛万苦，将欺侮他们和剥削他们的帝国主义者赶了出去，当然不准备再受任何外国的欺侮与剥削了，不管那个外国凭的是什么借口，用的是什么名义。所以把中国革命的民族自尊过敏症，归因于毛泽东个人的民族主义残余，显然是不对的。这是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与历史地位所决定，并非任何一个个人所能左右。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感情和见解，不过是那个过程与地位的反映罢了。
当然，反映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人并非自始就能够反映了这个“过程与地位”。把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感情郑重地加以考虑，郑重地将它反映到共产党的政纲中去。反映到他们的政策中去，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曲折的过程。要想清楚地懂得毛泽东与中共为何得势，要懂得他们得势了又为何如此顽强地抓住民族主义不放，略略谈谈这种曲折的过程倒是必要的。
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中国的文化生活中十分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复古运动。古老书籍大量地整理出版，前贤先哲的地位拼命抬高，古代文物的推重，名胜古迹的保存，失传的戏文乐曲纷纷发掘，被斥为“谬种”的旧体诗词又时兴当令。这些情形，和五四以后共产党活动初期那种否定中国一切文化，简单给它盖上封建烙印，要把“线装书统统抛进毛厕里去”的光景，恰恰成了个鲜明对照。有人把这个现象解释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主义的投降，这解释即使不算大错，却总是极其片面。有人说，这是毛泽东个人嗜好的反映，是他那“中学为体”的表现，这是不适当的夸大说法。“楚王好细腰”，固然能使“国中多饿人”；但若没有更深远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就算是至尊所好，也不能在整个文化动向上，起如此巨大作用的。中共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还有比毛泽东本人更为强大的推动力在。
中国文化，亦可说是汉民族的文化，在其久远性，持续不断性，乃至其单纯性上说，都是非常独特的。在文化本身的质与量方面，它并不高于其它几个主要民族的文化，虽然也并不低过它们。但就上述三点说，即就它的源远流长，就它发展中间不曾为另一较高的异民俗的文化所中断，就它虽然也吸收了其它文化，最主要是印度文化，但也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始终支配着汉民族的绝大多数这些事实来说，却是独特的。这个与封建的及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相结合的、独特的、久远的与深闭固拒的文化，一直自我肯定了两千多年，过着自尊自大的与停滞不前的生活。
一百多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它用廉价商品与坚甲利兵攻破了中国闭关的长城，动摇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与中国开始走上半殖民地道路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逐渐由顽固的自夸转入到丧失信心的自卑。它开始被他人否定，旋即也被自己否定了。再后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定局之后，形形式式的外来思想，从唯心的、甚至神秘的各种资本主义的思想流派起，一直到唯物辩证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止，像激流，像洪水，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冲进了撤了防的、彷徨摸索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田中来。他们一时间被这些洪流冲昏了，被这种五光十色迷惑了，只觉得外来的样样新奇，式式可爱，就不知选取哪一种好。不过在此纷乱惶惑之中，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中国固有的东西是完全要不得了。中国必须以外人为师。所以在一个时候，特别在从“五四”到“五卅”期间，中国一切前进的有志之士，无论倾向于欧美资本主义的也好，或倾向于俄国共产主义的也好，都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态度。
这个否定态度一方面表示出中国殖民地化的益趋深刻，另一方面却表示出中国民族及其文化穷极思变，变中求通的情形。因此，除非中国将长期处于某一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那么这个全盘否定态度一定要在短期内再度变为肯定，一定要让位于较高平面上的再肯定的。
事情正是这样发生了。人类的历史进入了二十世纪，资本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己开始为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所打破。中国变成印度的可能性，几乎已自动地排除了。客观的大势既不利于“全盘否定”，那么“再肯定”也就只差主观上的努力，其实现只是迟早问题。
对中国文化的全盘否定自是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是买办主义的态度。它虽能破旧于一时，却总不能建新于来兹。它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它的进步意义是短暂的。而它的影响是浮面的，仅仅限于大城市，限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同中国最大多数的农民工人，乃至一般下层小资产阶级，仍不曾有过什么关系。不过它在中国那两个主要的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中，却都曾得过势，起过大作用。国民党中有所谓亲欧美派，共产党中有所谓“国际派”，都属于这类全盘否定者。不用说，这二派代表着根本不同的国际背景，代表着国内不同的阶级利益，所以他们不能等量齐观；但他们之根本否定或完全抹煞中国文化，他们之“只懂希腊不懂中国”，甚至他们之只精洋文不通中文，他们在中国劳动大众眼里变成了“假洋鬼子”，却是相同的。三十年来国共两党的长期斗争，结果一胜一负，原因当然很多，不过这些“假洋鬼子”在二党内部的不同命运，却不能不说是其中之一。国民党因为依赖帝国主义而亲美派得势，亲美派得势更使国民党迷离了中国文化，因而也远离了中国大众。共产党则因长期和中国的广大民众接近，特别是和农民群众接近，结果就被迫地，逐渐地摆脱了洋教条主义者的统治，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上接了种[2]，因此获得了更广大更深厚的群众拥护，并使它最后走向了胜利。
在这一个意义上说，中共的壮大及其成功，确曾部分得力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肯定。
事情既然这样，那么，当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并牢固了自己胜利之后，这个党，乃至整个民族，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备至，竭力加以表扬，甚至过分地，精华与糟粕不分地，夸大而沾沾自喜地以自己固有的文化，以自己伟大的祖先们自傲，当是很自然的事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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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这个样子的民族主义的自大自傲，不必说，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大相径庭；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述，它是中国革命中自然的、甚至是相当必然的产物。对于中国革命后这种“民族情感的残余”，若依列宁的意见，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假定它仍然是这样的一个国家）自应以“特别的谨慎和特别的注意”来对待的。虽然中国革命胜利后代表这种“小资产阶级偏见”的是中共，是自命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提出较高要求，可以而且应该对他们的民族主义偏见作严肃的批判。但是根据列宁当年解决乌克兰问题时的态度，对于那些原来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的民族偏见，进行斗争或进行教育时，也必须谨慎、耐性、而且应该“采取让步态度”。因为只有采取这样态度，总能有保证地消除那种民族不信任心理。
可是事实上，斯大林以及他的后继者是如何对毛泽东进行了“教育”的呢？有关此事的种种，我们在前面的两章里详细叙述过了，不赘。一切都是列宁立场的反面，一切都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一切都表现了比普通沙文主义更加令人恶心、更易引人反感的沙文主义。这样干，又怎能不在中共民族主义的火上加油？这样干，又怎能不引起中共对苏联那些“共产主义领导人”的不信任和反对？这样干，又怎能不促发“中苏分歧”？由于苏联方面对中国施加沙文主义压迫之故，竟使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的落后的偏见，似乎变得进步而合理了。
不过有人会说，斯大林们之所以不能坚持列宁政策，安知不是这个政策在新的客观条件下根本无法坚持之故？亦即根本无法实行之故？如果列宁在，可能也会因不能实行而无法坚持，可能也要采取斯大林政策的。
要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对，只要回忆一下列史二人关于乔治亚（即格鲁吉亚——录入者注）问题的争论就够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乔治亚一直处于门雪维克派组成的政府统治之下。这些门雪维克领袖们，当俄国的中央政权操在妥协派手中时，最坚决地反对乔治亚的民族主义，竭力主张乔治亚要成为全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一旦布尔雪维克派夺得了中央政权，这些“社会主义的”领袖们却于一夜之间变成了最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利用了列宁所宣布的民族政策，要求让乔治亚人自决，要求与俄国分离。当时俄国正陷于内战之中，苏维埃政府忍受着乔治亚政府那种敌视的态度。列宁一直反对对它用兵，主张一方面与门雪维克的领袖们谈它，一方面静待乔治亚内部劳动民众的革命成熟。如此一直等到1921年2月，当时身为苏维埃政府民族人民委员长的斯大林却等不下去了。他隐瞒了红军的最高负责人托洛茨基，他夸大乔治亚工农的起义藉以骗取了列宁的支持意见擅令红军第二军入侵乔治亚，赶走了门雪维克派政府，以此加深了乔治亚人的民族偏见。列宁在入侵这个既成事实面前曾竭力命令斯大林等要“更加温和，更加小心，要准备对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特别对于农民作出让步。”可是斯大林却一味用专断横暴方法去反对乔治亚的“地方民族主义”；不但打击上层，而且打击群众，不但迫害当地门雪维克，而且压迫乔治亚的布尔雪维克。这样，引起了列宁的非常不满。我们知道，列宁逝世之前，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完全破裂了，而造成破裂的原因，乔治亚问题乃是其中之一。
斯大林如此“实行”列宁民族政策的结果，使乔治亚在1924年还发生了暴动，而且使它在长时期内成为最不愿意接受十月革命的一个小民族。
乔治亚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当列宁在世之时，即使在他的直接指导之下，斯大林也能把这个政策弄成为“大国沙文主义”的。可见斯大林之背叛列宁政策，并非由于受到“新时代新条件”的压迫之故，而是由于它根本只在口头上拥护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实际上他是以自己的、完全与列宁相反的办法去“实行列宁政策”，藉以弃绝这个政策。
乔治亚事件又告诉了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列宁确认民族自决权这个原则，与他为实行此原则而规定的“耐性、谨慎、温和、让步”的方法或态度是完全不可分离的，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不经过这些方法而赐予或强加于人的民族自决，不是欺骗，便是强奸。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仅目的与手段相互关联，甚至还是手段决定目的哩。
列宁逝世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新的历史证明：为要医治民族偏见这个痼疾，为要使民族主义逐渐消融于国际主义中，我们在原则上将无所加于列宁的立场，更不可能设想出一个不同于这个立场的立场。整个问题，将在于如何严格地进行列宁当年谆谆教导的实施方法，在于我们按照新的历史条件，具体而细致地去贯彻那“谨慎、耐性与让步”的态度。关于民族成见之消亡不能不是很缓慢的这个意见，四十多年的史实并非修正了它，而是以加倍的力量证实了它。因此，当某些人想以简单迅捷的方法来解决民族问题时，更应该记住列宁给“缓慢”所曾定下过的时限：“只有先进国家内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消逝之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的全部经济生活基础激剧改变之后”，民族成见才能泯灭。
忘记了这个“时限”，企图以快速步子解决问题，那么任何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纵使出于最良善的动机，而在客观上也一定会成为大国沙文主义者，并且把对方的民族成见加深和加强起来。
近四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年来，发生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间的民族纠纷，不小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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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反复说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今天各国共产党如何受民族主义的腐蚀，也不管今天民族问题如何毒害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与政策，非但不曾让历史从“人类宝物库”中清除出来，反因得到反面证明而愈益显出它宝贵绝伦的性质了。
于此，我们也就谈过了上述五个情形中的首二项。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其余的三项。
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成功之后，建立了工人国家。这个国家造成了一个统治阶层，它以单独国家的利益为利益，它藉这个国家的保存而保存，因而妨碍着诸工人国家间的真正自愿联盟，延长着、甚至加强着民族的分立与对立——这个情形，是否为列宁生前所计及？它是否完全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呢？换句话说，工人国家之官僚主义的可怕堕落，工人国家之趋于保守，它之趋于民族主义，是否为列宁生前所预料到的？
在如下的意义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官僚主义的深刻堕落，变成了官僚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可是在经济上，在财产关系上，这个国家却仍旧保持着公有制，仍旧保存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品。换句话说，由于官僚毒化的结果，苏联这个工人国家是可怕地堕落了，但它不曾因之而根本覆灭，它在某种意义上，仍旧可算是一个工人国家。
这是不会为列宁所预料的。更加不曾为列宁所预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亚两洲先后产生了一些“人民民主国家”。这些国家，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都是一出娘胎便是可怕地官僚主义化的。并且是高度军国主义化的，但它们仍能算是工人国家。这些国家在反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方面，无疑地发挥了革命作用，但它们与马列主义这所预期的理想国家却差得太远：它们既非国际主义的，亦非根本打毁了国家机器的；它们以民族利益为立国之本，以一国的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界限，更以官僚命令与军事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不二法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工人国家的实际发展会如此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这个问题是极端重要的。一切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曾思索和研究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得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结论（其中最主要与最杰出的贡献者是十月革命的二位领导人之一——里昂·托洛茨基）。不过在此地，为了不使我们的讨论离题太远，我们不作这方面的介绍和讨论了。我们在此地所以要谈到这个现象，只为的要说明：由于这个不曾为列宁所预见的事实，即由于官僚化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出现和存在，大大妨碍了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实施和贯彻罢了。
不过有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问题却仍不能不在此稍稍涉及，那问题是：“官僚化工人国家”这个历史事实，是否无情地否定了马克思，是否最后地否定了列宁最初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说，然后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内所做的，关于新国家与新社会应该如何如何，不应该这样那样的种种主张，这些主张，在今天的现实背景上看起来，竟好像是天真可笑的。它们是否应该当作乌托邦理想而加以抛弃？
如果不堕落与不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以此为基础的列宁的民族政策，也就根本无从实施和贯彻了。
为要解答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与列宁二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基本立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在国际规模内取得，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必须世界一统才可完成——这不是愿望，也不是凭空的预言，而是从经济政治发展规律中找出来的必然结论。因为民族国家的划分既已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那么它不能作为远较高出的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地，自不待言。第二个立场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与国际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与任何形式的官僚制度不相容，与各个民族的官僚统治不相容，它们必须靠生产大众的民主自治才能实现——这也不是什么愿望或凭空的预言。因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既然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大众福利的增进为前提，以阶级及一切剥削压迫的消灭为目标，那么，它只能由大众的民主来取得和确保，绝不能靠少数特权官僚来赐予，这当然也是自明之理。
不错，迄今为止的事实似乎是违反了这两个立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日见其多了；但是那所谓由社会主义革命所要求、由社会主义本性所决定的国际性与民主性，却非但不见其增多，反愈见其减少。这到底说明了什么？
据我看，它们说明了如下的两回事：①，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实际发展，证明出比列宁当年（更不必说马克思当年）所预料者曲折得多。它们的国际性与民主性在体现之时，遭遇到比预期的远为强大的阻碍。②，目前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可怕的内部困难及其相互间的外部纠纷，恰好反证出：违反了国际性与民主性的原则，事情会糟到什么程度。
从第一个证明看，马克思列宁在这方面的预言诚然“错”了；但当我们指出这个错误时候，必须知道，他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把那随无产阶级革命以俱来的国际性与民主性的实现，在时间上料得短些近些，在过程上想得简单些，顺利些罢了。这样的与事实不符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是应有的，而这样的错误是相对的。若从上面所说的第二个证明看，那么他们预言的正确却就完全不容置疑了，是绝对的了。今天“社会主义”各国内政上所以会专横乖戾，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所以会如此紧张敌对，原因固然千头万绪，但其中极重要的原因之一，则不管苏联也好，中国也好，总在于他们违反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国际主义，违反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必不可缺的工人民主。
因此，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及其相互关系，人们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不堕落的与非官僚化的工人国家终于不能实现。相反，若能放长眼光看问题，我们倒必须肯定，它们是必将实现的。这个必然过程，不用说，与人的努力和斗争分不开。这就是说，这个过程的实现，必将意味着工人国家中反官僚革命的胜利。要获得这个胜利，必须恢复列宁的全部立场。而其中十分重要的，必须恢复他的民族政策，必须实施和贯彻这个政策。
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个问题。如果两个新社会主义国家，正确些说，如果两个工人国家，内部都没有堕落的官僚制度存在，它们都是在正确而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那么，二者之间，或更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上的合作是否会融洽无间？是否会毫无困难？更是否会在短期内由合作变成统一？对于这样的假设性问题，当然无法给予确切回答；不过根据已有经验，我们的回答与其趋于轻率的乐观，毋宁倾向于“审慎的悲观”。不错，这种合作是必然的，由合作而进于统一也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时间有多长；在于其间的过程如何才能真正免于强制暴力的成分；更在于合作以后或一统以后，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而言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要真正做到自由自愿的结合，又要使这个结合做到让全体成员国在种种方面都获益而不蒙害，那么很明显，即使各国的掌舵手都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都不是官僚，却也得经过较长时间，累积大量正反经验，在不断犯错与不断纠正中，逐渐到达。
有什么办法可以缩短它的过程，减少它的困难，并确保它的实现呢？原则是有的，但细节的规定却不可能。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的理想，便是这个方面的原则上的办法。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上，列宁就这样指出过：
“共产国际在这方面的任务，就在于进一步发展和研究并用经验来检查这些新的在苏维埃制度与苏维埃运动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联邦。……并且注意……第三，趋向于建立一种统一的、依照总计划由一切民族的无产阶级所调节的整个世界经济，而这样的一种趋向在资本主义下就已经完全明白地表现出来了，在社会主义下更会无条件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充分的完成。”
但是，国际革命领导机构本身似乎就成了问题的。自从共产国际情报局不光荣地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曾企图恢复一个国际联络机构，更不必说国际性的领导机关了。这些年来举行过的国际性会议，其中最重要的有二：1957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960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次会议，现在我们知道，其目的主要为的要解决一些思想问题，特别要解决中苏之间的思想问题。按说，它们一定要讨论到如何调整各国党的关系，如何统一它们的思想行动问题，也就是要讨论到共产国际的复兴问题；但事实恰好相反，那两次会议对于国际联络与国际领导问题绝口不谈[4]，反而谈论了与正式规定了各国党互相独立，各自为政的立场。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规定了有关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所谓五项原则：①，完全平等；②，尊重领土；③，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④，互不干涉内政；⑤，兄弟般的互相援助。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所发《声明》，更以同样精神，规定了党和党之间的关系，文如下：
“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它们从本国的具体条件出发，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制定政策，并且互相支持。……
“共产党和工人党根据需要举行会议来讨论迫切的问题，交流经验，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
“当某一个党遇到有同另一个兄弟党的活动有关的问题时，由这个党的领导方面向有关的领导方面提出，必要时进行会谈和协商，
“……1957年11月会议和这次会议的结果表明：在目前条件下，这种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确定一致立场的有效形式。”
在这段引文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列宁一贯坚持的世界党与世界革命总司令部的概念被彻底否定了。各国共产党不再是，而且不必是一个世界共产党的支部。它们是独立与平等的，相互不许干涉“内政”的；二党活动倘有牵连时，可以双方协商；为了交流经验，彼此了解观点，以便共同行动，则可以召开各国共党会议，除此之外，据说在“目前条件下”，一切别的办法都不是“有效形式”。在这里，民族共产党的立场被正式批准，共产国际组织终于被宣布为“无效的形式”。
这种思想别说与列宁的立场根本对立，甚至还落后于社会民主党的，因为后者至少在形式上还有个国际存在，至少在口头上还承认有这种组织的需要。
全世界的共产党由国际性的组织，后退成为民族至上的政党，这到底表示了什么？共产国际的理想经过了这样一次实验，人们是否还有理由相信它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益？是否还应相信它对人类在经济文化诸方面之终能走向大同有利？
目前有很多人认为：今天世界共产党人的唾弃国际主义，充分表示了马克思列宁们所想望的国际主义终于被证明为不实际的幻想；它表示了民族主义是永久的，是不会消灭的；它表示了民族国家是一个永恒的范畴，人类是终究不可能生存于以世界为单位的组织中的。
这个思想是否站得住？它是否可以称为业经证实的历史的真理？
并不。要知道民族主义是否为永久的与不灭的，民族国家是否为一个永恒的范畴，只要看一看它们发生和发展的情形就可自明。无终不应有始，有始必然有终；如果有了发生和发展，早晚必定要归于消灭。有了生灭，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永恒。
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民族是一个历史现象，而民族国家则更是一个晚近的历史现象。以共同语言，共同文化与共同的经济联系为基础的人的群体，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由小变大的，人类为了与自然作斗争，为了相互合作斗争，不得不以群体而存在；这个群体，自从最初的氏族形式一直发展到目前那种国家形式，是经过了不少中间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个形式，严格说来，在人类四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其实只占了一两百年，这情形尤其在西欧是如此。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说得好：“在西欧，资产阶级民族形成时代，如果除开尼德兰的独立斗争和英格兰的岛国命运不说，那是从法兰西大革命开始的，根本完成于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中间大致经过了一百年。”（见《俄国革命史》第三卷第二章）在中国，既然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夷夏之分，后来又有了胡汉之争，再后来又有了蒙古人的统治全国，以致有了明朝的驱虏运动；明亡于清，又引起了民族间的压迫与反抗——所有这些都仿佛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或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且将永续不替了。其实不然。第一，所谓中华民族，实际上早已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姑不论中国境内有许多弱小民族这个事实，便是以汉族论，它也不是纯净的；第二，中华民族真正形成了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民族意识，企图不是为一姓一朝的利益，而是为“全民族”的利益，起来和外民族抗争的，严格说，只能从鸦片战争后的反帝排满斗争算起，因此，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主义，至今也不过一百多年罢了，至于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那只能勉强从中华民国的成立算起。
由此可见，无论中外，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都不是什么超时间的现象，而是相当新近的历史现象。说得清楚些，它们是随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而产生，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加强；可是，等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个程度，那就要像马克思在《宣言》上所指出的那样：“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而使“各国人民间的民族隔绝性和对立性”，“愈益消逝下去”。
这是说，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在全部人类的历史上，是与资本主义同起同落，同生同死的。列宁在《殖民地和民族提纲》上所说的：“民族利己主义与民族狭隘性的偏见……只有在先进国家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消灭以后，只有在落后国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改变以后，才能消灭。”只是用不同方式，说着同一道理罢了。
诚然，现在的问题正是关于业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正是关于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有了彻底改变的国家，正是在孤立国家中，我们不但看不见民族利己主义与民族狭隘性的消灭，不但看不见国际主义的发扬，恰恰相反，我们看见了民族主义的猖狂与国际主义的退却。
这难道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列宁等人关于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看法吗？我看不是。据我看，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之反乎预料的发展，一方面乃出于今天世界经济中占最大比重的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同时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其经济生活的整个基础，差不多又都不曾有“彻底改变”；另一方面，它证明了列宁一再强调的那个道理，即证明了“这些偏见的绝灭过程不能不是很慢的”。它甚至证明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偏见的消灭过程，竟比列宁所预料的缓慢过程还要缓慢得多；比他所预料的曲折过程还要曲折得多[5]，这样的证明当然不等于肯定民族主义的永久性。
如果我们不从一时一地的兴替看问题，而从长时期的趋向，从整个世界的全局看问题，那么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逐渐衰亡，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也终于会跟着消灭，其过程反其趋势之必然，正有如在过去的历史阶段上，人类一切较低较小的社会政治组织，总随其相应的经济组织的更迭而让位于较高较大者一样。今天我们如果说民族国家是永恒的范畴，那无异我们的祖先在数百年前说小邦小邑是人类不变的范畴；也正如数千年前我们的老祖宗们说氏族或部落是人类最终的社会组织一样。这都是违反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因此，不管今天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怎样被人践踏，也不管国际领导这个观念如何受到揶揄，只要人类发展的总方向确是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我们于此毫无疑问），那么国际主义终将凭其自身的力量，亦即凭其客观的需要，让人去看重与力行出来。
当然，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即使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都不是宿命论者。历史的客观必然性离不开人们的主观努力，而主观努力要想不成其为徒然的浪费，则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为尔后工作之助，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为的要维护与恢复正确的国际主义的原则与国际领导的观念，人们自须详尽地研究共产国际的全部经验，特别要研究它在斯大林控制时期的悲惨经验。我们在前面指出过的那两种情形，即，一，国际领导与各民族支部间如何保持正确关系，二，如何使国际领导能不受一党或一国的控制与操纵问题，更须着意研究，以免再蹈覆辙。当然，要建立和保持一个正确的国际领导，主要是一个世界规模中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它不是什么规章或制度问题。只是不断的斗争才能保证那个领导的不断正确；但虽如此，过去经验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得出教训，却决非书生的勾当，它有利于今后的斗争。
不过在这里我们显然不能从事这项巨大工作。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毕竟是在于指出民族主义与民族成见如何在一般的政治中，以及在特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作怪，在于指出中苏共的冲突中民族偏见如何起了作用，在于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如何对待了民族问题，以及他们的看法如何受到了历史的考验；最后，在于指出无论是中苏间的冲突也罢，或共产主义阵营中其它国家间的分歧也罢，要想根本而圆满地解决，总非走列宁当年规定的旧路不可，即非经由真正国际主义的国际领导不可。
所有这一切，我们已尽可能地说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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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谈另一个问题了，那便是：中苏两国革命所处不同阶段，如何触发了这个冲突。
说中国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继续与延伸，在比较宽广的意义上，原是正确的。但必须了解，无论就时间的承续或空间的扩大说，都不是简单直接，而是复杂错综，并且极为矛盾的。中国革命在全国规模内成功，后于十月革命成功32年。32年，在人类整个历史上，即使在某一个单独国家的历史上，都只能是短暂的一瞬。但在革命进展史上，却是一个极长时距。革命的年月，不但是“一年等于二十年”，甚至，一天或一月都可以等于二十年。在极短时间里完成了的某些大事件，常能决定往后数十年，其至数百年的历史行程或面貌。而当革命与反革命搏斗时代，这样的大事件，前进的或后退的大事件，却是屡见不鲜的。自从十月革命成功到中国革命成功的32个年头中，苏联发生了多少带有历史性的大事情？这些大事情对于中国未成功以前的革命运动发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决定了俄中两国革命的关系。决定了二者之间继续和延伸的性质。
32年内俄国革命的主要发展，其实是一种反动的发展。所以像“俄国革命发展的现阶段”那样的说法，严格说来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应该说的是：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发展，现在已到了什么阶段。打从20年代的后半期起，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人物，驱尽杀绝了整整一辈布尔雪维克党的老战友，实际取消了苏维埃的民主，以官僚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一国社会主义”代替了世界革命：这时候，苏联早已不再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处于反动发展的过程中，亦即处于苏维埃国家堕落的过程中了。这一点，当我们来谈中苏二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时，不得不首先予以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1921年；但它由宣传组织变成为行动的政党，它与苏联共产党发生思想、政治与物质援助上的真实联系，却是在1922年以后，甚至可以说是1925年开始的。那时候，列宁已由病废而至于死亡，以斯大林为首的一批篡夺者已开始出来修改列宁的遗教和败坏他的事业，俄国革命已开始了新的、本质上是反动的一章。这个史实具有巨大意义，因为它告诉了我们，中国共产党虽然直接因十月革命的影响而产生，但它组织上与思想上的实际形成，却是在反十月革命的一个势力的指导之下。这个史实，与中共在1925—27年革命中所起的可怜与可耻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同时也是中共始终陷于斯大林主义泥淖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革命失败，回过来又加深和加速了苏联革命中的反动过程。当初斯大林与布哈林联合起来的中右派，主要就是趁着中国革命失败后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反动形势，把托洛茨基的左派打败了的。此后，苏联共党内部的反十月革命派，亦即反列宁主义的一派，在国内，同时在整个共产国际内进行着反动的手术，务使一切事物符合于斯大林一系狭隘民族主义的、官僚主义的与机会主义的路线。人事上更进行了无微不至的、以反动派系利益为标准的严厉的清洗。这种反动手术（美其名日“布尔雪维克化”），在中共中也曾切实而长期地进行过。以王明为代表的克里姆林宫的直系，一度曾经把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共”逼下台去，在几年内控制了中共的党政军大权。只因中国的阶级斗争太过激烈尖锐，斯大林的领导又谬误，又遥远，他的直接代理人又太过无能，毛泽东们才有机会恢复权力，才能给斯大林在中国所施行的反动手术以一个有力的反击，阻止了它的完成。
所以在1935年以后，在有限度的意义内，我们可以说，中共与苏共是走着相反道路的：前者以自己的方式，向革命的道路上摸索前进；后者则以比前更快的步伐，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在反对十月革命的道路上走去。
我们说，二者之相反只是“在有限度的意义内”，理由是：毛泽东虽然打败了斯大林的直接代理人，但他没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正像我们上面所叙述，事情恰好相反，从他在组织上战胜斯大林直系之后，却开始认真地来研究斯大林主义，并且在不小程度内，从此他做了真诚的斯大林主义者。毛泽东为斯大林主义所俘虏，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当时根据于策略性的考虑，希望以斯大林主义去争取斯大林的恩宠之外，还有如下比较根本的诸点：①，无论就狭隘的世界观，就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就非常现实与渴求权力的性格，乃至就偏于民族文化的教养论，毛泽东均与斯大林颇为接近，而与马、恩、列、托这些真正具有世界规模的，经常以崇高的理想与原则性的理论为指导的人物，有着较大距离；②，斯大林以开明专制式的个人独裁代替了无产阶级独裁，以非常野蛮的手段来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最投合毛泽东的脾胃，而苏联因贫穷落后所造成的整套斯大林制度，对于更贫穷落后的中共控制区（即解放区），当然也更为合用。
如此，毛泽东从1930年代后半期开始，便成了有意识的斯大林主义者与斯大林的崇拜者。从那个时候起，中共的领导层，在基本的政治思想与组织思想上是十足斯大林主义的；但在革命的策略上，革命斗争的方法上，以及其它许多实际行动的应付上，却有它自己的一套。困处在陕北时期的中共，与斯大林和苏共的关系是颇为奇妙的。物质上并无从依赖，思想上却跟随着克里姆林宫的脚步打转。政治上似乎受着莫斯科的影响，但决非在斯大林的巨棒指挥之下跳舞。尤其在人事上，党、政、军队的制度，延安早已完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一个以斯大林为榜样，但是以毛泽东为事实中心的太阳体系。这个体系比之以斯大林的体系，其显著特征为：一方面是足以供给统治者享受基础的剩余生产异常薄弱，另方面，它们脚下的群众革命情绪却非常强烈。因此，从30年代底到40年代初苏共所经历的那个最深刻的反动过程，并不曾使我们上述的中共那个向革命摸索前进过程停止下来，或倒转过来。与毛泽东的底定一尊过程同时，中共在质量与数量双方，特别在数量方面，大大地发展了。
德苏战争对于苏联发展过程的影响，如果在最初一个时期加重了专制压迫，也就是说，由于一切军事化而加深了反动控制；那么在不久之后，却就显示出相反的情形来了。战争是残酷的，在任何方面都是残酷的。战争一方的目的在于摧毁对方，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摧毁自己方面不符合此一目的的事物。否则，它就得为对方所摧毁。战争是最无情的考验，它是作战双方军力的考验，也是双方政治制度的考验。腐朽透顶的政治制度，战争中绝无幸胜之理，那些虽病而尚有生命力的政制。则战争往往能多少治愈这些病症，其胜负又多少视病症的治愈程度而定。
德苏战争当然没有使十月革命更生；但至少使那个压得使人喘不过气来的重负轻松了一下，使那架静静地吞噬着革命的恐怖机器转移了一下对象，使那些生活在漆黑长夜里的人们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至少使那些无可奈何呻吟着的，将悲惨当宿命来接受的人们似乎看到了变动的可能。同时，战争又使那个从来好像强大无匹而不可违抗的专横统治，尽量暴露了它的无能，因而使那些战斗着的人民，逐渐恢复对于自己力量的信心，逐渐敢于主张自己的权利，提出自己的要求。
在这些意义上，我们能够说，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苏联的发展过程是从反动的最低点向上回升了一些，逐渐有凭下面压力，遏止其彻底反革命之势。
中共的区域割据政权，自始就处在战火的锻炼之中，上面所说关于战争对于执政党派的考验与清洗作用的话，在中共并不新奇。1935年斯大林的直接代理人在中国失势，首先得从战争的无情淘汰来说明。自从定居陕北以后，中共的统治层确实是较前更固定了，更僵硬了；特别当抗日战争之后，随着整个共产国际的右倾而公开宣布了阶级合作政策，以致中共的发展路线，彷佛又从革命趋向于反动了。事实证明出来却不如此。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太深刻，阶级斗争太激烈，以致不管哪个政党——尤其是长期敌对着的国共两党，即使其中之一的共产党想放弃斗争，“精诚合作”，对手方亦决不会答应的。事实上那时摆在中共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或者是“真正合作”，解散边区政府，改编军队，藉以换取国民政府中几个部长职位，这是彻底投降和被消灭的道路；或者是对斯大林的指示“阳奉阴违”，对蒋介石的合作则“表里不一”；阶级斗争的路线是名义上与表面上停止了，但基本上与实际上却仍不放弃。以阶级标准及阶级教育团结起来的共产党仍旧保持着与发展着；以共产党为主体的独立的军政力量也绝对保持着，并且发展着，如此，一方面进行对日战争，另一方面准备着，实际上也进行着对国民党的斗争。
我们见到，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领导层曾经采取了后一路向。因此，终抗战时期，由中共表现出来的中国革命的发展路线，可以说是以摇摆的、伪装的、蒙蔽的方式在走向更高的阶段。
世界大战结束，任何一个交战国的群众都有革命的酵母在发作。中国固然如此，苏联亦不曾例外。在这个世界规模的革命形势中，中苏共的地位有如下一个最大不同：中共成了群众革命的领导者（在某种意义内亦可以说是控制者或驾御者），而苏共——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则成了革命情绪所反对的对象。这个不同，一方面使中共在很大限度内革命化，另一方面则使苏共在作相当让步的同时更加保守了。
战后苏联，自由与民主的要求是十分有力而普遍的，它们汇成了一个暗潮，形成了一个背景。这个潮流和背景，使得以斯大林为象征的那个苏共专横的政权，显得不但可怕，而且荒谬可笑。如果斯大林的恐怖曾经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必然和必需的产物，那么到了四十年代的后期，这个必然和必须性质显然已经失去，不合时代的任何事物都是可笑的，不合时代要求的大独裁者则更是可笑的。可是任何独裁者都不会有明察时代变迁的眼光，斯大林当然也看不见这种改变。因此大战胜利之后，我们看见斯大林在苏联人民争民主要自由的潮流前面，手忙脚乱地，仍然想用秘密警察，集中营，荒唐冤狱与血腥屠杀，来恢复三十年代的“太平天下”。
结果，斯大林死了。如果他不死，苏联是否会发生像后来在匈牙利所发生的革命呢？那是很有可能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去作那种假设性的研究，我们只想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战后苏联的整个形势决定了要鞭打斯大林，至于他在生前被鞭或死后被鞭，那并不重要。
如此，从大战后直到目前，若从中苏两国革命发展的观点来看中苏两党关系，可作如下简述：
第一是保守对革命的时期，它开始于大战胜利一直到斯大林逝世。在这个时期内，克里姆林宫如何劝延安对国民党妥协，它如何可耻地摇摆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它如何企图乘日本帝国主义崩溃之机而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所享受的特权，以及当中共不顾“老大哥”指示而赢取了中国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如何在“慷慨赠与”和“无私援助”的美名之下，愚弄和勒索了毛泽东——这些，我们都已在前一章里讲过，兹不赘。我们现在想讲中苏关系的另一个时期，那就是从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继起，以至目前这个时期。这个时期，如果依照中共的说法，似可称之为正统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时期。甚至，可称之为忠于革命和叛变革命二派分道扬镳时期。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当然不能看得如此简单。有关这时期中苏两党恩怨向背的种种事实，已在上一章中讲过，这里不必重复。在此地，我们想谈谈斯大林逝世前后，苏联党内与国内的势力关系。因为只有明白了这种关系之后，我们才能适如其分地估计赫鲁晓夫“鞭尸”运动的意义，才能确定中苏两党所代表的革命或反动发展的阶段。
早在1938年，托洛茨基就对联共党内的派系与国内民众的分化，作过如下描写：
“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坚持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趋。
“在这个所谓‘没有阶级’社会的下层里，毫无问题，也有极类似于官僚的分派的集团存在，只不过表现得较为温和，且其配比也相反：自觉的资本主义倾向主要的是集体农场中兴旺的部分，而且只占人口中微小的少数……”（见《过渡纲领》第十六节。）
这个描写，不管其中有些看法，例如关于法西斯反革命分子的不断生长一点，已为历史证明为不符；但基本上却至今仍然正确。官僚内部与民众内部，以不同的比例，存在着相同的三类人物，即左中右三派。左边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代表，这类人在官僚内部占最少数，在民众内部占大多数；其次是右派，他们想同化于“西方文明”，想根本取消十月革命的成果，这类人在官僚中占大多数，在民众中却占少数；，最后是中派，其中包括斯大林的统治集团。他们摇摆不定，时左时右，利用左右的矛盾以自重自保，这类人的数量，在党内和国内都介乎两者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前，特别是德苏协议签订之后，右边的法西斯反革命势力显然是飞快增长。但当德苏两国弃盟交战，斯大林面向“民主”以后，右派就停止增长了。接着，正由于我们上述的战争规律，左边力量随着战争的愈加艰苦，随着中右二派无能与懦弱的不断暴露，越来越抬头了。这趋势发展到战争胜利，便形成了苏联党内国内反专制与要民主的有力运动，迫使斯大林一面伪装让步，另一面又加紧压制。斯大林便是在这样的相持中死去的，
斯大林一死，左边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势力固然要抓住机会，以便恢复苏维埃的民主与权利；但在同时，右边的想使苏联西方化的那些势力，却也紧紧抓住了民主斗争高涨的机会，以便从中取利，使大众所要求的社会主义民主推向右边，使它解释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使它变成西方国会制的代名词。
左右双方都要求民主。双方要求的民主含义不同；但都向着同一对象去要，都向着波拿巴的最高层的官僚集团去要。无怪斯大林一死，从来似乎拥有空前庞大权力的斯大林一帮官僚，竟突然间发现自己悬在半空，毫无办法了。它原本只有一块小小的立脚石，它貌似庞大实则建筑在社会矛盾的操纵上的。如今左右两方在要求民主的共同要求下“联合起来”，一致对它，它便无立锥之地了。
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诸人，多少年来叱咤风云，不可一世，而那时却变成了“纸扎老虎”，“神坛猫屎”，既不可怕，而又可厌了。在这情形之下，一个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发生了：统治者中间发生了分裂，其中有一部分与过去的正统较少瓜葛，对群众的情绪较能适应的统治圈内人物，此时便见风转舵，投向下层的反叛势力，并且站在他们的前列，率先反对他们往日的靠山、领袖或盟友，藉以造成自己新的地位，缓和革命的冲击力，以及在基本上挽救旧的统治，赫鲁晓夫便是此类分裂中来的投机派的代表。如所共见，他将这个角色表演得非常出色。
这里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赫鲁晓夫的新修正主义原来代表着两个对立着的势力，两种对立着的思想。他一方面固然像中共所指责，代表着党内和国内的右派，反映着国内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压力；但在同时，他也代表着至少是有意取悦着，党内和国内的左派，反映着工农大众以及一般知识分子对斯大林官僚专制的厌恶与反抗，反映着他们既肯定社会主义，又渴望民主与民权的要求。
苏联反斯大林运动的双重意义是必须牢牢记住的。偏执其一面，忽视其另一面，都将犯极严重的错误。目前，赫鲁晓夫一系所执行的路线，特别是它的国际路线，显然是愈走愈右，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断定，说那从左边产生的压力已经不起作用了。今后赫鲁晓夫们只会与只能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了。事情显然还不曾到这个地步，因为苏联内部拥护社会主义的势力，如果就党内与国内合计，仍旧是大大超过了资产阶级影响的。
要反对赫鲁晓夫的右倾，显然不能以“修正主义”的大帽子，一股脑儿套在反斯大林运动的头上。换句中共的惯用话来说。显然不能“全盘否定”这个运动的。只有坚决站在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去反对右边的修正主义，才有必需的力量去完成这个反对。
中共今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恰恰符合于斯大林生前苏联党内的中派意见。它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较起来，是更为反动同时却又更为革命的。它比左边的修正主义反动，但比右边的修正主义革命。
今天的毛泽东思想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是、就是斯大林主义，因此，它不愿意作任何修正。然则，中共要保持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而苏共却要对它作或左或右的修正，这从中苏两国的革命发展看，应该是个怎么样的对比呢？在这里，如果说是“年青”对“中年”的关系，显然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恰当的。那么，说它们是“贫穷”对“富裕”的关系又如何？这比较接近真相了。
斯大林主义产生于革命的孤立和经济文化的落后上。它适应着在这样基础上勉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它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产物。不管苏联从20年代后半期起至30年代的情形，和中国的今天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但必须“自力更生”，即必须想尽方法，甚至不惜以最野蛮的方法，来榨取资金，藉以建设经济，巩固国防，提高生产，却是一样的。因此，除非毛泽东能够跳出一国社会主义的狭隘圈套。能够认真具有马、列与托洛茨基那种广阔宏伟的国际主义立场，能够采取既忠于原则，又合乎实际的政策，以便将世界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两大任务，处处联系在一起提出，时时联系在一起考验和解决，他才能不走斯大林走过的旧路[6]，否则，不管中共愿不愿意，它总只能仿效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全部丑恶制度。
到了50年代的苏联为什么会发生普遍的“反个人崇拜”的要求呢？诸多原因之中，一个主要的就是，经过二十余年血泪建设之后，它的工农业，特别是它的工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了。它成了世界上第二个大工业国，它已有足够的富裕，同时也有足够的安全（斯大林一贯是以被侵略的危险来辩护其恐怖统治的），可能让老百姓松一口气，享受若干民权的奢侈了。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中苏“分歧”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对“丰衣足食”的冲突，是一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原始积累时期”对其积累完成时期的矛盾。如果从政治思想立场看，那么，苏共今天所代表的是苏联党内与国内原有的左右两派的混合体，而中共今天所代表的却是以斯大林为主的那个中派。
1964年8月初稿完
[1]列宁当然不是说，在一切问题上，大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要对小民族中的共产主义者让步，如果这样，便不成其为列宁了。紧跟着这段文字，列宁说：“无论大俄罗斯共产党人，或乌克兰共产党人或其它民族的共产党人，对于无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不容许与资产阶级妥协，不容许分散我们在抗拒邓尼金中的力量等等，这些对一切民族都同样是基本的和根本的问题上，应当是不让步的，应当是不调和的。”
[2]我们这里只指出这个“接种”与“结合”的事实，不批评它的好坏。这个批评，我们在前面谈到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讨论文艺政策等章节中做过了。
[3]我们这段话写于1964年夏天，那时离那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两年。现在，从“文化大革命”的事实来看这段文字，仿佛它已经站不住脚了。其实不然，据我看，“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其背景及其意义，正是要从我们所点明出来的情况中去寻找的。只有懂得了解放前后，以及中共统治最初十五年内的“文艺复兴运动”，才能较深与较正确地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然与文化的关系极小。它主要是中共内部的一次派系斗争——它多少代表着与反映着中国当前的阶级斗争，也多少代表着与反映着当前国际上各种力量间的斗争。
不过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也还自有其意义的。从文化观点看，首先我们要问问的是：过去由中共领导或推动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否真如毛林派所说，是“走资派的文艺路线”，是与毛泽东所提倡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相对立的？当然不是，事情恰恰相反，它们是在毛泽东的首倡之下进行的，是执行了毛泽东路线的。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又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2年，在那有名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
在同一篇文字中，他又说：“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根据了这样的认识，毛泽东竭力主张共产党“宣传的民族化”，主张“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地结合起来。”（见《反对党八股》）并且具体地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加以改造。”为此，他又说：“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以上见《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以上种种，不就是今天归之于“中国赫鲁晓夫”的所谓“走资派的文艺路线”吗？所谓“民族文化”，所谓“民族形式”，所谓“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所谓“继承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传统”，所谓创新与改旧并进，所谓“联合并团结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所有这一切，如果翻译成今天红卫兵们的通用语言，不就是“复辟封建文化”，不就是“崇古崇洋”，不就是“牛鬼蛇神”，不就是“招降纳叛”，不就是“高捧封建文人与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吗？
不管怎么辩说，中国共产党在反对掉自己党内的“教条主义”，打倒了党内“全盘欧化派”之后而兴起的那个民族化运动，那个在全国胜利后蓬勃一时的“文艺复兴运动”，不论其功过如何，而毛泽东在这中间起了重大作用，终是无可否认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解释（自然在严格的文化意义上）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这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在基本上反对“民族文化”，因而反对“民族主义”呢？
简单的回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代表着对于一般文化的摧残。它代表着在国内和党内重重困难中，毛林派想以个人神化和个人思想绝对化这个办法去克服难关而实行出来的愚民政策——这是主要意义。另一个远较次要的意义是：它代表着毛泽东“民族文化”路线走到了极端的一种反动。民族主义的文化，一切有产阶级的过去文化的复兴，与中国工农大众的文化觉醒之间，自然有矛盾。这矛盾必须解决，也应该解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意义上正是反映着这个矛盾的。但因他只是想利用这个矛盾来达到神化自己的目的，来达到打倒异己的目的，以致他所采取的不是他从来所标榜的“推陈出新”的正确而细致的办法，而是最粗暴的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最专横的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以及最可怕的流氓无赖主义。
怀着这样目的，用了这样手段而推行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不可能（事实上也决不曾）解决“民族文化”与工农大众文化觉醒间所生的种种矛盾，也不可能创造出什么“无产阶级文化”来，相反，它只能造成更多更大的矛盾，同时使无产阶级，亦即使一切工农大众更加远离文化。原因是：以毛泽东崇拜为绝对框框的“文化”代表着最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实质上只是任何文化的反面，是地地道道的愚昧主义。————1968年2月注。
[4]据某些欧洲共产党代表后来透露：1960年的会议上是讨论过国际联络问题的，中共主张建立某种形式的常设机构，但苏共反对。
[5]跟每一个真正伟大的革命者一样，列宁也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同时跟所有的革命乐观主义者一样，有时也总不免为“历史老太婆”所捉弄的。譬如，在第三国际第一次大会上他作的闭幕词，是以这样的话来作结的：“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有保证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在《争取到的和记载下来的东西》那篇文章中，他在结尾处高叫道：“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成立是国际苏联共和国的前阶，是共产主义在国际范围内胜利的前阶。”发表该文的次日，在庆祝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他又以同样精神，不过以更加肯定的语气说道：“在这个大厅里的同志已经看到第一个苏维埃共和国是怎样成立的，现在他们又看到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怎样成立的，他们也会看到世界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将是怎样成立的。”
这些宣告，在长远的展望中，从原则看问题，当然非常正确，至今仍旧正确；但从较短的时距与比较具体的事实来看，那是“过于乐观”的。
[6]中国目前的经济建设，是否除了中国所执行的路线之外无他途可循；今天中共的路线是否是一国社会主义；如果现在中共的最高指导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某些真正马列主义者，是否能有另外一套不同办法，与斯大林——毛泽东办法根本有别，这些问题，我们在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章里详细讨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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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争论中的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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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争论中的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于1963年6月间写给苏共中央的长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张总清单。这里面纲举目张，应有尽有。要研究与批判中苏争论中的毛泽东立场，尽可以拿它来作为依据的了。
不过，我们在这里，却不效仿逐条的与平面的讨论。我们首先感到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这张总清单中，究竟哪一些论点真正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思想，哪一些并非为毛泽东所固有，甚至从来为他所反对，而只是在争论中硬拉进去的？换句话说，我们要问：在所有那些争论问题中，究竟哪一些毛泽东思想是不变的，哪一些是可变的？所谓“不变的”：即是说，这些意见，毛泽东历来就是这样主张，是根深蒂固的，是有机的，一贯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多半会如此的。至于所谓“可变的”，那是指这些意见而言，它们过去曾被毛泽东所反对，现在却为他所赞成了；或者相反，它们过去曾为他所赞成，现在却被他派作敌对者的主张而加以攻击了，因此它们是不一贯的，前后矛盾的。不曾构成整个毛泽东思想的有机部分的；它们今天如此，却保不定明天是否还如此。
为什么我们要从这样的分别着手？因为，这样一分，我们可以截枝去叶，直捷了当地接触到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又因为这两种毛泽东思想，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具有显然不同的价值。“可变部分”的毛泽东思想，严格说，根本不能称为毛泽东思想。它们可以拿来做毛泽东思想上缺乏一贯性与原则性的例证，可以拿来做毛泽东在论争中如何将原则当策略使用的说明，却不能当做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来研究。它们在中苏分歧的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中有地位；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专门研究中却甚少价值。
在那张“总清单”中，哪一些是可变部分呢？有下面这两类：
第一类，对于某些见解的批评。这些见解原本是属于斯大林的，现在让赫鲁晓夫原封不动地接收过去，或更进一步地发挥出来，毛泽东称它们为“修正主义”；可是他这样称呼时候，却绝不追根到斯大林，而且还说这些同样意见出之于斯大林之口是“伟大而正确的”，让赫鲁晓夫拾起来的唾余则是有毒而错误的。第二类，一些确乎属于毛泽东的见解，但它们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不是他长期工作经验的总结，而是纯粹在论战中产生的。它们之所以被提出来，与其说是根据于原则性的立场，毋宁说是为了争论中策略性的方便。
属于第一类，重要的有如下面这几项：①，和平运动与革命的关系；②，和平共处与反压迫斗争的关系；③，全民国家与全民党问题；④，对于兄弟党的所谓“莫斯科之手”问题；以及公平对待论敌等等问题。
我们知道，将和平斗争从整个革命斗争的纲领中分离出来，将它抽去阶级斗争的内容，将和平希望寄托于各个阶级，特别寄托于上等阶级著名人士的呼吁与赞助之上，认为不经过世界革命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便可以保持和平……这个立场的发明人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而且一直在中苏分歧爆发之前，不论在斯大林时代或赫鲁晓夫时代，毛泽东都曾经拥护过这个立场的。其次，我们知道，为了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特别是当苏联与某一特定的国家希望共处的时候，总是在那些国家，尤其在那个特定国家中宣传阶级合作与民族和平，总是要求属于该国家的殖民地中的共产党员停止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例如第二次大战时期的印度），这个立场的发明人当然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而且一直在中苏分歧爆发之前，不论在斯大林时代或赫鲁晓夫时代，毛泽东都曾经拥护过这个立场的。我们又知道，说苏联已消灭了阶级，因此已变成了全民国家，也因此，无产阶级的政党已变成为全民政党，这看法的发明人也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而且一直到中苏分歧爆发之前，毛泽东从来不曾指斥过这个说法。如今毛泽车虽然说斯大林当初这样说是一个错误；但他接着立刻声明：“虽然如此，斯大林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赫鲁晓夫继承了这个说法，便是渺小的“修正主义者”了。关于“莫斯科之手的诽谤”，即克里姆林宫对于各国共产党与各国兄弟国家的横加干涉，那么始作俑者更不必说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可是毛泽东却硬要说斯大林的干涉是“国际主义的”，那些被干涉者是理应被干涉的，而赫鲁晓夫那种远不及前者毒辣与残酷的干涉却是“沙文主义的”，绝不容许的。对待政治上的敌对者，禁止其发言，不许刊载他们的文章，断章取义地歪曲他们的本意，用莫须有的罪名控告反对派，最后还在肉体上消灭了一切反对者，这种事的首创者自是斯大林而非赫鲁晓夫，可是毛泽东却硬说斯大林曾经公平对待了反对派，硬说他曾经充分发表了托洛茨基等人的文章……硬说只有赫鲁晓夫才将反对者的意见完全对苏联人民隐藏起来。
上面这五点，毛泽东今天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显然都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不提斯大林对这些错误与罪恶的始创权，因为他替斯大林完全赖掉这些罪恶（这也就是替自己赖掉对这些罪恶曾经给过的默许与支持），因为他将斯大林的错误说成正确，将他的罪恶说成功绩，所以我们对于毛泽东今天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较为正确的立场，不能认真相信，也不值得认真重视。因为形势稍稍改变，当他有利于采取昨天斯大林与今天赫鲁晓夫所采取的立场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就会采取它们。
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毛泽东上述五点对苏共领导的批评，也并不妨碍他同时实行那些被批评的主张和行为，只是实行的隐显程度有点差异。所施的对象有所不同吧了。根本说来，毛泽东在这些问题上，与赫鲁晓夫固然同是斯大林弟子也。
毛泽东思想中可变部分的第二类，表现在《总路线建议》上的，主要可以指出三点：①，共产主义实现的时间问题；②，自力更生问题；以及，③，对于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估价问题。
在《建议》的第十八点中，说：“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这个意思，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文中，又加以更确切的说明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上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可是六年前，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那个有名决议中，毛泽东却说过这样一句有名的话：“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如此根本的严肃问题上，前后发表了如此矛盾的意见，实在不是一个严肃的革命思想家所应该的。
在《总路线建议》第二十一条中，郑重规定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又说：“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可是在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成立之际，毛泽东却说过那段非常出名的话：“不要国际援助就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当然可以说，由于他十多年来“一边倒”的痛苦经验，由于苏联之利用援助来干涉内政，妨碍建设；但是，毛泽东如果真是一个有原则性的严肃的革命思想家，那么他从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教训，应该是以正确与真正的国际主义去对抗苏共错误而虚伪的国际主义。他不该以民族主义的经济计划去对抗人家沙文主义的经济侵略。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非靠国际援助不可呢，还是应该自力更生？毛泽东忽尔主张前者，忽尔坚持后者，没有从根本的理论方面企图给人以原则性的解答。所以我们只能说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思想是可变的。至于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始终不变地相信“一国社会主义”的学说，我们已在有关经济的一章里讨论过了。
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也非常充分地暴露了毛泽东处理原则性理论问题时的轻率和易变。中共最初跟着斯大林骂铁托，后来又依从赫鲁晓夫指挥棒与南国“发展了友好的来往”（刘少奇语）。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的第八次大会上，铁托的代表被当作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邀请出席，而且还请他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还说当初斯大林和南国闹翻是一个错误。可是过不了好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便改变了这个态度。跟着，这个态度就愈变愈坏，不断改变着对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性质的看法。它从怒斥南国的修正主义开始，接着否认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终且断言资本主义在该国业已复辟成功，宣布南斯拉夫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了。
这个样子的反复多变，固然反映出中共从来对苏联亦步亦趋的这一事实，同时，又反映出中共与赫鲁晓夫闹翻后所采取的指桑骂槐的策略；但是，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估计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是一个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的随便与不严肃，却总也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毛泽东在这个理论问题上的不严肃态度，我们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依据毛氏一个深刻的信念：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经过暴力斗争；可是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依据毛氏看法，却毋需经过任何暴力斗争，只要靠“和平演变”就可以成功，而且在南斯拉夫已经成功，在苏联也快要成功。其实，任何严肃与一贯的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明白：和平反革命不过是和平革命的反定理。如果理论上排除了和平革命的可能性，也就不能不排除和平反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说，二加二不能等于五，那怎么可以说五减二却能等于二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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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上面说过，这一部分的毛泽东思想是不能认真相信，也不值得认真重视。不过这是指纯粹思想研究的价值而言，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家地位而言。若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看，从行动的革命家地位看，那当然是另一回事，它们是应该重视的。这不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共这个强大政党的头号领袖，他的任何一个思想，甚至他的一个离奇幻想，都可能见之行动，都可能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实际政治有关，从而发生巨大影响。而且因为毛泽东那些不一贯的，口是心非的，或今是而昨非的意见，只要投进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去，只要让群众认真地坚持起来，那么不一贯的可能被逼出一个一贯性来，口是心非的可能要被逼显出原形，假戏可能真做：至于今是而昨非的，则多半会在斗争的客观逻辑的压迫下，要让人们去弄明白那个虽属过去但仍与当前斗争有密切联系的历史真相。
因此，一切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认真关心的人们，必须详细研究与正确评断毛泽东的（不用说，也要研究和批评赫鲁晓夫的）所有思想——不管它们是可变的或不可变的，藉以确立自己的态度，决定中苏两党在争论中谁是谁非，决定自己的何去何从；或者，如果发现两者谁都不曾全对，而且谁都还陷在斯大林主义的泥淖里，那就应该决定谁的立场比较对些，或谁的立场中的某些观点，此较有利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健全发展些，因而决定给它们以有条件的、批评性的拥护。
不过，这将属于革命组织的纲领范围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传记说，最重要的毕竟不是它的偶然的，或竟是任意扯来的可变部分；而是那些贯穿着毛泽东全部思想活动的，长远地决定了毛泽东其人及其事业的那些不变部分。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部分。
在《总路线建议》书所提出的全部意见中，究竟那几点属于毛泽东思想的不变部分呢？据我看，首先是下面这两点：①，武装革命论；②，以乡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路线。这两个论点，原可以合并为一的，那就是，革命者首先在落后的农村中从事武装斗争，积聚力量，建立根据地，然后包围城市，再然后俟机攻取城市，解放全国。
不过为了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仍旧将它分开来谈。
关于武装革命，毛泽东在1938年曾经做了一番理论探讨。他企图从马列主义，特别从斯大林主义中，给自己行之十年的武装革命斗争寻找理论根据，企图将革命的实践作一个理论的说明和概括。结果他得出了这样一个断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对于它，我们在前面讨论毛泽东的战术与战略之时，已经充分研究过，批评过，此地不赘。在这里，我只想联系着目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个主要争论问题，再看看毛泽东的这个立场。
那两个主要争论问题是：①革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完成呢，抑或必须经由武装斗争道路来完成？②，国际战争能否避免？
第一个问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老问题。近百年来，它曾经不断地争论过，不断在事变中得到了解决，又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给重新提出来。
这一次，赫鲁晓夫们是依据什么新的历史条件而断言革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来完成呢？从纲领性的文件中，我们只看到了如下的理由：
“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历史变化和巨大跃进，社会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的增长，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见《莫斯科宣言》第四节）
换成更加清楚明白的话来说，那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上已造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这使得社会主义在力量对比上，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同时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劳动人民，越来越趋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宣言》接着说：
“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
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自是新的历史条件。不过这个条件是否有力到足以使工人阶级和平地取得国家政权，我们暂且不谈，我们预备将它并入下一个问题——即国际战争能否避免——来谈，现在先请谈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政治、经济及社会阶级诸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否产生了赫鲁晓夫们所断言的、和平实现革命的可能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两个最显著的现象。它们是：垄断资本更进一步地与国家机器相结合，以及国家机器更进一步地军事化。这两个现象虽然特别明显地发生于北美合众国，但在或大或小的程度内，也发生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这个客观情形反映到革命政党的主观的政策上来，应该得到怎样的结论呢，很显然，应该得出的是与赫鲁晓夫们所得到的结论恰恰相反：和平实现革命的可能性并不是大了，而且越发的小了。小到可以说没有了。赫鲁晓夫们以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政权更密切结合，而那个政权又飞速地军事化的条件下，在未来的革命斗争中，那里的剥削阶级反而会有更大可能不以暴力反对人民，会自动“明智地”退出历史舞台，会让他们的制度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当然是违反一切情理的。
赫鲁晓夫们也许以为，各国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动人民继长增高地趋向社会主义，这个条件会抵消上述那两个不利现象而有余，会强迫那愈益反动的统治阶级退让，因此出现和平革命的可能。这样想，也是不符实际的。列宁早就指出过：“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事实正是如此，劳动人民越是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所吸引”，越是想推翻资本统治，那个资本统治，特别是军事化了的资本统治，便越是不肯和平退位。
赫鲁晓夫们怎么会把最起码的列宁教训都忘记得干干净净？原因当然很多，而最主要的，自是苏联的统治官僚层越来越变得保守自足，越来越害怕一切震动（无论战争或者革命），越来越发现世界革命对他们的利益不符，因之，越来越彻底发挥由斯大林规定的“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
毛泽东在许多基本问题上都是斯大林主义者，在“民族社会主义”问题上尤其是斯大林主义者。但因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与目前苏联的处境有很大不同，又因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与赫鲁晓夫们的有极大差异，所以，虽然是同样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毛泽东却并不害怕战争的震动，而且极欢迎革命的震动，
不过我们且别把问题拉得太长太远，让我们专谈毛泽东关于武装革命的意见吧。
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们的和平实现革命的立场，并不需要研究目前世界的新的历史条件，也不需要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里去寻找指导。作为毛泽东思想中一个不变的成分，这个武装革命的意见可以说是“出乎他的本能”的。
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出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主义的中心的中心，当然，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偏颇到了庸俗与错误的程度（这一层我们曾经在前面指出过了）；不过在同时，我们却必须指出，他比之于书斋革命家，比之于空谈革命家，比之于一切所谓非暴力革命家，总是更接近于一个痛苦的真理，即历史不同传说，那里是没有所谓“禅让”的。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更不曾有过一个统治阶级，曾经自动地、不在敌对力量的压迫之下而让出了统治。而所谓力量，在最后分析中，总得有暴力的因素在。所以一个革命者，一个代表着进步思想的革命者，如果不努力去获得包括武力在内的物质力量，如果根本看不起武力，那么这个革命者终于不会搞出任何名堂来，不管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如何的进步与正确。毛泽东是认真懂得这一点的，并且以最大热忱和最切实的步骤去实行了的。毛泽东的这一不变思想究竟是从那里来的呢？为什么会变成他的“本能”呢？我以为首先是吸收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外统治者暴力压迫下所获取的痛苦教训。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众的苦难太过深重了。他们由于软弱而所受的欺凌，由于善良而尝到的幻灭，使他们深深知道与虎谋皮是一个可怜的幻想。取得虎皮的唯一办法，就是要以武力和它搏斗，擒住它，打死它。所以必须以牙还牙，必须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这不但是毛泽东个人的理论，而且是几亿受尽凌辱，受尽欺压的中国人民大众的普遍感想。这样的感想，基本上当然完全正确。毛泽东便是坚定不移地把握了这一点，使他自己成功，也使革命成功。
今天毛泽东在革命的和平道路或暴力道路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实质上便是拿他对中国革命的这一个基本看法应用于西欧革命、应用于全世界的革命。西欧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是否与中国革命的条件一样，当然不。但是不管有多么大的不同，“每当剥削者开始感觉到资本的权力动摇时，……恐怖和专政就公开表现出来”，却是中外相同的，而且至今没有改变。
因此，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们所发生的争论，正确无疑在毛的一边。
为革命的和平发展提供另一个理论根据的，有所谓“结构改革”论。这是意大利共产党人首先喊出来的。他们认为战后意大利宪法“基本是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因此意大利革命可以在宪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和平地发展到社会主义。意大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民主？照陶里亚蒂的说法，这乃“由于共产党人在1946年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而选择了参加立宪会议的道路”。
事实是否这样呢？显然不是。意大利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本有力量和可能夺取政权的，可是在斯大林的指示之下，拒绝这样干，同时，资产阶级政党却没有可能实行赤裸裸的独裁，于是便形成了这种维持在不稳定的阶级力量对峙上的政制，一种“极其民主”的政制。因此，这个政制，并非意共以及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的革命胜利的结果，而是它放弃革命，叛变革命的结果，是无产阶级革命挫折的结果。第一次大战之后，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受到挫折，也曾经产生过一部“基本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宪法，即魏玛宪法。这部宪法曾经将德国过渡到什么地方去呢？人人知道，它和平地过渡到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而非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当然深知这个有名的“和平过渡”，深知德国那一次的“结构改革”。不过他之所以坚决地反对这个理论，自不必从魏玛道路去取得教训与经验。他自己就尽有这一类经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毛泽东接自克里姆林宫的命令，也是要他“拒绝采取破坏法制来拼命试图夺取政权的道路”。要他学习法意共产党人的榜样，与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如果他服从了指挥棒，放弃了武装斗争，将一切押在一部美妙宪法的赌注上，那么中国也多半会走上了“意大利道路”的。至于这条道路仅仅等于蒋介石国民党腐朽统治的延长，那更是不在话下了。
当然，说毛泽东当年完全没有遵守莫斯科的指示，说他从那时起就采取了与陶里亚蒂相对立的路线，说他至少从抗战胜利时候起就坚持了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政策，那是不正确的。因为正像我们在前面论战略的两章里所指出，事实上并非如此。事实上，别说在抗战胜利之初，就是到了内战全胜之后很久，毛泽东还是坚持这是“新民主主义”（也正是今天他在与陶里亚蒂论战中所批评的“新民主制度”）的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因此，陶里亚蒂曾经理直气壮地指出，中国革命的成功并非依照了十月革命的道路，即不曾经由彻底阶级斗争的道路，而是采取了阶级合作的办法。陶里亚蒂这个看法不是全无根据。若凭中共踏上全国政权前后的政治纲领看，问题确实如此。那么，同样是标榜“联合政府”，同样是主张“各党各派协商”，同样是声称要实现“新民主主义”或“新民主制度”的毛泽东与陶里亚蒂，为什么有了成败之分，为什么成了敌对的论争者？这里，主要是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毛泽东，不管他嘴里说些什么，文件上写些什么，他手里却永远拿着枪杆子；他相信任何主张，有了枪杆子就可以实现，放弃了它便变成空话。在陶里亚蒂呢，却相信协商就是和平协商，民主便是合法民主。他相信任何主张，都可以凭选举的胜利来实现。
所以根归结蒂，毛陶二人（亦即毛赫二人）的根本分歧，也在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武力问题。其他种种都是枝节的、派生的、甚至是在争论中随手拉扯上去的。
毛泽东偏信武力的结果，从来不很看得起革命的精神影响力。这当然是大毛病。对于这个毛病，我们早已在适当地方（论经济建设的一章里）批评过了。一个革命业已胜利国家的所作所为，对于世界无产阶级的认识与觉悟具有莫大的影响。列宁与托洛茨基最看重这个影响力，而斯大林却根本看不起它。列宁当国时代，每当苏联采取一个内政外交上的重大政策时，首先要问：这在世界无产阶级的观感和认识上，会造成怎样的印象。他非常看重这种印象。可是一到斯大林，这种考虑完全不再需要了。只要于他有利，于克里姆林宫有利，什么事都能做，而当他做的时候，随便什么不成样的理由都可以顺手抓来做借口，甚至于可以根本不要什么借口，“笑骂由人，我行我素”，这种“大无畏”的态度，他自以为是革命家本色，其实是非常有害于革命的“肆无忌惮”。在这上面，毛泽东接近于斯大林而远离乎列宁和托洛茨基。
可靠的“输出革命”之道，乃是在革命胜利的国家内，首先造成比不革命国家，未革命国家远较优胜的制度，让人们望而景仰，见而生羡，不禁起仿效之心。毛泽东今天即使不是见不及此，至少也是信心不足。赫鲁晓夫们在这方面批评中共，原非全无理由。不过，赫鲁晓夫们以“和平建设”及“和平竞赛”的名义，反对并且阻止任何方式对于帝国主义的动武，以为这样一来便不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便妨碍了“和平共处”的总路线，那就完全跑到列宁路线的反对方向去了。他们大大地落在毛泽东后面。苏共说中共主张用战争输出革命，主张用武力去试探帝国主义的稳定性，这显然是一种歪曲。毛泽东不大相信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对其他国家的劳苦大众会有深远的影响力，但他坚决相信一个革命国家或革命民族要想从帝国主义那里获得让步，舍武力斗争无其它道路。毛泽东的不相信是错的；但他的所信却极其正确。被压迫民族不能用和平乞讨方法向帝国主义谋取独立，帝国主义者只有在反抗者的武力前面才能退让，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个真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只不过表示百年来历尽苦难的中国革命者，在这方面付出过太高代价，以无数头颅换来一点经验罢了。
以上我们是联系了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抑或武装斗争道路这个新争论，再度评量了毛泽东关于武装革命的一贯思想。现在让我们从“国际战争能否避免”这个争论的视角，看看那个同一思想。
在前面，我们保留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第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造成的新的力量对比，是否已经有利于社会主义到这样一个程度，竟致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毋需经过武装斗争，就能取得国家政权了？我们将这个问题保留到此地才来讨论，因为，它和“国际战争能否避免”问题密切相关；而且解决了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便自动地解决了。
毛赫双方有关战争能否避免的论争，牵涉的问题很多，各个问题之间的性质差别也很大。其中最主要的有如：帝国主义性质不变是否帝国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战争能否阻止？用什么方法来阻止？世界革命是否为唯一的阻止之法？……等等。要罗列双方的论据，加以批评，那将需要大量篇幅，不是我们这里所能办到。同时这样办，也将大大越出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范围。为此，这里我们只想谈谈下面这个问题。
《莫斯科声明》说：“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
苏共的这一个意见究竟是否正确？
显然，赫鲁晓夫们作出这个断语的最大的客观事实根据，便是前面说起的，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变得大有利于前者；所以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只要，或者主要靠“和平竞赛”就可使“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并因而“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赫鲁晓夫们的这个断语及其根据是否站得住，首先我以为应该决定于下面这几个问题：所谓“部分地区”究竟多大？这个地区位置在哪里？它所占的经济文化上的地位有多么重要？像目前资本主义国家所占的地区，是否已能适用上述断语？所有这些问题，《莫斯科声明》都不曾明确给予答复，它只是混统含糊地下了那样的判断。这如果不是有意欺蒙人，便是《声明》的写作人自己糊涂。其实，要下这样的一个断语，首先就得明确地答复上举那些问题。因为在某种情形下，例如资本主义已经在所有的主要国家中被推翻，其余势只被保留在某些无足轻重的国家中，那么，战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谈不到，甚于连自下而上的革命都几乎不需要了。反之，如果仍旧生活于资本制度下面的那个部分地区，像目前一样，占据世界更重要与更广大的地方，包括大多数人口，代表着经济文化上的极发达的阶段，那么要想这些地区的统治集团不从事战争，在和平竞赛下乖乖地认输，将资本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简直是痴人说梦，完全不合实际。不错，在长期的和平竞赛之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会发生困难，它们的危机会越来越严重。但正因为这个缘故，它们除了加紧压榨本国民众外，首先要加紧在政治与经济上去臣服那些刚独立与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而此种臣服企图，势必要引起那些国家的反抗。此种反抗又极有可能导致与帝国主义镇压力量的武装冲突，亦即导致广泛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一。其次，帝国主义在和平竞赛中越失利，它们的处境越困难，越受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则愈会倾向于进行最后的与最大的冒险，即准备与不同制度的国家一决雌雄，进行战争。谁若以为帝国主义者为了核武器的空前破坏力量，为了害怕在核子战争中同归于尽，因而会“明智地”有所顾虑，不敢冒险，这是非常天真的因而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历史上有这样的一个规律：任何一个将被逐出舞台的统治阶级，总是要进行疯狂而绝望的挣扎的，这种挣扎越绝望，挣扎者就越疯狂，越不明智，以此去加速自己的灭亡。这条“规律”，看来，今天全身配备了核子武器的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不受其支配。
对于战争问题，马列主义者有一个传统的看法，那便是：只有革命能够结束战争与防止战争；只有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成功，才能根绝帝国主义的战争。这个立场，虽然确定于热核武器发明之前，但不曾因此一武器之发明而成为过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和赫鲁晓夫争论，正确的显然在毛泽东一边。
现在我们来看看毛泽东的第二个不变思想，即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
在本书专论战术家毛泽东的一章里，我们曾经叙述了毛泽东此一思想的形成经过。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条路线原来是当革命（1927年）失败之后，因为中共继续武装斗争，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之下形成的。所以它是武力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在理论上，它是从属于武力革命论的。故在1938年10月间，毛泽东首次将自己的枪杆子主义理论化的时候，将“战争解决问题”这个论断说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说它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地都是对的”，他却没有以同样的程度来看重那个“以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他只说先占乡村后取城市乃是“中国的特点”。在以后的毛氏言论中，最多说这条革命路线可以应用于中国相类似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却不会做更为广阔的结论，即没有说它“在中国在外国一概地都是对的”。
不过在中共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然有了变化。随着武力革命论的一再强调，逐渐地，它也被提升为世界革命的重要战略了。他要将这条使中国革命走到了胜利的路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应用，藉以促成世界革命的胜利。
事情很清楚，目前世界革命与反革命的局势，与中国在1920年代的后半期，特别与1930年代的前半期确很相似。如果把亚、非、拉丁美洲诸国比作世界乡村，把欧美诸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比作世界城市，那么，城市的资产阶级经历了严重危机之后，确实已重趋稳定，表面还呈露了欣欣向荣之势，那里的工人阶级斗争一时很难发展到革命形势；而另一方面的农村则因为“矛盾集中，统治薄弱”，却成了“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面对着这样大势，毛泽东自然要提出他施之于中国获得成功的战略了。他要先“乡村”而后“城市”，要进行武装的民族独立斗争，要在世界乡村建立革命的根据地，要以革命的世界乡村去孤立与包围反革命的世界城市，最后并“攻取”这些城市，完成世界革命的大业。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就我们所见到的毛氏文字而言，毛泽东却不曾公然作此声明[3]。在《关于总路线的建议》中，他也只是说：亚、非、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他说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这些地区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因此，他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这一段话，表面上看来。仿佛不过是列宁关于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个老口号的重新肯定，最多也不过是这个口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所作的新的说明。可是在实质上，这里却已经隐含着毛泽东的那个“不变思想”，已经在说明以世界乡村围攻世界城市的理论根据了。
不过《建议书》这一段中所含的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毛泽东的苏联论敌们却都不曾看出来。
在7月14日（1963年）苏共中央委员会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赫鲁晓夫们斥责中共《建议》中有关二类革命关系的理论，说道：“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由此，赫鲁晓夫及其追随者们指责毛泽东犯了“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或者“颠倒过来的种族优秀主义”，即认为有色人种优于白种人——这些个错误。
赫鲁晓夫们的这个批评，显然没有打中问题中心。他们称这个意见为“新理论”，其实这是毛泽东由来已久的旧思想。他们不知道这只是“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条路线的延展，他们不知道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施行过的路线在世界规模上的扩大应用。
毛泽东头脑里诚然有严重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但是在这个特定问题上起作用的却不是这些“主义”，而是毛泽东这条得意的与创新的革命路线。它的可能的对立意见并不是简单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是一方面马克思，列宁在此一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另一方面则为赫鲁晓夫们的（部分也是承继自斯大林的）“修正”立场，即“和平竞赛”的主张。
因此，要讨论和研究毛泽东这条路线，我们也得从两个方面着眼，首先从传统的列宁的立场来看问题，其次从赫鲁晓夫们的观点来评是非。
在马克思主义者诸大师中，列宁是第一个看出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主民族革命的伟大意义，并且是第一个在实际上将这些革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作为世界革命的战略路线而提出的。这个立场的伟大意义及其正确之处，已经有四十年来的革命斗争史作了佐证，毋需我们多言。我们要看的列宁这条路线，究竟与毛泽东的路线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其差别何在？如果有同有异，则二者的同异为何？
前面我们说过，《建议》书上有关国际矛盾的说法，表面与列宁立场并不违反。然则那二者又怎样在实质上违反了？
主要在于领导作用的认识与确立问题。
列宁指出了“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他指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对西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起巨大的促发作用与支援作用。但是在同时，列宁又时时指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主革命要起领导作用，特别要起使之不断前进，终能胜利的完成作用。可是在毛泽东思想中，却只有“东方革命”对“西方革命”的促发与支持作用，根本没有“西方”对“东方”的领导作用，更没有什么完成作用。毛泽东所提到的无产阶级领导，是只限于一国之内的，他只谈到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必须在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事实上既不能先于落后国家由民族民主任务开始而进向社会主义任务的革命，意义上亦不重于这种革命。后者的发展，只要依靠“自力更生”，便可建设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至于成功，所以根本不需要前者的援助来完成。
这样，列宁和毛泽东虽然同样都指出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这“两大历史潮流”，只因二人对两种革命的关系看法不同，便产生了他们对世界革命战略路线的差异。在列宁，那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领导全世界的农民；可是在毛泽东，却是全世界的农民首先起义，在世界乡村成立革命根据地，以此攻取世界城市，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这是本质上有所差别的两条路线。
然则，毛泽东以乡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应用之于世界革命，是否绝对荒唐？是否完全违反马、列主义，因而在任何方面都与世界革命的利益不符？
或者，我们又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毛泽东的路线虽然在无产阶级领导问题上与列宁路线根本不同，但是，第一因为他在理论上（或可以说在口头上）毕竟是承认无产阶级领导的，至少他从来不会主张过农民领导工人；第二，因为历史证明，无论在中国一国之内，或在世界范围之内，“乡村起义”确实比城市革命来得容易与“切实”，因此，是否可以说，毛泽东的这个路线是列宁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活的应用或发展？
我以为，毛泽东的这条路线并非“绝对荒唐”；它有其谬误的一面，亦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
何以见得？让我们从较远的地方解释起。
第一次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成功于工业最发达的德国或英国，而成功于远较落后的俄罗斯，历史就已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列宁替俄国的此一“修正”作了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那就是俄罗斯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弱一环。托洛茨基同意列宁的解释，却更补充以不断革命论的理由。根据这个看法，因为在此被落后的国家里，那里的资本主义业已发生与发展，但落后的封建残余的（或前资本主义的）关系却仍旧存在，这时，站在民主（包括民族的）任务上兴起的革命斗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之下，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发展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因而比先进国家的阶级兄弟们更早打倒本国的资本主义，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
这样解释十月革命与补充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的四十余年中，历史重复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即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国家中，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上，工人们领导了一切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阶级和阶层，比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更早与更易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当然，这些革命有的失败了，有的成了功。但成败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最先进的革命往往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中首先爆发或成功的。这个事实，在某一个意义上，也就是证明出：世界农村地区却比世界工业地区，较早与较易发生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获得了成功。这种情形如果缩小到一国范围内（当然也只在特定意义上），那恰好就是毛泽东先在乡村中积聚力量，建立根据地，在部分地区中首先实行革命政纲那种做法。
所以我们如果光从这种角度来观察问题，我们应该说，毛泽东那条先从落后地区下手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不管在世界范围内或者在一国范围内。
那么谬误又在哪里呢？
上面说过，在于领导问题。在于没有先进工业城市或先进工业国家的革命领导，落后区域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能够胜利与完成的问题。
列宁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弱环节上首先爆发，也就是认为落后的农业性的国家可以比先进的工业国家更早与更易地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绝对不等于说这种革命在这些国家中，可以单独地进行至于最后成功。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落后国家中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大的作用，亦即主要作用，在于唤起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他们坚决认为，只当先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在它们的援助与合作之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达到最后完成。列宁在这里是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坚持着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坚持着城市领导乡村的原则，坚持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任务。
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恰恰就是对列宁这一个基本思想的背叛。而毛泽东在这一方面，从来是跟随斯大林而离开了列宁的。
毛泽东主张在一国之内与世界范围内的落后区域首先发动革命，这是对的，可以说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但当他这样干的时候，不论在革命期间与革命胜利之后，都不重视先进区域的领导，都把它们看成为独立的范畴。那就错了，是违反了列宁精神的，而且在较长的时间内看，是有害于世界革命的。
然则我们凭什么说毛泽东抱有这样的错误意见呢？远的不说，且拿6月14日那个纲领性的文件来看吧。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第四点中，作者将“世界政治、经济的总和，世界的具体情况，即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进行具体的阶级分析。”分析的结果，它指出了如下四个基本矛盾：①，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②，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③，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④；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列举了这些矛盾之后，文件宣布说：“这些矛盾及其引起的斗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人们既不能抹煞这些基本矛盾中的任何一个矛盾，也不能主观地用其中的一个矛盾代替其他矛盾。”换句话说，文件不承认四者之中有哪一个是最基本的，起领导作用的。文件的第八点中，作者虽然指出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但它并不声明民族解放运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最基本的矛盾。所以事实上它完全没有指出什么是最基本的矛盾，而只指出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不分主次的四个矛盾。如此这般地分析矛盾，一方面固然暴露了毛泽东思想方法的主要特点，暴露了他那个“主要矛盾随时易位”的机会主义理论；在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毛泽东根本不承认世界范围内阶级性斗争是最基本矛盾，证明了他把落后地区的民主民族革命看成为独立范畴，证明了他毫不看重，甚至根本否定先进区域革命对落后区域革命能够发生与必须发生的领导作用与完成作用。
爆发于落后地区的民族民主斗争，虽然能直接打击帝国主义，能促发先进国家中的革命，但它们若以民族斗争为限，则在较为长远的计算中，并无损于资本帝国主义的总力量；它们从能由民族民主斗争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但若囿于一国范围之内，一切以民族国家为单位，那么这种革命终于不可能最后成功，终于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否认世界工人阶级对于世界农民的领导作用与助成作用，使毛泽东在落后地区先闹革命这条路线，犯上了致命的错误。使它可能产生的有害结果，大大抵消超过了它所能造成的有利结果。
从列宁标准评量了毛泽东路线，再从赫鲁晓夫们的标准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得指出：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赫鲁晓夫们不但始终是斯大林的忠实信徒，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比斯大林走得更远。世界革命实际上早已从他们的心目中消失，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对他们就不再存在。因此，关于毛泽东战略路线的上述错误，赫鲁晓夫们根本没有资格批评。我们：站在第三者地位，也无从将他们的立场加以比较。
能够拿来和赫鲁晓夫这方面的立场比较的，乃是我们上面认为毛泽东路线中的正确之处。
依照赫鲁晓夫们的意见，要“埋葬世界资本主义”，只要社会主义国家主动地采取措施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惜以任何代价避免战争，埋头经济建设，与帝国主义国家从事和平竞赛，就可以办到。他们没有说不要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说不许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只是从他们倾全力于和平共存与和平竞赛这条总路线出发，他们当然不会看重国外的革命力量，不会积极帮助这些力量，而且当这些革命运动与他们总路线的实行有所抵触时，他们还要加以反对和压制的。
赫鲁晓夫们的此一“世界革命路线”，若比之于毛泽东的以世界乡村包围世界城市的路线，不用说，是两相对立的。如果我们不考虑到问题的其他方面，而专就其打击帝国主义的功效，专就其推动与促发先进国家革命的影响一面来看问题，那么应该说，毛泽东的路线完全对。赫鲁晓夫们的“和平竞赛”，实质上已退回到社会民主党人的立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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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讨论了中苏共党思想战中操在毛泽东手里的两件“不变”武器。
除了上述两者之外，其实还有第三件的，那便是深深埋藏在毛泽东灵魂底层、以中国传统文化作根底的民族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
前面我们讨论“可变部分”时候，我们谈到过这个方面的毛泽东思想。我们说它是可变的意思是指毛泽东只要对自己有利，一时可以将斯大林的沙文主义说成国际主义，一时却可以将赫鲁晓夫继承自斯大林的同样政策说成沙文主义。同时，他自己总是随情形而异，忽尔沙文，忽尔“国际”。
不过这个样子的“可变”，其实只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始终不变，他是彻头彻尾地民族主义的，又是十十足足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统观毛泽东的一生行事，不论其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都很强烈地受着他此一思想因素的影响，为这个因素所决定。譬如，我们在前面说过，他的坚决反帝，他的绝不媚外，他的不肯妄自菲薄，乃至他的以农民造反方式来实行新式革命的内容——这些，在或大或小限度内，都曾得力于他青少年时代所吸收的中国固有文化。同时我们又指出过，正是这个先入为主的儒侠思想的底子，妨碍了毛泽东成为一个民主精神的拥护者，妨碍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马列主义者，妨碍他成为一个世界规模的大革命家。中共胜利，毛泽东成了拥有七亿人口、三四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头号统治者，这地位自然不会减少他原有的民族本位思想与英雄帝王思想，却大大地提高了与巩固了它们。因为要减弱这种思想，使它们不致在国内外政治中造成有害影响，只有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开展，尤其要靠先进工人国家的、特别是苏联的真正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物质援助与精神启发。可是在这方面，一如我们在前章所述，事情不幸恰好相反。斯大林既恢复帝俄特权于先，赫鲁晓夫复挥舞钱袋与大棒于后，民族主义碰上了沙文主义，其势自然要似水上添油，一发而不可控制矣。
不过直至目前为止，诸凡多少由于毛泽东的民族自尊或自傲感而促成的中苏冲突，据我们比较客观观察，正确也大多在毛泽东方面。换句话说，今天居于中国革命领导者地位的如果不是毛泽东，而是列宁一般的人物；如果毛泽东不是带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人，而是彻头彻尾的国际主义者；遇上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大那样的对手，也一定要发生“分歧”的，虽然，发生的方式与原因一定不会相同。反之，如果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苏联换成了列宁或托洛茨基的苏联，那么毛泽东即使还是目前那样的毛泽东，许多“分歧”便很有可能不发生，纵然发生，其性质与原因一定会完全不同。这就是说，毛泽东今天在民族主义方面跟苏联引起了麻烦，主要原因在于苏联一边的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中共一边的民族主义罪过倒是被动的，是被迫加强的。
中共要求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的完全平等；它反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施”；它反对把经济或技术援助用作使受援者服从指挥的手段：它反对对“兄弟国家”玩弄强权政治，反对挑拨与帮助一个普通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向它进攻。这些要求和反对，虽然中共的出发点是民族利益或民族倾向，但并不根本违反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说得更确切些，为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真正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上述那些“民族主义”的要求本来就必须满足的。在民族不平等与民族歧视或民族迫害的基础上，绝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所以中共一边的民族要求无可厚非，问题只在于它们在另一方面是否代表着大国沙文主义，是否以它“己所不欲”的东西，“施之于人”。在许多纲领性的文件中，中共的领导人曾经一再自己警惕，并且告诫党员，切不可犯大国沙文主义的罪恶，决不能让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大汉族主义借尸还魂。这种警惕和告诫自然是好的，那种愿望是善良的；但是一切历史唯物论者全都懂得，决定问题的常常不是人的意志，而是客观的社会的压力。以今天中国的条件论，即在有大量主观因素加入到经济建设中去的条件之下，如何继续革命，如何建设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那种方针，对于上述善良意图的能否兑现，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具有非常之大的作用。如果这个建设方针是以世界革命为目标的，是以不断革命精神推广及加深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么时间越久，客观的社会力量越不利于民族主义的存在与滋长，越不会有大国沙文主义的发生。反之，如果毛泽东中国追步斯大林苏联的后尘，坚持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又因为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反对上级党指挥棒之故，在这条路线上变本加厉，越走越远，那么即使毛泽东以及中共其它的领袖们，对于大汉族主义或大国主义如何警惕，如何防止，而结果这些主义一定还要发生；它们一定要对中国革命，乃至对世界革命，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
不过这是后话，至少是明天的祸害。今天，当中共以受屈者与被害者资格对压迫者及加害者抗争之时，人们应该同情这种抗争，甚至支持这种抗争，因为它这一边的民族主义在相形之下，起着多少积极作用。南斯拉夫的铁托当年起来反对斯大林，可说主要与唯一地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他要求党国与党国之间的平等，他反对以经济援助之名而行经济剥削之实，他以南斯拉夫民族社会主义的名义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沙文主义，那时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与革命无产阶级都同情与支持了铁托。理由当然不是为了南斯拉夫方面的民族主义，而是为了它打击了苏联方面的沙文主义。后来，铁托们也正是从那民族的狭隘利益出发，在内政外交上，特别在国际政治方面，越来越趋于保守妥协了；但这种消极作用，并不能据以否定当年反克里姆林宫斗争的积极作用。
今天毛泽东的反对莫斯枓，比起铁托当年的行为来，还有个很大不同，值得我们注意。铁托与斯大林决裂之后，为了南斯拉夫革命成果及其一党的自保，从不曾向国际工人阶级投诉过，从不曾想从世界革命中寻找过出路。铁托们所采取的是极其现实的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经与苏联弄翻，便拼命向美英靠拢。但当毛泽东发现了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业已无可妥协之时，便立即响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号，立即让“国际歌”代替了“祖国颂”，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左倾的政策。这些，人们自然可以说是“策略性的”，或者“虚伪的”，是简单的姿态。但不管怎样，铁托却总是连同样策略性的与简单虚伪的姿态都不曾采取过，而且还从来坚决反对这种姿态，认为它们有害于南国和西方国家的“积极共处”。所以这个不同不能等闲放过。从同样为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可能引出颇为不同的前途。目前中共方面所以会有这个不同，我想，首先当然因为它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了台湾问题，正处于无法缓和的境地中；又因为它和苏共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要求强硬对付美帝国主义，所以它不可能将失之于苏联者，便立即转而求之于美国。在这个情形中，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是被逼向世界革命找出路的。他目前的号召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乃至号召世界革命，并非由于一贯的原则使然，而是实逼处此，随时可以改变和放弃的。只要时改势易，只要有可能与美帝国主义谋得妥协了，那么“一国社会主义”重新提到宣传的首要地位，一点不会出奇。不过人们仍不能因为这个可能而轻视毛泽东的“世界革命姿态”，因为中共之敢于摆出这个姿态，而南共却连起码的姿态都不敢摆，归根结蒂，总由于中国革命比之于南斯拉夫革命，源更长，底更深，力度远较强大这个事实。而正是这个事实，倘在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下，有可能使毛泽东们的半真半假姿态，变成为全心全意的路线——当然，到了那个时候，这路线是否仍然由毛泽东等执行，那是太有疑问了。
一旦世界革命的路线真实实行起来。为什么多半不可能由毛泽东来执行？甚至一定不可能由他来执行呢？原因不一，而其最主要者厥为毛泽东的气质、思想与学识，毕竟是民族的而非国际的，与世界革命的领导不相称。
落后的中国是否有资格领导世界革命？或至少参加领导一般的世界事务与特殊的世界革命？当然有资格。根据经济落后，或甚至根据人种优劣而否定这个资格，否定有取得这种资格的可能，那是错误或反动的。是错误，因为它从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出发；是反动，因为它以白种人的优越论为根据。人们曾经否定过落后的俄罗斯在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中能够占据领导地位，这个否定，已经被历史所否定了。可是对于中国，人们却仍旧坚持这个老否定，而且用了加倍的理由，除了经济落后之外，又加上了人种的“次劣”，来坚持的[4]。对于这种错误的与反动的理由，毛泽东与所有的中国革命者起来愤怒地加以否定，从理论和事实两方面来加以否定，原是十分应该的。“先进的东方，落后的西方”，在今天事实上已不再是预言，而是由半世纪的革命历史充分证明了。中国革命继俄国革命之后，无疑是世界革命中一大事件。它即使不在主观的思想方面起了向导作用，至少在客观的政治方面发生了鼓舞、影响与示范作用。而此种客观的政治作用迟早要反映在主观的思想因素上，迟早要使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对世界革命要求取得领导权，至少要分享领导权，那是很自然的事。这，我们在前一章的开始部分已经讲过了。
毛泽东要争取对世界革命的发言权乃势所必然，也是理所当然。问题只在于胜任与否。
马克思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同时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公民。列宁首先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其次是一个俄国人。斯大林首先是一个俄国人（“格鲁吉亚人的政治家时常比正种大俄罗斯的政治家更加倾向于大俄罗斯主义”），然后才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若和上述三人相比，显然与斯大林相似，他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这里的所谓首、次、先、后，时间上的意义小些，思想品质中两类成分的偏重意义远较大些。“首先”是共产主义者的人，必然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因此，他具备了领导世界革命的起码条件。“其次”与“然后”才算是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的国际主义总难免属于“第二轮”的，因此，他们之能否大公无私地领导世界革命，并非毫无疑问。斯大林将列宁的第三国际变成为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的辅助工具，他以领导世界革命为名而实行摧残世界革命之实，在许多原因中，斯大林那种“俄人第一，共产主义者其次”的身份，不失为其中之一。妨碍着毛泽东去担当世界革命大领袖这个角色的，原因之一亦应该是他那“首先是中国革命者。其次才是共产主义者”这种气质和学养。
另外一种障碍，使毛泽东难于成为真正世界革命的领袖，而且还大大妨碍他去赢取此次中苏共争论的胜利的，乃是他对“个人崇拜”的偏爱。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二章里详尽地讨论过了（虽然当写作那一章时，中苏共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还不曾公开出来），这里毋须重复，也没有新的论点需要添加。在此地，我们必须谈一谈的，只是中共在此一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表示出毛泽东对于苏联的内部情形是多么的隔膜。
来到了北京的毛泽东，要想研究与了解苏联，比他在延安时代是方便得多的。当1930年代毛氏补修马克思主义之时，关于马、恩、列等人著作的中文翻译，无论在质量或数量方面，都非常可怜。就是斯大林的作品，也译得不多，这从毛泽东那时的文章的引证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来。那时，中苏的联络是相当困难的，正式的接触没有，暗中的往还也不经常。在那样的环境中，毛泽东想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切重要著作，要彻底地了解苏联的过去与现状，确实非常困难。可是在今天，当一切文献方面以及人事方面的障碍都不再存在之时，毛泽东好像已更多地阅读了列宁的作品，而且还亲自去过两次苏联，但他对苏联的认识，不论对它的过去或现在，从最近的争论文章中看，特别从中共对斯大林的态度看，都表示出他并不比延安时代知道得更好或懂得更多。这是十分叫人惊奇的。
1941年，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它不但充分表示出毛泽东研究马列主义所达到的程度，而且十分浮突地显现了毛泽东这个人的思想性格，同时又证明了他和斯大林之间的精神联系。
首先我们得知道被毛泽东称赞为“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的那本苏联共产党史，究竟是怎样一部书？让我们听一听有资格批评的人的意见吧。譬如托洛茨基写道：
“……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十月革命和布尔雪维克党的历史也陷此命运中了。最近的而且最完备的伪造和诬蔑，乃是不久之前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下出版的《苏联共产党史》。全人类图书馆中，我不知道——别人恐怕也不知道吧？——是否有过一本书，其中事实、文件、尤其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被人如此无耻地窜改过的、割裂过的或简单从事变进程中涂抹去的，有如这本《苏联共产党史》一样，这样做只为了荣耀一个人，即斯大林。
“……
“伪造的东西，即使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关来伪造的，也是经不起时间考验，总有一日为了内在矛盾原故而被人揭穿的。……”（见《俄国革命史》中文版自序。）
可见毛泽东向共产党干部推荐的第一部必读书，原来是一种最无耻、最彻底与最粗糙的伪造品。
不过人们也许会说，托洛茨基既是斯大林的头号敌人，他的证言是不足信的。
那么请看另一位，近年来已被普遍地认为客观而有科学良心的传记家——德伊彻（I.Deutscher）的证词吧。在他所著的有名的《斯大林传》中，关于这部《苏联共产党史》，有如下的叙述：
“现在他又从事于另一件事业[5]了，那就是编写《苏联共产党简史》，其目的是要在这一方面首次弄出一个正确无误的与理论上可靠的作品来。在这本书中，党的全部历史，都根据了莫斯科那几次大审判案的观点重新写过。过去所有的党史教本，甚至那些由斯大林最亲近的信徒有如耶洛斯拉夫斯基[6]所编写的，也被宣布为不可靠的伪经，停止了流通，因为这些书所记述的党史，都被认为与最新的“发现”不符。这部新历史一经出版，立即被宣布为党的圣经。这本书是在斯大林亲自指导之下，由他的秘书们编写的。其中只有关于哲学的一部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所做的一种粗疏的摘录——出于斯大林手笔。这位莫斯科审判案的发动者始终隐身幕后，不为人见，他却以哲学家，历史家与宪法制订者的角色出现在公众之前。”
（见英文本《斯大林传》381——382页。）
你们看。一本人类史上空前的伪制，仅仅为了荣耀一个人，全部根据了莫斯科大冤狱观点重新制造的，非常粗糙，矛盾百出的所谓“苏联共产党史”，竟被毛泽东宣布为一百年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文献上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这怎么能不令人万分惊异呢，不过仔细想想，也完全可以解释。从这件“小事”，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第一，毛泽东对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知识实在太少，对五十年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知识也非常贫乏。因为知道得少，所以能将最粗劣的伪钞当作如假包换的真货。第二，毛泽东由于其本人的性格、气质和思想使然，确实欣赏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以致明知其中的多数史实是简单伪造，他却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为了权威建立的需要”，“为了它能替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而接受了这种做法，接受了这部伪史，并将它高捧为最重要、最权威的经典著作。
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情形是始则因无知而受了蒙蔽，继则因同声、同气、同地位、同利益而自愿受欺，并藉此以欺蒙他人。
说“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见《关于斯大林问题》）这说法表示出毛泽东对国际工人阶级与苏联人民的情绪，是多么地无知与武断。“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是否“越来越怀念斯大林”问题比较微妙复杂，我们且不谈它；至于说苏联人民也在“越来越怀念斯大林”，那显然是违反事实的。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扬于战争结束之际，爆发于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苏联人民要求民主、自由与法治的呼声，是如此地瞭亮与普遍，以致斯大林生前的亲信中，简单为要赢取继承人的地位，都不得不或多或少反对斯大林的道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赫鲁晓夫一系之所以能击败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的“反党集团”，原因中的最大一个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放手地反对斯大林，在于他们不但反对斯大林的举措；而且反对斯大林本人——这更是无可争论的史实。其实仅凭这一个事实，已足以推翻“苏联人越来越怀念斯大林”的说法了。
是否最近几年来，因为赫鲁晓夫集团在国际上实行的妥协路线，使苏联人怀念起斯大林“正确的马列主义政策”呢？我们见不到事实的佐证。同时以情理推测，在斯大林逝世以还的短短十年中，如果说每一个家庭都几乎有若干亲友尝过被斯大林拘捕、流放或杀害滋味的苏联人，竟已怀念起这个大独裁者来了，那未免把他们看得太健忘，太天真。毛泽东硬要替斯大林“鸣冤翻案”，主要固然由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客观需要。但这里仍多少反映出毛泽东对苏联情况的隔膜。如果他更通晓俄国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中派别分合及其论争的历史；如果他更清楚十月革命与内战的史实及其在布尔雪维克领导层中的思想反映；如果他更了解列宁卧病及其死后发生于联共中的派别斗争，并且更深刻地了解这些斗争的性质，如果他更熟悉斯大林如何排斥异己，如何杀戮与毁谤异己的实情；如果他更多知道斯大林如何利用国际去破坏别国革命，以及摧残各国优秀革命家的情形；再如果他肯虚心调查研究斯大林所有这些罪行在国内外劳苦大众与革命者队伍中，如何损坏了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声誉——那么毛泽东即使对斯大林的铁腕无限欣赏，也决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挺身出来为斯大林这个奇臭的尸骸，作徒然的“涂脂抹粉”工夫了。因为这只能败坏他自己的声誉。只能使他原较正确的论争立场，反而得不到多数的拥护。
一个真正配做世界革命大领袖的人物，对于苏联以及全世界革命群众的动向，决不能如此无知。当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先天不足”，在相当限度内，原本可以凭他的一些助手来补偿的。只因问题已经不单单限于知的方面，而是涉及到了愿不愿意知，或涉及到可不可以接受这种知的地步，因此，毛泽东纵然有这方面的最好的合作者或顾问，却极少可能受一点影响了。但是中苏理论斗争的谁胜谁负，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终于能在将来的一个时期担负起世界革命主要领导者的角色，却在不小程度内，取决于他们之是否有这种“知”呢？
[1]这个文件的著作者没有说明是谁，但这不妨碍我们断定它纵使不是毛泽东亲自起草，也总是完全代表了他的意见的。
[2]录入者注：今日的毛派可能会争辩说，1976年后邓的上台正是反革命资产阶级通过“和平演变”上台的例证。但是从社会经济事实上看，中国真正开始走向、且根本蜕变为资本主义（劳动力商品化、社会生产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以及相应国家大方向的转变）是在1980年代后期，直至21世纪初期的今天这个具体过程还在继续。这其间是不是和平的过程呢？不是！这中间发生着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换个说法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大量工人对国企改制的抗议集会、游行和罢工斗争与城乡大众反征地反强拆斗争，以及从地方到中央对抗议群众频频出动军警镇压，从中充满了悲与恨，血与泪。这岂能叫“和平演变”？！这样的显著的大规模反革命蜕变显然没有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和苏联发生过。
[3]我们这篇文字写于1964年夏天。在我们写了这几句话之后一年余，我们看到了林彪发表在《红旗》上的那篇有名论文：《人民战争万岁》。在这里，毛泽东才首次借了这位业已内定为新继承人的“亲密战友”之口，发表了而且有系统地发挥了这层意思。他说：“必须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对于亚洲、非洲、拉了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他又说：“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么，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北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种种原因被暂时拖延下去，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运动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见1965年第十期《红旗》。——1966年11月加注。）
[4]这里，我觉得提一下丘吉尔所讲的一个小故事是适当的。在开罗会议上，英美苏三国曾经谈到了战后“四名警察”的问题。当时罗斯福为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竭力高捧中国，主张将它列为战后四强之一。斯大林提出反对，所举理由是：“他不相信战争结束之时，中国会变成强国，退一步讲，即使它成了强国，欧洲国家也一定会憎恨中国人来做他们的执法官的。”斯大林代表欧洲国家出来反对的虽然是蒋介石中国，但若国民党中国换了共产党中国，斯大林的论据不但英美会拥护，就是“同一阵营”的苏联领导人也仍会拥护的吧。
[5]这里所说的“现在”乃指从1936年未开始直至1938年初的那段时间。《苏联共产党简史》是在这个时期内编造成功，让1938年正式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审定的。此地说编党史为“另一事业”，至于此一之外的又一事业，乃指1936年11月斯大林在苏维埃第八次大会上的公布新宪法。
[6]耶洛斯拉夫斯基（E.Yaroslavsky），老布尔雪维克，斯大林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当斯大林与其它的布尔雪维克领袖们斗争之时，耶氏被任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大大帮了斯大林的忙。所著《苏联共产党史》，主要目的就是贬低托洛茨基在革命中的作用，拼命抬高斯大林。此书当时被采用为有关党史的正式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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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继承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斯大林的继承人大理石是沉默的玻璃在默默地闪光。守卫的兵士无言地站着，他们让微风吹成了古铜颜色。当人们将棺材从陵墓的大门搬出，这时候，有一阵轻烟从它上面冉冉升起，从它的缝隙里飘出了一股气息。棺材慢慢浮动，低低地掠过那卫兵的刺刀。他也是沉默的，他也是呀！──沉默而死的。阴沉地捏紧了拳头，那个擦了防腐香油的拳头，他只是装着死呢，他正从棺材里面，窥伺外边。他要把每一个抬棺的人：这些从梁尚、从库尔斯克所征来的小伙子在心头牢牢记住，以便日后呀，他可以用什么法儿，积聚起力量，来一次出击，从棺材里跳出来，泡制那些个不讲理的孩子。他正在阴谋策画着什么事，这会儿他在休息，他不过在打个盹儿。为此，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吁请，请它二倍地，三倍地加添卫兵，守卫住这个玻璃榇，别让斯大林再起身，别让与斯大林相偕而来的过去的日子再度来临。我说的过去，不是指那些神圣与光荣的事情，不是指土耳克雪勃的奇勋〈注1〉，不是指马格尼托高尔斯克的伟业〈注2〉，也不是指飘扬在柏林城头的旗帜。我说的过去，在这儿，──指的是：人的善良遭受蔑视，无辜的人们遭受诬控，无罪的人给关进了牢笼。我们老老实实地耕种田地，我们老老实实地冶炼钢铁，我们老老实实地入伍行军，可是他，斯大林，却害怕我们。他信守着伟大的目标，却以为随便怎样丑恶的手段，都可以把伟大的目标达到。他是有远见的，在政争的艺术中他是高手，他留下了许多的继承人，在此地，在寰球。我想，他的棺材里装的有一具电话：凭它，斯大林把命令传达，传达给恩维尔‧霍查〈注3〉。此外，从那里，这条电线还通向处处！不，斯大林不曾认输。他想，他能够同死亡斗智，他也能战而胜之。我们，将他，抬出了列宁陵墓。但是如何，我们才能将列宁的继承人，从斯大林那里抬走？他的有几个继承人，正在退休中，修剪着玫瑰花枝，他们暗自思忖，他们的见黜只属暂时。另一些继承人，在演说坛上，把斯大林骂成魔王，但是到了夜深人静，他们却渴想着美好的旧时光。无怪呀，这些时，斯大林的继承人，都好像患上了局部死亡症。他们，曾经是斯大林手下的要人，现在不愿见放空了的囚犯营，他们厌恶那挤满了人的大厅，人们在倾听朗诵的诗人。党不许我沾沾自喜。也许有人会对我说：“干嘛烦恼呀，你？”我却不愿安心呢。只要斯大林的继承人在世上走动，我想，斯大林仍旧暗藏在列宁陵中。作于一九六一年作注1：Turk-sib，连接土耳其斯坦与西伯利亚的一条铁路，建成于一九三○年，中亚细亚丰富的农产品与各种重要矿产品，均由这条铁路运送到西伯利亚的工业城市。注2：Magnitogorsk，西伯利亚的一个新兴重工业城市，位于乌拉尔河滨。该市在一九三○年开始建立，它在卫国战争中，当欧俄的工业城市遭受破坏或拆迁之后，曾经起了极重大作用。注3：阿尔巴尼亚的党和国家的领袖。赫鲁晓夫等批判斯大林后，霍查坚决拥护这个被批判的死去的独裁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巴比峡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巴比峡谷〈注1〉在巴比峡谷上边，没有碑铭留念，陡峻的山壁，却像一块粗糙的大坟碑。我毛骨悚然。今天我陡长了这样大的年纪，好像跟犹太民族一样地古老了。这会儿，我好像──自己也是个犹太人了。我正在古埃及流浪，我给钉上了十字架，正在死亡，直到如今，钉痕还留在我身上。好像，那个特莱孚斯〈注2〉──就是我。那些庸俗的乡愿们──正在告发我，审判我。我站在犯人栏的后面。我陷进了人圈的中间，我受他们逼害，让他们喷吐口水，给他们尽情诬陷。还有，那身穿布鲁塞尔花边的太太们，尖声叫喊，用他们的小洋伞儿，直触上我的脸面。好像──我就是贝洛斯笃克〈注3〉的那个小孩。他鲜血直流，将整块地板洒遍。酒店里的头子们在捣乱，发散出奇臭──那是一半儿大蒜，一半儿伏特加酒。我，挨了一脚皮靴，无力，给摔得老远老远。我徒劳地对暴徒们哀求。他们呵呵大笑，一面叫道：“打死犹太鬼，保佑俄罗斯！”好像──我就是安妮‧法兰〈注4〉，明艳的，有如四月里的嫩枝。我在恋爱。我用不着言词，我要的，只要我们彼此凝视。是多么地少呀，我们能看到的，嗅到的东西！人家不让我们闻到树叶的清香，也不让我们看到长天的湛碧。可是多么地多呀──在这幽暗的房间里，我们可以温柔地互抱在一起。他们向这里走来了？别害怕，这是春天的声响呢，是她，是春天，正向这边走来了。到我这里来，快，快把你的嘴唇给我吧。门给砸烂了吗？不，──这是坚冰初解，它在爆裂……在巴比峡谷上边，野草在风中凄凄切切，树木吓人地俯视下瞰，神气活现像是判官升殿。此地的一切都在默默地喊叫，而我，脱下了便帽，好像觉得，头发慢慢地变成了灰白。就是我自己，也像是个浑然无声的叫喊，为了那成千上万的埋葬者。我──就是在此地被枪杀的每一个老汉，我──就是在此地被枪杀的每一个小孩。呵，俄罗斯，我的民族啊！我知道──你，本性上是国际主义的。但是，常常有，那些双手不洁的人们，却用你最洁净的名字，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我知道，我的国家是良善的。多么卑鄙呀，那些反犹主义者，不震动一根神经，竟敢用堂皇的名称：“俄罗斯人民协会”〈注5〉，将他们自己命名！我身上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忘却这件事情！当我们将人世间的反犹的人，永远与最后地埋葬净尽，这时候，让国际歌声雷鸣。我血液中没有流着一滴犹太人的血，但我遭每一个反犹主义者仇恨，他们死硬地仇恨我，彷佛我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我才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作于一九六一年注1：BabiyYar，乌克兰基辅市附近的一个小山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数千犹太人曾经在这里被德军屠杀，埋葬。注2：AlfredDreyfus，法国犹太军官，曾任职于法国军政部。一八九四年被人诬指叛国，判处终身监禁。但该案显然是法国当时右派的一种反犹阴谋，故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进步人士〈其中最著名的有佐拉等〉都支持特氏，这冤狱终在一九○六年平反。注3:Bialystok，现在属于波兰的一个城市，其中居民以犹太人占大多数注4：AnneFrank，荷兰一个犹太人家庭中的小女孩，德军占领荷兰，并加紧反犹之后，她和家人匿在阿姆斯坦一间公司大厦的秘密房间。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于一九四四年被捕，后死于集中营，遗有日记一本，曾被拍成电影。注5：“俄罗斯人民协会”是沙皇时代的专门组织，反犹运动的团体。臭名昭著的“黑色百人团”便是他们的打手。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温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温情这样的事情难道可以长久？那是多么的不公，多么的丑陋。到底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这种事儿竟成了时尚：“对活人──漠不关心，对死人──大献殷勤？”人们给压得弯了腰，他们给逼得去纵酒，一个接着一个，他们从尘寰撒手，可是到了火葬场，人家为了历史的风光，却发表着温情的悼词，对死了的大加赞扬。是什么，夺去了马雅可夫斯基〈注〉的生命？是什么，将手枪放进了他的手中？当他的音尚在，容未消，这时候，只要给他，那怕是一丁点儿的温情呀，该多么好！人们活着，总难得安分，所以温情，只用来报酬死人。作于一九六○年注：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最伟大的诗人，一九三○年自杀。他生前曾受批判，死后五年，却被斯大林捧得极高，说他过去是，现在仍旧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附录三：王凡西著、译的部份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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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王凡西著、译的部份书目
陈独秀与中国革命网整理
一．著作：
1.《炮火中的世界动向》，亚东图书馆1940年版
2.《苏联研究》，1950年香港出版
3.《电影漫谈》，世界出版社，1956年版
4.《思想问题》，1958年香港出版
5.《过渡纲领二十年》，1958年香港出版
6.《三个小戏》，周记行1968年版
7.《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信达出版社1972年版
8.《七零年代往何处去？》第一、第四篇，春燕出版社1972年版
9.《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答彭述之夫妇》，1973年香港出版
10.《毛泽东思想论稿》，信达出版社1973年版，新苗出版社2003年再版
11.《我们的意见》，与楼国华合著，1973年版
12.《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信达出版社1974年版
13.《双山回忆录》，周记行1977年版，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士林图书服务社1994年再版
14.《印支问题》，信达出版社1979年版
15.《两篇序言──〈托洛茨基主义与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1980年香港出版
16.《谎言与真实》，与郑超麟、楼国华合著，信达出版社1984年版
二．译作（含编译）：
1.《道德与辩证法》，亚东图书馆，出版日期不详
2.《中国大革命序曲》（即《征服者》）马尔劳著，出版日期不详
3.《从唯心论到唯物论》，普列汉诺夫著，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4.《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杜威等编，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5．《苏联党狱之真相》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6.《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托洛茨基著，上海1938年出版，1975年香港翻印
7.《儿子·战士·朋友》，托洛茨基著，亚东图书馆1940年版
8.《恩格斯评传》，亚东图书馆1940年版
9.《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著，与郑超麟合译，春燕出版社1940年版，1964年香港翻印
10.《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著，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
11.《帝王术》，马嘉维里著，信达出版社1969年版，海南出版社1994年、2001年再版，改名《君王论》
12.《诗与自传》，耶夫士欣可著，信达出版社1970年版
13.《今日世界动向》，1969年第四国际第九次（统一后第三次）世界大会政治决议案，春燕出版社1970年版
14.《匈牙利悲剧》，弗莱雅著，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
15.《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
16.《过渡纲领》，托洛茨基著，1972年版
17.《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信达出版社1981年版
18.《第四国际基本文献新一辑〈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及〈战争与第四国际（纲领草案）〉》，十月书店1983年版
19.《书信、日记及其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托洛茨基给伊罗生的九封信──讨论中国革命与中革史的一些重大问题》，新苗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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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王凡西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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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王凡西小传
向青
王凡西(1907—2002)本名王文元。王凡西是他许多笔名之一，但是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正名，代替了王文元。他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一个并不富裕的儒商之家。自小喜欢读书，多思考，有志气。十四岁小学毕业那年，开始受到五四运动的新思潮影响，决心追求学问，做大事。中学时养成对文学的热烈爱好，也显出了演说的才能。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正在杭州读中学最后一学期，参加了响应五卅的运动，并担任了新成立的杭州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由此开始热心于政治，而且思想左倾。
1925年进北京大学后，很快就参加了校内的共产党组织。亲近的同学中有陈其昌、王实味、胡风等。共产主义革命的志向压倒了他原先想做文学家的志向。1926年秋，曾因贫困而停学去广州，想找全职革命工作。不久重回北京继续党的地下工作，靠朋友支持生活。1927年6月奉派往当时号称革命中心的武汉工作。因私自写下文字骂汪精卫反革命泄忿而一度被国民党政府拘留。7月下旬，武汉政府也宣布“清共”后，奉党指派去苏联留学。
在苏联东方劳动大学期间接受托派思想影响，并秘密加入托派组织。1928年秋，成为莫斯科孙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苏与一同学兼同志结婚。
1929年8月偕妻离苏回国。到上海后任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依照在苏中国托派内部的决定，王凡西回国后一直服从党的纪律，在党内工作，同时秘密进行托派活动。到1930年初，因托派身份被发现，在大病住院期间遭党开除。自此生活更加困苦，卖文为生。
王凡西回国后，起初参加托派的“我们的话”派组织，后来属于“十月”派。在四个托派组织商谈统一时，王凡西属于真诚争取统一者，并于那时开始和陈独秀密切合作，终于促成1931年的统一。王凡西当选为统一的托派的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当时才24岁。
中国托派统一不满一个月，大多数中委就被捕，其中包括王凡西。他自此坐牢四年。一直同牢者有同志楼国华，二人由此开始一生的深厚友谊。一九三四年出狱时，二人都得知妻已另婚。一九三五年底，他参加新成立的托派中央临委，创办《斗争》及《火花》。前者是托派政治机关报，后者是理论机关报。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又被捕，被押去南京。那时他第二次结婚才一年。
这次捕他的是特务机关，完全不依任何法律，对他施以残酷的刑讯手段和长期的虐待。他的亲友和同志完全不知他的下落。一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已经撤出南京，日军正式开入之前没几天，一切政治犯早已释放，南京的国民党党政机构都已解体时，王凡西才从特务的监牢中走出来。他狼狈不堪，历尽千辛万苦，于1937年12月中旬去到武汉。幸亏不久找到陈独秀。1938年2月他经香港回到上海，继续参加托派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恢复了正常活动，而且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这期间王凡西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文字工作。如担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的编辑和撰稿，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一九四一年，他正在对《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的译稿最后校对时，肺结核病大发作。
1940年秋，王凡西提出“抗战变质论”。他认为，中国独自对日本抗战时是进步的，但一旦美日战争爆发，中日战争成为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份时，这个进步性便失去了。这意见起初在中国托派内部上下层都得到多数支持。但经过大半年的激烈争论后，由反对意见(认为即使中国抗战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除非美英军队在中国登陆，在中国战场上起了喧宾夺主的作用)取得多数。这场争论后来又牵涉到组织问题。终于在1942年(那时太平洋战争已爆发，中国抗战已和帝国主义大战结合起来)使中国托派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和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
大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他还把所有已经译成中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集中起来，经过校订，编成一册出版。一九四九年五月，王凡西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几个月后就被香港政府逮捕并驱逐到澳门。
中共夺取政权的胜利大大出乎中国托派意料之外。为了解释这个意外的发展，王凡西写了一本小册子，取名《苏联研究》。他在其中提出一种见解：堕落后的苏联其实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中共的政权也属于同一性质。但是几年后他放弃了这见解，重新接受托派的传统理论，承认当时的苏联和中国都是官僚主义变态的工人国家。
王凡西在澳门住了二十五年多。这是他一生中最寂寞的时期。但这时中国托派两派之间的壁障已渐松弛，王凡西陆续新认识了不少属于多数派的后辈同志。其中有的和他密切交往。至今在后辈朋友中流行称他为根叔，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他继续思考和写作。较大的著作有《双山回忆录》和《毛泽东思想论稿》。译作有《帝王术》、《诗与自传》、《文学与革命》。
1975年3月，王凡西移居英国。取得居留权之后，生活算是一生中最安定而且自由的了。他和各国人士交往，作思想交流，也继续写文章，给许多新朋友(各种年龄的都有)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学者跟他通信。2002年12月30日，他在英国利兹以95岁高龄去世。
2003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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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论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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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论个人崇拜
时势造英雄呢，还是英雄造时势？天定胜人呢，还是人定胜天？这两个说法不同而意义实等的命题，一直在中国思想家的头脑中聚讼，却不曾得到过十分完满的、因而可说是正确的解答。自来有些思想家倾向于那两问题的前半截，有些则比较着重于问题的后半截。倾向前半截的就不免要强调客观，强调气运，强调天命；而着重后半截的当然要看重主观，看重努力，看重人事。第一种说法是宿命的，但多少包含了一些客观的与唯物的成份；后一说法是积极而能动的，但大多陷于纯粹的主观与唯心。
由上述两种历史观所得出来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本质上正确的伦理学的命题，那就是：“尽人事以待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所谓“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这种态度虽不曾根本解决了“时势与英雄”，“天和人”的关系，但至少已经道出了二者之间的主从关系与相互关系。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毫不足怪。中国的社会长期停顿于落后的小农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生产力停滞不前，以致那个所谓“时势”与“天定”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如何发生作用，如何造成与决定“英雄”和“人”，都无法获得清楚正确的认识。人类历史只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由它造成的较为简单与赤裸的阶级关系，才算有了足够条件，让思想家们清楚地发见并确定那隐藏在历史发展后面的“时势”、“气运”与“天”。
只有发现了历史唯物论法则的马克思派，才终于对时势与英雄的关系问题给了满意答复。只有马克思的辩证的而非机械的唯物论，才能在重客观与重物质原因的历史中，排斥了消极的宿命论，给人的主观努力找到了适当地位。只有这样，才算最后解决了历史发展上人与物、主观与客观、英雄与群众之间的迷人关系。
马克思本人在这方面做过极高明的应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他一方面反对雨果代表的“唯人史观”，另方面排斥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在该书的德文第二版序言中，他说过这样的话：
“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绘成了晴天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轻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人哩。蒲鲁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他对于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说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解了。这样，蒲鲁东就陷于我们那班所谓客观的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反之，我们所作的论述是说明法国的阶级斗争怎样创造了一些条件和形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马克思在《政变记》的正文里，恰恰就是从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所创造的、特殊的社会条件与形势，说明了拿破仑第三这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如何变成了英雄，同时，他又指出了：正是因为这个渺小而非伟大的人物性格投合了当时反动情势的需要，以致能相得益彰，做成许多肮脏的反动勾当。马克思这儿是以“时势”为主，“英雄”为辅，指出了二者的关系，因而正确地解释了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将马克思的此一见解用更简单明了的字句规定下来的，据我所知，在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要算普列汉诺夫了。在他所写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因为他个人的特性给了伟大的历史事变以个别的特征，而是因为他赋有那种特性使他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至于这些需求之所以发生，乃是一般原因与特殊原因的结果。卡莱尔在其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名著中，称伟人为开始者。这是一个很适当的称呼。一个伟人恰好是一个开始者，因为他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社会心智发展的已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以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他是一个英雄。但他不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不能够停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过程；他是这样意义中的英雄，即他的活动乃是那不可避免的与无意识的过程之自觉的与自由的表现。这是他的全部意义之所在；这是他的整个力量之所在。但这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其力量又是可怕的。”
普列汉诺夫这儿给伟人或英雄所下的定义，同样也解释了像拿破仑第三那样的貌似伟大而其实渺小的历史人物。因为，真伟人与真英雄既然是能自觉满足新的社会要求的人，那末另一些人，他们自觉地满足旧的社会要求，他们努力替某一时代中成为反动的社会要求服务，只由于阶级斗争的特定形势，将这样人物暂时捧到了社会之巅，捧成为英雄伟人，——这些人，按照上述普列汉诺夫的定义，当然是既非英雄，亦不伟大。
历史上是充满了这等正反英雄的。而且在不少大人物身上，会同时具有正反两种性质。只当我们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人物的上述看法，才不致“认贼作父”或“诬良为奸”；才能还英雄以英雄本色，让民贼们无所遁形，因而给“问题人物”以正确的评价。
在我们论述毛泽东这个人物及其思想之前，稍稍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对英雄人物的正确看法，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近二三十年来，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了对于英雄人物的不正确的态度。在共产党中发生了非常荒谬的个人崇拜。这种风气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政治经济的学说中，都找不出任何足以辩解的借口，因而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崇拜这风气开始酝酿于二十年代之初，形成于它的末期，形成于苏共党中，以斯大林为中心。最初它之出现是为了迎合党内斗争的需要——要在整整一辈代的老布尔什维克中定出“一尊”来。这个“一尊”之需要，乃是跟着列宁之病与死而发生的。列宁原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的天然领袖。他之获得此一地位，并非他费尽心机谋取的结果，而是因他的出类拔萃的才智，精深渊博的学识，以及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比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出色的服务，极其自然地造成的。如果换句我们上面引过的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那便是：因为列宁“比别人见得深远些，期望事物比别人更强烈些。他解决那些由社会心智发展的以往过程所提出来的科学问题；他指出那些由社会关系的以往发展所造成的新的社会要求；他主动地创议去满足这些要求”，因此他自然而然成了英雄，成了领袖。因为在事实上，在实际斗争中，而不仅在纸面上，不仅在文字中，列宁确实证明出他比当时俄国，甚至比全国际中，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具有更充分完美的“最能够为他那时代的伟大的社会需要服务的种种特性”，所以他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天生的，“命定的”，无可与争的。也因此，只要“时代的社会需要”这个客观情势不变，没有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会妄想与列宁争夺这个地位。就算出来争夺，也决没有幸胜机会。
列宁本人深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所以和历史上一切真正的伟大的英雄一样，他最看不起个人崇拜。他正好像卡莱尔所称赞的克伦威尔一样，最讨厌“那些庸人俗子”，这些人“拼命夸耀自己，硬要别人承认他的天赋”并且“拼命要人看在上帝面上，承认他是伟人，让他出人头地。”卡莱尔说：“这样的家伙是人世间最可怜的光景之一。”“我劝你避开这种人。他不能在僻静的小径上行走；除非是万人瞩目，为人惊羡，报刊上常有文章恭维他，否则他是活不下去的。”“真正的大人物绝不会希罕这些劳什子”，“镀金的马车，繁文褥礼，一切势派……去你们的吧，我身中已经有太多的生命。”（以上均见卡莱尔著《英雄与英雄崇拜》第六讲）
自觉到“有太多生命”在身的列宁，无论在外表与内心都极度朴质、极度诚实、极度谦虚。不但是那深入“灵魂”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感情要他朴质、诚实与谦虚，而且因他具有真正伟大人物的多方面的特性，使他无法兼有那些浮夸、权谋与虚骄等渺小的性格。首先，因为这些渺小性格对他简直是毫不需要的。真正富有的人，怎会喜欢镀金的，即使是真金的装饰呢？在这一点上，精神的富有者与物质的富有者有多少相同之处。列宁的领袖地位不争自在，他毋须争，也不怕争。他充分让他的同辈们和他竞争——在才智上、学问上、能力上、工作上和他竞争。他欢迎这样的争，因为真理愈争愈明，同时争的结果，十次倒有九次的真理属于他的方面；至于真理如果属于对手方面呢，那末他就干脆认错、改过。这真所谓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一时之晦，反而愈显其明。所以列宁时代的党内争论，不管是非谁属，却从不影响争论者的领导地位，更不曾随之以组织的或行政的处分。至于因此而获罪，并为之付出自由或生命的代价，那简直是出乎最狂妄的人们狂想之外。因此，十月革命以前在党内，革命以后则在国内外，列宁虽然享有了最高权威，但苏联以及所有共产党中，都没有个人崇拜。他自己不爱这种崇拜，不许发生这种崇拜。别人也就不会、抑且不敢拿这种浅薄恶俗的行为来损污对列宁的真诚崇敬。
列宁死了，一个不可争衡的权威没有了。论才识功绩，托洛茨基原该是最合理的继承人。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托洛茨基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能力、功勋，甚至个人的文采气度，都远远地高出于其它老布尔什维克之上，而与列宁齐肩。在某些场合，特别在广大群众的心目中，他竟致超越了列宁哩。像这样的一个“得力助手”，当主帅病废或死亡后出来代替他的地位，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列宁病中，特别当他发见了党政机关中严重的官僚化危机，并发见了斯大林的专横不忠之后，便决心要将托洛茨基来填补他留下的空缺。不幸的是：在列宁下了这个决心之后才两个月，犯了第二次中风，于是只好让斯大林拉拢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以“老布尔什维克”，“列宁忠实弟子”的名义，组成“三头领导”，以此排斥和打击托洛茨基。他们敢于这样做，那是利用了托洛茨基的一项“弱点”，便是：在十月革命以前，托洛茨基曾经与列宁作过许多次理论争执，而且组织上并不属于布尔什维克派。但虽如此，斯大林们的此一企图并非轻易能够成功，更无成功把握的。主要原因是：托洛茨基在具备革命领袖的诸特性这一方面，实在超过斯大林们太远了；而他凭这些特性在群众中所已取得的威望，也比“三头”大得无可比拟。那末，斯大林怎么办呢？接受托洛坎基作列宁的继承人吗？当然不甘。（这里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如何才能战胜这个显然占优势的政敌呢？首先当然得破坏他在群众中巨大的声望。如何破坏呢？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便先后发明了“个人崇拜”这个法宝。他们的第一步是把列宁所享有的无上民望转变成宗教式的崇拜。将列宁这个人变成了神，当列宁未死而事实上已不能顾问一切之时，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就发明了“列宁主义”，以此和另一个发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对立起来。等到列宁一死，斯大林们就干脆将列宁变成共产主义的摩罕默德，将他放在水晶棺材里，安置在与列宁精神绝不相容的“陵墓”中，就此“以死的列宁来反对活的列宁和托洛茨基”（托氏语）。这个阴谋，得到了其它有利于此阴谋的其它条件的配合，大家知道是达到了目的的。因为在列宁身上进行了全套“个人崇拜”手术以后，他成了全知全能、永不犯错的绝对真理之化身，成了上帝，成了基督，那末那个长期间做过他争论对手的托洛茨基，便不言而喻地、自动地成为不知不能，永远错误的绝对荒谬的化身，是撒旦，是魔鬼了。而一向追随列宁，从未对列宁说过一个“不”字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流，自然成了彼得与保罗，托洛茨基则不用说是法利赛人或犹大了。
一九二○年代初期“个人崇拜”发生于苏联共产党之中，其政治原因便在于此。
但自一九二五年起，特别是从一九二七年托洛茨基等左派反对派在组织上被完全击败以后，“个人崇拜”的内容及其实施方向便不同了。最初的内容是造成对列宁的崇拜来打击托洛茨基，后来，一俟托洛茨基被放逐以后，个人崇拜的机器便转向了斯大林，竭其全力来神化斯大林，藉以反对整辈老布尔什维克（连季诺维也夫在内），反对无产阶级党的民主，反对俄国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这个卑鄙罪恶的计谋，如历史所曾昭示我们，也是成功了的。当然，其所以成功，主要是获得了有利于此阴谋的其它客观条件的配合。本来，斯大林这个人，诚如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演说中所说，“出席这次党代表大会的人，在一九二四年之前，有百分之九十九对他是很少听到或认识的。”其实在苏联的广大群众中，当时可说是百分之百不知有斯大林这个人的存在。然则，如何能在短短的、不足十年的期间，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变成为空前未有的暴君与神？究竟是怎样的历史条件使这一简直是不可能的手术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企图解答这个问题的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其中解答得最扼要与最正确的乃是此一“崇拜”手术的主要受害者——托洛茨基。他认为斯大林这个阴险的庸人所以会做成上帝一般的“最伟大的天才”，归根结蒂是由于两大客观原因：1.苏联在经济文化的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２.二十年代中期起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遭受不断失败，以致使那唯一的工人国家长期间处于极度孤立之中，受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包围与压力。这两个历史社会性的客观条件究竟如何帮助了斯大林的篡夺阴谋，如何帮助了他的民族社会主义与官僚共产主义的思想，如何使他这样的一个人物恰恰代表了由上述条件所促成的苏联群众的情绪与愿望：这些问题，托洛茨基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曾经再三再四地给过精详深刻与令人信服的分所，我这里不予重复了。这里，我想提出来讨论的，是被某些人认为关于“个人崇拜”之“更为根本”的理由。他们认为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理由应该从人性深处去找；或者，他们说：任何暴力革命，由于其本身的规律使然，结局一定是“个人崇拜”；又有人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事实上不过是列宁关于共产党和革命职业家的见解的实施，所以不管好坏，斯大林的所行所为，都该由列宁负责。因为这三种说法是更一般地、虽非真正更根本地、触及了斯大林的、亦即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问题，所以我们愿意详为讨论。如果“个人崇拜”确实发生于人性深处，如果群众暴力革命的发展规律最终必然造成个人崇拜，如果列宁关于党及革命领导的见解确实是个人崇拜的思想根源，那末不但斯大林在这方面的一切作为都属“合理”，是必需，因而是现实的，而且今天毛泽东所刻意制造的那种崇拜仪式，也都是如此。同时，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此种崇拜的种种努力，便成为虚幻的、反历史要求的、以及不现实的了。如果斯大林与毛泽东们的“个人崇拜”合乎“人性”，顺乎革命历史的规律，又导源于列宁思想，那末，一切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都将是违反人性，违反历史与列宁遗教的反动行为了。非此即彼，彼是即此非。因之这几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首先弄弄明白。
崇拜据说是人类的天性。这说法似非毫无根据。从历史上看，人类最初震慑于一切自然界的力，然后又困惑于社会的诸般灾难。以个体的人来说，实在是太渺小了，因此他不得不处处感到畏惧，时时觉得恐怖，这种畏惧和恐怖，从来驱使他去寻求一种保护，向天，向神，向帝王，向领袖，去寻找一种免于威胁的安全。他们从那些地方去寻求并获得了虚幻的或真实的保护与安全，这就发生了崇拜。这可以说是人类崇拜这个“天性”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根源。这也就是说，人的崇拜主要乃起于恐惧。当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时时会看到钦佩、爱慕、敬仰等等高贵感情，构成了相互间崇拜的基础和原因。这不用说也是事实。光是令人畏惧，绝不能赢取心悦诚服的崇拜。但是单凭心悦诚服的爱慕，却同样不可能造成一种群众性的具有巨大力量的崇拜，人群的结合，固然由于诸种因素，但最主要与最基本的，却终究是“利”而非“义”。只有在利害共同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巩固与长远的感情关系。共同利益决定了共同的情谊。因此，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诗人、或思想家方可能为广大群众所敬爱，所崇拜，但他们自身不可能因此成为群众的领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对内具有强制力对外具有排他性的崇拜制度。可是那些宗教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就不同了，他们可能各各具有令人敬爱的品德，但他们却并非因此才成为领袖的，他们之所以为广大群众所拥护，所崇拜，主要乃因为他们代表着群众（自然只是一部分）的利益，他们有能力保护群众的利益，或者在不崇拜的情形中能损害群众的利益。（最后一种情形乃是领袖崇拜制度最坚固与最现实的基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被指责为暴君口吻，但若我们从事情的本质看，这个“顺昌逆亡”的抉择，却是任何一种统治、任何一个领袖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当然，领袖不是悬空存在，更不是受命于天的，他首先得“顺”着群众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才能兴起，不过兴起之后，特别是当他已形成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众势力的象征之后，事情便表现为群众对他的“顺昌逆亡”了。由于群众的趋昌避亡，便产生了自动的或被逼的领袖崇拜。
可见领袖崇拜决不能从人的天性中寻找原因。它们植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关系中。怎样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便会有怎样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有怎样的领袖和群众关系，便会有怎样的领袖崇拜制度。一般说，社会的阶级冲突越缓和，社会的生产力越发达，一般人的文化教育程度越提高，则领袖的地位越降低，它越不会高超于社会之上，群众对领袖的崇拜越少，以致根本建立不起“个人崇拜”的制度。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的传记家普鲁塔克说过一句极有意思的话，他说：“强大的民族对自己的大人物忘恩负义。”这句话，非常扼要地道出了我们上面用许多文字来说明的那个道理，如果我们用浅显明白的话来翻译一下，那是说：人民对于其领袖的崇拜，是和他们的自觉和自为程度成反比例的。丘吉尔于领导了英国赢取第二次大战之后，让自己的人民一脚踢下了台，于是在其回忆录中感慨系之地引取了那位古希腊人的名言。我们对英国战时首相的牢骚毋须寄以同情；因为丘吉尔的政治命运，至少在相当程度内，反映了英国人民不低的政治水平。我们对这个牢骚发生了一些兴趣，只因为它替我们很好地说明了“领袖崇拜”的根源在于社会历史方面，并不在于什么人性方面。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第二个问题。
是否任何一个暴力革命，由于其内在规律之故，都必然要归结到个人崇拜呢？这问题，我们上面多次引述过的英国唯心史家卡莱尔，也有过一段非常有趣的议论，兹节引如下：
“我们晚近的许多英雄，其行为都像是革命者，但虽如此，我们可否说一个大人物，每一个真正的人物，天性上是‘秩序’的儿子，而非‘无秩序’的儿子？真诚的人在革命中工作是处于悲剧性地位的。他看来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其实，一种痛苦的无政府的成分使他在每一步上受累——因为他的整个灵魂是仇视、痛恨无政府的。他的使命是要保持秩序，每个人的使命都是如此的。他在其中的任务是要将无秩序的、混乱的事物变成有管理的、有规则的。……一个木匠找到了粗糙的树干，他加以砍伐，使成方圆，以便适合于某种目的和用处……”
“人事亦然，最疯狂的法国‘短裤党主义’，也必须向秩序前进。我说，每一个人，在疯狂的深处猖獗，同时却无时无刻不被逼向秩序。人的生命本身需要如此；无秩序即是瓦解，即是死亡。没有一种混乱不寻找一个中心来打转的。当人还是人的时候，某一个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乃是‘短裤党主义’的必然终结。”（见上引书第六章）
在卡莱尔的这段话里，也好像在他别的议论中一样，把一些半真理揉杂在糊涂的见解之中，近代的英雄们都是革命人物，这点他看到了。“其天性上都是秩序的儿子”，“其任务是要将无秩序的混乱的事物变成为有管理的有规则的”，这点就看得糊涂了。每一个革命都要造成“混乱”，即要破坏旧的秩序，同时任何革命都不会无限期地混乱，即不能无休止地破坏，它必须造成秩序。这是事实，也可以说是事理。但那由“混乱”造成出来的秩序，并非一样性质的秩序。它可能是一种新秩序的创建，亦可能是旧秩序的复辟。前一秩序与后一秩序，用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准来衡量，显然不具有同一意义；而促成此一秩序的领袖和促成彼一秩序的领袖，当然也不能等量齐观。可是卡莱尔、和所有唯心主义的历史家一样，把这两种秩序与领袖不加分别，他在克伦威尔与拿破仑之间加上了等号，这就是大错特错了。卡莱尔犯这种错误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观察历史不是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抽象道德的原则，从“混乱”和“秩序”那样的表面现象，从“真”和“伪”那样空洞的概念出发。所以他虽然知道克伦威尔是比拿破仑更伟大的英雄，但他在两者间加以轩轾的理由是很薄弱的：只是说前者比后者更“诚实些”，他不知道从人类历史进步的标准看，克伦威尔诚然是个大英雄，而拿破仑则根本配不上这个名称。因为前者建立了革命的专政，而后者的独裁则不过是法国革命反动潮流的登峰造极。就性质论，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没有一个混乱不寻找一个中心来打转的”。说得很对，也说得很好。古今中外的革命，不管它是临时促发的或事先准备的，只要它持续相当时候，发展得多少有点深度，就不得不在一个中心左右“打转”。群众革命运动本身的规律与要求，都需要、并且都一定能够寻找出一个中心，即涌现出与锻炼成一个领导核心，其中又造成核心的核心，亦即领袖或如卡莱尔等之所谓英雄。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些革命者始终不过是乌合之众，他们无法前进、坚持，更谈不到成功。因此，当卡莱尔说：“某一克伦威尔或拿破仑乃是短裤党主义的必然结果”时，他确实是看到了历史的一个必然现象，即看到了群众革命后必然要造成专政。可惜的是卡莱尔不能将这个现象从表面看入内心，以致他不能看出表面上看来都是个人独裁的两种政制：清教徒的一种却代表着“短裤党主义”的坚持与部分实现，而那位科西嘉大皇帝的出头，则宣布了正牌“短裤党主义”的最后埋葬。不区别独裁英雄们所代表的历史意义与社会实质，而仅仅指出了革命必然以独裁作结这个现象，那是错误的。再若以此现象为论据，进而反对一切革命运动，当然是十足反动的了。
一切郑乎其事的革命都要趋向于国家政权的移转，一切具有较深社会意义的革命，又都必然要利用这个新政权，藉以改变旧的阶级关系和财产关系。要完成这种改变，自非实行革命专政不可。所以革命专政与革命分不开。不企图建立革命专政的革命，那意思只是说：这是一个虚伪浮浅的革命，或者那革命已被叛卖了。在此意义上，凡是真正的革命者，或深刻的历史家，都必须承认：“一切暴力的群众革命”都曾经、而且都将以革命专政的建立为归趋。
然而，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并不等于承认任何暴力革命的结局都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确认领袖需要不是一回事，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革命专政往往表现为革命领袖的独裁，这是事实。但独裁的领袖，只要他是革命的，尤其他若是由平民革命或劳动人民革命涌现出来的，多数不会无意中，更不会有意地去给自己造成“个人崇拜”。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围绕于革命领袖的“个人崇拜”的仪式，与该领袖本身所具有的革命特质，以及由他所体现着的某一特定时期的革命的进退，发生密切关系。某一革命领袖的革命特质愈多，他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或阶级利益愈处在革命的进潮中，则他就愈不需要“个人崇拜”；反之，如果一个领袖本身具有的革命气质愈少，他所代表的愈是革命的退潮或其反动，则他就愈来愈多的需要“个人崇拜”。这个“定理”，也和上述所谓凡革命必趋于专政同样，是历史的真实。可惜一切唯心的与反动的历史家们从来都只看见专政这个真实，却看不见革命专政不能有与不会有“个人崇拜”这个真实。
由此可知，说一切暴力的革命都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个人崇拜，并不确实。
那末列宁可是“个人崇拜”的理论上辩护人与发明者呢？他是否该替斯大林的此一丑恶制度负责？先让我们看看列宁在这方面最受人攻击的一段话吧。在《怎么办》中，列宁写道：
“……且拿德国人来讲吧。他们的组织包括有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发动起来，工人运动已经学会了自动行走，——我想你们一定不会否定这点吧？可是，这百万群众又是怎样善于重视自己“十来个”有锻炼的政治领袖，怎样坚决拥护这些领袖呵！在国会中往往听到敌党议员讥讽社会党人说：“好漂亮的民主主义者！你们只是口头上空讲工人阶级运动，实际上出台说话的总是这一班头领。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还是这个倍倍尔，还是这个李卜克内西。你们的那些好像是从工人中间选举出来的议员，真是比皇帝任命的官吏还难得调换些哩！”这是企图把“群众”和“头领”对立起来，激发群众的劣根性和虚荣心，想以群众破坏对于“十来个聪明人”的信仰来夺取运动的稳固性和坚强性，——但德国人对于这种蛊惑人心的企图，却只是加以鄙笑而已。德国人的政治思想发展程度和政治经验已足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内，若无“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却不是成百成千地产生出来的），久经锻炼，拥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见《列宁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四零一页。）
上引的列宁文字，简单扼要地说明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如下几点组织思想——1.必须有革命职业家（“十来个”富有天才的、有专门训练，受过长期教育而声应气投的领袖）；2.没有这样的领袖，无论哪一阶级都无法进行坚强的斗争；3.为使革命运动具有稳固性和坚强性，不能破坏群众对领袖的信仰；4.在现代社会内，天才人物都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列宁这样的思想，自然会给那些自命为天才的野心家所利用，“流弊”当然在所不免。如果说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他的个人崇拜，曾经从这个思想里获得辩解，亦无不可。但问题的中心显然不在于流弊或利用。问题的中心在于：列宁的此种见解，是否为现代的革命斗争所绝对必需？其中所指出的一些事理，是否是客观存在的最无情的现实？列宁一生，最痛恨哗众取宠，最不喜蛊惑人心，从来不愿以违心之言去满足群众的落后性与虚荣心。在现代社会里，天才不是成千成百产生的；无产阶级想挣脱自己的枷锁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他们必须要从本阶级或别阶级中培养出少数革命专家来，使他们领导斗争；对这些领袖，必须予以信任，才能使革命运动获得稳固性与坚强性。这样的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并不深刻”；但若你能将这一个见解，与那必须团聚群众的事实与否定一切权威的革命家气概联结起来想想，那你就会知道，没有最大智慧、最精观察，特别是面对真实的最大勇气，就无法说出（甚至想都不敢想）这种老生常谈的。正因为列宁兼具了这样的大智、大慧、大勇，他才能给历史上空前的为人类彻底解放与真正民主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定下了“贵族式”的、“英雄主义的”、集权的与“独裁的”组织原则。正是这样的原则造成了布尔什维克党，正是这个党干出了人类史上第一次胜利的工农革命，正是这次革命缔造了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些个事实，难道还不够证明列宁的“领袖学说”为现代革命斗争所绝对需要，证明它是唯一符合客观真实的要求吗？既然如此，那末它纵能发生“流弊”，纵然可以为野心家所利用，也就决不能有损于它整体上的正确性与必需性。何况那些所谓流弊与利用，又绝非为其本质所命定，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一定要产生，而绝无防止之法的呢？
列宁的组织思想，乃是现代条件中无产阶级革命得以成功的唯一办法，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从它那里可以蜕化出新官僚主义；野心领袖利用了它可以造成“个人崇拜”；这都是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此否定列宁思想的价值，正犹之乎人们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同时，我们相信，列宁也如此相信，只要社会主义的革命继续前进，不断向深处与广处发展，则上面所说的流弊不会发生，而且任何野心的领袖都不可能利用它来造成“个人崇拜”。本世纪初，列宁倾向于领袖集权的组织思想，到了二十年代末期以后竟会丑化成斯大林荒谬绝伦的“个人崇拜”，每一个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都会从世界革命相继失败、社会主义被迫局限于落后的俄国范围内这个事实来解释的。如果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不像实际所发生的，而是相反，它符合于当时革命者的最佳愿望，十月革命点燃起全世界的革命之火，而且这个革命在大多数国家中获得成功，那末，我们可以确信，苏联不会经历斯大林主义的丑恶时期，不会有斯大林主义，甚至斯大林也不会成为最高领袖，更不会是唯一领袖。这就很明白了，那个保证了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列宁关于“领袖集权”的组织观念，决不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制度的必然前提。前者绝不能为后者负责。只要客观的历史条件有利于那种崇拜制度的形成，没有任何可资利用的思想，它无论如何都可以自己发明的。何况，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的整个组织观念，决不能以上引一段文字所能概括的呢。
列宁的思想永远是具体的，他的头脑里没有空洞的真理，没有浮泛的范畴。《怎么办？》一书写于一九○二年，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尚未处于严格意义的组织状态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一八九八年，才开完会即全体被捕；第二次大会召开于一九○三年。）那时的各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小组织，不仅政治立场无一致意见，就是关于全国党的组织方针，也是众说纷纭。所以列宁在《怎么办？》一书的序文中说：此时充满了“构成俄国社会民主运动史上整个时期特点的离散状态与动摇现象”。列宁认为：“我们若不能彻底结束这个时期，便不能前进。”（以上引文均见《两卷集》中译本上册第一七九页。）为此，他写下了《怎么办？》。为了针对那种“离散状态与动摇现象”，他提出了我们引述过的那个“领袖集权”的组织思想。列宁从来不射无的之矢。我们要了解列宁，首先不能将“的”和“矢”分开来。一分开就会断章取义，而断章取义地利用列宁，恰恰是斯大林叛变列宁、打击托洛茨基以及其它列宁战友时所应用的主要战术。
倘若不仅从一事一时的意见，而且从整体全面的立场，来看列宁对党和国家的组织态度、看他对领袖和群众，对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那末我们应该说：列宁并非倾向于“领袖集权”的。越到后来，特别当革命已经成功，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成了执政党以后，列宁针对了新“的”所射出的新“矢”，就越发“偏向于”群众民主。这个方面的文字证据是太多了，以致不胜举，也不必举。整部《国家与革命》主要就是讲求如何打破官僚制度，如何防止其再发生，如何逐步地，但是彻底地消灭一切人对人的压迫，实现普遍的真正民主。等到国内战争结束，俄国被迫暂时在一国之内建设其新制度之时，列宁的全部精神，全部病中时间，可以说是用以反对党和国家内的官僚化的，其主要的攻击目标是斯大林，因为正是他代表了官僚倾向，亦即代表了日后获得荒唐发展的“个人崇拜”制度。由此可见，不论就思想或行为说，列宁非但不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制度的“始作俑者”，而且是它的反对者。人们将个人崇拜溯源到列宁的革命职业家理论或其它关于领导或集中的见解，徒然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或蓄意诬蔑罢了。
至此，我们总算说明了“个人崇拜”的根源并非生长在人性深处，说明了暴力革命的本身并没有这样一个规律，其结果一定要造成“个人崇拜”；说明了颇具威望的领袖，虽然是革命成功的主要条件之一，但领袖的存在并不等于“领袖祟拜”，更不等于“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之出现恰恰反映了革命之被背叛，至少反映了革命经历着反动的危机；最后，我们又比较详细地说明了列宁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能替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过或负责。这样的说明给了我们根据，使我们能够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坚持这种革命的进行必须在一群领袖们的领导之下，坚持这种革命在必要时应不惜采取暴力手段，但同时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反对“领袖崇拜”，更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种种式式的官僚主义，更反对其中最一贯、最凶恶与最有理论掩护的斯大林主义。
毛泽东思想在大多数基本问题上都就是斯大林主义，在个人崇拜问题上尤其如此。就个人崇拜制度所已达到的程度，则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实已相去不远。这个情形，在所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看来原极自然：他们以为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共产主义者都应该期待着个人崇拜，更不该反对个人崇拜，如要反对个人崇拜，则请自反对共产主义及其暴力革命始。这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理论，我们在上面刚刚批判过了，这里不必重复。总之，我们是有理由坚持共产主义的革命，同样有理由反对个人崇拜这个丑恶制度的。依据上面我们的分析，关于领袖崇拜，我们已经有了如下几个认识：1.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那里的经济文化越落后，或阶级斗争越尖锐，则政治领袖的重要性越大，其地位越高，个人崇拜制度越易建立和巩固，反之亦然；2.革命正当上升和发展时候，革命及其领袖直接地与密切地反映和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尊敬和威望，此时无需乎而且也不可能为领袖们（更不必说为某一个个别领袖）建立起崇拜的仪式或制度，但当革命的发展陷于停顿，受到挫折，或由于革命势力的内外原因而发生反动之时，那末与那些最革命的领袖遭受打击与摧残同时，一些较软弱、较保守、较妥协与较卑鄙的领袖或领袖们，便必须为自己建立领袖崇拜或个人崇拜的制度，以便在“革命权威”的掩护之下进行反动或反革命的实质；3.一个革命领袖，或甚至一般的政治领袖，其才智能力越强，精神视野越广，对事业的忠诚越坚，为人类历史服务的抱负越大，则越不曾喜爱浅薄无聊的阿谀，越不能容忍胁肩谄笑的恭维，越不肯让人活生生地埋葬在“生祠”与纪念碑里，让虚伪和反动的力量拿去作傀儡，藉以完成越来越肮脏的勾当。这条“规律”，也适用于相反情形的。
根据上述“规律”，我们可以解释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没有领袖崇拜，也可以解释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兴起。但是，它们彷佛不足以解释毛泽东崇拜的建立。因为首先人们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反驳：你们尽可以不同意中共所实行的许多政策，但你们总不能不承认中共直到今天为止，一直在推进着中国革命，其次，人们曾提醒我们，毛泽东这个革命领袖，虽然在种种方面都不曾达到列宁、托洛茨基那样的规模，但至少和斯大林比起来，无论才智能力、或胸襟抱负，都高出多多，最后，人们还曾指出这个事实：毛泽东是中国革命胜利的直接组织者，而斯大林则是俄国革命政权的继承者（事实上是它的篡夺者与叛卖者）。因此，照我们的假想的辩难者的意思，如果照我们上面的说法，毛泽东是不应该喜爱领袖崇拜的，也不需要建立个人崇拜。因此，依他们之见，这情形或者证明了我们关于领袖崇拜的解释错了，也就是说，证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的看法对了；或者，它证明我们对毛泽东的批评错了，即他根本不曾建立什么领袖崇拜。
要证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思想不难。中国今日早已建立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拼命在巩固着这个制度，这都是无须证明的事实。但人们可以从毛泽东的说话或文字中方找出大量叫人谦虚，力戒骄傲的段落。他们还可以找到同样多的证据，证明毛泽东看重群众，坚持群众路线。这些段落，这些告诫，无疑也是事实，我们不会去抹煞的，非但不加抹煞，而且我们愿意承认，毛泽东的此种言论和态度，都出于真诚。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没有领袖崇拜思想，而且是极为强烈的领袖崇拜思想。力劝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是一回事，如何设法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则属另一回事。它们不是互相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认真想成事的领袖都懂：“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有了这样的好干部才能保证自己事业的成功。因此，力戒部下骄恣的领袖，其本人不一定是毫不骄满的伟大领袖；那些渺小的、自私的、极不谦虚的领袖，只要他认真希望自己的事业有些成就，只要他不被多少成功冲昏头脑，只要他始终对事理能保持若干清醒，那末，他决不肯让自己的部下骄横跋扈。但这并不妨碍他自己骄横起来，而且，有时正为的要使属下谦慎，正为的要使他们不敢骄横，于是特意建立一个非常骄横的领袖崇拜制度。如此，他一方面希望维持整个统治机器的工作效力，另方面藉以确定一尊，使任何干部不敢生“取而代之”的非份之想。所以任何领袖，任何独裁者都同时作着“谦虚”的说教。甚至越专横的君主，此种说教作的越多。基督教最讲究“谦卑”，但是古往今来最不谦卑的统治者中，罗马教皇是要算上一个的。斯大林这个人，今天连他最直接的弟子们都不能不称他为个人崇拜的独裁者了，然而最会叫人谦虚的正是他。列宁死后他曾经借了这个死去的领袖的名义，号召人们要“谦逊”、“不骄矜”、并且要“确信群众”。（见斯氏《论列宁》的演说）自此以后，直到他死去，总不断重复这个说教，反对干部们的骄躁自满。然而所有这些说教，从积极方面说，其作用只想做个人独裁制度下必然形成的官僚制度的解毒剂（事实上解不了毒）──从消极方面说，则想做那同一丑恶制度的掩饰物。因此，毛泽东的满口谦虚，决不能凭以断定毛泽东没有领袖崇拜思想，更不足以否定中共业已建立毛泽东崇拜制度这个事实。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所作的结论中，据说说过如下一段话：
“……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坚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1]
这段话的意思当然非常好。所以当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之后，中共为要证明它从来反对个人崇拜，从来没有这个制度起见，上面这段话会被到处征引。不过事情很显然，这段漂亮的言词始终只是言词，事实上从未被遵守过，因此，中共想拿它证明中国并无个人崇拜，却是落了空的。不错，中国迄今还不曾出现过用党领袖名字来命名的城市、街道和企业，但祝寿风气却曾盛行于延安时代。记得当年朱德和徐特立等，都曾铺张扬厉地做过生日。今天虽然不做了，但这完全不能表示中共已放弃了个人崇拜，因为祝寿也罢，将城、街、企业取上自己名字也罢，虽然其本身也具有甚大的象征意义，人们可凭以看出官僚制度所到达的程度，但毕竟属于表面现象。官僚制度（个人崇拜即是此一制度的一端）的建立和巩固，可以有那些现象，也可以没有那些现象；而对党国大领袖的无上崇拜，更不一定要出之于祝寿和“私有城市与产业”。今天，中共没有给毛主席大做生日，中国也还不曾出现什么毛泽东“格勒”；但谁能否认，对于毛泽东个人的歌功颂德，中共已做得比当年苏联的斯大林祟拜不相上下了呢？有些地方，甚至前者还超越了后者的。一九三七年前，当斯大林崇拜初步完成之时，俄国那位有名的小说家阿莱克舍·托尔斯泰写过如下一首传诵一时的诗：
“你，各民族光明的太阳，
我们这时代的不落的太阳，
你比太阳更伟大，因为太阳没有智慧……”
另外还有一位较不出名的诗人，写过一首更妙的诗如下：
“我们从斯大林那里获得太阳，
我们从斯大林那里获得繁荣的生活：
纵然是风雪遍地的北极苔原上的好生活，
我们也是跟他，
跟智者斯大林，──一起创造的。”
这些“诗”，曾经被托洛茨基称之为“猪猡叫”的，不是也充塞于中共的报章刊物上吗？那首最出名的，托名为“陕北民歌”的《东方红》，难道不只是“猪猡叫”中调换一个名字吗？同样是“太阳”，同样是“智者”，同样是“繁荣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或赐予者，同样是那些毫无分寸、不加思索、因而是肉麻难堪的最高级形容词。如果这个样子还不算是“歌功颂德”，那真不知要怎样才算是“歌德派”作品哩！
我们说，在有些地方，毛泽东崇拜还超过了斯大林崇拜。是哪些地方呢？在斯大林，即使当他最狂妄的时候，也还不得不自居于列宁之下。“列宁之子”，“列宁的学生”，“列宁事业的忠诚继承人”，充其量，也不过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或“十月革命之共同领导者”而已。斯大林不能，或不曾超列宁而上之。但在毛泽东，却没有这种权威上的委屈感，没有这种历史继承上的负担，他可以集最初及最高于一身，事实上他已做到了。所以毛泽东比之于斯大林，仿佛具有更加理直气壮的自大，更加心安理得的自信。这一点，我们从中共第七次全代会通过的党纲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来。总纲的第二节一开头就说：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样的条文，在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凭我们寡陋的见闻来说，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将某一在生当权的领袖的思想规定在政纲中，宣布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历史上未曾有过。即使在斯大林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苏共第十七、十八、十九三次大会上，都不曾通过党纲，规定“斯大林思想”为一切党工作的指针与基础。在这里，毛泽东确乎是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个事实所表示出的领袖崇拜程度，比那些“歌德派”的所谓“民谣”，那些生日，那些地名路名要严重得多的。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定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但这样说是极其空洞的。它唯一的具体解释是：毛泽东的一切思想都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再具体一点，那意思只是说：毛泽东这个人，其所言所行，都代表了这个“统一”；凡违反了毛泽东的意思，或任何人的言行表示若干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之处，便是犯了“偏向”。这个标准不但用以概述过去，而且用以拘索未来。如此，这规定实际上是授与毛泽东个人以“永不错误”的特权，给了他以“绝对真理”的荣光，以此树立了政治思想上的最高无上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为什么要造成这种个人崇拜？如何造成了它？这些问题，等我们到适当的地方详谈。这里我们先行提及它，只为的证明毛泽东在领袖崇拜制度的建立上，其热忱与斯大林不相上下，有时抑且过之这个事实罢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我们上面引述过的文字被修改如下：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正确地说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这里删去了“毛泽东思想”。此事是否表示毛泽东本人突然谦虚起来，或党内民主因革命胜利而抬头，所以那个充分代表个人崇拜的、史无前例的规定竟致删掉了？当然不是。唯一重大的原因，只是在此半年以前，苏共党举行了第二十次大会，会议上反对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以这是在一种压力之下的让步，是国际斯大林主义运动内部斗争的一个微妙的标志。与毛泽东的领袖崇拜思想毫无关系。（毛氏在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我们也将在合适的地方详谈。）
在这里，我们想进一步研究的，乃是下面两个问题：1.毛泽东领袖思想的主观因素；2.形成中共个人崇拜制度的客观原因。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曾经用如下简短的话，叙述了他的学习经过：“我幼年没有进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旧了，但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见选集第八二○页）接在“子曰诗云”这个阶段之后，便是他在长沙的学习时期。在此时期中，毛泽东建立了他学问和思想的基础。这个建立过程是从两个方面完成的。一方面，在他的老师杨昌济影响之下，研读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另一方面，他肆意阅读了十八、九世纪英法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经典著作。这样，毛泽东同时兼修着中国的旧学和当时的所谓”新学”。不过很显然，给毛泽东的学问思想乃至他为人处世之道打下基础的，主要是旧学而非新学，是中国儒家思想中最正统的一派（宋明理学直至王船山、谭嗣同）──而非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这当然是事实。但它并不改变毛泽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毛泽东“学这些东西”，增加了知识，改变了思想，但它们显然没有走进血液，更不曾深入“灵魂”。所谓精神，所谓血液，所谓灵魂，我们知道不能单靠读几本书来造成，也不能凭此而改变的。知识固然可以对它们发生影响，但它们主要的促成者与影响者，却总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吾人（特别在幼年）所处社会的物质环境，是当吾人意识思想形成时期所接触的人和事，是吾人在趣味上和知识上所遇合的最初恋人。从这些方面说来，长沙这个“半封建的”官僚政治的中心，这个中南诸省，甚至包括西南整个地区的地主经济与商业资本经济的重要枢纽，这个沟通南北的要道，这个顽固与维新均趋极端的思想战场，这个宋明以来即成为理学堡垒之一的古城，乃是青年毛泽东的精神土壤；而那个渗入了西方唯心哲学的“板仓先生”的新理学，特别是他那种正诚修齐，躬行实践的态度；以及司马光的通鉴、韩愈的文章，施耐庵、罗贯中的小说，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诗词，形成了毛泽东精神的血液和灵魂。这些东西潜进到这个农家青年的意识深处，建立了思想或精神的基础之基础，使他终生受用不尽。此后，毛泽东无论在思想或学问上当然继续增加，最初是英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以后便是马克思主义派的。但后两者比起前面的基础来，显然是浮浅的，不过是架在上面的一层建筑罢了，是“停留在灵魂尖端的东西”。它们可能在毛泽东的思想上代替了他基础的一部分（事实上是代替了的），但决不能根本影响，更谈不到彻底改造他的精神基础。
毛泽东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实质，大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因此这个实质并非毛泽东思想的弱点，倒是他的强处（其实，弱点和强处常常相互转化的）。不过我们不想在此地详谈这个问题，且待以后再说。在这里，我之所以要指出这个实质来，只为的要说明：毛泽东具有浓重的领袖思想，欢喜个人崇拜，和他“灵魂”深处的正统的儒家思想分不开。共产主义的革命家怀有非共产主义的领袖思想，原来一部分是“圣德王功”，“替天行道”的老口号在作怪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中共个人崇拜制度的客观原因。
经济不发达，政治上承受着亚洲专制源远流长的重压，广大劳苦群被摈于任何文化圈子之外：这当然是成长于此一环境中的政党（任何政党，连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亦非例外），会形成官僚主义，特别是形成个人崇拜制度的第一个客观原因，这也是最基本的原因。此外一些原因，都是从这个基因派生出来的。因为经济发展落后，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之时，中国现代式产业工人还只有极少数人；他们和全国庞大的总人口相比便更显得可怜。所以曾经不断有人怀疑，中国到底能否组成名符其实的共产党。这怀疑当然不对，事实上与理论上都被驳倒了，这里我们不必再为它浪费笔墨。不过由于现代工人阶级在人口中比重极小，使那个以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自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上不得不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成分上要靠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作基础——这个事实，我们却必须明白而且承认，乃是中共官僚主义硬化的一大原因。中共官僚制度，特别是它的个人崇拜制度所以形成的另一种原因，乃是它二十余年来的特殊斗争方式。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建立法西斯式的军事独裁，剥夺了一切民主权利。合法的革命运动甚难进行，改良性的工人斗争也遭到无情镇压。此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由于错误的估计（“新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和错误的对策（盲动主义）；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局势所逼，逐渐走上了在农村中组织革命的地方政权，进行长期武装斗争的道路。这种斗争方式的本身意义为何，它在共产主义的革命战术中应占何种地位，我们将在后面详谈。这里我们要先行指出的，只是：这种斗争方式由于其本身性质使然，不能不形成领袖崇拜与个人崇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写过如下的一段话：
“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在军事领导的权威还没有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见选集卷一第二一三页。）
文章中这段话虽然是为战略退却而发，但其意义却可扩大到并适用于整个战争。战争，即使是最革命的战争，都不可能以民主方式来指挥的。战争，尤其是革命战争，其基本的取胜之道虽在于政治性质而非军事安排，但战场上技术性的胜负却总取决于指挥部中极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决定，取决于这些人或这个人的才智和威望。毛泽东这段话完全是经验之谈。它很好地，很具体地为我们说明了：中共既然长期从事于军事斗争，就必然要产生个人权威，因此产生了个人崇拜制度。
体现在毛泽东身上的、中共的个人崇拜制度，其主要成因，已略备于上述种种。这些成因，和斯大林崇拜的成因之间，虽有很大差异，但最基本的一点还是相同的，那就是：两者都导源于国家的发展落后，导源于民主传统缺乏，以及民众一般文化程度的低落。所以这两种崇拜，基本上都是客观决定的，都是落后的表现，是国家的落后性在革命中的反映和对于革命的“报复”。从革命的利益说，无论斯氏或毛氏的个人崇拜，都是有害的，我们革命家都应予以坚决反对。不过在另一方面，至少我们如果站在历史家立场上看问题，那我们还应分别并说明斯毛两种崇拜的不同意义。首先，斯大林崇拜代表了对十月革命民主精神的直接叛变，故其意义是彻头彻尾反动的；而毛泽东崇拜则只是间接地反映了这个反动（即指其为斯大林主义的国外延长而言），直接地，而且在较大意义内，它倒是一种被国家落后性所弯曲了的革命专政的体现，其意义可以说曾经是革命性较多于反动性的。斯大林个人集权乃是消灭整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手段和结果，藉此完成其“特米多（热月）”的反动。毛泽东的个人集权，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说，乃是他击败斯大林在中国的代理人（陈绍禹系）的结果，而就其较为广泛的意义说，它却大半由于革命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真实需要，小半才由于毛氏的野心（利用此需要来达成其个人崇拜）使然。我们指出这个不同，当然不想说：斯大林崇拜的主要矛头指向了革命与革命者，而毛泽东崇拜的矛头却主要指向着反革命与反革命派。这样区分，那是将事情太简单化，而且也不正确地美化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我们认为，无论是谁的个人崇拜，对于革命，特别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虽然在特殊情形中，例如需要立刻决定与应付的某些军事危机之类，此时倘有一个绝对的无上权威出来作正确干预，能获得迅速的胜利。但这种极有条件性的一时便利，绝不能以之证明：让全党全民崇拜一个人，将绝对正确的标准与生杀予夺的权力赋给了一个人，能使革命顺利进行，达到最后胜利。事情恰好相反，一个党或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救世主”，倒是该党与该国走向失败或毁灭的最可靠保证。因为个人崇拜能最有效地摧毁群众的创意力，能最迅速地巩固党和国家的官僚制度，同时也能最可靠地在精神或肉体上毁灭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们，包括那个被崇拜的个人在内。因此，纵使毛泽东崇拜在中国革命中曾经起过若干正面作用，但其反面作用早已超过了它，且将愈来愈多地超过它，以致仅见其害而不见其利。因此，我们应该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样有害于革命。
革命领袖因自己的忠勇才智而赢得的巨大威望是一回事，由此威望而转化的个人崇拜，或并无威望而全凭“人工”制造的个人崇拜，则是另一回事。前一回事是自然的、必需的、符合于革命利益的；后一回事则是虚矫的、不为革命所需的、因而是违反革命利益的。我们必须分别这两回事。有了这个分别，我们不但能对革命中的真正权威知所爱护，对个人崇拜知所反对；而且能让我们在同一个革命领袖身上，看出哪些是革命威望，哪些是个人崇拜，在同一个革命领袖身上，看出他在哪一时期起着革命作用，从哪一时起逐渐堕落为反动的工具。
毛泽东在过去的革命中所以有所贡献，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还不曾完全代替他多少应得的威望；今后，随着那由巨大威望的绝对化与神化这个过程，即随着毛泽东崇拜制度的日益加强，日益荒谬，毛泽东对革命的作用亦将日益消极，日趋反动。
譬如在人民公社的悲惨试验中，就已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个人崇拜之如何为害于革命。因此，我们反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然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但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为了毛泽东的利益哩。我们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主要是要把业已半神化的毛泽东还原为人的毛泽东；要把精心选择并事后修改过的神话化的毛泽东思想，恢复为反映斗争的、既有正确亦有谬误的真实的毛泽东思想。正如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远胜于虚妄的神怪一样，那个在革命斗争中被证验出价值、有时亦被证验为错误的真实的思想纪录，是远胜于事后改作、藉以证明“绝对正确”的思想神话的。神怪与神话，在文学中自有地位；但以之应用于实际政治中则全无价值。有之，只能为反动服务而已。
我们的这一工作，就是希望在此一方面能尽若干力量。
[1]很难相信这段话便是毛泽东当时演说的原文。我们自然无法找到真正的演说稿来和《选集》中的文字核对。但依情理推测，在当时（斯大林活着）的条件中，要毛氏说出这种显然指向斯大林崇拜的言语，是十分不可能的。在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党第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的那篇演说中有这样的话：“只要提出这一点便够了，那就是许多城市、工厂、工业计划、集体农场、国营农场、国立学院以及教育机关都被我们加上了一项像私人财产的称号——假如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这些或那些仍然活着，并且还很健康的党的或政府领袖的名字加上去。”请看，这段话和上引毛泽东的演说多么相似。究竟是一九五六年的赫鲁晓夫重复了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说过的话呢，还是一九六○年毛泽东将一九四九年的演说加以选印时，针对着赫鲁峣夫的话作了事后修改呢（以此表示毛泽东从来反对个人崇拜）？我们不能用证据来确定。不过我相信后一可能要大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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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政治史上发生了巨大影响，目前，他们正在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发生着巨大影响；将来，那个影响还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思想，值得人们之精详研究，自不待言。
中共把研究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最主要的政治任务”提出来。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相配合，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运动更掀起在全党全民之中。对于这样的任务和运动，我们该作怎样的看法？如果我们认为毛氏的生平及其思想值得精详研究，那末对于中共的这个研究运动是否赞同与拥护呢？
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大张旗鼓提倡着的毛泽东思想研究运动，根本不是一回事。前者应该是科学性的，而后者则完全是政策性的。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其人及其思想是一回事，怀着神化目的，以建立“永不错误”的权威为目的，因而材料经过选择，甚至经过改窜，研究被纳入一定轨辙，讨论必须在“领导”之下，这样的研究学习，乃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我们主张前一种研究，反对后一种研究。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确定历史的真相，能使人从事变的发展中得出规律，从而得出教训，并且能使这样的规律和教训，应用于其它国家中，特别是落后的殖民地国家中，使那些国家中的工农大众，也能够取得革命胜利。如实地、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不但能使一些掩盖在狭隘派别利益的宣传下面的真相得以恢复，使三十余年来有关中国革命的各派思想，特别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二人所代表的思想，获得公平的证验，并且据我们看来，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历史地位，反而会因此有所提高，不曾因之而降低。因为“始终正确”的“神”没有生命，而有错有对，特别是错得比人少对得比人多的“人”，却是有伟大生命的。可惜，今天中共（其实是毛泽东自己）所发动的那种思想研究，其目的显然不是要确立毛泽东这个人的整个内容及其成长过程，而是要把这个人变成神，要把一个有生命有血肉的人和思想，变成为无生命无血肉的神和神话。
中共不讳言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运动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过他们没有把这个政治任务的真实内容说出来。他们不敢说这是要确立和巩固广大群众对于毛泽东的一尊的崇拜。这样一个任务，在我们看来是反动的。
我们反对以“造神”为目的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却要做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性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不过着手做这样研究之时，我们却遇到了几乎难以克服的困难，那就是：需要材料太多，而作者今日所处的环境却难于接触到所有必需的材料；少数能够获致的材料，又都是经过化妆手术的，难于知道其中保存着多少真面目。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材料自然是毛氏本人的著作，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却只有精选过的四册，而这些选出来的文章，“其中有些在文字方面著者曾作了一些技术性的修改”（见一九五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说明），“也有个别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内容的补充和修改”（见一九五三年版《选集》的出版说明）。究竟怎样才算是“技术性”的？“补充”了什么？作了怎样的“修改”？选集中完全不给标准，也根本不曾注明。因此，当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时候，我们就无法知道究竟哪一些是事先预见，哪一些是“过后方知”。不能确切知道这一些，就大大妨碍了我们研究工作中想要做到的“信实的”、“科学的”与“历史的”这些个守则，因此在我们书中的某些判断，有时只能采取保留式的，假定性的态度。
毛泽东为什么只出选集而不出全集？据出版委员会的声明，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革命文献的毁灭，由于在长期战争中革命文献的散失”，以致“现在还不能够找到毛泽东同志的全部著作”。上述无疑是一个理由，但决不是主要理由。毛泽东不学列宁以及苏联其它领袖的样。不出版全集而出版选集，其最主要理由我以为是：实践重于理论、策略重于原则的毛泽东，前后文章中有的是矛盾和不一贯的地方，今日之我常与昨日之我为敌，同时过去当作手段而采取的许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卑恭词令、态度和立场，在今日胜利后看起来是太碍眼了，特别在年轻一辈革命者的眼中，这些文字会大大损害他们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为要建立“一贯正确”与“永远正确”的神话起见，这样的选择便被认作必要的了。
不用说，这种动机和办法都是非常不好的。即使不是为了历史的真实，而是为了教育年轻的革命者，也是非常不对的。因为正确的事例固然可以教育人，而不正确的事例（只要如实地指出其改变经过），却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呢。人不能从神的奇迹中获取经验，却能从人的事迹中学习教训。可惜一切中了个人崇拜毒的政治家，一切为个人崇拜所支配了的制度，总是不明白这个最浅近的道理。
一个作家，当他将自己的作品汇编出版时，是否可以选择？是否可以补充和修改？这，首先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作家，得看是什么性质的作品。如果是文学或科学的作家，如果那些作品与人与事无关，也不带有争论性质，那末，作者自然有充分选择、修订与补充的自由。甚至还应该这样做，以便精益求精，力图以最完美，最正确的形式和内容跟读者们相见。可是，政治家的政论文章，有关乎历史事变，具有了历史的文献意义，更或牵涉到与别人的论争，已构成了关于是非曲直的相当定案的，那就不应该作任何事后修正。即使是技术性的修改，也应该以注解方式出之，或修改后附以未修改的原文。作者们这样做，并非为了什么道德教条之故，而是对历史的忠实，对思想的负责。这个态度，每一个认真的政治思想家（甚至是科学思想家）都必须具备的。否则便谈不上什么“科学的良心”，谈不上光明磊落的责任心。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犯了无数罪恶，其中最重大者之一便是伪造历史，伪造文献，窜改和虚构他本人和他论敌们的文字。我们在这里绝无意说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犯了与斯大林同样大的罪恶，我们只是指出这种“选”和“改”的办法不是承袭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仿效斯大林的。毛泽东在这条岔路上走得还不很远，是否尚有可能“回过头来”呢？（其实他尽可不学斯大林，因为他对中国革命无论实践与理论上都确有成就，有贡献，不像斯大林必须靠十足的伪造才能有自己的一份革命史的。）
在这方面古有两个典型例子应该举出来，让我们──正确些说，让毛泽东──学习：
１．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大家知道，这个宣言写成于一八四七年，二十五年以后，即在一八七二年，马、恩二人给德文新版合写了一篇序文，说道：宣言中某些次要段落已经过时了，“但因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已无权加以更改。”（这一声明，后来恩格斯又写入一八八八年的英文版序言上。）
２．恩格斯对于《反杜林论》的态度。《反杜林论》一书的写成，直接动机虽然为了反驳杜林，但主要却是发挥恩格斯他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见解，这样的书，作者当再版时原本有修改补充的完全权利与自由。但当第二版付印时，恩格斯在其序文上还是这样说：“现在的新版，除一章以外都是照样翻印第一版的。一方面，虽然我自己很想修改好些地方的叙述，可是我没有时间来做彻底的修订。此外，我的良心也不许我对本文作任何变动。这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以为论敌既然已不能修改什么，那我对论敌也负有责任不作任何修改。”
毛泽东的著作，除了极少数像诗词之类以外，今天当然都已经是政治性的历史文件，其中大多又都带有论战性质。然则，他对原文是否有“权”修改？他的“良心”与“责任”应该要他如何处理自己作品的出版？观乎上述的两个例子，答案是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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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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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书取名《论稿》。顾名思义，可知它不是普通那种章节分明、体裁划一、组织谨严、前后密切呼应、从任何角度说来都已经是完备的一部著作。
一年前，当本书有关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的四章以“三原”笔名先行出版时，我曾经说过，这整部作品只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这样说既非自谦，亦非自负。它确是一种郑重与虚心的研究，但确实还只能说是企图罢了。所以然者，第一因为作者体力关系，疾病时常打断工作，一搁往往历数月或半年之久。因此，这本中等长度的书，自从一九六一年一月动手，直到一九六四年八月方才写完，前后耗时共三年有七个月。如此写法，要想作品在体制上如何统一，文字上如何完美，在叙述上绝无重出，那是很难做到的。第二，因为作者被迫居住在一个闭塞的地方，材料搜集困难，参考书不易充分获得，以致有些问题或某些事实，不得不因此而撇开不谈，或暂不讨论。有此限制，当然会影响作品的全面性与完备性。
由于自己对作品的上述不满，稿子虽然写成将近十年，始终任它放置，不曾作出版打算，事实上当然也没有出版可能。
去年秋，经友人怂恿，并得信达出版社协助，终于先将有关中苏冲突的四章出版了。我的一部份稿子，以此总算和比较广大的读者结了缘。其结果，经出版者与销售者的反映，倒不如预料之坏。这本小书似乎还能获得某些读者的欢迎。有些人看了该书序文，知道除此四章外尚有十数章未曾付印，他们竟向出版人或经售者提出要求，催促出版，希望尽早看到全稿。更有些热心朋友，竟付款预定，俾助印刷所需。
这样的热情深深地感动着我。它让我体会到了一件事：一个作品，只要是郑重其事的，本着科学良心的，不怀有别种用心的，真想说些同时只想说些自己确认为真理的东西的，那末，纵然它在体裁上松些，结构上散些，或文字上差些，都会有真心的读者欢喜，甚至还真会有人赏识。这个体会驱散了我多年深陷的孤独感，它让我知道了世间尚有同道在——决心将余稿全部付印了。
不过，这部稿子写成迄今，毕竟已经八年多了。是否应该根据八年多来新发生的史实，将全稿重新校订或补充一下呢？怀着这样的目的，我最近将全稿重读一遍，却发现这样做既无可能，亦非必要。无可能，因为一发动全身，牵涉太广，改不胜改；非必要，因为本书写作的最初计划就是学术性的，就是从问题的根本着眼的，八年来新的史实只能证实我们的基本论断，毋须乎用新的史实来修改我们对根本问题的看法。
因此，本书便完全照八年前写完时候的原样出版了。
从本书完稿到目前付印这段时间内，发生了许多有关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大事。其中最大的一件，自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采表现之一。按理，《论稿》中应该为此添一专论，或至少在已有文字中增加一些有关此事的评论。可是一因本书作者对“文化大革命”已另有专文；文字太长，不便用作本书附录；二因在既有文字中增添特殊段落或冗长注释，将使《论稿》更加庞杂，令人无法卒读，所以我都不曾这样做。(编者按：鉴于文革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再版这部书的时候，已特别补充一个附录，即作者的《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文。)
其实，我们虽然不特别讨论“文化大革命”，本书中所曾讨论的有关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方面，尤其关于毛泽东在文艺、经济以及“人民公社”方面的思想，已经颇足以帮助读者们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甚至可以这样说，只当人们弄清楚像我们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的诸般特征之后，才能正确了解这个“大革命”，才能了解它发生的原因，它所采取的形式，它所经历的过程，以及它的趋向与它的全盘意义。
在这里，我们自然不能具体说明毛泽东思想与“文化大革命”在各个方面的关系。不过抽象地，我们却立即可以指出来：毛泽东性格上与思想上的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时而相辅相成，时而此长彼消，它们交互错综着，迭为雄长地，像幽灵一般飘荡在整个运动之上，或者像灵魂一般作用于全部运动之中。试想想，如果不是想实行“一国共产主义”，如何能在国内造成如此深刻与众多的矛盾？如果不是毛氏的“经济的浪漫主义”想一步登天，如何能造成长达三年的“特大灾害”？如果没有造成这些灾害性的错误，党领导又怎能落入“走资派”之手？失权之后，如果没有敢作敢为、乾坤一掷的气概，谁又能做出如此规模的“革命大彩排”？等到“彩排”变成正戏，“钦定造反”又转变为真正革命之势的时候，始则用枪杆子“平乱”，继而以党的名义制军，如此经营，如果不是策略圣手，权术大师，又怎能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同时，如果不是斥原则为教条，以理论为幌子的人，又如何能这样忽左忽右，出尔反尔？……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出一大串的。
当然，我们绝不以为“文化大革命”乃“毛泽东思想”所一手造成，也不以为“毛泽东思想”的特征便可解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我们决不会这样想，因为这种想法是唯心主义的，是“英雄史观”；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无共通之点。个人，无论多么重要与伟大的个人，其作用总是有限的。对于一般的中国革命，或对于特殊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无疑都起过作用，都发生了影响，都留下了记印。但很显然，这些作用、影响和印记，纵然十分巨大深刻，却决不能说是决定性的，更不能说是独一无二的。归根结蒂，客观的条件总决定着主观的意图。历史和社会的“形势”总强于任何伟大人物的计谋。因此，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特别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谁要想拿毛泽东的性格和思想来说明其中的许多问题，无论解释其有利于革命的方面或指出其为害于革命的方面，都必须牢牢保住着一个限度，必须时时记住“存在决定思想”那个命题，必须时时懂得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特殊情形和关系，去观看毛泽东思想中此一或彼一见解的正确和谬误。只有站稳在这个立场上，我们才能反过来，正确地将某一或某些毛泽东思想去解释中国革命，特别是去解释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现象与性质。
在全部《论稿》中，作者自信还能始终保持这样一个立场，因而我相信它不但能帮助读者们拿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去了解过去，而且能凭以解释今日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事变。
稿子写成，曾经请不少朋友阅读过，他们大多给我提出一些宝贵意见：或者指出引文上的错误，或者纠正事实上的出入，亦有在看法上表示异见提出来与作者商酌的。凡此种种，都会有助于本书的写成，我谨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表示谢意。
1972年12月7日双山(王凡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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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台湾左翼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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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台湾左翼运动
——《毛泽东思想论稿》台湾版序言
杨伟中
毛泽东，这个在过去高压时代完全属于禁忌的名字，在台湾社会有着奇特的影响力。在昨天，他还是万恶的匪酋，是“杀朱拔毛”的对象，在今天，却是传记、野史、谋略等各种书籍讨论的主题。毛泽东的影响力已经超过左翼运动的范围，不管左派、右派都谈论他的事功，演绎他的言论，感染他的魅力，和毛有关的各种物品也往往成了贩卖的商品。不过毛的思想与功业真正发生深远影响力的还是在台湾的左翼圈子。
台湾的左翼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先后历经日本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清洗，左翼思想连扎根都难，遑论进行真正深刻的路线与理论的辩论，进行运动方向的澄清，同时获致一定的发展。尤其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有心人往往只能从匪党批判之类的书籍摸索左翼思想，或者透过极有限的管道取得外来思潮，其中邻近的中共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反对国民党的人当然有可能向成功击败国民党的人取经，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当然要向号称已消灭资本主义的中共学习，怀抱中国统一富强希望的人当然有可能崇敬那个高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英明领袖。毛泽东的思想就这样浸润了台湾左翼人士的头脑。值得深究的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影响了台湾左翼运动，产生了哪些正面、负面的作用？
中共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台湾左翼运动
台湾的许多左翼人士是从中共那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共官方诠释的马列主义、它的革命道路和路线争论都影响着台湾的左翼运动。日据时代的台湾社会主义运动受到日本和中国强大的影响，台湾共产党更是在日共和中共的哺育下成长的，但是直到一九三○年代初被日本统治者镇压时，“毛泽东思想”还未正式成型，还谈不到对台湾左翼运动的影响感染。1945年以后就大大不同了，二次大战后复兴的左翼运动直接受到中共影响，而当时毛已经确立了对中共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权，随着国民党专制腐败的加深、中国第三次革命（中共所谓的解放战争）的进展，许多理想青年被中共和毛思想所吸引。
在白色恐怖时代，毛和中共的影响仍是不绝如缕。著名作家陈映真便说“在一九六八年，我怀着这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到了一九七○年代，保钓运动可说是一种启蒙运动，引入了新思潮，打开了青年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视野，这个运动据陈映真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陈映真更将运动的思想渊源至少部分联系到大陆的文革：“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是政治转型、社运蜂起的时刻，左翼思想和中国近现代史和文学的书籍在较大的范围内流传以至公开贩售，斯诺描写毛传奇的《西行漫记》被翻印了出来、《毛泽东著作选读》等在私底下影印流传、大陆援引马恩列斯毛语录的理论、历史作品遭盗版出售，只是语录往往被删节或是名字被“毛润之”甚或“M”代替，流亡海外、旅居海外的左翼人士不是回台就是扩大与台湾内部的接触，笔者也是在此时接触到了毛的著作与思想。在运动圈，毛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等成为读书会的文本，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成为一些人的信仰，虽然他们或有不同的诠释，毛的策略成了学习对象，毛本身为许多人所崇拜。
那么，台湾左翼运动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那儿继承了什么呢？
“毛泽东思想”是个复杂的东西，诚如本书作者所说，毛是经验先行，没有一贯理论战略为指导的革命家，所以其思想的混杂、矛盾与多变是可以想见的。有人理解的毛思想是“新民主主义”、“两阶段革命”那套，有人欣赏的毛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那套，大家都可以是毛派，但是对现实路线却会有不同选择，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不同看法，“昨天的毛泽东”和“今天的毛泽东”也会彼此抵触。另一方面，由于台湾左翼运动（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的贫瘠，各种公开讨论左翼路线与思想的文献很少，我们只能做极初步的分析。一党专政的官僚思想对左翼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首先，影响深远的是毛泽东从斯大林主义学来、并且发扬光大的一党专政、党国一体，工人阶级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而共产党则是“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整套政治体制和领袖崇拜的作风。在台湾，不管保守、进步，几乎人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一党专政、党国不分。无产阶级专政被等同于少数党国精英的专政，而不是“整个无产阶级”通过最广泛的民主而实行的专政。所谓民主集中制也被认为是权力极端集中、由领袖或少数党高干独裁的政党体制。许多左派也接受了这样一种可称作是“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于是自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原本那种坚持“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贯彻平等及民主精神，要由下而上的建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许多人把个人自由、基本人权、多党制、普选、司法独立等看成是纯粹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加以彻底的排斥，把社会主义和民主自由割裂了开来。也因此，很难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总结苏联、中国等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也很难在自己的队伍里面建立真正的民主。由于许多左派抱持这样一套官僚社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当然难以吸引有批判思想和反叛精神的人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来。
一定会有人反驳说，你错了，那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可是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要走“群众路线”、要“为人民服务”。的确，毛有许多提醒党要看重群众、干部要谦虚、党员要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看似发扬民主的言论，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究竟是否是官僚社会主义，也实非本文所能深论，这里只想指出，不管他如何强调要发扬群众的首创精神，可未忘了要求人民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党，要成为党的驯服的工具；不管毛如何强调群众路线，都未忘了坚持党的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不管宣称要如何健全党内民主，都别忘了党员只有学习上级文件、体会领导旨意的份，真正的由下而上、公开广泛的路线辩论与民主讨论从来没有实现过。在文革时，毛的口径有了相当变化，并不一般地说要服从党，不说要当驯服工具，不要求一般地服从上级，而是说造反有理、要大批判、打倒当权派、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主席、捍卫革命司令部等。但无论在人民中还是在党内，毛都不容许有公开反对他自己的声音；在文革这场假民主运动中，个人专制尤其发挥到极致。
“党外无党”还有一个可怕的后果，就是认为一个阶级只能由一个党来代表，这意味着共产党要把一切其它工人阶级流派（包括托派）一律视为阶级敌人，除之而后快。但是工人运动需要自由讨论和自由结社，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消灭这些自由，就是消灭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力。而且，在消灭了其它党派之后，不等于消灭了这些党派的阶级基础、即工人阶级的各种成分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必然在共产党内部重新出现，造成各种党内派别的基础。这时，如果承认党内有派别的自由，就也要承认，如果分歧太严重他们就有另立新党的自由。这样就等于否定斯大林主义的一党制。反之，如果仍然坚持一党制，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永远具体体现在某个组织或党领袖身上，那么，早晚就要连党内民主也要消灭，全部权力集中在党的领袖手上。既然世上并没有所谓永不犯错的领袖，领袖专权就等于消灭了党内纠正错误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党一错再错，最后错到葬送“社会主义阵营”为止。文革并未使劳动群众真正获得解放
除了一党专政外，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右派惧怕群众运动和革命，所以往往因此认为文革是天大的罪恶，许多左派则被文革的打倒官僚走资派、医疗卫生和教育革命、大民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国度等号召所感动，因而走上左翼之路，台湾也不例外，许多左派朋友把文革的口号当作是社会主义的美好图像来追求，至少也认为文革是毛泽东实践社会主义的伟大尝试。这本文无法全面讨论文革功过，不过这里摘录被认为是亲毛派的美国学者迈斯纳（MauriceMeisner）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中对文革的论断，提供读者参考：
文化大革命是在它的领导人响亮地宣布群众民主的原则的情况下开始的。但是，相信了这种宣言的人民群众从一开始就使自己隶属于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本人。……文化大革命宣布自己是一场反对官僚特权和官僚压迫的斗争，但运动不久就处于中国军队的支配之下，而军队是中国官僚机构中最具有强制性、等级最森严的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它的领导人抨击“四旧”，尤其是中国封建传统遗留下来的迷信思想的影响，然而，代替封建迷信的是对毛泽东的迷信崇拜和围绕着对毛主席个人崇拜而表演的种种原始仪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中国复苏社会主义精神，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过渡，但这场动乱最终仅仅是使社会主义的那种理想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名誉扫地，从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破坏了人民共和国既存的脆弱的社会主义基础。（四川人民出版社，390-391页）
迈斯纳认为文革前后工厂里生产关系的基本结构没有两样，“工人和干部的等级制度依然保持不变”，“对工厂的控制权最终掌握在党委和厂长手中”。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失败在于，它没有产生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这些制度会使劳动群众获得生产资料的控制，并最终在发展现代生产力的同时，使劳动群众自身获得社会经济上的解放，从而使整个社会获得解放”。如果我们仅仅从炫丽的革命词藻，从官方删改公布后的文献来认识毛，如果不结合毛的“言”和中共及毛本人的“行”来全面考察，我们是无法充分认识与全面评价毛思想的，也无法真正了解中共的成与败！
许多台湾左翼朋友是从毛泽东打垮国民党政权的雄韬伟略中认识毛、信服毛的，毛的战略策略自然成为许多人学习的对象。王凡西先生在本书中认为毛泽东是灵活的、高超的策略家，却不是坚定而有一贯思想的战略家，他往往在理论和实践中偏重实践、在原则和权术中强调权术，由此获得了许多成功，却也导致许多错误与失败，甚至影响群众觉悟的提高。毛思想的这种特质其实也深刻的感染台湾的左翼运动。轻理论重实际、轻原则重策略其实正是台湾左翼的特点，甚至走了比毛泽东还远的多。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名义下，我们往往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ABC。阶级运动还没搞几年，也没认真检讨原因，就急急忙忙宣告工人阶级不治，“策略地”转进其它领域。真正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还没建立、没建设好，就急急忙忙策略地打入民进党、拼凑第三势力、或是一头热的搞搞政客学阀工棍的统战工作。基本理论其实还没娴熟，还没能用来掌握现实，就急急忙忙宣称理论没大用，是知识分子的头脑体操，还是埋头苦干比较实际。结果是，实际工作搞了很多年，策略用了许许多多，群众的觉悟还是不高，组织还是没大发展，不是只好搬出更多的策略，埋头作更多的实际工作，就是昭告天下此路不通，彻底转向了。台湾左翼运动不振的病因很多，毛思想在这里起的作用还值得深入挖掘、深入讨论。以深刻自我反省促使左翼运动再生
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的面向，如他的文艺观和文艺政策，又如他对中国近代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看法，也影响许多左翼对台湾社会与台湾革命的见解。毛虽然自许国际主义者，号召世界革命，不过诚如王凡西先生所论断，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毛泽东，仍应归入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列，毛泽东关于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如何影响台湾左翼也值得探讨。我们再版王凡西先生的这本旧著，就是鉴于毛泽东思想的深远影响，希望能让中共官方（以前和现在）以外的观点，尤其是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出发的评论为读者所参考，促进对社会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更深入、更严肃的讨论。我们当然不认为本书已经提供了完整无误而全面的解答，但一定是值得重视的见解。
台湾左翼运动先是遭遇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长期反共教育，等到八十年代末政治开放，左翼思潮有机会重新公开传播时，却面临了苏联东欧的瓦解和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以及市场至上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盛极一时。十几年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反省资本主义，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和其它思潮，希望找到人类社会的出路。在这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澄清，对过去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对当代世界发展的掌握以及社会变革路线的拟定是相当迫切的任务。而贫弱的台湾左翼运动要在种种困境中成长，也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才能再出发，本书的在台出版，便是为了这样的任务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
本书作者王凡西先生和郑超麟先生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一位长年流亡海外，一位长期被中共监禁，但都长期坚持理想、坚持写作。笔者是在涉猎中国现代史时偶然得知了两位前辈的事迹，拜读了两位的回忆录，不但补充、订正了自己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不足与错误，更深深被两位的坚持与奋斗所感动，他们其它著译的作品也是我摸索马克思主义时的重要参考。几年前，从深圳飞往上海准备拜访郑超麟先生，却在飞机上看到报纸刊登郑前辈过世的噩耗，今年初也是在准备前往英国探望王凡西前辈时，得知了他过世的消息，这真是两件大憾事。在台湾协助出版王凡西先生的著作，同时坚持社会变革的志业，努力传播真正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念，也是作为晚辈的我们所唯一能用来纪念两位前辈的！
2003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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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中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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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中的失败
——《毛泽东思想论稿》代序
刘宇凡
资本主义跟自己过不去
一九八九年柏林围墙倒下的时候，全世界自由派和右派高呼资本主义彻底打败了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所谓胜利，事实证明是要大打折扣的。“社会主义”这个敌人虽然倒下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敌人却因此更为突显了。对，资本主义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自己。套用马克思的话，资本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自己。资本主义是历史上最具增长活力的社会经济制度，但是带来这种活力的内在机制也必然同时带来巨大的毁灭力量。一度有人欢呼美国“新经济”标志着资本主义从此摆脱了周期性危机。但是自从亚洲危机爆发以来，一切又改写了。陷入了危机的资产阶级立刻停止吹奏凯歌，赶忙敲起警报，要广大劳动人民勒紧肚皮了。至于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前社会主义阵营，几乎无一不陷入经济衰败。中国大陆似乎是例外，可是劳动人民反而随着经济增长而地位下降和生活恶化。但是劳动人民不愿意承担资产阶级企图转嫁的危机。所以近年来以“反全球化”为号召的各种反抗运动方兴未艾。新一代活动份子从头起就很激进，表现出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成为新时代的呐喊。无数仁人志士正在为此而努力探索出路。当中更有人开始左倾，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中港台的抗争运动虽然仍然消沉，但对左翼思想的兴趣已经出现了苗头。
这时候就有人向青年一代左翼推荐毛泽东，继续尊他为伟大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是当今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指南。
毛泽东的可学与不可学
毛泽东领导中共革了资本主义的命，在一个大国消灭过资产阶级的剥削，这方面当然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毛泽东用什么来代替资本主义呢？不是用一个民主、趋向平等和尊重个人自由的社会，而是用一党专政和个人崇拜，用官僚空想的共产主义来代替资本主义。
正如王凡西先生当年说过：“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对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不过，当王凡西先生在1964年写完这部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书的时候，似乎很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凭着它中国不仅早晚超英赶美，而且赛过苏联，走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当时已经发生了反右、大跃进等等荒唐的悲剧与闹剧，可是官方固然没有改变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是大陆上也没有几个真正了解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联系。普遍怀疑起毛泽东的权威，已经是毛泽东碰破了更多无辜人民的脑袋之后了。连许多从前衷心信服毛的高级干部，这时也说他“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了。正正因为毛泽东事实上并没有走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促成日后邓小平逐步恢复了资本主义。新中国新了不到五十年就变旧了。换言之，在毛泽东获得辉煌胜利的那刻，便已埋下日后他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的伏线。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毛泽东，必须区分两个时期的毛泽东：革资本主义的命的毛泽东和建设官僚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后一个毛泽东实在没有多少值得今天左翼学习的地方，除非你也想用官僚统治来代替资产阶级统治。[1]
只有毛泽东的反资本主义革命尚有可学之处。但即就这方面而论，也要具体分析：是学他的“行”，还是学他的“言”呢？是学他打倒国民党统治和消灭资本主义，还是学他的理论著作，例如《新民主主义论》，“枪杆子出政权”论等等呢？
读者会奇怪，怎么能够把毛泽东的言与行分别褒贬？不正是毛泽东的正确理论指导了中共的革命斗争吗？如是则学他的“行”必意味要学他的“言”。
不，毛泽东这方面的言和行本来就是对立的，取此则必舍彼。虽然他最终行了反资本主义革命，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本来不是要反资本主义，相反，而是要建设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的呢！所以毛泽东真要造资本主义的反，恰恰是以抛弃其新民主主义的言论为前提的。如果毛真正忠实于其原定革命战略，那么，即使有打倒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革命，也不会有后来的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
毛泽东能够扺制斯大林不准中共同国民党内战的命令，彻底打倒国民党统治，他这方面的确胜过许多忠实执行斯大林投降本国资产阶级的路线的外国共产党领袖（最显著例子是战后法共放弃武装、加入资产阶级政府，拯救了法国资本主义）。但是，当时毛泽东决心与国民党决裂，并不是同时为了与资本主义决裂，相反，是为了长期发展资本主义——至少当年是这样公开宣布。《新民主主义论》要建立的政权，并不是工农社会主义政权，而是四个“革命”阶级──即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任务是在几十年内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按照毛在这些文件所宣扬的革命阶段论（这也不是毛泽东的发明，而是师事斯大林），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独立历史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等到这个历史阶段结束，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之后，才能提上议事日程。与革命阶段论相对立的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认为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无能力完成民主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才可以负起这个任务；但工人阶级政权一经建立，不甘于失败的资产阶级必然反扑，这样，在阶级斗争的逻辑逼迫下，工人阶级政权为生存必不能自限于民主革命任务，必然要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措施。这样民主革命就不停顿地发展为工人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自廿年代以来一直贯串着中国革命运动。毛泽东既师事斯大林，自然是扬斯贬托，所以毛泽东说：
“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在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势力）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动力，有时还有民族资产阶级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切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与封建独占。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整个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包括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2]
“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不仅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3]
在另一篇文章，他又说：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4]
所以，直至1949年立国，尽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并未起过什么真正革命作用，可是中共还是一再强调要团结它成为政权的一部份，一再强调要继续发展资本主义。当时刘少奇还发表了“资本家剥削有功”论来安抚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的讲话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毛强加给他的“罪证”，当时却完全是中共的正式政策。
毛泽东出尔反尔
但是，在几年之后的一九五三年，当中共从上到下各级干部都在努力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时候，都在鼓励资本家剥削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指责刘少奇等“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为有害：
“有人……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5]
于是埋葬资本主义和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就突然开始了。从前对资产阶级的所有许诺全不算数了。这个突变不仅吓坏了资产阶级，而且震惊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所有领导人。因为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直接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不是革命阶段论的一贯教导，相反，而是……“反苏法西斯主义份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啊！毛泽东和中共骂了不断革命论多少年，现在毛泽东居然实际上舍革命阶段论而取不断革命论，能不令人惊骇？
站在当时的劳动人民立场上，毛泽东撕毁对资产阶级的承诺未尝不是好事。（至于日后毛泽东再拿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来搞共产主义冒险，那是后话了）。问题是不仅毛从未公开承认其新民主主义理论为错误、从未公开承认自己已经改变看法，反而指责那些仍忠实于他的（也是党的正式纲领）革命阶段论的战友为右倾。革命阶段论被实际上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秩序”确立不到四年就完蛋了。社会主义改造提上日程而且加快疯狂进行了。但越这样，中共越难自圆其说。要么革命阶段论从头起就错，要么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种极左冒险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但是毛主席是永远正确的，不可能有矛盾，为此，一场大规模的伪造历史和文过饰非运动席卷全中国。官方现在重新解释革命阶段论和新民主主义论。1958年起，中共忽然宣称毛泽东也是不断革命论者，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按不断革命的法则发展。那么，这岂不说明革命阶段论错了吗？不，不，也没错，大家都没错，因为……因为毛主席不是说过“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吗？这话的意思正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革命阶段论没有排斥不断革命论，相反，毛主席还创造性把“革命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辩证统一”起来。[6]
把死人化妆成活人
官学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论”的呢？他们现在说，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处处都强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强调新民主主义不等于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在容许私人资本之余、也会发展社会主义因素，以此来准备向社会主义转变等等。一本官学著作说：
“‘无产阶级领导’，这是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显然，这种无产阶级领导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民主革命，和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为目的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有很大不同的。”[7]
对得很，如果你依据的是五十年代之后中共官方正式出版的《毛选》四卷。不过，现在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套《毛选》根本是经过官方事后大量窜改，以便伪造毛“一贯正确”的假象的！幸而日本出版界在七十年代出版了毛泽东原著《毛泽东集》，可以让当代中国人比较中共怎样精心窜改历史文献（见注2）。试举一例。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是一篇重要文章。根据中共《毛选》，有一段这样的话：
“这个纲领（指新民主主义纲领—刘宇凡）所规定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因素，但是这个纲领的实行，还没有使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8]
但既然保证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又有了社会主义因素，那么，至少已经是为“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条件，至少说明毛泽东不打算同资产阶级一道长期发展资本主义——中共理论家这样论证。
但一九四五年所发表的原文的意思同上述窜改过的文章相反：
“实行这个纲领，还没有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由于什么人在主观上想做或不想做这种推进的问题，而是一个由于客观上中国的政治条件与社会条件不许可人们这样做的问题。”[9]
换言之，毛在原文努力向资产阶级保证不会实行社会主义，经窜改后才有了引向社会主义的意思。
按照毛原意，共产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毛才强调：
“另外有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统治下……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国家与人民”（着重号为刘宇凡所加）。[10]
今天的读者从《毛选》中读到的，已经不是上述那种右倾机会主义的文本，而是随时准备着“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左倾激进主义，因为《毛选》把两个“广大”发展都删掉了，还加上一句限制，变成“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这样的例子在全部《毛选》简直不胜枚举。事实上，《毛选》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时，谈到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强调“转变”为社会主义，或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绝大部份都是革命胜利后补加的。
输出机会主义纲领害人不浅
有人说，为何要算这笔旧账呢？不管毛的革命阶段论多么错误，总之，他最后没有囿于自己的错误理论，相反用自己的行动打破了旧理论并在实际上实行了正确理论，成就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这不正说明，毛纵有私德问题（死不认错），但并无损于革命呀！
不，有损的。毛不受自己的错误理论约束，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幻想，毅然同资本主义决裂，这是好的，可是，这个厨子不吃自己烧坏了的菜，却硬要人家吃，还要人家称颂他的手艺，这就非常不好了。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千方百计去巧辩什么“虽然不断革命论对，但革命阶段论也没错”，还强装没事人一样极力向其它国家共产党推荐那没错的革命阶段论，要别人受这种错误理论约束──这就罪莫大焉！印尼共产党就是因为忠实执行革命阶段论，坚信苏加诺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同自己一道实行民主革命；为了拉住这个盟友，多次拒绝支持群众的自发革命行动，甚至愚蠢到支持苏加诺解散立宪会议，理由是阶级利益要服从民族利益，结果使革命群众在苏哈托的右派政变中完全解除了武装，五十万（一说一百万）人被苏哈托宰杀。这完全重复了中国第二次大革命中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导致革命悲惨失败的覆辙。晚近，则有南非共产党，同样因为忠于革命阶段论而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非洲国民大会结盟，不仅发展资本主义，而且联合推行私有化，完全出卖劳动人民的利益。而直到今天，无论在香港、台湾还是大陆，还有崇毛派在努力寻找一个“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更甚者是有人一面自称社会主义派，一面却支持现在中共的“一国两制”，让台湾和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呢！（大陆是否社会主义，姑置勿论）这种完全变成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政治退化，其理论根源，最后都可以追溯到斯大林、毛泽东的革命阶段论。
旧病复发
毛泽东这种文过饰非的行径，非只葬送了外国共产党和革命运动，它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巨大障碍。即使当年毛泽东实际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做对了，但是他死不认错，说变就变，还要窜改历史文献，以便维持自己永远正确的神话。从此立下极坏先例，维护毛泽东个人的权威和面子成为党国一切政策的前提。以后，任凭毛泽东怎样在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中造成千万无辜亡灵，造成了多大的精神和物质上的破坏，又无论他的臣属事后怎样作出补救，可是一切补救办法都始终要以维护毛主席的一贯正确的神话为条件，是以任何补救办法都是半吊子的、没有持久成效的。要等到毛主席终于去世之后，他的后继人才敢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去温和地批评他和局部改正他的错误。但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的名誉已经被毛泽东彻底败坏了，因此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能嬗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旧的错误理论（新民主主义论）没有认真清算过，还始终被当作正确的理论，所以在新的复辟形势之中，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理论又复活过来，成为复辟的理论根据之一。这就像一个人病根不除，难免旧病复发一样。中共党内最大胆的走资派很快就以毛反毛，利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来为复辟张目。他们论证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根源，恰恰是因为他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犯了“左”的错误，导致中国过早进入社会主义。所以，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办法就在于重新实施新民主主义，就在于补资本主义的课。“补资本主义课”──这未免……未免有点不好听。所以，邓小平在“补商品经济的课”的幌子下实际执行走资派的纲领──或更准确些说，毛泽东的原订纲领。在绕了一圈空想而官僚集中的“共产主义”之后，中国又回到官僚资本主义的旧起点。
毛泽东自己可以讲一套，做一套，以大阴谋家的资格去暂时愚弄斗争中的各个阶级，暂时为劳动人民取得局部胜利，可是长远而言，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不可能依靠英雄伟人的阴谋诡计。无产阶级的解放须要无产阶级公开、严肃对待自己的纲领和一切正反经验，真诚面对自己的错误。大耍阴谋权术，文过饰非，纵横捭合，即使奏效一时，早晚也只能葬送革命。
回头来看，毛泽东当年能够成功消灭资本主义，部分当然要归因于他的个人特质。他在革命战略上无有远见，但诚如王凡西先生指出，他是伟大的战术家和行动家，具有不囿于成规的个人特点（这方面自有可学之处）。这是他当年能够不受自己的错误理论约束，实行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原因之一。但是，还需要指出另一个原因。如果当年没有苏联这个现成的非资本主义模式可供参考和依靠，毛泽东是不容易有那种同资本主义决裂的决心的；纵有这个决心，也不容易达到，因为如果没有苏联，单凭中国根本很难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围攻。所以毛泽东当年消灭资本主义，不能完全归功于毛泽东自己。还要考虑国际因素[11]。明白这一点对于今后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今天苏联已经消失了。本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革命运动，即使有了正确理论也没有必胜的保障。如果其所抱持的理论从头就错误，那么，在苏联消失的情况下，想革命不失败，就不如望天打卦了。其次，毛泽东本人那种桀傲狂放（他自己就说过兼具猴性和虎性），从好的方面可以发展为革命精神，但从坏的方面则可以发展为空想蛮干、任性妄为。这种任性妄为在一九五三年算是歪打正着，做了好事。不过，革资本主义的命虽难，建设一个民主而平等的社会主义难上加难，需要的是更多的科学理性和理论上的高瞻远瞩，需要的是公开争论、党派自由和民主政制，而这一切恰恰是毛泽东所缺乏或所仇视的。所以他的社会主义实验以失败告终并继之以资本主义复辟，良有以也。
毛泽东是“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吗？
在当前整个资本主义复辟的大气候中，固然越来越多人转为批评毛泽东，但当中不少不过是用右派那副陈旧的有色眼镜来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有色眼镜罢了。他们重拾过去国民党的牙慧，认为毛泽东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错在革资本主义的命。现在中共官学在介绍“毛泽东思想”时也有了新的口径。他们悄悄丢弃或大大淡化什么毛主席本来也是不断革命论者的旧说法。另一方面，在那为数不多的崇毛反对派中，不少人仍然声称坚持社会主义立场，不过，他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又全是毛泽东那一套官僚社会主义。表面上两种观点一右一“左”，其实是相反又相成：大家都同意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是结论相反而已。右翼说：毛泽东思想要否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该否定。资本主义万岁！崇毛反对派则说：毛泽东思想要肯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也该肯定。（官僚）社会主义万岁！
问题在于，毛泽东思想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吗？它的失败又真正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吗？
王凡西先生这部书虽然是四十年前的作品，可是它对于上述问题，早已提供了部份答案，或至少是解答问题的重要参考。作者深入细致地分析，毛泽东思想是“既革命而又反动的一个矛盾的混合体”。而无论其为革命还是反动，它们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或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成份是压倒性的，而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成份则非常非常少。毛泽东个人，在权势上是空前成功了，他重建的官僚统治集团也空前膨胀和专断了，可是，在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繁荣、民主和平等的新社会方面却是可悲地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正正因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成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局部妨碍过、但没有根本妨碍中共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是，这种本质一定妨碍它建设一个自由、民主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论固然远离马克思主义，就算是枪杆子出政权论，即便其有若干马克思主义元素，份量也无足轻重。马克思主义固然拒斥不抵抗主义，但是从来不会走到主张“枪杆子里可以出一切东西”的地步。上述各个方面，王凡西先生这部书都有谈到。英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GregorBenton在他的悼念王凡西先生的文章中这样谈到他：
“他批评他所属的团体没能把发展武装力量和动员农民做为自己的活动的一部分。但是，他也始终质疑毛派那种压倒性地强调军事斗争的战略，因为他担心这种战略，其结果不过是成为中国过去那种爆发(农民)战争、然后是重建专制统治的环环相扣的其中一环而已。相反，他致力论证，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等新的城市阶级才能打破上述循环，才是建设民主的共产主义的出路所在。”[12]
一九九九年新版《辞海》，把旧版中《毛泽东》条之中的“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句话删掉，实在是删对的。
王凡西这部著作的主要篇幅都是研究毛泽东的政治及军事理论，但有一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专门评论毛的文艺理论，也很值得向读者介绍。日本当代中国文学专家长崛佑造先生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他这样评论《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这篇文章严厉批评了毛泽东以他的《文艺讲话》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的错误。像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主张那样，王老认为文艺创作跟政治活动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从延安时代以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在大陆怎样压迫了作家的自发的创作成就、甚至损害了有才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现在已经不用我们来说了。王老在这篇文章里，还指出了《文艺讲话》所征引的中文版列宁作品的误译(把“党的出版物”误译为“党的文学”)。毛泽东是根据列宁文本的误译去写成《文艺讲话》的。一九八○零年代，在大陆《列宁全集》第二版出版的时候，这个误译改正了。在这个过程胡乔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胡乔木是根据王老的这篇文章去请编译局改正旧译的。”[13]
恢复历史真相才能展望将来
新一代的左翼要找到正确前途，恐怕前面还有漫漫长路。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他们许多时候连历史真相也无法知道。斯大林、毛泽东的其中一个最大罪恶，正是他们歪曲和伪造历史。诚如乔治·奥威尔在《1984》所言，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斯大林和毛泽东为了自己永远控制未来，于是大规模伪造了过去。新一代革命运动在能够发展起来之前，恐怕首先要在伪造的迷雾中恢复历史真相，重新认识毛泽东主义的本质。而在这方面，我们深信王凡西先生可以为大家提供部份真相，让大家了解到从俄国革命一直到中国革命的一切重大争论，特别是关于革命阶段论和不断革命论的争论的真相。这本书并非入门书，而是颇专门的谈革命理论的书，但倘若耐心读过，多少可以重新把握革命历史的线索；唯有如此，才能在革命斗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此书重印之日，王凡西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谨以此代序纪念这位为坚持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一生逆流而上的老一辈革命者。
此书再版，从原序到最后一章都原封不动，只把人名旧译改为今译，又把附录从《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和态度》，易为《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由是，在篇幅限制下，我们认为后者对于了解毛泽东思想极为重要，不可不补充；而前者有关人民公社的题目，在原书第十一章已基本论及，则删去不至有太多负面影响。此外，附录还增补《王凡西先生小传》、《王凡西主要著译目录》。
本书再版，有赖许多朋友出钱出力，以及义务校对，特此致谢。
2003年5月11日
[1]中共官方在一九八一年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全面总结毛泽东的错误，也是同样区分两个时期的毛泽东，但是文件把毛泽东的错误只上溯到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这样一种区分实际上是为了掩饰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从头起就实行一党专政的罪恶。
[2]《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七卷128及134页，日本株式会社北望社，一九七一年东京出版，一九七六年由香港一山书店翻印。《毛泽东集》收录的是五十年代前的原版著作。中共官方的《毛选》则多有窜改。在这段文字中，官方《毛选》删去了“动力”、“民族”、“及一部份大资产阶级的”几个字。
[3]《论联合政府》，同上，第九卷，224页。
[4]《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集》，第五卷214页。官方《毛选》把“不断革命”四个字加上引号，以示托的不断革命论是假的，毛的不断革命论才是真的。请参考注6。
[5]《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82页。第五卷是毛死后由华国锋的新中央出版，但邓小平夺权后很快便收回。近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再收入。
[6]关于官方这方面的扼要介绍，可参考《辞海》，《不断革命论》条，上海辞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1331页。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中共一直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要“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这当然不是事实）。在突然发现毛主席原来也是不断革命论者之后，为了圆谎，官方理论家就有必要用另一种方式歪曲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显示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才是招牌正货。既然毛泽东自己也未完成民主革命就“跳过”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栽给托洛茨基的罪名内容自要修正了，所以《辞海》才指托“反对工农联盟、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主张抛开农民，跳过农民运动，还鼓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会和农民发生敌对的冲突，要不断地革农民的命。”这种拙劣谩骂如果有效，只因中共禁止托洛茨基的著作公开流传。
[7]《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发展》，上卷，缪楚黄主编，红旗出版社，一九八七年12月，95及94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九六九年北京，959-960页。
[9]同注2，第九卷，222页。
[10]同注2，第九卷，224-5页。
[11]要指出：以俄为师的另一面却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连苏共那种官僚集权的计划经济也完全照抄，再加上一党专政，又促成了他日这种社会主义的崩溃。
[12]转引自《先驱季刊》之《悼念王凡西同志》，二○○三年春季号。
[13]长崛佑造《悼念王凡西先生》，《先驱季刊》二○○三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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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附录
·牛津版英译本序
·法译本自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版英译普及本序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写给国际书记处和托洛茨基的信（第一号报告）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各家书评摘引
·著者其他著、译的部分书目
牛津版英译本序
本书写成于一九五七年。回忆所及，终止于一九四九年之冬。距离现在，即离开它得以英文出版之时，已有二十三年了。本书不是严格的传记，它的起迄原不必涵盖著者全部有生之年，但以此书究非客观描述的史书缘故，读者终有权利要求知道著者在此漫长年月中的所思所为。
因此，在这方面约略加以说明是有必要的。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尾我被迫离开香港。一九七五年三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来到了欧洲。这中间的整整二十五年余，我始终蛰居在南中国海外另一个岛屿殖民地上。最初二年过的是紧张思想生活，同时与国内朋友们进行着密切的联系。可是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我在国内的朋友全部被中共拘禁以后，任何积极的政治活动都停止了。为了生活，我教过书，还写了些文学剧本。但我的思想却未曾停顿，亦未曾改变。我注视着世界上发生的种种事变，特别是在共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变动。对于中国发生的每一次较大变动，例如“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中苏争论”、以及“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我都及时给它们以分析和解释，为了自己的认识，也为了与少数尚能接触的中外朋友们交换意见。在这些文字中，有散篇，有小册，也有较大的书——例如《毛泽东思想论稿》。
这些写作，都是在老友国华、梁四与其他少数朋友的帮助之下才能出版流通的。
不过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我们的思想在海外华人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国内则无由到达）。一方面由于中共眩人的胜利，另一面因为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战后的繁荣，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就组织言已停止存在，就思想说也陷于停滞。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曾多少给海外华人青年以刺激，部分打破了他们不问政治的消极状态。但要他们真正表示出基本方向上的转变，却还得等到一九六八年。在这一年里，因反越战引起的全世界青年的左倾运动，使海外华人，特别使香港青年们真正从个人前途的打算提升到为较高的理想而努力。他们既厌恶了西方世界，也不满于中国的官僚统治，因而他们相当自然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可是为时不久，他们从实践中获取了经验，从与其他思想的接触中得到了启发，这群先进的青年中间起了分化——其中一大部分走向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四五年来，这部分青年的影响日见其落实壮大，逐渐扩展到欧美的华人社会中去，以致到了今天，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相当有力的运动，兴起于世界各地的华人青年中，它正图谋使新中国走向真正符合于社会主义民主利益的道路去。
在这个转变的气运中，我个人谈不上起过多大作用，但毕竟不是全无关系。当一个人走近生命旅程的终点时，看见前面出现的竟不是夕阳已堕的一片昏暗，而是朝暾初露的瑰丽景色，这该是十分可喜的事。
一九七七年一月三日
法译本自序
这是完全出于我意外的事：三十年前我在偏僻的澳门写成，以极其简陋方式刊印出来的《回忆录》，先后竟已有日、英、德三国文字的译本，现在又快要有法文译本了。个人的喜悦是毋须说的，因此引起的感想也很多，但是除了给英译本写过一篇短短的后记外，我不曾为以前三种译本写序。这次法文本出版，本来也不想说什么多余话。只因年来见到不少专家学者对本书所作的评论，听到过很多读者给我提出的意见，趁此机会，想作一个简短回答。
很显然，我不能谈及所有的批评和意见。在大致可以分为赞许与苛责的二大类中，我将不谈前者而只谈后者。即使对于后者，也只能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几项，略抒己见。
有人称我的书是中国托派的一首挽歌。有人说它只是中国革命史的一条脚注。又有人说它是描写一群狂热者为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而苦斗的一出悲剧。
看一个严肃的政治流派到底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还是一个极有成功希望的事业，依我之见，不应该看它在某一时期的组织大小，力量强弱，乃至暂时成败，首先要看它的基本立场是否符合客观需要，是否经受得起历史的考验。
托派所以产生并赖以存在的政洽基础是不断革命论。这个理论，我认为不但已经为过去的革命证明为正确，而且为目前的事实证明为极端必要。
首先我们看到，本世纪内两次最大的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革命与一九四九年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革命，都是遵循了不断革命论的战略路线而获得胜利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有意识地，而中国共产党则是不自觉地（即违反了他们原有的立场地）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中，夺取国家政权，建立工农专政（虽然在中国所建立的这个专政，从一开始就可怕地歪曲了的），并由此开展社会主义的前景。
其次，我们知道中国与国际的托派从来坚信：落后国家的革命者在民主革命胜利中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只有对内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对外执行国际主义政策，才能巩固并发展这种胜利。同时他们坚决相信：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被安排在世界革命的前景与全局之中，将它们当作国际社会主义整个体系的一个部分，才能真正完成。
因此，苏联的可怕堕落，中共胜利后竟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决不能用来证明不断革命论那个基本立场是错的，即不能证明共产党人在一个经济落后国家民主革命中强夺政权这条路线是错的。相反，它们恰恰证明了不断革命论另外一个基本立场的正确，即它们证明了在一个国家之内，特别在个落后国家之内，社会主义是无法建设成功的。它们证明了如果对内没有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民主措施，对外没有彻底的国际主义政策，这些国家非但建设不成社会主义，而且要想保持并巩固一个健全与进步的政权都不可能。“一国社会主义”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目睹与身受的，只能是斯大林式与毛泽东式的“新封建”统治，甚至是波尔·波特式的狂妄与野蛮的残杀罢了。
因此，我绝对不以为托派运动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事业”。过去不曾是，将来也不会是。在今后，我深信只有托派主张，特别是它有关民主与国际主义的立场，才能使今天陷进穷巷而力图改革的中苏等国家找到正确出路。这在另一个意义上，也就是说，只有这个运动获得成功，才终于能使人类不会睁着眼睛走向自我灭亡的灾难。
也因此，我非但不为我过去的思想行为感到后悔，反而以我能将一生参加于此一“悲剧”为荣。至于我这本书到底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首挽歌，或者，它将成为国际托派运动全面胜利时那首凯歌的一支短小的序曲，我不想作任何猜测，只有历史老人才能回答的。
最后，我必须对已故的比艾·佛朗表示怀念和感激，他是我这本书的热心读者之一，是第一个企图将它译成法文的人。这里，我更要感谢马丁妮·波那堂娜与比艾·罗舍二位同志，没有他们无私与热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翻译与推荐，这本书是绝无可能与法国读者见面的。
一九八七年七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版英译普及本序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决定重印我的回忆录的英译本（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O年初版），使我非常高兴。
这个重印本的问世可以说适逢其时，它正赶上了斯大林主义的总崩溃。自从去年春夏之际开始，在那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里，发生了，而且还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个变化来得如此的富有戏剧性，以致不论是赞成或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都竭力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要弄明白斯大林主义今天何以会崩溃，我想，首先得知道它过去是怎样形成的。我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亦即它的中心故事，这是叙述一个中国革命者与他的同志们一起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最初在苏联，然后在中国，如何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全部经历。当然，这点经历是有限的、部分的，但它总已提供不少资料，让人能够形象地看到斯大林主义及其变种毛泽东主义如何产生、兴起以及它们在苏联与中国的终于得势。并且在某种限度内，它或许能帮助人们去预料斯大林主义及其制度的未来。
新局势提出了新问题，或者应该说，新局势重新提出了一些久已被认为不成问题的老问题。趁着这个机会，我很想谈谈它们。这些问题中最常见的或最多听到的有斯大林主义到底是不是社会主义？它的崩溃是否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破产？能够与将要代替斯大林主义的是否只能是资本主义？从此以后，资本主义是否将永存不替；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将以反动的空想而记录在历史的总账上？
我对这些问题的总回答是一个“否”字。我曾经将我一生中最大部分精力花在为社会主义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上。这个事实本身纵使在某种程度内影响我的思考，却不是使我用“否”字来回答问题的主要理由。在新局势中，即使老问题也必须联系新事实来考虑、来解答的。面对上述诸问题，我确实好好地思索过了。我也尽量考虑过别人对这些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结果我还是认定斯大林主义的破产绝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破产。我仍然不相信资本主义会“万寿无疆”，我仍然相信人类的前途有赖于真正社会主义的实现。
非常遗憾，我的健康情形不允许我为这些信念作充分的理论说明。同时一篇短短序文也不是大发议论的合适场所。为了稍稍补偿一下这个遗憾起见，我这里想借用乔治·奥威尔在五十二年前写下的一段文字。那是他在评介佛朗次·鲍克诺博士(Dr.FransBorkensu)所著《共产国际》一书的文章中说的：
“鲍克诺博士以为共产国际政策诸多错误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与列宁所预料的，而且在俄罗斯多少已经发生了的那种革命，在先进的西欧国家中，至少在目前却是谈不到的。我同意他这个看法。可是接下去，当他说西方民主国家的前途只能在或者是法西斯主义，或者是通过所有阶级的合作来实行一种有秩序的改造，这时我却与他分道扬镳了。我不相信有第二种可能。因为我不相信一个每年收入五万英镑的人，能够或者愿意同一个每周收入五先令的人合作的，他们之间那种关系的性质十分简单，那就是其中的一个人在抢劫另一个人；我们没有理由相信那个抢劫者会‘改过自新’。因此，如果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些问题真要得到解决，看来只有一条第三途径，经过一次真正的革命运动，亦即经过一次这样的革命，它能实行各种激烈改革，如属必要，它又能应用暴力来实行这些改革的；但在同时，它却并不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对待民主的方式，它是能够保持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的。这样的事情决非不可想像。在许多国家中早已存在着这种运动的萌芽，而这些萌芽是会生长的。无论如何，如果它们不能生长的话，那末我们正生息其中的那个猪圈是没有出路的了。”（见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新英周刊》）
我不是“奥威尔主义者”，但是在上引这段话里，除了我不同意他表示同意于鲍克诺的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与列宁所预言的革命不可能发生于西方民主国家这一点外，我都可以同意，都认为说得很好——当然，他笔下的“共产主义”一词是必须改为“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上存在着阶级是事实；要求“抢劫者”与“被抢劫者”自愿合作是空想；希望“抢劫者”自愿“改过自新”，自愿放弃“抢劫”，那更是自欺欺人。奥威尔所期望的第三条道路，即既非法西斯主义，又非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它一方面能实行激烈的、必要时不借凭借暴力来进行反对与打倒“抢劫者”阶级的革命，同时，在另一方面能竭力保持并扩大人民数百年来斗争得来的民主权利——确实是人类能脱出“猪圈”，能进入平等、自由与民主的惟一道路，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惟一道路。
可是这样的道路与托派共产主义者的历来主张有什么相干呢？依照通常的看法，托派之异于斯大林派者，不是只在于前者比后者更激烈，更可怕，更主张独裁和集中，更不要民主吗？这样一种笼统抽象的说法，非但不正确，而且是有意的歪曲。我不敢说奥威尔所说的运动的萌芽是否指的托派，或包括托派；但我应该说，托派的立场正是代表了这种“萌芽”。托派过去的思想和实践，在我所讲的故事里已多少作了叙述。它们是否像人们所指责，读者们读了我的回忆至少在中国问题上已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这里我只想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正是托洛茨基和他的一群同志们，最早（一九二三年起）与最有系统地（在《新路向》一书中提出一连串的主张和批评）出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堕落；正是他们，一贯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正是他们最早与最不妥协地起来反对官僚独裁，要求工农大众的民主，并要求苏维埃内部实行多党制，要求共产党内部准许派别存在。他们一直进行这种反官僚斗争，直至被革职、被开除党籍、被送进监狱或被逐出国，以至被处死或被谋杀。
总之，那是托派，而且只有托派，在过去七十年中，恰恰为了实现上引奥威尔所期望的“第三条道路”而斗争，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
今后的世界，无论目前正陷于分崩离析、仿徨觅路的原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表面繁荣而实则充满矛盾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想找到真正出路，是否只有依照托派已有文件中定下的具体方案呢？我不这样想。人事太复杂，“历史老人”太狡黠，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制订的方案，总得随事变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就基本方针说，我深信，只要这个社会里“抢劫者”与“被抢劫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继续存在，那末托派的方针，亦即马克思当年定下的方针是不会过时的。
这个本子完全是牛津版的重印。除了校正初版中若干印刷上的错误，以及英译者对他的导言略作改动与补充外，这里只增加了本书原有的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这一章当初为应出版者削减字数的要求而割舍了的。此外，我又将我为法译本所写的序言附在后面。
我这里要对AlexanderBuchlnan表示深深的感谢。没有他长达二年的不懈努力，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他是我五十年前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我们曾经在那里一起工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
利用这个机会，我还要对本书的英译者GregorBenton表达我对他久欠的谢意和感激。多亏他的既忠实而又有创造性的翻译，我这本回忆录不但和英语世界的读者结缘，而且还能借以转译成德、法文字，与更多的朋友们见面。他不但是我文字上的合作者，而且是我生活上的一位支援者，没有他的帮助，我最近十五年的欧洲流亡生活会遭到更多困难。
一九九O年四月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
写给国际书记处和托洛茨基的信
（第一号报告）
亲爱的书记处诸同志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已于五一这个历史纪念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共十七人，另有四名列席代表。他们一共代表了（原属于四派的）四百八十三名成员。大会通过了我们的共同政纲，还通过了别的几个决议案——这些议案是预先在统一委员会中起草的。大会选出一个全国执行委员会（其中包括九个正式委员和四个候补委员）。全国执行委员会又选出其中五人组成书记处。我们的组织已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它的机关报定名为《火花》。我们的政纲与各个决议案将于最近将来翻译成欧洲文字。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也引起工人大众的注意。我们相信，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之下，它定能完成它伟大的历史任务。我们希望今后在〔国际〕书记处与中国支部之间能建立起经常的与密切的关系。
托洛茨基同志的图书室被焚毁的消息，我们是从资产阶级报纸上获悉的，现在又让你们的通告给证实了。我们已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为重建托洛茨基同志的图书室募捐。
致
反对派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书记处
书记处书记陈独秀
组织部主任陈亦谋
宣传部主任郑超麟
党报主编王文元
书记处秘书宋逢春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上海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写给托洛茨基的信
亲爱的托洛茨基同志：
从资产阶级报纸上我们得悉您那个无法估价的珍贵的图书室被焚毁，这消息又让国际书记处的通告给证实了。对此，我们感到最大的痛惜。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四个分别存在的中国反对派现在已经统一了。我们希望这个好消息能多少补偿您新蒙受的巨大损失。
统一大会是在五月一日这个历史纪念日召开的。从各个反对派团体选出了十七名代表，此外还有四名代表列席。我们〔预先〕起草的共同政纲和其他决议案已由大会通过。这些文件在最近将来会翻译成外文。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组织了，它的口号也将是单一的（按：上面这句话原稿上无法认清，大意如此——译者）。关于中国的一般情况以及我们这个运动的特殊情况，我们将会给国际书记处和您另写详细报告。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上海
按：上面这两封信，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未编号，原件都是英文。第一封信又附有打字的俄文翻译稿。我把它们翻译出来，作为附录之一，因为——
中国托派的这一次大会，不但是中国托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因开会后不及一月，组织便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大会的所有文件和记录都损失了。
这次大会的经过，因此只保留在少数几个参加者的记忆中。没有文件帮助，各人的记忆势必有所不同。例如出席大会的代表究有几人，这和出席中共第一次大会的代表人数一样，长期间定不出一个确实数目。这个简短的报告都确切地解决了问题，正式代表十七人，无表决权代表四人，他们代表了原来分属于四派的四百八十三个成员。它又告诉我们：大会给新组织选出的领导机构包括九名正式委员，四名候补委员。从九名正式委员中又选出九人成立书记处。未来机关报的名称也决定了：定名《火花》。
上述诸点，都是与郑超麟的忆述的相符（见本书《从四派到统一》一章中与此有关的校者注）。又从二信的笔迹与粗浅的英语来判断，写这信的人确实不是罗汉而是我。——一九九三年八月．王凡西。
各家书评摘引
一泰玛拉·独伊彻（TamaraDeutscher）
王凡西的这本回忆录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都是一个独特的文件。在政治方面，它回顾了从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九年期间发生在中国的革命斗争，它是由一位斗争的参加者，由这个运动的老战士之一来讲述的。它讲的又是一个优美与动人的故事——是将一生完全献身于共产主义崇高理想的故事，是以感人的谦逊和自抑来叙述的一个坚决与勇敢的故事。
…………
那些最具理想主义的革命家们〔中国托派〕，在那改变亚洲面貌的巨大斗争中几乎不曾起过实际作用，这是事实。但是，他们在这个大斗争的历史上却还是取得了一个光荣的位置。王凡西也许是中国托派中不曾瘐死在蒋介石与毛泽东监狱中的最后的生存者，现在写下了这些战士们的努力的宝贵记录，因此，他会赢得未来历史学家们的尊敬和感激。
（见一九八一年四月号《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
二马丁·凯脱尔（MartinKettle）
（英国《卫报》评论员）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中有的是政治流亡者，其中只有少数几位，由于命运之戏剧性的逆转，胜利地结束了他们脱离故土的漂流岁月——有如列宁、莫加贝、霍美尼。这些流亡者中的极大多数却是像圣经创世记中的伊希美尔一样：始终是漂泊流浪、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的。
中国的托派，比之以近代其他一些〔革命〕流派，有更大的可能会遭到此种湮没无闻的命运。跟俄国的托派一样，中国的左派反对派在革命斗争中曾经遭受到迫害、镇压、以至于四散流亡，他们的文献记录遗失了，他们的存在被官方的党史肆意抹煞了。
王凡西是少数现尚生存的见证人之一。一九五七年，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他决心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国托派运动的种种写下来。他原是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用回忆录的方式来写这段历史，但他坚持不把它写成为太属于个人性质的自传。他将自己的种种回忆联系贯穿起来，并依据少量由他从中国携带出来的文件，写成了这本书。……
（见一九八O年十月廿三日出版的《新社会》周刊）
三矢吹晋
（《双山回忆录》日文本翻译者，横滨市立大学商学部助教授）
著者曾经说：这本书只是一个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回忆录，它不是一部中国托派史；但是读者却能从中知道中国托派的发源、发展和失败的经纬。对于中国托派的历史，我国除了因彭述之关系而作的若干介绍外，可说完全不知。这部译作却填补了这个空白，有助于我们对现代中国的理解……
（见日文本《回忆录》译者于一九七九年三月所作小序）
四詹纳尔（BillJenner)
（澳洲国立大学教授）
…………
王先生的书对他的个人生活几乎完全不谈，但这本书却给了读者以一种精彩的叙述——叙述了个人如何发现了他在人生中应扮的角色；并且如何顽强与坚韧地扮演这个角色的一种情景；任何一个不为偏见蒙住眼睛的读者，都会被这个富有人情的文件所感动，并且承认它作为中国革命第一手记述的那种价值。……
（见一九八O年牛津版回忆录《前言》）
五郅玉汝教授
（《陈独秀年谱》作者）
《双山回忆录》作者王凡西是一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所写的这本书，据笔者所知是中国托派成员中惟一的一本自述。本书文笔清畅，内容朴实无华。仅仅基于此点，这本书就值得注意。
…………
综观《双山回忆录》一书，所记固是三十年中个人的经历，重心却在记述中国托派的兴衰。历历直陈，不厌烦琐。凡研读我国现代政治社会思潮者，此项第一手的资料，不可不读。……
（见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报月刊》《双山回忆录读后》）
六英国《经济学人》周报
…………
王凡西君的故事从那个时候开始，当时莫斯科约莫有二百名中国学生——约等于孙中山大学与东方大学中国学生的半数——倾向了左派反对派，反对斯大林，而此时（一九二七——一九二九）托洛茨基已被打倒，并且己被流放了。本书作者是这个中国学生中的反对派的发起人之一，目前他也许是他们中间惟一的生存者。当他回到中国之后，他在莫斯科的一位接替者将托洛茨基主义者出卖给斯大林的秘密警察，然后，此人自己悬梁而死。斯大林于是逮捕了这些左派，接着，他把他在学生中的傀儡王明扶植起来，去充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因此酿成许多灾难。
作者这一段叙述乃是这本书中最精彩的一章，另外一章也让人极感兴趣，那是他本人在蒋介石监狱中的悲惨经验的回忆。至于那几百个托派被中共开除及内部派系纠纷则是令人读着烦厌而且悲惨的。那些比较软弱的兄弟们让国民党的镇压给压倒了，其中有一人甚至当上了蒋介石秘密警察的一个头子。而其余（比较坚强的）大多数同志则首先被国民党，接着被日本人杀害或监禁了。
（见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至二十日的周刊）
七理察特·c．卡庚教授
（Prof.RichardC.Kagan)
这本书产生于葡萄牙的小殖民地澳门，它的起始发源是寂寞与寒怆的。最初的本子是用手写在脆薄的蜡纸上，仅仅油印了二十本。其中一本为一位斯堪地纳维亚的水手[1]在香港取得。他将此书带到日内瓦的海员工会总部。一位女汉学家的丈夫从那里获得了这本书，再由他转到我的手里。这个油印本子现藏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图书馆。此书〔指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木〕的译者大概是从著者本人那里获得这个本子的。
…………
王的一生记录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并不是怨天尤人的情绪发泄与教条式的判断。它是介于自传与历史之间的东西。它不是作者个人的生活记录，可也不是广泛的历史叙述。对于历史家来说，最能引起兴趣的，乃是他所描写的如何与彭述之——这个现尚在世的惟一的中国托派领袖——之间的冲突，或者，是他论及托派对文化与文学发生影响的地方。
这部书有三个最重要部分：一、关于当年莫斯科中国学生的生活与斯、托二派之间的斗争……，二、对于工人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中共与托派在这方面的批评……，三、他谈到那由五四运动中发挥出来的诸原则：民主、文化表达的自由与广泛的人道主义——从而提醒人们：五四时代的遗产并不限于偶像破坏；并不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关于阶级斗争的教条式的看法。
…………
（见一九八一年英文《中国季刊》秋季号五二八至五二九页）
八李福仁（法兰克·格拉斯）（FrankGlass)
…………
……我觉得，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性的遗教，或作为对年轻一代革命者的教育材料，这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文献中，于此增添了一个很有用的文件。
…………
还想说几句与我个人相关的话。你的回忆录当然勾引起我在遥远的上海过的那些日子，让我记起我和中国同志一起干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努力不曾产生出预期的结果，如果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我们的人被挤到一边，可是我们至少在黑暗的反动条件下保持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我们保证了我们的运动的继续向前。对于这项成就，谁都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的。
好了，亲爱的朋友，当你的回忆录的英文版问世之时我向你祝贺。
…………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三日给作者的信）
九比哀·佛朗克（PierreFrank)
（第四国际领导人之一）
…………
读着你的书，我非常激动。我要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更多的同志读这本书。这本书是以中国的几次革命作背景的。他们读这本书的时候，将会看到我们的运动并非像他们一向所见的那样：只是一些思想、原则、政策等等；而且——你的书中看到——又是由怀着希望、受尽苦难、具有〔高尚〕品质而又非没有缺点的人物所推动的。
…………
（一九八O年十一月十六日给作者的信）
十乌尔立奇·曼采尔（ＵlrichMenzel)
（德国汉学家）
谁想知道一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到现在为止，总只能或者去读一本被党核准了的书（例如胡乔木写的（中共三十年史）），或者去读王明写的自传《中共五十年与毛泽东的叛变》。读这两本书，人们得到的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但虽如此，这两本党史却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在极大程度内完全抹煞中国共产主义的第三个流派——托洛茨基主义派。
王凡西的这本回忆录（法兰克福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却不仅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即使对于相当熟悉这方面历史的人来说，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
（见一九八四年三月号德国法朗克福出版的《新中国》杂志）
十一保尔·勒·勃朗克（PaulLeBlanc)
（美国社会主义者，作家）
凡是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想：他们是在继承一个革命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反映着成千上万、最有远见与怀有理想的先驱者的生活和热情的。这些同志们生活在与活动在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经历。这样的同志是为数甚多的。不过也常有这样的事：时常有人从世界的某地给我们带来了消息，让我们至少能够活生生地看到这些人中的几位。这时候，历史与理论便变成不再是抽象的东西了，它们给赋子了个别人物的呼吸和脉搏，他们用思想、感情与经验使革命运动生动起来了。王凡西的《回忆录》便是起了这样一种作用的。
…………
（见美国纽约《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一九九二年五月号第九十六期）
十二班国瑞博士（Dr.G.Benton)
（英国里兹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
…………
王凡西的回忆写到一九五二年为止。这个年头，对于他曾经协力造成的那个运动来说，是异常阴暗与令人沮丧的一年。毛派得到了意外的胜利后，许多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初认为北京的新政权决不会超越它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这新政权仿佛跟这些人的预见开玩笑似的，它很快开始向激烈的反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它似乎已处于无懈可击的地步了。当托派遭到如此严重失败的时候，王仍能坚决反对毛派，并且对自己的想法仍抱毫不动摇的乐观态度，那是由于他深信：一个制度如果它的决策大权仅仅操于一小撮“精英分子”之手，而对任何不同意见都加以粗暴镇压的话，其结果必然会促成它自身的毁灭。……
（见哥伦比亚大学版《回忆录》的译者导言）
著者其他著、译的部分书目
书名署名
出版社
出版年份
托洛茨基致中国同志的信双山译、校信达一九八一
印支问题双山著信达一九七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双山著信达一九七四
毛泽东思想论稿双山著信达一九七三
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三原著信达一九七二
七O年代往何处去？第一、第四篇耕梓春燕一九七二
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惠泉译信达一九七一
诗与自传耶夫士欣可著双山译信达一九七O
帝王术马嘉维里著双山译信达一九六九
中国革命问题托洛茨基著克全编校上海出版一九四七
俄国革命史托洛茨基著郑超麟王凡西合译上海出版香港翻印一九四O一九六四
他们的遭德与我们的道德托洛茨基著李书勋译上海出版香港翻印一九三八一九七五
[1]这里由于传闻失实，卡庚弄错了。将这本油印的回忆录带到欧洲去的是一个中国海员，是著者的朋友兼同志——梁四。——编者l993年8月注 |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后记
该写和可写的已经写完，心头却似乎尚有话说。到底，像我这样一个革命战线上的小兵，为什么要写自己的回忆？有什么值得写的？
写作的动机应该提一提。
说起来，事情却得追溯到十几年前，在日军统治下面的上海，超麟同志曾经写了一部回忆录。书从他有意识的求知活动开始，一直写到一九二七年秋天中国革命失败，写到他参加“八七会议”，写到他在上海和瞿秋白一道工作……写到这里他就不起劲了。关于他自己的转向反对派以及中国托派的初期种种，他写得很少，甚至未终篇而搁了笔。我们要他继续写下去，他却反而要我写一些，关于一九二七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在莫斯科与托洛茨基主义发生关系的情形。他认为，那段历史在中国托派史乃至整个中共史上都将具有重要性，而知道这段史实的人却太少，知道得较全面的甚至在那时也只有我一个人。我颇为他的提醒而动心，因之颇有一写之意；可是因为其他工作忙，始终不曾写得。
现在，超麟同志是生死未卜，他的回忆录如果不曾被人随意毁灭，也至少被深藏于中共公安机关的档案库里了。想起当年那段因由，仿佛对朋友负了文债似的。
几年来我被迫处于一无可为的境地中。失去了一切，却换来了悠悠无尽的空闲。孤寂使人愁思，而停顿——不管它是被动或自动的——又总要叫人向后看。过去的事，过去的人，无论它们是悲是喜，是可恨或可爱，不时像幽灵似的闯进心里来，紧紧地抓住了我，常使我“魂牵梦萦”。有些事和人，留在公头，又若似“骨鲠在喉”，不吐不决。为此，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些小文，纪念几个难于忘却的故人；又曾多次动手，想写自传的一章，即记述当年莫斯科中国同志中的分派情形。可是始终没有写成功——不是为谋生的琐事所打断，便是一经提笔即鉴于工作的巨重而放弃了。
使我最后决心来写这“一章”的是去年春天联共党二十次大会上的反斯大林运动，特别是它要重修党史的决定。后来中共对此的反应益使我的决心坚定下来。因为从中共的一些文献中看，不但二十余年来中共的历史深深留下了当年莫斯科派系斗争的记印，而且今天，甚至今后的发展，还可能要在若干程度内受其影响。中共领导人为了对外对内的顾虑，不可能坦白与公平地写这段历史；此后的史家即使想写，恐怕也不易有充分的材料吧；那末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参加人与见证人的我，自应尽我所知地记录一些，虽不能完全填补这一缺憾，至少可提供多少材料。
超麟的提议在心中回响，于是，在国华同志的鼓励和帮助下，我终于着手写起来。最初计划还是“一章”，我不预备写前此与后此的事。可是任何事物均有其自身逻辑的，即令写一篇文章亦然。把一个人的全部见闻截取一段，却总得叙点前因，说些后果。而此种因果一经叙说，由于其为一大时代中的大事件故，却想简短而不可得。“来龙”写长了，“去脉”的尾巴自不能装得太短。如此一来，即使计划仍旧是“一章”，而事实将是一本不分章目的书。那末何不径自写书，让它有个清楚的章目呢？结果，原想写得不长的“一章”，变成了目前那样的“中型传记”。
因此，我这部自传目的其实不在于传我自己。我充许自己在这中间占一地位，只为了要有一条线索，可用以把过去半世纪中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比较方便地贯串起来。套句被人用烂了的话说，我只是想做到：“从一个普通人的镜子里，让人看到大时代的若干方面”。这部东西也不是中国托派史，因为其中叙述虽与中国托派的历史有密切关系，但毕竟只是从我个人视角来看的一面；同时所有叙述，主要是凭我记忆，我不曾与不可能将它们用真实的文献来作检核和比对。
一部不以自我作中心的“自传”，当不可能给“私事”留下太多地位。有几个朋友曾经读了我的原稿。他们或者指出：关于我的某些方面写的太少了，例如我的恋爱生活；或者向我提议，应该尽可能做点“自剖”，因为书里有不少地方批评了我所接触过的人物，却没有专用一段话来批评自己。我觉得“自剖”不但多余，抑且无柳。自夸和自谦两不足取。法国作家蒲风的名言我非常信服：“风格即人”。既然已经写了这么多的文字，不管好坏总已给人看到了“风格”，然则又何须乎为“人”多言？而且，批评别人亦即批评自己，长度的本身就已指明了度量器的品种；镜中之影，显出了镜片的好坏。人们不难从批评里看到批评者。因此，于“自剖”一道，即使在这篇后记里我也不想有所词费。至于“私事”，书中其实已说得过了量，若依照我原本计划，其中十九都不该谈。可惜现在书已写成，重读时总不免为姑息的常情所累，不能尽量删削了。我曾经有意避免的是属于所谓“纯情生活”方面。这些事，常常构成传记文字的主要的乃至精彩部分的，却与我这传记的“体例”不符。我不愿将严格限于个人的悲欢经历，和时代的较大事件放在同一平面上描写。
总之，我写这部东西不是为了一己情绪的发泄，而正是为了我毕生从事的事业。回忆不仅为了回忆，却更为了它能帮助我们继续前进之故。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才找到它写作和存在的理由。
一九五七年七月廿六日，记于濠江 |
在寂寞中思索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在寂寞中思索
与这几行文字的时候，我正五十岁。在中国人门外的一个小岛上蛰居，也已过了整整八年。有的是空闲，有的是思索的机会，几年来为了生活，我曾将大部分时间耗费在戏剧的写作上，不过没有因此改了行。我始终注视着世界上发生的变动，特别注意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的变动。自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十二日我在国内的同志们悉数被中共捕禁以后，我不再能有什么积极的政治活动，但思索是不曾停止的。在绝对孤独的情形中，思想生活反而更加紧张起来。可惜的是：生活的挤迫使我不能在这方面作广泛与深入的研究。也不曾有机会将所有思想过的事物统统记录下来。
在这里，当然不适于做此种记录工作。不过当作感想，多少应该在这里做个交代。
阿Q精神要不得，尤其对革命者而言。不过自来革命者却最易犯这个毛病。真正的革命者需要百折不挠的坚韧，需要对自己的事业有无限信心。正为此故，往往不肯认识别人的胜利，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这个精神原极可贵，它与卓绝的革命性不可分离。但若超过限度，盲目保护自己的信心，因之将他人胜利的事实说成失败，以自已的失败当作胜利，那便是最要不得的阿Q精神。这种精神对革命者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因为事实终究是事实，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早晚要和你碰头。盲目的否定会叫你碰得焦头烂额，终而致于卸甲丢盔，向无情的事实作无条件的投降。
真正的革命者的信心应该建立在对事实的清醒认识上，建立在对胜利和失败的冷静的理解上。只有建筑在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上的热情，才是可靠而持久的。任何人的热情都是如此革命者的热情更是如此。
认识别人的胜利不等于投降，确认自己的失败不等于灰心。因为人世间的一切斗争，特别是现社会中复杂而惨烈的阶级斗争，乃是一个胜利和失败不断更迭的过程。它不是坦平笔直的，而是岖崎起伏的。不通过失败不会达到胜利，不领受过失败教训根本就不会胜利。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两句被毛泽东征引过的老子的话，我们也可以借来看斯成托败，人胜我负的这一个事象。
祸福无定，能理解者便属有福。托洛茨基最喜征引的那句斯宾诺莎的名言“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含义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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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面说过，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九年年终到一九五O年年初这段时间内，经历了一次紧张的思想生活。当时发生在国内的种种，实在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中共从来执行的政策，我们深信是错误的；托派一贯坚持的战略，我们相信是正确的：可是到头来，取得胜利的反而是中共而非托派，这到底是什么回事？这个问题苦恼着每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苦恼驱使我们深思，它驱使我们在新事变的光照之下，去重新考虑我们某些基本的立场和信念。在非常纷乱与热烈的气氛中，我企图从苏联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着手，去了解中共胜利的原因。结果写成了一个提纲和一篇长文，合印一小册，题名《苏联研究》。在那本书里，我认为苏联已经变成一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则是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党。因此，我认为中共的胜利只是一个集产主义的官僚政党的胜利，它决不代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革命的胜利。
这个新立场，我觉得，对于苏联与斯大林党的许多现象，尤其对于中共何以能够胜利这个事实，确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解释上的便利。跟着我便从这个立场出发，企图规划出对中共应该采取的某些具体态度与步骤。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却逐渐地又发觉到，这个新立场在理论上虽然帮助我们解开一些思想上的结，但若应用之于政治实践，却显得颇不相宜。于是我又从政治领域走回到社会学的领域来从实践性的思考再回到纯理论的探索，终于我又肯定：关于苏联与斯大林主义的认识，在目前流行于第四国际内外的诸般学说中，最站得稳，因之最符合于社会主义革命利益的，还得数托洛茨基的旧立场。
关于我那一次思想探索的详细历程，当然无法在这里叙述。此项工作，只好俟之异日。[1]
在这里，我只想简单讨论两个问题：l，中共的阶级性质；2，一般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历史作用。所以要先来讨论它们，因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所作的种种错误分析，完全导源于他们对此二问题所采取的特殊立场。
好多年来，中国托派中流行着一个见解，即是说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何所据而云然？大家都仿佛没有郑重考虑过。简单视之为当然而已。因为，仿佛事实摆在面前：中共完全退出了城市，长期存在于农村中，其成分几乎百分之百是农民与少数知识分子，其主张则偏向于阶级合作和劳资两利。
究竟是谁最先提出这样的看法呢？无从查考，彭述之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向第四国际书记处提出报告把这个看法的首倡者说成是托洛茨基。他说“托洛茨基不断指出中共已逐渐从一个工人政党堕落成农民政党”。但是这个说法并无根据。彭所引证的托洛茨基写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中国的农民战争与无产阶级》），根本不曾说过中共“已逐渐从一个工人政党堕落成农民政党”的话。他在信中只指出了中共内部两个派别之间斗争的可能结果。他说：如果在由斯大林派的农民军队与由列宁派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发生了内战，那末“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将不再是两个共产主义的派别，而已成为敌对的两个政党了——各自具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但是做了这一个理论假设之后，托洛茨基立即问道：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前途吗？“不”，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完全不那么想。在斯大林派（即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内部不仅仅有农民的，即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也还有无产阶级的倾向。”
由此可见把中共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个见解，不能推在托洛茨基身上。
何况托洛茨基这封信写于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二日，离开他决定号召组织新共产党与新国际之期尚约有整整一年。当我们还自居于中共内部一派之时，托洛茨基怎么能声称这个党已经由工人党堕落成农民党呢？
不过无论如何，正是这一个不知不觉间形成了的有关中共阶级性的错误估计，在很大限度内，决定了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前后我们对中共胜利的看法。既然断定中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那末我们为自己看法的逻辑所驱使，必然要达到这样的结论：这个党决不能领导一次真正的革命，更不能领导它取得胜利。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特别是根据由托洛茨基发展了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在目前这个时代，在落后国家，莫说为了走向社会主义，便是为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任务也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彻底革命，才有可能。因此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进行内战时期，我们虽然衷心支持中共一边，竭力要使它赢得胜利，但同时我们却总认为由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军队是无法胜利的；即使胜利了也一定会陷于死巷之中——有如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农民起义的胜利一样。后来，事实证明，中共所领导的农民军队正在内战中取得胜利，我们便说，这个军队胜利不将等于革命胜利。再后来，胜利了的中共证明出它能确保胜利，还能加深胜利，并且能从事于国家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深刻改变，这时候，我们便觉得若要坚持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立场，就无法同时保持对中共阶级性的原来看法。因为中共的胜利极其尖锐地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或者我们承认，在目前，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在中国那样的国家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仍有可能领导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而使其成功，这也等于承认不断革命论至少不适用于中国的特殊情形；或者，我们改变对中共阶级性的看法，承认它至少在某种程度内确实还是一个代表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党，因而在某一意义内，我们承认中共的胜利代表着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经过并不构成不断革命论的例外。
对于这样一个抉择，超麟与我是痛切地感觉到的，因此我们努力去解答面临的问题。彭述之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则根本不曾体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不断革命论的基本介场与中共乃小资产阶级政党这个看法在中共领导革命胜利的事实面前，对他们说来根本不曾产生任何矛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即一直在－九五一年十一月以前，彭述之始终肯定北京新政权实际上便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一种赤裸裸的巴拿帕脱的军事独裁”，并且说“此种独裁政权，不论将来再经过甚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伪装，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彭述之的这个见解，乃是简单拒绝承认中共的胜利所代表的社会革命的意义，以此非常轻易地回避了不断革命论与我们对中共所作阶级性看法之间的矛盾。但是回避绝不等于解决，而中国当时发生着的连串事变，逼得你非去解决不可。因为北京新政府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赤裸裸的巴拿帕脱军事独裁”，在事实上愈来愈清楚。终于，彭述之觉得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于是在一九五二年五月间他突然宣布“在过去两年余的时间内，中共内部的工人党员已经增加，它的工人阶级方向业已加强……”（见彭述之《写给第四国际书记处的报告的几点补充与修正》）。因此，中共这个小资产阶级政党变成工人政党了，北京这个“赤裸裸的巴拿帕脱军事独裁”也就变成畸形的工人国家了。
如此这般来解决矛盾，其实只是添加了矛盾。例如：一个以武装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从而建立了另一个资产阶级巴拿帕脱军事独裁的那个小资产阶级政党，为什么会在两年余的时间内自动增加其工人党员，自动加强其工人阶级倾向？一个增加了工人党员并加强了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为什么便可以从小资产阶级政党变成工人阶级政党？再如，一个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政权，如何可以因执政党内工人党员的增加与工人阶级倾向的加强而和平地变成为任何类型的工人国家？诸如此类的问题，彭述之及其追随者们却从来不去思索，因而从来不曾给我们解答。
我们当然不会如此对待历史给我们提出来的重大问题。我们，主要是超麟与我，首先认为，过去把中共看成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是错了。我们必须放弃这个旧公式。因为事实已很清楚证明，无论就斗争的规模，就它所发挥的力量就它带来的成果以及它所表露出来的动摇旧制度的那份决心来说，中国当时发生的革命，决非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所能领导的。在近代历史上，我们只看见过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俄国十月革命中曾经发挥过类似而更大的力量，完成过类似而更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可是同时我们又觉得，如果从革命路线的一贯性，从领导者对工人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所采取的态度（那种控制与调唆而绝非依靠与信赖的态度）来看，中共决非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然则既非小资产阶级政党，又非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到底是代表哪一个阶级的政党呢，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它是代表着一个全新阶级的利益的政党。这个新阶级超麟称之为国家资产阶级，我则名之曰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依我们之见，这些阶级之所以出现乃是世界革命的连串失败与资本制度过度成熟的结果。因此它们是反动的，但是强大的。它们与小资产阶级不同，不仅具有推翻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且还有实行社会变革的力量，同时它们却又与无产阶级不同，这两个新阶级不能使这些变革循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制。
就这样，郑超麟与我，把我们向对中共阶级性所作的旧看法，[2]进一步地发展了。
我在上面说过，这个新看法我保持得并不长久（超麟在这方面后来是否也有所改变，因他被捕入狱，不能确知）。在迅速发展的新事变的印证下，在政治实践的驱策下我终于放弃了宫僚集产主义的说法，承认中共在某种程度内仍不失为个代表工人阶级的党。这样做，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在企图解决上述那个抉择时，却始终是合乎逻辑的，是郑重地经过思考而不含有任何其他考虑的。
彭述之的情形与我们恰恰相反。他惟一关心的不是要在明显的矛盾（旧看法与新事实之间的矛盾）中去求得正确的解决；而是要在这个矛盾中竭力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因此他的努力显得支离破碎，穷促狼狈，丝毫不曾堂皇地做出什么交代，其成果也就无教益可言。[3]
其实中国与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真想从过去学到点东西，以免将来重蹈覆辙，必须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从三十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共阶级性看法的错误，并仔细研究所以错误的缘故。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当我们最初宣布中共已堕落为小资产阶级政党之时，原是有充分理由的。它从城市撤退到了乡村，它的成员几乎全部来自农民。自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它在联合抗日的名义下投降了国民党：宣布信仰三民主义愿意改编红军为国民党军队，并答应放弃阶级斗争政策。这些事实，就其本身说，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足以构成我们对中共指责的根据。因为一个政党既然和工人阶级完全脱离，离开了主战场并且放弃了它的革命政纲，它自然不再有资格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后来我们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乃因我们一经确定了这个看法之后，却从来不再拿之来和发展中的真实加以核对。我们只留心一切利于证实我们看法的新事实；却不愿考虑不符合于我们看法的另一些事实。
现在，如果我们回顾当时情形，至少有四个事实显然是为我们所忽视了的。第一，中共之从城市撤退到乡村，既非自愿，亦非有意，它主要是国民党疯狂镇压与迫害的结果，因此不能拿来当作它改取新战略（即以农民战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证据。第二，当中共撤退到农村之后，无论在言论上或实践上，都不曾放弃它“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联合战线”的纲领。第三，在一九三七年中共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之后，中共确实放弃了阶级斗争，取消土地革命，并且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当此具有决定意义的紧要关头，我们斥之为最后的投降，那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观因素是中共内部继续存在着反对斯大林投降政策的一些倾向）中共这条退让路线并未引伸到它合乎逻辑的结论。在大体上，这种退让只限于策略性的纵横捭阖，却未达到改变战略方向的程度。第四，不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者在“联合战线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其为一个纪律严明的革命家组织：它的党员与兵士的征集，也始终照顾到阶级标准。上述种种情况，如果我们中国托派曾经密切注意，经常拿这些事变发展来核对我们对中共的看法，那末我们便不致于无法理解中共胜利的真正意义；当我们决定自己立场与采取行动之时，也一定会少犯一些错误了。
关于如何决定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这个问题，列宁曾经说过如下的一段话。那是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说的，当时讨论英国共产党应否加入工党的问题。列宁说：“当然，工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工人。但是，一个党是不是真正的工人政党不仅要看它党员的工人成分，而也要看领导这个政党的是些什么人，也要看它的行动及其政策的内容如何。只有看了后举两种情形，我们才能决定究竟我们所面对的可真的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从这个惟一正确的观点来看工党，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政党……”（见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所作有关加入英国工党的演说。）
依照列宁的方法，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为要确定中共的阶级性质，原该多多注意那此领导中共的人，密切注意中共领导中各个派系（特别是毛派与王明派）之间的斗争，并且不懈地分析它的“行动与政策的内容”。如果我们曾经这样做的话，我想，我们对于中共的估价早该有个不同的看法，我们会承认它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是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一个政党。虽然，它是以非常丑陋与奇异的方式来保持的，它是异常可怕地官僚化与特务化了的，其成分由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其理论则常常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之政客式的曲解与玩弄。
只因我们当时对中共未曾作过这样全面的理解与认识，以致我们在四十年代及新政权建立直后对中共所作批评，会显得如此的不济。
除了对中共阶级性的错误判断之外，我觉得，我们从来对于一般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作用及其胜质的了解也促成了我们在中共胜利面前所感到的思想混乱与狼狈。
自从发起第四国际（一九三三年）以来，我们对于整个第三国际及其所属诸党有这样一个传统想法：整个地与历史地看，第三国际是完结了，它不再可能起世界革命总司令部的作用。其所属各党，无论在制度与思想上都已彻底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因之再不能经由改良方法使之更生，此后这些党不可能领导任何革命甚至不愿领导革命胜利，更甚至不能与不愿让他们自己胜利。因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在最后计算上总不利于克里姆林宫官僚统治的存续，而各国斯大林党则骨子里都是克里姆林宫的臣仆。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此一见解，基本上不能算错。而且从一九三三年直至一九四五年世界上发生的主要事变，几无一不证明了此一立场的正确。但是，一部分由于原则立场中包含有比较机械的，因而是不尽正确的肯定，另一部分由于人们在解释和应用这个想法时又作了过分夸大；以致至少有一个见解变成了成见，即认为斯大林党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中都只能破坏革命，它们不能与不愿使之（即使那革命会推它们走上政权）成功和胜利。
怀着这个成见，面对了中共的胜利，我们便无法不感到惶惑了。
我们这个成见到底何自而生与如何形成的呢？为了使问题更易说明起见，我必须将托派对斯大林党态度的演变作简略的历史叙述。
在一九二七年的联共第十五次党大会前后，因斯大林、布哈林联合的中右派用简单组织手段解决了托洛茨基和齐诺维也夫的反对派，并借助警察和特务力量，逮捕、监禁、流放了反对派的成员。这时候，有一个工人反对派，由萨普朗诺夫领导的（即所谓“民主集中派”），便宣布联共党业已彻底堕落，无产阶级专政已被取消，俄国的工人阶级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必须建立新党并实行新的十月革命了。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个“革命”立场，坚持“改良”办法。他认为不但十月革命所由创建的社会制度还有不少存在，而且那个被中右派把持的共产党仍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核心和传统，他们在整个无产阶级的帮助之下，遭逢到较为有利于革命的国际形势极有可能推翻中右派的官僚统治的。因此，左派共产党人虽在组织上被摈于党外，却仍以党内一派自命。整个努力集中于改良党的领导，绝不容许任何独立建党的企图。这个态度，托洛茨基一直保持到一九三三年。
这是希特勒在德国取得胜利的一年。我们知道，希特勒之所以能够胜利，直接乃由于斯大林及德国共产党的帮忙。托洛茨基曾经及时发出了警告：注意德国法西斯胜利的严重危险，提议全德工人阶级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希特勒。可是斯大林们非但不接受这个警告和提议，反而骂托洛茨基对社会民主党投降。他们提出了“社会法西斯”口号（即认为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才是法西斯），视社民党为“主要敌人”；以此轻轻放过了希特勒，让国社党坐大，终致于让它夺得了政权，一举消灭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
在此时期中，不仅充分暴露了斯大林党的错误与罪恶，而且暴露了这些党的彻底腐败（最出名的有如汉堡党部的大贪污案）。一个政党犯下了如此巨大的罪恶，并如此玷污了革命旗帜那是不能不受到历史膺惩的。信仰过它和从属过它的切革命者与工人阶级迷惘了，消沉了，愤怒了。在这时候，一个最迫切的历史需要，是要竖起一面新的旗帜来代替那污损的，建起一个新的革命政党来代替那个被篡窃与叛卖的。于是，托洛茨基改变了他一向对共产党改良的立场，宣布第三国际的完蛋，发起一个新的、号称第四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此事与一九一四年列宁因第二国际诸党之拥护帝国主义大战而宣布其死亡，从而准备建立第三国际，具有同样重大的历史意义。
不过，自从发起第四国际到现在的二十余年中，我们可以看出：被我们宣布为完结了的第三国际诸党的所作所为，与一九一四年以后的第二国际诸党的情形，并非完全一样。自从一九一四年之后，作为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第二国际，确实已经死了。虽然这些政党迄今仍旧存在，它们在许多国家里依然控制着不少工人群众；有时候迫于形势，它们甚至还领导一些斗争；可是它们为资产阶级在工人中充当代理人的作用始终不变，他们实际上破坏革命的作用也始终不变，他们是死定了。可是一九三四年以后的第三国际诸党呢？是否和第二国际诸党一样，始终不变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一往不复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走去呢？并不尽然。我们且回过头去看看他们二十余年来的作为吧。有时候，他们比第二国际更无耻，更赤裸地为资本主义服务；更残忍、更大胆地去背叛革命。例如，他们在苏联杀害了整代布尔什维克，取消了所有十月革命创建起来的政治民主，造成了最可怕的个人独裁与官僚等级制；在西班牙，他们肆无忌惮地替帝国主义者扑灭了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同时在“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名义之下，实行了对全体“民主”资产阶级的投降。然后在一个突然的转变中，斯大林与希特勒拥抱起来，替法西斯清洗罪孽，由此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大战中，各国共产党人完全抛弃了列宁立场，无原则地跟在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后面打转，表现得比第一次大战中的第二国际党人更加可耻……这些事充分有力地证明了一九三三年托洛茨基那个决定的历史必需性与正确性，证明了第三国际（意即各国斯大林党）的完结。但是在另些时候，或者可以说，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见这些党和第二国际诸党之间有个根本不同，即他们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仍处于不可调和的地位。他们在苏联保存与扩大已有的国有财产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则亦以此一制度的实现为目标。诚然他们时常说着与写着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典型的门雪维克言语和政纲。但这个“门雪维克主义”与旧有的门雪维克主义不同。如果后者是原则性与战略性的立场，前者却始终（至少自一九三O年以后）被当作策略、手段、以及施展诡计的烟幕。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时常不区分这两种门雪维克主义，以致忽视或低估了斯大林党的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因此在最近十年内，至少有二件大事出了我们的意料之外。那三件是：一、苏联从大战中出来，非但没有恢复资本主义，反而更巩固了国有财产制；二、靠了红军的刺刀，这制度被输出到了东南欧；二、中共获得胜利，在中国也大踏步地建设起苏联的那种制度。
是的，今天我们应该坦白承认，过去我们是低估了斯大林党的反资本主义性质。也就是说，过去我们没有充分估计到斯大林党迄未尽失的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可能。因此今天我们回头去检讨一九三三年的决定，我以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问题：
一方面，就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长远的与真实的利益说，第三国际诸党从那个时候起，确实可以断定为不能再起积极的正面作用了。易言之，这些政党的思想、作风、制度堕落到如此地步，以致让我们可以断定他们不再能导成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革命，不再可能缔造早期苏联那样的工人政权了。内部改良的道路已告绝望。历史需要的是一面新的旗帜，一个新的政纲及其国际。
这一个立场，不但在一九三三年是惟一可行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也还是正确的。我们不但过去坚持得应该，今后更应该贯彻这个方针。
不过在另一方面，自从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们往往作如下的推断：第三国际诸党此后只能直接为克里姆林宫服务，间接为国际资本主义服务。它们在苏联只能浪掷革命成果（指国有财产制），在国外只能妨碍和断送革命机运。它们在任何方式与任何条件中都不能起若干革命作用。它们不能与不愿使任何革命得到成功，甚至不能与不愿使自己走上政权。这种推断是颇成问题的。
但是二十余年来决定托派对各国斯大林党的态度者，主要正是这种推断。我们中国托派，纵使不是此一看法的最坚决的怀抱者，至少是最坚决者之一。无怪乎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当中共军队完成了徐蚌决战之后仍硬说他们不能胜利；在广州解放之后仍宣布他们不愿胜利；当中共已在北京组织政权，土地改革行将推及全国之时，尚说他们不能与不愿保持政权，说他们必然要对资产阶级让步，又莫名其妙地预言土改将以长江为界！
这套看法中的某些观点，特别是说斯大林党对资本主义之不变的投降以及它们不能与不愿胜利之类，必须予以放弃，因为它们被历史所否定了。
那末，有些人说既然承认这个看法有错误，承认一九三三年以后各国斯大林党仍保持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仍有可能领导革命以致于胜利，而且胜利后又有可能完成社会关系的变革；然则又怎能说一九三三年我们发起第四国际的决定曾经是正确与必要，且将继续是正确与必要呢？为什么不干脆宣布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定根本是一个错误的历史判断？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干脆宣布结束第四国际，不干脆向共产党投降？
主张并实行此种投降路线的，在我们队伍中已经出现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些中国托派的老战士，我曾有机会与他们长期共事过的。可是我必须说，他们的想法是错的，对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利益来说，他们的行为是罪恶的。
我们决不该将上述的两个方面混淆起来。斯大林党尚能反对资本主义，尚能够在某些特定条件之下造成革命是一回事；而它们如何反对资本主义，如何造成革命以及造成怎样的革命与制度却是另一回事。后一回事决不比前一回事不重要。相反，随着新国家之愈益增多，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了。
我们当然不能订造革命。不能事先划定一条“必由之路”，强使一切事实的革命者循此道而行；也不能悬挂起一张理想蓝图，要求发生着的革命将它照样体现，不然的话，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加以承认。这样的想法至少是书呆的。过去中国托派多少有过近似的想法。但虽如此，我们却仍然相信手段与目的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为要达到某一目的，虽不能说只能通过一种手段，却绝非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我们相信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绝对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绝对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
极端专横的官僚统治能“建设”成怎样的社会制度？以前我以为它可能造成（甚至在苏联已经造成）官僚集产主义的社会，却决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今天我仍旧肯定它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但，不以为代之而来的是官僚集产主义这个制度。立足于国有财产制度上的官僚等级的统治，我相信会引起不断的战争与革命。它们除非在新革命成功的条件下更生为健全的工人国家，因而建设社会主义；便将在战争与反革命的打击下陷整个社会于破坏、黑暗与野蛮之境。
这是托洛茨基关于“社会主义抑野蛮主义”这个公式的传统了解。我赞同这个看法。
看见了南斯拉夫经验，看见了联共党第二十次大会的揭发，看见了波兰事件以及匈牙利悲剧之后，谁若以为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作风与制度已经是一条可靠的道路或完善的手段，借此人类便可以安稳地走向社会主义，则此人不是自欺，必然是政治上的盲目者。
如何完成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特别是，如何缔造与保持一个工人政权，使它真正为工农谋利益，乃至为全人类造幸福，亦即真正建设社会主义——这课题在历史的现阶段上，以无限的具体性与迫切性提出于人类之前。可是为要解答这个课题，在世界现存的政治集团中只有第四国际有斗争的经验与完备的思想。
我们怎能在最需要第四国际的时候抛开它？怎能在最需要普渡众生的时候自沉这只慈航？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南国联邦国民议会上发表了一篇有名演说，中间有一节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他说：
“……应该注意到，进步的社会主义力量太缺乏克服官僚主义的经验，还谈不上能从其中最后总结出一种民主形式。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前，实际上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而且找到了某种从政治上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立了群众的自治机构。从而使社会摆脱了官僚主义分子力图借以使整个社会陷于停滞不前的那些政治形式和方法。”
卡德尔强调了克服官僚主义的重要性是对的（南斯拉夫本国未曾做到这一点是另一问题），他说“只有南斯拉夫比较认真地探求并且找到了……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当与历史不符。他首先忘记了，或者故意不肯提到，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所认真从事的一半固然是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另一半恰恰就是有关乎“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办法”。（这两半实质上是紧密联接的，因为胜利了的工人国家不发生堕落的最佳保证乃是世界革命的顺利发展。）托派正是从反斯大林派的官僚主义斗争中诞生的。它关于保持工人政权的“民主形式”和“摆脱官僚分子”的腐蚀，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且完成了深刻与正确的理论。第四国际纵使在实践的政治斗争中不曾有过巨大成就，可是至少在关于过渡时期种种矛盾的检讨、理解和提出解决办法这上面，却总是独步的。正是这方面，它代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高成就。
联共第二十次大会的反官僚主义是虚伪的，它主要是被用作斯大林死后统治层中权势争夺的一个武器，故决不能算成解决过渡时期矛盾的一个认真企图。一九五六年秋天的波兰事件，确实是矛盾的爆发，因之它确实代表了波兰工人阶级与部分波兰共产党人的“认真”努力，目的在于探求解决办法。不过他们迄今找到的办法还不是官僚主义的真正解毒剂。匈牙利悲剧无情地揭破了斯大林主义是走向社会主义最可靠办法的神话，同时它反衬出了只有第四国际的纲领才能使此种悲剧不再重演。南斯拉夫在它与克里姆林宫决裂后的十年中，虽已透露了些少工人民主的可喜象征，但离十月革命后初期工人政权的程度尚远，离无产阶级的革命国际主义更远。总之，无论波兰或南斯拉夫，或无论二十次大会以后的苏联，纵然它们有了或多或少，或真或假的反官僚制度的斗争；但若不能采取第四国际所贯主张的“办法”或“措置”，则其探求都不可能是认真的，真正与健全的工人国家都不能建立起来，这也就不可能顺利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
今天，人家一边叫喊着反官僚主义，或甚至叫喊着反官僚制度；一边却仍在反对或漠视第四国际的经验与理论。这情形决定了那些叫喊所能获得的效果，决定了他们还不想实质上与真正地摆脱斯大林主义。但它毕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现象了。三十余年来托派所从事的斗争，至少在客观上已得到了印证和声援。斯大林主义那个看似全盛而将会永续的控制已开始在各方面显出其裂缝了。事情还要发展的，也一定会发展的。下一步发展的成就如何，将决定于第四国际的主张究竟和一切共产党中的反官僚主义分子以及一切共党统治下反官僚制度的群众两相结合到何种程度来决定。
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正适应了这个历史要求，也能够适应这个要求。惟一的条件是我在上面说过的：必须经常在发展的历史条件中检讨我们自己，坚持我们的正确的立场，同时将某些被事实所否定的论断随时加以纠正与舍弃。
如此这般的具有生命的第四国际，今后自然比从来任何时期更有它存在和扩大的必要，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更没有理由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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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九三三年发起第四国际以还，我们对斯大林党的统治采取了革命而非改良的立场。对于所有的斯大林党则采取了“另起炉灶”的独干态度，而非加入进去加以转变的反对派态度。这个态度的确立，一半由于我们对斯大林党的认识，半也由于共产党党制所促成。今后在共产党与共产国家开始出现分化，显示了它们又有自内改良的些少可能时，我们是否也要改变态度呢，我想，直到目前为止，主观上不应该，客观上也不允许我们有另样的态度。所以在基本上，我以为仍应该是革命的而非改良的。匈牙利事件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党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层会怎样保卫自己。非到万不得已，不在群众的革命威胁之下，他们是决不退让半步的。反官僚制度的斗争乃是一次艰苦的政治革命，这看法决不容许我们有任何摇摆。但同时我以为，在新的条件中，我们也不应该把它作机械的了解今天的各国共产党，今天的各个共产国家在保持或摆脱斯大林主义的程度上是有些差别的。他们之间有矛盾也有斗争。不加区别而采取一概抹煞的态度将是莫大的错误。我们应该不倦地注意这些矛盾与斗争，参加它们，干预它们，使它们向彻底反官僚化的道路走去。矛盾可以很小，斗争容或很微；但只要它们是反对官僚制度的，则不管它们代表着党内二派之一，或二党之一，或两国之一，我们都必须尽全力来支持它们（这里的所谓支持自然是批评的支持，有如我们支持改良派去反对资产阶级之类）。到了这样的时候，那末对于被我们支持的某党或某国，在策略应用上，我们必须是机动灵活的。将所有的共党派别与共党国家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形中都视之为“一丘之貉”，以同样态度攻击而排斥之，其实据我看，不但会使我们自陷孤立，而客观上又是帮助了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官僚制度。
今后我们政治革命的基本立场，必须在具体情况中作具体的规定。不用说水远站在争民主、反特权的劳动大众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半斯大林主义的、非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制，乃是我们不变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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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斯大林主义世界中，中共究竟占了怎样的地位？它是不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它的斯大林主义化的程度如何？毛泽东会不会成为铁托，或他是否已经是铁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为何？我们应该对它采取怎样态度？
这一连串问题，近来也常在我脑际萦回，这里也该约略谈谈。从我前面的忆述中，特别是从一九三六年以来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历史。人们不难看出，若就人事系统上说，毛泽东从来不是斯大林派。斯大林集团不可能要一个会自作主张的人作亲信，毛泽东也不是一个软脊骨者。我不曾与毛泽东有过生活上的接近，但我的老友许志行却是毛泽东教书时代就开始的伙伴，他们二人一直从长沙相处到广州时期。何资深与毛泽东有过长期共同工作的经验，相知颇深。我从二人那里所得的间接印象，再证以毛泽东本人的自来言行，觉得毛氏为人的基本态度及其性格，与陈独秀是不乏共通点的。他们知识上的初恋都是儒家思想，主要是线装书筑成了他们意识形态的基础，一般的西洋近代学问，特殊的马列主义，都是到达了成年之后，才加建于那个基础上的。所以在本质上，陈毛都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全盘欧化”者。他们始终脱不了中国旧式知识分子的“土气”，同时他们也保持着中国旧式读书人的“傲气”。我们知道陈独秀对“洋人”的态度是非常不恭的，特别当一九二七年，莫斯科将革命失败责任全部推诿在他身上之后，更引起了他的反感。他时常以最厌恶的口吻来提起那些“红色买办”。毛泽东将“红色买办”客气地称之为“教条主义者”，他非常鄙视那群只会子曰诗云引证马列经典的王明之流。据何资深告我，在一九二七年冬天毛泽东曾经对他说过：“革命不成功，我不去莫斯科。”这句话我相信有真实性的。它明显地表示出毛泽东所怀的“大志”。十分符合于“沁园春”词中的口气。
克里姆林宫中那个大野心家不会不感觉到当时困斗于江西山区的另一野心家的不恭。所以他一贯地支持其亲信王明，终至取毛氏的地位以代之。其后“红色买办”在实际的战争中证明得全不济事，毛泽东于被摈几年之后复出掌权。从那时起，毛泽东其实早已是未有铁托之前的铁托了。
所以郑超麟时常说：中共一向有铁托主义。
然则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中共不是斯大林主义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受官僚制度可怕地控制与窒息着的国家吗？
决不能够如此说。
毛泽东不属于斯大林嫡派这个事实，并不妨碍毛泽东本人是一个顽强的斯大林主义者。中共是个充分斯大林主义化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要依照了斯大林主义塑造的一个国家。历史和社会的因素，比之于任何个人的好恶是无可比拟的更为强大些。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经济，中共长期所处的农业环境，以及它始终从事的军事斗争；再加世界革命的退潮和苏联的不断加深的堕落，使毛泽东和中共自愿地与不自愿地采取了斯大林主义。这个主义在基本的思想上是以民族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策略性的阶级调和代替了战略性的阶级斗争：以官僚独裁代替了劳动群众的民主。至于在具体的表现上，则为党和政府组织中，一切自下而上的创意的被取消和压制，实行自上而下的专断性的命令，疯狂的个人崇拜，厉行等级特权，以特务管制思想，用冤狱清除异己，党内不许有派，党外不准有党……凡此一切，毛泽东和中共纵使不曾变本加厉地接纳，却总是照抄如仪的了。
国际上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中共之所以胜利，主要因为它脱离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和控制。因此依他们之见，我们不应再把中共看成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党。这个看法是大有毛病的。问题应该分开来看。如果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受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直接影响，以致在指导革命斗争的策略上部分违反了斯大林的命令和意旨，特别在严重关头，违犯了斯大林的阶级调和路线，放手发动群众，敢于领导他们斗争，因而获得了胜利，这是对的。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胜利乃离开了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之故，自然正确。因为事实正是如此。但若以为胜利前后作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毛泽东主义，基本上已不再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这样说却就错了。因为从我们刚才所说的斯大林主义的基本特征来看，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仍然具备于毛泽东主义之中。
当中共胜利之初，好多人曾经有这样想法：中共的斯大林主义将较易与较早地被清除。在某些方面，斯大林主义的体制甚至可能不被完全建立起来。这想法已被事实证明为相当天真的。从中共对联共反斯大林运动的反响，从它对匈牙利革命的态度看，中共领导对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的执著，比我们所想像的要顽固得多。它非但不是促成斯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积极因素，反而是这个丑恶主义的一个坚强堡垒。
何以会如此？也只能在另外的文字中说明了。[4]我这里只指出这个事实。此地该略略谈到的，那是关于中共这个斯大林主义统治的趋势问题。
“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对斯大林主义的建立和巩固说，毕竟是损多于益的。尤其是共产党在较先进的国家中掌权，虽然在暂时间增加了斯大林主义的声势，但从较长时距来看，却是要毁坏它的。因为归根说来，斯大林主义毕竟是一次工人革命被禁锢于一国之内且被迫在落后基础上挣扎图存而产生的一种丑恶制度。如果问题已不再限于单独一国，而且已不完全在落后基础上谋解决，则其解决的方式终究会不同。不错，今天中共脚下的基础比当年的俄罗斯更原始，它建设的计划主要也是民族的奥他基（Autarky)的。因之我们仍旧可以从一国和落后的理由去预言中国斯大林生义的继续存在和进一步的发展；但时代毕竟和斯大林主义兴起和巩固的当时不同了。世界革命不是在走向低落而是在上升了。而且，即使被民族的斯大林主义所牢牢限制的革命运动，也仍有其感染力的。请看吧！如果没有匈牙利的革命，哪里会有“大鸣大放带反右派”的中国悲喜剧？自然我们不会天真得将那出悲喜剧当作中国认真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的一个企图，但匈牙利革命与此剧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
从“大鸣大放”中看得出来，中国不仅最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而且相当多的学生、工人，以及几乎全体农民，都对中共的斯大林主义统治表示深刻的不满。这种不满只有小部分代表了真正右派的资产阶级倾向，大部分反映了工农民主的健全要求。这些要求如今是遭到了“残酷斗争”与“无情扫击”了。而其结果却亦必如毛泽东所说：“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经过此次“反右派”斗争，中共的斯大林主义的作风和体制如果愈益巩固了，则中国知识青年与工农大众的反斯大林主义爆发将愈即临近，并且爆发时会愈加有力。在国际国内种种革命因素的影响下，中共将会发生一个有力的真正左派。他们多半会和中国的第四国际分子联合起来，将领导一切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完成一次新的反官僚制度的革命。由此使中国建立真正的工农政权，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一起顺利而迅速地走向社会主义。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任意的愿望，历史一定会证明给我们看的。
[1]在本书写成后的次年，即一九五八年，我终于在另一本小书：《思想问题》中做了这个交代。——1976年注
[2]郑超麟自始便未接受中共是小资产阶级党的说法，不管这说法是否出于托洛茨基。固然，他未曾公开反对这说法，但他考虑问题、议论问题，从来没有以这说法为根据。——校者注
[3]对于彭氏这一方面见解的批评，我于一九七三年写了篇长文《论第三次中国革命中中共胜利与中国托派失败的原因》
[4]在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苏关系》及一九七三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论稿》中，已作了充分说明。——l976年注 |
在战争与革命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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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与革命的日子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投降，沦陷区的民众霎时间激动起来。此种由长期蛰伏而突然活跃的群众转变，在我一生中可说还是仅见。我没有赶上辛亥革命，却自始至终参加了自一九二五年延及一九二七年的所谓“第二次革命”。我在沪杭看见了“五卅”，在北京参加了“三一八”，在广州我目睹了省港工人的伟业，在武汉也曾为那个革命中心跑过龙套。但是在那些时候，若就群众心理的过程说，其速度与范围总似不及日帝投降后发生于沦陷区民众的那么飞跃与广泛。八月十五日日帝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心理之由消沉死寂转而为活泼希望，完成于一夕之间，而由活泼希望转成为对统治者的愤懑不平，也是以快速的躐等姿态完成了的。我们从抗战开始时候起，就深信战争中尤其战争之后，必然要发生革命（战争乃革命之母）。所以在我们和独秀之间甚至和多数派之间关于个远景的不同估计，便是我们有着这样的信念：不但要准备革命，更加要为革命的来临而准备。虽然如此，一俟“革命逼人来”的时候，我们仍觉得是没有准备的。组织上固然如此，甚至思想上都有点这样。
群众发酵，却没有一个组织坚强与思想正确的革命党来将他们焙成饼或酿成酒。事情正是这样。当时中共在东南诸大城市里并没有组织，各个“民主党派”也只挂了几块招牌。就革命领导说是个半真空。在那个时候，如果中国托派拥有数百，最好能有数千名基干的组织，我相信能起来填补这个真空。如果填补了的话，则当中共跟着进来争夺领导时，我们也不一定会弃甲曳兵而败的。如此，则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初的“国民党统治区”中的政治情势，至少会以不同的面貌留在历史上了吧——如果终于仍旧让中共的军事力量征服了全中国的话。
任何人任何样式的后悔都是顶无出息的。我们如果怎样怎样，便能如何如何的冥想，当然有损无益；但若当个教训来了解，亦未尝无若干价值。何况我现在写的是个人的回忆，回忆中自有权利去作此种追溯的。近几年来每当我想起那一时期时，总觉得中国的二派托洛茨基主义者当时不曾切实地做过再统一的尝试是很大的不幸。当时二派的人数都很少，合起来虽然不一定大有作为，但分裂行事毕竟是更不起作用。其实战争过去，关于苏联性质的争论还未发生，此时在重大的原则上并无非分裂不可之点，再统一的基础是存在的。群众有此要求，客观的工作有此需要；但小组织形成后所必有的排他性却妨碍着双方的领导者（我绝不想将自己除外）去郑重考虑这个可能。当然，在此地我仍必须指出：以彭刘为首的多数的与正统的观念，以及他们迅速造成的所谓“严肃的组织路线”（包括领袖权威的人为树立，派别界限的绝对不准逾越——例如属于“多数”的同志如与“少数”方面谈话，须得事先批准与事后报告。）主要地妨碍了当时再统一的尝试和实现。如果我们记得，彭述之对一九三一年的四派统一始终采取了反对态度，那末一九四五——四六年他不愿见二派之复合，乃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微弱的托派虽然分裂为两个更微弱的小派，对于当时的群众运动还是能够参与并且发生了作用的。我们的力量很快增长，影响因而扩大。这主要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的立场。八年抗战，人们受够了痛苦，他们不愿再见战争，他们渴望和平生活。可是“胜利了的”国民党却拼命准备一次反共的全面内战。战争打起来，整个国家陷于经济的严重危机与崩溃。结果，国民党控制下的人民，特别是其中的学生与劳动群众，在“反内战”、“反独裁”与“反饥饿”三大口号之下，愤怒地站起来声讨国民党政府。这些口号完全与中国托派的革命民主政纲相吻合。为了这个政纲的实现，中国托派已经斗争一二十年了。在抗战“胜利”初期，我们（《国际主义者》）便利用了一点社会关系，在由今天担任着中国政府驻伦敦代办宦乡所编辑的报纸——《前线日报》上，获得了一个副刊地位。一切能动笔的朋友全动员了，每天给这报纸写些战斗性的小品文。影响不能说没有。这对于战后上海学生和工人的激发上，多少也起了一点酵素作用。可惜这副刊只延长了一两个月，国民党的社会局便出来干涉了。他们最初对副刊的主编者——一位在政见上并不同意我们，却极富有革命正义感的民主人士——施加压力，无效；进而向报纸的大老板顾祝同说话，于是那个战斗性的副刊被逼改换作风，主编为此辞了职。
此时我们已不再继续油印的机关报《国际主义者》。在各种各式的期刊像雨后春笋似的发行中，我们决定出版一种铅印的可以公开发行的报纸。我们的《新旗》便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问世了。这是一本十六开十六页的半月期刊。由于执笔的人数少，我们又不愿延误出版期限，超麟和我便负起了主要责任。那时期的工作相当紧张。《新旗》出版到第十六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明令禁止，报摊不敢为我们出售，印刷也成了问题；可是我们不愿放弃，决定用其他方法来继续，自己建立一个小型印刷工厂（比以前印《斗争》的却要大得多），由自己的同志来排印。此种较不漂亮的，手工印刷的《新旗》，一直出到第二十二期。第十六期以后的《新旗》不能按时与经常出版，为了印刷困难之故。那时我们遂将出版的重心移到书籍上。出版“新旗丛书”。记得已出的有超麟译作的《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ABC》以及他翻译的简本《托洛茨基自传》。我则校译了托洛茨基写过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和书信，名为《中国革命问题》。关于丛书出版的经济与技术方面，照例由国华筹募和办理，他当时又在汪孟邹先生的帮助下影印了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在同一时期内，“多数派”也出版了期刊。先出一种学术性的杂志《求真》，后又发行了《青年与妇女》，复改名为《新声》。这两种杂志也有影响，特别在一些知识青年中。它们与《新旗》不同的不是在基本思想上，而是在编辑方针和批评态度上，为了竭力维护刊物的合法性与公开性，它们说话就含糊得多，并且把批评的最大火力射向了中共。
组织工作那时也相当开展。这一小半由于战争过后旧同志的散而复合，一大半则是文字宣传在群众运动高涨中的新收获，不少老朋友回到了上海，其中有我十五年前在苏州监狱中分了手的何资深。他这次带了独秀的遗稿来出版：《小学识字课本》（这是独秀费了许多年心血完成的一部文字学著作）已说妥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最后论文与书信集》则由朋友们集资自印。散处在四川、云南、广西等省的老朋友们，此时有的来沪作短期逗留，与我们重建了关系，有的则恢复了通讯。他们都是此时才知道中国托派己再度分裂，难免有些惶惑的。他们多数希望能统一，与双方谈话，借以探测分歧的深度与重合的可能。结果如事实所示，复合至少在短期内并不可能，于是他们只好和二派之一缔结了联系。“老人”中除了尹宽“骑墙”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加入了“少数派”。
我们在战后所做的文字工作，与一些年轻的革命者“结了缘”，《新旗》每期印二千份，由报摊售出的约有二三百份。（这数目并不经常，因为斯大林派的作怪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在明令被禁前，有一期只卖出了六十余份。）卖不脱的却都设法送出去了。因此在识与不识的群众中，它总算起了不小作用。上海有一个名叫“翌社”的青年团体，成立于抗战时期，主要成员为大学生、中小学教员、商店以及工厂的职员，还有较少数的手艺人和工人。这个团体表面是学术性的联谊组织，实则还有抗日的政治目的。领导诸人的政治思想最初倾向于中共，后来由于私人的接触，个别地转向了托派。待到抗战胜利，《新旗》出版以后，差不多整个组织跟我们接近了。“翌社”朋友和我们的年轻同志经常生活在一起，成立了“笔谈会”，经常出版一种油印的笔谈汇录，让青年人自由交换意见，讨论问题。这个笔谈会后来便改组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青年团”。当“胜利”以后，“解放”以前上海学生中掀起的多次“反内战”、“反饥饿”大运动，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及其组织，曾贡献了不小的推动力。
同样的发展与同样的工作，也曾在“多数派”中发生着与进行着。他们的情形我不大清楚，据当时某些同志的描写，他们的群众活动似乎更多采取了斯大林派所提倡的文艺活动方式。
随着组织的相当开展，“建党”思想在托派的两部分中同时进展着。我说过，当时双方的领导层都没有再统一的愿望和决心，因之不管许多同志有此种“调和倾向”，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还是大踏步地从二派走向了二党。“多数派”的领导者们简直是以胜利者的神气从事于建党大业的。他们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了领导机关，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纲领，名其党曰“中国革命共产党”。我们这方面也积极地筹备着，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七八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关组织与政治问题的诸决议，产生了领导机关（共五人：超麟、资深、林焕华、原属“翌社”的俞硕遗同志和我）。[1]我们的党名决定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其实我们的党员是很少的，我记得，此时集中在上海的大概是六十四名，全国同志统算在内，不过一百余人。“多数派”大约比我们多一点，但即使多也多不了很多。二党合计的人数，不过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时的一半，甚至还不足一九二九年莫斯科中国学生反对派的数字。但虽如此，到那时为止存在了二十个整年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经历了重重摧折之后，总算是走上了复兴的机运。如果这种革命前的群众运动局势不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迅速打断与控制，那末假以时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可能己成为一个坚强的政治力量了。
不幸，事情并不依照了我们的最佳愿望来发展。
国民党政权从战争中出来，比战前更加腐败了，这情形原本是谁都知道的。当时围绕在国民党周围的统治阶级，早已变成一个投机家、走私客、寄生虫与抢劫者的庞大集团。它几乎脱离了乃至敌对着中国社会中其他所有阶级。但是，这个政权究竟腐败与孤立到甚么程度，却还是不完全清楚的。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扶持之下，它表面上依然强大。只当它后来在内战的真实测验中，国民党这座威风凛凛的巍峨建筑，才被证明是全部已经让白蚁给蛀空了的大厦。这幢大厦倾倒之速，不但震惊了蒋介石集团及其华盛顿的主子，而且出乎斯大林的意外。在某一程度内它甚至还不曾为毛泽东所料及的。我们中国托派，不用说，也是未曾料到的。
如此，在一九四八年年底，当解放军在徐蚌战役中取得辉煌胜利，大军直逼南京之时，彭述之在他那一派的紧急大会上仍旧坚持说中国的斯大林派不能与不愿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虽然与此同时，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决定将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与一些领导人员立即撤退到香港。
我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之时，中共军队业己渡过长江，南京也己解放，陈毅的军队正沿京沪路而下，直指上海。那时候，中共之是否能够胜利早已不是理论的猜测，而是事实问题了。我们的大会是面对了这个事实而举行的，所以无论政治或组织问题都以中共的胜利作为考虑和布置的出发点。政治方面的详细见解，因为我有关的文件都己在香港的不幸事件中损失了，现在无法记忆出来。我只记得我们没有提出党纲，只起草和通过了一个《关于党纲的决议》（那是超麟写的），上面确定了我们所信奉的马列以及托洛茨基给我们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关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立场。至于由此等立场引伸的关于现时代较现实的政治问题，并不是每一个都确定了立场，那个决议只提出多少指示，作为未来党纲起草委员会的依据。政治决议案是由我起草的，可是详尽内容，没有文件帮助，不能凭空记出来了。俞硕遗同志起草的组织决议案，特别提到了我们与“多数派”分裂的教训，即规定了在民主集中制的正确应用下，党内同志可以持有不同意见，为了不同意见可以有派。少数派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则必须尊重少数的权利。这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献中，首次正式地规定了这个真正符合于马列主义的组织原则，那次大会上讨论得最多与最迫切的，乃是在中共统治下如何工作的问题。会议决定了组织不撤退。我们并非对中共的“宽容”存有幻想，也并非看不到中共那种群众性的特务制度将会很容易破灭我们的组织。会议所以如此决定，由于这样一个简单信念：为了在工人阶级中长留影响，一个革命党应该在行动中被扑灭，而不该未经接触而先行逃避。这个信念之确立首先自应归功于许多同志的坚强战意，不是任何一个人的主张所能促成；但我仍必须指出超麟在此事上所起的示范作用。这个人，即使不计及其他的优点，仅凭他彼得使徒式的殉道精神，已足以在革命史上永垂不朽。在我们决定此一问题之时，情形确有几分像在尼罗王迫害下的原始基督徒。留在“罗马”呢，还是逃向安全地？这确是一个大问题。大家都在考虑它，为它烦扰，有些人为了一己的命运，有些人则更多地想到了全组织的未来；可是超麟同志却仿佛想得很少，他不待“天空的声音”向他询问“你往何处去？”他早就下了决心留在“罗马”了。
当然，我们那时的态度决不是“集体自杀”。在那个根本态度决定以后，我们便进一步地考虑了并且规划了今后工作的方法。这方法简略说，就是切断横的关系，以不相闻问的小单位独立行动，同时将各单位的整个联系放在安全地方。我便是为了执行这个联系任务而受命离开上海的。所以按理说我不是逃兵，可是在整个“圣彼得精神”的感染下，我得承认，我并非不带了愧怍心情而走向“安全”的。
事情的发展往往推翻了人的安排，我们那次的工作安排更是被推翻得迅速而且残酷。在“安全”地带的我，四个月之后便发生了事故；在那里遭受了短期拘禁，便被迫离开了。而留在“罗马”的同志们的命运却一直延长到了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深夜里。
自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中共军进入上海起，直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足足三年有半。在这时期中，我们的组织做了不少事情。年轻的朋友们还出版了油印的《新方向》，对新政权的种种作了应有的批判和鞭策。我们中间有好多同志参加了土改，原在工厂里的同志领导了斗争，在不少地方被群众推为领袖，由于他们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立场坚定，又因为他们有过较长久的马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教育。这期间当然也有些人在中共的胜利前面目眩，于是公然或秘密地放弃自己意见向中共投降。这些人的转向，曾经从一九五0年年初起给组织带来了多次的破坏（这情形特别发生于上海与温州）。那几次的事故中，也曾有人遇了害的，譬如温州的连正炎同志，以及广西的一两个早就与托派无关的过去同志，竟被以反革命罪名处死。不过一般说，中共当时似乎还不曾下大决心来消灭我们。有些关系他们明明知道而不动手；对某些同志他们甚至还间接着予以联络（中共此种的内部情形与真实动机，我们始终不曾清楚）。因此，在那三年有半的不短时间内，我们的人数有了增加，我们的影响不断在扩大。正因为这点增加和扩大，使得中共的特务机关不得不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采取了那次全国逮捕托派的大行动。那次行动株连的人非常之多，只因此后我始终没有可能与任何同志发生联系，故当时究竟有多少人被特务送进了牢狱，我们无法估计。就我个人的关系说，那种株连的方式是非常可怕的。我的两个侄儿和一个内弟，除了看过一些我们的出版物之外，与托派并无任何组织关系，却都于那一个黑暗的深夜里同时被捕。更可痛心的，甚至他们的某几个朋友，连《新旗》读的资格都不曾具备，却也让那只大网给网进去了。我那个根本与政治无关的妻也受了短期拘禁……
如此大规模的一次拘捕行动，始终不曾公开出来。一切均保持在严格的秘密中。此事发生至今已过了四年有半，可是我们的同志不曾得到过一次公开的、多少按照点法理模样的审讯。他们自然没有释放，被关在监狱里，或受着劳改，或者竟已被枪决了。他们的被捕、被押或被杀，自然都是为了那个“反革命”的罪名；他们被迫与真正的反革命犯，与普通的刑事犯过着一样的、多半还要不堪的生活，受着更加难堪的精神虐待。可是我必须在任何一个机会替他们声明：他们是绝对不该受此种待遇的，他们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都是将一生的宝贵年月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利益的。中共不敢将他们作公开的审判，显然因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李维汉等深深知道他们的“往日的朋友”，一旦把他们清白而革命的生平公开出来，会获得中国工人阶级与一切革命者的同情！
中共胜利所及于中国托派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乃是思想生活的开展和激荡。在一九四九年年终与一九五O年年初，标志了中国托派内部思想生活的一次高涨，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在思考问题，整个第四国际都进人讨论和研究的热烈心情中了。超麟在上海，我在华南的一个海隅，差不多同时研究了些有关斯大林主义、苏联性质、中共胜利原因及其新建国家性质等问题；并且各自用文字记录下来，作为同志进一步讨论的参考。“多数派”或中国革命共产党中的情形也是一样。内部的思想生活沸腾起来，许多人写了文章，而首先出版的，则有刘家良的《中国的现状与前途》。后来，大约一两年后，彭述之写了他对国际所作的长报告。
自从写下这些思想记录，到现在又度过了六个多年头。其间中国和国际都发生了多彩与复杂的大小事件。究竟我们各人所写下的意见，在事件的证验下站住了多少，被驳斥了多少，又该作次深刻与全面的检讨了。趁这回忆的机会，我将在下一章里记下它的一些结论。
[1]国际主义工人党选出的领导，除书中所举五人外，尚有广西麦俊奇同志和在香港的罗新同志。——校者注 |
太平洋战争与组织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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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与组织再分裂
中国托派之再分裂发生于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之后。促成分裂的直接原因有政治和组织两方面。政治上有关于中国抗战被卷入于世界大战后的性质以及我们对它的态度。组织上（那是后起的），所争的是少数派的合法地位及其权利问题。
不过在记述那次事情之前，我们得先谈一谈第四国际中自一九二九年以来的争论情况。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苏协定签订，同年十一月爆发了芬苏战争。这两件举世震惊的大事，不但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者中激起了汹涌的波澜，同时也在第四国际的队伍中促发了广泛争论并造成了组织的分裂。争论的范围很广，牵涉问题甚多，不过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乃是苏联的国家性质。托洛茨基直到一九四O年八月被斯大林遣派的凶手谋杀为止，始终认为苏联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理由：这个国家里保存着国有财产制，它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也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造成的。因此，他认为，不管目前统治苏联的早己不是生产大众而是非常跋扈与专横的官僚，但只要财产国有的制度未被取消，则其本质仍是工人的。如果它牵涉或被牵涉到大战中去，我们还是要保卫它，虽然我们对斯大林的统治阶层保持着绝不调和的敌对地位。托洛茨基将此立场确定于《被背叛的革命》（即《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在《第四国际与战争》的小册子中，在《过渡纲领》（第四国际政纲）中。自从一九二七年以还，托洛茨基的此一立场，经常受到一部分左派社会主义者的反对。在左派反对派与继起的第四国际运动中，每次重要的争论和分裂也差不多总是为了这个立场。托洛茨基在此问题上不容许任何偏差和修正。为了它的歧见，他曾经一再和很亲密的同志分了手。
中国反对派的历史上充满了理论的争执。但是关于此一第四国际的主要立场，却从来不曾引起过争辩。有之陈独秀一人而已。而且他的不同意见，在一九三九年以前，也从不曾有系统地形成，公开用文字写出，并为之竭力争持的。大约在一九三四年即当莫斯科审判初次上演时，在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曾经对“苏联乃堕落工人国家”的看法表示怀疑。但他的怀疑与其说是理论的，毋宁说是印象的。“这样不民主，还算甚么工人国家？！”这是他当时的牢骚想法。至于是否真的已从工人国家变成非工人国家，加何变，几时变，我们应该对它改取甚么态度……诸如此类的问题，至少就我个人所知，他都不曾考虑。直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我在他家中作客时，我们在谈论中偶尔触及这个问题，他对“老托”的立场也不曾提出异议，仿佛他还是同意着旧立场的。这要到一九三九年德苏协定之后，他才公开而坚定地否定了这一立场。当然他的否定仍导源于民主的见解：没有高于资产阶级制度的民主，根本不可能是工人国家。
陈独秀之外，中国托派中，不曾有过一个人或一群人，在一九四九年之前曾经对托洛茨基的苏联看法表示过异议。因此，当一九三九年秋冬，整个第四国际（特别是美国支部）因苏联问题进入争论并陷于分裂之时，我们中国托派却是一致的，一致地拥护托洛茨基的意见。当德苏协定与芬苏战争发生时，我们都来不及等候托洛茨基的态度，根据了我们素来的立场，便在当时发行的《破晓》上发表了意见。这意见一方面指出这些都是斯大林多年来叛变世界革命所获致的结果，特别指斥他因和希特勒作外交妥协而放弃了反法西斯的斗争：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根据了第四国际的纲领，声明不管苏联为何与如何卷人战争，我们仍旧要保卫苏联。我们这立场让陈独秀看了大为生气。在他当时写给我的信上说我们“思想上与死狗（按指斯大林）无二，即词句亦多相同，近读《破晓》一小册，竟放过法西斯，专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伐芬兰辩护……‘反对民主国英美’,‘不攻击法西斯’,‘拥护苏联’，这三个政纲合起来，第三第四国际在理应该合并了……除了斯大林手中掌握的军警法庭等国家统治机关，谁能寻着一个悬在空中的苏联来拥护呢？”（见《最后论文和书信》）
陈独秀这个态度，与第四国际中当时发生的苏联问题的反对派（主要以美国的盘纳姆——夏克曼派为代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过它没有能在中国托派中引起共鸣。以上海编委会为首的全体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德苏协定与芬苏战争的争论中，始终拥护了托洛茨基以及国际中的多数派，坚决反对任何对原有立场的修正企图。在讨论中，约略地与短暂地表示了不同意见的倒是彭述之，他在我们尚未接读托洛茨基对芬苏战争的文件以前，曾主张在苏联军队中提出反战与和平口号，因为他觉得根据于保护弱小民族独立的立场，我们未便拥护苏联对芬兰所从事的战争。这立场他保持得不坚决。一俟纽约方面与他相反的意见寄到上海，他便立即放弃了。
现在我叙述这些事情，并不想批评当时的争论，而只是要指出这个史实，即在一九三九年与四O年，当国际托派为苏联问题争论得最热烈之时，我们中国托派却不受影响。当时不争论苏联问题的原因可以找出好几个来，而其中之一，我想应该说是中国同志将自己的最大注意集中在抗战问题上了。中国的对日抗战此时已经延长了两年有半，国民党政府局处在西南一隅，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西欧及时爆发，多半整个国民党都要参加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了。欧洲战争给了蒋介石以新的刺激和希望，让他在复杂错综的国际关系中，能从事于新的买卖、在抗战初期，蒋介石主要是依赖了苏联的援助（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共产党的合作），与日帝周旋，借向日帝争取较好的妥协条件。不过战争的进程，以及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国际条件阻止了蒋介石实现这一企图，抗战便长期化了。蒋介石只好坐以待变。等到一九三九年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已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资产阶级也就根本改变了抗战的指导方针，他决心将中国的抗日战争投入世界大战的民主方面。特别要将自己系在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上。因此，在国内政策上也明显地转变着，他开始对一切左派施行弹压，后来向新四军开了刀。在美国大老板愈来愈积极的支持之下，他再不能忍受共产党的合作，也不需要一般民众的拥护了。蒋介石的此一倾向，当一九四一年四月的日苏协定签订，日美战争愈形迫切，以及同年六月间德苏战争发生之后，更加来得显明。
中国托派从一九四O年初开始，内部就普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一旦中国的对日抗战变成为世界战争的一部分时，它的性质是否发生变化？我们对它的态度应否同时改变，大概在一九四O年秋天（已记不真切），我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斗争》上，题为《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抗战》，目的就是要解答上述的问题。文章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1，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战争不能不视作帝国主义大战的一部分，因为它不能不以美帝国主义者小盟友的资格作战，它的战争不能不从属于美帝参谋部的作战计划，因而它的民族解放的目的也不能不从属于美帝争夺对弱小民族奴役权的目的；2，在中国多少以独立资格对抗日帝时是进步的，但当它参加于世界大战，这个进步性便失去了，至少退居不重要地位了；3，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我们中国革命者对国民党领导的战争态度，在本质上更应符合于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所揭出的“革命失败主义”。
这篇文章登出来时，前面加了声明，说这是作者个人的意见未能代表整个《斗争》报，亦即整个中国托振的态度。文章发表的用意在于帮助同志们的讨论。不过这个声明，并非表示当时编委会的其他委员都不同意此文的意见，相反，倒是全体同意的。那时彭述之去了香港，留沪的编委是陈其昌、郑超麟（这里必须附带提一提，当超麟从皖南来到上海后，就因他是统一大会上当选的正式中委而受邀参加了编委会）、国华、刘家良和我。文章审阅时，没有人反对，刘家良尤其赞成。差不多在同时，彭述之在香港发表了一篇关于同一问题的文章，仿佛是登载在香港的地方机关报《火星》上的，却发表了相反意见，他认为不管中国抗战如何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结合，其进步性仍旧不变，除非——他附了一个条件——英美帝国主义军队在中国登陆，在中国领土上与日帝进行战争，则那一部分战争的比质是不进步的。
所以等到彭述之回到上海，一场激烈而延长的内部争论就发生了。最初进行于编委会内，后来扩大到全组织：编委会中开头是五对一的争论，后来变成四对二，因为刘家良不久改变态度，转而积极拥护彭述之立场。在上海和香港的支部讨论中，在第一阶段，多数亦属于“抗战变质论”者，只因后来美国朋友们所采立场与彭述之相同，李福仁带了这个决议（它仿佛是以“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这样的名义通过的，为李福仁所起草）重来上海，这便影响了二种立场拥护者的比例，原来的多数派变成为少数派了，虽然编委会中的四二之比并未改变。
那争论继续了半年以上，采取着书面形式，两方面的文章集成了好几巨册的“校内生活”。要把争论内容在此地叙述出来即使择其最主要者，也都是不可能的。同时这样的叙述也不必要，尽管那争论在其逻辑的本身发展中，范围越广，研究越深，以致在某些方面对于实际政治以及纯粹理论都可能有若干价值，但争论本身总已为历史的迅速进展所超越了，抛撇在后头了。新的时代提出了新的问题，新问题又促发了新的歧见，而革命者的分分合合也主要地不再为了回顾过去，应该围绕于更迫切的分歧周围了。我个人，关于那一时期的思想争论的总结，曾经写入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中译本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的长序中，因此更不必在此作任何交代。
思想问题的争论不曾直接促成组织分裂。组织分裂乃由于一个有关乎组织原则的步骤。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个所谓中国托派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因病根本没有参加。超麟、其昌与国华三人则因反对如此草率地召开大会，不愿参加。）[1]在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机关，五个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2]。我们对那次会议的准备与进行都不满意，但接受了它的结果，我们自安于少数地位。不过我们要求一个权利，即在机关报《斗争》上辟一讨论栏，双方继续进行问题的阐明。新中委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又要求继续出版内部生活，延长讨论，又不获允，我们乃自行出版内部生活，后来我们命名这个独自辑印的内部生活为《国际主义者》，以此同时对党内党外的革命者发言。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同时声明新中央如能答允我们在《斗争》报上开辟讨论栏的要求，随时可以停刊《国际主义者》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新常委会不允考虑我们的要求，并指出少数派的行动破坏组织原则，如果继续发行，则宣布所有少数派的同志已“自动脱离了”中国托派。
就这样，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统一起来的中国托派，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再陷分裂，从此便以两个组织存在着，迄今不曾复合。
时间逝去得真快，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可是一经计算，这分裂离今天竟有十五年了！今天我自然不会以偏激的派别感情来重算旧账；既然为之分裂的政治歧见都已被历史推到很次要的地位，则较政治问题更次要的组织问题，尤其是有关组织问题的某些措置和步骤，更值不得来争辩是非曲直了。归根结蒂，组织是应该从属于政治的。不过有一个基本的组织观念，即关于党内派别的合法存在，少数派权利之应予确定和尊重这个问题，我觉得并未因争论问题之过去而过去。对于将来托派运动，乃至一般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运动，都仍具有非常重大意义，所以我不能不在此多说几句。
不少斯大林的罪恶假“列宁主义”之名以行。最重要的诸端之一，该是所谓“铁的团结”或“钢的团结”了。其意是说：党内禁止一切派别存在。换言之，那便是“党内无派，党外无党”。可是事实上，将成百成千，或数万、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人组织在一个团体之内，要想没有不同意见发生是不可能的，有了不同意见，要想没有相互对立的派别也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同意见的派系发生为不可避免，而任何一个团体的力量却在于其行动上的一致；那末其间的矛盾将如何解决？早在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中就为此立过一个榜样，那便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则容许少数的合法存在。此原则应用于一党之内为多少数派；应用于各党之间就是在朝党与反对党。资产阶级民主的此一方式，井非某一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者发明出来欺骗民众，而是十八世纪以来各个革命阶级用鲜血斗争而换得的。列宁的组织原则（包括他关于国家学说的一部分）并非根本否定此一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而是它的承袭，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不错，列宁鄙弃了资产阶级的国会制，但他的苏维埃制并非原则上排斥了多党政治。在十月革命后的初期，苏维埃中原包括有其他的社会主义政党的；苏联的一党统治，它的党外无党，本只是空前阶级斗争（内战）所形成的事实，而非根据于既定原则所做成的结果。至于党内，列宁一贯所坚持的民主集中制，完全不排斥少数派别合法存在的权利，更不曾禁止居于少数地位的同志继续向党内党外发言。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长史中，列宁本人就多次居于少数地位，而每当他成为少数时总是要享受这个反对派的权利，继续让自己为正确的主张而斗争。联共党第十次大会上禁止党内派别的决议，显然就是权宜性的、暂时性的。可是斯大林们却利用了这个决议，将它解释为一成不变的硬性规定。从此就党内分派有罪，更进而保持不同意见者（即不同意总书记意见者）有罪。处罪之法，始则假乎党纪，继则借助司法，终至以总书记直辖的特务部队来做“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维护人，一切犯此“天条”者杀无赦。结果，列宁的“民主集中”原则，被以无量数革命者的鲜血画成为希特勒的：“一个国家，一个元首……”的荒唐与反动的最可悲的讽刺画。
毋须说，列宁的组织原则被利用得如此丑恶，还由于更大的历史原因。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仍有若干理由说，斯大林的此一“列宁主义”组织原则，在其应有限度内，也助成了那些反动的史迹。
这样的“原则”在已取得政权的国家内会造成冤狱、流血和反动。在未得势的政党内，会造成无穷尽的纠纷与分裂。三十年来苏联和斯大林党的悲惨经验，已经充分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时至今日，谁若仍以斯大林精神来了解列宁的组织原则，那他是不配称为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
我不想在此地批判作为革命家的彭述之，顺带地，我却愿意在此声明：他自是一个革命者，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优点，譬如说他的稳定和谨慎（虽然，从另一视角看，他的稳定可能变成刘家良所描写的“绊脚石”；他的谨慎会变成对于较高权威的无思考的信赖，以致犯了超麟同志所称他的“王明主义”）。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我们上述的那个组织观念。我无意说，彭述之的此种组织观念造成了中国托派的再分裂，但是应该说，如果不是此种观念充塞了当时的组织，则分裂纵使仍旧发生，也可能迟些，采取不同形式，甚至可以避免。斯大林官僚式的、惟我独尊的组织原则，对于一个宣传较多于行动性的小团体，更具有毒害作用。故不论为了回顾中获取教训，或者为了未来工作中有所保证，都必须郑重地指出来。
组织分裂不久便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日帝军警侵入了租界，我们的工作就更加困难了。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起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投降为止，在整整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我们的《国际主义者》继续出版着，大约一共出了十五（?）期。《斗争》本由彭述之领导的新中央续办，但自“孤岛”沦陷之后不久，这个创刊于一九三六年的寿命最长的托派机关报终于停刊了。在日帝统治上海的长时期中，“多数派”除了最初一个短时期外，并没有机关报。
那是几个十分艰苦的年头。几乎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甚至我们的最低生活也不易维持。我们和国外的关系断了，和全国其他地方的联系也被割断。组织工作限于极小规模内的活动。在这方面，律师张德泽和他妹妹德涵之由同情者变成同志是值得一提的。由于他们的忘我捐献，我们能够在沪西工人区里办了两所小学校，以此作为基地，多少增加了些工人关系。绸厂工人与托派有长久渊源，此时由蒋振东同志领导，在我的侄子颂九（他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被捕后，自杀于毛泽东的监狱中）的协助下，经由一所小学校，又发展了若干新的关系，甚至领导过几次斗争。在电车工人中，我们总算也于此时生下了一点根，个别的同志曾经入了苏北苏南的抗日游击队。有些与组织脱开了联系的同志，曾经在游击队里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不过整个说来，我们那时期的组织活动是不足道的。我们主要的精神仍被放在文字工作上，在对于战争和革命的理论性的分析与观察上，也就是说，在于《国际主义者》的继续出版。郑超麟长期从事于党内以及反对派内的文字工作，不过在过去，他的文字多数属于翻译方面；只有在那时，他的理论性的创建工作才达到了旺盛时期。超麟的文字精简生动，说理条分缕析，逻辑性非常之强。尽管你对他的结论可以不同意，但你不能不为他的文字和理论所吸引的。在那最最黑暗的几年内，超麟写下了也许是他一生（自然我不希望如此）中最精彩与最结实的作品。他写了《三人行》，写了《回忆录》，写了《不断革命论ABC》；而以更谨严更郑重态度来写作的，则有《陈独秀评传》（根据我阅读原稿后的印象，觉得这是一部最出色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可惜的是：这些书除了《ABC》之外，都不曾付印出版。原稿虽曾录副，但均不及带出，故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托派全体被捕之时，稿与人同时被毛泽东的特务带走了。《国际主义者》上的主要文章出于超麟手笔，只有较少部分才是我写的。抗战胜利后，超麟曾有意将他的与我的文章分成单行本出版，号《国际主义者论文集》，这企图却终于不曾实现。时至今日，这些巨大数量的文宇竟连一张原稿纸都找不到了。长年累月的心血结晶，都变成了写在水上的字。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提到几个在那一时期失去的同志。“孤岛”一沦陷，内地与上海的通信完全断了。我们不知道留在川湘滇的一些朋友们的情况。那是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某一日的日本军部出版的《新申报》上，我们看到了陈独秀逝世江津的消息。独秀去世消息对我们不能算是意外，因为他的病，血管硬化症很久已是绝望了的。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经常可以接到他报告病状的信，由上海的一位相识的医生给他处方，并寄送一些内地无法买得的药。据医生说，这种病是随时可以发生意外的。但虽如此，这噩耗在我们中间还是产生了激动。这激动虽不如二年前因托洛茨基被害所引起的那样深刻，但也有那样的沉重。在一些与老人曾长期相处过的同志中，这悲痛可能还会更加亲切的。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论文与书信》中所表示，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井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变影响之下，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因为他那绝不势利的彻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个所谓天才式的观察者的思想方法，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适之的愿望：由无条件歌颂民主制进而拥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我们——当时《国际主义者》的编辑部，虽在思想上，特别在战争态度和抗战态度上，和陈独秀的距离比“新斗争”派和他相去得更远，却仍以同志的，甚至是学生的立场，在刊物上追悼了这位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巨人。超麟写了一篇长文，我写了一篇短文，来纪念独秀一生的为人和事业。同时彭述之也写了一篇文章，登在一期油印的《斗争》上，指斥了独秀的“晚节不全”。
当时彭述之曾经非难我们的“非政治”态度，为了我们竭力颂扬一个在思想上业已走到敌对阵营里去的过去同志。我们当时不以为然，今天我更以为我们那时的态度是对的。因为关于陈独秀这个人物的评价，不单单是一个思想问题，而更是一个实际政治的斗争问题。在批评与追悼陈独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到一个事实：为了炽热的政党斗争的利益，中共和国民党对陈独秀都采取了非常阴险的立场。中共采取的是沉默和诬蔑，国民党用的则是奉迎与曲解。手段虽殊，目的却同：不外乎要抹煞陈独秀应有的历史地位，或用丑陋的颜色涂在他的脸上。而这些目的的最终归趋，又都是要辱没中国的托派。因此，我们来追悼陈独秀，必须针对着中共和国民党在这方面的阴谋战略。我们必须尽量恢复陈独秀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无人可与抗衡的地位，他那一身兼具西洋史上从卢骚直至马克思的“配合发展”的代表资格，同时要指明这样一个人物之终于走向托派，正表明出中国托派在中国的历史作用也是继往开来的。为要这样做，我们自必强调陈独秀的积极处，进步处，他的伟人处以及他在中国近二十年来所做过的对于文化和政治的重大贡献。关于他晚年和托派间的思想距离（我们要特别指明，这距离根本不曾发生过甚么消极的或积极的影响），我们自应置之于较不重要地位。在大敌之前，我们对于自已的老战友是不妨与应该“护短”的。
为确定陈独秀正当的历史地位而作的斗争，不但当时为必要，今后可能更为重要。这斗争和“恢复中国托派名誉”的斗争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很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直到今日，并不因为自己的辉煌胜利与陈独秀的早已作古而缓和了这个斗争。我们知道，在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口授的传记（一九三七年曾在汉口发售）中，曾坦白承认了他受陈独秀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无论就思想或关系说，毛泽东都是陈独秀亲炙的学生。那本传记中所讲述的影响，无疑还是故意减损了的。可是为了当时奉命进行的反托反陈的斗争需要，这样的承认都觉得不相宜，于是那本书不久便收回了。从那时以后，延安及其外围的文化界便有计划地进行了对于近代思想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历史伪造。伪造集中于贬损陈独秀的作用。他们非分地抬高鲁迅的地位，以便将他来扮演陈独秀所曾演过的角色。这种伪造与窜改，最初毕竟因为史实太新鲜，偷换的手法太离谱，以致使一切参加过或见闻过五四以来思想运动的人们大为震骇；可是积非成是，见多不怪，到了今天，不必说对近代史全无知见的新一代，便是较老一辈，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部钦定的“历史”了。中共胜利之后，毛泽东在那篇有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企图历数中共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前驱者的名字，文中他竭力捧出了康有为，又照例赞扬了孙中山，可是他完全抹煞了陈独秀。康孙二人在中国晚近文化与政治运动史中所占地位无人可予否定。虽然康有为是真正的“晚节不全”，以发霉的清室遗老资格终其天年；虽然孙中山在文化思想上说，并无甚么贡献可言，他始终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但二人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变革，若从历史观点看，毕竟曾发生了巨大影响，故有其应得的地位。毛泽东的此种承认是应分的。可是承认了康有为与孙中山而抹煞了陈独秀，则犹之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只把十二月党人和民粹派奉作自己的先驱者而否定了普列哈诺夫的作用一样，这在列宁是绝不容许的。陈独秀在中国的革命思想史上，地位至少可以和普列哈诺夫齐肩，如果说他“晚节不全”，则至多也不过和普列哈诺夫齐肩。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地表彰这位“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号召年轻的共产主义者细心研读普氏的哲学著作，且誉之为“国际马克思主义此类文献中的最佳者”。在红场侧面巍然矗立的“先贤碑”上，普列哈诺夫的名字被列在直接走向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列宁和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如此作为，不但表示出真正革命者的恢宏气度，也反映了辩证唯物历史观的正确应用。那末为甚么以中国列宁自况的毛泽东却不肯以同样的公平来对待中国的普列哈诺夫（其实陈独秀还不止是普列哈诺夫）呢？问题是很清楚的，使毛泽东不能如此做的主要原因，乃在于陈独秀和托派的关系。这个托派，不论中国的与国际的，直至今日为止，仍然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他们坚持着真正的马列主义，保持着十月革命的真正传统，因之，代表着斯大林主义的掘墓人资格。
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里，中国托派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陈独秀这只死去已久的“大虫”竟仍然成为中国斯大林党不能安睡的梦魇。这个伟大的名字和他在历史上所起的真实作用，一直使中共头子们感到重大困扰。由此可见，陈独秀决不是中国托派的“盛名之累”，恰恰相反，乃是它光荣的象征。陈独秀历史地位之重被确定，如果不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完全胜利，也至少将标志出斯大林主义对中共统治的最后结束。但愿中国的托派同志们能够懂得这个意义。
＊＊＊
我们哀悼了陈独秀大约一年之后，又遭受了一次惨重损失：陈其昌同志被日帝宪兵捕去而且加以杀害了[3]。其昌那次被捕，并非直接为了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而是为了他的抗日工作，因此，他在政治上的敌对者便乘机加以攻击，说他的牺牲是并不光荣的。这种攻击是恶毒的诬蔑。一个强调“抗日第一”的人，竟会指斥为抗日而遇难的同志，未免犯了宗派第一的毛病了。其实陈其昌不仅是中国托派的光荣烈士之一而且是最值得我们后继者学习与矜式的一个革命家。革命家与政治家是两种不甚相同的品格。有革命的政治家，有不革命的政治家。有兼具政治家品格的革命家，也有完全不能充任常态政治家的革命家。一般说，在艰苦的创业时期，需要的因而“时兴的”是革命家；革命完成后，当令而爬到前列去的是政治家。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必然是革命家，但伟大的革命家中有很多并非政治家。反之，片面地具有政治家条件的人，即使因为时势所趋，被卷入了革命家的队伍，但在事件的发展中，这种人多半在失败中最先变节，在胜利中最先官僚腐化。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固然看重环境对于人的品质的决定力，但也不忽视个人的品质。因为这种品质随着其人的地位不同会发生大小不同的影响的。陈其昌可能不会成为好的政治家，但他具有最优秀的革命家的一切性格。吃苦安贫，从不懂图生活的享受；疾恶如仇；对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者怀有无上悲悯；最不喜欢架子；他不但没有领导分子的装胜作势，而且永远把自己安置在危险的最前列；他身上混和着新式的同志爱和旧式的义气：对一般同志的安全和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所以他是以“大哥”这个绰号闻名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蒋介石白色恐怖最最猖狂的时期，中国托派的组织一次接着一次地被破坏，而在每次破坏后作惨淡的重建工作，使组织得有一线存续者，总是我们这位“大哥”。其昌在秘密工作上非常机警，他的警惕性是永不松弛的。不止一次的组织险遭破坏，都因他的事前觉察而勇敢地加以挽救了的。最著名的一次便是他在寒君家的门口被特务追逐，他用尽方法，使自己既脱于难而又把寒君救了出来。这正与某些政治家不同，他们太看重自己地位，因此太看重自己的安全，因此一经嗅到危机便独自远扬，弃其他有危险的同志们而不顾。其昌最鄙视那种行为。自然，其昌和一切革命者（一切人）一样，不是完全没有弱点的。一种略偏于经验主义的思考方法，也许就可说是他的小毛病了。不过他丝毫不轻视理论。他做学问和他的做人一样非常之切实，所以基本理论的修养是很高的。有时他为人所诟病，多半是因为他欢喜归纳尤甚于演绎，调查研究比抽象和综合的思索更有兴趣吧。
我说过，他的被捕并非为了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乃因他的抗日工作。这工作原是他的长兄担任的，负责着一个报告日伪经济情况的秘密电台。可是一经被捕，日宪兵在他家中搜出了大批托派文献，“罪名”便改变了，案情也为之严重了。特务给他上了种种毒刑，要他招供托派机关，他虽被摧残得遍体鳞伤，却终于不屈，最后便在宪兵部内被秘密处死。
陈其昌同志河南洛阳人，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学生和工人的秘密革命工作。经过大革命失败后的可怕年月，他始终担任着党的中上级干部。一九二九年转人托派反对旅，被开除党籍。嗣后就全身投人托派斗争，以一九四二年某月遇难于上海。其昌生前也是以卖文为生的，写的主要是报章上的社评。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杂志上，那些有关乎国际政治的文章都出于他的手笔。亚东图书馆的小册子中，《我赌我的生命》是他译的，《莫斯科审判的真相》与《杜威委员会判决书》是他编译的。此外，他还写过一册《中国民族大迁移问题》。在托派的机关报《斗争》上，他是主要的撰稿者之一，差不多所有关于经济的文章都是他写的。
寒君同志大约在一九四五年新正病故于香港。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攻占了这个英国殖民地，寒君没有可能离开，他留在那里做工，并保持了地下的组织活动。我们曾经设法让他回到上海来，为此国华同志还给他汇去了路费。他接到了，有信告诉我们，说他将争取第一个机会动身。可是始终不见人到，连个信息都没有。记不清是在一九四二年冬天还是在更后些时候，他的妻子发了一个信给我们，说寒君肺病严重，生活又陷绝境，希望我们设法资助；可是这封求援的急信最后来到我们手上时，日本已经投降，即已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后了。那时，我们事后才知道，距寒君死去已有大半个年头。我和寒君的相知比较浅，共同工作的时间也很短，而且在那个时期中彼此关系又都不甚愉快的，因为他把我算入“老人”之内。不过虽然如此，我体察到，而且应该在此承认，寒君是一个可贵的革命者。他的气质较偏于实际工作，处理事务很能干，有领导群众斗争的经验。这和他党内工作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他原属于何孟雄们的一派，对工人运动很熟悉的。寒君同志对革命非常忠诚，曾入狱三年。干工作吃得苦，有毅力，由于生活永远和下层同志及党外同情的工人们打成一片，深得同志们的爱护。我们中国托派中最杰出的女革命者——黎彩莲，就是与寒君在共同工作中相爱而结婚的。不幸他们二人同居了很短时间，寒君即被国民党特务捕去，等到后者刑满而快要出狱的时候，彩莲却咯血死了。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自己要跑一段野马，为黎彩莲说几句话，虽然她之逝世是在一九三六年，不属于我目前叙述的这个时间内。彩莲出生于汉口一个穷苦家庭里，父早故，母亲为人洗衣。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展到武汉，彩莲那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可是她立刻投进革命浪潮中去了，在峤口一带做着积极的工人运动。革命失败，她被派赴苏联学习，在莫斯科的孙大中，彩莲以“美丽的小麻雀”出名的，因之不断为一些国民党大官们的贵介公子所追求。但她看不起他们，甚至深恶他们，终于和一个并非公子的陆某结了婚。联共党的派系斗争发展到中国学生中后，彩莲加入了秘密的反对派。一九二九年她与我们一同回国，在党内做了短期工作，与我差不多同时被开除出党。在反对派的四派分峙中，她属于“十月社”。反对派统一以及大破坏后，她的丈夫陆某变了节，投向南京政府。那时彩莲正在红十字会医院内产子，惊闻此讯，忍痛弃子逃出了医院，与叛变的丈夫决裂。此后的彩莲就变得更加切实与深刻了，一面参加最艰苦的下层工作，一面又拼命研读马恩列托的著作。彩莲身体单薄，生活却过得非常之坏，“人不堪其忧”，而彩莲则“不改其乐”。对于“美丽的小麻雀”，人们从来是爱惜的，可是一经她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完善的革命家，人们对她的敬重就远超过了爱意。我们简直是以惊异目光来注意了她的成长的，因为在如此娇弱的小躯壳中，竟会有这样坚强宏毅的灵魂。可是，太艰苦的生活毕竟毁坏了她的健康，她发现了严重的肺结核症。因为穷（同志们是无一不穷），她得不到任何疗养，病势便益见其沉重。我在一九三五年年初（经过了四年睽违）再度见到她时，她已经失了音，经常得躺在床上了。不过我惊奇于她精神的仍然高昂，对事业满有信心，谈笑也仍不减当年的轻松乐观。我们都希望她那异常坚强的意志会克服体力的衰竭，希望她终于还能复原；至少，她的生命能维持到寒君的出狱。可是人的意志和希望终究还是战不过自然的法则。她在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间的一个晚上，在供给她膳宿的那位朋友家里，突然死了。同志们的哀思可以从独秀当时写给赵济的一封信想见的。信中字句我虽不能原样复述，但因印象甚深，相信大致不差，他写道：“……彩莲的死使我很悲伤。一生中我遭遇到这样的事已不算少；可是我从来不曾如此难受过，也许是我老了……”不，我不以为独秀“老了”才如此地感伤，我们这些年轻人都一样难过的。坚贞的同志的摧折总会使人难受，而坚贞的女同志的损失尤其令人悲悼，因为历史的条件使然，迄今女战士一般地比男战士少些，也因此更珍贵些，她们的牺牲或摧折更扣人心弦些。
彩莲的后事由国华同志料理，她的棺木掩埋在上海梵皇渡铁路附近的义冢里。寒君的遗骸据说葬在香港柴湾，现在当然也已淹没无踪了。革命者大多数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有如我们被日帝杀害的“大哥”，在西伯利亚被消灭的一二百名中国反对派。彩莲、寒君能得后死的同志们代为掩埋，算来已属“奢侈”了。我们自不必为这等事感伤，因为他们都会活在同志们的心坎里，而这个心的坟墓，比任何永固的坟墓更为永固。
以上各位并非中国托派在该一时期内所有的栖牲者。不，他们仅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继续受着残酷的迫害。不少人被捕，还有一些同志丧命在息烽的集中营里（其中有在一九三四年间参加过中央领导的王耀华）[4]。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5]遭到了无情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像这样因忠于自己的思想而遇难的，为数甚多，可惜我这里无法一一介绍。上举诸人及其事迹的简略叙述，只是想让人看到在那些年月中，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艰苦生活的一斑罢了。
[1]王凡西和郑超麟得到通知：“你们愿意参加。就来参加！”可是并未说明是什么性质的会议。开会后，彭述之方宜布为继承一九三一年统一大会的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大会”。如果是先宣布了，王凡西和郑超麟就会以第一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的。——校者注
[2]被举为新中委的蒋振东、毛鸿鉴二人不久却转变为“少数派”。
[3]陈其昌被日本宪兵捕去牺牲，并非在独秀死去一年而是在独秀死去不久。——校者注
[4]王耀华不是死于息烽而是死于临解放时重庆的中美合作所。——校者注
[5]这里谈到王实味的这一句话，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给中共对王实味的平反带来了麻烦。为此我曾于一九八五年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谈王实味与“王实味案”。回叙了大量事实之后，我写道：“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王实味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组织。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我的这个声明，据说曾经有助于王实味的最后平反。——一九九三年八月注 |
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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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凭了二十二块钱（在南京城中幸运地从国华同志的一个朋友那里又借到了二十元），如何在这兵荒马乱，天寒地冻，而且不再有正常交通的情况中，由南京到徐州，复经郑州抵达了武汉，那半个月中的非常经历，说起来真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濒于乞丐的难民滋味，我总算也尝过了。那一段旅程中的所见所闻，实在又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此时领导抗战的反动措施，以及一切可悲的后果。把这些事详尽地描绘，并非没有意义。可惜谈起来话长，同时比我更有资格的人早经写过这类文字，我这儿就此从略了。
重临这阔别了十年的武汉，记得已是十二月中旬。在武汉的报纸上，我看到了唐生智如何放弃了那“誓共存亡”的南京，日本军阀如何实行了野蛮的屠城。不过这些大事虽然值得注意，却没有我个人的问题来得迫切。因为集中在武汉的朋友虽然多，但不知道任何一个确实地址。马路上及江轮渡口去碰了两日运气，没有半点收获。在大智门车站里挨过了两个夜，身上连买烧饼吃的钱都没有了。第三天早晨，在铁路边的旧货摊上卖去了我惟一的财产——一只来路货搪瓷的漱口杯，得洋数毫，预备渡江到武昌落伽山去，寻找一个在武大当教授的旧同学。这个人虽是我的同学兼同乡，只因我平素鄙薄其为人，雅不愿向他求助。此时冻馁难忍，也只好去告急一回了。渡了江，在一家小面馆里吃阳春面，却意外地遇见了老友李仲三，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它不但免去了我一次尴尬的求乞，而且使我真正脱出了厄运，让我结束了几个月来生平最坎坷狼狈的一段路程。
饱餐之后，仲三给我买了棉衣，下午就一同到了独秀家，晚上便在他家里住下了。在那里住了十几天，畅谈了种种问题。关于这一切，那是值得详记的。
独秀比我早出狱三个月。在将出狱未出狱之时，他对于抗战便起草了七条根本意见。（因为手头没有文献，没法记得内容）出来后，他送给上海的托派朋友们看，并未获得全部同意。此时罗汉到了南京，一看意见，完全拥护，且以为应以此作为纲领，不分是否托派，广泛地团结一些人。首先，他（罗汉）以为可向中共提出，寻求合作。独秀知道罗汉这个主张，但并未予以鼓励，罗汉却独自个行动起来了。他跟叶剑英谈了，叶自然作不得主，不过赞成他这样做，并主张他亲赴延安，与毛泽东面洽，罗汉于是动了身，前往西安，住在他的另一老友，当时中共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那里，受他们的招待。同时，林伯渠将罗汉所携的独秀意见及罗汉自己主张的合作提议，专差送给了延安。过了几时，毛泽东的答复来了，大意是：让陈独秀承认过去错误，公开声明反对托派，欢迎一起工作。这样的答复，好好先生的罗汉虽然天真，也知道独秀决不接受的。扫了兴，他离开了西安。罗汉的此一行动不但使独秀生气，而且引起了上海托派临时领导机关的怒斥。罗汉便默默地回到宜兴去教他的陶器制造法了。
独秀当时非常不满意上海的托派组织，他觉得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因此他决定不回上海，往武汉去了。本来，在沪战结束，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溃败以后，武汉早已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的新的策源地。由抗战激起来的种种社会力量与政治流派，纷纷汇集在这里。独秀此时虽然是孤单一人，但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很大，任何政派都还不得不注意这个革命老人。在我抵达武汉以前，独秀曾被邀请在青年会做过两次公开演说，据说听众非常拥挤，在会上他阐明个人的而非托派的抗日主张——这在大体上就是他在南京时提出的纲领。
那个纲领和两篇报上揭载的演讲稿，是在作客的第二天拿出来给我看的。在第一天为了让我能养息精神，他不愿意提起那些正经事。我们只是随便聊天，主要是谈谈各自在南京的生活，那天晚上，我记得，他还很不平常地要太太特备了三四味可口的菜，非常随俗地款待我这个睽违了六年有余的同志。
独秀那时住的是一所颇具庭园风味的旧式平屋。屋主是一个桂系军人，独秀只付点象征房租。老人其时身体很好，起身早，在监狱里养成了来往踱步习惯，他出来后仍旧坚持着，每早晨就在屋前荒芜的园子里溜步。便是在这样的散步中，他和我于次晨开始了“正式的”谈话。话一开头，他就怒气勃勃地攻击上海的领导机关。（这个新临委是当彭述之等由京返沪后，在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产生的，事实上就是于陈其昌、寒君等之外，加入彭述之与刘家良当临委罢了。）说他们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讲到最激动时，他甚至说，今后他再不属于任何党派，陈独秀只代表陈独秀个人，至于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得在新斗争的分分合合中决定了。我对他的攻击、牢骚与宣布，无法插上一句嘴。因为长期脱离了运动，对各方面的意见都不知道。我表示，希望先看看最近的东西。于是回进他的书房里，他拣出了自己的对于抗战根本态度的提纲，连同二篇演讲词来给我。上海方面的意见，他说寄来过，可没有保存。大概是一怒之下，扔进字纸簏了。读了他的意见，我不能同意，觉得除了一般的拥护抗日之外，我们特殊的立场完全不曾提到。不过我们没有立即进行讨论，我还准备多看看各方面的言论。就在那个上午，我要他考虑一个可能：是否可以在武汉创办一种刊物。对于这项提议，他立即与坚决地否定了。他认为：不但无可能而且无必要。他告诉我，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想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若干作用，必须采取新的方法，走新的途径。我问他什么是新的方法，他只说他想过了，慢慢谈吧。
以后，我们几乎把所有的上午都消磨在那个破败的小园里。海阔天空地谈论一切问题：从他的文字学谈到老托的俄革史（这是他随身带着的惟一外文书），从南京的监狱生活谈到莫斯科审判，从中国托派谈到第四国际，从抗战前途谈到未来战争的远景……我们不辩论，不争持，只是各述所见；而在大多数的场合中，都是他说我听，并不采取交换方式。这样逐渐地，我终于知道了他此时对各个当前问题的根本立场。首先他嘲笑那种天真的看法：从抗战中可产生革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说，抗战失败的结果是丧失了工业城市，溃散了无产阶级。如果战争延长，西南一带在美国支援下，可能发展点新工业，但远不足以抵偿东南沿海的损失；因此，在抗战中，他以为决不可能爆发我们所想像的革命，更不能以我们所设想的方式爆发出来。当然，战争给民众——特别给农民——带来了日益不可忍受的压迫与痛苦，而这些痛苦会造成骚动的，可是只要国民党一天抗日，这些骚动便不可能生长成打倒国民党统治的革命。将来，变化是多的，城市与乡村的不满也将日益增长，可是谁能领导这些运动呢？据他想，只有那些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因此，旧的一套靠文字在工人中宣传，借此组织起来，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必须抛弃。惟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反国而又不阿共的政治流派，另一力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
独秀极度不满意上海的组织，小部分由于对人的私怨（主要是彭述之，在南京监狱中，二人关系弄得非常坏），大部分却因为上海的人不能看到像他所看到的事和理。从他那时的意见中，据我看，尚未达到与托派有根本分歧，更不曾根本反对列宁思想。相反，他那时经常提到列宁；认为列宁的最了不得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方法。因此，在那一时期，他和上海一些人的差异，只在于政策方面，而非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立场。他最最痛恶上海作风的，就是继续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无怪他听到我提议创办刊物，便痛心疾首地以为不必了。
对于独秀的议论，我并不赞成，但他关于工作方面的意见，我觉得颇值得注意。诚如托洛茨基所说，独秀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同时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这个优点，便是在他当时对我叙述的意见中，也就清楚地可以感觉到。在热烈沸腾的抗日怒潮中，我们绝不该再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这一层是不待独秀提出我就痛感到的。但是我绝不能同意他把我们的政纲降低到争“自由与民主”，不赞成他与各个所谓“民主政派”联络的方针，也不同意他抗战中不能引发革命的悲观估计。我认为他的寻求新的斗争方法是对的，但同时得注重办报，以此作为组党中心。我特别向他提出列宁的基本思想（正因为他此时常常想到列宁）:“党报乃党的组织者”，如果没有党，则一切政治的与军事的工作都将如断线风筝。我们这不足道的力量，定将散失在抗战的大海中了。他自然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能在根本上反对我的看法；不过他说：目前最根本与最迫切的问题并非该不该办报与办党，而在于：是否我们懂得事实上而非空言上参加抗战，是否懂得只有这样的参加才能让我们真正地办报和办党。据他看，上海朋友的做法决不会从空口说白话前进半步，他们离实际的抗战相去十万八千里，因之，根本也无法办好报，更不能办起党。
谈了几天，问题仿佛只关于如何工作了。其实潜伏在底里的，他和我之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想法，此时早就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争论，几年前我们早已展开在《火花》上），不过当时他大概不愿意重提那些争论，所以竭力避免谈到它们，同时偶尔牵涉到它们，他总似乎还保持着传统意见。陈独秀的此一态度一直维持到德苏协定（一九三九年八月）以前。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陈其昌绕道香港，到四川江津去访问独秀，那时他对根本问题（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论点）仍未采取公开反对态度，照他后来自己的话说：尚在“深思熟虑中”。故他托请其昌转寄给墨西哥托洛茨基的信上，所持态度仍与他一九三七年岁末与我所谈者一样：即主张中国托派必须尽一切力量去实际参加抗日，盖不如此便无从谈起其他任何的革命行动。德苏协定使独秀思想在很大程度内作了最后的转变。这个转变如果用现成的名字，简单地说，便是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退回到了考茨基主义。不过那些都是后话（胜利后，何资深来到上海，曾将独秀有关此一思想的论文和通信，以小册子形式出版，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我将在最后一章里再谈它们。
在独秀家里住到将近半个月时，濮德志从安庆来了。我们还是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一九三一年）里分了手的。睽违了足足六个年头。在此期中，我们彼此都是两次入狱与两次出狱了。他的第二次入狱和获释均与独秀同时，和老人在南京监狱里共度了亲密的四年。六年不见，我发觉他外表上还是那个样子：“小濮仍旧是小濮”。他童年就去了日本，爱好戏剧，南国社旧人，故性格是艺术家型的，从来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轻些、浮些；但是此次再相见，多半是由于独秀的熏陶吧，我觉得他深厚得多了。他在八月间出了狱，回怀宁老家去养息了一个时期，此时健康恢复，便前来武汉找寻老朋友。独秀很喜欢“小濮”的到来，自从有了这个活泼而热情的朋友参加，我们的谈话就更有风趣，独秀的神情也更见其明快与生动。“小濮”与我搬到我的一个老友吴甲原那里去住，因为他无眷属，起居上方便些。不过白天的时光仍多数耗在独秀家里，如果我们不去，老人便来找我们。我们三个人有时一同上小饭店，有时则在马路上闲荡。此时所谈，不再关于基本看法，而集中于如何实际参加军队以及如何与其他的政派接触了。“小濮”在基本问题的看法上接近于我，他颇不满于独秀的“降低政纲论”。（小濮的笔名为“西流”，他与独秀间关于根本问题的歧见，见《最后论文和书信》中独秀给他的信。）对于老人在汉口青年会中所作的二篇演说，曾讥之为“可耻的灰色”。不过谈到工作方法，他也和我一样，深受独秀那种“实干态度”所影响。
独秀的工作态度当然不会仅限于空谈。凭了他的地位和关系，很快便开始了具体的接触。原属宋哲元部下的陆军第一百二十旅，“卢沟桥事件”爆发时正在该地驻防，直接与日本军队开了第一枪的吉星文团，便属于该旅所辖。旅长何基沣，其时已被擢升为一七九师师长；因作战“挂彩”，在汉口养伤。这个军人很不平常，据独秀说，他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我因独秀关系和他见面时，他的创伤已愈，不久便要回到部队去，相谈之下，他予我的印象不坏。他坚决抗日，对国民党的领导感到异常痛心。半年来在华北的实际战斗，使他深深地懂得一点：不将军队的政治认识提高，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因此，在养伤时期，他几乎读遍了汉口所能买到的有关乎抗日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学习和思索的结果，他决心要从汉口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去到他的部队里，为兵士们进行政治教育工作。在这样的探索中，他与独秀发生了关系。他们二人很谈得来，这军人对独秀执礼甚恭，待如师长。独秀这边当然也不会吹牛撒谎，说他后面有多大力量。据我的记忆，独秀当时和他的谈话中，总是非常坦白的，说明他与中共早无关系，甚至也不代表托派，他只是个人，他的几个朋友也只以个人资格和他发生关系，乃至进行工作。有我参加的几次谈话中，涉及的均是关于今后政治的方向问题。一个中心思想被确定下来，就是以有限度的土地改革来发动群众，借此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小濮”跟我初次与那军人见面之后，印象也不坏，但我们怀疑这种做法对革命究有什么好处。因为联络军人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北伐时人们普遍地以之称呼军中的政治工作）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中干过不少，而它们的可悲的结果也很新鲜地留在记忆中。共产党与冯玉祥的一段恶姻缘，想起来更是亲切。在北京时，我亲眼看见了冯玉祥与李大钊的初恋，读过他有名的“五原誓师”的宣言；同时，我们曾经大卖力气，为冯氏在群众中做其“政治五作”，使大家相信他是“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可是在武汉，我又亲眼看见了他与蒋介石复合，压垮了武汉政府，同时会见了大批被冯玉祥用专车送来的政治工作者。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反对派，在私交上与我相当亲密。我从他们口中，听到过数不清的关于冯玉祥貌诚挚而心叵测的事例。想到了这些，小濮与我不约而同地发生一个感想：今天我们面对的何基沣，安知不是一个较小型的冯玉祥，我们是否应该将冯玉祥的故事在更小的规模中重演一过？回得家来，我们便向独秀提出了这个疑问。独秀认为：我们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情形是根本不同的”，他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其次，我们进入他的军队目的虽然不在‘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有过以前和军人打交道的经验，今后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懂得，我们在现存军队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最后，我认为何基沣本人不是冯玉祥式的狡猾之徒，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力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末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害。”
我同意老人的看法。不过在更进一步的态度上，他又和我们分歧了。依照我的想法，这工作如想顺利开展，必须通知上海的临委，让他们核准，并通盘决定工作步骤及调派工作人员：而独秀则由于讨厌上海的人，反对这样干，他认为让我们几个人干好了，待有成绩与需要时，再向上海要工作人员。此事不曾有一决定，因为事实上，计划尚未开始，就被意外地中断了。本来我们是什么都已准备好了的：小濮、我、另外一个姓马的河南青年（也是同志），将于二三日内随何基沣回到内黄的师部去，我算是秘书长，小濮仿佛是参谋（已记不真了）。平汉路车的票子都已到手，可是临动身的前夜，突然得到了通知，何基沣被免除师长职，“着毋庸回任”。据我们当时推测，多半是他和独秀的往还让国民党军统的特务侦知了，于是便先发制人。
事情成了泡影，我们到军队去的梦想不曾实现。从此之后，也不再找到第二个机会，使我们能以实现它。终抗日之期，除了山东和广东，一些单零的托派同志（据我所知，在山东有王长耀同志等领导的一支游击队，结果被中共军从背后消灭；在广东中山，陈仲禧同志也曾从事军事斗争，结果他为日军所杀。）在这方面有过若干行动外，托派的整个组织确实不曾安置到军事斗争中去。这情形，在事后回溯中，我们应该承认为托派的一大缺憾。由于反对军事投机而惧怕作任何性质的军事活动，由于根本放弃军事活动而使自己处于抗战的主流之外，我们至少在今天应该承认是一大错误。
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于多数落后国家中的群众运动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巨大教训乃是：在这日益反动与日益军事化的时代里，任何革命政党若想获得胜利离开了武装斗争便不可思议。诚然，在过去也是，如此列宁主义有别于各式改良主义的诸基本点之一，便是对武力之重要性的认识。不过时至今日，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衰落成正比例这个认识是益增其重要性了。221
就个人论，独秀对何基沣的判断也不曾错。此后我们和他便断绝了往来，不闻不问地过了许多年。再度听到这个名字是在一九四八年最出名的徐蚌战役中。中共军在此战役中所以能取得决定性的与非常漂亮的胜利，一个直接的造因乃是我们这位一度与之接触的军人的内应。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与张克侠一同起义，致使黄伯韬兵团被围。目前他是中共的国防委员会的委员之一。
与此军事图谋同时并进的，独秀正和第三党、救国会以及另一部分“民主人士”（我已记不起究竟是哪些人）相接触，企图组成一个联合战线，想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不拥国，不阿共，以争取民主和自由为共同目标。这个酝酿在当时武汉是相当有力的。国民党的统治委实太不得民心了，以致不但工农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从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怨懑不平，日益采取了反对派态度。他们对延安发生了愈来愈多的期待。中共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有利形势，于是或明或暗地在促成这联合战线。陈独秀此时以他特殊敏锐的政治感觉，确认为我们（他表面上否认托派，而言谈中却仍以托派自居的）必须参加此一运动，借以扩大我们的影响；打破我们自建的与人筑的围墙，且使这个普遍而真实的反国民党的群众运动不为斯大林党利用了去。我和小濮坚决反对他的看法，我们承认客观上有反国民党的群众存在，但我们以为要争取到这些群众，首先得打破他们对那几个所谓民主党派可能发生的幻想。要打破他们的幻想，我们必不可与他们缔结联盟，必须保持独立。在具体问题上尽管可以和他们采取共同行动，但在思想与政治上，我们却必须对他们进行批评，因此，我又提出了独立办报的意见。独秀为我们的反对非常生气。他觉得我太看重教条，太不懂实际政治，与上海的人竟是一丘之貉。他要我代表他去出席“四派会议”，我拒绝；改派小濮，小濮也不肯去。正在此时，罗汉到了武汉，问题才算解决了。
罗汉自从在西安碰壁之后，回到了宜兴的陶器学校。不久，战争波及宜兴，他老人家不肯只身逃难，竟带了一大群学生同走。到了南京（在我出狱前），因根本找不到交通工具，他设法弄到了一些木排将男女老少搬了上去，储备些粮秣燃料，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两支步枪，就此缓缓溯江而上，实行当年刘玄德式的移民。他的木筏队大约走了一个多月，历尽惊险，总算到达武汉。一到目的地，他的第一件大事是拿了两支步枪去找他的老友叶挺，要这位红色将军高价收买，借以安顿他带来的那批难民高足。叶挺对于这位已成“敌人”的老友是毫无办法的。他不能“收买”枪械，只好将它们呈缴到某一机构，同时却不得不给这个好心肠的罗汉弄钱，让他去安置孩子们。……
罗汉和民主派名流们大多是旧相识，周旋起来比我适宜，但他气质上毕竟不是那一类人，性清又太朴实忠厚，到底不是“应对诸侯”的长才。因此，他只和其他派别的人碰过一两次头吧，就向独秀“告退”了。独秀于是想起当时住在长沙的高语罕，想招他前来担任这个工作，可是老高尚未来到，“民主派”与独秀的关系突然变了。独秀的整个计划垮了台。它和我们的军事图谋一样，未出娘胎就死了。不同的只是军事上的打击来自国民党，政治活动的阻碍则来自共产党。中共为了要阻遏托派政治影响的扩展，竟授意它的“民主派”盟友们立即割断与我们的来往，并且紧接着，在当时新创的汉口《新华日报》上，发动了一次无耻的、疯狂的对于托派与陈独秀个人的诬蔑运动。
策划和主持那次诬蔑运动的，正是我们久违的旧相识——王明即陈绍禹其人。他此时从莫斯科回来，担任了中共对国民党的主要代表。
让我趁着这个机会，来补述一下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经过。我们知道，陈绍禹及其一系，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的遵义会议上，被推下了领导地位的。此后毛泽东一系的人掌握了党，直到全国胜利，以至于目前。但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陈绍禹的胜利并非彻底与决定的，以后几年中仍旧是余波荡漾，回浪时生；即使时至今日（一九五七年——西），据我观察，这个斗争也还是潜在着。要明白陈绍禹势力之败而不灭，死而不僵，理由其实并不难找。陈绍禹是真正的斯大林派，他在克里姆林宫主人（不管是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眼中，始终是最可信赖的代理人。而中共呢，即使在“民族主义的”毛泽东的领导之下，甚至即令在自己脚下已有强固基础的今天，也仍不能不诸多依赖苏联援助，因而不能不迎其所好的。这一微妙关系，说明了陈绍禹被清算而未被整肃，受批判而仍叨中委末座的原因。如其不然，他纵不成为高饶，也得踵武张国焘，因为他所犯的“错误或罪过”，即使照今天中共具有权威性的党史材料上（例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与《中国共产党的卅年》）的记载，也远超过高饶和张国焘的。
国际派虽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打击，陈绍禹却仍在莫斯科当其国际代表。在那里，他仍是头等红人。根据李立三在最近中共八次大会上的发言，他在“王明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七年，好像过了七年小媳妇的生活，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以免触怒，但还是不免经常受到斥责……”由此可以看出陈绍禹在“祖家”的不可一世！他坐在第三国际的高位上，将斯大林的意图和命令演成“理论”，写成俄语的大文章，并且登载在各国共产党的刊物上，他以中共的代言人自居，以斯大林的亲信自傲，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以自重，仍保持着遥领中国革命的气势；中国的抗战发生后，他提出了一整套不同于毛泽东路线的主张，与之对抗，企图重新恢复他在中国党内的已失地位。我们迄今没有看到陈绍禹当时主张的文件，不过根据毛泽东一边的描述，那时的“王明路线”是：“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新情况下的复活”。他们“错误地断定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依靠国民党，而且必然是国民党的胜利而不能是人民的胜利，断定国民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而否认共产党可以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们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他们否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革命方针，否认‘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革命方针，因而抹煞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原则分歧……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在行动上，陈绍禹等甚至“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了很多表示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并且拒绝中央的正确指示。他们的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汉负责的党的工作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以前项英同志在新四军的工作中，曾经发生影响，因而妨碍了当时长江流域人民抗日战争的发展，并造成了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部队的失败。”[1]
上述的“王明路线”，显然不曾获得胜利，在一九三七年的中共中央洛川会议，以及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中共中央全体会议上，都受到了排斥。不过陈绍禹那时的克里姆林宫钦差大臣资格仍起了很大作用的。[2]其中之一便是在武汉发动反对“托陈取消派”的诬蔑运动。
我初抵武汉时，陈绍禹还未曾来。主持当地办事处而暗中策划工作的，乃是董必武、秦邦宪。那时节，他们对托派的关系竟可说是友好的。罗汉是中共办事处的常客，不时在那里“大放厥词”，提出种种天真的建议，引得主人狼狈或欢笑。董必武对我的朋友彭彻三甚至还表示过愿意和独秀见见面，并且说，等周恩来到汉口后，希望那二人能够谈谈。这不仅是“中国式的客气与交情”，多少却也反映出中共当时并不曾决定把托派当成敌人来打。可是陈绍禹一到汉口，情形就立即改观了。与托派成员讲交情的场面立即结束。起初在暗中，随后在表面，一种针对托派，特别针对陈独秀个人的恶毒而大规模的诬蔑开始了。这运动据说是陈绍禹直接奉了莫斯科命令来进行的，为的要配合在全世界范围内斯大林反对一切左派革命者的运动，尤其要配合他在苏联内部疯狂地进行着的消灭整代老布尔什维克的罪行。在此运动的影响之下，一切惟中共马首是瞻的所谓民主派，当然急不可待地要斩断和托派分子的任何联系，并加入到群犬吠声的反托派的合唱队中去了。
独秀与民主派共同行动的计划就这样地结束了，跟着他被逼进行了一场反诬蔑的战斗。不过当我离开武汉时，这场战斗尚未正式开始。我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间离开汉口的。所以要离开，首先是觉得无事可为，独秀的所谋都不成。其次是对于抗战和前途的种种看法，与独秀合不到一起，我发现在这方面我和“上海”接近得多——虽在某些工作方法上，我是赞成独秀的。最后经过了将近一载的困苦颠沛生活之后，非常思念妻儿，因此我决定走了，决定回到上海去，从事于秘密的敌后的抗战工作。独秀很不同意我走，主要理由是：回沪以后，又得按着从来方式工作，而此种工作，据老人形容，乃是：“三个月活动，三整年长监”，一定不会有其他结果的。可是我去志已定，无法挽留，他只好让我走，临走时他送了我三十元旅费，并约我至多半年后再到“大后方”来，和他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那时日军沿江而上，有进扑武汉之势，国民党政府已部分迁重庆，所有人均纷纷作撤退计。独秀准备入川，小濮准备去滇，罗汉拟赴湘，我则先走，独自经由湘粤取道香港，回到了“孤岛”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汉口《新华日报》上由陈绍禹发动的反托反陈运动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详细情形我无法述说，因为我们始终不曾读到当时《新华日报》上的诬蔑文章。后来由独秀自己搜集由亚东图书馆付印的反对斯党诬蔑的小册子并没有附载那些诬蔑。现在已找不到那本小书，因此连答辩中所摘引的“罪状”也记不清了。搜索记忆，仿佛是说独秀经过唐有壬，曾经收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金钱吧。总之，那“罪状”是非常荒唐的，构造得全无常识的，以致那些文章一发表，不但使独秀的朋友万分气愤，甚至那些素来不问政治的而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士，更甚至某些亲共人士，都觉得诬陷得“太不成话”，纷纷表示惊骇和不平。陈绍禹在这件事情上，仿佛也充分暴露了为毛泽东所指责的“教条主义”，他没有认清楚一九三八年的汉口根本与当时的莫斯科不同，《新华日报》不可能起《真理报》的作用，不可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以莫须有罪名来评陷革命者的。其实陈绍禹在此事上的错误，和他在其他事情上的错误一样，原因均在于斯大林。我们知道，一九三八年是莫斯科冤狱发展到最高潮的一年。当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在汉口横遭诬陷之时，正是布哈林、赖可夫等老布尔什维克在托洛茨基主义罪名下惨遭屠杀之日〔一九三八年三月〕。遵照斯大林主义的一贯作风，凡苏联与联共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必须同时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中“依样描绘”一番。陈绍禹不过是捧了莫斯科的葫芦在武汉作拙劣与愚蠢的临摹罢了。不过除此之外，陈绍禹（也包括斯大林）那时发动此一诬蔑，却尚怀有另一动机。当时我们因为不甚清楚中共内部的争论，故将诬蔑解释为中共整个奉命右倾时用以威吓下层左派的武器。这个解释，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旧有其正确性的。因为国共“再度合作”时，共产党内部确实存在过深厚的不满和广泛的惶惑。领导者为要镇压这些不满，故特预先捧出了这顶现成的大帽子。不过今天，我们从中共发表的文件中研究，则我们还应同时指出，这顶帽子又是陈绍禹曾有意为毛泽东预备的，目的在于重握党权。历史证明陈绍禹的企图不曾实现；但若当时陈系在党内斗争胜利，假定毛泽东刘少奇等被撵下了台的话，则此二人留在中共党史上的，多半是戴着“托陈匪党”的大帽子了，有如齐诺维也夫与布哈林等人的命运一样。自从一九三四年第一次莫斯科大冤狱开始，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去为止，举凡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胜利者必自称马列嫡传，败北者总被斥为托派匪徒。“成王败寇”，已成定例。那次陈绍禹之所以抛出此块石头，目的原是想打中陈独秀与毛泽东二鸟的，不幸他在斗争中未能获胜，以致那块石头从半空中落下来，恰好打破了自己的头——被毛泽东套上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新的情况下复活”的帽子。陈绍禹还不曾连“托”的帽子也扣在头上，只表示他败得未算彻底罢了。
那时中共反托的阴谋，甚至还企图延伸到当时处于日军大后方的上海。这个企图进行得更不光明，更加可耻。事情经过约略如下：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当了汉奸，做着招商局总办。给抗日的地下特务暗杀了。此事发生之后数日，上海当时由中共主持的日报——《译报》上，发表了一则新闻，说，李国杰被杀前，曾与托派彭述之同行云。这段阴险的记载具有两个显然的目的：l，企图捏造一个罪名：“托派与汉奸勾结”；2，然后可能由中共特务直接行动，或假手国民党特务来暗杀彭述之，借以“证实罪名”。为此，我们采取了对策，彭述之暂离寓所，以防被害，同时我们请了一位外籍律师乔维孝夫（他是被希特勒逐出来的德籍犹太人。我们所以要请他，因为中国籍的律师都不敢牵涉到“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致函《译报》，提出抗议，要求更正。结果，那报纸仿佛“照登来函”，以此了结了这段卑鄙龌龊的反托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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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沪途中，在香港我初次见到了刘家良。他那时是临委委员，负责香港工作。一见面他就要我表明对陈独秀的态度，并提出了几个问题，叫我作是或否的答复。我似乎又遇见了反对派四派分裂时期的“敌对者”。在这样的情况中，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加以我已买好了去上海的船票，因之话就根本没有谈下去，匆匆分别了。带着异样的心情，和陈仲禧同志走向中环的旅馆去。在路上，陈仲禧对我大大诉说他心中的郁结。他说，刘家良在香港的主要工作是划分什么“新人”与“老人”，自己以“新人”的中心自居，工作上对他和罗新等老人，采取了非常歧视的态度。我这时开始明白刘家良刚才与我谈话的神气，我是被列入“老朽”之列了。我劝仲禧不要太看重人家的歧视。我自来以为打破歧视（或称为“小组织”）的最好方法，就是自己别跟着也歧视人，别尽在新老或其他抽象与落后的标准上打圈子，把自己的注意提高到政治思想上，把目光投射在较远的利益上，那末无原则的分划与歧视便不攻自破。仲禧同志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是他非常善良的气质与长期实际斗争的经历，确能使他超越于狭小打算的。他送我上了船，互道珍重，可惜在他被日军杀死之前，我们不曾有机会再见一面。
回到上海与其昌、国华等旧友重叙，确是平生快事。溯自一九三七年五月被解离沪，一九三八年二月绕道重来，其间相去未及一载，可是人事变迁之大，恐怕比平时的数十年犹有过之。上海成了孤岛，四郊围以大铁丝网，网外群丑跳梁，牛蛇乱舞，一个十足的鬼蜮世界。我个人的遭遇更是历尽劫数，出死入生，回忆起来像是一场噩梦。今日却居然又与故人晤对，不能不说是恍如隔世了。汪孟邹先生也非常为我的“生还”高兴，在书店里给我“接风”，邀了几位朋友共饮，其中也有彭述之与陈碧云夫妇。到沪数日，我的才及周岁的大女儿病故，生活又煎迫着，烦恼接踵而来。身体很差，我想休息一个时期。但事实却任何方面都不允许我这样做。为了生活，立即着手给书店翻译一本马尔劳的小说：《征服者》。同时，组织也需要我。临委改称为《斗争》的编委会，我被邀参加了。此后便开始了我个人生活上一个新的时期：较多量译作的一个时期。
在十年反对派生活中，我非常厌烦了内部小派别的纠纷。在漫长而悠闲的监狱岁月里，让我回忆和反省了许多事。我毫不以所参加的事业有所追悔——这是我至今还认为完全应该的，因而迄今仍继续着这个事业；不过在形形式式的工作中，有若干事情的努力，我却每次想起都不免于隐隐心痛，其中之一便是为小派别而争取人的那种精力浪费。“把这些可贵的精力用以加深自己的研究与译述老托的著作该多么好呢？!”这是我时常自叹，并常常以此告诉朋友们的。这次从南京的监狱出来，性命可说是侥幸拣回来的，因此更加发了心，希望将今后的余年，好好利用，无论如何，必须尽量介绍点托洛茨基的著作到中国来。我常常把这样的情形看成为离奇的，那就是：托派在中国存在了十年，可是国际托派赖以产生的一九二七年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字，却不曾完整地与好好地译成中文。我尝自誓要补足这一缺憾。
当然，时代正处在极度的激荡中。一个严肃的革命者不能不体会到，他的主张和事业之是否能够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主要决不赖于文字工作而更赖于政治的组织工作，乃至有力的军事工作。独秀当时的着重点在此而我也是充分了解，因而完全支持他的。可是如上所述，我们在这方面的尝试可惜都失败了。此时我回到上海，处在更积极的工作无法开展的条件下，兴趣又回到译述工作的宏愿上去了，不过即使是这样的工作亦非独力所能完成，也得等点“机缘”。在“待缘”期中，让我约略回溯一下当时我所见到的上海领导机关的情形。
初抵上海，其昌、寒君两同志先后来看我。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这里也有所谓新人与老人之分，寒君是“少壮派”中心，团聚了一些年轻人在周围，主要反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同时却歧视一切“老一辈”的人（即从四派统一时期留下来者），连彭述之在内。几天接触后，我更明白了所谓新老分化运动是刘家良与寒君合搞的，他们二人分别在港沪二地进行这同一运动。当时上海的蒋振东同志与香港的陈仲禧一样，也非常不满意刘寒二人的小组织行动，觉得我们必须设法来揭穿并制止之。我并不把这现象看得太严重，因为我自来相信，此时更相信任何小集团，如果不以明确的政治或组织的思想作基础，便不能持久，不能巩固更不能起作用。“新”和“旧”是些抽象标准，这里并不包含具体的意义。我们不能说凡新的都是好的，也不能说一切“老人”都已腐朽反动。反对陈独秀的政治思想是一回事，反对一切与陈独秀有过或长或短关系的“老人”则是另一回事。前一件是对的，后一件事便错了。当然如我在上面所说，陈独秀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秋冬及一九三八年春天的那些政治立场和工作观点又应该分别来看，并非绝无值得我们考虑价值的。寒君与刘家良都是想有所作为的革命者，尤其是寒君，其艰苦卓绝处，承继着中共中下干部自来实干的好传统，曾为多数反对派的年轻同志所钦佩。至于老人方面呢，留存到抗战初期的为数原已不多，而在此少数人中，大多数又确是暮气深沉，空谈比实干更有兴趣。他们很热心回忆个人过去的“光荣”，却无意瞻望整个组织的前途。有些人，甚至专为全躯保妻子，分别去作个人活动了。在这样的情形中，那些在抗战前夜参加组织的青年分子想排除障碍，单独前进，原是可以设想的。但问题是，那些真正消极的“老人”毋须人家去排除，早已自动离开了托派。极少数挂名组织且备位于领导者，也不必人家去排挤，他们自己颇愿让贤。剩下来不足十人的“老辈”，非但不是组织前进的绊脚石，倒是相当可贵的财产呢。如此而自立中心，必欲尽去“老者”而后快，其实不必要，抑且有害。寒君、刘家良那种行动也许怀着无邪的动机，但其于组织无益却属显然。幸而“寒刘中心”仅仅维持了一个短期间，等到一九三八年夏天刘家良被迫离港来沪，寒君前去接替负责之后，新人“同盟”就破裂了。因此这个插话性的非政治的小组织活动，没有给组织带来什么损害。
然则在抗战初期，中国托派内部有没有原则性的政治意见分歧呢？有的。约略分别说来，可得三种：第一，为陈独秀所代表，其主张可说是“无条件地拥护抗战”；第二，为郑超麟同志所代表，他不赞成“拥护抗战”的说法，因为他觉得中日战争自始就应了解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第三，包括最大多数的托派同志，其立场可概括为“拥护抗战，批评其领导”。属于这一立场的，不仅“新人”，“老人”亦然；不仅有彭述之，而且有其昌和我。这三种意见，按理是要促发严重争论的，但事实上未曾发生。因为陈独秀既已自动声明不代表托派，托派中亦无人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另一极端的超麟则住在偏僻的乡下，他根本不拟将此意见在组织中提出，争取影响。因此，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夜（一九四一年冬），中国托派无论在领导机关中或下层群众中，都不曾有过思想上的纷争，故亦无组织上的对立。“新老”之分，只是暗地里开放的昙花一现而已。
上海的“孤岛”时期（自一九三七年冬至一九四一年冬）是政治性的出版活动非常蓬勃的几年。当时日帝汉奸的势力不能明目张胆地在租界上发挥，租界上的英法当局则利用他们法理上的中立地位，相当袒护抗日活动。一个刊物，只要它名义上有个英美籍的发行人，就可以公开发行，从事抗日宣传，不怕日本人的干涉。那时无论属于中共或国民党的报章杂志，无一例外是挂着“美商”或“英商”招牌的。这些出面来做发行人的英美人，有的为了钱，有的却由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我们那时恰巧有一个美国朋友在上海，一个名叫盘克曼的年轻摄影记者，是托派的同情者。同时又有两三个比较有点经济能力的中国同情者，愿意月助百元来帮我们创办杂志，于是文字宣传工作的“机缘”算是成熟了。盘克曼做了发行人，我们便办起了一种月刊，取名《动向》。执笔者有王独清、陈其昌、彭述之、刘家良与我。由我编辑，而技术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资金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归国华担任。《动向》的销数不大，每期共印二千份，但在“孤岛”上，这个影响不算小，即使在短短几月的存在期中，已能让我们见到一些结果了：其中的读者来信都不是编辑人的创作，很有些思想联系是赖以展开了的。可惜它的寿命不长，一共只出了四期，就不得不停刊了。原因是发行地址发生了问题。这地址本来是借用一家儿童日报的，交换条件是盘克曼也替那家小报当发行人。日本宪兵当然知道此种美商招牌的实情，于是由汉奸的特务组织出面，向儿童日报频施威吓，结果小报主人不敢继续冒险，地址不允再让我们利用。同时日帝又向租界警务处与美领馆施行双重的外交压力，连盘克曼都不能继续担当发行人了。《动向》只好夭折。不过惋惜的人是很多的，他们愿见它以别种姿态存在，有的还自动的愿意捐钱，因此我们决定以小册子形式来继续《动向》，因为这样办毋需登记，不会遭遇上述麻烦。在新形式下，我们又出了两期：《破晓》与《西流》。
《动向》第一期出版于一九三九年七月，每月一期。最后一期，即第四期，出版于是年十月底。被迫停刊后，过了一个月，接着于十二月出版《破晓》。次年（一九四O年）四月，出版《西流》。
在此前后，我们曾经独力地，以“春燕出版社”名义，印行了托洛茨基著的《苏联的现状与前途》（此书由罗世藩同志在狱中译了一部分，后由超麟校改并完成的），[3]《德苏协定的前因后果》（刘家良译并序）,《俄国革命轶史》（维多·绥奇作，超麟译）经过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大约十四本托洛茨基著的以及由我们自己编写有关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影响较大，因为公开出版，发行网遍全国。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是《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一共曾销售了万余册。这数字在托派书刊的印行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破晓》出后不久．郑超麟同志从皖南乡下来到了上海。他的来到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出版计划。超麟同志学文字有天才（虽然他不善于说话），于欧洲的主要国文字几无一不晓，而尤精于法、德文。中国最早与最有影响的那本共产主义课本——布哈林与泼来奥勃来顺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便是他翻译的。他的翻译是既快且好，又因精力充沛，生产率高。他这次离皖来沪一半固然是长期休息之后，静极思动；另一半也因为我们在上海己开始翻译托洛茨基的最大著作《俄革史》，希望他来参加。此书的翻译乃是中国托派文字工作中最巨大的一宗，由超麟与我合作，历时一载，才得完成。我平生衣食之需，都靠译书所得。故从一九二九年翻译普列哈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以来，译的东西已不算少，只因目的在于卖钱，书的选择大半取决于出版人，以致此项工作对我成了无可奈何的劳役，感不到多大兴趣，自然也不会有美好的成绩。不过那次《俄国革命史》的翻译是不同的。我（超麟同志亦然）是以教徒的虔敬，以一个作家由内心发生的创作的热情，来从事它的。我们谨慎翻译，用几种文字的本子来参照，然后二人又互校了译稿，总希望能做到即使不是完全无误，也应该错得最少的地步。付排后的校对工作也做得非常精细与求全。在国华同志与已故的亚东图书馆的朋友胡鉴初先生的努力下，急算做得尽善尽美了。据出版后的统计，在全书一百余万字中，“鱼鲁”“成或”之误还不足十字呢。在工作进行中，我们就通知了住在墨西哥的原著者，并要求他为历史的中国版写一专序。托洛获基极其高兴地接纳了我们的要求。为了赶上我们的出版期，他放下了别的工作来写这篇序文。但是万分不幸，序文还未写成，作者那个赋有不世出的智慧的头脑让斯大林派去的一个卑微的凶手用斧头砍死了，《俄国史》排印时，我们在卷首留下了四张白页表示了我们对此事的深刻的遗憾与无比的哀悼。可是在临出版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墨西哥的托氏夫人从遗稿中检到了托洛茨基遇难前写了一部分的序文残稿，立即给我们寄了来，我们在悲欣交集中将它译出附排的《俄国史》的卷末。
《俄同史》一共印了二千部，可是才发卖了二三百部，太平洋战争发生了，上海失去了孤岛地位，日本宪兵竭尽一切力量来消灭反日与一般的革命书籍。我们曾用种种方法来保存《俄国史》；但最后于一次日帝清查全沪仓库之前，它终于遭到了厄运，约近千部的《俄国史》竞毁于火。此事即使在今天回想起来都尚觉心痛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又曾照原版影印了二百部。但面目却差得多了。
托派的“命运”相当坎坷，连一书之微都逃不出此总的命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结果竟付之一炬，使它不能产生预期的广大影响。不过，想开些，想远些，我们仍有理由为那次工作的完成而庆幸的。真理毕竟会胜利的，而有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真相与真理的描写，除托著此书之外却不曾有第二部。斯大林为了抹杀真理，曾经动员了惊人的力量，写出了与印刷了数不清的所谓历史；可是你们瞧呀，这个大独裁者刚死去三年，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大会上，他钦定的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竟被他自己的弟子米高扬宣布为“不忠实与不可靠”，决定要另写历史了！
早些晚些，今后的历史家与共产主义者必然要找到真理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也决不可能例外。在此寻找过程中，托洛茨基的此一历史必然要成为黑暗海洋中照耀远近的一座巨大的灯塔。
我们有此自信，也以此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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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校对《俄革史》最后一部分稿子时，肺结核病困扰了我。大咯血使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在病床上我遭逢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参加了因此而引起的内部争论，以及接踵而至的中国托派的再分裂。
[1]我们，至少我个人，在当时并不知道中共内部对于抗战态度曾经发生了两条路线，我只知道在洛川会议上，曾经有过比中共表面声明较左的决定，国民党曾经引用这些秘密决定来攻击中共的“两面手法”的。今天由中共官方公布的历史文献上，将此“两条路线”描写为毛与陈主张的对立；不过据我看，更正确些说应该说是当时中共革命一翼（可能包括毛泽东）对斯大林在该一阶段上所指示的某种抗议。陈绍禹自然是无条件地始终站在斯大林立场的。我们知道自从希特勒在德国胜利，纳粹德国以一个雄伟的军事力量在苏联的西面升起，同时军国主义的日本在东方显出无厌足的侵略狂以后，斯大林是终日处于恐俱病中了。此时他最后地失却了靠外国革命来挽救苏联的希望，他嘲笑“世界革命”为一种“悲喜剧式的误解”。此时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力量，一律被视作苏联和外国实力者从事买卖的“零找钱”，将它们的存在或取消当作达成协议的一个小代价和条件。任何实力者不管它是法西斯或民主，只要愿和苏联和解（自然是暂时的与虚伪的），斯大林都不惜命令该实力者下面的共产党人子以服从与支持。在东方斯大林此种出卖共产党的政策表现得特别露骨与无耻，一方面，他“要求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实行让步，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在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范围以内，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完全统一于国民党军队，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行动’。……反对放手发动群众斗争，反对在日本占领地区放手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武装，害怕这样就要从抗日阵线中‘吓跑’了蒋介石国民党。”（见《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中转述的王明路线）总之，斯大林要中共跪在蒋介石面前。使他去拖住日本帝国主义的腿，以免后者进攻苏联。同时斯大林却以更大热心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抛媚眼，希望和它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企图到了一九四二年也就终于实现了，此时他拥抱了那个“道德的共产主义者”——日本军阀的代言人松冈洋右。斯大林如此无原则地（无耻地）叛卖他的国外同志，不能不引起一切多少还是革命者的人的反抗。抗战时期的中共，在大处与主要处固然屈服于斯大林的命令，但在执行上与策略上可能做了自己的修改，这就是所谓“两条路线”对立的真实内容了。
[2]陈绍禹初抵汉口的声势，我是间接觉察到的。那时我和群江浙流亡来的青年人很接近。这群人的成分很复杂，有过去的共产党员，有初涉政治的大孩子，甚至有三青团的群众，但主要的却是多少在救国会影响下干过抗日工作的纯洁青年。他们为了找工作，谋出路，同时也为了迫切的生活，终日迫踪着一些国民党的以及民主派的要人。我从他们口中经常能听到一些可贵的消息。有一次几个人去看了沈钧儒回来，转述了沈钧儒和陈绍禹会见后的兴奋情形。据说沈钧儒完全为陈绍禹那种“聪敏能干，以及他那渊博的理论所感动了。”民主派认为陈绍禹确实是中共“最杰出的人才”。又一次，据说孔祥熙设法和陈绍禹会见（结果是会见了），“因为，”我的青年朋友告诉我，“老孔认为陈绍禹才是真正的代表，他直接代表第三国际。”这此间接反映让我回想起六年前龙华监狱里的情形。前一次的反映使我认清了陈绍禹的得势，这次则使我明白了陈绍禹的虽失势而未曾跌倒。
[3]《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在南京的老虎桥监狱中由罗世藩和濮德志翻译，每人各译三分之一使出狱了；剩下三分之一，由郑超麟翻译，全书亦由郑超麟整理。——校者注 |
《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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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
一九三五年年底成立的临时中委会，在整个中国反对派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地位，因为这一机构存续的时间最长，做的工作也可说较多。它恢复和发展了上海和全国的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了一些国际反对派的文献，而更重要的，它创刊了政治机关报《斗争》（每月一期）与理论机关报《火花》。这两种刊物，以－九三六年春天开始，中间差不多没有间歇，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年终。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没有任何一种期刊有过这样长的寿命，起过如此持续的与逐渐扩大的影响。
新领导机关的第一件工作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印刷工场。易洛生本来留下一架小印刷机给组织的，但在斯朝生等当权时出卖了，换来的一笔钱，也当作工作经费花去了。我们那时没有能力买机器，就凭了几个印刷工人同志的智慧，制作了最原始的“木架铅印机”。单单从外面买一些铅字来就能够印出两种颜色的漂亮报纸，致使当时的鲁迅读了会诬蔑我们是拿“肮脏的钱”来办报的！这个印刷工场最初由两个印刷工人管理，后来一个姓粟的叛变了，企图霸为己有，对组织实行要挟，我们于是来了一次突击；李福仁化装成巡捕房里的“三道头”，再有两个同志扮成“包打听”，直入粟寓，将机器抢出。以后，印刷工作长时期地由林焕华及毛鸿鉴二同志负责。
临委会的第二件事情是整理组织。上海的关系是现成的，组织一经恢复，生活便可开始。我们开始注意到了香港那里原是中国反对派最早的根据地之一，有很多工人同志，可惜几年来大多断了联络。因此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组织就决定我到香港去一趟。在香港住了一个月，以由“无产者社”留下来的老同志罗新及后来在抗日游击战中壮烈牺牲的陈仲禧为中心，终于重新团结了十几个人，建立了组织，并且仿上海的例子，也制成了一架原始印刷机，出版华南机关报：《火星》。几年来，因为与上海实际失去了联系，某些同志竟和章伯钧们的第三党混在一起了。因此我们那时的首要工作，就在划清我们和第三党之间的政治界限，并终止了组织上的跨党现象。同志们恢复了区芳、陈亦谋二同志所定下来的传统，又积极面向了工厂。李福仁那次与我偕行，他利用了洋人身份，给华南朋友带来了大批多年来未见的反对派文件。所有这一切，对此后华南工作的开展，确实起了不小帮助作用。
同时，中国反对派意外地获得了不少广西年轻同志的增援。我说意外地，因为事实上并非历来中央机关有意耕耘的结果。反对派有个张特，自从一九三一年四派统一之后，就背弃了所信，脱离了组织，回原籍广西做官去了。那时的李白手下有个红人名黄公度，曾留学莫斯科，却从不曾与反对派有丝毫渊源，甚至恐怕根本不曾进过共产党，他引张特作了自己的心腹。当时桂系反蒋、伪装左倾，吸引了不少过去的共产党或隐蔽的共党。黄公度们为了争权，乃大量招集过去的托派分子到广西去，这些人无一例外地与托派组织断了关系，大多数被安插在广西的大中学校里教书。其中有史唐。这个人，虽然脱离了托派，而思想却仍是藕断丝连，因之在和学生接触中，他总是有意无意地散播着旧有的思想，结果倒产生了不少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我们那次临委会成立前后，他们已经和上海有了直接联系，不久又派了人来。上面提起的林毛二同志就是那一批里来的，另人我记得就是麦俊奇。
华北当时无组织。一九三一年四派统一后。原属于“十月社”和“无产者社”的人合并起来，华北（主要是北京）的组织相当强大。详细情形，因我已入狱，不得而知。只听说一九三二年十月独秀等在沪被捕后，北京学生界曾发动了有声有色的援陈运动。在几个大学举行的讲演会上，拥陈与反陈的二派学生旗鼓相当。但到了一九三四年前后，斯朝生等南下，刘仁静等被捕，北京却已无组织活动可言了。只有在山东有一些同志的工作，此时已在好几个县中有了点基础。当临委会成立之后不久，大概在一九三六年夏季吧，山东朋友们也派了几个人，与上海的中央恢复关系。来人中有梁四同志，他是坚持到今天的少数托洛茨基主义者之一。
温州的托派活动那时还只在酝酿状态，与我们发生关系仿佛还在较后时期。那个位于浙江东南部的古老城市，和广西情形相似，也几乎是“自发地”产生了一批年轻托派种子，是一个行为上和史唐差不多的人带去的，他名叫曾猛，是莫斯科回来的老托派。与陈独秀等一同被捕，后由家属设法，利用他过去的黄埔军校关系，有条件地提早释放了。出狱后也当然不再找组织，回到温州去当隐士。其间和一些年轻人接触，就传播了托派思想。无心栽柳柳成荫，后来温州有不少中学生走向我们，并且他们与中山、广西及山东一起成为中国托派后半期干部分子的四大供应地之一。
革命党的历史上不乏此种例子：有些人．为了主观和客观原因，自己离开了组织，变成了“全躯保妻子者”；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甘心的，在内心或下意识中，他们甚至还看不起自己的从革命中脱逃。尤其是当得胜的反革命者彻底腐败，竟不能将当前的历史问题解决半个，以致绝对不得民心的时候，则此类过去的革命者所犯的“人格分裂症”会愈加厉害。不管他们所从事的新职业是否成功，但想根本不摆脱他们害过的“幼稚病”却是很难的。当然，这只是指那些尚有良心的人而言，至于“贩卖人肉”的叛徒们，自不足以语此。我们以前尝称前一类为“反而不动者”，后一类则是彻底的反动者，是叛徒。那些“反而不动者”常能继续成为同情者、成为朋友，而在某些“机缘凑合”的情形中，他们的赎罪式的说教，还可能产生积极结果，有如史唐曾猛之所为。
当革命重起，而那个革命党又有力量的话，这些“反而不动者”多数会回来归队。这当然是投机，是“人性的弱点”，同时这也是过去多次胜利革命迅趋堕落的诸原因之一，但是这现象植根于社会及人性的深处，因而是无法避免的，除非你不想胜利。
中国反对派统一后迅速遭受打击，原来不稳定的分子各自飞散了。这些分子巾自有不少败类，但像我上面所说的“人格分裂症患者却也不少。我们时常会遇见某些年轻托派辗转找来，可是一问来源，那使他们走上这条道路来的人，有时连他的名字都已忘记，甚至根本不曾听说过呢。这些遭遇我自然无法一一记得了。
在整理及扩展组织的同时，新的临时中委集中全力来发行政治机关报《斗争》。不过在谈到这件事以前，我先得将当时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形势约略描写一下。为了眉目清楚与说明方便起见，我把几件最重要的大事分列如下：
德国法西斯党执政已一年余，大踏步向军国主义迈进，以此大大加速了第二次大战的到来；
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骑踏进了东北和华北，且正以剑头指向着华中；
斯大林用罪恶而愚蠢的“第三时期”路线，帮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权，如今在德日的军事威胁前面发抖，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第七次大会（一九三五年）上，提出了“人民阵线”的口号。他现在不但要和昨天被他当作法西斯来打击的社会党联合，而且要和一切“民主派”，包括“民主”帝国主义者在内，缔结一条反法西斯的共同阵线；同时在国内却加紧迫害革命者，开始用枪弹来对付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
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不断对日帝让步，集中全力向江西的共军进攻，在一九三四年底获得决定的胜利，逼便共军突围和长征；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代替了陈绍禹为党的最高领袖，这意味着中国的“土共”对斯大林直系的胜利；同年八月一日中共依照莫斯科的新路线，发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放弃阶级斗争，拟定抗日纲领；同年十月，共军在陕北巩固了新的根据地。
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大气中，我们的《斗争》诞生了。手头没有资料，我已记不清第一期究竟是何时出的；但一定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天。因为第一期的第一篇文章《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由我起草，记得比较清楚，内容正是批评了共产党的新路线。
《斗争》于斯时创刊，可说满足了一个非常迫切的政治要求。它的出现是颇合时宜的。国内外的形势进入了大动乱中，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突然紧张起来，令人迷惑的现象层出不穷，人人都要了解，人人都想行动。《斗争》在小小范围内，多少能满足一些人的要求。当时对我们托派说来，还有个特殊意义，那就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九年关于中国前途所作的分析和预断，竟在事实上一一应验了。四五年来，斯大林们一直称呼我们为“托陈取消派”。理由是：我们认为自从一九二七年秋天以后，中国便不再有革命形势，更没有直接革命形势；有之，将是民主与民族的斗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想回到政治斗争的舞台上，就应该针对这个前途，提出自己的，亦即彻底革命的民主政纲〔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及其他〕借以推进和领导这些斗争，并因而走上新的社会主义性的革命。斯大林主义者根本排斥这种看法，在不变的一个错误前提，即“高潮很快就要到来”的前提下，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所谓“左”的斗争。结果则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城市组织与工作被全部消灭，乡村的武装力量也濒于被消灭的险境，乃不得不突围长征，企图寻求一个较近于苏联边境的新根据地。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节节进侵，国民党的步步投降，城市里，特别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和反国民党的浪潮。它们因为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因之运动完全处于资产阶级政客（救国会等）的影响之下。这种情势充分证实了托派多年来的估计，而为了正确地应付它，也只有采取我们一贯主张的革命民主政纲。可是中共在客观形势的打击下，从无以复加的“左”边跳回来改作民主斗争时，却变成无以复加的右了。他们几年来替托派的民主政纲恶意描绘的那幅漫画，现在则放上自己的嘴脸而作为民主的真容了。他们道道地地的将取消主义的实质冒充了民主斗争。昨天，他们将任何形式的国民会议要求称为叛变；今天，他们非但要求国民会议（除去了革命内容的），甚至，为了要取得国民党承认的“合作”竟不惜放弃阶级斗争，取消红军编制，改宗三民主义……这个转变确是太大了，太突兀了，以致不但使党外人看了莫名其妙，便是党内人也都觉得非常奇怪。它不但叫普通党员吃惊，甚至中共的领导层，连毛泽东在内，都颇感意外。据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说：“在这个时候，迫切需要对日本进攻中国以来的国内形势作一次正确的分析，决定党的政策，纠正在党内浓重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这个工作是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的党中央所不能完成，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五年的长征中也不可能完成的。直到这时，在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的帮助之下……才满足了这个要求。”从这段掩掩饰饰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这个对国民党的“取消主义”政策，并非中共自制而是由共产国际（读如斯大林）代订的。对于它，我们事后知道，毛泽东和中共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曾经表示若干抵触与惶惑。（由后来的事实说，在不小程度内，他们始终是阳奉阴违的。）
当时只有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一向留意苏联与共产国际十多年来种种转变与堕落的历史，能够清楚地理解此一新政策的前因后果，能够正确地解释此一转变的来龙去脉。《斗争》刚好在这个时候出版，可谓投合了客观的需求。就我个人的接触说，上海一带的中共同情者，有不少人是以同情态度来接受《斗争》的。这种同情以前不曾有过，以后也没有过，所可惜的我们的力量太小，远赶不上这个时代要求。因为机器太原始，“生产力”低，每个月只能出得一张四页半开的报纸，而且每期只印得二百份。不过靠了它的经常与持久，这份报纸的影响总是不断在扩大，在中国反对派全部存在时期的所有刊物中，它到底是最大影响的一种。
如上所述，《斗争》初期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共的新转变，提出我们的抗日主张，为全权国民会议及其他革命的民主政纲作号召。到了是年八月以后，内容却侧重于反对斯大林的恐怖了，因为发生于这一月中的关于齐诺维也夫等十六名老布尔什维克的审判，激动了国际与中国的舆论。不过在故事向这方面讲下去之前，让我先提到一件与“新转变”有关的插话，那便是陈其昌与鲁迅之间的通信。我没有清楚当时发生于上海左翼文人中间的争论情形。后来也不曾有机会去阅读那一争论的有关文章，不过大体是知道的，它多少牵涉到文学中的阶级斗争立场和阶级合作立场之争，代表前者的是鲁迅，他较执著于左翼作家们的原有立场；代表后者的是徐懋庸与周起应（即周扬）等，他们无条件拥护新政策的文学路线。故若从更大的背景看，这简单是斯大林由“第三时期”转人“人民阵线”时所引起的一点新旧之争。徐周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不甚赞同，他认为应该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我们并不以为“第三时期”比“人民阵线”较为正确，但在鲁迅和徐懋庸等人的争论，亦即他和斯大林政策新转变的争论中，却多少表示了真诚的革命者对于阶级斗争的坚定，对于无条件投降于国家主义的厌恶。鲁迅始终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永远是一个同情被压迫与被践踏者斗争的战士，因而即使不是思想上，至少在感情上他仍是阶级斗争学说的服膺者。何况，在他思想和行动的逐渐成长中，反对各式各样国家主义文学的斗争，曾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现在（一九三六年），提倡了多年的“普罗文学”，与国民党御用文学及所谓“第三种人”等作了长期尖锐斗争之后，忽而要掉转枪头，化敌为友，从事什么“国防文学”了，在他心里当然不会舒适安静的。于是引起了争论，而且这个“内部”争论传到了我们耳中。陈其昌听到了这消息后非常兴奋，于是写了封信（此信后来附印在鲁迅的复信后面被收入全集中），附上《斗争》及另外几册中译的托洛茨基的小书，由内山书店转送鲁迅。鲁迅当时已病得很重，不能执笔，乃由O.V.（据说即是雪峰）笔录他的口授，给了答复，公开登载在一本名叫《现实文学》杂志上。书信俱在，内容不必赘述，总之，他说，他看到了我们这些印刷得“很整齐”的书报吃惊，怀疑这是从日本人方面拿钱来办的，又说我们“有背于一个中国人的做人道德”云云。
其昌做这件事时我在香港，事前他也没有和其他同志商星，故事后颇受同志们的指责，尤其是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知道了大发脾气，问我们为什么会对鲁迅发生幻想。他认为，鲁迅之于共产党无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其昌从北大时候起就热烈崇拜鲁迅，很敬重他的骨气，幻想发生即由于此。看到鲁迅那封满纸诬陷的复信后，很觉得痛苦。他痛心的倒不是因为自己受了污蔑，而是发觉到牵涉进党派政治之后，甚至个最有骨气的人，也不得不人云亦云，而且不得不应用他本人从来痛恨的“流言”与“卢布”（这儿应指“日圆”）与冷箭。他又写了封长信给鲁迅，当然没有答复，不多久，鲁迅也就死了。当时我对其昌此事也嫌他过于鲁莽；但事后证明，鲁陈二信被收在那大量流通的《全集》中，也未始不是好事。阅读之下，明眼人自能看出，究竟谁是谁非。
在这里，我还得让野马再多跑几步，谈谈我们那些“很整齐的”书刊的经费问题。因为中国斯大林派对我们进行斗争，从来不曾应用过理论武器，他们应用的只有两种：1，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监狱与枪弹；2，在他们的统治圈外，流言与诬蔑；而诬蔑中之最大一项便是说我们向“敌人拿钱”。武汉时期（一九三八年）由陈绍禹发动的所谓唐有壬拿钱给陈独秀的大诬蔑运动，我将在后面谈到，这里且谈谈我们那时办《斗争》的经费来源。为了印刷，我们租了一幢独立的小屋，月租十三元，维持两位印刷同志的生活每月共三十元。买纸张油墨及添购铅字之类月需十余元。合计每月支出，共约五十余元。此外再无支出了，因为所有干部，都得自谋生活，而且所有收人，还得缴纳十分之一的党费。我们几个负责的均靠卖文为活，收入不多，所缴不敷组织所出，不足之数，悉由李福仁付足。那末李福仁的钱从那里来？是否“不干净”呢？请看他的收入吧。他最初是上海某英文报的编辑，月薪约四百元，后来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副主笔，月薪三百余元，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是托派成员，他的出钱是以此一资格缴纳的！
现在鲁迅故世已有二十年，被他直接指为拿“不干净钱”的陈其昌也在十四年前被日帝宪兵杀害了。可是我仍应在此用账目和数字来答复这个诬蔑的，因为这个武器仍在斯大林的中国弟子们手中使弄，在继续进行着对我们的迫害。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至二十四日莫斯科排演了一出最骇人听闻的审判剧：“反苏托洛茨基派中心案”二十六位著名的老布尔什维克，以列宁最亲密的战友齐诺维也夫及联共中最有地位的理论家加明尼夫为首被控与国外的托洛茨基联合，“阴谋推翻苏维埃政府，借以在俄国恢复资本主义”，罪名是荒唐的；可是更荒唐的，却是这些老革命家竟在公审法庭上，一一承认了控罪。结果，全体被判处极刑。这样的审判，除了中世纪最野蛮的宗教法庭外，人类历史上未曾前见。关于人的一些起码民权，在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一二百年来总算先后争得了。苏联是号称最进步的国家，对于先烈们用头颅争来的权利，应予以更大保障，尤其对于共产党员，更尤其对于立有殊勋的革命元老们，应如何加以珍惜！这些人不幸犯了真正的罪，纵使不能赐以“铁券”，保证他们不受惩罚，但至少得以更大的谨慎来处理，并给他们以更多的申辩或悔改的机会。列宁当权时候，便是这样来对付犯错误或“犯罪”的同志们的。可是现在，斯大林却用那比宗教法庭更荒唐的罗织来对待全体十月革命的元勋们，并且加以杀戮了。这到底是什么回事？究竞是怎样发生的，如上的疑问，与无比的震惊同时产生在全世界关心苏联的人们的心中。无论是苏联的敌或友，都迫切需要明白这个问题。《斗争》的内容就很自然地移转到这上面来了。我们尽可能就自己的所知，对正在上演的莫斯科悲剧作了种种解释。同时，将托洛茨基关于此事所发表的言论与文字，充分译载出来。
讲到这里，我必须把故事扯到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先生的身上去。汪孟邹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自称“书贾”，实则其正确名称应该是文化战士。从戊戌到辛亥，从五四到五卅，从“国民革命”到共产革命，从共产党到托派，他始终跟着历史前进，而且还常常跑在时代前头。他的书店存在了五十余年（约自一八九几年到一九五二年）[1]，永远不曾发达过，就因为它永远不曾落后过。一种新思想尚在被迫害时代，其作品并无一个书贾愿意承印，他担任了；但等那一思想“当令时兴”，他自己却跑到更前面了，因之那些昨日无人问，今日抢来买的书籍便由大书店去发财了。孟邹先生却承印着另一批尚在倒霉的作品，为了种更新的思想服务。人事如是翻新，孟邹先生的作风则一成不变，结果是他永远和倒霉人搞在一起，以倒霉终其一生。孟邹先生是陈独秀的生死不渝的朋友我和他的相识也是独秀介绍的。当我从苏州监狱出来后，生活潦倒不堪。此时汪先生正想请狱中的老友给他编辑一部“民族革命家的小丛书”，独秀于是要我去担任，和当时在沪的陶行知先生合编。丛书计划不曾实现，可是汪先生和我之间却缔结了深厚的友谊。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由他老人家维持的。每月支薪二十元，作为他书店的一个“编辑”。受薪以来，事实上不曾给他编过一部书，因为限于资本，根本不能出版新书。可是到了一九三六年秋天发生了那件震撼世界人心的莫斯科审判之后，老人的心却大大激动起来了。不管怎么样，他一定要为这件冤狱的洗雪尽几分力。磋商之下，我们决定先出两本小书：1，《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2《莫斯科审判的真相》。由我来着手翻译和编写。不久，前一书出版了，接着准备第二部书，可是仅仅写了一点点，我却又被国民党的特务捕去了。遗下未了的工作幸有其昌同志接手完成，得以出版。其昌后来又翻译了托洛茨基那篇有名的演说：《我赌我的生命》，又曾摘译了“杜威委员会”的判决书，宣布莫斯科审判为罗织，托洛茨基父子无罪。这些书均由孟邹先生出版，对于当时的中国的读书界，多少起了有益的作用。
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记得只出了两期。那里主要登载了第四国际筹备时期的一些有关文献，托洛茨基批评“人民阵线”与苏联新宪法的文章。其他内容中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倒退。进了南京监狱，离开了实际斗争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发生了一种后退的酝酿。最初是对苏联的国家性质发生了疑问。他觉得当时的苏联已经不再是工人国家，也不能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什么堕落的工人国家。他以为，工人阶级一旦被逐出于统治机构——即国家机关之外，这个国家便不是，也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因之，他认为斯大林的苏联只能称为官僚国家，决不能被描写为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不过陈独秀的这样意见，那时也还只是感情的、直觉的、未尝深思的，他不曾为此作历史的与社会学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自己意见，因之不曾正式用文字写下来。从这个“直觉”出发，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据他的看法，自从奴隶社会破坏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民主以后，继起的各种社会形态更迭，不变地代表着民主的提高与扩大。虽然历史发展所循的途径是弯曲的，但在较长的时距内看，代表民主的那条线总在向上延伸。因此他获得了又一个结论：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
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我信服列宁关于民主的见解，至今仍然相信列宁是对的。所以在当时，附在独秀那篇文章后面，我写了一些反对意见，一起在《火花》上登载。那时我正在读托洛茨基的《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其中用非常好的论据驳斥了考茨基的民主观。我就摘译了有关几段，寄给独秀，让他参考。这些对他当然不曾发生影响。他始终坚持着那个意见。等到德苏协定以后，他的意见就更加彻底了，公然主张拥护民主国家反对德苏。这时他和托派的思想上的联系已告断绝。那一时期的所有见解，都包括于《陈独秀的最后论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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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九二七年间，国民党用以镇压革命者的机构是大大改进了。即是说，它已进入了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所谓“第四个时期”——“科学化特务的时期”，我们的新临委会成立不久，尹宽突然失了踪。过了好久才知道他已被关在特务监狱中。寒君同志适于此时被放出来，由他递补了尹宽的位置。据他说，国民党特务很厉害，对我们又非常注意，我们应该加倍小心。但如何厉害，如何注意，他也说不清，因而所谓小心，也无从化为具体措施。大约在一九三七年三四月间，有一个与尹宽同时失踪的工人同志在路上遇见了其昌，遂在路边一个隐僻去处作了一次谈话。这个人告诉了他如何被捕，如何悔过，如何获释之后，凭他一点“不泯的良心”向其昌建议：依照原来方式的活动是绝对绝对地不能继续下去的了，因为，他说，他知道我们的活动已全部处在特务们的监视之下。他们要在哪一天干完我们，便可以干完我们，所以他自己是从此“洗手”了。只以过去的同志之谊，对其昌作此临别赠言。其昌听了这番话，相当激动，立即跑来找我。我们觉得事态是严重的，但又怀疑那人做了特务，故作危言。应该格外小心，但要根本放弃“原来的活动方式”当然谈不到。又过了一些时，一天下午，其昌去找寒君，进门时发见了可疑人物，立即转身，两个穿蓝布工装的特殊人物紧跟着他。其昌和他们捉了几小时迷藏，一脱身，便奔回去通知寒君。后者尽弃所有，得以身免；同时一切可能受影响的工作者都搬了家。这样才算又渡过了惊险的一关。
情势确实非常严重。中共的秘密组织几年来早已尽被扑灭，或自行撤退了。现在，国民党显然要把我们根绝。反帝的群众运动随着日帝的不断进犯而日趋蓬勃，国民党就更加迫切地要把我们这点火种熄灭。危险是清楚的，我们心里非常明白可是怎么办呢？停止吗？根本不能想像！学中共的榜样撤退吗？可是我们没有“苏区”，同时我们的立场也不允许去做此种尝试。结果，只有硬着头皮照旧拼下去，让要来的事情来吧。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五月间，一件事情发生了，我被国民党的特务逮住了。那时离我第二次结婚才一年，一个女孩子生下来还只一个多月。
凭了那次灾难，我总算尝到了新的特务滋味，见识了国民党从斯大林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科学警察”。如今斯希二氏均已作古，但他们的“科学”却仍旧活着，在更多的国家中被采用着，而且我有不少朋友正在蒙受它的祸害。为此，我必须用多出于应有分量的文字，来记述我那次被作“实验”的经过。这里，痛苦的追忆只占很小意义，重要的是要对此灭绝人性的野蛮制度，提出我一己的控诉。
我是在法租界被逮住的，捉我的是两个便衣。他们根本不依什么“法律手续”，简单用手枪指着我，拖上预停好的汽车，上车就向华界的特务机关疾驰。到了特务机关，连喘息的时间都不给你，立即向你进行了亦文亦武的全套攻击，持续到四十余小时之久。开始时，一个操陕西口音的青年人“欢迎”我。他说和我是“老朋友”，我还认不认识他。这自然是鬼话，但听他的言语，“过来人”是不会错的，一阵“寒暄”之后，他拿出纸笔来，叫我“自首”，他说他那个地方不是拘捕人的监狱，只是一个自首机关罢了。我说我根本不需要自首，既然你们并不拘捕我，就让我出去。他便说，要出去非常方便，甚至自己不自首也可以，只要我能告诉他们几个同志的地址，请他们来“自首”。我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干政治的，也不需要“自首”。这时候，两个大汉突然从隔壁房里冲进来，咆哮着，说不要和我“客气”。一个家伙抓住了我的肩膊，另一个就从后面用一支木棍在我的后脑壳上猛击一下，木棍断了，上半橛直飞出去，我眼前一阵黑，耳朵里只听到嗡嗡声，痛反而不觉得了。一会儿清醒过来，头上剧痛，只见前面几个大汉，叉手而立，一脸横肉，怒目而视，像要吃人的样子。他们想再动手，此时两个非常“和悦”的家伙却踏过来拦开了他们。有一人向我“敬茶”，另一个“很关心”我后脑上的创痛。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还“埋怨”了打手几句，叫他们出去，同时面对着我坐了下来，向我“衷心地表示歉意”。
我感觉到阵阵的恶心；把戏实在演得太粗劣了。然而他们却不管你爱不爱看，而再，再而三地演下去。他们对我的要求最后归结得很简单：用三个同志的地址来换取我的“自由”。等到情形清楚，无法用推诿、沉默或欺骗来自卫之后，我的答复也很简单了：我决不会说出一个地址，无论他们怎样对付我。于是在当天下午，大约车轮战已经延长到七八小时之后，“戏肉”上演了，数名大汉将我拖入一个特殊房间，一人用长巾蒙住了我的嘴和鼻，按在地上，左右二人拉住了我双手，腿子用绳子绑住了，然后由两个家伙用木棍打我的大腿和脚踝骨。究竟打了多少我不知，因为打不到二三十下我已经失去知觉，等到回复知觉的时候，却发现被放在另一间房的长沙发上了。
全武行之后，接着当然又是文戏。“老朋友”问我想吃什么。（从一早到那时根本不曾吃过东西）我不作声。他却给我去要了一客蛋炒饭来。我不吃，事实上也不会有食欲的。人家就劝我“以身体为重”，而且还说应该“为了妻儿的缘故，保重身体”，同时，“地址”的老要求又提了出来，我不理睬。“客气”的局面弄得很僵；“武行”的人又进来了，可是白面的角色们示意他们出去，人们跟着都出去了，房间里只留下一个人看守我。空气很紧张，隔壁房里的纷纷讨论声，大概是故意地隐隐传过来，让我听见。留着的人便一脸同情地劝我说：“何必再讨生活吃？到了这个地方什么人都得低头的。还是聪明些吧，少吃眼前亏。”我这时心里很平静，滋味反正已经领教过了，大不了一个死。人们又回进房，我准备尝尝更毒辣的滋味。两个大汉叫我走，我根本站不起，他们便一边一个地扶持了我，走出房。我原以为是第二次“做”，谁知不然，我被扶到一个简陋的木笼子里，让我休息。倒卧在地上，全身的痛楚开始觉得了，脑壳和脚踝上都流着血，不过我并不觉得难受，太疲倦了，极想休息，我合上眼，昏昏欲睡，可是不到五分钟，一批打手又来了，把我再度带出去。此时我已经完全不能步履，是让他们“提”着走的。
这一回是更别致了。一群“学者”型的人在等着我。房间里数张沙发，中置小圆桌，茶烟俱备，任客自用。当我被搀进房的时候，“学者”们一齐起立，将我安置在一张沙发里，照例“慰问”，照例“同情”，然后由一位“大学者”开始发言，他说，他们要和我“交换点思想”，谈谈问题。据说他们是“没有成见的”，关心的只是“真理”，所以他说，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他们很愿意跟我走；反之，如果讨论结果，我觉得他们对，那就希望我也能有他们同样的“磊落态度”，跟他们走。宗旨宣布过后，一位“学者”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虽然在这样情况中，不知怎么，我心里竟发生了“幽默感”，情不自禁地想笑出来。当然，事实上我没有笑，也不会笑：愤怒立即克制了那笑的冲动。“讨论会”持续下去，“学者们”接二连三地发表着为“真理”服务的伟论，逐渐地，我连愤怒和憎恨都将消失了，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我竟想痛哭，为了人中间居然有如此厚颜和卑劣的渣滓而痛哭。他们的“真理”仿佛是录了音的。事实上也只是在长达数小时的时间内周而复始地开着同一张唱片，借在座的几个“学者”的嘴巴发出声来。调子是这样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点，从列宁起，一直到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承认。他们也承认这看法是真理，因此他们觉得由“委员长”来领导中国革命是天经地义。我们，和毛泽东一样，犯了一个最不可饶恕的矛盾，就是一方面同意这真理，另一方面却不认“委员长”、国民党以及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结果是作乱犯上，捣乱破坏使“委员长”不能安心完成“革命”。这就是反对革命，甚至也就是违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训。所以说到最后，据他们说，我即使想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必须信服“委员长”云云。
我用沉默来应付“讨论”，被迫再三，我说我根本不懂理论。最后忍无可忍，我就说：要真正讨论，你们首先得恢复我的自由，在狱卒和囚徒之间根本不能进行任何讨论。到这时候，“学者们”又得让位给另一类型的“专家”了。他们要我站起来，但是我根本站不起，那末扶着桌子也得站；倒下来还得站。一个“专家”用仅有的一个问题向我追迫：“陈其昌住在哪里？”他说，只要我回答了这个问题，立即可以回到笼子里去睡觉，再若根据我的回答，他们真能捉到陈其昌我可以“立即自由”。我当然不说，人们就像疯狗似的向我直吠：“陈其昌在哪里住？”“陈其昌在哪里住？”“说！”“说！”“说不说？！”……这样的问句，单调地，不变地，厉声地可时而又和悦地重复着。几个大汉在我前后左右来回，詈骂着，怒视着，时时捋袖握拳作欲“做”状，而每次真到动手的边沿时，总有一个装成“朋友”的人出来干涉，搁开“粗人”，同时劝我“合作”。此计又穷，人们跟着就再玩一个花样：忽然间，一个家伙从隔壁房里进来，用大声的“耳语”问那个领袖模样的人：“要不要把陈其昌带进来？”那人闻言，故作思索状，摇摇头，然后对我说：“陈其昌早已请进来了，我们问你地址，不过想给你一个试验，看你是否有悔过的诚意。”可是花样玩得太笨拙，连孩子都骗不倒的……这样，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熬过去，文武场面间歇地排演着，一直延续了两个白天和一个半的黑夜！中间除了带去小便数次之外，放回笼子里躺下的时间一共不会超过几个小时。
第二个夜间，我早已成了个半死人，昏昏地躺在木笼的地板上，打手又来“弄”我出去。那个操陕西口音的“老朋友”在等着我。他说，他们很失望，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却终于不能把我从“陷坑”里救出来。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力量，没有办法了，只好送我到南京去。临走，他还以“老友”资格赠了几句话：他们对付政治犯的新办法是：不是政治的毁灭，便是肉体的毁灭。判几年徒刑，让人在监狱里坐吃“皇粮”，研究学问，期满出狱，再接再厉：这办法早已过时了，他叫我别再幻想有这样的优待！
这几句“赠言”并不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已“过时”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发明，由蒋介石抄袭的这套“科学的特务办法”，是愈来愈得势了。作为一个政治犯，确应十分清醒地懂得这一点，在那仅有的两者之中作一选择。入狱前我正接触到这个问题，老布尔什维克们在莫斯科审判中的奇怪表现问题。不料研究尚在开始，自身的经验却让我很快解透了这个思考上的谜。当时，偶尔想到托洛茨基那句非常沉痛的话：“纵使是布尔什维克也仍是血肉之躯”，竟让我不寒而栗起来。
两名大汉押我上了京沪夜车，上了车就蒙蒙睡去，惊醒来已经是南京下关了。
南京的第一个拘押机关是一所花园住宅。我被安置在一间陈设相当漂亮的房里，太困了，浑身是创痛，倒在一张沙发中闷睡。卫兵不打扰我，让我好好地休急了半天。午后一个穿黄呢军服的人进来看我，我等待着新的熬煎，可是并没有，他只问问我姓名、籍贯之类，走了。再过一会儿，我的一个真正“老朋友”来了，也穿着军装。我打起精神准备应付他的游说，可是出乎意料之外，他只是送我抽支烟，关照卫兵对我不得“怠慢”，又说我有什么要求可带口信给他之类，走了。最后一个穿中山装的人跑来，手里拿了一些卷宗，说，他看过了上海机关送来的报告，认为我封建道德观念太深。“其实”，他说，“说出朋友的地址，让他们一起重新做人，乃是最最道德的。”他希望我好好考虑。我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机关地址，他便冷笑笑，叹口气，一再地说：“可惜，可惜！”走了。
接着是两个卫兵一个特务将我押上了汽车。驰过南京市区，出了城门，车子在乡间的公路上走。我被一兵一特务挟持着坐在后座，特务手里擎着手枪，我上了手铐。没有人说话，各人的脸色很严肃，两边是少见人烟的田野。车子疾驰着。我忽然想到，一会儿车子停下来，我被推下车，一粒子弹从我后脑壳上射入，生命就此完结了。好，这么着也痛快，少受多少折磨，心里倒是很平静的。
但是事情并不照我想像发生，大约坐了点把钟的汽车，我被锁在与首都反省院毗连的秘密拘留所里了。
这是一个幽静的小庭院。围着天井，新盖的十间独人监房。房间小得出奇，仅容一床一便桶。宽不能伸展两臂，长不及五步。墙壁与天花板洁白如雪，几个钟头住下来，两只眼睛仿佛给照耀得很不舒服了。床上空无所有，跟一般的监狱不同；这里的“公家”完全不发什么东西。你穿什么衣裳进来，就应用这些衣裳吧。寒暖不分，昼夜一律。我入狱时是春末夏初，中经盛暑与清秋，在初冬时候出来，而白天穿的与晚上盖的始终不变是件单西装，这种待遇，当为古今中外所未有的。（也许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特殊监狱有此前例。）这里绝对不许与外界通消息，因此谈不上让家人来供应这些东西。所以一切是让你“自生自灭”。我曾经向狱卒要求发一件棉军衣。回答是：“你要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肯答应上面对你的要求。”这个所谓要求，当指变节而言。他们的科学方法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连大自然的气候变化都被利用来当作迫害的武器。这儿不同普通监房，房门外并无看守的不断监视。狱卒只在换班时跑进“庭院”来，核对无误后，他们便立即退出，让班长锁上外铁闸，看守只在铁闸外遥望。这并非优待，却也是“科学方法”之一。因为如此做法，被囚者与狱卒之间永远不会发生亲密关系。自来发生于普通监狱中的私信传递，这样就永远不能在此地发生了。
这儿根本见不到人，连狰狞的狱卒都看不见。各个小房间原本客满了的，但相互间无法接触。（也不敢接触，谁知道隔壁住的是谁？）非但看不见人影，而且听不到声音。院子里是太静了，太寂寞了。人们是多么的渴望看见一点生命！听到一点声音呀！孤独和寂寞确实是能够咬嚼灵魂的，这味儿如果不是长年累月地在那里经历过的决然想像不出来。你不可能日日夜夜地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醒着；你也不可能老闭上眼，睁了眼就不能不看见东西；可是你看见的只是白茫茫的一片，耀眼的、单调的，带着威胁的。这惨白的空虚会教你在生理上色盲，在心理上疯狂。醒着，你得思想，但是没有书籍，没有纸笔，没有人与事为之联接的遐想，犹之乎是一只失去了桨和舵、帆和篷，随着水势在中流回旋的小舟，终于会无助、痛苦而沉没的。何况，处在那个境地中，无尽的孤寂的时刻，事实上孕藏着最险恶的风暴，可怖的锻炼随时可以来临，结束你这连时间迈步的声音都能听见的“清静”。死不难，难忍的是经常笼罩着的欲来不来的待审的气氛；苦刑的痛楚也有极限，可是行将以苦刑来中断的无休止的“静寂”，却会使人的神经痛苦得炸裂。
我曾经要求过发本书看看，不论什么书都好。看守的客气而带笑地回答道：“你不应该看书，应该多想想，想通了，可以要求上面来谈话。”
专家们的“科学”真是厉害，我逐渐明白了，这是他们对待不屈的革命者的第二个方法：神经战，或可名之曰“冷战”，虽然在那时，邱吉尔先生（或许是李普曼先生吧？）还不曾发明这个名词。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当一个革命者被这个“科学机关”（它的正式名字为“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统计局”）捉到后，先由“行动组织”，给你三斧头（不分昼夜的疲劳拷问），如果你给砍倒了，那末“自首”手续就算办理完成，此时，再看你转变的真实程度，决定你的处分。如果你供了机关，因此又捉到了你的同党，你可能立即“自由”了，这即是说，继续在他们的监视之下，放你出狱（有的就此做了特务）。如果你是“转变”了，但专家们认为你尚有问题，那就送你到反省院去，去受六个月一期的“洗脑”工作。倘若你不曾在三斧头热战下面倒下来，那末他们便把你移交到南京的最高机关，放进秘密监房内，充作第二步试炼神经忍受力的对象。这个冷战时期是没有一定的，而结果则不外乎二种：1，送入反省院（不一定在你“转变”之后）;2，自己死亡或被专家们秘密消灭。直接由这地方释放出去的，在平常时期，那是根本没有的事。
我被放进实验室大约一个月之后，才第一次把我叫出去。气氛是布置得很严重的，两个武装的家伙押了我走过了走廊，进了一间讯问室，这儿有几个穿中山装的特工先在着，他们或立或坐，对我装出各种不同的表情：怒目的、微笑的、不理不睬的、或假意关切的。押解的叫我坐了，等着，说主问的人还不曾来。我紧张地等着，等待着可能发生的种种迫害。大约等了将近半小时吧，一个大员到了。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特工们诸多作状，仿佛要从事一项庄严的祭献似的。大员坐定，我被“请”到他的面前。他装模作样地翻了一下卷宗，接着就按照了上海送来的报告，问了我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再问我有没有“新的话”想说。我说没有，他竟宣布“退堂”，就叫看守的押我回去，再去想想这种虎头蛇尾的儿戏审问，我猜不透是由于特务工作的腐化呢，还是神经战中应有的节目之一。多半是二者兼有的吧。
一搁又是二月，有一天，一个高级人员来查监房，我乘机向他提出要求，要求把我移送到法院或宪兵司令部去受正式审判。这个家伙非常客气，问了姓名，还特别叫随员记下来，说很快就会答复。同日下午，我被提出去了，提到一间空无所有的房间里。两个特工除去了我的外衣，拉住了我的手，另外一个用扎实的一束藤条抽我的背，抽到我衬衫破烂，皮开血出。这样，他们算是答复了我愿受审判的要求。我一直仆卧在床上好几天。
冷战中另一个小变化是我被“优待”了，忽然被调进了一个三人合住的监房。这儿原来住的两个人，一个是东北义勇军领袖王德邻的参谋长，记得是姓孔的。据他说，他被派到南京来向中央请示，因为不清楚这里的派系关系，和军统的人有了接触，中统吃了醋，一怒便把这个军人抓了来，不问不闻地关在暗牢里已有好几个月了。另一个是河南拳师，后来才知道他本是中统一个大头子的保镖，为了点小错误而受惩戒的。
我自然不明白突然被“优待”的原因，但不管怎样，生活在真空中几个月之后，忽而又跟有血有肉的人住在一起，也不管这些人是牛鬼蛇神，精神上总是愉快了些。那个姓孔的军人是基督徒，相当虔诚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是非常感性的，老是怀念着东北长白山森林中的家小。他痛苦异常，悲愤难诉，终日只好向上帝祈祷。晚上，临睡前在幽黑中他的祷告就最长，最恳切，也最动人。在祈祷终了时，他总要用几句话给同室的二位难友代祷下：“天上的父，愿你饶恕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的罪，愿你早日替我们作见证，证明我们的清白，让我们早早自由，跟我们的亲人团圆，父呀！……”这个军人每次说到这里，总是涕泪交流，硬咽不能成声。“亚门”之后，谁也不再说话，默默地躺下了，我是无神论者，平素更厌恶这类感情泛滥的，矫揉造作的哀鸣；但处在那种情形下，我不讳言，情绪也会被他搅动，弄得我不安静。
最初，我怀疑那个军人是伪装的，晚祷也属于神经战的“科学方法”之一。不过不久之后，我知道他确实是东北的抗日义勇军首领，他的祷告是由衷的；因为那个拳教师，每天都要被提出去一次（时间平均是一两小时），忽然有一晚良心发现，向老孔和我坦白了。他说，他们命令他做工作，要探取孔和我的真实底细，最主要是要探出我上海的有关地址。上面答应他，如果他的工作有了成绩，可以早日恢复自由的。“但是”，拳师说，“我不愿意给他们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我给人家卖过命，可是犯了点点小错（他没说是什么错误），今天人家就这样待我。我不给他们干了，得给孩子们积积德！”
“优待”没有结果，我又给调回了独人监。这儿依旧是大沙漠中似的惨白和空虚，无休无止的寂静咬嚼着人的灵魂。此一情形，一直要到八一三沪战发生，而且战事日益趋于逆转的时候，才有了一些改变。在中间时期，这庭院里只有过两次声音打破了那特有的空寂。一次是半夜，听见有不少厚重的皮鞋脚从远远的走廊过来，愈来愈近，终于打开了庭院的铁闸，进来了这情形是不寻常的，因为平时狱卒的换岗无此严重：皮鞋声中，还间杂了铁器的碰击声。我坐了起来，准备着。可是那群人过了我的房门，在最后一间小号子前停下来，开锁，拔铁门，跟着传来了一句严厉而低沉的命令：“出来！”然后是可怕的静寂，我想像得出那双方紧张的对峙。一会儿，有人用激动的声音问：“干什么？”“出来！”再度命令。“我不，我不出去，要出去也得明天！”这是东北口音，语音中听得出恐惧，激动和愤恨。“出来吧，没有事，给你换一个地方。”命令者这回改变点口气，哄着。接着又是一阵可怕的寂静。然后是混杂的纠缠声，沉重的敲击声，拉扯声，杂沓的皮鞋声，经过我门口，出了铁闸，消失于长廊中；这儿又回复了无休无止的黑暗的空寂。
另一次也在深夜里，声音发生于我住房的左隔壁。那是突然起来的，有人拼命地打门，大声哭喊着。看守们立即从外面进来了。人们对他始而吆喝，继而恐吓，最后殴打，可是怎么也制止不了这个人的哭喊与吵嚷。原来他是疯了。特工们用尽了种种方法终于拿大绳子将他捆绑了，随他闹去。疯子尽哭尽嚷，一刻不停地叫喊着一个女性的名字。声音从宏亮喊到嘎哑，从嘎哑变成裂塞。如此继续到次日午后，这个不幸者才像只死猪似的被抬了出去。这儿又恢复了无休无止的惨白的空寂。
“七七”事变我毫不知道。等到八月十几号，有三架飞机在我们头上飞过，跟着响起了高射炮，我们这才知道大局已经变了。自然我们不知道是怎样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者业已发动了战争却是无疑的。那天我感觉到兴奋、激动。不管战事将怎样发展，而我亲受的那种紧张而孤寂的神经战争，多半会告个结束了吧。或者会成为国民党战败时泄愤的无数祭品之一；或者可以安然出狱了。自从南京上空空战以后，我们小庭院里的气氛也多少不同，首先，看守的不再那么严肃而冰冷了。有时也会跟我们谈上两句话。在开饭或拿便桶的时候偶尔也会两房同开，让那些相隔一墙而老死不相往来的难友见见面，甚至谈谈天。看守出去时，难友们站在门洞上，居然也敢于高声叫应了。
此时我才知道我的邻居是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袖。解放后的人民政府中曾经担任了财政部次长的。这位老人精神颇好，在号子里经常用太极拳来消磨时间，在“电话”中我们谈得相当投机。大约在八月二十日左右他就被开释了，出去后他替我捎了个信给我的妻子，以后我们还保持了友谊。在所谓民主派的诸领袖中，我多少认识一些人，其中多数是投机的政客型人物，做官很是内行，革命却非所宜。王绍鏊这老头子倒是不同的，他骨头硬，不随声附和；虽然他的思想并不清楚，例如主张什么“教育权”与“劳动权”为革命二大纲领之类。
有一件奇事发生了。某日下午，从反省院的长廊里传来了震动屋宇的口号呼喊声，喊声很齐整，是由一人领喊，众人随呼的，所以听得很分明：“蒋委员长（或者是主席？我记不很清楚了）万岁！”“三民主义万岁！”“国民党万岁！”……我猜想不出是什么回事。同时，又听见一个尖锐激越的声音在演说。这个演说声音也就是领喊口号的。演说和叫喊延续了几小时。乘看守进来换班之机，我打听了一下底细。据告：那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来演说，对反省人（亦即周恩来的同志们）宣布共产党的新路线，我此时仔细再听，辨出来了，那个尖锐激越的声音确是属于我的老朋友的。我原知道共产党的新路线；而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也知道有所谓“策略上的权变”，但是此情此景的表演，对我这个“教条气味”较重的革命者说来，总觉得是离奇而难信的，我实在不能相信我自己的听觉了。
此事过后不久，反省院的人全体开释了。就是拘押在我们这个小庭院中的人，也陆续放出去了。我期待着自己命运的转变。约莫在八月底，“上面”终于记起了我，派了两个穿黄呢中山装的人来同我谈话，要我发一个拥护蒋委员长与国民党的声明便可出狱。我拒绝这样做，却声明坚决拥护抗日战争甚至拥护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但不能放弃自己对其他种种问题的看法。谈话继续了几个钟头，情形有点像小菜场上的讨价还价。可终于没有成交。我被押回监房。临走时，那两个穿中山装的对我说：“这是你自己不愿意出去，不是我们不放你，以后可别怪我们啦。”
这样度过了九月，度过了十月，又度过了十一月的大半个月，我仍被单独拘禁着。小庭院里的犯人，进来了又出去，成分从抗日分子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汉奸。我这个“自己不愿意出去”的人仍旧被拘禁着。战争显然很不利于中国方面的，从侵入南京上空的敌机的越来越猖狂上看得出来。燕子矶（我们住的地方）仿佛是日机空袭南京的必经之道，每次总好像飞过我们头顶才听见爆炸声的。最初，国民党尚有飞机起来拦截，在我们的上空进行了几次空战，可是后来便不见有中国方面的飞机了，日本飞机自由地进出于首都天空，一来总是整日不去，老在我们头顶盘旋。炮弹的碎片曾经落在我们的小庭院里，重量炸弹也不时在我们这所大建筑的周围爆发；可是我们没有权利避难。空袭警报一响，看守在铁闸上加了锁，逃入防空壕，将我们这些囚徒交给敌机安排。我起初有点恐俱，不久也就惯了，反正是这么回事，索性从铁窗上欣赏敌机的表演与高射炮火在天空中绘成的花朵。
将近十一月底，南京政府的解体已能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看出来。监房中一切日常的规矩全没有了。有时，看守上了班，到应该接班时竟会没有人来替代：不少看守兵都开了小差，逃难去了。当我出狱的前二天，庭院中的客人只剩了我和一个姓金的汉奸嫌疑犯。我们吃着从附近乡下人家包来的伙食，因为厨房都已不在。天空中不再有很多飞机，隆隆的大炮声却越听越近，我相信日帝军队已离南京不远。次日，那个汉奸开释了，我变成了监狱中的“硕果”。再次日，记得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大约在日军正式开进南京的十二天之前，我终于也得到了自由。惟一的看守——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叫王顺林，把我开出去，他说：“什么人都走了，我也要逃难，你出去吧。”我对他说，进来时，我有一只表，还有几块钱，被封存在科里的，要他去给我找来。他一听却笑了，笑我这只“井底之蛙”，完全不清楚外面的实情。“哪儿还有这些呀？”他说，“人都逃光了，什么都给带走了。快逃命吧。”可是我怎样逃法呢？人地生疏，不名一文，而且在寒冷天气，身上只挂着一件烂成布条的衬衣，再加上一件西装上褂。不饿死也会冻死的。这位王看守从自己口袋里摸出两块钱来送给我，让我可以到南京城里去找朋友。
我就这样跨出了那个“科学的”人间活地狱，踏入了我生命历程中的又一阶段。
不过在结束这一章之前，有一件事还应该提一提，那就是：当时以中共驻京办事处主任名义住在南京的叶剑英，曾为我的出狱奔走了一两天。这是我出狱后朋友们告诉我的，事情大约发生在那一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在狱的托派全体恢复自由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从司法监狱出来，郑超麟、何资深等走出了军人监狱。可是大家不见我的踪迹，甚至连半点音讯都听不到。独秀托人去问了中统（即所谓CC团）的负责人，回说并无此人。罗汉同志那时也到了南京（他正在宜兴的陶器学校当教员）闻说此事，便想请叶剑英帮忙。这作法原本很天真（非常符合于罗汉精神的），谁知叶剑英竟也答应了。二人坐了汽车，找遍了南京半公开的特务机关，一连找了两天，回答都是一样：“根本没有这个人。”因此，朋友们都认为我已完蛋，已被国民党秘密处死。
今天我提起这段故事，丝毫不是为了夸示我的“重要性”，仿佛现今中共的一位元帅，曾经为我的出狱奔走过的。绝对不是，我不会如此无聊。所以要提及者，只想说明我以前屡次说过的一个看法，即：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站在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他们当然要反对托派，但只有少数人弄清楚双方意见因而自觉地站在斯方。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很多人并不看重这斗争，把它当作主要是苏联内部的事。在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中，多数还不会认真相信斯大林一手捏造的加于托派的荒唐罪名，他们始终相信托派仍是共产主义营垒中的革命者。叶剑英当时仍对罗汉以老友相待，井偕同着去营救另一个托派，我们不能不作如是解释的。
[1]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三年才在上海开办，至一九五二年关闭，才四十年。但汪孟邹在芜湖曾经营科学图书馆，清末就开始了。亚东成立后，芜湖的店仍存在，直到一九三七年芜湖沦陷为止。这个芜湖书店是辛亥革命安徽革命运动的个据点。陈仲甫住在那里，《安徽俗话报》旋是在这个店内办的。——校者注 |
监狱进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监狱进出
一九三一年春夏间，国民党政府对工农革命势力发动了疯狂进攻。在江西，它对当时的“红军”进行了两次“围剿”；在全国，它用一个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去迫害革命者。回顾国民党统治期内，用以压迫革命者的手段，约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清党”及其直后，这是捉到便杀时期。那时镇压的机构不一，处理的方法任意。国民党警探勾结了各地的流氓帮会，乱扣帽子，胡砍乱杀，往往假公报私，勒索敲诈，以致弄得人心惶惶，连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大表不满；于是来了第二时期，即“民主”时期，它声明：此后捉到共产党员，将送交法院“依法”办理了，但是这个时期延续得很短，同时实行也非常虚伪，事实上所有被捕的真正共产党人，都不曾得到“法律保障”而被就地处决了；第三时期开始于一九三一年初，即当“紧急治罪法”公布以后，此时规定一切“反革命”犯都得送交军法机关办理；第四期乃是CC和军统横行时期，大约开始于一九三四年之后，那是摹仿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和斯大林的格柏乌的特务组织，这时期一直延长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垮台。
我们那次被捕，正赶上了上述的所谓第三时期。我们被捕的地点在英租界。本来，被捕者可以“托庇”于英帝国主义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但在反对革命这一点上，英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是充分合作的。在提蓝桥的捕房里过了一夜，次日被押赴“新衙门”过了一次形式的堂，立即给引渡到蒋介石的侦缉机关了。在白云观的侦缉队里住了两三天，受了几次鞫讯，便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
敌人这次缉捕我们，主要目标原在陈独秀。如今独秀漏网，网到的只是几条小鱼，告密者和办案者都兴致索然了。因之入狱不久，最初萦绕于我们案子周围的紧张严重的气氛，便逐渐松弛和减轻了。我们一经被送进龙华监狱，当局似乎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不闻不问地搁置了足足半年，直到秋末冬初时候，我们才被初次提审，并被判了徒刑，送到漕河泾去执行。因此，关于我们的案件本身，简直没有什么值得记述。值得一谈的倒是半年龙华拘留所中的情形，因为这里多少反映着外面的党内生活。龙华警备司令部拘留所一共有二条弄堂，每弄有二十间囚室，经常大约囚禁着五六百名人犯，囚室（“号子”）是朝开夕闭的，白天只锁着弄堂门，在押者可以自由在内活动，因此监狱里自成一个社会，过着一种特殊生活。在押人中，大多数是政治犯，盗犯或绑匪嫌疑只占少数，这一成分的比例，决定了监房的风气。这风气对于我十分敏感，因为我已经是第二次尝这种滋味，心目中有了比较。记得当年汉口的公安局监狱，虽然是寄押短期人犯的拘留所，人的流动性甚大，却也有了“龙头”，有了一群“监虿”，他们对新客施行敲诈，强迫你睡粪池旁边，还有其他种种可怕虐待，务使没有“外援”与值钱衣物的新入狱者，在痛苦中更加痛苦。可是龙华拘留所却廓清了所有这些陋规恶习，并且建立了完全相反的办法，凡新入狱者（不分政治犯与普通犯）都能得到老人们的照顾、指导和优待。使一个突然失去自由，生活在全新环境中的人，能够适应，能够安静下来，因此减少他的痛苦。这风气是如此地有力，以致连那些积盗和顽匪，都相当受了它的影响，自愿或被迫地不敢称王作霸，积极或消极地维护这个新风气。此一风气在正式的监狱里更为显著，我将在后面谈到它。
在龙华的“弄堂”里，遇见了不少老朋友。他们大多是“立三路线”下面的受害者，有的还是制造“人工高潮”的“原料”；因陈绍禹政变之赐而入狱的为数亦不少；“调和派”中二十五人才被处死，尚有数名幸得不死的同案留在那里。相识者中以关向应等较为重要。他们没有被认出真面目，所以未曾解上南京去，留在此地“待价而沽”。
当时龙华司令部有“肉票窝藏所”之称，事实完全如此。上海那时候捕获的共产党员，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首要人犯”，捕得后就地“正法”，他们多半从租界当局引渡过来，只在龙华司令部的警卫室里略坐片刻，让法官“验明正身”，遂即送往机场或司令部内空地枪决。彭湃、向忠发和杨匏安等的情形都是如此；第二是所谓次要人物（或最重要人物，必须让“最高当局”亲自处理者）则在司令部中寄押一二天，转解南京。第三类是较不重要的〔所谓较不重要，乃指案发时的情形言，并非专指人物本身〕，他们就留归司令部军法处侦查办理。这类人是最多的，亦最受国民党军警机关的欢迎，因为他们实际是肉票身份。所谓侦查即是讲价，而办理也者，不过放人或撕票而已。那时熊式辉当警备司令，拘押所所长是司令的一位“老表”，非常精于“接头”。生意是明目张胆地做。在押人甚至可以自动请求会见所长，请他代查“案情”，询问“票价”；并且还可以由他居间，与当事者讨价还价。议价之时，往往被绑人的家属都可以在所长室参加的。如果你不明白此中内幕，同时每星期前来接见你的家属已被发现为衣冠楚楚者时，那末所长还会命令卫兵（几乎也都是“老表”）来向你开导。因此，“侦查”时期拖得非常长，至少是半年等到接触再三，终于发觉无法成交，那时才开庭审问，判监撕票。
不用说，票价是很高的，因为人家终究要冒不小风险呀。为此，真能被赎出去的幸运者始终不多。个人的家属总不能胜此负担——革命者的家庭毕竟寒素居多；纵有富贵父兄，而关系多半在事先已搞得很坏了。所以我所看见的赎买成功的人，无一例外是党内在朝派的密友，因而由党出了大钱的。其中有关向应、陈为人、向忠发的秘书（浙江人，我已忘了他的姓名）等。而最特出的则是陈绍禹的好友陈微明（即沙可夫），他进来三两天就谈妥赎出了。有些人，身份虽属于“最重要一类”，但因与在朝派不睦，也不会成赎买对象。这儿的最好例子是李震瀛。他是老共产党员，北方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央委员。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上，他和向忠发被派充为中国党的代表。中共六次大会时，他仍被选为中委之一。此时他正被关在龙华的“肉票窝藏所”里。按说，他这样的人，应该是首先赎买的；但因他赞成了何孟雄等的反陈斗争，被视为异端，党（陈绍禹霸占的）对他不理不睬。非但不去赎他，甚至经由“红色救济会”（这是一个国际组织，全名为“国际革命者救助协会”，目的在援助全世界被迫害的革命者，特别要救济在狱的人，其对象并不限于共产党员）送进来的接济品，李震瀛都没有份拿到。他在狱中生活（小菜及日用品等）反而是靠我们的帮助。后来，他幸而出狱时，也靠了我们给他介绍的社会关系，才使他不致在出狱初期沦为乞丐。但虽如此，他还是在马路上睡了几晚。李震瀛从此消极了，他隐姓埋名，到天津一家小商店里去当伙计，此后便不知下落。
李震演的情形只是无数同样例子中的一个，它鲜明地表示出陈绍禹们打击异己者的不择手段，他们褊狭得惊人的心胸，以及不能饶恕的宗派主义作风。
陈绍禹派窃夺党权的最后成功，我在龙华的“弄堂”里才初次获得完整的印象。那时候，反对派与一般党员之间，无论相识与否，都没有敌对存在。大家的关系可以说非常友善，相互间的谈话亦无所顾忌。尤其是我们的郑超麟同志以其谦和的态度与渊博的知识，获得了全数年轻党员们的普遍爱戴。由于那些同志的要求，超麟每天给他们讲述一般共产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影响很好，以致连那些老资格的党员如关向应，都曾参加在听众中。我和那些青年党员也很接近，时常讨论问题。正是在那些讨论中，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陈绍禹在中国党里的影响某些同志，新近入狱的，时常以敬佩的口吻提到一位名叫王明即陈绍禹的领袖，有时复以虔诚赞叹的神气征引他的“经典著作”：《两条路线》。我面对着这些忠实可爱的年轻同志，听到他们对新领袖的天真的颂赞，心里不由自己地浮起了一点哀愁。难友们的言论给了我一个可靠消息：这个莫斯科一校中的阴谋玩弄者，在斯大林与米夫的全力支持之下，居然已经实现了他的野心，做成一党的霸主了。他的闪电胜利使我吃惊，同时使我为中国党与中国革命悲哀。因为我太清楚了陈绍禹及其密友们的底细，他们是小圈子里耍诡计的能手，也确实是谄上骄下的官僚，但绝对不是舍己为人的革命者。陈绍禹及其一群，不管他们后来和中国革命发生了何种关系，但分析到底，他们始终不是革命者。他们的性格、教养以及“成功”，都与堕落后的苏联政治密切联结而不能分开，尤其与斯大林的罪恶不能分开，因此，他们的最适当的名称与身分，应该是苏联堕落官僚那个毒瘤上的蛆虫，他们被分派到国外去，只为的要毒害其他国家的革命与革命者。
这不是我今天对陈派的事后估计，在当时监狱中，甚至在莫斯科和他们一起生活时，就是这样的看待他们。可是，我看见这此蛆虫被天真的年轻革命者尊敬为“英明领袖”了！怎么能不感到悲哀呢？在那个环境中，我不能，也不忍去打破那些青年难友们的被欺蒙了的幻想。（要知道，许多幼稚的革命者常常将当权的领袖与革命看成一物的；而在反革命的炼狱里，幻灭可能有害于年青朋友的坚贞。）我只是更加相信，中国的托派运动是愈加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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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了监狱，新统一的反对派经历了一时期的大混乱。少数几个“英雄”公开叛变了，较多的人则纷纷自寻生活门路去，就此远离了积极的革命活动。但仍有不少的革命者留着，他们希望立即重建领导机关。大概不出两三个月吧，陈独秀从残存的中委（其中包括了彭述之）之外，又另选了几个积极分子，组成了新的领导机关。可是不幸的事跟着又发生，有一天，大约在一九三一年夏末时候，“肉票窝藏所”的新来者中，我们发现了尹宽、宋敬修、蒋振东和其他三四个同志。中国反对派真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打击接着另一个打击。
东北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我们仍在龙华拘押中。外面掀起了激昂的反帝运动，整个的政治局势显然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以陈独秀为首的在外同志，听说在新兴的运动中也起了相当作用。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激昂起来，甚至于想出去；当然，无论我们的家属或组织，都没有为我们赎买的能力，幻想只好寄托于大局的意外转变了。不过事情当然不会照幻想发展，有时常得其反。不久，约莫在十月间，我们的案子首次提堂了，所谓提堂，不过按照侦缉队里的口供复问一遍，没有一点新奇的。全案问完后，忽然发生了不寻常的现象：我们一案的人全体加钉重镣。朋友们倒为我们担了心，因为依照习惯，提堂后加镣，只是行将“打靶”的暗示；这暗示，同时也等于绑匪们的哀的美顿书：再不接受条件就要撕票了。可是我们这些人其实无钱，根本无谈判资格。大家只好静待撕票。我们的心情倒是非常平静的。难友们（他们全是所谓“斯大林派”）与对我们异常同情，甚至有请我们吃红烧猪肉（当时司令部中惟一可以办到的上菜）来送行的。不久，外面亲友探得消息，据说有生命危险的只有超麟和资深二人，其余都不致于打靶云。听了这消息，郑何二同志的表现是好极了，完全不当一回事。尤其是超麟，那时仿佛是一位得道的高僧，预知自己的解脱期近，欣然等待那个“好日子”到来。他一样授课，一样下棋，一样地谈笑自若。让同囚的“斯大林派”同志们深深地感动了。
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郑何二同志（以及其他不少托派同志们）在他们“老朋友”毛泽东（一九二七年末何资深同志任中共湖南省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委员会的书记）的秘密监狱里，又已渡过了长长的四个年头，或者更坏些，他们已在这个“老朋友”的公安军的枪弹之下丧了命吧。革命诚然是“噬人的野兽”，在这里人的温情更没有丝毫地位，我们于此发任何样式的感慨都只是可笑的软弱与无知；但是，我必须假借每一时机来替这几位高贵的同志们作证；他们是无辜的，与人家妄加的“反革命”罪名无丝毫相涉，不管他们今天得到了怎样的待遇，他们始终是为中国无产阶级解放与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最忠勇的战士！
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一九二一年去吧。“生死未决”的悬宕时期延长了一个多月，大约在同年十一月底，我们终于被判决而起解了，我们非常高兴，因为郑何二同志与我们一块儿起解，并没有证实那个不幸消息。临解前，人家向我们宣布了刑期，超麟十五年，资深十年，其余的：宋逢春、陈亦谋、江常诗和我，连同早几时先行判决的楼国华同志，都是六年，惟有濮德志轻判二年半，因为他家人给他花过一点钱，并由许世英打了招呼。
在漕河泾的江苏第二模范监狱里，我们仅仅住了两个月。当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的淞沪抗日战争一开始，我们便被集体解往杭州，复由杭州解至苏州。不过短期的漕河泾监狱生活，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恐怖印象。因为这个监狱之残酷黑暗，确能称为“模范”而无愧。我现在不愿在这方面多费笔墨，不能给它作一纵使简略的描述。其实只要指出这个事实就可以想像了：据说，一年来由司令部解来此地执行的“犯人”，到那时尚能存活的只有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都在病监里解脱了。我们幸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赐”，没有在那里长住，总算还能活着出了牢门，否则，不需半年，我一定会死的。进去才不到二月，我们的“同案”陈亦谋就病死了，等到因战事被送往杭州时，我衰弱得几乎已经不能走路。总之这个监狱是比枪毙略慢些的一种处死，而精神与肉体的虐待，实在比枪毙更加难受，它是一种非常“模范”式的凌迟死刑。
苏州盘门外的军人监狱，比之于上海的模范监狱，简直是个天堂。这里吃的是可以下咽的红糙米，不是上海监狱里以沙石煤屑馄和的烂臭米，尽量吃饱，而且有真正的白菜汤送饭。不过这还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精神上愉快得多。我们进去时的监狱当局比较开明，书籍可以自由送进来，狱卒不太专横，难友间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来往。到了这里，朋友们都准备了长期的研究计划，纷纷写信出去要亲朋家人买书。
这个军人监狱囚禁了将近四百个“犯人”。十分之八是政治犯，只有一二成真正的军事犯及盗犯。先我们而来的共产党人，都已住了相当时期。少则一二年，久的竟有两三年了。他们和实际政治脱离已久，和党的生活更是隔膜。对于最大多数说来，不知有什么“立三路线”或“调和派”，更无论斯托之争了。因此，他们是不怀任何成见来欢迎我们这几个托派的。在狱中他们有相当组织，领导着一些生活上的改善斗争，与外界通通消息，并多少照顾点同志们的生活。知道我们是以托派共产党人资格入狱的消息以后，这个狱中的领导便向我们提出了要求，请我们比较客观地将几年来党分成斯托二派的原因和双方论据写出，让他们阅读和讨论。我们很高兴接受这个要求，朋友们就要我来写提纲。我躲在狱室的角落里写托派的意见，“斯大林派”的同志们却替我在门洞口放哨，免被狱卒发现。东西写成后，从“电话线”（即每两“号子”之间靠近天花板的一个小洞，用以装置电灯者）里送递，让所有的政治犯传观。传观结果虽不曾出现动人的转变，但影响总不是反面的。虽说有联络，人们却毕竟处在隔绝和孤立的状态中充分交换意见自不可能。而且凭着简略的“一面之词”，当然不会使那些正在为“党”付出自由代价的人对这个“党”领导的正确发生动摇，他们决不能贸然对我们表示同意；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肯把我们当成异端，更不会随声附和地称我们为“反革命”。总之，无论在传观前或传观后狱中的所有革命者始终对我们非常友善、亲热、全不曾有敌对或见外的表示；虽然真正思想上转向我们的并不多。
在苏州住了数月，忽然有大批难友转押赴南京第一军人监狱，超麟和资深在被解之列。国华和我却留了下来。我的同案就此更加分散了。此时江常诗与宋逢春仿佛早已押回上海监狱，后者复于数月后，由家属设法赎出去了。
国华同志和我在苏州监狱里住了四年（刑期满三分之二以后，照例能取保释放）[1]，这是长年累月永无变化的日子。当然生命是无处不在的，即令在一丈见方的牢笼里，在高墙四围的井底，生命的力量一样在发挥，“灵魂”而且在从事更勇猛的冒险，但这总属于精神的范围，形相的变化太少了。因此，它们构成了“诗”的丰富材料，却不能写进这本散文的回忆里。我不能在此多作题外的描写。
监狱从来是革命者的大学，我们自然也不曾虚度了那几年。我个人，总还算幸运的在国内和国外都曾进过二年大学，可是我真正的大学却仍在监狱开始。当初正式读大学时，不是为了生活压迫，便是因为课外活动太忙，从未有机会系统地读过书。只有在苏州的几年中，我才比较认真地研读了经济和西洋古典哲学的书籍。不用说，那成绩仍是不足道的。大原因是书籍不够，而监狱制度又时常变换，有时候，来了一个坏的狱长，会把“号子”里的任何书籍都给抄出去。
一九三四年底，我出狱了数月后，国华也出了狱。长年间肉体和精神虐待，使我们的健康几濒崩溃；可是这还不够，自由世界里却有更大的打击等着我们：二人的妻子，都在我们入狱期间找到了新的配偶，这秘密却到此时才向我们揭开。
在革命者的生活中，这样的变故原是常事，算不得悲剧的；不过当每一个革命者接受他自己这一份变故时，仍永远会感觉到新鲜的打击力。我是病倒了，国华比我强些。他在一个农场里隐居了半年，舐舔好创伤。
＊＊＊
现在我得回叙一件事。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深秋，外面递进来消息，说以陈独秀为首的反对派领导人全体被捕，其中除独秀外，有彭述之及其弟道之，又有罗世藩，以及与我们同时被捕才得获释的濮德志与宋逢春。这又是一个大打击，它把“一二八”以后颇有发展的中国托派运动打得支离破碎，长时期不能恢复转来。
当我一九三四年年底回到上海时，反对派组织的主要负贵人是陈其昌同志。相谈之下，才知道几年来反对派之得以继续存在，可说多亏了他的勉力撑持。独秀等入狱，组织曾由刘伯庄等老人试行维持，但过不久，这批人相率北上，进大学当教授了。以后便是其昌的独木支大厦时期。大约在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初，有两个外国记者同反对派发生了关系，一个是李福仁，他是南非的老共产主义者，在二十年代末就转入了托派的；另一个是美国人易洛生，原本同情斯大林主义，在上海办一英文杂志，态度很左倾。因为中共领导要他写文章攻击陈独秀，并且供给他一些虚伪的材科，要他诬蔑中国托派，使他发生了反感，竟逼他变成了托派。易洛生成了托派，决心写一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他结束了杂志，将印刷机捐给了组织，自己择居于当时的北平，雇用刘仁静作他的翻译。其时，北京有几个青年学生团结在刘和易的周围，从事于比较积极的反对派活动。这些人中，有后来较为著名的刘家良、斯朝生与王耀华。当我出狱时，刘、斯、王三人以及另一位扈焕之已经来到了上海，并且与李福仁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领导机关。在理论上，这几位新出山的青年领袖受着刘仁静的指导，所以他们一经登台，立刻就来清算监狱中的陈独秀，把他早已由托洛茨基为之刷清的什么“机会主义”、“侮辱红军”，甚至“误国政策”的旧罪名，统统搬将出来，加以鞭笞，而且还通过决议，列举罪状，要南京监狱里的“老头子”承认，否则“开除”。陈其昌和当时刚出狱的尹宽等，见了此种狂妄可笑的行为，竭力表示反对，斯朝生和刘家良等便将他们也一并“开除”了。这批人的气焰有点像党里的王明派，因为他们似乎也有了点“国际靠山”。其实李福仁与易洛生都是真诚的革命者（至少就那时说，因为今天，李福仁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易洛生却已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去了）。他们对中国反对派情形很隔膜，因之受了刘仁静的蛊惑。易洛生而且帮刘仁静写了一本英文小册子，名叫《五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内容是刘仁静将自己描写成中国托派运动中的列宁或托洛茨基。刘仁静的这一文件亦即斯朝生和刘家良们当时所拥护的纲领。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八月间，由易洛生携送给住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并依据之进行讨论。易洛生有谈话记录寄回来，我们曾将它译载在《中国革命问题》里。谈话稿中某些批评非常出色，譬如易洛生记道：“他（即托氏——作者注）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运动中布尔什维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又说：“刘仁静把他自己心里的东西和群众心里的东西‘当成一个’了。”谈到其他细微之争，托洛茨基连连摇头地说：“把这些前途问题来妨碍行动的第一步——荒谬！荒谬！”至于斯朝生和刘家良们的开除陈独秀，托洛茨基认为“绝不允许”。
总之，那是刘仁静利用了两个外国同志的天真，又利用了少数青年同志的虚荣，想报复他过去几年中所受“委曲”而闹出来的一场悲喜剧。这出戏是很快完场的，大约在一九三五年春夏间，由于一个水电工人中的国民党特务的混进组织，斯朝生等四人在上海，刘仁静在北京同被逮捕。刘仁静被捕后的种种情形，我已在前面讲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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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要叙述一下我入狱期间，发生于国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某些大事。首先得提到的是：国际的托洛茨基派运动已经由自认为共产党内一派的立场变而为党外独立的立场了。这儿的关键是一九三三年德国希特勒的上台。在那时以前，我们认为共产党正经历着可怕的官僚主义的与机会主义的堕落，但未曾死亡，即尚有挽救之望；因此我们的责任在于用党内改良方法，即经由党内的民主手段，企图改变共产党的领导；也因此，不管我们已被官僚们开除了党籍，而我们继续自称为左派共产党员，命自己的组织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或“左派反对派”。被斯大林派控制的共产党究竟还有多少生命力，并无任何一种仪器可以测量的。主要得看它们在革命中的试炼和表现。在一九三三年的德国，共产党以及整个共产国际终于被试验出是彻底腐败与无能的了。它们几乎不经一战便在法西斯党徒们面前可耻地投了降。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其重要性当不稍减于一九一四年第二国际在军国主义面前的投降。托洛茨基于是从那时起，便宣布了“反对派”地位的结束，放弃了把共产党（第三国际）加以改造的希望，今后必须另起炉灶，必须抛弃那面被彻底污损了的旗帜，必须竖起一面全新的旗帜，必须为一个新的第四国际的建立作斗争了。那时，各国的反对派大抵都易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国际的共产主义组织会同了两个属于第二半国际的工党，还有一个德国亡命的工人小政党，发表了有名的“四团体宣言”，议定了“十一条”革命纲领，准备由此建立正式的新国际。
当我于一九三四年年底回到上海时，这个谋建新国际的运动已在那里展开，只因人们的注意完全集中在“肃清陈独秀派”的问题上，以致建立新党方面的工作始终不曾认真举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正式“诞生”或开始，还要推迟到一九三六年初。
不过在谈到那件事情之前，我还须提一提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情形。因为了解了他们的情形，可以更好地了解我们托派的处境。在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中共史料：《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有如下一段文字：“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人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我们若再记起以前摘引过的刘少奇在中共八次大会上的讲话，即是说，那时城市中秘密组织几被破坏了百分之百，就很清楚我在一九三四年年底到上海时候的情形了。中共组织之大遭破坏以致最后撤退，一半是由于领导上的盲动与无原则的派系斗争，另一半则因为国民党政府之进一步的相对稳定，同时采用了新的特务制度。因此可以说，这是斯大林（经过王明）与蒋介石的合作，使原应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终于完全遗弃了工人阶级。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异阶级的环境中存在和壮大，直到它胜利之后，以征服者的资格再来与城市的工人阶级相见。一个自命为工人阶级代表的政党与该阶级根本脱离，靠其他阶级的滋养而成长起来，且终于获得胜利，是否仍旧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乃是一个全新的理论问题。我将在最后一章里讨论它，此地仅仅指出这一个事实。
中共组织竟无法在上海立足，那末托派只能有可怜的存在，事情就很可理解。当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间，情形委实艰难。一般工人对革命都失了望，他们忍受了国民党御用工会的控制。由共产党叛徒们组织成的CC团特务仿照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经过一切孔道渗透到工人和学生中，无微不至地监视着他们的行动。真正的革命党人，不管你是斯派或者托派，只要稍有活动，总立即可以被检举出来，加以逮捕。那时他们对被捕者的办法也完全不同了。绝不提审，很少枪决，而惟一目的是要在政治上毁灭你。他们为达此目的，曾采用了斯大林与希特勒发明的一切“科学方法”。不过关于这些，我将以自身的经验来说明。
现在让我再回过来谈谈那时反对派的组织情况。
我出狱后，回乡下养了半年病，直到一九三五年夏天再到上海，此时刘仁静、刘家良们合演的悲喜剧已经收场。易洛生走了。李福仁还在。领导机关根本没有，那时全上海大约只有二十余个反对派同志。大家觉得非重新组织不可。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暂时成立一个三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时已和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常见面，也极盼组织能够恢复。但组织迄未有恢复之望，主要原因是独秀对李福仁的万分厌恶。他老人家当时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再和“毛子”合作。独秀的那种态度是难怪的，因为十余年的经验告诉了他，“毛子”（即外国同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作用，其实负数多于正数，而一般不肖的中国“二毛子”（以王明为杰出代表），奴颜婢膝，西崽仆欧一般跟在洋大人后面，同时挟靠山以自重，对本国同志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这情景实在叫人看了齿冷，思之心痛。独秀从来不喜欢此种作风，所以始终与国际代表们弄不大好；等到革命失败，“最大毛子”斯大林将一切的功归之于己，把所有的过都诿之于陈独秀，以此脱卸一己的罪责，冷酷地将昨天的合作者当作了替罪之羊，这就使老头子痛心疾首，一听到“毛子”就万分难受。再加以不久以前，有两个不知来自何方的“毛子”，联合了几个甫出校门的“小子”，竟历数他的“罪状”，勒令认错，终且通过决议，“开除党籍”，更使他旧恨重燃，气愤得简直啼笑皆非。刘仁静们的短剧终场后，李福仁己经对中国的事情摸清不少，他深知数月来自己支持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非是，于是数次要其昌转达想赴京与独秀见面，被后者坚决拒绝。我病愈返沪，李福仁托黎彩莲同志转言，要和我谈谈。我最初不想去，因得知了半年来他们合搞的把戏，对他颇有反感。后经其昌敦促，遂和李福仁谈了一次。结果，印象却是好的。我开门见山问他：“你来上海是否代表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他听了很愕然，并郑重向我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为是托派一分子，当然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曾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独秀解释。我所以如此发问，因为我听说，刘仁静等一向就将他说成“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他得知了有人曾把他故意说成这种地位，非常气愤。然后我们自由地交换了关于国际国内反对派的意见，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宫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可惜的是，过去他的热心却让刘仁静的野心给利用了，以致未能成事，抑且败事。那次谈话之后，我便决心把恢复组织的事情推动起来。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有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的合作也谅解了。
[1]洛阳开的国难会议决议大赦犯人（不限于政治犯），凡刑期在三年以下的一律释放，三年以上的减刑三分之一。国民党本不肯适应此决定于军人监狱的犯人，一九三四年也适用了。王凡西依例出狱，楼国华因犯了监规再关了一些时候。——校者注 |
由四派到统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由四派到统一
从回国到开除这段期间，我以全部时间做党的工作；但和反对派组织仍旧保持着经常接触，大约每隔两周“我们的话”的人和我见一次面，谈谈两方面情形。那时我和“我们的话”的上海负责人（史唐、张特等）一样，对于陈独秀等人的趋向托派，不但不表示欢迎而且很是厌恶，“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乃是我们共同的看法。从这一看法得出来的态度和对策便是：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其下层群众。
毋须说，这样的看法和态度是彻头彻尾错的，但我一直保持着，直到托洛茨基亲自出来干涉为止。
刘仁静，以及和我一同回国来的赵济与刘胤等，根本不肯参加党的工作。刘仁静的情形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他回来后只简单地给中央递了个声明，表明自己态度。刘胤（即后来变成国民党文化人的李麦麦）和赵济等则参加了训练班，过后又被派赴沪东（刘）及浦东（赵）的区、地委员会实习，却都借故规避，甚至没有去报到。他们就这样离开了党。他们和刘仁静一起，以莫斯科回来的老牌反对派身份，整天与陈独秀等讨论中国反对派的新组织事宜。这意思就是说，根本不承认在中国早已存在了一二年，并且在华南和华北均已有了此工作的“我们的话”，他们要成立一个不是“孩子们胡搞的”，而是由“成熟政治家”主持的反对派组织。“我们的话”方面从对陈独秀派的基本态度出发，非常敌视刘仁静和刘赵等人的作为。我也怀有这种敌视，理由则除了对“陈派”估计之外，又因为刘仁静破坏了我们在莫斯科早已通过的决定“参加已有的组织，不自立门户”。至于刘胤，在莫斯科根本不曾参加过反对派，只是和我们有些接近而已。回来后自封老牌，招摇撞骗更引起我的反感。
这是我未被开除时候的反对派情形。等到我被逐出党，以及病愈之后，情形又不同了。刘仁静和陈独秀等决裂了，原因是为了他想当宣传部长未成（这事实当时我不知，是后来人家才告诉我的）。“我们的话”内部也发生了纷争，华北、上海和华南的领导分子之间，为了某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我就不太清楚，今天更是完全记不起了）闹到了分裂程度。华北的反对派，以宋逢春及董自诚为首的，此时和刘仁静联合在一起，一方面反对陈独秀，另一方面反对当时以区芳及张特为首的“我们的话”。为要证明自己的存在理由，刘仁静起草了一个意见书，主要是驳斥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残留意见”。刘胤与赵济此时也跟“陈派”决裂了，其间的经过和理由，我始终不曾知道过，他们的左右也围集了一部分人，过着“派系”生活。
我那时正害着大病，从偶然来探访我的同志们口中，知道了这些情形，心里非常懊丧。对“陈派”，因为有了上述成见，根本不愿和其中我原来相识的人来往。“我们的话”，我自认为其中一分子的，却失去了联络；因为区芳跟我不认识，张特与我也十分生疏，从来见面的史唐，此时却进了“西牢”。刘胤们是我在生活上顶接近的，但我也最最看不起这些人。在数十年的革命经历中，眼见过形形式式的“偶然分子”和投机家，却不曾见过一个自私自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有似刘胤其人者。此人在北伐时期是武汉学生运动的领袖，口才好，煽动力强，因此领袖欲也特别大，然而思想浅薄，品格异常卑劣；与舍己为人的革命家性格没有丝毫共同点。所以他后来迅速转变成蒋介石的御用文化人，那是十分自然的。在莫斯科时，他曾要求和反对派“统一”——他一个人和一、二百多人反对派统一，意思就是说，反对派如果礼聘他来当领袖，他可以考虑加入。这样疯狂的提议，使范锦标大发脾气，同时也成了莫斯科反对派中的一个笑柄。以这样一位“大人物”为首的小派，我当然绝对不愿接近。剩下来便只有刘仁静和宋逢春他们了。宋逢春乃莫斯科最早的反对派之一，于一九二七年冬天被开除党籍，和区芳等一同送回国的。回国后，他和后来死于狱中的葛崇锷及萧长彬到了北京，会合了当时在那里担任党工作的罗汉，在学生中开展了一些工作。罗汉被捕后，宋逢春大约在一九二九年底来到上海，适值这里的反对派在茁长中闹着纠纷的时候。他原属“我们的话”正统，但因为当时区芳和张特间正发生冲突，他看了不高兴，管自己进纱厂当小工去了。他本是一个好革命家，具有高尚品质，首先就是能吃苦，不爱出风头。可惜过分崇尚实际，对理论较少兴趣，有经验主义毛病。因此，当他与我一起被捕，及他出狱数日又与陈独秀同时被捕之后，就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与老朋友们告别而去了。
在一九三O年春夏间，宋逢春是与我最接近的，那时他和华北来的其他一些同志正和刘仁静一起，想提出一个集体意见，作为团结反对派的基础。我看了刘仁静的《告同志书》，发现他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见解，依然是莫斯科当年的老一套，说是要为中国议会制的前途斗争，他在文章里摘引了马克思《雾月十八日政变记》中一段长文，借以说明议会制度如何优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我看了完全不同意。可是刘仁静当时却非常“谦虚”,说意见书中关于国民会议一段可由我重新起草。在宋逢春等人的催促下，我另行起草了一节，我的意见是在反革命胜利而民主任务均未解决的当前局势中，国民会议是惟一正确的口号，以此重新团结被击溃的工人阶级，以此统一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斗争，从而使共产党再度踏上政治舞台，并促使新的革命的到来。至于在此斗争的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议会制度，这制度是否要形成“历史时期”，乃是另一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回答。我们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在反革命时期中准备革命和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
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看法，构成了中国反对派在往后许多年中聚讼最多的一个问题。我在那时所持看法未必完全正确，但比刘仁静的纯粹社会民主党人式的解释，总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的。宋逢春等都同意我的意见，刘仁静略事争辩，却竟同意将我所起草的一段代替了他原有的。这样，我就不能不在《告同志书》上签名了。这文件上签名的仿佛记得共有十九人，有黎彩莲在内。整个华北区的反对派事后也同意这个文件，不过没有签名。刘仁静和我不久办起了一本杂志，取名《十月》，因之在当时纷纷对峙的小派别中，我们这群人便被命名为“十月派”。
到一九三O年夏天时候，有四个激烈排他的反对派小组织最后形成了：除“十月”外，陈独秀等出版机关报《无产者》，名“无产者社”，《我们的话》仍继续出版被称为“我们的话”派；还有刘胤赵济等四五人则出版了一期（始终只出了一期）《战斗》报，因而号为“战斗派”。
现在回忆起当时派别间的“斗争”情形，只觉得五花八门，乌烟瘴气；但若仔细想想，这也正是每一个政治思想在运动初期的共通现象。个人与派别偏见，和革命思想的真诚差异交织在一起；时常会表现得非常怪诞。崇高的与卑劣的动机往往会用同一方式表达出来；而各个人品质上的贤或不肖，当事情还只限于说话或文字之时，也总是混淆不清的。光就转向反对派的动机说，已经是颇不一致了。有的，为了党内不易得志，企图到新的方面去找出路；有的，在白色恐怖的猖狂中害怕了革命，把反对派看作了向后退却的一块垫脚石；又有一些人，只想利用反对派的更左的名义，借以掩饰自己的消极，使自己的脱党能心安理得……不过尽管有这许多卑鄙不纯的动机，我却还应该说，当时的最大多数反对派分子，都是由于真纯的革命动机，即由于真诚相信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比之于斯大林们所定路线，更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因之，不顾他们既得的“利益”或已有的地位，都愿全心全力地为反对派斗争。
此种良莠不齐的现象，以各种程度之差，同样存在于四派中。在四派“混战”时期，卑劣的野心分子站在最前列，各自称王，自命不凡，全不以整个反对派的利益为念。后来，由于多数同志的压力，特别因为托洛茨基的出面劝告，统一运动展开了，真的革命者抬起头来，他们冲破了各自山寨大王们的封锁与排他的禁律，很快就使这些芳草陷于孤立，促使他们消极离开，或积极地干反动勾当去了。
四派分立时期延长了一年多，自一九三O年初至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为止。此一时期又可划分为两截：一九三一年一月以前主要是夸大分歧时期，一月（托洛茨基一月八日来信，力劝反对派统一）以后则为“协商”阶段。在前一时期内，主要争论，就我记忆所及，乃关于：国民会议口号问题；红军问题；未来革命性质问题以及所谓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问题。我在这里当然不想详细描述那些旧争论，事实上单凭记忆根本也不可能描述。我只想指出，那些争论是被有意夸大了的，目的在于为分裂存在作辩解。当然在同样夸大中，有人出于革命家的真诚，有的却是明知故犯。后一情形的最出色的例子是刘仁静。他最初是热烈地欢迎陈独秀走向反对派，及至所谋未遂（“陈派”的宣传部长），他便“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起来，再等到与“十月社”决裂，他又发现“吾师”与“真理”合而为一了。“真理”是放在他的口袋里的，因之“争论”之是否存在与解消，常在他一转念之间，随他个人的好恶与利害而转移。不过像刘仁静那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当时多数同志的投人争论，或由于所见未明，或由于善意的偏见，或由于对真正分歧的不自觉的夸大。因此，当协商进入后期，各派相互间的接触较频，争论差不多消灭于无形了。关于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几年中浪费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最多的笔墨，争持最久，分歧最多。然而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那些争论不是学院式的，便是猜谜式的。譬如：它是否能实现；实现了能否解决问题？它与苏维埃的关系如何？都提得相当可笑，因为只有真实的革命发展才能解答它们。在此问题上真有原则性分歧的，只有刘仁静和大多数反对派之间的不同。但整个反对派中无一人附和刘仁静的。至于红军问题与革命失败教训问题，那是专为对付陈独秀的。在某期的《无产者》上，陈独秀写了一篇论中国“红军”前途的文章。文章内容其实只重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战争的传统观念，即肯定农民斗争如果不处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之下，一定会堕落或被消灭，这意见其实亦为托洛茨基所坚持，如果说陈独秀这篇文章有错误，那末问题当不限于陈独秀，而应牵涉到马克思、恩格斯与托洛茨基。（中共今天的胜利似乎证明了那个观念的反面，那末问题也将是这一根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在现时代及落后国家中是否仍旧正确这一点，而不是什么陈独秀的错误。）可是在当年，为了陈独秀那篇文章中一些不恰当的措辞及趋向偏颇的论断，我们（我是其中之一）就与斯大林派的叫嚣混在一起，拼命攻击陈独秀的“诬蔑红军”（此事可参阅后面我和陈独秀在武汉的关系）。所谓革命失败的教训问题，简单只是要陈独秀承认他分担着斯大林罪恶政策的责任问题。当时许多人觉得陈独秀承认他是斯大林政策的简单执行者是不够而虚伪的；我们以为陈独秀是一个自觉的执行者，因此他的如此承认乃是一种脱卸责任的狡计。这个要求，我至今不觉得是完全荒唐。陈独秀决不是傀儡，而是一个有独立思想，有坚强意志的革命者，所以当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七年间，他对于国际来的训令或决议，有的是违背了他的见解而服从的，有的则是同意了才执行的。如果陈独秀真能把二者分清，详细地追忆和记载出来，对于反斯大林罪恶政策的效果上可能会更有力的吧。对于中国近代革命史及中共信史的编成亦必有极大裨益。可惜他不曾这样做。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当时那群年青托派所以提出此要求为的要“打击陈独秀的投机”，换句话说，就是要陈独秀先向“正统派”屈膝，那当然是荒谬的，以此而延阻了或妨碍了反对派力量的团聚和增强，更是不该有的事。关于革命性质的争论大致是这样：最初，问题围绕于“无产阶级专政”呢，抑是“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后来，它改以“第三次革命是否一开始就将是社会主义性质”这一方式提出来。在陈独秀起草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说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与贫农的专政”。这样提出，与托洛茨基的习惯提法略有出入。托氏的传统公式是“无产阶级专政”，或“领导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的提法似乎将无产阶级与贫农置于平等地位了，因此，仿佛有对布尔什维克派的陈旧公式即对“工农民主专政”有妥协之嫌。这指摘首先为刘仁静所提出，而几乎为全体非“陈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附和。刘仁静在这里攻击陈独秀的虚伪，说他企图用一种巧妙伪装，将“民主专政”的毒药偷运进反对派，故称《意见书》为“一篇虚伪和可怜的文件”。我们没有和刘仁静一样想凭此一点以根本否定陈独秀的左倾，但显然受着这个批评影响，认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是接近于民主专政而与“无产阶级专政”根本相反。直到最后，托洛茨基读了陈独秀的“文件”，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与补充的公式，二者性质根本不相冲突，此时刘仁静才闭口无言，我们也恍然大悟了。“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这说法其实是托洛茨基的，不过引起争论却由于我的一篇文字。只因此事发生已经在统一运动实际进行以后，这里暂且不谈。
总之，在一九三O年中的四派混战，止如托洛茨基后来所指出：“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只因有了派别才有分歧，有了分歧更不免多所夸大。因此，托洛茨基研究了各派寄去的文件之后，便于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给反对派来了一封长信，提议四派立即进行统一。托洛求基的话说得如此恳切：“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他的威望又如此之高，以致连最死硬的宗派主义者都没法再找拖延统一的借口了。于是在接到来信之后不久，四派就决定设立一个“统一协商委员会”，以便起草一些共同文件，在共同立场上，实行四个组织的统一。
那次统一运动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给反对派尽了很有益的作用。它不仅是一个集合和积聚的过程而且是清除和淘汰的过程。有不少个像旧梁山上的王伦之辈，不须要林教头动刀，仅仅因为受不了较宏大的新局面的压力，便纷纷从“聚义厅”自动出走了。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个分合过程起见，且让我谈一点各派的人的情形。这儿请先从我所隶属的“十月社”谈起。“十月社”的当然领袖是刘仁静。他年纪大，资格老，当过中共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做过青年团总书记，又在托洛茨基的土耳其家里作过客，和老人讨论过问题；据他说，他那个“列尔士”的笔名还是托洛茨基给取的！在莫斯科时，我和他虽有过不同意见（前面已经提及），但对这位前辈总有相当敬意。回国后，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能够于一九三O年初同他合干“十月社”，多少总因为对他尚存有若干尊敬。可是一经和他共同工作朝夕相处之后，我们却很快发现这个人的浑身毛病。本来我们相信他的理论修养会比一般人高些，书似乎读得多些，而事实却不然，其浅薄有时竟叫人不信。在列宁所指出的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三要素中，只有西洋革命史他算有多少涉猎，于政治经济学全属外行，对哲学则单单懂得一些名词。思想绝不稳定，往往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一切可以随自己的私人打算来改变；因此他所有的学问和理论，只是为此种不断改变作诡辩之用。不过这些还不是最不能容忍的，使我们和他共同工作了数月而即行分手者，却更由于他那种根本不是革命家的品质。可笑的自私，愚蠢的自大，眼睛永远看见名流，足尖从不屑走近工人的那种作风，与我们所有的人无法合得来。《十月》只出了二期，刘仁静便与“十月社”分裂了。此后我们继续出《十月之路》，而刘仁静则谋与“陈派”再接近而被拒后，乃单独出版了两期《明天》。反对派大统一后，刘没有在领导机关占一席位，他便消极了。一九三四年受雇于易洛生，替他翻译喊《中国革命悲剧》的材料，在北京被捕，表现得非常可耻，“反省”后出狱，索性投人了胡宗南的反共集团。中共当权，他又首先写声明来污蔑他久已放弃了的托洛茨基主义。
幸而这样的人物极少，在当时“十月社”（上海连同北方）的八十余人中，跟刘仁静走着相似道路的只有陆某一人。有更多的战士，例如葛崇锷、黎彩莲、罗汉等等同志，都曾提供了最可贵的献身榜样，值得我们对死者的追忆与矜式的。
一九三O年以后被称为“我们的话”派的，实则包括着上海和香港全体原有的反对派分子。其领导层即是莫斯科第一批被开除送回的孙大学生。他们己经在中国做了一两年工作。[1]特别在香港，因区芳、陈亦谋等的进入船坞做工，在工人阶级中己多少建立了一些联系。在上海：由史唐、陆一远等人主持，工作成绩虽比较不甚显著，但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也结上了若干关系。所以在当时，如果一九二九年夏秋间回国的反对派分子，真能遵守大家在炮兵学校里那次会议的决定，统统向党报到，经由党来开展（党内党外的）反对派工作，同时与陈独秀等进行加入或合作的谈判，那末“四派”的纷乱情形或可避免。中国反对派的历史也可能多少不同。事情所以未能按照预定步骤来实现，我不得不把主要责任归之于刘仁静和刘胤。这二人的狂妄的野心，赤裸裸的领袖欲，严重地妨碍了那个决议的实行。不过另一方面，二刘野心之所以会得逞，一部分也因为“我们的话”方面初期（史唐、张特）的正统成见与缺乏经验，以及后期（梁干乔）的比二刘更甚的自尊自大与无原则的地位争夺。
现在，我们追溯往事于二十七年之后，当不会再带任何意气或偏见来谈论各派的是非得失。我应该承认，在当时的四派中，“我们的话”比较是最健全的，它比“无产者”有锐气，较“十月”与“战斗”有基础。在它的领导人物中，有几位很难得的革命者，特别是区芳，他吃苦，耐劳，谦虚，乐观，重实干而能思想，状似苦力而文采斐然。可惜他在统一尚未完成前，便与“十月社”的葛崇锷同时被捕，一同瘐死于国民党的监狱中。陈亦谋在思想与文采上虽不逮区芳，但苦干精神或尤过之。这位同志也是死于狱中的。还有宋敬修，也是坚苦卓绝的革命家，他领导了“我们的话”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不幸结果和区、陈二同志一般，亦在同一个国民党的监狱里丧了命。革命永远是这样来对待它的参加者的；它毁灭坚强者和忠贞者的躯体，同时败坏软弱者和卑劣者的灵魂。“我们的话”初期领袖中的史唐、陆一远、张特和梁干乔，属于后一情形；软弱的史、陆是消极地离开了：卑劣的张、梁则积极地反动起来，成了国民党里的反共专家。
“无产者社”包括了八十多名中国共产党初期造成的中上级干部。他们都是有经验与有能力的。不用说，这样一个数目的有资格的革命家群，在任何一种思想运动中，都会代表着力量，会是一宗莫大财富。何况他们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不管陈独秀犯了真实的与诬栽的错误，但他直到那时为止，无论在国内国外，这名字始终是中国进步运动与革命斗争的象征。因此，由他领导的“无产者社”，在反对派势力的团聚和长成中，本应起最积极的带头作用。但事实上井不完全如此，原因在于那大多数老干部们的暮气太深。在长期的国共合作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已被定型为绅士或官僚了：同时做惯了现成的机关工作，今天要他们从一无所有的白地上重干辛苦的下层活动，就觉得非常的不合适。这个纯粹由“军官”和“参谋”组成的集团只有一部分能从事于普通士兵的战斗，在统一运动中及其之后，就很快被事实所证明了。
“战斗社”名为派，实际上在很长时期中只有四个大人。刘胤、赵济之外，又有王某和徐某，均系留俄学生。王、徐二人在统一后不久就与刘胤一起投入了国民党，继续和反对派相处的就只有赵济一人，在统一运动时期，一个在闸北区从事党内工运的云南人，名闵荫昌，由于赵济的关系，加入了“战斗”，带来了几个工人同志。所以当统一大会召开时，“战斗派”也算有十余个成员了。这一个派，在当时的诸派别中，无疑是最无基础，也最不够格的。
统一协商会议将如何组成？首先引起了各派内部那些“忠贞分子”的最大关心。代表派出依各派人数比例呢，还是以派别为单位？前一办法有利于大派，后一办法则让小派占了便宜。几次接触后，决定按照后一办法，即不分大小，每派派出二名代表组成之。当初的代表我记得是如下诸人：“无产者”：吴季严，马玉夫；“我们的话”史唐（他刚出西牢），区芳；“战斗”：刘胤，赵济；“十月”：宋逢春和我。不久“我们的话”因史唐消极返乡，区芳被捕，改由梁干乔和陈亦谋代表。最初的协商会议可说是无休止的辩论会。每次会议，照例是把纠缠不清的古老争论重提出来。互相间唇枪舌剑，弄到面红耳赤而散。究其实，人们并不真想统一的，如果不幸地真的统一了，则必须事先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当然，并非所有代表都有了这样的心思，但整个气氛总是如此。等到梁干乔参加协商工作之后，那么此一存心竟发挥到赤裸与无耻的地步。因之有些真想统一的人，也不得不因自卫而在这方面谋所以对付之道。
此一名为协商而实则争吵的会议，延长了大约两月，使好些参加者与所有真诚的反对派同志感到失望和痛苦。会议的主要任务原定为二：1，起草统一大会文件；2，具体准备统一大会的召开。关于第一项，我被推举出来起草中国反对派的纲领，即是说，将托洛茨基给我们业已草成的纲领，加以应有的补充和扩大。我被派的这个工作说难其实不难，因为一切是现成的，写就的，工作只属于略加编辑的性质。在托洛茨基的政纲上，关于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部分，作了这样的说明：“我们的战略底总路线是夺取政权”，“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一定将中国革命化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样规定在正式的政纲上略嫌不充分些；于是从托洛茨基的另一篇文章：《中国革命的前瞻和总结》中抄了一句话：“第三次中国革命……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我用自己的文字来写出这层意思，说：“中国未来革命将一开始便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此语一出，不料引起了轩然大波，刘仁静首先发难，认为这是机械的极左派的说法（根据刘老的意见，中国未来革命定要经过克伦斯基阶段）。接着在《无产者》与《我们的话》上，也刊出了代表赞成与反对意见的文字。现在我已记不清这争论的详细情形，可确言的只是：“我们的话”方面多数同意我的写法，“无产者”方面则多数反对（最不赞成的是彭述之，而郑超麟则与我持同样意见）。陈独秀的文章仿佛折中于刘仁静的批评与我的解释之间。协商会内部除了这一问题之外，还有一些较不重要的理论争执，也是各持己见，互不相下。因之久久无法草成文件。至于协商的第二项目，具体准备大会的召开，则更是无从谈起，因各派的人数就不能确定。在此问题上梁干乔的表现是最可鄙的。这个黄埔出身的军人，对理论可说无丝毫兴趣，人们为某些“空洞的”意见辩论时，他只是不耐烦地坐着，从不发言，但事情一谈到组织，有关乎未来机构的控制时，他的精神就完全不同了，睡猫立即变成了最警觉的猎狗，眼观四方，耳听八音。他把任何人的意见都看成“阴谋”，因之自己就肆无忌惮地公然玩弄组织诡计。为要在未来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他曾暗中向我们提议联盟来对付“陈派”，我们拒绝了他，于是他就厚颜无耻地应用“报大数”的办法，硬说“他的人”约等于其余三派的总和。
协商会议此种乌烟瘴气情形，确使很多参加者气愤，更使各派真诚的同志们为之不安。此时，“无产者”的代表吴季严与马玉夫首先表示消极，他们不愿意再浪费时间了，统一运动似将从此告终。吴、马“消极”，最初我们以为单单因协商迟迟不进之故。后来我才清楚，原来问题还有关乎“无产者社”内部的。托洛茨基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的来信，对中国诸派反对派的关系说，乃是个转换关键。在此以前，“陈派”仿佛有点“妾身未明”,另三派，特别是“我们的话”，则以正统自居。在那时，陈独秀等曾一再表示合作，且愿参加既有组织，结果却不仅遭到严拒，抑且受到打击。此时“陈派”的心情是委屈的，而另几派的态度是倨傲的。等到托洛茨基读了陈独秀的意见书，大为喝彩，向陈独秀伸出了热烈的同志的手，并坚劝中国其余的托派与他立即统一之后，情势就不同了。三派被迫接受了这个劝告，心中不甚情愿，还带着几分不好意思。“无产者”方面则相反，以胜利者姿态进入了协商。更有甚者，此时为吐过去的冤气，觉得自己反而成了正统，因而有不愿与那些“孩子们胡闹”之慨了。当然，怀有这种心情的人并不敢明言，他们只是冷笑笑，嗤嗤鼻，且让代表们去跟人家谈了再说吧。现在，一两个月的协商结果，证明那些“小孩子们”确实是胡闹的！吵得一天星斗，统一遥遥无期，代表们消极了，于是那个老资格的正统观念公开出场了。它是以彭述之为首的。他主张不必再谈统一，尽由我们自己干吧，如果别派的人真想干的，让他们加入我们好了。彭述之主张获得了“无产者”内部许多元老的赞成，特别受到那二位协商代表吴马的支持。不过反对的亦大有其人，主要来自郑超麟和尹宽二同志方面。统一协商会议瞬间便陷人了停顿。统一是否继续主要得看陈独秀的态度了。
有一天，大约在是年三月间吧，北大的旧同学陈其昌同志（他当时属于“陈派”）跑来看我，说陈独秀约我谈话。地点在尹宽家里。这是我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说实话，那时我并非以瞻仰伟人的心情前去的，虽然对他已没有了先一时期的敌忾。不过才一见面，这位半老人（这年他大概是五十一岁）的朴质诚挚却给了我异常好的印象。他将我心中残存的一点派别偏见一扫而空了。我们谈了整个下午，话题轻松随便，主要是关于我的过去，从北京大学一直谈到在周恩来下面工作的经过。他问的多，说的少；但问题如果他发生了兴趣，那就也说个不停。在谈话中，我特别欢喜他的直捷痛快，没半点儿客套虚矫，直捷中可并没有他出名的暴躁，恰恰相反，我觉得他非常的和蔼与谦虚的。最后我们才谈到统一问题，他问我的意见，我毫不掩饰地说明了我的看法——当初的排拒合作与后来的渴望统一。他听了表示很满意。然后他肯定地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谈话完毕，他先走；跟着我在夜色中走回家去，心中充满了一些不平凡的感觉。与来时心境不同，此时我似乎深深认识了这个中国近代革命思想运动的巨人，对他发生了崇高敬意——这敬意至今不减。
次日，其昌又来，首先告诉我独秀与我谈话后的观感。据说“老头子”对他和尹宽提到我，说“这个人跟梁干乔完全不一样”，因为在前一天，独秀曾经跟梁作了同样的谈话。独秀对我的评语自然叫我高兴，但也是应分的；如果一个革命者跟不久之后就要去当蒋介石手下特务头子的人“一样起来”，那就连起码条件都没有了。其昌又说，“无产者社”更换了代表，今后由独秀和尹宽二人出席协商会议，务使在最短期内促成统一。
陈独秀亲自出马以后的协商情形果然大不相同。协商再不是吵架的同义词，统一的决心感染了每一个参加者。理论的歧见常常解决于三言两语中，夸大与挑剔的争执甚至觉得不好意思提出来。文件决定重新草拟，大家推举“老头子”写政纲与土地纲领，由我起草国民会议提纲，组织决议草案仿佛叫梁干乔写，尹宽似乎被推起草职工运动决议案。这些文件在很短期内便草成和提出，经过善意而坦白的讨论，很快就通过了。过去曾经引起纷争的第三次革命性质问题，独秀在草案上完全摘引了托洛茨基的原文，即是说，在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时候，就要坚决地动摇城市和乡村的私有财产。如此一来，当然也就无异议通过。
统一的政治准备既经完成剩下来只有大会的代表问题了。这问题，协商会议交给尹宽，赵济，梁干乔和我四人解决。此事本极简单，根据各派的真实人数，按比例选派代表就得。困难产生乃由于梁干乔的“大数”。当时三派的人数大致如下：“无产者社”八十余人，数月来在香港和华北有一些新加入者，连原有共约一百人；“十月社”，上海的意见书签名者十九人，此时包括新发展者，合共约三十人，加以华北的“我们的话”部分约近五十人，故当时估定为八十人。“战斗社”成员全在上海，共约三十余人。“我们的话”的上海组织人数不多，约二三十人；香港较多，但相信亦不会多于七八十，而梁干乔则硬说有三百多。我们要他提出名单，他说这有背于秘密工作的原则。尹宽提议派人实地调查，梁干乔则说同志们散处于东江及中山各地，调查根本不可能。结果只好效法小商人做买卖，不断和他“讲价”，最后总算讲妥了数目，将“梁干乔的人”约定为一百二十或一百四十。因为我记得代表是大致依每二十人派——代表的比例而产生的。“我们的话”似得六人〔抑七人？);“无产者”五人；“十月”四人；“战斗”二人。
一切协商妥当，最后一个问题是开大会的房子和些少经费。此事决定由“无产者”独力承担。事后我才知道，为此筹措的一百多块钱，是拿了李仲三的衣服去典押来的。事务工作由何资深同志一手办理，他在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新盖的石库门房子，事先对任何人都保守秘密。不久，各派代表选出来了：“无产者”：陈独秀，郑超麟，江常诗，彭述之,另一人记不清是铁路老工人王芝槐还是何资深；“我们的话”：梁干乔，陈亦谋，楼国华（后因事不能出席，由宋敬修递补），张九（香港工人）以及另外两个或三个香港同志;“十月”：罗汉（出狱不久，被北方同志推为代表），宋逢春，濮德志和我；“战斗”：赵济和来燕棠。[2]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代表大会开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一连开了三天。头两天讨论和修改由协商会议提交的各项文件，第三天选举新的领导机关。独秀致了开会辞，接着他又做了一个简短的政治报告。在代表们的发言中，我记得只为一件事进行了比较热烈的争论：关于蒋介石统治下中国的统一可能性问题。说中国的所有民主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才能解决，并无一人异议，但独秀的政治报告上说，我们这个根本正确的认识并不排斥一个远景，即全中国的表面的统一，可能在国民党统治下获致。大多数代表反对这种说法（我也是反对者之一），结果在决议案上仿佛撤回了这一项规定。其余由协商会提交的决议，差不多全未经过争辩就一致通过了。总之，那次大会确是结束了过去小派别对峙的局面，精神异常融洽，会场上洋溢着团结与希望。谁都仿佛看见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当时国际托洛茨基派的名称）光辉灿烂的前途，谁都相信此一小房间里代表着的力量，行将在中国未来革命中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这时候如果有人怀了相反心情的，那末只有梁干乔，因为此种无私的大团结气氛，与他关门称王的狭隘心胸完全不相容。文件通过，跟着选举。这次选举就我所知，乃是真正出乎每一代表的自由判断，决无事前联络，或暗中拉拢情事。崇高精神占着上风，阴谋诡计自行退缩。代表们全都超出了原有派系的界限，纷纷投别派成员的票。票选结果，如下诸人当选为统一领导的正式中委：陈独秀、罗汉、宋逢春、陈亦谋、郑超麟、张九（？）和我；另有数人当选候补，至于彭述之，究竟是候补中委，还是正式中委，我已记不确切了。这里有一个事实颇值得注意，即一年来最露头角的混战英雄，他们处心积虑为自己的交椅打算了的，有如梁干乔、刘仁静、刘胤和马玉夫这四人，这次竟全部落选了。不错，“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尤其是革命者的眼睛，更尤其是在革命并未成功的时候。赤裸裸的斯大林作风不会得到报酬的。统一果然是一个最好的淘汰过程，它毫不留情与毫不错误地将那些渣滓淘汰出去。梁干乔于大会后不及一月就去南京找他的“校长”，发宣言声明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刘仁静消沉了，刘胤在沉默中待价而沽，马玉夫则立即投人了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侦缉队。
而统一了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则以兴奋的心情迈步向前积极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新的中央常委会分配了职务：陈独秀总书记，郑超麟宣传，陈亦谋组织，罗汉担任秘书，我负责党报。[3]第一次中全会上，由罗汉草成了一个致托洛茨基的电报，喜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中国。中国托派那时确实呈现了新气象，远大的憧憬鼓舞了每一个同志的心。工作正式开始合并各派在上海的小组，其组织约略等于党的规模，分成为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与法南（法租界及南市）四个区。大会文件积极地油印，党报虽然未曾决定正式名称，[4]文章却立即着手准备了。那时国民党正玩弄着所谓“约法问题”，社会各阶级的民主斗争，确如托洛茨基所预见，正从各个隙缝里爆发出来。我们于是决定为真正的国民会议进行广阔斗争。独秀己经写了一篇专门揭穿国民党假民主的长文。
对于当时中共的内部斗争说，我们反对派的统一也来得非常合时。不过说到这里，我必须跑点野马，将我的那位老相识陈绍禹的情况，先来介绍一下。我们那批人回国之后，不到几个月，陈绍禹也回国了。不能确定，他之回国是在孙大因托派事件解散以前还是以后。但可以断言的是，在一九三O年初，他和那批所谓“二十八个真正布尔什维克”都已到了上海。二十八人中有何子述，秦邦宪，陈昌浩，陈微明（即沙可失），孙际明〔此人回国不久就叛变，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记者〕等等。这些人都是我非常熟悉的，除了何子述有点深度之外，均属浅薄空洞之辈。他们回来，最初受到的待遇与我们当时一样。未因陈绍禹在莫斯科之得宠以及他和总书记向忠发的关系而有所不同。陈绍禹最初分配在李立三主持的宣传部工作，地位很低。这情形当然为野心通天的“孙大党魁”所不满。他那时曾一度为法租界警探所捕，在慌张中竟写秘信托巡捕送到宣传部机关，叫潘问友营救他，吓得那个机关当场搬移。那个时期，陈绍禹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们”显然很不得意。我在一次南京路的纪念示威中，看见他在新新公司的廊下闲荡，神情落寞之至。其时李立三正得势。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哲学”，被他用中国话翻译成为“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他在上海表演纪念日“占领马路”的滑稽剧，在全国要汇集湘鄂红军来攻取长沙乃至武汉。同志们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中碰破了头（许多人则干脆是断了头），积累了教训，于是对“立三路线”（其实是斯大林路线）纷纷表示不满。等到一九三O年九月红军二次进攻长沙失利，这条路线的破产已揭露在每一个同志面前，于是在同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以瞿秋白为主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物，起来结束了所谓“立三路线”时期。这次斗争，因为我们都已开除出党，未曾目见，耳闻也不完全，所以不清楚陈绍禹及其“布尔什维克”们此时起了多少作用，但根据过去一两年来的势力消长形势看，业已在六次大会上被打下来的秋白，决不可能独立完成此一政变。陈绍禹经过他所提拔的总书记向忠发，再配上驻沪的国际代表和莫斯科的直接联络，一定起了非常大的幕后作用。因此隔不了四个月，等到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陈绍禹们便从幕后走到台前，他们打倒了李立三，踢开了瞿秋白，在向忠发积极支持与周恩来的消极合作之下，窃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自从一九二七年在孙中山大学中以反托派起家的陈绍禹，经过了反“江浙同乡会”，反“旅莫支部残余”，合并了东大，统一领导了中国的留俄学生，现在总算赢取了他的最后一战，夺到了整个党的领导。其间经过，只有短短四年。一个与中国革命绝无渊源的野心小子，在此短期间内，简单靠了一些纵横捭阖手段，竟能爬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实在骇人听闻。不过，如果你明白斯大林政治内幕，那你就会懂得这一离奇现象并不骇人了。陈绍禹们的飞黄腾达自然不能用陈系的“本领”或野心来解释，他们卑劣的手腕与可怕野心只有在极小范围内才起作用；也只因为他们正投合了斯大林们的需要才起作用的。斯大林在联共内部先后击败了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接着便想在国际共产党中造成清一色的斯党。最初被肃清的是意见上同情于联共反对派者，随后则一切能独立思想和具有坚强脊骨的人都在被清之列。为此，当时斯大林特别提出了共产国际各党“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而所谓“布尔什维克”也者，仅指那些既无头脑又无骨气的斯氏死党而己。其中最标准的人物即如陈绍禹之类。中共的早期领袖陈独秀自然不能成为这样的“布尔什维克”；瞿秋白也不甚适合条件，因为他颇爱“自作主张”；周恩来有几分投合这个标准，可惜与斯氏没有直接渊源；向忠发够资格而终嫌缺少“理论”；至于毛泽东则似离此标准甚远。斯大林及其直系如米夫等人，想在中国留莫学生中找一理想对象且欲扶植之成为自己的忠实代理人，可谓蓄心久矣：至少在一九二七年底，陈绍禹被选中为斯大林主义的儿皇帝，大致已是定局了。所以一九三一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实际是斯大林通过了米夫直接指导陈绍禹们演出的。那时这位陈绍禹即王明，完全仿照了当年乌里雅诺夫（按此乃列宁在革命胜利后的签名式）即列宁的办法，写了一部名叫《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同时为使这本小书具有更多的历史意义起见，又套用了当年列宁的书名：《两个策略》，再加上“两条路线”这个副题。在此大著中，陈绍禹重重地打击了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同时给瞿秋白戴上了一顶新帽子，“调和主义”，结果，李立三与瞿秋白都被逐出领导地位，二人都承认错误，痛骂自己（那时甚至周恩来都被逼“自我检讨”一番）；李立三被送至莫斯科“学习”,瞿秋白等于逐出了党，住在上海一个非党朋友谢澹如的家里，从事文化工作。由六次大会选出来的中央被任意调整，陈绍禹、秦邦宪等根本不是中委的人，居然被提拔到政治局，而且担任最重要的职位。这是什么力量完成了这个政变的呢？难道是陈绍禹那本“天才的”大著的说服力吗？那是斯大林所代表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威望，以及他所支配的物质力量，特别是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每月数万元的金钱！正是这些精神的与物质的力量，使李立三与瞿秋白悔过和下台，使周恩来自我检讨而降尊与陈系合作，并使陈绍禹这小子跃登大宝的。
关于那次“布尔什维克化”政变，在中共今天最具权威性的一个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有如下的描写和评述：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倾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5]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见该书自十四页至十六页。）
上引文字中对于陈绍禹们罪恶活动的描写可说大致上是对的，但是不够得很；它有意避开了这些罪恶的主要教唆者，有意把跳梁的小丑描写成敢作敢为的大将，因之与历史不符，不能让人从中看到罪恶真相，更谈不上从罪恶得到教训。其实这件事情绝对不能从陈绍禹及其少数朋友的身上来解释，必须追究到斯大林；此事也不能单就上海一隅的角度来观察，而必须将它置于整个共产国际的背景上。换言之，我们决不应该把陈绍禹的政变看成为中国共产党某些人在某一时期所犯错误，而应了解成苏联与共产国际的堕落所加于世界共产党（中共乃其中之一）的一种罪恶影响。我们知道，当列宁与托洛茨基时代，共产国际是最高的权威机构；便是由共产党所建立与主持的国家——苏联，也是从属于共产国际，并为它服务，受它指导的。在此情形中，共产国际内各个兄弟党之平等相处，自不待言，那时候，共产国际确实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它由各国最有威望，最具有才智的革命者所组成，而这些革命者在他们各自的国家内，又都因自身的忠勇服务而赢得了群众信任的。不错，列宁常常在国际中起着领导作用，但此作用之所以发生，仅仅为了他有过人的智慧和卓绝的经验，绝非因为他是苏联国家的首长。有时候，某些不合适的领导者亦有被逐出国际的，但这总得经过广泛的辩论，确乎为了革命利益，而且经由民主程序。可是逐渐地，为了种种原因（我们不在此地讨论它们），苏联开始堕落了，“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抬了头，共产国际和联共的关系改变了，它从世界革命司令部变成为苏联外交部的辅助工具；跟着苏联国家的堕落，作为它工具的共产国际及其所属各党的性质也必须改变。共产国际既然被放进了苏联官僚的公文包，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自应变成牵马坠镫、恭执皮包的仆役，否则便难收操纵自如之效。但是承继了近百年社会主义革命传统的，而且在第一次大战后普遍燃起的革命火焰中锻炼出来的老一辈的共产主义者们，并非一下子就改变得过来的。斯大林为要改变他们（用他的说法即是要将他们“布尔什维克化”）曾经费了不少力气，耗去好些年月，破坏了不少次革命（不在他私党控制之下的革命宁可使之失败），并且洒了无数革命者之热血。为数甚多的外国共产主义者曾经在这个过程中或瘐死于西伯利亚的监狱中，或倒毙于莫斯科卢平加的高墙之内（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全体被送进了格柏乌监狱）。其结果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从三O年代的初期以后，绝无例外地让陈绍禹同一类型的“布尔什维克们”所统治了。
由此看来，说陈绍禹们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演的那出“逼宫篡位”，是陈绍禹独自完成的中国独有的好戏，是他个人所犯的一个“错误”，该是多么的违背史实，又多么的曲解了史实！当然我们相信毛泽东并非不清楚陈绍禹的靠山，也不会昧于“布尔什维克化”的真实含义，其所以要将一切罪过诿之于陈绍禹者，一来是碍于“中苏邦交”，二来则因毛泽东本人毕竟也是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不是就宗派说，至少就思想说确是如此。
我们的责任却是要把这个重要的历史真相说出来！
***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召开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三个月之后。那时，因陈系政变造成的混乱现象还充塞着全党。尤其是那所谓“调和派”或“右派”的悲惨命运，在干部同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关于此事，我必须在此说几句话：以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首的一群老干部，多数在江苏省委中负责，有的则是长期的工会工作者。这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当时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杰出的工人运动家。他们切实、苦干，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虽然其中没有出色的“理论家”，不会像陈绍禹们的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他们的观察，感情和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比那永远以莫斯科来电和决议作思想出发点的中央，总是要正确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当斯大林派遣他的“神童”罗明那次到中国来，指挥瞿秋白等进行盲动之时，这群以江苏省委为中心的同志们，就曾经提出过正确而严厉的批评。他们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决议案，曾被托洛茨基整段的摘引于其论文《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称之为“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江苏省委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竟和反对派的理论分析不谋而合。
中共六次大会以后，这群人的某些个别分子曾经接触到托派思想，接触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应。只因他们的实际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一时还跳不出斯大林的圈子，正确些说，还没有批判国际权威的勇气。但是对于六次大会后紧接而来的“第三时期哲学”，即“立三路线”，他们却和以前反对盲动主义一样，深深感到不满。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李立三，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瞿秋白的群众。后来，陈绍禹们起来彻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说获得这班人的默许。可是陈派一经上台，以其更为荒谬的“左”倾路线，更为吓人的气焰，更为专横的作风，立即逼反了这群真诚的革命家们。陈绍禹于是采取了主攻．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斗，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却表现了坚强气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绝望的斗争，仍然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在威逼利诱之下被捕者始终不屈，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其中还有我旧友赵平复（即柔石，鲁迅有专文追悼他），以及与我同舟回国的恽雨棠。小说家胡也频，也是此次遇难者之一。
“右派”同志们的壮烈牺牲，在党内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愤。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这种卑鄙行为虽然符合于斯大林——陈绍禹精神，终究没有实据，难以肯定；但这是党内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所促成的惨变，却总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产生了败坏性的与沮丧的影响。失望与消极情绪，伴随了悲愤而扩展着。而陈绍禹们呢，却还是不顾一切，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为了要贯彻斯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国党的企图，继续无原则地，绝对无情地进行各种各式的迫害，将一切不合作的，或简单“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们解除工作，甚至踢出党去。
正在这时候，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为首，中国反对派以统一姿态出现了。谁能说它不是来得恰是时候？一点也不夸大，我可以说，我们的统一对当时党内的许多老干部曾发生了很大吸引力。因为对照是太强烈了：一方面，几个在外国啃了多年面包的后生小子，依仗了洋大人的势力，在党内飞扬跋扈，“谋朝篡位”，“辱没功臣”。把全党搅乱得一塌糊涂；另一方面，有经验有声望的中共元老及其亲近的战友们，接受了失败教训，以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团结了同一立场的队伍，正企图来挽救党的堕落。在这二者之间，中共的干部们当不难决定何去何从。所以在我们统一之后，确有不少人倾向反对派；如果尚未在思想上接近，至少已在感情上靠拢的。我个人有过几次经验，在路遇党内同志时，只觉他们对我的态度与早些时不同。以前，他们总是避之惟恐不及，仿佛我们真是“叛徒”，遇见了会一把将他们捕交警察似的；但当统一之后，亦即陈绍禹政变之后，他们便突然变得和气了，亲热了。偶尔相见，还会停足道旁，谈上几句。当时的气运确是转了。我那时曾经设想，如果反对派人人遵守最初的决定，大家留在党内积极工作；又如果莫斯科的反对派未被一网打尽，有许多人回了国，而原在党内的托派又未被逐出，那末在一九三O至一九三一年的“布尔什维克化”政变中，托洛茨基主义者一定能起很大作用，一定能在斗争中发生影响。纵使我们不能率领全体忠诚革命者击败陈绍禹等的篡夺者，纵使我们仍旧失败于外力支持的斯党之手，但是力量也总会大不同的，我们一定能将多数优秀干部团结在一起，组织强大队伍，以此来压迫和鞭策中央，同时领导革命斗争。如此则中国近三十年的许多史实都会不同的吧。
不过，撇开这些假设的想法不谈，我们反对派在一九三一年九月统一之后，即使仅凭当时实有的一点力量，本来也可以发生作用的：在党外面影响和吸引被新贵们横加摧残的干部们。这个作用之所以未能及时而充分地发挥，只因陈绍禹又是得了蒋介石的帮助，直接则是得了我们自己的叛徒马玉夫之赐。我们的大会召开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新的领导机关开始工作未及一月，即在同月二十二日的夜间，因旧属“无产者社”的马玉夫叛变，向国民党警探机关告密，而几乎被一网打尽了。那次除陈独秀外，正式中委几无一幸免。同时被捕的同志有：郑超麟夫妇、何资深夫妇、宋逢春、陈亦谋、楼国华、江常诗、濮德志、王芝槐和我。才得统一的中共左派反对派受到了惨重打击，组织一时陷于停顿。我个人也因之踏进了新的一章：长期监狱生活的一章。
不过在告别这一章之前，我还必须说一说此一时期反对派的文字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我们反对派的生活问题。中国在二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仿佛构成了革命史上的一个例外，它似乎是没有思想而行动起来的。不错，“五卅”乃“五四”的自然生长，它表示出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转向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意识。这转向在当时的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身上及其所主持的杂志《新青年》中，都有明显的迹象可寻。所以在一个意义上看，五卅前后开始的中国革命（这次革命有人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现在的中共则称之为“北伐时期的革命”），也曾有思想运动为之前导。但是严格而仔细地观察起来，这样说不甚正确，事实上，中国当时的革命行动，非常迅速地，而且远远地超过了那些革命者头脑中的思想。
欧战结束，特别因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思想来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上最时髦的装饰”。然而，它们只是“装饰”而己。举凡西方近百年发生过的各种社会主义，不管是科学的也好，乌托邦的也好，革命的也好，改良的也好，甚至带着反动色彩的也好，只要有社会主义其名，一律被欢迎进来，译成中文，登上杂志，在客厅里谈论，或在讲堂上发挥，以此图利（稿费也），以此沽名（前进也），等到刊出与谈过之后，“社会主义者”自己也不再记得那些新花样了，他们依旧奔走于军阀权贵之门，或竟朝觐“逊帝”于紫禁城中而恬不知耻。
当然，并非所有趋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一群人，不久就认真选择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接受了其最新的形式——布尔什维克主义，并决心由思想转入行动，成立共产党，与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结成亲密联系了。但由于世界与中国的种种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始就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革命实践，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领导者的思想。行动飞速前进，思想远落在后。结果，我们可以说中国第一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们，对于中国如何开展的阶级斗争，非但不能作胸有成竹的领导，甚至不能有精辟透彻的了解。这与俄国当年的情形恰正相反。在俄国，那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早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亦即在实际革命爆发之前一二十年，已经将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研究和讨论清楚，对策略与战略都已定下了纲领，且已把最坚强的革命者团结在一个战斗组织中，因之，革命来到时，虽然仍旧经过无数艰辛的斗争，可是至少对列宁和托洛茨基那样的人物说，革命像是按照了预先划就的蓝图来领导和发展的。中国却完全没有这回事。当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期间，社会主义理论在几乎全体共产党领袖的头脑中，都还只是一个外来的与抽象的思想，它们与中国的实际斗争联不起来，也无法联起来。结果是：莫斯科的头脑代替了他们的。我们并不原则上反对这种代替，因为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相信单零一国的革命可以由一个世界革命的参谋部来策划。不幸那时的莫斯科头脑却不是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那两个，却是出卖革命成果的那一个。托洛茨基和他的一些朋友虽然为中国革命规划了可以获胜的政策，却被斯大林与布哈林等抹煞了，且代之以俄国革命时，原可因而失败的门雪维克路线。中国党的头脑们没有能力来鉴别这些路线，多少盲目地执行了它，这就招来了一九二七年的惨重失败。
蒋介石反革命的沉重铁锤，敲掉了无数中国革命者的头颅，同时也敲醒了许多幸而未掉的脑袋。人们在失败的剧痛中，深深感觉到了过去几年中盲干瞎干的是非，尖锐地觉悟到没有理论的行动，或全靠“远方遥领”的行动，是多么的像一艘失去了舵的船舶。
中国社会主义者干完了一次失败的革命才拼命去追求社会主义思想，这乃是一个非常奇怪与可悲的事实。不过迟来总比不来为好，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仍有巨大的历史意义。中国反对派在那次文化运动中曾经尽了他们的力量，也是值得称述的事。
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并非某一些人倡导的结果，它乃是广大的中国革命群众的“痛定思痛”，是行动过后的必然思维。当然，大革命失败后，不少知识分子被迫从积极活动中退出来，从街道回进书斋，多少也促成了那次运动；但基本的原因却不在此，它是由种种更大的客观和历史的因素凑成的空气。思想的要求不仅限于上海与北京，而是普及全国的。由于几年来革命与反革命所提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太迫切了，致使一切略能思想的人，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会或外省，都想了解那些与他们命运密切相关的大问题。要了解这些问题，则除了研究社会科学却别无门径了。
上海原是全国的出版中心。这时候，小型新书店又像雨后春笋地开出来。它们都是出版社会科学书籍的。新书店的投资者成分极其复杂。纯粹的书贾较少，官僚军阀较多。这班官僚或军人都是受了蒋介石一系的排斥，做了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他们在无事可为中，也就略斥宦囊，交托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朋友来搞“文化事业”，以为异日再起的资本。这些所谓朋友多数是投资人的旧属，会写“等因奉此”，却不知新文化为何物的。于是他们又找上海出版界的内行来编辑或撰稿，而那些内行，则几乎全是革命中出来的知识分子。在所有新兴的书店中，以神州国光社的声势为最大。这是陈铭枢投资的，而实际负责者则为王礼锡。王礼锡的出身我不大清楚，会吟点旧诗，以诗人自命，但对出版事业，尤其对社会科学则是十足的外行。人相当老实，于政治少所知，因而也没成见。只要是“左方人物”，甚至只要你能卖弄几个社会科学的名词，他都延揽之惟恐不及。他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一九三O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刘仁静、李季、王独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吴季严等都和他来往甚密。我因刘仁静关系，也受托编译一部《插图本俄国革命史》。每月按稿取酬，千字三元。这部书我一共编了三四十万字，是根据一本共产国际出版的《画史》，并参酌《震动世界的十天》写成的。书成之后，王礼锡送交南京中宣部审阅，不幸竟被扣留了。我在一九三一年五月被捕以前，生活来源完全靠了此项稿费。
不仅我一人如此，所有的反对派干部分子，只要是能够提得起笔的均以译著社会科学来解决生活问题。不但各人自己的生活，甚至当时各小派的经费，以及每派中从事组织工作的同志们的生活，也取给于那些卖文者的收人。无怪中国反对派要以穷出名了。不过那一时期由反对派分子直接为了生活而译著出来的社会科学书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普及和加深确曾起了不小作用。除了神州之外，与反对派有关而多少出了书的书店，又有沪滨、新宇宙、春秋以及亚东等家。（亚东书店与反对派的关系既深且久，我将在后面再详谈它）其他如由陶希圣、樊仲云主持的“新生命”，也曾被我们利用了的。所出书籍，在反对派中并无统一计划，完全由个人和书店商定，但虽如此，内容仍很丰富的，马恩列的古典著作都有了一些介绍，托洛茨基《自传》出了三种译本，优秀的西洋革命史也译过不少。当时“无产者社”还经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了一种期刊：《动力》，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以及特殊的托派主张的传播上，曾发生了很大影响。
这时上海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正开展着左翼文化运动；但它们在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出版方面，反而落在我们托派之后，他们的主持者多数是文学家，因之运动的重点也放在“普罗文学”上面。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毫不足道，正如普罗文学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做出成绩来，一直要到一九三三年前后瞿秋白投人这个运动之后，才开始有了点生气。可是到了那时候，托派方面的主要能文者都被系禁在监狱中，外面有的只是些打着托派旗帜而其实未曾一日接近托派的人，再加上一些过去的托派，参加于《读书杂志》时期的学术争论。这些人根本不是托派，仅仅从托派武库中窃取一二枪枝，向斯大林派射击以便取悦于蒋介石。所以这些人的活动是败坏托派而不利于我们的。但此己是后话，暂且不谈。
[1]最近在当时国际左派反对派出版的一期《国际公报》（BulletinInternational德文,一九三O年第二期)上看到一篇由“我们的话”寄去的报告,才知道他们于一九二八年（未说明何日）曾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又曾于一九二九年九月举行第二次大会。当时据说全中国已有五百成员分别活动于上海、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与哈尔滨诸大城市。证以后来的实际调查，五百之数，多少有点夸大，但他们的工作确已有了一些成绩，于此可见一斑。——1997年注
[2]“无产者社”代表没有何资深。彭述之最后当选，但未及出席，王芝槐出席。“战斗社”只有一个代表来燕棠。——校者注
[3]1，中委无罗汉，有彭述之。濮德志、宋敬修是候补中委。秘书是宋逢春，不是罗汉。中全会写给托洛茨基的是信，不是电报，似乎是王文元自己写的（参阅附录4）。——校者注
[4]机关报已定名为《火花》。——校者注
[5]指周恩来等。 |
回国工作——被逐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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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工作——被逐出党
同行回国的仿佛是十八人，其中有五对夫妇。后来在反对派中得人敬爱、至死不渝的黎彩莲，那时是陆某的夫人。这个人二年后叛变了她，也叛变了共产主义，投降了国民党。时间距今已有二十八年，尤其在这反革命和战争的大动乱时代，在年轻的革命者中，人事改变真是太多了。我本人，今天还是以托洛茨基派共产主义者的资格来写这几行字，不管人家以怎样的眼光来看我的命运，而我却是以此自傲的。同回者中始终不曾背离托派的，还有濮德志与赵济（他们现在国内，确实命运不知），另一人谢英，虽然二十余年来实际上离开了任何政治，但他对托派的同情不衰，为此他正被今天的统治者判处了十二年徒刑。此外，恽雨棠和金贯珍被蒋介石枪毙了。有陆某和黄某则在事变中有如浮萍之转，替每一个当权的政府服务，最后竟当过汉奸；余下来的大多数，在党内或反对派内或长或短地干了一时期的工作。因为受不住革命生活的长期苦难，纷纷逃跑了，变成了最普通的“良民”，其中有我过去的妻子Y在内。不过后来“发达”的倒也有一个高某，他当上蒋经国手下的红人。
一九二九年秋天，一次大规模的军阀内战刚刚结束，蒋介石战胜了桂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显得稳定了些。然而革命方面的力量似乎也有了复苏，从一九二七年的溃败以及后年的盲动损失中透过口气来了。从六次大会中产生的新中央，以上海为根基，正开展着全国性的地下工作。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因此也集中于上海，希望砍去这个再度抬起来革命党的头。
我们化装成为华侨，经过日本统治的朝鲜，秘密回到了上海。在没有到埠之前，谣言很多，说上海港口搜查得极其严密。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从日本报纸《大阪每日新闻》上，就看到过一段消息，说有一批苏联回来的学生，在黄浦江上就给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探员捉去了。为了这种恐惧，有些略能筹到一点钱的同志，如刘仁静、吴季严、吴黎平等，便请准经由欧洲回国的。可是我们放大胆子打海参崴回上海，事实证明非常安全。那此谣传显然是夸大的。当然，这并非说那时上海没有恐怖。恰恰相反，蒋介石的镇压机关正大舞其魔掌，用不逊于“清党”时期的疯狂程度，在每一角落追缉革命党人。不过那一时期国民党的镇压工作还不是“科学化的”，不是职业探员与业余特务相结的“群众组织”。它还不曾从斯大林的格柏乌学习过的；蒋介石所赖以对付共产党者，仍旧是横行租界中的“包打听”一流，腐败颟顸，野蛮愚蠢，凶恶有余，效能却是很低。这与数年后由CC团主持，用共产党叛徒为骨干的新特务相比，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回到了上海，遵照莫斯科那次反对派会议决定立即向中央报到。刘仁静比我们先到些时，他却没有照决定行事。他还是固执他原来的意见，认为不应该在党的工作上浪费时间，应该立即以全部精力做独立的反对派工作。在我们的反对之下，他总算写了一封信给中央，报告他已经回国，但接着就完全表明他的托派身份。如此，关系当然断了。这种“干脆”的做法，若不是认为整个共产党已经无救（这和我们当时的看法完全不符）,便是借一借口来逃避党内艰苦的群众工作。我们因之决定继续采取莫斯科时候的态度，即对党不表明反对派立场。这样做不是为了欺骗党，乃是因为共产党中的党制，这时候已经没有了派别合法存在的权利：我们为了适应此种情况，继续保持党员地位，不得不采取此种自卫策略。至于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有了决定，即绝对服从纪律，按照民主集中制行事。这就是说虽然在总的路线（六大决议）与个别策略上我们与党的多数意见不同，但在工作中，我们必须按照多数意见做；非但要和多数人一样做，而且要做得比他们更积极、更勇敢、更好，借以取得信仰，以便在下一次讨论路线或政策的会议上或明或暗地，或多或少地（这一切要视情形而定），能够提出我们不同的看法，纠正党的错误。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把党从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领导下解放出来，采取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亦即托派的正确主张。
历史事实虽不曾按照了我们的计划来体现，但在当时条件中，我至今相信，只有这样做才是正当的。我们报了到，周恩来便约我们谈话，他那时正担任组织部长。谈话地点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他和我们十余个人一起谈天，谈了两个下午，内容记得是他给我们分析当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几天后，在麦根路上的一幢二层洋房里，举办了一次训练班，其中集合了二十余人（除我们这批人之外，再加上取道法国新回国的一些同志）。这个训练班的主要目的是让我们熟悉中国实际工作的种种条件，因为我们中间至少是去国一两年的，有的甚至在一九二五年以前就离开中国的，他们对中国情形相当隔膜，对秘密工作的一切更是茫然。训练班延长了十多天，由周恩来，恽代英，向忠发，项英，罗绮园，顾顺章等人轮流给我们做报告。李立三当时是宣传部长，算是理论的指导人，但他始终不曾出席我们的训练班，原因至今我都不曾明白。主耍的报告人是周恩来，他跟我们讨论了几大关于中国当前政治局势的估计。我说过，那时第三国际正采取了“第三时期”的说法，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革命都正在走向高潮。这是斯大林打击了布哈林，向左边跳跃的时期。在此时期中，中国党真有点无所适从，进退失据。一九二七年秋冬到一九二八年上半年，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之下，实行了盲动政策，结果加深了革命的失败。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大会上，批评了盲动主义。它虽然仍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向，但至少为客观的事变所逼，不得不承认革命失败，不得不将武装暴动从即日的议程上撤下来，不得不将苏维埃改成宣传口号。那时符合于中国政治形势的革命策略，惟一正确与实际的，乃是托洛茨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及其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但斯大林派拒绝了这个政纲。遂使中共陷于无口号无方针的窘境。其实，那时如果单从中国一国以内的情形来考虑问题，斯大林们多半也会清醒些，会提出民主口号，借以重新团聚革命力量，以便在较佳时机，由退守再转入进攻。不幸此时苏联国内情势与西欧的资本主义新危机使斯大林突然“左”倾起来，提出了第三时期的“哲学”。而更不幸的、这个哲学和斯大林的任何“哲学”一样，都是机械与图式化的，即欲“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然全世界都已进人革命高潮，中国何能独外？结果是，一九二八年七月所决定的一点点忍耐与后退，过不了一年时间，立刻就用新的精神来代替了，就在将布哈林打倒的那次国际全体执委会上，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高涨”快要到来。根据了这个决议，中国党再度进行了比瞿秋白时代更大规模的盲动，结果当然非常惨，而悲惨的后果完全呈露之后，斯大林又来了一次同样的遮眼法：正像当初把盲动主义记在瞿秋白名下一样，这回的新盲动主义被命名为“立三路线”。李立三在一九三一年被打下来了，连带被打击的有周恩来与瞿秋白，以及几乎所有中共老领袖们。替斯大林来完成那次“伟业”的就是又名王明的陈绍禹，他趁此时机由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党魁资格变成为中共党的首领，窃据党权达四年之久。据最近刘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大会的报告，陈绍禹的领导曾使“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不过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且待将来应该提到的时候再说吧。
让我们回到周恩来和我们所讨论的问题。这时候中央正收到了“高潮快要来到”的决议。决议的措辞究竟如何，因为手头没有材料，记忆也不很精确，不能说得太肯定。但意见是不会错的，在毛泽东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便可以看到它的反映。中国党收到了这个决议之后，实在有点迷茫，首先因为盲动时期的记忆太新鲜，对盲动的斥责，言犹在耳。既然高潮快要到来，是否武装暴动（后来改称为起义）将再度提出于议事日程？高潮究竟高到甚么程度？其确实含义为何？至于“快要”二字作何解释，尤其如毛泽东在那篇文章中所说，成为当时“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在最初，中央多数对这个国际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坏了嘴”，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研究了“高潮”二字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中的OnThe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Climax)，因而重犯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斯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1]，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
那次训练班中除了周恩来与我们讨论政治问题之外，其他的人都给我们报告实际工作经验。在这些报告人中最受我们欢迎的是恽代英，他口才好，经验多而切实，说的都是书本上找不到的。罗绮园给我们讲农民运动，大家对他的印象不好，他可能知道的东西不少，但是讲不出来，同时他毫无泥土气，无论谈吐或举动上，都不像是干农民工作的；性情不开朗，也不适于群众工作，此人在早期之主持农运，可能由于某些偶然因素。二年之后，我和他在龙华司令部的监狱中再见，在危急时表现得无耻与可怜，出卖了同志，终于自己又难逃一死。顾顺章给我们讲秘密工作，他那时主持着中央的特务。这个人流氓气重极，思想谈不到，虽然工人出身，为人机警异常；但领导革命特工终究不能靠这种人，他后来的叛变与作恶，我认为赏识他与提拔他的人也不能没有责任的。任何革命中不能没有此种人参加，拒绝流氓无产阶级的归附便不能做成群众性的起义，但如何分别他们的正反面作用〔认清他们那种远远超过正作用的反作用〕，马克思和列宁都己经充分教育过我们了。中共的领袖们不接受这个教训，以致在长年的革命工作中，吃过流氓们无数次的亏，顾顺章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罢了。
训练班结束后，我派定了工作，担任中央组织部的干事。部长周恩来，副部长是省港罢工中的著名领袖之一罗登贤，干事四人恽代英，陈潭秋，武扶经和我。武扶经就是当年东大“旅莫支部残余”的领袖，一年半以前被我们赶走了送回来的。我这几位同事都老我一辈，我那时才是二十三岁的大孩子，他们不论在年龄与工作经验上，都比我老成得多了。恽代英更是我读中学时代就很敬仰的人物。今天竟有机会和他一起工作，心里很是兴奋。我决心积极地干，同时从这几位前辈那里多多学习经验，不错，我是隐瞒起自己立场的反对派。但是这样做决不会对不起党，恰巧相反，我们相信，只有如此才是真正对得起党，才会将党从不正确的路上引出来，使它不致终于受一个阴谋小组织（米夫——王明系）的控制，因之断送中国革命。当时中国党的领导层，虽然已经受了苏联党内部斗争的约束，在斯托之间，业已公开采取了拥前排后的立场；但我们仍应承认，其中大多数人的心底里，对此斗争仍然是“超然的”。有些人是根本弄不清楚斯托斗争的全盘内容，有些人则觉得那主要是苏联的内部问题。他们的注意完全集中在〔亦即局限于〕中国问题上，甚至在简单的实际工作上。因之照这些人的看法，不管你在莫斯科参加了甚么派，一旦回到中国，只要你诚心诚意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党工作，你就是一个好革命者。我们这批回国的人，中间由托派嫌疑分子占了多数这个事实，莫斯科一定通知了中央的。至少，中央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非正统派。但周恩来对我们丝毫不曾有甚么歧视；更堪注意的，即是在训练班上，讨论中没有一次提及了托派的“错误”，最后，分派工作时，我这个显然已被莫斯科党部怀疑的人，却获得了很重要的工作。
中央对托派的此种态度，一直维持到半年后莫斯科反对派全体被捕，那时，根据莫斯科的来电，将不肯放弃立场的托派同志开除出党。再因陈独秀及其接近的一群同志转向托派，中央内部引起了较大的波动，当权一派的中央领导者才算对托派采取了更郑重的，更不调和的立场。但虽如此，中共的老干部们对于“托陈反对派”的敌意，和苏联斯大林系对托派所怀有者始终不可同日而语。这在一方面固然因为中国托派始终不曾发展到能够与他们争衡的力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因为老干部们的真正敌对者（在权位而非思想上）不是托陈派，而是米、王派。王明派才是斯大林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等曾经长期间受过这群斯大林嫡系的打击，可不曾和托陈派认真交过手。当然，这绝不是说，毛刘周等反对斯大林主义，同情托陈派。他们是斯大林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拥护斯大林，由于势利观念所驱，也由于思想和作风的共鸣。斯大林控制着苏联这个大国，他有可能援助别国拥护他的人，而中国共产党运动在颇长的一个时期内，离开了苏联援助便无法存续与发展的，这是毛泽东们始终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势利的一面。另一面，斯大林那种狭隘、实际、官僚从属以及个人崇拜的思想和作风，确很投合中国现代“秦皇汉武”们的口味。因之，虽然他们未能被斯大林视为亲信，且被他派遣来的“义子”陈绍禹等多方压迫，却仍然一半儿真心一半儿假意地拥护了克里姆林宫中的教皇。中共统治层对中国托派的态度，多少受了他们对斯大林的此种态度的影响。这态度基本上是敌对的、镇压的，但有时候表现得比较缓和，有时候杀气腾腾，有时候好像“有商有量”，有时候却又歇斯底里，这种多少不同的表现，与中共上层派系之争有关，也与在特定事件上与托派所接触的人物有关。其间经过，在以后叙述中将要谈到。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非常紧张。因为上海市的工作直属中央，我们组织部直接指导各个区委会的活动。在那时，无论国际或中共，甚至江西的毛泽东，都不曾想到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移转在农民身上。既然坚持城市第一与工人领导的路线，那当然要把党的中心工作放在上海。党几乎是集中了最大力量，要建立和扩大上海工人区中的组织。为此目的，就用全力去领导上海各业工人的斗争。组织部的工作简直可以说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关于上海各区的，我们只用小部分时间来应付全国各省的指示。上海分了五个区：东、南、西、北、中。组织部中四个干事，加一个副部长，每人专门负责一个区。我出席的是沪中，恽代英管沪东，罗登贤管沪西。最忙与最重要的是东区与西区，那是大工厂集中之处。沪中是商业区，主要的成分属于店员。他们在生产上的地位较不重要，但因它在全市的中心观瞻所系，这部分的工人斗争也曾被重视。在那时候，这一区里的估衣铺职工们，曾经斗争得有声有色。百货职工们的斗争也轰轰烈烈，而且二十余年来始终站在前列，成为上海职工运动中一个坚强据点。当我接手这一区工作的时候，石路一带估衣铺职工的总罢工结束不久，余波此起彼落，劳资双方的关系还异常紧张。中小型商店的劳资关系，和大工厂与大商店的情形很不同；这里的老板与伙计之间存在着亲属的、乡谊的，或甚至家庭的纽带。一旦发生了斗争，仇恨也就特别深刻与复杂；这儿不仅牵涉到待遇问题，而且夹杂了许多私恩私怨问题。因之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有时看来分外的尖锐残酷。近年来中共所执行的五反斗争及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所造成的无数血泪故事，在我那时碰到的估衣业斗争中，已经能看到不少预演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小工商，本身就是一个悲惨的落后事实：它们可怜的处境势必造成最难容忍的阶级对立；可是它们那脆弱地位又最受不起阶级斗争的打击。站在共产主义者立场上，为了唤起一切劳动者的觉悟，我们自然要尽量发展他们中间的斗争；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类阶级斗争往往是悲惨的两败俱伤。不幸这些小商业经济在中国的城市经济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关乎他们斗争的领导方针，几乎成了中共政策史上一个很大的争持点。自从广州时代、中经武汉时代一直到革命失败以后，可以说，凡属右派的都倾向“仲裁”，与“劳资两利”；而左派的则主张在那些部门中同样贯彻阶级斗争。几个月沪中区的工作经验，使我在实际上接触了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属于左的，但同时我却更深地感觉到，单独这一群人的斗争没有出路，它必须从属于全国性的更高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之下。今天中共政府对它们采取联营与公私合营等等的办法，这就问题的过去方面说（即结束小工商的可悲状态），我相信是惟一可循的道路，我们在这里怀疑的只是问题的未来方面，即此种经济在今天中共的官僚统治之下，是否真会导入“社会主义”。于此，我们是持有异见的。
认识到店员斗争不能构成独立的革命斗争的主流，并不等于说，我们不应领导此种斗争，或等待大工厂大企业的斗争普遍爆发后再来注意它。当时我不曾这样想后来，在长期的反对派活动中，我们也不曾这样做。对于易燃性极大的店员斗争，我们始终是积极参加或领导的。在当时，为了配合或促成“快要来到的全国性的革命高潮”起见，我们真是昼夜奔忙，不放过一星半点儿的火种。有时候，为了某一铺子里老板伙计间的一些小争执，我们，从中央到区委，甚至还加上江苏省委（省委中与我密切联络的是后来变成“调和派”的王克全），开上通宵的会议，策划进行斗争的步骤哩。总之，我们那时往往以数只狮子的力量去围搏一头小兔。我们从绝早到深夜，始终睁大着警觉的眼睛，向四周围察看一星星火点，想借以造成燎原的局势。急躁间杂了幻觉，使我们保持了人为的紧张，希望在全国首要城市的上海，在上海心脏区域的沪中，能够爆发出一个革命高潮的信号。事隔二十七八年，我现在己无法详尽地描述那时候的紧张，不过我一生中工作最拼命的那几个月份，记忆始终仍留在脑际：一天亮就得起身，因为要在商店没有开门之前，去找有关的工友们谈天，然后是会议，接头；接头，会议，非弄到深夜不能回家。因为除了局部工作之外，还得开组织部的例会，还得与外地及各省来的同志见面（我负责联络的，记得曾经有安南以及安徽、云南等省）。工作真是繁重极了，不过在组织部的诸干事中，我算是最清闲的，他们几位都比我更忙。所以有些文字工作放在我的头上了。深夜回家，我不能就此睡觉，还要多少翻译一点列宁《论组织》那本小册子。这样积极地干，我并不觉得痛苦，精神倒宁可说是愉快的。我内心里不同意“高潮快要到来”的估计，同时也不以为光靠这样的主观努力便可以促成“高潮”。但对这些问题既已认识清楚，当不会再因此而感到惶惑而痛苦了。我之所以愉快地为了一个不表同意的方针而努力，那是因为l,工作中证明反对派的路线是对的；2,发现有些真诚的革命者，在工作中感觉苦闷，并从经验中逐渐认识到六大方针的错误；3,借此多少学习到处理实际工作的方法。
在那一时期中我和恽代英最接近。在每次会议前后，我们常有短时间的闲谈。他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如果说他有缺点的话，那便是这位由书生出身的革命家却过分地看不起革命家的书生气。可是当我和他相处的后期，他却不止一次地向我表示：希望找个机会来好好儿读点理论书。我们从来没有机会把话谈得很深很细；工作委实太忙了，相互之间绝无私人往来或闲聊半天的可能。只有一次，我记得，组织部的一个会议定在我的住所里开，恽代英一个人最先来了。时间离约定的还早，他就倒在我床上打了个盹。一会儿醒转来，别人还没有来，他便随手翻翻我桌子上几本列宁写的英文小册子（是组织给我的），就感喟地说：“唉，这些书我都没有好好儿看过。”我说：“你应该请求休养一下，弄好身体，同时可以读读书。”他对我苦笑笑，不说话。“或者你索性到莫斯科去住一个时期，那边的环境也许对你很合适。”我又说。“哦，去留学？！”他意味深长地说着，摇摇头。
恽代英这句简短的表示里，包含着不少内容。老一辈的中共工作者，非常看不起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尤其看不起那些以同情者资格前去，出国前根本与党无关的一群，有如王明等辈这些人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甚至全无革命家品质，却学到了全套西洋“革命者”的气派以及满口的革命词句。他们一回到中国，生活在艰苦恐怖的环境里，只有极少数能被再教育成“文武不挡”的真正革命家，大多数是很快投向了反动，最好的也是反而不动。这点对“留学生”的鄙视是应分的。另有一层，却表示出中国共产党之传统落后性，那便是对实干的过分强调，完全不了解列宁的所谓“理论乃行动的指导”的意义。干决定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国老干部的头脑中，以此造成了中共领袖们那种狭隘的、短浅的眼光；造成了经验主义的、常识主义的思想；造成了官僚的、命令的与行政事务主义的作风。这个毛病曾经断送过许多次革命局势，曾经使中共盲目地跟了斯大林主义走，且使今天获得全国政权后的中共，永远受着策略性的政客手段的驱使，却不能坚持原则性的方向．以致掉在官僚独裁主义的泥淖中而不能自拔。
恽代英最完备地代表出老干部们对“留学”，其实也就是对学习的正面和反面的态度。那时候，老人中也有不少派赴莫斯科的，例如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叶剑英，谢觉哉等人；可是他们之被送往莫斯科，只因他们原来专干外部工作即国民党中的上层工作的；革命失败后，党转入了地下，他们完全做不来这些新事情，但他们仍忠实于共产党，且为国民党缉捕的对象；无事可为，无地容身，便只好送出国外学习去。恽代英自不愿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不愿人家将他视作此类老人，事实上他也决不是。他在国民党的上层军政工作中虽然干过很长时期，但在新的秘密环境中，却证明出他是一个同样好的，甚至是更好的革命者。但是无法掩饰，除了生理的疾病之外，他正患有心理上的苦闷症。他从不曾对我公开说过苦闷，更不曾表示过对党正式路线的怀疑，可是像拿了几茎稻草想煮沸一大锅冷水的人的焦急心理，却是不断地吐露的。
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就埋怨沪东某几个工人同志的“胆怯”，又说有一些同情者害怕他去访问。我趁此机会，记得曾向他提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局势，究竟等于俄国一九O五年革命失败以后呢，还是一九一七年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他听了我提的问题，想了想，然后苦恼地说：“我对俄国革命历史没有详细研究。得找个机会好好读一下。”
我们的话没有再往下谈，人陆续来了，会议开始，每人的思想又集中在如何促成与迎接“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的一切具体而琐碎的行动方法上了。
大约此后一年多吧，恽代英在沪东工厂区被捕，据说被捕时他正在分发传单（那时我早已被开除出党），人家只当他是个普通党员，判了两年徒刑，系于南京监狱。后来中共特工主持人顾顺章叛变，才说出某某即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蒋介石当即将他提出来枪毙了。这一个异常杰出的革命家，直接死于顾顺章——蒋介石之手，间接却是被斯大林的“第三时期哲学”所断送的。如此断送的中国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太多了，恽代英不过是其中之一。
那时候远东的局势是这样的：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走上它冒险侵略的路，首先以东北，然后以整个中国为其吞噬的对象；在此压力之下，中国资产阶级与华尔街开始缔结了亲密的联盟。因此局势是动荡不安的，富有危机的爆发性；但远不是革命前夜。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持与结托之下，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正在加强。在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上，中国资产阶级却正经历了畸形的、殖民地化的经济复兴。资产阶级比较有了自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于惨遭打击之后，却还只在经济复兴的影响之下，开始团聚起小小力量。这点力量是脆嫩的、“胆怯的”;巨17希望苟安，害怕革命者拜访的。大局既如此，那末无怪我们用了超人的努力，也终于不能把大锅冷水——也许是温水——煮沸了。苦闷感染了甚至最最积极的人。按说，我们应该暂时以冷静的思考来代替热烈的奔走，来探索一下自己基本的路向和步骤。其结果，无须说，应该立即采取托洛茨基的立场，将整个党的工作改弦更张。不要以盲目的行动去迎接幻想中的高潮，却是要实事求是地，大力推进以国民会议为主的革命民主斗争，借以在未可前知的一个时间里，准备真的高潮。
不幸，罪恶的斯大林路线是不容许检讨的。主观主义永远是它的特征：既然宣布了高潮就必须去造成高潮。当我担任工作的后半时期，拔苗助长的工作方法更发挥到了极致。这时期的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托洛茨基所嘲笑的：拿了革命日历来发动革命。每当一个国际革命的历史纪念日，党就决定来一次示威游行。为了容易耸动听闻起见，示威地点总是选定在我们那个区里：南京路。这种示威简直是儿戏，是给革命者自己开玩笑的恶作剧。约定了时间，动员了大量党员（人数常常不超过数百），暗中集合于南京路两旁。信号一发，少数人立即聚合一起，叫几声口号，抛掷几把传单。如果此时巡捕房的红车子还不曾出现，就簇拥成一大堆人，在马路上“示威起来”，冷清清地呼喊几声口号，向前移动数十码。如此直到警车来到，人们便立即四散到行人路上，装作路人。巡捕开始捕人，有几个不幸者给拉上了红车，开走。“示威”完毕，“高潮”一度就算过去了。这样的示威在组织者心里引起了极大惶惑，给了被动员去参加者以莫大痛苦，在同志们的口头上，“做纪念”变成了无聊的同义词。
总之，当我参加党中央组织部的那几个月中，党虽然尽了一切力量来发动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而结果却毫无成绩；我们越想在这个工人阶级的中心地造成高潮，而真正高潮的到来却似乎越发渺茫。我们越积极，工人阶级对我们就越害怕。每一次斗争或示威，几乎都带来了打击和损失的。其实，在我被开除以后，党的“高潮”路线以加倍的努力来执行，结果也不曾获见成效；反而将党的组织和干部，迅速地摧毁着；等到陈绍禹等代替了李立三，则正如今天刘少奇在八次大会所形容的，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今天我们在事后回忆，可以把上海工人运动，在很大限度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工人阶级运动，描写成如下的经历：它在一九二五年“五卅”中首次跃登了阶级斗争的舞台，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展到最高潮，做出了有名的三次暴动（或曰起义）。同年四月十二日受到蒋介石的流血镇压，初次遭遇了挫折，不过他们的斗争仍旧继续着。一九二七年秋季，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失败了，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政权加紧压制上海的工人阶级；可是在一九二八年中，上海的工人们，特别是交通工人及邮电工人，却从事了非常英勇的反击。正是这个反击，给瞿秋白时代的盲动主义构成了一个辩解的理由。后来事实证明，这时期的工人斗争，并不是“革命不断升长”的象征，而只是和当时两湖的农民运动一样是刚刚逝去的那次革命的余波。一九二九年起，由于反革命形势的深化，国民党的刺刀威胁和黄色工会的双重压迫，上海工人阶级就开始进入消极和瘫痪状态了。一九三一年后，因日本帝国主义的露骨侵略，由“九一八”事件发展到“一二八”的淞沪战事，促发了以学生为首的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但工人斗争却始终不曾真正复兴转来，他们并不曾在这些运动中起过十分显著的作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抗战军兴，在波澜汹涌的民众运动中，工人也只能跟在小资产阶级后面，推推助助而己。在整整八年的日伪统治之下，上海工人阶级只有更衰弱的。如此，一直延续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才由于世界和全中国局势中发生了某些根本大改变，阶级关系和群众心理上都起了深刻变化，我们才看见上海工人阶级有了新的气象，新的团结，因而有了多年未见的大斗争。
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这时候离开我们所日夜企待的“高潮”，已经有整整十五个年头了！斯大林将漫长十五年的时距预言成“快要到来”。中国共产主义者正不知为此付出了多少生命的代价！在这个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并不曾始终守着那个被欺蒙与被打击的上海工人阶级。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前后，中央一半由于被迫，另一半由于自愿，完全撤出了上海。这时候只有托派留着，始终与中国的工人阶级主力分享着悲惨的命运；但虽如此，我们也不曾能将多少持久的与较大的组织形式提供给上海工人。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为止，上海工人不曾有过革命性的工会组织。这里的原因，也许要牵涉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形了吧，我将在此后的机会中，把它作理论性的研究。现在让我再回到一九二九年冬天去吧。这里我必须谈到上海当时的党内生活。大约在一九二九年秋末冬初，我们组织部的例会开始谈到党内纠纷了，那是关于沪东与闸北的几个“陈独秀分子”的支部的。在此以前，组织部所讨论的可说全都是工作问题、斗争方法以及人事调派问题。理论极少谈到。记得有一次，负责闸北区的武扶经，在例会上提出报告，说有几个拥护陈独秀的人向他提出质问：为甚么六大说未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性质。武扶经从来看不起理论，擅长的是背决议，他在小组会上就依照决议背了一遍，但那几个“陈派”不满意，引经据典，说出了大套道理，弄得他哑口无言。现在在组织部会上，他于是特别提了出来，要求伍豪（周恩来那时的假名）解释。此时负责沪东区工作的恽代英，也便报告了他出席陈独秀们小组时所遇到的问题与看到的情形，据他说，陈独秀们是正在和托派合流了。
周恩来仿佛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除了将革命资产阶级性质的老论据翻来覆去地讲了几遍之外，就说陈独秀事件已有中常会（即政治局）在考虑。当时他没有说出如何应付之法，不过我在事后，以及从反对派方面，知道了所谓应付就是由当时驻上海的国际代表奥XX（这名字我记不清了）约独秀谈话，再劝他到莫斯科去，和联共党的领袖们讨论异见，并要他在共产国际中担任工作。陈独秀当时是坚决地拒绝了这个提议。
这里我要补述几句关于陈独秀的情形。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武汉的中共紧急会议正式撤销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他便秘密回到了上海，住在沪东。经历了革命的惨败，负起了失败的主要责任，并蒙上了机会主义的罪名，他心情的苦痛是可以想见的。我不知道他最初回到上海一个时期的生活如何，在以后相处中，也不曾有机会谈起这些旧事。据汪孟邹先生（独秀的一个非政治的朋友）告诉我说，那时独秀是寂寞而悲伤的，有似一只斗败了的雄狮躲在山洞里，静静地用舌头在甜吮它身上的创伤。这比喻有几分适当的吧。陈独秀这个人，不管他有怎样的弱点但他毕竟是一只雄狮。人家可以打败他，甚至可以杀死他，但你休想叫他乖乖地做替罪的羔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有系统地断送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国革命，结果却将全部责任往陈独秀头上一推。陈独秀如果是一个软脊骨的政客，他肯和斯大林合作来串演这出悲喜剧，自认全部错误，以此来洗清斯大林的罪过，使后者能抵挡住托洛茨基们的批评，那末，陈独秀不仅可以在共产国际当要人，而且多半还能重坐中共的首把交椅。
这样做便不成其为陈独秀了；他当然不肯在斯大林的整套龌龊把戏中，自愿或被逼地，充当这样一个角色。可是凭了他独自的思索，独秀却无法弄清楚在中国革命失败中的责任，划分出他应分的与被诬栽的部分。由于他对联共党内部的情形不熟悉，也因为他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终究不太精通，他不能自力检讨清楚革命中的全盘问题。因此，他愤恨于斯大林们妄加罪责的无耻，却不能揭出此类无耻的就里背景。他只好静静地躲在角落里舔吮创口了。如此大约过了一年多，这中间虽然为广州暴动给中央写过信，六大时期他拒绝邀请到苏联去出席大会。但这些都是消极的规劝多于积极的批判，受屈后的负气多于理直气壮的反击。经过盲动时期，经过六次大会，直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中东铁路事件发生，陈独秀才静极思动，给中央写了那封所谓“误国政策”的信。受到了曲解与斥责，这才使这只负伤之狮再度奋起从事搏斗。独秀那时还不曾和托派发生关系，信中所提意见，也不能说是错误。为了揭穿蒋介石利用民族主义来进行反苏的阴谋，至少在策略意义上说，“误国”口号不能算是荒谬。但那时由李立三主持的宜传机关，便借此对陈进行了疯狂攻击。认为陈独秀堕落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淖中去了。独秀起而应战，同时在行动上也开始脱离一两年来的消极状态，有一群老干部逐渐在他的周围团结起来，其中有郑超麟、何资深、彭述之、尹宽、李季、马玉夫等。一个党内的思想派别就此形成了。
当我回国并在中央工作的时候，陈独秀们正在向托洛茨基的思想突进。他们最初从留俄归国学生方面，稍后从刘仁静那里获见了俄国反对派的文件。看了这些文件，关于中国革命的过去部分，他们立即接受了。这对于陈独秀应该是一个大发现。他发现了斯大林在革命失败后归在他名下的一大堆错误，原来都是斯大林自己一贯坚持，而事前均已由俄国反对派指出来了的。这些错误有些是陈独秀在执行时就表示过异见，有些则盲目地，当作“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加以忠实执行的。革命一旦溃败，斯大林或者厚颜地赖掉他颁发过的命令，或者诿过于命令的传达人（如罗易、鲍罗廷），或者硬派是陈独秀的自出主张。陈独秀一来因为不清楚命令之所自来，（当时莫斯科来的一切指示，只笼统地知道是“国际”决定，却根本不明白如何决定，谁的决定，经过了怎样的争论才决定。）二来在山崩似的失败打击下，实在感觉到惶惑，同时斯大林配合了瞿秋白所进行的一切诿过于陈的运动，声势如是之大，竟使他有口难辩。现在，看见了俄国反对派的文件，真是恍然大悟了。这些文件帮助陈独秀弄清楚了他在失败的革命中究竟居于甚么地位，起了甚么作用，以及他该负的是甚么责任。文件使他明白了，他过去的主要错误，就只是“忠实地执行了由斯大林决定的命令”。凭着亲身的经验，尤其是在痛定思痛之后，他当然完全同意了他前所未知的反对派的意见。他又同意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当前局势的见解，惟一使他犹豫的，乃是关于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最初，他仍以为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法是对的。
陈独秀倾向托派了。这消息最初在组织部里透露时，周恩来毋宁是以轻蔑态度来表示其反应的。“好吧，让‘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去找出路吧。”他说着，嘴角是带着微笑的。但是过不多久，一方面因为此事在老干部中引起了波动；另一方面，多半是莫斯科强调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斯大林当然更懂得这个具国际声誉的老革命家走向托洛茨基所能引起的影响），党中央不得不认真来处理这个问题了。结果便是让国际代表出面与陈独秀谈话想把他骗到莫斯科去。陈独秀坚决拒绝了这个“光荣的邀请”，并且进一步地积极为反对派思想作斗争。此时国际与中共便开展了所谓反对“托陈取消派”的运动，在中国开除一切附和陈独秀主张的同志；在莫斯科则以格柏乌的直接力量，将孙中山大学中几及半数的学生投进了监狱。
遭受了重重打击和诬蔑的陈独秀，并不如当时某些中央的领导者所想像，是人所共弃的老狗。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不论在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他那时都还是最有声望的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者。他老人家的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事实上曾引起了中上干部内一次轩然大波。在陈独秀起草的那篇有名的告同志书之后，跟着发表了一个集体文件《我们的政治主张》，上面签名的共八十一人，这些人都是老党员，曾经担任过重要工作，或当时仍然担任着地方或省委级工作。除了签名者之外，还有许多干部是动摇的，他们很苦闷地犹豫着，决不定该跟“老头子”走好呢？还是跟“新中央”走好？那时我还在中央，我有机会亲眼看到了这些个苦闷的动摇者。臂如组织部里做技术工作的黄文容，因为他一向跟在独秀左右做书写工作，对老人有很深敬意，在“反取消派”时期表示得非常痛苦。何柏丞是我们部里的交通员，几年来干内部工作的，对陈独秀也有深厚感情；当我被发现为托派，他与我作最后一次接触时，他甚至叹息着自己家累太重，言外之意，否则他倒是可能同我们一起走的。
说因为“家累太重”，以致使本想倾向托派的人停止了动摇，这话听起来似乎是不可信吧。这里我必须谈一点当时共产党员的生活问题。以全部时间贡献给党工作的人，当然要由党供给生活费，这是中外的任何政党皆然的。列宁曾经特别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要使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成功，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培养“革命职业家”，这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人，用他们的全部时间，全部精力，去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认真从事社会主义的斗争。列宁最看不起流行于社会民主党的那种业余革命作风，这些人只把黄昏或星期日贡献给“革命女神”，因而也只有在欢乐的宴会上或谈笑的沙龙中，他们才用“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的资格去吓唬吓唬高贵的太太们。他们不能，其实也不想去倾覆资本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多种原因之一，我们应该说是革命职业家的养成。有了这批专家，才得完成了那样艰巨的事业。因此列宁的此一观念本身是无可疵议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亦自当以这种专家能否养成为先决条件。
不过在中国共产党反托运动时候，这个“特效药”却显出了一种相当有害的“副作用”。在革命严重失败以后，重建起来的党机构拥有了为数不少的革命职业家。这种人数目之多，至少在城市里，那是甚至超过了未曾职业化的普通党员的。按照一般的组织办法，普通党员，即从事社会上普通职业的共产党员，应该缴纳党费，以此去维持那些用全部时间干党工作的革命职业家。但因为党费收人太微，而革命职业家的维持费又太大、巨大的不敷之数，从来靠联共党的帮助。当我在党内工作时，党的主要支出，据说是靠列宁格勒党员的全部党费。这种捐助生动地表示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团结精神，授者与受者都极应当。只有反动派才会对此作无聊的叫嚣；同时只有斯大林才会无耻地将此种捐助之靳或予来挑选兄弟党中的革命者，不过这事与我要讲的史实无关，不去谈它吧。当时，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每月二十五元，区委会的同志为十九元。这个数目约等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如有特殊需要，如疾病之类，或有家属而“住机关”者，则有额外补贴。这点生活费当然不宽裕，但足够维持。我应该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这点生活费而当共产党员的。那末我怎么又说，生活上的顾虑曾使某些倾向反对派的人停止动摇呢？这里必须指出一个明确的分别。在革命与不革命或反革命之间，生活问题不会使任何一个革命者作片刻的考虑；但若问题只关于两条革命路线之间的抉择时，生活是否安定就会起相当作用。而当时的斯大林路线与托洛茨基路线，毕竟还只是同一革命党内的两个派系呀。在苏联，许多人牺牲了崇高地位与优越的生活，只为了追随托洛茨基的主张；可是有更多的人，正为了要保持既得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以致放弃了反对派主张的。在中国，情形不如苏联那么严重，两条路线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与西伯利亚，但是做反对派的滋味却不是好尝的。它没有一个钱，没有一个团体会给它以任何捐献。每个反对派分子非但要自谋生活，而且要从米饭钱中节省出可怜的余款来维持组织，进行工作。
后来脱离了中共的张国焘，当时曾对彭述之说：“你还能翻译，如果我出来，靠甚么生活好？”这一句非常符合于张国焘精神的说话，其实能表示不少当时动摇者的苦闷。
当时时常可以听见这样的感慨：能从革命职业家变成职业革命家（意指另有一份职业来维持生活）就好了，这样行动可以自立得多。谁想得到呀，中国旧社会中就业的异常困难竟在某种限度内帮助过斯大林主义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
话虽如此，因陈独秀变成托派而酿成的党内危机还是很严重的。由中央到各省省委，由党到青年团，由党组织到群众团体到处发现了“取消派”的附和者，于是进行了有系统的清除运动。在那一时期的《红旗》周报上，每一期上都登载了个别的和集体的开除党籍的通告。
不知道是周恩来真的不怀疑我的托派关系，还是明知我的关系而想给我一个“暗自转变”的机会，总之在反托陈斗争的初期，完全没有牵涉到我的头上来。我的工作一切依旧。我的态度是：拼命工作，尽少说话。在组织部的会议上，恩来的发言永远要占去全部时间的十分之九。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行政家，事务处理上简直是天才，说话的才能也显然属于第一流的：但和他共事一长久，有一点使我很奇怪，就是他一开口却不能自休；话说得有条理，却不能集中要点；有层次，却诸多反复。一些原极浅近的事理，同时听话的对象又只限干部里的五个干事（有时再加上他的太太邓颖超），他却会像对小学生教书似的，分析了又分析，解释了再解释，把一个报告往往拖长到七八个钟头，使听者倦极欲睡。陈独秀和毛泽东一样，都是文字优于语言的，但他们那种虽不漂亮的演讲却能言简意赅。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实较逊一筹。不过周恩来的此一弱点，倒给了我很大方便：我的有意沉默无从觉察了。健谈如恽代英和罗登贤，会议中也是不讲话的。他们多半在会议休息中，特别当停下来用膳时，才用闲谈方式，提出某些意见。那个时期，只有一次会议上我的发言，直到今天还记得很清楚，那是关于江西苏区中的土地问题。江西意见由张国庶（张国焘之弟，后被蒋介石所枪决者）带来，其中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认真发动土地革命，势必反对富农；但反对富农，与六大规定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不符。这个“矛盾”使会议上的好些人为难。周恩来发表了一大篇议论可始终没明确说出：究竟应该根据斗争的客观事实来规定理论呢，还是固守理论来限制斗争。因为问题触及了斯托争论的核心之一，我便不自禁地发表了意见，说：如果斗争的形势和需要必须反对富农，那就反对吧，不必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这样说，自然不曾暴露我的托派立场，但它使座中人略略惊异了，对反托斗争有过经验的武扶经尤其敏感，竟提起这种说法的倾向性来，我于是又沉默了。我的沉默使我一直工作到一九三O年初春的大病；党籍则保留到莫斯科托派的全体被破坏，那边的叛变者供出了我的关系。
莫斯科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组织，自从我们那批回国之后，据说仍有发展。我走的时候，全苏联各学校里的托派约有二百多人；再有发展，大约要占当时所有中国学生的半数了（合共五百余人）。对于这潜存的托派势力，我说过，以王明为首的学校党部是早具戒心的。但他们始终不曾料到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在党部的估计中真正的托派也许并不存在。他们以为在一九二七年年尾早就扑灭干净了。一九二八年前后俄国地下反对派的飞速发展，王明等人当然不会知道，因为苏联的党官们不会告诉他们。他们怀疑由东方大学转入孙大的同学，推测其中会杂有托派，但是最大多数的东大学生，据他们想，只是些倚老卖老的消极分子，并非真正托派。因此，党部一向是以鄙视或歧视来对待东大学生，却不曾达到敌视程度。这态度的激剧转变，我相信是受了上海托派活动，特别是陈独秀变成托派的影响；而学校当局竭尽一切力量去破坏托派，一定还由于国际（亦即斯大林）的直接命令。
下面的事实是根据后来从西伯利亚越境逃归的人叙述的：
大约在一九三O年初，[2]学校当局掀起了一次新的反托运动。壁报上，小组会议上，纷纷旧事重提把托洛茨基“为害”中国革命的旧立场，连同他的新主张（即主张在中国提出以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政纲），拿出来加以斥责。托洛茨基的新主张本来为一切非托派的同志所未知，此时才从党部的断章取义的文件中获悉一些。这主张被称呼为“取消主义”，同时又宣布他和陈独秀的“有机的机会主义错误”勾结在一起了。托派同志们知道，这是国内托派活动在莫斯科引起的影响；人们的心理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他们料得到严厉的镇压将要下来。两个一直当作托派标本留下来的陈琪、闻岳，据说于此时充了军，充到南俄靠近波斯的边界去；这二人想乘机逃入波斯，一人被国境卫兵当场击毙，另一人押解回来，投入了莫斯科的监狱。其时所有旧东大的学生都成了被侦察的对象。一些特选的密探被派入“东大系”中，甚至要他们设法参加反对派。有一个东大学生，俄名洛果夫，谐音“老寡妇”的（此人我已在前面提起过），被派充去担当这个任务。“老寡妇”与“妈妈希金”（即代替我任三人委员会委员的赵言轻）很要好，虽然政治倾向相反，但因友谊笃，生活密切，说话多半无所戒备，“老寡妇一定知道“妈妈”参加了托派。前者于是就集中力量向后者进逼，软硬兼施地压迫赵言轻自首。赵为人非常老实，但感情缠绵，缺刚毅气。经过了一个时期的痛苦动摇，终于屈服了，将他所知的托派名单全部交给了“老寡妇”。行动据说来得甚快，就在当夜，大批武装的格柏乌警察来到了宿舍，将数约二百余人的中国学生从睡梦中唤醒，送上囚车而去，赵言轻一个人没有被捕，“老寡妇”们还带笑安慰他，说他的“光荣的服务”会得到“党”的优厚奖励。
搜捕完毕，天尚未明，水晶流苏的大挂灯照亮着空洞的大房间，房中十余只眠床全都空了，赵言轻一个人靠在他的枕头上，那种凄清寂寞的滋味足够他受的，良心的呵责使这个感伤的变节者无法再生存下去，就在当夜里悬梁自尽了。[3]
竟有一半中国学生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新发现的事实之激动斯大林及其徒众们，一定比陈独秀们之变成托派更加强烈。他承认孙中山大学的办理是失败了，决定停闭。非托派的学生多数遣送回国，少数拨入其他学校读书，或派至某些机关服务。被捕的托派受到严厉的拷问，有些人屈服了，于彻底坦白之后，开除党籍，并于短期刑满出狱之后立即送回中国；又有些人，党方认为能起作用的，则虽表示改悔，亦不准送回中国，怕的是他们回国后会增强中国托派的力量。他们被遣往边区去做苦工。有些人非常坚决，其中有我的老朋友范锦标同志，据说他入狱不久便双目失明。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受到了极其难堪的待遇，被长期幽禁在西伯利亚的监狱里。关于这些同志们的消息，我们只从一个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安东·西里喀（他本是南共出席共产国际的代表，因忤斯大林被捕，入狱数年，后被释，离苏后曾写过一系列关于斯大林监狱的文章）那里听到过一点点，据说，这些黄脸皮的共产主义者所受的待遇，比白种囚犯们更惨。
在那二百多个反对派中，除了不到十名被捕后因彻底改变而得以送回中国，更有二名由西伯利亚偷越国境成功之外，全都下落不明。一定有不少同志死在斯大林的监狱中，或丧命在格柏乌的排枪之下了。这批同志不可能回到中国来完成他们的志向，不但是他们的不幸，也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不幸。
从大批被捕人的招供中，党部掌握了有关中国托派的全部情报。依照名单，有三十多个托派已在最近几批遣送中回了国。莫斯科立即给上海打了密电。此时我正病倒在医院里。周恩来发现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的态度很友善，大意说他满意我几个月来的工作，所以希望我为了自己的“革命前途”，作一书面声明，放弃托派意见，在《红旗》上登载；这样他可以保证我依旧留在党内工作。我没有说甚么话只答应写声明。第二天，部里的交通来取，看了很是失望和难过。因为我所写的完全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我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意见，声明我不同意党六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关于目前局势以及前途估计的种种决定；但我同时指出：过去一时期的工作已经证明：我并不曾因自己的不同意见而在工作中违反多数的决定；我要保留自己的异见，愿意继续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路线下为革命服务；因此我希望党也应该遵照列宁的组织原则，容许我依旧工作。
交出了声明，我当然不会天真得以为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能有列宁式的宽容大度（他们即使有这种气度，但在斯大林的命令下也决不敢做）。我知道，组织不会再来找我，也不会再负担我的医药费了。他们将要做的只是在《红旗》报上登一个声明，开除我的党籍。就在当天，我迁出了医院，另租一个亭子间住。原来住在沪中区的“机关”，我不曾拿取一椅一桌，通知组织去接收。几天之后，我被开除党籍的通告登出来了，那是与吴季严并案办理的。季严当时是宣传部的干事，相等于我在组织部的工作。
就这样，我被逼结束了前后不满五年的与中共的关系。不过在我们方面，直到一九三四年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止，我们始终以中共的一派自居，并不以他们的非法（即违反了列宁组织原则的）处理而自外于共产党。
这时立即遇到的困难是生活和医疗问题。妻子Y本由组织介绍在沪西劳工医院做事，此时也因快近分娩而出来了。我患的一次割症不曾痊愈，根本不能起床。生活的威胁相当大。惟一可以找点牛活费的是卖稿子。一个反对派的同志那时正开了一间小书店：沪滨书店，准备出版些社会科学的古典作品。我于是口译了蒲列哈诺夫的《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由妻子笔录，居然卖到一百二十元〔约等于五个月的党内生活费〕，如此才算渡过了被党逐出后的第一个难关。
病中与病后，我开始以全力从事中国的“托派”运动了。
[1]为要更好了解关于高潮问题的争论．读者最好能参阅毛泽东在一九三O年一月所写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那篇文章中他引证数月前他写给中央的信,信里批评中央的指示消极。按照毛氏当时的意思，所谓“高潮快要到来”那句话应理解为：“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我们如果假定一九四六年为中国新革命真正高潮的来到之期,那末上面所说的航船傍岸,朝曦上升,以及躁动了的婴儿之离开母胎需时十有六年！
[2]据当时在莫斯科的张国焘回忆,孙中山大学的清党开始于一九二九年底,延续了三个月。——1975年注
[3]最近看到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一九七一年出版的一本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著者YuetSheng（盛岳——译音）。他原名盛忠亮，本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一九二五年脱党。当一九二九年秋冬，王明一系借俄共格柏乌之力消灭旅莫的托派学生时，盛忠亮是学校党部的一名委员，而且是专门负责对付托派的。书中有关当时反托斗争经过的叙述，与我所听说的故事有些出入，兹特转引若干歧点，让读者们参考。一、孙大那次清党运动是从一九二九年秋季开始的。赵言轻〔盛忘记了他的姓名，只记得他是河南人，当过教师和校长〕在紧张与恐怖的清党空气中对自己的托派信心发生了动摇，感觉到彷徨痛苦。在他预定要在大会中上台自报生平并接受群众批斗之前四天，自动到党部去找盛谈话。谈话中赵作了不彻底的自首。盛于次日将赵带去见大学党部书记伊格那托夫，后者欢迎他“跳出火坑”，鼓励他作更多的揭露保证他不会受到托派的杀害。再次，赵又找盛密谈，向他透露厌世之意，说要自杀。盛加以安慰，可是第二天，即在赵接受审查的第一天黄昏，当同学们尚未回房时，赵却在宿舍内自缢死了。三、赵的惨死给整个大学带来了惊慌与恐怖。清党大会继续召开，会上由党部预先安排的批斗加紧进行，非王明系的学生人人自危，托派学生中有的动摇了，托派的领导机关也发生分裂，其中一个领导人李平，在一次大会上，突然自认托派，同时交出了大约八十到九十个托派学生的名单。四、有些托派宜布退出组织，他们有不少人死硬到底，于是格柏乌动手将所有拒不悔改的托派领袖逮捕起来，送进监狱。以上诸点摘自原书第一七五至一七七页。我相信盛所讲的经过比我当年听自逃回中国的托派所叙述的更近事实，因为他与斗争直接有关。只是这里有点我必须指出他说李平的名单为八九十人，这虽然比共产国际从来宜布的“十九人”多了许多，但仍非当时莫斯科中国托派的确切数字，因据盛自己在书中所说：“托派的组织只有纵的联系没有横的联系，一人叛变，能告密的只有他同一小组的人不及其他。”李平虽然是领导人之一，但我知道他不是管组织的，他不可能掌握全部名单。―l981年5月注 |
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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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一九二八年夏季，校方决定我们进野营，受两个月的军事训练；在检查身体时，我却被检落了，认为心肺都不适于过“战地”生活，于是被改送到一个休养所去。休养所离莫斯科约有一小时火车行程，位于濒河的一列小丘上，风景非常优美。在这里，我和俄国的工人群众开始有了来往，对四周围的农村也有了相当认识。在这里，我最初接触到了孙中山大学里学生中的派系（亦即后来影响于中国党的派系），这是现在所要谈的。这时候的休养，并不分别东大和孙大，凡二校中不适于军训，或无需军训的人，都先到这里来了。等到野营期满，莫斯科的全体中国学生就都进了休养所，（大部分住在我所住的“赖可夫休养所”，小部分住另一休养所，那名字我已忘记了。）这是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每天吃五餐，睡两觉；晚上有时听听音乐，其余的时间便是游水、划艇、打球、旅行，或者谈情说爱。但这样的生活仅仅是表面的，暗地里，却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政治活动在进行。这时候无论中国或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处在紧要的变换关头。是年二月间，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九次全体执委会议。七月间，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大会举行于莫斯科。当我们休养期间，共产国际正召开它的第六次世界大会。在这三次会议上，中国革命与联共反对派问题都占了重要地位。因此中国的与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此时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分化。不过此时的分化，特别在中国人中，并非严格地按照了政治意见的：从个人和派系利益出发的斗争，在那时似乎还占了上风。
我说过，米夫陈绍禹集团利用了东大的斗争，逐走了“旅莫支部残余”，把中国人的训练工作集中在他们手中了。我又说过，这个集团看上了中共派来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向忠发。企图以此来掌握整个中国党的领导。为了准备这个斗争，陈绍禹们在孙大里先就进行一次预演，发动了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本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中，因为历史人物渊源和活动地点关系，大抵以如下四个地域的人较多：江浙人，安徽人，湖南人，广东人。共产主义者当然不讲乡谊，但无形中，同一地区出生，尤其是在同一地区共同工作过的人，生活上总接近得比较密切些。这情形我想不但当时有，今天也有；不但中国如此，外国共产党中亦然。此种依地域分合情形自是落后，但若思想水平提高，在政治生活紧张的条件中，这种关系是不攻自破的：否则为反对地方观念而反对地方观念那不但不会收效，而且会加强此种落后关系。不幸发生于当时孙大中的所谓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情形是属于后者而非前者。在孙大初办时，派来的学生中有不少上海大学的学生和职教员，他们大多是江浙人，再加上从上海和无锡等地派来的工人，江浙人在学生中就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人中较为出名的，有董亦湘、顾谷宜等。他们在初期的学校党部中，具有相当势力。反对者为了方便和易于煽动起见，便给这班人一顶帽子名之曰“江浙同乡会”。其实，根本没有，也不能有这种组织的。而事实上被指为“江浙同乡会”的不全是江浙人，而围绕在陈绍禹周围的反对者中，却有不少江浙人，例如陈的大将秦邦宪（博占）是无锡人，他们手下的一些群众也有不少是江苏籍的工人，至于像张闻天，沈泽民，沈志远，吴黎平，竺廷璋等翻译，被攻击为江浙系（因为他们都是江浙人），却与董、顾等所谓“同乡会”头子根本搞不到一起。
当我们被并入孙大的时候，“江浙同乡会”早已被打倒了，此时执党大权的是陈绍禹，王稼穑，陈源道等人的所谓“安徽系”。不过带有迫害性的“江浙同乡会”这个名字，仍旧像个鬼影似的被时常指责着，不时流传于人们的口上，有时还可以听到被引用来攻击某一个特定的人。这情形我当初不大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并不存在的鬼；后来才逐渐弄清楚了：原来这是陈绍禹们的阴谋，目的在于打击瞿秋白。他们企图把瞿秋白描写为“同乡会”的最高领导者。
在休养所里，我最初接触到的孙大同学是那些受了打击的所谓“江浙系”。这不是为了“同乡”之故，而是因为他们是在野者；东大学生在当朝的陈绍禹们看来是异己者，被深深地猜忌着的，而在野者们对我们却没有任何顾虑。我和“江浙系”的头子们有的是国内旧相识，有的是新交，比较最接近的是董亦湘。他做过上海大学教员，学问很好．人也易亲近，和瞿秋白是老友。从他们那里，我得知了孙大内部微妙的关系。对于嚣张跋扈，趾高气扬，实际上空无所有，在国内未曾一日参加革命，只以捧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官僚的大腿而雄踞党权的陈绍禹和王稼穑们，我是不须“同乡们”的蛊惑就起了无上反感的。不过此时我毕竟己不能凭感情来判断政治问题了。我自己有了立场，因此在“江浙系”和“安徽系”的斗争中，我首先也要来查明政治思想上的歧见。可是一谈到这上面，却使我非常失望，原来“同乡们”（可能是为了自卫之故吧）对于反对派的态度，如果并不比“安徽系”更敌视，至少也是同样地不可调和，董亦湘们在私下的谈话中，虽然承认中国革命失败，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共产国际路线要负若干责任，但他们却拥护国际的基本立场。认为在主要的政策上，譬如加入国民党，造成武汉的“革命中心”等等，都是合乎“列宁主义的”。在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上，他们虽不完全同意斯大林们的见解，倾向于承认“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说，但同时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未来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惟一可能政权，乃是“工农民主专政”。对于当前中国革命局势的估计，他们也是全心拥护第九次国际全会决议的，甚至比陈绍禹系拥护得更坚决。
说到这里，我得把那时成为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意见约略提一提。归纳起来，它们可以分为三类：1,革命的失败原因和教训；2,现阶段的局势与应取策略；3,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斯大林——布哈林意见，分别表现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一九二八年二月）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的决议，以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大会（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的决议中。九次全会召开于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充满了极左派的盲动精神，它根本不承认革命失败，提出了有名的所谓“处于两个浪潮之间”的公式，在行动上继续了“八七会议”以来的暴动路线。中共六次大会勉强承认了革命失败，而革命失败原因除了一切诿过于“机会主义的陈独秀”之外，只特别提出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强大”（这无异说，帝国主义势力没有改变之前，革命是不可能的）。对于反对派所曾指出的真正原因（对殖民地资产阶级性质的认识错误，不应加入国民党，应和农民大众及城市贫民联盟来代替和“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同盟，错误地了解了和应用了苏维埃等）大会完全不提，或根本加以歪曲或斥责。对当前局势估计，六大在实质上仍旧沿袭了九次全会的公式，只是文字上把“浪潮”改成“高潮”罢了。所以它虽然斥责盲动主义，而自己定下的方针也还是武装暴动路线。不错，它制定了一个民主纲领，但它根本没有一个总括民主要求的政治口号，因为它根本否定了国民会议的主张。关于革命的胜质，它依照了布尔什维克的旧程式，从革命的民主性的任务，推定了未来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形式，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推移到渺茫的将来。
反对派对于上述诸问题的立场，关于过去的，已确定地写明在自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各种文件中；当前和未来的，已表明在托洛茨基和流放地诸同志〔特别和泼雷奥勃来顺斯基〕的通信上，那时更确定地归纳在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评上。那时除了国民会议这个总口号尚未提出（此口号是在一九二八年十月提出的，见托洛茨基作的“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外所有的立场已经确定了。用最简单的话来归纳起来，其立场便是：中国革命从一九二七年夏秋之间开始就已经确定地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斯大林——布哈林们的机会主义政策；现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必须认识这个新的局势，研究过去，确定未来。这时候如果闭目不认失败，将失败形容为革命向更高阶段的发展，那只是以冒险主义来补充机会主义，结果将徒然加深革命失败的程度，浪费最宝贵的革命力量。托洛茨基用如下的话来总括当时的处境与我们的任务，他说：“中国正处在一个退潮时期，因而我们是在党底深研理论与自己批评与教育时期，在此时期中我们要在工人运动底各方面建立并巩固起支点，建立农村支部，领导并统一工人贫农各地底零碎的、起初防御的、然后进攻的战斗。”（见《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关于未来革命的社会内容，他指出：“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乡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尚未解决的民主任务，将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完成。”
在两条路线中，同乡会诸领袖的立场可说是居中偏右的。关于革命失败的责任，他们认为斯大林虽不能脱尽干系，而主要部分却应由陈独秀去负；关于当前局势，他们也勉强承认革命已经失败，但竭力附和着官方的所谓反取消主义斗争；关于未来，那他们更是坚决地以“列宁主义者”自居，认为不经过工农民主专政，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绝对谈不上。
我那时在这三类问题上都已接受了反对派的意见，和“同乡们”自然谈不到一起；不过经过他们，却接触到了原在他们影响之下的一群上海工人。这些人，以曾在无锡纱厂里做过工的安福为首，在未到休养所来之前，就已经是反对派或准反对派了。他们原很信从董亦湘们，因之被陈绍禹等视为“江浙同乡会”的群众。在校内斗争中，他们站在“同乡会”方面，斗争失败后，这群人非常消极。头脑比较简单的认为中国革命己经无望了，因为它被卑鄙无耻的陈绍禹们所操纵；另一些，比较深沉而能思想的，则经历了一度苦闷彷徨之后，却把争持的问题提高了；从一校之内的，牵涉于小派系的斗争，移转到正在苏联和整个国际中所进行的大斗争上去，即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上去。这情形和我们在东大所经历的完全一样：稍稍不同的只是我们乃在“胜利”之后幻灭，他们则是失败以后的追求罢了。
一九二七年冬天，区芳等十余个出名的反对派被开除党籍，遣送回国。只有两个反对派：陈琪和闻岳，被开除后却不准回国。他们留在学校里，等待处分，孤立于一切人之外。没有人敢和他们谈天，他们也不和任何人来往。从早到晚，那二人只是危坐在图书馆里，读着厚厚的俄文书。“忠实分子”（即陈绍禹系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来不注意他们的存在，而大多数无所属的同学们则以稀奇的眼光看待他们，好像是博物馆里名为“托派”的二件古老标本。当我尚未与托派的秘密组织发生联系，偶尔到孙大去寻访朋友，看到那二人时，也怀有这种感想的。总以为除了那两个标本之外，再没有什么托派了。这些人已被彻底解决。其实，事情不是这样，原来隐藏的托派并不太少。在那时的教员和学生中都还有的是。
安福等人便是受了隐藏托派的影响，在一九二八年暑假以前，就早已变成托派了，我的老朋友范锦标之走向托派，情形也是如此。
休养所生活的后半期，政治思想生活非常活跃。安福等人从野营里出来。我和他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反对派的主要文件，译成中文的，用精细的字体抄写在小小日记本上（其中有些我已经读过，有的则未曾前见），谨慎而广泛地在中国人中传观，产生了迅速的影响。那时的东大同学（政治班与军事班合共尚有一两百人，因为大批学军事的已首途归国，或派入正式的军事学校了。）在反对派文件的攻势之前，几乎是毫无抗拒。这情形在今天看来似不可解，因那时离反对派的所谓“解决”已半年有余，反对派分子悉数被逐出党，且依刑法第五十八条受了处分，这些人或被流放，或被监禁，表面上看仿佛己根本消灭了。而且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业已悔过投降，《真理报》上每天登载着反对派分子自辱与悔过的声明，表示了反对派的精神也解体了。可是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却于此时整批整批地转向反对派，以无比的热忱来偷读那些被宣布为非法的文件！若把他们将近一年前刚来苏联时候的情形比较一下，那末事情会更显得有趣的。我们都不是以斯大林主义者的资格来到莫斯科的，但凭了微弱的一点先入之见，我们都拥斯反托。在十五次党大会的先期讨论中，虽然曾经引起我们心中若干疑惑，但极少人曾想真正廓清这些疑惑，更不想站在反对派的论据（由官方文件中透露出来的）上，去弄清楚这些疑惑。因为在最大多数的中国同志心中，这样做便将是对党，因而是对革命的不忠；因为我们首先坚执了一个大前提：反对派是有害于党和革命的，即使还不是反革命。我们在有意无意中把反对派看成为有毒的、危险的、招惹不得的。在校内斗争时，双方都不曾拿这顶帽子来互扣，但在言论和行动中，大家都小心地远避着那个嫌疑，或者故意在反托斗争上显示一下加倍的积极。这样做不是从策略的考虑出发，而是真诚地，想借此表示出自己是好的革命者。在反对派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上，东大的中国同志全体一致地投了斯大林的票，主要并非由于压力，却是由于被欺蒙了的真心。
可是在一九二八年夏秋之间，休养所中中国同志对于那早被击败和“消灭了”的反对派，有了恰恰相反的态度。在思想上去接受它之前，人们先就有了感情上的接近。它不再像是有毒的或招惹不得，而是被视作一群受屈的圣者，不管怎么都值得同情的，因而具有无上吸引力的了。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最初我总是拿校内斗争后的幻灭来解释，其实非常不够。一九二八年春天开始，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者成群地趋向于反对派，主要原因乃在于中国和苏联形势，均以可惊的速度证实了反对派的主张。这些主张，人们虽然是从斯大林派加以漫画化的传达（指责）中看到的，却仍从事变的发展中反映其正确。在中国，所谓“革命非但不曾失败，而且走上了更高阶段”的说法，已被秋收暴动及广州暴动证明为最悲惨的估计，最可痛的一个笑话了。在苏联，据说要“在农村里发动内战，借以破坏工农联盟”的反对派虽被肃清，而“工农联盟”的情形却日见其恶劣了：餐桌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黑面包，对粮食实行了“紧急办法”，购买食物要凭票券，后来甚至连水果都更加难买了。富农们一见托洛茨基倒台就开始进攻，斯大林们被逼实行了狼狈的反击。这些现象，都是在我们的眼前亲切地表演着的。看了这些结果，回想起数月前中央和反对派双方的言论即使是顶顶懒于思想的人此时也不得不有些省悟：原来反对派的警告是对的，他们的立场不是荒唐的。这样的心理变化在俄国共产主义者中当然发生得更快更强。据我事后得知，在一九二八年中，尽管较出名的反对派的领袖不断悔过，对斯大林投降，但是一般党员特别是青年一辈的工人党员，却是成群成批地集合到走入地下的反对派组织四周去。那时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者之群趋反对派，原不过是这个总的过程的部分表现罢了。
秋天，学期开始，我们一起回到了孙中山大学。由东大转来的学生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已经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了。因为人数多，不得不认真考虑到组织问题。大概在九、十月间吧，某一星期日，有十几个中国学生分批出发，携带了食物，坐电车到了终点，再步行到莫斯科郊外去，举行了一次远足野餐会。人们在一座大森林里坐下来，吃着，唱着。当游人稀少时，人们就严肃地谈起话来，讨论了莫斯科中国反对派的组织问题。结果，这个“积极分子”会议上推举了三个人出来负责。那三人是范锦标、安福和我。[1]出席那次会议的是什么人，现在我已经无法全记得了。总之，其中没有罗汉，因为他在未去野营之前就动身回国的。我记得最分明的是季达才，这个非常值得怀念的同志，他在大革命时，曾任浙江省总工会的主席，为人外粗内精，忠诚勇敢，深得杭州工人的信仰，在理论的学习中也是极其出色的。还有位纱厂工人出身的卜福临给我的印象也很深，他不大爱说话，想问题极切实，有所言时总是扼要精当的。可陆这两位最可宝贵的工人革命者，后来都没有机会回国，送命在斯大林的监狱里了。
三人委员会成立之后，反对派影响更是稳步展开了。在由东大转过来的旧同学中，这个秘密组织简直是公开的。不管是否已经发生组织关系，同学们聚居一室时，总是毫不隐饰地谈论着反对派的文件。这时候，我们刚刚接到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纲领草案的批评，那是用打字机打在复写纸上，在联共党员中秘密地但是广泛地传布着。因为中国同志中大多数不能阅读原作，就由我将它译成中文。这工作我回到东大的图书馆里去做。那里没有中国人，外国朋友则谁都不认识中文。我把打字纸的文件夹在厚厚的《资本论》里，就可以放胆地书写中文。图书馆的外国人不会怀疑我，我们都很面熟；中国人虽然已不在东大读书，但我以此地环境较静的理由来解释给馆里的老太太听，她反而十分欢迎我的来到了。在那里，我翻译了文件中《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战略》的大半章。后来，有一件事情使我无法再利用那环境了。北京大学教近代史的陈翰笙那时正在莫斯科，时时跑到这个图书馆去看书写作。我怕被发现秘密，只好不再去。
我们那时跟俄国反对派发生联系，经过一个名叫波略可夫的年轻人，他曾经在拉狄克时代的孙大教过书，斗争时被开除出党，失了业，此时正在莫斯科近郊一个小工厂里做工。他知道了我工作上的困难，便邀我到他的家里去。他的家离东大图书馆不远，在一所俄国旧式的公寓中占了一个小房间。他是一年多前才结了婚的，太太年轻、漂亮，还在莫斯科大学上学。不久才生了一个小女孩，由丈母娘照顾着。我头一天去，波太太正吃完了早餐，在准备一瓶奶水。她欢迎我，同时笑着说我来得正好，今天她妈妈有事不能来，让我兼顾兼顾她的娃娃。胖娃娃甜蜜地正睡着在摇篮里，她说孩子醒来的时候，如果哭吵，请我喂点奶，“她很乖的，不会打扰您的工作。”交代完毕，她又给我斟了茶，递给我一叠三明治，拉开了让我坐着工作的椅子，夫妻俩就出去了。关上了门，我开始来翻译托洛茨基的《批判》，中间大概喂了几次奶，毛手毛脚地给孩子换了两次尿片，一直愉决地工作到这位贤明而美丽的主妇回来。
这样，大约工作了一二个星期。
一天早晨，我拿了东西，走出学校的门，正取道向日常工作的地方去，忽然有一个女子声音从后面叫住了我。我回过头去，发现了一个用大肩披包住了头发的妇人，我一征，匆遽间不认识这个人：待走近之后，才认出是波太太。我伸出手去，她却不同我握，示意我走向街道花园。她今天的神色大异，没有了欢笑，更不见了那股顽皮气，眼睛是哭过的，一脸子的哀愁。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在街道花园的僻静处，她告诉我波略可夫被捕了，因为他领导了厂里的罢工。她又说她再不能回到大学了，她已给开除了团籍，失去了学籍。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她不晓得怎么办，今天下午她就要带着孩子，跟她妈妈回乡下，她的故乡在伏尔加河边上。我想不出话说，不晓得怎样安慰她，只好相对无言。最后，她拿出一本书来，交还给我，那是我留在她家里的一本列宁全集，上面写着我的中文名字。她苦笑了一下，说：“险得很，格柏乌来抄家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要不然，你也完了。”我接了书，更不知道用什么话来感谢这位好心肠的年轻母亲。她当然不敢久耽留，先伸出手来，我们紧紧地握了一会，然后她把大肩披覆罩到前额上，互道了“好运”，走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自遇见的一个遭斯大林特务迫害的革命家庭。这情景一直深刻地留在我心底里，直到目前。此后我不再得到关于这三个属于祖孙三代的女人的任何消息。但愿她们真能获得“好运”的眷顾。
波略可夫那时是莫斯科反对派秘密委员会的一员，与他同时被捕的有整个委员会，牵连的人相当多。不过我们完全无事，可见这些人被捕后是始终坚决的，没有作什么“坦白”。
我这一来又没有地方可以工作了，而那时需要翻译的文件积着很多。反对派的诸领袖散处在从中亚细亚起，横过西伯利亚直达到北冰洋边的各个流放地。那时斯大林还不敢禁止他们作文字活动，这些老革命家仿佛又回到革命以前的生活了：在靠近中国新疆的小镇上，在西伯利亚简陋的旅馆里，在死海之滨的阿斯特拉罕的陋屋中，他们分别从事于紧张的理论研究和国际政治的分析。他们把思索所得互相传递着，交换着。这时讨论的问题主要仍旧是中国革命，其次是苏联经济政策上斯大林的开始“左倾”。在这两个问题上，托洛茨基与拉可夫斯基站在一边，拉狄克与泼雷奥勃来顺斯基站在另一边，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最后是后二人对斯大林投降了。关于这些讨论的来往书信，都是由秘密的反对派领导组织用打字机打成小册子广泛地流传于群众中。我必须把它们翻译出来，但工作地方实在难找，因为我们这些中国人，除了党的关系之外，并无任何社会关系，根本不能在校外觅到一个房间。可是不久，我们却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个好地方。在谈到这个地方之前，先得谈谈别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代替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另一些代表也颇怀不满。米、陈小集团己经捧出了向忠发，这时候显然又想对周恩来做工作。他们觉得这个能干出色的行政家，可以置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之下。周恩来那时留起了长达数寸的大胡子，在中国学生中间最为活跃；陈绍禹们对他的奉迎，比之于对瞿秋白是不可比拟的，比张国焘当然更不同了。这三人都向中国学生作过报告，而学校党部为他们布置的会场情形，其隆重程度，差别得十分显然。
托洛茨基向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提出的《纲领批判》，主席团决定不予印发，后来大概受了某些代表的压力，终于决定这文件让每一代表团中一两个主要代表阅读，读后把原稿交还，不准带出国外。虽然采取了这样限制的措施，但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还是发生了大影响。几乎所有的阅读者都受了感动。至于读后立即接受了托氏意见的，将文件抄副，私运出国，决定今后为此进行斗争的，则有美国和荷兰等代表团。
中国代表团只有瞿秋白能读原文，也就是说，只有他能够看到反对旅的全部意见。其他的主要团员，如周恩来和张国焘，只能从陈绍禹们的翻译口中得悉一点。当然是断章取义的。我和瞿秋白不熟识，那时候也没有跟他晤谈的机会。据一位与他接近的朋友说瞿秋白读了《纲领批判》后的最初反映并非全盘否定的。据说他认为有些意见还值得考虑。但结果，在国际大会上，他却最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完全拥护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路线。这样干，瞿秋白是否违背着他本人的意志呢？我以为一半是，一半不是。在中共历史上，瞿秋白虽然是武装盲动时期的负责人，但他不但体质上是一个文弱书生，在气质上亦非勇猛坚毅之辈。从他后来的行状看，他是能够在党内部敌对者的压力之下气馁的。这个气质使他在国际大会上能够站到斯、布一边——如果他真的曾经多少同情托派的话。不过另一半，他当时之所以采取此一立场，以及他以后的一贯反托，我相信，乃更由于他自己的思想。在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上，瞿秋白始终属于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列宁主义者。无论由于思想和情感，他都是拥列反托的。他完全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型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会如此，我以为第一，是因为他有系统地研究了列宁的学说，却不曾注意到因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实践而在列宁思想上所发生的修正和改变；第二，他是受了一九二三年以来斯大林和齐诺维也夫们所一贯从事的，以列宁主义对抗“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运动的欺骗。
不过，瞿秋白毕竟是一位较有深度的革命思想家，即使陷在斯大林主义的圈子里，许多意见还是要通过他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因此，他不会为斯大林所喜爱，要受到米夫陈绍禹集团的打击，会被扣上“半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他此后几年在党内所受的待遇是非常难堪的，与他有关的人更受到无理的迫害，他的弟弟瞿景白，甚至在莫斯科发疯而死。
周恩来对纯理论问题向来缺少兴趣，他的出人头地在于其精明强干、手腕高、风度好、言辞漂亮。他当然是一个革命者；但在革命党的内部斗争中，为了远大的理想要他自愿地选择失败者一方，却与他的气质不符。他是强者，永远要站在较强的一边；同时他是天生的辅弼而非雄主，所以时常成为最强者所欲争取的助手。周恩来在党内斗争中有“不倒翁”之称，这和他的性格和才能，有着密切关系。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无耻手腕的政客。
不过在一九二八年当中，周恩来在莫斯科之被捧（以及瞿秋白之被抑）却有不小一部分是经过了这个侏儒，甚至还根据了这个侏儒的本身打算来进行和排演的。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拉拢周恩来，只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贤罢了。
周恩来自然乐得受捧。他不会看得起陈绍禹，但他看重联共和国际中稳掌大权的斯大林和米夫们。在此情形下，他对于反对派的理论和政治意见，当然不会慎重考虑的。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人家简单地冷落他，轻视他。在当时莫斯科的高级代表中，此人是非常寂寞的。有一次，我和他谈过一次天，在一个姓施的翻译的房间里。座中无他客，各人都略略喝了几口酒。张国焘的谨慎的口就松弛了一些。讲了些生活上的无聊，最后他说：“列宁说，不识字的人站在政治之外，在莫斯科，不懂俄文的人站于政治之外。”言外之音，他对于陈绍禹们“红色买办”集团的不满，是表示得极其露骨的。那位姓施的不安地笑了笑，我也笑笑，他似乎发觉到话说得过了分，立即把话题扯到刘伯承能做的拿手川菜上去了。
张国焘不得意，反对派同志中便有人企图去影响他，结果却一无成就。张国焘比之于周恩来，却更不愿将自己命运押在“失败的真理”一边。
然而代表团中却真有想接近反对派的人。走得最近，曾经表示了可以接受，或至少值得考虑的，有王若飞，关向应和罗章龙。他们都曾经从我们手里得到过托派文件，都读了，而且有很好的反应。
谈到这里我将接续前面中断了的故事。我讲过自从波略可夫被捕之后，我又没有地方可以译文件了。这工作大约停顿了半个多月；同志们拼命寻找新的可用地点。结果找到了，而且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原来在王若飞的房里，在一个名叫“欧罗巴”的中等旅馆里。若飞那时刚读了俄国反对派的一些文件，非常受感动，觉得关于中国革命方面的过去争论，凭他切身的体验，可以说，正确的完全属于反对派。不过关于其他问题，例如苏联经挤建设、英国和德国的革命问题等等，他自认理论根底浅、国际政治的知识不够，不能肯定地判断谁是谁非；至于中国革命的今后问题，他并不完全同意六次大会的决定但他也对托洛茨基的反对民主专政这一点表示怀疑。在前途估计上，他在彷徨和考虑。不过即使这样的程度，已足以使他对我们采取同情态度了。知道我正为工作地点苦恼着，他就让我白天上他的房里去，那时他自己是要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去办公的。我大约每天在九时以后去，他等我进了房就拉上门，出去了。我自己带着面包，在房里工作一整天。五点左右他放工回来，我立即离开。记不起在“欧罗巴”的工作时间延续了多久，日子一定不会太多，仅仅够我译完那个《批判》。若飞对我的帮忙有多少担心，因为他的太太李沛泽，孙大学生，正是一个陈绍禹系的积极分子。若飞自然知道她的政治倾向，自然不愿意把他对反对派的同情向太太公开。
王若飞现在是中共的烈士，当他任和谈代表时乘飞机失事而死的。我在这里公开这段秘密，一则因为他已不在人世，这个错误决不会使他蒙受任何不利；二则因为我觉得若飞犯过这点“错误”，正表示出他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政客，而是一个有良心有骨气的革命者。我绝不以为这里的“告密”会对不起逝世的故人。
在莫斯科对反对派表示了同情的王若飞，关向应和罗章龙，不久先后返国了。回到了中国，他们立即又成了出色的“唯干主义者”。那些“不切实际的”理论的原则性争论，不再烦扰他们的思想。配合在既有的，失败而终还有力的机构中，他们又把全部生命力投到实际斗争中去。凭着他们坚韧的努力，在党内地位也逐渐提升和巩固。在以后的年月中，他们是不再与反对派有任何接触了。罗章龙的命运较为不同，后来成了所谓“调和派”的领袖。“调和派”的斗争其实是极少原则性的；但在思想的底层，也许还可能找出若干那些领袖们在莫斯科所感受到的反对派影响吧。“调和派”被陈绍禹们用卑劣手段打败了。蒋介石又最后帮了陈绍禹的忙，将全体领袖一网打尽。罗章龙成了幸运的漏网者。可是他井不因此找到了走向托派的路。他是消极了，并且与国民党妥协了。
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中国学生的反对派组织有了很大发展。从最高学府列宁学院起，包括各个种类的军事学校，直到孙中山大学，我们都有了同志。在孙中山大学，若把有组织联系的，与未曾正式参加而思想充分同意反对派的全体计算起来，该有一百四五十人了。全部学生那时约共四百余。托洛茨基的有名文章，第六次国际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那时已传到莫斯科，引起了非常普遍的反应，更热烈的当然在我们中国同志中。我们并非全体一致与立即地接受了他的论点。特别是他提出的总口号：“国民会议”。那时我们的理论水准毕竟不高，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尤其不能灵活与具体地掌握。我们的革命理论太过抽象，太公式化。在实际斗争中受了惨痛的打击，在革命的学校里又读了一年图式化与表面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我们自觉和不自觉地都成了无条件的“左派”。凡左的直接行动的、“纯粹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立场，很容易为我们接受；反之，“右的”，比较冷静的，带点“资产阶级性质”的策略不易得到我们赞同。在那个文件以前，我们觉得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贯是左的；而《六大以后》中的分析及其中心口号“国民会议”，在我们这些狂热的青年人看来，似乎老人忽然跳到斯大林的“右边”去了。
中共第六次大会反对将苏维埃当作直接行功的口号，主张“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为下一革命浪潮到来时行动的准备。这就是说，“六大”使中共在事实上完全没有中心政治口号，而名义上则仍以苏维埃口号来起这个作用。这种办法是混乱而危险的，其根源在于对中国当时反革命胜利后的局势没有清醒与正确的认识，结果便是替未来长时间的盲动政策立下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前提。在事后，特别在西安事变以后，回想起托洛茨基的国民会议口号来，我深深地认识到老人思想的敏锐，以及预见的正确。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可以说无一不表示出他惊人的天才的，可是在所有的意见中，最勇敢、最灵活、最不可及的一点，则我觉得是他在一九二八年秋季的提出国民会议口号。有时我想，如果中共那时能接纳这个口号，能依照托洛茨基所规定的方式和精神来提出它，宣传它，并为之进行最有力的斗争；如果并非在七年之后，即在一九三五年秋才用可耻的、对蒋介石投降的方式来拿取这个口号，那末中国至少会少损失成千成万最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头颅，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多半会早结束几年，日本军阀可能不敢如此冒险，二十余年来中国和亚洲的局势都可能不同的吧。
不过这只是事后的想法。在当时，别说斯大林主义者们，便是在根本问题上都已经接受了托洛茨基立场的人，也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很不好。在莫斯科的托派中，没有一个人不承认当时中国反革命胜利已是事实，其统治将有或长或短的一时期稳定，但如何从这个正确的判断中，得出正确的策略，我们却都不曾好好地想过。在这样的局势中，挥动苏维埃的旗帜来进行直接暴动，我们知道是错的，此时甚至斯大林和瞿秋白都知道是错的了。他们主张暂时把苏维埃收起来，作为“宣传口号”；至于用什么“实际口号”，借以概括反革命虽已胜利而民主任务不曾解决，革命势力依然存在却一时受了严重挫折——这一整个时局的特点？则斯大林与瞿秋白没有办法，我们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没有办法。托洛茨基给我们提出办法来了，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一个完整的革命民主政纲。这当然是对症良药。但斯大林瞿秋白们却斥之为“取消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而我们也就在自己的幼稚成见与敌人的无知攻击之前动摇了，不敢加以接受。
托洛茨基的“国民会议”口号给了莫斯科托派以很大烦恼，酿成了思想上的极度混乱，这混乱后来一直还带回到中国，成为中国反对派运动中拖延得最长，争论得最多的一个分歧意见。
在表面，我们不久都同意了老人《六大以后》文章中的意见；不过很显然，各人是依各人自己的了解程度、自己的气质、自己的倾向去接受它的。最早接受这口号的是刘仁静，他是列宁学院里唯一的中国学生，是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之一，曾任青年团书记。因为资格老，知道的东西较多，人也很聪敏，所以在青年反对派中有相当声望。不过他关于托洛茨基这个口号的解释，却使我们所有的人大为吃惊。他特别着重中国的议会制度前途。他强调中国资产阶级的稳定，强调议会制的优点，以及争取议会制的必要。在他的信念中，议会制乃是中国当时直后一个时期的必然发展，中国新的革命一定要在那一发展之后，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提出来。
在莫斯科当时大多数的反对派看来，这个看法是确实的“取消主义”。有一部分人，甚至还被刘仁静的极右的解释吓退了的。在最后，经过了相当讨论，多数人接受这个口号是由于如下的解释，即：“国民会议口号的主要作用，是为的要在反革命时期重聚与团结革命力量，进行民主斗争，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借以走上新的革命”。这个解释是左的，虽然也不甚完备，但比之刘仁静的却较符合于托洛茨基的精神。
莫斯科中国学生中的反对派继续发展着，因国民会议口号而引起的一时困惑不久就克服了，新的同清者几乎是每天增加。由陈绍禹一系把持的正式的学校党部，虽然操着学校行政的实权，同时暗地里，阴谋进行着将来把持整个中国党的准备；但是这个党部是毫无生气的，思想生活根本谈不上。所行所为，有时简直无聊之至，譬如，为了一个姓朱的，由北京女师大来的女生的三角恋爱，竟会开了几个晚上的全校党员大会。这种作风，引起了最大多数的同学的反感。比较深刻的、严肃的、善于思想的人，此时便很自然地倾向到反对派来。反对派组织绝对秘密，我们这个三人委员会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但是反对派的影响的存在，却是任何人都感觉得到的，要看到反对派的文件也不很难。旧东大学生中，只有很少几个没有加入或倾向反对派，大约只有两个人投向了陈绍禹的小集团，其中一个绰号“老寡妇”,陕西人，曾在冯玉祥队伍里当过军党代表的，此时正在反对派与陈绍禹派之间玩弄两面手法，后来是他出卖了全莫斯科的反对派组织。
反对派（正确些说，应该是反对党部派）此种无言的威胁，自然为陈绍禹们所觉察。党部不得不想出办法来应付了。所用手法是多端的。第一，成立打手团（这自然并非专门对付反对派）。在“提拔工人”的名义之下，陈绍禹们捧出了几个孔武有力，蛮不讲理的工人同志来。其中有数位是从法国转来的山东人，第一次欧战时候派去法国的华工。他们在法国的惟一工作，就是和曾琦们的国家主义的棍徒们打架。人很忠实，可惜头脑非常简单，他们信任了霸占着党部的陈绍禹们，把其他同志，陈派的异己者，看成为“国家主义派”一类的敌人；另一些是从上海来的，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姓李的江北工人和另一个姓王的（可惜我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二人的下场据说姓李的后来在瑞金被枪决，姓王的回国后就投向国民党了）。这些人时常打架，完全是陈绍禹的“马仔”作风。陈氏所到之处，这些人大抵形影不离，前呼后拥，趾高气扬，叫人非常看不顺眼。第二种手法是所谓“转党”，这是完全针对反对派的。本来，凡是中共党员，在苏联就视同联共党员，在任何方面都不分轩轾，不受歧视的。到了这时候，陈绍禹们忽然发明了“转党”的办法，即要求大家申请加入联共，成为联共党员。在申请转党时，申请者必须在党员大会上踏上台去，简述自传，并听凭群众批评，倘群众无异议，即算“转党”，成功从此成为“头等党员”；此时倘有人指责，或提出反对，那就难望通过始终成为“次等党员”（即仅仅中共党员），有时，甚至连原有的中国党籍都会被剥夺的。这种手法，充分表示出陈绍禹们的买办根性，而其用心之卑劣，更令人发指，这是无端地进行一次甄别和整肃，借将他们的不同意见者及反对派分子，清出党去。这办法举行了几次激起了极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家用消极态度来抵制它，就是根本不申请转党，就以中共党员的资格为已足，不稀罕多得一张党证。结果，陈绍禹们毕竟不便提出强迫“转党”的主张，事情只好不了了之，阴谋暂告失败了。不过他们想打击异己和摧毁异己的阴谋是继续的，尤以踏进了一九二九年的春季时更甚。
此时整个苏联的反对派正如我在前面说过，都在飞速发展。由于农村的危机加甚，斯大林不得不偷取反对派的主张来应付局面，同时开始与其同盟者右派布哈林们公开决裂。一年前被宣布为“对党诬蔑”的反对派的种种警告，这时候一一证实了，或者由斯大林自己述说出来号召全党同志警觉或与之斗争了。事清证明得非常快而清楚，托洛茨基是正确的。他的威望便以惊人速度恢复转来。人们此时越来越愿意倾听反对派的说话，拼命寻求托洛茨基的秘密文件。苏联党员和群众中此种心理上、思想上与感情上的转变，恰恰与我们中国学生中的过程一样。一年前随和了斯大林的，此时却以双倍的热情来怀念托洛茨基了。莫斯科托派的秘密组织经常被破坏，但新的领导机关跟着成立。托洛茨基被流放在辽远的阿拉木图（接近中国新疆的中亚细亚地方），他的居处被监视，对外的交通受阻碍，但是他写的每一篇文章，写成后至多不出一个月，总可以传遍于全苏联。同情托洛茨基的人太多了，即使在斯大林的特务机关里，被命令去对付托派的，却在暗中帮助托洛茨基。权位之争仿佛还不曾最后决定，因之连职业官僚们都觉得应该留点余地，以便和异日重行当权的托派做个见面之礼。中国学生规定着以部分时间参加生产，他们被派往各厂实习，还有少数业已失去党籍的（其中有反对派同志），则被送至外地工厂做工，这些人时时回到莫斯科来，告诉我们一些外埠工人的情形。从这二种人的消息中，我们知道苏联工人当时非常倾向托派，对政府极其不满，此种不满在外埠工厂中，往往会使小故酿成为罢工。
此一客观情势，使斯大林寝食不安；他不敢将托洛茨基关进监狱，当然更谈不到将他杀害了。他最初利用了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托洛茨基停止一切政治活动，却被后者拒绝。最后，他只好将托氏放逐国外。这是一九二九年一月间的事。
托洛茨基的被逐出国，事先进行得非常机密。我们很早获得风声，说斯大林们对托氏的活动限制得越发严了，更大更重的压迫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但没有人想到会送他出国，因为即使最狂妄的想像家，也不会想到斯大林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政府缔结协定，使外国的宪兵和警察替他看管这位苏联的创造人。我们料不到斯大林会有这样的主意，更猜不到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府居然能同意替斯大林做这样的工作。可是事实竟发生了。那是当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或二月上旬的一期《真理报》上在最不引人注目的报屁股上，登载了一段小新闻，说托洛茨基及其家人被逐出国。那段小新闻的正确措辞我已经记不起了仿佛只提到了他从事反苏联的秘密工作的罪状，并未明言他被送到土耳其。
这消息在反对派的同志中引起了广泛的激功，可是苏联的一般民众对此事却仿佛很少关心，我们在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都不曾看见有人谈到这件事。根本那段消息太不叫人注意了。但是几天之后却发生了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那天早晨，我们从宿舍走到学校去，只见街道花园里，路角上出卖报纸的小亭旁，人们一簇簇的拥挤着，拿着报纸纷纷在议论。我立即买了一份来看，在第一版上用大标题登载了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托洛茨基先生出国的第一步》。文章还附印了一幅照片，那是一期伦敦《每日决报》（DailyExpress），上面登载着的托洛茨基的一篇文章。耶洛斯拉失斯基没有告诉人家托洛茨基说了些什么，而只是大声疾呼地说：看哪，托洛茨基一出国就和大英帝国主义勾结上了，勾结了来反对我们苏联！叛徒的原形毕露了！
这手法是非常恶毒的。因为十多年来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间尖锐而激烈的冲突，在一般群众中，特别在年轻人中，造成了一个成见，即以为一个革命者，不管你用什么态度，站在什么立场，只要你利用资产阶级的报纸来说话便构成了对革命的叛变。苏联是由共产党独占了出版的，除党报外根本不许有其他报纸存在，非由政府出版的刊物，一律属于反革命的，因之，人们就无法了解处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革命者的行为，他们在许多场合中不能不利用资产阶级报纸发表文章，利用资本家的书店来出版革命的书籍，或者，通过资产阶级的宣传机构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耶洛斯拉夫斯基与斯大林利用苏联人对于此种情形的隔膜，于是就拿托洛茨基对伦敦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的事情来打击他。结果倒是很有影响的。不但苏联的一般人中因此引起了波动，便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托派中，都觉得托洛茨基做了一件憾事，使仇者快心。那时托洛茨基还是苏联公民，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苏联大使馆里，他和国内的消息是很灵通的。为此他立即写了一封《告苏联工人书》，愤怒地揭穿斯大林和耶洛斯拉夫斯基们的阴谋。他控诉斯大林们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来迫害他，抗议他们不让他这个苏联国家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住在自己的国内；然后他举了列宁当年的例子，说革命者对资产阶级报纸记者发表谈话，甚至发表文章，都是常事，是完全允许的。这一封信很快在俄国的工人中传开了，发生了甚大作用。托洛茨基写那封信时候的心境当然无限悲愤，因此写得情文并茂，感人极深。我将它译成中文，中国同志中有人读了甚至饮泣的。可惜这封信仿佛没有传到中国，中文和外国文的我都不曾在国内见过，可是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只有后来老人悼念儿子的那篇名文给过我同样深的感动和印象。
驱逐托洛茨基出国没有能阻止反对派在苏联的继续发展，即使用最卑劣的污蔑也未能收得预期效果。当时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争吵已成公开秘密；布哈林写文章批评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又和过去的对头、目前已经投降的加明尼夫们私相联络；斯大林便立即给了右派以行政上的打击，将布哈林、赖可夫与托姆斯基这三巨头从他们的重要地位（第三国际主席，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全苏联工会主席）上打下来。这二派互相攻讦，揭开了不少内幕，让人们看清楚了所谓“列宁主义的、精诚团结的中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苏联的群众中流行着这样一个想法：托洛茨基是杰出的，是大英雄，但不安分，有野心，时时捣蛋，因之，他之被踢开虽然是可惜的，但为了党和中央的统一，为了大家能和和气气做事踢开他也好。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时，《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记不清是台明扬，白德内伊的打油诗呢还是别人写的文字〕，就是反映了这种情绪的。那篇文字的大意是：“好了，我们的‘英雄’走了，从此不再要什么英雄，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和衷共济地干下去吧。”这几句话在斯大林后期的环境中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它否定了斯大林的“天才”，将他位于平凡人之列。不过，在那时，这不但是一般同情托派的群众如此想，便是斯大林自已都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说的。他当年正是用“集体领导”的法宝来打败对托洛茨基的“个人崇拜”的。
可是自从一九二九年春天开始，上述那种天真可笑的想法，逐渐被事实所推翻了。“平凡人”之逐走“大英雄”，却原来为的要让一个真正的庸人来冒充天才。这秘密在那时虽然还不能一下子就看出来，但是至少，人们在托洛茨基被逐以后一两个月，就看出了那个“精诚团结”的中央委员会虽然已不再有捣蛋鬼在内，却还是不能“和衷共济”，甚至分歧得更无原则性，因而是更无耻的。“正统的列宁学生们”的出乖露丑（时而攻击，时而悔过），使一般人很自然地怀念起托洛茨基来。“他才是一个汉子！”这句话越到下层越容易听到，尤其是经历过革命，在托洛茨基的领导下当过红军的人。我在苏联的接触面不大，其中大多数又是党员，但也曾不少次听到过这种说法。那时候，我们和被开除回国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据来信说，他们已经在上海、香港和北京开始了工作。上海，我们的朋友和一家书店（新宇宙书店）有往来，准备出版些反对派的书；香港的某些朋友听说已经进了船坞，北京的朋友则在学生中活动，他们准备出版一种刊物——《我们的话》（我记不清这刊物是否那时即已出版）。莫斯科和中国的通讯经过上海新宇宙书店，我们曾几次将译好的文件寄给史唐。
五六月间，有大批中国学生将被送回国，有的是被指定的，也有些自己请求的，这中间有不少反对派。于是问题发生了：一、回去怎样工作？二、国内反对派组织应该如何？为此我们曾经在莫斯科的炮兵学校里开了一次人数较多的会。到会的除了三人委员会外，还有刘仁静，以及各学校反对派的负责人。在那次会议上，我们集中讨论了上面这两个问题。结论是：一、回国后必须留在党内，要做成最好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在实际革命的忠诚勇敢上获得了同志们的信仰，才有资格来坚持正确的革命主张。为了取得继续留在党内的权利，我们不主张公开自己的立场。在工作中遵守纪律，服从多数；在思想的讨论中，应曲折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图纠正六大决定的错误，但应尽量不暴露自己反对派的面目。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决定是：我们必须以中国共产党中的一派自居，我们的目的是改正党的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因此我们不是要到中国去组织新党。万一党的领导机关不管我们完全符合于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态度，无理地为我们的主张而开除出党，则我们应该在中国当时已有的反对派组织中工作，不应另立门户。这二点态度，为当时到会者所一致同意，惟一例外的是刘仁静，他说，他一回到中国就要以全力从事反对派工作，不愿意浪费精力于党的工作上：同时，他根本看不起业已回国的十几个“毛头小子”,所以他说，以后他是否会和他们一起工作，如何工作，一切要等他回国后看过再说。我们大家不赞成他的态度；觉得他的对党态度与整个反对派立场不符，而他对已回国的同志的看法，则未免太傲慢和自我中心了。几经辩论，他表示服从多数；不过后来事实证明他并没有照办。他那次是由欧洲回国的，道出土耳其，在托洛茨基的家里做了几天客。托洛茨基就在此时起草了《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纲领草案》，由刘带回中国。
当时莫斯科反对派的回国情绪是相当高涨的。我们是中国革命者，我们战斗的地区是中国。留在莫斯科，在学识上固然可以进修，工作却很少可做。宣传与说服工作完全限于中国学生，而中国学生最多时期未曾超过一千，此时则仅四五百了，在这个数目中，属于反对派的快要占到三分之一。所以那时同志们普遍地觉得，我们应该早早回国，到实际革命工作中去证验反对派的主张，为此主张去寻找力量。留在莫斯科是安全的，丰衣足食的，中国此时则正厉行着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但只有少数人，属于陈绍禹系统的没出息的家伙，才会听见回国而发抖，因此又以遣送回国来威胁他们所不喜欢的人。我们十分轻视这些人，反对派的最大多数，都希望第二学年的结束就回国去。
不过我们的要求愈明显，党部对此问题的看法也愈审慎。如果陈绍禹们的目的和一年半以前一样，以把持学校为限，那末问题便很简单，将所有不喜欢的与不可靠的分子悉数送回就是了。但这显然己不是陈系的主要企图，现在，他们是以抓取整个中国党为目标了，所以他们又不愿把异己者（包括反对派与非反对派）随便送走，让他们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取得地位。他们又想将这些人扣留在莫斯科，放在他们的监视之下，以便随时可以借苏联的警察力量来消灭他们。因此，在那时，想回国也不是容易的，特别是在他们眼中看来有能力的、积极的，回去了不会消极或反动的人，如果与他们没有比较亲密关系，那便更难获得准许。
说到这里，我要谈到两件完全与我个人有关的事情了，我的身体向来不结实，咳嗽伤风之类是常事。每个月中，大约总有几次上学校医院去。但我并不患有严重的病，我自己也未曾请求休养。可是有一天，大概在五月间吧，忽然医务处通知我，说我可以到南俄海滨休养去。这是完全意外的。我自然乐于接受这个优待，在黑海边上一个风景非常秀丽的休养地中住了一个月。同住的都是外国人，尤以来自列宁格勒的党政和工厂中的高级干部为多。在此地休养，显然比到莫斯科附郊的休养所去要比较难能些，也就是说，休养者的地位必然要高些。可是我怎么能挤入他们之列呢？而且又不是在暑假中？在温暖的南方阳光中，躺在柔软的沙滩上，看着那些快乐地嬉戏着的男女干部们，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很显然，若非学校党部给我说过方便话，我决不能有此待遇。但我和党部的关系却从来不亲密，即使没有公然敌对，至少也是冷淡的。陈绍禹与我绝不往来，见面不打招呼。我从心底里讨厌这个人，他当然也没有任何理由来喜欢我。我的反对派活动，他虽不能确知，但他一定能看出我不是党部的积极拥护者。陈系中坐着第二把交椅的，那时是何子述（此人品格较好，后来回国时是著名的所谓“二十八个真正布尔什维克”之一，最后死于蒋介石之手），他与我的私交尚好，在同一班里读书。他是党部要人，而我却是“不活动分子”，所以后来我们之间的交情也说不上亲密的。可是当我被送去休养之前的一个时期，他对我的态度却突然亲热起来了，亲热到“嘘寒问暖”的程度，老是以最关切的表情来谈到我的健康问题。我的所以能够到黑海胜地去，当系他“关切”之功。但陈何一体，人所共知：我之突被垂青，不用说，完全是陈绍禹们有计划的一个步骤。目的也很易见，想拉拢我来打击反对派。
第二件事来得更突然，那是发生在七月底，也就是说，当我从黑海边休养回来不久之后。有天晚上，党部突然叫我去，给了我一个意料不到的任务：以中国党的代表资格，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委员们到列宁格勒去参加八月一日举行的反战反帝大示威。我们这个代表团由德共当时的总书记台尔曼率领，其中包括了莱梅尔（后来亦被希特勒处死）以及法意等国的著名领袖。我这个无名小卒处身在他们之间，实在感到了莫名的惊异。惊异的固然也因为我忽然挤进了“名流”之列，却更因为这种纯粹去接受喝彩的荣誉任务，为什么会派在我的头上？如果说为了我能够说几句俄国话，那末精通俄文的陈系人物有的是。如果说人选是依照了党龄和过去工作记录，那末我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拿我这个人去充当国际代表呢？我真是受宠若惊了。不用说，这当然又是陈绍禹们对付反对派计划中的一个步骤。
不过感谢这个不怀好意的步骤，我总算体验了当时特权尚未疯狂发展以前的苏联特权官僚们的情形。有机会看见了曾经举行过伟大的十月革命的现场。
台尔曼等刚刚开完了共产国际的第十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从右边向左边的跳跃，正式宣布世界革命踏进了第三时期，亦即是国际资本主义总崩溃与世界革命总进攻的时期。在组织上，斯大林借此完成了一项手术，将那由六次世界大会上选举出来的主席布哈林革了职。因为台尔曼等在那次手术中当了斯大林的重要助手，后者为了报偿起见，因之当他们会后回国的途中，请他们在列宁格勒主持一项盛大的庆典。而我则真所谓“忝陪末座”，恭逢其盛。
我们大约在七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的夜间，乘卧车去列宁格勒。与我同房的是一位意大利代表，那人的名字仿佛记得是尼可尔：意共中较为年轻的一位领袖，这个人留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因为那晚上他教了我一首名叫“人民向前进”的反对墨索里尼的小歌，又因为后来意共领袖中有位同样名字的人，曾经一度走近过反对派的。一天亮到达列宁城，车站上有长列的汽车等着我们，载我们到十月革命时作为总司令部的史莫尔尼学院。这地方引起了我一个教徒朝拜圣地的心情。不久前我才读了约翰·里特的书：《震动世界的十日》。因之这所大厦在大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我是熟悉的，甚至它的走廊，它的几个特殊的房间，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些房间里的所作所为，我都非常清楚，今天一到现场，抚今思昔、“按图索骥”，实有无穷兴趣，当然也有不少感触：当年在此地策划和领导革命的二位巨人，一个已死，另一个被逐至国外了。
我和一位德国同志和那个意国同志被安置在史莫尔尼里面的“农民之家”。地方非常清静雅洁，最适于休息，看样子，它可能是史莫尔尼学院时代由那些高级的尼姑住的。台尔曼等没有留在这里，他们另住酒店。
当天，乌里茨基宫中开了大会，预先纪念明天的八一反战日。我们这个国际代表团被请坐在主席团的席位上。后来因被暗杀而大大出名的基洛夫主持会议，由台尔曼作了主要演说。无疑的，台尔曼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和近年共产党领袖们流行的演说方式不尽相同，即并非拿了一厚叠原稿逐字朗诵，而是像即兴的煽动一样，从腹稿中生动而流利地背诵的。他身体魁梧，音量宏大，给人的印象很有力。还有一点好处，他的演说并不太长，说话简洁，所以对听众说不是一种疲劳攻击。记不清是次日还是同一日的下午，列宁格勒举行了数十万人的示威大游行。我们又被邀请到主席台上。这是临时建筑在一座皇宫外面的，上面站的都是党政军的巨头，检阅游行队伍，接受过往人潮的欢呼。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扮演这种角色，即在长长的时间内，微笑着，对下面的人群挥手答礼。在共产党的一切仪式中，这是最习见的一种，而主持这仪式的人，也被视为最最光荣的。可是照我个人的经验说，这毋宁是相当痛苦的。我绝不想否认群众示威的意义；但任何事物，一旦变成了仪节，变成了形式多于内容的排场，变成了非因自发而是特意布置的演习，其原有意义鲜有不随之而丧失的。更何况今天那样的演习，连接受欢呼者所站的地位都必须按时价不同而严格地分别先后，其滑稽可笑处有如伶人们的悬牌，而其可悲的实际含义则当然更甚于此，它显明地指出了革命的堕落与官僚形式主义的猖狂。正是在这个仪式中，“个人崇拜”的毒害暴露得比任何其他事情更加清楚。这种仪式绝不再是革命力量的检阅，而只是大领袖（或领袖们）虚荣心的疯狂表现与帝王思想的极端发泄。我曾经见过一张苏联影片，关于这种场面的，斯大林站在列宁墓的顶上，居于正中，亦即挂着头牌，下面是不断的人潮通过红场，少先队献花，人们狂喊，这一切都履行如仪，最后高潮出现了，莫斯科的数千运动员在场中展开了阵势，表现了五花八门的节目，忽然间，阵势突变，彩色的旗子分分合合，一下子写出了几个大字“荣耀归于斯大林”，欢呼声震动了天地，镜头划到了斯大林的面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缓缓挥动着他的右手。主席台上围而拱之的众星则对了“北辰”大鼓其掌。这几粒众星中，大多数是今天高唱“集体领导”的英雄们。
今天（一九五六年的秋天）中共的诸领袖也正跟在克里姆林宫的众星之后，反对其“个人崇拜”。然而此一崇拜最露骨的、最伟大的与最富戏剧性的表现——节日受贺，却似乎还后来居上，愈演愈烈。扮演在天安门前由斯大林定下来的丑恶的“朝仪”。如果不改变或者取消，那末在真正反“个人崇拜”的路上，连第一步都不曾跨出呢。
检阅的次日我们集体去游了“沙皇村”，又参观了工厂；俄国革命中起过重大作用的普的洛夫铁工厂，引起我们最大兴趣。下午没有官式节目，我们自由活动。我找到了一位在黑海休养所里结识的俄国朋友，“红色十月”糖果厂的一位工会领袖，他很热情地陪我整整玩了半天。我们在十月革命暴动的基地，维包格区里游了一阵，眺览了涅瓦河的景色，看了河上有名的“彼得保罗堡垒”，在这里，差不多拘禁过所有俄国的革命领袖与不少大作家的。我们走了尼夫斯基大街，又去看了那座名闻世界的“隐士画廊”。那天晚上，他又拉我到他家里，由他太太亲自煮菜来款待我，席间还约来了在休养所认识的几位男的和女的朋友。他们（与她们）都是这样的热情，这样的好客，使我深深感动。不过从他们的态度和谈吐中，我又探深地觉察到，这都是属于赞助“特米多”的人物。在莫斯科，我接触到的俄国朋友多数是反对派，他们中年纪有的很轻，但党龄都相当长。在革命的艰苦的年月中，都曾经参加了斗争的。他们的性格比较沉着，思想比较深刻，眼界比较宽阔，对物质的享受不甚注意，书读得很多。与我们相交，主要地，甚至惟一的是为了对革命的共同见解，深厚的感情完全建筑在这个共同点上。列宁格勒那班朋友却是大大不同的。他们颇安于现状，根本不谈思想，男女都相当讲究衣着，我相信他或她们都是好的工作者，是积极分子，但除了因此可以不断改善自己生活地位之外，决不为了（也根本没有）更大与更远的目标。他们几乎都是党员或团员，可是对世界却知道得很少，对中国更莫名其妙。有一位非常漂亮的糖果厂里的女职员，甚至以为中国人是和猴子住在一起的。他们对我好，一则由于俄国人那种可贵的热情和良善，另一方面，在不小范围内，却因为我是一位“贵宾”，受他们政府优待的。这是新兴一代苏联青年的好模型，他们比我在莫斯科所认识的一群，显然更有代表性。在这里，我仿佛更懂得了托洛茨基何以失败，斯大林何以胜利，“不断革命论”显然与这些漂亮而天真的少男少女们的胃口不合，与他们的利益不合。
我们在列宁格勒一共住了四五天，主要的工作是分途出发，去到军区各个驻防地向士兵们讲演，有时一天得赶好几处，且有远至芬兰边境的。每到一处,总受着数千或上万士兵们的欢迎。我们站在操场临时搭起来的讲台上，透过播音机对群众说话，讲的无非是应节的话，关于战争危机的加强，以及国际劳动阶级的团结。反应是真正热烈的，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和他们的愉快举动上看得出来。演说完结，我们总是无法脱身，才下台，那些活拨的红军小伙子们就从四面八方向你进攻，“捕获”了你，欢呼着，将你整个人再三向空中抛掷，然后三四只肩膊凑在一起，将你抬着走，送过操场。台尔曼身体肥硕，给人抛掷委实有点吃不消，有一次他只得向大家告饶求免。……这种热情决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十月革命离此时毕竟还只有十一个年头，深厚强烈的国际主义教育，虽然已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所冲淡，可还是有力地存在着，普遍而牢固地抓住了人心。我们这些外国来的共产主义者，被视作与他们的生死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朋友。将任何外国人视同间谍，把外国共产党员看成仅听呼唤的仆从，随意生杀，那是要到一九三五年以后才有的事。在列宁格勒，我们只参加了一次宴会，人数并不多，派头也并不豪华。像三十年代后期，每逢佳节，当国际友人来临时，克里姆林宫中例必举行的盛宴，衣香鬓影，酒池肉林，其奢侈与排场使白金汉宫中的酒会远远逊色者，在那时恐怕连最大胆的右派分子都不敢想像的吧。但虽如此，当时高级官员的享用已经超过平民多多了。就拿我这个“短期贵人”的一件小事来说吧，原来我们当学生的，每月的杂用津贴是十元，而当代表的每日伙食干折恰好也是十元。因此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几乎变成“小富翁”了，口袋里突然多了数十大元，有资格请朋友们吃中国饭了。
回到莫斯科，何子述越发同我接近了。他“慰劳”了一番，并希望我以后更积极地担任些学校党部的工作。这意义很浅显，要我向陈系“靠拢”。陈绍禹们的惯用策略我是熟悉的：“先礼后兵”，拉不到就打。如今人家的“礼”已经送过。下一步要看我的决定。我和反对派的同志们一商量，大家觉得我不能在莫斯科长久留下去了。人家不会再容许我表面消极，而暗中积极地干反对派。我非尽早回国不可，要不然，打击下来，想回去就不可能。但要求回国，得提出个充分理由。很可能，陈绍禹们已怀疑我和反对派的关系，轻易大概不会放我走的。这时候，学校放暑假，全校学生送往南俄休养，我因才休养了不久，要求不去，准了。那时留在校里的还有十几个人是已经决定回国的，其中有几个反对派，有少数是陈绍禹的信徒。我在数月之前，和女同学Y结了婚，她在被遣送的名单之内，我于是抓住了这个理由，要求同走。学校党部的负责人全去了休养地，我径向苏联同志请求，他和国际的东方部一联系，立即就批准了我的要求。
就这样大约是在一九二九年的八月底吧，我又坐上了西伯利亚火车，结束了两整年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和政治活动。那时莫斯科的反对派组织曾经改了组，因为我决心回国，所以在学校尚未休假时，就在一次会议上推出赵言轻来替代我在三人委员会中的工作。此人年纪比我们都大些，过去是武昌一师里的名教员，河南人，性情极厚，又因他的洋名谐音，人人都称他“妈妈”。但事情真有出人意料的，在我回国半年之后，莫斯科整个反对派〔二三百人〕之破坏，竟是为了他的关系。不过此是后话，等到应该谈到的时候再谈吧。
[1]最近见到一篇在台湾发表的，有关此事的文章，说当时选出的共有五人，除我在这里提及的三人外，还有李平和卞福临。这是很可能的。不过就我记忆所及，我们经常会面与讨论问题的是三人而非五人。也许李、卞二人是“委员”而非“常委”吧。―1976年注 |
东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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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在海参崴停留了约莫半个月，后来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上又过了十三天。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对于苏联这个国家，有了比较正确的初步认识。原先我们虽然不曾天真地以为这儿业已实现了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但想像总是不很明确的，和真实情形有着很大距离。初到海参崴，在码头附近发现了几个乞丐似的穷人，我还是很感惊奇的。大概是到后第三天吧，傍晚，我和两个朋友在街上散步，经过国际海员俱乐部，沿电车路向市梢走去，忽然从后面追上了一个人来，将一只烂番茄（或者是红柿子，我记不清了）抛在K的后脑壳上，愤怒而含糊地骂着．飞决地逃进了横街。此事让我们知道了，这里并非人人都欢迎我们的，有人恨共产党，因而更恨外国的共产党，这里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甚至是十分尖锐的阶级牛争。这时我们开始更清楚地懂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绝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一个理想的社会，决不是短期间能够建立起来的。在过去，如果我算研究过一点理论的话，那总是关于如何革命以及如何胜利方面。至于胜利了如何建设，在工人当政的国家里如何继续阶级斗争，我们却从来不曾想到过。来到海参崴，面对了事实，这才第一次接触到这些问题。此后我们不仅要为中国来研究革命理论，而且也要为苏联来研究它了。
在海参崴招待我们的是一个德国人，会说英语，他跟我发生联系。据他说，不久之前他还是海员，参加德国革命，现在是第三国际驻在海参崴的上作人员。另一个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是中国人梁柏台，那时是苏联远东省的一位高级负责者。这件事在当时我们看来亦颇新奇：在苏联“做官”的竟不一定是俄国人！狭隘的民族界限在这里是真止打破了。我们不是在书上，而是在真实的政治中看见了国际主义。这给予我们的感动是非常大的。
在海参崴的短期停留中，我总算明白懂得了：苏联的可贵并不在于它今天已经实现的情况，而在于它前进的方向，在于保证这方向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我们要研究这些史无前例的好制度，同时要了解至今还包含着许多矛盾和困难的现状。这可说是我们到苏联来学习的第一课。
在横贯酉伯利亚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小事，非常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多少影响了我往后思想的，值得一记。火车上，中国学生包了两节车厢。依照长途车上的规制，每一节车厢有一个固定的管车员（或乘务员）。他的任务是照料这节车里的清洁、秩序、报告下一车站的情形（例如停多少分钟、有无开水供应、能否进膳之类），同时他也留意一般乘客的行动，每逢大铁桥将到的时候，他就大叫：“莫斯脱”（俄语的“桥”），拉上窗门，不准人探身出去。我猜想，这种管车员多半和公安部门有联系。我们那节车的管车员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中年人，退伍红军，对乘客很和善，关心得十分亲切。一开始，他和我们就交上了朋友，教我们认俄文字母。我们之间没有共通言语，却能够谈话，借助于手势和少数几个俄文单字（那是我们从海参崴旅馆里的女工学的）。有一次，几个人围在一起，拿了纸头和铅笔在学写俄文，我的教师站在旁边抽烟，指指点点。这时有人把斯大林这个名字用俄文字母写出来，教师看看这个字，不做声，眼光淡淡地移转了，望着另一个人的面，那人便竖起了大拇指，兴高采烈地对着俄国朋友说“斯大林！斯大林！哈拉血（好）！”我们所有人的眼光都望着他，表情都是兴高采烈的。可是对方的面色很难看，他鄙夷地扫了我们一眼，掷去了长长的烟头，伸出了小拇指，吐口口水，口称“哀朵，哀朵！”〔俄语：“这个气”。〕我们一怔，他却突然地激动起来，面色涨红，改竖起大拇指，同时连声说道：“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哈拉血！”接着他气愤愤地走开了，口里叽咕着一连串我们听不懂的俄国话。
当时我们都觉得奇怪，不明白为什么赞美斯大林会如此地触怒了他。对于联共党的内争，我们知道得还是很少；非常少的一点知识是在汉口时期听来的。根据那时的一般说法：列宁的继承人是斯大林，他是俄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革命的领袖；至于托洛茨基，据说充满“个人野心、浪漫、而且仿佛是蒋介石型的军人”。
发生那次事情的时候，火车行程大约走了三分之一。在以后的行程中，这位管车员依旧是那样和善而亲切的，照顾得我们无微不至；但根本的态度是变了，不再和我们作哑剧式的谈话，不再教书，甚至不再是朋友般的随便了。这个改变的原因，只当我后来比较熟悉了苏联内情之后才能解释，他在感情冲动后有点后悔，有点害怕，怕我们将此事告发，因为他知道我们全是党员。
我们中间自然没有人告他的密，因为我们都还站于联共的党争之外，谁也不曾和任何一派联系起来。不过从这位退伍的红军口里，我们是第一次听到了，并且看到了，关于斯托二人的不同于已知看法的看法。
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那时正当阴历八月间，火车驶过贝加尔湖的那夜，记得又适逢中秋。皓月当空，映照出万顷银波，壮丽无比。火车一整夜就是绕着靠南的湖沿走，我们差不多一夜不曾入睡，大家凭着车窗赏月。次晨，火车到达了湖畔大站伊尔库茨克，我们吃到了世界有名的贝加尔湖鱼的鱼干。
秋天的西伯利亚可能是一年中最美丽的。不冷，当然还不见雪，但一望无际的树林已显出萧瑟之意，基本的色彩已自绿中转黄了。空气是无比的清新，即使在车厢里也嗅得出原野和林木的香味。有些小车站及其附近的景色最迷人，房子全用木做，不着油漆，墙壁多半是用整段圆粗的木材叠成的。车站和火车都隐没在树林里。月台上，时常可以看见几个穿俄国衬衫的青年弹着“巴拉拉伊加”（近乎竖琴的俄国乐器），唱着，舞着。几个俄国乡下小姑娘和老妇人，向我们兜售些煮熟的鸡蛋和盐渍黄瓜之类的食品。这情景是既幽静而又欢乐的。那时候离俄国的农业集体化高潮还有好几年，中右派正要利用富裕农民来打击工人及其政治代表——左派，布哈林的所谓“由富农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见正被斯大林奉为圭臬。可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个可爱的村姑们能够出卖她们多余的食品，倒是托洛茨基们给人打倒的原因之一哩。
我们大概在十月初旬到了莫斯科，被招待在史脱拉斯那雅广场附近的一座楼房里。几天之后，陆续又来了几批中国学生，大家住在一起，全数该有六七百人了。我们全都是准备进军事速成班的。这个军事班附设于东方大学，预定六个月毕业。大概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得太快，一切事超过了预计，学生到齐之后、学校却尚未准备就绪。我们闲住着。正在此时，上面决定要从我们这群人中拨出数十人，进东大当正式学生（二年期）。我也被挑中了。不过我那时却并未以被选中而高兴的，因为我们的本意是来学军事，不是来读书的；对于理论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尚未有深刻认识，武力决定一切的教训又太过新鲜。同时，我那时竟还保持这样一个可笑的想法：如果真读书，我不如回北大去，因为直到那个时候，我还不自觉地将“纯粹学问”与共产主义的理论对立着。幸而这个成见，或正确些说此一成见的残余，当我郑重而系统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便立即消失于无形了。
东方劳动大学是一个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生分属于七十多个民族。其中包括了苏联内部的东方诸少数民族，亚非二洲的各被压迫民族，以及日本人和美国的黑人。在孙中山大学没有成立之前，中国派来的学生都就读于此。我们住的脱威尔斯卡雅林荫道A字十五号那个宿舍，也就是瞿秋白他们留俄时候住过的。从一九二四年起，因为中国的革命形势开展，有大批的中国留学生送到莫斯科来，于是特别开了一个大学，即孙中山大学，专收中国人。但虽如此，每年派来的学生中，仍有少数被拨入东大。原因是：孙大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学生中颇多非共产党员，其中不少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另有一些是青年团员。所以党龄较长的老党员，多半仍被派入东大。不过到了一九二七年，人们对于东大与孙大的看法，又加上另一个政治角度了。孙大校长是波兰的老革命家拉狄克，他是出名的托洛茨基派；而东方大学则是纪念斯大林的，校长休免茨基乃是最积极的斯大林拥护者。站在联共党内派系斗争的立场上，他当然是要重东大而轻孙大了。虽然当我们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孙大内部的斗争亦已决定，拉狄克已被撤职，新校长是斯大林派的人物米夫；该校中的托派学生，有的事实上已被开除出党，命运待决，有的则已悔过投降（其中有蒋经国）。但一般说来，依照斯大林派标准看，东大的行政当局和学生，在成分上仍旧是较为纯正的。
我们的正式学生生活一开始，立即被没头没脑地卷人到苏联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去。这个斗争将要在很大范围内，决定联共、苏联乃至全世界人类的命运的。我们对俄国的革命史茫然无所知，对苏联和世界工人运动的知识也几乎是完全没有，一下子接触到那些争论问题，简直叫我们无所适从。不过我们是有高度兴趣的，特别因为当时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革命。这些争论在理论上虽然生疏，但史实却是非常熟悉，这些事多半是我们亲自经历过，而且引起过我们的疑虑，曾经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思索过的。所以一俟我们在莫斯科安顿下来，开始学习和思想，就以全副精神注入于此一争论了。我们积极阅读文件，参加会议，如此地过了一个短短时期。等到十月革命十周年时候对问题已经摸到了一个大概再到十二月联共党第十五次大会时，我已把握了争论的本质，并且对争论双方已经有明确的向背态度了。
在最初，我们自然有先入之见的。党的教育使我们无条件赞成多数，尊重中央委员会。我们无须阅读文件，不需要明白争论内容，就预早断定了以斯大林为首一面一定是正确的。进学校没有几天我们就参加了一次全校的党员大会。这次大会的主要事项是听当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报告。会场中，各民族的人分别坐在一起，由翻译将演说词逐句告诉我们。大意是说托洛茨基从来都属于门雪维克，专跟列宁作对，他参加十月革命的原因是投机，而且他的参加是害多益少的……。这些话，我们听了自然照单全收，我们根本不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派别史。但在苏联同学（许多是高加索人与亚美尼亚人）中，耶洛斯拉夫斯基的演说却不断引出愤怒的抗议。我们问翻译，这些人叫喊些什么。翻译的回答是：“胡闹，托派捣乱。”他不愿意告诉我们。可是座中的中国老同学，已经学会了听俄文的，却有人低声地告诉我们说：“他们喊：‘无耻！说谎！’”居然这样大胆！我们有点糊涂了。监察委员会主席演说过后，有一个俄国学生迅疾地跑上了讲台，听众中就嘘了起来。上了台的人不管一切，大声而愤怒地讲着话。下边的人就轰他；上面的人继续讲，座中人立起来了，有人冲向台去，另一些人想阻止他们，结果会场就乱成一片。台上的人已经给主席团制止了，有人提了他的胳膊，此人愤怒地叫喊着、挣扎着，情形差一点就是混战了。这时候，我们已经退出了会场。我听不懂人家叫嚷些什么，但是意义是很清楚的：群众中有人拥护托派，大多数人反对托派，斗争非常尖锐。
会议的情形推动了我们，让我们以加倍的努力和兴趣去研究文件。不过我们愈有兴趣，文件却愈使我们感到不满。这些文件都是摘要、片段，而且全数属于中央派（即斯大林派）一面之词。没有一篇反对派的文件发给我们。我们向党部要求，想同时看点反对方面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反对派的意见在中央派的文件里已经有了，在辩驳中有了引证。这说法当然不能满人意。因为文件中被引证的反对派诸领袖的意见太可笑了，有时竟是太荒谬了，我们不相信这些十月革命的大人物们竟会荒谬和错误到如此地步。怀疑引起怀疑，结果使我们对原来无条件接受的中央文件，反觉得有了问题。支部的负责人显然看出了这个恶兆，于是拿托洛茨基在某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席上的发言给我们看。这是记录稿的译文，但是经过仔细删节的。内中有一半是托氏的话，但因为经常被打断，不连贯，简直看不出什么意思来。另一半是斯大林、布哈林等人的插句，这些插句却记得非常详细的，而且还记上当时会场情形，说人们如何以欢笑和鼓掌来赞成对演说人的嘲笑和打趣，又如何以怒骂来帮衬总书记的斥责。看了这个文件，立即让我们想起了学校党员大会的情景，满心反感。
但虽如此我们终于从这些文件中，或正确些说，从文件的字里行间，从它的侧面和背面，领会到了双方的争论点。关于当时争论的三个主要问题：英俄委员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我都还不能得到最后意见，因为到达双方结论的理由我们不清楚，尤其是反对派方面的。要我们下判断，首先得从头学习许多东西，例如国际工人运动史、政治经济学、俄国革命史、苏联经济问题等等。我们（是我们，因为与我持同样态度的并不少）这种态度，怀疑的、甚至是超然的中立态度，当不为党的负责人所喜。依照他们的想法，我们的责任是无保留地拥护中央多数派的结论，阅读文件不过要让我们的拥护更自觉一点，更坚决一点。怀疑是绝不应该的。当时我们的“党性”也告诉我们不应该，所以不敢公然表示怀疑；可是我们的理性却不许我们没有保留，结果，我们便只好在内心的保留下作不怀疑的拥护表示，而事实上，差不多最大多数的中国同志，在举手赞成中央多数派的决议之后，却更热心地来研读一切理论，特别是反对派的理论。
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我几乎是直觉地同意了反对派。应不应该加入国民党？是否应该替国民党发展组织，蒋介石是否是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忠实同盟者？省港罢工委员会是否就是一种苏维埃？北伐胜利中是否不应该放手去组织农民？蒋介石叛变后是否还必须捧出另一个国民党领袖来造成“新的革命中心”？四阶级联盟这个策略是否在中国已经证明失败，这些个问题，我虽然完全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说法如何，也不知道列宁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作用及其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策略如何，但仅凭我二年来浮游于中国革命潮流中的体验，也可以做出初步的答案了。过去，我早就有了一些怀疑的，第一，是我们在北方（南方的情形我不甚清楚）硬替国民党发展组织，我从来就觉得可笑；第二，为什么我们始终把希望寄托在高级军人和政客身上，受了一次骗又自愿地为另一个骗子去效劳，第三，为什么要把武汉工人的枪械缴给唐生智，为什么要压制湖南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些个怀疑，我最初只是茫然惶然；后来听说这都是陈独秀犯的错误，是违背了国际指令的。可是今天，在那些精心编辑过的讨论文件中我却终于看到：无论鲍罗廷，无论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决策者乃是联共的中央，是斯大林。在中央派主张的所谓完全正确的政策，与我们在国内见到的所谓被执行错了的政策之间，实在看不出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倒是隐隐约约透露出来的，断章取义摘引来的反对派的表面上非常荒谬的论据，根本和国内所曾实行的政策不同。可是我们谁也不敢，内心里也谁都不愿意去赞成被宣布为反革命的反对派。
小组会经常讨论文件。同志们的发言非常谨慎，只当问题涉及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可说的话比较多，时常会提出一些事实和经验来，对文件中的某些意见表示疑惑，但一听领导者搬出大堆权威者的言论之后，我们就哑口无言了。有时我们企图将自己的经历作一番推广，将它一般化一下，想以此印证或批评文件中某一个见解，但发现列席的领导者带着优越的微笑，轻轻儿的向你指出：“同志，你这个意见恰好就是托洛茨基（或拉狄克）所欢喜的。”发言人便立即觉得狼狈万分，惶恐地将意见撤回了。中国的革命者并非懦怯成性的，其中大多数有精神勇气，所以然者，只因“党”、“中央”、“多数”这几个名字，当时听起来实在太神圣，太不可侵犯，以致谁垄断了这些个名字，谁就享有了无上权威。
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来临时，我正是这样程度的一个“斯大林主义者”。那一次的游行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到的，场面大极了，我们的队伍黎明时就到区苏维埃门前去会合，一路游行，中午穿越红场，直到下午三四时才得回家。列宁墓前首次见到了斯大林等等的要人，他们举起了手，向经过的各个队伍，从扬声机里呼喊着各种口号。大概中国革命还太新鲜，或者是斯大林故意要表示中国革命并未失败，正在进入更高阶段吧，中国学生在红场上似乎受到了分外热烈的欢呼。我们的队伍才绕过克里姆林宫的围城转角，刚刚踏进红场人口，就听到了响彻云霄的巨声口号：“中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接着就是震天动地的群众响应，“呜啦！”“呜啦！”我们的队伍越行近检阅台，气氛就越发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的，墓房两侧贵宾台上的，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列在游行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们欢呼出庆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要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的。我们何幸而生为中国人，何幸而成为中国的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经胜利了十年的俄国的兄弟们呀，这种欢呼一直送我们走过了红场。到达莫斯科河时，队伍绕城转出，我回过头来望那古色古香庄严灿烂的革命检阅场，对于今天主待这检阅的、站立在列宁墓上的斯大林，也不禁起了感激和从来未有的敬意了。
然而回到宿舍在傍晚，我却听到了一个消息说另有一些人今天在红场上遭到了和我们相反的待遇。那是我在国内认识，现在孙大当翻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今天早晨反对派举行“反示威”，拿了“要求实行列宁遗嘱”的标语，参加在队伍中，经过红场时，被人撕去标语，双方发生冲突，有人还向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枪。
那天晚上，我们在学校俱乐部里看了关于十月革命的电影。当时我没有注意，究竟那部片子是谁编导的。多半是普道符金的《圣彼得堡的末日》吧。因为现在我知道，苏联电影界为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曾经决定由爱森斯坦与普道符金各导一片，爱森斯坦导的名为《十月》，根据约翰·里特的《震动世界的十天》。二人如期完工，而结果则《十月》不能推出来应节，因为它忠实于历史，将托洛茨基与列宁并列，作为影片中的二大英雄。这和当时联共党内斗争的实际清况是不合适的，因为它有利于被打败的托洛茨基。普道符金的《末日》被通过了，在那个时候发行。如果此外不曾有其他关于十月革命的记录片的话，那末我当时所看见的便是《圣彼得堡的末日》了。这虽然是由当局（即斯大林派）认可的影片，但毕竟因为斗争尚在进行，史实又都在人们记忆之中，抑扬之间不能全无分寸，所以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诸领袖仍有出场的。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测验。每当电影上出现斯大林或托洛茨基时，群众中必然有拥护与反对的两种表示。赞成的大鼓其掌，反对者则顿足或狂吹口哨。因为场子是黑的，人们无异在进行一次安全的无记名投票。从敌对两个声音的决斗中我觉得双方比例与那次监察委员会主席演说后所表演的力量关系不同。即使不是托派压倒了斯派，至少也是势均力敌。记得有一连串的特写镜头，让托洛茨基继列宁出现在银幕上。此时引出了热烈与持续的鼓掌和欢呼，斯派的人想用顿足、口哨乃至叫骂来抵消欢呼，可是不成功。黑暗中的音响战愈来愈激烈终于主持人不得不开亮大厅里的电灯，才使群众静默下去。
可以说，我和大多数中国同志，都是从那一张影片里第一次知道了十月革命的大体史实。第一次大体上知道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中起了些甚么作用。事隔三十年，现在我无法记清楚电影是怎样安排这二人的，如何夸张斯氏，如何暗贬托氏。不过整个印象留得极深，斯氏和托氏，不管编导和剪接者多么苦心地做了一番厚此薄彼的工夫，可是二人的形相呈现在我们这些未为派别成见所蒙蔽的人的眼中，仍充分地表现出灰暗与明朗，平庸与杰出的强烈对比。我个人，在感情上对托洛茨基首次发生崇拜心理，倒是那回看了电影的结果呢。
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它是斯大林派反动胜利的官式庆祝，是苏联堕落史上一个显明的里程碑。此时斯大林派在党内斗争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同时该一小派所主持的政策（无论在苏联、英国或中国）却被证明为彻底破产。官僚们为了要确保胜利，就得用尽一切方法来掩盖破产。极其隆重地纪念十月革命的十周年，便是此种遮眼法之一，甚至是最恶毒的之一。中国工农的血，英国工人的痛苦，苏联工人先锋队的委屈，全都被节日大庆祝的鲜艳旗帜和欢乐声音所掩盖了。用鲜血和痛苦证明了正确的反对派，被置于狂欢的背景中，却显得是苦口苦脸的咒诅者与捣乱者了。
十周年纪念大庆祝的此一阴险意义，我自然在事后许久才逐渐领悟的。当其时，我也是陶醉在一般的欢乐气氛中：不过反对派被殴辱的消息，十月革命的电影纪录，特别是影戏场中的黑暗音响战，也总使我从这欢乐的舞台面前窥探到后台的若干阴暗处了。
节日过后，党内斗争更趋积极。一星期中差不多要开几次小组会。会议事项也跟节前不同了。以前，我们讨论的大多是发下来的文件，谈的是些“正确的”与“荒谬的”理论；此时讨论的内容却一律是反对派的罪状。组织“反示威”当然是最大罪名。其次是“破获了”反对派的一个印刷机关，最初说是油印后来又说是铅印。最后又说有个名叫某某的人，是白党匪徒，与反对派勾结。对于这些罪名，在我们是无从讨论起的，所以一概是听听就算．听完了照例由支部负责人提一个谴责的决议，无异议通过。可是心里却很怀疑，最令我不解的所谓破获印刷机关问题。据我想，这些在过去，甚至直到那时还担任着国家重要工作的人，拥有一架油印机，或即令是铅印机，用以印刷自已或一些共同意见的人的文章，怎么能算犯法呢，？这个怀疑困恼着我，以致在有一次的小组会上，又提起这个罪名时，我就发问说：“我想知道，在苏联，印刷机与印刷机关的利用是怎么规定的?”翻译听了我这问题之后一怔，译给列席的俄国同志听。俄国人听了对我仔细望望，脸上现出一种神秘的微笑，然后他经过翻译回答说：“原则上，问题很简单，我们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独享它的。反革命分子绝对不许利用。”“可是……”我听了还想问，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那个由德国转来的翻译便俏皮地、得意洋洋地接了口：“可是怎么？你以为反对派不是反革命，是不是？”翻译的眼睛笑眯眯地望着我，同志们的眼光也望着我，我非常狼狈，立即回答道：“不是……”此时我觉得有人重重地拉我衣裳，要我坐下，于是我又说了句：“当然不是”。随即坐下了。坐下后，我转过头去，轻轻地问我邻座的人：“怎么？”因为我知道是他拉衣裳的。那个人不回答，只管自己用支铅笔，在张纸头上乱画乱写。我注意他写了又划去的字，仿佛是：“慎言”或者“忍耐”，我己记不清了，但意思总是如此的。
几天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和那位拉衣裳的人在脱威尔街道花园里散步，作了一次深谈。此时我才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罗汉（平时，同学之间是以俄文名字称呼的，彼此不知真实的中国姓名）早年留学法国，与陈延年、周恩来、李立三等同时，学的是制陶工业，在巴黎加入组织。回国后，在广州担任过党内外的一些工作，最后做何应钦的党代表。[1]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开始反共，他和另一些同志不能继续工作，便被送来东大学习。依年龄和资历说，他均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辈，我在他的眼中是一个小弟弟。罗汉同志的天性特别厚道，沉默寡言，对人经常带着父兄般的关怀。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便以长兄似的态度，告诉我许多苏联党内斗争的实况，告诉我反对派的主张并非像官方文件中所描写的那样荒谬。他认为我们还应多多研究，才能断定谁是谁非；同时他又说目前学校支部负责的中国同志都是些趋炎附势者，和他们不足以言真理，所以在会议上，他劝我还是不说话最好。我问他有否见过反对派的文件他说偶尔见过一点；问他有否参加反对派，他说没有。他这话并非假的，因为在事后我知道，当时在东大的中国学生中，确实没有反对派的组织。与孙大的反对派有个人关系，偶尔看点文件者就只有罗汉和另一个姓段的。
罗汉没有将我变成反对派，但确定了我对反对派和托洛茨基的同情，让我认清了学校支部里负责人的面目,明白了斯大林派党机关的压制手段。我在这个斗争中不再是天真而糊涂的参加者，有了点定见，说话也有分寸而谨慎些。在以后的连串会议中，例如有关反对派诸领袖的被开除出党等等，我们只是附和罢了。
打击反对派的斗争在疯狂进行。行政的警察手段，甚至特务的流氓手段，代替了以往的“理论”斗争。反对派分子纷纷被逐出党，随即被逐出于任何工作和职业。殴打反对派的消息时常有得听见。在孙大，一批出了名的反对派被开除党籍了，属于反对派的教员全被解职。东大的中国学生虽无一人蒙上这个嫌疑，但人心也是惶惶的，同学们的关系日益紧张，窥探的眼光到处可以发现，我们这此新来者特别成了窥伺的目标。十二月初旬，联共党第十五次大会召开，反对派没有一个当选为代表的，他们在事先就被肃清出去了。会议上是清一色的斯大林派论调，通过的决议完全是将一切业已执行的办法．加以核准和认可罢了。大会决定开除一切反对派分子，交给秘密警察处置。孙大被开除的学生区芳、陈亦谋、宋逢春、史唐等十余人被遣送回国。在东大，不少属于苏联少数民族的学生被捕失踪了，可是这并非目见，只是耳闻。因为我们平时和他们的关系不甚密切。中国学生没有一个受到影响，其他的民族班中也不听见发生甚么事情。惟一失了踪，被流放到芬兰边境的有一位荷属东印度同志。此人后来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时，经荷兰及荷印的代表团要求放还而送回本国，我想，他可能就是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活跃于印尼的一支托派共产党武装力量的领袖——陈马六甲。因为据资产阶级的报纸说，他曾经在莫斯科留学。
关于整个反对派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领袖被迫害的情形，我们知道得很快而且清楚。这是十分奇怪的，原因我始终不大明白。那时当局对付反对派，采取秘密措置，报纸上从不宣布。但是任何事情，例如十一月间，那位和孙中山发表过共同宣言的著名外交家越飞的自杀，我们几乎在当天就听说了。托洛茨基的起解，晨间发生于火车站上的纷扰情形，不到中午，就沸沸扬扬地在学生中传开了。空气中像是有种神秘的传导体，消息不胫而走。饭厅里，走廊上，教室中，学生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轻轻地交换着这些听来的消息。人们的脸上很少能发现愉快的表情，普遍的脸色是忧郁的、感伤的、怜惜与同情的。两三个月以来，人们每天都讨论着斯、托二派的问题。每天被告诉着前者如何正确，后者如何错误。在讨论中，我们都曾一一表决，赞成“中央”的斥责反对派，还举过手同意将反对派开除出党。但是到了最后，反对派真被开除，“中央”将这些人放进监狱，或押上火车，流放到边远去处的时候，人们却忧郁了，感伤了，甚至同情那些失败者了。这现象是难于解释的，心理过程比较复杂。不过简单些说，我想总不外乎两个原因吧：一、由于人类同情被压迫者的本性；二、斯派的胜利，实在不曾在思想上真正说服了我们。
全苏联的反应我无法说，若仅就莫斯科当时的中国学生说，情形便是这样的：反对派在组织上的失败，开始了思想上〔或精神上〕的胜利进军。
大斗争结束后，一种莫名其妙的不满情绪普遍地抓住了东大的中国学生（包括六百多名的军事班）。人人都觉得有一股怨气，郁积于胸，无从发泄。可是怎么样的怨气，为甚么抱怨，却就谁都不清楚。其实论生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抱怨。住的是过去贵族的邸第，穿的洋服，吃的大餐，每月还有十个卢布的零用。除了极少数人，我们在国内从未享受过这样安定和奢侈的生活。尤其当我们初到之时，躺在温暖的床垫上，盖着轻软的毛毯，抚摸那用锦缎镶嵌的墙壁，欣赏着头顶饰以精巧浮雕的天花板和那座水晶流苏的大挂灯，简直疑心自己变成神话故事里的灰姑娘了。然而满足于生活享受的时间不很长，很快就熟习了，兴趣被吸引到别的方面去。中国革命失败的深度愈来愈明确，几个月学会了武艺回去扭转乾坤的雄心逐渐幻灭；在苏联，党内斗争所带来的窒息空气与专断作风令人痛苦，心口越来越不能齐一，内心同情与党纪的要求发生了矛盾。最后，六七百个刚从一次革命中跳出来的年轻的“反叛者”，精力也太旺了，太安定的生活简直要把这点精力闷死，他们要寻找发泄的对象。
对象终于找到了，那就是在东方大学里领导了此次反托斗争的一小群中国同志们，那时被我们称之为“旅莫支部残余”。这群人很久以来把持着学校党部，与学校当局及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很合得来，是十分忠实于斯大林系统的几个官僚。人们将所有的怨气发泄在这几个人的头上了。此事在最大多数的群众方面是直觉的，乃是一般的反官僚主义的特殊表现；可是在斗争中却为中国党内的派别斗争利用了去，同时又牵涉到联共党内同属于斯大林派的两个人的冲突，于此反映了人们为争夺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的斗争。此事对中共以后的发展，特别对中国反对派的发展，都有了甚大的影响，我将要详细地叙述它。
所谓“旅莫支部”，即旅居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支部。与周恩来等所主持的“旅欧支部”属于同样性质。这样的组织，严格说，与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不相容。因为共产国际是一个超民族界限的机构，每一个共产党员，旅居在甚么地方，便应该参加（同时也有权利参加）该一地方的共产党，过着该国共产党的支部生活。这中间不应该有宾主关系，也没有“土生”或“侨民”的分别。但因当时欧洲和莫斯科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其主要关心是中国革命的特殊任务，他们所需要的理论修养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专门是为了中国的，因此就发生了那两个相当畸形的组织。
旅莫支部在名义上（或理论上）直属于第三国际，而事实上却作为联共的一部分。这样混淆不清的“法理”地位，在平时并未发觉甚么不便和弊病，但当后来莫斯科学生的内部斗争趋于激烈时，王明派便利用这一点混淆而提出了所谓“转党”问题来打击异己者。此事我们且待讲到孙大时候再说。
我不知道旅莫支部最初成立于哪一年。早期的领导者是罗亦农和彭述之等，其后的重要分子是俞秀松；但等我们进东大的时候，负责人是武扶经了。此时这个支部大概已经存在了三四年，它形成了势力和自己特有的作风。他们的势力因为住得久，懂俄文，与党部的俄国同志有了结托，取得了上面的信任。其特殊作风则由于他们要维持这个既得的地位，故主张后来的中国同志不应该学习俄文，据说学俄文时间太长；也不应该研究理论，理由是多读理论会变成学院派。他们都是党部的负责同志兼翻译，垄断了“对俄”关系，成了党务上的买办。每逢中国派来了学生，他们便以口译或笔译的几点“党员必须知识’教会了他们，住上一年半载，便送回国去“参加实际斗争”了。谁若用心读俄文，或阅读“必须”以外的理论书籍，即侵犯了他们的专门职业，那他一定要受到严厉批评，被视作不积极分子，且有被提早送回的可能。
在我们来到之前，旅莫支部已经被牛争过一次。那是与罗汉一起来的这批人干的。这批人（其中有李侠公、朱丹吉、吴季严等）在国内做过一些工作，知识和经验都远胜于旅莫支部人物。所以他们无法守住“支部”加于他们身上的“纪律”，他们要求改善课程，增加自己研究的时间。结果，他们获得了初步胜利：俄文钟点增加了，精神虐待式的批评会减少了，理论研究的风气开始形成了，不过“党权”却仍旧操在那少数几个家长式的“买办”手上。
我们遇到的乃至与之斗争的，便是这样的一些“旅莫支部残余”。论人数，这集团不过十余人，而我们却有六七百之众；论势力，它终不过是“残余”罢了。为甚么为了推翻他们，还会发生斗争，而且相当尖锐的呢？原因我在当时弄不清楚，后来才逐渐明白起来。“残余”们后面显然站着东大当局，校长休免茨基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的亲信。东大既是斯大林的纪念学校，学校党部的一切负责者自都属于斯派嫡系，大多数是官气熏天的；东大附设的军事班负责人名叫马斯洛夫，一个最适于在宫廷舞会上周旋于贵妇们之间的军人，丝毫没有革命家气息，对中国革命更是一窍不通，但架子却是十足的，纪律要求很苛，对功课一味敷衍。课程大约为了要速成之故，定得非常简陋粗浅，再经过翻译们的七折八扣，以致学生们听起来极其不满意。学生中不少是学过军事的，有的干过军队工作，如今不远万里而来，却听些莫名其妙的ABC，于是很气愤，甚至感觉到侮辱。他们要求改良课程，第一个出来阻止的是那些翻译。这些红色翻译，和当年上海以及今日香港的白色翻译一样，或多或少带有官家气的。他们最讨厌“生事”，把一切自下发生的请他们转言的要求目为“捣乱”。他们想自行解决，解决不了，便按照了他们的想法，将群众的意见转给负责的俄国同志。中俄二官方的看法当然是一致的，他们拒绝了学生们的要求，斗争便爆发了。军事班的学生和政治班的学生联合起来，反对旅莫支部残余（因为翻译们十九属于这一集团）与马斯洛夫。事情闹到了学校的最高当局，校长休免茨基给了代表们一通官话。学生们气极了，开了全体大会，推出代表去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也是毫无结果。最后军事班学生竟列队游行，到共产国际去请愿。此种请愿游行办法，在中国很流行，但在苏联，至少从斯大林一系掌权以来，那是绝不允许的。这事情于是弄得相当严重了。威吓的流言传开来，说主谋者可能要受严厉处罚；不过终于并未见有任何人受罚，这是因为斯大林官僚中另一个派系，正想来利用这次斗争，因之来“援助”它了。
那时候，中国党由瞿秋白担任总书记，广州公社的暴动早已失败，共产国际正要举行第九次扩大的执委会议，党派了向忠发和李震瀛二人前来参加。这二人，尤其是向忠发，立即被牵涉到莫斯科学生的斗争中去了。向忠发是一个工人领袖，扬子江上的撑船工人出身，曾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国的工人运动史上，其地位与南方的苏兆征相等。他为人能干，爽直，但头脑稍嫌单纯些。他那次被选为出席国际会议的首席代表，一个重要理由，乃因当时人们正把中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中国党的知识分子领导，所以特别抬他出来。向忠发和旅莫支部人物毫无渊源，在我们这群新来的学生中却有许多熟人，所以一经接触，他个人就完全同情了学生方面。不过单单代表团同情并不能决定我们胜利；斗争之所以迅速获得解决．又因为有一个势力给向忠发撑腰之故。
这个势力便是孙大校长后来又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长米夫；而作为此人助手的中国人，则是后来大大有名的王明（即陈绍禹）。米夫是联共党中新起一辈的官僚，以研究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出名，因此邀得圣眷，在孙大讲授《列宁主义问题》；陈绍禹本是武汉的一个中学生，在莫斯科加入青年团，小聪敏，善于趋奉。当拉狄克作孙大校长时代，他早就看出米夫当红的前途。他对其他科目不甚关心，就一味揣摩米夫所讲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因此见知于后者。一九二七年春天，米夫曾一度奉派赴华，陈绍禹被选为翻译兼随员。在武汉，这位国际代表竟曾将自己的爱徒推荐给中共中央，希望能让王明来主持宣传。当时的中共书记陈独秀当然不买他的账，分派陈绍禹在宣传部实习。陈不得意，乃于米夫起程回国时，又跟着屁股重去了莫斯科。在孙大的反对反对派斗争中，米、王二人始终是合作无间的两搭档。后来米夫由教员而校长，由校长而部长，王明自然也如影随形，步步高升。他和自己周围的一小群朋友，牢牢地控制了孙大的党部，成为旅莫支部以外的旅莫支部。
当我们正在东大反对“旅莫支部残余”的时候，米夫与陈绍禹的一个新的野心被鼓舞起来了，那就是：统一中国同志的学习，作为统一领导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他们希望把东大的六七百个中国人从休免茨基、马斯洛夫以及“旅莫支部残余”的影响之下夺取过来。所以他们自始“同情”了我们的斗争。中国出席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团一到，他们便找到了实现其“同情”的门路。透过代表团作为代表团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解决东大风潮的办法：一、“旅莫支部残余”全部遣送回国，让他们到实际工作中去改正错误；二、东大学生全部归井到孙大；三、军事班结束（事实上业已超过了六个月的原定期限），其中多数回国，一部分进孙大，另一小部分派人苏联的正规军事学校深造。这些办法实现了，我们的斗争是“胜利”了；可是很决就发现，真正胜利的不是我们，而是米夫与陈绍禹这个集团。从此对中国革命者的训练工作可由他们一手包办了。他们的计划是远大的，从第一步的成功更走向第二步去。向忠发在开完第九次执委会后一直留在莫斯科，接受米夫对他的“训练”。半年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境内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便把瞿秋白打下来，将向忠发捧成总书记。如此，米夫和王明夺取中国共产党整个领导的工作就奠下了基础。
不过我现在不想谈这些事，我要谈的是那次反“旅莫支部”胜利前后，中国留俄学生中的分化和动态，尤其要谈谈我自己在那个时期思想上的变化。
在反“残余”斗争中我不是中立的．但亦非积极。我不喜欢“残余”们的作风，他们闭塞，小家气，上诌下骄，不注重研究，只叫人背诵上级“文件”。这些行径，我都无法忍受。然因那时我逐渐看到了反对派的秘密文件，更清楚了真正有关中苏革命命运的是哪些问题。所以对于同学们之集中力气来打击一小撮“残余”分子的不良作风，忽视了那些真正值得斗争的大问题，觉得有点无聊。有一次，我被推为三名代表之一，前去谒见监察委员会主席耶洛斯拉夫斯基，在谈话中，一位代表竭力撇清我们和反对派的关系，为自己的反托事业表了一番功，以此来博取联共最高当局对反“残余”斗争的同情，我听了心里大生反感。此后我就更不积极了，利用一切时间来学好俄文，拼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尽量阅读苏联反对派的作品。这此作品是由我的老朋友范锦标供给的。他原是我在杭州学生会中旧相识。后来在广州又遇见他。那时我想入军队而未果，他却终于当了团党代表，一直转战至浙江。师长严重被蒋介石免职后，他也离开了军队回到他故乡台州一带去组织农民。他后我一个月来到莫斯科，被拨入孙大学习，却先我而与该校秘密的反对派组织发生了关系。
我最早读到的一个文件是齐诺维也夫的《不得已的答复》，然后是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提纲》，以及反对派的《政纲》。这些个文件以其全部力量吸引了我，不但因为它那无坚不摧的逻辑的力，也因为它那锋利精彩的文章的美；至于论断和警告之一一为历史事实所证明，特别关于中国革命部分，那是太显然了，任谁看了都要惊叹和赞成的。齐诺维也夫的文章虽然没有托洛茨基的一贯而有力，但当时也深深地感动了我。看了这几个文件，我心中雪亮了，二三年来闷积于胸的、关于中国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些不可解的策略上的疑问，这时就全部清楚了。原来在根本上与重要的方针上它都受命于斯大林一系的，决非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这些错误原来并非没有人见到，因而并非不可能预防的。联共中的反对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差不多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曾预早而及时地提出过警告，提出了不同主张。只因斯大林——布哈林们固执了白己的错误，排拒、压制并打击了反对派的批评，所以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才会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终于完全断送了它。
关于苏联和英国的情形，这时我已有了基本知识，所以读了那些个文件后，我也完全同意了反对派在英俄委员会和苏联经济建设上的立场。
从此我成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当时反对派的名称）了，最初在思想上，不久又在组织土。那时候，东方大学的第二学期将近结束，风潮业已解决我们全休将被归并到孙大去。
[1]据我所知，罗汉是北伐时第四军的政治部主任，革命失败后才去莫斯科。今说罗汉是何应钦的党代表，待考。罗汉如果是里昂大学事件时遣送回国的，则他在法国未曾加入组织。——校者注 |
从汉口到莫斯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相关链接：楼国华
从汉口到莫斯科
恐怖和战争的气氛笼罩了上海。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筑起了碉堡，堆满沙袋，拦着铁丝网。中国地界，特别是老西门一带，景象显得凄清肃杀，让你嗅到不久以前弥漫过的血腥味。路旁墙上，看得见涂抹了的标语：“扫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反对白色恐怖”……
在海轮上我们就听见这样的传说：从上海坐长江轮船到汉口去很危险码头上时常有人被捕。但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们还只得硬了头皮去试。心情相当紧张，有人还“化了装”，拼命想叫人看不出我们是学生。可是上到船上，并没有像传说之甚，很方便地通过了检查。
船抵汉口江边，一眼就让我们看到跟上海完全不同的情景。这里仿佛甚么都热烘烘的。天气热，政治空气似乎更热，一个长长的行列，人们舞动着小旗子，高呼口号，正由几个月前还是英租界的马路上昂首过去。那气概就叫我们的心里沸腾起来。码头和马路上熙来攘往，人人都显得忙碌和兴奋。为了正在召开的全国劳工代表大会，大幅红布做成的标语横挂在马路中心，威严壮丽地在风中飘荡；我们给感动得几乎要掉泪了。因为我们是刚从这样一个地方出来的：那里连放在房间里的一本红皮书都会让你蒙上嫌疑的。在许多高大建筑物的墙上油漆着庞大字体的革命标语，以及俄国革命领袖（列宁、齐诺维也夫等）的警句名言，这都使我深深感动。总之，这个革命中心的外表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我们这群年轻人的心。我们激动，我们高兴，我们庆幸于自己终于能投身到革命的“实际工作”中了。
但是失望很决就跟着到来。报到之后，我们并不能得到“轰轰烈烈”的工作。据说许多工作正在收缩中。很多应召而来或被蒋介石驱逐而来的革命者都在待命。我还算幸运没有叫空等着，被派在“四省党部”工作。这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因蒋氏“清党”结果，大批同志逃难来汉而成立的。这个“党部”的原来目的是策划该四省的秘密工作，而实际则是招待流亡人员。这工作我不甚感到兴趣因为无工可作。不过总算有了着落了，同时在那些流亡干部中也实在有优秀人物的，与之同处，能收切磋之益。最使我们失望的乃是知道了“革命中心”的内在关系竟不像外表那样令人兴奋，而是充满了危机的。那时候夏斗寅的叛变已早给武汉的学生军和工人打败了。湖南许克祥的“马日事变”己经过去。武汉军队在河南击溃了奉系军阀，报纸上正大吹胜利，宣称革命政权已进一步巩固。但是暗中，在组织内部，忧虑增加着。“唐生智态度可疑”，“汪精卫靠不住”，“孙科向宁方暗送秋波”，诸如此类的传说到处可以听到。“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疑问，几乎浮出在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头上。一年前的情形似乎又在重复；当时是眼巴巴地望着蒋介石，只见他日益跋扈，日益右倾，却不能动一指来防阻他的叛变。现在我们是同样眼巴巴地望着汪精卫和唐生智。在表面上，此时我们与“左派国民党”的关系似较一年前对蒋介石为有利。汪精卫仿佛还在我们势力的监护之下，武汉政府对苏联援助和共产党的支持仿佛仍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情形愈来愈不对，革命危机更表面化，连作为下级干部的我们，都可以看出局势的不妙了。
我当时听说，在四五月间，即当蒋介石公开与武汉决裂之后，此地曾经发生了一次争论：北伐张作霖呢还是东征蒋介石？结果，据说莫斯科主张继续北伐，大军遂由唐生智率领，沿京汉路进发。如此决定的理由，当时许多人是不清楚的。一种普通的解释，就是说为了与冯玉祥会师。这个冯玉祥，据说在莫斯科曾经受了教育，非常革命；所以会师之后，对付蒋介石就不成问题了。我对冯玉祥原没有信任，但因数月前在北京看到过他“玉祥本工农子”的回国宣言，（我们曾替他秘密印发了的）又听说当李大钊等被杀之后他曾下令三军挂孝，誓必复仇；故对他也不免存有若干幻想。我们到达汉口的后几日，冯玉祥与武汉政府诸领袖举行了郑州会议。会议结果，并不充分公开。许多人以为冯玉祥一定会前来武汉，共商讨蒋大计，可始终不曾实现。我们上边的人毫不见得兴奋，连国民党中真正偏左的少数领袖都显得很沮丧。据说冯玉祥要“调停宁汉冲突”。几天后，我遇见了一个北京的老朋友，他原是一年前到冯玉祥军队去工作的：相谈之下，才知冯军中所有的政治工作人员，在该军出了潼关以后，即被有礼貌地送上专车，运来了武汉。从他的叙述中，我才清楚我们的幻想是完全落空了，冯玉祥的革命姿态仅仅为了骗取苏联军火，等到自己站稳了足，立刻露出他反动军阀的真面目来了。
郑州会议以后，武汉情势激剧恶化，农政部长共产党员谭平山称病辞职，跟着劳工部长苏兆征也辞职了，汪精卫们更公开地斥责两湖农民运动的过火，大胆地要求共产党人约束武汉工人的革命行动。我们的党显然是在步步退让的，从《向导》的论调中，我们只看见轻微的抱怨，婉转的辩护。没有反击，甚至没有防卫的意图和组织。反革命的声音日益响亮，其言语日益明确，而我们则不晓得怎么办，彷徨和忧虑抓紧了每一共产党员的心。
党的正常的组织生活似乎已经停止。除了个别的直属上级和我不时接头之外，我在武汉简直不曾正式参加过支部会。因此无法知道党对一切重大问题的真实态度，有了疑间也根本找不到负责人讨论。同志兼朋友的人是很多的，我们也常常见面，但他们的情形和我完全一样。大家都是迷迷糊糊的，因之是慌慌张张的。在此情形中，传说代替了报告，猜测代替了分析。有些在国民党高级机构中工作的同志，反而成为可靠消息的来源了。因此我们只知道敌人的动态，却不知道自己的策略。
一天下午，我在汉口街上走，只见许多辆黄包车上装着枪枝，后面跟了工会的纠察队员。行人纷纷议论，据说是工会自动向警备司令部李品仙缴械。我看了非常诧异，就去找到我的上级来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据他说，这举动为的要避免引起误会，使政府相信我们没有异心。我听了大不满意，虽然我自己也想不出应该怎么办。我只是直觉地想：如此退让，决非保卫革命之道。
我在杭州时候的老朋友许志行（共产党员）此时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机要工作，我的消息时常是仰给于他的。在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我去找他，正赶上开纪念周，他约我一起到大厅里去坐坐。那天，恰好听到了汪精卫那篇有名的《在夹攻中奋斗》的讲演。这是篇明目张胆的反共宣言。汪精卫演说时的倨傲神气，大多数听众对他的热烈反应，以及继汪登台演说的几个湖南地主党棍的“索回血债”的叫嚣，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比任何地方更使我嗅到了反革命火药气，更唤醒了我一直来迷糊的幻想，因而更感觉到我党一筹莫展的痛苦。许志行是整个儿地颓丧了。散场后，他和我二人去吃饭，他想到自己可能突然被杀，很天真地嘱咐我，要我设法收敛他的尸骨。他很久想离开这个工作，可是据他说，组织上没有批准。
关于革命的策略，我知道党内早已有了争论。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争论的内容为何。从《向导》上看不出一点影子来。同志中传说，争论的双方是瞿秋白与彭述之。但我始终看不到文件。瞿秋白那本《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我在那个时候方才弄到。和我一起的几个同志，争先恐后地读了那本书，由于我们的理论认识太浅，对于基本的革命问题不能懂得很清楚，只是依照瞿秋白的排比论列，我们便认为：土地革命的彻底发展自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证；两段革命当然不及一次革命正确。不过他的书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疑虑，首先是国共关系问题，工人武装问题，利用军阀问题等等，他并没有具体的、与正式领导根本不同的态度，因此井未指出应走的方向，应做的方法。这些问题要等一年以后，我们读到了当时联共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才在事后获得清晰的解释。
我用自己的耳朵听到了汪精卫的演讲，对这个左派革命领袖是大大地不敬了。可是在我们党的公开言论中，却从不曾读到过对于此人的批评或攻击。在基本态度上，我们还是要捧他出来“领导革命的”。此事我十分不解，时常和朋友们讨论这个疑问。个人觉得我们必须还击。那时候，我在暇时常给汉口一张日报译写点东西于是我发生了幻想：最好能写篇文章来骂骂汪精卫，可是同时知道得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半郑重半玩笑地写了一点东西，说到汪精卫的反革命。写完后出门去，文字留在房里，却给同房住的一个“左派国民党人”发见了，立刻拿去告密。
当天夜里我被捕了，被拘禁在河街的公安总局里。这是我一生中四次入狱的第一次。
这是个旧式的拘留所，木笼子、泥地、三面都是墙，不开窗眼。靠木栅栏一边也不见天，所以这儿是没有一点阳光的。一盏小火头的电灯高悬在栅栏外，笼子里更显得阴惨惨了。骤一进去，满眼只见是赤膊蓬头鬼影似的囚徒，一簇簇拥挤在里面。一股强烈的奇味向你袭来，辨不清是汗酸、霉气还是粪便臭，只觉得头昏心恶，反胃欲呕。一移步，脚下滑而腻，定睛细看，却原来是满地泛滥着便溺。小时候听人讲过阴世地狱，中学里读过但丁的炼狱描写，万万想不到真正的人间地狱是如此的可怕。我有生以来八分之一的岁月消磨在牢狱中，可是今日想来，全部遭遇中还要算那次经验最为难堪。
不过精神上比感觉上应该是更加难受些。在当时共产党人中大概我是第一个进了监狱的。共产党进监狱在那地方尚未成为风气，而掌管这监狱的政府当时还被公认为“革命的”。我虽然已经相信汪精卫是反革命，但毕竟只是个人的想法，党没有公开反对他，甚至共产国际都仍想“挽救”他。对于自己为之入狱的那件行为，无论思想或感情上我都没有支持的。这就使我更加难堪了。本来，人对于痛苦的忍受力并非绝对，个人的信念和社会的风尚具有决定的力量。在某种时候，阶级斗争的某一特定的力量关系造成了社会风气，它要求众多的革命者以其自由和生命来为将到未到的某一确定思想的实现而开路时，人们不但以入狱为荣，甚至以就义为乐。反之，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不但对于凡夫俗子，即使对于英雄豪杰，也会是难于忍受的。在当时的武汉，历史正在对革命者提出牺牲的要求了；只因人为地拖延着这个形势的展开，我竟以“未成熟的先驱者”资格踏进了汪精卫的监狱。
半天处下来，我立刻知道了拘留所里人犯的成分：一部分是湖南押来的未决地主，另一部分是由汉口总工会寄押的工贼和小资本家。我却是他们切齿痛恨的共产党！我自然不吐露我的身份，人家就本能地猜我是他们的同道。其实我心里明白，像我这样的囚徒不久就会来替代他们的地位了。
我的“难友”中每天有开释的，而我却毫无声气。提讯不曾举行，外边也无消息。直到入狱的第四天，我的朋友S才获准进来探我，叫我安心，说四省党部里所有的同志，连真正左倾的国民党员在内，都为我这件事打抱不平，不久就可自由的。
我真正获得自由却又在旬日之后。拖延的原因，朋友们事后对我作如此解释：国共那时的关系已搞得十分恶劣，由党的朋友直接出面来营救，会使事情更坏，于是他们托当时任国民政府商民部长的经亨颐出面，将我担保出去。
时间大概是七月中了。武汉情势与我入狱前又已大大不同。反革命日益露骨，同志中更显出了狼狈。有些人已开始离开武汉。经济情形每况愈下，国库券每小时在跌价。人们拿了十元钞票已吃不到一杯冰淇淋了。人们最大的关心是准备几个银元，以便随时逃难。党的领导已经纷乱，有些机关都结束了。号召东征的队伍在游行，拥护孙夫人宣言的标语到处张贴，但这一切都掩不住人们心里的沮丧和悲愤。谣言满天飞，关于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的提议，关于陈独秀的行踪，关于蒋介石和唐生智们的行动。我所认识的年轻党员中，不少人想随贺龙军队东下，我也想去；可是和党的负责人商量之后，他却要我到莫斯科去，去学军事。
因为革命在它的四周先遭失败，革命者纷纷投奔到“中心”来。此时集中在武汉的各省共党干部，虽然不曾见过正式统计，但相信是要以万计的。这些人来时大都和我一样，满腔热血，万丈雄心，原想在此地找到适当了作，参加革命，或听一听中央“面授机宜”，以便回到原岗位或其他地区去作秘密工作。可是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因为“革命中心”事实上正在变成反革命中心。工作非但不需要人，人反而愈来愈多地被迫离开了工作。中央的领导此时仿佛已无力及此，对各省来的同志只好置之不顾。拿我们来说吧，自从报到以后，除了事务上的接头之外，根本不曾有人和我们谈过或询问过关于北京的情形。其实我们这十个人乃是李大钊同志遇难后首批来到中央的。后来形势日益恶劣这些流亡干部的处境也愈过愈坏。他们的心情非常不安，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被本省通缉，欲归不得。如今革命不成势将在“长安”求乞与被杀了。如何处置这革命战争溃败后的大量游勇散兵，成为当时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挑选一部分人去苏联学习，即是此一问题的解决办法之一。据说这还是莫斯科的主意，目的在于短期内训练出一批军事干部来，借以进行武装革命斗争。
那时被选中的共约七八百人，标准是以工农为主；但事实上，知识分子所占成分很高，约在半数以上。我们从北京前来的十人中，就有五名被选在里面了，幸而被选中的人是兴奋的，人人都为那不久就将学会使用武器的远景迷惑。在革命溃败的悲愤空气中，有一个感想流传得最有力，那就是：武器是决定问题的最后力量。人们这时候不可能有另外的想法，没有能力去研究革命失败的更深原因。事情是摆得太清楚了：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期中，我们眼巴巴地望着一个军人跟着另一个军人，从“革命”领袖变成革命敌人。他们无耻地、倨傲地、野蛮而血腥地先后欺骗了我们、叛变了我们。而我们却像是被遗弃的痴心的“佳人”，是可怜而无可奈何的“秀才”。若要革命成功，必须自己拿起武器，，这个结论当然非常自然，而且本质上亦是正确的。（顺便在这里说一句，中国托派的一个大错误，就没有充分理解得这个教训。）
现在好了，我们有机会去自己学习如何掌握武器，将自己拥有军队，不必再专在现成的军人中去寻找“对象”了。这在我所认识的那些被选派者中，可说是共通的感想。
大约在七月二十以后的某口，我坐船离开汉口。此时反革命局势已成，当地的报纸上仿佛已开始出现某些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在上海，我们潜伏在小旅馆里，听到了南昌暴动的消息。改变中央领导的非常会议正在武汉举行；不过那时我们都是不知道的。数日后，我们偷偷地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前往海参崴。同伴六十余，其中有宋庆龄和陈友仁一家。
船出吴淞口，我们从货舱里爬上甲板去，似乎是再生了。初秋的阳光令人神爽，大家不期然地欢呼跳跃，高唱起国际歌来。船渐渐远去，祖国郁郁葱葱的海岸也逐渐淡去，海面如镜，平静恬适，沉思又代替了刚才的欢呼。人们倚栏远眺，思潮起伏。各人的私生活将开始新的一章，中国革命仿佛也将有新的开始。在新的一章中，全部文字将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书写的；而我们行将拿起来的武器，要在这里面起多少作用。思念及此，多月来经受的失败、恐怖与委曲，都好像一扫而空了。
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一九二七年）以前大约一个月，我们到达了莫斯科。 |
二年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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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大学生活
中学毕业，和小学毕业时候的情形不同，没有人为我规定前途了。父亲已故世一年多，我是充分自由的；但经济条件限制着我，家中境况更不如前。父亲于久病之后逝世，比我仅长六岁的大哥挑起了一家重担。大哥小时候不大爱读书，很早就帮助父亲经商。我家在父亲病中及其死亡前后所遭遇到的种种经济困难，都是这个二十余岁的年轻人去应付了的。在我们那个铜臭熏天的小镇里，他为此自然受够了屈辱，深深体会了人情和世态。他常怀不平，牢骚满腹，立志要中兴我们的家，要为抑郁而死的父亲吐一口气。
我在中学毕业后，大哥赞成我去投考大学，他答应竭尽一切可能来帮助我，希望我能够和他殊途同归，从商学两方面去光大门楣，为亡父争气。
大哥的态度并非丝毫不曾感动我。我虽然不像他一样地直接挑着家庭担子，也很少和他一样地亲自尝到亲友们冷酷的待遇；但我是间接感受了一些的，当然分担着他的感情。我仇视所有在我家苦难中不予援手反加践踏的势利人。特别使我气愤的因而记得最清楚的有两件事。其一，父亲卧病那年，我们借住在孝廉公（即小学旧校长）的兄弟的一所房子里。此人原本也是父亲朋友，平时颇有来往，谁知父亲病危，他竟来借故逼迁。另一件也是我亲眼见到的：父亲刚故世，停柩在堂，从来替父亲经营小工厂的那个本家，却宣布辞职，自己要去开一间同样的工厂了。因为自来对外的一切关系都操在他手里，他这“独立”就无异宣布我们完蛋。大哥气得发抖，我母亲于哀求无效后在灵前痛哭，而这位本家却耀武扬威地走了，我恨不得将他一刀杀死。
这些事在我幼稚的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兄弟俩抱着同仇敌忾是十分自然的。中学里我读书相当用功；而在用功的诸般动机之中，显然有“报家仇”一项在内。
中学的毕业班中，连我在内，共有五人要到北京去。临行前，大哥与母亲想尽办法，替我筹措了五十块现洋。那时从我乡到北京的三等火车联票就要将近二十元，所以余下来只有二十元左右了。到北京后的生活怎么办，那时候我简直根本不曾想到。四位同行者由杭州动身，我在中途的火车上会合他们。大哥送我出远门，同坐了一段车。火车上自然不曾说什么话，他只是向我的同伴们致意要他们多多照拂。车到嘉兴，他落了车，在车窗外嘱咐些十分琐碎的事情。车开了，他伫立在夕阳中，久久注视着探身窗外的我。他那种殷殷期待的眼光唤起了我一种悲壮情绪，仿佛我是以重振家声的共同战士开上前线去的。
然而，我这个做弟弟的丝毫不曾满足了大哥的期望。时间流去，世事多变，兄弟俩的人生观愈离愈远。在多次失望之后，他对我的手足之情也变得非常冷淡了。
多年的想望终于实现，我考进了北京大学。心情的愉快激动，大概和一个虔诚的教徒走进了有名的圣堂差不多。北大那时已经不是“五四”当年的旧样子了，蔡元培挂冠而去，陈独秀早就离开北京，以全力从事共产党工作，胡适之据说与校中的国民党系教授（李石曾、顾孟余等）闹意见，告了长假，在上海养病著书。可是校中还有不少我所崇拜的教授留着，又有那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号房里出售的各色各样期刊．也引起了我莫大兴趣。这里不仅让我看到了一个所谓学府的规模，它的壮丽的形相，而且也让我呼吸到了学问的空气，一种文化的气息，它让我们仿佛捉摸到了民族、时代，乃至世界进展的脉搏。此种崇敬与兴奋的心情，在当时从全国各地远道前来的年轻求知者中，一定是很普遍的。
北京当时的政治情势颇不稳定，在不稳定中急剧地向左倾斜。一次奉直军阀的混战因冯玉祥的倒戈，而结束；溥仪在紫禁城里的傀儡朝廷给扫去了；因孙中山的死，在古城里造成的政治生活还在激荡；南方相继发生的“五卅惨案”、“沙基惨案”，以及使世界震惊的省港大罢工，又使这种生活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不断地提高着，加紧着。段祺瑞的政权是依靠在几个军事势力相持上的一座空架子，它自身全无力量，作恶作善都谈不上，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合更加自由和顺畅。
以思想论，掌当时实权的各系北洋军阀都是死的。其直属政客们所草拟和发表的“反对赤化”大论，荒谬愚蠢，看了叫人会笑落大牙。他们在青年人中是没有直接支持的。但是间接地，通过了梁任公的研究系和胡适之一班名流，却能在青年中找到对他们的容忍和幻想。梁任公那种要改良不要革命，胡适之关于“好人政府”的胡说，在学生群中并非毫无影响。至于他们那种反对革命的消极的防阻性的战略，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口号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更大。另一方面是左的，当时是模糊地代表着国民党（实则是共产党）的思想。这个左派的影响比较广大（那是由于全国的斗争形势正处于革命前夜之故），但立场反不及右边明确，思想也没有梁、胡他们的深刻。这现象今天在事后回想，大概左方大将云集南方是原因之一，而国共关系混淆不清，共产党本身的理论尚未臻充实，也许是另一原因吧。
代表着上述两种倾向的，在我刚到北京时候是晨报和京报，尤其是二报的副刊。此外还有胡适之、陈西滢们的《现代评论》与周作人和鲁迅等人的《语丝》，也多少代表两个对立的流派。这些副刊和期刊都是偏重文艺的，很少讨论到严重的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有时候争论点非常琐碎，譬如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但它们在当时青年中所引起的关心却不下于军国大事。其影响也决不比堂堂正正的政治辩论所发生者为小。人们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在这方面，凭我的个人经验说，周氏兄弟的作用极大，其功绩不容忽视——虽然在政治思想上，在当时他们固然未曾走到、即使到后来也不曾走到共产主义。
《猛进》周刊，北大教授徐炳昶所编，政治性较浓，左的立场也较为鲜明，但影响不大销路远不及《语丝》和《现代评论》。另外还有些纯文艺的刊物，如《莽原》之类，不过流转量及其思想的影响力都是差得远了。
所有这些刊物，都强力地吸引住了我们这些新来北京的年轻人。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每一期刊物的出版。买到了新刊，总是细心地把其中的每一个字都读进去，其用功程度，与读校中功课的情形无法比拟。
我对文艺的爱好那时可说到了极点。不久之后，我居然从这些刊物的读者变成为投稿者了（最初投《现代评论》，后来改投《语丝》）。看见自己的名字和从来敬佩的作家排在一起，开始自是非常欢喜的。不过这种心情继续得并不长久。为了生活艰难，我很早就不得不给其他的有稿酬的日报副刊（《语丝》与《现代评论》都不给稿费）经常写些东西，因之很快就感觉到了卖文之苦。做文丐的卑屈感，毋须多少时候，就驱散了我做作家的虚荣。
不过没有使我变成作家的更大原因，乃是进校不久便参加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根本不让我有时间去再“弄”文学；同时生活的巨大转变，随着也改变了兴趣；等到一九二六年寒假之后，我非但极少再写文艺性的东西，甚至连文学的书籍都不阅读了。虽然我选读的始终是大学里的文科。
名义上我读了两年大学；但实际上课的钟点，合计起来不到一整年。真正用功读书的，那恐怕还只是最初的半年，即当我最热衷于文学的那段时间。当时新交的朋友，大多也是爱好此道的。一同赴京的几个老同学，因为并不考进同一大学，来往得反而少了。大学所在地的汉花园和马神庙，大概与巴黎的蒙玛区[1]差不多吧。这里不单住着北大的学生，而且住着各式各样的青年文化人。他们多数是贫苦的，孜孜向学的，思想与生活却有点放荡不羁的。油头粉面的西装少年此地极少见，常见的是手里捧着厚大的洋装书，或握着新出版的期刊的人，他们多半蓬松头发，身上胡乱套一件蓝布大褂，足下穿着老布鞋或破布鞋。小公寓和小饭馆里多的是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形形式式的小名士，小学者，艺术家，或者“乱党”。多少受过创造社浪漫主义影响的我，原本向往于这种布希米亚生活的，一旦置身实有而近乎想像的环境中，自然非常高兴了。我竭力想和他们接近，不久也结识了其中的一些。杭州第一师范里曾经相当出名的“湖畔诗社”，那时有二位主将——冯雪峰与潘训，住在这个“蒙玛区”，我认识了他们，尤其和后来瘐死于天津狱中的潘训（漠华）最合得来。文学团体此外还有不少，有出刊物的，有纯粹以研究为目的的，我对自们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兴趣，可是始终不曾成为任何一个社团的成员。在我的同班同学中，有两个人与我较为接近：王实味与张光人〔后来的胡风〕。巧得很，这两个人后来都做了中共文艺政策下的牺牲者。在教授群里，我和徐志摩有点私人关系，但无论在性格、思想或生活态度上，我都不能追随这位乡前辈之后。我喜欢读他的诗文，也欣赏他那种天真得像孩子样的心胸；可是他和研究系关系太深，如果不是自觉的，至少总是不自觉地在宣扬这个政派的思想。我讨厌他这样做。他“唯美派”的生活方式也叫我见了反胃，他在“新月社”里粉红色的寓所我只去过一次，他主编的《晨报》副刊没有投过稿。《语丝》上有我的文字，但同周作人始终不曾会过面，鲁迅也无缘相识，只和当时主编《世界日报》副刊的刘半农，有过一些文字以外的交往。
当时北京蓬蓬勃勃的文艺活动，仿佛是有点反常的。“五卅”与“省港罢工”发生之后，中国革命斗争早已由思想进人行动，并且在它的前列出现了工人。革命实践甚至已越出了古典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圈子，开始提出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内容。可是在这时候，曾经是新思想运动发源地的北京，思想斗争却主要反映在或集中于文艺的小问题上。这些争论，如果与前几年由《新青年》挑起的论战相比，会显得毫无生气，若放在当时全国总斗争的背景上看，那简直是无聊得很。
我个人，以及汉花园里不少小名士们在一个时期热心于文学活动之后很快对它表示了厌倦，正是它在大时代中见得反常这一点促成的。那时候我们谁都不曾去探究那个“反常”的原因，我们只觉得再搞文学是无聊了。可是在事后回想起来，我却认为那时候北京文学活动的蓬勃却并不真正反常。或者应该说，那个反常是完全可以解释的。一个思想运动的前哨战和后卫战，常常采取文学方式。当这个运动达到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的高潮时，文学的声音便听不见了；这运动如果不幸而遭受了挫折或失败，形形式式的文学运动却又会应运而生。如果革命成功，文学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也会衰竭，因为有生气的文学毕竟是“不平之鸣”与“苦闷的象征”，而文学家总以自愿或被迫的“悠闲”为其产生和存在的条件。一九二六年之前的北京文学活动，一部分仍旧代表着此后革命斗争的前哨战，而在另一部分的意义，则又表示出北京那地方已由思想斗争的主战场变成为次战场，这里是以斥堠哨的零星接触来代替主力搏斗了。
使北京的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文艺运动配合到全国革命的主力战中去的，应该说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发生在执政府面前的惨案为契机。它用了四十七位男女青年的生命，以及数以百计的人所流的鲜血，给当时北京的情况以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如果说，这惨案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那是并不夸张的。自从“五四”以后，一直到“三一八”以前，北京的学生运动，仿佛始终不曾越出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的范围。虽然“五四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斗争，但五六年来北京学生的政治运动，却远落在上海和广州之后，它在社会意义上未曾深化，在斗争的形式上也老守着天安门开会及向政府请愿的一套。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可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限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就供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在那个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一天”的夜里，北京青年人的悲愤是无法形容的，而在我们大学的宿舍里，最容易听到的感慨是“百无一用是书生”。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不少篇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
“现在竟如何，不过多了几篇诗文，多了若干谈助。”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
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
三个月之后南方因北伐开始而引起的革命斗争，像野火般蔓延开来。整个南中国的天际被烧得通红。我们从阴暗的北国遥望南天，越发见得这景色迷人，壮丽无比，因此也就越发鄙弃那琐碎无力的文学争论了。人们渴望行动，拼命追求与行动有关的思想和理论。北京，这个多年来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活动中心的古都，至少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默默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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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人的猜度相反，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间北京大学里的“乱党”为数不多。最初我当然无从知道，等到我参加学校支部的领导之后才发现一千三百名同学之中，我们的同志竟只有二三十人。据说原来还要多些，只因“五卅”之后，南方形势开展，干部需人，有不少人被指派或自动地南下了。不过那时候是毋须担心人少的，由于时代的整个风尚所趋，有些年轻人正愁着不得其门而入呢。组织方面并不广开大门，争取对象相当谨慎，怕的是让投机分子大量涌进来。因此在那时的少数同志中值得怀念的人着实多。就我记忆所及，仿佛没有一个人有幸运存活到今天因而当上显要的，但英勇成仁的烈士可就不少。至今仍温暖地活在我心头的：有与高仁山教授同时被枪决的彭树群同志（一个数学系的高材生），有被蒋介石残杀的杜宏远同志（也是学数学的），有在昆明被处死的张经辰同志，以及后来惨死于日帝宪兵队里的陈其昌同志。在我们的同志中，只有当时担任支部书记的段某最不成器，一个“职业学生”型的风头主义者，从不读书，只会传达命令，能用手段，却缺乏勇气。此人当时就不很为同志们所爱戴，只因他和上级关系好，维持了他的领导地位。革命一失败，此公立即脱党，在蒋介石统治之下，一度曾任山东某县县长，以后便不知下落了。
学校支部的工作最初仅限于一校之内，主要是经过学生会来发挥影响。那时与我们作对的是属于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其领袖为王钟祺与傅启学等。不过他们没有群众，所以无法与我们认真抗争。学生会及所属机构都落在我们的掌握中。在我参加工作时期，因为学校里没有风潮，大学的学生会始终不曾被应用来反对任何方面的武器，我们的主要工作毋宁是在教育与训练方面，办了很好的夜校，给校工及贫民读书，同时又团聚了学校附近的一群水车夫。我们此时更重要的工作是教育自己，并在同学中选择优秀对象，争取他们入党。这工作在较远大的目光中看是极其重要的，因为种种关系，北大早己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两大供应站之一了（另一个是上海大学）。李大钊主持的北方局很着重这个工作，支部中学习理论的会议开得非常勤。可是事情却并非进行得很满意。当时北京中共地委负责我们支部的教育工作的是陈为人，一个由法国回来的勤工俭学生。人相当可贵，吃苦耐劳，毫不浪漫，性格与汉花园里我们这一群“布希米亚人”恰巧相反。他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职业革命家”的形象。关于所谓“铁的纪律”、“绝对服从”等等，我们是从他那里听到的。最初他给我们以新鲜感，对他怀有应有的敬意，可是过不多久，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对于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革命理论都掌握得太少，使我们感到失望。他时常来给我们做理论报告与政治报告，但显然他只是一架惯打折扣的传达机，根本不能完整地把听来的东西传给我们，甚至他自己都不甚了了，以至听者如果不懂而向他发问时，他多半只好支吾以对，有时更坏的，还会摆点架子，怪你多问。地委中的刘伯庄比他高明，但不常来。李大钊则因当时环境关系，很早就住得隐秘，我始终不曾见过他的面。
我们初步踏进了行动，但我们连起码的理论都不曾具备，这对于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党员是一大苦闷。北京当时很难买到社会科学的新书籍。在一九二六年年底以前，我记得我们曾经读到的仿佛只有蔡和森编的《社会进化史》。北大图书馆里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只因当时北伐军进展，北洋政府加紧反对赤化，那些书也不得不收藏起来，不让借阅。
理论学习上的苦闷，学生运动的单调（和南方的火热斗争相比），再加以我个人的生活濒于绝境，使我不得不作离京打算。
在北京住了一年多，经常陷在经济危机中。大哥履行他的诺言，尽可能地接济我；但他那时的情形也很狼狈，不可能按月邮寄，寄来的钱亦不定够我使用。卖文章不无小补，但仅仅小补而已，那时的稿费低得可怜，同时报馆也老是闹穷，发稿费时即使两三元都会搭上邮票或辅币。四元多钱一月的包饭，我时常没法应付。如此这般的生活拖到了一九二六年秋后，我连那件过冬御寒的袍子都放在典当里无法取出来，日子真是难于过下去了。于是我决心放弃大学生活，请求到广东去。
一九二六年深秋时节，我从海道来到了广州。那时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流域。武汉初陷，蒋介石的重兵集结于南昌，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都未正式北迁。名义上的革命首都仍旧是广州，但情形显然已较冷落，这里主要变成为革命的大后方，成为一个补给站了。政治上，这里的实权已落在李济深手里，那时他和蒋介石接近，属于国民党的右派。不过左派势力当然还很雄厚；省港总罢工尚在进行，总工会仍可与政府机关分庭抗礼。
这样的广州，与我在北方想像时的“革命圣地”有了不少距离；但仍能使我见了兴奋，给我以情绪上的满足。我一住定就去访问书店，像只土拨鼠跑进了阳光圈中一样，只觉得五花八门，光彩夺目，看得头昏目眩了。红色的《新青年》我第一次见，《向导》和普通刊物一样地公开陈列着，封面上用大字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充斥柜面，使我看了又惊又喜，因为在旬日之前，我们还是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放低了声音才敢提起这些名词的。我差不多尽我袋中所有的，同时不加选择地买了一大批回去。
这几期《新青年》（记得最近一期是“世界革命”专号）给了我极深印象。这是第一次我知道了关于革命原来有这么多又这么深的道理。从来我只有一些概念，正确些说，只有些信念，只觉得这种日子不能再延续，这种黑暗的统治不能再让它横行，帝国主义的压迫不能再忍受，为此我们非革命不可，而且非彻底革命不可。我们参加共产党主要因为它是最彻底与最革命的，此外再不明白多少了。当时的地方某些领导者们甚至告诉我们说，根本也不需要再明白什么，有了这样的信念就够，因为革命之道首先在乎行动，在乎干，而多作研究会变成学院派，学院派就是只会说空话的。我们当时就不满意此种态度．不满意成为人们的唯干主义。心里想，这多半是这位同志自己不学借以解嘲的理论吧，可是再过些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北方一二个干部的偏见，竟是二次革命中流行于党内的一个重要倾向。看了这次的《新青年》后，我仿佛被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接触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问题。诸如有关乎革命性质，社会性质，革命领导，革命中阶级关系以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等，第一次闯进了我的头脑，引起我的思索，并且构成了我此后思想生活的主要命题。
杭州的旧师友中，此时有不少正在广州。有几位竟已当上了党〔国民党〕政方面的中上级干部，他们的生活相当好，因之我在这方面也就没有问题。临到几天，受到友人们热情的接待。广东著名的饮食都有机会尝试了。同时通过他们，我很快看见了当时革命机构的全貌。我发觉革命政府下面的革命干部，和我们北方地下工作中的革命者很不同。凭我这双带点清教徒色彩的眼睛看，这儿的革命者不够革命。他们没有那份严肃气，无警觉心，更没有悲愤情怀。享福与贪欢心情很普遍，生活相当随便。对我有似至宝的革命书报，这儿认真阅读的人却仿佛很少；年轻人聚在起，女人问题谈得比政治问题起劲得多；孙中山的那两句有名口号，这儿已被普遍地改为“恋爱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革命及其理论问题永远不会听人提及。酒食征逐与方城作战成了干部们假日和工余的主要功课。恽代英的艰苦作风虽为人乐道，然从而效之者却少而又少。这种清形愈来愈令我痛苦，因为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让我想起北方同志们的清苦而严肃的工作。而最使我难过的则是此地对工作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人们将革命工作看成为官职，因之将革命的参加者看成简单谋差使的人。
我那次南来，原因之一虽然是生活所迫但解决生活；毕竟不是我的主要动机。离开学校的第一原因是为的想更直接、更热烈、更有效果地参加革命。可是一到广州，人们（甚至连我的朋友在内）却以求职的人来看待我。对我有感情的人尤其使我痛苦，因为他们设法要为我弄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也就是说，要谋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位。我感到了屈辱。事实上，那时广州是“人浮于事”的。革命重心业已北移，但真诚的和投机的青年（也有中年）却继续不断地涌来。工作并非没有，只是人们大多想做‘比较好的”，而好的却已为人捷足先得了。
来到广州的最初半个月，新的知识吸住了我，暂时又不愁食和住，因之不想到“职位”问题。稍后，有三个工作让我挑选：一、某军政机关的出版工作；二、军队里做党代表；三、仍回北京。
那时候参加“外部”工作（即在国民党的军政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并非全部由“内部”决定调派。许多较不重要的工作，时常由党员经人事关系谋得之后，再经组织核准。我上面所说的一二两项工作，就是朋友们（当然他们都是党员）给我介绍的。第一项工作我愿接受，但因我的一个朋友也想干，而他在这方面比我有较多经验，就让他去了。第二项工作是属于当时正在广州新建的，由严重做师长的独立师，杭州时代我的一位老师当了这一师的秘书长，我的一个老朋友范锦标同志做了该师某团的党代表。他们要我去当另一个团的团党代表。我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但做党代表的同志们很多是完全不懂军事的，他们劝我放心去干，我自己也颇想尝尝新的生活。可是和组织的负责人讨论之后，我却改变了意思。组织方面不反对我进军队，但是告诉我，就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说，我最好能回北京去，做敌后的地下革命活动。此时我的决定是毫不犹豫的：回北京去。
这次到广州去住了一个多月，与我的某此朋友的想法相反，并非“白跑”。面对真实地看见革命，我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破灭了一些幻想，因而加强了信念。南来以前，革命在我脑子里虽已不是抽象的概念，但革命的具体形相特别是它的内在关系，知道得很模糊。革命势力内部有着怎样的矛盾，我完全不知，甚至还很天真地以为是一个没有矛盾的整体哩。当时中共北方局的主要工作，我们从上级的报告得知，仿佛只是争取冯玉祥与反对西山会议派。因之我们有了一个印象：除了那一小撮以邹鲁、张继为首的老人以外，国民党都是革命的。对于蒋介石在我南来前，至少在我们支部会议上从来没有听见不满和批评。可是一到广州，才知道实际情形与我们的想像大不相同。这里的国民党很早就分成左右派的。右派力量很大，他们操着军事实权。“西山会议派”决不是几个顽固的老头子，原来蒋介石也跟他们一路。当时在广州很有势力的“孙文主义学会”以戴季陶作灵魂的，便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战斗组织。所谓国民党左派，其实只是做“外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与若干与蒋介石不睦的上层人物，具有独立性的左派国民党员根本没有，有之也为数极少，不能构成力量。我初抵广州时，在同志兼朋友的一群中，常常听到他们表示着惶恐和忧虑，为的是蒋介石的“异心”越来越明显。但是如何去防止与打击这个跋扈的将军，在我当时接触到的人中，始终不曾听到过什么办法。至于公开的言论和刊物上，那是连这种惶恐心情都不透露的。人们的希望似乎全部都建立在武汉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上。当蒋介石被迫同意国民政府迁至汉口时，人们就松了一日气，仿佛右派己经低头就范了。
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其所属机构，给了我最深印象与最新感觉。那时候，罢工委员会的力量已因北伐的征调而相当衰微了。但即使是剩余的势力还很煊赫动人的。我到广州的次日就隔河眺望了沙面，只见那里的洋楼门窗紧闭，人烟寥寂，空场上草深过膝，一片凄凉。罢工影响非常触目。我没有机会深人到这个运动的里面去，仅仅看到一些表象：参观了罢工委员会所设千百人同时进膳的公共食堂，参加了它生气蓬勃的群众大会。可是让我至今还能新鲜地回忆起来的，乃是它分布在各区的支部。在这里，照例布置着铺上红布的大桌子，墙上挂着镶以红布的革命领袖的相片。在桌子旁，有时围坐了工友，热烈地谈着当前政治或者调解着本区的某几桩劳资纠纷，或者竟是审讯着捣乱分子。当其时，我只是惊奇于广州工人们的知识和能力；到后来，读到了联共内关于此一时期的争论文章，才知道这种情形的重要，它表示出罢工委员会事实上是一个与国民政府同存的政权，它甚至把司法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所谓中国革命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我是在那时才首次懂得的。
广州又让我看到了中俄革命的密切关系。而且比较深入地思考了这个关系。有关乎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等等问题，因为自来反动派的攻击和革命党派的辩护之故，早已萦绕在我脑中了。最初未入党之前虽有些民族主义的先入之见作怪，我却并不赞成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的叫嚷。《时事新报》和《醒狮报》称共产党〔当时包括国民党〕为“被卢布收买的人”，引起了我很大反感。这不仅由于我对十月革命的模糊景仰，更因为我当时认识的几个公认的共产党员（我的同乡好友），他们的道德行为我非常相信，决不是用卢布可以收买灵魂的。但虽如此，或因为如此，我心里希望事实上最好根本没有此种援助，“以免贻人口实”。等我来到广州的时候，对此问题的看法当已不那么幼稚；可是船入珠江，看见苏联的货轮迎面而来；进泊长堤，又见数艘挂红旗的巨轮寄碇江心；上了岸，不时遇到穿了国民革命军制服的洋人从身边经过；后来走近东山一带，发现中间坐着顾问，两面踏脚板上站着卫士的汽车急行，我心里仍不免有异样之感。觉得“民族的自尊”受了损害，中国人传统的“廉价”的道德观似乎有亏了。
打破这点民族主义的残余幸而不须多久，大约经过两个星期，从学习和讨论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乃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只有作为这样的一部分才能谈得上它的胜利和前途这个真理之后，我就完全释然了。至于此种援助是否进行得适当，应用得是否正确，那是另一问题。当时我根本没有可能接触到它。事后研究到它，那是一九二八年读到联共党内斗争的文件以后的事。
在广州，当然增加了关于俄国革命与苏联的知识。只因时间过短，材料与可资请教的人不多，这方面的所得非常有限。在有限的知识中而且又不甚正确。鲍罗庭的声望超过了列宁，加伦将军更是掩盖了托洛茨基。联共内争的消息那时根本没有人提起，准一的曲折反映是流行着一种对于托洛茨基的评价。记得一位内部较高级的同志对我说：托洛茨基太浪漫，不懂实际。……
就这样，我向当时的革命圣地进了一次香，以一个较为成长的革命者资格回北京去。
归途中经过上海，住了两天候船北上，大哥闻讯赶来看我，不曾晤见。那时我们的情谊仍笃，大哥对我的期望非常殷切，只是我这边的变化太多，家仇早已忘却。纵使相见，怕也没有共同言语可以深谈了。
一九二六年冬天，穿着夹衣，在雨雪纷飞中我又回到北京大学。古城里的政治空气和天气一样地寒冷恶劣。窃据首都的奉系军阀在发抖，恐惧病就要变成狂疾。南方革命的势力发展得如此之快，显然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所以最初他们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可是到了后来，得知南方的革命党并非一致，掌军权的一系而且是实际反共的，他们便自信了一些。等到江西战役结束，蒋介石一方面准备进兵宁沪，另方面与北京暗通声气之后，奉系军阀的反共态度便疯狂地积极起来。这后面当然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自从北伐军的箭头越过长江，由英国“势力范围”进人了“日本势力范围”，日帝便成了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在北京，日本的特务人员和张作霖的警探机构合作，以全力对付首都的“赤化分子”。北京大学既是出名的共党根据地，鹰犬们首先就注意了它。便衣侦探埋伏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沙滩一带的饭馆和小公寓，也经常有这批人的踪迹。我们的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离京两月，回来时看见我们的工作方法有了不少改变。过去我们开会，大多利用学校教室，这时已不可能了。学校组织的几个负责人，原本与其他同学的生活无异，而现在则有几位已不敢再上课，不敢在宿舍里睡。印东西的油印机以前就放在平民夜校里，工作是半公开的，如今则搬到特别地方去了。正在街上步行，忽而后面追上一辆车来，秘密将人绑走的事情已不断发生。人们的心情开始紧张．来往变得“鬼祟”，我是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秘密工作的又惊恐又愉快的生活。
大概因为我去过一次革命圣地的缘故吧，我担任了一时期大学支部工作后，组织命我在新设的部委会里工作。工作是紧张而繁重的，从早到夜都要开会和接头，我的学生生活事实上就此结束，此时我开始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虽然我们都不是靠此吃饭的，我们都必须自筹生活费用。由组织维持生活的大概只有地委的工作人员。那一时期我的生活再不能靠卖文章了。因为太忙，又因为当时的出版界正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曾经蓬勃一时的文艺活动是完全趋于衰落了。一九二七年春天几个月的伙食费都是由一位杭州的老同学供给的，他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
生活苦，工作忙，心情却很愉快。创造社给我的浪漫颓废的影响最后地消失了，一种全新的乐观主义抓住了我，充满了信心。中国的历史在向前跃进，新旧的交替以戏剧性的速度在体现。一个新的、自由的、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中国，在当时我们的心目中仿佛是指日可待的。我们虽然还处在昏庸野蛮的军阀统治之下，日夜受着反动派警宪侦探的迫害，然而这个统治的命运太清楚，谁都觉得出它会很快倾覆，以致它的作威作福，莫说收不到镇慑之效，竟至有时会使我们觉得可笑。那时我们简直是以轻快心情做革命的地下工作，以玩乐态度打发自己生活上的艰苦。革命正上升，蜜月未过去，处于敌后的革命者更有一脑子的幻想，他们满眼所见，自然都是光明远景了。
在反动派的加紧压迫下，青年人却以空前的热忱涌进共产党来。在七八个月以前，当我参加组织时，我们大学支部只有二三十人，可是到了一九二六年的春末，人数已突增到了二百多。“蒙玛区”的小名士们大多入了党，从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了。此一涌向共产党的人潮，即使在李大钊同志等被捕杀以后，也还是继续的。
在当时的工作中，有一种办法使我怀疑，有个情形使我不满。怀疑的是国共关系；不满的是对理论太不重视。那时北京积极的地下工作者，简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国民党党员。除了极少数几个右派政客之外，那里没有任何国民党组织。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可说没有一个人信仰国民党的，甚至对孙中山本人，即使因他的逝世之机人们在此地做了不少宣传，在他头上拼命画上了大量光圈，我们也没有什么敬意。读到他的三民主义常使我们哑然失笑的，但是我们悉数被“加入了国民党”。在某些场合，我们受嘱必须以国民党党员自命。最奇怪的是要制造国民党的会议。记得我入党不久，第一次受命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对总理遗像鞠躬，恭聆遗嘱，然后听了一些关于南方情形的报告。可是后来我知道，在那次十几二十几人的会议上，只有一个是真正国民党员，其他的都是自己同志。我非常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后来有几次更滑稽，邀请参加的真国民党员没来，到会的成了清一色的共产党员，可是还来那一套：鞠躬、读遗嘱，弄得有些人笑了出来。我曾经把我的疑惑请教过上级同志，他们的解释当然是联合战线。“可是”，我说，“这里根本没有国民党员让我们联合，我们在做滑稽戏。”那末回答便是：“南方情形不同，那边国民党是真实的力量。我们必须执行全国性的政策。”我并不释然，对联合的假戏，仍觉可笑，只是自己想不出反对的理由。
在北京，至少在整个东城部委所属的诸支部中，流通着阅读的理论书，只有一本郑超麟同志翻译的《共产主义ABC》和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前者尤为一般同志所欢迎，因为浅显易解。我们拿他来油印了好几本。《通俗资本论》看起来太吃力，根本又没有功夫让我们研究，所以看了也还是不懂。我们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党的秘密组织中积极工作着，可是思想上没有资格称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并不了解自己为之斗争的那门东西。关于此种缺憾，当时在同志中是普遍感觉到的。我们希望多得点书读，希望有人给我们讲授，最好能开设短期的训练班；可是这些愿望因为客观环境的日益困难和上级主观上的忽视而未有实现。
我到南方去跑了一趟，虽然因为时间匆促，没有学到什么，可至少提高了对理论的兴趣，所以对于当时北京组织的教育工作，更加觉得不满。因为自己是一个下级干部，常常要向支部传达理论和政治报告，这就更加自觉到这个缺憾。事后回忆起来我们那时的“分析”或报告真正可怜。实际不过是时事综述，偶尔加添点内幕新闻而已。西北军的动态构成了那时报告的中心，另外便是奉系军阀内证的传说。关于南方，直至李大钊同志死前不久，我们才接到这样一个机密指示：蒋介石的态度不好，今后不要在群众中捧他〔但非攻击他〕。这其实是数月前我在广州“内部朋友”谈话中听到的那种惶恐的回声。此时我因为对国民党派系之争已略有认识，便觉得这个机密指示太消极，太不够了。
不过我们那时想多知道点理论，并非由于我们真正懂得了理论对于行动的重要，也不是因为我们对“唯干主义”有了根本怀疑。真知道理论重要，痛感到这种工作态度的害处，在我个人乃是到了莫斯科以后的事。
就这样，我们让一个不甚了了的思想所鼓舞，向着简明的目标（反帝反军阀），怀了近乎轻松的乐观心情，在日益疯狂的反动恐怖统治之下干着，干着。（这工作几乎惟一的是扩大组织）直到四月间李大钊同志被捕与被杀，才使我们干的情况，特别是干的心情改变了。深刻的悲愤代替了从来的轻松。
作为一个下级干部，我自无可能知道那次不幸事件发生前党组织有了怎样的准备。不过统治者要下毒手的情报，我们事先似乎是得知的。事前几个星期，组织上就通知大家要格外小心。与李大钊同志同时被捕，且以第三名就义的谭祖尧同志，在事发前两天曾经告诉我：他要避居安全地方（东交民巷），要我晚上别在原地方睡。可是事情却偏偏发生在最安全的地方；我们显然不曾料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竟会打通辛丑条约所有签字国的关节，让张作霖的武装军警进人使馆界，而且公然侵犯俄国大使馆的特权，把我们的同志从使馆相连的东清铁路的房子里拘捕以去。
关于那个案件，记载已经很多。今后人们根据档案，参以证物，一定还会有更详实的关于李大钊同志等二十人成仁的史传写出来。我是不必为我的零星回忆多费笔墨的。不过有一件事，当时在北京组织里传得很普遍，似乎应该一提。张作霖将这批共党领袖捕获以后，因为国内外的抗议和舆论压迫，却不知如何处置才好。同时奉系内部，尤其是张作霖的高级谋士赵欣伯，据说很替李大钊等说项，不主张加害。当时下了台仍寓北京的章士钊等，也力劝保存被捕者的生命；因之，据说张作霖一时很想将这批共党解出关外，长期监禁。可是这时候，南方“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却透过他的秘密联系，力促杀害，张作霖之意遂决。这消息是从接近奉系的人传出来的；可靠性很大。李大钊等在北京遇害，与蒋介石在上海大肆屠杀，相去只有几天，二者间的关系当甚明显。
革命开始大流血了。对于革命者，特别对于我们这些少年革命者是有很大影响的。革命证明出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也不是让年轻的浪漫主义者寄托其幻想或发泄其精力的玩艺，至于那些存有较多功利思想的分子，则要权衡一下利害了。阶级斗争以其万分无情的方式，向革命者显现了残酷的真相，并尖锐地提出了去从问题。这时候的革命者，按照了各自的出身地位、思想深浅、性格厚薄，不得不各自做出决定，决定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换句话说，革命者跟着革命的加深与分化就要发生分化了不过在当时的北京，地方组织并未因李大钊等的被捕而遭到破坏（这主要得归功于那时军阀特务尚非“科学化的”，技术还很幼稚），党的整个工作照常进行。突如其来的血的镇压，至少在一时间绝未引起队伍间的动摇，相反，人们的心情倒是分外严肃了，因害怕而动摇而脱党的现象是完全没有的，军阀的临终挣扎根本不可能产生这种影响。使北方的共产党员更加震动，且因而感到不安和惶惑的，乃是南方传来的“清党”消息。我们太没有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准备了，竟致无法接受“革命军领袖”屠杀工人的这个事实。吴稚晖的反共文章在北京的报纸上登出来，特别使年轻的革命者痛苦，因为我们向来都崇拜这个老头子的。同志们奔走骇告，互相叹息，可终于无法弄清楚这是什么回事。自然，就我所接触的人说，没有一个人同情蒋介石与吴稚晖的，但是“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那种浅薄感慨却很普遍。我们要求了解这件事情和原因和今后对蒋介石们的办法。可是在当时的北京领袖群中，始终没法满足同志们的此一要求。“蒋介石投降了帝国主义，投降了右派，他叛变了革命”，便是我从地委方面所能得到的全部解释，我也就用这个解释去回答支部同志们的询问。不久我们得到新的安慰了：“走了蒋介石不要紧，国民党还有左派，还有汪精卫。他们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革命的中心在武汉。”
惶惑了一时的心情平静下来，我们又沉着而有信心地工作了，希望的眼睛注视着武汉。
此时武汉工作异常紧张，需要人，要求北京派一部分同志南下，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平素较受注意的同志前去，我也是被派者之一。那次被派的共有十人，其中有女师大出名的学生领袖彭莲清，以及北大担任学生会主席的张经辰。
在一九二七年六月的一个清晨，悄悄地离开了北京。从此结束了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活”。
[1]巴黎城内学生集中地是拉丁区，不是蒙玛区。——校者注 |
五四与五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五四与五卅
五四运动发生的那年，我正在本乡小学里读书，十二岁。但知道有这件事，乃至受这运动的影响，却又在一二年之后了。
我的故乡是这样的一个市镇，它是既开通而又闭塞，不偏僻却是荒寂的。地处于沪杭之间，有铁路线联络这两大都市。它是浙西的两个食米集散地之一；更有不小一个区域的农民的蚕丝，由这里收购了送去上海。所以商业资本很早统治了这个地方，商人久已是它最有权势的人物。读书人，据说在清朝就是如此的，如果他不同时又是典当主人、钱庄老板或大地主之类，一样不为人重视。这里的传统是铜臭压倒书香，文化气息自来稀薄得可怜。
上海市场的消息，几小时内就可以在乡镇的茶馆里引起风波；而北京学生们的“闹事”，则连我们“最高学府”里的老师也不曾注意。十余岁的小孩子当然更是茫无所知。
在人口将近三万的市镇里，只有两所完全小学。我所就读的那一所，因为由一位富有的孝廉公当校长，教员中的多数也是地方上有地位的绅士，所以被目为最高学府。孝廉公以他办书院的方式来办“洋学堂”。大堂上供着“大成至圣先师”的神位，受着孩子们晨进夕退的两次敬礼。功课中虽已有了格致、音乐，甚至高年级还教英文，但最注重的还是国文，尤其是《论语》和《孟子》。我只读过《论语》，由一位儒医两通的老秀才给讲解的，教得很认真，要求非常苛刻，甚至连朱夫子的注释都得背。
关闭在这样的门墙里，外面世界发生的思想的激荡自然不会立即波及的。
然而，要来的终于要来的。大约在一二年后，它由上面和外面侵进来了。
县里的视学员，也是本镇上一个秀才，想夺取这所最高学府。他靠了一个与孝廉公们敌对的大绅士撑腰，又借了点县教育当局的势力，推倒了老校长。这一来，颇不得大多数地方人士的同情，因此当他以新校长资格走马到任时，非但旧教员无一留职，而且镇上的所有读书人都给了他抵制，不受他的延聘。结果他只好求才他乡，请了一批杭州第一师范刚毕业的学生来做我们的先生。
杭州第一师范是浙江省里的“北京大学”。在当时，它与长沙的第一师范，可说是北京大学新思想运动在外省的两个最得力的传播站。校长经亨颐，气度与为人都跟蔡元培相似。于学派无成见，对人才能兼容。自己的思想是开明而民主的。他所延致的教师中有所谓“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等），学生中出名的是施存统、杨贤江等辈。施存统（后来改名复亮）之出名因为写了《非孝》那篇文章，而《非孝》又使第一师范大大出了名。
当时浙江省的统治者（督军卢永祥，省长张载扬，警察厅长夏超）早把第一师范看成为眼中钉。久矣乎要给他一点打击，苦于没有借口。《非孝》（登载在第一师范学生自办的一份刊物上的）一出，便有了题目，当局对学校进行了迫害。经亨颐为了保护他的教员和学生，以去就争，终于辞职而去。后来学生们为了挽留校长反对新校长，进行了罢课斗争。最后集体被军警围困在操场上，坚持了一次全国闻名的大抗争。
我们新校长延聘来的新教员中，有一位就是那次斗争的领袖之一，其余的当然也是新派人物。
其时我是毕业班的学生，我们一班的主任就是那位杭州学生运动的英雄。
不过当那一学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却以惭愧的心情走进大门的。因为有不少“不事二主”的学生退了学。他们转人旧时三年级主任（一位举人）所办的私塾去就学。留下来的学生大多比较贫寒，他们的家长与学校的旧主持人较少关系或全无关系。“最高学府”的名誉从此毁了，合镇的上流人都鄙视它。就读该校的学生也不再有什么光彩了。
开学典礼时，不见了“至圣先师”，因此也不再隆重鞠躬。四五个新先生，年纪都只比我们大上十几岁的，穿着布大褂，怪不神气。孝廉公时代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派是没有了，我们这些不得已做了“贰臣”的孩子们心里都感觉得有点难堪。
看看课程表，“经学”已经不见了；领来了新书，其中竟有用钢笔板自印的白话文讲义。新的校歌也贴出来了，过去校长引以自傲的那首“论文师轼辙．立品继程朱”的歌词，被宣布作废，改填的是些白话字句。孩子们没有说什么，但不少人想起了镇上流行的批评，“这个学校给弄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是用失望和疑虑心情来迎接这几位五四运动的代表们的。不过事情改变得很快。不出一二个月，我们就非常崇拜我们的新先生了。首先，我们不必像孝廉公时代那样害怕老师，师生之间成了朋友；其次，我们完全懂得他们所教的东西。陈独秀胡适之关于文学革命的论文，周作人的小品，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我们都贪婪地，怀着无上兴趣地读着。（顺带说一说那时老师们始终没有将鲁迅的东西介绍给我们，甚至我们不曾听过提他的名字。我个人知道鲁迅与阅读他的作品，那是在一九二五年以后的事。）尤其叫我们欢喜的，乃是听他们讲自己在杭州闹风潮的故事，讲他们的学生生活。不久，新方式的学生活动就在我们学校里试办起来；成立了自治会，创建图书馆，订阅沪杭日报及杂志办了手写的粘贴在墙壁上的校刊，甚至还开了一月学校商店。
不消一个学期，“最高学府”的面目和气氛已改得完全不同了，它变成我们小镇土的“北京大学”和“第一师范”。在本地卫道夫子们的心目中，我们都成了陈胡新党的小喽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十四岁那年我在小学毕业。为了前途问题，我和那时候的许多孩子一样，和父亲发生了冲突。我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前清末年进了学的，所以他有资格与士大夫游；但因他不是富家子，地位当然不高，虽在诗酒唱酬中，也不免常要受些闲气。这就养成了他的两重性格：一方面看不起那些似儒实商的绅士；另一方面却决心要在商业上竞胜致富。他时常用了愤世嫉俗的口吻（多半在他醉酒以后）对我和我的兄姊说：“读书人最没有出息，有了钱人家就会敬重你”。因此，当我读完小学之后（当时照我们乡间人的说法，这程度已等于前清的秀才），他坚决要我学生意，不让升学了。他这样决定，另一原因是家境不好，实在也无法供给我上省城读书的费用。所以在我毕业前半年，他老人家就已托人在上海一家洋行里替我说好了练习生的位置。可是我的想法和志愿与父亲的大不相同。我生来也许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小时候当然更不会看重实际。最欢喜读《水浒》，也欢喜《三国志》。侠客和义士乃是我心灵里最早的偶像。
在家人中，我最崇拜我的叔祖，他是个武秀才，绰号“大刀”，性情真直，虽老不失童心，平生不事生产，以致为家人所贱视。而我却非常欢喜和他在一起听他讲快人快事，常使我寝食俱废。叔祖爱谈他自己的父亲（即我的曾祖），说他曾经帮长毛（太平军）打仗，离家三年，转战皖省，一直到清军攻陷南京后才偷偷回家的。家里老辈谁都不愿意提起这件事，而我也把他想像成了英雄，将他和《水浒》、《三国》中的人物联结起来。
经过一年多五四精神的熏陶，我的兴趣和思想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当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谈不上什么固定兴趣与系统思想。所谓变，也只是模糊的方向而已。在未接触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之前，我们这些孩子简直没有精神生活的，浑浑噩噩的。拿我个人来说吧，除了演义小说里的人物引起我一些奇异的空想之外，更不会想到比饮食游玩更多的事。而新影响却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打开许多窗，让我们由那里看见许多未曾前见的境界，尝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乐趣，以致引发了对远大事物的憧憬和向往。孩子们的志向与天地扩展得如此之快，竟致远远地超过了父兄们所能了解的程度。我们的小眼再不注视在一家的门桅上，不以一乡一镇中的荣辱为怀。我们（决非我一人如此，同学中不少人都是一样）居然“以天下为己任”，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思想家、文艺家为做人的典范了。总之，五四精神使我们变成了染上时代狂疾的小志士，变成了好高鹜远的理想家。在我个人，旧日的侠义偶像和新认识的崇高的心智活动家结合起来了，而后者又逐渐地代替着前者。
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我之无法接受父亲给我安排好的前途，乃是十分自然的。父亲方面呢，他根本不曾想到他的“小东西”自己竟已有了主意。他是我们家中的绝对君主连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在内都对他非常畏惧的，我当然更加怕他。平时他不苟言笑，对家人从来不和颜悦色地谈句天，只有当他喝醉了而又非泥醉的时候，才透露出一点人情的暖气，卸下了他家长的严肃面具。此时的我，尤其是我的姊姊，才会沾着点父爱：听些并非训斥的牢骚，尝尝他带回来的糕点。
我将到上海去学生意的决定，也就在这样一个温暖的晚上被通知的。那天晚上父亲特别高兴，记得还从一家宵夜馆里叫了炒面回来。他相当庄重地通知了我这件事情，同时讲述了他如何请托亲友帮忙谋得了这个位置的经过，又说将来补读英文的夜校也托人找好了，他要我好好去做，洋行出路是很大的。父亲的通知原不需要我同意，他说过就算，接着就宣布要吃炒面了，而我此时却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竟敢当面对他说：“我不做生意，我要到杭州去读书。”情势当然急转直下了，在座的母亲和姊姊都吓呆了，拿起了的筷子又悄悄地放下，她们以万分惶恐的眼光望着我，我则把眼睛望着地板，不敢看父亲的神情。父亲的决定被人违拗，在这家里大概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竟出于他最小的儿子，一定使他感到十分意外的。所以他的愤怒竟不以惯常的方式发泄出来，没有呵斥，没有敲打，只是气得连声都出不得了。
父子间的关系僵持了两个月，结果却以折中的方式和解了：答允升学，但必须读商科。因此我考进了杭州的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这个学校与第一师范相连校舍都是前清的贡院。两校间只有一墙之隔。我是身在墙东而心在墙西。商科的功课引不起我丝毫兴趣，尤其叫我头痛的是簿记、珠算与辨币。这个学校的环境十分庸俗，学生活动全无，文化生活贫乏之极。它比孝廉公时代的我们的小学还要死气沉沉。呼吸了一年多五四空气的我，简直要在这里窒息了。那时我对学问的兴趣是尚未固定的，择业的问题并不困扰我．我所欢喜的只是一般的学问，一般的知识，特别是新的。所以凡是新书，不管是文学、哲学、科学，我一视同仁地拿来读。无钱买书，星期天就跑到书店里去翻，或到西湖图书馆去借阅。这些书多半是不易懂的，有的是真的艰深，有的则为了天书式的翻译；可是我直着脖子吞下去不管它们能否消化。在商业学校里混了两年，那枝簿记棍如何使用都不曾学会，而从杜威、罗素、柏格森到泰戈尔，乃至古代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等的大名．却已经知道了一大串甚至有不少他们的中文译作都被我翻过了。商业和我的兴趣之间也就愈离愈远，再耽下去简直是苦刑了。
在第二年的第二个学期中，学校闹了风潮，我被推为代表之一。结果风潮胜利，学生代表却全被开除。我原是被开除者之一，只因校中的一位国文教员是我父亲的朋友，为我力保，总算“顾全面子”，私下教我“自动转学”。这次事情没有使父亲气恼，很乐意地让我转人了一个私立的普通中学，从此我跟商业最后地作别了。
一年后父亲逝世。再过一年临到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期，“五卅运动”爆发，那时我十八岁。
“五卅”以前的二年中，我仍旧是漫无目标地乱读书。不过由于创造社的影响，兴趣却渐渐转趋于文学方面。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我成了创造社诸作家的祟拜者，个人则尤其欢喜郁达夫，在有意无意中，深受了他浪漫的颓唐的影响。同时也因为父亲故世，家道日窘的关系，更加以“沉沦”式的不幸青年自命了。同学中也有人欢喜写作的，教员中也有一二个新人物。因此在“五卅”运动的半年前，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出版了一张报纸，报名竟莫名其妙地称为《赤报》。其实当时我们的思想离“赤”尚远。内容也根本不属于此一色彩。记得此报的一篇主要文章，是我从一本英文哲学史（只记得是“家庭大学丛书”之一，著者为谁都已忘记了。）上译出来的序言。我们这几个人都没有固定思想，基本的政治倾向只能说是民族主义。但是报名吓坏了人，所以只出一期，就让校长禁止了。
那时候的杭州，真正的赤色思想原已存在。《向导》报的公开通讯处是杭州法政专科学校。收信人安存真，即该校教员安体诚（一九一七年为蒋介石杀于龙华），是出名的共产党员。我的几个乡前辈在杭州搞国民党（实则共产党）。SY也有了，第一师范里有一点组织，我的自小朋友许志行就是那个组织的负责人。我和他们之间常有来往，但我没有加入。原因是：那时我看不起干政治活动的人。为学问而学问的观念给我的影响很深；我觉得干政治根本不是做学问，两者是背道而驰的，而我则一心要研究学问。我们的中学里也有一两个入了“国民党”，他们很活动，很自负，可是功课很糟糕，这件事又加强了我的成见。
其实我那种想法，本质上只是反映了当时新思想运动主流的分化。我是在五四，之后一两年才接触到五四思想的，等到我追上它、接受它的时候，新思想的本身却早已向前进展，发生变化了。《新青年》分了家，陈独秀与胡适之各走各的；前者前进至马克思主义；后者则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阶段上。前者由思想而进人行动，由文学革命而政治革命；后者则欲保持思想的“纯洁”，反对文人玩弄“龌龊的政治”。由于行动的需要，陈独秀与李大钊等组织了共产党，与南方的孙中山结了同盟；此时胡适之等却贯彻其“学者作风”，与梁任公的研究系合作，同时寄托希望于北洋军阀的政府。
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此种分合情形，我是茫然无知。杭州虽说是一个省会，北京新出的杂志也多少能够看到，但一般说总是落后得很。那里的多数教员与学生如果算得上“新人物”的话，多半以新到接受“五四精神”为止。对于“德、“赛”（民主与科学）二先生的向背，对于孔子的抨击或崇拜，始终还是这个城里新旧人物的分界线。因此在无形中，杭州被五四运动唤起了思想生活的青年们，就当时思想主流的分派说，都属于胡适之方面，亦即属于梁任公方面。他们对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的，却是轻视的，因为这些人“不忠实于学问”，却去搞政客勾当。
在一九二五年春天以前，我也是这样一个不自觉的“胡适之派”。“五卅”运动却给了我一个激烈的与决定性的转变。
上海爆发惨案的时候，我们正忙于毕业考试。在最初，我们简直不甚留意这件事情的。后来看见它愈演愈烈，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工人罢工，掀起了前所未见的大风潮，我们这才开始激动起来，觉得我们也必须有所表示，才能对得起上海同学。学校里的空气热了起来，学生中沸沸扬扬着，校与校间开始了联络，人人都感觉到非干点儿什么不可了。大概是惨案之后的三四天吧，上海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团到了杭州，向各校学生报告惨案经过；杭州的学生立即行动，由每校推出代表二人，成立杭州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我因为平时曾参加演讲比赛，而且在校际竞赛会上得过奖，同学们就以为我具备代表资格，推举了我，另一代表便是我上面提过的那个“国民党分子”。应该承认，我最初去当代表是不太愿意的，原因是上述的成见作怪，这些是风头主义者干的玩意儿。在第一次的成立大会上，我意外地又被人推举成宣传部长，这使我惶恐起来，我心想：糟糕；毕业考试完了，大学也不必想考了。可是这种不愿意与惶恐的心理出现得极其短暂。工作一开始，斗争随着爆发而日趋紧张，我以全心身投进这个新的活动中心，毕业与升学等等都被置诸脑后了。
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三个月，从六月初起，直到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活却发生了很大影响。简单地说，它使我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这三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整天忙的是工作，然所得益，套句现成的话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大时代中炽烈的大斗争，像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的思想和感情焚化于俄顷之间，同时将你含有的（如果有的话）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出来。一个省会里的学生运动，尤其是当那个时候，无论就深度与广度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因被配置在大时代的背景上，作为全国性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的一部分而出现，其意义亦自不同。对于像我初次跨入思想生活的年轻人，其意义竟是决定性的。我很快懂得了，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说法是多么地虚伪；真正学问应该和行动相结合，为行动服务的。我懂得了，做学问与“干政治”决非对立的；而政治上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人们，根本无法做纯粹的学问，他们的学问应该集中于一门，就是如何为改变这个地位而斗争。这点道理一半是我在工作中悟出来，另一半则由于和那些平素为我所鄙视的“风头主义者”的接触和接近，我发现他们中多数不但比我能干，而且比我有学问。我几年来的自以为追求的“真正学问”——乱七八糟地阅读杜威、罗素以至柏格森等辈的大作，这时却被证明出非常无知与混乱的。这时我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那两位“搞国民党”的乡前辈手里看到一些浅近的社会科学书籍，觉得这是一种切实而有用的学问，与我先前所学的一些不同。
在杭州的短期工作中，我获得了一个终生受用的认识，那就是：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不能分开，而且后者胜利乃是前者胜利的条件。记得在学生联合会的第一次大会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杭州学生应否与上海同学一致行动，实行罢课？代表们的意见是分裂的。一部分认为这是对外斗争，是反对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我们不应该罢课，因为罢课这种手段只能用以对内斗争，譬如反对学校当局的黑暗或政府当局的腐败之类。杭州学生罢了课来反对上海租界上的英国人，据这班代表的意见，近乎“无的放矢”。“人家不会理你们的，荒废学习是你们自己的事”，他们说，“为了真正能够反对帝国主义，我们非但不应该罢课，而且应该加紧上课，加紧学业来武装自己”，这些人说得颇有道理。另一方面，多半是有了若干政治背景的代表们则坚决主张罢课。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罢课，什么行动都谈不上，一切所谓反对都是空谈。我是主张罢课的。但心里却觉得前一理由充分；赞成罢课，只是为了行动罢了。结果以微小的多数通过罢课。
杭州学生就这样行动起来了。全体学生组成了数百个小队，到戏院、茶馆、公园、以及马路旁边去作鼓动演讲。动员很彻底，连杭州最保守的女校学生都出来了。我们原想让那里的商店都罢市，但没有成功。杭州学运中空前规模的一次示威举行了，参加的约有七八千人，包括小学生和若干市民在内。当时浙江的督军是孙传芳，一个非常狡猾的北洋军阀。在全国热烈的战斗空气中，他不敢正面来压迫我们，他表示“同情”。当游行示威时，他派了一队荷枪实弹的兵士来“保护”我们。他还召见了学生代表，发表他“爱国不敢后人”的鬼话，要我们把外交重任信托给当政的人，安心读书。
我们，至少像我那样的十几岁的孩子们，并非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阴险。可是渐渐地，我们感受到他暗中活动的影响了。有一个学校，仿佛记得是体专，由于那校长与省当局的特殊关系之故，首先对联合会采取了一些古怪的行动。后来，在我就读的那个学校里，一位最热心赞成学生运动的教员被解了职，我这个代表也间接受到警告。不发给毕业证书的威吓都听到了……
在我工作的那三个月中，更露骨的镇压行动虽然不曾见做出来，但是种种的无理阻难，却已足够给了我一个清楚认识，对外斗争与对内斗争是分不开的，真正的反帝斗争只有通过对内的革命斗争。
当我交代了学生会工作，离杭赴京的时候，胡适之、梁任公思想己经从我的头脑中彻底廓清，完全站稳了左派陈独秀立场了，虽然在形式上我还不曾加入共产党。 |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相关链接：楼国华
序
这本《回忆录》的作者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我自从二十年代以来为了一个共同理想而一起战斗、一起受难、直到现在尚在人间、并且依旧坚持斗争的二位老友之一——另外一位是郑超麟。
长达七十年的友谊是弥足珍贵的，七十年共同工作的回忆更值得怀念。关于过去，他们二人都写了回忆。他们的回忆录都曾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他们的其他作品（创作和翻译），也都曾发生不小影响。这个影响，近年来非但不曾减退，反而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而愈加扩大、愈加增强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我们数十年来为之斗争的那个共同理想——对一系列重大革命问题所阐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恰恰就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恰恰就是对斯大林主义所实行的一切叛变行为的一贯指责；而且自从一九二O年代初期以来它便早已指出了与预言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崩溃。
当然，斯大林主义崩溃证实了我们见解正确，这件事的本身并不能立即促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替代破产的斯大林主义。它不可能促使那被断送了的国际革命运动立即发生转机；它不可能使世界局势立即变得有利于真正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事实正相反，由于斯大林派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名义在数十年中犯下了数不清的罪恶，它的最后破产非但不能促成社会主义复兴，反而在未可预见的一个时期内，它将使一切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有关的思想和运动，进入更低落阶段。
因为，人们有意与无意地把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当成社会主义的破产；他们不愿或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而要广大群众认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是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的。
要想缩短这个过程，要想使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潮流早日到来，在主观方面最为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懂得并看出斯大林主义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要让广大劳动群众知道：斯大林主义的崩溃绝对不等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破产。要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一步，我以为除了在理论上不倦地阐明二者的是非异同之外，还必须（我甚至认为更为重要的）把过去斯大林主义（部分也是毛泽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二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历史，扼要与形象地介绍给新一代的革命劳动大众。只当他们凭自己的经验印证了与体会了这二条路线的是非由直之后，才能产生出一个群众性的新的革命组织与运动；才能使那因罪恶的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崩溃而造成的一个世界性的可恶现象有所改变，才能使原本向往社会主义的人们，从幻灭、消沉、迷惘与悲观中恢复过来；才能使国际形势出现真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王凡西的这本书，是多少可以起一点作用的。因为——
它详细地记录了苏联和中国的托派的产生和发展；
它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关于中国革命的不同立场；
它详细地记录了斯大林派如何控制中国革命与中共；
它详细地记录了国民党如何压迫中国托派，以及中国托派如何在国共二党的迫害之下坚持自己的主张和斗争。
从那些关于人和事的亲切描述中，人们不难做出一些谁是谁非，谁真谁假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又会有助于人们在思想和理论方面得出正确的结论来。
***
《回忆录》这部书的本身经历，我觉得，多少也反映出它在这方面所能起的积极作用。正如美国的卡庚教授（Prof.RichardC.Kagan）所说：这本书的“起始发源是寂寞与寒碜的”[1]。著者当年被逼蛰居在偏僻的澳门。在生活异常紧迫，参考资料绝无仅有的条件下，写成了这部回忆。在当时（一九五七年）的政治气氛中，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出版家会接受这本书。是我请朋友将它缮写在蜡纸上，油印了二十部，传观于当时寥若晨星的一些香港朋友之间。这情景，确实是“寂寞与寒碜的”。二十年后，即一九七七年，这本油印书用铅印出版了，更有趣的是：这个本子不久便被“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在中共内部流通传观。二年后（一九七九年），此书让日本朋友看中了，译成了日文，由东京拓植书房出版。一九八O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德文译本（法兰克福脱社会主义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七年又多了法文译本（巴黎LaBreche书店）。一九九一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普及本。
以上所述的小小成就：由“寂寞、寒碜”逐渐变得“热闹、堂皇”，当然还是不足道的。但一叶知秋，双燕报春，作为一个象征，我们确能从这件小事中，多少看出一点世界革命气候的转变，可以看出在汹涌澎湃的反社会主义、反托的逆流中，真正的、代表劳动大众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逐渐地在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
当此《双山回忆录》的第三个中文版本出版之时，作为作者老友与此书的最初出版人的我，欣喜之余，写了以上的一些话，作为序。
楼国华
一九九三年五月五日于香港
[1]见一九八一年英文《中国季刊》秋季号书评。请参阅本书附录：书评摘译。 |
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双山回忆录
前言
这部稿子写成于二十年前。当时曾经由几位好友代为抄缮，油印二十余册，流通于少数读者间。因为写作时的环境关系，那里可资参考的文献绝无仅有；几乎一切都凭记忆，自不免有一些事实上或年份上的错误。多年来幸承不少读者指出，得以在这“再版”时一一改正。
书的内容，并无改变或增添。无论记事与议论，都仍止于一九五七年。凡发生于那一年以后的中国内外大事，均未涉及。在理论方面，当时所作的某些推测，都不就后来发生的真实情况而加以改写。所以如此者，一来为了难改，牵一发将动全身；二来为了存真，也不愿事后窜改，冒充先见。
本书大抵将和它的英译本（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面世。英译本由于出版的预算关系限定字数，以致我不得不将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割舍。其他各章，也有或多或少的删节。二书间倘有若干出入处，当以中文本为准。
临了，我愿趁此机会，向二十年来关心本书，曾为它抄缮，油印，提出意见以及目前出钱出力使它得以问世的几位好友，表示深切的谢意。
***
上面这些话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一月间写的，到现在已有十四年了。我不曾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多年；也不曾想到这本书还会在香港重印；更加不曾想到的是：我在书中实际上给他们写了“悼词”的国内朋友们，还有几位能活着见到这本书，特别是我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郑超麟，不但能活着见到它，并且还能给它做了校勘。
读者们将在这个新本子里见到不少条“校者注”。这位校者便是郑超麟。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七九年六月，郑超麟于被囚二十七年之后终于活着出狱了。一九八O年，北京的“现代史料编刊社”翻印了《回忆录》，供内部参考。也许因为超麟被指派去“抢救党史”的缘故吧，他居然也有资格看这本书。他边读边校，结果在一九八一年十一月给出版者编写了一大张校勘表。这张表，我终于也辗转获得了一份。
超麟的记性特别好，加上他的细心，他的校勘指出了我书中不少有关年份与事实方面的错误。它让我在这次重印此书时得以校正。许多明显的小错误，干脆在正文里改正，不加说明。一些比较重要的出入，那就不改正文，而把校者的原注附在下面——借以纪念上述那一段文字因缘。
除了校者注之外，这次增订还添了几项补注。那是十四年来，主要是我离开澳门来到欧洲之后，由于接触到新的资料而增补的。
附录原来只有一篇：《牛津大学版英译本自序》。这次添了三篇：一、《回忆录》的法文译本自序；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英译纸面本序文；三、各家书评摘译。此外，还新加了当年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写给国际书记处与托洛茨基的两封旧信。它们是几年前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找到的。
其余内容，完全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本子无异。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日作者记 |
谈话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谈话人家对我说：“你是个勇敢的人哪。”不，不对，我从来不是勇敢的人。我只是认为──降低到同道们那样的怯懦，那是件太没出息的事情。我不曾动摇过任何坏事的基本。我只是嘲笑了──嘲笑了作伪，嘲笑了浮华不真。我摇过笔杆儿──可再不曾干过别的事儿，就是我的笔呀，也不曾挞伐过什么事和人。不错，我保护过那些诚实的，咒骂过那些无才的──咒骂那些作家的“代用品”。这不过是做了我应份做的事情。人家却一再称道我，称道我是个勇敢的人。呵，我们的后代，将感到痛心的耻辱，记起我们这十分古怪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做人的一点起码正直，竟让人称作勇敢，他们将以厌恶之情，把这种古怪矫正。写于一九六○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妈妈，我祝贺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妈妈，我祝贺您妈妈，我祝贺您，在您儿子的生辰。为了他，您烦恼，您万分的操心。如今，他在这儿躺着──瘦得很，个儿挺大，不洁不净，他糊里胡涂的结了婚，为了家，没赚过一钱半文。您眼睁睁地着他，看得分明，又看得迷蒙……在您诞生烦恼的时辰，妈妈，我祝贺您！你传给他对于时代的爱坚忍的爱情你传给他对于革命的信，艰苦自豪的信心。您没有给过他光荣，也没有财富遗赠；可是，您传给他无畏的本能。把窗子打开吧，好让您看得见树叶青青，听到林间吱喳的鸟声，用一个吻，将他的眼睛弄醒。给他一个练习本，一个墨水瓶，饱饱地喂了他牛奶，往大路上，您将他带领.......一九五六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我的亲亲就要来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我的亲亲就要来到我的亲亲就要来到，就要来将我拥抱，她会看出我的一切改变，她会懂得我的种种烦恼。从漆黑的阴影里，从地狱般的昏暗中，忘记碰上“的士”的车门，怀着又幸福又痛苦的热情，她，向着那破旧的翼廊，狂奔，狂奔。她奔跑得浑身湿透，不敲门，向房里直走，她双手捧住了我的头，然后，蓝色的皮大衣，从椅子上，幸福地向地板上滑溜……一九五六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窗子开向那雪白的树林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窗子开向那雪白的树林窗子开向那雪白的树林，老师望着树林，目不转睛，很久很久地，他望着那树林，很久很久地，他把粉笔儿捏碎在他的手心。可是，这不过是──分数的几条法则哩！他忘记了──你想想！──他竟然忘记分数的法则了。出了错儿啦！是的！黑板上做错了算题！我们打从别处去听，我们往别处去看，对，现在是没法儿不从别个方面去看事情，好在这，我们毋须人家来提醒。原来我们的师娘离家出走了。我们不知道，她离家去了哪儿，我们不知道，她干嘛离开了家。我们知道的，就只是她离开了家。穿着不合时的旧衣裳，跟往常一样，穿着不合时的旧衣裳，老师向楼下的衣帽间走去了在衣袋里，他久久地摸索，摸索一块牌子〈注〉：“哦，这是怎么回事？牌子去了哪儿？也许，我根本不曾从您那里拿过牌子？它到底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用手儿摩擦着自己的额头──“呀，在这儿哪……真是的，明明是我老了。别跟我吵呀，亲爱的马莎婶子，是我老了，这有什么法子？──是我老了……”我们听着──楼下的门关上了，发出嘎嘎的声音。窗子面对着雪白的树林，面对着巨大而美丽的树林，可是现在我们眺望的不是树林，我们默默地望着老师。他走了出去，弯着腰，曲着背，步履蹒跚。他显得多么无依，多么地龙钟啊──我说──那许是精疲力竭的龙钟吧。雪花轻柔地，在静寂中飘，飘落在老师身上。飘得他不再是他了，活像是一棵树，雪白的树，对的，像是一棵树，雪白雪白的树。过不了一会儿──他白成了这么个样子──再也辨不出人，再也辨不出树。写于一九五六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序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序曲我的脾气是多种多样的──爱劳动，却又爱逍遥徜徉。目的鲜明──可又随意而行。我跟谁都合不到一起，到那儿都不如意，害臊，却又暴粗；恶毒──可又善良。我是多么地爱见──世上的一切都在转换轮替！在我自己身上，就有这么多的东西，代谢转移。从西方──我来到了东方；从嫉妒，变成了欢乐的猖狂。我知道──你会说我：“这么着，哪里还有单一的纯洁性？”呵──巨大的价值正在于一切，一切的相反相成。你缺不了我。我是一辆载重的大车，上面好像堆满了新割的干草。我飞驶过声音，飞驶过树枝条，穿过光线，听遍了虫声和鸟的鸣叫。还有──蝴蝶翩翩，映进眼帘。还有──干草枝儿从车板的隙裂，在探头露脸。运动万岁，热情万岁，还有那如饥如渴的贪婪，得意洋洋的贪婪！疆界阻碍着我。我没到过布宜诺斯‧艾里斯，我不认识纽约市，这件事，让我浑身的不得劲儿。我要在伦敦街头，随心所欲地漫游，纵然用了我别脚的英文，也要跟所有的人，聊个天儿！我愿像一个小孩子，攀登在巴士上面把早晨的巴黎，畅快地游它一遍。我愿艺术多种多样，像我一样。让艺术给我烦恼的生活吧，让它从四面八方把我包围吧，我早就给包围了的，给艺术包围了的，在最最多样的事物中，我看到了我自己。我既亲近──叶沁宁，〈注一〉又亲近──惠特曼，〈注二〉既倾倒于弥漫了莫索尔斯基〈注三〉精神的舞台，又迷恋着果庚〈注四〉的线条，充满了处女气息的线条。我欢喜，冬天在冰上飞旋，又欢喜把字句苦炼，通宵不眠。我欢喜当面把敌人嘲笑；又欢喜抱着娘们涉过小溪。我啃书本，却又爱搬运柴薪。我忧郁，模糊地寻求着什么，可是在炙热的八月，我又爱把一块块殷红的冻西瓜，放在嘴里大嚼。我唱歌，我喝酒，没想到死亡，我摊开了双手，倒卧在草地上，如果，我要在这世界上死去，我将死于幸福，因为我生活过了。一九五六年〈注一〉：S.S.Yessenin〈1895-1925〉俄国有名的田园诗人，曾与著名舞蹈家邓肯结婚。自杀死。〈注二〉：W.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有名诗集“草叶集”的著者，提倡无韵诗，思想上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注三〉：P.Moussorgsky〈1839-1881〉俄国作曲家，曾写过两个很出名的歌剧，其中之一即鲍利斯‧果同诺夫。〈注四〉：Gauguin〈1848-1903〉法国画家，后移居大溪地，他的名作多数描绘该地的土生少女。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婚礼──给缅日洛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婚礼──给缅日洛夫呵，战争年代里的婚礼！骗人的慰安，不坦率的言语──关于生活中的大喜。我飞跑在冬天雪盖着的路上，冒着刺痛面颊的寒风，去参加邻村里，一个匆匆举行的婚礼。跑得我两腿疲乏，脑门上披散了头发，我，这个跳舞出了名的人，跨进那喧闹的农家。在亲朋之中，坐着那个被征召的新郎，他烦乱、他激动、他紧张，在身旁，坐着那个慧拉──他的新娘。过不了几天，他就要穿上那件灰色大氅，穿着它，奔赴前方。手拿枪，离家乡，去到陌生的异邦，在德国人的子弹下，他可能要把命丧。家酿啤酒，在他的杯子里泛起泡沫，可是他，没法儿将它饮尝。他们俩渡过的第一夜，可能是他们的最后的一夜。悲愁地斜望着我，整个灵魂在痛苦，他隔着桌子，绝望地对我说：“来呀，给大家跳只舞！”大家都忘了喝酒，大家都望住了我，我，也就跳起舞来：扭着腰儿，蹬着鞋底，一会儿抖动，摇摆，一会儿，用脚尖擦过地板。我吹口哨，拍手掌，高高地，跳向那天花板。我沿着墙壁跳，墙上贴着标语条：“教希特勒──完蛋！”可是在新娘眼中，伤心的泪儿，正在泛滥。我已经是力尽精疲，已经是喘不过气，可是“跳呀！跳呀！……”人们还在绝望地，叫喊，我于是又跳了下去……。双脚好像已变成木头，当我回家的时候；可是从另一些婚宴上回来的，喝醉了酒的人们，却追住了我，偏偏不肯放手。妈妈没法儿不让我出去，再出去看看婚礼，再去在铺上了台布的桌子边，蹲着腿儿，扭着臀儿，再把舞来跳起。新娘痛苦地在哭泣，朋友们含着泪儿，一旁站立。我看着害怕，不想跳舞了，可是不跳舞吧，却怎么也办不到。一九五五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同路的女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同路的女伴在坚硬的土埂上坐着她，头戴一顶可笑的帽儿，上面结着一朵绒花，一袭大大的斗篷，兜头劈下罩着了她。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绝望的泪花。蝴蝶儿，低低地飞，有时候还在路轨上停下。我们脚下，那是紫丁香色的、有孔儿的、熟煤渣。她，跟我一样，当德国人的飞机对火车轰炸，那时候我们失散了奶奶，她们老人家。她──名叫嘉蒂娅，今年年纪才九岁大，对于她，我可不知道，该想个怎么样的办法。不过，一切疑虑，我立即抛开啦，我决定：将她，放在我的保护下。虽然是小娃娃，毕竟也是个人哪，决不应该把一个人儿丢下！马达和爆炸这两个混杂的响声，又远去啦。我把小姑娘的肘子，碰了一下：“听见了吗？干嘛还坐着？走吧！”世界是这么大，可是我们是——两个小小的娃娃。要在这上面跨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呀。嘉蒂娅，穿的是暖暖的毯靴加套鞋；我呢，一双长统靴，又大又是烂。我们穿过了森林，涉过了浅水滩。我的两只脚呀，想走一步路，总得在靴儿里边把那个步子先走一番。我相信：“这个小妞儿娇养惯，她就会，啊哟，啊哟地，连声喊。”我想：要不了多久，她一定会，累得倒下来。谁知道，一会儿倒下来的不是她，倒是我这个男子汉。“我再也走不动啦……”我一边儿嘟囔，一边儿，就在田埂上，坐落在尘埃。你猜她怎么着？她说：“喂，你这是干嘛来？别胡说！拿把草儿垫垫你的大皮鞋。想吃东西？为什么不早点把口开？抓住这个罐头，这是一罐头肉蟹。加把劲儿吧，唉，你们这些男孩……个个都是的就只会把模样儿装得勇敢！”我赶快站起身，挺直了腰杆，跟她一块儿，再去走刚刚收割过的麦秆根儿刺痛脚的、那些田阪。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唠叨，大概，这是男性的骄傲。打起精神，拼命撑熬。怕听到她刺心的话儿，我甚至吹响了口哨。从我的破靴里，一条条钻出了青草。我们走着，走着，不休息，忘记了疲劳，我们经过的地方，有的挨过炸弹，有的曾经火烧。一九四一年的天，它在动摇，到处升起的烟柱，将它顶牢。一九五四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齐玛车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齐玛车站〈注1〉我们，越是成长，越是坦诚，这个，我们得感谢命运。生活的变迁，符合着我们自身的巨变。如果，我们对人的看法，今天的不同以前；如果，在他们身上，我们有新的发现，那末，这个表示出──首先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了新的变迁。当然，我在世的日子还不够多，但是二十年的岁月，总已经够我，把检讨重做──我说过了一些原本不该说的话儿；那些原本应该说的话儿，我却不曾说过。我看出了──我常常在回顾中生活，我思想得不多，感觉得不多，愿望得不多。我看出了──在我的、太过平坦的生活中，有过不少次善良的冲动，它们却不曾有什么成就，都落了空。不过在这样的时光，总会有一个法儿，让我去想出新的计划，抓取新的力量──再去接触那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曾经赤着脚儿，踢得它尘土飞杨。这个思想，初看起来极其平常，它却处处帮了我的忙，它就是：在贝加尔湖近旁，有一个齐玛车站，等着我再去拜访。我想再见到我熟悉的松林，那个古老时代的见证，那时候，我母亲的爷爷，随同了和他一样的人们，为了农民造反，给送到了西伯利亚──充军。他们穿过了泥泞，冒着苦雨，来到了此地，他们带着孩子和妻房，让人家从极远的地方，驱赶到了此地──此地的树林里，结满了蜘蛛网。他们，是从乌克兰齐托米省来的乡下人。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道路，拼命要把许多事情，每个人看得比生命更可贵的事情，统统忘掉。解差们用了不安的眼光，斜望着乡下人的手儿，青筋暴起的、笨重的手儿。差官坐在火堆旁边，玩弄纸牌；用黑桃吃掉了红心，可是我的曾祖却想着心事，直到天明。从火堆里，他用手指捡起了一块炭，──这是只有农民纔有的能耐──把烟管点了起来。他想什么呀？他想──这个陌生的地方，会怎样迎接他们。是欢迎，还是不欢迎──老天爷纔知道，那边到底是个怎样的光景。他不相信神话里的故事，事先他听人讲过的故事，好像，在那边，起码的老百姓都过的是老爷们的日子。〈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老百姓过了老爷们的日子？〉他不相信，那些突然发生的，恼人的思想，他没法儿开心──不过，管他娘，反正那里总有土地，有土地，那就好耕田种地。「前面是怎样的？」「开步走！到了那边，问你自己。」到那边，还得走，走，走，还远远地，不曾走到头。可是她，乌克兰，亲爱的妈妈，她在哪一头？我们找不到，回到她身边去的路，是的，没有路，可以让我们回去再听夜莺，它甜蜜地歌唱──在黎明时分。我们新到的地方是周围密林，没有道儿可以通行，不管你是骑马或者步行，不管你是骑马还是步行，这里是逃不走亡命的人，这里也飞不去林中的精灵。乡下人，这些不自愿的移民，来到这一带的陌生土地，多半像接受自己的恶运，命中注定的不幸。这恶运，看来是只好接受的，虽然，怀着不小的酸辛：因为后娘，不管是多么的好心肠，到底不是亲生娘。不过，这里的土块，一旦在他们的手指里捏碎，又让他们的孩子，喝了这里的水，却给它迷住了，他们懂得了：这是同根生，他们觉得了：这是血缘亲，原来是一家一门……。然后，渐渐地，他们又爬进了那贫穷的锁枷，又掉进了痛苦的生涯。一枚钉子钉进了墙，有谁能说它不该这样？因为敲打着它的，是斧头的后脊梁。在忧伤和日常干活中，遭到了那么多的苦，可是不管他们的腰背是怎样地弯曲了，到头来，总不是他们吃了面包，却总是面包将他们吃掉。在打麦，在收割，在清除猪粪的时光，在田间，在家中，在自己的打麦场上，总是：那儿有多么多的面包，那里便有多么多的真理。这个，在他们看来，完全没有问题。我曾祖父一辈子挨饿忍饥，遭到过数不清的荒歉。可是，他多半还是梦想着这个真理，却不曾想到过确实来到的真理。这个确实来到的真理，跟我母亲的爷爷没有关系。这里头有着新的东西，独特的东西。我母亲还是个九岁大的姑娘，在一九一九年，她遇见了这个真理。在秋天的一个日子里，小山上，鎗声紧密，这期间出现了一个骑马的青年，他把上身俯伏，快跟那马脖子看齐。他带着一顶高加索人的皮帽，皮帽上钉着铁皮做的红星，一红色的头发，托出在皮帽下边。跟在他们后面的，是成队的骑兵，他们疯狂地奔腾，奔过那架叽嘎作响的古桥，车站上出现了马儿成羣，作战的长刀在空中闪耀，颤震。这一下，确实带来了某种美好的，单纯的事情：自从省欠‧加〈注2〉的委员来到了此地，袭击的匪徒便不敢再临；在热气翻腾的俱乐部里，军中的滑稽演员，形容了出尽洋相的敌人；还有，那位投宿的客人，那个红发骑兵，正在神情激动地，把皮靴儿擦刷干净。他热情地爱上了女教师，出了神，走过来，又走过去，同她谈论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不过谈得最多的，却是那条九头怪蛇〈注3〉那个毒害世界的坏东西。他把理论掌握得牢牢的，〈据他自己队里的看法〉，正好像他掌握了长刀，他声明道：重要的祇是思想，不是面包──面包，一点儿都不重要。他热情地咆哮，一会儿引经据典，一会儿助势挥拳；说道：祇要把布尔乔亚赶下海去，余下来的，一切都是轻松，轻松得有似儿戏。往后的生活便是这样，它就是可爱；建设起来，把旗帜展开，唱着国际歌儿，在阳光中──在号声里，笔直地走向公社，大家都踩着花瓣。他，这儿头上留着发的大小孩，到底是从哪里知道，我们可以轻易地，预先把一切决定，把一切安排？这一切对我们说来，都不是简单，它们是复杂，沉重，艰巨，困难……在这么一个早上，刮风和下雾的早上，他把燕麦儿，塞实了马鞍背上的皮囊。跨上马，他对那教书的女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咱们会再见的……再见啦！」他紧紧地，高高地，踏在马镫上，眼睛望着，那充满火药味的风儿吹来的地方。马儿奔腾，马鬃震荡，马鬃上系着带儿，插着牛蒡，它带着人儿，奔向东方。时光是，一年过了又一年……我生长在齐玛车站的乡间；我爱上了莽莽苍苍的原始林，我爱上了田野，爱上了静静的冬天里的房舍，还爱上了这里的山岭。我一天天长大，是捉迷藏的行家，任凭你怎样看守，总没法儿把我们捉到手，我们躲进了旧谷仓，从卡贝尔白军〈注4〉射穿的洞孔里，往外张望。这时候，外边正在打仗，希特勒来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战场。可是我们──我们都还祇是孩童，许多事，都不看得严重；无忧无虑，忘记了困难，我们老是从课堂里逃出来，穿过院子，奔过田野，来到那鄂加〈注5〉河边，把那只用旧的钱闸砸烂，再去寻找一枝青色的钓竿，在湿漉漉的钓钩上，把鱼饵安装。我把鱼来钓，又把风筝放。时常光着头，独自个儿，在苜蓿草中遨游，让草儿擦干净我脚上的鞋儿。我走过黑黝黝的耕地，又经过黄澄澄的蜂窝，望着那朵朵彩云，它们一半儿已沉下地平，却彷佛还在飘荡不定。时常我又来到营房附近的林边，总听见马儿嘶鸣，雨淋的干草堆已经不再明净，疲倦了的我，却在那上面睡得安静。那时候我生活得几乎是无忧无虑，生活，只因我没遭到过大阻大难，觉得它非常简单，复杂生活的解决，压根儿与我无关。我知道，有关人世的一切问题：「怎么样？」「是什么？」「为什么？」这些你都不必多费心机，人家会把一致的答案，拿来给你，可是，突然间，我却发觉了，要寻找这所有的答案，得靠我们自己。往后的路程，我要从我开始的地方走起，要从我突然间，发现了人生复杂的地方走起，要从我震惊于人生复杂的地方走起，祇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我这就动身，到齐玛车站去。我带了我今天的复杂心情，回到我故乡针叶松的森林，回到那印满我足迹的街道，去和往日的单纯，作一次习俗的「相亲」。〈注6〉我的童年和青年，面对面站立着，怀着不相等的委屈，一个劲儿地，彼此都要盯住对方的脸。长长地等待：谁个先开言？终于，先开口的是那童年：「哦……你好。我差点儿都认不出你了。这是你自己的错嘛。有时候，我梦到你，我老是想，你会是不同样儿了，可是老实说，你让我吃了一惊，你至今都还欠着我大大的一份人情。」青年发问道：「那末，你帮帮我的忙，可肯？」童年笑了笑，说道：「我肯，我肯。」二人分了手，然后，我小心地举步，仔细地观看──观看过往的路人，四周的房屋，我是一边儿欢喜，一边儿恐惧，迈开大步，走进齐玛车站──这块很重要的乡土。我事先把情形作过判断，假想着故乡有了怎样的变换，如果它没有变得更好，它不会丑过旧时的面貌。可是为什么，谷物征购站没有以前的大了？药房、公园也都变得更小？好像，这里的一切，都不及九年前那么大了。好多事儿，我都不是马上懂得的，就好比──当我在这个镇上长长地绕了个圈儿，竟发见这里的街道都短了一些，可是没有想到：原来我跨的步子，比以前扩大了不少。以前我居住在这里，就像居住在自己的房里，没有灯亮，我也能，不出三、四秒钟，不碰撞什么东西，就找到了床铺，柜子或者茶几。也许是改变了环境，也许是因为我太久的出门，以前我是来去无碍，这会儿却东撞西碰，毫不称心。这里的一切我都看不习惯，篱笆上涂着不雅的字眼，茶馆近旁，有醉鬼将四肢在地上摊开，店铺门前，排班的人们在争吵叫喊。如果这里是随便的一个地方，那倒也无妨；但这儿是我的故乡，来到此地，我是为了要取得力量，为了要取得勇气，为了要寻找真理和善良。大车夫对着市苏维埃骂街，一对公鸡在谁的笑声中打架，满面尘土的牛蒡，听着这些，连耳朵都不动一下。乞丐的木腿敲响了路上的石块，一个小孩拿着棒儿将猫儿穷追……起初，我是故意地不抄近路，后来，却迫不及待地要把家回。当我走进门，旋转门上铁环的时辰，我期待着不同的，一些必要的事情，我的脸子给新鲜的空气湿润。果真，一进家门，我便觉得高兴，最初是这样的惊叹和劝请：「来到啦！欣卡！〈注7〉尝尝这点糖果！」又是拥抱，又是接吻，然后是责备：「干嘛不先给来个电讯？」有人在发威吓式的命令：「快把茶炊儿吹旺！」又有人在回忆：「多少年了，自从你出门……」这一切正如我所期待，我的过虑已烟消云散，从这一切我得到了平静，我的心怀儿敞开。焦躁的、莉萨舅母热心肠，坚决地提出了她的主张：「你从远道来，得洗个澡，冲冲凉，我知道那些火车是怎么样……」碗、钵、锅、叉已传来了响声，饭桌儿也已给搬到了庭心，我穿过了灰蓝色的大葱行列，哼着歌儿，走向水井。我俯身，唱着「斯进卡‧拉静，」〈注8〉井里面闻得到我儿时的气息，那井儿已经让我唤醒；拉起水桶，水桶碰上了井壁，湿漉漉的铁链，闪铄着白光如雪……要不了多大时光，我这个来自莫斯科的贵宾，已经把干净的衬衫穿上，头发用水梳得平伏妥贴，坐在亲人中间，焕发容光，接受他们的问询，接受他们的祝饮，成了一切人忙碌的中心。我的食量早已减小，对付不了西伯利亚菜式的粗豪，面对着眼前的盛筵，真不知如何是好。舅妈开言道：「再吃一只黄瓜，在莫斯科他们怎么喂你来着？你一点都不吃！这简直不成样子，…………来个包子……吃几个西葫芦儿？」舅舅也开了腔：「怎么样？在京里喝惯好酒啦？可是咱们的伏特加，来吧，喝吧……不过，话得说回来，像你这个年岁，喝这种酒，是不对板！呀，谁教你这么喝来着？喂，瞧我的，要这么着，……直起脖子往下灌，干！嗯，行，老天保佑，但愿这一杯不是最后，我向你问候，敬酒！」我们喝酒，高兴地瞎聊，还开着玩笑；可是突然间，妹妹向我问讯，问我三月间可曾到了圆柱大厅〈注9〉，霎时间合座严肃了起来，大家换过了神情。大家谈论着那些迫切的事情，那些事都在这一年里发生，这一年里发生的大事，给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思忖，不小的担心。伏洛佳舅舅推开了他面前的酒杯，说道：「现在不是哲学家的，有谁？这样的年头呀，老百姓人人都动了脑筋。不管是什么事情，谁都要问个究竟；可是答案儿，却并不现成。现在，大夫们〈注10〉的清白据说已经证明？人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受苦坐牢？这件事在全欧洲传作了丑闻，一定，这一切，大概都是贝利亚〈注11〉那个坏蛋干出来的好事情……」他对着我，不善措辞地，说到了轰动当时的种种：「你打京里来，在那边，在莫斯科，看得比较明白。你倒是桩桩件件，给我从头解释一番。」他一点儿都不想教人受窘，可是正如俗谚所云：扯住不放，一股牛劲。他给自己搓成了一支烟卷，等着我的回答。急不及待的舅舅，好像我对一切事都明白已久，我平静地对他说道：「这解释，且待日后。」现在想来，我这个态度，真不是没有理由。他们依顺了我的请求，将眠床铺设在干草棚头，我躺着，倾听夜里的声音，听得很久很久。有人吹奏口琴，又有些人跳舞，在草棚的附近；可是对于我，谁都帮不了忙儿半分。天气清凉些了，没有褥垫，躺着有些刺痛，干草棚里簌簌有声，微微颤动，还有考尔卡，我最小的弟弟，说什么都不肯让我安眠，他给我看一个来路的手电筒，又要跟我作大人模样的谈天，他问我：我可是亲自认识了辛涅夫斯基？〈注12〉我可曾亲眼看见过直升机？……早晨，我把懒腰儿一伸，就踱岀了草房，在麻包上坐了一会，东方出现了曙光，曙光停留在公鸡们的赤冠上。破晓的雾气渐渐稀薄，远处浮出了房屋，欧鸟鸟舍上的长竿，笨重地从地上直竖。牛羣在街道上庄重地走过，管牛的老头，将鞭子在空中挥舞。这一切都是和谐、健康、坚强，我对什么都不愿意思思想想。忘记去吃早餐，听不见责备，口袋里塞满了面包，便轻装就道，好像当年逃学的情形，对，正是这个情形，我急急地向河边奔跑。双脚给温暖的淤泥粘裹，我走向河边的老柳树，躺倒在沙子上，承受着树荫的呵护。我面前的鄂加河喧声均匀，伐下来的木材缓缓地淌过河身，它们，有时候，相互间击碰有声。蚊在高声歌唱，汽笛在远处长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半白头的铁路工人，卷起了裤管，站在石上，手里拿着一支钓竿。他对我皱起了眉尖，想用表情来代替语言：「他在这儿干嘛？自己不钓鱼，嘿，可又不让别人来钓？」然后，他端详了一下我的脸，走近到我的跟前，说道：「这难道是？别急……呃，难道你是──齐娜‧耶夫土欣可的儿子？我看得出……你不记得我啦，也许……呀，老天爷保佑你！打莫斯科来的？来歇夏的？好，对不起，我就挨着你，坐在这儿。」他挨着我的身体坐下来，随手把纸包儿打开，里边是面包头儿、食盐，还有几只西红柿。我回答他的问题，答得我唇焦舌疲，他是什么都想知道：我在学校里，领的津贴有多少；农展会〈注13〉的再开，到底在几月几号。他是个固执的、爱讥刺的老人，一会儿他就作出了辛辣的批评，他说往日的青年好过如今，现在的少共团无聊透顶。「我记得你妈妈年纪十七，追她的小伙子结对成羣，可是他们又都见她害怕──要是跟她斗起嘴来，小子们赤了脚都追不上她。她，还有像她一样的女孩儿家，我记得，都爱把军装大氅往身上加，身材不合，剪短了牠。她们在大会上叫喊，说辫子是资产阶级的余孽，喊着，叫着，一直喊到天黑。她们时常威风凛凛，高谈阔论，谈的论的，都充满了理想──比方说，有一晌，她们突然提出了问题：要把孩子们归「社会公养」，……当然，许多事做得可笑，有时还简直的有害了；可是，我说：倒是你们叫我担心，你们没有她们那时候的热情。而顶顶糟糕的──你尽可以反驳我──我以为，在你们的身上，看不见年青的思想。可是人这种东西，小朋友，天生成的，是怎样的年纪，便得有怎样的思想。现在是：有的是青年人，却没有青年气……这还用到远处去找？……这儿就有现成的例子一条，我的侄子，到今年冬天他还不满二十五，看上去却已经三十有多。怎样搅的？本来嘛，这孩子还像个孩子样，可是，你知道，人家把他选到了区上，他，这个年纪轻轻的人，坐进了区委会的办公厅，热烈地争，把他领袖的拳头敲在桌子上，大发雷霆。连走路的样子都变了，如今他眼光像钢铁一般的无情。至于演说，这会子可就厉害啦，好像说话不是为了做事，倒是做事为了说话了。在那些演说里边，说的是：一切都很顺利，一切毫无疑义……一个人多么地年轻，就看他那里是多么地飞沙扬尘！既然把蹦蹦跳跳，看成是轻浮胡闹，所以他不再踢球，不再去结交女友。可是『老成持重』了，怎么样呢，以后？哪里还有坦率的疑问？哪里还有认真的探求？没有了，没有，青年，如今的不及从前，连鱼儿都是的，〈他透了一口大气〉如今的不及从前……哦，我们好像已经饱吃了一餐，兄弟，让我装上鱼饵，抛出钓线……」过不了一分钟时间，他就一边儿咂嘴，垂涎，一边儿把一条上好的鲤鱼，取下了钓钩儿尖。「嗯，还是挺肥的哪！这可是造化呀……」为了这样的鱼鲜，他既惊且喜，红光满面，「可是您不是说啦，这年头连鱼儿都不及从前。」「那个──他狡辩：我说的不是一切……」他微微地一笑，对着我，吓唬似的，把手指头儿摇、摇，那意思，彷佛是说：「要记牢；兄弟，这鱼儿让我给钓上了，可是，谁要是想把我给钓上钩，那算是把心儿白操。」吃着舅妈出色的羹汤，攀谈中，我却是心不在焉，荒里荒唐。那个老头儿，为什么总在闯进我的记忆？这样的老头儿，世界上可多着呢！「我不是你的丈母娘，」舅妈抱怨了，「干嘛你老是满肚子心事，装出那个倒霉样？丢开吧，小子，做人得简单点儿，跟我出去，让咱们去采摘草莓儿。」三个娘们，两个短发的小女孩，加上我……这辆大车把干草满载，它沿着田边飞驰，驶过了一块又一块，轰轰隆隆，响成一片；我们一边望着那──闪闪发亮的割草机，望着那马儿，麦穗，便帽，头巾，一边将手儿伸进篮子，拿出面包，把鲜奶来饮。一羣鹌鹑，就从车轮底下飞起，发出辟辟拍拍震耳欲聋的声音。世界在跳跃，绿成一片，闹成一片。我在干草上躺睡，撑着肘儿，一边想，一边把面包揉碎，不开口，我只是听着，看着。见几个孩子在溪边抛掷石块，太阳把光炎向四下里发射，但是云儿早已积聚了水珠，转动着，粗重地喘息，万物都变得模糊了，变得静寂，农庄的人早已钻进了草堆，我们在倾盆大雨中，在雷电交加中，头都不回，飞车冲进了林间！我们把大车，好好地重新安排，把一堆堆干草扒开，拿来将身体遮盖……祇有一个人，不这么办，那是年纪四十上下的──一个女伴。她镇日价倦容满面，默默无言，连吃喝时候都不跟人搭讪；可是现在，突然间，她，振作了起来，站了起来，变成了顶顶年轻的「女孩」：她拉下了裹发的白头巾，像是发了狂，浑身是劲，她抖动着肩膀，高声歌唱，她湿透了全身，高兴地歌唱：「有个赤脚的小姑娘，在幽暗的树林中来往，见了小莓她碰都不碰，净把那大的采进了筐。」她骄傲地昂首站着，心儿飞向前边，眼儿也望着前边，脸子──让湿漉漉的松针刺痛了，睫毛上闪耀着泪水，雨水。「干嘛你在那里站着？你会着凉的呀，傻瓜……」舅妈叫着，胡乱地把她拉拉扯扯，可是她，把整个人交给了雨，雨也把自己奉献给她，黑黝黝的手儿，将发辫往后一摔；向着那遥远的远方，她把那眼睛儿睁开，彷佛在那边，她看见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别人的眼睛全都看不出来。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挤满了人的、这辆大车在飞跑，什么都没有了，祇有迎面打来的风在呼号，雨在倾倒，那个妇人，在高唱小调。……我们安排在一所谷仓里过夜，那房子是低矮的一间。这里面充满了叫人透不过气的气息：那是熟羊皮，干蘑菇，湿越橘和谷物的气息。扫也发散出新叶的味儿。在光和暗的平滑的转动中间，那屋顶下面，好几副马儿的项箍，黑黝黝地像是大蝙蝠在盘旋，黑暗中，听见有女人的耳语哝哝。我竖起了耳朵来听，听到了如下种种：「莉丝，唉，莉丝，你不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不错，我家种的有无花果树，买的有荷兰式样的炉子，房顶上盖的是锌铁皮子。什么都抹得干净，什么都擦得放光，什么都油得发亮。我有孩子，有丈夫，可是我还有灵魂哪！那灵魂里却有一种冰冷的东西，有一股残酷的寒意……妈妈对我说话了，她说：『你的彼得有什么不好？他不打人，他安安份份，当然，他爱喝点儿酒，可不喝酒的男人又哪里有？』呀，莉丝！夜晚他喝醉了回得家来，嘟嘟囔囔地将我歪缠，说，我这辈子难道都不是他的，然后粗鲁地，将我翻转过来……没有一句话，不出一点儿声，就好像我压根儿不是一个人。以前，记得，我老是哭泣，眼睁睁哭到天明，但是现在，我有法儿让自己睡得安稳。我成了怎么个样儿啦……人家都猜我是四十岁的老太婆，可是莉丝，我今年纔三十过五。往后的日子，你叫我怎么过？剩下的力气已经没有几多……哎，如果我有个心爱的人，我会怎样地把他照顾，随他打我也罢，只要他是真真爱我！那时我不会出门儿一步，我将用尽心思，把美丽的容颜保护。我愿意给他洗脚，给我的亲亲，我还愿意把洗脚水儿吞下肚……」是的，就是她，就是她在风里雨里，唱着热情与简单的歌儿，发扬蹈厉。而我呢，我曾经妒忌过她，信任过她，称赞过她单纯的无思无虑。谈话静下去了，传来了井上汲水的声音，然后，又安详地停止了，村里人全都上了床，听到的祇是这样的声响：半陷进路旁烂泥里的车轮，他们咤嘴咂舌，像老饕一样。乌清清的早晨，一个穿夹克的小孩将我们唤醒。他生着一个，像太阳晒红了的尖鼻子，手里拿着一个铜做的茶罐子。他鄙夷地望望我，望望舅妈，又望望地板上的人们，他们都睡得又甜又香。「公民们，怎么样，你们不是要去摘草莓的吗？我简直的不明白……」一头掉队的母牛在游荡，一只雄鸡高声歌唱，一个赤足的女人在钻柴，我们走出了村庄。草地上，螽斯的鸣声震耳欲聋，僵在那里的大车，车杆子高高竖耸。碧澄澄的大气，浮在大地上空。走完了草地，来到了灌木林区，它们的早晨的垂枝发出了寒光，飞着的鸟儿在无事奔忙。就在这里，已经有一些覆盆子在对我们招引，在一两处叶子发红的灌木丛中，还有烟灰色的、鲜嫩的马林果〈注14〉，将我们的心儿打动。水越橘蔓生在长着针叶的枝儿上，小越橘简直要把我们的脚底儿刺痛，烧红，可是我们是为了林中的草莓而来，祇有最最上等的浆果，我们纔摘。突然间，前面有人兴奋地叫喊：「瞧，她在这儿哪！那边还有一大摊！……」呵，那份欢喜！简单的、感染的、贪婪的欢喜！呵，那个声音──头一批草莓抛进了桶底！但是，年青的向导提醒了我们，而我们又不得不听他的命令：「喂，公民们，他们简直叫我好笑，真正的草莓还不曾来到……」突然间，密林里忽然开朗，一块旷地出现在我们身旁，这里是别无所有，有的，祇有那草莓、花儿，和醉人的阳光。这一下，我们是眼花撩乱啦。好像是，惊惶失措，大家一齐喊了声：「啊」。草莓儿娇慵无力，吃了惊，她吐出了浓郁的气息。我们向草莓冲锋，撞击着手里的筐筐桶桶。扑倒在地上，索性躺在草莓丛中，我们用了嘴唇代手，将草莓咬落了枝头。小山上，毛茸茸的软草如烟。树林里，嗡嗡作声，那是蚊蚋和松树的语言。不过我……很快就对那草莓儿忘情。我的眼睛又看上了那个妇人。在她来往俯仰的动作中，一个个喜悦，变换不停。白头巾褪落到了眉梢上，她一边儿摘莓，一边儿欢笑，她欢笑，哦，我可是不再相信她的一套。我慌张不安地踌躇起来，从那温暖的、弄皱了我衣服的、草里站起来，将摘来的草莓倒给了别人，向林中走去，那里的道儿，还得让人去开。过去的事儿，没有一件我不挂在心怀，我要把记忆中的桩桩件件，好好儿安排。我离开了鸣响的松林，来到了小麦地里，将身儿躺在麦杆下面，我闭上了眼皮。睁开眼，看见天上的鸟儿在飞。我坐在一层干燥的麦杆地上，用手儿将茎头的麦穗触动，向小麦提出了疑问，要怎么办，纔能将幸福带给一切的人。「麦子，麦子要怎样纔能？麦子，你比我聪明，……我自己惭愧，我是可怜地没有能耐。干这件事，我也许是不会，但也许是我不好，而且不配……」小麦回答我，还几乎摆了摆头哩，说道：「你并非不好，也不是好，你只是，太过年青了。你提出的问题我收下，但请你原谅──我是一个哑吧；意思我好像明白，但要我回答却说不出话……」大路小路我放开了步儿走，绕过了几架大车，它们身上都闻得到焦油，然后，我遇见了一个人，他模样儿是愉快而又怨尤。他满身尘土，长着短短的鼻子，小小的个子，年纪轻，赤着足，还好像饿着肚子。他舍不得穿那皮鞋，将它挂在一条细细的、弯弯的、桦树枝头，挑着，走。他满腔怒火，同我讲了许多──他说地里的麦子在发焦，可是集体农庄一团糟，这都是主席彭克拉朵夫搞得不好。他说：「我不会巴结，我走。我要去寻求真理。假使齐玛的首长不睬不理，我就闹到伊尔库次克去……」突然间，不知道打从哪里，开来了一辆汽车。一辆美制的吉普车，有一位老爷〈注15〉坐在里边，他随身带着皮包──那是当官的办公事的记号。他坐在车子里好不神气，活像他高坐在主席团里。「什么，想叫你老娘痛哭一场？收拾行装，好汉，你到齐玛去告状？只要你再提一下彭克拉朵夫的名头，包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说过话车子飞快地开走啦。但是在他身上，我丝毫感觉不到清醒的力量，相反，在怀着铁样信心的那个小伙子身上，在这个不坐车、赤着脚、满脸怨愤的人的身上，我感觉到了这分力量。我们互相道别。他走了，这个小小的人脚掌心在尘埃里拖着，皮鞋在那细枝儿上晃荡，晃荡，晃荡，晃了很久很久，直到了很远的地方……两天后的大清早晨，我们这批疲倦的人，搭乘一辆顺路的大卡车，回家──起程。屋主来给我们送行。我们热烈地向他辞行。握了手，他说，往后要多来玩儿，我们说：「您，也请上我们那儿走走。」那主人是一个坚强庄重的老头，地道的、西伯利亚搞林业的好手！他把系着纱布的草莓桶，不慌不忙地往车子上递送。早晨的星星已经在天上消失，头上是浮动不定的蓝色长空，我们那辆高尔基厂出产的卡车，轮胎上粘上了嫩草，又在大道上走动。这件事儿我不想多谈……倒不如──谈谈我们回得家来，我是怎样地天亮就起身，喝过了牛奶，独自个儿溜出了家门，我出去漫步，小心地踏着那移动中的云影，这时候，长条的草原是怎样地发青，它的四周，全都是没钻伐过的树林。有时我走进了树林，带着一枝猎枪，这枝枪不派什么用场，只是带着它慢慢地散步，能让我多多思想。在一棵桦树或者栎树下面，我坐了下来。我想起了很多事情，又想起了我的舅舅：伏洛佳与安特烈，你们二位。我喜爱他们俩。且说安特烈──他是兄长……我喜爱，他那个睡觉的模样，精疲力竭，就像死去了的一样；我又爱他洗面的光景，很早很早他就起了身；还有他手里抱着人家的孩子，又是别有一番殷懃。他是当地汽车场的场长，永远是一身油腻，永远在生谁的气，坐在他取名「山羊」的那辆车子里，额头略略向前俯冲，他总是飞快地，赶到了这里，又赶到了那里。突然间，在家里，他跟谁吵了嘴，失踪了，到外面去，过上它一天两天，然后他又回家来啦，用尽了力气，医好了脾气，浑身，他让人闻到了，汽油和原始林的气味。他爱同人紧紧握手，握得人痛彻心头。他不必要认真打斗，闹着玩儿，一下能摔倒两个对手。干什么他都能够开开心心，哪怕是钻木的苦辛，吃什么他都能有滋有味，洒上盐花的黑面包他也照样鲸吞……啊，我的舅舅伏洛佳，他手里拿着利刨一把，他将头发上的刨花屑儿往下摇，金黄色的泡沫，没到了他的脚腰，那样子，你说是多么美妙！他是怎么样儿的一个木匠！啊，他是怎么样儿的一个木匠！而且，他是个会说故事的人哪！啊，他是个怎么样的、说故事的行家！不止一回啦，我站在柴房，或者蹲在他的作台儿旁，听他开讲──听他讲一个厨子因为欺骗、给打了靶，他讲，有一队战士开进了村庄，又开拔，他又讲，有一个妇人，名字叫做佛兰契斯卡，给他唱了一首歌儿──电影「彼得」〈注16〉的插曲，顶刮刮……我的舅舅，我的亲人，想起了他们，我是多么地高兴，高兴，一直高兴到有一位邻人对我说了这样的事情，她说：「安特烈跟一个司机的妻子，搞得难分又难离，你不妨对你舅妈，漏这么一言半句。哦，不，干嘛要提？她自己早知道了底细。伏洛佳是一个好木匠，但是他泡在酒里，齐玛镇上，谁都会告诉你。」我的高邻，向我唠叨，像一只，啄个不停的啄木鸟，我该表示点兴趣的，可是我一点儿也表示不了。不过突然间，我的小舅舅神秘地失踪了。主顾扪不断地来到，问那些玩具，或者沙发，可曾修好？他们得到的总是一句简短的回话：「他出门啦，有点事儿，要一个礼拜纔回得了家。」突然间，又是那高邻，尖尖的鼻子伸进了篱笆门，挖苦地，她喊得好大声：「欣卡，他们难为情，怕见你的面！你的舅舅起不了身，四肢摊开，睡得像个死人。学生哥儿，你得学，得学学，学学做人的每一个行径，不过，现在咱们走吧！」又是欢喜，又是毒恨，她就像是这儿的女主人，带着我，带我走进了，我家储物间的门。那里头，躺着我光穿着底衫裤的小舅舅，远远地，就一阵阵闻到那「雪伏哈」酒〈注17〉，他拼命想唱一首「雅勃洛奇可」〈注18〉，可是他唱出来的调子，却是「苏利可」〈注19〉。看见了我们，他欠了欠身，一脸子可怜的表情，他慌慌张张，人已经清醒，轻轻地，对我说道：「啊，欣卡，亲爱的，你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我没法儿长久地看着这个样子的他。他又触痛了我灵魂里的旧伤疤。吃午饭，我没有法儿呆在家，独自个儿，去到了卖茶的酒家。在齐玛茶馆里面，夏天正在热烈地喘息。厨房后边，吵吵嚷嚷，人们在把乳猪儿屠宰。托盘闪光，人的脸面……窗子上，挂着几条纸带，那上面黏着的苍蝇，密密集集。教师用他的近视眼光，在菜单儿上，寻寻觅觅，农庄上的女庄员，为了汤的稀薄唠叨一片；伐木人黝黑的手儿──算是呼唤，用叉子敲打着酒杯。在齐玛茶馆里，喧声震天，满场飞的女招待们，在那里又是挤来，又是推……喝着茶，偶然也跟人家，说上几句话，突然间，我跟一个戴眼镜、胖脸蛋的、模样儿斯文的汉子，讲开了心坎里的事儿。他自称是莫斯科的记者，到齐玛来，为的要写特稿一篇。我对他坦白地讲到：关于我们过去的一切判断，一切片面的见解，关于一切我没法儿解开的死结，关于我一切真诚的、深刻的思忖。他请我喝一杯果味的烧酒，用着手儿把烟雾驱走，然后他回答我的话头：「啊，天真的青年，当年，我跟你差不了半点！那时候，我总想查根问底；天下事，彷佛都落在我的双肩。我努力奋斗，努力分析，想把我们这个时代，照着我的想法改建。我当年也是冒失荒唐，还爱点儿惹事生非，不到最后，我是决不叹气。后来──我写了小说，不曾出版过的小说，再后来，有了家室，那你就得想想办法，生活，现在，我是「报纸佬」一名，不过要附带声明──我还不是最脚的报人。我喝上了酒，人家说，我开始变得阴沉。哦，现在我不再写作……这年头，作家是个什么东西？他是看护思想的奴才，却不是思想的主宰。不错，如今有了改变，对，可是在演说后面，有模模糊糊的把戏让我们看见。有些事儿，我们昨天是沉默不言，今天却说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我们昨天干过的事件，今天也还是沉默不言……」看他用怎样的眼光来打量邻人，看他对坏事情的反复谈论，我看见的只是他刻毒的不信，不是信心，因为信心，便是爱情。这个长着红胖脸儿、悲观的人，酒醉饭饱，咂嘴舔唇，一边儿还抱怨命运，他对我们的事业，不会有甚信心，他将一种沾沾自喜的不满，保卫着自身。「啊，糟糕，我把那写文章的事儿压根儿忘掉！我得上锯木厂去，时候到了。这儿的东西弄得可真不是味道……不过，在这么一个鬼僻的地方，你也休想吃得更好！」他用纸餐巾抹了抹嘴，然后，他看出了我沉重的脸，便说：「啊，是的，这儿是您的故乡，我竟把它忘……对不起，请您原谅……」他乱转乱撞，像是头脑不清，然后，没有说声再见，用着细散的步子便走向大门，他一点儿都不留意我，也不关心别人。我为我的沉思默想付出了贵利，在那未钻伐的原始林里，独自漫步倾听那松针叶儿细语，可是安特烈舅舅﹝找到了我﹞，他对我说：「但愿我能找到个奇妙的方子，把你的毛病医治，傻小子，跟我们一块，上俱乐部去玩儿，那里有音乐会，是伊尔库次克来的乐团主持，咱们家人人都有了票子，可是瞧，多么皱呀，你的裤子。」要不了多久，我就跟着他们走，乖乖儿的，穿上了暖暖的衬衫──它刚刚纔离了熨斗。我身旁，走着彬彬有礼的，我的两位舅舅，他们的走路，有个派头，小心在意，照顾着皮靴，他们身上，发散着阵阵气味，那是香水、鞋油和伏特加酒。节目中最精彩的一个，是那个白里透红的大块头，安东‧边斯别脱尼赫──这一位俄罗斯的勇士，神话里纔有。他一个人什么都干！拼命使了一下劲，他用牙齿提起了一大串重重的铁哑铃。他在锋利的小刀丛中跳跃，又在一只小提琴上，把美妙的圆舞曲子奏鸣，他耍起了玻璃瓶，把皮球儿往空中扔，然后，让它们漂亮地、安详地、在地板上落定。不停不歇，他从身上，把一块块的手帕儿舀取，把它们连结到一起，再把它摊开，那上面却绣着一件东西：和平鸽子，这是在思想上完成了整个玩艺……舅舅们拍烂手掌……「瞧，他玩得多棒！简直是好样的……可是你看哪，看看哪！」我呢……也拍了几下手掌，为了让舅舅们心里舒畅。边斯别脱尼赫对台下鞠躬，还把他的一身肌肉拿来示众……走出俱乐部我们走进了夜的黑暗中。「哦，我的好外甥，对这个音乐会有什么批评？」可是我祇想独自个儿呆下来思忖。「我想去散一会儿步……」「你真叫我们难过，全家的人都在奇怪：家里你总是呆不下来。莫非在齐玛车站，你在闹什么恋爱？」我独自个儿走了开去，静静地，不受到人家注意。我想的是此时此地，我的思想可不曾远翔高飞。什么音乐会？去它的！这样的音乐会，我还见得少呢！我看见过这么多陈旧老套的玩艺，却披上了高贵新式的外衣；这么多类似的表演，受到了过分的恭维。我这么多回看见了彩绘的匙羮，你却没法儿拿到大麦来烹调羹汤。我想到了真和伪，想到了由真到伪的转变。想想吧……我们大家都有罪，罪在我们的烦恼祇为了鸡毛蒜皮，罪在空洞的诗句，罪在数不清的断章取义，罪在千篇一律的那些演说的结尾……我想得很多想想这些，又想想那些。世界上有两种爱情。一种，对于自己所爱的人，只是一个劲儿的奉承，不管身受的委曲是多么的沉重，也还是原谅，宽容，甚至于，还不肯把这个委曲，记在心中。在过去不远的日子里，我们尝尽了这么多的、事后的苦痛。今天，再不要那种盲目的爱情，我们要的爱情，是能思想、有方针的那一种。思想吧，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得去想它一想，好让我们生活得不那么浅薄，不那么随随便便，像以往一样。伟大的事件，不可能是欺骗，但是人，却可能欺骗这个事件。我不愿为软弱无力置辩。我不会原谅这种人，他们想把俄罗斯的远见，掉换成琐碎的小语闲言。让徒劳成为弱者的命运吧。生活是会轻松点儿的──如果你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别人。但是，俄罗斯期待着我的，不是软弱，而是光荣的大事情。我想什么？我想勇敢地斗争，我要这样，要在一切我为它们斗争的事物中，都燃烧着那个唯一的真理，这真理，我是永远不会放弃。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在焚烧中的草原，或者在沙色如锈的旱海，我都要：头顶──簌簌地响着旗帜，手中──彷佛紧握着杆子。我知道──有的人思想由于缺乏信心。我们思想却由于伟大的爱情，我们是以真理的名义，是以那些为了真理，曾经献出了生命的人的名义，提出我们的启示──我们思想的结论。我们不愿意这个样儿生活：──就像那风儿的吹拂。我们要触动根本，要查问个究竟。伟大的事业在号召我们。思想吧，然后，让我们给它一个同样伟大的回声。这样，我走了一段漫长古怪的路程，走在木造的人行道上，发出响亮的声音。还有吱吱嘎嘎的响声，那是人家在掩上护窗的木板门。小姑娘们吵吵嚷嚷，带走带奔，擦过了我的身。「他在跟我谈恋爱……丽玛，你叫我怎么办？」「你对他，到底爱是不爱？」「我爱他？除非我成了痴呆！」我走着，走着，走得更远。夜雾低垂，将四周的景物遮掩；可是它，却把那个不眠的权力打开在我的眼前──那是：火车站，路轨，火焰。铁屑的小山忽现忽隐，模样儿可笑的「布谷鸟」〈注20〉──那架装着大烟囱的小引擎，一会儿喘气，一会儿尖叫，在轨道上行行停停。铁锤齐鸣。那些精壮的小伙子们，转动着肩膀上的肌肉，轧轧有声；他们的牙齿，透过了满面机油，洁白晶莹。车轮下边嘶嘶价响，强烈地，威武地，喷射着水汽，路轨上闪耀着寒光，它也闪耀在火车头的、黑色的两旁。一位扳道员，挟着讯号旗，给朋友熟练地，卷着纸烟，叹了一口大气：「伊尔库次克来的列车又误了点。喂，这个瓦斯卡离婚啦，你可曾听见？」突然间，我发了呆，拼命记，又仔细地看，我看见：一个拿着小提箱的青年，身穿油污的上衣，正在熟习地跨过路轨。不会的……不可能！他就是……伏夫卡‧特劳平！我想，他不在齐玛，他出了门。我走上前去，用一种好像是棺材里发出来的声音，请问：「咱们好像是老朋友，咱们？」认出来啦，彼此都笑开啦……他，伏夫卡〈注21〉，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神气，唯一的变化，只是如今，他口袋里，不见了迪福〈注22〉的「漂流记」。会动脑筋，爱吵点儿嘴，又爱大声说个笑话儿的──这个伏夫卡，八成儿，全车站的人都爱上了他。「可记得，那一回，为了彼脱卡的事由，我们对他报仇？」「可记得，那回在医院里，我们对兵士们大展歌喉？」「你当年想跟她结婚的那个女孩，到后来，怎么啦，终究？」我想跟他长长地谈，想告诉他一切──不管是欢乐还是悲哀。「不过你累啦，伏夫卡，你刚刚下班……」「得，别提这个，咱们上鄂加河去走走！」透过夜的阴影，伸展着一条小径，踏着那上面光赤的脚印、靴印和马掌印，在高高的、伞样的树木中间，在壮大的、锡色的牛蒡中间，我们走向河边。我随意地，但是焦躁地讲说讲说我所想的一切，对于许多事儿，我还咒骂谴责。我的这一位同班同学，仔细地听我诉说，没有搭腔，一句话儿都没有说。就这样，我们二人走下了小径。已经闻得到沙砾，鱼腥，闻得到柳条枝儿的霉味，还有那潮湿的树皮，渔人燃起的烟味……鄂加河就到了哩。我们游泳在宽广、乌黑的河里。「喂，你，」他叫喊着──「别乱翻乱滚哪！」我是意外地把某些事儿忘记，可又无意中把某些事儿记起。然后，我们坐在、月光照着的河岸上，清凉的流水打动了思想，在不远的地方，在雾气笼罩的牧场上，有一羣马儿，时时嘶叫，在那儿游荡。我想着这个，望着水浪，深深地，觉得对不起自己。伏夫卡说话啦：「你这算什么？难道就只你一个人是这样的？今天，谁都有了思想啦，兄弟。别那么坐着，你会把衣裳弄皱的……人家会对你说嘿，你算老几！所以别急，得长长久久地想，想着，想着，早些晚些，我们总会认识一切，我们总会了解一切。」远处的汽笛在夜气中呜咽，我的同志从地上站起了身。「什么事都是这样，不过我还有事情得干。是回家的时候啦。兄弟，明朝我八点钟上班……」天亮啦……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更加年轻，慢慢地，黑夜已完全退清，天气是，不知什么缘故，稍微清凉了点儿，大地上的种种，色彩鲜明。下了一点儿雨，还算不上毛毛雨呢，我和我的同志，二人走在一起；可是在某处某地，还有彭克拉朵夫其人，坐在他洋洋得意的、自己的吉普车里。他教训别人，强项有力，粗心大意；可是在露水湿透的田野上，走着那个怨愤的小伙子，他固执，他赤足，桦树枝上轻松地挑着他的靴子。今天，就同往时，不冷，不热，合适，可是在我的头顶，飞翔着这么多的鸽子！我是不知怎么样儿的美妙，也是不知怎么样儿的年青。我，今天动身……我忧愁，我洁净，忧愁，也许是因为，在生活中我学到了一些事情，却还不能把它们了解、认清。我和一个个亲友，用伏特加来干杯。在齐玛车站，最后又去走了一回。今天的日子和往日一样……树木在田野中生长，它们生长得青青绿绿，树叶上反射出各种颜色的、颤动的光亮。孩子们将一些小东西掷向土墙，大卡车儿排列成行，市集上，娘儿们做着买卖，这儿有乳牛，有水果，还有蔬菜。我是又忧愁，又自在，向前走来，走到最后的一间房舍，爬上了晒着太阳的小山，小山上，我长久地站立，舍不得走开。我望着山下的柴棚、谷仓和农家，望着下边的那个车站。这时候，齐玛车站对我说起话来。这便是它讲过的那一番：「啃着硬壳果，我的日子过得简单，凭着火车头，我静静儿的，把烟云吞吐聚散。可是，对于这个时代，我也曾想过再三，不是我昧了良心讲话，我确实爱上这个时代。今天，你是在探索，在图谋，在奋战，像你这样的人呀，世界上并不孤单。别难过，我的儿，如果时代对你提出的问题，至今你还没有找到答案，你要忍耐，要仔细地听，仔细地看。寻找吧，寻找吧，你要去走遍这个世界。寻到了真理固然好，可寻到了幸福就更美妙，不过，归根到底，没有真理，幸福也不会来到。昂起头，骄傲地向着世间走，一切向前，心儿、眼儿都要向前，脸子上──让潮湿的松针打击，睫毛上──带着雷雨和泪水。你要把人爱，在人间，你会懂得辨别。记住──你老是留在我的心中，眼前，几时你碰上了困难，几时就回到我的身边……现在，你走！」我走了，我还在走。作于一九五三─五六年注1：齐玛，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一个小镇，位于伊尔库次克与贝加尔湖以西约两百里，诗人出生于此，并在那里渡过了童年。注2：「欠‧加」是「非常委员会」俄语二字的两个为首字母。「非常委员会」是「格‧柏‧乌」的前身，用以镇压反革命的一种秘密警察机关。注3：Hydra希腊神话中的一种多头蛇，此地藉以指全世界的反动势力。注4：Kappel乃是当年横行于西伯利亚的白军将领之一。注5：流经齐玛镇的一条河流。此外，在中部俄罗斯，有同名河流，较大，较有名。注6：俄语为「Smotrina」，此乃俄国乡村里的一种习俗，一种仪式，在此仪式中，将新娘介绍给新郎方面的家属。注7：欣卡乃诗人名字耶夫琴尼一字的简称。注8：斯进卡‧拉静，十七世纪俄国顿河哥萨克农民起义的领袖。此地所指者，乃歌颂这个领袖的一首著名民歌。注9：圆柱厅，莫斯科一个出名的大厅。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曾停灵于此，让国人瞻仰。注10：斯大林生前有一批犹太医生，曾以阴谋害死日丹诺夫及企图暗杀其它军政领袖的罪名被捕。斯氏逝世后，这些人便被宣告无罪释放。注11：L.Beria，斯大林手下的最后一个特务头子，此人于一九五三年夏天被捕，旋被枪杀。注12：苏联一位相当出名的体育评论员。他与一九六六年因私运小说到外国发表，因而被判处徒刑的安德烈‧辛涅夫斯基，谅非同一人。注13：莫斯科经常开放的一个展览会场，现易名为「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注14：即悬钩子，是一种浆果。注15：俄文的字面意义是「帆布公民」，意不甚明，英译者将它译成「政客」。注16：这是一部匈牙利电影。注17：一种不醇的烈酒。注18及注19：均为民歌名。注20：这是一种老式火车头的花名。在交轨车站，它是用以给列车调头转辙的。注21：这个伏夫卡〈Vovka〉跟前面的瓦斯卡〈Vaska〉疑同为教名瓦西里〈Vasilii〉的昵称，二者可能指同一人。注22：原文为「迪福」，此地显然是指尼尔‧迪福的名作「鲁滨逊漂流记」。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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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假话儿告诉孩子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苏］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相关链接：王凡西别把假话儿告诉孩子们别把假话儿告诉孩子们，是假的，别教他们相信是真。别教他们相信：世界上，就只是平静安定，就只有天赐神恩。他们会懂得的，因为孩子们毕竟也是人。要明白告诉他们：困难是多得数不清。别让他们尽看那人们将来要过的日子；要让他们看看，清楚地看看，今天我们正过着的光景。障碍，他们会不断遭遇，悲愁和痛苦，会时时来临。这有什么要紧？谁不知道幸福的代价，谁一辈子都不会是幸福的人。别宽恕错误呀，认识了错误，〈却又对它容情，〉日后它会一百次地再犯，再生，而且，我们的后辈，为了这，为了我们宽恕了错误，他们将不会，宽恕我们。1952年上一篇（译诗小记）回目录下一篇 |
译诗小记（双山）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诗与自传译诗小记双山有人说，通过翻译来欣赏诗，有如隔了毯子闻花香。这个比喻纵使有点过分，却并非没有道理。诗是否可以翻译？这是一个老问题。正反双方，一直争论不休。这争论也许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吧。有些认为诗可以翻译的诗人，曾经企图用事实来答复它：他们从外国文里翻译了名诗人的作品，而且有时也翻译成很好的诗。这个事实，彷佛已证明了诗是可以翻译的。那末为什么还有人坚决地认为诗不可译呢？理由不外是这样：纵然在国际文坛上我们看见过很出色的译诗；但这祇是就诗论诗，却不是就翻译论诗。有些翻译诗之所以成为好诗，并非证明了诗之可译，而祇是证明了那首诗的译者是一位诗人；祇是证明了这位诗人从另一位诗人，从一位外国诗人那里得到一点灵感，借来一个题材，也能写成好诗罢了。这首诗，如果我们不从诗的观点，而从翻译观点来批评，即从良好翻译所不可或缺的对原作的「信」字来批评，它也许还是不好的译作哩。我不以为所有的诗都不可译，但我相信有些诗，特别是抒情诗，尤其是音乐性非常强烈的抒情诗，确不可译。或者，换句比较和缓的话来说，确是无法译得好的；经过翻译，我确信不可能将原诗所具有的色彩、韵味、情调、音乐节奏和音响效果，全部给保存下来。事实的情节可以翻译，思想和观点可以翻译，情感和情绪也可以翻译；但是诗中有一些与某一语言文字密切结合的、绝对与它不可分离的、独特的「色」、「香」、「味」，却不能翻译，至于完全从该一语言文字的特性所产生的「声」〈音乐性〉，则更无法在另一语言文字中保存下来。「用同样的协韵法来押韵不就行了？」人们也许会这样说。并非。押韵不过是构成诗之音乐性的诸般因素之一。所以应用与原诗同样的协韵法，绝不能传达，至少是绝不足以传达原诗的「声」，更不必说其它的「色、香、味」。这道理可以用相反的例子来说明的。你试将元明散曲中的一首小令，或将一首普通的词，译成英文（纵使你的英文是非常之好的），再请你自己看看，这译文里可还保持得原作的若干音乐美与画面美？再，如果你读过一些英译唐诗的话，请你回想一下，其中有哪几首让你读了满意的？这即是说，其中有哪几首让你读了不觉得面目全非，不觉得味同嚼蜡的呢？纵非绝无，总属极少。译诗既然是这样一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末，我们为什么要译耶夫土欣可的诗呢？是否耶氏的诗属于可译的一类？不是。恰恰相反，耶氏的诗应该是属于非常难于译好的一种。它之无法翻译成中文，也正犹散曲小令等之不可能译成外文一样。因为它很讲究节奏，很注重音韵，而且不时采用俄国民歌的曲调，又常以方言〈西伯利亚〉的俗语入诗。他的诗的特色，与那些为俄文所特有的节奏、音韵、曲调与言词无法分开。所以勉强翻译，一定会弄得面目全非。但是我们终于勉强把他的几首重要诗篇翻译出来了。为什么我们要明知故犯做这种蠢事呢？原因如下：三年前，我们在美国出版的一期《礼拜六晚邮杂志》〈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十七日〉上，读到了诗人耶夫土欣可写的《早熟的自传》，觉得相当有意思，于是就将它翻译出来，投寄给本港出版的一种月刊。《自传》在那月刊上连续登载，读者反应颇为热烈，以此我们知道这篇文章也深得中国青年们的喜爱的。这就引起了我们将该稿刊印单行本的意思。但当我们郑重考虑诗人《自传》的出版之时，却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否必须附录几首诗在后面？因为诗人自己说过：「一个诗人的自传就是他的诗作。其它的任何东西都祇能算是旁注。」介绍诗人的传记而不介绍他的诗作，岂非等于祇留旁注而删去了正文？事情本身虽然不一定像这个比喻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介绍诗人却不让人看到他的诗，终究是一大憾事。为了补足这个缺陷，我们最先想到的办法是将几首英译的耶氏诗附在后面，但一因英译诗在传达原作的「声、色、香、味」方面毫无成就；二因英译诗祇便利了少数懂英文的读者，于更多的中文读者仍无帮助，所以我们没有实行这个办法。接着，我们决定将诗完全译成散文，让读者们能看到诗的内容就够了。但是变成了十足的散文之后，有些诗竟是十足的不足道了。附录这样的散文，其实比不附更坏。因此，最后我们决定还是把它们译成诗的形式，结果便产生了目前方式的那几首译诗。大家看到，我们译诗的主要目的也还是传达诗的思想和情感，我们没有在韵律方面做徒劳的追求。译诗一般地都是不押韵的，甚至连中国戏曲所通用的所谓「辙」都不曾合上。不过有时候，在可能范围内，即在不损害原意的范围内，我们也尽可能让句子读起来稍微好听些，能够上口些。这样的译诗当然绝对谈不上什么成就。有了它们，只是聊胜于无，让自传这「旁注」，能找到「正文」来作印证或参考吧了。至于透过我们加上去的毯子，读者们是否多少闻到了一点花香，那我们从来就不曾计及的。我们的译诗，除了《斯大林的继承人》一首，因为找不到原文，是由英译转译外，其余各篇，都是从俄文直接翻译的。我们所依据的本子是：英国勃莱登大学俄文副讲师密尔纳─古兰所辑的「耶夫土欣可诗选集」。本书中的《早熟的自传》，译文与过去在月刊上发表过的有很大不同。我们这次是根据安特鲁‧麦克安特的英译本（企鹅丛书版）增补了的（注）。补译进去的文字，大约有旧译文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新译文里，希望读者们能看到诗人更加完整的面貌。一九六九年十月。注：这个本子的译文，与《礼拜六晚邮杂志》上的译文，字句上颇多出入处，只因大多数出入的意义不大，又因我们找不到俄文稿来核对，无法确定哪一个本子更忠实于原作，故除补译删节段落外，其它译文，并未改动。回目录下一篇 |
“分歧”发展中的五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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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上一页|下一页
“分歧”发展中的五个关键问题
从1957年夏秋之间到1962年冬天，这五个年头是中苏分歧由暗斗到明争的时期。用中共文章中那句形象性的话来说，这乃是“三尺之冰”，在日趋酷冽的寒冷中逐渐冻结的时期。
关于这个时期，现在中苏共都已经发表了不少文字。它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描绘了一幅由交好到交恶的经历图。根据这两幅图画，比对双方互相指控的所谓“诽谤”与“伪造”，参证当时的客观事实，我们原已可以确立一个比较信实的与比较全面的真相了。
这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工作，是值得做的。
但是我们这里不能做。我们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所限制，只能从毛泽东思想的传记角度，只能从毛泽东思想的斗争史和发展史角度，来看中苏分歧。甚至，我们还不得不把自己的探讨范围规定得更加狭隘些，即无论谈事实，或者谈问题，都首先从下面这两个考虑出发：那就是：在上述这个时期内，究竟是哪几件事情，使这位平素颇有涵养而又能忍让的毛泽东变得忍无可忍，挺身而出，从事战斗的？究竟是哪几个问题，使这位从来只重实力，鄙视教条的现实政治家，忽然看重了理论，为反对“修正主义”竟不惜搞坏中苏邦交呢？
这样一种有限度的研究，使得我们无法用“编年”体形式来全面叙述那段“冰冻过程”。我们只能从中选取若干最主要的问题，把它们和当时的事实联系起来，作一种姑且可以称为“纪事”体的简略评述。
在中共发表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那篇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中国共产党人发现苏共领导的错误，不自今日始。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就忧虑地注视着苏共领导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
“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曾经几十次地反复地考虑：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当然，这样做，苏共领导会高兴，但是我们自己岂不是也变成修正主义者了吗？
“我们曾经设想，可以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苏共领导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无关宏旨的，而是一系列原则性的错误，危害着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对于苏共领导这样的错误，我们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一员，怎么能够无动于衷，缄默不言呢？如果我们那样做，岂不是放弃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
“我们也考虑到，我们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势必遭到他们报复性的打击，这就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但是共产党人难道可以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因为害怕报复性的打击就不敢坚持真理吗？共产党人难道可以拿原则做交易吗？”
这段话我们觉得相当有意思，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的那种毛泽东式的犹豫，让我们看到了现实政治家在投入理论原则斗争之前所感到的彷徨。它告诉了我们：在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毛泽东曾经长期苦闷地考虑了怎么办；他曾经想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希望把苏共的新路线简单看成苏联的内政；他曾经考虑到苏共领导的报复性的打击，怕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严重损害，因而想“采取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即“不干涉别人内政”之谓）：——这些都说得很好，因为都符合于毛泽东精神；同时这些又都是真话，因为有事实为证（这些事实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相当充分叙述过），而且事实上表现的还比说的更甚哩。
在另一方面，文章说他，毛泽东（当然也指中共领导），为了不愿意让自己“也变成修正主义者”而决心不跟苏共走；说他为了不肯“放弃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因而终于打破了对苏共的沉默；又说他为了“坚持真理”，为了不肯“拿原则做交易”，因而不怕苏共的打击，不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损害，毅然放弃了只扫自家门前雪的立场——这些，说得也不算坏，因为它们虽然不是事实，或不完全合乎事实；但是符合于毛泽东作风的，符合于“名正而后言顺”这个古老教训的。
我们自然不想说，原则性的思想问题根本不曾是中苏争执的原因。我们也不想说，中苏分歧中一切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都不过是幌子。我们只想说，使中苏两党发生严重分歧，使毛泽东忍无可忍，使他摆脱一切顾虑，挺身出来与苏共领导战斗者，其中在意义上起决定作用，在次序上居于前列的，并不是抽象的与原则性的理论问题，而是有关乎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一些具体的利益问题。
细细观察中苏分歧的经过，我们觉得，下面五个问题才是一切分歧的直接原因。它们是：反对“个人迷信”问题；解放金、马、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问题；经济技术援助问题；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平等问题。至于其它问题，几乎全部是由这五个问题，直接间接地引申出来的。
先谈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所谓反对“个人迷信”问题，实即斯大林问题。中共有时又称它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问题。
斯大林问题如何会变成了毛泽东问题；斯大林崇拜如何牵涉到毛泽东崇拜；毛泽东崇拜又如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这些，我们在上一章里讲过了。毛泽东如何在这个突然发生的问题上感到尴尬苦闷，如何在言论与行动上初拟追随．继而迟疑，终于决定反对的情形，我们也都在上一章里叙述了。
总之，在1957年秋天，当“鸣放运动”在纷扰与狼狈之中结束之后，毛泽东便完全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确乎丝毫都放松不得；定于一尊的领袖制度片刻都放弃不得。他决心要把斯大林时代的全部方式保持下来．不管苏共领导人的容许或反对了。
这样做，自然要叫赫鲁晓夫们不高兴的，必然要与苏共发生冲突的；但不曾立即引起冲突。因为对苏共的新领导集团说来。最关重要的在于中共对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声援，却不在于这个声援的真实程度。只要是声援，就有利于他们在党内斗争中的地位；至于中共在响应了“反对个人迷信”之余，实行的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个人独裁，对他们，对赫鲁晓夫们，那就无关宏旨，至少没有直接害处的。他们尽可以优容。其实，首揭“个人迷信”的赫氏自己，又何尝真能推行“集体领导”呢？
在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根本就不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至少，它不曾在会议上争论过。在该次会议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上，关于这个问题，让我们看见了一个有趣的、外交式的、因而绝非马列主义的妥协。一方面，中共让《宣言》写下了这样的字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这是中共在“法理上”支持了苏共的反斯大林运动。另一方面，苏共则让中共把《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即关于中共意在替斯大林专制作理论辩护而规定的五点规律，扩大成为九点，写进共同文件。这是苏共在“理论上”默许了中共的亲斯大林行为。
这是一笔典型的“原则交易”。照我们所知当时发生的情形看，这交易完成得并不困难。[1]
莫斯科会议以后，反对或拥护斯大林崇拜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非但听不见这个声音，而且，在赫鲁晓夫的口中，居然还听到过不同的调子，类似“不能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话。毛泽东方面，则将“个人崇拜”始终表演得比较隐蔽与克制。中共文章每当提到大师们的时候，总只限于马恩列三人，对斯大林的颂扬至少从公开宣传中消失了。
就这样，那个反斯大林问题或反个人迷信问题，虽然是发生于毛泽东与苏共新领导之间的第一个分歧问题，也是最使他头痛过和困恼过的问题；但若没有后来更现实更有关中苏两党（亦即两国）实际利益的问题发生，那么，这个问题，很可能始终不成为中苏争吵的事端之一，可能始终以“内政”问题来看待，双方各行其是，互相不加干涉。
是什么新的利益问题使中苏关系再度紧张呢？这且待后面再说。这里要指出的是：每有一次新紧张，就要重提一下这个旧“分歧”。新紧张积聚得愈多，这个旧“分歧”就叫嚷得越响，旧“分歧”叫嚷得越响，自然又制造出更多更新的紧张。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影响极其直接。所以然之故，因为紧张到了某个程度，双方势必都要发生“颠覆”对方的同一愿望。要颠覆对方，那么在共产国家的特殊情形中，很自然地企图与对方的“反党分子”建立联盟，企图号召对方的群众起来，反对上层领导。要实现这样的企图，那么在赫毛斗争的具体条件下，赫鲁晓夫一边的最佳武器自是“反对个人迷信”，进一步反对“独夫”斯大林，以此打击“独夫”毛泽东，而在毛泽东一边，当然要强调“领袖权威”的重要，以此替死去的斯大林恢复名誉，替倒了台而仍活着的“反党集团”撑腰助势，同时给自己的个人膜拜制度固基培土。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的。
就中共方面说，个人迷信问题从“内政”问题再度变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问题”，大致在1960年夏秋之际，即当中共在罗马尼亚京城各国共党会议上遭到“突然袭击”之后。1960年9月出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以此作为因由，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又高高举起，毛主席的颂赞又响彻云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当作一个战斗信号推行出来。
这个战斗信号正确地标志了中苏共紧张的程度，它表示了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已达到不再能够妥协的地步。
在是年11月举行的莫斯科国际共党大会上，中苏共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所达成的有关个人迷信问题的妥协，完全被破坏了。会议所发表的《声明》，特别提到了《个人迷信的有害后果的克服》，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又特别指出了“不允许有束缚共产党员发挥创造性思想和主动性的个人迷信”。同时，《声明》还把《宣言》上关于“共同规律”的部分，干脆删去了。这些都显然是针对着毛泽东的，是赫鲁晓夫利用“个人迷信”这个题目来打击毛泽东。
斗争继续下去。等得到了1961年11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上，中苏两党关于“个人迷信问题”的争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那就发展到了白热化、甚至戏剧化的程度。斯大林的尸首成了一出胡闹剧的中心道具：周恩来向它献花致敬，赫鲁晓夫连忙将它挖掘出来，焚化改葬。大会上苏共领导人指着阿尔巴尼亚霍查那个和尚，大骂毛泽东这个秃驴，说他犯了斯大林犯过的一切罪恶，说他企图建立比斯大林当年还要丑恶的个人迷信。从此以后，“个人迷信”问题不仅成了中苏共之间的大分歧之一，而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派系分裂的重大问题之一。从这个问题出发，又牵涉到整整一系列的分歧问题。例如，对斯大林的估价问题，民主与集中的比例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机器的加强或减弱问题等等。
那么，从1957年莫斯科会议到1960年的罗京会议，亦即从“个人迷信”的暂时妥协．直到为这个问题再起争执，这三个多年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究竟是什么问题，使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以致使那个原已相当妥协的“个人迷信”问题再度被提出来，而且成为中苏共之间难于和解的一个重大分歧？
据我看，首先是1958年的解放台湾问题。这是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的第二件大事情。
在中共发表的那篇《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长文中，1958年项下，提到了一句话：“1958年，苏共领导提出企图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正当的、坚决的拒绝。”仅仅是这样一句话。这里没有说明要求的内客．也没有说出它被提出时候的具体情形。
同样，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1964年2月对苏共中央全会所作的所谓“反华报告”中，我们也看到了一句有关1958年的话，他说：“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政府从1958年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采取各种破坏苏中友谊的措施，并且以自己的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困难。”这句话也说得没头没脑。也是只有罪状，却无事实的。
不过，我们如果将1958年发生的大事，稍稍精细地研究一下，却不难找出双方互控罪状的事实；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那些双方都不明言的争执．却正是那些公开争论的理由与基础。
因此我们得在可能范围内，填补这一页空白。
1958年7月的中旬，美英帝国主义者为了干涉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突然出兵黎巴嫩与约旦，引起了紧张的国际局势。在中近东，更造成了迫切的战争危机。为要解决这个危机，赫鲁晓夫在7月19日提出了意见，主张召开“五大国首脑”会议。即主张由苏、美、英、法以及印度的五国政府首长举行“高峰会议”。这个提议非常奇怪。当时美国原本主张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来解决问题，苏联表示反对。它所持的反对理由，是说安理会里没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可是它自己提出来的办法——“五大国首脑会议”，却一样不请中国参加，而且建议由印度来充当亚洲大国的代表。
是否在那个时候的中苏歧见，就已经使赫鲁晓夫企图拾高“中立执善的”尼赫鲁印度，藉以平衡或牵制不易就范的毛泽东中国，因而有意提出这个轻视与侮辱后者的提议呢？据我们看还不见得。诚然，即使在1958年秋天，赫鲁晓夫都已经有这种企图和用心了。但是这种心意，至少在当时还不至于以如此露骨方式表演出来。当时克里姆林宫所以要用印度代替中国，最重要的理由，多半是这样的：如果提出中国，美国绝无考虑余地，美国拒绝考虑，那么所谓五大国首脑会议势必变成纯粹的宣传，毫无实现可能；但是赫鲁晓夫提出这个建议，却是希望实现的；不但希望实现，而且希望真能解决危机，真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更甚至真能跟着解决东西方的其他许多矛盾，因而大有裨益于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的这样一种想法，在北京看来，比之于中国未被列为“五大”之一，也许具有更严重的政治意义，因而更为不满。
当时北京对于中近东局势所采取的态度，在7月20日，即当赫鲁晓夫提出“五大国会议”的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不能袖手旁观》）里表示得很清楚。它说：“帝国主义者从来就是欺软怕硬，只承认力量的。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教训这些惯于进行侵略、干涉和战争冒险的帝国主义强盗，迫使他们接受和平。”
显然，北京非但不赞成由印度代替中国作亚洲的发言人（关于“五大会议”根本不提），它而且根本反对向侵略者表示软弱，根本反对和侵略者谈判，它主张“坚决斗争”，叫帝国主义者在力量前接受和平。
中共究竟预备采取怎样的“坚决斗争”？如何反对那正在遥远的中近东侵略的美英帝国主义呢？问题因为牵涉到军事秘密，当时不曾明言，后来的争论文件也不曾说明。但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判断，中共当时主张的办法，多半是要乘机解放台湾，首先攻取近海岛屿。这个实际行动，当然与赫鲁晓夫所追求的以任何代价避免战争，用一切手段缓和局势的主张，正相反对。
这样，一个新的中苏共之间尖锐冲突形成了。为要解决分歧，协调步骤，赫鲁晓夫于7月31日亲自飞到北京，同毛泽东作为时三日的谈判（这是赫鲁晓夫的第二次访华，也是毛赫二人的第三次会面）。至于他们如何讨论了这个问题，因为双方迄今并无任何透露，我们只能作如下的推测：
毛泽东多半是这样提出问题：反对侵略战争，单靠大国会议来商量是没有用的，至少是不够的。要有效而切实地反对侵略战争，只有用革命的解放战争。目前美国正在中近东发动侵略，苏联应该支持中国，先攻取靠近大陆的金门马祖诸岛，然后进而解放台湾，倘美国回师东顾，防守台湾，则此举至少可以缓和中东局势，援助了伊拉克和黎巴嫩的革命。赫鲁晓夫自然不同意这个做法。在他看来，这样干不能缓和危机，只能加重危机。这是将中近东的战争扩大到远东，并且大大增加了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这和他全面缓和国际关系的主张，特别和他缓和美苏关系的主张，根本冲突的。但是毛泽东坚持他的主张赫鲁晓夫也不肯让步，于是问题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如果因台湾海峡的局势而引起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中国同盟的苏联，究竟应该怎么办？依照互助同盟条约而介入战争呢？还是违背条约而站在一旁？介入，自非赫鲁晓夫之所愿；袖手旁观，则恐势有所不能。在此情形中，苏方多半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中苏互助同盟条约之下，组成一个联合机构，该机构由中苏平等组成之，但由苏方保持决定权力。这也许就是中共指控的所谓“从军事上控制中国”的要求。结果，当如中共的文件所说，毛泽东给它以“正当的与坚决的拒绝”。
毛赫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虽然也“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大国政府首脑会议讨论中近东局势”，但不指明由哪几个大国来代表，更不曾提出由印度来代替中国充任亚洲代表。至于实际如何反对美帝侵略，则公报只字不提，也不曾提及收复台湾之类的问题。很可能，那次会谈没有在任何一个争论问题上取得妥协。
可是中共方面却不管苏方态度如何，在会谈之后不满一个月，从8月24日开始，便以行动来实现台湾解放，首先炮轰金门马祖了。台湾海峡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中美之间全面战争的危机变得非常迫切。这时候，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写信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表示“对我国伟大的朋友、盟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也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他同时声明苏联忠于中苏互助条约上所规定的义务，“将尽一切可能……来维护两国的安全，维护远东和平的利益和世界和平时利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赫鲁晓夫在北京会谈上同意过毛泽东的办法？难道中共之进攻金马事先获得苏共的充分支持？
据我们看，都不是。事情多半是这样：问题根本不曾有过一致的决定．或仅仅有过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或者是赫鲁晓夫只做了一个极其虚伪与不切实的、乃至有条件性的承诺。可是北京则明知莫斯科在解放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反对态度，或误信了有条件同意的勉强态度，却尽照自己的计划干起来了，致使莫斯科在既成事实面前，不得不出来为盟友撑腰。
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是这样的），那么，赫鲁晓夫此次的被迫声援，该是莫斯科不满意北京的最大导因之一，该是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最早与最现实的不愉快事件。
苏斯洛夫所谓“中国政府从1958年开始……以自己的未经协商的行动在国际舞台上不仅给苏联，而且也给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困难。”主要当指此而言。
勉强而被动的支援声明，当然不会认真切实地见诸行动；这，自然又会反过来激怒毛泽东。如果在北京的毛赫会谈上，后者对此做过虚伪而闪烁的承诺，但当事实展开后却不肯将承诺兑现．那么毛泽东的恼怒将更加理直气壮了。
观乎那次解放台湾之役的有雷无雨，观乎那次进攻金马之以闹剧（“单日开炮”）收场，我们相信，毛泽东确是有理由责备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
无论如何，1958年秋天所发生的事情，对于往后中苏关系的发展具有莫大影响。由于这些事情，苏联责备中国只顾一己的局部利益，不顾世界的全局利益；责备它只为沿海几个岛屿，竟不惜将盟国拖入战争，甚至不惜引起世界大战。由于这些事情，中共责备苏共企图与美帝拉扯交情，不援助反帝斗争；责备它的支援徒托空言，事实上却暗中拆台。甚至责备它想混水摸鱼，想利用台湾海峡局势来军事上牵制中国。
一切关于反帝斗争，援助殖民地解放斗争。乃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种种理论问题，可以说都从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引出来，或因此问题而加剧了争论。
自从那件事情与那个时候起，中苏共的关系便急剧地恶化了。越来越不能妥协了。此后不到一年，即到了1959年6月间，苏联政府片面废弃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这，一部分的原因，也正就是中苏在台湾海峡局势上所形成的军事歧见。
这个歧见，到了1959年下半年，又因为中印边境冲突而加剧了。
中印关系的恶化，看来与苏联原不相干，可是事实上，中苏关系大大受了中印关系的影响。两种关系的恶化几乎同时进行，彼此间让人看到异常密切的联系。
中印两国如何为了西藏问题的处理而失和，它们如何从“本查希拉”发展到兵戎相见，这些我们不想追叙。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来的，只是中印关系如何牵涉到中苏关系的一些简单事实。
1959年3月发生“西藏事件”，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同年6月，苏联政府片面地废弃了中苏有关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同年8月，中印军队在朗久地方首次发生冲突；苏联政府于9月9日经过塔斯社发表声明，偏袒印方。9月底，赫鲁晓夫以此声明作为“见面礼”，飞去美国，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议。10月初，赫鲁晓夫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纪念之便，与毛泽东举行他们二人之间的第三次会谈，叫毛泽东不要“用武力去测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尤其要对印度和解与让步。印度政府显然从苏联态度得到了鼓励，在毛赫会谈之后不出一个月，便在中印边界西段造成了更严重的武装冲突。1960年7月，中苏之间直接发生了边境纠纷。此后，经过一年之久的酝酿和进一步恶化，在1962年4、5月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难民出亡”和与之有关的中苏边境事件。接着，从10月下旬开始，中印边境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苏联公然给予印度政府以军事上与经济上的援助。
这一串简单的事实，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苏纠纷是如何紧密地与中印纠纷牵涉到一起的。
为什么会这样的？
原因据我看不外乎下面三个：第一，苏印两国在对华边境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苏边境比中印边境长，历来有争议的地点又比较的多。中印之间既然有了问题，则中苏之间迟早也会有问题。莫斯科显然要想在中印边界问题上，造成一个能令北京克制的先例。第二，莫斯科觉得北京为了“几公里荒无人烟的土地”，不惜与朋友翻脸，不惜以兵戎相见，大大妨碍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特别妨碍了美苏关系的改善，而且将中立的印度驱入美国的怀抱，影响了国际政治的全盘形势。第三，为了对付难于就范的毛泽东，赫鲁晓夫早已采取了“口称中国是兄弟，却把尼赫鲁当亲人的政策”。（例如我们上面谈过的“五大国会议”的提议。）不过自从中印边境纠纷爆发之后，那个“捧疏抑亲”的立场，立即转变为“远交近攻”，甚至“借刀杀人”的办法了。他最初在政治上，继而在经济上，终于在军事上实行公开的助印反华。
赫鲁晓夫既然采取了如此肆无忌惮的，公然沙文主义与强权政治的政策，藉以压迫中国，毛泽东岂是好惹的？别说毛泽东，就是换过比较没有那么多民族主义的领袖们，也一定要起来反抗，也一定要造成“分歧”。
许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便由此发生，它们是：阶级性质不同的两个国家发生了战争，处于第三者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应该受社会主义，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原则的决定呢，还是应该让自来强权政治的均势观念来决定？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边界纠纷，应该用怎样的方法来决定？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主要是为了缓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其它国家应该放弃一切为民族独立或领土完整的斗争？以及诸知此类问题。
第四，我们要谈经济与技术的援助问题。
在谈到中苏两共党如何为经济与技术援助发生冲突之前，让我们先列举一下赫鲁晓夫当家之后，有关这方面的几件大事：
1954年9月，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北京。结果是，改订了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所签订的一些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条约，此外还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了建筑分别自兰州至阿拉木图，自集宁至苏蒙边境两条铁路的协定；苏联予中国以5.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政府再建15个工厂，并对以前供给的141个工厂添供设备；还赠送了一座国营农场的全套机器和设备。
1956年4月，米高扬访华，签订了一个新的经援协定，苏联援助中国再建55个（总值25亿卢布的）新工厂。
1957年10月，中苏签订（有关原子弹的）国防新技术协议。
1957年11月，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出席召开于该地的81个共产党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关于经援方面，没有任何结果。
1958年8月，中苏间签订了一项协议，苏联助建47座工厂。
1959年6月，苏联片面撕毁了原子协议。
1960年7月，苏联片面决定，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
1961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苏联曾向他提出提前偿清朝鲜战争时期所欠的借款。
上面这一个非常不完全的事实排列，却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明确印象：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好像是一条界线，它把苏援的意义划分出两个时期。在此以前，赫鲁晓夫们主要是以经技援助作为诱饵，或当作贿赂，从中共方面取得政治上的“照顾”。在这条界线以后，苏联当局却主要以经技援助作为武器，或当作要挟，藉使中共领导人在政治上让步，在理论上顺从。
1954年赫鲁晓夫、1956年米高扬，两人前后来华所做的“慷慨”事业，它们所含有的政治意图，它们所藉以成交的政治交易，我们在前一章里已详细讲过，不赘。在这里，我们只想联系着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比较详细地谈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为何与如何会发生了转变，它为何与如何从“香饵”变成“要挟”，以致激恼了毛泽东，并使中苏“分歧”进一步地恶化起来。
我们知道，自从1957年7月，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以后，毛泽东终于决定走上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相反道路。这个态度，当然为苏共所不喜的，但不曾立即影响到苏联对华援助的方针。所以在十月间，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的谈判，即关于苏联答应让中国分享原子秘密的谈判一经成熟，双方便签订了协议。
到了11月，在莫斯科会议上，在中苏关系的全盘检讨中，这个援助问题才让人觉察到了有所转变。但因许多问题交织在一起．事情绝非单独为了援助问题，所以我们不得不一般地谈谈莫斯科会议以及表现在那次会议上的中苏矛盾。
1957年11月举行于莫斯科的世界共产党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会，不但对于中苏关系，而且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斯大林逝世以后，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举行的第一次国际共产党大会，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经过一度纷争而建立了新中心以后的第一次国际大会，也是赫鲁晓夫们的新路线在国内外遇到种种挫折和考验后所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大会。苏共新领导利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来召集那次会议，显然具有这样的企图，那就是要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上所完成的人事与政策上的改变，在世界共产主义者大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并且经过这次大会，将此改变从一国范围，合法地、彻底地推广到国际范围去。
可是由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却是怀着不同企图，前来参加会议的。这位中共的头号领袖，我们知道，对莫斯科从来就不怀着至诚虔敬的心情。后来中共胜利，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为了党内斗争前来求救，以及苏共的“解脱斯大林”运动在东欧引起的连串波澜：所有这些事实，又逐次减低了毛泽东那份原不很高的虔诚。因此当1957年冬初，毛泽东第二次前赴莫京，他的情怀和1949年岁末的第一次赴俄，该是非常不同的。第一次，他如果还是以学生资格，以朝山进香者资格，来到这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祥地，从斯大林那里上了所谓“共产主义”现实政治的一课，那么，第二次，他却是主要以教师和前辈资格，以正确路线的坚持者资格，来向斯大林的“不肖门徒们”，向那些只会跟随克里姆林宫指挥棍跳舞的可怜革命家们，上堂授课了。换句话说，毛泽东是要利用他生平第一次参加国际共产党会议的机会，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把所谓毛泽东思想，亲自带上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舞台去。
就这样，苏共和中共，赫鲁晓夫和毛泽东，从两个正相反对的方向，怀着两个难于和解的企图，聚首于莫斯科会议厅中。究竟谁的方向与企图能够在大会占据上风，能够为大会所采纳呢？这就得看两者地位的谁强谁弱了。在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领袖之间时所谓地位强弱，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普通意义的强弱，即是要看谁所统治的国家，在经济、军事以及一般文化上所达到的程度。谁的国家在这些方面强些，那么这个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所发表的言论就响亮些，有分量些；他们在共产党人的行列中的地位也就排得显著些，前面些。这方面，跟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治家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惟一不同，只是共产党人有时把这种关系表现得更加露骨罢了。第二个方面，另有一种强弱关系，却是为共产党集团与“社会主义阵营”所独有的，那就是：某一共产党巨头（因而也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强弱，还要看他在自己党内与整个国际上所享有的革命威望，看他所享有的革命政治的力量。
当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地位和力量对比，在第一种意义上说，当然相差甚远；但若就第二种意义说，前者却强过后者多多。这就是说，双方各有所强，各有所弱。彼此都不能说处于绝对优势，没有一方能轻易屈服对方。虽然，归根说来，第一种意义的强弱毕竟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个第二种意义的强弱亦自有其不可轻视的力量，它是能够变弱为强的。就这样，我们看见，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上，处于微妙的势均力敌的地位上。
可是一切均势总须打破；似是而非的、勉强形成的均势则更须打破，也更易打破。苏中、史毛之间原不曾有过均势。二者强弱分明，后者是注定着要对前者“一边倒”的。赫毛均势的形成，既然由于苏共党内的斗争，由于东南欧诸“卫星国”的反苏，由于毛泽东在这些纷争中所能发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那么到了1957年莫斯科会议时候，“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政治气候已相当不同。第一，赫鲁晓夫一系在苏共内部的地位业已稳固，第二，以匈、波为首的反苏政治风暴已经过去，相互间的关系已经好转。赫鲁晓夫是仰仗过毛泽东的政治“照顾”的，为此，他曾经付出了代价。可是气候一经转变，“照顾”的时价也就不同了。它不但跌了价，而且根本不需要了，因为从苏联和苏共的真实力量和传统威望看来，毛泽东的继续“照顾”竟成为侮辱了。因此，从赫鲁晓夫的立场出发，需要在莫斯科会议上打破与中共之间的均势，要重新建立苏共的片面优势[2]。毛泽东则从他自己的立场出发，却想在那次空前盛大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上，把他已经享有的政治威望巩固起来，并且在范围上推广开去，使他原来对苏共的一党照顾，扩大成对所有共产党的普遍领导。
这，自然意味着中共对苏共的国际领导权的挑战。这个挑战，刚巧又碰上了苏共要重建与巩固这个领导的努力，激烈的冲突于是就无法避免了。
不过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却看不见中苏之间发生认真激烈的斗争。两党虽然在几个问题上有了分歧，为了这些分歧彼此发生过一些争论；结果却是客客气气地妥协了，甚至这是赫鲁晓夫作了较大让步而妥协的。
然则两党的激烈斗争又在哪里？赫鲁晓夫的态度变化表现在什么地方？
据我们看，它不表现于业已发生的事情上，却表现于未曾做出来的事情上。什么是未曾做出来的事情呢？经济与技术援助是也。
我们知道，莫斯科会议的举行，离开中国第二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实施，已不足两月。毛泽东此番亲自出马，不可能不和苏联当局谈到这个问题的，不可能不谈到在新的计划中苏联所能给予的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帮助。过去，每次中苏最高领袖会面，接着总带来一批新的协议，这次又值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关头，理应在这方面有更多成就。可是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当时有这种谈判，事后也不见有任何协议．毛泽东空手而去，空手而回。原本应该发生的事情却没有发生，这儿便是冲突，这儿也就是变化。
这样推断，我们是否犯了“想当然”的毛病？
我们相信还不致于。当然，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在中苏共的任何文件中找到证据，证明双方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过经技援助问题，也不曾见到过任何材料，透露出此种会谈的经过[3]。不过从会议的全盘形势看，从会议的结果看，我们相信下面的想法不致与事实相去太远。
毛泽东来到莫斯科，主要就“和平过渡”问题与“个人迷信”问题，提出了与苏共的不同意见。但他提出不同意见的态度是非常妥协的。譬如在《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的结尾处，中共声明：它的不同意见“并不妨碍在宣言草案中获得共同的语言，为了要表明宣言草案在这个问题上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提法相衔接，我们同意以苏共中央今天提出的稿子为基础，在个别地方提出修正。”
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这样态度呢？那个同一提纲就给了解释：“为了种种考虑”。是什么考虑呢？其中重要的一个，也可以从中共的文件里找到回答，那就是：为了怕“遭到报复性的打击”，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害”。换句话说，怕激恼了苏共领导人，从此拿不到经济上与技术上的援助。
那么毛泽东根本不提出不同意见不更好吗？这却又不行的。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相比，其强处在于他享有的革命威望，其价值也在于这个威望。如果他想抵消赫鲁晓夫所享有的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优势，并使这个优势转过来为他所用，他就得保持与加强业已享有的革命威望。但要做到这一点，显然，他绝对不能表现成别人指挥棒下的跳舞者，而必须继续扮演苏共新贵们的政治上的保护者。
所以毛泽东的态度是无法不矛盾的。他必须一方面在政治上保持独特的主张，藉以抬高身价；另一方面又要表示出充分的和解可能，以此换取援助。
赫鲁晓夫自然不会喜欢这个态度。只要他发现自己“已经好了”，立刻就会对中国朋友“狠”起来。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时期，据我们的看法，赫鲁晓夫是已经狠了的。虽然这个狠不曾表现在政治讨论中，而主要表现于援助问题上：他根本拒绝谈判这个问题，或者，谈判了而不曾有任何结果。
凭着三年来和毛泽东的交道，赫鲁晓夫认识到他的对手跟自己一样，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对于这样的政治家，用钱来讲话，自然比用论据讲话要方便得多。过去他曾经用钱买到了中共方面颇为悦耳的“声音”；现在，他想用同样的钱，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即用靳而不予的方式，压下中共那个不再悦耳的“声音”。赫鲁晓夫相信这是他走了最狠的一步棋，也是最容易叫对手清醒，叫毛泽东屈服的一步棋。
可是照往后发展的事实看，当时赫鲁晓夫这样做法是打错了主意的。
毛泽东诚然看重实际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很计较“茶杯里的风波”；但是，他代表着一个古老而巨大的民族，更重要的，他代表着一次潜力深厚的革命，而且他本人又是一个睥睨一世而雄心万丈的人物，怎么肯“食嗟来之物”呢？显然，赫鲁晓夫那次的手法是弄巧成拙了。用钱讲话而不得其法，往往比用论据讲话更易激怒对方而非安抚对方。那次的情形也正是如此。
毛泽东正是在那次亲自领教了赫鲁晓夫的手法以后，我们相信，才开始由“一边倒”的想法移转到“自力更生”立场。
1958年5月间，中共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8月间，它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些措施之所以采行，自然有很多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其中一个不小的理由，就是要给赫鲁晓夫的要挟态度以一个答复，是要尽可能用土力量土办法来代替洋力量洋办法的一种企图。
不过这个转变，无论就赫鲁晓夫或毛泽东方面说，都还不是最后的。
1958年8月．我们看见苏联的钱袋又松过一次，它向中国提供了47座工厂的新的援助。原因为何，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了，那是为了当时因中近东局势所引起的国际紧张关系，赫鲁晓夫想取得毛泽东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再迁就一下：不但登门拜访，而且还完成了又一次的“无私援助”；可是结果，我们在上面也已经讲过，在这宗新的“政治与经济交易”后不出一个月，台湾海峡出现了新紧张，为了对付这个紧张局势，毛泽东非但没有满足赫鲁晓夫的希望，而且几乎将他拖下了水。
从此以后，赫鲁晓夫便决定勒紧“钱袋”了。此后与中苏歧见的发展同时，他便愈勒愈紧，而且愈紧愈勒，与这些歧见的加深互为因果。其间最出名的是1959年6月的片面撕毁原子协议，以及1960年7月的撤退全体苏联专家。后一行动可说是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与技术制裁，对于中国经济建设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打击其实已经超过了想使毛泽东屈服的目的，而竟是旨在逼迫毛氏下台，或搞垮整个中共的统治了。如此煎逼，如此压迫，则其结果自然只能是非此即彼：或者毛泽东在制裁之下倒下去，或者，他终于渡过了难关，那就从此恩断义绝，直奔“梁山”而去了。
苏联当道凭藉其经济与文化上的优势，常想以经技援助作为手段，使“兄弟国家”永远保持于“卫星”地位，永远对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这套办法，有时虽然见效，有时却适得其反。当年斯大林曾经用以逼反了铁托，现在赫鲁晓夫也因此与毛泽东彻底闹翻。
今次事件之曲在苏方，咎在赫鲁晓夫，那是不待言的。可是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在他寻求援助与接受援助的态度上，是否完全正确呢？不，并不正确，而且并不符合于马、列国际主义立场。
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信上，关于援助问题，是以这样的话来开头的：“我们对于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接下去，文章一转，说道：“近年来，苏共领导惯常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这里的意思清楚表示：斯大林在援助问题上是正确的，只是“近年来”，在赫鲁晓夫领导之下，在援助问题上才出现了不正确的态度和办法。
这，我们知道，并不与事实相符。在上一章的叙述里我们看到过，当斯大林与毛泽东签订第一批中苏之间的条约时，根本不曾以平等相待。同时，我们知道：“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当时苏联借给中国用以购买军事物资的贷款，还得付很高利息。又须于短期内归还——这些，也都是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之下干出来的。至于赫鲁晓夫，我们看见，他之与毛泽东拉上交情，却正由于他在这方面改正了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自己在1957年就曾说过：“在中国问题上，消除一切不愉快事情和芥蒂，应该归功于尼·诺·赫鲁晓夫同志。”
毛泽东只为的要建立和维持自己的个人膜拜制度，便不得不维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为要维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竟不惜在任何方面，即使在为他自己所身受的方面，也违背一切历史事实，替斯大林文过饰非。甚至洗刷罪恶，竭力在独夫与屠夫的身上画上全不相称的荣光。这实在是毛泽东冲上国际舞台，全身披挂中所暴露的一个最大破绽。
其实，赫鲁晓夫“近年来”在经技援助问题上对中国所耍的种种无赖与无耻，一切都是师承斯大林的。斯大林当年对付南斯拉夫的一套，便是赫鲁晓夫用以对付中国者。毛泽东不把这个事实指出来．反而颠倒这个事实，这非但由于他在斯大林问题上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而且由于他在国际援助问题上，根本也采取了非列宁式的立场。从毛赫往来的记录看，每次总只见一方面的政治“照顾”，另一方面的经济援助，这里进行着赤裸裸的交易，其现实不下于普通商人的买卖。本来嘛，政治这种东西，反动也罢，前进也罢，都是十分现实的。谁不现实，谁便是书呆子，而书呆子的政治家，常常要演出他个人的悲剧，或酿成他所当权的国家的悲剧。话虽如此，历史却终于给我们证明了：正是在这个现实主义上，伟大的革命政治家与比较小型的革命政治家之间（更不必说与渺小的革命投机家之间），暴露了极大的差别。二者的差别，当然不像我们中国儒家所说，前者只知“义”，后者但言“利”。现代的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的大革命家，最懂得大众的与物质的利益的重要，不仅为了破坏旧的，而且为了创造新的，都必须要顾到此种利益，甚至以此种利益为依归。否则要流于空想，要脱离群众。不过为要满足或者获得这种利益，他们却不是不择手段的，决不肯以原则来做买卖的。有时候，为要从某一方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无论从人民内部的矛盾或人民外部的敌对者方面）取得“利益”而不得不作出让步，他们总是公开说明，说明这是不得已的让步，说明非让步不可的理由；更重要的，他们决不会因此种不得已的让步而给那个让步的对手涂脂抹粉，也不会将退让说成为前进。因为这种做法，在那些大革命家看来，是有意欺骗群众，会麻痹群众的意识，要瘫痪群众的斗志．所以是一种对革命的背叛，至少是对于革命原则立场的放弃。至于另一方面，在予人以援助的方面，那么他们即使为了最崇高的革命目的，也决不肯拿物质利益当作贿赂，或以经济支援作为武器，去诱使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或当人不听话时以停止支持作为惩罚。马克思与列宁，特别是列宁，曾经有过不少机会，以实例告诉我们：当我们为了革命之“利”而必须对朋友或敌人作出让步之时，应如何维护与坚持革命之“义”。至于如何在思想与物质两方面真正无私地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那么在列宁一生中，特别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曾经以最完美的例子昭示了我们的。可是等到斯大林一当权，事情便反其道而行之。当他不得不对敌人让步，或从敌人那里接受援助时候，他可以将希特勒说成为“民主主义者”，可以把丘吉尔恭称为“百年才出生一次的大人物”，甚至可以称日本的松冈洋右为“道德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在政治上，对以上各人（及其所代表的势力），当然停止了一切批评和攻击。另一方面，当他处于援助者地位的时候，那么一分钱都要派一分钱的用处，任何给予都要看对方是否“跟着他的指挥棒跳舞”。他本人是可以因“利”忘“义”的，因之对他人也要求以“利”易“义”。如果他付了钱而不能达他所追求的私愿，则第一步的对付是停止“付钱”，然后则纪律随之，如有可能（即如在他权力直达范围之内），则拘禁随之，刀斧随之，务使那些不肯以“灵魂”的屈从为“受援”代价的人，以肉体毁灭来偿还他所使用过的“援助”。
从上面的正反例子看，可见，无论受援者的毛泽东，或援助者的赫鲁晓夫，在这件事情上都不是堪与列宁齐肩的大革命家，而是只能与斯大林为伍的较小型的政治家，不管他们两人中谁是欺人者，谁是被欺者，只要他们的基本立场仍是斯大林主义的，那就叫“易地则皆然”，能欺人时便欺人的。不过，今天毛泽东既然处于被援者地位，因而是受害者的身份，是利于记起列宁立场的，所以他提出了一连串有关这方面的原则性的问题：兄弟国家的经技援助是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责任呢，还是片面施恩？赴援与被援两方是互相帮助呢，还是单方负担？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应否藉经济压力来解决？国家关系应不应该被利用来解决党的关系？争论再深入和扩大下去，便发生了例如这样的问题：援助是否可以凭借其有利地位，指挥或代为规定受援国的经济建设？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如何才能一方面打破落后的民族单位，一方面又不妨碍诸落后弱小国家的民族利益？
从这些问题，很自然地就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问题，特别是党与党之间的平等问题。这个问题，事实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决议案对各国共产党的有无约束力而来的。按原则（列宁时代规定下来的原则）各国共党当然平等。没有一个党能指挥另一个党，各个民族的党，只能听命于最高司令部——第三国际。但因事实上，第三国际，无论在列宁时代或斯大林时代，都主要是受苏联共产党推动的，因此，诸凡苏联党的重大决议必然会反映在第三国际的决议上。列宁时代是凭精深的思想，道德的威望以及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使第三国际，通过它又使各国的党，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苏联共党的领导；到了斯大林时代，第三国际事实上已成为联共党中斯大林一系所操纵的工具，它凭了雄厚的资力，精选过的代理人以及列宁时代革命权威的余荫，通过这个工具，把联共的任何决定，强加于各国共产党。等到第三国际解散后，联共便直接地对各国党“舞动指挥棒”了。所以苏联共产党是“上级党”，其它各国党是“下级党”，那是由来已久的事。联共的一切决定，甚至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任何一个内政外交的措置，对“兄弟党”都是有拘束力的。毛深东一向默认这个事实。他虽然常常“阳奉阴违”，却从未对它公然提过异议。第一次公开反对这种办法，那是从苏共的第二十次大会开始的．
不过在最初，我们看见，毛泽东还是想服从“苏共领导”的。即使二十次大会的一些决议使他不满，他也宁愿就个别问题，与苏共领导进行秘密协商，藉以解决歧见。他绝不想公然出来争辩，更不想直接向苏共历来享有的事实上的领导权挑战。在1957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怀着问鼎领导的雄心，却仍旧承认这个领导权。苏共大会决议对各兄弟党具有不言而喻的拘束力，这件事根本不曾引起争辩，所以在会议宣言中，并不需要确定这个早已确定的事实，而只指出它“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以特别尖锐的方式被提出来的，乃是在1960年6月召开于罗马尼亚京城的共产党会谈上。当时赫鲁晓夫“突然袭击地提出了会谈公报草案”，“滥用苏联共产党从列宁以来长期形成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绝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赫鲁晓夫采取了“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把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同我们党的关系，不看成是兄弟党的关系，而看成是父子党的关系。”（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兄弟党会谈上的声明》。）这才逼使毛泽东挺身而出，直接向苏共的领导权挑战。在三四个月以后召开于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党和党的关系首次被正式提出讨论了。结果以如下方式得到了暂时的妥协：一方面，会议“声明”规定：“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都是独立的，平等的；”另一方面，“声明”却又强调说：“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这是一方面宣布父子独立与平等，另一方面却声明父子终归是父子。这是一种多少滑稽的腐败的妥协。它仅仅使斗争双方达成表面休战，冲突随时可以复发，而且复发时双方都有权力指责对方破坏“莫斯科声明”的。
这样，我们看到了使中苏两共党走到目前那个地步的，主要是上述五个现实的具体问题，我们又看到目前提出于中苏共党之间的全部思想问题．实际可以归结到这五个问题，归结到政治与经济的问题。我们看出这些现实的利益问题是根本的，起始发源的；而其它的意识形态问题，不管它们具有多么重大的原则性，却是派生的，是在争论中拉进来的。我们这样说，用意当然不在于指那些抽象的思想问题都不过是幌子，是借口，因而完全虚伪，不足重视。非也。思想争论常常掩饰着利益冲突，这是事实；但是思想争论一发生，那它们就跟一般的思想一样，会自己取得其重要性与存在权利，且会受其本身逻辑发展的支配，同时回过来影响那些促其发生的利益问题。还有，越是代表着历史上进步利益的阶级或个人，对于那些思想“幌子”（旗帜）越是严肃，越是郑重；反之，越是自觉到反动与腐朽的阶级或个人，便越把思想当作简单的幌子，当作骗人的宣传。今天，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比起马克思、列宁时代来，虽然已经向现实政治走得很远了，在理想主义方面是大大地堕落了的，但是一般说来，若比之于资产阶级政党的竞选纲领或口号，甚至比之于改良主义工党的政纲政见，都还不能够同日而语。至少这些党的普通党员群众们，他们仍旧严肃地对待理论问题，严格地把它看作行动的指导，而不会像领袖们那样随意拿来作幌子的。所以中苏共之间的理论分歧，即使其中大部分问题为实际的与狭隘的利益（民族或国家的利益，甚至个别领袖的利益）所引起，其中某些还是临时抓取来凑合的，但它们同样会发生作用，会相当影响到中苏两国的命运，也会多少影响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乃至世界革命的进展。
我们自应注意所有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
[1]在莫斯科会议上中苏共发生了争论，而且争论得相当激烈的，乃是关于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
[2]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文中，有如下的一段文字：“他们自以为他们的内部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了，可以加紧推行他们的‘对敌和、对友狠’的政策了。”这里说的当然就是我们前面一再分析过的赫鲁晓夫对毛泽东那种前恭后倨的态度变化。不过中共文章把这个变化的时间说得十分含糊，而从全段文义看，仿佛这变化开始发生于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仿佛在莫斯科会议上，苏共方面还根本不曾有此变化，这显然是不符事实的。
在同一篇文章的另一个段落里，说到当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大会之时，周恩来以中共代表团团长资格与赫鲁晓夫会谈，据说后者曾经表示：“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也就是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这段文字给人以一个印象，仿佛苏共对中共的“仰仗”要到1961年才改变，这当然更不确切了。综观前后发展，我们觉得，苏共对中共“声音”的从需要转变到不需要，关键性的转变时间应该是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
[3]1957年11月访苏代表团为：
毛泽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照此名单看来，不像是要和苏联谈判经援问题，只像是要谈思想文化问题，不过中国同时派出一个由六十位科学家担任顾问的访苏科技代表团，其任务为“征求苏联科学家对我国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意见”，并“同苏联政府商谈加强科技研究合作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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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了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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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了国际舞台
所谓“中苏思想冲突”，若就毛泽东思想的传记角度看，可说是此一思想从一国范围扩展到国际范围的表现。毛泽东思想于1945年在中共内部取得了法定的一尊，复于1949年因革命胜利而确立了对全国思想的控制。一种思想既然征服了一个国家，不管它是纯凭思想的说服力也好，或借助于军政的威慑力也好，其势力一定要越出国界，向世界“进军”的。这情形在过去的时代里已如此，当四海业已一家的今日自然更要如此。
不过毛泽东思想之国际影响，却远落在中国革命的世界影响之后。中国革命一经胜利，对全世界便立即发生了巨大影响。它影响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势力的比重，也影响了两个阵营在政治、经济或军事的任何方面。可是作为此一革命的思想旗帜的毛泽东思想，却不曾在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派系中，很快发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作用。
至少这和俄国十月革命时期的列宁思想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十月革命一爆发，列宁思想便和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捷报同时传遍了五大洲，在一切进步人群的心智上，特别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激起了空前未有的动荡，燃起了伟大希望的火焰，并且在非常短暂之间，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以列宁思想为指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和运动。
为什么俄国革命胜利后列宁思想的影响，与中国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有如此显著的不同？原因当然要从两种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身性质中去寻找。
十月革命胜利以前，作为马克思主义中特殊一派的列宁思想，最少可以说已确立了十二年。它首先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然后在整个社会主义国际内，独树一帜，团聚了最革命的分子。列宁，与历史上稀有的真正大天才一样，是一出场就崭然露头角的。早在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这个二十挂零的年青人就已经精通了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并藉此去研究当时世界的、特别是旧俄罗斯的种种关系，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的法则，尤其是分析与消化近代革命的经验，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关于世界革命的总路线，与社会民主党的，乃至与整个第二国际的传统思想根本对立。他的整套思想确定形成于两个世纪之交，发挥光大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终于由十月革命加以证实和体现。这里，十月革命恰好像一次成功的科学实验，它把列宁关于革命的科学假设，在所有的主要点上悉符原意地证实出来了。以致人们有理由说那是列宁思想导成了十月革命，同样也有权利说这是十月革命实现了列宁的思想。这里列宁思想与革命胜利之间的关系，其密切程度竟有如一位巨匠打下的蓝图与那据以完成的大厦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思想，这样一种高瞻远瞩，怎能不因那壮丽无比的建筑物之出现而为人景仰呢？因此，列宁思想之随十月革命之震动世界而震撼人心，那是十分自然的。
还有，列宁是一位彻底国际主义的革命家。他一贯从世界革命的总战略来考虑俄国革命，即把俄国革命认真当作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来处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表示在列宁一生的全部文字与事业中，而最具象征性的则可说是那个著名的“四月提纲”。我们知道，这个提纲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战略计划，它像罗盘针似的指引着俄国布尔雪维克党与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权。但有趣的是，这个实践的、战斗的、俄国的革命计划，却紧密地结合着理论的、原则的与国际革命的因素。以致它以“革新国际”作结，主张“发起建立革命国际，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反对‘中派’的国际。”事实也正是这样发生的。新的国际几乎同新的工人国家同时诞生：第三国际的正式成立，仅仅后于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十六个月。
彻底国际主义的思想及其实践，不用说，必然要在国际上立即发生深远影响。
可是毛泽东思想的情形却大大不同。首先，他是个“未识中国，不学希腊”的人。他主要是一个民族规模的革命家，土生土长，不染洋气，甚至还鄙视洋气。
从我们上面的叙述中，读者们可以看到：无论就个人气质，就文化背景，或就教养的过程说，毛泽东都不可能是、事实上也不曾是，以全副武装了的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家资格，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他是在工作中摸索，在斗争中学习，逐渐由革命实行家长成为革命思想家的。与马、恩、列三人不同，他主要不是先以思想家资格在革命队伍中确立其地位；但与斯大林相似，他凭革命队伍中的既得地位来建立其思想家身份。这两类思想家的性质不同；他们思想的价值也差得甚远。前一类自然比较难得，也比较可贵，因为他们能高瞻远瞩，能处处从原则出发；后一类之所以较为卑下，较为普通，因为他们往往急功近利，经验主义，胸襟见解都难免比较狭小。
以思想家论，毛泽东的地位究竟能有多高？这问题我们不在这里谈，因为前面已经谈过许多（录入者注：参见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这里我们说明的只是这个事实，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不曾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样，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中，立即发挥巨大的思想上的影响力。此中原因自然不止我们上面指出的那一个；但“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局限性，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并非证实了或体现了毛泽东思想，而是在许多基本点上驳斥了他的思想，（我们在论战略问题的一章中已经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事实（录入者注：参见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第四至六章），应该说是毛泽东思想与列宁思想在各自革命的胜利之后，发生了不同影响的大原因。
不过没有随中国革命胜利而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生立即的与巨大的影响，并不意味毛泽东思想不曾发生影响。中国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中国革命对于帝国主义统治所给予的沉重打击，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都命定着中国革命的头号领袖的思想，迟早要以此一或彼一方式对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影响。
如今，当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的十三年后，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终于让我们看见毛泽东思想全身披挂，公开出来作最高领导权的争夺战了。
这当然要构成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个专题。在毛氏思想发展的传记上，更将形成非常重要的一章。在这里，我们拟从四个方面去研究它：
1、毛泽东思想从一国独霸进向国际争霸的过程；
2、中苏共思想冲突的切近原因；
3、在大争论中起了主要作用的几点毛泽东思想；
4、中苏共冲突的两个根本原因。
要谈第一个方面，我们先得回顾一下公开爆发之前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是无法截取得太短的，至少要从中国革命的胜利讲起。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他著名的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相当简洁地说明了中国革命与中共，和俄国革命与联共之间的关系。他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他又说：“‘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最后他说：“……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联共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苏联学习。”
毛泽东在这里说明了师徒关系，说明了支援与受援关系，说明了两党与两国之间的亲密关系。不过特别有意思的，却在于这篇文章记录了当中国革命胜利之际，中共对苏共，以及毛泽东个人对斯大林，处于怎样一种感情状态。因为，我们知道，两个方面的关系并非始终如一，感情状态屡经变化。在此以前，中苏共产主义者间没有国的关系，但有党的关系。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到那时已满二十七年了。在此期中，两党关系不能说完全正常，路线的决定，领导的更迭，权力多半操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手里。这里多的是主奴之分，少的是兄弟之谊。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关系，历来更是不洽。不洽的原因，并非在于思想上的歧异，倒在于性格上的类似。二人都是实力主义者，都是狭隘的一国社会主义者，都是高明的实行家，都是伟大的策略家。基于“同性相斥”的原理，斯大林多半不会幻想去支配毛泽东，毛泽东也决不甘心接受斯大林的指挥，二人的搞不到一起是注定的。所以在1935年以后，毛泽东在党军两方都树立了无可争衡的地位，斯大林只好消极地容忍他，让他去自力图存，或甚至于自生自灭。自从中共在陕北建立根据地起，中经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直到国共再度内战，终至革命胜利，前后十四五年间，我们很难看出斯大林对毛泽东有过怎样大的帮助。当然，因为种种关系，从来莫斯科对中共的支持是保守秘密的；但虽如此，只要是相当数量的物质援助，无论是普通性质或军事性质的，总不能不让人知道，但迄今无人能提出证据，证明中共曾经在那个时期获得过此种援助。苏联在中日战争的初期，曾经援助过中国，但正如后来在中苏签订友好同盟条约时用明文规定下来的那样：“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见同盟条约有关的照会甲。）在“理论上”，中共可以从蒋介石手里接获得苏援，而事实上却从来不曾拿到过。所以终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应该相信，中共确实是自力更生，凭自己的奋斗来图存与扩大的。那末，等到战争结束，八路军进入东北以后，究竟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特别是苏联红军与林彪军队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根据可能接触到的材料，有着完全相反的报导，一个极普遍的说法是：马林诺夫斯基曾将日本关东军的军械武装了林彪部队。可是这种说法，却为最有资格的人士所否定，例如当时前来“调停”国共关系的马歇尔将军就说过：并无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共受俄国支持（见1947年1月12日纽约时报）。还有当时驻华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1947年10月也说过：关于中共“接受莫斯科物资援助一点，极少证据”[1]。这两个人的证言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两位代表美帝国主义利益来华，“调解国共冲突”而终于失败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任何理由要替苏联或中共撇清——如果确有苏援的证据的话。同时以彼二人当时所处地位的方便，说如果有了这种援助而竟被蒙在鼓里，也属难于入信。因此我们有更大理由相信另一种说法，即日本投降后中共对国民党的斗争，并未受到莫斯科的援助，甚至远没有受到鼓励。中共主要是凭借战后中国工农大众以及一般群众的革命力量，凭借自己的武装力量，打垮了国民党的。
斯大林为什么不曾积极地援助中共进行革命的内战？原因有三。一，由于对中国局势的错误判断，并从而得出关于中共政策的错误指导。二，由于自私的（一国社会主义的）俄罗斯民族利益的考虑。三，由于对毛泽东及其一系的猜忌。
关于第一点，南斯拉夫的卡台尔奇曾经给我们透露了极有价值的消息。1948年2月，卡台尔奇率领了一个党的代表团来到莫斯科，为的跟斯大林讨论一些歧见，在讨论中斯大林顺便谈到了一些关于中共的话，他说：
“……例如战争终了之后，我们邀请中国同志来到莫斯科，我们讨论了中国局势。我们直截地对他们说，依我们之见，中国实行武装起义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因之劝他们和蒋介石缔结一种暂时协定，劝他们参加蒋介石的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中国同志在此地同意了苏联同志的观点，可是回到了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积聚力量，组织军队，现在，我们见到，他们正在击溃蒋介石的军队。现在，我们承认在中国事件上的错误。它已经证明出正确的是中国同志而不是苏联同志。”（见《铁托传》英文本P331）
这段话说明了至少在1948年2月以前，斯大林反对中共针锋相对的政策，不主张它以武力对抗国民党的武力，却主张解散共军，主张参加蒋介石的联合政府。一句话，便是要中共走战后法意共党所走的路，放下武器，回到议会，给资产阶级做忠贞的反对派。当时幸亏毛泽东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才算没有在1940年代重演1920年代的中国革命悲剧，没有让蒋介石再度在斯大林的帮助之下，屠杀共产党人，压服工农大众的革命。
1948年2月，即斯大林亲口承认他对中国局势看错了之时，中国的内战形势已达到了什么程度呢？那时，解放军从守势的迎击战转入到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已经有半年之久。在1947年的冬季攻势中，无论东北、西北、华东、或晋冀豫战区，都获得了重大胜利。特别是在东北及华东两战区，前者在四平街等著名战役之后，东北的蒋介石事实上已成瓮中之鳖，后者则在莱芜及孟良崮二地区先后重歼了国民党精锐，已能挺进鲁西南，大军直指豫皖苏边区，政治走向十个月后决定内战最后命运的淮海大会战了。对着这样的一个战争形势，当然无需什么有经验的眼睛才能看出“中国同志们”的正确。但虽如此，“苏联同志”当时的政策还是非常持重的。它在中国内战中一直保持着中立，它始终信守着只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政府的诺言。内战初期不必说，当时斯大林确信中共的武装斗争注定要失败的，所以在东北，苏联红军不但等待由美国人代为看守那些防区。就是到了1948年初，即斯大林已改变对中国局势看法之后，也还是示忠于国民政府，最明显的有如：城市一经被共军占领，她即关闭该地领事馆，而苏联大使，则比帝国主义国家任何一个大使表示得更为友好，居然是追随国民党政府迁移至广州的唯一使节。不过更耐人寻味的一件事，却是在1949年3月间，即在北京解放后两月，上海解放前两月，苏联竟和国民党的驻新疆代表，讨论了经济合作计划。综上所述，苏联在整个国共内战时期的态度，可说是：1948年春天以前，采取了偏袒国民党的一种表面中立，而在斯大林认错以后，则采取了暗助共、明帮国的两面手法。
苏联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脚踏两头船的态度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说明上述的第二点。
明乎苏联共产党自从三十年代的演变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苏联的对外政策，其目标早已不是援助被压迫民族，或发动世界革命。克里姆林宫由一国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很大限度内复活了沙皇俄国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掠夺的政策。这政策在远东，特别对于中国，表现得非常清楚。在英美苏三强签订的雅尔达协定上，斯大林竟毫不掩饰地要“恢复1940年丧失的俄国的权利”，其中包括了：“大连商港国际化，但确保苏联对它享有优先利益，租借旅顺，作为苏联海军基地。”他又要求“中苏共同经营中东路与南满路，并确保苏联在这上面的优先利益。”……这态度和1919年7月，由列宁当权的革命政府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造成了怎样强烈的对比！那时，由俄苏代理外交人民委员长加拉罕署名发出的声明上，是这样写了的：“工农政府已向中国政府建议开始谈判，进行废止1896年之条约，1901年之北京草约及1907年至1916年间与日本所订之一切和约，将沙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这也就是说，斯大林在1945年，恰恰要求在中国恢复列宁在1919年声明放弃了的，那些在1904年以前由“沙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夺来”的特权。斯大林政府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发生如此重大的改变？这问题如果要解释，需要从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堕落过程，从其统治集团的彻底官僚化过程中去寻找。在这里，我们不想做这项研究工作，所以此地只限于指出这个事实。我们只要记住这个事实就够了，就是：当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斯大林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它的对华政策，完全是基于民族利益，是普通形式的强权政治的应用，这里是甚少谈得上阶级斗争与国际革命的观点的。因此，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主要关心，已不是中国应在什么阶级统治之下，而是如何才能最安全地确保苏联在东北、新疆以及蒙古，甚至朝鲜的特殊权益。只要能达到这些民族的与掠夺的目的，他可以不必计较谁是中国的统治者。与一切旧式的侵略者一样，他最心爱的是柔顺的、无力的与容易驾御的工具；他最害怕那些倔强的、自作主张的、强有力的对手。一个由共产党统治的，阶级性质上代表了工农利益的新中国，对苏联说，如果苏联是健全的工人国家的话，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工农中国的出现，如果从列宁式的国际革命的战略眼光来看，就是表示着苏联国际地位的无限增强，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较易完成，因此，它不但要日夜企求，而且要竭尽全力来促其实现。可是从苏联堕落了的官僚层的保守与反动利益出发，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与中国之变成强大的工农国家，却非全属好事。不错，这将给美国在远东的势力以大打击。但是这个新兴国家是否能如腐败无力的国民党中国那样，乖乖地接受雅尔达要求呢？是否能让苏联置外蒙、朝鲜于“保护”之下？是否能让她自由自在地开发新疆的资源？这些疑问，在列宁时代的苏联是连考虑一下都会等于背叛的；可是在斯大林苏联的政策考虑上，却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甚至可以不愿见中国革命的胜利。这即是说：在斯大林的天称上，苏联在中国保持特殊权利，重于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倘二者不可得兼，他宁取前者而舍后者。我们只有懂得了这一点，才能懂得苏联在国共内战后半期的脚踏两头船态度，才能懂得她为什么要在1949年3月还在乌鲁木齐跟国民党谈判新疆省的经济合作；才能懂得为什么她的大使一直追随国民党到底，甚至在南京解放前夜，她还如此热心于“调解国共内战”，希望成立“联合政府”。
显然，中共在内战中所发挥的力量大大出于斯大林意外。解放军由战术性的退却转入全面战略性的进攻以来，澎湃奔腾，势如怒潮，将国民党数百万军队驱散击溃，制压歼灭，那时候感到忧惶不宁者，杜鲁门之外，当推斯大林了。斯大林那时的心境看来不能以喜惧参半形容，因为所惧的远超于所喜。一个强大的，充分独立的共产党中国，对苏联官僚在中国特权的保持，一定比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中国时较为困难。然则怎么办呢？公开出来干涉，甚至破坏中国革命吗？（这对斯大林说来并非办不到的，在许多地方，特别在西班牙革命时期，因为无法控制革命而将革命破坏的事，斯大林们是一再干过的。）可惜中国革命的力量已经太强大了，而且当时整个世界与中国形势，即令由克里姆林宫的狭隘利益出发，也不可能，并且不宜于实行破坏性的干涉了。斯大林这才于1949年的夏季起，即当淮海战役结束，蒋氏王朝的军事力量业已基本摧毁之后，被逼改取了积极援助中共的态度，派出大批专家，特别是铁道专家，前来中国，帮助中共军抢修平汉等路，促成了对长江天堑的飞渡。那时以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算一边倒了，不再保持伪装的或真实的中立。
至于以毛泽东为革命领袖这个事实，是否影响了斯大林对中国内战的态度。如果是，那末它是怎样影响了这个态度呢？在这方面，我们当然看不到任何有关的文件或事实。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确断是有影响的，即断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曾经是原因之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内战采取了如上所述的态度。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毛泽东做中共领袖，是有不少事实证据的。许多文件上告诉我们，斯大林从来看不起中共，例如1944年1月10日，他对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他们是麦淇琳（即人造牛油）式的共产主义者。”后来他又称中共为“红皮白萝卜”式的共产主义者。这些说话通常被解释为斯大林想愚弄美国人的花招，企图松弛敌人警惕的。可能有这个意思，但绝对不应否认其中确含有斯氏对中共的评价在内。由他的直接代理人王明套在毛泽东头上的那些帽子，举如“机会主义”，“枪杆子主义”，“农民意识”，“地方观念”等等，不可能不在斯大林的头脑中造成印象，甚至，这些帽子的制造厂或竟就设在克里姆林宫里。当毛泽东推倒了王明，执掌了中共的领导权之后，斯大林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情形，从李立三在中共第七次大会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据李立三说，他在海外（莫斯科）十五年来，根本不晓得中共的实际情况，“直到1946年初回到哈尔滨以后，我才初次读到《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初次读到延安整风文件，初次读到毛泽东同志的一些重要著作。”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在莫斯科被视作禁书，连留莫的中共高级干部都不准阅读，这显然不是王明这个“国际代表”所能单独办到的了。这若非出于斯大林本人的主意，至少也曾获得他的支持。
斯大林为什么不欢喜毛泽东做中共领袖？原因该如我们前面所说，由于思想之差异者少，由于性格之类似者多。“同性固然相斥”，“惺惺往往不惜惺惺”，“曹丞相与刘使君”毕竟不可能和平共处的。当然这里的“原始罪过”在于斯大林。只因他把各国共产党当成工具，当成克里姆林宫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买卖时的筹码，所以他一定要严格控制各国共产党，一定要严格选择最柔顺的人来做领袖，以便确保他的指挥棒。为达此目的，他从来是不顾一切的，他曾经诱杀（骗到莫斯科去，加以捕杀）过不少国家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也曾有意破坏了那些脱出了他控制的革命。如果毛泽东较少“猜忌”一点，对莫斯科更加天真一点，不坚持他“革命未成不去莫斯科”的信念，那末十有八九，他可能早已丧生在格柏乌的秘密监狱中了。
毛泽东所以能逃过斯大林的清算，主要因为他是土生土长，并非由莫斯科训练；因为他崛起于自己的枪杆子上，并非依靠国际任命；因为他“经济自给”，并不需要苏联援助。毛泽东对斯大林从不争论，更不违抗，可是一切有他自己做法，有他自己的一套；国际有令，合固照办，不合亦不反对，只给你个“阳奉阴违”。他最大的关心，是积聚力量，巩固地位；造就既成事实，以实力代替空言。对国内的敌人蒋介石固然如此，对国外的老大哥斯大林也是如此。“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朱老夫子的名言，毛泽东确实是实行得非常到家的。
斯大林被人以己道治己，当然要在对手身上认出劲敌，要千方百计施展其猜忌，甚至不惜以种种手段阻挠其成功了。
然则，我们上引毛氏当中共二十七周年纪念时所表示的毛斯之间，中苏共之间的亲密友谊，又该如何解释？
《论人民民主专政》特别强调了“一边倒”，强调了“国际援助”以及对斯大林的感谢。这在一方面标志着斯大林对中共态度的最后转变，另方面表示出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对苏联所怀抱的希望。面对着中国革命胜利这个无可否定的事实，一直不愿见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走上胜利的斯大林，此时不得不去支持这个领导；同时，从来受着晚娘般屈待的毛泽东，此时也不得不对她虚表孝心，竟或存着真实的希望，想从她老人家那里弄点援助来，藉以经营那个得来颇出意外的，长期间为战乱所破坏的庞大国家。
所以这是一种由形势造成的友好姿态，双方被逼向友谊前进，却不是真实友谊的体现。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之后大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四个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当时曾被中苏双方报纸誉为“以条约形式巩固下来的中苏亲密友谊”，是中苏真实友谊的体现。这个说法是否对呢？换句话说，这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是否证明出毛斯二人因中共胜利而“前嫌尽释”？它是否表明因中国之变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所以克里姆林宫一反它多年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完全回到列宁当年的国际主义立场，因而以充分平等，真正无私的兄弟态度来建立和北京的新关系？
我们在当时便指出过事情并非这样发生，如今，证明十三年来中苏关系的真实经过，更可以肯定它不是如此发生的。应该说，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对毛泽东说来是上了重要的一课。上了这课以后，毛泽东思想中原有的“民族主义”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他对苏联与苏共的疑忌是增大了，不是减少了；他对斯大林个人的认识是更清楚了，把斯氏当作国际革命领袖的残存幻想消灭了，而对斯氏奉社会主义之名，行民族扩张与官僚掠夺之实的那种绝对现实态度，可能是更加倾倒了。
这样说，完全不是凭空臆测的，而是有事实为证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和签订的经过，并且分析一下条约的本身。
为了谈判和缔结中苏之间的新条约，毛泽东率领了一个代表团，于1949年12月中旬前往莫斯科。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不论就中苏关系说，或就毛泽东个人的生活说，这件事都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由于革命的胜利，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的、由资产阶级地主当权的、亲帝仇苏的国家，一变而为独立的、由工农劳动大众当权的、反帝而亲苏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了。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苏联应该采取怎样态度呢？这个问题，虽然在当时（1949年）已经不算全新，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东南部欧洲成立了好一些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斯大林已经同它们缔结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同其中之一（南斯拉夫）的关系，已经由缔结而归于破裂了。只是欧洲诸“卫星国”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二者诞生的情形不同，前者主要是直接依靠了红军的刺刀，而后者则主要依靠了自己斗争的力量；她在许多方面都比欧洲诸“卫星国”更有资格以平等身份来和苏联说话，所以克里姆林宫将如何对待新中国这个问题，实质上还是新的。所谓新，即是说，就算是双方谈判的当事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还不能于事先确定一个答案，以便在谈判及条约中一一实现出来。在斯大林那一边，一个最大的疑问是：由雅尔达会议确定下来，向国民党中国业已取得的特权，是否能让共产党的中国原封不动地继续承认下去。如果不能，那末最大的让步该是什么？在毛泽东这一边，最大的未知数应该是：斯大林曾经向蒋介石索取到的种种特权，能否全部还给他——毛泽东。如果不是全部，那末最多可以收回几多？此外，毛泽东当然还希望得到苏联真正无私的经济援助，而斯大林呢，则凭借着自己能有所予的地位，希望以最佳方式或最好条件来控制新中国及其领袖毛泽东。
在1949年年底直到1950年2月的莫斯科中苏谈判，双方的主要矛盾如上所述。
自然，我们无法设想毛泽东当时的心境。不过把一些客观存在的事实作“指数”，大致还可以求得点主观的心理状态。这是毛氏生平第一次踏出国门。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不同，他之前去莫斯科，不是为了学习取经，也不是为了听取命令，而是以一个胜利革命的领袖资格，来与一个“革命领袖”（其实是革命成果的篡窃者与浪掷者）作平等商谈。这对毛泽东说来，无疑要踌躇满志的。当他的国宾专车徐徐开进雅洛斯拉夫车站，受到莫洛托夫以下苏联显贵以及各国驻莫使节的亲迎，在中苏国歌高奏声中，检阅了仪仗队，发表了演说。当他说这是他“生平很愉快的事”的时候，我们不难从这句淡淡的言辞下面，听出极度压制的、壮志得酬的狂喜的声音。22年前他在长沙说过的豪语：“革命未成，不去苏联”[2]此时一定会万分得意地浮上心来，有如当年刘季在未央宫大宴的时候，追问他老子“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的光景。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即晚便受到了斯大林的盛宴款待。斯大林初次给予毛泽东的印象如何，当是一个极其有兴趣的问题。可惜这和斯大林初会毛泽东的印象如何一样，两者都没有给我们任何直接的甚至间接的资料。这方面我们只好借助于类推和猜测。一般的政治领袖（例如丘吉尔），特殊的共党政治家（例如铁托），有不少曾将他们会见斯大林的印象记录过。无论前者或后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惊奇于斯大林之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譬如，丘吉尔在一张小纸上，用简单的百分数写下了英苏二国在罗马尼亚，希腊与南斯拉夫的势力分配，等斯大林在上面画了同意号之后，却自觉以如此随便方式解决有关千百万人命运的问题，有点“犬儒主义的”，提议烧了它，而斯大林却满不在乎地说：“不，你保存它吧。”想不到，一个社会主义国的总理，竟比大英帝国的首相更加“犬儒主义”！（录入者注：此处“犬儒主义”可理解为厚颜无耻，实用至上，毫无原则）
铁托所讲的故事，想必会更加接近于斯毛初会的情形。铁托在1944年9月，由南国前线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南国解放军与苏军夹击贝尔格拉的计划，并商谈此后南国的政治问题，据铁托描写，他初次的印象如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会见斯大林，第一次和他谈话。……他的个子看来比照片上的要矮小些。不过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力充沛的，虽然略带倦容。
“……
“我说过，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弄得很紧张。差不多我们讨论的事情，件件都有若干冲突。我观察到，斯大林是不能容忍反对的。他和周围的人谈天，谈吐是粗鲁而易怒的。苏共中委会政治局的全体委员中，只有对莫洛托夫，他有时转过头去询问一下意见，可是永不听完他的回答，就照自己的想法说下去了。
“……
“谈话在很痛苦的空气中进行。斯大林开始向我说明南国有让彼得王复位的必要。想不到竟会劝我干这种事情，热血涌上我的头脑。我强自压制，告诉他说这是办不到的。……”
（见《铁托传》英文本P232——P234。）
上引文字，几乎把所有斯大林访问者的印象概括下来了：①，达到了犬儒主义程度的现实主义；②，令人不堪的傲慢、粗鲁与易怒性格。这两个特点，当斯大林会见毛泽东时候发挥到什么程度，我们自不得而知，但要它们完全收起是办不到的。不用说，当年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其身份及其地位，既不同于丘吉尔，也不同于铁托。他多半比丘吉尔所得的要多些坦率，比铁托所得的要多点礼貌。但即令如此，这态度比毛泽东所期待的仍有着极大距离。毛泽东毫不天真，极少幻想，非常实际。对于共产主义，他当然信仰；对于苏联，也羡慕；对于布尔雪维克党人，他也不会不钦佩。但是他自己二十几年的政治活动，苏联三十余年变迁与堕落的历史，不能不教懂他共产主义这学说一旦和政治活动相结合，势必要受政治斗争本身一些规律的影响；不能不使他知道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已多少不同于列宁时代的苏联；不能不让他看出创业苦斗一辈的布尔雪维克已大量为守成的甚至是不肖子弟式的党官员们所代替。尤其是因为自从1931年以后，他亲自遭受到各式真假国际代表的白眼和压迫，对苏联共党，乃至对斯大林个人，决不会怀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对罗马教皇那样的感情了。毛泽东那次前往莫斯科，心理上是有所准备的。
但是我们仍可肯定地说，当他实际与斯大林谈判以后，还一定发现了自己太过天真，太过迷信苏共与斯大林，太过相信他们的国际主义，因而大大感到幻灭与震骇。不错，无论毛氏本人或他的随从人员，迄未透露过一言半语有关于此的证言。然而事实非常清楚。第一，中苏谈判旷日持久，迁延将达两月，毛泽东在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的当晚便会见了斯大林，亦即开始了中苏谈判，可是这谈判一直没有结果，以致拖延了一个多月，才算有了点头绪。此时周恩来奉到毛的电召，率领了又一个代表团，于1月20日来到莫斯科。此后又谈判了半个月，方于2月14日缔结了三个文件：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②，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③，关于苏联经济援助中国的协定，两国首脑足足会谈了两个月方能达成协议，这在一般的外交史上，特殊的苏联对外交涉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这事实倘非完全由于中苏要求的悬殊，致使谈判僵持，则至少应该说是它的主要理由。
第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三个文件的内容，就更能证实我们关于毛斯初会并不十分美满的假说。毛泽东那次前往莫斯科，主要目的，自是在于用新条约代替1945年8月由宋子文与斯大林签订的旧条约。本来，中国既然从资产阶级与地主统治的国家变成为由共产党所代表的工农国家，旧的中苏关系理应自动取消，新的关系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来。宋子文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以及关于旅顺大连的协定，依照斯大林自己的称呼，乃是沙皇俄国于1904年所丧失的特权的恢复。这，无须说，是不平等的，是掠夺来的。当年沙俄所以要获取这些特权，乃由于帝国主义使然；后来斯大林的予以恢复，如果硬要找寻一个理由的话，只能说是由于“对国民党中国的防卫”。可是国民党中国完蛋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亲苏的、共同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那就连上述那种勉强的理由都不存在了。所以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废旧约，订新约，应该是十分自然而又简单轻易的事了。谁知一经谈判，事情竟不是那么简单。为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确认自1945年以来远东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认为这种新的情况提供了从新处理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诸问题的可能性。”（见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引言。）竟需要毛泽东亲自出马，在莫斯科用两个月的时间来“说服”斯大林！“说服”的过程我们虽不得而知，但说服的结果却清楚地透露出过程的艰苦。关于中苏同盟条约，毛泽东所缔结的与宋子文所签订的，无论文字或实质上都无大出入。这方面算不得重订，只是调换一下形式罢了。关于中长路与旅顺的协定，新约与旧约出入很大，这里可说是斯大林让了步，亦可说毛泽东获得了胜利。因为旧约上规定的三十年租借权或共同使用权，新约上取消了，代之以“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便可将铁路无偿地交还中国，苏军自旅顺根据地撤退。关于大连的处理，苏方的让步更加明显。根据旧约，中国政府要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定为三十年”；新约则干脆声明：“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借者，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至于有关财产的接收办法，应于“1950年内完成之”。
毛泽东取得了这个结果，无疑，是把斯大林在雅尔达会谈上拿回去的沙俄特权又拿过来了。但这显然不是斯大林心甘情愿交出来，更不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主动且以理所当然的态度交出来。在文件签订的仪式上，代表苏方的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说了这样的话：“这种协定的每一条款，都证明了苏联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的尊重，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请看这几句官话暴露了多么傲慢的施舍者的态度！关于同样问题，列宁还在三十年前，通过他的外交委员长加拉罕，作过如下宣言：“劳农政府更宣言废止一切中日及其昔日之联盟国所订之秘密条约。盖俄皇政府及其联盟国，藉此等条约，诱迫兼施，羁束东方民族，尤以对中国为甚，至其利益，则尽为俄国资本家，地主及将领所得也。劳农政府且已向中国政府建议开始谈判……将俄皇政府自行掠取或与日本及联盟国共同侵略者，概行交还中国国民。”（见1919年7月由加拉罕签署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真正伟大的态度！如果我们想一想斯大林的态度是用以对待他“亲爱的同志”毛泽东，而列宁式的态度还是对待当时仍由北洋军阀所统治的中国的，那末其间的区别就更加大了。由此，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在迁延二月的中苏谈判中，毛泽东一定受够了斯大林和维辛斯基（顺便提一提，此人便是莫斯科历次大冤狱的检察长，因而是十月革命老战士的直接刽子手）的气——大国沙文主义的气！
毛泽东受了这种鸟气而争到手的胜利，还受着另一些条件的限制。譬如关于旅顺，协定上拖了这么一条尾巴：“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其他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侵略因而被卷入军事行动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及苏联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可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根据地，以利共同对侵略者作战。”其实，这只表示出斯大林对这个不久才恢复起来的沙俄特权的舍不得放弃，想用种种借口来继续保持。所以到了1952年9月，照协定苏军必须退出旅顺基地之前三月余，果然由周恩来“自动提议”，要求苏军在1952年12月31日以后继续驻守旅顺，理由是：“日本拒绝签订一般性的和约，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签了单独和约。”斯大林接到这个提议，便由维辛斯基复一照会，予以“接受”，旅顺口便无限期地“共同使用”下去了。这种做法，连最天真的小学生都骗不过的，斯大林却偏偏要在毛泽东“兄弟”身上应用，毛泽东的感想如何，固不待我们喋喋了。
还有苦果要毛泽东当时直着脖子咽下去的，这乃是同年3月27日签约成立的所谓“中苏合股二公司”（新疆省石油公司及有色金属公司），以及同日签订协定的所谓“中苏民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前二公司实际上不过是长期以来克里姆林宫苦心谋取的新疆经济开发特权的变相保持；而后一种组织则斯大林曾经强加于东欧“卫星”国家，且曾逼使南斯拉夫起来反抗的。当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反抗之前让步之时，还曾亲口说过：“合股公司只适合于在从前是敌国的国家中设立”（见《铁托传》P294），可是当他和毛泽东谈判之时，却仍旧要把他不久之前在南国施行失败了的办法强加于新生的中国身上。是否他发现毛泽东比铁托易欺呢？是否毛泽东比铁托较少“民族主义”因而更关心中苏的“合作”利益呢？是否经过了铁托“反叛”之后，斯大林有了教训，以致使中苏合股公司认真做了“平等互利”，因此毛泽东乐意接受了呢？回答这些问题，只要看看1954年10月由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签订的新协定就够了。根据当时会谈的一项公报，上述三个合股公司，连同另一成立于1951年的合股公司（大连造船公司），其中苏联股份全部转让给中国。这里转让的本身并不有趣，有趣的在于公报中所指出的转让理由。它说：“现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恢复了它的经济，已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中国经济组织已经积聚了必需的经验去自行经营这些合股公司所管辖的企业……”这个理由简直不成其为理由。
不过更有趣的却是同时发表的，关于苏军放弃共管旅顺的理由。在那一次毛赫会谈的另一个公报上，苏军说明自旅顺撤退的理由如下：“鉴于因朝鲜战争停止及越南和平恢复而发生的远东国际形势的改变，又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力量的增强”……这里的第二个“鉴于”，与上面所谓“中国经济组织已经积聚了必需的经验”，属于同一类的官样文章，是勉强抓来的借口。
事实上，很显然，这都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新当局，来和毛泽东修好，因而作出的让步。（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对毛泽东作这个让步，将在下面谈到。）从老赫的让步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斯大林的要求，从赫氏的修好我们可以想见当年毛泽东的委曲。
毛斯谈判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获得了苏联三亿美元的贷款。就是这，也完全不能“证明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更不必说国际主义的“无私援助”了。首先，三亿美元的贷款对中国战后的经济复兴及经济建设说来，真是杯水车薪，难于济事。这个数目和美帝的“对外援助”不能相比。第二，这笔贷款，限定用途为偿付苏联购买的机器设备与器材。可是我们知道，自从日军投降之后，苏联从中国东北拆卸运走的伪满工业设备，为数甚大，据EdwinPauley率领的美国赔偿委员会调查，因直接战争（红军出兵东北与日本关东军一共作战九天）及战后拆运而遭受的伪满地区工业损失总数，估计为8.581亿美元。人们无法确定苏军拆去的“战利品”究竟占这个数目的几成。但即使很保守地假定为三分之一，则其数已等于苏联的那次贷款了。再若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消息有几分真实。即若苏联以之卖给中国的机器多数就是这些“战利品”，那末斯大林当时对毛泽东的“援助”，实际等于侮辱性的玩笑了。
综观以上所述，可知毛泽东的生平首次出国及其首次会见斯大林，结果确像我们在前面所说：他思想中原有的“民族主义”不是减弱了而是加强了；对苏联与苏共的疑忌是增大了不是减少了；他对斯大林个人的认识是更清楚了，这在一方面使他消灭了把斯氏当作国际革命领袖的残余幻想，另一方面却让他更赏识了斯氏十分现实的，绝无丝毫书生气的政治家态度。毛泽东受了他老师亲授的一课，决不会震惊于苏联共产党堕落的深刻，决不会想到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代表着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反面。因为直到如今，我们知道，毛泽东从来不想去弄清楚联共党内派别斗争的史实，他从来总是全盘接受斯大林所编排的说法。因此当他亲身体验到斯大林对他乃至对他所代表的新中国施行种种无礼、伪善、欺凌以及剥削之后，他不会拿列宁的作风来作对比的，不会由此看出斯大林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和行为的反动性质，而只能达到这样一种“彻悟”：呵，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政治原来应该如此的！他，毛泽东，虽然不是陈独秀式的书呆子，可是未曾亲炙斯大林之前，总还不免为国际主义等等的教条所束缚，还不免为书本上种种漂亮词句所感动。此后以斯大林为师，必须更加切合实际，必须更加坚持民族利益，必须更加看重现实力量，必须更加看重自力更生，建设一国社会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指出：1950年春天的斯毛会谈以及他们所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及其他协定，确实具有巨大意义。它不仅代表着中苏二国间新关系的确立，而且又意味着中苏两党之间“思想冲突”的开始。这中间的相互关系是复杂错综的。首先是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造成了苏联和新中国之间的甚至不愉快的国家关系。这个国家关系又加强了毛泽东固有的民族社会主义思想。而民族对民族，则不管它们上面是否冠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字样，结果自必引起冲突，一步进一步地要引起冲突。
不过，读者一定会有疑问：如果毛泽东那次会谈回来，已经对斯大林的苏共很为不满，那么为什么事实上看不出来呢？更奇的是：当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之时，中共如丧考妣地为他举哀追悼，这难道像是毛泽东对斯大林不满的表示吗？
要解释这个疑问，首先我们要记得：毛泽东是有理学根底的，他最懂得忍字工夫。“小不忍则乱大谋”，普通有点涵养的中国读书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何况毛泽东？莫斯科会谈上连吞了几杯苦酒，决不会就此教毛泽东改变他“一边倒”的想法。非但不会如此，而且我们相信，他当时还堆着笑容吞下去，连眉头都不曾皱一下哩。形格势禁，“一边倒”在所必行；同时处境使然，求者总要从予者那里受多少肮脏气。这种情形虽然和真正国际主义兄弟般援助的最高理想相去太远，但毛泽东毕竟不是书呆子式的革命者，而是有二十八年实际工作的现实政治家。所以斯大林所赐苦酒纵然使他有所幻灭，即令让他感到心痛，但这里的幻灭不会太多，痛楚也不会太过剧烈。其次．1950年春天斯毛初次交手，一切都带有试探性质，故协定虽成，而彼此都存“以观后效”的希望，随时都准备作进一步商讨或修正的。第三，毛泽东从斯大林那里亲自上了一堂“民族社会主义”的课，获得了双重的与矛盾的印象。一方面，作为此一主义的直接蒙害者，他自应对斯大林有所不满，但是另一方面，他若设身处地，站在此一主义的实行者的立场上，那末这个学生却会对老师衷心敬佩了。从“一国社会主义”出发，斯大林曾经确立了空前的个人崇拜；造成了最可怕的官僚独裁：发挥了大俄罗斯疯狂的沙文主义；抬高了俄罗斯各民族，特别是斯拉夫民族的文化传统，贬低了，甚至践踏了马列主义的革命原则，以致将国际主义变成幌子，把世界革命当作外交筹码，使之全部为俄国的民族利益，乃至为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利益服务：凡此种种，如果曾使毛泽东在初见之下吃过惊，那末在回味之后一定会深深叹服的。中苏两国在经济文化落后上的相似，斯毛二氏在性格与素养上的雷同，以致毛泽东无论从客观或主观方面，都不得不采取整套斯大林主义的办法，不得不以斯大林为师。因此，1953年3月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为他在全中国举哀，决不能说是虚伪姿态．其中确含有真正崇拜的一面。
那末斯大林如果不死，如果他活到今天，是否中苏不会发生“歧见”呢，当然不是。如果斯大林不死，“歧见”和冲突也许爆发得还要早些，而冲突时性质还一定会更加激烈些，尖锐些。何以故？理由很简单，在这里，学生所赏识于老师者，并不是国际主义崇高理想的事实体现．而是如何在现实政治中嘲笑这些崇高原则的活生生的榜样。在这里，毛泽东之崇拜斯大林，多少有几分像丘吉尔之推重斯大林，因为前者在后者身上看到了赤裸裸的，毫不迂腐的现实“政治家丰度”。斯大林如此公然为俄罗斯民族利益，甚至为克里姆林宫官僚阶层的利益．推行他的“社会主义的”内政外交，在丘吉尔看来是疯狂的布尔雪维克们恢复了“常识”，因而较易对付，而在毛泽东眼中，则看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的老成规范，使他可以在中国心安理得地奉行起来。可是正像丘吉尔并未因他对斯大林的好感而减少了英苏冲突一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崇拜，也不会阻止中苏不发生“歧见”。因为，如果毛泽东亲炙了斯大林而越发笃信了“一国社会主义”的话，则其第一个结果只能是越难忍受苏联“一国社会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待遇。
迄今我们未曾见过任何证据，足以证明从中苏首批条约签订，直至斯大林逝世这整整三年中，毛泽东对斯大林有过什么不满或歧见。但是有过不满或歧见，却属毫无疑问[3]。我们可以从1954年10月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的访华，以及他们和毛泽东所订的条约中，充分看出来。
1954年9月29日，苏联政府代表团应中国政府邀请，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届国庆。代表团阵营的坚强是空前的，迄今为止也是绝后的。它以赫鲁晓夫为首，包括着布尔加宁，米高扬，希维尼克，谢比洛夫，富尔采娃，与尤金等人。代表团在中国住了将近半个月．除了参加国庆典礼之外。它和中国政府作了多方面的商谈，发表了六项联合公报，两项联合宣言，并与毛泽东交换了一次函件。在这些文件中，主要的内容为：一，苏军自旅顺海军根据地撤退，一切设备无偿地交还中国，撤退及交还设备，须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二，将四家中苏合股公司（①中国新疆省有色及稀有金属开发公司；②中国新疆省石油提炼公司；③大连造船公司；④民航公司）内苏联方面所持有的股份，应自1955年1月1日起全部转归于中国方面。股份所值，将于数年内由中国输出货物至苏联清偿之；三，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四，建筑自兰州经乌鲁木齐直达阿拉木图的铁路，苏方愿给中方以技术援助；五，中、苏、蒙三国协议建筑自集宁至乌兰巴托．并自乌兰巴托延长至苏蒙边境的铁路，此路将于1955年内通车；六，苏联政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5.2亿卢布长期贷款；七，又由草约规定，苏联将帮助中国政府再建15个工厂，并将对依据前约供给的141个工厂添供设备。此种增添设备的总值将达4亿卢布；八，以该次苏联代表团的名义，赠送一座大规模国营谷物农场的全套机器与设备。
光是浮面地看一下上述内容，我们便能明显看出，它们和数年前斯大林与毛泽东所缔结的协议有很大不同。这些协议确实称得上“无私援助”，也才真的有点像维辛斯基当年的说法，它们“证明了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与民族权益的尊重，也证明了苏联外交政策原则的伟大。”换句明白的话来说，即是：当时签订与议定的一系列协定和办法，表示出：苏联方面最后地放弃了俄国在中国东北与新疆省内为沙皇所掠夺，为列宁所抛弃，且为斯大林所恢复的种种特权。除了消极的放弃之外，并且还提供了积极的经济方面与技术方面的援助。因此，我们应该说，在1954年10月间，即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五周年纪念时，亦即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一年有半的时候，中苏两国（事实上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达到了亲密友好的最高点。究竟这个热爱时期延长了多久，且待后面再说，此地，我们先要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此时采取了如此慷慨的，一反乎斯大林方式的友好行动？
主要的回答是：它乃是苏共领导层于斯大林死后进行内部斗争的结果与表现。
1954年秋天，苏共内部的领导权斗争正在激烈进行。赫鲁晓夫一系的非斯大林嫡派，虽然步步占据上风，但离开最后胜利尚远。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等所代表的斯大林嫡派，显然还很有力量，特别在党内，在高级官僚中，他们仍有很强大的支持。赫鲁晓夫为了要巩固他的初步胜利，为了要彻底击败对手，他主要从两个方面去寻求援助；①，国内党内外的广大群众；②，国外兄弟党的领袖集团。为达此目的，他基本上应用了同一个方法：反对斯大林。如何反对呢？主要在于给一部分受过冤屈的人们翻案，给长年受了斯大林压制的民众松一口气，给某些受了斯大林不公平待遇的方面以若干补偿。总之，斯大林这个大白脸下场以后，他扮演了红脸甚至小花脸的角色，对那些曾被跺痛了脚趾的人们给以爱抚，赔笑脸，或竟至于打恭作揖。以此赢取人心，以此打倒对手，以此来继承大白脸所遗下的领袖地位。
事实证明，赫鲁晓夫这一套手法是成功的。毛泽东在斯大林手里虽然不曾受过冤屈，却是受过不公平待遇的。
他与这位苏联候补新领袖初打交道，印象一定美好愉快。和三年前的斯大林情形对比一下，他不能不发现新人和旧人大异其趣。一个是平易近人，一个是盛气凌人；一个移樽就教，谦恭下士；一个坐宫侯觐，奴视侪辈；一个是退还特权更送礼，另一个则恢复了旧的还要索新的。如此一比，毛泽东怎能不衷心支持赫鲁晓夫，以中国革命的全部的声望加在他的一边，帮助他去打倒克里姆林宫里的对手？
在这方面，我们只要指出这一个事实就够了。赫氏从北京回去不足四个月，即在1955年2月初，便把他的第一号对手马林可夫从部长会议主席位置上打下来了。
赫鲁晓夫这个人，用句中国的老话说，确乎称得上“圣之时者也”；假使套用一个现代名词，可说是“机会主义者”。他善观气候，能够敏锐地觉察群众心理，而当他有所企求时．又完全放得下任何架子，装得出任何姿态，甚至于付得出任何代价，最低限度，他作得出任何诺言。本来，一个群众领袖，特别是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定要得风气之先，要能及时看出历史季节的推移，要不断按住群众运动的脉搏，要密切注意群众心理的转变；在这方面，列宁自然是最最杰出的。列宁之外，许多革命领袖，在或多或少程度内，都有这些本领，就是斯大林也算得是此中能手。不过列宁之可贵，列宁与其他革命领袖，特别与斯大林之间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列宁的这些本领服从于原则性的坚持，而斯大林则当他施展这此一本领的时候．往往忘记了，或者有意践踏了原则。因此，列宁及其他原则性的革命者，明明懂得时尚的动向，却不一定利用，更不会趋附，倒是常常逆流而进的；斯大林等则一味窥探风向，一味顺风而进，只要它能将他个人权力的小舟维持在崇高的地位，便不去计较那风向或潮流之正反。因此，前一类人是真正马列主义的革命家，而后一类人却是机会主义的革命家或反动家。赫鲁晓夫自是斯大林类型而非列宁类型；不过他优于亦可说次于斯大林的，便在于他没有斯大林那种死硬的、贵族式的、傲慢的官僚气，却天赋有弹性的、平民式的、丑角型的政客味。正因这个“优点”，使他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当苏联人民受尽了二十余年斯大林专制与长期战争苦难而迫切企求民主与和平的时候，扮演了自由、民主、和平甚至公道的卫士角色，出来和斯大林的更直接的继承者斗争。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等辈，于“哗众取宠”，甚至“审时度势”这方面，本事原不差于赫鲁晓夫。故当斯氏死后，马林可夫继承部长会议主席的短期内，也曾做了不少姿态，藉以迎合苏联民众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要求。可是他们终于不敌赫鲁晓夫，原因之一固然在于他们与斯大林的关系太密切，而更大原因，乃在于他们的作风太像斯大林了，无法演好“平民政治家”或“工农政治家”这个角色。因为这些以及另一些原因，赫鲁晓夫在党内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胜利了。接着，便是争取国外同情，造成自己在国际上，特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赫鲁晓夫于是率领了庞大的代表团，浩浩荡荡飞到北京来了。
赫鲁晓夫第一次北京之行显然是成功的。由于他所付的慷慨的代价，他所作的慷慨的诺言，一个称得上“赫鲁晓夫——毛泽东的联盟”结成了。这个联盟，在赫鲁晓夫与马林可夫斗争的第二回合中，起了不小作用的，已如上述。
这个“联盟”延长了多久呢？
大致可以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亲密友谊延长到1956年2月，即延长了将近年半。在此期中，究竟这友谊亲密到何种程度，究竟北京会谈中的决定执行了多少，答应的代价付出了多少，许下的诺言兑现了多少，因为资料关系，我们无法确定．但是凭该一时期内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与所能见到的主要文献看，苏方当时是积极地实行了“无私援助”的，中国方面则尽力为赫鲁晓夫——米高扬一系壮大了声势。投在毛赫友谊上的第一个阴影，乃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的结果。1956年2月间召开的苏共大会，标志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嫡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结果，原是在中共的声援之下获得，毛泽东对之应无不满之理。但是赫鲁晓夫们藉以获得这个结果的那面旗帜，即对个人迷信的攻击，却使毛泽东非常头痛。中共一向奉斯大林如神明，在中国群众中已造成为不可侵犯的偶像，今二十次大会突如其来地[4]发动了对他的攻击，确使中共异常狼狈。尤其使中共难堪时，它多年来辛苦建立起来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能不在苏联反斯大林崇拜的面前受到影响，不能不感受到间接的攻击，以致弄得进退两难，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毛泽东们的疑惧、惶惑，最明白的表示于此一事实中：北京对于二十次大会迟迟不作表示。大会举行于二月中下旬，可是会后一个多月内，北京始终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这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显然发生了初步歧见，首次透露了有所不满。
我们自然不清楚当时北京如何向莫斯科表示了意见。我们所见到的，只是4月6日，赫鲁晓夫的副手米高扬，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来了，第二天便签订了一个早已谈妥的新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55个，总值25亿的新的工业企业，作为对于根据以往签订的中苏协议而正在建设中的156个项目的补充。4月5日，即米高扬到达北京的前一天，《人民日报》上首次表示了对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态度，即发表了那篇出名的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些事情是简单的“巧合”吗？当然不。我们不想说，赫鲁晓夫——米高扬一派用了25亿卢布的代价，才买来了中共对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支持。但事实确是这样的。因二十大结果而投在毛赫亲善关系上的第一个阴影，经过了双边谈判，签订了一个新的经济援助协定，才算消失了，至少表面上是消失了的。
根据1963年2月27日中共发表的文章：《歧见从何而来？》中共对于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消极方面，即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我们历来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在兄弟党会议上，都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不过在当时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显然没有公开不同的意见，它所表示的只限于支持方面。而且从文章一开头所作的，全面肯定的概括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大会总结了国际关系和国内建设的新经验，作出了关于坚定地执行列宁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可以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苏维埃民主制度。贯彻遵守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批评党内的缺点，规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计划等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这里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还隐蔽着有重大原则问题的不同意见。关于最最头痛的个人崇拜问题，文章中甚至说：“中国共产党庆祝苏联共产党在反对个人崇拜这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成就。”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由二十次大会引起的第一次“中苏歧见”，曾经成功地解决了的。自从米高扬那次来华会谈以后，中共非但不再对二十大保持疑惧或反对态度，而且事实上拥护了它的新路线，在许多方面实施了出来。其中最显著的例子，便是掀起于同年春夏之间的所谓“大鸣大放”运动，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所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及收拾起对斯大林的崇拜，连带也在相当程度内停止了对毛泽东的歌颂，并且在对外关系上，跟随苏联之后恢复了对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
由此可知杜列士等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苏联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并非事实，至少是把事实太简单化了的。在同年九月间，即在苏共二十大举行之后约半年．中共召开了它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致了开幕词，其中有关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有如下的话：“苏联共产党在不久之前召开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又制定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批判了党内存在的缺点：可以断定，他们的工作，在今后将有极其伟大的发展。”刘少奇在他的政冶报告中说：“今年二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制定了规模宏伟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决定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许多重大政策方针，批判了在党内曾经造成严重后果的个人崇拜现象，而且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主张，对于世界紧张局势的和缓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还特别发挥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意见，他说：“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发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在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中，还把七大写定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指针”的规定不声不响地删除了。[5]
以上种种，都表示出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对于中共是有巨大影响的，确实发生了“拘束力”的。它们表示出中共至少在那个时期内，确曾完全支持了苏共的新路线，也就是完全拥护了赫鲁晓夫——米高扬系统的斗争纲领；不但在口头和文字上拥护，而且还在事实上遵行了的。
是什么事情与什么条件改变了这个情况呢？
这得从国际和国内两方面来说。在国外，特别是在东欧的诸“人民共和国”中，一方面由于克里姆林宫中新当权派的压力，另方面由于群众中反官僚压迫的真诚愿望，在1956年春夏间开始了普遍而深刻的争取民主化的革命运动。其结果是在所有那些“卫星国”里，一切臭名昭著的、为斯大林所最亲信的领袖们，都在这内外上下的压力之下先后失势，代之以平素较得民望的、或遭受旧统治者迫害的、或及时与苏联新当权派搭上关系的一些领袖们。此一所谓“解脱斯大林化”的运动，在有些地方完成得比较和平，有些地方完成得比较激烈，这主要得看那个地方劳动群众反官僚斗争的力量有多大，争民主的要求有多高；得看那个国家里原来的官僚统治的腐败有多深，专横有多甚；还得看苏联控制该一地区时势力有多强。在斯大林式统治最强、劳动人民以及一般人民对苏联的势力怀有最大反感的地方，这个“解脱斯大林化”斗争就爆发得最激烈，其激烈的程度，甚至会远远超出克里姆林宫新主人们所导演与所期望的程度，会使那些半真半假的反斯大林的与反官僚的斗争，变成为无产阶级真正争取民主的革命。这个假戏真做的第一个信号是六月间发生于波兹南的波兰工人的起义，而十月间发生于匈牙利的革命则是此种转变的最高点。
波兹南起义与布达佩斯的革命向苏共的新路线提出了这样一个抉择：或者，彻底推行“解除斯大林化”运动，根除官僚制度，恢复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或者，根本放弃那种反斯大林的把戏，回复官僚专制的真面目，以无情的镇压来结束那些由假表情惹引出来的真事变。
这个抉择是如此坚决与如此无情地提出来，致使那些戴了民主假面具导演“解脱斯大林化”喜歌剧的赫鲁晓夫们弄得惊惶失措，立即改变论调，放出高压的铁手[6]，并使国内莫洛托夫与马林可夫等人及其主张，一时间有转居上风之势。此种情形，当然会给中共以甚大影响。
这个影响很清楚地反映于1956年12月29日中共发表的那篇重要论文，即《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这篇《再论》和第一篇的《历史教训》前后相距将近九个月。二者的态度显然有很大不同。如果《初论》主要是中共于惶惑疑虑之后终于追随苏共二十大所提出的新路线的一种解嘲或辩解；那末这篇《再论》，却是亲自试行了新路线、尝到了试行的味道，同时又看到了它在东欧诸国试行结果，加以深思熟虑，开始决定不追随，至少是不完全追随这条新路线的一个宣告。那篇《初论》的基本态度是消极的，是被动地对于苏共新路线的迁就；可是《再论》却是积极的，它主动地提出了中共自己的主张，不仅在对斯大林的估计问题上，而且在许多有关苏联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因此，我们颇有理由称此一论文为毛泽东思想进军国际舞台的檄文，是此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大争论的一个纲领。不过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去谈它。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点，中共在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这篇文章，表示出中共自从同年四月间正式接受了苏共新路线之后，此时因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又开始对新路线表示更自信的、更具原则性的、而且更全面的不同意见吧了。
当然，中共达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中所表示的立场，不单单由于匈牙利事件的经验，也由于中共自己在大半个年头中实行新路线的经验。我们说过，自从米高扬于1956年4月初前来中国，与中共中央解释了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决定．并缔结了新的经济援助协议之后，中共是正式拥护了赫鲁晓夫的新路线的。不但在文字和口头上拥护，而且也在生活中实行。5月2日，即当第一篇论《历史教训》的文章发表后不及一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演说，首次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为鸣放运动之始。接着，在同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在怀仁堂召集科学工作者和京中重要文化工作者，开会传达鸣放之意，要求大家各抒己见，放胆批评。此后，全国报刊及各种大小会议上，都集中此一问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大鸣大放的运动。同年六月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第三次会议上，这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此后复经过中共中央的统战工作部，一连串召集民主人士的座谈会，号召人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要放弃“互相监督”的权利。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是年九月，那时东欧虽然已经发生了波兹南起义那样的大事件；但在中共八大的整个会议上表现出来的，却仍然是苏共第二十次大会的新路线。譬如在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中，说“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又说：“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论’的方针，……党对于学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表现自己的颔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在邓小平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更是着重提倡党各级机关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并号召党员要善于和党外群众合作，甚至听取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总之，直至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为止，中共的整个表现是趋向于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在党内如此，对党外尤然。那末在中共的此种号召和表现之下，社会上，党内外，特别在年青一代的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发生了怎样的反应呢？我们至今举不出具体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因为这些反应并不曾登载在中共的报纸上。不过毛泽东自己却曾经给我们一个扼要的答复，他在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告诉我们说：“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见该文第九节：“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不管这里的“少数”代表了多么大的一个绝对数，而事实总已经确定了：在中共试行苏共二十大的新路线时期，有“少数工人学生”起来响应反官僚主义的号召，曾经“闹了事”。这种情形，当然也要影响中共的领导方针：它和国外情势配合起来，促成了中共最高当局对四月份以来所实行的新路线的检讨，促成了他们去“再论”一下“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不过，历史证明，1956年岁尾的《再论》只是中共对新路线再检讨的开始，并未确定地抛弃了这个新路线。事实上，这个“民主化与自由化”的试验，在新的一年，即1957年中，还延续了大半年。至于中共在《再论……历史经验》中所提出的独自的主张——这些主张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造成了中苏思想冲突之原因的——在那时却非但不曾惹恼了赫鲁晓夫们，甚至还为他们所欢迎，而且还大大借重了的。因为当时赫鲁晓夫用军事力量镇压了匈牙利的革命，在东欧各国的民众中，甚至在共产党的群众中，苏联声望低落到从来未有的程度，而中共却以它如日中天的革命威望，出来挽救了这个濒于破产的苏联声誉。《再论》中有许多替斯大林及其一系说好话的地方，固然不合赫鲁晓夫们的胃口，但文章中却以更多更好的好话替苏联辩护。替苏联的军事干涉匈牙利内政辩护，替苏联的对波兰政策辩护。文章特别提醒东欧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苏联存在，帝国主义将怎样对待这些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顺便提一提：在最近一次——1963年1月德国党的大会上．波兰的哥穆尔卡恰恰以同样的话来回敬中共，这倒是很有趣的。）那文章还着重指出了“由历史条件所自然形成的”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地位，因而号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如此这般的议论，出之于超然的与最大的兄弟党中共之口，其效果之大，自非“真理报”上登出来的苏共自捧自吹者所能比及。因此，当时周恩来还被请到东欧去，将此种议论亲口向那些受委曲的东欧共产主义者宣扬，藉收安抚之效哩。所以《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虽然在较长的时距内看，它是中苏思想冲突的第一道战书，是中共接受苏共二十次大会新方针后再放弃的起点，但是在当时，这个文件却还加强了中共和苏共的团结。当然这里的所谓团结，意义并不简单。苏共中央的“斯大林分子”，一定是全心全意接受这个文件，而赫鲁晓夫则部分地欢迎中共的立场；至于中共方面，当时攻击的对象确实是铁托及其在东欧国家中的同道者，远未以铁托名字来影射赫鲁晓夫。中共当时的目的显然在于保护苏联与苏共，使之不受东南欧诸国共产党人的攻击；它无意干涉苏共内政，它不想恢复斯大林以及“犯同类错误”的人的名誉，它所要求的，只是请求新掌权力的赫鲁晓夫们，不要“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要“在批评他们的错误方面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就是这样的“请求”，也不曾直接提出，而是以东欧国家的情形来说明的。）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1956年年底，非但中苏冲突尚未正式开始，而且中共本身也还属于苏共二十大路线的试行时期．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做了一个重要报告，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报告的主要用意，就是仍想推行新路线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以及中国自己内部的“闹事”，一方面固然让毛泽东们重新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丝毫放松不得这个真理，体会到斯大林的一套确实有其必要这个事实；但在另一方面，他们毕竟不能不看到官僚专政所曾激发出来的种种反抗。中共虽然一口咬定在匈牙利事件的诸般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总不能不指出“在过去时期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革命积极性受到破坏，”因而使“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1月间能够很容易地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组织武装叛乱。”毛泽东自然知道，他脚下的基础比拉可西与吉罗等人的要深厚牢固得多。同时他却也不会不知道，随着中共的意外胜利与飞快发展，官僚主义的堕落是可怕的，群众的不满是普遍的，党群关系弄得很不好。毛泽东知道了并且见到了这些“坏事”，他想把“坏事”变成“好事”。如何变呢？用什么办法来作为由坏变好的条件呢？他觉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行不通，这办法只会“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他主张采取“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这公式以前曾经帮助中共解决了党内矛盾的，此时他希望拿来解决全国范围内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且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来赋予那个公式以具体内容。
我们知道，这个口号原是上一年（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来的。为什么在将近一年之后还要着重提出来呢？因为在1956年内，中国的工农学生中发生了相当普遍的罢工，“闹社”（合作社）与罢课。但比较上层的知识分子[7]，工商界“民主人士”以及一般的党内外干部，却并不热心起来响应毛泽东的鸣放号召，所以不热心，并非为了不愿意利用“民主权利”，更不是为了毫无不满之处。所以不响应，只因为人们有所顾忌，只因为怕上大当，怕落圈套。因此1956年的中国，在工农学生“闹事”的基调上，在东欧国家连串事件的陪衬下，人们还看见了社会上大批中上层分子的一种险恶的沉默，这种沉默，对于中共的民望的维持，对于它的政策的推行，甚至对于它的政权的巩固，都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在较近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比下层群众的“少数闹事”还要可怕。
毛泽东一定要设法打破这个沉默。这可说是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理由之一。这篇报告的原文，据后来（6月19日）正式发表时的声明说：是“经本人根据当时记录加以整理，并且作了若下补充”的。怎样整理，补充了什么，我们自不能从文字推断；不过据当时听过报告的一些人在事后传说，原报告中对于鸣放并未立下任何限制与标准；发表的文章中列举的六条关于“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政治标准，是事后“补充”的。同时整个报告，都着重于鸣放方面，着重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方面。
很显然，毛泽东在1957年2月间的态度，是要打破那种不祥的沉默．是要让所有怨毒之气统统发泄出来。他相信共产党仍旧拥有的巨大声望，他相信自己手里拥有的无限权力，他也相信怨毒之气即使全放出来，也不会动摇民心于万一，更不会妨碍共产党的领导，他相信如此鸣放之后，是可以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因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当时号召大鸣大放，不能说是完全虚伪的诡计，不是一个有意安排的陷阱，它具有相当诚意．
由于毛泽东这个“真诚坦白”态度的感召，再受了统战部等等机构的怂恿与鼓励，于是真正的鸣放开始了。特别从4月份起，中共中央于该月17日发布指示，号召全党整风，并要求非党群众协助共党整风，全国便发出了一片鸣声。首先是民主人士，其次是一般知识分子，再其次是一般的非党干部，终于连党内的一些中上级领导者，都投入了这个运动，一时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闹得全国震动。逐渐，鸣放越响亮，批评越大胆；原来说是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攻击局限于个别的官僚与个别的官僚作风，但随着运动的发展批评的矛头却进而指向了整个的党。人们指责了“党天下”，要求“党部退出学校”，要求“外行的党官不要干涉内行的职工”。短短的时间，气候突然变了，“歌德派”受尽奚落，鸣放派变成了最时髦的英雄。此时一般共产党员的心理，正如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所描写的：“感到又怕、又屈、又难、又急。他们‘怕’什么呢？怕大家议论纷纷，不好领导了。‘屈’什么呢？自以为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革命，到头来还只落得一个官僚主义，大不服气。‘难’什么呢？四面八方的意见压来，以后工作不好干了，没有安定的日子了。‘急’什么呢，认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无能耐，如何才能想个主意赶快把乱纷纷的意见收拾了才好。”（见1957年4月22日社论）这种情绪，《解放日报》虽然只派给“有些共产党员”，同时社论如此描写，目的也在于批评此种情绪的不当，但事实证明，闹这样情绪的应该是最大多数的共产党员，而且正是这样情绪，促成了距此一个半月之后，中共赶快改变政策，用大力高压，将“乱纷纷的意见收拾了的”。
不过使中共在1957年6月初旬亮起红灯，一方面固然是鸣声迅速变成吼声的那种舆论，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却是受了鸣放影响后更趋激烈的学生与职工们的“闹事”。根据《人民日报》（5月13日社论）：“最近一个时期，在某些企业里，发生了一些职工群众请愿以至罢工之类的事件。”社论当然接着说：“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得极少，范围也很小”，但是这两句话显然是官样文章，不足置信。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得很多，范围也很大。“闹事”的方式虽然大多采取了消极的不合作，或和平的请愿，但也有发展得很激烈的，例如中共事后自己公布的发生于6月12及13日的汉阳学生的“小匈牙利事件”（见8月8日《人民日报》记载），其激烈程度，简直真的要让人想起布达佩斯的情景来。
1957年4、5月间及6月上旬大鸣大放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毛泽东以下的中共领导层的预料之外。他们没料到民众之口一经撤防，便会真的似大河决了堤。他们没想到平素以为极其可靠、至少是极其听话的民主人士与一般干部，对共产党的领导竟会有这样恶毒的怨气。他们没有估计到共产党员和一般群众之间的矛盾竟会达到如此敌对地步。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确实不能作任何民主化的试验；他们看到了有限度的言论开放非但不能起安全活塞的作用，反而会使整个思想控制有被冲破之虞；他们看到了鸣放办法非但不能和平解决“内部矛盾”，反而有使“内部矛盾”迅速转变为“敌对矛盾”之势。更可怕的，它有影响党员和兵士群众的思想的危险。
于是，才真正“放”了两三个月的新政策，不得不在惊惶失措之中，在“又怕、又屈、又难、又急”的情绪中，急促而粗暴地“收”了。从6月8日开始，一直到同月1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连串的重要社论：《这是为什么？》《要有积极的批评，也要有正确的反批评》《工人说话了》等等。这些文章发动了对鸣放者的反击，开始了所谓“反右派的斗争”。同时，中共开动了它非常庞大的宣传机器和组织机器，让各地工厂，兵营和学校，召集会议，通过决议，指责那些原说“无罪”的敢言者们以大逆不道之罪。要坚决反击并彻底粉碎右派的猖狂进攻。
转瞬之间，气候又完全变了，一股强烈的冰冷空气突然吹来，树林间一片鸟鸣蝉噪立刻收起了声音。景象在顷刻间变成肃杀，未枯的枝叶都纷纷摇落了，上面栖止着的鸣唱家们，傲然挺立的，或者是缩成一团的，都给吹了下来。
6月19日．毛泽东在二月间所作的那篇发动鸣放的演说，经过他本人“整理”和“补充”之后发表了。里面赫然列举了六条鸣放的政治标准。违者有罪！接着就召开了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用五天时间来讨论毛泽东的文章。6月26日会议正式揭幕，以此最后结束了鸣放并开始打击右派。在大会上，不少曾经奉命批评共产党的“人大代表”们，都争先恐后地登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斥责自己，说他们“辜负了人民”，声明自己过去散布的是“毒草而决非香花”，放的是臭屁而非清气，鸣的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思想而非志在助党整风的积极批评。因之要“向人民伏罪”，“向人民低头”，“请求人民宽恕”，让他们改过自新，“从新做人”（凡用引号的字句，都是著名右派分子发言的标题）。总之，这里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过去数月对中共的埋怨和抨击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齐声颂赞与自辱自责。天下再度太平，矛盾也不解自决。
在这里，我们不想更加详尽地讨论毛泽东发起与停止鸣放的理由与经过，也不拟多谈中共和鸣放者们之间的是非曲直。我们这里要着重指出的乃是这个历史事实，即自1956年4月开始，中共相当勉强接受下来并且遵行了的由苏共第二十次大会决定的新路线（反对个人崇拜，有限度的民主化与自由化等），到了1957年6月底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算是最后地结束了，最后地宣布失败了。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层，决心再走斯大林的旧路，亦即走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以前的旧路。
这个决定，毋须论，终于要和赫鲁晓夫的二十大路线发生冲突的，问题只是爆发的早晚罢了。
这个冲突之所以不可免，是否因为赫鲁晓夫们是彻底的、坚持原则的革命思想家，因此绝对不能与拥护斯大林旧路线的人调和呢？
当然不是。赫鲁晓夫所以不能与斯大林路线和解，只因为他在苏共党内斗争的地位，绝不能与斯大林路线调和之故。
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这一个方面。首先，让我们指出一个看似巧合的事实，即在1957年6月下旬，正当中国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来结束鸣放与痛击右派的时候，苏联也举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那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自6月22日至29日）。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凭借中委会的多数力量，打倒了主席团中占多数的以马林可夫及莫洛托夫为首的所谓反党集团。
这两件表面上好像完全无关的大事，其实与中苏两党的思想冲突密切相联。真相如何，请让我们作一个略有系统的叙述。上面我们说过了中共方面的故事，现在要讲苏共方面的故事，也就是说，要讲这整个故事的苏共一面了。
这得从第二十次党大会讲起。
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不用说，是赫鲁晓夫高奏凯歌的大会。但同时亦很显然，赫派此时的胜利还不巩固。它非但不能和联共党的第十七次大会相比，那时斯大林最后确保了绝对权力；它甚至还不能和第十五次大会相比，在那次大会上，斯大林将左派反对派逐出了党的。在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最多不过在政治意见上战胜了对手，但远不曾在组织上打败他们，更不必说消灭他们。二十次大会以多数通过的决议，是否真能帮助赫鲁晓夫去最后打败“马，莫集团”，还得经过试验，且得凭试验的后果来决定的。
新路线试验的结果如何呢？国内，这路线既是苏共党内外群众普遍企求的结果，那末施行起来，特别是在它的初期，总会给人带来新鲜感，带来松舒的心情，因而获得人们的拥护和赞成。不过在国外，为了一些相当复杂的原因，新路线推行结果，正像我们在上面所说，却发生了一连串出乎克里姆林宫始料之外的事变，其中最大的就是波兰工人暴动与匈牙利革命。同时赫鲁晓夫与之改善了关系的南斯拉夫，则非但在匈牙利事件中公然帮助反苏的领袖，而且更加自以为是，以先知的姿态出现，从而教训苏共，竟欲以“由南斯拉夫所开始的新道路”来和一切“斯大林主义的”与非斯大林主义的道路相对抗。这样一来，赫鲁晓夫不得不改用斯大林用惯的高压办法，去镇压由新路线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同时，又不得不和才得改善关系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争吵，重新拣起那件反修正主义的武器来。
此时苏共内部如果没有对立的派系存在，赫鲁晓夫多半会从此抛弃那个新路钱（当然只以国外为限），一直沿斯大林的老路走下去了。可是苏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显然不容许赫氏那样做。新路线一旦在东欧国家推行中闯了大祸，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自然会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面对苏联的民众说：“怎么样？现在你们看见了吧。果然闯了这么大的祸水！我们早就对他说过的，专政的铁手丝毫放松不得，领袖的权威毁损不得，苏联对邻邦的控制放宽不得，跟南斯拉夫的叛徒们要好不得，可是他都不听，现在你们看，如何？一切都证实了我们的预言，还是让我们这些有经验的，忠于马、恩、列、斯的老干部来领导吧。”
事实是这样发生了的。自从十月间发生匈牙利事件，11月间爆出了波兰的政治危机，同月南斯拉夫的铁托发表了他挑战性的演说，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等人便认为反攻赫鲁晓夫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苏共中央的主席团中展开了还击。一时间，赫鲁晓夫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原先拥护他的人，有的开始转到敌对方面去（例如谢比洛夫），有的则开始动摇（例如布尔加宁等），以致他不得不作相当让步，以便争取时间。他的让步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①，着重地指出斯大林犯错误的“悲剧性”，指出它的客观原因，并指出他的功劳；②，重新反对南斯拉夫；③，加强对东欧国家的“领导”。这些让步，暂时间虽能缓和一下反对派的攻击，但反对派自然也要利用这些让步来增强自己的地位，提高自己的声势。故自1956年12月[8]苏联领导圈内再度爆发斗争，赫鲁晓夫派被迫略作让步以后，两派随即积极活动，多方寻求支持，准备下一步斗争，决定最后胜负。
在国际方面，双方首先要追求的，自是中共的支持。此时的中共，就其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所表示的立场说，本来与马、莫集团接近得多。它原应该将自己的同情寄托在这一边的。但因赫鲁晓夫一系自从“平反”了斯大林加于中共身上的屈待以来，跟北京先有了不错的交情；加以赫鲁晓夫此时已占据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地位，坐上了近水楼台的好位子，因此，虽然苏共二十次大会以后，毛赫两人开始有了分歧，可是中共这个月亮，不管毛泽东愿不愿意，却还是让赫鲁晓夫先得了去，让他先借了光，派了有利于自己的用场。
赫鲁晓夫一系如何对待《再论》中所表示的中共立场，他们如何利用它来渡过难关，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此地我们只想再补充几件明显的事实，藉以看出当时从北京来的“声音”，对于赫鲁晓夫们是如何地“重要”。下面是苏共中央最高机构于12月26日会议以后，紧跟着发生的几件大事．
1956年12月29日，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再论》这篇文章。
1957年1月7日，周恩来率领一个中国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1月11日，匈、中、苏三国党政代表团会谈结束，发表公报。公报强调要扩大三国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合作，坚决反对任何想减弱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企图。同日，周恩来等到达布达佩斯。
1月17日，中匈发表联合公报，中共对匈牙利政府的种种措施与观点，表示完全支持与完全一致。
这几件简单的事实，让我们看见，在短短的二十天中，中共如何帮助苏联当局挽回了它因匈波事变而丧失了的声望。这同时也就是帮助赫鲁晓夫们抵御了“马、莫集团”对他们所进行的攻击。
这在某一意义上说，中共曾经在苏共内部，帮助思想上的敌人，打败了思想上的盟友。
不过赫鲁晓夫一系的胜利。主要当然不是靠国外盟友的帮助，而是靠国内群众的拥护。1957年春天，正当中国热火朝天地进行鸣放运动的时候，苏联的同性质运动已差不多快进行一年了。跟着工业管理的分权化与民主化，民主自由的要求也在文化艺术方面，甚至政治方面提出来。因为反斯大林专制的新路线，主要是苏联本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那一阶段的产物，所以实行起来，并不曾发生东欧以及中国那种决堤溃防，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情形。新路线确实有它的群众基础，赢得相当大的群众拥护。所以不管这条同样的路线在国外造成了乱子，但赫鲁晓夫一系的立场，在国内还是受到较多人欢迎的。当然这不是说，代表旧路线的，或更正确些说，那个被人认为是代表旧路线的马、莫派，一点都得不到党内外的群众拥护。他们也还是有力量的，如果不是在广大群众中，那末至少在党内，特别在较老一辈与较高几层的官僚中，他们拥有不少支持者。因此，正和中国“右派分子实行猖狂进攻的同时”，这些苏共内部的旧派，在立场上似乎可称之为“左派”的马、莫一系，也在拼命积集力量，利用东欧各国“右派”与“修正主义者”的“兴风作浪”而企图一举打倒党内新路线（这在马、莫派的立场看来似乎可称为右派的）的代表者赫鲁晓夫。这个斗争终于在1957年6月17日公开爆发了。在那一天召开的苏共党中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以绝大多数通过了决议，决定将赫鲁晓夫开除出主席团。赫鲁晓夫系输了第一个回合，却不曾倒地不起，他立即着手召开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藉以最后解决问题。中委会的全会召开于同月29日，会议上展开二派的第二个回合，这时候，形势却完全变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派”毫不费力地击倒了以马、莫为首的斯大林嫡系。会议将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撤除了主席团委员与中委之职，并将原属赫派的谢比洛夫革除了主席团候补委员与中委职务。
斯大林逝世之后，发生于苏共党内的二派权力之争，至此才算最后决定了，——这是苏联方面的一段故事。
现在让我们将中苏两个方面的故事连串起来吧。同是在1957年6月下旬，两个重要会议分别举行于北京与莫斯科，会上决定了不同的方向。两个会议的主题是相同的，都是要解决因苏共二十次大会新路线所引起的纷争。但解决的方式却正相反对：如果在中国，是“左派”击溃了党内外的“右派”；那末在苏联，恰恰是“右派”打倒了党内的“左派”。如果在中国，那次会议宣告了旧路线的重被采用与新路线的寿终正寝，那末在苏联，党的中全会却最后排斥了旧路线的代表们（这当然不等于完全放弃旧路线），重申了新路线的继续及其进一步的推行。
这是非常清楚的背道而驰，是循着相反方向延长的两条不平行线，早晚要交叉到一起的。
所以有谁若问中苏共的冲突何时开始，我们有充分理由回答说是1957年6月下旬。因为从那个时候起，中苏之间的分歧才确定不移地存在了。它们将以哪一方式，假哪一事件，在哪个时候爆发出来．当时虽还不能预知；但它们之必将爆发为冲突是必然的。
为的要更清楚地说明这个“必然性”起见，请让我们再看看“马、莫反党集团”的意见。根据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反党集团的错误意见”有如下几点：
①，“力图反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在苏联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建立友好关系”；②，“反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实行的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措施”；③，“反对党所提出的下列根本主张：关于在目前条件下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关于加强苏联共产党和国外进步党派的接触的必要性”；④，“否认苏联领导人同其它国家的政治家建立个人接触的适宜性”；⑤，“反对工业管理的改组”；⑥，“不承认有必要增加集体农民在扩大农产品生产方面的物质利益。反对取消集体农庄旧有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⑦，“在国内问题和外交政策问题上，他们都是宗派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这些罪名，今天几乎全部可以用来加在中共头上。在当时，我们虽然无法确定中共是否已经形成了如上所举的主张。同时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当时中共与苏共内部的马、莫派不会有具体联络；但当1957年六七月间，中共领导层在思想上已经偏向于赫鲁晓夫的反对者，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表示得很清楚，当苏共中央的决议，由尤金大使正式通知中共之后，中共只简短地回了一个极其外交式的电报，说：“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的团结与巩固。”此外，便不再有任何声援和响应了。
形势虽然如此，赫鲁晓夫在这方面自只有一条路可走：要想避免与毛泽东公开冲突，必须及时设法叫中共回头，回到与苏共同一方向上来。赫氏自己是无法以转向来迁就中共的。其所以会无法，因为他若对中共路线作重大让步，此时已经等于对“马、莫反党集团”的投降，也就是等于给自己的存在掘毁根基。
但是毛泽东能否因赫鲁晓夫的要求、劝告、利诱或高压再度同到二十大的路线来呢？——问题就在这里。
毛泽东自从1957年夏秋之际决心退回原路之后，非但自己不曾再动摇过，而且还想叫苏共以及一切跟随苏共的兄弟党也跟着他走。这样一来，试问怎能避免冲突？又怎能防止分歧不日趋严重？
不过历史证明，从不同路向的确定直到中苏冲突的公开爆发，中间经过五年有余。为什么会有这段漫长曲折的过程呢？大敌当前，不应让“仇者快，亲者痛”，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却在于：①，“歧见”并非一下子就形成了完整纲领的，它逐渐积聚起来，是在斗争过程中形成的；②，毛赫二人都是现实政治家，他们首先都要考虑到分歧弄成冲突的后果，要考虑到这些后果会给他们各自当权的国家（特别对于中国）带来多么不利的影响。
当然，斗争有它自己的逻辑，人的主观愿望大多驾御不住客观的进程，同时潜伏在中苏共思想分歧下面的还有着更为深远的原因，于是，在不算短但更不算长的时间内，终于使“坚如磐石”，“亲似骨肉”，“永恒长青”，“牢不可破”的中苏两党与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分歧而濒于破裂了。这中间经过了怎样“针锋相对”的，又妥协又冲突的斗争，才弄到这个地步呢？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下一章里叙述。
[1]见《亚洲情况》（1951年，伦敦出版，P37—P38）作者罗辛权等（L.K.Rosiugerandassociates）。
[2]1927年秋，中国革命失败，中共曾派遣大批党员赴苏联学习，当时毛泽东在湖南工作，不愿到莫斯科去，决定上山打游击，未离长沙前，曾对他的同志何资深说过那句话。
[3]中共治下的反苏言论，首次见于1957年龙云在人大一次常务会议上的发言，据他7月13日在第一届人代会第四次会议的发言中说：他的反苏言论归结为三点：①，“抗美援朝战争经费，全部由中国负担不合理”；②，“美国借款给盟国，又实施租借法案，后来他们有的赖了债，有的美国不要还了，苏联对我国借款，十年以内还清，时间过短，还要付息；③，“苏联解放我国东北时，拆走了工厂中的一些机器．有无代价，偿还不偿还？”龙云的反苏言论，当时曾受到严厉的谴责。龙云本人因此被列为“右派”，结果做了屈辱的认罪。不过据苏联方面的说法，龙云们的反苏竟是由中共当局授意的（见1964年6月21日尤里·茄可夫的文章）。这当然不会是事实。但是有一点我们却可以确信：1957年以及1957年以前，对于苏联的上述种种不满，在北京的领导层中，一定相当普遍地存在，否则，龙云这个老奸巨猾的官僚，决不敢在人大会的常务会议上作此大胆发言。
[4]据后来中共的文件透露，此事叫中共不满，固然由于事情本身，但也同样地由于发动此事的方式，所以中共一再责备苏共没有和兄弟党事先商量。仿佛如果先行商量，使中共在应付方面有所准备，事情会有所不同的。
[5]后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透露出来的事实，让我们知道了：接受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特别是接受其中反对个人崇拜的决议，中共领导层中的态度不是一致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群，很愿意藉反对斯大林崇拜来遏止中共党内日趋严重的毛泽东崇拜，因而他们是自愿接受的；至于以毛为首的一系，鉴于反斯大林崇拜间接打击毛氏崇拜，极不愿接受那个决议。但从我们迄今为止所见的文献来看，毛在当时并未将反对意见公开说出来，中共领导者内部更不曾为此发生分歧。这多半因为国内外的大势所趋，反个人崇拜的潮流太强，他当然还不便为斯大林的崇拜辩护，同时也不便为对自己的崇拜辩护，于是耍出了他原来最擅长的一套，阳奉阴违——1968年2月注。
[6]按照中共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中的说法，仿佛苏军之粉碎匈牙利革命，还是中共“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结果。这话显然是言过其实的。因为，由于当时的局势使然，纵使没有中共的“坚决主张”，莫斯科当局也必然会坚决镇压的。
[7]“鸣放”口号的提出，最初原是为从事科学研究和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后来才被扩大应用，借用于政治，社会的各方面。可是事实上，知识分子响应得最迟，这是很有意思的。
[8]一次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举行于是月下旬，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些对付赫鲁晓夫的决定，其中之一，是设置了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其任务在于监督全部国家经济的进行，其权力操在复起的莫洛托夫与卡冈诺维奇一系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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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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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内容，原本是我另一部稿子中的四章。只为了出版方便，才单独拿出来先行付刊的。
我的另一部书是“毛泽东思想论稿”。那是一个相当大的企图，企图对毛泽东思想作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与历史的研究。全书共十六章，本书乃是它后面的四章——专门讨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和中苏冲突的关系。
“论稿”开始写于1961年之春，草成于1964年8月。因此，文中所涉及的毛泽东的言行，自只能以发生在1964年秋天以前者为限。
自从那时到现在，不用说，“桥下已有大量的水流过了”。同时在那个思想本身，似乎也有了“飞跃发展”，似乎也有了新的意义。
那末我们这几篇数年前的旧稿不加改作地拿出来付印，是否合适？是否有用呢？
我想是合适的，因为这几章里叙述的是中苏共冲突的历史，所研究的是冲突之深远的原因。近三年来新材料的出现虽于史实有所增添，但基本上不能改变我们的叙述；这几年中的事实发展，更不会影响到我们关于原因的论断。同时我想这也不会无用的，因为中苏冲突，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乃是他“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不小范围内，却正是那“反修斗争”的结果，或者可以说，毛泽东这个对内斗争，多少也就是他对外斗争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所以要正确与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反对“中国赫鲁晓夫”斗争的原因，必先正确地知道他和苏联赫鲁晓夫们斗争的意义。
可是为了知道其经过并了解其意义，我相信，本书是可以——至少在相当限度内——满足人们要求的。
临了，我希望以本书为其中一部分的我的那部《毛泽东思想论稿》，不久也能和读者相见。
※※※
上面这几句话写于1966年11月间，因为当时曾经有将本书出版的计划。计划终于没有实现，一耽搁，转眼又将五年了。
现在，离稿子写成竟已有七年之久，却真的有了出版机会。在接受出版者的提议之前，我不免有多少疑虑：是否真的还值得付印呢？于是将稿子再读了一遍，结果，答案倒是肯定的。
如果，我这几篇东西是新闻记者式的报道，不用说，到了今天只配抛进废纸箱了。如果它是所谓“中国观察家们”半逞幻想半卖情报式的作品，那更不用说，毋需等到今天，本就应该付之一炬的。
但我这书既不同于前者，更不同于后者。它是严肃的研究——虽然也还只是一种企图，是作者对于当前世界的巨大事变，对于今后人类的某些根本问题，以毛泽东思想作引子，配合在中苏共冲突的史实中，站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立场上，全面思索之后所提出的一份报告书。
这样性质的作品（好坏正谬是另一回事），决不会在短短数年中变得不合时宜。因为这里的时间尺度不是十年八年，甚至不是数十年，而竟是上百年的。
当然，如果读者中有谁只愿将它当政论读，当史料看，我想也不会一无所得吧。
1971年9月
三原序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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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杀与软绑（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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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杀与软绑
作者：木君来源：《新旗》1946年第7期
录入者按：引用得书摘太多了，打字的时候万分痛苦。切入角度不错，按理来讲可以促进人们的深思，这就是好的。录入时的感觉总得而言比录入彭述之派的文章好多了。不幸，我现在离那个时代太远了，很多东西感觉起码隔了一层。
这篇文章没有简单地（也可能是“流俗地”）去纪念李闻惨案，而是去深挖一个相对无闻的孙中原案，从而让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看透特务机构的力量：它不只会直接暗杀，而更会在将目标绑架后在精神上把它毁灭，这要更加厉害。
文章里边有一句话，大意就是，对于那些被特务机构在精神上打垮的人，人们往往扣一个叛徒帽子就了事了，既没有同情，更没有去深挖这背后的道理。这种反思精神，我觉得很好。
李星按：这篇文章谈的内容很重要，阐述了资产阶级国家特务机器的本质。作者可能是经历过特务迫害的王凡西。确如录入者所说，这样的文字录入起来，比彭述之一派的许多虚伪说教【当然，也不是全部如此，即便彭本人的文字也不都是虚伪说教】，要有启发的多。）
硬杀与软绑
同在七月中旬，同一个特殊势力，在不同的两个地方，用了不同的两种方法，对付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个领袖。
人们用手枪在昆明打死了李公朴闻一多，又在北平用汽车请走了孙中原。前者是硬干的，是铁与血的事件，所以震惊了全中国，甚至波动了全世界；后者是软做的，是扑朔迷离的，所以不会引起同样反响，甚至为许多人所忽视。
其实前后二者，不过是一个制度的两种手法，一块盾牌的两面。“硬干”固然可恶，“软做”却是尤其可怕的。杀人见血是惨事，但谁能说杀人不见血不更惨些？一颗子弹穿进了血肉之躯，被射击的人倒了，事情清清楚楚：一边是卑劣无耻的凶手，另一边是求仁得仁的烈士。人们的感情也容易安排的：痛恶杀人犯，同情牺牲者。就被害人所代表的思想事业言，一两个人的血往往能换得来更多的代价。可是“软做”方法的情形就不同了，也是凶手对被害人的射击，但他所用的手枪非但无声，而且无形。给击中了的人并不流血，身体还是好好的，顶多不过“神经失常”，可是他一样地倒下来了，精神上倒下来了，甚至被毁灭了。放射这支无声无形枪的人不算凶手，而是“导师”“保母”或“教育者”，而那个被射中的人呢？自然也不是烈士，而是“忏悔者”“改宗者”或者“叛徒”了。这时候人们的感情是如此的：不痛恶凶手，却尽情地鄙视那个被害者，连带甚至也鄙视那个被害者所代表的思想事业。
如此说来，“软做”不是比“硬干”好得多、高明得多、有效得多吗？
所以实在说，硬干早已是过时的方法了，早已不是“科学的”特务制度的正宗。有时还偶一用之者，那不过是占着次要地位罢了，或者，济“软做”方法之穷而已。
我们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起过“软做”，即“再教育”的内容，这里要借孙中原案做个实例，让读者多多欣赏一下这个现代特务制度的高妙艺术。
孙中原案就报纸上的消息看，它的发展经过如下：
一、“七月十八日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在南池子街被绑失踪。”
二、“十九日民盟华北负责人张东荪、刘清扬联名致函李主任、熊市长，要求营救孙中原。”
三、二十九日，“据政府高级官员二十七日告合众社记者称，孙中原失踪一案，实系其本人主动，孙氏现由政府保护监视。因渠最近曾作反共言论，深恐共党加以不利，故请求政府予以保护……又称：孙氏现患精神失常症，正由医士诊视中，据渠报告医士称，渠渴望与政治绝缘，俾专心办理实业。”
四、卅一日申报驻平记者电：“报载孙中原刻在东城什坊院五十四号休息，记者今日上午十时按址去找，见一位穿黄卡基裤的中年人出来开门，要求见孙中原，他说：‘孙先生洗澡去了’，问何时回来，答：‘孙先生还要去看病’，问害的什么病，说是肠胃病。据说这个地方不是孙中原的家，而是他的朋友的住处，问这个朋友姓什么，那位先生说不知道。”
五、同日据中央社记者说，他曾晤及孙中原，据说孙中原“身体颇健”，又说他并未被绑，实系“七月十八日行至东安门附近，忽遇十年未见老友宝世来，于倾谈时突然病发晕倒，乃由其友送往什坊院五十四号自宅。”
六、同日，北平世界日报公布一封孙中原给李主任的信，说：“因病后苦恼，复因家事万端，一时气愤，避居友人家中疗养……愿于近期返籍，今后继续实业，决不作非法行为……”
七、八月一日，“孙中原专机飞往西安转蓉，行前留书张东荪，声明退出民盟，并指民盟为‘共党尾巴’。”
八、同日据文汇报讯：“闻孙中原已于一日晨避居西苑某处，对外宣传则为返回成都，并自即日起脱离民盟。”
九、八月五日，“民盟华北支部负责人张东荪氏特电蒋主席，要求保护孙氏安全……请电令川省当局邀集各党派无党派人士证明其确为安全与自由……”
十、八月二十日，文汇报南京电，“民盟北平市委孙中原，自失去自由后，正被监视于成都孙氏私宅，传曾受刑，已手足麻木，不能行动。生命安全殊为可虑。”
仅仅上面摘引的一些公开消息，已经达到了自相矛盾的极致：忽而“自请政府保护”，忽而“遇见十年未见老友，由其送往自宅休息”，又忽而是“一时气愤，避居友人家中”。一个申报的记者说他“患病去见医生”，同一天的中央社记者却见他“身体颇健”。更可笑的，孙中原既然“自动”到朋友家去养了几天病，为什么要写信给“李主任”表示“今后决不作非法行为”？更为什么要烦劳行营用“专机”将此“病人”送赴成都？这种自欺欺人、掩耳盗铃的宣传，真所谓是欲盖弥彰。
美国的新闻记者见了这些前后的报道弄得莫名其妙，只能说是“谜”，也许是中国式特有的谜，其实这何尝是谜呢？拆穿“西洋镜”，特务制度这杆“无形手枪”在作祟罢了。
我们没有兴趣从这消息中细找矛盾，籍以揭破它们的虚伪与欺骗。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些矛盾太清楚，毋需乎找。我们也毋需采取法学家或实验主义者的态度，从这些矛盾中找“证据”，籍以证明这个“事件”究竟是谁干的。我们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在最近一二十年由成千成万“孙中原”用生命来证明了的事，再不必找什么证据了。我们可以断定，凭事件的本身就可以断定，这是中国现统治者所直辖的特务机关的杰作。
我们感兴趣的是下面这个问题：
特务机关究竟用什么方法完成它的杰作？它有什么法术，能使一个政敌在短短几日内“神经失常”、“灰心政治”、“认罪悔过”、“留书退盟”。并且“专机回籍”呢？
我们知道，特务的第一步是所谓“调查统计”，那就是尾随、盯梢、绑架，无论对什么人，根据一个密告或简单被特务认为形迹可疑，就放一只“眼睛”在他身上，调查他的关系，记录他的往来，然后等一个时期，当特务们认为“统计”已经完毕时，就来一个“一网打尽”，把全数被“调查”到的人不穿制服、不配证章、不拿拘票、不说明机关，就这么简单地将你“干”去了。
第二步是审问，即所谓“疲劳审问”，或所谓“轮番审问”。“干”了来的人立刻有人跟你“谈话”，调着班谈，每班一人或二三人，每班延长二三小时，一班接着一班，不让你有片刻休息。用种种问题：从你的家常谈到国事，从组织谈到理论；用种种方法：从利诱到威吓，从欺骗到硬敲，从送烟递茶吃大菜一直到老虎凳、荷兰水、三上吊；用种种角色：从朋友亲人似的“好好先生”一直到满脸杀气的打手……这样地谈话，这样的审问，毫不间断地，从早晨到晚上，从黑夜到黎明，六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四十八小时，九十六小时……总之，一直跟你谈过去、缠下去，他们是以逸待劳，轮番出战，有似“牛头山”上滚下来的“滑车”，而你呢，给弄得心力交瘁、疲惫难支，有似那个被碾死的“高宠”。
被如此审问的“犯人”，很多会在第一个“遭遇战”中就完全败下阵来的，他缴出武器，满足了人们的要求：“招供机关”与“登报悔过”。
但也有许多人熬下来了，那末暂时把你“优待”起来（把你绝对地孤立起来，使你同家属、同外界、甚至同相等的犯人、更甚至同任何书本隔绝），特务们一方面对外散播你“投降”的谣言，另方面间隔一个相当的日子，再来“疲劳”你一次，或叫你出去，毫没来由地，弄几个粗小子狠狠地揍你一顿，接着一年、二年……最后总有一天解除你精神上的末道防线。如果你这样还不倒下来，那末会有一天，往往是夜间，请你出去，花费一颗“国家”的子弹！没有罪状，没有宣判，自然毋需乎通知家属，你便从此“失踪”了。
孙中原大概在第一次“疲劳”中就“精神失常”、就“悔过认罪”、就“留书退盟”的；不过更可能，孙中原还不曾“倒下来”，他致“李主任”与张东荪的书信都是特务伪造的，所以还不让他自由，还要用“专机押解”赴蓉。
孙中原事件是一个例，一个小小的例；但是特务们的全盘的面目已可以看出来了。它是多么的恶毒、阴险、“违反人道”与“违反理性”呀，但它偏偏是“礼义廉耻”的真实内容！
人们注意李公朴与闻一多的惨死，提出了抗议，举行了追悼，并且要求彻查；对于孙中原事件却淡然地让它过去了，除了张东荪的一个电报之外，我们不见有任何抗议与评论。其实这是错的。
反对特务，首先要反对那“软做”的特务！
提审法的严格执行，人身的切实保障，一切政党合法存在，一切罪犯必须由法院审理，这是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力量首先加以争取的。
不过在为反对特务而从事斗争的时候，我们不愿人们陷入一种错误的见解，仿佛特务制度只是现当局中几个反动的“顽固分子”所发明所主持的，只叫去掉了这几个人，就可以根绝特务了。这是一种错误。
中国的特务制度非但不是某几个“顽固分子”所创造，甚至还不是本国自造的。特务制度这门“科学”与其他的一切科学一样，是从外国学来的。从纳粹的德国，从法西斯的意大利，甚至从堕落以后的史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我们的执政党学来了它；不过抄袭加上了独创，舶来的加上了中国古有的，以致一二十年来，中国的一切科学遭到了摧残，萎缩着，奄奄无生气，唯有这门特务与警察的“科学”，发扬光大着，冶中西文明于一炉，竟是青出于蓝了。
发生特务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大不同的。德意的特务制度建筑在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身上，而目前苏联的特务则为了那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利益。但它们乃是社会矛盾达到了最尖锐，被压下去的革命尚在威胁，统治层对下层群众十分恐惧时候的产物，却是一样。
中国大资产阶级在二十年前利用了群众的革命，中途又屠杀了群众，出卖了革命，因而获得了政权。这情形使它和广大群众始终立于最不可调和的地位，使它自身始终陷于矛盾威胁与恐惧之中，因而使它向外国去输入了特务制度这门“科学”。
既然中国统治阶级存在的条件决定了特务制度的存在，那末想从现统治的机构中单独挖去这个特务制度，可见是绝不可能的。统治阶级与特务制度是“共存共荣”、“同生共死”的，它只能在一种情形下倒台，即是统治阶级整个倒台的时候。它不能用改良的方法来除去，只能用革命方法来推倒。 |
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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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发挥人民的力量？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8年第6期
李星按：有趣的一点，是指出马叙伦长期以来“忠诚反对派”的面目。要补充的是，1927年，马某也是屠杀共产主义群众的积极鼓吹者。
马叙伦先生在八月一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专论，提出了一个口号：「人民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这在马先生及其同一群人中，确实是一大进步，一大觉悟。我们自然不是说，马先生等以前是「糊涂的」，现在明白了，不是的，这里丝毫没有个人的智愚问题包含在内。论知识，论学问，马先生等是高人一等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关于政治的态度问题，而政治的态度，尤其是斗争的态度，却极大部分决定于一个人的阶级立场，很小部分才决定于他的智慧。
马先生是目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派中的代表人物，他的言论虽然是个人负责的，但能代表一大群人的见解。所以是值得看重的。
过去，马先生的态度是一个「忠贞反对派」的态度，换句老话说，就是「忠臣」态度，他是处处期望着「主席」及其政府的，有时候，也相信马歇尔元帅会给我们带来民主与和平。这次是不同了，马先生不再希望政府能够给我们民主与和平，也认为美国对于中国「不是完全基于道义的」（话还是说得太客气）。他大声疾呼地喊出了「人民自己来解决！」的口号。这是好的。至少，它表示出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已经更向左边进了一步，虽然离革命的态度还远，但至少要越出「忠贞反对派」的界限了。
其实在我们，事情是早就明白的，「人民的问题只有靠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没有对任何国内的既成势力存过幻想，我们也不对国外的马歇尔，杜鲁门，司徒雷登，甚至连当年的罗斯福存过幻想，我们始终觉得：「只有自己靠自己」。我们所以能有自己的认识，让我们再说一遍吧，并非因为我们比民主派诸先生聪明些，而只是因为在社会的地位上更低微些，对统治的诸势力更少渊源些，因而能更少幻想些。我们工人受生活的教训，受斗争的教训太残酷了，使得我们除了自己之外简直不相信任何其他的力量，尤其不相信当权的有产者的政府能给我们什么真实利益。
就目前中国的特殊情形说，我们是从来不相信美国，国民党，甚至共产党，能给我们以民主与和平的。民主和平必须靠我们人民，具体言之，即必须靠工人，农民，以及全体劳动分子（智力的与体力的）自己的力量来争取。
马叙伦先生，在这点上，达到了与我们一样的见解，这怎能不为之欣喜呢？
但是问题还有，人民如何能发挥出力量来解决问题：
我们在第四期本刊里提出过主张：立刻由职工会，学生会及各种团体（包括自由职业分子的团体），按照各该组织的人数比例，推举代表，组织一个统一，集中，超党派的上海各界争和平民主的代表会议，由它来领导我们的斗争。
现在我们还是那样主张，尤其那样主张；不过为了容易实现些起见，我们提议：在上述的代表会议尚未产生之前，不妨先由各工会领导，由各单位工人选举，先成立一个上海工人争和平民主的代表会议，作为我们上述那个代表会议的准备与基础。 |
国大问题的症结何在？（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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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问题的症结何在？
作者：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工人阶级如何看待当时要开幕的“国民大会”。文中指出，中共虽然主张民主宪政，但在国大问题上，还是比较退让的，承认国民党指定的御用国大代表的资格，这难免让不少人觉得中共貌似只要分到一些权力，不在乎国民党是不是舞弊。作者进一步提出需要通过群众运动建立一个彻底的大众权力机关，等等。
这些内容谈的也可以说很好，但今天回头看，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分析当时的历史上下文中，是否现实，而假如一时无法实现，工人阶级应该怎么办。
七月三日国民党的最高国防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将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同时据国民党的宣传部说，政府「还将自动改组」。共产党与民主同盟方面对此提出了抗议，所持理由是：当初国大延期既然是由三方面决定，则此次再度召集自必亦征取三方同意，今政府以片面行动出之，所以共党与民盟方面不能受这一决定的拘束；这是从手续与程序上说的，还有政治上的理由，即当初共党及民盟方面同意召集由国民党占有百分之七十的国大，是以政协会全部决议的实施为条件的，今政协决定的其他事项都未实行，有的且被推翻，那末单独召集国民党可以垄断的国大自无意义。
共产党与民盟的这个抗议自然是有理由的。何况国民党七月三日的这个决定，并非简单地要表演一下「民主的」喜剧，它含有更阴险的用意，就是这样的决定之后，国民党表示再不愿意跟共产党或其他在野党派作任何商谈了，它关闭了一切谈判之门，而决定用「国民大会」与「民主政府」的名义来讨伐「奸匪」，平定「内乱」了。因为这个钦赐的「国大」即等于内战的正式宣告，所以我们不站在共产党及民盟的理由上，而简单站在反内战和平的立场上，也必须反对这个决定以及或将召集的所谓「国民大会」。
不过，在完全超出于既成党派利益的我们看来，共产党与民主同盟对于国大问题所取的态度，也还是不正确的，他们都没有给国民大会以应有的重要性，都不十分看重这个问题，仿佛都把国民大会看成一个民主的幌子，把它抬得很高，但事实上谁都没有认真地当它一回事。这个态度，在本年一月间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以及后继的一切政治商谈中，极明显地表示出来了。人们在这些会议上争执得最激烈的，是政府改组问题，军队比例问题，宪草问题，未来政府的机构问题，一句话，是官职的分配问题，枪杆问题，地盘问题，至于如何能真正的让全体人民出来对政治发言，如何让他们以国家主人资格来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则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政府是不用说，它因为和民众的对立太尖锐了，它害怕民主，所以在这问题上争执得最坚决，非让十年以前由国民党统一圈定，派定或「选定」的代表出席不可。这当然是万分荒谬的。十年以前的代表，即使是真正用民主方法选出来的，也决计不能再代表十年后今日的民意了，何况那些代表根本与人民无关！国民党这个荒谬的主张，本应该严厉地加以打击，绝对不能与之妥协，如果中共与民盟确实把人民放在第一，确实把国民大会看成目前中国最迫切最主要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末他们就该以这一问题的圆满解决，即保证能在最短期间以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普选方法产生全权的国民大会，作为谈判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可惜那时候中共与民盟并不这样做，他们声嘶力竭地争执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却马马虎虎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妥协了，承认了十年以前由国民党指定了的「人民代表」继续有效。这是大大的错误，大大的不应该，以致人们对政协会议得到了分赃会议的印象，以致人们相信中共与民盟事实上具有这样的意思，即把政府的改组所谓「联合政府」看成第一，而国民大会则不过是党派商谈妥协之后，再用一个「人民」的名义来加以核准罢了。
或许他们以为，只叫「国大」能够核准党派协商的结果，只叫它能够通过一部「宪法」，那末就是国民党十年前准备好的国大也行。这态度是十分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三个党派的谈判显然不能代替全体人民的意见，而通过了宪法，即使是最理想的宪法，如果没有一个全权的真正民主产生的国民大会，便不能使它发生丝毫力量。中国现在所缺的不是好看的法律，而是真有力量的民主政权，所以根本问题是国民大会问题，而非宪法问题，更非政府改组问题。
所以依我们之见，中国目前一切民主派别或个人，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来争取一个真正民主的与赋有全权的国民大会，要认定只有这样的国民大会，才有资格与力量来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自然也包括种种党派的问题）。至于政府改组，或所谓「联合政府」，那我们认为是暂时不必谈的，因为中国究竟应该有一个怎样的政府，只能由国民大会来决定。如果像上次的政协一样，以国大让步的条件来换取政府改组，那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违反革命利益的。
不过有人会说，先做到了政府的「民主化」，然后再在国大问题上逐渐谋补救之道，不是比在「坏政府」的控制之下进行国民大会运动好得多吗？
我们不同意这样的意见，因为第一，目前中国已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非但它的历史任务，便是它的一些迫切问题，都非经过最澈底最激烈的民主改造不可了；第二，代表着帝国主义，金融买办官僚资本与大地主的现统治机构，非但不能在这个「改造」上尽点力，而且是主要的妨碍者了；第三，在野党派派代表参加这个「坏政府」，组成「合作的政府」，其效果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替「坏政府」装上了「民主的」饰物；第四，这样的「合作政府」非但不能「补救」不民主的「国大」，而且瘫痪了广大民众为真正民主的国民大会而奋斗。
因此，我们认为，目前国民大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不是什么国民党之片面地或非片面地决定召开日期，而是中国一切为民主而斗争的人，是否认识了国大是目前一切问题中的问题，因此集中全力来为之斗争，在这问题上毫不妥协，绝不能让反动党派拿去作独裁的伪饰，作民主的掩护。
所谓「毫不妥协」，自非关于国民党行将钦赐的那个「国大」的召开日期或代表名额的分派等等问题，而是关于国大产生时的彻底民主，国大的权力以及其全部政纲。因此，目前我们对于国大问题时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一，绝对反对国民党行将召集的十年前由它一手指定的国大；二，也不赞成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等在政协问题上与国民党妥协的国大，因为百分之七十的代表捏在国民党手里，根本不会有丝毫民主意义的；三，我们认为在国大问题上绝对不许做一点买卖，由几个现成党派的代表参加政府，绝对不能代替或交换由全体人民普遍选举的国民大会；四，停止一切无聊的商谈，抛弃一切有毒的幻想，我们应该集中全力来争取一个由平等直接不记名的普选方法产生出来的全权的国民大会；五，如此产生出来的全权的国民大会，绝非一个替现政府立法的机关，而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它应该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它首先要解决政权问题，要建立一个真正符合于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府，其次要解决军队问题，要靠全国民众及兵士大众的帮助，立即改编一切军队，实行军队的所谓「国家化」与「人民化」，这两个问题一解决，那末目前纠缠不清的什么枪杆与防区问题，亦即内战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再其次，这个国大应该立即没收土地给耕种□的贫农大众，藉以解决最迫切的饥荒问题。应该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并实行劳工管理生产，藉以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与生产停顿问题。它自然还必须力反现政府一切依存外国的政策，争取民族的真正独立，同时又要实行国内诸小民族的自决。最后，这个国民大会当然要彻底保障一切人等的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完全自由。
只有把一切力量归纳到这个国民大会的斗争上去，才能使中国走出目前那个苦闷的僵局，才能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都发生出新的希望与新的力量。
不过，有人又会发问，在「坏政府」底下如何能争取得这样的国民大会？同时，这样的国民大会万一产生，如何能保证有这样大的权力？不会得流于空想吗？
对此疑问，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对国民大会本身的幻想是比任何人更少的，因此我们从来认定，要使真正民主与真有权力的国民大会实现，必须靠基层群众，尤其是工人与贫农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如果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广大无比的城乡贫苦民众兴起了，而且组织了，他们为这样的国大而斗争，那么这样的国大一定是能实现的。同时，我们也从来肯定，国民大会的权力不是由它本身来决定，甚至不是由它的代表的构成来决定，而是由国民大会以外的群众的斗争力量来决定的。我们为国民大会而斗争，并非看重它是一个完美的机关的静的方面，而是看重它能唤起广大斗争群众的政治觉醒的动的方面。因为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尤其是工人群众的直接干涉，而让国家的全部命运继续操在少数几个官僚与政客手里，什么问题都不会得到丝毫解决的。
是时候了，立即抛弃一切协商，谈判，请愿的勾当，集中一切力量，为一个直接平等不记名普选的全权国民大会而斗争！ |
应有的声明（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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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的声明
作者：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4期
李星按：这两篇都是讲社会革命应如何对待秘密外交和旧秩序的对外财政义务的。
抗战胜利后，蒋帮对美国出让了若干主权。几十年后，在资本主义全胜时代，台湾国民党的心理战部门在中国大陆进行了有系统伪造近现代史的文宣活动，效果巨大。到了21世纪20年代初，思想斗争的历史时期再次来临，回头看近现代史，是推动工人阶级觉醒的必要工作。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二日，俄国彼得堡由群众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发表了一个「财政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专制政治从未得到过民众信任，从未由民众付托过权力。因之我们决定，我们不答应偿付帝制政府与全体民众公开作战时所签订的一切借款。」
那时候，为要弥补财政短缺，为要镇压高涨的革命，俄国的沙皇政府向巴黎的财阀借款，所以当时的革命机关彼得堡苏维埃发表了上面的宣言。
巴黎的财政资本家不理这个宣言，甚至嘲笑这个宣言，竟在它发表之后数月内，拿七万五千万法郎借给俄国皇帝。
过了十二个年头，俄国革命胜利了，工农政府成立起来，帝国主义者要想叫革命政府担负过去沙皇政府借来镇压革命的钱。苏维埃政府便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发表了一个命令，宣布「帝制时代一切债务全部取消。」
帝国主义者无话可说，因为早在一九〇五年，俄国的工农群众经过他们的代表机关，就对这些有钱人说过：「你们尽管借钱给沙皇好了，反正我们将来不会还的。」谁叫你们不听忠告的呀！
现在，正当美国华尔街的老板们要把五万万美元借给我们的政府，以此「来同全体民众公开作战」之时，我们中国的工农们是应该发表一个同样的「财政宣言」的。
我们应该声明：只有由普选产生的全权的国民大会才有权利向外国借款；同时只有这样的借款，我们全体民众才愿负偿还之责。因为只有这样的国民大会或由这样的国民大会产生出来的革命政府，才是「得到民众信任，并由民众付托权力」的。 |
「六二三」的教训（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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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的教训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4期
李星按：抗战胜利后，上海等地民众举行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活动，1946年6月23日，上海市数万人送“和平请愿代表团”去南京，代表包括雷洁琼、马叙伦等人。请愿团到了南京下关火车站后，被蒋党有关部门组织的“反共难民”包围殴打，史称下关惨案。
本文讨论了623群众行动的潜力和不足。
「六二三」是一个大成功，但也是一次小失败。成功的地方在那里？在于它表示了民众的力量；在于它在争和平争民主的总要求下面，团集了极其广大的群众，举行了一个「自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未曾有过的大示威。这次示威不限于学生，而且包含着许多工人与职员。这表示出「胜利」以来一向在生活方面从事斗争的职工们，已经开始走上政治斗争的道路了。
在团集民众力量，唤起民众的政治警觉，表现民众争民主和平的决心这一点上，「六二三」的游行是一次大成功，大胜利，在未来民众斗争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这次运动对于争和平的实际影响上，也是很大的；虽然它所推出的代表受了殴辱，虽然这些代表受了政府当局的冷待，但是第二次停战期满，政府竟「自动」表示愿意始终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以及准备禁止的刊物没有禁止，这不得不说，在很大范围内，是受了这次运动的影响的。
那末它的小失败在那里呢？在于它组织的松散，在于它的产生还没有根据于很广大的民主基础。自然，无论那一次示威运动，都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并不是由少数指导者「阴谋」计划的，所以不能有严密的组织。不过至少在运动开始之后，靠着运动中群众力量的帮助，是可以，并且应该，走上一个严密的与民主选举的组织的。因为群众的示威运动，如果不能产生一个组织，没有一个组织继其后，那末示威过去，群众回家，这一股力量也就散了完了。
「六二三」显然也有过这个企图的，在车站上，站在卡车上的主席团，曾经提议组织「上海争取和平联合会」，但是没有下文。以致下关代表被殴，上海示威时四位纠察被捕，我们都没看见有什么强大的后援。以致在南京，有几个「难民」与特殊的记者，竟敢企图否认这些代表的资格。
争和平争民主的运动是「方兴未艾」，还在开始，而这个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没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对不足以应付这个斗争。「六二三」已经给了我们一点教训，我们应该立刻接受它。
现在上海的民众是相当有组织的，工人的产业工会，职工的职业工会，学生会，以及各业公会，都纷纷地成立了。从这些组织中就可以普遍地推举出代表来，组织了一个集中的，统一的，超党派的，真正代表民众的争民主反内战的代表会议。在可能的时候，这个代表会议也应该包含兵士的与农民的代表，使它的基础更加扩大，势力更加雄厚。
「六二三」的赴京代表，是由五十三个公会与学生团体推出来的，所以代表团的构成份子都是些董事长总经理之流。我们自然不反对这些大人先生来参加和平斗争，不过我们认为占据上海市民，尤其占据示威群众中最大多数的职员与工人群众，不应该没有他们的直接代表。这一点，也表示出我们上面所说的组织上的缺点，影响到斗争的力量。
因此，我们主张：立刻由职工会，学生会，及各业公会（包括自由职业分子的团体），按照各该组织的人数比例，推举代表，组织一个统一，集中，超党派的上海各界争取和平民主的代表会议，由它来领导我们的斗争。 |
从荷印华侨被屠杀说起（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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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荷印华侨被屠杀说起
作者：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印尼独立战争初期的屠杀华人现象。本文中，作者多少有点把话题扯大了，如断言反华屠杀是因为国民党站在西方盟国一边反对亚洲殖民地独立。当年拿着砍刀砍华人的那些印尼青年，没那么多复杂的想法。这些青年是殖民时代印尼资本主义的结构性产物，他们参与的周期性种族屠杀，属于统治秩序的维稳手段。但作者指出，抗战后期，蒋当局努力扮演老殖民者在亚洲恢复旧秩序的帮闲角色，这个判断显然是对的。
本文中提到的汤·马拉加，即“丹马拉加”，另有一个译名“陈马六甲”。他是印尼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由于种种原因，他在20年代末反对莫斯科的主流路线，被莫斯科官方当做“托派”打击过。20-40年代，这位陈马六甲对印尼群众有一定影响，貌似包括了印尼独立运动的部分军事人员。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运动的右翼军官集团很快暗杀了他，显然是清除资产阶级建国的障碍。虽然被资产阶级舆论和学术当局渲染为“极左托派”，陈马六甲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了工人阶级的独立政治立场，需要打个问号。
至于作者断言“而下层群众则要求彻底打倒荷英帝国主义，实现印尼的真正独立。托洛次基主义者领导他们。”，前半句大体是对的，后半句属于40年代第四国际常见的夸大其词，本文作者也不能免俗。
据报载：爪哇坦其隆区，最近有数百，或者数千华侨，被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军所屠杀。
这情形在初看之下，是很难叫人相信的。因为华侨，由于自己的地位使然，更由于中国的地位使然，照理说，是应该同情于被压迫民族之解放斗争的。印度尼西亚人呢，为了自己的独立，正在和旧统治者荷兰，以及荷兰的帮凶英国，作流血的战争，那末照理说，他们也应该同情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华侨的。
怎么会发生屠杀呢？
报道很简单，我们还不能断定事实确系如此。很可能这是一个阴谋。坦其隆区处在印度尼西亚人与英荷联军接触地带，究竟是谁杀人，局外人难于判定。也许是荷英军自己杀了人，把责任推在印尼独立军头上，这样可以挑起华人与印尼人之间的恶感，同时却以「解救者」资格进攻印尼军。这样的把戏原是帝国主义者的拿手。最近这次的屠杀华侨，或许正是这套把戏。
不过，这数百或数千不幸的华侨，也可能确实被印尼军杀死的。因为根据好几个理由推究起来，这种屠杀确有发生的可能。现在我们就根据华侨确被印尼人所杀这个假定事实，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听见了自己的同国人在海外被人屠杀，自然该有一点同情与愤慨；但光是这点感情是不够的，甚至不好的，因为我们这点正当的感情，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们利用了去。所以跟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在这里最重要的也是试行理解。
华侨被杀，在一般人心中，尤其在华侨心中，引起的第一个感想是：祖国还是不争气，不能保护自己的侨民。抗战胜利了，继续打内战，以致强国做不成，海外的华侨仍旧受人家欺侮，杀戮。
这个感想与抱怨，自然有理由。数十年来，华侨对中国的复兴抱着如此强烈的希望，对祖国的革命与抗战，出了这么大的助力，可是到头来，一场胜利的空欢喜。事实上国内情形每况愈下，越发的不成样子。国外华侨的地位照旧低落，抬不起头来，受人家奚落。华侨把满腔的抑郁发向国内的当政者，自然是千该万该的。
不过，华侨做不成「强国民」这个可悲的事实，绝对不能用以解释此次爪哇的屠杀。印尼人比起中国人来，那更加是弱者了。印尼人目前正在反对强国，用武力和强国民相搏斗，那末他们怎么会因为华侨之未曾成为「强国民」而加以杀戮呢？这显然是别有理由的。
自从中国民众在一九二五年开始进行革命的反帝斗争以来，亚洲一切弱小民族，没有例外地，对中国以及中国人保持着好感。他们视中国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的领袖。尤其在这次抗战之初，亚洲诸弱小民族无一不站在中国方面，公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中国抗战领导者的国际政策，以及由此政策发生出来的各种结果，却激起了东南亚洲诸弱小民族很大的反感。原来中国不是凭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日本，而是依赖着英美，甚至将自己的抗战束缚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战车之上，起一个被动的帮手作用。抗战后期，中国的抗战不再是，事实上也不能，为了本身的独立与解放，而主要地是为帮助英美，以及他们的盟国法荷在亚洲恢复其失去的主权了。而这个主权的恢复，恰恰就是对东南亚洲诸弱小民族的奴役的恢复。
东南亚洲的诸弱小民族固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但是他们也决不愿见这些英美法荷的老主人回来。他们恨这些「民主」的统治者，也许更甚于恨野蛮的日本军阀。日本军人倒了，他们要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要独立。而这些「民主」的老主人便用飞机大炮来对付他们，叫他们仍旧做永世不得翻身的奴隶。于是东南亚洲的弱小民族怒吼了！
在这个冲突中，我们中国的执政派却是站在压迫者方面的！对印度，我们的国家元首曾经亲自飞去，劝告印度领袖们在战时不要反对英国。在马来，我们在那面领导的政派（连马来共产党在内）都不主张推翻英国的统治。在安南，我们将「主权」移交给坐英国兵舰回来的法国帝国主义者。在荷印，据合众社六月八日的巴达维亚电报：「在荷军中服务的有七千华籍军士」。
中国以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辈资格，却处处劝各被压迫民族长留在民主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这如何能叫他们对中国人保持好感呢？在这些被压迫民族看来，中国是他们的敌人的帮凶，而事实上，有时也竟是如此的。坦其隆惨案若是印尼人干的，一定是为了这个原故。
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怪谁呀！应该怪政府的依赖英美的政策。
华侨在南洋是如此之多，华侨与土著人之间之关系是如此的重要，我们如果想避免坦其隆惨案的重演，则中国必须立即放弃依存英美的政策，立即宣布对这些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并立即采取有效方法来援助他们的斗争。否则，类似的屠杀还会层出不穷的。
此外，我们要从华侨本身来看这个问题。华侨是一个浑统的名称，其中包含着少数的大资本家，与最大多数的华工与小商人。这些大资本家虽然不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但在好些地方，占着经济优势，并且因此优势，他们与白种人的统治者相结托着。极大多数的土著劳动者，倒是在这班财主的雇佣与剥削之下的。就这样地，土著人对华侨资本家发生了仇恨。再由于土著人的政治觉醒上的落后，白种帝国主义者的有计划的挑拨，以及土著上层分子之利用，这些土著人便把仇恨不加分别地向整个华侨发泄了。
这时候，华侨往往是「一致团结」起来，与土著人作对。但是这样的团结是最坏的。它首先帮助了白种帝国主义者的统治，其次帮助了华人与土著人的资本家，最后则妨碍着土著民众联合劳苦华侨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大事业。所以，在南洋区域的最大多数华侨劳动者，乃至小商人，应该彻底觉悟到自己命运的改善只有一条道路，即绝对不要寄托希望于白种人的统治者，不要坐待「祖国的强大」，不要团结在华侨「大亨」的周围，也不要奔赴土著人的大领袖，而是要和那力争独立与解放的土著人中的劳苦大众，结成一道联合战线。
凡华侨集居的东南亚洲各地，因为土著人民独立运动的开展，华侨与土著人间的关系问题，将日见其紧张了。如果华侨大众方面没有一个正确态度，则坦其隆事件将再三出现，而结果会连累到华侨与土著人的共同命运的。
最后，我们要从印尼人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这次事件，也可能（自然最少可能）由印尼人中少数领袖指使的。为什么？且让我从印尼人的解放运动说起。印尼人的独立运动，是由印尼人中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印尼独立政府的总理沙利尔，据巴黎出版四月十六日的「世界」杂志说，「认为用暴力逐出荷兰人，并不是达到独立的最好方法……」所以他不断地与英荷的统治者谈判，希望与这些帝国主义者妥协，让他和他的同伴们参加对荷印的统治。可见印尼资产阶级的独立要求是不高的，他们只希望达到菲律滨那种地位就够了。当英荷帝国主义完全漠视他们的要求之时，他们固然依靠下层的武装群众，同英荷军队周旋一下。但后者一让步，他们便很容易满足了，便用很大的力量来反对下层真正为独立而战的群众。
据四月六日的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所载，「二星期前，沙利尔政府逮捕了共产党领袖汤·马拉加及其同志数人」。又据上引「世界」杂志说：「汤·马拉加在经济方面，要求一切工业社会化。……对于荷兰人，这位共产党领袖公开主张武力抵抗。……而更可怕的，他能得到印尼军领袖们的拥护，这支军队约有七万至十万人。……」但奇怪的，荷兰共产党报纸DeWaarheid不仅不要求释放汤·马拉加，反而指出汤·马拉加是托洛次基主义者，是应当被逮捕的。
从这消息看来，印尼独立运动的内部分裂是很显然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觉得满意了，要求停止前进，而下层群众则要求彻底打倒荷英帝国主义，实现印尼的真正独立。托洛次基主义者领导他们。现在这些觉悟的领袖被捕了。群众呢？资产阶级分子用点手法，将他们的一股怨气发向同样可怜的华侨大众，于是像坦其隆惨案那样的事情也发生了。
究竟这惨案的真正原因是什么，现在我们尚难确定，不过这对于我们是不重要的。在我们，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认识：华侨大众与印尼——乃至全部东南亚洲——大众的命运，合则双利，离则两伤。无论华侨，也无论印尼人，在狭隘的种族观念上打圈子，那是要被一切反动者所利用的。
六月十五日 |
书评：「腐蚀」（木君〔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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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腐蚀」
作者：木君〔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3期
李星按：茅盾是20世纪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中共老党员。他的作品《腐蚀》连载于1941年香港出版的《大众生活》杂志，以日记形式，讲述国民党特务政治对人的摧残。当时是抗战中期，国民党已经全力展开白色恐怖，清理共产党影响。在左翼舆论界，拥护蒋委员长合作抗日的欢快调子，已经唱不下去了。特务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扼杀，司空见惯；抗战初期涌入共产党及其外围的大量青少年，再次面临秘密监禁、处决、大批“精神转化”的局面。这本小说的诞生，也是受了这一危机的直接推动。小说没有写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以青年独语为主，确实沉闷，却是不多见的，抗战时期民国生活的一个真实剖面。
本文作者揭露了资产阶级特务政治的核心，即对反抗者的精神摧残。文末联系了几句30年代中期莫斯科的政治审判，今天看来有些多余，但在作者身处的“那年那月”，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21世纪的工人阶级来说，《腐蚀》是值得一读的。
茅盾著，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一年十月初版，一九四六年三月四版。
「腐蚀」是一本好书。一种好的艺术品，又是一个有力的控诉状。许多人不欢喜这种体裁，有些人嫌它太缺少结构，但是在我看，这都没有关系。好的作品不见得有什么定规的体裁；而所谓结构的紧松，也不是裁判一个作品好坏的唯一标准。又有些人嫌故事太沈闷，太阴暗，看了叫人丧气，叫人发生铅样沉重的感觉。这倒是真的。但这不是作者的毛病，更不是作者的过错。如果它的确给了读者们以一个这样的感觉，那末我想，这反而是作者的成功，是他的功绩。
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就是这样沉重阴暗，这样令人丧气，这样无法不叫人陷入铅样沉重的心境中的。我们的作者使你认识了这个时代与环境，至少使你看到了它最不堪，最腐败与最阴暗的一面。这难道不算是成功的作品吗？
茅盾先生的这一作品，和他其他的作品一样，都不是无所为的。这儿主要的意义是「反特务」。反特务原不能算是什么特色，因为最近几十年来在欧美颇为流行了的反法西（斯）文学，差不多十九是以「科学化的警察制度」，即特务制度的暴露与描写为内容的。所以就主题说，「腐蚀」不过是反法西（斯）文学中多了一个作品，但就其处理题材的方面与描写的手法说，却是有他的特色的。
「腐蚀」不像小说，因为它没有什么情节，没有完整的故事，只是一些零碎的日记。日记里所记的主要是主人公的内心的变迁。这一点颇使某些爱读故事的人们失望；但其实这正是「腐蚀」特色之所在。因为在这里，你所得到的不是那特务制度外形上的可怖，而是它那无所不在的势力，无所不至的影响，以及他所及于无数人——尤其是年青人——内心上的难以解说的腐蚀作用。这更深刻地控诉了特务制度的特点，更成功地刻划出这个制度的毒害的实质。
特务制度向一切怀有进步思想的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要他们自己来决择，这个问题是：身体毁灭抑精神毁灭。易言之，即：死或降。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思想绝对自由，自无所谓思想犯。等而下之，在非民主亦非完全法西斯化的国家中，思想已经在「统一」了。于是才发生了「思想犯」，但那时的统一工作还是由普通的法院办理，最多亦不过由军事机关处置，对于那些思想上「不稳」或「反动」之辈，根据了什么「特别条例」，科以数月或数年徒刑就算了。期满释出，并无条件。「统一」自统一，「不稳」自不稳可也。由此再进一步，便是特务时代了。这时候，统治者对于「思想犯」放弃了惩罚主义，采取了所谓「再教育主义」。这时候「国家」对于那些「思想错误」的人，据说不再以敌人或犯人看待，而是以「子弟」相视了。对于这些「子弟」，不再烦劳法院或宪兵司令部，而只派了许多「专家」，将这些「子弟」们「调查统计」一番，「再教育」一番吧了。但是什么叫做「调查统计」呢？那是刺探，尾随，暗捕，密禁；什么叫做「再教育」呢？那是威吓，利诱，硬敲，软骗。这一切身体的摧残与精神上的腐蚀，茅盾先生的作品里给了我们一个很出色的描写。它用艺术的言语让我们认识了所谓「调查统计」与「再教育」的全部的内容。
「再教育」的标准极其简单，那就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非死即降」，「非身体毁灭即精神毁灭」，但要实施这个「标准」，却需要一种根据「现代心理科学的」精神与物质的迫害方法，需要一大套复杂多端的「转变艺术」。换句话说，当他们「统计」到一个人之后，并非立即提出「死与降」的问题，更非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将你「优待」起来，然后在长时间内，用层出不穷的新发明的磨折方法，使你走到身体毁灭或精神毁灭的路上去。所以他们的「再教育」不是急性的虎列拉，而是慢性的肺结核；它杀人，它毁灭人，但不见血，并且表面上还是「优待」的。这套艺术很高深，很繁杂，是衮衮诸公化了无数的心血与金钱，藉着集体的力量研究出来，并由十数年的血泪经验累积成功的。结果这「艺术」达到了如此高超的程度，以致一个前进的有朝气的怀着理想的青年，一经这个「艺术」薰陶，简直很少不会被「再教育」成颓唐的「犬儒主义的」无所不为的「标准国民」了。
这样的「再教育」真是对「人性的最卑劣的奸污」，对「理性的极度侮辱」，对青年人理想主义之最无耻的践踏。对人类进步的大障碍，对人们的基本权利的狂虐的剥夺！
「腐蚀」最详细地描写了这个「再教育的艺术」，所以也就是对它的「奸污」，「侮辱」，「践踏」，「障碍」与「剥夺」的作用，提出了有力的抗议与控诉！在这一点上，我是特别欢喜了这个作品的。
现在据说是「人民世纪」或「民主世纪」了。在这世纪里，那个比中世纪的宗教迫害更恶毒更渗透的腐蚀势力，是应该铲除净尽了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我们还可以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闻到它的臭气。刺探的眼光，到处可见，猜忌的神情笼罩着人间，人们的心智与思想是到处被强奸着的。在某些地方，「再教育」的手法精练到了神奇之境，以致发生离奇的审判，荒唐的自辱，使人类历史上最光荣时代的革命家，变成最难令人相信的「法西斯走狗」，叫全世界具有常识与「良知」的人看得瞠目结舌。这些「腐蚀人心」的丑物是必须一起铲除的。如今法西斯虽然倒了，但反特务的斗争还必须继续。不管在什么地方，只叫有这制度存在，就必须进行的。茅盾先生的这个作品，无疑能成为这个斗争中的一件有力的武器。
（木君） |
我们要替谁说话？（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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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替谁说话？
（代发刊辞）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1期
目前刊物太多，但也可说太少；太多是外表，而太少则是指值得一读的内容而言。花花绿绿印着裸体照片的黄色小报不必读，就是其他正经的大小杂志，不也是千篇一律成套老话吗？歌颂权威，辩护现状的不必说，便是那些进步方面的，不也只是在一些相当空洞的要求方面打转、替现成的势力说话吗？
要想找到一个刊物，它能坚定地、一贯地、为千百万真正无告的中国劳苦大众发言，尤其要明确地站在我们劳工的立场上说话，并且要了解国际劳工运动的情势，能将这情势和中国的配合起来，以谋中国劳工阶级之地位改善与澈底解放，并由此而促成中国最大多数人之生活改善与解放的，我们简直还不曾看见。
但是，这样的一种刊物是绝对必需的。
每一个刊物，无论它愿意不愿意，也无论它自觉不自觉，总在替社会上的某一群人说话，这也就是说，它得有一个背景的。可是，差不多没有一个刊物肯公然承认这个事实。「代表一切的人」，「为全民说话的」，「超然的」这一些形容词，于是便成了一个刊物想博得人们同情的必需托辞。但我们不欢喜这样。我们欢喜说真话，因为我们不害怕说真话。我们不是代表一切的人，不是为全民说话的，不是超然的。我们代表最大多数，贫苦的做工人与乡下人，首先我们代表城市里的工人，我们不代表「全体民族」，因为「全民」中也包含着汉奸，贪污，高官、大吏、地主，财东……这些人，我们不能代表，也不愿代表。代表他们说话的刊物是太多了，太多了，不需我们参加，我们也不愿参加，我们所以要办这张报，正是要替立场上和他们相反，利益上被他们蹂躏的人说出一些不平，伸诉，乃至积极的要求来。所以我们不是超然的，不是没有「背景」的，而是以劳苦大众为背景的。
明目张胆地说出自己的「背景」，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所代表的是哪一群人的利益，这是在民主政治下应有的态度。但是，现在中国的民主制度能够允许我们这样办吗？我们不存丝毫幻想，但我们愿以这小小刊物的命运来做一个测量。 |
哲学上一个旧案的重提（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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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上一个旧案的重提
作者：三男来源：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时代的进退，可以在哲学思想上找到最好的反映。当这法西斯主义猖獗一世，大战的魔手扼住了全人类咽喉的时候，各种助纣为虐的反动理论，得过且过的玩世思想，以及大难临头时急来抱佛脚的野蛮迷信，都在哲学上现出形来。而这一切魑魅魍魉的丑态，又都掩蔽在一个总的护符之下，这护符就是唯心论。
从国社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起，一直到民主主义者，甚至连一部分所谓「社会主义者」在内，都联合在唯心论的大旗周围，齐向辩证唯物论进攻，更进而攻击社会主义的学说，尤其反对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不过在这唯心论的总商标之下，自然还因各人政治立场的不同，仍有其流派间的互异。例如国社主义者利用尼采和费希德的学说，民主主义者拿着实际主义的武器，而某些「社会主义者」则背诵新康德派的词句。.
对于这一大批唯心论者的联合进攻，辩证唯物论的战士们也已经奋起应战了。现在这论战业已遍及欧美两大陆，差不多一切前进学者，革命战士，都已加入了战团。这运动，我想不久定会波及到我们中国的吧。
在中国这次具有进步性的伟大抗战中，不幸我们已经看到了某种反动的与复古的思想流派，在一些参加抗战的知识者中提倡着与传播着。在某些领域中，人们竟退回到五四以前的时代中去了。因此，当我们介绍目前世界上的主要论争，及批评我国反动思想的复活以前，不得不把中国哲学论争上的一桩旧案，先行重提一下。
十六年前（一九二三年），当中国的思想界激剧分化与前进之时，曾发生过一次震动一时的大论争，即所谓科学与人生观的就是。直接起因是由于张君劢先生在清华大学里一篇演讲，他的大意是：人生观不能受科学的支配，不能为科学所解释，因为：「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接着他又举例来说：「亚丹斯密，个人主义者也；马克斯，社会主义者也；叔本华，哈德门，悲观主义者也；柏拉图，黑智尔，乐观主义者也。彼此各执一是非，而决无绝对之是与非。……」
演辞一出，中国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先生马上起来应战，在努力周刊上写下了几万字的长文；但主要的意思很简单：科学是可以支配人生观，解释人生观的。可是究竟怎样支配，如何解释，他却完全没有反举出来；而更糟的则是丁先生拿了柏克莱，皮尔逊等的经验批判论来反对张先生的柏格森主义，所以无怪陈独秀先生在序文里要说拥护科学这方面「几乎是卸甲丢盔的大败战」了！
后来丁张两方都参加了许多教授学者，但大半是像独秀先生所说的：「下笔千言，离地万里」，看了只能叫人慨叹乎学海的渊博，无从窥其边际；至于究竟说些什么，那恐怕连这班学者先生自己都不甚了了，所以那次论战虽然是炮火连天，声震遐迩，可是曾几何时，烟消灰灭，如今只剩着亚东图书馆的两册小书，作个纪念，在现代人的脑海里，可以说已经逝去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现在如果重读此书，在这些名流学者的煌煌大文中，诚如胡适之先生所云，只有吴稚晖先生的宇宙观与人生观，才算称得上「起讲」，而值得胡先生表示敬意的。
因为参战的全体学者中，就他们的专门学问说，虽然有许多是优秀的科学家，但是一谈到哲学可就糟了，简直是毫无例外地属于唯心主义的营垒，拥护科学最力的胡适之与丁文江两先生，也还只是从杜威先生那里学来的一点实验主义，所以无怪他们要在柏格森，杜里舒这班「玄学鬼」之前「卸甲丢盔」了。
不过吴稚晖先生这一通炮火，至多也只能破坏一部分「玄学鬼」的阵地，当然更谈不到什么「最后胜利」。因为吴稚晖先生虽然采用了法国造唯物论的手溜弹，并且还开放了英国造进化论的步枪；但他总还不肯或不敢用德国造辩证唯物论这一尊无坚不摧的大炮；所以他表面上似乎也打死过几个「玄学」兵，但结果却只做了一个「科学」军败绩后的一位「押阵大将」，等得到了民国十四五年，中国另一部分兵士搬出了马克思那尊大炮来的时候，吴老先生索性就对「玄学鬼」投了降，把所有的武器都向真正的唯物论者投射过来了。这情形当时曾经使许多吴老先生的爱护者惊疑的，后来时过境迁，人们也就把这位「妙语惊天下」的人忘了；但是在哲学思想上，却从不曾有人企图对他老先生的态度，作一次郑重其事的分析的。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当然不能来完成这个任务，不过既然把问题提出来了，总不能就此算数吧，至少我们得把吴稚晖先生思想的要点，加以简单的观察。他所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包含着以下的几个要点：
「（一）我是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
「（二）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
「（三）……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
「（四）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
「（五）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
上面这几点，一般的说来，当然都是唯物论的说法了，连辩证唯物论者都可承认的；那末为什么它们不能战胜「玄学鬼」，而且吴稚晖反被「玄学鬼」俘虏了去呢？原因很简单：在阶级社会里谈「人生观的科学」，如果把阶级的学说抛开不要，那就别谈什么反对玄学；因为一个人既不能离社会而存在，则他无论如何，总不能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的一个成员，这一成员的资格，即确定了他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尤其是人生观），现在假使想谈某一人的人生观而不从他所隶属，所生活的阶级立场下手，只是空空地研究他对于宇宙与人生的观念，要想他不流于形而上的玄学，其可得乎？
诚然，吴先生把道德，直觉等「微妙的」东西，并不像「玄学鬼」那样地统统送进了不可知的王国，他相信这些都是环境的产物，是受着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的；但是撇开了阶级来谈社会环境，那末这所谓环境也就抽象与空洞得可怜了。同时「玄学鬼」也决不会怕这件武器的，而且他还能给你一个反攻；譬如吴稚晖说靳云鹏听了要「勃然大怒」的事情，假使你去对英国的劳爱乔治说，「彼亦止笑谢！」可知「羞恶之直觉，实曾赋自环境……」但是「玄学」兵主帅张君劢先生也许会那样来回答吴先生：我原已说过，「凡此问题，东西古今，意见极不一致」，所谓「东西古今」，就是所谓「时空的限制」了，你们只是重复了我的意见，并没有进而说明「东西古今」的人生观「不能一致」的道理。
如果张先生真的这样反驳过来，我敢断定吴先生是无辞以对的，因为所谓「赋自环境」也者，实在也只有说明其然，而不曾说明其所以然呢。要说明其所以然，那只有借重于唯物史观和阶级学说了。靳云鹏之所以听见人家要「替他老母做媒」而「红涨于脸」，以及劳爱乔治之所以只是「笑谢」，归根结蒂地说来，还是逃不了女子片面贞操与从一而终那些观念的作用，靳老爷之勃然大怒，只因为他是生长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他是宗法社会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是落后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对于这个阶层，女子的片面贞操观是坚执着的；至于劳爱乔治则是世界最前进资本主义的产物，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对于这一阶级，妇女的地位至少已经提高了，再醮妇已经算不得什么耻辱了，所以他决不会因人劝乔治老太太再嫁而拼命；这样看来，靳老爷的「怒」，与夫乔治先生的「笑」，实在不能简单以中英国情殊异或中英国民性不同这类话来解释的。倘简单提到「国情」或「环境」，并不站在唯物史观与阶级学说的立场上来指出怎样的环境，并怎样造成这环境，那末「玄学鬼」张君劢先生也早已提出「人生观因东西古今而不同」了；并且「东西古今」只有比「时间限制」说得更加明确的，那末这样说来，「押阵大将」一遇到辩证唯物论的压迫，而立刻转变成为「玄学军」进攻的急先锋，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惊疑的吗？
至于吴稚晖先生以下的全体「科学」战士们，让我们不客气地说一句，他们本质上无一不是澈头澈尾的「玄学鬼」，不过大多披上一件实验主义的外套罢了。所谓实验主义也者，本来只是一种最狡猾的唯心论，一种最烦琐的经验论，一种最浅见的功利论。无论对于哪一个人，或哪一社会事件，他们都单另地拿来放在资产阶级的测量器上，在自己这个庸俗的智慧室里，「实验」起来，他们一方面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囿，另方面又排斥了黑格儿哲学中的历史的观点，所以这班实验主义先生们「实验」后的认识总是极其反动与荒唐的。试看中国的例子吧。有一位实验主义的大师，很久以来，就只晓得「外国人到中国来传教做生意」，而怒斥帝国主义为神话，他不想从根本上解救中国，而只愿「好人出来组织政府」；这些主张，都是实现主义「科学分析」后的最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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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那次思想界的大混战，表面上似乎没有什么结果，但是民十四以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给这次争论以有力的解决，辩证的唯物论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冲破了一切障碍，开始征服了中国一切前进青年与知识分子的心智，那时无论柏格森牌道地的玄学也好，皮尔逊牌「科学的」玄学也好，统统销声匿迹了，甚至连「押阵大将」的「人欲横流」的「唯物论」，也都像太阳出现后的萤光一样，只能在少爷小姐们那些终日幽暗的闺阁里闪耀了。
但是历史却永远是进两步退一步的。随着法西斯的抬头，民主主义的衰落，以及社会主义的危机，全世界一切反动唯心论的哲学派系，又都张牙舞爪起来了。甚至那正在进行伟大战争的中国，也不能不受这一潮流的影响。这诚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但历史既然要十六年前的旧案在今日重提，那我们当然也只有耐着性子重干。真正前进的思想家决不应见历史车轮之后退而沮丧，他应认清楚倒退的方向，阻止其更向后退确定他的到着点，并使其开始新的前进。但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中国辩证法的唯物论者便应该向各种各样的复古唯心论，尤其要对自命为「唯物论者」的新复古派进行无情的攻击与批判。本文之作，也许能成为此种进攻的一次小小的前奏吧。 |
分析与结论（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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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结论
作者：木君来源：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录入者总结：乍一看这就是一篇纯哲学的短文，读到最后才能发现它另有所指。我不愿意当复读机去反驳那些“托派主张投降是汉奸”的论调了，在这种事上争执简直浪费指关节。那些不管三七二十一因为托派反所谓统一战线就断定托派不想抗战的家伙，思考方式大概和文末嘲骂的御用文人是差不多的。
话又说回，文中讲哲学的部分没什么毛病，只有一个问题，分析、结论，就完了？分析与结论相同而实践对立的例子可也俯拾即是。马克思主义内部各派各人水平各异，但使用的分析方法大致还是相同的，结论也类似——不然，皮大帅就没必要一起往下扔了。可在有皮大帅之前，这些人恨不得打出脑子的原因又何在？都知道要有阶级斗争，都知道生产资料要公有，但是能不能靠工人和无地农民自发执行？要不要信任军队？政治改革是现在着手还是在过了经济难关之后？这里的分歧，根本在于阶级内部不同阶层发展水平的不同。
老一代托派用意是好的吗？当然。他们能实践吗？不能。哲学（乃至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从人间带回了天上，大概就是这样的。也正因如此，他们的自辩才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李星按：录入者搞错了一点：这篇文章不是主流共产主义骂托派的……这本《动向》杂志本身就是中国托派在抗战前期的刊物之一。所以结尾那一段很迷……
A：
其实我看出来是托派写的了……说自辩无力就是说这篇文章的。
B：
你的意思是结尾是骂亲苏派中共吗？那么的话，结尾这个弯子拐的太大了，很可笑，没底气。
A：
抗战时期托派窝在小楼里写些无关痛痒的话的时候，大概也隐约猜出来自己已经没什么机会，注定抢不过共党了吧。
分析与结论
分析与结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正确的分析，必须有正确的结论来作它的继续，才能有实际的意义。反之，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并不是根基了正确的分析而得，则得到这一正确结论的人，决不会对他有真正的了解或深刻的信心。
不过两者间虽有这样密切的一种关系，但我们假使就一般的学术中，尤其在与实际政治有关的理论中加以考察，则往往能发见许多分析与结论无关，或结论与分析绝对矛盾。因此，我们在全部政治思想史中，尤其在革命时各个政治的意见中，常能见到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分析，但做着极不相同，或极端相反的结论；或标榜着一个同样的或相似的结论，却由于极不相同的分析。
这样的实例是多得不胜枚举的，最显著的有如：某些封建的反动贵族，常用社会主义者相类似的“分析”来责骂布尔乔亚的自由主义；但前者的结论是恢复封建，而后者的结论却是前进到社会主义。
再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在历史的意义上说，是有其客观的进步性的；俄国的斯脱罗威教授也抱着同样的意见，可是结论呢？前者指出它必须让位于更进步的社会组织，而后者却肯定现存制度（即沙皇制度）的永久性。
由此可见正确的分析，不一定能得到正确的结论；至于假正确的分析，那当然更不用说了。
相反的例子也同样的多，有如各国所有的工党，甚至还有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都深信现存社会制度是终于要过渡给社会主义的社会的。但各人达到这一结论时的分析却十分不同：有的基于人道主义的幻想；有的说由于社会合作与团结的加强；更有人则以为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这种分析与结论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一方面由于从事分析或达到结论的人，其所站的阶级立场不同，以致所见亦异，这是无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则由于某些反动分子恶意利用（或部分利用）革命性的分析，来达到反动的结论，或利用正确的结论来掩护他错误的分析，这样的行为当然是卑鄙与阴险的。
可是在目前中国的政治中，就有着这样卑劣的例子：某些人正确地分析了现存统治政制的缺点及其领导路线的错误，并要求除去这些缺点与错误，借以谋得抗战的彻底胜利；而“某派”则利用了（当然是部分的与故意曲解的）这种分析，企图达到他们自己投降乞和的结论。这虽是历史上一个习见的事实，然而有些人却见后者之某些分析与前者的相似，于是硬指前者即是后者，则其阴险或愚蠢的程度，也决不逊于乞和论者。 |
读者杂感（义方〔王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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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感
义方〔王凡西〕
如果历史不常在重演的话，那末历史也许将失去其全部意义。最近无意中翻阅巴金译的克鲁泡克金的自传，读到关于波兰一八六三年独立战争那一节，不禁引起了无限的感喟。
“一八六三年波兰革命爆发的时候，……勇敢的波兰人底壮烈的奋战，以及他们用以抵抗强敌的那种不屈不晓的精力，终于买得许多人对于这英勇的国民的同情……俄国的急进派也不满意波兰革命政府中纯粹国家主义派之得势。革命政府完全不肯把土地给与农民。这是一个大失策，俄国政府竟利用着这个失策来表示自己是保护农民以抵抗波兰地主的”。
“我底堂哥（他参加镇压波兰独立运动的战争——义方）对我说：‘革命党底武装队伍守着乡间，我们没有力量去击败他们，甚至于找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底小队时时来袭击我们底更小的分遣队，他们非常善战，又熟悉地理，而且得本地居民底帮助，所以他们每每在小的混战中获胜。因此我们也就不得不只敢聚集大队进攻。我们常常走过一个地方穿过树林，找不到一点敌军底踪迹，可是我们刚刚转身回去，又听见他们在后面开枪了；我们知道他们在乡间征收一点爱国税；如果有一个农民给我们军队效了一点劳，那末这个人就会被革命军绞死在一株树上。这样地相持了几个月，毫无进步之机会，等到米鲁丁与柴尔加斯基来解放了农民，把土地分给他们以后，于是形势完全变了，一切障碍都消灭了，农民拥护我们了；他们帮助我们捕获革命军的徒党，暴动最后便完结了’”。
“一个革命在最初爆发的时候就应该做一件为那般‘被践踏的与被虐待的’谋福利之正义的行为，不要单是空言允许将来才做这样的事。不然革命必归失败。不幸事实上领袖们常常专心一意地想到战术上去，竟忘掉这件大事。如果革命党人不能够使群众相信一个新纪元已经为他们而开始出现，那么他们底企图必败无疑。”
上面这段引文能教训我们一些什么东西，聪明的读者想来是毋需解释的吧！虽然我们东邻的将军中决不会有米鲁丁那样的人；但是中国的“被践踏的与被虐待的”，如果没有得到“福利”，那末独立战争的大业，是否也会踏一八六三年波兰的覆辙呢？ |
“政治家”的演变（木君〔王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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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演变
木君〔王凡西〕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南京有一位大政治家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说。其中有如下的名句：
“我们抗战而胜则已，不幸而不胜，宁可国亡而种随以灭，不可遗留一个做内奸的种子。——我们抗战而胜则已，不幸而不胜，则必须使我们的土地，随我们同为灰烬！”
两年之后，即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九日的晚上，就是这位大政治家在上海播音，其中的“警句”是：
“在目前的时局中，中国可采的道路有二，即追随蒋介石继续抗战呢，还是与蒋氏断绝，实行与日本议和，确立东亚的和平呢？前一道路的结果是国家民族的灭亡，后者的结果则是中国与东亚的复兴。” |
世界动向（凤冈〔王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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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动向
凤冈〔王凡西〕
从英国说起
三强同盟的苦难在哪里
但泽、天津与蒙边
东京会议与中日战争
从英国说起
世界无论哪一个角落里，发生了无论什么事情，总不免与英国有关。战后不列颠帝国虽然显出了迅速的衰落，但是百足之虫，毕竟不凡；一百年来居于工业资本主义创造者与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到目前资本主义的衰老时期，也还不失为旧世界的领袖。因此，英国的政策及其活动，我们毫不夸张地可说是了解国际问题的锁钥。
英国既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当然她享有了最大部分的世界富源；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具有国际性的，英国并不能永远叫全世界做她原料的供应地与销售商品的市场。欧洲兴起了法、德等国，尤其是后起锐进的德国，在工业化方面竟赶上了英国，并且要同英国一争雄长，这就促成了上次大战。结果是德国败了；但同时却使北美合众国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极峰，而英国在远东的工具日本，则也乘机崛起，公然向英国的利益挑战。更不幸的，大战中俄国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竟把一百年来英国所赖以繁荣强盛的那种制度给推翻了。苏联的存在，给英国广大的殖民地，甚至给英伦三岛本部的劳动者，立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这使Londoncity与WhiteHall的绅士们寝食不安。所以战后的英国政策，一直和苏联是站在不可调和的地位。“约翰牛”始终认为北方的大熊乃是她最主要的敌人。
因此，希特勒的反共运动竟能得伦敦绅士们的援助而统治德国，继而雄视欧洲，并且波及世界；而日本军阀在反共烟幕下进行的对华侵略，竟邀得了西门爵士等的优容。
当希特勒吞并奥国，且实行把捷克圈入第三帝国版图的时候，张伯伦先生还想“绥靖”一下，请纳粹党的力量向东方——即苏俄——扩张。
这次希特勒占领摩、波两者，莫索里尼侵吞阿尔巴尼亚，日本在中国加紧反英之后，张伯伦等的政策才表示“转变”，要同苏联缔结三强军事同盟了。
三强同盟的困难在哪里
由英法德意的四强协议转变到英法苏三强同盟，如果具有相当诚意的话，那不能不说是英国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因为至少在暂时间，总似乎放弃了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信念；但我们就十余星期的英苏谈判看来，觉得这种“转变”是决非诚意的。
简单一句话，英法之间所要和苏联同盟，目的并不在于联苏反德，而在于利用苏联来逼德国与英法妥协，使她接受东进的计划罢了。
假使不信，则英国历次对苏联提出的建议就是明证。按照第一次的建议，苏联应予波兰和罗马尼亚以片面的保障，倘苏联因履行义务而引起战争，则英法之应否援助，尚须待当时磋商。克灵姆宫里的要人当然不是傻子，所以他们拒绝了。
后来的提议总算是“平等”了，但关于波罗的海诸国的保障，英法还是不愿意接受，这无异对希特勒说，如果他要从波罗的海进攻苏联，那末英法绝不反对。同时最近一次的国联行政院会议，又准许芬兰在埃伦岛设防，这更对希特勒送了一个亲善的秋波。因为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与立陶宛，业已受德国的诱惑，如果听她们投入德国的怀抱，则在未来战争中，苏联海军将全被封锁于芬兰湾内，而且列宁格拉将受到严重的威胁。反之，假使保证了波罗的海诸邦的现状，则当大战发生之时，苏联海军可统治波罗的海，可断绝斯干的那维亚诸国对德国的粮食供给，这对德国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现在英法偏偏不愿保证这几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小国，那末究竟英国政策的目的是联苏反德呢，还是联德反苏呢？可就不言而喻了，这是三强同盟难于缔结的主要困难。
讲到苏联方面，我们知道她也不是很愿意缔结这个同盟的。自从去年慕尼黑会议以后，再加以本年西班牙及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苏联的领导者早就放弃了“民主阵线”与“集体安全”的口号。迨希特勒刺激吞并捷克，故意把喀尔巴仟、乌克兰送给匈牙利，避不与苏联接壤，并放弃了“大乌克兰”的口号，停止在报章上攻击苏联，最近又提倡德苏贸易，对苏联贷款之后，史太林的态度更不同了。李维诺夫的“辞职”，莫洛托夫的演说与齐丹诺夫的论文，便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转变。莫斯科现在的心愿很明白：“不做火中取栗的猫爪”。与其和“民主”国家缔结不可靠的同盟来替人作战，还不如直接与法西斯妥协来取得中立的地位，虽然这种“妥协”与“中立”很成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目前苏联统治者心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有些人说：“苏联与纳粹党的德国绝无妥协的可能”。这只能证明这班人头脑之公式化，硬把“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思想来决定国际关系，更可怜的，他们甚至连史太林的报告，与杜朗底及安娜·鲁意·斯屈朗的文章都不愿读一下。
目前英、法、苏的谈判虽然还在进行，同时其结果也不能完全确定，但假使国际间一时不发生特别严重的事变，英法不能完全满足苏联的要求，则该项谈判的结束，多半只能以一发空泛的宣言了事的吧。
但泽、天津与蒙边
英、法、苏的同盟既夜长梦多，另方面德意的军事同盟又急行签订，再加以希特勒拉拢波罗的海诸小国的成功，以及英国在远东之公开主张妥协，结果使轴心国的活动更加积极起来。德国之威胁但泽，日本之封锁天津英租界与进攻蒙边，都是这一连锁中的事件。
“太阳永照”，“领地遍天下”，本来是不列颠帝国最堪夸耀之点，但现在这优点却便成为弱点了。英国在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所谓“顾此失彼”。而轴心国家得意的战略，却是“东西响应”。处在这样的情形中，英国勉强应付的办法，即在东西两处，轮流使用着“绥靖”（即妥协）与“抵抗”，然而狼狈之态，是难于掩盖的。
自希特勒进据捷京，英国的政策在西欧似乎由“绥靖”转入“抵抗”，在远东则准备由“抵抗”转入“绥靖”。但如得不到苏联的援助，根本就谈不到西欧的“抵抗”，倘英、法、苏的谈判终于失败，则希特勒将立即夺取但泽。至于远东“绥靖”的企图，则更助成了日本进攻的姿态。东京的军阀看出了英国的意向，知道她不愿与不能在远东作战，且不愿将英法苏同盟扩大到远东，于是现在天津下手，并封锁中国所有的商埠，进一步地压迫英国，使她完全屈服。
同时为要振奋国内的民心，夸示日本的军力并不曾因长期侵略而削弱，更为要给世界——尤其目前竞向苏联求盟的英德——证明红军的力量并不像意想的强大，借以一方面破坏英法苏的同盟，另方面阻止苏德的接近起见，日本的军人又在外蒙和“满洲国”的边境从事赌博，并大肆宣传战事的胜利了。究竟布尔湖畔的战斗，是否会导成日苏间的大战？那恐怕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见得如此吧。
东京会议与中日战争
天津的租借事件，已经在东京开始谈判了。日本这次动员了她全部的力量，予英国以压迫，想造成远东的“慕尼黑会议”。
究竟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现在我们还不愿做出过早的论断。不过就已有的消息，并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来看，英国多半是会屈服的，问题不过是屈服到何种程度罢了。英国的让步会不会妨碍到中国的抗战呢？这多半还要看美国的政策，法国的态度，英法苏三国谈判的结果，以及德意在欧洲所加于英国的压力等因素来决定的。
不过所有这些因素，至少在目前这一阶段，似乎都不很有利于英国。但泽问题与三国同盟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了，前者的松紧完全操在希特勒的手中，而后者的缔结，则又是无有确期；美国罗斯福企图修改中立法的努力，显已为孤立派所击败，对远东的企图自不得不暂时延缓；法国据六月三十一日巴黎的半官报晨报所发表的意见，竟公然主张对日屈服。这样说来，东京会议的结果多半会叫日本满意的吧。
因此，我们不能，同时也不必否认东京会议表示出中国抗战的最大危机，我们的任务在于看清楚冷酷的事实，决不在于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之上。
一个国家的解放战争，必须依存于其他强国的政策，这是苦痛的，但这是历史给我们造成的苦痛，当然怨不得谁。但人们是否应该自安于历史给定下的厄运呢？当然也不是的。中国如果不愿步阿比西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与西班牙共和派的后尘，总得从增强自己的力量着手吧！
不过东京会议即令做到像日本军人所期望的地步，成功了所谓“东方的慕尼黑会议”，但于目前世界的基本动向，仍丝毫不会有所改变。这不过是向新的世界大战更进一步罢了。
要逆转这一个动向，借以取得永远的和平，那决不是这些绅士们与将军们所能办到的。 |
卷头语（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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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头语
仝人
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那就是变化。
举凡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政治、经济、学术、思想，无一不在永恒的变动中、蜕变中；尤其在目前这个充满了危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里，一切人事的变化是更加迅速，更加奇幻了。
不过纵然迅速，纵然奇幻，所有的变化都还是遵循着一些轨道与原则的。这犹之乎物质的千变万化，都跑不了一些物理的与化学的法则一样。
谁如果发现了这些变化的轨道，那他就可以不被时代进展的轮子所辗毙：不为残酷的无常所慑服，不会向反动的力量低头，而能担当起赞助历史前进的使命。
但是要做到这个地步，首先得认清楚一切事变的动向。
我们今后的努力，就是要运用着唯物辩证论的方法，试指出当今世界一切社会现象变化的动向。社会现象光怪陆离，有的似前进而实后退，有的似后退而实前进，我们都将还它们以一个真实的面目；使假冒者得以暴露，蒙冤者得以大白，至于明显的倒车，公开的反动，有如法西斯侵略之类，那自然毋需乎指出，而只需加以扑灭就是了。
但扑灭的方法也并非不重要的，譬如有三人焉，目的都想到美国，然第一人想乘船，第二人想坐车，第三人竟想跑路，结果当然不同；所以对于正确的动向，我们还将试行指出那走上这一动向的正确方法。
要在纷乱现象中指出前进的动向，并求得加速此种动向的方法，自然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我们不妄想由几个人来完成，希望很多人的参加，所以本志的态度是公开的，我们的立场是坦白的，我们反对专横与顽固，我们欢迎批评，欢迎讨论，只要是秉着科学的良心说话的，我们都愿加以披露。
因为我们深信：只有彻底的批评与讨论，才能发现真理，才能排除一切虚伪与反动。百科全书派的批判哲学，开启了法国布尔乔亚革命的道路，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则指出了社会主义斗争的动向，同人等生息于思想窒息的现代，也妄想追步先贤的后麈。 |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王凡西，1939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感谢征遼之睟录入及校对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
凤岗（王凡西）华盛顿印刷出版公司发行，1939年11月
序言
（一）
↘从英国说起
↘三强同盟的苦难在那里
↘但泽，天津与蒙边
↘东京会议与中日战争
（二）
↘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废止美日商约与东京会议
↘德苏关系的『突变』
↘大战与抗战
（三）
↘『不可思议』
↘苏联之『谜』
↘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出兵波兰的意义
↘日苏协定是德苏协定的补充
↘美日战争的可能
（四）
↘再解一个『谜』
↘帝国的内忧
↘『严肃态度』
↘基石的动摇
↘交战集团尚未确定
↘从土耳其到日本
↘远东的新局势
↘大战可能的发展 |
犹太人问题的过去、现在及将来（王凡西，1938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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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问题的过去、现在及将来
王凡西（1938年11月25日）
〔说明〕载于马克思著，郭和〔即楼国华〕译《论犹太人问题》，亚东图书馆1939年1月出版。本论文为王凡西所撰写，载于该书代序。
〔录入者附言〕：我对一些人名和事件加了注释，并更新了某些人或地点的译名。对一些原文事件错误的问题进行订正并注释。
写在本文之前
在光怪陆离的世界政治中，犹太人问题大概要算是最最难解的一个谜了。尤其是最近德国发生的排犹运动，新闻传来，人们竟像是阅读着《山海经》，骇怪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巴黎一位犹太青年暗杀了德国使馆的一个秘书，希特勒竟以“夷全民族”的办法来从事报复，这真是古今中外未之前闻的奇事！人们于痛恶那疯魔希特勒之余，往往又不免要问一声“为什么？”的吧。
这时，我们来介绍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的名著，想来不是无益的。因为马克思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社会思想家，而且本人还是犹太人，那么他对这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自然是万分值得注意的了。不过，马克思此书写成于九十余年前，从那时到现在，正如法国人的谚语所云：“桥下的水已经流过许多了。”
因此，不揣浅陋，想把犹太人问题作一个通俗的与历史的说明，使读马氏论文的人，较易了解，结果就写成了这篇字数超过了正文的长序。
虽然花费了不少的精力与时间，但因关于这问题的材料根本太少，所以有些地方——如犹太教一章——还是不能满意。这只能等日后补充了。
此外，在这里还想附带地提一提犹太人与中国的关系。最近因全世界各国都对他们关闭了门户，所以有大批见逐于德、奥的犹太难民，已经来到了无需入境手续的上海，据说还有不少要来的。中国仿佛成了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了；不过，犹太人与中国发生关系，还远在汉朝明帝末年的时候，那时有许多犹太人从陆路来到了河、洛之间，虽经长时间的同化，在目前的开封，还能发现这些犹太人的后裔。关于这个问题，我希望将来能做一个专门的研究。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凡西
※※※
这年头，民族问题似乎构成了国际纠纷的中心；犹太人问题更是复杂错综，教人糊涂。希特勒既迫害于前，墨索里尼复效颦于后，弄得犹太人到处碰壁，走投无路；另一方面偏偏又有一个大英帝国，出来替这帮可怜的犹太人撑腰助势，用飞机、大炮帮他们“打回老家去”，结果巴勒斯坦演成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间不断的残杀。
到底那所谓犹太人问题，是怎么一回事呢？犹太人为什么会遭到法西斯徒党们的仇恨，又为什么能赢得伦敦绅士们的青睐？这一些，说起来都很话长，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弄得明白的，因为犹太人之成为问题，无奈是为日太久了呀。
受难的民族
首先我们要谈谈犹太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不过这问题也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明的，主要因为犹太人的历史太古远、太复杂，而且他们唯一的历史就是《旧约圣经》[1]，其中大半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很难当作信史看的。犹太民族的家谱既经有点神秘，再加以中国人对于西方知识之一般的缺乏，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名词，便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有些读过点西洋文学的人，知道犹太人只是夏洛克[2]式的重利盘剥者；另一些听过一点福音堂布道的人们，则以为犹太人都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上帝的选民”。其实这都不过是片面的印象，不足以了解犹太人真实的情形的。因此，为要更容易明白目前犹太人问题的结症起见，我们不得不先把犹太民族的历史、宗教与性质诸方面，加以简单的叙述，而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在欧洲社会进化的各个阶段中，指明犹太人命运的演变。
现代的所谓犹太人，乃是指古代定居在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的一种闪米特人[3]而言的。在某些方面，他们被称为希伯来人，又有些地方被称为以色列人。关于这种人的历史，普通史家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旧约》的传说时代至波斯统治时犹太教的创立；第二，自罗马与希腊人的统治至耶路撒冷的被毁；第三，自中世纪分离运动至目前。不过在本文中，我们只能述及它那几件最重要的史绩。
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正处在欧、亚、非三洲的交点，西洋史上几个古代的强国，都做了它的邻邦。因此，犹太民族自从它有史的第一天起，就成为其他较强民族互争的战场，与用兵的对象。最初统治犹太人的是巴比伦，等到巴比伦衰亡之后，埃及又起来做犹太人的主宰。后当巴勒斯坦分成以色列和犹太两国，互相争雄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给西方的腓尼基与北方的阿拉姆所操纵的。等到亚述崛起，犹太人又沦为亚述人的奴隶。此后经过了短期间加勒底人（即后巴比伦人）的统治，犹太人又成为波斯君王的臣民了。两世纪后，希腊的雄主亚历山大征服了巴勒斯坦；一直统治到耶稣纪元之前，犹太人的故国才转入于罗马帝国的版图。中世纪以后，犹太人的最大部分差不多已经脱离了这痛苦的老家，四散到小亚细亚以及欧洲的各地去了，他们到处流浪，受着人们的歧视。至于巴勒斯坦的老家呢，则自罗马帝国瓦解以后，始终受着阿拉伯人的统治，巴勒斯坦的居民，也以阿拉伯人占最大多数了。目前这块“圣地”是归大英帝国管理的，那是上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结果。
总括的说来，犹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压迫、蹂躏、流亡与不幸的悲惨史。而这个悲惨的命运，也就是去了解犹太民族的一个锁钥。因为这命运使犹太人对宗教作了无上的贡献，是他们成为善于理财与经商的民族，且促成了他们目前那种散居各地的状况。
犹太人的离散与犹太教的建立
犹太人悲惨史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时期：
（一）迦勒底（即后巴比伦）[4]王尼布甲尼撒[5]在纪元前586年间之毁灭耶路撒冷与掳走犹太人；
（二）纪元后135年，犹太民族首领巴尔·科赫巴[6]反抗罗马统治之失败。
这两件事情之所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一来是使犹太人变成流亡民族之直接动力；二来是使他们从事于宗教活动的主要原因。第一件大事，据《旧约圣经》的《列王纪》[7]下篇所载：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8]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毁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的迦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些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这次被掳的人数，据史册记载，约达两万七千余人，差不多已经是当时耶路撒冷的全体了。这对于犹太民族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而这打击的重要结果，即是使犹太人变成为宗教的民族，并奠定了犹太教的基石。据许多研究《旧约》的私家说，它使犹太人发生深刻的宗教上的反省。他们认为这次遭难乃是上帝对于犹太人所犯罪恶的一种处罚，所以他们必须在痛苦中加以忏悔、省悟、皈依耶和华。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才开始抛弃原始的偶像崇拜，抛弃了多神的信仰，逐渐形成那崇拜一神的犹太教的规模。
本来在绝望的痛苦中，人们如果还不甘于死亡的话，那他们只有在宗教中重找其内心的和平。犹太人在颠沛流离中之趋向于宗教，自是人情之常。不过除了这一消极的原因之外，犹太教之肇端于此时，还有一种积极的原因在。这一积极的原因，即所谓“将政治自由的梦想，寄托在宗教独立的希望中。”（见《大英百科全书》犹太人条）
犹太人这种政治的梦想，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之后，即在纪元前536年，相当得到了实现。据《旧约》所载，那时波斯王居鲁士[9]征服了巴比伦，让那些愿意回故乡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次回去的据说共有“42360名”，还带有许多奴仆、财富。这些人中的领袖就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所赐摩西法律书”的以斯拉[10]。后来还有一个在波斯王朝做官的尼希米[11]，他与以斯拉同为重修耶路撒冷的英雄，与犹太教之实际创造者。
犹太教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中成长，所以它的教育简直是些法律的条文，而是这些条文的用意，主要是在维持犹太人民族性的独立，以及对异族的排斥，例如《旧约·以斯拉传》中说：“……对以斯拉说，我们在此地区娶了异邦女子为妻，干犯了我们的神，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现与我们的神立约，休这一切的妻，离绝他们所生的……”。又如在《尼希米记》中，也有同样的话：“……并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异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
犹太教此种偏狭与保守的民族精神，在犹太教的圣经——《塔木德经》[12]——中，得到了最后的结晶。而《塔木德经》的编成，却是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即犹太民族史上第二件大事的后果。
那是在耶稣纪元后135年的事。当时犹太有个名叫巴尔·科赫巴的英雄，企图以武力推翻罗马人在犹地亚的统治，恢复犹太人在政治上的独立，不幸完全失败，犹太人惨遭屠杀，被迫流亡。按照当时禁律，凡犹太人行近耶路撒冷，及至能望见其城墙时，即处死罪。犹太人无奈，只有向巴比伦、阿拉伯以及欧洲各地逃命。从此之后，犹太人永远过着流浪放逐的生活，再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政治集团了。
受着外族这样的蹂躏与虐待，犹太人那种偏狭与自保的精神，愈加发挥出来了。尤其是避难到巴比伦的那些人，因为人众志大，生活比较的自由美满，所以更有余间致力于宗教思想的探索。他们把犹太教中原有的利未人的法规，再加一些罗马法的观念，就在第四五世纪之间，逐渐做成了一部犹太教的圣经，即《塔木德经》。
《塔木德经》是犹太教的精髓，是犹太民族在压迫下力求自保的表现；犹太人亡国数千年，散居全世界，仍不曾见吞于异族者，恐怕要归功于犹太教那种偏狭保守的精神，特别要归功于此种精神的结晶——《塔木德经》了。
犹太教与基督教
不过，犹太民族的宗教活动，并不仅以犹太教为限，如今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的基督教，也公认是犹太民族的产物的；可是，在一千多年来犹太民族的历史中，充满了基督教徒逼害犹太人的故事，而且基督教常常是犹太教之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是什么缘故呢？为什么犹太人创造出来的基督教，反成为犹太人逼害者的宗教？为什么其他民族采取了犹太人的宗教而逼害犹太人？更为什么犹太人不愿意信从新起的基督教，而仍旧执着于古老的犹太教？为要彻底了解犹太人问题起见，我们不得不把上述的几个疑问，试行加以解答。
这儿，第一我们得指出：普通人关于基督教起源的学说，是不完全正确的。19世纪德国学者对于《圣经》的研究，已经彻底推翻了这种旧的学说，他们不承认基督教乃犹太人独立的产物，更不承认它是耶稣基督个人的发明；后来它之所以成为世界宗教，也不是因为耶稣门徒将它贩运到罗马的结果。这些德国学者中最进步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一问题的见解如下：
“基督教最初是奴隶、自由民、穷人、无权利的人以及被罗马压制或离散的人民之宗教。”（见恩氏《原始基督教史论》）[13]
又说：
“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太输入到希腊、罗马国家的，它乃是这些国家的特殊的产物，至少在它成为世界宗教之后”（见同上书）[14]
“如果这最古一部分的基督教，对于我们有一种特殊的价值，那是因为它告诉我们以犹太教——在亚历山大学派强有力的影响之下——构成了基督教中的那几部分，基督教除了犹太教，其他都是西方的希腊、罗马所附加的材料。必须有犹太一神教为媒介物，才使希腊平凡哲学学术上的一神论，能够成为深入群众的形式。”（见同上书）[15]
上引恩格斯的这一段文字，不但很科学的说明了基督教的起源，并且还说出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正确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推论：犹太教乃是犹太民族中的法学者、文士、商人以及所谓耶路撒冷的大家的宗教，所以他们的宗教深深带着民族的特殊色彩，它是民族性的、排外的、着重形式的、拘谨的。等到犹太教形成后四百余年，犹太民族中的奴隶、自由民以及无权利的人，发生了一种新的宗教运动。这帮人就是原始的基督教徒，他们虽然也信仰耶和华，但他们深恶痛疾那犹太教中的法利赛人、文士以及所谓假冒为善者。这一新兴宗教既然为奴隶大众所信奉，当然没有犹太教的那种民族性。因为它宣传人类的解放，要脱离奴役和贫困，要“把天国实行在地上”，那么自然不需要排外，又因这宗教是穷苦人的运动，当然用不着犹太教那种繁文缛节。原始基督教徒这些特点，经过希腊、罗马的哲学熏陶以后，就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宗教，同时对于犹太民族，即令对于犹太人中的劳苦群众，都反而弄得毫无关系了。
不过，犹太教与基督教的阶级基础，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历史的进展，这两个宗教的模型里（尤其是基督教的），注入过各种不同的阶级内容，同时表演过各种不同的阶级斗争。
如果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把犹、耶两教自古以来的相互关系加以说明，那我们可以说：在开始时，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对立，表示出犹太本民族中特权阶级与无权阶级的斗争；当基督教受着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且被罗马君王利用来做国教之时，以及在整个中世纪的教权时代，则其与犹太教的冲突，表示统治的封建地主阶级对于流荡经商的犹太民族的压迫；至于近世各基督教国家之排斥犹太教，一部分含有封建地主反资产阶级的斗争意义，另一部分则为统治阶级镇压民众革命的一种政治阴谋。还有非犹太人的资产者要与犹太人的资产者从事竞争时，也时有利用宗教倾轧的方式的。
中世纪基督教治下的犹太人
当初为犹太人中一部分奴隶、平民、无权者所信仰的原始基督教，曾受到过罗马统治者之残酷的压迫。但它逐渐被罗马上流社会所信奉了，等到第4世纪的初年，罗马皇帝康斯坦丁[16]自己也做了基督徒，再过了一百年之后，等到皇帝狄奥多西[17]即位时，竟把教会与教士的特权，明定在法典里，于是基督教便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来罗马帝国虽然灭亡，然基督教的权势却反而日盛一日，做了整个中世纪统治欧洲的实际主人。
至于一般的犹太人呢？自从巴尔·科赫巴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被逐出了故乡，一部分跑到巴比伦去的，著成了《塔木德经》，对犹太教尽了很大的力。另一部分分散到阿拉伯去的，因后来在回教徒的统治之下，比较的自由，所以在文化上颇有建树。唯有大多数的难民是向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大陆奔去的，他们的命运最为悲惨，他们到处为人排斥，到处受人歧视。这些歧视中最最难堪的一项，就是所有的国家都不准犹太人买地务农。这禁律在目前似乎算不得什么歧视，因为士农工商，有的是谋生之道，不一定要做“乡下人”才有饭吃；可是在封建社会中，这简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那时候农业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经济，也有些地方简直是唯一的经济，士固然只是君王、大地主的一些宠仆，而工商两者，也是为数极微，简直难于独立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之中，犹太人之不准务农，实际上就是等于逼他们自行绝灭。幸亏犹太人受惯了苦难，善于适应，他们终于仍旧在商贸方面找到了生活之道。不过那时的买卖，自然谈不到发财，仅够于糊口罢了，而且还被一般人所不齿的。犹太人除了做些小买卖之外，又发现了放债做他们的生财之道，这也是环境所造成的。因为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严禁基督教徒放债，而异教的犹太人却能不受这一禁律的拘束。因此犹太人后来竟成为高利贷者的别名，其实并不是每一个犹太人都做这个勾当。
犹太人所经营的商业，主要是以东方的货物贩卖到欧洲，不幸这一独占的事业，在几次十字军的东征[18]以后，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因为许多欧洲的浪人，经过一两百年的远征之后，已经熟习了欧亚的交通，他们起来抢夺犹太人的买卖，结果犹太人又少了一条极大的生路。
中世纪的犹太人，在经济地位上既受着如此的限制与压迫，则其在精神文化上的地位自然不能提高了。他们虽然是耶稣基督的后裔，但被目为钉死教主的敌人而不许加入基督教的，在基督教的治下，这禁律就无异放逐他们于文化道德以及整个的社会关系之外，所以在中世纪之时，欧洲的犹太人只有过着贫困、压迫与愚暗的生活，仅在回教徒征服西班牙之后，他们才开始有点文化；仅在查理曼大帝[19]的时代，犹太人的命运才相当得到过一点好转；但这种好转的时期是不长的，而且以后的日子只有更坏。此后，犹太人最倒霉的日子，恐怕要算是1348年至1349年的黑死病[20]了，那时大家相信黑死病是因为犹太人在井里下毒药而发生的，所以到处屠杀犹太人，受害者难以数计。
中世教权对付犹太人的方法，还采取一种特别的制度，即所谓“格多”（Ghetto）[21]制。按字义说，“格多”就是犹太人的指定居留地。其制即在某一城市中，划出一个部分，强迫犹太人居住在内，四面砌上城墙，夜间将城门紧闭，犹太人每年必须缴纳税款，以为“保护”的酬报。“格多”的内部，大多街道湫隘，龌龊不堪，犹太人的买卖必须在那里面进行，如嫌范围太小，则城墙外一带土地，可兼作市场，惟当每天日落之后，犹太人必须回进“格多”；凡在星期日或基督教的其他的节日，“格多”之门不启，以免“龌龊”的犹太人出来渎圣。
“格多”最初成立于现今捷克国都的布拉格，惟在史册上可以征信者，则以11世纪意大利各处所建立者为最早。从来“格多”的建立，未经教皇正式批准，一直到1556年，教皇保罗四世[22]亲自在罗马设立了一个“格多”，那制度才算为教权正式批准。16世纪中业是“格多”制的极盛时代，但不久却渐趋于衰落了。随着商业的发达，以及第三阶级的抬头，犹太人无论在经济或文化上的地位，都逐渐提高，“格多”制度当然愈加松弛了。有些“格多”因犹太人之自由离散而消灭；更有些则扩充为近世商业城市的核心。不过“格多”制度之最后遗迹，却存续到19世纪的中叶。
资本主义兴起与犹太人命运的演变
犹太人坎坷的命运，因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得到了转机，因为资本主义把社会的统治经济从农业移到了工商业，那么从事于此业的犹太人，自然也跟着昂起头来。从前睥睨一世的贵族地主，这时也不得不跟那卑贱的犹太人打点交道了。这也是历史的讽刺！
在资本主义最先形成的地方，犹太人最先得到解放；荷兰在西欧的几个近代国家中，是首先进入于商业资本的，所以该国的犹太人也就最早得露头角。但是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同时这中心的主人又是犹太人，故在1579年以后，荷兰即竭力反对宗教上的逼害，欢迎一切亡命的犹太人入境。犹太人也开始有很大的贡献，千古卓越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23]，就是当时荷兰籍的犹太人。等得到了18世纪[24]，荷兰犹太人的地位更高，当时亡命该国的英王查理[25]，竟求助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可见犹太人在政治、经济方面地位的重要了。
后来英国与大陆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犹太人都曾起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所以革命的结果，犹太人的地位也均能有所改善。英国克伦威尔[26]的清教徒革命[27]，对犹太人采取一种极友善的态度，凡被爱德华一世[28]驱逐出国的犹太人，克伦威尔的政府欢迎他们返国。据说这一政策的影响是极好的，L.吴尔夫在其所著《以斯拉访问克伦威尔记》中说：“犹太人携带大量财富回国，又兼以他们在商业上——特别在殖民地贸易上——的才能，很快就证明他们是谋本城（即伦敦——作者）繁荣之一个不可或缺的分子了。”其实又何止伦敦？大英帝国之有今日，犹太人也不是没有功劳的。此后，犹太人在英国没有遇到很大的逼害，而且犹太人（即比肯斯菲尔德子爵[29]，本杰明·迪斯雷利[30]）还做过英国的名首相呢。
法国大革命对于犹太人的解放，尤多贡献。革命之思想上的先驱者——伏尔泰，是一个反犹主义的最大敌人，他以为无论哪一个政府要想繁荣，那就不能反对犹太人。革命中第三阶级的代表米拉波[31]，曾坚决为犹太人的地位改善而奋斗；拿破仑在巴黎召开过犹太人的会议，在他颁布的有名法典[32]上，赋予犹太人以平等的公民权。
在英、法两次革命的中间期，即在18世纪的中叶，当时较为反动的德国，也发生了一次犹太人的解放运动，这就是所谓“门德尔松运动”[33]，即以其领袖摩西·门德尔松[34]而得名。简单地说：门德尔松的运动就是犹太教的改良运动。
门氏诞生于德绍镇的一个“格多”中，后居柏林；不过他受着荷兰的影响很大。当其幼时，荷兰的资产阶级已经抬起头来，那里的犹太人已不再是圈禁在“格多”中的卑贱民族，他们的富商巨贾，早已破弃了这个藩篱，并已在贵族地主中昂首出入，他们业已是国家社会中的重要分子了。从来保守偏狭的犹太教，自然不能再满足那新兴犹太人的精神需要了。他们需要自由的、宽大的、一言以蔽之，即资本主义的教义。
门氏主要的任务在于从精神上解放犹太人，即在摧毁犹太人偏激的精神与保守的民族主义。他声明真理是多元的，即不是为犹太教所专利的，同时，犹太人的解放不一定要保持一个民族，而应与所共居的民族共同努力；因此他主张犹太教徒应该抛弃教派的态度，排除对于异族的成见，以便变成国家之公民、社会之一员。所以门德尔松的运动实际是犹太教对于资本主义的适应。自从这次运动之后，犹太教更加现世化了。它不再是犹太人特殊精神的表现，而是资本主义的说教了，故马克思说：
“犹太教现世的基础是实际的欲望，是自私自利。
犹太人现世的崇拜是经商射利。犹太人现世的神是金钱。”[35]
不过门德尔松运动的后果，却超出于宗教的范围之外，举凡德国政治、经济、文化诸端，莫不受其相当影响，此后，德国犹太人在各方面的贡献，光明灿烂，蔚成解放也者，仍有其极大的限制的，因这时犹太人的本身早已发生极大的化分，能加入资产阶级的，自然只有极少的少数，其他大多数的犹太民众，不过从龌龊的“格多”中解放出来，关进到喧嚣的工厂中去罢了。
反犹主义的原因与经过
犹太人的解放，跟着就有反犹运动的兴起。不过19世纪末叶的反犹运动，与中世纪之仇恨犹太人，其原因与方式都不相同。兹略述其原因如下：
（1）民间的仇恨。这一点可以说是承继自中世时代的，因为教会的法令，逼得一部分犹太人只能放债盘利、投机营生，结果引起了欧洲民间对于犹太人的普遍的仇恨。
（2）经济与政治地位的提高。犹太人是各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分子，故当资产阶级得势之后，反动的封建势力就以反犹太人的口号来进行反资产阶级的斗争；另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也会对犹太人发生一种恶感，甚至会发生以犹太人代替资产阶级的错觉。
（3）民主思想。以新兴阶级的资格，犹太人类多赞成民主思想，这也遭反动者之忌。
（4）智力发达。千余年经商与劳工的结果，犹太人的智力似乎比长期务农的其他欧洲人来得机巧聪敏，19世纪中叶后，西欧从事各种自由职业的人们，犹太人常占很大的比例，这也能引起其他民族的妒忌。
反犹运动最先发生于德国，最烈于俄国。这乃由于犹太人在该两国的人口较多的缘故，据1910年的《犹太年鉴》所载，那时犹太人的总数约1150万名，而散居于俄国者达5215000，在德、奥、匈境内者为2791000人。在19世纪的70年代，即在反犹运动开始的时候，犹太人占德国总人口之1.22%，柏林占4.36%，维也纳占6.62%。
德国的反犹运动发生于1879年。当时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逐渐增强，同时社会民主党在工人中的力量，也在发展。以俾斯麦为代表的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就想加以镇压了。上年颁布了反社会主义者的法律[36]，苦于无大效果，乃复于这一年采取一件新的武器，这就是反犹运动。
俾斯麦把这件武器应用得极高明，他并不亲自出马，他只利用一个野心的天主牧师——阿道夫·斯托克[37]，出来干这一番“神圣的、新的文化斗争”。斯托克——这位希特勒的前身——曾感受过拉萨尔的影响，所以他也知道工人运动的重要，在1879年[38]组织了一个什么“基督教社会主义党”[39]。他利用了“社会主义”这个漂亮的幌子，反对“犹太人”的国民自由党（资产阶级政党，主张君主立宪制），同时打击“犹太人”的社会民主党。这种反动派的阴谋，曾被当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很正确地揭破道：“他们把反犹运动当做一种假冒的社会主义来利用愚民。”
斯托克这次反犹运动，确曾得到相当成功，1881年4月13日，有25万德国人曾联名上书俾斯麦，请求排斥犹太人。在反犹运动最高涨的时候，也曾焚烧过许多教堂，屠杀过很多犹太人；但因资本主义飞速生长，一方面，自由思想的力量日趋强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数量愈多，并且大部分业已觉醒，已接受了马克思的学说，故反犹运动非但得不到一切开明分子的同情，而且专制主义的代表，德皇的太子（即后来的腓特烈三世[40]）也都表示坚决的反对，斥之为“德国的耻辱”。1888年后，斯托克失去了俾斯麦的宠幸，反犹主义也随着衰微。等到20世纪之初，德国的反犹运动差不多已经听不见了。
俄国的反犹运动较德国的为烈，其原因在于俄国的统治阶级较德国的更为落后，因而也更为反动。自从19世纪的初叶以来，资本主义虽然也逐渐在俄国生长，但因封建地主的势力太大，且其性质太保守与落后，不能实行“普鲁士式的改革”，这促成了俄国民众（从资产者到工农）走上直接革命的道路。犹太人为其悲惨的地位所驱使，也有不少参加在这些革命运动中的。这事实给沙皇政府以镇压革命的手段，即发动反犹暴动来缓和与改变革命运动的本质。
1881年，实行改良政策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41]为虚无党人所炸死，波贝多诺斯策夫[42]领导的斯拉夫国粹派，便趁机而起，掌握政权。他标榜斯拉夫派的三大主张：1.绝对专制；2.希腊正教；3.俄罗斯民族的纯洁。努力提倡反犹运动，其实是反对一切带有革命性的思想与人物。结果犹太人大批被杀，而一切改良与进步的制度与人物也全数被镇压与取消了。
这次历史上有名的犹太人屠杀，起因是极微的：伊莉莎堡有一个醉汉，在复活节的那一天狂喊犹太人用基督徒的血来做面包，于是群情愤激，捣毁犹太人的住宅，殴辱他们的妇孺，终于愈演愈烈，大肆焚毁；一霎时，全俄响应，群起杀犹，此次屠杀经数星期之久，南起黑海，北至波罗的海，实行烧杀犹太人之城市，竟达167处，死者长逝，存者流离失所，史家认为此次屠杀为黑死病以来人类未有的大灾。[43]
不过这种疯狂的反犹运动，并不曾得到反动统治者预期的效果，反而加强了革命的力量，尤其引起了犹太劳动者以及许多知识分子的反抗。在大屠杀后的第四年，即在1885年，南俄的犹太工人组成了犹太人的工会，会员达两万余人；其他还有许多犹太人的青年学生也参加了革命，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都是在这一时期起来的，他们后来成为十月革命的首领。故当十月暴动之后，有些西欧的浅陋之士，甚至说俄国革命是犹太人的“复仇”呢。
德、俄之外，进行激烈反犹运动的国家，还有罗马尼亚。在这里，屠杀犹太人的暴行，甚至较俄国的更为野蛮；它虽经美国政府等的一再抗议，而反犹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这原因主要在于罗国商人与犹太人在商业上的竞争。
法国因资产阶级的革命比较彻底，同时犹太人在该国的人数又较稀少（1910年为九万五千），所以反犹运动亦较为和缓。不过在上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内，法国的反动派如保皇党的遗孽等，也曾利用过反犹口号来进行政治阴谋的。这些阴谋中最重要与最有名的一个，就是所谓德雷福斯事件。[44]此事发生于1892年，法国的保皇党人等指控法军参谋部的一个军官犹太人德雷福斯为叛国，并进行反犹。德氏经几次审判，被诬有罪；当时一般进步分子如大文学家左拉等，则明知其冤，出为辩护，结果保皇党人等鼓动军队，竟谋暴动，企图复辟，幸赖巴黎工人阶级挺起镇乱，保卫共和；后此案又涉讼经年，至1906年始宣告德雷福斯无罪，反犹运动亦暂趋平静。
此外如奥匈等国，也发生过类似的运动，这里不再多叙了；现在我们要看在这种反犹的狂流之中，犹太人本身到底有何反应？
战前犹太复国运动的起落
犹太人对于反犹运动的反应，约可分为两种：一为国际主义的；一为民族主义的。前者以马克思的学说为基础（马氏对于犹太人问题的主张，发表于1843年，当时近代的反犹运动尚未大规模地爆发，惟此种主张，在本质上仍为国际主义者对于犹太人问题的指针），后来即为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纲：后者则有所谓犹太人的复国运动（Zionism）。现在且先讲后者：
犹太人在颠沛流离、痛苦压迫之中，实际上无日不兴故国之思。自从巴尔·科赫巴的革命惨遭失败，犹太人的复国运动还是前仆后续，始终不懈。第4世纪克里特岛犹太人之企图光复，虽告顿挫；但在叙利亚、波斯甚至散居在西班牙的犹太人都曾先后做过复国的活动或宣传。当中世纪时，犹太人受着极端的逼害，但他们的民族思想却愈益坚强，迨16世纪中叶，犹太民族主义更趋高涨。当时犹太志士大卫·罗伯尼的游说，在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土耳其的同胞中得到了热烈的拥护。等到自称救主的沙贝塔伊·泽维（1626-1676年）[45]出现以后，犹太人复国的梦想就愈加浓烈了，据说各处的犹太人都想回到巴勒斯坦去，以便朝拜圣地。
但当近世民族国家渐次形成的时候，犹太人传统的民族主义，却被门德尔松的运动所压倒了。这在客观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欧各国的犹太人得到了相当解放，他们已经打进了各个所在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再不必回到这荒凉古旧的耶路撒冷去建立故国了，所以门德尔松登高一呼，犹太教中守旧与偏狭的民族精神，竟不得不让位给开明的“国际”主义。
然而，19世纪最后一季的反犹运动，却又把犹太人民族主义的旧梦唤醒转来。此种复活的表现就是“复国运动”之产生。
犹太复国运动具体的形成，始于1895年，发起者为奥藉犹人博士西奥多·赫茨尔（Dr.TheodorHerz）[46]。他本是一个新闻记者兼戏剧作家，这一年，因见维也纳议会选举中，反犹主义者得到胜利，他感觉到犹太人终不能与异族同化，乃出而号召复国。他做运动的目标及其进行的方法，表明于犹太复国运动第一次国际大会[47]（1897年召集于巴塞尔）的决议上：
“犹太复国运动的目标，欲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公认与法定的犹太人的家。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大会认为必须采用下列的方法：（一）奖励犹太农业家、手工业者与商人移住到巴勒斯坦；（二）各国犹人须遵照各所在国的法律，组织起来；（三）加强犹太人的感情与意识；（四）设法获得各国政府的赞许，俾得实现犹太复国运动的目的。”
这次运动的影响与势力，远非过去各种犹太人的民族运动所能比拟；凡自1897年至1910年，召开国际大会9次，共有会员30万人；为要实现这些计划，而且还募集到几十万镑的巨款。但早自1904年博士死后，这运动就低落下去了，等到1910年的大会召集时，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差不多已经寿终正寝了。其原因：一在于土耳其政府的反对与压迫；二因当时各国的移民尚无极大限制，尤其美洲诸国，可为被害犹太人的避难所；三因资本主义的蓬勃生长，政治上的民主与自由思想盛极一时，反犹运动完全失势，故复国运动也无存在的必要了。
在战前资本主义的繁荣时代，犹太人问题似乎快要不成问题了。犹太人的富有者构成了各国资产阶级的重要分子，贫穷者便成为无产阶级，有许多还加入了社会主义者之林，他们与其他民族的工人一样，也以资本制度之推翻为其本身的解放了。所以当时有许多人以为犹太人一定能完全融化到各所在国的各个阶级中去，将来在政治与经济方面，再不会有单独的什么犹太人问题了。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犹太人问题的重提
可惜好景不长，资本主义蓬勃生长的结果，却酿成了1914年至1918年的人类大屠杀；与战争危机同时起来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最先就拿犹太人来做了牺牲，于是这一受难的民族再度遭殃了，他们又到处遭到了逼害；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救主”，这就是大英帝国。那是在1917年，欧战到最后关头时，英国为要拉拢犹太人来打击德国，发表了那个有名的《贝尔福宣言》[48]，它答应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老家成立犹太国。
欧战结果，巴勒斯坦改由英国代管，时遭当地居民——阿拉伯人——的反抗，英国人为要巩固其统治起见，便允许犹太人无限制地进入巴勒斯坦，借以挑起少数的犹太人与多数的阿拉伯人间的斗争。英帝国主义的这一政策，又大大鼓动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兴起。
1924年，美国通过《约翰逊-里德法案》[49]（这法案并无多大经济上的必要，是反动的民族政策之结果），限制犹太人入境，同年，加拿大与南非洲又对犹太人关闭了门户；再加以波兰实行格拉勃次基的经济政策，犹太人无法生存，乃更加增大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势力；最后，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登台，犹太人的命运仿佛重逢了巴比伦人入寇时的大难；今年奥国被吞，犹太人首先遭劫；意德修好后，墨索里尼效仿希特勒的故技，犹太人之受害者又增加了几万；最近捷克被割，布拉格的新统治者也在反对犹太人了。如今法西斯的毒焰方张，种族主义的谬论日益猖狂，犹太人的前途，真不知要悲惨到何等地步；犹太人在此种情形之下，痛切地感觉到有复国的需要，那是极其自然的，极其应该的。不过，究竟复国运动是否能使犹太人超脱其悲惨的地位，那就有点难说了。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先要研究的，是法西斯主义对待犹太人的政策。
法西斯主义与犹太人
要懂得法西斯主义为什么反对犹太人，必先了解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与历史作用。一般地说来，法西斯主义的成因，乃是资本主义的衰朽与革命势力的分裂。它那直接的阶级基础，则为被资本制度所摧毁了的中间阶层，如破落的小资产者、赤贫的农民、长期失业的工人、以及流氓等等，这些分子被资本主义打入于悲惨的深渊，失去了任何阶级的立场；在战前资本主义的旺盛时期，这些被破坏的中等阶级本可变为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所以旧的阶级愈毁灭，新的阶级愈扩大，结果就愈接近于新社会的来临。不过战后的情形可不同了，资本主义进入到腐朽的阶级（这阶段主要是因第二国际各工党之背叛革命而造成的），它一方面经常处在危机之中，生产不断缩小，另一方面因高速度的实行合理化，故无产阶级非特不能接受那大量破产的中等阶级，反而连原有的数量也以成群失业而不断地减少着，结果这些破产的中间阶级，愈来愈多（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竟占全人口之半），他们形成了旧社会的沉淀，成为社会生产的赘疣。这帮人对于资本主义是极不满意的，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也并无好感，因他们目前虽然是一无所有，然其目的却仍在于私产的获得。
当无产阶级对腐朽的资本统治实行革命时（如1920年前后的意大利，1930-33年的德国），如果革命方面能有正确的领导与策略，那么这些失去了阶级立场的破落分子（至少有一大部分），一定也会跟随在先锋队之后，拥护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不幸革命的本身发生动摇或分裂，如1920年意大利社会民主党的临阵脱逃，1929-32年中德国共产党之攻击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结果大资产阶级就趁机反攻，利用这一大批旧社会的沉淀，起来打退了工人阶级的进攻，并进而彻底摧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的一切组织与团体，借以延续资本主义残余的生命；此时建立起来的政权，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成功，都不外乎这一道路。
法西斯主义既击破社会主义革命，挽救资本主义的危亡为其职志，则其思想上的武器，自然要选择那些能反对国际主义与阶级斗争的理论了，而这些理论中之最易为群众所接受的，则莫如反犹主义；反犹主义可以巩固一般的种族主义，可以变阶级斗争为“全民”统一，可予国际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反犹主义成了各种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内容，也因此，一切反动势力，都把反犹主义当作最有效的武器；不过，究竟实行到何种程度，那还要以各该国现实的情形来决定的。
希特勒的“替天行道”
希特勒在其所著《我的奋斗》中说：
“与犹太人奋斗，即余代上帝行事也。”（中译本第27页）
为什么“上帝”一定要叫这位“元首”与犹太人奋斗呢？据希特勒的解释：
“设吾人分人类为文化之创造者、保持者与破坏者三种，惟雅利安人方足为第一种之代表。”（见上书144页）
“为发展高超之文化起见，文化较低之民族，有存在之必要，惟此等民族可为技工具之代替物。”（同上书145页）
“雅利安人……征服低等民族，使之遵从其意志与目的，在其统制之下，从事工作。”（146页）
“血统混杂及种族堕落，实为旧文明湮没之唯一原因”（147页）
至于犹太人的罪状何在？据“元首”的意思，在于他们之“狡黠”、“寄生”、“传染梅毒”、“实行金钱主义的结婚”、“剥削人类”，以及“利用工会运动以投人所好”、“破坏国民经济之基础”、“毁灭雅利安人所创造的文化”。
上帝为要防止梅毒蔓延，保持雅利安人血统纯洁，以免文化之不灭起见，乃特给阿道夫·希特勒“替天行道”，扑灭此“人类的寄生虫”——犹太人！
希特勒这一篇荒谬的理论，还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他只是重弹着俾斯麦时代斯托克牧师的老调，即抄袭“基督教社会主义”的主张罢了。这一点希特勒自己也承认的。不过，为要证明其“伟大的创造力”起见，他同时指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只以宗教的为限，而“第一号领袖”的理论却是完全种族主义的，即是干脆地反对犹太人，不是什么扭扭捏捏地反对犹太教，所以它比“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反犹主义更彻底、更有力，同时也更凶恶、更野蛮。
反动的人种优劣说，早已被严正的科学家所推翻，我们这里用不着多谈，不过有一点得乘便指出来的，即单就历史的事实说，希特勒的“理论”也是无法成立的。他说雅利安人是文化的唯一创造者，这就完全抹煞了历史；塞米脱人以及其他的有色人种简直是文化的始祖，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史实。他又说犹太人从来没有文化，这更是荒天下之大唐，过去他们对于宗教方面的贡献且不说，即就近代而论，哲学上的斯宾诺莎，社会科学上的马克思与李嘉图，文学上海涅，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心理学上的弗洛伊德，音乐上的门德尔松，革命方面的托洛茨基等，他们在人类文化各部门的建树简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谁能相信犹太人只是人类文化的消费者？又谁能相信犹太人只是国家社会的寄生虫？但这一切荒唐与矛盾的“理论”，绝不妨碍《我的奋斗》成为法西斯的圣经，甚至还不妨碍他们夺取政权，蹂躏文化！这虽然是人类与文化的不幸，但也是历史本身造成了的灾难，因为我们在上一段中已经讲过，当时德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德国工人政党的分裂与错误，命定了要希特勒来“替天行道”的。
犹太人的地狱——第三帝国
1933年初，国社党走上了政权。那时有许多人以为希特勒未必会真的代上帝行道，因为犹太人在德国的资产阶级中有相当势力，国社党在朝之后，既然抛弃了“反资本主义”的宣传，则反犹主义想必会搁置起来的。但事实马上就证明了这种理想的错误。因为在那时候的德国，有两种情形：一、国际主义的影响尚强；二、失业问题极度严重；使国社党必然要乞怜于反犹主义的武器，故立即将党纲上的反犹主张实行起来。
在国社党的25条政纲中，有6条是专门反对犹太人的。最主要的有：
“第四条——凡属我们的同类，方有公民的资格。凡属日耳曼血统的，不问其信仰如何，方是我们的同类。犹太人绝不是我们的同类。”
“第六条——凡具有公民资格者，方有决定国家的行动与制定法律之权。因之我们要求中央政府或各邦与各县之公共职务，不论其性质如何，只许具有公民资格者充任之。”
“第七条——……国家如遇不能养活全部人口的时候，它因将异族的人民（非公民者）驱逐出德意志国境。”
“第八条——禁止非日耳曼的民族重新入国。对于从1914年8月2日后，移入德国之日耳曼的民族，我们要求迫其立即出境。”（以上各条引文，系根据商务版林译之《德国国社党史》）
这些党纲的第一步实行，就是冲锋队员之大批拘捕犹太人。那时在犹太人这个名词之下，包括着布尔什维克、工会运动者以及一切反法西斯的革命者，这是反犹主义在反国际主义方面的应用；接着又来了那有名的所谓抵制运动，即由冲锋队员把守了犹太商店、犹太医生及律师的住宅的大门，禁止他们营业，这是反犹主义在解决失业问题上的应用；不过抵制运动因实行不易，而且国社党中有些要人如沙赫脱之流都表示反对，所以只在4月1日表演了一天。
4月7日，将党纲第六条制成法律公布：凡非雅利安种的现任公务员全应免职；凡具有100%或50%（即父或母为犹人），或25%（即祖父或祖母为犹人）犹太血统者，均属非雅利安种。
4月10日公布法律：凡非雅利安种者，不能执行律师业务。
4月26日的法律，限制德国学校中之犹藉学生，不得超过1.5%，并限制犹太人行医，以及从事其他一切自由职业与文化事业。
此外还有法律禁止犹太人出入戏院，出版刊物，印行文学，开办音乐会等。
犹太人简直又回到中世纪的“格多”里去了！这一年中前后被迫离德的犹太人，据说有3万左右，可是还有五十几万的犹太人是留在这个恐怖的国里的！
1935年9月，纽伦堡的国社党大会上通过了《保护日耳曼人血统与荣誉的法律》，犹太人被剥夺了公民权与其他的政治权利；并严禁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结婚与性交，违者处以徒刑。这么一来，犹太人甚至在恋爱或性交的时候，都得查清对手方的祖宗三代的血统了，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
历年反犹的结果，希特勒大约撵走了8万名犹太人，还有几十万的犹太人则大多陷于欲走不能，不走又难于为生的困境，凡由犹太人让出来的空缺，大概都叫拥护希特勒的“雅利安人”占去了，这就是戈培尔所大吹特吹的所谓“失业问题业已解决”的真相！
第三帝国中犹太人悲惨的命运，最近又因巴黎一个犹太青年的无知行动而再遭浩劫。1938年11月10日，巴黎有一个犹太青年恨国社党之压迫犹人，行刺德国驻法大使馆三等秘书拉特，结果引起德国境内之疯狂报复[50]。关于法西斯党野蛮残忍的行为，我们只叫引几段最近报纸上的通讯就够了：
“自拉特被刺殒命之后，排犹风潮，又已蔓延全国。自远在西北之哥尼斯堡，以迄德国西南部各城市，所有犹太人之商肆，均被捣毁。昨晚柏林西端，抢劫之风甚盛。陶岑街著名商业区之群众，目击有人自各大百货商店之窗外，抢取呢帽及大衣等物，凌乱之情形，颇似空袭或大爆炸发生之后。并有大批人民，抢取皮帽、靴鞋，状类疯狂……损失之数，不下数百万马克之巨……”（柏林11月11日哈瓦斯电）
“本城当局，顷限令全城犹太人于本日午时6时前，向警察局报到，而于48小时出境。此外，犹太人之寄居各旅馆公寓者，均被逐出。犹太人住宅多所，被人纵火焚毁。截至目前为止，犹太人被捕者，共有五百多人。”（10日德国慕尼黑哈瓦斯电）
“本城所有男性犹太人（自18岁至60岁）均已捕送圈禁营，并令其缴纳住宿费。”（12日法兰克福哈瓦斯电）
“……德国政府顷责令国内各犹太人，募集款项10亿马克，以示惩处。”（12日哈瓦斯社柏林电）
够了，不再多引了，只就上面这几个消息来看，不已经完全表示出第三帝国是一个最可怕的活地狱吗？为了一个无知青年的罪恶，希特勒竟对几十万人施行这样野蛮疯狂的报复，这不仅是日耳曼人的耻辱，抑且是人类的奇耻大辱！不过法西斯蒂是无所谓耻辱的，责他们以羞耻的人自己先就是傻子，因他们原来就是流氓，是痞棍，是社会的沉淀！希特勒是绝不在任何事物之前止步的，所以除了上述的暴行之外，法西斯蒂趁此机会还制定了极严酷的法律，以便根本消灭犹太人：
“……同时极严酷之排犹办法多种，现已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犹太人不许经理零售业、输出业、商店甚至手工业亦不使充任经理……此举无疑断其最后生计，缘政府之禁犹太人充任医师、律师、银行家、手工业工人，早已有法律公布也。”（哈瓦斯社12日柏林电）
这样一来，德国的犹太人问题，倒似乎真正彻底地“解决”了。据说更“彻底”的办法还在考虑中，也许还要把五十几万的“异族”全体驱逐呢！如果这办法真能实行出来，自然是再好没有，一方面可发100亿的横财（据说德国犹人共有这么多的财产），另一方面又可以安插五十几万的失业分子！可惜事实上怕不能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么轻而易举！不过无论如何，第三帝国对付犹太人的野蛮行为，总还有得给我们看的，这些行为的野蛮程度，将与法西斯统治的危机成正比例。
最近这次反犹暴行，除了我们在上面屡次讲过的一般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原因在。第一为德国财政的异常困难，近年来狂整军备的结果，德国所有的财富，差不多全给希特勒拿去造大炮了；戈林独裁者的什么“四年计划”，在在暴露出拮据与破产；苛捐杂税的增加，不仅引起德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愤怒，甚至连国社党内的温和派如沙赫脱博士等等，也都认为冒险而表示不满；同时民众的负担，也绝非绝无限度的，目前的情形就已经不能胜任了，当然在不能拼命重榨；至于向外借货呢，英、法、美诸国因竞争太烈，均无希望；正在这为难的时候，忽然发生了巴黎犹太青年的一击，恰好给希特勒、戈林辈以极好的指示：向犹太人勒索10亿马克。这数目似乎并不很大，不过你等着吧，戈培尔所说的“更彻底的解决法”，也许会把犹太人的100亿马克尽数充公的。
第二个原因是政治的。目前，英帝国主义为要巩固其地中海与苏伊士河的地位，竭力在“同情”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结果在巴勒斯坦引起了回教徒的热烈反抗。希特勒为赢得回教徒的同情，以及防止战争发生后犹太人在德国内部的“捣乱”起见，乃先行扑灭犹太人。所以根据这一点来看，此次德国的反犹狂潮，实际是大战的准备与反英的阴谋。
墨索里尼的东施效颦
意大利虽亦为法西斯国家，然以犹太人的人数较少（仅五万两千人），且因彼等在社会经济方面不占重要地位，故自来并没有什么反犹运动的发生。本年7月15日，意国许多教授之种族主义宣言，还是黑衫党人反犹运动的第一声呢。该宣言共分十点，今且摘引其主要者：
“（一）各种族有各种特性。
（四）今日之意大利人民完全为雅利安族，愿保持雅利安文明。
（六）意大利人民一致尊重并保持血统单一之一意大利民族。
（七）意大利现决公开承认种族理论，采取确定立场。
（八）西欧地中海人民，与亚洲或非洲地中海人民，应加以区别。
（九）犹太人不属于意大利族。”（见7月16日海通社罗马电）
自从这宣言发表以后，不必是“消息灵通”的人士，大概也都知道墨索里尼将效法“他的朋友”希特勒，要“代上帝行事”了。因为所谓“教授”也者，自然不过是“首相”的喉舌罢了。
7月26日，法西斯党的秘书来泰拉斯又来了一篇演说：“世界犹太人如抱反法西斯态度，则意当局恐将惩治境内之犹太人。”
7月卅日，墨索里尼在其自己的演说中，第一次表明了态度：“关于种族问题，我人亦当勇往直前”，同时为要洗刷他抄袭德国的耻辱起见，乃声明“或谓法西斯党系追随他人之所为，实属荒谬。”但事实胜于雄辩，“教授宣言”的内容，不就是德国“第一号领袖”的“宏论”吗？不过加添了一些“教授式”的字眼，没有说得像希特勒那样的直截了当罢了。
最后在10月1日召开的法西斯党最高会议上，决定了反犹的法律，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并勒令许多犹人出境。
这次又受德国狂潮的影响，于本月（11月）10日，颁布更严厉的反犹法令，限制所有1919年以后，移居意大利、里比亚及爱琴群岛之外籍犹太人，一律于1939年3月12日以前离境，凡1919年后归化意籍的犹人，均剥夺国籍，并禁止犹太人在意国境内永居。
最近公布的反犹法令中，又“规定意籍犹太人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均不许服兵役；不得担任意人之监督，或有一百雇工以上与国防有关之工厂厂主；犹太人不得拥有五千意币以上之土地，或两万意币以上之房产；犹太人不得雇用意大利人为佣人；国省市行政官署、党部、半官机关以及一切工业工厂，均不得任用或雇用犹太人，惟内政部中得任用对党国有特殊劳绩之犹太人为职员；所有犹太人现正担任已被禁止之职务者，应于三个月内提出辞职。”（海通社11日罗马电）
上述法令实行以后，意大利境内的几万犹太人，也遭到德国犹太人同样的命运了。究竟墨索里尼为什么要学希特勒的样呢？上面不是说过，意大利就社会经济的意义上说，并没有反犹的必要吗？那么难道只为了“两巨头的友谊”吗？这当然是笑谈。德意两国在外交上的接近，并不会以内政的改变为条件的。这犹之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不妨与工人国家的苏联缔结军事联盟一样。所以说意大利之反犹乃德意轴心的结果，那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很正确的。
依作者个人的观察，意大利之采取反犹政策，乃是英意在地中海与近东一带争霸的表现。这话怎样说呢？难道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亲英分子吗？当然不是的。问题的关键也还在于巴勒斯坦的局势。我们早已说过，英帝国主义之支持犹太复国运动，是它地中海争霸战的一个武器，意大利既然是英国在地中海与北非方面的主要敌人，自然要设法找寻一个反对的武器了，这武器就是“拥护”回教徒的民族运动。因为回教徒的独立运动，可以推翻英国在埃及与巴勒斯坦的统治；我们总该记得吧，当意大利侵略阿尔及利亚的时候，黑衫党就是以巴勒斯坦回教徒中的放英宣传来答复英国的制裁的；现在英意正在“修好”，公开的反英自然有点不合时宜，那么正当大英帝国以飞机大炮“帮助”犹太人复国的时候，来一下反犹的把戏，不也可以从反面获得回教徒、阿拉伯人的同情吗？所以我相信墨索里尼反犹的算盘，是打在这一联上的。
当然，阿尔及利亚侵略以后，意大利国内经济的危机与民众的不满，也是促成此次反犹运动的原因。
其他国家的反犹运动
在这战争危机日益迫切的目前，种族主义与偏狭的爱国主义猖獗一时，犹太人的劫难，大概只会是有增无减的。犹太人的解放当然更是无从谈起。
除了德、意两国，现在还有好几个国家也正在压迫这无国的民族。其中最残酷的要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犹太人，约占全人口的四或五，故在19世纪的末叶，早经发生过反犹运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欧战以后，罗马尼亚领土扩大，在1919年的宪法上，规定了“一切国民不问宗教、语言与民族之不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当它在自由主义者泰泰来斯哥的政府治理之下，罗马尼亚的种族问题确乎能相当缓和了一下，但自世界经济恐慌，特别自希特勒在德国得势，并且侵入中欧之后，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重新抬起头来了。这儿的原因是很显然的，就是因为罗马尼亚的资产阶级，受到了恐慌的打击，乃以反犹运动来同犹太资本家进行不公平的竞争。此种反犹的阴谋，我们可以从它的法令中看出来的：犹太人不许充当公务员，不许从事某几种职业或商业，不许务农，不许充当律师、医生、技师、建筑师，甚至不准进戏院与电影院。由于这种法令的实施，罗马尼亚的商人、工业家以及其他的自由职业者，当然能得到相当利益的。
此外，罗马尼亚的卡罗尔王和他的大臣高格，还发明了一个干脆的反犹办法，即将犹太人做一番统计的把戏，从而宣布多少万的犹太人是“用诈术”入境的，勒令于某一时日之前出境！此法倒比希特勒先生的更加简单而彻底了。
其次就是波兰。在这个欧战后重生的国家中，犹太人约占全人口之10%强，共约三百或三百五十万人。这是世界各国中犹太人对全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犹太人在波兰经济界所占的势力，据最近波兰一种反犹报纸的统计（这统计当然是过分的）：全国手工业犹太人占62%；全国医生中犹太人占58%；律师中占61%；零售商占74%；至于在文化界方面，犹太人的势力也极为可观。
犹太人在波兰境内的人数既如此之多，他们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势力又如此其大，那么在这反犹潮流汹涌澎拜的今天，怎样能不受着影响呢？不过在复国之初，在1919年的条约上，波兰也确曾郑重地规定过：“不问出身、民族、种族或宗教之不同，各人之生命与自由，均受完全保护。”并且开国元勋毕苏斯基将军又曾公开宣布：“波兰人遭受了一世纪多的压迫与逼害之后，再不允许在他们的本国，有民族仇恨的存在了。”
可是条约归条约，宣言自宣言，一等到有经济上的必要时，这些“自由”或“民主”的“主义者”，立刻会拿犹太人来做献祭的牺牲的。
1924年格拉勃次基的经济政策，本是打击犹太人的，后来经过1929年的恐慌，再受着1933年德国法西斯的影响，反犹运动就风起云涌了。最常见的方式即所谓对犹太商与犹太手工业者的群众抵制，这种抵制运动，当然是波兰商人唆使起来的。这与罗马尼亚的情形颇相仿佛；不过有一点可算是波兰的“国粹”，即农民特别热烈地参加反犹运动。犹太人之惨遭屠杀与抢劫，在波兰的农村中是常有的事。这因为在大多数波兰贫农的意识里，以为反对犹太人即能解脱他们的痛苦。其实这是上了波兰地主们的当。原来在乡村的贫农中，对犹太人本有一种成见，因为犹太人放高利贷的特别多；然而归根结底的说来，使波兰农民赤贫到这个地步的，主要还不是高利贷而在于土地问题之尚未解决，即全国耕地仍操于少数大地主之手。大地主们当农民为生存而挣扎时，乃利用他们对于犹太人高利贷者的恶感，移转农民大众反地主的斗争为反犹的暴行。这情形在罗马尼亚以及在其他东欧比较落后的小国中，固然也有，不过没有波兰那样的普遍罢了。
捷克在慕尼黑协定之前，曾被一般人誉为“和平与民主堡垒”之前哨的，但自苏台德地区与其他区域割让以后，蒙受了大损失的捷克资产阶级，不得不转向国内36万的犹太人（其中不少是工商业的巨子）索回相当报赏了。现在捷克的反犹运动业已开始，例如本月6日卜雷替司拉伐美联社电讯所载：
“捷克今日仍继续其反犹运动，在过去48小时之内，估计约有犹太人万名，被迫经匈牙利之南部边界他去，彼等之财物，亦尽被充公；此种运动闻将继续，直至将所有生长于现匈境之犹太人除尽乃止。查此种犹太人共有7万名。同时，布拉格方面，现正谈判，关于遣送德国、波兰及罗马尼亚籍之犹太人共7万人归国事宜。”
驱除了这些匈籍犹太人之后，接着就要来对付捷克籍的犹太人了。
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怪可怜的，他们也是在惴惴不安了。本来匈国的犹太人比捷克还多，一共有48万。同时民间的反犹传统又相当的深；那么在邻国反犹的影响之下，它怎能不有为行动？就报章简略的报道看来，匈牙利的大地主与大资产者的政党——国民党，已经举行过好几次反犹的示威。不过他们的口号虽然是反犹，但实际上所攻击的却是社会民主党等一切自由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组织。
民主国家的“同情”
然则，天下之大，犹太人竟无立锥之地吗？这倒似乎也不尽然。工人国家的苏联暂且不说。即就美国而论，对于德国的暴行，不是群情愤慨吗？还有英法两国，也很不以德国的反犹为然，对犹太人还仿佛想积极加以援助似的。于是有些爱把事物简单化与公式化的人们，就若有所悟地说道：“对啦，犹太人问题也是以和平及侵略阵线为分野的。和平阵线是犹太人的朋友，侵略阵线是犹太人的压迫者。”同时他们就很快地得一结论道：“全世界犹太人如想获得解放，应援助英美法等和平国家去跟法西斯国家作战。”
要知这理论是否正确，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和平国家”对犹太人的“同情”究竟如何就够了。苏联是一个例外的国家，在下面我们将专门谈到它的犹太人问题，至于英国对犹太人问题的政策，也将分别讨论，这儿我们只简单的谈到美法两国。
北美合众国的犹太人共约450万，约及全世界犹太人的1/3，在本世纪之初，该国犹太人还不过53万，其余三四百万的犹太人，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从欧洲移住过来的。此种大量移植的原因，简单地说：（一）为旧大陆的反犹运动与不断的经济危机；（二）为美国资本主义的飞跃生长，资本、人力均极需要，同时又因无封建势力的存在，原始的反犹运动无从产生。因此20世纪以来，犹太人群以新大陆为谋生与发达的天国，趋之若鹜，结果不仅在数量上构成了美国总人口的3.5%，而且在财政、工商各界的地位中，也造就了雄厚的势力。犹太人既能执掌着华尔街的钱库，当然也能影响着白宫的政策了；这就是美国政府历来不赞成反犹运动的缘故。
但自欧战以来，美国资本主义快达到盛极而衰的地步，于是反对有色人种的苛律颁布了，1924年有名的《约翰逊-里德法案》也通过了，从此，这个犹太人发财的天国，也对犹太人关闭了门户。
现在美国境内虽未反犹，对国外犹人的蒙难又颇表同情，但是合众国的门户却仍旧让《约翰逊-里德法案》封锁着，不许无路可走的犹人入国。原来美国的同情也只限于口头上的！
美国资本主义现正处在危急的关头，罗斯福的新政也救不了这繁荣的王国，将来如果危机更加深刻，则美帝国主义一方面将加紧对外的侵略，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族的资产阶级，一定也会抬出反犹主义的招牌来，同它的犹太人同道者进行斗争了。
目前共和党的前总统胡佛，与民主党的现总统罗斯福，竞做保护犹太人的勇士，这在实际上是着眼于美国境内450万的犹太选民，以及迎合美国社会上痛恶德国暴行的舆论，借以争取各自党派的影响罢了。
讲到法国，则因其本身经济的情况尚佳，犹太人的数量根本就少（28万）又因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政治上颇有影响，自由民主的传统较为强固，所以现在还没有反犹运动的公开爆发；但这绝不是说：法国是犹太人的朋友，而且将来也不会反犹的。绝不如此！即令在“左派”当权的目前的法国，对犹太人之入境也是严加取缔的。例如最近报载：法国外长声明“法国收容犹太难民已经太多，目前要俟它国表示同样态度后，始能对避难之犹太人加以协助了。”（见16日海通社巴黎电）
如今法国的“人民阵线”业已破裂，外交上谋与德、意接近，内政则日益右倾，火十字团等法西斯组织的力量，正随着战争的危机而日益加大，法国反犹太人的运动也已在民间，特别在军队中暗自进行了，如果战争爆发，犹太人大概要首遭其殃的。
英帝国主义与战后的犹太复国运动
当犹太人处处被逐，颠沛流离的时候，仿佛只有大英帝国才是他们真正的朋友。因为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英国愿意帮助犹太人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建立独立的国家。在我们研究英国的帮助是否真实，犹太人的复国运动是否可能之前，且先来谈谈巴勒斯坦的现实情形，这对于问题的说明不是没有益处的。
就历史上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老家。但一两千年来流离分散的结果，这个地方却早已成为回教徒阿拉伯人的故乡了。此地的地主差不多全是阿拉伯人，从事其他职业的也是阿拉伯人为最多。犹太人反而很少，最近二三十年各国反犹运动与复国运动的结果，犹太人大批流入巴勒斯坦，但至今还只有四十万零四千人，约及全人口1/3，阿拉伯人仍占2/3。
政治上，巴勒斯坦曾长期间受着土耳其的统治，欧战结果，才委任英国代管的。为什么英国一定要“代”管这个地方呢？当然不是为了“护圣”。我们只要翻开世界地图来一看，即可明白巴勒斯坦对于英帝国主义的重要了：为要保护它经由地中海与苏伊士运河而至远东的航路，为要获得伊拉克丰富的油田，为要保护它在近东的地位，它必须占有巴勒斯坦，借以建筑海军与空军的根据地。
为要占领这块土地，英帝国主义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的。它在1917年的贝尔福（当时英国外长）宣言上，固然表示它是犹太人的“朋友”；但在两年之前，即在1915年，为要取得阿拉伯人的同情时，它也曾主张将巴勒斯坦作为阿拉伯人独立国之一部分的！其实，帝国主义者对弱小民族，根本谈不到什么“同情”与“朋友”，它永远是“现实主义”的，永远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同时永远是弱小民族解放的敌人！
英国自1917年以来，之所以要“同情”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任由其统治殖民地的根本政策出发，这政策就是所谓“分而治”。它要将巴勒斯坦弄成一个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永远互争的国家，使它无力对外；它要把阿拉伯人谋自身独立的斗争，转变成简单的反对犹太人的内讧，以便坐收渔人之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即就英国的利益来说，巴勒斯坦绝不能长此任其为阿拉伯人的国家。因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不过占整个阿拉伯人的一部分罢了。它四周的国家如埃及、伊拉克、汉志[51]、外约旦、也门等，都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常有与其他同种国组成阿拉伯联邦的企图，故巴勒斯坦如果始终以阿拉伯人占最大多数，则英国在近东的堡垒始终不会稳固；反之，如以犹太人占多数而成立犹太国家，则四周尽为阿拉伯人的国家所包围，势必永远要求助于非阿拉伯与非回教的英国，才能保持其存在。为此，大英帝国就不惜为犹太人的保护者，并积极援助他们的复国运动了。
19世纪末叶的犹太人复国运动，我们在上面已经述起大概；不过英国人积极援助的那种运动，却是在战后新兴的；它的影响与力量，都非战前的所能比拟，因为反犹运动的狂暴与普遍，也不是19世纪的所可同日而语的。这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与战前一样，即犹太人到处招受逼害与关门，痛感亡国之苦，渴望在祖先们的老家——巴勒斯坦，建立起一个犹太人独立的国家。犹太人这一苦心与宏愿，当然不仅要为身受此痛的全体犹太人所接收，即使一切具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人们，也都不得不加以赞助的。可惜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这一宏愿之是否有实现可能，以及此种努力之能否谋得犹太人的真正解放，都还极有讨论之余地，现在且让我们来较为详细地加以研究吧。
复国运动的可能性
如果犹太人能够建立起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使全世界犹太人不再受压迫、逼害、放逐与屠杀的痛苦，这当然再好没有，谁都不会反对。所以要讨论的只在于它的可能性问题。不过一谈到可能性，立刻就叫人不能乐观了，其实是困难重重；甚至还是不可能的。这儿第一个困难就在于：犹太人的故国，业已居住着信奉回教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之无限制的移入，必然要遇到阿拉伯人的反抗，因而必然要依赖英帝国主义者武力的援助；其次，巴勒斯坦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地方，如果要无限制地容纳犹太人，必须发展工业；第三，要移植千百万犹太人（无论贫富）到巴勒斯坦去，必须有极大规模的免费运输。
上述三种困难的能否克服，决定了犹太复国运动的是否可能。
为想克服第一种困难，犹太复国运动的许多倡导者就自愿地做了英帝国主义的工具。例如“全世界犹太复国运动总部”的执行委员，巴勒斯坦劳工联合会的领袖本-古里安（Ben-Gurion）[52]说：
“大不列颠的利益在于保持其在近东与巴勒斯坦的地位。大量的犹太人却能增加这一地位，但同时也会加强阿拉伯人的反对，所以大不列颠一定要派遣军队去维持法律与治安。”
上面这寥寥数语，已赤裸裸招认了犹太复国运动对于英帝国主义的依赖；同时道尽了英帝国主义“护犹”政策的本质。
英国人虽然比本-古里安更看得清楚，它为了“法律与治安的维持”，绝不待它人请求而后派遣军队的。只可惜阿拉伯人并不是绵羊，不是无抵抗主义者，他们的血液里充满着穆罕默德的精神，他们在英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之下，更起来做积极的反抗了。自从英国统治圣地以后，阿拉伯人的反抗差不多是经常的与定期的：在1920、1921、1929、1933、1936诸年中，都曾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今年阿拉伯人“恐怖分子”的暴动更见激烈，累得英国人调兵遣将，围城焚舍，一直到现在都不曾把“法律与治安”“维持”下来，以致引起了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对阿拉伯叛众的“同情”，这把戏真正好看煞人，复杂煞人！
阿拉伯人的反抗运动，开始完全是对英而发，以巴勒斯坦的独立为其目的；后因复国运动的结果，阿拉伯人的独立斗争逐渐堕落为反对犹太人的种族斗争，这其实是上了英帝国主义和阿拉伯地主的大当。不过阿拉伯民族运动中的基本立场，即：巴勒斯坦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统治，由巴勒斯坦的居民自行决定独立国的命运。这立场确比犹太复国运动的主张较为前进。倘依后者的主张，则巴勒斯坦不仅要永久成为英帝国主义侵略东方的根据地，而且巴勒斯坦本身的民族纠纷，也将永无解决之日。因为照那位本-古里安说：
“对于巴勒斯坦的主权，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两者的要求是不能平等的……全世界上，凡是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都有权利，即都能自由移入，但阿拉伯人则否……”
这种自大与歧视的态度，极端妨碍巴勒斯坦阿犹两族联合抗英的斗争，同时犹太人颠沛流离的命运，也因此而得不到阿拉伯人的同情了。
假然英国真能由始有终地用武力援助犹太人的复国运动，将巴勒斯坦最大多数的人民——阿拉伯人完全驱逐，或完全压服下去，因此事实上建立了犹太人的国家，这倒也还罢了。可惜英国人的“援助”仍旧是靠不住的。因为英国如果想保持其近东的地位，决不能因巴勒斯坦一地而遂失欢于全近东1200万的阿拉伯人，尤其是当希特勒与墨索里尼虎视眈眈，想趁机夺取阿拉伯人的同情的时候。于是大英帝国不得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政策，提议将巴勒斯坦划分为阿拉伯邦、犹太邦与英国统治地带三部，这当然是对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背叛”。现在三分计划，据说已因阿犹两族的共同反对而抛弃了，但以后的办法也不会有利于犹太人的（当然更不会有利于阿拉伯人），据美联社10月17日伦敦电：“英国已决定放弃瓜分计划，准备积极限制犹太人移民，并不准售土地与巴勒斯坦之犹太人……准备以一新的军事攻击，企图肃清一切阿拉伯人的反叛。”
英国这一左右开弓的办法，充分暴露了它对于弱小民族“同情”的虚伪！犹太复国运动诸君子之迷梦，从此可以醒了吧！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这一部分犹太人的命运，也只有抛弃复国运动那种唯我独尊的态度，与阿拉伯族的大众携手前进，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宰割，并反对德、意帝国主义者的阴谋，才能获得解放。
讲到犹太复国运动的第二个困难，即巴勒斯坦工业之发展，则以目前世界资本主义之一般地趋于绝望与衰朽，再加以英帝国主义之不愿在该地实行保护关税，故绝少可能；第三个困难，即极大规模的自由移转与免费运输，这绝非在私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办到的了。
这么说来，犹太人的复国运动简直是一个不能实行的乌托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反动的。那么究竟怎样才是犹太人得救之道呢？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条路可以走！
社会主义革命与犹太人的解放
我们根据着以上的叙述与分析，可知中古以来反犹运动的最后原因，大半都是经济的。中古时代的排犹与仇犹，表示出雅利安人对于农业经济的垄断，以及对于工商业尤其高利贷之贱视与嫉妒。19世纪后半期的反犹主义，首先反映出封建地主的残余，对于资产阶级新兴势力的反攻；在政治上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反动的专制主义对于民主与自由思想的斗争；不过这中间同时还反映着一部分新兴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仇恨。战后反犹运动的勃起，正暴露出资本主义已临到最后关头，在为其生存做最后挣扎了。现在无论法西斯的德、意也罢，“民主”的英、法、美也罢，都一方面加强其对外的争夺，促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上，则于拼命地榨取本国劳动大众之余，复疯狂地肃清“异族”的竞争者，借以苟延本国资产者的生命，且准备对外战争之物质的与精神的条件。法西斯国家的资本主义因危机更深，故反犹的暴行更早更凶；“民主的”国家因恐慌之程度稍差，故反犹运动或取温和的手段，或尚在酝酿时期。
反犹运动与社会经济之息息相关，如今已无人能加以否认了。然则，犹太人之真正解放，又怎能不从经济的原因上着手？我们既然知道目前使犹太人陷于悲惨地位的是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统治形式），那怎能在资本主义的范畴以内去寻求自己的解放？所以犹太人如果不想解放就罢，若使真想解放，那必然要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为其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
现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业已到了爆发的前夜，有些犹太人就企图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民主”国家的身上，他们以为“民主”的英、美、法如果打倒了法西斯的德、意，那犹太人的痛苦就可解脱了，这是极有害的幻想。因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则反犹主义一天不能根绝；无论这国家在今天是民主的或自由的，只要它的经济制度还是资本主义的，则它总能容忍或发动反对犹太人的逼害。所以犹太人如果帮助“民主”国家对法西斯国家作战，充其量也不过帮助明日的压迫者同今日的压迫者作战；同时却放过了犹太人真正解放的机会，这也就是对于自己解放事业的背叛！
因此，犹太解放运动者以及一切遭难的犹太人，在这次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的大战中，应该参加国际主义革命者的行列，参加各国劳工大众的队伍，参加一切弱小民族反帝的战争，坚决进行反战、反法西斯以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以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倘他们能利用这次危机，把资本主义的统治（不论是“民主的”或法西斯的）根本推翻，那么反犹主义的病原，也就根本铲除了。
不过这样的解放，当然不能为全体犹太人所能实行的，犹太人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分子，他们本身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甚至他们自己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鼓动人。这样的犹太人，多数是不会受到逼害的，纵令受到逼害，他们也不会参加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方面来的，他们将要在资本主义的反动与社会主义的进攻中自行淘汰，用不着与犹太人大众的解放并为一谈。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
我们上面所说的意见，马克思在95年前早已说过了。这一点又表示出这位犹太思想家之稀世的天才！
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文章，写成于1843年，那时他才25岁，故其所持理论，尚带有一般民主主义者的思想，而行文用字方面，也仍不脱黑格尔派的腔调；但在其基本立场上，却已经是完全成熟的见解了，所以对于这一重要思想，马克思以后并无它作，而异日社会民主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者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见解，也以这两篇文章中的立论为根据的。
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其所著马克思的小传中，曾告诉我们以这两篇文章的时代背景，今翻译如下：
“马克思出世之时，莱茵省之被普鲁士占领，才过了四年，新的主人们为要替‘神圣同盟’服务，乃急于把基督教日耳曼的精神来代替法兰西异教徒的精神。异教徒的法国人，在日耳曼人的莱茵省，曾宣布过一切人之平等权利，曾为犹太人除去了一千年来的逼害与压迫，曾把他们都作为公民与人。‘神圣同盟’的基督教日耳曼精神，排斥了异教徒法兰西的平等精神，要把古旧的罪恶复兴转来。”
“这小孩下地不久，有一个法令公布了：犹太人如果不受洗礼，那就得剥夺一切公务上的地位与活动。”
“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犹太律师与州法庭上的公证人，无法可想，只得同他的一家，都改信了基督教。”
“20年后，那时孩子已长成了人，他在他论希伯来人问题的小册子中，对那次强暴行为给了第一个答复。而他的一生也就是一个答复与复仇。”
马克思的文章，既然是这样一种暴行的“答复”，所以它的主要思想，可归纳成下面的三点（自然它的内容是更加丰富的，请读者们直接去领略好了）：
（一）犹太人之信仰犹太教，并不能作为他被剥夺公民权或人权的借口，人们的信仰必须自由；
（二）犹太人即令以犹太教徒的地位，仍能谋取政治解放；但单谋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要争取人类的解放；
（三）犹太人之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教下面的解放；而犹太教的精神就是资产阶级的精神。
因为时代关系，马克思的意见，无疑重复着法国大革命时政教分离与良心自由的思想；但第三个意见却是独创的，并且直至如今，也还不失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锁钥。马克思的文字虽然披上了一件神学的外衣，但意思却仍旧显而易见：要谋取犹太人的真正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
苏联的犹太人问题
临了，我们还要看一看资本主义业已推翻的苏联，犹太人问题究竟解决到了何种程度。在20世纪初年，俄国犹太人共有五百余万，为全世界犹太人最多的国家，此后以政治及经济的原因，大批向美国移殖，故据最近的统计，苏联的犹太人只剩有295万了。
沙俄时代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已如上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境内的犹太人与其他少数民族同时得到了解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由各个自治的民族共和国自愿结合而成的。工农的政府根本抛弃了过去沙皇时代那种大俄罗斯压迫其他弱小民族的政策，它宣布境内各个民族平等存在，而且不是在口头上，并且在事实上，依照着民族的居住地域，建立起好几个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自有其独立的行政系统及机关，实行自治；文化方面则任其发挥民族的特点，使其成为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不过在经济的建设上，当然要以整个的计划为根据，方不致有背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
主要因为私产制的废除、资本制度的推翻，各民族的人民，都成为整个联盟中的一员，大家都以其个人的劳动，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私人的经济利益，既绝无矛盾，则各民族国家间当然也没有冲突、竞争与压迫的必要与可能了。
在民族问题全盘的解决中，犹太人问题也同时不成其为问题了。
本来在俄国的犹太人，90%以上从事于工商与手艺。由于“格多”的遗风，犹太人的居住虽相当集中在某些地方，但一般说来，他们却是散布在各个大城市中的。可是犹太人仍旧是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的言语、文字、艺术与宗教。故苏联政府为使犹太人也能享受自决的权利，也要发挥其独特文化的机会起见，乃特准犹太人在远东的别洛培疆建立一个犹太自治共和国。据说这共和国的面积约及英国之半，地方是相当富饶的。
对于犹太教，苏联政府的态度也和对其他的宗教一样。在教会不从事于反革命宣传的范围内，准许其存在。革命政府承认信仰是私人的事。虽然在文化上，它承认一切宗教都是人民的鸦片，故与之斗争，但绝不采取政治的与警察的压迫。
这就是俄国犹太人问题在十月革命以后的解决方式。不过，读者也许会发生如下的一个问题：这样解决，当然很好，但目前法西斯的疯狗正在对犹太人狂追，一切“民主的”国家又都只表示些口头上的同情，事实上还是闭门不纳；那么工人国家的苏联，尤其是别洛培疆的犹太共和国，为什么对那些走投无路的犹太人也不开开方便之门呢？而且苏联的当局，对于法西斯反犹的暴行，为什么连抗议的表示都没有？更奇怪的，当希特勒将六十户苏联籍（不是沙俄籍）的犹太人放逐出国时，斯大林也不愿接受，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这儿最主要的原因，即在于这存在了20年的苏联，许多方面已经和十月革命以后几年的情形不同了。十余年来，世界主要国家中革命运动的不断失败，苏联外部帝国主义的威胁，内部资本主义残余分子的抬头，都使这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工人国家逐渐右倾，同时使它的统治权逐渐集中在少数分子之手。这种右倾与集权的事实，当然也影响到了民族问题，如今苏联境内各共和国对中央政府的关系，已没有革命初年那种民主与自治的精神了。民族间虽还不曾有公然的压迫，但“大俄罗斯化”的精神是相当恢复转来了的。这就是目前苏联对世界犹太人问题表示淡漠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苏联现当局建国的方针，即所谓“一国社会主义”。这理论与当初十月革命时列宁所主张的国际革命主义是不相同的。那时认为俄国的革命只是国际革命的一环，它的最后成败，是联之于世界的，至少西欧诸先进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是否起来。因此他们拼命进行国际的活动与宣传。而“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则相反，它主张埋头在苏联内部建设社会主义，尽量与帝国主义避免摩擦。所以在国际政治斗争的舞台上，年来苏联的态度是愈益和平，愈加退让的。尤其是此次慕尼黑会议之后，张伯伦四强公约的计划，得到了暂时的与不可靠的成功，苏联在外交上愈陷孤立，故更不愿多惹是非了。据驻美塔斯社主任杜朗蒂10月11日在纽约《泰晤士报》上的文章中说：为要对付法国右倾与反抗英国的压迫起见，苏联当局，甚至主张与希特勒接近。倘此而属实（当然，这政策的真实性与现实性都很可疑），那苏联当局对于德国排犹之保守缄默，更是必要的了。
当然，苏联当局此种态度，无论对犹太人或对社会主义都是不利的。因为苏联如果要保持其为工人的国家，则绝不可失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的同情，而犹太人之遭受压迫，当然不是法西斯蒂的“苦肉计”，苏联倘能坚决地予以同情与接纳，则一方面可替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多找到许多优良的技术人才与熟练工人，另一方面又能获得一千几百万犹太人，乃至无数万前进分子的感激与拥护。至于“政治的阴谋”或“法西斯间谍”的恐惧，那是绝无理由的，因为目前苏联国内的共产党员，本来也只占着全人口中极少的比例，还有大多数的公民，并非自觉的共产主义者。何况有这样严密的政治警察机关之存在，还怕这数万，甚至数千或数百犹太难民的“阴谋”吗？所以这种理由只是一些借口，与英国麦克唐纳大臣所说“英殖民地的气候不适于犹太人”的借口相差无几。
不过从苏联现当局对于犹太人的态度，决不能推翻我们上述的真理，即社会主义为犹太人解放之唯一道路。因为目前这种政策只是一种变态，一种堕落；而十月革命的经验，却已经充分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意见。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注释（凡没有标示“王凡西注”均为录入者注）：
[1]《旧约圣经》（OldTestament）又称希伯来手稿，是犹太教经书的主要部分。它是一部有关犹太人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它完整地展示了犹太民族的发展史，生动、形象地再现了犹太人民广阔的生活画面，详尽地记载了他们在各个领域的杰出成就，深刻地反映了他们的道德观、价值观，为了解和研究古代犹太人社会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2]夏洛克（Shylock），犹太人、高利贷者。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之一，世界上有名的吝啬鬼之一。为人刻毒、贪婪，但同时又饱受那个社会的压迫。后人用“夏洛克”比喻贪得无厌、狠毒无情的放债者或冷酷无情的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使灾难达到顶点的，是普鲁士的夏洛克手持票据勒索供养他在法国土地上的50万军队的粮饷。”
[3]闪米特人（samium），历史久远，至公元前30世纪初，按语言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支。闪米特人不是单一民族，而是指大多使用亚非语系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众多民族的概称。而这些民族的亲疏关系尚不明确。它是现今西亚地区众多民族的始祖。
[4]迦勒底王国（chaldaea，公元前626–前538年）又被称作新巴比伦王国，地处两河流域。公元前612年，亚述帝国灭亡，其领土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瓜分。公元前539年，被波斯所灭。
[5]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II，公元前634-前562年），新巴比伦王国第二任君主。公元前605年继承王位，征服犹太王国，攻陷耶路撒冷，使新巴比伦繁荣鼎盛，建造空中花园，他在位期间是新巴比伦的繁盛时代。后于前562年去世。
[6]巴尔·科赫巴（BarKokhba，？-135年），犹太民族英雄。于公元132-135年领导反罗马的犹太民族大起义，后被俘就义。
[7]《列王纪》是《希伯来圣经》的一部分，原文为希伯来语。《旧约圣经》是依照希腊文译本将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本书约完成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该书记载了从所罗门继位起到犹太王约雅斤被释放止的长达400多年的历史。
[8]即纪元前586年。——王凡西注
[9]居鲁士大帝（CyrustheGreat，约公元前600年至576年间-前530年），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任皇帝。由伊朗一个小首领起家，打败诸强国，统一了大部分的中东，建立了从印度到地中海的大帝国，因而现代伊朗人尊称为“伊朗国父”。
[10]以斯拉（Ezra），《圣经全书·以斯拉记》中的人物。该书记载了重修耶路撒冷后，以斯拉率领犹太人返回应许之地的事情。王凡西所引上文，出自该书第7章6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
[11]尼希米（Nehemiah），《圣经旧约·尼希米记》中的人物。该书讲述了尼希米感化波斯王，被后者任命为犹太省省长，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事情。
[12]《塔木德经》（TalmudBavli），编写于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其地位仅次于《塔纳赫》。该书记录了犹太教的律法、条例和传统。其内容分为口传律法、口传律法注释、圣经注释。
[13]“它最初是奴隶和被释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75页）
[14]“基督教不是从外面、从犹地亚地区输入而强加给希腊罗马世界的，至少就其作为世界性宗教的形成而言，它正是这个世界的最道地的产物。”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83页）
[15]“这部基督教形成时期的最古老文献对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以纯净的形式告诉我们，犹太教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强烈影响之下，把什么带进了基督教。所有后来的东西，都是西方，希腊罗马附加进去的。只是通过一神论的犹太宗教的媒介作用，后来的希腊庸俗哲学的文明的一神论才能够取得那种唯一使它能吸引群众的宗教形式。”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503页）
[16]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I，约272-337年），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期间重新统一了罗马帝国；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召开尼西亚会议，提高基督教地位，成为罗马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皇帝。
[17]狄奥多西一世（TheodusiusI，约346-395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王朝第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并废止古奥运会，宣称其为异教徒活动。临终前将帝国分给其两个儿子，从此罗马帝国正式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
[18]十字军东征（Cruciata，1096-1291年）由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持续近两百年的一系列军事入侵活动。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以收复被阿拉伯、突厥等穆斯林领土的名义对地中海东岸国家发动的战争，前后共计九次。
[19]查理大帝（CharlestheGreat，742-814年），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曼帝国建立者，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他引入了欧洲文明，将文化重心从地中海希腊一带转移至欧洲莱茵河附近，被后世认为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统治者之一，享有“欧洲之父”（PaterEuropae）的荣誉。
[20]欧洲中世纪大瘟疫。从1347至1353年，席卷全欧的“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
[21]聚集区（Ghetto），又译为隔都或隔坨区，是指都市中特定族群群聚生活的区域。最开始用以描述一个犹太人被强制聚集起来生活的地区，现代则常用来称呼都市中居住少数族群、拥挤不堪且缺乏规划的街区。
[22]教宗保禄四世（PaulusPP.IV，1476-1559年），又译为保罗四世（大陆译法），罗马教皇。1555年5月23日当选罗马主教，同年5月26日即位至1559年8月18日。
[23]斯宾诺莎（BenedictusdeSpinoza，1632-1677年），17世纪荷兰哲学家，西方近代哲学史重要的理性主义者。提出了泛神论、中立一元论等哲学理论，著有《依几何次序所证伦理学》（EthicaOrdineGeometricoDemonstrata）。
[24]按下文英王查理二世流亡荷兰，此处时间应为17世纪。
[25]即查理二世（CharlesII，1630-1685年），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国王。早年曾流亡于西欧诸国，后重返英国，1660年5月29日登基为英国国王，史称“王政复辟”。
[26]克伦威尔（Cromwell，1599-1658年），英国资产阶级政治家、独裁者。在英国内战中击败了保王党，1649年斩杀了查理一世后，克伦威尔废除英国君主制，并征服苏格兰、爱尔兰，于1653年至1658年为英国护国公，死后被复辟政权戮尸。
[27]清教徒革命（PuritanRevolution），又称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EnglishBourgeoisRevolution）或英国内战（EnglishCivilWar）。清教徒革命是英国辉格党对其的叫法。
[28]爱德华一世（EdwardI，1239-1307年），金雀花王朝的第五位英格兰国王（1272年-1307年在位），亨利三世的儿子。又称“长腿爱德华”（LongShank）、“苏格兰之锤”（指对苏格兰人民的镇压），金雀花王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奉行的内外政策都十分积极，使英格兰成为当时欧洲的重要大国。
[29]此处有误，其被封为伯爵。
[30]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1804-1881年），犹太人，英国政治家、作家和贵族，曾两次担任英国首相。曾提出所谓的一国保守主义或“托利党民主主义”。
[31]米拉波（Mirabeau，1749-1791年），法国政治家、作家、外交官，伯爵。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统治国家的国民议会中，属于温和派人士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制以融合到革命中。
[32]即《法国民法典》（CodecivildesFrançais），又称《拿破仑法典》。
[33]即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是18世纪至19世纪欧洲犹太人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运动旨在吸收启蒙运动的价值，推动社群更好的整合进入欧洲社会，并借此增加世俗内容、希伯来语和犹太历史教育。它标志着欧洲犹太人与世俗世界开始更广泛地接触，最终产生了犹太解放运动。
[34]摩西·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1729-1786年），德国哲学家，犹太人。倡导哈斯卡拉运动（18-19世纪的犹太启蒙运动），被认为是犹太教改革派之父。
[35]“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弁利。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
（引自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第49页）
[36]即1878年10月，俾斯麦颁布的《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又简称为《反社会党人法》）。
[37]阿道夫·斯托克（AdolfStoecker，1835-1909年)，德国基督教神棍、反犹主义者，德皇威廉一世的宫廷牧师。他创立了基督教社会党，用以帮助军警来破坏、瓦解德国工人运动。
[38]此处有误，该党成立时间为1878年1月2日。
[39]德国基督教社会党（ChristlichsozialePartei），是阿道夫·斯托克于1878年创立的极右翼政党，奉行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本质上则是帮助俾斯麦政府破坏、分化工人运动，1918年该党宣告瓦解。
[40]腓特烈三世（FriedrichIII.，1831-1888年），德意志皇帝及普鲁士国王。1888年3月9日其父威廉一世去世，腓特烈三世继位，1888年6月15日其因喉癌治疗无效而病逝，时年56岁，在位仅99日。
[41]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II，1818-1888年），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对外战争失败后，即进行国内改革。主要内容为：解放农奴政策，设立地方自治议会，修订司法制度，充实初等教育，改革军制，推进俄国的近代化革命。但改革也激起了俄国各阶层的矛盾，1888年3月13日被民意党成员炸死。
[42]康斯坦丁·波贝多诺斯策夫（生卒年不详），反动派杂碎、反犹主义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亲信。鼓吹“消灭1/3犹太人、驱逐1/3犹太人和同化1/3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
[43]沙俄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是空前的。早在立国之初，犹太人便被视为“有毒的进口商和基督教的蛀虫”，沙皇政府还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如建立隔离区、入学比例制等）。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沙皇政府便将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罪名归咎于犹太人身上，政府公开联合黑帮分子袭击犹太人，同时也为转移阶级矛盾。从1881年4月起，仅在切尔尼戈夫和波尔塔瓦发生的事件就造成了2000多名犹太人伤亡。从1881年到1882年沙俄的反犹活动获得了官方的支持，最终导致近一半犹太人失去工作，生活难以为继。1891年-1892年和1903年-1905年又连续发起两次屠犹运动，最终导致犹太人加快了逃亡的步伐。仅在1905年11月，在敖德萨的屠犹运动中，就有300多名犹太人丧生，数千人受伤，犹太人在俄国到处被屠杀的同时，还被强制送往日俄战争前线作战。
列宁：“当万恶的沙皇君主国临到末日的时候，它竭力唆使愚昧无知的工人和农民去反对犹太人。沙皇警察同地主资本家联合起来，一再制造反犹大暴行。地主和资本家竭力想把因穷困而受尽苦难的工人和农民的仇恨引导到犹太人身上去。……资本家煽起对犹太人的仇恨，来蒙蔽工人，使他们看不到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资本。”（《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二版第36卷，《论残害犹太人的大暴行》(1919年3月底)）
[44]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Dreyfus），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重要的政治事件。1894年一名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反动势力污蔑为叛国罪，这在当时反犹氛围甚重的法国社会爆发了严重的冲突和争论。争论以1898年初著名作家左拉宣言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为开端，激起了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会大改造运动。此后经过多次重审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德雷福斯终于1906年7月12日获得平反。
[45]沙贝塔伊·泽维（1626-1676年），17世纪自称是犹太人救世主的人物。生于土耳其士麦拿。其父是个著名商人。从小学习犹太经典，精通《塔木德》。早年对犹太教十分虔诚，对犹太神秘哲学怀有特别的兴趣。喜怒哀乐变幻无常。1648年，宣称自己是弥赛亚。1665年秋，沙贝塔伊返回士麦拿，受到信徒的狂热欢迎。次年元旦他正式自称弥赛亚。这场运动迅速发展到威尼斯、阿姆斯特丹、汉堡、伦敦、波兰、俄国，以及北非一些城市。1666年初，沙贝塔伊来到君士坦丁堡，遭到土耳其当局逮捕。后叛教改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被苏丹赦免。后被驱逐出土耳其。1676年，死于阿尔巴尼亚一小镇。
[46]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Herzl，1860－1904年）是奥匈帝国的一名犹太裔记者和现代政治的锡安主义创建人，也是现代以色列的国父。曾著有《犹太国》（TheJewishState)，宣称：欧洲的“犹太人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或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其解决方法是建立犹太人的自治国家。
[47]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הקונגרסהציוניהראשון），是1897年8月29日至8月31日在巴塞尔举行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大会，有208名代表和26名记者出席。大会由西奥多·赫茨尔召集和主持。
[48]《贝尔福宣言》（BalfourDeclaration），是英帝国主义的中东政策和以色列建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文件。宣言宣布了英国内阁在同年10月31日的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条件是不伤害当地已有民族的权利，但是政治权利除外。当时巴勒斯坦仍然是奥斯曼帝国领土，犹太人只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49]《约翰逊-里德法案》，又称《1924年移民法案》（ImmigrationActof1924），以及包括在内的特别条款《排亚法案》（AsianExclusionAct），是一套为了限制移民数量的美国联邦法案。该法案以于1890年人口普查为基础，规定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时在美生活的该国人数的2%，低于1921年移民限制法案的3%的上限设定。该法案取代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该法律进一步限制了南欧和东欧移民（那里的犹太人自1890年代开始大批迁移以躲避波兰和俄国的迫害，以1890而非1910或1920为基准即是故意不使用真正与当时实际人数成比例的配额）。该法案的主要作者为美国众议员阿尔伯特·约翰逊和美国参议员大卫·A·里德。
[50]赫歇尔·费贝尔·格林斯潘（HerschelFeibelGrynszpan）是出生于德国的波兰裔犹太人，于1938年11月7日在巴黎暗杀德国外交官恩斯特·冯·拉特（ErnstvomRath），而希特勒政权则以此为借口发动了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51]汉志地区（Hejaz)，是沙特阿拉伯王国西部沿海地区三个行省（塔布克省、麦地那省和麦加省）的合称。因境内有希贾兹山脉而得名。1916年哈希姆家族的谢里夫·侯赛因建立汉志王国，1925年被内志王国吞并,1932年并入沙特阿拉伯王国。
[52]戴维·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1886-1973年），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者、政治家、以色列开国总理，被尊称为以色列国父。 |
《恩格斯评传》译者序（李书勋〔王凡西〕，1938年9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恩格斯评传》译者序
李书勋〔王凡西〕（1938年9月5日）
〔来源〕载于列宁、托洛茨基著，李书勋〔即王凡西〕译《恩格斯评传》，亚东图书馆1938年10月出版。
民族解放战争的巨浪，使得全中国的青年又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可是谈到社会科学，那就终于要联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名字上去的。因为他们俩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奠基人。
我们这个小册子里所包括的两篇文章，乃是关于恩格斯的小传；但这不是普通的小传！因为作传者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两位创造人，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两个人物，是把马恩两人学说第一次付之实行的两个人物！
本书里所收入的两篇文章，时间上相差有40年之久，第一篇成于恩格斯临死之前，第二篇则写于恩氏的四十周年祭。至于内容方面也并不相同，前者叙述着恩格斯的学说及其正确的历史地位，后者则主要阐明着这位社会主义祖师的为人处世之道。
列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年才25岁，但是他对于马恩学说之言简而意赅的说明，以及坚定正确的革命立场，却证明他已经是十足成熟的革命家了。我们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惊叹着这位稀世的天才！他在这篇文章里特别注重着“每一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思想，用于打击当时经济派的腐败观点，这些经济派的先生们以为俄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只在于领导工人作经济改良的斗争。可是列宁那时，却已坚决地主张：工人阶级要得到经济解放，必先争取政治自由；他这一思想就决定了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此外，列宁还特别指出恩格斯之别一重要思想，即俄国革命与西欧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这就是列宁学说最基本的一点，同时也就是之普通人之所谓革命的国际性问题。俄国革命的胜利及其以后几年的发展，都全靠着这一精神的滋养。可是这思想在目前的苏联，却日益成为禁物了。因为这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不相符合。例如最近有中文出版的曼努意斯基的《恩格斯及其事业》一书上，斥责恩格斯的（亦即列宁的）这一思想为“旧说法”，是“在另一个早已过去的阶段上适用”的。并且说：“如果恩格斯活着，他一定不会紧紧抓住旧说法，反之，他一定会竭诚庆祝我们的……”（见该书第50页）仿佛恩格斯尚在，得向斯大林承认错误似的！这里我们要为目前苏联官方著作家那种放肆与自满的态度抱憾，同时又不得不惊叹着列宁识见的高超无伦！
第二篇文章是老年的托洛茨基写的。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爽直可爱的恩格斯，这里谈到女人，谈到喝酒，也谈到其他的家常琐事；可没有多少理论与政治；大概这位过着退隐、和平与著述生活的老革命家，对于他那生平服从的导师，更愿意从平淡的私生活方面来观察了吧。我们从托氏的近著中，知道他对于恩格斯的敬爱，那是老而弥笃的。这在一方面也许由于性格上的共鸣，另一方面或者是因为所处历史地位之相似。
这位爽直的“将军”，“在他的个人关系中，时常不能胜任愉快地用点手腕”；而我们这位十月革命的老战士，生平吃亏的大概也正是这个毛病！至于历史的地位呢，托氏之对于列宁，也正和恩格斯之对于马克思一样，“演奏着第二把提琴”。还有在能力之多样性以及才智之灵活性方面，这两人实在有其极度相似之点；何怪这位红军的总司令，会对这位红色的“将军”发生那样感情与思想上的共鸣与景仰呢！
我们在青年列宁的《恩格斯传》中，看到了一个精深坚强的革命者；在年老托洛茨基的文章里，发现了一个博大爽直的老人。这原是不足怪的，古人说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一个人的传记，其中最多不过十分之七是被传者的面目，而十分之三倒是作传者的自描，依此规律，所以我们在考茨基的《恩格斯》中看到了一个埋头书斋的学究；而在曼努意斯基的恩氏传中却见到了一个阿谀谄媚的官僚！
译者。一九三八年，九月，五日。 |
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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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征遼之睟录入及校对
感谢施用勤老师校对译名
苏联党狱之真相
张家驹（王凡西）、陈其昌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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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第一章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苏联党狱之客观的原因
第三章莫斯科两次审判之分析
第四章托洛茨基与莫斯科审判
第五章莫斯科审判之国际反响
·附录一我赌我的生命
·附录二季诺维也夫的自招是怎样取得的
·附录三苏联党狱中主要被告传略 |
《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译者小引（王凡西，1936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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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译者小引
王凡西（1936年8月23日）
〔说明〕载于伯林斯基著，王凡西译《伯林斯基文学批评集》，生活书店1936年11月出版。“伯林斯基”现通译“别林斯基”。
俄罗斯19世纪中叶的批评文学，乃是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一百年间思想发展的总结，又是后继六十年中民众实际斗争的序幕。所以无论在一般的文化思想上，或是特殊的文学艺术上，它都具有最伟大的历史意义。为使读者更易了解此种意见起见，我想把近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作一个简单的叙述。
彼得大帝的社会改革，翻开了近代俄国史的第一页，他以西欧技术科学的智识，改进了俄国社会的生产力；后经叶卡捷琳娜二世初期的维新，又把英法的自由主义介绍进来，刺激了俄罗斯的思想界。于是那半亚细亚的老大帝国，就像一个突遇新鲜空气的木乃尹似的，各方面都开始了解体的过程；同时，由这骨灰堆中再生出来的新俄罗斯的婴儿，则以白纸般的心胸，模仿着西欧文明。特别是她那贵族阶级与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学术思想上要全盘欧化，甚至在日常的生活上，亦无不追随着巴黎的风尚。这可以说是近代俄罗斯的学步时代。
自拿破仑战争告终与“神圣同盟”建立之后，俄皇亚力山大一世做了西欧的盟主，俄国在政治地位上骤然增高，又引起了国内思想界第二次的转变：国家主义的意识突然地抬起头来，反对过去对于西欧的奴性崇拜，他们宣布欧洲已经没落了，斯拉夫人将来掌握起人类的命运；诗人们歌颂着俄罗斯的伟大，思想家的注意力，也从西方转向到莫斯科来，倡导着斯拉夫本位的文化。这文化的具体内容就是那所谓“神圣的三位一体”，即俄罗斯固有的三件法宝：君主制度，希腊正教与土地公社。他们认为这是俄罗斯最可宝贵的国粹，它不仅能使俄国强大，并且还能帮助她完成拯救人类的使命。
当时俄罗斯的统治者，正是那狂暴自大而绝对专制的尼古拉一世。他鉴于法国革命及“十二月党人”的往事，决心要铲除俄罗斯的自由主义；于是“神圣的三位一体”就成为他一切物质的高压方法之辅助工具；而那所谓斯拉夫学派（Slavophilists）的势力，也就更加强固而不可一世了。
另一方面，则又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起来作抗流的运动。他们反对奴性的模仿；但他们更反对盲目的自大。他们承认俄罗斯有她伟大的前途：但这伟大决不能建筑在过去陈旧的基础上，目前尚处在幼稚时代的俄罗斯，必须充分吸收和融化西欧的文明，才能保证她将来的伟大。这种思想的倡导者，即普遍被称为西欧派（Westernists）的那些学者。
西欧派中的代表人物，都是最杰出的批评家。他们的思想虽然很不同：有一部分信仰着耶稣会派的哲学；有些人信奉着德国的唯心论与法国的唯理论；还有一帮人则提倡着德国的唯物论与法国的证明论；但他们对于俄罗斯的一切落后现象，却一致施行其严厉的批评。他们的批评清算了过去的旧帐，开拓了前进的大道！
因为尼古拉一世的空前专制，言论的钳制极严（全国只有六种报纸，十九种月刊），所以他们批评的锋芒，总是偏向着文学。这就是在19世纪中叶，俄罗斯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文艺批判家的原因之一。
自然，这些论文在俄国的历史上说来，已经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旧调了，但是对于我们这更为落后的中国（虽然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上，也早已超过了这些论文的时代），似乎还不失为时髦的新腔调。因为目前的中国，不幸与一百年前的俄罗斯竟有许多相似之点！
为此，我虽然怀着一些贩卖旧货的不快之感，可是仍旧很乐意把这本小书介绍给亲爱的读者们。
伯林斯基（VissarionGrigoryevichBelinsky1810-1848）为西欧派中人道主义者的代表，是俄国最出名的文艺批评家与政论家。在他的著作中，反映着俄国整个知识阶级所经历着的一种激烈的转变；他开始为谢林（Schelling）的信徒，之后又转奉费希德哲学，再转信黑格尔，终于由费尔巴哈而部分的接受了辩证唯物论；不过他的基本思想，却始终不曾超出黑格尔的范畸。他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美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文学批评。他介绍西欧各民族的思想与艺术，同时又给俄国过去的文学以正确的评价。普希金、果戈里与莱蒙托夫的真价值，因他的批判而更加显著，而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就，则更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诱导。以肺病之故，年仅38岁而卒。不过他在俄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已经是卓绝千古了。全集共四卷。
今年6月13日为伯林斯基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是日苏联各报都出特刊纪念伯氏。这本小册子也作为他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的纪念刊吧。
三六，八，廿三，译者。 |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鲁迅所谓《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特别声明（王凡西起草，1936年7-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相关链接：王凡西陈其昌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就鲁迅所谓《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特别声明
王凡西起草（1936年7-9月）
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火花》，1936年9月25日第3卷第3期，原标题为《特别声明》。
据长堀祐造《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中所述，王凡西曾告诉作者该声明是他所起草的。另据称同年10月1日《斗争》亦刊载了这则声明，标题为《紧要声明（二）》。
在史大林党的外围刊物《现实文学》的第一期上，我们看到了鲁迅《答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信》，不甚骇异。为使一切中国革命的读者明解真相及得到是非起见，兹声明如下：
一、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即鲁迅所说的“托洛斯基派”）从未给鲁迅写过什么信；同时对于像鲁迅的阿谀权威，缺乏真正革命者精神，徒尚谩骂而绝无政治常识的人，根本也不会给他写信。
二、此次陈××之致书鲁迅，完全是他私人的函件。其中虽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完全与本组织无关，更不是代表本组织发言。
三、鲁迅将私人函件的往还，竟标以“答某某派”的大题而肆意污蔑，他不仅污蔑本组织的全体，且诽谤到托洛斯基同志的名誉与人格。对于这，我们不屑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来和鲁迅作无益的争辩；我们只号召一切无产阶级的战士与全体革命者，起来抗议史大林党应合了全世界的阶级敌人向我们，尤其是向托洛斯基同志施行无耻的诬蔑这一事实。因为鲁迅的诬蔑，只是这一恶浊的洪流中之一股细支罢了。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启 |
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王凡西起草，1936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给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一封公开信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王凡西起草（1936年1月10日）
〔来源〕刊载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机关报《斗争》刊物，1936年1月15日第1期第1-2页。
亲爱的同志们：
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我们曾经手拥手地在敌人的锋镝中共同奋斗。但是因为史大林和布哈林的机会主义领导，结果则帮助了资产阶级国民党上了台，回头我们在血泊中惨败了下来。在痛苦的经验中，我们认识了史大林派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我们从这中间得出了许多宝贵的教训，并从而确定了目前和未来的方向。但是正因为这一个正确的认识，蛮横的史大林及其中国支部中的信徒们给我们以极大的迫害，甚之在他们政权力量及到的地方还把我们监禁、流放与枪决了。六七年来，他们不断地告诉你们：“反对派是取消派、叛徒，是蒋介石的走狗！”然而，同志们！我们在极度困苦的环境中，在国民党与蒋介石的不断逮捕与杀戮之下，在一切名流学者大人先生们的鄙视之下，我们仍旧存在，仍旧忠实于自己的主张，仍旧坚决地为马克思与列宁的旗帜所奋斗！这一事实可以无情地驳斥一切史大林派官僚们的诬蔑，同时这一事实，已足以使具有真实革命热情的你们，作一深思的了！
在开始的几年中，史大林的官僚们，凭主观地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失败，他们聊以自慰地宣布革命的失败为“革命的更高阶段——即苏维埃阶段”。因而他们不能及时收兵，不能及时认识反革命的局势，不能提出适当的政治口号——民主口号——在反革命时期中，团聚和动员群众，以准备第三次革命的到来。他们只是在空洞的苏维埃口号之下，偏倚在农民身上，一味想以农民单独的力量总暴动，甚之想完成中国的革命。结果，在开始的几年中，他们帮助了蒋介石来消灭中国革命中宝贵的干部，加深了反革命的性质。后来他们虽然默认了革命的失败，但始终不肯改变他们的策略，因此自外于一切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民族的解放运动，□那因日帝国主义侵略而引起的几次广大的反帝运动，都以无正确的领导而被国民党所镇压下去，其结果则更加深了反革命的程度，是中国的工农大众与他们的政党，愈加陷于悲惨、绝望的道路！
自从一九三三年第二第三两国际的错误领导帮助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之后，法西斯的势力，就在国际的范围中抬起头来。大战□进攻苏联的危机，使史大林派的官僚更转入于无可救药的机会主义与社会爱国主义中去了。这些“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生们，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之下，完全失去了头脑，完全失去了对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完全抛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略。他们在张皇失措的状态中，只有借助于外交拉拢来谋得“苏联的安全与和平”了。他们向凡尔赛体系的帝国主义乞怜，他们很卑怯地拥护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所深恶痛疾的国际联盟，他们与法帝国主义订结幻想的军事同盟，赞助法国资产阶级的国防政策，束缚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手足。最坏的，他们把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共产党的命运，完全系之于苏联官僚们的外交政策。
当前的□□中□□□所谓“新政策”，□□是□□国□变中的一□份。这个新政策的全部□□就在于他们罪恶地破坏了中国革命之后，根本对中国工农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之下，又不得不幻想着与蒋介石、冯玉祥、陈铭枢等军阀、资产阶级去重温旧梦，以图维持他们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了。
这个新政策大体表现于最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上，为使同志们明了起见，在此我们不得不誊抄几段：
“停止内战，可以集中一切力量来抗日救国。”
“假使国民党军队肯停止进攻苏区，……那红军不仅会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而且要首□提议□行救国的联合斗争。”
接着它就号召：
“一切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我们大国的儿女们；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民族自由的神圣战争的政党、团体与组织；一切国民党中及蓝衣社中的诚实青年们，一切愿救祖国的华侨们，快来参加斗争！”
“组织一个包含一切反日军队的总司令部。”
“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党发起与各党、各派、各群众组织、各政治首领、各名流及各地的政治与军事领袖，协商组织国防政府，进行抗日救国。”
“国防政府只是一个临时机关。它必须立即召集一个在民主自由基础上选举的中国人民真正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将决定救国的步骤。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应一定要用一切的方法来□护这个会议的号召及其代表的决议，因□苏维埃政府竭诚地尊敬人民的意见与□□。”
下面就列举了几点要求，其中有赈灾、整顿水道、保障学生毕业后的出路、改善工农生活、没收卖国贼与日帝国主义者的财产、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与友善的列强保持友好的关系、武装抗日等（上文摘译自俄文报纸，故文字与中文宣言内容有不同，但章节并无出入）。在宣言的后面，中国史大林派中最卑鄙的陈绍禹写道：“假使蒋介石真能抗日，那么他身上的一切罪恶都可以洗清的。”
同志们！你们□□，在这个宣言中，可有一丝一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卑怯的机会主义与无聊的爱国主义构成了这一宣言的全内容，这完全叛变了共产主义的立场，彻底违反了中国工农与劳苦大众的利益，我们为革命的责任心所驱使，不得不对你们大声疾呼，指示出史大林派的罪恶。
这一宣言的基本思想，还是史大林派断送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那个路线，即他们以为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可以消灭国内的阶级战争。因此，他们要停止国内一切内战，即是停止阶级斗争一致对外。但是这一路线的虚伪与罪恶，是怎样无情地被上次大革命的结果所反证了呀！
史大林派在上次大革命中，曾经命令过工农不可作“过火”的行动，以免破坏“四阶级的联盟”，他们要工农和资产阶级“一致”去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然而结果怎样呢？同志们，悲痛的记忆想来还不会忘记：蒋介石“过火”了，汪精卫唐生智“过火”了，他们破坏了“联盟”，破坏了官僚们的幻想，把工农大众屠杀在血泊中了。史大林派在这些血换来的经验中不愿意得出应得的教训来，他们现在又要把这罪恶的政策更彻底更无耻地拿来毒害中国的工农大众了！
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外力压迫最厉害的时候，国内的阶级斗争不仅不会消灭，而且还会相反的加剧起来。例如法国的工人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在普鲁士的兵临城下之时，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专政。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且为马克思、列宁以及一切先进的革命者所知道的。但如根据史大林派的理论，巴黎公社派不是成为“伟大的法兰西国家及其民族”的罪人，成为“俾斯麦克的奸细”了吗？
史大林派这一理论，只能叫工农大众在“国难严重”的时候，帮助统治阶级渡过难关，回头再忍受屠杀的□赏。尤其是当他把这个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时候，更显出它的叛变与反动性。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在工农大众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它简单地只是帝国主义压迫和榨取中国民众的代理人，它有时虽然也希望从帝国主义方面，得到些少样步，但在帝国主义的重压之下，它总是无条件地屈服的，在帝国主义和民众斗争中，它总是站在帝国主义的前面，替它来镇压民众的反抗。所以中国的民众如欲反抗帝国主义，首先遇到的敌人就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首先就必须打倒它。这一真理差不多连最落后的群众都已经知道了，可是史大林派的官僚们却还是瞎了眼睛。他们要蒋介石一起抗日，请他“洗清过去的罪恶”，请他组织一个“国防总司令部”，红军可受他的□□□□□□□□□国民党、蓝衣社、国家主义派、以及一切“有爱国心的军官、名流、政治家”来共同协商，成立一个什么“国防人民政府”。
同志们！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计划”！史大林派竟会堕落到这个地步，简直太难叫人相信了！
首先我们知道：这样的“计划”是完全建筑在官僚们的幻想上的，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不会因史大林派的“竭诚提议”而放松一步，他的政权只能在民众的压力之下，才肯开放。当然，失意的军阀、官僚、政客、名流是很欢喜和史大林派来“协商”的，但试问这样“协商”出来的“政府”，将是怎样古怪的一个东西？它于整个的革命又有什么利益呢？难道上次革命中，拉拢军阀的教训还没有受够吗？再我们姑将其幻想和荒唐的地方不谈，假定蒋介石很“仁爱”地接受了他们的提议，那么结果也只是红军在“国防司令部”的命令之下缴械遣散，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者与工农大遭屠杀罢了！
同志们！这是史大林派官僚们替全体中国共产主义者向蒋介石提议的一个集体悔过书，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应该起来无情地给他们以打击，高声地宣布他们是中国工农与共产主义的叛徒！
他们的叛变行为隐藏在“联合战线”这一个假面具之下，可是这也不能挽救他们的叛变行为于万一。我们知道在共产国际的头几次大会上，由列宁所规定的联合战线，乃是指工人阶级内部各派的联合战线而言的，决不是指工人和资产阶级、军阀、官僚的长期联盟；至于在某一特殊问题上，工人与小资产阶级，甚之与资产阶级结一个事务性的共同行动，当然是可以的，但这里的唯一条件，就是要保持自己组织的绝对独立与主张的完全自由，决不允许政纲上的让步，与组织上的混合。
可是史大林派官僚的办法是怎样的呢？他们为要同蒋介石采取“联合战线”，把政纲上一切反国民党的要求都取消了（见十大要求）。他们放弃了阶级路线与群众政策，代之以阶级合作与上层的拉拢。他们把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完全交给了这个“联合政府”，而自己则愿意投效在蒋介石将军的麾下，帮助他去进行“洗清罪恶的神圣战争”！
官僚们还怕你们不愿意去替蒋介石服务，于是他们又安慰你们说：“革命是长期的；我们先应该联合起来打倒那最凶恶的敌人，然后再打倒次要的。”（见王明长文的第三个特点——俄文布报十一月号）同志们！这简直是蒋介石死党所散布的欺骗！第一，我们得知道：国民党蒋介石才是我们最直接与凶恶的敌人，而且他决不愿我们去得罪他的主人——日本帝国主义；第二，即令他有时需要我们帮一下忙，以图在主人面前要挟要挟，可是只叫他主人一板脸，他就很快会将我们镇压下去的。
史大林派在这个新政策中最无聊与最可耻的一点，就是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投降与幻想，他们说：“帝国主义的冲突是中国革命的间接后备军（？）”（见王明长文第二特点），所以他们要和“一切在中日军事冲突中保持善意中立的列强与民族，建立亲密的关系”（见中共宣言第十要求），这又是什么估计？我们知道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对于弱小民族的同情，乃是最卑鄙的伪善。他们相互间的冲突，不是将殖民地和平地瓜分；就是激成分□的大战，其结果都与弱小民族的殖民地无利。阿比西尼亚最新鲜的例子，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个论断了；可是史大林派的叛徒却还要我们相信这些帝国主义的强盗是我们中国民族的朋友！同志们，看吧！他们要把列宁的遗教丢去哪里去了？这些官僚们还厚颜地自称为“列宁的学生”，真要气死列宁的幽灵呵！
我们觉得真能援助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只有工人国家苏联，同时真能保护苏联的，也只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以及殖民地的劳苦群众。所以苏联的命运是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命运互相联系的。他们只有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对帝国主义，才有胜利的可能。可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先生们，对于国际革命与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简直惧怕极了。于是官僚们就告诉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与殖民地的民众道：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顾不到你们，你们最好别找我们帮忙吧；我们一帮忙，帝国主义就要进攻苏联了。请别找我们，□有些帝国主义是很“友善的”，很讲正义，你们找他们好了。
这样一来，恰好把国际革命殖民地解放运动，乃至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一起推到毁灭的路上去了！
最后，我们还要请你们注意一点，《宣言》中说：“国防政府必须立即召集一切在民主自由之基础上选举出来的真正全国人民代表的会议！这些代表将决定救国的步骤。”
同志们，这是什么意思？有些人也许会说：史大林派不光明地剽窃了我们这个国民会议的口号。其实不然，这两者并没有丝毫共通之点！
在上次革命失败之后，即当史大林派宣布革命已进入“更高阶段”的时候，我们就及时地宣布现在已处于反革命的时期中了，但革命的任务并未解决，这些问题在反革命的时期中，将以民主斗争的方式□发出来，所以我们应该针对着这个局势，站在独立的阶级立场上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口号与政纲，并准备新革命的到来，因此我们的政纲上确定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为我们的中心政治口号，且以一，国家的统一与独立，二，八小时工作制，三，土地归贫农等要求为其具体的政纲。同时更指出了我们战略的总线路在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这是我们那个国民会议口号在整个革命战略上的作用及其意义，与史大林派“新政策”中什么“真正人民代表会议”根本不同！
史大林派的这个“会议”是放弃独立的阶级政策与群众的独立行动，而进行阶级合作的一种上层官僚的勾结。它只是在“国民政府”之下，也就是在蒋介石政府之下，召集起来的一个伪造民意的机关罢了。
至于这些“国防政府”和“人民会议”在整个革命的战略上究竟该起什么作用？这就是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来保证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史大林派除了回答你一声，“我们要救国”之外，一切都属茫然了。史大林派的官僚们空□堕落到这个地步，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要“领导革命”！
总之在中国目前的局势之下，我们认为只有靠无产阶级坚决地以彻底民主的口号及其政纲，联络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另方面又取得苏联和日本无产阶级的援助，无情地打倒资产阶级国民党，夺取政权，才能胜利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保障国家的统一与独立，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并进而开展社会主义的道路。
但是史大林派的道路却正与这一战略的路向相反，他们对中国工农大众的力量失去了信仰，因此他们要依赖国民党，依赖蒋介石，依赖“友善”的帝国主义，以图实现其“抗日救国”、“保护苏联”的幻想。结果只叫中国工农再走一次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故道，甚之使中国全民族更陷于悲惨绝灭的奴隶地位！
同志们！史大林派的新政策表示了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彻底叛变，也表示了被史大林派所领导的第三国际之死亡！
一切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一切前进的工人，一切革命的战士们！应该坚决地起来和这些官僚们斗争，高声宣布他们的背叛，一致团结在第四国际旗帜之下为中国民族解放及世界革命而斗争。
此致
无产阶级战士的敬礼！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塞维克列宁派）
一月十日 |
广州的茶点（王凡西，1927年4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广州的茶点
王文元﹝王凡西﹞
〔来源〕原载《语丝》第一百二十六期，1927年4月9日出版。录入自《语丝》合订本第七册——录入者注
时间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无论是悲哀或是快乐，当其时，总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吧；但是，一经了它的冲刷，一切都可以变成为甜蜜的梦。
当时独自两手空空地跑到广州，见过温州洋中的险浪，厦门口外的渔船，香港山上繁密的灯火，黄花岗下夕阳里的坟墓：那时，但觉得无味，引动愁绪。险浪使我心底震撼，渔船象征了我的命运，繁密的灯火为我更衬出了海天的黑暗，夕阳荒塚惹起了我身世的悲凉。然时东奔西走得疲倦了，倒在藤椅中闭紧了眼睛回想起来，一切都入了画境，梦境，诗境，就是那一脸横肉的旅店主人，扣住了我的行李，打起广东官话对我说：「不行，一共五块钱，三天一算是我们的规矩……」的一幕，当初我在肚里暗哭，但现在想来，他也已变成了戏剧中的犹太人，只觉得他凶狠得可笑！
讲到在回忆中觉得最津津有味的，当然要推广州的茶点了。加之在北京连极坏的饽饽都吃不起，所以更使我时时想念到牠。现在姑且把牠写出一点来罢，也算是「画饼充饥」的意思。
谁想得到呀，在「赤化」了的地方竟会有如许的清闲？如果一个人从没到过那边的，凭了他的「直觉」想来，也许要以为广州的一切都是热的忙的罢。不错，广州的确是比各处来得热些忙些；但同时牠那里的清闲处，也远非「白化」了的「首善之区」所能及的。
广东人爱艺术的天性，也许是谁都知道的。他们的日常生活，差不多也有点艺术化的了。广州人就是连吃饭都似乎有「趣味」的成分，他们每天只吃两顿饭，一餐在上午九时左右，一次在下午三四点光景。至于早上，午后，晚上这三个正是我们江浙地方吃饭的时候，他们却吃茶点。
初到广州的人，最惹的注目的，除了长堤一带大洋楼之外，大概就是这些茶室（注意，并不是北京胡同里的那种）了。他那建筑极讲究，类系高大漂亮的房子，式样是中西合璧的，西式的外形而饰以狭长雕花的玻璃窗，内中的器具差不多全是洋式的，桌子上都是大理石面，陈设颇整齐清洁，有西湖上之别墅风。茶市每日三次，非市时吃客很少的；但一到市时，则携烟筒，拖木屐，各式各样的人都来了，而尤其是工人模样的为多。
茶资便宜之极。起初我不知道，只是徘徊门侧不敢进去，进而复出者有好几次，每回总是怕钱不够。后来还是跟了一个熟人才进去的。我一共吃过三处，构造布置，大同小异，楼是一统的，惟暗中分数厅，每厅墙上均有木牌标出「三分厅」「四分厅」等字样。若在三分厅坐下，则每碗（用有盖的茶碗，不用茶壶）三分（小洋）。桌面上放有各色的点心及瓜子，均盛于小碟中，我有一次一连吃了五碟，茶则一喝即尽，伙计对我似乎有点奇怪的样子，心想「那里来的外江老」？我时而环顾左右的几位善喝茶者，见他们茶则一口一口地啜，瓜子则一颗一颗地咬，前后的时距是很长的。至于他们吃那圆的月形饼，则月半到三十，大概起码也要一刻钟。我想这种地方，如果请豈明先生去，定能胜任而愉快的。我则太无「生活的艺术」了。然而，尽量的大嚼，亦殊别有风味。
点心的种类多极，大概已是东西「文明」的混合物了。早晨普通吃的是早茶饼，薄而圆的，中有「早茶饼」三字，味不坏，价亦便宜。惟我最喜欢的是油酥饺，及一种不知名的油煎的咸味的圈子饼。油酥饺与江浙的略有不同，形小而皮张较薄，分赤豆沙与绿豆沙的两种，味以绿豆沙的较美。其他的圆的方的饼儿多极，我都叫不出名词，味道大多是甜的。
除茶室之外，广州还有种甜品店，亦颇有趣。甜品中主要者有莲子汤，蛋汤，豆沙汤蛋卤等，价极便宜而味颇适口，且陈设精雅，大率桌上搁以鲜花，无聊时随便去吃些，真是说不出的悠闲与舒服——这也许是我个人的感觉。
在繁忙的现代人中，这类调剂的地方是缺不了的。人们于剧忙之后，去找一处比较清闲些的地方来喝喝茶咬咬瓜子，这是何等需要的事呀？因之这类清闲的场所，就在比较热些忙些的广州出来了。这也许就是酒精在现代文明中起来的原因吧？
在广州二十多天，借来的三分之二的钱，多是吃了的，结果则落得一场胃病，及这么一点淡淡地甜蜜的回忆。
二月十七夜写。 |
浙江海宁访王凡西之子（潘惠莲，201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浙江海宁访王凡西之子
潘惠莲2015年
距上海约一小时车程的浙江海宁市，常标榜出了两位近代著名作家：徐志摩和金庸。其实它还是已故托派元老王凡西的故乡，他的笔名「双山」便是源于海宁市中心的两座山：东山和西山。但托派一直批判和揭露CP的专制独裁，王凡西的名著《双山回忆录》至今尚且不能在大陆正规出版，海宁就更不会有纪念他的设施。笔者月前到访海宁，有缘找到王凡西的长子王宇平，他已年届八十五，中共五二年「大肃托」后，就被下放到海宁生活。年近花甲，才有机会到英国，与分别近四十年的父亲重聚。
王宇平1930年生于上海，是王凡西与首任妻子叶英所生的长子。他说，父亲1925年进北京大学念书后加入共产党，与母亲同是追求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于1927年一起被中共派到苏联留学。至于父母的婚恋经过，他并不清楚。父亲在英国时曾不经意的向他提及：「王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其貌不扬，在苏联时却想追求你母亲。」
王凡西在苏联期间，因看到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的文件，于1928年参加了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其后称为托派），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托派秘密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29年回到上海后，他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在周恩来手下工作。翌年，因托派身份被发现而遭中共开除党籍，其后与陈独秀一起推动左派反对派的发展。于1931年当选为统一的托派中央委员，并担任机关报编辑。
但一个月后，王凡西、楼国华等一批托派中委遭国民政府逮捕下狱。鉴于形势凶险，王宇平被祖母带回家乡抚养。监狱的恶劣环境，令王凡西染上严重肺病。1934年出狱时，留在上海的妻子叶英已带同幼子改嫁，他无奈回到家乡海宁，租住西山上一间小屋养病。期间，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马裕生。
1935年，王凡西到上海参加新成立的托派全国中央临时委员会，并创办论政刊物《斗争》及《火花》，继续追求他的革命理想。翌年，他与马裕生结婚，一年后诞下女儿凤岗（翌年夭折），女儿出生不足两个月，王凡西再次被国民政府拘捕，关押在南京监狱。日本空炸南京时，监狱被毁，国军败退．王趁机逃脱，辗转避难到香港，于1938年2月返回上海，继续托派的工作。
此后几年间，尽管饱受斯大林派的诬蔑和种种打击，中国托派不但再度活跃起来，还吸收了一批年青的新成员。当中王凡西作出很大贡献，尤其文字宣传方面。他出任公开的《动向》月刊编辑和撰稿，并翻译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俄国革命史》等。
1942年，中国托派因政见不同分裂为两派：彭述之与刘家良领导的多数派，以及郑超麟、王凡西、陈其昌、楼国华领导的少数派。二战结束后不久，少数派在上海创办《新旗》半月刊，王凡西是主力执笔人之一。1949年5月中共进驻上海前夕，由于担心中共打压托派，王凡西与楼国华由上海迁移到香港建立联络站，几个月后，王因托派身份被港英当局逮捕，驱逐到澳门。
王凡西在澳门以教学和写稿维生，不断思索和评论中国的问题。在1957年写成极具史料价值的《双山回忆录》，其后又发表了《毛泽东思想论稿》、《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著作。王凡西原名王文元，「双山」是他众多笔名之一，因在四十年代常用「连根」这笔名发表论证文章，跟他交往的后辈都称呼他为「根叔」。1975年，他得到朋友帮助移居英国，至2002年，在英国利兹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
王宇平表示，自小由祖母养育，与父亲聚少离多，跟后母的关系则并不融洽。生母改嫁后，在抗战期间带同幼弟到了重庆生活，起初有书信往来，后来便失去联络。因为生活贫困，王宇平十多岁就到杭州打工谋生，他记得父亲临离开上海往香港前，曾到杭州探望他，叮嘱他好好照顾自己和祖母，道别时还轻抚了他的头。
王宇平在1950年参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财务管理，几个月后就获分配到杭州的政府部门工作。但到了五二年的十二月底，毛泽东为讨斯大林欢心，大举整肃境内的托派分子（称为大肃托），连同托派的同情者，逾千人被逮捕或判刑。王宇平因父亲的关系也受牵连，无法留在杭州政府机关工作，五四年被下放回家乡海宁当小学语文教师。
王宇平称，可能少时已投身社会工作，知道世途险恶，须低调实干做人做事，所以虽经历了连番政治运动，总算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但大肃托期间，王凡西的两个侄、一个内弟及他们好些朋友，都受到牵连而被捕，一个侄更死在狱中。有关父亲的事，王宇平长大后才逐渐有较多了解，明白父亲追求的理想很美好，但这个理想能否实现，实行起来又是否如他所想象的？王宇平表示：「难说了！」
王凡西到澳门初期，仍与儿子保持联系，其后中断，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通信。其后王宇平见政策较为宽松，便主动向父亲提出到英国会面，最终在一九八八年成行，由于当时经济拮据，只够钱买一张往英国的单程机票，回程费用由王凡西支付。
父子分隔了三十九年重逢，问他当时感受，王宇平带点感慨说：「很平淡，我们都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没有激动的心情，就像见到一个熟朋友的感觉，我连『父亲』两个字都叫不出口！他那年已八十一，年纪大，没来接机，他的朋友把我从伦敦机场送到长途汽车站，我独自坐车到利兹，他在车站等我。」
王宇平此行与父亲相聚了四个月，他形容父亲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喜欢跟年青人交往。他在海外一直过着独居简朴的生活，但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好些学生和学者都爱跟他一起聊天饭聚。父子俩的话题却甚少涉及政治，多是闲话家常，只记得父亲曾提及中共党内最坏的两个人是王明和康生。
自小缺乏父母关爱的王宇平表示，长大后逐渐体会到母亲当年带同幼弟离去，以及父亲远走他方，都是为势所迫，心中已无怨愤。既尝过骨肉分离之痛，便不想留在大陆的妻女有着自己同样的经历，而且父亲在英国的生活也非富裕，所以没想过要留在英国。
回程时为了省钱，王宇平经香港坐火车回大陆，在香港逗留的几天，由父亲的托派朋友接待，其中令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便是「长毛」梁国雄。王宇平说：「他为人热情，照顾周到，陪我到山顶游览，离开那天，还亲自送我到红磡火车站。」
随着前苏联为托派平反，中国对托派也转趋宽松，被指为「托派反革命案」主要领导人的郑超麟一九七九年出狱后，中共给他「上海市政协」的虚衔；从人民出版社分枝出来的东方出版社，在2004年亦以只供内部流传、半公开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然而，托派对CP政权的批判深刻尖锐，王宇平估计在未来数年，中共对托派分子的态度不会有很大的改变。
王宇平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王燕祺居于上海，但彼此没有联系。王凡西去世后，朋友把他的骨灰运返香港宝福山安葬。到2005年，王凡西的妻子马裕生亦离世，王燕祺来港把父亲一半骨灰带返上海与母亲合葬。这对分离了逾半世纪的夫妇，终于可在人世间以外的地方再续情缘。
转载自香港《十月评论》238期，2015年6月30日出版 |
悼念王凡西先生（长堀佑造，2003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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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王凡西先生
长堀佑造（2003年2月7日）
去年末，12月30日的早晨七点左右，我接到了电话。是从前我的同事，关根谦教授打给我的。他现在在牛津大学留学。我知道他准备采访王老，他们已经互相联系了。我一拿电话筒听了他的声音，就猜得到王老身上发生变故了。因为不是重大的事情，早晨这么早，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果然，他告诉我王老逝世的消息。王老是已经过了九十岁的老人家，而且我知道人应该有最后的日子。但听到了这消息，我感到很悲伤，很遗憾。我12月26日，把一本刚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日文版寄给王老了。在邮局投函的时候，我以为日文版不会来不及，过了三、四天，王老能亲眼看到他老同志的书。没想到王老这么早就离开了我们。在英国的王老的外孙薛丰先生后来发给我的邮件说，王老看过我12月中旬寄给他的日本《托洛茨基研究》的“陈独秀特刊”，但他不能看到郑老回忆录日文版。因为他对我们这翻译工作不惜予以协助，所以知道了他不能看到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可惜。我在此衷心地表示悼念之意，同时我想对在九泉的王老致衷心的谢意。
我知道王凡西这个名字是1979年《双山回忆录》日文版出版的时候。当时我在大学读书。买到了这本书，我就看过了。译者是我在大学二年级读书时候的汉语老师之一，矢吹晋教授。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我这以前也对托洛茨基感兴趣，上高中的时候就看过《文学与革命》、《我的生平》等。因此我不能承认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了。但关于中国革命，我不能站在中国托派的立场。我在大学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像我那样接触到现代中国的人，大多是首先接受了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的正统性（虽然它有些缺陷），然后去考虑它含有斯大林主义的问题。所以看过王老的回忆录之后，我的看法没有改变。我记得好像王老也坦率地表明过托派政治路线的局限性（现在我的看法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我觉得王老的话，很直率，使人感动，没有假话。文为人，文章表现著者的人格，我想王老是很诚实的人。彭述之先生的著作也在日本被翻译出版过，我也看过这本，觉得值得参考，但没有感动。我原来是个研究文学的人，王老和郑老的文章，不管政治方面的还是文学方面的，都使我感动了。虽然像十月评论的先生悼念王老的文章中提到了那样，王老他们围绕抗日战争做过错，但他们的文章对我来说总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书了。以后我有机会再考入研究院了。这是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开始研究有关鲁迅与托洛茨基的问题了。1987年我写了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鲁迅研究月刊》去年第十期把它才刊登了）。其后我还写了几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我一直想跟王老通信，但没有机会，时间过去了。1990年在日本开了纪念托洛茨基逝世五十周年的研讨会，然后日本托洛茨基研究所创办了。我也参加了研究所，有过几次机会翻译王老、郑老的一些文章。1997年，我从一个朋友听到了王老的地址，第一次给他写信了。那时，我准备写围绕《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论文。我想请王老指教。之后，到去年秋天为止，我跟王老继续通信。我从王老收到了四十封左右的信。大多是我提出问题而他给我回答的。例如，陈其昌、郑老、王实味、胡风他们的事和列宁著作的翻译问题等等。通过这五年来的通信，我承蒙了他的很多指教。我记得1998年，我到绍兴的鲁迅故居去的中途，顺便去杭州的时候，我把介绍江南风景的信和照片寄给他了。因为他的老家在杭州旁边的硖石，他在杭州的中学读过。他回信上说：“离家数十年，故乡风貌常在梦中，此生当无重游希望了”（同年10月31日的信）。从2000年到2001年，我有机会在王老的母校北京大学研究。在当地，我查过有关王老毕业时候的资料。在毕业学生的名单上，我发现了王凡西、陈其昌、王思袆（就是王实味）他们的名字。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又发现了王凡西、陈其昌等的学生会活动的情况。纪念北大烈士的石碑上有李芬（在王实味的那很有名的《野百合花》上登场的烈士）等的名字。我复印了资料，拍了照，把它们寄给他了。王老立刻复信说，”前天收到您寄给我的信和《北大日刊》的复印件，非常高兴，谢谢。七十五、六年前的文献让我回想起当年的人和事，真是似梦如烟，感慨万千。可惜我年老病废，无法形诸文字了。我最近心脏与神经系统的病痛加剧。手脑都不听指挥，不能与你作较长笔谈，真是憾事。但我希望你能继续来信，让我知道一些故国与故都的近况”（2000年6月28日）。我尝试想象王老的思念。远在英国，老家、母校、老友，他不能直接去看到了。但这是我想象不到的。有时候我把在日本发现的资料和书寄给他了。因为我希望这能鼓励他。
2001年9月，我的宿愿才实现了。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到他在里兹的家去，能直接拜见他了。去里兹以前，我去了荷兰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调查有关中国托派的报刊了。幸亏，能看得到报刊和几封他们跟托洛茨基的通信。我把给他复印的这一套资料带去拜访他了。他好像对这文件很感兴趣。我回国后，就寄给我说明这些资料的信了。
我们翻译郑老回忆录工作之中，遇到了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首先查一查英文版（我们很感谢英文版译者班顿教授），然后请郑晓方女士指教，最后不客气地请王老指教。王老每次给我们回答了。他身体不好的时候，让人代笔回信了。
我跟王老通信的时间不那么长，但是我觉得好像很长的时间。在我奉上他的文章中有写错的地方，他给我指正，而且他经常鼓励我研究发展。我忘不了他写给我的每句话。他对我们那样年纪比他小得多的人，没有摆架子的，没有迎合的态度，总是很诚实。列宁逝世的时候，托洛茨基叹息说，”列宁死了，他已经不在了”。我当然不是托洛茨基，但能体会他的感觉。借着托洛茨基的话来说，“王老已经不在了”。这事实让我感到很悲伤，很寂寞。王老和郑老常说，他们能以陈独秀那样伟大的人物为自己的领袖，觉得很荣幸。能认识到王老，亲承謦欬，承蒙指教，我也感到很荣幸。
王老的生平、功劳，我不用在此再说。读者都会知道的。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我想加上两三词。对我那样研究这领域的人，王老的文章很值得参考。例如《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胡风遗著读后感》、《从鲁迅的一封信，谈到陈其昌这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论稿》中的一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等的作品是对重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不可缺少的。这篇文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严厉批评了毛泽东以他的《文艺讲话》作为中共的文艺政策的错误。像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主张那样，王老认为文艺创作跟政治活动不一样，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因此作家应该有创作的自由。从延安时代以后，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在大陆怎样压迫了作家的自发的创作成就、甚至损害了有才能的艺术家和文学家，现在已经不用我们来说了。王老在这篇文章里，还指出了《文艺讲话》所征引的中文版列宁作品的误译（把“党的出版物”误译为“党的文学”。请参阅旧版的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毛泽东是根据列宁文本的误译去写成《文艺讲话》的。1980年代，在大陆出版了《列宁全集》第二版的时候，这个误译改正了。在这个过程胡乔木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胡乔木是根据王老的这篇文章去请编译局改正旧译的（关于这个经过，我在2002年4月，已经用汉语详细地发表过。也将要用日文发表）。除了上述的内容以外，王老叙述了有关胡风、王实味（都是王老上北大时代的同学）的事情，和鲁迅跟中共的关系，等等。重新思想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王老这篇文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王老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见证人而且是现代文学的见证人。他上大学时代跟徐志摩、刘半农他们交流过，向《语丝》等的杂志投稿。1936年《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问题发生了，他在《斗争》和《火花》上写了严厉地批评鲁迅的文章，以《特别声明》、《紧要声明》的形式登载了。因为当时该信虽非鲁迅自己写、却以鲁迅的名义发表。他的著作还有《三出小戏》。他不愧于文学家的称号。
在大陆、也在日本，过去征引他这些作品的研究者罕见。但我相信最近将来这情况要改变了。我已经把前两篇翻成日文了，打算在日本《托洛茨基研究》的下期“悼念王老的特刊”上发表。
有关王老的回忆，话说不完。对他的怀念也无限。但我汉语水平很低，难以表达我心中的全部，觉得很遗憾，很难过。同时我请读者们的宽恕，因为我写了很多我个人的事情。
最后我想说，“王老，您辛苦了，请好好儿休息休息。再见！”
2003年2月7日 |
亲切悼念王凡西老革命家（1907-2002）（十月评论社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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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悼念王凡西老革命家（1907-2002）
十月评论社同人
老革命家王文元，字宇仁（笔名王凡西）不幸于今日因心肌梗塞去世，享年95岁。本社同人深感难过、惋惜。
王凡西的一生，是艰苦地战斗、不倦地思索的一生，堪可为后世的革命者学习的。他在1927年五卅运动期间北京大学肆业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中离开北京到武汉，再转到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中国1925-27年革命失败后，他赞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领导中国这次革命的路线错误的批评意见，成为在莫斯科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成员之一。1929年秋返国工作，嗣后被中共中央驱逐出党。
1931年，他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第3次入狱，至1934年年底才释放出狱，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主要是思想理论研究及写作宣传，并与郑超麟合作，分别译出托洛茨基的三大卷《俄国革命史》等书。
1949年5月，中共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前，他被迫离国，到香港居住。（没有离开的郑超麟等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在52年12月下旬全部被拘禁，许多人达20多年才重获自由回家。）不很久，因收取外国报刊及通讯关系，遭港英政府发觉，递解出境至澳门。在澳门居住期间，他“在寂寞中思索”，于1957年写成了《双山回忆录》。其后，译出了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于11年后以惠泉笔名出版。他更先后撰写了《毛泽东思想和中苏关系》、《毛泽东思想论稿》等著作。他的写作造诣甚高，文风字句美丽动人，十分难得。
由于得到外国友人的帮助，王凡西终于能够移居英国，在英格兰北部的里兹大学讲学，生活问题亦可以解决，从此过着安定的生活，直到走完他的人生最后一段历程。
他在运动圈中以“连根”笔名发表政论等等，表现了他要把旧社会制度“连根拔起”的志向、决心，从而又得到大家以“根叔”来亲切地尊称他。虽然他这个志向没有亲见到实现，但我们同他一样地深信，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总会被革命连根拔起地彻底改造好的！
2002年12月30日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2002年第4期合刊（总第211期）
龚绛录入 |
罗孚和《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周履锵，201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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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孚和《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
周履锵
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自序写道：“我在这里要感谢范用、罗孚先生和其他几位不相识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这部晚年文集是不会同大家见面的。”
《史事与回忆》第三卷有附录二：是罗孚写的《郑超麟老人最后一封信》。文中写道：“几个月前，偶然看到香港《大公报》上有朋友范用的一篇文章，说他手上有一部几十万字的稿子，是一位‘九十七岁老人，一个早期党的历史的见证人’写的，出版无期，在他的手里仿佛捏着一块红炭。我心一动：莫非是郑超麟老人的著作？一问，果然不错。”罗孚又写道：“从他（指范用）那里证实郑老有大著在他手上，我们就商量要使它及时出而问世，为郑老祝贺他的百年大寿。得‘天地’的帮忙。书终于能够出版。书的编校完全是范用的功劳。”印出的第一册书1989年8月1日中午寄到上海，可凌晨郑老去世了，他未能闻到油墨的芳香。只能够说陪了他的大去，为他壮了行色。
天地图书公司是香港颇有声望的出版社，出书质量很高。而市场上高质量的书不一定畅销，所以有些要收出版费。据说为出版郑超麟的三卷本《史事与回忆》，罗孚先生出了出版费，曾传说罗先生为此卖了字画。
范用的《存牍辑览》收录有罗孚给范用的信一封（248页）。但影印手稿却是另一封信（310页），此信正是谈出版权费之事，摘录如下：
用兄：
我此刻在香港，自美返港，已一月有余。回来是参加香港第三届文学节。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港，文学节是十二月十日结束的。然后进医院，“刮”掉了前列腺，现在等待康复，将于月底回美，但一年后，仍将返港定居。
在港时，天地相告。郑超麟的三卷文集不用付钱，天地愿意负责所有费用。据说，这是书出版以后反应甚佳，使他们改变了主意。我于是问他们版税还付不付呢？他们说当初没有谈过。但如付版税，就要扣回买书的钱。郑晓方哪里取了一百五十套，如扣书钱，剩下的版税就不会有多少了。这样我要和你商量，因当时不知道是怎样对她说的。
总之，出书的好名誉被我占去了。人家都以为是我付了钱，现在却可以分文不出，说来不免有些惭愧。
你看这事怎么办才好。郑晓方哪里还应付她多少钱？天地付得如不多，不如由我这边补足为好。
（信的另一部分谈出版《聂绀弩诗集》，不再摘录）
罗孚二○○○，一，七
为出版这部《史事与回忆》，范用和罗孚两位先生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为后人留下了这部大著。
郑超麟老人已于1998年8月1日去世，范用先生于2010年9月14日去世，罗孚先生也于2014去世。我写下这些，以表达对三位老前辈的尊敬和怀念。
2016年1月24日 |
郑超麟与出版家（周履锵，2016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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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与出版家
周履锵
著译等身的郑超麟，一生中当然要与出版家打交道。为他贡献最大的，早期是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和汪原放叔侄二人，他们替郑超麟出版的书至少有十册以上，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思想的。晚期主要是范用和朱正。范朱两位更难得的是：因为郑超麟是中国托派的主要领导人，经过长期的关押，1979年恢复公民权，还安排他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仍公开声明仍持托洛茨基和陈独秀思想（白皮书出版的前言）。所以为他出书是要担当风险的。范朱两位先生，毅然承担。
范用先生编《郑超麟晚年文选》除了收入已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怀旧集》的文章外，还加入了未公开出版的《鳞爪集》《记尹宽》《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即最后论文）等未公开出版的政论文章。范用谋求在国内出版没有成功，此事罗孚先生知道后，毅然出手，联系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由于范用和罗孚两位先生的操作，才使这部《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得以面世。
郑超麟还与湖南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出版家朱正先生交谊深厚，他们也是通过楼适夷介绍的。朱先生为郑老出版了《玉尹残集》，还建议郑老翻译多依彻的《托洛茨基传（先知三部曲）》，译成后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但不久朱正离职了，后来虽是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但是朱正先生是起初始作用的。
《存牍辑览》收录郑超麟致范用信中说：“您和朱正都是中国出版界难得的人才，现在都不能展其所长。我为中国文化叹息。”这是很恰当的评价。
2016年1月20日 |
范用《存牍辑览》读后兼怀郑超麟（周履锵，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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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用《存牍辑览》读后兼怀郑超麟
周履锵2016年
师弟虞争鸣、沈迦来晤，商谈《周任辛文存》编务。沈迦顺便谈到最近买了一本范用收信集。我问他有郑超麟的信吗？他说有。
第二天下午，快递送来邮包。打开见是范用先生自编的《存牍辑览》，厚达四百五十多页的大书，喜出望外。原来是沈迦当晚从网上订购送给我的。感谢他的厚爱。这本书是出版家范用先生亲自从收藏的103位文人作家给他的数千封信中精选375封编成的。范先生自书的编者说明：“由于长期从事出版工作，与文人作家交往，积存了一批书信，今选编一卷付梓，不过十一，亦雪泥鸿爪也”。
我关注郑超麟的信，查目录，第六位就是郑超麟，打开见收信8封。如以十一计算，估计是从近百封存信中选取的。
郑超麟晚年视力极差，书写困难，而他又不愿口述由别人代写，喜欢自己凭意念盲写。他写出的文章、书信，连他几十年的老朋友王凡西都认不出来，必须请人誊清寄去。他的孙女郑晓方和我替他做这项抄写工作。因此郑老有些致范用的信，是我誊清连同亲笔信一起寄去的，所以有些事我就比较清楚。
入选的八封信中，第一封信开首就说：“我好久以前就知道中国有个范用，是出版界的宿将，只恨无缘同您联系”。可见他们原先并不认识，但彼此早已心仪。楼适夷是他们的中介人。至于楼郑的关系，《玉尹残集》楼序说得很清楚：他们几个小青年，1925年在上海听瞿秋白、恽代英、郑超麟讲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课。十年后楼适夷和郑超麟又在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中相见，同是被关押的政治犯。不过当时楼是共产党，郑已是托派。但在狱中，楼向郑学习德语。以后几十年没有见面，直到郑超麟恢复公民权，又密切交往。
范用和郑超麟结识以后，作为出版家，为郑超麟出版了许多书，主要的有：重印《诸神复活》，出版《郑超麟回忆录》，《怀旧集》等。
郑老在1997年下半年开始，著手写一篇政论文章。取名《最后论文》，列了一个提纲，计18章。章名中有：3不断革命论，5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3斯大林制度的选择，16中国的演变。由这些章名，可知他的文章在国内根本是不能发表的。但他不管能否发表，说是留下给后人的。他要我帮助收集资料，逐章抄写。我还向他提意见，认为取名《最后论文》不妥，因为“你还要写下去。”他后来改名《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
1998年初，郑老发病住院。经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大家瞒着他，但他心中很清楚身患绝症。郑老已98高龄，医师建议保守治疗，开了中药回家疗养。想不到奇迹出现了，精神逐渐好转，还能写信，作诗。98岁寿辰时，还高兴地喝上几口。一天郑老对我说：《最后论文》能够出版了，我简直不敢相信。原来范用要编《郑超麟文集》。郑老著译等身，范用要收集他的文章结集出版。党刊《向导》、《布尔塞维克》有大量郑老早期文章，他说那些文章，都是按照上级指示写出来的。只同意收入晚年文章，《最后论文》也收进。后来范用无法在国内出版，经罗孚联系，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书名《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1998年3月22日写的自序中写道：“我要感谢范用、罗孚先生和其他几位不相识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这部晚年文集是不会同大家见面的，没有范用先生，我前几年的几本书也是不可能出版的”。
1998年5月20日，郑老为他的《最后论文》写了后记，誊清寄给范先生。6月23日，我去看望郑老，他又拿一封致范先生的信，要我誊清。信很短，在后记加上：“此文，十八章中，十六章是我的朋友周履锵抄录的，另两章是我的孙女郑晓方抄录的，特在《后记》之后作此说明，以表示谢意”。我认为誊抄小事不必言谢。他用命令的口吻要我抄写，我只能照办，不过我考虑不一定赶上出版就誊清寄去了。想不到郑老逝世后出版的书，竟把这几句刊出了（第三卷380页）。我很汗颜。
郑超麟对范用的情谊还表现在赠范用的两首诗词中。
虞美人
赠范用
大权独掌新书出，卌
载[1]风云急。万千学子润心田，从此炎黄文化得绵延。
功成身退归林下，阅尽沧桑也。八流非假孔俱真，羡汝心胸酷似六朝人。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再赠范用
爱书须爱刻书人，历代名家积德存。小可幸交毛子晋，山房扫叶压群伦。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1]卌载：原录入稿为“卅载”，并自注：卅应加一竖，即四十。电脑找不到此字——小周注 |
绿叶上的诗——记莫洛与郑超麟的交往（周履锵，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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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上的诗
记莫洛与郑超麟的交往
周履锵（2014年10月）
〔来源〕刊于《瓯风》第八集（2014年10月）
读《瓯风》第三集得知诗人莫洛（马骅）已于2011年六月辞世，乡贤仙逝，不胜感哀。
找出一本马老赠我的诗集《我的歌朝人间飞翔》，翻开首页，有马老赠书的苍劲娟秀的题字。重读诗篇，感受甚深。这本书的附录收有一首郑超麟七绝古诗（第210页）。原来是郑老将莫洛的散文诗《绿叶上的诗》的古译。现代人只有把古文、古诗译成语体文，而郑超麟竟将散文诗反其道译成旧体古诗，真是一个创举。
郑诗：
读莫洛先生新书，戏将书中一首新诗之意改写为旧诗，以博一粲。
野游得句无写处，
绿叶权宜作小笺；
晨露任它滋笔迹，
朝暾照字更鲜妍。
1996，2，17．
玉尹老人
（此小序收入郑超麟自编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时改为：“莫洛先生有一首散文诗《绿叶上的诗》，写得很好，戏改成一首七绝。”第三句“晨露”改为“晨霜”。）
玉尹老人就是郑超麟。
莫洛先生原诗：
绿叶上的诗
（我的诗句写在绿叶上……）
初春明净的天空，袅动丝丝微云。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送来早开的梨花的馥郁。淡黄的阳光从高空泻下，蜜浆一样浸淹着树木。我的诗句像在贪婪地吮吸奶汁，它吮吸着绿叶上阳光的色彩。
清晨晶莹的露珠，缀上绿叶的边缘，滋润着我的诗句。太阳高高升起，一颗颗把露珠收去。我的诗句受到阳光和露珠的爱抚，既有露珠的沁凉，又有阳光的温煦。
（细雨沐浴着我的诗句……）
夏晚的南风，微微地吹，轻轻地拂，绿叶快活地左右上下摇摆。我的诗句像摇篮里的婴孩，在绿叶上吟哦低唱，合着微风的节拍。
细雨蒙蒙如烟，无声地降落在绿叶上。我的被沐浴过的诗句。不沾一点尘土，如同初醒孩子的眼睛，闪动智慧的光泽，映出纯净的思慕。
（我的诗句随同黄叶飘落……）
深秋的西风打树梢上驰过，绿叶慢慢变成了焦黄。我的诗句随同黄叶一起纷飞，飘坠到铺着衰草的地面。蜣螂伏在土穴里一动不动，蛐蛐儿也停止了弹拔琴弦。落地的黄叶化成了泥土，紧紧掩护着我的诗句。
我的诗句在大地的柔怀里休息。――休息不是怠惰，也并非无所作为。我的诗句殷殷恋念着绿色的希望，和泥层下的种子一起私语欢谈。
（我的诗句从冬梦中醒来……）
寒冬的日子昼短夜长，天空凝冻着片片彤云。北风骤然刮起漫天飞雪，像无数白蝶在游戏追逐。赤裸的枝条吹响哨子，觅食的麻雀啁啾在檐头。我的诗句埋在土里并未冻僵，它梦见如茵芳草，梦见解冻的河水丁冬响。
田垄上簪着冰花，树干上积着残雪。栏里的胡羊在咀嚼干草，屋顶的炊烟在冷风里盘旋。我的诗句打个哈欠醒来，很快掀开雪的被盖。它要在残冬放声唱一支辞岁曲，曲调的每个音符，都染有春天里吮吸来的阳光的色彩。
（我的诗句自晨至暮，自春徂冬，经受过春阳，夏雨，秋风，冬雪……）
83年7月8日夜于温州
这篇附录，最后还有一附记。这“附记”实际上是一篇纪念郑超麟的文章，其中有二段：
郑老深度近视，又患严重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我赠他的书，只能请人读给他听。他对拙作《绿叶上的诗》颇感兴趣，听后将其改写成一首旧体诗。他握笔写字甚为困难，竟亲笔将此诗写于纸上，托人带来给我。
我收到郑老的诗以后，吟诵再三，深觉郑老的改作远远胜过我的散文诗原作，实在钦佩，喜不自胜，又极为感激！
我对此事比较清楚，因为莫洛送给郑老的书，是经由周仁生（任辛）寄给我，由我送给郑老，并读给他听的。郑老的译诗，也是我抄正，连同手迹寄给周仁生转送莫先生。当时我并没有将详细经过告诉他们，所以莫洛以为“听后便将其改写成一首旧体诗。”其实郑老并不是在听后，立即改写成旧诗的。
郑老的阅读和写作的方式与一般老人不同。他早年近视，老年反而不老花眼了，他是能看清字的，不过必须在强光之下。他用放大镜把灯光集成一个光点照到字上，几乎鼻子碰到书本，一个字一个字困难地读。平时大都由我读给他听，但是他总觉得听别人读书印象不深，喜欢自己慢慢地读。他写字从不伏案，只是坐在靠窗的椅上，手拿一块夹纸的小木板书写，因为他看不清自己写的字，只能凭意念盲写，所以写出来的有时串行，他喜用自来水笔，有时没有墨水只留下一道划痕。他写的书信文章，大部由我抄写，读给他听，核对后才发出去。郑老的这首译诗是经过数天亲自阅读原诗，反复思考，认真写成的。
郑超麟（1901－1998）福建漳平人，早年与邓小平等人一起在法国勤工俭学，后留俄。回国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工作，曾任党刊《向导》编辑，《布尔什维克》实际主编。大革命失败后，转入托派。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监狱共坐牢三十四年，晚年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电视连续剧《邓小平》中出镜三次，讲述邓小平三个不同时期的生平。
莫洛先生自己说：“我和郑先生既缘悭一面，亦未通信。”我每次回温探亲时，也未去拜访马老，聆听教导。但我对二位老前辈是很敬重的。现在他们已仙逝，我记下当年他们这段不平凡的交往，以作纪念。
附记：
莫洛先生与郑超麟的交往是通过周仁生和我的，我记得周仁生给我的信中对此有所述及，于是我找出旧信，发现有两封曾有提及。摘录如下：
1996年2月10日信：
今寄上马先生的诗作，请转交老超，这是老马的一片心意，他对老超非常敬佩，实在难得。
1996年3月1日信：
前天接到你寄来的两本书，一是《玉尹残集》，内有给莫洛的信及老超的新诗古译，二是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玉尹残集》、信、七绝都已送给莫洛。他的欢乐心情，难以言语表达。他对老超的这一青睐，表示无限感激。他早已了解老超的知名度以及他在老党中的地位，因此格外珍惜老超的墨宝，他几乎把每一个字都加以揣摸，他认为你抄的“新诗第一首”，应为“新得的第一首”，还有“足迹”二字未必抄对，可能是“书迹”或“笔迹”，不管怎样，总之，莫洛先生非常重视。 |
郑超麟——他曾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叶永烈，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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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他曾是陈独秀的机要秘书
叶永烈（2016年）
叶永烈与郑超麟（摄于1984年11月13日）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4时29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98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27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而言，“享年98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发表了这一消息，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予以转载。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都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消息的。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7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27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11月13日第一次骑自行车前往上海郑超麟先生家中采访，成了忘年之交，从此多次登门采访，彼此书信往返不断，直至1998年8月5月出席郑超麟先生追悼会，对于郑超麟先生可谓有始有终。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共党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我注意到，郑超麟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我不由得记起，1984年10月，我在上海市监狱采访，得知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曾经在那里关押，便决定前往采访这位历史老人。上海市监狱告知，郑超麟虽然获释，而且已经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是要采访他，必须持组织介绍信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说明采访理由，这叫“挂号”——不然的话，连你也将成为政保处“关注”的对象！
托派，在中国曾经有过可怕的名声，等同于“反革命”，被称之为“托匪”。记得，我的家乡温州曾经是托派活跃的地区之一。我在温州念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位表兄因“托匪”嫌疑受到审查好几个月，后来才终于获释回家。他反复对我说及他的审查结论：“确非托匪！确非托匪！”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托派极其“危险”。
到了1984年，中国的政治气氛变得宽松，但是对托派依然“外松内紧”。我对托派的历史进行了研究，这才弄清楚托派的来龙去脉。托派，其实是共产党的党内反对派，其源头在苏联。列宁在遗嘱中，指定当时担任红军总司令的托洛茨基为接班人，而斯大林却抢班夺权，成为俄共布尔什维克领袖。斯大林极力排斥打击托洛茨基。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游行时，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横幅。斯大林从此把托洛茨基派定为“反革命”。当时的中共深受斯大林影响，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内反对派定为托派，也作为“反革命”。
郑超麟作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被定为“托派骨干”，于1952年12月22日被捕，关押于上海市监狱，他一个人独处一个房间。1972年9月28日，郑超麟获释，被送往上海南汇周浦镇附近某劳改工厂。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郑超麟于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离开劳改工厂，迁入新居（也就是我采访他时所住的两居室）。
这样，我来到他当时鲜为人知的住所——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缓。
我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他的福建口音很重，如他自称“一个南腔北调人”。
当时郑超麟家几乎无访客，我的到访使他感到意外。他向我说起自己的身世：
他是福建省漳平县人氏，出生于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1919年他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600大洋，官方给300）。他考取了，当年离乡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赵世炎、李慰农、杨士彬、尹宽等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时，郑超麟是18名代表之一。
1923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1924年春，他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主持了他的入党仪式。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此后他参加上海工人的第二次、第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的四一二政变。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会后，郑超麟在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
此后，郑超麟追随遭到批判、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担任陈独秀秘书。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40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由于陈独秀坚持“托派”立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年底，郑超麟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
1931年5月1日至5月3日，中国“托派”召开了“统一大会”。统一后的中国“托派”组织，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七名中央委员，郑超麟当选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郑超麟为宣传部部长。
此后，郑超麟命运乖戾，先是被国民党关进监狱，接着又被共产党长期关押。然而他一直坚持他的托洛茨基主义信仰。在陈独秀去世之后，他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也是“托派”，于1979年6月与郑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幸的是她在获得自由之后不足半年逝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77岁。他们的儿子弗来（郑超麟告诉我弗来是法语中“自由”的谐音），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
我在郑超麟家的墙上，看到他与妻、儿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下面，是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经历长期的监狱生活之后，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接受我的访问之时，郑超麟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就这样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忆陈独秀、忆瞿秋白、忆茅盾、忆尹宽，等等。他手头还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每天夜里一两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他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1000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1000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全文予以了转载。
一次次采访，一封封书信，使我对郑超麟逐渐由陌生到熟悉。
郑超麟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是有一次郑超麟在上海被捕，当时有人劝陈独秀赶紧搬家，以防万一郑超麟供出他的地址。陈独秀却很坦然，仍住原处。陈独秀说：“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
二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儿子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这本《郑超麟回忆录》在当时没有出版，1986年作为内部发行的图书在北京出版，我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27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据告，出版社曾经再三劝告郑超麟，请他删去这段话，他却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三是记忆力极好。比如，我向他请教鲜为人知的朱锦棠其人。他头一句话就说，朱是江西安源人！他说，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他结识朱。那时，郑和张伯简一起担任大会的记录，大会发言十有八九是他记录的。我问，是叫“朱锦堂”，还是“朱锦棠”？他答，“叫朱锦棠，海棠花的棠，不会错。”他还记得，朱是知识分子气质，不是工农分子。中共“四大”时，约30来岁，长得很漂亮。开会时，朱坐在后排。每一次开会，朱都到会。此后，他就不知朱的消息——将近70年前的往事，郑超麟记得清清楚楚。
四是爱憎分明。1988年5月24日，我给他去信，写及：“最近，王克全的女儿王成芳来找我，谈及她父亲的历史情况。王克全去世时，她才3岁。您的回忆录212~213页谈及王克全，她想拜访您，未知可否？便中望复一函。”郑超麟于5月26日即回复我：“王克全，我认识，我的回忆录中两处提到他，除您信中提到一处外，尚有P233和P234一处，我对他本有好感，但他以后做了叛徒，我就没有好感了。对他的女儿尽说无好感的话，是不合中国人为人之道的。还是不见面好。”
郑超麟是陈独秀的秘书，我曾经向他“盘问”起关于陈独秀的种种细节。他略作沉思，回答道：“陈独秀讲一口安庆话，怎么想就怎么说，习惯动作是用手拍脑门；不大讲究衣着，但很干净；长袍、马褂都穿，帽子不常戴，难得穿西装；烟瘾重，但不抽香烟，而抽雪茄；文章写得快，有学问，但口才并不好……”郑超麟谈毕，笑道，你问这些细节有什么用？从未有人向我问这些问题。我却认为，要勾画陈独秀的形象，他谈的这些细节颇为珍贵。
我为郑超麟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不言而喻，“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1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库”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我把《炎黄春秋》寄给郑超麟。1992年1月26日，他给我复函：
昨收到你寄来的《炎黄春秋》，谢谢！
用放大镜仔细读了大作，很好。比前几年写的那一篇好多了。不褒不贬，只叙说事实，最为得体。
文中所叙事实，几处错误，但都无关大局。例如，我去蒙达尔橡胶厂做工时，邓希贤早已在那里做工，你认为他在我以后才进橡胶厂的。这类错误虽无关大局，但为了避免后人致信为符合事实，我打算一一加以订正，以使大作收入文集时用。
郑超麟晚年，由“冷”变“红”。在1997年，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3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97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20世纪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便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6时，他昏迷，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11天……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使他如此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3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闯进了种种“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
我在狱中替郑超麟买书（徐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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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狱中替郑超麟买书
徐坚1999
〔说明〕本文刊载于《上海滩》1999年第3期。
我和郑超麟先生不是同一代人，然而在七十年代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我却与郑先生相处了三年多时间，并由此窥见了不为人所知的历史一角。
当时，我在上海市第二劳改管教队刑满就业。我们宿舍区突然划出一块地方，形成一个约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里面是一排八间平房，每间房间独立进出，室内放置了双人木床、简易写字台、木椅、木书架。我们不由得暗自猜测：这是为什么人准备的？
又过了些日子，我看见部队转业的黄维国队长经常从这个小院的大门进进出出。有一天，黄队长来到我工作的试验室，我问他：这小院里住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放双人床？他告诉我：“这几个人不属我们队编制，是上级交派‘托管’的。这几个老头子文化水平都很高，每人起码懂两门外语。他们的家属可能从市里来探望，所以才准备了双人床。对外名义叫‘草药小组’，每星期抽一天在医务室门口种点中草药，唉。说穿了还不是让他们活动活动、晒晒太阳。”黄队长还讲，他们的生活费比他的工资还高，最少每月60元，多的80元、100元。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正在为北京某项工程研制国内没有的新产品。我从市科技情报所查来的国外文献资料有多种文字，除了英文，还有日文、德文、法文，大家面对一份份文稿心急如焚。我忽然想到小院中那几位老先生，就斗胆请示黄队长。当黄队长弄清我的意图后，翻了翻一堆资料，说：“行，我先拿两份去和他们商量商量，为国家作贡献嘛。”
过了两天，黄队长“嘭”的一脚把我工作室的门踢开：“看看，行不行？他们说许多专业术语没有工具书。这张纸上有书名，我也搞不清楚，你去替他们买买看。”黄队长是部队作风，雷厉风行。我取过译稿一看，除了专用名词以外，译文很通顺，心里非常高兴，马上答应去为他们买书。
我花了一天时间，在外文书店和科技书店找书，把黄队长交给我的500元花得精光。回来的路上我心里有点发毛，不知这钱是公家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后来才知道，这些钱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费。他们平时生活开支很节省，连茶也不喝，只喝白开水，但买起书来则毫不犹豫。这以后，我为他们买了许多次书，除了科技书，还买了很多社科书，尤其是原版经典著作。我很乐意为他们当书籍采购员，因为这些书对工作帮助太大了，同时，书店也是一个使人留连忘返的地方。我抱着成捆的书，闻着书籍散发出来的芳香，心中怡然自乐。
由于翻译过程中有些技术问题要互相讨论，就由黄队长领着我去小院里和那几位先生见面。时间一长，去的次数多了，黄队长有时忙，我有事便可以直接进小院了。我知道了他们的身份是“老托”（托洛茨基派），他们也知道了我的身份。这样，交谈之间除了工作以外，偶尔也聊点别的，不太避嫌了。
经常为我们翻译的有两位，一位是喻守一先生，一位就是郑超麟先生。喻先生光头，冬天穿一套公家发的黑色棉袄棉裤，而且是空心穿；他说不是没有内衣，而是为了锻炼身体。他每天用冷水揩身，尽管年近七旬，走起路来腰板挺直，讲话时湖北口音浓重且异常响亮。他主要译英、日文资料。郑先生高度近视，驼背驼得走路也直不起身来，这可能和长期蹲监狱有关。他主要译德文和法文资料。他们两位有时也互译互校并高声争论，每人手里举着一柄放大镜，对着复制质量较差的印刷体小字与模糊不清的插图，煞是认真。有时我加夜班，凌晨去食堂打饭，经过他们的小院后窗时，看到从木棚缝里总是透出缕缕灯光——他们深夜仍在孜孜不倦地苦读。
有一次，谈完工作后，我悄悄地问郑先生：“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否犯罪？判了刑没有？郑先生对我笑笑，用他的福建口音说：“你问问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喻先生。喻先生也笑了。过了好半天，喻先生说：“不客气地说，你没学过或者没认真学过苏联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其次，你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提出了不适当的问题。”我怔怔地听着，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就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要在业余时间努力学习共产党历史。
到了1979年，我们的产品已成批生产，样品还送往全国科学大会展览，填补了国家空白，后来还得了奖。我个人也加了当时所谓1/8工资。然而正在这时，有一天，小院里却人去屋空。
1982年，我离开了生活20多年的环境后，终于打听到郑先生他们已搬到了普陀区石泉新村。我立即跑去找他们，只见他们有的住二楼，有的住三楼。郑先生分到了一套两间房。
“你怎么跑来了？”他们看见我很兴奋。这时郑先生已挂名市政协委员，喻先生挂名普陀区政协委员。我告诉他们，我已获平反离队，对他们当年为帮助产品开发翻译了那么多专刊文献表示感谢。
这次见面，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们精神状态都很好。他们在监狱里几乎度过了大半生。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在狱中从事了各种翻译活动，除了为我们译技术资料外，还为有关方面译了大量文稿。至于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后来我在《郑超麟回忆录》、《从苏联归来》、《俄国革命史》、《怀旧集》等郑氏著译中已经逐渐找到了答案。 |
我的太爷爷（毛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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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太爷爷
毛毛
在我家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张配有金色镜框的彩色照片，那是我98岁的太爷爷。只见他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系着斜条纹的领带，西装毕挺的，好不威风！
说起我那学识渊博的太爷爷，我还真佩服他。他懂得好几门外语呢！好多人都称他为活的“百科全书”。向他请教问题，他都能很快地解答。他呀，一天到晚不是一字一句地专心读书、读报，就是一手拿着写字板，一手拿着钢笔，写着一封封信，一篇篇文章。
太爷爷喜欢喝咖啡、吃面包，但他同样喜欢喝花雕、吃火锅，上海许多有名饭店他都去过。他还喜爱游逛，每当春暖花开之际，他要去踏青。80多岁时，还特地乘车到南翔吃小笼包。太爷爷也搞收藏，但他只收藏零钱，收藏小纸片，每当家里找不到零钱或要记电话号码时，太爷爷就会说：“我这里有，我这里有。”一边说一边用颤抖的手摸出他的藏品送到我们面前。
太爷爷很喜欢我！他给我起了个绰号，叫“怪样子”，意思是：怪可爱的样子。他写东西累了，就会说：“怪样子，过来陪老头子玩玩。”他盼望着有一天，我背着书包放学回家，对着他喊一声：“太爷爷，怪样子读书回来啦！”我很小的时候，经常不肯好好吃饭，太爷爷便一口一声“大老虎，大老虎……”逗我乐，让我张开小嘴，吃下不肯吃的饭菜。吃完了，他还是不放心，说：“让我摸摸你的小肚子，看看饱不饱？”直到我的小肚子饱饱的，他才能满意。小时候的我还天天帮太爷爷拿药。我站在小板凳上，拉开放药的抽屉，拿出一瓶瓶药，把它们的瓶盖打开，一粒粒地拿给太爷爷吃，太爷爷便借机教我数数，“一、二、三……”所以，我现在的数数水平不错。
太爷爷从来都不骂人，如果我做了使他不满意的事，他只会笑眯眯地说我两句；我改正之后，他还会夸我几句。
我的太爷爷就是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
迟到的讣告——悼郑超麟先生（张建智，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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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讣告——悼郑超麟先生
张建智（1998年8月）
郑超麟先生于1998年8月1日4时29分在上海仁济医院逝世，享年98岁。那迟到的讣告放在我桌上，已使我不可能前往龙华殡仪馆参加8月5日上午11时的告别仪式。
先生匆匆离开人世，这是突兀的。因为，在逝世前数月，我特地赶往他新迁的赤峰路寓所看望过这位已近百岁的老人。那天下午，郑老精神很好，能自由交谈，思维清晰，对近百年的史事及他传奇式的经历记忆非常精确，如数家珍，向我娓娓道来。他寄赠我的《髫龄杂忆》、《郑超麟回忆录》和《怀旧集》及诗词集《玉尹残集》我都细细读过。但真的“百闻不如一见”，只有在见了他面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世纪老人独立的人格精神力量以及他为追求人的尊严，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也许人们已遗忘了他，也许正规的党史人物传上还未写进他的名字。但是，两年前播放的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及近年播放的《百年恩来》，却使我们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这个作为本世纪历史见证人的郑超麟先生。他在纪录片上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原中国早期留法学生”，第二次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三次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逝世前一个月我还和郑老通过电话，他声音洪亮，在电话中很自信地对我说：“我有心脏病，有胃病，在服中药。其余均好，我还能活过三年……”我一计算，他生于1901年4月15日（农历二月七日），那便是说，他要跨过世纪，亲眼看到21世纪那一天的到来。
自罗章龙老人逝世后，郑超麟老人便是健在者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他于1919年11月4日和全国各地约200多个青年学生乘法国邮船保罗·列嘉号离上海，经香港赴法勤工俭学，并参与创建“少年共产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那时他从老家福建漳平县城出发，在法国巴黎逗留了一星期，尔后三十几名福建学生就由华法教育会送往圣日耳曼就读。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法国的旅欧支部成员，那时的郑超麟就和周恩来、李维汉、陈延年、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等著名共产党人生活在法国。他还和邓小平（当年叫邓希贤）一起因生活困难在法国哈金森工厂做工，晚上同睡一个木棚。郑超麟和赵世炎、周恩来等18人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时间是1922年6月18日。他们还办了油印机关刊物《少年》。由于邓小平与郑超麟在欧洲和中央机关工作的交往，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有三次详细记载了访问郑老的情况。
郑超麟在法国的生活，使他从中国孔子道统思想到达民主主义思想，这中间确是经过了一番剧烈的内心斗争。那时，梁启超也在巴黎，正搜集资料，准备写他的《欧游心影录》。国内几个杂志除《新青年》外，梁漱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郑超麟对二梁持不同看法。他说自己是在“读了《哲学史大纲》后把当时由封建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一些理论问题解决了”。而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历史动态走向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所以没有稳固的资产阶级意德沃洛基，正是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发展前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之晚，已经来不及赶上前进国家，如俄国和日本资产阶级所做的。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其他前进国已经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而中国还在开始‘近代化’！无产阶级迅速发展及国际兄弟辈援助下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走完前进国资产阶级所走的道路。”1922年11月间，陈独秀、刘仁静代表从长期封建社会基石上建立起来的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了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要旅欧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当然那时是学习苏联革命经验。于是在1923年3月18日，郑超麟和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尹宽等12人去莫斯科。他们从资产阶级国家到了无产阶级国家来取经和学习，郑超麟先生到了苏维埃后，在他的人生之旅上是另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
1923年郑超麟在“东大”学习和生活。由于学员来自不同的环境，以及各自文化素养，及社会（封建社会）带来的烙印，就产生了不间断的内部斗争。郑超麟曾概括了这方面的历史，并作了冷静的分析。他回忆说：“这些斗争，从整个方面看来，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是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权威的，但不坚定、性格柔软、倾向于空谈；另一类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权威、容易屈服于权威……当然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1924年暑假，郑超麟结束了“旅莫支部”的学习生活奉命回国。他和陈延年同返上海。在苏联，他曾参加过列宁的葬礼，亦见过红场阅兵台上斯大林等要人；他聆听过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季诺维也夫和日本老社会主义者片山潜等人的演说；他认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代表人物维经斯基、鲁易、罗明纳兹、米夫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权重一时之鲍罗廷。
阅读郑超麟老人的著述，总有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他冷静回顾、评述“旅欧支部”与“旅莫支部”，以及当年青年学生之间的摩擦和斗争。70年后，那份历史与现实之意义依然存在。
1924年秋天，“五卅”前后，郑超麟在上海党中央编《向导》。蔡和森是《向导》周报总编辑。他那时接触的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在党内流行了70多年的左、中、右三派的源流，根据郑超麟的亲身经历，亦于此时开始。当时把国民党分为三派，即：反对共产党的人属于右派，赞成《向导》主张的人属于左派，二者之间是中派。
1925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日，中共召开了“四大”。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内不同主张的问题，亦直接影响了中共。“四大”最后通过的主席团成员是：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此五人各有特点、各有资历：陈是辛亥革命战士，中共历届总书记；张是“五四运动”北大学生领袖；蔡是旅法勤工俭学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瞿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参加者；彭是当时国际派来的同志。郑超麟当时是参加会议的记录者。“四大”提出了“反托”的态度。中国由于受苏联党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内争的影响，“四大”后，才有了“托派”这个名词。这是列宁逝世一周年后苏联党内斗争的历史性产物。
郑超麟先生在《邓小平》电视纪录片上第二次出现时，是大革命时期武汉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迁回上海后他又继续编中共党刊《向导》及《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我想摘录，《郑超麟回忆录》中的一些话以说明历史见证人郑超麟对当时一些问题的见地。
“陈独秀与‘五四’运动战友胡适、钱玄同、刘复、周氏兄弟等分手后，走到社会主义来，有许多合作者，在发展阶段中，有一个人始终也没有同陈独秀分离——那就是李大钊。”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在理论方面，他远逊于列宁和托洛茨基。他有敏锐的触觉，事情看得深刻，看得远。”
“我想，如果没有第三国际外来的干涉，中国共产党在他领导下决不会有大争论以至分裂。中国共产党历来的争论同国际代表有关系。”
“北伐计划本是鲍罗廷向国民党提出的，总之是俄国政府的主张。”陈独秀对北伐持不同看法。“北伐胜利，姑不论对中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有利，还是有害，但有一件事是确实无疑的，即上面说的‘中央的’倾向已因此被‘国际’的倾向压倒了……陈独秀的威权开始衰落……”直至“八七”会议，陈独秀是中央委员，但不被邀请来参加中央会议这一点，未曾有人解释过，可作为历史疑点。郑超麟是代表湖北省委参加“八七”会议的。会议在汉口俄租界一个西式公寓里召开的。
郑超麟个人婚姻是由王若飞做媒介绍与云南昆明刘静贞相识的，那是1927年12月24日，是圣诞节，第二年清明节前后结为伉俪，结婚后9年才生下儿子，取名郑弗来，德语“自由”的谐音。但孩子7岁便患肺结核去世。刘静贞和郑超麟结婚后一起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动荡和苦难，并一起三次被捕。第一次，妻子因严重的肺炎提前保释；第二次，妻子被关了5年获释；第三次，郑超麟被关了20多年之久。妻子可以说为他奔走了20多年。直到1979年，郑老完全获得自由后，他们一起迁入政府给的新楼才几个月，这位等了他几十年已鬓发斑白的妻子却因心脏病而去世了。经历了这么长而艰辛的磨难和痛苦，郑老在“全家福”三人合影上写了一首《摸鱼儿》词，表达了他凄楚的心情。词是这样写的：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
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婉转三年近，泪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液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可，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1929年，郑超麟参加陈独秀的“托洛茨基派”组织（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被开除出党。参加“托派”前后，曾三次被捕，包括解放后的20多年监禁，累计被监禁时间长达34年。直至1979年完全恢复自由，任上海市政协委员。
他参加“托派”的根本原因是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1990年5月1日，郑超麟先生在他的一篇未发表的《九十自述》一文中写道：
“70年前，当我20岁左右时候，各国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纷纷改名为共产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未改名）；去年以至今年，我们则看到相反的过程，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自然也有一部分未改）。70年前发生了一种过程，今天70年后则发生相反的过程。这表示什么？一般人说，这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不，这不是表示社会主义的破产，这不过表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
他相信社会主义学说，但他反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
郑超麟是早期共产党内的“才子”。有旧学功底并精通英、法、俄、德四国文字，还通世界语。案头翻译落笔成章，还研究“语法学”、“音韵学”，并长于诗词。在监狱中写了几百首诗词，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焚烧，恢复自由后，根据回忆写成了《玉尹残集》（已出版），还出版了《郑超麟回忆录》及《怀旧集》，还有他于去年赠我的一本未出版的作为《漳平文史资料》编的，由他撰写的《髫龄杂忆》，还有由三联再版的由他用笔名“绮纹”翻译的《诸神复活》（上、下两册），当然还有多部其他翻译著作。最近即由辽宁教育出版社重印他用“林伊文”笔名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问》二书（合为一册），并恢复了他的译者真名。
郑超麟先生已是近百岁老人，他一生坎坷，经历了政治、经济、生活上的种种磨难与痛苦，他用顽强的生命力挺过来了，他晚年视力几乎降到失明，看书写字摘去眼镜，鼻头、睫毛几乎贴在纸上，凭着感觉歪歪扭扭地写字、写信。有时上行写到下行，下行重复到上行。晚年，只能用放大镜放大写字。每次给我写信，我总要花上二三小时，才能读通信中句子文字。他在一封信中说了自己的苦衷：“我今年已将近一百岁了。双目几乎失明，我用放大镜写字，写的字连自己都看不清，但没有办法，找不到人替我抄信，希望你能看懂我的信，请勿介意。”他生活清苦俭朴，1984年政府将其侄孙女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后郑晓芳边工作边照料爷爷。郑超麟先生晚年只有一个嗜好，天天要喝咖啡。他电话中对我说：“我喝红茶，还要加咖啡，不喝的话，没有精神！”他1979年至1997年初生活在上海普陀区靠近内环线的一个新村里，两间房，其中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斗室中挤插着中外各类书籍。在拍摄《百年恩来》时搬至上海赤峰路新居。
1997年5月25日至27日在上海开了“陈独秀研讨会”。他跟我说，会上有来自全国各地50多人，许多人都去看望了他。陈独秀的孙女、孙子也去他那里看望了他。郑超麟先生认为：陈独秀是最早敢于反对共产国际瞎指挥的中共领导人。他非常赞同陈独秀两句话：“中国问题要中国人自己去考虑解决，外国人不懂得中国问题。”还有一句是：“中国问题，中国人能够判断，能够解决！”
郑老1997年4月25日给我的一封信上，他对历史发展规律还是既坚定，又信心百倍。他说：“常言道，‘善恶到头终有报’，可我不相信。又常言道，‘历史是公正的’，我也不相信！但我服从‘唯物史观’！即历史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就算一时偏离了规律，也会最后走上正路的。其‘偏离’本身也有一定规律可寻！”多么意味深长的话，竟出自近一百岁老人肺腑之言。郑老确已超越了自己，亦超越了历史，且真正从“历史的风雨中走出来了”！然而，历史和时间真是无情，在他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历史之时，在他欲再活过三年时间以能看到21世纪曙光时，却匆匆走了。这真是可意而不可料之事。常人能活到九十耄耋之年，已不简单；可他不同，在整个20世纪中，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为了理想和信仰他艰苦奋斗，饱受沧桑的悲壮历程，以及长达34年之久的铁窗生涯，他的精神与人格力量维护了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他确需要用长的寿命来弥补他生命的缺损。可他如今却永远告别了他热爱的祖国，他曾经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光荣的时代。我想，当人们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之时，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老人。 |
虽死犹生——悼郑老（高国发，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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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死犹生——悼郑老
高国发（1998年8月）
孤愤酸情滑何日？九八高龄岂壮青？
本愿活足一百岁，怎料不侧命先倾。
耕耘斗室虽然在，如椽大笔位已空。
先生书文架上摆，百年波澜掩卷中。
先生精神传彻世，启迪后人继论争。
永远怀念超麟名，潜然泪落撒襟胸。
树碑立传有同道，虽死犹生辉汗青。 |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郑超麟先生（贾植芳，1998年8月中旬）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一位值得纪念的长者
——郑超麟先生
贾植芳（1998年8月中旬）
我知道郑超麟先生的名字很早。三十年代初期，我在北京读高中，因为接触到海内外的进步力量，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社会政治活动，接触到以下当时被目为“反动”的出版物，如当时共青团办的《中国青年》杂志，在该杂志1924年某期上看到过他翻译的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还有1925年2月发表在《国民日报·觉悟》上的列宁的《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1926年发表在《中国青年》上的列宁的《党的出版物与文学》（即后来流行的《党的组织与文学》）。从此，郑超麟的名字就深深地藏在我的脑海里。但是直到80年代以后，我才有机会跟他认识。那时候上海书店要编一套“近代文学大系”，由我的朋友范泉先生任主编，我被列为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一次，负责的编辑郑晓芳给我讲她是郑超麟的孙女，我对她说：“见到你爷爷时，请代为问候。”时间不久，晓芳来给我讲：“爷爷说他知道你，过几天他自己要来看你。”我说：“郑先生是我的前辈，我应该去看他。”晓芳后来告知我，郑先生是从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上知道我的名字的。那时候他已被抓到提篮桥监狱里关了三年。“反胡风”时监狱里要犯人学习时“理论联系实际”，于是他这个老托派便挨了一顿打。他开玩笑说：“我知道贾植芳的名字，还挨了一顿打呢！”无独有偶，1952年“肃托”时，我对郑先生也有所耳闻。当时我已经到了复旦大学教书，正是学校大考的时候，我正在监考，外文系的俄文教授西门宗华突然跑到教室门口，把我叫出去问道：“贾先生，怎么你还在，昨晚没有让抓去？”我吃了一惊，向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来你还不知道，昨天晚上抓了很多托派分子。”我说我又不是托派。西门先生说：“怎么你不是托派？我一直以为你是呢。”于是就告诉我谁谁都让抓去了，他自己也很着急担心，其中就提到了郑先生。
这位西门宗华先生和当时也在复旦大学外文系教俄文的樊英都是二三十年代留俄学生，三四十年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不少介绍苏联的专著。“文革”结束后，我一次在国权路上与他相遇，他显得更加衰老了。我问他，这些年日子过得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像我这样的人能有好日子过吗？”他告诉我，他已经平反回校被调到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苏联农业经济。至于他的留俄同学樊英，因为在上海苏联办的塔斯社当过记者，“文革”中被打成“苏修特务”，已被迫害致死。这一次路遇后，就再也听不到西门先生的信息了。
却说过了几天，我们夫妇就和友人谢天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张业松专程去郑先生家里拜访。郑先生1979年平反后，从监狱里出来，在政协里挂了个委员的头衔，就住在政协分给他的位于普陀区一条普通弄堂里的两间房子里。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事先打过招呼，加上是公休日，晓芳也在家。平时她照料郑先生的生活，也当郑先生的工作助手。后来听说除过公休日外，白天就他一个人在家，孙辈都上班或上学去了。他给我们讲，平时午饭也就自己一个人弄点东西吃，有时候邻居也来照顾他，帮他弄点东西吃。只有在晚上与公休日，孙女与重孙女都回家了，一家人才可以聚在一起吃饭，享受天伦之乐。因为知道我们要来，所以他已经在等着。他坐在轮椅上，扶着手杖，穿了西装，打了领带，头上戴了一顶贝雷帽，耳朵上挂了助听器（后来才知道他平时就穿西装，打领带，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并非因为有客人来而特意打扮的）。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单，半新不旧的，只是还有一些外文书，显示出其主人曾经有过的修养与身份。我们来以前就听说他虽然年已高龄，但仍笔耕不辍。当时他拿出一本《郑超麟回忆录》对我说，这本书在国外有好几种译本，又拿出一本日语的《托洛茨基研究》，里面有介绍他的文章，日语他不懂，就让我给他翻译。天振还为我们照了几张相，临走时他又送我一本《怀旧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史料。那时候我还注意到80年代后期，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俄国梅勒史克夫斯基的小说《诸神复活》的中译本，后来才知道，这本书是他30年代在国民党监狱里翻译的。这位梅勒史克夫斯基和他的妻子诗人吉皮乌斯，这对作家夫妇在十月革命后因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流亡西欧，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的重要作家，最终客死他乡。郑先生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待了不少时间，直到抗战开始，国共合作，才被放了出来。解放后，1952年抓托派，他又被抓进去，直到1979年出狱，前前后后在监狱里待了34年。郑先生早期到法国巴黎留学，是“少年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同是最早的参与者。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有几次提到他的名字，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第一集里也有对他采访的三个镜头。他后来从法国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外语很好，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1929年后他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中国几个有名的大托派之一。托派有这么一个理论观点，即托洛茨基等人认为俄国由于社会经济条件落后，基本上还是农业国家，又有长期的沙皇专制政治的历史传统，“俄国一国建设不成社会主义”，如果强行建设的话，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复辟。事实上，列宁早期也有这样的担心，因为根据马恩经典理论，只有社会由农业经济发展到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工业社会，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后来列宁的想法有了改变，认为在布尔什维克的坚强领导下，人定胜天，可以跳过商品经济阶段，直接建立社会主义，俄国一国也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当权，宣布托洛茨基理论为非法，并把他放逐到墨西哥，又派间谍暗杀了他，对国内被目为托派的人加以无情的镇压。中共30年代在苏区和长征后，以及1942年的整风运动时，都对托派镇压过，比如著名的“王实味事件”——王氏就是被以“托派”的罪名逮捕处决的——托派分子被称为“托匪”。可是后来托洛茨基的理论却真的在苏联的历史上不幸而言中；1991年苏联解体，也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30年代上海有个王礼锡在神州国光社办了个《读书》杂志，专门出了三个特辑，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当时也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除了沿海地区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外，绝大部分是农业经济地区，要建成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否则可能导致封建主义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这显然是比那种所谓的“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社会主义要明智而且人道得多。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是为了避免出现像苏联那样的结局。郑超麟有篇《九十自述》的文章，里面说他一直觉得苏联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加上俄国长期的专制主义历史传统，建设不成社会主义，除非英法等发达国家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再扶助苏联。郑先生为了他的思想而数度入狱，半辈子在监狱里度过，但却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我自己也曾数度入狱，但跟搞实际政治斗争的人不同，我从未参加任何党派，我虽然是当时左翼政治力量的“同路人”，但我始终清醒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我不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而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我只是个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我只作为在“五四”精神培养下走上人生道路的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传统，追求社会进步和个人思想自由。但郑先生的这种坚持自己思想的凛凛风骨我是非常佩服的，他相信自己，相信历史，好在他高寿，晚年终于看到自己坚持的理论观点变成生活现实。
那天从他家回来以后，他又托晓芳给我带来了一本《郑超麟回忆录》。他的居住条件也有所改善了，搬到赤峰路上。由于经历有些相似之处，此后我们就有了一些来往。但遗憾的是，我还来不及去他的新居看望他，就在今年7月，晓芳突然打来电话，说郑先生病危，住进了医院。我立即打电话给谢天振，告诉了郑先生的病危情况，并请他马上来我家，陪我去医院看望郑先生。我们到了医院，问讯之后，才知道郑先生住在高干病房。进了病房，房内已有几位来看望他的人，其中大半我不认识，也大都上了年纪。晓芳对他爷爷说：“爷爷，贾先生来看你来了。”他躺在床上，双目紧闭，呼吸很急促，说不出话，但头脑似乎还清楚，听了他孙女的话还能点点头。我们进病房之后不久，陈思和也闻讯赶来了。我想不宜多打扰郑先生，妨碍他休息，坐了一会儿，向晓芳询问了郑先生的病情，并一再嘱咐她好好调护，并随时和主治医生联系，就和天振告辞出来了。但万万想不到，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相见的最后一面。我从医院回来后的第三天早晨，晓芳就打来电话通知噩耗，说她爷爷于当天凌晨四点钟停止了呼吸，并说定于8月7日进行告别仪式。我也上了年纪，不能远行到龙华殡仪馆为他送行。但我心潮澎湃，就根据我对郑先生的人品事业和生活遭遇的理解，写了一副挽联：
文章垂千古，
风骨映千秋。
并找到我的一位工于书法的老学生周斌武代为书写，随后又叫我的学生张新颖将我的挽联送到郑先生的新居，面交晓芳，聊表我们夫妇对郑先生的哀思。新颖为学林出版社的《印象书系》丛书编的《陈独秀印象》一书选录了郑先生的两篇有关陈独秀的文章，和晓芳有所接触，互相熟识。我特意嘱咐新颖，请他代我在先生的遗像前鞠三个躬致哀。直到上海政协给我发来郑先生的讣闻，我才知道告别式的时间突然提前了两天，改在5日举行。后来又听说告别式由原来的8月7日下午3点提前到5日的11点，属加场。再后来才听说，由于告别式的时间临时改变，所以来吊唁的人不多。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告别仪式上各方送的挽联一律不准挂出，只能摆花圈。看来郑先生一直到去世，也没有受到公正的待遇。由于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惰性”，在某些人心目中，他还是个有“前科”的“异类”，虽然苏联已经被我国称为“前苏联”，像我青年时代时俄国被称为“旧俄”一样……
郑先生在监狱里过了几乎半生，可是他宁肯长期坐牢，也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但他作为一名知名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在监狱中从事各种翻译活动。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像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也是他在30年代坐牢时翻译的。1996年我应邀到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又看到台湾盗印的他与王凡西合译的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事先，郑先生也看到了这个盗印本，所以他托我给他找找这家出版社，以便索要样书与稿费。我托自己熟悉的出版社的老板打听，才知道盗印书的是一个“野鸡”出版社，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就我所看到的郑先生的译著，我发现他无论是译政治性的读物，还是文艺性的读物，都以契合他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为依归，是有所为而为。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高尚的人格境界，真正做到了文如其人、人如其文。郑先生晚年还写了不少的回忆性的文章，都是秉笔直书，向历史负责，绝不因时势变迁或处境险患而曲笔成章，“改造”历史或自我欺骗，这也是他的风骨的具体反映与表现。他到底译了多少东西，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他的孙女郑晓芳女士来看我时，我让她整理一下郑先生的译著书目。过些天她送来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第一卷），其他几卷还没有出来，其中收录了他的回忆性的文章。这本书不但印刷得很精致，而且内容也比大陆出版的要全，大陆版有所删节，而这里采用的都是未经删节的原文本，因此很有历史文献价值。郑先生坎坷一生，临终还能有机会留下历史的见证，也算聊可告慰了——只是遗憾的是他未来得及见到这本书，当样书从香港寄回时，他已于这天凌晨离开了世界。这也是命运对他的不公正吧！可是不管怎样，郑先生的著作与遗作会在这个世界上继续流传下去的，因为它们有继续存在的思想和历史价值。他的风骨也会受到后人纪念的，因为作为一个关怀自己国家的命运，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追求，并为之付出过沉重的生命代价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确实值得人们永远纪念。想到这一点，我和朋友们送的挽联即使没有被挂出来，也就不算什么了。
郑超麟先生，我的前行者，您安息吧！
一九九八年八月中旬在上海 |
生命如此结束——记爷爷的去世经过（郑晓芳，199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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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如此结束
——记爷爷的去世经过
郑晓芳（1998年8月10日）
1998年8月1日凌晨4：29分，爷爷去世了！
几天来，我依然以为这是在梦中，因为“死”这个字半年来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爷爷总喜欢说：“我死了以后……”。现在，他真的死了，这不是梦。
近八个月来，他的生命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1月7日因胃出血住了九天医院，并确诊患了晚期肝癌。坎坷一生的爷爷，意志如此坚强的老人，绝症竟然发生在一个98高龄的老人身上，真是天地不容！我们的心在流血！我们无法将这个事实告诉他，我们不忍心把这样的绝症和这样一位老人联系在一起。经大家商量，决定瞒着老人对他进行保守治疗，即不开刀，不化疗，以中医调理为主。直到最后，我们也不忍心开这个口，他一直不知道这个事实。
5月初，他开始觉得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发展到胸部，痛得他半夜睡不着，自己寻找安乃近。他开始怀疑自己患了什么恶性肿瘤。医生嘱咐：“必须住院进一步检查。”但那时，他正在赶着完成一部稿子。直到5月20日完成了全部工作，于第二天住进了医院，这一回查出病魔已扩散并转移了。生命最多两个月！但他除了配合服强烈止痛药外，对自己的病情依然一无所知。在他的要求下，于6月9日出院。
最后的日子，情况越来越坏，他好像知道大限已到，无论在电话里或信上，他告诉每一位朋友：“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胃口不好，后来在家的半个月只吃一些酸奶或流质，因服强烈止痛药，每天大部分时间躺着。但思路依然敏捷，记忆力依然清晰，文笔依然流畅。
7月20日中午11点，至今也不知道他究竟需要什么东西，自己起身去拿，结果摔了一跤，右眼眶上出血。我当即从单位赶回家，送往附近医院缝了六针，拍了右小腿的片，一切正常，我们高兴地回到了家。思路依然清晰，他躺在床上休息。约4点钟，收到了两封信，其中一封是唐宝林先生的信（内容是唐最近访日带回来的两份资料，请他考证），我像往常一样读给他听。对着他的助听器呱啦呱啦读了三遍，他还是听不明白。我说：“爷爷，你睡一觉，我再读。”他点点头表示可以，我站在床边还未走开，发现他嘴里叨叨念道，我们都听不懂，到了6点钟左右，叫他也不能应答，连我也不认识了。马上与几位懂医的朋友电话联系，都建议立即送医院检查。当救护车到来时，爷爷的神志更加不清晰了。在好友的帮助下，当即送往仁济医院。经CT检查，脑内严重出血达120CC。医生说，这血不是当天摔倒造成的，而是在这以前血管已破裂，此次是因脑出血否跌倒的。医生当即给了病危通知，并说生命只有几个小时的工夫了。
在以后的十一天中，他清醒过一次。但语言没有了，两眼转来转去，告诉他的有关事情有反映，心里非常明白，后因出现癫痫，用了安定进行控制，以致最后几天都在昏迷中。经多方抢救，正如他自己所说“瓜熟了”，肝脏、胃、肾等功能都衰竭了。先是血压没有了，再是心脏停止了，最后呼吸也在4：29分消失了。送行的人包括我们祖孙三代人及诸位好友8人在场。
最后的半年，他除了抓紧时间处理自己的最后工作外，不断地接受党史界的采访，多次接受中央电现台的拍摄，写下了公认为最好的《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安徽大学一位老师寄来几十页长文要他提意见，他请人放大复印后坚持每天看一页，最后还来不及看完。他甚至把后事的细节全部安排妥当，还亲自写了一份讣告，和我谈最后一次话。
在最后的日子，上海市统战部、上海市政协领导多次前来探望；那些比爷爷年轻的朋友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那些近20年来多次采访爷爷的党史界学者，不少人成了爷爷的朋友；在医院的那些日子，每天鲜花不断，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慰问的电话来自四面八方；外地的朋友以及爷爷老朋友的后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关切，家乡的市领导更加重视并关怀，在此，谨代表爷爷向所有关心他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8月5日中午11点，在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举行告别仪式。送花圈花篮的单位和个人共219个，唁电挽联50份，参加人数约150人。我们尤其要感谢那些外地专程赶来参加告别的朋友们。上海电台、东方电视台、《文汇报》、《解放日报》都报道了爷爷逝世的消息。
爷爷死了，这个世界从此没有了郑超麟这个人。我没有了爷爷，从此下班回家再也看不到爷爷，从此外出归来爷爷再也不会焦急地等待我……
爷爷是伟大的、是高尚的、是无辜的。
爷爷：放心安息吧！
1998.8.10凌晨 |
独秀峰下的风景——告别郑超麟先生（陈思和，1998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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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峰下的风景
——告别郑超麟先生
陈思和（1998年8月5日）
98岁的郑超麟老人去世了，上海又少了一道文化的风景线。当然，用风景来形容老人的存在未必妥当，他本来就像一棵参天的大树，以枝繁叶茂的光合作用，清洁着这个城市的空气。
我所居住的上海，每天都有新的高楼落成，一些繁华的地区和马路，只要半年不去走走，就会生出“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幻觉。可是光靠摩天楼和交易所，支撑不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形象；而且，标志一个城市文化风景的，也不仅仅是一些广场建筑和歌剧院，真正的文化风景应该是看这个城市曾经拥有过怎样的文化人物。我走在日本东京的街上，常常看到一些并不起眼的建筑物前竖着一块木牌，上面告诉你这是夏目漱石或者国木田独步的旧居，让你顿时眼睛一亮，仿佛是走在一条朴素的地毯上，上面却嵌满了名贵的珠宝。一个城市的建筑是可以用钱来修建的，但文化人物的拥有，却是需要天然而成。国内外的游客来到这个城市，想到的是能够拜访、瞻仰某些文化人物，或者满怀敬意地为自己走在自己所敬仰的人所居住的城市里而充满自豪，这样的城市，才是真的让人羡慕的城市，才当得起文化名城的称号。
郑超麟老人曾经是上海的一道令人敬慕的文化风景。这不仅仅是他活到高龄，而是他身上有着一种为信仰而献身的革命气质。他为这座城市流过血，坐过牢，监狱生涯长达34年，比世界著名的革命家布朗基的坐牢史还多了一年，但在19年前他平反出狱后，仍然怀着一个革命家“走出监狱便入研究室”的理想，马上就着手撰写有关中国革命史的回忆录和长篇学术论文，以求正本清源。我第一次接触郑老的文章，是在1989年初，那时我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有人转给我一篇郑老的文章，是讨论瞿秋白与托洛茨基思想的关系，思路清晰，引经据典，长达一万六七千字。除了字迹颤抖，根本看不出是一个近90岁高龄的老人所写。当时我极想发表这篇稿子，但送审时终因我们栏目是“重写文学史”而非重写党史，未能面世。但这篇论文的磅磗气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我对这位老人充满敬意，但在帮助他发表文稿方面却无能为力。还有一次是我在主编《火风凰文库》的时候，郑老的侄孙女曾与我联系，想出版老人的回忆录，这时我已经不像当年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时那样天真和以善良看世了，我主动提出可以出版老人的书，但希望是文学方面的文字，不要涉及政治。我说出这话时充满羞愧，但也悄悄希望老人能理解我的准风月谈之意，可是过几天得到回音，郑老说他只有政治方面的著作，所以也就作罢了。之后，郑老的回忆录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还在海外译成各种文字，我又开始天真地想让自己在上海也为老人出版一部著作，洗刷一下这座城市在文化领域的平庸之耻，可是，老人突然去世了，他对他所居住的城市连眼珠也不想转过来。
我只见过老人一面，是与写作《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作者王观泉先生一起去的，同去的好像还有几位年轻朋友。那时老人住在普陀区的一套小居室里，我们敲了半天的门，竟无人开门，直到他的侄孙女回来，才把我们迎进去。原来老人的耳朵几乎全聋，怎么敲门也听不见。我第一次与老人见面了，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没想到老人的眼睛立刻亮起来，仿佛见着老熟人一样，嘴里吐出一个字：“周——”，我立刻明白，几年前将《瞿秋白与托洛茨基》的稿子转交给我的正是一位姓周的朋友，他向老人说起过我。那天主要是王观泉先生与老人谈话，我只是在一旁静听，我还为老人照了一张照片，后来发表在台湾业强版的《陈独秀传》上，他们如此亲密地交谈，仿佛是两个革命家在密谋一场革命。
这位老人晚年的日子好过了一些，因为1997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一部邓小平的传记片，要找当年与邓小平一起留法勤工俭学的同行，大约老人是硕果仅存了。电视不但采访了老人，出现了他的回忆镜头，而且听说还由他提供线索找到了当年邓小平在上海的办公地点。这以后，老人的名字似乎被这个城市接纳了。第一个信号是，他被安排搬到了比较好的居所，但还没有来得及看到第二个信号，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老人的追悼会因日期突然被人为地提前，我未能前去参加，特地撰写了一副挽联送去：
身隐独秀山峰仰俯天堂人世皆无私自愧
心念共产事业存亡监狱书齐尽是托孤心
这副挽联起初写的时候未经推敲，字句与上面的有些不同，但送去后据说不让挂出来，所以等于没有发表，现在经修改后抄在这里，也算是我对老人的一点纪念。
从此，我走在上海的大街上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但又会感到满足，因为又一个英魂与这个城市同在了。
1998年8月5日于黑水齐 |
悼郑超麟老先生（郑学秋，199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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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郑超麟老先生
郑学秋（1998年8月2日）
1998年8月2日晨，接郑超麟老先生的女儿郑晓方女士从上海给余发来唁电，获悉郑老于8月1日仙逝，即作诗一首纪之。
世上难留百岁人，期颐驾鹤乐归真。
欲聆教诲音容杳，研究生平感触深。 |
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纪念郑超麟伯伯（戴晴，199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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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石下的坚韧与顽强
——纪念郑超麟伯伯
戴晴（1998年8月1日）
他走了，这位有着坚贞的理想和非凡的记忆力的世纪老人，这位在巨石之下顽强存活，从而标扬人的精神之不可摧折的老人。他静静地归向的，是仁厚的大地母亲——那里有他贞淑的妻、娇憨的儿子，和他倾心相与的老友；那里不再有强权与倾扎，和随之而来的冷落、诬陷、困乏，以及……消耗了他生时最繁茂年华的牢狱。
生于1900年的郑超麟先生经历了王朝的衰亡，经历了共和与共产理想的萌生、奋扬与鼎盛——只是这鼎盛已不属于他：不论是安享论资排辈的权势与荣华，还是铸就并维持着它的基本理念与风格。他绝不俯就，也绝不气馁，只静静地活着、静静地审视，然后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述说。不负于他的老友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一个又一个年代，在这些个年代里，过去所有的争辩都如水落石出般地明白。他暗暗地笑了，因为他是赢家，大赢家：他没有错；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认过错，即使在常人绝对难于忍受的磨难与难于抵御的诱惑面前。
最大的遗憾是，他没能看到他的文集的出版：三卷本一百万字的《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其中一半以上的文字没有发表过）。它的第一卷在他去后几个小时到达上海，他最初奋战与最后蛰居其间的大都。这是他的尚在人世的老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他、更为后世所有不愿再迷惘于冠冕堂皇的谎言中的人编就的。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出版界不认这部书，正如繁华火暴、大紫大红的世界不留意这株顽强地活在巨石之下的小草。
在这部书里，有一篇写到他青年时老友中的一位，我的父亲。这篇短短的文字提到1931年他们在国民党牢狱中不期而遇的碰面：
“在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看见了傅大庆。
那是在1931年夏秋之交，我已经被共产党开除了。我因托派活动罪被国民党逮捕，关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等待判决。我住在“人字间”，这条弄政治犯最多。一天，看守送进来一个犯人，是从广州押来的，就要解到南京去。我看见了，吓了一跳，原来是傅大庆。他看着走来走去的犯人，一个都不认识，忽然看到了我，马上走近我，悄悄地说：他有事情要报告中央。他自然不知道我已经不是共产党员。在此情形下，我也不必首先告诉他：我是托派。我答应了他，他就说给我听。
原来，他是在印度加尔各答办英文报纸，报馆被封，人被捕，他被引渡回国，要押到南京受审。他在广州看守所中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傅大庆要我将胡的要求通知中共中央。
我义不容辞，尤其因为胡志明也是我的熟人。但怎么去通知中共中央呢？
我想起，在龙华看守所一定有中共秘密支部，能够传达消息。但哪一个政治犯是支部负责人呢？在“人字间”的中共政治犯中，我只认识二个人：陈为人，关向应。我考虑结果，认为三条弄里的总负责人是陈为人。我直接找他，我说：刚才解来的犯人名傅大庆，是在印度被捕的，要解到南京去。他有重要的话要报告中央，我现在要告诉你。陈为人立即严肃起来，不说一句话，听我说下去。我把傅大庆的话一字不漏地说给他听。他咬紧牙关听我说完，仍旧不说一句话。我明白，我的目的达到了。”
在谈到这最后一次见面时，郑伯伯告诉我一个他没有写进文章的“题外的细节”：
1970年代末，在他获释后翻检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个文件，确切地说是一份报告，当时狱中的党组织向狱外领导的报告。他们报告说：“关政委的身份已经暴露，估计是监狱内的托派所为。”不知这份报告与胡志明那份哪个在先，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机密会不慎被当事人在几十年后读到。当然，后来由于发现了关向应一案的叛卖者另有其人，才未见残忍的惩罚，比方说像当年对付顾顺章一家那样，落到他们这些被认为“比公开的敌人还要险恶的”前同志的头上。
听到这里，我不禁黯然神伤。同样身处狱中、面临处决危险的父亲和郑伯伯，不但不去顾及自己的危安，竟也没有顾及“前同志”由党性包裹着的戒心与提防，以及这戒心与提防后面的杀机。他们一心做所谓“普通党员”该做的事：搭救“领导者”。其所为，恐怕与长征时用担架抬着红军要人和他们的太太、而完全不顾自己饿死累死的战士没什么两样——当然郑伯伯、我的父亲、还有那些战士们在当时都不知道他们拼死保护的要人们后来的所为，以及他们的“后世同志们”今天的贪婪与腐败。
郑伯伯去了。没有党旗覆盖，没有大人物莅临。然而，正因为有了他这样的无产阶级战士，世人才能从早期理想者的胸怀、而非今日官员的大话与奢靡中，窥见共产主义的光辉；才使那部如雕花骨灰盒般堂而皇之却了无生趣的正宗中共党史，有了一丝生动可信。
1998年8月1日 |
深切悼念郑超麟老先生逝世（《陈独秀研究动态》，199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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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悼念郑超麟老先生逝世
（1998年8月1日）
刊载于唐宝林主编，中国现代文化协会陈股秀研究会主办《陈独秀研究动态》第14期，1998年8月。
上海报道：郑超麟先生在7月20日中午患脑溢血摔倒，经抢救后稍有好转。下午4时进入昏迷状态。晚上播映的摄有采访他内容的大型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宜言》，他也未能看上一眼，8月1日凌晨4时29分去世，享年98岁。8月5日在上海龙华殡仪馆举行了隆重而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
郑先生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1924年回国后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布尔塞维克》，参加著名的“八七”会议。1929年与陈独秀等人一起转向托洛茨基主义，曾任中国托派——“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1年5月）、“国际主义工人党”（1949年4月）的中央委员、宣传部长，1931年5月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而被捕，1937年8月获释。1952年12月因托派问题被捕，1979年获释，被聘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老一生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和宣传，探索其运用于中国的道路，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也记下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派许多重要的历程。
唁电
上海市政协办公室转郑晓芳女士：
惊闻上海市政协委员、世纪同龄人郑超麟老先生突然逝世，我们无比悲痛，并表示深切哀悼！
郑老一生坎坷，经历了无数一般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挚着于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理论探索，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这种精神赢得了国内外一切有良知人们的尊敬。
十年来，郑老给了我们大量无私的关怀和援助。这是使本会本刊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维持的主要因素。为此，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望节哀，料理好郑老的丧事。他遗留下来的工作，我们将努力帮助。
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
《陈独秀研究动态》编辑部
1998年8月1日 |
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沉痛追思郑超麟（王观泉，199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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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
——沉痛追思郑超麟
王观泉（1998年8月1日）
接到郑超麟先生突然摔倒送入医院抢救是在7月21日夜9点半左右，吴孟明（他是陈独秀的大姐的孙子）在长途电话中说郑老被送到急救室已不省人事，叫他，他不应；脸贴脸，无知觉。嗣后，我们每天一个长途，忽而说醒了，忽而又陷入混沌，就这样在炼狱与地狱之间挣扎了11天，于8月1日凌晨4：29分逝世。这位在中国大陆上硕果仅剩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理论权威结束了他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的一生。虽说98岁老人的生命线已经细若游丝，何况在去年深秋一次检查身体时就发现他已患肝癌，但是据医生测定，将近百岁的老人已无所谓绝症，只要不发生意外，望九而至十也即是说活到99或100岁——老人生于1901年——而圆20世纪之梦是有可能的，事实也正是如此，今年4月10日是郑老九十八而庆百岁预寿，在按照福建传统24道（8热8炒8汤煲）菜的生日家庭宴会上，他还底气十足地说，我要活到翻开1999年元旦的日历。惊人的记忆力在小饮微薰言谈之中，侃到留法勤工俭学，参加少共旅法支部，矢志共产主义革命。前几年他视力佳时，能在仅剩下的一张有41个少共党员集体照片上面对着绿豆般大小的人头，在放大镜下竟然能辩认叫出名姓者达34位。而今这张拍于72年前的照片，郑超麟逝世，也许只剩下而今在台岛上任卓宣孤单一人，能说起些什么以慰英灵呢？
孟明兄在长途电话中说，这次正是“意外”一跤摔出个脑溢血，来得特别突然，送入医院前半个月，他还听毕别人向他念的我的短文《初见天日与复见天日》，并在盛谈之下要多年一直侍候郑老生活的他的侄孙女晓芳复印20份送友人。还同孟明、晓芳以及时年已逾古稀的“小托派”周履锵兄谈，老王真有办法查资料，竟然为他61年前翻译的纪德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二书，在1952被捕入狱时被指控为“阻止了许多青年投奔延安”的罪证，找到了“例证”，这真使我很是有些感慨不已，但是成千上万的青年20年代读了他翻译的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而踏上革命之路，审讯时就不提了。这也活该郑超麟倒霉，因为布哈林是斯大林钦定的苏联托洛茨基分子。其实，即使布哈林不是托派也无妨中共定罪：“打着红旗反红旗”吆。这么说，不是我“刻毒”，这是彼此记忆犹新的历史！这是7月5日的事，郑老还在谈笑风生，还在幽默的语言中批判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异化为专无产阶级之政的暴君统治。怎么能令人想到这是他双目几近失明后叫人读的最后的文章。
我是1990年夏天，经友人介绍认识郑超麟，那时我正接受上海和台湾两地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拙著《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的稿约，而郑老则要我送他一册拙著《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刚出的再版本。记得我首次叩开郑老那扇窄得连转身困难的，集食宿、写作、会客于一堂的小屋，实在令我忍俊不禁，诚如他在他作的《百年预寿》中所言“多年冤案难昭雪，仗义呼冤遍九州。陋巷栖身将念载，旧书新报积如丘。”也许他把我当成是为中国托派“仗义呼冤”者中之一，所以对我很是亲热。我对他的第一印象，除了肥胖之外，满脸笑容的神情特别像法国哲人伏尔泰（Voltaire），但是当话题进入政治交流时，郑老往往陷入沉思，用已经僵直的手势和明确无误的语言表明观点。他同我说，我的瞿秋白传是楼子春（在香港，被称为托派四大理论金刚之一，已故）读毕后介绍给他的。他用放大镜看了重点章节之后指出：瞿传史料充足，也能驾御史料，写得好，但还是旧观点，很少独立见解，因而说我接受的是中共的传统观念。他还说，这些意见，为慎重起见，是经与楼子春讨论后提出的……。我听了，很是高兴，忽然抬头看到壁上悬挂着陈独秀1935年在国民党监狱中为前去探望他的画家刘海粟写的楹联的复制品：“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往绝处想，不以成败论英雄，郑超麟在中共监狱中以最顽固不化的托洛茨基分子一直关了27年才出牢。一出牢门，他就潜心撰写长达八万字的《陈独秀与托派》，竟然以如下之言结束全文：
我们纪念中国现代史上和世界现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在这个纪念中，我们托派比别人更有一层亲切的感情。我们记得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个时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光荣。
我终于下定决心花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写成《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写成后寄到出版社，台湾版如期出版，而上海版则被禁止——而且是没有一丁点儿意见的“无字天书”判决被禁。将原稿从印刷厂抽回退还给我。如此下场，并不是我受了郑超麟、楼子春及另一大金刚现在英国躺在床上呻吟的王文元的影响，蛊惑我的观点转向中国托派，并跟踪其历史轨迹和理论原则，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不，《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是我独立思考的结果，是心甘情愿地为陈独秀为中国托派正本清源的。如果说，我受托派的影响：我可以深感荣幸地承认是陈独秀那幅气壮山河又光明磊落的楹联和郑超麟在旧、新两种社会制度下34年监狱生活终不悔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犹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颂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哲学日历上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陈独秀是，郑超麟是，尹宽是，被日本法西斯乱刀捅死的陈其昌是……一切英勇斗争至终的中国托派，他们都应当被尊敬，被铭刻在历史丰碑上的。
我的书上海被禁了，郑超麟来信安慰道：总有一天会出版的，不出版，“我死不瞑目”。当台湾业强出版公司于1996年4月面世后，他一再来信说写得好。说他本人只请别人念了一部分，还不能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去年10月，我去他家那天老人特别兴奋，一再要求掌酒壶的履锵兄“宽大为怀”，让他再来一杯黄汤。小饮毕，我该走了，他起身，握着我的手说，我的书他已经听到所有看过的友人的交口赞赏，说他一定要用放大镜看一遍，不看完我死了也不闭眼睛……，如今这一切全都成为泡影。然而就在这泡影之中，我终于悟出了，为何中国大陆近年来掀起一个不大不小的陈独秀研究热，出版了至少十种传记之类的书，唯独禁止了我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这就是郑老“死不瞑目”的根本：我狂想写出历史真相，但却不成！
在我给郑超麟先生最初的信中，有一次，我写道：“你是中国的布朗基”。他回信，写了以下一段话：
你在信中把我比作布朗基，不敢当，我尊敬这位有名的老革命家，但不敢苟同他的密谋革命。很奇怪的前几年也有国际上的朋友作此比喻地说：布朗基一生先后坐了33年监狱，而你坐了34年，但你的入狱次数没有他多（布朗基一生被捕8次先后出入法国各地二十多所监狱——引者）。一个革命家应当把入狱、送命看作家常便饭。陈独秀说，出研究室入监狱，出监狱入研究室，我现在过的正是研究室的生活。
真是一条硬汉子！“我现在过的正是研究室生活”，原来被中共关了27年之久放出监狱并给了公民权，在精神上他仍是把监狱作为可能是下一步的生活场所！
回顾一下郑超麟的个人生活，1937年9月，因抗战而被国民政府监狱作为政治犯释放出狱，次年，他与妻子刘静贞生了一个儿子，然而不幸于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3月间，这个仅只7岁的孩子，夭折于饥馑贫病；1979年6月30日，郑超麟放出牢门，他夫人为他在上海某贫民区安顿好了“研究室”与他相伴同受苦共患难（托派案中判刑10年，1957年因病提前释放）的妻子，终于劳累过度默默的离开了人世……每当我在他面前流露出对这位九旬孤老的同情之心之情时，郑老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我方觉悟到，这才叫作全身心投入革命。我记得，郑超麟喜欢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的一名言：
不要哭，
不要笑，
只要理解。
现在，他走了，他可以与53年前去世的儿子和19年前故世的妻子团圆了，什么研究室，什么监狱，对他已不复存在，但是从政治上“只要理解”，理解一生献给中华民族进步事业的98岁高龄离我们而去的郑超麟，仍然是需要奋斗的，现在应当是我们感到肩膀沉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了！
1998年8月1日晨8：30 |
王凡西：悼郑超麟（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郑超麟
悼郑超麟
（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
王凡西
郑超麟死了。他是中共的元老之一，又是中国托派的元老之一。他把一生贡献给中国工农大众的解放事业。但他毕生的贡献并不限于革命。他赋有多方面的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他同时又是作家，是诗人，是历史家，是语言学家，又是翻译家。他所投入的方面不但多，而且精。无论在哪一方面，他都不是「票友」式的涉猎，而是专精深入，辛勤钻研的。
当然，他首先是一位坚贞不渝的革命家。他在其它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基本上是以他的革命思想作为基调，贯穿着他的革命家精神的。因此，我这里只想约略介绍他的革命家生平。
他于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漳平县，自幼接受中国的传统教育。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特别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他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孔孟的乃至老庄的学说，转而接受陈独秀等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稍后，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更由思想进入行动。1922年6月，当中国旅欧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在巴黎开会，成立「少年共产党」，郑超麟是十八名代表之一，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与尹宽等人。1923年他被选派到俄国留学，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研究马列主义。1924年7月，因中国革命形势开展，中共急需工作人员，他与陈延年等被派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编辑党报，草拟共产党内部教育与党外宣传的文件，翻译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同时担任党校上海大学的教员。在1925年至1926年中国革命进展期间，他参加有名的「五卅运动」，参加第二、第三次的上海工人起义。1927年4月，蒋介石实行反革命的流血政变，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他参加了中共第五届大会。会后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革命全面失败后，参加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八七会议」。会后随新中央秘密回到上海，担任新党报《布尔什维克》的主编。1928年，赴福建整顿党务。1929年与同志刘静贞结婚。不久，初次为国民党的特务所捕。幸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羁狱四十余日即被营救出狱。1929至30年，开始接触到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结果与陈独秀等八十余名老干部一齐转向托派。1931年5月，他代表「无产者」派与陈独秀一起参加中国四派托洛茨基组织的统一大会，被举为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十五年。因中日战争发生而提前获释，实际在狱七年。出狱后与妻子在安徽乡间养息，校改和续译了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1940年回上海，参加中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机关——《斗争报》编辑部。同时翻译托洛茨基的大著《俄国革命史》（第二、三两卷）。自从1939年新的世界大战在西欧开始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中发生了意见分歧。主要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被卷入世界大战后我们——中国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问题。争论延长，又由政治问题牵涉到组织问题。结果，中国的托派组织终于在1942年重新分裂了。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的一位领导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占领上海的外国租界，一切抗日的革命活动异常艰难。从那时起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为止的几年中，超麟的主要努力放在写作方面。除了编辑托派的地下刊物《国际主义者》外，他写了《回忆录》，写了《三人行》——一部对话体的政论集。又写了《不断革命ABC》与未完成的《陈独秀评传》。为了生活，还翻译了意大利作家西龙尼的《丰丹玛拉》等书。
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即从日军投降，中经国共内战，直到中共胜利这个期间，他写了大量文章，登载在公开出版的杂志《新旗》上。对于新中国的性质，他作了系统的研究，结果写了一本书《国家资本主义论》。
在中共军队来到上海前夕，他所属的一派改组成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超麟是新党七名领导者之一。在往后二年多内，「国共党」在中共治下进行活动，影响有所扩大，结果，于1952年12月22日，全体党员，所有中国的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被中共特务一网打尽。
这本是意料中事。为了预防，以彭述之为首的另一个托派组织，早已把领导机关迁移到香港。超麟所属的一派也主张派人去香港，去建立一个联络站。但超麟本人却不愿出走，明知危险而决定留在上海。
他的这种「圣彼得」精神虽不曾使他为殉道而丧生，却换来了长达二十七年的牢狱禁锢，换来身体与思想的摧残和迫害。
1979年6月，终因中共领导层的变动以及海内外关心人士的呼吁（他是1979年「国际特赦组织」列为「良心囚犯」(prisonerofconscience)之一），他和其它十一名幸未瘐死狱中的同志被恢复了自由。
如此，他在国民党监狱与中共监狱中一共渡过三十四年，相等于法国著名革命家勃浪基的羁狱记录！
从1979年6月出狱到1998年8月逝世的十九年中，超麟的身体虽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但他过的却不是一般老年人的退休生活，而是十分紧张的思索与写作生活。这时期内他在三个方面做出了成绩。一、协助一些历史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过去官方历史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有意与无意的歪曲，特别是纠正过去中共对于陈独秀的诬蔑与歪曲。二、对中国与世界革命的基本问题作系统的与独立的思考，并且写下了思考的过程和结果。三、不断向中共的历次大会提出平反托派的要求，要他们正式宣布托派（中国的与世界的）不是反革命，要求他们承认过去对中国托派的镇压是错误的。
他的这三方面的努力，记录在将近百万字的文稿里。可惜迄今只有小部分能获得出版机会。因为他虽然从1979年起已得到人身自由，而且还被指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仍然遭到歧视。近几年来他所著的回忆录虽曾获准以「内部发行」方式印行了两次，他翻译的一本小说《诸神复活》（俄国作家梅列希考夫斯基D.Merezhkovski所作）得以重新出版；但他主要的作品，涉及思想与政治问题的大量文字，不论是他在狱中所作或出狱之后所作，一律不准付印出版。因他一直坚持着他反对斯大林主义与毛泽东主义的立场，被认为是「反革命」的。
他的大量著作中，只有《回忆录》曾被班国瑞教授（Prof.G.Benton）译成英语；由美国「人文出版社」（HumanitiesPress）出版。德国的鲁道尔夫．西格尔（RudolfSegall）又由此书的英译稿译成德语，由德国法朗克福的LSP-Verlaz书店出版。以此让海外朋友能多少见到中国这位非凡的马克思—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生平。
妻子刘静贞于1979年6月与超麟一起离开劳改营，不足半年后逝世。他们的儿子弗来（Frei），生于1938年，夭折于1945年。超麟晚年的日常生活是由他的侄孙女照顾的。
1998年8月5日 |
再谈郑超麟兼及托派问题（钱伯城，199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
再谈郑超麟兼及托派问题
钱伯城
大型文献记录片《邓小平》，引起轰动。这部记录片的最大特色，是由“文献”（即历史事实）来说话的，而且是由活的“文献”来说话。这部纪录片大量采访了在世的各个历史阶段的当事人，这就是活的“文献”，让他们在荧屏上现身说法，向观众讲述当年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在众多的被采访者中，就在第一集，我高兴地看到，有一位作为历史见证的世纪老人的镜头，曾三次出现，这就是我刚为之写过文章的郑超麟老先生。我写《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一文时（1996年岁末），这部纪录片还没有播放。郑超麟在这部纪录片中三次出现，片旁打出的文字介绍，三次的身份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原中国留法学生”。第二次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三次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片上注明的采访录像时间，都在1995年。这一年，郑氏应已95岁，但看上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无耄耋衰老之态。这三次不同的身份，代表了郑氏本人三次不同的经历：第一次是留法勤工俭读生，参与创建“少年共产党”（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二次是大革命时期任武汉时代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央迁回上海后编辑中共党刊《向导》、《布尔什维克》（他是实际的主编）；第三次表明解放后因托派罪名入狱释放后至今的政治待遇。纪录片和这三个镜头，事实上概括了郑超麟一生的三个历史阶段的经历。我的前一篇文章发表后，自友人处借到1986年内部出版的《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对郑超麟的一生便有更多的了解。
现在可以知道，郑超麟是中国托派组织（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并有幸看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强加给中国托派的许多不实之词终于得到平反和澄清，他本人还受到党和政府的看重与优待。这是他的幸运，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事求是政策。他的一生，也就是中国的托派活动从开始到结束的历史。虽然思想活动还可能延续，但组织活动肯定是结束了。中国的托派问题，将成为一个历史问题或学术问题。国际范围内的托派运动是另一回事，我记得斯里兰卡建国初期的议会中就有名为托洛茨基党的议员，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其他国家可能也有。
中国过去的托派问题，一直是“禁区”中的禁区，几乎是谈托色变。谁要是发现沾上一点托派的关系，即使只是思想影响，也会变成莫大的罪状。在人们的心目中，经过长期的宣传，中国托派“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牢牢植入人们头脑。鲁迅的《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又从道德角度，加重了对托派的谴责，指称“你们的所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且也提出了托派接受日本人的津贴的疑问：“我看了你们印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么？”鲁迅这番话，当然也是相信了“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由于鲁迅在广大青年和知识阶层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他对托派的指责自然深入人心。
所以，中国的托派和托派分子承受着双重的压力与双重的谴责。双重的压力：政治的压力，道德的压力。双重的谴责；政治的谴责，道德的谴责。延安时代，揭发王实味的罪状，有一条就是说他曾是托派分子。果然，一经宣布，群情激奋，便无人同情他了。近年有不少为王实味辨诬的文章，也有为他的这条罪状洗刷，有一位当年参与斗争王实味的，远引后来去海外的原托派分子王凡西的回忆录作证，力辨王实味仅与托派有所交往，没有参加托派组织，以此说明王的无辜。可见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若不首先推翻“托派”这条罪名，像王实味也很难平反。“文革”中为审查陈伯达，成立专案组，后来公布的调查报告，也要加上一条说经查明他早年曾是托派分子。可见托派与坏人或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总是连在一起的。
在这种政治的与道德的双重压力与谴责下，连托派分子自己也顶不住了。郑超麟在《怀旧集》的《记何资深》一文中，记载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1952年12月被捕的托派组织案犯共有三十多人，分别关押至1956年6月，把全案犯人不论已判刑未判刑，集中起来，进行学习。其中有何资深，他原是大革命时代及其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49年在托派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何资深被捕后判了无期徒刑，郑超麟则被上面认为“不能接受教育改造”未判刑，但这话的意思等于死刑。这次何郑合编在一个学习小组。第一次小组会，各人表态。轮到何资深发言，郑超麟回忆说：
他说了很多话，大意是：“托派都是国民党特务，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他没有举出事实），少数派也是国民党特务（他也没有举出事实），惟有陈独秀不是国民党特务，陈独秀已经公开声明不是托派了。”我听了他的发言大为惊讶，想不到他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不记得是我立即反驳他，还是等到我自己发言时才反驳他，总之我说了许多话，意思是问他何资深自己是不是国民党特务。他急起来，力辩他自己不是国民党特务。
这个何资深，虽是托派的重要人物，但显然是“能接受教育改造”的托派，所以虽然举不出事实，还是一口一声地承认“托派都是国民党特务”，他自己除外。另外还有一个同被关押的案犯尹宽，大革命前曾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也是托派组织的中央委员。联共反对派的一些文件和托洛茨基的一些论述中国革命的文章，最早就是由他秘密传给郑超麟、陈独秀的。这次编在另一个小组，他的发言，郑超麟事后听人告诉，“尹宽也说（托派）多数派是国民党特务，但他举出事实，抓着几件似是而非的事实不放，他也从来未曾说少数派是国民党特务，因为连似是而非的事实，他也没有”。郑超麟后来告诉尹宽：“你说的多数派那些事实，我都知道，这些事实同国民党特务无关，我可以说明的，但在监狱内就不必说明了。”但尹宽不听劝告，有机会仍说托派多数是特务（亦见《记何资深》一文）。
我读《怀旧集》到此，不觉生出疑惑：何资深、尹宽二人，是不是在说所谓的“违心话”（就如同“文革”劫后某些人所声称的那样）呢？因为以他们二人的经历，不会不知道，据《怀旧集》所记载，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组织统一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并成立领导机关，不到一个月，就被国民党破获，全体常务委员会被捕。接着，一年半后，总书记陈独秀也被捕。整个托派组织的领导层瓦解涣散了。国民党特务抓共产党，不管你是正统派还是托派，只要是共产党，它都一视同仁，一个也不放过。如果托派果真是“国民党特务”，国民党为什么不加区别，连“自己人”也一网打尽呢？这样简单的道理，郑超麟并没有提出来质问他的昔日同志。我们只从他的回忆录中看到，他从此时起，监狱中就与他认为“堕落到这种程度”的何资深绝交了。
郑超麟自始至终是一个“陈独秀派”。在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和任中国托派组织总书记时，他都是陈独秀派（中国托派内部有四个派别）。陈独秀对郑超麟也有特殊的信任。在中国托派组织领导机关被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破获前的一段时间中，唯有郑超麟一人知道陈独秀的住址，圈内人知道通过郑可以找到陈的家。郑超麟被捕后，有人通知陈独秀：“郑超麟被捕了，他晓得你的住址，赶快搬家！”陈独秀回答说：“郑超麟，我放心，他不会说出的，用不着搬家。”郑超麟果真顶住了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坚不招供。（见《怀旧集》164页、231页）
郑超麟的这两本回忆录，提供了有关陈独秀的许多事迹，特别记叙了大革命时期前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岐与抗争，以及如何走上托派道路。陈独秀是最早敢于反对共产国际瞎指挥的中共领导人。他说：“中国问题要中国人自己考虑解决，外国人不懂得中国问题。”又说：“中国问题，中国人能够判断，能够解决。”大革命失败，中央劝说他去莫斯科，他问去做什么。答：“去学习，去研究中国问题。”他说：“中国问题要在中国本身研究，中国人自己研究，我不要外国人来介入我们。”（见《怀旧集》141页、147页）当时的中央对陈独秀也失去了尊重。他辞去总书记职务，从武汉回到上海，在政治上还是常常写信向中央表示意见。有一次，他的儿子陈乔年到他的住所，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写信，你写信，他们把你的信当作笑话，在那里一面看，一面骂，他们并没有诚意接受你的意见。”所以以后他就不再写信了，采取了批评和反对中央的态度。（《怀旧集》146页）
郑超麟对陈独秀有两段评论。一段说：“我认为陈独秀就不搞阴谋诡计，有时他拍桌骂人，但不在背后暗算人。”（《怀旧集》26页）另一段说：“我们纪念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陈独秀。在这个纪念中，我们托派比别的人更有一种亲切的感情。我们记得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曾有一个时期是中国托派组织的总书记，我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光荣。”（《郑超麟回忆录》348页）前一段评论是他对陈独秀道德品格的看法，后一段评论是他对陈独秀政治品格的看法。
我的看法：我完全赞成，一切强加给中国托派和陈独秀的不实之词应该以推翻与纠正，就像《毛选》第二版关于托派的两条新注已经做的那样，这是还历史真实。但是我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主张，然而，我衷心拥护他们所拥有坚持和表述自己主张的权利。
丁丑岁新正，于观景楼
（原载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3月1日第九版“读书人论坛”） |
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钱伯城，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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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诸神复活》谈郑超麟
钱伯城
这十多年来，我每次去北京，总要抽时间到看望三联书店和《读书》编辑部的几位老朋友和青年朋友。就在附近找个饭馆，三四人，连吃饭带聊天，自是一乐。承他们不弃，每次总送我几本三联新出的书，也是投我所好。一次，大概是88年，他们送我的新书中有一部《诸神复活》（上下二册），使我感到惊喜。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在解放前读过这本达•芬奇的传记小说，深受感动，印象特别深刻，但不知译者绮纹是谁。说来惭愧，我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点理解与知识，主要就是从这部书，再有就是从傅雷所译罗曼罗兰的《弥盖朗琪罗传》获得的，解放后，我一直想找这部书，却遍觅无着。今看到新版出来，不免有故人重逢之喜。第二个原因，由这部书的出版，我对三联主事诸公的胸襟眼光，更增钦佩。这是一部好书，但赏识者恐不多，而懂得此书的出版家大概也少。因为作者梅勒什可夫斯基是一位俄国白党亡命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同时流亡的作家库卜林、蒲宁、都曾陆续得到前苏联文坛由批判到赞誉的承认，而梅勒什可夫斯基却未看到有什么为他作肯定评论的报道，估计前苏联时代这位有着“神秘主义”称号的作家还被滞留“另册”看待，没有来得及升入“正册”，因此此人此书，我们这里也无人提及。三联重版这部书，不能不说独具慧眼。
但是，我虽为这书的重版并蒙赠书而高兴，却忘记问一下三联主人何以想到重印此书，版权是如何取得的（原为中华书局出版），以及译者绮纹究竟是谁。书带回来，放在书架上，一搁好多年，这些问题也随之搁起了。
最近读到郑超麟写的回忆录《怀旧集》，忽然意外地发现，《诸神复活》的译者原来就是这位郑超麟！《怀旧集》中的《回忆沈雁冰》一文写道：
抗战胜利，沈雁冰返回上海后，我把我的抗战期间翻译的，而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诸神复活》托一个朋友（宁可说我的朋友的朋友）许志行送给沈雁冰。沈雁冰知道这部世界名著，便问许志行译者绮纹是甚么人。许志行告诉了他，他于是在许志行和当时座客面前大谈托派和中共殊途同归论。
仅有这段记载，《诸神复活》这部书译者的姓名和身份，大家就会清楚了。郑超麟，非一般之人。他是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委员。1952年以“托派反革命罪”被捕。1972年由关押改为管制，至1979年始得恢复公民权，并被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据他1990年写的自述（见《怀旧集》的《九十自述》一文，他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他在恢复公民权后出版了三本书；一本是《郑超麟回忆录》，附录《陈独秀与托派》；一本是诗词集《玉尹残集》；一本就是翻译的《诸神复活》了。照此看来，1988年三联版的《诸神复活》，是在得到他这位译者的同意和授权而出版的。但今我不解的是，译者为什么不在新版后面写一篇后记，叙述一下翻译经过和重印感想呢，虽然不一定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我想，作为读者，如果有这样一篇后记，就会觉得比现在这个什么也没交代说明的新版本满足得多。
谈起郑超麟，我有一面之雅。1980年的某天（季节记不清了），我去看李俊民。李俊民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我是出版社的编辑。
他家正有一位客人,矮矮个头的老先生,衣着朴素,仪容平常。李俊民为我们介绍,先说我的名字,后对我说：“这是郑超麟同志。”我第一次听这名字，唯唯答应。李俊民见我只是应酬普通客人的样子，没有什么反应，奇怪地问：“你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大革命时代有名的人呀！”说得我满面通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不好意思，我对这位历史的风云人物确实所知极少。接下来大家谈了些什么，今天全忘了，唯一没忘记的就是郑超麟的名字和李俊民因我竟会不知这个名字而对我讲的那几句话。
后来我才注意一些党史资料，知道郑超麟是托派重要分子，做过陈独秀的宣传部长。当然大革命时期，还没有托派,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李俊民在大革命时期也是党的活跃分子，在陈潭秋、董必武领导下工作，所以他与郑超麟相识，并可能有工作联系。郑超麟恢复公民权，来看望当年一同革命的老同志、老朋友，就是很自然的了。我也正巧遇见，当时他已80高龄，可惜我对这段党史懵然无知，“有眼不识泰山”，错过了同这位早期中国共运史见证的世纪老人建立忘年交的机会，也就是错过了从他那里可增广许多有益见闻的机会，比如说，关于《诸神复活》译者绮纹的真实姓名和翻译经过，就可以知道得更多更早了，《怀旧集》中多次提到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他也与陈独秀有密切关系并参加活动，解放后与我在古典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共事十多年之久，几乎整日相对，我却对此浑然无知。又如从《诸神复活》的“译者序”，可知系根据德文译本翻译，又用英译本校阅。郑氏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法文是好的；三十年代他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时，看到《子夜》，“好像看了一幅工整的仕女图”，他正在读《包瓦丽夫人》的法文原本，“两相比较”了一番。他从法国又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所以又通晓俄文，回国后为党翻译俄文文件，还曾译过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这样，他至少懂得德英法俄四种文字。早期的职业革命者，处于艰苦急遽环境中，却又如此刻苦学习，博学多才，而又经历如此漫长曲折至今无悔的人生道路，不是很值得后人的钦敬与思索？
《怀旧集》这本书，共收文章28篇，1995年3月东方出版社出版。内容是郑超麟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特别是瞿秋白、陈独秀）的回忆，记述了他们的思想、活动与生活，据实而言，不尚虚饰。几次重大的历史性会议（如八七会议），他以亲历者身份，对参加人员及时间、地点，做了多次辨证。早期的留法留俄共运活动，也有较详记载。后来的托派活动，更多有涉及。作者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鲜明的观点、立场，就是辨明中国的托派决不是“反革命”（即既不是“国民党特务”，也不是“汉奸”）。他的依据就是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托派问题的两条新注。一条是第一卷168页注33说：
中国托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就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合法运动。
这一条新注删去了第一版旧注称托派为“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和“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的工具”这些话。另一条是第二卷516页注9说：
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一条新注又进一步说明过去托派的一些看法，是受共产国际的错误论断造成。这样作者依据《毛选》的这两条新注，认为托派不是“反革命”，只是政见不同，已经由中共中央作出了论断。他确信，通过这两条新注已为“托派反革命”正式平反。因此他这本书贯彻着托派的观点，他自己毫不隐讳。例如他为托派重要分子之一汪泽楷，写了收入本书的《记汪泽楷》一文，动机即是“没有人写汪泽楷，即没有人以托派的观点写汪泽楷。我虽行将就火，但义不容辞。”此文写于1989年，那年他已89岁，即使“行将就火”，仍坚持托派的立场、观点不变。
《怀旧集》各篇的写作年月，最早的是1979年7月，最近的是1993年6月，为作者79岁至93岁这段高龄时期所写。这本书回忆数十年前的事，叙事周详，纤微毕现，笔力稳健中时露犀利。而作者的品格亦处处可见。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带苦修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作者于1944年所写的《郑超麟回忆录》，据《怀旧集》所说，已于1986年出版，但我未见，不知何处出版。还有诗词《玉尹残集》也已出版，作者说是“在狱中写的诗词的烬余”，我也很想一读，这且都俟之他日吧。
1996年岁末，于上海观景楼
（原载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2月1日第九版“读书人论坛”） |
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陈道同，约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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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超麟《记何资深》一文读后感
陈道同（约1996年）
〔说明〕原网站链接如下：http://www.chenduxiu.net/ReadNews.asp?NewsID=2000
原文的英文引号""改为中文引号“”，补上了明显缺漏的标点和一处缺字，段落开头空行，其他未做改动。
陈道同为陈其昌之子。
1947年9月至1949年9月，我与何资深先生在上海文华影片公司营业部的职工宿舍里，同屋居住了两年。我是该营业部的员工，主任就是托派少数派的领导人之一，楼子春先生。何资深于1946年夏之末来上海，经楼子春介绍，先在文华公司老板吴性裁家里任家庭教师，后来被安排到营业部做寓公，就是管他膳宿，但不算员工，不领工资。
我与何资深朝夕相处两年，按理说，彼此之间都应有了相互了解才对；但他是我的父辈，经验丰富，阅世又深，所以我只能说他对我的了解是深刻的，这从他平时对我的教诲可以看出来。那时我刚好二十岁，政治上极其幼稚，所以对他的了解，当时只留下了感性的印象；只是到了后来，政治上稍为成熟之后，经过回忆与反思，方始有比较理性的认识。
1991年郑超麟写了《记何资深》一文。此文后来收入《怀旧集》发行于世；1998年又编入《郑超麟晚年文集》，向国外发行。所以这是篇在国内外都有影响之作。我是这篇文章手稿阶段的读者之一。记得读后的第一个感觉是史料充实，文笔严谨，使我对何资深了全面的了解；第二个感觉是字里行间，贬意多于褒语，使我有些不安。
本来，斯者逝矣，都是六、七十年前的旧事了。何资深离世也近四十年。尤其那时中国的托派问题尚在禁区之内，过去的人和事处于黑暗之中，人物品质之高低，学识的深浅，难分眉毛与胡子，也失去了分辨意义，不说也就不说了。但是今天的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关于托洛茨基的评论，我国似乎还没有真正起步。”（《读书》99年第五期第63页）的时候，反思一下过去的问题，就不是没有一点意义的事了。
最近何资深的一位至亲来向我了解何资深的政治思想与郑超麟的政治思想究竟有哪些相同处和不同处。也许，这正是“起步”的一种反应吧，我感到我有责任向他解释：因为岁月流逝，似乎已没有其他人可以向他解释了。虽然我晚生后辈，知之甚少，本无资格议论父辈先人的。
下面是读了《记何资深》一文后的一点感想
（一）
据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一文所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发生派系之争。其中一个派，郑超麟称之为“陈独秀派”。陈独秀自然是这个派的中心人物。此时他五十岁，有五、六十个青年围绕在他身边，其中有郑超麟和何资深。这些青年共产党员后来全部转向托派，组成“无产者”社。
可是这些人转向托派的过程，并不一样。郑超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他第一次读了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时的感觉：“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我昏乱了，一时间不能判断那篇文章里的话说得对不对。”他在1980年写的《陈独秀与托派》中，对这一过程有了具体的叙述：“我们很快就接受托洛茨基主义了。大概经过一、二个星期的相互讨论，互相交换意见之后，基本上都变成托派了。”
拿托洛茨基文件给郑超麟看的人是尹宽，郑超麟在该文中是这样描述尹宽当时的神态的：“他显然是被感动了。他一脸兴奋的神气介绍我们看这些文件……总之，我立刻被吸引住了。”
而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却相当缓慢。郑超麟是这样说的：“但陈独秀抵抗得最长久。……陈独秀看了托派的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意见，然后他们同他辩论。……他们进一步说服他。当场他没有接受，可是再一次来时，他又以他们上一次的意见为基础，而再进一步提出不同意见。….....但最后，到了革命政权问题上（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没有被说服。……甚至同其他三派谈判统一期间，陈独秀也没有完全接受托洛茨基关于政权性质的意见。”
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清楚地看到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过程，两代人是不一样的：青年们是经过一、二个星期的讨论就完全接受了，而陈独秀是经过长期的抵抗，最后还在下次革命的性质及政权性质这样根本的问题上保留自己的意见而转向托派的。所以即使在当时，他也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表面看这是两代人之间必然有的，统称“代沟”的区别。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个差别，是书本到书本还是理论必须与国情相结合的差别；说到底，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差别。到了1980年郑超麟写《陈独秀与托派》时，他似乎对此也有了认识，他说“中国的现实除陈独秀一人外，我们所知也不多。”所以，打个比方，青年们是“兴奋”地走向托派的，陈独秀是被青年们引着推着走向托派的。至于何资深是如何转向的，没有留下文字资料，这里就不作猜测了。
几乎与托派四组织谈议统一的同时，也是在1929年7、8月光景，陈独秀被迫参与了一场争论，从他在这场争论中所发表的政治意见来看，不仅在下次革命的性质上，即“不断革命论”托派的这个根本理论上，他与中国托派有分歧，而且在另一个统一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即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上，他与中国托派也有意见分歧。这场争论就是有名的中东路事件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一个人；另一方，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再加上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
“中东路事件”是这样一次事件：中东路指的是中国东北境内的几条铁路，根据中苏条约，由双方共管。1929年5月间，国民党以武力接管了中东铁路公司，并摆出进攻苏联的架势。国民党的目的是明显的：利用本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掀起反苏反共的浪潮。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则各个不同。主要有：
“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指示各国共产党组织人民群众，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
“中共中央……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建议和文章，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等等口号。”
陈独秀对这一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重大事件，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有名的信，对中央如此简单粗暴的做法提出批评。那时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是李立三等。他们自然不接受陈独秀的意见，给陈独秀头上扣了许多帽子。
直到八十年代，国内外历史学界才一致公认，在“中东路事件”上，正确的是陈独秀。
令人遗憾的事还在这里：当年托洛茨基本人的主张也是要求中国及其各国的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年对这个口号的解释是这样的：十月革命的果实属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国托派当然响应托洛茨基的号召。据唐宝林《陈独秀传》下册所说：“陈独秀后来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他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主张，还被视为他仍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
这里需要公开指出的是：共产国际及苏联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是根据“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以牺牲别国利益来保卫自己的考虑，出于“右”；托洛茨基提出“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基于世界革命的理论，是出于“左”。这件事再一次说明：凡事都有一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右的左的走到一起来了。
我感到“中东路事件”的意义除上述国际主义应与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一层意义外，还有另一个意义。“工人无祖国”一直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口号，它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来后，当时一直被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奉为经典。我不知道在陈独秀之前，世界上是否曾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至少在中国，陈独秀是敢于突破教条，根据中国现实，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人。《宣言》发表至今已150年，对“工人无祖国”这个口号，历史已作了重新评定。1998年第10期《读书》上，有篇纪念文章，其中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以及种族，性别等因素）超阶级利益的可能和民族国家至今不衰的生命力”
上面说的是，陈独秀在转向托派当时，就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与中国托派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相左。一个问题是下次革命的性质，一个是要重视民族问题。恰恰这是革命的两个根本问题。所以到了后来特别是到了民族存亡关头的时候，他们的不一致导向南辕北辙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综合前后，他们一致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二是对于斯大林主义及苏联性质的评价。即使在这两点上，大概也只能说是基本一致，而不能说完全一致。
这样，当年的“陈独秀派”，到抗战开始的时候，几乎只剩陈独秀一个人了。我说“几乎”，是因为还有一个人自走出国民党监狱起就追随陈独秀于左右，直到陈独秀逝世。这个人就是何资深。何资深转向托派以及在对待托派统一的态度，郑超麟在文中是这样评价的：“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方面”。
至于后来何资深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郑文中没有提到。他本人不属于“理论型”，没有文章留下来；我与他相处两年，他对历史上的问题，谈论很多，我都未曾记住。总的印象是有的，但作不得数。但是从下面几个事实可以判断，他始终“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
第一个事实是：1937年夏秋之际，托派领导人相继走出国民党的监狱。从他们的去向上就可以看出，陈独秀与其他人的分歧已到了何种程度了：陈独秀一人去了抗战的大后方。先去了当时的抗日中心地武汉，虽遭中共“汉奸诬陷”的围攻，仍不改抗战初衷。武汉失守，远走四川，贫病交加，老死江津。老托邀其出国不去，国民党许以高爵不就。相随左右者，唯何资深一人。《记何资深》一文，对此有着忠实的描述：“《新华日报》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后，他就从长沙来到武汉照顾陈独秀。”可见他是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出现在陈独秀身旁的。此文接下去说：“以后又去四川照顾陈独秀，一直到陈独秀死后料理后事，搜集遗稿，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同；到上海后又集资出版陈独秀晚年的论文和书信。这些事情费了他不少心血。这是何资深做的好事……换一个人，陈独秀身后的事情不会做得这样好。”
托派统一后的领导人，除了陈独秀、何资深去了抗日大后方，以及消沉和叛变的以外，其他人都回到沦陷区的上海。王凡西出狱后曾一度去了武汉，与陈独秀相会，但二个月以后，也回上海了。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记有此事，读一下也有裨益：
我是1938年2月离开武汉的。所以要离开，首先是觉得无事可为，独秀的所谋都不成。其次是对于抗战和前途的看法，与独秀合不到一起。我发现在这方面和‘上海’接近得多一一虽然在某些方法上，我是赞成独秀的，……独秀不同意我走……可是我去意已定，无法挽留，他只好让我走……并约我至多半年再到大后方来，和他一起打开更有效的工作出路。
可见，是政治的抉择决定了王凡西的去向。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把本该在后面说的话，移前来先说。
由此可见，中国托派领导人走出国民党监狱大门后，共有三个不同的去向：
陈独秀坚决去了抗战大后方；
郑超麟坚决去了沦陷的上海；
王凡西先去了大后方后返回上海。
有趣的是，这三种取向与后面将要提到的三种对抗日的意见，在现象上，在理论上都十分相符。这不会是偶然巧合，而有必定的因果：理论决定行动。据此，我完全有理由说，何资深之奔赴抗日大后方，有其理论支配着。
能够断言在抗战问题上何资深也是“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的第二个事实，也就是《记何资深》一文中所记载的，郑超麟第一次与他绝交这件事。文中如此写道；第一次（绝交）就在他离开绩溪县回湖南的时候。他要我们夫妇跟他一起到后方去。我不同意。一来后方在国民党政权底下，国民党随时可以把我关起来，……二来我在后方没有家，无法生活，在上海可以译书卖钱，何况托派组织在上海。何资深以为他的坚强意志可以压倒我，使我屈服，坚持要我们到后方去。于是他和我大吵一场，从此二人不说话。……
郑超麟说了三条他不去后方的理由，却一点没有说明何资深“坚决要我们到后方去”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导致这次绝交的根本原因，是二人政见上的不同，这个时候的“政见”自然只能是对待抗日问题的政治意见。关于这些“政见”，《双山回忆录》中有个归纳，文字简赅，抄摘如下：
抗战初期，中国托派内部有没有原则性的政治意见分歧呢？有的，约略分别说来，可得三种：第一，为陈独秀所代表，其主张可说是“无条件地拥护抗战”；第二，为郑超麟所代表，他不赞成“拥护抗战”的说法。因为他觉得中日战争自始就应了解为新的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第三，包括最大多数的托派同志，其立场可概括为“拥护抗战，批评其领导”，……其中有我……
可见，三种政见中，针锋相对的是陈独秀与郑超麟。何资深完全站在陈独秀一边。这才是他们二人第一次绝交的真正原因。要说谁对谁错的话，世人早有公论，此地不说了。
第三个是事实：陈独秀逝世后，何资深作为遗言执行人，整理出版了陈独秀遗著。遗著分两部分，学术部分和政论书信部分。后者出版于1949年初。我亲眼看见他整理出版《陈独秀先生最后论文和书信》的全过程，而且也做了部分遗稿的誉写工作。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印刷装订很粗糙。我现在没有了，任建树等于1993年编集的《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注明选自这本小册子的文章共十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未被选用的。这本小册子虽薄，文字不多，但在陈独秀的思想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家们称之为“最后见解”。唐宝林在《陈独秀传》下册中对此有个评价：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非常复杂的，客观地说，自“见解”产生以来半个世纪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历史事实去检验。
这是唐宝林在十年前，即1989年作的评价。十年间，学术界对陈独秀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听说作者对这本书有修订之意。我想作者总不致于对十年前的评价往后退吧。
不能埋没何资深之功。
需提一下的是：在这本小册中，有一处陈独秀提到了何资深的一个政治见解：关于“大战失败国有无革命”这个问题，“我只能答复一个否字，尤其在英、法。在此点，资深和希之（即吴季严，陈独秀外甥）比我尤坚决的否定英、法有革命的局势”（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可见在战争前途问题上，不管是对是错，何资深与陈独秀的意见是一致的。
还需提一下的是：这本小册子发行于1949年初，这时离上海解放不远了。我知道对陈独秀的遗著，他是很珍惜的，保存在上海中国银行的保险箱内已有二三年了。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出版？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个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议论吧。
《记何资深》一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只记得瞿秋白在他面前戏称他‘讼棍’。……旧社会的讼棍是以深文周纳，能言善辩，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著称。……瞿秋白注意他这个特点。”
可是在《陈独秀》下册中，唐宝林对他的评价却是：“罗（汉）、何（资深）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为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即何资深）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占一对联如下：
听其言，当众面秋白戏称他是“善讼之棍”
察其行，于身后宝林尊益其为“忠厚之人”。
这就叫做“历史”。
1999.6.13
（二）
本文开头，我曾说过：读完《记何资深》一文后的第二个感觉是“字里行间，贬意多于褒语，使我感到不安。”句中“不安”二字的意思是：与他相处两年所得到的形象，已在我脑中保存了半个世纪与今日读后所得的形象不那么相符，所以产生了迷惑。当然，这种感觉可能与文中所说的许多事大半我己听他讲过有关。
举个例。在我的形象中，他非常朴素，没有任何嗜好，二年中似乎不曾添过衣服，终年中装打扮，平时除邮票车资外，未见他花过钱。他本人虽穷，却保管着学生们的不少钱财，因为他在四川江津数年，与当地商贾交往颇多，其中多人把照顾在沪读书的子女重任托付给他。何资深如果没有取信于人的道德品质，要得到他们的信赖，大概也难。他外形上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走起路来，头重脚轻的样子。他告诉我：这是长期戴脚镣的缘故。原来国民党监狱知道了他有越狱的历史，所以最后一次被捕后，特加防范，加戴脚镣，时间一长，腿骨变细，再也恢复不过来。所以从他年迈时的走路晃动的身影中，我得到的印象不是摇摆，而是机警刚强。这件事《记何资深》一文没有提到。
可是这篇文章却两次提到少时人称他为Prince。这个字不论作正解：皇帝的几子，还是作解：公子哥几，怎能与我脑中的何资深形象吻合得起来？此字用于本文，其贬意是很明显的。互起绰号，本是少年时代通行的亲呢行为，要说它在刻划一位少年的性格特征上能有多少正确性，从未有人当真，何况，少年要成青年，青年要成成人一个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不知要改变多少。所以，在严肃的传记作品中，未见有用少时绰号来刻划人物的。郑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仔细、反覆地读了该文后，我方始明白，文中Prince一字不是用来指绰号，而是用来点出何资深的家庭出身。
第一次是这样写的：
“当时的青年人称他为Prince，因为他的父亲是湘西一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
第二次是这样写的：
“何资深的性格形成也是与此有关。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清末去日本留学，参加了辛亥革命，做了荆州镇守使。以后回老家安乡做了地方有势力的人物。何资深少时在家当大少爷，在长沙读书时，人家称他为Prince。”
第二次引文的第一句中的“此”，是指何资深所信奉的曾国藩的“挺经”，郑超麟确认“挺经”就是“为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据而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斗争时，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不会绝迹的。”如此与阶级斗争一联系，再加上何资深的信奉，郑超麟把曾国藩的“挺经”划进地主阶级思想范畴里去了。
近年来，学术界对马基雅维利这个人，以及他的主义似乎有了新的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地不去说它。至于目的与手段二者之间应是何种关系这个问题，确是不曾得到解决。一种说法是：手段的卑鄙说明目的的卑鄙，这似乎是位名人说的。一种说法是目的的正义性决定了手段的正义性。这个说法更普遍了，大家常挂在口上的“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是这个说法的具体化。我暂且把第一种说法叫做手段说，把第二种说法叫做目的说。二者争论不下的原因，除了目的与手段之间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外，连“卑鄙”与“正义”之间也不存在一个判断标准。你认为是“卑鄙”的，我却认为是“正义”的。反之，一样。
1918年7月，俄国革命内战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军秘密地枪杀了末代沙皇一家十一口人，除沙皇夫妇外，还有他们的子女，以及医生、侍从等。史载，这个枪杀令是经过列宁批准的。列宁这样做，无疑是出于革命利益的考虑。因为此时战争激烈，白卫军正力图劫狱，抢走沙皇，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因为那时候俄国农民与旧时中国农民差不多。“皇帝万岁”的思想浓重，沙皇在农民中还是颇有号召力的。那么为什么要殃及子女呢？在这一点上俄国和中国农民的思想也差不多。没有大沙皇的话，小沙皇也管用。“幼主登基”的事历史书上多有记载。至于为什么还要枪杀他们的侍从和医生，就不见记载了，大概类似中国旧时的“满门抄斩”。由此一事例可知，列宁是主张目的说的。同时也说明，郑超麟判断有误，曾国潘的挺经并非地主阶级专利。
可是到了1998年7月，末代沙皇去世八十年之际，俄罗斯为末代沙皇一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据称，总统叶利钦在葬礼上发表演说，内中称：枪杀沙皇一事“是布尔什维克的罪恶”。可见叶利钦是主张手段说的。谁都明白叶利钦是俄罗斯资产阶级的代表。可见剥削阶级在必要时也要采用手段说的。
所以，具体事要具体分析。把曾国藩的“挺经”与阶级斗争挂上钩，似乎并无理论上的说服力。
由于何资深信奉“挺经”就把他与大地主家庭出身挂上钩，则更没有道理了。这不正是“成份论”吗?
我们这一代人对“成份论”是太熟悉了。它肆虐的那些年头，似乎刚过不久，它是一条钢链，因与果是它的两头，随便抓住哪一头都可打人。抓这一头，可以指哪打哪，抓那一头，可以打哪指哪。它们似乎是中国专有的，但从苏联的文学中可以看到它在苏联的无理性，跟在中国是一模一样的。记得多年前看过一部外国电影《双城记》，从狄更斯小说改编过来的。其中有一个群众公判大会的场面，“成份论”在大会上也是满天飞的。只不过电影说的不是今天，而是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今天的法国当不致如此了。
由此我想到，“成份论”大概有其历史性，反映一种狭隘的小农意识，生于此长于此的人，身上都不免要沾上一点的。它大概已“沉淀”于中国文化之中了。讲革命，讲理论联系实际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这个现状的。
其实，中国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按家庭成份来排列的话，那就不得了。还是《共产党宣言》讲得好：
正像贵族中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郑超麟自然是“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何资深也应该是“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但郑超麟却不是这样看待何资深的。因为他最后“堕落”了。这就又出现一个问题：“堕落”果真与家庭出身有关？因为他“堕落”了，就可以使用“成份论”的因果链来加以讨伐？
我说不清。
（三）
我于1945年底参加托派。当时18岁，刚刚跨进成人年代。像无数不满足于世俗生活的青年一样，渴望取得“有意义的人生”，投入先人已昭示的集体，创建人类的明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能满足青年们这一要求的事业，自然只有“革命”，回想当年，当我成了共产主义组织中的一员的时候，况且又是“子承父业”，精神和人格似乎立时被放大了许多倍。那时候何曾知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以及这一揭示所含有的斗争性和人性的超越？这是题外话了。
参加了组织，有了信仰之后，更渴望的是行动。那时候所能做的行动，唯有一项，就是让更多的人认同我的信仰，走到一起来。我之前曾就读过几个夜校，原本就有不少兴趣相投的朋友。他们自然成了我的宣传对象。郑超麟、王凡西对我说：“行动中不要隐瞒自己的观点，要亮出真实的身份来。”开始时，我照着做了。
那时候，学生民主运动的波澜一步比一步壮阔。不仅在校的学生，还有在职的青年，都参加进来。我的朋友，原本只关心文学的，现在也关心起政治来；原本只满足于个人小天地的，也溶入这股历史潮流中来了。在这种背景上，我逐渐进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唯有亲身处于学运中的时候，我感到了生命价值实现后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公开的辩论中，朋友们却一个一个地离我远去了。最后一个离开我而去的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丢下一句话：“你主观上革命的，客观上却起了反革命的作用。”这已经算是对我当时的最好评价了。今日回想起来，我那时又懂得什么呢？无非鹦鹉学舌般地拨弄些名词。
此种尴尬，实际上是苦闷，是被孤立的苦闷。郑超麟、王凡西确曾先提醒过我：革命者不怕孤立。但我那时候还不懂得孤立者就不是革命者的道理。往后的发展也证明了，我做不来被群众运动孤立于外的革命者。直到九十年代初，我在《陈独秀著作选》中读到了他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其中有句话“这种状况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这句话实实在在让我感到了切肤之痛。
在这种情况下，我离开了原来就读的夜校，与相识多年的朋友分手，一个人改读东吴大学夜校部，开始了一生中的一个新时期。所谓“新”，指的是自此之后，我在新学校的学生运动中，隐瞒了身份和观点，不再宣传托派的主张了。
那时候所能做的观点，不再宜传托派的主张了，回想起来，今日自可对当年此种行为作不同的评价。但一个真实的事实是：我正是由此开始了对托派的思，这是个大题目，不能在此说了。
恰恰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何资深。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另一种革命者的形象。一种与郑超麟、王凡西完全不同的形象。《记何资深》一文称之为一种是宜传型的，一种是组织型的。如果从性格来说的话，这种区分倒也恰当，如果从思维方式来说的，我认为也可以这样分：
郑超麟、王凡西属于“理想”、“将来”型，何资深属于“世俗”、“现在”型。这个型的人看不起那个型的人，当然是不对的；但哪一个更重要些？对这个问题的常规解释似乎是这样的：革命低潮时期，“宣传”型重要些，革命高潮时期，“组织”型重要些。“看得起”、“看不起”的个人意志，改变不了客观存在。其实，把郑超麟、王凡西归于一类并不恰当，不去说它了。
何资深是我父辈，从旁观察我二年之久，至少在两个方面推动了我的思想变化。
一、他自然常常向我讲起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起的错误作用以及“毛子”们（指国际代表）的专横作用。除此之外，他也说起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错误。那时候我政治上处于幼年时期，对于中、苏党史知之很少，今日已记不得何资深当时的具体所指了。但正是他打破了我对领袖的偶像崇拜，打开我的眼界。向我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切入的角度，从而使我能跳到圈子外面来进行反思。当时我需要的正是这种推动。解放后，被审期间，曾说我的思想转折以及由此引出的行为是形势所迫。这句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确是当时的学生运动迫着我进行反思的。但抹杀身边何资深所起的催化作用也不符合实际。这里且不去说心情苦闷所引发出来的我的主观需要。
二、1949年初，此时两人朝夕相处已经一年多。他从我日常晚间不归，交往频繁以及时有同学留宿等等现象上，看出了我是学运的积极分子。同时，大概也猜到了我已参加了中共的外围组织。有一天，他认真地跟我谈了一次。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为了反蒋，参加托派与参加中共都是可以的，但只能参加一个，绝对不能脚踏两条船。他这番话是最最世俗不过了，从中可以概括出他的品格特征。我正是从此次谈话中明白了理想与政治的区别，热情与实际的区别。无疑，这次谈话对我起了棒喝作用、警告作用。于是不几天，我向郑超麟提出了退出托派的声明。没有这次谈话，我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解放后，顺着思想发展的逻辑，为了彻底摆脱托派的影响，我抛下了一个长子家庭应尽的责任，离开上海，到北京去潜心读了三年多的书。虽然最终未能摆脱中国托派共有的命运，但从思想收获上讲，这三年多为我提供了思索的层面，帮助很大。何资深赞成我离沪赴京读书，并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四）
从中共和托派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两条船”的比喻中，可以看到何资深对中共的态度了。在他身上，我明确感觉到他有浓厚的对中共的恋旧情结。一个人为了党的事业，出生入死奋斗了若干年，一旦被迫离开，感情上怎能不与之千丝万缕地联系着？平时最爱谈的话题，是大革命中的事例。莫斯科的大审判他当然清楚，但他说过不止一次：毛泽东不是斯大林，他清楚老先生及老先生的人。当他说到毛泽东时，总是称之为“润之”，称周恩来为“恩来”，称瞿秋白为“秋白”。称其他领导人也都略去其姓。后来我明白这样的称呼方式并不是出于他的套亲乎，而是当年第一代革命家中通行的称呼方法。苏联党内在革命前也是这样的，斯大林不就是叫科巴吗？至于加官衔的叫法，那时是执政之后的事了。他有许多学生，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有。每年暑假北上南下途经上海，来探望他的不少。讲起当年他讲的历史课，学生们都一致称赞。学生中有的解放前就入了中共，有的解放后参军，更多的是勤勤恳恳在各种岗位上工作了数十年。坏的例子似乎一个都没有。八十年代以来，我直接或间接地听到好几个学生说：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要审查自己与何资深先生的关系，检查受到的影响。结果一点问题都审查不出来。
何资深对中共，尤其对中共领导人,是有感情的。其次,他对1949年10月胜利也是拥护的。明白一点地说：他从来没有视中共为敌人的思想和感情。我很能理解这种感情。我还相信中国托派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比如说王凡西，凡是读过他的《双山回忆录》的人，都会认同我这个看法的。这一点后面还将说到。
但中共却始终视托派为敌人。至少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如此。
近读《先知三部曲》，发现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苏联当年的托派对待苏共的态度也是如此。
我如今已步入古稀，但年轻时即有的一个问题，数十年来始终不曾得到解决：中共与托派既然目标相同，即使不能称之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那至少也可以视作同路兄弟相称，何以要豆其相煎？水火相待呢？为什么党派之争容不下一点朋友情谊呢？难道这只是两国中特有的现象？难道为要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那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理想美境，现代的人就必须经过这么“凤凰涅槃”的火炼？据说，直接和间接因党派之争而牺牲的人，仅苏联一国，就不下一千万。有人说，党派之争就是权力之争，我不敢相信这么庸俗的解释，因为我相信共产党人是由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而且，根据《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所述，马、恩的建党思想中决无排他的成份。
话扯得远了。《记何资深》一文最后提到他的“堕落”。每读至此，就会想到当年莫斯科三次审判案中，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的自辱行为；他们一个个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上招认了公诉书上要他们招认的一切。这种自辱行为，当年就为世人所不解，数十年来，有许多历史学家试着解开这个谜，但至今仍未取得令人信服的答案。有的人认为老革命家们在刑具下屈服了，作这样判断的人，太轻视这大批列宁的战友了，根本不理解忠诚的信仰在革命家意志中的地位。这一点在郑超麟身上无疑得到体现。同样在何资深的坐牢出逃，以及终身追随陈独秀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老革命家们是以“自辱”来换得妻子儿女们的生命安全，但许许多多传记都证明，老革命家们决不是儿女情至上。《记何资深》中也这样说：何资深既与他的当大地主的父亲“关系不好”，也与他的后来去了台湾的儿女“没有感情”。现在，老布尔什维克中唯有布哈林有份遗嘱流传于世。细细读他的遗嘱，或许能对这个问题得到些启示。
一、遗嘱开头就控诉这个法庭：“我所面对的是一部凶狠的机器，我对其已无能为力。这部机器运用了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有组织地捏造谎言，厚颜无耻地行动。”
二、这部凶狠的机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吗？不是的。“我将低下我的头，但不是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它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而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大多数机构”，它们“迎合斯大林因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狐疑的心制造种种卑鄙的案件。”布哈林控诉的不是党和国家，而是内务部和斯大林个人。我说，这一点是布哈林写遗嘱时第一个心态。
三、他不能控诉党和国家，因为“我18岁就入了党，我终生之目的，始终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在你们举着的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血。”这可说是他此时的第二个心态。
四、他不仅不控诉党，而且还把平反的希望寄托于党：“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需强调，这篇有名的遗嘱的题目就叫《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这是他的第三个心态。
悲剧的社会意义就在这里：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以“人民公敌”的罪名，将他押赴刑场，另方面，他却是怀着上述三个心态，或称情结，经过公开“自辱”，走向死亡。
我相信其他被告们，老布尔什维克们，也是这样走向死亡的。
近读《先知三部曲》方知青年布尔什维克走向死亡时的表现完全不同。该书在第三卷第419页写道：“但他也谈到了拒绝投降的年轻一代的共产党人，他们塞满监狱大墙内与死刑场上，高喊着‘托洛茨基万岁！’从容就义。”
仅仅用年龄上的差别解释得了“自辱死亡”与“从容就义”之间的不同吗？看来，要搞清这个问题光靠历史学不行，还得靠心理学，最好是宗教心理学。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悔过书”、“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等等无计其数，其中不乏伟人名士“自辱”之作。大概这也是中、苏两国共有的现象。中国共产党高明之处在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烧毁了这批“悔过书”、“检讨书”、“认罪书”、“思想汇报”......等等，因为大家都明白“自辱”说明不了“堕落”，而且，要讲责任，也不在于写作者。
无可置疑的是：比起何资深在特务不特务的言行来，郑超麟的言行自要高亮些。我想，原因也许在下列两个问题上，二人的心态不同。
一、对待中共的态度。何资深的态度已见前述；郑超麟的态度，见《记何资深》一文。该文快结束处有段话：“至于彭述之，我们同他有许多帐要算，不过将来有机会再算。何必在敌人监狱里算呢？”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讥笑我：“都把你关在监狱里了，还自作多情！”这正是悲剧所在！话虽是这么说了，但我认为这只是他一时之言。因为到了1987年及1997年他曾两次上书中共中央请求平反。既然是“请求”，且是平反的请求，是不会视对方为“敌人”的。
二、对待1949年的中国革命。何资深的态度已见前述。郑超麟的态度比较复杂。读了他的《晚年文集》，他的理论要点似乎为：第一、相对于旧社会，这是很大的进步；第二、所创建的社会是斯大林模式，即新资本主义；第三、1928年以后，中国革命不再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读了他的最后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后，似乎说明他此一观点至死不曾改变，但也不要忘记，十九年之前他在《二十七年“改造”小结》一文中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我是明确站在中国共产党内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多数人方面，而反对那些仍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少数人的。”所以，读他的文章一定要首先把握他的中心思想，以免被他的一时之言引向迷惑。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想介绍另一位托派理论家王凡西的态度。《双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在寂寞中思索》他作了认真的反思，检讨了托派过去理论上的错误，承认了“中共不失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虽然在前面加了“在某种程度上”），寄希望于中共的自我完善。“中共将会产生一个真正的左派……领导一切反斯大林主义运动，完成一次新的、反官僚制度的革命。”我还想说一句话：郑超麟的思想只能代表他个人，连王凡西他都代表不了。
（五）
直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1949年初，何资深支持我脱离托派的时候，自己却重新参加了托派。结合当时形势，他这一行为实在让我难以理解。我不理解，他的一位学生也说不能理解。
1951年夏，我自京返沪，去见了郑超麟。目的是想对他做些“劝说”工作。去之前何资深再三劝阻，说是他不会听，并说他们两人也早就不见面了。八十年代，我见到何资深一位学生，她也说自1950年起，他们二人就不来往了。但《记何资深》一文说他们“事实”上绝交的时间是在他们“被捕前一个多月的事”，即1952年10~11月间。同时又说：“他已很久不来找我。”结合前后，我只能作这样的解释：1950起何资深不再去找郑超麟，1952年10~11月起郑超麟不再去找何资深。
《记何资深》一文中，有句话耐人寻味：“他向我建议，凡事由他和我二人决定就够了，中央委员会只能作为一种形式。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我怀疑他要做最后决策人，通过我去执行他的主张。”他们均已不在人世，文中所说的何资深的“主张”到底怎样，只能见于公安部的档案中了。将来有可能为人所知的。
据何资深的一位学生说，解放后，他常写些东西，交沈尹默转送上去。我知道沈尹默是名人，或许是位民主人士但不知道他具体的职位。何资深由他转交的是些什么资料，就不是我该猜测的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
﹝日﹞木山英雄《老托洛茨基派的狱中吟——郑超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相关链接：《玉尹詩詞本事》（1996年）
老托洛茨基派的狱中吟——郑超麟
﹝日﹞木山英雄
原载木山英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1997年春邓小平逝世，电视中连日播放的纪念节目中，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在有关邓的传记片中，一个过了九十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接受采访，讲述主人公的年轻时代，当我听到这老人的名字郑超麟时，一时慨叹不已。因为，此前不久我得到了此人的诗集《玉尹残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的复印件，又刚刚在书店里偶然找到了他的回忆录《怀旧集》。
仅凭托派的残党这一身份，郑超麟也可算是少数中的少数了，而其经历更非同一般。建国后的第三年即1952年，在托派残党一齐被检举时作为“主犯”遭到逮捕以后，他因不改初衷而坐牢二十七年，出狱后恢复了公民权且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作为被捕入狱理由的“反革命”罪名，虽经本人的再三申诉，最终依然没能改正，直至1998年8月以九十八岁高龄逝世为止。据了解中国托派情况、又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的长堀祐造君介绍，1979年的获释乃是因伴随着邓小平体制的确立而得到了上级指示，进入政协亦仿佛出于邓小平的裁量。但另一方面，足以反映各时期中共党史正式意见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在1991年的时候，有关毛泽东称抗日战争期间的托派分子为“汉奸”的问题，曾作出了如下说明：这是根据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将他们视为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的“错误论断”而下的结论。然而，有关“反革命”问题却没有任何的更正。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对已然失去政治上之意义的案件中未判决的犯人（不知何故，唯独属于“主犯”的郑超麟和尹宽两人没有判决）采取了个别处理的办法，而对彻底排斥托派分子这一左翼反对派的那段历史并没有公开地彻底清算。这种暧昧性以及暧昧的局限我们暂且不论，获释后的郑超麟在一度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震惊且得到了尊敬，对专门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机关和研究者来说，他是少见的活证人，而他本人也似乎得以享受公开讲述其拿大半生所换取且坚守至今的思想和运动宗旨的自由。即便是有关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剧变，他也认为那不过是斯大林式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破产而已”（《怀旧集·九十自述》），自己不曾动摇过。对于本国“文革”的情形，他恐怕也会这样认为的。
《怀旧集》就是记录郑超麟获释后一些言论的集子，书上虽标有“内部发行”的字样，却在书店中可以随便买到。1945年所作的没有任何改动且作“反革命”证据之一的《郑超麟回忆录》（由长堀祐造所译的日文版即将出版[补注一])也成了珍贵的党史资料，同样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于1986年出版，甚至还有了香港版。首先，我们根据这些材料来看看他的经历。
郑超麟1901年出生于福建一个旧读书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受统治当地的国民党系统军阀陈炯明之命，随当时“勤工俭学运动”的潮流赴法国留学。在渡轮上他初次接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虽反感于后来同样成为“托派”而一起活动的陈独秀那过激的对传统的批判，但这终归成了他留学西欧的思想准备。在法国，他致力于实实在在的“勤工俭学”，又因为参与了主要推动这一运动的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新兴共产主义者学生之间的争论，结果于1922年在巴黎与周恩来等人一起策划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成立，也因此于第二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并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后于1924年回国。此后，他先后在陈独秀和瞿秋白手下的党的宣传部门工作，亲身经历了国共两党合作发起的北伐国民革命及其分裂，以及分裂后围绕共产党暴动和失败所导致的内部争斗等政治斗争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于指导上负有重大的责任。有关中国的情况，他们先是期待着国民党的胜利,命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当中去活动；蒋介石反共政变之后，他们又拒不承认革命的退潮而发出极“左”的暴力斗争的指令。结果，中国支部的领导者陈独秀不得不背负起追随国民党而使北伐革命失败的责任，被瞿秋白等莫斯科派排斥下台。这期间，信赖于陈独秀及其人格，又不习惯于组织内某些同志思维方式的郑超麟，不久便从以世界革命的观点而告别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中，发现了历年积累下来的解决疑问的办法，成为介乎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影响而归国的年轻左翼反对派和陈独秀之间的媒介。站在此种立场上，郑超麟最终加入到举起托派大旗的五人中央委员中，于1929年被党开除。可是此后直至中日战争爆发的几年中，他几乎都是在南京的中央军事监狱中度过的，即使最终获得了自由，但第二次国共合作下的抗日战争期间，也已经没有了托派的出头之日。这样，加上后来共产党时代的二十七年，实际上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三十三年，这在世界上也可谓凤毛麟角了。总之，作为革命家，此人仿佛一生都笼罩在烟霞云雾中而缺少现实的尘世感，这也是无可如何的。这恐怕也和他下面这样的性格人品有关：他拙于言辞不喜欢出风头，认为宣传领域的“出版和翻译”才是自己得心应手的工作，因此在同志之间有“教授”的绰号，本人和同事们都承认他没有组织上的野心。
诗集《玉尹残集》是长期生活的产物。诗人的经历和我们前面讲述的以“右派分子”为主的那些人，几乎没有什么交集（例如，连杨宪益也几乎不了解此人的事情），然而诗集问世的过程中又好像并非完全无缘似的。收纳了此诗集的“骆驼丛书”这一小小的书系中，也包括荒芜的《纸壁斋诗集》和黄苗子的文集等，这套丛书的抱定了明确的编辑方针的负责人，乃是最早注释过聂绀弩诗的朱正。朱正在《玉尹残集》中加入了一篇介绍诗人及其诗的编者后记，强调郑超麟受到监禁而信念不改的事实在其诗词中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在另外一篇纪念老党员作家楼适夷九十岁生日的文章（《祈祷“老顽童”长命百岁》）中，朱正还讲述了这样的经过：在于1920年代党的夜校中听过郑的课、1930年代于南京监狱中再会后得到德文翻译上之指导的楼适夷的家中，他看到了这部诗集的手稿，于是计划早日公开出版，但又担心那时因明显的倾向性已引起注意的这套丛书再收入托派的作品，会有危险，于是请楼老写了一篇“排除障碍”的序言。
诗集卷首的“自序”回忆道：在狱中他决心要研究与政治最远的音韵学和语法（这让我想起曾在国民党监狱中专心于文字学的陈独秀）,为此阅读了各种古典诗词集，在此过程中不禁“技痒”起来，于是开始作词。1959年至1961年间作品最多，共计四百余首诗词，加上德国诗人艾兴多尔夫（J.F.Eichendorff，1788—1857）的诗选全译和其他译诗，合为《玉尹集》（“玉尹”音通“狱吟”）共八卷。但包括有关政治和音韵学的著述以及西方中长篇小说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在内的全部十几册狱中作品，都在“文革”中烧掉了。其后数年间，渐渐回忆起来八十四首的“残余”，加上出狱后的十几首而定名为《残集》。“自序”结尾的诗论实在简洁，他表示：“我是个‘形式主义者’，首先注重格律和声韵，然后讲究内容，内容虽好，但格律和声韵不合，这种诗词，我不会录存的。我也以此标准看待别人所作的诗词。”这里有意识到斯大林主义用“形式主义”的标签对艺术加以限制的老套子的讽刺幽默，但视格律为旧诗词的生命这种意见恐怕也是很认真的。“楼序”所引郑超麟书简里的这样一段：“‘五四’文字革新，散文成功了，现在没有人再写古文，但诗失败了……我未见中国有一首诗受人广泛传诵，如鲁迅的旧诗者。所以我严肃对待旧诗词，不敢打油。”这也算是上述思考的延续。这里，原文中的“严肃”相当于在日本所谓的“classic(音乐)”或“纯(文学)”吧，而以此态度且忌惮“打油”的正统感觉，如何影响到其20世纪式的政治犯之狱中吟的？这实在是深有意味的问题。
所幸，现在保留下来一首以狱中吟作为主题的诗，即题为《诗人行——六十自寿》的七五杂言古体十一韵。诗的篇幅很长，这里只做简单的介绍：少年时代憧憬着当诗人，故作深刻状（“无病呻吟"，即被“‘五四’文学革命”所责难的旧文学弊端之一）而一味歌咏“愁思”；后来为“现实”这个“严师”所促动，告别了“浪漫女神”，一心追究“是非”而“斗争了十几年”，在狱中得以保全性命而当吟诗之际“不觉旧技发痒，轻弄笔头写惆怅”，结果，由于“少时每恨愁无多，如今愁大如天样”这种诗与“愁思”的因缘际会正与年龄的一个甲子重合，而“少年雅志今得酬”；而代替祝花甲之酒的所谓“自寿”，实在具有应酬诗的趣向；然而，精通多国外语而翻译过艾兴多尔夫、施托姆、黑塞、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勒日科夫斯基、福楼拜、纪德等作家的作品，并作为绝不自视为文学者的革命家的诗作，其“愁思”也绝不是没有来历的，尤其是所谓“惆怅”，与为友人伸冤而遭杀害的嵇康之狱中诗《忧愤诗》所言“虽曰义直，神辱志沮”相似。全诗以下面这样的两句作结：
诗成无人赏，
留与秋坟听鬼唱！
结句取自唐代李贺的“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秋来》）。“鲍家诗”据说指六朝宋的鲍照之葬礼歌《代蒿里行》，但若理解为是对李贺咏叹烈士之血三年后化为碧玉的故事那首诗后一句的执着，可能更符合此处的联想。20世纪第一年出生的诗人，其花甲之年应该是1961年。
下面，是《玉尹残集》开卷的第一首词。
齐天乐
重门不锁凌霄梦，
清宵独游天际。
一月含情，
众星眨眼，
唤我同来游戏。
浮云远避，
觉两腋风生，
四围浪起。
恣意翱翔，
穿梭星月似鲂鲤。
时时回顾大地，
但朦胧一片，
陵陆沧水。
扬子长江，
希麻拉雅，
衣带枕函而已。
他州类是，
笑蛮触相争，
血流千里。
接续高飞，
远方星更美。
“齐天乐”为词牌（下面的词均只有词牌而无题）。“穿梭”摹写织机的梭子在丝线之间来回移动的样子。“衣带枕函”用身边的衣带和枕头比喻长江和喜马拉雅，强调看上去极小极小。“蛮触相争”，即《庄子》中把无益的战争比喻为蜗牛左上角之国（触氏）与右上角之国（蛮氏）间小气之争战的寓言。开头的“重门”暗示虽身在狱中，但却似站在天界上眺望，视线中交叠着国际主义者的感怀。除此之外，似乎还有来自传统“游仙诗”的风格，而在集子的编辑上，它当与接下来具有现实性的第二首词构成一对。
绛都春
生涯何似？
似生圹砌就，
盘旋圹里，
一息尚存，
渴饮饥餐离人世。
此身本有千丝系，
剑斩断血淋心碎。
有情翻羡，
山中块石，
不知年岁。
憔悴，
鬓皤腰瘦，
幸方寸未乱，
是非能理。
两耳尚堪，
透过重墙闻歌戏。
寂寥尚有心园憩，
任采撷仇花恨蕊。
词成付与秋坟，
赚谁落泪？
“生圹”是生前造的坟墓，“砌”乃为此而堆积砖瓦。在对死后地下生活深有关心的文化圈里，“营造生圹”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风俗。如果是敌人可能会嘲笑其自掘坟墓，诗人则以下面的“一息”之贴近生存的感受来承受。“有情”源自晋人感叹流亡落魄的名言，即所谓“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派遣此”（《世说新语·言语篇》），用以客观看待大半生狱中生涯的感受和为了革命而舍弃种种牵挂所带来的心灵伤痛。山中的石头，原本是最无情的东西，而古人亦曾吟咏过“山中无历日”。下阕的“心园”指空想中的庭园，在此诗人如采摘“仇”“恨”之花一样，写出了狱中之诗。最后两句，则是前引《诗人行》结尾的变形。
蓦山溪
婆心苦口，
劝我随声和。
委屈愿求全，
奈鸿沟未容越过。
毫厘千里，
一念判人禽。
辞苦盏，
就甜杯，
父母徒生我。
鸿沟纵越，
心计依然左。
不见旧相知，
竟低头，
然然可可。
徒劳争取，
照样十三年。
抬望眼，
企天鹅，
何处来宽大？
“婆心”即禅宗所谓的老婆心切，俗语中则以“苦口婆心”来形容啰啰嗦嗦的关照，这里用以表现执意强迫他屈服的压力。然而，即使“委曲求全”，勉强妥协以求息事宁人，也终究无法弥合立场的差异，总之不能屈就于一时的动摇和苟安而落入禽兽之道。下阕，举出同志们一个一个地叛变结果还是枉然的例子。“然然可可”见于郑超麟似乎很喜欢的宋代辛弃疾的词中，与“唯唯诺诺”意思相同。接下来的徒劳争取好条件，“照样十三年”，大概说的是到建国后一直与自己一起留在托派领导部门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何资深等，他们中不断有人以承认自己为国民党特务的形式而谋求妥协，但直到作此词的当时共十三年间，依然被监禁着。顺便一提，郑超麟称何资深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两人以前就有争执，而这次何的妥协使郑与他彻底绝交了（《怀旧集·记何资深》）。“天鹅”就是白鸟，俗语中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说法，这个鸟名与高山之巅的花，意象相同。
贺新郎
潮退江河下。
痛年来，
工农处处，
血花飘洒。
果实累累收获近，
大盗突临深夜，
强占取田园庐舍。
痛定追思沉痛处，
觉原先指向生偏岔：
认寇盗，
作姻娅。
一场争辩分朝野。
有宏音，
重申遗教，
列宁恩马：
革命连绵无绝处，
直至落成新厦。
纵异曲同工华夏，
茅塞顿开眸乍展，
但高歌不管相和寡。
三十载，
一朝也。
这宛然是中国托派运动史的写照。第一句，讲的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所发动的北伐国民革命的退潮。上面已约略谈及，郑超麟强调需要承认合作的失败和革命的退潮，在超越国界的无产阶级世界联合之下，重新构想已资本主义化而成为现代世界体系之组成部分的中国革命。正因为是站在这种立场上的回顾，因此，在革命高潮中盗取革命成果的盗贼蒋介石乃至所率领的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并非亲戚，反而只能算不应该与之合作的阶级敌人。下阕第一句的“分朝野”，指发生在共产国际大本营苏联的托洛茨棊因与斯大林决裂而下野的事件，第二句的“宏音”指托洛茨基的堂堂议论，即宏大声音。郑超麟强调，这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教诲的真正继承，是强调直到新大厦落成的无产阶级取得世界性胜利为止继续战斗和不断革命的理论。而包含“异曲同工”成语的一句，则主张中国革命在原则上也不能例外。“茅塞”用人无法通行的山路被杂草覆盖来比喻人的心智失聪，与“顿开”放在一起为常用的成语。郑在《回忆录》中亦谈到，托洛茨基主义扫清了党内纠纷给自己带来的困惑而决定了自己的一生，“仿佛有什么电光闪过我的头脑”。
丁字碑
朔风猎猎白雪飘，
道旁层楼百丈高。
接顶红旗褪颜色，
地道人出势如潮。
幽魂躯体烟飘渺，
顽固未化花岗脑。
鲜花在手踏雪行，
逢人问讯丰碑道。
忆昔来游正少年，
弹痕尚见学宫前。
楼低街窄称简陋，
人物风流胜神仙。
昔穷今富文易白，
大树遮阴果可摘。
不见种树当时人，
树下藏血斑斑碧。
行行渐次见丰碑，
碑身洁白如凝脂。
鲜艳花枝碑前置，
碑上试寻黄金字。
累累名姓有若无，
纵行横行尽丁字。
有些类似于文字谜的这首古体长诗，后面附了一篇出狱后说明原委的小文。据该文讲，事情源自1956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发表了历史性的斯大林批判，其后又提议在莫斯科建立恐怖政治牺牲者的纪念碑，而此时托派的国际组织“第四国际”则发电报要求在纪念碑上必须用“金字”刻上托洛茨基的名字。具有讽剌意味的是，在两年后中苏发生相互攻讦对方为“现代托洛茨基主义”的新闻报道中，郑超麟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件事,并为“第四国际”仍在活动而感动不已。同时，他想象着自己可能随时被执行死刑并成为幽魂而径直去莫斯科的纪念碑献花，但在诗中又无法明说，便用“丁字碑”代替“T字碑”。余下的诗句，简单注释一下就可以了吧。“花岗（岩）是毛泽东用来比喻死脑筋的一个词儿。在狱中曾认真阅读过毛泽东著作的郑超麟（可惜他所作的大量笔记都丢失了〉，当然会意识到这一层意思，但在这里该词还用于表达不同于顽固不化的对主义和运动的坚定信念。“学宫”乃是学校的旧称，这一句说的大概是对曾留学过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附近十月革命时街垒战遗迹的回忆。“风流”，如毛泽东最为流行的词《沁园春·雪》（参见本书第8章）中的用例那样，指政治上和人格上的杰出品性。若说这首诗意在表白用自己的一生作代价的政治思想，那也只能是以诗的形式表白之，这的确是很悲惨的。但若说这亦是一种救赎，大概也无妨。
梦江南
年少日，
豪气欲凌云。
曾学狙公驯养术，
亦曾随众作狙群，
茅果四三分。
身名隐，
佳句爱沉吟，
“青史故人多故友，
传中事实半非真。”
此意共谁论！
“狙公”指驯养猴子之事，其“驯养术”则为“朝三暮四”那个寓言（《庄子》：说“茅果”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猴子们一齐大怒，而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吧，则群猴都满意了。诗人说，自己学得与此类似的政治权术，同时充分扮演了被操弄的角色，这实在是一种直率的述怀。下阕中的“佳句”,我觉得并非初次见到，但也说不上来它的出处[补注二]。总之，这是针对从胜利者立场出发所写就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而言的，正如对历史人物的生前多有了解的人，大概会认为他们的传记有一半为谎言一样，不过，结合上阕来读，你会感到郑超麟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失败者对党派怨恨的领域，而更倾向于对运动史乃至一般历史的关照。关于上面所言何资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是如此，是作为何资深一人（毛泽东亦然）乃至湖南人、“全国人、全人类”共有的事情来谈论的。
安公子
大地生机转，
坚冰融化空场畔。
一齿动摇妨咀嚼，
赴狱中医院。
一冬来蛰处心凄婉，
结芳邻只有高年伴。
更剩目残肢，
曲背弯腰愁惨。
候诊厅满堂，
众中忽见少年犯。
两两三三相戏谑，
似书场宾馆。
又瞥见捧心颦黛纤腰软，
杜丽娘病态添娇艳。
觉一颗冰心，
宛被春风吹暖。
虽说诗人的经历非常特别，但只列举他与政治信念有关的作品来谈论，却并非我的本意。实际上歌咏狱中的日常生活以及作为老同志在狱外不断支援丈夫和运动的妻子刘静贞的诗也不在少数。所以，我这里引了一首写狱中诊所小景的诗。下阕中的“捧心颦黛”是指春秋战国时代的美女西施因患有心痛病而总是捧着胸皱着眉的样子，“杜丽娘病态”为明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中曾一度死去而又复生的女主人公憔悴的风姿。“冰心”如“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那样，经常用来比喻清澈的心境。然而，这里当然是表达此种潇洒和自我陶醉的唱和。这里有的，如字面所示是以冰冷之心注视着年轻男女囚徒的，却是那带着诙谐眼神的深深温情。
八十自寿
劫余生命岂祯祥？
惹得纷纷议论扬。
山上雪人留足迹，
圹中莲实发清香。
水杉婀娜庭园际，
斑达凄惶竞技场。
何若无声诸化石，
不言亦足话沧桑。
首联的“劫余”指灾难之后，“祯祥”与“吉祥”同义，说的是出狱后有关托派的评价依然纷纷不绝而不得平反昭雪。所议论者，主要是围绕对陈独秀的再评价而展开的，对于通过质疑陈的托派信仰而试图为其恢复名誉的意见，郑超麟尤其显示出强烈的拒绝性的反应(《怀旧集》)。颔联，说的是高山雪地上发现了什么“野人”似的足迹，或古坟里挖出莲藕的种子且发芽开花等一时满城风雨的新闻。颈联，指被视为世界稀有之物的落叶大乔木的绝代风姿，以及众人关注的珍贵兽类大熊猫惊慌失措的表情。这两组对句有重复之嫌，伹我觉得可以解读为，诗人是通过在过去时代的遗物和珍奇传闻中自然存在着的差异和对比的可笑，来表达被弃于人间之外而与时代脱节的困惑和焦虑。尾联表现的是，同为遗物，自己若化为客观地显示自然变动的痕迹（沧海桑田）的化石，成为保持沉默的历史物证，那样可能更好。即使可以将革命的过程和否定性的结果全部归结为斯大林式一国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农民战争主义（《回忆录》在承认毛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为脱离莫斯科指导的唯一称得上“革命”的斗争的同时，又责难其以农民式红军为主的路线之“土匪”性的“堕落”，甚至在题为《送灶歌》的三十一韵长诗中激烈地嘲讽人民公社运动的权威主义盲目性）但如今斯大林、毛泽东式的现实或托洛茨基的理念均已成为以往革命时代的一枚铜币的两面，而活到现时代的郑超麟是祸是福呢？我难以断定。但是不管怎样，在仿佛接触到外面空气的“遗物”那样骤然溃败的气氛里，有着以往的狱中吟不曾发散过的某种类型的自嘲，而少有的“打油”味诗风亦当然与此有关。回头再来看这本诗集，我感到郑超麟的狱中吟始终以近于“刚毅木讷”之仁（《论语》）的秉性，得以拒绝走向“愁思”的文人式的颓败的诱惑[补注三]。
感谢我梦见我梦见我校对 |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四）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炮火中的世界动向（1939年）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
（四）
↘再解一个『谜』
↘帝国的内忧
↘『严肃态度』
↘基石的动摇
↘交战集团尚未确定
↘从土耳其到日本
↘远东的新局势
↘大战可能的发展
再解一个『谜』
在上一期的世界动向里，我曾提出了好几个所谓『不可思议』的问题而来不及予以解答；所以这回先要来试解这几个预约了的『谜』。在那几个预约了的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是：『为什么英法对德宣了战，可是西线实际上还没有打起来？』其他的问题是比较从属性的。我们现在就从这一个主要问题谈起。
英法之所以宣而不战，有些人认为是军事的原因，这就是说，因为马奇诺和西格斐防线筑得太好，两方都无法进攻，所以在正式大战之前，不得不有较长时期试探性的前哨战，藉以侦知对方的弱点而利于进攻。这虽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但决不是重要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为何？简单地说来，有内政的与外交的。兹请先谈内政的。
帝国的内忧
若以英法相较，英国是更感觉到内政方面的棘手的。所以英国此次赴战的态度，也似乎没有法国那样的坚决。法国虽然也是一个殖民国家，但宗主国既然是一个相当独立的单位，她对殖民地的依赖也就比较的小。故法国的政策可以由二百家族的中心——巴黎来独断独行。可是不列颠帝国的情形却没有那么简单了，如果除去了爱尔兰，四自治领，印度，埃及，以及其他的属地，那末剩下来的英伦三岛，简直连单独的存在都会发生问题。
大战之前，伦敦凭她财政与海军的力量，已足以完全控制这个世界帝国；然而四年苦斗的结果，不仅各自治领，甚至在印度，埃及等殖民地中，都也形成了与宗主国相对独立的资产阶级，他们的翼毛比较丰满，对伦敦的态度就没有以前那样地顺从，他们时时表示着离心倾向。
加拿大虽经乔治陛下的巡幸，对德宣布了极有限度的战争状态，但她拥护『母国』的态度，是受着华盛顿政策的限制的；南非联邦经过了史末次将军的『政变』，总算拥护伦敦的政策了，但内阁讨论对德宣战的决议，仅以一票的多数才得通过的！澳洲联邦很久就宣布过不能像上次大战时那样地援助英国，现在虽得王弟坎德公爵的督领，但她助战之勉强，还是无可掩饰的。爱尔兰的态度仍旧那样『顽强』，征兵法案始终没有得到全爱的接受，而『共和军』的炸弹，也还并不因『母国』之危难而有所珍惜；埃及虽已对德宣战，然而一九二九年后暂被镇压的独立运动是否会乘机复燃呢？这是很显然的；巴勒斯坦的局势始终无法安定，阿拉伯族对英的反感时时有被柏林方面利用的可能。这一切，都是使张伯伦先生不得不在过去曲意『绥靖』，在目前宣而不战的原因。不过最使伦敦绅士寝馈不安的，却是宗主国内部民众之厌战，以及印度的问题。
『严肃态度』
在十月十九日的大陆报上，转载着美国纽约泰晤士报的一篇伦敦通讯，题目是『英国的严肃任务』，在这篇通讯里，这一位斐烈泼爵士告诉我们目前和二十五年前伦敦青年的两种不同的景象。斐烈泼爵士是目睹了二十五年前英国青年赴战的情景的。他回忆着当时：人们简直疯狂了，每一个人都仿佛感觉到一种解放的心情，咖啡店里挤满了人，各人的脸上都浮着一种希望的微笑，到处见到有旗帜的挥舞，满耳是『上帝保佑我王』的歌声，青年的汉子们唱着“It'salongwaytoTipperary”的情歌去赴战，全国的子弟都争先投效，惟恐错失了这个浪漫英雄的时期；年轻姑娘也兴高采烈地从厨房里走了出来，代替那些男子们所留下的工作。但是现在，却是一副完全相反的情景，伦敦简直成了死寂的城市，咖啡馆冷落得可怜，见不到旗帜，听不到歌声，青年们的脸上找不到笑痕，姑娘们则更是忧容满面；因为受过了上次四年悲痛的教训，人们已经知道战争并不是好玩的冒险行为，而是整代生灵的毁灭了。据斐烈泼爵士的论断，这现象并不能证明英国的青年们已经消失了二十五年前他们父辈的勇气，而是一种可喜的『严肃态度』，这证明他们将以大无畏的精神来履行母国所加于他们身上的『严肃任务』。
但是，不管绅士们对这现象作出了怎样的『论断』，英国劳动阶级子弟之对战争保持一种不热烈的态度，却已由这篇通讯描写得淋漓尽致了。关于这，我们还能找出两件事情来证明。
当上次大战时，谁只要对战争保持一个消极的见解，那他就有坐牢的危险，可是这次呢？宣战才及一个月，而上次主战的首相路易•乔治已经公开发表他主和的言论，并发起了一个较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还有我们那位幽默大师萧伯纳先生，也公然倡议和平了。试问这一位好战而又狡黠的政治家，这一位聪明易感的大文学家，如果一般民众没有厌战的表示，怎会发出这样的言论与运动来呢？这情形，我们那位现实主义的首相自然是知之弥深的，结果就影响了他对德作战的态度。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民众厌战，何尝是英国的特点？一切受过大战教训的国家都是如此。这原本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切统治者都怕民众的厌战，更怕他们由厌战而变成反战，但他们好像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束缚似的，他们又不得不战；英国的统治者自然不是例外。所以英国在目前之还不能坚决作战，在内政方面是还有别一原因的，这就是印度问题。
基石的动摇
历来最有名的印度总督克仁勋爵说：『印度是帝国的基石。』这句话的正确性，不仅适用于大英帝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同样也适用于她争生死存亡的战争时期。上次大战英国之所以能打败德国，一百多万印度人之效命疆场，以及印度对于『母国』二千四百万镑军费的输将，并不是一个不重要的因素。
印度那时舍了这许多命，出了这许多钱，当然不是没有目的的，即是要换得英相路易•乔治那一句诺言的实践：『印度自治』。为了这，不仅那些受英廷厚恩的印度王公贵族们竭力鼓吹助英，就是为印度独立奔走呼号的『圣雄』甘地，也出来募集志愿军，要为『母国』的正义而战。结果『正义』是战胜了，印度人期待着流血与献金的代价，代价终于也付来了，不过它并不是自治诺言的实践，而是一部『谋叛法』的实施。这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对『广被皇恩』的印度土著统治者并无丝毫影响，那末至少对于印度的民众是不曾白过的呀！
现在，二十五年前的旧事在重演了。甘地『圣雄』马上又发表了为『正义』而战的号召。然而印度的大众已不是一九一四年的大众了。我们根据不易透露的消息来看，孟买的八十家工厂中，已有三十二家的工人五万人，于十月二日罢工二十四小时，表示反对印度参加战争。而国民大会中的大多数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大会社会党』人，已公开出来反对助英作战。这一来，连甘地先生都不得不『左』倾起来了，于是再度发表演说，认为英国如果想印度『助战，必须允诺印度的独立。』这比『正义』宣言似乎『左』了一些，然而更危险，因为『允诺』是不费钱的，上次大战中路易•乔治首相不已慨然『允诺』过印人的『自治』吗？不过在这里，我们决不想和甘地先生争辩，我们只想从他老人家的『左』倾中，看出帝国这块基石的动摇来。假使再经四年的苦战，这些『贱民』们恐怕已不能用『谋叛法』来对付过去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这位现实主义的首相自然又是知之弥深的。这是张先生目前还不坚决作战在内政上之又一原因。
不过所有这些原因，最多只能叫唐宁街的绅士们对战争有些顾虑，决不能阻止战争，当然这也不仅英国如此，一切资本国家的统治者，对于战争的态度无一不是如此。他们谁都知道战争会引起内部的恐慌，但他们谁都没有力量来避免战争，在这惧战而同时又不得不战的矛盾中，各国统治者的唯一办法，就是企图获得战事的胜利，而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则为外交上的成功。因此，在军事的决战之前，现在交战的两方都还在从事于外交战争。
交战集团尚未确定
在这次战争的现阶段上，交战双方的主角，与上次大战中的主角是一样的，即一方面德国，另方面英国——法国事实上是英国的附庸，其他国家，除美国因许多经济与政治原因，一定站在英国方面之外，其他国家的态度，都是些未定因素。英德两主角为要保证战争的胜利，便在全世界的各方面寻找与国。近来列强纵横捭阖的外交战，总括说来，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本年八月之前，英国和德国所互争的一个与国是苏联，结果史大林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这是德国外交战的一个重大胜利。德苏协议的直接结果虽然引起了战争，但实际上英德间，更确切些说，英法与德苏间的斗争，还是着重在外交战上。这时所争的主要目标，则为欧洲的意大利，近东的土耳其，以及远东的日本。
德意轴心，据里宾特洛普说是『钢』一样坚固的联盟；然而『盟友』希特勒的炮弹刚在波兰走廊上爆炸，墨索里尼先生却马上宣布了『中立』，这对于一般讲信义的道德家们，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不过具有历史眼光与国际知识的人，却早已看透了的：『意大利是未来战争中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她会像上次大战一样地倒德国的戈。』（见《新的世界大战之前》）这当然不是韦尔斯式的预言，而是由科学分析得来的。因为一，只有最无救的蠢材才相信法西斯主义是国际性的；二，德意并没有政治上与经济上共通的重大利益；三，在英法的挟持之下，再加以美国的压迫，意国不敢帮希特勒的忙；四，英法为要取得意国的中立或赞助，很能自动地予意国的要求（突尼斯等）以满足；那末墨索里尼何必要和希特勒一起冒险，去向英法争取那可以用和平方法得到的要求呢？
因为这些理由，所以意大利打破了『钢的同盟』，保持着『严格的中立』，不过战争的扩大与延续，意大利的『中立』终于会证明是不可能的，将来如果希特勒不能对英法取得迅速的重大胜利（这很困难），那末意大利多半还要参加在英法方面的吧！
从土耳其到日本
英法与德苏外交互争的第二个主要目标，我们已说过是近东的土耳其。一月来苏土谈判的决裂，与本月二十日英法土互助协定的签订，无疑是英法外交战的一大胜利，这不仅表示英法在近东属地上的利益得以确保，英国前往印度与远东的生命线可望无虞，同时能增强罗马尼亚以及一切巴尔干国家的地位，并可保证东地中海的优势，而更重要的，它或将增加意大利对于英法集团的倾向。英法土协议既有这样大的意义，亦无怪阿特里等反对党的领袖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大申其贺意了。
目前英国外交战中所遇到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大概要算是日本了。这乃是太平洋上的关系过于微妙之故。太平洋上三个主要国家：英美日的相互关系，据我们在第二篇世界动向里的分析是这样的：
英国：在暂时间或部分的问题上，拟联美以使日本就范，但在总的方向上则欲和日以对美。
美国：一方面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削弱英国在华的势力；另方面则欲利用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利用英国的抵抗，藉以根本消灭日本，而建立以『美国经济为基础的新中国』（美大使詹逊语）。
日本：暂时和美以对英，企图屈服英国，藉以根本摧毁中国抗战的力量，建立『东亚新秩序』，最后与美国作太平洋上的争霸战。
上述关于英美日三国在太平洋上的基本态度，虽然到现在还不见得什么过时，但是欧战发生，至少已经影响了她们的态度；再加以德苏协议签订之后，苏联的一般对外关系，已由消极的保守，转而为积极的进攻，这也不能不使太平洋关系愈趋复杂的。
远东的新局势
德苏协议突告成立，日本一时似乎做了被洋情人遗弃的『蝴蝶夫人』；然而这位日本娘的失恋是极其暂时的，希特勒先生固还不曾尽忘前情，而经了这次风波之后，不仅那以前一再追求过的张伯伦首相，并且那位北方大汉史大林『同志』，也都来参加这个岛国姑娘的多角恋爱了。
『蝴蝶夫人』一见了追求者盈门，便决心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愚『贞』，而向各方面敷衍起来。她在『不干涉』的名义之下宣布了博爱主义，并提出了她选择爱人的唯一标准：『助她建设东亚新秩序』。换句话说，谁假使想争得她做远东的与国，必须助她压迫中国屈服。张伯伦先生和史大林『同志』自然很了解这点心愿，于是争着来满足她的条件：史大林（一部分代表着希特勒的意思）便于九月十五日和日本签订了诺蒙亨的停战协议，并进谋解决日苏间的一切悬案，甚至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企图调解中日战事的谣传都风行过；这当然首先引起了伦敦的不安，于是寇尔大使便在上海积极行动起来，于十月六日到了重庆，十月十一日，英国驻日克莱琪大使访日外相作长谈，据说要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对日作广大让步』；十月十二日，法属安南不顾宋子文氏的疏通，仍不许军火过境；十月十七日，鼓浪屿的谅解宣言宣告成立。这一联串的事实都表明张伯伦之急起直追，有已超过史大林之势。
究竟英日『协调』到何种地步，我们虽无从得知，但鉴于苏联之突然停闭上海，天津，张家口等领馆，中苏军事同盟的传说，以及本月二十一日关东军宣布的诺蒙亨谈判的停顿，那末可以看出史大林同志的醋意是很深的。
在目前的情势看来，日本似乎准备与英法妥协，藉以『结束中日事变』，但是这个美梦是否会实现呢？那我将应之难，难，难！
首先是美国不肯，昨天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东京发表的坦白演说，大概最感觉不快的还是在重庆『探询和平可能』的寇尔大使吧。英国为要求得美国在西欧的援助，是否能不顾美国的意思，径自拆那『间接为美国利益而战的中国抗战』（孔院长语）的台呢？这是不必多说的。
其次是中国方面。中国虽说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她在许多方面得依赖于强国的政策，但是谁假使以为她没有半点独立性的话，那他也将陷入与日本同样的『认识不足』之中。中国最大多数民众之决心解脱一切束缚，那是不用说的，就是拿那与列国统治者具有较密切关系的我们的政府来说，恐怕也不会无条件屈膝的，尤其在湘北大捷之后，我们的当局一方面固然想把握这个时机来和，但另方面当然更不愿依日方的条件来讲和了。
由我们政府的几位要员，如王外长，孔行政院长与张群秘书长最近所发表的演说来看，如果英国真的迫得太甚，中国不能再战，那末也是宁愿在美国的调停之下来完成和平。至于此种态度之为是为非，则恕我不在这里批判了。
最后还有苏联，她倘失欢于东京，自将转向于重庆。经过了波兰事件与对日追求的初步表演后，史大林政策自然只有那些最无望的人才会把它解释成『援助弱小民族』的了，如果它真的为与英国竞争而继续援华，则其目的亦不过是对日追求不遂的一种要挟。不过无论如何，只叫它采取这样的立场，那至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中国抗战，而打击着英日『解决中日事变』的计划的。
因此，我说英国目前最感到棘手的一个外交问题，大概要算是关于日本的了。
大战可能的发展
上面我们说了这许多话，牵涉了这么多的问题，归结一句话，还只是要解答我们在开头提出的那一个『谜』：『为什么英法到现在还是宣而不战？』这个『谜』，我们现在总算已经解答了。然而又跟着来了新的问题：宣而不战的局势，会不会和平解决呢？倘长期作战，能有怎样的变化？
第一个问题，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演说已经给答复了，我们再没有加以说明的必要，现在英法土公约既经签订，英法的作战态度，当然会更加强硬起来。所以我们这里只简略地谈一谈第二个问题。
国际局势复杂错综，瞬息万变，谁如果要把大战发展作一个详细明确的预测，那是愚不可及的。不过根据着此次战争的基本特点，以及各交战国的内部情形，那末战争一般的发展途径，还是可以指示出来。
关于战争的两个可能结果，即一个是以战争击败战争，另一个是以革命消灭战争，这里不想谈及，我现在所要说的是战争在第二阶段上可能发生的交战主角的转换。
现阶段上的主角是英德，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始终会如此吗？这次难道会完全重复上次的故事，必须把另一主角打得一败涂地，让她内部发生革命，并让苏联始终逍遥于战争之外吗？这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然而这是肤浅的观察。各个资本国家的统治者决不会那样蠢，同时苏联只要还保持着生产工具与土地之公有制，那任凭史大林怎样放弃国际革命的政策，随他怎样卑恭地匍伏于希特勒的膝下，资本国家与苏联之间的根本矛盾还是存在，各国统治者还是要将她视作最主要的公敌的。
过去英法之拉拢苏联，锐利的观察家早经指出过：她的目的在于利用莫斯科，藉以逼使柏林与英法妥协来反对苏联，现在希特勒之勾结史大林，其意义亦复相同，即欲利用莫斯科以逼英法承认德国反苏联的霸权。因此，这次战争的主要目的，虽系殖民地之重行分配，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乃是英德互争反共十字军的领导权。张伯伦的四强公约，其含义即是要以英国为首来组成反苏十字军，而希特勒的罗森倍计划，则是要以德国为此种『神圣』事业的领导者。
目前所谓欧洲盟主，它的主要意义就是反共十字军的领袖；所以有人假使以为英德所进行的欧洲争霸战与反苏联的阴谋无关，因此沾沾自喜地庆贺史大林避战政策的成功，那是胡涂至极的一种见解。
明白了这层道理，我们便能推测大战可能的转变了。在目前，英德的争霸必须由战争来解决，但战争之可怕结果，即本国劳苦群众的叛乱，却萦绕在所有交战国统治者的心中。她们固不愿自己变成社会主义的国家，同时也不愿见敌人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故目前以英德为主角的战争，将来打到某种程度，多半是会适可而止的。至于『适可』的程度是什么？那就是：一方遭受相当失败，能承认对方为反苏十字军的时候。那时候，恐怕战争的主角，将变为苏联与其他的资本国家了。那时候，真能站在苏联方面的，恐怕只有各国革命的兵士与劳动者，没有一个资本国家会替苏联效劳了。
现在史大林放弃了这将来唯一可靠的苏联战友，而从事于绝不可靠的外交拉拢，这在我们看来，仿佛是极蠢的一件事。不过假使替史大林先生设想一下，那末也是无可奈何的，因为他既生息在一种反对十月革命遗产的势力之上，国际劳动者的兴起与苏联工农的觉醒，同样要牺牲以史大林为代表的苏联统治层的。史大林先生为要避免这一种可能的转变，或许会事先把十月革命的唯一遗产，即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完全摧毁，以图彻底加入交战的某一方的吧？不过这是太远的预测，苏联工人和世界革命者一定会起来阻止这个最不幸的可能的。
（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炮火中的世界动向（1939年）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
（三）
↘『不可思议』
↘苏联之『谜』
↘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出兵波兰的意义
↘日苏协定是德苏协定的补充
↘美日战争的可能
『不可思议』
这几天，无论在街头巷尾，茶楼酒肆，随处都可以看见有人在摇头叹气，大谈着『这个世界的不可思议』。一般在报章上写谠论宏议的先生们，也都因为事变的发展，往往立刻撕破了他们先知政论家的面具，所以也有搁笔太息的；也有装着不好意思的神气，随和着大家嘅叹一下『不可思议』，以为他们预言破产之解嘲的。
然而世界真的『迷乱』得『不可思议』吗？那也未必。世事诚然太复杂，不过本质上却决不会连一点规律和理由都没有，某些人之所以要摇头叹气，这倒并不能证明世界的动向已越出了任何因果规律，而只能证明这些人头脑中从来用以解释世变的规律是虚伪的，是不合乎实际的罢了。
一切『不可思议』中之最『不可思议』者，就是苏联的行动。德苏协定已够令人胡涂了，忽然又来了一出瓜分波兰的全武行，这对于那些太相信『我们不要寸土，也不予人寸土』的口号的人，真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但是『不可思议』的还不止此哩，日苏停战协议宣布了，接着还要解决日苏间的一切悬案，而更离奇的是：据说咱们中国的抗战，恐怕也将列入他们两国的『悬案』之中，而欲试行解决了，这一点，让我事先承认一下：小子也颇觉得『不可思议』的。
此外，还有许多叫人不能相信的事情，有如：以反法西斯为战号的民主国家，为什么一开战就『停止』了民主权利？美国的政治家口口声声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实际上却在积极备战？德意轴心据说是『钢一般的同盟』，为什么战事一起墨索里尼便宣布了中立？英法既然对德宣战，援助波兰，为什么一月来简直毫无动静？其他如一生为印度独立而奋斗的甘地，到了大战发生，即当殖民地解放的有利时机，却宣布拥护『母国』；著名反战的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的作家罗曼•罗兰，现在竟一反素志，要求达拉第总理坚决对希特勒作战！这一些至少对于某些浅薄者流，总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本文作者当然不敢以『深刻者』的神气来从事说教，更不愿以『先知』的态度来指导迷津。我只是要撇开一切简单的公式，先入的成见，根据事实，来把上述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试作一点说明。这里请先谈苏联。
苏联之『谜』
有一位名叫BorisSilver的社会主义者，在其所著『一个俄国工人的自述』中，说道：『苏联初期的领导者惟恐外界不明白苏联的实情，目前的执政者，却惟恐外界明白了苏联的实情。』这真是一言道破了苏联的『谜』底。
世界人士对于苏联的感情，曾有过好几个时期：当布尔雪维克初初夺得政权，世界各资本国家联合进攻，并资助沙俄遗孽进行内战之时，全世界只有极少数的革命者，才对这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表示拥护，至于其他人士，那只是有意或无意地相信着一些荒唐的谣言，什么布尔雪维克烹食小孩，妻子公有，以及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其次是从内战末期到一九二七年的联共第十五次大会，那时苏联积极援助西方工人革命与东方的弱小民族，所以各国知识分子虽然对她都还保持一个宜忌的态度，但她在世界进步阶级与进步分子中的影响却逐渐提高。不过正在这个时期内，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采用，苏联内部已经开始了以小资产阶级意识反对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再加以各国革命之相继失败，『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逐渐抬头，终于在一九二七年的冬天，把领导十月革命的革命者全数排除出党。
苏联在国外威望之日益提高，国内情形之渐趋反动，这矛盾，便是苏联现执政者『惟恐外界明了苏联实情』这种心理的根源。
第三个时期是从一九二八年起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那时苏联凭借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即生产工具的公有制，实施了第一次五年计划，她在普遍的世界恐慌中开放了一朵经济繁荣之花。于是各国的知识分子都『转向』到莫斯科了，一个个变成为『苏联之友』；他们凭自己在『上等社会』中的固有地位，替苏联做着义务宣传；结果苏联被美化成一个真善美结晶的『地上天国』，而史大林竟成为上帝一样的偶像了。无论谁对苏联或史大林作一点即令是善意的批评，都会遭到这些高贵的『同情者』之怒斥的。这和第一时期恰恰成了一个相反的对照。
但是不幸得很，正在这个时候，因为『经济的繁荣』，苏联内部的阶级矛盾愈加尖锐，资本主义分子愈加昂起头来，工人阶级中发生了极大地分化，少数贵族工人贴附于统治的官僚层，大多数则陷于悲痛的地步，官僚层得到了巨大『国富』的营养，且愈据于个阶级仲裁人的地位，于是权势突大，变成为历史上空前有力的个人独裁制；它不仅取消了一般民众和苏维埃的民主，而且还窒息了党内的任何自由。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苏联的现当局及其国外的『友人们』，自然更不许『外界明了苏联的实情』了。
一九三六年开始的莫斯科审判，可说是世界人士对苏联所怀感情之第四时期的起点，苏联当局以一种叫人绝对难信的罪状处决了十月革命的全体元勋，这才开始摇动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苏联执政者的友谊，他们对苏联的实情表示了怀疑。不过最大多数的人士，却仍旧固信着『地上天国』的观念，他们甚至附和着克林姆宫里的诬控，帮同诬蔑那蒙冤而死的革命元勋们。
在这样一种盲目崇拜苏联的空气里，突然见到了史大林竟与希特勒同盟瓜分波兰，并将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妥协，那又怎怪得人们要大叫『不可思议』，并称苏联为一个『难解之谜』呢？然而真是谜吗？谁叫你们长年闭着眼，始终不愿认识一下苏联的实情呀！
苏联是怎样的一个国家
那末苏联的实情究竟怎样？将来的发展又将如何？这两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当然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分明；不过为要解释目前苏联『不可思议』的行动起见，我还不得不简略地作一些原则上的说明。
就本质上说，苏联还是一个工人国家，这就是说，她还维持着由十月革命所争得的生产工具的公有制。自从采取了新经济政策，并实施了几次五年计划以后，俄国的生产力也确实表现了突飞猛进。但一方面正因为生产力之相当提高，另方面又因国外革命的不断溃败，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工人国家，近几年来经历了一个可怕的堕落过程。这过程表现于政治上的，主要为：世界革命理想之完全抛弃；布尔雪维克党的消灭；以及一切庞大无比的国家官僚机构之形成，它实行最野蛮的专政，并以『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为唯一目的。
然而要在相当落后的俄国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势非对国内外的敌人采取妥协政策不可。因此，目前的统治者就以杀尽布尔雪维克及奖励私产这些代价，来购取国内资本主义分子的支持；在国外，则命令共产党人放弃主张，或根本以『不干涉』各该国革命或解放运动的条件，来换得资本国家的『同盟』或互不侵犯的『诺言』。
如果懂得了苏联这一点实情，那末近几年来，尤其近几月来关于史大林在内政外交上一切『不可思议』的行动，都可明白理解了。
为什么要跟『不共戴天之仇』希特勒携手？很简单，因为在西欧方面，这位卍字牌的元首最能干涉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什么要和东方的武士修好？在本质上也还是这个原因：由此可解除东方的威胁。但是这么讲来，还有一件事仍旧『不可思议』：为什么忽而把『一国』的疆界扩大到波兰，要去拯救陷失的『同胞』呢？关于这，当然还有其他次要的原因，请听下节分解。
出兵波兰的意义
自从苏联当局以『一国自保主义』来替代了世界革命的战略以后，『我们不要寸土，亦不予人寸土』，竟成为苏联外交军事方面的一个主要口号。但是明显得很，在目前这样的世界里，这个口号只是一种自欺的保守幻想罢了。实际上，你如果不要别人的『寸土』，别人就要你的『寸土』，天下事不进则退，万事万物都逃不出这个道理。所以在苏联开始建立的时候，当时的两大领袖：列宁和托洛斯基的基本认识，就是俄国革命必须『侵略』到世界的其他部分去，否则，各国的资本制度就要来扑灭俄国的革命；但不幸苏联的现当局排斥了这个所谓『革命的不断论』，采取了幻想的一国自保政策。结果事变的发展打破了这个政策，史大林便不得不采取希特勒扩充领土的办法来『输出苏维埃制度』了。这可以说是苏联现执政者抛弃了列宁原则的一种报复。因为自保主义的应急办法，只有『帝国主义式』的军事侵略。
苏联这次出兵波兰的事实上的发展是这样的：为要保持『和平的孤立』，乃与最能破坏苏联和平的希特勒妥协；但要完成妥协，就得帮助他去进攻波兰；但波兰如果全入第三帝国的版图，则纳粹党的雄师直逼边疆，势将危及苏联安全，故军事上的需要，迫得史大林不得不以保护『同胞』的名义，向波兰要求『寸土』，而与希特勒实行瓜分了。
最近有许多人，对于红军攻入波兰这一事情的本身，加以非难，以为红军根本就没有越过苏联边界的『权利』，这意见，其实还是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列宁等人的意见，红军越过国界这件事情，揆之革命原则，那是完全可以允许的。何况在一九二〇年的时候，列宁还坚决主张过要直捣华沙呢。那末为什么一九二〇年之进攻华沙是对的，而这次的进攻波兰是错误的？
这问题最好拿具体的事实来答复。一九二〇年，毕尔苏次基镇压了波兰工农的革命，得到了协约国的指使与资助，率兵进攻正在苦斗中的苏维埃政权，甚至占领了俄国的基也夫，红军于仓促间集师迎击，大败之，追击达六百五十基罗米达（Km），波兰乞和，但因当时波兰工人的革命情绪尚高，列宁不主和，欲直取华沙，助其成事，后因红军惫甚，在华沙近郊反胜为败，订立里加条约。
对于这次进兵，当时革命领袖的意见是这样的：为保护俄国的新制度并援助波兰的革命，我们一定要进攻，不过军事的进展必须与革命的速度配合起来，否则，进军反而会于革命有害。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红军指越过『国界』是完全可以的，只要它是为了革命的目的，并且能与革命相配合。
但是这次进攻波兰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援助革命，因为目前根本没有革命。也不是为了波兰侵略苏联，因为波兰正在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红军这次越过国界，仅仅为了响应希特勒，仅仅以泛斯拉夫主义的名义去拯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同胞！这还成什么话！
日苏协定是德苏协定的补充
苏联既然和德国瓜分了波兰，后将怎么办？这当然不能加以详尽的猜测；不过战争发展的逻辑，大概再不能让苏联逍遥于战争之外了。在目前，希特勒虽然格外讨好，大量奉送波兰的土地，但西线的战争始终没有认真地打起来，由希特勒授意的墨索里尼，又天天在高唱和平，那末谁能担保英法不会以宽大的条件，收买希特勒作反共十字军的先锋呢？史大林为要避免这个可能，使希特勒与英法持久作战，便不得不积极站在纳粹党方面，供给她以必要的军需，甚至还得帮同她作战。纵令在一时间苏联还能保持『中立』，但仅仅为了巩固西疆起见，也必然要争取波罗的海诸小邦，以及罗马尼亚的比色拉比亚；因此，史大林今后要想求得西线之平静无事，那是办不到的。那末怎么办呢？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他就和我们的东邻结束诺蒙亨的战事，并『调整』两国关系。
关于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我们中国的许多政论家，又像当初对于德苏协议的态度一样，在大喊什么『绝对不可能』了。其实这是胡涂的。当然，我也并不说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绝对可能』，不过至少在目前这种情势下，日苏两国都有签订这一种协议的需要与愿望，那我们就不能预断它绝无可能，据我看来，倒还是可能的成分多些。
苏联之需要日本妥协，既如上述。现在我们且来看日本方面的意思。自从德苏协议成立之后，日本的外交政策真一度感到了极度的彷徨。利用轴心同盟的声势来压迫英国和苏联，都因这一纸协议而失去了依据。武士们着了慌，一时摸不着头脑，内阁更换了，反英运动立刻停止，赴德观光的寺内大将等要取道伦敦纽约归国了。这都表示她想和英国彻底妥协，藉以结束侵华战争，并应付苏俄的『东顾』。但欧战爆发后的形势迅速改变，英国在远东无力兼顾，而苏联则破坏了『中立』，也卷进了欧战，并无对日强硬的姿态，于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就根据着这一点『确立』起来了。寺内重新决定赴德，陆军将领大事更动，素来主张联俄以对华的梅津做了关东军的总司令，而华北各地的反英运动重新抬头，上海的租界要求也更加紧张了。
据各方面的情形来看，日本在目前的对华政策，一方面要成立集中的傀儡政权，加紧中国政府中的政治分化，另方面要完成对苏妥协，以便抽调大批关东军南下，实行新的进攻；同时恐将要求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或甚至『调解』中日战争，藉以完成两国间的不侵犯条约。究竟苏联会不会答应这个要求，那末有了德苏协议和波兰的经验之后，我们就不敢担保了。
不过此种美梦能否实现，现在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
美日战争的可能
关于美日两国在远东的纠葛，我们在上期世界动向里已经详细地讲过，重复是不需要的。这里将只谈一谈最近的可能发展。
欧战发生以后，英国事实上已经退出了远东的竞技场。再自苏联出兵波兰，牵入欧战，太平洋上的争夺者简直只剩着美国和日本了。换句话说，中国只成为美日两国所追逐的鹿了。依常识推断，这时自然是美国插足远东的最好机会，她应该毫不迟疑，给这陷入泥淖的日本以一个严重打击，藉以确立那『美国经济为基础的中国』。
但是美日战争为什么不立即爆发呢？要懂得这个道理，那就该把眼光放大到全世界去。目前世界上有两个战斗场：一个是欧洲，另一个是远东；但前者是主要的。因为谁坐定了欧洲的王座，谁就是世界的霸王，美国既是一个以世界霸王自居的国家，那怎能自外于欧战的争霸战，而只在远东这个次要的战场一显身手？这是她目前注大部分精力于欧洲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的。上次大战以来，英法实际上已经是美国的经济附庸。所以美国为了本身的经济利益起见，必须要『民治国』方面取得胜利。
还有，如果希特勒战胜英法，则拉丁美洲将受到极大的威胁。这是美国必须要保证英法胜利的第三个原因。
现在欧洲的局面还很混沌，英法在战争中并不能有必胜的把握，为此，美国决不敢立刻在远东对日作战，以免束缚了自己的兵力。
那末日美战争可以避免吗？这又不然，世界大战之扩大到太平洋上，那时难于幸免的。如果意大利站在英法方面，如果苏联暂取静观，如果希特勒的形势已经不利，那末花旗飞机恐怕就要在横滨的上空出现了。
日本当然是懂得这一点的，所以她在对中国进行新的政治军事的进攻的前夜，在日苏谈判妥协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到日美关系的『调整』，但我们知道这种企图是终于要失败的。罗斯福总统的既定方针决不会因为野村外相的旧谊而有所变更。日美战争迟早总要发生的。
日美战争发生，自然在客观上会有利于我们的抗战；但这战争一时还不会爆发，在它没有发生之前，中国的抗战局面，如何才能不致因英国的撤退，苏日妥协，日本的加倍进攻而终结，那是一切抗战志士所急需思索的一个问题。
（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太长了，第一节中所提到的其他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只得等到下次再谈。）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炮火中的世界动向（1939年）
炮火中的世界动向
（二）
↘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废止美日商约与东京会议
↘德苏关系的『突变』
↘大战与抗战
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这次东京的英日会议，又一次地表示出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被褫夺衣服的绅士刚在对东洋武士屈膝，忽而大洋的彼岸响出了一声霹雳：『老罗来也！』于是绅士的腿劲似乎就硬了一点，而各个『株式会社』的股票竟暴落下来。我们中国的报上，见到这样一种英美合作的表示，也就顿趋乐观了。
其实呢，站在自力奋斗的立场上，中国固毋须见绅士们之屈膝而悲观，也不必因美国的强硬态度而存过分奢望。『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这是不错的。我们应该理解国际的动向，更应该理解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
太平洋上具有重大关系的强国凡四：英，美，日，苏，不过苏联这国家的性质不同，同时又在闭门建设，对外不采取积极政策；故在本节中仅能附带述及。这儿所谈的将以英，美，日的关系为主。
在英国经略远东的基础上，第一个遇到的大敌是沙俄。那时英国的对策是：扶植日本，帮她击退沙俄，使她做英国在远东势力的看守人。然而结果却养大了日本。尤其在欧战以还，这个往日的同盟者与看守人，竟成了威胁英国在远东权益的主要敌人，甚至比过去的沙俄更加可怕了。
不过远东如果只有日本这一个敌人，那还不见得会叫『约翰牛』寝食不安的，因为这个先天不足的后进资本主义国家，在英国看来，总觉得难逃伦敦金钱的魔掌。所以张伯伦先生在英国下院中说过：『即使日本占据了中国，她总还得向英国借钱来进行善后。』这句话里是没有绅士式的伪善的。
不幸欧战以来，太平洋的竞技场上又多添了一个美国，而这个国家，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竟无一不强过了英国，这却使英国人遇到真正的难关了。因为美国如果独霸了太平洋，其意义即是英国利益之根本退出远东。这个打击可予英国的损失，将比日本所能给的更为彻底，故英国对她插足远东的企图，是具有更大的戒心与恐惧的。
『门户开放』的口号，不仅打击着日本，同样也威胁了英国。在战后短短的时期内，美国对华贸易跃居中国进出口业的首位；由于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中国社会的中上阶级，都逐渐地趋向于美国，尤其当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后，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甚至在政治上都很快提高了。这不仅引起了日本的醋意，同时也赢得了英国的仇恨。所以一般地说来，英国战后在远东的态度，与其说她联美以制日，毋宁说是和日以对美。
这一态度的例证很多，最显著的有如伦敦的海军会议，英国相当偏袒日本的要求；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后，美国采取强硬的态度，而英国则以延宕与宽容的政策，承认日本占领满洲的『既成事实』，间接鼓励了日本对华的继续侵略；此次抗战发生后，英国始终不愿利用九国公约来对付日本，无时不刻不在准备与日本成立有利的妥协。
不过问题又不完全这样简单，因为英美的冲突虽然是最严重的，但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上，却并没有英日冲突那样地直接。这里就发生了太平洋上的微妙关系。这关系如果用相当图式化的话来表示，则可得如下的方式：
英国：在暂时间或部分的问题上，拟联美以使日本就范，但在总的方向上则欲和日以对美。
美国：一方面利用日本的侵略来削弱英国在华的势力；另方面则欲利用中国的抗战，同时也利用英国的抵抗，藉以根本消灭日本，而建立以『美国经济为基础的新中国』（美大使詹逊语）。
日本：暂时和美以对英，企图屈服英国，藉以根本摧毁中国抗战的力量，建立『东亚新秩序』，最后与美国作太平洋上的争霸战。
懂得了这三国的基本政策以后，才能了解远东国际关系中一切似矛盾而非矛盾的现象。例如：英美两大『民治国』为什么始终不能联合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美国既同情中国的抗战，为什么又供给日本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军火原料？也只有懂得了这三国的基本政策，才得明白东京会议与美日商约宣告废止的意义。
废止美日商约与东京会议
美日商约的宣告废止，与东京会议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是谁都知道的；但是怎样的关系呢？那就得回顾我们上面的分析了。英国这次因东西不能兼顾而被迫在东京屈膝，这自然不是心服情愿的；照英国的本意，在目前是需要取得美国的协助来制服日本，例如英，美，加商约的签订，英皇英后之屈尊聘问华盛顿，鲍尔温先生之游说新大陆，无一不表示她这种苦心。但美国是『不愿被人利用的』，她遵循着自己的道路。对于英国在远东利益之减退，她心里宁可说是欢喜的；不过英国如果彻底对日妥协，或竟导成中国抗战之终结，使日本完全统治远东，那就不能使美国欢喜了。所以罗斯福得悉了有田克莱琪协议之后，遂以迅速行动，宣告商约的废止藉以阻止英国对日之完全屈服，并增加中国长期抗战的决心。
罗斯福这一行动是收得了他预期的结果的，行将功德圆满的东京会议，事实上差不多已经决裂；而中国抗战的情绪，也没有东京协定宣布时那样悲观了。
英国态度所以转硬的缘故，一方面固然因为罗斯福这一姿态来得恰好，替她在东京撑了一下腰；然而另一方面，则又因为华盛顿这一表示，使伦敦不敢对东京作过分的妥协。这话怎么讲？难道英国惧怕美国吗？问题自然不那么简单。英国此次之所以不得不尊重美国的态度，原因就在英国目前的处境，不仅在远东，而尤其在欧洲，都有借住于美国『友谊』的必要。英国在未来的战争中，如果得不到美国的援助，那是很难谈到胜利希望的。所以在此次英日会议上，对于美国最所关心的法币与白银问题，不敢单独妥协，声明须由九国公约签字国来解决了。
然而谁假使说英国态度将从此强硬起来，将始终与美国一致行动，那也是错误的，不谈别的，但看哈里法克斯要『公正调解』远东『冲突』的宣言，以及伦敦关于引渡天津四华人的决定，已足以证明英国仍信守着『绥靖』日本的不变政策。
同时日本的军阀，现在积极加紧反英运动，甚至企图封锁上海，威胁香港，恐怕也会影响英国的态度；而最近德苏协定之突告签订，则更促成了英日妥协的机运。
德苏关系的『突变』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全世界的报章都认为是一种『突变』，但在一些深刻而敏锐的观察家看来，这不过是一种长期渐变的表面化而已。
在我们上一期的世界动向上，关于德苏关系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们现在可以不改一字地把牠抄在下面：
讲到苏联方面，我们知道她也不是很愿意缔结这个同盟的。自从去年慕尼黑会议以后，再加以本年西班牙及法国人民阵线的失败，苏联的领导者早就放弃了『民主阵线』与『集体安全』的口号。迨希特勒刺激吞并捷克，故意把喀尔巴仟乌克兰送给匈牙利，避不与苏联接壤，并放弃了『大乌克兰』的口号，停止在报章上攻击苏联，最近又提倡德苏贸易，对苏联贷款之后，史大林的态度更不同了。利瓦伊诺夫的『辞职』，莫洛托夫的演说与齐丹诺夫的论文，便明确地表示了这一转变。莫斯科现在的心愿很明白：『不做火中取栗的猫爪』。与其和『民主』国家缔结不可靠的同盟来替人作战，还不如直接与法西斯妥协来取得中立的地位，虽然这种『妥协』与『中立』很成问题，但我们不能否认这是目前苏联统治者心中一个重要的思想。
有些人说：『苏联与纳粹党的德国绝无妥协的可能』。这只能证明这班人头脑之公式化，硬把『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等思想来决定国际关系，更可怜的，他们甚至连史大林的报告，与杜朗底及安娜•鲁意•斯屈朗的文章都不愿读一下。
我们上面这一段分析，曾有人加以斥责，因为根据这些人的意见，凡是说苏联有意与德国妥协的可能的，都是别有用心的宣传。如今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竟告缔结，就不得不张皇失措，大叫『突变』了。其实惊骇不过是无知的结果。
史大林与希特勒的接近，不仅可以根据我们上述的理由来预测，并且可以从去年苏联对于德国及反犹运动的缄默不言，以及本年二月二十六日美国共党之拒不参加反纳粹大示威等事实中看出来的。
苏联倘因客观形势的需要，与德国（乃至其他任何资本国家）成立外交上的妥协，这本无不可之理；不过为要准备这个妥协，竟在思想上与行动上早就作了让步，那才是全世界进步势力的一个大不幸哩。究竟德苏协议的内容如何，因外交方式之极度秘密，一时还很难确知，不过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人士，大概总希望苏联的执政者不致作过度的思想上与政治上的让步吧！
德苏妥协之后，国际局势将有极大的变化，这是没有疑问的。第一个结果当然是英，法，苏谈判的寿终正寝，但泽或将迅速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而波兰全国恐怕也要倒入希特勒的怀抱（当然因她立即引起战争亦有可能）；第二，德意势力在欧洲突增的结果，中南欧的小国将悉数倾向德意轴心；第三，英法或将对德转取『绥靖』政策，奉还殖民地，以企图购取希特勒和平的诺言；或将拚命拉拢美国，离间德意，切实对德备战，另方面在远东则更将与日本谋取妥协，以便注全力于欧洲。
苏联在西欧暂时间免除了参战的束缚，在远东或将采取较前积极的立场，这是可能的，但非一定的。因为苏联此次和德的目的，只有一小半为要对付日本，而大部分在于保持中立，以便于『关门建设』。
德苏协议对于日本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是反共协议失去作用，使日本陷于孤立地位。这对于主张加入德意军事同盟的日本军阀，自是一个莫大的打击。在这时，日本的统治者大概要努力同英国妥协，以图对付苏联与美国吧。
至于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便全力对英，这当非绝对不可能，不过这可能性还是很小。
在这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中，我们上面的预测当然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不过至少在远东，英日关系或将更形接近，美苏（尤其是美）的态度或将愈趋积极，这大概是一种可信的动向吧。至于世界大战之即将爆发，那已经不是预测的问题了。
大战与抗战
欧战爆发，对中国抗战将有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是相当复杂的。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些简单的与大方向上的预测。欧战所能及于远东的第一个结果，恐怕是英国对日本之彻底屈服。其次是中国能向欧洲国家购买的军火与原料，行将断绝。苏联至少在初期的战争中能保持中立，故对华的援助或可增加，至少可以继续。但万一苏日成立了像德苏那样的妥协，则我们将连苏联的援助都不可得了。因此，欧洲如果爆发大战，而大战又并不波及东方（如日苏，日美间），则在最初时期只有利于日本，而是对中国抗战的一个打击。
不过在那个时候，美国绝不会错失她干涉远东的良机的。如果欧洲已处在大火之中，英法等国的势力业已从东方撤退，美国为什么不起来一击日本这疲惫之师呢？所以那时美国态度之比趋硬化，乃是无可疑问的。
中国在那时的态度自然应该利用美日的大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不过这个胜利之是否真实，又得看我们之是否能自力奋斗以为断了。
总之，未来大战并不是无条件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尤其在她的初期，抗战多半将遇到更严重的困难；倘然渡过了这个困难，我们便能利用列强间（多半是美日间）的冲突而获得胜利，但这时胜利的真实性也还是一个斗争的问题。
为要克服未来大战时的加倍困难，并使可能获得的最后胜利不致成为虚幻起见，中国的抗战必须让大众兴起，并由他们作为主体才有保障。
（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
三苏联党狱中主要被告传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三苏联党狱中主要被告传略
列夫·托洛茨基现年五十七岁，十八岁起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运动；一九〇五年，任彼得堡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资产阶级国家捕禁过他的有六国；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者；与列宁同为第三国际的建造者与领导者。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从事革命运动共三十五年，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建者；欧战前与欧战期间列宁居瑞士时的最亲密的共同工作者；彼得堡（后改列宁格勒）苏维埃的主席；一九〇七年以后历任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第三国际的第一任主席。已枪毙。
列夫·加米涅夫一九〇一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劳动党，时年十八；一九〇三年，随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一九一四年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特派代表及沙皇国会的党团书记；一九一五年被充军到西伯利亚；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五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列宁死后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及劳动保障委员会主席；一九一七年以后历任联共党中央委员，后又任政治局委员，列宁病时为列宁在政治局的代表；列宁研究院院长，列宁全集的编辑者。已枪毙。
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参加革命社会主义运动及布尔什维克党共四十年；内战期间著名的第五军的军长；俄国西北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在东方曾组织布尔什维克革命，有西伯利亚的列宁之称；任布尔什维克中委多年；曾任邮电人民委员长。已枪毙。
格里戈里·叶甫多基莫夫彼得堡的三个布尔什维克主要活动者之一，十月暴动的行动指导者；布尔什维克的老党员，任列宁格勒党领袖多年；代表联共党参加列宁葬仪发表演说；基洛夫被杀时仍任党中央委员。已枪毙。
瓦加尔沙克·捷尔-瓦加尼扬老布尔什维克。亚美尼亚共产党与苏维埃革命的领袖；曾有大批著作讨论民族问题及马克思主义的其他问题；党的主要科学杂志马克思主义旗下的创办者与第一任编辑（在列宁领导下）。已枪毙。
谢尔盖·穆拉奇科夫斯基生时其父已因参加乌拉尔革命工人运动而在监狱中；十五岁参加革命；一九〇五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沙皇时代曾多次被捕；一九一八年，在白色恐怖压迫下组织乌拉尔的工人暴动，建立无产阶级军团；乌拉尔苏维埃胜利后，任该军区总司令，一九二四年被斯大林撤职。已被斯大林枪毙。
伊万·巴卡耶夫老布尔什维克；曾任彼得堡秘密侦探长；列宁死前及死后任联共中央委员及中央监查委员。已被枪毙。
叶菲姆·德赖采尔托洛茨基在内战时的共同工作者；内战中的英雄，曾两次受红旗勋章；因同情反对派而遭斯大林流放，因抗议虐待而与六十二囚犯绝食，几至丧命，最后屈服于斯大林。已被枪毙。
格奥尔吉·皮达可夫加入布尔什维克共二十五年；著名经济学者；一九一八年任乌拉尔苏维埃共和邦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国家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后参加反对派，一九二八年屈服于斯大林；后任国家银行总理；又任重工业副人民委员长。已被枪毙。
卡尔·拉狄克一九〇二年起在波兰从事革命运动；欧战前在第二国际中为有名左派份子，罗莎·卢森堡的共同工作者；战时为德国不来梅（Bremen）左派的领袖；齐美尔瓦尔德及昆塔尔反战社会主义者大会上的出色人物；一九一七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布尔什维克外交处的指挥者；外交部中欧局的局长；因帮助斯巴达团曾在德国被捕；被释后，返莫斯科帮助建立第三国际，在国际初期为它的最有权威的发言人之一；一九二三年参加反对派；一九二九年屈服于斯大林；直到被捕时，担任政府机关报新闻报的编辑。被斯大林判处十年徒刑。
格奥尔吉·索科尔尼科夫现年四十八岁，十八岁起参加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莫斯科暴动组织者之一；真理报及其他党报的编辑；第六次联共党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一八年三月任布莱斯特——立托佛斯克和会主席；内战中著名的战将；一九二一到一九二六年任财政人民委员长，创立『齐尔凡尼兹』币制，为第一个稳定俄国币制的人；驻英大使及副外交人民委员长。已被斯大林判处十年徒刑。
列昂尼德·谢列布里亚科夫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已达三十一年；沙皇时代最活动的工人之一；被捕十四次，被充军五次；一九一七年莫斯科暴动的组织者；内战中的前线战士；在列宁指导下任中央委员兼党书记；一九二七年因『托洛茨基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后被送到美国指导苏联驻美商务局；屈服于斯大林后，任中东铁路的苏方局长。已被枪毙。 |
第五章托洛茨基审判案的国际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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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托洛茨基审判案的国际反响
各国的抗议声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十六人审判案发生后，各国的社会团体及刊物，除过共产党或在共产党影响之下者以外，大都表示抗议，或至少表示怀疑。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第二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主席特勃鲁盖尔及总书记阿特莱，国际劳工同盟（第二国际下属国际工会）主席西脱利纳及总书记薛佛纳尔，联名由巴黎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对正在进行中的季诺维也夫等审判案提出抗议。该电略谓：值兹西班牙工人阶级正与法西斯主义奋斗之际，而苏联境内竟发生反革命案，实属憾事。所望各被告得照例享受一切辩护权利，并由中正不偏的律师担任辩护，使得免受冤枉之极刑云云。但苏联政府认此项电文之用意，实属妨害苏联法庭的权利与义务，因不予答复。（见当日莫斯科哈瓦斯电）
一九三七年一月，英国独立工党的苏格兰党大会上对于已处决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通过了决议，略道：『莫斯科审判案及十六人的被杀——包含十月革命中列宁的若干伙伴在内，在这里的大部分工人阶级团体造成了一种惊惶；并且在苏联现在发生着许多新的倾向，如个人收入不平等之日益增加，与财产继承权之恢复等，这些倾向都是离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而不是走向这种社会的。』独立工党的机关报新领导论道：『我们以为国际工人阶级，应该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到挪威访问托洛茨基，也应该请求莫斯科当局准许我们派人到苏联，检查审判中的证据，也应该向那些从苏联逃亡出来的托洛茨基派那里去寻求证据。』（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该报）
法国各革命工人团体，于季诺维也夫等死后，联合发表宣言，主张组织国际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此案的真象。该宣言如下：
同志们：在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国际第一任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前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以及姆拉奇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捷尔-瓦加尼扬，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这些我们这时代之第一次胜利革命的发动者，第三国际的创造人，以及其他几个工人的战士，被斯大林的政府枪杀了。红军的组织者——托洛茨基，被判处死刑，俄国总工会的主席托姆斯基则被迫自杀了。
一切革命的工人，一切有理性的人们，对于这次奇特与悲惨的莫斯科审判，总不能不深切的感觉到迷惑与愤怒的，因为莫斯科和国际工人的组织这样粗暴地隔绝着，而对于这些极不可信的罪状，又没有任何物质的证据显示给我们。
当他们正宣传说，苏联将有一个新的宪法，它将给过去沙皇时代的警察，牧师与剥削者以人身之不可侵犯权，言论，思想，结社之自由权的时候，他们却用三个官员组织了一个军事法庭，来审判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使他们没有辩护人，没有国际工人之一点监督，又毫无准备，就让警察造成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的环境来审判他们。而且这又告诉人们，俄国其他的战士们，将来也会一任斯大林的意思，来加以同样的待遇。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所得到的被告们之不可思议的供词，当然谁都不会相信的。
我们声明：工人阶级是有知道这些真相的权利的。
只有那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才会根本否认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才能拒绝国际工人阶级有权认识正确的事实，真实的情形，以及莫斯科恐怖屠杀之真正动机。
对于这次审判，工人阶级伟大的组织——国际劳工同盟，与社会主义者劳工国际（即第二国际）请求给那些被控的战士们以最低限度的保障。全世界革命的工人们一定得承认他们是有权这样请求的。
斯大林政府对于此项请求之野蛮的拒绝，以及它这样急忙地将这些共产主义运动中之战士们处死，尤其需要国际工人组织对这一事件的干与。
现在谁都知道，俄国正在准备大批新的屠杀，许多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战士，如今都受了嫌疑，被捕或自杀了。前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可夫，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乌格拉诺夫，柯伦泰等，以及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同志，都受到了威胁。总之，一切领导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人们，都已经被摧毁了。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得不起来干与。
国际劳工同盟与社会主义者劳工国际这一次举动，假使因斯大林之拒绝而没有下文，那就失去一切意义，它们应该出来创立一个委员会，由它自己去保证那些无罪者之最低限度的保障。对于那些已经牺牲了的人们，国际劳工同盟应该去暴露莫斯科审判与枪杀之悲惨的秘密。
只有建立一个国际工人的调查委员会，它必须完全由大公无私的，即必须完全与斯大林的政府无关的，才能使革命工人们免于可怕的迷惑而真相得以大白。
至于我们革命的战士们，那是以保护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恐怖及反对法西斯为己任的，是以保护十月革命之社会主义的胜利，及无产阶级之民主主义为己任的，对于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屠杀的意义，当然丝毫也不会怀疑的了。
我们向全世界的工人们宣布：莫斯科的屠杀决不是保护俄国革命的举动，而是反对俄国工人阶级与全世界工人阶级之一种最可怕的阴谋。
正当反革命暴烈地进攻时，他们用了各种方法（甚之是最古老的方法）来反对国际的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反法西斯的或『民主的』资本主义之战士，反对一切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反对一切希望社会主义在法兰西与西班牙取得胜利的人们，更反对一切排斥国家主义政策的革命者；正当工人阶级比任何时期都应当采取联合斗争的时候，斯大林却出来反对那些一生从事革命的人们，并加以可耻的诬蔑，藉以帮助反革命。这种诬蔑是太老了，其作用只能破坏工人阶级的运动。
在一九一七年，白党以及各国的反革命派都曾用这样可耻的诬蔑来攻击列宁，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说他们是德国的奸细。
在今日，斯大林及其走狗们以同样恶毒的诬蔑来反对社会主义的工人与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那时我们不许人们污辱俄国革命，说它是由恐怖主义者，匪徒，德帝国主义的奸细们所造成的，现在更不许人们用这同样可耻的方法在各国妨碍社会主义的革命。
现在也正如一九一七年一样，俄国，西班牙，法国以及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需要保护了！
同志们：
我们一定要争取真理！一定要让那些还具有自卫权的人们，例如托洛茨基，将他的呼声自由地发泄出来。让我们用一切革命工人的联盟来反抗各种各色的反动吧！
请你们和我们一起去恳切地要求国际劳工同盟（LaFederationSyndicaleInternationale）创立一个调查委员会！
起来，援救俄国工人的战士们！
签名者
一、法国社会民主党革命左派
二、莱茵区社会主义青年团
三、『怎样办？』杂志共产主义派
四、左派国际共产主义派
五、『马克思主义战斗』派
六、无产阶级联合党莱茵省联盟
七、『无产阶级革命派』
八、『同志』杂志派
九、国际主义工人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
十、革命社会主义者青年团
（注：无论何派或何人，凡赞成此项委员会者，可投函法国巴黎28,RuePigalle.GartonGoldschild同志）
英国工党机关报先驱日报（TheDailyHerald）批评拉狄克案道：如果苏联当局『要想解除我们对此案所感到虚构的印象，那它必须提出较八月审判案更好的证据。如果在苏联果真有阴谋推翻它的巨大的组织之存在与活动——如所控诉的，那么提出这个阴谋团的存在与活动的证据，应该是很容易的。如果这种证据提不出，那么这审判之对于伟大的斯大林的名誉之损害，将像六月三十日枪杀案之损害伟大的希特勒的名望一样。』（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法国的国际工人党召集了一个抗议第一次莫斯科审判的大会，参加人数在二千以上。
巴黎第十一区的『苏联之友社』的执行委员会都辞了职，以作对莫斯科的野蛮审判与残杀的抗议。
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已签名于伦敦局发起的宣言书，要求组织国际调查委员会，来研究莫斯科审判案。该党并要求加泰龙尼亚政府给与托洛茨基以居留权，以便受那里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保护。
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机关报新阵线的第十六期（九月初出版）『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反对莫斯科的审判与对于十六人的处死，反对诬蔑托洛茨基的造谣，反对预备对于党的一切工作群众加以逮捕与审判。该报说明斯大林的这种手段的目的，是想杀尽一切『老布尔什维克』。它并提议各种无产阶级团体组织公开调查委员会。
波兰的社会主义报纸对于莫斯科审判案给以极直率勇猛的攻击。下边节引的两个决议案，一个是工会的，一个是犹太工人团体的。
波兰犹太团体中央委员会对莫斯科审判的决议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别的被告，大部分是过去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领袖。此外，托洛茨基被判为恐怖行为的主要发动者，并被控为与德国密探有关系。然而托洛茨基曾经四十年如一日的站在俄国与世界无产阶级的最前线，他曾同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在内战的最困难的几年中他是反抗国外干涉与国内反动的重要斗争领袖之一，谁会相信他会有恐怖行为或与德国密探有关系呢！……我们以无产阶级公道与社会主义的名义，对这种迫害罪恶提出高声抗议。同时，我们相信俄国的无产阶级将要懂得这种行为的可怕后果，而不允许有相同行为的复演。』
波兰工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说：『我们以最大的忿怒斥责对于「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领袖，不同意于斯大林个人独裁的老革命者的杀害。中央委员会认为这种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在苏联的工人群众中无有真正的民主，是由于联共党的独裁主义的堕落。中央委员会同时对于那因通电主张给与被告十六人以最低合法保障而遭受攻击的第二国际与国际工联会，表示无限的同情。』
在奥国没有人相信那些被告的供词是『真实』的。就是共产党员也疑惑它。对于未有最后的特赦一点，使工人中发生了更不满的反响。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都忿怒了。鲍威尔派领导了一个反对迫害的强烈运动。老的共产主义者都垂头丧气；许多人感觉到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末路与反革命的降临，有泣下的。
比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人民报》（LaPeuple）对于拉狄克案批评道：『现在被控告的人们又承认了完全不会有的犯罪了』。它又说：莫斯科的最近一次的审判，使人们『莫名其妙』。（见该报一月二十五日）
以上所举，均为各国劳动团体的一部反响。至于各国劳动运动的领袖们及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则反响更大。
英国的有名劳动运动的领袖RhysDavies对两次审判案批评道：『莫斯科审判案，在一般英国民众看来，完全是不能理解的，首先，全体被告之明显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状，完全与一切的人类经验相冲突；因此，我们不免要自然地相信，在他们被监禁时，必定有什么行为压迫他们在法庭上采取这样异常的态度。』Davies又对新闻记者谈审判案在英国的恶影响道：『审判案的最讨厌的结果，是对于今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因为英国的一般工人已开始怀疑：是否社会主义里边也包含有现在发生于莫斯科的一切悲剧？这样，使我们这些终生为社会主义的原则而工作的人们，在宣传工作上将感到更大的困难。』
奥国社会民主党著名领袖奥托·鲍威尔（OttoBauer），屡次公开攻击这审判案。他并发起了一个运动，强烈反对莫斯科当局对于不同意见的分子的迫害。
国际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者报纸《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Guardian）评论拉狄克等案道：『拉狄克之企图「藉帝国主义武力帮助而复辟资本主义」的犯罪，是不可思议的。他被控为托洛茨基派。但在今日的俄国，托洛茨基派是什么呢？是托洛茨基的信徒吗？绝不是的——不多不少，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已。要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真正的敢说话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你今日在莫斯科的危险几乎要如在柏林一样。』（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该报）
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曾屡作美国后补总统的竞选人），在一月二十一日向苏联当局拍电，请求延缓拉狄克等的审判，以待公正的国际委员会到莫斯科去参加。该电是致华盛顿的苏联驻美大使，请其转达的。电文云：『恳请阁下转请贵政府延缓拉狄克的审判，以待经过苏联允许后，国际公正考察委员会能够到场。如重演八月的审判案，必将损毁贵政府的社会主义成就之光明，更会使全世界公认发生分裂——包含西班牙工人在内，在目前西班牙工人的统一是绝对必需的。』托马斯在公布这个电文时，说道：他要再说明一次，他并不是个托洛茨基派，也不是个想参与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争论的人。他相信保持苏联公民的自由与批评权利，对于全世界是极端重要的。而去年八月的莫斯科审判案则已经严重地损坏了这两种必需品了，故必须反抗这种审判的重演。（一月二十一日纽约电）
德国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库特·席勒，在季诺维也夫等案发生后，曾写信给德文左派刊物『我们的话』的编者，抗议此事。信略道：『任何人都知道这种审判是罗织的，这些落在斯大林主义者手中的人们有被杀的危险……无人会疑惑我是托洛茨基派，但我痛恨莫斯科这种与希特勒独裁毫无二致的卑劣手段，我必须避开一切不同意见向你表示我（对这些被害者）的同情，同时，从解放无产阶级的观点，我坦白承认托洛茨基是当代革命家中的最伟大者。用最严正的客观的态度攻击他那是完全许可的；但像这些骗子们的这样反对他，完全是卑鄙的行为。』
一九三七年二月九日在纽约跑马场的六千五百人的集会上，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书记安热利加·巴拉巴诺夫女士演说道：她声明不同意于托洛茨基的政治意见，但为保护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她宣布她要为『反对对于少数人的压迫，并为言论发表的自由』而奋斗。
除上述各国以外，世界别处都有对莫斯科审判案的抗议声。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曾把各国劳动团体刊物及自由主义刊物上的这种抗议文章，集成为一个专册出版，名叫《莫斯科审判案的世界呼声》（WorldVoicesontheMoscowTrails）。（中译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亚东版）
国际保护托氏与公正研究运动
这里所谓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AmericanCommittedfortheDefenseofLeon托洛茨基）者，系美国一部分人士，于八月审判案发生后，发起的一种组织。这个组织及其它性质相同的组织之成立与活动，足以表示各国人士对莫斯科案的反应如何。
这个委员会发起于一九三六年十月，正是挪威政府把托洛茨基拘禁起来不许有说话等自由之时。所以这个会的目的有二：（1）保障托氏的居留权；（2）参加研究莫斯科审判案的国际公正委员会。发起人均美国社会知名人士，如诺曼•托马斯；约翰·杜威；FradaKirchway；DevereAllen；JosophWoodKrutch；H.U.卡伦等人。（参看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序文）
这会自发起以后，加入者纷纷。它的工作，即按照两点宗旨进行。在十二月十八日以前，即托氏居留挪威满限之日以前，它努力设法在美洲为托氏寻得居留地。这时墨西哥的劳动运动领袖迭哥·里维拉等正在墨作这样的努力，于是两方合力进行，知道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同意而发出了居留证。
墨西哥的居留证甫经获得以后，墨共产党即起而作强烈的反对运动，已得的居留证有重被收回的危险。这情形又使美国保托委员会的工作重行紧张。十二月十一日，该会发出呼吁道：『亲爱的朋友：多谢里维拉及墨西哥别的劳工领袖之光辉努力；多谢欧洲劳工各团体的帮助；并多谢我们美国委员会之邀集各社会名人及工人团体代表去请求总统卡德纳斯之获得成功，现在墨西哥政府已给托洛茨基发出了居留证了。但是即在现在，这个居留权还未得到绝对保障。严厉的反动的反对或许会压迫墨政府收回它的诺言，而提出新的与办不到的条件。我们正在设法致电给西班牙、法国、英国与南美各国，吁请世界劳动者与自由主义者团体，一致致电卡德纳斯总统，祝贺他的光辉的决定，以支持他，而预防意外。我们已经打电话到奥斯陆，筹备托洛茨基的动身，并打电话给墨西哥，筹备他的到达。又必须特别设法以保障他在旅途中及到达时之安全。因此，须立即筹集的经费至少为三千美元。……我们是否可以请求你作大量的捐助，并转恳你的朋友们作捐助？你如能自己致电并请求你的朋友也致电给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那我们自然是很欣幸的……』
十二月十四日，美国社会党领袖托马斯又为此事致电给墨西哥工人协会总书记杜莱塔诺道：『我听说共产党正在对你和别人施行重大压迫，以反对墨政府已经允许给托洛茨基的居留权。我并不是托洛茨基派。我是社会主义者及美国教员协会的会员，并像你一样是已被承认的工会运动之一分子。在我看来，我们必须注意于保障居留权。我们不能让世界成为一座囚房，而其钥匙则操在法西斯独裁者之手；但如果共产党徒之追逐托洛茨基竟为墨索里尼，希特勒作了先例，则这种情形定会发生。斯大林政府之那样不择手段地反对托氏，不但对于他的名望发生悲惨结果，并且对于一切工人阶级的统一也要发生不良结果。我相信如果墨西哥工人坚决主张居留权，那他们的这种态度，将会加强工人的统一，而不是分裂他们。居留权必须保持。在这种问题上能帮助并领导工人前进的，阁下实为中心人物。』这信去后，墨西哥工人协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有条件地拥护托氏在墨的居留权。
十二月十八日，美国保托委员会在纽约召集了一个民众大会，讨论莫斯科审判案与托氏居留权问题。到会人数，得进会场者二千五百人，因场满不得进者千余人。这大会在许多人演讲以后，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说道：『我们这二千五百个工人与民主权的朋友，在听了托马斯诸人的演讲后，宣布我们自己决意为托洛茨基取得完满的民主居留权而努力。我们称赞墨总统卡德纳斯那种许可托氏来墨居住之进步行为。我们强烈地斥责那一切妨碍托氏获得寄居地之反动企图。我们之保护他的居留权，并不仅是在帮助那个人，我们还是在保护世界一切人的民主权利的。正在各处展开的世界反动行为，都危害这些可贵的民主权。托洛茨基曾经屡次要求公正地研究莫斯科审判案，我们这里决意全体协力以实现这种研究。我们称赞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及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注：即POUM），因为他们在与法西斯英勇肉搏之际，还都积极地为托氏要求西班牙居住权。我们向世界各处的民主主义的和工人的团体呼吁，希望他们高声援助托氏的墨西哥居住权，和他到法庭受审的权利。为反对对这种权利的一切威胁，请世界工人阶级与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建立起保护的墙壁，把托洛茨基围绕起来！我们命令把这个决议送给墨总统卡德纳斯，送给里维拉，送给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送给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及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送给全世界帮助托洛茨基的各种委员会，并送给各种刊物与报纸。』
纽约的这个民众大会在开会时，巴黎的莫斯科审判案研究委员会也召集了一个二千工人的民众大会，这大会即致电纽约，表示携手努力。此外，若加拿大，若旧金山，若芝加哥等地，都有响应的电报。
美国保托委员会，虽然因墨西哥共产党之反对托氏居留权，而紧张了多日，但结果托氏终于一九三七年一月平安到了墨西哥城。此后该委员会可以专致力于公平研究莫斯科案之国际组织了。但在这时，该会却因美国共产党人的反对运动，而起了纷扰。
据该会公报的记载，『从开始，它的机关报，它的外围组织，以及它的正式非正式的发言人，都攻击这委员会。它们的攻击，在苏联驻美大使加入呼喊以后，范围上与紧张程度上都大大增加』。
据纽约太晤士报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记载此事道：『破坏美国保托委员会的阴谋行动，昨天被约翰·杜威教授及其他许多参加该会的著名自由主义者所揭穿，破坏者的目的在反对这委员会之公正地研究最近莫斯科审判的纲领，为答复这些破坏企图，杜威教授及其他会员已发表了一个说明书，重新说明他们之参加这会，并不是专为托洛茨基个人的公道问题而才作公正研究的，而是为了一般的公道。这说明书是由杜威教授与卡伦博士起草的。』
这说明书道：
『上星期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曾接到许多电话，许多朋友来访问，并许多信件，都是劝我们退出美国保托委员会。这种加给我们的压迫，虽然在意思上是虔诚的，在动机上是无私的，但对于我们加入保托委员会的理由却又一层深深的误解，因此我们认为一劳永逸地把这种理由公开说明一下是必要的。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毫未计较到托洛茨基的政治意见如何，我们对于控告他的问题是真是假，也没有预存成见。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在公共意见的法庭面前及本国的法律之下，为他去的最平淡的人的权利，这权利，依照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是一切遭遇相似的人都应当享受的。如果斯大林陷于同样的不幸地位，我们也愿意于他被判为有罪或无罪之前，保护他的受审权。这里的根本问题较之关于托氏个人者要重要得多，因为如果拒绝他有在世界面前表白他的理由的权利，那么所有的人的这种权利就要都受毁坏了。在过去，我们美国人中有许多人，曾为保护共产主义者的权利而耗费过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以便他们在法律之前获得公道，至于他们之有罪或无罪则并不注意。自己所要求的权利而却拒绝给别人，这种人应是最卑下的人。无疑地，凡是真诚的自由主义者不会不同意于我们的立场的。
在我们看来，俄国那已使托洛茨基遭受到危险的事件，太使自由主义世界的常识觉得奇突与骇怪了，为俄国政府与托氏的利益计，应该由有无可争议的权威的著名人物所组成之公正团体，把事件的各方面加以公开的考察。这种考察，应该是尽可能地科学与公开的。托洛茨基已经声明他把他自己及其他所有的凭据都置放于这种考察之前。我们完全公正地相信，这样的自献绝不应拒绝，因此，我们从事于组织这种考察团体，并不论党派不论宗教地，邀请一切思想公正的人们协力合作，以期这个团体成为一个坚实的团体，而完成它的工作。
（签名者）卡伦；杜威。
杜威等的这个说明书发出后，参加保托委员会的人士，致函拥护者数十人，均系美国大学教授及社会名人。
二月九日，当托洛茨基由墨向纽约播音讲演之消息传出后，届时到纽约跑马场听此讲演者，不期而达六千五百人以上。后来因墨美电线被偷割断，托氏演讲辞不能传达，不免使听众失望，但于听了托氏讲演辞的宣读以后，当场通过了一个为莫斯科审判案要求国际公正研究的决议。这决议道：『人类的进步是与真理不可分离的，我们，集合在跑马场的六千五百的纽约工人与公民自由的朋友们，赞成组织一个公正研究委员会，去考察莫斯科审判案中对于托洛茨基的控状的真实情形。我们请求美国和别国的光明舆论来赞助我们的这个呼声，我们特别请求各工会团体立刻发动去组织这种研究委员会，对于这种委员会的决定，托洛茨基已拿他的名誉与生命打赌。』
二月以后，美国保托委员会积极从事于公正研究委员会之组织。托洛茨基曾表示，他很愿亲自出席该会，以便答复问题；因之保托会已向华盛顿当局请求，准许托氏一到纽约。至于此公正研究会组成分子，则拟尽量包含各界知名之士及著名法学者。
在欧洲，类似美国保托委员会的组织，许多国家都已成立。如在英国，法国，波兰，捷克斯拉夫，奥国，丹麦，以及别国，这些委员会都努力于实现对莫斯科审判案之公正的研究。第二国际亦参加此种运动。并且各国的运动已经取得联系，以期建立国际的研究组织。至于各国之参加运动的人，大都是本国劳动团体或学术界的名人。例如，英国这种委员会的创立与参加者，有H.N.Braitseord，J.F.Horrabin，及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等。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巴黎各劳动团体为此事曾再次召集群众大会，到会工人在三千以上。莅会讲演者，除法国若干劳动代表外，有西班牙的马克思主义联合工人党的代表M.Arker，及著作家V.Marguerite与G.Duhamed等。 |
第四章托洛茨基与莫斯科审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第四章托洛茨基与莫斯科审判
对于基洛夫案的分析
第一次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都是从基洛夫暗杀案牵连而来，后者可说是前者的引子。所以要叙述托洛茨基对莫斯科审判的答辩，最好从他对于基洛夫暗杀案的分析与答辩叙述起。
基洛夫暗杀案发生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基洛夫（斯大林的心腹）被青年尼古拉耶夫所刺死。结果除未经审判而被枪毙者外，受审而被枪毙者十四人，其中十二人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十五个老党员，说都与这暗杀案有关而被捕，后来大多被判处徒刑。案子发生之初，美国有一部人写信给托洛茨基，问他对于这案子的意见。那时托氏寄居于法国，他即答复了一封约两万言的长信，题名为斯大林官僚主义与基洛夫暗杀案，对于此案发生的客观原因，苏联当局想怎样利用这案子，及这案子要向那里发展等等各点，均有分析。下边只节译该长信的几段：
『我们毫无理由也毫无心去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朋友们的政见或个人名誉作辩护。他们是那以反对马克思国际主义（即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为目的的小组织的首领……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而奴颜婢膝地希望在党内得到一个地位，这党是已被上层所破毁与绞杀了的。在完全失掉了辨别力与自信力，并甚而连发动斗争的可能性都完全丧失了以后，他们自己在最后遇到了残酷的惩罚。我们无责任去为他们辩护……
『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是无德性的；但却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愚蠢的人，或无知的丑角。他俩以外的上举的十三个布尔什维克，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经验中生活了二十五年至三十年以上。他们不能够突然转变而相信可以利用个人恐怖去改变社会制度，更不会叫人一分钟相信他们竟而能荒谬到真要去‘重建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他们也绝不会认为暗杀了基洛夫，无独立作用的基洛夫，就能够得到政权……
『塔斯社的通讯也承认，至少是对于被捕人中的七个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扎卢茨基，叶夫多基莫夫，费奥多罗夫，萨法罗夫与瓦尔丁——承认，他们确实与尼古拉耶夫案没有关系（译者按：因此他们被判徒刑）。但这样的承认，除过叫人说他们无耻以外，再不会有什么了。这通讯说『缺乏证据』——好像总会替这有意荒谬与不可能的控告找到证据似的。斯大林阴谋团把在莫斯科被捕的老布尔什维克们故意分成两部分，并宣布说其中一部分没有充分证据，他们是想用这个方法去把他们的所谓研究，装饰上『客观』的色彩，以便后来抓住可能的机会时，好拿行政机关的罗织去代替司法的罗织。……
『在有思想的工人的脑里，必然要发生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像现在这时候，在一切经济建设成功以后，在苏联的阶级都『消灭了』（如官家所保证的）以后，并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已经『建立了』以后——在这个时候，怎么许多老布尔什维克们，列宁的最亲信的伙伴，同斯大林共同执掌过政权的人，『老近卫军』的成员们，都会把复辟资本主义放在他们的肩上了呢？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群众无利益吗？或者相反，是他们希望从资本主义为他们自己及子孙得到个人的特权吗？如果这样，那么是什么样的特权呢？
『只有透顶昏庸的人，才能认为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就是说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工具之私有，能在苏联用和平的方法重建起来，并发展成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即使这在一般是可能的，但事实上在俄国除非经过积极野蛮的反革命军事独裁，资本主义无复起的可能，这独裁所招致的死亡较之十月革命与内战定要多过十倍。如果苏维埃政府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只有是一种显明的俄国法西斯主义，其凶残的程度，将使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的凶残制度都相形而成为仁慈的制度。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都不是愚蠢的人。他们很能懂得，资本主义恢复的意义首先就是革命青年的完全毁灭，他们自己自然都包括在内。因此，丝毫无可怀疑，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等所织成的控告是从头到尾欺骗的——无论是就所谓目的，即复辟资本主义说；或就所谓手段，即恐怖行动说。
『无论如何，事实是显然的，即官僚的上层集团绝不愿把尼古拉耶夫的犯罪看成一种孤独的偶然的现象，看成一种悲剧的插话；相反，它正在对这个犯罪行动注入一种特殊的政治重要性，其特殊程度将至于——这官僚集团决不会仅组织一种只包含这行动本身的罗织案件而止，甚而也决不会只以恐怖罪名加于同一平面上的各式的反对派，不满者与批评者而止。阴谋的目标是十分明显的：即以恐怖手段对付一切批评者与反对分子，这时候并不是用开除出党，取消他们的每日食量的办法，甚而也不是用流放式监禁的办法。对于尼古拉耶夫的恐怖行为，斯大林要回答以加倍的对于党的恐怖。
『…………………………
『马克思主义对于个人恐怖策略所持的反对态度，是任何能读能写的工人都知道的。已经有大批著作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随便从一九一一年在奥国《战斗》期刊上发表的我的一篇德文文章中，引出几段。不用说，这在当时是对付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写到：
「恐怖行为，即使是成了功的恐怖行为，是否能使统治阶层发生扰乱，要依靠具体的政治情形如何而定。无论如何，这种扰乱只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建立在某些总长大臣身上，是不会随同他们之被毁灭而毁灭的。国家机关所效忠的阶级会另找到新的人，保持这机关完整而继续它的工作
「但是恐怖行为使劳苦群众自己队伍中所发生的扰乱却要深刻得多。如果一个人用一支手枪就能达到目的，那么还要发动阶级斗争做什么呢？如果在高位的人们能被一声炸弹所吓坏，那么还要政党做什么呢？」
『对于这篇反对恐怖的冒险主义而拥护从准备无产阶级入手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之文章，在二十三年后的现在，我仍不能增加一句。但是，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绝对责斥个人恐怖主义——显然是为了政治而不是为了神秘的理由——并且即使手枪所指的是沙皇政府的代理人，或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也仍然反对，那么，他们一定更无情地斥责并反对那对于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代表施行罪恶的恐怖，是当然的了。尼古拉耶夫及其同道者（即暗杀基洛夫的凶手——译者）的主观动机如何，我们并不在意。地狱的本身是用最好的心意铺成的。一天苏维埃官僚主义还未被无产阶级所肃清（这是定然要被完成的任务），一天无产阶级便必须尽保护工人国家的职务。假如尼古拉耶夫式的恐怖主义扩大了，这手段在新而不利的条件帮助之下，只能替法西斯的反革命服务。
『只有那些无知的政治骗子才会企图把尼古拉耶夫与左派反对派牵连在一起，假使这牵连仅是在那一九二六——二七年即已存在的季诺维也夫派的外衣遮盖里。共产主义青年的恐怖组织不是左派反对派养成的，而是官僚制度及其内部的腐败养成的。
『个人恐怖主义本质上是官僚主义的反面表现。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定律。官僚主义不信赖群众，并企图以它自己代替群众。恐怖主义者在同一形态中工作；它设法不须群众参加而使群众快乐。斯大林官僚创造了一种卑鄙的领袖崇拜，给领袖加上了神圣的品质。『英雄』崇拜也是恐怖主义的宗教，不过带着一个负号而已。尼古拉耶夫心想最必须作的是用手枪去掉几个领袖，以便历史走上别的道路。共产主义的恐怖主义者的血和肉，在意识上是和斯大林主义者官僚一样的。
『…………………………
『在我离世而独居时，我从报纸上注视着纯正的列宁主义理论之不断地在欧美的成功，这时候我就常常对朋友们说，这种国际潮流之原则的「质」将开始转变为群众的「量」的时候就快要来到了；这个时刻将会像一种致命危险的记号，刺激到斯大林主义者的耳朵里……斯大林主义者的上层之所以不能消极地坐待列宁主义的胜利，其理由就恰在这里。他们一定要求助于「他们的办法」；这绝不是一种理论性的办法；因为他们在理论上的无力是极其明显的，斯大林在过去几年内，一般说来，是已停止了关于世界工人运动问题的讲解。在斯大林，「他的」办法是：增加压迫，罗织更荒诞的新罪名，而最后则在互相服务的基础上与资产阶级的警察联盟去打击列宁主义者。
『…………………………
『下次的打击是什么性质的？这个问题还未被最后决定，或者就在阴谋者的最亲密的几个人中间（斯大林--亚戈达--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也还未最后决定。这大半要看今后事情的发展如何。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阴谋者并不缺乏残酷的意志也不缺乏物质的工具。国际列宁主义的生长，每天刺激着他们的残酷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今后一个从局势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假设不能被排除掉的理由，这种局势是人们造成的。今后的道路如何，将由事变的发展与斯大林，亚戈达的创造想象力来决定，但对于「舆论」的预备，将要照着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恐怖危险的道路前进。』
以上节译自托著：斯大林官僚主义与基洛夫暗杀。
上译托氏长信写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即基洛夫暗杀案的审判刚开始之时。当时审问消息还未有牵涉到托洛茨基个人的地方。信写好了一两日尚未发出，而新传出的公诉状中突然涉及了托洛茨基。这种新的消息传来后，托氏即在上述的长信后边，附加了很长的一节，说明这样提到他的名字之诬蔑与阴谋作用。在这节文字里，他说道：
『只要稍微把过去斯大林及「托洛茨基主义」的幕后活动史认识一下，就很容易懂得这次阴谋暗算的性质。我只提出三个事例说一说。早在一九二七年，雇佣的新闻记者在全世界散播报告，说左派反对派与白党有关系。我们都莫名其妙了。后来才知道事实是这样的，即格别乌曾派了一个正式人员，到一个不知姓名而同情于反对派的十八岁的青年那里去，自愿帮助散布反对派的文件。而六七年前，这个格别乌人员曾在弗兰格尔（白党将军——译者）的军队里服过务。因此，斯大林便公开地攻击反对派，说它不是与一个格别乌代理人联盟，而是与白党联盟。
『在我流放中亚细亚（一九二八年一月）的前夕，一个外国记者经过拉狄克而向我自荐说，如果必要，他可以给我秘密传信给国外朋友。我向拉狄克说，我相信这个记者是格别乌派来的。但我写了一个信交他，因为我可与外国朋友说的话无有不可公开的。就在次日早晨，我的信便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以证明我与『外国』有秘密关系。
『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二日，克拉科夫省（Cracow）的黄色报纸《插图信使报》，公布了一个卑劣的假造文件，上有托洛茨基签名。虽然我的文字在苏联以严刑禁止（布柳姆金因要带俄国反对公报而造枪毙），而《信使报》载出的文章却重刊在莫斯科的真理报上——且一字不漏。后经过彻底的分析，证明了这文件是格别乌制造的，而有名的雅罗斯拉夫斯基则为制造的助手，至所以要公布在《信使报》上者，仅只为的是便于真理报的重刊。
『我不得不放下许多别的构陷与罗织不说……无论如何，这种典型的创造努力从上述的事例就可明白了。由尼古拉耶夫所制成的三角形，即那「领事」和托洛茨基，并不是新的。它是照着一打类似的三角形制造的，所不同的不过它是在更大的规模上制造罢了。
节译自同上长信的附加文。
托洛茨基与第一次审判
果不出托氏所料，莫斯科的第一次审判案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发生，已被判处徒刑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成了重要被告，而托洛茨基则被控为暗杀苏联当局，并勾结希特勒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角。这时托氏已移居挪威，即连续声明否认苏联所控告的一切。八月二十一日，奥斯陆（挪京）的自由主义者报纸Dagbladet登载了一篇该报记者与托洛茨基的谈话记，兹节译如后，以见托氏对此案的意见；
『……这在现在是关系苏联许多人的生命的问题，并关系我这个整治活动者的名誉的问题。我有我自己的意见，并且常常卫护我的意见。我今日的意见与我以前的主张一样。我是个革命者，不是个恐怖主义者。
『这案子的发生在历史上占重要部分。这便是我所以要请你注意事情发展经过的原因。格别乌是很聪明的，但他们没有科学纪事史的艺术。一九二九年二月，我从苏联被流放到土耳其。三月四日，我给俄文刊物左派反对派公报写了如下的话，登载在七月号上，该报在巴黎出版：
『「在斯大林主义只有一件事，即怎样在正式党与反对派中间造成一种血痕。他认为绝对必须给反对派加上一种罪名，加上预备武装暴动等等的罪名。但反对派的领袖们是这种企图的障碍。因而斯大林便设计把他们送到外国去（那时他正预备着要开除某些人），以便自由地对付青年反对派分子，他们的名字国内的广大群众还不知道，国外的群众更不知道了。因此，必须注意，斯大林在驱逐出反对派领袖以后，就要用各种方法把某部分组织，如反对派内部的某组织，推上冒险的道路去，如果这企图失败了，或者更要设法调制成一种『犯罪』或『军事阴谋』以加在反对派的头上。」
『每个人，无论属于那一党，都懂得这段引话及其重要。如果你能读俄文，你可以读这份《通报》，我在七年半期间所有的文章都发表在里边，从这些文章里你可以看出我时常反对个人恐怖，但在那时期我也知道要发生什么。
『在我看来，基洛夫案原是预先布置着以备去压碎反对派的，他们并无心要杀死基洛夫；到最后这暗杀犯罪终被减免了。当事变了的表现与原来计划发生冲突了的时候，列宁格勒的格别乌首领梅德维德便受到斥责。他于是与别的格别乌首领都被控为参加暗杀，而他们也毫不否认。梅德维德承认了一切，而被判了三年的监禁。我认识梅德维德。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这事情是斯大林指挥，想打击反对派的。在今天我还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自己是否格别乌的代理人。但他竟能混入基洛夫办公室——基洛夫身居高位不是随便的人能走近他的——这事实，似乎就可以证实他与格别乌有关系。
『在我住在挪威期间，我未接见过从苏联来的任何人。我也没有由这里写信到苏联，无论是直接地或间接地。莫斯科发出的关于审判案的电报，说我曾经经过我的儿子寄信给斯米尔诺夫。按照这信，说有三个目标，即（1）暗杀斯大林与伏罗希洛夫；（2）在军队中组织小团体；（3）战争发生时故意失败以取得政权。
『这完全是无耻的欺诈，谎言，不名誉的谎言；但在苏联已无高声批评的可能了。批评已被扼杀了，因而在那里像这种荒诞的诬蔑将暂时不会有人起来反驳。但这里是可以批评的，因而我要批评。……』
八月十五日，托洛茨基在挪威发表了一个声明书，以答复塔斯社对他的诬蔑。声明书全文如下：
『在我写这个声明书时，我还未能见到塔斯社的招摇的报告之原文。我是由刊物的转载而知道了这报告的内容的。但就我所见到的这报告的主要点来说，它们已经很足以直接表明这报告是政治史上最大的伪造之一了。
『塔斯社说道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的阴谋作乱。统治的官僚把一切直接反对他的批评都叫做阴谋作乱。我由此想到批评现在在苏联大概正日益扩大。这种现象我只有欣喜地称赞。或许有许多人，许多十分不相同的人，在发表批评时提到我的名字——即我的意见与我的著作。但是塔斯社的报告则又说到关于反对统治领袖们的恐怖阴谋之控告，而这个阴谋团则说是由我在挪威直接指挥的。
『我在这里声明。这个说法连丝毫的真实都没有。凡是略知近代政治史的人，都会毫无疑惑地知道，塔斯社所传播的这个报告是与我的主张和我的整个行动极端冲突的——我在现在的行动则是绝对地从事于著作。
『我自从一八九七年参加革命运动以后，就像别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不调和地反对把个人恐怖主义作为斗争方法。因为这方法彻底说来只能帮助专制主义与波拿巴特主义。
『我郑重说明，从我移居挪威以后，我与苏联就无关系——未曾收到苏联来的一封信，也未曾向苏联任何人写过一封信（无论是直接的或经过别人转交的）。
『我的与苏联有关系的唯一行动，只限于写文章与著书，这些文章曾公布在世界的各刊物上，这部书在不久的将来会在某些国家中出版。我妻和我连与我们那个住在苏联的儿子通一次信都不能，这个儿子在苏联作科学上的服务，从来没有任何政治关系。
『因为我是个无国籍的人，而现在又在挪威享有居住权，所以我相信那对于我的攻击——说我在挪威指挥一个恐怖的阴谋团——能够由挪威政府指定的适当委员会从研究有关文件而得到个水落石出。我这一方面，准备把我在挪威的整个生活记录——一天一天地，一点钟一点钟地——供给这个委员会。我还认为可以用一下的方法把这个办法弄得更完善，即由全世界的各劳动团体推举一个公正的国际委员会去研究莫斯科所提出的控告，这委员会如由世界国际领袖们推举的更好。这个委员会可于研究以后作出公开报告。我主张这报告要暴露出莫斯科控告之一切捏造点。我也预备接受任何别种研究方法，这方法定会对于舆论较好地解释那控告别人和我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在这个事件上。我无可畏惧，也无可隐蔽。至于我自己，我仅只关心于要揭出真相。』（文内著重号系原加）
挪威政府的逐客
托氏向挪威政府所提出的这个请求——指定委员会研究莫斯科对他的控告——未得到挪威政府的赞同。八月二十九日以前，『苏联政府已照会挪威政府，谓若仍容留托洛茨基氏寓居境内，似足以损害两国的友好。』（莫斯科二十九日路透电）于是挪威政府命令托氏限期离境，在未寻得去处以前，暂居挪威，但剥夺一切自由，而由警察看管。因之，这位老革命家成了挪威政府的阶下囚了。十一月十五日的《纽约时报》（NewYorkTimes）杂志上，有一篇新闻通信，记当时的情形说：
『托洛茨基平静地住在胡尼福斯（村名，离奥斯陆约二十五英里），著作工作的忙迫使两个书记终日无暇。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莫斯科的黑烟把火花掷在挪威的引火线上的时候，他的沉静生活才被打破。约当莫斯科方面正把他装扮成德国国社党徒的盟友时，有五个挪威的国社党徒，乘他不在而进入他的胡尼福斯的家里，据说偷了他的一些文件，这文件后来他们都公布出来。
『这五个国社党徒即时被捕，并在一种旁听人挤满了的法庭里受审，重要证人托洛茨基到场，愤怒地证明这些人偷了他的文件。当问他是否能证实那些文件属他所有时，他用德语回答——德语是他俄语以外说的最好的语言。法官指给他说，文件之一是写给法国的第四国际的领袖的一封信，他即承认他曾写过信给外国共产主义者领袖们。他还曾写过政治文章供给国外刊物发表。他说道，写文章是他维持生活的方法。
『这样证明立刻完结了这个重要证人的自由。司法部长特里格韦·赖伊把托氏召去，并告诉他说，他已经违犯了他被允许来挪威以前所签订的诺言——他「不参与政治活动与煽动，无论是在挪威国内的或反对挪威的友邦的」。挪威政府要他签订一个新的诺言，即同意一切信件均受检查并停止写政治文章，他愤愤地拒绝了，从此以后，挪威政府即对他强制执行了这些条件。
『国家警察降临了他那胡尼福斯的住宅，割断了他的电话，检查他的信件，禁止他与一切人会见。他的两个秘书被驱逐出境了。托氏与他的妻退居到宅内的两个屋子里，但挪威政府仍很难处置他们。它不能驱逐他出境，因为他无处可去，自从一九二九年斯大林把他赶出苏联以后，他所有的唯一护照是他在君士坦丁堡得到的寄居土耳其的护照。这护照早已无用了，但他现在还须过政治犯寄居的生活。
『在挪威政府未下令把托氏迁往别处以前，他仍住在胡尼福斯。有一天，六辆警察车，开到他的住宅前面。托氏的书籍与报纸装载一辆警察用的装货车上，直到装满。
『托洛茨基夫人微笑地上了另一辆车，她的光头的疲倦的丈夫，由一个警察长陪着，随着上去。警察长与十五名警察挤到另几辆车上。约两点钟以后，这一列车子驶到一个孤独的农村里。……
『托氏夫妇便住在这农村的住宅里，到现在还在那里。和他们同住的有一个警察长和十个警察，他们分占了四个小屋。警察屋里装有电话，只警察得用。托氏的许许多多的信，无论是送进或送出的，都须交给警察，并在奥斯陆的亚里安公署拆开读过。
『就这样地，这个无国籍人在那里生活着，他又一次地发现他「在一个没有签证星球上了」。他在挪威的暂住期，到十二月十八日为满，而直到现在他还未找到新的去处。』
在托氏还未找得新去处以前，挪威政府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让他选择：（一）把他送往北冰洋的某岛上；（二）送回苏联；（三）送进挪威陆军监狱。否则只有在限期未满以前自动离开挪威。挪威政府之所以这样地压迫托氏，自然是因为受了苏联当局的压迫。但幸而在十二月十八日以前，这位无家可归的老革命家在新大陆之腰——墨西哥，找得了新的立锥地。于是在十二月他被旧大陆的统治者赶到新大陆。
托洛茨基在墨西哥
当墨西哥政府允许托洛茨基前去寄居时，墨西哥的共产党表示强硬的反对，并扬言如果托氏前来，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他上岸。不过这种反对均未生效，托氏终于今年一月在严密的戒备中走上了墨西哥国土。
在季诺维也夫等被杀案刚结束时，托洛茨基在挪威受到软禁，一句声明或解释的话都透不过挪威的警察圈。于是几个月期间世界上再听不到这位老革命家的声息。当一月半他达到墨西哥之时，恰正是拉狄克等审判案开始进行之时，于是托氏对这案件又得发表了许多谈话和文字。兹译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所载的托氏于一月二十五及二十六日所发表的声明如下：
『无须说明，我自一九二八年以后，即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断绝了关系，他们曾经不断地在官方报纸上污骂我。皮达可夫从未曾到奥斯陆去会过我（译者按：皮在受审时说他曾乘飞机到奥斯陆会见过托氏云云。托氏即发表声明，质问皮氏许多点详细事实，如皮见他时怎能避开别人不使看见，他当时穿的什么衣服，有否胡须，等等。），而我每次到奥斯陆去都是由克努德森一家（克为托氏友人，托侨居其家——译者）和我的秘书陪着的。弗拉基米尔·罗姆说他曾在我与拉狄克之间作过中介人，但我从不认识他这个人。我有充分的文件证据，可证明我与现在在莫斯科被控的这些人之间，没有会见或发生个人关系的可能。
『我将在现在正从事著作的一本论格别乌罪恶的书里，引出这种论据来。……但这里有两三个根本问题，无论是国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或他的能干的辩护人泼立脱，都不能逃避答复。
『第一，为革命斗争了一生的一切人，除了斯大林一人以外，都变成了恐怖主义者，社会主义的仇敌，德国侦探的代理人，企图瓜分苏联的人，这怎样可能呢？
『第二，这些「罪犯」，犯恐怖罪恶已经将近十年，竟忽然都一致忏悔了，并且在要求对别人判处死刑以后，忽然又要求对自己也判处死刑，这是什么道理呢？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其他所谓「托洛茨基派」团体的领袖们，竟而都毫不知道这种为了希特勒与日本天皇的利益而要瓜分苏联的狂妄的计划，但我们所素不重视的拉狄克却忽然说明他自己是这个世界阴谋计划的团体的领袖，这怎样解释呢？
『如果有阴谋团，那就是格别乌。如果有领袖，那他的名字就叫斯大林。斯大林的整个独裁已与苏联的经济文化的进步日益严厉地冲突起来，他是官僚制度的组织者。他从革命的学校里学得了勇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现在则仅用以保持他自己的独裁与特权，他所施用的方法就是在犯罪的天才中也都是奇特的。
『这最近一次的审判，表明一种可怕的政治危机正要临到苏联。』（一月二十五日自墨西哥城发）
『……我能希望些什么而要与日本天皇及希特勒联盟呢？希望政权吗？要政权想干什么呢？要知就是被革命所驱逐了的最顽固的白党也都放弃干涉苏联的想望了啊？
『世界各处无产阶级失败的结果，我的主张无论在那个国家中都只被很少数人所实行。这种情形现在不能改变，无论是暗杀了苏联官僚，或与日本德国缔结联盟。
『斯大林之所以要把这些目标加给我身上，是想叫我同着别的事在各民主国家的舆论之前声名狼藉，并因而剥夺我在世界各地的居留权。
『我否认莫斯科被告者所说的关涉到我的一切话。那连一句真实的都没有。我认为我的政治责任，比一切事都重要的责任，是打毁苏联官僚现在对于世界工人阶级的重要部分所施的压制。这种政治的与理论的工作，不是秘密的，而是任何人都可以观察与批评的，这工作给与我一切满足，因为这是关于人类将来的事情。
『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梦想皇冠，但我却知道他的统治已有了帝国的格式。斯大林为了企图着要统治那新的等级，正在压灭一切进步的思想者，并正在施用着那反色米地民族的（注—反色米地主义即指反犹太人运动而言——译者）偏见，这偏见是他的特性之一。他正在用那唯命是从的官吏仆役，来代替革命的青年。他是正在把苏联领向毁灭。』（一月二十六日自墨西哥城发出）
托氏的儿子名谢尔盖者，住在苏联，一月二十七日被苏联政府所逮捕。这消息传出后，托氏发表了一篇凄惨的谈话。一月二十八日墨西哥城哈瓦斯电讯说：
列夫·托洛茨基今日宣称，他的儿子谢尔盖之被捕，是一种『个人报复的行为』……『他们将怎样处置谢尔盖呢？』这个被放逐的布尔什维克领袖这样问。『他们将要用不能忍受的酷刑去逼迫他，使他承认恐怖的与不可能的罪名。斯大林需要从我的儿子的口里得到口供来反对我。』
托洛茨基说，谢尔盖是个化学家兼科学教师，从未参加过政治活动。他曾在一九三四年被捕过，从那时以后他们就未得到他的消息。父子被隔断已经六年了。『拉狄克与皮达可夫诸人是从事政治工作的人，他们的命运不可分地与他们的行动联结在一起；但谢尔盖之受迫害则仅只为了他是我的儿子。他的命运比较起来更为悲惨。』——托洛茨基这样说。
这个被放逐的布尔什维克，在痛苦地斥责苏联政府的行为时，抑制住他的感情的表露，但托氏夫人那种天然忧愁的形态，则表示出深沉的悲痛与失望，于是哈瓦斯的记者不得不告退。
这个前红军总司令，在谈到他的儿子被捕时，悲伤地说，『格别乌要毫不犹豫地逼他到发疯。以后他们会枪毙他。』他坚决否认他的儿子会犯什么罪。『我的两个女儿之死，斯大林已负了间接的责任；现在在他已决心杀掉几十几百人，企图藉此给我以致命的侮辱，并阻止我向世界发表我所知及我所想的一切时，他又预备要直接杀我的儿子了。』
托洛茨基曾提到，有安东·西利加者，是个有名的南斯拉夫的革命家，他曾被禁在苏联的监狱里，后来逃出。逃出以后，他曾在报纸上宣布说，在一九三〇年，即在基洛夫被暗杀之前四年，格别乌曾经在同监狱中以『肉体的酷刑』要一个水手招认他曾参与暗杀斯大林的阴谋，这水手被逼迫到半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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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自在挪威提出组织国际公正委员会以研究莫斯科审判案的要求以后，他坚持着这种要求。而欧美各国的劳动者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也多响应他这种呼声，或发表同样的主张，因此这种委员会在许多国家中都已成立。一月初他由挪威到了墨西哥时，即立即拍电给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表示他对于国际研究莫斯科案之渴望。原电说：『纽约美国保护托洛茨基委员会诺曼•托马斯（诺曼·托马斯），约翰·杜威诸先生鉴：我在刚涉足新大陆时，即不禁要匆卒致候于研究十六人审判案的贵会。我完全置身于贵会之前，尽可能地提供给报告和文件，并回答所要问的一切问题。不用说，这案子不仅是以政治史上极可耻的事诬辱我和我的儿子的问题，也不仅是几十个几百个被告者的命运的问题，而是关系苏联，甚而关系着今后多年的世界劳动运动的命运的问题。隐蔽事实，沉默，直率地攻击虚假与伪造，都不能帮助人们进步。只有在真理的道路上人们才能得到自由。一月十一日，托洛茨基。』
纽约太晤士报关于托氏的这种渴望，曾屡有记载。它说：他认为这个案子不仅是他们父子的问题，因而他急迫地想把他这一方面的事实公布在公众的面前。他并不是要求别人就相信他的话，或以他的话为根据去作判断。他所要求的仅是能有出席法庭的一天。他认为美国共产党员无理由能反对组织公正研究委员会；如果他们真有充分证据能证明他是反革命的，那最好是他们把这种证据当面向托氏提出。 |
第三章莫斯科两次审判之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第三章莫斯科两次审判之分析
莫斯科两次审判（“托—季联合中心”案及“平行中心”案）都按照法律的程序进行：有检察官的控告，有被告的供词，最后有根据前者之判决及判决之执行，这表示对被告们没有丝毫的冤枉而且是一宗合理的定案。
不过这两次审判不管怎样合乎法律的程序，与怎样的周密，在我们同时代的人看来是大有可疑之点的。这问题不仅关系于苏联的本身，而且关系于整个世界人类的命运，因此特别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为便于叙述起见，我们把所控告的罪状及被告们口供所牵涉的问题分开来研究，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和事实主要是控告书，口供，判决文及报纸上所传的一切消息。
一“托—季联合中心”案之审判
“托季联合中心”案之审判是基洛夫事件之结束（因为第二次所审判的“平行中心”案，其罪状主要不是实行“恐怖主义”而是“与德日勾结，颠覆苏联”）因此我们先叙述基洛夫事件及列宁格勒审判（一九三五年一月）的结果。
基洛夫的被暗杀，这事件成为此后苏联一切流血事件的出发点，虽然以后各次审判的主要罪名与此并无直接关系。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恐怖主义者尼古拉耶夫暗杀了斯大林的亲信，列宁格勒主席基洛夫。这事件过了两个多星期，关于凶犯个人关于暗杀的性质从报纸上得不到一点消息，只是在十二月六日，十二日，十八日苏联报纸刊载着枪毙恐怖主义者白党的消息，被枪毙的一共有一百零四人，其中大部分据苏联报纸所传是从波斯，立陶宛，芬兰，罗马尼亚等国潜入苏联的。这当然是指这些被枪毙的白党与尼古拉耶夫事件有关。
十二月十七日苏联共产党关于基洛夫被杀事件的决议才第一次提到尼古拉耶夫以前曾加入过季诺维也夫派。十二月二十二日塔斯社传出消息有十四个过去季诺维也夫派分子，科托雷诺夫，沙特斯基等因与暗杀基洛夫事件有关而被捕，据说他们在列宁格勒大部分都参加“列宁格勒中心”，可是根据尼古拉耶夫的供词，只承认四个人与他有关系，则其余之十人之无关系是很显然了的，可是他们仍不免一死。至于这个中心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别的著名的季派分子有何“直接”关系，在塔斯社所传的消息中没有提到半句话。二十三日才传出一个新的消息，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因于尼古拉耶夫事件有关已于十二月十六日被捕，但因为“缺乏充分的证据”交付格别乌看管。
在这次事件中有一段最惹人注目的插话，即在十二月二十日（一九三四年）尼古拉耶夫供出某国领事馆向他说“如果你们的团体要想和托洛茨基发生关系，我愿意在你们中间建立这种联系，我可以替你们转递信件给托洛茨基”。十二月廿八日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根据这消息做了一篇文章说“这证明了在凶犯尼古拉耶夫及其同谋者——托洛茨基与某一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代表之间有联系，这个领事是托洛茨基与列宁格勒恐怖团体之间的一个连锁”。但这一惊人事件的真实情形究竟怎样呢？十二月廿九日莫斯科电报传出消息说“莫斯科外交界在根究这个领事所属的国家”，三十日电通社的消息说“这里举行了一次领事会议，在会议上决定要求苏联当局公布这个匿名的领事的姓名”。苏联当局在这种要求之下不得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说出“这个领事是拉脱维亚的领事，名字叫做比塞涅克”，人们才知道“某一帝国主义国家”原来就是拉脱维亚。既然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拉脱维亚的领事与暗杀事件有关，苏联政府即使不能宣判他的死刑至少也应当要求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命令他的领事出庭受审，可是塔斯社在一月三日就传出一个消息说这个领事已被拉脱维亚政府召回。于是这位领事是否得到尼古拉耶夫的信，是否转递给托洛茨基，又是否得到托氏的复信，这一切都没有下文。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即在尼古拉耶夫事件后一个半月，在尼古拉耶夫等十四被告被枪决后两个多星期，苏联报纸披露了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为首的所谓“莫斯科中心”的罪状。被审的一共十九人，他们的罪状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及一般的反革命活动，可是法院举不出具体的事实，而只说这些被告们底“恶意批评”助长了恐怖主义情节，因此他们应当负暗杀基洛夫事件之政治的和道义的责任。同时法院认为被告中没有一个人和这次暗杀事件有关系。即如在“莫斯科中心”案的审判中加米涅夫承认他“没有十分积极地和有力地反对和党斗争所造成的分化，因此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发生匪徒们（尼古拉耶夫等）的罪行”，他承认“没有和季诺维也夫断绝关系。”巴卡耶夫供道：“在季派当中对党的主要政策只有恶意的敌视的批评”。季诺维也夫在枪尖的威胁之下说：“党说过去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派’小组织，应对暗杀事件负政治的责任，这是完全正确的。”叶夫多基莫夫说：“我们应（对暗杀事件）负责，因为我们在十年来用来毒害我们周围的人的那种毒物，助长了这种罪行。”
根据被告们对暗杀事件应负政治的和道义的责任及没有具体事实的“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这两点，分别判处了十九人的徒刑：季诺维也夫判十年监禁，因为他是“莫斯科中心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格尔季克，库克林，萨霍夫各判十年监禁，因为他们是最“积极的参加者”；沙罗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戈尔舍宁，察里科夫，各判八年监禁；费奥多罗夫，格尔茨贝格，格森，塔拉索夫，佩里莫夫，阿尼舍夫，法伊维洛维奇各判六年监禁；加米涅夫，巴什基罗夫，布拉沃不是积极的参加者，各判五年监禁。
在“莫斯科中心案”审判中，加米涅夫判罪最轻，这大概是因为加米涅夫虽然受他的兄弟艺术家罗森菲尔德告发，说他谋杀斯大林，但并不能证明他的犯罪是事实，这只要从他在法庭上对同他一同受审的那不知名的三十个被告，他声明“这些人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法庭上看见他们”看，就可以明白的。
“莫斯科中心案”判决经过一年又七个月之后，即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举行了所谓“托—季联合中心”案的审判。
这次审判的主要被告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哥尔茨曼，皮克尔，德赖采尔，赖因霍尔德，别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莫·卢里耶，纳·卢里耶等十六人。
“莫斯科中心”案中被判罪的十九人在这次审判中出庭的只有四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为什么就是这四个人？为什么在“联合中心”也牵连到的，“莫斯科中心”中被判罪的其余十五人不出庭受审也不出庭作证人？姑置十五人中其余的人不说，和季诺维也夫一样判十年监禁的格尔季克，库克林，萨霍夫等三人为什么也不出庭受审呢？此中秘密，真难为人局外人所了解。
此外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就是被告们供词中所牵涉的三十余人，其中最著名的如布哈林，李可夫，拉狄克，皮达可夫，并没有一个人出庭当面对质。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前后有直接关系的案件，在第一次审判中被判罪的被告，或在第二次审判中被牵涉的嫌疑犯，并不出庭受审或对质，这样的法律程序，是很难令人窥其奥妙的。
这次审判对被告们提出控告的主要罪状，根据苏联检查官维辛斯基的控告书看来，有如下几点：“（一）一九二三年末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组织联合中心，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及叶夫多基莫夫（代表季派），斯米尔诺夫，捷尔-瓦加尼扬，姆拉奇科夫斯基（代表托派），（二）这些反革命团体之组合，其主要条件为承认对共产党及政府领袖施行个人恐怖主义，（三）托季两派根据托洛茨基的直接命令行动，这命令是联合中心经过特殊的代理人接到的。（四）联合中心组织特殊的恐怖团体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及其他等人。（五）这些恐怖团体之一（即尼古拉耶夫，科托雷诺夫等人的），经最高法院军事法庭所证实，他们根据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训令，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暗杀了基洛夫”。（见一九三六年九月十日国际通信）
关于基洛夫事件，我们在上面已经叙述过，这里我们就分析其他的罪状。
（A）托洛茨基与被告们的“联系”
根据起诉书及被告们的“供词”。关于被告们与托洛茨基的“联系”，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一）经过谢多夫与斯米尔诺夫及哥尔茨曼发生“联系”，在哥本哈根直接与哥尔茨曼会面；（二）经过谢多夫与德赖采尔发生直接通信关系，（三）和别尔曼-尤林及弗里茨-达维德发生“联系”；（四）经过谢多夫和奥尔伯格发生“关系”；（五）莫·卢里耶从路特·费舍及马斯洛夫处得到托氏训令。
这里我们用不着将这些莫名其妙的人物（除斯米尔诺夫及哥尔茨曼以外）在法庭上关于托氏发生“联系”所供的供词一一加以叙述，读者只要看国际通信第十六卷三十九期就够了，我们只指出这些“联系”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第一，在哥本哈根和托氏会面的有别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前者供出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末（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到哥本哈根。他和托氏会面两次；后者供述他个人在哥本哈根从托氏得到训令，他们两者在供词中没有说出在哥本哈根和托氏会面是在托氏住处或是在别的地方，既没有街道的名称，又没有住宅或旅馆的门牌号数，也没有确定的会面的日期和时间，则这种“供词”之“真实性”也就可想而知。第二，这些被告既直接或间接得到托氏训令，那末在这些被告被捕时托氏亲笔写的或亲笔签字的训令一定会搜查出来，并经过法庭以科学方法鉴定笔迹，然后才能证实这种“联系”，可是审判中关于托氏的“训令”，完全是被告们的口述，而没有“训令”的原文，第三，这些被告之潜入苏联，其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奥尔伯格，他到苏联不止一次而且“用一伪造之洪都拉斯共和国之护照”，且能在高尔基城教育学院担任职务直至被逐（见通信三十九期一〇六二页）。这里令人大可寻味的，是这位用伪造的洪都拉斯共和国护照的被告，能够自由出入苏联次数之多，苏联的秘密警察对这个被告未免太宽容了，而且以一个美洲人的资格（不会说美国话的美洲人）居然能在教育学院担任职务，这种情形在苏联很难令人想象，除非他和秘密警察有联系。
和托氏的“联系”，说得比较确凿有据的是哥尔茨曼的供词，他能指出和托氏在哥本哈根会面的旅馆的名称，及确定的时间（见国际通信四十一期一□二〇页）。我们知道哥尔茨曼的供词曾引起法庭内其他被告的哄笑，因为他提出的证据，如他和托氏会面时所在的布利斯托里饭店早已于一九一七年时倒闭，由这里我们可以推想，哥尔茨曼在一九一七年以前曾到过哥本哈根，因此这个旅馆在他的记忆中还存在，但他在十几年以后不顾世事的变迁，而仍以为这旅馆还存在，结果他记忆中的存在反暴露出他的供词纯属伪造。
在尼古拉耶夫事件中，在恐怖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之间牵线的是“帝国主义国家”拉脱维亚的领事，在这次事件中牵线的不是外交官，而是被告的直接或间接得到托氏的“训令”，但这些联系一经分拆之后，即能令人明白有多少真实性了。
（B）“联合中心”问题
这里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联合中心”负责人的问题及这个中心何时产生及其行动等问题。
在控告书及判决文中说“托洛茨基派及季诺维也夫派实行联合，组织‘联合中心’，包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及巴卡耶夫（代表季派）及斯米尔诺夫，捷尔-瓦加尼扬，姆拉奇科夫斯基（代表托派，其实所谓代表托派的这三个人，只要看一看苏联党内过去斗争的历史就知道他们在一九二八年已与托氏脱离任何关系，现在说他们代表托派不过是因为他们过去接近托氏而已）”。
可是“联合中心”的负责人及人数，从各主要被告的口述看来很有出入，如姆拉奇科夫斯基说“这个中心包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罗明纳兹，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及其他人”，这里没有提到斯米尔诺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检查官维辛斯基问季诺维也夫：“你们的中心是否包括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和你自己？”季氏答“是”（见通信三十九期一〇五七页）。加米涅夫的供词则说：“这个恐怖中心包括如下的几个人；代表季派为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和我自己。代表托派为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同上一〇五九页）。除这些“负责人”之外，供出“联合中心”负责人的，在所有被告中只有赖因霍尔德一人，他肯定“托-季联合中心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及索柯里尼柯夫”（同上一〇六一页）。“联合中心”的“负责人”之一斯米尔诺夫在供词中则根本否认此“中心”之存在，而其他“负责人”如巴卡耶夫，捷尔-瓦加尼扬及叶夫多基莫夫关于这问题的供词又各个不同。
如果“联合中心”真实存在，而且有一定负责人，那末为什么连这些“负责人”的供词都彼此矛盾呢？为什么判决文不根据被告的供词，把“联合中心的”负责人确定为十人，而只确定为七人呢？为什么其余三个“负责人”，库克林，索柯里尼柯夫，罗明纳兹不出庭受审呢？这些问题是判决文中所不会解答的。
现在我们无妨进一步来分析“联合中心”假定存在，那末何时存在，如何活动等问题。照起诉书所说：“一九三二年末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组织联合中心”，这个“中心”存在了四年（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它的任务在对党的政治领袖实行恐怖主义的活动。现在我们看被告们对这一问题的供词。巴卡耶夫说：“一九三二年秋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被开除出党。这时就提到未来行动的问题。在当时巴卡耶夫，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库克林，斯卡诺夫，Deritser（德赖采尔）等人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暂时停止恐怖主义活动，到一九三四年秋季又才开始。”（见国际通信一期一一一一页）检查官维辛斯基问：“联合中心何时组织的？”季诺维也夫答：“一九三二年夏天。”（同上一〇七页）赖因霍尔德说：“我们的恐怖主义活动在一九三二年秋季与一九三三年夏季之间停顿了，因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因罗廷事件被捕”。由此看来：“联合中心”组织于一九三二年末。而他们的“恐怖主义活动”则在一九三二年秋季就停止了。
起诉书及判决文都说“联合中心”开始于一九三二年末，可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同年秋季（十月）就被押解出莫斯科，斯米尔诺夫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被逮捕，姆拉奇科夫斯基也不在莫斯科，那末从一九三二年秋季到一九三二年（按：原文为一九三二年，疑为一九三三年之笔误）夏天（在季、加二氏从流放地回来以前）这个“中心”事实上就不存在。但是德赖采尔竟说他在一九三三年春天得到“联合中心关于加强反对苏联党的领导的指令”，这就是说在这个中心停止它的活动时，他还得到这个中心的指令！
我们且丢开这些不说，单就巴卡耶夫的供词看，“联合中心”同时组织同时停顿之后，又于“一九三四年秋天恢复”（这样说不是偶然的，这是为了“承认”暗杀基洛夫的事件），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那末“联合中心”的存在只有两三个月，因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起，就被囚禁在监狱内，所谓“联合中心”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在莫斯科，那末起诉者所说恐怖活动直到一九三六年，这不是说，这些被告是在监狱内实行他们的恐怖活动吗？
“联合中心”既有“组织”既有“活动”，那末它必然有会议，必然有确定活动步骤的决议，可是翻遍了国际通信关于这次审判案的起诉书，供词，只能找出有四次会议：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在伊林斯基乡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别墅内，到会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卡列夫和巴卡耶夫（这是由斯米尔诺夫口中说出的，只说一九三二年，而没有说是那一个月那一天）。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在伊林斯基乡间别墅举行了一次季派的会议，有我及季诺维也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库克林，卡列夫”（加米涅夫的供词）。一次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天，在伊林斯基开会，到会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卡列夫”（季诺维也夫的供词）。一次是“在一九三二（按：原文如此，疑为三三年）年夏天，姆拉奇科夫斯基回到莫斯科时，在车上举行一次会议，有叶夫多基莫夫，姆拉奇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捷尔-瓦加尼扬在场”（叶夫多基莫夫的供词）（以上供词引自国际通信三十九期一〇五八，一〇五九页，四十一期一一〇三页）。
前三次会议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期间（八月，秋天）举行，出席的人完全是季派的分子，另一次则是过去托派分子（除叶夫多基莫夫以外）的会议，但这次会议，斯米尔诺夫坚决加以否认，同时叶夫多基莫夫在秋天参加季派的会议，也未曾提到，而且当然不能说这次会议，就是“联合中心”的会议，因为“联合中心”组织于“一九三二年末”。前三次会议如果真是举行过的话，那末它们并不是，也不能是“联合中心”的会议，因为它们只是一派的会议。但检查官维辛斯基为要坐实斯米尔诺夫的罪状，他问季诺维也夫道：“你个人从斯米尔诺夫听到任何的提议吗？”季诺维也夫答道：“我个人和他谈过两三次话。”这就是说在恐怖主义活动整个期间“联合中心”的两个主要人物只“谈过两三次话”，至于在“中心”中共同工作，共同参加会议，在被告们的供词中却没有提到半句话！
那末这样的“联合中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C）暗杀问题
起诉书说：“创立联合的主要条件为两派承认以个人恐怖对付党和政府领袖这一事实。为达到这一目的，联合中心组织恐怖主义团体，实际准备谋杀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又说：“各个恐怖团体，都在联合中心总的领导之下工作，它们进行暗杀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联合中心”组织了几个恐怖团体，怎样领导他们，他们与“领导的组织”怎样发生联系？这些问题读者只要仔细地周密地研究莫斯科所公布的审判经过，就可以得到解答，我们只就起诉者所控告的“谋杀事件”加以分析。起诉书列出“恐怖团体”所要谋杀的党政领袖有七人之多，但是由被告们的“口供”来看，所要谋杀的只有五个人，至于谋杀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的企图，简直找不出一点痕迹，但这并不妨碍起诉书多多列出一些人名，以加重这些被告的罪名。
那末对斯大林等五人的谋杀，真实情形又是怎样呢？首先从谋杀斯大林的事件说，季派的分子巴卡耶夫在法庭上陈述：“一九三四年十月，在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领导之下，在莫斯科准备了谋杀斯大林生命的企图，这企图已经失败了，”在什么条件之下，在那一种场合去谋杀斯大林，这“企图”又因何原因而失败，被告没有说到，检查官也没有质问，这大概是因为失败的企图，没有必要详细加以拷问。
其次就是别尔曼-尤林，弗里茨-达维德对斯大林的谋杀，因为在这两个可疑的人物的“口供”中说得比较详细，因此我们应当详细地考察其经过及结果。别尔曼-尤林和弗里茨-达维德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莫斯科，后就决定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扩大会议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谋杀斯大林。这次谋杀并没有成功，因为据别尔曼-尤林说，“弗里茨-达维德要替别尔曼-尤林（由他去枪杀斯大林）找扩大会的入场券，但是在大会前夕没有可能替他取得入场券”，于是这“计划就失败了”。而弗里茨-达维德则供说，“这些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斯大林没有出席第十三次扩大会”，不管这两个人的“供词”怎样矛盾，这是说明了既没有入场券，斯大林又没有出席，则这“计划”当然是落空了。但是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并不因这次失败而消沉。“他们两人共同筹划谋杀斯大林的第二次具体计划”，即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谋杀斯大林。这里就有一疑问：在他们做“两次具体计划”的时候他们是否准知第七次大会不久就要召集？事实上在一九二八年召集了第六次大会后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已经过了五年多，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又并没有宣告七次大会召集的时期，那末他们等到什么时候呢？他们等了一年，等了两年终于等到了。七次大会在停开七年（一九二八—三五）以后算是召集了。他们等了这样长时期，最低限度应有很好的准备，可是别尔曼-尤林说：“在大会开会前，达维德告诉我，他不能替他找到入场券，不过他自己可以到大会。于是我们商定由他下手，过了几天我遇见达维德，他对我说他不能够实行这个行动。他坐在一个包厢里，那里人很多他不能开枪。”达维德也说，他“不能实行恐怖行动因为他坐的地方并不靠近斯大林”。他们以后的被捕，是不是因为计划泄露，或格别乌发见了他们的计划，或者是他们自己向格别乌自首的，这都不得而知。
其次就是奥尔伯格进行谋杀斯大林的恐怖行动，奥尔伯格也和尤林及达维德两人一样，从托洛茨基“得到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奥尔伯格能自由出入苏联三次之多，而且能在高尔基城教育学院担任职务，这令人觉得好像苏联并没有格别乌，即有，其组织也是很松懈似的。奥尔伯格在供词中，除了侃侃而谈托洛茨基及德国托派与德国秘密警察“勾结”，以及花了一三，〇〇〇捷币（这与拉脱维亚领事的五千卢布有同样价值吧？）购得洪都拉斯的护照作为“物证”之外，并没有说到他要在什么场合，怎样去谋刺斯大林。而检查官维辛斯基也不就这些问题详细审问，却只问奥尔伯格：“什么事阻碍了这计划的实行？”奥尔伯格答道：“因被捕。”奥尔伯格既被捕，那末和奥尔伯格“同谋的人”，或者把奥尔伯格引进教育学院任职的教育学院负责人，也应当同时加以逮捕，但是教育学院的负责人既未被捕，也未出庭受审或作证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把谋杀斯大林的事交代过后，现在进而考察纳·卢里耶及莫·卢里耶对伏罗希洛夫及其他的人所进行的恐怖行动。纳·卢里耶的“供词”中说，他于一九三二年四月到莫斯科，即和他在德国认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康斯坦特，利普希茨二人共同进行恐怖活动，康斯坦特介绍他与弗朗兹·韦茨（据判决书说，韦茨是现在德国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之亲信）认识，共同准备暗杀斯大林。“在一九三二年八月，弗朗兹·韦茨告诉卢里耶，现在有一个谋杀国际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机会”，“在一个长时期内，纳·卢里耶的恐怖团体，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乘他驱车出外时，在街上狙击他。”（见共产国际通信三九期一〇六三页）。“一九三三年七月纳·卢里耶以外科医生资格去到车里亚宾斯克工作，在那里他并不停止恐怖主义活动……他向法庭陈述他得知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要到车里亚宾斯克，他图谋在建筑场暗杀他们”（判决书说这是一九三四年事）。一九三六年一月纳·卢里耶离开车里亚宾斯克去到列宁格勒，“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一日纳·卢里耶衔莫·卢里耶之命，并经其事先同意曾图谋在列宁格勒五一纪念游行时，暗杀日丹诺夫”（见判决案书）。
但这里我们所不解的，第一在莫斯科“图谋暗杀伏罗希洛夫的”一共有三个凶犯，为什么只有纳·卢里耶被捕和出席法庭，而康斯坦特，利普希茨没有被捕，没有出庭受审？第二弗朗兹·韦茨是德国密探Himmler之亲信，在一九三二年希特勒还没有上台，德国密探就存在吗？第三在Weitz未离莫斯科前（判决书说他于一九三二年冬离莫）和纳·卢里耶“共同准备暗杀斯大林”曾演过什么事实？第四在预审的时候纳·卢里耶说在莫斯科图谋暗杀是“从一九三二年秋至一九三三年末”。在审问的时候，他叙述他已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去到车里亚宾斯克。如果纳·卢里耶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到车里亚宾斯克，那我们要问他怎么够能在莫斯科准备谋杀直到一九三三年末？为消灭这个破绽，纳·卢里耶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花样：“我们从事暗杀伏罗希洛夫，是从一九三二年九月到一九三三年春”。究竟是到一九三三年春呢还是到一九三三年末？法庭对这个矛盾却默而不言！第五在这样长的期间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而“暗杀工作”的进行从审判时庭长和纳·卢里耶的对话看来，又是那么可笑；纳·卢里耶没有供出，而庭长也不问用手枪对付伏罗希洛夫是在一九三二年或三三年哪一月哪一日。而所谓“暗杀”不成功是因为伏罗希洛夫车子走得很快，无法射击，这显然不是射而不中，而是根本没有放枪。这次“狙击失败”以后，纳·卢里耶的供词说他们准备用炸弹攻击，可是炸弹从何而来，什么时候又“乘伏罗希洛夫驱车出外时”予以轰炸，又都没有下文。第六纳·卢里耶去到车里亚宾斯克等待卡冈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企图在那里暗杀他们。但无论是卡冈诺维奇，还是奥尔忠尼启则都没有到车里亚宾斯克去，纳·卢里耶在那里没有碰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自然任何的谋杀都没有实行。第七纳·卢里耶在车里亚宾斯克停了两年半，没有结果地等待卡冈诺维奇或奥尔忠尼启则。但是俗话说“你不来就我，我就去就你”，纳·卢里耶就去到列宁格勒。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他经过莫斯科时，莫·卢里耶要他“在五一示威游行时枪击日丹诺夫”（为什么一定要暗杀日丹诺夫是无从理解的）。纳·卢里耶在这次又为什么不能暗杀日丹诺夫呢？他的供词说：“我们距离太远”！纳·卢里耶是否因实行暗杀而当场被捕？不是。那末他怎么被捕呢？这除了斯大林，维辛斯基以及格别乌以外，只有天知道。
纳·卢里耶的“同谋犯”及其“指导者”莫·卢里耶的供词，像上面一样一经分拆之后，就可以知道格别乌准备好的这些无名的配角，究竟演的是怎么一套把戏！
从共产国际通信第四十一期（见一一〇五页）看来，“图谋暗杀”伏罗希洛夫的另外还有一些，即“在德赖采尔领导下的组织的恐怖团体”，内中有内战时期著名的军事工作人员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但是起诉书没有引出任何证据。无论是施密特，库兹米切夫或其他“执行恐怖活动”的军事犯——伊斯特曼，加耶夫斯基都不曾出庭受审。有三个被告提到施密特，库兹米切夫的“恐怖”活动。赖因霍尔德说：“我从姆拉奇科夫斯基及德赖采尔口中，知道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组织了一个托洛茨基派军事工作人员的团体，有红军旅团长施密特，军团参谋长库兹米切夫以及其他许多（！）我不知道他们姓名的人”。姆拉奇科夫斯基说：“在一九三四年中。德赖采尔告诉我，他已经组织了暗杀伏罗希洛夫的一个团体，施密特已准备去实行。”而德赖采尔自己的供词则说：“为实行恐怖行动起见，我补充了伊斯特曼及加耶夫斯基两人，而在一九三五年加增了施密特和库兹米切夫，后者实行了暗杀伏罗希洛夫。”由三个被告的供词看来，就有三中说法，而三种说法又都彼此矛盾：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
把上面全部分析综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联合中心”案的审判，无论是起诉书，无论是被告们的“口供”，无论是判决书所指出的一切罪状，彻头彻尾都是虚构！
二所谓“平行中心”案之审判
“联合中心”案判决，被告十六人被枪决，（十六人的秘密枪决，其中有几个为格别乌所排就的剧本中之配角如别尔曼-尤林，奥尔伯格，纳·卢里耶，莫·卢里耶等是否被枪决，或者秘密释放，或者仍杀之以灭其口，这只有斯大林知道）之后，五个月又举行了“平行中心”案的审判。所谓“平行中心”据说是“为留后备以防该（联合）中心被破获”，那末这显然是说“平行中心”虽于“一九三三年组织”但它并没有活动，它留待“联合中心被破获后”继起工作，则这样的“中心”与其叫做“平行中心”，不如替斯大林发明一个新名词叫做“后备中心”较为妥当，而且也可以遮盖格别乌所排就的剧本中的某些矛盾，“平行中心”既是“联合中心”的“后备”，那末“平行中心”的主要工作无疑是“联合中心”所实行的工作——恐怖活动了，但是成为季诺维也夫等十六人审判之主要罪状的恐怖活动，却代之以托洛茨基与希特勒的“联盟”。被告们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获得政权，而是为“破坏苏联军事力量，促进武力进攻苏联，援助外国侵略者占领苏联土地，瓜分苏联，推翻苏维埃政权，复辟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在苏联之统治”。
怎样去解释两次审判之间这种矛盾呢？原告们的答复很简单，他们说季诺维也夫等被告“欺骗”了法庭，把自己的主要罪行隐蔽了。在几次审判的进行中并不需要任何物证，只要被告们“自承有罪”，他们一“承认有罪”就被枪决，而以后又说他们的承认为不真实。每一次新的审判都把以前的推翻，例如最先认为暗杀基洛夫的凶手是尼古拉耶夫，但尼古拉耶夫等处死之后，在“联合中心”案审判时，却说尼古拉耶夫和他的十三个同谋犯隐藏了真正的凶手，并逼令季诺维也夫等招认是暗杀基洛夫的主犯，在皮达可夫，拉狄克等审判时，又说“联合中心”隐瞒了自己的主要罪行。我们假定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隐瞒了自己和希特勒的关系，那末为什么承认自己和“盖世太保”的联系，而滔滔不绝地说出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联合中心”之一切犯罪行为的奥尔伯格，对这问题一句话也不说呢？为什么在“联合中心”案审判时，拉狄克，皮达可夫等无数的人都被牵连到，但不让他们出庭指证呢？把每一次审判和以后的审判比较，就可以知道这些审判之真实性。我们可以说“平行中心”案否定了“联合中心”案，而“联合中心”案又预示着“平行中心”案之虚构。
现在我们就控告书所控告的“平行中心”之罪状，一一加以检讨。
（A）“平行中心”与托洛茨基
为补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案所遭受的失败，格别乌决定创造“平行中心”。控告书说“平行中心”组织于一九三三年，其领导人为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及谢列布里亚科夫，但这种说法与被告的供词就有矛盾。皮达可夫说，他从加米涅夫处知道他被任命为后备中心的一分子，是在一九三二年秋季。加米涅夫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已被押解出莫斯科，那末他和皮达可夫会面只能在十月以前，而后备中心必然要在主要中心（联合中心）创立（一九三二年末）以后。拉狄克则说“平行中心”创立于一九三三年，谢列布里亚科夫说，他从姆拉奇科夫斯基那里知道他于一九三二年被任命为后备中心的一分子，他在一九三三年和皮达可夫见过一次面。索柯里尼柯夫只是到一九三五年中才参加“中心”的工作。尤其是索柯里尼柯夫，如果把两次审判作一对照，人们一定怀疑他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在联合中心案中他是联合中心的一分子，而在平行中心他是一个不积极的分子。总之在莫斯科审判中没有两种说法不是彼此矛盾的。
关于“平行中心”与托洛茨基关系问题，控告书说“被告皮达可夫，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谢列布里亚科夫曾受托洛茨基之命于一九三三年组织一平行中心”。他们何时接到托洛茨基之命？是不是指拉狄克所供称的“于一九三二年（何月何日）曾受托氏来函”，那末为什么拉狄克不直接说托氏来函命其与其他被告组织平行中心，而只说：“其中邀他重行积极斗争”呢？谁为拉，托氏两人传递书信呢？证人（为什么是证人而不是被告？）罗姆。证人“罗姆屡为拉，托两人传递书信，因他是苏联报纸驻外记者，可时时借公务名义出国。所带函件大都藏在书背装订中”。罗姆既是驻外记者，那他因职务关系必然不能常常回国，但我们就相信他是“借公务名义可时时回国和出国”，那末他历来传递的信件，是亲手交给托洛茨基的？还是出国后邮寄的？这些在审判中是不会追问下去的，因为这容易露出伪造的马脚。
但是我们能否认“一九三三年罗姆在巴黎亲遇托洛茨基，托氏当亲手授函令转授拉狄克”吗？罗姆不是指出会面的地点是在布洛森林内，时间是在一九三三年七月底吗？但不幸这次“会见”和哥尔茨曼在哥本哈根会见托洛茨基是一样的荒谬。为什么不说出确定的日期和时间，而只说“七月底”呢？这是因为格别乌从报上知道托洛茨基于七月廿四日到法国，因此格别乌只能大概地规定罗姆和托洛茨基于七月底在巴黎会面。
过了两年半（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反苏托派平行中心分子……则完成该人民公敌托某之训令……此项训令系屡次由拉狄克及皮达可夫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奥斯陆附近与该人民公敌托某会晤时亲手收到”。这是说平行中心分子直接与托氏会晤。并亲手收到托氏的训令。在两年半中，有没有不由直接会晤，而由传递的信呢，当然是有的，否则便不能填平两年半内两方面的关系之空隙。据拉氏供称“他曾接得托洛茨基来函三通，一九三四年四月第一函……”拉氏未供出第二函第三函接到的时间，但由“他于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与某外国代表谈判，即已采取卖国路线，因此此次企图表明他之不能接受托氏最后一函。即属说谎”看来则三函当于同年内接到。这三封信是不是由罗姆同年内回国三次出国三次所传递，或者是由其他的方法，这又使我们的研究人茫然了。不错，这些信应当是有力的物证，不管用什么方法收到，可是在人们要看真凭实据时，这些信却早被拉狄克烧掉了，拉狄克只好在几年后的审判中整篇地背诵出来！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历史上一切没有真凭实据的冤狱都是如此。格别乌知道用罗姆那样的人，及被烧了的信是很难取信于人，因此必须建立“平行中心分子”与托洛茨基的直接关系，于是皮达可夫坐飞机到奥斯陆的神话就被创造出来。
我们在审判中，简直找不出所谓“屡次由拉狄克及皮达可夫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奥斯陆附近与该人民公敌托某会晤”的证据是有多少次。是不是拉狄克与皮达可夫一道去，或者是先后去？我们所看到的，只有皮达可夫去的供词说，他曾到奥斯陆去。关于时间及会晤地，检查官的质问是大约在什么时候，大约在什么地方。皮达可夫的回答也是大约在哪一天，大约在奥斯陆附近，单就这些质问与答复已经够玩味了。在未看见托洛茨基的居亭主人及挪威当局的声明以前，人们对于皮达可夫坐飞机到奥斯陆（挪威首都）的事还可以半信半疑，但见到挪威当局声明“在十二月并没有一架外国飞机飞到奥斯陆”以后。人们已经没有丝毫怀疑的余地了，这声明把格别乌的伪造完全戳穿了。
托洛茨基在美国刊物上关于拉狄克，皮达可夫审判案发表了几篇文章，论到“为什么格别乌要选择挪威”，他说“人们可以反问：如果不能把皮达可夫和我的会晤，延到一九三六年夏天，那末可以把这次会晤向后推，推到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在法国会晤，因为那里飞行交通更为发达。但是，不，法国不相宜。……审判的最实际最直接的任务是要达到把我遣送出挪威：不是合法的移交（这就需要在挪威进行法律诉讼手续，但这对于格别乌是不可能的）而是简单的遣送——到什么地方去呢？——到格别乌的怀抱里”（因为那时莫斯科不曾预见墨西哥政府会容许托洛茨基到那里去寄居）。其次论到“格别乌为什么要选择十二月”？他说：“为什么格别乌对于皮达可夫乘飞机到奥斯陆却选择了对于飞行极不相宜的十二月呢？这不难找到解释。我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到挪威，并且整个夏天都在病中。关于这点格别乌自然是得到消息的……在十月我在奥斯陆医院内住了六星期：这事实格别乌一定从报上知道，这样无论是十月或十一月对于皮达可夫的飞行都不合适。在我出院后，照格别乌的计算，我一定能进行阴谋的活动，会晤，谈话。固然挪威的十二月不宜于飞行。那末不可以等到一九三六年的春天吗？但那时皮达可夫在‘斯达汉诺夫’年正紧张时要展开破坏工作就完全没有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格别乌确是郑重其事地深思地拿着日历在手中翻检，认为十二月是这一年中最适宜的一月。如果在这一月中并没有一架外国飞机飞到奥斯陆，那这不是格别乌的过失。”
格别乌显然是失算了，企图把“平行”中心分子和托洛茨基的“直接关系”弄得千真万确，结果是弄成这样可笑的大失败。那末在这样完全捏造的大前提之下，其余的罪名还能有半分可信吗？但为了更明了这次审判的真相起见，我们还无妨把其余的罪名也加以讨论。
（B）所谓“复辟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在苏联的统治”
在“莫斯科中心”案审判时，所控的罪名是“复辟资本主义”，在“联合中心”案审判时，罪名又一变而为“实行恐怖以取得政权”，而“复辟资本主义”的话在起诉书，口供，判决文中简直找不出一点痕迹。现在在“平行中心”案审判时，又控以“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但这个罪名不是“莫斯科中心”罪名之简单的复活，它还进一步恢复“资产阶级在苏联之统治”，为达到这一目的，其所采取的方法已不同于以前单是恐怖活动，它还要实行“颠覆苏联军事力量促进对苏联武力进攻，援助外国侵略者占领土地，瓜分苏联，推翻苏维埃政权”。如何去实现呢？即“此中心通过索柯里尼柯夫及拉狄克与某某数国代表建立关系，其目的为准备联合进攻苏联”，这里所谓某某数国当然是指日德帝国主义，而“建立关系”据说是在一九三四年，为什么不是在一九三二年？因为那时候希特勒还没有上台。那末为什么不在一九三三年呢？因为希特勒刚上台，而且第三国际和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很快就要垮台，但在希特勒上台后，却大刀阔斧地消灭国内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一切组织，并以反苏联先锋自居，这时候，就吓呆了昨天还预言希特勒迅速垮台的斯大林，但在一九三四年德日同盟还没有形成，要把勾结德日帝国主义的罪名加到“联合中心”头上，这是不可能的，这罪名只有由“平行中心”来承担，为要加重“平行中心”这一罪名，又必须在德日同盟未形成以前，似乎还是“平行中心”的分子替日德帝国主义拉的线。为什么“在莫斯科与外国代表谈判”的只有索柯里尼柯夫和拉狄克两人呢？这是因为前者在当时是外交人民委员会次长，后者是真理报主笔，有和外国人接近的可能。除了一九三四年“在莫斯科与某外国代表谈判”以外，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又曾做过几次谈判呢？我们不知道。谈判中允许“以大批政治经济特权及领土让与各该国”，在什么时候呢？在“取得政权之后”！这样说，人们是无从反驳的，因为“以大批政治经济特权及领土让与各该国”，的确非有政权在手不可，比如中东铁路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只能说是莫斯科政府，总不能说是索柯里尼柯夫，拉狄克。“托派平行中心”“以政治的经济的及领土的让与权付诸德国及日本，甚至割乌克兰与德国，海滨边疆区及阿穆尔州与日本”，那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战争并未发生，苏联并未战败，托洛茨基并未取得政权。
此外为“恢复苏联领土内之资本主义关系”，“取消国营农场，解散集体农场，放弃国家工业政策”，但也须在“取得政权后”！
托洛茨基“取得政权后”是否像斯大林一样出卖中东路，并实现上述的一切罪名，这只有让未来的事变去证验，不过我们从托洛茨基过去现在所发表的一切文件所看来，则知道这一些罪名都是无耻的诬蔑，为使这诬蔑能自圆其说起见，不能不说托洛茨基要“在取得政权后”去实行领土的割让，特权的让与等等。
在起诉书中，关于“工业方面，特别国际重要企业方面，以及铁道方面之破坏工作”说得很严重，但是据一月廿九日莫斯科电说“命各专家提出报告，据称各该铁路机车损坏，与各工厂爆炸情事均甚轻微”这是什么原故呢？同一电文紧接着说：“此乃各被告对于破坏工作敷衍了事所致”，这就是说“破坏工作”根本没有这回事，有意做破坏工作的人怎么对工作敷衍了事？
至于所谓间谍工作，凡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各帝国主义积极备战以及德日帝国主义疯狂地对苏联挑衅的时候，它们在苏联进行间谍活动是必然的，而且会收买苏联的官僚。但要把这罪名加在“平行中心”头上就必须有切实的证据，但我们对于审判过程中所知道的，就是：“库兹巴斯（Kuzbass）煤矿所聘德籍工程师史坦当庭供述惊人证词，据称：在苏俄工作之德籍工程师多人，曾运动其加入破坏及间谍之阴谋，且语彼曰，‘汝在此系为德国工作，并非协助布尔什维克党人’，以激动其爱国心理”，这我们可以相信是真实的，因为德国人在苏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替希特勒作间谍工作，一部分不满于德国而逃避到苏联来的。史坦所说的“德籍工程师多人”即属于前一类，为了苏联本身的利益对这一类分子必须加以逮捕，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侦查官企图将去年十一月以来被捕之德侨三十五名，牵入本案之中”（见一月二十六日路透社电）。至于判决文所谓“被告舍斯托夫及斯特罗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关代表……勾结，而教授与彼等库兹涅茨克煤田采煤，及化学工业方面之秘密情报，被告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及图罗夫，则将关于苏联铁道之技术情形，及动员准备，以及关于军队运输之绝对秘密消息，经常供给日本情报机关代表X君”，那末我们要问在审判中德日情报机关代表是否出庭对质？发觉了什么真凭实据？
（C）暗杀莫洛托夫
我们知道在“联合中心”审判时，起诉书判决书所列的“恐怖主义者”所要谋杀的党国要人名单中，并没有莫洛托夫的名字，在“平行中心案”审判时才把莫洛托夫的名字列进去，在这一次虽然也说到“反苏托派中心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及其他苏联城市组织恐怖团体多个，实行准备暗杀党政领袖”，但除了说到谋杀莫洛托夫的经过以外，关于谋杀斯大林等的事实，并没有提到。莫洛托夫为什么在这次审判中才列入被“恐怖主义者”图谋暗杀的党政领袖之列，这是叫人不能解释的。暗杀莫洛托夫的“事实”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当莫洛托夫往库兹涅茨克（Kuznetsk）煤田时，舍斯托夫受穆拉洛夫之命，曾企图实行暗杀莫洛托夫。以此为目的，他曾派当地托派恐怖团员之一阿诺德设法使莫氏所乘汽车出险”（见判决文）。但是一月廿六日路透社电则说：“阿氏复供认一九三三年，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视察乌拉尔各矿时，彼曾充任其汽车司机，曾承认当时彼本拟使汽车堕于崖石之下，以杀莫氏，但至最后一分钟，忽觉神经错乱，遂未实行。”究竟是一九三四年还是一九三三年？为什么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联合中心案”审判时关于谋杀莫洛托夫的事不曾提起？阿诺德实行这个谋杀，他的武器不是手枪而是汽车，他要使汽车出险，为什么在最后一分钟忽觉神经错乱遂未实行？神经错乱，只有使汽车更有出险可能，为什么反而未出险？阿诺德是谋杀莫洛托夫的唯一的“积极的”恐怖主义者，为什么在判决时反而只判处十年监禁。
把“平行中心”的“罪状”详细检讨之后，我们可以明了这完全是“莫须有”的事。
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自从投降斯大林后，就已成为斯氏最信赖的工具了，而事实上拉，皮二人在能力及才干上讲来，都比斯大林的嫡系高明得多，而且也比他们卖力，那末斯大林为什么还不能容纳他们？这是因为斯大林在季诺维也夫审判案中遭受极大失败，不能不设法来补救，但要找寻过去较著名的托洛茨基者而现在仍反对斯大林的人已不可得，于是只好拿他们来牺牲。
拉狄克之得免于死是因为“拉氏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廿二日侦查审判时，曾否认一切罪状，即至索柯里尼柯夫供出他之犯罪事实与其对质时，仍毫不承认”。索柯里尼柯夫是“联合中心”一分子，又是“平行中心”领导分子，他之得免于一死是因为“未直接参加组织及执行破坏，间谍及恐怖活动”么？国民社二月二日消息说，“每日导报探悉拉狄克与索柯里尼柯夫或须根据新证据与布哈林及李可夫等（托洛茨基派）同受审问”，这种说法还比较可信。
几次审判及无数人的被枪决，其后果是很明显的，即：斯大林的恐怖主义已经波及到他所凭籍的官僚层了。最近苏联所发生的事情，如前任邮务委员，即前任政治警察局局长亚戈达被捕，以及政治警察局人员三百余人被捕，就可以证明苏联官僚层内在的危机。苏联的党狱将沿着过去的路线继续发展下去，这是我们可以预见的。 |
第二章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第二章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莫斯科党狱无疑地有它的客观原因，这原因存在于苏联的国外和国内：
一国外的原因
第一，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期间内各国革命之相继失败，使苏联领导层加紧地从世界革命的策动转向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苏联领导层的这一转向由闭门埋头于五年计划的实施与第三国际大会之延期召集两件事，明显地表现出来，一九二七年以后至一九三三年期间，苏联埋头于国内经济建设而且获得了相当伟大的成功，但这无疑是在外部困难减轻的条件之下所造成的，这种困难的减轻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恐慌的浪潮袭击着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陷于自救不暇的地步；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无产阶级，尤其是西欧无产阶级虽经过一度失败，但并未消竭他们的全部力量，反而随着时间的进展很快恢复了他们的力量（最显著的如德国），这无形中减轻了苏联外在的危机。基于这同一的原因，苏联领导层在这一时期内虽不侧重对世界革命的领导与策动，但在表面上对世界革命并没有根本放弃。
一九三三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不战而降，希特勒之走上政权，并迅速根绝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之一切组织，希特勒之标明反对共产主义为其历史的使命——这些事实就加剧了苏联外在的危机，同时也成了苏联国外政策转变的关键。苏联确定了它的和平政策，开始向国外去寻找和平的朋友，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欧洲仆仆风尘地奔走，和各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其中最大的成就要推“法苏协定”。苏联得到了这些成功之后，他的和平政策又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经和平的朋友法国的怂恿与介绍，加入了国际联盟，干部派此时对国际联盟的态度即一反其旧，他们以不把国际联盟视为强盗分赃机关，而是视为和平的工具，因为（借用金则人君在世界知识第四卷六号国际联盟再评价一文的话）“情势发展到现在，战争的危机已经深化了，战神又降临了，国际联盟便随着这情势的发展而起了质的变化，”这证诸苏联干部派首领斯大林的话，也是如此。斯大林和霍华德（Howard）谈话（见一九三六年三月初中国各报译载）提到国际联盟时说道：“和平的朋友们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以舆论的力量做后盾，并且他们还可以自由运用一切和平的工具例如国联。这是和平的朋友们的一种财产。”
可是，在意阿战争中，在中日问题中，以及在西班牙残酷的内战中，和平的朋友是在和和平敌人竞赛“公开地工作”，还是在“鬼鬼祟祟地工作”，国际联盟在这些事变中是否成了和平的工具，历来的事实已经明白答复了。斯大林老老实实地替和平的朋友们吹嘘，和平的朋友们却欺骗了斯大林。这种情形恐怕是为苏联领导者所始料不及的。至于今后国际联盟是否因苏联之继续支持而变成“真正和平的机构，”主要还不在于苏联而在于和平的朋友们是否有“诚意”。但就既有的事实看来，人们必然有这样的疑问：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不是替国际联盟披上了一件美丽的外衣，好让和平的朋友们躲在它下面去进行它们的不名誉的工作吗？？因此有人甚至怀疑到苏联苏联的和平政策能够减弱他的外在的危机。这种怀疑不仅存在于国外，而且存在于国内，尤其存在于受了几十年国际主义训练的老布尔什维克之间，这些人有可能利用国外政策的错误来指摘当局，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第二，苏联之加入国际联盟，同和平的朋友们恢复通常的外交关系，如苏美邦交之恢复，法苏协定之成立，英苏之谈判，而且还在各种协定中明确地规定各不干涉内政，不宣传共产主义的条文，以祛除和平的朋友们之疑虑。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和美联社社长霍华德谈话，曾郑重声明“我们从来没有（世界革命）这样的计划与意向”，“这都是误会的结果……是一种悲喜剧的误会”。斯大林向霍华德社长，同时也就是向和平的朋友们申说：“如果邻国都真实地巩固了自己，它们还会从苏联人民的主义中看出什么危害呢？”和平的朋友们虽然还是害怕苏联人民的主义中的“毒素”，他们不仅对其他各国而且对苏联还是在鬼鬼祟祟地工作，但在目前它们很信任苏联领袖的这种负责的声明，同时在某几方面正有赖于苏联的时候，它们愿意和苏联在国际联盟内共分椅席。但苏联领袖的“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计划与意向”这一负责声明，在国际工人当中将会得到怎样的一种印象？他们或者认为苏联最高领袖的话是一种“策略”，但既出最高领袖之口，当然不会是假的，那么他们希望工人的祖国帮组他们走上胜利之路，这种希望不是变成失望了么？由这种失望所发生的后果，不是服服帖帖在和平的朋友或和平敌人的支配之下，就是更加左倾，摆脱对苏联领袖的幻想，这是不可能的吗？这种情形必然会影响到苏联国内，造成对领导者政策的不满，其危险，在苏联领导者是看得很清楚的。
第三，反干部派的首领——托洛茨基被逐出国外之后，他还是不甘缄默，他对干部派的国内外政策还是不断地批评。尤其在德国希特勒因社会民主党及共产党无抵抗的投降，而获得政权后，他甚至宣告第三国际的死亡，进行建立以世界革命为旗帜的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的生长，对干部派有更大的威胁，于是两派由理论和政策之不可调和的批评斗争，最后演成了流血的决裂。
二国内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创造者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说：“我们的党依靠在两个阶级上，因此不巩固是可能的，并且在这两阶级中间如不能有一种融洽，则党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这几句话，一方面说明了苏联共产党内部斗争的根源，另一方面指出使这两个阶级中间有一种融洽是必要的，否则依靠在这两个阶级上的党不可避免的要倒台。但是融洽两阶级间的矛盾，却不是一件容易的，而是极艰难的任务。
列宁逝世后到现在已有十三四年，苏联领导层在施行第二次五年计划中曾向国内外宣称苏联“社会主义业已建设成功”，“阶级业已消灭”，这就是说苏联到现在已超出了苏联共产党所依靠的两个阶级的融洽范围之外了，阶级已根本不存在了，城市与乡村间的矛盾已经消灭了，人们已经得了能够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了。苏联现在所颁布的新宪法，其全部结构也夸大了这种情形。
那末在这样一个没有阶级，因之也没有矛盾，而且人们都能得到充分满足人类的需要的国度里，应当不会有不满的表现了。可是事实不然，苏联共产党差不多每年都从党内清除出去一大批不满份子，其人数之多，也着实令人惊异，这些不满的份子，据苏联报纸所载，其中有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所谓季诺维也夫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还有其他各色各样的份子。不满的份子既然有，而且不断的有，那末必然在政治和经济上，有不满的原因存在。
从苏联的实际情形看来，首先从政治方面说，苏联共产党及国家机关内没有批评的自由，所有的只是对领导层的一切政策歌颂，一有批评，就有各种反党的嫌疑，就被开除出党，撤消工作。我们且看一看纪德在他的从苏联归来一书中怎样叙述这种实际情形。他说：“这种批评……只在考究：这个或那个是合乎‘路线’，还是不合乎‘路线’？人们所讨论的不是路线本身。人们所讨论者，乃是要知道这件工作，这个行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于这个神圣路线。想将这批评推远一些的人，有祸了！在范围之内由你怎样批评都行，在范围之外则不允许的……”（亚东本三九页）。纪德的话，可以拿事实来证验，比如列宁全集，如果我们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拿各版作一详细对比，在内容上文字上可以摘出无数被改窜的地方，这是因为被改窜的地方与“神圣的路线”不相符。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初期的著作与以后的著作，在事实与人物的描写和叙述方面，就有很大的改变。高尔基所作的关于列宁回忆一文，曾自动加以“修正”，这些都是事实。至于政治制度之逐渐变动，如最近制定一切官位，勋章，头衔，恢复以大元帅为首领的官阶，禁止堕胎，取消十月革命关于新学制的法令等等，都是在政治方面造成不满的原因。
此外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差别也很显著，有的一年辛苦到头，一家人仅得温饱，有的除优裕的生活之外还有汽车有听差，有乡间及黑海边的华丽的避暑的别墅。在工资方面的相差更属骇人听闻，比如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十八日的真理报上，就有如下的记载：在矿山中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可以得到一千六百多卢布的工资，非斯达汉诺夫的矿工则得到四百至五百卢布。那些做辅助工作的工人如果是斯达汉诺夫运动者，可以得到四百卢布，否则只能得到一百七十卢布。纺织工人属于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可得五百卢布以上的工资，非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工人，只得一百五十卢布或不到此数。至于工程师与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总在八十倍以至一百倍。还可以享受到种种特权：如休养所及疗养院替他们特别留好位置，他们的小孩可以放在幼稚园，他们及他们的家族有在家免费上课的权利，无论昼夜都有免费看病的权利。此种物质生活，与工资的差异，最容易使人看出彼此中间的不平等，因而引起普通工人的嫉恨，在工厂中常常发生反对斯达汉诺夫运动者的事，有时甚至演成流血的冲突，这种现象在苏联报纸中就可经常看到。
在苏联采取了计件工资制以后，发生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这运动在苏联当局看来能大大地提高苏联的劳动生产力，在苏联经济建设中有很大的意义，但为什么这运动不发生于以前而发生于一九三五年呢？莫洛托夫在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上询问每一个演讲者，然后他发现“在许多地方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之所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直接动力，只为要想增加他们的工资”（见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真理报）。他们“为想增加他们的工资”，而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力当然是在苏联当局采行了计件工资制度，取消粮食券，卢布成为商品之普遍的等价物以后。但计件工资制度虽然鼓励着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力，它却不能使每个工人都成为斯达汉诺夫运动者。这原因就是劳动强度之延续，须视各人的体力之强弱。于是计件工资制度有可能在体力强健的与体力衰弱的工人之间，在青年工人与老年工人之间，即是说在工人队伍中造成一种深刻的分化。
上述的这些现象就是一切不满的根源。干部派为消灭这种不满就演出了苏联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流血惨剧。 |
第一章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王凡西）编译，亚东图书馆1937年版）
第一章苏联党狱的历史渊源
一九三六年八月与一九三七年一月，莫斯科举行了两次党狱大审判——第一次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的审判案，结果除在狱自杀者外被判处死刑者十六人，许多是共产党，苏联，红军与第三国际的创建元老；第二次是拉狄克，皮达科夫等的审判案，结果被判处徒刑及死刑者十七人，许多也是苏联的建国元勋。这两次党狱及其结果，已使世界感到震惊。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十余年来苏联党争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两次大党狱不是偶然发生的。
布尔什维克的党争，在一九一七年内战期间，已潜伏其芽，在托洛茨基所创立的红军，就有所谓军事反对派，其主要人物即斯大林，反对的对象即托洛茨基。内乱平定后，一九二二年列宁被刺受伤，不能亲与一切党政大事，他感到政府中党中官僚势力抬头的危险，并想到他不起后谁继他负责的问题，而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他又与当时声望极高的托洛茨基的意见相投，因此他显然表现出他信赖托氏的倾向。但这一来却使他的几个学生感到不安，于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三巨头就形成了联盟，其目的为准备继承列宁掌握党政大权，并反对托洛茨基。因而这时他们除过在党与政府机关中另作布置外，并造了许多托、列不睦的谣言，而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又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作为攻击武器。（参看托洛茨基自传）
一九二三年列宁仍病，这时党权已握在斯大林之手，而党内及政府内的官僚势力日趋高涨，对于任何批评的答复就是“拿出你的党证来”！因此于十二月间托洛茨基写了一封致党的会议的信，批评党制上的官僚化倾向，并说明党内民主之必要与道路。这信立刻遭到了斯大林在真理报的攻击，说党内并无腐败倾向，托氏的信的政治意义，在于把自己和列宁的名字并列，并想在党内结合一部分同志形成联盟。虽然如此，托氏的这封信却在苏联的此后党争中发生了极重大的作用：它成为左派反对派形成的基础，这反对派当时称为“莫斯科反对派”，或“一九二三年反对派”，“托洛茨基反对派”。
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宁去世，掌握政权的三巨头与托洛茨基的斗争更形激烈。这一年发生了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正面主张者是斯大林，反对者是托洛茨基，而季，加则站在托氏一方面。次年托氏的军权被解除；然在同年内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在列宁格勒的群众的压迫下，不满于党领袖的右倾，因与斯大林分裂，自成一新反对派，也叫做“列宁格勒反对派”，他们的反对对象是斯大林与布哈林。
一九二六年，季，加两氏发表联名宣言，承认莫斯科反对派在一九二三年提出的党内民主问题是对的，随即在一个政纲的基础上与老反对派合作，成立所谓“联合反对派”。这政纲曾提出了苏联速度工业化的方向，它虽被当局压制未得公开发表，但后来它却传布于全世界，成为后十余年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斗争纲领。联合反对派成立后，斯大林的干部派与反对派的斗争更形激烈，到一九二七年的联共第十五次党大会上发展到了极高峰。
对这次党大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与拉狄克等，提出了反对派的政纲，其中对于当时党内派别已有如下三种分析：
第一派是右派，其主要代表是李可夫，加里宁，斯米尔诺夫，托姆斯基等等。这派的势力在政府中与工会中。
第二是中派干部，其领袖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而布哈林动摇于中右派之间，这时则指导着中派。党的政治局完全在这一派手中。
第三是左翼反对派，其主要代表是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等，他们的主张是反对中右派，反对官僚主义。他们的势力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党员中与红军中。
当时的联共政治局不承认这种分派，说反对派的这个纲领是“分裂我们党的纲领”。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则完全符合了这个排列。
联合反对派也就在这次大会上分裂了。这大会在斯大林的指使下，解散反对派，开除它的全体党员，并压制他们的意见。这样反对派中便向大会提出了两个请求：一个是加米涅夫，巴卡耶夫，阿夫杰耶夫（代表季诺维也夫一派）提出的，表示服从大会的决议，不但退出反对派，并且放弃一切反对派的意见及保持这种意见的权力；一个是穆拉洛夫，斯米尔加，拉狄克与拉柯夫斯基（代表托洛茨基一派）提出的，表示服从大会的解散反对派的决议，但保持在党的纪律内保持并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两个文件上无有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的签名，因为他们在大会以前已被开除了。这两个请求书，表示了极不相同的态度，前者是完全投降了中央干部派，而后者则保持着革命家的立场。此后即各向不同的道路发展。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不久即恢复了党籍。
在这次大会以前一个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苏联最优秀的外交家越飞，因受不了斯大林的官僚压迫而自杀。他是三十年从事革命的老革命家，是苏联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任大使。同年托洛茨基被充军到阿拉木图，自此以后，他与他的一派便处于格柏乌的监视下。一九二八年又被逐出国外，到土耳其。而他这一派的人，除成万地充军到西伯利亚以外，有些则受不住长期压迫而投降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与斯米尓加等在一九二九年向斯大林呈递了悔过书，承认自己过去的一切是错误的，而斯大林则是对的。投降的主要理由，是五年计划中已采取了反对派的计划（在一九二六年左派反对派曾提出了加速工业化的计划，当时斯大林斥这种计划为“超工业化”，不加采用，而在五年计划初起时则实行他自制的计划。但斯大林未看到苏联工业化要求的强度，因此在五年计划一开始时，工业发展的速度远在他所规定的数字以上，于是他在一九二八年不得不转来采用反对派提出的计划中的数字，这样才完成了第一次五年计划。拉狄克等的投降即是根据于这个理由的）。托洛茨基说这三人的投降是政治的与道德的堕落，因为左派反对派对斯大林所斗争的是政纲是党制，而不是仅仅几个数字。到一九三三年拉柯夫斯基在多年的流放生活以后，也向斯大林投降了。
托洛茨基一派被驱逐流放或枪杀以后，斯大林的中派又与布哈林的右派分裂。原因是在此以前，中右派联合实行保护富农政策，到一九二八年富农势力甚强，藏匿粮食银币等，这是破坏经济组织的行为，因而斯大林突然放弃保护态度，而用武力强迫富农交出粮食等。但这时布哈林的右派仍旧主张保护富农，不同意的斯大林的左倾。以致发生了分裂。斯大林先撤销了布哈林的国际代表资格，即第三国际的主席的地位，又革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之职。还未到开除党籍的时候，布哈林即呈递了悔过书。于是右派反对派屈服于斯大林。自此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托姆斯基，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等——凡是苏联建国首五年的最高领袖们，都被斯大林压服，并得随意宰割。一九三二年秋，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第二次被开除；但次年初即又呈递了悔过书而恢复党籍。
季诺维也夫派及托洛茨基派中的坚强份子在西伯利亚过流放生活；而托洛茨基则在国外宣传他的主张。一九三四年他从土耳其移居法国，两年以后又被迫而迁到挪威，现在则已被迫到墨西哥。他随时批评斯大林的政策，第三国际的堕落，德国革命问题，法国西班牙革命问题等等。由于他的批评与指导，他这一派的势力现在已散布在世界各地。这样“托洛茨基主义”成了斯大林的更可怕的敌人。于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便由苏联而扩大为世界舞台的斗争。在一九二七年以前，第三国际的主席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力量还不能直接地完全地统治到各国共产党。但自季诺维也夫撤职以后，尤其是至布哈林被撤职（第三国际主席）以后，联共与第三国际，完全落在斯大林个人手中。这样，他除过在苏联内部不断清党以肃清托洛茨基派份子以外，又在各国的共产党内实行同样的肃清工作。到一九二九年底，第三国际首四次会议（列宁领导的）的参加者，即第三国际的创造者及其先锋，在各国都被开除出共产党了。直到现在，他所肃清的并不是什么托洛茨基派份子，而只是不同意于他的“路线”者。现在在苏联国内不断发生着大批逮捕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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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自一九二三年列宁病重时起到一九二七年反对派被全体开除时止，反对派与干部派所斗争的，都是政治问题和组织问题。前者所包括的有：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或工农政党；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罢工工人的统一战线还是与工贼的统一战线；特尔米多的危险……等问题，而其中影响最大并且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后者的问题，为党内民主问题。这两个问题的争论内容约略如下：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托洛茨基致党的会议的信中说道：民主主义与集中主义是党制的两方面，最好是能把两方面运用得很正确，这就是使其极端平衡。但现时党的自动精神已到了最小限度，而机关的集中注意则过分增长。因此，认为或至少感觉党的官僚主义之十分严重，差不多已成了普遍现象了。党的机关中必须有老年同志凭他们的政治经验去解决问题；但青年则是党的正确的风雨表，可以调剂党的官僚主义。老年同志与青年同志只有在党的民主制度中不断相互影响，才能保证老年先锋队成为革命的因素。在历史上老年先锋队之腐化是数见不鲜的事了。所以用官僚机关的办法，要青年背诵老年人的公式，是完全不够的；必须要青年拿着革命的公式去斗争，从血肉中改变他们，使他们自己有固有的意见与固有的态度，并养成为自己意见而斗争的勇气，在根本上赋之以自信与独立的品性。按着上级机关命令被动地服从，机械地抄袭与背诵，没有气节，拍马屁，升官发财的——这些人都从党中滚出去；布尔什维克不但是有纪律的人，而且是很活泼的，在某种场合下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人；不但是有勇气与独立精神去做反对敌人的斗争，而且在自己的组织内亦是如此。因此，党必须使同志们有毫无顾忌的批评自由权与组织自决权。机关官僚主义必然要产生党内小组织，这种小组织是党的民主的恶意讽刺画，并且是可怕的政治危险。
当时对于托氏的上述意见攻击得最凶猛的恰是斯大林。在托氏发表这信件之后，斯大林紧接着在真理报上答复道：他绝没有想到老布尔什维克没有腐化的危险，但这种危险还非现实的及已经存在的。如果我们党内有些份子有腐化的危险，这就是一部分孟雪维克混在我们党内，不自觉地还保留着机会主义者的习气（按此系暗骂托氏）。托洛茨基说老年同志已腐化，是企图削弱中央委员会的威权，是有利于反对派的一种进攻；说腐化的老先锋队与青年党员之间有相互对抗，是企图在老年党员与青年党员之间扩大裂痕，是企图削弱党的统一，而有利于反对派。可是事实上，老党员与青年党员是常在一条战线上，以与党内外的敌人斗争的，是一致的。（上引两方意见原文见苏俄党争文献，新生命书局出版）
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由斯大林首先提出。他认为：不管其余人类底进化如何，只要苏维埃政权不被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所推翻，在苏联一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共产党不相信在俄国有建立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可能，那党就没有权利夺取政权。因此，他认为以下三种思想都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不相容的：（一）否认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有永久存在之可能；（二）否认苏联有用它自己的力量在它的疆界内克服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矛盾之可能；（三）否认有建立一个闭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可能。（托著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三）
但托洛茨基以及某一时期的季诺维也夫与加米涅夫等则完全反对此意见。他们认为：苏联只是世界经济的一环，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它必然无法单独达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生产发达到甚高阶段的产物，这在一国中无法达到。因此要达到社会主义，必须世界至少是西欧无产阶级起来推翻了资本主义，使苏联的经济至少与西欧的经济合成一块。这就是说，需要世界革命。苏联的建国领袖们原认为十月革命的成绩，如无欧洲无产阶级起来保护，不久就会被摧毁的；后来因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加深及畏惧战争，这国家得存在了十余年，但它是时刻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中，有被消灭之危险。苏联虽可以尽自己力量发展计划经济，但只有发生了世界革命以后，它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高峰。
如果把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两方面意见，加以分析与比较地研究，我们一定可以发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政治见解之深刻不同处，即托氏是从国际观点来看问题的，而斯氏则是从国家观点来看问题的；托氏是从历史来了解问题的，而斯氏则是从事务上来了解问题的。从这些不同处，我们可以发现了解莫斯科党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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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要使苏维埃政权不被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所推翻，这几年来苏联当局不断提倡“和平”，不断要求与帝国主义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号召组织人民阵线，并加入自己曾骂做“强盗窝”的国际联盟。但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还是时有来到之危险，因之苏联内部也不得不压抑人民需要而努力于军事建设，以预备战争。在经济上，多年来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之下，虽有了种种的成功，但人民的工作收入，却发生了很不平等的现象，这现象还日在发展；同时经济中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得不对私有财产制度让步（如恢复遗产制等）。这种经济状况自然要造成人民的不满。
假如苏联的国内与党内有发表意见之自由，那么上述的经济错误，可以因人民随时反应而得到改正，人民的不满也可以得到发泄的机会。但是自一九二三年的那种机关官僚主义发展以来，官僚制度已经窒杀了一切生机；谁不同意与斯大林的意见，就有失掉职业，妻子冻馁，甚而充军的可能。有革命性的人，尤其是青年，怎能忍受这种生活痛苦的压迫呢？这样他们必然要找发泄不满的道路——政治上的暗杀就这样发生了。但这时官僚的政制与党制已积重难返，它已感觉不到它的政制党制必须改变，因而它对付人民尤其是青年的不满之方法，便只剩下了一种，这就是血的压迫。
所以我们可以说，莫斯科审判中的惨杀，是多年来的机关官僚主义制度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结论之一；如果此时不在事实上叫这种制度与理论作必要的转变，则更悲惨的历史结论将不可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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