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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皮埃尔尼（SimonPirani）：第四国际在越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英国《革命史》杂志第三卷第2期
第四国际在越南
TheFourthInternationalinVietnam
西蒙·皮埃尔尼（SimonPirani）
研究的目的与参考资料
斯巴达派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越南的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StalinismandTrotskyisminVietnam,NewYork,1978）对这一运动的历史有过全面地介绍。该书的文章都是从《工人先锋队》（WorkersVanguard）筛选出来的。以该书为基础，StigEriksson写了西班牙语的著作“StalinismoytrotskismoenViet-nam”（no15,Cuademosrojasseries）已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以供西班牙托派学习之用。
关于本文主题还有许多价值不等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一手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一个印度支那同志”发表于《国际季刊》<![if!supportFootnotes]>[①]<![endif]>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发表于《第四国际》（FourthInternational,美国社会工人党）1946年1月第一辑第七卷第16-17页。安文（AnhVan,即黄同青,HoangDonTri）和杰克林·罗塞尔（JacquelineRoussel）在其1947年出版的著作“MouvementsnationauxetLuttedeClassesauVietnam<![if!supportFootnotes]>[②]<![endif]>”(Paris,1947)对这篇文章进行了长篇论述。RichardStephenson的文章《越南：斯大林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对抗》<![if!supportFootnotes]>[③]<![endif]>（该文章被GerryDowning在其著作《越南与托派》<![if!supportFootnotes]>[④]<![endif]>中加以引用）主要地参考了安文和罗塞尔的研究成果，以及吴文雪（NgoVanXuyet）对1945年西贡事件的描述，因而该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显得过时。
二手资料中，MiltonSacks的《马克思主义在越南》<![if!supportFootnotes]>[⑤]<![endif]>与BobPotter的《越南：谁是胜利者？》<![if!supportFootnotes]>[⑥]<![endif]>都是很好介绍性的文章；《从越盟到越共》<![if!supportFootnotes]>[⑦]<![endif]>一文虽然在当时很有价值，但在今天却由于其过于笼统而价值甚微。
托派组织对越南革命运动史的讨论也是广泛而激烈的。除了序言中提到的吴文雪所著的《谢秋杜的一生》（LifeofTaThuThau）和后面的一篇《胡志明游击队里的一次莫斯科式审讯》（AMoscowTrialinHoChiMinh'sGuerillaMovement），严肃的读者还应注意以下论著：GeorgeJohnson和FredFeldman:《越共的真实面目》<![if!supportFootnotes]>[⑧]<![endif]>与《越南、斯大林主义和战后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if!supportFootnotes]>[⑨]<![endif]>；HenryPlatsky写的《越南托派的历史：这说明了什么》<![if!supportFootnotes]>[⑩]<![endif]>、《越南革命和巴布洛主义》<![if!supportFootnotes]>[11]<![endif]>、《近十年来的越南》<![if!supportFootnotes]>[12]<![endif]>、《托派和斯大林派》<![if!supportFootnotes]>[13]<![endif]>。除了AlRichardson的《关于越南托派的进一步讨论》<![if!supportFootnotes]>[14]<![endif]>和SimonPirani的《越南托派的运动》<![if!supportFootnotes]>[15]<![endif]>之外，所有这些材料都是围绕着《越南与托派》（VietnamandTrotskyism,Australia,1987）一书中提出的关于越南托派历史的问题展开的讨论；其中也包括了托洛茨基的大量原始文章。
法国共产党通过其议会代表对越南民族主义的反对态度，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副产品——在法国的所有越南工人阶级的团体，尤其是那些老成员纷纷转向托派，其中以安文（黄同青）最为突出。这一事实在反映在了BenjaminStora和安文的文章<![if!supportFootnotes]>[16]<![endif]>里。
………………
第四国际在越南的历史跟托派的多次重要讨论有直接关系。
难道历史已经证明第四国际是多余的，还是它必须要重建？是不是在斯大林主义政党已经掌握革命领导权的国家，托派已经显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吗？难道正如IsaacDeuscher以及其后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第四国际从1938年成立之初就脱离了现实的工人运动而成为一个“空架子”？
越南的历史在两方面对这些争论大有裨益：第一，1947-1975年间的民族主义运动由斯大林派主导，以战争的方式反抗并挫败了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这给了那些“托派”以口实，称斯大林派并不是像托洛茨基所说的是反革命的帝国主义代理人，它们已经走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斯大林派已经实际地占据了领导地位，而托派已显得无足轻重。
第二，虽然越南托派在20世纪30年掌握着工人阶级中的重要团体，但他们到了抗击法、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时就不再是这样了。——这只是向那些相信这种观点的人确认了这一点：越南托派被历史忽视了。
错误的观念源于对1945年越南革命形势的无知与歪曲。日本战时政府垮台后，第四国际领导着工人群众和陈文教（TranVanGiau）领导的斯大林派“临时政府”进行了争夺西贡领导权的斗争，后者完全认同了斯大林与盟国达成的协定：让越南重新回到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之下。
在这次鲜为人知的革命中，越南托派领导着人民建立了苏维埃模式的工会和农会，以及初具规模（虽然较小）的工人武装组织。自1927年中国的广州自治被国民党军阀粉碎以来，越南托派的这些举动在亚洲尚属首次。在广州，斯大林派背叛了革命工人；在西贡，它们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使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并将托派的负责人驱赶到农村；在那里他们一旦被捕就性命不保，其中最早牺牲的就是托派领袖谢秋杜。谢秋杜的传记资料第一次以英文形式出现在本期的《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History）中。
斯大林派一直试图掩盖这段革命的真相，并且他们几乎就得逞了：因为“托派分子”屈服于斯大林派的高压而保持缄默。例如有两个单卷本的关于第四国际英文书，《第四国际》<![if!supportFootnotes]>[17]<![endif]>和《第四国际的死亡之痛》<![if!supportFootnotes]>[18]<![endif]>，它们竟然对越南托派未置一词。
如果不了解1945年革命的真相，工人阶级就永远不明白那时越南到底发生过什么，就永远不清楚那时斯大林派与托派到底做了什么。
难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45年的革命是被隐藏起来了吗？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成千上百欧洲人的观点：他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中参加过各种自称是托派的组织。但他们怎么会了解到1945年革命的情况，或能够确认有越南托派这么一个事实存在着呢？
他们曾努力搜索过其所参加的组织所发行的杂志和报纸，但都徒劳无功。他们可能找到了一份“自由马克思主义”（libertarianMarxist）的杂志——《团结》（Solidarity）其中包含了一篇吴文雪的文章《西贡的起义》<![if!supportFootnotes]>[19]<![endif]>，这篇章是从“Information-CorrespondanceOuvrières”的复本中翻译过来的。（这份目击者的纪录是一篇未出版的著作《有关越南》(SurleVietnam)中的一部分，我们在下文多次引用了它的一些内容）。
那个时代出版的宣传册极少具有相似性，依据作者们声称与托派的关系，有以下英文资料：RichardStephenson的《越南：斯大林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对抗》；StigEriksson,《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TrotskyismandStalinisminVietnam），《越南：工人阶级状况》<![if!supportFootnotes]>[20]<![endif]>，《越南：一块不利于极左翼以游击战争法对抗法国共产党的地方》<![if!supportFootnotes]>[21]<![endif]>和《从越盟到越共》。
已被关注的较少资料
声称是托派的那些大团体很少讨论越南民族运动的问题。如PierreLambert领导的“法国共产国际组织”（theFrenchOrganisation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简称OCI），他本人还教授越南民族运动的历史课。在巴黎的一次反越战游行中，当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theUnitedSecretariatoftheFourthInternational，简称USFI）的支持者高呼“胡、胡、胡志明”时，OCI的成员就高声回应“谢、谢、谢秋杜”。但OCI从未出版过任何关于越南托派的读物。另一个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劳动者联盟”（theSocialistLabourLeague）直到1975年才出版了一份这方面的读物，然而其目的还是诽谤越南托派的。
1973年PierreRousset（USFI的一位负责人）出版了一本书《越南共产党》<![if!supportFootnotes]>[22]<![endif]>（据我所知只有其中一章被翻译成英文，详见1976年TariqAli主编的《斯大林主义的遗产》(TheStalinistLegacy)），本书试图揭示越南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在各种事件的压力下，逐渐演变成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并遵循了托洛茨基指引的“不断革命”路线。
Rousset的这本书在USFI的英文杂志《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July-August1973;April1974;Februry1975）上引起了一场争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GeorgeJohnson和FredFeldman则反对Rousset的观点。他们通过列举关于越南斯大林派的详细历史资料，认为斯大林派一直都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这场争论的另一方面，即关于1945年越南托派被暗杀的争论尤其有趣。胡志明曾在1946年对法国历史学家DanielGuerin说谢秋杜被杀是因为“他不遵循我定下的路线”（见DanielGuerin的著作<![if!supportFootnotes]>[23]<![endif]>）。Rousset也引用了Guerin的资料，但他仍坚持认为，虽然胡志明和斯大林派领导人对托派被暗杀一事负有“明显的政治责任”，但却“很难认定”谁是“直接的责任人”；因而斯大林派的立场还是很“模糊”的。Johnson和Feldman则根本否认了“模糊”一词，认为Rousset只是故意想把斯大林派革命潜力的错觉永久化。
这两个美国人也指出对于研究越南历史的托派来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Rousset并没有做到，这就是重新考察1945年的事件以及当时托派与斯大林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第一步就是，第四国际应公开出版已有的资料（应注意保证一些事实的准确性）。这些资料有：《越南南波地区的一些革命阶段》<![if!supportFootnotes]>[24]<![endif]>，《谁杀害了谢秋杜？》<![if!supportFootnotes]>[25]<![endif]>；在法国的“越南国际共产主义小组中央委员会”（theCentralCommitteeoftheVietnameseInternationalCommunistGroupinFrance）编辑的《印度支那：谢秋杜遇害》<![if!supportFootnotes]>[26]<![endif]>，《印度支那反革命的新阶段和帝国主义的进攻》<![if!supportFootnotes]>[27]<![endif]>；还有一份参考资料是BenjaminPeret,GrandizoMunis和NataliaTrotsky写的《F1在危险中》（`TheFlinDanger'，见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CommunistParty)1947年6月27日的《内刊》(InternalBulletin)）。（在《国际季刊》上还有一些法国入侵印度支那的资料，其中有一些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第四国际》1946年1月和1947年4月刊上。但以上提及的第四国际所掌握的关于越南支部的资料还是相当地稀少。）
一份美国杂志《社会主义的诉求》（SocialistAppeal)在其1939年8月11日第3卷第58其中发表了潘文秀（PhanVanHum）、陈文昭（TranVanThach）和谢秋杜致托洛茨基的信，信中他们向托洛茨基汇报了在1939年3月份的西贡殖民议会选举中，托派赢得了对斯大林派的“辉煌胜利”。（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本中再次提及）
其他待开发的资料
在与Rousset的争论中，Feldman和Johnson建议他可以做一件对马克思主义和学术很有益的事情，那就是进一步调查1945年的时间。他们还建议他去采访那些流放在巴黎的越南与中国托派成员；因为他们看不出Rousset曾做过这些努力。但这两个美国人不知道的另一个关键信息是，作为USFI领导成员的Rousset，本应该是查阅过第四国际的国际秘书处（ISFI）保存的1945-55年间与越南的通讯档案。但可能由于诚信的问题（更别谈他的托派资格了），他没有提到这些档案。
这些档案保存在法国南特大学（NanterreUniversity）的theBibliothèqueInternationaledeDocumentationContemporaire(BIDC)，这是研究越南托派1945年革命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它包括了两个越南托派组织关于1945年事件的两份报告《南越的八月革命和斗争团体》（DansleSudduVietnam:LaRevolutiondAôut1945etlaGroupedeLaLutte）和信息量较少的《越南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斗争》（LaLuttedelaLigue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duVietnam）；也有一些托派成员个人写的报告，其中的两篇首次发表于《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History）上，它们是NVan写的《胡志明游击队里的一次莫斯科式审讯》（UnprocesdeMoscou'danslemaquisdeHoChiMinh）和一篇未署名的《我第一次走上不断革命道路的历程》（MespremierspasverslaRevolutionPermanente）；这些档案还包括了越南托派的信件、文章和宣言，日期最近的资料是1955年5月来自西贡的一份15页的信件和同年写的一份文章提纲。国际秘书处（ISFI）和中国同志的来信也应予以参考，比如日期为1951年8月的一份两页的报告中记录了一个中国托派刘青良（LiuChia-Liang）的命运，他在越南工作期间被斯大林派杀害。
如果把这些资料作为研究1945年革命中越南托派事迹的基础资料将会大有裨益的。
然而自1945年以来在第四国际内部从来就没有做过这样的研究。实际上第四国际对越南支部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对其缺少关注。彭述之在《巴布洛修正主义与官僚主义在中国的体现》<![if!supportFootnotes]>[28]<![endif]>（该书是为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进行教育之用）和（陈皮兰ChenPilan写的）《彭述之回首话当今》<![if!supportFootnotes]>[29]<![endif]>（LookingBackOverMyYearsWithPengShu-tse）中已经提到过。还有一份未公开的文集《殖民委员会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ResolutionsurleTravailIndochinoisdelaCommissionColoniale）收集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些资料。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自称是托派的团体与个人发表了哪些有关越南托派的资料：
第一，这些作品重复了斯大林派对越南托派的误解与歪曲。尤其是StephenJohns发表于《第四国际》1975年秋季和冬季版的文章《斯大林主义和越南的解放》（StalinismandtheLiberationofVietnam），文章称托派“始终未能在农村建立基地，并完全低估了游击战在革命中的作用”；还有MartinMcLaughlin所著的《越南与世界革命》<![if!supportFootnotes]>[30]<![endif]>。其他有关历史方面的研究可以说不值一钱，都只是明显地透露着作者的政治偏见。
第二，关于越南托派的研究有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评价：如斯巴达派的小册子《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1975年）；澳大利亚的一个共产主义同盟编写的《越南与托派》（VietnamandTrotskyism,1987）只是重复了WorkersPress在1986年12月-1987年1月间的一系列文章，其中就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英文报告《越南南波地区的一些革命阶段》和《印度支那反对派宣言》（theDeclarationoftheIndochineseOppositionists,1930）（这些资料是越南支部和托洛茨基进行的一次重要讨论的基础材料。）
JohnSpencer在一本复印版小册子《越南托派和1945年八月革命》（TheVietnameseTrotskyistsandtheAugustRevolutionof1945）中虽然持反对托派的立场，但他还是参考了托派在越南问题上的争论。
关于越南托派历史的重要资料也存在于法语杂志《越南纪事》（ChroniquesVietnamiennes）上。这是由USFI的越南同志主办的。在其1986年11月第一期中有三封胡志明的来信，日期为1939年；这三封信有效地终结了有关胡志明对屠杀托派态度的争论，因为在信中他对屠杀持鼓励态度。
尽管有以上成果，关于1945年革命以及托派在其中的角色还是没有被很好地研究。
二战前托派在越南的活动资料已经被很好地整理了。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作品外还有一些英文资料，如AnhVan和JacquelineRoussel写的《越南的民族运动和阶级斗争》，这是一篇历史分析性小册子，于1947年第一次由第四国际用法语出版。
托洛茨基给其越南同志写的资料有：《关于印度支那反对派的宣言》<![if!supportFootnotes]>[31]<![endif]>，《印度面临着帝国主义战争：致印度工人的公开信》<![if!supportFootnotes]>[32]<![endif]>（IndiaFacedwithImperialistWar:AnOpenLettertotheWorkersofIndia,25July1939），《世界政治中的克里姆林宫》<![if!supportFootnotes]>[33]<![endif]>，《托派和PSOP》<![if!supportFootnotes]>[34]<![endif]>。
在法国最近的成果有《印度支那革命》（Revolutionnairesd'Indochine）第40期的“CahiersLéonTrotsky”，其中包括了NVan写的一个条目“第四国际在越南的活动：1930-1939”（LemouvementIVYInternationaleenIndochine1930-39），其第二篇文章《第四国际在越南的活动：1940-45》也将于今年在Cahiers出版。下面我们将单独列举一些非托派作者的作品，但其中须特别关注的是DanielHémery的著作《越南革命者和印度支那的殖民权力》<![if!supportFootnotes]>[35]<![endif]>；这是一本研究1932-37年间西贡斯大林派、托派和民族主义派的著作，长达500多页。巴黎的“国际托派和革命运动学习与研究中心”（TheCentred'EtudesetdeRecherchessurlesMouvementsTrotskysteetMvolutionnairesInternationaux）有一份不完整但很有用的文件集，它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托派出版物，包括LeMilitant,LaLutteandThangMuoi；它还有一本关于越南的未出版的打印版资料“LeCommunismede1920a1935”。
在意大利有StelioMarchese写的`IGiornale"LaLutte"eiTrotskystidiSaigon1934-39'（见StoriaaPolitica,Volume16,no4,1977.）
另外还有一些越南托派的小册子，迄今不仅还没有被译成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甚至据我所知，在欧洲任何一家图书馆中都找不到。这些包括谢秋杜写的《从第一国际到第四国际》<![if!supportFootnotes]>[36]<![endif]>，罗文定写的《谢秋杜：从民族主义到国际主义》<![if!supportFootnotes]>[37]<![endif]>。
研究第四国际在越南的另一个重要侧面是在法国的越南工人的活动。他们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一直被关在集中营里，其领导人和组织者都是托派。BenjaminStora写的《二战期间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工人》<![if!supportFootnotes]>[38]<![endif]>一文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也可参考《越南纪事》的第四期，我认识的其中一位同志已经在越南写了一本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还有一本未出版的书是，意大利Foligno的theCentroStudiPietroTresso编写的《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简史》（aBrefHistoriquedeGroupBolshevik-LeninisteIndochinoise）。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些资产阶级和非托派作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资料最详细是IMiltonSacks的《马克思主义在越南》（MarxisminVietnam），这是FrankNTrager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东南亚：对四个国家的研究》<![if!supportFootnotes]>[39]<![endif]>的一部；以及HuynhKimKhanh写的《越南共产主义（1925-45）》<![if!supportFootnotes]>[40]<![endif]>。在巴黎的国家档案馆的海外部（TheSectiond'Outre-MerdesArchivesNationales）还存有大量的由法国殖民政府提交的有关20世纪30年代越南革命运动的报告，这些宝贵的资料还有待更细致地研究利用。
关于1945年革命，KColton写了一篇未公开的论文《越南独立政治运动的失败（1945-46）》（TheFailureoftheIndependentPoliticalMovementinVietnam1946-46）也非常有用，此文保存在伦敦的“东方与非洲研究院”（the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的图书馆里。还有一篇有趣的文章“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同盟”（PoliticalAlignmentsofVietnameseNationalists），保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远东部人力研究办公室（USStateDepartmentDivisionofResearchfortheFarEast,OfficeofIntelligenceResearch），第3708号报告（1949年10月1日）。
当然，在越南还有一些资料（如HuynhKimKhanh的传记体著作《越南共产主义》）。但很显然我们应优先翻译以下这些资料：BaPhuongLan写的一份谢秋杜的传记<![if!supportFootnotes]>[41]<![endif]>；HuanPhong写的《谢秋杜》<![if!supportFootnotes]>[42]<![endif]>，潘文秀（PhanVanHum，一个托派领导人）写的《集中营岁月》<![if!supportFootnotes]>[43]<![endif]>。
还有一些只需一提的作品，如DouglasPike的《越南共产主义运动史》（HistoryofVietnameseCommunism1925-76）；JosephButtinger的《越南：一条被围困的龙》；EllenHammer的《1940-55年间的印度支那斗争》<![if!supportFootnotes]>[44]<![endif]>（TheStruggleforIndochina1940-5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5）。在法国还有PhillippeDevillers所著的《越南史：1940-1952》（HistoireduVietnamde1940d1952），JeanLacouture的《胡志明政治传记》<![if!supportFootnotes]>[45]<![endif]>和YvanCraipeau的《解放：二战期间（1944-47）的革命者》（LaLiberation:LesRevolutionnariespendantlaSecondGuerreMondiale1944-47）。
在越南斯大林派“官方”出版的欧洲语党史书中，我找不到有关托派的任何记录。他们的谎言源于前面提到胡志明的三封信，他在信中污蔑托派是“日本的代理人”。这一观点随后出现在越共中央编写的越南语党史研究资料《党史文集》（PartyWritings,Volume2(1930-45)）；最近的记录是TheTap在1983年的文章《对反革命托派集团斗争步骤之我见》<![if!supportFootnotes]>[46]<![endif]>，《越南纪事》的同志们已经将其译成法语。随着莫斯科开始鼓吹“公开化”之风，托派同志也纷纷呼吁斯大林派公开20世纪30年代的档案，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是否会有新的资料予以公布。
加强对第四国际的研究，在1975年后的越南和世界其他任何地区一样都是一件很有实际效应的事情。第四国际确实有一段可以被感知到的历史（严格地讲这一点已经超出了本文的主题）。我们尤其可以关注一下《越南纪事》的前身“NghienCuu”，其中有1947年2月5日越南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给国际秘书处的信（此信可见上面提到的斯巴达同盟的一本书《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还应关注工人出版社（WorkersPress）在1990年2月3日、17日、24日的一系列文章。1980年夏天USFI的“Inprecor”中的一篇“DébatSurLaSituationEnIndochine”，在讨论越南入侵波尔波特的柬埔寨的起源时，触及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理论问题。
<![if!supportFootnotes]>
<![endif]>
<![if!supportFootnotes]>[①]<![endif]>QuatrièmeInternationale,new
series,nos22/23/24,September/October/November1945,pp15-17.
<![if!supportFootnotes]>[②]<![endif]>该书已由SimonPirani于1987年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名为《越南的民族主义与阶级斗争》(NationalMovementsandClassStruggleinVietnam)
<![if!supportFootnotes]>[③]<![endif]>RichardStephenson,Vietnam:
StalinismvRevolutionarySocialism,SocialistCharter,1972.
<![if!supportFootnotes]>[④]<![endif]>GerryDowning,'Vietnam
andTrotskyism',WorkersPres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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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⑤]<![endif]>MiltonSacks,MarxisminVietNam,Marxismin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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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⑥]<![endif]>BobPotter,Vietnam:
WhoseVictory?Solidarity
Pamphletno43.
<![if!supportFootnotes]>[⑦]<![endif]>'FromtheVietminhtotheVietcong',ClassStruggle/Luttede
Classe,newseriesno14,April1968,pp7-16.
<![if!supportFootnotes]>[⑧]<![endif]>GeorgeJohnson&FredFeldman,OntheNatureoftheVietnameseCommunistParty,International
SocialistReview,Volume34,no7,July/August1973,pp.4-9,63-90.
<![if!supportFootnotes]>[⑨]<![endif]>GeorgeJohnson&FredFeldman,Vietnam,StalinismandthePostwar
SocialistRevolutions,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Volume35,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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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⑩]<![endif]>HenryPlatsky,'The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WhatitMeans,
ClassStruggl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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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11]<![endif]>HenryPlatsky,'TheVietnameseRevolutionandPabloism,Class
Struggle,August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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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13]<![endif]>HenryPlatsky,TrotskyismandStalinism,SocialistOrganiser,
no232,12Jun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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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29]<![endif]>此文章是彭述之所著《当权的中共》（TheChines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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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31]<![endif]>LeonTrotsky,`OntheDeclarationoftheIndochineseOppositionists',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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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32]<![endif]>LeonTrotsky,Trotsk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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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upportFootnotes]>[38]<![endif]>BenjaminStora,'LestravailleursindochinoisenFrancep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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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1983. |
DangVanLong:回忆Raoul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DangVanLong:回忆Raoul[1]
亲爱的Raoul同志：
一想起你，我就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
在1940年代初，法国遭受了纳粹的铁蹄践踏。我们大约四万名士兵和工人被法国殖民政府征募到法国从事制造军火和强迫劳动。在这暗无天日的时候，你来到了我们中间。
你努力并成功地团结了一些越南学生和工人在Suresnes组建了一个政治骨干团体——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团体。
1944年9月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团体在巴黎动员越南知识分子组建了一个代表所有留法越南人的临时机构，以阻止戴高乐政府试图在法国成立一个流亡的越南傀儡政府。
1944年12月，我们的临时机构在阿维尼翁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组建了“留法越南人代表大会”，代表了25000名留法越南人。这对于留法越南人而言，是第一次能够把各种政治思想、各种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的盛会，使大家能够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坚定地支持为争取越南完全独立的反抗斗争
Raoul，你可是和我们一起战斗的好朋友啊。
1947年6月底，我们再次见面。这次正是由于你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成员召开了法国越南托派的全体代表大会，地点就在你位于第六区的公寓里。
尽管我们只有20位同志，但会议还是持续了整整两天。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份重要的文件——《越南革命的资产负债表和前景》（BalanceSheetandPerspectivesoftheVietnameseRevolution），这份文件后来被广泛发送给越南流亡者，尤其是集中营里的工人手中。
1947年10月第四国际书记处接纳越南支部作为其成员。
1952年6月越南支部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地点离你住的地方很近，你也出席大会。这时候越南支部已经拥有了519位同志，是仅次于锡兰支部的第二大支部。
我们已经和你以及MargueriteBonnet一起走过了多么长时间的一段路啊！从我们还是很小的组织的时候，你就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最近，你也还一直参加我们越南支部的政治斗争。
我们要感谢你为我们提供的众多建议和联系工作，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出版物能够传递到越南境内，使我们能够派同志回到越南重新建立那些被阻断的联系（我们也要感谢Jacques的帮忙，但他也是你介绍给我们的）。
现在已经是1994年了，很多越南的同胞已经能够阅读托派读物并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讨论托派了。除了越南以外，还有美国、德国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越南人也能够做到这些了。
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全都是由于你Raoul和其他一些同志在恰当的时机在肥沃的土壤里播下了优质的种子。
法国越南托派组织
1994年12月
[1]本文译自Richard(DangVanLong)在1994年12月发表于法国越南托派组织的法语刊物上的短文。DangVanLong（1919-2001）是在1944年加入法国的托派运动的，是《越南编年史》（ChroniquesVietnamiennes）杂志的编辑。 |
黄同青：Raoul：我们的朋友、同志和兄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Raoul：我们的朋友、同志和兄弟[1]
黄同青
1940年我就学于昂古莱姆（Angoulême），当时我已经深深迷恋上第四国际，而对其他政治思想不感兴趣。
一个基本原因就是，1933-36年间我在越南HuynhKuongMinh学院上学时，谢秋杜是我的老师。潘文秀和陈文超也曾在那里教过学，他们都是越南托派的领导人。
Raoul当时18岁，是哲学系的本科学生。他从一开始就注意到我了，可能是由于我身上的“亚洲”特征吧。那时候Raoul的思想非常激进、好斗，也有点无政府主义。他经常由于和极右翼青年打架而出现在昂古莱姆的法庭上。
在1942年复活节那天，我们又认识了KarlSchöner。他的父亲是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被纳粹杀害；而他本人也在1942年2月遇害，因为他试图炸毁在巴黎大皇宫（GrandPalais）举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展览。
1940年6月3日，胜利的德军来到了昂古莱姆，这里的空气一下子变得难以忍受。1940年夏的一天Raoul邀请我去他家，也可能是他父母家。那是一家非常安静的香烟店。他把我带到阁楼上从隐秘处拿出一只铮亮的来复枪，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对我说：“这就是革命！”由于我从来还没有见过武器，所以他那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当时德国人就在大街上巡逻。这就是18岁那年的Raoul，充满激情和勇气，但又有点鲁莽。
1941年我又回到了巴黎，因为学校以前是迁徙到昂古莱姆，现在又搬回来了。这时候德国占领区的秩序还是稳定的。贝当（Pétain）是最高领导人，抵抗运动还未开始，戴高乐将军还很遥远。1941年时德国大胜的一年。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我又一次遇见了Raoul，他也回到了巴黎继续自己的学业。我们两个人私底下找了很多关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书籍与文章进行阅读研究。这一段时间我们俩的主要事情就是学习，即使这样也还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
也是在巴黎的学校里我认识了Duoc（也就是大家熟悉的Pierre），他和我是同乡。他的女友伊丽莎白（Elizabeth）是个犹太人，父母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妹妹（一个8岁，一个12岁）艰难度日。1942年7月16日伊丽莎白和她的妹妹们被逮捕送往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Pierre就对我说：“从现在起我们不能只想着看书和讨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Pierre和Raoul一样都是个行动型角色，而我虽然已经有了独立的认识，但却没有达到这个行动程度。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Raoul、Pierre和我（Gilbert）就成了法国的越南托派组织的最早成员，后来我们又成为第四国际中拥有500多名成员较大支部。
这时候是1942年。在法国的越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希望借助德国人消灭法国殖民主义。当纳粹倒台后他们中有一部分人转而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了。
还有一小部分人成立了一个依附于法国共产党的组织，他们虽然人数上不值得一提，但却凭借Thorez（法国共产党的书记）的支持享有大量的资源。这些“聪明的人”说，在越南人中建立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资源优势可利用的托派组织，实在是“愚蠢”。
无论怎样，正是由于Raoul这个原动力，这个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使得我们这个微弱的组织在几乎缺乏一切资源的情况下，已经学会并连续几年成功地把流散在法国的越南人组织起来，尤其是那些在集中营里的两万多工人。
我们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上万名被蔑视和虐待的人，被当成低于人的动物，其中95%的人是文盲，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劣等人”，竟然在短短几年里，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他们的自我教育，已经能够积极参加到运动中去了，已经把自己提升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了。
只有马克思主义（不包括卑鄙恶心的斯大林主义）才能造就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我们的朋友Raoul这样一个从青年时代就一往无前踏上革命道路的人，才能使之成为可能。
[1]本文译自HommageàRaoul[CloudeBernard,1921-1994]一书第14-17页的“Raoul,notrearni,notrecamarade,notrefrère”一文。该书于1994年12月由ChristianeTranchant出版。 |
黄同青：他的越南朋友（HisViets）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第六章ClaudeBernard的贡献
这一章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无需做更多的介绍。正如本书的第一章介绍的是一名国际战士——谢秋杜在巴黎的活动一样，本章介绍的是另外一名同志——ClaudeBernard在巴黎的活动。由于他对越南托派的贡献非常多，因此我们选取的内容都来自越南同志的回忆。
本章的内容实际上也不仅仅是描述ClaudeBernard的真实活动记录，它也反映出越南同志在起草宣言、制定计划方面的不足。虽然我们很多同志都付出了艰苦、果敢和乏味的辛劳，却并没有产生出革命者们期望的立竿见影的成效，而只是准备好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平台。
我们要再次感谢《托洛茨基文库》（CahiersLéonTrotsky）的吴文（NgoVan）和PierreBrou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原始材料。
他的越南朋友（HisViets）[1]
黄同青
关于谢秋杜之死，Raoul（也就是ClaudeBernard）曾与DanielGuérin通信，让他仔细向黄同青询问细节……
培养干部的基地
CCI和印度支那的干部们都知道他们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历史，他们也都知道正在山区里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像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是在一战期间在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当工人的时候接触政治和共产主义的，他们也是在这里成长为第一批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
Raoul、Pierre和Gilbert的任务就是在那些有组织的法国“劳工集中营”里，招募那些有政治热情和爱国情怀的印度支那人，在他们回国之前对他们进行“培训”。CCI负责执行这项任务的是“殖民委员会”（ColonialCommission）,它给Raoul指派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女孩作政治上的帮手。MargueriteBonnet是地道的农民家的孩子，后来她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是研究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超现实主义诗人）的专家，也是托洛茨基夫人纳塔利娅（Natalia）的知己。
在法国的越南人有多少呢？大约有成建制的士兵几千人，还有大约1.5万挂靠在殖民事务部（ColonialOffice）的工人。他们是在1939年9月被运到法国到军工厂里从事艰苦、通常又是危险的工作。Gilbert（AnhVan的假名）写道：“停战后他们被安置在这些地方兵营里，包括Vauclused的索尔格（Sorgues）,Dordogne的贝尔热拉克（Bergerac），马赛附近的Mazargues，鲁尔区的Venissieux等，在那里他们被迫从事一些危险的工作,却得不到较好的营养，饱受集中营管理当局的剥削（他们经常从事黑市交易）……除了在炸药厂和兵工厂工作以外，他们还被分成几部分去帮忙砍树、采盐和挖煤等等，总之他们的工作很辛苦，身体却营养不良。”
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并且几乎都是文盲。这群可怜的人被流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甚至敌对的国度里，没有人会关心他们。他们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渠道就是那些翻译人员，这些家伙通常就是作威作福的监工，只有极少数的翻译人员才会愿意帮助和支持他们组织起来。
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知识了解世界，这就是CCI的托派干部和印度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所要从事的任务。他们的成员包括一些翻译人员、两名工程师，Raoul是总负责的法国人。
工人们早就受够了苦，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尊严。团结起来和亲切的同志关系改变了他们。一个崭新的世界已经出现，而对于旧世界，不是你进攻它就是它进攻你，不是你羞辱它就是它羞辱你。Raoul非常崇敬地推广建立这种新的人性化的人际关系，并和大家交朋友。每当他说起他们的时候，他总是说“我的越南朋友”（myViets），就像老师称呼学生“我的孩子们”一样。
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活动
我们的工作开始于1942年7月，David反对Goliath。David人数不超过十个人，Goliath则是德国在法国的驻军。后者的目的是奴役殖民地的工人，并使他们参与侵略战争；前者的目的就是解救他们。
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活动开始于1942年7月。当时德国党卫军试图利用反对殖民主义的宣传，在集中营里招募工人去德国做工，条件优秀的人将被组成越南人的党卫军。我们的任务就是揭露他们，阻止这一计划。
那时在Véld’Hiv发生的围捕越狱者的事件，使得人们关注到德国这一政策的目的和结果。后来越来越多的工人或士兵逃出来，其中一些人就在巴黎建立了联络关系，他们让人们了解到这些越南人在外省的集中营里遭受到恶劣的生活环境，饥饿迫使他们逃跑，自残以避免去采盐，年纪轻轻就已经习惯了非人待遇，未来毫无希望。Raoul通过这些逃亡者建立了一个小的联络网，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一个合法的组织——留法越南人友好协会（VietnameseWorkersFriendlySocietyinFrance）。
正如黄同青描述的那样：“越南托派组织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反对希特勒德国组建印度支那人军队……它印发的第一份秘密宣传册就是要说明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纳粹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压迫都是同样性质的压迫，野蛮和暴力是法西斯主义的共生物，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这份国际主义的宣传册被我们发送到所有的兵营和集中营，在越南工人和士兵中激起巨大的热浪。事实证明我们是在恰当的时间传递了正确的观念。尽管他们文化水平有限，但他们很快就能明白我们说的是正确的：我们的敌人并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而是法国或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是英国或法国的殖民主义者；压迫者并不只有白人，任何肤色的人种里都有压迫者。同样地在各国都有的那些工人们、挨饿受苦、受剥削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马克思的口号‘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很快就被这些饱受苦难和不幸的人们领会到了。”
有一些胆小的人警告我们不要走得太远，这些“无知的”农民根本就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但事实却恰恰相反，穷人往往比富人更容易理解阶级斗争的含义，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在经历着阶级斗争。尽管他们不知道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他们却了解这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残酷现实。正是由于越南工人和士兵们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我们才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1944年以来的法国工人起义使我们的工作获得了巨大的鼓舞。随着维希政府的垮台，法国政治的危机严重削弱了法国资产阶级的抵抗能力，这种局势也迫使我们要讨论、甚至要重新审视那些我们昨天还予以轻视的力量。托派虽然是反宗教的，但它很高兴地认识到越南友好协会在扩大对外联络方面的角色，支持它和天主教徒、佛教信众以及所有富有仁爱之心的人搞联合。
Raoul身边的越南托派确实已经意识到提高人际关系质量的重要性，但无论这有多重要，在当时这仍然还是次要的事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在法国的越南人获得表达自身权利的资格。1946年时Raoul总结了1944年八九月份的工作，那时候他身边的越南同志已经有9个人了。
“这一时期是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在移民的工人、士兵和学生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1944年8月11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鉴于维希政府倒台后统一政治力量缺失的局面，Pierre和Raoul提出应该建立一个代表所有留法印度支那人利益的组织，一个独立于殖民事务部（Colonial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NativeWorkersService）的组织。这就要求我们要去集中营里组建委员会，并以此作为集中营管理机构的基础。……事情进展顺利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殖民事务部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以及集中营管理当局已经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了，而在它们能够阻止之前，1944年9月16日我们已经在巴黎再次选举出150名代表，并于1944年11月在阿维尼翁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任何可能伤害到参会代表的行为，都将招致全面的罢工。……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已经完全控制了集中营，并在里面享受完全的政治自由。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派不仅没有丝毫参与其中，反而进行捣乱了一年多时间。”
黄同青回忆这段时期时说：“正是越南的托派团体公开组织筹备了1944年9月的会议。在会上人们听到的是全新的语言，惊奇地看到如此多的人在为印度支那的自由和独立而秘密斗争着（大家都没说‘独立’一词，但大家都明白这一意思）。会上选举出了15名代表，但托派只占两名，另外甚至还有一名进步牧师。这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是不可能由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提出的，而只能由代表穷苦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先锋战士提出。
临时委员会成员人选在1944年10月阿维尼翁全国代表大会上被予以确认。法国政府殖民事务部的代表也承认，每个集中营的工人们都有合法权利选举代表和政府进行谈判，但拒绝说明什么才是进行谈判的组织形式。于是委员会就只好找工人们开始进行选举工作。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也同样没有否决军方再度征服印度支那的战争要求。当时留在集中营里的1.5万名工人已经有很多人学会了阅读和书写，他们已经通过一定的工会形式组织起来了，他们也懂得了相互尊重。这对法国政府而言，已经成了公共秩序的威胁者。法国政府一方面耐心地容忍着印度支那工人们，一方面也在筹备Leclerc将军的战争方案。”
鲜为人知的事实
当时我们开展工作时为了不引起巨大的动静，经常是在一种隐秘的环境里工作的。Raoul的工作也一直是处于地下状态。他当时的合法身份是Farman工厂的工人，他经常要与同志们秘密接触发送传单，然后很快地从公众中消失。
针对印度支那人的工作非常有特色。因为一个在法国的越南人在当时可以说简直就是半个盲人。只有极少数的越南特权人士像医生、工程师和教授才能在法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很多的越南人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他们都是从兵营或集中营里逃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合法的身份。于是我们经常得帮着制作假的身份证件，身份证虽然是假的，但对于这些越南人而言却不是普通的证件，它确实能解决很多现实的困难。
这种地下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Raoul得经常潜入兵营待一段时间，他自嘲为“罗宾汉”，因为他进进出出从来都没走过门。他经常是在夜里组织大家开展政治活动或讨论，也经常执行一些具体的任务。为了不让大家对外人夜里进入营区感到惊讶，我们的同志们在营区里制定并严格执行了一些规定。
Raoul不愿意告诉大家那个被分尸的盖世太保线人的故事，因为这样会让人觉得他在埋怨同志们让他做的事。那个间谍在军营里暴露后很快被士兵们处死了，但问题接踵而来，尸体怎么处理呢？他们都没有计划。同志们自然地就想到了Raoul，在他一次来访时，他们给他准备了一个大包，里面装着被分成块的尸体。不得不承认，两个普通的法国人拿着大包会比两个越南人更少引人注意。Raoul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扛着大包裹没走多久就在到达第二段路之前被发现了。媒体随后报道了此事并追问“这个被碎尸的亚洲人是谁？”最后此事归因于死者自身。好一段时间里，Raoul整天心惊胆颤地关注着新闻对“血包裹”的报道。
在工人们被组织起来的那段时间里，集中营和兵营里就有了“司法”，但这并不能用于规范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于是这些问题就交给了契卡（cheka，他们给自己的内部纠察人员的昵称，仿效苏俄时期的契卡）。有时候一些罪行看起来是很无辜的，比如喝酒，但这很容易酒后乱言，暴露机密。因此在组织内部是严禁喝酒的。
在有些集中营里，工人们甚至还设立了自己的监狱，其实就是一些设在地下室的小屋子，并且是不上锁的。这是他们创造的“开放监狱”。对于感到奇怪的参观者，看守人员会耐心地解释说由于法国警察有时候会来搜查犯了所谓“绑架罪”的同志（这当然是由于他们被责骂了才过来滋事的），只要他们来了，他们只能看到一些开着门的房间，并且每间房都有人生称自己正常生活在里面。
战争胜利后就没有再产生过像“血包裹”这样的野蛮事件了，但还是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事情。比如在贝尔热拉克（Bergerac），Raoul的同志们成功组织了一次罢工游行，导致当地警方开枪。
“教育”也依赖良好的环境。笔者就清晰地记着自己曾沿着MassifCentral的山道长途跋涉，终于被领到一处偏僻的空旷处，在那里迎风飘扬着一面带有第四国际标志的镰刀铁锤红旗。Raoul就在这里作了一次题为“国际”的演讲。
当他到的时候，全体越南同学起身高唱《国际歌》和一首越南语的歌曲《长湖之子》（theChildrenofLongLake）。他把这首歌翻译成了法语，歌词里面有“咱们兄弟团结起来”反抗“奴隶贩子”。
在一些兵工厂和集中营，有时候甚至可以组织起合法的演讲活动。“马克思主义学说”系列讲座非常吸引听众们。此时工人代表们已经开始对外联络工会和政党组织并和他们交朋友，建立联系。
当然开展所有这些活动的难度还是很大的。Raoul在1946年对1944年的工作情况又写道：“在1944年9月的时候，还有1.8万人是文盲（但现在由于我们的工作，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其中那些有读写能力的人以及那些很早就来到法国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他们也不懂什么共产主义原理，甚至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这些词都不知道，或者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理解。在工会理事会期间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教育他们，而不是鼓动他们去冒险和实践。……有些人荒谬地认为我们只要在杂志上印上镰刀、铁锤和第四国际的标志就可以有计划地培育干部了，在这种环境下根本不可行……我们认为……招收和教育组织的干部必须和具体的群众斗争相结合……包括不能欺骗我们的同志参加阶级斗争。”
这明确地表示教育和培训是头等大事。1946年Raoul在一份方案里写道：“共产主义在殖民地国家的战略与战术是需要我们用大量的文件、研究和出版物来丰富的。……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不能有效回答殖民地国家先进分子提出的具体问题，我们就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开展工作。比如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研究不断革命论上，我们就无法向苏联渗透。因为我们的理论考虑的主要还是中国或印度的情况，根本没有考虑苏联人自己面临的问题。”
Raoul一直坚持这些无论是越南同志还是法国同志都不理解的观点。为此他举了个例子，在Vaucluse的索尔格（Sorgues）附近有一个集中营，在这里他敏锐地发现了越南工人们存在的问题：“组织一帮人建立一个团体根本不是问题。但我们针对的是移民，而不是在印度支那本地开展工作。我们不可能在移民中组建起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我们应该培养干部。基于各种各样的同情和压力，招募成员不是问题；让我们成为团体决策的核心也不是问题，但当他们回国后，情况就会变得很糟糕。我们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团结的、有组织的、政治坚定的干部队伍。……即使他们回到祖国，他们依然会记得正是第四国际帮助他们组织起来战斗，他们将会证明自己，不仅是在口头说教上，还要诉诸实践。”
他对这些工人干部是否适合第四国际也有很精准的见解：“在那些与政府代表团密切接触的工人代表中，有一两个人明显不愿意接触越盟。也可能是因为越盟的人太强势，自恃其力量强大并罩着革命的荣光。对于大多数同志而言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即使他们完全接受我们的经验和计划，他们仍然看不到需要有一个‘国际’的必要（我指的是决定性的证据）。对于这两个组织而言，他们也害怕回国后由于遭受斯大林派的排挤而脱离群众。他们已经看到了好多出版物在诬蔑和歪曲托派，他们也知道杨白梅（DuongBachMai）一直在证明，并且已经证明一些集中营里有托派嫌疑的‘煽动者’。”
在1946年4月，Raoul有一封发自索尔格的优美的信件，他在那里的集中营里教着53名学生。他们一天有4个小时学习语言，4个小时讨论。Raoul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工作非常富有激情。他说：“为他们备课、准备资料、复印都把我累坏了，这真是一件艰难的工作。但我发誓，在这里工作要比我去度假好上一百倍。我对你讲啊，我最喜欢看到的景象就是下午满屋子的学生聚在一起讨论、努力学习知识的场景。不管未来会怎样，我的工作是值得的。不足的是由于有人监视，我不能和他们长期呆在一起。”
当年夏天举行的越南支部代表大会，Raoul负责准备了所有的资料、计划与方案，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逐个地”和大家讨论。他的努力获得了丰厚的回报，第四国际越南支部的人数很快就吃过了500人，成为继锡兰支部之后的第二大支部。但这并不是最让他感兴趣的事情。
法国政府粗暴地结束了他这场激动人心的冒险。1947年2月的一天晚上，集中营和兵工厂的同志们被逮捕，他们被先装上货车后又乘船被送到别的地方，总之大家都互相分离开了。大部分的工人们被遣返回到了祖国。干部们则被关押在集中营里，其中包括险恶的保罗•康多岛（PouloCondore）集中营。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只有一些可以进出警察局的有同情心的小商贩们声称，只要给他们一笔可观的费用，就可以了解一些内部的信息。后来有一些人，我们通过来自吉布提的瓶装明信片确认了他们的归宿。
而Raoul则永远和他的“越南朋友”分开了，后来他也再见到过一些人，尤其是他最喜欢的黄同青（AnhVan）。
[1]本文摘译自《托洛茨基文库》（1995年6月出版，第56卷，第33-44页）AnhVan（黄同青）编写的Ses’Viets。 |
ClaudeBernard：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历史总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历史总结[1]
ClaudeBernard
一、1943年—1944年8月
尽管只是在1943年底才开始着手准备，但由于第四国际在法国印度支那移民中的积极有效工作，很快就建立起了一些托派的组织。
1943年Pierre和Gilbert两位同志已经作为预备成员加入了第四国际。我们已经帮助了一些工人和士兵在巴黎找到了工作。在我们曾经试图培养的印度支那人中（Paul、Léon、Jo、Yama、X、Y、Z），除了Léon和Jo留下来以外，其他人要么不足以胜任，要么病重。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我们组织的第一次逃跑并没有带走太多人，带走的主要是那些帮我们在敌占区发放传单的人（Yama和Léon在外省，X和Y在巴黎）。
Pierre和Gilbert两位同志受过系统的教育，并曾在CCI受过培训。其他同志则政治和文化水平较差，尤其是他们很难用法语进行阅读，这也是我们培训的难点。
1944年春天的时候，另外三个从集中营里逃出的人也来到了巴黎。他们在集中营里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很强的战斗组织能力，并在越南人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们政治上进步很快，显示出他们未来将是从事更高层次斗争的骨干。
这期间我们也印制了一些宣传册，其中两份冠以第四国际的名义。主要宣传的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共产主义方法，以及号召集中营里的印度支那人不要参加德国党卫军的招募。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阻止党卫军招人的行动，就像我们阻止ChandraBose（德国的印度军团）的征兵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是积极反对在移民中征兵的，虽然有些民族主义者也很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们却并没有站出来。要知道他们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亲日派，甚至想借此机会选择去德国进行深造。
我们和民族主义斗士们的联系就是在这时候建立起的。
正是由于我们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一家由德国批准设立的合法刊物NamViet，其立场开始发生转变了，它变得倾向于同盟国了，它开始批判法兰西帝国主义了，它不再和纳粹妥协了。也正是从这时候起，我们的同志“Poë”加入进来，我们对巴黎的印度支那左派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有了影响，包括TdT,L,Lv等，他们就是“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在1944年8月前夕，我们的组织成员已经包括有Gilbert,Pierre(第四国际的成员),A，B，C，Léon，Jo，Poë和Jac（之前是国际旅的斯大林分子，后来又成为斯大林分子了）。A，B，C，Léon，Jo和Poë认为自己是受过第四国际培训过的支持者，但由于他们的政治水平或个人原因，他们并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
二、1944年8-9月
这一时期是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最重要的时期，我们在移民的工人、士兵和学生中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在1944年8月11日的一次小型会议上，鉴于维希政府倒台后统一政治力量缺失的局面，Pierre和Raoul提出应该建立一个代表所有留法印度支那人利益的组织，一个独立于殖民事务部（Colonial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NativeWorkersService）的组织。这就要求我们要去集中营里组建委员会，并以此作为集中营管理机构的基础。当时A，B，C和Poë都同意并被委以任务配合Pierre和Gilbert联络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防身之术）。民族主义者都欣然同意，事情进展顺利得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殖民事务部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以及集中营管理当局已经不能阻止其前进了，而在它们能够阻止之前，1944年9月16日我们已经在巴黎再次选举出150名代表，并于1944年11月在阿维尼翁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任何可能伤害到参会代表的行为，都将招致全面的罢工。在TranDucTao被捕事件中，当局已经领教到了工人们的厉害。从那时起，工人们就已经完全控制了集中营，并在里面享受完全的政治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派不仅没有丝毫参与其中，反而进行捣乱了一年多时间。
后来集中营里的委员会被正式转变成了工会的理事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被政府承认。印度支那联合工会在马赛发行了一份名为CongDoan的刊物，也是由我们的支持者控制的。但考虑到集中营工人们的理解水平，它的作用主要还是进行基础的教育。
虽然我们在这一时期以及前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联系并组织群众，但我们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已经开始部分地反作用于我们。事实上由于缺乏PCI的充分指导，我们已经极大限制了它的政治进步，我们那些能够控制代表大会和工会组织的同志与支持者发现他们的任务相互矛盾，前进方向不明，极少有时间去接受政治教育，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必要帮助是那么的少。
我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在代表大会期间的工作，我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出了很多丑。这主要归罪于TranhDau（《战斗》）的这篇报告，“我们必需得认真对待：
1.这个组织，作为全体印度支那人移民的代表，客观上是、也将始终是所有在法国的印度支那人的天然组织。
2.基于前一点，我们也同样地赞成苏维埃的组织形式，即使这期间斯大林派在人数一直占主导，我们在今后的斗争中也必须坚持这一组织结构。
3.为了证明我们是最有能力领导斗争的，我们必须坐在代表大会的最前面。
4.要和代表中的知识分子结成正式的同盟，并将其中的优秀分子整合到我们的队伍里。”
这些原则虽然被我们原则上同意了，但我们的态度却是连续不定，理论、策略和行动不断出错。尤其是Pierre在被任命为紧急执行委员会理事（EmergencyExecutiveCommittee）后，就几乎再也没有接受过我们的指导。诚然由于我们在群众中的声望，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们却使代表中的知识分子疏远了我们，他们开始倾向于“民族主义的中立性”了，我们客观上激活了他们身上的小资产阶级因素。
比如，我们大范围地在举行罢工，我们就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我们真的不能责备代表大会在鼓励大家搞小集团和激化个人矛盾。在代表大会运行期间（包括选举、被捕和讨论等等），其内部各种不同的立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出现过，很多麻烦正是由于我们的行动造成的。放弃在短时间内试图控制该组织的想法吧。（K离开后，随之而来的是士兵们想控制该组织）
实际上联合阵线的问题在每一阶段都会表现出来，但TranhDau的立场从机会主义转到极左主义竟然异常的平静！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们必须认定这主要的责任就在我们的兄弟支部身上，它一而再地犯错误就是由于缺少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三、TranhDau的问题
从1944年起这个问题就已经在我们控制的印度支那移民组织中出现了（也包括NamViet）。
显然我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但紧接着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尽管我们不断地在影响它的成员，但它却并没有按照其领导人或先锋队指引的方向发展。
具体情况怎样呢？在1944年9月的时候，还有1.8万人是文盲（但现在由于TranhDau的活动，现在只剩下不到一千人），其中那些有读写能力的人以及那些很早就来到法国的人，几乎都没有什么政治意识，他们也不懂什么共产主义原理，甚至连“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这些词都不知道，或者有着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理解。在工会理事会期间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是教育他们，而不是鼓动他们去冒险和实践。
一个第四国际的组织最多也只能被少数的知识分子所认可，而且在他们看来这个组织根本没必要说话用母语，但读写却要用法语。我们应该主动和群众加强联系，通过和他们的相处，逐步让他们明白“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民族完全独立”的道理；为此我们也应提前准备好一个国际主义战略和阶级斗争纲领。这只是第一步，但要做到这一点，就首先要让人们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相决裂，代之以共产主义的观念，然后才是宣扬我们第四国际的思想。
有些人认为，只要我们在刊物上印上镰刀、铁锤和“4”（表明自己是第四国际的组织），我们就能对组织里的骨干们宣传自己的纲领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想法是极其荒谬的。相反如果没有这个“4”，我们的培训效果会更好。只要这些集中营里骨干认可我们的宣传内容，然后全盘接受我们的政策，并将其作为组织的主要思想，那么这个组织自然而然就会主动向我们靠拢的。
我们这个观点现在看来一直都是正确的，即对一个组织里干部的选择与培养，必须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然后一点点地选出最优秀的干部，除此之外别无他径。就像摩洛哥的45位代表，他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宣传参与到斗争活动中来的。
TranhDau如果被给予机会的话，它完全可以利用第四国际的法语出版平台活得好好的，并且还能够接受到良好的培训。如果第四国际的越南语刊物能融入TranhDau的话，那就更好了。但这就必须要考虑自己的力量了，如果PCI完全没有能力帮助它的话（甚至连帮忙复印材料都无能为力），那它就对当前的局势毫无裨益。
TranhDau的立场有三点：为民族独立而斗争，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和国际主义。它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我们的问题是：尽管TranhDau是移民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最革命的组织，难道第四国际就可以按照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的标准严格要求TranhDau，使得它一步步地脱离群众，而其负责人却成为第四国际的成员吗？
想想当时局势的发展，移民们在法国的境遇，斯大林派的不作为，在讨论当时政策正确与否之前，我们的回答是：正是由于我们的不思进取和漠不关心才导致我们兄弟支部的错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10月。而从1945年以后，就已经有必要重新组织起来了，尤其是印度支那形势的发展完全吸引了移民，他们已经放弃了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果出来前进行组织的任何想法。而另一方面，Pierre作为紧急执行委员会理事，则在完全没有PCI殖民理事会的指导下，协同Jacq、Dan、Raoul对TranhDau进行着最真实的“领导”。
那么1945年1-10月之间，该组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代表大会尽管有一些轻微的失误，但在1945年1-6月期间，TranhDau的战略一直执行的非常顺利，TranhDau仍然对其拥有绝对的影响力。Bergerac的罢工活动进行的非常棒，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我敢说移民中的骨干们一直都在看着我们呢，他们也一直都没有停止地在做一些事情。他们都知道TranhDau后面有一个第四国际组织在领导。这种怀疑情绪一直都存在着。我敢说在马赛、贝尔热拉克〔Bergerac〕、里昂和巴黎，至少有10个集中营里的骨干是怀着极大的同情跟随我们的。有一个事实很明显：D同志曾经在LuttedeClasses和我们一起工作过，并在代表大会成立初期帮忙确立了其在殖民问题上的立场，但他并没有被代表大会所吸收。1945年6月Jacq和Raoul建议在巴黎召开一次干部会议，参会的人有Gil,PI,Poë,LeVan,D,A,B,C,K。他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讨论如何创建一个真正的印度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TranhDau一直都在沿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现在有必要建立组织、承担责任和发展壮大了）。欧洲书记处（EuropeanSecretariat）的Etienne(假名，原名是罗马尼亚CCI的支持者NicolasSpoulber)应邀参会。大会迅速地口头通过了这次转型，并任命Pierre加入欧洲书记处。我们怎能想象一个低级士官能把军队带好呢？我们姑且不提我们曾为Pierre所提供的帮助与实践锻炼，但这一结果却强化了Pierre在印度支那组织中的独立地位，抬高了他的个人形象，使得他敢于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都说成是秉承我们旨意而为之的，根本不考虑我们的实际态度。至于他来开殖民理事会，我们也只是开三四次会才能见到他一次。更要命的是，我们关于东方的决议，他一直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诉诸行动。
危机很快就开始侵蚀这个组织，由于缺少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培养，TranhDau的转型并不成功。Pierre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发动了一次士兵大罢工，但随后又终止了大罢工。几乎所有的干部和士兵们置Pierre于少数派的境地，Pierre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还不仅仅如此，从1945年9月起，Pierre越来越试图摆脱任何组织的束缚，他甚至聚集了一批印度支那干部和前斯大林分子（已经和斯大林主义决裂）组成一个听命于他的小集团。而他也并没有把这些人往第四国际的方向上引领。我们也没有机会和他们沟通。A、B、C和K找到LuttedeClasses希望能找到危机的原因。总之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了。
Jacq和Raoul被指定来做研究危机的原因，但这并不能阻止情况的恶化。现在想来，从1945年秋天起，我们就应该拿出断臂的勇气减少群众运动的数量。可惜当时我们被Pierre的狡猾蒙蔽了双眼。
四、危机的解决之道
由于在当时大多数的同志（其中有些人受LuttedeClasses的影响，带有宗派主义思想）还是希望在我们的旗帜下以一个组织的面目出现的（法国的斯大林派完全不能理解群众的这一想法），1946年2月在巴黎召开的一次与外省骨干的碰头会，Pierre擅自把它改成了TranhDau的代表大会，并以需要建立“统一的政治路线”为由，建议成立政治局。其成员名单把除了LeVan和Poë以外的所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包括Gilbert、C和K）都清理了出去，却让那个原来的斯大林分子进入政治局。所有这些举动，他都没有征询我们的意见，也不能给一个很好的解释，我们只能接受这一事实：TranhDau的所有成员都纳入一个只有领导层在运转的政党。（它的诞生本来就没有什么远见，当年7月份就解散也证明了这点。）
Raoul曾提出在Pierre上面设立一个控制委员会（ControlCommission）的想法，为此他还去走访了一些外省的负责人，只是他的行动太晚了。他请假缺席了巴黎的会议。
从3月6日达成内部妥协开始，该组织就一直努力发行自己的刊物，其中一个负责人就是被解散了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成员。就这样，我们很勉强地引导着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
1946年6月A、B、C和K回到集中营后，迫切提出要建一所我们领到下的干部培训学校。该学校在7月份开学并持续了15天，共培训了54名积极分子。
由于这所学校的开办，我们也引发了一场有关印度支那革命政党前景与构建的讨论。Pierre希望继续保留TranhDau并将其转变成“越盟左派”的组织和刊物。我们则建议解散TranhDau并将其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通过宣传我们的政治独立思想吸引更多的同志加入我们。后来Pierre自行解散了TranhDau并和我们断绝了关系，我们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我们反对Pierre的集权主义和POUMist（POUM，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TranhDau就这样在悄无声息中被解散了。
五、我们怎么办？
现在除了我们自己的组织以外，在法国再也没有其他组织能有机会进一步发展壮大了。代表大会里面的“左翼”分子已经和我们分开，并或多或少意志消沉，而斯大林派则在集中营里根本没有公信力。只有交趾支那的自治政府还能对印度支那移民有点儿号召力。
我们的组织现在剩下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是第四国际的成员）有Gilbert,Henri,LeVan,Poë,K,Léon,Joseph,Tr和M，但他们的角色注定只是士兵。
受过托派教育但只是托派的同情者的有A,B,C,D,他们已经回到了集中营里。
最后我们还有四位好同志，但估计他们不会回来了，除非我们的组织还能有切实的活动。
可以说我们跟所有的集中营都建立了联络，集中营里的很多激进分子都参加了国际的干部培训学校，现在干部的培训已经步入了正轨。我们的组织已经出版了第二期的刊物，现在还在筹备出版一份有关印度支那问题的重要著作。
我们还计划出版一份名为VôS’ân的刊物，但一直因故拖延。我觉得这很遗憾。
我认为自干部培训结束以来，我们应该在所有大的集中营里组建干部培训学校，就地建立据点，遴选积极分子，从而迅速扩大我们的队伍。
进一步加强和扩大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组织，确实已经迫在眉睫了，因为近两个月来组织的活动应经呈现出“小集团化”的倾向。
Raoul
[1]本文是PCI殖民理事会在1947年发表的报告。 |
BenjaminStora：二战期间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工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第五章托派与印度支那在法国的工人们
法国与其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关系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丝毫不奇怪，在1930年代早期第一批越南托派回国后，法国托派在二战期间很快地在越南籍法国人中再次创建了一个繁荣的托派支部。越南托派支部由于长期地反对殖民主义和斯大林派的斗争立场，在越南籍法国人中赢得了绝对的影响力，到1950年它就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托派组织。
为了对这一情况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我们再次携手奉献这些文章。为此我们要感谢CERMTRI同志们的辛苦工作，感谢PietroTresso研究中心的PaoloCasciola为我们提供了珍贵而稀有的文件，同时我们也感谢吴文（NgoVan）同志所作的校对工作。
二战期间在法国的印度支那工人
BenjaminStora
一、各种政治势力共存：民族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
各种政治组织、团体或运动纷纷关注印度支那工人（主要是越南工人）主要开始于1942-43年间。1943年德国当局的报告上说：“战争期间，在工厂里工作的印度支那人完全倾心于共产主义的宣传，那时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异见。”但也正是从那时起，一切都开始变得不稳定了，等到“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GeneralDelegationoftheIndo-ChineseinFrance）成立时，政见的不和达到了高峰。
在二战前夕，留法越南人的主要政治思想来自于法国共产党和民族主义，谢秋杜领导的托派只是在越南本土有些影响。
在法国被德国占领之前和期间，“留法越南人友好协会”（theVietnameseFriendlySocietyinFrance）一直座落在巴黎第五区的JeandeBeauvais路11号。这个社团的宗旨就是相互帮助，大家聚在一起通过讨论自己的国家，使自己能够找到家的感觉。其负责人是陈佑方（TranHuuPhuong），是一名工程师，天主教信徒。那些拒绝接受殖民当局宴请（尤其是春节宴请，届时可享受丰盛的大餐，这在艰难时局里是相当诱人的）的民族主义者们就聚集在协会里。这些民族主义者虽然都在法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但心里依然仇视这个占领祖国80多年的敌人。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越南独立，为此他们坚守着越南民族主义的光荣传统，以此激发他们的斗志和激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主义者就曾在1925-26年间在安南北部成立了一个秘密团体—“新越南革命党”（Tan-VietCach-Mang-Dang），其成员主要是政府低级职员和小商贩；当然最主要的团体就是成立于1927年的东京地区的越南国民党。该党在1930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从政治上策反了安南驻中国云南边境线的军队，并在1930年2月10-11日发动了著名的安沛起义。起义遭到无情镇压，村庄被轰炸的夷为平地。几十名革命者被枪杀，其中包括国民党领导人阮太学（NguyenThaiHoc），更多的人则被监禁。国民党遭到解散后，其成员就转向了个人恐怖主义，其势力也仅限于个别地区。政治斗争的下一阶段就转由印度支那共产党来领导了，尤其是托派领导的“斗争报派”，它在1937年争取到了有效的政治斗争领导权。不过越南民族主义的传统依然继续存在，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法国被德国占领期间，有一些越南民族主义者认为争取越南的独立，只能寄希望于法国的敌人了，他们搬出来老的格言为自己辩护：“我们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去求助于德国和日本。从1942年起，他们团结在NguyenKhoa和NguyenKhacVien的周围，“主要是些民族主义的学生，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包括HoangXuanNhi，现任河内政府的智囊）得到戈培尔（Goebbels）的奖学金去德国留学。”由于受其职业和未来“光明前程”的愿景影响，这些民族主义者把政治看作是“政治精英之间高端对决的游戏”，它们几乎从未想到过那些在法国南部集中营里拼命劳动的工人同胞们。这些工人们虽然也信奉民族主义，但其观念确不是来自于这帮知识分子，而是来自越南长期以来一直进行的反抗殖民占领的斗争传统。
法国共产党对越南同志的绝对控制在二战开始之初就开始无效了。这是因为它奉行了“民主对抗法西斯主义”策略，这一政策就是建立人民阵线。1937年12月法共九大上其书记MauriceThorez在其《法国人民阵线及其在世界上的使命》报告中公开宣称支持法国的殖民帝国：“当前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和法西斯作坚决的斗争，殖民地人民应该和法国人民站在一起，否则就是帮助法西斯主义。”
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干部们紧紧追随着法国共产党，向在越南移民们宣扬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强和巩固人民阵线联盟，一切都服务于人们阵线，一切事情都要通过人民阵线”。但越南移民却并不领情。巴黎的《Appel》杂志（与斗争报派成员有来往）在1936年12月写道：
“以前越南发生的哪怕是最轻微的群众运动，都能在越南移民中引起最热烈而丰富的讨论，但如今这种情景再也见不到了。……如今隆隆的战鼓声已经把越南移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人们不愿意讨论的话题。正是由于对战争的恐惧，在‘战术’借口的名义下，他们让人民保持了沉默。现在如果说殖民问题还会被提及的话，那也只是仅仅因为当战争机器开动时，殖民地能够在经济和兵员上为母国提供支援。……这是多么可悲的一种国际主义论调呀！（精英们的愿望，违背了大众的意志）”。
曾经在创建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越南移民这次对第三国际的命令保持了沉默。1941年7月29日法国和日本政府签订了西原-达兰协定（Kato-Darlan），使得日本军队可以进驻其殖民地，并承认了“共同防卫”的原则。随后大批日军登陆印度支那南部。此时印度支那共产党及其在法国的干部更甚于以往地支持“民主对抗法西斯主义”的策略。他们与以德国和日本为敌的同盟国站在了一起，不敢提及殖民地问题，谁要是抨击殖民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帮凶”。
黄同青说：“现在绝大多数的越南人和殖民地居民已经深深体会了法国和英国殖民压迫的感觉了，但却还没有体会到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压迫会更惨。因此在越南人民中进行宣传时，如果不谴责他们日常生活中一直遭受的法国帝国主义的话，宣传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只有反殖民的口号才能打动人民。”
二、托派在印度支那工人中的活动
托派正是由于坚定不移地高举反殖民主义和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大旗，从而获得了超乎想象的民众认可。
托派组织一直以来都在关注越南问题，他们也在努力影响那些留法的越南知识分子。黄同青就是较早加入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越南人，并和越南的托派组织建立了联系。黄同青自传上的简历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一批越南人转向反殖民主义、投身政治活动的过程，也让我们了解到了托派在越南的组建情况。
黄同青1918年出生于平定（BinhDinh）省的Tu-My村，父母是农民，他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其兄弟有好几个都参加了革命，尤其是他的哥哥黄同文（HoangDonVan）：“我想起了他对我说，皇帝是个可悲的人，他去法国期间被拖入了泥潭。他说的是保大皇帝，在1926年即位，年仅12岁，完全是个傀儡。我哥哥的这些强有力的话让我父亲感到害怕。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亲眼见过殖民当局的镇压活动，几十颗人头被沿街挂着，或者被拿着在村子里游街。我哥哥的话是很有分量的，但他还嫌不够，他加入了一个革命组织——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ThanhNien青年），是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前期筹备者……1930年代初他秘密前往中国广州参加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组建。他爬上一艘货船，藏在了煤炭包中间，结果竟然到了香港。警察没有发现他的这次行动，要不然他就得坐牢20年。”
黄同青是小学毕业，这在当时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毕竟35个学生里只有一两个人能拿到小学毕业证书。虽然他对政治很敏感，也在读JeanJaurès的《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史》，但他哥哥黄同文却劝他继续读书。由于他喜欢数学，在1933年他考入了西贡的HuynhKuongMinh学院。正是在这所学院，一次有决定性的会面决定了他的命运和政治偏好。他的历史与道德教师是谢秋杜，他是正在筹备中的斗争报派的成员，也是第四国际越南支部的负责人。听着谢秋杜热情洋溢的课程，黄同青对托派产生了好感。成立于1932年1月的东京地区的托派组织当时非常弱小，8月9日其成员几乎全部被捕，直到1933年5月1日才被释放。但该组织很快就焕发了生机，在5月份的西贡市政选举中，他们以《斗争报》这份杂志为核心，建立了一个团结的组织。斗争报派的候选人和阮文孝（NguyenVanTao）领导的斯大林派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这时起一直到法国人民阵线执政期间，托派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干部以《斗争报》为阵地，团结协作地反对殖民主义，在越南民众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后来斯大林派在殖民问题上的退缩破坏了来之不易的团结局面，斗争报派的最后一次会议是在1937年6月14日召开。与此同时期，斯大林在1937年3月3日发表“消灭托派”的演讲，随后莫斯科审判开始了。越南托派在谢秋杜的领导下控制了《斗争报》。
黄同青在1937年离开西贡到巴黎中央理工学院继续深造。在这里他和法国托派建立了联系，并经常阅读《真理报》（LaVéritè）。黄同青在维希政府时期开始秘密政治活动的，起因就是他的一个犹太朋友被关进集中营，后来全家被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他就开始努力帮助那些逃亡而来的越南工人和士兵，帮他们找住处和工作。
和他一起从事秘密活动的有一个人叫ClaudeBernard，大家叫他Raoul，是法国托派组织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theComitéCommunisteInternationalister，简称CCI）的干部。两人是在1940年认识的，当时Raoul是哲学系的学生，和他在一起的还有IraqiJoume，巴勒斯坦阿拉伯委员会（巴黎）的创建人叙利亚的Hairud-DinHakki，以及后来阿尔及利亚人民党的BrahimMirza。后来他们两个又多了一个帮手NguyenDuoc。他们三个人成了奔走于巴黎和法国南部集中营之间的主力，负责进入集中营和逃亡过来的越南工人与士兵联系、接头，并将他们组织起来。1953年12月黄同青和NguyenDuoc正式加入了第四国际，并分别使用了Gilbert和Pierre的假名。
逃亡过来的越南人中，那些农民、工人和士兵大部分都是文盲，这使得托派甚至连最基本的政治宣传工作都很难开展。因此他们不得不首先承担起码的教育工作。
他们利用“越南人友好协会”在JeandeBeauvais大街的办公设施，在1943年夏天成功印制了第一批秘密宣传册，上面说：“反对殖民主义就是反对法西斯，因为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压迫，正是这种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各国的法西斯主义，才是野蛮掠夺和剥削的温床。”他们的第二份秘密宣传册是反对德国党卫军（WaffenSS）在印度支那移民中征兵组建一支“解放印度支那”的军队。Raoul在其向国际共产主义党（CCI的前身）殖民问题理事会的内部报告中谈到：“毫不夸张地讲，正是由于我们的坚决反对，是这次征兵活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德国人只招募到了40个人。我们是积极站出来反对这股征兵潮流的，虽然有些民族主义者也讨厌德国人的伎俩，但他们没有人站出来进行抗争。至于知识分子，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亲日派，甚至藉此机会选择去德国进行深造。”
这些工作使得托派加强了和那些民族主义战士的联系。在1944年春，一批曾经熟知托派活动的越南人从法国南部的集中营逃到巴黎加入了“越南人友好协会”，他们中间有三个人拥有越南高中的学历，曾在集中营被任命为“群众领袖”。他们的到来加强了巴黎左翼民族主义战士分子的力量，他们发起组建了“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直到纳粹战败前夕及法国工人争取解放的罢工运动兴起之时，托派组织在里也只有15名越南骨干成员，但是他们的口号—“反对法西斯，反对各种殖民主义”却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这种国际主义理念为所有越南工人指明了方向，我们在恰当的时间播出了好新闻”，“在殖民政府鼓吹的恐怖气氛下，这种理念为‘政治’、‘政治活动’和‘政治犯’这些词以及其所指的对象在人们心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正是他们长期、有耐心的细微组织工作，才使得小小的托派组织能够在即将到来的局势里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说，“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的成立，正是他们两年多来政治活动的成果。
结果：“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的成立
在德国人开始遭受军事上的挫败后，尤其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被视为工人阶级反对法西斯的伟大胜利，法国全境爆发了一连串的反对强迫劳动的罢工浪潮。到1944年时，维希政府事实上已经在各地都无法维持统治了，德国军队也越来越没有力量保护法国的资产阶级了。在纳粹的铁蹄下，被关押在法国南部集中营里的越南工人也越来越难以忍受纳粹毫无节制的剥削了，于是抗议食物供应短缺、劳动时间过长和生活环境恶化的罢工运动爆发了。德国当局非常焦虑，在1944年3月其档案披露：“必须严密监视这些外国工人，怠工现象太难控制了。”
1944年5月在法国马赛发生大罢工期间，身在德国Todt组织（德国组建的用来奴役外国劳工的机构）的40名印度支那士兵和法国工人站在了一起。6月初Mazargues集中营里的印度支那工人还发起了抗议减少食物供应的罢工运动。集中营的法国官员Yung威胁他们说，如果继续罢工就让德国军队枪杀200多人。但工人们继续坚持罢工，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到了1944年初，由国际共产主义委员会（CCI）和国际工人党（POI）合并成立的新托派组织国际共产党（InternationalistCommunistParty,PCI）也面临着诸多新的任务，自二战开始到1944年6月托派的整个未来架构也逐渐清晰了：“第四国际的政策是坚定不移地认为，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就需要在此期间组建工人委员会来对抗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斯大林派的阴谋。”
他们组织工人建立委员会，家庭主妇也参与进来，还组建了地区一级的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把工作转向印度支那工人是在1944年8月11日。这时候正处于德国人已经撤离但盟军尚未到来的时期，巴黎有10个工厂的工人在PCI的组织下占领了工厂。在这历史性的转折点上，他们在8月11日的会议上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鉴于当前局势，维希政府已经垮台，统一的政治势力尚未形成，我们决定发起成立一个组织，统一代表在法国的印度支那人。这个组织要完全独立于殖民事务部（ColonialOffice）和本土工人服务中心（NativeWorkersService）。但前提必须是我们要以集中营为基础组建委员会。”
在迎接解放的热情氛围中，巴黎一些小的越南人团体非常活跃，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联络工作重新开始光明正大了。大多数越南人都是很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在为印度支那的独立和自由一直秘密战斗着。在“越南人友好协会”的组织下，9月16日在其总部（JeandeBeauvais路11号），有200印度支那人参加并选举了一个代表在法国越南人的临时委员会——TongVy-BanDaidienTamThoi：“这时候我们刚刚从盖世太保的恐怖中解脱出来，只敢使用Vy-Ban（委员会）一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委员会有15名成员，其中有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一个“进步牧师”Luan，虽然只有两个托派成员，但却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他们的职责就是筹备一个代表集中营工人和士兵成员的大会。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法国南部，整个1944年10月有成千上万的越南人在马赛、索尔格（Sorgues）和贝尔热拉克〔Bergerac〕参加会议选举代表。很快代表名单就起草完毕，附带的还有人们要求被遣送回国的强烈要求，以及享受“民主、自由权利”的渴望，这暗示了人们要求印度支那独立的愿望。“这远远超出了我们最初的想象”。
1944年11月在阿维尼翁（Avignon）召开的一次民族会议，所有聚集在巴黎的代表们按照1:5的比例进行了再次选举，成立了“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如果有人敢对本代表大会进行丝毫的攻击，我们就将发起大罢工。在TranDucTao被抓这件事上，你们想必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力量。从今以后集中营里的工人们已经能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了，他们将在内部享受享受充分的政治自由。”
而共产党的干部们则从一开始就敌视这些行为，后来干脆打着“生产第一、需求其次”的旗号公开反对。在法国斯大林派看来，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重树“政府的权威”，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完整。
在1944年11月，法国托派《人道报》发表Magnien的文章说：“我们必须招募、并武装那些在1939年被带到法国的印度支那人，大约有2.5万人，他们在那里继续承受着压迫……我们应该把这些人培养成能联络法国和印度支那关系桥梁的革命者，以后好成为解放自己祖国的战士。”
这一策略在集中营里不会遭致愤怒和蔑视，反而还能扩大托派的影响。他们发现：“这些人都非常希望成为解放祖国的战士，但却不想为那些压迫他们的殖民主义和资产阶级而战。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获得自由的法国人民应该不再充当压迫者，放弃殖民主义统治，给予印度支那以自由和独立。”
殖民事务部的代表也参加了阿维尼翁（Avignon）的会议，大会的代表们也被政府官员予以接见。面对自己也无法控制的局势，政府的一位发言人MarcelAginon接受了这些集中营劳工代表们递交的抗议当局的请愿书。这难道不是一种胜利吗？既通过斗争捍卫了自己的诉求，又超越了以往的组织形式（以群众直接选举的代表取代了工会）。托派就是这么想的，他们在“留法印度支那人代表大会”成立前夕就毫不犹豫地写道：“这一次的革命浪潮将不会仅停留在重建工会组织的阶段，它还将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前进，发展出群众自治的组织——委员会和苏维埃。它们将不会沦落成叛徒们用以破坏群众运动的官僚机器。”
事实上，后来这些集中营委员会很快都转成了工会理事会（因为这才是政府承认的组织形式），并在马赛共同组成了印度支那联合工会（Indo-ChineseJointUnion）,对外发行一份名为CongDoan的期刊。不管是由于政治局势的艰难，还是出现过错误和发生过矛盾（毕竟是新生事物，缺乏经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托派这段时期的工作以及它对印度支那工人代表们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也正是有了这些付出，才有了后来第四国际越南支部的建立，也为1945年夏季的印度支那革命培养了一批干部。 |
LangTuVan：暗杀托派：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暗杀托派：一项精心策划的阴谋
LangTuVan
鉴于暗杀行动范围之广，遍及许多地区，大量的被害人又大多数是托派成员和共产党内带有政治反对派倾向的人，我们可以认定这是一项由党内高层精心策划的阴谋。这些罪行在官方的文本里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1960年河内出版的《八月革命》一书里就披露了各地清洗托派的细节，这些清洗活动被披上了自然而合法的外衣。关于西贡地区，该书写道：
“在我们掌权后，托派出版了一个名为《独立》（Dôclâp）的杂志……以图妨害我们的政策实施。他们宣扬没收所有农田和土地并分配给农民。我们下令查封了该杂志并向人民揭露其罪恶。同时我们也下令逮捕托派隐藏在Dian（位于西贡北部18公里的ThuDoc）的托派负责人，其中有NguyenVanSo[1]、潘文秀（PhanVanHum）、潘文贞（PhanVanChanh）、陈文石（TranVanThach）等人。”
我们应提及的是这份暗杀名单的策划者就是共产党的要员：KiêudâcThang是工会的负责人，阮文石（NguyenVanTran）1936年曾在共产国际负责农民工作，至于阮文孝（NguyenVanTao）则在1945年8月陈文教（TranVanGiau）领导的临时执行委员会担任部长。阮文石和阮文孝又是杨白梅的好朋友，而杨白梅则是交趾支那共产党的重要负责人和警察机关的头目。杨白梅还曾经在1945年8月30日的南越临时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威胁陈文石说：“至于我的政治答案，我再找个地方告诉你”，同时他就把手放在了左轮手枪上。一个目击者说，与会人员非常惊讶，好像陈文石的命运已经被他的手枪决定了似的。[2]
很明显越共的传统是不赞成暗杀异己分子的，因此越共的领导人应为此事负全责。只要我们想想胡志明曾在1939年说过要政治上消灭托派的话以及类似的言论，我们就对这一判断毫无异义。
[1]NguyenVanSo（1905-1945），当过售货员和教师，是《斗争报》派的支持者，后被法国殖民者囚禁于保罗•康多岛。
[2]《NguyenKyNam文集：1945-1954》，西贡，1964年。 |
BùiThêMy：垂杨柳环绕的英雄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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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垂杨柳环绕的英雄之墓[1]
BùiThêMy
MyKhê，一个位于广义省边界的被垂杨柳环绕的孤独小山村，栖息着伟大的革命家谢秋杜。正是在这里，“人民法院”下令处决了谢秋杜和其他一些无辜的人。
他们的罪名是什么呢？是反革命罪，破坏桥梁罪，打击人民的革命精神罪。
据幸存的目击证人说，他们一直都在跟踪谢秋杜，并计划在他从河内到Vinh的路上进行暗杀。谢秋杜的战友们预见到了这一阴谋，但他却根本不信，也没有当回事。尽管这时候他的身子还是半瘫痪的，他也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对人民和国家的热爱，他认为自己从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根本就没必要担心自己会被清算。
但是没有人会忽视这种野蛮的手段，因此他的战友们一直非常小心谨慎，他们提前知道了在Vihn暗杀的消息，但是在这时谢秋杜却改变了行程，去了顺化（Huê）。
在整个行程中，有一个年轻的同志DoBaThe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谢秋杜。这个年轻的干部一直非常小心，经常突然改变谢秋杜的路线，以迷惑那些跟踪的人，让他们不知道谢秋杜的目的地和栖息地。谢秋杜这次去南方的行动是乘火车去的。而DoBaThe则在顺化公开出现于各个城镇，公开出入酒吧、酒馆、咖啡馆和饭店。如果有人问他谢秋杜在那里，他就会说谢秋杜病得很严重，住在一条船上。The希望能够迷惑敌人。但是敌人没多久就通过电报，向谢秋杜可能经过的远近每一个省、大小每一个村庄发去电报，要求在谢秋杜经过越南中部、达到南部之前被干掉。无数个电报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命令：抓住并杀害谢秋杜和The。一些人说他们收到的命令是抓住并囚禁他们，而不是杀害他们。也有人说他们是从那些不遵从上级命令的低级官员那里获得命令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有一个谢秋杜在法国时曾给予极大帮助的学生[2]，出于嫉妒和恐惧而下达了杀死谢秋杜的命令。他希望消除谢秋杜对他的威胁，消灭这个强大的敌人，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麻烦。
谢秋杜是在广义火车站下车的，在参加活动后回到休息的平房后被敌人逮捕的。为了师出有名，他们故意弄坏了邻近地区的一座小桥，然后就以蓄意破坏罪逮捕谢秋杜。
当地的人民委员会迅速地对谢秋杜进行审判，一个名叫TuTy的人充当公诉人。谢秋杜以其惯有的雄辩进行抗议，他说他从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他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一直都无比地爱着这个国家和人民，并为此致使身体半残。他向法庭展示了他失明的一只眼和残废了的一条胳膊。
尽管谢秋杜激烈争辩，法庭最终还是判他死刑。同时还另有一人也被判死刑，罪名是谢秋杜的同谋、卖国贼和残忍的旧警察，这个人最后在法庭上大笑，讽刺地喊着：“哈哈！一个同谋、卖国贼和残忍的旧警察被判死刑了！他呢？一个革命的爱国者，曾经在中部警察监狱坐过牢，后来又从保罗•康多岛集中营逃出来，身子都半残了，也判死刑了！早知道是这个命运，还不如在家和亲人共享安乐生活呢，干嘛要为穷人和祖国干革命呀？还要蹲牢房，住集中营，遭受严刑拷打？”
看着谢秋杜由于多年的牢狱之灾造成的半残的身子，现场的很多人都禁不住流下了泪水。
这个同谋的讽刺尤其到位。为殖民者服务是死罪，干革命反抗殖民者也是死罪！对前者的判刑是正义的，但对谢秋杜的判刑却不是！他为了祖国和人民做出了那么多的牺牲，不断地坐牢和进集中营，却被这些人判处死刑！如果这样，以后还会有人参加革命吗？
刽子手都拿着锋利的刀，他们首先砍死了那个“同谋”的旧警察，然后是谢秋杜的同情者们，因为他们把房子给谢秋杜住。刽子手就像切香蕉一样飞快地砍掉了他们的头颅，任其滚落在地上。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谢秋杜是最后一个。
起初刽子手们犹豫了，仿佛石头一般伫立着听谢秋杜陈词：“你们凭什么杀我？难道就是因我热爱自己的祖国，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吗？将来你们也会为今天杀了我这么一个无辜的人而判死罪的”等等。刽子手没有一个敢举刀的。
这一场景又重新了一次。谢秋杜继续慷慨陈词，显示着他的无畏气概，说他时刻准备着为祖国而亡，谴责那些卑鄙小人的残忍。刽子手被谢秋杜深深感染了，放下了武器，有的还留下了眼泪。
令人兴奋的是他们没有杀害谢秋杜，但后来又换了一拨刽子手，领头的就是要跨手枪的公诉人TuTy。尽管大家都害怕TuTy，刽子手们还是没有服从命令对谢秋杜下手，这种情况发生了三四次。没有人愿意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谢秋杜不仅使无辜的，还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TuTy气得发疯了，他直接拿自己的手枪朝谢秋杜的后背开了数枪。
谢秋杜倒在了地上，牺牲了。TuTy命令人把他就地埋葬。此事尽管被掩盖了，但那些尊敬谢秋杜、钦佩其精神的人们在另外一个地方为他建了一座墓，并明确标注了位置。因此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为谢秋杜体面地安葬，将他和其他受害人一起埋葬在同一座大墓里。
我们说的一切，都是目击者亲口告诉我们的，他们就生活在这一片白色恐怖的地区。他们中有的还健在，继续向他们的亲戚朋友讲述那段恐怖时期的事情：
“谢秋杜本来是前往顺化的，路过广义，在SôngVê(TuNghia的一个地方)被捕的。越南共产党在得知谢秋杜是第四国际的成员后立即进行全面动员，全力围剿越南的第四国际成员。他们被带到SôngVê北部的BaLa，然后被交给了省里的领导们，TuTy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他下令处死了谢秋杜。”
他们还说：“谢秋杜一直在为自己辩护，强调他的爱国情怀，没有对不起人民。”对他行刑一共有三次，“每个刽子手都惊呆麻木了。最后是TuTy杀死了谢秋杜，这个家伙不敢正视谢秋杜那充满无畏革命气质的眼神，卑鄙地朝谢秋杜的后背开了枪。”
有些人认为杀害谢秋杜的命令可能来自越共的中央委员会，或者来自陈文教政府的贸然决定，他一直把谢秋杜当做反对自己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也有人认为是那些过于热情的地方领导人揣摩上级领导的意思做出的决定。到底哪个更接近真相呢？“革命！革命！”从他们这些人嘴里说出了的话，确实让我们感到恐惧。
返回南方，踏上不归路
1945年的9月越南南方又爆发了空前的革命运动。谢秋杜的同志们非常想念他，他们到处打听谢秋杜从集中营里跑出来后去哪儿了？是在龙川省吗？此时西贡、嘉定以及越南方方的每一个省都建立了“抵抗委员会”（ResistanceCommittee），它要求人们保持冷静欢迎盟军进驻，并将武器交给盟军。因为胡志明正与盟军合作，希望依靠盟军的帮助赢得国家的独立。
但与此同时，在RueLagrandière和RueAviateurGarros（现在Gialong和ThuKhoaHuan）两条路交叉口的第四国际办公楼前面，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聚在一起声讨残害谢秋杜的罪行，高大的旗帜上写着“谢秋杜在广义遇害”。大家义愤填膺，有的人大声呐喊，有的人默默流泪。
“谢秋杜究竟因为什么在广义罹难？”
“他什么时候到那儿的？他在那儿到底做了什么？”
“谁是凶手？目的何在？”
“谢秋杜是万恶的不平等社会的牺牲品！他死了，我们南方人将会怎样呀？——他是我们南方人的圣人和救世主！”
“谢秋杜在广义被野蛮杀害，我们南方人为什么不起来反抗呢？”
“谁是凶手？”
“凶手将会遭受什么样的惩罚？”
人们纷纷议论和质问着，他们太了解谢秋杜了，他们非常欣赏和钦佩他。当他们得知谢秋杜在广义的Phi-lao遇害的消息时都满怀愤怒，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在咖啡馆里纷纷讨论这件事情，希望谢秋杜的同志们能够组织劳动群众发起一场运动纪念谢秋杜，声讨残暴、卑鄙、野蛮的凶手。
但是时局不允许，当时的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就像那一波接一波的巨浪，无数的事情接踵而至。谢秋杜遇害不久就发生了许多大事，谋杀、溺水、逃离城镇和法国殖民军（步兵和伞兵）的反扑。人们有的逃跑了，剩下的整天生活在屠杀的恐惧中。托派重新组织起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战外国侵略者。但随后迎来了无数的谋杀，先是NguyenVanSam（一个高尚、诚实、敏感、稳重的政治家）遇害，而后是裴光照（BuiQuangChieu）、HuynhPhuSo、VietChau（NguyenXuanThiep）[3]，另外还有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及无辜群众遇害。
谢秋杜遇害时年仅39岁——太年轻了！他的任务没有被完成，他的理想也没有被实现。因为当时的局势太严峻了，谢秋杜事件很快就被淹没的无声无息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没有能够从内心深处抹杀这段痛苦和义愤，他们无法忘记这个来自南方的卓越革命家，他们视之为超人。
即使对于现在选择革命道路的同志们而言，谢秋杜仍然是一个参考性和标志性的人物。当他们考察1945年后各自追随的领导人和政党，遇到各种问题而感到困惑、无法得到答案时，他们都会想到谢秋杜，怀念谢秋杜。他们经常这样鼓励自己，如果谢秋杜没有遇害，现在还活着，南方的革命形势将会是怎样啊？谢秋杜将会怎样成功领导我们反击斯大林派呢？他们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安慰自己，克服那些看不到将来和希望的悲观情绪。他们的思想和潜意识里都充满了谢秋杜的形象。情到深处，他们也会流下眼泪纪念谢秋杜的牺牲。
[1]本文由NguyenKhanh和TedCrawford译自PhuongLan夫人1974年发表的（即BùiThêMy，一个民族主义记者）的“NbaaschmangTaThuThâu:1906-1945”一文，本文是根据谢秋杜的一个私人朋友DoBaThe的叙述整理而成的，DoBaThe陪伴谢秋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光。
[2]据猜测，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阮文绍（NguyenVanTao）。
[3]NguyenVanSam是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主席，也是越南报纸NhaNam的主编，是位宪政主义者，曾与法国和中国合作；HuynhPhuSo是和好教的一位领导人1947年4月在DocVang被捕并被越盟杀害；VietChau是位诗人，被斯大林派误认为托派而杀害。 |
NguyenVanThiet：我亲眼目睹了谢秋杜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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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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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眼目睹了谢秋杜之死[1]
NguyenVanThiet
所有在1945年9月去过广义（Quangngai）的人都能强烈感受到那里的恐怖氛围……
PhuTho监狱位于一片开阔地带，监狱主体是一排长长的建筑，在其尽头又分出两翼。监狱的正中央矗立着高高的旗杆。……
我所在的牢房只有两米宽，但却住了16个人，只有一扇门通往院子。……
有一天我正斜靠在门上打盹儿，突然就听见有人大喊“谢秋杜！谢秋杜！”我猛然惊醒。
谢秋杜？哦，我的天呀！我早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常常听人谈起他了。我一直很佩服他的勇敢、斗志和牺牲精神……
狱友们都挤着门缝向外看去。只见在院子那边的一个牢房前，七八个身带短剑、步枪和手榴弹的家伙押着一个农村绅士模样的男子（我猜他早已在监狱里了）。那男子很清瘦，我一眼就认出他是谢秋杜了。他穿着一件上面有两个口袋的短袖衬衫，下面穿着长裤子，脚上是一双褐色的袜子。他的衣服破碎而脏乱，还带着血迹，说明他饱受了虐待。虽然他看起来很消瘦，还蓬头垢面的，但他的眼神很安静，似乎还带着一丝的微笑。
大家纷纷讨论他的命运了。
“他现在是要赴死刑场了！”
“这帮畜生！”
他不断地喊着口号往前走，直到消失在一排围着垃圾堆的树林后面，那儿就是死刑场……
我的狱友们说谢秋杜的罪名是反革命罪，企图推翻人民政权。马上就有人高喊：“这是什么荒唐的罪名，他真正的罪名是被人民爱戴。”
【看守牢房的狱警给我讲了另一番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确实很同情我，经常跟我聊天）。
他说广义委员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抓谢秋杜，他们只是接到了陈文教（TranVanGiau）发给各地机关的电报，要求立即拦截和逮捕谢秋杜。广义委员会逮捕谢秋杜以后就向西贡报告，并请求新的指示。他们得到的命令就是立即处死谢秋杜。】[2]
在刑场上谢秋杜慷慨陈词，他说的太精彩了，太能打动人了，以致于行刑人员都放下了枪，还有几个甚至还留下了眼泪，最终没有人开枪。谢秋杜也被带回了牢房。广义委员会由于害怕执行错了命令，再一次向西贡报告并确认命令。于是同样地场景又出现了，谢秋杜在刑场上演讲，没有人敢开枪……
狱友们说：“他这次死定了！”狱警也说：“我们刚收到胡志明的电报，骂我们不执行上级命令。”
我在一片死静中麻木地蹲在了地上，等待着致命的枪声。
突然我听到狱警在高呼：“快看哪！谢秋杜又回来了！”狱友们纷纷议论起来。我猛地站了起来，确实，谢秋杜好好地回来了，他穿着白色上衣从树林后面走了出来，嘴角带着一丝轻蔑的微笑，迈着更加自信的步伐奔向监狱大门，我一下子热泪盈眶。但我的喜悦很快就结束了，在监狱门口出现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身着褐色上衣，带着一个白色领巾，像是学校的制服。他奔向谢秋杜，从腰间拿出一把匕首就刺了过去，还喊道：“混蛋反革命！无耻的叛徒！”他接着踢了谢秋杜的胸口将其踢翻在地，然后继续刺杀他。我描述的比较慢，但实际上它发生的太突然、太快了，而且就发生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由于我眼含泪水，没有看得很真切，只是看到了人群中有一条白色的影子在血泊中挣扎，并听到那个男孩的咆哮：“你们这帮胆小鬼，竟然不敢杀个叛徒！”
多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能忘记那条白色身影和那叫喊声。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尽我作为当事人的义务。虽然我不完全赞同谢秋杜的政治理念，但我却非常敬佩他的自我牺牲精神和伟大品格。至于那些为了党派利益杀害谢秋杜的卑鄙小人，一旦和平降临越南，他们就会站在历史的法庭上受到审判，而越南人民将会为谢秋杜报仇。[3]
[1]本文最早发表在法国越南工人联合会内部刊物HonNuoc(大地之魂，SouloftheLand)1949年6/7月刊第7-8页。1995年12月被法语期刊Inprecon刊登于第397期，第30-31页。
[2]加黑框的内容，据吴文（NgoVan）同志讲，完全是作者的想象，没有事实根据。
[3]西贡有一条街道就以谢秋杜的名字命名。斯大林派在1975年占领西贡后又重新命名，但新名仍然叫做“DuongTaThuThâu”。 |
胡志明关于谢秋杜之死的三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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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关于谢秋杜之死的三次评论
1946年胡志明来法国就越南未来地位问题与法国政府谈判期间，法国的托派同志及其同情者向其询问谢秋杜之死的事情，胡志明曾对我们做过三次评论。
1.第一次评论的记录人是历史学家兼作家DanielGuérin。
他是谢秋杜30年代的朋友。他在Auservicedescolonisés一书中记录如下：
“1946年他在巴黎期间，我和他做了一次长谈，起初我和他一起分享了民族解放的喜悦，但很快就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合以及谢秋杜之死的问题，我们的谈话氛围骤然降至冰点。谢秋杜身边的一些狂热斯大林分子不久前刚刚暗杀了这位前任的‘托派’西贡市政委员。胡志明带着极其认真的表情告诉我：‘他是个卖国贼，我们杀了他。’随后他又补充说：‘凡是不遵循我所指定的路线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allwhodonotfollowthelinelaiddownbymewillbebroken）”。
2.第二次评论是由RodolphePrager记录的。
他是第四国际法国分支——国际共产党（PCI）的领导人之一。原文出现在《真理报》（LaVérité）1946年7月19日题目为“谁谋杀了谢秋杜？”的文章，还有《国际季刊》（QuatrièmeInternationale）1946年8/9月期，原文为“印度支那——谢秋杜遇害”。
1950年我们曾问过Prager如何看待此事以及胡志明在此事中的责任问题。他是这么回答我们的：
“1946年7月胡志明在巴黎饭店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提出把越南纳入法兰西联邦的思路。我一直等候招待会结束他走出大厅时上前打招呼，向他介绍我是PCI秘书处的。我问他：‘从您所从事的运动角度看，您怎么才能让我理解谢秋杜之死这件事，毕竟他的影响很大。’胡志明对我说：他‘对谢秋杜的死非常遗憾’（deeplyregrettedhisdisappearance），因为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革命者’（irreproachablerevolutionary）。关于谢秋杜之死的详细情况他也不知道，毕竟当时的国内局势已经混乱的不可控制。”
托派必须灭绝
来自越南这一时期的确切信息显示越盟的人组织了对托派的全国性屠杀，但我们由于缺少来自印度支那托派成员（我们与他们的联系已被切断）的具体资料，我们无法断定斯大林派在此事件中的责任。我们曾建议越盟组织一个包括法国和印度支那工人代表在内的调查委员会追查此事，但没有任何回应。
随后几年有一些越南托派成员成功地逃回了巴黎，如LuSanHan,TriêuSon,LangTuVan等，他们的叙述确认了我们的判断以及斯大林派的罪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执行屠杀的刽子手们都是越南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他们几乎是在同一时段在全国范围执行屠杀任务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此事肯定是先经过党的领导层统一决定的。而在越南当局的官方出版物《八月革命》（1960年河内出版）里，此事仅被简单地描述为托派在几个省内被清算。
对我而言，我很难不认定胡志明与这些罪行有关。他在三封中国来信中曾对托派进行诬蔑，称之为“内奸和罪犯”（spiesandcriminals）。在1939年他甚至还说到了有必要“政治上消灭托派“（第四封信）。政治上消灭与实际的肉体消灭实际上只是细微的差异。
3.第三次评论是由黄同青（HoangDonTri）记录的。
他是与其朋友LeVan一起面见胡志明的。黄同青是巴黎中央理工学院（ÊcolecentralinParis）的工程师，其兄弟黄同文（HoangDonVan）曾在1945年担任越盟临时政府驻南玻（NamBô）的劳工部长。在1944-45年间他连同TrânDucTao,HoàngXuânMan等知识分子在巴黎组织了“留法越南人代表大会”（theGeneralDelegationofVietnameseinFrance）从事越南独立斗争，后被法国政府强行解散。由于他和LeVan已经宣布脱离政治多年了，因此他们的表述应该不带有任何政治动机。
“1946年胡志明主席来到了法国，我代表我们的同志请求与他面谈一次。
我与LeVan一起被领到了一间屋子里，胡志明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的椅子上，旁边站着一个保镖。桌子上有一个黄色包装的香烟和很多的苹果。我们谈得很愉快，他还不时地大笑。他在越南人心中很受欢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伴有欢呼声。尽管我在政治上不完全赞同他，但是我还是很尊敬他的。我根本就很难把他和那些拥护莫斯科审判的人以及斯大林的刽子手联系在一起。
在讨论过很多问题后，我就尖锐地提出了此行的主要问题。
我的问题是：‘主席先生，我是谢秋杜的一名学生，他是我见过最好的一个人。他非常地热爱越南人民，尤其是越南的穷人和受压迫者。但不知他因何被害呢？凶手又是谁？’
主席惊讶了许久，或许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他慢慢掏出一根烟，点着了，然后回答我：‘TaThucThâu?（他口中说出的是TaThucThâu，而不是TaThuThâu，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是的，他确实是个好人，他是被错杀的。但为什么你要提这个问题呢？在这个艰难时期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为什么你却只关心一个人的死亡呢？为什么要在我们革命群众中制造不和谐（discord）和分裂（division）呢？’
我说：‘主席先生，谢秋杜不仅只代表一个人，他还代表着一个政治派别，一个吸引成千上万人参加革命斗争的派别。他的死因不明，只会在群众中增加疑问和猜疑。如果您的政府与此事无关，那么您就应该明确澄清此事，这样还会增加您的声望，使大家更加团结地为自由而斗争。但此事确实存在疑问，不太清楚。’
他可能已经习惯了被赞扬和拥护，所以对我的‘傲慢’言辞颇为震惊。他猛吸了几口烟，说：‘你是个年轻的宗派主义者。’
我说：‘不，我们不是宗派主义者。实际上我们在1944年9月就成立了一个留法越南人代表大会，旨在团结在法国的所有越南人。我们正是代表全体越南人的利益希望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在您政府的支持下，调查清楚到底谁是真正的凶手。’
胡志明没有直接回答我，也没有提出什么方案，只是递给我一个大大的苹果。”
1986年5月21日，巴黎
尽管各种资料对事发环境的表述不一致，对下达谋杀命令的决策者级别的认定也不相同，但大家还是能够认同斯大林派对谢秋杜之死负责的。奉献给大家的这些材料，我们已做过一定的筛选。 |
胡志明：经常被引用的第四封中国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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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经常被引用的第四封中国来信
还有另外一份文献，只不过是只有法语版的。这是胡志明在共产国际作的一份报告，题目为：“对党在民主阵线阶段（1936-1939年）政治路线的一些看法”。
该报告八段文字中的第四段专门提到了托派：“至于托派，我们要毫不妥协，毫不宽容。所有的事实都已经证明他们是法西斯的代理人。他们应该从政治上被消灭（politicallyexterminated）。”
我们参考了四本词典，才决定把“Tiêudiet”翻译为“exterminate”。
但河内的专家却翻译得非常微妙。比如：
1.“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清算（liquidate）他们。”（来自《我们的领袖胡志明》，外语版，1970年，第110页）
2.“我们必须在政治层面上彻底消灭（annihilate）他们。”（《胡志明选集》外语版第二卷，1962年，第22页）
3.“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彻底消除（eliminate）他们。”（《胡志明书信集（1920-1969）》，外语版，有意模糊了“谋害”的意思：“我们必须全面揭露其作为法西斯代理人的嘴脸。”（《胡志明》，Seuil，1967年，第56页）
无论怎样大家怎么翻译这个单词吧，但其意思已经很清楚地预示了1945年八月革命中托派的灾难命运。
HoangThanhCao |
胡志明的三封中国来信（王凡西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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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胡志明和托派
胡志明的三封中国来信
（王凡西译）
第一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过去，在我与许多同志们的眼中，托洛茨基主义似乎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派别斗争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并不给以多大注意。但是当战争爆发之前不久，更确切些说，从1936年年底起，特别在战争期间，托派所作的罪恶宣传却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从此以后，我们就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研究已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第一、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不是中共内部派别之间的一种斗争。因为，在共产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并无共同之处，绝对没有共同之处。这是牵涉到全体人民的一个问题：〔托派的斗争〕是反对祖国的斗争。
第二、日本与其它外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知道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设法制造一些不同意见，以便欺骗舆论，打击共产党人的名誉，让人相信共产党人与托派属于同一个营垒。
第三、中国托派与其它国家的托派一样，并不是一个政治派别，更谈不上是甚么政党。他们仅仅是一批专干坏事的棍徒，仅仅是一批供日本法西斯派以及国际法西斯派驱使的走狗。
第四、所有国家的托派都给自己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为的可以掩护这批匪徒的龌龊勾当。例如，在西班牙，他们自称「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你们知道吗，正是这个党，成为马德里、巴塞龙那以及其它地方替佛郎可效劳的侦探机关？正是他们，组织了那个有名的「第五纵队」，那个为意大利与德国法西斯军队做侦探工作的机关。在日本，托派自称为「马、恩、列同盟」（MEL）。日本托派吸收一些青年到组织中来，然后将他们出卖给警察。他们想方设法打入日本共产党，目的是要从内部去破坏日共。据我看，目前团绕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周围的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人民阵线。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你们所得的消息，会比我得到的更加可靠。在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份子分属于如下这些组织：『斗争』，『抗日』，『文化与红旗』。
你们大概已经读过苏联审讯托派的控诉状，如果尚未读过，我请你们把这些控诉状拿来读一下，还要让朋友们都读一读。读这些文件是非常有用的。它会帮助你们看到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派份子丑恶的真面目。这里，让我们摘引一些直接与中国有关的段落给你看看。
托派份子拉可夫斯基在法庭上宣誓后供称，1934年当他以苏联红十字会代表来到东京时，一位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曾经对他说：「我们正期待托派作出一项战略转变。我这里不详细说明，我只想对你说，我们期待托派方面有所行动，有利于我们去干涉中国事件。」
据拉可夫斯基回答那个日本人说：「我会把这件事写信告诉托洛茨基。」1935年12月，托洛茨基给他的中国信徒发出一些训令，多次强调这句话：「不要给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制造障碍。」
就是这样地，俄国的托派份子，既曾愿意将他们祖国的一部份——西伯利亚与滨海诸省——出卖给日本，他们现在又要把我们的祖国，中国，出卖给日本人！
中国托派份子到底干些甚么勾当？你们不是急于想知道吗？
不过，亲爱的朋友们，我只能在下一封信里回答你们了，你们不是要我把信写得短一点吗？
希望不久再谈。
P．C．林．
1939年5月10日于桂林。
第二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告诉你们有关中国托派的活动之前，先让我介绍他们的六名领袖，六名以第四国际名义活动的公认叛徒。他们是陈独秀、彭述之、罗汉、叶青、张慕陶、黄公度。
依时间先后，我把他们所干的事情，叙述如下：
1931年9月，日本开始侵略满洲。但从那时起，日本的保安机关便与上述前三人接触。双方签订协议：托派方面不进行任何反日宣传；日本保安机关方面则每月付给对方三百元，以后再视「服务的成绩」而增加津贴。
此后陈独秀及一伙拿了日本人的津贴，办起了几份杂志，出版一些冷嘲热骂的小册子，说甚么「日本人占领满洲之后，愿意迅速解决各个有争论的悬案，他们并无占领全中国的意图。」
可是当陈独秀的这些见解，刚刚在他们的刊物上散布时，日本军队却于1932年1月向上海进攻了。
这时候的托派说些甚么呢？他们是否承认自己受了欺骗呢？他们停止与占领者合作吗？绝对不是！当十九路军浴血奋战，保卫祖国之时，这些托派却无论在言论上或行动上，继续干他们一桩又一桩的罪行。一方面，他们写道：「上海的战争根本与人民无关。它不是革命的民族战争。它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们散布虚伪的谣言，提出失败主义性质的口号，泄漏国防秘密，等等。
他们干的事还不止此哩。像HOAVANKHOI与CUNGVANTHU（译者按：音译为华文盖、龚文秋，以下同）那样的托派份子，和警察与日本主子们秘密联系，混入上海的罢工斗争中，用尽一切方法来破坏罢工运动。他们甚至使罢工运动中最有能力的领袖们遭到逮捕。
1937年，冯玉祥大将与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一起在张家口组织了一支抗日军队，此时中共处于秘密状态，中央与华北之间的联系发生困难。托派张慕陶便利用了这个情况，自称「共党代表」，提出「与日本人共同行动，为反对蒋介石而战」的口号，企图变抗日战争为内战。后来，张慕陶的骗局被揭穿，吉鸿昌逐走了张慕陶。不久之后，当吉将军前往天津时，在旅途中让张慕陶的同党给谋杀了。
下一封信，我将告诉你们托派如何在中国进行叛卖祖国的勾当。
兄弟般的敬礼！
P．C．林．（注1）
第三封信
亲爱的同志们：
在前两封信中，我给你们讲了托派如何接受日本人付给他们的薪水，他们如何设法破坏我们在上海的英勇战斗，以及他们如何设法破坏我们张家口的爱国运动。今天我将告诉你们以他们那些罪行的后果。
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到福建，他们恢复战斗。他们和中国红军签订了一项协议，在福建成立人民抗日政府，并进行成立联合战线的宣传。不久以前，十九路军是最反共的军队之一。但当国家面临危机之际，他们愿意忘却过去争执与仇恨，去追寻唯一的目的：为反抗侵略者而战。
遵守日本人给他们的命令，这些托派便立即进入行动：一方面，他们在民间煽起地域性的偏见——因为十九路军来自广东——反对新政府，另一方面，他们想方设法减弱红军的力量。他们是以如下方式来完成这个双重任务的：他们以革命战士身份要求加入红军，起初，为了取得信任，他们工作得很积极。一旦取得了多少重要的职位后，他们便开始干那些罪恶勾当了。我这儿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战斗中，需要后退时，他们发出前进的命令。到了应该进攻的时候，他们却下令后撤。他们把援兵与武器护送到根本不需要的地方，对于那些需要后援与弹药的地方，他们偏偏不给护送。他们在战士们受伤的部份涂上有毒的颜料，特别对那些受伤的军队的干部们如此，其用意是要使他们的臂和腿等等部份非锯掉不可。这项罪行幸亏及时发现，对那些共产党人来说，那是多么幸运啊！
1935年以后，共产党发起一种运动，要扩大抗日的民族阵线。人民，特别是工人与农民，都积极拥护这个政纲。在国民党内部，民族阵线的想法也日见进展。这时候，我们看见托派玩弄两面手法；污蔑与分解同时进行。他们对群众说：「你们看，共产党出卖给资产阶级了。国民党是不抗日的！」对于国民党，他们却说：「民族阵线，这不过是共产党的骗术。如要跟日本人作战，必须消灭共产党！」
1936年年底，因西安事变的结果，联合抗日的政策获得成功。见到他们的内战政策面临失败，托派份子张慕陶与谢维烈(TADUYLIET)决定要暗杀王如雪(VUONGDITRBET)，这是一位接受了民族阵线政策的人。
现在我来给你们讲1937年。这是战争直前的一个时期。全世界的人，除了托派，都团结起来，为反日而斗争。这批叛徒秘密联合起来，还通过了『决议』，下面是这个决议一些引文：『我们对抗日战争的立场是明确的；那些既要战争而又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实在已经出卖了战争。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合不过是一种明知故犯的叛变』。决议此外还写了些类似的无耻语言。
当战争来临时，日本实现了他们对托派所作的诺言。上海托派每月收到十万大元，充作他们在华中与华南的活动经费。天津与北京的托派则每月领取五万大元，以便他们在华北地区从事反八路军与其它爱国组织的活动。
到了1937年中期，「特区」（译者按：当指八路军统治地区）中的托派给发现并被逮捕了。据董义海（TONNGHIAHAI）的招供，他们活动的目标如下：1、破坏八路军；2、妨碍民族阵线的发展；3、充当间谍；4、策划暗杀「共军」领导人物。
在一次「地区」人民法庭上，托派黄发喜（HOANOPHATHI）作供，其中有这样的话，在他第四次和张慕陶见面时，张曾给他提了如下意见：「你得用心研究红军的组织系统。然后，你要组织青年中心，让他们一定能担起破坏与怠工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红军内部挑拨起乱子，以及消灭军队的领导人物。」张慕陶又说：「我们要说服一部份下层干部跟随我们，要泪起他们的乡思，供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开小差逃亡。这是瓦解那支军队的办法之一。」
托派份子郭文敬（QUACKVANKINK）已经招承他受董义海（TONNGHIAHAI）的委托，在战争中进行失败主义宣传，对他们说「中国不能胜利」，因为「即使我们赶跑了日本人，美国人与英国人又会来压迫我们。」「如果我们继续抗战，非但得不到胜利，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毁灭。」又说「中国太弱，不能同时反对日、美、英的。」张慕陶用如下的话来结束他的指示：「必须利用民族阵线这个政策来诽谤共产党，要说他们出卖了工人阶级。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战士中煸动他们的不满情绪。」托派份子借口教育战士，把军队中的最落后份子组成一些小组，然后，利用军队中的最艰苦生活，鼓励他们携带武器逃亡。他们和这些逃亡的队伍联络，在那正在前线作战的八路军后方，作乱闹事。
这便是托派如何与八路军作对的情形。在下一封信中，我将告诉你们这些叛徒如何应用卑劣手段来破坏抗日的其它军队。（注2）
注1.这封信没有填写发信地点和日期。发表此信的法文《我们之声》杂志出版于1939年7月7日。
注2.这封信是连续登载在1939年7月7日和同年8月11日的法文《我们之声》上的，信上也不曾填写发信的地点和日期。
译者按：上面这三封信，现均收入越南河内出版的《胡志明全集》第三卷。我们是从法文杂志《越南纪事》（ChroniquesVietnamiennes）1986年11月出版的创刊号转译的。 |
越南托派在自己言论中的形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第三章越南托派在自己言论中的形象
本章收集的资料旨在证实前面几章的叙述：越南托派在重要的转折点是如何应对与国内外斯大林派的冲突的。或许在我们外人看来，这些越南托派的言论显得理论化而无明显的托派特点；但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殖民统治的环境，这一环境迫使他们采用了一种不容易被大众理解的语言习惯，迫使他们在严格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屈从于严厉的审查机关，并面临监禁和拷打的威胁。
这些资料中只有谢秋杜的文章《声讨人民阵线的背叛》（AgainstthePopularFrontofBetrayal）是个例外。我们要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theInternationalInstituteofSocialHistoryinAmsterdam），CERMTRI的同志们慷慨地向我们提供了所有的资料，使得我们能够从他们的杂志上翻译出所有这些资料。
让我们保卫工人出版社！
让我们支持“斗争报派”（LaLutte）![1]
斗争报集团以八票支持、一票反对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反击狡猾敌人的方案。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生存的自卫，因为有人正四处散播谣言，说他们是反共产主义的。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卫整个工人运动和进步运动的广泛利益。
一如既往，无产阶级一直相信工人阶级的出版物是他们最好的斗争武器。尽管内部时有分歧，无产阶级总能够认识到如何达成共识以保护自己、对抗敌人。
一如既往，资产阶级也明白了，他只有使工人阶级的出版社闭上嘴巴，才能够安心地剥削和压迫工人。佩吉（MPagès）总督禁止公职人员阅读《斗争报》的目的正在于此。
一如既往，法西斯分子、资本主义的热心代理人都知道，如果容忍工人出版物的存在，就不可能消灭共产主义。他们的目的是从物体上消灭工人的报纸，包括砸碎他们的办公室，杀害工人报刊的记者。
这帮人正在通过散播恶毒的流言——这种只有法西斯才惯用的手段——中伤《斗争报》。
或许在佩吉总督和警察的诱惑下，“斗争报派”出了内奸。他们竟然没有去利用工人运动中的派系斗争来分化瓦解“斗争报派”，这一点让我们很吃惊。
要反击这个内奸的诡计，我们就不应该事先为工人运动的斗争趋势设定限制。
我们要树立列宁引用的拉塞尔的观点：“工人阶级的思想通过相互批评可以变得更清晰，工人运动由于内部斗争而变得更强大。”
在反击内奸们阴谋的斗争中，我们需要的是阶级觉悟和无产阶级的纪律观念。
但同时我们希望“那些休止的宗派主义不要那虚妄的借口来抨击《斗争报》，这些借口在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看来都是不充分的”。
对于这些可能将“脱离罪名”的人（指内奸——译者注），我们要说：“不要把法西斯的手段引入工人运动，当你们在摧毁工人出版社时，你们是在玩弄帝国主义的手段。”
我们向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们以及所有与我们持相同观点的人呼吁：
让我们抛开界限来保卫《斗争报》。谴责威胁其存在的那帮人。
虽然我们有权利严厉地批评其（指《斗争报》——译者注）策略，但我们还没有权利使它闭嘴。
选举胜利了，现在怎么办？[2]
工人的胜利已经是明确无疑的了。我们的候选人已经当选，他们是谢秋杜（765票），阮文绍（736票），杨白梅（715票）。
选举结果已公布，马上就有几千名工人、政府职员和青年人聚集在镇中心礼堂的前面，向当选的同志和“斗争报派”表示祝贺。随后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游行：约有3000多人高呼着胜利的口号从礼堂走到《斗争报》的办公室。在那里，阮文绍向大家表示了谢意。一些积极分子挤上了几辆汽车，把胜利的消息传遍全城。
西贡的庆祝活动也是同样的热烈。
要知道这次选举的重要意义，我们就要弄清楚帝国主义费尽心机安排这次选举的真实目的。
去年12月至今年1月是我们的大罢工时期，而这次选举恰恰被安排在这之后的平静时期。正如布莱维尔（Brevié）所说，几个月以来，贫民区的媒体一直都在有计划地通过宣传前所未有的苦难、歪曲的事实、谎言和错误的警告来反对那些“职业的造反者”和正在“破坏秩序的人”。达莱斯（Darles）、盖提诺斯（Gattegnos）和纽曼斯（Newmanns）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正在修补的是一块烂的不能再烂的破布。但这又有什么关联呢！只要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顽固地反对那些可恶的“秩序破坏者”，只要人民阵线政府放弃了革命，只要占代表绝大多数的公仆们（其中佩吉总督直接任命的有2402人）投票反对共产主义，只要他们能使人民相信大部分人是反对“斗争报派”和阶级斗争即可。
看吧，佩吉总督策划这次选举的意图再清楚不过了。
对他们而言，斗争报派的失败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可以放手镇压任何来自工人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抗争；
对他们而言，斗争报派的失败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开始全面攻击工人们在去年斗争高潮时获取的胜利——增加工资和进行改革；
对他们而言，斗争报派的失败就意味着这样一个信号，他们将对工人阶级先锋队、工人报刊、以及工人阶级进行前所未有的镇压，压制任何轻微的反抗；届时每个人都将受到铁拳的打击。
我们不是在危言耸听。巴黎的朋友们不是已经告诉过我们：勃拉姆和莫奈已经降“斗争报派”列为危险组织，准备将它取缔；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服务于印度支那银行和尼德兰银行的利益了。
这就是佩吉、达莱斯、盖提诺斯和纽埃曼斯等人赋予这次选举的意义。
他们明白，只要“斗争报派”失败了，他们就可以野蛮镇压工人阶级先锋队，他们就可以对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铁腕统治。
他们知道佩吉总督任命的2402名代表执行这一个阴谋：发出镇压的信号，发出全面反击增加工资的信号，发出阻碍任何自由倾向的信号。
他们也明白击溃工人阶级只是这些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绅士们计划中的第一步。只要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被击垮，他们就可以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独裁统治。
所以，他们对出局和镇压的政策直截了当地说“不”。
但这只不过是一场选举的胜利。
可以确定的是，这为我们反击莫奈的阴谋（解散“斗争报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他们会到处给我们造谣中伤，他们会让我们在法国的公共舆论中是这样一个形象：“虽然佩吉总督自己任命的代表们是支持我们的，但我们一直是被大众谴责的对象。”
这在斗争中将是一场口水战，但这并不能取代斗争本身。
无数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粉碎人民阵线政府要解散我们的阴谋，然后才是进行胜利的游行。
工友们，农友们，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同胞们，警惕起来！
查封《斗争报》
巴黎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勃拉姆-莫奈的人民阵线政府把“斗争报派”列为危险组织，并准备“查封《斗争报》”。
看到这条消息人们都会嘲笑。怎么能解散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组织”呢？因为“斗争报派”只有一些编辑和被选出的代表。
“按照我们的理解，如果勃拉姆像对待红十字联盟那样，取缔了其组织，却允许其出版物继续存在，那么这样的查封倒也没什么好怕的。相反，如果不是那样，你就应该嘲笑政府正在进行一场唐·吉柯德式的斗争。”这是几个知识分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发表的看法。
他们是太天真了，因为殖民政府根本就没想过用这种方式解散我们。难道他们没想过印度支那国会期间莫奈的两封电报引起的事件吗？
现在他们只是在等候老板同意（不管多么含糊）进行镇压。至于找借口是很容易的了：他们可以让下面的官员粗暴地执行他们的命令，然后再辩解下面的官员误解了首相的意图，首相当时已经离开了，等等。
因此，对《斗争报》的查封就意味着禁止其发行，逮捕其编辑，残酷镇压其读者，使整个国家陷入恐怖之中。这才是殖民地独裁政府的意图所在。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反对这个“查封”。退却就意味着死亡。拖延时间也意味着死亡。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迫使独裁者们退却。
警察搜查了斗争报社[3]
上周五警察们突然搜查了《斗争报》的办公地。这是“人民阵线政府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运动”这出冗长而不幸的戏剧的第一幕。
我们工人先锋队实际上早已经习惯了警察的搜查。我们不止一次地接待过警察的不期而至。但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受一种严重的恐吓。
是的，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恐吓。
殖民政府，它根本不想进行任何有益于老百姓的改革，它到处招致不满，它不容置疑地使人民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现在它想不惜代价地置我们于死地。
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得到了斯大林派无穷支持，也正计划消灭我们。查封《斗争报》是确定无疑的了。看来他们的策略是经过仔细研究的，因为斗争报只是一个单纯的报社，而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因此直接查封它是有困难的。从上周的突然袭击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的下一步策略就是把斗争报告上法庭，审判其编辑，查禁其报纸。
难道这死亡的威胁只是针对我们自己吗？我们可以看看近期的一些情况：人民阵线政府压制东京地区的记者协会，查封了Nhanh-Lua和Tuong-Lai；兵工厂的老板们开始向工人们进行反攻，逮捕了人民代表陈文甫（TrinhVanPhu）和劳苦报（Travail）主编阮文邱（NhuyenVanTien），并宣判劳苦报所有编辑在搞“破坏行为”，今天还在CanLong进行可恶的审问；看到这些事实，我们仿佛回到了可怕的1930-31年。这说明人民阵线政府执行的完全是反对工人阶级、发对民主、对抗人民大众的反动政策。
一旦斗争报的骨干发挥不了作用，整个工人运动就没有了主心骨。斯大林派、托派或工联主义者组织的增加工资待遇的运动就将破产。这势必会影响到每一个革命行动的成败。
斯大林派明白当今的局势吗？在巴黎的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在破坏印度支那议会时发生了分裂，现在他们就像我们描述的那样，已经向莫奈政府提供了查封我们的虚假借口。道格拉斯（JacquesDuclos）的暧昧态度已经表示出他半推半就地赞同对斗争报的查封，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的反革命意图。
国内的斯大林派怎么样呢？他们能接受这种暧昧态度的羞辱吗？他们会赞同人民阵线政府对人民大众和进步运动采取的杀人政策吗？
有些人会对我们说一些风凉话：“你们托派会很高兴地接受人民阵线政府对你们的囚禁的。这样你们就会声名鹊起。政府将你们囚禁了，不正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印度支那的人民大众证明了改革之路已经彻底封死，只有革命的途径了。这不正是你们的观点吗？”
如果事实真象上面说的那样的话，我们一点也不害怕进牢房。但我们再说一遍：政府的反革命行为绝不是仅仅针对我们个人的，它对抗的是整个印度支那群众运动。现在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采取措施制止人民阵线政府的反革命行为。
让我们抛开一切隔阂共同对抗这死亡的威胁！
让我们和斗争报团结起来！
谢秋杜：声讨人民阵线的背叛[4]
我发誓，我根本没有兴趣与HongQuiVit（HaHuyTap的笔名）同志争论。
当一个人已经长篇累牍地讲了好久，却对你说：“我还没讲完呢！”然后又警告你“如果他还没有反驳你对法国与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的批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他还没空谈到这些问题……”时，请问你认为跟这种人还有可能进行有价值的讨论吗？
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读过vit同志的文章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是否真的应该进行回应。因为他所批评的具体观点实际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怜的唐·吉柯德是在挑战风车。
多阶层参与的社会活动
我不知道有哪些情况让Vit就断定“谢秋杜根本不想让无产阶级去组织多社会阶层参加的社会活动”？
我曾在给Ninh的第二封公开信中引用了列宁的话：“社会民主党必须、总是、不断地把工人运动扩大到现代社会的各个社会政治领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
我当时只是想警告同志们要提防，其他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会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组织一些从事阶级调和与阶级投降的多阶层参与的社会活动。
Vit向我保证：“我们第三国际的76个支部没有一个梦想否定阶级斗争的原则。”
这只是他的一个臆想。我是有证据的，读者们也可以看到我从第三国际最重要的法国支部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引用的大量原文。在其1937年3月26日的报纸上有一篇并未带有轻蔑口吻的大标题——“萨罗（Sarraut）总统”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共和国的法律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得到尊重”，文章还要求政府逮捕兰伯特[5]（AbbéLambert），在文章结尾说到：“对法律的尊重，关系到阿尔及利亚的秩序与安宁，也关系到法兰西国内与国外的利益”。
阿尔及利亚的秩序与法律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吗？
这些支持资本主义体系下的“法兰西国内安宁”与“国外和平”的人难道还会接受阶级斗争的现实吗？他们还会去推翻自己的“资产阶级同胞”吗？“
同样在1937年3月26这一期报纸上，在祝贺完毕摩洛哥行动委员会（MoroccanActionCommittee）的机关周报《行动阵线》（Actionpopulaire）之后，话锋一转，“这些文章都是赞成法国人民与摩洛哥人民亲密合作的，还赞扬了法国的摩洛哥总督诺盖（Nogués）将军”，报纸最后以这样一篇文章结束——“取缔摩洛哥运动党”：
会有两个前景。第一是这个党会招惹那些从摩洛哥人民的苦难中获取巨大利益的人。这样的话，将会是一个遗憾的丑闻，因为剥削者们是以一种异常的方式从摩洛哥获益的。
第二个前景是，这个党的活动会与国外的法西斯势力相结合，危及法兰西的安全。据说这将驱除有的误解和混乱。
换句话说，如果摩洛哥运动党威胁到法国的安全，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是会赞成取缔该党的。
我记得曾有过一段时间，共产国际的法国支部“被起诉密谋危害法国的安全的！！”
Vit同志可以对这些摘抄发表自己的观点。我确信我们再也找不到1926年的那个《人道报》了，那时候的它经常发表很多抗议殖民地不公平的文章。
1937年3月27日，《人道报》公布了法国的元帅、将军、总督、驻外大使、上诉法院与高等法院大法官，以及邮差、警察、灯塔守望人等等的月薪，该报虽然强调了他们工资的巨大差别，并呼吁提高人民的最低工资，但也感到有必要保守一点：“不要把罢工归因于任何有利的职位”，根据文章，我们不难看出这有利的职位就是指那些元帅、总督等等。
你能相信一个迷信高官们的美好意愿的政党，它还会去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吗？
在《人道报》里再也找不到“阶级斗争”的词汇了，再也找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了。它充斥着“尊重法律”和“国内和谐”的“共和主义气息”。Vit同志，你怎么解释共产国际法国支部机关报在语调和宗旨方面的这些变化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人民阵线吧，这个集团已经用激进主义之水完全熄灭了共产主义与无产阶级之火。
既然是这样，我就不再对人民阵线不抱有期望了，我的朋友也是这样的态度。
我们将不期望人民阵线在世界上做任何好事情。我们宁愿被视作法西斯的代理人。因为我们已经在1937年4月9日的《人道报》看到：
不要让他们自己盲目地跟随那些试图在印度支那推行玩弄法西斯主义手段的人，我们的同志谢秋杜和杨白梅现在再一次投入到了西贡地方当局的选举中，一旦他们获得了代表的身份，将有助于人民阵线实现其造福印度支那人民的伟大任务。
既然今天我们在玩弄法西斯的手段，那么明天我们就可能成为法西斯的代理人！
Vit同志，难道你觉得BuiQuangChieus、TranVanKhas和纽埃曼们（Neumanns）称我们是多余的，把我们当成鼓动家还不够吗？
你觉得让支持你的所有人都把我们当成敌人有必要吗？
Vit，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真的笃信你跟我谈论的“左派”、“纯粹革命”的口号吗？
别把口号和观点混淆了。
难道我不曾为提高苦难的工人、农民、劳动者的些许待遇而斗争过吗？
关于人民阵线遏制任何群众性活动，取缔印度支那国会，制定一个纯粹革命的左派口号这些事实，你能告诉印度支那的群众背后的真相吗？
虽然你谈到了策略的灵活性，但是我担心这种策略的灵活性太大了。
再强调一遍：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进行紧迫的社会改革，并中立化反革命力量。我们要使用的是简单明了、贴近群众直接生活需要的口号。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在刽子手面前弯着腰了，即使我们面对的是人民阵线。
没有必要和那些犹豫不定、试图拖我们后腿的人搞联合。我们能够和所有的民主进步力量达成一致就足够了。
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支持罢工运动的共产主义者是“新宪政主义者”，我只是反对阶级合作。关于这一点，我不得不很遗憾地说，Vit同志，你是在恶意地撒谎。
正如你让我说的那样，列宁从来不会被那些不合格的宪政民主党拖累。你这是在严重地混淆视听。
不能孤立无产阶级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承认。Vit很同意把无产阶级革命变成民主革命。我今天不是来讨论印度支那革命的性质的。我想说的是这个革命要么是无产阶级的，要么根本就不会发生。但Vit却认为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
但是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观点，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在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今天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是比社会主义的因素力量强大。
我也谈论过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
关于工人运动，我指的是包括内部和外部两种形式。但是我排斥人民阵线的形式。
工人阶级的外部运动跟这些“自发自觉的危险理论”毫无关系。
Vit害怕“其他社会阶层”或自我组织起来，或通过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我也害怕这一点。但是Vit还没有佩吉总督看得清楚。在最近的印度支那民主党被批准成立前夕，其他社会阶层（尽可能地排除了社会上层）是完全屈服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这种对我们有利的形势已经消失了。民主党从一开始就听命于总督的内阁，并吸收了很多犹豫不定的社会因素，但它还没有控制整个中间阶级。这个领域对我们还是有宣传和组织的空间的。为什么在底层团结还存在的情况下搞一个高层的集团呢？
Vit用来反驳我的例子，只是砸了自己的脚。布尔什维克党是能够动员农民和中间阶级反对他们的领袖的，他们不需要任何的人民阵线。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因为共产党甚至拒绝与社会民主党搞联合阵线。
没有群众参与，就没有革命
Vit同志证明了他根本不知道群众一词的含义。有工人群众，这是我们有必要争取的；有农民群众，这也是我们要争取的；还有中间阶级，我们要赢得革命的胜利，就有必要把他们和其阶级的反革命领袖们分离开。
“群众”一词并不是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而且当我谈论这项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其他社会阶级身上时，我的意思是指我们必须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把中间阶级组织起来，这样做既不是为了尊重私有财产（禁止工厂占有），也不是为了尊重资本主义的利益（强制仲裁和国家强权的法律事实上取缔了罢工的权利）。
现在是时候破除这个迷信了：正是人民阵线使我们免于法西斯的统治。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可恶形式。而人民阵线（资产阶级民主）则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统治形式。
资本主义是很容易从民主形式过渡到法西斯形式的。MLebrun总统是完全可以扮演兴登堡的角色的。例如，一旦出现金融（预算或国库）危机，他就有可能赶走布拉姆（MBlum），召唤达拉第（MDaladier）、或塔迪厄（MTardieu）[6]或拉罗克（DeLaRocque）或多里奥（Doriot）[7]。
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只会随着资本主义消失而消失。现在的人民阵线通过遏制无产阶级革命、压制了工人与农民来拯救资本主义，这才使法西斯的威胁迫在眉睫。
啊，我听到你在说：“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农民，没有中间阶级。”
我已经收到了太多的空头支票了。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没有一个果断的态度的话，农民和中间阶级不会跟随它进行革命的。法国的农民和中间阶级（不是他们的阶级领袖）需要的是改变和行动，这与分裂人民阵线没有关系，而是要对工人、农民和中间阶级大声说：“人民阵线是在保卫资本主义体系。你们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必须从现在就开始从“意识上”武装工人群众，并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准备。
Vit同志指责社会主义的真正支持者正在迎接法西斯的到来，这使我们想起了1917年进行二月革命的孟什维克。我再强调一遍，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与生俱来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才能彻底根除法西斯。
资本主义今天处在自己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时期。
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机已经成熟。以任何借口拒绝从意识和实践上武装无产阶级与工人群众，就意味着背叛他们，是在促成了法西斯的胜利。
团结起来，统一行动
Nihn和Vit同志都没有明确地定义他们的“印度支那人民阵线”。
他们两人继续停留在理论上。让他们忽视实践吧。我们邀请他们来看看《斗争报》。我们正全心地投入他们所抛弃的实践工作。让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谁演讲，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写什么。
如果他们不愿意来，那么就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联合所有的进步因素的步骤是什么，摆在我们眼前的紧要任务是什么，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有哪些？
当Vit说到资产阶级的自由正在接近我们[8]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人民阵线的纲领完全没有革命的口号，议会机构仍然在法律的规定内运作。
至于他的结论，似乎并不比我高明。
Vit嘲笑我给Nihn的第一封公开信中的结论。通过谈论“这个时代罪恶的新马克思主义修正派”，他毫无自信地乖乖地把踢出的球捡了回来。而我则要深信不疑地给那些妄图使我们脱离阶级斗争道路的人，贴上“罪恶的新宪政主义的”标签。
谢秋杜
托派赢得了1939年的西贡市议会选举[9]
西贡市政大厅，4月30日上午10点
当省里的部分选举结果已经证实《斗争报》的候选人已经当选时，当着一个警察督监的面，就有一些同志在计票厅里唱起了《国际歌》。这是一次《国际歌》被用来欢呼选票的宣读：“谢秋杜、潘文秀、陈文昭当选！”
聚集在广场的人们，激动地等待着结果。
谢秋杜在《斗争报》骨干的簇拥下出现了。
——“第四国际的候选人全部当选了！”
——“谢秋杜万岁！”
广场上响起了持久而热烈的欢呼。人群在谢秋杜和《斗争报》同志们的带领下，向各个方向欢呼。
“托洛茨基万岁！”“第四国际万岁！”“谢秋杜万岁！”“谢秋杜为西贡!”（TaThuThâuforSaigon）“特赦政治犯！”“跟着民主阵线走！”“工农联盟万岁！”
游行队伍虽然走到了rued’Espagne，但在前往中央监狱的途中遭到了一群警察的干涉。因此游行队伍转向了theBoulevardBonnard。
“释放政治犯！释放政治犯！”
当游行到达《斗争报》办公地时，呼声又起：“谢秋杜万岁！”西贡的工人们到处高兴地谈论着印度支那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这次伟大胜利。
[1]FromLeMilitant,secondyearno5,23March1937.Ourtranslationwasmadefromthereprintin“L’OppositiondegaucheenIndochineentre1930et1937”,LesCabiersduCERMTRI,no100,March2001,p67.
[2]FromLeMilitant,secondyearno10,27April1937.Thetranslationwasmadefromthereprintin“L’OppositiondegaucheenIndochineentre1930et1937”,LesCabiersduCERMTRI,no100,March2001,pp.69-70.
[3]FromLeMilitant,secondyearno10,11May1937.Ourtranslationwasmadefromthereprintin“L’OppositiondegaucheenIndochineentre1930et1937”,LesCabiersduCERMTRI,no100,March2001,p.71.
[4]TranslatedfromLaLutte,13May1937.
[5]他是奥尔良市的市长，支持摩洛哥的民族主义。
[6]达拉第和塔迪厄曾任法国总理。
[7]这两位是法国法西斯政党的领袖。
[8]这是指人民阵线。
[9]译自“Aprèslaproclamationdesrésultatsduscrutin,desmilliersdetravailleursmanifestantauxcrisde‘ViveTrotsky’,‘VivelaIvéInternationale’”,《斗争报》1939年5月5日。, |
印度支那的镇压：解救谢秋杜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印度支那的镇压：解救谢秋杜[1]
DanielGuérin
谢秋杜这个人很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解救他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殖民压迫的一个受害者，而是由于他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我们解救他就是解救印度支那所有的被捕同志。谢秋杜是我们需要进行重点团结的对象，他不像别的政治犯那样迷信斯大林，他也确实没有从第三国际的各种组织那里获得过帮助。
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谢秋杜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位印度支那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正如他在《斗争报》上所说的那样，认识到“民族主义根本就不能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于是他转变成为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谢秋杜曾经多次遭受帝国主义的迫害。1928年他所创立的安南独立党被强行解散；1930年5月他因与其他印度支那同志参加了在爱丽舍宫门前的示威而被驱赶出法国。1931年他在西贡创办了《斗争报》，作为其革命组织“行动中统一”（unityinaction）的机关报。该报社的编辑中有很多“思想冲突”共产主义者，也有一些托派支持者。他后来被选为西贡的市政议员。总之，谢秋杜就是交趾支那反帝斗争的灵魂。
在这份报告里，我将列出谢秋杜所遭受的各种指控。这些事情都发生在1936年以后，也就是在Sarraut、Blium和Chautemp这些所谓的“左翼”政府执政期间。
所有这些针对谢秋杜的指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及其同志的活动使得帝国主义忧心忡忡。这倒不是因为斗争报派这一小撮人有多厉害，而是由于帝国主义者担心他们的活动将唤醒印度支那的民众。他们真正惧怕的是印度支那的民众。由于斗争报派的活动都是合法的，因此当局不能用暴力违法的名义指控其编辑们，而是说《斗争报》不符合出版业的法规。他们引用的是1927年10月4日的法规（LéonPerrier法令），原文如下：
印度支那人遇有如下情况，适用刑法典第91条：“其程序和行为危及了公共安全或导致严重的政治骚动，或煽动对法国政府及其保护国政府的仇恨，触犯所在国的法律，均应提交theCourtofSummaryJurisdiction法院审理，并处以1-5年的监禁。”
据这部法令的制定者说，它的目的与其说是规范出版行业，不如说是为了镇压反抗。但该部法令针对的对象还是出版行业。
谢秋杜第一次被起诉
1935年12月爆发的黄包车司机罢工惊醒了当局，当局指控谢秋杜及其同志利用文字煽动了罢工，触犯了我刚才说的LéonPerrier法令。
1936年3月18日他们被判处了500-2000法郎的罚金。随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西贡上诉法院（SaigonAppealCourt）又宣告他们无罪，并强调LéonPerrier法令不适用于出版行业，像他们这种情况适用1881年的出版物法令。
谢秋杜第二次被起诉
1936年8月谢秋杜和他的朋友们开始在全国发起组织“行动委员会”（ActionCommittee），希望最终建立起一个“印度支那国会”（Indo-ChineseCongress）。他们建立这些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想通过这些委员会搜集广大民众的疾苦，并汇总起来递交给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派来调查印度支那事务的平等委员会（theCommissionofEnquiry）。组织者们严格地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比如，他们要求每个委员会的成员都不能超过20个人，因为法律禁止20人以上的集会结社。但深受人民反感的殖民政府却非常恐惧，并将他们的恐惧上报给了殖民部长MariusMoutet。部长在9月19日给总督大人发了一份电报，敦促他“镇压暴力以及任何煽动暴力的行为”，“通过一切合法合规的手段维护公共秩序，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起诉那些试图扰乱秩序的人。”
有了上面的支持，总督就在9月28日逮捕了谢秋杜。但当局却不能以组织行动委员会的罪名起诉他：毕竟它们的活动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于是当局再次使用了LéonPerrier法令。
从10月26日起谢秋杜进行了绝食抗议，到30日时他就已经虚脱了，被送到了Choqan医院。
经过11天的绝食和5天的绝水抗议后，当局许诺有条件地释放他。11月5日他出狱时已经非常虚弱了。但Moutet却告诉我，绝食其实都是“假”的，绝食者都由护士负责秘密进食。
谢秋杜第三次被起诉
1936-1937年的冬天，巨大的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殖民当局再次害怕越南群众的力量了，他们又一次无中生有地把谢秋杜和他的朋友们抓了起来。
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他们不仅受到帝国主义的起诉，也同时受到了斯大林派代表资产阶级立场的控告。4月2日谢秋杜给我写信说：“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斯大林派在试图摧毁斗争报派。”他请我“阻止斯大林派以后污蔑斗争报派是法西斯”。“我静候着这场打击。北非之星（ĔtoileNord-Africaine）被解散时，我就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事实上到4月9日，《人权报》就开始谴责“印度支那的那些煽动行为，正扮演着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角色。”
4月10日我见到了殖民部代理部长MViollette，他对我说斗争报派的行为带有难以容忍的反法兰西色彩，“我们必须得采取强硬手段。”由于Moutet不在，他也不敢擅作主张，于是他向总理递交了自己的方案。
后来他又说：“即使是Messrs.Duclos[2]和Lozeray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都认为斗争报派实际上是托派。”他的这句话令我大吃一惊。
我立即就给LéonBlum总理写了封信，抗议MViollette的计划。随后在4月20日我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回信，内容是：“我处已收到您发给总理的信件，总理的意思是：MViollette对您提及的措施并非特指斗争报派的，他们最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关注有可能引起骚乱的所谓召开‘印度支那国会’的运动”。
这封信表面上没有特指斗争报派，但却明确地指出这些措施是针对“印度支那国会”运动的发起者，因而实际上针对的还是斗争报派。所以我们可以肯定，这次镇压是来自巴黎的命令。而斯大林派对谢秋杜及其朋友们进行打击的命令也是来自巴黎。
4月30日谢秋杜在收到危险警告后写信给我：“这里的工人们已经知道了Viollette-Moutet的计划以及斯大林派的阴谋，……我们将继续一往无前永不退缩。如果斗争报派被镇压了，我们的工作可能会停止。但即使是坐牢，遭受压迫，我们也绝不妥协……我们就是想请您让那些绅士们意识到这些……”
随后镇压开始了。5月10日谢秋杜被传唤到法院，5月19日他和阮文绍（Tao）一起被捕。阮文绍曾和谢秋杜一起当选为西贡市政委员，但他是一名斯大林分子。Messrs.Duclos和Lozeray的努力却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帝国主义根本不管你是托派还是斯大林派，都要进行镇压。
这次谢秋杜的罪名是什么呢？很简单，还跟以前一样同样，指向他的报社活动。对他的指控是基于他自11月9日以来的在《斗争报》发表的所有文章。很滑稽的是，法院提到的文章中有很多是FrancisJourdain和DanielGuérin的。
6月7日谢秋杜被保释出狱。
我们可没忘记巴黎斯大林派对谢秋杜和斗争报派的阴谋。但谢秋杜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他对统一阵线异常忠诚。比如在4月份，斯大林派的杨白梅被再次提名参选西贡市政委员，当时谢秋杜写信给我说：“很多同志都反对杨白梅的改良主义倾向，反对再次提名他。我不得不出面做工作。我更加关心的是我们统一阵线的内部平衡问题。如果不提名杨白梅，那么候选人里面就没有斯大林派了。”
但是巴黎的斯大林派却没有因此对他有所感激。5月19日法国共产党给西贡的斯大林派发来一封署名为吉东（Gitton）的信，里面有这样的指示：“我们认为共产党和托派之间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西贡的斯大林派虽然明白保持统一阵线的必要性，但也不敢违背巴黎的指示，于是在6月15日他们脱离了斗争报派。6月18日谢秋杜写信给我说：“这件事来的太不是时候了，因为我和阮文绍将在6月18日被判刑。他们本可以等到宣判以后再做决定的。他们太缺少英雄气概了。因为我已经对整个事件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并澄清了其他全部同志的责任，包括阮文绍也已否定了对自己的起诉。在法院宣判前，我还是要继续承担这些责任的……”
而巴黎的斯大林派继续进行拙劣的扮演。Deloche（法国共产党殖民部联席秘书）在7月11日的《人权报》写道：“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作为人民阵线敌人的一小撮托派，他们在殖民地发挥了不小的煽动作用。但Moutet同志更应该仔细调查一下自己的周围，看看到底是谁把他在办公室里做的决策准确地传递给了印度支那托派分子。另外，共产党人也不必为自己公开宣称印度支那托派是破坏分子而尴尬，我们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贴上各种不同的标签，他们已经在为法西斯服务了。”
大概就在此前后，Moutet还给我写信说“共产党的代理人”去总理那里告状，抗议“一小部分社会党人支持印度支那的托派，其中就提到了我的名字。”
就这样，谢秋杜及其朋友们背负着帝国主义和法国共产党的指控于7月2日在SummaryJurisdiction法院受审，并于7月9日依据LéonPerrier法令被判处两年监禁。8月11日上诉法院（AppealCourt）确认了这次审判，并增加了五年内禁止进入特定地区活动的内容。
在审判期间，当局担心再次出现1936年的情景（LéonPerrier法令不适用于出版业），于是他们做了预防措施，在最后时刻用一些顺从的法官取代了那些独立耿直的法官。
谢秋杜第四次被起诉
1937年7月初交趾支那爆发了一场铁路工人大罢工，并遭到了当局的残酷镇压。由于同样的原因，当局再次向谢秋杜问罪。7月23日他被捕了，罪名是7月11日他在《斗争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另外当局的镇压也部分托派和斯大林派，阮文绍也被捕了。
这两个人曾要求有条件地保释，但被拒绝。于是他们再度绝食（8月30日）。
这次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下面我引用一下MLoye（谢秋杜的辩护律师）的一封信：
“根据谢秋杜的记忆，大约是在9月5日或6日，有两名护士和几名士兵曾试图用试管强迫他进食。谢秋杜虽然身体无力，但还是坚决地进行了抵抗，最后他终于胜利了，护士和士兵被迫放弃让他进食的企图。
此后的两天里，谢秋杜被扔在了牢房里，没有人去看望。由于他身体极度虚弱，在第三天他被注射了一针。
随后就出事了。在9月8日和9日，谢秋杜已经完全无法自控了，甚至认不出来自己的妻子和辩护律师。他还莫名其妙地哭泣，毫无意识地随地大小便”。从那时候起，他身子的右半边就开始部分麻痹了。他还能移动自己的右腿和右臂，只是不那么自然了。他的右眼不能快速地看东西，并且很容易视疲劳。”
在经过了12天的完全禁食和7天的被迫进食后，谢秋杜和阮文绍停止绝食。
9月17日他们被带上法庭受审。据目击者讲，由于他们几乎还不能站立，法庭里还有医院的护士在那里以防万一。谢秋杜已经不能开口回答法官的提问。不过没关系！9月24日他和阮文绍就被判处两年监禁、10年内禁止在当地居住。
11月10日该案被送往上诉法院。法院认为此案的判决应结合同期的前一判决。也就是说，谢秋杜最后被判两年监禁、10年内禁止进入特定地区活动。
谢秋杜的健康状况如何呢？10月9日一个医疗组曾对身在狱中的谢秋杜进行了体检，发现他肌体没有受到伤害，但出现了身体麻痹的症状。在他们看来，“无疑这是由于一些特殊的神经刺激导致的，这些麻痹症状只有很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才能被确认的。”
由于谢秋杜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改善，于是在11月24日他被转到一家诊所，医疗组对他进行了第二次检查。他们的检查结果就是：“医生们越是想关心谢秋杜先生的健康，现实的情况就越要求他们再进行一次检查”（原文）。
由于谢秋杜被要求给予最少的照看，他又被送回了监狱。而Moutet却写信对我说：“据我得到的消息，我可以确切地告诉你，谢秋杜是在给我们演戏。”（原文）
最后我们有必要引用一位西贡私人医生NguyenVanQuan的诊断记录，他曾给谢秋杜做过检查，他说：“病人周围的任何因素都会影响他的身体康复。我认为他最好到监狱外面进行疗养，到一个更有利于身心健康的地方进行修养。”
所以我们在此希望组织一次盛大的运动，要求殖民部立即释放谢秋杜。
同志们，请大家务必意识到，我们的朋友在他的牢房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了。在1937年6月18日他写信对我说：“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们印度支那的革命者把我们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第四国际反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上，寄托在了theRevolutionaryLeftoftheSFIO身上，寄托在了那些不会陷入改良主义泥潭的杰出人士身上……”
6月12日的信中说：“我们信任法国的工人阶级，信任国际工人阶级。正是这份信任，鼓励着我们与黑暗作斗争。”
今天晚上到此参会的同志们，都是不让自己坠入改良主义泥潭的革命同志，都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同志。我们跟谢秋杜一样，都信任工人阶级。那就让我们去求诸工人阶级来帮我们解救谢秋杜吧。
附注：我这份报告写完后，又收到谢秋杜在1938年1月18日发自西贡监狱的信，下面我摘抄一部分内容。
关于他的健康状况，谢秋杜简单的介绍：“我仍然肢体麻痹，……同志们已经告诉你原因了……”
他又补充说：“如果殖民部长考虑到我的健康状况，准予我有条件保释的话，我将奔赴法国，或许在法国医生的治疗下我还能够康复……”
最后谢秋杜告诉我，由于1932年的法案，他被判两年监禁的处罚被延期了。但1937年11月5日巴黎的上诉法院已经驳回了他两次判刑合一的请求，因此事实上他被两次判了两年的监禁。
[1]本文是1938年1月13日提交给“国际援助、团结与自由”（InternationalAid,SolidarityandFreedom）大会的报告。
[2]JacquesDuclos是一名糕点工，也是一名忠诚的斯大林派分子，是第三国际在欧洲的代理。HenriLozeray是1936-39年间议会里的一名共产主义者。 |
印度支那：缔造革命的政党Indo-China:BuildingtheRevolutionary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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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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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支那：缔造革命的政党
Indo-China:BuildingtheRevolutionaryParty
第四国际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印度支那缔造政党的活动，充满了革命的经验与教训。我们的同志面对着残酷的帝国主义镇压，坚信工人阶级的问题不可能在印度支那一个地方得到解决，而当时的印度支那斯大林派仅有的声誉也只有1930-31年的极端左倾行为以及它所篡夺独享的十月革命的声望，但我们的同志竟然能够另辟蹊径挟制着斯大林派建立了长达四年（1933-1937）联合战线。
在20世纪30年代初越南国大党被镇压得走到穷途末路，在安沛（东京地区）发动了武装起义。安沛起义的消息传到法国，引起了众多在法国的越南人的热情关注。我们的同志在殖民地展览会（1931年5-10月，Vincennes）的印度支那展馆组织了大规模的集会活动，期间他们还发放了传单，内容有要求政治特赦、废除死刑、要求年老的杜梅格总理（GastonDoumergue，时任法国总理）和年青的保大皇帝施行民主自由。5月31日他们又在爱丽舍宫前组织了一次集会。当时我们的同志团结在当时的组织——LaVérité周围，连续多次地阻止了进行街垒战斗的冲动。但凶残的资产阶级还是进行了镇压。经过法院审判后，很多人被关押在了LaSanté和LaRoquette，后来又有19人被遣返回印度支那。他们中大部分都是我们的同志。
1930年6月底，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在西贡登陆。
当时印度支那到处都酝酿着动乱。斯大林派政党一个接一个地组织集会游行，但就是没有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坚守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当时越南斯大林派的状况是，他们受命于机会主义的第三国际，制定了一套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案，不过他们倒是很真诚地去开展革命斗争并使用极左的革命语言。我们很容易看清楚斯大林派的用意：他们是想通过积极的革命斗争发动印度支那最积极的革命力量，然后把他们绑架，迫使他们接受克里姆林宫主子（世界革命的掘墓人）未来的右倾路线。
斯大林派再次成功地为了自己卑鄙的目的利用了革命的人民，然而事情本身的逻辑证明，“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必然地导致了革命群众的士气遭受严重挫折，他们的革命作用被严重贬低。现在人们对30年代革命岁月的了解，几乎只有这些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人民阵线、国民防卫基金（NationalDefenceFund）的战争预算、完全仲裁（compulsoryarbitration）、残暴的莫斯科审判。
但我们希望大家重新审视这个30年代。在斯大林派的语言里根本就没有提及当时城市工人的革命斗争。另外，农村的革命形势也是汹涌澎湃。国际左翼反对派的成员也没有闲着，他们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的革命分子、革命工人与学生结成了同盟。在他们的影响下，有些试图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志，甚至还提出了一个入党条件，就是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总的来说，尽管斯大林派诽谤左翼反对派，诽谤托洛茨基，但我们的同志还是成功地和印度支那的斯大林派建立了政治合作，还对那些在运动中受伤和被捕的斯大林派同志进行了援助。
到1931年越南的左翼反对派组织有左翼反对派（”Tadoilap”，LeftOpposition），十月左翼反对派（Tadoilap“ThangMuoi”）和印度支那共产主义（Indo-ChineseCommunism）。它们的杂志和宣传页也都使用其组织的名称。
1932年8月，警方发现了托派组织和出版物，并进行了搜捕和查封。如果说当时有不到200名斯大林分子被关在西贡中央监狱（SaigonCentralPrison）的话，那么就有不到30名的左翼反对派也被关押在那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左翼反对派进行了更好的组织，在严刑拷打下，我们的同志向警方透露的“秘密”和揭发的人数都远远少于斯大林派。
在1933年1月底，我们两名被临时释放的同志联合那些没被关押的斯大林派分子和一些“无党派”人士决定发起一场合法运动，希望能借此公开宣传工人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需求，向全体人民宣传阶级斗争的现实。根据这一观点，他们决定参加1933年5月的西贡市政议会选举。因为这是当时印度支那唯一一个能够进行普遍选举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提名了两名知识分子、两名企业员工和四名工人参加选举，为此他们还成立了正式的联合阵线《斗争报》。
在选举中，他们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极大地震惊了政府当局，甚至也令一些“革命者”大为吃惊。更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居然还赢得了两个席位。
从那时起社会问题就开始公开讨论了，对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注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并盖过了人们对界限模糊的民族斗争的关注。但是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忽视了帝国主义容忍的限度，即只能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讨论社会问题，反映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受压迫阶级的心声。很显然在非法的领域，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各自进行着自己的组织与斗争活动。
由于非法的活动比合法的工作更为重要，以致于有些同志认为“斗争报派”只是个临时的空架子。只是到了1934年10月“斗争报派”才得以重生，它仍然确定了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略。
他们在竞选活动中提出了反对警察局的严刑酷罚，反对过于严厉的赎罪体制，尤其是PouloCondore,DakPao和LaoBao集中营的非人待遇，反对对工人们的残酷剥削和对农民的压榨，等等。尽管他们明白自己不能出版异类的文章，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忽略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有意思的是，一旦《斗争报》发表了倾向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或斯大林主义的文章，那么它也会同时刊登一些列宁的文章或在“国际新闻”栏目摘抄一些法国托派（国际工人党，POI）报纸LaLutteouvriéré上的文章，总之每期《斗争报》不可能只有斯大林派的文章。为了反击对十月革命的歪曲言论，《斗争报》还连续刊载了JohnReed的书《震惊世界的十天》（列宁作序）。在Tao（阮文绍）发表过赞扬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文章后，谢秋杜就发表了谴责人民阵线政府背信弃义的文章。那些先进的工人革命分子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托派与斯大林派的政治立场不同。
在先进的工人革命分子看来，斗争报派联合阵线破裂的直接原因就是赞成或反对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这样一场“分裂”对革命者而言是绝对不利的，而对改良主义者则是非常有利的。1903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曾在群众基础问题上发生过分裂。
印度支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在1937年4、5、6月间尽其最大努力对工人阶级和受苦群众进行了政治宣传与动员。由于知道斯大林派也是百分百支持改革的，我们的同志就努力用事实去证明，即使是最落后和最受压迫的阶层，也是革命的同盟军，革命者不应破坏工人阶级的革命阵线。
在知道吉东（Gitton）的来信（1937年5月19日，要求越南的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后，我们的同志决定为以后的宣传和动员创造一个有利的局势。1937年6月14日托派与斯大林派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经过很长的讨论后，谢秋杜提出了一个置斯大林派于被责难地位的议案，以便我们可以使用这份议案向广大民众解释斯大林派投靠资产阶级、剥削者和帝国主义。斯大林派拒绝对此进行表决。无论怎样斯大林派就是要和我们决裂，就是要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阵线。
在特殊的国内环境影响下，四年来托派与斯大林派的联合阵线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这也使得托派在联合阵线分裂时也已具备了开启新局面的好条件。四年来托派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甚至还把很多斯大林派的工人吸引过来。斯大林派内部在不同时期总是会冒出一些左派的人士和一些质疑第三国际、倾向第四国际的团体。在四巨头（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了关于苏台德问题的《慕尼黑协定》后，这种情况就愈加明显了。
多亏有过去的斗争经验和当前实践斗争的刺激，否则我们建党也不会这么容易。再也找不到像今天这样好的建党机会了。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被胡佑松（HoHuuTong）蛊惑，自称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还想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成员。他们有一份月刊，经常同时引用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一些不完整的言论。
试想一下，在现阶段我们还能只空谈资产阶级民主，而不去拿出实际的斗争方案以指导人民群众从事争取自己民主自由的斗争？这份月刊的政治思想就像它给我们的感觉一样，就是要求我们在政治上如果可能的话后退两步（taketwostepsback）。
该组织希望我们比1934-1937年间的行动再后退两步。胡佑松当初参加联合阵线就是很被动的，等到1937年6月14日联合阵线分裂时，这个曾有利于第四国际的联合阵线就被胡佑松认为是三个半（Three-and-a-Half）机会主义。
胡佑松他们现在沉迷于纷繁复杂的数学式和地图式理论推理。在他们看来，印度支那的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之所以能够组成统一阵线，就是因为三不是三，四不是四。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这些数字真有它被赋予的意义的话，我们的4变成3.5就是对斯大林派的很大信任，而实际上斯大林派只是1.5。
另外他们这些人丝毫不怀疑自己的逻辑，这点精神倒值得坚持。他们始终认为根本就应该有这个联合阵线。在他们看来，只要与法国社会党、斯大林派或社会主义派别结成联合阵线，4就变成3.25、3.5、3.75甚至是3。
我们要谴责这帮懦夫和宗派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同类。
注：本文源自《国际季刊》（QuatrièmeInternationale）,1938年11-12月，第14-15号。译文出自LesCabiersduCERMATRI，2001年3月第100期，第73-76页，原文名为“L'OppositiondegaucheenIndochineentre1930et1937”。 |
StelioMarchese：《斗争报》和西贡托派（1934-193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斗争报》和西贡托派（1934-1939）
StelioMarchese
托洛茨基在遇难前的几个月曾写道：“第四国际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众多支部里，……做得最好的毫无疑问就是法属的印度支那支部。”
在1939年4月30日的交趾支那殖民议会选举中，托派候选人赢得了巨大的胜利，谢秋杜和陈文绍赢得了80%的选票，而其余的选票则由斯大林派与官方指定的候选人分享。考虑到这次选举有较高的资格限制，以及五年来斗争报派所不断遭受的迫害，这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政治胜利，是西贡受压迫人民和所有穷苦大众的政治胜利。而且考虑到共产主义两大派系（托派与斯大林派）之间的全面冲突，选民也面临着在第三国际与第四国际之间进行选择。在西方对这种选择的考虑主要还只限于知识阶层，但在西贡这样一个殖民体制下，进行选择的却是人民大众。这次胜利非常独特，在世界托派运动史上都无与伦比，因此很值得我们对它进行独立的分析研究。一个像托洛茨基这样穷苦潦倒、被解除了武装的先知，其思想也很高深复杂，怎么就能够在一个远东的城市里引起人民大众的共鸣呢？
第四国际对此次胜利的介绍主要是发表在《斗争报》上的文章。《斗争报》是1934年印度支那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一个独特的结合体，但后来他们由于对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殖民政策意见不一，该报社成了一个纯托派的编委会。
该报社的宗旨从一开始就很明了：谴责殖民体制下的剥削行径，反对对殖民地个体以及集体的群众（如农民，工人，职员和小商贩等）施以虐待和暴力；它还宣传十月革命，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及抨击外来压迫，暗示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一个新的社会。
关于前一任务，现实的资料非常多：如种植园里的虐待和疾病流行，工厂与城市办公室里的折磨，监狱里的暴行，不公正的审判，以及外国驻军问题等等。我们要知道在西贡，统治阶级的法律要求媒体只能为没有任何可能的反法国行为进行辩护，不能有任何可能的煽动不满的言论。因此托派必须建立一个合法的反对派阵地。谢秋杜被法国当局遣返回国后，在1932年初他们就在西贡建立了这一团体。
“《斗争报》是一份为全体受压迫、受剥削人民群众服务的报纸”。[1]他们的承诺是很清楚的，也表明他们的视野是很宽阔的，可以包容斯大林派与托派的意识形态争论。他们最初有意保持温和的论调，任务也仅限于要求殖民政府把适用于法国工人的工会法律也引入印度支那，理论的争论也有意地暂放一边：“现在还不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时候，我们现在的任务只是帮助低等阶级向剥削者要求更为人性化的管理和较少的傲慢态度。但是如果没有本土化语言的言论自由，如果没有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会的权利。”[2]这些论述就好像用谨慎的语调讲述通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如在它一系列的文章里记载：“一个遵从民意的组织，用苏维埃的话讲就是摆脱了社会利益集团束缚的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原动力来自于下层群众……委员取代了长官，直接对苏维埃负责。”它还不时地会刊登一些托洛茨基的言论，如：“苏维埃是人民群众经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总结出来的最好的代表制形式。有了战壕里士兵们的直接支持，工厂里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农民都是革命的中坚力量。”[3]
然而报社的编辑们非常地了解越南的具体斗争形势，他们满脑子的宏伟革命理想，不可能不引起劳苦大众对革命的向往，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把自己局限在纯粹的政治宣传上。即使是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也是这样。“人民阵线政府的上台虽然并不意味着殖民地的解放，但至少使得我们的斗争环境发生了变化。它可能会给予我们一些基本的民主自由，比如进行政治特赦，甚至撤走法国军队”。[4]很显然“印度支那不能指望从LéonBlum政府下获得完全的、无条件的独立。我们越南人只能艳羡地看着周围完全独立的日本和仍然独立的暹罗（泰国）。中国革命和印度的群众运动都是在热烈地追求本民族的自由权利，追赶文明民族的发展节奏”。[5]但是即使是这些温和的要求也没能得到满足，报社也认识到巴黎政府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它根本就不会特赦政治犯，根本就没想颁布反贫困的法规，根本就不会赐予任何政治的和工会的民主权利[6]。
在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上台后的兴奋时期，斗争报派也没有被动地等待，他们发起了一场运动，呼吁组建一个由合法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国会，斗争报派和被选出来的团体都要在殖民政府的领导下活动[7]。他们还起草了一系列的印度支那人民的基本要求准备递交给新的政府。“如果他们不背叛自己且不想被人民责骂的话，这些被选举出来的成员和本土媒体的代表们——他们已经习惯了代表印度支那的利益——就应该毫不迟疑地组建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国会事宜。这些职业的代表们应该派出代表团参与到国会筹备事宜中去。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一旦错过了，就会对我们很不利。”[8]
他们的行为违反了官方可以容忍的程序，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他们最多只能够接触到巴黎的接待部门。“让我们在农村、工厂和街道建立起委员会，让我们组织起公共的集会，让我们把所有的想法和建议都能够表达出来。”被法国政府任命关注印度支那问题的质询委员会（ParliamentaryCommissionofEnquiryinIndo-China）是不会去找那一小撮高傲的权贵们的，相反他们却会来接见我们这些西贡的民意代表的。斗争报派的真实目的慢慢在运动当中就显示出来了：国会运动“将会深刻触动底层的人民大众，唤醒几个世纪以来被权贵们边缘化的劳苦大众。”[9]但我们确实很难从这些小的委员会和大的国会里看出这是苏维埃的金字塔型结构。
苏维埃在这一时期被允许进行讨论了，因为西班牙的无产阶级被认为在武装斗争面前不能够“牢固地团结在苏维埃里面”而陷入了危机。这是托洛茨基说的话。
那时还不是讨论建立苏维埃政府、更不是讨论武装无产阶级的时候，在印度支那就更不可能了，但这却是一个讨论西班牙革命实践的机会。他们认为西班牙问题的症结是他们应该等待苏联的军事装备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因素来武装自己，还是直接建立苏维埃政权，主要从国内获取武器，因为这样可以保证革命的独立进行。不过这一讨论似乎离印度支那太遥远了。
在那个时候，成功组织一个国会并不一定就是件好事。这件事在北越就被冷冷地拒绝了，人们并不明白组织这样一个国民会议到底有什么用意。斯大林派也表示了不满，他们当时的任务是支持人民阵线政府，并停止攻击其附属物——殖民政府。他们对国会运动几乎一点儿兴趣没有，认为这只是托派的活动，而且只是局限在西贡。他们认为人民阵线政府虽然并不完美，但至少它能够保护印度支那免于法西斯和日本的侵害。
对国会运动的两种态度，使得斗争报派很难维持统一的行动。斗争报派除了是一个托派与斯大林派奇迹般合作的象征以外已经别无他意了。这一情况只能在西贡特殊的文化、政治环境里才能够理解，这种情况也只能够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重复上演，而且还都是很短暂的。当时为了在人民大众层面组建一个统一的阵线，重建合法的工人运动（一个组织——斗争报派和一份报纸——《斗争报》），理论上的差异被有意地搁置起来。但现在的争论变成了是接受人民阵线政府及其国内外政策，还是利用这一机会，从下层民众那里掀起革命运动。不过尘埃落定的时刻是不会到来了，殖民当局已经很高兴看到在各种事件面前斗争报派的统一是多么的脆弱[10]。斯大林派对法国共产党（它实际上要求斯大林派放弃殖民地的独立）的严重依赖也是斗争报派在那个政治氛围里面临的最为尖锐的问题。斯大林派的观念实际上就是认为要唤醒一个民族和种族，就要进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他们说：“我们经过长期而艰苦的努力，才使得我们殖民地饱受压迫而觉醒了的人民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国）融合在一起，彼此之间消除了误解。我们现在特别害怕又回到原状，这些最自豪的人又保持沉默了。”[11]斯大林派甚至还和殖民主义者走到了一起，原因竟是越南不能够保卫自己免于日本的威胁，最好的办法就是法国人继续统治印度支那。[12]这种论调无论是就未来的国内改革还是就反抗日本的侵略而言，都不可能是正确的。事实也证明如此。对这所有不确定性的最终回答恰恰来自交趾支那政府。9月21日筹备国会的主席团成员还在准备25日去递交他们的请愿时，警察就来查封了。因此斗争报派里的托派同志应该毫不犹豫地放弃任何等待的思想，“毕竟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解放的道路不会由人民阵线政府提供，而只能存在于实际的阶级斗争中。”[13]
查封的命令来自巴黎的殖民事务部。这很清晰地显示，在保守的共产党势力支持下，人民阵线政府已经关闭了任何通往独立之路的改革大门。谢秋杜和阮安宁被控以颠覆活动罪当即被逮捕。
然而这些压迫政策，不仅使得斗争报派里的托派更加谨慎了，而且实际上更加增强了他们的斗争性，也提高了他们的声望。为了保证基本的团结，所有的理论和战术问题都被搁在了一边，现在大家对支持还是反对人民阵线政府已经有了一致的认识了。
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斗争报派里的托派投靠了第四国际，并开始对法国共产党进行严厉的批判，指责其虽然承认他们在国际里的独立地位（这一地位被越南正统共产党人严重高估了），但在实践中却把他们当作一个随意支配的棋子。那些坚持其纪律和正统的共产党人则认为托派是在搞分裂，和殖民主义搞在了一起。
在这种批判的氛围里，斯大林派的杨白梅去了巴黎，并在那里通过法国共产党的信使告诉《斗争》报，法国共产党不赞成他们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批评。编委会给他回信说，他还有更重要事情去做，不要老是去接受和传递别人的命令。实际上他此去巴黎的任务就是让巴黎的民众和媒体了解印度支那的情况。但他根本就没去做这一事情，而是去重建印度支那与法国斯大林派的联系。待他回国后，他在斗争报派的会议上就声称还应继续支持人民阵线政府，这是《人权报》的编委们要求的。理论要为官方的意图进行论证，这在第三国际是不争的事实：鉴于资产阶级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以及其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庞大，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法国首先爆发。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托派和斯大林派展开了理论的论战，也就是永久革命论和预定地区的阶段性革命论之争，依靠全世界苏维埃组织的下层革命与来自苏联帮助的上层革命之争，最终都体现在了战略和实践的层面。
“我们行动的基础就是紧密团结全世界受剥削的工人阶级。”《斗争报》坚定地声明，并把革命的完整性和民族的绝对独立建立了直接的关联，而且它与正日益蔓延到外交和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之争保持了距离。
斗争报派发现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来支持其立场，这就是法国共产党完全拥护人民阵线政府在西班牙革命问题上的政策。法国共产党支持议会一致同意反对任何向西班牙派遣志愿者的行为。在西贡托派看来，斯大林派是在允许其西班牙同志被扼杀，也完全有可能会让这种剥削与压迫的情况加在越南人民身上：
“……这个伟大的革命党一直很小心翼翼地不让法国的工人阶级了解他们印度支那同志的处境。如果我们忘记了斯大林派的唯一目的和真实动机是‘保卫苏联’的话，我们就很难明白共产国际、尤其是法国共产党的现行政策是怎么回事。在我们‘共产主义者’看来，印度支那是一个很好的远东军事堡垒。也就是说，一旦日本及其盟友德国与苏联开战，法苏合约就会起效，印度支那的工人们会作为帝国主义战争的炮灰派上用场。”[14]
事实上，海丰（Haiphong）港及其连接的铁路线在当时就是一条很重要的运输基地，是当时最后一个可以向中国运输武器的基地。日军大本营已经在筹备攻占此地，法国人也采取了一些防卫措施。战争一旦爆发，就将为反殖与反帝斗争创造良好的时机。“人民必须通过群众运动才能直接保卫自己免受日军的侵害……印度支那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要把工人们武装起来保护自己。”这些话几乎已经说得很直白了。《斗争报》还公开警告：“无产阶级无力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革命的先锋队要通过顽强和耐心的工作使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觉醒，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进而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政权……只有通过苏维埃我们才有力量获取土地、和平与自由。……”[15]当时日本人正在进攻中国上海。斗争报派认为日军的胜利标志着斯大林派官僚的失败，因为军事力量较弱的中国人民与其在封建统治的领导下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中共与国民党的联盟），不如通过制定一个革命计划，开展更高层面的社会革命。他们对革命是如此的迷信，以至于认为革命能够改变军事强国的军事计划，从而使中国免于被奴役，甚至使世界免于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戮。
这一小的革命团体用同样的思路来看待西贡城市生活里的小事件，如人力黄包车工人与法兰西城市交通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都被提高到严肃的国际政治层面来讨论。我们都知道城市电车与黄包车之间的不对等冲突只是这个大城市里资本压迫劳动的一件具体事例。他们认为弱者的力量可以进行无限地团结和组织，就像磁铁一样，可以把一切同盟力量吸引过来，他们不认为这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可能这与东方的哲学思想有关，认为人们通过对聪明才智的超级使用，是可以颠倒现实的力量对比。我们要明白，托派思想是从外面楔入到这个特定的文化里的。革命既不是什么搞阴谋活动，也不是一种妥协，而是无产阶级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所达成的共识。“经验证明，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使那些傲慢的权贵和令人讨厌的官员们向我们屈服。事实证明，没有任何人敢于永远与民意为敌，也没有任何人敢于对民怨不闻不问。”[16]
他们这种斗争方式有时候来看起来很像是托派思想与甘地伦理思想的共同作用，旨在确保与民众的直接联系，并为领导者赢得巨大的声望。谢秋杜也认识到这种声望如果没有合法权威的危险性，他也拒绝像正统派那样为了安全起见，把政治指挥部设在境外。他也意识到背后有人在算计他。他认为权力是应该均分的，领导人的变更也应该是有保障的。“在日常的斗争中，我们希望更多的骨干同志，能在群众工作中少一些个人特色，多一些集体意识。我们不应该让群众总是想到谢秋杜或杨白梅，而是想到我们整个的斗争报派。我们要摘掉扣在我们头上的骂名”[17]。
“摘掉扣在我们头上的骂名”是指反击对他们的中伤。对他们最严肃的指控就是反对法国，最危险的指控就是说他们或多或少有意地在帮助日本人。他们的反击是，他们并不比一个有阶级意识的法国工人更反对法国，一旦资本主义的枷锁被打碎，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统治的问题根本就不会存在了。[18]这是一种回避污蔑的一种巧妙方式。因为在此时正统的共产党人正在《人权报》上谴责托派是“职业的造反者和内奸”，而殖民者正与他们进行合作。谢秋杜在给他的一位巴黎友人DanielGuérin的信中提到，他有证据证明正统的共产党人想消灭斗争报派。其实根本不用找什么证据，只要看看当殖民主义者攻击《斗争报》时，其他法国左翼报纸都在发表抗议的同时，《人权报》却保持了巨大的沉默，这就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谢秋杜这次没有采取谨慎的语调，相反他在1937年5月13日直接以“反对人民阵线的背叛”（AgainstthePopularFrontofBetrayal）为题发表文章进行直接反击。谢秋杜因此被捕，并在同年11月份被判十年监禁。此时法国的自由主义者（libertarian）也站出来声称对这篇文章负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RomainRolland。
实际上谢秋杜的这篇文章还是顾虑到了人民阵线的面子，文章最主要攻击的还是法国共产党，并回应《人权报》对西贡托派的污蔑。他说：“你们今天污蔑我们是在帮助法西斯帝国主义，就意味着明天会把我们当作法西斯的代理人！”
西贡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矛盾本质是对印度支那革命性质的理论冲突：斯大林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还要支持法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西贡托派认为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目的是争取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这一点实际上超出了托洛茨基对亚洲国家的革命期望。
“你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具体的革命策略问题，但我担心这会使我们迷失原则……我现在不想再和你们讨论印度支那革命的本质了，在我看来，革命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么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19]
但谢秋杜指的“无产阶级”又是什么人呢？这首先要从字面上理解，“无产阶级”就是指“工人”，要么是指受压迫并在工作和尊严方面遭受屈辱的劳动者，要么是指依赖于资本集中创造的工业生产的工人。按照这个经典的定义，那么远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要被无限期推后了。我们在《斗争报》里看到的只是“流氓无产者”，虽然他们在西贡数量很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工人”并没有区分，也没有提及过对这些特殊类型工人的领导，这很显然超出了托洛茨基的设想。在殖民地，小商贩、职员以及所有受压迫的、地位低下的阶层都无一例外是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
在托派看来，重建民族国家很显然不是他们主要的任务，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要按照马克思的描述从经济和政治上解放全人类。托洛茨基的一个优点是，他摆脱了马克思列宁的教条式千禧梦想，而认为在任何民主运动和反殖民运动中都可能、也有必要产生社会主义的火花，哪怕是很微小，也值得关注。即使是那些住在亚洲最偏远山区的村民们都有权利、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苏维埃。也正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西贡托派才认为像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等地位低下的阶层在革命中都可能作为积极的力量参与进来，并去实现其诉求。
“我们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20]
另外托派也开始摆脱抽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束缚，认为民族国家的革命可以摆脱外来的集中控制。正如托洛茨基本人所说，任何按照国际原则开展的运动都必须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土壤，不能屈从于任何外来的机械控制。
斗争报派的这一积极态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暮气沉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斗争报派的思想肯定也受益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斗争报派的实际行动也证明了列宁的保守，他曾认为东方甚至还没有为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做好准备，尽管他们已经在从事反对“中世纪停滞”（medievalstagnation）的反帝斗争，但“共产主义的学说是为发达国家的共产主义者准备的”。他还补充说：“向共产主义的转变不可能由先锋队单独实现”，“它还需要所有被压迫的殖民地劳动人民的帮助，首先就是东方国家的支持。”
把东方定位成帮助西方“先锋队”的辅助角色，本身就带有西方长期以来的文化殖民色彩。而西贡的托派却试图灵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简单地理解为废除财产私有制和通过苏维埃直接行使政治权力。换句话说，在他们看来，财产的共产化是实现共产主义自由的核心因素。
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一直不变的关于工人与农民的巨大差异，在斗争报派看来并不存在，他们用“农田里的工人”取代“农民”一词，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受压迫工人的层次划分。
我们也看得出，西贡托派的思想也超出了托洛茨基的设想。他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解、对苏维埃无上权力的信念以及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充分尊重，为西贡托派创造了一个高度灵活的思想环境，使其能够进行创造性地思考。
在越南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亚洲国家，其哲学与宗教思想中就包含有丰富的解放（liberation）思想，这使得西贡托派具有进行创造性革命的巨大的空间。如他们实际上错误地把无产阶级政党定性为一个急于进行革命并成为无产阶级领袖的小团体，而不是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革命组织，他们还充斥着煽动性的自由解放思想。他们确实认识到革命先锋队应该成为思想的灯塔和组织的中心，但是先锋队还应随时准备牺牲，时刻关爱他人，并立足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支持。我们还没有对比他们在政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原则的差异，但可以确信的是，如果苏维埃也存在类似问题的话，那这就绝对不是政治或者策略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他们对“解放”（liberation）一词的文化误读。
斗争报派由于严峻的日常政治斗争，他们只进行过一次文化讨论，并确实谈到了“解放”一词的概念。他们的理论家潘文秀在回应新时期的印度教和佛教论者时谈到，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每个人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如果无休止破坏我们已经很适应的外部环境，那我们得到的就是一系列虚假的解放。因此一个社会组织必须有其限度，不能追求终极的目标。
毫无疑问，潘文秀在提及马克思的论断——要把对现实锁链的批判转移到对思想锁链的批判，把现实的具体斗争转移到思想观念的斗争上——时，他绝没有接受马克思的观点。他实际上认为宗教哲学的功效最多只是慰藉那些不懂经济的人以及那些在革命运动中可能参加进来的辅助力量[21]。
但佛教和托派之间的关系却是越来越亲近的。西贡和科伦坡（斯里兰卡首都）两个托派组织的产生恰恰都得益于本国19世纪末期以来的佛教思想复兴运动。这次佛教思想复兴提出了反宗教、反独裁的解放思想，为全新的救世主思想做了良好的准备，而这又很容易与革命关联起来。西贡与科伦坡的托派从佛教思想中感悟出，一种集体的思想净化运动，没有必要非得采用集中化的方式。求佛之路和革命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独特方式。
最初的佛教带有一种使命色彩和国际传播精神，也带有民主与平等的思想。佛教思想经受了各种复杂的历史变迁依然影响深远，因为它对任何模式和传统都不执着，佛教里的故事和名言都鼓励一个人要靠自己的修养和智力去应对面临的问题。它对万事万物都怀有一种普世的情怀，鼓励人们去了解西方和现代的辩证思想与无上理性。因此在越南，佛教思想创造的理论环境和社会心理很容易使人们接受托洛茨基那极具说服力的思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佛教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没有区别，也不是说它们的区别不明显。但越南托派确实是生长于佛教的文化氛围之中，甚至还学习了一些佛教的教义。
马克思主义和佛教思想的一个重大不同就在于，它们对人与周围世界（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认识不一。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不革新社会，革新社会里的人就毫无意义；而佛教只是立足于现有的社会环境去塑造人。一个脱离现有物质基础的社会对佛教徒而言是令人恐怖的。佛教在这一点上与西方所有思想（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都是不一样的。不过佛教与马克思主义都认同一个假设：如果消灭了经济斗争，就可以建立一个高级的和谐社会。也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里，革命的思想找到了丰厚的群众基础。既然如此，人们本来应该从这两个思想体系中进行选择的，但在越南这二者的关系却呈现了一种特别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在道德和普世方面的优势，丢弃了其历史主义的外衣。斗争报派没有刻意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就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描绘了古代社会人对“解放”的诉求。他们含蓄地模糊了马克思主义给无产阶级革命确定的历史时间表——只有现代生产方式的获得了大发展并且重工业比较强大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才是可能的。
然而正是有了这种批判立场，人才有意愿和智慧去实践。越南托派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认识并不一致，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人们可以去追求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可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正如谢秋杜写的：“革命要么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要么革命根本就不会发生。”
在谢秋杜离开的时期，斗争报一直在继续运行，直到1939年被查封前它还在呼吁筹建人民国会（People’sCongress）。国会运动被当局取缔了，因为当局根本就不想听从法国议会质询委员会的建议。斯大林派也对国会进行了破坏，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完全站在法国共产党一边，破坏农村与城市里的行动委员会。
在斗争报被停刊，其成员被关押、被迫害（在胡志明屠杀之前）的同时，科伦坡成长为第四国际的重要支部之一。科伦坡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亚洲小乘佛教的中心，如今也成了托派的中心。科伦坡的政治环境比西贡更加恶劣，知识界关于佛教与托派异同的讨论范围更加广泛。
科伦坡的托派更带有学院派和书生气的色彩，因为它的成员主要是大萧条期间留学英美的学生。在美国，他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和哈罗德·拉斯基（HaroldLaski）的民主激进主义；在英国，他们接受了霍布斯的社会理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借鉴了他的理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征服和剥削，主要是由于它试图对市场和利润的垄断）。斯里兰卡的经济带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它的茶叶种植园、廉价劳动力和高度集中的茶叶市场都掌握在少数的英国人手中。科伦坡托派简单地认为通过将英国人现成的现代化企业实行国有化，就能够取代英国人的统治；他们还设想了一套理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要么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要么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纳入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贡与科伦坡托派在经济与政治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而且他们所受的西方教育（前者是法国，后者是英美）也不同，但他们国内都在前几十年经历了反宗教的佛教思想复兴。因此我们认为东亚地区发生革命的最深刻动力在于佛教的反独裁思想（anti-authoritarianthought）。在殖民压迫下，这一思想吹醒了象牙塔外面的人们。当然佛教里还有更多的神秘主义和冥想沉思。很显然任何一个托派都会认为佛教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时代错误（anachronism）。但佛教并不伤害异端，只要你愿意，佛教很乐意为你指出一条适合你的道路，让你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1]《斗争报》1936年2月25日。——作者注
[2]《斗争报》1936年3月4日。——作者注
[3]《斗争报》1936年7月29日。
[4]《斗争报》1936年5月3日。
[5]《斗争报》1936年7月29日。
[6]《斗争报》1936年5月13日。
[7]《斗争报》1936年5月27日。
[8]《斗争报》1936年7月29日。
[9]《斗争报》1936年8月5日。
[10]《斗争报》1936年8月2日。
[11]《斗争报》1936年8月26日。
[12]《斗争报》1936年7月1日。
[13]《斗争报》1936年9月24日。
[14]《斗争报》1937年8月22日。
[15]《斗争报》1937年11月7日。
[16]《斗争报》1937年4月5日。
[17]《斗争报》1937年3月4日。
[18]《斗争报》1937年7月1日。
[19]《斗争报》1937年5月13日。
[20]《斗争报》1937年4月15日。
[21]《斗争报》1936年12月1日。 |
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
(StalinismandTrotskyisminVietnam)
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Eriksson）张兄译
“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所有参与印度支那团结运动的人都知道胡志明的这段话。长期以来，这场运动被描绘成斯大林派一直是运动的主导力量，而运动也被简单地解释为一场“反对托派的斗争”。在所谓的左派中，包括theKAF，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历史真相，而本系列的文章就是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这些文章由斯蒂格·艾瑞克森（StigEriksson）同志提供。作者所描绘的历史和所作的政治评论都是作者自己的，读者不必认为是KAF或第四国际的统一观点。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讲共产主义是如何伴随着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渗入到殖民地印度支那的。[1]
民族主义的危机打开了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
1885年法国殖民军占领了越南并建立了法兰西的殖民统治，终结了越南人民千余年的独立历史。
帝国主义的占领粗暴地破坏了越南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经济和生产方式迅速地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利益链条：主要从事原材料（如香蕉，矿产、纺织业）的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农业生产。同时殖民政府建立了对盐、烟草、酒等商品的专卖制度。
法国殖民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可能快地完成这一进程。
当地人民由于日益高涨的物价和税收以及新的工厂制度，遭受了新的压迫。而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也被粗暴地压制了。
历史就是这样，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总是会引起各种形式的反抗。在越南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催生了越南的民族主义。
越南人把法国的统治视作他们软弱可欺的标志，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努力反抗。这包括1908年、1912年和1916年的民族大起义，但都被镇压下去。
法国的殖民压迫成为越南人民政治生活中持续而潜在的主题。
马克思主义自外部传来
外来的压迫不仅仅导致了广泛的民族主义反抗情绪，而且也促使殖民政府和日益壮大的越南知识阶层产生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潮和新的意识形态，如个人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工业化也创造了一支古老农业社会所没有的新阶级——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有了基于现实的社会力量，并作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应运而至。
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可能是在1905年以后从日本学生那里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主义并没有正式地渗入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里，直到殖民当局派十多万越南人到法国协助抵抗德军。这些越南人在军营和工厂里遇到了宣传反战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在一战前，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和越南建立任何联系，但在一战中，他们开始对越南越来越感兴趣了，尤其是那些左翼人士。后来这些左翼社会主义者在苏俄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在1920年主动建立了法国共产党。
因此越南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法国成长起来的。在他们当中，胡志明经常以“阮爱国”的笔名为法国的社会主义期刊《人道报》（L’Humanité）投稿。他在1920年也经常参加在图尔斯（Tours）举行的法国共产党会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也在巴黎组建，负责人是周恩来和李立三。胡志明和其他越南同志很有可能与他们保持着接触。在法国，胡志明卓有成效地把越南人组织起来，他还批评法国共产党（就像他以前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那样）忽视殖民地问题。1922年5月他在《人道报》（那时该报已经成为共产党的日报）上说：“非常不幸，我们很多同志只是把殖民地当作是充满沙滩、阳光和棕榈树的旅游胜地。”由于他在斗争中把殖民地问题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共产党的领导层派胡志明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1923年农民国际大会和1924年共产国际大会。在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上，他严厉批评了法国共产党轻视殖民地人民的斗争。
共产国际掌控中的胡志明
但是和胡志明建立起紧密联系（通过他在东方劳动者大学的学习）的共产国际是一个已经逐渐归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国际，这个国际已经由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日益蜕变成苏联官僚集团的工具。
胡志明本人也未能摆脱这一变化。他后来在中国广东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的翻译，此外他还积极组织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他更倾向于把运动组织成民族主义的形式。1925年6月它组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ThanhNien青年）。他完全认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革命的论断，因此在中国，他就放弃了1923年共产国际提出的方案，转而要求中国共产主义者加入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派——国民党，并服从其领导。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也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誉委员！
作为共产国际的官员，胡志明也看到了殖民地国家革命力量在日益变形。“农民国际”是季诺维也夫迷信的产物，它试图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所谓的“革命”农民组织。这只不过是斯大林“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一词的解释而已。该词语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殖民地的革命要分两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既然殖民地的革命还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那么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支持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在中国就是国民党。
由于中国和越南的社会情况比较类似，因此就不难理解胡志明也希望建立一个越南的国民党了。
民族主义把自己的命给革了
在胡志明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在广大开展其活动的同时，越南的民族主义运动也遭遇了危机。宪政党（theConstitutionalParty）当时的立场依然是从事改良运动，提高越南人的受教育水平，从而更多地参与法国殖民政府的管理、法律制定等。法国殖民政府已经勉强地满足了这些要求，因为这些根本不会影响其统治。但这却把年轻的和激进的改良派推向革命民族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的立场。因此越南又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无数新的政治团体。其中在西贡就有谢秋杜领导的“安南青年党”（JeuneAnnam），他后来成为越南托派最著名的代表。
另一个类似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是“越南重生”（RebirthofVietnam）。
随着1926年3月民族主义领导人阮安宁的被捕，西贡爆发了银行、邮政及纺织工人的联合罢工。温和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革命民族主义取代。从那时起，共产主义对革命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在共产国际1926年9月2日出版的杂志“Inprecorr”中，谢秋杜领导的安南青年党被认定为一支真正革命的力量。
上海失败
一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件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印度支那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共产国际的名誉委员）镇压了上海的一次工人起义。
上海的工会和共产党从2月份就组织起义了，当蒋介石以“北伐”的名义到达上海时，工人们已经占领了这个城市的战略要地：邮局，电报局和警察局。共产党按照他们的革命计划，愚蠢地将这些地方转交给蒋介石及其军队。
但蒋介石却转而镇压共产党。上海的工人运动陷入血色恐怖之中，这次失败是相当不幸的。一系列的事件迫使胡志明离开广州，他先去了杭州，后来又去了莫斯科。就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一样，胡志明也深受两阶段革命论的影响，不能从中国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他继续坚持认为在现阶段建立印度支那共产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还没有人能明白‘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但相反倒是可以建立一个“革命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党，这样党的领袖与党员之间就可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了”。
胡志明的革命青年团就是承担这一任务的，它在印度支那经济危机时发展迅速。世界经济危机也对殖民地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好战的民族主义团体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革命青年团很快就有1000多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了，其中约四分之一是在国外接受的革命理念。它的领导人从1928年12月就一直呆在香港。由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在1928年召开，革命青年团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和成员扩大的形势下，于1929年5月在香港召开了大会。
PCI倒台后：托派和斯大林派重新携手
本部分内容涉及的时间是1929-1932年，主题是随着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的破产，以及印度支那日益严峻的阶级斗争，共产主义运动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新近组建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很快进入状态，影响了1930-1931年间的罢工运动和农民起义。但它本身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尤其是宗派主义和对革命形势的高估。因此它本身在引来法国殖民当局严厉迫害的同时，也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托派倾向的阶级斗争冲击了斯大林派的领导。
共产国际六大在1928年8月召开，大会通过的方案标志着斯大林派已经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它公开宣称支持“一国社会主义”的提法，也即在一个完全孤立的苏维埃俄国是可以建设好社会主义的。这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降格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毫不犹豫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而言，它们在对内对外的实践中要完全服从苏联官僚集团的领导。殖民地国家深受“两阶段革命论”及“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理论所累。
9个月后，胡志明领导的革命青年团在香港召开了大会。该组织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在1928年却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其内部也在政治倾向上产生了重大的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就是要不要立即组建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处于领导层的胡志明派（主要是前面提过的流亡人士）坚持认为，在实践中确实需要建立一个这种类型的政党，但大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革命青年团现在就采纳一套共产主义的方案。为了与胡志明以及共产国际保持一致，大会同意建立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并保证共产主义可以“一步一步”地渗入进去。革命青年团的纲领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进行了调整，从此开始公开以一个机会主义者和假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进行活动。
但是有三名代表反对大会的决定，一名是TranVanCung，来自安南，另两名代表来自东京地区。中国上海的事件以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中民族主义者的分裂对他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他们也反对共产国际六大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事后他们发表“分裂宣言”，呼吁建立一个“印度支那工人阶级的”政党。他们还批评了革命青年团领导人对其他民族主义党派（如大越南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他们认为大越南国民党“只是虚伪地口头高谈民族与世界革命，但实际上根本不会动员工人群众“。大越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关系很亲密。
这三个人离开香港回到越南后，他们组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建议很快就赢得了东京和安南地区革命青年团的支持。他们也在交趾支那的西贡建立了支部，半年后这个支部成为当地革命青年团的有力竞争对手，以致于革命青年团不得不私下里假借安南共产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因为它的领导层担心那些激进的成员加入到对方阵营当中去。
三党合一
这样在印度支那就有了两个共产党团体。对于外人而言，这二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它们也都积极要求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但如果再加上安南地区的一个“共产主义联盟”（theCommunistAlliance）大家一定都会糊涂了。这种分散局面降低了共产主义活动的效率，也容易引起殖民当局的镇压。共产国际也密切地关注这一情况。必须做些什么了……
1929年胡志明主要待在曼谷，他成功地在有三万多越南人的曼谷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团体。共产国际命令胡志明把越南的共产主义团体组建成统一的共产党。于是在1930年，胡志明在香港召开了统一大会（为了安全起见，他们选择在一个足球馆的比赛时间）。大会通过决议成立越南共产党，但随后又更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theIndo-ChineseCommunistParty，简写PCI），这样它的活动范围可以扩展到老挝和柬埔寨。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1年4月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它的纲领有：
1．消灭法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反动资本主义；
2．争取印度支那人民的完全独立；
3．建立工农兵政权；
4．将种植园及其他农业产权充公；
5．没收银行及帝国主义企业；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7．废除奴役制劳动、地租等压迫穷苦百姓的各种负担；
8．实行完全民主权利；
9．实行全民教育；
10.实现男女完全平等。
这时候，越南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遭受着经济灾难。大萧条就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贸易萧条、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尤为严重。印度支那的农民被压倒了，他们承受了最为沉重的负担。工厂里的工人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因为法国殖民企业应对危机的办法就是削减工人工资。贸易的萎缩也影响到小商贩和白领阶层（尤其是银行业）的工人。1930-1931年间爆发了许多罢工活动，典型的有1930年2月南玻(Nambo)PhuRieng地区有3000多橡胶工人罢工；1930年3月在NamDinhBacHo有4000多纺织工人罢工。尤其是在1930年5月，全国各地的工人和教师都参加了罢工活动，农民也举行示威，很多小商贩也参与其中。人们对法国殖民统治的不满也遍及各个社会阶层，反抗形式也多种多样。印度支那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动乱的状态下成立的，因此不难理解其党纲试图满足更多阶层受压迫人民的意愿。
民族主义政党的革命导致了群众性抵抗运动的兴起
越南民族主义党被排除在重组之外，这也使得印度支那共产党顺利组建。该党类似于中国的国民党，也曾吸收了许多“社会主义”的做法，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驱逐法国殖民者，解放被压迫的同胞，建立一个共和国。就在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前的1930年2月，该党领导了一次法国军队中越南军人的兵变，它把这次兵变当作是自己谋划已久的“起义”。但安沛（YenBay）兵变很快就被法国军队镇压了。尽管如此，安沛兵变却是1930-31年斗争的最高峰。它标志着越南民族主义党的灭亡。该党的领导人不是被杀害就是被投入监牢。该党在之后十年里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样，领导越南人民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政党就只剩下印度支那共产党了。显而易见，这种政治形势非常有利于年轻的共产党大展手脚。
到了1930年夏天，越南的阶级斗争发展到难以想象的水平，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在义安（NgheAnh）和河静（HaTinh）省，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竟然创立了一个义安苏维埃。苏维埃政权接管了许多地方政府。虽然这个苏维埃政权维持的时间很短，但它却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劳苦大众利益的政策。
这些兵变、类似于毛泽东式的红色根据地以及苏维埃，都遭到了法国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在暴力的对抗中，法国人往往都是采用野蛮的方式，在他们国内也是这样。法国的殖民统治再次稳定了。法国的外籍军团无情地屠戮了手无寸铁的群众：大约有一万工人农民被杀，五万人被投入监牢或者被送往保罗·康多岛（PouloCondore）监狱。革命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失败——共产国际的责任
由于印度支那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角色，因此也遭来严厉的镇压。1931年6月，党的全部中央委员在西贡被捕，党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而在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刚刚遭受长沙起义的失败，受到国民党的野蛮镇压，根本没有能力帮助元气大伤的印度支那共产党。
但是印度支那和中国共产党的惨败并不完全是由于敌人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的领导层深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影响，采取了极端的冒险主义措施。1928-1934年间，是共产国际所谓的“第三阶段”，斯大林的政策取向极左。欧美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被当成“基本的敌人”。他坚决反对与社会民主党进行任何合作，完全把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孤立起来。而在殖民地国家，第三阶段的任务就是发动起义，组织进攻和建立苏维埃。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路线，尤其是在中国，自1927年上海大屠杀以后，革命力量就处于低潮了。而在印度支那，情况则相当不同。在越南，革命呈现高潮之势，并出现了“阶级对抗阶级”（classagainstclass）的口号。
尽管出现了这种局势，但这句口号背后却隐含着盲目乐观和冒险主义。对印度支那共产党而言，它人为地把斗争分为“暴力的”与“和平的”。在农村，它领导农民发动武装斗争；而在城市，它却采取“和平的”集会，提出“民主的”要求，丝毫没有采取准备措施，让革命群众遭受了突然的打击。
由于这些事件以及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印度支那共产党受到了两方面的责难，一方是共产国际，而另一方则是越南托派组织。这些托派组织从中国和越南的失败中汲取了经验教训，从共产国际的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theInternationalLeftOpposition）那里认识了斯大林政策对印度支那及中国共产党的负面影响。对于印度支那而言，它还有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重组历程要走。谢秋杜，是越南托派的主要领导人，他在20年代中期就建立了“安南青年党”。那时他在法国接触到了托洛茨基和国际左翼反对派。1931年他被驱逐出境，回到越南，积极组建了一个共产主义组织。
1930-31：越南共产主义的高潮和危机
1930-31年虽然时间很短，却发生了许多事情，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时段，而新生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内部也充满了矛盾。
那时共产党虽然处于地下状态，但已经有了2400名党员，6000名地下工会会员和6万名农会会员。看看这段时间发生的农民起义数量之多，我们就能感觉到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相当广泛和深入的。但是在1931年，共产党遭到了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有人曾这样描述：“当党的影响力在1931年5月1日达到高潮时，它猛然遭到了致命的窒息，这就是共产党的灾难。”
阮爱国（也就是胡志明）那时一直没有在印度支那。他在把三个共产主义组织改组成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后就去了上海，任职于共产国际的东方局。1931年他又到了香港，在国产国际的南方局工作，领导着印度支那、泰国和马来西亚的革命运动。当年6月，英国当局在香港和新加坡大肆逮捕革命人士，胡志明和共产国际的很多人都被捕了。这样，新生的共产党在遭受严厉的镇压的同时，又遭受了另外一击，它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被中断了。
在1930-31年间，随着印度支那共产党革命热情的高涨，共产国际也开始关注越南这个法国殖民地的革命斗争。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L’Humanité）自1930年1月起就每天刊登越南斗争的报道。在安沛兵变后，《人道报》还发起了一场示威游行，声援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斗争。共产国际的很多领导人也被越南的革命形势所吸引，他们不顾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冒险政策和宗派主义，积极鼓励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革命热情，并认为革命的胜利就在眼前。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Berlioz-Benier在Inprecorr（1930年6月12日）写到“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影响力，急剧上升，尽管它内部领导层存在分歧。”然而一年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遭受了严重挫折，共产国际的领导人陷入了尴尬，再也不敢认可它的冒险主义政策了。实际上，党的很多行为都只是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复仇行为，如不分青红皂白地焚烧农村地区的地方政府办公地，草率地屠杀地主和地方官员等。而在城市里，当农村已经发动了起义后，共产党和工人组织根本就没有建立起一套有组织的防御体系。党的领导层也因忽视秘密状态下的安全问题而受到斥责。1931年5月12日，共产国际东方局就在一封信中批评了阮爱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则受到了更严厉的批评。长沙起义失败后，李立三被迫辞职，到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学校”接受为期“15个月”的再教育（实际上他在那里待了15年）。
托洛茨基主义在越南引起共鸣
随着共产党在越南和中国的受挫，共产国际内那些一直怀疑共产国际及印度支那共产党官僚政策的人，越来越被托洛茨基主义和左翼反对派的观点所吸引。尤其是他们发现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一直在与警察合作，并在党内提及这些党外同志。事实上在1930年建党时，这些党的领导人都是由共产国际直接任命的。越南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是“共产主义联盟”（CommunistLeague，越南语LienMinhCongSanDoan），1931年在西贡西部成立。随后，同年8月由一些从法国学习回来的年轻革命者组建了左翼反对派（LeftOppsition，越南语TaDoiLap）。这些人都是在法国接触了托洛茨基主义，在1932年最著名的越南托派领导人谢秋杜也回国了。这样在越南，托派组织最终分为三派：一派的名称沿用了“左翼反对派”，第二派是“左翼反对派/十月”（TaDoiLapThangMuoi），第三派是“印度支那共产主义”（DongDuongCongSan）。他们的差别在于对待斯大林派采取的是不同的策略。
不断革命论（PermanentRevolution）
这三派在政治上当然都是批判斯大林的政策与理论的。他们都认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反对斯大林的“阶段革命论”。“不断革命论”于1905年首次提出，十月革命后这一理论就成为《共产主义者国际理论库》中的一部分了（共产国际曾把该书翻译成七种语言），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该理论被斯大林派删除。托洛茨基的理论是是马克思“不断革命”理论的大发展。马克思在研究法国的阶级斗争时提出了“不断革命”这一概念。但他指向的主要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托洛茨基关心的则是俄国这样一个欠发达国家。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阶级的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它将不能像西欧国家的同行那样领导并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相反，革命必须由新生的工人阶级在农民的支持下进行领导。工农阶级领导的革命，不可能将革命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如土地改革、政教分离、民主权利等，它必然将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如国有化资本家的企业并交由工人控制等。按照托洛茨基的设想，如果革命不被中断的话，工人阶级肯定会这样做的。
与斯大林的歪曲不同，托洛茨基的理论并不认为民主革命是“可以跳过去的”，也不认为要求进行一场“纯粹而直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根本不符合托洛茨基的思维方式。问题的关键是由谁（在谁的帮助下）来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1917年的俄国革命就是对托洛茨基理论的生动证明。在俄国革命中，你根本不可能明确界定哪一个阶段执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比如土地改革是在1917年10月之后才开始的，而且还是由“农民支持下的工人阶级专政”领导下开展的。在1925-27年的中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彻底抛弃了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克理论。蒋介石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领导了革命。一个本应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领导的民主专政”政权却把自己的使命完全局限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上。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早就对此提出了严重警告，称只有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将会导致反革命。1927年的上海大屠杀再次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这些事件后拼命地鼓吹革命进攻，而托洛茨基与左翼反对派则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在那时工人运动受到重创，革命处于低潮。用托洛茨基的话说就是“冬天里裸奔，夏天里穿棉袄”。中国和越南的冒险主义再次证实了他的理论。
如何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
越南托派主要坚持的是不断革命论和左翼反对派的认识，他们也批评印度支那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因为该党或多或少地带有胡志明“从上面”的专制模式。在托派看来，印度支那共产党不加区分地把“已经解散的民族主义党中的农民、自由主义者、中产阶级、机会主义者”全盘吸收。他们还批评党的领导层“在工人组织内采取恐怖活动，采用土匪的方式代替工人的经济斗争。”越南托派仿造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在共产国际的策略，他们在1932年提出了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一系列措施：
1．工人应在党内居于合适的政治地位，工人阶级要进入领导层，而不应只是跟随者。
2．印度支那共产党应该按照真正共产主义的原则重建，而不应作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政党”，也就是说，共产党应该建立在最基础的功能单元上，而不应是建立在地域或农民团体之上。（itshouldbebaseduponfunctioningcells,andnotongeographicalorpeasantbranches）
3．加强现有的各种工人组织，如红色工会，工人互助会等。
4．解散反帝国主义联盟，因为它过于开放，使得民族主义分子可以渗透到党内。
5．重新改造红色互助协会（theRedAid），使其完全服务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只是作为一个人道主义组织。
6．按照十月革命的原则，坚持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在某些方面，托派的批评和共产国际的看法有点相像。因为他们虽然在中国和越南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都希望共产党“无产阶级化”。不过他们的用意是不同的。对越南托派而言，这些措施是可以作为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原则的。
批评的效果
托派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这种暂时性的观点一致，也使得托派能够继续在共产国际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些观点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如法国共产党的理论杂志（theCabiersduBolchevisme，1931年3月15日）和《人道报》（1931年3月25日）。印度支那共产党同年采纳了新的《行动方案》（ProgrammeofAction），就可以证明越南托派的批评还是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了，即使是在对1930-31年事件的评估上：
尽管越南的工人阶级成长时间短，力量薄弱，但工人阶级却领导着农民和城市里的被压迫人们的斗争。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全权领导人，因为这是革命阵营（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级）战胜反革命阵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种植园主，官僚阶级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唯一方式。
上面这一说法，已经很明确地说明共产党人的任务，根本就没有提及“两阶段革命论”。《越南工人党史》（TheHistoryoftheWorkerPartyofVietnam）对“行动方案”做了如下评论（第14页）：“1932年党制定的行动方案，概括了党的政治理论，描绘了当时紧急的具体任务和适应新局势的新斗争方法。”很显然，越南的斯大林派并不像共产国际那样认为托派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因为当时越南托派也遭受了法国殖民当局的残酷迫害（比如1932年8月，有30个托派领导人被捕）。斯大林派也积极号召组建“统一战线”，并希望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进行组织，也就是说他们总是想利用自己的盟友。不过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都完全认可重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并进行持续的鼓动和组织工作。民族主义党的灭亡，使得共产党成为组织反抗法国帝国主义的唯一党派。在1932年它还试图建立起全国性的组织，当时它确实在东京、安南和西贡地区建立了组织。但法国殖民当局先发制人，破坏了这一努力，并逮捕了200多名共产党人和民族党人。法国殖民当局几乎一时完全铲除了共产党的活动，包括地下活动。而那些流亡在泰国和中国企图回国重建党组织的人也很快就被捕了。
不过在1932年10月有一个越南学生成功地返回了国内，他就是陈文教（TranVanGiau），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接受了良好的斯大林主义的教育。他协同另外两名学生，一起承担了重建共产党的任务。
1933年，斯大林派和托派站团结在联合选举阵线中
随着陈文教的到来，斯大林派采取了一系列重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措施。他们首先在西贡成立了一个区域委员会，创办了一份《红旗》（CoDe）杂志和一份理论期刊《共产主义评论》（TapChiCongSan）。同时他们也和中国南京、上海及香港的共产主义据点取得了联系，并在1933年4月组织了一次讨论会。另外，经过一番重组后，从1932年秋天越南的托派最终分为两派：谢秋杜领导的“斗争派”和胡佑松（HoHuuTuong）领导的“十月派”。谢秋杜一派还与斯大林派采取一定的合作。我们清晰记得共产国际的指示——“与托派绝不是盟友”，但在印度支那却由于特殊的力量关系出现了这一现象。但十月派对此合作持保留态度。
联合选举阵线（ACommonElectoralFront）
当然这时所有的共产主义活动都是处于地下状态的，直到1933年5月托派和斯大林派为了参与西贡地方委员会的选举，成功地联合组建了一个联合选举阵线——斗争派（LaLutte）。他们提出了8名候选人名单，号称“工人候选人”（TheWorkers’Slate）。他们主要提出了一些民主政治目标（罢工、集会、选举权等）和经济要求（降低税收和租金等）。“工人候选人”的提法明确地表明了联合阵线的阶级属性，并截然地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宪政理念相区分。另外，联合阵线还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一份报纸——《斗争报》。
他们的选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令人惊奇的是两个被选上的分别是托派的陈文石（TranVanThach）和斯大林派的阮文孝(NguyenVanTao)。这说明虽然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并未完全公开，但是他们的人数已经发展的很庞大了。不幸的是，殖民当局采取了反动措施，他们把工人候选人赶出了市政委员会，并宣布斗争报派的得票无效。一时间共产主义者被剥夺了所有合法活动的空间。而托派与斯大林派在1933年的其他主要活动就是营救被捕和受审的同志。
法国共产党在国内发起了强大的示威活动，积极支持印度支那同志的活动，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工人委员会来调查整个事件，这里面包括了两名法国议会里的两名议员Péri和Barthel。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想澄清印度支那共产党，并研究如何使其可以再次合法活动。但他们得出了一个难以令人认可的结论：要想真正调查清楚，他们必须要与斗争报派里的托派合作。这一点可能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由于共产国际不太满意印度支那支部，因此就组织中国和法国共产党对其进行公开批评。毕竟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希望印度支那共产党对莫斯科服从、伏贴和忠诚。这是让它完全执行苏联官僚新外交政策的必要条件。
共产国际拥抱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的极左路线在中国和越南都导致了暂时的挫败，而在德国则招致了灭顶之灾。当希特勒在1933年初掌权后就立即开始破坏工人运动，首当其冲的就是德国共产党，希特勒声称“社会法西斯主义”也即社会民主是国家的主要敌人。在1932年11月柏林电车工人罢工运动中，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还曾肩并肩地一起发起募捐活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策略，对纳粹的成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直到后来苏联的官僚们才意识到纳粹是对自己的一个巨大威胁。苏联就转而亲近法国，也加入了国联这个曾被它骂作“土匪俱乐部”（athieves’kitchen）（德国共产党人WillyMünzenberg甚至称它为“帝国主义公司”）。斯大林和苏联官僚希望团结所有反法西斯的力量，建立一个统一的联盟。在苏联的这一计划里，法国的角色举足轻重。这样，苏联为了它的反法西斯战略就必须压制法国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工人运动，使法国的国内斗争更加温和。而共产党人现在就不得不要和社会党人以及资产阶级的激进党结成联盟，组成了人民阵线。这一政治策略受到1935年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的热烈推崇，并成为它的基本国际策略。工人阶级的“当前任务”已不再是破坏资本主义，而是“反抗法西斯，保卫民主与和平”。最为支持这一策略的代表是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和越南的胡志明！实际上，组建人民阵线就是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合作，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不彻底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所得到的民主与和平就是资产阶级的。
在德国共产党遭受严重挫败后，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就放弃了从内部改造共产国际的策略，转而批评苏联官僚集团的新取向：
人民阵线一旦面临严重的考验，其各党派的巨大分歧必将暴露无遗。布尔什维克关于联盟的定义是：独立前进，协同作战！（marchseparately,striketogether）而当前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思路是：携手前进，以免被各个击破。(marchtogetherinordertobesmashedseparately)
这些绅士们选择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却远离了列宁！（托洛茨基，1936年）
印度支那：人民阵线崩溃……
不管怎样斗争，人民阵线的策略很快被共产国际的各个支部采纳并付诸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殖民地和那些受压迫的国家里，共产党人要放弃反抗英法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英法是苏联反对希特勒的盟友。比如，在锡兰，由于斯大林派不能够继续领导人民的反英斗争，托派就掌握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但在印度支那，共产国际七大召开差不多一年以后，那里还没有实施人民阵线的策略。193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中国澳门举行的大会上，仍然坚持他们自己的联合阵线（UnitedFront）策略：只联合托派和一些革命民族主义组织。在西贡选举胜利的一年后，即1934年，《斗争》杂志及“斗争派”又重新恢复了活动。但胡佑松（HoHuuTuong）领导的“十月派”（此时已经更名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theInternationalCommunistLeague）继续拒绝与斯大林派合作，其活动也完全处于地下状态。《斗争》杂志进行了一场批判运动，它批评那些只求改革殖民当局的骨干分子，批判了长期受压迫的人民心里所存在的认识偏见，坚持认为工人阶级应在积极进行争取民主权力斗争的同时，还要掌握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权。这场运动增强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不过，虽然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没有采取人民阵线的策略，但党的领导层却是在一步步地有此倾向，特别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建立之后。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了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纷争。1935年在提名斯大林派的杨白梅（DuongBachMai）参加西贡地方议会选举时，两派就意见相左。很多人就认为杨白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但谢秋杜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团结，劝说大家接受了这一提名。最后斗争报派有四名候选人当选，他们是斯大林派的阮文孝、杨白梅和托派的谢秋杜、陈文石。
尽管“斗争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坚持了统一战线，但在团结的光辉下，矛盾也越来越多。这说明，一旦人民阵线的思想进入了印度支那共产党，斯大林派与托派的持续合作就是不可能的了。
终于分裂了……
在1936年5月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决定采纳人民阵线的政治策略，其基本任务就是“积极参与世界民主与自由阵营”。这一政治路线明显是不反帝的。据说直到那时，印度支那共产党一直自视为“众多党派中唯一一个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它忽视了统一战线是联合全体人民的作用，而人民的直接需求都应被各党派拥护的。”总之，印度支那共产党终止了各种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口号，如“打到法国帝国主义”、“没收地主土地，分田给农民”。甚至原有的反对宪政主义的言论都被认为是“过激的”。那时人民阵线在法国的掌权，更加坚定了党的这一选择。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弱化殖民当局的权力，如释放政治犯（其中有PhamVanDong），进行民主与自由改革，允许革命团体合法活动等。托派与斯大林派很快又联合组织了一次印度支那国会运动（Indo-ChinaCongress），它旨在西贡和南越地区的工人群体中组建600多个行动委员会。这项工作正是托派的强项。此时托派已经失去了对《斗争》杂志的领导权，不过能够去建立这些行动委员会还是值得的。
印度支那国会运动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运动。斯大林派遵循共产国际的旨意，组建了一个搞阶级合作人民阵线，原有的人民反帝阵线转变成所谓的“印度支那民主阵线”（Indo-ChineseDemocraticFront），斗争的对象则变为“主要的敌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和反动的殖民主义”。斯大林派现在已经公开放弃了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的主张，而印度支那共产党现在几乎成为斯大林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政治路线的选择，不是为了适应国内阶级斗争的革命形势，而是服务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家利益，成为苏联的外交工具。
托派，在1936-39年间，是唯一一支反对殖民压迫的革命力量
在《越南工人党史》一书中，我们看到如下记载：
“越南民主阵线（theVietnameseDemocraticFront）在民族民主运动的影响力相当强大而广泛，但在同时期，我党在民族独立问题上的立场则相当落后。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提高迅速，已经胜任领导群众的工作，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我党充分利用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扩大宣传马列主义以及我党与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
我党和民主阵线印制了大量的宣传品，在教育动员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方面成效显著。
与此同时，我党还无情揭露托派及其他反革命势力的丑行，使他们越来越孤立。”
这段文字十分荒唐，我们将在本书第五章揭穿这些谎言。
印度支那共产党组建人民阵线后，就急剧地右倾了。比如，《斗争》杂志被斯大林派控制后，积极支持社会主义者莫奈（MariusMoutet）担任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殖民部长。按照斯大林派的观点，莫奈和社会主义者是加入到了“世界和平联盟”。但莫奈担任殖民部长三周后，他在一封致西贡当局的电报里就指出：“维护公共秩序必须采取合法的手段，包括必要时惩戒暴乱分子……法国政府必须坚持对印度支那的统治，就像对待其他殖民地一样。”
法国的斯大林派由于支持莫奈及人民阵线政府，他们也开始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当局。印度支那被认为是法国的组成部分，而法国又是苏联对抗希特勒德国的盟友。按照斯大林派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应去刺激“爱好和平的”法国殖民者，民族独立的呼声应该削弱。法国共产党也持这种态度。在其1937年的Arles大会上，MauriceThorez还慷慨陈词地引用列宁的话：“我们赞同拥有离婚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鼓励离婚”。他认为殖民地与“民主法国”的联合是有益于殖民地人民的，“法国的世界义务”就是重建这种联合。
不言而喻，斯大林派的这种政治路线导致了印度支那斯大林派和托派的严重分歧。在托派看来，法国和德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支持法国殖民政府对抗德国的盟友日本是毫无道理的。但斯大林派却是如此执着，以致于他们在西贡地方议会的代表竟然投票支持为“保卫法兰西独立”而发行的战争债券。托派则批评说，这些前将会被用来对付越南的工人和农民。果然这不幸被言中了。
托派反对军国主义的有力宣传赢得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不像斯大林派那样优柔寡断和背信弃义，在1936-39年间托派发起组织了盛大的罢工浪潮。他们几乎控制了西贡地区所有的行动委员会，并把工人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的要求联系起来。斯大林派单纯追求民主权利的政治路线很快被群众的阶级斗争浪潮所抛弃，他们在工农组织中的影响力逐渐地弱化，而托派的影响力却急剧攀升。
《斗争》派的分裂
《斗争》派里的斯大林派也认识到他们这一现状，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都希望他们与托派决裂。1937年4月斯大林派和托派都参加了西贡地方选举的提名，但一个月后斯大林派就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先锋队》（AvantGarde），并污蔑托派是“职业造反者”！《斗争》派的分裂在所难免了。不过在此问题上，斯大林派内部也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杨白梅，就不同意和托派决裂。他认为在印度支那存在两个“颇有渊源”的领导集体，这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我们正在从事由Moutet（法国殖民部长）和Brevié（印度支那总督）领导的反帝斗争，如果因为我们和托派的分裂对人民阵线产生了不利影响，将会打击人民群众的士气，削弱他们的斗志。我们当然不必高估托派有多大的力量，我们也知道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空洞的革命主义所致，但我们还是不能否认托派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从这一点上看，它还是值得我们信赖的，是对我们有益的。”（《斗争》，1937年6月6日）1937年6月14日“斗争派”最终分裂了。当时的直接原因是斯大林派拒绝支持对谢秋杜的提名，因为他几个月前曾在《斗争》上发表过反对人民阵线的文章。分裂后，托派公布了一封法国共产党致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件，上面提到共产国际和苏联当局都希望斯大林派与托派决裂。自此，托派开始作为印度支那唯一一支反抗殖民当局的力量，迅速地扩大其群众基础，并大胆地领导工人罢工。殖民当局也意识到了危险，于是他们逮捕了谢秋杜，并把他关在监狱里近两年之久。
托派在西贡选举中获胜
在斯大林派继续推行其与“反法西斯”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合作政策的同时，托派领导的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则在1937-39年达到了高潮，胡佑松一派尽管一直与“斗争派”保持距离，但也发展迅速。到1937年底，他们创办了《战斗》（LeMilitant）周刊，但由于它对罢工运动的大力支持，很快就被殖民当局查封。1938年他们又设法创办了《十月》和《星光》（TiaSang,英语Spark）周刊，后者后来变成了日报。
谢秋杜领导的《斗争》派成员继续主持发行《斗争》杂志，后来又新增了越南语版《战斗》（TranbDau）。托派斗争的高潮是他们在1939年西贡地方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托派的三名候选人——谢秋杜、陈文石和潘文秀（PhanVanHum）——竟然获得了80%的支持率，完全击败了三名宪政主义者、两名斯大林派分子和无数独立派人士。斯大林派只获得了1%的支持率。
这一胜利说明了托派的政策是完全与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密切关联的，而这是他们与斯大林派的重要不同之处。斯大林派反诬托派“越来越孤立”，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恰恰是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写照。
斯大林派在遭受选举的灭顶之败后一分为二，阮文孝（NguyenVanTao）带领一帮人另立门户，杨白梅则继续领导剩余人员。
中间派的分离背离（CentristDeviations）
此时托派之间的争论也白热化。谢秋杜一派是第三国际承认的支部，他们批评胡佑松一派故意制造托派与斯大林派的不和。
谢秋杜还批评了其他在1939年选举中同时支持斯大林派和托派的组织。他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斯大林派就是殖民当局的左翼，他们甚至还同意增加战争债券。另外谢秋杜自己的组织在“斗争派”里长期以来过于屈从于斯大林派，以至于在1937年分裂时，人民群众很难分清楚托派和斯大林派是什么，因为“斗争派”一直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而像胡佑松一派断绝与斯大林派的任何合作，也是完全秘密地进行的，不为外界群众所知。
诚然这两个托派组织里面会有很多中间分子，但他们仍然是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坚持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唯一革命力量，尤其是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采取人民阵线政策后。
共产国际拥抱希特勒
1939年夏天，希特勒与斯大林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共产国际也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英国和法国现在又变成为入侵者了，而德国则成为“和平友好的”国家。斯大林甚至称赞希特勒是“深受德国人民爱戴的领袖。”
共产国际的所有支部也跟着修改路线。他们现在开始转而反对英法在筹划帝国主义战争，法西斯不再是主要的敌人了。这一变化的后果是，法国政府宣布自1939年9月26日起法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同样在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严厉打击共产主义组织，约有200多名斯大林派和托派骨干被捕入狱，两派组织体系瘫痪。托派受害最重，因为当他们赢得选举胜利后就被当局视为重要敌人，它的地下组织也很缺乏。当然他们也能开展地下工作，但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了。
两条路线的斗争（1939年）
斯大林派：胡志明写的“党在人民阵线时期的路线”（1939年）
1．我党必须放弃过于崇高的目标（民族独立、议会体制等），以免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圈套。我们的斗争目标应仅限于民主权利。
2．为此我党应该努力组建一个广泛的民族民主阵线，既吸收越南人，也欢迎进步的法国人，既团结劳苦大众，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
3．我党必须向民族资产阶级充分显示我们的合作诚意，以赢得他们对民族民主阵线的支持。
4．至于托派，我们和托派绝不能成为盟友，这一点上我们决不妥协。我们要不惜一切地揭露托派是法西斯的走狗，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消灭他们。
5．我党不要刻意试图去领导这一阵线。
托派：“斗争派”行动纲领（1939年4月14日，第213期）
1．反对战争。依靠群众打破扼杀中国革命、使日本帝国主义获利的枷锁。联合抵制日货。
2．在印度支那进行改革：每周工作40小时，实行集体劳动制，政府管制就业与失业，实行浮动工资制。
3．在工厂建立行动委员会、公共设施和军队，驱逐和消灭法西斯。
4．坚决反对那些“屈膝投降”、鼓吹“缺乏民族独立条件”的斯大林派。
5．通过工厂和地方的行动委员会，紧密团结工人、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组建工农革命政权，没收所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资产。
打倒法西斯，打倒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斯大林派！五一国际劳动节万岁！
阶级斗争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1945年越南自由了，但越盟破坏了革命……，而革命者……
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协定是莫斯科官僚们对新世界形势的一种歪曲反应，这一精神也在共产国际各支部得到落实。他们开始转而反对以前的盟友，特别是英国和法国。这导致这些国家也转而镇压本国的共产党。法国本土及殖民地的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遭到严禁。印度支那的托派受害尤为严重。因为两三年来托派由于坚持了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路线，已经主导了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运动。随着共产国际的转向，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开始越来越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了。
殖民当局很快就粉碎了越南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托派受害最重。因为托派不仅已经很有影响力，而且始终坚持毫不妥协的斗争路线。相比而言斯大林派，由于他们没有一个非法的组织，所以其领导人大部分被捕，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其余的斯大林派骨干分子要么转入地下，要么跑到中国，那时中国正在进行国共合作。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了巨大的物质支持。
但年轻力弱的第四国际却不能够这样帮助越南托派。
在1940年，德国在欧洲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占领了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重要国家。日本就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进攻印度支那。它首先占领了毗邻中国边境的东京地区。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了整个越南。
在南亚大多数国家，日本都能够拿“民族独立”的美妙宣传诱惑当地的民族主义者与其合作，但在印度支那则办不到。日本转而与法国殖民当局合作。这样印度支那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力量只能进行地下斗争。
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地方起义
当时的革命形势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的托派非常不利。因为日本不仅与德国结盟，也与苏联结盟。共产国际也因此对日本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但托派的态度就是决战到底，他们战斗到死也要把所有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去。
然而在1940年，印度支那的托派运动已经被破坏殆尽。倒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运转得相当不错。该党与印度支那民族反帝联合阵线（theUnitedIndo-ChineseNationalAnti-ImperialistFront）合作。不过这个阵线甚至都没有一个连续统一的资产阶级纲领，它要求“民族解放”，但却反对土地革命，只要求减轻过高的地租和“多余的”税收。这一策略当然是为了赢取“阵线内那些进步的农村地主。”
印度支那共产党再也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对日本的“中立”路线，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做亡国奴的压力也迫使它这样做。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它宣布“印度支那人民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世界革命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0年11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陈文教的组织下，在西贡南部的美荻（MyTho）发动了一次起义，但很快被镇压。1941年1月的DoLoung起义也是同样命运，但它首次出现了由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成为后来“越南解放军”的前身。
在美荻起义之前，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活动一直是由胡志明在中国昆明的“国外局”领导。陈文教的这次起义并未得到“国外局”的同意，因为当时党内成员都要求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权力。革命的形势是具备的，但大规模起义的条件还不成熟。
虽然越南短时间出现过所谓的“解放区”，但法国的外籍军团轻而易举地就镇压了这些起义。大约有6000多人被捕。法国的殖民权力得到重建。
随着这些起义的失败，印度支那共产党也遭受了灭顶之灾。党的领导层不得不转移到中国南部。
斯大林派组建了越盟
由于有驱逐日本的共同利益，中国南部的国民党当局允许胡志明及印度支那共产党有一定的活动自由。他们成功地在中国广西的靖西县（Ching-psi）建立了活动基地。1941年5月他们组建了“越南独立同盟会”（TheLeaguefortheIndependenceofVietnam，简称“越盟”）。越盟的纲领与之前的“反帝阵线”比较类似，大致说来有以下三点：
1．驱逐日本及法国法西斯主义，实现越南独立；
2．联合所有力量反对法西斯和侵略；
3．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盟把越南独立的希望寄托在世界大战中的盟国身上。它在纲领中也把自己说成是盟国力量的一部分。这种对盟国的迷信最终导致了越盟背离了解放斗争的立场。
1944年12月22日，越盟组建了越南解放军，它的战略就是通过游击战争建立并不断扩大解放区，为越南的最终独立建立基础。
托派的重组
在此几个月前托派也进行了重组。前“十月派”的一些成员在西贡成立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theInternationalCommunistLeague），他们虽然人数少，但却有5名具有至少12年丰富斗争经验的成员，他们中间还有一些前河内支部的负责人。
1945年初，日本在战场上逐渐失势，它开始拼命地加强对印度支那的统治。3月9日日军推翻了法国殖民政府，解除了法国军队的武装，并扶持了一位越南王子保大（BaoDai）建立了傀儡政权，对外则称这是按照1884年法国与越南条约的规定，实现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人希望通过帮助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民族主义势力建立“独立的”国家，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但恰恰相反，越盟猛烈地批评新的政权，说它是“被日本人收买的用来欺骗越南人民的傀儡”，号召人民驱逐日本人。越盟还呼吁“中国、美国和英国军队”来越南进攻日军。
越盟现在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影响，并在一些地方建立了解放区。重新组织起来的托派也攻击现政权，但对盟国不抱任何幻想。托派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世界革命，建立工农联盟，创建人民委员会（苏维埃）、制宪议会，武装人民群众，分田给农民，工厂国有化和工人自治，建立工农政权。
但“斗争派”的成员却拒绝与越盟合作，认为合作的后果跟以前是一样的。他们联络了一些中产阶级宗教人士，组建了“民族联合阵线”（theUnitedNationalFront）。其纲领几乎与越盟相同，但在“民族统一”的旗帜下，模糊了阶级的差别。很不幸，托派的一些人竟然步斯大林派“联合阵线”的后尘。
反日斗争引发大规模人民起义
1945年8月5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并进入中国东北，这敲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丧钟。越盟认为时机已到，于8月13日号召举行全国大起义，召集民主国会。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会于次日召开，并采纳了越盟的要求。武元甲（Giap）领导的越盟军队进入北越的河内。
而在南越，越盟的力量较弱，革命进展较慢。但到了8月19日，BanLo地区成立了第一个人民委员会，次日西贡最大工人阶级地区富润区（PhuNuan）也成立了类似的委员会，并控制了政权。在农村也爆发了很多的农民起义。
8月21日民族联合阵线组织了约30万人示威游行，其中有约10万的和好教（HoaHao）与高台教（CaoDai）教众则追随在君主制的旗帜后面。
托派的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虽然不是民族联合阵线的成员，但也参与了游行，是其中第二大支队伍。一面第四国际的巨大旗帜飘在人群中，无数的旗帜和标语宣扬着托派的政治路线。
无论第四国际的旗帜走到哪里，都会有新的人群加入进来，几百名曾加参加过30年代革命的工人农民向它敬礼，他们相互拥抱着，竞相以举旗为荣。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大约有30万工农群众聚集在第四国际旗帜的周围。而那些和好教与高台教的群众，不顾其领导的反对，热情地为托派鼓掌，并认真倾听托派的宣讲。
两个权力中心：越盟与人民委员会
全国范围内起义不断，越盟的斯大林派的策略就是尽可能地夺取权力，给盟国造成夺取全国的既成事实，也就是说在盟军到达前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这样盟军才可以把盟军作为朋友安全地迎接进来。
8月22日越盟要求民族联合阵线解散并加入越盟。几乎同时托派的“斗争派”对此表示丝毫不反对，于是它就被完全解散了（作为回报，它在9月10日接受了越盟南方委员会的一个职位）。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则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在这段兴奋的时期里，它成功地创办了一家印刷厂，几乎每三小时就能印制一份新的宣传册。它也开始建立军事组织，武装工人。
但斯大林派的发展更快，在8月25日越盟就占领了西贡，建立了自己的权力机关。在这些和好教与高台教集中的地区，越盟建立了一套波拿巴式的资产阶级统治秩序。也就在同一天，越盟组织了一场约100万人的盛大游行。大约有30多个组织参与进去，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支持斯大林派和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不过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自身那部分的人并不是很多，只有两千多人，因为它的大部分成员都和他们所在的工会一起游行。
此时托派与斯大林派的差别已经非常明确。斯大林派的阮文孝在就任越盟内政部长的第二天就声称：
“任何鼓动农民去抢夺土地的人都应遭到无情镇压……当前我们还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去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政府只是一个民主政府，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我重复一遍，尽管现在是共产主义者当权，我们的政府现在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
托派则采用列宁主义的策略，用人民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对抗这个政府，他们要保卫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政权下的独立地位。不过同时他们还强调军事上的团结，以应付帝国主义的进攻，包括当前的盟军部队。
虽然自8月15日以来只有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已经在越南南部建立了150多个人民委员会。在8月21日游行后，这些人民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当斯大林派呼吁“一切权利归越盟！”而托派则要求“一切权利归人民委员会！”与斯大林派不同的是，托派为达到这一目标，采取了实际的方法，建立人民委员会和武装人民群众。这样以来，在当时的越南就同时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权力机关试图主导越南……
托派独自抗击盟军
胡志明在河内宣读独立宣言的9月2日，法国军队挑起了一场严重的骚乱，导致很多人的伤亡。很多法国人被捕，但第二天就被斯大林派的警察总局局长杨白梅释放。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反应是召集会议，号召“武装人民”。就此问题的反应，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越盟分裂的标志。一场越盟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及人民委员会的冲突已经迫在眉睫，尤其是当陈文教要求所有武装力量都要向越盟的革命警察缴械时。在旧邑区（GoVap）的一个电车维修厂，那里的工人民兵呼吁武装人民群众，抵抗英法联军不可避免的入侵。
格雷西（Gracey）将军统帅的英国军队在9月10日进入越南，他们的“使命”是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约定，接受驻越的日军投降。但实际上他们的目的绝不仅限于此。这些受到越盟热情欢迎的军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会掉转枪头了。
格雷西首先关闭了越南的新闻媒体，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还施行了宵禁。禁止集会结社，禁止持有武器。这些措施在工人聚集区引起了强烈的不满。9月12日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和人民委员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批评了越盟背叛行为。越盟害怕工人发动起义，于是它就下决心清除这些敌人。9月14日杨白梅的一支警察部队突然包围了人民委员会的开会地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托派竟然选择了投降：
我们做的就像真正的革命者那样，虽然我们人数很多，并且有很好的武装。我们交出了自己的武器，机枪和自动手枪。他们捣毁了我们的办公室，砸烂了我们的家具，撕碎了我们的旗帜，拿走了我们的打字机，烧掉了我们的文件。
国际共产主义同盟领导层的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投降，为自己和革命签署了死亡书。
盟军驱逐了越盟
9月22日，英国人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占领了西贡监狱，重新武装了法国军队。法国军队立即就开始在西贡制造恐怖，他们逮捕、杀害和虐待了无数的越南人。紧接着他们占领了大部分的警察局、中央银行和市政府大楼，几乎没有遇到激烈抵抗。
消息传到工人阶级聚集区，立即就出现了自发的反抗。但越盟反对团体进行任何抵抗，而呼吁与格雷西“谈判”。但工人们的抵抗仍在继续：他们在西贡的郊区设立了路障，在一些地方他们一见到法国人就无情地杀死。市区很多工厂和商店被焚烧，港口区域也被袭击。西贡的水电供应完全被停止了。
随后工人们在西贡的主要街道进行了公开游行。面对如此的革命形势，越盟坚持了其一贯的背信弃义。斯大林派更乐于集中精力去清除托派，而不是去努力阻止帝国主义对本国工人农民的屠杀。越盟再一次呼吁与英军“谈判”，他们甚至还与英军达成了一项协定，不反对英国士兵加入勒克莱（Leclerc）将军领导的法国军队。越盟却经注意力集中到清除“斗争派”的“托派”。他们包围了“斗争派”在首德区（ThuDuc）的总部，把里面的全部人员都关押到BenSuc。等法国人赶到时，这些人已经全部被杀。在越盟退出西贡不久，工人的反抗也被镇压。
胡志明解散了共产党，托派
很著名领导的北越越盟也对盟国军队采取了投降措施，在这里的盟军是中国和法国的军队。不过北方的失败来得稍晚一些，因为中国国民党的军队直到9月份才来到。在胡志明看来，抗击入侵者的斗争，应该由一个超越“阶级和党派”的“民族阵线”来领导。只有这样，民族阵线才能具有广泛而真实的代表性。为此他竟然要求解散共产党！在北方，他们也遭到了“斗争派”的反对。这里的“斗争派”在经过参加了民族联合阵线，与越盟进行了背叛性的合作后，终于发现自己与斯大林派不是一路人。到1945年底，他们已经能够在河内出版一份《战斗》杂志，发行量在3万册左右。他们在BachMai地区的力量最为强大。胡志明下令逮捕“斗争派”在河内的成员和同情者。“斗争派”逐渐地也被越盟和外国军队消灭了，它在北方的领导人谢秋杜本可以和胡志明进行沟通的，但他在去南方的路上被越盟的人抓住。三个不同地区的人民委员会都判他无罪——这是对越南托派的最高荣誉。但最后在1946年2月，斯大林派的领导人陈文教下令把谢秋杜杀害于广瑞（QuangNgai）。
越盟的背叛延长了越南独立斗争的时间
1946年3月6日，胡志明和法国人签署了一份协定，允许法国军队返回北越，而法国承认越南是“法国印度支那联邦下的一个自由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下政府、议会、军队和税收系统。”
武元甲随后在河内的一次十万人集会上解释了当时的局势，他说当时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行长期斗争，直到最后的胜利，一是进行短期的战争，达成一个较好的协定，最后一个就是和谈！
第一种方案被当时的“客观形势”所抛弃，武元甲“忘记了”指明，斯大林的苏联政府根本就不希望越南独立！第二种方案将会使越盟失去他们刚刚得到的果实。那么就只剩下第三种方案——和谈是可行的了。
但和谈适得其反。11月26日，法国舰队轰炸了海丰（Haiphong），造成6000多越南人死伤。12月法国又向“自由的越南共和国”宣战。
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又持续了三十年。但如果斯大林派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不放弃群众斗争，不解除人民的武装，不谋害优秀的革命斗士——托派，这一独立本可以在1945年或更早以前获得的。虽然托派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主动屈服于斯大林派，但我们还是不应忽视他们为世界托派运动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1]以下文字由JohnSullivan译自西班牙语季刊‘Combate’第15期（在瑞典出版）。它大部分引用的是斯巴达派的宣传册《越南的斯大林派和托派》（1976）。前面的文字都是原文的前言，本文未予删改，全部保留。 |
吴文（NgoVan）：一场百年的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第二章1930年代托洛茨基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对抗
一场百年的战争
吴文（NgoVan）
在此我要首先感谢Jean-JacquesMarie能够给我提供这一机会阐述自己的浅见。我要讲述的是一段复杂而少有人知的越南历史，这要早于所谓的印度支那人和越南人的战争。
我先后出版的两本关于越南的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了解无数的革命者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革命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第一本是《越南1920-1945：主导殖民地的革命与反革命》（ViêtNam1920-1945,révolutionetcontre-revolutionsousladominationcoloniale），描写了工人与农民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对印度支那共产党及其向党国体制（party-state）的转变进行了批判，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讲述印度支那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Indo-ChineseLeftCommunistOpposition）的历史，从它1930年诞生，到1938年成为第四国际的一个支部，直至1940-1945年其骨干力量的几乎完全消亡。
第二本书写的就更具体了，讲述的是我作为一个亲历者所知道的具体事情。在开启本文的主题之前，我想请读者重温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支那包括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殖民主义者还把越南分为了三部分：北部是东京，中部是安南，南方是交趾支那。东京和安南是保护领地，交趾支那是殖民地。东京人和安南人被称为“法兰西的自由民”（Frenchdependent），被法国的代理人和顺化法院用一套野蛮的封建法律（刑法有杖笞，勒死等）统治着。而交趾支那人则被称为“法兰西的顺民”（Frenchsubject），由法国政府直接进行统治，所使用的法律是经过刻意修改后的法国法律。
印度支那再次回到法国的关注视野是在1945年后的再次征服，以及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协定结束了法国在印度支那长达95年的殖民统治。印度支那很快就又受到美国的入侵。大体而言这些都我们所共同知晓的，但另外人们却经常不知道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
法国资产阶级第三共和国的代言人茹·费里曾于1884年在国民议会里宣称：“高等种族有义务帮助低等种族文明开化。”
后来在1885年7月29日他又进一步说：“对外殖民是工业化的女儿……对外出口是关乎公共福祉的重要因素，投资的规模就像对劳动力的需求那样，与海外市场的扩张紧密相连。”因此对印度支那的殖民征服和统治是为了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盈利的国家，把它变成法国工业品的可靠销售市场，并提供原始的生产资源（煤炭，矿石，橡胶，大米和棉花等），和廉价的劳动力（近乎是矿山和种植园的奴隶）。
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从1859年法国派第一支部队登陆印度支那起，殖民战争就爆发了，那时他们占领了西贡。一旦他们建立了殖民统治，他们就开始招致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持久反抗，或是公开的起义，或是秘密的斗争。这些反抗的领导力量有传统的士大夫，宗教领袖和秘密社团。现代民族主义政治组织是在20世纪20年代才开始进入政治舞台的。
1923年阮安宁在交趾支那创刊了一份杂志LaClochefêlée，宣传反对殖民当局的思想。他劝告那些有志青年去法国扩大自己的视野，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压迫来自于法国，自由的希望也要取自法国。1926年西贡迎来了第一次革命的洗礼。在阮安宁的组织下，一些人公开集会反对殖民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在老一代革命者潘珠祯的葬礼上，来自全国的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声讨殖民统治。
一些觉醒了的有志青年响应阮安宁的号召，移民到法国。法国共产党把其中一部分人送到了莫斯科培养成职业的革命者。那些没有去莫斯科的人中，有些人开始怀疑斯大林对苏联的控制，加入了法国的托派左翼反对派（TrotskyistLeftOpposition）。
1920年阮爱国（也就是后来的胡志明）在图尔斯大会（CongressofTours）后加入了法国共产党，并于1923年被送往莫斯科。在莫斯科和第三国际的领导下，胡志明于1925年在中国广州创建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组织团结在侨居在中国的越南革命者。这些人经过训练后就被派送回国，在1925-1926年间很快就在越南的南部和北部的农村建立了据点。
1927年越南国大党在河内成立，其宗旨是赶走法国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革命手段就是秘密活动、军事策反和恐怖行动。1930年2月，越南国大党策反了驻守北越安沛要塞的军队发动了起义。
这导致了一场大流血，国大党也被取缔了。
1930年2月亲布尔什维克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在阮爱国的领导下进行了重组，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在1930年5月1日它组织了贫苦的农民走到政府所在地进行游行，要求减免和延期支付税收，并把5月1日当作收税的日子。这一运动主要发生在交趾支那和安南，殖民当局用开枪射击回应了这些和平的示威。
这使得该党迅速地从经济斗争转向了军事起义，并提出打到殖民帝国主义，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这一任务也是和莫斯科的“第三阶段”政策相一致的。
1930年9月到1931年春天，他们在北越的NghêTinh建立了一些农民苏维埃；在安南中部组织了一些游击战，袭击了一些军事哨所；在南方他们杀死了一些警察。
但是这些农民运动被镇压在了血泊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屠杀、监禁和送往集中营。印度支那共产党也几乎被完全摧毁。
在农民运动失败后，党内产生出两支左翼反对派力量。一支在安南北部，一支在交趾支那。他们批评这些“来自莫斯科”的职业革命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去了解过群众的需求，而只是把他们当作自己革命的工具。交趾支那一派认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过于把精力集中在农村，而忽视了工业区的城市无产阶级，不管他们当时是多么年轻和脆弱，但毕竟是唯一能够成为革命先锋队的力量，他们掌控着殖民主义经济奴役和政治统治的命脉。
交趾支那这一派主要活动在西贡，工作对象是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他们组建了一个秘密组织——“十月”，由胡佑松和DàoHungLong领导。他们还创办了一份同名的理论杂志，从1931年8月到1932年3月，总共发行了八期。
另外一支是由谢秋杜领导，他因组织在爱丽舍宫门前的集会而被赶出法国，他团结了一些反对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志。该组织创立的报纸是《共产》（Congsan）。
这两支力量于1931年11月合并为Tadoilap，继续将《十月》(Thangmuoi)作为他们的理论刊物，Tadoilaptungthu（左翼反对派出版物）的宗旨就是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他们先后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15部著作，这对于一个处于地下状态的组织而言，已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了。
这个几乎刚刚诞生的运动很快就被镇压了，因为警察发现了他们的“印刷厂”。
1932年8月约有65名成员和同情者被关进监牢，其中在西贡有30人。
在简单回顾这段历史之后，我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讲述我所经历的事情。
我在14岁的时候离开了居住的村庄，到了西贡的一个小镇上，在一个法国金属生产厂里工作。从那时起我就越来越密切地参加了革命的活动。
大约在1930年时，我开始在工作之余到西贡的市立图书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当然那时我用的都是假名。我一直想把《共产党宣言》翻译成越南语。后来我的一位工友认识了一个杂志的编辑，这就是胡佑松，并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于是胡佑松就说很想见我。他在确认了我的愿望后，建议我转入地下，并把我介绍给了DàoHungLong。我因此与交趾支那的托派反对派取得了联系。上班时我秘密地组织起一个互助团体（在高压体制下是不能用工会一词的），吸收了一批手工业者和两名卡车司机。我们倡导大家互帮互助，维持着一种兄弟式的亲密关系。我们30多人小心翼翼地搞着活动，不时地以不同的名义（如婚庆）更换地方。要知道在当时超过29人的任何集会都必须经过当局的审批，否则就是违法。有一天早上，手工业者们拒绝回去工作，并呆在了大街上。这是第一次自然而然的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反对殴打和辱骂工人。他们虽然没有在工厂，但等到下一个发工资的日子，工资轻松地提高了许多。
托派反对派的活动在1932年8月遭受了法国政治警察的严重打击。
1933年5月1日托派左翼反对派有21名成员被审判，随后5月3日印度支那共产党有121名成员被审判，这就实际上标志着地下革命运动的终结。这些人大部分被投入监牢或关进集中营。
1933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阶段，那时斯大林派已经开始在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如西班牙）着手从政治和肉体上消灭托派。但在越南，围绕着阮安宁参选西贡市政委员会的选举，越南的托派和斯大林派竟然组成了统一的阵线。
正是由于阮安宁的超凡政治魅力，两大共产主义派别（他们都视他为资深的政治家）才同意在《斗争》杂志（LaLutte）的名义下组成联合阵线。他们开始节制相互间的攻击，转而共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合法的范围内从事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
从1933-1937年间，这两大共产主义派别共同战斗，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但我们也是可以很容易理解的，毕竟处在殖民体系下的印度支那，就像一座监狱一样，对于里面的囚犯而言，拿着锁链的狱吏就是他们的共同敌人。
1935年5月2日发生了一件令所有那些反对帝国主义人士震惊的事情：斯大林和拉法尔签署了《苏法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公开宣布支持法国扩张军备。法国共产党顺从地开始努力控制其反军国主义情绪，并开始支持维护法兰西帝国的统一。
因此印度支那共产党必须与此保持一致，尽管其内部有很大的阻力。而由托派与斯大林派共同合作的《斗争》杂志则选择了沉默。
新的政策迫使印度支那共产党对任何激进的言行都予以批判，这样就使得托派感到由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而被困住了手脚。面对着斯大林派的民族主义投降政策，我和LuSanhHanh（印度支那共产党内的一名长期的异己力量，是胡佑松介绍给我认识的）、TrinhVanLâù就决定组建一个“以第四国际为目标的国际共产主义联盟”（InternationalCommunistLeaguefortheConstructionoftheFourthInternational）。我们当时很担心民族主义在胜利推翻殖民主义后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人民大众的生活仍然保持原状没有变化。
我和一名印刷工人在夜里利用一些拼凑的器材建立了一个简单的印刷车间，在那里我学会了制版，也印制出来了我们的理论宣传册《长期革命》（Cachmangthoungtruc，PermanentRevolution），当然这是秘密发行的。到1935年底我们又创立了一个更有鼓动性的宣传小报《先导》（TienDao,TheVanguard）。
我们又重新拾起以前的反对派观点，认为共产主义组织不应该成为执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而如果帝国主义战争爆发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其转化为国内战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才能保卫苏联的安全。
我们的第一个实践行动就是支持出租马车工人的罢工。因为当局为了讨好法兰西电车公司，要取缔这些出租马车。
到了1935年12月25日他们发起了全面的罢工。次日他们又集中在西贡的中央市场广场，还要求斯大林派与托派新当选的市政议员参与进来。
然而随后就是残酷的镇压，警方袭击了《斗争》杂志社的办公室，带走了所有的编辑人员，包括谢秋杜（他刚当选市政议员，罪名是妨碍工作自由）。我们也不得不多次转移印刷车间。
这就到了1936年6月。此时在法国，由法国共产党支持的人民阵线政府当权（LéonBlum任总理）。而法国当时正爆发全国范围的罢工浪潮，工人们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占领了工厂。我们当时就想，是不是我们殖民地挣脱奴役的机会也来了呢？于是我们国际主义联盟就决定广泛发动同胞们进行罢工。
恰恰在我们准备行动的时候，我们的主要领导人被捕了，这是在1936年6月10日。但我们的被捕并没有阻止革命的开展，我们的同志组建了很多的行动委员会，并于6月11日在西贡举行了一次全面罢工。
我们的工人兄弟们，受到法国本土罢工运动的鼓舞，提出了周日休息、八小时工作制以及组建工会的权利等要求。此次罢工遍及了全国，尤以兵工厂和铁路的罢工运动最为突出。
尽管如此，工会和罢工的权利都没有被当局认可。
法国人民阵线政府当时的计划里有一条就是，派一个议会质询委员会来了解殖民地人民的心声。而谢秋杜和《斗争》派则正计划筹建行动委员会，并正在搜寻代表组建一个印度支那国会，以和人民阵线相对等。国会运动被发起后，他们发放了数以千万计的宣传页。行动委员会也闪电般地组建起来。在西贡-Cholon区，建立了行动委员会的地方有法兰西电车公司，香烟厂，BinhTaây酿酒厂，Nhàbè汽油仓库，铁路，印刷厂以及出租马车工人。人民的革命运动波涛汹涌。殖民地当局也开始恐惧并警告巴黎：1936年9月8日殖民部长Moutet就下令“为防止可能的骚乱，禁止任何上千人的集会”。随后就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因此阮安宁、谢秋杜以及阮文绍就都和我们一样进了监狱。
这样印度支那国会运动也就被斩首了。交趾支那的总督下令解散所有行动委员会。在监牢里我们还碰到了Bênluc行动委员会的17名农民同志。
正是在我们托派与斯大林派共同被投入监牢的期间，传来了莫斯科的审判。
《斗争》派里斯大林派与托派的联合对于我们而言越来越像一个自相矛盾的实体。在莫斯科，俄国托派被当作毒蛇一样被监禁、驱赶和屠杀。那么印度支那的托派能够避免这一结局呢？
但是谢秋杜和他的同志们仍然希望维持这一脆弱的联合阵线。在1937年3月，我们了解到我们那些保持自由身的同志们在胡佑松的领导下组建了LeMilitant，“一个捍卫无产阶级利益进行马克思主义斗争的组织”。他还公布了列宁批评斯大林残暴和不忠的《遗嘱》（Testament）。
在监牢时的某一个周日，我很惶恐地看到DàoHungLong也进来了，我们自1932年就没见过了。他在1933年被判监禁一年，随后被送到一个Chaudoc的采石场去强制劳动。他在那里组织了囚犯们绝食抗议，拒绝参加劳动。
他告诉我，他是在参加1937年5月29日托派的一个重要秘密会议时被捕的。当时来自西贡-Cholon的40个工厂和公司（有兵工厂，造炮厂的，铁路和电车公司的，铸造厂的，造船厂的，邮局的，东亚公司的，橡胶厂的，水电公司的，Portial、Ardin&Union印刷厂的，三大修车厂的，印度支那酿酒厂，在中国打工的粮食搬运工，远东稻米生产公司等等）的工人代表齐聚一处，想要组建一个工会联合会。DàoHungLong和其他60名工人被警察一起逮捕了。
这也说明托派已经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而且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在警方的一份报告里提到：
革命造反者的巨大声势来源于在交趾支那成长起来的第四国际，尤其是西贡-Cholon的工人团体。工人阶级更倾心于托派政党，而不是印度支那共产党。
1937年，法国共产党殖民部的吉东（MarcelGitton）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命令越南的斯大林派断绝与托派的关系。他们离开了《斗争》杂志社，创立了一个新的刊物《先锋队》（Avant-Garde），在他们发表的文章里，将昔日的盟友——托派视为“法西斯的孪生兄弟”。
1937年6月我第一次出狱后，我印制了一份活页，谴责莫斯科的审判，但它刚一出印刷厂就被没收了。
1938-39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开始在法兰西三色旗的指挥下活动了，它支持了殖民政府为保卫印度支那、抵抗日本威胁所做的努力，甚至支持殖民政府为此而发行债券，以及招募越南人参军。
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9年4月联合资产阶级宪政派参加了殖民议会选举，但空手而归。而谢秋杜领导的第四国际托派力量反对发债和征兵，却赢得了三个席位。（针对这次胜利，我有必要强调指出这次选举是对选民有财产资格限制的，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民们还是反对这些政策，因为那意味着增加关税和税收负担）
1939年5月20日殖民总督在他给殖民部长的电报里，提到他对本地的斯大林派非常满意：
阮文绍一派的斯大林共产主义者非常了解安南人民的利益所在，并使他们与法国更加亲近；而谢秋杜一派的托派则唯恐百姓们不造反，想要通过一场可能的战争赢得完全的独立。
印度支那共产党选举失败和托派选举胜利后，远在中国桂林的胡志明向他在河内的同志发出要“政治上”消灭托派的指令。
1939年9月爆发了世界第二次大屠杀。而印度支那则到处是警察，任何有政治嫌疑的人无一例外地被送往集中营和监牢。
1939-1940年间，由于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政策也有所变化，它再次把法国帝国主义当作了自己的敌人。它也不再支持殖民政府抵抗日本的行动了。（日本1940年占领了越南，但一直允许殖民政府存在到1945年3月9日）法德之间战争爆发后，尽管印度支那共产党在交趾支那几乎被消灭，但它仍然在农村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还在1940年11月发起了一次农民起义。
印度支那共产党这种反反复复的战略方针导致了悲惨的后果。此次起义被镇压在了血泊之中，数千人被杀害和被捕，几百人被判死刑。
在1940-45年日本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任何反对法国殖民政府的行为。因为所有的“破坏分子”都被关押在集中营或劳教场。
1941年为了重建被法国镇压下去的印度支那共产党，胡志明把共产党的旗帜隐藏起来，组建了越盟（也就是“越南独立同盟”的简称），其宗旨就是：
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民主力量，赶走法国与日本法西斯，争取越南的完全独立。
阶级斗争和土地革命并没有进入其纲领，因为它还要联合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
越盟在东京北部组建了其广泛的秘密网络，并在1941年11月组建了第一支游击队，这就是其未来“解放军”的雏形。
但越盟本质上就是印度支那共产党。
1944年胡志明还向美国的战略服务办公室（theOfficeofStrategicServices）请求支援，获得了不少的武器和教官。
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投降。盟军决定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由中国军队接管，以南由英国军队接管。
但是在占领军达到之前，胡志明利用政治的真空夺去了河内，而其支持者则在南方进行了夺权。
1945年9月我们在举行了盛大的反对斯大林派的集会后，在中央市场广场以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名义发放了传单，呼吁人民起来武装自己，组织人民委员会，组建民兵……
人们都在努力获取武器。西贡的人民委员会（Popularcommittee）也自发地大规模建立起来（这让我们想起了1936年的行动委员会），并成为所在地的领导机关。人民委员会的力量是难以阻挡的。
我们同盟则把成员分散开来去协调这场运动。我们在西贡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建立了指挥部，在那里当选的代表们可以得到武装工人的保护。这些代表们都声称他们独立于斯大林派政府，并坚决反对任何对工农利益的侵害。但斯大林派政府派出警察把他们投入了监牢，还想把他们送到所谓的人民法庭进行审判。
但英国人重新武装了法国军队，试图重新征服南方。就在这时，1945年9月23日西贡爆发了起义。
在起义的当晚，电车修理工人决定参加抗击法国军队的斗争。他们受到同盟国际主义的鼓舞，原原本本地武装了自己，并与斯大林派的“全体工人联合会”（GeneralWorkersFederation）相决裂，组建了一支“工人民兵”。他们有60名战斗成员，分为11个组，每组都有自己选定的组长指挥。工人民兵们攻占了西贡市中心被英法军队占领的一些阵地。参加这次起义的有高台教（CaoDai）与和好教(HoaHao)的宗教团体，也有其他不同的组织，如托派的组织全部奔赴一线作战，但都失败了。托派后来是被越盟肉体上消灭的。越盟先是谋害托派，后来又杀害其他组织的领导人，以求建立它对抵抗运动的绝对控制。
在北方，胡志明成功地和中国占领军达成了协定，维持了政权，直到法国远征军的到来。在1946年12月法国人又重新占领了这一地区。就像他在南方做得那样，胡志明一上台就开始镇压托派以及其他民族主义组织。
下面我想告诉大家是一些民族独立斗争过程中的非常著名但又鲜为人知的阶级斗争案例。
1945年8月在胡志明夺取北方权力的同时，位于Hongai-Campha煤矿区的三万名工人占领了矿山，选举了委员会来自行组织生产。他们接管了所有的公共设施，包括铁路和电报局，他们对脑力和体力劳动实行了平等的工资制。他们甚至还组织了文化扫盲班。因此在工人阶级的社区里生活，是没有领导人和警察的。
但是这一运动还是孤立的，因而也是相当脆弱的。胡志明政府的军队很快就来了，他们的指挥官请求矿工们维护民族的团结，并诱骗他们投降，假惺惺地许诺继续维持工人社区的存在。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工人代表们都被逮捕了，工人委员会也被越盟的官僚所取代。这样矿山仅仅维持了三个月的革命自治，斯大林派“民主共和国”的军警们就很快统治了这一地区。
我再来介绍一下北方农民的自治运动。那里发生了饥荒，东京和安南北部地区的农民们想起了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31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于是他们就拒绝和地主们的联合，并通过施压要求人民委员会没收了地主的财产并将土地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们更加懂得如何打理土地，粮食丰收了也不会出现相应的投机行为。但胡志明在阻止这一激进现象上也毫不迟疑。在其1945年11月给省级委员会的一份通知里指出：“稻田和熟地禁止被分配”，并指示“人民的权力机关”必须与越盟保持一致。斯大林派的官僚们派来了警察，用武装力量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和财产还给地主。
在湄公河流域，农民们也自发地夺取了地主的土地。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斯大林派甚至还对农民们动用了残酷的私刑。在斯大林派政府内务部政委的一份报告里记载：“那些鼓动农民去抢夺土地财产的人应该遭受无情的镇压。土地问题虽然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容，但为时尚早。现在虽然是共产主义者当政，但我们的政府现在是一个民主的资产阶级政府。”
总之越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想完全控制政权和战争。然后就开始了30年的战争。很显然胡志明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但对于人民而言只不过是一场新奴役的开始。
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说过：“为什么那些控制了现在的人，却不能控制过去？”
历史总是胜利者的述说，胜利者会消灭真实的历史记录人，而通过一种简单的黑白组合，掩盖和埋没所有过去的真实斗争，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现存的现实是必然的选择。
我要记录所有这些事情的缘由，也就是想有益于今天和将来的斗争。 |
越南托派的诞生：Rosmers给托洛茨基的信件摘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越南托派的诞生
Rosmers给托洛茨基的信件摘抄
1.首次接触（1930年4月10日AlfredRosmers）
在上期还有本期我给你发的邮件里，您将注意到我们新添了一些重要的新投稿人。到现在为止，我们确实和法国以外的国家建立了许多联系，但我们还没有和殖民地国家建立任何联系。但现在我们突然发现了不是一个、而是一个群体的同志，您可以从他们发表的文章里看出他们是多么的优秀。这些印度支那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已经公开站在反对立场很久了，只是他们的活动仍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就像其他国家的同志们一样，他们在向我们靠拢之前，也很想看看我们做了什么，对我们做一个评估。现在我们已经和他们建立了稳定的联系，我们将在一起亲密地工作。在我们的新近加入的同志里，他们算是很优秀的了，这一点您可以从他们的文章里看得出来。当然我已经把Nelsy（中国托派刘金庆的笔名，NielSih）的地址告诉了他们，因为他们很想见他。另外他们还是我们报纸的积极投稿人，刊有他们文章的这期报纸已经卖了150多份。唯一的不幸就是，在各方面他们背后都有法共的身影。
2.爱丽舍宫示威（一）(1930年5月29日AlfredRosmers)
我们的印度支那同志在爱丽舍宫门前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他们组织的非常棒，在那里喊口号和游行了大约20分钟，阻塞了交通，还引起了一个大的丑闻[1]。警方对此事非常震惊，还想把它掩盖起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Gérard也参加了此次集会，还被关押了24小时。
3.爱丽舍宫示威（二）（1930年6月27MargueriteRosmers）
我将告诉您一些关于此次示威活动的事情：
此次活动是由印度支那同志独立秘密组织的，根本没有我们的帮助。他们只是提前两个小时给Raymond和Gérard打过电话，但他们只找到了Raymond的妻子Jeanne，而且不肯告诉她具体的事情。他们希望我们也派一两位同志参加，碰巧他们联系上了Gérard。如果他们找着了Raymond，相信他也会去的。
周四下午，我们准备一起去卖报纸。但我们到了就发现印度支那的同志已经不在那里办公了，上面贴了个通知，说他们在爱丽舍宫门前举行了示威游行，有12个人被捕，包括Gérard。我让我们的同志一个一个地看了那张通知，所以大家都知道了此事。Raymond回来的时候就跳起来大叫：“哎呀，我没在哪儿！！”假如我们的印度支那同志还有没有被遣返的话，我们确实要和他们好好谈谈这件事情。我们后来才通过Gérard（他跟他们一直走得很近）了解到，他们当初以为自己拿到了法国的国籍，根本不会被遣返，最多就是被投进巴黎的大牢，然后再进行公开的申诉。
[1]此次示威活动发生在1930年5月24日，到5月30日包括谢秋杜在内的领导人都被遣返回国。这次示威活动根本算不上“声势浩大”，但却在共产主义同盟（CommunistLeague）里引起了一场危机。——作者注。 |
谢秋杜：1930年代一个越南革命者的政治历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第一章越南托派的起源
（TheOriginsofTrotskyisminVietnam）
关于斯大林主义是如何渗入北越的农民及民族主义者的，我们早已知晓。但英语读者却很少听说过一个国际主义运动是如何在南越的工人中深深扎根的。通过阅读本书，虽然读者会明白前者根除后者的原因，但本文的目的是要展示，一个在法国的émigrés的支部是如何转变成托派并将其带回印度支那的。我们只有结合20世纪早期越南民族主义的兴起，越南知识分子在法国的成长，以及共产国际“第三阶段”时法国和和俄国斯大林主义的状况，才能理解这一原因。所有这些的情况，我们只能依靠当时的史料。
我们在此要感谢DanielHémery允许我们公开他的这一丰富研究成果，并感谢LanBirchall为我们翻译了Rosmer的信件。
谢秋杜：1930年代一个越南革命者的政治历程
东南亚的政治运动史料大部分都没有被公开，存在很多模糊的领域。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小的政治团体和有突出价值的个体，如印尼的马拉卡（Malaka）和越南的谢秋杜。我们很难判定这些小团体和个体在他们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处于什么位置，他们的存在对于历史来说除了是一个意外之外，好像就没有了别的价值。但通过他们，我们可以明白，他们国家民族解放的实现，靠的是众多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政党，甚至军队的共同努力。在那些民族主义者看来，在民族独立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时期，他们只是发挥了很少的作用。学院派历史通常也很少关注失败者，把他们看得无足轻重，最多把他们当作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无名的英雄不配有光辉的传记，他们大多只能静静地淹没在官方的史料中，只有些许的痕迹。这是为什么呢？
谢秋杜属于越南革命史中胜利的一方。他曾遭受三次以上的失败，身体几乎半瘫，政治上也没有后台，也没有真正掌控过任何历史事件，在1945年9月被越盟当局暗杀于越南广义（QuangNgai）。从此他的名字就被忘记了，除了在纯粹的辩论场合被提及外，他几乎完全消失于历史。他被越南共产主义传记作家（TamVu）定性为真正列宁主义的托派反对派，西贡独裁者认定他是一个突出的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并将西贡市的一个街道命名为他的名字。他还被许多西方同志当作一个历史符号不时地提起。
然而革命少数派的历史不会因为他们被暴力消灭而消失。我们对失败者历史的考察对我们理解反革命团体的产生大有裨益，也能使我们更加透明地了解成功革命的运动历程。JacquesRoux和theEnragé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而我们从这个角度对谢秋杜革命历程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越南的当代历史，从而重新品味决定论者关于革命派那无所不包的划分：“民族主义”、“马列主义”和“农民革命”。
越南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
19世纪末殖民体系的巩固开始了当地传统统治阶级作为文职官员的危机。从那时起知识分子成为殖民统治的一个难以化解的头疼问题。传统的知识士大夫精英事实上只能通过完全接受西方知识才能接受新的秩序，才能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发挥作用，包括传播知识，参与政府权力运作等。但这由于与殖民法律相违背，因为它认为当地的传统士大夫精英是可以完全融入到印度支那建设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殖民地国家确实包含了Gramscian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中的元素：私人团体，报刊杂志，议会，政党，工会，学校，教堂等等，统治阶层实现了对社会的完全控制。但这些因素在殖民地都还处于萌芽状态，而且欧洲的殖民者还很排斥越南的同行。对于广大的殖民地人民而言根本就没有什么市民社会，他们只知道这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权就是一个政治型的、管理型的、强制性的社会，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被剥夺了参与的权利。
法国在印度支那统治期间，一直就没能处理好多元的文化与政治体制，从而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那样使得知识分子要么认同其秩序，要么选择中立。最终法国殖民当局不得不同时和越南的传统士大夫精英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相敌对，并难以和解。1907年PoulBeau建立了印度支那大学，在东京和安南组建了参议会，1917年AlbertSarraut所做的含糊承诺，等等，这些都是法国当局的奇怪行为。而越南的知识分子们则决定要建设一个名副其实的市民社会。
从20世纪初越南的传统知识精英就开始失势，这或多或少导致一部分人与殖民当局和官方体制产生了决裂，也产生了很多新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最初（1905-1914年）出现的越南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受惠于潘佩珠（PhanBoiChau）和潘珠祯（PhanChauTrinh）两位先驱者的宣传鼓动：要么立即开展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斗争，或者集中精力进行文化现代化和教育民主化。新的知识分子都因这两条道路的选择而苦恼，也有人试图进行调和，但他们最终只是过渡的一代人。因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还不是如何构建新的文化体系。他们若想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等待众多受过现代教育知识分子去占领课堂，等待他们能够解决前辈们遗留的众多问题。这就是1920年代的事情。也正是在这样的知识氛围里，谢秋杜出现了。
新老知识分子的联系不是单向的，前人恰恰是后人的历史基础，传统知识分子精英的失势在新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争论。比如1920-1930年间南方最为著名的反殖民主义者阮安宁（NguyenAnNinh），其父亲就是著名的士大夫NguyenAnKhuong，其父就一直积极参与潘佩珠和潘珠祯领导的爱国运动，还把中国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翻译成了越南语。从某种程度上讲，新兴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性和反抗性，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继承了传统士大夫精英的历史基因。这种历史基因对新兴知识分子而言是根深蒂固的。它最早体现在越南1905年开始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及随后兴起的报刊杂志中。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一些失势的传统士大夫，或是主动或是被迫退回到农村，他们保留了这一历史记忆，并通过言传身教传递给了新生的一代。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下，一个人要想成才是要超越很多障碍，承受很多牺牲，并要付出很大努力的。而要想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对于一个地位低下的教师而言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出身贫苦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来说，只有极其少数的人才可能取得成功。对于他们，我们不应忘记其乡村和农民的背景，他们不像南方新型的地主阶层，也不像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传统士大夫的意识形态保持了很大的联系。如果我们现有的传记资料确凿的话，谢秋杜就是这样一个带有乡村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于1906年5月6日生于CauMay，一个位于ThotNot县新平（TânBinh）的小村庄，在龙川市（LongXuyên）南部17公里。新平坐落在河边，是湄公河三角洲盛产水稻的核心地区，其西部的土地都是封建的大地产制，它还距离经常暴乱的ChoMoi不远，这里是南部农民共产主义的重要斗争区域。谢秋杜出身于一个贫穷的中农家庭，他的父亲TaVanSoc是个木匠，在周围的村庄里来回做生意；他不时地还去给孩子们教书，另外他还知晓一些占卜和传统医学的知识。他们家有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了，剩下三男两女，谢秋杜排行第三。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生活相当艰难，这里直到1938年都还没有铺马路。谢秋杜就像其他孩子一样，整天在稻田里玩耍，在家里看守鸡鸭，在河沟里抓鱼，爬树采摘果物，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从自己艰苦的童年里，对小人物的贫苦有了很深的体会。在他看来，摒除掉社会改革的民族解放是毫无意义的。
在1912年他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接触。那时他的父亲很成功地在省城龙川市（LongXuyên）的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并在省城安了家。谢秋杜第二次接触现代世界是他上小学。谢秋杜的父亲在工厂谋了职位，收入提高了一大截，这是一般贫困家庭逃脱贫困的少有机会。他们幸运地赶上了这次机会。这样，木匠的孩子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小知识分子：谢秋杜的两个姐姐在嘉定（Giadinh）当了教师，他的弟弟完成学业成为一名音乐人。但这还是要付出辛苦的劳动才能获得的成就。1917年他的母亲NguyenThiNgoc故去后，家庭就开始用度紧张了；那时他的父亲因与上级争吵也丢失了工作。11岁大的谢秋杜不得不利用假期在本地的大户人家打工。这倒没什么奇怪，他就是无数个越南版的高尔基（MaximGroky）之一，在“挣自己的饭钱”。这样，他就和其他同学一样，早早地就体验到了什么是“无产阶级”。
越南第一代新兴知识分子（主要在南方）特色的就是他们几乎完全与传统的文化、经典著作、哲学甚至文字相断裂。南方的儒家学堂早已败落。谢秋杜好像根本就没有学习过汉字，他接受的完全是越南语和法语教育，这在一战期间已经很普遍了。高中毕业后，谢秋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西贡的Chasseloup-Laubat大学，这是一所法国本土大学的分校。他一边继续自己的学习，一边在业余时间给富家学弟们讲课以挣些外快。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能够补贴已负债累累的父亲。谢秋杜像他很多未来的同志或者敌人那样，在学校成绩都很优秀。在这些少数的法语学校做到成绩优秀是很难的，他不得不要深深了解法国的语言和文化，而且考试也是很难的。谢秋杜在1917年6月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总共300名学生中只有63人有幸通过，占比21%。后面更困难的大学入学考试，谢秋杜在11名竞争者中排名第三，在1925年大学毕业时，他班级排名第一。
谢秋杜所受的教育就是新一代越南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当时极少有人能够接受全面的西方式教育。我们并不是说当时没有学贯东西的人，而是这样的人通常是已经接受了中国和越南的传统经典教育，后来才开始学习了解西方知识的。他们最多算是自学成才的。他们刚开始可能是政府官员、秘书或翻译人员，后来才进修学习西方知识的。比如潘文忠（PhanVanTruong），一个1910-1830年间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是在1910年（时年32岁）才去了巴黎，学习了法律，而当时他是越南东方语言大学的教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越南的文化领域就开始了深刻的变革，年轻人开始有了直接的渠道到现代学校就读，尽管为数不多。据统计，1929-1930年印度支那全部的公立或私立学校中只有2049名“法式教育”的学生，但他们已经不再接受古典知识的灌输了。由于旧的考试体制被废除，旧的教育体制也就几乎被完全摒除了。大批的现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了。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总是，或者几乎很少，但是他们已经能够在社会文化领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了。与此同时，在1920-23年一种新的文化机构也开始出现并活跃起来，这就是杂志、报纸和出版社。外部世界的科技知识、哲学与文学在文化圈内到处传播开来，并在知识分子中引发出一系列的震动。一个新的文化景象开始呈现出来。必须说明的是，在当时能够去接触外部知识的人，只有那些有能力阅读中文和法文，并有财力花高价钱去购买外文书籍的人。到1925年时，越南的外文出版物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社会规模。尽管实际上规模还不大，但也是值得一提的。这反映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对现代社会知识的需求。我们可以通过两个成功个体看到它的青春与活力：一个是《民声》杂志（TiengDan,theVoiceofthePeople）的壮大，由顺化（Hué）的QuanHaiTung创办；一个是DaoDuyAnh，其作品在当时大量发行。
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尤其是在南方，导致产生了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城市群众反抗运动，这是由现代知识分子组织并领导的，不过这一现象在当时规模并不大。最先是1923年西贡的宪政主义者就港口的贸易垄断发难，但行动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控制，扩展为一场意识形态和政治对抗的大规模运动。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已经形成，他们已经不再迷信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前辈们。潘佩珠（PhanBoiChau）倡导通过武装斗争赢得独立，潘珠桢(PhanChauTrinh)则是改良主义者，要求通过渐进的社会进步与和平的社会改革，逐步实现去殖民化，建立起自治的政府。但这两条道路在1917-1927年间都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起义流产了，改革也从未发生。改良主义爱国者们的希望，最终迎来的是1925年对法国社会主义政府的彻底失望。（1925年社会主义者AlexandreVarenne被法国CarteldesGauches政府任命为印度支那总督）在这种氛围下，知识分子的团体以及文化与政治斗争只能以激进主义的面目出现了。西贡年轻受教育的一代人在1924年底开始转向激进，这为后来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讨论提供了社会基础。这场大讨论先是以《警钟》杂志（Clochefêlée，CrackedBell由阮安宁在1923年11月创立）为中心，到1926-27年，又有很多越南或法国的期刊加入进来，如TranHuyLieu的ThanTheKy和潘文忠（PhanVanTruong）的《安南报》（Annam）。
阮安宁在1923-25年发起组织的大讨论对于南方知识分子的后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谢秋杜虽然后来选择的政治立场与他不同，但却承认当时从阮安宁那里受益良多：“我经常会想起阮安宁，因为他对我进行了政治的启蒙……”。阮安宁一方面承袭了潘珠桢的观念，认为西方的先进源于它们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体制。潘珠桢认为首要的任务是教育民众，培养新式精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某种“历史的妥协”（historiccompromise），在越南引入一些自由的元素。从某种程度上讲，阮安宁认可了潘珠祯教育民众的首要性，但却反对其后面的做法：对他来说，获取政治与社会的民主，也即在殖民体制下经过长期斗争以真正的市民社会取代殖民体制，这是任何社会进步的前提条件。而新的知识分子要参与组织民众运动，不断向殖民政府施压，争取在民族自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市民社会。《警钟》杂志的一系列文章都是这一宗旨，但很有意思的是，该杂志的报头声明它是一个“法兰西文化的宣传工具，我们都是法兰西人，法兰西的一切都是伟大而光荣的……”。它认为旧有的民族斗争形式已经过时，新时代的青年们要摆脱各种“历史的”民族主义，如保皇派，裴光照(BuiQuangChieu)的宪政主义，以及众多毫无希望秘密团体革命和各种阴谋。越南应该像西方、俄国、印度或中国那样引入大众政治，让城市里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们都参与进来：“我们要用现代的抵抗运动组织体系，来反对现代的政治压迫”。在他看来，民族的解放就是一场斗争，无论它是合法或者是非法的，越南人一定要推翻外来国家的压迫，建立起自己的市民社会。阮安宁还研究了民粹主义的斗争方式。他认为知识分子无论把事理研究的多么透彻，都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成功。知识分子不能进行纯学院派的研究，更不能采取浪漫的行动路线，而应研究如何同人民并肩战斗，并将社会责任意识传播开来。最后阮安宁还有一个比潘珠桢更为激进的观点就是，他反对完全照搬西方方式，完全西化和封闭自守是同一性质的。在某些方面，西方的东西是必须要引进越南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另外文化的国际性乃至世界大同是可以和越南的文化复兴相融合的：“越南人必须适应西方文明，以将其与东方文明相融合。”
阮安宁既是一个演说家，又是一名鼓动家，他的观点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赢得了广泛认同。在20年代中叶的交趾支那，这个传统文化远远比北越和中越淡化的区域，他的观点在现代新式学校里影响颇广。如官方大学Chasseloup-Laubat大学，西贡的安南女子学校或MyTho大学，各省会城市的中学，以及南方资产阶级建立的一系列私立学校。官方的教育体制继续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就像中国的大学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一样。自1924年开始，新式学校就成为了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小的严肃政治事件层出不穷，如1924年10月24日Chasseloup-Laubat大学有一百多名学生罢课，抗议校方开除两名同学（他们被指控向一个欧洲人投了墨水瓶）。1926年的春天是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阮安宁在3月24日被捕以及4月4日潘珠桢的葬礼，青年学生们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爱国集会，这既导致了与殖民当局的巨大冲突，也使得青年知识分子与其精神领袖以及各种改良主义相决裂。在阮安宁被捕前三天（3月21日），他组织了一次抗议当局把新闻记者TruongcaoDong赶出交趾支那的活动，约有600多来自Chasseloup-Lauba大学、青年女子学院（the
YoungLadies'College）、Ĕcole师范学院等地的青年学生参加。后来随着青年学生们公开地释放他们的爱国热情，到四、五月份时，南方主要的大中学校都先后加入了罢课的行列，具体日期是西贡青年女子学院（theSaigonYoungLadies'College）在3月28日，theTaberdInstitute在4月1日，thePhuLamSchool在4月12日，Chasseloup-Laubat大学在4月28日，theProfessionalSchool在3月29日，龙川法兰西中学（theLongxuyênFranco-NativePrimarySchool）和TheCanThoCollege在4月30日，亚细亚技术学校（theAsianTechnicalSchool）在5月5日，等等。到1926年5月底，南方约有1000多名学生被开除。但是改良主义的领导人裴光照（BuiQuangChiêu）却模仿殖民总督Vaarenne的论调（认为这是一场“学生娃的苏维埃”事件），批评这场运动是一场“学生娃的罢课”（schoolkid'sstrike），潘佩珠也持类似的观点。这最终导致了青年学生们开始抛弃当时仍占主流的改良型民族主义。改良主义者仅仅看到了青年学生们反对殖民主义的挑衅行为，没有认识到青年人的反叛和躁动越来越结合现实了。经过这次敲打，殖民当局和越南的资产阶级就再也难以控制最为活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了，他们之间文化和政治的裂痕越来越大了。
从那时起，行动主义成为开始流行起来，青年知识分子们都开始热衷从事非法活动了。如他们开始办报纸，但很快被查禁。1926年6月他们印制传单标语到西贡街道上发放。也是从此时起，知识分子开始自行组建一系列新的政党，他们不再模仿中国或日本的组织模式，而是学习国内的党派。当然大部分的政党都很短命，如“青年安南党”（YoungAnnam）只在1926年活跃过。但也出现了一些组织强有力的民族主义政党，如北越NguyenThaiHoc组建的越南国大党（VietNamQuocDanDang），中越的TanViet，但它很快被吸引加入到位于中国广州的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即ThanhNien，青年）中。另外，阮爱国（NguyenAiQuoc，胡志明）领导的ThanhNien之所以能够在越南立稳脚跟，主要就得利于这一时期正是革命知识分子形成的重要时刻。
因此，青年谢秋杜的政治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被当时巨大的集体意识觉醒所决定了：1926年越南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崭新的集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拥有共通的文化和政治理念，他们渴望行动，打破陈规旧律，建立自己的世界观。谢秋杜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都是1931年越南共产党的最早成员，并成为组织的领导核心之一。他们这些在后来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人都是在殖民地的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如NgoGiaTu（PCI的创始人之一）和阮文琚NguyenVanCu（某位开国部长）曾是河内ProtectorateLycée的学生；VoNguyenGiap（武元甲）就读于顺化（Hué）的QuocHoc大学；邓春区（即长征，DangXuanKhu（TruongChinh））就读于南定的一所高中；Chasseloup-Laubat
还有谢秋杜的学弟陈文教（TranVan
Giau，1933-35年间和1944-45年间越南南方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在1926-27年间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和阮文孝（NguyenVan
Tao，也是越南南方的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曾经荣获过1926年的“Ruched'Orient”MasonicLodge奖学金，并于次年成为拿到法语学士学位的首批学生）。谢秋杜的一些同学也走上了他的政治道路，像潘文秀（PhanVanHum）是在1922年6月毕业的，邢文芳（HuynhVanPhuong）是1924年毕业的，陈文绍（TranVanThach）是在1925年6月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的，还有PhanVanChanh和谢秋杜一起在1925年6月获得了可以在法国本土进行母语教学的资格。谢秋杜1926年开始执教于NguyenXichHongFreeSchool，像很多人一样，他也参加了1926年的农村知识青年的起义。他后来写道：“起义隆隆到来，气氛异常紧张，我们热烈地去读很多被禁的报刊，在业余时间我们就举行秘密集会。那时我们既天真又无知。”这些被禁的报刊有LaClôchefêlée和TiengDan（HuynhThucKang在顺化创办的），还有VietnamHon（阮爱国的老战友阮世充(NguyenTheTruyen)于1926年在法国创办的，后来秘密地转入印度支那），以及一些在西贡公开发行的一些法国共产党的报刊。谢秋杜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行动派，他希望摆脱知识分子那种头脑简单的做事方式。那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时代。谢秋杜在1930年写到：“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我们达成了一个具体的共识：探讨如何使用武力手段进行革命。我们都倾向于采取恐怖主义手段。那是我们只有两种观点，一是进行个体的暗杀活动，二是到中国组建自己的军队。离开学校后，我有了固定的工作，也有了充裕的时间进行‘计划’。潘佩珠和TruongCaoDong案件给我们提供了进行煽动工作的极好素材。我们的队伍重新组织起来了，这在1926年初青年安南党就已经确定了的。我又约见了三个朋友，他们在学校是就是我们‘革命圈’里的人了。……三天后我们已经招募了100多号人，如果包括那些支持者的话，人数达到几千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半数以上都是体制内的人。”像其他人一样，谢秋杜参加群众集会时都带上黄色袖标，如1926年3月24日迎接裴光照回国和参加潘珠祯的追悼会。他还经常和阮安宁在一起（后者对他影响很深），偶尔也和潘文忠合作，在他的《安南报》（L'Annam）上，1926年谢秋杜至少发表过两篇文章，一是他给法国作家PaulMonet的回信，一是他为朋友阮庆全（NguyenKhanhToan，一个20岁的青年教师，后来是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越南学生的骨干）鸣冤的呼吁书，此人只因为是NhaQué的编辑而被捕入狱。
最能体现南方知识分子积极行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于1926年3月在西贡组建了一个年轻人的政党——青年安南党（YoungAnnamParty）。后来谢秋杜回忆说：“那是一件年少轻狂的事情”。根据我们有限的资料，我们知道该党有几个人，阮庆全（NguyenKhanhToan）,
BuiCongTrung,TranHuiLieu和何辉集（HaHuyTap），这些人都是为了印度支那共产党的骨干人员，还有郑雄饶（TrinhHungNgau）和谢秋杜。1926年5月20日青年安南党发表了它的成立宣言，旨在团结青年人，并进行自治式管理，为捍卫人类的权利、进而政治的民主权利而斗争。这要么以合法的形式进行斗争（因为有些成员认为“在这个时代进行革命是愚蠢的”），要么就开展非法的斗争活动。谢秋杜写到：“我们召开了很多非官方背景、没有警察监督的公开集会。呼吁组织合法化的同志，刚一出口就被我们否定了。大部分的领导成员虽然缺乏实践经验，但都满怀理想。”他们对现实还没有最起码的了解。但正是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才使得新型的知识分子满怀领导全社会的理想。
在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行动中，也伴随着一股潜在、持久而牢固的民众主义（populism）情绪。这或许是因为越南的改良型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阮安宁）从一开始就抛弃了新资产阶级的生活和社会理念。它既有积极爱国的一面，也带有鲜明的社会特征。西贡兵工厂的第一次大罢工发生在1925年8月5-14日，实际上正好与潘佩珠在上海被捕在同一天。1926年5月3日印度支那银行200名员工罢工，随后5月5日，西贡兵工厂再次发动罢工。这些罢工行动使阮安宁更加确信他倡导的斗争模式并非虚幻的。人们开始越来越对共产主义产生了兴趣。1924-27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通力合作，这引起了西贡报纸的关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模式，这让他们相信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密不可分地糅合在一起。1926年《警钟》（Clochefêlée）再版了很多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L'Humanité,法国共产党机关报）和《巴黎》(Paria)上面的好文章。随着西贡工人运动的热烈开展，这些文章已不再是一些纯粹的理论探索了。几乎在学生运动高潮的1926年3月，《警钟》连载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有这些都是对学生运动的反映：“在老一代人还在继续密谋的同时，我们却由于自己的无知，反而平静严肃地思考起最革命的方式——全社会总罢工。但这时工人和职员们几乎都没有被组织起来呢……我们不得不走上街头，一个一个地去劝说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希望他们罢工。工人们以友好的方式对待了我们，他们中甚至还有些人表示答应我们会罢工，但更多的人是当面讥讽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也在继续扩大招募邮局、电台和兵工厂的雇员，据说还有警察愿意帮助我们。我们所有这些事情，除了印刷传单意外，都是明目张胆地去做的。……有一件幸运的偶然事情，印度支那银行的总经理为了追查其账本上的一个错误，在周六的晚上要将他的越南籍员工全部留下。结果他们参与到罢工中来，令我们吃惊的是，竟然有大量的工厂和学校紧随其后也参与进来。”从那时起，贫苦群众尤其是农民开始在青年学子们擘画的社会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谢秋杜在1926年与PaulMonet的辩论中，也比较了分析精英与穷人之间的差别，认为所谓的精英都是“体制内的野心家、投机者和剥削者”，穷人们虽然穷苦，但他们却很善良，很有尊严：他建议这位法国作家“要多去了解农村里的不幸人群。你只知道已经很‘文明的’城里人，这无论如何都是很不幸的。到了农村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农民是多么的可爱，他们对待家庭和工作的态度非常地淳朴，没有任何杂念。”1926年12月他和阮庆全出版了一个法语周报NhaQué，但只出版了一期就被查封了。阮庆全还被关押了50天。尽管如此，它上面的文章还是突出体现了新一代青年学生了解社会生活、探求社会问题的热烈渴望，而这些都是新民族主义的内容。
谢秋杜当时的政治理念是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在他心中有一种本能的爱国主义，一种对越南辉煌历史的怀旧，一种民族的耻辱感，道德和感情的因素更多，政治的成分还很少。本民族的历史就是他的政治原动力。1926年12月他在为阮庆全写的辩护书里就一直强调其朋友对“越南民族历史的强烈热爱”，“我们年轻的同胞们被迫去学习外来人给我们编写的民族历史。他们编写的历史除了歪曲事实以外，还有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教科书的编写者们甚至都缺乏对越南精神的起码了解。他们的作品内容干瘪，支离破碎，前后不一。只有一个越南人才能写出一部真正的越南历史著作。他经过搜集资料、仔细辨别和考证，才能综合出一部再现我们历史的著作”。像谢秋杜以及1926年的整个一代人一样，他们从事的所有活动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理念。拯救人民就意味着要“将自己的行动和聪明才智投入到拯救濒于灭亡的越南民族的斗争中去。”带着这些观念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情怀，1927年9月6日谢秋杜登上了留学法国的轮船，名义上他是去攻读数学学位的。他在达到马赛之前，就宣布自己要效仿古代越南知识分子的作为，还与中国的留学生结成了朋友：“中国学生都有着自己的责任意识，他们到处都不忘谈论自己的国家。我们又该如何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在本职上为自己的国家而工作。我们学生必须要尽快掌握在我们国家被禁止的知识……正在发生的世界史必须是各民族历史的共同发展，新兴的中国就是我们的榜样。”
到那时，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形成已经成为越南新社会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包括了我们提到了大部分人，尤其是那些年轻的激进学生。像越南这样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族层面，是对外来统治的一种本能反应。对于一个能够认同现代文化，看透现代机械主义，了解现代历史的知识分子而言，外来统治是更加不能忍受的。二是社会层面，即越南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社会所处的阶级地位。帝国主义的殖民者培养少部分的现代知识分子只是为满足其统治运转的技术需要，而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殖民地青年所受的教育仅限于让他们掌握一小部分的科学或职业知识，内容很吝啬，且局限在技术方面。印度支那大学直到二战时都没有开设任何高等教育的课程，它只负责培养医生、低级政府职员和教师。总的来说，殖民当局严格限制越南的知识分子像其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同行们那样发挥作用：创造和传播主流的意识形态，研究市民社会，增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实践政治权威和权力，批判统治阶级的领导。知识分子的所有这些职能都依赖于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存在。但在殖民地，至少是越南，是不可能产生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因此对于这些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新型社会成分而言，就像其他殖民地的同行们一样，被置于一条历史的“迷途”，内心有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作为未来的科技文化和现代知识的管理人员，——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决定的，他们由于外来的殖民统治，而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其职能。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懈地要求殖民当局实施政治民主化改革（这是市民社会的必然要求）。于是这就形成了一项历史运动，知识分子不断地失败，又不断地重生。无数的社会组织为了生存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一个世纪以来无数的斗争被镇压下去。其中越南出版行业的生存斗争最为突出。在1932年至1945年间，越南出现过400多种报刊杂志，单单在1954-1962年的南越（吴庭艳，NgoDinhDiem）就有200多种。
但在1926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完全封死了所有民主政治的道路。知识分子的斗争、文化出版运动以及通过演讲和写作的斗争，既是迫切需要的，同时也由于殖民当局的凶狠镇压而很难开展。交趾支那的总督DrCognacq在1923年就已经粗暴地使阮安宁认识到了这种形势：“我们这个国家不需要知识分子。如果我们要想找一些来，就去莫斯科吧！”他的这一建议在三年后被知识青年付诸实施，他们已经发现越南根本就没有市民社会：殖民当局不仅不会让越南的知识分子名副其实地行使其职能，甚至还阻止他们提升自身的社会职业利益。超越这一矛盾成为真正知识分子的唯一方式就是完成知识分子的进化，组织成一个具有社会和意识形态功能的知识阶层。换而言之，就是直接站在知识分子的反对立场上来，即是批判性的，又是功能性的，既是自治的整体，又可以是中立的，就像西方社会中的那样。既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至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就转而成为了革命的知识阶层。
后来成为革命知识分子的1926年代的越南人——谢秋杜的职业在当时引人瞩目——都具有特定历史环境下某一社团组织的背景，因为产生他们的那个社会剥夺了他们“正常”的社会职能，他们与旧的传统社会结构相脱离，却又不能融入新的社会结构，于是他们就采取了拒绝这一切的立场。面对着现代化和民族再造的双重历史使命，他们迅速地承担起了与旧的立场相断裂的意识形态的责任。子辈们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父辈们的革命，年轻的一代越南人渴望具体的行动，他们不再沉湎于空想和抽象思考，科学、理性和“虚无主义”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抗等级化、规则化、道德化及儒教化的旧安南。新的知识阶层也渴望领导社会与民族的未来：这就是学生政党遍地开花的原因。这种也是对当时社会统治危机的一种讥讽。民众主义在激进的知识分子中成为潜在的共识，因为知识阶层已经认识到自己处于危险的孤立境地，而打破这种孤立的唯一途径就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工人。于是越南的知识分子开始整体地、持久地“走向人民群众”，其中最有名的是1928-29年间ThanhNien提出了要求青年人“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到1927年越南社会结构中的这些新因素已经确立了自身的存在。Malraux在1926年离开印度支那时就提到了：“很难想象一个勇敢的安南人，除了能成为革命者以外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谢秋杜的马克思主义
从1927年开始，年轻的越南知识阶层就热切地开始了他们的革命历程。总体看来，大多人都是逐步由革命民族主义转向了共产国际的共产主义斗争方向上，组织也由秘密的民族主义政党转向ThanhNien。但谢秋杜和另一些知识分子选择的却是另一条革命道路：从革命民族主义转向了左翼的、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种道路选择的不同与越南30年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而且越南的托派也与欧美的托派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越南的托派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它起初反对的是第三国际斯大林派在越南的支部，当时还与世隔绝，力量脆弱得很。越南托派并没有把自己与共产主义运动相隔离（虽然谢秋杜一直没有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它始终参与了越南的革命斗争，并在意识形态上把自己的大部分成员定性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两类共产主义道路都是自发地产生于越南1926-31年间的民族主义斗争历程中，是两种革命的方式。1931年的惨败，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但随着运动的推进，之前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下存在的种种分歧，又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发展壮大起来了。
在谢秋杜年轻的心灵里，1927年的远赴西洋首先是一次意识形态的旅行。根据稀少的资料我们认为，谢秋杜在巴黎期间并没有学完他在FacultyofSciences的全部课程，也没有拿到他应该攻读的学位。他在1927年10月9日达到巴黎后，先后住在郊区的Cahan和Gentilly，依靠给一些家境富裕的越南大学生补习功课、做他们的通讯联络人挣些零钱，直到校方警告他们有秘密联络的可疑，威胁要报警。谢秋杜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参加在法国的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一步步地实现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928年法国还没有越南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那时的法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积极地支持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政党活动并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28年初谢秋杜和一些学生，其中有NguyenLaChan,BuiDong,BuiAi，邢文芳（HuynhVanPhuong）和PhanVanChanh，他们重新组建了越南人在巴黎的主要政治组织——越南独立党（VietNameDocLapDang）。该党成立于1926年，其前身是法国共产党为推行其革命民族主义政策而成立的殖民地部的殖民地联合会（Inter-ColonialUnion），其第一任领导人是阮世充（NguyenTheTruyen，阮爱国的老朋友），也是法共殖民部的成员。阮世充1928年12月回国后，谢秋杜改组了越南独立党。在同年的7月17日他在辖区的警察局备案了一份新的党章，随后他和NguyenLaChan，NguyenVanLuan组成了党的三人委员会。对他而言，他还是一个革命的学徒。他积极起草了大量的宣传页，在法国的越南工人与学生中传播，他还先后出版了为时不长的法语杂志《复兴》（LaRésurrection）、NationAnnamite和VietNamHon，同时还要定期到越南独立党的总部办事。党的活动与法国的越南学生运动密切相关。谢秋杜还担任了越南学生接待委员会（theVietnameseStudentsReceptionCommittee）在巴黎的联络人，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解救被警察控制的越南学生。他还以Nam的名字参加了1929年7月20-31日在法兰克福召开的反帝联盟第二次大会（theSecondCongressoftheLeague）并在会上发了言；1929年3月21日他也在塞纳区（Seine）法院里为越南独立党被解散一事进行辩护。1930年5月22日他组织越南学生到艾丽舍宫门（theElys）前抗议殖民当局对安沛兵变（YenBay）的指控。这次集会引起了法国议会的关注，1930年6月5日的Pravda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谢秋杜也因此事首次被捕并于5月30日被遣返西贡。
1929年是一个转折点，殖民当局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了最后了斗争，越南独立党被解散一事残酷地证明了谢秋杜和他的同志们当初的观念多么不堪一击。当他们采取了最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行动时，他们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力量是多么的脆弱。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最为激进的民族主义所能采取的手段也只不过是进行政治性抗议活动，并不断地重复这些活动。这倒证明了他们在1928-29年间的一些言论。他们最初提出了“被盗走的祖国”（stolenfatherland）一词，并声称自己的任务就是重建祖国。他们把著名的越南思想家潘佩珠的肖像因此月刊的封面上，并印上他写于1906年的令人痛苦流涕的书信。1929年初谢秋杜在一份宣传页上写道：“安南人民正饱受外来统治的煎熬，我们必须认识到首要的任务就是要赶走这所有的罪恶”。他们并不是忽视阶级斗争，但是在一个充满剥削和奴役的世界里，对殖民地而言首要的是“种族的斗争”。“我们都属于特定的民族实体，各民族实体自然而然地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建立一个越南人的民族国家，是让越南人民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立于有利位置的前提条件。民族主义者的重要任务就是把一个受压迫的民族从当前的状态中拯救出来。谢秋杜在当时对于让越南的革命者相信可以实现民族独立也曾有过悲观的认识。殖民地的人民不能永远被奴役下去，在这样的世界里，落后民族要么继续退化下去，要么就振兴起来。就像20世纪初的中国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那样，谢秋杜也同样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相信“物竞天择”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民族之间。他在《复兴报》上写道：“环看四周，我们惊恐地发现了我们是一个濒于死亡的民族。我们再也不能允许我们这些在法国的学生谈论现代化的生活了。我们看的是一个民族被前所未有地屈服着……你能想象到吗？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的话，还会有越南人能残留在这个星球上吗？这样的民族还能重新振奋起来吗？”他们认为自己生在越南的末世，民族的危亡被前所未有重复提及：“时代站在了压迫者一边。他们正在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加强这对我们这个贫苦民族的控制。毫不夸张地讲，如果20年后我们的同胞们才开始争取民族的解放斗争，那么无异于自杀。那时越南将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
然而与此同时，一种新的政治理念正在渗入这正统的民族主义并嵌入一些共产主义的基础知识。这就是在个人与集体关系上的民众主义。它要求每个人都要要摆脱精英主义的诱惑、儒家式的资格考试和当官的野心，也就是说要超越“小我”。“为国家解放而工作远比你为苦恼的资质和家庭的梦想工作更伟大！”科学技术、潜心研究和教育都不能解决民族存亡的问题。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远离宪政主义的和平道路和改革型民族主义的渐进道路，后者要么由于太平静而显得无所作为，要么使发生的暴力运动受挫。到1928年底，谢秋杜已经完全确立了对革命的信仰，认为革命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希望大家相信，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大救星。革命！这不是我们在向你呼喊，而是你作为一个人、一个越南人的尊严在召唤你。……革命是唯一能使我们摆脱现状的方式。我们历史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我们有着被征服者抹杀但依然闪耀光芒的反抗压迫的光辉历史。纵观越南的历史，我们发现越南人一直都是一个革命的民族。”这些观念同样只是一些在探索重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幼稚思想，对革命最为清晰的表达就是按照列宁的模式组建一个高度集中且纪律严明的政党。组织的问题才是最根本的。在一个被殖民主义造成混乱、分裂的社会里，他们对组织的理念更甚于潘佩珠和潘珠祯。《复兴报》写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支部遍及祖国南北的政党，一个为革命而生的政党。”无论是谁创建这个政党，都将走在民族运动的前列。他们的民族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新的特征，这就是走向群众，尽管他们对国内的社会矛盾了解的不多。赢取群众尤其是城市工人阶级的支持——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是走出民族主义旧有方式的另一条出路。《复兴报》从其第一期刊发“安南工人的巨大痛苦”一文开始，连续刊登了关于橡胶种植园工人调查情况的著名的DelamarreReport。1929年初谢秋杜的政治倾向可以归结为群众性的革命民族主义。这也是一种自豪的民族主义，它拒绝任何其他倾向，尤其珍视自己是政治独立性。1927年中国发生的事情使他认识到保守势力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渗透是多么的可怕。这种立场和共产主义没有必然联系。谢秋杜和法国共产党的殖民部来往密切，以致于被警察认为是可疑的鼓动家。他虽然经常参加法共的会议，还经常去斯大林派领导的工会联盟（CGTU），但他拒绝去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学习。《抵抗报》（LaRésistance）写到：“我们很痛心，就像越南独立党一样……我们有很多同志都迷信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外来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让我们抛弃这一观念吧。让我们独立去战斗吧。我们比以往都更深切地认识到，在这个飞机和铁路的时代，每一个民族都虽然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链条，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认为，对于一个革命政党的前期内部组织而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一贯忽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一观点和麦萨利·哈吉MessaliHadj（北非之星(North-AfricanĔtoile)的领导人）很类似，他曾在1933年给Marouf的回信中说：“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的是独立，而不是共产主义的监护。”
越南独立党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政治组织，它只是一个从民族主义向马克思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1928年初到1929年中）。他们中的很多人很快就和法国共产党打得火热了，因为他们的活动更加代表了殖民地人民、尤其是越南人民的利益。这种情况在1927年就很突出了。很多民族主义的学生热烈地学习和了解苏联与1927年中国革命的知识，阅读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法国共产党的作品，如theCabiersduBolchévisme，左翼反对派（LeftOpposition）的杂志，Naville与Rosmer合著的LuttedesClasses，MauricePaz的ContreleCourant(1927-1929)。越南独立党变成了一个净化意识形态和进行政治抗议的地方了。它开始与法国其他越南学生的意识形态不一致了。因此警方决定铲除它，在1929年3月21日将其解散。民族主义在政治和智力上就破产了。从那时起，谢秋杜就与ContreleCourant组织密切接触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些决定性的变化。在安沛兵变被镇压后，谢秋杜和一些同志加入了左翼反对派，在他发表于LaVérité上的文章“安沛事件后，我们应当怎么做？”（AfterYenBay,WhatistobeDone?）里有一份时间表，将未来五年内要做的事情进行了罗列。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激进民族主义向一种后来在越南取得了胜利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呢？我们该如何解释谢秋杜的托派思想呢？首先而且是必不可少地，我们必须去了解1926-1930年间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敌对关系。直到1926年，法国共产党不仅一直在支持革命民族主义的组织，而且几乎完全控制了他们并向他们提供主要的物质与财力支持。事实上正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殖民部领导着北非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并指导他们在1926年联合殖民地联合会（Inter-ColonialUnion）的成员开始建立各自的民族主义政党。按照这样的安排，1926年3月成立了“北非之星”（NorthAfricanĔtoile），1927年5月成立了黑人自卫委员会（theCommitteeforDefenceoftheNegroRace），越南独立党也在1927年6月26日正式成立了。那时在法国可能也有越南的共产主义者，但肯定没有被组织起来。法国共产党给越南人的革命战略只是共产国际中国战略的翻版，毫无疑问是要推进越南的共产主义革命。法国殖民部的负责人JacquesDoriot去中国汉口参加环太平洋工会大会（1927年5月26日）时，在广州向越南人发出了呼吁：“除了极少数的剥削者以外，全体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愿望，……我们不要拒绝任何可能的帮助，我们要尽自己所能去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民群众。”这非常类似于阮爱国（也就是后来的胡志明）的观点。但到了1928年春天，对左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无条件支持与共产国际的新动向发生了矛盾。1928年8月的共产国际六大确定了坚决的阶级斗争路线。中国广州建立苏维埃以后，斗争的目标就分成了两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二是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资产阶级。这就要求殖民地建立共产主义政党。新的认识把殖民地的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并最终建立起工人与农民的民主专政政权。这一观点最早是列宁在1917年4月提出的。库西宁Kuusinen在国产国际六大上指出：“在某些时候、在特定的条件下，取代改革派资产阶级的做法是根本就没有好处的，可能是很危险的。”第一个越南共产主义组织（领导人是阮文孝NguyenVanTao，创办了杂志LaoNong）成立于1928年4月22日在SaintDenis的秘密会议，这是法国共产党殖民部为推行其政策而组建的。根据警方提供的资料，殖民部的代表HLozeray建议该组织去同民族主义以及越南独立党进行竞争。因而，虽然越南独立党此前一直受到法国共产党的资助，谢秋杜和他的同志也曾进行过改组，但法共还是认定它与《人权报》及LaoNong的立场不同，并将其认定为敌人。1929年1月，就在越南独立党被解散的前夕，在一次殖民地爱国青年会议上，《人权报》就责难越南独立党不再反对法西斯主义了。那时他们的一些人、尤其是谢秋杜已经被捕了。谢秋杜随后不久结合越南的情况做了回应，他称法共是“红色帝国主义”：“欧洲人一直在压迫着我们，难道这又是他们以另外一种形式在奴役我们吗？”这种日益燃烧的抵抗情绪使那些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更加分化了。随便提一句，1928年12月警方非常满意地认为：“法国共产党根本就不理解殖民地的青年，更不知道如何与他们相处。”尽管我们很不愿意承认，这确实是一个准确干脆的判定：在1930年前后，北非和越南的民族主义者开始反感起法国共产党了。我们也有警方的资料证明法共殖民部与“北非之星”（North-AfricanĔtoile）的成员发生了矛盾，因为后者想“保持自己民族主义的特征而不想打上阶级的烙印。”谢秋杜作为第二届反帝国主义联盟大会的代表，在会上就指出法国共产党在殖民地斗争问题上越来越退化为“官僚主义”了，并向大会建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负责各个欧洲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宣传。占压倒性地位的正统共产主义和只能吸引年轻的民族主义者进行辩论的激进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国际范围内都出现了。因此加入托派反对派对他们而言未必不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
在那时托派马克思主义内部（至少在西欧）也出现了与民族主义的断然决裂，这在知识阶层引起了困惑。正如当时谢秋杜的托洛茨基主义具有一定的局限一样，1929-30年间越南共产主义的兴起也同样证明了这种问题的严重性。这在1926-30年间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仅限于越南。首先是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辩论。最初是托派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套解释越南资产阶级发展历程的理论框架。1930年初邢文芳（HuynhVanPhuong）和谢秋杜在LuttedeClasses和LaVérité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研究了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尴尬历史境遇。文章通过理论化分析鲜明地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殖民主义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它因法国的外来征服而显得“早熟”，从1920年它开始反复地“把通过买卖粮食而积聚起来的原始资本转移出去，因为它不能投入到更高利润的金融与工业领域。”它又因对殖民主义的严重依赖而显得“脆弱”，它与殖民宗主国的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双重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于外来的殖民征服，从而开始了一场用资本主义大生产取代封建小生产的经济革命，因此它的存在和发展只能在殖民主义允许的范围内。”它的市场仅限于在国内与法国和华人资本竞争，它只能以政治的民族主义为代价才能更进一步地发展经济。我们首要任务就是“和这些安于现状的精英们断然决裂，他们必将破产”。总之，各方面的情况显示，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
谢秋杜关于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由于“国际资本的稀释”，越南的民族资产阶级注定要破产，这也就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换而言之，一场完全民族框架内的革命）的前途没有了什么历史价值。因此共产国际为越南设定的革命道路，将只会搞乱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并含蓄地暗示马克思主义应该接受民族主义的思想模式。口号落后于现实！谢秋杜写道：“我并不否认近20年来外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没有价值，现在可能仍然有意义，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的融合才刚刚开始。……但当以后越南也出现了大规模的现代企业，情况将会更加明了了。”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将只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名词”，那时如果我们还在提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话，将只会削弱我们年轻的越南共产主义势力。
这就是1930年谢秋杜脑子里两种紧密相连的思路：尽管他非常赞同安沛起义所带有的英雄主义，但他也抨击民族主义思想的退化，抨击它根深蒂固的浪漫情怀，抨击它对恐怖性暴力的青睐。“驱赶外国人，换句话说从肉体上消灭白人，只是一种简单物理方式（如军事手段）赶走法国人……其他年长和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则认为他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基础上安于现状，包括‘失去的国家’的现状以及他们国家的全部历史知识。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忘记4000年的辉煌历史，可以忘记Trung姐妹和陈兴道（TranHungDao）领导的反抗中国人入侵的斗争。他们虽然也在讨论帝国主义，但他们从来没有超出过诸如自由、平等、公正、民族自决权这些抽象名词的范畴……那些鼓吹实现立即、整体地民族独立的人，对斗争只有一些机械化和格式化的理解。……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在狱中）甚至还梦想重新组织BaDiem和HocMon地区的老式恐怖主义者（ThienDiaHoi），把他们周围的流氓无产者给聚集起来。他相信只要有一个班的兵力，他就能够去冒险。”谢秋杜认为这在现实中存在两大障碍。一是帝国主义已经渗透到印度支那社会的方方面面。最不能让谢秋杜理解的就是帝国主义对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主导能力和破坏能力。他写道：“民族主义远没有能够看到帝国主义的物质与意识形态的根基，它只看到了一些细枝末节，如帝国主义的行政机构和军队，但却没有看到它们和越南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通过其经济和军事的优势，法国资产阶级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经济发展。但要达到这一状况，绝不仅仅是依靠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二是帝国主义不可逆转地弱化了越南国内的民族冲突。这也是越南托派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1930年6月的一篇文章提到，1925年在南越山区的少数民族，有五个Moi村庄的人在年轻的NguyenHoaHiep的领导下进行了起义。“帝国主义把自己的文明带给了山区人民，可能起初是受欢迎的，但终将引起人们的反对。”内部民族间冲突的弱化和社会整体冲突的加强也是世界的大势所趋。“资本主义正向亚洲最偏远的角落蔓延。即使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在经济上却正融合为一个整体。”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印度支那。“法国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是外来人，所以它就很耐心、很高明地推行着自己的‘标准化’生活方式，努力想让印度支那人民把它当作‘完全本地化的因素’接受，而不是将其视为外在的或附加的因素。法国帝国主义所实现的和平，赢得了农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它的经济成就也赢得了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尊重。它设立的学校、报刊、宣传机器等等都是其军队的盟友。
总而言之，法国帝国主义进行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想把法国、越南和中国的资产阶级融合在一起……很显然在一个拥有外来或混合的资产阶级的殖民地社会，其社会关系不会与宗主国法国的社会关系一样的。但是两大对抗阶级之间的斗争却是越来越趋于一致的：一边是资产阶级，另一边则是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这是我们必须要开始考虑的。而打倒帝国主义、赢得民族独立已不再是赶走法国人这么简单，我们必须要进行一场无产阶级领导的深刻社会革命。”
在谢秋杜看来，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必需单独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虑，这就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差异，把民族的问题当作一个次要的问题来对待。就实际情况而言，不能只谈越南或柬埔寨的问题，而要把印度支那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谢秋杜的思想并不奇怪，在1930年确实是有这样一股思想，认为民族即将被取代并融合到一个更大的历史共同体中，也就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之中。民族主义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是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是殖民当局的专属物。谢秋杜的结论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同时具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从那时起民族解放运动不仅要是社会性的，甚至还要是国际性的。当他在谈及印度支那的无产阶级时，他同时想到的就是中国和越南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作为全球的共同现象，是存在着精神与政治上的相互作用的，当代国际工人运动已经将其影响渗入到在印度支那的社会现实中了。根据他的一个同志的说法，“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谢秋杜当时（时年24岁）超越民族的思想是纯粹的民族虚无主义，这一点他很像一个研究民族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后来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就斗争目标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孰先孰后发生了分歧。谢秋杜并不否认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但他拒绝改变它们的先后顺序。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偏离其国际主义的天职。就像14年前的卢森堡那样，他反对把民族国家当作实现越南民族解放的结构性障碍，他拒绝参与讨论如何重构民族国家的问题，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考虑的范畴。按照AntonioLabriola的话讲，谢秋杜这种无视“民族因素”的思想可以被称为“乌托邦式的国际主义”了。他拒不承认民族的征服和压迫是革命的决定性条件，想把革命的结果和建立一个越南民族国家的目标分割开来，并努力不让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渗入到马克思主义里面。他写道：“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去解决殖民地的问题，民族独立都是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分不开的。当然会有一些民族主义者反驳说：‘我们要的是自由，而你们给我们的确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其他各种的主义’。我们的回答是：‘如果不考虑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取自由将没有任何意义。这些主义可能是你讨厌的，但这确实是你能获得自由的手段。’我们再也不能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了。‘民族独立’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手段。以前‘自由还是被奴役’的选择现在已经被具体化为‘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选择了。”
民族独立的原则不再是它本身应追求的目标，而成为一种技术性的手段。把民族的模式引入共产主义的计划中，是与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不一致的，因为越南的工人阶级只是无产阶级整体的一小部分。因此民族压迫和民族认同的解决不能是建立一个个的民族国家，而必须要上升到国际共产主义的层次。
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也就意味着对这一意识形态斗争本质的重新估价。在谢秋杜看来，安沛起义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在越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必须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教育那些有能力领导群众运动的人，使其对“革命斗争和革命组织有一个理性的理解”，也才能使越南的共产主义者摆脱与欧洲同行的“自卑地位”（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谢秋杜认为越南的知识分子正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他们的世界观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他们的思想里充满着传统的民族哲学和爱国意识，也充斥着西方启蒙文化传入越南后形成的现代民族主义。安沛起义标志着“主观化的、发育不良的民族主义”走向了尽头，它已经不能够解决殖民地社会的混乱无组织历史问题，换而言之就是不能够在殖民地建造一个现代市民社会。阮安宁在1925年提到的首要政治任务——用“一个现代的反抗组织”去反对殖民主义——依然是正确的。因此寻找一个能合理解决问题的新世界观来进行组织建设既是重要的，也是实际的。谢秋杜批评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的主要一点就是“它们忽视了对骨干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真正考虑过对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切身利益。越南的共产主义在当时仍处于群众民族主义的水平，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越南还没有出现，它只是处在“从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换用卢森堡的话：“还没有开展任何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工作。”他提到的这个问题是很突出的，马克思主义（其本身也有不同派别）、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新的各种民族主义共存一处在很多亚洲国家都普遍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取代其他意识形态还是相反呢？谢秋杜认为，他们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的关系，也都没有质疑民族主义者的“民族”概念。问题不是要把这个“民族”的概念再植入越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而要在历史的发展中把“民族”这一概念的地位降低一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选择是让现代的民族主义取代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而托派的马克思主义（更接近于马克思的传统）则持反对意见。
谢秋杜的思想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把他简单地看做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错误的。20世纪30年代的越南托派思想只是越南知识分子对1925年越南软弱无力和意识形态空虚的反应之一，我们首先应把它当作维持殖民地革命运动、阻止民族独立完全丧失的一种推动力量。不过它更像一个“卢森堡主义”，远离了现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甚至对民族产生了怀疑。谢秋杜凭直觉认为，要把民族的未来和民族国家的构建分离开来当作两件事：不是民族虚无主义只是“民族国家”虚无主义。他后来还提出过“亚洲社会主义国家联盟”（theUnitedSocialistStatesofAsia）的口号。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净化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此时在越南和中国都出现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盟（最后定型为今天的民族性共产主义）。谢秋杜马克思主义的另一观点是殖民地的解放要以世界工人阶级运动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建立起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关于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任务合一的思想，我们还要把它当作一种对如何在殖民地社会构建市民社会这一问题的一种潜在回应，这是自20世纪初就困扰中国和越南思想界（如梁启超和潘珠祯）的一大历史问题。从某这意义上讲，谢秋杜与潘珠祯的思想有些类似，都放弃了重建越南民族国家的思路。他认为越南的未来必须要与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命运紧密相连，越南的知识阶层寻找的一个新的社会认同，必须不能误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且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认为提前准备好革命的思想很重要，可以有力防止历史性的取代，就像在中国那样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地方（城市）都没有参与进来，农民取代了工人阶级，“工农政党”取代了工人阶级的政党等等。在谢秋杜看来，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反历史潮流，这虽然有点“乌托邦”，但在某一时候确实能够对历史进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谢秋杜的托派思想融合了很多不同的理论，但总体上讲还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他那世界革命的普世主义情怀存在于1900-1920年间很多中国和越南的思想者身上。这位年轻的越南革命者深信，马克思主义的普世思想是唯一一种能把各民族从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 |
序言（AlRichardson）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被诽谤的革命：通过文献了解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历史》
（TheRevolutionDefamed:ADocumentaryHistoryofVietnameseTrotskyism,SocialistPlatformLtd,2003）
序言
AlRichardson
本书是社会主义论坛关于工人阶级革命史系列丛书的第五本，旨在考察欧洲之外的斯大林主义者，面对本国已经具备了明显阶级意识和高昂斗志的工人阶级，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从而也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对待农民和各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通过这些了解，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欧洲和亚洲的斯大林主义者到底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斯大林主义绝不仅仅是特指国家(state)取代资产阶级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的特定政治经济发展阶段，斯大林主义政权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两大主要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没能有效掌握国家机器，从而使国家在一定的限度内，得以相对自由地行事。这是由该国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工业落后地位决定的。一旦斯大林主义结束，国家就会明显感觉到种种限制，国家官僚将会分化瓦解，其中一部分还会融入别的阶层，或者把权力交给他们一直在创造的资产阶级，就像现在的俄国，简直就是一个不发达的黑手党资本主义（mafia-stylecapitalism）。后来它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重新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俄国近些年的历史，与其说是列宁提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不如说是充斥着弗朗西斯•德里克（FrancisDrake）海盗行为和西班牙征服掠夺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
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目的是要去整体地了解斯大林主义的运动，而不是要耗费无用功，根据狭隘的认识去贴什么标签。把苏联定性为工人政权，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体主义，难道就能让它的拥护者明白苏联垮掉的原因了吗？或者就可以把曾出现过的各种思想认定为过时了吗？
如果一个斯大林主义政权只能产生于现代两大阶级都薄弱的地方，那么苏联政权就是一个原生的政权类型，它无论怎样都整体上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发展方向。毕竟那里的工人们经过革命的斗争，在粉碎了亚洲式的独裁专制和自诩的资产阶级政权后，曾经实实在在地直接掌握过政治权力。这种情况虽然在其他斯大林主义国家里却并不存在但两大基本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况却是相同的。在东欧，正是希特勒的入侵推翻了当地软弱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不是斯大林。在战后初期，斯大林甚至还想组建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在内的混合体制，已逐渐向人民民主体制过渡；希特勒还把当地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打得四分五裂，斯大林的角色更像一个“捡现成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斯大林主义体制，直接原因就是由于苏联在当地的军事存在。（所以当俄国开始分列时，这些国家的垮台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朝鲜的情况也与它们类似。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越南和古巴，斯大林主义的政权则产生于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军事斗争中。它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都是民族主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因素，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国家的农民占据了人数的巨大部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古巴，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斗争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组织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期间就已经被摧毁，1949年南方工人们试图夺取工厂的斗争还被毛泽东予以直接制止了。
越南的模式与中国接近，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在越南，正是斯大林派自己在1945年为了开展民族主义的游击战争事业，作为争取同盟的前提条件，它亲手粉碎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本书就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证据。越南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国家，都是由于两大阶级力量薄弱以致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政权组织形式，并辅以个人崇拜，冠冕堂皇的特权等级体制和国家恐怖。
近些年的情况表明，虽然这些国家垮掉的进程截然不同，但目前都朝着正常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国家方向发展着。在俄国，政府和官员的意识形态不一致，它并不像波罗的海三国及乌克兰那样成为完全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南斯拉夫由统一的联邦，分裂为几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并且都还接受了很多原来的政府官员。这些小国经常为争夺边界而干戈起，甚至还导致了种族清洗。东欧那些国家本来斯大林主义力量就很弱小，直接地就改头换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东德由发达的资本主义西德直接接管，不存在什么边界问题，对它而言只是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减少创伤。中国显然是在政策上很成功，通过对资本主义资本开放其国内市场，在发展的形式与节奏上明显不同于我们提到的其他国家。古巴和朝鲜向中国学习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过朝鲜很有可能走东德的路子。
“革命”一词在这些国家已经被滥用，当我们分析这些政权得以建立起来的阶级斗争内容时，我们很难直接发现现代社会阶级的身影。
有人会认为这些国家斗争的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或者他们曾经依靠过工人阶级，所以他们的政党就被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存在决定意识，他们是不可能被传染成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早在1927年就已经失去了工人阶级的基础，此后的苏维埃政权都是建立在纯粹农业的地区（陈独秀曾恰当地描述为“山里的马克思主义”(mountainMarxism)），包括延安政权也是位于中国最贫穷的地区。显然，在这些地方，能够对政权施加影响的只能是富农，而不是贫农或中农，因为只有富农才有能力提供其军事活动必需的物资。奇怪的是，中共领导人中只有后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领袖”的刘少奇，当时和各地的工人阶级有联系，因为他负责指导城市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本书里也有资料清楚地证明，二战后的越南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什么无产阶级。只有掌握政权前的卡斯特罗曾经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无产阶级的宣传动员。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革命政党和工人阶级根本就没有什么联系。柬埔寨红色高棉甚至还想消灭本国的无产阶级。
似乎只能用农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组织”来描述它们了，但也很难直接对应。比如中共，毛泽东的家庭是富农，胡乔木的家庭是有钱的地主，周恩来出身于官员家庭，其余领导人（朱德，林彪，罗瑞卿，聂荣臻，彭德怀，薄一波，陶铸，叶剑英）大部分则是来自国民党的军事院校。不管怎样，由于不是基本的阶级，农民是不能领导国家权力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醒我们，组织农民的政党，其领导人很少是农民，反而经常来自其他阶层，如医生，律师和教师等。农民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会局限于自己的家庭、土地和村庄，而要代表全国农民的意志，就难免要关注更广范围的农民。
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中国、越南和古巴，正是由于共产主义者实施了分地给农民的策略，才使得自己在全国起义的浪潮中夺取了政权的呢？他们的组织是不是可以被认定为农民的革命党？事实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这所有国家里，革命政党进行斗争的口号都是民族解放。二战期间，铁托领导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就重新确定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并否认了委员会带有共产主义的倾向。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直到1945年8月夺取政权后才在游击队的要求下进行土地改革，而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中国共产党曾在湖南、江西的苏维埃根据地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措施，但很快就因粮食供应紧张而于1933年放弃。延安时期的土地改革也在1937年，为了争取与蒋介石的合作而停止。即使在毛泽东已经赢得国内战争的时候，他于1946年5月发布的土改方针也没能在共产党军队掌握的山东、江苏、湖北、河南推行。甚至为了给蒋介石一个和解的信号，他还解散了广东和浙江的农民军。而在那些推行土改的地区，“到处都有对地主、富农的妥协，让他们保有了最好和尽可能多的土地，同时还允许他们保有原来的工商业财产。”毛泽东的分地政策是在他完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后才得以有效实施的，而不是在此之前。越南共产党虽然在1930年代就有了土地方针，但直到1945年才以正式文件发布，而且直到1954年才在北越予以执行。越南的土改还在义安（NgheAn）引发了暴乱，最终付出了1.5万农民的生命代价。卡斯特罗的农业政策是在1959年5月出台。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分地给农民是斯大林派掌权后巩固自身权力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他们一开始的想法。
近些年的经验已经证明，那些被我们认为是斯大林主义特色的政策：无论是计划经济，五年计划，强制集体化，人为的经济冒进（大跃进），群众行运动（自我批判和文化大革命），用赤裸的暴力镇压赤手的群众（1953年的东柏林事件，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警察恐怖统治等等，都不是其本质特征。造成这些无情事件的原因就是政权高层的腐化，并自然而然地就造就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为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做好了准备。越南已经是腐烂透了，大约五万家庭成了7500万人的主宰。
越南的情况是这样的。所有的现象都证明，越南的统治阶层反对资本主义的唯一理由是它不能参与其中。现在它已经在提出自身要求了。1986年开始的“革新”政策和越南的“开放”政策允许统治集团凭借越南巨大的工业品市场、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及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和外国资本家合作，共享收益。目前韩国资本主导着越南的公共建设工程、服装和鞋类产品，日本则在摄影、电视机和计算机方面占主导，台湾和香港资本主要投资于房地产。新加坡是越南的最大进口商，美国位居第六。美国的耐克公司在西贡雇佣了2.4万工人，主要是年轻妇女。越南第一个工业出口区建于1992年，位于西贡河右岸港口之外，占地300公顷。这是官僚集团和台湾中央贸易发展公司合资经营。Numura-Haiphong工业园区是它与地方政府合资的，雇员有3万人。1991年，当时的越南总理批给台湾法兰克投资公司350公顷的林地，位于西贡北部的首德区（ThuDuc），供其建设一个高尔夫球场以吸引国际游客。OCach工业园区属于韩国资本单独掌握。在1997年，由于韩国Daewoo公司建造高尔夫球场，导致河内两个村的村民失去了土地。四十一个出口与工业区现在雇佣了35万名工人。
正如我们想的那样，所有这些行为产生了相当的腐败丑闻。1997年胡志明市的一家最大的与政府合营的私营企业MinhPhungEpco公司破产，欠了国有银行2.8亿美元的债务。此案中有77人被捕，其中包括很多银行和财团的主管人员。还有一起胡志明市的类似案例，涉案金额7000万美元，被捕的人员中有一个进出口公司的老总，也是越南公共安全部的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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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革命运动的真实历史在英语世界是一片迷雾，部分原因是托派自身的失误。尽管在1990年出版了整期的《革命历史》（RevolutionaryHistory，Volume3，no2），1995年出版了NgoVan的《革命者，不能停歇》（RevolutionariesTheyCouldNotBreak）以及最近1998年出版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托派运动》（anoteworthyTrotskyistmovement），但这些书都没有在印度支那出现。本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越南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提供一个可靠的文本基础，它们证明了越南的工人阶级无论在国内还是在侨民中，都坚定地坚持了国际主义立场，也一劳永逸地证明了，正是胡志明彻底摧毁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运动。为了保持前后文的连贯性，我们还筛选了一些欧洲学者的文章，读者可以自己判断其价值。我们希望藉此能使大家减少些无知，即使是那些对“第三世界”持浪漫主义的中产阶级也能够减少些偏见。
由于本书的目的是收集工人阶级的国际斗争资料，因此本书也是国际合作的产物。在此我们要首先感谢我们文章的作者们，StigEriksson,DanielHémery,StelioMarchese,Benjamin和NgoVan。同样的感谢也要送给CERMTRI的同志们，他们友好地允许我们使用Cabiers和CabiersduMouvementOuvrier的资料.感谢PierreBroué允许我们摘录CabiersLéonTrosky的资料。感谢theCentroStudiPietroTresso的PaoloCasciola和阿姆斯特丹的社会历史国际研究所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稀有的资料。感谢NgoVan给我们提供的很多越南语和法文的资料。我们还有感谢那些不辞辛劳的翻译同志，是他们发掘出了那些长期被遗忘的资料，他们是TedCrawford,NguyenKhanh,BarbaraRossi,JohnSullivan,IanBirchall。我们还要感谢SimonPirani的热情帮忙。JimRing的辛苦工作保证了本书的高质量印刷出版。最后我们感谢HarryRatner，他帮着我们把大部分的法文译稿校对了一番。我们声明，本书的任何失误之处，均由编者单独承担。
AlRichardson |
第三种人和第三种势力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第三种人和第三种势力鲁迅生前对于第三种人有极尖刻的批评，那是对的，因为那时自称为第三种人的人，实际上只是资级的尾巴。但是那时也另有第三种人，即后来成形为第三党——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等等社团的便是，如果不分轩轾地说，这种人也正是共产党（无级）的尾巴。在阶级社会中，不断有阶级的对立，也不断有第三势力的形成，第三势力不一定是坏的，也不能用鲁迅所攻击的第三种人概括一切，即使有对共产党不满意的人所发表的言论，也不一定是属于那种‘第三种人’。今天有机会来香港，而且能把自身体验到的大陆生活，用鞭辟入里的笔法，痛心疾首的态度写出来的人，目的倒不在想做资级的尾巴，实际上这种言论对于共产党反是一种诤言，毛泽东也说过，应该属于言之者无罪的。可是要说言之者无罪，则因百家争鸣，许多人上了大当之后，再也不敢相信毛主席的号召了。于是明哲保身，还是少说为妙，以致大陆上尽多老油条，行事泄泄沓沓，说话模模棱棱，见风使舵，充分保持中庸之道，这种风气的形成，对于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损失要比三年的自然灾害还要大得多。把逆耳之言看做敌对行为，异阶级分子，这也是很自然的，共产党原来容不得异已的言论和行动，其实这也只是斯大林作风，而不是马克思列宁的作风。个人的官僚主义的褊狭，和共产党创始人的大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统天下和一统思想是两回事，阿谀会造成腹非，到偶语弃市时（斯大林时代就是如此），这个统治也就危险了。能报导大陆真相的人。不管他的说话能被人利用如何程度，还是对共产党有益的，只要共产党能虚心接受才好，难得有这样的忠言，没有镜子，也就看不见自己的面目，三年之中已有很好的说明了。（一九六二年）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罪已诏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罪已诏《自由谈》一篇文章引用汉朝皇帝的罪已诏：以讽谕今日身为领袖的没这种恢宏态度。事实上，国内饥馑遍地，虽日天灾，亦由人祸，这是明眼人都知的，也不必隐瞒。上次人代会和政协会作出了什么决定，因为左派报纸闷声不响，我们自然无从知道，可是风闻还是有的。据上海听过传达报告的来人说，周恩来总理曾经在大会上自己认错，说他身负国务院总理的重任，未能及时纠正种种错误，深为引咎。他说这种错误毛主席和刘主席都是及时指出的，所以一切责任都是他的。这种“万方之罪，罪在一身”的政治家风度，我们对之只有钦佩。虽然他是第三把提琴手，而且这种认错，只限于传达报告，并未布告遐迩，咸使闻知。我们身处国外，却时时在关心国内安危，对于三面红旗的坚持，往往不免倒抽一口冷气。共产党最好也最有实际意义的一句话，便是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三面红旗已经事实上变了质。周总理纵然一百个认错，在三面红旗永远正确的前提之下，这种错误似乎只不过是技术上执行的错误。这如果指责下级干部，倒是适宜的，因为他们在每个运动之下，在执行时总有偏差。我们佩服周总理的认错态度，却并不以为他和下级干部一样，只是一种执行上的错误。那么错在什么地方呢？像我这样对政治外行的人，总觉得共产党应该坦白承认下面这几点：一、天灾严重，人祸更严重，这是错误政策必然会造成的后果。二、大跃进成为大跃退，这是被封为右派的人早就指出的。现在右派的帽子摘掉了，他们的预言也应验了，但为什么不承认他们的话在当时也是良药苦口呢？三、大跃进中的故事已经当作笑话讲了，譬如宋庆龄的后花园也设过一个小高炉炼钢，上海的许多铁门都炼成了废铁，这个经验究竟总结过没有？四、人民公社是最大的人祸，现在农民只顾着他的一小块自留地，对于公社土地漠不关心。这个事实有多方面的证明，闭目不视，无补于事。作者有一个在江南农村里累代务农的亲友，来信中有二句警语，可视为农民整个集中的愿望，他说“我们现在要吃得饱，将来要吃得好”。接着他描写如何仔细的经营几分自留地，而且举出了收成的数量。听说有许多省的自留地大大地扩展了，这种从人民公社到自留地的退却，已经越过合作社而走向资本主义的农民私有了，这是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农民的大让步，实际会取消人民公社制度。但我们没有看到共产党对这种变化有什么公开的讨论。只是高举着“人民公社”的旗帜，把一切由这产生的不良后果委之于天灾。不认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共产主义作风。只由第三把提琴手的周恩来总理来认错，就是维持“三面红旗永不错误”的个人崇拜。（一九六二年）序（双山）回目录下一篇 |
序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直言集（1970）相关链接：王凡西序五、六年来，则诚兄写了不少杂感式的短文，有的曾经在报纸上登载过，也有一些是未能发表的。现在，他选择其中认为比较满意的三四十篇，拟自印出版，留作纪念。付印前，他把原稿拿给我看，要我表示点意见。意见没有什么，读后的感想却不少，我就将它们写成小序。文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内容却与最近三年多来中国大陆进行的文化革命有关。这原是一个引人注意的大题目。几年来，在全世界，特别在香港，它成为报章杂志上最最热闹与最最时髦的一个大题目。不少报章，甚至可以说是靠报导这个运动而产生、而存在、乃至而发达的。因此，有关于此一运动的文章，真可以说是多似牛毛，触目皆是。不过，文章虽多，但基本的态度却非常简单，它们只有两个：一个是否定“文革”，更进而否定中共的一切；另一个是拥护中共，因而拥护“文革”的一切。在五花八门，林林总总的有关“文革”的文海中，我们看见的就只是这两个态度：非杨即墨。作者文章的立场却既不同于前者，亦不同于后者。他对“文革”多所批评，但他并不因此而否定中共的一切；他在大前提上肯定了中共所走的路，认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并不因此而歌颂中共的一切措施，尤其不歌颂由中共主席毛泽东氏所发动的“文革”。这一点，不管作者文字本身的价值高下如何，却总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特点，有别于时下的“杨派”与“墨派”的了。这个特点，不必说，也决定了文章内容的特色的。作者，诚如他自己在“小言”中所说，“不是以写文章为职业的人”同时，我们又知道，他更不是以搞政治为职业的。他是一个普通的买卖人。但是他写了以谈政为主的文章。这是否有点“不自量力”或“越俎代庖”呢？我以为都不是的。所谓民主政治，不管传统的布尔乔亚式的也好，或新起的普罗利塔亚式的也好，如果想衡量其深浅或辨别其真伪，有一个可以说是共通的标准，那就是：它是否让愈来愈多的业余政治家或外行“政治家”用笔，用口，乃至用选票来把自己的政见表示出来。容许的范围越大，那个民主就越真；同时，越多这样的外行的业余的人来做这种表示，则此一民族与此一社会便越有享受民主的资格和权利。因此，外行谈政，应该热烈提倡，应该普遍实行，我们应该对之衷心拥护的。关于文章内容，文字具在，用不着我先作介绍，更毋须我来评述。只是有一点我想特别提一提的，那是：集子中占重要的地位的、有关乎中共宣传技术的指责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说过一句话：“最好的宣传就是说真话”。这句话，与英国人的那句成语：“诚实乃最好的政策”，多少是有点相同的。二者都离开了抽象的道德，只是从功利效果方面着眼。说真话，至少从略为长远的观点看，总是比说假话有利得多。可是，原本认为是最善于宣传的中共，乃至所有的共党，却完全昧于这个起码的真理。他们的宣传是如此的不真实，如此的不近人情，如此的违反常识，如此的“离驶大谱”，以致完全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完全失掉了宣传的作用。至少在这方面，这本集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亦可说是非常痛心的）实例。有关“文革”的一些事实可能会过点时，但这方面的批评却永不会过时的。双山，1970年1月于香港回目录下一篇 |
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证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背景：四个争论问题鲁迅致托派的信，向来为反托人士所引用，但从来没有人在历史的光照之下，检讨这个托派陈仲山给鲁迅的信，是否言之成理，是否符合客观的历史发展，现在距离当时已有三十八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有二十五年，应该更有可能作一次深入的研究，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是错误还是正确。为要理解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的时代背景，我们首先必须从历史的回顾里提一下当时苏联党内对中国革命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下列四个问题进行：（一）无产阶级政党底绝对独立问题这争论开始于一九二三年，史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认为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底联盟，共产党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史大林一系领导之下，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托洛次基认为国民党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可加入资产阶级政党，更不可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胜利及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共产党必须保持组织上与思想上的绝对独立。托洛次基的反对没有用，一九二五年他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遭否决；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因中山舰案蒋介石发动一次政变，他再提议退出，仍被否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及七月十五日国民党两次清共后，已没有国民党可供加入了，但南昌暴动仍在青天白日旗下举行，直到广东暴动，这面旗帜才被人撕破了，改举红旗。（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是否使中国的阶级斗争缓和了，还是加紧了？史大林一系认为这压迫可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所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及农民可以结成“四个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托洛次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底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底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底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托洛次基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并无鸿沟之隔，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地制动机，它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合帝国主义者妥协”。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的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与资产阶级政客底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任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中国资产阶级一连串屠杀工农的事实，打破了史大林“四个阶级联盟”的神话，但信奉史大林主义的毛泽东并未从这里得出教训，万隆会议的五项原则，驱使印尼无产阶级重受资产阶级的屠杀；他们更进一步以武器帮助巴基斯坦的资产阶级地主军人的专制政权，去屠杀东巴的工农群众，“第三世界”的理论，就是殖民地“四个阶级联盟”理论的翻版。）（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成分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史大林一系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勾搭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代替了争取中间层的革命责任；托洛次基认为“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指的是被压迫阶级底层几千万或几万万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这个联盟不能通过阶级合作，必须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争取土地革命”。（四）组织苏维埃问题当一九二六年北伐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托洛次基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借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借以统一下层的斗争群众，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事领袖，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底叛变。史大林们竭力反对，理由为：①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底联合战线；②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反对革命的口实；③苏维埃是暴动机关，只适用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④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但是，革命失败之后，在退兵上时的一战的广州暴动中，却组织了苏维埃，而且以后一直进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直到一九三七年再次投降国民党为止。明白了苏联党内的争论之后，我们才可以把陈仲山的信与《毛选》中的文章对照，主要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决议在一九六九年版的《毛选》中已被删除。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陈仲山的信写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信的第一段如下：“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千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潮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这段文字包括的时间，起自一九二七年八月，迄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其间又可分为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时期，立三路线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我们且把当初的历史大事简列如下：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清共；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汪精卫正式清共；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叶贺南征，旋即失败；八月七日，中共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在九江召开会议，瞿秋白上台。可是这个由国际决定的八七会议领导人瞿秋白，一开头就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关于瞿秋白领导的盲动主义政策，中共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如下论断：“……‘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成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它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路线，据官方记载，在一九二八年初已经停止，到四月就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那么何以有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不断继起呢？这是中共及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设下的陷阱，使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的。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后的立三路线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哈林指导的，决议案断定中国当时的局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它批评了右的机会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但并不指出两个高潮之间应该提出什么策略，以从事革命斗争。第三国际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于同时举行，通过了布哈林起草的纲领，此时史大林与布哈林的斗争已显迹象，史大林提出的“第三时期”理论，决定了全世界共产党未来的路线，影响到中国的就是立三路线。“第三时期”理论宣布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尖锐化，在全世界范围内，革命正走向高潮。中国共产党在盲动主义之后，正旁皇无所适从，史大林既已排斥了托洛次基提出的国民会议口号及民主革命纲领，六大又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将苏维埃改为宣传口号，从议事日程上取消了武装暴动，于是遂使中共陷于进退失据境地。正在此时，联共十六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四月开会，宣布中国革命的“高潮”快要到来，就此鼓励比瞿秋白时代更大规模的盲动，造成了更悲惨的后果。“高潮”二字，引起中共当时领导人不少迷茫，要到如何程度才算是“高潮”，这是猜谜式的问题。据一位在上海参加领导工作的托派王凡西后来回忆（《双山回忆录》）说：“在最初，中共多数对这个指示倾向于较消极的接受，因为刚不久才让‘滚牛奶烫了嘴’，如果将新高潮的快要到来作了左的解释，又怕要碰破头颅，周恩来和我们研究这个文件时候，就显出非常谨慎，甚至有几分为难。我们曾反反复复地研究了‘高潮’二字的意义，查究了它的原文。这二字本是俄文的翻译，含有‘高潮’和‘高涨’的两层意思，它有点等于英文中的RISE，所以周恩来最后说，中译文应确定为‘高涨’，他怕的是‘高潮’会被了解成‘最高潮’，因而重犯了盲动的错误。至于‘快要’二字，据我的记忆，我们在讨论中的解释，也倾向于较远前途的。不过过了不多久，由于国际第三时期的作风愈演愈烈，史大林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左转，再加上中国好些同志的附和，尤其是江西方面的意见，中央便日益从‘左’的角度去解释‘高潮’与‘快要’了。其结果便是所谓‘立三路线’。”所谓江西方面的意见，就是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的意见。据现在的说法，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的，我们引用他对“高潮”的解释如下：“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根据毛泽东的说法，快要到来的“高潮”，已是出现眼前的事，十月怀胎快要分娩了，他后来虽然批评了立三路线，其实他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促成者，他应该分担它的责任，他写这篇文章时，已在江西成立苏维埃政府，脱离了井冈山时代的局促局面，所以从历史上说来，像《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上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这实在是一种神话。可是从《历史问题决议案》看来，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是有分歧的，虽然七月二十七日红军的进攻长沙，占领三日，仍是立三路线的最高表现。决议说：“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零年上半年间，还是党内存在着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关于毛泽东与李立三的分歧，只有单方面的叙述，说李立三“污蔑毛泽东统治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决议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共五届七中全会通过的，接着开的是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纲，他已是党内永远不犯错误的“神”，李立三指摘他的话，我们只能从《决议案》的引用中见到，所以无从判断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点是否如毛泽东事后所说，因而也无从判断他们之间的分歧点谁是谁非。立三路线的可笑可悲，作者是身受的，那时上海的工作，便是占领马路，起初是大马路，即英租界的南京路，凡可调动的工人和一般同志，三三两两地散立在马路两侧，时间一到，就散传单，喊口号，演说，过不多时，人高马大的大批巡捕坐车到来了，动手捉人，最积极最勇敢的最先被捉，一个英国三道头（这里叫帮办）用手叉住了我的后颈，我跌倒在地，几个工人同志从后袭击他，等我爬起，他们已打倒几丈远。年青女工最勇敢，那时都留着发辫，被捕时给包打探（这里叫杂差）一手拉住两条辫子，两手四个，捉进捕房去，大多判六个月监禁。示威次数越多，参加人数越少，地点也逐渐改变，最后只在北四川路短短一段路面举行，只要有一个人被捉，其他就悄悄散去，那时接触的省委区委时时换人，他们大都已关在监狱里，所以领导也越来越薄弱，等于把革命者送给敌人去监禁。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立三路线的时期并不长，据《决议》所说，不到四个月时间，一九三零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及其后的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线。但这次会议对立三路线采取“调和”态度，如说它的错误只是“策略上”的，不是路线上的，实际在国际的“第三时期”哲学下面，谁敢反对这个路线？所以接着来的，“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的四中全会，就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立场……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就不是奇怪的事了。“陈绍禹（按：即王明）同志领导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在革命形势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决议案》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是在“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两句话表示王明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冲突，和王明依仗史大林的撑腰，在党内篡夺党权的事实，虽然毛泽东不敢正面指斥史大林。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始于一九三一年九月，止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据刘少奇在八届代表会议上说，“在王明路线下城市工作损失百分之百，三十万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两万五千人”。反革命局势下的革命民主运动以上的叙述，主要根据共产党及毛泽东的文献，但完全和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所述的符合，现在还应该谈一个问题：在反革命局势之下，革命政党应该采取何种策略从事革命工作？六大决议说中国局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那么在新的浪潮未起之前，共产党是否应该不断暴动，不断起义，以促成这新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之后，作出《历史问题的决议》，但出了批评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之外，对这点也是不置一词的。因为他的主要工作，从井冈山起，到延安止，始终从事苏维埃政权及红军的建立，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共产国际七次大会放弃“第三时期”理论，在全世界采取“人民阵线”路线后，才一转走到“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革命形势大好时，史大林拒绝成立苏维埃，到革命失败，他又拒绝革命的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口号。托洛次基认为一个革命党底“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它。但同样重要地，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在反革命局势下面组织苏维埃，托洛次基比之为“事后挥拳”的勾当，史大林与布哈林将一次革命底尾巴当作了另一次革命底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造成大革命，并保证其胜利。结果，大量流了中国者底血，又延缓了第三次真正革命的到来。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对于“革命高潮”的解释，如果以一九四六年算作中国新革命真正到来的时候，那么他所谓“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竟逾时十六年方始诞生。托派陈仲山的信中，并没有正面提出在“两个高潮之间”，托派主张的“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这策略之符合现实的政治形势，在共产党中，至少是毛泽东本人，确有同样的认识，而且他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我们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国现时确实还是处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中国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纲领，包括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肃清买办阶级的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方能造成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基础。“……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不消说，毛泽东这个要求是落空的，“民权革命的政纲”早已为史大林所排斥（他指托洛次基提出民主口号为取消派）但“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仍为史大林所保持，亦为毛泽东所信奉，所以托洛次基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阿拉木图充军地预言过：“……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将来，还有不少的盘旋，倾向于左的政策。对于那些喜欢‘民族联合战线’的人们将来还有许多引诱的机会。如果今天告诉中国共产党员说：一九二四——二七年，你们与资产阶级的联合完全是正确的，但现在它已经确定地跑到反革命营垒中去了，所以这联合现在不适用了，这种说法，是于将来客观环境发生转变及资产阶级必然左倾时，要第二次解除共产党之武装。”这预言在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地国际七次大会中应验了。共产国际地世界性地策略改变七次大会提出了“联合战线”策略，以代替“第三时期”，基于这个改变，王明发表了《八一宣言》，毛泽东作了瓦窑堡报告，开始了第二次向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我们现在引用托派陈仲山致鲁迅信的第二段如下：“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大林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为要证实这段话，我们仍须从旧文献中找出真凭实据，首先是王明在莫斯科假借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它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为此，宣言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的抗日联军”。毛泽东在延安立刻表示拥护《八一宣言》，他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窑堡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报告，对资产阶级有如下的分析：“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是有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可是什么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左”翼呢？据毛泽东的说法，那是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真是奇妙的阶级分析，可是后来“全面抗战”时，毛泽东又转而大喊“蒋委员长万岁”！毛泽东对于资产阶级的说法，正是“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不管他用正面反面的说法，总是美化了资产阶级的本质，为了安慰资产阶级起见，他又郑重作出如下的保证：“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毛泽东和史大林王明不同的地方，在乎遵义会议以后他在党内所占的地位，以及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党和军队业已恢复了自信，所以另一方面他对党内反对“联合战线”的左翼分子说：“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验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如果现时还没有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和红军，那就将发生极大的困难。“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毛泽东的“独立自主”道路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之后，毛泽东不仅战胜了蒋介石，而且也战胜了王明和史大林，因为他走的是“独立自主道路”，他以第二次革命中国共合作的前事为鉴，不让史大林再次出卖中国革命，他确实是懂得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去对付他心目中的一切敌人。但这是后话，在一九三六年，王明和毛泽东对于统一战线并无岐见，即使有，毛泽东也阳奉阴违。最有教训的一回事，毛泽东采用了托派革命民主斗争的策略和国民会议的口号，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爱国分子，必须抛弃过去对于国民大会和制定宪法问题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这一具体的带着国防意义的国民大会运动和宪法运动，严厉地批判当权的国民党，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放弃其一党派一阶级的独裁，而执行人民的意见。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可是毛泽东不管如何采用了托派的策略，他总是一贯地反对托派的，他在瓦窑堡会议中，为了杜塞托派及共产党中来自左翼的批评，特别说：“中国革命的现时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次基分子，才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了。“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在将来，民主主义的革命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到于全国最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过去某些同志所谓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就是革命开始转变之时，是不对的。”毛泽东说托派分子瞎说中国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才是“瞎说”，一九二七年以后，托派说资产阶级已完成了反革命，但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由此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与国民会议口号，反对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中共在三重冒险政策之下进行苏维埃运动，到后来反而政治上投降了资产阶级，如果毛泽东不违反史大林的意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当然只能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覆辙，听凭资产阶级的再次屠杀，新四军事件就是显著的例子。托派陈仲山致鲁迅的信所指出的就是这个前途，事后证明毛泽东扭转这个失败的前途，王明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历史的讽刺是，毛泽东后来不得不承认他是个“不断革命论者”。关于转变论，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另一种说法，基本上也是符合托派战略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就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有可能经过和平的道路直接地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刘少奇宣布：“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时期来就是用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按：指不断革命论）来指导革命的”，确是坦白而诚实的承认。鲁迅回答托派的信，并没有正面回答陈仲山提出的论断，只是用中共惯常的诬蔑骂托派是“汉奸”，而且用势力眼光夷落托洛次基的被逐，这都不合鲁迅平素论人论事的准则。这封信虽然至今仍为中共所利用，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鲁迅的言行，以他文学家的敏感，他确已见到托派陈仲山所指出的是事实，而且又以有病之身力加反对的。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所说：“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没有革命的。”这是国民党的反革命取得胜利的时期，也就是瞿秋白进行盲动主义的时期。一九三六年他死前说：“用笔和舌，将沦为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这种话，几乎都可替托派陈仲山的信作注解的。***反托专家石中英先生虽说研读鲁迅致托派的信已有十余次之多，但我认为他仍是一无所得的，因为他不从活的历史事变去对证托派所指出的共产党的错误，这错误经过毛泽东一系的胜利，已经被用“决议”的方式，批准了托派致鲁迅的信所提出的指斥，是铁一般无可改变的历史事实了。一九七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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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勃谿”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曹子勃谿”鲁迅曾慨叹过标点古书之难，他举下面一例：“‘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唐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一九三四年前后，明人小品文经施蛰存之流提倡，出版了许多标点本，错误百出，所以鲁迅写了篇“点句的难”，说这些人看不懂古文。不说标点，就是解释一句句子（今人的“古文”），也是不易的。最近有为夏平先生，大谈“曹子勃谿”问题，他解释曹子是指阿丕和阿植，真是他不说我还懂得，他一说我反糊涂了。话说一九二七年鲁迅为了女师大问题，和正人君子笔战，他在《咬文嚼字》一文上，对于女师大校长杨荫瑜的“与此曹子勃谿”相向大肆讥嘲，因为“勃谿”原出“妇姑勃谿”，他由此与“须知学校犹家庭”的说法相引证，知道有些人确实把校长和学生的争端看做婆媳相骂的。但另有一种说法，那时引用“相煎益急”的古典，来说明这些争端的，所以鲁迅据此断定引用那句成语的人，把争端视为兄弟阋墙，“像曹操的儿子们阿丕和阿植似的了”。夏平先生说：“校长和学生之间的争执，用‘曹子勃谿’，可以说是一误而再误。‘曹子’是指曹丕和曹植在传说中‘七步诗’的故事，不能借来比喻师生，这是一误。‘勃谿’出自庄子外篇‘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句，这是指婆媳相争。大学女校长和女大学生之间，并非婆媳关系，这是再误。”不论如何引经据典，“与此曹子勃谿相向”，是不能截取“曹子勃谿”四字，把它既解做“兄弟”，又解做“婆媳”的，鲁迅说的完全是两回事，一是指摘杨荫瑜的说法：“妇姑勃谿”，一是指摘汪懋祖的说法：“相煎益急”，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把“与此曹子‘勃谿相向’”，说做“与此‘曹子勃谿’相向”，真觉得点书难，解书更不易！一九七四，九，一五 |
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与周扬的两个口号之争两个口号之争，是一次政治斗争，不仅仅是文艺斗争，斗争的主角，一方面是代表王明路线（他又代表史大林的七大路线）的周扬，一方面是符合以后毛泽东路线的鲁迅，这斗争继续发展，直至中国共产党的七次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才算结束。但反映到文艺方面的斗争，要到一九六六年方始揭开面幕，这次对周扬的清算，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清算对象已不是王明，而是刘少奇，揭发二个口号之争的历史真相，并不表示鲁迅意见的胜利，因为一九四二年之后，鲁迅的思想与作风，也早已为毛泽东所清算了。两个口号之争的根源，完全由于史大林世界政策的改变，史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打击了世界无产阶级的统一行动，结果帮助了真正的法西斯希特勒上台，史大林在惊慌失措之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共产国际七次大会宣布实行人民阵线政策，连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都在联合之列。在亚洲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主力红军，在失败之后向西北流窜，到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抵达陕北，结束长征，三十万红军只剩下二万五千人。王明在遵义会议后，仍以中国共产党国际代表名义驻在莫斯科，气焰依然不可一世，他和康生出席国际七次大会，秉承史大林的意旨发言，在大会上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主张。并于八月一日擅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正式提出上述主张，并提出十大纲领，这纲领完全是改良主义的，当然不会谈到抗日运动中由谁领导的问题。八一宣言到达上海，一定比陕北为早，因为早在十二月，已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了。传达八一宣言到陕北的，是林育英，据张国焘回忆：“一九三六年初（按：当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带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决议的要旨，重建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他主要说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定了原有的苏维埃运动，现在我们的主要的口号，已不是‘打倒蒋介石’，提倡‘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甚至也不是‘反蒋抗日’，而是‘联蒋抗日’，‘抗日联合政府’和‘一切为了抗日’……“林育英这些电报当时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间，整个世界都改变了……我们中有人惊奇于‘联蒋抗日’这句话，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林育英到达陕北后，在中共内部引起的争论，一定很大，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看处，他所批评的“关门主义”，就是反对这个政策的左倾势力，但毛泽东还是取得多数，接受国际的新政策。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毛泽东本人对于国际新政策的接纳，和王明的调子不同，和八一宣言的精神也不同，因为他强调这是“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正式决议之外，他也绝不提“国防政府”，但他又和托洛次基派争论“革命的转变问题”，实际上，他所反对的是党内左翼的意见，因为这一翼反对再次和国民党联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中的报告，是由冯雪峰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亲自传达到上海的，他最先找到鲁迅，鲁迅怀着满腹牢骚，对上海正在活跃的提倡“国防文学”的周扬一伙，大表不满，鲁迅直觉的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投降，所以他对周扬一伙的活动概不参加，周扬一伙攻击他为“左”的宗派主义者，说“他们对于国防文学虽然到现在还是保持着超然的沉默的态度”。在冯雪峰到上海之前，“左联”已经解散，鲁迅拒绝作正在筹组的“作家协会”的发起人。（刘绶松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初稿》中竟说：“……于是在鲁迅的领导治下，一九三六年初自动结束了‘左联’的活动。”）这说法，简直是对鲁迅最大的诬枉。）鲁迅带着责备的口气对冯雪峰说：“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他并不把“国防文学”看做周扬几个人提出的口号，他以为“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这群魔当然指王明路线下面的共产党人，不可能是别的。他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受欢迎的了。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鲁迅即使从个人感情出发，他也决不忘记对压迫者的仇恨，他经历过辛亥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对于反动势力的终于复辟，他的仇恨带有被压迫阶级的性质。早在一九二五年，他谈到辛亥革命时说：“我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虽然也并不想诬无抵抗主义者为无人格。但有时也想：报复，谁来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有时也觉得宽恕是没得，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这观念直到一九三六年他死之前，迄未改变，而且更深刻，更广泛，他把那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人，称之为“人面东西”，这是共产党联合战线必然的产物。“我确是不容易改变，就算记住敌人的仇是一种错误罢，也就只好错误了……不念旧恶，什么话！”冯雪峰写的这几句话，对于鲁迅的个性很传神，但鲁迅毕竟在冯雪峰所传达的“毛泽东报告”中，得到一致。我想，毛泽东到达陕北定居后，对于在遵义会议中获得的胜利，一定在短短的时期会设法加以巩固的，史大林和王明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前后的恶毒作用，他是有深切体会的，许多在史大林领导之下失败的革命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都成了他的反面教员，但他决不敢直接和史大林们争，他没有条件和史大林的巨大威望相比，他那时已运用阳一套，阴一套的手法和王明斗争，但他不得不忍受王明的跋扈，因为他的背后站着史大林。冯雪峰当然不断对鲁迅说明毛泽东和王明之间的不同所在，所以鲁迅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主张，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以与“国防文学”相对立。这口号不是鲁迅一个人提出，是经过几个人讨论才提出的，我们知道，至少茅盾、胡风、冯雪峰都是参加者；而且不是由鲁迅直接提出，他们委托胡风写了篇《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的文章提出来的。胡风写了这文章后，迅即受到“国防文学”论者的大力围剿，胡风概不答复，这战斗直接转移到鲁迅身上。胡风后来表示，“因为我的主将下了命令，说沉默有时是最有力的回答。……只好眼望着问题一直混乱下去。”这期间，鲁迅大病，到他奋力回击时，已到八月三日，这篇费时四天的文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简直像雷轰电击，万喙息响。可是影响实在深远，一九六六年清算周扬的最大理由，就是“国防文学”。以后清算刘少奇陈伯达时，“国防文学”口号也成为他们的罪名之一，他们被认为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真正反对“国防文学”的左倾文学家，只有徐行一人，他在当时及以后，均被成为机械论者，教条主义者。他认为“真正彻底反帝的社会层是中国出卖劳力的大众，只有他们是前锋，只有站在这观点上的文学才是挽救中国的文学。”我们现在已不知这个徐行为谁，照搜集在《现阶段的文学论战》一书中他的二篇文章看来，他不仅反对“国防文学”，而且彻底反对用爱国主义名义的阶级调和论者，他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富有革命经验，他是最先被围剿的人，有人指他的论调和“托洛次基反对国际上的反战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口吻相似”，后来这个徐行不再有文章出现了。鲁迅的长文当然是在病后深思熟虑之下写的，他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但企图与“国防文学”口号相调和，他认为“它是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而提出的；他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一发展，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他的这一种说法，正如他在《出关的‘关’》种反对邱韵铎的所说一样，“一为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了”，阶级社会中，谁有这种玄妙的本领呢？鲁迅推论到尽头，不也变为“徒作大言的空谈家了”吗？不过我们是无法责怪鲁迅的，他即使反对王明的投降主义，在史大林规定的国际路线下面，在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面，他相信组织“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是第一义，他只能相信毛泽东的话：“现时的革命力量，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来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鲁迅是寄托希望于毛泽东的。经过一场斗争之后，鲁迅的痼疾越来越沉重了，他退回到个人主义，不再参加任何团体，不久，他死了！两个口号之争背后的两条路线斗争，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鲁迅死后，周扬已不再有对手，“国防文学”占尽了优势，我记得，冯雪峰为了反对王明和周扬，脱离阵线回到浙西义乌故乡去幽居，结果在抗战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拘禁在息烽集中营（张学良也拘禁在那里）。鲁迅死后两个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是一条投降国民党的通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进攻芦沟桥，八月十三，进攻上海，于是国民党被迫抗战，国共合作有了具体条件，可是共产党提出的政治要求，实现为如下形式：国民大会变为国民参政会；国防政府变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第三厅；联合战线变为八路军办事处；红军变为八路军；苏维埃政府变为边区政府。在困难的局势中，毛泽东对蒋介石和王明进行曲线斗争；他可以在《论新阶段》中喊蒋介石为伟大领袖，但自始至终，决不放弃“独立自主”的立场，这立场贯彻到党和军队的所有组织，深入人心。更由于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政府彻底腐败，以致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政策无法行得通，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七次大会时，王明和秦邦宪这两个红色买办仅能在中委会中叨陪末座，史大林想经过他们完全控制共产党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一九七四，七，二零 |
鲁迅谈“唐代的钉梢”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谈“唐代的钉梢”鲁迅的杂感，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即是“言之有物”。他从没有寄托闲情之作，但有一篇文章，由于逸出了他原本要想说的范围，更由于文字优美，简直和其他的文章不相称了。我说的是搜集在《二心集》内的一篇《唐代的钉梢》。上海的流氓，如果看中了一块肥肉，总是先“钉梢”，后“拆梢”，钉梢就是尾随，拆梢就是敲竹杠，相当于广东话里的“讲数”。但钉的不一定是女人。钉女人的梢，这事也常有，也许历尽波折之后，终于会两情相悦，也许会一事无成，这究竟不是社会大事，无关宏旨的。一九三零年以后，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很厉害，特务统治形成了白色恐怖，真如鲁迅所说，“简直使人不知活在人间”。可是特务手段确是苏联的输入品，那时有许多苏联回来的学生，一到上海，就向南京报道，号称二十八宿之一的孙际明就是如此，这批人成为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骨干分子。“钉梢”是缉捕革命者的初步手段，有时神出鬼没，被钉梢者需要十分警觉，才能摆脱背后的“尾巴”。现在这手段已为任何统治者所普遍应用了。鲁迅自然有被钉梢的经验，可是他笔头一滑，竟谈到《唐代的钉梢》去了，材料又如此香艳的。那是他在读《花间集》张泌的一首“浣纱溪”引起的：“晚逐香车入凤城，东风斜揭绣帘轻，慢回娇眼笑盈盈；消息未通何计是，便须佯醉且随行，依稀闻道‘太狂生’。”鲁迅把它译成了白话诗，天衣无缝，堪称一绝。“夜赶洋车路上飞，“东风吹起印度绸衫子，显出腿儿肥，“乱丢俏眼笑迷迷。“难以扳谈有什么法子呢？“只能带着油腔滑调且钉梢，“好像听得骂道杀千刀！”鲁迅这篇文章登在当时“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上，从斗争的观点看来，无论如何是不调和的，所以我说大概是鲁迅一时写滑了笔，显出他对于旧诗词的癖好来了。可是这就应了他一年之后所反对的一句话：“……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了。”我希望我说的话对于鲁迅不致于太过穿凿。 |
鲁迅谈读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谈读经早在一九二五年时，鲁迅就已说过，“尊孔，崇儒，读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却不料时当一九七四年，距离鲁迅说这话时已经过了五十年，还喧喧嚷嚷地大反其孔，真使人有“由来已经很久了”之叹！但鲁迅说得好，如果真正有人主张读经（当然也尊孔）的一定是个“笨牛”，因为提倡读经尊孔的阔人，内心并不如此。鲁迅认为阔人懂得“学而优则仕”，而孔子则是“圣之时者也”，只要“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所以提倡读经的人，一定是阔人而又是聪明人，他们从古书里学到了“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后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这种聪明人是把人当作笨牛来看的，读经不过是“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而已”。所以鲁迅要把那些“正经老实”的反读经的人们也归入到“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一类里面去。今年的批孔算是非常热闹的了，当然，不论林彪怎样写了几副“克己复礼”的字条，贴在卧室内，代替了“毛语录”，或颁赠他的同志们，究竟他没有明目张胆的主张读经，提倡尊孔，照鲁迅的理论演述，倒是那些拼命反孔的人，把批孔批林拉在一起的人，其实不过是笨牛而已。我想，世间何尝真有什么笨牛，从前提倡读经的阔人，固然想把别人当作笨牛，现在拼命反孔的人，又何尝不是“聪明人”？鲁迅向来把尊孔读经视作一种统治艺术，即使在革命后的苏联，鲁迅也认为“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苏联人当然不会是孔孟之徒，但只要又列宁，鲁迅认为共产主义也就深通古道了。一九二五年时候，鲁迅实在并不明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实意义，他不过据中国的治道来推导罢了。但在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已达二十六年之久的中国，如果鲁迅还活着，倘不想做笨牛，他一定会跟在杨荣国后面去批孔吧，因为他也会深刻地了解到，“批马列之皮，行孔孟之道”，是现实的政治，“批林批孔”也是现实的政治，这和章士钊时代并无二致。批孔不过是“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别无其他作用。中国的文化确实悠久，一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作生死斗争的人，不论王明、刘少奇、毛泽东、林彪，个个跳不出孔子这个“维护奴隶制度者”划定的圈套，那么你究竟把他们看作笨牛还是聪明人呢，请问？ |
鲁迅论“国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论“国骂”鲁迅走了许多地方后，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但他还是尊“他妈的”为正宗国骂。据他说：“他妈的”之所以为国骂，因为德国和日本都没有恰当的译法，前者把它译做“我使用过你的妈”，后者把它译做“你的妈是我的母狗”，当然译得神韵全非了。鲁迅考证不出“他妈的”起于何时，但他佩服发明这一句“他妈的”人物是天才——卑劣的天才。而在鲁迅的故乡，这国骂更简化为“妈的”，醇化为“我的亲爱的”一样意思了。鲁迅是否曾经用“他妈的”骂过人，我们无从考证，他爱用狗骂人，则从他日记上斑斑可考。例如他初到北京的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八月十二日，半夜后邻客以闽语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九月二十日，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十月七日，晚邻闽又嗥。”“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车夫误碾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以后在他的《日记》里，不再有同样记载。到了广东以后，他最先学会的是广东国骂，广东国骂也如其他国骂一样，正宗的是“丢那妈”；简略的只有一个字：“丢”；复杂的则是“丢你老母海”。这“丢海”两字，鲁迅记得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过：《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在广东，读若Tiu或Tiuhei，后一个字当作“州戏”。鲁迅是反对国骂的，三零年代的左翼作家，有的欢喜在作品上写些粗言秽语，以示无产阶级化。鲁迅曾写了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的文章纠正他们，这就成了他和周扬一系发生龃龉的开始。鲁迅的纠正是对的，新兴阶级并不是一言不合，就祖宗三代的骂人的。那么，这篇骂人的题作《汉奸的供状》的长诗如何骂法呢，它除掉要像西瓜一样剖开人家的脑袋外，还应用了广东国骂：“丢那妈！” |
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与“左联”关系的始终冯雪峰写的《回忆鲁迅》，在大陆久已成为禁书，他竭力要把鲁迅说成是“左联”的领导者，不能不谈到鲁迅对“左联”的不满，这就触犯了手执毛泽东文艺上方宝剑的周扬之忌，他的被清算是命定的。鲁迅其实不是“左联”的领导者，表面上看，鲁迅受人尊崇，他是批评和反对国民党的一面大旗，可是鲁迅非常清楚他和左联关系的限度，他和他们是亲而不密的，如果说他有既亲且密的年青朋友，那么“未名社”时期的台静农、李霁野、曹靖华、章川岛；“左联”后期的胡风和雪峰；站在“左联”之外的萧军肖红等都是，他能和他们谈谈心底里的话，情谊至死不渝。鲁迅加入“左联”，当然是他一生中的绝大转变，按照他全部的战斗史看，这种转变并不突然，他从参加《新青年》开始，无时无刻不在和“漫天的黑暗”作战，直到一九三四年，他《对国际文学社问》，仍说：“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旧社会的坏处，依鲁迅看来，“正人君子，第三种人，民族文学家，奴隶总管”都是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中，鲁迅又认为只有二类人：“破落户子弟”和“暴发户子弟”。他无情地和他们斗争，他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贬锢弊常取类型。”鲁迅的思想进步很踏实，他固然因为“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救正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但他还是从经验上吸取的为多，他说：“我何尝懂得什么经济学或看了什么宣传文字，《资本论》不但未尝寓目，连手碰也没有过。然而启示我的是事实，而且并非外国的事实，倒是中国的事实，中国的非‘匪区’的事实。……”必须先明白鲁迅独立的思想根源，才可以谈到他和“左联”的始终。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左联”开了成立大会，鲁迅出席演说，劈头一句话，就是“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我曾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一文说过，鲁迅这句话引起了一阵哄笑，鲁迅的话是“认真的”，他不会如周作人晚年所批评的“故意与人家拗一调”，因为不久之后，鲁迅的警告就应验了。他在给章廷谦的信里说得很清楚：“……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同盟’。”……然而他在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都是“茄花色的”，所以不得不又有作“梯子之险”，但他看到他们太低能，“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呢”，不免叹一声哀哉了。这封信到一九七三年四月才发表，非常具体地说明了鲁迅当时的心情，同样意思的话，我们还可从《鲁迅书简》中拾缀出来，例如他在一九三零年四月七日致韦素园信说：“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阀脑子。”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信：“到一九三零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过不了几个月，“左联”本身起了变化，这当然由于国民党的压迫，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致萧军信说：“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这还不算坏。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左联”的五个作家遇难，鲁迅哀悼殊深，这些殉难的青年，是维系鲁迅向前斗争的精神支柱。他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致函胡今虚说：“好的青年，自然有的，我亲见他们遇害，亲见他们受苦，如果没有这些人，我真可以‘息息肩’了。”可是鲁迅和“左联”逐渐发生了龃龉，原因起于鲁迅的批评，这种批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但作为史大林主义的共产党人，最容不得批评，他们用所谓“自我批评”来抵挡真正的批评，鲁迅却犯了“批评”的错误。一九三二年鲁迅写的文章最少，搜集在《南腔北调集》的不过九篇。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发生战事，鲁迅全家仓皇走避，二月十九日才回家，生活不安定，自然是原因之一，但和“左联”的关系说来，决不能说是亲密的，更不必说他起了什么领导作用了，反之，他在十二月十日写了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以通讯方式登在周起应（即周扬）编的《文学月刊》上。这篇文章有挑战性，他先称赞第四期的《文学月报》上出现了几个新的作家，打破了沉闷的局面。这话的反面，也可以解释做“左联”一向持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倾向。鲁迅的批评集中在一首“芸生”署名的诗——《汉奸的供状》上，说作者对于敌人的辱骂与恐吓，那是在把“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他说：“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学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表面上，周扬接受了鲁迅的批评，实际上，他指使祝秀侠（笔名首甲）伙同方萌郭冰若丘东平在《现代文化》上写了文章反击，后来鲁迅在给萧军信说：“那个杂志（按：《文学月报》）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的名，令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后来又遇到相像的事两回，我的心至今还没有热。……”鲁迅这话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说的，时隔二年有余，鲁迅的心“还没有热”，可见他和“左联”的实际关系如何了。后来，在周扬领导之下，对鲁迅时时发出冷箭，最主要的冷箭来自周扬化名芷因，廖沫沙化名林然，田汉化名绍伯，张春桥化名狄克。鲁迅的反应是，说得好些，“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说得坏些，“上海有这样‘革命的’青年，由此显示其‘革命’，而一方面又可取悦于某方。这并不是我的神经过敏，‘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一箭之来，我是明白来意的”。在一九三四——三六这三年中，鲁迅对于周扬一伙，简直到了深恶痛疾的程度。例如，一九三四年六月廿一日，他致郑振铎信：“骂别人不革命，便是革命者，则自己不做事，而骂别人的事做得不好，自然——是更做事者。若与此辈理论，可以被牵连到白费唇舌，一事无成，也就是白活一世，于己于人，都无益处。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十二月六日致萧军信：“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是还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先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十八日致杨霁云信：“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身体不好，倒是年龄关系，和他们不相干，不过我有时确也愤慨，觉得枉费许多气力，用在正经事上，成绩可以好得多。”鲁迅创造出“横站”二个字，真是语言上的一绝，对于一个斗士说来，他主要是对付正面的敌人，但自己阵营里时时有冷箭射来，于是他只能“横站”着作战，你看这是“怎样的苦事”！从一九三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国民党的压迫不仅凶残，而且精致，他们从史大林和希特拉那里学会了种种特务方法对付革命者，“左联”内部不断有人动摇以至叛变，最著名的见于鲁迅文章和书信的，有下列几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致萧军信：“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十七日信：“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其实他本来是一个浪漫性的人物。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他致郑振铎信：“穆公木天也反正了，他与另三人作一献上之报告，毁左翼唯恐不至，和先前之激昂慷慨，判若两人，但我深怕他有一天又会激烈起来，判我们之印古董以重罪也。（穆公们的献文，是登在秘密刊物里的，不知怎的为日本人所得，译载在支那研究资料上了，遂使我们局外人亦得欣赏。他说：某翼中有两个太上皇，亦即傀儡，乃我与仲方。其实这种意见，他大约蓄之已久，不过不到时候，没有说出来。然则尚未显出原形之所谓‘朋友’也者，岂不可怕？）”对于田汉，因为他发射的暗箭最多，便不像对蓬子似的多恕辞了。鲁迅是公开明显地表示憎恶田汉的，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答戏周刊编者信》上说：“……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一集》的附记上说：“答戏周刊编者信的末尾，是对于绍伯先生那篇‘调和’的答复。听说当时我们有一位姓沈的‘战友’看了，就呵呵大笑道：‘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不过向戏周刊编者去‘发牢骚’，别人也许会觉得奇怪。然而并不，因为编者之一是田汉同志，而田汉同志也就是绍伯先生。”一九三五年二月，田汉在上海被捕，迅即递解南京，曾有一首狱中作的七律传来，慷慨激昂，壮志冲天，当时左翼作家忽然都做起旧诗来，和者甚多，我到现在仍记得田汉原作中的一句：“剧盗何妨并枕头”，可惜现在已无从觅得全诗了。可是过不多久，他在南京大演其戏，变化之速，使人瞠目结舌。去年（一九七三）四月在《鲁迅书信选》上第一次发表的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致曹靖华信有云：“近十年来，为文艺的事，实已用去不少精力，而结果是受伤。认真一点，略有信用，就大家来打击。去年田汉作文说我是调和派，我作文诘问，他函答道，因为我名誉好，乱说也无害的。后来他变成这样（按指变节事），我们的战友之一（按指周扬）却为他辩护道，他有大计划，此刻不能定论。我真觉得不是巧人，在中国是很难存活的。”鲁迅和周扬一伙不断的明争暗斗，往往在给朋友的信中发泄他的怨言，给萧军和胡风的信中谈得最多，他甚至阻止萧军加入“左联”，他说：“……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是怎样的苦境。”这信写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四日。对于左联的工作与捐款，他都与周扬唱对台。六月二十八日的信说：“……我实在有些不愿意出门。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八月二十四日信：“昨天遇见了徐君，说第一期还差十余元……。我说，我一个钱也没有。其实，这是容易办的，不过我想应该大家出一点，也就是大家都负点责任。从我自己这方面看起来，我先前实在也有些‘浪费’。”九月十二日信：“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鲁迅所谓“元帅”，所谓“状元”，简直呼之欲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史大林作风，党即是王明，后来即是毛泽东，从三零年代的上海文艺界说，党即是周扬。一九三六年，为了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和周扬发生了正面的激烈冲突，在左翼作家中，这问题实现为二个口号之争，争论期间，托派陈仲山（其昌）给了鲁迅一封信，使得斗争更形复杂，表面上，鲁迅是赞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而且也不一定反对“国防文学”，实质上，他彻底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决不妥协。周扬为了实行第三国际决定的投降政策，背着鲁迅解散了“左翼作家联盟”，别组“作家协会”（后改为“文艺家协会”），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并不否认曾经同意解散”，这是曲笔，不可信的。鲁迅对于这次解散不断攻击，例如他在四月五日致王冶秋信说：“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又于五月四日信上说：“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却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按指《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销声匿迹的：这样一流人，先前已经出了不少。”鲁迅自己也对冯雪峰说：“就这样解散了，毫不看重这是一条战线。”周扬通过何家槐，要求鲁迅参加发起“作家协会”，鲁迅坚决拒绝，他于四月二十四日回信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但自觉于公事并无益处。这回范围更大，事业也更大，实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签名并不难，但挂名却无聊之极，所以我决定不加入。”所谓“集团”，当然指“左翼作家联盟”，所谓《文学生活》，那是周扬一伙秘密出版的油印刊物，目的在乎“打击鲁迅，制造分裂”的，所以鲁迅看不到这些刊物。鲁迅声明不加入之后，周扬又通过徐懋庸加以诘问，鲁迅回信说：“来信收到，关于我的信件而发生的问题，答复于下：“一、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二、我所指的刊物，是已经油印了的。最末的一本，曾在别处见过实物，此后确是不出了。这事还早，是否已在先生负责之后，我没有查收。“至于‘是非’，‘谣言’，‘一般的传说’，我不想来推究或解释，‘文祸’已够麻烦，‘语祸’或‘谣祸’更是防不胜防，而且也洗不胜洗……“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呢，我没有加入，不在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都从此结束了。”到此，鲁迅斩钉截铁地和周扬（他代表共产党的文艺一翼）们决裂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完，鲁迅说过：“一向坐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他不会就此放下武器。鲁迅不参加“作家协会”，于六月十五日联合六十三个作家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他们没有组织什么团体，我想主要是因为鲁迅在病中，鲁迅的病始终一月三日，他仍力疾工作不辍，直到六月五日，他躺下了，连日记也无法载记，七月一日起，他可以记日记了，病仍缠绵不已。这时，“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于是鲁迅不得不化四天功夫，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他认为“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因为“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某一群”。但他无力完成预定要做的工作。他曾于五月二十三日致曹靖华信说，“上海的所谓‘文学家’，真是不成样子，只会玩小花样，不知其他。我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这其实也是留给将来的一点遗产。”也许他写了这篇文章的，共产党不愿意它发表出来，正如我们第一次在《鲁迅书信选》上看到未曾发表的许多书信一样。徐懋庸八月一日给鲁迅的信，诚如鲁迅所说，“横暴得可以”。鲁迅不怕他们围剿，但对于其他青年，鲁迅的劝告不一，譬如萧军，他主张不要加入“左联”，对于时玳，则劝他加入“作家协会”，我想这是他衡人衡事的结果，萧军夫妇新到上海，鲁迅不愿他们卷入无聊的纠纷，宁愿自己化钱替他们印书，这是爱护他们；时玳大概是久居上海的青年，必须和这“一群”人发生关系。他给时玳的信说：“我看你也还是加入的好，一个未经世故的青年，真可以被逼得发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写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鲁迅给徐懋庸的信太出名，凡是读鲁迅文章的人一定不会放过，所以我们不必具引，这里也有许多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这篇文章是他们一面极好的镜子。鲁迅断定“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是“溃散”，一点不错。以后的“文艺家协会”再也不像“左联”似的成为一个斗争团体，因为“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像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国防文学是有的，鲁迅批评说，“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他指的是夏衍写的《赛金花》剧本，当时被称为国防文学的实绩。对于他们，鲁迅认为“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但以后周扬在毛泽东支持之下，飞扬跋扈了三十年，关于鲁迅和“左联”的龃龉，我们引用姚文元的说法，作为那些年头官方统治意见的证明：“鲁迅逝世前那一段时间里，胡风、冯雪峰等进行了恶毒的挑拨，企图利用鲁迅来分裂进步文艺界。由胡风、冯雪峰挑起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其目的就是企图削弱、破坏文艺界的团结。鲁迅当时在病中，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然而，尽管他们用了种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了诽谤革命同志的事实，使鲁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的真相，甚至误解，使他心中很不愉快，但终掩盖不了上述的鲁迅的真正的立场与观点。经过反胡风斗争与反右派斗争，已经把胡风的罪恶活动和冯雪峰蒙蔽鲁迅，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姚文元著，一九五九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三四页。）”姚文元的话正是当时周扬一伙的官方意见，是否符合历史真相，读者自能判断。我只是想用鲁迅自己说过的话，说明他和“左联”关系的始终，拆穿后来附会在他身上的许多“神话”而已。一九七四，六，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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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于“死”的观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对于“死”的观念早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鲁迅给景宋的信中，就已谈到了对死的观念，他说：“……例如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这是一个学医的人的看法，把死视为生理上的必然，故不足悲哀；又是一个战斗者的看法，把生当作人间苦，必须去减轻，减轻就需要斗争；又一个这人的看法，对生尽生的责，对死尽死的责，对于两者都处之坦然。时隔约九年，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他“胁痛”，八月九日，“胁痛颇烈”，虽不是大病，也迁延了几个月，“开始是每晚发热，没有力，不想吃东西”。经过几回检查，他相信没有死症，而且借着“养病”之名，“不看经书，不管柴米账”，只是躺着看《蜀碧》、《蜀龟鉴》，和《安龙逸史》等线装书，这又使他“觉得不像活在人间”。病愈后，他写了《病后杂谈》和《之余》，结末他说：“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用不着写遗书。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将来我死掉之后，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纪念册。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门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他虽说“用不着写遗书”，实际上这就是“遗书”，可惜知道他死后，没有人遵照他的“遗书”办事，而且也没有人省下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去印他所希望的明清人著的《野史》。到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他的旧病复发了（他于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到过的，就都是这病……”）。三日《日记》：“夜肩及胁均大痛”，延至六月五日，简直不能记日记。三十日才在五日之下补写了如下的句子：“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终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志。”七月一日以后，他一直写《日记》，直到十月十七日为止，第三天，他死了！在这大病期间，他仍写了许多文章，最用力的是化了四天功夫写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至此，他与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彻底决裂了。在大病中，鲁迅有意识地面对死的问题，这使他有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写下了《这也是生活》和《死》两篇文章。“……但回忆十余年前，对于死却还没有感到这么深切。大约我们的生死久已被人们随意处置，认为无足轻重，所以自己也看得随随便便，不像欧洲人那样的认真了。有些外国人说，中国人最怕死。这其实是不确的——但自然，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这里所说的“每不免模模胡胡的死掉则有之”，是一句很沉痛的话，因为自一九二七年以后，常常有许多鲁迅所爱护的，或他所不识的青年们“模模胡胡”的死掉了。鲁迅的病，经过美国医生D的诊断，因为他自己是学医的，认为极其准确，即：“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他不介意于他的宣告，但因为“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想的结果，他归纳出七条“遗嘱”，关于自己的，除老朋友外，“不得收受任何人一文钱”，要“赶快收敛，埋掉，拉到，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关于许广平和海婴的，要她“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最后两条，是他一生经验的积聚，它有普遍的意义，不仅对于他自己的亲人为然，那是：“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最后的一条，如果与他接着写的《女吊》合起来看，那么意义就更明显，《女吊》的结尾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对于“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防文学”的争论，鲁迅在死前不久，做出了这样必要的结论，但人们从来对这点避而不谈。鲁迅不是消极的接受“死”，只要他能觉得“存在”，便将生活下去，即使是从“无欲望状态”中苏生过来，他也希望能“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也是生活呀！”他由此悟得生活本身之重要，生活是全面的，平凡的生活也是重要的，他说：“删除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鲁迅认为有一些事从未为人所注意，他在病中才经验到“疲劳之可怕和休息之舒适”，久病又使他记起年龄，由年龄又想起体力恢复后应该着手做的事情——“要赶快做”。这是一个毕生从事斗争的人的心情，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然，“死”是会到来的，他在默默的躺着时，就发生了“更迫切的思想”，认为“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痛苦”。此外，他不再谈到死后的事，但我不能不记起他在二年前悼念韦素园时说的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已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一九七四，五，三零 |
对于鲁迅的断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对于鲁迅的断想鲁迅对于人生是犹疑而又固执的，他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要免除痛苦，惟有用“骄傲”与“玩世不恭”，他“就有这个毛病”，但他能够用“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以此“与痛苦捣乱”，话虽如此，鲁迅是既不骄傲，也并非玩世不恭的，我只觉得他认真得可怕，执着得极深，对于痛苦，能咬牙忍受，并不应用精神胜利法，所以他暴露阿Q，鞭斥阿Q。***他不认为有资格领导青年，他“自己也没有指南针”，他之不能领导青年，由于他认为“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因为如此，所以他“对社会的战斗并不挺身而出”，所以他“不劝别人牺牲”，否则他早已合陈独秀李大钊一道去组织共产党，从事革命了。他走他自己的路。如果走路时遇到歧路，他不会像墨翟那样恸哭而返，他“先在歧路头坐下来，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是“穷途”，也不会像阮籍似的恸哭而返，他要“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他至今还没有“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他虽然并不挺身而出的去战斗，但他决不躲避战斗，他主张“壕堑战”，因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如果“避得非短兵相接不可，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他不容易给敌人压倒，“如果遇到老虎，我就自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他竟不走，我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这是鲁迅战斗的基本精神，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这精神并无移易，甚至引致了与共产党第二次阶级合作路线的直接冲突。***鲁迅虽然战斗，对将来却并无幻想，“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他的怀疑，直迫所谓“黄金世界”的中心，他说这话时是一九二五年，再过十年，人们认为“黄金世界”已经实现了的苏联，正在进行可怕的党案审判，十月革命的领导者都成了“叛徒”，放逐的放逐，处死的处死了，但那时鲁迅给“党见”所蔽，赞美史大林，夷落托洛次基。***对于当时的革命者，鲁迅却有这样的批评：“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可是自认为认定了“现在”这个题目的鲁迅，却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不过他“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认定现在是“黑暗与虚无”，而又不相信未来是“黄金世界”的人，在国民党统治下，在共产党统治下，都将是一个“叛徒”。以为他会喊毛泽东万岁的人，这只是在鲁迅死后阉割鲁迅的人，第一个阉割鲁迅的人，就是景宋，但在鲁迅的敌人周扬眼中，鲁迅始终是个“叛徒”，鲁迅的青年朋友一个个的被斗倒斗臭，景宋为了自免，跟着也踢他们几脚，他们利用死了的鲁迅的老虎皮，却丢弃他的真精神。***他的真精神，具见于下面的几句话中：“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对于这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鲁迅不是革命家，是个改革者，当然不会是“落伍者”，时代环境在变迁，变迁的环境一定引起新的不满，改革者如果没有了不满，就一定成为“落伍者”，毫无长进了。他后来批评章太炎刘半农，主要就是因为环境变迁，而他们“落伍”了。对于时代环境永远抱着不满的改革者，当然会成为“叛徒”的，在鲁迅死后，这种不满于时代环境的叛徒，前有王实味，后有胡风和萧军，对于他们的消灭工作，主要是假周扬之手以行的，毛泽东时代需要的是歌功颂德者，不是对时代环境的新的不满者，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阉割鲁迅精神。***鲁迅拥护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苏联，但到他拥护时，（《答国际文学社问》）苏联已经变了质，和他所喜爱的，能创作出《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和他翻译的讨论《文艺政策》的时代完全不同了。鲁迅拥护十月革命和由此产生的苏联，他不知道史大林及其官僚层已篡夺了苏联革命的果实，他用专制代替了民主，用一家独尊代替了百花齐放，用“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史大林奖金”的物质利益，直接用命令领导文艺领域，以此扼杀了十月革命初期那种活泼的文艺发展。鲁迅对于这种改变，当时是难以察知的，也是难以深入了解的，但由于他的敏感，他说：“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为什么鲁迅对苏联讲建设的文学不感兴趣呢，因为那时的文学必须“一致，苏联人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作家的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立场的一致”。（苏共中央一九三三年四月“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如果不跟史大林（他已代替了党）一致，就会被逐出作家协会的。鲁迅译《文艺政策》时，是一九三零年，鲁迅非常推崇，而且深受影响的托洛次基著的《文学与革命》，中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李霁野韦素园合译），但托洛次基对于文艺的意见，早在一九二五年，已被史大林操纵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次大会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门雪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的托洛次基主义。”至于在《文艺政策》中出现的许多当时文艺界人士，同路人也好，无产阶级作家也好，后来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次基分子”的罪名，被肃清了。***苏联的文学争论，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文学争论，却在革命失败之后，从革命中挤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脱离了革命，却大喊无产阶级文学，难怪郭沫若后来躲在日本从事考古学，研究甲骨文，成仿吾去修善寺作温泉浴，阿英研究明清小说，蒋光慈作了“丽莎的哀愁”，被视为同情“白俄”，至于由“左翼转为右翼”，或竟躲了开去的，实繁有徒。真正站在左翼，认定了目标（旧社会旧思想），不断施以攻击，至死靡已的，自然只有鲁迅一个。但他也不完全是跟着共产党的指挥棒走的，只有在共产党能容忍他的时候，他才和共产党一起走，到共产党转了向，要重新走阶级合作的道路，投降国民党的时候，他便和共产党分手，而且不惜公开引起了争论（现在把这种投降叫做“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可是鲁迅在死前四个月写了给托派的信，使他不能不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势利之徒，不能不最后一次给共产党作政治上的利用，他所献出的是一张垂死的老虎的皮，让共产党此后好多年用鲁迅致托派的信作为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投降政策的遮羞布。鲁迅是值得原谅的，他老了，而且在病中，到病后清楚明白了共产党的丑恶面目，尽全力予以一击之后，他一定回复到历次战斗后的那种虚无之感。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剑拔弩张，引满待发了。托派对他精神上的冲击，他无法接受，他已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托派的意见和史托之间的政治是非。他在冯雪峰的影响之下，不得不来一次急速的摊牌，因为周扬一伙正在攻击他们是“汉奸”，是“托派”。***毛泽东的好友斯诺，生前曾出版了一本“大河彼岸”，描绘今日的红色中国，在论文学与音乐的一章中，有一段话谈到鲁迅：……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改正了被鲁迅及其弟子们所无情暴露过的某些蠢事。但若鲁迅今天还活着，如果这个单薄短小的身躯里仍然有那同样的勇气在，也将不能把人生远远地投射出去，以致超出那一套流行的现实价值（意即被认为有价值的种种现实——译者）中种种极为愚蠢与暴虐之事——在党本身尚未开始出来改正这些愚蠢与暴虐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被活埋；多半他也不会被监禁，有如南斯拉夫之时时监禁杰拉斯那样，不过他一定会被迫去试作思想改造。这样，这位艺术家会被逼沉默或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直至党的自我批评能终于停止这些废话并且以新的一套集体常谈获得官方的批准为止。（这段话的中译本全部被删）斯诺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时时提出的问题，每当国内在政治上并在文艺政策上发生一次重大改变运动的时候，人们不禁想或问，如果鲁迅活着，他将采取如何态度？在周扬领导文艺达十八年之久的期间内，鲁迅如果不被逼沉默，也会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吗？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胡风反革命”（五把刀子问题）事件发生时，鲁迅还能奋起替他辩护吗？他能像许广平那样，用“四个伟大”来称颂毛泽东吗？或者像周建人那样，时时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我个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都不合鲁迅的为“人”。一九七四，五，二五。 |
鲁迅的“骗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的“骗人”鲁迅是主张战斗的，他一生不懈不息地在战斗，但他也有消极的一面，像是他战斗生活中的阴影。一个战士有时也需要休息，有时也会失望，也会心灰意冷，他常常喜欢引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的诗：“绝望之为虚妄，与希望同”。鲁迅从一九三四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他死为止，时时流露出这种失望的感情，失望一变而为悲愤，他像里伤再战的战士，悲愤又使他获得力量。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日记》：“胁痛”，以后日记就不断有热度的记载；直到十二月十七日：“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师寓，请其修正之。夜涂莨菪丁几以治背痛”。二十九日：“略饮即醉卧”。他病后已不胜酒力了。但在这期间，他仍然工作，写了许多杂文，计搜集在《花边文学》的有二十四篇，搜集在《且介亭杂文》的有十七篇，其中一篇简直是力作：《门外文谈》。如果不读他的日记，那就不会知道他在抱病工作了。十二月十一日，他写了《病后杂谈》，十七日又写了《病后杂谈之余》，据他附记所说：前一篇在《文学》上登出来时，只剩下第一段，其余的都给检查官删削了，以致有一个作家评论说：“鲁迅是赞成生病的”；第二篇则……“不说不准登，也不说可登，也不动贵手删削，就是一个支支吾吾。发行人没有法，来找我自己删改了一些，然而听说还是不行，终于由发行人执笔，检查官动口，再删一遍，这才能在四卷三号上登出，题目自必须改为《病后余谈》，小注《关于舒愤懑》这一句也不准有……”这二篇文章主要是谈他在病中看《蜀碧》这本书后的感想，从张献忠谈到明朝黄帝的凶残虐杀（“以剥皮始，以剥皮终”）。我要说的是鲁迅当时异常的心境，因为他竟想到做人的另一种方法，他竟想到最好要能骗人。“例如《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个乐斋先生的批语道；‘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这真是天大的本领！……“我放下书，合了眼睛，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冥想的结果，拟定了两手太极拳。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鲁迅的这种想法，直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更有直率的表达，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我要骗人》。“疲劳到没有法子的时候，也偶然佩服了超出现世的作家，要模仿一下来试试，然而不成功。超然的心，是好像贝类一样，外面非有壳不可的。……“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作为穷余的一策，我近来发明了别样的方法了，这就是骗人。”虽说他要骗人，但其实他还是睁着眼睛自愿地被人所骗，有一天，他去电影院散闷，“刚要跨进大门，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捉住了。是小学生，在募集水灾的捐款，因为冷，连鼻子尖也冻得通红。我说没有零钱，她就用眼睛表示了非常的失望。我觉得对不起人，就带她进了电影院，买过门票之后，付给她一块钱。她这回是非常高兴了，称赞我道，‘你是好人’，……”他知道这一块钱不够水利局的老爷们买一天的烟卷，总算是“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鲁迅这篇文章是为日本的杂志写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乎暴露自己政府的丑恶。对于日本人，他说也只是写写骗人的文章，他认为即使到了断头台上闪烁着太阳的圆圈，也不是披沥真心的时候，所以他只能临末“用血添写几句个人的预感”，这可是骗不得人的真实。他写了这篇文章以后不久，真正的被人骗了，话说三月十日那天，他接到一个不相识者由汉口寄来的信，要求他替白莽的遗稿《孩儿塔》做一篇序，他在春夜的凄冷中，引起了很深的惆怅，白莽是被杀的五个青年作者之一，经过五年，现在他又在竭力要忘却的感情上泛起像被刮的新鲜的鱼鳞似的记忆……可是这一次，实在是他受了骗，连他的感情在内。他在三月二日的《日记》上说：“得史岩信，此即史济行也，无耻之尤！”四月二十一日又说：“午后得史岩信片，即史济行也，此人可谓无耻矣。”原来鲁迅发现史岩即史济行，史济行即齐涵之。他在汉口编印一本杂志，化名齐涵之，借白莽的名字向鲁迅骗稿，鲁迅在《续记》里说：“中国原是‘把人不当人’的地方，即使无端诬人为投降或转变，国贼或汉奸，社会上也并不以为奇怪。所以史济行的把戏，就更是微乎其微的事情。我所要特地声明的，只在请读了我的序文而希望‘孩儿塔’出版的人，可以收回了这希望，因为这是我先受了欺骗，一转而为我又欺骗了读者的。”这段感慨的前面几句话，根本拉不到文坛小偷史济行那样的人身上，但总是实有所指，不久之后，在《答徐懋庸的信》上，我们知道鲁迅骂的实在是周扬一伙。鲁迅于一九三零年加入左联，越到后来，鲁迅越感到他们（周扬一伙）做的许多事都是骗人骗己的勾当，早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他给胡风信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是怎样的苦境。”明白了这样的背景之后，我们才知道鲁迅为什么在三年中不断提及骗人这两个字。一九七四，五，二三。 |
重读鲁迅的“阿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重读鲁迅的“阿金”鲁迅的《故事新编》，编集于一九三五年底，所以成为争论的《出关》，就已搜罗在内。他早一年写的《阿金》，后一年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都只编入《且介亭杂文》，这三篇与杂文完全不同的文字，应该再编入《朝花夕拾》中。最后的一篇《女吊》，是有为而发的，鲁迅反对向国民党投降的联合阵线政策，开头就引用明末王思慎的话，“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以此痛斥赠人“犯而勿较”或“勿念旧恶”的“人面东西”。《阿金》表面看来似乎是即兴之作，他颇欣赏阿金的坦白：“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但对阿金也颇有非议，因为“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眼看自己的爱人被人追击，赶快关上了后门。阿金时时引起巷战，即使有暂时的和平，鲁迅又担心这“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时日”。鲁迅因此引起了“对于人事的从新疑惑”，他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治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人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鲁迅的推论当然有历史根据，社会改变了，时代不同了，但有许多现象，往往会让人感到是历史的重演。鲁迅是相信中国的妇女有一天会获得解放的，他可以幻想未来的社会就会是理想的世界。我们不说鲁迅的预言有多少准确性，只为了推往可以知来，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的，历史有它的跃进和倒退，跃进的时候使人觉得史无前例，倒退的时候就会觉得又是历史的循环了。重读《阿金》，不免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
“清明时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清明时节”读鲁迅的《清明时节》，不免使人“发思古之幽情”。中国人其实向来没有宗教的，轮回的思想，鬼神的祭享，都不是有规模的宗教，中国人又倾向于多神教，所以更没有占统治的宗教，中国人有的是祖先崇拜，这是家族制度的反映，也是经济发展程度的反映。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完全没有出路，它在发展中途早已腐烂了，它瓦解了家族制度，却仍残留着祖先崇拜的落后意识。这种落后意识不仅支配了个人，也支配了国家的统治阶级。这是一九三四年，满洲国已经成立，华北也特殊化了，全面抗战没有开始，国民党还在力求和平相处之道，于是溥仪皇帝派人到关内来祭祖，国民党也派戴季陶、邵力子、杨虎城等到咸阳周陵去祭文王、武王、周公的坟，又到茂陵去祭汉武帝、霍去病、卫青的坟。前者的功绩是“屏四夷”，后者的功绩是“驱匈奴”。至于溥仪的目的，也许是要凭先王之灵，长驱入中国，可惜他们满足早已与汉族同化，名存实亡，现在只能为日本皇帝作先驱了。鲁迅写《清明时节》，是把“扫墓救国当作笑话讲的，”因为“中国人一向喜欢造些和大人物相关的名胜，石门有‘子路止宿处’，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处’，一个小山洞，是埋着大禹，几堆大土堆，便葬着文武和周公。”鲁迅的讥笑也许并不能动摇统治阶级的一片“诚心”，因为他们向来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再过了二年，即一九三八年，又是清明节，共产党派张国焘到陕西中部县去陪国民党祭黄陵，他乘机脱了党，这是中共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据他的回忆记述，“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于延安西安间的中部县，每年四月四日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祭礼，例由国民政府派大员主持，这一次的祭礼是由国民政府特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主祭，我以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在抗战后的第一年，这种祭礼有奋发民族意识的作用，我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共，虽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义。”我们没有兴趣研究张国焘所说的“政治意义”，黄帝不过是中国民族的历史传说，这传说富有神话色彩，“几堆大土堆”，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免贻鲁迅以“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之讥，即使共产党的行动不过是在玩弄政治手段，那也是卑劣的政治手段，为鲁迅所不齿的。但读了今天（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九日）《大公报》的一篇文章，简直使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且引开头的几句话如下：“一九六零年五月的一天，在万里长城山海关外的‘孟姜女’庙前，来了一帮子衣冠楚楚的‘祭客’。他们围着庙宇又是瞻仰凭吊，又是顶礼膜拜，十分动情。“这伙人中，为首的就是那个一有机会就恶毒咒骂秦始皇的林彪。”作者接着考据孟姜女故事的历史衍变，证明这故事是反对秦始皇的儒家编造出来的。林彪反对秦始皇（实则是毛泽东），所以崇儒尊孔，对孟姜女也“非其鬼而祭之”了。九大时手拿着小红本子跟在毛泽东身后亦步亦趋的林彪形象，我早觉得是小丑一个；但那时他是四个伟大的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谁敢冒生命危险去揭发一九六零年林彪祭拜“孟姜女”那样的小丑行径？神话是拆穿不得的，创造神话的人既然是小丑，那么神就不再是“神”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十万的人变成了“鬼”，现在还有谁去提起？一九七四，五，一九。 |
鲁迅的“批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的“批孔”鲁迅对孔子的正确态度，具见于他在一九三五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因为当时日本一方面侵略中国，一方面在国内提倡尊孔。表面上，孔子的“道不行，乘槎浮于海”，日本早已是“礼仪之邦”了，鲁迅年青时去日本留学，弘文学院的学监大久保就领着他们去谒“御茶之水”地方的圣庙。现在（一九三五年）汤岛地方又新造了一座圣庙，湖南省主席何键寄去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画像，所以鲁迅也写了这篇文章登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鲁迅是同情孔子生时的遭遇的，因为他“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被人砍成肉酱了。”鲁迅认为孔子直到死后，才被种种权势者用了种种的白粉给他化了妆，才算变了圣人的。“他和民众并无什么关系”，那些权势者“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之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所以孔子和民众并无关系，人们之要打倒他，不过是“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已。鲁迅认为二十世纪开始以来，孔子的运气很坏，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想把他当“敲门砖”，可是时代不同了，他们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那么在解放之后二十五年，去袁世凯的时代已六十二年，说林彪还想利用孔子当“敲门砖”，谁能相信呢？林彪攻讦毛泽东的名句是“披马列之皮，奉始皇之法，行孔孟之道”，毛泽东对于“奉始皇之法”，直认不讳，对于“行孔孟之道”，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批林批孔成为一体，究其实，这都和民众毫不相干的，但作为统治者的艺术，孔夫子今天仍似乎阴魂不散，这可也由统治者自己的揭发。二十五年来，老百姓读的是《毛选》，不是《四书五经》，他们实在是并不认识孔夫子的。 |
鲁迅与伊罗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与伊罗生鲁迅的外国朋友，除日本人外，主要有三个人，斯诺（《鲁迅日记》作“施乐”）、史沫特列、和伊罗生。关于前二个人和鲁迅的友谊，说的人很多，关于后一个人，简直没有人提起，因为他曾是托派，而他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译作《中国革命史》，托洛次基曾为之作序，则是权威性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非常出名。《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伊罗生信。”（当时伊罗生在上海创办英文的《中国论坛报》，与左翼作家互有联系。）《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伊洛生来。”“五月二十八日，以《戈理基短篇小说序》稿寄伊罗生。”“七月五日，晚伊君来，邀至其寓夜饭，同席六人。”“十一月三日，上午叶洛声来，赠以《伪自由书》一本。”（十四日，《中国论坛》被国民党特务所捣毁。）据伊罗生为《中国革命史》中文本所作的新序，他是一九三零年来中国的，目的是研究和撰写有关中国最近发生的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本是个史大林主义者，但当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托派领导者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王明领导）逼迫伊罗生在《中国论坛》上登载污蔑陈独秀的文稿，引起伊罗生的极大反感，由此他通过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编辑葛拉斯夫妇的关系，加入托派的地下组织。这种政治思想的改变，我们无从知道他和鲁迅之间是否坦白谈过，不久，他得到托派刘仁静的合作，到北京去搜集革命史的资料。《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伊君来。”“三月二十五日，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七月二十八日，午后得罗生信。”“二十日，得罗生信。”“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与保宗同复罗生信。”他们通信中所谈的事，当是有关《草鞋脚》的事，鲁迅曾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草鞋脚》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一集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写的“附记”中特地说明：“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译，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鲁迅日记》中所说的保宗，可见是茅盾的化名。鲁迅写“附记”的时候，伊罗生已回到了美国，我们不知道他离开上海的正确日期，但八月九日，他在挪威和托洛次基会面，讨论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这篇谈话录搜集在《中国革命问题》这本书中。伊罗生到了美国之后，一度和鲁迅通信，《日记》：“十月七日，得伊罗生信。十六日，夜复伊罗生信。”以后就不再在《日记》上出现伊罗生的名字。伊罗生费四年之力写成的《中国革命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鲁迅当然不及见到。这本书有多种文字译本，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中译本，现在香港又重印出版，伊罗生为新版写了序，其中有云：“愈研究这历史的资料，我愈觉得托洛次基事实上对中国每一主要的转捩点曾作出十分精确的推测，并极其准确地把这部历史剧的主角刻画出来。他对党官方路线的分析和批判曾屡被证实。而本书对这些证据作有史以来首次的详细检讨，这事实是不会随时间或作者观点的转变而改变的。”他对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认为那是“带着不可思议的因果相寻的奇妙的辩证法，使得列宁主义产生了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的对立，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又合而成为一个新的革命的毛泽东主义。”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在武汉诬蔑陈独秀为汉奸时，康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伊罗生，说他和葛拉斯夫妇都是与日寇有关的“托匪”。抗战中期，伊罗生又以美国某报记者名义到了重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捧过他，但有意把他的名字译作“伊萨克”，不再提他是“托匪”。 |
清党前鲁迅的革命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清党前鲁迅的革命观鲁迅对于革命文学的见解，是一九二五年接触了苏联文学之后形成的，他最先注意的是苏联的文学思想与批评，我们从他附录在《日记》后面的书帐中可以知道，一月六日，他买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二月十四日，买了《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八月十一日，买了《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八月二十六日，买了《文学与革命》……这些都是日译本。在三零年以前，他深受《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经常引用他，经常复述其中的意见，在和创造社的争论中，经常用托洛次基的文学观点为自己张目。在文学作品方面，他最先介绍的是布洛克的《十二个》，这本书对当时的年轻人影响很大，我记得，癞皮狗似的资产阶级，在风雪中行进的十二个红军兵士……加上生动的木刻插图，至今仍保持着新鲜印象。为了解释布洛克，鲁迅特地译了《文学与革命》的一章——“亚历山大·布洛克”，作为附录。可惜这本书绝了版，以后也没有人肯化力气去重译。对于鲁迅和托洛次基文学思想的关系，崇拜鲁迅的人更讳莫如深，因为一涉及这个问题，便会被人视作异端分子。鲁迅自己后来也为了政治上的理由，竟嘲笑诬蔑托洛次基的被迫流亡，完全堕入了势利观点。鲁迅虽然熟悉《文学与革命》的评断，他却并不因此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陌生的广州，正当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清党之前，他深夜坐在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上，还搞不清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分别，他个人仍是一贯地无法与现实调和，他说：“那时我对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中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在这样索漠的心境中，他“记起了苏俄曾经有名的诗人，《十二个》作者勃洛克的话来：——“共产党不妨碍做诗，但于觉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却有妨碍，大作家者，是感觉自己[是]一切创作的核心，在自己里面保持着规律的。”（《鲁迅全集》（4）第二三页）鲁迅的“索漠”，是不是由于共产党妨碍他做“大作家呢”？我们不知道。但他对于革命的态度说得很明显：“老实说，远地方在革命，不相识的人们在革命，我是的确有点高兴听的，然而——没有法子，索性老实说吧，——如果我的身边革命起来，或者我所熟悉的人去革命，我就没有这么高兴听。有人说我应该拼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为然，但如叫我静静地坐下，调给我一杯罐头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鲁迅全集》（4）第二五页）在鲁迅看来，“革命”之于他，不如吃一杯牛奶更好。鲁迅所引布洛克的话，不是布洛克说的，他因为手头没有《文学与革命》这本书，所以记错了。（他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三十日写信给李霁野说：“托洛次基的书我没有带出，现在写给密斯许，托她在寓中一寻……”）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主要是“同路人”文学，他们来自旧社会，他们虽然肯定了革命，却和共产主义格格不相入，所以他们保有道德与艺术的两重性。托洛次基说：“在娜杰希达·巴夫洛维奇（NadezihidaPavlovlch）写的布洛克回忆中，有如下一句话：‘布尔雪维克并不妨碍你写诗，但他们妨碍你自己感觉到是一个主人；他要是一个主人，他就感到他的创造底轴心，且能保持他内心的韵律。’……布尔雪维克派妨碍一个自觉为主人，因为一个主人，他的内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有机的，无可否定的轴心，布尔雪维克派却已推翻了这个主要的轴心，没有一个革命底‘同路人’内心中还带有这个轴心。”（《文学与革命》——双山译，四八页）鲁迅凭记忆错引了关于布洛克的话，因之把这个话的原来的精神面貌改变了，“同路人”之自觉失去了轴心，那是由于革命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缘故。共产党本身并不会妨碍什么人自认为“大作家”的。由于鲁迅错误的引用，因而也使他发生了错误的了解，他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却始终没有失却作为他个人的轴心，他保持这个轴心，所以能够在死前反对共产党联合阵线的投降政策。 |
一条新注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一条新注解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的《鲁迅杂文选》，对于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有新的注解，说：“这首长诗‘汉奸的供状’，署名芸生，其实是‘左’倾盲动主义头子瞿秋白的作品。阿英在以‘鹰隼’为笔名写的‘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文汇报》）中有这样一段话：秋白后期所作的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翻译了苏联别德内依骂托洛次基的长诗《没有功夫唾骂》以后所作的《汉奸的供状》。阿英是原《文学月报》的编辑，《汉奸的供状》一稿的经手人。”这条注解非常新鲜有意义，自从文化大革命中判定瞿秋白为叛徒后，凡是说到瞿秋白时，不是嘲弄，便是鄙夷。最近出版的一本左派杂志，重又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篇遗文在香港出版的杂志上已登载了好多次，我觉得那时登载的意义，有点出于对于一个革命家的遭遇的同情，现在则似乎有意“示众”意义了。因为他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头子。把“右倾机会主义”归之于陈独秀，“左倾盲动主义”归之于瞿秋白，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解释在过去中国革命运动当中各种历史错误的真正原因。新注解提出的证据是阿英（钱杏村）的文章，但这是孤证，当时及以后并无别人的记载，周扬时期印行的《鲁迅全集》（4），关于这篇文章的注解是：“这首诗题名：‘汉奸的供状’，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上，它的本意是在讽刺‘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可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指名道姓，仅此而已。鲁迅写了批评之后，不再谈到这个问题，但新出的《鲁迅书信选》，在鲁迅致曹聚仁的信后又有新的注解，据注⑨云：“这里揭露的是周扬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行为。一九三二年底，周扬在其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不久，鲁迅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批判了他们‘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倾向。周扬一伙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上称鲁迅的意见是‘尊贵的指示’，背地里又指使走卒祝秀侠之流，用假名夹杂着真名攻击诬蔑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致曹聚仁的信写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夜，只简单地说：“历来所身手之事，真是一言难尽……”这句话是泛指，不定是专说周扬指使祝秀侠化名反击的事。但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萧军的信上，确实说得非常具体：“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得名，另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鲁迅的一篇严正的批评，引出了如许纠纷，可见他在“左联”虽受“尊重”，与“左联”的真正领导者周扬，关系实在非常恶劣。但如说《汉奸的供状》是瞿秋白所作，我还是不能无疑，第一，鲁迅与瞿秋白的缔交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或更早些，瞿秋白从四中全会被打下来后，真像鲁迅所说，正在“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他隐居在上海南市谢澹如家中，足不出户，鲁迅就是到那里去访问他的。以后交情日密，共同从事文学斗争，鲁迅视之为“生平得一知己足矣”，可见他们相互之间的契合。《汉奸的供状》登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文学月报》上，如果系瞿秋白所作，鲁迅事先事后应该知道，可是他一见这首诗，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式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这首长诗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的《乱弹》，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上均未登载，据笔者记忆，《乱弹》出版前，我曾见过瞿秋白几本用铅笔写的练习薄原稿，其中并无这首长诗。我们知道，瞿秋白的文章，政治性的不必说，从《赤都心史》到《多余的话》，从没有鲁迅所批评的那种恶劣表现，瞿秋白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不像别德内衣那样擅长讲“粗口”，现在我们已无法看到《汉奸的供状》这首长诗，但据鲁迅批评，这首诗的“粗口”是超过《没有功夫唾骂》的。我们可以断定，这首长诗与瞿秋白的文品是不类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的《瞿秋白笔名印谱》，搜集了瞿秋白一生中用过的名字，上自小名阿双，下至被捕时造的名字林祺祥，搜罗甚备，但其中没有“芸生”这个名字。倒是在《瞿秋白文集》第一册中，有二篇文章——《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那是对于鲁迅批评的声援，后者的副题是“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他指出首甲等为反击鲁迅而写的文章非常错误——他们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他认为鲁迅的批评“能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他的论点和鲁迅一样，反对“丢那妈”，以及牵缠着祖宗三代的辱骂，他认为这是由于承受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无能的“气急”。如果这首长诗是瞿秋白自己写的，他会如此批评吗？我们知道，“丢那妈”是广东人的国骂，鲁迅到了广州才知道的，这首长诗应该是属于广东籍的诗人所写，江苏常州籍的瞿秋白在笔头上无论如何写不出“丢那妈”。新出版的几本有关鲁迅的书，特别是《鲁迅书信选》，其中有从未发表过的鲁迅谈到与“左联”发生龃龉的信，这对于三零年代文学以至政治争论的历史真相，具有无比的价值。共产党让文学从属政治，而政治又从属于个人的权力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及评价，历史人物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鲁迅和瞿秋白都是如此。别德内衣有名的诗《没有功夫唾骂》，是一首政治斗争的歪曲的反映，目的只为反对托洛次基。现在苏联出版的列宁全集，对于托洛次基，齐诺维埃夫等当时反对史大林的政治上的牺牲者，已有比较公平的记述，不再加以诬蔑和辱骂了，虽然对于他们为史大林所谋害不置一词。至于别德内衣呢，虽然他的反托表现得到史大林的恩宠，不久却失了欢，史大林对他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在二十年代末，滚到实际上造成了破坏党性，污蔑苏维埃政权，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结果”。这在史大林时代，等于反革命罪行，有可能充军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去做苦功的（见《史大林与苏联文学》第二十页）。八七会议中因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上台的瞿秋白，想不到自己背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罪名，而又从革命家变成“叛徒”，现在谈到当年的文坛故事，也真是“多余的话”了。 |
鲁迅和他的小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和他的小说鲁迅谈到自己的小说，常常引用一句成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对于鲁迅小说的批评，真是多极了，但鲁迅大多不加理会，有时不得不回答几句，目的也不在乎反驳或申辩，不过借此说明当时创作的动机，至于这种创作能造成何种影响，更不是他事前事后所能计及的。只当一九二八年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风起云涌，而且宣布阿Q时代已经死亡时，他才非常有意识地主张他的创作，在当时实在是一种“革命文学”。“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运动，先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鲁迅认为他所作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的陆续出现，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践”的，因为《新青年》初出版时，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开辟了用白话创作的风气，由于“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那时“颇激励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他认为这篇《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所以他自己看重这篇作品。虽然如此，鲁迅自己却深深苦于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了”。但因那时的主将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也“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珍儿的坟上平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鲁迅最出名的小说自然是《阿Q正传》，这小说引起的毁誉也最多。他在北京参加《新青年》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时，“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确乎已有了好几年”，由于孙伏园催促，他在晚上逐渐写了出来，在《晨报》揭载之后，便引起人们猜测，以为鲁迅在揭发他们的阴私，借阿Q骂他们。过了四年，鲁迅在替俄文译本作序时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鲁迅认为中国是“民分十等”的国家，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又因圣人和圣人之徒的教训，更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他说，四年来，百姓只能“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像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阿Q正传》发表之后，有的加以谴责，有的说是病的，有的说是滑稽的，也有以为是讽刺的，以为是冷嘲的，这使鲁迅自己也疑心“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他在一九三零年说到它时，承认“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哀怜为目的”。一九二八年在厦门时，他认为阿Q的时代或者竟还有二三十年之久呢！《新青年》同人风流云散之后，鲁迅还是做小说，他认为“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所注意了”。鲁迅自己也很少谈到它们。《呐喊》、《彷徨》之后，鲁迅不在创作小说，他写了大量战斗性的杂感，我们不在这里论列。此外，尚有可称之为散文诗的《野草》，回忆式的《朝花夕拾》，运用古代题材的《故事新编》都懂得一谈。关于《野草》，他自说“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他“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野草》作于一九二四年至二六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就很含糊了”。例如：“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太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要想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以后我就不能住在北京了。”他又“从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作了《失掉的好地狱》。《野草》虽然颓丧，因为是预言式的，故富于时代的气息。鲁迅一九二七年十月回到上海后，不久就遇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围剿，他在回答他们时，引用《野草》上的字句，“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他说：“这只说说，而革命文学家似乎不敢看见了……”这预言后来自然实现为真正的革命，但革命实在也并不能烧尽一切，旧的阿Q时代还是会回来的。《朝花夕拾》十篇，据鲁迅所说：“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这寓所不是八道湾，而是西三条胡同。他们兄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失和，他于八月二日迁出八道湾，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定居在西三条胡同的。“中三篇是流难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这三篇是《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写于一九二六年五月至六月，那时他正为段祺瑞政府下令通缉。后五篇写于厦门大学的楼上，他虽然对环境很不满意，发发牢骚，但这些牢骚究竟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这十篇回忆的编集，却是在惊心动魄的反革命风暴之后，他给血吓得“目瞪口呆”，只能躲在广州一所叫做白云楼的房子里，做这与世无碍的不急之务。他说，“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下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这在鲁迅的战斗生活中，简直是一片空白。《故事新编》的写作，从开始到编集，历时十三年之久，第一篇《不周山》，写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最后三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据鲁迅所说《不周山》原本编在《呐喊》里的，他当时试想用“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来做小说的，——“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还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先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了。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我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到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灵魂’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鲁迅关于《故事新编》，自己还是不满意的居多，他说这是塞责之作，除《铸剑》外，毛病主要是“流于油滑”。即如其中的一篇《奔月》，就是由于他听说长虹以太阳自比，以月亮比许广平，以黑夜比他而写的。如果不是为了长虹的攻击，他对许广平还不敢坦白的说，“我可以爱”哩。在这以前，他说他虽然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先在知道长虹的攻击不过为了“月儿”，这就使他愤怒，因为过去他一向在闷葫芦中，他说，只要他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他都不管的：鲁迅常常说：他对青年们不还手，为的是究竟自己还受得起践踏。果然，鲁迅一动手还击，长虹一伙全都没入了黑暗之中。但《奔月》发表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这是关于长虹的“小玩笑”。《故事新编》中的《出关》，作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为什么事隔十年之后，鲁迅又忽然想到借古代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呢（而且在同一个月中连续写了三篇）？鲁迅没有透露原因，我们只能作如下揣测，鲁迅自一九三零年加入左联之后，过了不久，就和左联的领导人发生龃龉了，一九三六年，这种龃龉变成为公开的冲突。他在序言中说：“因为自己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言外之意，深可玩味。正是这篇《出关》引起了许多批评，鲁迅写了篇《出关的‘关’》作了总的回答。他说：“这回却想破了向来对于批评都守缄默的老例来说几句话……批评者有从作品来批判作者的权利，作者也有从批评来批评批评的权利……”为什么鲁迅竟一反缄默的老例呢？因为实际上这不是一次文学的批判，而是有关共产党改变政策后的政治的批判。鲁迅并不看重另一种批评，即以为这是“讽刺傅东华”的说法，他阐释了小说如何在现实中取材模特儿，即使是“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猪八戒高老庄招亲，在人类中也未必没有谁和他们精神相像的”，他以为傅东华如果一进小说，就有代表一种人物的资格，他并不轻视这种资格。可是他的模特儿，实在不是傅东华。这种专门从作品去揣摩讽刺的对象为谁的人，像是“后街阿狗的妈妈，她是只知道，也只爱听别人的阴私的”。另有一种批评却是政治性的，当时已流行一种对鲁迅个人的批评，说他“个人主义”，说他“破坏联合战线”，所以同样在左翼阵线的丘韵铎（他本是创造社的一个小伙计），对《出关》提出了如下的批评：“……至于读了之后，留在脑海里的影子，就只是一个全身心都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的身影。我真切的感觉着读者是会坠入孤独和悲哀去，跟着我们的作者。要是这样，那么，这篇小说的意义，就要无形的削弱了，我相信，鲁迅先生以及像鲁迅先生一样的作家们的本意是不在这里的。……”鲁迅回答这位批评者，既然知道他的“本意并不在这里，但是没有说出在那里，也许看不出在那里”。实在他的本意是非常简单：“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章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不信为一定的事实。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子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要无所不为，就只好一无所为，因为一有所为，就有了界限，不能算是‘无不为’了。我同意于关尹子的嘲笑：他是连老婆也娶不成的。于是加以漫画化，送他出了关……”说来如此简单的一个故事，在政治上抱有成见的人看来，在坚持宗派主义的人看来，不仅觉得他（老子和鲁迅）是一个“全身心浸淫着孤独感的老人”，而且加以忠告，希望“他们是一定会继续地运用他们的心力和笔力，倾注到更有利于社会变革方面，使凡有利的力量都集中起来，加强起来，同时使凡是可能有利的力量都转为有利的力量，以联结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力量。”鲁迅说得好：“一为而‘成一个巨大的力量’，仅次于‘无为而无不为’一等，我‘们’是没有这种玄妙的本领的，然而我‘们’和丘先生不同之处却就在这里，我‘们’并不‘堕入孤独和悲哀去’……”所以他疑心丘韵铎和他同一类作家的本意，只是想写了“巨大无比的”抽象的封条，去封闭他无利于老子的具象的作品。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第三国际第七次大会决定用“人民阵线”代替“第三时期”策略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也随之改变了。这种改变并不是中国国内共产党所决定的，它只是由史大林一系所控制的第三国际作出决定后，命令中国共产党去执行。改变开始于在莫斯科发表的“八一宣言”（国际代表陈绍禹（王明）起草，用中国苏维埃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然后指派代表（林育英）去延安传达这种政策，由中国共产党正式加以接受。这政策主要为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鲁迅是反对这种政策的，丘韵铎的批评就是共产党的话，翻成了政治语言，就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瓦窑堡会议中所作的报告：“党内的基本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事后证明，毛泽东对如何实现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王明（实则史大林）大有分歧，但在一九三五——三六年，这种分歧并不明显，鲁迅只是凭他的直觉，反对这样的联合战线。他说：“也要联合国民党，那些先前投敌的分子，是最受欢迎的了。要一下子将压迫忘记得干干净净，是到底做不到的。以为压迫会轻起来，那也是做梦……”（冯雪峰《回忆鲁迅》）所以他借着回答丘韵铎的批评，作了个反批评，他认为联合一切成为巨大无比的力量之后，如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只不过是徒作大言的空谈罢了。这是借文学批评进行的政治斗争，它又表面化而为“两个口号”之争，四个月后，鲁迅对周扬一伙开展了攻击，但我们当在另一篇文章里专谈这个问题。***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主张“为人生的”，他在日本学医不成之后，就相信可以利用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二册《域外小说集》就是这种信念的结果。以后他认为他的《狂人日记》是当时的革命文学，这话也毫不夸大。到一九二八年，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翻译了《文艺政策》之后，他对于“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只能暂时置而不谈，他认为“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一翼的时候”，这问题是不容易解决的（《集外集》单行本一六六页），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必须在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鲁迅相信文艺本身的阶级性，他在和“第三种人”争论，主张……“不问那一阶级的作家，都有一个‘自己’，这‘自己’，就都是他本阶级的一分子，忠实于他自己的艺术人，也就是忠实他本阶级的作者……”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并不因而自命为无产阶级作家，他相信自己是本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携贰分子，有时简直自称为“破落户子弟”，他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致肖军信说：“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得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那么鲁迅是不是“破落户子弟”作家呢？不是，他是阶级的移行者，本阶级的叛徒，因而他是新兴阶级的同路人。但他对于自己所写的创作说：“我并未自己所写的人物感动过。各种情形刺激我，早已经麻木了，时时像一块木头，虽然有时会发火，但我自己并不觉痛。”从这个角度去了解鲁迅和他的创作，就会破除最近许多关于鲁迅的“神话”！一九七四·一·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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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滓的泛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沉滓的泛起”本年（一九七三）七月廿五日《大公报》第一版刊登了两篇文章，无独有偶都和鲁迅生前有关，我们且摘引一下。第一篇是王芸生写的，他回忆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他看见一位翩翩潇洒的老者，和其他一行人进入北京饭店，就是章行严先生。据他说，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他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涵育中，经常在一起学习党的路线政策……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章行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座谈他在写作《柳文指要》一书，王芸生在座，因此结了文学因缘，他认为这部近百万言的巨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版，实在是一件盛世。他说“行严先生曾深自谦抑地说：‘吾之此一臃肿庞大之陈旧述作，分明一无价值。’却自设一题‘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就与当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盛治相联系了。此文列举柳有八长，说‘子厚即以当日养之有素之思想尺度，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虑。’从而断言：‘子厚生在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亦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疑者。’就是说，柳宗元如生在今天，以他的学行修养，也必然热爱伟大的毛主席，热爱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其一分力量。行严先生以此诩许柳子厚，也正是他的‘自道’。……”王芸生说得好，章行严拉着柳子厚的皮盖着自己，只有一个目的，让“社会决不觉多此一人”而已。至于说他临死前还在“怀念台湾的故旧，关心祖国的统一”，那是“官话”。“祖国的统一”寄托在与章行严同时代行将就木的那些“故旧”身上，不寄托在台湾被压迫的工农无产阶级的自求解放身上，这就说明了成立政权二十四年的“祖国”的实际蜕变的政治状态：对外“和平共存”，对内“和平演变”。说到“故旧”，我们就得引用第二篇文章：《访奉化溪口有感》，作者毛翼虎，前国民党立法委员，当今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宁波市委员会副秘书长，这样的官衔，当然比不上章士钊的显赫。但他所怀的故旧中，有一个和鲁迅很有关系，而且在鲁迅的斗争历史上，其作用不下于章士钊的，那就是一九三零年前后居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党务指导委员的许绍棣。文章说：“最近看到旧同事许绍棣‘集唐’感时诗云：‘几多人物在他乡，枕绕泉声客梦凉，白首思归归不得，海天东望夕茫茫。’许兄长期漂泊异乡，‘白首思归’之情是可以想而知的。但所谓‘归不得’的想法，又未免太消极悲观了。祖国的大门对一切爱国者始终是敞开的。”这是公开的“招降纳叛”吗？不，这是“和平解放台湾”的国策，欢迎一切国民党人来归，如果你以前残杀革命者越多，便越欢迎，因为这就表示你两方面的业绩更重要，李济琛在四一五，章士钊在三一八，都是卓著的人物，一旦识时务，生得崇敬不必说，死了还可以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里呢。为此，我们得从旧籍中搜罗些许绍棣的业绩，以便为他有朝一日归来后替他作起居注者的参考。鲁迅谈到《语丝》“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这个人，就是许绍棣。接着是《萌芽》在浙江被扣留。一九三零年二月，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堕落文人鲁迅”，主其事者也是许绍棣。鲁迅以后的“隋洛文”笔名，出典就在这里。加入“自由大同盟”的有郁达夫，那时他正深恋王映霞，而上海的白色恐怖也日益加甚，郁达夫退缩了，他想和王映霞隐居到杭州去，鲁迅写了一首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达夫不听，卒在杭州建了“风雨茅庐”和王映霞同住。可是过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在乱离中王映霞移情别恋，郁达夫痛哭流涕写了“毁家诗纪”，这次弄得郁达夫家破人亡的，也是这位浙江省党部委员老爷许绍棣。后来郁达夫在星洲作“回忆鲁迅”一文时，就后悔不听鲁迅的忠告。鲁迅曾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日写过一篇《沉滓的泛起》，说：“在这国难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但因为泛起来的是沉滓，沉滓又究竟不过是沉滓，所以因此一泛，他们的本相倒越加分明，而最后的运命，也还是仍旧沉下去。”但鲁迅没有更深一层地讨论这个臭池塘，沉滓是寄存在臭池塘里的，如果沉滓堆积得太多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否有变成臭池塘的危险？专爱用棍子搅起沉滓的人们，应该好好地想一想！ |
鲁迅与托洛次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与托洛次基鲁迅晚年所写的二封信，影响非常大，一封是致托派的，他应用一生所痛恶的“卢布”说，诬托派是“卢布”党，另一封是给徐懋庸的，指斥他们动辄诬人为“汉奸”，为“托派”之不当。这二封信至今仍广泛为当权的共产党所利用，但从没有人劳神去说明二封信之间的矛盾。我曾用当时的政治背景说过鲁迅致托派信的事实经过，迄未有人给以任何驳复，我现在要谈鲁迅在一九三零年之前直接所受托洛茨基文学观点的影响，这又是一般谈鲁迅的人所讳言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立刻波及到全世界，中国共产党跟着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国民党也于一九二四年一月改组；鲁迅参加编辑的《新青年》向左右分裂，可是他既不跟着陈独秀李大钊向“左”，也不跟着胡适之向“右”，他站在中间阵地，先加入“语丝社”，随后又和几个青年人发起“未名社”，印行《莽原》和《未名丛书》，没有什么政治思想，也不标榜什么主义，但由于出身关系，对旧社会的了解非常深刻透彻，所以他自以为只是和“黑暗”斗争，他并不想像未来是否是个光明世界。在一九二五年至二六年期间，他和“正人君子”及章士钊面对面的斗争，真不愧是个虎虎有生气的斗士，可是这种向漫天黑暗的个人斗争，终竟使他疲倦而旁皇了，他从火热的北京走出，投向了荒凉的厦门。他的立场虽属于中间阵营，思想上仍不免受十月革命的侵袭，当“创造社”在提行浪漫主义时，他已在“未名社”介绍了《苏俄文艺论战》（一九二五年），介绍了《十二个》（一九二六年），介绍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一九二八年）。《文学与革命》的译本虽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但他受这本巨著的影响，则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往东亚公司买《革命ト文学》一本（按：应为《文学ト革命》）。”《十二个》出版时，鲁迅从《文学与革命》中译出第三章“亚历山大·布洛克”，当作附录，而且介绍托洛茨基说：“中国人的心目中，大概还以为托洛茨基是一个喑呜叱咤的革命家与武人，但看他这篇，便知他也是一个深解文艺的批评者……”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纪念文中，又说到托洛茨基。他说：“托洛茨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题，也不是革命的艺术。”这当然是《文学与革命》中的意见。《文学与革命》是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的，从一九二六年起，鲁迅在与李霁野的通信中就已不断地谈到这本书的翻译，我们从他的信里知道，此外傅东华也译过这本书，登在《中央副刊》上。“未名社”出版这书时，他已经在广州目击过残酷的历史大事变，不料初回上海，却给革命文学家骂作“有闲阶级”，痛加围剿了。鲁迅是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到广州的，担任中山大学的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真实的在职期间甚短，到八月二十九日他向大学“辞一切职务”，十月三日就已回到上海。前后八个多月，他曾在广州和香港演讲多次，但保留的讲辞只有五篇，三篇在清党之前，二篇在清党之后，清党之前的三篇，二篇在香港演讲，即《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另一篇则在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说》，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在黄埔军校讲的《革命时代的文学》，主要论据都是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这本书上借来的。《鲁迅日记》：“四月八日，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演讲，夜归。”（应修人早年是湖畔诗社的诗人之一，后来成了共产党员，他牺牲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那时从苏联回来上海不久，立三路线正得势，他担任经济方面的任务，据他的好友谢澹如对我说，这任务主要是变卖苏区“打土豪”得来的金银珠宝。可是当时的白色恐怖委实厉害，他时时为这样一个问题烦恼，即如果被捕该怎么办？他是和丁玲潘梓年等人同一天被捕的，结果完全不同，丁玲后来证明“政府在养她”，潘梓年徒刑十年以上，在南京军人监狱服刑，抗日战争发生前出狱，应修人则挑选了自杀一途，他从很高的旅馆窗口跳下来，肝脑涂地。）四月八日距离十五日只有八天，李济琛继蒋介石之后动手杀人了。鲁迅回到上海后，鉴于当时和他论争的人，攻击往往“未中腠理”，所以他译了《文艺政策》，陆续发表在《奔流》上，这是苏联文学论争的结集，有各派不同的意见，主要的脉络，也可说是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派与托洛茨基一派的对立，所以鲁迅在“编校后记”中说：“托洛茨基是博学的，又以雄辩著名，所以，他的演说恰如狂涛，声势浩大，喷沫四飞。但那结束的预想，其实是太过于理想底的——据我个人的意见。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这问题看去虽然简单，但倘以文艺为政治斗争的一翼的时候，是很不容易解决的。”这个不易解决的问题，以后不断爆发为中国文学上的争论。在当时，则鲁迅时时引用托洛茨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张目，如：“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利害关系的文章，当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却还是对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又如：“来信的‘吃饭睡觉’的比喻，虽然不过是讲笑话，但托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亡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又不带阶级性的分子，那方法其实差不多的。……”（《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对于当时苏联内部为了中国革命引起的托史之争，自然不会清楚知道，但对于失败了的托洛茨基则还没有势力之见，关于他在没落两字上加了引号可知。大约在一九二八年末，有几个留苏学生回到上海，他们都是托洛茨基派，我认识其中一个，当时革命失败，共产党内完全受盲动情绪支配，一经托派分子把当时托史的争论介绍过来，对于苦闷无出路的革命者，恍如在黑暗中睁开了眼睛，我参加过这种讨论，记得冯雪峰也参加过一次，我和雪峰的认识是由谢澹如介绍的，他们都是湖畔诗社的诗人；雪峰已和鲁迅来往，鲁迅当时正在译苏联的文艺理论，虽从日文重译，但遇有难解之处，则用俄文参考，雪峰常常衔鲁迅之命，把某一段文章请我找留俄回来的托派代译，每条不过几十字或几百字，但鲁迅一定给与稿酬一元或二元，当时翻译一千字的稿费不过一、二元，所以说来无人相信，鲁迅和托派并不是毫无渊源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演讲，题目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有云：“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所以巨大革命以前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政治先行，文学后变”，鲁迅说得多么好，多么简单明了。但如果你读过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那么便知道鲁迅不过在阐述托洛次基的基本观点罢了。可是到了一九三零年，以鲁迅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为界限，他从此不再提及托洛次基和他对于文学的观点，因为三零年代起，史大林已是全能的神，苏联的历史得从头写过了，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他却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之一，也是受到某种符咒禁制的。但是有一件事，我还是认为鲁迅用间接的批评，反对对于托洛次基的无耻诬蔑。在《文学与革命》一书中，托洛次基特别推崇革命诗人别德纳衣，可是在反托狂潮中，别德纳衣写了首长诗《没有功夫唾骂》，登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十四日苏联出版的《真理实报》，从托洛次基的祖宗三代骂起，全篇都是用最下流的“粗口”组成的。托派在中国既已生根，成长，发展了，给王明打下了台，在悔过书上自称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的瞿秋白，便以反托工作自效，他把这首长诗译了出来，登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周扬主编的《文学月刊》上，接着有人模仿别德纳衣的笔调，也是祖宗三代的骂胡秋原了，鲁迅立刻写了篇《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批评这种下劣的文风。其中所说，都可以移用作者对别德纳衣的批评的，如果你还保存得有《瞿秋白文集》，大可以覆按一下。至于瞿秋白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判定为叛徒，连尸首都从八宝山烈士公墓移走了。到鲁迅晚年，在O.V笔录的致托派信中，他用讽刺的笔调，对托洛次基本人加以挖苦和诬蔑，有云：“……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的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连送一斤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不同，这却因了现在苏联的成功。……”鲁迅是懂得读历史的，这种成王败寇，出主入奴之见，我相信决不是鲁迅固有的衡人衡事的标准，但他宁愿做个“势利小人”，不仅诬蔑中国托派为汉奸，而且诬蔑托洛次基本人不得不用“敌人金钱”，他和周扬还能有什么分别？难道为了托派这个共同敌人，必须唱一样的调子么？这调子在鲁迅一生骨梗的斗争史上，在他和周扬的最后决裂上，又何其不协调？鲁迅在反托论调，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即他在不利的情势下，必须与敌手竞争对于所属政治派别的忠贞，于是就违反自己的意志，连平日最最痛恶的“卢布说”都用上了，他之堕入这种恶劣的政治派系斗争，和他的思想弱点也有联系，即他虽然信从了阶级论，思想上始终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九二五年说过“……主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与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任何手段……”这是主观唯心论，但可以说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尚未服膺科学的唯物论，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他已受过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洗礼，但他在答杨邨人的公开信上仍是说：“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以为是不错的……”基于此，他自然成为势力之徒，即成为成王败寇论者了，其实，“为目的不择手段”，这只不过是马嘉唯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后者是主张目的与手段互相依存的，用正当的手段，才能达到正当的目的。鲁迅写致托派的信时，正在病中，连写简单的日记都不能了，但不论O.V（雪峰）能给他多少影响，这封信总是鲁迅本人认可的；到他病愈后能亲自回答徐懋庸时，他仍变为虎虎有生气的斗士，到他拒绝加入文艺家协会，就有“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了，而一摆脱派系的拘束，他就公然反对共产党“不念旧恶”的联合战线政策了。 |
冯道·章士钊·鲁迅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冯道·章士钊·鲁迅为了章士钊，引出了正反两种议论，正面的议论，讥他为冯道，反面的议论，说他不是冯道，据论证：“欲求冯道，必于‘反共’之门”，爱国的，拥护革命的章士钊，不可能是冯道。时代变了，历史条件不同，人物评价的标准当然也不同了，我们不可能从变乱动荡的五代历史背景所产生的冯道，比喻二十世纪的章士钊。史上有毁冯道的，固然说他历事“五姓八朝”为寡廉鲜耻，奴颜婢膝，但当时也有誉冯道是孔子复生的，孔子不是圣之时者吗？在短短的五十三年中，如果个个人能“大节不亏”，那真是“盛世”了！我们对历史人物，应该了解他的时代，不在表示个人爱憎。以章士钊比冯道，未免看重了章士钊，他虽短短地贵为总长，其实他的大半生不过做做“食客”。在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名下做“食客”，和在“现代孟尝君”杜月笙名下做“食客”，实质上并无什么分别，他那有冯道那样的“位高而势尊”。章士钊是以柳子厚自况的，这却无人说过。这种自况，我也以为拟于不伦。他自己设问：“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他举出“八长”以证明柳子厚“假如亲见一九四九年之政权，必当无凿枘不相容之处”，因为他是“为民打算”的，这样的一个“子厚生于今日，定在士者行列，以己力协助隆平，进退惟遇，毫无缺望，社会决不觉多此一人，致生龃龉，理有固然，无可疑者。”这样的一个柳子厚，不正是章士钊的化身？他怕的是诚恐社会觉得多此一人，致生龃龉而已。我的话不是没有根据的。章士钊认为“倘中唐绝无柳子厚，而此时欲得一士，作为承先启后，并裨辅毛主席著作之天然准则，势将通涉历史，旁皇无可措手足……”好了，幸而有个柳子厚，幸而有个深通“柳文”的章士钊，为这“文化革命”得大时代“指要”，只此一点，已足证我的说法不诬了。有人引郭沫若的悼词，说他“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我也深不以为然，这方面，章士钊并无贡献可言。如果有人认为“印九经，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于不坠，继承中华文化的一伙”是冯道之流，难道章士钊竟在和冯道们谈统一大业吗？招降纳叛，国共双方本来都有一手，但如果必须招冯道之流来完成统一大业，那不是诬蔑毛主席为五代的耶律德光吗？这算什么话？章士钊和杜月笙关系之密切，二十余年前他来香港“招降”的故事，都是彰彰在人耳目的，这种事当然不会写入有关他的任何“行述”，但写《杜月笙传》的人并不讳言这一点。幸而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证明了革命的公道，章士钊的“招降”不过是徒劳。“这一场斗争旷日持久，经年累月，认真说来，它应该从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算起，一直算到民国卅九年，共产党占领上海一年后，露出狰狞面目，全面搜捕反共分子，其中多的是黄杜张一系列人物，逮捕人数据中共报道即达三万余人，市郊刑场，血迹不干，共产党终于血债血偿了。”（《杜月笙传》第二卷第九六页）我不禁要问，章士钊是否有光荣参加过这个业绩，反共时期和镇压反革命时期的两种业绩？固然，又有人会辩护说：人是会变的，“在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终于他变成为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钊。”这种人物太多了，李济琛、杨虎、杜聿明、李宗仁……从第一流的到第×流的，长长一大串，他们“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生则在北京颐养天年，死了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他们如果今天还在台湾，按照某种说法，应该都是冯道，要是今日台湾的冯道，能共同来完成统一大业，那就一变而为“章士钊”！又有人引用鲁迅评价刘半农章太炎的文章做标准，认为如果鲁迅还活着，“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原则，一本其政制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也许是见仁见智，我觉得说到鲁迅的“政治标准”，首先得了解他的革命观点，早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之前，他已有了这个观点，他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这是一般的说法，他还有更具体的话：“只要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这句话应验在一九四九年之后，那时青天白日旗完蛋了。孤桐先生就是章士钊，他不是“来革命”的，革命已由共产党领导工农完成了（经过千百万人的牺牲才完成的），他是来“拥护革命”，享受革命的。可惜鲁迅死得早，没见到革命的完成，他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从事革命（当然限于文学方面）工作，并不期望有一天会享受革命，他早说过如下的话：“……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革命成功了，革命文学家吃不到牛油面包，这不是由于无产阶级对待革命文学家的无情，而是正如他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上所说，“世间哪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于是他们统通给清算掉了！吃牛油面包的，甚至吃鱼翅席的，另有其人，章士钊之类便是，他们懂得“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鲁迅对革命也实在悲观，他说：“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说鲁迅如果活着，会用评价刘半农章太炎的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人，既不懂得革命，也不懂得鲁迅，更不懂得章士钊的。附：论冯道葵堂（一）上一个月，有几个人好像得了什么指使，竟不约而同的骂起冯道来。最巧的是在七月七日那一天，竟有两家报纸都把冯道抬出来痛骂一番。站在中国人民立场，冯道是应该骂的。尤其是当时对入侵中国的辽国主耶律德光，他摆出了奴颜婢膝、苟且贪生的一副谄媚恭顺的奴才相，更令人痛恨。他的对外恭顺柔媚，竟给异族侵略者耶律德光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因而特别信任他，特别赏识他的奴才的温顺。耶律德光入汴，责刘继勋为后晋出帝谋绝两国之好，刘继勋胆小怕死，委罪于冯道，说冯道是宰相，是他为出帝谋议，遂致“南北失欢”。可是耶律德光对冯道的奴才德行早有好感，因说：“此老子不是好闹人，无相牵引！”像这样的媚事外族的冯道，甚至今天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三民主义”也好，“反共”也好，只要投靠外国势力，谄事异族而有冯道之行的，都当鸣鼓而讨之！我们不妨抄下一段“和尚骂贼秃”的妙文，以供大家欣赏：“契丹灭晋，冯道朝见辽主耶律德光于京师，德光责他事变无能，冯道不能对。又问何以来朝，冯道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德光讥之，问：‘你是何等老子？’德光喜其恭顺，以之为太傅。只看这一个故事，便活现出一个无耻糊涂腐臭的家伙，只要有官做，便什么都没有问题了，耶律德光正需要这样的走狗，也便把他当狗来豢养。”读报纸的人都记得：有一个姓任的曾一如事实真相而毫不掩饰地指出蒋集团是美国人的最忠顺的看门狗。就此说来，试把上边所抄的一段文章，把冯道换上另一个名字，把耶律德光换上“美帝国主义”，那该多么合于而是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此地无银三百两，对门张二不曾偷”，痛骂冯道的那几个人，首先请你们照照镜子！看看今天，在中国神圣的领土——台湾省——上，究竟还有谁依然做着走狗，被人“当狗来豢养”？（二）过去历史上，评议冯道、认为最不能加以恕免的大罪是说冯道的历事“五朝八姓”，对他所事的国主“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因而讥之为无廉无耻。例如：薛居正“五代史”论冯道说：“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这里有褒美，认为他“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也有贬斥，斥之为有如一女嫁六夫，不够贞节。“通鉴”（二九一）引欧阳修“新五代史”的论冯道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大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的评论也说：“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责？大节已亏故也。”以上都是过去封建专制社会时代地主阶级史论家的议评。站在进步的、人民的立场来看，我们认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下统治阶级内部的互扬家丑，倒是要拍手称快的。同时在以家为天下的古代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史论家口中的所谓廉耻、大节、忠贞……其实都是谎言一句耳！像严复这样的遗老，由于他略读过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的著作，所以对于过去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有如此的分析：“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人民特奴婢之易主者耳……”（“法意”第五卷第十四章）。人民对冯道的事沙陀李家，或是事石家、刘家、郭家、柴家倒没有兴趣，因为归了包堆这些东西都是残害、剥削、压迫人民的豺狼祸水！做了一家的奴才就高洁过做了两家的奴才吗？不见得，其为奴才者一也！如果从这里分定什么名节的高低，那正是由于笃信“奴才家法”的缘故。就人民的立场说，评者被评者都是一丘之貉，二者只有程度之差而无本质之别。再说封建社会历史上，又岂止一个冯道！多得很。就在和冯道的同时，就有张昭远其人，历仕唐、晋、汉、周，以迄北宋，为“五朝元老”。试问，有谁曾指斥其不当？同时尚有郑韬光。“五代史”本传称：郑韬光“自襁褓迄于悬车，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载，所仕无官谤，无私过。”此外还有很多，无法尽举。这还是五代时的历史，试上溯汉魏以来以迄隋唐，又是怎样情形？“陔余丛考”（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条称：“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歧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不必其以身殉也。”这又是封建阶级内部的互扬家丑，不止五代如此，甚至汉魏以迄隋唐也莫不如此。再往上追溯一下，儒家素以“先儒”称之的叔孙通，据“汉书”（四十三）本传称：叔孙通首为秦博士事秦始皇，又事秦二世；陈涉起义兵起，欲降于薛，不成，又投靠项梁；项梁兵败定陶，叔孙通转而从怀王，怀王徙长沙，又回头事项王；汉王入彭城又转而降汉王。后为汉王刘邦谋立朝仪，派人赴曲阜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来，则斥叔孙通说：“公所事者十主，皆面谀亲贵。”“身事十主”的叔孙通能为刘邦定朝仪，为统治者帮了大忙，极得后世儒家人士的颂美，冯道的事唐、晋、汉、周等四朝十君，也不过向先儒叔孙通看齐而已！薛居正和司马光的以女事夫比作臣的事君，这正是出于儒家孔孟的道德观，所谓“忠”、“贞”、“节”又全是儒家的主张。就历史事实证明，也正是由于儒家孔孟的学说思想尊君上、抑臣下的奴才思想，才产生了历史上如此众多的冯道。冯道者，也正是行孔子之道、孔子之教而已。孔子周游列国，“干七十余君”（“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除了鲁定公外，他还想重作冯妇，再改嫁事人，向七十余君求官作；不过列国之君不想纳这个冯妇而已。孔子不得已才返鲁讲学。其一生所讲的学问一言以蔽之，就是“事君”的学问。“学而优则仕”，这是孔子高门子夏的话。子路也有“不仕无义”之言。孔子弟子学好“事君”的本领，大都做了大官僚、封建贵族统治者的帮凶和帮闲。尊称孔子的所谓“万世师表”者，实际是官僚政客之万世师表而已！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中庸，其行为是，“圣之时者也”，主张“无可无不可”，正因为孔家思想的主张中庸、调和、折中、骑墙，于是在后来的历史上才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冯道！试看“通鉴”所描述的冯道面目：“为人清俭宽宏，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这不是一个行孔子之道、实践孔子之教的纯儒的最好典型吗？薛居正“五代史”对冯道的褒美，称之有“古人之风”、“深得大臣之体”，这不也正是孔子教为官僚政客的最高的目标吗？试细读冯道本传，冯道青年时代“不耻恶衣恶食”，“负米养亲”作孝子之外，“惟以批诵吟读为事”，好一个孔孟儒家学派的好弟子。及至作了官，口不离“仲尼圣人”，所秉笔为文，“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口口声声自称“儒臣”，自以“在孝于家，在忠于国”自许。在推广、弘扬孔孟之道上也极为出力，为同州镇官时，出俸钱修孔子庙；又以诸经纠谬，乃“取西京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通鉴（二九一）还为此大书一笔：“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清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胡三省并于此注曰：“史言圣人之道所以不坠者，以其有方策之传也。”冯道对孔孟儒家的功劳该多么大？像冯道这样的尊孔崇圣、印“九经”，布天下，提倡孔孟之道于不坠，“继承中华文化”，倒是和今天蒋集团是很好的一伙！那少数几个文人骂冯道，却正骂到蒋集团他们自己的头上了！我们认为：冯道这类人物，正是孔孟儒家、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产物。不论今古，凡是崇拜十三经，自以为是负了什么“道统”，大倡保存国粹、继承封建文化之辈，他们身上大有可能附着“冯道型”的鬼，远的有叔孙通，近的有曾国藩、袁世凯、段祺瑞和今日的一小撮人。孔孟儒家思想，也正是培养、制造“冯道”的最好温床！与其痛骂冯道，不如提出彻底的办法：打倒孔孟封建反动文化思想，这才是正本清源之道！“反共”者敢于如此的彻底解决冯道问题吗？再举一个极富于讽刺性的好例，以见尊孔读经的儒生颇多无廉耻的“冯道”，反而是不读诗书，不明史法的人民群众，却能够明黑白，辨是非，其识见、见义必为的胆量往往决非熟读经书的孔孟儒生所能比。就如欧阳修在“新五代史”评论里所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欧阳修的慨叹自是历史的实情。批儒者之服，以学孔孟之道自居的，颇多不免做“冯道”！一为儒者，那就很难陷入“冯道”的污泥潭里而难于拔出脚来！欧阳修也是儒者，因为他生在一姓之主的“太平之世”，暂时作稳了奴才，所以没有出过丑，但在他的裔孙欧阳玄身上却显了原形。“元史”（一八二）“欧阳玄传”称：“其先家庐陵，与文忠公（欧阳）修，同所自出。……母李氏亲授‘孝经’、‘论语’小学诸书”。“弱冠后经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诸儒原委，尤为淹贯”。这些儒家学问，也正是“事君”的资本，只要能“事君”，谁又管他是什么“君”，甚至是哪国之君！于是在蒙古朝照样赴考（仁宗延佑十二年中进士），照样作官。“元史”本传称：欧阳玄“历官四十余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即国子博士——引者），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屡主文衡，两知贡举”。泰定四年（一三二七）丁卯八月十二日，欧阳玄这个国子博士，有授业生两人分别于左右榜进士第一名及第，你看他乐得什么样子，竟作“喜门生中状元”诗以纪其荣。其中两首：“昔被仁皇雨露恩，三朝五度策临轩。小臣报国无他技，馆下新添两状元。”“都人举手贺升平，不羡黄金遗子赢，进士从今成典故，唱名才罢拜先生。”真是肉麻当有趣，使欧阳修裔孙丧失其本心的是什么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孝经”、“论语”这些玩意儿！封建地主阶级史学家暴露其阶级内部的丑，我们是愿意从旁欣赏的，因为革命人民就是要在巩固、发展自己的革命新文化的同时，全力扫荡封建孔孟反动文化，封建史学家的暴露与其互扬臭史，是对人民有利的。实可以仿老子的话改成这样的一句：“圣贤不死”，冯道不止！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树，结什么果。只要依然是尊圣崇古、提倡家天下的封建孔孟奴才思想，力倡拜孔读经，那就一定源源不绝地造出大批的冯道！有人于爱国拥护革命的章士钊老先生来港医病之时，妄以冯道作比附，足见其毫无历史知识，幼稚无知的可笑，可怜！又有人任意诬人“你有资格当冯道”！这简直是无赖！在今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线而言，确可仿“孝经纬”的话说：欲求“冯道”，必于“反共”之门！眼前暂未解放的台湾省正是“冯道”的大本营、无廉无耻的官僚政客的培养所！而在某些报纸上恬不知羞耻地骂冯道的少数几个人，照照镜子吧，看看自己是不是披着孔孟皮而实为冯道骨的奴才！至于革命的新中国，正努力彻底、干净地消灭产生“冯道”地封建文化与封建社会思想根源。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附：鲁迅评价人物两例葵堂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在文艺创作和文学思想理论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更在评事论人，褒贬善恶，臧否人物这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足以学习取法的正确原则。鲁迅一向主张“党同伐异”，在评事论人的褒贬善恶、评价人物上要有分明的是非，热烈的爱憎，要有政治标准，要旗帜鲜明。在鲁迅文集里，有两篇评价人物的精彩文章，一是“忆刘半农君”（“且介亭杂文集”）；一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从这两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鲁迅取人论人的正确原则和标准。一九三四年的夏天，刘半农到西北和内蒙进行考古和方言调查，不幸染上回归热症，医治无效，病死于七月十四日。这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半农的一生作了极不公正的论评，有人批评他“浅”；有人特别拿了刘半农的生活上的趣事，打诨取笑，奚落刘半农；更有些陷沙鬼对刘半农进行诬蔑，要把刘半农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先生却独排众议，以正确的革命历史观点，站在革命人民的立场上对刘半农的一生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首先就革命历史，肯定了刘半农早期在“新青年”撰文时代，在当时的新文化革命运动中的功绩。肯定了刘半农“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又赞扬他是“好伙伴”，在对敌人进行战斗之际，是可信赖的好战友。其次也批评了刘半农的“浅”。但是鲁迅的批评又不同于一般的含混的批评。鲁迅又以分析的方法，客观的立场，得出刘半农的“浅”的可爱处。他说：“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不如浅一点的好。”于是，鲁迅就运用了正确的历史观点，把刘半农的一生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十年前“新青年”时代的作为文化革命运动中的一员猛将的刘半农；一是十年后躲进研究室、成为专家教授而渐据要津、脱离时代，不问政治，“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的刘半农。因而作出这样的评价：“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吧，却于中国更为有益。”鲁迅又运用了同样的观点和立场对章太炎作了极为公正的评价。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病逝苏州。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各地官绅、以及章氏门人纷纷为章太炎开追悼会，编印遗著，颇为热闹了一阵，事后也就终归寂然，无人再提。至于纪念、追悼章太炎的，无不众口一词地推尊之为“纯古文学家”，“清代朴学押阵大师”，又是什么“余杭之学，可谓汇合浙西经学浙东史学二大派而自成新派者”（邵祖平“治学刍言”）云云，对章太炎一生的真精神、真价值从无人道及。鲁迅特为作“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对章太炎一生作出了最精当而正确的评价。鲁迅首先肯定章太炎一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又肯定章太炎主持“民报”时代的革命战斗文章，以为这“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纪念章太炎的最好办法，是校印、流布章太炎的这些战斗文章，这才使章太炎和后生相印而永久活在战斗者的心中。鲁迅也批评了章太炎入民国以后的“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的一段历史时期，但也认为这只不过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而颂美章太炎的早年革命历史，并予以高度的评价说：“考其升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像这样抉发了章太炎真精神，评定了章太炎一生事业的真价值的大文章，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并世并无第二篇！综观以上两篇文章，可以得出鲁迅评价人物的这样的一些原则和标准：一、鲁迅论人以政治为首要标准，以革命利益、人民利益为依归，在革命历史阶段中，凡拥护革命、提倡进步事物的，都予以称许，予以肯定。二、鲁迅评价人物决不沾有主观主义色彩，绝不片面，决不一成不变的看人论人。就如分析刘半农的历史为十年前、十年后两个时期；论章太炎又把他区分为民国前、民国后两个时代的言行而下评定。三、鲁迅评价人物全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站在人民民主革命的立场，定是非，别善恶，对善有热烈的爱，对恶有热烈的憎，决不模棱两可，决不吞吞吐吐，含含混混。此外，鲁迅对人，即或对待正面相对的敌人、也从不采取横暴手段，把敌人一棍子打死。例如鲁迅在“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特别揭出这样革命者对待革命敌人的态度：“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南腔北调集”）这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毛主席在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曾定下判断人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的六大标准，那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和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些标准全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所作出的论人，评是非的政治标准。写到此处，我们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假使鲁迅今天还在，假使他看到了当年和他敌对并站在和他相对抗的战线上的章士钊转变而成为拥护革命，并对中国人民的团结作出贡献，他又该是怎样评价章士钊呢？那毫无疑问地，鲁迅必定也是一本其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地原则，一本其政治标准去评价章士钊的！章士钊的一生确实走了许多曲折的弯路。他早年参加同盟会，拥护中山先生，赞成革命；可是后来正如鲁迅所评论的某些人一样：“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致章川岛的书简），这便是一九二五年前后的章士钊。但是章士钊并没有老死于黑暗中，他中年迷途，老闻真理，他有这种幸福活到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时代，终于他成为拥护革命、热爱毛主席的新的章士钊。试看逝世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他所作的盖棺论定，称之为“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郭沫若在追悼会上所作悼词），这就是今日的章士钊不同于昔日的章士钊的具体表现。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有这样的话：“要注意‘变’为世界基本的现象，不变只是变的一个抽象的特殊情形”。（王浩“谈中国之行”）世界在变，一切的事物在变，人也在变！章士钊就是从变中变过来的随时代而前进的爱国人士。“变”的道理说来似乎新鲜，其实也不新鲜，因为人类的社会历史就是遵循“变”的常规不停地向前发展的。例如在封建社会历史，有名的爱国民族英雄文天祥，他在四十岁之前是一个“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宋史”本传）的人，可是四十岁后，当德佑初年，江上报急，恭帝诏天下勤王，文天祥奉诏，尽以家财为军费，最后计穷被俘不屈而死。假若以四十岁前德文天祥作为文天祥的一生来评价，这样的人若不是昏虫也必定是神智不清的呆鸟。又如明末的李定国，他本是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的养子，在明朝统治者眼中，他是“叛贼”、是“流寇”，但是到了明朝末年，永历帝展转黔贵西南大后方，李定国却成了独支明朝暂时不亡的唯一支柱，保卫明朝社稷的忠臣。最后竟和明朝的命运相终结！假若以崇祯时代的李定国来论定永历时代的李定国，那么这样的人也难免昏虫之讥的！早些时候，章士钊来港探亲，有人说：“你歌颂五四的领导者鲁迅，但你歌颂五四的‘反动者’章士钊……”。最近又有什么“鲁迅笔下的章士钊，却是一个杀学生的军阀走狗，无耻政客……然则是鲁迅对呢？抑或鲁迅不对？……这到底是怎样解释呢？”像这样的，把历史人物都看成一成不变的僵石，看文天祥，只知道有一个“声伎满前”的享乐者，看李定国，只知道是张献忠起义军反明的余部……那又有什么办法！也惟有一任其充昏虫、做呆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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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毛泽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和毛泽东以“野百合花”出名的王实味，他是北大学生，胡风的同班同学。他与鲁迅的关系不如后来胡风与雪峰等人之深，但和鲁迅的交往则早于他们。他是共产党员，后来又成为托派，和写信给鲁迅的托派陈其昌交谊甚厚，陈其昌在同志中被亲昵的称为“大哥”，对这个小弟弟是尽情招拂的。王实味性情耿介，不通世故。在上海时期（一九三零年前后）生活穷困潦倒，后来得徐志摩介绍，替中华书局译了几部长篇文学名著。三零年代的文学青年，大多受鲁迅精神的感召和影响的，所谓鲁迅精神：反抗黑暗、蔑视权威、批评传统、同情弱小。后来因时代的推移，鲁迅精神的思想基础移行到马克思主义，所以它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合流了。而坚实的年青一代，他们思想上的改变早于鲁迅的，又勇于实践，他们加入了共产党，甚至变为托派，鲁迅则至死仍不过是一个“同路人”。鲁迅死得早，正当他的左倾作用发挥到顶点的时候，他死了，他死之前，对于以周扬为代表的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表示了厌恶，这厌恶对共产党可能发生负的作用，但因有助于党内以后的政治斗争，所以鲁迅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前进的完整的文化战士。毛泽东在一九四零年，便是这样称颂鲁迅的：“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也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说得很正确，但到了一九四一年，即相隔二年，当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被围剿时，毛泽东对鲁迅的看法不同了。“野百合花”本身实在不足以构成这样的大事件，但因为王实味代表了一种倾向，所以才造成中共治下的第一次文字大狱，这种倾向就是鲁迅精神。后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也不提王实味，而直接攻击鲁迅精神。为什么被毛泽东称颂的“硬骨头”，和毛泽东所代表的共产党竟发生了矛盾呢？这得从毛泽东当时已取得一尊地位来说明，这种一尊地位需要造成以神话领袖为象征得官僚集权制度，而鲁迅精神却以反权威、反压制、重批评、倡民主为内容，两者之间是决不相容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首当其冲，就不得不被全力加以扑灭了。毛泽东在谈话中反对人性论，人类爱，反对文艺作品写光明与黑暗并重，反对暴露；他认为在延安，杂文时代已经过去，鲁迅笔法已不需要，刻画无产阶级“黑暗”的作品必定渺小，应该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不然，便是“对人民事业并无热情，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这种人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必须加以消灭的。谈话发表之后，中共的文艺政策有了确定的路向，主持这个路向的，便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以吓唬别人，定人罪名”的周扬一流人，以后曾经以为鲁迅所保护，多少保持着鲁迅精神的胡风、雪峰、巴人，甚至萧军、丁玲、黄源等人，无一不为王实味之续，在饱受折磨、清算、凌辱之余，在文坛上逐一消失。谈话以后一年，便产生了“东方红”那样民歌体的颂词，表示“天命有归”了。共产党是容不得鲁迅那样的人的，他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又认为一个不落伍的改革者，对于时代环境应该是始终抱者不满的。那么受过鲁迅精神熏陶的人，即使在“黄金世界”中，也一定会成为“叛徒”。他说过：“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数十年来苏联和中国的历史发展，证实了鲁迅这样的预言。但是今天歌颂鲁迅的人，就不会懂得鲁迅精神的所在，而且也不会懂得毛泽东当年阉割鲁迅真精神的所在，毛泽东称赞鲁迅的“硬骨头”，但他的政制必须折断文学家的硬骨头，他不允许独立的批评，不允许在文艺园地里生长出一株野百合花，文艺只能替政治服务，跟着政治的变动，随时改变其内容，文艺追随着政治行情，为某一时期的政策作诠释工作。鲁迅精神虽屡被摧抑，但又时时重生，杂文仍被用作表现批评的工具。批评的矛头所指，往往是思想上的专断，政治上的一尊。纪德说过：“……若是国内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这对统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这个贫乏前面，谁还敢说什么‘文化’呢？没有对抗力量，‘精神’则能不偏向一方发展呢？……消灭反对党派，——这点，幸而无疑，史大林并没有多大成功。”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句：消灭鲁迅精神（它有时超出文艺范围，成为对官僚政制的直接弹劾），幸而毛泽东没有多大成功。折断文学家的脊骨是容易的，当年王实味就是如此，一九四四年五月，有一个记者团访问延安，记者赵超构回来写了《延安一月》，其中有云：“有一天下午，交际处通知我和国民公报记者，请我们到文协晚餐，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瘦长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绍过来，才知道这就是王实味，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说‘野百合花’吧，深恐有伤他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的可怕。有时，竟是声色俱厉的。谈话继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再说者与听者两方面都会感到不舒服。……”从此以后，公私记载方面，再也不见王实味了，也许折断了脊骨之后，他不再在人世（注）了。类乎王实味的事，以后发生了好多次，我们自不必一一叙述。毛泽东的文艺园地，号称百花齐放，其实都不过是“样板戏”吧了，没有一部作品值得真正重视的。注：据《毛泽东思想万岁》所载：他忙于行军期间被保安机关所杀，年份不详。 |
再谈鲁迅在一·二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再谈鲁迅在一·二八要了解鲁迅在一·二八对抗战的态度，必须了解日本侵华当时的政治环境，近日读故友曹聚仁兄的《我与我的世界》，其中有云：“……本来，抗日战争的谣传，从‘九一八’以后，就时起时伏，到了第二年一月中旬，更是飞飞扬扬；但在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已经完全接收了日方所提出的几个条件，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已封闭了，显然不作抵抗的打算了。那时，洪达兄，兼任吴市长的秘书，他的家正住在新木桥头的东边，该属于消息灵通方面，连他们都不搬家，我们更不必惊惶了。那位住在梁家花园的徐名鸿兄，他是十九路军的秘书长，他听了全面屈服的消息，气得上床睡觉去了。……”曹聚仁兄的话，证明了鲁迅仓皇逃离的情景，又证明十九路军的抗日，违反了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本意，我们更从史乘上摘录有关九·一八以及一·二八前后内忧外患，政治变化及民众抗日运动的形势，和鲁迅对这个运动的反应。一九三零年一月一日：讨伐阎、冯，中原大战。一月六日：与日本订立关税协定，日本享受最惠国待遇。二月：鲁迅加入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三月：鲁迅加入“左联”。四月：邮局扣留左翼刊物——《萌芽》。七月：红军进攻长沙。十月：中原大战结束，冯玉祥失败。十一月：开始对红军第一次围剿。十二月：国民党军剿共前敌总指挥张辉瓒被杀，第一次围剿失败。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柔石等五名文学家被捕，鲁迅被牵涉。一月三十一日：南京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二月七日：柔石等被杀（同案三十五人，被杀二十四人，由何孟雄领导，反对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篡夺党的领导，共产党史上称为“右倾调和主义”），鲁迅赋诗悼之：“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化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淄衣。”三月：进行第二次围剿。五月：围剿失败。六月：进行第三次围剿。九月十八日：日军占领沈阳，席卷东北。二十三日：蒋介石对南京市党员大会演说，“此时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同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现在政府既以此案诉之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二十四日：上海学生罢课没，三万五千码头工人反日罢工。二十六日：上海反日大示威。二十八日：京沪学生去京请愿。七千余学生押回上海。十月十日：广州学生反日示威，军警开枪，被杀十余人。二十三日：鲁迅发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十一月七日：瑞金召开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号召“抗日”。十四日：中国与日本为天津事件缔结协定，向日道歉，取缔反日言论，撤防御工事。三十日：蒋介石发表演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十二月十七日：到京请愿学生，在珍珠桥被杀三十余人，伤百余人，国民党谓为“自行失足落水”。二十五日：鲁迅发表《友邦惊诧论》。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鲁迅发表《答中学生问》。一·二八事件发生，十九路军抗敌。三月二日：日军浏河登陆，十九路军撤退（五月调闽剿共）。九日：满洲国成立。六月十八日：鲁迅答台静农信，论抗日运动：“抗得轻浮，杀得切实。”一九三三年一月：开始第四次围剿。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二月：日军进攻热河。十一日：鲁迅发表《论“赴难”和“逃难”》五月：与日军订立“塘沽协定”。六月二日：杨铨被杀。鲁迅临吊，并作诗悼之：“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十月：开始第五次围剿。鲁迅写《九一八》一文，无处发表。十一月：十九路军发生“闽变”。一九三四年二月：国民党提倡“新生活运动”。五月十五日：鲁迅致杨霁云信，有云：“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其实，假使我真做了汉奸，则它们的主子就要来握手，它们还敢开口吗？”十月十三日：史量才被杀。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三日：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六月四日：与日军订立“何梅协定”，华北特殊化。十一月：红军抵达陕北，长征结束。…………我们的“大事记”到此为止。以后国民党“抗战”了，在武汉尚未沦陷前，表面上抗战也似乎有声有色，共产党和国民党“共赴国难”。但据郭沫若说：“当时有人作这样的解释，这是‘共产党在赴国民党之难’”。而且他们自己都认为做了“傀儡的傀儡”。即使到了重庆，蒋介石仍未忘情和谈，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试探与日本讲和。一·二八前后，鲁迅是无法拥护“抗战”的，要抗战，先须打倒国民党；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没有第二条道路。但是“地火在地下运行”，“抗战”毕竟实现了，经过短短几年的“胜利陶醉”之后，国民党又毕竟埋葬了自己（接收，对共军事失败，经济崩溃）。鲁迅之被视为“汉奸”，在当时是必然的，因为对于国民党来说，他是“异端”；以后共产党袭用故技，把“汉奸”的头衔给了托派和陈独秀，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对于共产党说来，托派和陈独秀也是“异端”。诚如鲁迅慨乎言之的，这是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的老法子。但想不到鲁迅死了三十八年之后，还有人骂他是“汉奸”，那就未免出奇了。 |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杂忆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我和李白英、蒋蘅、宋易四个人去旁听，我们不是作家，但在当时的一部分作家的眼中，我们却是“异端”分子，所以我们一露面，本来相熟的冯雪峰，就非常紧张地跑过来，我笑着对他说：“我们只想来旁听，并无别意。”他去商量了以下，准许我们坐在后面。鲁迅演讲之前，有几个人演讲，现在都记不起来。只是潘汉年演讲地姿势，到今天还灵活地现在眼前。他是模仿列宁的，有许多列宁演讲的照片，当天登在杂志上，那是身子向前倾，右手向上直指出去的姿势。潘汉年演说的大意是：“红军正在盛大发展，谁说现在不是革命高潮到来了？”他的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当时莫斯科对于中国革命的史托之争，已因几个俄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回到中国，在党内引起了争论。我们几个人对这种争论正在研究中，但已被视为“异端”。我见到潘汉年，很觉奇怪，大约一年之前吧，我曾和适夷到过他的家。他和叶灵凤这二个创造社的小伙计，正住在霞飞路上一家临街的洋楼，他们的住家有个名称，叫“听车楼”，他们自称“听车楼主”，落地的玻璃长窗，用粉红色的丝绸做幔，两只写字台对角摆着，这听车楼主之一的叶灵凤正在写文章骂鲁迅，用“十二个铜子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至于潘汉年，鲁迅不久之前称之为“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的，忽然变成党的领导人，在公共集会上代表正式的党致“训词”了，怎不叫人惊异？不久，轮到鲁迅上台了，他说的不疾不徐，深沉有力的绍兴官话，说不上三句，当说到“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句话时，满堂一下子爆发了哄堂的笑声，为什么这句说来相当沉痛的话，在别人听来是那样可笑？我去旁听之前，遇到“诗人”徐迟正和我的一个朋友在路旁谈天，朋友问他参不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他颇自信的回答，“当然去参加，难道还会右倾的？”对于这样天然的左倾分子，我很是怀疑，现在听到鲁迅一说，我觉得好像一支利箭射中了那种天然的左倾分子的心，但结果不过引起一场哄笑罢了。以后鲁迅在演讲途中，还多次引起哄笑，现在重新读他的演词，他的真知灼见，确是照见了此后许多左翼作家的前途。尤其是那一位模仿列宁姿势的潘汉年先生，在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是被称为“堕落为反革命分子的”。我长久怀疑，当一九四九年末，他在香港的地下党中，是多么炙手可热，不必说，他是预定的上海市长，而新民主主义正在向所有由上海逃港的资本家招降，我亲见许多资本家钻洞觅缝地要和潘汉年见上一面，见面之后，颇有“相公厚我”的滋味。后来，潘汉年果然真做了上海副市长，但不久，便跌下了台，和饶漱石一同长期关在监狱里了。我无法知道他的罪名，最后还是问了曹聚仁兄才知端的，据说，还在汪精卫时代，他潜伏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曾偷偷去过一次南京，解放后中共查到了真凭实据，他就被捕入狱了，可是始终没有宣布罪名，他的被捕虽和高饶同时，却与高饶无关。鲁迅的演讲一完，冯雪峰便走来要我们退席，说现在要进行决议了，我们自然遵命。记得走出大门时，风日正丽，我们精神上非常愉快。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演说之后，直至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写了《连环图画辩护》一文时，对于这种“哄笑”，才表示了公开的不满，他说：“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小小的经验。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他又说：“然而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枝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子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这真是慨乎言之了！鲁迅说的虽然是另“一个小小的经验”，但我相信他的经验一定是很多的，而那次左翼作家成立大会上的“哄笑”声，在他经过几年“围剿”之后，对他一定有更深的影响，决不会轻轻过去。鲁迅加入“左联”之后的战绩，有他七八本的杂感集在，我们不必细说。只是他逐渐和“左联”对立起来了，不是和“左联”的成员对立，是和“左联”的领导者对立，“左联”的成员一部分死了，一部分如他所说的，变成了右翼分子，连他作诗悼念的丁君（丁玲），后来也证明“政府在养他”，他的落寞可知，但这是后话，我们在另一篇文章中再谈。 |
鲁迅在一•二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在一•二八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这是从上一年九月十八日进攻沈阳，席卷东北所发生的一次测探性的战争，国民党正在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把剿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但出乎日本和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竟不愿做亡国奴，出力抵抗，战事迁延到三月才停止，日本军知道并吞全中国的时机尚早，仍回头先去经营东北和华北了。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和闸北的民众，在战事将起的时候，仓皇逃离，狼狈不堪，租界人满为患，也有无法逃走的，仍在战火下讨生活，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小部分人就是如此，闸北则已十室九空了。鲁迅是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与日本军司令部相近，我想他之不逃，不是不愿逃，也许估计战争暂时不会发生，因为九一八以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不准备抵抗。从鲁迅的《日记》看，他过的日常生活很从容安闲，写信、赠诗、买书、带孩子看病，直至二十八日，他才觉得《附近颇纷扰》，二十九日他才觉得“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了”；三十日下午，他才“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内山书店和他的住处不远，但托庇内山，不是为的避免战祸，因为内山书店和他住处一样不安全，我想理由应该避免日本军的骚扰。在这样的情形中，从二月一日至五日的《日记》失记，是可以想见的，鲁迅也是会和平常人一样，在仓皇逃避中弄得心神不安得，很难说他得失记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但从六日起直至三月十九日他仍记《日记》的，大概因为临时记在身边的小本子上，所以十九的《日记》上说：“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这是一本固定的日记本。二月六日是阴历元旦，他又在“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这才真正脱离了战火。于是他又恢复了日常生活，讨版税、饮酒、卖书、胃痛、看朋友，甚至因为饮醉了酒，居然到四马路青莲阁去饮茶，化了一元“邀一妓略来坐”。如果不为了海婴生疹子，他急急和建人去找旅馆，一定会“席地而卧”直到战事停了才回家为止。他全寓十人在三月十三日移住到“大江南饭店”，至十九日“海婴疹已全退”，上午遂俱回旧寓，逃难生活才告了段落。鲁迅所说的全寓十人，应该带同建人一家。鲁迅以后给朋友写信，说到逃难的有详有略，私人通问和打报告不同，尤其是并不准备在死后搜集了来发表的，发表《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与鲁迅生前写日记写信的本意毫不相干，鲁迅书简未发表的数量之多，一定超过现已印行的几十倍，如果说他在一二八前后的生活行动有不可告人之事，需要在《日记》上或《书简》上作伪，那么只有早就判定他和日本人有默契做“汉奸”，而日本人不论内山或山本实彦，不是间谍就是军国主义走狗的人，才会如此用心在他的《日记》和《书简》上找证据，以证明对他的定谳之不诬。可是这种证据是不能折服人的，因为失记日记并不能构成罪状，对朋友通信有详有略，更难说是隐瞒罪状。作此种想法的人，和自命左倾无微不至捧鲁迅者的所失一样，那都是处于忮心，他们爱给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痛恶的高帽子，这顶高帽子一面写的是“革命家”，一面写的是“汉奸”。但鲁迅对于一二八战事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又如何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政治关系。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清党的他，他自命为本阶级的“携贰分子”。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因为中国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了。共产党虽然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联合抗日，但第三国际的世界政策仍是“第三时期”，在中国则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从瞿秋白盲动主义——立三路线——过渡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时期，这时期要到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才算结束，以后全世界进入“人民阵线”时期，在中国则为“统一战线”时期。鲁迅对一二八的态度，一方面是共产党政治态度的反映，一方面则是他自己对统治阶级一贯的认识，他不相信国民党政府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他对国民党不断残杀爱国青年的反动行为，用文字力予鞭挞，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就是一端，但即使在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之后，他也再三提出警告：“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作自己人的奴隶好。’”鲁迅说了这话以后，不久就逝世了。事后证明，鲁迅的话是符合共产党里面毛泽东一系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他们主张“独立自主”；而代表史大林的王明一系，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鲁迅的认识和当时他所提出的文学口号有关，这口号却和毛泽东与王明后来的分歧无关。他们的分歧，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发生，那时毛泽东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公开与王明对立。文学上的两个口号之争，以后时时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提出来，仿佛鲁迅当年早已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这是神话。冯雪峰传给鲁迅听的瓦窑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只是毛泽东和王明一致奉行的第三国际七次大会决定改变的政策，那时尚未发明“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历史的发展往往受统治者所利用，被加以歪曲的解释，我们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已懂得很清楚了；个人的历史发展亦然，“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对鲁迅和为人的解释，就是阉割了或夸张了鲁迅的。可是，今天忽然有人起来从反面“丑化”鲁迅了，说鲁迅“有不可告人之事”，那也一样是“神话”。 |
杂谈鲁迅和他的日记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杂谈鲁迅和他的日记最近国内外的文坛上，正大谈鲁迅，谈鲁迅有捧有贬，捧的不必说，仿佛他生前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实行者，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之中最忠实于毛泽东的人，忘记了他生前反对周扬正因为周扬是正统的共产党第二次联合国民党政策的执行人之一，鲁迅死后二年，毛泽东正写着《论新阶段》，肯定“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它能够继续抗战，继续进步⋯⋯”可见那时毛泽东与王明之流奉行的都是史大林在生前决定的“联合战线”政策。鲁迅只是根据他对革命的观察与经验，深恶痛绝那些“人面东西”，他们是⋯⋯“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这种帮闲的工作，在劝诱别人“犯而勿校，勿念旧恶”，以此去出卖革命。毛泽东与王明的政策分歧，一个在抗日战争中保持“独立自主”，一个则主张“一切经过联合战线”，毛泽东到六中全会结束时（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才确定地提出这个立场，精神上才算和鲁迅早已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相符合，这口号包括有严格的阶级意识，而“国防文学”口号只是王明的“一切经过联合战线”政策在文学上的应用，它的实质是投降主义。那么鲁迅确有政治上先见之明么？他不可能见得那么远，也无从了解共产党中毛泽东和王明之间有什么不同。他所反对的周扬，以后一直是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刽子手，要到一九六七年他才算倒了台。鲁迅死后，他和周扬的争论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何况，一九四二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精神上是反对鲁迅作风的。今天鲁迅之忽然行运，只是毛泽东利用其争论打击新敌人，和鲁迅全无关系。但相反，有一部分人则从鲁迅的《日记》上，证明鲁迅在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战争时，托庇日人，有不可告人之处，像老吏断狱，深文周纳，甚至以鲁迅后来写的一篇文章《我要骗人》为证，证明鲁迅在《日记》上早已骗了人，这种论据，真是别有用心的。鲁迅的《日记》，本来不是为死后发表而写的，所以他记的都是零星事项，为自己备忘之用，他在《日记》中有时流露出好恶的感情，但绝对不记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都在所写的杂文中，完全与人以共见，我们今天看重他的《日记》，正因为他在《日记》中豪不伪饰，从他的《日记》中更可见他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凡，有时简直和我们一样的庸俗，他在杂文中那种剑拔弩张的斗志不见了，他骂人是狗，在孔庙中陪祭，和孩子上屋顶放爆竹，给母亲买才子佳人的小说，为稿费请律师，帮朋友的儿女找医生，如果把他失记补记的《日记》，认为是他自己或别人有意作伪，那么作此种论证的人，他一定是富有机心的人，我读这种论证时，常常为之悚然的。纪德是非常内省的人，读他的日记正如读他任何一本小说，那种剥茧抽丝一样对思想感情的解剖，使人觉得他具有的一片至诚，引导人去重走他已走过的人生历程，托洛茨基只当他没有机会让他发表文章时，才把他的斗争思想倾泻在日记里。他们的日记生前都亲自发表了，这和鲁迅的《日记》不同，如果鲁迅生前有习惯记零用账目，死后给人发表了，我们也一样欢迎的，因为这可以供后人查考当时的物价和生活程度。《鲁迅日记》并不是自愿发表的，用不着在当时预先作伪，至于说有所不记的事就是他内疚神明的事，那是可笑的“莫须有”，你尽可以说只因为他和日本人做朋友，在日本杂志上做文章，不必说他在《日记》上没有记上许多不可告人的事。 |
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逝世前的一封信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廿五分，在四个月之前，即六月五日的《日记》上，他记有下列文字：“自此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但日记是否以明日始，则近颇懒散，未能定也。六月三十日下午，大热时记。”以后鲁迅仍记日记，自七月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其中七月七日《日记》云：“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这是陈仲山给他的第二次信。第一次是六月三日写的，在日记上无记载，因为鲁迅接到这信一定在六月五日之后，他已因病不能记《日记》了。他的回信写于六月九日，O•V笔录。这封信曾广泛为共产党所利用，发表时用××代陈仲山名字。陈仲山当然不是真实名字，他的真名是陈其昌，河南人，曾是北大教育学系的学生，加入了共产党，积极工作。他那时非常崇拜鲁迅，后来他变为托派，在鲁迅与上海共产党文艺领导人发生龃龉时，他以为鲁迅政治上改变了，对他有了幻想，便写信寄刊物给他，不知他此时已在病中。当时称得上他入室弟子的，便是从瓦窑堡会议后回到上海的冯雪峰。陈其昌和冯雪峰、张光人（胡风）、赵平复（柔石）等人那时期都在北京（按：当时称北平），但陈其昌不认识他们，他们只是从事文学的青年，还不是共产党员，陈其昌是共产党员，可是与文学无缘。冯雪峰代鲁迅笔录的复信，当然有他对鲁迅一定的影响。因为复信中主要的二点：可认为当时共产党反托的公式，都与鲁迅平日为人不符的：（一）他以成败论人，“因为史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鲁迅常从历史反面论断人物，这种势利观点，非他所有；（二）鲁迅深恶“卢布说”的，现在反过来用“卢布说”诬蔑托派，且以之诬托洛茨基本人，这只是共产党人诬蔑托派的末技。后来王明发明了“陈独秀接受日本人每月三百元津贴”之说，引起陈独秀的朋友、学生和许多人的愤慨，发起保陈运动，就是实例。鲁迅平日对于此类谣言，本来排斥不遗余力。鲁迅病中病后是否看了陈仲山寄去的刊物，我们无法知道，除掉这封信外，他在第二天也由O•V笔录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也带上一句托派，他以后自己写的文章中再没有提到陈仲山和托派了。他在八月三日至六日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托派，那是他反对共产党“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之不当的。我们知道，鲁迅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共产党，他临死前最亲密的朋友和战友，是冯雪峰和胡风二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从鲁迅对胡风的批评，知道胡风“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可见他和鲁迅是有若干距离的，不似雪峰那样是鲁迅家中的亲密的常客。鲁迅胡风和雪峰都是共产党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反对派，因此是共产党文艺领导人的眼中钉。他们诬蔑胡风为“内奸”，所以鲁迅为胡风辩护。雪峰则是共产党和鲁迅之间的桥梁，他两方面关系都好，四条汉子攻击胡风为“内奸”，为“托派”，矛头从不曾针对雪峰，他们甚至误认O•V为胡风，可见尽管鲁迅如何诬蔑托派，也不为周扬辈所谅解，因为直接骂胡风，也就间接骂鲁迅，逼得鲁迅病后不得不亲手奋力还击。鲁迅在病中，当时转向了的纪德正在第二次转向，他访问苏联后，公开了他对苏联的观感，他批评史大林的个人崇拜，指出所谓托派只不过是一种批评精神。书一出版，一夜之间，他从“苏联友人”变为“法西斯走狗”。鲁迅很重视纪德（在他书单中，最后买的一本书是纪德的《新粮》）。这件事大大震动了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开动了他们所有全世界的宣传机器，无所不用其极的谩骂纪德。他的书《从苏联归来》，则为人争着译出，上海立刻出了三个译本，鲁迅对此不则一声。据楼适夷后来对我说：鲁迅曾对人表示，如果他到了苏联，眼见纪德所见到的那种情形，他也会和纪德一样说出来的。当时鲁迅在病中，有人劝他到苏联休养，他拒绝了。这是真正的鲁迅，具有纪德同样精神的鲁迅。所以我说O•V笔录的鲁迅致托派的信，违反鲁迅平素为人之道，这只是政治斗争中的一次小手段，利用“造谣诬蔑”的小手段。陈仲山看到了鲁迅的信，大为痛苦，因为他写这信出于个人对鲁迅的敬仰，以为一向硬骨头的鲁迅，一定会为共产党对国民党的第二次投降，脱离共产党影响的。鲁迅和共产党正在发生龃龉，二个口号之争从暗地里引起很大风波，公开出来已是以后的事了，鲁迅也许和胡风一样被骂为“托派”，现在忽然有个真正的托派写信寄刊物给他，很可能他要借机会给反对他的人一个反击，先洗清人家给他的“诬蔑”，就不得不用“诬蔑”的手段来骂托派，以后共产党就利用他的信作为反对托派的工具，可是因为鲁迅发表时附了陈仲山的原信，往后的历史发展，愈益证明陈仲山所说的正确。至于当时代表了王明路线的周扬，以及代表了史大林路线的王明，以后都和鲁迅的门下弟子——胡风、冯雪峰等一样，被斗倒斗臭了。陈仲山给鲁迅的第二封信，没有得到答复，自然也没有发表。托派的领导人陈独秀当时尚在国民党的南京狱中，他知道了这事大发雷霆，他认为鲁迅之对于共产党，无异于吴稚晖之对于国民党，我记得他在信上甚至用了“红色老狗”字样。陈独秀的话也许有感情用事的成分，我总觉得鲁迅对于当时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投降政策，是反对甚力的，他不从政治上或理论上反对，而从他一生的经验上反对，在《女吊》的结尾，他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没有被包袱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所谓人面东西，鲁迅指的不可能是国民党蒋介石，他们没有用这种格言去招降，而是史大林所操纵的中国共产党，正从“左倾机会主义”退向“联合战线”，企图对国民党进行第二次阶级合作，采用“犯而勿校，勿念旧恶”的格言去说服国民党压迫下的革命者的。鲁迅沉痛地写出这几句话时，是否想到这点，或者无意中同意了托派陈仲山的话呢，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确知他是至死反对国民党的，他在遗嘱中说：他“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陈仲山（其昌）于一九四二年因抗日工作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所捕。据后来一个不知名的同时被囚的人对他太太讲述，仲山被捕后受刑惨酷，一星期伏在木板床上不能动弹，有一天拉出后就再没有回来。对于共产党借鲁迅之笔诬蔑托派的话，陈仲山以生命给予了最好的答复。 |
鲁迅诗的曲解（三）——“自题小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诗的曲解（三）——“自题小像”——鲁迅的旧诗，和毛泽东的词，在旧文学中自然是了不起的作品，最主要他们都是言之有物，但诚如毛泽东所说，如果当作倡导一种文学形式来说，那么怕会是“谬种流传”了，因为没有“寒窗十年”的功夫，谁也做不出旧诗词来的。时代距离得太远了，即使旧词章也能表现得新思想，毛泽东也未必把他的指令写在他的诗词里，诗词总是表达个人感情的。鲁迅年轻时候的诗，意境都很平凡，直到二十一岁时，他写的诗才脱出了因袭的窠臼，有他自己的感情，这首诗就是《自题小像》（这题目一定不是原有的，而是人家给他安上去的）。二十一岁是一九零一年，这年他在南京路矿学堂毕业了，他已接触到新思想，第二年就去日本留学了。奇怪的是，从曹聚仁起，到做《鲁迅时新解》的那位先生止，都派这首诗是鲁迅一九零三年所作，因为他那年写这首诗在小照上送给许季茀。实则鲁迅另有手写的这首诗稿，明明写着“二十一岁时作五十一岁时写时辛未二月十六日也”，为什么到五十一岁时再写这首诗，我想也许和柔石等被捕杀有关，他身处危境，想起当年自勉自誓的句子，觉得“此志不渝”吧，这首诗是：“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因为每个人都把这首诗安排在一九零三年（作《鲁迅旧诗笺注》的张向天则推定为“一九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鲁迅先生二十一岁生辰之后，述志抒怀之作。”），所以引起了《新解》作者如下的议论：“鲁迅是一九零二年四月到东京留学的。当时中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时期……章炳麟、蔡元培等在日本创立了‘光复会’……鲁迅……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形成了民族革命的思想。一九零三年他毅然决然地剪去了象征满清统治的辫子以后，照了一帧小照送给朋友许寿裳，并写了这首诗，满怀着热爱祖国的激情，感慨祖国同胞的还没有觉悟，立下了献身于民族革命的誓言。”这种解释包含了几重错误，“光复会”创立于一九零四年的上海，发起人为蔡元培与龚胞铨，那时章炳麟尚在狱中，他的加入“光复会”，大约是去了日本以后的事。他一到日本便主持当时革命刊物《民报》（八月出版的第六号，即章所编）；鲁迅受教章氏之门，则是一九零八年的事。鲁迅虽认识许多革命者，并不为献身于民族革命运动，他不是有行动的革命党人，这都有鲁迅本人的文字可稽的。解诗的人如果预先安排鲁迅是个革命家，然后给他戴上这顶纸糊冠，那就永远不会符合历史的真实，可是人们最喜爱做这种鲁迅生前痛恶的事！ |
鲁迅诗的曲解（二）——“我的失恋”——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诗的曲解（二）——“我的失恋”——一九二四年十月三十日，鲁迅写了一首拟古的打油诗——《我的失恋》，因为排版后给晨报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副刊编辑孙伏园气得辞了职。据鲁迅后来的解释，他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呀，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吧’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现在有人解释这是鲁迅“对于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创作潮流，施予尖锐的嘲讽。”写“阿呀阿呀，我要死了”的诗的人，当然属于小资产阶级，但鲁迅可并没有分明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讽刺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诗，这是解释鲁迅诗的作者硬派给鲁迅的“阶级意识”。他似乎不知道，或者故意不知道鲁迅之获得“阶级意识”，乃是一九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之后的事，而且也不是一天获得的，还的经过当时所谓“革命文学家”围剿之后，“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这才获得的。直到一九三二年，他在《二心集》的序言里才这样说：“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倒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了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鲁迅的自白比之那种八股的机械的阶级分析论者，使我们更易了解他思想的变迁之迹，要解释鲁迅思想的发展，一定要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与时代，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到一九二二年止，他虽然参加《新青年》，作了小说和杂感，自说“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也止于呐喊而已；一九二四年以前，《新青年》的主将已从议论进于实践，但鲁迅却“减少了热情”，自觉“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了；一九二五年底，他作《华盖集》题记，说“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所以他在一九二四年写《我的失恋》那样的讽刺诗，与此后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的论争相比，不过是开开玩笑吧了，真称不得大阵仗！如果要在这里去找“阶级意识”，那么鲁迅说得好：“大凡作家一旦向左，则旧作也即飞升，连他孩子时代的啼哭也合乎革命文学之慨……了。”对于这种恭维，鲁迅一定“敬谢不敏”的。 |
鲁迅诗的曲解（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诗的曲解（一）鲁迅有两句诗，现在给人广泛引用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的是好诗，和他的另一首诗“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远可以写进文学史去的。这两首诗都表示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读了能使“懦夫立”的。可是鲁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的感情只不过倾注在他的儿子海婴的身上，这个“兴风狂啸”的战士，也常常“回眸时看小於菟”的。这首诗题名《自嘲》，书赠柳亚子，而且附有款识：“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时时以牛自况，对于文学家也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他给李秉中的信里说：“只得加倍努力，为孺子牛耳”。但他虽以牛自况，并不是光给人做工，而且老了还给人杀了吃的。他说：“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卖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功夫，要专指是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上当。”由此可见，近人把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广义解释，认为“孺子”是指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是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种穿凿，或者只不过用鲁迅的话，来为一种政策注解，或者甚至不过假借“人民大众”名义，要人服从某种领导罢了。把鲁迅的诗作广义的解释的，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孩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以后，这么解释便成为不可移易的正统的解释。最近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了掌权十七年的鲁迅所不齿的周扬，替鲁迅反了个身，于是这两句诗更为每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所必引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鲁迅所说的“孺子”当作了“人民大众”来解释，那是完全违反鲁迅精神的，鲁迅韧性的战斗，矛头常常指向黑暗社会，但大半生他只是孤军奋斗的，在晚年他算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帅”却正是现在的“反革命黑帮”周扬，这就使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即使在这样的“苦境”中，他还是干，“今天我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见致胡风信）鲁迅也许明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但他一定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之中，有王明的领导，也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时期，这两种领导之间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鲁迅死前，即使有冯雪峰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他在“致徐懋庸信”以后所写的《女吊》中，说得明白，“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及其追随者周扬（何止他一个人？）是否宣扬过“勿念旧恶”的格言，他广泛推行“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出卖了西班牙革命，也几乎出卖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勿念旧恶”的是史大林，中国共产党以及王明和周扬，不过奉行史大林的世界政策罢了。鲁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众”字样（自然也用过大众文学，大众语字样），至于用“孺子”来代替人民大众，我相信鲁迅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把人民大众看作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孺子，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红太阳，普照万方，普照子民的。这和国民党训政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看作是阿斗，才能让他们做诸葛亮。毛泽东也只有把人民大众当作孺子，他才能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一九六六•一二•二二） |
文学史家的伪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文学史家的伪造中国历次的政治斗争，在文艺斗争上都有集中的反映。代表中共文艺政策的周扬，即周启应，因在解放以前在上海的宗派主义领导，受到鲁迅最彻底的攻击，这斗争更似一条红线，贯穿了反胡风反雪峰的运动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党官僚周扬，千方百计要抹去鲁迅用风力的笔尖给他画下来的肖像。唯有在打击当年属于鲁迅门下的胡风和雪峰时，来间接证明鲁迅本身的错误。鲁迅死了之后，共产党把他捧成偶像（他自己倒是愿意死掉拉倒的）。鲁迅让中共利用的地方固然多，但他对于共产党宗派主义及过去实行阶级合作政策所表示的抵抗（集中在他所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及答徐懋庸的信中），即成为中共御用文学史家的障碍，无法掩饰或调和鲁迅和当时党的文艺政策的矛盾。在《文学研究》一九五八年一月号中，御用文学史家刘绶松提出了这样的论据，他说当时鲁迅病中受了胡风和雪峰的欺骗。企图以此改变当时争论的真实内容。可惜无论如何化尽力量，也无法驳倒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种种对人对事的论点。（在反胡风时，周扬即使应用特务手段证明胡风为“内奸”，但仍是无法使读者信服的。）刘绶松说鲁迅受欺蒙，是因为他在病中。雪峰在“鲁迅将要逝世的时候，利用他的党员的身份对鲁迅进行蒙混和欺骗”，现在他为了“保卫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有必要把这一椿历史公案弄清楚”。怎样弄清楚呢？他说徐懋庸信是“出自‘共产党员’冯雪峰的手笔”，“也幸而由冯雪峰代笔的这篇长文的原稿也还留在人间”，就可“对这次争论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看法，而这时间的真相也大白了。”好一枝曲笔！不从反驳鲁迅信中的论据去证明，而从这信是雪峰的“代笔”去证明——证明鲁迅写这信不是出于自己的认识和意志，只是被雪峰的反党活动所利用。这等于在泥塑的鲁迅偶像上去镀金，可是手艺太拙劣了，反而把泥塑的底子暴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如此铺张崇奉的鲁迅，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斗争化身的晚年，竟然病得昏聩糊涂了；原来这只虎虎有生气，至死也不肯饶恕敌人的大虫，不过是一只易受欺骗受人摆布的死狗。（刘绶松这个发明，在以后别人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已采用了作为正式的史实。）据《且介亭杂文末编》后记说，这本书是鲁迅生前自己编的，致徐懋庸信当然在内。但在该后记中并未说及这信是冯雪峰代笔的。鲁迅文章由冯雪峰代笔的有《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病中答访问者》。鲁迅全集印行了许多版，没有人敢否认这封信不是鲁迅自己的，只是在较后来的注释中，把徐懋庸致鲁迅的信说成是“徐懋庸个人的行动，而雪峰替鲁迅拟稿采取了宗派主义态度”。刘绶松比这更进一步，说鲁迅病中受了欺蒙，才如此颠倒了黑白。厚诬鲁迅，孰有甚于此者！不论怎样说法，即使以雪峰的原稿来作证，对于鲁迅致徐懋庸信中的论据，后来没有人敢于正面驳覆，甚至坐在中共宣传部高位上的周扬也不能。在对付胡风和雪峰的斗争中，只证明鲁迅之憎恶周扬确有先见之明，周扬终不过是个“白衣秀士”王伦！御用的文学史家不敢引用鲁迅别的文字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鲁迅致胡风的信中说：“……我本来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中坐了……“……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正不知何时才见晴朗……”一年之后，他在致徐懋庸信中说：“胡风先前我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启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证据，则说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信！……”鲁迅说：他是由于看事看人的结果，才下这个断语的。鲁迅已死，自不可能替被清算的胡风辩护了，可是他所写的信，对于此后胡风的罪状，却是永远有力的辩护状，并足以指控中共历次文化冤狱的罗织罪状之不实的。此外鲁迅生存的最后几年中，在中共领导下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致胡风的信中也可想见的：“就是近几年……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这里所说的“元帅”、“工头”，究竟是指谁呢？根据刘绶松的文章，那时上海党的文艺方面的领导人，是周启应。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那时有过“牢骚”和“忧郁”，不是没有根据的。幸而《鲁迅书简》中保有了这两封信，正直无偏见的文学史家将来一定不会说鲁迅曾受了欺蒙。实际上，不论周扬运用什么部长的地位，把胡风、雪峰、黄源、孟十还等鲁迅生前所爱护的人加以如何打击，或御用的文学史家刘绶松之流怎样用曲笔玩弄文字，说鲁迅如何受了欺蒙，说雪峰以自己的意见和文章，强使鲁迅为他利用，达其反党目的，但有一条最确实的证据，使他们的千言万语失去了立足之点，那便是《鲁迅日记》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所记的一句话：“夜治答徐懋庸文讫”伪造历史，厚诬前贤，是史大林派在党争中惯用的手法，他们假借保卫鲁迅之名，对文学宗派主义进行护短护私之实，只不过在鲁迅的战斗精神照耀之下，暴露出他们的侏儒伎俩而已。（一九五八年四月） |
《南纲介评》重刋序言（王凡西，1980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南纲介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介绍与批评（1960年9月15日）
《南纲介评》重刋序言
王凡西（双山）（1980年2月）
毛泽东和中共的其它领袖口口声声要坚持原则，可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原则在他们手里实在不值钱。一切随短暂的利益打转，一切重大的政治问题都让他们当成玩弄权术的对象。
中共的此种无原则性，最清楚的实例之一，便是它对南斯拉夫的态度。自从1948年到现在，这个态度一变再变，大体说已经有过4个时期。最初，当1948年斯大林与铁托破裂之时，中共跟在共情局其它成员后面，大骂南共修正主义。等到1956年苏联共产党第20次大会批评了斯大林，赫鲁晓夫们承认错误，重新与铁托修好，此时中共也跟着转变，与南共发展友好关系。可是友好不到几个月，到了同年年底，中共便因和苏共之间的歧见加深，又公然改变了对南共的态度（见「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个新态度逐渐演变，愈演愈烈，终于宣布『南斯拉夫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背叛了南斯拉夫人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见1963年9月发表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即『三评』）。
这是个最根本的『原则立场』了；可也坚持不到十个年头。随着文革终结与中共外交政策之转向，它又开始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变。1975年10月7日南斯拉夫联邦执委会主席杰马尔．比耶迪奇来华访问，毛泽东亲自会见，把『叛徒，走狗』铁托称赞为『不怕压迫，像铁一样坚强』的好汉（见1975年10月8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铁托本人前来中国，更受到了盛大欢迎与热烈颂扬。1978年8月华国锋回拜铁托，从此中南共的关系日趋亲热。现在中共的上下干部，几乎一致把南共经验当作学习与追随的榜样，无论理论上与实践上都要以南为师了。
反观南共，我们看见他们一经决定了『自己的道路』，便笑骂由人，我行我素。30年来，不管『社会主义国家』对它敌对或者修好，也不管资本主义世界对它威胁或者利诱，它所决定的方针，纵然有过多次修正，基本上都没有改变，更没有放弃。
在这里，铁托和南共确比毛泽东及其中共更有资格来吹嘘『原则性的坚持』。
正因为中共的缺乏原则性，它的攻击固然无损于对方，它的赞美亦无益于自身。因为谩骂决非批评，吹捧更不是学习。其实，如果用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眼光来看南共道路，如果用此眼光来看南共的所言所行，那末他们的缺点与优点，都将大有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都会大大丰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30年来的南国经验，无论正面反面，对于国际共产主义都曾提供了大量材料。如果我们认真加以研究，那末，至少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如何实施社会主义民主、借以顺利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上，可以获得极其宝贵的教训。
南共并不曾成功地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但他们确曾认真地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实践中，有的获得若干成就，有的完全失败。何以会有成就？何以会得失败？如果我们好好加以分析研究，从而知所取舍，那便是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所能提出的最大贡献。
早在20年前，即在1960年，我们就企图做这样的一种研究。结果写成并出版了这一本小册子：『南纲介评』。当时，我们主要是根据着通过不久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介绍了其中一些可资借鉴的进步论点同时也指出了它的错误之处。
20年的历史是否已经使我们这本小书成为过时而无用了呢？我以为并未。这些年南共的经历倒是证实了我们的许多看法哩。因此，现当『南斯拉夫热』正在中国继长增高时，我们愿将它重印出来，给一些对南共的言行多所向往而其实莫明究竟的人，有如王希哲那样的政治思想家们，当作研究的参考。
作者本想借此机会，把20年来南斯拉夫的实况作一系统叙述，并拿来与我在『介评』中所作的批评加以印证比对。这样一来，至少对目前中共向南国看齐的趋向，能及时提出一些警告；可惜，我精力不济，加以他事困身；无法如愿。此心此愿，祇好俟之来日了。
1980年2月 |
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楼国华->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鲁迅是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史上的影响最大的人，谈他的文章很多，有的说他是“左翼之雄”（郭沫若）；有的捧他为“文艺工作者的榜样”（毛泽东）；有的要用他的小说拭屁股（叶灵风）；有的骂他自私和作伪（郑学稼）；更有的要用他的一生，替某种学说作注解（李欧梵）。关于他的书：有年谱，有评传，有回忆，更有关于三零年代的争论，用他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一切自然都已与鲁迅无关，因为他早已说过，“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成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有他的时代，而且也属于他一定的阶级；时代和阶级当然不只是消极地作为他生活的一种背景。他对于那个时代，那个阶级，都主动地积极地予以反应，抨击，甚至背叛；但如果成他为革命家，中国文化革命的前驱，与李大钊相提并论，这种与事实显然不符的纸糊冠。他一定敬谢不敏。鲁迅确是一个勇士，他能斗争，但在斗争中不断的徘徊瞻顾，甚至失望，这种内心矛盾，一直继续到最后——死。鲁迅不是慷慨悲歌之士，他虽然斗争，但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不信光明就会到来。对于潜在革命深处的黑暗势力，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他悲观，寂寞；他永远向黑暗攻击，对未来的黄金世界不存希望，也无信心。对于鲁迅影响最深刻的，当然是一九二七年失败的革命，这使他的斗争改变了一个方向，而且也不再相信进化论，不相信青年人一定比老年人进步。但鲁迅始终是站在革命门外的人，因为他说“一到里面去，便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了”。鲁迅是应该研究的，他的精神值得青年效法；我想从许许多多附会在鲁迅身上的神话中，研究一个真真实实的鲁迅出来。鲁迅有全部日记，有部分书信，有整部著作，他已最好的说明了自己。他并不隐瞒他的思想感情和好恶，他把自己的正反面都暴露在读者之前，但有人还是要从某种角度去解释鲁迅，譬如冯雪峰，便视鲁迅为革命的化身。把鲁迅看作是和我们在一道生活的人，我们才能从鲁迅得到教益；他的文章虽严峻，他的生活却一样有人情味。在他那铁似的面孔之后，他甚至也有非常世俗的一面，这从他的日记上可以领略的，日记虽简单，要了解鲁迅那是最好的材料。我也想从时代的变易中探究鲁迅，这方面即使曹聚仁先生的了解也有失之千里的地方。想探究鲁迅，依循鲁迅本人的历史发展，较为容易，所以我也按照年代来分期的：从出生到七岁入学（一八八一至一八八七年）为童年期；八至十五岁（入学后至父病，一八八八至一八九五年）为幼年期；十六——二十一岁（父死至路矿学堂毕业，一八九六——一九零一年）为青年期；二十二——三十岁（往日本留学以至回国，一九零二——一九一零年）为成年期；三十一至四十六岁（辛亥革命——南下到厦门教书，一九一一——一九二六年）为壮年期；四十六——五十六岁（从广州至上海至死，一九二七——一九三六）为中年期。壮年期和中年期的分界不应照字面固执地看，这是从鲁迅生活的段落和时代的转折姑且如此划分的。鲁迅没有老年，不只因为他死得早，而且因为他精神上年青。有的人过了五十岁，也许已接近老年了。鲁迅的童年鲁迅生于一八八一年，上距鸦片战争（一八四一年）为四十年；中距太平天国之乱（一八五一年）为三十年；下距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亦为三十年。太平天国历时十一年，到一八六二年灭亡，鲁迅生前二十年许的天国故事，流传深远，对于鲁迅的童年及往后民族思想的启发，甚有影响。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亡国之祸，时迫眉睫，生在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有爱国忧时之心，鲁迅当然不会例外，这是后话。可是鲁迅还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鲁迅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的一座新台门内，据周作人说：这台门共有五进，后面还有园地——百草园。住在台门里的，自然不止鲁迅他们一家，还有其他五房近族。据曹聚仁先生的《鲁迅年谱》：“这一周姓人家，原籍湖南道州，徙居浙江绍兴，迄鲁迅已有十四世。他们的先世，原是务农的，到了后来，慢慢地富有了，属于台门阶层的士大夫。到了鲁迅这一代，又眼见前旧台门，都在败落了。”从鲁迅以及周作人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上溯到他们的曾祖父，即是四代同堂。曾祖父去世早，从他爱种兰花的癖好看来，他是一个守业的世家子弟。曾祖母本家全称她“九太太”，在曾孙们的眼中，她是终日毕挺的坐在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的。据说这位九太太孤僻任性，当他的儿子介孚公中进士，报子敲锣报喜时，她却在里面放声大哭，人家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拆家者，拆家者！”后来介孚公果然拆家败业，不出九太太所料，大概她见得做官人家的兴败太多了。鲁迅对于祖母有很好印象，她大概是个慈祥的老太太。父亲伯宜公只是个会稽生员，几次乡试都未中式，自然进不得仕途。他寡言笑，孩子们少去亲近。鲁迅生在这样的家庭，如他说：“正是一个少爷。”“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长庚’。”鲁迅在一九三六年死的一年，才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记述这一岁时候的事情。鲁迅出世后，有个保姆长妈妈负责照顾他，她生得胖而矮，袭用了在她早前的身材高大的真阿长的名字，才叫“阿长”的。她有许多迷信，许多规矩教给鲁迅，例如遇到正月初一，清早一睁眼睛，鲁迅第一句话就得说，“阿妈，恭喜，恭喜！”其他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这一切禁忌，都是当时社会风俗的说明。长妈妈的睡相不大好，一到夏天，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上摆个“大”字，挤得鲁迅无法翻身。他久睡一角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但谈到长毛的时侯，鲁迅也曾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长妈妈嘴里的长毛并无邪正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鲁迅到大了，才知道其他二种，其实是官兵，所以长妈妈的所谓长毛，是官匪同一的。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长毛进城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人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吧”！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去，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这故事鲁迅听了并不怕，因为他觉得和自己不相干，他不是个门房。长妈妈觉到了这一点，说道：“像你们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个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那么，你是不要紧的。”鲁迅问。“那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排地站在城牆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了；再要放，就炸了！”鲁迅料不到她除了满肚麻烦的礼节外，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她有了特别敬意，对于她在夜里占领全床，也觉情有可原了。但当鲁迅知道长妈妈谋害了他的隐鼠之后，这种敬意就完全消失了，不只严重的诘问她，而且当面叫她“阿长”，事情就是这样的：鲁迅小时对猫仇恨，但对老鼠偏爱，他的床前贴有两张花纸：一张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他觉得很不雅观，另一张是“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娘，以至宾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他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他所喜欢的那些隐鼠了。几百年老屋中豆油灯的月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老鼠的大敌其实不是猫。春后，你会听到它“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称为“老鼠数铜钱”的，便知道它遇见了可怕的屠伯——蛇。有一回，他听得一间空屋里有着这种数钱的声音，推门进去，一条蛇伏在横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隐鼠，口角流血，两胁还是一起一落的，取来给躺在一个纸盒里，大半天，竟醒过来了，渐渐地能够饮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复原了，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时时跑到人面前来，而且从腿而上，一直爬到膝头。……这样大约有一两月，有一天却不见了隐鼠。大家吃午饭了，也不见它出来。再等它一半天，仍然没有见。长妈妈见他等得苦，轻轻地告诉他，“隐鼠昨天晚上被猫吃去了！”这使他心中充满了报仇的恶念！他的报仇，从家里饲养着一匹花猫起手，逐渐推广，至于凡所遇见的诸猫。这童年时期的“恶念”，一直保持到了北京以后，“仇猫”的话柄也从此传扬开来。……在大半年之后，他偶然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那隐鼠其实并非被猫所害，倒是缘着长妈妈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他哀悼隐鼠，对长妈妈失去了敬意，这时候他又渴慕《山海经》了。他从一个远房叔祖的书斋里，看见了陆玑的《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他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很多图。叔祖说给鲁迅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者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作眼睛的怪物。……从此他念念不忘地想要这部《山海经》，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过了十多天或一个月，阿长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他，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都给你买来了！”他似乎遇着了霹雳，全身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这又使他发生了新的敬意，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长妈妈都能做成功。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失了。鲁迅童年时期的故事，和长妈妈联系起来的为多，他的十篇《朝花夕拾》中，有四篇说到长妈妈，他确是长于保姆之手的少爷哥儿。从他对于童年时期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善良”的根芽，将来发扬滋长到如何程度！除了长妈妈以外，还有祖母值得一提，他说：“那是一个我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语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你知道吗？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他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他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鲁迅小时候，他的母亲给了他什么影响，我们不知道，只在他那讲《我的第一个师父》中，说起他到北平去时，母头还给了他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唯一的纪念。对于儿童时代的回忆，似乎是年龄越大越分明的，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去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即使这种反顾是哄骗吧，鲁迅的童年总是幸福的，上面的叙述，都直接引自鲁迅自己的文字，但到了他七岁入学之后，即踏入他的幼年期，他就尝到人生的苦味了。鲁迅的幼年鲁迅无忧无虑的童年，快要过去了。十二岁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这书塾所在是：“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条石桥，便是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先生“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虽然初次上学，他却已知道东方朔这名字，而且知道东方朔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这是阿长所不知道的，他以为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他上了生书，将要退下来的时候，赶忙问。”不知道！”先生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鲁迅这才知道做学生不该问这些事，只要读书……鲁迅就这样拘束在书塾里了，可是在书塾之外，他可以在大家面前，冠冕堂皇地阅看《文昌帝君阴鸷文》和《玉历钞传》，都画着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雷公电母站在当中，牛头马面布在地下……他听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传的老书，并非他所专有，他专有的是一部《二十四孝图》，一位长辈的赠品，上图下说，鬼少人多，即使不识字的阿长，一看图画也能滔滔的讲出一段事迹。但他看完后才知道孝是如此之难，于是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他知道“子路负米”，“黄香扇说”，以至“陆绩怀橘”都不难，“哭竹生笋”就可疑，“卧冰求鲤”简直有性命之虞，至于“老莱娱亲”，“郭巨埋儿”，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反感。鲁迅的批评精神和怀疑态度，可说从小就开始的。他说：“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他说的是“郭巨埋儿”得金的事。鲁迅幼年时期的怀疑，就在不相信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所以他虽然爱看《文昌帝君阴鸷文》等图画，只是为的欣赏黑白无常和牛头马面，这和他欣赏《山海经》，“老鼠成亲”的图画是一样的。从鲁迅以后的发展看，在幼稚心灵中留下印象的，只是富有人情味的白无常，抱着复仇心念至死不忘的女吊（这是从社戏得来的），他能从迷信的习俗中滤出优美的故事，却绝未受到凶神恶煞加于精神的损害。中国的农村社会，长时期受着鬼神的统治，所以“孩于们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大概要数迎神赛会的时候了”。鲁迅对这有很好的回忆，但是兴奋变成了扫兴：“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其一便是五猖庙了……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这所谓‘书’是指我在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书房去了。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甚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粤自盘古，生于太荒，首出御世，肇开混茫。…………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变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不错，去吧。’父亲点着头，说。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鲁迅所说的现在，已是一九二六年了，那时他在北京被段祺瑞通缉，躲在法国医院的杂物房中，写这篇《五猖会》的回忆。他表示对他父亲的诧异，他当然了解父权制度的威严，所以他说要救救孩子。这种教育对鲁迅留有一定的影哨，他说：长辈的教诲，于我是这样的有力，所以我遵从读书人家的家教。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在鲁迅已懂人事之前，虽然因入学读书，受到了私塾和家庭在不合理教育中的精神磨折，但整个的童年（也包括一部份幼年）时期，总是非常幸福的。这种幸福生活特别描写在他的《百草园》和《社戏》中，实际上《社戏》也应属于《朝花夕拾》的，这篇迷人的小说，实是他幼年生活的一段忠实写照。先说《百草园》，替鲁迅写传的人，都引用他还节文字，由于描写的优美，我们自然也不愿意舍弃。“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宵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盒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却比桑葚要好得远。”鲁迅过了四十年之后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其次是《社戏》。鲁迅的“回忆”很少有确切的年份，这当然是由于童年时期的欢乐是融成一片的、不纪年的，也许几年中的生活浓缩成一章一节，这点是不值得考据的。即使周作人的文章我也有些怀疑：譬如他确定“隐鼠”为鲁迅十三岁时的事，但仔细读一下鲁迅的《猫、狗、鼠》及《阿长与山海经》，无论如何难以相信，这是快将成为少年，而且在祖父被囚、父亲患病的那年的事。但是《社戏》中记有他的年龄，那时他大约十一、二岁，正当家难的前一、二年，所以他有如此愉快的回忆。“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尚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钢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他外但母要担心。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且表同情。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斗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于们，不可靠；……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蓬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枝橹，一枝两人，一里一换，……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至于如何在月夜江心欣赏舞台上的角色和戏剧，如何在回程中偷豆田里的豆来煮食，因原文太长，无法俱引了。这篇回忆，应该选入中学教科书内，它的确写得富有泥土气息，而且有纯朴的美。文章的结尾，鲁迅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嗅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除掉看《社戏》时结识的幼年朋友外，在他记忆中永远留有好感的，那是真名叫做运水的“闰土”，在小说《故乡》中，他说：“……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我的父亲允许了……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主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见人很怕差，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这一个小时的朋友，到长大时很使鲁迅为之惆怅的，我们且等以后再说吧。这一篇小说也是值得向青年们推荐的，在旧时代农民如何陷于贫困的无出路中，这篇交织着欢愉和辛酸的小说是最好的说明。一过了十二岁，鲁迅的快乐时期结束了，从此慢慢领略了冷酷的人生滋味，激发了往后的战斗精神。外祖母在他过完了十二岁的那年旧历除夕过了世，年七十九岁，她的死只是老衰，她在阖台门六房宗族里是最长的长辈。祖父得到了电报，便告假从北京回来，一个月便到了家，他带了和小女儿一样大的潘姨太和当时十二岁的儿子伯升一同回来。过不了多久，他的家长作风大大地发挥出来了。周作人说：”但是这种粗暴的行为，只卖得小孩们的看不起。”这时鲁迅十三岁，作人八岁，建人四岁。当时盛行科举，考试多通关节，已成一时公开的风气，但究竟需要遮人耳目的。祖父和浙江乡试的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于是亲友中有人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托祖父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事发后祖父定为“斩监侯”的罪名，押在杭州府狱内，前后经过了八年，才被赦免。在幸福中生活着的孩子们，给送到了皇甫庄外祖母家避难；外祖母家姓鲁，也是书香人家，外祖父是举人（已死），两个舅父是秀才。鲁迅这时在大舅父那里描写《荡寇志》的插画，又见到了《毛诗品物图考》，到年底又跟大舅父一家移居到小皋埠。大舅父一家寄居在他先妻秦氏的母家，家有“娱园”；大舅父的妻舅名叫少伊，善画梅花；鲁迅和他谈得来，他有当时通行的小说，鲁迅便不再画人像，看小说了。他们在外祖母家避难，大约不到一年，第二年（一八九四）上半年就回家了。这避难的生活在鲁迅的文章中只留下如次的几句话：“……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敏感的鲁迅，在这几句话里留下了人生的酸辛，我于是决心回家，决心两字写出了鲁迅坚强不屈的性格，也决定了他往后不断奋斗的一生。正是祖父介孚公入狱的一年，父亲伯宜公又患了重病，家道真是不堪设想的了。父亲的病，从一八九三年迁延到一八九六年，即丛鲁迅的十三岁到十六岁，这将及四年的病，给鲁迅的感觉是：“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现在鲁迅成为一家之中唯一的长男了，他年纪尚幼，但对家庭的责任感，一定有必须挑上这副重担的感觉吧，往后他的行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时代变了，思想变了，他不可能去重振家风，让新旧台门的古老社会回来。但他事母孝，对弟悌，对子侄呵护，在若干年中独挑一家生计，直至他如此看顾的弟弟——作人，受了女人的播弄和他翻脸为止。在父亲病中给他精神上的磨折，不止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尤其是庸医古怪的处方药引，促使他后来在日本学医，“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下面的对话，描写的虽然是一个可怜的女人和她孩子的病，但庸医何小仙那种玄妙的骗人话，确是典型的。“‘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他中焦塞着。’‘不妨事么？他……’‘先去吃两帖。’‘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这是火克金’……”鲁迅关于父亲的病，有一篇专题的回忆，谈到当时很有名气的医生：“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张罗的了；……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我所有的学间，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蟀蟋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且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他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称为‘老弗大’。……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可以克伏他。……‘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真是名医束手了，鲁迅父亲的病迁延了几年，终于不治了。（据周作人说：第一个名医叫姚芝仙，第二个叫何连臣，“舌为心之灵苗”则是一个姓冯的医生说的，但鲁迅说过，他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的，所以对于真名姓或具体的事实，都不必刻舟求剑的。）中西医的争论，曾经热闹过一时。在台湾的年青小伙子李敖，直到六十年代还在排击中医。和鲁迅当时的经验一比，这当然言之成理。可是中医中药，一经科学方法整理，仍然是无尽的宝藏。大陆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已经卓著成效了。为时代所限，鲁迅当时自然看不见今天的成就。可是鲁迅排斥的只是庸医，他对于中医药这门遗产，虽然并未加深研究，却很是推重。他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所作《经验》一文中有云：“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鲁迅不是一味崇洋的，由此可见了。鲁迅的幼年时期，到他父亲死前已告完结，在这几年当中及往后的岁月，己没有欢愉可言，有的只是一种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了。鲁迅的青年在经历家庭的重重变故后，鲁迅不得不在十八岁那年，就踏上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他的私塾学业也许早已结束，百草园的幻梦亦不再迷人，“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鲁迅到南京去的时候，他祖父还未出狱，他似乎专一服侍父亲的病，由伯升和作人去服侍祖父，他的文集中从未谈及祖父，是不是对祖父无言的批评呢，我们不知道；只是因为祖父的事发了，家道才中落的。后来鲁迅在北京住在绍兴县馆，老听差对他讲了好多老周大人的故事，家里有位姨太太，怎样的打架等等，鲁迅听了很不好受，以后便不再找他来谈，可见他对祖父那样腐败的小官僚生活，有多么厌恶！在鲁迅的家难重重中，国难亦越来越剧了。他十四岁那年，中日的甲午战争爆发，丧师辱国，订立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在他十五岁时，康梁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直接造成变法维新的局面。但是这一切当时对鲁迅不会有影驹，要到他十八岁去南京进水师学堂以后，他才逐渐接触到新事物，新思想。鲁迅第一个进去的学校，是“江南水师学堂”，另外自然还有一个“江南陆师学堂”。一进水师的仪凤门，便可看见二十丈高的桅杆和不知多高的烟通。功课简单，四整天英文，一整天汉文，读的是“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做汉文：题目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这和八股文试帖诗已完全不同了。鲁迅去南京前，学的正是八股文试帖诗，那时他已不去三味书屋，只在家自做诗文请先生批改。据周作人日记：“戊戌二月廿四曰：接绍廿三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三月二十日：下午接绍函，并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通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鲁迅十八岁前后，正是新旧交替的时期，从作文题可以知道。但从水师学堂那里虽然一星期中读四整天英文，并未获得真正的新事物，他在那里“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其可也。只得走开”。他到那里去呢，到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去。矿路学堂确乎不同些，汉文虽然仍是“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此外则有所谓格致，地学，金石学……都非常新鲜。后二项就是地质学和矿物学……第二年的总办已是一个新党，坐在马车上看时务报了。他亲自出的题目是“华盛顿论”，害得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在进矿路学堂之前，鲁迅曾于十月间回家考了一次县试，却不曾府试，府试是枪手代考的，这还是鲁迅所说“因为那时读书考试是正路”之故。但由于他四弟殇逝，无心应考府试，就回南京去了。在矿路学堂，流行了看新书的风气：“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米，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十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至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在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鲁迅完全醉心于新学了。“‘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鲁迅十八岁是戊戌年，有名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正是这一年。六君子已被杀，康梁逃亡日本，其影响直接引致辛亥革命，因为改良的路行不通，非革命不可了。也许就是这一位替鲁迅担忧的老辈吧，教训他说：“康有为是想篡位的，所以他的名字叫有为，有者‘富有天下’，为者‘贵为天子’也。……”矿路学堂对于鲁迅说来，也是有名无实的，读到第三年（一九零一年，鲁迅二十一岁）毕业了。“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或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只还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鲁迅在南京的四年，是近代中国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年头，戊戌政变表示满清皇朝之必然覆亡；庚子义和团起事，表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引起广大农民的反抗；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计划虽然挫折甚多，但仍不断进行；有志之士，纷纷远渡日本，都已跃跃欲试了。这一年，鲁迅曾写过一首诗以明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成年鲁迅死前一年，即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回忆去日本留学的事，有云：“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是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为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又是一九零零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鲁迅去日本留学，是官费的，即是由政府派遣的。他进的是嘉纳治五郎办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他在弘文读了两年。这两年中，他自然欣赏过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望去确像是绯红的轻云。但更使他触目的，那是：“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辨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子，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志极了。”他有时也去留学生会馆，因为门房里有几本书买，还值得去转一下。一到傍晚，那里有一间的房子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据精通时事的人说：“那是在学跳舞”。大概平江不肖生写的《留东外史》，在当时不一定是言过其实的。鲁迅在日本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不少革命志士。有一个终生不渝的朋友，那是许季茀。据许季茀回忆，一九零二年他和鲁迅先后去日本时，章太炎正避地日本，曾和孙中山会见，同谋革命，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励光复，并且撰书告留学生，极为沉痛。有云：“……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我闽人无忘郑成功，愿我越人无忘张煌言，愿我桂人无忘瞿式耜，愿我楚人无忘何腾蛟，愿我辽人无忘李成梁！……”他说：“鲁迅那时已在东京，当然受到这位革命前辈的莫大的影响。”鲁迅终生师事章太炎，他死前所作追念章太炎的文章，感情非常深挚，对章太炎于革命的贡献，推崇尤甚。但鲁迅知道中国有章太炎，据他自述，乃由于：“他驳斥了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浙江潮》创刊于一九零三年二月，章太炎的诗登载于《浙江潮》第七期，即一九零三年九月，可见鲁迅初到日本时，还没有受到章太炎的影响。鲁迅真正师事章太炎，则是一九零八年的事，相距有五年之久。鲁迅是不是和邹容相识，我们无从证明，邹容和其他四人闯入留学生监督姚某寓中，用快剪截去其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由此可见邹容之为人。他似乎不久回国，因为一九零三年五月，在上海出版了他的《革命军》以后，他就和章太炎一起被捕，一年后瘐死狱中了。章太炎和邹容在日本当然都剪去了辫子的，章太炎剪辫更早，据鲁迅引述，章太炎去发时，曾作《解辫发》，当时他三十三岁，为时该在一九零零年，早鲁迅去辫两年余。鲁迅则是留日学生中去辫的第一人（据周作人所说，大约是在一九零三年二月），他自述去辫原因：“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限界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成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辨子上玩出花样来……”剪辫是表示汉满不两立，这在当时是一大事。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文纪念章太炎时，却说“无辫之徒，回国以后，默然留长，化为不二之臣者也多得很。为黄克强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一九零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毕了业。弘文书院对留学生来说，是一家特设的预备学校，便利留学生学习日文的。毕业之后当然要考虑进专修或高等学校的。而鲁迅选的却是医学。鲁迅自述学医的原因之一，是他确知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其他原因应该是他父亲的病，在南京水师学堂时，他已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他学医只为的“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九月，鲁迅去了仙台，进了医学专门学校。他之所以去仙台，实在厌于看见“头顶富士山的”那些清国留学生，那里路远，医学又冷门，热中于学速成法政的留学生所不去的。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他的食宿操心。他受影响最深的，是叫藤野严九郎的先生。鲁迅学医学了两年，在藤野先生的指导下，理论之外，还实习了剖解学，由于他的用心学习，和跟藤野先生的关系密切，引起了同学的妒嫉，甚至于写信给他，引用托尔斯泰给日本皇帝信的开首一句话：“你改悔吧”。但这种轻视中国人的事，并不会使他中途退学的；给他一次深的刺激的，是在课室里看到时事影片。那时日俄战争已告完结，日本胜，俄国败。“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这种欢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变化的结果，到第二学年终结，在一九零六年三月便向藤野先生辞了行，离开了仙台。这当然是一个损失。他后来对曹聚仁说：“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但学医两年，对于鲁迅终究不是没有益处的，他的医学知识，虽不会用于治病，却运用在他毕生所写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使鲁迅为之改变意见的一九零四年的日俄战争，这在日本、俄国、中国往后的历史发展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日本战胜俄国，目的在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它们在半个世纪中侵略中国的历程如下：一八九四年七月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五年四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一九零四年十月日俄战争开始。一九零五年九月日俄朴资茅斯和约成立，俄以中国旅顺大连及南北满铁路租借权让日。（一九一零年八月日本并吞韩国。）一九一四年十月日军侵占济南。十一月侵占青岛。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五月七日致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承认最后通牒。五月二十五日中日签订二十一条协定。一九一九年四月日本在巴黎和会中强迫列强承认其继承德国在山东之权益。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残杀工人顾正红，导致五卅惨案。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军舰驶入大沽，与国民军发生冲突，引致段祺瑞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一九二七年五月日本出兵山东。七月青岛日军开济南。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死。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日军在长春演习。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日军阴谋制造“万宝山事件”。九月十八日侵占沈阳，席卷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突袭上海，十九路军抗战。二月十八日成立满洲国。七月犯热河。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陷山海关。五月陷滦州。五月三十一日签塘沽协定。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日俄满在东京签订中东路买卖条约。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四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九零四年战败的俄国，后果尤其重大，一九零五年十月，彼得堡发生革命，革命中产生了第一次苏维埃，由托洛次基任苏维埃主席，革命虽被镇压，但这是一九一七年两次革命，即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预演。对于中国来说，日本的长期侵略，俄国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直接引致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有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势力，一概铲除淨尽，开始了新的历史的一页。鲁迅的后半生，是努力参加了这个斗争的。＊＊＊鲁迅从仙台回东京后，没有再进学校，只是一心学习德文。到了七月，他回家结婚，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几乎使他牺牲了毕生的幸福。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一切社会制度发生动摇，婚姻制度也不例外，但只有不中途妥协，反叛到底的人，才免于为这种旧式婚姻所牺性。所谓旧式婚姻，就是单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撮合的盲婚。我们无法查得出，这位山阴姓朱的小姐何时和鲁迅定的婚，只是根据周作人的《回想录》所说：“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㧑夫人做媒成功的。伯㧑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且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鲁迅对于这件事毫不反抗，只能说是在宣告成事实之前低头，为母尽孝，但他婚后不数日便和作人去日本。他曾对许季茀说：“这是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我只得好好供养她。”鲁迅对她确是尽了扶养责任的，而且并无怨言，唯一的一句表示不满的话，是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记》上的：“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衖朱宅发，颇谬。”在鲁迅未和许广平结合前，生活的孤寂，是可以想见的。他在孤寂中有一次很大的激动，因为：“有一首诗，从一位不相识的少年寄来，却对于我有意义。——《爱情》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姐、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把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枭便鸱枭般叫……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鲁迅写这文章时，已是一九一八年，和朱小姐结婚十二年了，那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二年，反抗礼教，谋求个性解放的呼声，通过《新青年》喊出来，不只青年人喊，连鲁迅也起来喊叫了。鲁迅学医时受到了精神刺激，“……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可是这个梦想也不容易实现，他们准备出版的杂志——《新生》，“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鲁迅、周作人和许季茀——这就是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新生》虽未出版，这一年（一九零七年）鲁迅是努力从事文字工作的，我说文字工作，因为照后来收集在《坟》里的四篇文字说，那不尽是属于文艺作品，这些作品毋宁说是思想性的。作品本身自然相当幼稚，“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之故”。一九零七年在中国革命史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便是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捕殉难，接着秋瑾也在绍兴被杀，这都是鲁迅在东京时的熟人。鲁迅对于这件事有详细的叙述：“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开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臼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徐锡麟，字伯荪，别署光光子，浙江绍兴人。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号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他们都不是徒托空言的革命家，故行事轰轰烈烈，关于他们的革命事迹，应该在这里详细记述一下：周作人《回想录》：说到叔祖椒生公“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这两个人共处一堂办起事来，其不能顺利进行，盖是必然的道理。一个是矮胖臃肿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丝绸的三分之二的长，——接衫者穿在马褂底下的衬袍，因为有马褂遮盖着的缘故，为节省绸料起见，用白布替代，古时马褂特别的长，故下边露出的绸料只三分之一——蹒跚行来，看来的人都不禁要喝一声彩，说好一个‘荡湖船’的老爷出来也。又一个则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阳地里晒着。……”据另一位史家（左舜生）的记述：徐锡麟“在三十年前……曾一度游日本，晤陶成章、纽永建，已怀颠覆清廷之志；常以手枪习射击，弹无虚发。光绪三十年秋（一九零四年），‘光复会’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任会长，锡麟以事到沪，晤元培于爱国女学，欣然入会。归绍兴，乃从事会党联络，创体育会，秋瑾与焉，并设大通师范于本籍，特注重兵式体操，锡麟以革命重实行，谋攫政权以倾清室，得友人助，入赀道员。年三十三，再度赴日本，拟与马宗汉，陈伯平等习军事，以短视试不及格，不果。归国后，乃至北平并出关游历，见大盗冯麟阁，与语甚悦。次年，即以道员赴安徽试用，见赏于巡抚恩铭，先后主陆军小学及会办巡警学堂，并与诸军将士相结纳。巡警学堂会计顾松以徐系革命党向恩铭告密，恩铭稍稍忌之；徐亦不自安，乃以书召留浙诸同志集安庆谋大举，陈伯平，马宗汉诸人到后，即与锡麟同往，共同策划。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甲班卒业，锡麟谋于是日集合省大吏参与典礼，一举歼之，乘军民扰乱，即因以举事。适是日恩铭以有他事，须改期提早，乃改于二十六，及期，恩铭午前八九时偕藩司冯煦臬司毓秀等均到，甫就位，锡麟命顾松键门，顾知情，阳诺不为键，锡麟即持手枪击恩铭，数发皆中要害，左右舆之走，延至午后二时气绝。其他死伤数人，顾松被杀，冯、毓等夺门逃出，即闭城门，诸军至，不得入，乃发兵捕锡麟，锡麟驱学生二三十人据军械局，为官军所包围，发枪弹丸尽；发炮，炮机关失灵；锡麟登屋被擒，陈伯平战死，马宗汉逃出亦被捕。冯煦、毓秀等会审锡麟，锡麟侃侃供蓄意排满十余年，为汉人复仇，先杀恩铭，后杀端方、铁良、良弼不讳，即于是日被杀，并剖心以祭恩铭；宗汉系狱五十日，亦被杀于安庆狱前，陈伯平名渊，籍浙江会稽，马宗汉字子贻（一作子畦），籍余姚。秋瑾，……浙江会稽人。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生子女各一，瑾与廷钧不睦，分产别居，曾两度留学日本，能诗文，入同盟会及光复会，并倡办女校于上海。锡麟之赴安庆也，秋瑾适任大通学堂体育会教员，与陶成章，竺绍康，王金发等连，阴有所布署，谋与锡麟策应，锡麟死，大通学堂乃陷入四面楚歌，瑾已定六月初十起事，初四傍晚，学金即为官军围搜，瑾被捕，严讯无供，仅书‘秋雨秋风愁杀人’七字，六月六日，被杀于古轩亭口。……”徐锡麟刺恩铭，对于革命发展影响甚大，前此潮州黄岗、惠州、钦廉防城、镇南关，海口等起事失败，以地处偏僻，知者不多；徐锡麟以后，继有熊成基在安庆起义，汪精卫、黄复生在北京谋刺载沣，都是轰轰烈烈的。鲁迅对于徐锡麟，秋瑾，都有沉痛的纪念，徐锡麟第二次去日本，鲁迅和陈子英二人去接他们：“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官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鲁迅记念秋瑾，用的是小说体裁——《药》，他借杀秋瑾，用她的血蘸在馒头上医治小栓的痨病来作隐喻，我们也可说，这小栓是中国的化身。鲁迅对于辛亥革命非常失望，烈士的血终于医治不好它的毛病。最后有人在烈士的坟上安上一个花圈，使人在悲哀中点缀些淼茫的希望，让年老的母亲相信将来总会有报应……“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至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这就是秋瑾殉难时的描写。可是不多几年过去，“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我说鲁迅始终是站在革命门外的人，这在东京留学时候已是如此，据周作人说：“……这以前她（指秋瑾）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例，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是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其全体归国的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第二年丙午初夏……这时秋女士已经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来，招集越中绿林豪杰，实行东湖上预定的‘大做’的计划……”即使是徐伯荪的学生范爱农吧，在他先生牺牲之后，日本留学生中“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此后便有人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满政府的无人道。……”那时候，范爱农却冷冷地说：“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范爱农虽无光荣的革命历史，但仍不失为在狂狷，主张打电报的鲁迅却是实行“中庸之道”的。此外还有几个革命的实行者，是鲁迅的朋友。据周作人说：“自从安庆事件以后，来伏见馆访问的客人似乎要比从前增加了。以前来访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季茀，要不然就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齐罢了。这回来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预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在日本留学，专门讲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以后鲁迅他们移住到中越馆，常去的也是这几个革命朋友，周作人特别谈到陶焕卿：“……其中最常来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放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得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求搜查。有的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原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到：‘要封一个么？’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鲁迅所接近的革命家，都是光复会中人，他有否加入过光复会，从来没有在文字上表明过。光复会是蔡元培、龚宝铨（未生）等发起的，成立于一九零四年，章太炎时在狱中，致书元培鼓励之。一九零五年九月，在日本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三革命团体为中国同盟会，但这个共同组织似乎并未取消光复会的独立存在。章太炎于一九零三年六月入狱，一九零六年六月出狱，即赴日本，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主笔了。鲁迅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典，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两字——引注释）的×××（吴稚晖——引注释）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引注释）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他们那时住在西片町，在门口标着“伍舍”。章太炎一面主持《民报》，一面办国学讲习会，据周作人《回想录》所说：“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永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按：周作人和鲁迅）。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的‘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暱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够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晚年的周作人对章太炎的评述，推崇他的文字音韵学；但鲁迅的评价则完全不同：“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鲁迅的听太炎先生讲学，据他说：“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为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更使先生失去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鲁迅的《太炎先生二三事》，写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距章太炎的死约三个月；他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两三事》后的第三天，自己也死了。周作人的《回想录》，写完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距鲁迅的死已二十六年，两人对章太炎评价的观点不同如此，可见彼此一生行谊和立场距离之远。《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收共和党事务所信。二十二曰：收共和党证及徽识。”共和党是光复会的后身，由章太炎主持，鲁迅之加入共和党，似在章太炎入京之后。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说入京系一九一三年夏，当属误记。“十二月二十二日：同季市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午后许季市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逷先亦在，坐至傍晚归。（按：此时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且曾一度绝食。）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归。二月十四日：午前往章师寓，尹默、中季、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同许季市往章师寓。六月十七日：干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兴，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九月十九日：得龚未生夫人讣，章师长女，有所误事略。九月二十六日：往钱粮胡同吊龚未生夫人，赙二元。”在《鲁迅日记》简单的记述中，实包括一个革命家对民贼袁世凯的勇敢斗争。据章夫人汤国黎女士说：“先生说既抵京，见袁氏气焰嚣张，而民党飘摇涣散，不保旦夕，知事不可为，意欲南归，然已为监视矣。当局初以甘言相欺，爵禄为饵，先生均不之顾。继乃加以胁迫，先生愤甚，直诣总统府，欲与面质，袁氏拒不延见；警吏复词色傲慢，乃怒摔其座上茶具，遂被曳去，禁锢于军事废校中，旋徙龙泉寺。至六月，先生所携资用已尽，拒不受袁氏供给，愤而绝食，……乡人马夷初叙伦乃婉为劝解竟日，先生始允进食。一九一四年夏，再迁先生于钱粮胡同，阍人厨司皆为当局所派，宾客往访，除国际友人外，非持警厅凭证皆不得入内。……“先生有女三人，长㸚，次叕，次㠭。丧母后，均依其伯父居。一九一零年，㸚适嘉兴龚宝铨，宝铨字未生。一九一五年春，㸚偕未生及妹㠭入京省父，㸚孝思颇笃，见其父之困踬忧愤，乃极意承欢，饮食医药，无不周至。顾其心危虑深，居恒辄郁郁也！留五月，其姑驰书召归，㸚既不忍远离父侧，又不欲重违姑意，自此益忧形于色！行有日矣，竟自缢于卧室，平旦发觉，已不救。……”在章太炎处身危难的时日，鲁迅对他更为亲近了，他总是一去半天，这和东京讲学时当然不同，师生之间谈些什么，没有任何文字纪录，但情谊之笃，可以想见。鲁迅对于太炎崇敬，却不苟同，他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书曹聚仁有云：“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之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怨，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是如此己可矣。”这和周作人写《谢本师》，公开与章太炎声明断绝师弟关系者为如何？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鲁迅写《名人和名言》有云：“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菜》，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话，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话，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是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何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菜，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之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我很自欠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鲁迅虽说对章太炎所讲的《说文解字》一句也不记得了，但实际上他并未完全忘记。鲁迅曾经发明了中国的国骂——“他妈的”，他一到广州，也就学会了广州的国骂——“丢那妈”（Tiu-Na-Ma），而且由此“……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的错处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性生殖器。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州，读若Tiu。故Tiuhei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鲁迅写过一篇历史速写《出关》，累得许多人在这篇文章中寻找‘微言大义’，结果他写了一篇《出关的‘关’》回答他们，他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现或创造，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后来他写在《诸子学略说》中，但我也并不信为一定的事实。……”从这两段文字说来，章太炎对于鲁迅的影响，就在文字学，诸子学说方面也是很多的。我从鲁迅就学于章太炎之门，一直谈到鲁迅写文纪念章太炎的死为止，其间经过了二十八年，把他们师生之间的关系做了一次综述，未免有违替鲁迅按年代写传记的范围，但这样写只是为了显示两个不世出的人的全部人格而已。鲁迅亲近章太炎，接近光复会和共和党，远离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这和在东京时章太炎编《民报》的一件小事有关，据周作人《回想录》：“《民报》以前的编辑人用的是章炳麟名义，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却换了陶成章，没有报告该管官厅，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这时是等着机会的，因为有了满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报》，就乘这个机会来小题大做了。说是违反出版法，不但禁止发刊，而且对于原编辑人科以罚金一百五十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以一天一元折算。民报社经济很窘，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拖到最后这两天里，龚未生走来告诉鲁迅，大家无法可想，恰巧这时许季茀经手替湖北留学生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经手一笔经费，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这才解了这一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对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被禁止的那一期从新出起，却未用太炎的那一份，更显示他们的偏狭的在态度了。……＊＊＊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目的是想从事文艺活动，《新生》的出版希望落了空，一方面问学于章太炎，一方面和周作人一起，翻译有关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终于结成《域外小说集》一、二两集。鲁迅的同情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我认为主要由于当时中国处在革命前夜，而日俄之战和一九零五年的俄国革命，则使他认清了这个落后的沙俄帝国的大斯拉夫主义，所以他的取材为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希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我至今还记得芬兰作家哀禾的一篇《父亲买洋灯回来的时候》，真是印象深刻。被压迫的弱小民族文学是鲁迅兄弟最先介绍的，他在序言上说：“《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写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己酉正月十五日”己酉是一九零九年，据周作人说：第一册出版于二月间，第二册出版于六月间，定价每册小银圆两角。可是书在上海和东京寄售，半年过去，东京只卖去了第一册二十一本，第二册二十本。第一册多卖去的一本，是一位热心朋友（许季茀）怕寄售处不遵定价，买一本试验一下的。上海也不过卖去二十本上下，于是第三册不再编印了。“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套运动的余波了。”鲁迅一直偏爱的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斐，他在那时已有介绍，给《河南》杂志的文章中，有一篇就是译的《裴多斐诗论》。时移世易，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民众组织的“裴多斐俱乐部”，倡导解除史大林运动，抵抗苏联的侵略，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却“坚决主张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粉碎匈牙利的反革命运动”，结果苏共就用大炮坦克扑灭了这种反抗。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鲁迅如此同情的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家，即使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却依旧是受贱踏的弱小民族，中共和苏共竟都是大国沙文主义者！鲁迅如仍活在这个毛泽东时代，不知将作何感想，并采取何种态度？鲁迅的留学生活结束了，他于一九零九年夏回了国。鲁迅留学期间，虽有许多革命朋友，死前更拳拳于表扬章太炎的革命的一面，但他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只是一个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相信学医有助维新，文艺能改革人心，故虽在日本时与光复会会员为友，在北京时甚至加入共和党为党员，不过挂个名，对所隶的党并无更多更积极的贡献。回国之后，鉴于辛亥革命之换汤不换药，他就意志消沉，深感寂寞。鲁迅的壮年回国至辛亥革命鲁迅在《自叙传略》中谈到结束留学生活时说：“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许季茀是一九零九年的春天回国的，他要到杭州去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临行时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这学堂的新任监督是沈衡山（钧儒），对于鲁迅一荐成功，于是鲁迅于六月间回国。鲁迅是长子，仰事俯畜要靠他，周作人在日本要和羽太信子结婚，而且继续读书，在此后长期的岁月中，鲁迅始终履行他的责任，这在他现存从一九一二年起的日记中历历可考。至于回国后三年中对作人实际资助的情况，鲁迅自己没有记录，作人的《回想录》简直不着一字，他当时的结婚生活，也是略而不谈的。许季茀说：“鲁迅的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嶔，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鲁迅自述“在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那时革命发生了。对于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时的生活，夏丏尊有最完整的回忆：“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校者注：“系”字少两点）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周先生那时虽尚年轻，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药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瞭，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甚么了，不过对于年轻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恢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走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夏丏尊很真切地描绘出了鲁迅当年的形象。在绍兴中学做学监的一年，正是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却集中表现在一条辫子上，因为“……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所以当“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的时候，他连忙禁止，学生举出代表诘问他：“究竟有辫子好呢，没有辫子好呢？”他就不假思索的答复：“没有辫子的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鲁迅说：“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鲁迅谈到这件事，是在一九三四年的年底，他只是为了“舒愤懑”而写的，但回溯到二十多年前剪辫这一幕，我觉得非常符合当时的环境。鲁迅自己一回国，就曾在上海装上了假辫，但为了种种的不便，索性不装了，于是他得了“里通外国”的恶名，而他所受的无辫之灾，据他说以在故乡为第一。他爱护学生，不顾他们为辫子受苦，却落得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一方面也表示他毕竟已通达世故，年青人忘记了血的教训，才有向前冲的勇气，否则都会成为“全躯保妻子”的安分良民了。鲁迅教导学生的哲学是“不为物先”，然而在事变发展中，这种哲学往往会使一个人“落伍”的。辛亥革命发生了，这是一个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一辈知识份子，党徒，不久便和旧式的地主官僚相妥协，反动势力占了优势，专制皇朝虽然倒了，民主政治却从未建立。但革命本身还是有一种潜力的，所以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皆不旋踵而失败，可是这时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和经济侵略日益加甚，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更难成功了。绍兴城里革命的悲喜剧，是全中国革命的缩本，即小可以见大，后来鲁迅写《阿Q正传》，便是革命舞台上所有演员的写照，其中也有鲁迅自己在内，因为“我回到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假洋鬼子”与“里通外国”的人，在《阿Q正传》中这角色是分配在钱太爷的大儿子身上的，他是长子，日本留学，鲁迅对这个角色很有些自我嘲弄的意味，自然他只是写小说，写辛亥革命这个未完成的革命的本质。鲁迅在革命中出了什么力，尽了什么责，幸而他的弟弟周建人有所记述，至于周作人，据他自述：“卒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件事，也没有出去看过，……”时代的脚步，说这样从他的身边走过去了，和他毫不相干。“这时候，城内的一个寺里就开了一个大会，好像是越社（按即南社的绍兴分社）发动的，到了许多人，公学鲁迅做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励革命情绪等。关于人民的武装，他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他每一提议刚要说完而尚未说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头皮精光的人，弯着腰，作要站起来但没有完全站起来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又弯着腰坐下去，提议就很快的通过。这人不是别人，便是后来鲁迅文章里曾经说起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这孙德卿在秋瑾案发生时，曾一次下狱，但不久就出来了。“但是鲁迅提议的武装讲演等，大家虽然都赞成，可是缺少准备，力量也不够。第一件是缺少枪械。府学堂里虽然有些枪，但没有真的子弹，有一些也是操演时用的那种只能放响的子弹，只有在近距离内大概能伤人。于是人民终于恐怖起来了。有一天，鲁迅从家里出去，到府学堂去，到了离学校不远，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惶的从西往东奔走。鲁迅拉住一个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究竟什么事。鲁迅知追问亦无益，不如到学堂去了再说。他走进校门，已有一部份学生呆在操场里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有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于是鲁迅主张整队上街解释，以镇定人心。手脚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大概是报告省城克复的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进来的事情。即刻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齐集于操场，发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满头是汗；他还没有剪掉辫发，把它打了一个大结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狭细的指挥刀，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非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零零的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有用处。在路上，鲁迅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更向人说明，叫他们不要无端恐慌；的确这很有用处，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来了。“离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诉鲁迅，说王金发的军队大约今晚可以到绍兴，我们应当去接他和他的军队，这回仍在府学堂里会集，学生也去的。晚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门外。到了黄昏，不见什么动静，到了二更三更，还是不见军队开到。学生穿的操衣很单薄，夜深人静时觉得很寒冷，于是只好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贴还些茶钱，叫他们烧茶来喝。这时候才看见穿制服的学生们之外，还有头皮精光的孙德卿，头戴毡帽的范爱农，好像和徐伯荪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陈子英也在内。但是夜深了，不特冷，而且也饿；学生们大家摸钱袋，设法敲开店门买东西吃。孙德卿拿出钱来，叫人去买了几百个鸡蛋，大家分吃了。这以后不久，有人来报信，说军队因为来不及开拔，大概须明天才可开到，今晚不来了。“于是第二晚上再去，这回不往西郭，却往东边的偏门，人还是这一大批。黄昏以后，月亮很皎洁，正盼望间，远远的听到枪声响，以后每隔一定的时候枪声响一下。不多时看见三两支白蓬船，每支只有一个船夫摇着，然而很快的摇来。船吃水很深，可见人是装得满满的。各船都只有一扇蓬开着，过一歇时候，船中就有兵士举起枪来，向空中放一响。先前的兵队老是这样做，在有开仗可能的情势下，常常一响一响的放着枪。不多时候船已靠岸，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睬，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的军服，光着头皮。“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点着火把的。小孩在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地方，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兵士身体都不甚高大，脸上多数像饱经风霜的样子，一路过去，整齐、快捷。后面跟的人，走得慢一点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驻扎的地方，去接的人们有跟了进去，也有站在门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不久就有人来叫让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进去，是慰劳兵士去了，外面的人们也就渐渐的散去了。”玉金发做了绍兴军政分府的都督，他是和秋瑾早有联络的强盗头子。军政分府里的行政司长是什么铁路的股东，军械司长是什么钱店的掌柜……还是几个旧乡绅。这位王都督不久就被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军政府里有三个姓王的，颇弄权敛钱，人民倒不大怪王金发，大家都责备“三王”；他们利用一句“戏文”上的句子，唱道：“可恨三王太无礼”以泄愤。可是府学堂的学生办了一张《越铎日报》，用鲁迅、陈子英和孙德卿的名义出版的，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鲁迅和王金发是熟人，王金发请他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给了校款二百元。用鲁迅他们名义办的《越铎日报》在骂了十多天之后，就有一种消息传到鲁迅家里去，说都督因为他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他们。鲁迅相信王金发虽然绿林大学出身，杀人却很不轻易，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道：“再来要，没有了！”鲁迅从范爱农那里得到了一种新消息，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经费，而是指另送报馆的一笔款。报纸上骂了几天之后，王金发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学生们为此开了会议，第一个问题是：收不收？决议曰：收。第二个问题是：收了之后骂不骂？决议曰：骂。理由是：收钱之后，他是股东，股东不好，自然要骂。鲁迅即刻到报馆去问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说了几句不该收他钱的话，一个负责会计的便不高兴了，质问他道：“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这不是股本……“不是股本是什么？”他就不说下去了，倘使再说下去，而且说出这事会连累他们的话，就会被面斥他怕死，不肯为社会牺牲……这时候正好许季茀写信给他，要他去南京教育部做事，临时政府刚成立，做教育部长的是蔡元培。范爱农凄凉地说：“这里又是那样，住不得。你快去吧……。”鲁迅幸得及早去了南京，两三个星期之后，报馆给一群兵士捣毁，陈子英在乡下，得免于难，孙德卿在城里，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鲁迅辞去师范学校校长后，孔教会会长接了他的后任，原来的学监范爱农给他撤了职；县署里的教育科长孙几仲，也就是《阿Q正传》里所说的柿油党，挂着一块银桃子的徽章的，此外也有罗飏伯朱幼溪等人。以上所述，主要采自鲁迅《朝花夕拾》中《范爱农》一文，和周建人的一篇记事连起来看，辛亥革命时的阶级关系也就表现得很清楚了。从地主移转过来的孙德卿，从新台门官僚家庭蜕化出来的鲁迅，背景约略相同的范爱农陈子英都是参加过革命组织兴中会或与革命组织有关的，他们所要求的民族的（排满）民主的（共和）革命，正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但他们的阶级基础太脆弱了，在革命中起不了领导作用，所以也掌握不到实际的政权，政权一时落在以会党、草莽英雄为代表的脱离生产的破落农民和城市流氓无产阶级手上，他们一接近政权，很快就腐化了，一时处于下风的原来的地主官僚阶级就起而代之。革命仿佛昙花似的一现，社会秩序给扰动了一下，便都恢复原状。直到一九二七年，辛亥革命之后逐渐长成的资产阶级得到了工农无产阶级的帮助，才大规模的走上了政权。但革命的任务和要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民主政治——仍是没有完成的。资产阶级很快反革命，屠杀工农，外则屈服于帝国主义，内则厉行法西斯政制。以后经过八年抗日战争，三年内战，这才结束了这个落后的妥协的资产阶级统治。鲁迅的思想和行动，密切地和这个历史发展相符的。北京生活（一）——教育部佥事南京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新兴的革命势力就屈服于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袁世凯，由他在北京做大总统了。鲁迅自然要跟着政府北迁，根据他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起直到他死前（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为止）的全部日记，我们不仅可以考见鲁迅大半生的行谊，也可约略了解二十多年中历史时间的变迁推移，这是弥足珍贵的。鲁迅在教育部任职前后达十四年三个月另三天，根据他的《日记》，这“小京官”的经历如下：“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上午一时舟抵天津，下午约七时抵北京。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十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八月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十一月二月，得袁总统委任状。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二十日，部令给四等奉。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一枚。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受五等嘉禾章。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我之免职令发表。三十一日，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鲁迅之去北京教育部任职，为的是蔡元培做教育总长，蔡是光复会的发起人，后来又加入了同盟会，南北议和，袁世凯做大总统，北京的政治斗争，已是波谲云诡，蔡元培于六月二十一日辞职，七月二日再辞，由范源濂继任，以后三年之中，教育总长更迭频繁，据《鲁迅日记》所载者如下：“自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顷，不知所云。九月十五日，上午总长汪大燮到部，往见之。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大燮辞职，严修代之，未至部前，以蔡儒楷署理。五月四日，上午教育总长汤化龙到部。五月十二日，上午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往后有关教育部长的更迭，不再见于日记，但据郑学稼的统计，在鲁迅任职的十四年中，教育总长换了二十七人，如果加上章士钊在内，几乎每半年换一次总长。鲁迅后来所说的，“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的佥事”，在北京政府里面有时也是灾官，例如一九一三年《鲁迅日记》：“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二十六日，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至于欠薪达半年以上，时时借债度日，大约从一九二零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已是司空见惯的了。鲁迅在任职期间，从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三年，必须每年一次，陪祭孔子，这是反动的标志，读经与祭孔二者是相并而行的。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日记》：“星期休息，又云是孔于生日也。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句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晚国子监送来牛肉一方。”这牛肉当然是祭孔后的散胙。十月十日《日记》：“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在这样的时代，祭孔当然是理当的节目了。一九一四年三月二日：晨往郢中馆要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也自一九一五年起，《鲁迅日记》中对祭孔一事，只当例行公事记载，既无感慨，也不悼叹了。如：三月十五日：“赴孔庙演礼。”十六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十七日：“黎明丁祭，在崇圣寺执事，八时毕，归寓。”以后每年有照例的记载，一九二二年没有记载，一九二三年是最使一次记载；可是一九一八年他的《狂人日记》已在《新青年》登载，一九一九年发生五四运动了，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鲁迅为了并不区区的佥事职位，直至一九二三年还在祭孔这“荒陋”的滑稽剧里当配角，也许不免给人讥为“言行不一致”吧。我认为这是由于他的“不为物先”的处世哲学，使他随波逐流；另方面也由于他的思想消极，即使在和《新青年》发生了关系之后，他所写的随感和小说，只不过揭露过去的疮疤，现在的廱毒，并不倡导未来的新生，必须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和章士钊开始面对面的斗争时才从消极转为积极，而且免了佥事之后，才算是“言行一致”了。鲁迅自己描述过这一时期的心情，在日本当时预定出版《新生》失败之后，他就：——“我感到未曾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在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大一大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然而我虽然会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撞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来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的唯一的愿望。夏天，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鲁迅就是这样在寂寞与悲哀中渡过了辛亥革命以后继起的二次革命（绍兴军政分府的王金发——王都督就在这时候给袁世凯爪牙朱端所诱杀的），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和北洋军阀的统治，时间长达十余年，其中他说“亲历或旁观过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首先当然是他在北京时所听到范爱农自杀的消息：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二十二日《日记》：“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鲁迅曾有一篇关于范爱农的回忆，说他是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渺视。东京别后，他们在绍兴重见，他头上已有白发了，穿着布马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自从回到故乡之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革命以后，鲁迅做了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做了监学，但不久鲁迅交出了一角又两铜元的帐目，去了南京，爱农也丢掉了监学。鲁迅想在北京替他找点小事，然而没有机会。他常常说：“也许明天收到一个电报，拆开来一看，是鲁迅来叫我的。”他在一个熟人家里寄食，景况愈困穷，写给鲁迅的信言辞也愈凄苦。鲁迅接到了他自杀的消息，夜间独坐在会馆里，十分悲凉。早几月，鲁迅在东京时的老朋友陶成章，为同盟会的陈英士所忌，派遣蒋介石把他刺杀。陶是革命勇士，章太炎戏呼之为“焕皇帝”或“焕强盗”的，革命阵营中的相残，一定也使鲁迅痛苦。于是他就躲在山会邑馆里抄古书古碑，不仅因为寂寞和悲哀，也为了在教育部里无事可做。但这一时期的鲁迅，心境也并不宁帖，有时简直在小事上纾他的愤懑，譬如《日记》：“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白，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八月十二日，半夜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九月二十日，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十月七日，晚邻闽又嗥。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车夫误碾他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鲁迅不懂闽语，说闽客大嗥如野犬，未免有地域观念作祟，也许有人视鲁迅为“伟人”的，认为我这话说得不对，试再举两条《日记》以实吾言：“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属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鲁迅遇见此种恶客，不仅以“狗”视之。似乎心平气和了，但两则《日记》中的吴越之见，不免令人觉得可哂，“吴人所为，那有好事！”这是什么逻辑？“盖非越中人也”，难道越中人高人一等？但据周作人说：“鲁迅是不肯承认是绍兴人的，人家问他籍贯，只答说是浙江。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他说理由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也登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说三者到处都有，实际是到处被人厌恶的缘故。”鲁迅所住的山会邑馆，宣统年间已改称为“绍兴县馆”，传说有女人吊死过的那棵槐树，在补树书屋外面，鲁迅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六日下午，才以避喧移入补树书屋居住，因为是一个独院，再没有什么闽客之类来扰他，但那时又有猫，因为“它们在配合时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鲁迅于是大怒而起，拿着一枝竹竿，作人搬了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他便上前用竹竿痛打，把它们打散。鲁迅的抄古书和古碑，这可说是一种自小的习惯，从他识字以后，他便欢喜描绘。回国以后，辛亥革命起事前后几个月，作人便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鲁迅去了南京，也在图书馆借抄《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所以他到北京以后的抄古书，不过是他原已开始的工作的继续，和袁世凯的要做皇帝，特审陆建章派爪牙侦查党人无关，这不是鲁迅借此韬晦。袁世凯称帝不成，死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据《鲁迅日记》：六月十五日，上午部派赴总统府吊祭，共五人。二十八日，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可见鲁迅在袁世凯统治之下，自做他的佥事，自抄他的古书，并未受到干扰。在章士钊做教育总长时，因女师大事件受到干扰，他在《日记》中就有记载的，还是后话，暂且不谈。鲁迅一到北京，就蒐集古书，拓本，佛典。一九一四年他买的佛学书最多，一九一五年以后则买的拓本最多，这有他《日记》中的书帐可考，直到一九二三年，他仍未放弃这种工作。我们可以说，鲁迅从事这个工作，也许小部份的原因是为了麻醉自己，大部分原因则由于他确实视为一种有意义的工作。他那时所抄的古书古碑，对他的学问和为人有帮助，可惜他的工作成果，后来只影印了一部《嵇康集》。许季茀说：“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厌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至于他的搜集和抄古碑，据许季茀说：“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约略言之：（一）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二）搜集并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笺谱》等。（三）奖励中国木刻家，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使他们得以学习；创开各国名画展览会，使他们有所观摩；对于本国新进者的作品，鼓舞批评，不加客气。（四）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例如精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位有丈夫气概的女子作品实在伟大，这本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杀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许季茀对于鲁迅抄古书古碑的论断，说得很对，对于鲁迅此后骂人为事的发展，尤其说得深中肯綮。也许鲁迅在当时是为了消遣寂寞的一种方法，无所为而写的，后来则发现了其中妙处，变成有所为而为了，鲁迅对于此后中国木刻的提倡扶助，继往开来，厥功甚伟，而且把艺术领向现实的斗争，使它成为打击反动势力的一支尖兵，这都得推源到北京绍兴县馆中历时数年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周作人的话不尽合乎事实，专制压迫的空气会使人趋于躲避，甚至颓废，当时酒馆中尚且贴着“莫谈国事”的警告，只有声名盖世的章太炎，才可以“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章太炎的学生，都不是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家（鲁迅尤其不是），自无韬晦的必要，只是处在这个反动的环境中，虽不行动而有思想的人，必须设法麻醉自己才能活得下去，所以鲁迅埋首在古书古碑当中。要了解鲁迅抄的是什么古书，我们举几本重要的为例，如：“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二十七日，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巷，约十余万字。二十八日，夜写定‘谢承后汉书’一卷。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三月十四日傍晚‘写谢氏后汉书补逸’毕，计五卷约百三十叶，四万余字，历二十七日。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午后同关来卿先生往图书馆，并还所假书，别借宋本‘易林注’二册……夜写‘易林注’。七日，夜写‘易林’。九日，夜写‘易林’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毕。十日，夜写‘易林’少许。十一日，夜录‘易林’。十二日，夜抄‘易林’卷第十三毕。十三、十四日，夜抄‘易林’。十五日，下午写‘易林’卷第十四毕。八月十四日，续写宋残本‘易林’起。十七日，星期休息。终日在馆写书。二十五日，夜续抄‘易林’毕，计‘卷七之十’四卷，合前抄共八卷。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昨今两夜从‘说郛’写出‘雪谷杂记’一类，多为聚珍版本所无，惜颇有伪夺耳，内有‘辨上虞五夫村’一则甚确。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晚录‘云谷杂记’起。二十二日，夜写张清源之‘云谷杂记’毕，总四十一叶，约一万四千余字。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夜写‘石屏集’序目毕。十六日，夜影写‘石屏诗集’卷第一毕，计二十七叶。二十四日，下午写‘石屏集’卷第二毕，计二十二叶。十月一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思中，可哀也。十月九日，夜抄‘石屏集’卷四毕，计二十叶。十一日，夜写‘石屏集’第五卷毕，计十一叶。二十八日，写‘石屏集’巷六毕，计四十六叶。发热，似中寒，服规那丸。三十一日，写‘石屏诗集’第七卷毕，计十八叶。十一月一日，夜录‘石屏集’卷八毕，计六叶。七日，夜写‘石屏集’卷九毕，计二十五叶。十五日，夜写‘石屏集’卷十毕，计三十叶。十六日，夜抄‘石屏集’跋二叶毕，于是全书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总计二百七十二叶，历时八十日矣。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康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十九日，夜续校‘嵇康集’。二十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十二月十九日，续写‘嵇中散集’。三十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下午蒋抑卮书并抄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直至一九二一年，鲁迅仍在校勘‘嵇康集’。“二月十二日，校‘嵇康集’一过。三月二日，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八日，下午校‘嵇中散集’毕。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七日，夜写‘沈下贤集’一卷。九日，夜写‘沈下贤集’第二卷了。十一日，夜写‘沈下贤文集’第二卷毕。十二日，写毕‘沈集’卷第四。十六日，傍晚写‘沈下贤集’卷五毕。十七日，写‘沈下贤集’卷第六毕。十九日，写‘沈下贤集’卷七毕。二十三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八毕。二十七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九毕。五月十七日，夜写‘沈下贤集’第十卷毕。二十四日，星期休息。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一卷毕。午后大风。夜写‘沈下贤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至于搜集古碑拓本，直到一九三六年都没有停止，他死前的八月十七日，还有朋友王正朔寄他“南阳汉石画像”六十七枚，可见他的兴趣毕生不衰。在这期间，他还从日本文中译了有关教育的文章，如一九一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八日连续三夜，译了上野阳一著的《儿童之好奇心》，约六千字，登在《教育部月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译《儿童观念界之研究》等。其间他又研究佛经，据许季茀说：“鲁迅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在西狱三年，备受狱卒的陵暴。邹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于做苦功之外，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克服苦难，期满出狱后，鼓动革命的大业。“民三（一九一四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本《瑜伽师地论》，见我后来也买了，劝我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我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他买了《翻译名义集》，我便不买它而买《阅藏知津》，少有再重复的了。他又对我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说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抄书的结果，他刻行了《会稽郡故书杂集》，读佛经的结果，他刻印了《百喻经》。＊＊＊一般的印象，鲁迅是排斥京戏的，因为在《社戏》上他曾写过初到北京时看戏的经验。“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主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咚咚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我几天的咚咚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才出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莲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这一天，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院，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鲁迅这两次的经验，实际上并未接触到京戏这一个剧种的艺术本身，只由于当时的剧场秩序太凌乱，太落后，使他无法欣赏台上演员的唱腔和身段，无法了解剧情的发展，从此裹足了，可是鲁迅初到北京时，对于京剧的改良是颇有兴趣的，如《日记》所载：“六月十日，午后与齐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十一日，午后赴天乐园观旧剧。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余皆旧剧，以童子为之，观者仅一百卅余人。”以后他在一九二四年到陕西西安去讲学，曾数度去易俗社观剧，照他所记的剧名看来，谅是旧秦腔剧，剧种不同而已。他的正式谈到京剧，乃是一九三四年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但与其说他反对梅兰芳，不如说他反对的是梅兰芳的捧角家。其说如下：“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场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王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是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士大夫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已有，罩进玻璃罩。“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也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是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此外，早在一九二四年，鲁迅由于在照相馆看到梅兰芳了“天女散花图”或“黛玉葬花图”，发过一阵子感慨，他说：“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这是从京戏和别的剧种归纳出来的一种结论，简直探索到奇妙的两性心理上去了。鲁迅是戏剧的改良论者，至少希望戏剧不要给士大夫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时代不同，现在京戏和别的剧种，都是有了改良了，士大夫早已打倒，意识形态的改变，使戏剧不断地改换其面貌，这一切当然符合鲁迅最初的期望。但所谓“样版戏”是用“毛泽东思想”做成了另一种式样的玻璃罩的，林妹妹换了“无产阶级形象”，仍然是死板板的，矜持得可怜的，因为他们都用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还不是活生生的现实里的英雄人物，所以和我们也并不相近。＊＊＊鲁迅虽然不断诉说寂寞和悲哀，但他在北京初期的生活，也有怡然自得的一面，一九一二年的《日记》有云：“七月十四日，干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二十七日，晚与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八月十六日，夜饮于季市之室。二十日，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二十二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九月五日……饭后偕钱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二十五日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十月二十七日，本馆祀先贤，到者才十余人，祀毕，食茶果。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乱落如雨。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齿磨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合。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座，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刘半农曾说鲁迅所作是“魏晋文章”，读他的《日记》便觉得有此种风味。＊＊＊鲁迅对于家庭的照顾，真可说是无微不至的，他一个月中最多时写十二封信给作人和建人，并及二弟妇和三弟妇，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北京，直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带着全家离开新台门为止，在这七年之中他写的家信不下于六百封（约略的计算）。他寄的家用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八月，每个月为银元五十元，从是年九月至一九一九年一月每月为一百元，从不缺少。在辛亥革命前后，生活程度非常低，而且稳定，当时用钱主要以铜元为单位，一枚银币可兑换铜元一百枚，鲁迅一家老幼，几年之中，从四口添到七八口，如果把鲁迅寄去的钱，每月化光，那是豪富之家了。如果有什么特别支出，鲁迅另外寄钱，如买屋、造坟、为母亲祝寿等。鲁迅对于在东京的羽太一家，时有资助，每月或数月，从日圆十元至五十元不等。羽太一家，除与作人结婚的信子以外，尚有芳子，福子，和她们的哥哥重久，资助并不限于家用，福子的学费，重久入营服兵役时的用费，他也均有帮助。他的家信大多数寄给作人，理应有所保存的，但在鲁迅死后，并未见有发表。从《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二个兄弟，弟妇，及侄子辈的深情挚意。《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苦望二弟信不得。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周作人《回想录》是：‘……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赴劝业场理发，又买不倒翁两个，拟以贻二弟。七月三日，丰丸伤风，往诊陆炳常。（按：鲁迅此时告假回里。）四日，午后延陆炳常来诊母亲、芳子、丰丸。二十六日，晨因丰丸发热，往诊陆炳常。夜不睡。二十七日，丰丸热减。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十月五日，寄二弟信，又寄饼饵一匣与丰丸。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芳子的年龄，当时应该只有十七岁，芳子和建人的婚姻，后来似不尽圆满，鲁迅在沪定居时，建人已另有妻子，并生有子女，《鲁迅日记》中均可考见。芳子仍依作人夫妇而居，《鲁迅书简》寄母亲信（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有云：“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弯，何苦来呢？八道弯是永远填不满的。”《日记》：“七月十日，又得二弟信言弟妇于五日下午十一时生一女……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十时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八月十七日，得三弟所译《生物学》中下卷稿子二册，又芳子及冲摄景一枚……二十六日，上午得二弟寄来女谧摄景一枚……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二十一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按：鲁迅此时回家为母祝寿。）鲁迅对于家庭间，可谓“亲其亲”，“幼其幼”，充分尽其为长兄的责任，后来作人和他闹翻，友朋中无一直作人者。鲁迅为母祝寿的事，只在《日记》上见之。“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客至甚众。十二日，下午唱‘花调’，夜唱‘隔壁戏’及作小幻术。十三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十五日，客渐渐散去。”“祀神祭祖”，你不觉得鲁迅“言行不一致”吗？他是为了服从母亲一辈代的生活习惯而出此的，跨在新旧两个时代，鲁迅采取妥协和调和的态度，他从不自命为革命者，在家庭方面尤其如此。鲁迅有一篇小说：《弟兄》，写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但发生的故事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八日开始的事，那时作人第一次去北京，他年已三十三，均未出过疹子，那时在北京正流行着猩红热，这使鲁迅慌了。作人和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不穆，但过后二年，鲁迅写弟兄时感情仍如此真挚，我们把《鲁迅日记》抄摘些出来，再向作人的《回想录》比较，谁的天性凉薄，就昭然若揭了。《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四月一日，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才睡。二日，午后同二弟至益昌午饭。七日，下午同二弟游留黎厂……九日，夜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十五日，上午同二弟至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归。二十二日，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又至留黎厂……二十三日，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二十八日，晚戴螺舲招饮，同二弟至其寓，合坐共七人。五月六日，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午同往益昌饭。十二日，上午二弟就首善医院。十三日，二弟延Dr.Grimm诊，云是疹子。齐寿山译。夜寄鹤倾先生信，为二弟告假。十四日，自告假。十五日，自告假。十六日，午后自请假。下午延Dr.Diper为二弟诊，齐寿山来译。”在这期间，鲁迅与作人妻羽太信子通信甚密，谅是报告作人病情。“六月十日，下午同二弟往昇平园浴。七月十六日，午后同二弟至昇平园理发并浴。二十九日，午并二弟同至广和居饭，又游留黎厂已，……自与二弟位青云阁啜茗。八月五日，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饭。九月一日，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九日，上午同二弟访季市不遇……十月七日，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巳，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复游公园饮茗归。”日记虽简单，但鲁迅与作人友爱之情，盎然可见。据许季茀所记，作人病后，鲁迅第二天到部，眼眶陷落，尚未恢复。一九二一年作人养疴香山碧云寺，因为费用浩大，鲁迅又四处奔走，借贷应急，并且时常前往护视。《弟兄》虽是一篇小说，但与他的《日记》一对照，记的均是当时的实际情感，小说中的张沛君是他的化身。为什么鲁迅在兄弟失和二年之后，还有兴趣写《弟兄》呢？是不是这失去了的三十年如一日的手足之爱，值得鲁迅追怀呢？他写的如此至情，连晚年的作人，在《回想录》中也说，它与事实相合。但作人却说得如此客观，在当时，在后来，他都没有为鲁迅此种挚爱所动，我们且把他的《回想录》引一些在这里吧：“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按：当时正闹张勋复辟），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有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能解的事情。当发高热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十二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十六日晴。上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么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侯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徬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的，特别是结束的地方：“‘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过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鲁迅的笃于家庭感情，不只对作人如此，对两个弟妇，和作人建人的孩子都是如此。《日记》上这种关心随处可见。在小说《呐喊》中，《兔和猫，鸭的喜剧》所写的孩子们，仲密太太，三太太，一望而知是他们一家人的写照，他写得如此娓娓动人！北京生活（二）——新青年——语丝——未名社袁世凯的帝制梦成空，于一九一六年六月，且以身殉后，曾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就任了北大校长，而且延揽了陈独秀做文科学长。陈独秀早已在编辑一本《青年杂志》，这是《新青年》的前身，文字用文言，并没有什么革命的主张，但鲁迅注意到这本杂志，他买了寄给作人。钱玄同是鲁迅在东京时的朋友，大家问学于章太炎之门的，有一天，他在绍兴县馆访问了鲁迅，据鲁迅事后说：“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没有什么用’“‘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热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是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得钱玄同信”；十月八日，“钱玄同来”，以后他就是鲁迅的常客了。在《狂人日记》作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登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上，这是用白话作小说的第一篇，以反对吃人的旧礼教为主旨。前乎此，《新青年》已发表了陈独秀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文章，和吴虞反对孔子的文章，对于五四运动尽了推动作用。鲁迅的参加虽然较迟，但一经参加便也成为一员战士，他的杂感和小说，都可以独树一帜。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者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青年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鲁迅自谦在《随感录》中所写的多是小问题，当时的《新青年》正在四面受敌，他所对付的不过是一小部分，“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确都是冷的呢？则它的声明原来就没有，更谈不到中国的病症究竟如何。然而，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鲁迅想用热风去驱除寒冽空气的，在《新青年》之后，他永远坚持着这点，而且热风越吹越烈，但始终是吹吹而已，要真正驱除寒冽的空气，得用革命手段，但鲁迅不是一个革命者。《新青年》的大将们，一部分变成了革命者，《新青年》的时代使命一完结，他们便转进到另一个更高更现实也更彻底的阵地；至于另一部分呢，有的停在原地点，以教授终其身；有的学而优则仕，至终做了“过河卒子”。《新青年》一共出了九卷，从一九一五年九月至一九二二年七月，过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与原来的《新青年》实质上完全不同了。第九卷共出六号，鲁迅和《新青年》的关系，维持到九卷一号为止，第四号以后，实质已变，内容尽为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参加者已多为社会主义者了。这分化是必然的。鲁迅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才逐渐成为这方面的同路人。俄国的一九零五年革命，影响了鲁迅，使他同情东欧的被压迫民族；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的革命，则影响了中国几辈代广大的知识分子，从理论走向实践，于一九二一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鲁迅虽然从消极转到积极，但他并未积极到成为共产党员，得经过更多的道路，他才放弃他的进化论，接受了阶级斗争论。但鲁迅的积极不过是他消极的反面，他的消极甚至走到虚无，他的壮年时代，就是在积极和消极的两种精神互相作用之下渡过的，所以他非常矛盾，简直在过着两重生活。鲁迅参加《新青年》之后不久，《新青年》的骨干分子实际上已预兆了分裂，《新青年》是月刊，偏于理论，无法反映当时的政治要求，于是由《新青年》的一部分人发起出版《每周评论》，它是四开的报纸，分四版，有重大事件出增刊，内容分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随感录、新文艺、文艺时评、国内劳动状况、评论之评论、通讯、读者来论、新刊批评、选论、名著等栏。这份周报影响深远，五四以后各地新出版的刊物，如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杭州的《浙江潮》和《钱江评论》等，都是模仿周报的。《每周评论》创刊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起的，这两个人后来是共产党一南一北的领导人；撰稿有周作人、高一涵、王光祈、张申府、胡适等。《每周评论》既以评论政治为目的，所以标榜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在二十五期以前只写了四篇关于文学的文章。《每周评论》对于当时的内忧外患，抨击得非常凌厉，北洋政府自然视之为眼中钉，又因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剑及履及，直接引致了历史上有名的“五四运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亲自在香厂分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捕，拘留了八十天，影响到《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出版，而且由此发生了内部的分歧。《新青年》因陈独秀被捕而停刊四个月，到十一月一日才在上海复刊，这就是第六卷第六号。《每周评论》从二十一期起至二十五期止，全部或大部分报道五四发生的事情，反对日本的侵略，斥责北洋政府卖国，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以锐利的文笔，对群众起了鼓动、宣传和领导的作用，等到陈独秀被捕，李大钊亡命，编辑责任落在胡适之手上，对于继五四而发生的六三爱国运动，就采取漠不相干的立场；二十六、二十七两期的评论，充塞了“杜威演讲录”之类的学术性文章。三十一期的《每周评论》，胡适发表了有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篇文章是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宣告，在意识形态上左右派已是分道扬镳了。鲁迅对于《每周评论》并未参加，在任何有关当时记载的文字，和纪念鲁迅的文字，连《鲁迅日记》在内都找不出他曾经参加过这一有充分政治作用的杂志的迹象。他在《新青年》登过的文章，收集在《热风》、《呐喊》、《坟》等内的，篇幅不算多，除《狂人日记》较有战斗性，《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提出新的观点外，其他如《孔乙己》、《药》、《风波》、《故乡》等小说，都偏于描写落后的农村生活中小人物的愚昧，照见过去，自然可以洞烛未来，但这种写实主义的小说还是带有消极性的，即使后来最最有名的《阿Q正传》，也是笑中见泪，鞭挞中含有悲哀，和鲁迅当时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不可分离，这就是他所说的大毒蛇一样缠住他灵魂的寂寞，和在寂寞中反省出来的自己——他“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正由于此，他在“五四”，“六三”那样的热火朝天的运动中，能一贯保持冷静，继续在补树书屋摩挲他的古碑拓本。倒是那时的周作人比较得站在前进的行列，据《回想录》中的记述：“《每周评论》预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创刊，我乃写了‘人的文学’，于十二月七日脱稿，送了过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学’，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写了一篇‘论黑幕’，这两篇文章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登载了出来。此后在二月十四日又写了‘再论黑幕’，不晓得发表在什么时候……比较得至今还记得清楚的，是两篇别的文章，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了出来。五四是大学生干预国政运动的开始，所以意义很是重大，六三则是运动的扩大，中小学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学生，出来讲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连忙加以镇压，可是对于幼小学生，到底不好十分乱来，只好遇见就拘捕起来。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伯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边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像她孙儿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的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这一天就在混乱中过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第二院理科赴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至文科，三时半出校，步行至前门内警察所门前，有学生讲演不能通行，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我们正想挤过去，马队便过来冲散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说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好容易由旁人劝止；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证明，和平的小市民怎么的被激动而引起反政府的感情，这全由于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动，并不单是学生的讲演所能造成的。”……鲁迅确实没有参加这个运动，他的《日记》：“五月四日，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两册，是丸善寄来者。六月三日晴。下午云。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五四”过去了，“六三”也过去了，《每周评论》被封，陈独秀系狱未释，李大钊躲避在乡下，《新青年》停顿着。鲁迅在一九一九及二零年两年中没有写杂感文章，他在《热风》题记中说：“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也许他以后在《华盖集》题记上说的话，一样可以说明当时他所以不写什么文字的理由：“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一九三五年，鲁迅死前的一年，他回忆到北京当年时说：“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得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但是《新青年》在停顿了四个月之后，仍然出版了，它转移了阵地，跟随着陈独秀到上海出版。第六卷第五号是在北京出版的最后一期，这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但也登有鲁迅的小说《药》。第六号中则登有鲁迅的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从第六卷第一号起，本已成立编委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墨，六人轮流主编的。移沪出版之后，这计划当然不能实现，鲁迅并未参加过这种主编职务，但他是参加编辑会的，他在《忆刘半农君》文中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新青年》分裂了，这也就是陈独秀和胡适之的分裂，胡适之既提倡“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发生争论，自然一方面撑着杜威实验主义的大旗，一方面抡着马克思主义的棍子，无法合作下去的。但陈独秀并不想独占《新青年》，也许当时意识形态的斗争尚未到剧烈的阶段，所以他们采取调和态度。他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十六夜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文学哲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兄处（望道兄已移住南阳里二号）。“南方颇传胡适之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希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俟到粤再谈。弟独秀十六夜。”胡适之提出的答复是：“《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极为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种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案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独秀接到此信后，反应极坏。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胡适之分函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他说：收陈十二月十六夜信后，复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奉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意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见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胡适在回信中又说：“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第二条办法，豫才、启明和孟和都‘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信中又说：独秀对于另办一杂志的办法，“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Russia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点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结果赞成胡适之主张的，有张慰慈、高一涵、王抚五。赞成第一条办法的，有李守常。赞成分裂的，有周氏兄弟。周作人说：“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鲁迅的意见相同，但他补充一点：“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钱玄同的话，说得更是透彻：“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个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衍变至此，《新青年》确乎只有分裂一途了，二月十五日，独秀致函胡适之，就是分裂的正式宣告。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印刷所受法国帝国主义者的搜查，稿件被没收，所以这一期迟至一九二一年四月一日才能出版。以后虽移粤出版，但九卷四号起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独秀的信如下：“六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弟独秀白。”陈独秀所担心的好朋友书呆子，后来办了《努力周报》，自命为不谈政治的提倡了“好人政府”，本来鼓吹文学革命的钻进了国故堆中，只有当时站在中间立场的周氏兄弟和钱玄同保持独立，并未加入《努力周报》。到他们第三势力的刊物《语丝》出版，和继承《努力周报》的《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为敌，可说是开辟了第二战场。过了许多年之后，鲁迅时时回忆到五四这个时代：“……而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隐’者有之，‘身升’者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当然指的是胡适之一流人物。但说到当时的文风，鲁迅对胡适之也很佩服的，“……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有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确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继钱玄同之后，刘半农却也是绍兴县馆的一个常客。鲁迅对陈胡文风的评断，也即是对他们人格的评断，有道是“文如其人”。陈独秀从参加辛亥革命，到领导五四运动，建立中国共产党，加入托派，直至发表《我的根本意见》，离开托派为止，他都是开着大门，让人家看清楚他的武器的，这是一个作为革命家的他的伟大处，和那种只知玩弄政治手段的阴谋家、阳谋家不能相提并论的。鲁迅当时亲近的主要是钱玄同和刘半农，对于前者，鲁迅评论到：“……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而其弊有不可究诘者为。（不可究诘四字颇有语病，但一时想不出适当之字，姑仍之，意但云‘其弊破大’耳。）”对于后者，鲁迅的评论相当多，但这确实是对于一个朋友的评论，这和鲁迅对于章太炎的评论一样，师友相处之道，鲁迅给予了一个模式，确实值得人们效法的。所以我尽量把鲁迅后来有关刘半农的文章引在下面：“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这篇《忆刘半农君》写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他早已转移了斗争阵地，和刘半农与钱玄同的生活意识相去甚远，他所说的看了刘半农的打油诗为之长叹，岂止长叹而已，他且起而加以抨击：“……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幸“萌科学思想之芽”’。“‘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鲁迅写这文章时，距离刘半农的死约莫十个月，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所以虽然抨击，文字却写得婉而讽。这诚如鲁迅所说：是“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之别罢。鲁迅并非辩护青年人可以有资格写错字，鲁迅的用心非常“忠厚”，他对老朋友也是不得已而道的。其实刘半农写那样的打油诗，仍不过显示他的“浅”而已。刘半农死后，鲁迅不仅写文追悼他，而且再三表出他是文学革命中的战士，反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为“复古的先贤”，用“他的神主来打趋时的人们”。鲁迅在《趋时与复古》这篇文章中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鲁迅的悼念刘半农，也可说是悼念五四这个时代，惋惜半农，也就是惋惜后来自认“没落”的那一辈战士。历史无情，不前进就后退，所谓朋友也就因此失去了了解，譬如钱玄同吧，鲁迅是由他的劝诱起而与之并肩作战的。当一九二九年五月间他在北平时，给许广平的信上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那简直连对刘半农那样的感情都没有了！鲁迅说过：“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北京’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他自己呢，诚如一九三三年在《徬徨》的题诗所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徬徨虽然徬徨，但他并没有放下武器。＊＊＊现在应该回头来谈谈鲁迅的小说，特别是谈谈别人已经谈了很多的《阿Q正传》了。我们先让鲁迅谈谈他“怎么做起小说来？”“……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说得很清楚，他写小说的目的：（一）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二）小说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他又自认他的小说，在当时可以称得是“革命文学”，因为《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的运动，无疑是一个革命的运动。他虽然对于“文学革命”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尤其是见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使得他怀疑、失望、颓唐了，他又觉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虽然缺少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却出于对热情者的同感，故在寂寞中也想喊几声助助威……但为此，必须与前驱者取得同一步调，而且还要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得显出些亮色，这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他又自认为这是“遵命文学”，是遵奉那时革命的前驱的命令，也是他自己愿意遵奉的命令，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所以技术虽然比前好，思路也较少拘束，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于是结印这时期的作品，就命名为《徬徨》。此后能称之为创作的，尚有《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三种，却不能算做小说。鲁迅纪念独秀先生，为的他最着力催促他做小说，作人的《回想录》说：“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申第十二是一九二零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的说话的三年之后了。”鲁迅的小说，虽说深得陈独秀的赏识，但在《新青年》发表的，为数不过五篇，最出名的《阿Q正传》，发表在《晨报副刊》上，《新青年》已经在分裂了，在往后几年，这古战场的情景中，只有鲁迅几个人在支撑着由《新青年》开始创导的新文化运动的余绪，这时以后到鲁迅南下（一九二六年）的期间，鲁迅和许多年青人在一起，确实做了许多事，如《语丝》和《莽原》的创刊，“未名社”的出版多种文学译著，以及对章士钊的斗争等；尤其是三·一八事件中凌厉无前横扫千军的一枝铁笔，使“正人君子”无所遁形。这几年确实可说是鲁迅的时代。他像一支火把，其余的都是爝火。惟有从这时起，他才真真正正的成了一个文化斗士。对于《阿Q正传》的批评多得很，但我们应该听鲁迅自己所说的。“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按：孙伏园）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搞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栓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杜小栓子刀铡余人枪毙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观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这真是怎么好……。”《阿Q正传》有法文和英文译本，但鲁迅只给俄文译本写有《序》和《自叙传略》，这序对于怎样写这篇小说，又有不同于上面的说明。“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对于鲁迅小说各式各样的批评，我们完全不去理会，只有作者自己的表达，说明，才能使读者对他的小说有真正的理解，同时也显出小说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按照鲁迅所说，《阿Q正传》确实说中了许多人的阴私，也刺中了许多人的灵魂。这许多人也许不是阿Q，而是赵太爷，假洋鬼子，和以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的人。鲁迅认为要革命不免有阿Q式的革命党。革命成功后，屈服于旧势力，让旧势力篡夺革命果实，那么这种自以为创造了革命的革命党，就是阿Q。阿Q的时代背景，当然是辛亥革命，我们已谈过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经历，像绍兴一地那样所发生的政治上的迅速变化，正在全中国到处发生。这个革命很快使人失望，鲁迅只能浮沉在北京的官僚层中，躲在会馆里抄着古书古碑，麻醉自己。于是阿Q的形象，在他脑中逐渐的形成，这是由时代的影子浓缩成的，而它又逐渐的变成了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但阿Q究竟盘上了辫子，这也证明革命并不是完全白费的，这就是鲁迅的进化观点。鲁迅又认为未来的二三十年，仍是阿Q的时代。鲁迅的预见不无理由，而且历史正是如此证明的。辛亥革命过去了，一九二七年又发生了革命，结果仍是新的赵太爷，新的假洋鬼子们篡夺了革命，失败了的革命党仍是阿Q式的，他们把失败当做胜利，把革命说做“革命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于是进行了绝望的广州暴动。有一个著名的革命家说，“这是挨打之后的磨拳擦掌”，阿Q！一九四九年全中国解放了，但革命党宣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新的资本主义发展至少还有二十年，可是不到三年，资本主义的“五毒”上身了，革命以后的农民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于是连续进行“三反”、“五反”、“公私合营”，以至“社会主义改造”，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革命其实是“不断革命”，这也确实是阿Q式的。有人要把写阿Q时代的鲁迅捧做革命家，和李大钊并列，好似《新青年》后期，鲁迅和李大钊才是前进的人，这是滥言妄语。鲁迅确实可以说得是一个前进的斗士，但他只是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怀疑这个革命（《答国际文学社问》），所以他不可能进而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与陈独秀李大钊并列（人家不提陈独秀，因为他以后加入了托派），正是这一点，他的前进止于“呐喊”，向前一步，他更徬徨了，而且他看得前途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呢！鲁迅转抄了“杜小栓子刀铡而死”的故事，他着急地叫喊“这真是怎么好……”已经不是写阿Q时那样的只是嘲弄式的悲哀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可以续写下去，文化大革命中种种形式的公审，向人民低头认罪的故事，已有红卫兵的记录斑斑可考，可是下面的真实故事则是从未见过著录的。宗法社会早已消灭了，但是宗法社会的意识仍残存在中国的乡村里，譬如赵家村和李家村的地主经过多次的斗争，本已蜕化为普通的农民，但仍背着“地主”这个历史性的黑名。文化大革命时，赵家村的红卫兵赶到李家村把姓李的地主杀了，接着李家村的红卫兵为了报复又去杀赵家村的地主，所谓地主的孑遗就是这样消灭净尽的。红卫兵又强迫地主的儿女杀自己的地主父母，结果有几个地主儿女联合起来在几条村内摸黑杀死了十一个干部和红卫兵，上山去了。“这真是怎么好！”一定会有人说我造谣。我是从一个游水逃来的过去的红卫兵口中听来的，这个红卫兵小腹上有一个前后洞穿的弹道疤痕，他们起来要揪“军中一小撮走资派”时给人民解放军枪伤的，那时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全部红卫兵都受到镇压了。＊＊＊我们现在要回头谈谈鲁迅的生活。鲁迅是新台门的肖子，但他已无意重振新台门的家声，他要迁居到北京去，重新安排家计。“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约徐吉轩往八道弯看屋。“二十三日，午后拟买八道弯罗姓屋，同原主赴警察总厅报告。“二十六日，为二弟及眷属租定间壁王氏房四大间，付泉卅三元。“八月二日，午后往西直门内横桥巡警分驻所问屋事。“十日，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十八日，午后往市政公所验契。“十九四，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取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九月三日，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六日，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凭单来。“十九日，夜得三弟信并泉六百。“十月五日，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六日，午后往警察厅报告修理房屋事。“十一日，午后往洪桥警察分驻所验契。“十九日，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弯宅。“十一月四日，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十三日，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弯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二十一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二十六日，上书请归省。“二十九日，午后付木工泉百七十五，波黎泉四十。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十二月一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二日，夜抵上海。“三日，午抵杭州。“四日，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十九日，晚传叔祖母治馔饯行，随母往，三弟亦偕。“二十一日，夜理行李粗毕。“二十二日，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漊扫墓，晚归。“二十四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王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二十九日，下午俱到家。”根据上面摘录的《日记》，八道弯的房屋，经之营之，皆鲁迅一人亲力亲为。新台门的房子公共出售后分回的钱，鲁迅自己的钱，借贷的钱，合起来才付清屋价装修费用。他又亲自去绍兴接眷，克尽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责任。他从此和亲切的故乡脱离了，但这故土，这人情，这生活、这时代，永远活生生地再现在他的小说和回忆中，我们只举出故乡一篇为例。“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是的。’“‘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这好极！他，——怎样？……’“‘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我们坐火车去么？’“‘我们坐火车去。’“‘船呢？’“‘先坐船……’“‘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我愕然了。“‘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阿！闰土哥，——你来了？……’“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的乡土文学中，除《阿Q正传》外，我最爱读的是《故乡》和《社戏》，前者尤其是留下了时代的显明的痕迹，中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主角——农民，这时正受着极大的压迫，闰土便是被压迫农民的具体的形象。提出了问题就是解答了问题。在辛亥前后的革命者，着眼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最先朦朦胧胧提出中国经济改造的是孙中山；到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仍没有一个像样的土地政纲；但鲁迅借闰土这个人物，提出了被压迫的农民问题，农民方面对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像一个木偶人了”。闰土恭恭敬敬地喊一声“老爷”，这说明了二人之间阶级的隔绝，鲁迅希望他们“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但这生活不存在好意的希望中，要在没有路走的大地上走出路来，这便需要农民自己的觉悟，自己的斗争，我们可以说，鲁迅是第一个用文学形式，提出这个问题的。过了七八年，农民果真站起来了，不到三十年，他们就解放了自己。＊＊＊现在我们再回到鲁迅迁家至北京后的生活，他如何负起了一家之主的责任。这时鲁迅颇有入不敷出的情形，他不断的向朋友借贷，一有收入，立即还清。有时须向义兴局出利息借钱。“一九三零年一月六日，午后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税房契，计见泉百八十。“二月九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十六日，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十七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三月四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三十日，午后从戴芦舲假泉百。“三十一日，甚疲，请假。“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舲百。“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五月十六日，沛周岁，下午食面饮酒。“十九日，沛大病，夜延医不眠。“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医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伏，晚得答，言似佳。“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剧。“二十五日，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改驻赴病院。“二十六日，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二十七日至六月十四日，有十五天“夜在病院”，其他数目，无日不去病院。对于一个周岁的侄儿，看顾得直是无微不至，七月十三日，“沛退院回家”；十五日，“沛腹泻”，十六日复入院。十八日，因直皖战争，“消息甚急，夜送母亲以下妇孺至东成同仁医院避”。十九日，“上午母亲以下诸人回家”。这期间鲁迅不断向齐寿山借钱，几十元不等。照《鲁迅日记》所载，一九二零年八月六日，“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往大学讲”。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午后往高师校讲”，自此他在佥事之外，从事教学工作。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晚收大学九月、十月是薪水共泉卅六”。可见当时大学讲师待遇之低，也许鲁迅所开的课时间不多。到了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作人生病进了山本医院，鲁迅又不断去医院看视，又不断的向齐寿山等人借钱，四月十二日，“下午托齐寿山从义兴局借泉二百，息分半”。直至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齐寿山来，同往香山碧雪寺，下午回”。二十七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六月二日，“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三弟、丰一俱去，晚归。”嗣后又不断的去西山，替作人买佛经，付房租，代寄稿，前后达五个月之久。作人《回想录》说：“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门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们‘挂单’的地方，……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北头作为卧室，摆一张桌子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后来有一个时期，母亲带了他的孩子们夜来山上玩了一个星期，就腾出来暂时让给她用了。“我住在西山前后有五个月，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后来给爱罗先珂做世界语讲演的翻译，记得有一篇是‘春天与其力量’，说得空灵巧妙，觉得实在不错，……在五月与九月之间一总给孙伏园写了六回的‘山中杂信’……”作人的文章以悠闲著名，从他在西山养病的记载中，他没有一个字说到鲁迅的“劳瘁”。作人从西山回家，据《鲁迅日记》，是九月二十一日，但可怪的是十月十九日的《日记》：“还二弟买书泉六元”，是不是从此时起，他们兄弟之间的经济已经分开了呢？我们无法得到其他旁证。一九二二年的《日记》遗失，现在所刊者，系据许寿裳的手抄片断补入。可注意者，正月二十七《日记》云：“旧除夕也，晚供先像。柬邀孙伏园，章士英晚餐，伏园来，章谢。夜饮酒甚多，谈甚久。”二月二日：“……又买泥制小动物四十个，分与诸儿。”可见他对于“祖先崇拜”，并不实行“思想革命”；而对于小孩子们的眷爱，永远不衰。十一月十四日，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到北京，住在鲁迅家中，备受他们兄弟照顾，直至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才回苏联去，中国的留苏学生在东方大学见过他。鲁迅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为当时的青年所爱读，笔者当时曾从他那悲悯反抗的希望里得到鼓舞。鲁迅的小说《鸭的喜剧》，就是描写住在他家里的爱罗先珂的，“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这句描摹孩子口吻的话，是最生动不过的，读了使人想像到一切都漂溢着诗的意境，和鲁迅，爱罗先珂，天真的孩子，作人夫妇那种情景交融的胸怀。又谁知三个月之后，这种胸怀竟尔不再存在了呢。这三个月中，我们从《鲁迅日记》中找得到下列记载：“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五月十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及丰丸同饮茶。“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晨、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六月二十六日，往禄米仓访凤举、耀辰，且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七月三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十四日的《日记》，忽然出现了不同的调子，记着下列字句：“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看来似乎写得一样气定神闲，但熟知他们兄弟之间友于之情的，这样的句子，确乎是惊人心魄的了。“十九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这封信的内容，鲁迅与作人从未披露过，据许广平后来的《鲁迅回忆》中所说，则是信封外面写着“鲁迅先生”，里面斩钉截铁地要鲁迅“以后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于是鲁迅被迫要搬出八道弯了，他的《日记》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八月一日，午后收拾行李。“二日，下午携妇迁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和作人不和，只苦了他们母亲，她两头奔走，两个儿子谁也丢不下。“八月五日，晨母亲来视。“十三日，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二十一日，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并泉十五元。“二十六日，上午母亲遣潘妈来，给桃实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将交三太太收。“二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交三太太信，并所还钱五元，即以泉还母亲。“三十一日，上午母亲往新街口八道弯宅去。”这样的记载，多至引不胜引的，但他母亲病了，看医服药，都是鲁迅的事。“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来问母亲疾。“十八日，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母亲往八道弯宅。”这期间，鲁迅不停的看房子，借钱，可是他也病了。从十月三日以后，至十月八日为止，他的病大概非常缠绵，八日《日记》：“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他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三日给母亲信说：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弯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在病中，鲁迅仍不废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于十月三十日买定了阜成门三条胡同廿一号的旧屋六间，价八百。他并没有钱买屋，钱都是向朋友借贷来的，这时他的主要收入做佥事的薪金，已积欠半年以上，例如十一月二十二日《日记》：“下午收奉金二月分者三十一，又三月分者百。”二十三日《日记》：“下午收三月分奉泉百五十。”至于大学里面教书收入，不仅为数甚微，而且积欠甚久，例如九月二十九日《日记》：“上午往师范校取薪水十四元，三月分讫。”十月十九日《日记》：“收大学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二十七元”，可见一斑。以后鲁迅的收入，主要得靠稿费和版税。西三条胡同的房子是一九二四年一月二日接收的，经过几个月的修理，到五月二十五日才得搬入。据许季茀所说：“这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鲁迅移入新居后，便在八道弯搬取书及器物，六月十一日《日记》：“下午往八道弯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然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不多不少是一出“闹剧”，《鲁迅日记》中以后不再有启孟二字，兄弟的关系永绝，关于此事，他们的共同朋友许季茀有公平的证述：“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可是作人对许季茀这种说话，心有不慊，他在《回想录》上有二篇《不辩解说》，上篇说的许多话，其实只是为余澹心编的《东山谈苑卷七》的一则故事作注解，这则话说：“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鲁迅与作人失和的事，经许季茀在鲁迅死后公开一说，作人自然要加以辩解，但他先引用倪元镇的话“一说便俗”，以此掩盖他的辩解，其实他的不辩是辩，而且越辩越暴露了他的小气，和事实上曲在他这一面。“……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确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得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不是处于一时之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件事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作到的了。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徬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差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于下：“《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也找不自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均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全由他们去说好了。”我觉得作人虽然这么说，实际上许季茀究竟造了什么‘谣’，还是没有具体的说清楚。许季茀所记他们兄弟失和的事，证以鲁迅的《日记》，并无一字造谣，周作人垂老所写的《回想录》，说及这事时，竟比许季茀为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这完全不符事实。至于发明鲁迅小说《伤逝》为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认为这是“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资料”，算是“对得起他”，这也无补于鲁迅生前所遭受的隐忍的痛苦。“对得起他”与对不起他，都是无关的了。作人所说的五十自寿诗，附带在这里交代一下。由此可见鲁迅的胸襟浩旷，批评客观，对事不对人，确为作人所不及的。一九三四年，林语堂在上海编《人间世》，他把作人寄给他的两首诗加了个《知堂五十自寿诗》的题目，给登了出来，诗如下：“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这二首诗登出以后，会做诗的纷纷和作，年青人则多加以批评攻击，鲁迅对于林语堂的提倡闲适，本多不满，但对于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及和诗，并未公开批评，只在给杨霁云和曹聚仁的私人信中略有谈及。致杨霁云信中谈到《人间世》者有云：“……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在给曹聚仁信中说：“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成舆论矣。”作人对于鲁迅的这种批评，亦称之为“伟大”的，但他对鲁迅的批评又如何？他在《老人的胡闹》中说：“往往名位就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观乎此，作人与鲁迅二人气度之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了。＊＊＊鲁迅虽和作人决裂，但对于建人的太太——三太太仍旧看顾的，例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记》：“得三弟信，十六日发，属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医院视芳子疾，并致泉十，又自致十。“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医院看三太太。“六月二十一日，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七月七日，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八月十三日，午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钱廿，赠重君蒲陶干一盒。”芳子和建人的脱离始于何时，建人与王蕴如的同居始于何时，在《鲁迅日记》中均无可考见，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日记》：“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晔儿是建人与王蕴如的孩子，以后日记中常常提及他们，记载语气与以前谈到“小土步”时一样，可见鲁迅对芳子，王蕴如，以及她们的孩子一视同仁。周作人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致香港友人信云：“……目前匆匆寄信，问于某女士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讯，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此系家庭私事，因便中一并说及耳。……”鲁迅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日记》：“得许广平信”；四月十二日《日记》：“许广平、林卓凤来。”这是他们两人关系的开始，过了二年，他们才在上海同居。这时鲁迅和作人决裂已久，即使作人的太太信子同情朱夫人，有甚么对许广平不满之词传到上海，也决不会有甚么影响的了，作人说许广平因此迁怒到他，所以在《鲁迅回忆》的文中诋毁他，这却是近乎“妇人之见”了。至于建人与芳子的脱幅，作人说“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参考国内最近发表的鲁迅致章矛尘的信（一九三零年三月二十七日）：“乔峰将上海情形告之北京，不知何意，他对我亦未言及此事。但常常慨叹保持饭碗之难，并言八道弯事情之多，一有事情，便呼令北去，劝止两难，至于失眠云云。……”又，鲁迅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致母亲信，说建人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生活颇窘，可见建人虽已在上海另组了家庭，对于八道弯的关系，他确是像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弱小民族”；作人晚年致书香港友人，谈到这件事，竟说“……至于王蕴如乃是他的所谓‘爱人’，若不客气的说，照上海话说乃是‘姘头’了，我当初写信规劝他儿女已长大（在一九三七年），何必纳什么妾，他为此便不同我通讯了。……”这是甚么话？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怎么样的一个女人，鲁迅生前从无一言道及，我们不必偏信景宋对她的攻击，芳子受她姊姊何种影响，我们也无从深究，但建人不是花花公子，那是可以深信的，在过渡时期中，婚姻的始合终离比比皆是，作人是五四前后时代的思想革命家，晚年思想简直退化到十足的冬烘了，用“姘头”，“纳妾”这种封建伦理观念的名词作为衡量自己兄弟婚姻变化的尺度，一脸孔悻悻之色，可见有人说他“风格清致、思想通达”那种溢美之辞，与他的为人是绝不相符的。＊＊＊鲁迅放弃了医学，从事文学，认为文学可以救时济世，但在东京时候，办《新生》文学杂志之事，既未实现，只印了二本《域外小说集》，销路又不佳；回国以后，借教书和到北京教育部当一名佥事的收入维持一家生计，眼见革命事业，瞬即为反动势力所淹没，意气消沉，住在绍兴县馆里抄抄古碑，书读佛经，过着知识分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生活。可是这陈独秀李大钊他们大声疾呼，震聋发聩，五四运动风起云涌，鲁迅也开始跟着呐喊了。从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六年，这是鲁迅文学创作最收成果的时代，据他说，《呐喊》、《徬徨》、《朝花夕拾》、《野草》、《故事新编》这五本文学著作，都是完成在这段时期内的，过后间或有文学写作，如《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阿金》等，但与战斗性的杂感文相比，为数太少了，无法另行编集成书，只好散见于其他杂感集内了。鲁迅是《新青年》的主要一员；对《新潮社》则不仅供给小说，在经济上也有帮助。但一九二一年以后，他的文章多在是《晨报副刊》上发表，是年一月，文学研究会，由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十二人联合宣言成立，他们的据点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标榜“为人生而文学”，与鲁迅旨趣相同，他虽不是会员，与会员一样供稿，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均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九二四年冬天，孙伏园脱离《晨报》，拉拢了十六个撰稿人，出版《语丝》，这是一个异军突起的刊物，他们似乎没有固定的结社形式，也没有固定的编辑，所谓“社员”的稿子，由孙伏园或李小峰付排，外稿则送给周作人去看，这小小的刊物后来发生了大影响，鲁迅说：“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只好拿住了多睒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李小峰却由此发迹，开了北新书局，做了真实的“老板”，后来在上海欠了鲁迅为数不少的版税，几乎要用法律来解决。《语丝》当时很打了几次硬仗，这主要是为了女师大被解散，与“正人君子”正面作战，鲁迅的打落水狗论对于青年们的启发很大，三一八惨案，《语丝》的战绩更大，鲁迅的文章，简直惊天地泣鬼神，直接促使青年人走到革命的实践，鲁迅自己也不得不因而离开了安身立命的北京。对于《语丝》的特色，鲁迅认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缺点则是：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刘半农给周作人信说：“就《语丝》的全体看，乃是一个文学为主，学术为辅的小报。这个态度，我希望你们永远保持着，若然，《语丝》的生命能垂于永远，我想当初《新青年》，原也应当如此，而且几年后已经做到如此。后来变了相，真是万分可惜。”按刘半农的说法，对于《语丝》和《新青年》的比较，也并不相符的。《新青年》的变化，是时代的变化，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只有被淘汰下来，所以鲁迅和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之间，在以后还是失去了作为朋友的了解。林语堂认为“温文尔雅的是《语丝》，慷慨激昂的是《猛进》……”但温文尔雅四字实不足以尽之，因为如鲁迅所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语丝并不是超政治的，他无形中自有一种爱憎，所以至终不免于被禁（一九二七年）。移到上海出版时，李小峰是要求鲁迅担任编辑，接着“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革命文学’家的拚命的围攻”。而《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在经过几次不愉快的事情以后，鲁迅提议停刊，但小峰不肯，于是找柔石编辑了六个月之后，柔石也辞职了。在《新青年》之后，《语丝》确是尽了对北洋军阀黑暗势力的斗争作用的，这个作用一过去，便如鲁迅所说“……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待中国的内情太清楚，不免有失望之故罢”。鲁迅却是一个愈失望愈激进的人，所以他要“寻找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不断与青年人在一起，把许多老朋友撇在后面了。最先和他在一起的青年人，是“未名社”的人，这中间又可以分做二类，诚挚而又肯埋头苦干的是韦素园、韦丛芜、李霁野、台静农、曹靖华；发扬而有冲劲的是高长虹、向培良、尚钺、高歌、朋其，但他说：“这些人里面，做小说和能翻译的居多，而做评论的没有几个，这实在是一个大缺点。”又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比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是鲁迅所能找到的不过是文学青年，不是“破坏论者”，只有革命家能从事破坏，而鲁迅自己也不是一个革命家。可是鲁迅却遇到了一批“破坏论者”，那便是高长虹几个人，他们曾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过狂飙运动的“宣言”，但由于他们那种“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鲁迅认为高长虹“似乎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但赏识他的“很能做文章”，他亲手替长虹编选了一本杂感和诗的合集《心的探险》，作为《乌合丛书》之一。高长虹一伙在鲁迅离开北京后，便和韦素园他们发生了冲突，又因鲁迅不作左右袒，迁怒到鲁迅头上，他们到上海成立了狂飙社，在刊物上攻击鲁迅，称之为“青年的绊脚石，世故老人，戴着纸糊冠的思想界的权成者”。好好的一个团体，先分裂，后解散，长虹一伙成为内部的“破怀者”。此事对于鲁迅的影响很大，以后他对青年人就另有一种看法了。“未名社”本身具有一种特色，和《语丝》完全不间，《语丝》虽有青年人投稿，但主要是由几个久已成名的老作家做中坚，所以非常容易获得读者信仰；“未名社”则以鲁迅为中心，四围集合着不出名的富于理想的青年作家。鲁迅除了主编《莽原》半月刊外，又编印二种丛书：《乌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专收翻译。李霁野回忆说：“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后来谈到我们的译书出版的困难，便想到要是我们来尝试出版一些期刊和书籍，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于是便计划起来了。当晚我们便决定先筹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大约需六百元，由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各筹五十元，其余便由鲁迅先生负担。我们只打算买前书，印后书，并无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章程，后来为了对外，才用已印的丛书名字名了它。我说这样每年可以出五六本书，鲁迅先生笑着说：‘过了十年岂不是很可观了吗？’”“未名社”出版了的书很多，韦素园译的有《外套》、《黄花集》；韦丛芜译的有《穷人》、《罪与罚》；李霁野译的有：《往星中》、《黑假面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文学与革命》、《不幸的一群》；曹靖华译的有：《第四十一》、《烟袋》；鲁迅译的有：《出了象牙之塔》、《小约翰》等。创作方面，有韦丛芜的《君山》；台靖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鲁迅的《朝华夕拾》和《坟》等。《乌合丛书》自长虹一批人分裂出去之后原已由“未名社”出版的他们的书，都纷纷另找出路了。＊＊＊一九二四年七月，在鲁迅平静的生活中有一个插曲，那是陕西长安的西北大学邀请他和其他学者去作夏期讲演。讲词经人笔记后请他订正，由西北大学出版，不知为甚么这讲词未蒐集在他的全集内，以致见者甚少。孙伏园张辛南均有文记述鲁迅在陕时的言行，但与他的《日记》也有出入。《日记》所言行程甚详，字里行间，更具体表现了他的个性好恶，和当时的社会现象。“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晨报社访孙伏园，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农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七月四日，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七日，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八日，下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晚与四五同伴者游城内。“九日，上午登汽车发郑州。夜抵陕州，张星南来迎，宿耀武大旅馆。“十日，晨登舟发陕州，沿河向陕西。下午雨。晨泊灵宝。“十一日，晨发灵宝。上午遇大雨，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十二日，晨发舟，仍逆风，雇四人牵舟以进。夜泊阌乡。腹写。“十三日，晨发阌乡。下午抵潼关，夜宿自动车站。腹写，服Help两次十四粒。“十四日，晨发潼关，用自动车。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晚同王峄山、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栟榈扇二柄而归。“十五日，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下午赴招待会。晚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历三四古董肄，买得乐妓、土偶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十六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十七日，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夜观《双锦衣》后本。“十八日，午后小雨即霁。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看画。晚往张辛南寓饭。“二十日，上午买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泉二元。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影。“二十一日，上午讲演一小时。晚讲演一小时。夜赴酒会。“二十二日，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二十三日，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午后晴。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购饼饵少许为回，于伤处涂碘酒。“二十四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赴省长公署饮。“二十五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二十六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二十八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二十九日，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三十日，上午托孙伏园往邮局寄泉八十六元，还新潮社。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三十一日，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印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共泉一元。“八月一日，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肄，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三日，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四日，晨乘骡车由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遇逆风，进约廿里即泊。“五日，小逆风，晚泊渭南。“六日，逆风，夜泊华山。“七日，逆风，向晚更烈，遂泊，离三河口尚十余里。“八日，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阌乡。“九日，逆风。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下午抵陕州，寓耀武大旅馆，颇有蜰虫，彻夜不睡。“十日，乘陇海铁路车启行，午后抵洛阳，寓洛阳大旅馆。下午与伏园略游城市，买汴绸一匹，泉十八元，土偶人二枚，八角。晚在景阳庄饭。“十一日，晨乘大车发洛阳。上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午后同伏园往机关枪营访刘冀述君。阅古物店四五家，所列大抵赝品。晚发郑州。“十二日，黎明车至内邱，其被水之轨尚未修复，遂步行二里许，至冯村复登车发。夜半抵北京前门，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己，乃雇自动车回家。”鲁迅此行，全部日程三十七天，除来去路程十六天，在西安二十一天，讲演十次，凡十一小时，另在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讲演题目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分六章：1.从神话到神仙传；2.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3.唐之传奇文；4.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5.明小说之两大主潮；6.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讲演记录稿于九月三日寄到鲁迅那里，《日记》：“五日，夜订阅西北大学讲稿。“六日，午后改订讲稿，至夜半讫。“八日，上午以改定之讲稿寄西北大学出版部。这是一本略而又略的《中国小说史略》，但不知在讲武堂的半小时讲演，内容又是什么，因为据张辛南的记述云：“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及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省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雅先生（陕西督军刘镇华——注）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兴味的题目，鲁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北京生活（三）——女师大——三一八历史的每一次进步运动，继起的一定是反动局面，“五四”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帝反北洋政府，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文学上主张白话文与新文学（小说、诗），在思想上介绍欧美资产阶级的学说体系，所以有人把“五四”运动比之于欧洲十六世纪肇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反动势力是不甘就此被打倒的，从《学术》到《甲寅》，从吴宓到章士钊，从解散女师大到三一八，还是反动的顶点；反动的武器，千遍一例是提倡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祀孔，读经；最后则凭借武力，反共，讨赤。从一九二五年起，和这种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主要是鲁迅，他具有彻底而一贯的思想，凌厉而不容情的文笔，洞烛隐微，直通未来的见解，所以他主张壕堑战，主张韧性的斗争，“不耻最后”。关于女大事件的经过，周作人《回想录》记述得非常详尽，要了解鲁迅在这事件中成为“正人君子”的众矢之的，自非对这一事件有个概念不可。“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课，只好允之。“十二月二十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七月廿六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高师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命运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泊、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七月五日，下午凤举通伯来谈，通伯早去。“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就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掉换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迁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决，学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诉说请求，并发表宣言，坚决拒绝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七日该校开国耻纪念讲演会，校长与学生发生冲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评议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个人，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鲁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释才能得来的，因为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有几个在女师大教书的教员听了不干，便酝酿发表一个宣言，这启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由七个人署名，即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这宣言的反响来得真快，在五月三十日发行，而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每周评论’上，（按：‘每周评论’恐为‘现代评论’之误。）就发现陈西滢即通伯的一篇‘闲话’，不但所说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的话就出在这里边，而且大有挑拨北京军阀政府采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这之后，我就被学生自治会请去开会，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情形如鲁迅在‘碰壁之后’一篇文章里所写，眼见一个大家庭里斗争的状况，结果当上了一名校务维持会的会员。……“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以后紧接着二十二日武装接收的一幕，由专门教育司长刘百昭率领老妈子队伍，开赴石驸马大街，把女学生拖拉出校，……那般被拖出街上的学生们只得另寻栖止，在端正府的西南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校址，校长是易培基。……“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师大开学典礼，午返。这以后就暂时在那里上课，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钊离开了教育部，女师大随即复校，仍搬回石驸马大街原处。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仍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三一八事件，女师大死了两个学生，国文系的刘和珍与英文系的杨德群，随后有些教员也被迫胁离开了北京，教育总长换了任可澄；……二十二日是去年‘毁校纪念’，开会纪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发表将女子大学和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而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于九月四日来校，武装接收了。今据林素园的报告照录于下：“‘素园本日午前十一时复往该校，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集多人，声势汹汹，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有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续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素园等只得来部陈明。’这篇报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但记者说据前见报告，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该校教授为共产党，言语之间稍有冲突，并无互殴之说，……”有了周作人这篇详尽的记载作底，我们可以依据之作为鲁迅在这一斗争中所处地位的说明。这次斗争长达三年，以鲁迅离开北京作结。鲁迅是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三日开始到女子师范大学去讲课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晚以女师校风潮学生来邀调解，与罗膺中、潘企萃同往，而续至者仅郑介石一人耳。”八月十二日《日记》：“女子师范学校所寄去年十一月分薪水十三元五角，又聘书一纸。”十三日《日记》：“寄还女师范校聘书。”九月十四日《日记》：“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到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斗争已有相当结果，《日记》：“下午季市来，同至女师大教育维持会送学生复校。”二月一日：“午后往女师大开会，后同赴石驸马大街女师大校各界联合会，其校之教务长萧纯锦嗾无赖来击。”从此，至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辞去女师大评议会会员为止，鲁迅始终出席维治会，亲预其事，唯立是视。鲁迅因为主张正义，给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撤了佥事之职。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日记》：“我之免职令发表。”但鲁迅对章士钊提出了控诉，到次年三月，他的控诉虽然得直，他当然不会再回教育部做佥事，而且也不能安居在北京了。鲁迅于五月二十一日应邀去女师大调解，是夜作《碰壁之后》一文，他说：“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溪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他到学校后，在坐位面前看见了一张印刷品，看了之后，不觉毛骨悚然，因为里面说：“……兹定于（月之二十一日）下午七时，由校特请全体主任专任教员评议会会员在太平湖饭店开校务紧急会议，解决种种主要问题。务恳大驾莅临，无任盼祷！”云云。鲁迅是个“兼任教员”，不必去“太平湖饭店”，后来两个学生来请开会，婆婆终于没有露面，他听见他所不识的教员在和学生谈话：有一句“你们做事不可碰壁”，在学生的话里也听到一句：“杨先生就是壁”。他说仿佛见了一道光：“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鲁迅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七个教员发表了宜言，这宣言引起了西滢的“闲话”，一场论争揭开了火盖。闲话以《粉饰毛厕》为题：“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相反的故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在不能再说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饰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办法。“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之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职俱为自治会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言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误之举，究非室言曲说所能掩饰也。’“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鲁迅对于这篇“闲话”，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加以揭露，而且下了如下的结论：“……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谁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均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女师大本身的斗争不断在演变，所以争论也在继续深入，刘百昭率老妈子拉女学生出校，一也；就石驸马大街另设国立女子大学，派胡敦复为校长，二也；合并女子大学和女师大为女子学院，校长林素园武装接收女师大，三也。十二月十四日，有许多“名流”在撷英番菜馆开会，产生了“教育界公理维持会”，这会又一变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据鲁迅在《公理的把戏》一文所载名字如下：“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鲁迅说：“‘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西滢——这位正人君子的代表人物，当然也不会就此歇手的，据鲁迅《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一文中说：“《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以后，西滢的战略改变了，他集中于攻击鲁迅个人，而且超出于女师大事件的范围，结束于给徐志摩的一封长信。这种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在论战中本属无聊，但有关于学术的造谣诬蔑，我们必须引用在这里，因为其中的是非曲直，自有事实证明的。西滢在《现代评论》（五十）‘闲话’中谈到‘剽窃与抄袭’，对鲁迅放了一枝冷箭，他说“……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子，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后来他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就指名说鲁迅剽窃，因为他怀疑鲁迅匿名指他的太太凌叔华所做的小说“花之寺”剽窃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其实鲁迅从来明枪交战，决不匿名攻击，指凌叔华剽窃的是署名晨牧的人，另指《晨报副刊》篇首图案剽窃琵亚词侣的则是陈学昭（署名重余），与鲁迅全不相干。西滢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由自古已有的道理。”鲁迅答复道：“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但这个愿望要等到十年之后才算实现，鲁迅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作《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鲁迅在回答陈源文内又说：“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of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其他关于人身攻击的话，不再具引了。读者自可细读《华盖集》、《续集》、《西滢闲话》几本书，研究双方争论的论据。这里应该介绍鲁迅在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所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非常客观地选载凌叔华的小说，并且加以评介：“《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疾恶也许过甚，他不断追击的战法，更使若干人为之披靡；但他态度坦白，不存偏见，这是与人共见的。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此后有许多人学而优则仕，纷纷在国民党政府出任要职，陈源、陈西滢、陈通伯先生，更做了“过河卒子”，在国民党政府偏安台湾后，出任联教组织的常任代表，一九七零年死于伦敦。出任人民政府要职者，有马寅初、丁西林、李四光等。＊＊＊在鲁迅为女师大事件不断与“正人君子”斗争时，历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上海英租界枪杀学生工人；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这两件大事都影响以后的历史发展，“五卅”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三一八”开始结束北洋军阀的政治。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正式成立后，在工人、学生，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已打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实际运动方面，有了决定的作用，所以五卅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员多方面工作的成果，帝国主义者们用对付义和团的方法，来对付有组织，有觉悟的革命群众，自然会遭受普遍全国的罢工罢市罢课的一致抵抗。五卅运动的本身虽然是失败了，它不仅被北京故府出卖，而且也被东南民族资产阶级出卖，但这是一次革命纲领与革命行动的初步检阅，它为此后的革命工作开了先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二十四年的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历史功过，足够做出结论来的。苏联本身和第三国际，那时以后已逐渐为史大林的官僚层所控制，在“四个阶级联盟”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中当了一次资产阶级的苦力。这在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也已清楚可见地叛卖了民族革命，它表示随时可与帝国主义者妥协的。在辛亥革命中受过深刻教训的鲁迅，对于五卅运动并不怎样表示热心，在他看来：“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他还是冷静地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恶劣现象痛下针贬。自从《新青年》分裂之后，他不追随向左的陈独秀李大钊，却轻视向右的胡适——因为他是此后的“正人君子”的精神领袖；他和钱玄同等人仍继承新青年的老路，认为非从事“思想革命”不可，直至他死前和周扬论战，可说都是他所主张的“思想革命”的扩大与深入。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为了女师大事件，他一直和“正人君子”们斗争，中间发生了五卅，最后则发生了用流血结束的三一八。鲁迅的攻击目标是一贯的，因为这都是黑暗的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他向思想和政治的黑暗势力开火，虽然有时使他感到这是“绝望的抗战”。他把这两种斗争合而为一，而且视对内的斗争比对外的斗争更为重要，他的矛头常常指向统治阶级，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以后和周扬的争论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鲁迅的“思想革命”和《新青年》当年不同，目标和场地都有所转移了，他首先揭发这个社会的黑暗，彻底从辛亥革命算起，因为他“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于是他“觉得什么都要从前做过”。他以历史为例，指出中国状况之可怕可悲：“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历史的比拟自然是有条件的，有时似乎拟于不伦，但在历史递嬗变化之中，仍有原则可寻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让中国再受三百年的异族统治；而新的农民战争，却推送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政权。在当时，鲁迅并无这种预见，足以洞澈未来，他只知道从历史演变上现在反动的军阀统治必然没落，所以他用警辟的言词，拚命向青年人指出应走的道路，他相信进化论，相信青年人比老年人有希望。他说：“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因此，他提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他认为生存不是苟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对于所谓“苟活”，他引用古训为例，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都是教人苟活的，我们要生活，不是苟活，半死半生的苟活，那只是挂了生活的招牌引人到死路上去。青年人果真是站起来了，局部的，女师大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鲁迅和其它六个教授，挺身站在学生一边，和教育总长章士钊，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斗争；普遍的，由上海工人学生反对日本和英国帝国主义引起的五卅惨案，简直像燎原之火燃遍了全国，鲁迅对于北京政府的软弱外交，加以如下的抨击：“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鲁迅向青年人号召：“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鲁迅并不大喊大叫“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认为在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鲁迅对于学生们在演讲时常常说的“同胞，同胞！”……问：“你们可知道你们所有的是怎样的‘同胞’，这些‘同胞’是怎样的心么？”他希望他们在演讲和募捐之后，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各式人物，然后将所见所受，所感的都写出来，无论是好的，坏的，像样的，丢脸的，可耻的，可悲的，全给它发表，给大家看看是怎样的“同胞”。鲁迅自己在个人情绪方面，对“同胞”二字是非常悲观的，但他还是鼓励青年人：“即使所发见的并无所谓同胞，也可以从头创造的；即使所发见的不过完全黑暗，也可以和黑暗战斗的。”那时候，是有人在群众集会上“砍下指头”，或是“当场晕倒”的，还是一种企图作为由此唤醒群众，到处流行的手段。鲁迅指出断指是“极小部分自杀，晕倒是极暂时中的死亡。我希望这样的教育不普及；从此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现象”。那时又有一种“到民间去”的运动，这运动本发生在沙俄时代。记得鲁迅编辑的《葬原》上，冯雪峰译有石川啄木的一首诗，描写日本的知识分子，大意是说酒已饮得够了，慷慨激昂的话已说得很多，但没有人用拳击着桌子说，“到民间去”！这首诗曾给我精神上很大影响，经过第二年（一九二六）三一八之后，在北京的波希米亚式的小名士们，如胡风，雪峰等人，果然实践到民间去，而且后来都成了共产党员，和鲁迅携手战斗。鲁迅对于叫出这种口号的青年人也有一种期待，他认为即使这种青年再回到北京，沉默而痛苦，新的生命也会在苦痛的沉默里萌芽的。时代究竟不同了，范爱农式的悲剧决不会再产生了。鲁迅最后的告诫是：“不耻最后”。他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关于这个告诫，他说了又说，他以运动会中的竞走为例：“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谁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然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在一九二五年中，鲁迅出版了《苦闷的象征》，译了《出了象牙之塔》；组织了“未名社”，出版了第一本有意义有顷向的书：《苏俄的文艺论战》，编了《莽原》；开始与许广平通讯；在住宅庭园内种了几株树，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花椒，刺梅，榆梅各二，青杨二；对沪案捐了四元五角又八元；往东亚公司买了本《文学与革命》，托洛次基著，在“创造社”攻击他“醉眼蒙胧”之前三年，他早已开始研究新兴的苏联文学；此外，二月十七日《日记》：“邵元冲黄昌壳邀饮，晚一赴即归。”邵元冲黄昌壳都是国民党中弄弄笔头的人，他们的邀饮和孙中山即将入京有关，应邀的一定包括很多教授和文人，鲁迅“一赴即归”，可见他对这种邀饮并无兴趣。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做了临时大总统，不久即让位于袁世凯，国民党自始在政治上居于失败地位，而许多党员就争着去做议员做官了。鲁迅在东京时候，和回国以后在绍兴经历辛亥革命时候，他接触的都是光复会的人，他生平佩服章太炎，从不谈到孙中山。俄国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推动孙中山去改组国民党，但孙中山就想在直奉战争之后，去和张作霖段祺瑞联合，他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可是一到天津就病了；做了临时执政府执政的段祺瑞，一上台就已表示外崇国信，并号召召集善后会议，这和孙中山的主张完全背驰，即使孙中山不死，也决不可能贯彻其主张的。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以及它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其中途妥协性，政治投机性，不必等到鲁迅“目瞪口呆”，早已暴露了，鲁迅在当时自然想不及此的。鲁迅在《华盖集》题记上说，“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这话是对的。但在孙中山死后，他写了一篇《战士与苍蝇》，据他说文章的本意是指孙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的先烈的，可见他不真是无所感触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日，他又写了《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这篇文章并未编入《华盖集续编》，倒在鲁迅死后蒐集的《集外集拾遗》里面，据景宋后记，那是应该属于鲁迅生前“故意删掉”之例的。鲁迅只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左翼改革者，他所攻击的主要限于抽象的中国的灵魂，国民性，中国人的惰性……之类，这都没有超出《新青年》早期主张改革的范围，他虽受到章士钊和“正人君子”们的压迫和围剿，直到一九三零年，读了梅林格（FranzMehring）几篇文章之后，他才知道“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鲁迅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的”，这是一个携贰者的憎恶，即一个本阶级的背叛者的憎恶；最后在改变了他自己的阶级意识之后，他又憎恶借抗日之名第二次企图投降国民党的、在共产党中颇为得势的周扬之流——周扬后面站着米夫、王明一系，米夫、王明背后站着从“第三时期”走到“联合阵线”的史大林。＊＊＊在一九二五年，有一件事使鲁迅不仅受老年人攻击，而且也受青年人攻击的，那便是对于“青年必读书”的主张。当时的《京报副刊》，曾向学术界人士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意见，胡适等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引导青年人离开对于社会的政治的实践，走向书斋和故纸堆中，故鲁迅在应征表中特地填上两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在附注上说：“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主张，远没有吴稚晖要把中国线装书丢入毛厕里三千年那样的激烈，但已饱受了老年人青年人的攻击，那时有一个署名ZM的人投文《京报副刊》为鲁迅辩解，他仍用鲁迅在讲堂上说的话替“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句话作注解，原文如下：“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具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免子，叫喊的是免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支，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了。”鲁迅的主张是有所为而发的，《新青年》的势力分散之后，北京那时正是‘风雨如晦’，他属望青年人不要再说空话，而要行，起而行。可是想不到，当时和鲁迅多少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周作人，到晚年居然说这是鲁迅的高调之一，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给香港友人信中说：“……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鸣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他另外有给朋友的儿子开的书目，却是十分简要的……”这是似是而非的，不符事实的话。鲁迅替许季茀的见子开过一张书单，因为他读的是中国文学系；这和《京报副刊》公开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意义完全不同，别的学者自然可以开列古书一大批作为青年人必读书，鲁迅却针对时弊，主张少读中国书，这当然不是因为“立异鸣高”或“故意与人拗一调”。周作人所说，未免近于事后诋毁了。鲁迅替许季茀儿子开的书目，据许季茀后来的记述是这样的：“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现在钞录如下：计有功宋人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辛文房元人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严可均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丁福保全上古……隋诗（排印本）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胡应麟明人少室山房笔从（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抱朴子外篇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论衡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今世说王（月卓）（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这样的一张书目，如果现在有人在大学里研读中国文学系，我想依然可以推荐的。＊＊＊在一九二五年，鲁迅笔下挞伐的，除“正人君子”之外，主要的敌人要算章士钊了，他是段执政下面的教育总长，作为佥事的鲁迅的顶头上司。章士钊可以撤他的职，可是无法封他的笔，他以他所主张的“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的精神，和章士钊扭打下去，直到无法在北京立足为止。这种一贯到底的韧性的斗争，确实启发和引导了不少青年人。话说章士钊于八月十三日明令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之后，鲁迅在答KS君的信中说：“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文言白话之争自然已不是争的开头，但这与读经复古之争还是很有联系的，因为直到国民党反共之后，仍有人主张读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二十三年之后，《甲寅杂志》的编者仍出版了《柳文指要》，让人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身上，去找“两千年传统文学题材之最终结穴！”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规定了小学学生读经，自初小四年级读起，每周一时，至高小毕业止。对这一反动措施，鲁迅力加抨击：“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强载质’的最巧玩意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鲁迅对于主张读经人士，用的是诛心之论，他主张读经不如读史，读正史不如读野史，他介绍《宋人说部丛书》，《明季南北略》，《痛史》等，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形，那时早已有过了”，宋以后是金和元，明以后是清，这都是外族入侵的最好例子。“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九二四年九月，北方发生了直奉战争，南方发生了苏皖战争。直系里面的冯玉祥对曹琨吴佩孚倒戈，一时控制了北京，迫贿选总统曹琨下了野，并迫曹琨事先免了吴佩孚的把戏；又把盘踞在清宫的逊帝傅仪驱逐出宫。冯玉祥与张作霖联名拥护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府的执政，欢迎孙中山北上，孙中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五月十一日奉军入了关，一到天津便解除冯玉祥收编的部队的武装，与段祺瑞联成一气。十一月，张冯之间的战争暴发，奉军因郭松龄到戈，形势逆转，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出兵助奉，十一月十三日占领了奉天兵工厂，侧击郭松龄，郭失败被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炮轰大沽口冯军，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军事行动，撤除防务。北京各界于三月十八日集会反对，结队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这就是有名的三一八惨案。惨案经过，周作人在《回想录》中有比较详细的追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卫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当日我到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去上课，遇见站在课堂外边的学生，说今天因为请愿去了，所以不上课，我正想回来，这时是见前去赴会的许家鹏君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说：‘了不得了，卫队开枪，死伤了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没有受伤，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顶呢帽，在左边上却被子弹穿了个大窟窿。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遇着好些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与我有关系的学校是女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二人，燕大的许君虽是奇迹的没有受伤，可是研究生郭灿然却因此失了一条大腿；……“三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也只能拿了笔杆与文字纪念死者，做了几副挽联，在三月二十三日给殉难者全体开追悼会的时候，送去一联云：“‘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当时日本的《北京周报》，有如下记述：“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中国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是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该《周报》的社论也说：“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以前有一个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有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中国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听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当时的资料，究竟这四十七个死者是否都是学生。鲁迅有一篇文章，特别纪念刘和珍的，因为她和另一死者杨德群，另一伤者张静淑都是女师大的学生，这都是积极而勇敢地和杨荫榆，章士钊，刘百昭等人斗争过来的人，所以鲁迅更熟识她们，他在文中说：“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是谁屠杀这四十七个爱国者？直接的凶手是段祺瑞，他是执政府执政；是贾德耀，他是执政府国务总理；是章士钊，他是执政府秘书长。第二天，通缉令发表，说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本日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灌泼火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徐谦等并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用儆效尤。”后来《京报》透露，该项通缉令罗织之罪犯有五十人之多，鲁迅当然在内。鲁迅以无比愤激的心情，写下了如下的句子。“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时候，鲁迅和其他许多人，过的是一种地下生活，因为通缉令的株连甚广，有一天下午，齐寿山通知许季茀，“张作霖的前头部队已经到高桥了，请立刻和鲁迅避入D医院，一切向看护长接洽就得”。于是在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中，鲁迅和十多人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有时回家去看一下，但他仍不断写文章和章士钊及“正人君子”们周旋。时局的变化非常快，由张作霖冯玉祥捧上台的段祺瑞，在三月十八日残杀学生后，四月九日就被冯玉祥迫下台，鹿钟麟收缴了执政府卫队的枪械，段祺瑞章士钊等逃匿东交民巷，执政府消灭，所谓北洋军阀中的安福系也就从此完结了。我们现在想交代一下章士钊的下落。他失势以后南下上海，托庇上海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做了他的门下客，又挂过大律师的招牌。内战时期，他做了国民党方面的和谈代表。解放以后，他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一九七二年出版了他的三大册《柳文指要》，在“通要之部续序”中，他有这样的指出：“柳文重发光艳，殆起于一九四九之大革命初期，倘无毛主席著作发扬，决不会有崇柳风尚。”这里说的是毛泽东早已提倡学习柳宗元了。说到一九四九年，章士钊有他一个独特的见解，他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一文中，将中国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期，而以一九四九年为分界线。这以前，他都算成“广狭不同之封建社会”，这以后，“则灭绝封建基础，一切统辖于民”。这个意见的前一部分，把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奴隶社会都一笔勾销了。后一部分，则社会主义直接由封建社会产生。这是他的中国社会发展史观点，简直和毛泽东的“唯物史观”开了一次大玩笑。他又说：“昔孔子作春秋，终于获麟，汉经生以谓孔子为汉开赤制，史迁踵其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为一大限，下述六国以及汉初百年，用相置配，号曰史记。唯吾之视今亦然，盖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九年者，不啻中国麟止开制之岁也。吾尝论史，以是岁为断，是岁以前，不问经过数千百年，不分朝代，统为一目，自是年起，不问日月几何？为另一目。洪荒以来，人世所经，两目而已，亦比于唐一行画天下山河为南北两戒，时与地交相辉映。”在他看来，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另一目”是远迈前史的。他说：“吾推断言：今日之中国形势，以至清至明之政府，行不屈不挠之纪纲，外侮不敢来，变乱无由生，贿赂不得行，风纪不致乱，自上达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以至下令如流水，无远勿届，于是举国矢勤守俭，孳孳矻矻，以从事于建设，效绩之生，遂乃日新月异而岁不同，此真陆贾所谓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夫社会基础如此坚定，从而政权期于不坏，而亦不可能坏，节节设防，层层杜渐，一日如百年，复百年如一日，因知我即一九四九年判断史期，以二千年对十五年，挈短料长，了无不称。”在这部书中，他表示了对这几年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大抵国家从事文化大革命，作者虽日迫西山，而亦在同声同气之列，固不能与青少年程功比烈，终究不无多少进步可期”。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大风雨使“宇宙重润”。根据他的说法，一部《柳文指要》，可以归结到这样一个意见，一九四九年止于获麟，一九四九年以后“有王者兴”。扬雄的“剧秦美新”对之黯然失色，郭沫若的“两个太阳颂”，如小巫之见大巫。当年鲁迅所称谓的落水狗，在“反共”“讨赤”大业之后，摇身一变，便置身革命阵营，宣扬他的“道统论”了。鲁迅的预言何其正确！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在“目瞪口呆”之余，懂得了“只要青天白日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但他有一点不正确，他想不到孤桐先生的革命，不在青天白白旗下，而在五星旗下，不在蒋介石时代，而在毛泽东时代。章士钊是“圣之时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古文又行了时，如果许多人循着《柳文指要》去研究古文，不久也许又会提倡诗经了吧，谁相信时间竟会倒流呢！＊＊＊经过三一八血的洗礼之后，有觉悟的青年人分批南下了，很多投身到当时由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中去，所谓革命斗争主要是北伐的军事行动，这几年占据东南五省的是孙传芳，以京汉路为根据地的是吴佩孚，盘踞关内外的是张作霖，这都是北伐军的对象。随着军事活动的开展，阶级斗争也跟着深入，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广州发生“中山舰案”，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开始了分裂的征兆，经过弥缝之后，表面上和合无间，实则共产党已处下风，一年之后，国民党终于大事屠杀，使鲁迅为之“目瞪口呆”了。经历了三一八事变之后，鲁迅似乎已疲于斗争，因为他走出了血腥的北京，竟去了荒凉的厦门。这是他有意的选择。他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四日《答有恒先生》：“……但我的不发议论，是很久了，还是去年夏天决定的，我预定的沉默期间是两年。……”现在有许多人视鲁迅是革命的斗争的化身，鲁迅却并不自命为革命家，他的另一面很阴暗，很虚无，这种感情只表示在私人通信中，主要表示在和景宋的通信中。《两地书》是一九三三年初出版的，那时他已是左翼作家同盟的领导人之一，真实地站在革命阵营了，他愿意暴露自己的另一面，据他说的理由之一，是由于他看到某种作家一旦向左，连孩子时代的啼哭也有合于革命文学之概，而他这本书则是并无革命气息的。景宋是女师大事件中被开除的六个代表之一，由于鲁迅支持她们，她有机会和他接近，最初访问鲁迅是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二日，一同离开北京是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同居是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八日，他们的交往具见于《两地书》中，确如鲁迅所说：“其中说法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这书里了解鲁迅的内在生活和感情。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解剖：“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里所谓的“乐趣”，不正是他所嘲弄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吗？“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鲁迅对于自己的“反抗”，非常缺少自信，甚至堕入虚无，他常常爱引用裴多菲的一句话自警：“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有时简直怀疑自己“神经过敏”，他说：“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这不是陷入两重人格吗？他拣光明的话对人说，却信自己的思想太黑暗；他是用热烈的表皮，包着一颗冰冷的心的，毋怪在一场斗争之后，要远离沸腾的北京，去而之墓地似的厦门了。鲁迅在厦门的半年中，牢骚很多，但他的不满都是生活上琐屑之事；即使斗争，也是“茶杯里的风波”。他替在广州的景宋谋划的话，则简直近于“自私”，他在信中不止一次的说：“一个人也许应该做点事，但也无须乎劳而无功。看你收入和做事的比例，实在相距太远了。你不知能即作他图否？我以为如此情形，努力也是白费的。人固然应该办‘公’，然而总须大家都办，倘为人们偷懒，而只有几个人拚命，未免太不‘公’了，就该适可而止，可以省下的路少走几步，可以不管的事少做几件，自己也是国民之一，应该爱惜的，谁也没有要求独独几个人应该做得劳苦而死的权利。”这时景宋在广州教书，对鲁迅诉述的话也都是些身边琐事，鲁迅有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鼓励青年人做傻子，但为了所爱的人，却鼓励她做“聪明人”。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对于鲁迅来说，还是不免于“言行不一致”罢！鲁迅对于自己的“言行不一致”，是并不掩饰的，坦然示人的。只是把鲁迅比附为李大钊那样的革命家的人，那是替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非常嫌恶的纸糊冠罢了。＊＊＊鲁迅和景宋由相识到结合，经过了两年半以上的时间；鲁迅自与朱女士结婚后，对于家庭幸福这一回事，本来不存甚么想望的了，在这过渡时期，有许多人是自愿牺牲的，为的这也不是勉强被人撮合在一起的女人的错。但究竟时代不同了，有许多人也自觉地挣扎着冲破着这个道德的枷锁，所以没有人会以此责备鲁迅和景宋，而且他们的严肃的共同生活，是一种榜样，一种范式，让在婚姻痛苦中生活的青年男女们有一条可走的道路。在他们相爱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插曲，那便是比自己为太阳，比景宋为月亮，比鲁迅为黑夜的长虹。长虹是参加“未名社”的人，鲁迅一走，他和韦素园就为了《莽原》稿子的取舍吵起来了，结果闹成分裂，之后，长虹在上海大骂鲁迅，后来才知道还有一个原因，那是长虹在暗恋景宋，迁怒鲁迅。鲁迅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给韦素园信说：“……三，是他（按：指长虹）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是因为《莽原》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到底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他又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给景宋信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的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按：即《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直到此时，他才坦白地对景宋表示：“……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按：指长虹等）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等到鲁迅和景宋正式同居以后，谎言自然止息了。他曾在给韦素圆的信里说到这事：“……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甚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也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他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一九二九年九月，他们有了唯一的孩子：海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他给《两地书》写序，回顾过去，作了总结：“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都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就是漱园和柔石。我们以这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留赠我们的孩子，……”最近发现了鲁迅曾在芥子园画谱上题了一首诗给景宋，这首诗并未收入《集外集》，云：“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图画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从“未名社”分裂出去的高长虹，一面骂鲁迅一面又想利用鲁迅，起初鲁迅不则声，他要看看长虹的技俩发挥到如何，到了长虹在《新女性》上登广告，说他们会和“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时，他就出手还击了，他也在同一刊物上登广告：“……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叠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这样的启事，对于长虹说来，确是一个重大打击。所以如此，鲁迅对景宋有这样的解释：“……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得经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果然，长虹等人是禁不起践踏的，以后，他们一伙就“逐渐没入更黑暗处所去了”，可是鲁迅也不免因此心灵受到创伤。他以前的敌人是平等的对手，现在却是小于他的青年人了，他觉得在北京时“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谁料结出来的，都是苦果子”。他甚至想从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了。在厦门他尽有闲工夫，但宁愿拿本无聊的书玩玩，遇到有人催他做文章，大抵置之不理。他觉得这是退步，但又认为“从别一面看，倒是进步也难说”。于是他“……仿佛全感空虚，不再有甚么意见，而且有时确也有莫明其妙的悲哀”。可是相反，他又觉得自己“或者并不渺小”，他要在蔑视他和骂倒他的人们眼前“站着黑的恶鬼似的‘鲁迅’”！悲哀，怨恨，报复，这一切意念使他内心非常矛盾，对于此后自己应该做甚么事，也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热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不胜困惫，结果还是两面不讨好。……”在厦门的半年（不到半年）对于鲁迅说来，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在内心方面最黑暗的时期；以后，在广州的半年（多过半年），则是惊心动魄，化悲愤为力量的时期；再以后，他回到上海了，为形势所迫，他已无法再教书，也不再到别处去，他不得不用一枝坚强的笔，不仅和一批自命为革命文学家的人斗争，和反动的国民党文化人斗争，和第三种人斗争，而且和共产党里面王明一系的人斗争。鲁迅的中年广州的血洗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鲁迅到了广州，去时也不是没有幻想的，他想除教书外，仍继续做文艺运动，或其他更好的工作，甚至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那知他到广州后，开了几次教授会议，去了一次香港，东奔西走作了几次讲演，就在黄埔军校那次讲演之后的第四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向闸北的总工会纠察队进行了流血进攻；火盖一揭开，凡是蒋介石统治的地方，都一起赤裸裸地露出了狰狞面目，肆意杀人了！广州的反共屠杀，比上海迟了三天，使鲁迅为之“目瞪口呆”。鲁迅也不是没有先见的，到广州住了两个月，他早就“骇然了”，他觉得“往日所闻，全是谣言，这地方，却正是军人和商人所主宰的国土”。他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又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道是佛道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他在广州虽然看不见北方似的捕杀青年，有时确也感到一点“小康”，但随即悟到这不过是“奉旨革命”的现象，却绝对想不到有一天会“聚而歼旃”！＊＊＊鲁迅在广州和香港的演讲，只有五篇记录，在香港青年会讲的二篇，一篇是《无声的中国》，一篇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在黄埔军校讲的一篇是《革命时代的文学》，这都是清党以前讲的。七月间在知用中学讲的《读书杂谈》，不过是“老生常谈”，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仅有学术价值，而且“借古讽今”。鲁迅的演讲自然是因人，因时，因地而施，所以对香港的青年人，他说的主要是“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这主要是针对着殖民地而说的，当时香港总督金文泰，前清太史赖济熙正在提倡“整理国故”，而且要中国人“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光祖宗之玄灵，大汉之发天声！”鲁迅希望“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他说，“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现在，一九七二年，离开鲁迅说这话已经四十六年，从“文化大革命”一场噩梦中醒过来时，文化界第一件大吹大擂的事，就是出版以反对白话文出名的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鲁迅当时的大声疾呼，真是白废了的。＊＊＊黄埔军校是国民党改组之后成立的，目的专在训练革命的军事干部，以后国共两党的年青军事领导人物，多为黄埔出身。邀请鲁迅去演讲的应修人和宿荷是共产党员；面对着革命的军事干部，鲁迅就说他从未谈过的革命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但从来没有人指出过鲁迅的意见只是接述托洛次基著的《文学与革命》这本书里的意见。这本书由李霁野韦素园合译，由“未名社”出版，记得鲁迅写了后记，现在自然无法再找得到这本书，鲁迅的“后记”也未收入《集外集》中，好在我们现在有了更好的译本（香港信达出版社出版，惠泉译），我们不妨找出若干字句用来和鲁迅的演讲对照一下：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文化以吸取经济底液汁为生，所以必须有了点物质上的剩余，文化才能生长发展，以及变为精致。“艺术需要有安适，甚至需要富饶。（第一页）“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第二零一页）“而最重要的，我们有革命的人……（第二零九页）“革命文学不能不充满着社会仇恨的精神。（第二一零页）”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利厉害，自然而然地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鲁迅对于《文学与革命》这本书，特别喜爱，前已说过，一九二五年，他已买了这本书，到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他要离开广州时又买了英译本赠廖立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又去内山书店买了日译本，三月，“未名社”出了中译本，五月，他译《文艺政策》，这本书等于《苏俄文艺论战》的扩大，其中有托洛次基发言，和《文学与革命》的见解一贯，和所谓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对立。在以后鲁迅对抗“创造社”“太阳社”诸“无产阶级作家”的对抗中，托洛次基的见解给了他最大助力。＊＊＊四月十五日以后，鲁迅沉默了，他能说甚么呢，他坚决退回中山大学的聘书，辞了一切职务，和景宋、许季茀幽居白云楼，几乎足不出户，炎热的太阳晒满了大半间屋，他埋头修订离开北京时与齐寿山合译的《小约翰》；编集《朝华夕拾》，作后记，绘插图；又编录《唐宋传奇集》，凡此与当时时局变化了无干涉的工作，都不过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并掩饰其内心的伤痛吧了。但鲁迅也不能长此沉默，正如胡适以后批评共产党的话一样，人民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清党之后，鲁迅也是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就有共产党的嫌疑。我从黄埔军校的出版物上，曾见过应修人的诗，后来我问他，为甚么你写那样莫明其妙的诗，他说不写反共文章就无法离开，写反共文章非心所愿，写首诗就容易蒙混过关。（他脱身回上海后就去了苏联，一九三二年回上海，翌年，五月十四日为避免拘捕，在北四川路一家旅馆高处，跳楼自杀。）鲁迅是名人，要永远不说话自然更难，所以到七月六日，他去知用中学演说，廿三日，又至学术讲演会演说。在鲁迅沉默期间，有人纳罕他为甚么近来不开口？他只好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因为他怕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铁窗斧钺风味”，而在青天白日旗下又有“缧绁之忧”。他仿佛感到有一种团体，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有时遇到盘问式的访问者，他就疑心是他们。他说，他经验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怖，他从前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渐渐死去，中国就可以比较有生气。现在他知道杀戮青年的倒是青年，有“用斧劈死的”，有“乱枪刺死的”……血的游戏已经开头，他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鲁迅没有举出任何实例。我分明记得，在当时革命青年中最有影响的两个人，是恽代英与萧楚女，后者的名字妩媚，却是个大麻子，黄埔教官，清党时正在病中，给人在床上乱棍打死。其他牺牲的当然很多，估计达二千一百余人。在《鲁迅日记》中，虽然没有明言，显然有许多青年受到他帮助逃走的，许季茀说，他时常提起，有某人瘦小精悍，头脑清晰，常常去谈天的，而今不来了。鲁迅的悲痛，甚至到了自怨自艾的程度，他怀疑自己也在帮助排着人吃人的筵宴；他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使他们在遭灾时尝到加倍的痛苦。确实，当三一八之后，读到下面所引的鲁迅的句子，谁不受他的感召，走上一条更积极的道路呢？“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于是大批有觉悟的青年南下了，却不料所谓革命的南方正是死地！所以鲁迅觉得他是做“醉虾”的帮手，终于觉得无话可说。到了这样的时候，他自己“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共产党”。他说：“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他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为了救助自己，他说“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二是忘却”。但这老法子并不有效，他既不能麻痹，也忘不了历史的教训，他在死前还责骂忘记了历史教训的那种共产党人。以上所说，都见于鲁迅到上海前后发表的文章，如果这些文章在广州发表，或幽居在广州的时候发表，我相信他就没有从容回上海的可能了。所以他在广州最后一次讲演是既严肃又技巧的。他阐释魏晋是乱世，清谈佯狂是为得避祸，但阮籍能免，嵇康就不能免了，由于辞旨隐晦，人家只把这篇演讲当作文学史的研究看。上海定居——围剿与反围剿革命失败了，由革命队伍退下来的前文化人，多半汇集到上海，于是重整笔墨生涯，适应时事要求，提倡“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了，他们东征西讨，气焰万丈（其实还是受第三国际史大林布哈林的影响，他们把革命的失败当作革命的高涨）。但他们犯了个大错误，把正在痛定思痛的鲁迅当作箭靶子，骂他是“封建文人，有闲阶级”。鲁迅过了几个月才正式回答，在延长二年的笔战中，鲁迅的正面文章只有三篇：《醉眼中的矇胧》，《我的态度和年纪》，《现今新文学的概观》。鲁迅从来没有自认为革命家，但他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三一八种种历史事变，非常深切的从中汲取了宝贵的教训。在他辛辣的杂文和创作中，无一不浸透了这种苦味的教训的。现在，他又在广州经历了一次新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到上海，白色恐怖仍未过去，这就使他放弃了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另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了。这过程也不是一天完成的。“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围剿，据他四年之后写《三闲集》序言时说，只不过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而已。鲁迅对围剿他的那批人一针见血地说：“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然后他问：“这种最高的艺术——‘武器的艺术’，现在究竟落在谁的手里了呢？只要寻得到，便知道最近中国的将来。”革命失败了，毛泽东上了井岗山，鲁迅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发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他要到一九三八年才从武装斗争中归纳出这个道理。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从上一年的八七会议以后直至一九三零年，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前后相继的时代，他们认为“革命高潮”（其实是史大林布哈林的意见）正在到来，所以到处进行示威和暴动，所谓革命文学的嚣张的气势，完全是有国际背景的，他们不承认革命已经失败，实行“盲动主义”。倒是冷静的鲁迅，比他们更有清醒的估计，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之后，“武器的艺术”，不正完全掌握在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手里了吗？“中国最近的将来”，是反革命胜利的时代，鲁迅一向正视现实，他不像当时共产党那样自欺，他知道未来的日子必须从事艰苦的斗争，所以他非常藐视那种革命文学家的轻浮态度，他试举冯乃超剧本中最后的警句为例：“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偷儿：我们反抗去！“……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Pong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彷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尚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喧喧嚷嚷的革命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终竟没有什么能够成为气候的成绩。关于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只有茅盾的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替这个时代留下了面影与足迹。围剿鲁迅的英雄们，以后的出路如何呢？有几个可以考见的如下：成仿吾：骗了小军阀一批买军火的钱，先到日本，后到德国去享受了。郭沫若：在日本研究古代史和甲骨文；蒋光慈：写了一本“丽莎的哀愁”，被视为同情白俄，后来病死了。钱杏邨：后来以研究明清小说出名；杨邨人：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的大旗；潘汉年，成了革命指导者，可是最后则成了“堕落的反革命分子”；叶灵凤：“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成为汉奸文人。”巍然独存的是鲁迅，他在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就被尊为革命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从《鲁迅日记》看鲁迅，他绝不是一个剑拔弩张，尖酸刻薄的人，试举数则如下：“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同广平由广鸿安旅店运行李上太古公司‘山东’船，立峨相送。“十月三日，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五日，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八日，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按：鲁迅与景宋自此开始同居）。“十八日，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二十三日，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品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二十五日，下午李式相来，同至劳动大学演讲约一小时。夜同三弟及广平至日本演艺馆观电影。（按：在劳动大学的演讲题是《关于智识阶级》，黄河清笔记，日期为廿八日，当是误记。内有云：“我从前也很想做皇帝，……做人的趣味在和许多朋友有趣的谈天，热烈的讨论。做了皇帝，口出一声，臣民都下跪，只有不绝声的YesYes，那么有什么趣味？但是还有人做皇帝，因为他和外界隔绝，不知外面还有世界。”鲁迅这话移用到一九六零年，那真是最适切不过了。三面红旗换来的三年灾害，就是Yes,Yes造成的，毛泽东一住进中南海，就不知外面还有世界了。）“二十八日，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按：讲词似未记录，曹聚仁的《鲁迅年谱》，说讲题是《伟人的化石》，大意说：“一个伟人在生前总多挫折，处处受人反对，但到了死后，就无不圆通广大，受人欢迎了。”这话对于鲁迅自己说，也是适切的。）“十一月九日，夜食蟹饮酒，大醉。“十八日，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十九日，晚邀孙君烈、许希林、王蕴如、三弟、晔儿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二十三日，晚得田汉信，夜复。“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十八日，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按：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有云：……他初回上海，即不愿教书，我顺便告知蔡孑民先生，即由蔡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与李审言同时发表。）大学院的薪水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才停止，三十一日《日记》：“收十一及十二月份编辑费各三百。”接着发生一二八事件，据三月二日鲁迅给许寿裳的信，则十二月以后当已被裁。信内有云：“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所辑书籍，迄未印行，近方图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日，存佚盖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可见鲁迅所接受的每个月三百元编辑费，完全是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白白送给他的，计四十七个月，共一万二千三百元。我对于鲁迅收受国民党政府这许多金钱，很表惊异，曹聚仁兄回答得很幽默，他说：“你要知道，鲁迅不是不食周粟的。”关于蔡元培，有人说到他，便像他是“人格的完人”，其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他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先是四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党召集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到会三分之二，公推蔡元培为主席，通过吴敬恒《查办共产党》的提案，正式的清党便开始了。歌颂鲁迅的人，对于这种细节，都是略而不提的。“二十一日，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曹聚仁记录，这篇讲演有鲁迅独到之见，他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甚么文艺，即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aod那么玄妙）罢了！后来……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甚么关系？……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自从一九四二年二月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被清算，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所谓文艺作家所走的路，无一不是鲁迅早已指出过的那条歧途，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只是不断地把那些不满意的文艺家排轧出去，所谓文艺，只有《两个太阳颂》之类容许存在，鲁迅认为这种颂扬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没有甚么关系。所以，鲁迅如在，他是否被尊崇或是被排轧，已不是揣测的问题，或者最好是如斯诺后来所说“被逼沉默”而已。“三十一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十五日，访商务印书馆买英文《苏俄之表里》及《世界文学谈》各一本。“十六日，往内山书店买《童话及童谣之研究》、《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各一本。“二月一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什么叫阶级意识》一本，《斯特林堡全集》三本。“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考古学通论》各一本。“十日，北京有电报来问安否，无署名，下午复一电至家。往内山书店买《俄国工党史》一本。“十九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辩证法》杂书四本。“二十三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与革命》一本。（这天，他写了《醉眼中的矇胧》，正式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但日记上未记此事。）“三月二日，往内山书店买《苏俄之牢狱》一本。“十四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斗争理论》一本，《唯物的历史理论》一本，《一周间》一本。“二十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中国革命及世界之明日》一本。“四月十四日，午后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一本。“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意识学概论》，《艺术之原始》各一部。“五月三十一日，往内山书店买《革命后之俄国文学》一本。“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买什物十余元，以棉毯二枚分与立峨。“三十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社会之诸问题》一本。“七月十二日，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十三日，晨介石来。上午矛尘来。午介石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茗谈，旁晚始归寓。晚斐君携小燕来访。矛尘邀诸人往功德林夜饭。“十四日，上午介石来。矛尘、斐君来。午钦文邀诸人在三义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十五日，午邀介石、矛尘、斐君、小燕、钦文、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说讫同游虎跑泉，饮茗，沐发，盘至晚归寓。“十六日，下午矛尘来，同往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四本，王刻《红楼梦》一部廿四本，《百美新咏》一部四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泉十四元二角。晚又至翁隆盛买茶叶、白菊等，约十元。夜失眠。“十七日，清晨同广平往城站发杭州，钦文送至驿。午到寓。“八月四日，晚因小峰邀，同三弟及广平赴万云楼夜饭，同席为尹默、半农、达夫、友松、语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共十一人。“十三日，午后漩卿自北京来，并持来母亲所给果脯两种。“二十四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九月二日，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十五日，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二十二日，阿菩周岁，赠以食用品四种，午食面饮酒。“二十六日，得冯雪峰信晚复。“二十七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十月十二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思想家马克思》一本。“十九日，得王实味信午后复。寄还王实味小说稿。“十二月七日，下午内山书店送来《艺术之社会基础》一本。“九日，柔石同画室来。“十二日，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托尔斯泰》一本。“二十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及《巴黎的忧郁》各一本。“二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历史底唯物论入门》一本。“三十一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本。”以上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及一九二八年全年中摘录出来的日记，可以看到鲁迅被围剿期间的生活一斑。在这时期，他和许广平正式同居，和当时及以后的左右派都有来往，有几个都是他以后论争的对手；他非常注意阅读有关马克思基本理论的书籍，（记在书账里的更多，内有《论新反对派》一本，可见他早已注意苏联党内的史托之争。）最有趣的，一个自称做他“义子”的廖立峨，带同他的兄弟爱人住到他的家里（从一月八日到八月二十四日），后来他忿忿的对鲁迅说：“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这是他在厦门结下的苦果，是他遇到的恶劣青年中特殊的一个。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他和赵平复（柔石）冯雪峰有了来往，日渐密切，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认识他们以后，他逐渐左倾，转而和“新月社”斗争，可见受他们影响之深。此外，他饮酒大醉，有三次之多，也许这就是“创造社”诸人说他“醉眼朦胧”的缘故。一九二九年是他向前突进的过渡的一年，他写文章很少（一九二八和一九三零年都是如此），埋头翻译《文艺政策》及《艺术论》。所谓“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就在这个时候。他已然找到了确定的文艺观点，但他的生活思想仍是非常游移，这一年的五月十三日，他回了一次北京的老家，住了二十天，在离开的前二天他给景宋的信说：“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在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但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这是鲁迅和景宋二人之间的私话，因而感情是真实的，但也只是一时的“呆想”，一回到现实，他也只能如胡适后来所说，做一个“过河卒子”，努力向前了。这一时期的鲁迅正是进退不得，尤其是北京，在鲁迅看来，那是灰黯的世界，《新青年》及《语丝》时代的战友都已改变了，一个是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一个是刘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彼此之间，早已无话可说，敌人呢，陈西滢凌叔华的照片登上《红玫瑰》，胡适之的诗载于《礼拜六》，他慨叹“时光老人的力量，真能逐渐的显出‘物以类聚’的真实”。他又遇见了顾颉刚，“见我即踟躇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他说“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拾去了”。于是他叹息“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他后来在《彷徨》上面题的一首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相信是这次去北京时的写照。他把北京和上海比较，认为“住北京是不坏的……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鲁迅对于留在北京的“未名社”，“沉钟社”的青年人，还是怀有深挚的感情，一道吃饭，一道谈天，特别对于在西山养病的韦素园，系念更甚。三十日，他终于去看了他：“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彷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韦素园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三十八分病夜于北京的同仁医院；过了二年，鲁迅写了篇文章纪念他：说他“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鲁迅一九三三年所写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和一九三四年所写的《忆韦素园君》，都是最最动人心魄的文章。左联时期——从加入到齟齬——死鲁迅一生的思想和行动，可以分做前后二个时期，而以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做分水岭。在此以前，他的斗争偏向漫天匝地的黑暗，他实行了并且继承了《新青年》开始的启蒙运动；在此以后目标确定了，政治斗争更重于思想斗争，他和共产党的斗争方向合流，死前虽然和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发生齟齬，甚至怀疑到共产党的政策，睽离究竟不远，所以死后得到共产党最高的尊荣。但鲁迅的思想是一贯的，当然是进步的，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这方面。鲁迅对于苏联文艺活动的注意，一九三五年早已开始，对于苏联的十月革命则不仅冷淡，并且怀疑；但他对于自己曾经经验过的革命，则是深切了解的，他以后对于革命的观点，仍受此种经验的影响，经过一九二七年痛切的事变，对于创造未来新社会的是无产阶级，以及由此革命会出现无阶级的社会，则逐渐有了确信，而且由此增加了许多勇气。鲁迅的思想非常重实践，不说空话，人家说他在执政府门前打落门牙两颗，他说“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意思是如不生病，他是会去的。女师大事件他奔走甚劳，就是证明。所以他在和围剿者争论时，敢于提出这样的问题：“倘若难于‘保障最佳的胜利’，你去不去呢？”说空话的自然不会去，但鲁迅一定去，他不是因为有了保障才去的，而且接着他就“去”了。不待说，他对革命本质是有清楚了解的，革命不是说大话，空话所能达到的，革命是切切实实的斗争，而且需要艺术。鲁迅决不轻视“艺术的武器”，他认为艺术虽然没有了旋转乾坤的力量，也可用之于“宣传”。他又认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在鲁迅思想中，对文艺的正确了解，预先反驳了将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标准，即“党的文艺工作……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那种见解，鲁迅的正确了解，我想还是受了托洛次基意见的影响，在《文学与革命》中，托洛次基认为共产党对文艺家应该采取如下态度：“向他们提出了拥护革命抑反对革命这个不含糊的标准之后，我们要容许他们在艺术园地内有自决的完全自由。因为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在史大林与毛泽东的文艺政策中，鲁迅笔法，鲁迅作风，鲁迅精神都是应该打倒的，延安座谈会上，毛泽东就有此表示，而事实上，承袭了鲁迅笔法、作风、精神的文学家，以后也无一不被清算了，这都是由于毛泽东认为文艺只可尽宣传的作用，不可能有独立的存在，不可能有自己的广阔天地，更不可能直接批评到现实政治。我们说的当然是后话，鲁迅如果不早死，他会坚持而且发展他的见解么？为保卫文艺的独立存在而斗争么？让文艺不至于沦为共产党某一时期政策的婢女么？从鲁迅的思想说来，他当然不会如此。一九二七年后，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是血的斗争，关于革命者的血，鲁迅早就见过了，“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他以后悟到自己的进化论思想之非是，懂得了革命是什么之后，他就成为奋然前行的猛士。他认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片言只语，往往胜过某些空话作家千万言的著作。革命的“内里蛀空”，是历史的结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说这话的时候，正给人骂作“醉眼陶然”，但实际他的“明眼”是直透入革命本质的。现在人民共和国已成立了二十四年，有多少投机分子在从事“内里蛀空”啊，可是对于这种投机分子更有不少人在加以称颂哩！这里有一个永远不满意现状的鲁迅，有一个不断地要求革命的鲁迅，他把文艺家和政治家视作两个冲突的对立体，“政治想维持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除非革命成功之后，你能“恭维革命，颂扬革命，但他认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如果这时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在反对那些革命成功后又重新采用前人用过的老法子的政治家，那就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文艺家要有这样的自觉，才可以去参加革命。在围剿中的鲁迅，他逐渐培养成这种自觉，他感谢“创造社”，“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在译《艺术论》的时候，他说“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痛”。他对于那批革命文学家虽然应战，实际上是很渺视的，革命失败，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退到上海收拾残兵，号召“革命文学”去补偿真实革命中的失败感觉，但是他们认错了敌人，鲁迅虽在革命中给吓得“目瞪口呆”，但并没有被吓得不敢说话，他对于反革命攻击得更不容情，更彻底，当然他不是站在所谓无产阶级的立场上，革命失败对他有极大影响，使他深思，使他追求原因，因为这次革命究竟不同于辛亥革命，它曾引起千千万万工农阶级参加的，可是结果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革命与阶级的关系，他都在考虑，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他在回答恺良的信中，明确地谈到他对于辩证唯物论的感受：“……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都一定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那么鲁迅如何肯定自己的阶级性呢？“……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系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如此，鲁迅断定自己是中产的智识阶级¬——这阶级的携贰分子。不仅对于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他视为只是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地位的”机会主义者，他尤其不相信文艺可以改变环境，说这不过是“唯心”之说。我觉得这方面的意见，鲁迅也是受托洛次基影响的，他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所谓革命文学，那是须得“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余裕，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的”。他对于当时的所谓革命文学家加以辛辣的嘲笑，他举王独清和郭沫若的作品为例，认为那种“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家”，由他看来，像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上面的话，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他在燕京大学演讲会上说的；即使到了一九三零年三月，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他仍一贯保持了他的意见。八月十二日，他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他骂叶灵凤是新的流氓画家，“创造社”是新才子派，上海的革命文学家，中的都是才子＋流氓的毒。但他对于突然兴起的革命文学，并不否认它的存在，而且有很客观的分析，他认为这是由于“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显明，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所以这革命文学的旺盛起来，在表面上和别国不同，并非由于革命的高扬，而是因为革命的挫折；虽然其中也有些是旧文人解下指挥刀来重理笔墨的旧业，有些是几个青年被从实际工作排出，只好借此谋生，但因为实在具有社会的基础，所以在新份子里，是很有极坚实正确的人存在的。”由于鲁迅的看法如此，所以他能与左翼作家联盟合作，他对于青年人毕竟还是抱有信心的。他的不容情的批判，自然引起“创造社”领导分子的不满，郭沫若后来写了几本书反攻鲁迅，但阵地已经改变，这种争论不再有什么作用了。鲁迅的矛头同时指向从前的年青朋友，如早已与鲁迅绝了交的向培良，他现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认为人类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而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鲁迅记得向培夏曾经说过一句话：“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他说：这句话并不坏，但狼是狗的祖宗，人类驯服了它，于是狼就变成狗了，狗能分别人类为好人和坏人，因为在狗看来，象养它的主人是好人，穷人和乞丐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了，如果一变而为叭儿狗，就和“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了”。鲁迅攻击的是某一种类型，因为这都是“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将来由他严厉地批评的“第三种人”，也属于这一类型。另一种类型，是“新月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新月社”的中心人物，是胡适之罗隆基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人，这是东吉祥胡同“正人君子”一系人物。一九二七年之后，他们最初是国民党政府的反对派，不久，就成为政府的拥护者了。鲁迅选中了梁实秋当作该派的代表，因为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又反对鲁迅的“硬译”，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确乎有代表性的。梁实秋反对无产阶级文学，主张人性论。他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他们都有喜怒哀乐，都有恋爱，这是人性，文学就是表现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鲁迅认为“人在阶级社会里，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其次，梁实秋认为宣传式的文学不是文学。鲁迅说，这是梁实秋的自扰，他和无产文学批评家钱杏村所说一样，把口号标语算做文学了，实际是这种无产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都没有无产气的，所以并非是无产者文学。鲁迅从事翻译文学理论，并不否认他在“硬译”，这是由于他想填补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他是希望中国具有一两个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的；他这希望未曾落空，以后曹靖华，孟十还等都是这方面的名家好手，鲁迅自己在死前一年内所译的《死灵魂》，也决不是“硬译”，而是名译。＊＊＊鲁迅在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前，对自己从事文学工作的一个阶段作了检讨和总结，这就是《我和“语丝”的始终》，时期约略从一九二五至二九年。他和《语丝》诀别，也就和这个时代诀别，和承继了《新青年》启蒙运动的同伴们诀别。他说：《语丝》初创时，几乎有个共同态度，“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权威，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这就是说反对北洋军阀，同情南方孙中山一系的革命。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回到上海，《语丝》正在迁沪出版，编辑任务，自然由周作人之手，移到鲁迅肩上，一方面触了新得政权的国民党的忌讳，受了一回警告，继在浙江省禁止发行；另方面“创造社”等开始围剿鲁迅，《语丝》成为鲁迅反攻的据点。但《语丝》旧人却和鲁迅睽离了，鲁迅陷于孤军奋斗；这是一个转变期，可说是落伍的落伍，前进的前进。刘半农江绍原都因故不再投稿，孙伏园已另编《贡献》，而李小峰也成为真真实实的老板了，一成为老板，便唯钱是务，于是《语丝》上出现了种种广告，鲁迅抗议无效，因此不得不辞去编辑之职。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编集《三闲集》与《二心集》时，附了篇《鲁迅译著书目》在一九二九年的杂文之末，也可认为是他大半生工作的总结，那时他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己逾两年，但他似乎有不能明说的牢骚，再过几年，这种牢骚转而为明确的憎厌了，我们得引用他的原文作为这种说法的佐证：“我还要将这（按：书目）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而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没去，消去了。“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这就是鲁迅真实的另一面。他对青年人的忠告是永远有用的，但“春夜又倍觉凄清”，这心情何其孤独！在战斗生活中，他是常常体味这种孤独的，因为即使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阵地改变了，但他对于那些同路人并不存什么期望，他在演讲中一开头就说，“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他举出了几个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理由，过不了多时，他的话就很快的应验了；他对于所谓“左翼”作家并不轻易相信，反而对于《语丝》时期的年轻人，如许钦文章川岛等及“莽原社”诸人，有更多的信任和更多的直抒胸臆，现在只举他给章川岛的一封信为例，这封信，到一九七二年才发表，而且只限于“内部发行”。“矛尘兄：“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做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此外，他在致曹靖华信中，也谈到当时的情形。“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作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信里都提到“自由大同盟”，据鲁迅给他们信中的述说，这同盟的发起人共五十一人，鲁迅列名第二，郁达夫第一，同盟成立之后，五十一人即被通缉，鲁迅被名为“堕落文人”，这是在国民党专政统治之下的一次民主运动，可惜共产党当时在瞿秋白的盲动之后，继之以立三路线，又继之以王明路线，对于如何利用民主要求扩大反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并未加以注意，故自由大同盟等组织未能成为群众运动的起点，只限于若干上层知识分子的号召，稍加压迫，便即涣散，后来的“保障人权同盟”也是如此。话虽如此，鲁迅之加入这种运动，都是热诚而自觉的，所以他竭力以赴，毫不退缩，更因为他见得远，就受得起打击。鲁迅看得和旧社会旧势力的斗争，重于一切，他一生是贯彻着这种斗争的，他认为革命作家和批评家，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去了解它的底细，他举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刊印的《列宁青年》为例，在它批评中国文学界的文章中，对于“创造社”讲得很长，认它是无产阶级文学派，其次对于“语丝社”，作为小资产阶级文学派，就说得短了，最后是“新月社”，作为资产阶级文学派，说得更短了，还不到一页，这就是因为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是没有细看”。他主张“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仅仅过了十个月，有五个作家就在龙华遇了难。表面上看来，由于鲁迅出名的二篇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为了忘却的记念》，似乎这五个作家为左联牺牲的，其实完全不是。他们的死，死于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死于江苏省委反对王明一系篡夺党权的斗争；他们的死，应该说是由于他们是共产党，而不是，由于他们是作家，是左联成员。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后，完全受制于史大林布哈林领导的第三国际，当时统治中国党内的理论，是“四个阶级联盟”的阶段论，这是孟雪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理论，为列宁严加排斥的。一九三五年起，中国革命问题引起苏联党内史大林与托洛次基之间剧烈的争论，影响非常深远，结果史大林获得支配地位，中国革命因而惨遭失败；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上台，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苏联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布哈林主持会议；一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另方面批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但又拒绝托洛次基提出的普选全权无记名投票的“国民会议”民主口号，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正在不断高涨之中，中国应该建立苏维埃，实行暴动。这种混乱矛盾的决议，陷中国党于无出路的境地，只有盲目地向左倾机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一九三零年史大林发明了第三时期的理论，中国党受其影响，李立三于六月十一日通过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八月，红军进攻长沙失败；九月，中共中央在瞿秋白领导之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米夫指导之下，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委，解除瞿秋白职务（他此后潜居上海二年，与鲁迅共同从事“左联”的工作），王明乘机取得党权，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取得党内胜利，才算结束了“王明路线”。关于“王明路线”的整个时期，说来话长，我们无法详细叙述，但王明在四中全会篡夺党权，引致五个左翼作家被杀的何孟雄一案，我们在这里应该有个交代。这些事件，都已成了历史，我们也只有引用权威性的历史文件，才能说明真相。第一个文件，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这篇决议案向来附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内，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主要敌人便是毛泽东的土共产了，毛泽东忍辱负重许多年，在遵义会议中才算取得初步胜利，抗战期内，王明又挟史大林以自重，骎骎乎又来与毛泽东争夺领导了，但毛泽东的地位已不可动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不指名的批评了王明，以后争论相当公开了，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表面上批评的是王明，实际上批评的是王明背后的史大林，中苏共的理论分歧应该回溯到这里。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取得绝对胜利后对王明派的彻底最后的清算，全部决议没有一个字涉及史大林和第三国际，但史大林操纵的黑手还是分明可见的。今天，在北京节目中虽然高挂着马、恩、列、史的照片，但将来对于“社会帝国主义”追本溯源时，仍然要回到史大林背叛列宁的官僚机会主义的。第二个文件，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且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个旅馆内开会被捕的。……“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令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当天我又会见了周起来，他熟悉全盘状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说说，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且调和态度的错误，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周恩来还告诉我，回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第三个文件，是一个托派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召开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三个月之后。那时，因陈系政变造成的混乱现象还充塞着全党。尤其是那所谓‘调和派’或‘右派’的悲惨命运，在干部同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关于此事，我必须在此说几句话：以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首的一群老干部，多数在江苏省委中负责，有的则是长期的工会工作者。这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当时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杰出的工人运动家。他们切实、苦干，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虽然其中没有出色的‘理论家’，不会像陈绍禹们的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他们的观察，感情和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比那永远以莫斯科来电和决议作思想出发点的中央，总是要正确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当斯大林派遣他的‘神童’洛明那次到中国来，指挥瞿秋白等进行盲动之时，这群以江苏省委为中心的同志们，就曾经提出过正确而严厉的批评。他们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决议案，曾被托洛茨基整段的摘引于其论文《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称之为‘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江苏省委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竟和反对派的理论分析不谋而合。“中共六次大会以后，这群人的某些个别分子曾经接触到托派思想，接触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应。只因他们的实际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一时还跳不出斯大林的圈子，正确些说，还没有批判国际权威的勇气。但是对于六次大会后紧接而来的‘第三时期哲学’，即‘立三路线’，他们却和以前反对盲动主义一样，深深感到不满。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李立三，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瞿秋白的群众。后来，陈绍禹们起来彻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说获得这班人的默许。可是陈派一经上台，以其更为荒谬的‘左’倾路线，更为吓人的气焰，更为专横的作风，立即逼反了这群真诚的革命家们。陈绍禹于是采取了主攻，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斗，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却表现了坚强气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绝望的斗争，仍然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第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在威逼利诱之下被捕者始终不屈，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其中还有我旧友赵平复（即柔石，鲁迅有专文追悼他），以及与我同舟回国的恽雨棠。小说家胡也频，也是此次遇难者之一。“‘右派’同志们的壮烈牺牲，在党内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愤。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这种卑鄙行为虽然符合于斯大林——陈绍禹精神，终究没有实据，难以肯定；但这是党内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所促成的惨变，却总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产生了败坏性的与沮丧的影响。失望与消极情绪，伴随了悲愤而扩展着。而陈绍禹们呢，却还是不顾一切，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为了要贯彻斯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国党的企图，继续无原则地，绝对无情地进行各种各式的迫害，将一切不合作的，或简单‘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们解除工作，甚至踢出党去。”以上三种历史文件，对于何孟雄等与王明斗争经过及被捕殉难事实，叙述得大致相同，惟究竟有多少人牺牲，则言人人殊，文件第一与第三无确实人数，均说二十余人，文件第二则说是十七人，鲁迅文章《为了忘却的记念》，则是二十三人，我认为二十三人比较接近事实，鲁迅与柔石关系非常密切，柔石等死难前后，鲁迅所得消息一定甚为可靠，可是除掉五个作家，及何孟雄等几个老干部外，其余都是党内的积极份子，而且是真正的工人，现在连姓名都湮没无闻了！为了写这段文字，我读了柔石的小说《二月》，不禁唤起了年青时代的感情和回忆，所谓年青时代我是指五四以后五卅以前那段时期而言的，离开现在快要五十个年头了。我不知柔石的《二月》是否为现代青年所了解，因为这个苦难的年代究竟是一去不回了。新的时代有新的社会矛盾与斗争。我一口气读完了《二月》之后，觉得它像是矗立在历史路上的里程碑，上面镌着青年革命者的足迹。这是值得珍重的，鲁迅的文章与诗也足以和青年革命者的生命永垂不朽。第一文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删除了，那时正在清算刘少奇。瞿秋白，这个曾被尊重为革命家的，也被评定为“叛徒”，连遗骨都从八宝山烈士公墓迁出了。他在四中全会中被排出领导地位后，公开在党报上写文章自承为“无耻的机会主义者”，我当时见到这样的“悔过书”，真是万分难过。《鲁迅日记》：“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日，下午偕广平携海婴并许媪移居花园庄。”这是柔石身上一份有关鲁迅的出版合同，使他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的，他的著名的诗就是在如此悲愤的心情中写下来的：“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极度的悲愤只能长歌当哭，要过了二年，鲁迅才能在平静中写出《为了忘却的记念》，替这几个青年革命家树碑立传。鲁迅有半篇《夜记之五——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文末有云：“现在去柔石的遇害，已经一年有余了，偶然从乱纸里检出这稿子来，真不胜其悲痛。我想将全文补完，而终于做不到，刚要下笔，又立刻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所谓‘人琴俱亡’者，大约也就是这模样的罢。……”这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里写的，想见鲁迅伤痛之深且久。共产党内王明一系党夺党权的事实，鲁迅一定有深切体会，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亲密战友”冯雪峰以及后来的胡风都是参加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久之后，与鲁迅联合战斗，鲁迅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更是从四中全会打下来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牺牲于福建长汀，简直是被党遗弃。鲁迅后来公然与王明的文艺路线（国防文学）为敌，主要由于以上的种种认识，但王明与毛泽东虽有分歧，在总方向上两者还是具有共同点的，他们都是史大林主义者，所以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后，王明一系彻底的失败了，主宰共产党文艺路线的，仍是当年王明的拥护者周扬其人，官僚主义的专断与独尊，需要软脊骨的人阿谀奉迎，这是路线择人，与个人爱憎无关的。＊＊＊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是表示对外向帝国主义屈服，对内向一切旧势力屈服；翌年五月三日，驻青岛的日本军借口制造济南惨案，交涉员蔡公时被割耳挖鼻后处死，交涉署人员死难者十六人，其他民众无数。可是蒋介石下令军队退出济南，毫不抵抗。六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对外宣言，表示承认不平等条约。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袭取沈阳，炮轰北大营，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关东军席卷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在上海突向北站，江湾、吴淞等地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全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如火如荼，但国民党政府勇于内战，宁愿丧权辱国，步步退让；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芦沟桥进攻，全面抗日战争方才开始，经过八年抗战，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又经过四年内战，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解放了全中国。鲁迅死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他经历了日本侵略与国民党政府退让的最恶劣时期，不及见全面抗战发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鲁迅曾于二十一日《答文艺新闻社问》；阐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日本进攻中国，标榜反布尔雪维克主义，当时第三国际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鲁迅谈话的第二层意义，就是这个口号的反应。其实日本直至投降以前，它深深陷入中国的泥足，始终无法拔得出来，所以不可能实现“进攻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苏战争，苏联业已转败为胜，波茨坦宣言后，苏联以百万军队与日本宣战，摧枯拉朽一般地解决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但在九一八事件发生当时，日本军阀真以为很快能征服中国，然后进攻苏联的。鲁迅认为国民党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而中国民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则是仆役的仆役，奴隶的奴隶，所以一样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惩膺”，他这话是沉痛的，但也深深表示对国民党政府的憎恶。左联的五个作家及其他革命者不断遭受屠杀，鲁迅时时被人跟踪，所以他的谈话代表了被压迫阶级，他是国民党政府不可调和的敌人。一九三二年一月，他又写了《答中学生杂志社问》。“编辑先生：“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我说：第一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争取言论自由，这是民主要求之一，在当时共产党的王明路线之下，这种民主要求（应该统一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口号下面）是被否定的，结果共产党的城市工作，据后来刘少奇在八次大会上的报告，百分之百的被消灭了。但鲁迅始终不屈不挠地斗争，一九三三年，他和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组织“人权保障大同盟”，争取民主要求的实现，他积极地工作，虽无文献可征，但《日记》中有简单的具体记载：“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十一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民权保障同盟会，胡愈之、林玉堂皆不至，五人而已。“十七日，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十八日，往中央研究院午餐，同席八人。“二十五日，下午往中央研究所。“三十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二月二十四日，访蔡先生，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三月一日，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三日，往中央研究院。“三十日，午前往中央研究院。“三十一日，往中央研究院。“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五月十一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十三日，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二十五日，午后往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二日，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二十日，午季市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敛。“二十一日，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樋口良平君书一绝云：“岂有豪情似当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鲁迅冒着必死的决心，去送杨杏佛之丧，据同去的许季茀说，他出门时不带钥匙；这天林语堂没有到，鲁迅事后对许说：“语堂太小心了。”在生死决于俄顷之际，最容易见到一个人的行谊，空口说说是没有用的，鲁迅和林语堂的交情不薄，但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有云：“……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自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时断时续，国民党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力加强时，林语堂刊行《论语》，提倡幽默，鲁迅虽为投稿人之一，但他是明白反对林语堂提倡幽默的，以后彼此距离日远，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日给曹聚仁信有云：“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鲁迅一生中有许多无话可说的朋友，《新青年》时代的，《语丝》时代的，在激烈而严重的斗争局势支配之下，人的分化尤其迅速多变，鲁迅当然也不会想得到，《新月社》里的诗人闻一多，后来竟也成为杨杏佛第二呢！＊＊＊现在说起一九三零年代，和说起五四时代一样，这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占据一重要地位的。革命失败，激发革命思想的深入检讨，当时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实际上联系到革命理论的认识，革命策略的争论，更具体些说，这是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之争，是中国革命的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之争，是中国社会封建残余占优势，还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之争，影响之深广与久远，直到今天毛泽东思想统制了全国，还是无法作出定论的，最近的争论又集中到秦始皇了，其实背后的真正意义还是上述社会史论战的继续，究竟秦始皇创始了封建时代，还是结束了封建时代？按照毛泽东（史大林）的说法，中国第三次革命（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始终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所以他们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民族革命，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仍有若干长时期的发展，但事实不然，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在历史经验的教训之下，承认他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但如何调和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则从来没有明确地正式作过结论。可是争论既然存在，在一涉及历史或思想的发展问题时，就会重覆到旧争论来，譬如郭沫若谈到“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就说：“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的常识。四十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谬论，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划分上，以前也曾经过不同的意见，分歧相当大。经过大家的努力，认识逐步接近，在古代史分期上，就只剩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究竟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除掉郭沫若无端拉入的“托派谬论”外，谈到“奴隶制与封建制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正是一九三零年代中国史派与托派争论的重点所在哩。鲁迅在当时是注意这些争论的，但他并未参加这些争论，这不是他的所长，他是文化战士，不是历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严格说来，更不是马列主义的革命家，在文学范围内，他于一九二三年写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根据的是进化论观点，那时他还没有注意科学的艺术论，以后也没有根据他新的认识去改写，所以他除掉开始时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争论给予相当的注意外，从未对这些争论发表过任何意见。他的注意只表现在《我们要批评家》短文里，他说：“看大概的情形，……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社会科学的批评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文学批评始终还是鲁迅自己有成绩，他此后不再从事文艺创作，他的战斗性的杂文杂感，则是面对恶劣的政治环境作出了社会批评，不仅仅以文艺批评为限了。＊＊＊鲁迅有“无话可说”的朋友，也有“生死不渝”的朋友，前面说过的瞿秋白就是。他们的战斗友谊始于一九三二年九月，终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到二年；再过二年，鲁迅给他编印遗集，不久鲁迅自己也逝世了。《鲁迅日记》：“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于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十八日，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一合，叫呱呱二合，包子一筐。“二十五日，阅文尹小说稿，下午毕。“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十一月四日，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十二月九日，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赔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十一日，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二十五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脮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二十八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下午寄维宁信。“十五日，晚得维宁信。“二十四日，夜得维宁信并稿，即复。“二月四日，得维宁信。“十日，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三月一日，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三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按：这是鲁迅为瞿秋白找的避难所。）“六日，下午访维宁，以槿花一盆赠其夫人。“七日，午后寄靖华信，附尚佩吾及维宁笺。“四月二十一日，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七月五日，得疑仌及文尹信，并文稿一本。“十日，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寄杜衡信，并稿一篇，书两本，又萧参译稿一篇。“九月十二日，得杜衡信并书二本，《现代》九月号稿费二元，萧参预支《高氏小说选集》版税廿二日期支票百元，即复。“十月九日，上午得凝冰信。“二十四日，得凝冰信。“十一月十日，得宜宾信并稿二篇。“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晚宜宾来。（按：翟秋白被派赴苏区瑞金，与鲁迅作别。）“九日，夜得宜宾信。“二十八日，得宜宾信。“二月三日，得文尹信并译稿一篇。“八月五日，晚得文尹信。（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长汀就义。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致函曹靖华：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兄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便否。——按：三兄当为留俄的肖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文尹信，附王弘笺。“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下午以‘文学丛刊’寄文尹、肖三及约夫。“七月一日，上午得文尹信。“二日，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十七日，得文尹信，下午复。”以上《日记》所记名字，都是瞿秋白的化名，只有文尹两字是他们夫妇两人合用的，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以后的文尹，应该只是杨之华了。瞿秋白被捕后，杨之华的行踪，据国民党的记载如下：“一九三四年朱毛秦等率匪军窜往川康，瞿秋白被留江西，翌年于闽西被捕，死于汀州。杨（之华）以沪不能居，后赴莫斯科，受‘革命互济会’之招待。“一九四一年德俄战起，九月送返迪化，后即为盛世才所拘禁。一九四六年经政府送往延安，旋即任匪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妇女运动。”（《中共人名录》五四二页）瞿秋白生前文字，鲁迅蒐集了文艺方面的译作，印成《海上述林》两大册，谢澹如则印了他的杂文《乱弹》，《乱弹》出版当时，上海已成孤岛，距鲁迅去世己有二年许，原稿用铅笔写在二册练习簿上，由我替他向一个开明的资本家借了一千元付印，因当时抗战已发生，故大约有四篇攻击国民党过甚的文字未曾印入，书出版不久随即再版，还清欠款后还有余力印了本《方志敏自传》，本来还想印几篇长征中的纪事的（这些原稿曾经鲁迅看过，鲁迅后来认为无力运用这些材料写有关长征的故事，所有原稿这才经过雪峰托谢澹如保存的），大约当时许多人心目中以为这次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一定会产生像《铁流》那样的纪念碑似的伟大作品，却不道看了原稿，既散漫又贫乏，里面绝无郭如鹤那样的英雄人物，只好作罢，现在距离长征己将四十年，距离全国解放已有二十四年，可是这样的文学作品还未产生呢。《乱弹》出版后，原稿就托那位资本家保存，解放后献给政府，这就是印行《瞿秋白文集》四大册属于《乱弹》部份的根据，可是瞿秋白临死之前所写的《多余的话》，任何一本文集都未收入，《逸经》刊登这篇文章时，上海的地下党斥为国民党的伪造，但是和秋白一道工作许多年的托派领导人之一的郑超麟断定它是真的，说：“秋白就是那样的人”。后来杨之华写“忆秋白”时并不否认这篇文章，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据此斥瞿秋白为“叛徒”。一个革命家的遭遇，真不如章士钊那样生得尊崇，死得殊荣！＊＊＊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九日，鲁迅在北京写信给许广平说：“前回到家，母亲却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却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九月廿七日《日记》：“晨八时广平生一男。”十月一日《日记》：“下午往福民医院，与广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婴。”从此他时时在给母亲和朋友的信里谈起他的海婴；他的论敌，有时在笔头也带到海婴。他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了《答客诮》的诗，表示对于海婴的爱：“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才，回眸时看小於菟。”他对于亲子的爱，是最纯真的爱，并没有借此表示有其他作用，“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于牛”，前者指自己，后者指海婴，如此而已。解诗的人必欲在此探求微言大义，未免失之穿凿，他们对以下的两句诗便不提了，如果他真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那不明明白白成了个自私自利的自了汉吗？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上说：“旧历除夕也，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五十三岁的父亲和四岁的孩子一同在屋顶放花爆作乐，这是何等开朗的胸怀！把鲁迅描写成为整天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那样的革命家，这只表示这种人的新式八股的头巾气罢了。鲁迅遗嘱说：“孩于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长大后的海婴切切实实的做到了这一点，今年（一九七三）他四十四岁了，在北京广播电台任技术副主任，朴实无华，绝不和他母亲一样，在反胡风，反雪峰，及丁玲的时候，听从周扬的指挥棒对他们落井下石，而在反周扬的时候却去喊四个伟大。＊＊＊鲁迅的翻译，从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五年，不断有人反对他，最先反对的是梁实秋，说他“硬译”等于“死译”。“创造社”围剿鲁迅的时候，鲁迅深感他们的攻击废话太多，“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于是他就发心翻译《文艺政策》，继之翻译《艺术论》，这都是从日文转译的；他在《文艺与批评》的后记中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义，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要读者硬着头皮看下去的鲁迅的“硬译”，我当时确有这样的经验，实在看不懂，可是“创造社”“太阳社”那种批评文章也一样难懂，因为他们的文章虽不是翻译，却充满仍是从日文搬过来的生硬的名词，简简单单的“资产阶级”，偏偏译做“布尔乔亚”，无产阶级译做“普罗列塔利亚”，知识分子译做“英帖利更追亚”，虽说那时对于许多社会主义科学的名词有待于输入与肯定，对于一般人困难的还是文字的结构，鲁迅过分迁就日本的文法与语言结构，所以变成硬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鲁迅翻译的苦心，他认为与其“曲译”不如“硬译”，他的本意是要“从别国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而且在“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许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所以他希望“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就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他说：“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至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也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较了日译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鲁迅的翻译，目的在乎借此应急迫的需要，但即使“硬译”，他还是有“硬译”的理由，他认为文字本身是有变迁的，“史”“汉”不同于“书经”，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而且文字有添造，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就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容易懂得。现在又有许多外国文的句子需要生造，说得坏一点，就是“硬造”。攻击鲁迅“硬译”的，据鲁迅说已经有了三代，祖师是梁实秋教授，徒弟是赵景深教授，徒孙是杨晋豪大学生。这三代之中，他认为赵景深如下的主张最明白而彻底：“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于是鲁迅举出三个顺而不信的例子，证明“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他举的例子都不是赵景深的，不久，鲁迅找到了赵景深在二月号（一九三零年）的《小说月报》上介绍的国外文坛消息，有一条是“格罗滋已将马戏的图画故事AlayOop脱稿”。鲁迅又找到这本图画，原来说的不是“马戏”的故事，而是“做马戏的戏子们”的故事。在十一月号上，赵景深又介绍了一则《国外文坛消息》：“塞意斯完成四部曲”，而且“连最后的一册‘半人半牛怪’（DerZentaur）也已于今年版了。”鲁迅说：“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按：即德国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鲁迅辛辣的幽默，简直像拿住了“宁顺而不信”这个主张者的赃物，他说赵景深“遇马发昏，爱牛成性”，这些“牛头不对马嘴的翻译”，叫作“乱译”。而且他又形之吟咏，传之久远，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以上都是鲁迅对于“硬译”问题的反攻，虽然口吻上有些玩笑，却可见鲁迅对事物执着认真得可怕，他不出击则已，一出击简直制敌死命。对于翻译问题正面的讨论，具见于瞿秋白（J·K·）与鲁迅的通讯，这里不再具引。可是那时候不负责任的翻译，也引起了读者的反感，于是“新起的论者，开始轻薄着贩来的洋货”，为了矫正这种极端，鲁迅尤其提倡翻译了，说：“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而且他提倡一本书不妨有几种译本，他以达尔文的物种由来为例，日本是有两种译本的，先出的有许多错误，中文译者马君武根据的就是这个坏译本，所以他主张实有另译的必要。对于读者的抱怨，他也恺切地忠告：“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所以，“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固然不负责任”，而漫无区别，对于要无论什么译本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也是不负责任。然而没有完，穆木天以楼适夷所译的《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为例，指他滥译及对原文滥下注解之不当。鲁迅认为批评家不仅指出坏的，而且要奖励好的；倘没有好的，则较好的也可以。穆木天只做到第一点，他以烂苹果作此，以前的批评家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却要求：“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楼适夷那时幽囚在南京的军人监狱，徒刑十五年，鲁迅之护措他，是抱有对革命作家的同情在内的，穆木天后来也被捕，但悔过被释，所以在和周扬斗争时，鲁迅在笔头上时时带着他。又是穆木天，他反对间接翻译，即重译，鲁迅认为“懂某一国文，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学，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但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最多的是英文，其次是日文，如果不重译，则易卜生、伊本涅支、塞万提司的作品，我们都将无从见到，因为没有人精通丹麦、挪威、西班牙文，所以从英文重译是不可免的。有时重译反而比直译好，因为人家的译本已经加过工了。如果有好的直接译本，重译本自然应该淘汰。但穆木天要译者“一劳永逸”地译出好的书，鲁迅认为“一劳永逸”的事是没有的，中国字就不是“一劳永逸”的符号。有空地心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培植，或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得依赖于批评。鲁迅提倡翻译，并不主张凡翻译必须硬译，他自认硬译是不得已，在和朋友谈到自己译《死灵魂》的困难时，他就非常婉惜瞿秋白的死，“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全国解放以后，文化方面最大的成功是翻译的忠实可靠，凡是硬译、乱译都一扫而空了，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我所见到列宁著作的翻译，是每出一次新版本就改译一次的，的确可说是力求达到“信、达、雅”这三个标准的。＊＊＊在文学方面，鲁迅严厉而彻底地排击民族主义文学，这种文学兴起在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之后，国民党政府既然抱着“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安内第一态度，那种御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实际上不过是卖国文学，这种文学不可能发生大作用。真正的民族主义文学，首先必须是被压迫阶级力求民族解放的文学，是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文学。所以只有最彻底的革命阶级，才能负担起民族主义革命文学的任务。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同生共死的，反映到意识上来，就是他们自以为是统治着奴隶的奴隶主，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就是这种意识的暴露。“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登载在当时《前锋月刊》上的这篇作品，据编辑者说，它是“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实际描写”。鲁迅分析说：“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黄震遐的另一篇作品，是《黄人之血》，写的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的西征，“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汉族，当然是参加西征的联军的一部分，作者说：“黄祸来了！黄祸来了！”鲁迅认为作者忘记了“赵家末叶的中国，是蒙古人的淫掠场”，他所描写的“死神捉着白姑娘拚命地搂”，其实就是蒙古人征服中国人的实际情形，一到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们就携手西征了。日本人东征了东三省，那是诗人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只有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才能赶他打仗，将来的主子是否肯信用优待忠勇的奴才，是一个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这是主子和奴才能否“共存共荣”的大关键。鲁迅批评的是民族主义文学，但这批评洞澈了未来的历史发展，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力图与日本主子共存共荣的汉奸，与抗战之后把沦陷区人民当作被征服者的劫收大员们，正如鲁迅所说：“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这才彻底的扫荡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有十九路军的抗战，这是出乎国民党政府意料之外的，三月一日，战争终于在政府压力之下结束了，过了一年，日军席卷内蒙诸省，进窥平津，同一作者写了《大上海的毁灭》，其中有云：“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话以外，还有些事好做！“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这就是民族主义文学所泄露的统治阶级的心声，他们的“民族英雄”在指挥战争，战争计划则“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从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到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订立塘沽协定，这期间东北成立了伪满国（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国民党进行第四次围剿（一九三二年六月），共产党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一九三三年初），王明路线引致此后红军的军事失败；全国白色恐怖横行，托派领袖陈独秀被捕（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鲁迅虽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但据他后来自述：由于“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处去考察”，所以他“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而已”。一九三二年，大约由于逃难与压迫，他写的文章非常少，蒐集在《南腔北调集》的只有九篇，他在给台静农的信上说：“‘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又说：“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惯，故旅社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但到了一九三三年，鲁迅所写的文章特别多，当时黎烈文新从法国回来，主编申报《自由谈》，以郁达夫介绍，鲁迅不断写稿，除《南腔北调集》所载三十九篇外，蒐集于《伪自由书》的有三十五篇，《准风月谈》的有六十四篇，在他一生中这是从所未有的丰收。因为他“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蔽常取类型”，所以招致了许多敌人，尤其是所谓“第三种人”。在阶级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侯，小资产阶级常常觉得自己处于“两把火”之间，所谓“第三种人”，就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杨邨人、杜衡、施蛰存、章克标等等都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已失去历史的生存条件，所以文化上及文学上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民族主义文学只能代表资产阶级没落的反动。杨邨人特别举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但这不过是空洞的大话，到施蛰存提倡“庄子与文选”时，则已是拾读经复古的余唾，没有什么生气了。“第三种人”这个名词，创始于一九三二年，提出这名词的不是鲁迅，而是苏汶，但在一九二九年，鲁迅与“革命文学家”论争时，在他看来，这些自以为革命丈学家的人，不过是脚踏两头船的小资产阶级吧了。当时还没有发明“第三种人”，可是气昂昂，凶纠纠的革命文学家中，尽多后来提倡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杨邨人那样的人，所以鲁迅在燕京大学演讲《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时，对这批人不客气的指出：“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为什么当时发生了革命文学？鲁迅也有解释：“……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是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鲁迅否认当时的革命文学家代表无产阶级，他可是承认文学是有阶级性的，他与梁实秋争论的重点就在这里，他认为“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卒”，所以即使“喜怒哀乐，人之情也”，阶级不同，感受自异。文学家“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至于在“无产者文学”这旗帜之下忽翻筋斗的那些人，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即使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的”，他们忽然一天晚上“突变”过来，不久又突变回去了。他只希望有“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出现；他以为他们是生长在灭亡着的阶级中的，对这阶级有“甚深的了解，有甚大的憎恶，所以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但这种作品终于没有出现，那是由于革命文学家一只脚踏在革命的船上，另只脚踏在文学的船上，“环境好的时候，作者在革命这只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得不过是文学家了”。这样的革命文学家，当然不会认真革命，也不会有认真的文学作品。鲁迅所分析的“革命文学家”，岂不就是后来的“第三种人”？也许“第三种人”更坦白些，因为他们至少不自称为革命文学家。“第三种人”的出现，是在文学革命家喧喧嚷嚷的三年之后，这三年中，既有左翼作家联盟，也有国民党御用的“民族主义文学”，同时又兴起了一批可称之为“现代派”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穆时英，苏汶（杜衡），施蛰存，刘呐鸥，戴望舒，蓬子都是这一派的中坚人物。左翼作家里面，也不断有人分化出去，如鲁迅所说的，“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譬如“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先生，他描写革命家，彻底到每次上茅厕时候都用我的《呐喊》去揩屁股，现在却其名其妙的踩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位叶灵凤先生在香港《新晚报》上发表了许多“歌德派”的文章，署名“霜崖”，我曾加以批评，请参看拙著《直言集》。）“第三种人”冒头诉苦的理由是：左翼文坛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而左翼作家则是“左而不作”。他们主张“真的，永久的文艺，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文艺，为将来的文艺”。但因左翼作家的批评严酷，害得他们只好搁笔。鲁迅承认“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不仅有“左而不作的”，而且有“由左而右的”，但也有“被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的”；他不敢必左翼批评家是否会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这种“拉着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的左翼作家，后来鲁迅自己也亲身领教了，至于以“辱骂和恐吓”来战斗的，鲁迅也立即予以批评），但“第三种人”是不可能有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为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第三种人”自己所想像的那样的“第三种人”，自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依违于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戴望舒援引法国的纪德作为“第三种人”的同志，当时纪德刚刚转向，他从游历非洲法属殖民地刚果回来之后，写了《刚果旅行》，深深痛恶这种帝国主义的不人道的剥削；一九三三年，希特拉在德国上了台，纪德于是面向了社会主义的苏联，他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人类的公平、正义和希望，这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叛离本阶级的行为，和鲁迅一样，和其他三零年代世界伟大的智识分子一样，他们一叛离本阶级，没有不向社会主义苏联去寻求人类的希望的，可是只有纪德在游历苏联之后能把感受到的真实说出来，但说出来之后，他仍回到自己的阶级去了，最后接受了他原本看不起的院士的尊崇的地位，否定了共产主义。鲁迅否认纪德是戴望舒所说的“第三种人”，因为他憎恶法西斯在德国进行的恐怖，而在苏联的社会创设中，他却见到了一个未来的无限的允约；中国的“第三种人”却是反对“左翼作家同盟”的，当然和纪德不同调。鲁迅认为事实上并无“第三种人”，等于人体有胖有瘦，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决不会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纪德向左，有的人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当然，事实如此，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人，后来向左的有蓬子，戴望舒等，向右的甚至做了汉奸的，有穆时英，刘呐鸥等。鲁迅虽然否定有“第三种人”，其实“第三种人”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别名，而这个阶级实际上是存在的。杨邨人就不自称为“第三种人”，他揭起了“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立。鲁迅说他在《自自》中，有“农民的纯厚，小资产阶级的智识者的动摇和自私”，但仍“不过是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而不是“奸商”，他“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共产，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杨邨人不是这种人，“有些投机是无疑的”，他不过竭力要做“第三种人”，过比革命党较好的生活；但还是受到左右夹攻，连“第三种人”也做不稳的。如果有什么“第三种人”，杨邨人要算是最好的“类型”了。对于这种类型的行径，鲁迅称之为“二丑艺术”，二丑一名二花脸，“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二丑艺术就是帮闲艺术，鲁迅认为“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有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就是帮凶”。帮闲的例子，有“女婿问题”，话说诗人邵洵美的书店，出版了一本《十日谈》的杂志，在第二期上，邵洵美谈到“文人无行”，认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的，便来做这种“无本钱”生意，而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这话触怒了鲁迅，他写了《各种捐班》和《登龙术拾遗》，于是牵涉到女婿登文坛的问题，他说：“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但其为文也，必须是唯美派，……”鲁迅的文章一出，帮闲者纷纷反攻，说这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最恶劣的，又牵涉到“卢布，许多中国作家现在都变成了俄国的女婿了”。鲁迅曾应日本改造杂志之请，用日文写了三篇文章：讥评中国、日本、满洲的，“邵家恶辣的谋士，就在这甜葡萄棚里产生出来的《人言》上，扮出一个译者和编者来”，译出了《谈监狱》，并由编者加以附注：“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而托庇于外人权威之下的论调的例子。”鲁迅认为提出“军事裁判”这种字样，是含有甚深的杀机。他说见到这些富家的鹰犬，更深知明季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的阴险了。＊＊＊但“第三种人”又提倡青年人读“庄子与文选”。鲁迅是主张“少看中国书”的，他感慨于光绪末年的新党立志维新，而没有染过八股毒的新青年却“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版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他以为“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这就引起了施蛰存的反攻，他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会写到现在那样好。……”这种论据在五四运动时早已有过：“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鲁迅认为这是“永远反刍”，是读透了《庄子》的话。主张读“庄子与文选”的还有一种理由，说从这些书里可以找到“字汇”，作为描写“自然景物，个人情感，宫室建筑……”之用。鲁迅反驳说：“从前严几道从甚么古书里——大概也是庄子吧——找着了‘幺匿’两个字来译Unit，又古雅，又音义双关的。但是后来通行的却是‘单位’。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很多，大抵没法复活转来。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拼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像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鲁迅说得好：“人生却不在拼揍，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这是历史的真理，苍白色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看不见这一点真理的。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见人家大吹大擂地推荐《柳文指要》，又将如何说？诠释鲁迅的人多的是，但绝无人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说的。＊＊＊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以后所写的文章，每篇都换上一个笔名，否则便不易登出，约略计之笔名多到五十以上，然而善用嗅觉的检查官们，对于可疑的文章还是不准刊登。检查官中也有“第三种人”。检查之外，更有暗杀，但鲁迅仍以其匕首的一击，继续其再接再厉的斗争，他认为“一群流氓，几枝手枪”，并不能治国平天下的。可是“为了‘闲话皇帝’事件，官家的书报检查处忽然不知所往，还革掉七位检查官”，可见当时国民党政权对外的奴颜婢膝，对内的凶残压迫。鲁迅的矛头，主要针对国民党政权“攘外必须安内”的剿共政策，所以他的文章，像杜甫的诗一样，反映的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鲁迅也有诗，不多，他的诗也可称为“诗史”。华北快要特殊化了，古董南迁，这都不再引起人们的反抗，故无人请愿，也无人游行，于是有人骂北京的大学生不爱国了。因为他们“不再用头来‘碰’刺刀和枪柄了，也不再想‘自行失足落水’，弄得‘身上五色’了，却发明一种新办法，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鲁迅剥崔灏黄鹤楼诗以吊之：“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这时共产党在华北已恢复了地下工作，由刘少奇领导的大学生多半潜入了各种抗日团体，不是真的各自走散回家。＊＊＊我们上面已约略把鲁迅反对的“类型”举了出来，鲁迅虽然如此向四面八方战斗，但由于时时改换名字，许多人简直摸不清楚，所以他说：“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辨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按：指《且介亭杂文二集》），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中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鲁迅所说的近三年，是指一九三三至三五年，时代多艰，作者更不潜心于“鸿篇巨制”，他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他忙于“为现在抗争”，认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自觉他的文章虽然不是‘诗史’，却有“时代的眉目”的，但是他的话不过引起许多人的憎恶，要到“不幸而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他说：“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鲁迅出力奋斗的三年中，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头，一方面，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诸省，华北变色，另方面蒋介石加紧剿共，迫使红军长征。对于民众的爱国运动，则效法史大林希特勒的特务统治，尽根创除。但使鲁迅悲哀的，不在压迫的加紧，而是同志的叛变与暗箭，他从一九三四年起，对朋友就不断诉述这点。鲁迅与左翼的齟齬，不仅仅在私人通讯上发发牢骚而已，他在公开文字上加以痛斥，这就是《答〈戏〉周刊编者信》，在说过关于阿Q剧本的意见之后，他不禁声色俱厉地说：“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狗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类乎这样的暗箭，是不一而足的。鲁迅为要应付内外的敌人，只得“横站”着战斗，逐渐，周扬一伙布置了围剿阵，终于和鲁迅完全决裂。有一时期，鲁迅是在病中战斗的，他从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年终，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起至十月十七日绝笔，都断断续续地在病，《日记》上记载热度、病象及就诊的情形相当详尽，如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病后大瘦，义齿已与齿龈不合，因赴高桥医生寓，请其修正之。”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至三十日，简直病得无力记日记。但他在病中写作不辍，病严重时甚至口述由别人笔录。第一次病后他给友人信说：“近半年来，因为生了一场病，体力颇减，为各种碎事，仍不能不做，加以担任译书等等，每天真像做苦工一样，很不快活。……”在这几年中，他虽说为了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使他寒心、灰心，但“大抵休息一会，或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在这样的处境中，他比之为穿了一件湿布衫。他向来非常爱护青年，最后几年，此种爱护之忱更笃，从他致萧军肖红的信，和致曹白的信，可见一二。他曾向“左联”提议，“当今应务之急，是在养成勇敢而明白的斗士”。尽管他如此用心，却总是“人微言轻，终无效果”。但他自己是竭力做到这一点的。他以同样的感情对待徐懋庸，却不料他代表了共产党的联合阵线政策，给予鲁迅以致命的打击。鲁迅和“左联”的齟齬，看似个人问题，实际上是领导问题，最后则完全是政策和路线问题。我们已说过他和绍伯（田汉）之间的公开冲突，但暗中他对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更为不满。他回答萧军说：“……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我的确常常感到焦烦，但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他们昂头天外，评论之后，不知那里去了。”对于这样的“官僚主义”，他不仅焦烦，而且反感，官僚主义另有一面，这就是他所说的：“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在冯雪峰带着瓦客堡会议的决议，到上海见鲁迅时，“左联”的实际领导人周扬早已遵从了“八一宣言”，解散“左联”，宣传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倡导国防文学了。对于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鲁迅只能自认“落伍”；而且承认脾气也的确愈来愈坏，真的愈来愈看不起人了。冯雪峰认为这些不过是牢骚，而周扬所犯的不过是宗派主义错误，这是曲说。他为了政治利益，当托派给鲁迅信时，的确在鲁迅病中，影响他用生平最嫌恶的卢布说去诬蔑托派，以此掩盖鲁迅对共产党改变政治路线的反对意义。托派致鲁迅的第二封信（《日记》：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得陈仲山信，托罗茨基派也。）迄今仍未发表，但第一次信中对于共产党再度投降国民党的批评，证明以后毛泽东与王明的长期斗争（通过“联合战线”与“独立自主”之争），最后更承认自己及党为不断革命论者，则是非曲直之谁是谁非，已有历史做见证，不必在此多说了。鲁迅从此不再与共产党的文艺领导人为伍，“左联”既然解散，他不再加入以国防文学为中心口号的任何文艺组织，他在遗言中斩钉截铁地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写《半夏小集》骂“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写《女吊》骂反对报复的人为“人面东西”，可见他至死都是共产党投降政策的反对者。写鲁迅传的人，说到鲁迅这段斗争史时，都是无从下笔，含含糊糊过去的。因为毛泽东虽然崇扬死了的鲁迅，他却任用鲁迅的死对头周扬做他文艺政策的刽子手，以此清算鲁迅生前所爱护的青年朋友，简直无一能够幸免。周扬倒台后，鲁迅的书信有若干部分解了禁，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当时斗争的真相，但一定还有更多的信不能公开的，因为他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一般的政策。鲁迅死后，周扬为洗刷自己过去的错误，在重新刊印《鲁迅全集》时，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这篇著名的文章，加了如下的注解：“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9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由此可见，当周扬替天行道，炙手可热时，是如何颠倒黑白，伪造历史，诬蔑鲁迅！在共产党严密的“文网”之下，许广平周建人为了自保，只能默不出声。鲁迅的铜像巍巍然，可是“一瞑之后，言行两亡”，党官僚自然可以随意利用鲁迅，阉割鲁迅了！鲁迅就是这样死于战斗中，死前他说：“我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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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介绍与批评（三山（王凡西）著，1960年9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南纲介评》重刋序言（1980年2月）
南纲介评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介绍与批评
三山（王凡西）著海燕出版社
196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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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纲摘要
·我们的看法
南纲摘要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58年4月召集第七次大会，大会上通过了一个纲领。这个纲领的草案曾于事先分发给各国共产党请求批评，并邀请各兄弟党派代表列席他们的大会。结果，如我们所周知，这草案引起了以苏共为首的各国共产党的严厉攻击，并决定抵制南共大会。南共的理论被称为「修正主义」，他们的立场被宣布为对于马列主义的背叛。在那次反南进攻中，中共曾经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它的南纲批评采取了比苏共所应用者更为刺激的辞句，更不妥协的态度。当时中共不但在大小报刊上登载了无数攻击文章，而且在自己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还通过了正式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从那些文件里，人们自然熟悉了南共被批评的种种错误；但究竟这些错误是否确实？这些错误究竟以怎样的形式表达出来？为何有这些错误？除了错误之外究竟南共纲领还有什么不错误的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可惜我们很难从中共以及其他共党的文件中找到满意的答复。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将南共纲领全文刊印出来。如果那个文件有过翻译和出版的话，那么至少是不曾广泛传播的，以致人们无从得窥全豹。当时我们曾经凭片面的批评与不完全的引文做过一些对南共立场的评估，只因未读「纲领」原文只好把我们的许多意见当成未定，有许多地方只好存而不论。
最近，笔者才有机会读到英译的南纲全文。离开该项文件的正式通过已整整两年了。目前反修正主义的运动已经低沉，此事似已不甚为世界的革命者所注意；但问题的重要性却不会，也不会因此而有所减少。因为这里所牵涉的是有原则性的问题。如此重大的问题，其意义自不会因短短两年的过去而失时，也不会因人们之提与不提而有所重视。因此，我很愿意给读者先作简要的介绍，然后提出对它的批评。
一
这个纲领写得很长。约有二十万字，共分十章。第一章题为「今日世界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这是总论。它首先分析目前资本主义的情况，特别指出它在危机中由垄断资本主义生长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纲领」并不以为今天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已出现了「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以为必须注意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作为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国家的作用是越来越显著了。」它认为这样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只是资本主义最后图存的企图，亦可能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纲领」接着指出「工人阶级应该排斥这个幻想，仿佛在资本主义之内经济职能的国有化，即等于这些职能依照社会主义路线的社会化。」它指出：「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到生产工具之真正的社会化是不能自动转变的。」因此它肯定说：「这个转变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自觉的政治行动，通过为取得国家机器中领导作用而进行斗争，才能完成。」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纲领」是以它如下的话来总结的：
「资本主义世界中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潮，乃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证明出人类是铁定沿着颇为不同的道路在走入社会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社会主义越来越成为全体人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此一过程的主观的推动力，仍旧是工人阶级，是这个阶级的社会的与经济的利益，是它那自觉的与自发的斗争及其阶级行动的种种方式。」（见第二十七页）
谈完了资本主义世界，「纲领」跟着论列到那些业已推翻资本统治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纲领」描写了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一系列国家中的变革之后，就声明说：「社会主义已经确定地不仅是一个思想派别，一种政治运动，或一次社会『实验』。现代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个物质力量，一个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因素，它对世界的社会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然后它说：「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与一般社会主义关系的种种问题，这就成了今天人类最主要的社会问题。」因此它又说：「社会主义思想不再首先关心于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它是向前看的：它一定要依据于对社会主义前进中诸矛盾的分析，依据于社会主义关系在人民内部形成与发展所经由的许多过渡性的社会过程，去解决社会主义往后发展的新任务。」「自然这些过程时常要经历着斗争、痉挛、错误、摸索与暂时挫折……」，不过「这一类困难是不能把历史的车轮倒转去的，他们只能鼓励最前进的社会主义力量去抛弃那些陈旧的，寻找那些更好的与更正确的前进之路。」（二十九、三十二页。）
「纲领」如此规定了自己的方向和任务之后，它首先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形式」，它说：
「社会主义发展并不依循直线。人们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过在不同的国家中，他们是在各异的条件之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他们遭遇到不同尖锐程度的内部矛盾；他们要在不同的自发性影响之下，在差别的社会因素和物质因素的影响之下行动；而且为要解决具体问题，他们会得出不同的主观性的决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相同的，但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人们得在不同的方式中采取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的。在社会主义发展中，每一国家均有赖于另一些国家经验，但每一个单独国家都会对这个共同经验做出特殊的贡献，以此使之更为丰富。
社会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与发展道路的广泛差异，在此一发展过程中造成许多内部矛盾；同时亦给社会主义的往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推动，使社会主义关系获得越发进步的与自由的形式。想桎梏这些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任何企图，都只能导向反动的结果。」（三十三页）
接着，「纲领」便提到「内部矛盾的根源」。它说：「社会主义关系首先依靠着社会的物质基础。如果经济基础落后与不发展，则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诸力量的领导作用就更难确定，社会主义建设就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个根源出发，一方面，国家机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必需的条件；另一方面，国家官僚却越来越成为同一建设的妨碍者与窒息者。「纲领」对此有相当充分的发挥，下面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话：
「……当主要的落后因素未被克服，人们对社会的生产工具尚未建立起集中的与非集中的社会民主管理机构之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此种管制是必需的。
「在经济体中执行这些职能，国家总倾向于剥夺经济的内在推动力，以此让自己显出是一种社会的必需品。如果这些倾向增强，国家便会变成一个停留的因素，因而束缚社会发展，它妨碍新的社会机构的建立——没有这机构，社会主义是无法走上更高阶段的。
「依据我们自己的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如果经济管理权完全操于国家机器之手，其无可避免的结果是不断倾向于权力愈益的集中，以及国家与党的愈来愈合而为一，这个党国合一的机器将愈益强大，拼命要脱离社会，并将自己权力强加于社会之上。
「过渡时期中这些特殊现象的根源，乃是官僚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关系中的官僚主义缺陷。这些现象直接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中政治经济机构所产生的种种倾向，它们竭力要将国家的行政机构，从社会的仆人与执行者变为社会的主人。越是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落后的地方，在工人阶级的社会作用与影响较小的地方，这些现象就愈发显露得明白。
「……
「官僚制度与其他别的疾病一样，其危险在于削弱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机体，因而刺激起种种反社会主义力量与倾向，并使它们获得力量。官僚制度首先是不可避免地要割断政治领导力量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因而加剧一切内部的社会矛盾。」（三十八、四十页）
「纲领」如此描写了官僚制度的病症，随即开出了如下的药方：
「当工人阶级与一般劳动人民的政权业已巩固之后，国家逐渐消亡这个问题便成了一个社会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的与决定性的问题。」（三十八页）
「当（国家继续存在）之时，国家要显著地减少其作用，它的机构要不断改变，直接民主应不断发展，种种自治团体职能应时时扩大。」（三十八页）
二
从上面摘引的文字中，可见「南纲」导论包含着三个重要意见：一，世界资本主义正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化；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国家可以而且应该采取不同方法与道路；三，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的职能，乃是最基本的与决定性的问题。
与第一项思想相联系，「纲领」在第二章中有这样一个政治性的结论：
「……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迄今为止所获得的成功，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巩固，现代资本主义中国家资本主义关系之越发重要，社会主义之行将转变为全世界的制度，再加上目前社会发展的许多其他因素——这一切正在创造着，并且继续创造着比从来更好的机会，使某些国家的劳工阶级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使用比较和平的斗争方法，让自己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争得决定性的影响，以及逐渐地——符合着客观条件与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治力量——去确保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发展。」（四十八页）
从第二个立场出发，「南纲」反对任何一国共产党从事「思想垄断」与「思想称霸」。它说：
「宣布某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形式为唯一正确，不过是一种独断的教条而已，它妨碍世界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是为全体共同的，但社会走向此种目标的速度与形式却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是不同的，得看不同的各国与世界各部分的具体条件而定。社会主义内部发展的自由，不许以任何一种特殊方式强加于别国，不干涉别国运动的内部生活与内部发展，经验与社会主义理论思想的自由地与平等的交换，应作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各个社会主义运动之间互相关系的基本原则。
「因我们承认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能有各种差别而企图侮辱我们为『新的』思想现象，为『民族共产主义』，这种企图是与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解释无任何相关的。……」（七十二页）
导论的第三个立场，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的职能，易言之，关于国家这架机器在何种情形中为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需，在何种情形下会变得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这个问题，可说是全部「纲领」的讨论主题。除了第三章讨论「政治关系与南国的外交政策」，第四章回溯南国如何走向胜利，以及第八章谈到国内民族政策之外，其余六张简直是统统围绕着这个主题而进行的。特别在第二章（「在新条件下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第五章（「南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第六章（「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第七章（「工人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纲领」其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各个不同方面，阐明着同一个问题，特别是如何防止和反对官僚化问题，国家机器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消亡的问题。「纲领」在这个方面首先从研究苏联的经验开始，它说：
「苏联共产党与苏联的劳动人民，在史大林领导时期成功地保存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以工业化及提高国家的一般文化技术水平来巩固了这些成果……。但是史大林为了客观的与主观的理由，却不去反对那些官僚化与国家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之所以会发生，乃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机器，由于党与国家机器的混淆不分，由于片面的集中主义。而史大林本人又成了这些倾向在政治上与思想上的辩护人。
「依循了这些路线，马列主义某几个基本的科学命题被做了实验主义的修正——最初在国家学说与党的学说方面，然后在一般的哲学、政治经济与社会科学方面。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逐渐被史大林的国家学说所代替，这个学说不主张国家消亡，却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加强力量，它给了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过渡时期内部矛盾的解决中以一个太大的作用，这个作用迟早会使社会经济诸因素的发展陷于停顿。」（五十二、五十三页）
「纲领」认为这些「消极现象与错误」，「已经给了国际社会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损害。」（五十三页）
接着，「纲领」又进一步讨论到史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道：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落后于事变的发展，此乃由于数十年来，在共产主义运动轨道中，史大林对现代社会过程所下的判断享有了无可争辩的权威之故。史大林的某些估计已被证明为正确，但他的许多理论见解却被实践所驳斥。史大林在其理论分析中离开了唯物辩证法，倾向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过，不管他的某些理论正确与某些理论错误，像他那样的思想垄断总是无法不发生一些影响的，助长马列主义的教条化。」（五十九页）
「纲领」提及苏共二十次大会的决定，这决定曾一致谴责史大林的压迫南斯拉夫是「违反社会主义真正利益的」。因此，「纲领」以总结的口气说：「当南共与南国人民抵抗（史大林）压力，为他们国家的独立而斗争之时，不但为了争持他们有自由发展社会主义的权利，而且对那不可避免的，反对社会主义发展中与走向社会主义的各国关系中那些国家至上、的官僚主义的与称王作霸的曲解所作的斗争，作出了贡献。」（五十三页）
三
为要彻底反对掉社会主义发展中那些「国家至上的、官僚主义的与称王作霸的曲解」，也为了根本解决过渡时期的一切内部矛盾，「纲领」把那个「基本的与具有决定性的问题」，即国家消亡问题，作了很详细的分析。在我们上面指出过的数章里，纲领作者差不多随时随地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以致意见经常重复，行文也见错杂，不过见解还是明确的，下面我们摘引了主要的一些段落：
「恩格斯说过：『国家不会被取消的；它逐渐消亡的。』国家消亡是一个过程，它延续于从资本主义走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
「……因此，过渡时期的国家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工具：它将社会主义的种种力量从资本主义之内解放出来；它保护这些力量在生产工具社会化所造成的经济条件下自由发展；它给那些经济的与政治的力量找到民主的组织与补充。
「除了这些事情之外，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身范围内，国家还应越来越甚地自行转变为社会经济的组织形式，藉以实行那些特殊性的社会共通机能。它将越来越不成其为暴力的工具，越来越成其为社会自治的工具。……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而且一定得是一种特别的国家，它是在逐渐消亡中的。它的社会作用及其组织一定要是这个样子，即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增加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上升，国家的消亡过程会同时展开。……
「能够解决，能够逐渐以进化形式解决社会主义发展矛盾的一个有机形式，乃是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发展民主与实行社会自治。
「迄今为止在别国和南国自身的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和经验，证明出这个消亡过程不仅可能与能够成功，而且还证明出恰恰是这个过程——不论它以哪一形式表现出来——使社会主义诸关系得以稳固，并加强其内在力量。当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发展时，国家机关在经济管理的直接方面，便减少其作用。有关乎这方面的管理职能应越来越多地移转给种种社会自治团体，它们独立存在，或联系于适当的民主组织机构。国家机关继续执行着许多职能，就像：经济计划，某些社会基金的管理，使资源的分配保持总的比例与比率。不过当国家机关执行这些职能之时，它们将越来越脱去政治权威的特征，将越来越成为企业的劳动组合中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区域性的团体中一些协力的社团。
「将有关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移转给各个社会团体，使国家机关——特别是那些由选举产生的机关——的性质发生内部改变，与此种过程同时，国家自当保留某些职能，例如：有关政治制度的种种职能，一般的调节机能以及特殊经济中的调节机能，公共秩序的维持，监察、公安、司法、国防以及类似的事务。不过，即使是这些事情，在其形式与方法上，适应着内部阶级矛盾的减轻与社会主义新经济制度建设中困难的减少，也要或快或慢地加以改变。」（一二三、一二五页）
上面这几段文字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过程也就是国家消亡的过程。
「纲领」紧接着就反对「国家发展中的两个有害倾向」。第一个是根本否认国家在过渡时期作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是要使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敌人面前，而且当他们面临落后意识问题的时候，解除政治的武装。」「纲领」斥之为「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的与伪自由的空谈」。第二个是国家至上的官僚主义的倾向。关于这个，它有如下的指斥：
「官僚制度构成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大危险，当它还只是一个倾向和偶发现象之时，国家至上的官僚制度阻碍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力量的活动，歪曲某些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甚至剥夺工人阶级的好多权利及其领导作用的许多方面。官僚制度如果充分发展，那就会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关系复辟的一个特殊形式。」（一二六页）
「纲领」说到同一问题的文字很多，我们在这个摘要里自难一一征引，不过为使读者获得更加完全的印象起见，我们还得引用下面两节：
「这种事态（由按：还是指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落后国家胜利后，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家对经济关系进行不断的有力的干预乃绝对必要者）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南斯拉夫共产党知道：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固社会是不能完全靠革命的行政手段来保证的。社会主义的力量首先在于其经济上的不可避免性，在于它和劳动群众的社会经济利益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在于劳动人民的意识中对于这些基本真理有越来越多的认识。过久与过分地应用行政手段，将不可避免要造成内部关系的紧张，要歪曲社会主义诸力量的活动，且要替官僚制度创造出它自身存在的必需理由。因此，当国家不再有客观的社会需要起这样作用的时候，作为进步发展之动力与支点的共产党员与一切自觉的社会主义力量，就应立即在如下的意义中增加其政治活动，即必须创立与发展一些民主形式，让工人阶级与一般的劳动人民能将经济与其他部门中日益扩大的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直接操在他们手中。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劳动人民自己才能在各自的范围内，自觉自发地，胜利地反对那些旧时余孽在经济、政治与思想上的压力，并逐渐成长为那个独立的、不可摧毁的经济与政治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使国家的种种强制手段越来越不需要，终于使他们归于消灭。
「社会主义社会在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物质成就与民主稳定之前，则其社会主义关系始终还有遭受严重的反动歪曲的可能。」（一一五、一一六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知道：只要国家存在，它就难免有成为独立力量的危险，难免因此而加剧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某些矛盾，并使这些矛盾变为敌对的矛盾。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相信：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目前阶段上，国家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能起着正面作用，即国家本身发展为一个民主机构，通过它，那些基本的社会主义因素：生产者、劳动集体、公社与生产者会社等等能将它们的利益表明与协调起来。易言之，只当国家一方面能用民主方法解决矛盾而不阻碍社会主义生产者的独立性及其经济社会的创造力，另方面又不许那些必然发生的矛盾发展成无政府状态与敌对冲突（这种冲突会毁坏社会主义基础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起着进步作用。」（一五五、一五六页）
四
「纲领」不仅原则性地讨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问题，它而且还具体地从南国本身的经验来观察它。关于南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纲领」指出了如下的「缺点和消极倾向」：
「由于不得不集中努力加速工业化，生产者的生活改善就必然要以较慢速度来进行，同时，它使经济的各个特殊部门之间造成了不平衡发展，商品储备量和货币流通量之间形成了某些不均衡。农业与消费品工业等远落于后。对外经济关系上发生了紧张的支付逆差问题。……
「在上述情况中，社会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一些逆转现象出现了，或愈来愈显著了，这有如：劳动人民们创意力的衰退，他们的监察作用起得不够，又如行政的刻板作风，党和政府机构的某些混淆倾向，而首先是官僚制度，以及随之而生的技术至上与国家至上的倾向，建立经济特权等等的倾向。这些倾向如果得到发展，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如果占了优势，那它们会严重地破坏领导的社会主义力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联系，首先破坏南国共产党与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一一七、一一八页）
显然，南斯拉夫当年也来过「大跃进」的。这里列举的一些「缺点和消极现象」，几乎可以不易一字移用于目前的中国。可是不幸得很，我们迄今为止在中共的任何文件中，都不曾发现过如此坦率的「自我批评」。而南共纲领在这方面尤为可贵的一点，我以为是说出了如下的教训：
「南斯拉夫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经验表明出，一个社会的经济计划，不管它是怎样的『完美』，都不能概括尽由经济力量本身发展所提供的、无穷无尽的可能、形式与创意。就因为这个缘故，经济制度与经济计划一定要给工人、企业与其他的社会经济单位以重大程度的独立性；没有这个独立性，那就不可能有任何有意识的创意，而人也就不能成其为创造性的生物了。」（一五九页）
从这个教训出发，自不会将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限于上面钦定的计划；有所成就，也不会首先归之于党和主席的领导。
「纲领」关于党和政府及自治团体之间的关系，也说了许许多多，此地限于篇幅，只能摘引二段如下：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对于政府机关与自治团体的工作，依照着一个基本原则；不是对这些机关称王作霸，而是要在群众中鼓舞起积极性与创意力，要通过它的盟员在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在保卫公共利益的斗争中，在人与人间新型的社会主义关系的推进中，以亲身行动做群众的榜样。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不扮演这样的角色：脱离人民的超越的精华。相反，他们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且与他们居于平等地位。理论上，共产主义者『由于其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与一般结果之故，乃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马克思语）。任何落后于群众的意识，或者不能注意和利用那些物质造成的机会，则都会有损于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主观因素的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作用。但若急躁地越出于客观的潜力限度与群众意识，易言之，即若不符合物质生产的真实条件，不符合群众的精神心理状态而采取一些主张与观点，那也同样有害于共产主义者的先锋作用。」（二四五页）
在另一地方，「纲领」更加清楚明白地规定党员和群众的关系：
「共产党员与劳动群众之间的关系，因此不能是统治党派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能是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它一定要越来越带有平等伙伴之间的关系。这样，那些最胜任的与最有能力追寻共同利益的人，就会赢取最大的信任。……」（一七八页）
对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既然采取了这样的看法，对这些机关中的著名领袖，当然不会采取「个人崇拜」制度。「纲领」在第二章中曾经斥责了「个人崇拜」，认为这是「权力集中于国家机器」的必然结果。南纲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就是在全部文字中，铁托这个名字（南共领袖中唯一被提及的名字）只提到了一次。那是在叙述南共斗争史的第四章中，以如下的文句提及的：「一九三七年，以约瑟普.布劳士.铁托为首的新的领导机关领导了党。」此外，没有一个地方曾经直接间接、或明或暗地企图把某一件事和这个名字联系起来。没有发明「铁托思想」这个名称。也不曾把「马列主义应用于南国特殊条件」的光荣奉献给铁托或任何领袖，这一点不但与当年的史大林很是不同，而且与今天的毛泽东也大异其趣的。
五
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究竟采取何种实际步骤来反对国家机关的官僚化与共产党人之变成国家至上主义者？「南纲」首先反对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任何企图。它宣布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能代替社会主义的民主。在业已推翻了资本统治的国家中主张实行那种「纯粹」的民主，「纲领」认为至少在「客观上起着反革命作用的」。它认为，南国要走的不是回头路，而是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关于这一点，下面一段话说得相当清楚：
「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可以暂时采取这样性质，即将权力极度集中于党的手中，以便建立新政制，并为社会主义发展创造基本的政治条件。但党的权力不能代替群众的一切创意，也不能代替那表现新社会创造力的种种发展。为此，我们视之为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
「顶顶重要的是这个事实：除非工人阶级获得了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它不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因而也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一七二、一七三页）
这便是南斯拉夫那个「工人理事会」（Workers'council）制度的理论前提，自从一九四八年南共与史大林决裂以来，在南国政治经济生活上曾采取的一系列民主化措施中，最重要的算是这个工人理事会制度了。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让工人阶级获得「对生产和分配事务的直接控制」，因而使工人名符其实成为「国家的主人翁」。关于这种制度，「纲领」上有如下的说明：
「共产主义者一定要对工人理事会的发展予以特别注意。工人理事会乃是社会自治的经济政治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直接生产者们独立地管理各个企业，且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这当然要在统一的社会经济计划的范围之内，且与统一经济体系中所表现的公共利益相符合。工人理事会中直接生产者活动后面的推动力（其目的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加速生产力量的发展），乃在于他们决心改进个别的劳动，使整个企业增加业务效能，迅速全面实现社会的经济进步，藉使一己的生活条件与全社会的物质标准得以改善。此外，这推动力又在于他们决心在符合劳动人民的总利益的条件下，自由地发挥他们个别的创造才能和嗜好。
「工人理事会既不是所有者们的代表，亦不是生产工具的集体所有者。他们是代表全社会管理生产工具的，他们在工作中受着他们自己物质动机和道德——政治动机的鼓舞。正因为如此，这些理事会乃是既反对官僚制度，又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斗争中，一件最合适的政治经济武器。
「工人管理企业乃是生产工具社会所有制性质的实际面貌和酸性测验，亦是劳动人民直接参加经济管理的基本形式，在这些基础上，社会生产就直接联系于人民的真实需要，而人类劳动的产品，也同时进入了这样一个领域，其中由工人作主将生产物分拨为社会的和个人消费之用。……」（一七九、一八〇页）
南共将「工人理事会制度」说成为生产工具所有制是否具有真正社会性的试金石，那是根据另一个理论的。他们与苏共和中共的看法不同，并不将国家所有制看成为「全民所有制」。依他们之见，国家所有制本身非但不会是全民所有制，而且比起工人直接管理的社会所有制来，还是初步呢。请看下面的两段文字：
「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从间接社会性的所有制，或国家所有制（这是社会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进向最大限度的直接的社会所有制，即越来越直接由那解放的与联合的劳动人民所管理的所有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形式。」（一三六页）
「在生产工具社会化的基础上，不但那些私有主是生产者与生产工具之间的中介物，而且最后分析起来，国家本身也是这样的中介物。」（一四一页）
这个看法是与南共的国家学说分不开的。
除了「工人理事会」之外，还有作为「政治区域性单位」的「公社」，联系工人阶级与其他劳动人民的「生产者会议」（CouncilsofProducts），都被「纲领」宣布为促进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医治官僚主义恶疾，并保证国家逐渐消亡的重要机构。这里限于篇幅，不再摘引关于这些机构的文字了。
六
南斯拉夫对于国际政治的看法，与其他共党国家的立场并无多大差异。反对紧张，反对战争，主张积极的和平共存，为普遍裁军和持久和平而斗争。「纲领」上的此类主张，与赫鲁晓夫们所倡议者完全一样。唯一相异之处，只在于它的反对「集团政策」。这正是南斯拉夫被其他共党攻击得最严厉的诸立场之一。兹将其有关文字摘引如下：
「因此，南共同盟认为我们需要以较大努力去打破将世界分成为集团的现状。这现状妨碍各国人民在一切社会生活中的合作。
「意在打破集团分立的任何和平政策，其本质均在于这个认识，即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不一定要造成集团组织，虽然，在目前世界中，有好些势力由于既得利益之故，是利于这种分歧的。世界上占很大百分比的人民和土地处于集团范围之外。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认为：这种国家的独立政策正在对国际合作的推广和世界和平事业的促进作出重要贡献。虽然这些不参加阵营的国家并不是追寻同一政策，虽然他们之间对此一或彼一集团的关系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关心于打破目前的僵局，代之以不同社会制度各个国家间的多边合作。
「就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本质目前的各集团是不一样的。南共同盟认为华沙条约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所采取的同样措置乃是一种自然的、防卫性的反应，它为较早时候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所引起的，特别是德国再武装和西欧建立军事集团组织所引起的。再者，社会主义各国在过去数年中曾经采取不少步骤，提出一系列和缓国际紧张的建议，藉以打破为集团所铸成的诸民族之间的屏障。……」
这个立场是否正确？它本身是否含有矛盾？我们且等到批评时候再谈吧。
七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革命的简要历史叙述于「纲领」的第四章中。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这个新国家诞生时讲起，扼要地叙述了二十年代及三十年代该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一些重要变迁，由此让读者看到了南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在克罗地亚大资产阶级和卡拉哥格维奇皇朝联合统治下的旧南斯拉夫，经济政治上的毫无出路，阶级矛盾的异常深刻，对内横暴荒唐，对外卑躬屈膝，这一切都描写得相当生动。接着，「纲领」就谈到南共成长的经过。
南国共产党成立于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但在一九三七年以前，这个党始终不曾成为有力的群众的党，处于非法状态中，受着独裁政权的不断摧残，南国共产主义者经常在牢狱中打发日子，或者亡命国外（主要是苏联）。他们脱离了群众，从事无休无止的内争。这些内争往往由第三国际直接参加，甚至多次由它发动，其中最激烈者有如一九三六年的下令解散整个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七年总书记高吉次为苏联的秘密警察所拘捕，一九三七年新成立的领导机关（其中主要人物有铁托和卡尔特等）是属于比较年轻的一辈，而且多数是由国内秘密工作者中选拔出来的。他的中委决定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一，中委会不应设在国外。必须回到国内去，与一般同志同甘共苦；二，不再接受第三国际的津贴，党的经费必须靠党员和同情者的捐助来维持。由此二事可概其余，这个南共的新领导确实有了革命者的勇气和朝气。这种精神配合了当时整个欧洲局势所及于南国的影响，南共便很快成为具有广泛群众联系的、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影响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春天，在希特勒的压力之下，南斯拉夫的统治阶级分成了两半，一部分亲英美，一部分参加德意阵营。前一力量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举事失败，希特勒的军队于四月间占了全国。此后南共便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发出全民从事武装斗争的号召，复于七月四日发动全国性的武装起义。南共的军事革命斗争在事先有了准备，所以发动后能够坚持和扩大，早在一九四一年年底，南共的军事力量已经由零星的游击队发展成较为正规的「无产阶级人民解放军」；再过一个时期，它们组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各个军团。这个力量在法西斯军的「围剿」下迅速成长，同时在解放区普遍成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实行略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生活，进行着适度的改良。等到一九四三年，这个力量拖住了大量法西斯军队，而且已成为南斯拉夫国内唯一有代表性的、有真实基础的军政组织，以致连反法西斯各国都不得不事实上承认它。
一九四五年秋天德军投降，南共领导的解放委员会天然成了新国家的组织者；经过一个时期与英国撑腰的流亡朝廷的纠纷之后，终于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如此，南共走上胜利的道路，与中共所经历者大同小异，竟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大家都乘战争时机，将自己置身于反侵略斗争之首，藉战争以武装革命，用革命来赢取战争。这条道路，不论中共与南共的经验，都值得革命的马列主义者，特别是未完成社会变革诸国中的革命者，加以详细研究和学习。
八
南纲受其他共党攻击最烈的另一立场，乃是他对科学艺术文化所采取的政策。这里不得不摘译其中重要的段落，藉以结束我们的介绍：
「南共同盟的思想斗争，加速了思想上层结构的发展，且有助于科学和艺术中创造力量的解放。关于科学艺术，寻各自途径，用各自方法，愈加勇敢地寻找和发现科学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真理，关于人对复杂的自然界的诸问题，对人类社会以及对那处于精神塑形中的人本身关系的真理，则愈能为社会进步的真实利益服务，因此，南共同盟主要促进科学和艺术中创造工作的真正自由。南共同盟由于社会条件及科学和艺术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出发，排斥一切用实验主义来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科学和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它排斥任何将科学和艺术变成为替短期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同时。南共同盟反对那些学说，即以抽象的自由概念之名，实际上取消了科学创造和艺术创造的真正自由，并且在实践中把那些学说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本国一贯的社会主义关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要求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思想作用不应该成为这样一种角色，即不应对科学和艺术上的种种流派、学派和风格，扮演专断的仲裁者。」（注）（二六二页）
不用说，南共的此立场与史大林时代所确定的共产党文艺政策，有了非常大的差别。
至此，那个近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最大争论的文件，已让我们粗枝大叶的，但力求忠实地介绍过来了。接着在下一部分里，我们将说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看法和批评。
（注）这段文字曾被应用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期「文艺报」刘白羽所写的文章中，文句完全译错，批评则依据不知所云的译文大发议论。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该报文章：「透明的还是污浊的？」
我们的看法
「我急于奔上山去。受伤者成群地从山上下来，轰炸机又出现了。德军的『斯都加』机向地面俯冲，差不多低飞到高大的树梢，投下了重磅炸弹。格斯卡和我，还有另一位波斯尼亚人的战士，一起立即扑倒在地上。此时第一枚炸弹爆发了。……硝烟略散，我便看见那个长着黑色大眼睛的波斯尼亚青年躺在我的旁边。他的两条腿都给炸掉了，血水从他身上奔流出来……我们无法救助他。他正在死去，对我摇动一下他的手，低声说：『史大林万岁』」（见A.台狄耶著的「铁托自述」。）
「L.R……S（石克）（依伏.巴立加斯）已被开除出党，为了他的反党和小组织活动，为了他与托派的密切关系及将党的秘密泄露给他们……」（铁托在一九四〇年南共第五次临时全国会议上的演说。）
「……为了党的纯洁和巩固，应该更加坚决的把可疑的、托派的和反党的份子从党内清洗出去。党员和党组织绝不应该忽略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和反对反动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二者都是在企图破坏党并减弱工人阶级斗争的。」（同上临时全会的决议。）
「我们如果遵照我们的伟大的导师马、恩、列、史的科学，那我们就能熟练地解决组织问题。如果我们遵照并善用那最革命与最英勇的苏联共党的经验，那我党就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铁托在同上临全会上的演说。）
为要教育新的与能干的领导干部，并为了将党员的理论与政治水平提高到更高水平，那次临全会要求各领导机关……组织特别训练班，提供足够的列宁主义的文献，首先是要供给『联共党史』」（见兰考维奇对一九四八年召开的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组织报告。）
「国际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我们根据了他的著作而进行了学习和工作的、伟大的史大林万岁！（全场欢呼：史大林——铁托——党！）（见同上报告）
一
看了上面几段摘引（时间起自一九四〇年迄一九四九年），读者们当已获得一个印象：南共在与史大林决裂以前，甚至当决裂以后（第五次全代会举行时，南共已被共产国际情报局所排斥），它那一般的理论思想，以及特殊的组织方针，都受着史大林和史大林主义多么大的影响。南共领袖们确实是史大林的学生，他们是以史大林的著作为基础而进行学习和工作的。他们知识的全部来源是史大林钦定的「党史」和他手写的「列宁主义问题」。他们自然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宣布托派为「反革命」，将一切托派及其同情者逐出党去。他们十分学会了「布尔雪维克」的组织路线，视一切不同意见者为「小组织」，而「小组织」则是反党和反革命的。他们造成疯狂的个人崇拜，由史大林崇拜演变成铁托崇拜，以致在对德的游击战中，战士们临死之前，在半昏迷状态表达其对事业的忠诚时，竟呼喊「史大林万岁」。
明白了南共，特别是其领袖们，对史大林主义的此种亲密关系，我们就更容易了解南共与史大林破裂后的思想变迁，更容易解释这个变迁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
一九四八年南共被逼与苏联破裂，绝非思想不同的结果，而是民族利益冲突的结果。历史事实是这样：南共与史大林争吵的开始是为了经济问题，为了南共不愿意接受史大林强加于他们的不平等的「合作」，特别是反对那些只顾到苏联利益的多瑙河航运和南国空运的合股公司，反对不互惠的贸易等等。这就激怒了史大林，片面停止了一九四八年度的苏南贸易谈判，对南国实施经济压力，并采取示威行动，撤回了苏联派驻南国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铁托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日去信莫洛托夫，仍旧想在普通外交事务的孔道内解决两国争论；可是同年二十七日由史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名写来的答复，却把争论扯到了政治性和思想性的问题，而且还说南国领袖们正是犯下了他们从来自己也反对的托洛茨基的过错。这真使一向在「史大林著作的基础上学习和工作的」铁托们感觉到无上的惶恐。无怪铁托在其「自述」中说：「我细看了开头数行（按即指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史、莫给铁托的信——山）就好像是给雷轰了一般。」（见该书第三四一页）。这情形我们是可以想见的。不管铁托们对苏联事情多么清楚，也不管他们亲眼见过史大林如何残酷对待他们的政敌，但因他们本身是史大林主义者，对于史大林政治的丑恶和罪恶是视而不见的。纵令见及了，也总是为「大处利益」着想，原谅了他们，甚至认为这些罪恶为正当。在这方面，「铁托自述」中有一段话很重要。那是一九三四年，即正当史大林开始以血腥手段消灭老布尔雪维克之时，铁托来到莫斯科，在第三国际的巴尔干书记处任职。他看到了这个现象特别又目睹了他所熟悉的一个南斯拉夫工人革命家遭到了不公平的迫害，可是他不曾出来反对，于是他解释道：「也许有人会说我缺乏勇气。不，我想谁都不能说我们缺乏勇气；那时我们中间许多人只有一个想法，那便是：不要干任何足以损害国际运动继续发展的事情。我，和别的好多人一样，以为这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内部事件，慢慢会澄清的。而且我在沙皇时候曾经来过俄罗斯（按铁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俄国做过战俘——山），看见过多么可怕和可怜的事情。在莫斯科所见的事情令我发指。我对自己说，虽然已渡过十八年余的一个长时期，他们还是不可能完成一切的……」（见「自述」第一〇一页。）你们看，这个南斯拉夫革命者对于史大林的罪恶是以「国际运动继续发展」的名义，并将之视作俄罗斯的「暂时的内部事件」而且加以宽容和原谅的。其后，一如他在南国所表现，更坚决站在史大林方面，以为唯有他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自愿自觉的，无论在思想或行动方面，竭力要做成一个史大林主义者，拼命反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这样情形一直继续到他们自己被史大林斥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者」。
二
叙述了南共的思想家谱以后，我们还得约略谈谈它与克里姆林宫破裂起直至一九五八年通过纲领这段时间思想上的变迁情形。
我们在上面引兰考维奇对南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上看见了，南共对史大林「雷轰」的第一个反应，那是，将自己表现成比史大人本人，至少比所有其他史大林党更为「史大林主义的」。这态度，也可说，这手法，自然拙劣而无济于事。争论的本身逻辑需要他们抛弃这个立场。铁托们从惶恐中清醒过来，不能不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伟大的史大林」怎么能干出如此卑鄙渺小的事情？他怎么能把无根据的污蔑加在他们身上？怎么能说他们犯了多年来他们拼命攻击的「罪恶」——托洛茨基主义？如果苏联真的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国家」，怎么能用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的手段来对付南斯拉夫？在这些问题中，最引起南斯拉夫上下层注意的乃是最后那一个：苏联究竟是怎样性质的国家？一九四八至一九五〇年期间，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党的理论家们，进行了非常紧张而活泼的理论研究和讨论。他们开始对苏联内部，甚至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官僚制度睁开了眼睛。他们对这种制度进行分析，研究其中的剥削现象和特权分化的情形。当时在这方面最出名的是后来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南共领袖杰拉斯。他在一九五〇年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对苏联的社会性质做出不同于传统的（即已建成社会主义的）看法，倾向于将它看成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不过这个新看法的确立，并获得南共多数领导层的认可，那是在一九五一年。当时因朝鲜战争的影响，国际关系非常紧张，武力侵占南斯拉夫的危险很大，美国则对南斯拉夫拼命拉拢。这情形当然也影响了经验主义的南斯拉夫理论家们。他们的理论摸索就此告了一个段落，立场正式确定下来了：一方面宣布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另一方面宣布美英的资本主义制度也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其中而且也在逐渐增加苏联所以具有的那些「社会主义成分」。他们因此宣布苏美属于同一性质的国家，即属于「新的、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他们又声明，只有南斯拉夫所走的道路才是真正社会主义的，他们开始创置了工人理事会等等方法。
南共的此一立场大体上维持到史大林死后及赫鲁晓夫提议与他们和解之前。在这期间，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这理论的首要创造者杰拉斯是越走越远了，他达到「新阶段」的结论，不仅否定了苏联，而且也否定了南斯拉夫本身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根本否定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他反而在英美的民主里看到了人类真正的远景。南共的其他领袖，以此次南纲的起草人卡台尔奇为首的，在杰拉斯的「勇敢的」推论之前却步了。同时史大林死后苏联倾向「自由和民主化」的种种事实，不能不使南共领袖们对苏联存在的「社会主义因素」采取不同的看法。最后，赫鲁晓夫主动来寻求和解了，他以苏联新的代表人资格，专程前来道歉，把过去的亏待南斯拉夫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奸细、人民公敌贝利亚」。这就使南斯拉夫的认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调，来了一次突然的改变。这个理论便立即被收起来了，苏联于转瞬间又被宣布为完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过这个再度蜜月的时间延续得不久。大约一年左右，等到波兰反抗以及继之而起的匈牙利革命爆发，七年来进行于南斯拉夫革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理论摸索，此时以更大的信心和勇气表现出来了。从苏联经验，特别是从苏共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透露和所发生的种种事实，以及从波匈革命的原因及其经过，他们相信今后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问题，倒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它们有如如何避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官僚化问题，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党群关系问题，乃至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以及一般的国家消亡问题。这样一来，南共关于苏联等国家的看法倒真的接近托洛茨基了。因为具有这么多矛盾，而且被这些矛盾深深困惑着和妨碍着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是病态的、畸形的，或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南共写在它纲领上的关于苏联国家的性质，大体上就是这样一个看法。
关于「社会主义阵营」诸国家的性质认识，乃是目前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派别以及个别的社会主义者对现世界诸重大社会政治问题能采取何种态度的决定关键。南共在苏联性质问题上既然走进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立场，那么在其他问题上也可能相当接近。但因南共的理论演变，正如我们上面所述，并非原则性的、充分自觉的先后「扬弃」；而是经验主义的、补补缀缀的临时应付，因此，纲领上表现出来的南共立场，在正确的意见中间，时常又深杂着过去残存的错误。下面我们将分别讨论这些见解。
三
首先让我们来看它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国际关系的那个部分。南纲自己已不再称目前的「社会主义阵营」诸国为「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在阶级立场上说，东西双方显然不是半斤八两；可是一谈到国际关系，特别是阵营分立问题，南纲作者却保留着杰拉斯时代的旧看法，即认为双方都不应该结盟。南国无论平时或战时都要站于两个阵营之外。他们要与亚非两洲新兴的民族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们组织第三阵营，企图以此来缓和国际局势，挽救人类免于核子战争的浩劫。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宣布「东方」各国为堕落的和畸形的工人国家，虽然批评他们以军事同盟对抗军事同盟的不当；但我们不是以「第三方面」资格来做出这个结论，不是以和平主义者资格来做出这个批评，而是对内站在工人民主，对外站在世界革命的立场上提出这个批评的。同时同样重要，我们自来声明，不管我们如何坚持这个批评，倘若战争爆发，我们却无条件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南纲在这方面显得非常混乱：既承认东西两阵营属于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却宣布在这两种国家的冲突中保持「中立」。在这里，立场和态度之间显然存在着矛盾。这个矛盾一小半由于「两边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学说的死而不僵；一大半则由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即南国的当权者不愿意激怒英美帝国主义者，为的要向他们取得经济援助，甚至在必要时谋取军事援助，即万一「社会主义阵营」向它进攻的话。
由「现实政治」要求来决定革命政党的原则立场，乃是机会主义和经验主义者的毛病。不过全世界的史大林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叫嚣谩骂，却最无资格。因为他们自己这个毛病犯的最深，铁托们的病症仅仅是史大林主义绝症的遗毒；这绝症即使今天的赫鲁晓夫，也不见得比铁托患得浅些——只有更加沉重些。
南纲对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所做分析，显然已修正了南共过去的错误。它已不再说什么「新的和最后的阶段」了；它明白指出：「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而只是资本主义最后图存的挣扎；这在另一意义上，也可能是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南纲于此又强调了由国家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时「工人阶级自觉的政治行动」的必要，并揭穿了资本主义国有化等于社会主义的这个幻想。如此立场，我们认为并不错误。史大林主义者批评南纲否定了帝国主义的存在，说它否定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是恶毒的曲解。
南纲引用了马克思，说国家资本主义反映了「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旧秩序的子宫中早已发展了的新社会诸因素」的成熟和加强，当然是对的。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南纲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化的军事意义。「人类铁定地要走向社会主义那个客观需要」，并不能决定战后资本主义的国有化倾向。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涨潮」，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民众对于某些企业的国有化要求等等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二次大战以来军事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以及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越来越有赖于冷热战争。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国家化倾向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新社会诸因素在旧社会秩序中的成熟和加强；另方面却反映出旧社会一些旧因素的腐烂毒化和变本加厉。一个革命党的政纲不但同时需要指出这两个方面，而且应该强调后一方面。正好像第四国际的基本政纲一样，我们是对「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而确定自己的战略和战术。南纲在这方面当然犯了错误，由此又发生了它另外几个错误，例如：对战争危险的不够重视；强调「和平共存」的必要和可能；把战争与资本主义分开，把和平与革命分开。这些意见当然修改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予以反对。
最近北京的史大林主义者们，在拥护列宁主义的名义之下，曾经对南共的此一错误进行了猛烈攻击。就原则立场说，正确的自然在北京方面。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苏中的共党们，在此基本问题上，会比铁托们真的正确些。首先，我们知道，中共现在趁列宁诞生九十周年机会，大吹大擂地拥护列宁主义，并非对列宁主义的原则有了兴趣，而只是为了一个「现实政治」的目的，即为了要警告那行将与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的赫鲁晓夫，让他和美国总统打交道时候别忘记了中国利益（注）。北京显然不能直接呼赫鲁晓夫的名字，铁托的名字便做成了代用品。因为，这许多年来，在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二人是完全一样的。那么「列宁主义」毛泽东是否比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或铁托正确些呢？并不然。只要「现实政治」要求，毛泽东们从来能够，而且将来亦会把他们今天所高举的原则旗帜丢进污泥里去。将资本主义各国，或资产阶级的各个集团，或个别的资产阶级政客，用时价不同的标签区分为「战争的」和「爱好和平的」，事实上乃是中共从史大林那里学习得最好和保持得最牢的一套本领。因此，在南纲把资本制度与战争分开这个错误上，一切史大林主义者都没有批评权利。
南纲中指出：「……某些国家的劳工阶级在某些条件之下，可使用比较和平的政治斗争方法，让自己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去确保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是南共过去在「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上错误的残余。既然将苏联的社会性质看成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化中看出了「社会主义因素」，那么两者之间自无本质上的不同，期间由甲变乙和由乙变甲当然可以用「和平方法」。现在，南共虽已放弃了称苏联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见，但因它仍旧强调着资本主义国家化倾向的「进步」方面，忽略了它那更重要的反动方面；即军事化方面，因此在纲领上，竟根据了「现代资本主义中国家资本主义关系的越来越重要」这个理由（当然还有别的理由，请参阅「摘要」中的引文），指出了某些国家的和平革命的可能。其实，如果我们看清楚了这个与备战扩军不可分开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一个正相反的政治结论应该得出来的，那就是：一般而论，在那些走上了国家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工阶级想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政经统治，多半会遭遇到更多的和更大的暴力压迫，因而更少和平可能哩。
南共是「马上得天下」的，他们当不会不了解武力在革命中，特别在现代革命中的重要性。其所以作此和平革命的主张者，除我们上面指出的思想原因外，恐怕更大的还在于「现实政治」的原因吧。为的要和西欧的社会党，尤其和英国的工党改善关系，他们便作此理论上的让步。这当然不足为训。我们也应当表示反对。
当然，我们并非以为在未来的革命发展中，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条件之下都绝无和平转变的可能。马克思与列宁在当初都不曾否认过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发生的「非常罕见的机会」。今后，当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长的情势中，此种机会应该比过去多些的。不过，就目前可以见到的各国情形说，特别是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和平转变的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小了。因为根据马克思当年定下的标准，这种可能性的大小与国家的军事化和官僚化的程度成反比例。
史大林主义者当然是特别攻击南纲的这个论点。要从列宁的武库中拿取这方面的正确论据是很方便的。所以问题更应该从行动和事实来考察。多少年来，史大林和他今日的信徒们不是也强调了非暴力的和非阶级的「人民阵线」吗？而「人民阵线」的根本论据不正是由「一切进步人民大团结」来实行国内和平的变革么？因此，史大林主义者在南纲的此一论点上也没有资格批评的。至于史大林主义者将南共的错误形容为「……片面地、没有根据地把自己的思想、方针和全部工作建筑在资产阶级愿意接受和平变革的估计上面」；又说修正主义者断言：「帝国主义已经对本国无产阶级、本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变得非常『和平』，因而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说的那种『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机会』，就将是今后世界上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人民遇到的经常状态。」（见一九五六年第八期「红旗」杂志第二十一及二十三页）。这当然是典型的史大林式的歪曲，南纲绝不会错到这种程度。
（注）我们写这几行字时，时间还在巴黎高峰会议前夕。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会议没有开成，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则更露骨了。关于这个争论我们应该作比较详细的观察。就问题的实质论，二者没有根本差别。毛泽东也主张「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自亦不会松弛战争警惕。但对问题的着重点，特别关于实现共处的方法，二者显然有所不同。北京所代表的较接近于列宁的正统看法，而莫斯科立场则完全与铁托的无异。所以问题如果停留于理论平面，如果仅限于事情的表面，我们倒是应该赞成北京的。可是只有最天真的人才会相信今天各国共产党的官僚们还会郑重地对付理论的原则问题，还会因思想分歧而发生争论。特别是这次毛泽东的反对赫鲁晓夫，理论问题更属花招，因为正如我们在文中指出，毛泽东本人从来就是把他今天加诸赫鲁晓夫身上的罪名（「对帝国主义和个别的帝国主义政治家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声明为最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必须从中苏的实际关系中寻找毛赫「理论斗争」的真实原因。据我看，毛泽东这次忽然记起列宁「教条」的主要原因，不外乎如下几个：一，赫鲁晓夫没有为中国争取高峰地位。当二次世界大战告终之际，国民党中国居然成了四强之一，可是中共统治了中国，这个高峰地位却让法国占去了。尽管赫鲁晓夫如何声明苏美英法的高峰会议里仅仅解决欧洲问题，但中共中国却显然不愿意仅仅被算成亚洲高峰，而事实上，今天的世界问题是不可能局限一洲来解决的。北京绝不反对一般的高峰会议，而只反对没有周恩来或毛泽东参加的高峰会议。赫鲁晓夫希望有北京参加的高峰会议，但亦接受排除中国的高峰会议。如此，问题便发生了。二，从目前国际政治的具体情形和关系看，苏美之间的「悬案」，比中美之间的较易解决。「两个德国」的办法能够为苏美双方所接受，而「两个中国」则非但决不能为北京所接受，而且为美帝所不愿。情势既异，对和战的看法亦随之而异了。三，中共人民公社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不曾获得克里姆林宫的赞许。为了公社化和大跃进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和物资，苏联自不愿作同情的、如中共所愿的「无私援助」。在中苏的经济协力和相互贸易上，我们相信（虽然我们一时找不到数字或事实证据），两国关系不会像宣传那样的愉快，那样的亲密无间。由此，中共的不满可能会向当权的赫鲁晓夫一起发泄，自觉地和不自觉地介入到苏共的内部斗争中去——这斗争虽然已大致决定，但却未完全结束。四，就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说，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阶段上。苏联正从「一国社会主义」的最紧张时期走向比较松弛的时期，正从生产工具生产的提高转向到生活资料的提高，所以无论上下，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有相应而生的和平的国内体制：中国则正处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正要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初步但是大规模的重工业，为此就必须尽可能多地榨取民众的劳动，尽可能低的维持人民的消费；可是要做到这一点，中共势必要实行史大林式的强化国家机器。要强化国家机器，中共当然也不愿意有真正的战争，但是紧张的、「战争边沿」的国际局势却有利于它对民众实行「不断革命」的种种措置。
以上四点，我想，大致上已经足以解开毛赫理论斗争的内在理由了。这斗争是否会发展？会不会发展成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的情形？现在很难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没有重大改变，则北京便不可能变成贝尔格勒德，相互会妥协的。
四
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要依不同形式发展问题，乃是南斯拉夫用以反抗史大林及其情报局时高举起来的第一面理论旗帜。在这个理论中，我们知道，跟在南共其他的一些理论中一样，其所含内容，常因时因地而不同。有时，它被解释为反对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思想和物质的控制；有时，它被了解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地位之抽象平等；更有时，它甚至被描写得几乎等于万隆会议上所谓的「五项原则」。因为这些解释不同，这个思想也就从某个观点看是进步而正确，从另一观点看，则反动和错误了，我们应该分别来研究它。
「工人无祖国」，「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至少几个领导的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行动，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由马克思、恩格斯写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基本立场，直至今天为止，始终是鉴别真假共产主义者的不易标准。第二国际以背弃了此一精神而破产，第三国际当初恢复了这个立场而兴起。可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如果没有了国际主义这个灵魂，便不成其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知道：并非一切奉国际主义之名而行事，便都符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利益。有此一国际主义，有彼一「国际主义」，我们得加以区别的。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与史大林时代的第三国际，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国际主义。第三国际曾经是名符其实的世界革命的总部，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活的化身；可是一到了史大林时代，它却堕落成了克里姆林宫官僚统治的辅助工具，成了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外交谈判时的零找钱；而更坏的是，史大林绝不像列宁那样的（因为他绝不能）用思想和道德权威去领导这个国际组织，而是用贿赂、收买、威胁以及直接的特务手段去选择国际机构和各国党的领导人物，藉以达到其绝对控制组织，对国际无产阶级称王作霸的目的。史大林如此这般的「国际主义」，不但扼杀了第三国际，而且破坏了、并继续要破坏全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一九四八年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反抗史大林及其御用的共情局，在很大程度内含有反抗此类「国际主义」的意义。他们从这个痛苦的教训中得出结论，主张各国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有独立自主的、依各不同的客观条件，完成其革命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需和权利。这个毋须说是正确的和进步的。
马列主义，就其基本的原则说，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这绝不等于说，各国革命者只要熟悉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便足以解决各该国家的革命任务或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真理必须具体」，马列主义的真理绝非例外。因此，某一特殊国家的革命问题的解决，特别是为解决此等问题所需要的革命政策，必须是普遍真理在具体的时代和特定的社会条件中的特殊表现和最合适的应用。如何才能获得这个表现和应用呢？首先，当然有赖于该一国家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努力。史大林时代的第三国际及其后来的共情局，最荒唐地违反了这个真理，它们一方面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则无视各国共党所活动的具体条件。所谓「国际指导」，仅仅是依照克里姆林宫外交利益的需要，绝不顾各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形，颁发一些忽「左」忽右的训令，冀收配合之效罢了。这样的国际合作行动自然有百害而无一利。南共反对这个「国际主义」，毋须说，也是正确而进步的。
如果南共主张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仅限为上述意义，如果他同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国际合作的无比重要，因而在言行双方都恢复那被史大林所糟蹋了的国际主义，那么我们便应该完全拥护南共的立场。所可惜的是，南共打击了史大林的假国际主义之后，却毫不热心去建立真正的国际主义，他们虽然愤怒地否认史大林派加在他们头上的「民族共产主义」的罪名，但无论在实践上或理论上，我们都看到了南共所遵循的依旧是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事实上，自从与史大林决裂以后，除了向西欧老机会主义政党送了一些秋波之外，我们不会见南共有任何企图，去和目前国际上革命的工人政党，特别是第四国际，进行建立世界革命的新的总参谋部。理论上，拿这次纲领来看吧，唯一谈到国际合作的地方，便是他反对以「奥泰基」方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主张「在平等的条件下与一切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为何）进行合作……」（见英文本第二十七页「南斯拉夫的国际经济政策」。）纲领没有一个地方指出过：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合作和援助，才能使南斯拉夫的，以至其它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纲领说：「在为经济进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一定要首先依靠他自己的资源，且进行一个亦将确保其经济独立的政策。」（见二十七页）仿佛没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援助，（政治性的和经济性的），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光依赖自身资源，加上不同制度国家的平等的合作，就可以让社会主义的建设胜利完成了。这想法未免过于天真。
南共如果不抛弃承继于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立场，则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这个公式，将十足为反动内容所充实，将完全失去其打击史大林假国际主义时所获取的进步意义。因为史大林党的假国际主义不是别的，恰恰是「一国社会主义」这个反动立场的对外政策罢了。
如何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置于统一领导之下，同时却要使这领导只能有助于而不有碍于各个民族党去完成革命？这是一个非常难于解决的问题。它只有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真实斗争中不断解决的。不过，自从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到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正反经验，因此想得出几个一般的教训是可以的，例如：一，国际机关宜于原则性的、思想性的和战略性的指导，却不宜于在事务性的、行动性的和策略性的方面发号施令；二，它虽不应像堕落后的第二国际人们的看法：只能尽联络和通讯的作用，但却不应享有过分集中的对各支部都直接干涉的大权，尤其不应直接指派、调换、革斥各支部的领导人员——这权力应完全属于各支部的全国代表大会；三，国际领导必须由各国支部的代表大会以民主选举产生，其权威应该凭其高瞻远瞩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正确指导来确立，却不应用任何其他力量，例如凭借某一强大的国家机构，来维持。这样的教训，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些，主要是从史大林的假国际主义的痛史中归纳出来的。我们今后要做好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团结工作，想使目前唯一革共的国际——第四国际可以健全发展，我们必须郑重注意这些教训。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坏的国际领导比没有这种领导更坏，（如果没有史大林的操纵的共产国际的指挥，例如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德国当希特勒上台前的革命，西班牙革命等，都可能以胜利告终的。）我们必须郑重记住这个教训。但这个教训决不允许人们得出像南共的结论，即根本不需要任何世界性的革命领导组织。这样的想法是反动和错误的。因为，纵使我们后退一万步，承认各民族国家在各自的共产党或社会党领导之下，能逐个先后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建设成社会主义制度；但因没有世界性的统一领导之故，各个排他的、多少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将产生无穷的富有爆炸性的矛盾。那时人类也许要消灭于「社会主义的大战」中了。其实，如果没有世界规模的统一策划和统一领导的组织，莫说单独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真正建成社会主义，便是要使目前尚属于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国家一一完成革命，也是困难的。因此，南共如果不在这个国际主义的根本立场上彻底改变，以积极态度去谋取各国社会主义的协作和团结，去解决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外部矛盾」，则南纲上所规定的、南国事实上已全部实行的解决「内部矛盾」的进步措置，也将归之于无用和虚伪。
五
现在我们要说到南纲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部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解决之道。南共此一部分之所以值得注意，并非因为它说了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办法。如果只是这样，那它便没有什么价值。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者给理想社会所作的美妙描述已经够多了。所以这次南纲的价值决不在于它提了一些办法，而在于这个执政的共产党，在内外矛盾的压力之下，在统治层的自保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扩展这两个交叉利益激励之下，依据了自身和别人的痛苦经验，特别是苏联史大林时代的痛苦经验，因而规定下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这不是任何一个社会哲学家头脑或笔底下关于理想国的条文，而是一个国家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斗争中归纳出来的某些结论。这样的结论自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甚高的意义。
南纲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落后于事变的发展」，就官式共产主义而言，自属事实。在史大林主义统治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别说发展落后，它其实是给扼杀了，埋葬了。在那些地方，正如南纲所说，「最初在国家学说和党的学说方面，然后在一般的哲学、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都被史大林们做了「实用主义的修正」。这些修正一部分是苏联国家和党因官僚化堕落的结果，一部分也是此等堕落的原因。这些「结果」和「原因」自然是今后最具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今后应该首先关心这些问题，可是以史大林为首的那个「共产主义思想」，却非但不研究它们，而且根本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据他们的「学说」，凡在史大林领导下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十全十美，毫无疑问。如果谁提出问题，他便是「反党和反革命的匪帮」；如果事实上的问题无法包裹在秘密中时，那就照例罢职一些「人民公敌」来负责。在这样情形之下，马克思主义思想自然谈不到任何发展。
南共声明：「社会主义思想不再首先关心于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推翻；它是向前看的。它一定要依据于对社会主义前进中诸矛盾的分析，依据于社会主义关系在人民内部形成和发展所经由的许多过渡性的社会过程，去解决社会主义往后发展的新任务。」这个方向当然很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如果不甘于背诵已有的公式为限，如果它生命常在，不断发展，那就得研究那些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新矛盾，并负起解决此等矛盾的新任务。反过来说，要想那逐渐增多的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制度，在单独一国或世界范围内，都能够健全地和顺利地日益进向社会主义，「这绝对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绝对必须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方向和主要结果，去研究和解决新社会关系中日新月异的任务。若谁称此种发展为「叛变马克思主义」，或宣称「发展马克思主义」即等于说「马克思主义业已过时」，那其实只是捧起他们亲手扼杀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残骸来反对活的马克思主义吧了。
我们知道，近三四十年来，在上述意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是托洛茨基，以及由他创造和领导的第四国际，正是他，首先发见了他所参与缔造的新国家中的矛盾，研究和分析这些矛盾，为解决此等矛盾而从事斗争，在斗争中不断提出了种种解决的办法。托洛茨基的斗争和为之斗争的全盘立场，虽因种种原因，迄今不曾在任何一个地方获得胜利；但只要不是目光如豆的「现实政治家」，都会懂得托洛茨基主义在今后社会主义思想发展中的莫大贡献和重要地位。谁若忽视托洛茨基所代表的思想，那么即使他满怀真诚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结果总或者是徒劳无功，或者是事倍功半，或旋进旋远，或竟至于欲进反退——「发展」不成，反而退过了马克思主义旧有的起点，退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陈旧立场。
南共的领袖们，一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是史大林的忠实弟子，直到被师傅「破门」之后，也还是矢志忠贞，力表不二。由于历来蒙蔽所生的无知，由于长期养成的偏见，这些领袖们在事实打击下不得不作独立的思考时，却对那原可给他们的苦恼以现成解答的托洛茨基主义，一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甚之保持敌视态度。因此，经过了十多年的思想摸索，十多年「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努力，结果却产生了杰拉斯式的思想倒车——把人类的希望寄托于右翼社会民主主义了。至于写定在南纲上的，代表着卡德尔奇和铁托的一派思想，则某些部分是「旋进旋退」，另一部分是「事倍功半」，这真是历史的不幸。不过话说回来，只要是「功」，哪怕是费了加倍的「事」来获得，我们也一样欢迎；一个进步思想纵然不是直接导源于托洛茨基主义，我们也一样要加以表扬的。「垄断进步」那个十足专横的史大林态度根本与我们无涉。
南纲中特别值得我们欢迎和表扬的乃是它关于国家消亡、党群关系以及民主化的实际步骤等等。
南纲关于这几个重要问题的意见，我们已经在「摘要」的三、四、五节中做了充分的介绍，这里不赘。在国家消亡问题上，各个史大林主义正统的共党与南共之间，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究竟哪一边应该承担这个罪名呢？如果从纯理论方面看，那是不难判定的。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论，特别是列宁的专著：「国家与革命」，绝不含糊地证明出在此问题上修正了马列主义的是史大林及其嫡系而非南共。依照史大林的看法，如要对付国内外敌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国家机器弄得空前严密和完备，甚至在社会主义有充分保证之时，当国内阶级区分已被消灭，社会主义被宣布为建设完成之时，国家也不能开始消亡。这种主张，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证引的恩格斯的说法完全相反。恩格斯说：「阶级将不可避免的归于消逝，正如从前他们不可避免的产生出来一样。阶级一经消失，国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归于消逝……。」又如他说：「国家将来以全社会真正代表资格所做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同时也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做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那时国家对于社会关系的干涉，将由一部门又一部门地成为累赘而泯没下去了。……」（上引文字均见「反杜林论」。）列宁本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当然说得比恩格斯更多，而且更为充实具体，我们无法一一加以征引，不过下面这段文字，为要证明史大林的叛离和修正，必须全文摘引下来：
「其次，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个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加于剥削者少数的镇压。特别的镇压机关，特别的镇压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的国家，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乃是一件比较容易、简单而自然得多的事情，因而其中所流的血，比从前为了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所流的血要少得多，人类为此所耗费的代价要便宜得多。而且这种镇压和把民主普及于绝大多数居民的事是并行不悖的。于是对于特别镇压机器的需要性就开始消逝。自然，剥削者若没有极复杂的镇压机器便不能镇压人民，但是人民为了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几乎不需要什么「机器」，不要什么机关，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像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且预先在这里指出一下）就能够了。」（见中译本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集第二三八——二三九页。）
任何史大林主义者，要想将后期苏联以及目前各共党国家的一般实况，和列宁这段文字调和起来是白费力气的。他们或者得承认自己离开了或修正了马列主义，或者得宣布马恩列三位大师，在此最重大的革命问题上犯了「最轻浮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毛病」。
当然，看问题不能到此为止的。只因为谁的行为与某大师在某时某处说过的话不相符合，就宣布他为「修正主义」，那是学究的想法。因此我们还应研究史大林们在国家消亡问题上之所以违反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言论，是否为了要忠实于马列主义的精神，亦即是否为了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客观需要？史大林们辩护其「国家加强论」的主要理由是：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敌视，和苏联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可是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发展，绝对没有出乎列宁等大师的预见之外。它绝对不能算是「新」。帝国主义敌视工人国家，它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翻这个国家，这毋宁说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的起码常识。自从十月革命爆发以来帝国主义就调动了一切力量来反对苏维埃政权。当内战的几年中，帝国主义与革命政权间的敌对发展到顶点。如果这个敌对关系却成为革命的国家机器应予加强的理由，那么在那几年中，列宁自应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已修正恩格斯和他自己所主张的「国家消亡论」，代之以后来史大林式的「国家加强论」了。可是事实证明，列宁非但不会这样做，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集中一切力量来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反对国家机器的加强。由此可见，必须加强国家机器然后才能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苏联历史证明：国家机器的加强,对外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以后，对内（据史大林自己的说法）是在阶级也已消灭，社会主义业已一往不复的胜利之后。
因此南共反对「国家至上主义」，反对史大林的国家加强论，是完全正确的，忠实于马列主义的；但它关于病源的说明却显得很不充分。他说：「史大林为了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却不去反对那些官僚化和国家化的倾向，这些倾向之所以会发生，乃是于权力过分集中于国家机器，由于党和国家的混淆不分，由于片面的集中主义，而史大林本人又成了这些倾向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辩护人。」什么是客观原因呢？根本没有答复。
托洛茨基从来把苏联官僚化堕落的两大原因归结为：一，因世界革命失败及延迟而生的苏联的孤立；二，苏联所承继于旧俄的落后的经济基础。南纲曾在适当地方发挥过后一原因，却绝不提及前一原因。在他们看来，苏联以及其他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根本与各该国之孤立与否无关。因为南共领袖们也是一国社会主义者，所以他们觉得，社会主义绝非一定要在世界规模中才能思议，每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仿佛但凭各该国的本身力量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了，因此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发生的健康的或病态的现象，其原因（无论客观的或主观的）均可在该一国家内求之。这种看法的错误，我们在上一节中批评过，不赘。南共正因为犯了这个最基本的错误，以致他虽然抛弃了不少史大林主义的罪恶，虽然揭出了苏联官僚化的大毛病，却仍不能完全前进到革命的马列主义，不能在南国本身彻底医好官僚化的毛病。不过这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根本错误，南共所指出的和所实行的医治官僚国家毛病的那些办法，便没有注意价值。事情绝不如此。只要我们认清南共在这方面的根本弱点，它的那些虽不彻底但非虚假的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和办法，确具有注意和研究的巨大价值。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心里记住这一点：南共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种种思想和办法，如果不配置在无产阶级国际革命的远景上，那是无法收得真实效果的。记住了这一点，我们自然可以，而且应该研究南纲提出的当社会主义建设还只限于一国范围之时如何避免「国家至上倾向」和官僚化的办法。
「摘要」第三第四两节中所征引的南纲对于国家机器在社会主义建设过渡时期中逐渐消亡所做的种种说明，我们都可以同意，我们还应该承认，有些地方是说得非常精彩的。譬如它说到革命行政手段的必须性及其过渡性；说到「过久和过分的应用革命行政手段，将不可避免要造成内部关系的紧张，要歪曲社会主义诸力量的活动，且要替官僚制度创造出它自身存在的必须理由」；又如它说：「一个社会的经济计划，不管它是怎样『完美』，都不能概括尽由经济力量本身发展所提供的、无穷无尽的可能、形式和创意……」这些话都是说得颇有深意，而且都是以痛苦经验作为根据的。这些意见，纵然说不上是对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的「发展」，却总可以说是一些具体解说和实际补充。它们今后对于一般的社会主义建设，特殊的防止和反对官僚化堕落，将有相当大的贡献。此地为了节省篇幅起见，我们只声明了对此等意见的原则上的同意，不再将「摘要」第三、第四两节中的引文逐项加以评述了。
六
原则性的关于国家消亡问题的意见，不管如何正确，倘若只限于纸上空谈，或言行不符，政府行为完全与纲领上的言论相反，那么南纲上这部分的意见也就没有价值，甚至会是故意欺骗，因而是十足反动的。为此，谈过了南纲上我们认为是进步的意见之后，我们就得看看：一，纲领上是否规定了实行这些意见的实际办法；二，这些办法是否真的在南斯拉夫实行，其实行的结果又如何？
南纲认为要有效地防止国家至上主义和官僚化，必须推行「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如何才能实行乃至确保这种民主？它指出，「社会主义的主观因素」，特别是领导革命达到成功的共产党，一定要认识到：「革命胜利后的重要任务之一，乃是革命体制继续民主化这个工作以及劝说那些起领导作用的诸力量要直接依赖于群众的活动。」至于如何更具体地完成这个工作，则它主要指出了如下数点：
一，党和政府不能混淆不清；
二，党与群众关系不应该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也不应该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
三，工人阶级必须对生产和分配事务获得直接控制权，为此，必须成立工人理事会；
四，政治和经济大权不应全部集中于国家机器之手，政治应同时实行区域性的自治，经济则须予「工人、个别企业和其他经济单位以重大程度的独立性。」
上述四种办法，我认为，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它们都是从史大林官僚制度中归纳出来的教训。它们曾经是早期苏维埃制度的特点，它们在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消失正标志了史大林反动的胜利。因此它们的恢复和发展是理当的，甚至是无需解释的。这里我们还需稍稍加以阐明的，只有两个问题：一，若把南纲的办法彻底实行，是否意味着党的领导作用被否定了呢？二，南纲如此大吹大擂的「工人理事会」，到底有什么事实，证明它是有利于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和巩固的？
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党政在权力和活动上划清界限，党对群众不采取统治者态度，党不自封为「万能的救主」。这非但不会否定党的领导，反而会加强这个领导。因为，命令主义，包办作风，外行硬充内行，党员皆领袖，书记尽元帅等等整套做法，非但造成了笨重而愚蠢的官僚机器，而且使党丧失了信仰和威望，与群众根本脱离，在群众中引起普遍和深刻的反感。党如果能从无孔不入的活动范围中退出来，严格经过党团作用，绝对应用说服方法，主要在思想上和政治方针上给国家机关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发挥领导作用，那么这种领导将是真正的领导，是由群众心悦诚服接受的领导，并非靠威吓或恐怖来维持的领导，此理甚明，实例又充塞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以致毋须我们多谈。
第二个问题，因为我们不曾生活于南斯拉夫，同时很少读到该国书报，甚至有关于它的间接消息，得到的也不多，所以无法做具体而肯定的答复。不过，仅仅一些非常贫乏的资料，也足以支持我们对南国这个制度所作的乐观看法了。我们曾经看到一点关于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召开于贝尔格勒德的「南斯拉夫工厂理事会第一次大会」的材料。在铁托对大会所作的演说中，有些统计颇有意义。他说，自从一九五〇——五一至一九五六——五七这个时期内，已经有六十万工人，即全体工人中三分之一成为理事会会员。又根据于大会上分发的「统计手册」说：在一九五〇年一年内，共有一千〇十四名工厂管理人员被解雇，其中有政治团体（即党）决定者占二十名，由行政机关（即国家机关）决定者占三百五十二名，由工人理事会及车间工人大会决定解职者为五百〇一人。这个粗疏的数字无论如何总已经告诉了我们：工人理事会这个组织并非空头机关。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九五八年一月，托洛包夫连地方的矿工罢工，反对当地党部的官僚机关，结果南共非但没有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袒护罢工者方面。一月以后，南共中央为此发表了给各地党部的公开信，抨击党的官僚倾向。当然，我们绝对无意夸大这些个别事件的意义，也不会天真得全盘接受官方统计的字面意义。但是不管怎样，类似的事情，譬如由工厂工人大会通过决议来罢免厂长，或实行罢工来反对党部而获得胜利，总不能在南国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见到的吧。因此，我们虽然不能明确说出工人理事会制度好到如何程度，但它有利于而非有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和巩固，是一种进步的措施，却总可以断言的。
总之，南共关于国家消亡的原则性的立场，以及趋向此一目的（即社会主义民主化）的一些具体办法，我们认为都是对史大林主义的修正，因而忠实于马列主义的传统。同时我们当然还得重复声明：这些立场和办法，只有我们紧紧抓住国际主义，即片刻都不要忘记它们只能在世界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最后胜利的远景中，才能真正发生作用，才能真的确立社会主义民主并终于使国家消亡。
南纲在其第三章之末，曾以整整一节来申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借以表示他们不是「民族共产主义者」，亦非「一国社会主义者」。它说：「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从来都是具体的」。它认为这个原则目前包含两种意义：一，各国劳动人民在自己国内从事种种斗争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支持其他国家的同样斗争，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力量实行团结。同时它又声明：以前，当苏联还是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时，保护苏联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可是目前，这标准比较宽广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保持正确的关系，相互支持和团结，以及和每一个为社会主义、为和平、为各民族间积极的和平共存而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相互支持和团结。」南共这些说法不能算什么错，但因它不曾接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因此所有这些说法都成了空话。那两个「特征」是：一，民族国家的界限早已是资本制度下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打破这个桎梏；谁若以为在民族国家的框子内，只要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便可以尽量发展生产力了，以至于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国家终归消亡，那是最虚幻的想法；二，要使各民族国家内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逐一胜利；并使这些胜利了的国家能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团结为一，终于打破国界，则在许多步骤（这些步骤我们并不能一一预见）中最主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成立一个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国际组织。（这一层我们在前面第四节里详论过了。）
南共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的错误，限制了他们反史大林主义的进步性，限制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民主化方面所作理论和实践的成果，甚至，在不利的国内外条件的影响下，还可能使他们这个对史大林主义的修正运动如史大林派所攻击的那样，堕落成为修正马列主义的反动。
我们于指出南纲所含的进步成分的同时，必须不懈地指出这个危险。
七
南纲坚决拒绝恢复国会制度，认为这在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道路上代表着退步而非进步。这看法我们完全同意。但因此而排斥任何种类的多党制，乃至严格禁止党内有派，我们却不能同意，因为这乃是史大林主义的反动传统。南纲表面上没有禁止南共同盟以外另有政党存在，它说：「共产主义者面前需要抉择的不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这个问题。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时期，会适用此一或那一制度。」（英文本页：一七三）那么究竟在哪一特殊时期适用一党制，哪一时期适用多党制呢？南纲没有解说。而铁托在卢勃林大会（即通过纲领的大会）上的演说，肯定声明多党制（自然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多党）就是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因此根本不应该在南斯拉夫采用。从这个党外无党的立场，当然引申到党内无派的这个公式。可见在此一问题上，南共无论在与克里姆林宫破裂以前和以后，都是顽固的史大林主义者。总书记的意见即总路线，与总路线有所出入即是反党。反党者必被立即开除，必须判罪入狱。当南共与史大林决裂时，中央委员兼财政部长楚约维奇因支持共情局意见，即被捕下狱；近年来，南共中被认为三号领袖的杰拉斯，因政治意见根本离开了社会主义，被捕下狱，且被判处了长期徒刑。这两件是最著名的事。其他较不出名、地位较低的不同意见者，其遭遇当更加不如。由此可见，南共与苏共无异，绝对忍受不了不同意见，且以警察手段解决思想问题，我们自然不赞成楚约维奇的立场，更不能同意杰拉斯的思想，但我们坚决认为：只要他们仍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行动上服从多数，他们便有权为自己不同于总路线的意见，在党内形成派别，为某意见的胜利而斗争；如果有人根本离开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公然为资产阶级的「真正民主」而奋斗（有如杰拉斯），则自应开除出党，但是否要加以逮捕处刑，则还需视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行动来决定。
今天，南纲以「党内团结」为名，禁止党内分派；复以国内正在实施民主这一理由，宣称党外无需有党（见页一七三）。这个立场与南纲分析苏联消极经验所得的结论完全矛盾。在那项分析中特别指出了史大林对马列主义关于党的学说作了实验主义的修正，它反对「片面的集中主义」，反对以党代替国家机器（两者混淆不分），反对「思想垄断」，特别反对史大林的个人垄断；它指出了史大林「在数十年长时期中对现代社会过程所下判断享有了无可争辩的权威」这个事实，乃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落后于事变发展」的原因；它攻击了个人崇拜，攻击了领袖永不犯错误的那个荒谬教条。上述这些结论性的指责，自系官僚堕落症的正确诊断。如果对症下药，不必说，首先是要实行党内外的真正民主，要提倡批评并予批评者以充分安全保证，然则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曰：在党内，必须允许不同意见的讨论；当讨论进行时，只要不违反行动一致的条件，甚至允许不同意见者从事集体的斗争（即可以结成派别）。党外，只要基本纲领上赞成社会主义并代表工人利益的政党，应准许合法存在，以执政党之「忠贞反对派」资格进行宣传和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事实上而非空话上根治以及防止上述官僚化症候的发生和再发生。
南共一方面想认真推行社会主义的直接民主，成立各种劳动人民的自治机构，特别要想通过工人理事会组织，真正发动群众起来「大鸣大放」，借以打破党官僚的行政独裁和思想垄断；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坚决执行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老史大林路线，将一切反对意见称为「破坏党的统一」，将一切不同意见者逐出党外、关入监狱。这显然是代表着两个方向，反映着两种历史利益的言行，亦显然是经验主义的南共领袖们在觉醒群众的压力下欲进还退的表现。我们希望，前一方向终于会战胜后一方向。
八
南纲关于文学、艺术和科学活动的立场，自亦代表进步方向。它代表着此一方面的对史大林主义的修正和否定。它强调「创造工作的真正自由」，反对「将科学、艺术变成为替短期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它反对人家利用自由之名，「在实践中……从属于反动的政治倾向」；但它不主张党或政府「对艺术的种种流派、学说和风格，扮演专断的仲裁者角色」。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但若回想一下三十年代以后史大林对苏联文学艺术的疯狂破坏，考虑考虑中共自从反胡风斗争以来所进行的连串整肃运动，再看看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文学艺术如何成了「个人崇拜」的简单装饰，那我们就会痛切地感觉到南纲中所提出的「老生常谈」是如何的重要，如何地切中时弊。
在文艺中，史大林主义的丑恶表现得最为明显。正像镜子一样，它很清晰反映出史大林制度的丑陋、单调、专横和贫瘠。不过它们不像伟大的古典写实主义派作品那样，用完美的艺术形象暴露资本制度的丑恶，在丑恶的反映中构成了伟大的文艺；它们却是用本身的丑陋，即文艺因制度之种种限制而无法成为完美的艺术，以此暴露了那个制度。
史大林主义在文艺中，也如它在其他方面，是利用了列宁的招牌来进行罪恶活动的。文学具有党性和文学为工农服务这两个说法，让史大林们作了最偏狭和最官僚化的解释与应用。结果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立场给描绘成一幅可笑而残酷的讽刺画。以史大林为代表的党官僚，成了一切文学艺术和科技的最高权威和指导者。史大林的一知半解、不知不解，或完全属于他个人的庸俗的嗜尚，却决定了苏联文学艺术各方面的风格和性质。结果当然窒息了俄罗斯人的心智活力，大大妨碍了他们的创作活动。而更坏的，它在苏联以及全世界劳工阶级的心目中，可悲地破坏社会主义的信誉，特别破坏了社会主义文艺文化的信誉。
南纲的文艺政策，与它的反官僚、发展工人自治、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总政策相符合。我们赞同这个立场，并在所有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包括南国）中，为此政策之真正实行而奋斗。
其实南共的此一立场，早在一九二四年，就已被托洛茨基更详细、更精确地发挥过了。（那时人们还不曾欣赏史大林那幅「领导文艺」的讽刺杰作呢！）在他那本不朽名著：「文学与革命」中，关于共产党对文学艺术应取各种态度问题，说过如下的名言：
「这意思是否说，党在艺术范围内，应完全与它自己的本性相反，应采取一种纯粹折中主义的立场？这样的论证看似很有力量，其实非常幼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能以估量新艺术的发展，探索其来源，借批评的指明道路之法来帮助那些最进步的流派；但我们的能事只能以此为限。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路，运用它自己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与艺术方法并不是一个东西。党领导无产阶级，但不领导历史的历史过程。在有些领域中，党直接和命令地领导着。在有些领域中，党只能协助。最后，在有些领域中，党只能表明自己的方向。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党能够而且必须保护艺术和帮助艺术，但它只能间接领导艺术。」
这些话表明在文学艺术的大灾难之前。如今看见了人类心智活动的那些苦难经历之后，再回头读托洛茨基的文字，我们更觉得他的真知灼见，他的正确无比。现在，这些话丝毫没有过去，反而越来越显出其效用和价值。大家试想想今天中国的情形吧：一个「首长」，甚至一个干部，只要略略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甚至根本不需要知道马克思主义，都赋有十足权力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去领导艺术，「扮演专断的独裁者角色」，或甚至亲自当上了「伟大的」艺术者，至于「将科学艺术变成为替短期政治利益服务的工具」，以及变成为替「个人崇拜」服务的工具，则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比之史大林当年不差几许。今天中共特别出力反对南纲文艺政策上的「修正主义」，恰恰反映了中共当前文艺政策的反动趋向，反映了中共文艺工作者中正存在着反史大林主义的深厚功力吧了。
九
关于南共如何组织和领导革命取得胜利问题，南纲在第四章中主要是叙述事实经过，却不曾企图作任何理论的探讨和结论。这也表明出南共领袖们大抵属于经验主义的实行家，而非知而后行、知行合一的最高级的革命者。南纲该章的结论说：「人民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将永载在战争史和社会革命的历史中，作为改造社会的革命斗争的一个光辉例子，作为民族自由和民族平等斗争的光辉例子——这样，它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实，声明某一斗争之行将「名标青史、永垂不朽」，并非纲领文件之首要责任。人们所期望于纲领，以及纲领理应告诉群众，乃在分析该一斗争的原因结果，并阐明其教训，以利来兹。
无产阶级革命要采取武装斗争乃至战争形式，据我们看，毋宁是现代的世界特性所造成的：是资本主义日益离开它古典的民主形式；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国家化、军事化和法西斯化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郑重其事地企图夺取政权，迄今已一百年。在初期，他们的任何斗争几乎一开始就带着激烈性质。打斗，暴动，巷战，伴随着任何一次较为严重的劳工斗争。那时候，欧洲资本主义正处在生长或长成的时期，资产阶级对资本统治尚未有十足信心，更没有熟练的统治经验，无产阶级方面则权利和保障绝无，受着野蛮和残酷的剥削，陷于赤贫无告地位，以致满腔怨望，不发则已，一发便不可收拾，不流血不会停止。逐渐，特别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产阶级自信更强了，无产阶级则因长期斗争结果，一方面获得了经验，另方面取得了生活和政治地位上的改良。议会制度日益民主化，终于在许多国家中实行了普选。这时期，武装的阶级斗争似乎也成了过去，社会主义似乎只要凭选票就可以推翻资本主义。可是世界资本主义一经踏入帝国主义阶段，集中垄断倾向日益起来代替自由竞争，那时各国内部的民主和国际间的和平也就逐渐让给了反民主的军国主义和战争了。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和平」时代，开启了在更高阶段上进行武装革命的时代。此后，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世界其他各国革命的失败，资本主义由相对稳定到严重危机，法西斯统治勃兴，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这个特点，即资本主义越来越军事化，因之无产阶级想实行革命，想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越来越非依靠武装革命不可，在民主传统越薄弱，资产阶级的统治越不稳固的地方，社会的新旧秩序越是错综复杂的地方，或战争的祸害越是严重和频繁的地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便越有可能和越有必要去拿起武器，决心以长期的战争形式来进行革命。
上述这个教训，我们可以在近三十余年来各国失败和成功的革命中获得证实的。
南共自己是走武装的革命道路成功了的。可是他们不曾能从成功中探求其历史原因，也不曾从这里综括出一些教训，而更糟的，它们从国际资本主义国家化的特点中，非但没有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准备以武力对付武力，却着重地指出了革命有和平发展的乐观预言。这个错误我们已经在前面批评过了，不赘。
其次，我们要谈谈「马上得天下」与官僚制度的关系，现时代的特点既要我们多多看重武装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革命方法，那么此种革命斗争的性质却要领导斗争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注意官僚制度的致命危险。一般说，军事斗争，即使是革命的军事斗争，由于本性使然都倾向于严格的纪律，过分的集中，以及发号施令的作用。这些倾向，在「热火朝天」的斗争中不可能造成官僚制度，因为在这种时候，有群众喷发的创意，有革命大气所培养的英雄主义，有瞬息万变和生死攸关的迫切要求，以致任何专断的、自私的和保守的官僚习气都无法凝成，可是，战争一经结束，革命获得了胜利，长期军事斗争的一切潜伏症候，便都好像春雨过后的霉草一样爆发出来了。革命自战争转入和平，革命者从军事前线转移到新政权和新经济制度的建设前线，却在意识和作风中大量保持着集中纪律和发号施令的习惯。他们喜欢以最「便捷」、最「痛快」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为了「便于领导」，他们总愿意把人民的一切生活都纳于「集体、战争和军事」这三「化」之内。他们不愿「浪费时间」与群众商量，把一切自下而上的创造或民主要求都看成「捣蛋」。如此，一种保守、专横和自私的官僚制度便逐渐形成了。
当然，革命国家的官僚堕落自有其更根本更深刻的原因，但革命胜利之前或之后，革命势力被迫向内外敌人作长期的军事斗争，却不失为原因之一。托洛茨基曾经指出过它。我们在当年的南国和目前的中国，又获得了此一看法的证实。总之，我们不应该学考茨基，在「兵士革命」（考氏当年曾如此讥笑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却步，我们要事先了解此种革命方式的有时不可避免，且当客观形势造成此种必要时，我们应毫不犹豫地投身进去；但同时我们不应片刻忘记：寻此道路走向革命胜利必然要带来一个官僚化的副作用。如何利用药物而不蒙受其毒害，则首先是良医之责，它首先要求医生对药物的正副作用有清楚的了解。
关于武装革命的正反作用，可惜在南纲上不曾作应有的阐明。
十
我们已将南纲的主要立场讨论过了。批评了它的错误和不足之处，指出了它那进步的和有价值的意见和措置，并随时随地表明了我们的看法。总结来说：南纲在目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文件。虽然纲领本身所代表的理论价值并不甚高，与一些可贵的意见同时存在的，还有很多矛盾的、不彻底的、乃至明显的或反动性的谬误。但若我们从另外一种观点来看，从国际共产主义挣脱史大林主义毒害的过程来看，把它当成此一过程的一块里程碑，那便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了。史大林主义是特殊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它在近三十年的长时期间毒害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运动。至今它还在起着毒化作用。不过早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革命复兴，苏联以外陆续成立了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之后，造成史大林主义的历史条件已开始消失了。一九四九年南共的「反叛」，标志了史大林主义黄金时代的过去。史大林本人之死和苏共二十次大会的「非史大林化」运动，给史大林主义敲响了丧钟。从那时到现在，这个主义显然依然拥有强大异常的物质力量，但其无可争衡的权威总已失去，其罪恶性已经暴露，要将它批判乃至清算的愿望已在群众中，特别在社会主义者的队伍中扎下深恨，以至在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显然发生了一种在思想上和行动上解脱史大林主义的有利趋势。这趋势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爆发成为革命，并且在所有的共产党统治国家中激起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浪潮，连中国都不曾例外。这些反史大林主义官僚制的革命浪潮，如我们所见，不幸都被先后镇压了下去；但这仅是一时逆转。非「史大林主义」的整个历史趋向是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的。它只是从地面泛滥转入潜流罢了。南共的新纲领正是提出于泛滥转成为潜流之时，它像一面旗子似的升起于地平线上，像一块里程碑似的标志着「非史大林主义」运动所已抵达的路程，以此开展出继续向前发展的远景。在此一意义上说，南纲之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具有理论和行动的巨大价值，是毫无疑问的。南纲与第四国际纲领（这是目前唯一代表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相比，自属一大退步；但若与「古典的」史大林主义，甚至与「民主化了」的史大林主义相比，却代表着（自然不是一切方面）一大进步。我们自不应忽略它的退步，应该批评它的不足和错误之处，但我们更应该看重它的进步之处。对它们表示赞成、拥护，并推动它们更向前进。我们知道，幻灭了的和觉醒了的史大林主义者们不可能一步便走到第四国际的立场（个别份子当然可能），他们得凭他们自己的经验，走自己的曲折途径，应用自己习惯的方法，才能摸索到革命的马列主义道路上来。对人家的不足和错误，我们用不着悲观失望；对他们的进步也不必作太过乐观的夸张，对于一切史大林主义的左倾，特别对于曾经与史大林主义公开破裂的南共，需要我们作严正的批评的同时，要有耐性的期待，以及积极的鼓励。如此，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脱离史大林主义毒害的过程定会加速完成。
南纲的导言中有一段话说得甚好，它说：
「在社会主义思想一般发展的范围内，共产主义者同盟（即按南共——山）的纲领乃是社会主义思想在南斯拉夫社会发展现阶段上的表现。它不是教条和终极真理的经典。我们未来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一般地也将会超越、纠正、甚至否定纲领中某些特殊的立场、观点或公式，从而确定纲领的革命精神和创造观念。这些事将会按照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诸力量的社会实践和科学思想来实现的。」（见英文本，页：八——九。）
南纲作者采取了这样的虚心态度是可喜可贺的，我们对南纲更应该作出如是观。希望他们以本纲领的「革命精神和创造观念」继续前进，把其中某些——我们在上面指出过的——错误的立场、观点和公式加以「超越、纠正甚至否定。」
十一（附录）
临了，我们必须把「反修正主义」的政治含义谈一谈。一九五八年七月间，共产阵营中爆发了反对南纲草案的运动。当时笔者曾经凭借了苏共和中共报章上反对南纲的文字，发表过一些意见（「关于『修正主义』及其他」）。因为无法读到南纲原文，我们曾将自己的意见声明为未定的。如今读过了南纲，再回头来看看当时写下的文字，觉得大体上并不曾看错。其中关于反「修正主义」的政治原因一节，似乎迄今并未丧失其适时性，故特转录于后，藉以结束我们这次对南纲的批评。下面便是那篇文章的一部分。
※※※
我这里想先从政治方面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一方面是更现实、更真实、也更迫切的。
诚如铁托们所说，南共的思想立场并非自今日始，他们很久以前就如此主张了。当他们被称为「法西斯匪帮」之时，当他们被赫鲁晓夫所拥抱，又被亲热地称为同志之时，他们都是这样的和公然的「修正主义者」。那么由此可见，铁托们之忽尔成为「匪帮」，忽尔成为「同志」，又忽尔成为「特洛伊的木马」，显然与他们的思想无关，至少应该说，他们的「修正主义」在这里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以及全世界的史大林党，早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就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当做政策的出发点和决定因素。恰好相反，原则永远为政策效劳，前者不变地做了后者的幌子。克里姆林宫官僚等级的利益决定了政策，依照了政策的需要临时从马列著作中选取「原则」（其实是一些孤立的文句）。官僚们从来不看重黏贴在多变的政策身上的「原则」标签，我们自亦没有理由去看重他们。我们首先应该看重的是隐蔽在标签后面的政策的实质。
决定三年来苏南关系的演变的，据我看，乃是指各该国家的上下之间，以及各国的相互之间的矛盾。
现在我们当然不必把战争中出来的苏联一般内部情形作详细回顾。就我所读过的关于苏联战后情形的书报看，有一点是非常一致和明确的，那就是劳动大众普遍地要求生活改善和政治上的较大自由。史大林如果要想他的官僚独裁制继续下去，无论如何是要相当满足这两个要求的。怎样满足呢？事实上我们所见到的是：一，拼命榨取和抢劫苏联的「卫星国」。不管它们过去是希特勒的盟国或敌国，同样（虽然形式不同）受到凶残的掠夺和榨取。史大林希望以此加速复兴苏联被破坏的经济，并因而缓和一下国内人民太可怕的生活；二，在政治上，一方面加紧党和特务的控制，将战争中大大抬头的军人压制下去，另方面则不得不实行一连串骗取民心的「民主」措置，例如废止死刑，修改刑法，特别声明要实行提审法之类。
上述第一个办法实行的结果，苏联国内的经济危机可能缓和了多少，但因此却促成了南斯拉夫的「反叛」和东欧诸国的普遍不满。两者相权，得失如何，我相信或明或暗或多或少会发生于当时苏联的统治层中。不过当史大林在生之日，这个政策始终不会改变，它甚至施行于中共胜利之后，并且实行了一个不短的时期。
史大林一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较不亲信一系的史大林主义者，便利用这个问题（所利用的诸问题之一），起来与以马林科夫及莫洛托夫为首的史大林嫡系份子对抗。结果如我们所见，前者着着胜利了。其所以会如此轻易地胜利，几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获得了苏联以外的共产党国家的拥护，事实上对各「卫星国家」作了相当让步。基于此种让步，他主动地恢复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赫鲁晓夫口头的平等，当然与事实上所作的让步是有距离的。而且，依着各「卫星国」本身的力量，其所获得的让步也有差别。再则，获得了让步的国家的平等欲望又在随时俱增。因此，用表面平等的政策来代替赤裸裸的压榨政策，一时间虽然缓和了苏联与其周围共产党国家的矛盾，但新的矛盾，甚至更露骨的矛盾却跟着来了。这时便爆出了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把一个最尖锐的抉择提出于苏联的官僚们之前：或者实行真正的或完全的平等，（此地甚至提出了整个的民主问题），或者回复到史大林式的压榨。
这个抉择确实使全世界的共产党陷于窘境。它们不久之前才从联共党二十次大会给他们带来的烦恼中解脱出来，他们颇不自然地反对一下「个人崇拜」，敷敷衍衍地批评了史大林的错误，口是心非地要实行民主，而现在，波兰和匈牙利的「闹事」却给他们看到了信号：松一下压力会出什么乱子，而拉紧不松似乎又会蹈拉柯西们的覆辙。一时间，他们陷入更大的烦恼了。这烦恼在事实上的表现则是加紧压迫和趋向民主两者之间的徘徊，这徘徊反映了彼一时中各国共产党官僚的举棋不定和出尔反尔。
毛泽东的「内部矛盾」演说当是匈牙利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更趋民主化这一选择的反映。但是真正的矛盾一旦鸣放了出来，其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却很快把官僚们吓坏了，以致不得不立即收放止鸣，全不顾什么信义和面子，极其狼狈和拙劣地抬出了「反右派的」旗帜，将民主作风一变而为严厉的镇压。
同样情形也发生于苏联，只是没有那么明显罢了。原因是：赫鲁晓夫一系为了其自身存在故，不能如此公然地回复史大林的老一套。因为不然的话，他们便没有理由（显然是表面的）排斥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系。前面我们说过苏联战后迄今劳动大众的第二个要求是政治上的更大自由，或更多民权。在这方面，赫鲁晓夫是做足了姿态的，虽然迄今没有重大的或戏剧性的事情做出来，但为了获得和保持民众对他们的期望和幻想，不得不一方面做些「非集中化」（工业和农业二部门都有）的把戏，发些提高生活的诺言，另方面多少放松一点对人民行动和思想的绝对控制，吹送一阵「非史大林主义化」的清风。当然，苏联大众不会获得了这点子姿态就「感恩知足」，他们要诺言兑现，要假戏真做，照弗莱雅那篇引证他人的莫斯科通讯说，苏联青年甚至普遍要求弄清楚二十至三十年代联共内争的谁是谁非。这种情绪碰上了爆炸性的波匈局势，再加上南斯拉夫自成一家的理论鼓励，就有了很大的（对官僚们的）威胁性质。
在最初，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修好运动，是当作整个改正史大林错误运动的一部分提出来的，其目的一方面为了缓和苏联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为了它可作内部斗争的一个武器。（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改善苏联对美可能战争的战略地位。）这几个方面，赫鲁晓夫的修好运动是取得了预期效果的。但等到匈牙利革命以后，「修好运动」对苏联官僚的不利影响却大大超过了那些有利影响。这使赫鲁晓夫们陷进了非常狼狈的境地。他们处于国内的史大林嫡系和国外的铁托们的夹攻之中了。在赫鲁晓夫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使铁托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与他一致，以此更加巩固他国内的地位；二，向两面进行反击。结果如我们所见，他被迫采取了后一条路，在进一步压制马林科夫等人（甚至包括了朱可夫和布尔加宁）之后，与铁托们拉破了脸，以此来防止「修正主义」进一步地为害「卫星国」，防止它对苏联群众的不满情绪发生更多的影响。
以上所述，大致说明了三年来从「修好运动」发展到再打铁托的一些重要的政治因素。
许多人以为，这次反修正主义是由中共主动的。这当然不符事实。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虽然占有了重要地位，但还不能于政策决定中起主动作用。那么它为什么如此卖力，而且激烈和不妥协的程度远超过苏联呢？我想理由不外乎如下数端：一，正如「人民日报」（六月二十六）社论所说：由中共出头主攻，铁托们便「无法利用中南两国关系的历史煽起人民间民族主义仇恨。」由此可见，中共此次担当起「反修正主义」急先锋这个角色，是由精心安排的「卡斯脱」决定的；二，中共的内部困难，使它目前比苏联有更大的需要实行史大林最野蛮时期的压榨政策，所以更容不得任何「修正」；三，中共非常乐意扮演急先锋这个角色，一则可借以吐一吐当初反史大林的时候所受的怨气（二十次大会的决议，对中共显然颇出意外，被迫接受的方式也太过委屈），二则可以借此表示一下他们并非克里姆林宫的「应声虫」，甚至在该阵营的理论指导上逐渐爬上「第一把提琴手」的地位了。
就中共的情形说，这个「反修正主义」运动，在政治上首先意味着官僚绝对统治的进一步加强，意味着他们要用单纯的镇压手段来解决「内部矛盾」，即以单纯的镇压手段来打击左派，打击一切要求民主和生活改善的劳动大众，藉以无比残酷地进行原始积累，实行他们的所谓「总路线」。
※※※
写成于两年前的旧文章，今天我得补充如下两点：
一，南共的「修正主义」并非自始至今一无改变，而应如我们在本文首二节中所叙述，是经过了不少演变才最后形成为南纲立场的。
二，中共今天似乎站在「老史大林主义者」的立场上与赫鲁晓夫争辩这个事实，并不与他们当年在史大林死后赞助赫鲁晓夫一事相冲突。为了中苏平等的争取，中共是反对史大林的（更确切些说是反对史大林的对华政策）；但为了中共本身官僚统治的巩固，亦可说，为了官僚式「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中共却是坚决拥护史大林主义的（亦可说史大林的对内政策）。
写于一九六〇年五月至六月 |
悼静如（王凡西，1979年10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托派人物小传相关链接：郑超麟
悼静如
双山（王凡西）（1979年10月30日）
吴静如与郑超麟
吴静如同志于本月15日在上海逝世，离开她最后迁出劳改工厂，仅仅3个月零10天。她原本是在1952年12月间被捕的，同时被捕的有她的爱人郑超麟同志，还有数百名别的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她在狱5年，于1957年获释。出狱之时，她就已患上严重的风湿症，不良于行了。同时她和亲友们失去了联络，无处可以投奔。若非她以前的房东加以援手，给了她一席栖身之地；又若无海外二三朋友寄给她小量接济，她多半早已在当时流落街头，冻馁而死了。
可是这样的孤苦生活，她也不能长期继续下去。等到60年代中期，「文革」兴起之后，新的苦难又降临到她的身上了。由于她是一名定过罪、服过刑的「反革命犯」，她丈夫又是「反革命头头」，她不断遭到了自觉的斯－毛主义者与不自觉的红卫兵们的残酷「批斗」。当时的静如同志不但两腿瘫痪，而且双目都将近失明；可是这批中共的「英雄」们对她却绝不「手软」：时时将她从楼上硬拖下来，拖上街头，加以侮辱，甚至殴打。据某些目击者事后见告，这位病废的年老妇人，每次俟斗之后，总是由邻居的一个大孩子将她背负上楼去将息的。这个孩子从小受了静如的教育，从心底里相信「婆婆」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革命者而非「反革命犯」。
这样的生活挨到了1972年，那时「文革」事实上已近尾声。郑超麟等获准从正式监狱移禁于上海浦东的一家劳改工厂。此时不知是由于她自己的申请，还是由于官方安排，静如也被送进了那个劳改营，与超麟同住。
一住7年。到了今年6月5日，超麟与其它11名托派同志被恢复公民权利，并准许居住在上海市郊的一座民房里，静如这才算是多少脱离了苦海。她至少已获准和朋友通信，可以和亲戚接触了。我们正希望这位长年凄苦的革命者能在晚年稍稍补享一点人间的普通温暖；可又谁知「命运」多舛，她竟连这点起码的幸福都让突然的死亡给剥夺了呢？
作为静如同志多年战友的我们，于此感到无限悲痛；对于静如的平生知己，即对于超麟同志，我们寄以无限同情，寄以难于言传的吊唁之意。
不过更有重于悲悼的，我们得将静如高洁的一生，约略介绍给青年朋友们。
静如同志大约于1926年或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她参加了当时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并且在工作中与超麟结成了夫妇。革命失败后，她潜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0年中共发生左右派分裂。静如参加了左派（即托洛茨基派）。1931年，她首次与超麟等一起被国民党所捕，渡过了短短的牢狱生活。出狱之后，她便以托派共产主义者身份，一贯从事教育工作，特别是妇女与劳工子弟的教育工作，直至1952年中共的特警将她捕去为止。
统观静如同志的一生，作为一个革命者也许可说是「平凡的」。既不曾有赫赫之事功，亦无皇皇巨著。无论在共产党内或在反对派内，无论在内部工作或外部工作中，她都不曾拥有任何足以夸耀的官衔，也不曾占有过什么发号司令的机关。虽然她是确有领导才能的，因此朋友们时常半开玩笑半正经地称她为「校长」而不名。只因极其看不起革命队伍中某些人的争权夺利，深恶那种只肯当领袖不肯做群众的不正派作风；她数十年如一日，宁愿以一个普通列兵身份，默默地守着她的岗位，忠诚地完成她的任务。她并不显得发扬蹈厉，也从不表现出慷慨激昂。可是这位异常温和的妇人，却赋有同样异常的坚毅勇猛。一经认清了斗争方向，确定了人生道路，她便不顾一切地走向前去，排除任何艰难险阻地走向前去。在我与她相识的半个世纪（我是在1929年初次认识她的）中，我没有看见她有过一个时期的动摇，也不曾见她有片刻的追悔。她一直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着，走着，直至走到她精疲力竭，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是多么地不平凡，多么地难能可贵的精神啊！
静如同志这一份始终不渝的精神，不但贯彻在她对革命的献身上，而且表现在她的私人生活上。（这二者，在静如的一生中，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她原本出生于云南的一个大富之家。这就是说，在个人生活方面，她大有退路的。1929年中国革命失败后，有多少个革命过命的男女青年，做了「回头的浪子」，回去与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父兄妥协，就此改渡其不革命或反革命的生活了呢？可是静如不肯这样干。她宁愿到上海去，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其「浪女」生涯。1931年之后，中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备受摧残，同志们的生活极端困难，此时静如若为一己打算，当超麟被处长期监禁后，她似更应回返老家，在兄长（静如的父亲早故）的荫蔽下，过些消遥自在的日子。可是她还是不干。她宁愿单独留在上海，为陷狱的爱人及其它同志服务，同时在教育方面，继续她的革命活动。最后，当中国托派于1952年尾全体为中共所镇压，在她本人被捕期间以及后来刑满出狱之后，如果她为个人打算，亦尽可以奉命离婚，与「反革命丈夫」划清界线，设法与老家和解，如此则至少可以少受些痛苦，安渡她的残年。可是她仍旧不干。她逆来顺受，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一心一意坚持着她认为正确的事业，守候着她深爱的亲人──直至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像这样一位革命者的逝去，怎能不在她同志们的心中引起最深切的悼念？作为她终身伴侣的超麟同志，在此损失中会受到怎样的打击，我们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但愿这个从无尽苦难中含笑归来的大勇之人，能一似既往，勇敢而豁达地接受这一个就其私生活说该是最沉重的打击。
老一辈的中国托洛次基主义者没有能给青年同志们留下什么值得骄傲的「遗产」。有之，那只有一个相当普遍的传统，即是由吴静如同志充份体现出来的那一份始终如一，不屈不挠，安于穷困，安于普通一兵的革命精神，这份精神是值得保持，也值得年青同志学习与发扬的。它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终于能够胜利，终于能够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胜利的几个可靠保证之一。我谨藉悼唁静如同志之机，愿将此传统奉献给年青一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
王凡西：我们对柬越战争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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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问题
我们对柬越战争的看法
王凡西
越南人民与柬埔寨人民，都曾进行长期革命战争（前者30余年，后者10余年），反抗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压迫。1975年获得胜利之后，二者都建立了由共产党统治的独立国家。当新政权建立并巩固以后，各自又都采取不同步骤，在政治经济两方面推翻和剥夺了旧时的地主与资产阶级。在土地和生产工具的国有化条件之下，二国都企图建立集体化与合作化的经济体系。
这样两个国家：在共同斗争中诞生，具有基本相同的主义与思想，进行着方向上大体一致的建设，却不能衷诚合作，甚至不能和平相处，反而为边界争执，兵戎相见，更终于一方以战争手段消灭另一方。这到底为甚么？
这一件事使全世界的革命者感到极大迷惑，同时给了国际资产阶级及其一切仆从们以反对共产主义与革命的无上机会。为使各国工人阶级与劳动大众不致因此而趋于沮丧，为了反击当前各式论客乘机散布的反革命欺骗，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把这件事立即试作分析，初步确定我们的看法。
首先我们要出这样一个事实：越柬两国的统治者所奉行的共产主义，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因为真正的共产主义一定要同时是革命国际主义的，而他们的所信所行却是保守的一个社会主义，亦即偏狭的民族主义。越共方面是直接继承自史大林的正牌史大林主义，柬共方面则是经过毛化了的史大林主义，其实质都是民族主义。
正是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在过去曾经鼓励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反帝斗争。一部份也由于这个主义，使他们取得了力量和胜利。胜利之后，也正是这个民族主义，使他们掌权的两个国家发生冲突，并且由冲突进而发展成全面战争。
当然，任何一次战争，连今后的「社会主义战争」在内，都不会简单由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的思想或主义所促成。更基本与最主要的乃是二国统治者所代表与反映的物质利益。越柬两个民族，历史上有过不少争执和冲突，所以然者，诸般原因中一个较大原因，乃在于如下事实：越南人口从来数倍于柬人（依目前统计，约为五与一之比），而土地面积则前者比后者祇大了一倍多些。加以后者的土地更适于耕种，因此越南的粮食不足而柬埔寨食米有余。还有，越南的经济，商工业自来比较发达，柬埔寨则始终停留在农业生产上。这是历来（起自十三世纪，高棉帝国衰落，特别当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越南要兼并柬埔寨的物质原因，也是目前越柬冲突的一个经济理由。此外，各自文化背景的歧异，当然也曾促成越柬二民族之间的不睦。
要克服越柬二国的内部困难，要使这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上能向前发展，要使二国之间的种种矛盾得以解决，基本的与一般地说，就是要使二民族真正平等合作，互通有无，更进而为平等的联合，终且成为无间的融合。可是在过去，在半封建的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根本谈不上这样的合作、联合与融合。相反，由于他们的统治的本质使然，他们是利于这两个民族冲突的加剧的。因此，对于越柬老挝三个小民族说来，在过去，他们首先的任务就是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要推翻「自己的」半封建的落后统治。
这个客观需要，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便促成了印支半岛上三国人民持续30多年的革命斗争。结果，众所周知，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支持下，他们打败了一切侵略者，推翻了各自的压迫者，从而建立了以共产主义者占领导地位的三个新生国家。
这样的国家，我们确有理由希望他们能逐渐做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融合无间了。可是事实并不如此！
这是否证明那植根于历史与地理诸条件中的民族主义，是唯一的真实力量，是牢不可破的；而国际主则是乌托邦的幻想，根本起不了重大作用？甚至，更坏的，国际主义如果起点作用的话，是否祇能是较强一方用作并吞较小一方的借口呢？
当然不是这样，我们绝不认为越柬二国的关系弄到这个地步乃是客观的必然。我们也绝不认为不管二国的当权者采取怎样国际主义的革命政策，结局都会如此。
相反，我们认为越柬二国的当权者如果真正的革命马列主义者，如果不实行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政策，而执行国际主义的革命路线，那末两国的情形一定不会如此，两国的关系更加一定不会如此。
理由何在？且让我们从越南说起。我们知道，越共是主张成立印支联邦的。这个主张，在长远的观点上看，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想在印支半岛上建设社会主义，最起码的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目前分立的三个小国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当然又必须成为未来亚洲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单位，终且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单位）。但问题却更在于以甚么态度去推行这个口号，以甚么方法去实施这个计划。在这个方面，不幸得很，越南当局的态度与方法都很不正确。首先越南当局是从「一国社会主义」出发的，亦即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的。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当然要无视其它两个较小民族的民族主义，甚至否定他们的民族权益。其结果一定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主张大民族绝对不该采取民族沙文主义；对于企图与之联合的弱小民族，必须非常谨慎地顾及它的民族感情，尊重它的民族权利；必须长期与耐性地用适当政策，使小民族自愿参加平等的联盟。
列宁年竭力反对史大林与奥琼尼基次等对乔其亚用兵，反对对它采取粗暴的压迫行动，乃是最好说明。可是越共领导者今天对柬埔寨的态度，恰恰走了史大林的老路，而且比史、奥辈当年执行的乔其亚政策更坏。勉强拼凑一个亲越柬共的政权，用飞机、大炮、坦克送到金边，如此而欲建立职邦，这真是缘木求鱼。
目前印支半岛上那种可悲局势的形成，越共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显然要负极大责任。
然则柬共的政策又如何？柬埔寨这群「共产主义者」，实际上与真正的马列主义离开得更远。对于一国社会主义的信奉与实行，他们比河内当局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波尔．波脱（即波尔布特──编者）为首的一班人，可能从毛泽东那里学到过一点东西，但他们学到的仅仅是其中的糟粕。当他们把毛式共产主义「与柬埔寨的实际一经结合」，竟想实行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的「一国共产主义」。他们暂时不要城市，取消货币，硬是把一个小小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从周围世界孤立出来，以农业为唯一基础，自给自足，以此建立绝对平等与独立的「社会主义」。为了实施这个计划，他们采取了异常专横的办法，使人民大众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他们相信这样一来，既可保证柬埔寨的民族独立，又可迅速走到共产主义。为此，他们绝对不会想到印支联邦的必要，而且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不管这个计划的提出者是出于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真诚，还是出于较大民族的利己打算，他们一律反对，他们根本反对在印支半岛实行联邦这个前途。为此，他们极端敌视主张联邦的越南当局。
自从1975年以来发生于越柬两国之间的一切所谓边界冲突，至少有一大部分是由于柬共那个极端的一国共产主义立场所引起。
柬共的整套对内政策基本上是幻想与反动的。柬国的民众有十足权利起来造反，藉以推翻这批自命不凡、「少不更事」的「共产」官僚。国际社会主义者也理应拥护乃至援助柬埔寨革命者与劳动人民的造反。
那末今天发生在柬埔寨的事件，是否正是这样一种革命呢？据苏联与越南的说法，它正是这样的一次革命。
不过根据已知消息并以情理来猜测，我们却认为：虽然在柬埔寨内外存在着反对波尔．波脱政权的不少柬共份子，虽然在柬埔寨下层群众内存在着不满这个政权的普遍情绪，但是，仅靠这两股势力，要在极短期内（「救国统一阵线」成立于大战发生前五个星期），形成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十二个师的兵力，而且还有空军掩护），完成如此辉煌的战果，那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肯定：这是由越南当局精心策划的、以越南军队为最大主力的、对柬埔寨政府发动的一次战争。所谓「救国统一阵线」，主要是一种政治幌子，他们在推翻波尔．波脱政府的行动中，不可能起、也不曾起重大作用。
因此，整个问题是应该这样提出来：越共假借一部份柬共政敌（依照他们最近宣布的政策显然比波尔．波脱一派较为进步）的名义，以大规模的战争行动推翻了金边政府，建立一个受越南保护因而亲越的柬共新政府，这对于柬埔寨的革命，对于越南和整个印支半岛的革命，乃至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
我们，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越柬战争所应采取的态度，应该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决定。
据我们看，越南如此「解放」柬埔寨，给革命带来的害处大大超过了好处，可以说是有害无利的。
对柬埔寨说，这样的「解放」祇能增强一般柬人对越南人的民族仇恨，祇能提高波尔．波脱政权的威信（或冲淡柬人对这个专横政权的不满），因而加强了它在一般人心中的地位。
由越共战车送到金边来的「救国统一阵线」政权，即使真想实施它所宣布的改良政纲；又假定越南当局真的「无私援助」，毫不阻碍它去实施这个政纲，但因战争的拖延，新的金边政府势必想实行而不可得。当柬埔寨人民因战事长期化而陷于更深的苦难时，他们祗将更进一步厌恶两边都自称为共产党人的交战者。
对越南来说，这次辉煌战绩所赢得的最大结果，乃是失去了长期以来全世界劳动人民与进步人士对其革命斗争的支持，给一切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反对越南革命与一切革命的极佳借口。同时兵连祸结，泥足深陷，越南将更难克服其深重的经济困难。
就世界革命说，10至20年来印支半岛三国反帝斗争在国际工人阶级与一般青年中引起的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热忱与希望，如今因为见到两个「共产」国家的兄弟残杀而大感幻灭。作为人类得救的唯一理想—―共产主义，在不少人心中，其地位为丑恶的现实政治所代替了。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拥护越南对柬埔寨的作战，虽然我们对波尔．波脱的政权怀着极大的反感。我们的态度既不同于苏越，亦不同于中柬。
苏联与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同样暴露了反动面目。一个是为了盟友的大捷而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另一个则因小伙伴的挫败而大肆咆哮，甚至还以出兵相恫吓。这两国的不同态度，却同样从各自的大国扩张主义出发，从各自的「社会主义」势力范围着眼。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越柬二国的革命利益，根本没有考虑到世界革命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抗帝国主义的利益。恰恰相反，他们二者以同样的热忱，去拉拢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们，以便彻底整垮与己为敌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越柬战争中，全世界史大林派「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与罪恶，总算是彻底暴露，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我们必须抓紧这个时机，尽量揭穿史毛派官僚在这个方面的罪行，借以进行真正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宣传。为此，我们将我们对于此次越柬战争的态度，扼要规定如下：
越南应立即从柬埔寨撤兵，让柬国人民自己清算波尔．波脱政权的蛮横政策；让他们自己决定今后工农政权的构成、性质和政策。
不许苏联与中国的官僚统治者干涉印支半岛革命。
反对苏联与中国勾结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来干涉印支半岛的革命。
不许中国借故侵犯越南；不许苏联乘机进犯中国。
反对利用越南统治者错误的侵柬政策而煸起全世界的反越运动。
支持各共党国家中反官僚的政治革命，但反对以战争手段进行侵略。
根据平等与自愿的原则，以谨慎耐心的步骤，向印支半岛三国间的联邦制度前进。
反对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
革命的国际主义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1979年1月21日写毕 |
王凡西：反对中国侵略越南（197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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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问题
反对中国侵略越南
王凡西1979年3月3日
一月初，邓小平访问美国日本之时，曾经一再扬言要「惩罚」越南，要给河内当局以一点「教训」。回国不久，北京当局便真的行动起来。在2月17日凌晨，他们调遣了大量军队，越过边界，进攻越南。
为甚么要这样干？北京提出了好多个理由，但是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一时说为了越南侵犯柬埔寨，一时说因为越南军队扰了中国边界；有时说为了河内当局「忘恩负义」，又有时说要打破越南军队「无敌的神话」。
不管怎么说，北京这样的态度完全是中国秦汉以来历代大皇帝对付藩属的翻版，其口气与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用的完全相同，其行径与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充当国际宪兵一模一样。
这样的事情竟由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干出来，真叫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让全体劳动人民感迷惘与愤怒。同时给了全世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以一个极佳的反共机会。
北京当局的此种倒行逆施，不但危害了越南工农的利益与越南革命的利益，而且危害着中国工农及其革命事业的利益；它不但给全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不可补偿的损害，而且标志出他们叛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揭穿他们的虚伪宣传，必须彻底暴露他们的罪恶行径，藉以唤起全世界无产阶级，首先唤起中国工农以及一切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起来反对，并起来制止北京的此一冒险与犯罪的侵略行为。
说要惩罚越南，因为它侵犯了柬埔寨。这根本是警察、法官与恶霸的立场。不管越南攻柬的政策是对是错，中共都绝无自封为「惩罚者」的权利。如果越南进攻柬埔寨的政策是错的（我们在一定的意义上认为如此），那末有权（并且有义务）对越南「惩罚」的，祇能是全世界的真正共产主义者与工人阶级。祇有他们，为了共产主义的共同利益，站在革命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才有权在思想上、道义上与政治上去责备越南当局、责备他们从一国社会主义立场出发，主要为了民族利益而对另一个基本上同样性质的国家进行战争。
如今北京当局却以侵略来「惩罚」侵略者，这不但从共产主义与革命观点来看是绝对荒唐，甚至从资产阶级现实政治的观点来看都是「非法的」──因为他们根本不曾得到任何一个国际机构「授权」，让他们「惩罚」人家。
说进攻越南因为它进扰了中国边界，或为了要解决边界争执，那是或者有意夸大了事实，或者根本曲在中共方面。谁都知道，中越之间，与中印及中苏之间不同，并不曾有甚么边界纠纷。仅有的领土争执则不在边界，而在于大洋之中。南中国海上的东沙、中沙与南沙群岛，北京说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所以要把它们拿回来。其中最靠近中国的东沙群岛，早已在1974年，当越南抗美战争临近胜利之时，便以武力从当时的南越军队手中拿过来了。此事河内当局曾表示过不高兴的。这是中越两国共党从「同志加兄弟」逐渐变成寃家与对头的原因之一。
究竟南中国海上的三群岛屿，北京当局是否可以因为它们「自古属于中国」而提出主权要求呢？
我们认为不能光凭此一论点而逐即作此主张。因为如果凡是曾经属过中国的一切地方都必须复归于中国，那末人们便可以这样提问：越南（即以往的交趾与安南）曾经在长时间「属于中国」的。今天的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凭此以要求对越南的控制？显然，今天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正是有意无意地怀抱着这种「天朝大国」的思想。他们正是根据了这种「历史理由」而要求越南人「听话」与「臣服」的。这是赤裸裸的大国沙文主义，是极反动的霸权主义。
无论要真正解决中越之间的领土问题，或简单要保证中国滇桂二省的「边界安全问题」，第一个条件都需要中国—―这个历史上长期欺压越南人的国家—―完全放弃大国沙文主义与霸权主义，要以真正平等，甚至必须以偏于越南的态度，来进行谈判，并进行合作。绝对不允许为此而以战争压人、强人服从。
说越南人「忘恩负义」因而必须受到「惩罚」，更荒谬绝顶。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人援助越南抗拒法美帝国主义，乃是中国方面的一个起码的应尽义务，这里完全谈不到甚么恩惠。越南抗击帝国主义，并终于击败了它们，这同时也是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南疆。如果要说到恩惠的话，越南倒是有大恩于中国的。在抗美战争的整个时期中，中越双方都曾不断说「我们是相互支持」，谁也不欠谁的情。一旦越南人不同意了北京政策，为甚么便说人家「忘恩负义」呢？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末中共与苏共反目之后，苏联当局说中共「忘恩负义」不是也可以成立吗？如果他们凭此理由而进攻中国，中共当局将作何感想？
一个更加奇怪与荒唐的理由，那是说中共出兵越南，是要打破越南军队无敌的神话。这样的理由大可出之于中国旧军阀之口，却无法相信它是「共产党」领袖们说出来的。越南军队「无敌」，决非神话，因为它完全可以用最起码的革命社会科学来解释的。这个军队之所以能先后打败法美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归根结蒂来说，原因简单明白：一方面代表着被压迫者，代表着革命与正义；而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压迫者，代表着反革命与非正义。这样两个力量的对抗，在其较长的过程中看，总像我们中国的那句老话所云：「哀兵必胜」。同时又正如中国的另一句老话所说：「得道者多助」—―被压迫者的革命正义战争赢得了全世界一切进步阶级与进步人士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于是越南军队要想不成其为不是无敌而不可得了。同样情形，也曾造了中国军队之无敌的。当年中共领导的中国军队能够先后击溃或挫败日本、国民党与美国军队，难道简单因为中共军队在武器、战术或兵士质素上大大胜过它的敌对军队吗？谁都知道，事实恰恰相反。
可是今天的北京当局显已不但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而且忘记了自己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以致于说甚么：你们虽然战胜过法国和美国军队，可是别神气，你们得败在我们中国军队手上。这是甚话？！这是极端无知与反动的唯武力论者的想法，也是骄傲的大国沙文主义者的狂言。而更可悲的，它在背后还暗藏着这个用意：让华盛顿和东京的新朋友们相信：中国军队才是目前世界上「位列第三的军事力量」，它能打败越南军队，它有利用价值！
总之，中共当权者决定进攻越南，是完全没有正当理由的。那末它到底为甚么要这样干？我们得查清它的真实原因。
归根一句话，这是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作崇。
为了要在中国这个落后国家入建设一国社会主义，30年来中共试过了一切可能试行的办法。最初「一面倒」向苏联，希望靠「老大哥」的「无私援助」来达到目的。失望之余，强调自力更生。这条路从「三面红旗」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至矣尽矣。于是又来了一个大转变，转成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倒，特别要倒向其中最为富强的美帝国主义：想利用它的财富科技来建设社会主义，又凭以对抗「社会帝国主义」。
中共这条新路线约略开始于60年代之末，初见成果于1972年尼克逊的访华，最后完成于新近邓小平的赴美签约。自从采取这条路线以来，毛派在外交方面一贯执行了迎合美帝的政策：他们帮助华盛顿把泥足从越南拔出来，他们支持非洲各新兴国家中亲西方的保守势力，他们公然与西欧最反动的力量相结托，他们放弃对一切革命运动的援助，他们热中于全世界任何地区（自然苏联及其势力范围除外）现状的维持，以致在最近的伊朗革命中，他们竟自始至终站在国王一边。
从这条基本路线出发，北京把任何反苏的，不管它多么反动与反共，都引作亲密战友；反之，凡是亲近苏联的，或与苏联多少接近的，甚至只要有可能受苏联影响的，不管其本身多么进步与革命，北京都视之为敌人。
「凡敌人的敌人皆为我友，凡敌人的朋友皆为我敌」。中共的外交政策简单地从这个公式中引伸出来。他们放弃了最初步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完全不再顾及国与国之间的阶级差别与革命与否的问题了。
30年来中共与越共之间关系的演变，我们不想在此地详述。在这里，我们祇想指出这个基本事实：近年来中越关系的恶化，中共方面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因为第一，为了中国本身利益，中共竟然和正在侵略越南的美帝勾搭，置越南革命战争的利益于不顾。第二，中国虽然对越南抗战给过大量援助，同时却竭力想使受援的河内当局在政治与其它方面处于北京的影响之下，以此作为代价。一俟后者表示了异议，北京竟步当年莫斯科的后尘，立即以停止援助来要挟。如此情形，莫说越共领袖们同样是一国社会主义者，即使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亦必起而反抗的。结果越南人采取了远交近攻政策，公然与苏联结盟来对抗中国，并进攻中国的伙伴柬埔寨，这就更加激怒了北京当局，终而至于要惩罚这个反抗者了。
由此可见，中共进攻越南的真正原因是它自私的民族主义与反动的扩张主义（势力范围），而它之所以会奉行这两种主义，则由于它图谋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
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国际范围内才可思议，才能成功。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同世界革命相联系。必须把二者看成同一任务的两个方面。事实上那二者也正是这样的两个方面。故若放弃了世界革命，放弃了国际主义而想在单独一国之内，尤其在一个落后国家之内，建设社会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对内实行野蛮专制，对外进行疯狂扩张。苏联如此，中国如此，越南也是如此。祇要你实行「一国社会主义」，那末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会走到同样的终点，得到同样的结局。
从最近的越南攻柬以及中国攻越事件，我们具体地看见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半个世纪以来，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而进行理论斗争，现在则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可以用作左证，可以让全世界无产级与革命者看得更加清楚了。
不过我们指出这个真实原因，绝不是为了我们要在目前的中越战争中采取「超然态度」。我们是坚决反对中国的侵略的。虽然越共也是一国社会主义者，虽然它也正在竭力实施这条路线，在实施中进攻了柬埔寨；但是在中越冲突与中越战争这个具体问题上，显然曲在中国。我们完全站在越南一边。我们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屠杀越南人民，立即从越南撤回军队。我们要求以有利于越南的条件来进行谈判，藉以解决两国的边界与领土问题。中共必须向越南人民道歉赔礼，补偿战争损害。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中共当局想把中国缚在美帝战车之上的反动战略（它在这次事件中已充分透露），我们要求彻底改变这个战略，并且要求惩办发动侵越战争的负责者。
1979年3月3日 |
王凡西：论中美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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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问题
论中美建交
王凡西
中国劳动人民推翻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府，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已有三十年。在此期间，新中国始终得不到北美合众国的承认，一贯为它所敌视。美国一直承认被中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父子政权，并且千方百计加以保护，使它继续反对和破坏中国革命。
可是现在它改变了态度。它宣布作废弃与台湾蒋政权订立的防卫协议，彻销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邦交。对于这个转变，我们应有怎样的看法？
美国—―当今世界上一切革命运动的头号敌人—―终于在历史事实面前低头，终于不得不承认它深恶痛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至少在表面上停止敌视中国革命，这当然值得欢迎。无论从美国人民的利益来说，或者从中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从世界人民的利益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
除了以台湾蒋政权为代表的少数中外极端反动派之外，我们相信不会再有人坚持相反态度了。因为这是中国与全世界每一个劳动人民所应采取的起码态度。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应采取这个态度；但我们不能仅仅以此为限。我们于欢迎之外，却还要更进一步，还要从革命立场出发，特别要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出发，研究为甚么中美在此时建交。到底是甚么因素使美国改变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顽固立场？
从国际与中美二国的国内情形来研究，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不过现在我们不想全面讨论这个问题。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新中国近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才促成美国的此项改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中共论客曾经以此形容中苏关系的恶化过程。同样，倒转过来，它也可用以形容中美关系的解冻过程。多少年来中国对苏关系的逐渐趋寒，与对美关系的逐渐趋暖，恰好成为比例。
当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倡言对苏「一面倒」。等到发见所遇非人，凶终隙末之余，中共跟着便强调「自力更生」。可是经济的无情规律给毛泽东证明出一国之内确实无法更生出社会主义来。在闭门建设的过程中，他遭到了愈来愈大的困难，遇见了愈来愈多的危机，终于他又不得不另想办法：要转向西方世界，特别要转向其中最为富强的美国去找出路了。这时候，恰好美国正在越南泥足深陷，苦思「光荣拔足」之策，颇想中共能助它一臂之力。双方有意，适逢其会，这便促成了尼克逊的访华发表了上海公报，完成了中美关系的初步解冻。当时之所以未能急转直下于短期内做到全面复交者，表面原因固然是台湾问题上未能取得全盘协议，可是更加重要的，却由于中共当时的政策在美国人眼中看来，无论军事、政治或经济方面，都还不够满意：于世界「两霸」之间，中国并不曾坚决地有所轩轾。在经济上，中国市场对美开放的可能还不很大，前景不甚美妙。此时美国若正式与北京建交，权衡因此而可能失去的台蒋「友谊」，似乎还得不偿失。
自从那个时候起，即从1972年之初到现在，中共方面发生了甚么能使美国感到满意的重大变化呢？择其扼要者而言，有如下二项。第一，毛泽东于1974年2月提出了所谓「三个世界论」。这个「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表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共的头号敌人，为要反对这个敌人，中共准备和任何国家与任何势力接近。1976年9月毛氏逝世，一个月后「四人帮」倒台，中共新当权者又把这个理论大加发挥。在1977年11月抛出了那篇纲领式长文：《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从此以后，他们便在理论与行动上积极推进一个全世界的「反霸统一战线」，并且公然声明美国应该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第二，「四个现代化」口号的提出与强调。这个纲领，原本与三个世界论一样，也是在毛泽东主政时候就提出的。早在1964年举行的三届人大上就提出这个口号。在1975年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更着重而具体地提出了它。不过自从随「四人帮」失败之后，这个纲领被中共的新当权派赋与了大不相同的意义。他们放胆扩大了规模，放手改变了办法，取消了为实现此口号而设置的很多限制。特别在对外关系上，在利用外援问题上，在利用外援时准备付出的代价上，新当权派所执行的政策，和旧有的简直有了近乎质变的变化。中国不但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科技，要向他们购买大量机器与军火，而且欢迎国际资本来中国投资，还愿意向外国政府借款。不但允许外国的消费品输入中国，甚至连美国可口可乐那样的公司都获准在中国设厂推销。
这样巨大的两项政策转变，毋须说，十分投合美国统治者的心意。他们对此转变的反应，当然也是可想而知的。既然北京自愿送上门来，为甚么不玩一玩这张「中国王牌」，藉以在军事政治上对抗莫斯科？为甚么不利用北京的帮助来消灭各洲各地已起和将起的革命运动？美国目前正陷进了经济危机与财政恐慌，入超巨大，美元倾泻，面对着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为甚么不投身进去，以谋解决恐慌？为甚么要让日、法、德、英诸国独占其利？
在这样的大利之前，华尔街的大亨们当然不会再看重台蒋的「友谊」，更不屑一顾他们的反对叫嚣了。
因此，事情非常清楚，中美所以会在此时建交，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局执行了日益积极坚定的反苏政策，采取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一面倒的政、经路线。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建交，全世界的革命者，特别是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自必须郑重表示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前途的忧虑和关切。
我们的忧虑和关切，简单可归纳成如下几点：
1.坚决反对将中国缚在美帝的反苏战车之上；反对充当国际反苏势力手中的「一张牌」。中国应主动地争取以谈判方式改善中苏关系。
2.学习和输入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是对的，但决不可唯洋是崇。允许外人投资，向外国借款，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原则上都不违反一个工人国家的利益；但必须不付出政治代价，同时必须有严格的限度，必须按照精密周详的计划，必须实行工人大众的民主监督，这样才能使这些措施真正有利而非有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正有利而非有损于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真正有利而非有损于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与殖民地解放运动。
3.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共老干部的揭发中，又从「四人帮」倒台后对中共新贵们的揭发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是既专制而又腐败，妄想全能而其实无能的。现当整个国家正在向资本主义世界实行一面倒之时，我们相信官僚制度将更快与更深地趋于堕落。为要在若干程度内防止这个过程，我们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4.苏联60年经验，加上中国30年经验，证明在一个国家之内，不管凭自力更生也好，靠资本主义的协助也好，都不可能真正建设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国际任务，祇有当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在国际主义的通盘计划与协作之下，才能让所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建设完成。因此，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真能有所帮助的一个办法，就是赞助世界革命。可是中共当局从来所走的道路，尤其是最近所走的道路，恰恰循着反对方向而去。这不但是对于世界革命的背叛，而且也是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背叛。这一个事实，在我们欢迎中美建交的时候，必须再一次地指出来。
1979年1月1日 |
双山：印支问题（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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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支问题
双山1979年
信达出版社印行
目录
论中美建交
反对中国侵略越南
我们对柬越战争的看法 |
连根：一封讨论几个组织问题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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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讨论几个组织问题的信
连根
XX兄：
来信收到，你提出的一连串问题，都是很重要的，我都想和你详细讨论，只因我目前比较忙，精神也不很好，所以只和你谈四个问题。
第一，你说我似乎倾向于「提倡派系」，这是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也误会了老托的意思。不禁止党内的派别，党内可以有派，这立场与「提倡派系」完全不同。存在于并且活动于复杂而分歧的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革命党，进行着艰巨错综的革命斗争，要想它的广大成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采纳一个「唯一正确」的意见，不让任何人对此表示异议，更不许他们在某一个不同意见上结合暂时的乃致较长时间的倾向或派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硬要做到这一步，除非在该党业已取得政权之后，当权的一个派系控制了军警特务力量，藉此力量来镇压与消灭一切不同意见者。显然，到了这个地步，这个革命党早已不成其为革命党，它早已丧失一切革命党的生命力了。
党内产生派系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现象，虽然，正如老托说，它「是一种祸害」。这种「祸害」只要对付得当，它却是「党的发展的辩证法的一个构成部份，正犹之乎毒素是人体有机生命中的构成部份一样」。
我们承认「毒素」有某种有益的作用，可是我们决不提倡毒素。同样理由，我们正视派系存在，容许派系存在，但并不提倡派系。
派系是毋需提倡而自然产生的，要消灭派系，决不能靠通过决议来禁止，更不能靠警察手段来镇压，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准许派系合法存在，循尽可能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派系所产生的原因，并规定和实行最正确的民主集中的方法（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权利，少数派亦有参加领导之权）来处理派系这个事实。
第四国际的光辉前途，不仅在于它具有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且在于它规定着与实行着正确的组织方法。关于组织的原则立场，已说明于第四国际的章程中，此地不赘述。在实际行动方面，你且看近数年来第四国际内部的多少数二派的情形吧：最初各自为一些不同意见而组织派别，等到不同意见获得初步解决，双方便宣布解散派别小组，这种光明磊落的行径，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上是少见的，在斯大林主义的政党中，那是连想都不能想象的。
总之，我们并不提倡派别。但我们主张容许党内的不同意见，容许这些不同意见者可以（亦即有权）进而组成派别，藉以谋这些不同意见的贯彻。与此同时，我们当然承认，因而强调：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的力量在于尽可能集中地统一党内成员的意志，以尽可能齐一的步调来进行活动，所以党必须要经常解消各种派别的存在，要一方面用民主讨论来消解不同意见，即取消派别所以产生的基础，另一方面要保证这些现存的（即未能解消的）派别的合法权利。我觉得只有这样，一个革命党才能既统一团结，而又能生气盎然。
老托说：「没有党内生活的真正自由，没有讨论自由，没有组织派别藉由集体地确立其实践的自由，这些共产党永远不能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革命力量。」（见「论党内制度问题」）这几句话，对于未来中国的革命党来说，十分重要。
第二，你问我，对于某些野心家，怀着攫夺权势的卑劣目的，为小组织而组织小组织，我们该怎样办。对此问题，我的答案是：同样给他们以合法存在的权利，同样以民主方法来解决他们凭以成派的不同意见。在这样的讨论中，那些为成立派系而随意抓来的理由，很容易为大家识穿，他们的卑劣野心也很容易被看破。如果不采取民主讨论方法，简单地宣布某一群人为非政治的小组织，简单地加以纪律处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是助长了某些真正非原则性的小组织，便是把真正有原则性分歧的派系也给镇压了。
第三，你说我似乎有轻视纪律的倾向。我不知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我的意思只是说，在一个年青幼稚的组织里，组织对于个别同志的错误应该多着重说明与解释，较少地诉之于纪律。同时，我们必须肯定，纪律只能应用于行动方面，不能应用于思想方面。当然，如果有某个党员根本反对党的纲领，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立场上来反对自己的组织，那就根本叛变了党、脱离了党，此时需要的早已不是党内的纪律制裁，而是党外的敌对斗争了。
第四，你说目前有些人，自己当权时主张集中，自己失去了势便力争民主，这些人对民主集中制根本没有一贯立场，因此你表示相当悲观。你所说的情形不但目前有，而且从来就有。数十年来，我亲眼见过许多这样的人，可是为此而表示悲观却大不应该。像你所说的人，其实并非都是坏的，相反，这些人中有不少倒是很好的。这些同志大多有能力、有本领，以致自视过高，自信太甚，总觉得如果不由他本人来办，不由他一人做主，事情一定弄不好。这些人大多不相信人，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对付这种人，我觉得也只有积极发扬党内民主，普遍提高一般同志的认定和能力，使这些较有能力的同志不致有「鹤立鸡群」的感觉，使他们在群众的合作、监督与批评之下成长，终于成为非常好的革命领袖。或者，如果坚持他们自私的优越感，坚持他们唯我独尊的野心，那他们一定会在群众的压力下自动退出去的。因此，我们决不应该为这类同志的存在而悲观，也绝无理由因为这些人之随意解释民主集中制而对于正确理解，与正确应用的民主集中制表示怀疑。
你说今后中国的托派运动是否能够胜利发展，不但要有长保正确的政治立场，而且要靠有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组织立场，对于你这个认识，我完全同意。我自来痛切感觉到，我们中国的托洛次基主义者，特别是以RCP为代表的一派，尽管他们在政治上接受了多少托洛次基的意见，可是一涉及组织问题，他们简直是原封不动的斯大林主义者。这样「政托组斯」的托洛次基主义者，万一能领导革命成功（我绝不相信能够成功），也只能造成「先天堕落的工人国家」与极端丑恶的官僚统治吧了！
根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
我们对台湾革命问题的意见（讨论大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我们对台湾革命问题的意见（讨论大纲）
（一群台湾、香港和大陆旅外马克思主义者）
说明
郑谷雨
《我们对台湾革命问题的意见（讨论大纲）》这本小册子，是1970年代中国大陆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王凡西先生和当时台湾、香港等地一些社会主义者共同讨论撰写的，目前台湾已很少人见过这本小册子。
这个讨论大纲虽然写于近三十年前，有许多数据是过时了，但是文中的一些分析观点，却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尤其是关于台湾的「民族」问题（统独问题）、台独运动的性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指出当时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许多错误根源于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论」。针对当时一些海外台湾左派的「两个阶段论」--仿效中共新民主主义论，先同资产阶级联盟进行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小册子也进行了批驳。近两年来，台湾左翼知识圈中对台湾社会性质、中共政权性质和统独问题陆续有所讨论，台湾的左翼也很需要澄清各自对台湾社会变革道路的看法。我们现在将这篇文献重新打字，除订正错字外，保留当时的用语（如「高山族」等），提供给读者参考，或许有助于我们讨论的深化。
王凡西先生早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就参与学生运动，之后投身革命，1927年前往莫斯科留学，在亲身经历苏联党内路线争论并反思中共革命的失败经验后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至今，现旅居英国。他着有《双山回忆录》、《毛泽东思想论稿》、《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等书，也翻译过不少书籍，包括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马基维利的《帝王术》等，台湾曾翻印出版的《俄国革命史》就是他和另一位革命家郑超麟在1940年共同翻译的。过去台湾一些留学英国的学生曾经和他接触，多少受到他的影响。
一、台湾革命问题值得全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它们不但与台湾人民有关，而且与中国大陆整个革命今后的进展有关。台湾革命不但有深厚潜力，而且有随时爆发的可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党资产阶级以征服者姿态来到台湾。它将自己一贯的贪婪腐败，嫁接在日帝留下的统治机构之上，穷凶极恶地压榨与抢劫台湾人民。结果促成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全岛起义。国民党以血洗全岛来回答台湾人民的反抗，犯下了莫大罪行。
大陆工农于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国民党统治。蒋介石托庇美帝，逃到了台湾，把旧中国的反动压力整个儿转加在六百五十万台湾人身上，把过去统治大陆的全套野蛮办法，变本加厉地实行出来，这又大大加强了台湾民众对外来新统治者的仇恨，加深和加速了台湾的革命机运。
三、当时台湾人民在大陆革命的影响之下，原本大有可能把国民党撤到台湾的残余势力摧毁。他们不曾能达到这个目的，主要因为美帝国主义除了军事上直接插手之外（特别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又进行了有系统的经济支持，并策划了一系列社会变革。
在这一方面，主要有如下诸端：
1．授意并协助国民党施行所谓土地改革；
2．以赠予及借贷方式，将大量美元向国民党垂死的政经机构输血。（自一九五一年起至一九六五年止，美援数目每年达一亿美元）；
3．一九六五年美援终止，美帝继续由特定机构出面支持蒋朝，并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台湾；
4．同时（即自一九六五年起），日本垄断资本亦积极回到旧时的殖民地，作为美资的角逐者与帮手。
以上种种，使国民党的腐朽统治苟延残喘，获得暂时稳定，甚至造成虚假的繁荣。但是事实上，这绝对不曾解消任何一个足以引起台湾革命的问题。正相反，它们只使各种矛盾愈加尖锐，使矛盾更加深刻。台湾革命不但将更为有力地爆发出来，而且会带有更加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所谓「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根本不能解决台湾农村的深刻矛盾，只是将矛盾的形式略为改变。据台湾官方杂志（「中国经济」）（注一）所说：「台湾农村已面临崩溃边缘」。新租佃关系盛行，「耕者已无其田」。政府以肥料换谷，谷贱肥料贵，以致农民终岁苦，所得不足以偿赋税，形形式式的官方组织骑在农民头上，比旧式地主更苛，高利贷横行，精壮农民被迫大批离开乡村。结果，今天台湾农民的怨气并不较少于当年大陆农民。所不同的，只是台湾大多数农民的直接敌人，不再是大地主而是政府及其控制农民的各级代理人罢了。
「土地改革」至今唯一可以称道者，只是有相当数量的地主，由于土地「征购」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已转化为工商业者。
五、在大量美日资本输入和控制之下，台湾最近十多年来的工业化十分迅速。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台湾的经济结构已有明显改变。原先以农业为主，那时便开始以工业为主了。如果用粗疏的数字来表示，一九五二年的工厂登记家数为九千九百六十六，一九六八年年底为三万三千零五十七，到了今年（一九七七），这个数目已增加到四万五千。二十五年间的增加率为四倍半。当然，这是一个大大的跃进。
但若从各类工业的性质，各个工厂的所有人，工业利润的分配与利用等等方面来考察，那么问题也同样清楚：这个工业化绝非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仅仅有利于帝国主义。仅仅有利于国际垄断资本，仅仅有利于与之相结合的台湾资产阶级。
六、台湾的工业化与大陆上的工业化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在大陆，不管存在着多么严重的官僚统治，但是基本上，就长远的方针来看，至少迄今为止，它的工业化主要是为了全国生产力的提高，为了终于可以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为了巩固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主。可是台湾的工业化却主要为了外国垄断资本的利益而压制工农大众，它是以国家民族的进一步屈服为其代价的。换言之，这是以彻底殖民地化换得来的浮面的工业繁荣。
蒋家政权由于其传统的买办性质，更由于它和台湾民众之间无法缓和的矛盾，极其无耻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主动促进了这个殖民地化过程。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开始建设的所谓「加工出口」特殊区域，主动为帝国主义开辟了租界与割让地，使外国垄断资本家在台湾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以此激起台湾民众越来越大的不满。
七、台湾的工业化首先是建筑在台湾工人的血汗上的。据统计，台湾工人的工资祇合美国同类工人的十五分之一，约等于香港工人的三分之二。这个工业化同时又是建立在台湾农民的血汗之上的。蒋政权以奴隶总管身份，半抢半购地弄来了农民的生产品，使农民陷于赤贫地步，以此压低工资，降低原料价格，让国际资本谋取暴利。这个工业化又是牺牲台湾中小型工业者的利益的：在帝、官、商三者紧相结合的大工商机构的控制下，小本经营者简直无丝毫抗争图存的余地。
八、不过，这个帝蒋统治的真正掘墓人：台湾新兴的工人阶级。在一九五Ｏ年代初期，台湾的工人阶级（包括工、矿、交通）总共约三十万人。到目前，据不甚精确的估计，这个阶级已剧升至一百八十万人。
这是极有利于台湾人民自求解放的一个因素。当大陆革命在其长期斗争的年代里，中国的产业工人阶级始终不曾超过四百万（注二），六亿人口中的四百万！约为总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可是今天台湾的产业工人却占了一千六百万人（注三）中的一百八十万，超过了十分之一。不但此也，大陆过去的工人阶级，除数大城市外，分散全国，而台湾则以土地狭小故，其集中程度亦大大高出于当年的大陆。
中国共产党虽然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命，但事实上，它的成员中从来不曾有过大量工人－这个情形，多少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曲折道路，也多少决定了中共胜利前后的特殊面貌，特别是它的官僚堕落的性格。
就这个方面说，今后台湾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却已具备了比较健全与有利的客观条件。
具有长期反革命经验的国民党政府，当能见到来自这方面的潜在威胁。他们对于台湾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早就深具戒心，严加控制！不准团结，禁绝罢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止台湾工人提高觉悟，趋向革命。但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国民党的这些措置，到头来只能妄费心机。
九、台湾革命之必然发生，而且具有极大的爆炸力，不但由于上述种种社会原因，又由于「民族」的原因。
本来，就历史、文化、「血缘」等等观点来看，台湾岛上一千六百万居民，除了二、三十万高山族之外，确实不是一个与汉族不同的民族。其中最大部分是三四百年来从中国大陆移去的福建人与客家人。他们的语言和信仰都一直保持着原来方式。他们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的结构，在一八九五年被日帝占据以前，与中国大陆有密切关联。
五十年日帝统治，并不能将台湾的广大居民在文化上造成另一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台湾民众反而因殖民主义者的高压而强烈要求民族解放。日帝的统治只会使台湾人民培养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一种与日本对立，却与中国大陆认同的民族意识。
因此，一部份台湾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学者硬说台湾人乃一特殊民族，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十、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台湾民众一贯反对外来统治（包括荷兰占领、满清征服、日本割据以及国民党统治）的长期斗争中，不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感」。他们在四百年的苦难中形成了一种共同感情，反对外来统治集团的一切压制与剥削。要求由台湾人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台湾人此种排外的地区感情，与大陆上各省之间的地方主义有所不同。它远较强烈，且更有依据。它更多地反映了进步的反抗性，较少带着反动的落后性。
十一、台湾战后归还中国，在最初一个时期，广大民众是接受这个决定的。年长一辈的台湾人乐见「国土重光」，下层与青年民众，尤其是其中政治觉悟较高的一部份，则愿和大陆兄弟联在一起，共谋中国的统一解放。（当时的台共便采取了这个态度。）
台湾广大民众的此一态度，却因为国民党的彻底腐败与专横而很快消失。这种态度变化，本来与大陆「沦陷区」民众于收复后所表现的幻灭和反抗相同。不过同中有异：台湾人民之反对国民党镇压，于阶级敌对之外，又多了一层「民族」仇恨。
一九四九年以后国民党把台湾当作陪葬基地，在其垂死挣扎中，将全岛置于特务恐怖之下，剥夺了最大多数人民的基本权利（注四），同时对台湾的原有住民实行极端反动的种族歧视（迫害山地同胞）与省籍歧视（例如禁止闽南语等等），致使台湾民众不仅痛恶国民党那一架直接的压迫机器，而且非常敌视从大陆突然涌来的二百多万外省人，把他们整个当做压迫民族看待。
在台湾民众「反对外省人压迫」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台湾一部份资产阶级（特别是过去与日帝有缘或新近与美帝结合的那一部份）与小资产阶级，进行了台湾独立运动，鼓吹台湾的「民族主义」。
十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完全理解台湾广大民众这种反「民族」压迫的斗争。我们不但承认它在很大程度内有其正当性，而且（绝对重视）它与台湾诸般社会矛盾结合以后的能发挥的革命性。依据过去台湾群众运动的经验，今后台湾革命运动的重燃，多半仍将由排外斗争作为引火之物。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如果无视、轻视或敌视这种斗争，必将使自己陷于彻底孤立，为奋起的群众所唾弃，以致无法参加与领导台湾的革命。
因此如何正确对付台湾民众的「民族斗争」，构成了台湾以及大陆革命马克思主者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策略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不懈地，结合着任何一件大小时事，给台湾的劳苦大众指出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三十年来国民党与美国帝国主义的有意安排，又由于台湾这些年内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有很大一部份（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原属台湾籍的大资产阶级与地主，早已在政治和经济上与大陆移入的同一阶级密切结合，构成了台湾统治阶级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再者，原随国民党（其中大多数是被迫的）来台的数约二百万（卅年来此数目当已有相当增加）的外省人，尤其是其中占大多数的士兵、小公务员和平民，则九以为统治集团与占有集团所唾弃，多数陷于穷困，变为当地的劳动者与贫民。他们受国民党统治的迫害，并不稍逊于同阶层的台湾原有住民。
在此情形下，台湾革命若笼统地以打倒外省人（所谓「反山」）为对象，客观上只能一方面削弱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预先将革命成果送给台籍的统治者（这在事实上也就是帮助整个国民党），或送给极右一翼的台独份子。
十三、其次，我们必须自己清楚，同时也要让台湾的广大民众明白：台湾一部份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所倡导的台独运动，不仅在阶级基础上与台湾民众的反压迫运动大不相同，而且就运动的趋向及其可能发生的客观影响说，也都将大异其趣。
这二者本不是同一回事，我们应该竭力使他们不变成同一回事。
广大群众反对民族压迫，首先针对着国民党统治及其支撑者美帝国主义。在斗争的发展中，阶级含义必然会超过民族含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大有可能冲破资本主义的框框。故在客观上，这个斗争的进行与贯彻，一定会削弱帝国主义而助长岛外革命势力—首先它可能重燃大陆工人阶级反官僚统治的怒火，并可能会刺激日本工人斗争的兴起。相反，台湾资产阶级的右派台独运动却只能巩固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因为它为了摆脱国民党这个「异民族」的统治（甚至仅仅为了向国民党争取更大让步），不惜以进一步的殖民地为代价，一味指望美国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协助，它必不肯让台湾广大工农起来触动现有的社会制度，一定要极端仇视中国大陆上的新政权，也一定要极端敌对日本或其它国家中可能发生的反资本主义革命。
因此，台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善于区别此二者，必须使台湾人民的反民族压迫斗争，无论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不受资产阶级及其右派台独运动的影响与控制。
十四、但若广大民众自己积极提出与拥护独立呢？我们马列主义的革命者表示反对吗？不。根据由列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政策，并鉴于大半世纪来围绕于此政策的正反面经验，我们认为最大多数台湾人民，虽非另一民族，但由于历史所形成的特殊情形故，他们在谋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是完全有权利要求自决的（同一民族可以要求独立，历史上有过美洲殖民地的对英独立斗争）。如果台湾人民的极大多数确实要求与中国分离，成立独立国家，我们应该真诚而坚决地予以拥护。因为：第一，这样的自决权及其实施，乃是高度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成分，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应该支持这种民主；第二，这个运动只要具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至少在其立即的效果上打击着反动国民党统治；第三，这个独立对于台湾人民与台湾革命究竟是否有利，应该让台湾最广大的人民在斗争中自寻答案。
不用说，中国大陆或台湾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必须远远高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成见，必须以彻底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教育台湾工人阶级，要他们与世界工人阶级，首先与中国大陆上的工人阶级，其次和日本与美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以便将台湾的「民族」民主革命不断向前推进，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台湾不但成为对中国而言是自立而又联合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单位，而且对世界言，最初成为亚洲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单位，其次变成全球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单位。
十五、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第一在于根本抹煞了台湾广大民众反对外来人统治的深刻感情，并把此种感情与台湾少数上层份子投靠帝国主义的右派「独立运动」等同起来。其次，它根本否认台湾民众凭自身革命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与前途，因而完全不理会，甚至不愿意去理解台湾人民提出的任何要求。
中共一贯提出的两个口号：「台湾自古以来乃中国领土」与「台湾人民是中国人民的血肉同胞」，在台湾人民要求自决或独立前面，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它们绝对无助于台湾的真正解放，却祇能加强台湾民众的地域成见，帮助极右一翼的台独运动，甚至帮助国民党进行「革新保台」的欺骗。
中共一向宣称台湾问题只是国共二党之间的问题，或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那意思只是说：台湾问题的解决绝对不需要经过台湾民众的革命，甚至毋须台湾人民参加意见，它们的命运只能交由国共两党或中美两国来安排。
这个立场十分错误与反动。它确实称得上（像某些台湾革命者说的）「大汉沙文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压迫」。
十六、诚然，从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看，台湾革命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继续，是国家统一这个革命民主任务尚未完成的一部份。但问题更加重要的却在于如何去继续这个革命，如何去完成这个任务，纔能于全中国及台湾的革命有利。
中共的办法是以军事压力为主，以政治外交攻势为辅，藉使台湾的领土与人民复归于祖国的怀抱。这种从外面与从上面来解决被压迫人民的办法，乃是毛泽东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一贯立场。其结果，纵能在被征服地区实行或大或小的社会性改革，却摧毁了当地群众的真正革命，因而造成了一种极度紧张的社会矛盾。这情形当中共解放中国大部分地区时如此，解放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时更甚。在台湾，因为我们上述那种特殊的「民族感情」故，如果也实行这种解放，那个矛盾将会达到极为紧张的程度。
因此，要台湾的解放真正有利于整个中国的革命，必须让台湾工人与广大民众自己起来。大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要从各方面帮助与促成这样的一种革命，并非要以一种外来的武力来代替这种革命。它们必须支持任何一个真正由台湾工农所提出的革命要求，包括他们可能提出的自决要求在内。
这个问题还应该从改善大陆现存政制的角度来看的。假使台湾工农进行了彻底革命，其势必能激励大陆上的兄弟们，让他们起来发动反官僚的政治革命，起来进行一次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反之，台湾如果单凭大陆派遣武力来取得解放，结果只能巩固北京那个深陷于民族主义泥泞的官僚统治。
十七、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所采取的错误政策，现在已经为不少台湾革命者所认识和指斥。对于中共何以犯此错误的深刻原因，他们却并不了解。其实，中共在民族问题上所犯错误，与它在其它许多问题所犯的错误一样，根本都是由于它承继自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从一国社会主义出发，那就无法不走到「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与「大汉族的沙文主义」。
台湾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们必须根本反对斯毛二氏的一国社会主义，才能彻底纠正中共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同时，只当我们根本廓清了自己身上的一国社会主义（一岛社会主义）思想，才能正确地为台湾工农革命规定出它的任务与方针。
十八、根据上述种种，我们认为：无论从社会矛盾、革命动力或革命前途来看，台湾未来的革命都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在它蜂拥而起的初期，革命诚然会经过一个「民族」与民主阶段，多半会出现一个貌似全民的时期，可是在这个时期中，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立即展开。一旦革命有了真正深度的群众基础，其锋芒便要立即针对那个与帝国主义密切结合，并由国民党政权代表其利益的资产阶级。同时，这个革命为了要真能取得胜利，为了胜利后又能确保胜利，它还非坚决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因为祇有无产阶级专政纔能解决革命中民主「民族」任务，而无产阶级专政一经建立，当不会自限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
目前台湾的某些革命者反对我们这个看法，依他们之见，今天的台湾一似当年的大陆，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方。它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其动力必须是包括「革命」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联盟，其性质一定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亦即属于新民主主义，其目标应该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简言之，他们想把中共为大陆革命新设计的全套理论搬用到台湾革命上来。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与危险的看法。大陆革命的真实过程，早已证明出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不符实际，事实是：中共之所以能够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它在革命事变的压力下放弃了一向标榜的新民主主义，不自觉地执行了它从来排斥的不断革命论。如果中共当年言行相符，始终贯彻新民主主义，即在民主革命中绝不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不敢放手发动贫苦农民，内战胜利后不建立实际上的一党专政（这在某种意义上它便是无产阶级专政），真诚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并且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长期发展资本主义，那末，非但胜利难于想象，即使胜利了也仍会把革命断送。
这个情形，不但早已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而且先后由中共的领导人自己（刘少奇在理论上，毛泽东在行动上）承认了的。
今天的台湾革命比之解放前的大陆，其社会性质更加不是半封建的了。它是十足资本主义的。至于半殖民地这个地位是否会使该地的资产阶级坚决反帝而参加革命，那末五十年来中国和其它一些半殖民地与全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早已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他们的利益稍稍受到本国革命群众的威胁，他们便毫不犹豫地站在帝国主义一边。
十九、为了准备和催促台湾革命的到来，我们拟定如下一些具体的战斗要求：
1．立即取消一切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的现行法令，取消特务制度。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让全体人民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与罢工的权利。
2．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保证台湾境内一切人民在求学、就业、参政等方面的绝对平等权利。特别要关顾高山族人的利益，确定他们的主治地位。
3．反对一切种族歧视与省籍歧视，反对强迫推行所谓「国语」。反对歧视与禁用方言。
4．打倒御用工会，由工人自选工会领导。彻底改善工人生活，创办工人福利制度。打倒特务工贼对工人的监视与迫害，确保工人的罢工权利。台湾的工人阶级与全体劳苦大众，不分省籍地团结起来。
5．立即取消官办农会、水利会等敲剥农民的机构，由全体贫苦农民自己选举农民协会，统管生产运销事务，并治理乡村。取消一切公私债务，重新无偿分配土地。
6．成立城市街坊委员会，藉以组织贫苦大众，并谋互助互救。
7．反对思想箝制，打倒党化教育与奴化教育，反对特务控制文化与教育机构。保证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消息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
8．反对投靠美日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奖励外人投资」政策。没收帝国主义与官僚资本相结托的大工厂与大机构，交由工人管理。
9．取消国民党与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缔结的一切经济、政治与军事条约。全部美军立即退出台湾与台湾海峡。
10．以平等、无记名、普选方法产生全权的国民会议藉以取代反动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实行上列革命要求，确定台湾地位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11．与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特别与大陆上工人阶级，美日二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藉以抵抗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台湾革命必会发动的进攻。
一群台湾、香港和大陆旅外马克思主义者共同草拟
一九七七、九
注一见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二七期—〈当前台湾农村的危机及其解决之途径〉，作者陈哲三。
注二见《毛泽东思想万岁》，〈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注三据国民党在台湾民政厅在一九五七年所作调查，台湾在一九四七年的人口为六百四十九万七千七百三十四人，以后逐年增加，目前估定为一千六百万。
注四据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法新社东京电。『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的政治犯共有八千余人，他们都是在无传票的情况下被捕的，从未公开审讯。』（见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星岛日报）
注五见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刘少奇向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节内，他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
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双山（王凡西），1976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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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死后的中国
双山（王凡西）1976年9月11日
〔来源〕原载英国《复醒》月刊号外〈毛泽东逝世特辑〉
毛泽东主席一经逝世，有两个问题便很自然地发生在全世界许多人的心中：（一）毛究竟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二）他的死，对今后的中国会发生怎样的影响。
这是两个很大的题目，可是，我现在只想约略谈谈后一个问题。
毛泽东逝世后所及于中共与中国的影响，较多相似于斯大林的死后，较少相似于列宁逝世后的情形。今天在北京进行着的两派之间的争权斗争，在基本上并不代表二条充分对立的路线，有如当年进行于托派和斯派之间者。他们的情形更接近于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二派之间的争夺——二者在最基本的政策上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今天存在于中共上层的所谓“激进派”与“稳健派”，尽管在方法上和策略上确有许多分歧，但是在最根本的方针和长远的战略上，却完全没有分别。两派都是坚决的一国社会主义者；两派都顽固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便是官僚专政；而无产阶级民主即无政府主义。在这二个基本问题上，二派都是毛泽东主义者，在某一意义上说，亦即斯大林主义者。
其实，自从在一九三零年代初期，中共领导在莫斯科的直接指导下排除了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即左派反对派）之后，真正坚持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家，早已不再存在于中共的高级领导层中了。
这个事实极其重要，但却为一切谈中共问题的人所忽视的。
只有从这个事实出发，我们才能了解过去与今后发生在中共两派的争执，为什么总是具有如此狭隘的局限性，这是说：为什么在中共上层的派系争论中，最“激进”的也跳不出一国社会主义（亦即民族社会主义）的圈子，最“温和”也不可能主张以无产阶级民主来代替官僚的绝对控制。
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去预测今后中共内部派系斗争的前途，便可以获得两个初步的结论：第一，不管任何一派赢了这场斗争，绝不可能对中国现有的社会矛盾作出根本性的解决；第二，至少在看得见的将来，它不会发展成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内战，使国家陷于分裂。
什么是中国现有的社会矛盾呢？不谈细节，光谈根本，那就是：如何在一国范围之内，在极端贫穷与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极其进步的、必须立足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放弃了国际主义，放弃了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的战略方针，中共的各派领导者不管对此矛盾提出多少不同的方案，可是归根结底，却都只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有效地调动群众，如何才能使工农大众毫无怨言地，或较少抱怨地，从事更多的生产，要求更少的消费。一句话，在于如何榨取更多的剩余生产，从事“社会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
很显然，这样一个主要矛盾，无论是毛派的“平等主义”与政治挂帅，或非毛派的物质刺激与业务第一，都不可能根本解决的。
中国的工农和学生大众，经历了“百花齐放”、大跃进、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尝够了中共统治者言行不一，软欺硬压等等的滋味以后，对于官僚层的不满是越来越大的。在文革中期广大群众曾经真正起来过，斗争过。可是最后遭到了残酷镇压，非常消沉与失望了一个时期。最近，至迟从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开始，群众自发的，独立于任何官僚派系的斗争，已经爆发出来了。其中最显着的是杭州工人与学生的斗争。根据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浙江省问题的决定》，那次斗争曾经闹到这样地步：“……中断水电供应，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袭击部队和公安部门，抢劫国家资产……”这简直已经达到武装起义的程度了。后来它虽然被数万军队加以镇压，可是余波显然遍及全国。到达今年四月间，从举世闻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表示出来，群众对官僚统治的不满，非但不曾缓和，而且更加尖锐，更加政治化了（杭州工人的斗争主要还是经济性的）。
毛泽东逝世对于这种群众斗争会有怎样的影响？会趋于和缓还是将更加激烈呢？
在最近将来，可能会起一点和缓作用。为了整个统治层的共同利益，二派官僚势将合力把毛作进一步神话。他们将利用毛的逝世在群众中所引起的情感激动，无微不至地增强国人对毛的偶像崇拜，藉使整个官僚层获得一种神圣的保证。不过毋须说，因此而得到的效果是非常短暂的。
另一种相反效果恐怕更有可能，由于毛死而引起的上层变动，多半会产生一种人人思变的心理。这个心理会大大加剧原有的不满，加速他们原有的斗争。
这个斗争极可能首先在那一千多万的下放知识青年中爆发，然后扩大到工人和农民中去——他们的斗争多半将围绕着改善生活，要求民主（包括有更多的自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以及反对官僚的专横和特权。
为了利用群众的不满，藉以加强本派势力和打击对方，对立着的派别多半还会装出一些同情和支持群众的姿态。他们很可能选取较为迎合己愿的群众要求，加以号召鼓励。例如毛派会强调平等与反对官僚特权；非毛派则将吹嘘民主与法治，反对官僚专制。当他们各自这样做的时候，还可能支持与发动一部分群众起来哩。
当然，这种情形有一个严格的限度。一旦群众的反官僚斗争发展成为真正革命，发展到它能威胁整个官僚统治之时，官僚层内部的斗争便停止了，他们将一致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过去文革的收场如此，今后斗争的终极发展亦多半会如此。
正因为这个缘故，中共会因毛死而发生内战的危险是没有的，因为敌对双方在革命群众面前会化敌为友，又因为以革命群众为一方，以整个官僚层为另一方的内战，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多半还不可能发生的。纵使发生，也将限于局部。
有些中共的观察家，特别是一些外国记者们，好几年来就已经预言毛泽东死后中国内乱。他们大多认为那时军队将与党对立，特别和激进派对立。其结果会发生军事专政。有些甚至还以为事情发展到极点，可能促成各个军事领袖间的内战，或会发生解放军与民军之间的武装对抗。这种看法显然是拿三四十年看惯旧中国军阀时代的眼光来看新中国的情形。当然是难于站住的。原因很多，我们在这里只想约略指出几个。
第一，今天的中国是独立和统一的，不但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是如此（这自然是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巨大成果）。过去军阀内战的主要原因是各个互相竞争的帝国主义的幕后操纵。如今外国势力（包括苏联在内）已无所施其技，也就不可能有军阀割据的局面出现。第二，今天的解放军是数十年思想训练与革命斗争的产物，不可能受任何一个野心军人的控制。目前的台湾当局居然仍寄望于某个地区的军人“反正”，真是记错日子了。第三，现在控制和统率军队的人，正如我在上面所说，都是属于毛泽东主义者，这在革命政治的意义上言，都同属于中派。中共内部没有真正的左派，可是一切迹象表明，也还不曾有公然倾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右派。因此，由革命或反革命而引起的内战，在今天都还看不到有此可能。
当然，在稍远的将来，此种可能性不但有，而且还相当大。放弃了世界革命的战略路线，中共当局要解决国内无法解决的矛盾，唯有或向苏联，或向美国去寻求援助。求之苏联，此事已经在长期的实行过了，结果却极不愉快：亲兄弟变成了死冤家。接着，经过文革时期所谓一人敌两霸（陈毅外长：让美苏一起来吧）的“豪情胜概”，终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实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对美国，乃至对全世界的所有最反动势力谋取妥协，藉以一方面用以对抗“社会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希望从西方取得援助，以便缓和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造成的尖锐矛盾。
这样做，根据中共领导层，特别根据所谓激进派的说法，乃是利用敌人的矛盾，据说它和激进派的对内政策是没有冲突的。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知道，外交乃内政的延长，反之亦然。对美帝为首的全世界反动派实行妥协与合作，迟早要影响到国内政策。尤其在毛泽东逝世以后，这个对美亲善政策如果延续下去（据我看，无论哪一派夺取胜利，它都会继续下去的），那未必然会使国内政策更加右倾。并且在中共的统治层中，终于会产生出真正醉心于西方式资本主义复辟的份子，那时候，从右边引起的内战便大有可能了。
为了预防这样一个可能实现，中共的新领导者们，今后多半会在美帝继续正常化的同时，尽可能与苏联改善一点关系。
能改善到中苏冲突以前的情形吗？我看不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苏两党的领导者都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以上所述，大概就是毛泽东死后中共与中国可能发生的一般趋势了。至于目前争权的两个派系，究竟谁能获胜？这个问题虽与今后发展有颇大关系，因而最为时人感到兴趣，但以更深刻与更根本的方面来看，谁胜谁负并无大意义，因为我在一开始就指出，这二派在基本原则上原属一家人也。在这里，我只想说，目前群众中因多年来毛派冒进政策而造成的“急求小休”的普遍心理，也许会帮助稳健派终于获得胜利吧。
最后，我却必须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未来影响说几句话，照今后的形势看，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大有前途的，官僚一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确已进入了断头巷，国际主义的战略与无产阶级民主的要求已在客观上迫切地提出来。因此，有极大可能，使真正的左派在未来的事变中起积极作用。为了配合这个客观要求，首先他们要将自己的声音传到广大工农中间去。他们将联系实际，不倦地把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揭露出来。对于毛派，他们将暴露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极左空想，攻击其本质上极右的绝对专制，批评其联合世界反动势力的外交路线，但在同时，他们却竭力把毛派在反特权，反腐化，争平等这些口号下所进行的半真半假的运动，变成真正群众的革命斗争。对于稳健派，他们将暴露其消极适应客观困难的机会主义，攻击其安心制造特权的极右思想，批评其崇美或媚苏的卑恭的外交政策，不过在同时，他们将不会忽视这一派在群众中有意散布或无意助成的关于民主、法治以及相对自由的幻想，他们要把这些幻想引导到正确与现实的革命道路上来，使它们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发扬，不利于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猖狂。最重要的，他们将努力参加在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中，走在行列的最前面，为无产阶级民主的实现，为真正工农兵苏维埃的建立，为国际主义的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发展的结合，而进行宣传和斗争，以此促成政治革命，推翻和代替目前使中国陷于重大矛盾的任何一个毛派的官僚统治。 |
致坚坚（王凡西，1976年之后，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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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坚坚
王凡西（1976年之后）
海宁市的市档案馆的珍藏手迹，收入其出版的《尺素海宁当代信札展作品集》（2016）与《海宁历史人物手札》（2018）
坚坚：
看到你的最近来信，我非常高兴。各门艺术，主要都靠天赋，不过勤学苦练，也是重要的。你的音乐天赋如何我不清楚，但显然具有苦学精神。有了这点精神，将来一定有所成就的。学音乐，不一定要到外国，尤其在目前，有了如此高超的录音技术，光凭录音带就能遍访天下名师了。外国的音乐院情形如何我不清楚，看看里兹学院的章程，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实上只等于参加一个乐队（里兹偏重爵士乐），根本不教东西。你要一些钢琴曲的磁带，日后当托人去买来寄给你。头疼的很，无法好好写信。就此，问家中各人好。
珏珏的孩子很可爱。
老爹
七月廿五日 |
王凡西：伊·多伊彻《流亡的先知》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我的意见和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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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多伊彻《流亡的先知》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我的意见和更正
王凡西（周仁生译）
【编者按：王凡西这篇《我的意见和更正》和多伊彻夫人致王凡西的信，原计划作为中译本《先知三部曲》的附录发表。后未采用。王凡西的更正只在中文本中用编者注的方式简单地指出。】
约在十年前，我读了伊萨克·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三部曲》。此书，文体流畅，内容翔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我也在第三卷，即《流亡的先知》中，在谈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及陈独秀的作用时，发现若干值得更正的地方。我记下这些要点，并打算给作者写信，告诉他书中的错误。然而，由于其它更迫切的任务，使我无法做到这一点，甚至直到这位杰出的传记作者逝世时，我仍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
现在，为了希望在《三部曲》的新版中，能改正这些错误，我给作者夫人，塔玛拉·多伊彻写了以下的意见：
I.原文第32页（中译本第35页）：“……1928年，他们（指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凡西注）召开了中国反对派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某些人主张与毛泽东结盟；那时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不满，因为在1925-27年之间他的观点往往与托洛茨基不谋而合……。”
在这段文字中，有三点不实之处：
一.中国反对派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1931年召开的，而不是1928年。这次大会的全名是中国托派统一代表大会。1928年召开的是一次代表会议，是“我们的话派”的代表会议。“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托派四个派别中最早成立的一派，稍后不久便统一到同一个组织中了。
二.根据我的记忆，中国托洛茨基主义份子中，从来没有人希望同毛泽东结成联盟。在中国青年托洛茨基主义份子与陈独秀之间，曾就湘、赣等爆发农民起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1927年，当陈独秀确定地转向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一年，他写了一篇论朱、毛领导「红军」问题的文章，而引起这场争论的。陈独秀在他的文章中，采取否定态度批判农民起义，并认为起义是毫无前途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采取较积极态度，表示在政治上支持农民战争，特别强调要保卫武装起来的农民纵队，反对国民党的镇压措施。但是，这个立场决不能被解释为希图与毛泽东联盟。
三.1925-27年间，毛泽东的立场并非与托洛茨基的立场一致。人们可以说，苏维埃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因为在1927年春天，甚至早在1926年年底，托氏已为中国革命提出了苏维埃口号，而毛泽东只是在1927年秋天力图提出同一口号，毛要在苏维埃口号下发动秋收起义，但遭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反对（见埃德加·斯诺《红星照亮中国》第一次修订版、扩大版，第165页）。但是毛本人从来没有对托洛茨基的立场，甚至在苏维埃问题上表示出同情或支持。诚然，共产国际通常对毛是不满的，但这有另外的原因，特别因为毛过份地保持独立思考，这跟他的立场偶而与托洛茨基一致这个事实显然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II.原文第32页注释（中译本35页）：“1929年夏或秋，一个反对派分子林泽从莫斯科返回中国……”。
林泽，实际上是刘仁静的化名，他于1929年夏，前往普林基普岛拜访托洛茨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建党大会，刘仁静是参加大会十二名代表中的一名。1927年当他还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时，他已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29年回到中国后，成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帮助伊罗生（HaroldIsaacs）收集有关中国问题一书的资料，此书写成以后，题名为《中国革命悲剧》。1934年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此后便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
III.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5-456页）：“……在中国，即使他反对斯大林1925-27年间的政策曾产生过最强烈的印象，但第四国际在那里也没有能当得起‘支部’这个称号的组织。一些活动于地下、困于极度的贫穷并受到国民党政府和斯大林主义者围剿的托洛茨基派成员成立了一些小组，在上海有二十几人，在香港有几十人，还有分散在中部和东部的少数人，甚至在陈独秀赞同托洛茨基主义之后，他们也未能摆脱孤立。”
中国托派份子的人数，常有变动，而且变动幅度大。中国的托派份子是在1928年开始组织活动的，到了1952年就被毛主义者全数扑灭。在这段时期内，托派党员确实有时降低到“上海只剩下二十多人”（这是在反动统治下最黑暗的时期，即从1932或1933年起直到1937年上半年止）。但也有人数较多的时期，例如1932年以前及1945年之后，这两个时期的党员人数上升到远远超过“数十个人”。统一大会召开时，中国有近400托派份子〈“我们的话派”有160人，“无产者社”有120人，十月社有70人，战斗社有40人〉。这个数字，还没有把关押在斯大林监牢中备受折磨的大约200名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在内。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1946年-1949年这几年内，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已经分别参加了两个各自独立的党，即国际主义工人党与中国革命共产党。最后，在1952年，当毛主义者对托派份子进行全国性大逮捕，单就被捕的托派份子来说，大约有300人。（实际上被捕的托派份子远不止300人，单以浙江省温州、杭州、嘉兴、金华四县市的初步估计，已超过300人了，其中包括判刑及在学习班受训者。─译者注）
IV.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6页）：“……陈独秀在监狱里被关押了六年，出狱后，他被放逐到重庆附近一个偏僻的乡村，被禁止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能出版自己的著作。他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生活在恐惧之中，为1927年失败承担的罪责压弯了他的腰。甚至托洛茨基派成员也不信任他了。毛主义者对他大加指责。他被奸细包围着，蒋介石的警察又以谋杀威胁着他，于1934年把他重又投入监狱，并暗杀了他。”
有关陈独秀的这段文字，有许多失实之处。第一，陈独秀不是被放逐到重庆。事实上，1937年秋天，他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后，首先来到武汉（是出于他的自愿的）。武汉是国民党政府第一个临时首都，那时武汉是中国主要政治中心。陈在武汉曾两次发表公开演说，并广泛地、多方面地与各种政治倾向的人士接触，特别是同站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小党派人士进行接触。1938年秋，当武汉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之前约一个月左右，陈独秀前往四川省，在重庆附近的一个小城江津定居下来。
其次，陈独秀再也没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或监禁过，也没有遭受蒋介石特务警察的毒手。相反，他于1942年5月27日，因病死亡。
第三，陈独秀定居江津时，生活极端艰苦、极端贫穷，并遭受特务份子的包围、监视，这是完全确实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决没有因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感，使他内心羞惭，终至精神崩溃。陈独秀对1925-27年革命的失败，愿意承担相应一部份的责任，但断然拒绝充当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替罪羔羊。自从1929年他写下《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告全党同志书》以来，陈一贯保持这个立场。诸如自责、遗憾、悔恨等情绪，同陈独秀的个性是格格不入的。
第四，尽管陈独秀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过激烈的论争，但他们，尤其是托洛茨基本人，决不会不信任他。（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托洛茨基那样力尽一切地关心陈独秀的命运。）他们之间的争论无非是有关基本问题以及策略问题。争论的内容，回头我还要谈到。
V.原文第423页（中译本第456页）：“1938-1939年，托洛茨基进行了一次徒劳的尝试，想把他从中国救出来，指望‘他能在第四国际起到与片山潜在第三国际同样的作用……能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大利益。’但陈独秀认输了，陷入了极端的悲观主义。”
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托洛茨基写信，力图说服陈独秀离开中国，以及陈对这几封信的答复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不妨对当时发生在两人间通讯往来的国内外形势，简单地说几句话。1938年，正是莫斯科制造最后一次审判案的一年。那年3月2-15日，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它老布尔什维克被带上法庭受审，并被处决。早在一个月前，即2月16日，托洛茨基的儿子，里昂·西道夫已被斯大林派遣的格柏乌杀害了。作为国际反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份，直接由斯大林派往中国的头号代理人王明，于同年3月15日，在武汉发动一场反对陈独秀的诽谤运动。他们无耻地指控陈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的间谍，每月向日本特务机关领取300元津贴。托洛茨基在这方面是有高度警觉性的。早在1937年，即当中日战争爆发时，他心中早已存在着如何保护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免遭斯大林分子迫害的问题。他并不确切地知道中共将如何罗织罪名，企图陷害陈独秀，但他根据自己的认识，自己的经验，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如何对付反对派的办法的。因此他坚信，斯大林定会通过他在中国的代理人，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迫害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陈独秀本人。他甚至考虑到，中国斯大林分子有可能采取暗杀的手段。这就是托洛茨基力图要陈离开中国的主要理由。他希望陈能在第四国际中起到片山潜在第三国际中所起的同样作用，这也是真实可信的。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主要理由。
托洛茨基写给上海一个托派份子的两封信（日期是1938年2月5日和6月25日），是由专门信使带到四川的。陈在收到这两封信时便作了答复，也许为了安全，也或许因为信不是直接寄给他的，他的答复不是以信的形式，而是以论文或声明的形式发出的。注明的日期为1938年11月3日。《流亡的先知》的作者，正是从这“长篇论文”中，引证陈独秀的观点，作者把这观点描述为“极端的悲观主义”。实际上，陈在他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决不能认为是悲观主义的，如果我们再深入到那个时期，他的基本论点，那就更不是悲观主义了。如我们所知，1935年左右，当他仍在国民党狱中时，深受莫斯科审判案以及苏联官僚层不断蜕化堕落的影响下，陈独秀开始重新考虑布尔什维克关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传统立场。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把新的看法应用到民主概念上，他坚持认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决不应在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中采取革命失败主义立场。最后，于1940年12月，他在称为《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写下他的观点，现在我从他的十五点意见中译出如下四点：
“（8）民主主义是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各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9）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
“（10）此次世界大战，自然是两帝国主义的集团互争全世界霸权的战争。所谓“为民主自由而战”自然是一种外衣，然不能因此便否认英、美民主国家尚有若干民主自由之存在……‘消灭希特勒的纳粹党徒’为各民族共同进攻之总目标，其它一切斗争，只有对于这一总目标有正的作用，而非负的作用，才有进步意义。”
“（11）在此次帝国主义大战中，对民主国家方面采取失败主义，采取以国内的革命战争代替国际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方略，无论口里说得如何左，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取得胜利……。”
显然，陈独秀此时关于民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观点，已经远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难怪所有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群起而反对之。但这决非意味着他的精神正在崩溃下去。直到临终，他还始终为他的新观点作顽强的斗争，在他生命结束之前仅仅只有十四天了，他还写了《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
VI.原文第423-424页（中译本第456-457页）“然而他仍不时地分析中国形势，十分透彻地指出托洛茨基主义在什么地方和为什么受挫。在第四国际宣布成立两个月后所写的一份声明里，他直截了当地解释说，为什么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早先托洛茨基与他本人所认为的那样）依靠城市工人。日本人破坏了中国一些最先进地区的工业；因而，‘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物质上与精神上都被削弱了，倒退到30—40年前的条件下’。因此，将革命的重心放在城市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今天不理解将来的政治形势会向何处发展，不承认中国无产阶级十分弱小以及其政党所处的地位，那么我们就等于是坐井观天，由于自满自大而痛失良机’。他继续写道，托洛茨基派成员常因其宗派傲慢，对毛主义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以及无视抗日战争的需要，使自己脱离了现实政治生活。他担心，第四国际的建立只会加强他们的‘傲慢与孤立’，而这场冒险将以破产告终。”
这段文字引证了陈独秀与中国其它托派份子的争论，并且加以阐述，现在我要说的有三点意见：
一.“中国工人在数量上，在物质上，在精神上都退到三、四十年以前的状况”，陈独秀在这段时期内已把这一事实，反复强调多次，但从这一前提出发，陈独秀并没有得出结论说“中国革命运动必须依靠农民，而不是（像托洛茨基和他本人所期望的）依靠城市工人。”陈独秀从未怀疑或曾动摇过这样的立场：即为了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有不同看法的话，那就是过份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重要性（强调到把真理变成了荒谬），当他把无产阶级领导这个概念应用到国际范围内时，竟把各主要的大国比作无产阶级，而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比作农民，他说：“不能幻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战争，不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会得到胜利。”（见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中的第十五点）。因此，陈独秀并没有认为，中国农民能取代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当他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现实力量及其政党的情况时”，陈独秀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爆发社会革命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陈看作是悲观主义的，因为他不相信，在帝国主义国家爆发社会革命之前，中国社会革命是能够获得胜利的。
二.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并不是悲观主义的。尽管他还有上述观点，但他并不采取观望态度，他也没有躺下来，抛离一切希望。依他之见，中国革命者，包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内，在他所设想的条件下，应当先尽一切力量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积极参加抗战，拿起武器，依靠农民，并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一方面反对国民党，另方面反对中国共产党。只要通过这样的努力，他坚信，如果社会革命能在一个或多个帝国主义国家里爆发出来，我们就有可能在即将来到的中国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并把革命领导到胜利。（在此，我必须提到一件事，即1937年冬天，陈在武汉时，曾试图在反国民党的军队中工作，但这个试图没有取得成功）。
正是根据这一积极而又有悲观主义色彩的立场（这一立场是否正确或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陈在写给托洛茨基的那份声明中，他才责备中国托派份子为“宗派主义的妄自尊大，清一色地以否定态度对待毛主义，而对于抗日战争的必要性，却缺乏敏感性”。也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他才认为中国托派份子要对“脱离政治现实”负责。
三.就我的记忆所及，陈独秀在声明中，抨击中国托派份子的“自满情绪和虚幻的错觉”，并不是同第四国际的宣言联系起来的，他从未说过“这种冒险行为只能以破产告终”。然而在这一点上，我自己也并无把握，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对照1938年11月3日所写的声明原文加以核对，而此时这份声明还保存在“密封的档案”里。
VII.原文第424页（中译本第457页）：“他本人倾向于时而同国民党，时而同毛主义妥协，但既不能也不愿同前者或后者结盟。在余下的悲剧性的岁月里，他一直是个垮掉了的人。”
考虑到陈独秀在民主立场上的改变，人们很可能设想他或者定将与国民党的旧式民主主义妥协，或者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妥协。但是，作为陈独秀的朋友之一，作为他晚年思想转变的反对者，我应当说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者，他支持由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但他从未对国民党及其政权产生过任何幻想，因为他认定国民党已经腐朽透顶，决不可能领导这次战争到最后胜利。自从他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后，国民党领导人对他软硬兼施：一方面使他处于受长期的监视之下，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想把他收买过去。就我所知，至少有两次这样的时候，试图诱使他下水。国民党通过陈的老朋友（此时，这些老朋友已在国民党政权中担任要职），向他提供大量金钱（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重庆）。但两次，陈独秀都断然拒绝了。正因此，陈独秀一直在极端贫困中渡过他的余生。当他去世时，他的身后丧事是由当地乡绅为他办理的，而他的遗孀后来是由他以前的学生赡养的。
至于同中共的关系，确实存在过这样的试图：即1937年秋天，毛主义者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有过谋求和解的事实。但是，这个试图是由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罗汉的倡议下提出的，而陈独秀本人及中国托派组织并不知晓。罗汉是老共产党员，同中共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是老朋友，他见到了叶剑英，那时叶是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他们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在抗日战争中合作的可能性。叶剑英同意了罗汉的合作建议，并敦促他去西安。他在西安与西安八路军代表林伯渠共同就这个建议讨论了几天。然后经由林伯渠，罗汉与毛泽东交换了几封电报。毛的回答是：他表示欢迎陈独秀回到党内来，但条件是陈要公开讉责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并承认加入托派行列是错误的。当陈独秀得悉罗汉的意图以及毛泽东的答复时，他非常气愤，这不但因为毛的条件是荒谬的，而且因为罗汉试图与中共达成妥协，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此后几个月内，王明便在武汉发动一场反陈独秀的恶毒诽谤的运动。从那时以后，陈独秀不可能有，也确实没有任何余地去幻想同毛主义者达成协议了。
自从国民党（表面上声称是他的“朋友”）和毛主义者（是他的公开敌对者）一贯以来是用污泥浊水泼在陈独秀的身上的。我希望，《流亡的先知》─经作者认真考虑后而撰写的著作─应当把有关陈独秀一生的几处错误论述，最后能够纠正过来。不管陈独秀在他生命的余年所怀有的思想观点是对或是错，陈独秀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一个反抗者，或一个对所有既定的权威的终身反对派（这是后来胡适博士称呼他，而且陈本人也是乐意接受的）。
诚然，陈独秀以悲剧性人物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但是把他描述为一个“心灰意冷”或“精神崩溃”的人，这是完全错误的。
1975年9月15日
附：塔玛拉·多伊彻的覆信
1975年10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王先生：
十分感谢你能详细地对《流亡的先知》一书提出你的看法。其中一些错误的改正，很快就会在新版书中见到。另外一些意见，我得要用更多时间，并且尽可能地予以研究。但你提供的所有意见，都是十分可贵的，无疑地，我定将一一记下来，只要我的工作负担稍有减轻的话，我会在一二个星期内将它们处理好。
致最好的祝愿和由衷的问候！
你的忠诚者塔玛拉·多伊彻 |
初论批林批孔（王凡西，1974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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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论批林批孔
王凡西1974年3月18日
录入者按：本文根据旧刊录入，因图书馆钉装时边角位被裁切，故部分文字不能辨认，暂时以□□□代替。
一
为什么“批林”跟“批孔”连到了一起？这个问题必须先求解答。
林彪是“一介武夫”。据毛派给这个过去的“亲密战友”所作的最新介绍说：“他不读书，不看报，对马列主义一窍不通，对中国古代文化也是一窍不通。”这个评语我们相信基本上正确。可是如此一个大兵为什么忽然装起“秀才”来？他怎么会突然尊崇孔子，并且要以“孔孟之道”来对抗毛泽东思想，以遂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呢？
光凭毛派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就可以断定“批林”之所以拉扯上“批孔”，根本不是因为林彪是“孔孟信徒”。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正确的答案应该从林彪一派的反毛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寻找。
在这个文件的第二段中，我们发现如下文句：
“……现在他（按指毛泽东）滥用中国人民给予的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为当代的秦始皇。”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
看了这几句话，毛泽东何以要把林彪硬派成孔门弟子，何以要尊法反儒，何以要为秦始皇翻案，便可以恍然大悟。
这里的理由毫不深刻，它只是中国老手法“请君入瓮”的最新应用；亦即应用着毛泽东喜爱引用的孔门大将朱熹的老话：“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说得粗俗些，那便是泼妇骂街式的战术：甲说：“你是婊子！”乙还口道：“你才是婊子哩！”
许多可怜与可笑的“中国通”或“中国观察者”们，从孔子联想到孔子曾经梦见过的周公，又从周公联想到与之同宗的中国国务院总理，因而断定批孔实即批周，这里的联想未免太过“翩翩”了。
毛泽东和林彪这两个人，究竟谁配称为孔门弟子，□□□□□□□□□
无论从对于孔孟之道的根本认识讲，乃至从有关此道的“活学活用”说，二人的距离都有霄壤之别。我们曾经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从他成为革命家以后的所言所行中，发现出“毛泽东思想”的三大成分之一便是“孔子主义”。这我们相信并无丝毫诬栽之嫌。这是事实，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至于林彪，纵然为了上之所好，跟着“假充斯文”，偶尔从孔孟书里摘引一两句人所熟知的成语，那也只是“鹦鹉学舌”，“东施效颦”，究其实，还是“一窍不通”。
林系的反毛纲领指出了“孔道，马皮，秦法”，却确实对毛泽东的言行作了一个非常恰切的概括。这个概括的创作权多半不属于“林总”，而应归于追随毛氏数十年，日夕与之相处的主席私人秘书陈伯达。
这个评价一针见血，它点着了毛泽东身上的中心“穴位”，无怪他要全身震动，也无怪他要拼命回击了。如何回击呢？从三路反攻：第一，行孔孟之道的不是他而是林彪；第二，他的马列主义绝非皮毛而是精华；第三，秦始皇的法，连同他的焚书坑儒，非但绝不反动，而且是历史的大进步。
就这样，批林批孔的调子便定下了，林彪和“孔老二”的关系给拉上了，“非儒崇法”与“倒孔拥秦”的号角也就吹响了。
二
然则，批林批孔运动的全部原因，这个运动的全部意义就这么一点吗？
非也。这样想便是太过肤浅，甚至大错特错。
使得孔老二和林彪排在一起挨批的直接导因固如上述；但今天毛派要借此批林的机会，大张旗鼓地再打（我们说“再打”，因为五四运动时早已打过了）“孔家店”，却在于远较深刻的原因，在于中共治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
这些矛盾（国际的与国内的）错综复杂，在这篇短文里我们无法备述，这里只想研究其中一点：新制度与旧思想之间的矛盾。
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虽然一次深刻的革命已经胜利了二十五年，虽然新政权在使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做了不少事情；但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说来，中国仍然是落后的。而一切落后现象，无论它属于哪一方面，总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先私后公，先亲后疏，血缘、裙带、乃至乡土、宗亲等关系，以及由此派生的徇情枉法，“后门交易”，馈赠应酬，贿赂公行；这一类毛病，倘在意识形态中寻找根源，都可以说源于儒家的家族伦理观念。因此，任何一个革命政府要想在社会经济方面进行根本政变，如果不同时进行彻底斗争来“打倒孔家店”，那么非但社会主义性的各种建树会遭遇到巨大困难，便是想使国家实现初步的现代化，都会障碍重重，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在中国所害的诸般沉疴中，最严重的该要算贪污了。由于生产力的长期停滞，贪污腐败早已成为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个致命的毒瘤。远的不论，就拿国民党来说吧，它在抗战胜利后，如此意外地一败涂地，原因固然甚多，而其整个制度的陷于贪污腐败之中，却总是重大原因之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建立起全国政权，在其前进路上所遭遇到的重重困难中，如何防止与克服新政权中的贪污病症，我们可以好不夸大地说，也是最大困难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运动：从“三反”、“五反”、“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其目标虽然不是全都为了与贪污作战，但反贪污至少是它们共通的一个目标。毛泽东的所谓“不断革命”或“继续革命”，他的所谓每隔若干年便要来一次文化革命，这意思如果就客观原因来解释，也都是中国这个传统的慢性的贪污绝症迫出来的。因为毛泽东就算不是为了中国革命的利益，仅仅为了他个人和少数私党的利益，都必须发动不断斗争来反对党政机构中的贪污腐败；不然的话，国民党前车可鉴，不消十年，中共这个统治会根本垮掉。
“文化大革命”在反贪污方面，究竟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它到底是正是负，是正数多于负数，还是负数多于正数，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不想在此地计算这笔账。这里我想指出的只是：当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正在进展时，一些明显的贪污腐败分子总多少敛迹些，明显的贪污现象也相对地减少些，甚至某些官僚的特权都受到点打击，级别悬殊的薪给与待遇也有所缩小。可是自从“文化革命”中的真正群众受到镇压，“过左的”与“无政府的”份子遭受迫害。国内外政策日渐“正常化”以来，才过了二三年“太平日子”，那个暂受控制而未曾根治的绝症，却立即与普遍地再度恶化了。在目前中国的□□□□□□□因为中共不会供给我们这方面的真实材料，但即使从官方严密检查过的报道中，我们都能看到如下现象：党和国家机构中大批旧官僚复职，资产阶级“开明分子”在政教领域中再趋活跃；教育机关（自然包括其它机关）“走后门”现象盛行，工矿企业中待遇级别再见扩大；乡村中旧风俗旧习惯（特别如婚嫁方面）再度时行。所有这些象征，都令人确信那个危害中国社会的传统癌症又作怪了。
毛泽东及其私党首先为了自保起见，非再搞一个运动来加以对抗不可。
这客观需要，配上毛泽东主观的愿望（回敬林彪们扣上头来的“儒冠”），于是将那由“批林整风”运动发展而成的新的“反四旧运动”，加上“批孔”的名义而大力推行出来。
三
那么毛泽东的“批孔”是完全虚伪的了？这又不然。正确地说，它是半真半假的。所以是半真，因为毛泽东不会不懂得孔子思想不符合于中国现代的要求，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要求。作为一个革命者，毛泽东当然要真心反孔，所以会有另一半的假的，那是由于下面这两个情况：第一，毛泽东思想上的“初恋”是孔子主义。这个“主义”进入到他的潜意识中，根深蒂固。正如我们在一本专门谈毛泽东思想上的书中所说（《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1]），这个先入的孔子主义，虽然经过有意识的否定，却仍然盘踞在毛的整个思想当中，继续起着作用。第二，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不但浅，而且错，它是属于斯大林“修正”过的货色，其中排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工人民主的实质，代之以极权的、官僚等级制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反革命的内容。
上述这两个特殊情况，使毛泽东的反孔终于要成为一种虚伪的运动。因为毛泽东历来主张和实行的那种极度专横的官僚制度，他那些名为马列主义的所言所行，实际上符合孔子那种等级分明、上下有别的反动学说，而且实际上还是孔子学说中最反动一面的保存和发挥。
毛泽东于“批孔”同时，大捧“法家”，大捧秦皇，便是他假反孔真拥儒的明显证据。
我们不想在此地讨论儒法之争，也不想讨论我们对中国社会演进史不同于毛派（亦即斯派）的看法。这里我们姑且承认毛派关于儒法两家的认识是□□□□□□□作用（前者保守而后者进步）[2]可是就整个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这点不同根本就不会有过什么意义。我们知道，自从汉武以还，中国历代王朝“牧民”的原则，都正如清朝一位著名学者（汪中）所指出，是所谓“表儒里法”的一套。这就是说，它们表面上都以孔子的“仁政”相标榜，骨子里却都厉行了秦皇式的虐政。因此，这二家久矣乎相辅相成，绝非相拒相斥。所谓“专儒”或“奉法”，在被治的老百姓眼中，从来只不过是“仁政”为名的虐政，或公然声明“不行仁政”的统一虐政罢了。
其间容有伪君子与真小人之别，可绝对谈不上“反动”与“进步”的不同。何况经过历朝统治者有意识的长期糅合，“伪君子”与“真小人”早就“合二为一”，水乳交融，根本没法分别。
毛泽东如今要将儒法化合物“一分为二”，“批儒而崇法”，“抑孔而扬秦”，其用意无非要藉秦始皇这个“进步”僵尸，招还孔老二的反动魂灵罢了。
毛泽东越是如此“批孔”，越是洗脱不了林系加在他头上的“行孔孟之道”的指控。
四
毛泽东想靠着这个样子的“批孔”运动来灭消“四旧”来防止党政机构的官僚主义堕落与贪污腐化，显然是“缘木求鱼”，不会有认真的效果。不，它甚至会，而且一定会，产生出反效果来。
目前中国的广大群众，不论上下左右，一般都厌倦了毛泽东层出不穷，接二连三的所谓“继续革命”。闻运动而色变，见斗争而心惊，实在不只以右边向“修”的坏分子为然的。即使是工农劳苦大众，它们非常不满意形形色色的官僚统治，却也十分害怕这种运动。因为二十余年的经验告诉他们，一切运动都表里不一，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它们虽然能拍死一些苍蝇，甚至也会打倒几只较小的老虎，然而结果呢，总是拍苍蝇的与苍蝇同归于尽，或者拍苍蝇者更加遭殃。而小老虎的被打，总是为了那只最大老虎的利益。对工农大众来说，在运动中虽然不是一无好处，而到头来他们总还是依然故我，依旧吃苦，或吃更大的苦。特别辛酸的是这次规模巨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为在运动中确曾唤起过群众的巨大希望，到后来，真的革命者遭到残酷的镇压，使群众失望得更大更深；而今而后，他们确有十足理由把毛氏的任何运动当□□□□□□□表，或以孔老二作护符的一切腐朽思想与陈旧习惯，当然要彻底加以清算，打倒。但是，这些工作，如果要做得认真有效，那末至少要像毛泽东自己所说，它们必须进行得“光明正大”，必不可搞“阴谋诡计”。绝不应许把工农大众当作“阿斗”，当作只“可使由之”的“愚氓”，更不容许把老百姓玩弄于“全智全能”的“最高领袖”的手掌之中，任凭少数人的意思来三收三放，捧捧打打，作为紫禁城内权力斗争的简单工具。
因此，如果毛泽东与中共的领导者们真的要想医治中国社会上那些传统的沉疴，首先必须要把政权真正下放到工农群众中去；必须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建立起真正由群众决策，由群众当家，并且由群众进行监督的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这也就是说，必须建立起列宁时代实行于苏联的那种工农兵代表议会制度，让工农劳苦大众不是在空话上而是在事实上发挥自下而上的领导作用，让他们以自觉自动的集体力量，去一方面扫除一切领域中的旧思想与旧事物，另一方面积极建立起新思想与新事物。
因此，“批林批孔”运动的真正胜利，与反对毛泽东的“孔道、马皮、秦法”的斗争分不开，与中国工农大众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分不开。
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74年第四期，1974年7月10日出版。发表时署名「耕莘」
[1]参见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毛泽东思想论稿》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录入者注。
[2]作者注：目前拥法反儒的理论根据，完全建筑在两个前提之上：1春秋与战国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交替时期；2儒家代表旧的奴隶主，法家代表新兴的封建地主。我觉得这两个前提根本就说不通的或至少是带有极大争论性的。首先我们认为将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硬纳入西欧历史发展的诸阶段中去，不是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承认亚洲国家有其历史发展的特点；其次，将秦王朝那种专制极权的大一统制度说成为典型的封建国家（即等于西欧的中世纪），也显然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个问题太专门，我们这里只以指出上述几点为限，异日当以专文讨论。
墨绖而歌录入 |
双山、一丁：必须从中国T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向第十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一个讨论大纲（197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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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从中国T派的失败中吸取教训
——向第十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一个讨论大纲
双山、一丁（1973年9月）
1．在中国三次革命中，一向奉行史大林错误路线的中共获得了胜利；一向服膺托洛茨基正确路线的中国T派却未能胜利，不，甚至还未能认真投入战斗便遭到了失败。
这个事实需要研究。
当这次革命在中共的领导或控制之下，在1949年获得了全国胜利之时，甚至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T派始终否认它是革命的胜利，同时又否认由中共建立的政权是某种意义的工人政权。
这个事实也需要检讨。
不但为了理解过去，而且为了帮助未来（这是更加重要的），我们的整个国际都必须研究和检讨中国同志失败的经验，必须从他们的经验中找出教训，以便其它国家（主要是落后国家）的T派不致再犯同样错误，以便他们在将来自己国家的革命中能够胜利。
中国同志中间有少数人（主要是彭述之）认为我们过去无论在战略上或策略上都是「一贯正确」（即使有若干错误也极不足道），认为史派之所以胜利与我们之所以失败，仅仅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一些特殊条件」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我们之故，因而拒绝对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作探入与虚心的研究——这，在我们看来，不但是可笑与错误，而且是对于革命的直接怠工。
2．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恰恰说明了不断革命论的完全正确。这个事实，今天已不仅为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认识，而且连中共的领导层都不得不暗自承认的了。
我们这时代的一些特点，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所形成的特殊阶级关系，便发生于此类国家中的革命只能依着两条路走：或者依照不断革命论（在民主革命中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此完成民主任务并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前进而取得胜利，或者，依照史派的革命阶段论（以多阶级合作的「民主政权」先完成民主革命，然后再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前进而陷于悲惨的失败。
不过关于这一个问题，我们不拟在此多所阐明，因为它在国际T派中并无不同看法。
这个提纲也不将讨论如下问题：中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说在客观上被迫地走了一些不断革命的路子？为什么毛泽东们不因此而变成为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而且仍然坚决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既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者可能不自觉实行一点不断革命，为什么还需要T派的单独存在与努力？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国际T派中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过，为了讨论的简短和集中起见，也不拟在这个提纲中提出。
3．这个提纲只限于讨论上面所提出的两个问题。
错误的史派何以会胜利，正确以T派何以反而失败。对于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客观革命过程的压迫下，中共能够在实践上而非思想上，多少抛弃史大林主义的教条，能够多少依了不断革命的路子走，中国T派却不能在实践上多少改变自己一向确定的工作方法，我们把革命斗争始终只限于一种特定形式，这乃是一胜一败的主要原因。
中国T派过去无疑是有正确的战略路线；但是没有实现这条路线的合适方法，具体说来，情形如下：
从我们的基本战略方针出发，中国T派坚守了这样一条工作路线：集中力量于大城市，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组织，以革命民主要求为基础，发动并领导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由此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强大的革命党，并由此去推动全国城市和乡村中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起来革命，推翻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
根据这一条工作路线，我们对乡村贫农斗争的看法是：只有通过城市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给与农民以政治影响和领导；只当城市工人阶级已经拿起武器之时，农民的武装斗争才能有胜利的可能和前途。
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暂离城市，我们不惜代价要在工人中活动，同时我们坚决反对分出力量去直接从事农民工作，更不许参加或领导农民的武装斗争。
这个工作方针和我们的战略方针相符，因而在理论上完全没有问题。
问题的发生乃在于这样的事实中。中国第二次革命后及革命局势下的具体情况，使我们的工作方法「无用武之地」，产生不出任何结果来。
4．踏进三十年代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独裁统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它便在全国诸大城市（特别在上海）开始组织和实施一种最初取法格．柏．乌，后来抄袭纳粹的、大规模、群众性与「科学化」的对付地下革命工作的恐怖镇压运动，随着反革命形势的加深，这架反革命镇压机器越来越厉害，越来越收效，它几乎完全铲除了大城市中的地下革命活动。拿中国托派在上海的工作来说吧：自从1931年5月（中国托派统一组织成立）起直到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我们的全国中央机关一经成立便立即遭到破坏，差不多每半年便遭受一次极严重的摧残，以致到了抗日战争之前，我们的地下组织虽然始终不绝，但只能说是「如缕之续」，谈不到发展，更谈不到发展成一个群众的党。
那时候，广大的农村中有相当普遍的农民斗争，在乡村里反动统治也比较不那么厉害，我们原本可以到那些地方去开辟战场的；但我们坚决反对这样做，因为我们觉得它是违反我们既定的工作方针的。
5．中共当时在城市中的遭遇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受到更严重的摧残。他们原则上要在大城市工人阶级中工作的决心也跟我们一样（所谓「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毛泽东在好多年之后才说出来的），只因他们不是原则的空谈家，而是实干的经验主义者，因此，当城市工作到了无法展开的时候，他们便倾全力在乡村中开展工作。利用那里比较有利的条件，大力发动土地革命。又因土地革命的性质使然，不得不一开始就从事武装斗争，以致中共虽然由于史大林根本错误的关于中国局势的估计，受着时而极左（盲动），时而极右的政治路线的影响而遭受过无数惨重的失败，但是到头来，他们终究造成了而且保存了一个数量大，组织严，行动性强的政党，同时又造成了，而且保存了一支能征惯战，政治觉悟远较国民党军队为高的武装部队。
中国史派保有这两个支点，一直等到抗日战争与世界大战这两个「特殊条件」出现，他们便能利用这些「特殊条件」来取得革命胜利。
中国T派就是因为缺少这两个支点，以致虽有正确政纲，虽然也遭逢到同样的「特殊条件」，却不得不白白让它们被别人利用了去，自己只好站在事变之外。
6．在1931-37年期间，中国T派紧守城市岗位，专心工人运动，为此不惜付出巨大代价，在重重打击下绝不考虑变换工作地区与对象，这在原则上说来无可非议，这情形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在那个时期，革命实践的经验终究不曾给我们指出过可以保证工农革命胜利的其它道路，而且真要进行武装斗争，对我们当时那样的宣传小团体，在事实上也确实极难开始的。
不过到1937年8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局势整个变了，一方面是沿海工业城市尽被日军占领，大部工业陷于瘫痪；另方面，则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了内地，政治生活完全以战争为枢轴，一切社会矛盾透过了战争问题表现出来，此时武装斗争成了唯一可行的斗争（放弃这项便是放弃任何斗争），而革命者想要接近武装是相当方便的；这时候，中国T派的领导机关仍死守在陷敌的上海，留在英法当时还保有的租界上空谈拥护抗战，毫不计划在行动上参加战争，藉以拿起武器，藉以在战火中建立起一个战斗的党，在战火中培植与增加自己的力量，这至少在今天的回顾中，应该坦白承认是大大地错了。
7．反对者当然会提出如下理由：首先，我们当时的力量单薄（又不像中共那样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不可能从事武装斗争；其次，纵使能够参加，其结果也决不会于革命有益，因为没有城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本没有前途。退一万步讲，假定那种游击队伍确能成长发展，假定在武装斗争中又能造成一个强大的党，那对革命说也没有用处，因为所造成的只是一支代表农民利益的武装力量，其领导也只是中共一样的农民政党。
这样的反对理由，我们认为站不住，而且已为事实所驳斥了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国内外斗争的客观的压力之下，我们的正式立场（反对「军事冒险」），虽然丝毫未变，但是有个别的同志（例如山东的王长耀同志和广东的陈仲禧同志）却曾经在这个压力之下改变了斗争方式的，他们参加了并且领导了抗日游击战争，延长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曾经有相当发展。不错，他们最后都被敌人击溃了，但至少他们的行动证明了我们如果决心从事武装斗争，并非绝无可能的；再若他们的行动不是个别的，而是由组织领导并计划的，其结果可能很不同的。
要想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与中共这三方面的敌对的倾轧中，进行独立的抗日革命游击战争，不用说极端艰难的；但它绝对不是注定要失败的，而更为重要者，当时（特别在太平洋战争后），我们在敌人占领区中，不仅一无可为，甚至连起码生活都不能维持（例如留在日占香港的寒君同志竟饥病而死），更说不上其它工作了。那末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鉴于当时中共的东江纵队（广东）与浙东新四军的单独成长的情形，我们绝对不能肯定说，即使我们有计划与有决心去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也一定逃不了失败命运。
说在农民游击战中，革命者无论如何建立不起或无法保持一个多少代表城市工人阶级利益的党，藉以领导农民军队，走上革命道路——这说法在当时我们确实不能对它在理论上提出异议；可是时至今日，让我们看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连串革命经验之后，应该说这个断语是并非绝对的了。
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中共性质的认识问题有关；而对于中共性质的认识问题，则与我们为什么不能及时认识中共胜利之性质问题分不开。
8．我们所以会在长时期内不肯认识中共的胜利是一种革命的胜利，主要因为我们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而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根据近代革命的历史经验，依照不断革命论的看法，那是绝对不会领导一次革命达到胜利，更不必说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了。
过去我们所以认定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主要根据于如下的事实：自从1930年代初期以还，中共被迫离开了大城市和工人阶级，转移战场到农村中去，他们把自己的力量主要建立在农民身上，让农民成分占据了中共党员中的绝大多数。后来，即在1935年以后，当中共的政策从极左转变为极右之后，我们便愈加肯定地说它已堕落成为一个农民政党（注）。
我们这种对中共的看法，乃是为我们所坚持的那条城市工作路线的一种应用。这样的判断，在当时就理论说不能算是错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来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都根据于其党员的社会成分及其政治立场这两个标准。不过在事后的回顾中，我们应该承认，当时我们关于中共阶级性的原则上的估计，并不曾仔细将它和中共的实际行动相「核对」。当我们看到中共的实际发展，再加上南共与古巴的经验之后，我们应该承认，过去我们断定中共是一个农民政党是错的。
9．我们不但要坦白承认这个错误，而且还要从这个错误中认识这样一个事实：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一个决心要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组织，只要它有一个革命政纲，切实进行革命活动，具有相当长远的革命传统，在国际上与别国的工人革命党保持着兄弟般的联系，在组织路线上始终注意阶级差别，而且充分准备一有可能便大量吸收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党——具有这样条件（或品质）的组织，其工作地区并非一定要无时不离城市，其党员的争取对象也并非要无时不限于工人，其阶级性质仍可在相当时间内保持不变的。
如果客观条件好，我们享有充分自由来安排工作，那末不用说，我们要将自己的党的基础打在城市工人区中，要努力吸收工人阶级的先进份子来作党的骨干与领袖；但若客观条件非常不利，有如当年的中国与目前的一些拉美国家，我们根本无法在城市展开工作，那末于万不得已中，在不放弃城市工作的原则下，到乡村中去另辟一个战场从事长期的游击战争，在斗争中吸收半无产阶级的雇贫农入党，这在某些落后国家中，并非不能，甚至是唯一可能，建立一个革命政党的。这样看，我们并无违反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路线。
10．综上所述，可以归结如下：
A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中国T派在客观上体现着不断革命论的中国革命中，未能获得胜利，主要因为我们在斗争方法上犯了错误。
在漫长的反革命年代中，中国T派之坚持原则与忠于理想以及对于革命的献身精神，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但对于革命斗争形式的选择和应用，却未能做到列宁所说的：「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形式」，而且不能「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个问题之上：1．当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最猖狂时期，大城市工人区的地下革命工作完全不能展开，这时候我们却根本不愿意，也不懂得分一部份力量到镇压较轻，斗争条件较好的地区（无论城市或乡村）去建立组织，开展工作。2．对于当时普遍兴起的贫农武装斗争，我们采取了纯粹消极态度，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T派不在事实上参加与领导武装斗争，更使我们自立于全国政治生活与革命斗争之外，因而注定了我们被摈于战后的政治斗争之外，注定了中国T派的终于失败。
B我们固执地（事后想来是机械地），以为工人政党必须严格地与绝对地在城市工人区域从事工人斗争中建成。这个立场一方面使我们无从考虑斗争形式的变换，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共（它改变了斗争形式与斗争地区）的阶级性质。
事实上这是一物的两面，因为我们真诚地害怕变成农民党而不愿在任何条件下改变我们的斗争形式，我们便将业已改变斗争形式的中共判定为农民党。由于这个错误的判断，使我们犯了不少由此而生的错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便是当革命已经胜利很久之后，我们还不认识革命。
C从中国T派的这方面的消极经验中，我们应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只要政治上与组织上能坚守革命的阶级路线，那末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之下，主要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集团，一时被迫离开城市与工人阶级，去组织并率领广大贫农进行革命的斗争，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也可能（当然不一定）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在这样的党的领导之下，农民的武装斗争也不是没有胜利前途的。
D从这个教训中，我们还应该确定这样一个一般性的论点：落后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及其政治路线正确的保证，正像这些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事业一样，不能凭着单独一个国家内的阶级关系来提出，而要由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成长和成熟来提出。正如建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前提，并非单独与直接地在于中国一国之内发生了现代无产阶级一样，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也并非单独与直接地由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来决定和保证，它同时是由全世界工人阶级，特别是由苏联、英、美、法、德、日等国的阶级兄弟的革命斗争，与先进意识来决定的。因此，在一国范围内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者为了不得已的原因，暂时离开工人环境不一定会立即丧失其无产阶级的意识，采取不以工人为主力的斗争形式（如农民游击战争），也不一定会违反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
1973年9月
〔注〕彭述之说：第一个说中共已变成为农民党的是托洛茨基，他举出的证据是1932年9月22日托氏「再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其实彭是误解了托氏意思的。该信内容这里不谈，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一个事实：1923年9月，那时国际T派还自居于共产党内一派，托怎能说我们乃其中一派的中共已变成农民党呢？ |
王凡西楼国华：香港区工作纲要（197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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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区工作纲要（1973年3月）
王凡西楼国华
1.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中国不承认它是殖民地。理由是：一．它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它虽然被英国占领了一百多年，但他们不承认这个由帝国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结果；二．中国政府目前是暂时容忍英国继续统治这个地方的。一到时机成熟，便将经过谈判，予以收回。
不管中共所持的理由是否正确（注）；但总不能面对香港过去是、目前仍旧是英国殖民地这个事实。因此，要谈我们在香港工作的方针，不能不以此一事实为根据，针对着这个事实。
2.既然是英国殖民地，那末香港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大众的主要斗争对象是殖民当局，他们斗争的最大目标，是要将香港从殖民地统治中解放出来；使那占香港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从被奴役地位变成主人地位。
不论从那一立场来说，我们都反对让英帝继续做香港的统治者，因为英国统治香港，绝对不可能为了香港居民的福利，而仅仅为了剥削、榨取这个地区的人民，藉以缓和陷于分崩离折，垂死挣扎的大英帝国的深重危机。
3.要使香港脱离殖民地地位，意思是否说要请中共立即以军队解放香港呢，还是主张让香港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以为二者都不是。中共如果已决定用武力收回香港，毋须我们邀请。如果它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我们的请求无用。而且，真正解放香港，如果意思是说：要使香港不但成为由中国人自己统治的香港，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代表着充分民主与社会主义的香港，这就不能由解放军的开入来解决，因为中共在中国大陆上的统治表示出，它是非常极权与严重官僚化的。因此，我们必须声明，解放香港，首先是香港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者自己的任务。我们应该将这个任务，和北京人民政府的收回香港这件事分开来。
那末这是否说，我们主张成立「独立的香港国」？绝不，无论从民族观点，从现实的政治观点，从整个中国革命前途这个观点看，「香港独立」这个主张都是毫无根据，而且绝无现实性的，在客观上，它祇能成为大英帝国延长其殖民地统治的一个虚伪的幌子。「香港国」的虚伪将十倍于「新加坡国」，而其反动性则十百倍于「台湾独立国」。
4.关于香港（包括澳门）的前途，我们作如是观：香港的工人阶级要率领一切劳动者，以及全体不愿做役奴的小资产者，反对殖民统治，乃至从这个统治之下完全解放出来，藉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非官僚化的地方政制。总于这种政制将来与中国其余部份的关系如何，它将立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抑将力求保持自治地位。则须待届时的实际情形来决定。
5.依照北京现当局的政策，在它自己决定未收回香港之前，与其让香港被香港的劳动群众所解放，不如交托在帝国主义者手中更为稳当。因为解放香港的革命，不但会妨碍中共与英美亲善的外交政策，会损害到他利用香港来赚取外汇的经济政策，而更重要的它会唤醒全中国的，特别是临近香港的广东省的劳动者起来，会不利于中共当权者的官僚统治。因此，如果香港真正发生反英的群众革命运动的话，北京多半会通过它在香港的直接代理人，并且会联合英国当局，竭力扑灭革命者。
6.因此，香港本身的革命前途与中国工农大众反对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分不开。这二者是有密切关系，同时也相互影响的。香港如果发生推翻英帝统治的，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将会推动整个中国反官僚革命的前进；另方面，祇有在中国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兴起并获得胜利的条件下，香港的由民族运动引发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胜利完成，并且使解放后的香港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自愿归属的部分，使它的胜利的果实不致为极权官僚的统治所吞没。
7.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以为，香港革命者最迫切的重要任务，在于利用目前香港比较特殊的条件，一方面根据当地实际的要求来教育与组织工人与一切劳动大众，引导他们走上反殖、反帝与反资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却要密切注意国内革命与反革命二类势力的斗争，要密切注意国内工农大众与一切革命者的反官僚斗争，要设法和他们保持联系，要在理论上与政治上总结出一个重大事变的经验，藉以具体地宣传在中共治下进行革命的需要的方法，更重要的，要将这两方面的任务紧密地联系起来。
8.在进行这二位一体的斗争，有一个基本认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主张在中共内部进行政治革命，但我们完全肯定在中国革命中曾经完成的有关国家的社会主义性的改造，特别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土地私有制的取消等等。我们不但肯定这些成就，而且要坚决地保卫它们。因此，当我们号召在国内实行反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时，绝对不是，也绝对不能站在垂死的国民党与英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而要站在彻底社会主义的与工人民主的革命立场上。依我们之见，中国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恰恰就是从内部去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及其前途的一种方法。
从这个立场出发，得出了我们在战争中保卫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这态度具体地应用于香港，那就是说，将来如果在中国和仍受英帝控制的香港之间发生战争，我们无条件站在中国这一边。（除非那时的问题已经是关于一个由革命产生的自治的香港，而中国又完全处于官僚统之下，牠的军队的开入是为了破坏革命，那末我们当然要保卫革命的香港。）
9.要将上述方针在行动上实行出来，要完成所有这些任务，香港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首先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在思想上与行动上去锻炼自己。这个组织必不可局限于香港一隅，它必须以全中国为对象，以整个中国革命的任务为目标的。目前的香港组织祇应作为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用说，这个组织如要强大巩固，如想在群众中扎下基础，如想在事变中发生真正作用，它必须学会不是先拿远大的前途来空喊，而是要面对目前香港这个现实，要站在目前香港民众（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真正要求上，耐心地、切实地与他们一起斗争，在斗争中与他们一起成长。
离开了这个起跑点，一切有关中国与香港的长远理想都会落空，都无由实现。
10.因此，不论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革命或者为了准备香港一地的反殖、反资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都必须规定出一个正确而可行的过渡纲领。
不过这样一个纲领显然不是某一个人所能草拟的，它必须汇集多数人的智慧和经验，在不断摸索与不断经验中纔能完成。
在这里，我只想提出若干建议，作为受朋友们讨论的基础和参考。我们希望经一个相当时期（最好几个月）的讨论，能终于规定出一个为香港革命社会主义者共守共行的过渡政纲。
11.为了简短起见，我不想在此详述1949年中共解放全大陆以来，香港所发生的变化，以及香港民众在思想与政治态度上的变化，概括的说，由于中共的胜利，香港这个人口不足百万，主要仅仅是转口贸易港的商埠，一变而为人口超过四百万，而且经济上成为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国际都市了。香港地位的变动，意味着它革命力量及其可能及于临近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影响力的大大增加。
香港民众思想上与政治态度上的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自1949至50年代之末，这是人心普遍倾向中共，工人们与港英斗争颇为激烈的一个时期；第二，自50年代末至1968年，此时由于中共实行「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一连串极左冒险政策的结果，香港人普遍右倾，其中有的转而拥护国民党，有的效忠港英，而绝大部分的民众，包括多数工人与学生，则陷于政治的痲痹冷淡症中。
自从1968年后直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第三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由于中国与全世界的种种事变的刺激，特别由于世界规模的反越战运动和各国学生革命运动的影响，香港的学生和工人也开始脱离着政治的麻木状态，逐渐走上斗争的道路。这个过程，一直继续到现在，其趋势还正在加速与加大中。
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就是在于如何使开始觉醒的人们有意识地走上我们上面揭橥出来的斗争道路，乃至如何使他们走向我们所提出的斗争目标。
12.为此目的而规定具体的斗争要求，暂时祇能指出几个方面，请大家参加意见，以便凭集体之力定出一个完备的纲领，这个纲领，我个人以为应包括下列诸点：
一．工人方面：要求由全体工会会员实行民主选举，改选领导机关；反对官僚把持工会；由工人编制生活指数，依指数逐月调整工资；保障就业；实行退休养老制度，男女同工同酬……
二．学生方面：反对奴化教育；反对由教育官钦定教科书；任何学校一律待遇……
三．小市民：反对勒索小贩；保障居住权利；实行无息货款……
四．一般：争取以中文为第一法定语言；反对高地价；反对补地价；组织住户联合会，由该会决定房租；反对拿香港人的钱送去英伦救急；反对虚伪的选举；实行香港市民（凡18岁以上）普选；成立真正代表民意的赋有实权的立法局；反对以香港作为美军舰队的侵略基地；言论，出版，集会，示威自由；取消所谓「递解外国人」的法律……
当我们在上述战斗要求上，在香港劳动大众与青年中进行教育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时，不用说，必须经常与国际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特别要与日本等地的亚洲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我们一刻钟也不应该忘话，香港革命的胜利前途，首先与全中国工农的反官僚革命的胜利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1973年3月
注：为了经济与政治的理由，中共目前不愿意收回香港，光看这件事本身，我们不会亦不应责备中共。一个革命的政府，在其实行政策之时，自有主动决定其应采步骤的权利，且亦有其必要。可是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如同它在其它许多问题上一样，为策略而践踏革命原则，甚至与港英联合来反对革命者，那就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和揭露的。
作者注：这文件曾于当时向「70年代」提出，可惜「70年代」成员尚未成熟到能接受这纲要的程度，现在重新向「研讨会」提出，至少希望能引起参加者的注意！
（原载1970年代香港出版的小册子《我们的意见》，署名双山、一丁） |
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兼答彭述之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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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
——兼答彭述之夫妇
第三次中国革命（注1）胜利（就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意义说）到现在，已经快24年了；但是据我个人所知，关于这次革命胜利的原因，尤其对于中共何以胜利，中国托派何以未能胜利这样的问题，在国际朋友中，却一直不曾有过充分研究和满意的解答。
愈来愈多的人同意：中国革命具有仅次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但是人们对于中国革命经验的注意和研究，却远远不及过去对于俄国革命所发生者。这实在是一件抱撼的事。
在过去20年中，中国托派曾经写过许多文章，谈到他们对于有关中国革命诸问题的看法。可惜因为文字上的隔阂，其中最大部份都不曾为外国同志所知悉。
彭述之因为有幸生活于国外较佳的环境中，更有幸获得一些外国朋友的帮助，以致成为唯一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能够将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告诉国际朋友，能够将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拿来和朋友们讨论。
但是非常不幸，他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和他从中所吸取的教训，根本不能代表我们大多数托派的意见。他的许多意见是错误的，他的一贯立场是偏右的；而更为不幸的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总是从个人出发的。他通过他的夫人，借用他夫人的名义，企图将整个中国托派运动的史实，虚构成一部彭氏个人“永远正确”的光荣史。
为了让人能正确地知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让国际同志能从这个经验中取得正确的教训，也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国托派的可信的历史，我们必须设法打破这个言语的障碍，和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在这一篇文章里，我主要将针对彭氏意见，讨论中国革命的教训，讨论这些教训和今后世界革命战略的关系。至于有关中国托派运动的真相，特别是以彭碧兰名义所写二文（《回顾我和彭述之共处的年月》与《中国在游击战问题上的真正教训》）中所虚构的事实，除了本文后面附录的几封信札之外，本文不拟涉及，我将以专文来另行讨论。
从一个事实谈起
要谈中国革命的教训，必先指出一个事实：当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主要中共领导或控制之下，并且主要以军事斗争形式（内战），在1946-1949年期间，彻底击溃了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取得了最后胜利之时，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无一例外地，不认识这个事实的意义。他们不仅在事前与当时，而且在事后很久，都不能与不愿承认中国那时所完成的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
这实在是一个难于令人相信的事实。20余年来一直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而努力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天天盼望着革命的来临，天天要促成这个革命，可是当这个革命真正来到时，他们却连认都认不得它，竟拒绝去承认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奇怪的事呢？
一句话，由于革命者的思想大大落后于革命事变的发展。
第三次中国革命的来临及其胜利，无论就革命诸力量的结合说，就革命斗争所采取的形式说，或者就革命所经历的过程来说，显然都和国际托派，特别和中国托派长期以来所怀抱的许多见解和期望相违反。
依照我们的传统想法，中国第三次革命的主力必须是城市工人阶级，其斗争形式一定是工人与城市的劳苦大众在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领导之下，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配合广大农民的土地斗争，以此汇合成一股全国性争民主的革命巨流；其斗争过程则多半是革命先在大城市（特别是上海和南京那样的经济和政治中枢）中取得胜利，先推翻国民党的中央政权，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权，然后由它发动或联合农村的武装队伍，去和那被打倒而未被消灭的统治集团进行或长或短的内战。
这样一幅革命远景，深刻地形成在中国托派的心目中是由来已久的了。
可是后来事实上在中国曾经发生的却采取了如下方式：第一，将国民党的军政统治彻底击溃的那个主要力量，就社会成份来说，是农民而非工人。工人阶级直至革命军队在全国胜利为止，政治上始终消极，组织上始终涣散；第二，领导农民去取得胜利的，依当时我们之见，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党，它们斗争的形式始终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工人、学生和其他民众的种种斗争为辅；第三，革命的过程主要表现为长期区域性的内战，表现为地方性的革命政权和全国性的反动政权之间的内战，其结果是内战的军事胜利产生了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并非因全国性革命政权的建立而开展了内战。显然，这里的事实与我们的预见之间是极不相符的。
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生、发展和胜利，既然与中国托派一向想象的方式和公式如此不符，他们当然要陷于深刻的矛盾中了。陷入这样矛盾中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要想从这个矛盾的痛苦解脱出来，唯有在下面的两条道路中选择其一：或者继续确认传统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因而拒绝承认客观所发生的事变是一种革命；或者，承认中共的胜利代表着革命的胜利，因而虚心检讨自己的立场。
当中共胜利之前与胜利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所有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都选择了第一条道路。大家都坚持自己对革命的整套看法，都否认中国所发生的是一种革命。不过同中也还有异：在消极的否定革命这一点上虽然一致，但在积极地企图了解这个“非革命的”事实的性质上，却大不相同。粗略言之，可以说，曾经有过两个态度，三种看法。第一个态度是：不承认中共胜利是革命的胜利，但承认这个胜利使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方面发生了质的变化（郑超麟同志和我等等都采取这个态度）。第二个态度认为中共之战胜国民党，无论在那一意义上都不曾发生质的变化（彭述之等）。至于那三种看法呢，第一，认为新的中共统治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郑超麟）；第二，认为这个新统治实际上在形成着一个新的阶级——一个集体主义的官僚阶级（笔者）；第三，认为新旧统治的更迭不过是以暴易暴，二者都是资产阶级性的。（彭述之）
郑超麟同志的国家资本主义见解，曾经发挥在一本小书中，直至1952年12月被毛泽东的特务捕去之前，他不曾公开改变这个主张。不过在1950年10月由笔者起草的政治纲领，以及1952年11月同样由笔者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超麟同志却都曾表示同意的，而这两个文件的基本精神则既已和“国家资本主义说”不符，也和“集产官僚主义说”异趣，因为它们都从一个前提出发，即都肯定中共所领导的那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是一场革命，我们基本上拥护这个革命。
笔者停留在“官僚集产主义”的解释上并不久。当我起草上述两个文件时，便已不满足这个新的观点了。首先在实践上，接着在理论上，发现了这个新看法的错误，我便公开承认这个错误，公开放弃了这个错误看法，公开说明我起初采纳和后来放弃的经过和理由，同时，我又公开检查了我们传统立场的正确与不正确的地方，并公开说明了今后中国托派应该坚持什么和应该改正什么。这一切都曾记录在1958年油印的“思想问题”中，这里不多说。
在客观事实的重压之下，彭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大致说来，其过程如下：
1．1950年1月，当中共军队不但违反彭所作的“必败”预言而节节胜利，而且已经在整个中国大陆完全打败国民党军队之时，彭宣布国共内战已到了“决定阶段”。对于中共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他郑重地做了决议，说：“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或工农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便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一种赤裸裸的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此种独裁政权，不论将来再经过什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伪装，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见1950年1月17日彭起草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2．1951年11月，彭开始看出中共的胜利“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甚至是划时代的事实，而且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上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他承认这个胜利是一种“畸形的革命”，承认“我们对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但他同时强调“在国内战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对中共的基本路线，也是正确的。”“即在中共开始夺取政权后我党所提出的政纲（见1949年我党“致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及1950年1月我党中执委会员所通过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与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所通过的政纲也差不多。”总之，他强调过去的一切主张基本上都仍是正确的，特别强调他关于中共性质与中共政权性质的“正确看法”：前者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性的”，后者则是“资产阶级性的”。（以上引文均见彭对国际书记处所作的报告。）
3．1952年5月彭认为有“新的事实”使他相信中共已从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党变成为一个含有“双重性质”的党；中共的政权也已由“不可改变的资产阶级性质”改变成为“双重性质”了。（见彭对第四国际所作报告的“几点补充和修正”。）
4．自从他指出“双重性质”后，便不再给我们指出那个“双重性质”如何变成“单一性质”的过程。在他以后的文字中，彭就干脆称中共为官僚堕落的工人党，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畸形的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了。
彭对中国革命看法的改变，其态度显然与我们的大不相同。他所关心的主要是自己的“面子”，他苦心追求的是如何将事实扭曲来迁就自己的“一贯正确”因此，不管他改也好，不改也好，人们从他那里是得不到任何真实教训的。
我们传统立场中的第一个错误
——对中共性质的认识——
真想改变，真想把错误改变为正确，首先得老实与清楚地承认我们过去错了什么。在主观的认识方面，依我之见，我们首先得承认我们以往对中共性质的看法是错了。我们不承认中共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认为它是一个代表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这是我们一大串错误认识的根源。因为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无法解释何以中共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会坚决领导一支农民队伍；何以它竟能在革命的形势中坚决地以武装斗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统治被推翻之后，何以它竟能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更何以能实行生产手段的国有化等等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的措施。
我们过去怎样会对中共的性质有如此看法呢？这个看法到底错在那里？
彭述之说：这个看法源出托洛茨基，我们不过遵从他的教导罢了；至于那个看法的本身，他说，除非有人能举出充分的事实与“正确的理论”来说服他，他始终认为是正确的。
这里且让我们来看看事实和理论。
说托洛茨基首先“判定这个党（中共）已由工人的党逐步堕落而变成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彭所根据的是托洛茨基在1932年9月22日写给中国反对派的信（《论无产阶级与农民战争》）。
在信里，托洛茨基诚然说过：“中国的史大林派……从无产阶级那里跑到农民那里去了。他们担任了俄国社会革命党还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时代担任的任务。”他又说过：“党在事实上是和它的阶级脱离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说甲政党担当了乙政党的任务，并不等于说甲乙二政党代表着同一阶级的利益。说某一政党脱离了它的阶级，也不等于说它不再代表，更不等于说它永远不再能代表它的阶级。而更重要的，这通篇文章是在事先研究农民斗争发展后和工人阶级可能发生的关系。作者所着眼的主要是未来的可能，而非当前的事实。对于史大林派的看法亦然。所以托洛茨基在同一信中说：
“官僚的中央派和中派一样，是一个没有独立的阶级支柱的。但是在他作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时，不得不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使他们和无产阶级作对。这样，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史大林派和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其本身将具有一个内在的倾向，转变为阶级斗争。中国革命事变的发展，会使这种倾向达到一种结局，就是史大林派领导的农民军队，和列宁派领导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之间的国内战争。
倘若，为了中国史大林派而使这样的惨剧实现起来，其意义将是这样，史大林派和左派反对派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小派别，而变成了两个敌对的政党，因为各个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同了。”（以上的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上面这段文字极其清楚，托洛茨基绝对不曾断定当时中共已经是一个“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他十分明确地说中共是“两个共产主义的小派别”之一。“倘若”中国的史大林派在未来的反布尔雪维克——列宁派的斗争中，“乞助于右派”，“乞助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那末中共便不将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小派别，而变成阶级基础不同的敌对政党了。”这里显然是从假设的情形出发，显然是指出未来的前途。所以接下来托洛茨基说：
“虽然，这样的前途是不可避免的吗？不，我并不以为如此。”
可是彭述之却把托洛茨基有条件的与可能的前途硬说是对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的肯定了。
再说，托洛茨基这封信写于1932年9月。可是凡是稍稍知道第四国际历史的人都知道，一直要到1933年7月，托洛茨基才第一次提出要为建立新党与新国际作准备。在此之前，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管是否已被共党开除）始终自认为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终承认共产党（不管怎样堕落）还是能够由改良途径而回复到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组织。然则托洛茨基又怎能在1932年9月便断定中共已变成“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呢？
可见彭企图叫托洛茨基负起我们对中共认识错误的责任，显然是出于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不符事实。
至于中共在其长期的存在中（至少自1933年至1952年），是否实际上是一个代表农民的政党呢？在事后的检讨中，我认为不然。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思想问题”上谈得很多，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使我们倾向于否定中共之为工人阶级政党者，曾经为了两个情形：（一）1934年以后中共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党的基础整个建筑在乡村农民身上；（二）1937年起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名义之下实行投降，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放弃阶级斗争。这两个情形，对于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政党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环境，放弃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政纲，自不应再有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但这只是抽象的与原则的判断。更确切些说，这只能作为原则性判断的假定。至于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完全正确，那还得看这个政党的一些具体行为与具体实践。
“在过去，我们对于史大林党的性质的判断，似未能以具体事实考验那些比较抽象的原则判断。”
“今天我们在回顾中，我以为应该指出曾经被我们忽视了的几个事实：（一）中共之完全放弃城市，并非出于自愿，亦非依照计划，它乃是国民党反革命特务迫害所造成的结果。因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为根据于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一种新政纲的实现；（二）退到了农村的中共，在文字和口头上都始终不曾放弃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纲，并且在事实上，他们在农村中继续发动阶级斗争；（三）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服从蒋介石领导，信仰三民主义。这本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事实发生的当时，我们及时揭发了这个转变，并指出它愈陷愈深的屈膝倾向，这当然是必须的。但事后我们应该肯定，中共那次叛变，由于较复杂的原因（我们——代表马克思主义的一派——的揭发和批评亦为原因之一），却不曾走到它逻辑的尽头，幸而止于策略性的玩弄；（四）无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在“联合政府”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严密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其成员的吸收也始终不曾取消阶级性的限制。
“上述四个事实我以为是脱离了工人阶级、且有一时期曾经宣布自己信仰三民主义的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重大原因。”
我这样关于中共性质的看法的再检讨，与彭的方式完全不同。我是说，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与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的判断只根基于抽象的原则，而忽视了具体的事实。因之我们应该在事后承认：中共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的倾向”，它还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一个政党，因之它能够利用第三次中国革命的形势，完成了一系列的革命胜利。
依据彭述之之见，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是正确的。因此说中共的胜利决不意味着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也是正确的，说由这个政党所建立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性的政权”则更是“正确的”；但是后来，在客观事变的压力下彭不得不承认中共是一个工人政党，不得不承认中共所建立的国家是一种工人国家了。怎么办呢？要怎样才能既无害于“正确”而又能“修正”明显的错误呢？彭便借助于“事实”这个法宝。他举出了如下事实：中共在“两年余来确已增大了工人党员的成份，并在土改和反贪污等运动中加强了工人倾向……”以此证明中共之由一个“农民和其它小资产阶级”政党“走向工人党”，也以此证明中共政权之由“资产阶级性”走向“双重性”，后终于走到了“堕落的工人国家”！
当彭列举这些“事实”之时，可惜不曾问问自己：两年多前这个同一政党以武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个事实，为什么不足以使他重新考虑中共的阶级性质？难道政权问题不是革命之最中心的问题吗？难道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这个事实，不比革命发展中其它任何事实都更有决定性吗？
彭和中国所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一样，错认了中共的性质，可是他没有其它同志坦白认错的勇气，企图以偷天换日，“蒙混过关”的手法来修正补缀，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思想混乱，无论对己对人，都达不到解决矛盾的目的。
中共胜利及原因
对中共性质的错误认识，不但使中国托派未能及时认识中国革命的胜利，甚至使我们中间不少人还见不到中共军事上胜利的可能。内战时期，他们一口咬定“中共必败”，就因为“农民党”领导的农民游击队是无法战胜资产阶级率领的正规军的。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预见”，也以彭述之所表示者最为突出，随便举个例，譬如在1947年1月出版的由彭主编的“求真”杂志上，有如下的一篇社评：
“关于共产党方面，它在军事上无疑已经遭受了不可挽救的严重打击：它在华北和东北已失去了重要的城镇和连路线，军队已经大大地被削弱了。它现时虽然仍能盘据广大的农村，不断进行游击战来破坏国军的交通网，威胁后者所据的城镇，消耗其实力—―但这一切都无法解决横在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共产党在军事上之不断遭受惨败，不但大大降低了它在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深刻地动摇了它的内部基础……这情形如果继续下去，也势必酿成各种各式的分化和倒戈，走到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的。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指示，但敢于面对事实而懂得农民群众运动失败状态中必然发生的逻辑后果的人，是不难理解的。”（见“求真”，卷一第9期第2、3页）
彭既然连最不容争辩的军事胜利都会如此地视而不见，都会如此顽固地拒绝承认，那末人们当然不能期望他去研究中共所以胜利的原因，更不必期望他去作正确的研究了。
彭述之首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探讨中共胜利的原因，是在1951年11月，即在中共完全胜利整整两年之后。他说：
“中共依靠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胜利，是完全在一种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促成的。”（见彭于1951年11月所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文油印本第11至12页）
究竟是哪一些具体的“特殊条件”呢？彭告诉我们说，有如下四项：1.“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朽与自动崩解”；2.“美帝最后抛弃了蒋介石”；3.“中共的主观力量”；4.“苏联对中共的援助”。
这样的列举确乎是四平八稳，面面俱到，要啥有啥，一无遗漏了。如果是一位中学校里教现代史的老师，能够对中共何以胜利这个问题作出这样的“分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可是，作为一个事变参加者，而且作为决心在此事变中夺取胜利的一个政党的领袖，在事前既见不到这些“特殊条件”，在事后则“客观地”以“条件的特殊”来为自己之未能胜利与别人之得到胜利作辩解，那就太不够了，甚至太不对了。
对于一个参加过事变的革命者来说，不应该宿命地指出并接受上述四个客观原因，便可以安心睡觉或大言不惭地继续“指导革命”的。假定他看到了这四个原因，首先他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一同处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中，能够乘机崛起而摘取国民党政权那只烂果子的，是一向走着错路的中共，而非从来正确的托派？再，他得问问，美帝之最后“抛弃蒋介石”（其实一直到今天都不曾抛弃），到底是迫于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特别是迫于中共军事势力之锐不可当，因而决定停止徒劳的援助呢，还是相反，是因为美帝“抛弃了蒋介石”以致中共的军事形势由劣势变为优势了？第三，他得问问，中共“主观上”如果真的像我们从来所信，彻底投降了国民党，亦即是说，如果他在组织上与政治上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怎么能够利用抗战机会而突然变成强大力量？再若中共不曾在长期间在武装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组织自己，它能利用有利的军事局势来击败蒋介石军队吗？第四，他得问问，苏联对中共的军事援助究竟是否在国共内战中起了决定胜利的作用？当时国民党所宣传的，例如苏联将取自关东军的全部武器给了中共，大量苏联专家与日本俘虏助中共作战等等是否可靠？假定这些宣传都属可靠（事实并非如此），那也得问问，如果中共不具有使用这些援助（包括武器与专家）的能力，又怎能因这些援助而取得战争与革命的胜利？
上述诸问题，彭完全不曾提出，或者提出了而没有给与答案。他只是指出了这四个特殊条件，藉以说明中共胜利之事属“非常”，因而出于“正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见”之外，此外就不再关心。换句话，说彭认为中共的胜利是历史上一个例外情形，因而不符合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预见”，而例外并不足以推翻一般法则，故中国托派（特别以彭为代表的）从来主张的全部传统立场，毋须因中共的例外胜利而作任何检讨。
这个态度非但可笑，而且是荒谬的。
不错，在“报告”的另一个地方，彭还说过如下的话：
“我们之没有能预见中共今天的胜利，等于我们和托洛茨基没有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史大林主义之特别扩张一样。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和方法上的，毋宁说是过份坚持了原则，以致多少忽视了事变后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我们应当接受这一教训……”（见仝上引文第13页）
这儿总算“永远正确的”领袖也承认一点错误了，虽然他照例拉上托洛茨基来作陪，而且是在极有限度之内承认了的。他承认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又说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策略——无论如何，彭总算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就中共胜利与托派之未能胜利一事得出“教训”来了。但是遗憾得很，彭既未告诉我们为我们忽视了的究竟是哪一项“特殊条件”，也没有告诉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的究竟是哪一个策略。只因为他没有作这样“指示”，以致他整个文章中唯一有点意义的两点也完全落了空，未能给我们以任何真实的教训。
真正为我们忽视了的一个“特殊条件”与“没有为我们及时转变的策略”
在彭所指出的四项“特殊条件”中，只有“中共主观力量”这一项确应特别重视而恰恰为我们所完全（岂止“多少”哉！）忽视了的。而我们在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所犯的一切策略上的错误，无一不导源于此一“忽视”。因此，我们必须接受的教训也必须从“中共的主观力量”的研究上得来。可是在彭的文章中，我们看见，研究得最少甚至以为毋须研究的，正是这一个“特殊条件”。这个条件之所以会变得“特殊”，依彭之见，只在于中共这个农民政党及其控制下的农民军队，原该消灭而“事实上”亦早已在1937年前后消灭了的，却以时来运转，逢上了抗战，以致又“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吧了。”
如此这般来重视“中共的主观力量”那是半点教训也得不到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固然不会从彭的研究中增长一点知识，其它落后国家的革命者也不会因此而获得丝毫教益。这里的“特殊条件”既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客观的“偶然”而无关于主观的努力，还谈得到什么教训呢？
要认真研究中共力量这个“特殊条件”，首先自得从中共的阶级性着手。不过关于这一方面彭和我们之间的所争之点，业已在前面详细说过，此地不赘。此地，我们谈谈“特殊”中之最“特殊”者，说说中共胜利与武装斗争的关系。亦即谈谈我们未能及时转变的一个“重要策略”。
自从中国第二次革命在1927年秋天失败后，史大林及其一派认为革命非但不曾失败，而且发展到“最高阶段”，发展到以武装斗争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了。结果如所周知，经过由瞿秋白与李立三先后执行的盲动政策，将中国革命失败后剩余下来的一点力量几乎摧残净尽，极度加深了全国范围内（特别在城市中）的反革命。
托洛茨基当时及时提出警告，并且在1928年10月，给中国革命者指出了继续斗争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纲。他首先指出中国革命主要因为史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领导而失败了。现在的局势绝对不是“革命不断高涨时期”，而是“两个革命的中间时期”。他指出，反革命虽然胜利了，革命任务（民主与民族的任务）却全未解决；这些任务在反革命时期将以民主斗争的方式提出来。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应该立即提出一个革命的民主政纲，提出召集秘密、普选与全权的国民会议的要求。我们要以全力为此一要求作斗争，由此去重新团结干部，重新与广大的工农和一切劳苦群众建立联系，并由此将反革命的局势逐渐转变为革命的局势。
在那一个时期内，以史大林为一方和以托洛茨基为另一方的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由此判断所提出的两种不同路线，究竟谁是谁非，历史早已证明得一清二楚，不需我们多说。
后来，由于中国农民革命潜力的深厚，由于中国国际国内的矛盾的复杂，由于社会、政治乃至地理上的一些种殊条件，中国的庞大农民，首先是受过1925-27年革命洗礼的南方农民，跟着城市革命失败之后，蜂拥而起，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斗争。同时在城市中则因资产阶级反动的统治在政治与经济上之趋于相当稳定，同时藉助于群众化与“科学化”的特务控制，愈来愈彻底地镇压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在这样一个新的情势之下，中共在组织上逐渐被迫脱离了城市和工人，日益走向农民；在革命的战略上逐渐迁就革命的行动，逐渐形成一种长期武斗，以割据政权对抗中央政权，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条路线。
托洛茨基对于这个新形势密切注视，不断对它做出分析并及时提出意见。他对于“革命之在乡村中复兴”表示欣慰，对农民斗争的每一个胜利表示祝贺，并且衷心希望“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能够和“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起来，但他非常严厉地批评史大林派“官僚冒险主义的罪恶政策”，坚决斥责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单靠农民游击队来争取胜利的幻想。对于当时已有巨大发展的“红军”，他用如下的话给我们规定了应取的态度：
“一方面我们拒绝承认武装农民队伍和红军是一个东西，我们亦不忽视共产主义旗帜之下掩盖着农民运动小资产阶级的内容的事实，在另一方面，我们却要完全明了农民战争的巨大的革命民主的意义，我们要告诉工人使它们明了这个意义，我们亦要以全副力量来和农民组织完成必要的军事联盟。”（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版183页）
在此时期中，史大林派所实行的与托洛茨基所指出的之间，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以托洛茨基一边为正确。不过时至今日，在回顾中，我觉得对我们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方面说，至少有一点值得考虑，当我们的组织在1931年起直至1937年期间被国民党的特务不断破坏，以致力量逐渐被减弱到几等于零的时候，为了保存已有干部，吸收新的份子，是否应该于继续设法在城市工人区建立极度秘密的党组织的前提下同时到当时斗争性较高，统治者压迫较轻的农村去进行工作？是否应该真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做到“至少在‘红军’若干最有力的武装队中有我们的人，以便与这些队伍共命运，以便密切注意这些队伍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且使左派反对派获得消息。”（译文据“给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信”英文新译稿）如果真的这样干的话，那末等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中国托派力量是否会比我们事实上所曾有过的要强大得多？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人有计划地与有领导地派去参加中共领导的“红军”，或者，条件许可的话，甚至由我们独力领导一支农民武装队，这样干，我们是否投降史大林路线呢？不。这在基本的政治路线上是与史大林派根本不同的。首先我们坚持城市工人工作第一，纵使国民党的恐怖镇压消灭了我们在城市中一部或全部力量，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巩固城市工作，我们始终把乡村的农民斗争看成为以迂回方式来刺激和发展城市斗争的手段。其次，我们如果也从事农民武装斗争，政治上完全当作为国民会议斗争的一个部份，即是说，我们并不像史大林派的想法：要靠农民武力来建立苏维埃，而是要把农民的武装斗争，当作争取全权普选国民会议的一个有力手段。因此，我十分肯定的相信，如果在1932至37年期间，我们对农民武装斗争采取一个积极的与正确的（亦即真正符合托洛茨基来信所指导的）态度，那末一定会有一个更有力的组织迎接中日战争的新局势。
1937年秋天，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不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势，而且相当改变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改变了阶级斗争的许多形式。最显著的一件事是：整个民族的生活与斗争都直接牵涉到战争中去了。一切问题都更为直接地靠武力来解决了。史大林党，不管政治上多么地荒谬、无耻与虚伪，但有一点却抓得十分紧的，就是利用战争局势来拼命扩大枪杆子。这一点连彭都承认的，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武装又在华北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战争末期及战后，中共的武装力量更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江西时代，形成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个“巨大的军事力量”，便是彭述之用以解释中共胜利的第三个“特殊条件”。
然则我们应该想想，如果我们当时并不将支持抗战仅仅限于“纸上谈兵”，而是切切实实，有计划与有领导地参加到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或者至少，如果对于事实上已经参加并已经领导了小部份武装队的同志（如山东广东的例子），加以思想上的鼓励与政治上的领导，那末，到得抗战末期及战后，纵然不能形成一个足以和中共抗衡的力量，但是至少不会像事实上所曾发生的那样：战时组织溃散，干部竟至饿毙（例如日军治下留在香港的寒君同志），对抗战无任何实际贡献，战后组织荏弱，对国共内战采取完全消极的旁观态度了吧。
彭说：我们“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如果他这句话真有若干意思的话，他就必须指出：我们过去对中共武装斗争这个“特殊条件”是完全“忽视”了：同时，在事后回顾中，必须说明，我们至少与最迟在抗日战争发生以后，原应该“及时转变”我们对武装斗争的“策略”的。可是不幸得很，彭绝对不曾，也绝对不愿得出这样的教训。恰恰相反，他还要根据“中国的经验”，去“教训”处在同样局势中的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者：“游击战争”的策略只能当大城市中暴动条件业已成熟，才能与才应该在乡村中应用，藉以帮助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当城市工人阶级起义的条件并不存在之时，游击战争或“武装斗争”的策略“不应该应用”。（见陈碧兰文，“国际内部讨论公报”第10卷第2期第9页）
彭这几句话如果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人们还不曾看见南斯拉夫、越南、中国、北韩以及古巴等革命经验，那时，我相信没有人会起来表示异议的。但是事实很明显，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各国的革命确是一种革命，而且还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那末只要你是有眼看事实，有脑想问题的人，你总不能不注意到，有一种先于城市工人起义的在一个工人政党领导之下的农民起义确实发生过，它确实胜利了，而且还确实意味着革命之胜利哩。诚然，它们不尽符合于列宁所说的“起义三条件”，也不尽符合于托洛茨基关于农民起义的教导；但是归根结蒂我们要问，革命理论之可贵，到底在于它能从活的斗争经验中不断归纳出来，藉以指导未来的斗争呢，还是在于它一经确定，便不再需要与真实斗争核对，因而限制未来的斗争呢？
我相信，“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导”，它之所以能指导行动，同时也因为它在行动中不断证验之故。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也须作如此观。
托洛茨基关于农民游击战与工人起义的整个看法，过去正确，现在也还是正确。但是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革命经验后，我们却应该补充说，它是正确的，但不是唯一正确的。由于一些客观的历史的原因，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农民游击战（在一个具有城市工人阶级意识的革命党领导之下）可以先于工人起义而发生。这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为的要武装自己，也可能经由其政党的活动，先在贫苦农民与一般贫民中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斗争。关于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社会主义工党曾经做过一个极简单扼要的总结（注2），它说：
“在那由单纯民主要求开始而终于和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相决裂的革命道路上，由无地农民的和半无产阶级的力量来进行，为一个决心将革命推行到底的（政党）所领导的游击战争，能够在掘毁与推倒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政权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它必须被自觉地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见196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的“及早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再统一起来”的声明。）
这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对于托洛茨基某一重要意见的正确补充。这样的补充，我相信，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今天，他本人就第一个会这样做的。可是彭述之非但不会做这样的补充，而且将类乎此的补充一律称之为离开了托洛茨基，于是提出了他那响亮的口号：“回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的世界革命运动的全部经验在彭述之的头脑里不曾留下任何印象——他确确实实没有“印象主义者”的丝毫嫌疑的！
论革命的“特殊条件”与“正常条件”
彭述之所以不愿与不能从中共胜利中得出有关武装斗争的重要教训，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共的胜利只是历史上的例外情形与偶然幸运的结果，它与中共的政策政略，特别与它武装斗争的路线毫无关系，所以说不上从中吸取任何“教训”。中共的武装斗争，据彭说早已在1937年彻底完蛋，后来只因刚巧碰上了日军侵略的“特殊条件”，再后来刚巧又碰上了世界大战这个“特殊条件”，战后更刚巧碰上了国民党彻底腐败的“特殊条件”，最后又刚巧碰上美国放弃援助国民党，苏联愿意援助中共这两个“特殊条件”，以致原本早已消灭，早已“不可挽救的”中共的武装力量，居然出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预见之外，“死灰复燃”，变成一个“巨大力量”，居然把国民党的政权打败了。这一切依彭氏之见，都是“刚巧碰上”的，绝对不能将一丝一毫的功绩归之于中共长期来从事武装斗争的政策，绝对不该将它看作一种“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中所吸取的教训之一”，更不必说自觉地把它“结合进殖民地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战略之中。”非但不能这样做，而且依彭氏之见，还应该把帮助中共获得了胜利的武装斗争看成为侥幸赢了钱的赌博，我们非但不该因某人之赢钱而推重赌博，而且要十分严厉地斥责这种既败德又冒险的行为！
彭述之只能认识，因而也只能容许一种革命，它是在非“特定的历史阶段上”，并且在非“特殊的条件”下所促成的。但是历史上真有这样的革命吗？我想是没有的。从来一切革命，无一不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上的特殊条件”的产物。那末为什么彭会以此作为理由来否认中共胜利的革命意义，更以此作为理由来拒绝从中共胜利中得出教训呢？这里主要应该从彭的有机的机会主义的思想中寻取解释的。
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有一类人，他们自称是最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他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某一国家内部生产力发展到与生产关系绝对不兼容的地步，然后才非常自然地发生出来。依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来临，完全是一个自然过程，它跟母亲生孩子一样的正常。只要条件具备，自然瓜熟蒂落。其间不需什么人为的干预，一干预反而会变得“特殊”，反而把革命弄得不“纯粹”了。
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当年不承认俄国的十月革命，最大理由便是说那革命不是正常的与自然的产物，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所促成的”，说它刚巧碰上了世界大战，刚巧碰上了俄国沙皇政府的彻底腐败，刚巧碰上了英、法帝国主义不能援助克伦斯基，又刚巧碰上了德帝国主义愿意帮助列宁归国，总之，刚巧碰上了这些千载难逢的良机，才使布尔雪维克取得了胜利。所以他们说，这不是革命，更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兵士作乱”，是“武装的农民造反”！
依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见，真正与正常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发生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除此以外，其进行的方法也大有关系，它必须通过合法与正常的议会斗争。如果不通过议会斗争去赢取革命的胜利，那便是靠“特殊条件”去进行革命了，即胜利了也不能算数的。
当然，彭述之是“不断革命论”者，他不会赞成考次基式的“正常革命论”。但是，教条式地、死硬地，食而不化地记住（其实是曲解）导师们的某一论点，闭目不看历史的真实发展，书呆子式地命令事变来迁就他心目中的“正常方式”；一旦发见事实与他们的方式不符，便斥之为“特殊”，因之不予承认，并进而顽固地加以反对——在这一点上，彭述之和考次基并没有什么不同。二人还有一个多少相似之点，那便是对于民主议会的作用的看法。换言之，便是对于民主议会的迷信。
不过要谈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略略回溯一下中国托派内部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争论。
对于国民会议的两种看法
上面说过，自从中国第二次革命于1927年失败之后，当时篡夺了共产国际与联共领导的史大林派宣布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号召群众起来暴动，以便建立苏维埃政权，结果招致了更惨重的失败，大大加深了反革命势力，大大削弱了共产党的力量。托洛茨基针对这个情形，于1928年10月，在批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错误路线的文件中，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权普选的国民会议”口号。中共的政式领导跟在史大林之后，排斥了这个口号，斥之为“取消主义的立场”。一部份中共的党员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为了其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与中共中央对立，后来被党开除，与中国早已存在的托派青年联合起来，组成了中国的“布尔雪维克——列宁派”。
因此，接受国民会议作为中国革命党在那时以后的中心政治口号，乃是中国托派初期团结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正是在这问题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内部发生了最初的理论争论。
同样是接受这个口号，但凭以接受这口号的理由是不同的，甚至是从相反方向出发的。有的人从右边来接受它，有的人从左边来接受它。因而接受这口号的人的目的也完全不同：有些人认为，我们为国民会议斗争，就是要为中国议会制的前途而斗争，因为据这些人说，议会制如果实现，无论如何总比国民党的军事独裁好，对革命更有利；另有一些人说，我们提出并且为国民会议这个口号而斗争，最重要与最迫切的作用是要在这个斗争中重新团聚群众，重新建立党，使群众从失败中振作起来，在争取民主（包括民族）权利的斗争中，走上中国的第三次革命。简言之，有的人之接受国民会议口号，主要为的要实现中国的议会制前途；另一些人之接受国民会议口号，主要是将它看成为反革命时期动员群众与团聚群众的一个革命策略，使他们再度走向革命，并终于走上第三次革命。
代表前一意见的是刘仁静，以及另一些比较年长的党员，拥护后一见解的主要是年青托派，笔者也是属于这一边。对于这个争论，彭不曾参加（至少我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我不能说他属于前者，还是属于后者。但是就以后长期间彭对于这个口号的提出与运用来判断，他是从右边来接受口号的。因为在他所写的有关国民会议的文章中，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共内战时期所写的文章中非常清楚地表示出来。在他所编的《求真》杂志上，凡是谈到国民会议，总是和国共“停止内战”这个要求联在一起。他总是以“人民”的名义，斥责国共两党“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极惨酷的内战”，要求立即停止这场“毫无出路的，日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国共混战”，要求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见《求真》第一卷第7期，彭作：《论国民会议》）。在这里，彭一方面否认国共双方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把国民会议当成万应灵丹，其结果，至少在客观上是帮助了最反动的国民党及其宪政欺骗的。
彭述之对国民会议口号之最清楚的表现，亦即最清楚地表现出他之极右立场的，乃在于这个事实：在1950年1月，即在中共全面胜利之后半年，彭在我们前面一再引述过的他所起草的《政治决议》上，还把“召开国民会议”列为“九大政纲”之一，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口号并排提出来。这种做法固然由于他那“革命尚未开始”（依彭氏之见，革命要在1951年11月才“开始”的）的认识，但基本上还是因为他相信革命只能通过国民会议斗争而不能经由武装内战的机械想法。
其实这里彭述之是直接违反了托洛茨基的意思的。托洛茨基给当时的中国革命者提出国民会议，并非要以“和平合法斗争”来对抗武装非法斗争。他是要拿这个总的政治口号来统率一切斗争，连农民的武装斗争在内。可是照彭述之和其它右倾的托派之见，为国民会议而斗争，就是要进行合法的和平斗争，就是要根本放弃和排斥武力斗争。当初托派内部为国民会议口号而争论的时候，托洛茨基曾经在一封信里专门说到过这个问题，其中有如下的话：
“……而那为民主主义的斗争，却正是造党的一个必要条件。国民会议口号可以把各省分散运动及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且造成共产党结合的基础，而使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全国的首领。”（见1930年4月2日托氏《致中国反对派》的信。加重圈并非原有的。）
这里把国民会议口号和“各省分散的运动及暴动”的关系说得再清楚没有了，可惜这个极重要的指示未曾为当时的托派所注意，而更不幸的经过彭述之等人的解释，国民会议运动竟变成为和武装斗争完全对立的政策了。根据这种解释，只有从国民会议斗争中生长出来的群众运动才算是“正常”的革命，由农民武装斗争所促成的反国民党的“内战”及是“特殊条件”，它算不得革命，甚至是违反革命的。这一导源于对国民会议斗争之错误理解的立场，乃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特别是彭述之，不能认识中国第三次革命，拒绝承认它为革命，并且在长期间对它采取荒谬态度的原因之一。
史大林——毛泽东主义者在中国第三次革命准备时期内所犯的一个最大的政策错误，决不在于他们长期间进行了武装斗争（非但不是，而且还应该说是他们，特别是毛泽东的功绩呢），而在于他们长期间排斥了以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民主斗争。由于这个缘故，他们长期间陷于无中心政治口号因而是盲动瞎斗的困境中，陷于深深的“孤独中”（毛泽东语），遭受了一连串严重的挫败，甚至在一个时期陷于频于消灭的险境；等到后来，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决心改变政策，决心采用国民会议口号的时候，则又跌进了另一个极其错误的十足投降的泥淖中（接受国民党领导，信仰三民主义，倡议联合政府等），也几乎弄到被消灭的地步。幸而他们紧抓“枪杆子”不放，又发动了土地改革运动（当然再配合其它的“特殊条件”），才算把命运扭转，在三年的内战中将国民党击败，完成了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初步胜利。
依照彭述之的意见，中共的最大错误是进行长期的武装斗争。不仅在当年，而且在事后，在中共胜利之后22年，他还是认为中共原不应该拿起武器的。如果他们不去夺取武器，如果依照他的方法去进行国民会议的斗争，那末据他说（这次是借用彭夫人的名义说的），那末中国革命早在30年代便可以成功，而且代价远较便宜（用不着牺牲“十万战士”的生命）。在他列举出来的连串“如果”中，几乎无一不是令人失笑的，我不想在这里和他作无聊的假设性的争辩；不过举出一两个例子还是值得的，譬如他说，如果中共不进行武装斗争，那末“〔中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秘密武力（例如贺龙与叶挺的军队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许多同情者）便不会被消灭”，而且“各派不同的国民党军阀也不会被驱使去组织成一条以击败中共游击队为共同目的的联合战线了。”（见《国际内部讨论集》第1卷第2期第8页）。如此妙论，实在不像是一位革命者说出来的，它应该写在一位中学校天真女孩子的作文薄里的！这是“不反抗便无压迫”论之最肤浅的应用。
一个革命者批评或辩护一条革命路线，绝对不应该将自己置于局外人地位，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彭所说的一连串“如果”与“那末”，甚至还不必设身处地哩。因为他作为领导人之一的中国托派，在整个30年代与40年代不正是按照了像他所假定的路线努力了的吗？结果如何？我们的整个组织与领导，绝不是因为从事游击战之故，却在事实上给国民党的法西斯式的特务破坏净尽，如果不是根本消灭，至少也是濒于消灭的了。我们无论在反革命猖獗时期，或抗战时期，或战后内战时期，非但都不曾取得胜利，而且连较大的政治影响都不曾发生过，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我们是“依照了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线”办事的，我们为革命的民主政纲而斗争，可是为什么没有像彭所假定的那样，在30年代便打倒国民党？是否托洛茨基所规定的民主斗争政策错了？绝对不是，因为事实证明，中共的惨重损失及其迂回屈折，主要因为首先拒绝了然后又误用了国民会议这个口号。
然则，根据彭的逻辑和想法，托洛茨基的正确主张若由中共来实行则早在30年代便能取得革命胜利，而中国托派一贯执行了这条同样路线，却不但在40代都不曾胜利，终且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只能从路线执行者的贤愚，只能从毛泽东们的能力高强与中国托派领袖之无能幼稚来解释了。彭述之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解释呢？
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对的，至少是浅薄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我们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正确路线而未能取得革命胜利，主要因为中国托派的领导者们，很不正确地将为国民会议的民主斗争简单与农民武装斗争对立起来，而不是将此一斗争当作国民会议斗争的组合部分，换句话说，我们不曾正确地将二者结合起来，而只是简单排斥了农民的武装斗争。这个错误不应该由托洛茨基负责，因为他曾经及时给我们指出，要用国民会议口号“把各省分散的运动与暴动从政治上统一起来。”
总上所述，从中共的胜利与中国托派的失败中，在政策上，至少有一个教训必须得出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一个代表工人阶级的革命党，为要动员，团结，并领导广大城乡劳苦大众去进行推翻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统治，必须首先采取革命的民主政纲（以全权国民会议口号为中心的一切民族与民主的要求），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特别要防止“和平议会斗争”的幻想，要随时注意反动派“法西斯式”的武力镇压，因而要随时准备取得武器，藉以武装自己，并且在客观情势需要时，在条件许可时，要有决心去领导农民与半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使这斗争成为我们实行革命民主斗争的一个有力部分，使这个斗争终于能夺取政权，展开社会主义性的革命。这样的教训，与彭所提出的教训恰恰相反，可是我相信，它在某一程度内，对于今天拉丁美洲（和亚非二洲）的一些国家，是大有帮助的。
余论：略谈“革命失败主义”及其它
彭夫人的文章还提到了我个人在中国托派运动史上曾经犯过的无数理论错误。她着力描述了我这个永远犯错的“印象主义者”，藉以强烈衬托出彭述之这个“永远正确”的（从1920年起真至今天都未曾犯过任何错误的），“永远坚持原则的”大理论家。这种完全合乎史大林主义精神的一打一捧，手法太过拙劣，我相信读者们是很容易识破的，我这里用不着跟随彭夫人的文章漫步，浪费读者们的时间。在这里，只有一点我想简单地解释一下，那是关于所谓“失败主义”的。彭夫人的立章说我当中国抗日战争时候，最初主张“无批评地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后来则主张“失败主义”。前一种指责是绝对无稽的造谣，后一种指斥则是不忠实的曲解。对造谣诬蔑，我不予理会（留待我另一篇专谈事实的文章中谈），这里我愿意说说的是彭和我对于“失败主义”的不同了解。
列宁提出革命失败主义的口号有两个前提：一、战争双方同为帝国主义性质；二、交战各国的无产阶级都已经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基于此列宁将“失败主义”规定了两个主要内容：1.主要敌人在国内，本国统治者的战争失败乃较小祸害；2.转变对外国战争为国内战争，为了革命的利益，即使蒙受对外战争的失败亦在所不惜。
列宁的这一个革命失败主义，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条件中规定出来的，因此在当时是绝对正确的，而且是全部适用的。
一旦战争的具体条件有了差异，很显然，列宁的失败主义的具体内容也必然要随之而有所变动。譬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交战的双方主要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革命者对战争的基本态度也仍然是列宁提出的失败主义（史大林主义者在“保卫民主”的借口之下放弃了革命的失败主义，乃是对革命的无耻背叛），但是我们主张“态度不变”的人，是否完全地与形式地照抄列宁当年规定的那两个内容呢？那也不，因为第一，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感情是革命的，我们必须顾到；第二，某些国家，特别像法国，在战争初期便已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显然并不意味着“较小祸害”。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在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立场，主要应该在未曾失败的国家内，了解为不因对外战争而停止阶级斗争，在已经战败的国家内，应该了解为进行革命的解放战争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如果不在具体的情况中把列宁的失败主义场作相应的具体改变，那末不管是放弃这立场的人也好，或“坚持”这立场的人也好，其实都是不懂得这个革命立场。
现在让我来谈进步战争。中国（在30年代）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它受着一个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统治；不久前才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激荡。革命失败了，革命的任务没有得到解决，内部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却想使中国变成完成殖民地，以军事侵略中国，终于引起了战争。这个战争，就中国方面来说当然是进步的，因为它打击帝国主义，又因为它为了中国民族的独立。所以不管这个抵抗战争是在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工农还是支持这个战争。但是我们支持抗战，是否等于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呢？并不，因为我们深信，一方面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另一方面与工农大众利益尖锐冲突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决不会坚决与有力地将战争领导到最后胜利。要战争胜利，必须让革命政权来领导战争。
因此，我们在抗日战争中的态度是：拥护抗战，不拥护国民党的领导，参加对外战争，但不放弃对内革命。
这个态度到底是保卫主义呢，还是革命的失败主义？当然，这不等于列宁在第一次大战时提出的失败主义；但无论如何，也不是普通意义的保卫主义（它是以“国内和平”为前提的），它是相当接近于第二次大战时法国革命者所采取的“失败主义”的。
在进步的对外（甚至对内，例如1930年代的西班牙）战争中，如果革命者于参加及拥护这战争的同时，并不放弃革命任务，本质上总是“失败主义”的（更加正确些，我们应该称之为“革命胜利主义”！）不然的话，他便得采取“先胜利，后革命”的立场，而这个立场，正如近代革命史中一再表明那样，不仅背叛革命，而且促使那进步战争归于失败。
我和郑超麟同志等在中日战争时曾经以这一或那一方式提到过“革命的失败主义”，意思就是如此，也仅仅如此。
可是彭述之根本不曾思索过这个问题，对于他，问题非常简单：战争是帝国主义性的，那就是失败主义，战争是进步性的便是保卫主义。至于在进步性的战争中不放弃革命路线，对反动领导如何应用“批评的武器”，这个“批评的武器”是否可以变成“武器的批评”，他是从不郑重考虑的。他只是空洞地重复着那句说话：“拥护抗战，批评领导。”
“幸而”中国托派在整个抗战期中不曾发生过一点真正作用，也“幸而”在那时期不曾有强烈的革命运动起来反对国民党，使彭的此一空洞说法保持“永远正确”；否则，彭述之一定会像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大多数社会党，共产党及无政府派领袖一样，大叫“首先胜利，然后革命”这个“真理”，一定会骂坚持革命第一的人为“满奸”，为“叛徒”的吧。
如何正确地理解进步战争的“革命胜利主义”，我相信，也应该在整个第四国际中广泛研究的。
文章已写得太长，关于彭夫人文章中歪曲事实与揑造事实的地方只好在别的文章中揭露了。此地我只把李福仁同志和我有关这些事情的通讯作为附录。信中所谈到的虽然只限于李同志参加中国托派运动期间亲自见到、因而有资格作证的少数几件，但即小可以见大，由少可以知多，读者们光是看了这几封通讯，我相信已足以看出彭氏夫妇在忠于史实这一点上，如何远离托洛茨基精神了。
1973．1月
附录：有关中国托派部分历真相的通讯
有关中国托派部分历史真相的通信
山按：在1970年11月出版的四期“洲际通讯”上，连续登载了彭碧兰（即陈碧兰）的一篇长文：《回顾我与彭述之相处的年月》。又在1973年3月出版的第四国际的《内部公报》上，登载了陈碧兰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游击战争的真正教训》。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于谈论理论思想问题之外，更大量涉及中国托派运动的史实。这位作者（我们姑且承认那第二篇文章确为陈碧兰本人所写，并非彭述之自己写了而签上妻子名字的）写作这两篇文章的目的，非常明显，是要证明彭氏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及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一贯正确，唯一正确的理论家与革命家，同时又要证明：举凡中共早期，特别是中国托派整个存在期中，好事与正确的事，都是彭干的，至少是在他的导之下的。文中所举的一切事实，都为了要证明作者预先立下的此一论断。
那两篇文章显然是为特选的读者，即为外国朋友而写的。由于对中国的革命史实并不清楚，他们可能会“照单全收”，会相信作者的全部叙述。但是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的老革命者，特别是从30年代起便参加了托派活动的革命家——可惜得很，这样的人今天存活在海外因而有机会读到这两篇文章的己为数甚少了，少到几乎不会凑足五个人——读到这两篇文章，简直是惊奇得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的，因为太不真实，太有意伪造了。
当我读到彭碧兰的第一篇文章后，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目前在美国工作的李福仁，向他指出文中的一些虚构——这些虚构是与他在中国工作时的亲身经验有关的。这封信我还请他寄给“洲际通讯”的主编约瑟．韩生．更希望韩生将信转给彭氏夫妇，请他们检查一下记忆。如果不是有意作伪，希望他们能够更正。
李福仁收到我的信后，于转信外，自己又给韩生写了一信，证实我所提出的指证，完全符合于他本人记忆。
当我尚未见到第二篇文章时，李福仁却已经向韩生提出了批评。然后他将“公报”寄给我，和我交换了有关此事的几封信。
关于那二篇文章中的理论问题，我曾经写过一些文字，而且还要写一篇文章来和他们讨论。至于历史事实真相问题，我也将搜集一些必要文件，替他们作一次总的清算。
现在我先将有关史实的几封信编在一起，让朋友们看看。
这几封信所涉及的史实，主要限于1932年至1938年之间，这一事实并不表示那二文所说及的其它时期的历史都无问题，恰恰相反，问题同样的多。我们通讯所以会限于这个时期者，只因为陈文特别指出这个时期，又因为这是李福仁在华工作时期，是他参与工作因而详知中国托派情形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史实真伪他有资格发言吧了。
李福仁是一位外国老革命者所取的华名。他于1931年来上海，不久便和中国托派发生关系，积极参加工作。从1934年至37年期间，他是中国托派临时委员会委员之一，担任司库兼书记之职。他的妻子葛雷斯同在上海，并参加工作。
我将这几封信抄出来让朋友们阅读，并非要和彭氏夫妇争个人的是非。这些是非与真伪，其本身并无重大意义。具有重大意义的是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作风与态度问题。无疑，彭述之是中共与中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现在又在第四国际的领导机关中工作，这样一个人对于历史事实的态度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了。国际托洛茨基派与史大林派之间，不论在思想和组织上，在对人对己的态度上，在处理问题的作风中，都有很大的与原则的分歧。
伪造或歪曲历史来吹捧自己，来诬蔑他人，乃是史大林主义的诸般罪恶之一。因此，如果我们队伍中有人犯了这种毛病，如果坚持不改地犯下去，那他便不配做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是腐败与罪恶的史大林主义者。如果有人发现了这种毛病而不加否认，或甚至为了某种自私理由而曲加原宥，或予以保护，那他也不配做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也是史大林主义者或必然会堕落成史大林主义者。
双山1973年6月
一、双山致李福仁
……
上星期看到了几期《洲际通讯》。在连续的四期中，读到了碧兰写的有关彭的长文——阅读这篇文章，感到相当痛苦。你谅必也已读过，印象如何？编者登载这篇文章的意思我当然了解：他是想对一个老革命者致敬，藉此给我们的年青朋友们以一点教育。我赞成这个意思。但是，这样的文章是否能得到编者所期望的好结果，我是怀疑的。在碧兰所述说的故事中，彭的作用，无论他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或在中国托派运动中所起过的，都被非常不相称地夸大了，甚至被有意地伪造了。文章里有那么多的歪曲，有那么多不正确的地方，它们是经不起任何文件的审核的（注三）。
在这封信里，我只想指出这样几处虚伪的叙述，这些叙述，你只要回忆一下与你有关的某些事实，你自己就可以证明其虚伪的。
你一定能记得，我和你第一次见面是在1935年冬天，在你善钟路的寓所里。那次见面以后不久，经过当时上海朋友们的一次会议推选出你、陈其昌、尹宽、蒋振东与我为成员的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在临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创办两种秘密刊物：1．《斗争》，政治性的月刊；2．《火花》，理论性的季刊。这个决定很快就实行出来，利用易洛生给我们留下的一些铅字，我们组织了一个原始的印刷机关，由邵鲁（你的司机）和他的一个朋友负责。不久，那个朋友背弃我们，想把印刷机器据为己有。那时，由你和布君冒充捕房里的“帮办”，会同蒋振东，前去抢回印刷“机器”的。这样，自从1936年2月开始，《斗争》报一直经常维持，出版到1942年底。
在我们当时决议要做的许多事情中的一件，就是临委要同各地方组织，首先要同香港朋友，恢复联系。为此目的，临委会决定派你和我一起到香港，时间是1936年5月间。在香港你住了一星期，我住了一个月，我们帮助香港朋友整顿了一下组织，要他们划清我们与第三党之间的界线，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与上海一样的原始印刷所，出版他们的刊物：《火星》。
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彭仍在南京狱中，离他的被释尚有一年半之久，因此，他和这些事情一无关系。
但是，碧兰在文章里怎样谈到这些事情呢？在《洲际通讯》第8卷第38期，第987-988页中，她是这样写的。
“1937年8月13日，彭和……被释放了，……当他回到上海的时候，……那里只留有十来个托派的人……他们的上面虽然有个名义上的组织存在，可是与各个地方的联系却没有从新建立起来。”
“一个临时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出来了，它受权去出版一个秘密的党报：《斗争》。……”
你看看，这和真相距离得有多远！它把这些事情：《斗争》的创刊，临中委会的成立，以及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建立联系，都归功于彭了，成为他长长一大串“功勋簿”上的三个附加项目。
我想，这不是由于记性不好而犯的错误。因为他们不是孤立的三个例子，而是作者不负责地乱讲故事的三个样版。
我不想把这事拿到国际上去争吵；不过，我也不以为这是可以一笑置之的小事。我们既然是史大林主义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那就不应该容忍，更不必说怂恿此种对于历史事实的歪曲与伪造。这样的史大林主义的作风，是应该在它萌芽状态时加以肃清的。
读到戚·格瓦拉26封信中的如下文字，我曾经大为感动的，他说道：
“一个写历史的革命者所应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符合真相，要像手指符合于手套那样地符合真相。你做到了这一点，但你做到的是拳赛的手套，这种手套还不够好。”
“我的忠告的是：把文章重读一遍，将一切你知道并不真实的事情统统删掉；把种种你不能确定的东西要郑重处理。”
我衷心地赞美戚。作为一个大丈夫与一个伟大的战士，都值得赞美，虽然我不是他的信徒。
此信不愿发表，但很想让韩生兄读一下。如果你或他认为此信最好也能让那篇文章的二位作者见到，那你将信转给他们好了。希望他们看了能依照戚的忠告，重读一遍他们的文章，将一切他们明知并不真实的事实统统删掉。
双山1971年4月4日
注：随便举个例，文章说“彭于1920年秋天加入中共”，但现在人人知道：一直要到1921年7月间，中国开始有共党存在的。
二、李福仁致双山
……
4月4日的来信，已遵照你的意思，转给韩生兄阅读。我附去了一封信，这里将该信的一个副本寄给你。
福仁1971年4月10日
三、李福仁致韩生
……
这儿我将双山的最近来信寄给你，这是他要我转寄的。
我无法不同意双山的想法，碧兰所写的，关于彭的那篇冗长传记文章，包含着事实的错误，有着许多夸大与歪曲——这些毛病的总和构成了这篇传记的文采。而且，这篇文章，甚至带有史氏卑屈的门徒们堆积在史大林身上的阿谀的臭味。在该文发表之前，彭当然读了原稿的，因此，责任应该由他来负。
关于双山摘引出来的那两个特殊的例子，我的意见加下：
第一项，说彭在中共成立的整整一年之前便参加了它，可能是记性不好而造成的不小心的错误。不过我更倾向于这样想：因为这里牵涉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日期，在这上面发生了错误，那就是显示出一种典型，在这种典型中，想表示出（正如整篇文章所表示出来的一样），彭总是得风气之先，事事走在别人前头的。
第二项，这里，当然，或者是彭与碧兰一起，或者是二人之一，好像是有意将事情虚报的。关于在上海创办两种刊物以及我们努力与香港其它地方组织重建联系这两件事，我的记忆与双山所说的完全一样。那时彭尚在狱中，他在当时的种种活动中并不起过任何作用。这里很难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此种虚构之所以发生，乃由于彭的内心的强烈愿望，要显示他本人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个领导人物。
究竟双山的信，是否要送一个副本给彭与碧兰，我让你来决定。我的感觉是：如果送去，不是引发一场无结果的争论，便是造成痛苦与愤恨，因此，此事也许最好让它到此为止就算了。如果彭是我们行列之外的一个敌人，那末事情会不同的，我们将必须和他进行一场政治斗争。那时，我们必须把事情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必要来弄它个一清二楚。目前却没有这个必要。
福仁1971年4月10日
四、李福仁致双山
……
碧兰，彭的妻子，写一篇答复你的文章。你的文章便是以信的方式登载在1970年9月份的《内部公报》上的。碧兰的文章写成于一年前，由于找不到译者，以致在最近一期《内部公报》上才注销来。
我很奇怪，当我在上海的时候，碧兰到底在哪里？我不记得曾经过她，甚至从你和其它朋友的口中也不曾听说过她。她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与十足虚伪的断言，说从1932到1937年这个时期中，托派运动是“瘫痪”了，因为在1931年被捕了许多人。可是，这正是我们出版《斗争》与干别的工作的时候。我想，她之所以要断定我们那时工作的“瘫痪”，为的支持这一个见解，即彭是一个绝不可少的人物，没有他，那就什么事都得停顿的。这见解其实也是她为彭作的那篇长文（前些时登载在《洲际通讯》上）的主题。究竟碧兰真不知道托派在30年代做的工作吗？如果不，为什么她要作出有关我们“瘫痪”的虚伪声明呢？
要我将碧兰的文章寄给你吗？如是，当寄上。……
福仁1973年4月11日
五、双山致李福仁
……
请将碧兰的文章寄给我。在自1932年1937至年这个时期中，亦即在中国革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中，碧兰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做事，那时她根本与托派活动无关，因此，你不会有机会遇见她，同时在你所参加的会议上，谁也不会到她。那时候，我们确实有些积极参加地下工作的女同志，其中最可贵的是黎彩莲。你也许还记得，我第一次到你的公寓里去，就是她带我去的。大约在你我首次会面之后一年，她便因结核病与贫困而死去了。碧兰那时过的是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生活，她和这些真正革命的女同志也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她向根本不知道当时中国托派情形的人讲中国托派历史，说托派的一切事都是彭干的，当彭进了监狱，他的夫人又离开组织之时，工作便“瘫痪”了！
如果我不把这件事看成原则问题，我会让它去的。既然我们是史大林造谣学校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我想，我们责无旁贷地要出和这种企图作斗争：为了要荣耀我们队伍中的某一个人，竟不惜伪造历史事实。因此，我提议，同时我希望你会赞成，将你4月11日给我的信，和我这封覆信，连同你和我在1971年4月间来往的有关彭氏传记的另外两封（这两信我留有副本），一起交由《内部公报》发表。当我收到碧兰的最近一文后，当为文揭穿她的伪造，这文章我也希望《公报》能够登载。
双山1973年5月7日
六、李福仁致双山
……
当碧兰的文章一登载，我就写信给韩生，指出她一再所说的自1932至1937年这5年内，即当彭在狱期内，我们在中国的运动“瘫痪”这种说法的虚伪。这是一种荒唐的说法。一个组织如果在这样长的一个时期内不能行动，那是死了，不是瘫痪了。可是事实说明正相反。我们那时的人力与物力虽然小，我们都干了不少事情。我是这样给韩生指出的。下面是我给韩生的那封信的一部份。
“从1934年直至我于1941年（注四）离开中国为止，我是领导委员会中的一个成员。在碧兰所提及的那个时期内，委员会经常开会（普通都在我们上海的公寓里），讨论政治问题并决定实际活动。同志们时常被捕，自然造成过严重的障碍，但确不曾使组织瘫痪。我们出版了报纸《斗争》，翻译托氏的文章。我们在上海工业区办过工人训练班。我们和香港与中山的组织和同志保持关系，（我曾经带了装满几箱的文件——这是由我们原始与秘密的印刷机来印刷的——到香港去。葛雷丝可以用她第一手的经历来证明这一切的。）我从来不曾见到过碧兰，不知她那时在什么地方，难道可以设想她竟不知道当时托派组织的任何活动吗？
“我想，所谓‘组织瘫痪’这个说法，只为的要把彭形容成中国托派运动的首要人物，要把他形容成永不犯错的而又绝不可少的领袖，没有了他，什么事都要停顿的。当彭和其它的人，包括双山在内，坐在牢狱之内的时候，在国民党——帝国主义警察的鼻子之下，这个“瘫痪”的组织究竟干了些什么极实际的工作，我能够给你讲一些生动的故事，不过这得等到以后的机会了。”
你自己决定是否需要答复碧兰——至少纠正她的那些错误说法。韩生还不曾回答我的信，我的去信是3月1日写的。……
福仁1973年5月14日
注：福仁同志这句话没有说错，不过为了更加确切起见，我得将他所记得的事实经过补充一点。他于1937年5月反美，大约一年后再来上海。当他离沪期间，发生了中日战争。37年秋天，被捕的同志先后被释出狱，有些回到了上海，留在该地的临中委经一次积极分子会议后重选。新选的委员中有彭述之、寒君、刘家良等，没有李福仁（他在美）和双山（尚在狱）。1938年春，这个新临委事实上停止工作，领导机关改成为《斗争报》编委会，这个委员会包括：陈其昌、彭、刘、谷和、双山、寒君。等到超麟（1940年）来沪，又邀他参加。福仁回沪后，并不正式算是《斗争》编委之一，但他实际上有时参加会议，也积极工作，并且人人把他看成领导人之一，直至他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上海为止──双山。
七、双山致李福仁
……
我很想知道韩生对你去信的答复。作为L.D的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又具有那么批评精神的他，我深信，他会很容易看出碧兰那种叙述的虚伪。
在你给韩生的信中，我发见其中涉及我的一点，你记得不甚确切。我的第二次入狱，是在1935年秋天获释的。第一次和你见面是在出狱的两个月以后，那时，刘仁静，斯绍生等已经被捕。我们见面不久，便设法组织一个新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临委会成立约在1935年之末或1936年之初。在中临委的最被一次会议上，我们决定出版《斗争》——这大概是在1936年2月初次出版的。我一直参工作到我第三次被捕（1937年5月）。因此，当那“瘫痪”的组织进行工作时，我并不在监狱里。
双山1973年5月20日
八、李福仁致双山
……
我给韩生的信中那段话，意思并不想说：当我们出版《斗争》时期你正在狱中，虽然我得承认，人家读这几句话时会这样想的，我的本意只想说，你也是遭受国民党压迫的人中之一。我又得承认，当我记忆细节时现在是没有以往那样清楚与明确了。
韩生不曾答复我的信。这其实也不一定要答复的。他老是很忙，现在又不幸身体不好（患糖尿病）。他只对于显然必须回答的信才立即回答。当他在巴黎长期逗留的时候，认识了彭和碧兰，我想他对他们颇有好感。若然，那末，关于他们的任何相反意见，他也许不大容易接受了。
福仁1973年5月28日
九、李福仁致双山
2月28日的信及你回答彭氏夫妇的23页长文收到了。我将依着你的意思寄给纽约，并且告欣我们的朋友，说你希望该文在内部公报发表。
在回顾中，我觉得将中共看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政党是完全错误的。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政党又怎能完成一次缔造一个工人国家（虽然是畸形的）的大革命？又怎能使中国社会依循社会主义路线来一个澈底改造？因为中共的主要活动在乡村，因为它领导着一次土地革命，所以它是一个农民政党——这个观念，正如你所指出，全体中国托派，包括老彭在内所共有的。
此外，老彭解释中共何以胜利的时候，将一些例外条件置于首要地位——这个立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失败之后，贫民群众准备去完成1927年流产革命留下来的未完成任务：与那可恶的地主算账。我的老朋友克·贝尔登，在他的《中国震惊世界》那本书里非常突出地描了农民暴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后时期（那个在大战中业已开始的）农民斗争，正在走向它的大结局了。中共由于其作为农民斗争拥护者的长期记录，由于其与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取得全体贫农的领导权，并能藉全国土地革命的浪潮而取得政权。
革命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是提高到了最大社会紧张度的阶级斗争，这是1949年摧毁国民党政权的那次革命的首要因素。可是彭却将次要的与派生的条件提高到这个首要因素之上，以此去解释革命。他彷佛以为中共之走上政权主要是一件侥幸的事——一连串的幸运事变帮助了革命，妨碍了国民党这个敌人。当然，当苏联军队在满洲将得自日军的武器交给毛的游击队时，对革命是一大帮助。这使中共从游击战转变到大编队的正规战。美帝国主义者停止给蒋介石输军火，对革命也有帮助。（他们可不曾像彭所想的放弃蒋。他们断绝军火接济，因为军火正落到蒋氏的敌人——共产党的手里。）
在这个特殊条件问题上进一步稍作研究是值得的。正像你所指出，每一次革命都随伴着特殊条件与非常事件。但它们从属于阶级斗争，即从属于革命基本动力的偶然，是从它那里派生出来的。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曾说到过这一点，他记述一连串的乌龙与不幸，它们首先害苦了沙皇制度，后来害苦了临时政府。一切聪敏的革命领导者，当然会充份利用每一个偶发的意外情势。但是托洛茨基根本不曾想把俄国革命的胜利归因于次要的与从属的因素。他将首要因素归之于互相斗争着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归于党在这一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布尔雪维克浮泳在工农革命的怒涛之上而取得了政权。在中国根本因素也是一样。这两次革命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说都不是一种意外事件。
迟至此时，我仍以为无法以多少确定的态度来说：在1930年抗日时期，中国托派是否能多少采取不同政策，即积极参加当时的游击队活动，或者，如果可能的话，是否会大大增加我们干部力量，并带来“成功”。回顾当时，记起我们力量的弱小，我们至多能派遣五、六个，者十余个同志到游击区去，因为史大林派控制抗日游击运动，这些同志多半会在被发现他们的托派政治思想后，就受逮捕并加杀害。当然，一般说，参加任何真实斗争都是好的。不过你也许倾向于夸大当时的真实的可能性了。
马克思主义与宿命论无共同之点。不过鉴于当时的种种条件，我想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者是中共而非托派，是不可避免的。中共自从1927年以前的时期起就已经领导了农民斗争，在这方面有长期历史。它已经为数百万农贫民所熟知，也为产业工人所熟悉。党大，它拥有遍及全国的机关。它拥有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占有一个稳固总部根据地（延安）。所以谁若以为我们这个小小组织，完全不为群众所知的，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一个颇有势力的党能代替史大林派的中共来领导中国革命，那是很不现实的。
中国革命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并不因它发生于史派领导而非托派领导之下这个事实而有所减损。一些出于我们控制之外因素，其中包括那有利于我们对手的那个历史的过去，使我们不能扮演我们希望扮演的那个领导角色。不过，我想，我们不应该贬低我们在极其困难与危险环境中实际干过的工作。当我于1937年和托洛茨基谈话时，谈到我们在中国工作的困难，我告诉他说我们的思想要想获得群众，或想吸收一个同志，都是多么地困难，他回答说，是有这种时候的，即使那时有正确的政纲与聪敏的策略，一个革命党都会发觉自己甚至不能“前进一步”。说这句话，我想，他是想到了1905年至1912年之间的布尔雪维克经验。
我想，在中国将来也会有我们的“时机”的，那时将会有推翻毛氏政制的政治革命。
……
李福仁1974年3月30日
十、双山致李福仁
接3月30日信后，曾覆短简谅达。最近精神略好，想就你那封长信交换一点意见。
关于中共何以胜利的看法，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它绝对不像彭所说，是什么四个特殊情形的结果，就其是基本的关系说，无疑是强大的贫苦农民的造反，在一个具有城市无产阶级政纲的革命党领导之下，推翻了资产阶级——地主的统治。
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未能及时认识这一点，首先正如你所指出的，由于我们错误地断言中共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
其次，由于我们非常教条主义地与机械地认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要想保持其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在任何条件下与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形式暂时将部份工作移出城市，将部份工作离开工人对象。根据我们从来的想法，任何这样的离开和移开，都会使我们堕落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
第三，从上面立场引伸出来，我们又从来认为对于农民斗争，只应经过城市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起一种间接的政治领导。如果直接投入农民斗争中，便是丧失立场，丧失前途。至于参加或直接领导农民武装斗争，更被简单地斥责为“小资产资阶级的军事投机”。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上面这两种错误法，在回顾中，我认为必须和你所指出的第一种看法一样，公然指出其错误，并应写进第四国际的文件中，藉使同样落后国家支部的同志们，在同样情形中能够避免再犯。
我曾经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上述的三种错误看法，是否太忠实于托洛茨基的原则立场？我以为不能这样说。我们的错误主要由于我们太死板地，太教条主义地了解了托洛茨基的关于工农关系，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立场。我曾经仔细重读了托洛茨基有关上述问题的文章。结果认为：第一，他并没有说过中共已经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第二，他明明告诉我们，希望“红军中有我们的人”；特别当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一再要求我们站在战斗的最前线。最近我看到了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托氏起草的一个文件：“远东的战争与革命远景”（这文件我第一次见到）其中有这样的话：
“……特别在中国，布尔雪维克——列宁派一定要英勇地加在抗日斗争中，并藉此在每一新的阶段上提出一些符合于斗争要求与群众利益的口号。……”
在其它许多地方，托洛茨基都表示了同样意见，例如在《论中日战争致里维拉的信》中，他说：
“……我曾说过：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该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
很显然，托洛茨基的意思是要我们尽可能去拿起枪，真正参加战争，而且要战斗在第一线上。他决不曾教我们——像彭所了解的——仅仅在政治上（文字上）拥护抗战！
当然，我们当时力量太小，人数太少，要真正这样做，问题很多，困难极大。不过我们和彭争的不是如何参加战争的方法问题，而是是否要真正参加战争的方向问题。虽然事实上我们始终不曾参加进去，但至少陈独秀与我等曾经企图过这样干而未曾成功，而彭则认为根本不应这样干而斥之为“军事投机与军事冒险”——这是本质上的不同。
※※※※※※
从我们的失败中得教训是一回事；因为失败而否定我们过去一切工作的价值是另一回事。关于后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不应该因为失败而妄自菲薄。中国的托洛茨基主者在其20余年（这里只说到自1929至1952年）的存在与活动中，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虽然犯了许多错误，虽然未能成功，但至少在中国前进的工人阶级与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中，曾经撒下不同于史大林主义的，即非官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种子。藉助于数达几百乃至上千（这包括死在西伯利亚的二三百个中国托派）的托派份子，不屈不挠，英勇牺牲的活的例子，迟早会在新的条件中开花结果——会带来你所说的“我们的时机”，反对中国共产党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
珍惜我们的传统，首先要忠实地写下我们的历史。可是在这方面，我们觉得又无法不和彭进行一个不可调和的斗争。为要造成他个人的“历史地位”，他以其妻子为助手，正在实行有系统地编成以他们二人为中心的中国托派史。在这封信里，我想给你再看一个例子，一本题为《为什么接受不断革命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托派）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的小册子（写于1960年，不过我最近才看到）中，彭将中国的托派运动分成为六个时期，其中的“第三期”全文如下：
“第三期1932年10月至1937年的‘八一三’。这时期可以称之为组织破坏的‘冬眠时期’。自陈独秀等被捕后，我们的运动完全失去领导。随后不久，上海最积极的、极负责的干部（上海各区委联合会的委员）又全部被捕，于是‘九一八’以来所建立的一切工人支部（那时工人支部30余个，包括党员200余人）都失去了指导和联系，几乎全部离散了，从此我们的运动便进入‘冬眠时期’，因为最积极的领导份子和干部都被投入国民党的监狱中，绝大部份的党员不是离开，也是消极了。这种‘冬眠状态’一直延长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为止。”（见该小册子第9页）
这段话，换句更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自从1932年10月（彭被捕）直到1937年8月（彭获释）这四年零10个月期间，中国托派处于‘冬眼状态’。可是正在这几年中，你恰恰在上海，你参加了中国托派的领导工作，你可以凭自己的经验证明在那几年中，中国托派并不曾因为失去了彭的领导而进入“冬眠状态”。
（你想必还记得，为要证明“冬眠”起见，陈碧兰在那篇吹捧老彭的长文中，将当时我们所的情创办《斗争》与恢复香港工作等，都推迟了一二年，以便记在彭的账上。）
非常可惜的是，目前幸存于中国大陆之外参加中国托派斗争的老同志，知道30年代情形的除了彭之外，只有你，我和别的二三个同志，因此彭似乎取得了制造中国托派历史的专利权，他似乎相信可以放手写作了。
不过我还必须尽我所能来揭露他那种与托洛茨基精神绝不相符的伪造行径。
最后我想以一个好消息来结束这封信：此地的青年朋友确实表现了工作的活力。现在必须把分散的力量团结起来。在这方面虽然有若干困难，我相信终于会成功的。附上图片，那是我们青年朋友们组织的一次集会。
双山1974年5月20日
不得已的答复
最近见到以香港革共党中委会名义发表于去年（1981年）8月间的一个文件：《澄清托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立场》。它宣布我为德文版《托洛茨基论中国》所写的导言中，“有不少错误的地方”。它特别指责我在论及中国托派关于抗战的内部争论时，故意把我所属那一派的立场“含糊起来”，而且把我们“与托氏互相对立”的立场，“说成是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
这个文件，特地请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转送给出版托著的德国朋友们。同时还送给革马盟常委会（因为它的机关报《战讯》登载了我那篇导这的第一部份），并要求后者“如果决定把它全文照登，那就请把我们这个意见也一同刊出。”
对于如此隆重的一个官式声明，我不得不作如下答复：
（一）德国朋友们邀我写导言的原委。早在1976年，美国同志曾经出版了英文的《托洛茨基论中国》。为使读者们，特别要使不熟悉中第二次革命情形的年轻读者们，更易与更好地了解托洛茨基的立场起见，主编者邀请中国的彭述之代写了一篇导言。如今德国朋友们准备用德文出版同一著作，为了便利读者的同样目的，他们本来只要将彭述之的导言从英文译成德文就行，根本不需要请人另撰新序。他们为什么要舍近就远呢？德文版的主编从来没有说过任何理由。但是理由显而易见的：彭述之的导言实际上没有尽了一个写导言者所应尽的责任。
第一，他原应该引导读者们去了解托洛茨基；可是他却拼命引导读者去了解彭述之。他原该善用现已颇为完整的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和文字，对照中国半个多世纪来的事变，去详尽分析与指出托氏思想发展的线索与经过，以此让读者们看到并学习到一个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如何将革命理论应用于革命实践；同时彻底驳斥斯大林主义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加给托洛茨基的一切歪曲与诬陷。彭述之在他的导言里不曾这样做，却集中力气措写他本人于1924年从莫斯科学成归来，如何以只手旋转乾坤，如何把中共的思想“再武装”起来，以及他后来如何以中共主要领袖资格，一贯坚持正确路线，不断反对右倾与左倾的错误，直至中国革命归于——失败……
第二，彭述之的导言写成于1974年，即写成于中共取得全国政权25年之后。可是你看完全文，却觉得它彷佛写成于1947年或更早些，即写于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之前。导言通篇所述是托洛茨基（特别是彭述之）如何如何正确，斯大林与毛泽东如何如何错误。但对于读者们必将提出的一个问题：到底为什么领导中国第三次革命达到胜利的是错误的中共而非确的中国托派？彭述之只经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话：“中共在由中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非常有利的条件中取得了政权。”
一篇导言既如此地喧宾夺主，这位“喧宾”对于新发生事变的理解又显得如此地无能，人们对它表示不满是理所当然的。
当我答应德国朋友为他们准备出版的书写一导言之后，他们便要我先告诉他们写作方针。
我提出的方针是：除了以上述方式介绍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先后提出的各项意见之外，我将主要解释下列几个问题：一、在第二次中国革命中被证明为完全正确的托洛茨基路线，为什么对第三次革命的兴起与成功不曾起过什么作用？二、断送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斯大林路线却似乎以毛泽东主义名义完成了第三次革命。实际上是否如此？如果是的话，其故何在？三、中国革命已在中共领导下获得成功，中国托派是否还有继续存在与继续奋斗的理由与必要？
至于中共领导内部（主要是至1923年1929期间）曾经发生过的思想分歧，导言里当然也要谈到，但这方面的叙述必须非常简约。因为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中共领导人虽然都不是自觉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基本上忠实地执行了斯大林路线。这期间有时有人曾经发表了不同于莫斯科发来的指示，那只是中共领导的“感性认识”证实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俄国托派）的“理性认识”吧了。无疑，这些印证是重要的，应该在导言里提到，但不能本末倒置，不该非分地夸大它们，藉以夸耀当时某某领袖始终与托洛茨基思想“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导言里也要谈一点中国托派内部对于托洛茨基所提各种意见曾经发生过的争论；但无论就他们的实际影响说，或就他们本身的性质说，这些争论在我拟写的文字中都只能占很少地位、或完全占不到地位。只有对于今后的革命政治还会发生若干影响的某些争论，才允许适当地加以提及。
托著的主编者同意我这样的写作方针，要求我依照草拟的大纲写出来；但在篇幅方面他们只能给我五十张打字纸的长度。
以上情形（内容与长度），说明了我的导言为什么必须将许多事情与不少问题搁开不谈，必须将它们“含糊起来”。
（二）虽然如此，与“革共党”的指责恰恰相反，我却不曾把托派“对中国抗战的基本立场含糊起来”。在我的导言里，有不少问题原本不该“含糊”而终于“含糊”了的，例如关于国民会议口号的争论，关于红军的争论以及有关第三次中国革命性质的争论。关于抗战争论之所以要约略提及，只因为（自然是依我之见）这问题在中国虽然可能已成过去，但对其他落后国家的革命来，说它却还非常现实，在它们未来可能发生的对外战争中会具有很大意义。
我应该将这项争论如何介绍给外国读者呢？把双方争论的全部论据，将争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与详细情节叙述一番吗？当然不行。这对我的写作方针说来是不可能，对外国的读者说来是不必要，要介绍这个争论，自只能以双方的“基本立场”为限。
指责我的人显然没有弄清楚什么叫做“基本立场”，事实上他们至今没有把握到托洛茨基在中国抗战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立场”。
对于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反抗日帝侵略的战争，托洛茨基所采取的基本立场决不能仅仅以拥护抑或反对来说明，也不能以“批评领导，拥护战争”这样的公式来概括。拥护中国方面的正义战争，但同时又对领导这个战争的国民党采取批评态度的，并不限于托洛茨基与托派。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有别于当时任何一个政派的，亦即他那非常特殊的，因而是最最基本的一个方面，乃在于他主张对于这个具有客观进步意义的战争，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要用革命手段来拥护。它要在战争中不停止阶级斗争，甚至要发动阶级斗争，特别要发动土地革命。因为依托洛茨基之见，中国方面只有靠革命的进展才能一方面真正调动最大多数的工农起来作战，另一方面使侵略军中武装了的工农（日本兵士）丧失斗志，趋于溃败。这个立场的特点还不仅表现于用对内革命斗争来赢取对外战争这一点上，而且还表现于革命党准备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为军事斗争，即在战时（或战后）以内战来推翻反动的领导者，建立工农政权，藉使战争胜利，并使革命成功——这一点上。
我在导言中所介绍的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的态度，正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立场。我相信绝无“含糊”之处。
诚然，我没有像批评我的人所希望那样，将当时发生于中国托派内部，前后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详尽地记录下来。但所以如此的原因已如上所述，它绝不是为了“文过饰非”。因为我当时的意见至今不变。我认为我和我所属那一派的主张是正确的，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的基本精神。
在适当地方，例如在我的《回忆录》中其实我已尽可能详细地叙述了当时争论的经过，转述了几个主要争论者所持的论据。批评者与读者们如有兴趣去查究我是否故意“掩饰错误”，不怕没有根据可找。在这里我还要顺便告诉一声我的批评者：德国的读者们多半会在未见我那篇导言之前，便可看到《回忆》中有关当时争论详情。他们不会因我的“含糊”而受到“欺蒙”的。
（三）声明一开头就宣布我的导言“有不少地方是错误的”。但到临了，它却说道：“至于对这篇序言的其它不同意见，则不想在这里说了。”那末在哪里说呢？我希望我的批评者不要“欲说还休”，“含含糊糊”。指控而不列罪状，这决非论战的正当方式。
（四）这篇声明使我记起了35年前的一件旧事。1947年，我们，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新旗”派，出版中文的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问题》。我给它写了一篇序言。这篇序引起了彭述之一派（即现在香港的革共党）的不满。他们为此特别写了一段评语，油印（也许是铅印，我已记不清了）一页，要求凡购读此书的人，必须把这一页贴在书的扉页上，以防读者传染序文的毒害。这件事当时使我联想到张天师驱鬼符箓，同时又让我看到一个尚未当权的专横政党的雏型的书报检查。
想不到时间隔了这么久，竟还有人想搞这一套驱鬼辟邪的无聊把戏。
（五）我的批评者显然认为我写导言系受命于国际书记局。德国朋友出版这本书也是由组织所决定。事实是否如此，我得说明一下。
当然，我写这篇导言，是把它看作一项严肃的革命工作来做的；但它并非受命于任何机构。出版托著的那家书店不是党的出版机关。主编这部书的几位朋友，我亦不知他们是否均与组织有关。因此，把这项工作想为由头至尾都是上面决定下面奉行的公事，根本差矣。也因此，有谁为了不满这项工作而上诉最高当局，请它转知某某，着令防范什么；又行文其它组织，要求如果续登此文，便须如何——这做法，只透露出那位作者头脑中事事官办，一切通过机关那种可笑与可怕的官僚主义成见罢了。
最后一句话：我欢迎一切批评讨论，但反对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
1982年3月1日
附录澄清托派对中日抗战的立场
王凡西在《托洛茨基论中国》（德文版）一书的序言中，对托洛茨基意见的阐释、他自己意见的发挥、对过去历史的叙述，有不少地方是错误的。特别是其中第五部份第二节（标题为“中国托派的内部争论”）的论述，更与当时有关各方的意见大不相同。他把自己所属那一派对中国抗战的基本立场含糊起来，不但无视他们的立场与托氏的立场正相对立，反而说成是“更符合于托洛茨基精神”。这样地阐释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的立场，和中国托派当时的争论，那是我们所不能保持缄默，而必须加以澄清的。
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战的立场，早在当时已用文字重复地表示出来，非常明确，无任何可被误解之处。例如他在1937年9月23日致里维拉的信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现在日本正要将她变为殖民地的国家。日本方面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的和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斗争则是求解放的和进步的。”他号召“中国一切工人团体都应积极参加现在的抗日战争，而且参加在第一线上，却不丝毫抛弃其纲领及其独立的活动。”他同时驳斥那些主张在中日战争中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人，指他们“不是真正的叛逆，便是十足的蠢到了这种程度，也是等于背叛的。”（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第一次版第349页，英文本《托洛茨基论中国》第567至569页）
第四国际执委书记处关于中日战争的决议，及其中国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前身）的正式立场（它为多数所通过），都与托洛茨基的上述意见相一致。
与上相对立的是当时中国少数派的意见，他们中有的认为，中日战争只是日本天皇与蒋介石之间的战争，中国方面的抗战自始就无进步性可言；有的（如序言作者本人）则认为中国的抗战，在太平洋战争后已“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一部份”，“因此已经由正义的变成不义的，进步的变成反动的了”。（见《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中王凡西所写序言第15页）他们从不同的论点得出共同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态度。序言作者更自作解释：“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使其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
但同一作者在去年写的德文版序言中，却不再像他在30多年前的中文版序言中那样，清楚说明自己对抗战的基本态度；他把争论的问题模糊起来，说：“中国托派在抗日战争态度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若仅就问题的实质而论，也就是对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立场的不同了解，以及对此立场内含的两个不同部份之间所定的比例的差异。”这是一种事后的诡辩，其作用是企图越过当时争论中的首要问题，任意变换争论的“实质”内容，同时曲解托洛茨基的原意，以此掩饰自己一派的错误。但是，恰恰在他引用来辩解自己意见的托洛茨基那几句话之后，托氏已紧接着指出：“我们【现在】有一场战争。首要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同志，和所有同他们一起的人，都应该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的战争，还是否认它，视它是统治阶级强加于他们的战争呢？极左派力图避开答复这个基本的问题。”（托洛茨基1937年10月27日给第四国际书记处的信，《论中国》英文版第574页，着重点原有）序言的作者今天“力图避开这个基本问题”，而当时他及其一派却不承认抗战是他们的战争，并反对采取保卫主义。
再就他解释争论双方的“不同理解”和两部分的差异来看。他“简言”对方“特别着重中国一边的正义性，因而强调拥护战争……”而“保外一部份人（本文作者乃其中之一）则更加着重托洛茨基以革命争取战争胜利这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者积极拥护与参加抗日，不但因为它是正义的，而且因为由此可以在工农大众与军队中取得影响和威望，以便在‘一个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可以将对国民党的政治的反对转变为武装斗争。”但主张“积极拥护与参加抗日”的，并不是他们这一部分人，他们根本就认定抗日战争不是正义的，不应“积极拥护与参加”，而应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
中国托派当时双方争论的意见，和托洛茨基及第四国际领导机关的意见，都已有文字为证；无论今天如何舞文弄墨都无法加以改变的（但这篇序言对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抨击性叙述，则缺乏有关文件的支持）。革命者必须忠于历史事实、自己过去的意见，及与自己争论对方的意见，从而让后人能够切实了解真相作出正确的评断。这就是我们写出这个意见的原因。至于对这篇序言的其它不同意见，则不想在这里谈论了。
1981年8月25日
致革马盟常委会
同志们：附上的一文是我们寄给书记局转给出版《托洛茨基论中国》（德文版）一书的德国同志的。鉴于《战讯》拟连载有关的序言，而该序言对中国托派抗战时期的争论及托洛茨基的意见，却作了许多不符真实的描述。如果你们决定把它全文照登，那就请你们把我们的这个意见也一同刊出（刊出时请用“格贡忠”笔名）。当然，我们不希望为此在公开刊物上进行争论；但我们更不愿读者被误导而不了解历史真相。
革共党中委会
1981年8月30日
注一：中国以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者，习惯称1911年革命为第一次革命，称1925-27年的革命为第二次革命。
注二：同样意思，笔者曾经在一篇写于1958年的文章《过渡纲领的二十年》中发挥过。
注三：随便举个例，文章说“彭于1920年——秋天加入中共”，但现在人人知道：一直要到1921年7月间，中国开始有共党存在的。
注四：福仁同志这句话没有说错，不过为了更加确切起见，我得将他所记得的事实经过补充一点。当他离沪期间，发生了中日战争。37年秋天，被捕的同志先后被释出狱，有些回到了上海，留在该地的临中委经一次积极分子会议分子后重选。新选的委员中有彭述之、寒君、刘家良等，没有李福仁（他在美）和双山（尚在狱）。1938年春，这个新临委事实上停止工作，领导机关改成为“斗争报”编委会，这个委员会包括：陈其昌、彭、刘、谷和、双山、寒君。等到超麟（1940年）来沪，又邀他参加。福仁回沪后，并不正式算是“斗争”编委之一，但他实际上有时参加会议，也积极工作，并且人人把他看成领导人之一，直至他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离开上海为止——双山。 |
耕莘：和“七十年代”编者再谈几个问题（《七十年代往何处去？》第四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和“七十年代”编者再谈几个问题
《七十年代往何处去？》第四篇耕莘
·一先谈立场问题
·二谈谈无政府主义。一点交代
·三西班牙内战与无政府主义
·四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时髦起来了？
一先谈立场问题
读了“七0年代”编委会写给我的公开信，有很多话要说。因为那封信上除了直接答复我提出的若干问题之外，它更多地提出了有关乎当今革命运动的，亦可说有关乎今后人类命运的基本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不用说，都值得提出，都值得研究讨论。我十分愿意参加这个讨论，愿意发表我个人赞同或不赞同“复信”上所表示的意见；不过，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部谈到这些问题，即使是极不充分吧，也非数万字不可的。这样冗长的文字显然不适于在杂志上登载（我上次给杂志写的那封公开信，就已觉得过分冗长，颇不合适了）；同时我刚巧又旧疾发作，握笔作文相当辛苦，因此决定先写一篇短文，谈谈我认为必须首先与立即讨论的问题；至于为“复信”所涉及的其他问题，有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异同；马恩列托与斯毛之间的思想渊源；俄国革命堕落的经过及其原因；现代无政府主义与各个所谓“新左派”的理论基楚等等，我准备分别以一篇或二篇的简短文字，陆续谈谈我个人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如果“七十年代”编委会不讨厌我这样做，我一定会“按部就班”地写出来，投寄“七十”发表。
在这里，我首先要谈的是“七十”的立场问题。因为我给杂志编委诸君写公开信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在“复信”的结尾处，我们见到了这样的声明：
“最后，我们得强调：无论本刊编辑中有没有无政府主义者，本刊也绝不会关闭门户，紧守一家之说，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是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势力，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出发点的激进论坛。更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剌激更多人发表自已深思的意见，向一切恶势力挑战，并不惜以行动见证。”
这一个关于立场的声明，我认为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比过去空洞地说只想扮演“一个公开论坛”的角色，不知要好多少了。编委诸君也许会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也许会说：“这个立场不是新的，我们从来就抱这样的态度。只是在过去我们没有明说，现在将它明白规定下来，并加以强调罢了。”
我相信事情也正是如此。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最积极作用的编委或赞助人，早已采取了最近被公开强调了的这个立场的。过去两年来以“七十年代”名义所曾采取的行动，大体上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我仍然以为最近这个公开声明是一大进步。因为，含糊地采取一个立场与明确地强调一个立场，毕竟是大不相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不甚自觉的、迂回动摇的、忽进忽退的立场，而后者则是自觉的、比较坚定的，有一贯趋向的立场。如果前者代表了“七十”的未曾成熟时期，那么后者多少表示出它已踏进行将成熟的阶段。
因此，我欢迎并且支持这一个被强调了的“新”立场。
不过我还不能完全拥护这个立场。
首先我觉得，“不关闭门户”是对的。试看目前，无论左右，杂志无不御用，报章例必钦定，文纲繁密，言路堵塞。其势真是要把任何思想的种子，艺术的萌芽，都摧毁净尽，使人类回复到愚暗闭塞中去。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空气中，“七十年代”揭示出这样一个办杂志的方针，而且说到做到（不像某些号称“自由”或“中立”的杂志那样的言行不一），这当然是好事，是值得称赞与应该坚持的方针。因为尊重不同意见，乃是真正民主的基本精神之一，没有它便不能有任何民主。
不过“不关闭门户”与不紧守一家之说，似乎不应该连在一起。不拒绝登载意见不同的文字——这是一回事；如果杂志的本身，至少编委会中的多数人，根本没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对人类社会一切重大问题没有一个共同看法，甚至不主张有一个共同看法，不仅自己没有定见，亦即没有确定的是非标准，那么光是开放门户，却只能让人觉得“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结果是目迷五色，不知所从。有一个想法非常天真，仿佛“各方面竟见的总和便是真理”，或“真理等于各家学说相加，复以同数除之。”（编委会关于登载“杀人盈野”一文所持理由，我觉得颇近乎此），其实这是大谬不然的。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真理也首先具有阶级性的。所以这样的“开放门户”，将使杂志始终成为一个空谈俱乐部，成为各种牌子的学说的陈列室，甚至成为各家唾馀的公用痰盂；它非但在思想与行动上不能起什么积极的作用，而且还能起散布“病菌”的消极作用。
如果“七十”编委员会中的多数已经发见了或信服了某一家思想。他们深信这个思想对于反对当前社会的最大祸害是良策，是最好的与最有效的武器，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紧守这个一家之说”？为什么不企图通过刊物，将这个真理广事传播，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以便成为一个革命力量，以便真正完成“立场”中所宣布的那三项反对呢？找到了“真理”而不去“紧守”，那么对自己说是不够坚贞，对别人说是失责怠慢。同时就一个刊物说来，这是表示它不想真正有所行动的最清楚的标志。
也许“七十”编委会诸君会说，目前我们中间意见分歧，根本还不曾有任何一家之说为我们中的多数所接受。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只是一个事实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这是“七十年代”目前事实上还不能采取某一种的“一家言”，并非在原则上反对“紧守一家之说”。团聚在“七十”周围的年青朋友们如果不甘愿始终陷于空谈，那我相信迟早会有一个“一家言”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接受之后，如果他们不以所接受的真理仅限于自我欣赏，那我相信他势必要去紧守它，一定会去不折不挠，反覆无间地推广它，藉使思想和群众结合起来的。
然则“紧守一家之说”，是否会将杂志办成目前在“共产国家”中那种无生气的，千篇一律的，仅仅逐字逐句背诵伟大领袖“最高指示”的报刊呢？“七十”编委们一定会这样问。这个疑问是应该提出的。因为这样的问题好多年来早己为不少能思想的革命者所考虑，并且在实际上，他们早已找到正确的答案了。
那答案便是如下规定的一种声明：“凡是由撰稿人具名的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观点。本刊的共同观点，由社论表达之。”这样的声明你可以从第四国际所属的大多数支部的刊物上看到的。这个简单的声明，代表着非常不简单的一个斗争过程。它一方面反对着由斯大林主义者所实行的“最高指示”政策，另一方面又反对着各式资产阶级政派或小资产阶级政派所标榜的（事实上往往并不如此）所谓“自由论坛”。我相信，同时我诚恳地希望，“七十年代”今后也应该采取这样的编辑方针。这个方针如果套用编委会声明中的现成文字，那便是：
“紧守一家之说”，却“不关闭门户”。
究竟这个一家之说应该是哪一家学说？是无政府主义？是现有各家中的一派？还是要自创一家？那都是另一些问题，我们留待往后的文章里再谈。
编委会立场中最具实质性的一点是：“本刊以后希望扮演的，是一个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势力，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为出发点的激进论坛”。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一点。
从表面与形式方面看，仿佛这样的说法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资本主义，资本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殖民地主义，以及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极权官僚主义，确乎是目前国际社会中三个（其实只是两个，因为前两者是二而一的）最大的压迫力量，是人类今后进步的三个最凶恶的敌人。一切为被压迫民族自由与被剥削阶级解放而奋斗的革命者，不用说，都必须以此三者为反对对象。否则，他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但若我们想深一层，尤其是我们如果将问题从表面看入内心，从形式进入实质；从纯粹思辨的领域转入到实践的领域，那么，这样的提法便会显出它的不对，甚至会显出它的反动本质来。
所以会如此，因为那个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帝国主义阵营，二者就其国家性质说并不相同，就人类社会制度说则代表着一前一后的发展阶段。
为什么这两个阵营的国家性质不同？它们的不同又在什么地方？我在“公开信”里约略谈过，在后面接上来的文章里将要更加详细地讨论，此地不再多说。至于二者在历史发展的道路上代表着前后的阶段，那么问题是比较简单的。这些“堕落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不都是推翻了资本主义统治，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或推翻了帝国主义与落后半封建关系相结合的联合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吗？这中间的代兴过程是有目共睹的，它们代表着历史发展上前后阶段的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
可以引起争辩的只有这样一个问题：那个后起的阶段，比之于那个先行的阶段，究竟代表着历史的进潮呢，还是代表着历史的逆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你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还要看你是从什么观点来看问题的。如果你属于旧时的占有阶级，如果你相信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心智文明”方面的成就，那么你可能，甚至一定会说二类国家的取代不仅仅是“以暴易暴”，而且是“越变越坏”了。反之，如果你属于旧时的非占有阶级，或属于被剥削阶级，又若你相信历史的进步与否主要取决于物质生产力之是否获得解放与提高，那么，你纵使对后一类国家感觉到有多么大的不满，你还会承认它们终究代表着历史的进步而非退步。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相信阶级斗争在过去曾经是、在今后长的时间内还将是进步的动力；换句话说：凡是被压迫阶级起来推翻压迫阶级总是进步的。同时我又相信：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乃是判断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标准。从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很显然，我绝不赞成成将一方面的资本帝国主义和另一方面的极权堕落了的社会主义，放在一个平面上，将它们看成半斤八两。因为在前一个阵营的国家（我们暂且不谈那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形）里，存在着成了目前人类进步最大阻力的生产工具私有制，而在后一类国家里，却已推翻了这个私有制，代之而起的乃是一种集体所有制与公有制，虽然在政治上，那些起来推翻了旧阶级统治的劳动大众，并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却处在官僚们的极权统治之下。
在这样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形中，我们——以全世界不断革命为已任的人——在那些“极权堕落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应该负起的革命任务，当然与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所负担的不同。在前一类国家中，因为经济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业已完成，今后的任务主要是进行政治性的革命，去推翻官僚统治，去恢复并实施劳动者的社会主义民主；至于在后一类国家中，革命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行经济上与政治上双管齐下的革命。
既然革命的任务不同，性质不同，那么革命者的态度与他们凭以革命的手段当然要随之而有所不同的。
在这里，采取“一律打倒”的办法显然不对的。如果在这两个阵营发生了冲突或战争之时，采取“不作左右袒”的“中立态度”则更是既错误而又有害的。
试想想，在美帝国主义与古巴的冲突中，我们应该保持中立吗？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的战争中，我们能够“不作左右袒”吗？一旦美国或者日本和中国打起仗来，我们能不保卫中国吗？当然不应该，当然不能够。但是在目前，我们却看见不少自以为摆脱了一切革命“教条”的所谓“左派”从他们“新发现的理论”出发，恰好要在极权官僚统治的国家和帝国主义者所统治的国家之间，划上一个等号哩。这样一等，事实上可变成“形极左而实极右”的勾当了。
这次“七十”编委会所强调的那个立场，在文字的叙述上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极权堕落的社会主义顺次排列在一起；我希望，他们这样做的本意并非要在前二类国家与后一类国家之间完全等同起来。如果我这个希望不会落空，那么我更希望，为使人们不发生误会起见，编委会还得明白地指出上述二类国家本质上的不同。并且明白地说出我们对二者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以及我们用以反对二者的不同方法。
二谈谈无政府主义。一点交代
在我写给本刊编委会的公开信（见第二十五期）中，曾经顺带地谈及无政府主义，这回却想比较专门地谈谈它，不过，在进入正文之前，想先说明一切与我们讨论多少有关的小问题。
编委会给我的“覆信”说：“耕莘君……只表示不赞同这些观点，但是没有逐一解释，他只举出几个中外无政府主义者个人的“错误”行为，然后说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出乖露丑”的行为，应由无政府主义本身来负责。……”
为什么我要举出几个（特别是中国的几个）无政府主义者的“错误”行为呢？是否为了要避免解释理论问题？是否想简单以某几个人的出乖露丑来证明无政府主义本身的破产？并不。
原因是从“七十年代”（第二十四期）介绍无政府主义的“编者按”中来的。按语说：“…原来早在七十年前，无政府主义已开始在中国生根了。然而，我们何尝在学校中读过这样的一段历史！现在反而要由一个外国人告诉我们。本来，我们理应把那篇文译成中文，但由于缺乏资料，无法稽考人物姓名。所以只好原文照刊。”
我在长信中所讲的几个故事，主要就是想多少弥补编者的缺憾，想供给他们一些一时无法稽考的资料。一个添长了几年的老人，是有责任将亲眼见过的事情告诉求知欲旺盛的年青朋友的。
读了故事之后，我接着说：“中西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头面人物如此出乖露丑，到底是否要无政府主义本身来负责呢？在个别的情形中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在基本原则上却可以这样说。”我这里的解释不够明白，应该补充几句。在人和思想（此地指某一形成为学派或政派的思想体系）之间，一般说，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关系。一方面是人选择思想，另一方面又是思想选择人。是什么性格与站在什么阶级立场上的人就会选择怎么样的思想；同时，怎么样的思想，会选择到什么性格的和忠于什么阶级的人。自然，这样的关系决非绝对。因为人会变，思想也会变。人可以朝秦暮楚，而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一度曾经进步过的思想，也可以变成反动的。此外，人和思想之间偶然结错了姻缘的事，则更是常常有之。不过这些变的因素却总不能根本否定一个相当可以确定的规律，那就是：在某时代确乎正确的与代表进步的思想，总可以选择到该时代中最优秀与最进步的人（至少能争取到其中的大多数）；而错误与反动的思想也自能找到志趣与之相投的人。
因此，就某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来认识一个思想，或就某一思想来评量其代表人物，虽非唯一正确之道，却总不失为诸道之一。
“复言”举出斯大林对革命团体与革命者的诬蔑，作为不能以人论思想的理由，那是站不住的。因为在这里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我们所讲的关于中外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到底是事实还是诬蔑。
交代了这一点之后，接下来还有一声明；在“公开信”里，我虽然不会将我不赞成各派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理由逐一解释，但决非不会“触及问题的核心”。在论“无政府主义能否建立更好的新制度？”一节中，我曾经提出了五个问题。这虽然不是从正面立论，但我相信，那五个问题已经包括了对于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思想的批评，特别包括了对它有关社会革命的战略思想的批评。这些批评自然可以而且应该加以充分发挥；不过在这篇文字中却不准备阐明了。对于那些真有兴趣于无政府主义的读者们，我希望，当他们阅读本篇之时，能拿该文的有关段落来加以参考。
巴枯宁主义及其基本精神
我说这回要比较专门地谈谈无政府主义，怎样的专门法呢？当然，我并不想像编写教科书那样，上自中国的老子，希腊的齐诺，中经中世纪的阿尔巴主教，以及十七、八世纪英国和法国那些素朴的无政府思想与托邦社会主义，下迄托尔斯泰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直至蒲鲁东、巴枯宁与克洛泡特金诸人的“科学的”无政府主义，逐一介绍，逐一评论。我不能这样做，也不愿意这样做。这种全面的专门研究，自有其本身价值在，自应由专门的学者去从事。但决非像我这样的人——一个与学者无缘，学一点理论仅仅为了要实行的人所应该做与必须做的。
其实，从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出发，要想确定究竟是哪一种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抑或无政府主义，真能推翻资本统治，真能保持革命胜利，并继续推进与扩大这种胜利以至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根本无须回溯得很远，追究得很广。只要研究巴枯宁的思想就够了。因为在古往今来的无政府思想的流派中，巴枯宁主义，据我个人之见，仍是“集大成的”。它在所有的流派中最接近实际的革命斗争，具有较多的战斗性格。
故若无政府主义确能解决现代革命的诸大问题，那么这个无政府主义定然是巴枯宁主义（或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一个流派）；反之，如果连巴枯宁主义都被证明为无济于事的“纸斧”了，那么其他派别的无政府主义就更不在话下。
因此我这里只想谈谈巴枯宁主义。不过即使对于巴枯宁主义，也不想全面地谈，而只谈它的基本特点，谈巴枯宁思想方法的一些主要特征。
大家知道，巴枯宁曾经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朋友；是他将“共产党宣言”首次译成俄文，并且出版了的。后来他还打算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一卷。光凭这么一点关系，人们就不难想像他曾经受了马克思思想的不小影响。无怪他还自称为“唯物论者”哩。在一般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上，特别在一方面对无政府主义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他曾经给自己规定过这样一个地位。他是取蒲鲁东与马克思之长，却舍弃了二人之短。以此完成了自己的系统的。他在一方面“发展了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使它摆脱了一切教条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渣滓”；另一方面，他从马克思那里学会了“以科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历史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它的基础”。这样，“他实现了两个学说的最高统一”。（见梅林著“马克思传”，中译本第506页。）
事实上是否如此呢？梅林说：并不。他说这不过是巴枯宁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自我欺骗罢了”。
要知道梅林所下的这个判断是否公平（就巴枯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我们在这里不涉及巴枯宁对蒲鲁东的关系）且让我们看看巴枯宁自己介绍的他的思想“基础”。
在他著作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有如下的话：
“由于确信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本能中，在自己的迫切需要中，以及在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具有未来正常组织的一切因素，所以我们在人民之中寻找这个真理（社会组织）；而由于任何“国家”权力、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来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的，因此必然要力图使人民服从与人民格格不入的制度和目的，所以我们宣布自己是任何政府权力、“国家”权力的敌人，是一切“国家”结构的敌人……这样是社会革命者的信念，为此人们称我们为无政府主义者。（转引自马克思摘录兼评注的巴书“摘要”，中译本第三十三页。）
这里所说的无政府主义，所以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两个基本信念，也就是巴枯宁主义的思想基础。请大家看看：这个“基础”里是否含有“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成分。
说“未来正常社会组织”的“一切因素”，全都具备在“人民群众的本能”中，具备在他们“迫切的需要中”具备在他们“自己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企望”中——这种说法与唯物史观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不错，巴枯宁在“本能”的上面加上了一个形容词：“多少被历史所发展了的”。其意即是说：他所指的本能并非属于原始人或简单人的。但这样也改变不了问题的本质。为什么在现代人（我们姑且不谈历史上其他时代的人）的“本能”、“需要”与“企望”中会“具有未来正常社会”（按即未来合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因素”？到底是怎样的“历史”，是怎样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又是怎样地作用着，才在“人民群众”的“本能”之中发展出“一切因素”来？还有，历史在“人民”中间发展他们的本能，在任何时代并对一切人等发展同样的本能呢，还是在不同时代对不同的阶级，对不同的民族，发展出不同的本能，因而形成他们不同的“需要”，不同的“企望”？对于这些问题，巴枯宁除了以神秘方式谈及民族特点之外，根本不曾考虑过，当然更不会提出过正确的答案。
这位“共产党宣言”的俄文译者显然不会真正取得马克思之所长。因为不然的话，他决不会宣称未来社会的一切因素具备于人民的本能之中，而且他多少会懂得，只有从现存社会之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从由此关系所形成的阶级关系中，才能寻找出“未来正常社会”的“因素”（当然不是“一切因素”）
至于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按其实质按其地位说都是被置于人民之外和人民之上……”这个说法与历史的唯物论相去更不可以道里计。依巴枯宁之见，“国家”与政府正是完全存在于人民之上和人民之外的一个怪物；它是某一或某些野心家的发明。他不知道或不愿知道，国家与政府正是从“人民”的内部关系中发生出来的。它是某一个社会有了私产制度，有了阶级分化，因此进行着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因此，只要存在着阶级的统治与剥削，便一定会有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国家的“实质”在于它是阶级斗争中的一件最有力的武器；政府“地位”则永远被置于统治阶级一边的。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府是一种神话，与一切阶级为敌的“国家”也不曾有过。任何国家都有明显的阶级性，都是主要代表某一阶级（或此一阶级的特殊部分）的利益去压迫和剥削其他阶级的。在过去，它曾经代表过地主、封建主与资本家去镇压奴隶、农奴与工人大众；今后，它也可以代表一切劳动大众去镇压过去的种种剥削者，不让他们复辟。自然，在前后两个情形中，国家性质及其结构都会大大不同的。总之，国家既不是人们任意想出来的坏制度，它也不可能让人任意废除的一个物件。它是历史的产物，有其起源，也将有其死灭；但它必须随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的消灭而消灭，绝不会因人们的反对而消灭的。
巴枯宁对于“人民本能”的看法是十足唯心的，因为他完全不懂得社会的经济关系对于“本能”之类的决定力；巴枯宁对于国家的看法则是非历史的，因为他根本不认识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他根本不懂得国家具有阶级性这个“实质”。
梅林没有冤枉巴枯宁。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大师自以为学于马克思而胜于马克思，其实不过是“自我欺骗”了。
站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巴枯宁当然无法正确了解社会革命的。关于这方面的错误，马克思有过如下的批评：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在他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不存在的。由于在此以前存在过的一切发达的和不发达的经济形式都包括了劳动（不论雇用工人、农民等等）的奴役，所以他认为，在这一切形式下，彻底的革命同样都是可能的。不仅如此！他希望，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要根据俄国或斯拉夫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水平来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个水平……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见上引“摘要”第四十页。加重圈是原有的。）
这几句言简意赅的评语，将巴枯宁那个非历史的与主观的、因而是唯心的社会革命观，充分地揭露出来了。他这里抓住了巴枯宁主义的整个错误根源。
因为不会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来看一般的政治和特殊的革命，所以巴枯宁把一切社会形式中的一切革命的性质等同起来。同时，他将一切革命的价值归结到一点，即归结到反奴役或反权威这一点。这样一归结，在巴枯宁的心目中，无论是纵的历史，或横的社会，都非常简单了。它们中间，不论在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只有一个矛盾，就只有奴役（权威），与被奴役（人民）之间的矛盾。在他的革命观中，无论是那一类被奴役者的反抗（不论在那一时代或那一国家）都可以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即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革命；同时，无论那一类权威（政府）——不问它代表什么阶级，也不问它在社会或民族的政治或经济方面是推动进步抑或拉向后退——总之，只要是权威，就必须反对，就必须打倒。
到这样一个立场应用到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的斗争中去，又怎能不可笑、格格不入与错误百出呢？下面请看巴枯宁思想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一个例子。
关于德国的统一
当年俾斯麦站在普鲁士大贵族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由上而下地，用战争和外交手段来进行德国的统一。这个运动，马克思认为有其“客观上的进步意义”（注1）这即是说，它意味着普鲁士晚起的大资产阶级，用他们自己的反动方法，多少完成着在某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曾经以革命方法来完成过的民主任务。但在同时，站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着眼于国际社会主义的革命，马克思绝不因此而拥护俾斯麦，绝不与德国的贵族资产阶级相妥协，他不但要推翻俾斯麦，而且要推翻俾斯麦所代表的德国贵族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这个态度充分表示出他的历史观点与辩证观点。依照历史观点，他认识并承认德国统一运动的“好处”。因为统一的德国比之于分裂的德国，对整个德国的生产力的提高，对德国阶级斗争的开展，对德国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前途说来，都是有益的。依照他的辩证观点，马克思认为承认俾斯麦领导的统一运动有其“好的一面”是一回事，在政治上是否拥护俾斯麦则是另一回事。承认“客观的好处”，绝不妨碍马克思反对俾斯麦对于工人阶级所实行的反动政策，绝不妨碍他将俾斯麦看作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大敌，因而绝不妨碍他主张推翻俾斯麦。
可是既不懂唯物史观又不懂辩证法的巴枯宁，却大喜过望地在这问题上看出马克思的“错误”与“荒谬”了。“马克思一方面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同时却又幻想推翻俾斯麦”。（见同上引书第48页。）因为在他看来，说俾斯麦的某一做法具有若干客观的或历史的进步性。便等于“承认俾斯麦是革命者”；承认了俾斯麦是“革命者”，便不该“幻想去推翻”他。马克思将反动头子认作“革命者”是“错误”与“反动的”；承认了人家是“革命”而又“幻想”去推翻他则是“不合逻辑的”。为要进一步证明马克思的“不合逻辑”，他就举出拉萨尔的事情来。
拉萨尔是当时德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某一意义上，亦可说是马克思的弟子。然而他，正如梅林所说：“从来不曾充分地掌握他们（按：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见“马克思传”中译本第392页。）他觉得，既然统一德国的运动对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都有好处，那么和此一运动的执行者俾斯麦取得一些妥协是可以的，甚至应该的。于是拉萨尔在事实上和这个德意志的“铁血宰相”勾搭上了。对于这件事，马克思当然竭力反对。
巴枯宁却出来“主持公道”了，认为马克思不该攻击拉萨尔。依他之见，马克思既然主张“统一的、暴力集权的国家”作为马氏学生的拉萨尔所“希望的（也）是这一种国家”，那么现在“俾斯麦已经做到了，他们怎么会不联合起来呢？”在这件事上，巴枯宁以为拉萨尔是忠实地与合乎逻辑地实行了老师的教训；而老师之出来反对，却是以夫子之矛，攻夫子之盾。为什么马克思会“自相矛盾”呢？巴枯宁又进而解释道：“大概因为俾斯麦在国家中占据着在马克思先生看来应当属于他本人的首位”吧。（以上各引句，均见“摘要”中文本第48页。）
原来如此！马克思之所以要推翻俾斯麦，竟是为了他本人当不上德意志国的宰相之故！妙极了！
但正是这段妙论充分暴露了巴枯宁自己的“逻辑”：你反对俾斯麦，你就得根本反对由他实现的德国统一；你承认德国统一会带来任何意义的一点好处，那你就得拜伏在俾斯麦的脚下！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观点，更没有一丝一毫的辩证方法。有的，只是最庸俗的“现实政治”的眼光，只是最肤浅的形式逻辑的推理。拉萨尔就是因为遵循了同样的看法与逻辑，竟致违反了德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利益的。
那末比拉萨尔更有系统与更为自觉地运用这种思想方法的巴枯宁，是否大有害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呢？当然是的。有何事实根据？多得很，不过我们这里不想扯得太远，这里且谈谈最近三四十年来发生于中国的两件大事，谈谈中国的巴枯宁主义者对这两件大事所抱的错误态度。那两件大事便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
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抗战采取了什么态度。我不知道。因为在抗战期间或抗战以后，我都不曾看见过他们有关此一问题的任何文件。这，我想由于我的接触面小者少些，由于他们根本没有活动（甚至根本称不上存在）者多些。老实招认，还是看了第二十五期“七十年代”那篇谈中国无政府主义的英文文章，我才第一次知道中国无政府主义对抗战有过态度以及有什么态度？兹将文章的这一节翻译如下：（注2）
“无政府主义派“对抗战”作何反应，无法说。许多人强烈地觉得这是一次民族解放战争，但他们对于那些反日的力量不存有任何幻想。不过人们不妨假定，一般说来，他们是采取了反战态度的；人们普通都假定这个态度实际上便是他们的态度。事实上，他们的力量已减弱为少数几个死硬的核心小组，它们觉得自己的迫切需要是要保持他们这个运动的本性。”
从这一段不甚明确的记载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至少其中最纯正坚强的份子（即不像巴金那样被认为“柔弱”的份子），于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忠于巴枯宁的。他们“采取了反战态度”。理由：因为他们“对于那些反日的力量不存有任何幻想”，这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当时作为中国抗日主要力量的二大政党：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是用集权官僚的政府来压迫人民的，所以他们在日帝侵略中国与中国人民起而反抗的战争中拒绝作左右袒，他们反对双方，他们反对战争的本身。
这样的态度确实符合巴枯宁主义的正统：反对官僚集权的政府，因而反对由这个政府领导的战争。至于中国方面的战争具有进步的性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政府在某些历史条件压迫之下，有时仍可以领导或控制一个客观上进步的战争；真正的革命者在未能取代这个反动政府之前，同时也正是为了要取得推翻这个反动政府的权利，他们得积极拥护与参加这个战争；这样的拥护战争绝对不等于拥护那控制着战争的反动政府……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中外巴枯宁主义者的思想中，当然是“不合逻辑”的或“不切实际”的。
可惜，他们合逻辑的与切实际的立场，如果真的实行出来（幸而那时根本不曾有死硬的无政府主义者去实行），将不仅违反中国民族的利益，不仅违反乎中国工农革命的利益，而且也违反了日本工农革命的利益呢。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共二党内战的态度和他们对于抗战的态度一样，始终不曾有正式文件让我们看见过。因此，非常引以为憾的，我又只能从上面译引过的那篇英文文章中再译引一节，以见一般：
“……对于无政府主义者说来，当然，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些军阀吧了，要和这些人联合这个念头，那是从来不会在他们心中转过的。如果他们必须在蒋氏或毛氏的政权之下选择居住之所，那末他们的决定决非因为对任何一方较有好感。”
这个极其空洞的说法，不用说，很难算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共二党的态度。不过大体上我们总可以从中获得一点印象：蒋毛二家代表了二派军阀，他们同样压迫民众，同样榨取工农，所以对革命者说来二者乃一丘之貉，根本谈不上谁比谁好，或谁比谁坏。
将左右二方各打五十大板，这样的“公正”态度或“超然”态度，如果真正是中国巴枯宁信徒们的立场，那不但糊涂与反动透顶，甚至还有玷祖门哩。因为巴枯宁虽然反对马克思的“教条”但他有时还说到一点阶级的；至于现代的无政府主义者，诚如编委会的覆信所说：“并不反对运用阶级分析”。可是依照上引的立场，哪里还有丝毫阶级分析的痕迹？将人家骂成“军阀”，怒斥双方都是混蛋，这是让历史大事变打昏了头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感情勃发，一点没有革命社会主义者的气味。如果是认真忠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者，谈到国共二家的“优劣异同”问题之时，首先必须从二者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从二者对于中国落后的土地关系的态度，以及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态度来判断的。如果你从这三个标准来判断，那末不管你对中共政权的官僚抱着多么大的反感，你却不得不承认中共比国民党好得多，不得不承认中共之打倒国民党是一种进步的革命，因为，中共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事实上，扩清了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改变了中国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终止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占有制与生产关系，使国民经济遵循着初步计划经济的轨道前进，并联大大提高了整个工农业的生产力。
不错，中共因为深深陷入斯大林主义的泥淖，政治上错误迭出，组织上官僚专制，以致在这三方面虽然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但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走过了不少弯曲的冤枉路；同时中共的官僚制度再向前发展下去，不但阻碍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前进，而且有断送革命已有成果之虞。为此，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反对中共的官僚化，甚至需要一次新的政治革命来打倒它。
但虽然如此，至少截至目前为止，即在中共尚未将我们上述三方面的成就断送之前，我们怎么也不能将中共和国民党放在一个平面上。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用“军阀”或暴君等等含义不清的名词将二者等同起来。
不从唯物史观看问题，不站在阶级立场上论是非，光凭形式的集权、压迫等等来衡量一个政权，不管你主观上怎样以革命者自居，不管你怎样以最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自命，结果总只能让你陷进可笑、荒谬与反动的泥淖中去。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遵循了巴枯宁非历史辩证的观点，在中国近代的两件大事上，便都掉进了这样的泥淖。
（我愿意再声明一次：这里所批评的关于中外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中国抗战与国共内战的态度，并非根据正式与直接的文献。虽然如果将巴枯宁主义的基本立场忠实地，亦即“合乎逻辑地”应用到上面提到的两件大事上去，其错误与荒谬之处，我相信不会离我们所指出者很远。）
无政府主义与暴力问题
最后，我还想约略谈谈：无政府主义与暴力的问题。
多少年来，在一切统治阶级的宣传文字中，无政府主义都被用作暴力行为的同义词。其实这是不符事实的。这是统治者的一种反动阴谋。一般说来，与其说无政府主义迷信或滥用暴力，不如相反，说它反对应用暴力倒近乎实情些，在这一点上，克洛泡特金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者采取暴力手段是被动的，是为统治者的高压（乱施酷刑与任意枪杀）所逼成的。它是一部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者，因为受到反动统治的血腥迫害而实行的报复手段。所以暴力并非无政府主义的本质。我同意克洛泡特金的这个看法，因为自从19世纪80年代以还，无政府主义者以暴反暴的全部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这还不是我说“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暴力”的全部意思。
暴力是否可以用作社会革命的手段？对于这样一个空泛的问题，诚然，各派无政府主义者有不同的回答。有的根本反对，有的不完全反对，有的则表示赞成。但若问深一层，把问题从更为具体的方式提出来，譬如，我们以如下方式发问：为了终于能以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反动的暴力，革命者方面是否必须在长时间内，由一个革命政党，特别由该党的领导机构，将此问题联系着一般群众革命运动的进展，经常研究，不断注意，以便当革命高潮来临之后，当它达到某一成熟阶段时，能够既不过早，又不太迟地准备和实行胜利的武装起义？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那些原则上赞成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未必会给以肯定的答复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样子的积聚、准备、组织与应用暴力，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自愿”，“反对自上而下的权威”等等崇高原则不相容。再，我们如果这样提出问题：当革命已经推翻了旧有统治（姑不论它是怎样被推翻的），革命者是否必须组成政权形式的暴力机构，才能镇压反革命的复辟，才能保持与发展革命的胜利呢？对于这个问题，那么任何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坚决地以为不可了。因为谁若同意这样做，谁就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者中的暴力论者，能够容许与表示赞成的只有两种特殊形式的暴力，一种是群众自发的暴力，另一种便是个人单干的暴力，即个人恐怖行动。可是这两种暴力，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历史给我们看过太多的例子），其实是算不得真正革命暴力的。因为它们非但不能有效地打败统治者的暴力，反而会助长或增强反动派的暴力。
无政府主义派的“暴力论者”不容许有组织、有领导、有准备因而有计划的，为夺取政权而实行的群众性的革命暴力。他们更绝不容许为保障革命胜利而组成政权形式的革命暴力。否定了这种真正有效的暴力，尽管他们口头上多么地看重暴力，事实上却仍旧是非暴力论者，不，他们甚至比非暴力论者更坏，因为他们所容许与所采取的暴力，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说来，或者是一无帮助，或者是有百弊无一利的。因为非暴力的反抗运动，在某一限度之内，能够唤起群众运动，并且能够在客观上教育群众，以致让群众摆脱非暴力的幻想，走向真正有力的革命斗争；可是个人的暴力行为与那只许群众自杀、反对一切“外来控制”的暴力，其结果总只能是：或者从徒然浪掷宝贵的革命力量，或者，事实上帮助统治者镇压群众的革命起义。
说到这里，有人多半会这样来问我：“你知不知道有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你知不知道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和他们所领导的工会在西班牙内战中起的作用？如果知道，又怎能说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性的暴力呢？”
这样的反问提得合适，我正想谈到它们。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是不能谈了，篇幅已占得很多，且待下回分解吧。
1972年7月10日
三西班牙内战与无政府主义
自从西班牙的内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3年。这一件曾经引起全世界工人阶级和一切进步人士关注的大事，对于今天的年青人说来，却简直比数百年前的历史还要陌生。因为较远的历史总已多多少少，并且好好坏坏地让历史家记载下来，让人们编进教科书，以致让青年人可以在学校里读到一点了。可是这段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事，好像（我不敢说一定）还不曾以教材形式与年青人接触过。
那么怎样谈论西班牙内战中的无政府主义呢？
不管多么简单，总得先讲一点那次内战的经过，而且还得一般地稍微介绍一点西班牙。
西班牙革命的背景
在15、16世纪，西班牙是一个先进国家。读过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就是受当时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帮助而远航的。这表示当时西班牙的工商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它的统治者有向外扩张的需要了。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它始终是海上一霸，到处劫掠，欺凌弱小，领土几乎偏天下。可是，打从18世纪起，它却先后为其他欧洲国家所赶上，以致到了20世纪初，它非但不再是什么强国，而竟是全欧洲最落后国家之一了。
这里面的盛衰之理是非常复杂的，不过顶重要与顶基本的一点，乃在于西班牙这个古老国家根本不曾经历过相当彻底的民主革命。它那发达得较早的工商业，始终建立在国内非常落后的、封建式的农业基础之上，顽固地拒作任何改变。这就妨碍了它真正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妨碍了它无论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真正成为现代化的国家。
同样原因，又造成了西班牙国内矛盾的异常紧张。
直到目前，西班牙仍旧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每年国民收入的一半上来自农业，三分这二的出口货物为农产品，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农为主。土地分割的落后情形居全欧之冠，三分之一土地为大地主所拥有，这些大地主是教会与贵族，而这些土地又是全国最肥沃的，它们有几处竟囊括整整半个省份的面积。其余三分之一分散于众多小地主之手；另外的三分之一则分属于五百万个农户。这些土地大多干旱贫瘠，面积分得极为细小，以致农民们辛勤终年，不够一饱，不得不同时替地主打工，或租佃地主土地来耕种。
工业以纺织业居首，其次是开矿与冶炼等业。它们的规模都不很大，纺织业约拥有三十万工人，开矿与冶炼各约十万余人。要使这些工业向前发展，首先得造成一个更好更大的国内市场，这也就是说，首先得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从可怜的贫困状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有余钱购买较多的工业品。可是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根本改革全国的土地关系，必须实行土地革命。
要实行土地革命（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当然要损害到地主的利益，因而必然要遭到那教会与贵族组成的大地主们的坚决反对，至于那些资产阶级呢，按说，他们为了工业发展的利益，应该出来提倡或推动这种革命，或至少进行改革的。可是实际上并不如此，因为那些工厂主与矿场主，如果不是同时就是地主，便是与地主们密切联系的人。他们不会反对地主，至少不会坚决地反对地主。透过银行资本这个中介（由于一方面的地产抵押，另方面的工业放款），二者更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就这样，近百年来，西班牙的社会便形成了这样一种激烈冲突的阶级分化：一方面是地主与大资本家，他们凭借着教会、军队、银行等等力量，维持着一个极端落后与反动的国家机构，对广大工农实行了惨酷野蛮的剥削统治；另一方面是成千万贫苦农民，特别是那些在大庄园中耕作的农业工人，在数十万现代工业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不断进行反饥饿、反压迫、与反剥削的种种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立的西班牙带来了很大的好处。由于大战造成了世界市场的空隙，西班牙的工农业产品，尤其是农产品，都有了新的出路，发了不少财，因此相当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可是大战一停止，西班牙的工农业产品很快被再度挤出世界市场。经济和社会危机以比战前远为强大的力量暴发出来，阶级对立以更加尖锐的方式转化为激烈的斗争。统治阶级想以加重压榨的办法来克服危机，被压榨的但是增强了力量和信心的工农大众以革命行动来回答。压榨和反压榨，进攻和反攻，层出不穷，一浪高过一浪，一次激烈过一次，这情形首先促成了以里维拉为首的军事独裁。它以赤裸裸的镇压，配上极度虚伪的一点改良，企图解决当前危机，这当然不会成功，所以到了1930年，工农反抗的怒潮，配合着世界经济大恐慌而发生的西班牙国内的新的危机，终于冲走了里维拉的独裁政府，并且在次一年，还结束了布尔旁王朝在西班牙的长久统治，赶走了国王，成立了共和国。
这样，开始了近代史上有名的一次革命；更正确地说，开始了西班牙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一场长期斗争。
要详细地叙述这场斗争的经过，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办，这也不是本文所想做的。因此在这里，我只想简略地指出一下那整段历史的三个时期。
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起自1931年，迄于33年，其主要特征是工农大众继长增高的兴起，不断地左倾。他们不以政制之易君主为共和而感到满足，却要更进一步，再接再励，凭他们本身行动的力量，去撼动旧社会的物质的基础，去触动旧统治最神圣的支柱。在这样的情形下，反革命的教会、军官、大地主与大资产阶级的雄厚势力急起反击，处处与革命对抗。以柴摩拉为总统，并以阿柴那为总理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名义上标榜中间的路线，而实则袒右反左，企图将革命运动严格限制在共和派的框框内，不许触犯任何财产的私有制度。这些“左派”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幸又得到工农领导组织——西班牙的无政府党与社会党的上层份子的支持，竭力抑制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的“过火”行动，以致结果，反革命势力日益猖狂，终于在1933年秋天，解散国会，成立半法西斯党人赖洛斯为首的右派政府，使西班牙革命进入了大反动的阶段。
第二个时期是从1933年秋至1935年底结束的所谓“黑色的两年”。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反革命的暂时奏凯与得意忘形，他们的得势首先得归功于革命群众被“左派共和派”资产阶级所抑制与为自己领袖们所迷惑。事实上革命势力并未遭到挫败的。可是反革命的右派“激进党”人一旦掌握了政权，却想一下子扼杀整个革命。他们急不及待地实行反动，用尽力量去铲除过去二年之中所完成的，立法上、政治上乃至社会上种种或大或小的进步措施。首先恢复教会的特权，新宪法（其实远不算什么革命的，甚至还不是民主的，辟如：总统的权力就赋予得过分的大）所规定的种种民权停止实行了，比较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法重订了，允诺给加泰隆尼亚的自治又收回了……，同时，他们还公然让过去独裁者维里拉之子成立法西斯党，右派的大头子季尔·诺勃尔则在国会中大肆活动……结果，加泰隆尼亚实行独立，阿斯土里亚发动起义，它们虽然都遭到中央政府的残酷镇压（尤其在后一地区，因起义被杀害者有一千三百三十五人，伤者达二千八百余人），但是过分露骨与凶残的反动，恰恰激起了一时被欺蒙而并未击败的革命大众。工农和一般下层劳动者的斗争再度活跃起来，终于使那个估错了力量的右派政府维持不下去了，西班牙革命于是进入第三个时期。
这个第三时期便是所谓人民阵线时期。它以前任总理左派共和党领袖阿柴那为中心，联合了其他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再加上社会党、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党、以及被称为托派（其实不是）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结成选举同盟，在1936年2月16日的大选中赢得了压倒性胜利，组成了一个左倾资产阶级政府。当大选胜利消息一经宣布，全国立即卷入狂欢的革命浪潮中了。人们冲向监狱，打开牢门，放走了一切在“黑色二年”中被投进监狱的政治犯。农民们自动没收土地，不理会法律禁阻；工人们更是信心百倍，起来跟往日的压榨者算帐，据统计，从是年二月至六月这四个月中，发生总罢工113次，局部罢工218次，同时被群众捣毁的教堂有170座，焚毁的军官和贵族们的俱乐部有69家。光凭这几个数字就可以看出当时革命潮流的如何高涨了。
右边的反革命势力既然失败于选举，复遭受工农大众的进攻，便积极在军事方面准备反扑。这时候，如果那个由“人民阵线”拥上台的政府能够顺从（且不说领导）群众的革命，不去设法阻挠与禁止他们的斗争，那么很显然，反革命的军事阴谋是能够先制止的。可是事实上，这个右派政府非但不帮助群众去彻底打击反动派，甚至还有意去包庇反动派。至于那些未曾入阁的社会党人、共产党人、无政府党人的上层领袖们，则深怕自己群众的过火行动逾越了“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拼命拉住群众，要他们静待“革命政府”用立法来替他们解决问题。
在这一进一退之间，公然打着法西斯旗巾的军事叛变，便在七月十七日爆发出来了。佛朗可将军率军叛变于西班牙属地摩洛哥，号召全军全民起来，共建“古老神圣”的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左派”政府面对叛乱，手足无措，掩饰真情，以防工人大众的激烈反响，另一方面讨好右派想与叛军妥协，以致三日之内，全西班牙约共五十个卫戍区的军队都附和了法西斯，其中只有两个地方例外，那就是马德里与巴塞洛那。在那两个城市里，力量雄厚而富有战斗传统的工人阶级与一般的劳苦大众，一听见法西斯兵变消息，立即奋起斗争，他们几乎赤手空拳解决了那两个地区的卫戍兵：将保卫革命与对抗反革命武力的责任全部操在自己手中，勇敢地担负了这个责任。
这样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内战。
这次内战首先自是西班牙本国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同时却直接受着国际政治的巨大影响。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一直公开站在西班牙叛军后面，英法两国则采取了暗昧模棱的立场，主张“不干涉政策”，其实他们希望与内战双方的上层成立谅解，以便实现有利于英法的西班牙的和平。苏联表面上拥护西班牙的政府一边；但它的拥护却是既不积极，又不真诚的。它一方面要迁就英法的政策（为的要联合它们来反对希特勒），另一方面要利用自己的援助来控制西班牙的革命力量。
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形下，全靠西班牙工人阶级以及一切劳苦大众无比英勇的战斗，才把势如破竹的反革命战争军事力量顶住了。不但顶住了他们，有时还击溃了反革命军队，有时更将革命斗争发展到它逻辑的极端，以致大有可能澈底与全部地打败反革命，因而将西班牙变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家的。可是我们知道，西班牙那次内战，终于在1939年3月以法西斯军队的胜利而结束。西班牙的革命群众遭受十分深刻的失败，其失败程度之深，我们从下面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来：革命失败至今33年，西班牙工农却仍旧生活在当年那个老刽子手的野蛮统治下，我们还看不见革命斗争规模复兴的任何象征。
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当然很多，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却总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党所施行的罪恶政策，以及西班牙其他工人政党在或大或小程度拥护了这个政策。这个罪恶政策便是“人民阵线”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政府”和它的全部政纲。
何以人民阵线是西班牙革命失败的主因？
“但是‘人民阵线’不正是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因而使革命走向更高阶段的吗？怎么能说它是罪恶的？怎么能说斯大林党的倡议与其他工人政党的拥护这个政策，乃是西班牙工农在内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人们多半会这样问，让我来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得指出：在1936年2月前后，西班牙全国早已客观形成了革命形势。这形势并非“人民阵线”所造成，相反，“人民阵线”倒是革命形势所产生的——它是斯大林主义者与“左派”资产阶级领袖们为了要控制革命而结成的政治框框。其次，我们得知道，所谓“人民阵线”，原只是斯大林以极左的盲动政策帮助德国纳粹党上了台，回头在希特勒巨大的阴影之下怕得发抖，于是将“社会法西斯”这个荒谬政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转变出同样荒廖的一个政策吧了。依据“社会法西斯”的“理论”，除少数共产党人之外，一切政党，连社会民主工党在内，都是一丘之洛，都是“法西斯”，因而都在打倒之列。可是依据“人民阵线”的看法，除了法西斯党人之外，一切政党，不管它代表什么阶级，都是同样革命的，都同样是坚强的战友，因而都要团结一致。其实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昧于阶级斗争的实际，都违背了阶级斗争的逻辑，因而都极有害于革命。
在革命战争形势有利展开时，“人民阵线”这个政策更显出其反动性质。因为它要使各个“革命阶级”的政党共同签定一个纲领，这个纲领是满足一切阶级的利益的。怎样去满足一切阶级的利益呢？那就是这个“革命纲领”中任何改良的要求，必须以不触犯有产阶级的既得利益为标准，换句话说，为了要反对法西斯这个共同的敌人，工农大众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不许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更不许在经济上对财产的私有制作任何侵犯，甚至还不许可为改善生活而作出“过高”的要求。
先用阶级调和的辨法来赢取对法西斯的胜利，然后才准许以阶级斗争的路线来进行革命。这就是“人民阵线”政策的全部实质。它是为斯大林党所倡议，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欣然接受，并且获得西班牙各工人政党（社会党，无政府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领袖们的衷心拥护。
可是，事实告诉我们：不准以阶级斗争来进行革命，便不可能彻底与全面地唤起工农大众；没有工农大众的兴起，便不可能在内战中战胜法西斯。斯大林党与西班牙其他工人政党因为死守着“先胜利后革命”的“人民阵线”的方针，不但不尽量发动工农起来斗争，而且以无情的镇压去摧残从事斗争的工农，结果便掘毁了反法西斯力量的真实基础，给佛朗可法西斯军队造成了胜利的条件。
因此，我们说：“人民阵线”这个政策是罪恶的；是它，应该对西班牙革命的惨败负起主要的责任。
如果你们怀疑这个断语，请看西班牙内战的实际经过。
我们不能在这里将内战的全部经过详尽叙述，能够做的只是约略谈谈其中两个关键性的片断。第一个是西班牙的双重政权时期；第二个是所谓“内战中的内战”。
先谈双重政权
佛朗可法西斯党徒在西属摩洛哥发动了叛乱，资产阶级的左派政府首先担心的倒不是什么“民主政治”的命运，而竟是由此激起广大工农群众，其势将不可收拾。因此它一直隐瞒或虚报消息，暗底里与叛军接触，准备改组政府，拟请不属于人民阵线的右派政客来担任总理，借以达成和解。佛朗可们看准了政府方面的这个弱点，便积极利用，迅速作军事的推进，以便取得彻底与全面的反革命胜利。结果在短短时间内，他们的力量由非洲进入本土，由局部而波及全国，首都马德里大有旦夕可下之势，军事独裁看来将于二三日内建立成功。这时候这个所谓“人民阵线”政府简直不知所措，一筹莫展。它既不下令解散叛军，明令讨伐，更不号召士兵效忠政府，起来向长官们反戈一击。
7月18日下午，局势已经非常危急，马德里蒙塔那军营周围阴云密布。只待叛军队伍开近，他们就准备出来响应。此时，社会党与共产党发表了联合宣言，宣布他们愿意率领西班牙的无产阶级作政府后盾，只要政府发现号召，“人民阵线”一定参加斗争。可是政府始终不发出战斗号召，共产党与社会党也就“遵守纪律”，绝不行动。无政府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要要求政府把武器发给工人，遭到政府拒绝。
工人大众，特别是无政府派的工人群众，发觉到局势极端严重，眼看到如果再事犹豫，他们又将陷入最黑暗的统治之下，甚至陷入比过去任何统治更黑暗的统治之下，于是便不再等待任何号召——既不等待政府的，也不等待本党领袖的号召，冲破人民阵线的“纪律”，直接行动起来，主动去解决那些尚未动手的反动军队。西班牙工人阶级这一英勇的革命行动，几乎在所有工人力量比较雄厚的城市中，同时爆发。它们及时制止了当地军队的叛变，以此保留了内战中革命的根据地。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巴塞洛那的无产阶级表现得特别英勇，也争到了最大的革命成果。这情形不是偶然的。因为巴塞洛那是西班牙的主要海港与最大产业中心。西班牙的无产阶级有半数集中在此地与邻近的一些工业城镇。这里的工人阶级几乎全体组织在无政府派领导的“全劳联”（CNT），他们且有长久的革命传统，从来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伍。走议会改良道路的社会党在此地没有基础，他们的主张为革命群众所唾弃。斯大林派的共产党在此地没有力量。不过他们看出这个地区的重要，于是走速成急就的道路，与一部分社会党人和当地资产阶级政客们组织了“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党”（PUSC）。这个组织在破坏革命方面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外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在国际联系上属于“伦敦·阿姆斯坦局”（即“第二半国际”），政策上徘徊于中左二派之间，因之被人称为“托派”（在下层群众中确实有不少赞成第四国际的）。这个党，在群众影响上仅次于无政府主义派，但远在斯大林党之上。
早在7月18日下午，那时中央政府正发布文告，说“整个半岛绝对平静”，吁请一切工人组织“保障日常生活的正常状态”，同时各个工人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与社会党号召大家“遵守纪律”，静候政府命令，这时候，巴塞洛那属于“全劳联”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工人们，却不相信政府和领袖的鬼话，他们自己直接行动起来了。他们先派了代表，向加泰隆尼亚政府要求给工人发枪。政府没有答应，却半开玩笑地说他们可以到街道上去拾取为受伤的警宪们所抛弃的武器。发觉请求无用，他们便去冲击售卖运动器械的铺子，拿去了他们的步枪，到建筑工地去拿了炸药，又去搜查法西斯党徒的家宅，抄出了他们暗藏着的武器。在一些友善的警宪的帮助下，他们又弄到了一些政府存放的步枪。同时，自从1934年以来，革命工人们原本保存着一些长短枪枝。再加上几辆汽车，这就算把当时巴塞洛那的工人们初步武装起来了。
19日凌晨五时，法西斯军官带领了队伍开出营房。他们和工人之间便立即交上了火。最初是在以铺路石块堆成的街垒前作零星的接触，一到下午，战斗全面展开了。武器窳劣的工人方面，主要依靠的是政治武器。不畏死的工人们有的挺身上前，大叫兵士不要枪杀工人兄弟。首先叫喊的人在步枪与机枪的子弹下倒下去，另外一批工人却又走上前来，大叫穷人不杀穷人。有的兵士们开始无的发射。不久，更加大胆的兵士将枪头转向了军营。这时候，工人中一些具有军事天才的无名英雄便紧抓时机，使卧倒的工人群众跃身而起，一拥前进。第一批兵房就此拿下来了。俘获了司令官高台特将军。工人们从军械库里拿到了武器，顷刻肃清了巴塞洛那的残敌。几日之内，整个加泰隆尼亚省都操在他们手掌之中了。
马德里的无阶级同时行动。他们配备了少数枪枝，这是左派社会党在1934年10月战斗时留存下来的。工人们在蒙塔那兵房的周围以及另一些咽喉要道上筑了街垒。一队队工人小队四出搜捕反动派头子。19日清晨，工人民军开始在街上巡逻。半夜，兵房与工人之间开始射击。次日，巴塞洛那工人大捷的喜讯传到了马德里，工人们就向兵房进攻，并且攻陷了它。
在瓦伦西亚，同样情形也发生着。那位由阿柴那派来的总督拒绝给工人发枪，工人们就用街垒，石块与厨房菜刀来面对军队——结果卫戍军内部的革命者起义，枪杀长官，将枪械缴给工人。
在1934年曾经为“十月公社”而战的阿斯土里的矿工们，装备了五千名爆破手，开向马德里。他们于20日到达目的地，此时正好兵房已被攻下了，他们便在街道上站岗。
在与摩洛哥隔海相对的马拉喀港，赤手空拳的工人们竟围困了反动的卫戍兵，他们用的是一种巧妙的计谋：将汽油浇了兵房四周的房屋，放起火来，让反动派不能出动。
总之，在从7月18日到20日的三天内，西班牙无产阶级不愿“左派”政府的怠工，也不理各派工人政党头头们的阻挠，自己行动起来，以无比的英勇智慧，重重打击了法西斯党在各大城市中的力量，以此挫败了法西斯党迅速获胜的整个计划，从而稳定了局势，开展了革命与反革命长期搏斗的前途。
各地工人队伍战胜了反动派之后，立即组织民军，他们一方面开上前线，与前进中的佛朗可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在后方，代替那已经消失的警宪执行职务。
与军事方面的斗争同时，社会经济方面更进行了意义深远的革命斗争。这个斗争特别在加泰隆尼亚进行得勇敢。从7月19日开始，在短短一星期之内，该一地区的全部运输与生产事业，差不多统统掌握在工人委员会手中了。这些工人委员或者由无政府派的“全劳联”工人所组成，或者由“全劳联”工人和社会党领导的工会（UGT）工人联合组成。这些委员会有系统地接管了工厂，在厂中恢复秩序，以全力为支援战争而生产。这种工人管理工厂的措施，一经在巴塞洛那实行之后，几乎立即为各大城市的工人所效尤，只有巴斯克诸省例外。至于西班牙全国的交通运输，则毫无例外地为上述二大工会的委员会所控制。工人们不久远派遣代表团出国，接洽进出口事项。边境海关早已由武装的工人所接管，他们一方面防止反革命派逃亡，另方面防止破坏革命的一切经济活动。
农民们毫不落后于工人兄弟们。城市中的革命消息一传到乡村，他们便拿起镰刀、锄头干上了，他们首先自然对付那些亲法西斯的大地主，但若政府官史与共和派的地主阻止他们的土地革命，他们便照样的不客气，用刀锄来对待他们。许多地方的农民受着无政府主义与左派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他们甚至将没收的土地，直接组织成为合作社。农民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负责给民军与城市提供粮食，他们将粮食直接送给或卖给城市里的粮食委员会，民军队伍与各个工会。
此时，各地原有的政府机关，纵使不曾为革命群众所摧毁，也大多是名存实亡了。原有的工会组织则显然担当不起新发生的种种战斗任务。因之非常自然地，在每一个地区，城镇和乡村中，都成立了民军委员会，由它们来武装群众，训练群众。同时由“全劳联”与社会党工会的会员联合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则指挥全体工人，从事生产。旧有的市政机构无形消失了，代行其职务的是由各反法西斯政党与工会共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
所有这些在斗争中产生的新机构，其中最有力的是“反法西斯民军中央委员会”，其中又以加泰隆尼亚所成立者最完善、最有效、也最有代表性。“加泰隆尼亚反法西斯民军中央委员会”成立于7月21日。委员15人，其中五人属于无政府派。社会党工会（UGT）派出三人，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一人，农民协会一人，斯大林派的“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党”一人。再加各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四人（这几个代表是“叨陪末座”的，不起什么作用）。
在加泰尼隆尼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成了唯一的法律。原有的政府得听它指挥，去为它执行有关征发其他财政方面的任务。中央委员会起初只为的要武装军军，逐渐地，也是势所必然地，它负起了愈来愈多的政府职务。它成立了“工人警察部”，又成立了“供应部”——这个部对各工厂有很大权力。
加泰隆尼亚的情形如此，其他各个产业城市里的情形也大致如此。总之，打从7月19日起，在西班牙所有未被法西斯军队占领的地区和城市里，一切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实权都落在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劳动群众手中了。原有的政府腾着一个空架子，它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群众的支持。
在整整7个星期之内，即在7月19日至9月4日这个期间，共和西班牙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非常稀奇的局面：有政府之实而无政府之名的“工人民军中央委员会”，与那有政府之名而无政府之实的左派资产阶级政府，同时存在，造成了一个双重政权的形势。
在革命史上，我们知道，双重政权这个现象是时常出现的。最为人们熟悉的一次，便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的情形。一方面的苏维埃和另一方面的临时政府，并立对峙，分享着国家的权力。这种情形当然是暂时性的。这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是也。在一个时期中，如果甲不取代乙，便是乙来取代甲。在俄国，经过十月革命，苏维埃打倒临时政府，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分裂的双重政权，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单一政权，以此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在1936年“七月革命”后西班牙所形成的双重政权，从许多方面看，工人阶级方面的胜利机会是更大的。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结果与俄国情形大不相同：无产阶级在这局面中逐渐丧失其优势，逐渐为资产阶级所压制，而且终于又陷入法西斯的魔掌呢？
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
联合政府是祸根
上面我们曾经一再提到过，西班牙革命的失败，西班牙无产阶级在内战中之所以失败，原因中的原因，乃在于斯大林主义者用“人民阵线”这个罪恶政策来缚住了西班牙工农群众的手足，并且用尽一切残酷卑鄙的手段来摧残他们的革命斗争和杀害革命者。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党这一笔空前恶毒的反革命帐，那是必须详尽记载，更必须彻底清算的。这样做不但为了要将史氏和史党叛卖革命的罪状如实地记入史册，让它们遗臭万年；而且为了更直接目的：要让今后的世界无产阶级以及全体革命者从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中吸取教训，学习到如何对待今天仍然存在与活动着的斯大林主义。
不过在这篇文章里，当然无法详谈西班牙革命中斯大林主义的罪恶。我们的目的是要研究无政府派在那次革命中所起过的作用，他们所犯过的错误，以及他们对西班牙革命所应负的责任。只当我们不离开这个范围，并且为了我们研究的必要时，我们才谈到斯大林主义的罪恶。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研究双重政权的问题。既然在许多大城市中，斗争的本身发展产生了有政府之实而无政府之名的民军委员会，那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去执掌全部政权？为什么不索性取消那个名存实亡的各级资产阶级政府，公开而勇敢地宣布建立以工人为首的劳动人民的政权呢？
斯大林主义者回答说：因为西班牙的法西斯党是“封建性的”，主要是代表贵族、教会这些大地主利益的。它不但违背劳动大众的利益，而且违背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主张为了反对法西斯，可以组织，并且必须组织包括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为了保持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他们绝不赞成由工人阶级（率领一切劳动者）去单独掌握政权。甚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占有阶级（资产阶级与“开明”地主）利益的阶级斗争与阶级机构。
斯大林党对于西班牙法西斯党的错误认识（它不懂得佛朗可正和希特勒与黑索里尼一样，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绝非“封建的”）以及由此错误认识所产生的罪恶政策，当然受到西班牙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欢迎，同时也得到始终效忠于资本主义的改良派工人领袖们的拥护。在相当限度内，也得到无政府派的领袖们的认可。
于是，在9月4日，即在西班牙劳动大众实际掌握国家命运，实际组织社会活动，实际指挥反法西斯战争一个半月之后，那个死而未缰，幽灵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府，在斯大林党的倡议和其他工人政党的拥护之下，借了“联合政府”这个躯壳，开始转阳还魂了。这个联合政府中参加了三个左派社会党人，二个斯大林党人，三个右派社会党人，五个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无政府主义派没有参加，因为第一、这将与他们反对任何政府的原则相背；第二，无政府派的革命群众正领导着革命中诞生出来的战斗组织，他们凭自身的体会就深深懂得，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都只能分散“民军中央委员会”的权。
不过无政府派这样的立场维持得并不久。早在8月间，无政府主义者就破天荒第一次地参加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巴斯克地区的“防卫政府”。等到11月4日，索性参加了以巴雷洛为首的中央联合政府了，他们占有了四个部长席位。
就这样，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严格说是他们的上层领袖们）在此后的两年中，与该国的资产阶级政客、改良派社会主义者、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者共同合作镇压了工农群众的革命，向主要是在无政府主义派的战士和工人领导之下的民军进攻，终于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使双重政权的局势过渡成资产阶级独裁的政权，这后者又轻易地移交给了佛朗可的法西斯独裁。
关于左派资产阶级——改良派——斯大林派——无政府派的联合政府如何破坏当时西班牙的革命局势，为何要破坏这个局势，以及它如何帮助法西斯党赢取内战的经过，我们无法在此地讨论；不过我们必须研究两个与无政府主义派有关的问题：第一，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唔嫁又嫁”，在一度犹豫并且在下层同志的反对下，终于违背了无政府主义最主要的原则，参加了政府？第二，主要由无政府主义派工人们领导的新的革命组织：民军委员会与工厂委员会等，既然已经掌握了巨大的实际权力，为什么会相当轻易地、逐渐地为联合政府所摧毁？我们必须研究这两个问题，因为从这里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无政府主义在大规模历史实验中的结果，而且可以看到西班牙革命如何失败的一些关键性的事实。
无政府主义在实践中
西班牙可以说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唯一生根的地方。无政府主义曾经长期间与马克思主义斗争，争夺对于各国工人阶级的影响。结果它几乎到处都败下阵来，唯有在拉丁国家中可算得例外。尤其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在工人阶级（产业工人与农业工人）中占了优势。在那里，无政府主义派的组织（“无政府主义者伊比利亚联盟”）以及受其领导的工人团体（“全国劳工联合会”），无论在人数与影响上都比社会党大，战斗性也比社会党及其工会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是具有长期光荣的斗争传统的；但是在1930年以前，在其长达数十年的存在期间，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虽然参加过与发动过不少次轰轰烈烈的斗争，但是所有这些斗争，无论在规模上与程度上都不会发展到直接向统治阶级的政权挑战的地步，因此，无政府派强烈的反资本剥削（以及反对其他形式的压迫）的性格虽曾充分表演了，可是它的基本思想，却否定一切政府的思想，却始终不曾在实践中证验过。
一直要到1930年代，在革命和内战期间，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在某一意义上是整个国际的无政府主义，才经历了思想与实践上的大规模考察。
在延续九年的革命斗争中，无政府主义派的工人确实树立了无比英勇的榜样：在肃清反革命，组织革命民军，阻挡与挫败法西斯军队的进攻，乃至在经济方面反击反革命派的怠工，组织生产，维持人民生活，支持前线给养，以及在农村中打倒地主，组织合作生产等等，无政府派的工人与战士们，无一不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无一不表出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无一不发挥了仇视一切压迫剥削的革命气概，更无一不施展出他们在革命中创新的智慧。
但是，无政府派群众的战斗性越强，他们将斗争在革命道路上推进得越远，无政府派领袖们却越显得惊惶失措，竟至有如大祸之临头。这个现象表示什么呢？作为无政府主义考验的结果来看，它到底证明了什么？
据我看，这个看似奇怪的现象，实际上透露出无政府派政治上的堕落，又证明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上的破产。
原来在长斯的合法存在中，无论无政府派的政治组织或工会组织，都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化的上层官僚集团。无政府派虽然反对“政治斗争”，不参加议会运动，但他们还是和社会党一样，早已深陷在改良主义的泥淖中了。这是无政府派上层害怕革命的政治原因或社会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思想的。那就是，在革命事变的压力下，他们愈来愈觉得自己从来信奉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无法坚持下去了。
根据无政府主义原则，亦即根据巴枯宁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要“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依巴氏之见，无产阶级既不能“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不可能使整个阶级成为统治者”）也不应“上升为统治阶级（因为“任何阶级一成为统治者都一定要奴役人的”）。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无产阶级以革命夺取政权，不赞成在革命基础上组织政府。他们赞成的，仅仅是群众自发的斗争组织，以及这些组织之间的某种自愿联合。正如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各地纷纷建立的民军委员会，由这些委员会产生出来的“民军中央委员会”，又如各厂内成立的工厂委员会，乡村中成立的农民合作社，等等。有了这些组织，依他们之见，社会主义革命便可以取得胜利，不但能够胜利，而且还可以防止“以暴易暴”，不产生新的官僚国家，不造成新的剥削阶级。
这样的理想自然是高超美妙的；但是在真实的革命过程中，那无情的客观的斗争逻辑，是否能让革命者的这个善良计划实现出来呢？这是问题之所在。
当时西班牙的局势，就是在事实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西班牙工人，特别是巴塞洛那与马德里两地工人业已取得的胜利，就组织方面说，已经达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期望与所充许的最高点。再进一步便要建立统一与集权的政府了。为了原则之故，他们是决不肯让自己走上这一步的。那么凭着工人们当时拥有的权力机构，无政府主义派曾经怎样去保卫革命与继续革命呢？
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什么都不曾做。非但不曾做，而且正好相反，他们倒是尽其所能来制止革命，并竭力教自己的群众不要“过火”、“过急”，甚至命令他们将已得的阵地一一退让出来。
为什么会如此的？如果我们撇开领袖们的改良主义堕落不谈，如果光从“理论”方面看问题，那就是因为无政府主义派崇高美妙的计划完全经不起阶级斗争的考验；它根本不可能在革命斗争中实现出来。
西班牙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向革命者提出了如下的一种抉择：或者，将业已存在的、部分的、地区性的与分成行业的权力机构，经由民主方式集中与统一起来，使一切斗争归结到一个方向，使它们不浪费，不冲突、不抵消，一直向工农革命政权走去，因而使革命成功，彻底打败法西斯与一切反革命；或者，让那些分散与独立的种种革命组织各自为战，自作主张，自寻出路，这样，它们势必要逐渐自行耗竭其力量，或在反动派的反击之下，一下子失去其存在。
在这绝不含糊的抉择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却想“两全其美”：他们一方面不愿从现有的群众革命组织基础上向前迈进，不愿意为革命政权的建立作任何斗争，另方面却希望多少保持一点革命成就，希望借此能打败法西斯主义，更希望在内战胜利后实现社会主义。
这样的“一厢情愿”当然是无法保持的，且不说它之不能实现了。所以会无法保持，只因敌人或朋友，特别是自己属下的革命群众，都逼迫无政府派的领袖们在二者取一的抉择中决定一个态度。无论革命或反革命，都不能长久停止在整个过程的某一点上的。不进则退，不胜则败。这是最不含糊的斗争规律。当时西班牙革命群众的权力如果不设法使之成为巩固的与决定性的革命政权；那它们必然要为反革命的政权所压制，取消与扑灭。这上面绝不容许有什么“两全”之道。
那么，无政府派的领袖们如何让自己脱出这个困境呢？妙得很，其实当然是糟得很，他们采取了“两面手法”。对革命群众的要求，他们的答复仍旧坚持原则：绝不可以试图建立革命政府。但是，对于右边来的要求，即对于资产阶级，斯大林党与社会党的参政邀请，无政府派的领袖们却放弃了原则，于一阵忸怩作态之后，便不声不响地加以接受，公然担任联合政府的部长去了。
这个两面手法，虽然还含有其他许多意义，但其中有一点却是特别显明的：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被证明为一种不能实现的幻想，而且是反对革命的幻想。
无政府主义者一到了紧急的关头，所以会变成不堪的，起反动作用的有政府主义者，若就思想方面说，又由于他们根本不能或根本不愿从阶级性质去区别政府。他们只是简单宣布：一切政府都是压迫人与奴役人的。因此，一切政府都要不得，都要废除。至于某一政府（或国家）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为它压迫与奴役的又是什么阶级，这些问题他们不愿意根究，也不屑去根究。总之，一切政府都是坏的，都是一类货色。由此出发，他们固然不区分资产阶级与封建奴隶主的国家，甚至连列宁时代的苏联与普通资产阶级的国家，他们都认为“一邱之貉”，并无任何性质上的差异。这样昧于历史，昧于社会结构，而且昧于实际政治斗争的学说，表面看来当然极左，因为它肯定了“天下乌鸦是一般黑的”，它要杀尽一切乌鸦；但当问题一接触到实际阶级斗争，尤其当斗争发展到最高点，即发展到必须与统治阶级的统治机器算清账的时候，这些“极左”的理论家便发见自己理论到处碰壁了。当他们受着事态的压迫，感觉到非有一个政府不可的时候，他们就随便去接受一个政府，不问它是代表什么阶级的。这样一来，原被宣布为“一般黑的乌鸦”却一变而为“一般白”的了。
谁反对一般的政府，谁也就能接受一般的政府。这里的由黑变白，由坏变好，原是十分自然的，它们原不过是一物的两面。
以上乃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一方面拒绝为革命政权的建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却认贼作父地参加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的思想上的原因。换句话说，这也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一遇到实际斗争便如何破产的情形。
无政府主义经不起事变的考验，这情形在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历史上，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的。早在1866年至1874年的革命运动中，它经已表现过一次，只是规模远不及1930年代的那么大，斗争发展的程度也远没有那样深。但是，在基本上，巴枯宁主义的前后两次表演，却完全一样。关于那第一次的表演，恩格斯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其中所谈所指出的种种，简直全部可以移用到二十世纪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身上的。下面是那篇文章的结论：
“一、巴枯宁主义者一遇到严重的革命形势，就不得不抛弃自己以前的全部政纲。首先，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必须放弃政治活动、特别是放弃参加选举的学说。其次，关于无政府状态、消灭国家的学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他们不是消灭国家。相反地，而是试图建立许多新的小国家。接着，他们把工人不应当参加不以无产阶级的立即完全解放为目的的任何革命这一原则抛弃了。他们自己参加了显然是纯资产阶级的运动。最后，他们践踏了他们自己刚刚宣布的原则：成立革命政府无非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新的欺骗和新的背叛——他们破坏了这个原则，泰然自若地出席各城市的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同时他们差不多到处都是被资产阶级先生们驾驭，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的软弱无力的少数派。
“二、但是，这种背弃以前宣传的原则的行为，是以最怯懦、最虚伪的形式和昧着良心做出来的，所以无论是巴枯宁主义者自己或者受他们领导的群众，都是在没有任何纲领或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要做什么的情况下投入运动。这种情况的自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巴枯宁主义者或者是阻碍了一切运动，如在巴塞洛那那样，或者是参加了零散的、没有计划的、荒唐的起义，如在亚尔科和桑虚卡尔，德·巴腊梅达那样；或者是让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不妥协派资产者手中，如在大多数起义中那样。可见，一旦要采取实际行动，巴枯宁主义者的极端革命的叫喊，不是变为安抚，就是变为一开始就没有前途的起义，或者变为同极其可耻地在政治上利用工人并用拳脚来对待工人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合流。
“三、所谓的无政府状态、独立小组的自由联合等原则的唯一结果，只能是无限制地和荒谬地分散革命的斗争力量，让政府用一小撮兵士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就把各个城市一一征服。”
“四、这一切不仅使组织良好和人数众多的国际（假的和真的）西班牙支部跟着不妥协派一起覆灭，现在实际上已不存在，而且还使人们把许多虚构的暴行归咎于它，没有这些暴行，全世界的庸人简直是无法想像工人起义的。因此，要在西班牙无产阶级中间建立起新国际组织，在若干年内也许是不可能的。”
“五、总而言之，巴枯宁主义在西班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应当如何进行革命的绝好的例子。”（引自“马恩选集”中文第二卷第578—579页）。
请看，恩格斯在1873年指的巴枯宁主义者的毛病，差不多正时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在1930年代所犯的毛病。前事不忘，本来是后事之师，可惜无政府主义者不能接受1873年的前事，以致六十年后又让孙儿一辈更大更惨地重演了祖父一辈的悲剧。
今后的政府主义者是否还要把此剧再演呢？他们应该对这些“绝好例子”作一番深思的。
不过现在让我们把孙儿一代的这一悲剧继续讲下去吧。
当时无政府派反对建立西班牙工人政权，主张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又曾经以这样的事实作为理由的，那就是：当时并不存在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客观条件。
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1936年7月17日法西斯党起事以后，西班牙工人阶级如何以革命行动作了回答，我在上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必重复，如果还有人以为我这样“片面的”叙述不足以代表当时的实情，那就请听听当时加泰隆尼亚自治邦的总统，左翼资产阶级领袖康班尼斯给我们提供的证言吧。在7月19日巴塞洛那工人革命后之数日，他对无政府派的工会和政党人员发表了一篇演说，其中有如下的话：
“你们从来都是受迫害的，我呢，一度曾经和你们在一起，但是后来，颇为痛苦地，为政治的现实所逼，却不得不反对你们，迫害你们。今天，你们是本城（按即巴塞洛那）和全加泰隆尼亚的主人，因为你们独立打败了法西斯军队。我希望你们不会为我向你们提及下面的情形而觉得恶心，那就是，你我将会获得我党与警宪方面的多少帮助……你们胜利了，一切都在你们的权力之中。如果你们不需要或不愿意我做总统，现在就对我说吧，我将成为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一个兵士。如果相反，你们相信我，相信我只当我被杀死之后才会将自己的岗位让给胜利的法西斯党的，那么我，也许还能联同我党同志，用我的名字与声望，来给你们服务。”
总统先生这一段恭顺卑屈的证言，非常清楚地表明出，在当时的西班牙，工人阶级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权力，所以问题根本已经不是工人阶级有没有条件夺取政权；而是工人阶级要不要保持这些权力？如何去保持乃至应用这些权力？应该不应该像1917年10月革命中俄国工人阶级一样去组织一个由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权？
对于这些问题，在当时所有自称为代表工人阶级的西班牙政党中，只有参加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才给了真正革命的答复。他们坚决主张保持这些权力，并且要发挥这些权力。他们呼吁大众为西班牙的苏维埃而斗争，主张由工农兵代表会议去建立革命政府。可是万分可惜的，这个呼吁和主张完全不曾为无政府派的领袖所接受，甚至连那被人称作“托派”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都不赞成，改良派的社会党自然更不必谈了。至于斯大林党则干脆诬蔑这个主张为“法西斯主义”！
所有这些“工人阶级政党”在实质上一致采取了这样一个立场：与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让这个政府来保证革命成果，并打败法西斯主义。
那么联合政府究竟怎样“保证”了革命的成果？
联合政府的真面目
在斯大林党坚持与无政府派等的支持下，加泰隆尼亚（注3）的联合政府终于在七月革命斗争一个多月之后，即在9月4日，正式诞生了。政府部长包括十一名，席位的分配如下：康班尼斯总统的政党，即左派资产阶级的政党（Esquerra）占三席，无政府派三席，斯大林派二席，农民协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资产阶级的右派团体（AlcioCatala）各占一席。表面上，纯粹资产阶级的代表占少数（四席），代表工农的政党和团体占多数（七席）。按说，这原本可以将工人们以直接行动争到手的初步革命成果，用法律加以保障和巩固，并进一步加以深入和发展了吧。事实上完全相反。
联合政府上台后第一件干的好事，既不是采取更有效的办法打击法西斯军队，也不是制定法律来保障和发展革命成果。它倒是急不及待地，向那事实上代表着工人政权的“民军委员会”开刀。它下令解散所有这些委员会，命令“民军中央委员会”一切权力立即移交给政府的国防部与公安部，并且要地方的“民军委员会”与反法西斯委员会听由新组织的各地市政府（其组织成员悉依中央联合政府各党各派的比例）接收。
为要切实执行这个决定起见，联合政府还跟着（在十月九日）发布了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一方面重申前议：一切委员会，不问其名称为何，以及所有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产生的以文化、经济或其他任何活动为目的的机构，均须立即解散；另一方面又威吓地说：拒不解散将被视作法西斯行为，一切煽动抗拒者将交由人民法庭审判。
革命群众，特别是无政府派的工人革命战士们，于极度惶惑与不满之余，却不得不服从命令，解散组织，因为这命令是由“革命政府”颁发，而且由自己政党的领袖们同意署名的。
资产阶级方面却从这个初步的重大胜利中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乘胜追击，再度进攻，同月二十七日，即在解散各个民军委员会大约半个月之后，又在斯大林党的积极主张与无政府派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消极容忍之下，通过了另一道命令：解除工人们的全部武装。为了此一事件意义特别重大起见，兹将命令全文翻译如下：
第一条。一切长武器［按指步枪与机关枪等］，现落于公民之手者，须交由各地市政府接收。此事必须在命令公布后八日内执行。该项武器须由枪炮总局与巴塞洛那防卫部存放，以便供应前线需要。
第二条。在上开期限届满后，凡持有此类武器者，将以法西斯党徒论罪，将依案情的轻重，从严惩罚。
这道极端反动的命令，主要是针对无政府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武装队伍的（因为在巴塞洛那，斯大林党力量小，根本没有武装群众），可是无政府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们不但在内阁里面同意这个命令，而且还在各自的党报上照登如义，不作一字批评。就这样，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派颇为轻易地，非常和平地解除了革命工人的武装。本来，如果没有那两个革命政派的合作，纵使有斯大林党效劳，资产阶级也断难完成这项工作的。
可是无政府派与以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替加泰隆尼亚的资产阶级与斯大林党如此服务，劝令自己领导下的工人群众解散革命组织与交出武器之后，得到了怎样的报酬呢？非常之惨！力量较小而革命立场较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首先挨了刀，他们在内阁里面的部长，仅仅在此后不到二月时间内，即在同年12月12日，就被踢了出来。无政府派呢？因为群众基础较大，对资产阶级能迎合，他们的利用价值还不会用尽，所以在次年（1937）3月27日被逼自动退出政府后，4月16日又被邀请回进了内阁，一直要到7月间，才最后地被撵出来。
总之，可资利用的价值，一经消失，资产阶级（伙同最无耻与最反动的斯大林党）便将多少真正代表着工人利益的工人政党排除出“联合”之外，并且用尽种种方法（包括诬蔑，攻击以至拘捕及谋杀），将这些政派消灭。
自从1936年9月联合政府成立起，一直到次年5月间巴塞洛那发生内战止，其间种种经过，虽然错综复杂，但就其主线来说，却不外是资产阶级在斯大林党的合伙同谋之下，以“联合政府”这条绳索紧紧绑住了比较革命的（意为有革命群众作基础的）政党的手足，并由此取得全世界的合作，将工人们在直接斗争中所取得的加以消灭，然后连这两个政派也加以消灭，终于重新建立起纯粹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旧国家。
这便是联合政府“保证革命成果”的真实内容及其经过。
不过联合政府在其完成此一目标的途径中，难道一无风险吗？不是的。工人政党的领袖们虽然甘愿将革命成果双手奉送给资产阶级，可是他们的群众——正是他们曾经用血的代价争到了这些成就的——却不愿引领就戮，不愿被推回到旧日的悲惨境地中去。当他们一发见联合政府向他们一步紧一步地逼来，逼得他们无路可退时，不但坚决表示反对，而且拿起武器——被缴剩的武器，为保卫革命而努力了。
这个战斗爆发在巴塞洛那，亦即被当时人称为“内战中之内战”的。
因为这场小内战彻底暴露了联合政府的真面目，彻底暴露了斯大林党的反动本质，又彻底暴露了无政府主义的谬误与无政府派的背叛，我愿意在这里比较详尽地讲讲它的经过。
小内战前夜的政治分代
不过在讲述经过之前，还得先谈谈无政府派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在联合政府迫害下，内部发生的思想分化。这两个政党，上面我们说过，乃是巴塞洛那革命工人的主要团结者与组织者。工人阶级对联合政府连串反动措施日益感到不满，自不能不反映在这两个组织内部。它首先使该二组织内部某些中下级干部，起来反对大领袖们的变节和投降，因此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派别。无政府派中有些忠贞分子，此时叫出了“回复本色”的呼声，即是要回复无政府主义者原来的立场：主张不参加与政治有关的活动，更不要参加任何政府。这种“坚守原则”的教条主义，只是从领袖们参加政府事实中吸取了消极的教训，想用天真的幻想来补救罪恶的现实。因之他们是不可能获得多数革命的无政府派工人的拥护的，事实上也不曾有什么影响。另有一些人，高举起英雄与烈士杜鲁蒂（注4）的旗帜，组成了“杜鲁蒂之友”派。他们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团聚了一大批最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领袖们懦怯、投降的痛苦事实中，悟出了无政府主义立场的基本弱点，终于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革命群众的革命力量必须组织成革命政府，才能使革命成果有所保障，有所发展；在四月底，当联合政府的反革命进攻愈来愈猖狂之时，他们便在巴塞洛那街道的墙上涂满了这样的标语：“一切政权归工人阶级！”“建立工人、农民与战士的民主机关，作为工人政权的形式！”
与“杜鲁蒂之友”派有密切联系的是无政府派的青年运动。“加泰隆尼亚自由意志青年团”在4月1日就发过一份非常革命与非常正确的宣言（见该团1937年4月1日的机关报“道路”），它一方面斥责斯大林派青年组织的罪行；斥责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派联盟“公然拥护英法政府包围西班牙革命的一切意图”；它又严厉抨击反革命派在马德里捣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出版机关与电台；在另一方面，对于无政府部长们，那宣言又声明道：“我们坚决不愿分担对工人阶级犯罪与出卖的责任……如属必要，我们准备回到地下去斗争，去反对那些骗子，那些人民的暴君与那些可怜的政治商人。”在同一期刊物的一篇社论中，他们甚至宣称：“别教某些同志来向我们说安抚的话吧。我们不会放弃斗争。官家的汽车与官僚的案头生活不会让我们目眩的！”
这是无政府派青年对无政府派领导层提出的公开的宣战书。
在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一个相当有力的左派也在迅速形成。这个党，在当时西班牙的诸工人政党中，原是比较接近真正列宁主义的。它的政纲比较表达出西班牙革命工农的愿望。但是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党的领导者却坚持错误的机会主义路线。它原不应该参加政府的；当它在12月12日给踢出政府之后，当联合政府的反动作用业已十分明显之时，它更应该抛弃这条路线的，但它非但不曾抛弃，而且竭力想法再参加进去，因此，它极其顽固反对“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极力反对为独立的革命的工人政权的建立而斗争。更因此，他们跟在“全劳联”领袖们后面，越来越卑屈地投降在联合政府之前。在这个党内，原本有一部分真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自始就反对“联合政府”路线，主张向苏维埃式的工人政府迈进。依他们之见，“先战胜地法西斯，然后再行社会革命”的立场，不是幻想，便是欺骗。因为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只有同时表现为反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唤起最广大的群众，才能获得其真正的胜利。这个“布尔雪维克——列宁派”在党内本属无足轻重的少数；但到了1937年4月间，该党的马德里支部首先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赞成反对派意见；接着，在4月15日，巴塞洛那的支部也投票主张立即组织苏维埃。这样一来，使得该党领袖迫不及待地应用组织手段，将托派开除出党。但虽如此，这群左派的影响却仍在扩大，对于党内外的群众发生着作用。
就这样，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左倾促成了或加强了工人党派中的左翼；然后反过来，革命党内左派的出现和它的影响的扩大，又使群众更快和更激烈地左倾起来，使他们对联合政府的反动措施，从模糊的不满一变而为明确的反抗。如此这般的反复影响，相互激荡，终于使巴塞洛那工人的反抗斗争发展到了激烈的顶点，发展到了1937年5月3日至7日的街头血战。
“内战中的内战”概述
事情得从4月17日讲起，这是无政府派部长们退出政府而回进去的第二天。那天，有一支属于政府的税警队开到了加泰隆尼亚北面与法国交界的普塞达市，要求政府派工人巡逻队将上年7月革命以来，一直受他们控制的海关管理权交出来。工人们不答应，事情僵持着。无政府派的最高领袖得知消息，便赶到普市去，设法和平解决这件事，劝说工人们交出边界关卡的控制权。同时，政府又向普市及全省的其他市镇派遣警宪（注5）去接收工人团体所拥有的警察权。在巴塞洛那城内，宪兵在街上随街解除工人的武装。这样，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内，据报有三百名工人曾被缴去武装。宪兵和工人的冲突发生，不肯缴枪的工人有时被杀。
4月25日，一个属于斯大林派工会的领袖被人杀害。凶手是谁根本无法查明。（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派自己，因为据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说，那个被杀者曾经反对过斯大派迫害革命者。）无政府派主张彻底调查凶案，以便弄清真相；但斯大林党却非但不同意调查，而且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示威。示威者除斯大林派之外，都是政府军队与警察，他们故意到巴塞洛那的工人区内进行，高叫打倒“暗藏的法西斯分子”，打倒“不法之徒”等等口号。这次示威以出丧为名，实即向革命工人挑战。第二天，政府派遣军队到发生凶杀案的摩林·特·洛勃雷格去，将该市的无政府派领袖逮捕，带上手铐，押回到巴塞洛那。当夜以及第二夜里，无政府派工会会员和斯大林派警宪们在街道上互相解除武装。在郊外工人区，第一批路障建立起来了。
在普塞达市，税警们获得该市斯大林派队伍的增援后，向工人巡逻队进攻。该市市长，一位无政府派工会领袖，在加泰隆尼亚颇得民望的安东尼·马丁，给斯大林派枪杀了。
形势非常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传统的无产阶级纪念日五一到了，政府下令：全西班牙禁止任何集会游行。
与此同时，中央联合政府在全国对革命派工人进攻。情形和加泰隆尼亚省的完全一样，只是程度上没有那样激烈。
5月3日，真正的战斗开始了。那是为保卫电话总局而引起的。巴塞洛那的电话总局大楼，在1936年7月19日法西斯暴动时，曾经落在法西斯派军队手中。无政府派“全劳联”的工人武装牺牲了不少同志的生命，才将这个重要联络中心夺回来。从此以后，电话局的高塔上始终飘扬着“全劳联”那面红黑二色的旗子。该局由“全劳联”与左派社会党工会合组的委员会管理，由无政府派工人操作并由他们的武装队伍保卫。
5月3日，星期一，下午三时，突然有三卡车宪兵，在斯大林党员，公安部委员沙拉斯亲自指挥下，来到了电话总局前面。他们出其不意地将地层的卫兵解除了武装。然后他们向楼上冲去，却给一挺机关枪拦住了去路。沙拉斯向政府请求增兵，无政府派领袖们请他撤离大楼，被拒。电话局攻防战的消息顷刻间传遍了所有的工厂和工人郊区。
下午五时，工人们潮水一般涌向“全劳联”，无政府党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各个机关，将自己武装起来，筑起了街垒。本来，无政府派从里维拉独裁时期开始，就有了“地方防卫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从来都是由下面的地方干部发动的。此时，时机一到，这些“地方防卫委员会”就起作用了。他们是五月内战中革命一方的真正领导者。
在这一夜里，根本不曾听见过枪声。因为工人的力量大大超过了政府力量。在许多附郊的工人区里，政府警宪无心战斗，自愿将枪械缴给了工人。
五月四日，星期二，早晨，全巴塞洛那的工人都动员了，武装工人们据守着街垒。他们又像去年7月19日的情形一样，觉得自己成了局势主人了。资产阶级躲进了自己的窝，连头都不敢往外探一下。斯大林派控制的少数工人表示消极，盘据在街垒的另一边的，只有一部分警察，斯大林工会的打手以及属于资产阶级反动党（EstatCatala）的武装流氓。他们的势力非常孤单。全城的每一个区，以及工人郊区，完全在“地方防卫委员会”的控制之下，与这些委员会充分合作的，乃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无政府派的政治组织以及无政府派的青年团。
政府弄得手足无措，总统康班尼斯狼狈地出来否认，说对于电话总局的挑衅事件，政府不能负责。
革命工人却异常坚决，再不愿意听联合政府中那些资产阶级政客，社会主义者政客们的甜言蜜语了。他们做了局势的主人，更想做永久的真正主人；他们要根本撤消反动政府，建立革命政府，以便彻底战胜法西斯主义，并从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
这种心情和抱负，一方面由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分裂出来的托派，另一方面由无政府派分化出来的“杜鲁蒂之友”派明白地表示出来。前者主张由各个防卫委员会以民主方法产生革命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后者号召彻底解除政府警宪的武装，立即成立革命临时政府。可是，正在这个时候，无政府派“全劳联”总部里的领袖们却要禁止一切行动，命令工人们撤出街垒。
“全劳联”的领袖们对于武装群众的组织全无兴趣。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去和政府谈判。政府当时自然最欢迎谈判，因为这样可以争取时间，暗中布置一切。那一天的早晨，政府就是利用来巩固各个政府机关的防卫，并且占据了各个教堂的高塔。
是日上午11时，“全劳联”的上层分子开了一个会，但目的不在于组织革命的保卫工作，而是要选举出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和政府谈判，此时总统康班尼斯和总理推辣台拉斯的态度已经硬一点了，说只要武装工人占领着街道，谈判便无法进行。于是“全劳联”的地区委员会整天用传声器向工人广播，要大家离开街垒。他们反复地说着这样的话：“我们向你们呼吁，放上你们的武器吧。你们要想我们大家的共同的伟大目标。最重要的是团结！放下你们的武器吧。只有一个口号：大家为打败法西斯主义而努力！”当日出版的“全劳联”机关报：“工人团结报”上，关于昨天电话局事件的消息，仅仅揭载在第八版上；对于巴塞洛那筑起了巷战障碍的事，则一字不提，他们害怕战斗在反法西斯前线上的工人民军，知道了这些事情会闹出乱子。
下午五时，“全劳联”和斯大林党工会的全国委员会从瓦伦西亚派来了代表团，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呼吁书，要民众放下武器。“全劳联”的总书记华斯盖，与康班尼斯统一起广播呼吁，要大家保持安静。
不断的谈判，从黄昏一直谈到次晨。结果只谈出了一点：加泰隆尼亚政府辞职，成立一个由四位部长组成的新内阁：“全劳联”，斯大林党，农民协会与康班尼斯的党各出一人。谈判时中断，因为一听到工人队伍什么地方进攻，那些享有威望的无政府派“全劳联”的领袖们，便立即跑到那里去，劝他们不要行动。考尔·勃兰奇地区的工人们要进占兵营了。无政府派他们怕得要命，马上跑去劝阻，竭尽一切力量才使他们放弃了计划。但同时警察却在许多地方进攻，逼得皮革工人总部，医药工会以及无政府派青年团，不断向“全劳联”的地区委员会告急求援。
5月5日，星期三。不管政府当局和各个政党领袖们的呼吁，也不管新内阁的成立，武装工人们却还是守在街垒上。无政府派的工人将自己的党报“工人团结”撕得粉碎，他们高举拳头或步枪，对准广播器挥动，这些广播器正在播放自己领袖们要求他们放下武器的演说。各区防卫委员会向“全劳联”的总部反映，说工人们是不肯无条件离开街垒的。这反映倒开了那些领袖的窍。要条件吗？容易得很。他们很快就列举了下述“条件”：停止敌对；双方保持原有阵地；警察与参加在“全劳联”一边战斗的平民，统统撤退；如协定遭到破坏，各个负责的委员会应该立即获得通知；散枪不要回击；各工会会所的保卫者不应采取行动，听后命。在这样的所谓条件里，对于电话局被攻与工人缴械的事，却一字不提，毫无交代。工人们当然不会满意。可是政府却“全部接受”了。接着，当地的“全劳联”与斯大林派控制的工会发布命令，叫所有工人复工。他们还发表了共同宣言，说“所有反法西斯团体与政党已经通过协商解决了冲突”。又说：“从今以后，我们之间将建立起诚恳的同志关系……”。
不管领袖们如何劝说与怎样做作，星期三那天夜里，所有街垒上都仍旧有人据守着。这些坚持战斗的工人们，在精神上（多少也可以说在思想上）主要是受着“杜鲁蒂之友”派，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左派（包括已被关除党藉的托洛茨基派），以及无政府主义青年团的影响的。在星期三那天，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连它的上层都还同情工人的，因此他们受到战斗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热烈欢迎，二者在巷战的同一营垒里缔结了战斗友谊。可是一到第二天，即到了5月6日，星期四，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们终于和无政府派的上层采取同样态度了，他们也命令自己的党员离开街垒。理由是：“无产阶级已经取得部分胜利”，“反革命的挑衅已被挫败，现在必须离开街垒，回去工作。”这样，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只有左派留下来。无政府派“全劳联”的地区委员会又给了“杜鲁蒂之友”派一个严重打击：宣布这个组织是“法西斯大林派的奸细与挑拨者”！这一宣布，一切资产阶级报纸和斯大林党报纸都如获至宝地，用最显著的地位登载出来。
资产阶级和斯大林党的反革命机器积极活动，到处打击坚持革命的工人。就在这一天里，他们竟暗杀了无政府主义革命派的杰出领袖，加密洛·倍那里。
同日，有五百名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全劳联”的精锐队伍，携带了轻型炮火，从黑斯加急行军前来巴塞洛那。政府与政府派领袖们听到消息，早已在前一天驰往雷立达地方，阻止军队前进。他们答应：如果工人的军队停止前进，政府更不再从外地调遣军队到巴塞洛那来。在无政府派领袖们的力劝之下，工人队伍同意了。可是在另一方面，据那些驻守在从瓦伦通往巴塞洛那路旁的“全劳联”战士们的电话回报告：有五千警宪是这个方面应召前来。他们询问：是否要设法阻止他们前进。“全劳联”的领袖们回答道：让宪兵通过。他们既不将此消息通知停留在雷立达的工人队伍，又不将这个坏消息在报上公布。
是日下午三点钟，“全劳联”总部下令工人武装队退出电话总局。原来政府与“全劳联”达成了协议：“双方撤退武装队伍”。但当工人队伍撤出后，电话局立即被警察占领。“全劳联”责政府破坏协议，政府的回答是：“现已造成事实，无法补救了。”“全劳联”不敢将此事实宣布，害怕巴塞洛那城里城外的工人战士们会起来反抗。
当电话局操在工人手中时，“全劳联总部”决定要为全体居民服务。不问通话者是否革命派或反革命派，一律接通。可是政府一占领了它，无政府派所有机构的电话联络立即给截断了。
同时，在街上，警察与斯大林党的武装队截查过往人等，将“全劳联”的会证撕碎，将工会的战士们拘捕。
下午四时，巴塞洛那火车站（自从7月19日以来一直由“全劳联”管理的），被斯大林党与政府警宪部队进攻，他们用机关枪和手榴弹来对付少数的工人守卫队。同一时间，政府方面的波札斯将军，奉瓦伦西亚方面中央联合政府之命（这个命令是获得中央政府中无政府派部长们同意的），前来巴塞洛那，免除了加泰隆尼亚政府中防卫部长（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之职，而且取消了这个部，宣布所有加泰隆尼亚省的军队，今后归这位将军统率。
同一天，位于巴塞洛那西南的塔拉贡那城也发生了事情。早在星期三清晨，大队警察来到电话局，从工人手里夺取了它。“全劳联”为此照例去跟政府谈判。资产阶级与斯大林派却加紧武装，他们在第二天，即在星期日，又向无政府派青年团的总部进攻。“全劳联”再与当局谈判，当局却理直气壮说，他们这样做只是执行那连无政府派内阁阁员都同意的政府命令：消灭一切拒不缴出武器的无政府派组织。于是，无政府派代表提出要求：只要释放一切被捕者，以正规军代替警察与斯大林党的武装人员，保证“全劳联”会员及其会所不受侵犯，他们愿意缴械。政府表示同意。“全劳联”放下了武器。可是就在当夜，政府警宪部队占领了“全劳联”一切机关，杀死了大约20名无政府主义派的战士。
塔拉贡那城的惨剧，无政府派的领袖们也始终不敢告诉巴塞洛那群众——害怕“火上加油”！
是日下午六时，“全劳联总部”得到消息，说从瓦伦西班牙派来的第一批宪兵突击队一千五百名开抵陶托沙城，将前往巴塞洛那，全劳联下令自己在该地的人员不要与军队对抗，说一切已安排妥当云。可是突击队却毫不因此有所容让，他们将“全劳联”，无政府派党部及无政府派青年团机关全部占领，逮捕了所有被发现的人，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加上手铐，送入巴塞洛那监狱。
这样的消息，巴塞洛那的无政府派总部依旧不敢透露半点给自己战斗着的群众。他们的能事，就只是一面再派代表去跟政府商谈，另一方面则发表长长的宣言，呼吁工人们稍安毋躁，静待解决！
斯大林党徒和政府突击队当然不肯安静，也不愿等待，他们继续搜屋、捉人、枪杀……无政府派领袖们对于每一个暴行的回答却还是谈判，谈判，谈判。
无政府派的下层工人愈来愈不耐烦。接近陶托沙与搭拉贡那的无政府派工人早就决定去保卫那两地的同志。他们的行动在四点钟由无政府派的省委员会通知了“全劳联总部”，说他们准备拦阻瓦伦西亚开来的突击队前进。这可把“总部”里的大人们吓坏了。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干。5点15分，“全劳联总部”跟政府又达成了一个协议：休战，双方撤出街垒，双方释放为对方拘捕的人，工人巡逻队再度执行任务。“全劳联”把这样一个“协议”吹成为胜利，将这个“胜利”大大宣传，通过这属下的地区委员会，立即向工人广播：“达成谅解了，……为此我们想通知你们……确立充分的和平与安静……大家保持安静，保持清醒……”。
5月7日，星期五。遵照无政府派领袖们的命令，某些工人一早就开始拆除街垒。但是对方的街垒原封不动。宪兵突击队又在到处解除工人的武装。看到这种情形，工人们违反着“全劳联”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上层的意思，又回到街垒上去。不过这时候，在广大的工人群众中，有一种幻灭与沮丧的情绪开始出现。无政府主义派工人对于自己的“总部”早已失了望，有些人原已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但是后者也命令他们离开街垒了，使他们无所适从。在那个时候仍旧坚决跟战斗的工人们站在一起的，只有无政府派的“杜鲁蒂之友”与原属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第四国际派。是他们，将巴塞洛那工人们在星期五晚间又带回到街垒上去的，在那里进行了最后一场战斗。可惜他们人数不够多，在群众中长的根还不够深，以致无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坚持长期的斗争。
这一天夜色间，瓦伦西亚派来的突击队开到了。他们一到便展开行动：没收“杜鲁蒂之友”派的刊物，逮捕他们的领袖。一队队士兵在街上巡逻，恐吓工人。昨天傍晚由“全劳联”与政府之间达成的所谓“谅解”，原不过是一种欺骗，现在当然更不必说了。被捕的革命者非但未见释放，而且开始大规模与集体地逮捕革命者和工人，工人队伍当然再不许在街上出现，报复的恐怖到处发生……总之，整个局势完了，总统康班尼斯胜利地宣布：“政府已经将暴动镇压下去”。
巴塞洛那工人们这次起义，计自5月3日起延续到5月7日，经过了5日5夜的英勇战斗，终于在软骗与硬压之下失败了。在战斗期间，革命者和革命工人方面被杀者约为500人，伤1500。在失败后的数星期中，却有更多的人受害。首先是原属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与无政府派的队伍被送上前线，不给他们以任何炮兵和空军的掩护，让他们去给法西斯党的炮火消灭。接着是彻底的摧毁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著名的领袖们被绑架暗杀，整个党都被宣布为非法，解散……
以后的故事我不想细说了。总而言之，经此事变之后，整个西班牙反法西斯阵营的政治方针日益右倾，日益反动，它在社会政策方面日见其与法西斯党徒看齐，因之群众对内战双方的胜负也日见其冷淡。本来是代表着革命对反革命的内战，此后便变成了两个营垒之间的单纯军事性的斗争了。在纯粹军事上较量，其结果是必然的，那显占优势的佛朗可军绝对可以战胜“人民阵线”的军队。此后内战虽然还拖延了一年零几个月，但形势是一面倒的。巴塞洛那终于在1939年1月26日陷于法西斯军队之手；马德里跟着在3月28日也陷落了，于是内战便以佛朗可的胜利告终。
简单的结语
上面我们冗长地，虽然也还是粗略地讲述了西班牙内战的经纬与经过。从我们这段叙述中，读者们大概可以同意我们在前面所下的断语了：斯大林派的人民阵线政策乃是断送西班牙革命的主要原因；而斯大林派的错误政策与罪恶图谋之所以能够实现，则由于无政府派与其他社会党对此政策及其政纲的拥护。因此，斯大林及其党徒是破坏西班牙革命的罪魁祸首；无政府派与社会党则是责任匪轻的帮凶。这一点，今后公正的革命的史家一定会如此肯定的。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整个的社会党（尤其不是整个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更不是整个的无政府派。在这些政派中，正如我们在上面一再提到的，有极大多数的下层干部和群众，曾经在革命中表现了无比的英雄气概与革命精神。是他们，使西班牙革命如此壮烈地发生，与如此长久地维持了的；是他们，使西班牙内战不局限于资产阶级内部民主与法西斯的二派之间；是他们，使西班牙的革命从一开头就踏上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凭这些英勇与自觉的革命基干与群众，西班牙革命原本大可以胜利发展与胜利完成的；可惜他们各自为本党的领袖们所误导、欺骗与出卖了，因此使革命遭到了惨败。
不过从教育着眼，西班牙工农的热血终究不是白流的。悲剧原可避免的，而且当时也确曾有人事先提出了避免悲剧的方策。这些正确分析和及时警告，为了同样悲剧不致重演起见，必须让今后的革命者牢记与深思的。因此，在这里，我愿意征引二位杰出的革命家在当说过一些话，借以结束这篇文字。
第一段是里昂．托洛茨基说的，他的意见代表了国际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左派的立场。关于西班牙革命和内战，托洛茨基写过大量文章，下面摘引的只是其中一段，它是在1936年7月19日巴塞洛那与马德里工人起来行动之后数日内写成的：
“打内战，正如每个人都知道，不仅要靠军事上的武器，而要靠政治上的武器。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西班牙革命势力比它的敌人要弱得多。革命一边的力量在于它能唤起广大的群众来行动。它甚至能够将（佛朗可的）军队从反动军官们的手里夺过来。为要做到这一点，只要郑乎其事地与勇敢地推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就行。”
“革命方面必须宣布，从现在起，土地、工厂与作坊由资本家手里移转到人民之手。这个政纲，在那些工人们业已实际掌握的省份里，必须立即设法实行。法西斯军队无法抗拒这样一个政纲的影响：兵士们将会把他们的长官捆绑起来，交给最邻近的工人民军总部。不过资产阶级部长们不能接受这样的政纲。他们压制社会革命，这是强迫工农要在内战中流出十倍的血的。”
这几句话如何为那时以后的事变所证明，不待我们喋喋了。
说第二段话是西班革命中那位出名的英雄和烈士，无政府派的革命家之一，波那凡士拉·杜鲁蒂。在1936年9月间，亦即在他牺牲之前不久，杜氏对加拿大多伦多明星报的记者发表过一篇有名谈话，下面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我们说来，这是要一劳永逸地扑灭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是这样的，不管我们这里还有政府存在。”
“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会誓死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当资产阶级看见权力从它的掌握中溜走时，它得向法西斯主义求救来维持自己。西班牙的自由派政府本来很久以前就可以将法西斯分子的力量削除的。他们不此之图，却踌躇不前，调和妥协，浪掷时间。甚至在目前，在目前这个政府中，也还有人想同叛军客客气气，不要严厉对待。你可别叫表面的现象给欺骗了，你知道——你笑了起来——我们现在的政府也许会需要这些叛军来扑灭工人运动呢……”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目前世界的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苏联，这对我们说来并无意义——为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安静，斯大林却将德国和中国的工人当作牺牲，奉献给法西斯的野蛮统治。我们要在此地，在西班牙干革命，而且现在立即就干，不要延迟到下次欧战之后。我们用我们的革命所给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烦恼，比俄国整个红军能给他们的烦恼更甚。我们给德国和意大利的工人阶级做了一个榜样：该如何去对付法西斯主义。”
“我不期待我们的自由意志的革命会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获得援助。各个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也许会对我们的斗争发生某种影响。这是很可能的。佛朗可正在尽其所能把欧洲拖入冲突中。他会毫不迟疑地教德国来反对我们。但是我们不期望什么援助，最后分析起来，我们甚至不期望我们自己的政府给我们帮助。”（注6）
这番话确实说得很好。虽然它让人嗅得出浓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但在基本的革命立场上，在总的战略路线上，却是与托洛茨基的话相符的。他看透了斯大林的卑劣，不信任“民主帝国主义”的援助，绝不受“联合政府”（无政府派领袖们参加在里面的）欺骗，预见到这个“自己的”政府会借法西斯叛军之力量扑灭工人运动……。多正确，多好！
可惜天不假年，杜鲁蒂未曾看见自己的预言在事实中证验，未能将自己的思想发展到底就被迫离开了战斗。
幸而“杜鲁蒂之友”派完成了这个为杜鲁蒂未曾完成的思想工作。他们从杜鲁蒂绝对不信“联合政府”的消极立场，前进到有建立革命政权必要的积极观点。前进了这一步，虽然在理论上彻底摧毁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结构，却使真正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能找到唯一正确的道路。
从西班牙革命中，当然还可以吸取更多教训，不过仅此一点，也已经是无比重要的了。
1972年9月
四为什么无政府主义又时髦起来了？
思想潮流有几分像服装时尚：老祖母箱子底里翻出来的古旧衣裳，忽然间却又成为小孙女最入时的新装。人类历史上不少思想流派，原以为确定地成为过去了的；可是在某些类似的历史条件中，在某些类似的阶级关系中，突然间会再度探出头来，仿佛它们起死回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近十年来，无政府主义思想便这些“古老变时髦”的思想之一。
对于这些时髦的阵旧思想，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当然，我们不该像接受或排拒长头发，密实装或喇叭裢那样的随便，我们应该首先探究那些使它们时兴起来的是什么历史条件，是怎样的阶级关系，然后再仔细研究这些长期失效的古方是否又能（更正确些应该说：确能）医治我们这时代的病痛。
只有做了这样的研究之后，我们才能有权利表示对某一起死回生思想的接纳或者排斥。
那么，到底是什么历史条件与怎样的阶级关系，才使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目前又相当时髦起来的呢？
简单说，那是一方面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把国家机器弄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专横，越来越发挥其压迫作用。这种国家机器的严密、专横与压迫，如果专就形式而论，不理阶级性质的差异，那二者简直都回复到绝对专制的时代去了；而且后一类国家——理论上是工人阶级当家的国家——其国家机器的丑恶程度，还超过了正牌资产阶级国家哩。而对着这样的现象，人们便相当自然地认为：目前人类的万般罪恶，皆因国家而生，皆因政府而起，特别是因明目张胆自称为专政的政府而起。因此他们厌恶任何政府，要打倒一切政府，要根本取消任何权威权力，以此来解决人类目前所陷入的死结，并以此一下子使人们进入理想的幸福世界。
在52年前，列宁曾经说过这样几句话：
“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这个判断直到今天都仍然正确，也许应该说，它今天比当时更加正确了。因为目前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罪恶，比起当年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中派和右派所犯的罪恶来，纵然不是更甚，至少是更为露骨、更加无耻的。同时，今天不但打起社会主义旗帜的工人运动的头头们是如此公然与如此忠诚地为资本主义服务，而且以共产主义与列宁主义为幌子的，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客们，也一样地，甚至更丑恶地、为资本主义效劳。这种令恶心的机会主义的罪恶，在不满现状的小资产阶级中，乃至也在部分的工人阶级中激起了应有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则极有可能与相当自然地在思想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今天在欧洲和美洲，形形式式的所谓“新左派”思想的本质，或多或少地都包含着传统无政府主义的见解。
不过，事实告诉我们，今天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青年一代中之所以抬头，更为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乃是自从苏联堕落以来，盛于苏联以及各国共产党中的官僚制度，尤其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于一切新兴工人国家中的极权官僚制度。
因此，列宁当年说过的话，现在应该作如下的补充：在目前，无政府主义仍然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恶的一种惩罚，此外，它又是（或更是）对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以及对一切堕落工人国家中官僚制度的一种惩罚。
在过去，无政府主义这一种畸形物，如果对于机会主义来说，又是惩罚又是补充；那么它今天对于官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惩罚官僚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补充着这个同一的官僚主义。
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关系，列宁和其他前辈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做过精详的论述，毋需我们多言，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无政府主义与斯大林官僚主义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斯大林主义必然会得到无政府主义“惩罚”非常明显。因为，如果从外表看，以斯大林主义代表的那种官僚主义，确实是最为极权，最为“科学”，因而是最有效、最残暴地压制着民众，最彻底、最全面地取消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换句话说，斯大林的苏联以及战后新兴的最大多数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仅从政治机构与统治形式，不从社会经济的实质来看问题，它确实将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政府之所以成为政府，亦即国家与政府所具有与所起的压制与统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充分无遗地暴露了它的丑恶。无政府主义——不论有理论体系的传统无政府主义或仅凭感情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既然以反对任何权威，反对一切国家统治为本质，那末在那些把权威和统治发展到极端荒谬地步的国家中，它自然会像种子落在土里那样滋长出来。
说它是“惩罚”也好，说它是结果也好，反正都是一样：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一定要产生无政府思想。
这种无政府思想多半是自发的、土生土长的、感情多于思想的。它多半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没有联系，更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它们大多是不曾有组织的。这种思想，严格说来还不能称作无政府主义；它至多只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若干特点，而且是其中较好的特点，即如：爱自由，争取民主，反对特权之类。这类要求，其实是斯大林，毛泽东官僚统治下一切劳动民众的共同愿望。它们很可能进一步发展而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因而根本否认工人国家的可能，根本否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和必要，并且在官僚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画上等号。同时它们却一样可能进一步形成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纲领，使那些真正忠于共产主义原则的革命者和先进工人，一方面守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的既得胜利，另一方面去进行革命，借以恢复那失去的工人民主。
究竟是那一可能比较大些，那是要看世界革命的总形势，要看一切堕落工人国家中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且要看为真正共产主义原则而斗争、为工人国家民主制的建立或恢复而斗争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如何而定的。
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详细讨论有关问题的这一方面。我不得不在此指出的，只是，一切为人类社会主义前途而斗争的革命者，必须要为后一可能而努力，必须要阻止那由斯大林、毛泽东官僚制度所引发的无政府思想真正被引向无政府主义的方向去。
为什么？
因为，无政府主义斯大林其实是与官僚主义“互相补充”的。我现在就想来说明这个道理。
无政府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互相补充，按照列宁就俄国社会革命党的例子所作的的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无政府主义或半无政府主义者不愿与不能了解，“每次政治行动以前，必须先在客观上严格估计到各阶级底力量及其相互关系”；第二，“把个人恐布和暗杀手段看作是自己的极端“革命精神”与“左的精神”表现”；第三，虽然“嘲笑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比较轻微的机会主义罪过，同时他们自己却在某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问题或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模仿该党内极端的机会主义者。”（见“左派幼稚病”）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是以对于阶级斗争的忽视与无知，以他们看轻群众和看重个人英雄主义的错误的斗争方法，复以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立场，补充了机会主义反以对革命与破坏革命的作用的。
那么在哪些方面，无政府主义补充了官僚主义呢？换个方式来问：无政府主义到底能怎样与官僚主义分工合作破坏革命斗争呢？
据我看，也恰恰在列宁所说的那三个方面。今天在国际上我们所看见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多多少少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新左派”，至少就我的浅见所及来说，似乎比老一辈无政府主义者更远离了阶级斗争的立场。由于多年来工人阶级斗争的消沉，由于改良主义工会势力在战后的复兴，又由于各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处于无权、消极与被压迫的状态中，有一些“理论家”便得出了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将工人阶级的革命作用夸大了，美化了。依照他们的“新发现”，真正能起革命作用，真正能领袖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和任何种类的官僚制度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学生群众，以及一般失业或无业的贫民大众。有了这样的见解，在他们去进行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之前，当然不会“先在客观上严格估计到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了。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正确地估计各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这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为然，在官僚恶化的工人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后一类国家中，无政府主义者是更不能作正确的阶级分析的，因为那里的官僚分化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官僚们，其本身并非为一个阶级，而是一个阶层，它不是一个性质分明、作用简单的阶层，而是性质含浑，作用矛盾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个官僚阶层在其反民主的程度上超过了一般资产阶级的官僚；但就其社会职能说，却不同于以往的官僚，它是既浪掷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又多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保卫着这些成果的。因此，要在这些国家中发动民主革命去打倒官僚统治，首先得弄清楚我们要争的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要打倒的是怎么样的官僚。如果在争民主的口号下要为“一切阶级恢复民权”；如果在打倒官僚的名义下其实想根本取消任何代表工农利益的专政，那么这样的无政府主义式的革命，事实上是补充了，加速了官僚主义的反动工作，即加速了资本统治的复辟，这是第一方面。
当今的无政府主义者虽不曾公然主张个人恐布暗杀行动，但只要人们不善于从阶级关系来看问题，不能将自己的革命热情建立在严格和正确的阶级分析上，那么个人恐布和暗杀行动，在残酷的、窒息得叫人喘不过气来的官僚制度之下，迟早会滋长出来。这种由客观逼成的、因而是自发的个人恐布倾向，如果接上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的话，那是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相当普泛的运动的。这种运动，即以个人恐布来反对官僚的运动，不但不能有效地推翻官僚制度，而且还是一定会巩固了——在此意义上亦即补充了——官僚主义。这是第二方面。
1934年12月，一个名叫尼古拉也夫的青年暗杀了斯大林手下的大官僚基洛夫。这次暗杀没有打击到斯大林的官僚统治，却反而给斯大林以借口，因而组织一连串的冤狱，消灭了整整一代的老布尔雪维克。
这件事当然与无政府主义无关，绝对不能叫无政府主义者负责，但它总很清楚地说明了：如果将年青人完全正当的反官僚情绪，引导到个人恐布的路上去（无政府主义是可能给这种行为以思想辩护的），会如何地帮助着官僚主义。
无政府主义补充官僚主义的第三个方面，在于它因噎废食地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
根据无政府主义者的传统理论，再加以他们对最近史实的观察，他们认为：目前苏联与其他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官僚制度，乃是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所有这些极权的官僚国家，恰恰证明了巴枯宁当年的预言。它们证明了“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是一种神话。它们证明了“任何专政除了“使自己永世长存”以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它“能够在忍受这种专政的人民身上产生和培养的，只是奴役；自由只能够由自由，即“全民暴动”，和群众行动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创造。”因之，他们不但指斯大林与斯大林主义者所掌握的国家为官僚国家，且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苏联也指为官僚国家。他们反对说斯大林苏联是列宁时代苏联的一种堕落。相反，他们认为前者乃是后者的合乎逻辑的生长和发展。理由是：举凡斯大林所实行的官僚措施，几乎都是列宁时代就有了的，而且“始作俑者”恰恰就是托洛茨基。证据，他们举出了克龙希达脱暴动的镇压，举出了对于马赫诺游击军的讨伐，并且还举出了托氏倡议过的“强制劳动”办法。
从这样的认识中，无政府主义者得到了如下结论：谁若真正反对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所代表的官僚主义，谁就必须（或必先）反对马列主义，特别要反对他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他们说；马克思和巴枯宁的争论，经过了百年之后，终于由历史定出是非来了：证明正确属于巴枯宁。因之，依他们之见，今后反对一切官僚主义的斗争，实质上应归结为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
问题是否真如无政府主义者所想像的？当然不是。有关这方面的理由，我已经在前面各篇文字中，从理论与事实说明过了。我的说明虽然很不充分，但至少可以让读者们看到：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纲领，想借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无政府主义是早已被证明为不切实，不合适因而是不正确的了。在这里，我不想再来重复。
至于说斯大林是列宁的忠实弟子，说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是孪生兄弟，说托洛茨基是苏联官僚主义的元凶祸首——这些说法，我仍只想采取我那封“公开信”中采取过的办法，请读者去阅读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在那本书里，托氏不仅运用了有力论据，而且征引了大量数字和事实，以此说明了革命在背叛之前，与它在被背叛之后的大不相同，并且说明了这个背叛是如何发生与为何发生的。有了这样的说明，我这里试作任何解释都将是徒劳与多余。
我必须在这里说一说的是：如果依照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和办法来反对官僚主义，也就是说，如果将反对工人国家中官僚统治的斗争了解为根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如果依照巴枯宁的办法，要用“全民暴动和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打倒官僚统治，来代替任何形式的工人阶级专政，那么在苏联与其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到底会发生怎样一种情形。
早在1936年，托洛茨基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他说：“现在的官僚专政一倒台，如果不是由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的话，那一定是回转到资本主义的关系，伴着又是工业与文化之悲惨的衰落。”（见“被背叛的革命”中译本第219页）
对于这个回答，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不会满意。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只要它是政权，那必然仍旧是一个“官僚专政”。任何政权不论新旧，都是官僚的。因此，他们以为目前存在于各个共产党中的官僚专政，一定要由“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来代替，然后才能真正打倒官僚统治，然后才能保证社会不回转到资本主义关系，并且保证工业与文化不致陷于悲惨的衰落。
这儿问题的中心在于：那个在性质上被假定为绝不等于社会主义政权的所谓“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在人类的革命史上，我们见过不少个这一类的自由组织，其中最显著的有1871年的巴黎公社，有1905年1917年的俄国苏维埃，又有1936年开始存在于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和民军委员会。这些“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由于其本身的性质与斗争的性质使然，当它们在“全民暴动”打倒了旧政权之后，总不得不进而负起政权的责任，借以一方面抵抗反革命的反击，彻底摧毁旧秩序与旧制度；另一方面从事积极革命的建树，开始来建设新秩序与新制度。谁在这个关键时刻表示动摇，表示不能适应或表示抗拒，那么他便会立刻得到惩罚的。或者在短期胜利后遭到了惨败（例如巴黎公社）；或者根本就不能取得重大胜利而被消灭（例如西班牙的工人委员会和民军委员会）。唯有在俄罗斯，多谢布尔雪维克党人勇敢地挑起这个责任，坚定地将苏维埃这个“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才能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第一个工人国家。不错，今天这个工人国家已经变成异常可怕的官僚专政了。这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原是必然的结果，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否认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他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否认十月革命确实推翻过资本制度的。所以问题还是一样。凡是“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不曾努力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政权者，都不能对社会主义革命作出真正贡献。这在苏联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中，对于未来必将发生的反官僚统治的革命，情形亦复如是。如果当“全民暴动”已经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群众已经自下而上地建立了“自由组织”之时，如果革命者不企图、不努力使这些组织更进一步地成为革命的新的、彻底反官僚的社会主义政权，那么其必然结果是重演西班牙的悲剧，让“自由组织”迅速被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所代替。要不然（虽然可能性比较小些），便是官僚集团一到获得喘息机会后，起来摧毁这些组织，复辟官僚专政。
无论是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无政府主义都对官僚主义起了“补充”作用——或者帮助它去破坏革命，或者帮助它重新获得稳定。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在表面上看来虽然是官僚主义的死对头；其实它却非但不能真正打倒官僚统治，而且在客观上还能帮助这个统治。
那么，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那些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或自发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革命青年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批评还是赞助？是排拒还是团结？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分清楚有系统的无政府主义和那由反对官僚压迫而直觉发生的无政府思想。然后我们得肯定，无政府主义这个思想体系是错误的，其作用是反动的；可是发生在群众中，尤其发生在青年群众中的直觉的无政府思想却是正确的进步的，多数是革命的。压制群众的任何创意、窒息群众的一切自由，剥夺最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权利，当今由斯大林主义者操纵的国家机器，极其自然地要激发出民众的无政府思想。这种思想，其实与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无关，它仅仅是群众要求自由与民主的代名词罢了。这个代名词多半还是统治者硬加在群众头上的。当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屡见于中共报刊上的此一名词，便都是一种套人的帽子，是陷害那些革命红卫兵的一个罪名。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欢迎这种“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和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反对官僚的统治。不过在同时，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应该随时批评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不断揭露无政府主义一方面与机会主义，另一方面与官僚主义“互相补充”的实质。在未来的世界革命中，特别在一切“社会主义”国家行将来临的反官僚革命中，无政府思想，甚至传统的无政府主义，无疑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尤其在革命初期）。我们必须正视和重视这个现象；并且要对这个现象采取正确态度，因为，这种革命的是否能够胜利，在不小限度内，将取决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能够及时地争取到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是否能够使他们的无政府思想不致“成熟”到无政府主义，是否能够使他们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成为建立新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力量。
1972年10月
全文完
[注1]我们这里是借用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一习用名词。其实马克思当年对于俾斯麦，非但绝不会因他推行德国统一运动而称他为“革命者”（如巴枯宁所诬指的），甚至也不曾说过这个运动有“客观的进步意义”。1866年，当普奥战争以普鲁士的胜利而结束，德意志统一计划得以实现之时，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里写了这样的话：“这件事的好处就在把局势弄简单了，而由于消除了各小邦首都的争吵，同时加速了发展，因而革命就更容易发生了。德意志议会毕竟完全不同于普鲁士议会。所有的小邦都将被卷入运动，地方割据这种最恶劣的影响将不再存在，各个党派也终将成为真正全国性的党派，而不再仅仅是地方性的党派。”在同一信里。恩格斯又说：“依我之见，我们除单纯接受事实而不加赞成外，绝不能有别的做法，并尽我们的能力所及，利用现在一定表现得更加容易的机会，对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作全国性的组织和联合。”（以上均见1866年7月25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
两天后马克思在复信中说：“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坏事情也应当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加以接受。”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非但不会把俾斯麦的成功看作“革命”，而且将它看作不得不接受的“坏事”。不过，他同意恩格斯的看法。这件坏事也有好处，它使“革命（按指社会主义的革命）更容易发生了”，德意志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更好的机会，作全国的组织和联合了。
充分与全面地研究了并发挥了这二种任务之间的关系，并由此规定出全套的革命战略来的，主要是列宁和托洛次基，前者将落后国家与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问题提高到它们应有的高度，后者则根据了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最后完成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
巴枯宁在这方面真是一窍不通。因为他认为在任何经济条件下都可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主张欧洲的革命都要在俄国农业民族的水平上进行，并且不要超过这个水平，所以在他看来，“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都不必去解决，甚至不应该去解决；解决了也绝对谈不上对彻底革命有什么好处的。
[注2]如果中国（或外国）无政府主义派对抗战有过正式文件，如果那文件表明了不同于下引的立场，我们极希望能够看到；我们更愿意改正我们的批评。
[注3]为了叙述上便利起见，我们只以谈及加泰隆尼亚的情形为限。事实上，发生在这一地区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的地方，只是没有这里那样有代表性吧了。
[注4]BuenaventuraDurruti铁路工人出身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家。1936年7月巴塞洛那工人起义胜利后，他立即率领一支民军，开到阿拉贡省前线，迎击前来攻打巴塞洛那的法西斯军，大破之，因之成为西班牙内战中最杰出的军事领袖。同年11月间，因马德里危急，杜鲁蒂奉命率军驰援，保卫了首都，可借不久阵亡。
[注5]西班牙政府方面，除普通警察外，又拥有CivilGuard与AssaultGuard，前者有如普通的治安警察，后者组成于1931年5月暴动后，是一种特殊的防暴警察，这里为了简便起见，都称做警宪，不细加区别。
[注6]这一段引文，以及本文中其它引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译自斐列克斯·莫罗著《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再有关“内战中的内战”一节的材料，也是取自该书的。 |
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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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与中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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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走上了国际舞台
·“分歧”发展中的五个关键问题
·国际争论中的毛泽东思想
·两个根本原因
·附录：插图
三原著
Maotzetungthoughtandthesino-sovietrelations
BySanYuan
信达出版社印行·1972年
Sincerepublishers
HongKong
1972
信达出版社1972年出版护封说明
历史多变幻，政治尚权谋，诚然，诚然。但是尽管如此吧，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要想在史书上找到“波谲云诡”有如最近的中美关系者，委实很难。
试想想，在长长的时期中，中共一直依循了毛泽东“一边倒”的指示，以俄为师，兄事俄共；同时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则不仅仅在思想政治上一贯加以反对，而且在军事行动上重重地给了打击。
为了援朝援越去打击这只“纸老虎”，中国人民曾经付出了无数金钱与无数头颅的。
可是，曾几何时，老师欺侮了学生，“老大哥”变成了“死冤家”，不共戴天的美帝头子，却受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隆重访问了北京，和毛主席握手言欢了。
事情确实太离奇了。无怪它要引起不少人的“笑”——有欢笑也有讥笑；又引起了不少人的“哭”——有为了原则被辱没而哭，也有为了利益被触犯而哭的。不过，笑也罢，哭也罢，都不是正确的对付之道，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乃是正确的理解。
要理解中美关系，首先得理解中苏关系。今天的中美接近是果，昨天的中苏交恶是因。明白了后者，前者也就不解自明了。
这一本书，就说要给你以理解时局之钥。
共产主义者以国际主义为基本原则。共产主义者是没有什么“祖国”的。可是，这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特别是二十余年来的历史，却让我们见到了由共党执政的国家，在保卫国家利益上，甚至在扩张国土的热心上，比之资本主义国家毫不逊色。更奇怪的是，在同样性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同样有大国侵犯小国，强国压迫弱国的事发生，而且其程度不稍逊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因此让我们见到了这些国家之间的民族主义的争吵，甚至见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
这种显然违反乎共产主义原则的现象，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它可是证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则的虚妄？可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终于不过是一个幻想？或者，它毕竟还是由于客观上的某些原因与革命者主观上的背弃原则而形成的暂时的倒退？
关于这些问题，本书作者联系了具体事实的叙述与分析，给了精辟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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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七十年代》往哪里去？──致编者信（1971年1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楼国华
《七十年代》往哪里去？──致编者信
耕莘（王凡西）（1971年12月）
（这封长信原载《〈七十年代〉往何处去？》，页1至24，春燕出版社出版。1970年，受着欧美青年激进化思潮的影响，香港一群不满现状的青年人创办《七十年代》双月刊，团聚在刊物周围的青年思想倾向不一，部份信仰无政府主义。当时居港的老托派王凡西、楼国华、向青等密切注意动向，并先后写信与《七十年代》编委讨论。本文是其中一篇。经过反复讨论后，部份青年改变了原来的无政府思想，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编辑先生：
《七十年代》已经出到第二十四期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过去十几年来，由于香港环境的某些特点，更由于港英当局有意利用这些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手段的结果，香港青年给引导进一种非常可悲的境地：上焉者陷于会考、出洋、成名致富、终于厕身“太平绅士”的奴才迷梦；下焉者则堕入犬马、声色、甚至奸淫掳掠的罪恶深渊。正在这个时候，你们几位怀有理想的，既不愿做成功的奴才，又不愿做堕落的阿飞的青年，不顾自己在能力和财力上的不足，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办一份小小刊物，希望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给香港青年人寻找出救自己救同辈，同时救国家，甚至在某一意义内，又企图救人类的一条道路。你们这个心愿，这种勇气，这般毅力，我是自始就深深觉察到的，因而自始就感动着的。同时，由于期望过甚，也使我自始担心它会夭折；有时，又会发现它不是符合我的愿望而感到失望和沮丧。
两年过去了，这本似乎先天不足的杂志终于撑下来了；不但撑下来，而且还进步了，充实了；不但进步充实，而且还认真发生影响——不仅是思想上的影响，并且有行动上的效果；两年来，在中文法定的运动，保卫钓鱼台运动，乃至其他有利于青年的觉醒和平民福利的运动，你们的杂志都起了一定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你们的成功，自然不应该光拿你们几位的艰苦奋斗来解释，更应该拿整个世界情势的改变，特别要拿西欧与北美等地区青年人的觉醒来解释。因为正是在这里转变了的国际空气中，香港的一般青年跟着转变了，以致能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走你们走着的道路，从卑琐的物质考虑中解脱出来，发生了对理想与对真理的憧憬和追寻，因而围绕在你们竖起来的旗帜周围，支持你们的工作，使你们的杂志能继续存在，并进步充实。
虽然如此，两年来你们几位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艰苦支撑，毕竟是值得所有读者感动的。
请接受我——一个经常的读者——对你们的谢意和诚恳的祝福。
不过这不是我今天给你们写信的主要意思。上面说过，有时候，你们的杂志不甚符合我的期望，以致让我感到失望或竟感互沮丧，很久就想给你们写信来表达了，只因穷忙——我是一个私校教员——老抽不出时间来写信，以致一延再延，未曾动笔。
看了最近一期（第二十四期）的内容和“编者的话”之后，却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拖，非给你们写信不可了。
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首先谈谈杂志的立场。在“编者的话”中，你们这样写着：“……七十年代扮演的角色，只是一个公开论坛而己……”。又在“无政府主义”一文的按语中，你们表明：“我们的编辑，并不一定赞成无政府主义，但却赞成我们应该研究、比较不同的意见，不同学说，才可以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才可能创造更理想的社会。”
这个态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或民主自由主义的。完全拿这个态度来做你们杂志的立场是否对呢，首先我们得研究一下自由主义本身。在人类历史上，自由主义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特别从十六、十七世纪以后，它代表着反教会与反专制的一种新兴势力，出来要求国家生活中的民主，社会生活上的平等，和文化生活中的自由。它所代表的新兴势力就是市民阶级，也就是初期的资产阶级；把这些要求在思想上明确反映出来的，则是西欧的，特别是法国的那一群伟大的启蒙运动者。他们的思想影响既深且远，它在本国开花结果而为十八世纪末页的革命。在北美洲，它早已促成了美国的独立运动和那个新型民主国家的创立。在欧洲其它国家，它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使这些国家多多少少走上了民主化与自由化的道路。
但是自由主义的这个历史的进步作用，随着它所依据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它的反动而反动了。我们知道，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主要是经济上的自由竞争的反映。因此，当社会经济（即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之后，这个政治上与思想上的自由主义，也跟着让位于新的专制主义了。这两个阶段的转变，大致说来，是发生于本世纪之初，相当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特别加剧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此一转变在政治上最赤裸的表现，便是意、德等国法西斯的兴起，以及其他民主国家中民主实质的退缩（自由主义的变质）与整个统治军事化的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法西斯国家因战败而恢复了民主自由政制，但是作为政治体制与思想体系的自由主义，却并未因此而获得新活力。面对着各国以劳动者为首的革命势力，而对着各自脚下殖民地的造反民众，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作用，总只有：或者公然转变成最右的“不自由主义”，或者，权充安全活塞，以伪装的自由，在各种革命势力与统治阶级之间起一点缓冲作用，借以瘫痪革命力量，保卫既成制度。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这一种反动作用与反革命作用，在欧洲近百年的政治史上，特别在革命上，是历见不鲜的。自由主义早己成为一面反动旗帜了。在今天（正确些说，尤其在今天）当历史向人类提出或者走向社会主义，以便最后走向没有政府的共产主义，或者维护资本主义，因而会退入野蛮主义这一抉择之时，谁如果竖起自由主义这个破旗，不管那掌旗手的主观愿望如何，其归趋却总只能为种种反动势力服务的。
自由主义，自由权利与社会主义
但是，我们如果决定走社会主义的路，难道就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必须反对任何种类的自由，必须反对个人享有的自由权利吗？
当你们看到我上面段话时，我相信，你们一定要提出这个问题的。好，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吧。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必须分别出自由主义与自由权利。这犹之乎当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必须将民主主义与民主权利区分出来一样。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亦然）是代表了整个制度的，它代表着整套思想，而作为这个制度与思想的基础的，乃是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时，这个自由主义表示得比较真诚，因而比较有生气，等到资本发展到财政垄断阶段时，这个同一的自由主义便表示得虚伪，因而也发散着它过了时的霉味。不过，只要是作为制度的自由主义，无论是真也罢，虚伪也罢，有生气也罢，霉腐也罢，它总与资本主义共命运，与这个物质基础分不开。自由权利，亦即民主国家宪法上规定的人民所应享有的种种自由，例如：言论、出版、集会、居住等等的自由；每个人所享有的人身保障之类，它们虽然随资本主义制度以俱来，却不一定要随资本主义制度以俱去，恰恰相反，这些提高个人的地位，看重个人的意义，增加个人的种种权利，这乃是几百年来，甚至是几千年来，无数烈士抛头颅，洒鲜血而争得的权利，它们非但不应任其在资本制度消失时消失，反而应将它们保存在社会主义制度里面，使它们继续发挥作用，使它们配合在更高更好更合理的经济基础之上，进一步造福全体人类，使人类真正达到无论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摆脱了剥削与压迫的美满社会。
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意即真欲推翻资本制度的人）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但在另一方面，凡是反对或抹煞自由权利的人，却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更不必说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公开论坛”该如何了解
那末《七十年代》编辑部所标明的态度，到底应该说是由于你们信仰“自由主义”呢，还是由于你们热爱“自由权利”？
这就得看你们对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态度而定了。从杂志过去的文章看，很清楚，诸位编辑对于这样的基本问题，还不会有统一意见，或者，还不会有确定意见。因为你们都还年青，都正在摸索与探求真理。这个情形，在一个时期内，应该说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在不会找到确定的、认为满意的道路之前，是“应该研究，应该比较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学说”以便“避免前人犯过的错误……创造更理想的社会。”
不过这样的态度显然不应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一本杂志也和一个人一样，不能永远停留在不成熟的阶段。再则，如果诸位想“创造更理想的社会”，即如果真的不愿以空谈为限，而有决心将所信付诸行动，那就更不应该对目前时代最中心的问题，即对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始终不采取一个明确态度。事实上，你们透过你们的杂志，或以杂志社的名义，一开始就不限于空论，而是同时有所行动的（这正是你们的好处！）。可是，谈到行动，虽然在直接的意义上，并非事事与上述的基本问题有关，但从较长的观点看，它们却总与那个问题有关，至少是间接有关。就拿保卫钓鱼台运动来说吧。若就问题的本身说，仿佛它只是一个民族问题，因此凡是中国人，不管是北京的也好，台湾的也好；拥共的也好，反共的也好；都可以参加，都欢迎来参加。可是这样一个立场，一经付之行动，便荒唐立见了。将同样的期望寄托于台北于北京，将同一的要求提出于双方之前，无分轩轾，严守中立，其结果却只叫人看得莫名其妙，而在客观上仅给了那衰败贪污、辱国图存的一方以意外的“面子”在群众中散布了幻想。
关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此，牵涉到国际问题则更加如此。如果你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无所取舍，那么谈到任何问题，纵使你本意是如何的中立与公正，而结果总会一无是处。举个例，你们最近一期上登了一篇题为《杀人盈野的暴行》的文章，这是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公布的“研究报告书”。你们把“公开论坛”开放给这样的文件，实在令人惊奇。这篇文章如果登载在《香港时报》或《星岛日报》上，那就一点不稀奇了。因为它们并不以中立或客观自命，它们是有公开立场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它们表示出分明的憎和爱，它们敌视社会主义和中国，拥护资本主义与美国。因此，凡是敌视社会主义与中国的东西，它们都乐于登载，根本不考虑（更谈不上研究）这些文章中的材料是否真实，以及立论是否正确了。
但是你们的杂志，我坚决相信，并非属于“香港时报”一类。一般说，你们几位负责编辑的人确实想采取中立与客观的立场；可是为什么也会如此不加研究地将这份反共与反华的宣传品登载出来？
这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你们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视同仁，同时将帝国主义与求解放的殖民地同等看待，对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采取中立态度了，否则，你们决不会容忍这样的文件进入你们的论坛。因为，如果你们亲社会主义而反资本主义，如果你们坚定地从这个立场出发，那么无论你们对中共政权有多么大的不满，你们的同情还是寄托在它的一边，因而反对美国参议院对它所作的控诉的。为什么？因为中共在中国的种种设施，不管它犯过多少错误与做过多少荒谬事，但在基本上，即在社会经济方面，它确实已经肃清了封建残余，确实已经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它在城市和乡村所已实行的集体财产制，确实已经向社会主义迈出了很大的步子——这是我们，一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凭以决定我们对它采取态度的首要标准。没有这个首要标准，不从这个标准出发来看中共，那么你只能看见为实现这个标准所付出的代价，你只能看见流血和迫害，你只能看见一切民主和自由权利的被剥削。这样看问题的结果，你很自然地会否定社会主义，会肯定资本主义，会接受资本——帝国主义在反共名义下所进行的一切言论和行动。
你会相信美国政府所发出的一切反共宣传，甚至按照逻辑的发展，你还会支持美国在越南所进行的“反共”战争哩。
由此可见，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个基本的历史抉择作出决定，就是想保守真正的中立与客观都不可能。
义愤与“暴行”
我并不怀疑你们真心想要保持中立。你们登载这篇美国参议院的报告，我相信，主要是出于青年人看了中共所犯（真实的与虚构的）暴行而生的极大义愤。这种义愤是否理当呢？我以为十分理当。不过问题还得分开来讲，还得从较深的地方研究。同样是暴行，可能有进步作用的，亦可能是完全反动的。起着进步作用的暴行，我们非但不反对，而且还要拥护；完全反动的暴行，我们自然要反对，但在反对之时，先得弄清楚自己是站在什么立场上。
美国参议院的委员老爷们是反对中共的哪一些暴行？并且是站在什么立场上反对的呢？他们首先反对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时对地主们所施行的“暴行”。据这个“研究报告”说：“1949年至1952年的“土地改革”，地主遭杀害者达数百万人”。在这一方面，如果我们因此而发生了义愤的话，同时就得想想这个问题，中国要想现代化，要想从经济的死胡同里走出来，是否必须通过土地关系的彻底变革？如果必须通过彻底变革，那么得再想想：不经过暴力革命是否能实现这种变革？假使你承认地主只有在农民暴力之前才肯把土地交出来，而且即使在他们屈服于暴力之后，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加以抵抗，那么你怎么能根本斥责中共的此种暴行？
因此，我们可以说，谁若拥护土地革命，便无法不拥护为实行土地革命而发生的“暴行”；因为这是进步的暴行。反过来，如果反对土地革命中应用必要的暴力，亦就等于反对土地革命，至少你只是在口头上赞成土地革命。
美国的参议员老爷当然反对中国的（乃至全世界落后国家的）土地革命，因此，他们之反对土地革命的暴行是合乎逻辑的。
可是“七十年代”的编辑先生们如何呢？你们有否考虑过这个问题中的逻辑关系？也许你们会这样想：土地革命本身是好事，它确是使中国现代化与向前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为此付出了“数百万人”生命的代价，总未免太昂贵了。
对，即使是做一件好事，也得顾到代价的大小，何况这代价是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必须懂得：任何一次真正的大革命，都不得不付出高昂代价的。一个人的诞生都必须让母体流血，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又怎能不付出血的代价？还有，据我所知，中共实行土地革命时，地主被杀的数字，远比一般人所想像者为小，更比一切反共者所报导的数字为小。并非所有地主都遭到了人身消灭的。依据中共的政策，只有“恶霸地主，民愤极大”者才交付公审，当众枪决。考诸事实，大致上也确乎如此。
美国那个报告书中的所谓“数百万人”，当非据实统计，而是作者的想当然吧了。其实，只要我们稍加考察，便立即可以看出，整个报告中的数字都是主观的臆造，并无客观根据，作者愿意它多时就开多些，愿意它少时就开少些。表面上煞有介事，事实上假账一篇。你们如果不信，请看下面的例子。
据说“从1937年到45年的中日战争[１]，死了五万人（耕按：这个数字大概是印错了）到五万人。”这个数字让任何一个经厉过抗战时期的中国人听了，都会觉得荒唐透顶的，不必说别的，光拿南京屠城一件事说，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的几天内，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杀的中国人早就数倍于此了。
为什么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吴克先生要如此以多报少呢？很显然，为了要反对共产主义。为了要“最有效地”反对共产主义，他竟站到当年日本军阀的立场上去了。当年东条等等战犯就是这样说过的：他们吞“满洲”，并华北，出兵华中，乃至图占全国，都只为了替中国人“消灭赤祸”。他们又说：“皇军”乃“仁义之师”，决无暴行，偶有杀戮，为数极少（八年中仅五万罢了！）而所杀之人，尽属“赤匪”，因此，连这点小小暴行，其责任也要由中国共产主义者负起来的。
多么美妙的逻辑，多么美妙的统计！
今天的美国统治者正走着当年日帝所走的旧路，重复这种逻辑和重做这样的统计，原不足为奇。我奇怪的是：为我所爱护的杂志，而且我坚信这个杂志的编辑们是既反对以前的日帝，又反对今日的美帝的，却不加研究地登载了这样的东西！
你们所以会这样做，归跟结蒂，只是因为你们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不会作出取舍。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
我这样说也许不完全对。因为从刊物上过去登载的文章看，你们——至少你们中间的某几位——是不满意目前的资本制度的，你们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从你们登载托洛茨基派与无政府主义派的文字中表示出来，也从你们刊载的文艺作品中多少模糊地表示出来的。一个青年，多少怀抱着理想的青年，假使竟能满足于目前那个因垂死而百病丛生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青年本就可以休矣。不过，不满意现实，不满意资本制度，显然还只是初步，而且是消极的一面。初步应当再求进步，消极必须继以积极；否同，那点在初步的消极否定，便会一无价值。所以你若真的不欢喜目前这个社会，你就得积极地为一个较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实际斗争。
有志青年从消极否定进而为积极斗争，即他们为推翻旧制度与建立新制度而奋斗，在欧西，已经历了快近二百年，在中国，也将有六七十年之久。自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以来，至少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此种破旧立新的理论与理想，也不仅少数志士仁人研究与宣传的课题，而且是付之实验的东西了。究竟哪一种理论对，哪一个理想正确，早已不单是搬弄论据的争辩问题，而更是以血和肉作了实验的事实问题了。这情形，对于目前像你们一辈的青年们提供了极大便利的。因为谁若真的像你们所说：要“研究和比较不同的学说”以便“创造更理想的社会”，不仅已有了大量的书本让你们读，而且已经有大量的历史事实让你们看了。
不过，在这封信里，我不想，自然也不可能谈这些书本，更不可能叙述那些史实。我在这里想跟你们约略谈谈，只关于一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和另一方面的无政府主义（也可名之为巴枯宁主义），由于它们这些年来，在革命斗争的证验而发生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先谈无政府主义，关于这个主义的立场，你们最近一期杂志上的那篇文章，介绍得相当清楚，它把无政府主义的中心主张，概括成下述诸点：一、“正义正如爱一般，存在于我们的心中，人与生俱来，便可以生活在自由与和谐的社会中”；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初期都有过没有权力，只有互相合作的雏形无政府社会”；三、“把人造的法律附加在社会之上的人，自然便是社会的真正敌人”；四、“各派无政府主义者……不约而同的认为他们是非政治的，甚至是反政治的”；五、“毫无例外地，所有追求权力的政党，都是自由的死敌”！六、“暴力革命常常是罪恶，是大罪恶，是大灾难；不但对于受害者而言，同时，也是对于革命的崇高的、完全目的而言”；七、“普选是反革命”！“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八、“工会作为斗争的工具（最有力的战略是总罢工），同时也是未来自由社会的基础组织”。
以上所摘，自然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的全貌，它是粗略的，而且不会分别出无政府主义的不同派别；但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的精神，它的最普遍的观点，却总已能让人从中看到了，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抱着唯心主义的看法，它强调人性的爱，强调与生俱来的自由生活与和谐生活；它将政治，将一切政治看成为罪恶之源；它反对暴力；它否定阶级斗争，更否认阶级斗争乃历史前进的动力；它强调互助，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才是人类进步的原因；它也反对民主斗争，实际上反对任何争夺政权的斗争；因此，它把社会的诞生或者寄望于“自由生活的需求，科学的进步，新发明和高深观念的出现……”或者寄望于“总罢工”的发生和持续——这一切，那篇文章都给我们介绍了。
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几个故事
我不能在这里批评这些观点，因为要批评的话，将要牵涉到哲学，史学和社会学的太多方面，决非短短几句话所能完事。在这里，我只想讲一两段故事，藉以让大家看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中，在存在着阶级，进行着阶级斗争，“文明”事实上靠压迫和剥削来维持，社会离开了政治便无所谓社会的情形中，那些好心肠的，抱着美妙理想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旦从空言进入到行动之时，究竟表现为什么样子，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人物为证：
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最杰出的一位代表。他一生反对野蛮的沙皇制度，因而遭受沙皇政府的严厉迫害。他反对国家，信仰国际主义，希望经由他和他的同志所设计的办法，能将俄国乃至全人类带上幸福的无政府的乐园。可是到了1914年，帝国主义大战才一发生，他老人家便转了向，立即采取了“保卫祖国”的立场。他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反对在帝国主义者战争中继续坚持国际主义的路线，更反对把这条路线在行动上实现出来。等得到了1917年，俄国的二月革命起来推翻了沙皇政府，这位无政府主义的开山祖师更妙了，他彻头彻尾地抛弃了平素的主张，不但参加了毕生反对的政治，而且附和了最右边与最糟糕的政派；不但“接受国家原则”，而且号召人们坚决地“保卫俄罗斯这个祖国”。这位可敬老人的全新的立场，充分表现在他向莫斯科国政会议（召开于1917年8月）的演说中：他也“号召全体俄国人民永久与齐美尔瓦尔得主义[２]断绝关系”。他喊道，我们失败不仅要使我们损失广大土地和偿付多量赔款，而且“同志们，你们必须知道，还有比这一切更糟的事情哩，那就是：失败要给我们一个被征服国家的心理！”此时这位否定国家原则的人，却极端爱自己的国家了。他接下去说：“我们需要一个联邦，如同美国那样。”巴枯宁的“自由公社”，给他抛到九霄云外了。演说结束时，克鲁泡特金向大会提出这样的请求：“让我们最后互相约定，我们不再分化为这个戏院中左半边和右半边了……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祖国，为了它，我们应当团结一起，必要时应当共同为它牺牲，不分左派和右派。”当他要下讲台时，据记述这段历史的那位历史家说：“地主，资本家，将军，圣乔治骑士，所有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得主义的人，都给这位无政府使徒以一阵热烈的欢呼——这是他应当得到的。”（见《俄国革命史》第二卷136-137页）
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大师，当真正革命到来之时，其所表现的就是如此。
那么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领袖又如何呢？
在上一期你们的杂志上，有一篇英文文章，便是谈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起源的，其中谈到了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几位前辈们。这几位，后来在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中，都曾经或多或少露过一下脸。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否胜过他们的俄国导师呢？让我们给青年朋友们做个约略的介绍吧：文章说：“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真正创始人是李石曾与张静江”。可以这么说：这两个人很早（或最早）在巴黎接触了无政府主义的；但是，二人回国之后，“原则”上便都放弃了这个主义，因为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李石曾曾经在北京大学当过不少年认真教书的教授，后来，当国共分家后，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始终是并不正式做官的显贵。张静江这个浙西豪富之子，回国后，在上海过着洋场巨贾的生活，与蒋介石一起做过投机，在经济上帮助过蒋氏。缘此在蒋氏取得国民党权势之后，张静江便在广州做大官。随着北伐，国共破裂，张氏一贯是蒋介石的“亲密战友”。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他曾当浙江省省政府主席，聚敛有术，以致富上加富。在蒋系高官中，此人是托有“政府”之福而发了大财的贪官之一。
文章接着提到张静江的得力助手，“另一位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诸民谊”，提起此人真是大大有名。这个现代化的宫廷小丑，可惜毫无中国古代滑稽名臣的那份胆识和骨气。他先后媚事蒋汪，终于变成汉奸，枪毙下场。
“另外一个中国人，一位生物学家，吴稚晖，也来到巴黎……跟他们一起，创办了一份周刊：新世纪……”这也是事实。虽然说他是生物学家，不知何所据而去云然。吴稚晖这个老头儿，目前的香港青年也许对他陌生：可是在本世纪之初，尤其在20年代中页，此人对于中国知识青年的思想，确实发生过一些影响。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那几个元老中，最拿得出来的大概要数他了。学问不错，文字俏皮，个人生活俭朴；同时在反对迷信，提倡科学，使中国人思想现代化这一方面，也确实尽过一点力。可是，当中国的革命斗争日益尖锐紧张之时，尤其当社会中广大的被剥削与被压迫的群众，蜂涌而起，不但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要触及旧社会的存在基础之时，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就立刻变了：他宣称，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原不过是崇高而渺茫的一个理想，“它须得过二千年才能实现的”，至于共产主义，他给它规定的实现期望为“五百年之后”，在当时（即1927年）当地，据他说革命者只能“拥护三民主义，因此，只能拥护国民党，只能拥护蒋总司令！”倘有人焉，不听从他定下的时间表，硬要提前五百年而实行共产主义，或硬要提前二千年而实行无政府主义（谢谢上帝，当时可并没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则“为了革命的利益”，断然以反革命论罪，应杀无赦！就这样，这位“跑在时代最前面的老人”，出来替蒋介石叛变革命与屠杀千千万万工农和青年的罪行，充当了辩护士。当他旅法时的一个学生——当时中共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与被杀之时，这个老头儿还竟拍贺电给蒋介石，表示其庆贺之意哩！
所谓“巴黎派”无政府主义的三巨头，在中国革命中的表现便是如此。
文章中还提到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日本派”，提到那“著名学者刘师培”。是的，刘师培是一个著名的中国学者，本世纪之初，当他在日本办《天义报》的时候，也对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发生过些少进步作用。但是此人在政治上的堕落比“巴黎派”诸巨头更早更快。文章本身曾提到他“为妻悔过”，“投降清室，出卖同志”的事，不过这些事有人替他辩护过，说“并非事实”。就承认它不是事实吧，可是袁世凯称帝，筹安会“七君子”中赫然有这位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总不是造谣诬蔑了。
革命的现实与肥皂泡
中西无政府主义者那些头面人物如此出乖露丑，到底是否要让无政府主义本身来负责呢？在个别情形中虽然不能这样说，但是在基本原则上却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详细解说难免冗长，这里请让我引用上引那位历史家的一段讲话作为答复：
“自由主义原则，惟有同警察制度结合起来，才能真实存在。无政府主义企图使自由主义脱离警察制度。但是纯粹的氧气是不能呼吸的，同样，没有警察制度的自由主义，也等于社会死灭。无政府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漫画式的阴影，便必须一般地分担自由主义的命运。阶级斗争之发展杀死了自由主义，也杀死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所有的教派一样，它的学说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真实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中一个特点引伸至于荒谬程度之上，故当社会矛盾达到战争或革命之点时候，无政府主义便像肥皂泡一般破碎了。”（《俄国革命史》第二卷137页）
这段话原是用以说明俄国无政府主义在俄国革命中彻底破产的原因的；但若拿来说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革命中的表现，显然也是完全合适的。
不过，无政府主义的朋友看到了我们这段文字，也许会提出这样的反问：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中写下的那“一页光荣史”，又该怎样解释呢？这不是证明无政府主义在革命中不会像肥皂泡那样破碎吗？
无政府主义派在西班牙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非常值得研究。因为全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百年来就只有在西班牙内战中有大规模的与认真的实验。关于这个实验，如果今天有少年青朋友对它发生兴趣的话，希望你们的杂志能以更多篇幅来加以讨论，我极愿意参加这个讨论；不过在这里，我只能说说我自己对这一件事的总的看法：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的工人们，曾经以非凡的英勇，极大的牺牲，在国内战争中证明了无政府主义原则的谬误，又证明了无政府派头面人物的无耻与反动。
社会主义与极权主义
当西班牙革命进展时期，我们在上面一再援引过的那位历史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西班牙革命不论怎样发展，至少无政府主义要被它送进坟墓去的。”这个断语，根本上并不错；不过表面上看来仿佛让事实给否定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政府主义这个思想在不少青年中又找到了市场。譬如在法国，1968年的学生斗争中，无政府派就相当活跃。
无政府主义所以会从坟墓中钻出来，我以为，原因不在于无政府主义赋予新的活力，而在于社会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在其实行中体现为可怕的极权主义。
大战前的苏联，以及一系列战后新兴的共党国家，各自以不同程度的暴行和罪恶，大大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誉，激起了人们，尤其激起了年青人应有的反感和义愤。其结果是使一部分人重新稳定了资本主义的信念，使他们认为这个制度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次大战与其他数不清的罪恶，但是生活在它中间的人，毕竟还享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多少还保存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二害相较取其经，他们于是重新拥护了资本主义。另有一部分人则因此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胜利了的国家，虽然凭借其独裁政权解决了不少在资本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以官僚极权的，甚至以个人独裁的手段剥夺了广大人民——不反过去的剥削者，而且是一切的被剥削者——的民主自由权利，总是太不对了，太可怕了：所以，他们认为人类如果真要解脱资本主义的苦难，真要进入远较完善的社会制度，决不能经过社会主义（这仅仅是以暴治暴）却必须走无政府主义的道路。
因“社会主义陈营”的罪恶而促成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向往我不想谈；对于资本制度的辩护士和他们所提出的一切理论（顺便说一句，你们杂志上介绍过的殷海光便是这一类辩护士之一），我不想在这里和他们争辩。因为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资本主义早已完成发它的使命，早已濒于死亡，它必将为更高的新制度所代替，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都是非常明显的。要想保留这个制度，只能使它更进一步地腐败；要想使这个制度新生，则有如教逝去的时光回来。这都是绝望的、极其反动的、终于是徒劳的挣扎。和这样的挣扎去作理论争辩，在今天，我觉得多少有点像和“天圆地方论者”去争辩一样，都是一种精力浪费。
可是对于那些看见了“社会主义国家”暴行，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青年人，我们却必须耐性和他们讨论的。
上面说过，无政府主义不管有多么美妙动听的理论，可是半个多世纪的经验证明，一遇到了战争或者革命时候，它总是像肥皂泡似的破碎了。这情形使我们想起了中国古代那个有名的故事：“叶公好龙”。据说这位叶公“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可是等到后来，“天龙闻而下凡，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看见了这条真龙，却“弃而却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无政府主义的头头们，都是如此的，当他们见了革命这条真龙，几无一不像那位叶公一样，“弃而却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了”了。更有甚者，他们还立即改变立场，参加在“降龙”魔师的队伍中，拼命去扑灭他们一向自以为爱好的真龙。
当历史的真龙出现之时，即遇到了像战争和革命来临的时刻，能够贯彻其“好龙”的素志，能够纵身跨上龙背，藉以旋转乾坤，即能够全心全意去参加革命，发展革命，或在帝国主义大战场合，能够坚持国际主义原则去反对战争，藉以推进和领导革命去打倒资本制度的，从来总只有马克思派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不管你是否欢喜或赞成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你总得承认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如果你承认这个史实，那你就得承认：至少在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战争的革命上，无政府主义己被证明绝不胜任的了。如果我们承认了这一点，那我们便无法不达到下面的结论：当我们“破旧”之时，即当我们决心前去打倒旧有的社会制度时，我们再没有任何理由去舞弄无政府主义这把纸斧；却只能去拿取革命马克思主义这把钢斧。在这方面，据我看，一切有志于革命的青年并无选择余地，其实也无须选择的。
因此问题还需要讨论的仅仅在于“立新”方面。无政府主义在“破旧”方面虽然不能和马克思主义相比，但若用以建设新社会，是否会比马克思主义高明些？
让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五十年来，被马克思派破坏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后已经有了十四个国家，胜利了的革命党，全都成立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独裁的政府。它们在政治上，在社会关系上，特别在经济上，都企图建设一个新制度。其中有几个国家，甚至还自称业已建立成这样的制度，业已建立成社会主义制度了。但是，不容否认，这些国家取得这种成绩，付出的代价非常之大，而成绩本身也未能使人满意。所有这些国家中都出现了一个可怕的官僚集权制度，它专横跋扈，不受广大民众的监督，它以取消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为借口，将人民所享与应享的民主权利都剥夺了；它以“政治挂帅”为借口，箝制了人民所有的思想和创意；它以集体主义为借口，将全国人民的“小私”统一而为某一“伟大领袖”的大私，因而建立了超越乎帝制的“个人崇拜”；它又以计划经济作借口，大量浪费了国家财富，并造成上下悬殊的官僚特权；它更以“国际主义”为借口，进行了大压小，强吞弱的民族侵略，将真正的国际主义压碎在坦克车下……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纵使共产党的宣传技俩如何巧妙，它的宣传机器如何强大，也无法加以否定或抵赖的。
那么，从这些丑恶的乃至罪恶的事实中，我们应该做出怎样的结论？
无政府主义能否建立更好的新制度？
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非常现成：“暴力革命必然要败坏道德；建立专政必然要产生极权制度，我们事先警告过你们了。要避免官僚专政的一切罪恶，必须依照无政府主义的办法来破旧，然后依照无政府主义的方案来立新。”
无政府主义办法之不能“破旧”，既如前述，现在且看它的“立新”方案。
假定在某一个国家中，旧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且不谈这是怎样被破坏的），同时又假定，所有革命者都同意照无政府主义者的方案来建立新制度。这意思也就是说：大家同意不要把所有的革命力量统一起来，不要组织革命政府，而只是由工人委员会管理了各个工厂，同时由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先觉们，充当新福音的传教师，鼓其如簧之舌，尽其慈悲之心，劝导一切剥削者不要再剥削，请求一切压迫者不要再压迫，同时又呼于一切曾被剥削与曾被压迫的人不念旧恶，尽释前嫌，上下合力，建设一个既无政府，又无任何强制的新的社会制度，——这样干，是否就此便能够顺利而理想地，把新制度建立起来呢？
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只要提出另外几个问题就够了：
一、一时被推倒了的旧制度，它的代表人物（即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种类的剥削者与寄生者），当革命的群众动力略略减弱之时，是否会立即组织反攻，借以取回一切刚被剥削的财产和特权？
二、任何一个深刻的革命都是国际性的。革命与反革命双方都是国际性的。因此，一国的统治阶级被推翻了，必然会引起别国统治阶级的关切，这关切又往往会发展成武装颠覆与军事干涉。在这时候，如果革命方面忠于无政府主义的原则，不组织政府，不建立集中指挥与拥有权威的军队，试问它能抵抗得住外国勾结了本国旧统治的干涉吗？
三、在破败的基础（这是革命，内战或对外抗战的必然结果）上，想要建设一个不同于旧制度的新社会是否必须有为数不少的人，以此种建设的规划与实行为其专业，（意即不直接从事生产，至少不以全部时间参加生产，）因而形成一种政府。
四、这样的一个政府，为了要从事建设，保卫建设，即一方面为使建设能遵循正确方针前进，另一方面不让内外敌人来破坏建设，这个政府是否可以没有集中的权力？是否可以不实施一些必要的强制办法？
五、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的说教与理想主义的教育，是否能起上述那个权力与强制办法的作用？换句话说，是否可以代替它们？
不论谁，只要仔细想一想这几个问题，便会明白，若以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去“立新”，它之必将变为“肥皂泡”而归于破灭，即使不比它用以“破旧”时更快，至少也会同样立见的。
马克思的“立新”办法则是非常简单，简单得甚至不成为办法的。因为马克思最“不愿意陷于空想”，关于未来的事情，他是“期待由群众运动的经验来作出答案的”（列宁语）。所以他只从实际斗争的已有经验中，提出一个最基本与最原则性的大方针。这个大方针是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归纲出来的，其要点有二：一、将无产阶级组织成一个统治阶级，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二、必须争取最完备与最彻底的民主。
可是列宁继承这个方针，并且在实践中贯彻了这个方针，即发挥出巨大无比的力量。你们知道：当新的俄罗斯从革命中诞生出来，便立即外遭全世界反动势力的围攻，内受旧制度一切顽抗份子的进击，当时的形势是十分危险的。革命的俄罗斯到底能否生存下去？它究竟能存在多久？这是连许多热爱革命的人都给以悲观答复的。可是事实上，革命的俄罗斯终于生存下去了，它克服了种种似乎不能克服的困难，打败了看似决不能战胜的敌人，它终于生存下去了，不但存续下去，而且还开始走上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建设道路，以此开展了光明灿烂的前途，给人类带来了新的希望。试想当时，如果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方案办事，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不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无论如何反对通过苏维埃来体现劳苦大众在政治上与经济上最美满与最彻底的民主，那么，革命的俄罗斯能存在三天之久吗？革命既被扑灭，还有什么“新”可“立”呢？
但是列宁的苏联终于堕落了
“但是”，人们会说，“你自己也承认，列宁的革命政权终于还是变成可怕的官僚国家了。这难道不曾证明出马克思主义终究不能立新，难道还不曾证明出它非但不能立新，而且还恢复了比资本制度更坏的旧制度吗？”
当然，我“承认”苏联的堕落，但我绝不以为它应该让马克思主义来负责。相反，依我之见，堕落原因之一，恰恰是苏联领导人之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且不谈。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向我提出如上反诘的那种人，对于历史的创造过程，看得过于简单了：仿佛建设一个新社会，和建造一所房屋一模一样，只要打好图样，便可按图兴建；至于兴建出来的房屋的好坏，是完全决定于建筑师所绘的蓝图的。
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人们所以会有这个错误想法，只因他们既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也不了解新社会建设的复杂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其中也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由历史发展的客观原因决定的，而后者则以为社会主义主要是由社会主义者凭主观的意愿设计出来的。依马克思之见，人类社会之必然要进入社会主义，乃是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的阶段，是为它整个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特别是由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的。生产工具私有制与生产力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国家本位与生产力国际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经营各单位之相对合理化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是富可敌国而游手好闲的资本家与那些实际经营事业的经理们之间的矛盾，另方面是资本家及其经理们和那最大多数实际生产者之间的矛盾；此处还有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被剥削的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这一切矛盾，都必然地，由于其自己力量的推动，要去求得一个解决；首先要去解决生产工具私有制与生产力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是说，首先要去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代之以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其次，国际化了的生产力一定要去打破民族国家那个狭隘的框框，一定要去实行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不然的话，如果生产力继续限制在各个国家的框子里，继续以民族国家为本位，则第三第四次的世界大战将不断发生，终于要把全人类毁灭于核子弹之下。至于其他种种矛盾，同样，都由于内部力量的催促，要去否定一切导源于资本主义的事物，同时去建立种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利益的事物。
总之，依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早己由资本主义替它筑好了；鸡雏早己在蛋壳里成长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毋宁说是一个自然过程，在这上面个人的意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小的。所以绝对不能说社会主义者发明了社会主义。相反，只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发展，在客观上先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基础及其必然的趋势，某些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中才能有社会主义这些观念，才能从客观研究中得出社会主义的理论，并进而制定出一些为促成社会主义制度早日来临的斗争办法。
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既不曾“发明”社会主义去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也不曾预先拿社会主义的画饼来让资本主义下面的受难者聊以充饥。他们只能是比普通人更早看到了、与更深理解了资本主义的趋势，于是比一般人更为坚定地相信只有促成社会主义的来临才能解决资本主义下无法解决的矛盾；同时确信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才能更快，更无痛苦地促成社会主义的来临。
至于革命胜利之后，人们将如何建设新社会，将建设怎样的新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派的大师们从来不会，也从来不愿意绘出详细蓝图的。何以故？因为这样的蓝图任谁都画不出来。
建设新社会的工作与建造房屋的工作完全不同。用以造屋的原料是死的木石钢土，用以建设社会的原料却是活生生的人，是各自具有个性和意志的人，是凭种种利益而形成为各个集团的人，是因种种关系而分成为各个阶级的人。这些人和人群之间的关系，既结合，又冲突，既相反，又相成，他们相互之间的接触与影响，真可说千头万绪，变化多端，形成着一个极其易变的“分子运动”的过程。如何把握这个过程，如何引导它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决不可能事先画好一张蓝图，然后依照图样来建造的。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剖析和理解。马克思派所赞助和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诸矛盾的解决。旧矛盾确实随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解决了，但革命胜利后的新条件却带来了新矛盾。这些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却是在马克思的研究范围之外的，而且是任何人不能在事先提出解决办法的，马克思本人和其他的大师们都不曾虚拟过什么办法——除了我们上述的大方针之外。
因此，说苏联等国的官僚堕落证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破产，其实只暴露出批评家的无知吧了。
如何了解与反对官僚专政？
苏联等国家的官僚堕落不能叫马克思主义负责，但是要了解这些堕落，要反对这些堕落，却非靠马克思主义不可。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我们才能研究这些丑恶现象所以发生的原因，才能确定它们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所生坏影响的程度。也只有应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我们才能透过丑恶的极权外表，去看清楚这些制度把社会主义生产力到底提高了还是压低了，去看清楚对于极大多数的群众而言，那些国家里经济文化的水准是提高了还是压低了。只有当我们如此这般地研究过、确定过与看清楚了之后，我们才能断定，到底这些国家，对于人类的整个进步说来是正数还是负数，是“比资本制度更坏的旧制度”呢，还是一些堕落的（或“歪曲的”）工人国家，因而在基本上仍有可能变成为较优于资本制度的新制度？
如果不做这样的研究和分析工作，只凭了那些国家中民权的被推残，便肯定它们是法西斯一类国家，是比资本主义更不如的制度，更由此而站在民主帝国主义国家一边去反对那些“法西斯国家”，或者在二者的对抗上采取中立态度，这，据我看，都是有背乎人类进步的趋势，都是反动的。
然则，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来了解与研究这些工人国家的官僚化的堕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办到。此地我不想多谈，只想给你们以及《七十年代》的读者们介绍一本适当的书：《被背叛的革命》，这是里昂·托洛次基著的。托氏是个怎样人物，你们谅必知道，他是缔造苏联的二大领袖之一，另一位便是列宁。托氏比列宁不幸，他是比列宁多活了十六年，但在这个期间，他被人从政权的顶峰打下来，被开除出党，被放逐出他亲手缔造的国家，晚年又过着流亡与被迫害的生涯，最后还被他的政敌史大林所谋杀；不过他又比列宁更为幸运的，因为他有机会见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如何堕落，如何官僚化，如何以相反的极端体现了列宁关于建立新国家的诸原则。他不但有机会见到了这一切，并且还应用他广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以及他精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了这些为列宁所不及见的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他不但做了研究，而且给我们提供了满意的解释和解答。这些解释和解答，构成了托氏三十年代大量著作的重要部分。托氏有关堕落的工人国家的全部研究及其成果，无疑是列宁国家学说的继续，是此一学说在新条件之下，根据了新经验而完成的一种光大和发展。
《被背叛的革命》是托氏对史大林官僚统治所作第一次全面的研究。作者从肯定十月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出发，完全以客观材料为依据，不让自己悲愤感情起任何作用，极冷静与极公正地证明了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为何与如何堕落到当时的地步，确定了它在哪一方面仍有其进步意义，在哪些方面已属反动；他又确定地指出了：为了人类真能走向理想社会起见，我们对于苏联仍属进步的东西应该如何保卫，对于反动的东西应该如何反对。简括地说，托氏在该书及后来继续写作的文字中，确立了这样几个意见：1、因为俄国原有经济基础的落后，又因为十月革命发生于全世界（尤其是先进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而相继失败，以致苏联的工人政权逐渐让右派官僚掠夺了去，使这个政权可怕地堕落了；2、只因这个堕落还不曾将国有财产制度取消，而且那个新生的官僚阶层正是立足于国有财产制度之上的，所以它在基本上并不曾发生资本主义的复辟；这个国家应该说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3、要将这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恢复成健全的工人国家；通过改良办法是无望的，必须经过一次政治革命，即必须经过一次不触及经济基础、仅仅为政治民主化而斗争的革命；4、要进行民主化的政治革命，必须提出一个完整的民主斗争的纲领——这个纲领里包含了一切为劳动大众争取民主与自由的要求，它还特别提出了给苏维埃中各个政党以合化法的要求；5、如果这些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战争，全世界的革命者还是应该保卫这些工人国家。
托氏为苏联提出的这些意见，基本上，我认为也同样适用于战后兴起的其他按照史大林主义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希望诸位能详细研读《被背叛的革命》，也希望你们能阅读托氏有关此一问题的其他作品。你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对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解释，也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他对如何防止革命政权堕落办法以及他所指出的政治革命的方针和纲领；但是我相信，只要你们真正不满意这个现有的资本制度，同时你们又真的要为较佳的理想社会而斗争，那么你们绝对不能忽略像托氏那样人物所作出的研究及其所提出的结论。
两种不能分开的斗争
我的信写得太长了，必须赶快结束。
总括起来说，我的意思不外乎如此：目前全世界的人类，大体上可以说是分别受着两个制度的统治（我们暂且不提那个所谓第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另一个是所谓社会主义的统治。资本制度是日薄西山了，它陷于垂死的痛苦挣扎中；可是在自命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那里虽然已经推翻资本制度，代之而兴的却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官僚专政。在这样的情形中，历史事实上给我们，给一切力求进步的人们，提出了两个巨大的任务：第一个，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去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统治（这统治在目前仍旧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阻力），加速它的死亡，以便让整个世界较少痛苦地转入社会主义。第二、要进行政治性的争民权的革命去打倒“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统治，以便堕落的工人国家恢复为健全的工人国家。
这两个任务，可说是趋向同一目标的两条道路，其总目的便是要实现全世界健全的社会主义。这两种斗争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性质虽异，但是密切联系，二者不能分离。因为，如果只讲社会主义而不讲民主权利，势必要助长共党国家中官僚极权的气焰，反之，若只讲民主斗争而排斥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则必然要落入资本主义的陷井。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政治民权革命，如果形象一点来说，乃是目前历史前进的一辆二轮车；这两个轮子中缺少任何一个都会使车子倾覆的。它或者会堕入官僚独裁的深渊（这个深渊的名字叫做史大林主义）；或者将跌落资本剥削的悬崖（这个悬崖的名字是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不管前一情形或后一情形，其结果总要使历史停滞或倒退，总是要使人类文明衰败或破灭。
朋友们，在这样的历史任务之前，你们到底准备做出怎样的决定？你们愿意驾着双轮车飞驶前进呢，还是愿意站在独轮上甘心倾跌？两年的摸索已经不算太短，是你们决定基本立场的时候了。从杂志过去所登的文字看来，你们向“左”转而堕入深渊的危险并不大，比较大的危险倒是你们因为厌恶史大林主义（＊＊＊主义，是史大林主义的一个变种）而根本排斥社会主义，因而使你们右边的独轮向前急转，将你们冲下那百丈悬崖去。
发表《杀人盈野的暴行》，据我看，乃是右轮急动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也许我的疑虑有点多余，也许那篇文章的发表不过是一件偶然的事。只是我爱《七十》，我对诸位怀抱理想的年青朋友寄以莫大希望，看到了这样信号，自不能默然而息，不得不向你们坦率地提出警告。但愿你们坐稳在上面所说的轮车上，不要再给那些极端反动的所谓“研究”开放绿灯。
也许你们还会这样说吧：《七十》登载不同意见的文章，因为我们坚信自由主义的原则，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一定立场，我们仅仅给任何方面提供一个“公开论坛”。
如果你们真的这样想，那请容许我征引法国那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的名言：“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要为你发表意见的权利而斗争。”（意思如此，文字容有出入。）这名话里包含着两个要素的：第一、自己先得有确定的意见；第二；允许不同意见者有发表的权利。可是你们的情形不同。当你们发表美国参议员这篇“研究报告”之时，却并不表示你们的意见，仅仅给了对方以发表的权利。这样做，那是连与古典的自由主义原则都不相符的。
临了，希望我这封冗长的公开信能够不加删节地在《七十》上登出来，希望能引起读友们的兴趣，并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香港
[1]这句话的含义很不清楚，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中日战争时期为共产党所杀的中国人与日本人，但这样的数字又怎能计算得出呢？
[2]1914年大战发生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一夕间变为自己祖国的保卫主义者，只有一小部分人仍旧坚持国际主义原则，于1915年9月集会于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得，号召各国革命者联合起来反对战争。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大师，当真正革命到来时所表现的就是如此。 |
Y.耶夫士欣可：诗与自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王凡西
YevgenyYevtushenko
PoetryandAutobiography
信达出版社印行
九龙金巴利道七号地下F
HK$6.00
文达排字所承印
九龙浙江街二十六号
诗与自传［苏］Y.耶夫士欣可著；双山（王凡西）译
信达出版社印行，1970年，香港
·译诗小记〈双山〉
诗选
·别把假话儿告诉孩子们
·齐玛车站
·同路的女伴
·婚礼
·序曲
·窗子开向那雪白的树林
·我的亲亲就要来到
·妈妈，我祝贺您
·谈话
·温情
·巴比峡谷
·斯大林的继承人
·早熟的自传
·附录：大时代的一面小镜子──论耶夫土欣可的诗及其它〈双山〉
录入：陈薏净
制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注：Y.耶夫士欣可，即俄罗斯诗人叶甫盖尼·叶甫图申科（YevgenyYevtushenko）
封内页
诗人肖像
诗人在朗诵
诗人的前妻──女诗人蓓拉·阿赫玛杜林娜在朗诵 |
王凡西：《帝王术》译者序及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帝王术》译者序及译后记
王凡西（1967年）
译者序
为了让中译本的读者们较易与较好地了解「帝王术」起见，我想先介绍一下著者生平，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
一、其人及其书
尼可洛·马嘉维里以一四六九年五月三日生于意大利的佛洛伦斯。父亲是一个律师，薄有产业，属没落的贵族阶级。
一四九四年，马氏初入政界。当时佛洛伦斯人正逐走了梅廸奇家的统治者，在宗教改革家萨伏那罗拉的领导之下，实行共和制度。马氏在政府的所谓「第二政务处」任职。一四九八年，马氏被任为第二政务处长兼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干了十四年，直至一五一二年佛洛伦斯共和国被推翻为止。
第二政务处的主要工作在外交方面，所以当马嘉维里在任之时，曾经多次出外旅行，去和他国与他邦的政府接触，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一五○二年，他被派去见契莎雷·鲍其亚。这次外交任务留给他非常强烈的印像，他对这位当时的暴君钦佩得五体投地。
一五一二年梅廸奇家族赖外力之助，复辟成功。马氏下台，被逐出佛洛伦斯。但不久因参加阴谋嫌疑被捕，受酷刑，卒被判罪投狱。一五一三年三月梅廸奇家的卓凡尼被举为教皇，马氏因此获赦。此后他便退隐于卡襄诺附近的一个农庄上，在贫困中读书写作，以迄于死。
他逝世于一五二七年六月二十日，遗有子女数人。
※※※
「帝王术」和其它的一些著作，都是马氏退居农庄的十四年中写成的。马嘉维里以「帝王术」出名，但「帝王术」却不是他的唯一著作。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关于里维所著前十册罗马史的论说集」（简称「论说集」），写了「战争艺术」、「佛洛伦斯史」，以及「关于语言的对话」。他还写过两个戏剧：「孟特拉果拉」与「克丽齐亚」。此外还有一些较短的散文作品和诗作。
因此，马嘉维里光是以作家而论，也早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名家之一。不过马嘉维里之所以成为马嘉维里，他之所以会受尽世人的攻击；他的名字所以会有一个「主义」跟它联系到一起，而且这个「主义」一直在发生着巨大影响，却总是由于他的政治思想家的身份，由于「帝王术」那部书，由于那部书所代表的思想。
关于「帝王术」的产生经过，历来有不同说法。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自从被逼退隐到乡间以后，马嘉维里潜心阅读古代希腊罗马诸名家的作品，特别是研读罗马历史家铁图斯·里维（TitusLivy）的著作：「罗马史」。他一边阅读研究，一边将研究的心得写下来，做他的读史札记，即后来成书的「论说集」（TheDiscourses）。不过正当他写作之时，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却有了新的变化，梅廸奇家的势力，因为教皇利奥十世（即梅廸奇家的卓凡尼）的竭力扶植，不但在佛洛伦斯，而且在意大利的其它某些地方，都有所渗透或巩固。这情形，使这位热心政治并且对意大利命运深切关怀的马嘉维里，大大地动了心；他在当时的佛洛伦斯统治者身上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理想君王，他想借他来统一当时四分五裂、小国纷争的意大利，他想把他苦读深思所得的称霸为王之术，牧民御众之道，写成小书，传授给当时的佛洛伦斯公爵，藉此以邀得官家的新宠，藉此以「王者师」的地位来代替他屈辱悲惨的退隐生活。因此，他把「论说集」的写作计划停止下来，把同样的思想，却以精简集中的方式，先写了「帝王术」。「帝王术」据说开始写作于一五一三年七月，完成于一五一四年之初。书成进献，作者的满腔热望却落了空。原来这位梅廸奇家的「伟大的洛伦佐」，对于这件礼物并不领情。这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他根本不需要这个诸葛亮。结果，马嘉维里此后便不得不专心从事著述了。
二、马嘉维里的时代
马嘉维里生当十五世纪后期与十六世纪之初。这是欧洲文艺复兴最灿烂辉煌的时候。特别在意大利，那时候人才辈出，真说得上「百家争鸣」；学术昌明，更显得是「百花竞艳」。别的不谈，单单指出那人类艺术史上光芒万丈的三个名字：达·文奇，米开朗其罗与拉斐尔，全都出现在这两个世纪之交，这便足够证明意大利的这一段历史时间，是多么地为「灵气」所锺了。
为什么历史和文艺的「女神们」要独锺于这个时候的意大利呢？
因为这个时候的意大利是新时代的曙光正在那里吐露的地方，因为那时那地新旧两种制度正上演着你死我活的斗争，因为这个斗争正在那个时候使意大利特别陷进了最最痛苦之境。
文艺是「苦闷的象征」。在某一意义上，学术思想全都是「苦闷的象征」。凡是受着新时代新希望所鼓舞的苦闷，大抵是能够产生美丽而精微的象征的，能够产生优秀的文艺，也能够产生精深的思想。
证以中外古今的历史，这简直可以说是一条「定律」。
有人说：「帝王术」这部书是马嘉维里「个人悲剧与意大利民族悲剧的产品，不过是在希望的精神中创造出来的」，这句话说得相当扼要而恰当。
前面我们介绍过马嘉维里的「个人悲剧」，现在让我们看看意大利当时的「民族悲剧」。
自从日耳曼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意大利处在封建制度之下，到那时已快近千年。不过早在数百年前，特别是打从十字军东征开始，东西贸易渐渐发达，意大利资本主义方式的工商业已经慢慢抬头。成为政治与经济中心的各个城市也在那里发展和增长起来。等得到了马嘉维里等人出世的十五世纪后半期，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和陈旧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特别在意大利已越来越激烈地展开。这个冲突一方面以从事工商业的市民为代表，另方面以维护封建利益的贵族为代表，它们进行得非常激烈，非常残酷。而冲突所采取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的。或者发生于同一城市之内，或者进行于两个或数个城市之间。或者市民实行共和，或者贵族建立专政；或者市民捧出一个君王来抑制贵族，或者贵族拥戴某一君王以镇压市民；或者甲城勾结某一外强以灭乙城，或者乙丙诸城邀请另一外强来对抗甲城……总之是纵横捭阖，变幻莫测，争战频仍，而民生涂炭。
那时候的意大利颇像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也是两种社会制度的交替时代。）小国林立，难于计数；而其中最大的有「五霸」。它们是佛洛伦斯，威尼斯，米兰，拿不勒斯与教皇领地。这五霸互争雄长，一方面威胁其它小邦，使为己助，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欧洲的二大强国：法兰西与西班牙，竞相结托，倚以为重。这两只被引入室的狼，当然是不怀好意的。它们一心想把各小邦逐一吞食，将整个意大利归入自己的版图。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图谋，产生了纠缠不清的变乱和战争。
正当马嘉维里从事政治活动的年代里，意大利的此种动乱达到了最最悲剧的程度。一四九四年——这是马嘉维里初入政界之年——米兰的斯福尔扎公爵邀请法军入意；一五○三年，西班牙军队攻入意境，占领了拿不勒斯；一五○五年，第三只狼——神圣罗马皇帝统率的日耳曼兵，为了觊觎威尼斯，也破门入室了。从此以后，「蛮人」的铁骑到处蹂躏，本国的虎伥们又和他们狼狈为奸，终于将意大利这大好河山，将这个文艺复兴的发祥之地，变成为兵连祸结，惨遭奸淫杀戳的大修罗场。
在内忧外患交相煎迫之下，一切有心肠有志气的意大利人，呼吸着新时代的气息，缅怀着古罗马的荣光，「思逐蛮族于城外，俾建大一统于斯土」，原是十分自然的事。所以当时意大利的文人学士，大多抱有某种民族思想与爱国思想。诗人们将它表现在诗歌里，艺术家们将它反映在绘画、雕刻与建筑上；历史家们「借古以讽今」，寓希望于追忆；而像马嘉维里那样的政治家与思想家，则将一己的抱负和见解写成了政论与史论，特别是将这个「民族的悲剧」写进「帝王术」中。
※※※
「帝王术」这部书，据说是四百年来形成欧洲人思想的六部大著之一。我们不知道这个断语正确到何等程度。不过，说它是古今中外最最引起争论、遭到攻击最多、被人误解与曲解最甚的一部书，大致不会错吧。攻击它的人说，这部书是魔王撒旦借了马嘉维里的手写出来的；欢喜它的人说，这是「人类知慧在政治思想方面最精深的表现」。有些人说，这是大盗的手册，民贼的教本，它诲盗诲虐，是一切为非作歹者的辩护状；另有一些人却说，这是「现实政治的文法」，是人类历史进向科学研究的郑重的一步，又说它如果将历史作了病理学的探索，却决非历史的致病之由，毋宁是治病之端。究竟谁的看法对呢？我们暂且不表示意见。见仁见智，请读者们自己读了原文去作判断吧。
※※※
最后，关于翻译，我还得说明几句。
我们这个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译者不懂意大利文，以致不能从原文直接迻译，这是憾事。虽然这部书是思想性的而非文艺性的作品。转译在意义上不会有多大影响，但至少在「文采」上总会有所损失的。
我着手翻译时所根据的是牛津大学本（一九六○年修订版），译者LuigiRicci。翻译中有时遇到了费解的字句，于是去找另外一个本子来：万人丛书本（初版发行于一九○八年）译者W.K.Marriott。对比之下，发现两种译本文字上颇有出入。于是又去弄来了两个本子：一是Airmont丛书本（一九六五年版），译者ChristianE.Detmold，另一本是企鹅丛书本（一九六四年版），译者GeorgeBull。这些本子在意义上有大出入的不多，但语气和表现的份量却大有轻重，文体上尤见差异；所以如此者，一由于各位英译者所根据的意大利文版本不同；二由于对原文格调的保持，各人采取着不同态度。中译本大体上是以牛津本为主，必要时参酌其它三本。至于格调和词汇，那是在尽可能范围内，避免了过分现代化的。
一九六七年九月双山序于香港。
译后记
——与读者诸君谈马嘉维里主义——
读者诸君，如今你们读完「帝王术」的全文了。关于这位作者的思想，各位已经有了完整印象，或已经有了确定意见。我们在前面序文临了之时所提及的那几个争论，多半，你们也已经有了解答。
这里，我想谈谈我个人对这几个争论的看法。
十分显然，借了马嘉维里的手写出「帝王术」这本书来的，绝对不是「魔王撒旦」，而是「时代之神」。因此，「帝王术」中所发挥的见解，既非荒诞邪恶的「魔鬼语言」，亦非愤世嫉俗的「厚黑之学」。恰合相反，它是有深刻根源的思想，是有真实基础的学理。不管你反对或者赞成，都必须郑重对待的。
马嘉维里主义中最与「魔鬼」结不解缘的，乃是他对道德的态度。但即使在这个态度上，或竟可说正是在这个态度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他身上的「时代之神」。
一、「非道德论」或「功利主义的道德观」
说马嘉维里主张「非道德论」，其实是不甚正确的。因为马氏并不根本反对道德。当时所谓「五德」，即「仁慈、忠信、合乎人情、正直与虔信宗教」，马嘉维里非但自己从不表示反对，而且还劝当时的君王们「尽可能地奉行」。如果实际上不可能奉行，最低限度要表面上装成如此的。这个态度极其普通。马嘉维里特别的地方，只在于他明白地说出：道德不是绝对的东西，人不能受它的束缚。人君只当道德对他有利，当道德无害而有助于他事业的成功之时，才应该奉行道德；否则，他便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道德，毫无顾忌地去干一切违反道德的事——虽然，他以为当人君这样违反道德之时，表面上还应该装成「有道明君」的。
马嘉维里在这里是把道德看作简单的手段，看作达到事业成功的一个手段。因此，你可以说他抛弃道德，但你也可以说他非常看重道德。凡是有利于成功的道德他都拥护，主张力行；凡是妨碍成功的道德他都反对，主张违反。在这个意义上，马氏可以称之为「功利主义的道德论者」，却不是「非道德论」者。
「马嘉维里主义」中的此一思想，——这个最为人所熟知的与最为人们所诟病的思想，完全是当时政治圈里道德实践的反映，决不是马氏个人心思邪恶的表现。
道德从来不是什么「先天的范畴」。它乃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在某一社会与某一时代中，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总是形成着某种特定的关系，而在此关系中统治地位的阶级，又总是根据着自己的利益，规定了一些「行为准则」，强令一切人遵守。这些准则便是道德。所以这些准则是相对的，可变的。它随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改变而改变，随时代性质的转移而转移。
马嘉维里是一个深刻而敏锐的历史研究者。他非常精深地研究了希腊罗马的历史。在研究中，他不可能见不到各时代有各时代的道德，各阶级有各阶级的道德，以及道德时常在改变这个明显的事实。同时，马嘉维里又是十五、十六世纪之交欧洲政治军事斗争史的观察者与参加者。在人类历史的该一时期中，正如我们在前面序文所说，一切斗争，都进行得特别尖锐而激剧，表现得特别赤裸而残酷。复因教会势力强大之故，这些尖锐残酷的斗争，却又总是奉神圣道德之名以行的，以致道德的本质，道德的社会作用，让最普通人的眼睛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了，又怎能瞒得过亲与其事的马氏的锐利目光呢？
因此，马氏的道德观，原不过是当时道德实况的记录吧了。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问：马嘉维里为什么要如此而不如彼地记录当时的道德实况？为什么他不像当时流行的人文主义者那样谈论道德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自应在主观因素中寻找答案，应该研究马氏的治史方法，还应该研究他对整个历史进程的看法。
二、现实主义与循环论
在「帝王术」第十五章中，我们看见过如下文章：
「……不过我的用意是要给真能了解的人写些有用的东西，在我看来，与其趋于幻想，不若进入事物之真实更为合适。许多人曾经幻想过一些共和国与王国，而这些国家在真实中却从未见过，也从未存在过。因为在我们如何生活着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二者之间，相去甚远……」
这几句话很重要，因为它们很好地说明了马嘉维里研究问题的态度，说明了他的治学方法。在一切学术领域中，特别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和方法。一种是从客观的确实如何出发，另一种则从主观上以为那客观应该如何出发。这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决定了一切学术研究中的两大派别。从「确实如何」出发，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现实主义的、唯物论的与科学的流派。从「应该如何」出发，产生了形形式式的唯理主义的、唯心论的与非科学的学说。
拿社会主义为例吧。有乌托邦社会主义，有科学社会主义。二者的差异，当然有千条万条；但若追本溯源，也只是这两个出发点的不同吧了。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老是幻想人们应该如何如何生活的一些理想社会，而这些社会，却是「从未见过，也从未存在过」的。科学社会主义则「进入事物之真实」。它客观地研究了人们是如何生活了的，如何生活着的，然后从中得出规律，指出方向，使人类真能走向比较好的与比较理想的社会。
在不从幻想与愿望出发，但从真实与实际出发这一点上，马嘉维里的研究方法与科学社会主义者正同。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尽有理由说马嘉维里是历史唯物论的先驱者之一哩。
「但是，」说到这里，你们也许又会发生一个问题了，「马嘉维里研究历史的方法既然与科学社会主义派，亦即与马克思的相同，那末由此发展出来的两个主义，就各自的面貌和本质说，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呢？一个是无条件向现实屈膝投降，拼命为现实辩护，一切为了在现实中图存求胜；而另一个则不妥协地向现实挑战，拼命揭露与抨击现实，一切为了要推翻这个现实而斗争。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提得很合适。我们正需要研究它，不过如想全面地解答这个问题，就得谈到二位马氏的时代不同，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阶级不同，二人性格不同等等。这样的研究，当然不适宜在这里做，只好从略。在此地，我们只想谈到一个方面，那就是：马嘉维里对于人类整个历史行程的看法，与马克思（更正确些说，与马克思时代的人）的看法，是大异其趣的。二人历史观的不同，在不小程度内，决定了二人整个思想的不同。
马嘉维里不是历史的退化论者，但他也不是历史的进化论者。（顺便说一句，进化论的思想还要在马氏死后三百多年后出现哩。）就他对于人类历史演变的整个看法言，可以说他是历史的循环复演论者。他的这个思想，在「帝王术」中没有发挥，在他的「论说集」中却很充分地阐明了的。他说：「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其存在的限度」，都有「一个上天给规定了的过程」，但事物大多不可能走完这个过程，不可能享尽「天年」；因为事物一经产生，过了相当时间，一定要腐败堕落的。所以要「走完上天给规定了的全程」，事物必须经常自我「更新」，即必须经常回复到当初事物凭以产生的「原始原则」去（见「论说集」卷一第一章）。根据这个理论：一切事物，包括他最所关心的各个宗教派别、共和国与王国，都是按照这样的公式而存在的：首先是好的原则（事物「凭以生长并取得名誉」的），然后是腐败、更新、再腐败、再更新……一再反复，直至终其天年。等到这一整套的循环反复完结之后，当然又由另一些「好的原则」产生出新的事物，这些事物又在不断腐败与不断更新的反复中完成其「上天给规定的期限」。如此周而复始，一个小循环连接着一个小循环，一套大循环跟随着一套大循环，以至于无穷。
这样的历史观里当然没有进化观念，没有进步与发展的观念。作为原始出发点的所谓「好的原则」，只是与「腐败」相对待的某些不变的德性。它是循环的出发点，也是循环的回归点。新循环开始的「好的原则」，与旧循环开始时的「好的原则」并无不同，前者并不表示比后者更为前进的一步。
如此观察人类历史，显然不可能有伟大的理想目标，显然不可能产生出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斗争的努力。这样的历史观，与现实主义的研究态度结合到一起，那末关于人们努力的最高目标，自只能是争取个人和集团的成功，以及保持这个成功。成功本身就是一切，成功本身就是最高目的，它绝不是实现其他更高目的的手段。因此，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以任何手段来取得成功，保持成功。
从这样的历史观出发，凡是出现在政治军事战场上的任何力量（个人，阶级或国家），便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进步的因而是正义的一方（注），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好坏之分，是非之分。有的只是成败之分，强弱之分。其结果，「成王败寇」与「强权即公理」，便认为世事之正道了。
注：马嘉维里有时也谈正义，譬如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他强调驱逐蛮族与统一意大利是「正义的事业」。有人因此指出他的「自相矛盾」；再有些「马学」研究者，甚至说这最后一章和前面的献词，均出于后人伪造。我们无意于做这种考据工作；不过从马嘉维里的整个思想看，我们觉得，他把意大利的统一和独立说成是「正义事业」是非常自然与合理的，只是以其循环的而非发展的历史观故，这种「正义事业」只被他看作一套循环中的一次「更新」，因而其意义也就较小了。——译者
马嘉维里说：「君王应以夺国和保国为其目的，而为此所用的手段，总会被人认为光明的，且为人所称颂……」（见第十六章）。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另一个历史观出发，从科学社会主义派的发展的历史观出发，整个看法便根本不同了。诚然，各个社会制度是各有一个或一些「原始原则」可寻，这些社会制度（或可称为历史阶段）也确实有自己的「过程」，确实有其生长、衰败与灭亡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也确实有而且必须有「日日新，又日新」的努力，才能保证其存在与生长；但是那些决定各个社会制度的「原始原则」，却是不同的，而且是后胜于前，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为客观的、社会内在矛盾的冲突与解决所决定，因而也是人们主观努力的方向。从这个观点出发，成功本身不可能就是目标，「夺国和保国」更不能是人们努力的最高目的了。有不同性质的成功，有不同性质的夺国和保国。同样的成功，同样的夺国和保国，却可以有进步和反动之分，有好坏之分，有是非之分。凡符合于促进人类进步这个大方向者，一切成功都是好的、对的、正义的；反之，凡反对着或阻延着这个方向者，则纵然夺得了国家并保持着国家，却仍然是反动的、坏的、非正义的。在整个人类努力的总方向上说来，这种成功，其实与失败无异，甚至甚于失败。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同样从现实主义治史方法出发的二位马氏，怎样发展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派别来了。
三、马嘉维里主义是怎样被曲解与利用的。
以上，我们是从马嘉维里的学说本身，试行解释了他历来遭受攻击的原因。不过，马氏之所以被骂成「魔鬼」：却由于另外更大的原因，即由于人们对他的主张故意作了曲解与诬蔑。
人说：「左传乃相斫书耳」。其实人类的全部历史，几时有不自相斫杀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种族或民族之间，两个朝代之间，集团或个人之间，经常在进步你死我活的斗争。一部政治史就是一部权力斗争史，期间是无时不相斫的。尤其是陈腐的、那些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而不肯退出的阶级代表们，为了要夺回权力或保持权力，其历史更必然十分血腥而充满了罪恶。但是，历史上的所谓英雄豪杰，虽然大多干尽了坏事，却说尽了好话。他们是绝口不谈坏事的。他们非但自己不谈，也不许别人。非但不许别人谈，而且还要叫他们（那些历史家们）用最好听的好话，记载他们最不堪的坏事。
因此，中外古今的历史书，大多数是一派谎言；而大多数的史家与史论家，都有意无意地干着为腐尸化装的勾当。有谁如果不这样办，有谁如果用恰如其分的话去记录或说明实际发生了的坏事，那他就有祸了。
马嘉维里将丑恶说成了丑恶，人们又怎能容忍他呢？尽管马嘉维里这样做不是为了攻击和暴露，尽管他这样做毋宁是为了辩护这些丑恶，尽管他把丑恶说成为合理的存在，是谋求成功的正当办法；但揭开疮疤总归是痛的。用丑恶的确认来辩护丑恶，人们总是宁愿以美妙的伪装来掩饰丑恶的。因为世人赞扬伪君子，却绝不宽容真小人。
于是，那些用十分丑恶手段来夺得和保持成功的一些高贵老爷们，便集中火力向马嘉维里进攻了。越是靠伪善保持成功的人，对马嘉维里的进攻越是激烈。越是无意或有意实行着马氏权谋术数的统治者，越是要把马氏的「主义」批倒搞臭。因此，一部马嘉维里主义的批判史，正是一部无比精彩的政治伪善史。
可惜，我们不能在这里描述这部历史；但以其精彩故，我们虽不能讲述整个故事，却必须约略提及其中几个片断，以见一般。
首先谈教会。罗马教廷于一五五七年正式将「帝王术」列为禁书，宣布这本书是魔鬼附在马嘉维里身上写出来的。这事原不足怪，因为马氏言论确实与教义相背。可怪的是它拿马嘉维里主义这个罪名去反对当时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毫无根据的），同时却以马氏之道去迫害新教徒，进行了多次对新教徒的大屠杀。这个情形，使得新教徒们有较大理由地，也以马嘉维里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罗马的当权派。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两件事。第一，马嘉维里主义一出娘胎，就成为一个逐渐与其内容相脱离的罪名，成为一个众恶所归的简单的骂人名词。第二，人们尽可以行马嘉维里主义之实，却必须斥马嘉维里主义之名，必须将这个罪名强加于他们的反对者身上。
在后一方面，普鲁士弗里特烈大王的故事具有典范意义。年青时候，这位未来大王读了「帝王术」，并且写过一本驳斥马嘉维里主义的书。可是他后来当上了国王，一生行事，几乎都是师法马氏的。这是什么回事呢？伏尔泰——这位当过大王师傅的法国名学者——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给我们解释道：
「如果马嘉维里收过一位君王做弟子，他教弟子的第一件事，该是劝他写一本书来反对马嘉维里主义吧。」
意味深长的俏皮话，不能简单作「夫子自道」看也。
莫索里尼，这个马嘉维里的同乡后辈，干了一件与普鲁士国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妙事。他给某一个新版本「帝王术」写了一篇长序。这篇文字，曾经收入莫氏全集的第四卷中，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多半是为了要提高大领袖的「道德」声望吧），竟将这一卷书从国立图书馆中拿走了。
「帝王术」恰好像一本赤裸裸描写和讨论性生活的书，这种书只可让人在暗中偷偷欣赏，秘密摹仿，却不足为外人道，更不可让未成年的子女（可读「天真的老百姓」）看到的。
不过最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乃是斯大林的。斯大林这个人的性格，有人说他是「三分之一马嘉维里，三分之二犹大的混合品」。如今盖棺论定，事实摆明，这个说法并不过分。他实在是一个策略高手，阴谋专家。可是，奇妙的是，他却曾经用马嘉维里主义这个罪名杀了他的异己者。这个受害人是加明尼夫，老布尔雪维克，理论家，列宁的老战友。原来苏维埃政府曾经出版马嘉维里文选集，出版时，加明尼夫给它写了一篇导论。可是事隔数年，当加明尼夫以叛党罪名被控之时，检察长给他开列的具体罪状中，却赫然有「宣扬马嘉维里主义」这一项。
从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的所谓马嘉维里主义，其实并不真正代表马嘉维里的思想。它早已变成一件武器，变成一顶帽子，一顶最简单、最能毁人的帽子。拿了这顶帽子，现实政治中的野心家们可以随便套人，随便入人于罪。因此，这顶帽子根本不需要有真实内容，只要将它拼命弄脏弄臭好了，因为帽子越脏越臭，坑起人来就越是方便。
四、马嘉维里的思想及其影响
可是马嘉维里主义这顶肮脏帽子底下还有思想内容在。发挥于「帝王术」及「论说集」两部书中的马嘉维里的思想，有人曾经归纳成如下八点：
「第一、民主共和国比其它任何一种政治形式都更为优越；第二、就算是专制与极权的政制，最后都有赖于群众的同意；第三、国家的紧密一致、稳定与延续的生存，乃是首要的、绝对的政治要求；第四、为要做到国家的紧密团结与延续的生存，领导者（马嘉维里称之为「立法者」）当起很大作用；第五、为了确保生存，武力有绝对的必要，而且必须将武力置于群众基础上（马氏以为战争是于国家健康有利的）；第六、宗教对于国家有用，国教的选择不应以其超自然的效用为标准，而应视其以神话来统一群众与巩固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义（马氏不欢喜基督教的理由与尼采的相似，即以其崇尚屈辱、和平与软弱的德性，挫折了国家的战斗精神）；第七、即使在民主国家的行为中；也必须有图存的意志，因此，当必须采取无情措置之时，就必须采取这些措置来代替那些软弱办法；第八、文明的兴替是循环的，由于旧事物之衰败腐化与新事物的重获生意而发生循环，这思想与后来的维可（Vico）及目前的史本格勒（Spengler）所抱的见解正同。」（引自麦克思·勒纳教授为「现代丛书」本「帝王术」所写的「导言」。）
以上八点，很显然，非但不能算作肮脏，而且都颇有价值。非但本身有价值，而且还对于欧洲近代的政治学术思想，发生了深远影响的。
不过就影响说，这位教授在归纳上述论点时，却遗漏了或者根本看不到我们在前面提过的更重要的两点：第一，现实主义的历史方法；第二，建立强大、集权与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主张。这两点，在名气上虽然远不及上述的第七点响，但就真实的影响说，它们却远远超过了那冠以马嘉维里之名的种种阴谋诡计的。
关于这两个见解的内容，我们在本文前节与卷首的序言里已经讲过，不赘述。这里只想谈谈它们的影响。
由于马嘉维里不从「理性」或「道德」出发，但从客观的真实出发去观察历史，因此，他在大体上总是从一国与一社会内部的各派人群，从各派人群的利益，从这些利益的冲突而引起的斗争，来解释许多历史现象。当然，这样做，他还不曾充分了解阶级斗争在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但这是不足为马嘉维里病的，因为要充分认识阶级斗争这个事实，要充分了解这种斗争的意义，历史还得再表演三百年。一直要到十九世纪之初，当阶级斗争的规律以极清楚的形式在法国大革命中自行揭露之后，才能让王政复古时期的几个法国历史家尽情发现了的。
可是我们仍旧可以说，也应该说，马嘉维里当年已经相当看到了这个道理，并且向历史唯物论迈进了一大步。整部「帝王术」是现实主义手法的体现，而特别在第四、第九、第十九诸章中，马氏一贯从市民和贵族的冲突中去了解历史，复从这个冲突中去说明君王的意义和作用。他在这里不但很好地说明了阶级斗争这个事实，而且还预早三百多年就解释了「波那帕脱主义」哩。
现在我们来谈马氏思想在民族国家建立方面的影响。
我们已经知道，马嘉维里作「帝王术」，并将它奉献给佛洛伦斯的洛伦佐，存着什么希望。我们又讲过，这个「伟大的」洛伦佐实在不是心怀大志的人，因而丝毫不曾受马嘉维里的影响。种子是下在岩石上了。结果，马嘉维里等所反对的、意大利所遭受的屈辱的外族控制，非但不曾摆脱，反而变本加厉了。马嘉维里死后不久，西班牙就统治了整个意大利。此后二百多年内，意大利终于处在西班牙、法国与奥地利的交相控制之下，马嘉维里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
但是这个理想也始终不曾消失，死灰里藏着火种，它随时会复燃。终于在两个世纪以后，在以加富尔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的国家主义派的身上，它复燃起来了。加富尔和他的同志们把马嘉维里从人们对他的曲解和诬蔑中发掘出来，将他的理想作为他们自己的理想，并且依照了马嘉维里未曾走通的旧路，去试试撒丁尼亚的小王。结果，如所周知，那个维多·爱麦虞尔二世终于做了「伟大」的洛伦佐所不曾做的事：一个统一的与独立的意大利出现了。
统一的意大利能够在一八六一年出现，原因自然很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马嘉维里的思想也曾起了一点点作用。
在较早时候，在德国，马嘉维里也曾大为时兴的。普鲁士的弗立特烈大王和他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哲学家斐希德更是马嘉维里的崇拜者，在他所写的「告德国国民书」，有一段就是研究马嘉维里的。那时候，由于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德国的民族主义抬头，学者纷纷倾向马嘉维里，竟致形成了一种风尚。这些人大率主张由普鲁士王出来做德国的「大救星」，把德意志民族统一起来。正好像二百年前马嘉维里对佛洛伦斯的统治者所抱的希望一样。我不知道俾斯麦是否熟读「帝王术」，不过这不重要，因为不论从大的政略或小的策略去看，俾斯麦却恰恰是一「行时走运」的马嘉维里，而威廉一世则是一个有作为，有大志和不负所望的洛伦佐。
我们知道，近代国家要解决资产阶级性的民主民族任务，特别是民族任务，不外乎走两种道路，一种是由上而下的，又可称之为普鲁士道路，另一种是由下而上的，又可称之为法兰西道路。
所谓普鲁士道路，更确切些说，实在可称之为「马嘉维里道路」。故当德、意资产阶级吸取了法国大革命的经验，又感于本国工农的威胁，因而想和贵族妥协结托以完成民族任务之时，他们趋向于马嘉维里，原是很自然的事。
不过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马嘉维里却变得非常的不时髦，非常的不合人的胃口了。一直要等到第一次大战之后，到了三十年代，这个「佛洛伦斯的魔鬼」复再度发挥其「魔力」，「帝王术」才再度地为人重视，甚至变成为畅销书之一。
何以会发生近几十年来马氏影响的一落一起呢？本译本后附的第二号附录已给了很好解释，此地不赘。
下面我们要从马嘉维里主义这面镜子里，看看一古一今两个中国人的思想。
五、从马嘉维里想到韩非
马嘉维里不幸而不生在中国，使他蒙上了十恶不赦的坏名声，如果他有幸而生于中国，有幸而生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末，他非但不会给画上最丑恶的鬼脸，而且在我们的诸子百家中，还许能多上一个「马子」哩。因为马嘉维里的学说，实在讲来，并不出乎中国法家范围之外。
谓予不信，请看韩非。
韩非是先秦法家中集大成的人。法家中，慎到主势，商鞅主法，申不害主术，而韩非则兼三家之长。所以他是法家的代表。他的思想与马嘉维里的非常相似。「韩非子」中所阐明的意思，不但在实质上与「帝王术」中所发挥者相同，甚至在字面上都十分近似的。
韩非，跟马嘉维里一样，生活在两种社会制度（注）正相更替的时代。因此，他也生活在一切社会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也是小国林立，战争频仍，民生痛苦。因此，韩非和马嘉维里一样，也希望有一位「万乘之君」，能出来「兼并天下」，而这位「万乘之君」用「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用以「兼天下」的手段，也和马嘉维里的主张相同，是要「服术行法」（见「亡征篇」）。
注：不必说，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那两种方生方死的社会制度，在性质上不同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正在更迭着的那两种制度。——双山
韩非的所谓「术」，就是马嘉维里的「帝王术」，二者的内容是不谋而合的。
不过在谈术之前，让我们先谈几个更加根本的相同点。
首先，这二人都是从性恶论出发的。作为荀卿的弟子，韩非说：「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又说：「夫民之性恶劳而乐逸」（均见「心度篇」）。这和马嘉维里在「帝王术」第十八章中所说者正同。他说：「假使人都是善的，那末这个箴言便站不住，但因人（性）是恶的，他们不会对你守信，你也就没有对他守信的责任。」——这里二人所谈的具体问题虽异，但基本精神却属一致：二人都以「性恶」为前提，都认为「善者伪也」；要想性恶的人民安分老实，改恶行善，他们都以为：惟有绳之以法，制之以术。
因此，他们二人便不约而同地否定了仁政。他们都推崇威力，排斥德义。这层意思，韩非在「显学篇」中批评儒家主张时，说得最为透澈。他说：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悦）吾义、吾弗使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这一个重力轻德的思想，原本是「帝王术」贯穿全书的主题。此类文字，比比皆是，以致我们毋需加以征引来作对比了。二人在这个想法上是极为一致的。不过大同中有小异。这个小异还表明出马嘉维里比韩非较为高明呢。所以我们得指出来，马嘉维里说：「永远实行这些品德（按：即上面提到过的「五德」——双山）是有害的，可是表面上却必须装成具备它们」（见第十八章）。这就是说：过于赤裸裸的务力，一味的作威耀势，亦非禁暴止乱的万全之道。所以他主张于「务力」的同时，必须装成有德，藉以服人之心。这个主张，恰恰就是汉朝学者鉴于嬴秦之失而对韩非学说所作的补充和修正，亦即一直成为此后中国历朝统治者拳拳服膺的所谓「表儒里法」之道。
既然重力轻义，那末对于人君到底应该为民所爱，还是应该为民所惧这个问题，差不多已经自动解决了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韩非与马嘉维里之间的相同处，简直达到文字上都十分近似的程度。
韩非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显学篇」）
又说：「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六反篇」）
马嘉维里说：「人之爱君是依照他们的意志而行事，而人之惧君则依照君王的意志来行事的，一位聪明的君王应该对自己的地位建立在他本人所能控制的事物上，而不应该建立在为他人所控制的事物上。」（第十七章）
在这里，二人以同样理由，以同样的方式，着重说明了人君对于人民的关系必须是主动的，必须立于控制地位，决不应该立于被控制地位。
如何控制人民？如何利用大臣呢？韩、马二氏的回答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用术。
马嘉维里对军事最有兴趣，于战争有颇深研究。所以他的看待政治，甚至可以说是「军事的继续」，他常是从战争观点来看政争的。在军事学上，古今中外一致公认的有一条定律：「兵不厌诈」。马嘉维里将这条定律翻译到政治上，那便是「政不厌诈」。只要能带来胜利，什么诈术都是合理的。马嘉维里因此将「术」的意义抬得特别高。他不但主张人君用术来牧民，用术来驾御大臣（韩非的术主要应用于君臣之间，所谓「君无术不足以知臣下之奸」），而且要他用术来对付别国的人君。当然，马嘉维里也同样看重，而且更加看重军事的威力，他同样看重，虽然略为看轻那齐民的法制；但他的兴趣总是太集中于权谋术数了，太深究细研到「狐狸的狡智」了，以致让人们觉得马嘉维里主义的全部内容尽于「术」字。彷佛他是无所不用其「术」，天下事是一切取决于「术」的。
在这里，也许就是马氏之被贬为「魔」，韩非等法家之被尊为「子」的缘故吧。
其实并不，因为马嘉维里并非是唯术论者，而韩非也不是不讲究术的。在中国法家中，最讲究术的是申不害，可惜「申子」不传，使我们无法知道他所推重的术与马嘉维里的术有多少相同之处。不过这不要紧，在「韩非子」中，这位并不偏重权术的法家，谈到术的地方也尽够多的了。而且不论关于「术」的原则性的说明，或关于「术」的具体的例解，「韩非主义」都未必比马嘉维里主义较少「魔气」。
韩非给「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执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这话固然说得冠冕堂皇，正大光明；但一考其实，韩非所讲的术，又何尝是真的全无魔气呢？在「韩非子」的另一个地方（「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是以明主……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连亲爱近习都不可得闻，必须藏之于胸中，暗中控制，可见是不光明的。而他具体说明「术」之内容时候所列举的什么「疑诏诡使」（即假传命令以疑臣下，用欺诈手段来使用臣下），「挟知而问」（即假装不知而故问）；「倒言反事」（即说反话，做反事以图探察臣下的奸情）（以上见「七术」等等法术，则与马嘉维里所提出者比，纵未过之，却非不及的。
由此可见，即使从最受人攻击的用术一点上看，马嘉维里也可被置于中国法家诸子之列而无愧。
韩、马二人还有一点相同，那是反对泥古而主张合时。韩非反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均见「五蠹），这和马嘉维里的见解也是相近的。随便举个例，譬如他说：「凡是能将自己的行为去适应时代精神的君王是幸运的，同样，如果他的行动不符合时代，他就会倒霉。」（见第二十五章）这点共同精神，当然源于他们二人大致相同的历史观。他们的历史观是现实主义的，是反对退化论的，虽未达到进化论的地步，却已糊漠地在以一治一乱的循环论来表达他们对历史前进的看法了。
以上所述，当然不是韩、马思想的郑重研究。我们所以要在这里指出这几个相同点者，目的非他，只是想拿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尺度来测量一下马嘉维里，藉以证明马氏确实可以和我们中国古代的管、申、商、韩诸子相提并论吧了。
不但可以相提并论，而且在某些方面，马嘉维里的见解还在他们之上哩。譬如，对于人民的态度，马氏就比较的进步，颇近乎以孟子为代表的懦家思想了。
人民在中国法家的心目中没有地位，不起作用。他们被视为牲畜，只能被治被牧，却不能发生主动作用，也不许发生这种作用。所以韩非说：「民智不可用」。他认为：「为政而期适民，乱之端。」（见「显学篇」）可是马嘉维里却非常看重人民。在他的「论说集」里固然侈谈「民主共和」，便是在专谈帝王术数的「帝王术」中，他也处处强调人民的重要，强调取得民心的重要。有一个意见非常有趣，依他之见，为了要成功，即为了要达到夺国与保国的目的，君王可以而且应该施展一切手段，甚至可以干出任何坏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极限，亦可以说，有一个唯一的条件，那就是：「不要因此为人所恨与为人所鄙」。他说：「要百姓们对他满意这一层是必须做到的」。因为，他说：「君王所能拥有的最最好的保垒是：不要为人民所憎。」
还有，马嘉维里不谈宗教以外的思想，不曾看重君王们凭以统治的思想力量。因此他并不敌视知识分子，也未曾主张过思想统一。可是在韩非，这个方面却占了他学说的重要部分。他反对「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他要把情况倒转过来，要让君王一个人动脑筋，让千百万人成为力行的机器；他最最痛恨「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他希望「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俾不致使「海内之士，言无定，行无常议。」（见「五蠹」及「显学」）韩非这个统一思想与敌视思想异己的态度，大家知道，正是后来李斯教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理论根据。
从这个角度看，那末韩非比「魔鬼」马嘉维里不但有更多魔气，而且含有更大毒素。
六、马嘉维里主义与毛泽东思想
谈马嘉维里使我们谈到了韩非。但当我们读了「帝王术」之后，最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来的中国政治家，该是毛泽东吧。马氏在「帝王术」中以无限钦仰的口气叙述了契莎雷·鲍其亚，将他推崇为理想的君王；但若马氏生当今世，看见了毛泽东的所言所行，我敢相信，他一定会将理想的目标转移，一定会认毛泽东为他全部学说的最好体现者，一定会宣称毛泽东为精通君王术的最高典范的。
毛泽东显然不曾读过「帝王术」。可是他的某些基本思想，却与马氏在「帝王术」中阐明者完全契合；同时他的做事手法，他的行政用术，也好像是深得马氏三昧的。这里的不谋而合，由于二人之主观性格者少，由于现实政治之客观规律者多。既然马嘉维里主义是「现实政治的文法」，那末作为文章高手的毛泽东，以现实主义的态度从事写作时，便不得不符合于这套「文法」的。
毛泽东思想中符合于「马氏文法」者，多至不胜枚举，不过归根结蒂，亦可说只有两点：一曰武力至上；二曰领袖膜拜。
毛泽东关于武力至上的论断，已经因「语录」之普遍宣传而弄得家喻户晓，用不着我们再加征引。这里且让我们看看马嘉维里在这方面的意见。
首先他认为：「一切国家的主要基础是好的法律与好的武力。只因没有好的武力便不能有好的法律」，所以他以为武力先于法律，武力决定一切。他说：「一个王国没有它自己的军队，永远都不可能安全；相反，它将完全为命运所摆布」。因此，「一个聪明的君王，应该完全依靠他自己的军队」。「君王不应该有其它思想与其它目的，他只应该为战争艺术以及军队的组织及其纪律而操心」。「他永远不可让自己的思想离开军事这个课题，在平时，他还应该比战争时更加注意武备」。至于不是君王而是庶人，不是普通的庶人而是先知的改革家与革命家们，那末他们的成功更有赖于武力的组织与发挥。他分析了古代和他当代的经验后，得出了他那个有名的结论道：「一切武装了的先知都能够成功，而非武装的先知则归于失败」。
马嘉维里的这几段文字，只要调换几个字眼，将「王国」换成「国家」，将「君王」改成「人民」，就完全可以放进「毛氏语录」里去了，而事实上，「语录」里早已充满了同样思想的话语。「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这不都是符合「马氏文法」的吗？
毛泽东能有马嘉维里的这一个同样思想，并且能坚决实行这个思想，当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基本上，也不表示他的错误而表示他的正确。毛泽东会有今天，中国共产党会有今天，在不小范围内，都应该归于这个思想。这个思想，在马嘉维里是从历史的真实经验中归纳出来，也是从他个人所目击的政治活动，即萨伏那罗拉的改革运动的失败经验中归纳出来；在毛泽东，则是从中国长期的历史中，从近百年来的国耻中，特别是从几个「反面教员」那里学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拿血换来的经验」。
直至今天为止，人类的历史还受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诸般规律的支配；而且在基本的斗争上还受着野兽世界的规律的束缚，所以以往的人类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还只是兽的历史的继续。那里「相斫」是必然现象，「狮子」的力仍然主宰着一切。因此，不管是谁，保守的也好，进步的也好，如果想使自己为之服务的事业成功，「蠢猪式的宋襄之仁」固然要不得，就是任何「重义轻力」的认真企图都同样地要归于失败。这是一个痛苦的真理，却是一个不容参加现实斗争的人加以否定的真理。
毛泽东在认识和坚持这个真理方面成了马嘉维里的最好「弟子」，不但无可非议，而且值得称许。
不过，今天的时代与马嘉维里的时代毕竟不同了。社会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使人们应把「为野蛮规律所支配的历史变为由人的自由意志来支配的历史」的那个愿望，真正有现实的客观基础了。而毛氏一生所标榜与所参加的那个世界性的运动，正是以达成此一转变为目标的。为达此目标，也就是说，为的要最后消灭人类历史上的兽性残遗，不用说，也仍得经过力的斗争，甚至要经过非常惨烈的斗争。但是，目的与手段是相互依存的，是互为因果的。因此，今天具有人类崇高目标的战士们，在对武力抱有现实态度的同时，却必须以更大的注意去培植道德的力量，培植符合于新时代新目标的道德力量，藉使那物质的武力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可以从「最内在的心里」去攻取敌人。
在这一点上，依我们之见，毛氏是不够的。在这方面停留于马嘉维里主义，那就值得批评了。
不过，有人也许会这样说，毛氏处处指出「政治第一」，他以全力提倡「毛泽东思想」，便是他不光是依靠枪杆子的证明，便是他更加看重「道德力量」的证明，也便是他在这方面超出了马嘉维里主义的证明。
谁都会承认，毛氏非常非常地看重思想的力量，同时我们也应该懂得，目前那种史无前例的「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与宣传运动，并不光是毛氏个人意图的表现，而更有其客观需要在的。这个需要，便是要济武力之所穷，要补枪杆子的不足。但是，如此这般的思想运动，据我看，非但不曾超出马嘉维里主义，而恰恰就是马嘉维里主义。
何以见得？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帝王术」中，马氏没有涉及思想问题，也没有谈到宗教问题。在「教会王国」一章中，他对宗教问题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说这是「崇高的事业，其高为人类的心智所不能及，所以我不将谈到它们」。可是在「论说集」中，他还是谈了，而且谈得很出色。他将宗教丝毫不当作神秘的东西，完全置于人类心智所能及的范围内，使它和法律与军队处于同等地位，作为世俗权力之一来加以研究。因为这个重要意见他在「帝王术」中略而不谈，所以我必须从「论说集」中摘译有关几节，以便读者参考：
「罗马的建造者是罗慕洛士，罗马像是他的女儿，是从他那里获得生命与教养的，但虽如此，诸神还是认为这位君王的法律不足以治理罗马这样大的帝国，因此，诸神向罗马的元老院显灵，要他们选举了努玛·庞比列乌斯作为罗慕洛士的继承者，以便他可以调整补足一切为罗慕洛士所忽略了的事情。努玛主政后，觉得人民很野蛮，希望采用一种和平艺术来使他们变得有礼而顺从，他不得不藉助于宗教，将宗教视作任何文明社会之最必需的与最可靠的支持，他将宗教建立在这样好的基础上，以致在那时以后的好几个世纪内，世上没有一个地方比在罗马共和国中更加畏神的。这个情形，使元老院或其伟大人物企图进行的任何事业，都大为方便。……」（「论说集」卷一，第十一章：「论罗马人的宗教」。）
「……谁若用心地阅读罗马历史，谁就会看到，宗教对于军队的指挥有多么大的用处，对于统一人民，使他们行为良好，使坏人蒙受耻辱，有多么大的用处。故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讨论：罗马受惠于罗慕洛士与努玛者孰多，那末我相信，最高的功劳是应该归于努玛的；因为有宗教存在的地方，那里便容易建立军队与实施纪律，但在仅有军队而没有宗教的地方，却是难于实施纪律的。……」（引自同上书同上章节。）
「实际上，任何民族中的任何一位出色的立法者，没有不曾求助于神的权威的，因为不然的话，他就无法叫人民接受他的法律。」（同上引书。）
「……在人民不畏神的地方，那个国家将会破灭，除非那里有另外一种畏惧，即对于君王的畏惧来代替它。对于君王的畏惧是可以在短期内弥补宗教之缺如的。」（同上引书。）马嘉维里在这里是从正面肯定了宗教对于国家统治的重大作用。但在褫夺宗教的神圣性，在揭出隐藏在神的面具之下的人的本质，在暴露宗教超出政治，宗教超出阶级斗争的谎言上，他恰恰说了马克思派后来从反面否定宗教时所说的同样的话，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是占据国家统治地位的集团和阶级，当他们凭武力和法律尚不足以、或已不足使人民安分服从之时，拿出来催眠人民的一种灵药。
还有，对我们说来更为有趣的是：他将畏神和畏君的关系给我们指明了出来。他的这一指明是颇为重要的。因为懂得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些现代历史的研究者和观察者们，便可以很方便地理解下面这个问题：
在目前的许多国家中，特别在像以前的苏联和目前的中国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为什么要实行与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
关于当年盛行于苏联的个人崇拜，有不少历史家与社会学家曾经企图做过解答。答案很多，归结起来，却不外乎客观的与主观的两个方面。在客观方面，他们说，斯大林所以能够并且需要在苏联建立起骇人的「个人崇拜」，第一因为俄罗斯一般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第二因为，由于苏联从二十年代后期起，国内外种种原因，使该国的阶级斗争达到了异常尖锐的程度。国家落后给荒唐的崇拜制度提供了建立的可能；斗争尖锐则使统治阶层觉得有建立最赤裸的集权于一人的需要。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主观方面，他们说：自来的领袖越是自觉到精神生活贫乏低下，越是在同侪中觉得自惭自卑，他就越是要设法来抬高自己地位，越是要设法使他人崇拜自己。斯大林是这样的一个领袖，所以他便竭尽一切力量来给自己建立起这样一个制度。
这些解释都是正确的。特别是所指出的客观原因是基本的。但我总觉得还不很完全。因为听到了这个解释之后，我们仍旧可以问：为什么国家落后就能够建立个人崇拜制度？为什么阶级斗争趋于尖锐的时候便需要建立个人崇拜？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们得从马嘉维里所指明的那个角度去观察了。这也就是说，得从宗教的鸦片烟作用去看问题了。从这个角度和这个作用去寻找答复，问题是很清楚的：在前一种国家里的人民容易被催眠，而在后一种国家里的人民则必须加以催眠。
可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宗教是遭到排斥的，统治者本身标榜着无神论。从那里去获取催眠人民的鸦片呢？
从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中。
因为领袖膜拜是除了没有超自然的神之外具备着宗教一切特性的一个宗教。它，这种人工造成的「对君王的畏惧」，按照马嘉维里的说法，「是可以在短期内代替对神的畏惧，可以弥补宗教之缺如的。」
因此，越是在无神论的国土里，越是要把大领袖变成为神或变成半神。
当年斯大林所以要自我神化者以此，今天毛泽东所以要自比太阳者亦以此。这二人在这方面的行为，虽然不是有意奉行马嘉维里的遗教，但在事实上，他们却分别实行了与实行着这个遗教。所以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说，斯、毛二氏都不曾跳出马嘉维里的手掌。
七、老百姓为什么要学「帝王术」
读者诸君，我们总算已经将马嘉维里主义从许多方面谈过了。最后，你们多半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吧：「将这部古典著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你究竟希望他们从这部书里学到些什么知识？吸取些什么教训？」
这是应有之问。我就来回答这个假设的问题，藉以结束这篇冗长的译后记。
「帝王术」为帝王而作。它教给帝王们以如何夺国与保国之术，以及如何治人和「牧民」之道。如今我们将它介绍到中国来，却不是要献给中国的帝王们，也不是要献给想做帝王的野心家们，而是要将它奉献给一般的读者大众。
可是一般被统治的人民大众，为什么要学习与研究这些统治人民的权术呢？为什么要将这专供「御览」与专备「御用」的权术介绍给他们呢？
无他，只为了它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更好地理解政治，更好地理解一切新旧有冕与无冕的帝王而已。
历史诚然不限于帝王们的争城夺国，政治也不限于帝王们的争权夺利；不过这种争夺，至少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确曾起了巨大作用。甚至在今天的政治中，我们也不能否认，它们还在起着不小作用。
「帝王术」是「政治的代数学」（一位大历史家对它的评语）。其中的希腊罗马名字，其实可作代数上的符号看的。你可以将异时异地的人名代进去，也可以用今天的新人新名代进去，都能很方便地求得你想寻找的未知数。因此，你若学到了这一门特殊「代数学」，一定能大大帮助你去理解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政治。
我们能从「帝王术」中学到的智识，主要当在于此。
至于教训，或者教益，我们能够从「帝王术」中吸取的，当然很多，不过我这里只想讨论一点。
马嘉维里是「成功至上」论者。虽然他偶尔也曾说过：「可以夺到政权，但是得不到光荣」那一类话，可是在基本上他毕竟是以成功为最高准则的。在他看来，凡是能使人成功的一切手段都属正当的。反之，凡是给人带来失败的种种手段，都没有价值。这种观点，这种对世事与历史的看法，自是最最势利，最最庸俗的「成王败寇」论。
马嘉维里，这一无论赞成或反对他的人都不以为他是庸俗的人，为什么有如此庸俗的看法呢？
一部分，也许可以说，乃由于他太看重军事，以致把政治看作军事的继续之故，在军事上，在战争中，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说过：「胜利无代替之物」。战争之目的在争取胜利，凡能助成胜利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正当的，凡是带来了失败的一切方法和手段都是不对的。在纯粹军事观点上说来，胜利就是胜利，失败就是失败。没有什么胜利的失败，也没有什么失败的胜利。如果有的话，那只是阿Ｑ式的胜利。
这种想法是否对呢？我看不完全对。不过我们不想从纯军事的观点来讨论它。我们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命题是完全正确的，但若倒转过来，说「政治是战争的继续」，那就偏颇了，本末倒置了，因而是有害了。
（这里我们顺便提一提，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也多少犯了同样的偏颇病。）
战争，只能放在政治的平面上，只能当作政治的一个不同手段来处理，才能产生出最正确的战略，才能获致最辉煌与坚实的战果。相反，如果政治始终从属于军事，政治始终为了战争；它为战争所支配，为战争所决定，那末，结果必然是政治上专横堕落，战略上短视浅见，以致战起来未必胜，战胜了也多半战果不稳而后患无穷。
这一点，我想可以当作研究「帝王术」而得的一教训记下来。
这当然不是最最重要的教训。最重要的教训应该从马氏的历史观和伦理观中去吸取的。前面我们讲过，马嘉维里所以会有成功至上论的主张，若单从思想逻辑角度看问题，则一方面乃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循环复演的历史观念。这是形成马嘉维里主义的两个因素：一个正确而相当进步，另一个却错误而反动。读「帝王术」，我们得善于区分这二者，从而吸取其一，摈斥其二。
不过无论正确的也罢，错误的也罢，这两个因素到了今天，在思想上却只有历史性的兴趣了。因为现实主义的历史眼光现在已代之以科学的历史唯物论与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循环的历史观则早已在事实上和理论上都被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观所排斥了。根据这些现代的新的历史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种种发现，我们已经清楚地了解了人类过去历史发展的过程，了解了推动这个过程前进的诸般动力，同时有根据地预见到人类今后发展的趋向。
不管经过多少转弯曲折，也不管遭受过多少倒流逆转，人类的历史，由于人类社会内部各个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之故，一直是朝着较善与较好的大方向前进了的。今后，由于同样理由，再加上人们更自觉的努力，这个前进的发展运动将更为加速，更为加大，直至达到人类社会的理想阶段——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因而没有敌对性抗争的和谐的「大同世界」。
站在前进发展的历史观上，对于现实政治中的斗争成败，必须有一完全不同于马嘉维里的看法了。
这是我们今天读「帝王术」最应该记住的一点，也可以说是从中应该取得的最大教训，最大教益。
当人们投身于社会斗争时，越来越有意识地怀着人类较善与较高制度的实现这个目标，那末，一人一事的成功本身便不可能再是目的，而必须看它对更高与最高目标的实现，是否有所帮助，是否有所促进以为断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普通人（其中包括马嘉维里）的所谓成功，未必就是成功；他们的所谓失败，也未必就是失败。「成王败寇」的老观念必须作根本性的修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论成败，不是就单独一次的斗争结果而言，而是就这个成功或失败对于为实现人类较善与较高制度这个大斗争的关系而言，而是就它对这个斗争的影响而言的。
新的时代将新的理想主义（它是以现实主义作基础的）和新的历史观结合起来了。这个新结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成败看法，一种新的道德标准。这个新看法容许有「伟大的失败」，也容许有「可耻的成功」；这个新标准会颂赞「舍生取义」的道德，也会谴责「名遂利就」的尊荣。在这样的看法和标准之下，那种近视的、狭隘的、不惜以任何卑鄙龌龊手段来取得暂时的与个人的成功，那种传统意义的马嘉维里主义的成功，该显得多么地渺小了啊！
一九六七年九月双山记于香港。
本书评介
「帝王术」是现实政治的圣经。它让著者「遗臭万年」，却让后世不少的帝王们「留芳百世」；同时它给了人们以一些方便之门，让他们藉以窥破一切历史事件（包括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在内）的真相。
※※※
据说六百年前，刘伯温作过「烧饼歌」，预言了后世朝代的兴替，还预言了最近中国的「国去共来」；然而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它是妄人们的胡说八道，阴谋家们的存心欺骗！不足信，也不该信。马嘉维里在四百五十多年前写的「帝王术」，它记录和论述了为王称霸的权谋术数，却的确成了不是预言的预言，成了不由你不信的预言，因为，今天发生于华盛顿、伦敦、巴黎、莫斯科、北京、耶加达、开罗的种种，都可以在马氏这部科学的「烧饼歌」里找到说明。
※※※
攻击它的人说，这部书是魔王撒旦借了马嘉维里的手写出来的；欢喜它的人说，这是「人类智慧在政治思想方面最精深的表现」。有些人说：这是大盗的手册，民贼的教本，它诲盗诲虐，成为一切为非作歹者的辩护状；另有一些人说，这是「现实政治的文法」，是人类历史进向科学研究的郑重的一步，又说它如果将历史作了病理学的探索，却决非历史的致病之由，毋宁是治病之端。 |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致友人书》（196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双山（王凡西）
说明：此信与《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分别写于1966年10月和1967年2月，1974年合编成小册子。后文收录于《毛泽东思想论稿》（1964.8）。
·出版说明
·与友人书
·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信达出版社印行1974年
出版说明
收集在这本小册内的二篇文字，写于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始进行的时候，作者当时仅就运动动力，进行方式等等，推测它未来的归趋。可是后来事变的真实发展，除了那异乎寻常的残酷之外，基本上是证实了作者的事先分析的。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曾向作者提议，将此二文付印，再写一篇新文章，给那次运动作一个总结。作者答应这样做。可是他长期卧病，总结无法写成。我们觉得这一篇文章不但有助于过去的了解，而且有助于目前批林批孔，乃至今后中共内部矛盾的了解，因此，决定先将二文单独出版了。
第一篇系私人通讯性质，现在第一次发表。
第二篇曾陆续发表于《七〇年代》（未完），且曾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于两本不同的杂志。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廿四日
致友人书
——略论中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几个方向——
亲爱的朋友：
××兄告诉我，说你要我写点关于最近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特别关于那轰动世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我很愿意这样做。
只因我精神不够，无法写郑乎其事的文章，只能和你在信上随便谈谈。同时想谈的，又只能限于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
我想把我预备谈的归结到如下三个问题：①「文化大革命」如何发生的？②为什么在此时发生？③为什么它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发生这个「革命」？原因当然很多。同时，从各个不同的视角，人们会找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要全面地分折它们，那是需要很大篇幅的，我不能这样做。
现在一般的观察家们，最欢喜用「毛泽东的继承人之争」来解释「革命」。这当然不够，而且也不对。中共最高层中为了争夺毛泽东的继承人地位而发生斗争当是事实；而这个斗争，强烈地影响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也是事实。但它却不是「革命」的原因，而只是「革命」的表现之一，或者可以说是它的结果之一。为什么会有这次「革命」，为什么在「革命」中发生继承人之争这个现象，那是要更深刻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诸方面去寻找原因的。因此，这封信里我不想谈到中共领导层中的斗争问题。
这里我想谈的是中共近几年来的国际地位和国内局势，与最近发生的「文化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
兹先谈国际方面。关于中共近年来旳国际景况，你至少是和我一样清楚的。所以我不必在这上面浪费笔墨。总之，无论在一般的国际相处中，或者在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更或者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行列中，中国和中共在过去几年都日甚一日地陷于孤立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谁应该负主要责任呢？这样的问题，可以说是自动地从这个局势中发生出来；而问题的解答也可以说是自动地提供了的。问题如果从中国方面着眼，那末由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外交路线与反苏路线，特别是近来很不得人心的那个反对以共同行动援助越南的态度，显然是促成了这个孤立。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共内部，包括它的最高阶层在内，有人对党的既定政策表示了怀疑，那是不但可能，还简直是必然的了。如果我们假定以刘少奇、彭真为首的一群领袖，曾经对上述的路线和态度提出过一些怀疑，要求过作不改变根本方向的修正，或竟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反对都不会全无根据，都不会与事实相去太远。有了这样的怀疑，有了这样的要求与反对，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无条件的追随者们会怎样呢？他或他们会虚心接受？或至少会加以容忍吗？当然不会。因为时至今日，毛泽东在这些方面作任何妥协与退让，都必然要牵涉到责任，要影响到威望，甚至要变动他的地位。他当然绝对不肯负任何错误的责任，绝对不肯因承认错误而贬损其威望，更绝对不愿因变更路线而降低或丧失其地位的。那末怎么办呃？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运用高压，用斗争来击破党内一切忠贞的与不忠贞的反对派。现在让我们谈谈国内问题。
谈到国内问题，一切根源都得回溯到那所谓「三面红旗」。你当然已经知道，为了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其实，「总路线」——正像一位被整肃的文人所形容——只是一句「伟大的空话」；「大跃进」是一出「伟大的闹剧」，「人民公社」是一个伟大的幻想」。只因这些空话、闹剧和幻想，是让一个「伟大」有力的政府拿来付诸实施的，所以很快就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很快就引起了中共党内的斗争。
为了反对三面红旗，你知道，中共党内发生了它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的第一个反对派（在这以前曾经发生过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集团」，但它的所以形成，就我们迄今所知的材料来看，很少由于政见上的不同，而主要由于权力斗争，他们似乎想结托外力——苏联——以便先行成立「独立王国」，然后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这个反对派以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为首，得到参谋长黄克诚的支持，还可能获得当时的计划经济首长陈云的默许，结成了一个反对三面红旗的「右派」。其结果，你当然也知道，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毛泽东取得了中委会内部的绝对多数，压倒了「右派」。
党内斗争胜利以后，毛泽东在实施的方法上略加修改（例如：放弃了「吃饭不要钱」，停止实行城市也公社化等），继续高举和推行这三面红旗。
结果，如所周知，大跃进以无可估计的财富损失而告终，人民公社造成了连续三年（一九五九年～六一年）的所谓「特大的自然灾害」；多、快、好、省的「伟大空话」，终于被证明为破坏建设与妨碍建设的最有效的「总路线」。
不过关于「三面红旗」的本身错误，我不想在此地谈，它不在我想要讨论的范围之内。在这里我想谈的是：在那三年「自然大灾害」期间，以及在这个时期前后，发生于中共党内外的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下面这两个现象是最值得注意的：
一、在较高的领导层中，对于三面红旗虽然不再有人敢公然批评，但随着事态的越来越严重，错误的越来越明显，表示疑虑和不满的人却越来越多了。这些人不久之前都曾经坚决拥护过毛泽东的，如今却暗地里对罢了官的「右派」表示同情了。他们有的是阳奉阴违，在事实上部分执行了「右派」所主张的路线；有的则明讥暗讽，对真正的当权者进行善意的或恶意的诤谏。这些人，就是今天被追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黑帮」。
在党的，特别是在政府与工矿企业的中下级干部中〔自然也在高级干部中〕，有为数极多的人，利用了那个时期的物资的极度缺乏与普遍的贫困，利用自己的部分职权，实行肆无忌惮的贪污。对于这两个现象，毛泽东及其「三红」的死硬追随者，当然是耳闻目击的。对于这两个现象，他们当然是深以为忧的，因为第一种情形会损害毛氏在党内的独尊地位，甚至会损害他的领袖地位；第二种情形则将根本掘毁中共统治的整个基础。确实，这是有关乎毛和中共的生死问题。
他（或他们）一定要克服这两个不利现象。「文化大革命」在很大范围内正是从这个要求发生出来的。
但是，这个「革命」为什么不爆发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为什么不发生于灾害年月结束的前后？为什么要再拖三年，直到一九六五年秋季才发动呢？
这是一个过程问题，要弄清楚这段过程，得稍稍叙述一点事实。
「自然灾害」在一九五八年已见端倪，到一九五九年年尾已成「燎原」之势。此后便迅速蔓延恶化达到空前严重程度，威胁着全体人民的最低生活，威胁到整个社会的起码治安，因而威胁到中共统治的存在基础。危机是太过严重了，此时中共不得不把一切力量和注意集中到难关的过渡和克服上面，以致毛泽东及其死硬派不得不暂时容忍那些「动摇者」。他不能立即整他们，这是一。
还有，为了要渡过和克服难关，毛泽东不得不在这期间采取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在实质上，正是毛泽东自己也放弃了「三红」的原有办法和规模，暗中采纳了「右派」的立场。既然他自己的行径和那些「动摇者」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五十步与六十步之差，他也就不必立即去整他们了，这是二。
中共执行了退却政策的结果，我们知道，灾害性的经济局面从一九六二年起显示了初步的好转。正是这个时候，以毛氏为首的真正当权派就开始喊斗争了，开始整人了。不过他们的攻击不是同时对准上述的两个现象，而只是打击了其中的一个。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号召，反对在灾难年月中「幸灾乐祸」的「国内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他号召全党，要「坚决地粉碎他们的阴谋」。
会议之后不久，毛泽东发动了那个有名的所谓「四清运动」，亦即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打击党内外在灾难年月中乘机贪污作弊的中下级干部，而尤以人民公社及中小企业内的负责干部作为清查对象。清查他们「政治、思想、组织与经济」这四种关系。
或为贪污现象太过普遍，毛泽东对他手下的既存组织缺乏了信心，所以为了执行这个新的四清任务，他组织了一支特殊的「工作队」。其中包括了许多青年，甚至有不少不属于党或青年团的青年。他们普通都是大专学校的毕业生，被调动去参加一个时期工作的。
这是毛泽东以在党的与非党的青年群众来斗争党内外腐败干部或「不听话」干部的初步尝试。这个尝试，在毛氏直属的当权派心中，显然认为是成功的。事实上，打从一九六二年冬开始实行起，直至一九六五年秋（文化革命兴起）大约二年多些的过程中，四清工作组的工作虽然发生过一些波折（注1），但是就我们迄今所听到的来说，这运动总体上是达到了毛氏所希求的目的的，它相当成功地清算和整顿了（主要在经济方面）乡村人民公社与中小型企业中的干部；在较小范围内，它也整肃了下级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
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局势，特别是它的国际局势，不曾在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间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很可能，四清运动已经足够为毛氏的「整风」目的服务了。那末在一九六五年的那段时期内发生了什么大变化呢？
一方面，国内的经济危机很大部分得到了克服，尤其是农业方面，在所谓「连续三年的大丰收」之后，城乡经济确实显出些兴旺气象；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急转直下，变得大不利于中国；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共党冒险惨败；反修斗争越来越处下风……等等，使中共陷于空前孤立，它的声望空前低落。
前一变化显然于毛泽东有利，使他有了较为坚实的基地，可以比较放手斗争。但后一变化却非常不利于他。正如我在前面讲过，这使中共内部，甚至在最高级的领导层中，发生了一种「同情修正主义」的倾向。这就是说，发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愿望，要求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的斗争采取比较妥协与容让的态度，藉以一方面应付愈来愈大的帝国主义的压迫，另方面打破共产主义阵营中日甚一日的孤立。
这样，毛泽东脚下有了可以进击的稳固基地，而面前却发现了必须斗争的迫切需要。怎么办呢？回答很简单：对「党内的当权派」，对那些「钻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代表」，对「修正主义的应声虫」实行进攻。
毋须指明：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工作组」是「红卫兵」的雏型，「二十三条」则是「十六条」的初版。
所谓「当权派」，所谓「资产阶级代表」，所谓「修正主义者」，如果仅就党的上层来说，我在前面也指出过，那就是在灾难诸年中发过怨言，表示过动摇或拥护得不力的这些同志。对于这些人，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高抬了贵手的。本来，他也许可以始终放他们「过关」，不算他们的旧账的，因为事过情迁，而他们又恭顺如前。
可是国际局势一逆转，这些「旧账未清」的老同志们，都又欠下了「修正主义」的新账。这下子就无怪要龙颜大怒了，非得将他们新旧二账一起算，甚至要加倍清算不可了。
以「当权派」为主要目标的算账运动，开始于一九六五年冬天。发动以后，它便逐渐深入，迅速扩大，终于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形成了气势浩大的「革命」，并且和原已进行了两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合流起来。它把「四清工作组」的办法无限扩大而为「红卫兵」；把斗争的对象从人民公社与工矿企业的干部延伸到「学术界的资产阶级权威」，「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并且扩大到党内党外乃至整个居民生活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思想与行为。
我们上面的简单叙述，大致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何以在此时发生的原因。
现在来谈第三个问题：「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采取「红卫兵」这个近乎胡闹的形式？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比较难于理解。一般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如下二者：
一、为了备战，毛泽东、林彪们想给解放军、迅速塔养出一大批后备军。
二、因为党政机构的腐败堕落太严重，太普遍；同时毛氏的明暗〔尤其是暗的〕反对派力量相当大(中共一直宣称「大革命」所反对的只有「一小撮当权派」，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所以小手术不济事，「四清工作组」不够用，就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红卫兵」，藉收抗毒与镇压之效。
这两个说法自然都有理由，我们相信，它们都曾经是使毛泽东们设想出红卫兵来的原因；不过，如果我们想较为深刻地探索问题，那末停留在这两个解释上还是不够。
要寻找「红卫兵」所以产生的远较根本的原因，我认为：必须从中共治下的年青一代的精神状态中，必须从毛泽东们争取下一代的努力中，必须从他们力图「铲除修正主义根源」的愿望中，亦即从他们对苏联领导的斗争需要中去寻找。
中共统治中国已有十七年。当它初获胜利时候那一辈的年青人，现在都已变成中年人了。这一辈青年，曾经以不同程度的热忱迎接、拥护与参加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并因此有一小部分成了迅速膨胀的中共的党员，成了它的中下级干部。（根据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当时中共党员总数为一〇七三万。其中十分之九是一九四五年以后入党，百分之十是一九四九年革命胜利后入党的。）这一辈人，一方面由于那随权势以俱来的腐蚀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一九五七年以来中共施政上的种种错误方针，其中有极大部分是幻灭了，或者腐化了；消极了，或者变得非常现实了，总之是对革命完全失去了热忱与信心。~
这一辈青年，今天有不少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之一。
另一辈青年是在「毛泽东时代」出世与长成的。他们今天的年龄是十四五岁至二十左右。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呢？按前面的推想，他们似乎应该是「非常革命化」，「非常无产阶级化」的了。可是我们如果略为深刻地观察观察，较多地接触一些事实，却发见真相竟是大出人们的意料之外的。
这辈青年的基本特点是：根本不谈思想，完全没有理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唯一操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和出路。
中共那种溯及既往、祸延子孙时「阶级路线」，对于青年入的心灵起着非常有毒的作用。他们口头上虽然有时说：「出生不由己，好坏靠自身」；可是事实上，一个孩子出生在所谓「四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与坏人）或「五类分子」（上述四类之外再加「右派」）的家庭里，天然就低人一等。这些人的地位我想还远不如美国黑人的孩子。他们不能进大学，甚至不能进中学，更甚至不能进国立的小学校读书。他们不能进工厂工作，也难于进服务性的行业。至于参军，那是更无资格了（顺便谈一句，解放军是仅次于党或团的一个特权组织。一个青年进了军队，不但他个人的出路有了希望，便是他的全家，也因他而成了「军属」，生活上相当得到照顾）。唯一生活之门对他开着的，就是下乡去当最普通的农民。所以这些青年，除了怨望（怨父母，怨自己的命）之外，根本没有思想，也不可能有思想；没有理想，也不许你有理想。
另一个部分的「毛泽东时代青年」：工人的、贫下中农的以及职员们的子女。他们在「法理上」是有资格享受新社会提供给他们的一切机会的。但事实上国家目前所能提供的机会太少，远不能满足所有的要求者。同时官僚的控制太严，他们只愿将机会给予合乎他们口味的要求者。因此这些青年便变得现实，变得势利，变得非常虚伪，变得会逢迎拍马，总之，竭力将自己做成上级所希望做成的类型，把自己做成官僚所喜爱的候补官僚，以便在无数同辈中争出头，给自己找前途。这样的青年当然不会有思想，也不会有理想。
还有一类青年，在广义和狭义上都应该冠以「毛泽东时代」字样的，那是中共统治下新特权阶层的子女们。他们的生活与出路凭他们享受着父母一辈的革命成果，他们毋须革命，因之也没有革命的思想与理想。
总起来说，在「毛泽东时代」诞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们因为中共「阶级路线」的荒唐应用；因为窒息人心的思想控制；因为迅速堕落的官僚机器的压迫；他们不敢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因之失去了任何思想。他们对世界无知，对国家与政治淡漠，对一切理想不感兴趣，对一切道德（不论旧的或新的）加以嘲笑。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苦闷的，绝望的，看不见任何前途的；其中最大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现实到犬儒主义的程度，他们日夜担心的只是如何取得升学与工作的机会；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是准备对「上级」的要求作任何迁就的。另一个小部分则自满自足，自大自狂；吃着革命的现成饭，却昧于革命最起码的道理。
这样苦闷绝望与现实空虚,，概括了目前中共治下青年一代精神生活的面貌。
他们不谈政治，甚至厌恶政治；但是这个「非政治」的态度，却代表着一个反对中共的最可怕的政治力量，因为「个人的享乐主义」，「自由资本主义」，都可以在这个态度上找到最肥沃的土壤。毛泽东与中共的其它领袖们不可能不看到这个现象，也不可能不觉察到现象后面隐藏着的危险。
八月十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前接见北京“革命群众”时所说的那句话：“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这真是言简意赅地透露了真相。
那么怎么办呢？怎样才能让青年们关心国家大事呢？
他们从两个方面着手：一、将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变成宗教；「毛泽东思想」变成教义，软硬兼施地要让这些青年人变成这个宗教的疯狂信徒（注2）；二、给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以一个钦赐造反的机会，让他们的怨望、苦闷，有所发泄；让他们的趋附与努力有所引导；让他们的消极和淡漠能代之以积极活动和意气风发。
毛泽东采取这两种办法，除了要「争取下一代」之外，当然还另有目的的。他想以年青一代的「革命彩排」来扫除他下属机关中的「牛鬼蛇神」。这就是指那些程度不同的反对者，不满者以及腐化蜕变者。
毛泽东的这两个目的能否达到呢？
我想，他的第一个目的是不能达到的。最多，只能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将一小部分青年变成毛教主义的狂热使徒吧了。等到热闹过去，幻想破灭，我们上面描述过的目前中国青年人那种思想情况与精神状态，不但将立即回复，可能还要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事情很清楚，要想青年人意气风发，要想他们自动而真诚地「关心国家大事」，绝非疯狂而可笑地加强领袖神化所能办到，也绝非实行领袖思想的教义化以及国民生活的全盘极权化听能达到。真正的道路应该是恰恰相反的。
他的另一个目的，想用青年声势浩大的「造反」来打倒「当权派」，想用青年学生的新鲜血液来给腐化的官僚消毒治病，是否可以达到呢？这是得分开来讲的。
首先，如果问题真像中共的官方公报所说，文化革命是为的要打倒「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跻的当权派」，那么照目前中共最高层的内部势力关系看，凡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派，要打倒敌对的一派，根本不需要「依靠群众力量」，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了。而事实上今天也已经做了。林彪陶铸一系不是已经不声不响的代替了刘少奇彭真一系了吗？如今「一小撮」既已打倒，而真正的当权派却仍旧要再接再厉，继续「造反」，可见成问题的，即对毛泽东的内外政策表示不满态度的，决计不止「一小撮人」。他们不可能有成形的组织，也不会有明确的共同立场，但他们为数一定不小，影响一定相当大。正是针对着这批似无实有的反对派，毛林等才需要发动革命，而且还要推进「革命」。那么「文化大革命」是否能将这些入打倒或争取过来呢？不可能。因为意见和思想上的反对者，特别是那些普遍存在的自发的反对者，只当你在行为上做到能令他们心悦诚服之时，他们才会停止反对的。群众性的镇压能使他们慑服，能使他们沉默，却不会从他们的心里除去不满和异见。
至于以群众「造反」来医治党和国家机构的普遍腐化现象，情形是相当不同的。在相当程度与短暂时间内，我看它可以收到若干效果。
不过我们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当然知道，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一国共产主义」的总路线下，要想在长时间维持一个健全的工人政权根本不可能。要想这个政权因不断的注射血清和不断地施行大小手术而根本免于官僚主义的堕落，也是不可能的。
利用各种群众运动来监督清洗党和政府的官僚机关，不管它本身是多么地重要，但毕竟不是真正有效的办法。要彻底消灭贪污腐化，要根本铲除「修正主义」，要真正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唯一办法是在深广度上推进革命；而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质上而非口头上抛弃一国共产主义，要对外实行真正的国际主义，要对内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制，要使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确实比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远较进步与合理，以此去影响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别是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使他们倾向共产主义，使他们在条件成熟时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成立社会主义国家，以便回过来帮助那些早已获得胜利，但因经济落后之故而陷于重重困难的「老社会主义国家」，使它们终于能完全摆脱官僚主义的危机，能健全地发展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乃至世界共产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构成部分。
今天，中共「旨在防止修正主义」，旨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用的一切方法恰恰是背道而驰的；疯狂的个人崇拜；野蛮的思想统制，以及对于民主权利和人身保障的极端蔑视，这在实际上是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敌人服了最最出色的务。它比资本帝国主义的任何宣传与欺骗更有力量，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推回到资本主义去。
因此，这些办法纵能于一时间对中共目前党、政、军、文教等机关的中下级干部稍稍起点消毒作用，可是从略为长远的眼光看，他们却正是在助长这些病毒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的信已写得太长了，可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化方面，关于这个「革命」所提出的反动的与荒谬的文化观点，这里却完全不曾谈到。只好等有机会时再谈了。
不过在最后，我得说说我们对「红卫兵造反」运动应该采取的态度。照我个人的看法，我们影响之下的年青人应该参加进去造反，目的在于把假造反变作真造反。我们要把被反对的对象加以分别；对那些怀有正确批评意见的反毛派应予以批判的赞助；对那些真正堕落与腐化的官僚派应予以打击；而最主要的，我们应该将造反的主要矛头，设法转向着毛泽东的教主化，毛泽东思想的国教化，以及党政文教机构的疯狂极权化。这样，如果运动继续深入，如果它能脱离毛泽东们对它的绝对控制，我们也许能将它推上我们心目中的政治革命，我们以为可以使一个坏的工人国家走上健康道路的。
敬礼
一九六六年十月
注释
〔注1〕据中共自己的文件透露，这些四清工作小组曾经犯了「左的偏差」，即他们斗官僚斗到中共所能容许的限度之外了，因之在一九六四年中共制定了那个所谓「二十三条」，藉以「保证四清运动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避免走上邪路。」这个「二十三条」，目前虽然常见提及，但迄今未曾正式印行公布。当初颁行时，只以「告示」形式贴在墙上，让人阅览，却禁人抄录。显然，其中有许多「家丑」〔主要是有关干部贪污与堕落的实况〕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注2〕毋需说，这仅仅是神化毛泽东的理由之一，并非全部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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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中的失败
毛泽东与台湾左翼运动
序言
写在前面
第一章论个人崇拜
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
第三章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思想”
第四章高明的战术家
第五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上篇）
第六章不高明的战略家（下篇）
第七章理论与实践
第八章文艺政策与文艺创作
第九章自力更生与“一国共产主义”
第十章历史地位──论风流人物
附录一：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附录二：王凡西小传
附录三：王凡西著、译的部份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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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与态度（双山〔王凡西〕，195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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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认识与态度
《毛泽东思想论稿》附录
双山〔王凡西〕（1959年5月）
“公社”这名词，我们这里常被应用得太轻易。凡是共产党员或在他们参加下所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被宣布为“公社”；同时人们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以长期和顽强的劳动来争得的，是要以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来争得的。（引自列宁《两卷集》中文版卷二第六○一页。）（校注1）
一、一九五八年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说：“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三个半月以后，即在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谈到此一运动兴起的客观原因时，说：“它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大跃进的产物。”
这两段关于人民公社兴起的原因的说明，其实只是一套非常含糊抽象的官话，是虚伪空洞的党八股的谰调，根本没有解释什么。这些字句不但可以解释人民公社的兴起，而且可以解释共产党任何想做的事情。
关于这个问题，倒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说得非常老实中肯：“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说话和文章的长处是能够把洋气十足的党八股翻译成人人能懂的口头语。在这个问题的说明上，毛泽东也做了这个工作。从他的话里，我们清清楚楚地听懂了：办人民公社的好处是便于共产党政府对农民的“领导”。
我们反对史大林党的集体化办法，只因为“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见第四国际《过渡纲领》中译本第二六页）从来还有人以为我们这种说法是过了份的，可是毛泽东今天恰恰替我们证明了：人民公社（超过史大林当年的集体化远甚的）的“好处”是“便于领导”。这也就是说，人民公社的推行，首先是为了“领导者”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农民和工人的利益。毛泽东们只看到了人民公社制度对于领导者的方便，却没有顾到它对于那些被领导者的不方便。
这个首先从领导方便出发的立场，应该成为我们去认识人民公社时不可或忘的一点。因为它如果不是推行人民公社的全部动机，至少是最基本的动机。
二、当然，使得这个官僚愿望能够产生，而且能够实现出来，自然得有客观的原因与基础。这些客观条件，是否真如中共的官式决议所说，是：一方面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另一方面五亿农民的“共产主义的大觉悟”呢？当然不是，一九五八年中国农业的生产无论怎样“跃进”，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无论怎样提高，总不致于跃进到苏联农业的程度，提高到苏联农民的水平吧；可是在集体化基础上业已进行了三十年操作的苏联农业和苏联农民，却还没有“成熟到”人民公社的制度哩。由此可见，说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以及在跃进中中国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在“客观上”促成了人民公社之“不可阻挡的趋势”是多么荒谬的滥调。
中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的看法自然有现成的反驳：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条件，它应该依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藉以更好与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
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这个说法，问题只是要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的特殊条件，要研究根据这些条件来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是适当的办法；在此时此地实行如此这般的人民公社，是否能建设社会主义，是否是更好与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现在让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
三、旧中国的经济，比之于帝俄以及其他的中东欧国家，其主要的特殊性乃在于更为落后。就农业方面说，这个落后性具体地表现于如下一些事实：1.没有大规模的地主领地，土地所有权分散，农业经营主要进行于小块土地上，因此生产率极低，农民的生活极苦；2.与帝国主义结合的商业资本主义力量控制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乡村中有了巨大势力，但这个势力非但没有促进中国农业经营的资本主义化，反而破坏了整个的农业经营，中国农村非但不曾出现过机器，而且在很大区域内，根本还没有力量利用耕畜，农村中主要的劳力始终是人力；3.中国农民除了在真正过不去时起而“造反”之外，根本不曾过过任何程度的政治生活，他们没有丝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传统，当然也没有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成见。
由于上述三个特点，中共胜利后进行其农业改造时，便发生了如下的三种情形：1.某种程度的较大规模经营（互助与合作），就能使农业生产大大提高；2.以农民原有的最低生活为标准，要保证农民的“吃饭不要钱”比较容易办到；3.中国农民比起东南欧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兄弟来，对个体的执着没有那么厉害，对集体化没有那么抵触，对于集中管理没有那么害怕，甚至对于官僚式的控制与指挥，都比较的能够忍受。
上述三项，乃是便于中共实施农业中任何方式的集体经营的，在客观上也正是它们使人民公社制度的施行得以成为可能，使人民公社这个“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制度能够早于“老大哥”的苏联及较先进的诸“人民民主”国家而实现的。
由此可见，使中共能够首创出人民公社来的乃由于中国农业经济与农民意识的落后，由于他们长时期来的“一穷二白”，决不是由于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春夏间短短数月的“大跃进”与“大觉悟”。
既然是中国农民的“穷白”特点加快了中共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并让它搭起了人民公社的架子，那末架子搭起之后，要认真实行那个“社会主义的”，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农业经营时，这个同样的落后特点却向那些只懂得“领导”和“架子”而昧于群众和实际的人们提出了最无情的要求，提出了最难克服的困难了。因为在生产技术方面说，正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中国农村里非但还不曾有机器耕种，而且在很大区域里甚至还不能利用畜力，主要是以最简单原始的人力劳动的。
在原始简单的人力劳动的基础上，能否进行最大规模的集体农业经营？如果进行的话，是否能够保证生产力的提高？受私人物质利益刺激的个体农民，在人民公社中变成“工人”以后，是否必然地会降低其积极性？这些公社社员，若不能因共产党员的宣传而提高其积极性（事实上必不可能）时，是否必须在“领导”的高度强制下才能“完成任务”？强制加强，是否即能提高农民生产的干劲？照历史经验，是否越强制的劳动，其生产率越低？
只要正确地提出这些问题，并老老实实地解答这些问题，就已足够判断中共目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价值了。
四、不用说，我们是主张农业的集体经营的，因为不如此，便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实现。但这不等于说，我们拥护在集体化名义下进行的任何官僚政策。在这个方面，我们持有一个不变的标准：凡有利于工农联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提高，并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信誉与实际之增进的那些农业化政策，我们都坚决地主张，坚决地拥护，反之，我们便要反对。在昨天的苏联如此，在今天的中国和其他的共产党国家中也是如此。
农业的集体化政策，并非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中，也不管用怎样手段实行出来，都能有利于工农联盟，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绝对不是的。谁若作此想法，谁便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最愚蠢的史大林主义的官僚。
一个取得了政权的社会党或共产党，对农民及其经济应该采取怎样态度，恩格斯曾说过极有名的话。他说：
“……这在我们是很清楚的，如果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不应该想到以武力去剥夺小农（赔偿与否并不重要）。……我们对小农的态度，首先在于把他那小规模生产与私有经营引导上合作的途径，不是凭借暴力，而是靠做出榜样给他们看，以及为此目的之故而予他们以公家的援助。当然，要给小农们看到转变到合作化去的一切好处，我们是有大量方法的。……”
“我们坚决地站在小农一边，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使他们的命运变得好受些，如果他决定参力合作，我们要促成他的转变。如果他还不能做出这个决定，那末我们可以让他保有这点土地，要给他大量时间去考虑。”（见恩格斯著《德法农民问题》）（校注2）
恩格斯的这番话，一直被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奉为农民政策的最高指导。因为数十年来已经有过不少的正反教训，证明它是至理名言。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以前，连史大林都没有提出异议的，甚至还过分地着重了它，藉以抵挡左派反对派对当时领导者的富农政策的批评。可是当一九二九年秋天，因自己错误政策所引起的严重的粮食危机，史大林被逼从极右跳到极左立场去，要以武力一下子消灭全体富农（包括恩格斯所说的“小农”），以官僚手段迅速完成集体化，那时，他便公开推翻恩格斯这个见解。他在十二月间召开的农村工作党干大会上宣布：恩格斯这种“过分的谨慎”适合于西欧条件，对俄罗斯不相宜（见史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英文本第三○一页）。因之他就调动了大量红军，配合无数党员干部，向全体富裕农民进攻：剥夺他们的所有，将他们从居住地逐走，在一夜之间用命令将农民集体化了，并将那二百万个被剥夺的家庭排斥于集体农场之外，有的复被强迫流徙于僻远之地，让他们冻馁而死。结果便酿成了那次史无前例的所谓“史大林饥馑”，据估计，一九三二及一九三三这两年内，因此抢劫政策而死亡的人，约为自四百万至一千万。关于财产的损失，据官方的正式统计：一九二九年，即未实行集体化之前，全俄共有马三千四百万匹，一九三三年却只剩有一千六百六十万匹了。有一千八百万匹马已在集体化过程中被农民宰杀。牛本有三千万头，一九三三年时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五；羊被屠宰了三分之二，约共一万万头。（见英文本《列宁主义问题》第四八○年页）
农牧生产大大低落，而低落得最甚的则是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这一层我们不必从反苏或反史大林的文献中引证，就是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也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出来，它说：
“由于党组织所犯的错误以及阶级敌人直接挑拨捣乱的结果，所以在一九三○年二月的下半月，虽然集体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获得显然的成功，但在某些区域内却暴露出农民严重不满的危险征兆。在个别地方，富农及其走狗甚至还煸起过一部分农民来进行直接反苏维埃的发动。”（见中译本第三七八页）
这段话的措辞很委婉，但事情还是很清楚的，史大林的官僚命令的集体化运动，在俄国很大地区的，特别在乌克兰与高加索，激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并非常普遍地爆发了反苏维埃政府的“发动”──即暴动。
由此可见，违反了恩格斯那个“过分谨慎”的教训，史大林曾使苏联在财产，生命以及共产主义的事业上蒙受了多么大的损失﹗
托洛茨基乃是此一政策之最彻底的反对者。他在事先曾经提出办法（逐步实现集体化的办法）；当疯狂集体化进行期间他提出警告，事后复得出教训。他把教训以如下文字归结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里面：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眼中恢复社会主义纲领的令誉，必须毫不留情地暴露史大林派底集体化的办法，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中译本第二六页）
托洛茨基这个教训只是重行肯定被宣布为不合俄国国情的恩格斯见解罢了。不过在数百万俄国农民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及难以估计的财富作代价之后，恩格斯这个“过分的谨慎”更显得正确，更有了生命，因而更值得维护了。
五、史大林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得来的苏联农业的集体化，是否真的如他在一九三四年以及后来时时所宣布的那样：“集体农民正一天比一天改善自己的物质和文化状况”，“庄员们普遍地富裕起来”，“农村中的贫穷困乏现象根本消灭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飞速发展”了呢？
从来，苏联每年发表的大批统计数字都证明了这一些断语。可是等到史大林一死，苏共党内为了争夺领导权，非直系的赫鲁晓夫为了打击史大林的直系马林可夫与莫洛托夫，大批事实公开出来了。而此等事实中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项，那就是马林可夫曾经浮报数字来掩饰农业生产的失败。赫鲁晓夫以不少演说与文章集中来透露一个秘密，那就是苏联的集体化农业始终处在困难情况中。这里且让我们随便从赫鲁晓夫的一篇演说里引证几句吧。
“最近几年，党十分注意发展我们的农业。你们知道，几年以前我们的农业是处在怎样困难的情况中。你们大概记得，当一九五三年中央委员会九月全会公开而直率地谈到领导农业方面的缺点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我们的敌人发出了怎样的叫嚣和喧嚷。敌人高喊：这是集体农庄的崩溃，是我们全部事业的崩溃。
“……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在长时期内严重地落后呢？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央没有谁想真正地了解一下地方的真实情况。大家知道，史大林哪里也不去，既没有征求过农业工作者的意见，也没有倾听过地方工作者的呼声，而受史大林委托来监督农业的中央的人们却向史大林隐瞒了巨大的缺点，他们只是一味敷衍蒙混。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农业工作者在提高农业生产品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见赫鲁晓夫的演说辞：《文学艺术同人民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共产党人》杂志第十二期，一九五七年。）
赫鲁晓夫的话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苏联“农业长时期内严重地落后”，一直“处在困难的情况中”，所以会如此的原因，则在于“集体农庄庄员，全体农业工作者在提高农业生产品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原则，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于是在同一报告中，他接着说：“我们不得不改变这种状况，定出一个恰当的价格标准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关心农业品的生产。在这件事情上，不从物质上鼓励集体农民，那就不会有多大的进展。”
赫鲁晓夫的这些话发表于一九五七年，这时离苏联农业之全盘集体化已有二十五年。换言之，苏联农民在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已进行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农业经营，可是根据赫鲁晓夫的证言，苏联国民经济的此一部门“在长时期内严重地落后”，并且说，为要改变这种困难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对集体农民恢复“资产阶级的法权”，要用物质利益（不是共产主义的敎育﹗）来鼓励集体农民的生产干劲﹗
这是个促人深思的事实。我们不想说：他证明了“集体农庄的崩溃”，但我们必须承认：他说明了农业集体制并非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万应灵药；它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中都能促进生产的。它说明了：即使在苏联今天的工业化程度上，农业的生产技术已相当高了，高出于中国多少倍的，可是生产力的提高还不能依赖于农民的“共产主义觉悟”，还须主要地依赖于“物质利益的鼓励”。由此，我们应该发问：生产技术异常低下的中国农业，怎么能够依靠于建立在“共产主义萌芽”原则之上的公社组织来提高生产力？
六、如果苏联的经验尚嫌不足，那么再听一听波兰的故事。一九五六年六月震惊世界的波兹南事件，以及后来接着发生的一连串牵涉到波兰党政改变的大事，其重要的起因之一乃是错误的集体化政策。根据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上的发言，我们知道，波兰共党发动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六年之后（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五年），农业生产有了这样的一种结果：每一公顷土地产品总额的价值，由个体农户耕种的为六二一·一兹罗提；农业合作社经营者为五一七·三兹罗提；国营农场经营的为三九三·七兹罗提。这就是说：在同一公顷土地上，以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经营的农业产品价值，比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经营者多得百分之十六·七，比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经营者多得百分之三十七·二。
这个统计表示了什么？它表示出：1.农业上的大生产与工业上的大生产不完全相同，并非无条件地优越于小生产；2.必须在高度的技术基础上，大规模的集体的农业生产才能显出它对小规模个体生产的优越性；3.大概在未进入物质生产极度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之前，就大多数的农民说，在长时间而非短期内，鼓起他们干劲的最可靠的方法，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教育，更不是政治或军事的暴力，而是经济的物质利益。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农业经营导入合作与集体的轨辙；但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责任并非在于不管一切地做成集体化就算，而在于同时能巩固工农联盟，能提高而非减少农业生产，能改善而非降低农民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到集体化。
波兰共产党显然不曾这样做，结果是农民大大不满，农业生产低落。终于酿成了波兹南事件前后全国惶惶不安的局面。
不过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点，犯了错误的波兰共党，若比之于当年苏联与今天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情形，其实还算是遵守了恩格斯的教训的。因为据发表，波兰实行了6年集体化之后，农业合作社农户才不过占全体农户百分之六罢了。哥穆尔卡一上台，解散了一些条件不成熟的合作社，现在的百分比当然更小了。
七、现在让我们来看中国情形。中国农村合作社最初试办于一九五二年，逐渐地缓慢地推广，至一九五五年冬天中共发出号召，掀起“高潮”，于是在一九五六年一年之内，即在“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这种合作社，据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间预言，将在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事实上自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全中国的农民早已被组织在七十四万多个生产合作社中了。到了一九五八年夏季，因为毛泽东发出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指示”，于是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这许多合作社遂被改组成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了。
如此，中国农民在中共的号召之下，从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达到初步的共产主义，仅仅需要两年有半（自一九五五年算起），最多也只起了五六年（若从一九五二年的试办合作社算起）。以如此速度进行着无比巨大的中国农村的改革，据说都在最大多数农民的热烈要求之下实行，因之没有遇到农民方面积极的或消极的抵抗，没有引起不满，进行得圆满顺利，结果是在农业生产的任何方面都发生了大跃进。
看过了苏联和波兰经验之后，面对这个中国农业集体化的情形，无论如何要感到万分惊奇的。恩格斯在上世纪中叶提出的“过份的谨慎”被证明为不适于中国，倒还不算什么稀奇；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真理是具体的，它可能随时间与地点的改变而改变。最奇的是苏联农民至今还保持着那个看重物质利益的“小资产者的成见”，中国农民却似乎完全没有。中国农民真可算是共产主义的选民了。
还有奇怪的是，在苏联，波兰以及其它地方屡经证明的，在落后技术的基础上不宜于大规模耕作的经济原则，在中国农民响应共产党总路线而鼓起的干劲之下，也完全被推翻了。总之，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命题，无论农民的“天性”，也无论经济学的法则，在中共领导的合作社高潮与人民公社高潮之前，都被冲击得无影无踪，因之，中共在这方面也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
但事实是否这样呢？
当然在中共的宣传中，一切都有图为证，有诗为证，甚且有统计数字为证。但绕过这些精选的镜头，这些御制的“民谣”和魔术式的数字，我们却不难看出事实并非这样。首先我们知道，自从人民公社“高潮”化以来，副食品与日用品发生了严重恐慌。这一点，因为事实摆在每一个城市居民（包括港澳人在内）的面前，连中共的官方也不得不承认了。但他们的解释是：“在国民经济大踏步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当中，经济生活中发生某些暂时的困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见李先念在第二届人大会上的预算报告）他们将这恐慌解释成经济健全生长所带来的困难，而非错误政策人为促成的可悲现象。其实，一九五八年秋季开始的副食品与某些日用品的严重短缺，原因与一九三三年前后苏联的“人民饥馑”是一样的。事情很简单，这不过证明了：被中共宣布为“政治觉悟愈来愈高的五亿农民”，其实与苏联的农民兄弟一样，仍以物质利益为第一义的。因之，在公社化的前夜，他们宁肯将牲畜屠宰，也不愿以之无偿归公。仅仅这一个事实，已经足够驳斥中共所谓农民以“不可阻挡之势”，“自愿地”要求公社化的说法；它又驳斥了公社化以后如何奇迹地增加生产那个神话了。
看来，中国农民的私有天性，并不曾因中国的“特殊性”而被否定。那末这个“特殊性”是否否定了恩格斯的“过份的谨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大规模农业生产务须以农具高度机械化为基础的法则呢？让我们在后面再谈。
八、关于人民公社的种种，中共曾经做了二个正式决议。第一个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第二个通过于同年十二月十日的八届六中全会。两个决议相距三个月零十日，比照之下，却让我们看到了许多有趣的与重要的东西。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中共领导层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看到了中共领导的经验主义与官僚主义的程度；看到了人民公社在短期实行中所带来的混乱与狼狈；看到了这个制度发展的远景：在此制度下农民内部阶级分化的可能方式以及农民大众和共党统治之间矛盾的发展途径；最后，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公社在大量的弱点中所包含着的一些强处，由此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具体地规定对此制度所应采取的一系列态度。
兹先谈谈从两个决议中所暴露出来的中共领导层对于马克思主义素养的贫乏。史大林主义的特点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建设，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共产主义这些概念混淆起来。根据列宁主义的观点，当某一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到了政权以后，它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镇压和防止旧势力复辟，另方面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当社会主义在某一国家内被如此建设之时，即当该国的社会经济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但尚未到达社会主义之时，乃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延长多久？在单独一个国家内，究竟它能否首先走完这个时期，而终于达到社会主义？对于这两个问题，列宁以及全体老布尔雪维克在一九二四年以前有着一致的回答，即：过渡时期的长短无法事先决定的，因为它首先取决于世界革命到来的迟早及其进展的顺利如何。为什么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其久暂要看世界革命？则因在单独一个国家内，不管领导者如何积极与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可能达到最后完成，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其所需要的物质与精神的条件，只有在全世界的基础上才能提供的。史大林原本接受这个观点，但自一九二四年起，由于几年来世界革命的不断受挫，复因苏联内部保守势力的抬头，他修正了这个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宣布在单独一个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达到最后胜利。由此立场，发生了不少实质上反动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而其中之一，便是将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可怕地歪曲与降低了。一九三六年，当苏联人民陷于经济上十分贫乏与政治上空前专横之时，史大林却在第八次苏维埃大会上宣布：“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就这样，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我们上述的那些概念与实际混淆起来，颠倒过来。史大林以此混淆和颠倒来掩饰和辩护他的反动言行，并据以造成新的罪恶。
中共领导层在基本的理论上都是史大林主义者。而在此一混淆和颠倒中则更超越了史大林本人。中共的理论家们特别强调两种所有制的不同，一种是所谓集体所有制，另一种为全民所有制。他们把这两种所有制代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初步的社会主义，后者为完成了的或高级的社会主义。依照此一标准，中共就以为中国的城市工业经营已经是后期的社会主义，而农业则进入初期社会主义。因此，在毛泽东们看来，不但在今天，其实是自从工商业改造及农业合作化完成（一九五六年）之后，中国便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今后的所谓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只有量的增加，并不需要质的改变。因此，他们从来不承认有所谓过渡时期的存在。（有之，不过是解放直后短短数年的经济恢复时期罢了。）更因此，他们连做梦也不曾想到有中国一国能否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最后胜利这个问题。在他们的直觉的思想中，别说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国范围内亦能建设成功。正如那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案上所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中共理论家们的主要错误，在于将财产所有制的形式和社会制度的全盘实质混淆在一起。财产所有制自然是重要的，每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都要改变这个所有制。某一种特定的所有制，乃是某一种社会制度得以存在和生长的基础。但这并非说，某一种所有制即等于某一个社会制度。在某一种新的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了生产力，构成了符合于此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并由此生产关系形成出全般的文化精神生活，这才算是完成了某一新的社会制度。这一点认识，尤以在较先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落后国家为最重要。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就单独一国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并非由于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已经过了时，而由于在政治上，为使这个国家能够找到出路，无产阶级必须争取政权。无产阶级一经取得政权，则无论就政治与经济的原因说，都必须创立新的，非资本主义的，集体的所有制，由此去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并在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各方面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落后国家中，新的财产所有制的创立，首先是暴力革命“时来运会”的产物，并非为“经济进化”的瓜熟蒂落的结果。这个所有制仅仅是建设新社会的起点，并非为新制度在旧制度母胎中住足10月的一个完整的婴孩。从这个起点达到完成的新社会，在一个落后国家中，需有一个长长的过渡，而且密切地联系着世界革命的命运。因为此一时期的长短与过渡的成败，首先是要看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情形来决定的。
在中共的领导下，中国完成了生产工具、生产资料以及土地的国有化。中国的财产所有制基本上已经由私人所有变成为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注一及二）。从资本主义性质的所有制，甚至前资本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这个转变当然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它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途。但是很明显，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之确立，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之成立，更不等于它的完成。这个理由原极浅显，可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史大林与“一国共产主义”的毛泽东却“见不及此”（其实是不愿见及此理），硬把一块光秃秃的地基和上面草草搭起的架子说做是业已落成的大厦。其结果，岂但如他们的决议案所说：“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而已哉！它们之“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严重的一端则为：忽视了世界革命对落后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意义，同时放弃了推动世界革命的最高战略。
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之后，不得不努力在原始的技术水平与低下的生产基础上推行集体的或“全民的”所有制，并非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毋宁说是历史加在他们肩上的一个过重的负担，对他们提出超过能力的任务，所有制的革命固然能在很大限度内提高技术和增加生产；但落后的经济情况（特别在农业方面）却有其自然的压力，要恢复私有制度。因此这件事的本身含有极大的内在矛盾，矛盾的解决得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斗争。而中共的理论家却把某种程度的集体所有制的建立，即当作某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实现，那是何等轻率的与主观的妄断，这种妄断遗害无穷。
九、“全民所有制”，亦即中共所说的最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他们甚至预言了明确的时限。第一个决议这样说：“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对于同一问题，第二个决议案则说：“从现有的经验看来，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全面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时间可能早一些，但也不会很早……从现在起，将需要经历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
这两段话很清楚地暴露了中共理论家们的轻率与荒谬。他们把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性等同张铁口们的“预言”了。三四年或五六年、十五年或二十年，二者相差不过十余年耳。在漫长的、一个新社会制度缔造的历史中，这点先后本不算什么一回事。但在中共“一日等于二十年的跃进”时间表上，十余年应该是数世纪的时距了，可是他们能够在两个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中，以同样肯定明确的字句，将同一制度的出现预约在那两个相差很远的年代。
作这样的预言根本是不科学的。（不幸中共的所有“计划”实际上就是诸如此类的预言。）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极其复杂，特别因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被当作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来处理，故其时间因素无法确定。因为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何时爆发，成败如何等等，那是不能以年月来规定的。
这里，当然又触及了史大林主义与正统马列主义之间的那个根本歧见。在史大林主义者看来，一个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完全不必顾及世界革命。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本身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足够条件。如今毛泽东则比史大林更进一步，宣布中国连单独走向共产主义的条件都完全足够的。根据他的理论，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国家也还是存在的，只是“对内已经不起作用”罢了。共产主义时代的国家，据说“只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而存在。彷佛：当世界的经济组织还依了国家单位而受着分裂宰割，当大部分的国家还受着资本主义义统治之时，苏联或者中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史大林主义者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了：使得资本主义无法继续发展下去的，第一因为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第二因为民族国家的分立割裂了世界性的生产力。私有制之变为公有制，只是解决了资本主义生长到社会主义去的一个矛盾，它绝对不曾解决生产力的世界性与民族国家局限性的矛盾。相反，如果以国家为单位的公有制发展生产力，不设法破除国家限制，不把社会主义的计划放在全世界的“一盘棋”上，那末比资本主义的国际危机更激烈的“社会主义”的国际危机，一定会爆发出来毁灭人类文明的。因为一个局限在国家框子里的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充分完成，而一国的社会主义为了谋得高度发展，一定会和另一国的社会主义发生冲突。
社会主义尚且如此，作为其更高发展的共产主义又怎能在一国基础上发展和完成呢？只要国家存在一天，只要世界还分裂成各个民族国家，而这些国家仍被当作进行生产活动的基地，则共产主义便不能实现，甚至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都不能实现。因为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是一物之两面，是互为条件的。
可是中共人民公社的整个概念，就是要循此道路，让中国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时代。试问，这是多么轻率，而实际上又是多么错误与反动的思想！
据说毛泽东经过人民公社问题的内部争论以后，决定摆脱一些事务工作，以便有较多时间钻研马列理论。如果这不是政争中的一些旧式的借口，倒是值得我们欢迎。首先我们希望他能读一读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因为这个理论与“一国社会主义”或“一国共产主义”是最不调和的。
十、人民公社的主要理论基础，自是“一国共产主义”。但它为什么发生于一九五八年度夏季？为什么以此一方式而非以另一方式实行出来？这一类较为具体的问题，却还得从别的方面去寻找解释。我们知道，一九五八年是中共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也可以说，那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决算”的一年。中共开始深切地感受到它自己“计划经济”的后果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听听周恩来的报告吧。他说：自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手工业总产值……增长到百分之八十三；农业总产值……增了百分之二十五。”（见周恩来在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就是说，工业与手工业总产值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比同期内的农业总产值，增长的速度大约快了九倍。这有什么意义呢？它不但表示出农业生产的发展远远地落于工业生产之后，而且表示出工农业生产发展上的大大脱节，表示出工业的继续发展无论在原料取给，外债偿付与新资金的筹措方面，都将遭遇严重困难。如何解决这些困难呢？大大放缓工业化的速度吗？这是倒退，无从考虑的。向“兄弟国家”多多寻找“无私援助”吗？那也是缓不济急，而且增加基本的工业建设，事实上是加强上述的矛盾。在此情形中，剩下来的唯一道路，就只有同时拼命提高农业生产。可是在生产技术基础不变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大大提高农业产值呢？唯一办法是加紧鞭策。人民公社于是就应时产生了。
在没有谈到人民公社如何是鞭策农民的最好制度之前，让我们先再看看中共在一九五九年想提高农业生产的指标，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对本届人大的报告：一九五九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和手工业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九。”我们得好好注意这两个百分比。在一九五九年中，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内，农业增产和手工业工业的总增产要做到几乎相等－仅少百分之二。可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整个期内，我们知道，二者相差达九倍之巨哩。
人民公社的主要作用与目的，就是要鞭策那只农业的乌龟狂奔，使它能赶上那同样在跃进中的工业兔子。
能起这个作用吗？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中共的高官们告诉我们说：一定可以达到。为什么？他们又说：因为第一，“政治（书记）挂了帅”，“政社合一”了，第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了；第三，实行“萌芽”式的共产主义，举办了“从生到死”的种种福利事业；第四，实行了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紧相结合。
究竟这几项办法是否能鼓起农民大众的“冲天干劲”？是否能奇迹般地提高生产？让我们来逐项研究一下。
十一、“政治挂帅”和“政社合一”这味最新的灵丹，其实是一种非常陈旧的古方。若译成人人能懂的话，那就是：应用政治、军事、警察等等的全部强制力量，直接干涉经济事务，直接鞭策生产者。这种办法，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与不同制度中都曾经以不同程度及不同方式试过的。可是结果和结论却始终只有一个：纵能收效于一时，却必失败于长期。所谓月计之固有余，年计之或不足，累年计之终必大亏者，就是这种事了。为什么会如此呢？大概，这里得触及“人性”问题了。当人类的生产还不曾真正高度发达，体力劳动对全体人说还谈不到是一种愉快的时候，即名符其实的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出现时，使生产者不断与经常提高干劲的主要的有效方法，总是物质利益的刺激，而非其它的任何力量。这当然不是说，无政府的、自由的放任经济万岁，打倒经济方面的任何计划。决不是的。资本主义的个别自由生产之无出路，已经尽情暴露出来，任何人和任何势力都救不了它。我们说物质利益乃提高生产者干劲之主要方法，意思只是：一个正确的与贤明的经济计划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个“刺激”罢了。可是，在苏联的农业经济中，如我们在上面引证的，这个注意要经过30年的痛苦经验才让赫鲁晓夫在政争中提出来。而更可叹的，当苏联农民付了如此巨大代价刚刚换来了这点教训之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却用更荒唐的办法来违背这个教训。他们要中国农民与农业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以便在亲自的经验中再取得这个同样教训。看见一个孩子玩火烧坏了指头之后，只有最愚蠢的顽童才会把自己的指头再伸进火去。可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在此一问题上，恰好跟那个顽童一样愚蠢。他们所需要的教训毋须经过二三年然后获得，很快就会获得的，也许今天他们都已经烧坏指头了。
依照官僚主义者的想法，“政治一挂帅”，“书记升了帐”，天下便没有做不成的事，过不了的关；因为据他们说：党是全知的，群众是全能的。所以只要有书记把党的“知”和群众的“能”一接通，那就乾坤都能倒置于俄倾之间，还用说这区区的生产力的提高！问题在他们于是就非常简单，一切都有赖于干部对群众的鼓励，宣传和教育。彷佛这步工夫一做到，群众思想一弄通，其余便都不成问题了。
官僚主义者在此地恰恰忘掉了一个很小的道理，那就是：能受思想（或觉悟）指导，终身或长期间不顾其切身的物质利益，而能为较大较高的理想（这理想当然有终于能实现的客观基础）服务的人，迄今为止，总只能是人类中的极少数。他们是先知先觉，是大圣大贤，是进步的先驱，是一切进步阶段的先锋队。（顺便一提，列宁的党的观念完全建筑在此一认识上的。）至于群众中的最大多数，就算是最进步阶级中的大多数，其行动在基本上却不能不受切近的物质利益指导的。当然，一个真正的革命必定是群众性的，而在大革命中显出勇往直前、舍己为人的精神者，大多则是普通的群众；但这并不能否定我们上面指出的情形，即要求全体或最大多数群众“终身或长期间”不顾切身的物质利益，那就做不到了。
其实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争论早已阐明了这个“小小道理”，一切史大林主义者蔑视群众的物质利益，赋宣传教育以绝不能有的魔力，徒见其陷于无望的唯心主义的泥淖中吧了。
一切高贵的唯心论者在实际行动中都是最野蛮的“唯物论者”。中共的领袖们亦非例外。当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共产主义觉悟”证明出不能替中共无限制地鼓起干劲之时，他便只好用党、政、军、警的强制力量来“提高”农民的“思想”了。至于此种力量是否能收成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不必重复。
我们可以断言：军事化的组织与战斗化的行动，事实上必不能提高农业生产率；更无法做到中共的希望，把增产速度在本年内提高一倍。
十二、实行生活集体化，劳动力可以自由调度，大量妇女劳动力可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抽象与单独来看，这自然是大好事。但此办法是否真好，首先得看劳动力的增加，对中国的农业生产有什么意义；其次要看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中，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来实行生活集体化？目前勉强实行出来的集体化，对农民的物质生活说，是否比不集体的时候改善了，因而使农民，尤其农妇们，安心提高生产？
中国农业生产的低落，谁都知道，原因从来不在于劳动力的短缺。土改、合作化与集体化实行之后，中国农村情形自然大不同了，劳动的需要也随之增大；但为了使中国农业现代化与集体化，为了生产力的提高，在诸般必需的条件或要求中，增加劳动力却始终不是最迫切的。除了季节性的忙迫，紧急任务（如防灾抢收之类）的执行，以及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之类以外，中国农业经营上感到劳力缺乏的情形是很少的。有时有地，甚至还觉得过剩了的。因此劳动力不足绝对不曾成为妨碍中国农业生产提高的主要原因，甚至不是重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们认为第一是耕作方法的科学化与机械化；第二是大量资金的投放。换句话说，这就是中共自己提出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个所谓“八字宪法”。如果切实把这部“宪法”实行出来，即是说，如果中国农业耕作法与管理法都能提高到现代农业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工具方面真能从单纯的人力，改进到普遍的畜力，甚至机械力，同时水利工程如已大致完成了的话，那末生产力将无疑会奇迹般地提高，而劳动力却反而会觉得相当剩余的。
为达此目的，国家自应投放大量资金，俾得购置设备等等。中共领导者当非见不及此，例如在本年度，据李先念的报告，已决定投资十亿元。但因主要由于“一国共产主义”的立场，他们不得不首先在农村中从事“社会主义的原始累积”，必须叫中国农民“无中生有”；其次因为中共的计划从来没有正确适当的比例，所以这个投资数目被定得非常不够的。它仅仅占了一九五九年度经济建设支出总数中的三百十七分之十！
因此，中共虽然懂得改善农业的科技基础乃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方法；可是事实上仍不得不将此希望寄托于简单劳动力的增加。其实，这样增加起来，或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在大多数情形中，不过是人力或人的浪费罢了。
目前中国农民所过着的集体化生活，是否能使那些被“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安心与积极地从事生产？这问题很难简短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因为中国各地农村的情形差别很大，在集体化以前的农民生活水平颇为不同，因此对“吃饭不要钱”等等的集体待遇所生的反应不会一样。不过一般说，目前感到完全满意的是少数，感到不惯，不便乃至厌恶的是大多数。中共的官方刋物上，曾经登载过不少调查统计，关于公社化后农户们收入的增减比例。大致情形据说是：收入有所增加的占多数，其次是无所增减的，有所减少的占少数。换句话说，实行了公社之后，过去的赤贫户沾了点光，普通贫农跟以前差不多，中农则被拉低了。所以就生活标准说，公社化运动是把全体农民拉平在原有贫农的高度上。这是典型的史大林主义的做法，其理论根据是：在“一般贫穷与农民财产减少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要贯彻这个做法，当然得打击中农。因为在目前情形，尚拥有多少可称之为财产的农民，就只有中农了。在中共中央的决议案上，也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它说：“小社并大，转为人民公社，是当前广大群众的共同要求，贫农，下中农是坚决拥护的，大部份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我们要……克服另一部分上中农的动摇……”这个决议案里的所谓“下中农”其实正是贫农，而所谓“大部分上中农也是赞成的”，显然是官僚们的事前武断。至于被宣布为须予克服的所谓“另一部分上中农”，应该是全体中农的。因此，无论官方的调查统计或中共最高机关的正式决议，都说明着和证明了公社化并不为广大中农所赞成，因为在物质上打击了他们的利益。一个自命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或工农利益的国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对于中农应该采取怎样态度？这问题并非新鲜。苏联当年曾经为这问题费了不少心，而且还是列宁亲自解决了它。在他对俄国共产党第八次大会上关于农村工作所作的有名报告中，主要就是讨论了这个问题。列宁报告的根本思想是：“对于地主和资本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完全剥夺他们。但是对待中农，我们则不容许采取任何强力手段。”又说：“用强力对待中农是极有害的。”在同一报告中，列宁还更具体地指出：
“我们应当和中农和平共处。只有当我们真正改造和改善中农生活的济条件时，中农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才站到我们这方面来。如果我们明天就能够拿出十万架头等拖拉机，给以汽油，给以驾驶员（你们十分知道，这在目前还是一种幻想），那末中农会说：‘我们赞成公社’（即赞成共产主义）。”
列宁在同一报告中有另一段话，我觉得对中国目前的农村问题有更大的启发性，它是这样写的：
“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指出，我们是鼓励建立公社，（按列宁此地所说的公社与目前中共创设的不同，它是比较宽泛地指那些集体化的农业经营而言。）但应把公社组织得尽善尽美，以便夺得农民的信任。在此以前，我们还是农民的学生，而不是农民的教师。谁对农业及其特点一窍不通，跑到乡村中去，只是因为听说公营农庄有益，因为疲于城市生活才想到乡村去工作，而自认为在各方面都是农民的教师，那他就是再蠢笨不过的了。谁想在中农经济关系方面采用强力，那他就是再蠢笨不过的了。”（加重号是原来就有的。）
关于列宁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中农政策，中共当然也有话可说。第一，他们会说：他们根本没有使用任何强力叫中农入社，中农之加入公社或者是出于自愿，或者是被“大鸣大放所克服”的。第二，他们会说，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本不同于一九二二年新经济政策时代的苏联，因此，在当时被列宁斥责的绝对不许强迫中农的政策，在今天的中国却不妨应用。因为不以强力加诸中农这个态度并非由绝对的道德标准决定，而是由经济的效果来决定。若谈经济效果，则今天之强迫中农入社是有利而无害的。
上述的第一个理由显然不值一驳。决议案上的所谓“防止强迫命令”自是官僚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具文。如果不采用强迫命令，怎么能在短短二月期内，就能把全中国的中农以及一般农民的“动摇”克服？我们对这种官话可以不理。事实是：事实是：中共的公社化在最大多数地区都是强制实行的。他们根本没有用任何方式征求过广大农民的意见，而只是“上动下不动”，官僚们奉命行事，不管一切地先行成立了公社，然后凭了行政的与其它强制方法，从上而下地实行出来。这种办法当然就是列宁所指斥的“对中农的经济关系采用了强力”，是“愚蠢不过”的罪行。
对中农施行了强力是否于农业生产有利而无害呢？请对看一下中共的两次决议就可以明白了。
在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决议上，关于农民（主要当然是中农）的产业作如下规定的处理：
“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也不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过些时候再处理，股份基金等可以再拖一二年，随着生产的发展、收入的增加和人们觉悟的提高，自然地变为公有。”
由于这样一个并不明确的明文规定，中国农村中便发生了一次空前的大混乱。自留地当然立即归了公。农民的住宅也事实上充了公，因为在官僚们的任意命令之下，多数农民被强迫迁居换宅；大批家畜“入社”；随以俱来的是暗中与公开的屠宰；无数果树被斫去；农民的用具，特别是锅镬等等炊具都被集中；许多较富中农的生活用品也被“共了产”。在不少地方，此种毁灭，隐藏或浪费财物牧畜等事情竟是由合作社干部带头的。
这次大混乱中全国究竟损失了多少财产，中共当然不会告诉我们。但从近半年来副食品供应的严重危机看，我们可以相信，那个数量是巨大得惊人的。这个大混乱延长了两个月，情形来愈来愈严重，严重得连深居中南海里的中共最高当局都感觉到事情不妥了，于是便来了人民公社问题的再检讨，做出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八届六中全会的新决议。关于上述问题，它是这样写的：
“……有些人以为公社化要把个人现有的消费财产拿来重分，这是一种误解。应当向群众宣布：社员个人所有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被、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合作社的存款，在公社化以后，仍然归社员所有，而且永远归社员所有。社员多余的房屋，公社在必要时可以征得社员同意借用，但是所有权仍归原主。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在不妨碍参加集体劳动的条件下，继续经营一些家庭的小副业。”
这里所谓“有些人的……误解”，其实是八月决议的“暂时私有”与“自然地变为公有”的忠实了解，也正是全国雷厉风行实施着的所谓“共产主义措置”。这种措置造成了全国农村的大混乱，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招致了财产物资上的惨巨损失；中共中央便照例把责任推在“有些人”身上，宣布那些“共产办法”是这些人“误解”了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于是在明文规定上，作了一些必要的，主要是对中农们的让步。
中共中央在这方面的狼狈溃退，首先由于他们以强力拉平中农，也就是违背了列宁主义的中农政策，因而酿成了经济损失的结果。
中国目前农村里的所谓中农，与未曾土改时代的中农，甚至和合作化初期的中农是不相同的。他们不再是富农的小兄弟，并不是在旧农村关系中向上挣扎较为成功的那群人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之所以比周围的农民略为富裕，主要原因倒在于他们的劳动力比较强，做工比较能干。若以一户为单位计，则由于他们不生产的成员较少之故。他们本就参加在集体经营中，大多是团体中生产最积极的份子。可是公社化将他们“拉平”了，至甚在许多地方，还因为他们之“富裕”而受了歧视，他们的多余的财物（实实在在是劳动果实呀！）被拿来重分，被无偿入社。试问，这怎么能鼓起生产积极性？这怎么能不叫人寒心？怎么能使原本勤快的农民不向赤贫的懒汉看齐？
事情一定要这样发生的，事情也这样发生了。碰破了头的官僚们于是又装出先知的面孔，在十二月的决议上写道：“要注意尽量不使劳动力强而人口少的农户，减少收入。”这个“注意”当然不过是事后的一句空口慰藉吧了。
看过了比较“富裕”的农民在公社化中所受待遇与所生反应，让我们再看看“坚决拥护”公社的那些贫农和所谓“下中农”。
十三、就我所看到的中共统计数字中，各地农户在公社化后收入增加了的，最低占全体农户的百分之三十二·二（山西省太谷县红旗公社调查）；最高为百分之八十八强（广东省虎门公社）。中共的数字照例是夸大了的，我们不能轻信；但照实际情形推想，若将供给物与工资二者合计起来，其收入在数字上比公社化之前略有增加或不相上下的农户，比那些较为减少者为多，大概是事实。我们就承认这是事实吧。可是承认了这个事实，却不等于承认中国农民大众的生活一般地改善了。如果公社化使较大多数农民的最低限度生活（即不饿死）有了若干保障，那末因此保障农民在生活的其它方面被迫付出的代价却是太高了。这代价抵消了那个保障，以致农民们颇有理由视此保障为钓鱼之饵，视之为套住脖子的绳索。吃了那口“皇家饭”，农民便把整个身体，全时间卖给“领导”了。他们被编排在层层管制的组织中，被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号码，不分昼夜地，受着上级任意的与心血来潮式的调度，进行着浪费的、有时甚至是根本徒劳的“苦战”！
（请顺便读一段中共广东省第一书记陶铸的报告吧：“根据虎门耕作区的调查，窝工浪费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劳动力漏网多；（2）劳动力使用不合理；（3）劳动力调动太频繁，无计划，造成人工浪费严重。”）
以如此“苦战”换得来的“皇家饭”简直是“阎王饭”了。更何况这碗饭无论从量或质方面说，又都是既不够饱，又不够味呢！根据种种可靠材料，公社伙食两粥一饭，杂粮占百分之七十的情形是普遍的。这种待遇，如以较为富饶的江南与岭南等地的农村标准看，对大多数农民说是普遍降低了，比土改前的生活更加不如。
生活集体化，在原则上，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说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于这个集体了的生活是否比个别进行时美好些，方便些，或至少经济些。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而仅仅从领导方面，行政方面，调动指挥方面来观察，认为集体了便于领导的少数人（这正是毛泽东的最初出发点），绝不顾被领导的千千万万人的是否方便，甚至给他们造成无数的极不方便而不顾，那末至少是糟蹋了与污辱了生活集体化这个原则，至少使群众因之而根本厌弃了共产主义。
给五亿多人集体吃饭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它需要充分的准备条件。不但要有充足的经济条件，而且要有技术条件。可是中共的领由们竟以异常轻率的，简直是儿戏的态度来处理了这个问题，真是荒谬极了。拿最小的、其实也是极基本的一事来说吧。根本还没有一个可让数百人吃饭的饭堂，还没有煮数百人一餐饭的炊具和设备，还没有煮大锅饭经验的起码人才，可是决议通过了，训令下来了，要集体吃饭了，各人家里的炊具都被集中了，不准各别煮饭了。结果怎样呢？许多人要走几里路去吃饭，费去长长的时间等饭，在风吹雨打的破庙里吃饭，吃着不是生的便是焦的像饭而其实不是饭的东西。想想看，这个“便利领导者”的办法是如何的不便于被领导者呀！如此这般的集体生活，试问怎样能提高那些“增加了收入”的农民们的生产热情呢？
最好的原则给实现成最残酷的讽刺。
总之，随公社以俱来的整套生活集体办法，因为（1）由于：物质条件根本远未成熟；（2）技术上事前没有作任何准备；（3）当局的命令和决议又故意含糊笼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根据“试点”经验作缜密考虑）；（4）实行时完全没有和群众商量：因此，弄得有名无实，混乱狼狈，给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痛苦，把原本可以成为好事的某些办法也做成了十足的坏事，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作了最残酷的讽刺，以致在群众心中大大地损坏了共产主义的信誉和事业。
如此这般的集体生活当然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
十四、爱好旧诗词的毛泽东，给人民公社的基本方针做了这样一副对联：“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据决议说：这个方针，乃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这种说法空洞浮泛，毫不实事求是，与其说是一个政党的指导，毋宁说是一个酸秀才的文字游戏。可悲的是，这个游戏恰恰成了一个最有威势的政党的指导，它要把五亿人民的生命财产来作游戏哩！毛泽东的这副对联，于农业生产的激增当无帮助，不过它的确反映了一个思想，或者可以说，反映了一个幻想。那便是曾经流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新村”运动。这种新农村的理想，实际上为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它希望返真归朴，在小国寡民的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毛泽东的理想自然不会如此幼稚，他是史大林的学生，它这个公社理想正是从史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演化出来的。史大林主义者的毛泽东在中国的条件中提出来了“一国共产主义”而走向此一目标的道路，则为以一乡或一县为单位的“共产主义”，亦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样的人民公社与武者小路实笃们的新村自有霄壤之别，但其为反动的幻想则是一样。
前面详细说过，目前人类的生产力受到了民族国家界限的束缚，只有在全世界规模的分工合作中，实行世界“一盘棋”，才能使生产力继续发展。一方面的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另方面的共产主义的世界革命，便是要从不同方面，──前者从反动方面，后者从进步方面，企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共产主义，乃是生产力更高于资本主义多多的一种制度。因此，想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幻想，是反动。在此前提下，在此情形中，设有人焉，欲将经济生产的分工合作自限于一乡一县，以为如此可以提高生产，如此可以加速社会主义的建设，如此竟可以提前建成社会主义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你说他这种主张是进步还是反动？是有事实根据的英明领导呢，还是符合于老庄理想的糊涂幻想？事理太显，不必多言了。
事实上，人民公社把毛泽东那副对仗口号实行以后，这思想的反动后果早已很清楚显示出来了。所谓本位主义，所谓城市供应脱节，等等，不过是它必然产生的第一批果实。中共当然看见了这些毒果，于是在第二个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上便立即指出“有些人……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这个所谓“有些人的企图”完全是毛泽东那付对联口号的、亦即所谓人民公社“基本方针”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既然人民公社是一切皆备于我的五脏俱全的小王国，当然要以本位的自足为先了。这个第二次决议一方面指斥“有些人的企图”，号召公社要“尽可能广泛地发展商品生产”，同时却仍要公社“发展直接满足本社需要的自给性生产”，而且仍旧主张所有的公社应五业“并举”，五行“结合”。坚持着这样的基本精神，那末任何“全国一盘棋”的叫喊都将是徒然，因为，三十二只棋子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卒或帅，事实上已不成其为棋，已无法对奕，已不能成局了。
中国因为幅员大，地形复杂，土质差异，气候不同，所以很久以来，农业早已形成了相当的专业化。几乎每省有每省的特产，甚至一县有一县的专工。针对着这个特点，计划经济自应使各地的农业经营更为多彩，同时在某种限度内，设法减少因专业而造成的过分片面。可是人民公社的基本精神，恰恰就是忽视了这个特点。根据毛泽东的对联，地无分南北，乡不问靠山近海，社的方针都是一律的“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中共的决议当然会照例写上“因地制宜”等类官话，但是只知道忠实执行的干部，还有那些愚而自用的官僚，不会，同时也不敢擅自“制宜”；他们的全部本事，就是不管一切地贯彻决议，于是削足适履，舍长取短，弃有觅无的事情全都做出来了，为的是要做到决议上的“并举”。在许多地方，这样做了终于还是并举不起来；有些地方，并举是并举了，可是硬举起来的东西完全派不到用处。人们只是浪费了力气，糟蹋了财富。唯一的积极结果，只不过让社干部“完成了任务”，让更高的干部大吹大擂而已。
由此可见，被吹嘘为公社最大优点的“并举”与“结合”，事实上也不能提高生产力，相反，倒是在许多情形中破坏了它。
十五、综上所述，公社所实行的办法与所取的方针，非但不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更不能提早建成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且还会破坏已有的增产速度，降低生产率。更严重的，它们破坏着与损坏了社会主义事业与共产主义的信誉。这种办法得不偿失，因此即使想实现中共所规定的一九五九年的增产计划都是不可能的。
那末中共可能会怎样办呢？会做出怎样的转变？而人民公社本身，在现状之下，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中共会不会放弃人民公社？不会！史大林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之间诸般不同之一，便是前者没有后者那种老实负责态度。列宁时代的布尔雪维克精神是：大胆地干，密切地注视成效，如果做错了，那就真诚地认错，勇敢地改过，不诿过于人，不揽功归己；凡是已经认错改过的人，不论为谁，又绝不作多余的打击，任其如旧继续工作。列宁在一切事情上是领袖，在此一态度上更是表率。列宁在争论中是最不妥协的，他常以最不容情的批评来对付错误与犯错误的同志。但当错误已被消除，犯错误的同志已经知错之后，他决不去惩罚那个同志；如果争论的结果证明出错误方面正是列宁，那他便公然认错，老老实实地改变政策。这真是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更也人皆仰之。”可是这个伟大的（真正伟大的！虽然这个状词已被共党文献滥用得毫无意义，但此地我们必须应用它）列宁精神，一踏进史大林时代便消失于无形了。代之而兴的是“领袖的永不犯错误论”。为要维持这个理论的施行，于是盛行了偷天换日的改错方法，觅羊替罪的卑劣手段。领袖永远正论，犯错的只是“有些人”，而这些人一经被指为错误，便带有杀身灭门之祸。苏联国家在史大林手中的可怕堕落，表现于此一态度上者，最为明显。
中共的领导层在这个态度上，乃是十足十的史大林主义。他们既然仿照了史大林，完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完成了对共党中央“永不犯错”的迷信，他们自然不能在任何场合与条件中，实行公开认错与坦白改过的老实态度。此事自来已然，今后将会尤甚。因此，人民公社的理论与实践虽然被事实批驳得“体无完肤”，而中共绝对不会加以公然放弃，在无情的事实面前，他们自然不得不低头，不得不转弯；但他们绝对不肯承认自己曾经走错了路。改变是必须的，而且半年来已经作了太多的改变；可是面子必须保全，大前提必须这样确定：人民公社的办法“完全正确”，实行中“越来越显出其优越性”了，其所以要有这些与那些改变者，只因为“有些人误解了中共与毛主席的英明与正确的指示”。
我们在前面已很充分地研究了“英明与正确的指示”，现在让我们来约略看看那些因“有些人的误解”而作的改变吧。
十个月来人民公社的变化，在整个的气氛与一般的举措上说，颇有点像“战时共产主义”返回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我们知道，在中共提出人民公社之前，这样的雏形组织，事实上已有几个存在，那是为了适应“全民炼钢”，工农业群众性“大跃进”等临时性的苦战任务，自然而然产生的。这种组织当然容易发生原始的共产主义情绪，在分配与消费上都会受着平等主义的支配。因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仅凭干部的动员与命令，那末即使最短时期的“群众苦战”都是弄不好的。那些“自发的公社”正因为多了这点精神，多了一些对群众生活的照顾，所以其跃进成绩也就比没有“公社”组织的地区为好。毛泽东等正是因为巡视了河南、山东某几个这样的“自发公社”，才决定要把它成为制度，推行全国。也因为如此，所以在最初发起人民公社的诸般动机中，虽以无限榨取的冷酷打算为主，却多少混和着糊涂的、原始的、或者意存欺骗的共产主义愿望在内。这情形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共决议案中，它轻浮乐观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它要求大家“不算细账”，“不找平补齐”，“不斤斤计较”。它强调集体生活的诸种措置；它特别指出工农商学兵结合，与农林牧副渔并举，它要把公社办成“未来共产主义社的基层单位”，因此，虽然没有在那决议中规定，但在当时所有的中共领袖言论中，都屡次主张将公社在城市中也同样地实行。受着此一精神的影响，全中国曾经刮了一阵左倾的平等主义的风。在当时的报章杂志上，群众集会上，抨击资产阶级法权的声音叫得非常响亮，以致工厂里的计件工资制纷纷“自请”取消，报酬优厚的其它工作者也竞相“自动”减薪。这一时期的“共产主义精神的昂扬”，真可算得洋洋大观了。
可是，群众性的“忘我苦战”是不能无限延长的，（即使冒用“不断革命论”的名义也不行。）突击过去，紧张松弛，经济生活再度被放在较为平和与冷静的轨辙内进行时（经济生活主要得在这样的轨辙中进行），那些原始平等主义与模糊共产主义的一套便不起作用了，而且有些还成了妨碍。因此，当公社被正式采用，推行全国，作为正规的农业生产活动的组织时，它那乌托邦式的或半欺骗式的共产主义的愿望部分便迅速消失，它那冷酷榨取的计算部分便充分发展起来。人民公社内的“新经济政策”飞速抬头，代替了人民公社内的“战时共产主义”。
自从去年十二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公布以后，发生于公社内的此长彼消的变化，大概有如下述：（1）宣布“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反对“有些人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2）虽然仍旧吹嘘着什么五脏俱全的“并举”和“结合”，却着重指出了企图消灭商品生产与消灭交换的错误，主张大力发展商品生产；（3）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力言供给部份不宜太广，强调“工资部分是主要的，并且要有较快的增长”；反对将收入较多者与较少者“拉平”，规定农民的工资要分成“六级至八级”，“最高工资可等于最低工资的四倍，或者倍数是更多一点”；（4）旧有团体内外的债务，原本主张“不必斤斤计较”的，现在则改为一切债务，不论是个人相互间或公社和社员间，“一律不要废除”；（5）有不少生活数据，以及宅旁果木，小农具，家畜家禽等，原本采取“自然而然变为公有”的办法（其实是不由你不归公），现在则宣布它们归社员私有，而且还鼓励私人搞副业，特别是号召私人养猪；（6）实行“生产责任制”，层层包产制，严订劳动纪律，对“违纪者”与旷工者采取最严厉办法；（7）城市办公社的想法廓清了，人民公社由原来的所谓国家和社会的“基层单位”看法，不得不暂时以农业生产的一种组织为限了。
以上种种改变，整个方向是由“左”向右，由“幼稚”变为老成，由轻率疯狂到冷静残酷，由全民突击时的“浪漫主义”变成为踏实办社的“现实主义”，从糊涂或意存欺蒙的“共产主义”回到清醒而赤裸的资产阶级法权；从“拉平富户”的办法，转变到“对富强者下注”。人民公社此一转变方向，在整社的过程中业已完成，今后更要依此方向突进的。
十六、我们既然不赞成未改变前的人民公社，那末现在有了改变（它们在许多方面其实已偷偷放弃了人民公社的理想和实践），是否表示赞成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答复。在后面我们将详列我们对公社的态度与主张，我们将在正面叙述中顺带答复这个问题。
现在让我们先再观察一下，中共这些新改变，即人民公社的“新经济政策”，在今后的中国农村中将会促成怎样的化分？农民与共党统治者之间将会产生怎样的矛盾？
第一、“公社富农”行将崛起。我们说过，公社的拉平手术大大损害了中国农村中等于中农地位的那一层农民，因此，造成了财产上的大损失，妨碍了生产率的提高。这个事实，虽然不能使中共上层在理论上认识此一政策的错误与罪恶；但能逼他们经验主义地改变政策，而且走到与原来相反的另一错误上去。这情形，我们现在就已经看见其端倪了。陶铸在其虎门公社的调查报告中关于这一点说得很坦白，他说：“总的说来，工资等级差别最少不得少于八级。必要时还可以扩大一两级，这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恰恰相反，今天有些地方在工资等级上差别太少，倒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这位广东省中共的最高人物的话，一方面驳斥了前不久他们高唱入云的所谓“共产主义教育”决定一切的胡说；另一方面表明了他们“对富强者下注”的新路向。在此路向下，较富的生产队，乃至较富的个别农户，将受到无微不至的表扬和奖励，他们将在上面的鼓励中发展，形成一个特殊阶层，高高地超出于大多数贫苦农民之上。这群人我以为可名之为“公社富农”。他们当然与旧式的富农不同。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之下，他们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和公社中的党政军干部密切结合，成为共党官僚政权在农村中的基本支柱，成为驾御广大农民群众的杠杆，成为公社今后推进中的主要动力。他们是农村中的劳动贵族，是乡间的史达哈诺夫（即斯达汉诺夫——校注）主义者。
第二，“共产主义的萌芽”行将萎缩甚至凋谢。在贫富距离日益扩大的条件中，起码的伙食供给势必为一部分人所不感兴趣。他们最初是公饭私菜，其次是举办较富者的小灶，最后必然会回复私人煮饭。吃的方面如此，其它的生活方面亦然。因为货币的保有量在各农户中大不相同，随之而生的在公社中的地位不同，其影响必然会达到托儿所，医疗院等等机构。结果，我想，这些生活福利方面的机构，或者会名存实亡（虽然在大多数地方始终是有名无实），或者分成相应的等级。“公社富农”与一般干部有他们较好的托儿所与医疗院等，贫苦大众有他们“自己的”一些。
第三、农业生产的增加率将减低。根据中共的官方说法：“粮食能不能大增产，主要取决于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们对大自然的主观能动性有没有充分发挥。”（见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红旗》上陶铸的文章）因此他们提出了所谓“粮食增产无限论”。为要证明这个理论，这位广东省中共的最高领袖于提出了许多“论据”之外，还举出了一些“铁的数字”。据说广东省的农业生产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粮食增产平均每年为百分之六。而在一九五八年，因为共党的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以致仅仅在最初的六个半月中，春夏收作物的增产量为六十五亿斤，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部增产数目还多十亿斤，其增长率达到了百之分六十。以这一“事实”为根据，他们便宣布了“增产速度将以更快的步伐前进”。
人民公社制度本来就被解释为“农业生产全面不断跃进”的结果，而这个制度的作用，则是要保证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增产速率今后继续不变，甚至要更快更高。事实上会做到吗？我们的想法是否定的。不错，人定可以胜天。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劳动力的组织和应用起了变化，兴修水利，采用耕植上的科学技术等等，无疑会大大解放农业生产力，会奇迹般增加生产量。特别因为旧中国农业经营的异常落后，使革命后的农业增产更易完成，更为显著。但是所有这些，并不等于说农业增产简单可以凭“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来决定，并不等于说不问客观条件如何，只要我们念起“多、快、好、省”这四字真言，便可以向大自然任意索取多少粮食。粮食增产，和其它任何生产的增长一样，是既有限而又无限的。就特定时间与特定条件说是有限的，就发展过程来说却是无限的。今天中共宣传的“无限论”的错误，恰恰在于它认为在特定的时地条件中，只要我们主观努力，便不可能设定一个最大限度的增产率。依他们之见，农业生产的增加，只有主观努力的紧张强度，才是唯一的界限。多一分努力，添一分紧张，便增一分生产。由此产生了他们的无限苦战论，日夜不息论，以及他们莫明其妙的“不断革命论”。这种干的精神固然值得佩服，可惜它不是发生在真正马列主义的基础上的。如此这般硬鼓起来的干劲，经过了短短一年，已明显地表示再衰三竭之象了。原因很简单，第一，由于过分落后这个特点所造成的飞速增长，差不多已利用至于极限，今后的增加将更多地依赖于新的积极因素的创立，而很少能依赖于旧的消极因素的革除；换句话说，今后的农业增产将愈加依赖于生产技术的机械化与电气化，依赖于现代农业科学的全面采用，而不能寄托希望于劳动力之更紧张的编排或什么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排除。（其实今天最妨碍增产的倒是那官僚主义的新关系。）第二、在过去的“大跃进中”，“主观的能动的”农民已被鞭策到一个人体的生理条件的最大限度，大多数地方还超过了这个限度，以致无法不发生反应，无法不松弛下来。
一九五九年不能作一九五八年同等的或更快的跃进，在目前差不多已经看得很清楚。最近的《红旗》透露出一些有趣的消息：干部凭主观规定了跃进指标，群众完全不感兴趣。“你定你的，我干我的”──这是农村公社中的一般反应。因此，领导上又开始在责备“有些人”的“主观主义”和“不走群众路线”了。他们提出了“包产一定要落实”的口号。再过几时，我想，也许那位大叫“增产无限论”的陶铸都会被归入“有些人”中去吧。
在中共目前的公社政策下，今后农业生产的增加率多半将会比一九五八年的减低：不增加反而减产的可能都不是没有的。
第四、强制和惩罚的办法将愈加严峻。当然，公社自始就是一种带有很大强制性的劳动组织，所谓“军事化”，“战斗化”与“集体化”就意味着高度的强制与伴以俱来的可能惩罚。不过这种性质在初期总还是相当缓和或隐藏的。“对于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或个人”，像《河南日报》在本年一月间所主张：“给予适当批评，不给予物质惩罚”的说法，在大跃进及公社运动初期是更为流行的。借助精神压力而避用物质压迫，“批评从严，处罚从宽”，可说是那一时期较占上风的一种政策。可是逐渐地，因为榨取剥夺的无限增加，官僚对群众的说服就无法不让位于压服了。事情太伤害了大众的物质利益，便不再是空口宣传所能抚慰。
对中共榨取农民的程度如想有一清楚印象，可看下一事实：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日（即人民公社高潮前夕），毛泽东以主席名义堂皇公布的农业税条例，规定平均税率为农产物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五。倘在最佳经济情况的地区，税率最高亦不得“超过常年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见该条例第三章第十条与第十二条）但在人民公社中，“上交”比率却一般地大大超过了这个最高比数。例如在河南省睢县的红星人民公社中，规定的上交数字便是“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我们知道，当合作化未全部完成之时，中共对个别经营的富农征税额为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其目的据中共自己解释，是要用经济手段来限制和消灭富农。可是“拉平”在贫农水平上的人民公社，现在却要交出比当年富农更高更重的税，可见中共对农民的夺取是如何的与日俱增！
上交如此之巨，而余数又主要得投放为社内今后农、林、牧、副、渔的资金，要兴办工兵商学的种种事业，又因政社合一之故，还负担全部政费。试问这样七折八扣之后，一个公社还能剩得多少力量来照顾社员的生活？又有多少余款发放工资？结果是工资拖久成为常事，生活则一日三餐难以为继。炊事员不能作无米之炊，锁了食堂大门逃之夭夭者已有所闻了。广东中山县的公社里盛行着一句“顺口溜”：“有得做，冇得息，有得睇，冇得食。”农民们日夜苦战，到头来只看见上好的粮食统被缴去，而自己则面对了难于下咽的杂粮粥饭挨饿，这情形怎能不激起农民大众的愤怒不满？它们必将发泄于消极和积极的反抗中，而首先在消极怠工中表示出来。
面临了此一局势，官僚统治者那套强制和惩罚制度便发挥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所谓“生产责任制”，以及形形式式的什么几“定”几“奖”制，层出不穷，一个厉害过一个，目的只是要把因不满而消极的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劳动战车”上，让他们不能作丝毫动弹。略不就范，则处分随之。自从春季“整社”以来，没有完成“定额”者予以必要惩罚的论调，在中共报纸上几乎每天可以见到了。具体的处分办法虽迄今未见在公开的文献中透露，不过从陶铸的报告中我们看到了“旷工一日扣工资二日”的办法；同时还获悉了一个情形：原来各个公社的“领导”有权任意想出办法来处罚农民。至于较旷工略为严重的“罪名”，那当然有现成的惩治反革命的法例可援，犯者自会很轻易地被送去劳改，受刑事的乃至“军事的”处分。
第五、农民大众与官僚统治层之间的冲突将愈加直接与激列。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这个物理定律，如何在社会政治方面体现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过就目前中国的农民情形说，我们觉得，人民公社制度的本身已成为此种冲突的有力导因。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曾经说了几句很出名的话，他说：“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了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这几句非常漂亮的话，若把“美国人”换成了“中共的官僚层”，把“基地”改成为“公社”，也同样是适切的。中共将“公社”这条索子套住了全体农民的脖子，以为如此可“便于领导”，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条索子也套住了领导者自己的脖子。试想想，既然把所有农民的生活问题七包八包地承担了下来，终究不是说说就算，也不是想放下就放下的。不管好歹，总得拿点东西给人吃下肚，挨饿是不行的，有得吃了，还得看吃的是什么，太坏了不行，煮得太不象样也到底不行。吃的方面如此，生活的其它方面也莫不如此，只有五十斤的力气硬要（或假装要）挑一百斤的担子，结果必然是摔坏了东西又跌坏了自己。一切生活问题，必然是迸发农民愤怒的不断泉源。同时“政社”既然“合一”（实则是党社合一），则农民的每一个不满都必然要向党发泄。党再不能起“超然的第三者”的作用了。农民与共党之间不再有什么掩护物，不再有缓冲。矛盾一经爆发，便直接成了反官僚的斗争。
十七、上面，我们把十个月来人民公社的起因、面貌、作用、机能、发展、改变及其前途作了相当充分的认识，并给了必要的批评。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家，我们的批评不是仅仅为了批评之故。人左则右之，人右则左之，一切为了逞口舌或笔墨之快，绝非我们所愿为。我们有自己一贯的立场，有自己正面的（亦可说建设性的）看法。我们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家。因此，正是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利益，正确些说，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的利益，我们才批评了中共有关人民公社的种种错误与罪恶。也正为此故，我们最后必须把我们关于此一问题的意见与办法列叙出来：
（1）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这是“一乡共产主义”，即人民公社的理论基础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遑论共产主义）建设，尤其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视作须记住此项建设的世界性以及它在一国范围内的暂时性与局限性。因此，我们必须把暂时被迫进行于一国之内的建设看成为促进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步骤或手段，而非自满自足的目的。今天中共正因为把中国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看成为自满自足的目的，而且荒谬地认为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业已建成了社会主义，今后更可独力从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结果便是以残酷的手段榨取工农大众的劳动果实，因而给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崇高事业绘出了一幅最无情的讽刺画。这在国内是大大破坏了工农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国外则瘫痪了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起来挣脱锁链的意志和决心。
不放弃“一国共产主义”这个根本错误的立场，人民公社制度无论如何不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甚至不能对它作枝节的改善，使之有利于而非有害于农民生活与农业生产。
（2）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性的改造，首先要顾到工农联盟的利益。应该把争取农民对工人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视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其次才可以考虑到如何向农民要求更多的物质贡献。即使真正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利益，也绝不允许对农民作掠夺性的饥饿征集。农业的大规模经营与集体经营，大体上必须与工人阶级（本国的与国际的）所能提供的机器化与电气化的程度相适应。因为在原始的人力基础上，除了从事某些公共工程之外，进行太大规模的集体经营，多数是无结果的浪费。当有可能进行集体化时，绝不允许对中农施行强暴。加入集体或合作团体必须遵循人人自愿的原则。
以上是基本的原则立场，下列乃有关乎人民公社改革的具体意见。
1.政府应宣布人民公社不再是强迫实行的、全国一致的制度。各公社社员有权用无记名秘密投票方式，决定各个公社的存废。
2.如多数赞成保存公社，公社当然继续经营，惟个别社员有退出之权，退出者公社应指定相当土地由他使用，任他个别经营。
3.如主张保有公社者占少数，公社当然解散。各农户应根据自愿原则，从事合作社集体经营，少数愿依原公社方法经营者，可助其成立公社。
4.经过社员决定保存下来的公社（下同），其管理和经营必须认真民主化，一切领导干部由选举产生。公社的整个管理与组织工作应由全社选出的公社委员会掌握。政社必须分家，反对劳动组织军事化。
5.公社内成立职工会，这个职工会应属于全国职工会系统，不等于公社内的福利委员会。
6.公社的生活供给制度及其它的一切福利机构，应由公社委员会会同职工会通盘策划。原则上，全年的总收入中，首先得保留作为此项之用的粮食，其次才是“上交任务”。粮食税绝对不应超出粮食税条例所订定的百分之十五。改善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应视作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头等重要任务。
7.反对不切实际的平等主义，更反对以造成农村新特权阶层为目的的、“工资等级愈大愈好”的政策。
8.国家应增加农业投资；在可能限度内，应办理机器拖拉机站，藉以帮助有可能进行大规模耕种的公社或合作社农场。
※※※
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主张作不懈的鼓动宣传。因为诚如我们上面所述，人民公社势必造成共党统治与农民大众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直接冲突，在此冲突中，只有我们的立场才能引导愤怒的农民走上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为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派所利用。同时我们相信，在今天一千多万的中共党员中以及更为广大的先进工人中，一定有不少是诚实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在与群众的接触中，在上层命令碰了壁而不断进行的不光明的改变中，他们迟早会觉悟到史大林“一国社会主义”与毛泽东“一国共产主义”的谬误，他们会认识到公社运动的基本错误何在，因而会有意或无意地找到我们的立场。
只要我们的思想和上述的群众思想摸索会合到一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便可以脱出史大林主义的官僚控制。事情如果真是这样发展，那末公社问题倒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被导上健全方向的一个机缘了。我们必须为此方向的实现而努力。
双山，写于一九五九年五月
注释：
注一：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说国家所有为“全民所有”，社团所有为集体所有，有也不强调这二种所有制在程度上的高下深浅。
注二：钞本传阅后，承同志们指出，说我不应根本否认“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这两种制度间的差别。这个指出当然对的，因为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可以确定这个差别。但列宁和托洛茨基从来不着重或强调这个差别却是事实。（他们根本就不喜欢像“全民”，“人民”那类名词。）在他们二人的了解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执掌着政权”，只要具备了这两个大前提，则农民参加合作社，便是“为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了。”（顺便提一提，列宁在《论合作制》中的这一段话，曾被史大林拿去作“一国社会主义”理论根据的。）因此，即使并非为“全民所有”的合作制，列宁却认为“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合作制往往是与社会主义完全符合的。”（引文均见列宁《论合作制》）托洛茨基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列宁完全一样，在他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文件里，从不区别这两种高度与初步的所有制。因为事情确然如此；既然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那么农民究竟以何种方式实行集体生产，以何种名义（工资抑非工资）分配其劳动果实，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并不具有像今天中共理论家们所说的那种意义。对于农业经营组织方式的上述二种态度（列、托的与中共的）倘若只限于学院式的争论，倒也罢了；可惜它对于农业政策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依照前者：农民之经由合作化与集体化道路走向社会主义时享有很大自由，很大的伸缩性，有时甚至在对农民的私有倾向作或多或少的让步；而依据中共的看法，既然“所有制”的本身具有如此决定意义，那就得集中一切力量，以便在愈快愈好的时间内将“所有制”从较低的提高到高级的，从“集体的”提高到“全民的”。
（校注1）：出自《伟大的创举》，中译本现收于《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中文第二版。
（校注2）；即《法德农民问题》。 |
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王凡西，1957年9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原校对版：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约1958年）
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王凡西1957年9月
录入者按：本文本应作为《双山回忆录》的最后一章发表，但因为篇幅问题在出版时删去了，最终在《王凡西选集》中了却了这个遗憾。（见《陈独秀研究动态》第六期本文第一部分的编者注，里面也谈及本文原标题是“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在《选集》中发表的标题则是“从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这里沿用原标题）原文中的一些繁体字特有用法如“籍以”、“叙述”已改为常用用法，人名改为通译。中马库之前的旧版有一些引号在《选集》版中被删去，这里为阅读方便予以保留。原文有不少漏字，或许原稿本身如此。我把一些很明显的补上了。
一
在长期寂寞的思索中，陈独秀的影子常在我心中徘徊。我根本不同意他的「最后意见」，整个托派中也没有一人完全同意他的。但我们不能不承认，陈独秀的意见不管正确与谬误，总触及了我们时代思想的几个中心问题，所以我愿意借他书中的几个论点，略加检讨，略加发挥，借以结束我几年来思想情况的叙述。
首先让我们看看他关于革命独裁的意见：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见《我的根本意见》第九条。）
这条意见里便包含了根本错误与促人深思的两方面。
一个阶级经过其政党实行独裁，不仅理论上说得通，而且事实上经常有（差别只在于各该独裁的程度不同）。至于有深度的社会变革，不论它是反动抑是革命，为要确保其胜利与成果，从来都要采取独裁形式的。所以说根本没有无产阶级独裁这样东西，在理论上是无视了革命史的教训，在行动上则等于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
革命专政之不可避免，乃决定于新旧阶级统治交替中的暴力性质，决定于除旧布新时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又决定于任何革命政权都必然要遭到国外反动政府的明暗反对这些情形。不能凭人们的愿望来加以取舍，也不能以道德标准来予以批评。只要你承认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需性，那么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中，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情况中，你总得承认多半是必须经过革命独裁这个手段的。
第二国际诸政党为要避免独裁的罪恶，主张选举票是工人阶级唯一赖以取得政权之道，也是当政后实行社会主义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只是自欺欺人。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了他们的「工人内阁」从来不曾真正侵犯过资本主义，因之我们可以断定他们将来也不能实行社会主义。
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充分讨论了并确定了关于此一问题的立场，我们此地再毋需多所辞费来批判陈独秀的此一错误。
不过，我们自然因革命专政之不可避免，就忽视了，或竟认可了专政所能带来的一切副作用，有如陈独秀所列举的。尤其是生当今日，历史让我们饱看了斯大林式独裁的种种可怕罪恶之后，倘仍以为它们不成问题，无可避免，或竟以为理所当然，视之为革命大手术进行中必有的痛苦，那就是非常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根本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罪恶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
1956年1月，当波兰正与克里姆林宫斗争，法国的斯大林主义者斥责波兰共产党不该试图「民主化」之时，波兰的一位理论家回答得好：「被塞尔文（按：此人为法国共产党书记处书记）大大发挥了的列宁关于被推翻的阶级会付诸武力以求报复的理论，确是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一。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停止在这儿。各人民民主国家充满黑暗与光明的历史上的新经验，使得我们今天可以超越某些观念。」
是的，人类经受了三十余年（我们且从1923年苏联的工人专政开始堕落算起），独裁政治的黑暗祸害，并且同样的独裁已经移植到许多新国家中以后，今天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该停止在宣扬专政对于革命的重要上，而且应该走向前去，指出革命专政民主化的重要，使它只能为善不能为害的重要。
如何才能使一个革命专政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而非一党专政，更非个人专政？如何才能使革命专政不像过去历史上一再证明的那样，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可分离」？在今天，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说它是现时代有关乎人类命运的中心问题之一，那是一点都不夸张的，今天全世界所有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竭尽心力，以便在实践和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
希望发明几条政治道德的「无上命令」，或摩西十诫式的教条，借此一劳永逸地医治及防止因革命专政而造成的种种祸害，那是唯心主义的空想。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主义的罪恶时，从来不忘记指出其主要根源在于俄国经济的落后及俄国革命的孤立。只有记住这两个基本原因，才能正确而不夸张地估定斯大林在使苏联堕落过程中所起的罪恶作用，才能正确解释十月革命所创造的优良制度何以为变质，才能了解斯大林所自创的一切反动制度何以能建立，才能有效而非空想地订出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办法。在这里我们是必须从基础去看上层建筑，甚至去看上层建筑所及于基础的影响。
斯大林的性格与思想，对于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形成，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占有什么成分，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讨论得非常精详，我这里自不必再谈。我这里预备约略涉及的，乃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布尔什维克主义（亦可说列宁主义）的某些关于工人政党和工人政权的组织思想，是否供给了斯大林以便利。
许多反斯大林的人说道，斯大林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斯大林本人及其所有信徒们，亦都如此说。
陈独秀不曾如此说，他只是说：「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他不曾在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但他以为列宁把资产阶级民主一笔抹煞，恰恰给了斯大林以反对任何民主的借口。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是始终同意托洛茨基的见解的：斯大林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的反对物。我从不同意陈独秀对民主的抽象看法、他那超阶级的看法。
不过我承认：斯大林建立其野蛮独裁时曾经利用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某些观念，以此作为护符，作为招牌。这些个观念，有的是真正属于列宁的，有的是被可怕地曲解伪造了的，有的则在具体特殊的情况中列宁当作权宜性的办法提出来的。斯大林党本是一个历史上空前巨大的伪造工厂，它们曾经伪造出一切需要的「列宁言论」来支持他们每一个反动的步骤。关于这些，我自然不能在此叙述。在此地对我们真有兴趣的，只是被斯大林利用了的某几个列宁真正主张过的观念。布尔什维克派关于工人政权结构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让苏维埃兼享立法与行政之权，反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制，尤其反对国会那个「空谈俱乐部」。这个思想，原本继承自马克思所分析并加赞扬的巴黎公社经验，同时亦为当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利益所需要，被客观进程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我们欢喜不欢喜，只要我们真正关心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真欲保卫革命的胜利，真欲镇压反革命与防止其复辟，我们就得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工农兵会议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出来的政府。在这一点上是不允许有丝毫怀疑与动摇的。
与此同时，我们却还必须注意到斯大林借此思想以达成其个人专政的经过。开始是苏维埃的代表职权被限制了，他们不再能创制法律，监督行政，实行宪法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他们仅只能够聆听「首长们」的冗长报告，「全体一致」予以通过，并毫无异议地接纳内定的下届政府名单。后来，这种形式的苏维埃大会都不召开了；甚至执政的苏维埃机关也名存实亡了，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实则集中于党的政治局，更进而集中于总书记一人之手。诸凡一切「民选」的政府机关，简单只是办理一些总书记交下来的事务工作而已。真正的权力，无论属于行政、立法或司法，都是总书记经由秘密警察来实施的。
列宁的由苏维埃独揽工人国家大权的这一思想，便如此这般地堕落成斯大林的个人警察独裁。
我在这里自无须再提起此种堕落的客观原因，想加以提出的只是：为要在一定范围内医治及防止此种个人独裁起见，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首先我觉得：「工人政权必须集中」这一个思想，应该用另一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旧观念来补充，那就是，统治机构各部门之间的「互相箝制与互相平衡」（checkandbalance）。别以为由工人与老革命家出身的统治者永不会滥用权力，或者不会变成官僚。只要国家存在，只要社会尚保有统治与被统治分别，官僚堕落的可能就永远存在。为了反对官僚专制，自下而上的民主自然是最有效的解毒剂，可是同属上层的内部分权也是一个重要措施。列宁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虽然直到他逝世之前，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官僚制度，只来得及提出三个可注意的办法：1、党的中央委员会人数增加；2、工会应对政府机关独立；3、设置工农监察委员会并提高其权力。这三个办法，如历史所证明，并不曾阻止工人政权的堕落，而且工农监察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反而成了斯大林完成其特尔米多反动的一个得力武器。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一切趋向于「箝制与平衡」，趋向于「集体领导，相互监督」的企图是徒劳无功的。从列宁逝世前提议的那几个反官僚主义措施中，我们应该更加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集权制，应该用同阶级内部的分权制来加以民主化。列宁在分权化的路上没有走得多远，因为他遭遇到这个问题并殚思竭虑来予以解决之前，不幸他的命快临近终结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后起的马克思主义者。
托洛茨基继承了列宁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在此方面，他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与他完成十月革命同样伟大的贡献。不过对于「箝制与平衡」这个古老的民主观念，托洛茨基是不甚感到兴趣的，至少，就我所知，他始终不曾在任何文件中，提到过要拿它来补充集权观念。
我觉得，今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应该在这方面予以较多的注意和发挥。
我并不以为，工人国家中实行了「三权分立」后便有了足够的保证，使它不至于变成个人独裁，不至于发生猖狂的官僚专政，不至于重演莫须有的大冤狱。但是至少，我们必须承认，此种分权制是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化的重要保证之一，因而也是工人国家不至堕落的重要保证之一。
其次，我要谈谈反对党的合法存在问题。我们知道，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是一部派别斗争的历史，布尔什维克主义乃是在派别斗争中锻炼而成，甚至十月革命也是在派别争论中完成的。在苏维埃国家存在的最初几年中，革命政权的任何一个向前跃进，无一非经过了激烈的党内斗争而遂行的。那时候的派别及其相互间的斗争，正如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所指示：矛盾乃进步的动力。一九二一年三月间举行的第十次联共党大会禁止了党内派别存在，虽然是一个权宜之计，但如后来历史所证明，实在是贻害无穷。这个禁令事实上不曾能禁止派别，却给了占上风的某一派别以法理的借口，去禁止、迫害和用非政治的手段消灭反对者。斯大林的反动行为在初期，即当他还不能用罗织的方法来打击同志以前，几乎完全假此一禁令以行。甚至到了今天，新的斯大林候补人赫鲁哓夫，为想建立其独裁地位，也还是棒出这个古老的禁令来，借以放逐斯大林的嫡系人物——莫洛托夫与马林可夫等等。
「党内无派，党外无党」这个非常反动的公式，构成了斯大林主义反动理论的几个基石之一，它实质与列宁的基本精神完全不符。但历史的不幸却在于：通过此一决议的联共第十次大会有列宁参加，而且决议为列宁所提出。这就给了「不肖门徒」以充分理由，去称此一公式为不折不扣的「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了。如今不但是苏联共产党，而且全世界的所有共产党，都奉行了这条「路线」，使共产党变成为「绝对统一的」，即由一派独裁的，亦即由一人独裁的组织。事实上，在一个群众政党里，光想靠思想的说服力来完成和维持这样的统一是绝对不可能的，只能借助于特务的恐怖手段。由此便产了不断的清党、党内残杀与史无前例的冤狱。
如果在一九二零年代人们还不易看出这个禁令的荒谬和反动，那末现在，我们读过了二三十年来由数以万计的全世界最优秀的革命者用血泪写下的历史之后，我们总该充分认识其反动本质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党究竟应如何处理其内部生活这个问题，我想托洛茨基在1940年为美国托派所规定的四点保证，应该被我们奉为「圭臬」。那四点是：「1、不禁止派别；2、除了共同行动所必须的某些限制外，对派别活动不加以其它限制；3、正式的刊物自必代表那由新的大会所确立的路线；4、未来的少数派如果愿意，可出版一份给党员看的内部公报，或出版与多数派共同的讨论公报。」（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101页。）
革命党内部派别的合法存在，乃是党内保持民主的一个最重要条件。在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的国家中，代表劳动阶级各倾向的人们可以组成政党，也是使落后国家不致官僚地堕落的保证之一。托洛茨基非常重视这个保证，所以写进第四国际的纲领中。
总之，无产阶级独裁政权的组成倘能放在「箝制与平衡」的原则上，这个政权下面倘容许不同倾向的劳工政党存在，而执政党内又若准许各派共存，那末，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虽然仍无免于官僚堕落的绝对保证，却至少会赋有坚强得多的抵抗能力。
没有人能发明一种药方，使无产阶级专政能绝对免于官僚化的堕落。纵使在「法理上」与思想上，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政权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而它们在事实上施行到如何程度，以及它们的实施对于民主化的体现有效到何种程度，仍然是要靠各该政党之内与各该政权之下的诸倾向的斗争去决定的。
不过，这绝不等于说：「法理上」与思想上的种种确定没有价值。为使独裁下面那些民主化斗争的易于成功，这些确定和认识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二
如果我们确认了陈独秀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错误，那么他关于民主的某些见解。我却认为是值得重视的，例如他说：
「……民主之内容固然包含议会制度，而议会制度并不等于民主主义之全内容……议会制度会成为过去，会成为历史残影。民主则不然也，苏维埃制度若没有民主内容，仍旧是形式民主的代议制，甚至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还不如。」
「……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
「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以上引文均见陈独秀《给西流的信》）。
陈独秀这个见解，实际不是他的独创。马克思主义原本分清楚为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议会制度与人民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所争得的民主权利。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多半要打碎议会制度，他们坚决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仅仅与永远限制在议会斗争的框框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以致让此「民主」像套索似的绞杀无产阶级革命；但在同时，他们从来主张要保持并扩大民众在资产阶级政制下所已争得并已享有的民主权利。当初苏联打碎了议会制度，却并不废弃那些民主权利。苏联人民之被剥夺此种权利，一如历史所示，是经过了内部反动的、即它乃是斯大林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以后的事，陈独秀把这笔账算在列宁身上，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
毋须说，经过了斯大林的黑暗反动之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当年更应看重专政之下民主权利的保障了。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同意民主权利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相辅相承，决非相拒相斥的情形强调出来，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以专政名义取消任何民主权利，将一切民主权利扣上资产阶级帽子的绝对反动做法。
正像当年列宁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来反对考茨基的民主拜物教一样，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保持和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权利的必要，借以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独裁疯狂。在这样做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应该像陈独秀那样，把根本立场退回到考茨基主义。
在过去，我们把议会制乃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这一点看得太呆板了。议会制度与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只是在以下的意义上，即在官僚制度与军国主义业已巩固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无产阶级绝无可能通过议会制度来走上政权，来推翻资产阶级在政治与经济中的统治，来真正实行「剥夺剥夺者」的革命，为要达此目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定得绝不顾及议会制度的束缚，得主要地凭借本阶级与一切被剥削阶层的组织力量，在主客观有利的条件之下，实行多少含有暴力（多少程度视被革命阶级的抵抗而定）的革命，打碎旧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包括议会制度在内），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借以镇压被推翻阶级的对抗，巩固革命胜利，并发展此胜利以走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此种情形中所以要打倒议会制度，并非因为它是民主的，而是因为它是反革命的，因其实权操在资产阶级手中，妨碍着打倒资本主义的革命。
如果说，某一国家的议会因为当时当地特殊的阶级关系之故，它不妨碍无产阶级的革命，那就不须解散议会，仅仅按民主方法，清洗其内部的反革命少数就够了。
无产阶级革命并非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中均与议会制度有冲突的，在革命未胜利前固然要利用议会这个讲台，便是当革命胜利之后，也并非不能采取议会制的。真正的苏维埃（即未被斯大林官僚化和事实上取消以前），其实就是一种议会制度。它与旧议会制度不同的只在于它抛弃了「全民」的谎言，老老实实说明它是具有阶级差别的民主制，同时它不仅有立法权，且兼有行政权罢了。
今天苏联的苏维埃与「人民民主」国家的议会，非但没有行政权，而且也无立法权，它们拥有的仅是听取报告权鼓掌喝采权，与一致通过权。这些议会，诚如陈独秀所指责，非但没有高于或优于资产阶级的议会，而且比后者更不如。
今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议会（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好），如何能恢复旧议会制所含有的民主优点，增加和扩大这些优点，使它们、也因而使那些国家，真正成为高出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组织——我以为是我们这代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任务。
无产阶级不要民主而只要专政这个笼统的观念必须抛弃。
然则，保障充分民主权利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观念是否站得住呢？它有无现实性呢？
托洛茨基是这一观念的最完备的代言人。正因此，他一方面被斯大林骂成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孟雪维克，另一方面被杰拉斯斥为「非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两个不同方面的共同立场是：要专政便不能有民主，要民主就不该专政。二者等于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然而世界人类的历史出路，若就比较抽象的观念上说，却正是要解决这看似水火的矛盾，正在于鱼与熊掌的兼得。无专政就不能完成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无民主不能使革命存续乃至前进至社会主义。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那末历史已经有足够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人类只好陷进到野蛮主义——不管其路径是直接由资本主义出发，或绕道斯大林——拉科西——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历史既如此迫切地提出了这个矛盾，它自然同时提供了解决此矛盾的条件与可能。负担此解决任务的物质条件是早已成熟了——至少在全世界范围内。意识上的条件，至少在根本上和大体上也早由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提出来了。目前在这方面尚嫌不足的，据我个人看法，只是上述使无产阶级专政民主化问题上，一些更具体、更明确的措施罢了。
为使清楚明白起见，兹将我的看法再简单地归结如下：
一、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经过其政党想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的与经济的统治，必须凭借武力革命，建立剥夺剥夺者的专政。因此，十九要破坏资产阶级统治的传统方式——议会制度。能「和平地」通过议会制度完成此一变革，如果不是绝无可能，至少也只能视作极小可能的例外。
二、如此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绝对不必，而且绝对不应取消在资产阶级民主制下面人民所已争得的种种民主权利，它们包括：人身保障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自由以及罢工权等等。
三、由全体劳动人民选举产生的专政机构，应彻底受选举人自下而上的监督，并事实上可随时被撤换，同时，专政的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机构的手中，而应实行分权，俾收「箝制和平衡」之效，借以防止个人独裁的产生。
四、专政下面应允许反对党存在——自然我们只能让拥护革命的政党存在。至于哪些政党合乎此一条件，应由工农自由投票决定。
五、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必须容许反对派的存在，绝不允许以组织制裁，特务手段，刑事迫害来对付不同意见者，反对以思想入罪。
七、无产阶级的专政绝不应该变成一党的专政。由部份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工人政党，决不能代替由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执政党的决策必须首先在真有权力的，包括反对党派在内的议会（或苏维埃）中提出与通过，然后由政府执行。执行中仍受议会的监督。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到一点，即南斯拉夫与斯大林破裂后所竭力提倡的一个观念。鉴于政治民主实际上乃是经济民主的反映，鉴于在绝对集中的经济控制下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民主，因此，他们认为，为使社会主义的民主有其物质的基础起见，应实行计划经济中的分权制与自治制。迄今为止，南国在这方面的成就虽不显著，但在基本方面却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
上述种种，其自身自然不足以挽救一个革命政权的官僚堕落：但因它们并非凭空设想，而是从血腥史实中得出来的教训，故若明确地规定下来，等到专政国家民主化的条件更为成熟之时，一定会大有助于那些国家中工农的反官僚斗争的胜利，并使新的革命政权自始就免于官僚化的毒害。
三
陈独秀并没有提到如下的问题，例如：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可以比先进国家更早建立工农政权，由此走向社会主义？以政党为中心，以秘密斗争配合公开活动，藉以积聚力量，组织群众，终于在条件成熟时凭暴力夺取政权，是否符合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占人口中少数的革命者及其群众，以此一方法走上政权，是否为斯大林式独裁制的先天性来源？
这几个问题，曾经是，目前仍然是，一切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汉诺夫等辈，提出来反对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领导的十月革命的。同时按照理论说，他们也比陈独秀在「最后意见」中所揭出者更为根本。陈独秀的立场，如果发展到彻底，原应该与考茨基采取同一态度，根本否认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工人可以组织政党来领导革命，根本否认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组织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根本否认凭借军事斗争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可是陈独秀不会这样否定，他至死不会对这些根本意见提出疑问。在我的回忆录中，读者可以看到，他非但没有象考茨基那样，诋十月革命为兵士革命，甚至还积极主张我们托派该作军事斗争的。至于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应该组织政党来革命，这种革命可以而且应该以社会主义为目标，那是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肯定了的，至死不会在思想上放弃它们。
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实没有发展到它们逻辑的最后。当然，逻辑的「不足」恰好是它政治上的「有余」：他毕竟没有完全陷入第二国际的泥坑里。不过为了帮助我们清楚思想起见，我们却应该把他没有发展的发展出来。
在他那篇「根本意见」中，陈独秀只是非常感情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如彼而不应该如此，应该民主的而非独裁的。至于事实上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为什么独裁而非民主，他简直不曾思考过。他只是教人「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言外之意，就是说，罪恶的最初来源倒在于列宁关于民主的见解。
这种看法不但唯心，而且肤浅。要想解释无产阶级政权之为独裁而非民主，自须在社会的实际阶级斗争中寻觅理由。要想解释那个独裁政权之堕落成可怕的专制，自须从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准，从取得政权与防卫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以及从革命和反革命的国际关系上去寻求。
第二国际中「最正统的」理论家们，从来喜欢摘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的那句名言，即是说，一个社会制度没有竭尽它生命之时不会让位给另一种制度，新的社会制度当其存在条件尚未充分成熟时，不会去代替那个老制度，他们摘引它来反对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按照他们的指责，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要在资本主义烂熟的先进国如英德等国中首先发生，绝对不能在落后的俄罗斯硬造。社会主义者如果利用暂时的行情性的有利局势，打破了资本主义的脆弱环节，以此建立工人政府，则不管那些社会主义者主观上的意图如何善良，而结果那个「工人政府」必然要堕落与变质，变成为绝对非社会主义的政权。
此外，「正统派」们又有两个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十月革命的传统理由，那就是：（1）「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2）「工人阶级只有应用民主手段来争取政权，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根据前一个命题，他们便认为：由少数革命职业家组织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阶级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为了后一个命题，他们认为革命党应用暴力和阴谋手段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民主的，因为，据他们说，手段决定目的，暴力的手段只能产生暴力的政权。
总括起来说，那些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最初用以反对十月革命，其后用以解释斯大林暴政的主要理由是：第一，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本者本来不可以，因而是不该夺取政权的；第二，工人阶级只有凭它自己的组织和力量去实行革命，才能于胜利后建立真正属于工人与为工人的政权；一切由非工人出身的「政客」所策划的革命与所建立的政权，必不可能是工人的政权。第三，民主的工人政权一定要靠民主的普选手段来建立。
这些说法「我这里不再细分其中机会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成分」，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却必须承认它们比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更彻底与一贯的。陈独秀如果要把他的绝对民主论贯彻到底，就得接受这些个说法。因为它们虽然是错误而反动的，但至少有局部的客观的「唯物主义的」根据，也在某种限度内，符合于某些历史事实的表象。陈独秀的民主发展论却是唯心的、主观的、以愿望来代替事实的。
近年来，形形色色的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看到了苏联和另一些新建的共产党国家中的极权措施，竟在回顾中承认了考茨基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真理」，他们把我们上引的三论据，当作了一切共产党国家所有罪恶的根源。
我自然不必在这里重述列宁主义与考茨基主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今天，我们虽然亲身遭受了一个斯大林政制的残酷迫害，但是我仍旧相信：真理在列宁一边。我相信，在经济落后国家中，社会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夺取政权；我相信、为达到此目的，那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必须与应该受着一个包括大量非工人出身的革命「政客」在内的革命党领导；我又相信：工人阶级仅凭普选制度，特别在根本没有民主传统的落后国家中，绝对建立不起工人政府；我相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及其政权的建立，至少在现有历史条件中，无法不经过武力斗争。
三四十年来我们看见了不少次真的与假的无产阶级专政，让我们看到了不少光明面，又看了更多的黑暗面。这情形，当然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宣布上述的所信为不够了。痛苦的经验给了我们教训，而教训则更使我们认识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精深而正确。如果我把上述三点称为列宁主义，那我们应该坚决地说，列宁主义倘不着重地用托洛茨基主义来补充，则势必要堕落为斯大林主义。
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基本战略是：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条件成熟时，可以而且应该起来打倒各该国较脆弱的资产阶级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以此作为一个有力据点，去推动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把本国的经济作有计划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改造。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二人都接受列宁的看法。但托洛茨基特别看重落后国家工人政权的第一个历史任务（这正是列宁自己所着重的）：推动世界革命；斯大林则完全着眼于第二个任务，即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
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意即大大地提高一个国家内的生产力，唯一办法只是：疯狂地榨取本国的生产大众的劳动价值。由此便发生了斯大林制度一切政治的以及经济的野蛮主义。
所以问题很清楚，关键不在于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应否先于先进国兄弟们去夺取政权，而在于夺取了政权后的做法，亦即在于这政权在国际阶级斗争中所应取的整个战略方面。若将它作为世界革命的一支部队，一个坚强保垒看，它便有健全的社会主义前途；反之，若将它囿于一国之内，希望「自力图强」，即必然要堕落成野蛮的专政。
陈独秀探究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却不从不断革命与「一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出发，自然要陷入唯心与玄学的错误中了。
一个国家，尤其是落后国家，它的工人阶级如果首先取得了政权，无论其本身的命运、其民主设施、乃至其社会前途，都只有在革命之既深且广的不断发展中，才能获得保障。若想在「一穷二白」的「祖国」的基地上，仅凭一腔主观的「干劲」来建设「社会主义」，则非但政权的民主化根本谈不到，便是政权本身的存续会大成问题。
总之，当我们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化而斗争时，不应该像陈独秀似的抽象地反对独裁，更不应该像考茨基们似的，根本反对工人阶级在落后国家先行实行革命，而应该像托洛茨基所指示的，以全力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一国共产主义。
1957年9月 |
王凡西：两种不断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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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断革命论
王凡西
中共最近标榜「不断革命论」，其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替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即：无休止地压榨人民的政策，找寻经典著作中的借口。不过除此之外，有个更基本的意义，却不能从他们的荒谬标榜中看漏过去。那个意义是：不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反对不断革命论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此次毛泽东们本身的胜利，正确些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抓住逼上身来的胜利，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在客观上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被动地、违反他们意志地、经验主义地、在基本路线上走上了他们一向反对的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抛弃了一直信以为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
根据中共一向的主张，「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前者，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联合政府」；为了实现后者，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意见是十足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符合于门雪维克主义。在「论联合政府」那本小册子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此一规定在共产党党纲中的阶段论立场，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
「……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的彻底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他反对一些人，实则是反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说：「另有一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原来是这样的：它将在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之下，长时期地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奋斗。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太多而非「太少」之时，中共才准备改取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动摇私有财产）而奋斗。
记得周恩来在某一次谈话或演讲中，曾将「大约二十年」这个明确数字来代替毛泽东文章里的「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九年来的事变发展，究竟如何「证实」了中共的理论。
首先，在1949年10月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实质上并不是一向宣传的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也不是代表了所谓四阶级的联盟，它乃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历史利益上仍可算是工人政党，那末它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共的理论，此种政权只当在未能前定的更高的阶段上才能建立的。
不错，这个「人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开了协商会议，起草了「共同纲领」，诚心诚意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想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而事实上，中共政府也确乎做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是说，它确乎压制了阶级斗争，以此想谋得它历来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但是结果怎样？毛泽东所预约的「长时期」与周恩来规定的「二十年」，却证明出只是短短的一个「蜜月」。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这个「蜜月」大约延长了两年：从1949年秋天开始，到1951年冬天为止。「五反」运动结束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恩爱时期。在此后的三年半内，中共应用了它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大小资本家彻底打垮了，榨干了私人资本家所有的资金，粉碎了他们再度进攻的力量。因此，在1956年的1月间，以短短十天，完成了全国各大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部工商业被置于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就这样，中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完结。
原本要「长时期广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却在短期间未有发展之时就被摧残了，这到底证明了什么？有人说，这是证明了共产党的口是心非，证明了它以诡计谋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我们承认，斯大林党与信义无缘。他们永远是口是心非的欺骗家。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如此解释他们的「背信弃义」。这里，他们倒是愿意守信，藉以证明他们的阶段论的。提早翻脸，乃实逼处此。「五毒」上身，想和资产阶级百年好合而不可得了。中共的五反，很像是一个嫖客染上梅毒，殴打妓女以泄恨。口口声声骂妓女「以怨报德」，徒见其蛮横与无知。既欲玩妓，就该知妓身有毒。既然要「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怎能怪资产阶级传播毒素？（毒素多着呢，岂止五哉！）所以「五毒」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它们只是证明出斯大林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证明出他们有负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教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切毒害，尤其清楚它在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所能发挥的无穷毒害，因此我们从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一走上政权，必须坚决地（当然不是无步骤地）动摇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任务。斯大林毛泽东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私人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之后，所以即使在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后，还要保护与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招致了资产阶级方面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绝非毛泽东们预先设下的诡计，而只是在资本家进攻之前的应变（对外的「五反」乃是对内的「三反」之继续。）如果不来这一下，姑且不谈别的，就光拿行贿一项来说吧，在短短期内已经使共党干部可怕地腐化了。中共为了自保起见，不得不进行「五反」。「五反」一开始，则由于斗争逻辑使然，甚至只由于经济生活与生产活动的持续使然，又不得不进行「全盘公营」，从而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提早走上「社会主义」。
这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们在事变的打击之下，仓皇间抛弃了阶段论，不自觉地采取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论，难道还不明显吗？
孙悟空尽管可以嘲笑如来佛，但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猴子筋斗毕竟翻不出托洛茨基的手掌心。
中共在农村中「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更有趣。依照「共同纲领」第97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需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清除「封建残余」，让农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规定当然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展怎样呢？请看被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报告：
「西宿乡在1951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助组。1952年和1953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量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和投机商人「生财之道」，就像瘟疫一样的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取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来我这里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了九亩田。到1953年，全村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1953年的统计，全乡卖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下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
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你看吧，还只短短的发展了两年，投机商和富农的「生财之道」便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而最有趣的是，全部九个共产党员，五个做了投机商，四个变成了富农。这真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由「共产党员」带头的。但只要是资本主义任其发展，新式的也终于会变成旧式的。经济必然要走老路子；而且它还要反映到政治上！中共政权如果不跟着投机商与富农的党员走，就得根本下台，让位给表里如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统治。这个客观形势，逼出了1953年秋季中共中央的所谓「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农村关系中，也完全经不起实际阶级斗争的考验，因此被逼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放弃了。
1953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情形，以另一方式暴露了中共政策的罪恶性。依照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的序言中说：「……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结果如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果然如期实现了，可是到了1958年的秋天，即比毛泽东预期的三四年提早了一两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非但完成了由半到全的」「社会主义」转变，而且于一转眼间竟实现了「人民公社」，据说已进入「共产主义」的门坎了。苏联立国四十年，在较高的经济水平上与较少的农业人口中，应用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只消九个年头，就把中国的乡村和平地带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难道中国真有神秘莫测的国情吗？或者毛泽东真有什么缩短历史的法术吗？当然，这两者都不会有的。有的只是中共宣传家们违反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谎骗，有的只是共党官僚不顾一切，残民以逞的「大冒进」。这是中共历史上屡见的两种跳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义。不，即使在这样的跳跃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些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彻底破了产，迫使毛泽东们于惊惶失措中进行「不断革命」。这个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文中，曾以非法压抑的口气提到了，他说：
「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九年来发展的大事，几乎都没有按照毛泽东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实现的。
不是吗？你看，毛泽东们原来想成立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藉此实行新民主主义，长期间与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这个「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他们才「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见中共党章提纲）而事实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共产党的独裁，它想广大发展的「新式资本主义」却原是「五毒」具备的古老资本主义，因之共产党政权即使为了它本身的存在计，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废物箱，不得不从政敌手里偷取「不断革命」的武器，不得不在城市和乡村中打击私有财产。在不少方面，他们甚至比当年俄国革命后更快与更早地走上了「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你看，毛泽东们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不光明的、半吊子的「不断革命论」者。
我们说，毛泽东们为客观形势所迫，不自觉和不自愿地走上了不断革命的路子，并不就是说他们走对了。相反，正因为他们走上这条革命的战略道路时的特殊情形，虽能因此解决了一些革命问题，同时却造成了与带来了许多的、或许是更多的，有害于革命的罪恶。譬如说：
「政权问题」，如果他们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他们却偏偏戴上「人民民主」的假面具，装饰着「各党各派」的花瓶，以此使无产阶级迷惘，使有产阶级因「上当」而生怨怼，而最坏的，使广大的真正人民觉得共产党与过去所有的政党一样，是将政治建筑在欺骗之上的，口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工商业改造问题」，如果中共真的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那他们就该知道，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是一回事，发展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该知道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而只能经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因此，他们就该像十月革命时候的布尔雪维克一样，在胜利的翌日即行发布「剥夺剥削者的命令」，以坚定的步子和现实的步骤来赎买或没收大工商业者的资产。这样办，在国家方面不会蒙受「五毒」之害，在被剥夺的大工商业者方面也不需经受「凌迟处死」与「三收三放」之苦。中共不能以堂堂正正的社会革命名义强迫资产阶级作出历史性的牺牲，而却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基础上，深文周纳地、鸡零狗碎地，课逐个工商业者以小偷毛贼之罪，逼其「自愿地」走上倾家荡产、名裂身亡的绝境。这样，中共便在最广大的城市民众中，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誉。
中共、以至苏联集团，曾经把中国的「工商业改造」说成为创造性的经验，那是彻底的虚伪的。（当然，如何把数量庞大规模极小的工商业导上了合作道路，其经验值得人们好好学习。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以刑事司法的小手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不但使人迷失方向，而且会在各方面撒布腐蚀性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对的是过了时的阶级和制度；个别的人身攻击，决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中共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尚有广大的发展前途，他们要保护这个剥削制度。另方面，却造成种种「法律」陷阱，使资本家们像逐个「入瓮」，以至「自请改造」。中共以为此种手法乃适合新中国国情的巧计，殊不知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此种显然与中共政纲不符的政策，非但不能让劳苦大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公正，反倒让他们看出共产党的口是心非、阴险毒辣，因而很多人暗中同情「被欺骗和被凌辱的」资本家们。（无数小老板的被欺骗和被凌辱是真正值得同情的。）
在农村问题上，中共于被迫放弃资本主义道路，执行「不断革命」之时，给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描绘了最残忍与最荒唐的讽刺画。根据最起码的马列主义，一个真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政权，不可能建筑在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上，当反对地主的民主革命阶段一经走完，农村阶级斗争会立即尖锐地爆发。此时当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应该立即紧密地依靠贫雇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在俄国革命中，这过程大约延长了七个月。据列宁说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阶段结束于1918年6月11日发布的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但为使这个阶级斗争纳入「社会主义的」轨辙，即使在斯大林那种专横与主观统治之下，也是开始于十年之后，即1928年。而集体化的最后完成，还要迟至1933年。我们知道，斯大林的那次集体化，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大约有四百万至一千万的人因此死亡（由于直接迫害与饥馑结果）。托洛茨基曾经给了及时的警告，事后更不断指出这种集体化的罪恶，譬如在第四国际纲领中，他就说：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眼中恢复社会主义的纲领，便必需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体化办法，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
为什么托洛茨基要反对斯大林们在农村实行的「不断革命」呢？因为根据马克思派的传统见解，要小农们放弃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制，必须：第一、能在较高的技术水准上（大规模的机器耕种）进行集体经营；第二、必须用事实教育而非官僚刺刀，让农民知道共营比单干有利。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而强迫集体化，结果只能是可怕的奴役、悲惨的死亡、农业生产的普遍低落，以及工农联盟在精神上乃至事实上的破裂（注）。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中共在这方面的情形。首先，毛泽东们与当年的列宁不同，认为农村中将长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列宁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办法，他之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办法，乃是一种有意的与公开的让步，故时机一旦成熟，立即宣布了土地国有。）等到富农阶级公然打进共产党以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而一经走上这条道路，则非但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上面指出的那两个条件，而且还没有最「冒进」的斯大林的耐性，把反富农斗争延长十年，集体化过程延长五年，他们倒是真正地「毕其功于一役」，在短短的二三年内，竟把比俄国农民更落后五亿几千万的中国农民，带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甚至踏进「共产主义」的大门了。天下如果真有奇迹的话，这该是道地道地的奇迹了。
不错，我们从来认为，旧中国的农村关系与俄国革命前的农村关系有很大不同，地主势力比较单薄，资本主义关系则远较发展，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或集体化，亦必较实行于苏联者为早为速。这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比俄国当年更不实际，也更加反动。1956年以还中国农村面貌之迅速改变，一方面在证明着那个理论之不实际与反动，他方面也表示了不断革命的客观需要。但毛泽东们一经在右边碰了壁，急速地转向到左边的时候，农村社会化的发展竟可以加速到此种地步，那总是荒唐的。在这里，我们将不谈论中共突然提倡「人民公社」运动的真正动机，这个运动有多少符合于客观需要，它对农民大众的利害如何，以及它的前途和中共统治之间的辩证式的相互影响如何。（这些将另文详述）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依据共产主义的常识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要想在低下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基础上，用人为的「不断革命」方法，硬生生造成农业的「共产主义」，即使是「萌芽」也罢，却总不能不意味着大量的强制、普遍的奴役，以及生产之无法真正提高（甚至会猛烈下跌）。
然则我们怎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中共对「不断革命」的歪曲了解和荒谬应用，在取消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上面，发挥到了极致。在真正用得着渐进，真正需要有长期历史过程之处，他们却要「一步登天」。不错，智体城乡之间的差别是数千年来阶级社会的结果，也是社会产生阶级剥削的原因之一，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需取消这两种差别。但它们跟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完全不同，绝对不能藉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几场斗争可以完成。若以为靠几个干部「升帐挂帅」，放一些明星教授下乡种田，拔几名劳动模范进大学读书，乡村里建立几座小工厂，城市工人种几亩蔬菜地，如此就已取消了这两种差别，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当然，我们完全拥护种种合理与可行的走向此种取消的办法。我们尤其主张认真地而非宣传地、自觉自愿地而非意存惩罚地、经常将国家干部与在业工农交换工作，藉以造成真正的而非「理论上」的工人国家。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智体与成乡差别的实际取消，只能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才可思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斯大林毛泽东们口中与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则只当全人类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平均的生产力已高出于目前美国所已达到的水平（或甚至数倍）才可思议。
在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之内而想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实现共产主义，那是反动的幻想。其所以是幻想，因为它不可能实现；其所以是反动，因为它硬要实现。硬要实现，就只靠一个全能的野蛮的官僚独裁，通过庞大的官僚等级，以经常的赤裸的暴力，强迫全体人民进行日夜不休的劳动，并劫夺其全部劳动成果，以此维持一个饥饿冻馁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中共今天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实则是实行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步骤，亦即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之实行「不断革命论」，正因为它违反了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为什么？请让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不断革命论的两个主要方面，根据托洛茨基发展了的马克思的此一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须地而且很快地就要遇着一些与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资产权有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的革命。」（见托洛茨基着「不断革命论提纲」第8条。）
然则我们怎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这方面，在上面说过，中共已被客观事变所逼，不自觉地实行了，并加以曲解，荒唐而愚蠢地继续实行着。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大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见同上引提纲第10条。）
「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了政权，则在此国内的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于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依赖于后者比依赖于前者还更多些。」（见同上引提纲第11条。）
不断革命论的这个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却不为中共所领会，他们根本就不愿领会。因为在此问题上，他们至今仍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最坚定地拥护「一国社会主义」，要建设「民族共产主义」。
当然，客观的事变也同样压迫着中共官僚们，即，事实会接二连三地给他们提出不能在一国之内克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过他们并不从不断革命论的「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上去求解决；他们反而从更「深」的更老的方面去想办法，那就是专在「本国生产力」头上打主意，亦即出尽一切精神和物质的压榨手段，驱使本国的生产大众，要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食不衣，不眠不息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以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自然赞成用种种方法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但不赞成用任何方法，不赞成运用根本上违反社会主义精神的；比资本家手段更为毒辣的、蔑视人道与人类起码要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样做，一来是事实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二来是：它在「人心上」掘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客观上只是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解放大陆」准备一片沃壤。
但毛泽东们却把这种方法称为「不断革命」。他们此种向「深」处发展的、顶顶古老的「不断革命论」，首先是他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中向「横面」发展的国际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一样，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平面上，才能有健全的与完满的解决。对中国言，它首先和日本与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分不开，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应该停止向社会主义建设路上前进，等待美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给我们援助。这是蠢材的想法，是斯大林从来对于托洛茨基立场的曲解。问题乃关于两种基本的方向：一种是国际主义，一种是民族主义。根据前者，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亦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上，作为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力量，与一个单位来谋解决。因此，它一方面固然要和同性质的兄弟国家紧密结合（其紧密程度甚至要无视现存国界的），另一方面必须竭力帮助和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国家的革命成功，断绝了帝国主义国家榨取高利贷的一大来源，这个打击本身就已给了各该国工人阶级革命以一个「物质的」帮助。这是客观的帮助，在主观的努力上，胜利了的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以最有说服力量的事实例子，给先进国家无产阶级以政治的与思想的影响，这是精神的帮助。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在它胜利后的一切内外举措上，如果处处表示出事实上而非宣传上的更高于资产阶级制度所能给予的民主与福利，处处表示出与从来资产阶级政治的伪善与自私大不相同，它用种种事实表示出来国际主义的、革命的、以全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真诚意图，如果它坦白而如实地指出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所能到达的限度，同时指出要超过这个限度必须依赖各先进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及时援助——如此，则配合着因市场失去而必然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迅速地从传统的改良主义成见中解放出来，将如电与热一样感染着革命国家的影响，因而走上革命的道路。只当欧美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奏凯之后，在全世界经济的通盘筹划中，根据社会主义的崇高原则，互通有无，彼此支持，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谈得上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彻底成功。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享受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富饶，跻于大同之境，因而永免于战争之祸。
昨天的斯大林与今日的毛泽东走的都不是这条道路。他们是「一国社会主义者」，其目标为「富而且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偶然他们也谈谈国际主义，但这「高调」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只弹唱于克里姆林宫与怀仁堂中大宴贵宾的场合。即使在那些场合。歌唱主调也还是「互不干涉内政」、「东风压倒西风」，或「中国人战胜美国人」等等。他们早已忘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全不敢与不想促成世界革命。至于世界革命之并非辽远与空洞的原则，而是落后国家先行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其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他们不是斥之为迂腐，便是诬之为反动——据说这便是否定了本国工农的伟大潜力。因此，他们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全部根据于本国固有的资源与人力，而且要在极其短促的期间完成之。于是，唯一可取的方法就是无穷无尽的压榨，由此产生了从事压榨的可怕可厌的国家机关，因此形成了跋扈而庞大的官僚等级，实施了野蛮绝顶的管制办法；刺探与监视无孔不入，迫害与欺诈无微不至；他们藉此将人民的生活水平降至最低限度，将劳动强度驱迫至最大限，将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和享受则减少至最少限度。结果，生产力当然提高了（虽然这样的提高决不能稳定），但是付出怎样的代价呢？生命的丧失无法计算，工农对真正社会主义事业之失望与反感更无法估量，而更坏的，以苏联、中国那种「社会主义」的活的榜样，再加上东德、波兰以及匈牙利工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的事例，使现在尚处于资本统治之下的英美等国工人（他们本应该作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的），深深害怕了，厌恶了，反对了一般的社会主义（不论那一种牌子，真正的或假冒的）；使他们正在脱离改良派影响的时候又回到了改良主义，甚至回得更远，索性坦白地拥护资本主义。
请看，斯大林毛泽东排斥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其贻害竟然如此！不但此也，有一点还得指出来，即：我们退一万步，姑且承认共产党在逐个单一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终于可以成功，在苏联竟业已成功，将来在英美诸国也会成功。但若民族国家的境界始终被尊为神圣，各国的官僚等级因欲维护其「独自为王」的统治权利，而继续保持国家境界，那末，当生产力在更高的阶段上为要突破这个早已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之时，岂不仍旧要发生国与国间的战争，发生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战争更为惨烈与可怕的「社会主义」战争吗？
打破私产制与打破国家限制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目标，它的任务是在全世界的整体上建立公产制的最高度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但今天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最多只能说向前一目标进了一步，于后一目标则非但不会企图接近，反而越离越远。因为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的国家，不管它像阿尔巴尼亚那样的蕞尔小国，也都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成一个经济单位的、因而是排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哩！
总之，怀抱着「一国社会主义」，便不可能真正接受不断革命论。今天毛泽东刘少奇们把这二者拉在一起，其实只是「不断要命论」罢了。
1958年11月
（注）毛泽东自己就指出过这一点，在「论人民民主革命」中他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工业。」 |
王凡西：《过渡纲领》二十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过渡纲领(1938)
《过渡纲领》二十年
王凡西
《过渡纲领》以1937年9月在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上正式通过，作为新国际的基本文件，迄今已整整过了二十个年头。（按：本文作于1958年9月）这不是平静的二十年。它乃是一个空前的多变的时代。
在这期间，人类经历了一次波及世界的大战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政制失败了；中东欧洲成立了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国国民党统治垮了台，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英法治下的古老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主要分成了两个营垒：一个以美国为首，另一个由苏联领头；这两个阵营用了二十年前无法想象的神奇武器，正在积极准备一场实际可以毁灭人类的大屠杀。
二十年来如此巨大和激烈的变动，是否要使我们检讨一下自己的纲领呢？换言之，写成于这些变动之前，对二十年前世界与社会的关系说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基本立场。到今天是否仍旧完全正确？
《共产主义宣言》发表于1848年，到了1872年，即过了二十五年之后，马克思与恩格斯给新版《宣言》写了一篇序文，就说「宣言中某些次要的段落已经不合时了」，只因它已成为历史文件，他们没有权利修改原文。
1937年，托洛茨基给《共产党宣言》的南非文译本作序，即那篇有名的文章《共产党宣言九十年》（原名《今天的共产党宣言》），其中有如下的一段话：
「如此，我们看见了这二位青年作家合写的那个很短的作品，对于解放斗争的最重要的与最迫切的诸问题，至今仍旧提供着无可代替的指示。在这方面，此外有什么书能够和《共产党宣言》稍稍相比的呢？不过这非说，有了九十年来生产力的与巨大的社会斗争的空前发展之后，《宣言》既不需要什么改正，也不需要什么补充，革命思想与偶像崇拜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纲领与预断是要在经验的光照之下试炼与改正的，这乃是人类理性的最高准则。《宣言》也需要改正与补充的。不过，诚如历史经验的本身所证明，这些改正与补充如果想做得成功，只有依照着《宣言》本身所依据的那个方法来进行。我们将在某几个最主要的地方试行做这工作。」
接着，托洛茨基就指出了八点应该改正和补充的地方。
我们同意托洛茨基所指出的改正意见和补充意见，我们也需要学习他对《共产党宣言》所采取的极度尊重而又非偶像崇拜的态度。
同样态度，我以为我们应该用以对待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
我年来因为生活和外界隔绝，消息很不灵通，以致无法清楚我们的海外同志们，曾否做过这个工作。我希望他们曾经做过，不然，希望他们正在或即将做这工作，以便在将来的正式大会上，确定一个更为合时与精益求精的纲领。
下面一些意见乃是我个人几年来想到的，认为必须做的一些「改正和补充」。
《过渡纲领》第一章，即〈社会主义革命之客观的先决条件〉，我以为在基本的分析上完全保持其正确性，也许今天比二十年前更正确了。说「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此一对人类世界现有病症的总诊断，绝不因二十年来许多国家中共产党之当权而有所失效，也不因法西斯政制之倒台而有所不同。一方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避免战争的能力」，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更微乎其微了」。它们已经让自己的绝症逼成疯狂。另一方面，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们则以其专横罪恶的官僚手段，在他们的国内以及全世界，拚命败坏社会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信誉，以致世界无产阶级不能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来防止那个「威胁全部人类文化的」大灾难，不能根本与干脆地推翻全世界的资本统治。因此，今天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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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无产阶级及其领导〉。其中有一主句如下：
「横在前革命时期转变到革命状态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其中又说：
「共产国际之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它那遍及全世界，特别是在西班牙、法国、美国以及其它「民主」国家中之无耻的反革命作用，已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的困难。」（加重圈是我加的——山）
这两段引文中所表示的思想，我以为成了问题，因为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了我们相反的事实，使我们必须加以思索并予以改正了。
「共产国际」，即全世界的斯大林党，二十年来起过了，而且至今还起着「无耻的反革命作用，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产生许多特别的附加的困难」，那是无可否认，千真万确的。但它们和第二国际不同，它们的反革命作用并非主要地在于「机会主义性质」，它们并不「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它们对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义所犯的罪恶是在另一方面，在于官僚主义性质方面。
《过渡纲领》将改良主义政党和斯大林党等量齐观，认为在本质上二者都是机会主义，其罪恶同样为确定地替资产阶级服务。今天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由于它，我们做过了许多关于斯大林党将堕落成资本主义秩序党的预言；由于它，我们相信了苏联如不经过革命的更生，战争中出来多半会成为常规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我们无法了解中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由于它，使我们不能事先预见与事后了解中共的胜利以及胜利后的发展。
斯大林党的罪名中无疑要包括机会主义。但机会主义不是它唯一的本质，也不是主要的本质。在回顾中，我们可以说，只有在「第三时期」（开始于1929年秋冬）以前的斯大林主义，即表现为中国革命中的「四阶级联盟」，英国大罢工中的「英俄委员会」以及苏联建设方针中对富农与新资产阶级让步的那个斯大林主义，才是典型的，与第二国际并无二致的机会主义。自从进入30年代之后，斯大林主义在国内外事变的打击下，虽然是时左时右地蹒跚前进，但不管它有时右得如何无耻，其机会主义的一面却不再是战略性与原则性的，而主要是策略与作为手段的了。30年代以来的斯大林主义的最大罪恶，不论它在苏联之内或苏联之外，都应该说是官僚主义而非机会主义。斯大林党非但没有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去，而且以它特有的「犬儒主义的」方式，阴险毒辣的官僚办法（他们用这办法代替或控制群众革命运动），去反对资产阶级（同时反对其它反资本主义的政党——特别是第四国际）。斯大林党的改良主义与其说是骗子手里的迷药，毋宁说是披在豺狼身上的羊皮：它帮助资产阶级来麻醉群众的用意小，松弛资产阶级警惕的用意大。当然，遇到不受他们控制的革命群众时，他们是宁愿跪伏在资产阶级面前藉以破坏革命的；但即使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还不是确定地站在资本主义方面，因为形势一改变，他们又会和资产阶级作对。
古典的改良主义为了保护资本制度而瘫痪革命，破坏革命。它确定地站在资产阶级秩序方面。
斯大林主义则为了争夺与确保它对革命群众的官僚控制，为了保证革命只在他们的官僚控制之下去打击资本主义，因之有时不惜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破坏革命，有时则促使革命胜利以推翻资本制度。它并不确定地站在资产阶级秩序方面。改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所以有这个不同。乃由于它们各自的来源，背景与阶级基础的不同。
改良主义的根生长在资本制度里，斯大林主义的根则一大半长在苏联那种新制度里，一小半则长在各该国的现存制度（资本主义的与前资本主义的制度）里。改良主义派的身世与性质比较简单明白，他们是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获得超利润所造成的劳工贵族，后面跟着一大批中下小资产阶级，以及好一些不觉悟的工人群众。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忠贞反对派，但决非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死敌，他们自称「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只要求存在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基本利益与资产阶级一致，因此他们确定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秩序方面。
斯大林主义主要是苏维埃国家经历了可怕的官僚化堕落后所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它首先是苏联30年代前后逐渐结成的那种新现实的概括化。苏联的那个新现实，不管我们称它做什么制度都好，总之不是资本主义的，而以集体的财产所有制为其基础。这个「主义」的负荷者与实行者也是一种贵族，甚至也是从劳工中间产生的贵族，但他们与改良主义的［贵族］根本不同，因为前者是集体财产的控制者与剩余价值的支配者，而后者则始终是资本主义财产的拥护者与资本家利润的分肥者。因为这个不同，斯大林主义根本上反对资本制度，改良主义则根本上拥护这个制度。
苏联以外的斯大林主义运动，也充分反映着这个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特点。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他们多少代表着比较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因而是较不贵族的无产阶级；在落后国家中，因为资本主义力量薄弱，根本没有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因此群众的改良政党无法存在，革命的群众便都趋向了斯大林主义。诚然，无论在高度发展的或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斯大林主义并非一贯坚决地反对资本制度，他们有时很左，有时却右得比古老的机会主义者更无耻。他们或左或右的摇摆，我们知道，一向是随克里姆林宫的官僚外交政策的转变而转变的。我们一向着重了各个斯大林党为克里姆林宫服务这一面，却过低地估计了它们在各该国内部代表着比较更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这一面。我们虽然不曾和右派社会党人与思想上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某些过去托派一样，把各国的斯大林党视同希特勒时代的第五纵队，却总过分强调了它们对克里姆林宫的依存性，过分忽视了它们在各该国群众中的基础。因此，当它们向左跳跃时我们说它们是莫斯科官僚向帝国主义榨取让步的一些工具（这自然是事实），当它向右急转时，我们就说它们已完全和改良主义合流了（这却不曾成为事实）。
二十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斯大林主义不曾成为，而且不可能成为十足十的改良主义。
这儿的基本原因是托洛茨基在《斯大林传》中指出的：「资产阶级这个统治在全世界已被证明为陈腐的了」，因此，虽然彻底堕落了的苏联国家却终于不曾恢复资本主义，相反，它更在集体财产的新形式上巩固起来；也因此，部分代表了苏联官僚利益的外国斯大林党亦不曾彻底资本主义化，而它们所代表的另一部分本国群众利益，亦根本不许它们改良主义化，因为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愈来愈少改良可能了，它们愈来愈不能和部份劳工同享利润了。
世界资本主义越显得陈腐与危殆，苏联就越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也就越不会和改良主义合流。如果二十年前我们还不能作出这个肯定，那末今天，当资本主义世界更是日暮途穷，死征毕露，而所谓「社会主义」世界则日益强固，处处占先之时，我们是必须把这个认识肯定下来的。在今天，我们若仍坚持《纲领》上的旧立场，宣布：无产阶级领导（包括斯大林党）的「机会主义性质」为「主要障碍」；断定斯大林党「确定地走到资产阶级秩序方面」，显然是不符实际的了。
《过渡纲领》对斯大林主义的此一认识，现在必须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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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认识，那末表现在《纲领》第十三章〈工农政府〉中的看法，亦须随之改正。《纲领》说：「第四国际控告那些无产阶级传统组织的主要罪状便是它们不愿和资产阶级的政治的半死尸割裂开来。在这种条件之下，有系统地向那个旧式领导提出要求：「与资产阶级破裂，夺取政权！」就是暴露第二第三及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叛卖性质的最重要的武器。」（见中文译本第三十五页）这个意见，今天看起来是显然过时了。历史告诉我们，「第三国际」，即各个斯大林党，只要有可能的话，即是无所不用其极来夺取政权的。他们虽然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幽灵们拥抱跳舞，而其用意和目的显然跟第二国际的完全不同。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表示得非常清楚，斯大林党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一种「民主姿态」与「民主策略」，并不像我们《纲领》所指出的：想「给『工农政府』（亦可读作『联合政府』——山）的公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纯『民主的』，亦即资产阶级的内容，拿它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的，如果我们承认斯大林党的官僚专政仍可算是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那末我们应该说，斯大林党今天的「工农政府」或「联合政府」口号，不但与1917年的孟雪维克派路线不同，而且也与1936年前后的「人民阵线」策略不同，他们越来越将它（随着资本制度的急剧衰落与官僚们自信的增强）变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伪装与掩饰了。
过去，我们中国的乃至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正是为了纲领上的此一意见，以致对中共的胜利及其后果做了不正确的判断与推测。我们曾经肯定说：中共不能够，甚至不愿意打倒国民党与夺取政权；等它在全国范围内胜利之后，我们又说他们始终不愿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半死尸割裂开来，又预言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要对资产阶级让步。我们的判断与推测显然都落了空的。因此，迟些总比永不好些，今天在回顾中，我们必须把这个认识改正过来。
《纲领》同一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如下：
「……人们却不能事先便绝对否认它（即组成反资产阶级的工农政府——山）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完全例外的条件（战争失败、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等）的影响之下，小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斯大林党，也会出乎他们的意愿之外，沿着与资产阶级破裂之路走得更远一些的。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某时某地这种极度靠不住的变态成为现实而依照上述意义的『工农政府』在事实上建立起来，它也只是代表真正无产阶级独立道路上的一个短促的插话而已。」（见中文译本第三十八页）
中共的上台，事实上正是实现了《纲领》没有「绝对否认的可能性」。它确乎是在「完全例外的条件（战争失败【对中国而言，「失败」两字应读作「惨胜」】、财政破产、群众革命的压迫等）的影响之下」，与资产阶级国民党破裂的。中共的胜利也确乎出于毛泽东们的意料之外。这个预言，充分表示了《纲领》的主要起草人托洛茨基的精微的洞察力，他将理论应用于实际时的周详审慎。（顺便说一说，假使我们以前曾经深切地领会了托洛茨基的这层意见，我们将不会在中共的胜利面前如此地张惶失措了。）不过，不管这个意见显得如何地精致敏锐，只因它基本上还是将第二第三两国际视成一物的，以致在新的光照之下，我们仍须加以改正和补充。中国的「人民政府」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它在事实上建立起来，它虽不立即过渡到我们所了解的那种无产阶级政权，却并不退回到资产阶级专政，并不像老机会主义者那样拱手让渡政权给资产阶级。相反，他们却是横蛮地，贪婪地，不顾一切地，全部由党官僚控制地，想把这个「人民」，政府实际上成为他们所了解的「无产阶级政府」，而更重要的，它在事实上也做出了不少确乎只由无产阶级政府才曾做过的事情。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在许多方面不同意中共的做法，但没有理由责备他们不和资产阶级决裂——而这个责备，恰恰是《纲领》宣布为斯大林党的主要罪状的。
我们必须改变这个立场：如果我们要自己有一个坚固的立脚点去指控斯大林主义，则首先必须声明斯大林主义根本罪恶如今已不是（其实30年代后期以还已是如此）[1]改良主义，而是它的官僚主义；其罪恶不在于他们不肯和资产阶级破裂，而在于他们跟无产阶级的破裂与对立。否则，在今天胜利了的斯大林党之前，在与资产阶级破裂了的斯大林党之前，我们便失去一个主要的存在理由了。
斯大林主义的前期机会主义与后期机会主义为什么有这个不同，那是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第一，苏联国有经济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官僚等级的增强；第二，世界资本主义力量之相对的与绝对的减弱。
然则托洛茨基当1937年起草《纲领》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和指出这一点呢？是否他见不及此？
我以为问题不应该如此简单地回答。斯大林主义并非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乃是官僚们在经验主义摸索中对客观的一些盲目的适应。斯大林主义本身绝对不含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保证，它之是否会愈陷愈深地走上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道路，首先要看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命运及其对苏联新经济制度的相对比重来决定的。而正是这一点，在30年代末期，即使托洛茨基也还未能肯定的。因为资本主义处在垂死挣扎中（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下了这一判决的）固然是事实，但它的余威是否尚能迫使斯大林主义「确定地」为资本主义服务，却仍须待事实证明。因此，托洛茨基当时采取比较谨慎与「保守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过经过了二十年的证明，垂死的资本主义的余威，即使在赤裸裸应用暴力的战争条件中，亦不能压迫苏联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不能迫使斯大林主义确定地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却已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了。
*****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纲领》中关于苏联的一章。
《纲领》对于苏联的性质，作了社会性的与政治性的两种诊断。社会性的：「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政治性的：「具有一种二者择一的性质；或者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的新形式，且将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推翻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见中文译本第45页）
我个人曾怀疑过那个社会性质的诊断。在1950年写成的《苏联研究》那本小册子中，我认为苏联已不能算是工人国家，而应该称之为官僚阶级的国家，它以集体财产为基础的。不过这一点，经过以后几年的继续思考，并参证了中国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经验，我放弃了这看法，又回到《纲领》上的旧立场。因为要彻底废除私有财产制确实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或至少将合于无产阶级较远的历史利益的一种革命——虽然其领导在社会成分上说并非真正无产阶级的。因此，一个确已取消了私有财产制，且以坚决的步子依着集体所有制发展经济的国家，不管其政权操在专横的官僚手里，却仍该称之为工人国家，自然是堕落的，有病的或变态的工人国家。
《纲领》上这个诊断，我以为仍旧正确。
至于那个二者择一的政治性诊断，我却认为不再适合了。二十年来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斯大林党不曾确定地走向资产阶级的秩序。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主义「一贯的忠实于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世界资本主义走进了真正的断头巷，竟使苏联的发展没有二者择一的余地，它只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虽然它未能抛弃跋扈、专横与浪费的官僚统治。
二十年前，世界资本主义在垂死挣扎中究竟尚能发挥出多大政治的、经济的与思想的压力，乃是颇费猜度的问题。《纲领》上假定苏联的前途二者择一，自有理由。不过今天的情形已大大不同。以美帝为首的百孔千疮的半个西方世界，要想凭着压力（即使连战争压力也计算在内），并以斯大林党为代理人，把苏联推回到资本主义，则毋须作深刻的研究，仅从表面的种种关系看，就可以说已很少可能了。
《过渡纲领》的此一诊断因此必须改正。
我们应该说：以苏联为首的那一群工人国家，今后甚少可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使自己放弃其新的财产形式。相反的情形倒是更为可信的，即：统治着此种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等级，为了他们自己特权地位的提高与增强，为了他们所自信的那种社会主义，为了对抗世界资本主义的进迫，势将继续应用，并且更甚地应用官僚方法来发展他们脚下的集体财产，并将此一制度推广到更多的地区。这些官僚等级今后将依照国家单位而非国际范围地，只顾官僚特权而绝不顾到劳动者利益地，来建设「社会主义」，来对抗乃至打倒资本主义，因此造成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造成官僚统治者与劳动生产者之间的矛盾。
这样的发展并非由斯大林主义官僚们的意图或愿望促成，主要乃由于半吊子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各个半吊子式的（堕落的与变态的）工人国家这个客观现实所促成。因此，民族的「社会主义」，官僚的工人国家，这两种非常矛盾的观念，却在未来一个短时期的人类历史中，多半会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实。我们给苏联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作社会性与政治性的诊断，首先应当着重这个现实。
第四国际分子在这些国家中的政治任务，主要应该依据于这个现实来规定。而依据了此一现实所能得出来的政治任务，毋须说，是集中一切来反对斯大林党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反对他们的机会主义。反对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时候的错误的与罪恶的官僚主义，而不是反对他们对国内外资本主义投降的机会主义（这种主义至多表现在他们对西方国家外交谈判的买卖上）。
《纲领》对于苏联官僚等级的内部派系，有如下的描写：
「官僚内部的革命分子只是极小的少数，他们消极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利益。不断生长的法西斯反革命分子，以更大的一贯性来表现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这些准备充当买办角色的候补人的见解，并不是毫无理由的。他们认为新的统治层只有同化于「西方文明」，即在资本主义的名义之下抛弃国有化、集体化和对外贸易独占权，才能保障他们的特权地位。在这两极之间还有一些中间的散漫的孟雪维克——社会革命党——自由派的倾向，这些倾向都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归趋。」（中文译本第45页）
这个描写显然根据于斯大林主义确定地走向资产阶级秩序这一认识。因之，正和这个认识一样，此一描写也被证明为不甚正确的了。官僚等级中反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利益的革命分子当然是极小的少数；但法西斯反革命分子却并非不断生长，因而也不可能占据多数。想同化于「西方文明」的官僚们无疑是不少的，但他们不曾，也不能在那个统治层中占取上风。而在这两极之间的「中派」，始终以斯大林本人为代表的，却不是散漫的，并非以资产阶级民主为归趋的，他们是官僚层中起决定性的一派，其整个努力是要在国有化的财产基础上，加强官僚的统治，他们可称之为「官僚集体主义者」。[2]〔注一〕
本章结尾处，《纲领》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革命要求。这些要求，非但没有一个已被证明为不对或过时，且因斯大林党统治的国家增多，其丑陋的面目遍及了半个世界，所以越发见得它们的新鲜及时与正确恰当了。它们不仅会被苏联新的政治革命采作纲领，而且在中国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亦必将成为群众反官僚的旗帜。
然则，被我们认为过时或不正确的分析如何会得出及时的与正确的答案来呢？其原因我觉得在于本章里前面的「诊断」和后面的「处方」并不一贯。所有这些要求的都是「社会的不平等」与「政治压迫」，即反对斯大林党的官僚主义，而非机会主义。[3]
要求的依然正确，恰恰帮助我们去领会诊断的未曾正确。
「苏联革命的新的高涨，将无疑地在反社会不平等和反政治压迫的斗争的旗帜下展开。打倒官僚特权！打倒史达哈诺夫运动！打倒苏维埃贵族及其等级！给一切劳动形式以更大的工资平等！」
「争取工会及工厂委员会的自由，争取集会权利和出版自由，这种斗争将在争取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民主的斗争中展开。」
「苏联官僚以希特勒和戈培尔式普选权的虚构，来代替苏维埃这个阶级的机关。现在不仅须恢复苏维埃的自由的民主形式，而且还须恢复它的阶级内容。既然过去曾禁止资产阶级及富农参加苏维埃，那末现在就必须把官僚及新兴贵族逐出苏维埃。在苏维埃内只能给工人，集团农场下层分子，农民及红军兵士的代表以位置。」
「如果不给苏维埃中的各个政党合法化，那就不能使苏维埃民主化。工农将由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明他们所承认的苏维埃政党是那些政党。」
「根据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利益，从上到下，修正计划经济！工厂委员会应该恢复管理生产的权利。根据民主方法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应监督生产品的品质和价格。」
「按照参加集体农场的工人意志和利益，改组集体农场！」
「应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策来代替官僚底反动的国际政策。公布克里姆林宫的全部外交情报。打倒秘密外交！」
「特尔米多官僚导演的一切政治审判案，在完全公开、坦白和正直的辩论的光照之下，重新审定。只有被压迫群众的胜利的革命暴动，才能恢复苏维埃政权，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作更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暴动，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斯大林的官僚集团！」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党万岁！」（以上所有的加重点都是原有的——山）
二十年前后世界情势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由那时的一个苏联，变成了目前的许多个「苏联」。因此，那时只牵涉到世界六分之一土地的问题，现在扩大到几乎半个世界了。在新成立的共产党国家中，虽然基本上犯着和苏联一样的毛病，因之适宜于采取本章所列的一切过渡时期要求；但这些国家中的矛盾至少在形式上是不尽相同的。又因各自社会的与历史的条件不同，共产党政权所造成的矛盾显然有民族的差异。再，我们从南斯拉夫、波兰与匈牙利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的剥削和压迫的矛盾。对于所有这些矛盾，我们未来的新纲领中，应加以充分阐明和提出解决方法的新要求。
新纲领（不应就《过渡纲领》加以补充修改，而应依照它的方法重新起草[4]）的整个结构，不用说，也应随世界情势之变动而变动。在《过渡纲领》中，苏联问题仅仅是全书二十一节中的一节（当然这数字并不表示苏联问题在纲领中所占重要性比例），在未来的《纲领》中，关于共产党国家的问题，无论篇幅或内容方面，都应该得到与资本主义世界诸问题的同样重视。因为今后，全世界的「除旧」问题（即推翻资本主义）与它的「布新」问题（即打倒斯大林党的官僚统治并真正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两组问题异常密切地联系着，它们相互影响，互为因果。
我们只要想想这一点就够了：今天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工人与下层小资产阶级，所以仍旧拥护或容忍资产阶级统治者，由于他们迷恋资本主义的「好处」者少，由于他们眼见到斯大林党在其所统治的国家中，施行丑恶的官僚制度，因而憎惧了社会主义者为多。如果今天存在于小半个世界的乃是像苏联初期那样健全的工人国家，那我们毫不夸张地可以说，仅凭它们精神上的影响力，已足使垂死的资本主义世界失去基础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打倒斯大林官僚主义的任务，实质上就是在帮助着打倒资本主义这个任务的完成。
*****
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的一章，基本立场，都仍然正确。只因未来的大战主要将发生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依据我们的看法，这些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工人国家）之间，与上一次战争双方主角之同为帝国主义者不同，故在许多方面，它也需要改正和补充。
反沙文主义斗争，对第二国际诸党及其所影响的群众说，当然仍构成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但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斯大林党及其群众说，这却不成其为问题了。或者更正确些，应该说，将以不同方式提出问题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下次战争发生前及其进行期间，必然要遭受严厉镇压，它们必然转入地下，从事怠工，破坏乃至全面武装暴动的斗争。在此等条件中，斯大林党及其群众自必有一部分受该国爱国主义的影响，脱离斯大林党，保卫他们的「祖国」。这部分人将不再是传统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而将是帝国主义的公开走卒，因此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在未来战争中，与苏联交战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整个地，或其中重大部分，以共产党名义来保卫资本主义的祖国，这可能性据我看来非常微小。这些共产党多半将是十足的失败主义者，采取极左的与盲动的政策。
《纲领》正确地指出：「我们对战争的政策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的：一、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二、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基础上的能力。」战争中斯大林党对革命所能犯与必将犯的一个错误或罪恶，多半是关于第二个要素而非第一个要素。受克里姆林宫命令与由他们自己的信念，他们多半将担负起保卫苏联与其它共产党国家的任务，这立场在基本上是与我们一致的。但为了不顾一切地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却多半不会采取「放在群众经验基础上的」「政纲」，即多半会实行远离群众的盲动路线。又由于他们年长月久的思想和实践的习惯，一定会加倍地发挥官僚作风，特别残忍地实行恐怖手段，以此摧折广大群众的反战革命。
斯大林党以世界革命服从纯军事的保苏联的斗争；我们则一定要坚持把保卫苏联任务服从于世界革命任务。
我们新的《纲领》必须把这一个革命战略的原则性的不同点，着重而具体地规定下来。
我们的新纲领还必须郑重地指出：世界战争，即使是含有阶级斗争意义的世界战争，也不能代替世界革命。各国的资本主义统治，只能在各该国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击之下，才能被彻底推翻与根本消灭。外国（工人国家）的军事胜利，纵然打垮了某一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也不能意味着该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相反，军事征服常常只能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在群众中培养力量，给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带来新的困难。当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者（包括大量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愈来愈陶醉于苏联的武力时候，我们指出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是十分必要的。在这里我们还必须竭力反对克里姆林宫将反动的官僚制度藉战争力量强加于别国劳动阶级头上的企图。
《纲领》说：「在战争中援助殖民地国家或苏联，无产阶级丝毫不能与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或苏联的特尔米多官僚相结合。相反，他们要对这两者都保持政治上的完全独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给进步的与正义的战争以助力，可赢得殖民地和苏联工人的同情，可增强第四国际在那些地方的威望与影响，且增强它的力量，俾得推翻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与苏联的反动官僚制度。」（中译本32页）
这个立场在未来战争中也仍旧正确。不过今天苏联已经扩大成「以苏联为首的阵营」，有更多的劳动人民处在官僚制度之下，有复杂的关系发生于这个阵营之内，有多样的「内部矛盾」形成在各个共产党国家之中，因此，第四国际分子在未来大战中如何完成一方面的保卫和另一方面的革命，新《纲领》应提出更具体与更详细的口号和要求。这些口号和要求，我以为应该分为两类：一、普通适应于这些国家的；二、特殊适应于某一国家的（尤其如南斯拉夫）。
在第四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曾经提出了一个总口号：「不要华盛顿，不要克里姆林宫，但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口号，亦可说我们对于两大阵营的基本立场，我以为应该写进新的纲领。不用说，这口号应随伴着明确的说明：它并不等于在双方采取失败主义政策。对美国阵营固然是失败主义，对苏联阵营却是革命的胜利主义，——正为了要确保此一胜利，万不能不踢开克里姆林宫所代表的那些官僚等级的统治。
*****
《过渡纲领》关于无产阶级武装的一章，非但迄今仍旧正确，而且越来越显得正确，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大。由于资产阶级国家的法西斯化与军事化，以致几乎每一次「阶级斗争不可抗拒地倾向于转变自己为内战」。托洛茨基就教训我们说，在每一次罢工中，都要设法组织罢工纠察队（它是无产阶级军队的基本细胞），宣传建立工人自卫团的必要。当群众运动到达一个新的高潮时，就要「按照邻属，城市，区域」统一那些自卫团，并进而着手工人民军的组织。《纲领》着重地指出：「无产阶级的武装是与它的解放斗争伴随而生的一个必要的因素。」这一章的结尾处，它要求第四国际各支部保持一种领导权，去寻找武装的道路和手段，以便武装无产阶级。
上述种种，必须保留在新纲领中，甚至对它们的重要性还应加以发挥。不过根据第一次战争时期以及战后世界上重要地区的许多经验，我认为有一个新的意见应该补充进去。《纲领》所述，乃是托洛茨基的，亦即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见解。它认为无产阶级武装一定要依循这样一条成长道路：罢工纠察队——工人自卫团——工人民军——红军。这道路实际是历史上第一支无产阶级军队，苏联红军的诞生史。此外有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曾经发展到内战程度，后来虽然失败，但总是形成过无产阶级军队的，其产生的经过亦是如此。因此，托洛茨基曾经给红军下过一个定义，它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军事表现」。不经过工人的阶级斗争不可能产生工人的武装队伍，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便没有无产阶级军队。这是我们的基本见解，当然是正确的见解。
不过新的经验告诉我们，这并非是无产阶级觅取武装的唯一道路。
在非民主的国家中，在落后国家中，在战争条件中，特别是在敌国军队的占领之下，我们上面描写的那条唯一的道路，证明出是甚难实现的。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逻辑，将革命者逼上了另一条非传统的[5]武装斗争的道路。我们看见了欧洲纳粹统治下面的抵抗运动，看见了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这些武装斗争并非以工人阶级为主力，而是以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为主力的；它们处于资产阶级的，或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资产阶级领导的游击队当然没有革命意义，它们仅仅是战败一方帝国主义的辅助力量。等到战争形势转变之后，这些军队就发挥了彻底反革命作用。不过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情形是不同的，它们时多时少地实施着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政策，利用一切机会扩大自己的力量，结果是，至少在南斯拉夫、中国、北越三地，共产党就是凭这些武力获得政权，并实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
今天我们如果承认南斯拉夫、中国以及北越是某种意义的工人国家，如果承认它们所实行的是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那我们就得承认它们所凭以取得武装的道路是可行的，是正确的，我们自己有可能时也应该取法的。
新纲领应该把这一条武装革命的道路肯定下来。当然在肯定的同时，我们应该吸取上述国家的反面教训，指出此一道路必然伴随而来的疯狂与丑恶的官僚制度。
*****
以上我们谈到的种种，主要涉及《过渡纲领》的第二、第十、十二、十三、十七及十八诸章。它们占据了全纲领中二十一章中的六章。其它的十五章（除十六章关于法西斯国家的要求，因形势改变而减少其实际意义之外），将来在新纲领中大概不需要作原则性的修改。大部分甚至可以原样保存的。
总之，《过渡纲领》将斯大林主义的罪恶说成为改良主义，乃是它目前必须加以修改的最大原因。新纲领站在反对斯大林党官僚主义的立场上，站在反对共产党国家的官僚制度的立场上，一定可以给第四国际定下更切合实际斗争的路线，提出更符合斗争要求的口号，同时使《过渡纲领》获得更充实的生命。
1958年9月23日
[1]斯大林主义的最初性质当然是机会主义。它以一派资格在苏联的布尔雪维克主义中形成，乃因为20年代初期世界革命的再三遭受挫败，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趋稳定，以及苏联内部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的抬头。1925-28年时期斯大林——布哈林一派的全部思想和政策，都可以用对资本主义压力的让步来解释的。但从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克里姆林宫采取了「第三时期」的路线，这时斯大林主义的基本内容便不是机会主义，至少已不是第二国际传统型的机会主义了。当然，这个极左的第三时期的斯大林主义，对世界革命的利益说，与机会主义同样地有害。它造成的罪恶（特别在德国）甚至更为惨烈。但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在事后指出来：到了30年代上半期，一因总的资本制度越来越显得陈腐与危殆；二因苏联集体经济的基础日趋强固，以致高踞在这基础之上的苏联官僚阶层，对自己的信心愈强，对资本主义的压力愈敢抵抗。换言之，斯大林主义已不肯「确定地」站到资本主义秩序方面，它比较敢于和资产阶级决裂了。接着，在自己造成的希特勒巨魔之前，斯大林主义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第三时期变成「人民阵线」。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投入了「民主」资本阶级的怀抱，于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罪恶再度表现为机会主义了。表面上，30年代后期的斯大林主义仅仅是二十年代后期同一主义的更下流的翻版，而实际上，至少在我们今天的回顾中，看得出二者是不尽相同的。无耻程度是相同的，为害革命的程度也相同——后者也许比前者更甚。但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态度并不同。第一次的机会主义当作战略性的原则，第二次的机会主义则显然已成为策略性的诡计。依据前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原则上不能单独夺取政权；依据后者，则他们只要条件允许，应不顾一切以夺取政权。
[2]我以为将官僚集体主义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是错误，因之我放弃了它。但用这名称来形容堕落工人国家中官僚们那种意识，却非常适当。以之形容工人国家之堕落成个什么样子，也非常恰当。
[3]为便利那手边没有《过渡纲领》的读者起见，我现在把《纲领》上这部分的全文抄录于后：（中译本49页）
[4]因为《过渡纲领》本身已成为历史文件了。
[5]这条道路在另一意义说又是更传统的。在资产阶级民主政制未曾确立以前，一切革命都是从头到尾武装的。如果除去共产党这个组织的与思想的因素，毛泽东们的武装斗争简单来说只是中国历史上反复演出的农民「造反」的继续。西方的情形亦然。 |
王凡西：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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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生活丛书
思想问题
三山（王凡西）著一九六二年印行
·与友人书
→过渡纲领20年
→从陈独秀的最后意见说起
小序
这本集子包括了三篇文章。它们的方面大体是相同的：企图在第二次大战后世界所发生的种种新形势中，特别在中共胜利的光照之下，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从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一文，原本是《回忆》（编按：指《双山回忆录》）“寂寞中的思索国家”一章在后半段。因嫌那一章字数过多，又因文中某些问题的看法必须籍另一些文字来补充，故将该段截取下来，作为单独一篇，收在此地。
《从与友人书》并非对特定一位同志的答复，而是“答客难”似的东西。自从《回忆》抄印送给朋友们阅看以来，我曾有机会和某些同志在书信中与口头上讨论过“思索”一章的意见。这儿算是一个总答复。
《过渡纲领二十年》的用意与内容，一如标题所明白表示者。因此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
希望这个集子能引起同志们的认真讨论与批评。
三山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与友人书
朋友：
惠书数封均收到。你不同意我在“回忆录”“思索”一章中的见解，早在意料中。因为我自己在思想上作此“后退步骤”时也曾经是非常困难的。“回忆”足足写了一年，在此时期，有关乎中国革命的诸问题经常在脑海中重现。这情形给了我一个好处，就是让我能历史地，一贯地与全面地考虑这些问题。今天的立场，和过去三十年来为此斗争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连续或矛盾，不断要我给以考虑或解决。正是在长期的考虑与解决中，我慢慢地采取了“思索”一章中的立场。
在这封信里，不可能把我一年来思想变化的过程作详尽描述——其实这也不必要。因为对于行动的革命家说，重要的毕竟是结论而非获得此结论的经过。不过为要维护这些结论，更为了我们之间能有更好的了解起见，我仍不能不尽可能充分地来说明我有此改变的原因。
未说改变以前，先让我写下我们之间原本同意的立场：——
我们认为脱离了城市工人阶级，依靠在农民身上的共产党是一个主要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它的武装力量不可能取得全国性的胜利；纵使它取得了胜利，也不可能建立（中共自己也没有说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万一共产党的军事斗争胜利了，我们又认为，它不可能等于革命的胜利，因为它若不让一个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引导到中国的十月，它会让位于资产阶级的专政。
结果怎样呢？
被我们认为不能胜利的中共军队却胜利了。这还可以说，因为它可能不等于革命胜利。“人民民主专政”建立了，这也没有多大问题，因为它即使中共自己也不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个政权开始解决民主任务，不但解决民主任务，而且还逐渐反对政治上与经济上的资产阶级；而且它更采取着种种步骤，要把中国改造成为苏联式的国家和制度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一个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的历史事实，提出于我们之前，要求我们作理论的解答。
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主要凭籍着小资产阶级的武力，建立了一个“人民的”而非无产阶级的专政，何以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何以能进一步推翻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个问题之前，我们的同志若以“不变应万变”，以不想代思想，闭目不视，充耳不闻，以为如此才算坚定，那就非常错误。这种态度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且妨碍了自己的进步。所以当时你和我一样，竭力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找寻出因中共胜利带来的新事实为什么违反了我们原有看法的种种理由。
我的初步研究
为此，我在一九五0年二月写了一个“讨论提纲”：论“我们对于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接着，在同年六月间，我写成了“苏联研究”那本小册子。在那两个文件中，作为我思想出发点的都是托洛茨基那个关于不断革命的基本论据，那就是：
“对于那些资本主义发展过迟的国家来说，尤其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说来，不断革命论乃是表示：这些国家的任务，民主解放与民族解放，其完全的和真实的解决，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为全国被压迫群众的，尤其农民的领导者），才能设想。”
抱着托洛茨基的思想，面对了中共胜利所造成的事实，我发觉自己只有非此即彼的如下两个立场可以选择：第一，托洛茨基这个命题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的新的阶级关系，便得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起来推翻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能够建立一个官僚专政来解决民主民族任务，我由此开展一个反对工人阶级的，因而是绝非社会主义的新的前途，这个前途我名之为官僚集产主义。第二，托洛茨基的这个根本立场仍旧正确，中共所控制的群众革命运动，正以其发展过程和所成就的结果逐步证明托洛茨基的此一立场。换言之，即将中共捧上政权的那个革命，在客观上正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不过与此同时，事实却需要我们改正对中共阶级性的传统看法，即我们需要承认它不管如何，基本上仍能算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一个政党。
你知道，我在“苏联研究”中所采取的是第一个立场。在那本小册子的那个提纲中，我曾经努力研究了二十余年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及苏联内部的新的阶级关系。我这个研究的主要结论，就是：由于垄断资本的国家化的总趋势，传统的资产阶级越丧失其积极作用，新的中间阶级越显得膨胀与强大，又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不断为第二第三两国际的领导所叛卖，致使工人阶级陷于瘫痪沮丧。在此种情形中，过去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了。过去不能起独立作用的小资产阶级，不能进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现在却能够起独立作用，能够进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了，过去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完成的财产国有制，现在也能由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官僚的革命来完成了。因此，我说非但中国与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不能称为“工人国家”，而且苏联也早已不是任何意义的工人国家。因为依照托洛茨基的看法，苏联仍能算是工人国家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仍保有着财产国有制，因此一制度则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既然中共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亦能造成这个制度，则托洛茨基称苏联为工人国家的最后论据也站不住了。于是当时我称苏联为业已完成的官僚集产主义国家，称中国为正在缔造中的官僚集产主义国家。前者是彻底反动的，后者则反动与进步参半的，其所以有部分进步性者，只因官僚们为要造成他们的制度，首先必须利用工农群众的力量来摧毁旧有的落后关系与资本制度。
新立场在政治实践中的测验
这是我个人在中共胜利这个事面前所作的一个理论检讨。这样一来，我恢复了因思想和事实突围而失去的“心智的平衡”。接着，我就把这个理论立场应用到政治实践中去。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显然它是含有内战和国际战争两重性质的。一方面它表示着朝鲜民众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统治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依据我当时肯定的立场，它代表着官僚集产制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此一半岛小国的控制而进行的大战前奏。依前一看法，我们应该拥北反南，依后一看法，我们却没有理由在两个同样反动的交战连营之间作左右袒。那末我们究竟应该对平壤——北京——莫斯科一边的战争采取什么态度呢？（对汉城——华盛顿这边的失败主义态度是毫无疑问的。）拥护局部的进步而反对整体的反动吗？这个立场是理论上既不易站稳，实践上亦难于道从。结果是，我当时不曾从自己的立场得出合乎逻辑的战争态度。同时，超麟同志在上海，也作了一番理论检讨工作，写了那本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依他的见解，苏联早已是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共统治后的中国亦已是完成了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北朝鲜的国家性质亦然。依照这个立场，那是比我的看法更应该提出普遍的失败主义才对的；可是，超麟同志经过此时南来的X同志告诉我，他不认为，同时也希望我不要在北朝鲜战争中提出失败主义口号。如此，我们刚刚恢复起来的理论的平衡，又让新的政治实践给打败了。我个人对“官僚集产主义”的认识又开始感到了不满。
一九五0年八月间，草拟了十二条“我们的政治要求”。等到一九五一至五二年之间，我酝酿着并最后草成了写给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写那二个文件的用意，均如我在一九五0年二月所写提纲的十七条所说：要“斯大林党为了推行官僚集产主义，很谨慎地发动群众之时，让工人与贫众乘机兴起，将斗争推动前进，越出斯大林党所定的范围，因而使官僚控制的运动发展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但当我实际而具体考虑问题，将这个目的和我们的立场正式用书面规定下来时，我却是这样开头的：
“……
“首先，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主要在你们的领导之下，兴起于战争末期的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打倒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排除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消灭了农村中的落后关系，扫除了城市中腐败恶毒的经济上与社会上的种种垃圾。
“我们的成员曾经积极地，虽然不为你们所知悉地，甚至不为你们所容许地，参加于这些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斗争。他们正参加着，当然要继续参加下去，以尽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本分。我们衷心地拥护这些斗争，并热诚地希望它们能获得更大与更彻底的胜利。
“不过在这样的参加与拥护中，我们却满怀忧惧地注视着你们的所言所行，注视着你们在胜利的基础上所欲造成的思想与政治的体制，我们日益怀疑，这些体制是否符合于中国工农大众的利益，是否符合于走向社会主义的利益，是否符合于中国民族独立的利益。
“为此，我们不能不将我们的忧惧向你们公开说出来，将我们的正面意见向你们提出来。”
“公开信”列举了五点我们与中共之间的基本不同之后，又作了如下的声明：
“我们必须在这里向你们作庄重的声明，关于我们为实现这些主张所采取以及所将采取的手段。我们决不消极抨击，更不阴谋煽惑，我们要公开地和坦白地，在一个工农民主政制所允许的范围内，说明和传播我们的见解，藉使工农大众与共产主义者能够逐渐相信我们这些主张的正确。藉使在你们领导之下的革命中国，能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而非官僚主义的道路。”
我是以这样精神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写了公开信的，草稿传观时，记得曾有同志指出，说我这个精神和“苏联研究”小册子里的精神不相符。他们（其中有M）说，我那种与人为善的态度，只应该向一个走了错路的朋友提出，决非对根本上敌对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所应采取。我不承认同志们对我的指责是正确的。我以为，为的有理由反对人家的反动的罪恶，必须肯定他们所做的进步的成绩。但虽如此，我从当时起，就深深感觉到，像“公开信”那样的基本态度，确实不能用来对付仅有一些“客观进步作用”的根本反动的政党，如果一个政党，无论其主观的意图与客观的结果基本上都是反动的，仅仅以“副产品”的资格有了一些可以称为进步的成绩，那末“公开信”那种积极的，拥护的批判态度，自然不能适用。依“苏联研究”的分析，斯大林党（包括中共）自是如此的一个反动政党；可是根据了实际的政治事实，我们向他们企图有所行动时候，却采取了如彼的一种态度。我们逐渐感觉到，这中间是有不合不处时，如果不是对斯大林党的性质和作用的认识错了，便是“公开信”的态度错了。
但是很显然，只要我们真想有所行动，对中共作事实的而非空想的接触，那末无论在当时，或者在目前，我都认为没有其他的不同于“公开信”的态度可取。
这就是我在“回忆”“思索”一章中所说的，“苏联研究”……这个立场……若应用之于政治实践，便常显得不甚相宜”的情形。
于是“我从政治领域回到了社会学的领域，从实践性的思考再回到纯理论的思索。”不过真正把苏联与共党性质作再度理论的思索，是在一九五六年春天写到“回忆录”“思索”一章的时候。在这以前的二三年中，我只是逐渐有了这样一个立场，即如后来在“思索”一章所形容的：
“中共的胜利，我觉得不管它表现得如何丑恶和畸形，我们却总不能不承认它是一种革命胜利；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不管它们如何的悖谬和反动，但仍有其不可抹杀的革命方面。我又以为，我们只有把中共的胜利视作我们共同努力和共同企求的结果，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改造视作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才有可能肯定其正确部分，否定其反动部分。”
这样的立场至少把我写“公开信”时采取的“不自觉的”态度，自觉地肯定下来了。
“回忆”写了一整年。在写作过程中，因为要把近三十年来中共和我们的经过作一次系统的回溯，就势必要经常接触到如下的一系列问题。究竟中共是怎样蜕变成为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放弃城市，集中力量于农村，是否为此一蜕变的决定原因？我们托派坚持城市工作，不顾惨重的打击而献身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为什么始终无法展开组织？假使我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农村的阶级斗争，是否放手领导？如果领导，则由于农民暴动的性质使然，自必一开始就要走上武装冲突之路，此时我们如果用党的力量去领导武装斗争，会不会使我们的组织变成为小资产阶级性？如果我们的党纪律严明，始终保持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纵使站在武装农民的基础上，是否仍能夺取全国政权？这样的一个政党夺取了政权，如果事实上在动摇乡村与城市的私有财产，能否算是一种革命？而且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
我在写作“回忆”当时如何解答每一个问题，不必在此细说，总之，当我逐个考虑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对中共胜利的意义，却倾向于上面提到的所谓非此即彼的另一个看法了。这就是说，我认为中共走上政权的那条迂回曲折的路，客观上倒是证实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事实上驳斥了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同时，我又承认：“中共是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一个党。”
你愿意承认中共这次所完成的是一次革命，但你竭力反对称中共是一个任何意义的工人政党。你说，“几年来由中共领导（实则控制）的一切革命行为，都是客观逼成的，因之是违反了那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本意的。”我觉得你这个看法非但理论上站不住，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为什么这些客观形势恰恰要逼中共而不逼其它的反动政党去完成“违反本意的”革命呢？历史上，革命的形势强逼一些不革命的人或政党“革起命来”是常有的。但这些人或政党一旦被动地坐上革命政权的宝座之后，其所有能事，就是拼命将革命拉向后退。不是革命怒潮无情地推开这些偶然浮上面来的人或党，便是这些人或党遏止了或断送了革命。如果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党，让偶合的革命条件捧上了政权，竟长期地，有计划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末历史上不曾有过，将来也不会发生。如果这种事情是可能的话，则又何贵乎与何需乎马克思主义的政纲与原则？何贵乎与何需乎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一个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不曾有从事无产阶级革命准备的党，纵然有最有利的革命形势推它上了政权，也决不能开展社会主义性的革命的。数十年来一些所谓农民党与所有第二国际的经验，已经充分说明这个道理了。
因此，不承认中共的胜利基本上是一种革命（甚至是社会主义性革命）则已，如果承认了这一点，你就无法不承认它是一个二种意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
你要我注意这个事实：“中共和所有的斯大林党一样，只要一取得政权，便用了比资产阶级政党更不民主，更加野蛮的手段来欺压工人阶级。而且从党员的阶级成分说，不但过去当中共存在于乡村时期，便是今天当它控制了所有大城市之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仍占了最高百分比。”因此你说我承认中共代表工人阶级倾向乃是从不断革命论中一个命题抽象地推论出来的，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你要我把“回忆”中按下不表的，关于决定政党性质的诸因素详细说明。
好的，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这个问题。
如何决定一个政党的性质或倾向？
首先我得说：所谓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并不意味着不欺压这个阶级。一个政党取得了政权，把持了国家机器，就得分享有国家机器的性质。我们知道，国家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它操在占有优势的一个阶级手里，保护着该一阶级的利益；但它同时又仿佛是“超阶级的”，有时会以“民族利益”的名义，或竟是赤裸裸为了官僚利益，欺压到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历史上有的是这种“超阶级”的官僚统治的例子，而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法西斯党之欺压资产阶级，可说是此类例子中之昭昭者。因此，仅凭共产党政权之欺压工人阶级一事，尚不足以断定该党在任何意义中都不代表无产阶级。
人们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普遍根据了两个标准：（一）党员的阶级成分；（二）政纲的思想方针。第一比第二较为具体明确；但后者常比前者起更多直接与更重要的作用。仅仅看一个政党内部是否以工人成员占多数而决定它是否工人政党，常会陷于自欺与误断。因为事实上，“自存”的无产阶级不就是“自为”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用以“自为”的思想和方法，倒是多数不符合于社会主义，因而是违背了无产阶级利益的。你看，英国保守党，尤其是早年的自由党，不是拥有不少工人阶级党员吗？美国的民主党今天也还是靠工人阶级的支持。但这些政党决不因为它们有了无产阶级的党员或支持而改变其十足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英国工党和各国社会党，虽然其十九的群众是无产阶级，但它们所代表的利益非但是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由此可见，凭基本群众的阶级成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阶级性，并不可靠。这个道理，懂得最深，说得最早的当然是列宁。在“做什么”中，列宁的主要努力就是要说明工人组织和革命家组织的不同，他说明：“工人……本来也就不能有了解到他们本身利益与现代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根本对立而不可调和的这种意识，即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意识。”他强调“这种意识袛能外面灌输进来，……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分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长成的。”接着他又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按其社会地位来讲，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样，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过程，而从革命社会主义知识界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产生出来的结果。到我们现在所讲的那个时候，即是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个学说不仅已成了‘劳动解放社’十分确定的纲领，而且已经夺得了俄国大多数革命青年。”（以上引文均见中译本“列宁文选”卷上二0二页。）
因此，列宁认为如想真正谋得工人阶级的解放（推翻资本制度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有革命职业家的团体（无产阶级政党）。参加这个团体的人，只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以社会民主政党的革命主张为目标，“那末工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任何区别都应完全消除，更不必说他们彼此间的职业上的区别了。”（见同上引书，页二七四，加重点是原有的。）
从上引的文字看来，列宁心目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党，其决定性的条件不是它构成分子的阶级性，而是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以之作为业余的谈资呢，还是以之作为献身的专业？更在于党员们所共信的政治思想：是狭隘地限于劳动条件的改善呢，还是要根本推翻资本制度并进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按此名词自一九一四年起应改成共产主义）？总之，按照列宁的想法，决定一个政党之是否无产阶级的与革命的，主要在于革命职业家这个组织标准与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思想标准。至于这个政党是否以工人阶级出身的干部为主要成分，倒并不太重要。
列宁这个见解是否正确？根据半世纪来世界革命运动的经验，我们应该承认它是完全正确的。自然我们也不应该把列宁的见解看得太死，仿佛无产阶级政党不一定要有无产阶级的党员作基础；仿佛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者脱离了工人阶级群众始终能坚定地为无产阶级之目前的与历史的利益服务；又仿佛革命职业家不与其所代表的阶级共同生活，共同呼吸，且时时受其监督也永不会堕落成阶级敌人或本阶级的官僚。不，列宁的整个精神，言论和事业都反驳了上面这个“仿佛”。列宁最懂得向群众学习，最懂得接近群众，最清楚脱离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者之无力与必然堕落。
但列宁不但懂得工人阶级的长处，也最懂得工人阶级的弱点（由社会历史地位决定的弱点）。他决不向弱点阿谀，不将弱点粉饰，而是老实地、大胆地指出这些弱点。他公然地说出仅凭工人阶级本身根本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组织与革命思想。这些组织与思想得靠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灌输给他们。就这样，他把战斗集中的革命职业家的原则和彻底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政纲，灌输给了俄国的工人阶级，由此造成十月革命，由此建立苏联，同时又把它们灌输到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般的劳苦大众中去。
列宁这个关于政党的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见；它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真能战斗的一种物质力量，因而成为创造历史的一个伟大的自觉力量。不过时至今日，许多人把斯大林和斯大林党所犯的种种罪恶，归根于列宁的这个见解。他们认为：官僚政党代替无产阶级政党，官僚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官僚国家代替无产阶级国家，归根结底，都是由于列宁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意见。这当然是不对的。促成上述三种“代替”的有更复杂的历史原因。不肖门徒们无疑从列宁的组织原则中找到过叛卖党的籍口，利用它们干了坏事；但这也只能说，有利必有弊，任何美好的事物都可以产生流弊。问题在于：它们那些美好的积极方面是否可以代替？是否成为历史的必要？如果没有列宁规划出来的革命职业家的政党，是否能够造成天翻地覆的大革命？数十年历史向我们作证，这是唯一可以推翻资本统治的组织，而且事实上它是业已推翻了资本统治的唯一的组织形式。只要承认这一点就够了，它的流弊（诬栽的与真实的）为何以及它们应如何克服，乃是另一回事。今天我们自不应轻视这些流弊，斯大林党彻底官僚化的经验告诉我们：革命职业家的集中组织在某些不利的历史条件中，会如何发生出它的坏作用。我们反对斯大林主义，正是要反对这些坏作用，但如何能不因噎废食？如何能区分出列宁的组织原则与斯大林从此原则所造成的流弊？我们是更应该注意的。关于这，我已经在“由陈独秀的最后思想谈起”一文中详细说过了。此文随信附上，兹不赘述。
中共的阶级性
话说远了，该我们回过头来谈中共的性质。
中共自从成立以来，始终不曾得到过工人阶级分子做它主要的党员成分。自始至终，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据了最大百分比。开始是学生，后来是农民。倘依其领导层说，则迄今也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占压倒的多数。但直到一久三三年以前，我们并不曾为此否认它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党。理由是：它服膺马克思主义，它领导阶级斗争，它的目的要把中国造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虽然它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被斯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所修改过的门雪维克主义，虽然它领导的阶级斗争时常在四阶级联盟理论下被出卖，虽然它标榜的共产主义规定在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另外一个理由是：它是一群以共产主义为共同信仰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这些革命职业家很幼稚，没有经验，而最不幸的，他们一组成就被置于苏联共党内中右派的错误领导之下，但虽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却诚心诚意地要为中国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大众的利益服务，他们不尚空谈，他们实干，他们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为自己的信念争取实现。
这样一个政党，依照列宁的见解，纵然不能被称做“工人阶级的”，可是至少能被称做“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或“具有工人阶级倾向的”。
使我们倾向于否定中共之为工人阶级政党者，曾经为了两个情形：（一）一九三四年以后中共完全放弃了城市，将党的基础整个建筑在乡村农民身上；（二）一九三七年起中共对国民党在抗日名义之下实行投降，服从三民主义，改编红军，放弃阶级斗争。这两个情形，对于严肃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说，自具有决定意义。一个政党远离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环境，放弃了工人阶级革命的政纲。自不应再有理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了。但这只是抽象的与原则的判断。更确切些说，这只能作为原则性判断的假定。至于我们这个判断是否完全正确，那还得看这个政党的一些具体行为与具体实践。
在过去，我们对于斯大林党的性质的判断，似未能以具体事实考验那些比较抽象的原则判断。
今天我们在回顾中，我以为应该指出曾经被我们忽视了的几个事实：（一）中共之完全放弃城市，并非出于自愿，亦非依照计划，它乃是国民党反革命特务迫害所造成的结果。因之，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为根据于以农民战争代替工人革命的一种新政纲的实现；（二）退到了农村的中共，在文字和口头上都始终不曾放弃过“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联合战线”的政纲，并且事实上，他们在农村中继续发动阶级斗争；（三）一九三七年国共再度“合作”后，中共放弃了阶级斗争，服从蒋介石领导，信仰三民主义。这本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事实发生的当时，我们及时揭发这个叛变，并指出它愈陷愈深的屈膝倾向，当然是必须的。但事后我们应该肯定，中共那次的叛变，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代表着革命马克思主义一派——的揭发和批评亦为原因之一），却不曾是到它逻辑的尽头，幸而止于策略性的玩弄。（四）无论在“苏维埃与红军”时期，或“联合政府与八路军”时期，中共始终保持为一个严密的革命职业家的组织，其成员的吸收也始终不曾取消阶级性的限制。
上述四个事实，我以为是脱离了工人阶级，且有一时期曾经宣布自己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在时大时小的限度内始终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的重大原因。
讲到这里，你当然会反问我：“既然那走了许多迂回道路的中共，由于主客观的原因，迄今仍可算是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倾向的政党，不但如此，它而且还领导了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与经济制度，现在还正在把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国家——那末我们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对立？为什么还要保持独立存在？为什么还主张进行革命？”
在“回忆”中，紧接着承认中共还“保持了工人阶级倾向”之后，我说：“毋须说，这里的所谓保持是以非常丑陋与奇异的方式来表达的，这个有工人倾向的党是异常可怕地官僚化与特务化了的，其成分以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其理论则常常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之政客式的曲解与玩弄。”如此这般的工人政党在有利的历史条件凑合之下，亦能完成革命任务；但我们却没有理由因此而取消自己的独立存在，因此而与它妥协（或甚至投降），因此而放弃我们的革命主张。“因为官僚化与特务化的党，不可能不以官僚的与特务的方式完成革命，不可能不造成官僚化与特务化的新国家，不可能不官僚式地与特务式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延阻乃至破坏社会主义。
对于这样官僚化与特务化的工人政党，对于这样专横的官僚统治，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和它们对立？为什么不应该革他的命？
“但是，”你也许会说，“问题更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吗？如果你承认它们完成了与完成着革命，为什么不可以说这些特务化的党制与官僚化的统治正是为革命所必需，因而是正确的呢？”
好的，让我们再来谈谈这些问题。
中共是怎样完成革命的？
自从中共胜利以来，我们时常说，它的胜利是客观条件逼成的。它在盲撞瞎摸中碰上了胜利。这个胜利来得如此的突然与意外，竟致完全不曾为毛泽东们所事先料及。这当然是事实。不过仅仅指出这一点显然不够。与此同时，我们还得说明，中共在组织上确已具备了胜利的潜力，在意识上也有争取胜利的意图和决心。它所没有的乃是走向胜利的明确道路，保证和发展革命胜利的战略上的方针。因为具备了前者，所以胜利逼上身来的时候，他们能够抓住胜利；因为缺乏后者，所以他们始终在胜利中东摸西索，乱冲乱撞，时常给胜利触碰得头破血流，而且断丧革命的成果，败坏革命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同时看到这两个方向，才能解释他们得以胜利的原因，懂得他们走上胜利的弯曲途径，明了这个胜利的限度，预测他们那个政权的前途，并定出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从来我们的同志不肯承认中共具有足以胜利的组织上和意识上的因素，结果是，不管他们怎样分析，而中共的胜利总被描写为纯粹偶然的事件，其侥幸性有似一个未购马票的人竟中了头奖，这显然于事于理都是说不通的，和敌人作战，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必须清醒地知己知彼。只有真实而非自欺地知道了敌人的强处和弱点，才能给它以恰中要害的打击，才能彻底与漂亮地战胜它。无视敌人的强厉，其为害于战斗者，恰恰与不见敌人的弱点相同。最高明的战士，非但不抹杀敌人的优点，而且还向敌人学习哩。我们对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敌人也应如此。
就上述中共所具有的与他们所缺乏的两个方面说，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形恰恰和斯大林主义者相反。他们所有者我们所无，我们所具有者则为他们所缺。他们有一个强有力的党和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却没有一个能符合于事变发展的不断革命的政纲，我们武装着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思想，却缺少了强大的党和强大的军队。这个相反的情形，一方面说明了中共为什么能够抓住了第二次大战后革命形势所造成的果实；另一方面又说明着胜利了的中共为什么不得不标榜出久已为托派专利的“不断革命论”。
中共最近标榜“不断革命”自有其复杂原因。其最直接的一个，诚如你二次信中所说，在于替他们的“不断革命论”，即无休止压榨人民的政策，找寻经典著作中的籍口。你这个指出当然对。毋须说，我们一定要竭力反对中共的“不断要命论”，并竭力要揭穿“要命论”，与“革命论”之间天差地远的区别。不过除此之外，我以为有一个更基本的意义却不能从他们的荒谬标榜中看漏过去。那个意义是：不管斯大林和毛泽东反对不断革命论达三十余年之久，而此次毛泽东们本身的胜利，正确些说，他们之所以能够抓住逼上身来的胜利，能够巩固和发展这个胜利，在客观上看来，恰恰因为他们被动地，违反他们意志地，经验主义地，在基本路线上走上了他们一向反对的托派的不断革命论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他们不得不抛弃了一直信以为正确的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
根据中共一向主张，“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为了实现前者，需要建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组织“联合政府”；为了实现后者，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这个意见是十足的斯大林主义，本质上符合于门雪维克主义。在“论联合政府”那本小册子中，毛泽东更进一步，把此一规定在共产党党纲中的阶段论立场，作了充分的发挥。他说：
“……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广大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新式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因此，他反对一些人，实则是反对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说：“另有一些人，则甚至一口否认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而说什么一下发展到社会主义，什么要将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
由此可见，中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原来是这样的：它将在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之下，长时期地为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而奋斗。只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太多而非“太少”之时，中共才准备改取最高纲领，为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经济上的动摇私有财产）而奋斗。
记得周恩来在某一次谈话式演说中，曾将“大约二十年”这个明确数字来代替毛泽东文章里的“长时期”。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九年来的事变发展，究竟如何“证实”了中共的理论。
首先，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因军事胜利建立起来的北京政府，实质上并不是一向宣传的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也不是代表了所谓四阶级的联盟，它乃是共产党一手操纵的独裁政权。如果我们承认共产党在理论上与历史利益上仍可以算是工人政党，那末它已经是一个某种意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根据中共的理论，此种政权只当在未能前定的更高的阶段上才能建立的。
不错，这个“人民政府”和各党各派开了协商会议，起草了“共同纲领”，诚心诚意想实现新民主主义，想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而事实上，中共政府也确乎做到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就是说，它确乎压制了阶级斗争，以此想谋得它历来所梦想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
但是结果怎样？毛泽东们所预约的“长时期”与周恩来规定的“二十年”，却证明出只是短短的一个“蜜月”。若用具体的数字来说，这个“蜜月”大约延长了两年：从一九四九年秋天开始，到一九五一年冬天为止。“五反”运动结束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恩爱时期。在此后的三年半内，中共应用了它手中庞大的国家机器，把大小资本家彻底打垮了，榨干了私人资本家所有的资金，粉碎了它们再度进攻的力量。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间，以短短十天，完成了全国诸大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全部工商业被置于公私合营的基础上。就这样，中共正式宣告了“新民主主义”的完结。
原本要“长时期广大发展”的资本主义，却在短期间未有发展之时就被摧残了，这到底证明了什么？有人说，这证明了共产党的口是心非，证明了它以诡计谋害了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我们承认，斯大林党与信义无缘。他们永远是口是心非的欺骗家。但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如此解释他们的“背信弃义”。这里，他们倒是愿意守信，籍以证明他们的阶段论的。提早翻脸，乃实逼处此。“五毒”上了身，想和资产阶级百年好合而不可得了。中共的五反很像是一个嫖客染上了梅毒，殴打妓女以泄恨。口口声声骂妓女“以怨报德”，徒见其蛮横无知耳。既欲玩妓，就该知妓身有毒。既然要“确保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怎能怪资产阶级传播毒素？（毒素多着哩，岂止五哉！）所以“五毒”绝对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它们只是证明出斯大林主义者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ABC，证明出他们有负于列宁关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起码教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一切毒害，尤其清楚它在殖民地以及革命时期所能发挥的无穷毒害，因此我们从来说，中国无产阶级一走上政权，必须坚决地（当然不是无步骤地）动摇私有财产，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资产阶级未完成的任务。斯大林毛泽东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发生于“私人资本主义广大发展”之后，所以即使在他们建立了一党专政之后，还要保护与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当然招来了资产阶级方面的“猖狂进攻”。“五反”运动絕非毛泽东们预先设下的诡计，而只是在资本家进攻之前的应变（对外的“五反”乃是对内的“三反”之继续）。如果不来这一下，姑且不谈别的，就光拿行贿一项来说吧，在短期内已经使共党干部可怕地腐化了。中共为了自保起见，不得不进行“五反”。“五反”一开始，则由于斗争的逻辑使然，甚至只由于经济生活与生产活动的持续使然，又不得不进行“全盘公营”，从而不得不放弃新民主主义，提早走上“社会主义”。
这过程证明了毛泽东们在事变的打击之下，仓皇间抛弃了阶段论，不自觉地采取了“毕其功于一役”的不断革命论，难道还不明显吗？
孙悟空尽管可以嘲笑如来佛，但斯大林毛泽东们的猴子筋斗毕竟翻不出托洛茨基的手掌心。
中共在农村中“广大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更有趣。依照“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性的土地政纲目的在扫清“封建残余”，让乡村资本主义有顺畅发展的可能。这规定当然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计划。
但是事情发展怎样呢？请看被选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一篇报告：
“而宿乡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广大的农民，特别是贫农，雇农，分到了土地，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当时，支部就领导农民，组织了劳动互动组。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连续获得了丰收，农业生产量达到战前的水平，生活有了改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可能制止农村中的阶级分化，富农和投机商人的“生财有道”，就像瘟疫一样的发展起来。富农戴惠伯，用五斗米买回了土地改革时被征收了的三亩地，并且疯狂地说：“谁用钱就到我这里来借。”富裕中农郭惠如，在土地改革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就买到九亩田。到一九五三年，全乡出现了十一户新富农，全乡九个党员中，有五个做生意的，四个买地的。另一方面，有许多农民的经济情形变坏了。根据一九五三年的统计，全乡卖出土地的有三十九户，借高利贷的有五十七户，有两户贫农降为雇农。当时贫困的农民都很着急，有人说：“这样下去，不是又要走老路了吗？”（见中共昆山县委生产合作部的报告。）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新民主主义”农村的图画！你看，这只短短发展了两年，投机商与富农的“生财之道”便像瘟疫一样泛滥起来。而最有趣的是，全部九个共产党员，五个做了投机商，四个变成了富农。这真是“新式的”资本主义——由“共产党员”带头的。但只要资本主义任其发展，新式也终于会变成旧式的，经济必然要走上老路子；而且它还要反映政治上！中共政权如果不跟着投机商与富农的党员走，就得根本垮台，让位给表里如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来统治。这个客观形势，逼出了一九五三年秋季中共中央的所谓“总路线”。号召“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运动。这个事实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政纲，在农村关系中，也完全经不起实际阶级斗争的考验，因此被迫在事变的打击之下放弃了。
一九五三年以后的中国农村发展情形，以另一方式暴露了中共政策的罪恶性。依照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选本的序言中说：“……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结果如何？“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果然如期实现了。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的秋天，即比毛泽东预计的三四年提早了一两年，中国的农业合作社非但完成了由半到全的“社会主义”转变，而且于一转眼之间竟实现了“人民公社”，据说已进入“共产主义”的门槛了。苏联立国四十年，在较高的经济水准上与较少的农业人口中，应用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是中国的斯大林主义者却只消九个年头，就把中国乡村和平地带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难道中国真有神秘莫测的国情吗？或者毛泽东真有什么缩短历史的法术吗？当然，这二者都不会有。有的只是中共宣传家们违反马克思主义起码知识的谎骗，有的只是共产官僚不顾一切，残民以逞的“大冒进”。这是中共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两极跳跃，从极右的机会主义政策跳到极“左”的盲动冒险主义。不过，即使在这样的跳跃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些更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彻底破了产，迫使毛泽东们于惊慌失措中推行“不断革命”。这个情形，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文中，曾经以非常压抑的口气提到了，他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九年来发生的大事，几乎都没有按照毛泽东们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实现的。
不是吗？你看，毛泽东们原来想成立四阶级联盟的“联合政府”，藉此实行新民主主义，长期间与大规模地发展资本主义。等到这个“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得到彻底胜利后”，他们才“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与中国人民的意愿，经过必要步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制度而奋斗。”（见中共党章总纲。）而事实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却是共产党的独裁，它想广大发展的“新式资本主义”却原是“五毒”具备的古老资本主义，因之共产党政权即使为了它本身的存在计，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论放进废物箱，不得不从政敌手里偷取“不断革命”的武器，不得不在城市和乡村中打击私有财产。在不少方面，他们甚至比当年俄国革命后更快与更早地走上了“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化”的道路。
你看，毛泽东们就是这样一种不自觉的，不光明的，半吊子的“不断革命论”者。
我曾经在口头上和你谈过这层意思，你当时的回答是：“既然不断革命已经借毛泽东们的手来完成了，那末不管他们自觉不自觉，光明不光明，半吊子不半吊子，只要革命是完成了，其余的便不重要，托洛茨基主义者便不再有和中共对立存在的理由。”
以下是我的答复。
不断革命论与“不断革命论”
首先请你不要误会，我说毛泽东们为客观形势所迫，不自觉与不自愿地走了不断革命的路子，并不就是说他们走对了。相反，正因为他们走上条革命的战略道路时的特殊情形，虽然因此解决了一些革命问题，同时却造成了与带来了许多，也许是更多的，有害于革命的罪恶。譬如说：
政权问题，如果他们是有觉的不断革命论者，原本可以堂而皇之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他们却偏偏要戴上“人民民主”的假面具，装饰着“各党各派”的花瓶，以此使无产阶级迷惘，使有产阶级因“上当”而生怨怼，而最坏的，使广大的真正人民党得共产主义与过去所有的政治主张一样，是将政治建筑在欺骗之上的，口说的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工商业改造问题”，如果中共真是自觉的不断革命论者，那他们就该知道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是一回事，发展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他们就该知道中国生产力的提高不能用发展资本主义方法来实现，而只能经过反对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因此，他们就该像十月革命时候的布尔什维克一样，在胜利的翌日即发布《剥夺剥削者的命令》，以坚定的步子和现实的步骤来赎买或者没收大工商业者的资产。这样办，在国家方面不要蒙受“五毒”之害，在被剥夺的大工商业者方面也不需经受“凌迟处死”与“三收三放”之苦。中共不能以堂堂正正的社会革命名义强迫资产阶级作出历史性的牺牲，而却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令基础上，深文周纳地，鸡零狗碎地，谋逐个工商业者以小偷毛贼之罪，逼其“自愿地”走上倾家荡产，名裂身亡的绝境。这样，中共便在最广大的城市民众中，彻底败坏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誉。
中共，以至整个苏联集团，曾经把中国的“工商业改造”说成为创造性的经验，那是彻底虚伪的。（当然，如何把数量庞大与规模极小的工商业导上了合作道路，其经验值得人们好好学习。不过这是另一回事。）以刑事司法的小手术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大革命，不但使人迷失方向，而且会在各方面撒布腐蚀性的影响。共产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主要反对的是过了时的阶级和制度，个别的人身攻击决不是它的主要内容。中共一方面宣布资本主义尚有广大的发展前途，他们要保护这个剥削制度。另方面却造成种种“法律”陷阱，使资本家逐个“入瓮”，以至“自请改造”。中共以为此种手法乃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巧计，殊不知它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事业。因为此种显然与中共政纲不符的政策，非但不能让劳动大众认识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的公正，反倒让他们看出共产党的口是心非，阴险毒辣，因而在暗中同情“被欺骗与被凌辱的”资本家们。（无数小老板们的被欺骗与被凌辱是真正值得同情的。）
在农村问题上，中共于被迫放弃资本主义道路，采行“不断革命”之时，给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描绘了最残忍与最荒唐的讽刺画。根据最起码的马列主义，一个真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政权，不可能建筑在与全体农民的联盟上，当反对地主的民主革命阶段一经走完，农村阶级斗争会立即尖锐地爆发。此时当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就应立即紧密地依靠贫雇农，中立中农，反对富农。在俄国革命中，这过程大约延长了七个月。据列宁说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民主阶段结束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发布的成立贫农委员会的法令。但为使这个阶级斗争纳入“社会主义的”轨辙，即使在斯大林那种专横与主观的统治之下，也是开始于十年之后，即一九二八年。而集体化的最后完成，还要迟至一九三三年。我们知道，斯大林的那次集体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据估计，大约有四百万至一千万的人因此死亡（由直接迫害与饥谨结果）。托洛茨基曾经给了及时的警告，事后更不断指出这种集体化的罪恶，譬如在第四国际纲领中他就说：
“制定土地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时，应把没收小农财产以及强迫他们集体化的可能性根本除掉。农民将仍旧是他的一块土地的所有主，只要他还相信这是一件可能和必要的事。为了在农民眼中恢复社会主义的纲领，便必须毫不留情地暴露斯大林派的集体化办法，这些办法的施行，并不是为着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而是为着官僚的利益。”
为什么托洛茨基要反对斯大林们在农村实行的“不断革命”呢？因为，根据革命的马克思派的传统见解，要小农们放弃私有制，接受社会主义制，必须第一，能在较高的技术水准上（大规模的机器耕种）进行集体经营，第二，必须用事实教育而非官僚刺刀，让农民知道共管比单干有利。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而强迫集体化，结果只能是可怕奴役，悲惨的死亡。农业生产的普遍低落，以及工农联盟在精神上乃至事实上的破裂。（注）
（注）毛泽东自己就指出过这一点，在《论人民民主革命》中，他说：“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的社会化。……而欲农业社会化，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
现在让我们回过来看看中共在这方面的情形。首先，毛泽东们与当面的列宁不同，认为农村中将长时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列宁是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办法，他之借用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办法，乃是一种有意的与公开的让步，故时机一旦成熟，立即宣布了土地国有。）等到富农阶级公然打进到共产党以后，他们才如梦初醒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了。而一经走上这条路，则非但没有认真地注意到上面指出的那两个条件，而且还没有最“冒进”的斯大林的耐性，把反富农斗争延长十年，集体化过程延长五年，他们倒是真正地“毕其功于一役”，在短促的二三年内，竟把比俄国农民更落后的五亿几千万的中国农民，带领过了“社会主义”阶段，甚至踏进“共产主义”的大门了。天下如果真有奇迹的话，这该是“道道地地”的奇迹了。
不错，我们从来认为，旧中国的农村关系与俄国革命前的农村关系有很大不同，地主势力比较单薄，资本主义关系则远较发展，因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农业生产的合作化或集体化，亦必较实行于苏联者为早为速。这就是说，在中国农村中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比俄国当年更不实际，也更加反动。一九五六年以还中国农村面貌之迅速改变，一方面正证明着那个理论的不实际与反动，他方面也表示了不断革命论的客观需要。但毛泽东们一经在右边碰了壁，急速转向到左边的时候，农村社会化的发展竟可以加速到此种地步，那总是荒唐的。在这里，我们将不谈论中共突然提倡“人民公社”运动的真正动机，这个运动有多少符合于客观需要，它对农民大众的利害如何，以及它的前途和中共统治之间的辩证式的相互影响如何（这些将另文详述）。
这里我们只想指出的是：依据共产主义的常识与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要想在低下的甚至原始的生产基础上用人为的“不断革命”方法硬生生造成农业的“共产主义”，即使是“萌芽”也罢，却总不能不意味着大量的强制，普遍的奴役，以及生产之无法真正提高（甚至会猛烈下跌）。
然则我们怎样能拥护他们这样的“不断革命”？
中共对“不断革命”的歪曲了解和荒谬应用，在取消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取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上，发挥到了极致。在真正用得着渐进，在真正需要有长期的历史过程的地方，他们却要“一步登天”。不错，智体城乡之间的差别是数千年来社会阶级的结果，也是社会产生阶级剥削的原因之一，为要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取消这两种差别。但它们跟打倒地主和资本家的任务完全不同，绝对不能籍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几场斗争可以完成。若以为靠几个干部“升帐挂帅”，放一些明星教授下乡种田，拔几名劳动模范进大学读书，乡村里建立几座小工厂，城市工人种几亩蔬菜地，如此就已取消了这两差别，未免滑天下之大稽。当然，我们完全拥护种种合理与可行的走向此种取消的办法。我们尤其主张认真地而非宣传地，自觉自愿而非意存惩罚地，经常将国家干部与在业工农交换工作，籍以造成真正的而非“理论上”的工人国家。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智体与城乡差别的实际取消，只能在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才可思议。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并非斯大林毛泽东们口中与纸上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则只当全人类的生产在世界范围内组织起来，而平均的生产力已高出于目前美国所已达到的水准（或甚至数倍）才可思议。
在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之内而想实现社会主义，甚至实现共产主义，那是反动的幻想。其所以是幻想，因为它不可能实现；其所以是反动，因为它硬要实现。硬要实现，就只有靠一个全能的野蛮的官僚独裁，通过庞大的官僚等级，以经常的赤裸的暴力，强迫全体人民进行日夜不休的劳动，并劫夺其全部劳动成果，以此维持一个饥饿冻馁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中共今天提出的所谓“不断革命”，实则是实行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步骤，亦即是“一国社会主义”的表现和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之实行“不断革命论”，正因为他们违反了马克思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为什么？请让我们就在这里谈一谈不断革命论的两个主要方面。根据托洛茨基发展了的马克思的此一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性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一、纵的方面：“无产阶级以民主革命领导者资格取得政权，必然地而且很快地就要遇者一些深深侵犯资产阶级财产私权关系的任务。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因之成为不断的革命”。（见托洛茨基著《不断革命论提纲》第八条。）
这方面，在上面说过，中共已被客观事变所逼，不自觉地实行了，并且加以曲解，荒唐而愚蠢地继续实行着。
二、横的方面：“在一国境界之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设想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社会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境界发生了冲突。由此，一方面产生了帝国主义战争，他方面产生了资产阶级的欧洲合众国空想。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于民族范围内，继续发展于国际间，最后进行于世界舞台上。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之下成为不断革命了；只有当全地球上新社会最后胜利时，这个革命才达到完成。”（见同上引提纲第十条。）
又：“某一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它的无产阶级……如因民主革命结果夺得了政权，则在此国内的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就不仅依赖于本国生产力，而且依赖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依赖后者比依赖前者还更多些。”（见同上引提纲十一条。）
不断革命论的这个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却不为中共所领会，他们根本就不愿领会，因为在此问题上，他们至今仍是彻底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最坚决地拥护“一国社会主义”，要建设“民族共产主义”。
当然，客观的事变也同样地压迫着中共官僚们，即，事实接二连三地给他们提出不能在一国之内克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过他们并不从不断革命论的“更新的更广的意义上”去求解决；他们反而从更“深”的更老的方面去想办法。那就是专在“本国生产力”头上打主意，亦即出尽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压榨手段，驱使本国的生产大众，要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不食不衣，不眠不息地，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以此实现“国家社会主义”。我们自然赞成用种种方法发展和提高生产力，但不赞成用任何方法，不赞成运用根本上违反社会主义精神的，比资本家手段更为毒辣的，蔑视人道与人类起码要求的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这样做，一来是事实上达不到这个目的，二来是：它在“人心上”掘毁了社会主义的事业，客观上只是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解放大陆”准备一片沃土。
但毛泽东们却将这种方法称为“不断革命”。他们此种向“深”处发展的，顶顶古老的“不断要命论”，首先是他们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中向“横面”发展的国际革命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一样，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平面上，才能有健全的与完满的解决。对中国言，它首先和日本与美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分不开。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应该停止向社会主义建设路上前进，等待美国和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给我们援助。这是蠢材的想法，是斯大林从来对于托洛茨基立场的曲解。问题乃关于两种基本的方向：一种是国际主义，一种是民族主义。根据前者，中国革命既然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亦必须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远景上，作为争取全世界社会主义胜利的一个力量与一个单位来谋得解决。因此，它一方面固然要和同性质的兄弟国家紧密结合（其紧密程度甚至要无视现存国界的），另一方面必须竭力帮助和促成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落后国家的革命成功，断绝了帝国主义国家榨取高利润的一大来源。这个打击本身就已给了各该国工人阶级革命以一个“物质的”帮助。这是客观的帮助。在主观的穷刀上，胜利了的落后的工人国家，能够以最有说服力量的事例子，给先进国无产阶级以政治的与思想的影响，这是精神的帮助。一个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府，在它胜利后的一切内外举措上，如果处处表示出事实上而非宣传上的更高于资产阶级制度所能给与的民主与福利，处处表示出与从来资产阶级政治的伪善与自私大不相同，它用种种事实表示出国际主义的、革命的，以全人类解放为目的的真诚意图，如果它坦白而如实地指出革命在一国胜利后社会主义建设所能达到的限度，同时指出要超过这个限度必须依赖各先进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成功，有赖于他们的及时援助──如此，则配合着因市场失去而必然来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那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将迅速地从传统的改良主义成见中解脱出来，将如电如热地感染着革命国家的影响，因而走上革命道路。只当欧美先进国社会主义革命奏凯歌之后，在全世界经济的通盘筹划中，根据社会主义的崇高原则，互通有无，彼此支援，才能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实现，才能谈得上苏联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彻底成功，也只有这样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与富饶，跻于大同之境，因而永免于战争之祸。
昨天的斯大林与今日的毛泽东走的都不是这条道路。他们是“一国社会主义者”，其目标为“富而且强的社会主义强国”。倘然他们也谈国际主义，但这“高调”仅仅是一种外交辞令，只弹唱于克里姆林宫与怀仁堂中大宴贵宾的场合，即使在那些场合，歌唱的主调也还是“互不干涉内政”，“东风压倒西风”，或“中国人战胜美国人”等等。他们早已忘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完全不敢与不想促成世界革命。至于世界革命并非辽远与空洞的原则，而是落后国家先行胜利的无产阶级在其建设社会主义时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则他们不是斥之为迂腐，便是诬之为反动——据说这便是否定了本国工农的伟大潜力。因此，他们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全部根据于本国固有的资力与人力，而且要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完成之。于是，唯一可取的方法就是无穷无尽的压榨，由此产生了从事压榨的一切可怕可厌的国家机关。因此形成了跋扈而庞大的官僚等级，实施了野蛮极顶的管制办法；刺探与监督无孔不入，迫害和欺诈无微不至；他们籍此将人民的生活水准降至最低限制，将劳动强度驱迫至最大限度，将民主与自由的权利和享受则减少至最少限度。结果，生产力当然提高了（虽然这样的提高决不能稳定），但是付出怎样的代价呢？生命的丧失无法计算，工农对真正社会主义事业之失望与反感更无法估量，而更坏的是，以苏联，中国那种“社会主义”的活的榜样，在加上东德、波兰以及匈牙利工农反对“社会主义”的活的事例，使现在尚处于资本统治之下的英美等国工人（他们本应该作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的），深深害怕了，厌恶了，反对了一般的社会主义（不论那一种牌子，真正的或假冒的），使他们正在脱离改良派影响的时候又回到了改良主义，甚至回得更远，索性坦白地拥护资本主义。
你看，斯大林毛泽东们排斥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断革命论，其贻害竟然如此！不但此也，有一层意思我还得指出来，即：我们退一万步，姑且承认共产党在逐个单一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终于可以成功，在苏联竟业已成功，将来在英美诸国也会成功。但若民族国家的境界始终被尊为神圣，各国的官僚等级因欲维护其“独自为王”的统治权利，而继续保持国家境界，那末，当生产力在更高的阶段上为要突破这个早已束缚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桎梏之时，岂不仍旧要发生国与国间的战争，发生比今天帝国主义战争更为惨烈与可怕的“社会主义”战争吗？
打破私产制与打破国家限制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两大目标，它的任务是要在全世界的整体上建立公产制的最高度的经济和文化体系。但今天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所作所为，最多只能说向前一目标走了一步，于后一目标则非但不曾企图接近，反而越离越远。因为事实上，每一个共产党获得了政权的国家，不管它像阿尔巴尼亚那样微小小国，也都要建设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成一个经济单位的，因而是排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哩！
总之，怀抱着“一国社会主义”，便不可能真正接受不断革命论。今天毛泽东刘少奇们硬欲把这二者拉在一起，其实只是你所说的“不断要命论”罢了。
共产党国家的社会性质
那末在一国之内，用官僚特务的压迫机构，不断要工农大众的命，以此建立着的或建设成功了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首先，我们与一切斯大林主义者的肯定相反，不承认这些国家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把他们的国家称做社会主义的，其理由是那里实行了国有财产制，但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驳得最好：“即使国有财产也还不是社会主义财产，因为后者须以作为财产保护人的国家消亡为前提，须以不平等的缓和为前提，须以财产观念甚至在社会道德与社会习惯中逐渐消失为前提。”（见托著《第四国际与苏联》。）这三个前提，显然，不论在哪一个共产党国家中都不曾具备，而且实际情形都属相反。
那末它们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吗？是官僚集产主义吗？
都不是。因为取消了私有制的国有财产制，无论如何已经超出了资本主义。同时，存在于集产基础上的官僚，毕竟只有当生产力低下与该一财产制度尚限于一国之内时，才能维持其无上权势。随着生产力提高与革命的扩张，官僚权势总会成反比例地低落。因之，他们仅仅是应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中某些特定形势的要求而产生，并非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必需，因而不能成为一个阶级。
我从来不赞成国家资本主义说。不赞成的理由已详述于《苏联研究》中，故不赘述。官僚集产主义说曾使我一时信服，但不久就开始“后退”了，终于放弃了它。放弃的原因我不想在这封信里详说，下列是几个主要理由：
1.我既然不承认中共是代表小资产阶级历史利益的政党，却承认了它推翻国民党统治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变革，那末，“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根本取消私有财产与实现国有财产”这个命题又站住了。这是托洛茨基宣称苏联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最后论据。我在“苏联研究”中正是因为否定了这个论据，才否定官僚为一个等级，承认它是一个阶级，因而走到了官僚集产主义。
2.官僚制度的形成，若就迄今为止的事实根基来作分析，我们确只能承认他是“社会过程中复杂诸因素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并不能断言它已经是，而且将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立形态——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我们欲言，像英美那样的国家，一旦如果发生了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了国有财产制度，便不可能形成像今天苏联与中国那样的官僚统治，而且那时会使业已成立的较落后的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也大大民主化起来。除非我们这个预言不确，即除非将来全世界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后，到处实现的仍是专横的官僚制度。那时我们才有理由断言无产阶级确实还不曾成熟到可以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之当资本主义已衰朽死亡而社会主义未到之前，还得经过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官僚等级的统治，由这制度来再提高生产力，同时让生产大众在政治和文化上有机会把自己教育成为社会的主人。
3.将官僚等级说成为官僚阶级，将堕落工人国家说成为官僚集产主义国家，对于我们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实践，完全没有帮助。非但无益，抑且有碍。至于如何妨碍我们作政治实践的情形，前面已用实例说过了。
因此，我放弃了官僚集产主义的说法。
目前苏联以及其它共产党国家的社会制度，我认为：乃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它业已脱离资本主义却尚未到达社会主义。就其发展的倾向而言，可以说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只因这些国家的落后与孤立之故，政治和社会上形成了笨重的官僚制度——它名义上在促进那个发展倾向，而实质上则在破坏和妨碍那个倾向。些国家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再来一次政治革命，摧毁官僚制度，籍以确定走向社会主义，那末官僚制度愈将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代理人，终且推翻财产的新形式，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
托洛茨基关于过渡制度未来趋向的此一推测，我觉得它的后一半有了问题。因为世界资本主义过于衰朽，以致那些业已取消了资本制度的国家要想回复到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无论理论与事实均已极少可能。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即当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写下了上一推论之后一年，他用另一方式提出过此问题，他说：“不是我们主观的愿望，而是客观的现实说明了这一点：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然便是陷入野蛮主义。”这推论也适用于苏联的趋向。如果不前进至社会主义，便将后退至野蛮主义。什么叫做野蛮主义？当然不是正常的、简单的私人资本主义。托洛茨基对于新野蛮主义，在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给过如下一个定义：“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他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情形，大致刻画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形式和统治形式。”这是一种“全能主义的奴役”。
托洛茨基的这个推断，我觉得更为适合些。这种野蛮制度当然是一种有产阶级的统治，但绝不是原有的资本阶级或资本主义了。而且这样的制度也绝不可能长期持续与正常存在。因为不说别的，光是那毫无出路的毁灭的不断战争，已够使人类根本灭绝了。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相信帝国主义者与斯大林派的官僚们将人类带上此一绝路之前，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真正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会来得及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信已经太长了，必须结束，未尽之意，请参阅我附上的两篇文字。
三山
1958年11月 |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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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山回忆录
王凡西
（1957）
·前言
·序（楼国华）
·五四与五卅
·二年大学生活
·从汉口到莫斯科
·东方大学
·莫斯科生活的第二年
·回国工作——被逐出党
·由四派到统一
·监狱进出
·《斗争》创刊——第三次入狱
·抗战初期的陈独秀
·太平洋战争与组织再分裂
·在战争与革命的日子里
·在寂寞中思索
·后记
·附录 |
王凡西《记汪孟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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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汪孟邹先生
王凡西（写作日期不详）
编者朱正按：
王凡西（1907-2002），1925年在北京大学求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苏联学习时接受托洛茨基的影响成为托派，因此被开除党籍。1931年起成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国托派统一组织的领导人之一。1949年起流寓海外。所著《双山回忆录》列入东方出版社“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出版（2004年）。
汪孟邹是我国著名出版家，亚东图书馆的创办人。
本篇是作者写在20×25的直行稿纸上，并作了一些增删修改。前篇写了九页（实际上八页半）；后面同题另稿写了四页（实际上三页半），并在稿末空白处写了几句话：
春兄：
晨发一函，谅达。今天匆匆写成这篇小文，因为许多话不能说，写得毫无光彩。发表当不可能，让你一读算了。
宇十二日
这里“春兄”指收信人、作者的朋友楼子春（楼国华、一丁），信末未署年月。果然这一篇在作者生前没有能够发表。后来楼子春先生将它连同作者其它一些文字寄交我。现在即据以录入发表。
图片：1942年王凡西与妻子马裕生在上海
“人生七十古来稀”。汪孟邹先生以七十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应该算是应分地安息了。然而，他的噩耗还是引起了他朋友们深深的哀悼。汪先生不曾退休养老，亡故在他服务的岗位上是一个原因；他始终走在时代之前，永远与年青人为伍，以致让人觉得他迄未老去，乃是另一个，也是更大的一个原因。
这位永不言老的老人，这位中国新书业的先锋，这位被茅盾称之为“始终站在时代前面”的“书贾”，实在是值得识与不识的年青人追念与矜惜的。
为公为私，我这个曾有机缘与先生交游了二十年的后死者，不得不用拙劣的文字，为他留下一些印象。
受陈独秀引荐，我与亚东图书馆主人结识
认识孟邹先生是在一九三五年。那时我从苏州的牢狱出来未及一年，住在上海静安寺路一间小弄堂的亭子间里，生活困顿之极。有天早上，郑超麟夫人来看我，她刚从南京探望了独秀先生回来，给我送来了两封信。一封是独秀给我的，一封是要我送给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的，是封介绍信。那时候，全国的抗日情绪是越来越高了。杂志报章，新出书刊，几无一不以御侮及提高民族意识为中心题材。亚东书店也就想出版这一类书。孟邹先生拟请当时被关在南京狱里的陈先生主编一部丛书，独秀那时正忙着写他的文字学，同时也因为环境关系，不能担任，就介绍了我，因此我认识了汪先生。
亚东图书馆的门市部，当时新从五马路的两开间搬到四马路的单间门面，我是在那间新店面的阁楼上第一次会见了汪先生的。一见面，他给了我一个特别的印象：异常清癯，根本不生胡须，面带病容，然而语音高亢，笑声爽朗，显出了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健康；衣服十分朴素，然而整洁非常，阁楼极小，仅仅容得一张写字台和两把椅子。写字台周围又堆满了书刊，但是被他处理得十分整齐干净，让人一眼就看出来，没有一件东西是随便乱放了的；桌子给揩抹得纤尘不染，上面有一个算盘，一只烟灰碟，一支削得尖尖的铅笔，被安置在它们应放的地方……
汪先生坐在书桌面前的椅子里，我坐在书桌横头。他看了介绍信。仲甫先生在信上写着我是他的学生（其实严格说并不是，我进北大时，陈先生早已走了）。又说，他能做的我都能做（这对我实在是意外的荣宠，仲甫先生的意思原只想在汪先生的心中造成一点好印象。因为是老朋友了，他深知道汪先生的怪脾气：对人是“迷信”的，尤其对独秀；当他信托一个人时，决不相信第二人；为使“老板”能接受他的代表起见，所以不得不将代表人说得过分一点）。固然，这封介绍信造成了很深印象，他非常欢迎我的合作。我们谈了几个钟头的话，谈到中午，他便邀我到书店隔壁的一家徽州馆去吃了一餐不算俭啬的饭。
那次谈话有了结果，他要我主编一部名为“民族英雄故事”的小丛书，每册一二万字，计划把中外古今于民族独立有过贡献的名人，都包含在内，每人一册。他要我先写一个计划，拿给仲甫先生和陶行知先生看看。
这部丛书没有出成功，经过是这样的：我写了计划，将应写的“民族英雄”拟了一张名单。为了生意经，一时也因为没有立下明确的“英雄”标准，以致在外国部分中，把法国的拿破仑和日本的伊藤博文放在里面。汪先生很赞成这名单，他拿给陶先生和高语罕先生看了，亦无异议；于是寄给仲甫先生，回信却出乎意外，他火气腾腾地将我这个草拟者骂了一顿，原因就为了上述那两个外国“英雄”的名字。他认为：斯二人均系民贼而决不是民族英雄，他主张以罗伯斯比尔代替拿破仑，以西乡隆盛代替伊藤。仲甫先生是骂得对的，——至少站在不是纯粹的民族立场而站在社会革命立场应作如是观。我同意陈先生的修改。
丛书原可以出版了；但因为陶先生邀请的一些作家没有工夫写，后来陶先生本人又离了上海，这计划就此流了产。书没有出成，可是我和汪先生的关系却继续下去，而且日益接近了。
受汪先生之托编译披露莫斯科审判真相资料
正在那时候，国际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苏联由斯大林主持的一连串清党。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基洛夫被刺以后，愈来愈叫人惊异的审判和枪杀，前后相继地在苏联发生。一九三五年一月齐诺维也夫与加明尼夫等十九名党政要人被以“恢复资本主义”的罪名审讯服刑，接着是加明尼夫等二次受审；一九三六年夏天高尔基被毒死，八月间齐诺维也夫等十六人再经审判后，全体报告遭到枪决；一九三七年一月间，拉迪克等十七人受审，十三人被处决。这些大事的轰动程度，在具有国际知识的人士中，是比日本的逐渐侵略中国更加巨大的，而汪先生则是此种人士之一。
人所共知，孟邹先生是不问政治的。他始终以一个“书贾”自居，而且也实实在在能固守着这个商人的界线（这些事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及）。然而，我们也有理由说，他是顶顶关心政治的。他以最高兴趣注视着国内外每日发生的大事件，加以思考，研究，分析，且与朋友们作不倦的探讨。他这种对时事的兴趣是绝对无私的，因为他于本行之外从不兼营“副业”，即使在敌伪及抗日胜利之初，上海的投机事业达到空前猖狂的程度，他也不屑一顾，所以他的研究时事决不是为了预测行情的涨落，像普通商人一样，其兴趣是纯粹出于一个人民或世界公民的立场，出于他对全人类情况的关切，出于他对现社会中所进行的善恶斗争的留心，而在下意识里与他的内心深处，则是由于他的深厚的悲悯，由于他非常强烈的正义感。
莫斯科审判案对于汪先生恰如晴天霹雳。和全世界一切进步人士一样，他以惶惑、震惊、痛苦来接受了这一个“突发”事件。汪先生实在是一个苏联之友，自从这个新型国家出现在历史上的第一天起，他就以很大希望和同情向往了她的。对于创造此一国家的那些人，自列宁、托洛茨基以下的全体布尔雪维克领袖，他是虔诚崇拜的。可是今天，莫斯科传来了消息，说那些列宁的战友和学生，那些为他一向最尊敬的伟大人们，竟是存心“恢复资本主义”“与希特勒及日皇联盟”的“暗杀凶手”和“法西斯间谍”，这在孟邹先生看来是比《封神榜》里的故事更难相信的；但是，消息继续传来，说这些荒唐罪名，竟被他素所崇敬的人物亲自在大庭广众间承认了，认罪了，而且以“忏悔和感激心情”接受了极刑的判决，因而“从容”死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怀疑，他痛苦，他急需要了解，他和所有的朋友去讨论这件事情的密秘。结果，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之下，他老先生终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白热的愤怒代替了初期疑惑，他决定要尽点微力，要把这个真相，借着他小规模的出版机构，用文字来告诉中国的读者。
他决定要写两本小书，一本是《莫斯科审判的国际舆论》，另一本是《莫斯科审判的真相》。我自然是乐于接受这个委托的。在一九三七年之初，我从外国的进步报刊上搜集了一二十篇关于此案的文字，加以编译。交了稿，正预备着手写第二本的时候，不幸我又被国民党政府捕了去。不过后来《莫斯科审判案的真相》还是出了版，那是由我的朋友陈其昌写成的。其昌接着还翻译了托洛茨基为此案而写的一篇文章：《我赌我的生命》，也由汪先生拿来出版。
孤岛半年朝夕相处
再见汪先生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下我被放出了南京的国民党监狱，搭了末班的难民车，在津浦、陇海、京汉铁路上绕了个大圈子，在武昌找到了独秀先生，作了他家里的短期住客，就取道香港回到日军包围的“孤岛”上海。从此便开始了我和汪先生的第二期来往。发生了他与我之间更密切的合作，因而使我对这位老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更大的敬意。
回到了上海，为生活，我立刻替一家小书店翻译法国马尔劳所著的小说《征服者》。妻子那时是和大群亲戚逃难来沪的，大小十五人，拥塞在一间阴暗的厢房里，我便是以第十六名住客的资格加入了这个难民群，也就在这环境里进行着翻译工作。汪先生看见了这个情形，邀我到他在西藏路的编辑所去写作（那时他在四马路的门市部已经结束了）。过后不久，又见我来往辛苦，就索性叫我住食在他那里。晚间无事，我们总是古今中外地乱谈一阵，这日子大约延长了半年余。那长时期的闲聊让我观察了汪先生很有趣味的私生活，也让我更多知道了这位阅尽新书业沧桑的老人的生平。
现在，就让我们来拉杂地记记这些事。
孟邹先生字耕野，安徽绩溪人。一八七八年生于一个拥有小量土地的书香家庭。父母早故。兄希贤，曾肄业于南京水师学堂。与柏烈武及章士钊等人为友。但他不曾做得多少事业，去世相当早。先生十几岁时，家庭情况已颇见败落，而当时国内形势则越来越激荡，清廷腐败，外侮日急，所以他完全无意于举业。戊戌变法前夜的空气，早已达到了皖南山乡。在那时的年轻人的脑子里，科学救国思想是颇为流行的。汪先生当然受了它的影响。不过他没有他大哥的幸运，读了几年私塾之后，却无法进入任何新式学校去让自己学习科学。家庭负担过早地落在他的肩上，一个未曾充分成长的人就被逼为自己与家人的生活打算了。皖南人是善商出名的，茶、米、饮食诸业中出了不少巨子，经营典当更是他们的专长。可是汪先生对这些生意完全不感兴趣。他要把思想抱负和生活之道联合起来。几经思考，他便决定开小书店。家里还剩得有一点田地，他拿来抵押给本乡一个财主，借了五十块银元，另外再拼拼凑凑居然在芜湖开成了一家小书店，取名“科学图书社”。这是孟邹先生从事出版事业的起点。开店的年代曾经听他说过，可惜忘了，大概总是在十九世纪临完的数年中罢。“科学图”（芜湖人一直是这样称呼那书店的）自己并不出什么书，主要是代售上海新出版的书册。不过不久之后，它就具有了更大的作用：成了安徽革命党人的聚会之所。继且变成新思想运动的中心了。经营书业，很自然地会跟文化人发生关系，去世的希贤先生又交游颇广，此时都和孟邹先生来往了。汪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缔交，也是在那时候开始的。这家新书铺如何成为当时皖省新人物的活动之所，我不能详述，也不想琐叙。有两件事我觉得颇具典型性。第一，想往日本去读书的年轻人，如果是激进一点的，大多先到这里来住几天，打听点必要的事情，熟悉些为放洋所必需的知识。这些人的辫子，也大多在书店里偷偷剪去，再请人做了假辫子佩戴；第二，在一九〇四年，即在辛亥革命之前七年，五四运动之前十五年，这家书店竟出版了《安徽俗话报》，鼓吹科学，破除迷信，主编恰好就是陈独秀。
亚东主人与新文化运动
知道汪孟邹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亚东图书馆的可能还不太少。汪孟邹便是“亚东”主人。亚东这家小书店从来不曾发达过，可存在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四十多年），对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贡献也着实不小。
亚东最容易叫人联想起来的是它出版的标点本古典小说。这工作是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干的，其成绩曾得过鲁迅的称赞，确实做得谨慎细致。其次，亚东之所以出名，因为五四运动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著作是由它出版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等人的《文存》，以及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新诗。《新青年》杂志名义上系群益书局出版，实则是汪孟邹请群益代出的，印校工作大半由亚东同人担任，所以后来《新青年》的合订本主权还是属于亚东的。
亚东和五四运动有密切关系，直接原因是汪孟邹和陈、胡二人有交情。陈独秀是他自小好友，胡适之则是他的小同乡（绩溪）。当胡氏在沪上读书时，曾受过汪孟邹的照拂，陈、胡相识，还是他作的介绍人。但若因此我们说，汪孟邹所以把亚东奉献给新文化运动完全因为这点私人关系，那是不公平的。凭着孟邹先生的见解和气质，他都有做文化战士的资格和趋向。在书店同业中他以“怪”见称，郑振铎说他是“市廛之侠”，茅盾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汪孟邹的“永远跑在时代前头”。……这些印象和评语，不管是全部出于好意或略带讥刺，却都指出了汪孟邹与普通书贾不同的个性。
无论新旧学问，汪先生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造诣，但他真说得上好学不倦，尤其是“不耻下问”。书店里经常坐满了高等文化人，他向他们衷心求教；他生活上不断接触到一些“市井小人”，譬如徽州帮馆子里的厨师堂倌之类，也一样和他们谈得津津有味，有时竟虚心请益哩。汪先生还有一种难能可贵处，便是他非常认真地看待他的知识学问，把学到的东西吸收进血液去，在生活中实行出来。这和许多大有学问的人却把学问当作装饰，或当作欺世盗名的手段，真不可同年而语了。举个小例，他是完全没有学过科学的，但他的科学精神比一般留学外洋的科学专家不知要虔诚和严肃到多少倍。他眼见许多科学家相信扶乩，相信鬼神，相信风水，就深以为怪。他自己真是彻底破除了迷信的，对所有这些他都不信。为此他还做过一件怪事。大约在一九三六年，他把书店交给侄子和同事，自己退休还乡。可是他不能寂寞，要有所作为，乃将书店的部分余资，在皖南乡下办了一座公墓。他认为这一来可以破除风水迷信了。结果却敌不过乡下人古老的成见，没有人肯把亡故的家属送进公墓去，最后只好将墓地改成公园，他的前进在乡人中传为笑话。
汪孟邹一生不曾卷入过政治，但由于他强烈的正义感，他始终同情进步的政治思想。数十年来每一个处于被压迫状态中的革命党派，差不多都和他发生过关系。戊戌政变后他同情康梁，他在芜湖开设的科学图书社便是安徽省新思想新人物的大本营。五四前后他替新文学运动服了务。孙中山见逐于陈炯明，到上海刊行《建国杂志》，没有一家书店肯替他出版，结果是汪先生担任了下来。北伐革命时，亚东出版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革命失败后，他和潜居上海的许多文化人合作，印出了不少左倾书籍。对于被迫害的革命文化人，他是尽其可能来帮助的，例如蒋光赤的病和死就是由汪先生一手料理。他和共产党人常有往来，陈延年和陈乔年不必说，瞿秋白跟老人也有极深交谊。秋白全集的原稿，一直在汪先生手里，到了解放后他才拿出来交给了人民政府。汪孟邹先生病逝于1953年。他总算已经尽量好地利用他的一生了。
每次想起孟邹先生，我总记起德国诗人海涅为他的亡友摩西•摩塞所说的话：“他不仅在早年就已很有学问（这句话对汪先生不甚适切），而且也怀有对人类的热烈怜悯。不但此也，他还企图有所作为，来医治好人类的疾苦。他永远不倦地帮助别人，他不炫耀自己，而是把他受的学说静静地付之实行。世人听不到他辛勤的工作；他的姓名不为人知。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所以不曾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卑鄙，就只因为它产生了这样的无名烈士。”
原载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世纪》双月刊，2017年第2期 |
记汪孟邹先生（惠泉（王凡西），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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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汪孟邹先生
惠泉（王凡西）1954年
录入者按：原载香港《明报月刊》第七卷第二期（总第74期）1972年2月号，第98页。我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明报月刊》版的《记汪孟邹先生》和中马库里已有的版本有些细微字句不同。文库里编者按也说《记》是两篇同题异稿作，“亚东主人与新文化运动”这章，看内容估计就是按语里说的“后篇”，《明报》版开头楼子春说“1954年作”，应该是指这个后篇，前篇或许更早？待查。
编辑先生：
关于汪孟邹先生与汪原放之非同一人，兹借友人惠泉兄对于孟邹先生的纪念文（作于1954年），作一交代。陈独秀先生生于一八七九年，长汪二岁，故弟说「年相若」，至于汪原放的年龄，因彼此少过往，不详。我们忝为汪孟邹先生的忘年交，故所知「绝无所本」，此请
编安！
弟子春手上一月十八日
知道汪孟邹这个名字的人大概不多，但知道亚东图书馆的可能还不太少。汪孟邹便是「亚东」主人。亚东这家小书店从来不甚发达过，可是存在的时间很长（前后大约四十多年），对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贡献也着实不小。
亚东最易叫人联想起来的是它出版的标点本古典小说。这工作是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干的，其成绩曾得过鲁迅的称赞，确实做得谨慎细致。其次，亚东之所以出名，因为五四运动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著作是由它出版的，其中最著名的有陈独秀、胡适、陶孟和等人的文存，以及俞平伯、汪静之等人的新诗。新青年杂志名义上系群益书局出版，实则是汪孟邹请群益代出的，印校工作大半由亚东同人担任，所以后来新青年合订本的主权还是属于亚东。
亚东和五四运动有密切关系，直接原因是汪孟邹和陈胡二人有交情。陈独秀是他自小好友，胡适之则是他的小同乡（绩溪）。当胡氏在沪上读书时，曾受过汪孟邹的照拂。陈胡相识，还是他作的介绍人。但若因此我们说，汪孟邹所以把亚东奉献给新文化运动完全因为这点私人关系，那是不公平的。凭着孟邹先生的见解和气质，他都有做文化战士的资格和趋向。在书店同业中他以「怪」见称，郑振铎曾说他是「市廛之侠」，茅盾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汪孟邹的「永远跑在时代前头」。……这些印象和评语，不管是全出好意或略带讥刺，却都指明了汪孟邹与普通书贾不同的个性。
无论新旧学问，汪先生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造诣，但他真说得上好学不倦，尤其是「不耻下问」。书店里经常坐满了高等文化人，他当然向他们衷心求教；他生活上不断接触到一些「市井小人」，譬如徽州帮馆子里的厨师堂倌之类，他一样和他们说得津津有味，有时竟虚心请益哩。汪先生还有一种难能可贵处，便是他非常认真地看待他的知识学问，把学到的东西吸收进血液去，在生活中实行出来。这和许多大有学问的人却把学问当作装饰，或当作欺世盗名的手段，真不可同日而语了。举个小例，他是完全没有学过科学的，但他的科学精神比一般留学外国的科学专家不知要虔诚和严肃到多少倍。他眼见许多科学家相信扶乩，相信鬼神，相信风水，就深以为怪。他自己真是彻底破除了迷信的，对所有这些他都不信。为此他还做过一件怪事。大约在一九三六年顷，他把书店交给了侄子和同事，自己退休还乡。可是他不能寂寞，要有所作为，乃将书店的部分余资，在皖南乡下办了一座公墓。他认为这一来可以破除风水迷信了。结果却敌不过乡下人古老的成见，没有人肯把亡故的家属送进公墓去，最后只好将墓地改成公园，他的前进在乡下人中传为笑话。
汪孟邹一生不曾卷入过政治，但由于他强烈的正义感，他始终同情进步的政治思想。数十年来每一个处于被压迫状态中的革命党派，差不多都和他发生过关系。戊戌政变后他同情康梁，他在芜湖开设的科学图书公司便是安徽省新思想新人物的大本营。五四前后他替新文学运动服务。孙中山见逐于陈炯明，到上海刊行「建国杂志」，没有一家书店肯替他出版，结果是汪先生担任了下来。北伐革命时，亚东出版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书籍。革命失败后，他和潜居上海的许多文化人合作，印出了不少左倾书籍。对于被迫害的革命文化人，他是尽其可能来帮助的，例如蒋光赤的病和死就是由汪先生一手料理。他和共产党人常有往来，陈延年和陈乔年不必说，瞿秋白跟老人也有极深交谊。秋白全集的原稿，一直付托在汪先生手里，到了解放后他才拿出来交给了人民政府。汪孟邹先生病逝于一九五四年，享年七十七。他总算已经尽量好地利用他的一生了。
每次想起孟邹先生，我总记起德国诗人海涅为他的亡友摩西·摩塞所说的话：「他不仅在早年就已很有学问（这句话对汪先生不甚适切），而且也怀有对人类的热烈怜悯。不但此也，他还企图有所作为，来医治好人类的疾苦。他永远不倦地帮助别人，他不炫耀自己，而是把他爱的学说静静地付之实行。世人听不到他辛勤的工作；他的姓名不为人知。可是，我们这一辈代的人所以不曾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卑鄙，就只因为它产生了这样的无名烈士。」 |
王凡西：苏联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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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与社会主义
一、问题的重要性
目前有一个顶顶重要的问题，它关系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关系着世界文明的前途，这个问题便是；苏联是什么性质的一个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谁都知道，全世界的势力关系是简单化了，大战以前的所谓七强，留下来起决定作用的只有美国与与苏联这二强了。世界上的其它一切国家，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所有的社会制度上，都或大或小地成了这两大国家的服庸，不入于美，即入于苏。完全保持着独立，不像任何一方作“一面倒”的国家，在目前，至少要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此种状态，那是绝不可能的。
由于美苏二强所代表的是显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与思想体系，也由于这世界上原有的与新生的各种矛盾，以美苏二国为首的人类第三次大屠杀，正在以加速度准备着。在那次大屠杀中，双方祭起了原子弹以及比原子弹更厉害许多倍的新武器，行将带给人类以史无前例的灾难甚至会毁灭整个人类文明的。如果战争终于到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逃出这个劫数，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这个漩涡。不管愿与不愿，不管自觉与不自觉，也不管主动或被动，全人类无分男女，无分老少，都要参加到那次战争中去。
这情形表示出：在未来的日子中，在战争之前或战争期间，除非有什么事情能打破目前的国际关系（这情形我们以后在说），人们仿佛命定的要在美苏两个势力间做被动的或主动的抉择了。因此，及时于充分地认识美苏这两个国家的性质，以便人们能自觉地选择“一面倒”地方向（如果有一面比较进步的话），或寻觅人类解救的其它方向（如果两方面都不进步的话）成为目前一切有思想人们的迫切任务了。
美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这问题至少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十分清楚的。他是一个发展到金融垄断甚至部分国家化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个国家，虽然积聚了惊人的财富，而且相当保持着传统的民主权利，但资本主义腐朽与反动的面貌与实质，却是愈来愈明显，愈来愈赤裸，以至时至今日，连普通稍有政治头脑的人们，都知道他是垂死挣扎中的资本制度的罪魁祸首。应不应该拥护美国及其所代表的制度？这问题至少在觉悟的工人中是不会争辩的，甚至在全世界开明一点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也都已不成问题，所以我们在此地不将谈到他。成为问题的，值得我们谈论与慎重研究的，乃是关于苏联这一方面。
二、从一个假定出发
苏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一个国家呢？这问题对于目前人类中极大一部分人仿佛也是丝毫不成问题的。一听到这个问题，他们会绝不犹豫地对你说，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在那个国家中，已经消灭了地主与资本家，已经没有对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在那里，这些财产属于国家，而国家则是属于工人和农民的。同时因为苏联农业已经集体化之故，独自经营的农民已经绝少，所以工人和农民已同属于机器劳动者，这个国家一般说来业已没有阶级的区分了
如果苏联是实行财产公有制，消灭了阶级、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当然高出于腐朽的资本制度万倍，代表着人类的进步与未来，当然值得一切人的全心拥护。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与人群，对着他的“一面倒”是必须的，应该的，绝对符合于历史进步的。如果这样的苏联和美国发生战争，那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步与反动、新生与垂死之间的战争，是进行于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是世界规模的革命，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或退回野蛮主义的最后关头。对于这样的战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进步分子，以及全体被剥削被压迫与被屈辱的人，毫无疑问应该站在苏联一边，促其胜利，（而且也容易胜利，）籍以实现人类的大同，完成全球的社会主义，缔造极乐世界在现实人间。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简直毋须害怕人类第三次的大屠杀。除了基于准备的策略考虑可以表示反对之外，我们简直应该欢迎他的到来，以便愈早愈好的完结这一次人类最后的解放战争、最末一次的阶级斗争。我们现在不是处在可悲的大灾难的前夜，反而是生在大地回春之前的冬末时光了。
问题的一切就在于“如果”上面。
苏联究竟是不是像上面所说的，亦即一般人所说的那种国家呢？我们必须研究这个问题。
苏联是十月革命的产物。由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赐，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地主制度于资本制度也被消灭了。此种消灭，在工人阶级与贫农的直接政权之下，虽然不是一下完成的，但到今日，这过程总不能不说是已经完成了。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不再握于某一个人之手，而归于非人格的国家所有了。管理这些工具与资料的人有支配权、使用权，但没有法律上的所有权，这都是事实。换言之，苏联取消了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实行了财产国有制，这是事实。我们且不问他是如何实现与完成的，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那末在财产国有制的基础上，是否自动地取消了人对人的剥削，因而最终地消灭了阶级的区分呢？初初看来，仿佛这乃是自明之理。因为财产既属于全民所有，其意即是说，全国人民对于生产工具关系都是一样的了，那就没有什么阶级的差别，也没有什么剥削关系。不过，我们暂且不要性急地就从抽象的推论来接受这样地说法。事实重于理论，且让我们先看看苏联现在的真实的阶级关系。
根据苏联官方的说法，自从一九三三年苏联完成了百分之百农业集体化之后，就早已没有阶级的区分了。所以当一九三六年正式公布苏联的新宪法时，斯大林就说苏联已经是“一往不复地”走向了社会主义。因为自从那时以后，苏联人口中占绝大多数的乃是城市和乡村中的工人。独立的农民与独立的小商人与手工业者是微乎其微的。至于人口中不在少数的国家公务员，——党、政、军的官长、各经济与文化部门的主持者与干部，因为不能私有生产工具，而且是由劳动者选举出来，所以在理论上不过是劳工阶级的代表与雇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不同于工人阶级的另一阶级，所以从基本与大体上说，苏联已是没有阶级的国家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从初期共产主义走向后期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形式。
斯大林本人这样宣布，成千百万的斯大林主义者跟着这样称道，以至全世界最大多数的劳动者与进步人士都如此相信：苏联是一个实行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姑且先承认这是个事实，然后在进一步考察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特点。首先，当我们观察苏联时，特别刺目的一个现象，就是那个国家的政治机关达到了空前的集中，完备与庞大。举凡一切国家中的压迫机关，官僚、常备军、警察，在苏联非但没有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为少为微，反而是任何历史上的专制政权所望尘莫及。这现象是太奇怪了。国家是什么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解说：他乃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是“一个阶级压迫其它阶级的机关”。可是苏联是已经没有阶级区分的了。即已经没有阶级压迫阶级的必要与基础了的。那么这样一个历史上空前有力的国家机构，究竟从那里去找得其客观基础呢？在一个没有阶级区别的社会里，反而比有阶级区别的社会更需要（千百倍的需要）有压迫和镇压的机器，这是什么缘故？这又是从何说起？有人说，苏联这架可怕的国家机器，不是为了对内，而是为了对外，因为国内虽然已经没有阶级，因而没有镇压的必要，可是国外，大部分还是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这个世界是仇视苏联的，想倾覆苏联的。帝国主义者为要达到这个目的，会采取一切手段，利用一切分子，藉以铲除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为了自己的存在，为了保卫已经获得的东西和推广这些新东西到新的地区去，他不得不造成最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话有一部分理由，但远未圆满答复了问题。为什么？因为苏联本身的发展就否定了这个说法。十月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苏联，以她的炽热的革命火焰赢得了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大仇恨。那时苏联本身地位异常脆弱，国内外敌人的力量则无比地更为强大，可是真正武装工农所建的无产阶级国家，对于阶级敌人虽然是无情的，但对于工农本阶级却实行着高度的民主。常备军的制度有计划地配合着民军制，警察机关则除了专门的“非常委员会”（即欠加）之外，确实是“人民的”，与民合一的，官吏除因对革命的优异服务而享有道德上的威望，绝无特权。他们真正为群众所推举，也随时能为群众所撤换。总之，那时候苏维埃国家的无论那一方向都按照公社的道路走，向着简化的、被压迫阶级全体的，逐渐消退的道路走。此后，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实现，苏联国内传统的资本主义分子是几乎全被消灭，国际上则因资本主义危机的更加深刻，其力量也大大减削了，但人们却看见了苏联国家机器的空前集中，空前完备与空前庞大。这时的集中、完备与庞大，显然不是为了对付国内外逐渐削弱下去的资产阶级，更不是同一阶级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监督，而是一个阶级对付别个阶级的，（那一阶级对付那一阶级，让我们到后面再说吧）。
其次，我们在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看见了人们中间权利与享受上霄壤般的悬殊。工人阶级内部，普通工人与劳动英雄所得的工资之差，就以达到了十数倍。而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所得的报酬之差则更加惊人。根据中国女作家丁玲的报告，一个作家写两页字的稿费，可抵上一个普通工人十个月劳动的工资。至于苏联的高级官员、大军人、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一般作家所得报酬与所享权利，则与普通工人所得的简直无法比较；前者中的许多人在风景区拥有私人的别墅，坐着自备的汽车，住着自建的住宅，并且银行里存有大量的贮蓄，保险箱里藏有巨额的国债，此外还有奖金、版税，以及说不清的由公家供给的便利。而城市与邻村中的工人则除了仅够维持个人生活的工资与份额之外，连最需的享用品都感缺乏。此种权利与享用上的不平等，一般讲来，是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这又是什么缘故呀？如果苏联真的业已消灭了阶级的差别，则如此大的不平等该是由于什么客观基础？不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上说过，这些缺点（按即指不能一下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一得），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是不能避免的。这就是说，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所得的报酬也还不能一下子平等，因为在那时候，由于许多历史的与社会的原因，人们还只能是“各取所值”的。但这决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加不平等些。恰恰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踏入了社会主义的阶段，如果真的取消了阶级区分，则各类劳动人们间的所得与所享，智力与体力间的差异，就其整个趋势说，应该是愈来愈小，步步向着平等走。可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所见的恰巧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趋向。
第三，当二十年代的后半期与三十年代的上半期，苏联的经济结构由主要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了所谓完全社会主义。苏联当局为了标志这个转变，曾经庄重地公布了号称全世界最民主的新宪法。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且与这一转变过程相适应，我们看见了一次历史上最为血腥的清洗。那些整个一代人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的老战士，全体老布尔什维克，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斯大林代表的一派新人所屠杀了。不管新宪法上规定了最美满的人权保障的条文，可是一切对现制度稍稍表示了一点不同意见的人，都会被秘密警察暗中捕去，判处各种徒刑。越是在革命时代有光荣功绩的人，越是被肃清得残酷无情；非但本人，甚至连家属近亲都株连网罗，无法幸免。这现象也是太难解释了。一个革命正在完成它从来追求的目标时，即社会主义社会正被宣布在稳步实现时，一切终生从事此革命的老战士们，却逐一变成为“人民的公敌”，变成为“法西斯走狗”，以及“资本主义复辟者”，而全体被消灭了。如果从二十年代后半期到三十年代上半期这中间苏联确实消灭了一切阶级，彻底消灭了旧社会阶级的残余，则整个为新社会而斗争的革命者恰巧亦在此时被完全消灭又该怎样解释呢？
三、什么是社会主义？
仅凭上面指出的三个现象：国家机器达到空前的庞大，集中与完备：特权者与无权者之霄壤分化；社会主义经济的完成，随伴着整个一代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者被消灭，就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理由，叫我们去怀疑目前一般人认为无可置疑的说法，即：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
当然，自今以前，除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在书本上写过一些社会主义的特点之外，历史上还不曾真正实现过社会主义。马克思与他以前的所有空想主义者相反，他全不浪费笔墨于未来的新社会的描写。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究竟该是个什么样子，须待将来社会发展的许多具体条件来决定，我们现在却无法知道这些条件。同时人们的理想，从来不会被充分实现出来，有似一个建筑师造成的房子，完全符合于他事先画好的图案一样。譬如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群优秀的头脑曾经描述出许多理性与正义的王国。法国革命时，无数热情的志士，受着此种思想的鼓舞。当广大群众兴起，以空前的热忱推翻那些腐烂透顶的路易十六王朝时，那群高贵哲人的思想曾被归纳成“平等、博爱、自由”的口号，陶醉了一切人，甚至还感动了像黑格尔那样稳健闭关的哲学家。可是这个思想一旦体现在世界上，人们却很快就看出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的另一种人压迫人的制度罢了。狄特罗与卢梭的思想，在拿破伦政权之后的法国社会制度中，似乎只成了讽刺。可是在根本的特点上，人们却无法否认这个丑陋的不如理想的革命后的法兰西，正是卢梭们的思想体现，因为所谓自由，原只是商品所有者的自由。所谓平等，也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罢了。我们不能否认这个新法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同样我们也不能否认革命前进步的思想家们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历史时常是这样安排的，它让思想与事实上保持着一定限度内的脱节与根本方向上的一致。然则，对目前的苏联来说，安知他事实上体现出来的血腥而不满人意的制度，是不是马克思以至列宁所揭橥的社会主义呢？
人们有充分理由来这样提出问题。不过马克思和资产阶级的启蒙学者不同，也和他以前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没有妄想发明什么理性与正义的王国，也没有凭空设想什么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他只是研究过去的，尤其是目下存在着的社会，考察其进程，揭出其矛盾，因而发现其法则。他根据了这些真实的矛盾与无误的法则规定了人类自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途径与手段——这是马克思最大的，亦可说是主要的贡献；他只是在现有客观条件所能允许的限度内，指出过一些未来社会的特点，——这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是很不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出一张关于社会主义的完美图样，来和苏联现下的社会制度作一对照。然则，人们凭什么来断定一个社会制度之是否是社会主义的呢？既然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它的更高级的发展与对立，那资本主义社会之矛盾的解决，其罪恶的否定及其“善”的生长，则它纵然能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现存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他总不是社会主义的。
现在且让我们就这些特点，将苏联现制度与社会主义的“标准”做一比较吧。
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工具的私有权。社会主义首先将是这一矛盾的解决。即首先得取消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使之为生产者组成的国家所有，然后为无分阶级的全体人民所有。在这一点上，苏联到达了什么程度呢？谢谢十月革命之赐，苏联一切生产工具与生产手段是早已国有了，同时因苏维埃民主之赐，国家政权是名副其实地操持在工人和贫苦之手的，即操持在全体生产者之手的。从就这一点说，社会主义的是第一个特征，或者在正确些说，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在苏联是存在了的。但这只是十月革命以后的初期情形。自从一九二三年以来，因为苏联国内与国际的原因，（什么原因我们以后再说），这情形就逐渐地变了。一方面，生产工具与生活资料之国有化虽愈加巩固与深入，可是在另一方面，苏维埃民主制却确定地丧失了，尤其经过了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三八年这个期间以后，生产者中除了极少部分“英雄”之外，完全被排斥于国家机构的政权之外。生产工具是国有了，却不为生产者所有。这是一个全新的，不但未为马克思所预料，甚至为列宁所不及见的现象。这现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曲折实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因为生产者处于无产者地位，或处于奴隶劳动者地位，则其制度总不是，亦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第二个矛盾，即由第一个矛盾所派生出来的矛盾，即社会之分成为富有的、特权的、有闲的资产阶级与贫困的、无权的、劳苦终身的无产阶级。在目前苏联这个社会中，凭借着对生产工具的私有，而坐享其利的资产阶级确实已经没有了。但正如我们上面所说，那些生产工具从资本阶级手中剥夺出来，在生产者组成的国家手里掌握了一个时期，却重新又滑溜出来，落入了另一些非生产者的职业官僚的手中。工人阶级所生产的全部剩余劳动，完全受那些官僚所控制，正犹之乎过去被资产阶级所吞蚀掉一样。如此，苏联虽然已经消灭了地主，消灭了资产阶级，但无产阶级仍旧被剥削，仍旧被一群控制着工具与剩余价值的非生产者所榨取。其中略有不同的，只是过去的地主与资产阶级是个别占有工具，而现在的新主人则共同集体拥有这些财富罢了。占有方式的不同改变不了榨取的实质，也改变不了阶级对立的事实，所以苏联是仍然有阶级的，这制度不是，也不能是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个矛盾是生产组织内部的计划性与商品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当然要实行全部生产的计划化，根本停止商品生产。在苏联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所见的也只是部分的否定。在国内，生产确实是依据通盘的计划在进行了。商品对生产过程的意义已不可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日而语了。因之，资本主义社会因商品生产而必须发生的周期性的危机，这个“罪恶的循环”，至少在不小范围内是可以克服了。但若从国际市场看，即从苏联生产对国际市场的关系说，苏联的生产却还是为商品而生产的。换句话说，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将国内组成了一个唯一无二的大托拉斯，以便和资本主义的其它强国，在国际市场上作利润的追逐罢了。究其实，这只是加紧榨取国内生产者，更加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藉以争夺国际市场，追求超额利润罢了。这样的制度显然不是，亦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第四个矛盾，是国际化的生产力与褊狭的民族国家。这一矛盾在社会主义中的解决，必然要是经济上的世界计划，政治上的全球联邦，以及思想上的真诚的国际主义。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倘因特殊有利的民族条件之赐，首先夺取了政权，因而被逼在一国范围内首先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建设，这时虽然不能以全世界为基础来通盘计划经济，可是他一定要完全明白一国社会主义的不可能性，以及全世界计划的必须性；在政治上一定要将本国的组织作为全球联邦的起点；在思想上一定要全力着重在世界革命的必要，明白宣布孤立的无产阶级国家与世界革命之间的生死联系。十月革命以后，列宁领导下的苏联，便是这样宣布，而且这样实行的。可是从一九二四年斯大林宣布了他有名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以后，苏联在这方面的情形便逐渐不同了。国家的自足经济计划代替了世界倾向；莫斯科中心的集权政制代替了平等的联邦；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代替了革命的国际主义。结果，非但没有解决生产力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而且使这些矛盾以加倍的力量爆发出来。同时为这矛盾所驱迫，莫斯科的统治者就以最坏的帝国主义型的苏维埃扩张主义来假冒世界革命，以新式殖民地的争取来建设他一国的“社会主义”。侵略和压榨其它民族与国家的制度，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也不能是社会主义的。
上述四个主要的资本主义矛盾，目前的苏联都不曾给以解决。或者是在某些部分上否定了这些矛盾。却在另一些部分上继续或扩大着他们；或者是形式上解决了他们，可是在实质上却以改变的面貌再现出来。这些资本主义矛盾的部分否定，这些改变了的面貌，是否还能使我们称苏联的制度为资本主义呢？我们以后将要论到它。不过这样的制度不能称为社会主义却是十分明显的。
四、如何走向社会主义？
目前不是社会主义，那它能否走向社会主义呢？他可是一个从社会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却比较方便多了，因为我们能够“引经据典”，能够从马克思，尤其是从列宁的著作中，找出大量答案来。我们上面说过，马克思的主要贡献，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正在于这个问题。
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一定要先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国家,将自己“组织成一个统治阶级”,然后，能够走向社会主义。不过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新国家该是怎样一种形式,马克思却没有具体回答。因为，据列宁说：“马克思不愿意陷于空想，他期待由群众运动的经验做出答案来。”到了一八七一年，这样的经验是具备了，即发生了巴黎公社，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马克思详详细细地研究了这个经验，写下了《法兰西内战》。在那里他才具体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现成的国家机关而应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旧的国家机器，组成公社式的新国家。他宣布：公社“在他本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阶级反对占有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是最后终于实现的，并在其中能够完成劳动的经济解放之政治形式。”他又说；“公社应当是一种工具，能用来跟除阶级统治所依据的经济基础。”总之，见到了并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之后，马克思达到了这个结论：由资本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去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为什么只有这种形式的新国家才能够起过渡作用呢？因为他具有如下的特点：
“公社不是国会式的，而是同时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
公社“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公社革除“向来为国家政府之工具的警察的一切政治机能”，使之“变为公社的负责的，并随时可以撤换的机关。其它一切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
公社的一切公务人员，“从公社委员起，都只应领得等于工人工资的薪水。一切国家最高官员的特权与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本身的消除而消除了。”
公社废除了旧政府物质权利的武器——常备军和警察之后，立即就着手来毁坏那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的压力。”
最后，公社使“法官——如像其它的公仆一样，也变成公开选举的、负责的与可以撤换的。”（以上引文均见《法兰西内战》第三章。）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引言里，概括地又说明了公社这些特点的意义。他说：
“公社不得不从最初就承认，获得政权的工人阶级，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关来进行统治；如若工人阶级不愿意失去他刚才获得的政权时，则他应该：一方面取消全部旧的，直到现在用来反对它自己的那种机器；第二，保证自己不受他自己雇员与全权代表的危害，宣布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调动与撤换。
又说：
“为了反对这种国家机关从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这种转变，在一切到现在所有的国家中必然要发生），公社采取了两个不错的办法：第一，一切职务、行政官、法官、教员、都任命普选的人去担负，同时确定了根据选举人决议随时可撤换被选举人的权利；第二，一切公社的办事人，不论是上层的与下层的，都只得到其它工人所得到的薪额。公社一般所付的最高薪俸，只有六千法郎。这样，就是没有公社给与代表机关的代表之确定证书（公社是格外的引用了这种证书的），公社也已向争权夺利钻营私利的行为，构筑了有效的障碍物。（引自《法兰西内战》中译本。）
公社这个无产阶级政府既能“保证自己不受它自己雇员与全体代表的危害，”且能防止这些雇员再度成为“社会主人”，当然能够“根除阶级存在”并“完成劳动的经济解放”了，由此可见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与永远防止新国家机器的再度官僚化，乃是无产阶级政权的生死问题，亦即社会主义革命的生死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能否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问题。列宁和恩格斯一样，也完全在这一方面着重巴黎公社的教训，复述马克思的见解。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到处阐述着这个思想，譬如，他说：
“工人夺得了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关打碎，把它根本毁坏，把它粉碎无余，而代之以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的机关；为了防范这些人变成新的官僚起见，将立即采取那些由马克思与恩格斯分析得很详尽的办法：（一）不仅选举，而且随时可以撤换；（二）薪水不得高于工人工资；（三）立刻过渡到使一切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视的职能，使一切人都暂时变成‘官僚’，因此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见《列宁文选》下集）
不过列宁不但在书本上阐明而已。他和他的两位前辈不同，他更为幸运，他遇到了难得的机会，使他能够根据了这个教训，“做出了”新的革命，并使这次革命获得了胜利，成就了比巴黎公社大到许多倍的业绩。
我们当然不能在这本小册子里谈到列宁如何领导十月革命，但我们必须指出巴黎公社的教训如何帮助了列宁完成十月革命，建设新国家，乃至克服革命后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成功，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产生了苏维埃组织。这个组织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曾经一度出现了的。它和一八七一年发生在巴黎的公社一样，是包含着最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一个普选的民主机关。牢牢地把握着马克思为于国家与革命的见解，列宁在这个新组织身上，立即看出了巴黎公社所曾起过的作用与所曾具有的意义。他决心要依靠这个组织，逐渐排除其内部的妥协性，以便夺取政权，以此作为新国家机关，并走向社会主义。可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甚至在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中间，很少人能懂得苏维埃的此种意义，更少人能懂得苏维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革命俄罗斯的新的政权机关，由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全体领袖，竟没有一个人超出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共和国的理想。他们把苏维埃只看成是一个群众团体，藉此可以对临时政府施行压力，且与之分工合作（斯大林）。列宁从国外回来，坚决反对这种思想。在有名的“四月提纲”中，他说：
“不是要有国会制的共和国，因为从工人代表苏维埃回到国会制的共和国就是倒退一步，而是要有自下而上由全国各地工人、雇农、农民代表苏维埃组成的共和国。”
“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
“一切官吏必经选举，并可随时撤换，其薪俸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见文选下集页一九〇）
十月革命就是在这个方针之下胜利了，新国家也就依照了这个方针组织起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变成国家机关，常备军与警察废除了，官吏是直接是劳动者选出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官吏的薪俸不得超过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过去一切的特权与不平等都消灭的无影无踪了。这样的新国家曾经发生了怎样强大的力量呢？
那时候，俄国是经济破产，危机重重。国内被打倒而未消灭的旧时阶级依旧有力，时时蠢动，国际的帝国主义强盗们更是血口大开，进行各种公开与隐藏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军事干涉，必欲灭此“赤祸”而甘心；以至苏维埃政府除将全部力量集中与军事的自卫斗争之外，完全谈不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但因一切合乎公社原则的政治的、法律的与思想的创制，新政权不但获得了最艰巨的军事上的胜利，而且实在成为最民主的工人与贫雇农的国家，使这国家能以稳当与坚定的步子走向社会主义去。
自从十月革命到一九二三年这五个年头中，虽然完全不具备社会主义式的经济基础，可是由于具备了真正与彻底的工农民主，以至任何人都看的出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样的工人国家，这样的社会制度，是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它一定可以走向社会主义的。因为事变发展的总趋向表示着，在这个国家下面，资本主义的矛盾会被解决，它的罪恶会被否定，他的“善”的方面会被大大的发展。
但因种种原因（什么原因我们后面再说），自从一九二三年以后，苏维埃国家依以建立的公社的原则逐渐被抛弃了，因而，那个发展的总趋向被打断了，改变了，终且被完全被导入相反的方向去了。这个相反趋向发展到一九二七年产生其第一个后果：代表无产阶级思想的整整一辈老布尔什维克遭到了驱逐。发展到一九三三——三四年，他标志出又一个临界点，此时一切用以创造十月革命所创造的思想文物，除了国有制财产获得巩固与加强之外，全部变成了反对物。公社精神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体制，荡然无存。并且以可怕的相反形象表现出来：国家机关空前强大，其一切传统的附属机构：如常备军，警察，官僚等等则异常膨胀。他们大大超过了所有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变成了社会的主人，他们不再真正从下面选举出来，随时撤换则根本无从谈起来了。他们的俸给非但不以工人的工资为限，而且享有了连沙皇时代旧官僚所梦想不到的特权；工人在政治上被剥夺了权利，甚至在经济上的地位也降落到无奈的可悲境地。尤其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反动本质是更加显着了。反动的真叫一般人难以相信。举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例子吧：譬如，此时旧俄罗斯所有的反对幽灵都被复活转来了，连精神压迫的主脑——东正教的全国组织也被正式再建。斯大林这个权越古今雄主的全能工农大皇帝，甚至进入到最腐朽的精神领域中，与神圣的三位一体共存共荣，分享信徒们的膜拜了。
如此违反乎公社原则的国家是一个异常野蛮的压榨制度。它可能造成新的罗马帝国，也可能开辟一个新的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但绝不能度过到社会主义。因为，我们纵使不把目前苏联看成一个业已完成的制度，但就它的发展过程看，从它的趋势看，总是要完成一个最有效、因之最野蛮的人剥削人的国家。它不会消灭阶级，不会消灭剥削，因之也不能造成一个消灭一切压榨机关的社会。
条条道路通罗马；可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却必须经由公社式的国家，早期苏维埃式的工人民主政权。在这里，目的之能否到达，是完全依存于手段的性质的。
五、苏联开始堕落的情形
目前的苏联既非社会主义国家，又非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那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既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的产物，而且在它初期的存在中，确曾存在了“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确曾实行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有力步骤，确曾启发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以无限的希望，它又怎样会堕落成目前那样的制度呢？
让我们先来说明后一个问题，同时先叙述一点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根据。
革命前俄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大家知道的。如果就一国范围说，俄国的生产力远没有发展到必须打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也是清楚的。不但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甚至在相当限度内，还需要有资本主义的关系来促进生产力哩。祈以当时俄国和今天的中国一样，许多人都说国家之病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足，不在于它的过度发展。这些人，也和今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者”一样，是以马克思主义来掩护的。从这个经济立场，他们又得出政治结论来：俄国只能有资产阶级革命，不能有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中，无产阶级谈不到夺取政权，谈不到走上社会主义，而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国。
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这种看法（他们二人之间又有出入，不过此种出入用不着在此地说），尤其是托洛茨基，特别强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反资产阶级性，强调无产阶级的必须独立，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他们认为：俄国在经济上虽然没有成熟社会主义革命，但在政治上，在阶级斗争上，却已成熟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此情形中，俄国无产阶级如果借口经济落后而放弃了政治上可以与必须夺取政权的机会，则俄国一定要处在资产阶级反动与野蛮的统治之下。那时候，连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反之，无产阶级如果夺得了政权，拿取了国家这一把扫帚与杠杆，则一方面可以扫清全部落后关系的垃圾，另一方面可以郑重地采取步骤，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走去。
列宁与托洛茨基抱持着这个见解，在一九一七年阶级斗争最适于让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候，大胆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
不过，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完全没有忘记俄国经济上的落后性。他们清醒地懂得他们能够做什么事，他们不能做什么事。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与俄国特殊的阶级关系，他们因十月革命造成了最新的政治制度，造成了最激进的生产关系；但他们不能创造奇迹，他们不能在一击之下使古老落后的俄国经济完全变样，一下子提高生产力。因为这个能与不能，十月革命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大的矛盾：或者落后的经济基础崛起来颠覆前进的政治制度，或者，前进的政治制度行将逐渐改造和提高那个落后的基础。
在这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苏联堕落的可能性，一开始就包含在十月革命发生的条件中的。当然，十月革命的创造者不应该对它负责。他们只是完成了历史必然性赋予他们的任务，他们被逼实行了这个革命，由此使俄国不致创造于解体与衰亡，不至于受高尼洛夫式法西斯的统治。同时，在积极方面，使俄国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无限前程。第二国际的英雄们在当时，尤其见到了斯大林统治之后，斥责列宁和托洛茨基不该实行十月革命，并以俄国的现制度归罪于十月革命，那是革命的叛徒、怯懦者与小资产阶级最坏的功利主义者的见解。任何生命都包含着死的可能，可是谁也不能因为夭折和死亡的可能而拒绝了生。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十月革命是他们对人类历史的伟大功绩，十月革命的堕落丝毫不会减损他们的功绩。他们曾明白地看到这个可能性，具体指出了它的危险性，并且想尽方法，进行了各种斗争，以图阻止它的发生的。
虽然，历史所走的曲折道路，终于还是让这个堕落在苏联发生了。下面我们将简略地说明它开始堕落的经过。
懂得了我们上面所说的十月革命发生的情形，也就不难懂得由十月革命中出来的俄罗斯，是一个工人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国家是政治的，即指无产阶级专政而言，可是社会主义却主要是经济的，即指最高发展的生产力的组织而言。俄国那时当然不具备此种经济。当时的国家虽自称为“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然其真义有如列宁所解释，“是表明苏维埃政权要过度到社会主义的决心——不是承认现实经济制度已经是社会主义的”。（见《列宁文选》下集，第八九五页）。
工人国家必须建设社会主义，因为不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工人国家是靠不住的。工人国家能够建设社会主义，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已经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已经毁坏了旧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说，在政治、法律、经济乃至文化诸方面，业已造成了种种条件，人们籍此可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关系，防止他可能的复辟，大踏步走向社会主义。但是向前走去的道路却不是平坦的，而是十分艰难的。由于俄国这个工人国家处境的孤单及其所承继的遗产的落后与破碎，所以倘若就一国范围说，非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最后的完成，甚至连工人政权都难以长期保持。因此，为要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为要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成功，十月革命的领袖们便倾全力做着两种工作：一、国内，与贫苦农民缔结巩固的联盟；二、国外，赞助、发动、鼓吹乃至期待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援助。在这两大方针之下，工农的民主政治达倒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与活沷；同时，国际主义的革命精神也昂扬到无比的高度。俄罗斯这个初生的工人国家，正是凭着这些力量，在内外敌人公开进行的陷境中，还是能度过了种种难关，打退所有敌人，由内战转入和平的建设时期。
俄国的内战与外国的军事干涉，大体上结束于一九二一年。这是一个重要关头。十月革命领袖们所最期待的世界革命。确曾在德匈奥等国家发生过，但为了不同的理由，先后都失败了。世界革命的形势虽然尚存，但未能及时前来援助孤军奋战的俄国革命却已是事实了。国内，承接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与三年多国内战争之后，革命政府虽然终获胜利，但民众确实是精疲力竭了，尤其是农民，在军事共产主义的征粮政策之下，荷负了长期战争的重担，对于革命政府是怨恨的，这怨恨甚至也影响到一部分城市中的工人与兵士。经济机构全盘瓦解，饥荒严重，民生痛苦，变乱时起。这时候，帝国主义的直接军事干涉虽已过去，但国内工农之间的联盟却有破裂危险，苏维埃政府恰好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要维持这个工人政权，要维持工农联盟，政府在世界革命的外援不至的时候，只能对农民——即国内广大而有潜力的资本主义分子多作一些让步了。在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它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入到新经济政策。在此政策下，农民缴付一定量的粮食税之后，得将余粮售出市场，从而购进他所需的工业品，因此在同时，政府就帮助恢复小工业的生产，准许自由贸易，甚至准许将一些企业租让给外国资本家经营。这样做的时候，苏维埃政府是退却了，但不是消极地放弃阵地，而是积极地从事准备，以便一方面恢复破坏了的生产，复兴经济活动，使小商品生产与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引导到工人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由此安定不满的农民，并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巩固工人政权，争取时间，藉以促成并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如果这两方面都得到成功，尤其是后一方面，如果西欧的先进国家——首先是德国——能在最近几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挟其较高的生产力以援助苏联，则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很容易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真正建设，能够在预见的年月内，实现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反过来说，如果上述那两个前途都不实现，或者只实现了前者，那末苏联的工人政权也是命定要覆亡的。故当十月革命的领袖们提出新经济政策并付之实行的时候，列宁便毫不掩饰地说：
“这样一来——就会在相当的（那怕只是地方性的）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复兴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是毫无疑义的，漠视这样的事实便太可笑了。”（见《列宁文选》下集第九〇九页）
列宁绝不漠视这个事实，他提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提出了“谁战谁胜？”的口号。他不但号召无产阶级提高警觉，以便抵抗由于对富农让步所引起的必然危机，而且更加注重世界革命的推动与发展，希望获得国际工人阶级的援助来度过难关。因此，在那时，把俄国革命仅仅看成是一连串革命的开始，仅仅看成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俄国工人国家的命运待决于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俄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与世界革命的前途连在一起才能思议，这样的一种彻底革命的国际主义，渗透了所有的思想，贯穿着苏联当时的全部政策，决定了国际与国内的整个方针，没有一个人曾提出过丝毫异议。
但是不幸，历史的进程不一定常常符合于人们最善的愿望。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革命危机，除了在俄国的一部分获得胜利之外，其余国家里的革命却先后失败了。从一九二一到一九二三年这一个短时期中，在世界范围内，革命和反革命的双方搏斗中是不利于前者的。随着德国第一个革命浪涛的逝去，意大利的无产阶级斗争也遭遇了失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勃然兴起；在西班牙，一个半法西斯式的里维拉政变成功，也镇压了革命。统观欧洲因为美国金洋的援助，飘摇的资本主义都大体上站稳了脚。到处的革命风暴都暂时间平静了。在俄国内部，由于新经济政策结果，以及革命和内战之后的必然反拨，要求安定与休息的保守倾向大大抬头。这中间又凑上了列宁的病发，一种官僚的、右倾的、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就像雨后春笋般在国内和党内发生出来。这个势力具体地表现于如下的几个事实：农村中产生富农，城市中产生“新资产阶级”，党内与政府中间开始形成了可怕与明显的特权层，党内凝固了一个代表此种社会力量的右翼。
这样的一个保守与反动势力，当然首先要影响到无产阶级新国家的公社原则。作为苏维埃政权初期几年的特征的工人与贫农的充分民主，上下一致的刻苦，高低不分的彻底平权，以及四海一家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逐渐成为那个官僚的、享乐的、特权的与民族的新倾向的障碍物了。这一个矛盾，在一党制的苏联，势必以党内派别斗争的形式爆发出来。
六、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
敌对的社会力量很快就在党的内部，甚至在它的高级领袖方面，找到了各自相应的代表者。历史的必然性在这里与个人性格的偶然性结合起来了。经验主义、近视、醉心于个人权势、重组织轻理论、鄙视理想而看重现实，私而忘公的斯大林，天然成了新倾向的代言人；而另一方面的托洛茨基，则因他惯于在长久的历史远景中考察问题，老是将个人命运从属于本阶级的遭遇，深谋远虑，不屑玩弄组织把戏，绝不肯将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迁就暂时荣辱，为了政见时常不惜与老朋友闹翻，并且带着“不近人情”的浓重的清教徒气息这种种特点，则很自然地成了革命传统的化身与新官僚们厌恶的对象。这样，自从一九二三年起，苏联国内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疲累的革命势力与新兴的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革命的公社原则与反革命的非公社原则之间的矛盾，表现为共产党内部的左右派之争，更表现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个人之争了。
列宁在一九二三年初，在久病离职之后，短期间重问政治。他大大吃惊于政府机关内官僚主义的生长。因之他向托洛茨基提议，共同向官僚主义开火，特别向斯大林所代表的党内的同一倾向开火。不幸的很，列宁过不久就第二次受到中风，且是最后一次的中风，使他在逝世之前，不能再从事任何斗争了。
托洛茨基只得一人继承着、坚持着这个斗争。
左派发动这个历史性斗争的第一炮是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四十六位老布尔什维克联名提出的宣言。这宣言是对中央执监联席会议提出的。它反对党内日趋明显的官僚化，要求恢复内部的民主。接着，托洛茨基发表了名为“新路线”的信，它指出党被一架政治的机器所代替了，到处盛行着指派，消灭了民主选举，讨论与批评，全被禁止，思想上不同的派系不许存在，官僚主义的毒素在窒息党的生机，特权的享有便斩杀了工人国家的生命。此信一出，全党震动，尤其在青年干部中，激起了热烈的同情。结果，由斯大林一系所控制的党的上层不得不表示让步，斥责特权，严厉批判官僚主义，并保证党内的批评权利，声明要以忠实的选举来代替当时盛行的指派。不过这个让步是表面的。事实上，官僚主义的特权一系暗中更加团结了，他们向左派还来的批评反攻。
一九二三年末，德国新革命被断送。一九二四年初，列宁病逝。这些事实又大大加强了反动的一翼。在一九二二年就已开始的反对“超工业化”的斗争，这时更大胆地叫喊出来了。官僚们为了保护富农的利益。拼命反对托洛茨基的工业计划。他们要偏重轻工业的发展以牺牲重工业的利益，亦即牺牲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一九二四年，利于安定与后退的反动派，集中火力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并且首次修改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意见，宣布在俄国一国之内，是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至于最后胜利的。一九二五年底，斯大林一系公开攻击托洛茨基的“平权论”，斥责平等的要求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他们公开将苏维埃政权依以建立的公社原则抛弃了。
最后一点十分重要。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说明它。
我们知道，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平权思想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在十月革命中，在与国内外反革命作生死的搏斗中，怀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憎恶一切压迫与剥削，打倒任何特权的享受。空前的革命烈焰燃烧起人间难能的“宗教徒式”的热忱。这时候，新的特权当然无法在革命者中间存在的。但革命不能单单靠共产主义者的热忱。尤其在胜利之后走向政权之实施与巩固的时候，无论在经济或军事方面，需要有大量的专家。这些专家不一定都是共产主义者，反而最大多数并非共产主义者。对于这些人，纵使革命能在相当限度内改变他们的思想，但总不能教他们完全放弃因自己的特殊技能与知识而要求的特殊享受。换句话说，他们凭着自己的专门本领，要求领受高于工人工资的报酬。工人政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屈服这些专家们的要求。这是新的不平等权利的起点。
不过这样的不平等是无可避免，同时也不是为害，如果新政权对它有正确的看法与办法的话。所谓正确的看法，就是要明白地懂得和说出，这情形是一种暂时的不得已，它离开了革命的原则；正确的办法，就是要一方面培养共产主义的专门家；另一方面要设法剥削那超过工人工资的余额，使他们不能有大量的财富积聚。列宁当时就是这样看与这样办的。在一九一八年四月所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那本小册子上，列宁对这问题就公开地说：
“现时我们却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付给最高明的资产阶级专门家以很高的‘
酬
’金。”——显然，这办法是一种妥协，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准，要求在事实上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停止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内对资本进攻（须知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过并实行过把高度薪俸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准的政策。
“……我们用非常高的薪金来吸收资产阶级‘专门家’一事是离开公社原则，如果我们对群众隐瞒这点，那就无异堕落到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水准，并欺骗群众。公开宣布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方法来弥补没有做到的事情，——这就是训练群众，并在实际经验上同他们一起来学习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在将尽一年之后，即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召开的第八次联共党的大会上，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并指出当时“离开公社原则”到什么程度。他说：战前俄国工人和一个普通专门家所领薪资的差别是“二十倍”，可是当时俄国的“高低相差只到五倍”。
可是列宁已经把这样的差别说成是“向后退了一步”，是“离开公社原则”，甚至将他比做战役中“局部的失败”。所以要公开说出来，提高警觉，要加速培养“红色专家”，并且用很高的按比例累进的房租和所得税等去防阻他们的财富累积。至于在当时的共产党员中，那么由列宁亲自倡导，严格实行着平等的与非特权的生活。当时造成功一种道德空气，任何小小特权的享受都会受到舆论裁判，并使你自己觉得内心不安的。这真是革命，真是旷古未有的被剥削与被践踏者的大翻身﹗一切地主和资本家式的传统特权在革命大镜的光照之下，自然而然显得卑污丑陋而无所存身了。
但是这样的平等空气，在经济破坏与生产落后的基础上，只有当革命在国内外有利情势中不断前进时候，才能够保持不变的。俄国自从一九二一年以后，国内外的情势却逆转了：国际革命遭到了挫折，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局势正经历着大跃进以后的反拔，大胜利过后的小败。这时候，即使没有其它的不利因素，光凭那个“经济的必然性”，即必须将较高新资酬答较高技能与较大努力这个法则，就是以打破“公社原则”而有余了。何况那些不利因素还多着呢。首先，革命与内战的残酷斗争，将过半数最优秀的革命者摧毁了：其次，留下来的那些坐在国家的及党的机关中的干部们，一等革命群众从直接干涉政治舞台上退出去，退回到陋巷，工厂，回复到他们原先从事的日常生活时，在上者的统治意识便不自知的形成了。官吏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产，他们以统治作为长期的专业，这就造成了职业化的官僚。成了官僚便须享有的官僚的特权，哪怕他们最初还有点不好意思，有点扭扭捏捏，但日子一久，他们就公开贪婪地要求特权，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特权，并且还无耻地发明出理论来辩护这种要求与享受。此外，一切升官发财主义者，夤缘攀附者，投机分子，沙皇时代资产阶级的各式余孽，借着种种机会，钻进国家机关，钻进了党的组织。他们被从“大门赶出去，却又打窗里爬进来”。这些人是要求特权的，但不敢以自己的名义来主张。要反对十月革命的精神，反对公社原则，反对列宁大声疾呼的新国家的指导方针，非有一个，甚至一大批“革命元老”出场不可。这里是新的群众在选择和造成新的领袖了。正和革命高潮时期的工农群众推出列宁和托落茨基来做他们的领袖一样，退潮期的小资产阶级和官僚群便将斯大林推在他们的头上。他们利用斯大林，斯大林也利用了他们，以此打击死了列宁和活着的托落茨基。
如此，自从一九二二年起，特别是一九二三年之后，斯大林派在反对“超工业化”，反对“不断革命论”，反对“平等主义”这三面大旗之下，率领了俄国复活起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与官僚，对十月革命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纲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以及反官僚的公社原则实施了全面进攻。
不过这个进攻，在最初，绝对不会有胜利保证的。十月革命的火还太炎热，他的经验还太新鲜，传统的力量也太深厚。斯大林一系的攻击开始受着了强烈地抵抗。不过整个世界潮流的方向却帮助了他。德国的二次革命失败了（一九二三年）接着，英国的大罢工又被断送（一九二六年），最后，中国的革命也被同一个斯大林的领导所出卖了（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全世界的反革命暗云凝集起来。这在一方面使俄国的工人阶级沮丧，另一方面让国内的资本主义分子鼓舞。斯大林派凭借着国内外这两股逆流的汇合，在一九二七年冬天，首次给了十月革命的实行者与直接继承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左派，以摧毁性的打击。
这样，从一九二三年开始的俄国革命的第一个反动时期，到一九二七年算是完成了。党内的中右派联盟战胜了左派，意味着国内小资产阶级分子与特权的官僚层，战胜了无产阶级及及其政治上的代表者。如果循此方向直进，则俄国内外公开的资产阶级势力进一步去肃清共产党的中右派，或者利用着后者，籍以正式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指日可待的。“托落茨基主义”被击败的次日，苏维埃政府立即承认了土地出租的合法，这已经是一种十分清楚的征兆了。
不过历史的后退也和前进一样，并非循着直线，而是迂回曲折的。
七、反动的第二章
托落茨基左派的被打败，表示出因十月革命而成为国家统治者的无产阶级，业以确定地被逐出于治权之外。他们又从统治者地位降落至被治者地位了。此时执掌着政府，站在生产者头上的，乃是由群众中来，脱离了群众，而且反对群众的官僚，和新兴起来的乡村与城市的资产阶级。正是这二者的联盟打败了无产阶级与党内左派。胜利了，如果按通常的历史过程说，二者可以合一，或者右派为更右的一派所推翻。这就是说，叛卖了无产阶级的官僚或者为资产阶级所推翻，或者自身也变成为资产阶级。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在彻底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中，历史的反动却采取了另一个不同的途径与形式。
俄国反动的第二章，不是以资产阶级分子对官僚层进一步的合流或排除来开始，而是以后者对前者的反击来开始。官僚层的主流，即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系，藉小资产阶级的帮助打垮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经过了一个短暂时间的更向右转，却突然“左”了起来，和昨天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火并。因为得了胜的资产阶级势力，并不以击败“托派”为满足，他们还要前进，要根本推倒共产党，要彻底铲除十月革命的遗产，取消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完全回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共产主义的”官僚便以十月革命卫士姿态出现了。他们拾起了昨天的左派的政纲——“超工业化计划”，向右边开火。他们在政治上打击富农与城市资产阶级的公开代言人，在经济上急速发展国有财产，由此去消灭私有经济。
从那时候起，苏联内部所发生的情形，真是史无前例的。它表示出十分奇特的面目，全新的阶级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在过去无论那一次革命史中，都找不到约略相同的例子。
托洛茨基曾经将俄国斯大林的反动，比之以法国大革命后热月党人推翻雅可宾党专政的反动。这个类比若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的事变看，则在阶级关系和历史进程上都是很适当的。可是到了一九二八年，斯大林一系
反过身来和右派及其所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势力实行决裂，并在经济与政治上，进一步消灭他们——即，昨天的同盟者——的存在的时候，法国革命中热月反动的类比就完全不适用了（托洛茨基后来自己指出这一点）。因为按照“热月反动”，即革命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反动，革命阵营中的中右派联络右的社会势力消灭了革命的左翼之后，中右派自己也做了反动的牺牲，历史的行程是不断地向右转的。可是在俄国，中右派联盟消灭了左派，中派却很快“左”了起来，跟右派决裂，而且同样地消灭了它。中派联络右方的资产阶级来打败无产阶级的左派，原本是打击社会主义势力，但结果与人们的预料相反，它不是为要恢复资本主义，而仿佛正是为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过，说它是社会主义吧，则在此时建设了的制度中，有许多方面的压迫与榨取，却是远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打击社会主义不为了恢复资本主义；消灭资本主义又非走向社会主义；这儿的现象是太新了，太离奇了，致使人们对它的认识非常困难。这些现象如果简单地归纳起来，有如下述的数方面：
经济方面，这时候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完成了农业的全部集体化。二者完成的程度，据官方在一九三八年所宣布的数字：国有财产在全国国民收入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三，在工业总产量上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农业总产量上占百分之九十八点八；在商业企业的零售额方面占百分之百。这些数字，与苏联发表的一般数字一样，当然不十分可靠，但由此总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国有财产制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私人资本被消灭了。
政治方面，这时期中发生的第一件大事是一连串震惊世界的清党与肃军。全体老布尔什维克，不分左派右翼，甚至不问是斯大林的仇敌或友人，例如耶奴基次与奥强尼基茨，与斯大林有四十年深交的战友，都不能幸免地被加上“勾结法西斯”或“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荒唐罪名，而遭到枪决了。一切具有批判精神的年青革命者，或多少与十月革命有点传统关系的工人干部，都被秘密逮捕、毒杀、枪毙或永禁于辽远的集中营里。这个反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行动开始于一九二七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变为公然的屠杀，继续流了四年血，直到一九三八年之初，即到布哈林、赖可夫等十八人被处决为止，全体十月革命与内战的领袖与参加者，除了一些自然死亡者外，几乎无一漏网，都死在斯大林的排枪之下。托洛茨基只以被逐国外，才算延长到一九四0年，方被斯大林的特工所杀。到那时，“共产党”中的共产主义者是被全部肃清了。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
同时，苏维埃也是名存实亡了。一九三六年《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宪法》的颁布，实际上乃是工人统治完结的最后宣告，也是苏联工农民主的寿终正寝。从此以后，工人阶级不再有法律上的优越地位了。以前他们至少在法理上还是一个统治阶级。但从那时以后，他们成为“没有阶级分别”的“人民”的一部分。苏维埃不再是主要与直接从生产群众选举出来的自下而上的活泼的民主统治机关，却堕落成自上而下的全部圈定的希特勒式的“全民”政府了。无产阶级对其它人民的独裁，如今变成了“人民”——实则官僚——对无产阶级的独裁。
社会阶级方面，此时发生了如下几个重要的现象：一、斯达汉诺夫运动；二、大批大规模的“劳动集中营”的创设；三、官僚特权阶级的形成。这三个表面上独立的现象，实际上当然只是一个事实的表现，即：苏联内部阶级的新分化及其凝固。五年计划实现的结果，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消灭了凭私有的生产工具来占有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巨额的剩余价值全部为官僚集体所控制，这事实必然又要产生如下的结果：官僚等级的权势增大了，巩固了，于是最后形成了阶级；同时，从这个“国有的”超额利润中，官僚可以比英国资产阶级在四十年前更有可能拿出一部分来，造成工人中的贵族，即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使他们代表工人，对工人阶级起“带头”（应读作欺骗与镇压）作用，并使之成为官僚阶级的构成部分。这样一来，“劳动纪律”自然可以从工人阶级的内外来加强，一切“落后的”，“非英雄的”普通工人就活该倒霉，他们只好安于低微的薪给，安于不光荣的地位，谁教你不做斯达汉诺夫分子呢？至于“顽梗的”与“劳动观点不正确的”工人，则被成千成万地送到辽远偏僻的“集中营”去，索性在格柏乌的枪刺之下承受无报偿的“劳动教育”。
特权的官僚（包括劳动英雄）与无权的生产者（包括奴工）如此就开始定型下来，造成了苏联社会的新的阶级关系。
文化方面，极端的国家主义全面地奏凯，令人厌恶的全能主义精神渗透了一切。
大斯拉夫的沙文主义公然无耻地抬起头来，“祖国强盛”被规定为苏联人努力的最高目标。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受到了排斥与攻击。官僚的思想统制以史无前例的严密程度，经由无数的组织，靠着警察与特务之助，凭着“永不录用”，囚禁，“集中教育”，乃至枪杀的种种威胁，钳制了思想文化活动的所有部门。科学在应用技术方面虽有发展，但社会思想则完全停滞退化。社会科学简单地被归结成苏联当局内外政策之应时性的解释，历史被彻底伪造与修改。一九三八年斯大林主编的《苏共党史》的出版，在这方面算是登峰造极了。这一本贫乏，怪诞，集谎言之大成的“历史”，被宣布为比圣经更具权威的圣经，被当作一切知识的宝库。斯大林的一个任意见解，都可以而且都必须当作哲学、文学、音乐、艺术、军事、甚至理论科学、应用科学，更不用说社会科学的绝对绳准。这样，一个全新的，完全违反十月革命精神的，比中世纪罗马教皇更专横更野蛮的思想环境被造成了。
上述种种，都发生于或完成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八年之间。自此以后，时间又过去了十二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又发生过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就发展的方向，就斯大林制度的基本关系与特征说，这些年的事变只是加深了它们，更加清楚地显现了它们，却不曾改变它们。从一个新国家的典型来看，自一九二八年起的十年中是已经完成了，十月革命后的反动第二章是已经写成了。
光是那十年中所写的就已是多么古怪的一种情景呀！经济上——全面地达成了“社会主义”，全面的国有化了。可是，政治上，社会的阶级关系上，文化思想上，却是如此非社会主义的。在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所筑成的整幢大厦，却粉刷着全体社会主义者的红血，以新被奴役的工人阶级的白骨当作钢杆，以全能的、空前横暴的官僚权势作为雄壮辉煌的顶层。
这是如何可能的？造成反动第二章的奇特过程的原因为何？具有如此矛盾性格的一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性质呢？
八、托洛茨基的看法
世界上不少的社会科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是只有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苏联第一期反动的反抗者与被牺牲者，斯大林制度的不断批判者，终于为斯大林特工所暗杀的这一个大革命家兼杰出的历史家，——凭他一己的经历与才识，才有能力对这些问题给予，并且给予了科学的、辩证的因而是正确的回答。因此，我们如果要想研究这些问题，就得自托洛茨基的看法开始。
托洛茨基的看法大致经过了如下的发展，具有如下的基本点：
我们已经知道，托洛茨基将斯大林派反对左派的事变称为“热月反动”。那就是说，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小资产阶级与官僚势力，起来推翻以托洛茨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政权，其意义与一七九四年“热月”九日（即七月二十七日）法国资产阶级分子实行政变以推翻罗伯士比为首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是同样的。不过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三年这一期间，虽然苏联共党内外的无产阶级势力已经受了极大挫折，托洛茨基本人也已经被逐出国，可是他还是认为那个反动尚未完成的。因为根据他的意思，如果说俄国的“热月反动”已经完成，便等于说，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完结，它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十月革命的遗产已被出卖完了。可是事实还不是如此。主要，十月革命留下来的国有化的财产制度还保存着。向右看齐的斯大林派官僚是不会半途停止的，它还要向前，必须向前，直到最后连国有财产都给这些“不肖门徒”浪掷了。那时候，“热月反动”便完成了。
这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反革命的最初看法。
到了一九三四年，种种的历史条件更加明显了，再配上新发生的大事变：德国纳粹党的胜利，以及在那次胜利中证明出来的第三国际和德国斯大林党的彻底腐朽，使托洛茨基对俄国的反动又做了一次检讨。他认为“热月反动”已经完成了，不但在当时如此，而且在好久之前就完成了的。不过，他将那个历史类比更确切的说明之后又郑重指出：正犹之乎古典的“热月反动”没有颠覆由法国革命所完成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一样，新的“热月”也还是进行在十月革命所创造的财产基础上的。因此，托洛茨基认为“热月反动”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完成，但是经济上还保有新的财产制度，所以在基础上它还是一个由革命所产生的工人国家——是可怕地堕落了的一个工人国家。
托洛茨基虽然将上层建筑的反动与经济基础的进步相当分离来看，但它立即指出：资产阶级财产制与无产阶级财产制对于政治的依赖是大不相同的。前者，无论在那一形式的政权之下，只要它确立了，那是不会退回到老的的制度去的，即不会退回到封建制去的。而无产阶级的财产制则不然，它必须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来保卫它，否则它就要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因此，俄国的“热月反动”完成了，无产阶级左翼的革命政权被推翻了，国有制虽一时未被取消，但它已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巩固与发展的支持，它不能长此存在的。它的命运十分短暂，十分不稳定。如果不因无产阶级专政之复活而得以前进发展到社会主义，则势必因斯大林政权之最后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或因它被资产阶级反革命所推翻，而后退到资本主义。
完成了反动的官僚们还保持着一宗革命遗产，后来，他们甚至还把它发展起来，据托洛茨基的解释，那是因为十月革命的传统和势力还很深厚，压迫着官僚，驱使着官僚，使他们不敢做出最后的叛逆来。同时反革命的途径也不是直线的，它进行于真实的世界关系中，不时受着各方面来的影响，所以它是时左时右的，迂回跳跃的；不过，就总的方向说，就反革命的发展逻辑说，它总是与进步的经济基础相矛盾，是无法与之始终共处的。反革命的进一步加深必然是国有财产制的进一步削弱或甚至废除。
托洛茨基在很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给我们上面所说的斯大林反动的第二章做出特殊的与不同的解释。对于斯大林派在消灭左派以后的“左”倾，即对于一九二八年后斯大林派之全面集体化与国有化，托洛茨基主要批评它以“冒险主义来补充机会主义”，指出它“向左迂回”的虚伪浪费，却不曾给它以特殊社会意义的估计——直到最后，在他未完成的《斯大林传》中，才有了新的看法（这看法我们在下面再说）。
托洛茨基一直把苏联的现制度看成为过渡性的，未为历史所最后决定的。建立在进步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反动的政治文化制度，不能不是过渡性的。因为它本身包含着一个太难和解的矛盾：不是基地前进而推翻反动的上层建筑，便是上层更向后退而摧毁那个进步的下层基础。历史的进程将在不很长的时限内解决它。如果世界革命的形势开展，影响到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复生，因而打倒反革命的官僚统治，则苏联将不仅复为工人国家，而且将是社会主义的；相反，如果世界无产阶级继续处于消沉与溃散状态，或者有了革命而遭受严重失败，或因革命失败而发生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则苏联的反动力量将要更加增强，势必至于完全断送它脚底下进步的经济基础，即回复到私有的资本主义。
从苏联制度的过渡性，托洛茨基说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形态。既然不是一个定型的社会构成，当然它的统治者，即苏联的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如若前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统治者根本不能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那里是没有阶级的；如果后退，苏联恢复资本主义，则统治者将是资产阶级，而官僚显然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倒是消灭了资产阶级的。故依托洛茨基之见，官僚只是革命堕落当中，脱离了无产阶级，从那个阶级分离出来
的一个阶层或等级。他们是寄生虫，是工人国家身上所患的一个毒瘤，却非一个新的阶级。因为一个新的阶级的产生，一定是社会所必需，而且在执行着某项进步的历史作用的，苏联官僚显然不足以语此。
托洛茨基从这个社会学的分析中，又得出了对苏联的政治态度，即保卫进步的财产制度，打倒反动的斯大林统治。他主张在苏联内部号召一次不涉及社会基础的政治革命。将这个态度应用到战争上去，就是无条件保卫苏联。这意思就是说：不管斯大林统治如何反动，我们既然认苏联的社会制度仍然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我们就要保卫它；不过在保卫中，我们绝对不跟斯大林统治作任何政治上的妥协，并且正是要在保卫战中暴露斯大林统治的反动，以便进一步去打倒它。
托洛茨基对苏联的这一看法与态度，完成于一九三四年，即当他发起第四国际之时，一直保持到一九四0年，到他的最后被杀。不过，在它临死之前，他的基本态度虽然不变，而对“热月反动”的历史过程，却有了不同的看法，很明白地表示在它的《斯大林传》中。在那本没有完成的最后巨著中，我们发现了如下的见解：
关于我们上面所说的“反动第二章”，他是这样说的。
“在头脑简单的人看来，‘第三时期’（即斯大林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向‘左’跳跃——一得）的理论与实践，仿佛推翻了关于俄国革命中‘热月’时期的理论。其实，这只是证实了它。热月反动的本质曾经是，现在还是，而且不能不是具有社会性质的。他表示出一个新的特权等级的结晶，一个行将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之新阶级的建立。那时候有两个势力争着要起这个角色：小资产阶级与官僚本身。他们并肩作战，击破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抵抗。当这一任务完成之后，他们之间却爆发了野兽样的斗争。官僚们惊骇于自身的孤立，惊骇于自己之脱离无产阶级。可是单是官僚则即不能摧毁富农，也不能摧毁小资产阶级，后者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生长了，而且继续在生长着。官僚们需要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官僚们便努力将它为争剩余生产物与政权而做的反小资产阶级斗争，装作是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企图的斗争。”
“过此以后，法国热月反动的类比变不适应了。苏联的新的社会基础成为至高无上的了。保卫生产工具与土地的国有化，乃是官僚们的生死法则，因为他们是官僚们统治地位的社会根源。——幸亏得到无产阶级的援助，那次斗争以官僚的胜利为终结。但并不因此使无产阶级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增加了比重。”
在此地，托落茨基明确地说出，热月反动的类比到了官僚与小资产阶级决裂之后，便不再实用了。开始了反动的第二章，在这一章里，官僚们不是进一步去断送国有化的财产制，反而加以保卫，，并视之为自己的“生死法则”。同时，他又指出，热月反动不能不具有社会性质的。他要建立一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新阶层”。而胜利了的新阶级——他是一个阶级的胚胎——则是从国有制取得其统治地位的根源的。托落茨基在这里显然已经给了新的解释。因为这样来看问题，至少，他已经将重点从官僚与进步的财产之间的矛盾性，转移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了，如果过去，托落茨基强调了官僚将浪费或削弱国有制的危险，那么在那里，他却强调了官僚们必须依赖国有制来维持其统治地位这个事实。这样不同的强调当然有不同的意义。依照前者，官僚们只是暂时的过渡，而依照后者，则官僚正是以国有制为其生存条件的一个力量，他可能成为立于国有制基础上的一个新的阶级了。
在同书同章（“热月反动”一章）的另一个地方，托洛茨基把这个问题更说的明显些：
“……但这也是为要替官僚获取更多的特权。这儿的问题不是要采取自由的经济制度。这方面的让步，曾经是暂时性的，其持续的时期，比人们预料者为短。在私产基础上的自由制度，就是要把财富集中在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上层的手里。官僚们的特权却有不同的来源。官僚要在全国收入中取得那部分的财富，只有靠直接应用暴力或应用权力，或者由于直接干涉经济关系。为了全国的剩余产物，官僚与小资产阶级立即由同盟变成了敌对。控制了剩余产物就开辟了官僚走向权利之路。”
这里是在回顾中修正了以往对于斯大林反动的预测。对自由经济的让步，“曾经是暂时性质的，其持续期比人们预测为短。”经过短暂的向右让步后，官僚们却为了全国剩余生产物的占有权，亦即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权，与小资产阶级决裂了，斗争了，结果获得胜利！因而奠定了他权利的基础。
但是官僚们为什么不自己蜕变为资产阶级，因此掌握财富？为什么必须要打倒小资产阶级，保卫国有制，因而凭这制度来占有剩余产物与政权呢？
托落茨基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
一；“虽然由于其新的生活方式的性质，其保守主义，其政治同情，官僚中的最大多数是被吸引着倾向与小资产阶级的；但他们的经济的根，却主要生长在新的所有权的条件中。资产阶级关系的生长，不仅威胁着财产的社会主义的根基，同样也威胁着官僚本身的社会基础。官僚们或许很愿意排除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以便有利于小资产阶级。但绝对不准备排斥自己的权利与特权，以便有利于小资产阶级。正是这个矛盾导成了官僚与富农之间的尖锐冲突。”
二；“俄国的热月反动将无疑会开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新时代，假如这个统治未被在全世界证明为陈腐了的话。”
官僚们在“新的所有权的条件中”建立“自己的权利与特权”。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些条件中而不可以在另一些条件中，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中，保持其权利与特权呢？那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已被在全世界证明为陈腐的”了。而且，在资产阶级统治之下，官僚们，至少就全体官僚而言，是不能保持其特权到如此崇高与超绝地位的。托洛茨基这样的解答不是第一次做的以前也在许多地方说过；但是一般说，他以前总是更多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集权影响来说明“热月”的原因（当然这是正确的），而现在，他却着重在资本主义陈腐方面，他的消极影响方面，即指出；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衰朽、腐烂、反动与野蛮，至使堕落下来的苏联，即经过了“热月的结果，不能退回到自由制的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的条件”去，而宁是与资产阶级决裂，消灭他，籍以保持国有制，巩固他，发展他，以此巩固并增加官僚们的权利与特权。
这样的着重，可能使托洛茨基终于改变他对苏联性质之认识的。他可能更加着重斯大林政制将以国有制为根据的一种新的制度的趋势，可能说斯大林官僚正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阶级了。不过，托洛茨基没有这样做。在“斯大林传”中，他还是说：
“不管这些可怕的官僚式的歪曲，苏联在其阶级基础上仍旧是无产阶级的。”
托洛茨基凭什么理由坚持这个断语呢？
由于下面这两个主要理由：
第一，国有财产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且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如果我们不把各种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算作国有财产制，那末确实的，只有俄国无产阶级以革命手段剥夺了地主与资本家，算是第一次实现了财产的国有制。后来由于许多原因，革命后退了，革命所争取到的好多成果被出卖了，可是这个国有制未被取消，则我们说革命遗产未被全部叛卖，它奠下的基础尚在，因而说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国家本质上仍是工人国家，这在理论与史实上确乎是不能否定的。根据了这一立场，不管那基础上的建筑是如何丑陋，但我们必须保卫这基础，我们必须保卫由革命所已争到的事物，这一政治结论也是无可否定的。
第二，官僚是社会机体上派生出来的一个暂时的毒瘤，未曾变成为历史所必需的社会机体。官僚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个起过渡作用的等级。它不被新的革命所推翻，而使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即将随整个社会之退回到资本主义而变成资产阶级。我们从过去的历史看，尤其是根据于法国革命后的反动经验，这样的推想是唯一可能的。在消灭了资产阶级而又镇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中，官僚不曾。因而也不能自成为一个阶级，或长期间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
构成托洛茨基对苏联问题看法之基点的这两个论据，在一九四0年以前是无可争辩的，历史没有提供出——至少没有充分提供出——足以争辩的材料。那末从那时以后发生于苏联内外的历史事变中，可曾有什么材料否定了上述的论据，因而要我们修改托洛茨基的看法呢？
九、苏联问题争论的开始与发展
第一次发生于第四国际内部关于苏联的大规模争论，开始于一九三九年。但并非关于我们上述的基点，而直接是由德苏协定引起的。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瓜分了波兰，接着又侵略芬兰，这使好大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怀疑了托洛茨基对苏联的看法。但最初，问题的提出是部分的，支节的。这些不同意见者仅仅在新事变的印象之下，在战争爆发的实际情势中，觉得第四国际无条件保卫苏联立场的不妥当。有些人多少是受了民主派资产阶级舆论的影响，觉得苏联竟然可以和法西斯的德国实行联盟来侵略弱小民族，其国家性质必定不是社会主义的，其战争性质必定不是进步的。因此，他们要求修改第四国际纲领上说苏联是工人国家的立场，要求抛弃对苏联的保卫主义。至于用怎样的立场来修改，用怎样正确的政策来代替，则当时的反对派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意见。他们只是在旧的政纲上打上了一个问号，但不曾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托洛茨基联同了第四国际的最大多数，出来坚决地反对当时主要发生于美国的反对派，为保卫第四国际的一贯立场而斗争。
托洛茨基在许多文章与书信里发挥了他的意见。（现在收集成书，名为《保卫马克思主义》）在那些文字里，他的注意较少放在和反对派的结论作辩驳，而较多集中在研究苏联问题的方法上。反对派的意见是支节的，庞杂的，印象主义的。他们只欢喜谈论“具体事实”。他们想从某些单另的事实来解决关于苏联的原则立场。托洛茨基站在较高的平面上来和他们争论，他驳斥他们的事实——这是极容易的，但绝不以此为满足，他更进一步，他谈到方法，他把各个问题推究到原则，思考到彻底，由此他告诉反对派，实际上是教育反对派：必须如何、如何，你们才有理由，才是应该修改我们的政纲。
托洛茨基那时期的文字可说是唯物辩证的最好教本，同时是我们研究苏联问题的不易门径。
托洛茨基告诉反对派：战争的性质是由进行这战争的阶级及其国家的性质来决定的。故若承认苏联仍是一个工人国家，则其与资本主义发生的战争，无条件值得拥护。
其次，他说，只有自觉地应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才能研究和了解苏联问题。如果应用辩证法，则我们如想研究苏联，必先探究下面这三个问题：“一、苏联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二、在其存在期中，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改变？三、这些改变可曾从量变到质变？”
再次，他指出，如果说斯大林的苏联不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痛苦的过渡，那便是说一个新的剥削制度业已完成，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业已遭受无可抵偿的失败。可是这样的结论，至少在当时是不能得出来的。因为，“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和另一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虽然大致上已规划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的与政治的形式。”因之，这样一种抉择，即“社会主义或全能主义的奴役”不但有理论上的兴趣，而且有鼓动上的大意义了。但因当时处在第二次大战初期，而战争会造成最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所以“新野蛮主义”的危险尚非现实，苏联尚不能说是一个已完成的野蛮制度的开始。
指出了这些方法，进而又指出了这些彻底观察之后，托洛茨基认为当时事变正是证明了第四国际立场的正确；“不过”，他最后又说：“战争加速了各种政治过程。它或许要加速苏联革命复兴的过程；但也许加速它最后堕落的过程。为了这个理由，我们必须辛勤地与无偏见地观察那些因战争带进到苏联内部生活中去的变化，因之我们可以给它们做及时的估计。”
不幸，在写下这些文字之后仅仅几个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所派遣的特务用斧头砍死了。使他不能做“辛勤与偏见的观察”，不能做“及时的估计”了。以致我们在这个最有关乎人类命运的问题上，永远失去了最精细与最可靠的指示。
不过苏联问题的讨论在第四国际的内外继续进行着，并有所扩大和加深。谢谢托洛茨基那次参加争论之赐，以后的争论者，不论反对或赞成传统见解，都不再是支支节节，不再是纷纭庞杂，而是循着托洛茨基所指出的路径，集中在基本的与原则性的问题了。全部争论都围绕着苏联国家的性质。
在长期的争辩中，第四国际中形成了三派对于苏联国家性质的见解。一派，占着多数因而成为正式的，继续保持着传统立场，认为斯大林的苏联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第二派，认为苏联业已实质上退回到资本主义，不过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之他们说，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第三派，认为斯大林苏联是一个新型的剥削制度，是由官僚集体拥有生产工具藉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因之可以名为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
我们不忙于声明那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将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应用他所应用的方法，藉以得出我们认为正确的意见。
十、十年中发生了什么？
认识一个历史现象，必须有足以认识这现象的充分明显的历史条件。当各种条件没有具备之前，有些先知先觉者，固然能凭一只燕子飞来就预言春天的到来，但这最多不过看出些新生的萌芽，指出一个未来的方向，或言明某些可能的前途。他绝无法条分缕析，详尽无误地，由萌芽看清新机体的全部构成，从方向描绘出目的地的整个景色，由数种前途确定出一个特殊的终点。任何事物都是从量的变化达到质的变化的。自然的物理界如此，人类的社会界亦是如此。但要确定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社会学就比物理学无比地困难与复杂些。水沸腾到一百度就开始变成汽。但究竟是怎样的变化使工人国家开始变成非工人国家呢？这里就找不出这个明显的一百度了。历史变化中当然也有临界点，不过这个点往往得在事后的回顾中，当沸水业已超过一百度时，人们才开始认出它已变了质，才发现它已经过了那个点。在事前，乃至正当其时，，往往连天才不能看出这个变化来，可是一到充分明显，其实是条件过分具备的时候，那就不需要怎么样的天才，便是中智的人也可以见到变化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猫头鹰必须天黑了才飞出来的。”
在十九世纪初年，虽然是圣西蒙与付里叶那样的聪明，也只能表象地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模糊地表明出社会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生当十九世纪中叶，住在资本主义充分发达的英国，他便能细密地解剖这个制度，并科学地预言出走向新制度的道路与方法。可是到了现在，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尚未到来，但资本主义的罪恶与社会主义的必将到来，几乎成为一个普通有教育的工人的常识了。
苏联，这一个工人国家的堕落，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是一个全新的现象，不但马克思未曾预见，便是它的主要创造者——列宁也未曾料想到。是托落茨基第一个经历了这个堕落，成了这段历史的牺牲者，以及作为它的研究者，但即使有着这样的关系，托落茨基对苏联堕落的看法，即确定其种种方面的量变到质变的演进中，也不断的在事前，或在当时做着分析，而在事后，又随着一些因素的更趋明朗而加以检讨和改正。最著名乃是我们所说的“热月政变”的类比。在一九三三年以前，他坚持说，俄国的“热月反动”还只是一个危险，一个趋势，这趋势尚未完成；可是到了一九三三年，在比较更充分与更明显的历史条件中，他却认清了，原来我国的“热月反动”很早就已完成了的。这里表示出：一种历史与社会的诊断，在新的历史事实的光照之下，非但可以看的更明确，而且可以籍以校核和修正的。
说过了上面的“闲话”，让我们回到苏联国家性质的本题。
自从托落茨基写了关于苏联的最后文字以来的十年中，世界发生了那几件大事，使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在他们的光照之下，回顾和重新检讨托洛茨基用以支持其看法的论据呢？
首先，苏联从大战中出来，最显然违反了我们预期的，乃是他继承自十月革命的仅存的遗产，即国有财产制，非但没有被这班“不肖子孙”完全断送，反而是更加强固，更加扩张了。战争中尤其证明出；在反动的官僚与进步的财产形式之间，非但没有矛盾，倒是相合无间的。官僚的存在及其延续，非但不必抛弃集体主义的财产基础，倒是恰恰依靠着这个基础，恰恰以这一基础为其生死条件。在战争中，虽然一方面的希特勒，另方面的罗斯福，曾经用硬的和软的方式，强使苏联恢复私有财产，可是斯大林于接受了一切条件之余，却拒绝了这个献意。举凡沙皇时代的幽灵，希腊东正教的丑物，全都被恢复了，可是都使他们复活在“社会主义的”财产基础上，使他们适应并附属于这个基础。正是立足于国有财产制上面，借着这些古旧的规范典章之助，官僚们得以提高自己的权势到喜马拉雅山之颠，正是因为控制和支配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生产物，一手握住了经济与政治合一的大权，官僚们得以降低生产群众地位到十八层地狱。从战争中出来，苏联的阶级分化情景更加分明了。十月革命初期的思想与制度，若和这时候的苏联比较起来，其差别将大大超过于原始基督徒和中古教皇之间的距离。一个普通工人想挤进官僚层，想成为统治者的一员，其困难也绝不会小于农奴之想变成僧侣了。
第二件历史性的大事，就是在此次战争期中乃至战争之后，并没有发生像我们所预料的革命，却先后在东南欧产生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的产生多少受到苏联红军的帮助，他们逐渐实行了财产国有制。
第三件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共的胜利和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产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差异，就是他在更小的苏联的援助之下，主要凭借着本国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取得了胜利，并且也正在逐步实行财产之国有化。
另一方面，在苏联及其影响之外的国家，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当此次大战之后，以改良主义为首，获得了资产阶级的同意，也实行了相当规模的、银行与主要工业的国有。这些国家的国有化，本质上自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所实行的不同，这一点我们以后将要谈到，不过在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问题上仍然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可以举出来当作十年来的第四件大事。
十一、这些事件证明了什么
苏联本身的经历证明出：官僚们的利益决不与国有财产制相冲突。（国有财产制的利益，在其不断发展中，当然与官僚的控制与浪费步步冲突，但这是另一问题。）他们非但不要削弱和废除这制度，却反而要加强这制度，将此制度作为自己的无限权势的来源，并作为自己以一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官僚之成为阶级以显而易见：对生产工具的关系言，它们是集体的支配者，因而是剩余价值共同保有者：对生产大众的关系言，他们已成了固定剥削者与统治者，机器旁的工作者与机器中的工作者已绝不交流。役于人与役人的关系是固定了。权利的享受不但已大大化分，而且已永久地确定。由于积累的增加与遗产法的扩大，官僚之子恒为官，工人之子恒为工人的现象是定形为社会的体制了。
官僚乃基于国有财产制的一个阶级，其过程并非完成于大战中，只是在战争中更显得清楚而已。如果我们从此回望过去，即我们可以更切确地说，自从五年计划在苏联经济中创造出足够的剩余价值时候起，官僚就早以从一个等级地位变成为阶级了。此种由量变质的临界点，应该设定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之间。
东南欧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经过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亦能产生国有制。不过在那里，问题还不足够明显。新旧统治的更迭自然直接与间接依靠着红军，则其国有财产制的确立，在基本分析上，亦可说导源于十月革命的——如果我们承认苏联的国有制仍旧是十月革命遗产的话。这是苏联国有制的推广，其作用正和拿破仑当年所起过的一样，以反动的军事方法，把一个较高与较新的社会制度，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这样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尤其是与苏联直接毗邻的国家，事实确实如此，所有进步的社会改革都是直接假斯大林官僚之手以行。因此，有人说，东南欧的经验并未证明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实行财产的国有制，恰恰相反，他以官僚的曲光镜反映了我们的旧立场。
如果东南欧的经验还不足证明那一点，则中共在中国的胜利却补足了它。不管中共与莫斯科有多么久远的历史关系，以及多么坚韧的思想纽带，可是毛泽东势力在中国基地上的生长与膨胀，主要凭籍了本土的社会斗争与自身的组织力量，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同时，毛泽东们的运动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也是无可否认的。但不管这些，这个运动一旦取得了政权，一方面对苏联相当独立（不是指思想上），另方面完全脱离工人阶级，却还是大踏步地向财产国有化的道路走去。这里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国有化的造成（虽然目前的中国还正在开始缔造）不一定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而且也不一定要由革命推上政权但已堕落的官僚帮助。
大战后在英法造成的国有制，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我们对问题的观察。不用说，英法的国有化，如果从反资本主义的立场说是彻底虚伪的，但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看，却具有颇大的意义。因为他毫不含糊的表示出：资本主义由于内外矛盾的驱迫，为了自求生存，也不得不走向国有化——即走向更高度的国家化的垄断形式。
我们上面说过，托洛茨基说苏联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乃以两个论点为依据的：一、国有财产制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且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二、苏联的制度是过渡性的。因之他的官僚尚是一个等级，而非阶级。托洛茨基一直坚持这两个论点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初期，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瞬间。在那时候，我们说过，即使已经有了种种迹象与事实让我们怀疑托洛茨基的论点，但没有决定性的事实来否定它们。以一个集权历史的因素的资格来行动的第四国际主义者，在当时的情况中，当然只能够，而且也应该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促进苏联内外的无产阶级革命，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品，借以使万恶的斯大林政制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非退回资本主义的桥梁。不过无可否认，事情的变化是出了我们意料之外的。苏联的社会制度并未退回到资本主义，同时世界革命也不曾引起来，以至无法推翻斯大林的统治，使苏联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战争末期与结束之后，世界各地却曾发生了广大的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非但不能变成革命来颠覆斯大林主义，反而在斯大林主义的控制之下，在苏联境外也造成了苏联式的现有制度，即：以国有制为基础的集权的官僚国家。
战后这些个现象，供给了我们充分的材料，要使我们重新检讨托洛茨基的立场了。认苏联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论据，在这些事变的影响之下，显然是应该修正的了。看到这些史实，我们应该说：国有财产制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产生的；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而绝不
再是无产阶级分离出来的等级；苏联这个社会制度，在全世界的范围说难仍是过渡性的，但就苏联一国说。却以成为相当定型的一个制度。他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个历史上全新的特种国家。
那末，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呢？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还是官僚集产主义？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先，我们还得谈到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历史远景的看法。
十二、新野蛮主义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托洛茨基凭着对革命的乐观主义，将一切希望集注于战争中促成革命，由此推翻世界资本统治，并使苏联在真正社会主义的轨辙上复兴。这样的乐观主义当然具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且若缺乏这点起码的乐观精神，就会失去革命的唯一方向，则任何积极的革命政策都无从产生，任何坚毅的努力都无法支持了。但托洛茨基不是轻浮的乐观主义者。他承认，并且坦白地指出：如果历史不如我们所向往的现实的话，则另一个可悲的命运也是可能的。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与十月间，托洛茨基在两篇文章中分析过这样的前途：
“如果这次战争，一如我们所坚信的，引起无产阶级革命，则其结果必不可免的要推翻苏联的官僚，且在较一九一八年高得多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上，复兴苏维埃民主。在此情形中，究竟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呢？还是工人国家身上的一个派生物，这个问题将被自动地解决，那时，人们将会明白，苏维埃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只是插话性的歪曲。
“不过，如果我们假定此次战争引不起革命，而只是促成无产阶级衰颓，那将是另一个可能前途：垄断资本进一步的腐朽，他更进一步地与国家相结合，处处以全能政制来替代残存的民主，无产阶级不能将社会的领导权拿握在自己手中，在此种情形下，其结果实际上只能使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从拿破仑主义的法西斯官僚中生长出来。这个，依照所有的表象看，都将是一个衰落的制度，它表示出文明之倾圮。
“另一种情形：如果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获取了政权，但证明出不能拿住政权，或跟苏联一样，又交给了一个特权的官僚群。那么我们将被迫承认，官僚堕落的理由并非植根于国家的落后与帝国主义的包围，而在于无产阶级之天生不能成为统治阶级。那时候，我们必须在回顾中确定目前苏联的基本特点，只是在国际范围中一个新的剥削制度的先驱者罢了。
“——历史前途的抉择，推考到彻底，只能如下；或者斯大林制度乃是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社会主义制度过程中的一个可怕的堕落，或者斯大林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见英文《保卫马克思主义》页，八—九。）”
托洛茨基说过这段话以后，因为有人攻击他修改了马克思主义，所以过不了一个月，他又写了第二段话，再“再论苏联性质”一文中，他说；
“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宿命论无共同之点。社会主义不是“自行”实现的，而是活的力量，诸如阶级及其诸政党间的斗争结果。无产阶级在此斗争中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代表着进步，而资产阶级则是反动与衰落的化身。我们的胜利信心正是以此为根源的。但我们仍有充分的权利自问：假使反动势力得了胜利，社会将是什么性质的？
“马克思主义者曾经无数次这样提出人类前途的抉择问题：或者进入社会主义或退回野蛮主义。自从有了意大利“经验”之后，我们便千百次地说过，不是共产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真实过程，比人们所预见的一般的图式，一定要无比地更为复杂些，更加多样性，更加矛盾些。马克思说到过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未来的衰亡，但一点不曾说到过专政之官僚化的堕落。我们在经验中是第一次考察到与分析到这样的堕落。难道这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吗？
“事件的进展已经昭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迟到产生了一些无疑的野蛮现象：周期性失业，小资产阶级的赤贫化，法西斯主义，以及最后，那些丝毫不开展新道路的毁灭人类的战争。假使我们在理论上承认，人类不能够高升到社会主义，则新‘野蛮主义’能具有怎样的社会形式与政治形式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已有可能比马克思说的更具体了。一方面的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的苏维埃国家的堕落，大致上刻画出了新野蛮主义的社会政治形式。——”（见英文本《保卫马克思主义》。页，三十—三十一。）
根据托洛茨基这两段文字证，以大战期中与战后的事变，那么在根本上，我们确实不能不承认“斯大林制度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了。”大战没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不曾推翻斯大林统治，不曾复兴苏维埃民主，同时在苏联以外，凡是引起广大群众运动的地方，都被斯大林主义所控制去了，利用了去，造成了与苏联一样的特权的官僚统治。新的野蛮主义在任何方面都是呈现的更加明显了。
于是有些社会主义者，表面上似乎忠实于托洛茨基的推断，认为人类社会走上了退化的路，无产阶级被证明出根本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了。他们或者，提出了微小改良的最低政纲，或者，索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唯一进步的制度，二者一致地抛弃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与前途。
其实,这种立场，如果以为那是根据托洛茨基的推断，那便是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说的那两段话的意思。我们应该知道，当时托洛茨基说这些话是在争论中，是为了辩护他的主张，即斯大林制度是过度性，是暂时的堕落，苏联本质上仍是工人国家，应该无条件的加以保护。反对者反对保护苏联，同时模糊地倾向于将苏联说成一个新的野蛮社会。托洛茨基需要反驳他们的政治立场，于是，替他们引伸到原则方面去，将他们的结论彻底推深，把问题归原到最后，由此，他想叫反对者惊而却步，拉他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争论总得有所偏重，也不免有些夸大。对于这些偏与夸，事过境迁，当争论的气息愈少，正面的理论说明意味更大的时候，无论作者与读者，都更容易指出来的。譬如说，光照托洛茨基的文字看，仿佛一切争论，甚至包括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根本可能性，马克思主义是否为乌托邦，都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能否引起革命这个事实了。这当然是重要的，其所以如此之故，乃由于着重上次大战为无产阶级革命千载一时之良机这个意思来的。如果不懂得这一点，以为托洛茨基将无产阶级革命的全部赌注放在那次战争上，若幸而打中，人类便走向社会主义，若万一不中，则从此洗手，不必再谈社会主义，那就是可笑而又错误的想法了。
谁想从托洛茨基的那两段话中做出消极脱逃的结论来是徒劳的，托洛茨基的整个精神与全部理论反对着他们。但是，那些话却不是全无意思，恰好相反，他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给我们指出了最重要的关于苏联的另一个看法：如果历史业已证明出斯大林的制度不再是任何方式的工人国家，那他便是一种新的剥削社会的第一个阶段，一种新的野蛮主义的社会政治形式。
现在，如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的，历史确已证明出，作为工人国家理由的二个论点是不能成立了。那么苏联是一个新的野蛮的剥削制度是无疑的。问题只是在于他是怎样的一个剥削制度。
十三、国家资本主义说
有人说，这不是新的，而只是披着新的外衣的一个旧的剥削制度。他们宣布苏联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从两方面的研究达到了这样的结论：一、苏联本身的历史；二、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总趋势。现在先让我们看看苏联经济建设与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十月革命只是建立了工人政权，推翻了资本主义的统治，但不会把资本主义的关系完全根除。因为经济不比政治，要使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相当高的生产基础上，相当高的文化水准上，而且要在全世界的分工规模内，经过一个长长时期，才能达到的。十月革命给社会主义的建设准备了政治与经济的前提条件，不管这些条件是如何重要，但只是条件罢了。无产阶级执掌了政权，经过了艰难的内战，开始踏上经济建设的时候，列宁说，当时，（一九二一年前后）如果在相当时期内，使俄国的主要部门经济从私有小生产经济能够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一大进步了。列宁这个说法让一些形式激烈的共产主义者大吃一惊，同时也让第二国际的先生们幸灾乐祸，大叫苏联回到资本主义。其实吃惊和恶意的叫嚣，都只暴露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苏联当时的性质，也根本不曾好好思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任务。十月革命使苏联变成一个工人国家，这个国家能够而且一定要走向社会主义，但绝对不会，不能而且不是立即变成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使国家和社会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必不可缺的桥梁，因之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但它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是常识，但曾使许多最有学问的共产主义者迷糊了头脑。
所以当列宁在世时，俄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的暂时目标，曾被列宁规定为国家资本主义——由无产阶级专政来控制和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以便由此更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
俄国从一九二一年起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认真地恢复和复兴国家的经济生活以来，其间主要的成就实际上只是大规模地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情形一直继续到一九二七年为止。因为在那一段时期中，苏联主要的国有化工业固然大大发展了，而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尤其在农业中，却仍旧占着极大比重，差不多仍旧构成着整个经济的基调。
一九二七年是一个大关键。这时候，苏联的资本主义分子如何与中右派的国家官僚结合着，如何在政治上推翻了无产阶级的左派，如何把工人阶级从最后的统治者地位上撵出来，我们在上面都已经讲过了。因之，从那个时候起，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再是在工人政权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了。
共同打败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资本主义分子得到了新的鼓励，他们想进一步根本取消财产的国有制，可是官僚却以国有财产为其生存基础与权势的来源，他们要保护这制度，于是二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是官僚胜利了，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消灭了资本主义的分子。这时候，一方面消灭了工人的政权，另一方面消灭了私有资本主义的这群官僚，究竟是什么阶级？他们代表什么阶级呢？据有些人的看法，他们自己也是资产阶级，不过是以国家企业为基础的国家资产阶级罢了。
在他们看来，苏联一九二八年以后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是以特殊形式进行了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斗争。在此斗争中，小资产阶级当然失败，大资产阶级当然胜利。
但是胜利了的苏联的大资产阶级，为什么不恢复私有制，反而与国有制不解缘，并继续地巩固它，发展它呢？那末人们就指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的趋势。
不错，在资本主义这个同一名字之下，实质上已经历过了好多变化。一般说，在最近二三百年中，我们看见了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财政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之间有某些共同的性格，但也有更多的差异与特点。我们不能根据商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来否认工业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同样，我们也不能执着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形相而说财政或国家资本主义为非资本主义。此外，资本主义从商业的发展到国家的，其间的承继与更迭，乃由于经济发展内在的矛盾与必需，，即一方面由于生产的扩大与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为了要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含的计划性与无政府状态，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工具的私有化，生产力国际性与资本主义的民族分界之间的种种矛盾。导源于此等矛盾必然性的资本主义生长，乃是必然的、有机的、无可挽回的。人们之不能叫它的一个较高形态退回到较低形态，这犹之乎我们不能叫逝去的昨天回来，或叫一个老年人返回童年一样。当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单独一国的经济也只能与之看齐。如果不能超出，也总不能停留或退回到更原始的阶段去。尤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唯其因为资本的雄厚与技术的成就上都不如人，为要追上与超出先进国家，就只能在生产组织的求新上取胜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期，世界资本主义达到了什么阶段呢？早在一九一七年底，列宁早就指出来，资本主义已经从财政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在此阶段上，不但资本有了空前的集中，而且资本与国家相结合，经济与政治相结合了。这就是说，不论那一个国家的资本制度，从那时以后，如果想在国际国内的种种矛盾中自求生存，唯一的道路就是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否则，它不但无法对付由无产阶级方面来的革命，而且不能抵抗由较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由于种种凑合的阶级力量关系的帮助，颠覆了加于其上的工人国家的控制与监督后，除了继续发展和巩固国家资本主义之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吗？退回到较小生产与较低组织的资本主义形式，即等于官僚们的自杀。可是一个社会的阶级，即使是一个等级吧，也和个人不同，那是决计不会自杀的。
因此，苏联的官僚们，用了纵横捭阖的手段，先后打败了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之后，他们便以国家财产为基础，发展这基础，终于使自己成为国家资产阶级。而苏联这个国家，也就成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了。
这个说法是合逻辑的，也合乎一些无可争论的史实。同时更有一个便利，就是它丝毫不必改变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看法；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非工人阶级专政即资产阶级专政。因之在理论上，可以避免修正马克思主义之嫌。可是我们假使细心一点研究苏联的经济制度；更多方面地研究苏联式“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因；严格地将其它种类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的加以比较；再从整个人类历史远景，资本主义的总命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途来观察这个问题，我们便不难发觉，企图以新瓶装陈酒的国家资本主义来解释苏联制度，乃是片面的，表象的，因而是错误的。
十四、苏联的现制度确实是新的
当然，斯大林的苏联既然脱胎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生长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环境中，自然保留很多的资本主义的性格与面貌，同时，在最广义与基本的一点上，即生产者与生产工具无关，而一群不生产者，占领了生产工具，以之作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最后由他们控制和处置全部剩余生产物这一点上看，其制度，却仍可以称为资本主义的。（注）但若凭借了这一点，以及苏联保留迄今的其它的资本主义关系，如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等，而将苏联的现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则其结果势必混同许多事物，以致无法解释历史，无法明了社会关系，尤其不能了解与苏联及斯大林主义有关的种种政治问题。
（注）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在四个月前，曾经写过一个讨论大纲：《我们对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那时，对此问题就是这样看的，不过，在彻底考虑后，不得不承认这种看法是有毛病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苏联的现制度是资本主义的部分否定。但在过去，资本主义也曾不断地部分否定过自己，而我们从未因此否认它仍是资本主义，那末，对于目前苏联的“部分否定”，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说它是资本主义的更高发展呢？
提出这样的疑问，那是看轻了在苏联被否定的部分的重要性；同时忽略了这个制度的历史成因，以致估错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在苏联经济中，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私有权被取消了。这是最最重要的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当然，从私人资本家手中被剥夺出来的生产工具，由工人阶级掌握了一个时期之后，又落在官僚们手中。但任何个人的私有权仍被严格地禁止，财产权是集体的，即由全体官僚——至少高级官僚——所共有。在资本主义的以往发展中，企业所有权固然也向着集体走，如独资变成公司，复由公司走向国营，但所有这些变化，始终没有触动过神圣的私产权的存在，却反而正以此项权利之存在及其保存为基础。历来所有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是如此，即使今日英国的“社会主义”亦非例外。恩格斯在《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中所说及的仍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国有制，亦以其国家为资本国家的缘故，即此国家仍是以私有制为原则的。可是在苏联中，此种权利是被取消了，而且根本与彻底地取消了。生产工具私有制之根本否定，既然为过去资本主义各阶段发展中所没有，那末将它看成为由量变质的临界点，应该不是错误的。
再，导源于这一个根本的否定，苏联迄今保留着的资本主义的一些法则与性格，也就形同实异了。价值法则由人控制，商品生产限于局部，而雇佣劳动则根本不是进行于“自由与平等”地位之上。因此，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苦恼的“罪恶的循环”——危机，在苏联也似乎因计划性而消灭了。
仅仅凭这几点，我们已很有理由不承认苏联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因为事实上有过的国家资本主义，不管是资产阶级国家或工人国家中所曾实行的，都以私人资本的存在为前提，而目前苏联的制度，恰恰以消灭此种资本为目的，并以此消灭为其存在和发展的基地。
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来源和促成这两种制度的阶级势力不同，乃是主要的原因。苏联是十月革命产生的。历史凭籍了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那双粗壮的手，无情地摧毁了旧俄罗斯地主与资本制度的基础。一次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在本质上结束了生产工具的私有权，将财产收归了国家所有，而国家则为工人阶级所有。后来，官僚们篡夺了国家，霸占了生产工具，但不曾恢复私有权。正为了私产权之被铲除乃是工人革命的结果，且在现代社会中只能是这个革命的结果，所以托洛茨基以及第四国际，在好长的时期中，认为苏联即使由官僚当权，也还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
经过此次大战，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说，历史修正了这个看法，即是说，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实行国有财产制。但这并不等于说：国有财产制，取消了私产权的国有财产制，不经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即使程度上很虚伪的，不借助于任何非资产阶级的群众力量，由财政资本主义和平发展，就能够达到了。东欧国家，以及最近的中国告诉了我们相反的经验，他们告诉我们：为要造成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虽然不一定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再堕落下来，但却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斯大林主义党的领导，；二、小资产阶级，甚至工人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统治的群众性的斗争。
由大资产阶级自愿或同意的，自上而下的，没有斯大林主义政党参加或领导的，即使有小资产阶级群众的支持，也仍只能造成法西斯式的或英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绝对不能造成东欧式的或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更不能由此再进一步，造成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当然，历史恰恰到最近的二十年中才造成了斯大林的苏联，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阿德里的英国，罗斯福新政的美国，乃至蒋介石的“官僚资本”，是有共同的客观的基础在。这基础便是列宁所指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历史总因素，这些现象便是“偶然”的了。所以我们必须用这个总因素，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趋势，来解释各国的特殊现象。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总因素，只是一般的原因，而不是包含一切与代替一切的原因。各个国家中特殊的历史、社会、政治以及思想原因，会造成特殊的制度，其特殊性所到达的程度，有时是要求我们以特殊的名称呼的。
何况问题又不单单关于名称呢？
因此，我们与其是从广泛的榨取与剥削的意义，即根据苏联官僚利用了国家这部机器，霸占了全部生产工具，籍以榨取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一点而称它是国家资产阶级；毋宁说，根据他消灭私有资本，同时又敌对工人阶级这一点，而称之为官僚阶级。与其把苏联的现制度看成为旧的剥削社会的最高阶段，毋宁看成一种新的剥削制度的最初形态。与其将斯大林官僚当作新的资产阶级，毋宁把它当作另一种新的剥削阶级。因为，站在集体所有权上面的剥削阶级，与历来站在私人所有权的剥削阶级，究竟是有本质上的差异。
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旧名字，称呼斯大林的新制度，乃是偏重了他残留着的诸性格，忽略了它新添的内容。可是为要了解斯大林主义及其国家的特性，重要的却在于研究其新的而非指出其旧的。也因为这种缘故，我们不愿意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要从别的方面去寻求苏联的性质。
十五、官僚阶级及其成因
要确定斯大林苏联的国家性质，我们在上面几次说过，托洛茨基最看重两个标准：国有财产只能是革命的结果：官僚不是一个阶级。在前面，我们曾经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第一个标准，并且说，战后的历史要求我们修改这个看法；至于第二点，我们只曾约略地，从三十年代中叶起直到战争期内苏联阶级关系以及官僚特权的描写中，断定官僚已是一个相当稳定的阶级。现在我们将较为详细地研究这一点。因为，如果官僚确是一个阶级，它有自己的来源，有自己生存的特殊基础，有自己的特殊作用，那末，问题就很清楚了，苏联非不但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也不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
官僚不是苏联才有的。历史上，可说任何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中都有官僚。因为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不是全阶级直接实行，它必须经过少数代表者，或经过它们所雇佣的办事员。这些代表与雇员，或者就是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从其它阶级中选拔出来，替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以统治为专业的官僚，其数量，其权力，以及其对本阶级所保持的独立性的大小，是因时而不同，也因地而各异。但是，无论何时何处，我们都不曾见过官僚们自成为一个阶级的。
中国曾经享有过最典型的官僚国家的令誉。由士至仕这一条特殊的为官之道，仿佛官僚与农工商这些阶级真的脱离了关系。再加以威严无匹的官仪与排场，凌驾百姓的官体和架子，更增强了这种印象；中国的官僚似乎曾经构成过独立的阶级。但是一考实际，人们就不难看出这些官僚与地主阶级不可分离。他们或者原本就是地主，或者是发迹之后立刻成为地主。西洋的历史上也是如此。罗马时代，官僚就是奴隶主，以及他们豢养的特选奴隶；在中世纪，官僚是地主和他们的臣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中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另一部分雇佣自过时的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官僚，都不曾反对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独立起来，也没有自成一个阶级。
但在同时，我们又不能看漏一个现象，就是随着历史的前进，每一制度中，这些虽未独立的官僚，其对本阶级的独立性，却不断地在增强与加大了。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现象，研究这个现象。不过为了简明起见，我们将仅仅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研究为限。
历来制度的更迭，总以旧官僚统治的被打倒为其突变。每次革命之后，胜利了的阶级起来组织新的官僚统治。在最初，新的总比旧的规模小些，贤明些，所以更得人望些。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形尤其如此。“廉价的政府”，成为他们的一个时尚口号。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初期的资产阶级政府是颇为“经济的”。譬如英国，据列宁说：“那时（按指一八七一年前——一得）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范——在颇大程度内还没有官僚制度。（见《国家与革命》）”。美国更不必说，独立初期的联邦政府，其非官僚的作风，至今尚为一切“美国生活方式”崇拜者所津津乐道。可惜资本主义没有永远停留在小生产与自由竞争的阶段上，它受着内在逻辑的推动，发展着，变化着，由小规模到大规模，由自由竞争到集中垄断，由生长而极盛，再由极盛而腐烂衰朽。适应着这个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也发展了。所以马克思说：“迄今一切政变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起来而不是把它毁坏。”（见《雾月十八日政变记》）。特别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家国家的官僚发展到可怕的庞大规模了。这个官僚制度，不用说，是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其第一个任务在镇压日趋尖锐的革命危机；但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们对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大了。
还是在上世纪之末，即当资本主义刚刚踏进其垄断阶级的时候，恩格斯在《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中，就指出了资产阶级与其雇佣官僚之间的有趣关系。他说“……大规模生产企业及交通工具之转入股份公司及国家手中，显示出资产阶级在这一目的上之毫无用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已由领薪俸的办事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收取款项，剪取息单，在各个资本家相互夺取资本的交易所中举行赌博以外，再没有任何其它的社会职能了。以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驱逐工人，现在它就驱逐资本家，把他们，和工人一样，并入于过剩人口之中，所差的，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入产业后备军而已。”
恩格斯在这段话里给我们指出了两个最重要的事实：一、垄断资本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全部社会职能，将他们驱入过剩人口。二、领薪俸的办事员，即政治部门与经济部门的官僚，执行着所有的社会职能。依照着这点指示，世界近四五十年来许多重要的政治现象，都不难认识与把握了。资本主义从垄断阶段到国家垄断阶段，使恩格斯上面所指出的那两个事实，越发的明显与完备起来。国家这架机器变得空前强大，“领薪俸的办事员”嚣张跋扈，喧宾夺主，而单纯的资本家则最后地被驱逐了，不过不是被送进产业后备军，而是被送进一切游怠与荒淫的场所，过着极度糜烂无耻的生活，使罗马衰亡时代的贵族生活为之失色。
不论在“民主”或法西斯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不同的不过是程度罢了。办事员的地位到处提高，其权力到处加强，他们显然已不满于仅仅领取薪俸，而竟欲自立为王了。
办事员——官僚所以能取得此种地位与权力，一方面，固然由于上述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与国家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由于那同一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在以前，当资本主义处在“正常”发展的时候，社会的阶级分化是依照着两极化形式的。这就是说：庞大的中间阶层中的极小部分上升而为资本家，其中最大部分则破产下降而被送入无产阶级的行列。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话说，一方面少数资本家将经济与政治的权力愈益集中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以前的中等阶层——小工业生产者们，商人与食利生活者，手工业者，农民，——一切这些阶级逐渐破产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这样地从人口的一切阶级中补充起来。”（见《共产党宣言》）。这是阶级分化在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亦即在上升时期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形。可是到了它的衰落期，尤其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如果从年代说，即从十九世纪末叶开始，这个分化过程，一般说来，却是相当改变了。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十分妨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它的停滞与腐烂，垄断与集中，中等阶层在经济上固然比自来更凶与更迅速地破着产，可是无产阶级的队伍并不相应地扩大着，不但如此，这队伍还相对地缩小着。至于中等阶层中因万一的机缘而爬升为资本家的幸运儿，也是绝无仅有了。这样，产生了两极分化的停止，甚至产生了两极化的反对趋势，即一部分较小资本家降落到中等阶层，另一大部分无产阶级因为永远的失业而变成了简单的赤贫者。那些原来属于中等阶层的人们则已经无产了，但地位还是中等身份，他们谋求进入无产阶级而不可得。社会于是又向着“橄榄形倒退”发展，造成了在人口中占很大比重的一些中间阶层，他们赤贫、无出路、怨愤万分。他们一方面不满意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却仇恨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这一原该消灭而反趋向膨胀的过时阶级的残余，在近二三十年的政治中起着愈来愈大的、反动的作用。
这些中等阶层的日益强大的反动作用，恰恰给那个因资本主义同一趋势所促成的，替资产阶级执行着全部社会职能的官僚等级，造成了一个坚强基础。官僚们中一大部分原本出身于这些阶层，他们懂得这些阶层，了解这些阶层的痛苦与感情，同时，又由于他们的职务与地位关系，一方面有理由看不起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资本家，另一方面也讨厌那些“愚昧无知”而“倨傲不敬”的无产阶级。他们依靠这些无出路与怨恨的“自家人”，受着他们的影响，也有意利用着他们的力量，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增加了自己的信心，发展了野心，他们逐渐不再以“领受薪俸”为满足，他们想根本排除那“过剩人口”的资本家，他们想自立为王了。
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罗斯福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中，都应该归结于上述的社会根源的。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立刻指出一点，即不论以莫索里尼，希特勒或罗斯福为首的那些官僚群，不管他们对资产阶级如何不敬，如何独立，如何专横，而究其实，他们始终不曾成为一个单独的阶级，同时在本质上，他们正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这是什么缘故呢？主要的与根本的原因乃是：在那些国家中，私有财产权被保存着。他们所进行的“改革”，“革命”或者“新政”，进行于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中，而且正是以保存其中最大财产所有者的权利为目的。他们虽然也进行“计划”，并以“国家利益为计划的指导原则，因此他们攻击某些个别资本家的短见与自私，他们有时甚至打倒这些较小的资本家。但因资本主义的根本关系存在，生产工具私有的法权存在，这些口口声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其目的及其实际的归趋，总只是将自己造成为最大的资本家罢了。
至此，我们看见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官僚等级的发展，看见了他们的社会基础，看见了他们日增一日的独立性，最后也看见了一个独立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能到达的极限。
官僚等级在量的上面是发展了，但没有达到质的变化，没有自成为一个阶级。现在且让我们来看另一种的官僚，即工人国家中的官僚。
我们说过，在苏联存在的初期是没有官僚的。苏维埃的民主制使全体生产者变成了[官僚]。逐渐，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必重复说明他们）。官僚发生了；但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他们乃是工人阶级派生出来的一个等级。他们只是更远地离开了生产群众，养成了统治者的特殊习气，发展了保守性，享受了较多的权利，逐渐形成了独自的利益，和工人阶级的利益开始对立起来。可是，官僚与生产者之间还保持着来往，特权还不足道，独自的利益也还不明显。他们至多是工人阶级身上的寄生者，他们还不是自在与自为的一个阶级。
官僚们联络了小资产阶级，举行了“热月反动”，并且获得了胜利，依着直线走，官僚们如果恢复了私产制度，最后割断他们与工人阶级的渊源联系，那么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官僚，可是，这又如我们说过，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打倒了昨天的同盟者，依靠在国有财产基础上，将自己的权势大大提高，自己的地位大大巩固，于是形成了一个人群，他们在利益上既不代表无产阶级，又不代表资产阶级，恰恰是为了自己，只是为自己服务的。他们既不成为最大的资本家，也不成为“最大的工人”，而只成了最大的——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官僚。官僚终于成了阶级。何以能够如此呢？很显然，由于国有制的财产缘故。何以有了国有财产制，就能使官僚变成阶级呢？因为这个制度保证了替国家办事的全体官僚能够籍此制度之助，集体的剥削生产者的剩余劳动，集体拥有其剩余产物，同时不能产生私有财产的资本家，即不能使官僚中的某一些人变成资本家。再者，因为国有财产制使国家的经济统治与政治统治最后地合一了，真正统治者与官僚之间的雇佣关系无从产生，主人与办事员之间的距离也无从发生，二者必然要合一了。这个经济与政治的全能统治者便是官僚阶级。按我们上述资本主义的整个趋势来看，也不能不是官僚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早在五六十年之前，就已经被驱入于“过剩人口”了，而官僚则从那时候起，就已经代他们“执行了全部的社会职能”。
不过，苏联官僚虽然脱离工人，反对工人，高居在工人阶级的头上，但是他们保护着国有财产制，为什么不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苏联看成为一个取得了政权的工会？为什么不可以把苏联官僚比做工会官僚呢？将一个取得了政权的工会来比拟苏联，乃是一个惯见的理由，用以说明斯大林官僚并非一个阶级，以及苏联在本质上的无产阶级性。不过很显然，这个看似适切的理由，其实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工会官僚不是生产工具的占有者，他们的地位介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而其存在则依赖于工人的支持，所以他们在根本利益上虽然必然的替资方服务，而在枝节问题上有时还得“保护一下工人利益”。苏联官僚们则自己就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上的绝对拥有者与支配者，他们的地位代替了资本家，与工人相对立，其生存有赖于对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剥削。这一个差别，使得苏联官僚能与资产阶级相比，却不能与工会官僚相提并论了。同时在这一个差别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大林官僚不再是一个等级，而是一个阶级，虽然它不是原来的资产阶级。
在这里，我们顺便说一下何为阶级，以及阶级与等级的区别，也许是适当的。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马克思并没有满足一切学究与教授们的胃口，他没有在自己的著作里开宗明义地提出“何为阶级？”那样的问题。“资本论”的最后一章是阶级；但是来不及给下一个定义。马克思就死了。不过这不曾妨碍马克思者正确而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因为从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中，“何为阶级”这问题是不言自明的，根据他的思想，回答毫不困难可以得出来。不过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从列宁那里随便引一个定义吧，他说：
“所谓各个阶级，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都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见列宁文选》下卷页六二七）。
在苏联，私有生产资料，完全离开生产与劳动的过程，凭利息与利润的名义领得最大部分剩余价值的资产阶级是没有了。现在苏联主要存在着两个巨大集团：一个，是在党政官署，军事机关，各大工厂与商店中，各文化与娱乐部门中，那些“办着事”的官僚；另一个，便是在工厂与集体农场中从事实际劳动的工人，这两个集团，无论在生产系统中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乃至他们所领得的社会财富的方式与多寡，都是大大不同的。前者是生产的“组织者”，指挥者，与“秩序”的维持者，是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者，在劳动中起着劳心者与役人的作用，藉助于直接夺取或利息（国债与贮蓄的），奖金及其它名义占有了最大部分的剩余价值。后者则是被指挥与被镇压的，仅仅在法律上分享生产资料之所有权的（其虚伪程度与资产阶级社会中人人在法律之前平等无异），役于人的，除了工资之外不再有任何收入的。这样的两个集团，当然是两个对立的阶级。至于成了一种独特的风习与面貌，与其它人群相隔离，相对立；但在我们上述的几种划分阶级的意义上，他们和本阶级中的其它人群，仍是相同的。由这一点看，苏联官僚当然不是等级而是阶级了。
所以斯大林官僚是一个阶级。苏联的统治是官僚阶级的专政。
“但是”，有人会反驳我们，“根据马克思以及后续的几位大师的意见，不是说，我们这时代，可能发生的政权，不是资产阶级的便是无产阶级的吗？怎么能有其它的政权形式呢？”我们认为这样的反驳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正如托洛茨基所说，我们才第一次观察到与分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这里是谈不上修改马克思主义与否的。问题不在于马克思和其它大师们是否说过这样的话，乃在于：当我们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是否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精神。我们自信是符合的。
十六、官僚阶级与官僚集产主义
不过，如上所述，官僚之是为阶级乃以私有制的消灭为其最后推动力，那么，成为阶级的官僚是与工人国家密切联系，与消灭私产制的无产阶级革命血脉相通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史上第一个官僚阶级的形成，确曾如此。但是，从这里我们能否断定说，以后继起的——假使不幸，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此种阶级——官僚阶级，都将从工人国家及无产阶级革命中蜕变出来呢？那就不一定了。这正好像：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但猴子一经变成了人，人们就不必先产生猴子然后再使它变人了。在第一个形成了官僚阶级的国家里，消灭私有权是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的。但是战后的事实告诉我们，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够消灭私有财产。自从有了这个经验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官僚阶级不限定在工人国家的堕落过程中才能形成的了。
当然，在此地我们又要重复一下上面的话了，说私有制毋需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亦能消灭，意思并不等于说，在任何国家，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此后官僚阶级可以“自动与和平”地形成起来，私产制度可以由官僚的一纸命令就能取消了。不会有这样的事。根据战后同一的经验，要逐渐地排除私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财产关系，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度，虽然不必经由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却仍需具备几个条件：一个特殊的政党，一个特殊的思想体系以及由它所控制所组织的反对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
这个特殊的党是“共产党”，这个特殊的思想体系是斯大林主义——亦即官僚集产主义。没有这个党的领导，没有这个思想体系的作用，即使有强烈的资本国家化的倾向，即使有沸腾的群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却只能造成各式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统治，例如法西斯、纳粹，英国工党政府等等。（当然，假使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正确领导下，那就造成另一前途。）它不能终于消灭私有制，不能实行全面的集体化，有如斯大林苏联所实行的。
历史不是一个自然过程，不自觉的因素配合着自觉的，主客观时时相互作用。经济的趋势决定着大方向，但必须有思想的指引以决定其政治上表现的形式。机械的与片面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无缘。反动政制和革命政制一样，其生灭盛衰根本上虽决定于经济为基础的诸阶级的斗争，但其面目、属性乃至其一般命运，在颇大限度内，却决定于斗争中的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凡有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地方就有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存在的地方就有工人斗争，有工人斗争的地方多少总会产生一些工人斗争的思想。但是，其自发的，或自然产生的思想不会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对工人阶级解放的指导价值是颇成问题的。谁若以为那里有了无产阶级存在，那里便自然有了无产阶级斗争，也自然有了工人革命的正确理论及其胜利保证，那他便是最无救的宿命论者了。事实正相反，无论那里的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外来的思想领导，决不会自动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的。关于这一层，列宁说得最透彻，也最不含糊。在《做什么？》一书中，他写道：
“工人本来也就不能发生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来。各国历史证明：工人阶级凭靠自己的力量，只能造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对于必须组织工会，必须与厂主斗争，必须从政府那里争得颁布工人所需要的某种法律等等的信念。而社会主义学说是由有产阶级出身的那些受过教育的份子，即知识分子所制定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以及经济理论中成长的。……”（《列宁文选》上集）。
由此可见，思想因素与客观的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密切关系了。光是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不能走到社会主义，必须有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导；光是社会主义的一般思想也不能使无产阶级完成其历史任务，必须有特殊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甚至这个特殊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也还不够，又必须组织成一个特殊的革命团体。
要建立一个革命制度必须如此，要建立一个特殊的反动制度亦须如此。拿目前世界的情形来说吧。形成一个反动的新制度的诸客观条件是存在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失败，资本主义全力趋向于国家化，赤贫的中等阶级在社会中的比重增加，以及各个国家统治的独裁化与军事化。这些条件确实给反动势力创造了发生的机运；（同时，在另一意义，当然也给革命势力帮忙，不过这问题我们到后面再谈。）但是这些条件究竟造成出怎样的反动制度，却不能由这些条件直接决定，而必须看他们是在何种思想体系，由何种政党所领导所完成而定的了。毋须说，思想也是客观决定的；但一经形成了思想，它却能以相当独立因素资格，回过来决定客观趋向的面貌。
斯大林主义，希特勒主义与艾德礼主义（请允许我挑选这个新名词来代表第二国际中最近到达的改良主义），一二十年来乃是上述反动世界客观条件的主要思想产物，但因所发生的特殊“国情”与所由来的特殊历史的不同，彼此间显出了颇大的性状上的不同。三者都是资本主义走到了绝路而仍欲维持剥削制度的救急灵丹。但其所开的药味却相互各异。斯大林用的最最霸道，艾德礼的较为和平，则希特勒的则介乎二者之间。斯大林的最大特征是以官僚们的集体所有权根本代替了个别资本家的私产权，艾德礼则在神圣的私产权的基础上，实行着百分之二十的“社会主义”；希特勒以保护私产权而同时又蹂躏私产权的形式，实行了军事的国家“社会主义”。这三个药方，在作用上，只为了医治同一个病症，即：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实在无法与生产的社会化相适应；在本质上，同是改变生产所有权的形式而没有将它社会化的。但在实行这个改变的程度与方式上，却有重大不同，因此可以说是实质上的不同。
斯大林主义（在这里我们也了解成苏联的制度），是确实取消了私产权的，它将这个所有权扩大起来，使生产工具为全体官僚的集体所有；所以它确实消灭了资本家阶级，造成了集产的官僚阶级；希特勒主义与艾德礼主义保存私产权的基础，不过在这个基础上造成一部分的集产权罢了。它们虽也造成了一群颇为庞大与颇具独立性的官僚，但他们本身大多就是资本家，整个国家只是“观念上的一个集体的资产阶级”（恩格斯语）。在希特勒主义与艾德礼主义的领导之下，一个国家只能造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可是斯大林主义及其政党，凭藉同一的客观势力，却能够造成比家资本主义更进一步的，不但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质的差异的、官僚集产主义的制度。
斯大林主义所以和希特勒主义与艾德礼主义有这个重大不同，毋须说，主要乃是由于它所形成的历史的与社会的原因：在我们上述的总的历史逆流中，配上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深厚的官僚传统，再经过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继起的彻底反动，便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思想体系、它的政党以及它的国家制度。没有革命不会消灭私产制度，不落后不会引起这样强的反动与如此横暴的官僚统治，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如果不处于衰朽垂死之境，俄国的反革命也不会停住在集产制的基地上。
如此，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与国家制度的斯大林主义是完成了，而且对世界史的行程发生巨大的影响。原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势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主因，现在，反过来，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给了国家资本主义以特殊面目：一种超出于资本主义范畴的“国家资本主义”——官僚集产主义。原本是，俄国这个特殊国家，大革命后彻底反动的特殊条件，造成了斯大林主义，但现在，斯大林主义一经完成，却就排斥其自身的特殊性与民族性，要依照着自己的形相，在其它国家创造同样或类似的制度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初在东南欧，接着在中国，我们看到了此种制度的移植。在那些地方，既不会发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当然无从发生革命后的反动，只是靠着斯大林主义的政党，藉对各式各类群众斗争的领导控制，就此完成着，或者，竟已完成了斯大林制度的建立。如果没有斯大林党的思想领导，则虽客观的社会条件完全一样，也决计造成不出这样的制度来。或者，它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下，可以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或者，在资产阶级或其它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控制之下，会造成纳粹式或英国工党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无论什么地方，要造成苏联的官僚集产主义的制度，或要走向这样的制度，必须要有一个官僚集产主义的政党为它的擘划者。如果没有这个有组织的思想领导，则虽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逆流冲激，到处都有群众不满，到处都有“办事员”想自立为王的趋势，可是至少截止目前为止，历史还不曾告诉我们，这些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能够根本废除个人私产权，将资产阶级送入“失业后备军”，使官僚们成为一个阶级，对生产工具建立起这一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以此造成官僚集产主义的制度。
官僚集产主义制度与斯大林政党是不可分离的。
既然如此，那末，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看：苏联到底不是一个什么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它还是堕落的工人国家，斯大林只是和当年的拿破仑一样，虽然叛卖了革命，却还不得不将新的财产形式直接藉助于刺刀，或间接藉助于思想，输出到新的区域去呢？如果这样想，那无异承认战后新起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都是堕落的工人国家了。这也就是承认，不但是斯大林的苏联，而且它的所有卫星国，都是十月革命之被叛卖后胜下来的一笔遗产了。这也就是承认，不但是苏联，而且所有的新民主义的国家，都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种国家了。关于这些承认的不当，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好多，这里毋须重复。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一点来的，就是，我们对于斯大林制度中的财产国有制，不应该割裂来看，而应该综合来看。我们不应该排去斯大林政制中其它所有的因素，而只孤立地指出国有制比私有制是一个进步。我们应该着重在这点上，即：国有财产这个进步制度，如今却成为斯大林反动制度的一块基石了，正是在这块基石上，斯大林主义建立起它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部反动机构。就一个制度来看，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着国有财产制，并且正是以此财产制作为它一切反动的上层建筑之基础。如果我们把斯大林主义和国有制分开，且设想着二者之不可调和的对立，以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罪恶就在于要掘毁国有制，或不能保障国有制，终于要恢复私有制，那么这样的看法是机械的，已经让历史证明为错误的了。
斯大林确实是从十月革命承袭了国有财产制，但当他倾覆了无产阶级政权之后，这个同一的国有制的历史作用，却不是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但利于官僚阶级的形成与巩固，利于对无产阶级的加强压榨了。国有制是一样的，但因国家的阶级基础变了，国有制的历史作用也变了。国有制如果孤立来看，不过像一把最锐利的刀罢了，本身是没有善恶的，问题只在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用于什么目的。在匠人手里它是最好的工具，凶手拿出了它却可以作杀人的利器。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国有财产制乃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官僚阶级与国有制相结合却是一个新的野蛮制度的开始，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完成。
现在，无论当作一个思想体系，或当作一种制度看，官僚集产主义在斯大林的苏联都已经完成了。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它的内容与外貌吧。
十七、官僚集产主义的诸特征
如果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新的剥削制度的萌芽，它们已经离开了资本主义，但不走向社会主义，那末从这个萌芽，我们已经看得到那个可能的新制度的一些重要特征。这个制度的第一个与最基本的特征是：全国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第二、以国有财产为基础，官僚们构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第三、这个阶级一手控制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教育思想的全盘活动，因而第四、它的各方面的领导与组织都是“计划性的”，全能主义的；第五、因为全国的工农商业都属于国家，亦即属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所以，全国的阶级，除了工农业劳动者和一些职员之外
，只有占比例极少的独立生产者或独立经营者，社会真的两极化了：一极是特权的官僚，另一端是无权的劳动者，第六、严格的等级制又补充着这个阶级组织，从总书记兼大元帅以下各级的委员与将军们划出了分明的层次；下对上绝对服从，必须牺牲自我，上对下绝对专横，意志就是法律。第七；因为官僚已经成了唯一的统治阶级与占有阶级，它禁止阶级斗争，同时，它以全国仲裁者的资格，尤其当该制度的形成时期，主张阶级“互利”，即依照“国家”或“人民”的需要，随意调唆或压制各阶级的斗争；第八；雇佣劳动本质上已不存在，工资不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来规定，却按照国家的财力与“计划者”的意志来任意规定的；同时为了“保证劳动权”，为了“消灭失业危机”，更为了“以劳动教育人民”，无报偿的，“供给制的”与惩罚性的奴工制度大规模地实行；第九；全部超额的剩余价值归官僚阶级集体占有，至于各个成员间的分配，则除了利用特权来直接抢夺外，又正常的藉助于国债的发行，以及利息形式分配给贮蓄者；第十；这个制度是天下一国主义而非国际主义的，因为官僚阶级是在国家框架内形成的；又因为这个阶级是剥削者而非生产者，所以他们只能和帝国主义一样，甚至比帝国主义更甚地压榨其它较小较弱的国家，却不能在平等互助与统一的基础上，联合其它国家；第十一；这个制度以阉割过的“马克思主义”，（官僚阶级冒充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阶级“互利”代替阶级斗争；特权压倒平等），）作为正式的教义，以斯大林为教皇，以克里姆林宫为梵蒂岗，以各国的主席或总统为其分驻各地的枢机主教；他们绝对不肯承认是官僚集产主义，反而按其诸特征所完成的程度，分别称自己国家的制度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竟然是共产主义。
上述诸特征，都是从目前苏联制度中归纳出来的。斯大林的苏联并不是事先依照某一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学说来定造而是为种种客观的历史条件所逼，才造成了如此这般的官僚集产主义。在目前，当斯大林已成为这种社会的最高领导者时候，斯大林主义就是官僚集产主义。我们只能用这一意义了解斯大林主义，才能了解斯大林主义的全貌极其最近到达的成果。才能了解苏联内部，尤其在苏联以外所发生的由斯大林党所领导的种种事变。斯大林主义不在是“一个社会主义”不再是传统的机会主义的无意或有意的“偏差”；而是绝对与马克思主义相反的，自成一个系统的思想了。这个思想应该称之为官僚集产主义。
构成官僚集产主义的诸特征，如果分开来看，那么他们的来源确实不同，他们在历史上应占的年代也自不同，譬如，有的是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有的由于俄罗斯经济发展的落后性，更有的是从法西斯那里直接抄来的。至于诸历史年代，则有的似乎属于未来（如全民国有制），而有的仿佛属于遥远的过去（如帝王崇拜、等级制、奴工、等等）。若论形式，则更是五光十色，弄得人眼花缭乱。凡是历史科学上见过的一切主义：奴隶主义、中世主义、绝对主义、拿破仑主义、法西斯主义、改良主义、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无一不可在官僚集产主义中找到各自的一点形相，而所有这些形相，都是以“马列主义”或“共产主义”来概括的。
于是人们说，斯大林主义是‘一味大杂拌’，它实际上不成其为主义，因而也不可能有什么官僚集产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过是一个落后国家发生了最前进的革命，经过了可怕的堕落，汇集着现世界种种发展的矛盾反映罢了。这句话根本没有错，问题只是说得太抽象了，现世界种种的矛盾反映在苏联这个革命后彻底堕落的国家中，呈现出特别离奇的光景，这是事实；但要认识这个光景只是指出它是诸种矛盾反映是不够的；甚至进一步指出它是什么矛盾的反映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些反映的集体具有什么性质，起着什么作用，是不是新的东西？
由于种种不同原因，造成了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造成了，我们虽然仍旧应该知道它的成因，但更重要的还必须认识这个结果。轻二氧一构成了水，但若成了水，我们就应该将它看成水，不应该老是称它氢二氧一。因为合成了的氢二氧，与分开来的氢二氧是绝然不同的。这理由完全可以应用到斯大林主义。如上所述，它以列举的十一点（这里当然没有完全，可以多些，也可以少些）为其特征，同时，这些特征有不同的来源，也有不同的历史地位（进步或野蛮），可是它们一经构成功一个制度（不管这制度将是短暂的或长期的），一个思想体系，也就构成功一个整体。它的性质，它的作用，就必须整个地，而不能分开来，加以估计了。
斯大林主义，也就是官僚集产主义，在今日的苏联，不由我们不承认已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了——虽然还在萌芽状态。它的许多特征还未曾定型，变易性还是很大，尤其是它的最后命运还须待世界事变来决定；但不管如此，就苏联一国说，它总已经是自成一家的制度，在各方面呈现其特殊性，以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来存在，来行动，且在向国外发生影响——即欲按照其独自的面目，在全世界塑造同样的制度了。任何一个制度的稳定性或过渡性都是相对的。历史观察家可以在某时某地特别着重于某一性质，革命家更有权利这样做。为要特别指出作为一个制度的斯大林主义的反动野蛮，我们应该而且必须特别指出：在目前，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制度将以暴易暴地代替万恶而垂死的资本主义，非但可能，竟是相当现实的了。革命家绝对不应该用“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来宽慰自己，因之墨守着某一个公式而对事实闭起眼睛。
十八、官僚集产主义的历史命运
官僚集产主义能否继续资本主义之后，以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构成整个的世界历史时代呢？理论上并非不可能。马克思所谓“非社会主义即野蛮主义”，这个野蛮主义在现在我们已可以具体见其端倪，并可以一个更确定的名字来称呼它了——那名字便是官僚集产主义。因此，承认官僚集产主义可能排斥社会主义而代资本主义兴起，这非但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正是符合于这个体系。那么它是否要代替资本主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只有真实的斗争才能够决定。目前，因为资本主义的过度成熟与反动，（主要表现于国家资本主义及其随伴着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因为三十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败挫，又因为孤立于落后国家中的一次社会革命的彻底堕落，在苏联，一个初步的但是完整的官僚集产制度，业已实现了。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年历史看，这个制度想要输出到世界各国去，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它是否会在全世界成功呢？那是要看未来世界各种社会力量和阶级力量的斗争来决定了。
决定这个问题的将是两种性质的斗争：一种，发生于资本帝国主义与官僚集产主义之间；另一种，发生于一方面的社会主义和另一方面的资本帝国与官僚集产主义之间。
在过去，当苏联尚未彻底堕落成官僚集产主义国家的时候，人类命运还是决定于一种斗争，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那时，斯大林的苏联虽然已经堕落，但因由堕落所产生的反动制度尚未显示也其完整的面貌，立在国有财产制头上的官僚尚未最后变成阶级，苏联尚不能以整套反动的制度直接输出到或间接由斯大林党依样建立在许多国家，那时，我们认为苏联问题是可以在未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总搏斗中附带解决的。这就是说，如果国际间（包括苏联）无产阶级革命顺利发展，则苏联的官僚统治将不费多少力气就会推翻，相反，如果国际资产阶级不断获得胜利，各国工人阶级在较长期间都无法兴起，或起革命而不能成功，则苏联的官僚将更进一步地堕落，或者由它自己转变成资产阶级，或者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终于取消国有制，恢复资本主义。如果在这中间，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战争，那末全世界无产阶级应该站在苏联一边，打击帝国主义，但同时反对斯大林的统治，因为如此可以保持国有财产制，可以促发革命，而革命则可以结束斯大林统治。
这是第四国际关于人类和苏联前途的传统看法。根据这个看法，我们承认苏联是一个暂时的过渡现象：它若不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前进到社会主义，便将因资产阶级的获胜而后退到资本主义。至于另一种前途，即如果无产阶级长期间不能取得胜利，而国际资产阶级却不能因此消灭苏联，或竟被苏联所推翻，于是普遍造成苏联式的制度；或者，某些地方的无产阶级胜利了，但它在斯大林党的控制下面，因而一方面造成新的斯大林制度，另一方面巩固苏联老牌的斯大林统治。这样的前途，第四国际从来认为不可能。托洛茨基本人则在遇难之前不久，在我们上引的文字中，才以退一步的说法，在争论中指出过这个可能，并称此一前途为新的野蛮主义的社会。
不过十年来新奇而纷扰的历史，却已经将托洛茨基在退一步中承认了的前途，十分现实地展开在人类面前了。除非我们将社会主义让渡给斯大林主义（包括它的整体，连国有制在内），那么目前以全力进行着的斗争双方主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而是官僚集产主义，凭着十月革命的权威，利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正在企图接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想代腐朽的资产阶级来做工人阶级的新主人。这是历史现阶段的一个绝大危机。如果官僚文件集产主义的企图终于成功，那么应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了：“斗争中了两阶级俱倒”。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败俱伤，官僚阶级渔翁得利。人类在未来的一段历史中，将生活在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它将是实行于更高历史阶段上的一个新的黑暗时代。
当然，这个前途绝对不是必然的。可能是一回事，必然则是另一回事。说官僚集产主义可能目前比任何时候更为现实，意思绝对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的前途已经不现实了。恰恰相反，正因为人类有踏入另一个野蛮时代的危险，为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但是更现实的，而且是更迫切需要的了。为什么是更现实的呢？因为，官僚集产主义之所以能为如此大的一个力量，一方面固然由于种种反动的客观历史条件（我们在上面一再说到过这些条件），而另一方面，十分重要的，也正由于世界无产阶级之趋向社会主义。整个不幸只在于他们认贼作父，张冠李戴，将官僚集产主义当作了社会主义！为什么是更迫切需要呢？那因为，处在这个真正历史交替的关头，资本主义的腐朽罪恶，官僚集产主义的野蛮横暴，同时呈露在人们的眼睛中，使人们更清楚地知道，除非社会主义来到，人类的命运将是太悲惨了。
要求社会主义的愿望，目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普遍、更有力与更迫切了。人类命运与人类前途那样抽象的大问题，在不久以前还只为很少专门家所注意的，现在却变成了普通人的谈论题材。二次大战颇为新鲜的记忆，更可怕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迫切危险，逼得每一个人都去关心一下社会的根本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战争？如何才能一劳永逸地避免这个灾难？从这些问题的思考中，人们很自然地会反对资本主义，会要求社会主义。如果为情势所迫，在正确的领导之下，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起来为社会主义斗争，藉以避免陷入不断战争与无限灾难的深渊中。就这个意义说，目前世界上一个最主要的斗争，乃是发生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不过迄今为止，这个斗争是潜伏着的，被歪曲着的，而更不幸的是它被卷进在官僚集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间。因为，人们大多把官僚集产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当作是社会主义，当作是至今最有力，最正确，最有成功希望的社会主义。同时斯大林主义方面呢？当然拼命利用着这点群众的社会主义倾向，使它服从自己，受自己控制，藉以达到官僚集产主义的目的。另一方面，资本帝国主义方面，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力量，它利用各自的“社会主义者”，即传统的改良派，反对斯大林主义，使这种运动于自己有利。
因此，现阶段世界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出现了三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集产的官僚阶级（这阶级在苏联已经形成，在其它国家，则以共产党干部，反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技术家，各种办事员，“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工人等为其构成的预备员），为着三种思想体系与制度，即为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保存，革命社会主义的实现与官僚集产主义的扩展而相互斗争。不过这个斗争并非壁垒分明，阵线整齐的。资产阶级与集产的官僚阶级各自控制着国家的军权、政权和庞大到吓人的财富，同时有着深谋远虑的计划，清醒明确的战斗目的，所以二者斗争的姿态是清楚的。可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一方的斗争则不然，第一、他们没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占有国家机器；第二、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利益、指导理论、斗争目标以及斗争手段，是模糊的，被蒙蔽的；因此第三、他们的队伍是分散的，其中一部分倾向于官僚集产主义，一部分受欺骗于各自的改良派“社会主义”，亦即各自的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分别参加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官僚集产主义的营垒，分别被这批老朽与新兴的剥削者与统治者所利用，甚至以为这样就能达到社会主义；第四、他们在这个最最严重的历史关头，又缺乏了一个强有力而正确的革命领导者。
若就表面看，在目前世界的三角斗争中，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毫无希望的了。资本主义的力量虽然还强大非常，但毕竟是一个过了时的制度，它在各个方面，尤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即在那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显出其病入膏肓，无可挽救的衰象来了。然则，行将展开于人类的前面的，难道是非官僚集产主义不可了吗？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既注定没落，社会主义又很少有胜利的希望，那么，官僚集产主义势必成为人类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中不可避免的命运了。我们能不能这样断定呢？完全不能。
资本主义一定死亡是毫无疑问的。它内在的矛盾促成了它的寿终正寝。在目前与未来的斗争中，在以美国和苏联为领导的战争中，即使美国方面获胜，也救不了资本主义的死亡了。就资本主义这个制度说，它若不让位于社会主义，那么美国战胜，不过是打倒了斯大林主义牌的官僚集产主义而已，其它牌子的官僚集产主义，或者更腐烂更横暴的野蛮主义，会在美国国内，以及在全世界各地，起来代替资本主义。
但就官僚集产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斗争言，其胜利却绝非必然。不错，前者的现实力量目前大大超过了后者。它握在手里的有好几个国家权力，跟在后面的有全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人与数千万最前进的工人，作为这思想的实行者的又有上千万有组织的共产党员。反之，社会主义一边却只有群众中一个不甚分明的趋向社会主义的意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迫切需求，一个继承自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以及围绕在这政纲左右的少数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二者相比较，力量太悬殊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为这个表面的悬殊吓破了胆，我们应该看到事情的实质，看到下面这个关键：官僚集产主义的惊人权势，虽然不是全部，却是大部分建立在无产阶级的消极忍受与拥护上，同时他们的能够忍受与拥护，又主要为了他们的认贼作父，即错认了集产主义的官僚阶级是代表社会主义的，或以“曲折形式”代表着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亦即间接代表社会主义的。
历史上一切压迫人与剥削人的制度，其出现与存在虽然有经济上必然的基础，但为要维持其压迫与剥削，总还必须在被压迫与被剥削者中造成一种认贼作父的错觉。农奴曾经真心相信了农奴主的善意。雇佣工人也相信过资本家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要使官僚集产制得以建立，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感觉就成了“头等重要的条件”。但是这样的感觉能够维持得久吗？斯大林苏联及其卫星国中空前专横的极权制度，以及悲惨无比的奴工办法，很快就使工人们以毒辣的讽刺口吻来嘲笑“主人翁”的头衔了。事实本身比任何宣传要有力些。世界工人阶级，尤其是苏联势力圈内的工人阶级，得到了官僚统治的无情教训之后，已经打破了，或者很快就会打破他们对官僚集产主义的错误认识。
一旦工人阶级看清了官僚集产主义的真形实相，明白了它非但不是他们所企求的社会主义，而竟是社会主义的反面，到那时，官僚集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其双方力量的对比，将转利于后者而反对前者了。这样的时候将会到来，在某些地方甚至已经到来了。我们有权利乐观，社会主义的前途终于会战胜官僚集产主义。
十九、社会主义胜利与社会主义的革命党
但是，我们不是宿命论者。世界无产阶级将从目前最时尚的官僚集产主义的欺骗之下觉醒过来，这是一定的，但这件事实的本身绝对没有保证他们能走向正确的社会主义，也绝对没有保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光有企求社会主义的群众是不够的。要使他们走向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党的领导；要使革命获得胜利，则更须有这样的一个领导。自从十月革命以来的三十三年中，无产阶级曾经不止一次积极趋向于社会主义，曾经发生过不止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却先后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应该归结到一个正确革命领导的缺乏。革命失败并不以单次失败为限度，它还须付出超过于失败直接后果的种种代价。工人阶级，甚至全人类，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曾经付出了，现在还在继续付出失败的代价。他们为革命的失败而承受着历史的惩罚。十月革命被叛卖，苏联由工人国家变成为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便是此项代价之一。法西斯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主义的猖狂，以及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与新的战争的危险，乃是历史给予工人阶级的无情的惩罚。现在，依照我们上节所说，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还是存在的，并且还可能有利；但是比之三十年前，情势却严重多了，危险多了。以前，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单纯斗争，现在复杂化了，在战场上新出现了一个势力，这个官僚阶级。他装着工人之友，甚至是工人阶级自己，张大了血口，舞动着鹰爪，催眠了工人，以便同时击到资本和劳动这两个势力，让自己成为新的剥削者与压迫者。
今后，为真正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是可能的。因为种种事实指明，无产阶级，不管是苏联阵营或美国阵营以内的，及时地脱离各自统治者影响的可能性还是极大。但人们将斗争在更艰难的历史条件中了。行将发生出来的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另方面反对官僚集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当然不会是最后一次的解放机会；但我们主观上应该将它看成为最后机会。我们应有这样的警觉：如果再度断送了革命，再度错失了机会，那末，人类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接受官僚集产主义，或其它更坏的野蛮制度，作为他们“自误”的处罚了。这当然不是说，社会主义将永不到来。这只是说，有十九世纪下半期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时代，将为一个新的中世纪式的野蛮统治时代所一时中断。人类将忍受一大串梦魔似的悲惨的压榨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中，新的阶级关系上，重新提出其社会主义的任务了。
我们当然不希望如此，而真实的历史过程也告诉我们尚有可能不致如此。不过，在“或者社会主义，或者新野蛮主义”这个十分现实的歧路口上，我们应该更加警惕，更加努力，更加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了。
这儿的中心关键是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
幸亏托洛次基和一些忠贞的社会主义革命者的努力，在过去二十余年中，紧密地追随着斯大林苏联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堕落，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学说，十月革命的全部理论遗产，是被保存下来，且被加以发挥了。他们组织成一个思想与政治的团体，这个团体最初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左派反对派，后来就是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
幸亏有了这个运动，有了这个国际，以致在今天举世滔滔的官僚集产主义的逆流中，在空前未有的黑白混淆、以一个新野蛮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的大扰攘中，有了一根砥柱，一面旗帜——不过它的力量还嫌得单薄，同时它的旗帜，到了最近，有点不够鲜明了。力量单薄是不足忧虑的，在逆流前进中，一个最革命的政党绝对不能逃避这样的命运；只要政纲正确，旗帜鲜明，那末一到历史走上有利的转变时，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会团集到周围来。问题的严重乃在于它的旗帜不够鲜明一点上。即继续承认官僚集产主义（不是单指斯大林主义的政策，而指它的全部内容）一边为比较进步，为堕落的工人国家这一点上。
这样的认识是应该放弃了。应为当作官僚集产主义制度一个主要构成因素来看国有财产制，其比较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一点进步性，与国家资本主义比财政资本或工业资本更接近社会主义一样，起进步性是为它所支持的整个反动制度所抵消的。我们不曾保卫过国家垄断资本制，同样，我们也不应该单独保卫国有财产制。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官僚集产制下的一些社会主义式措置，其起源乃由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者多，由于革命阶级之压力与斗争者少。在没有工人政权这个政治大前提下，或不与这个大前提相结合而谈保卫国有制，则纵然不是客观上替一个反动的阶级效劳，至少是没有意义的。
看到了东南欧和中国的新经验之后，以国有制为依据而认为苏联为工人国家的第四国际的旧观点应该被抛弃了。它应该以最大力量将斯大林苏联乃是一个官僚集产主义国家这个痛苦真理，去对全世界的劳动者说明。如此，第二次世界大会提出的“不要克里姆林宫，不要华尔街，但要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总口号，才获得了它全盛的革命意义，而第四国际一定能够团结起世界社会主义的革命力量，一方面反对资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官僚集产主义，以此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或从战争中胜利地出来，结束种种野蛮反动的制度，使全人类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十、第四国际与战争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不能阻止而爆发出来，我们这个立场当然就是在双方都采取革命失败主义。保卫官僚集产主义的苏联，其作用将与保卫资本帝国主义的美国同样反动。因为无论哪一边的战胜，对社会主义的革命而言都不是较小的祸害——甚至也不会是走近一步。苏联如果战胜，在以前，我们一贯的以为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全世界普遍发生，苏联的无产阶级也将觉醒，其结果将是斯大林官僚统治的倾覆，以及世界革命的胜利。然而依过去十年的情形看，苏联胜利的结果将给人类带来以相反的远景。首先，斯大林官僚如果在全世界工人阶级与革命者之有意或无意的、有条件或无条件的、批评的或不批评的拥护之下得到了胜利，则官僚阶级的地位与权势将只能增加而非削弱；其次，在红军与各国斯大林党的直接控制下面，官僚集产主义的制度能够在全世界建立起来。不用说，随着这个制度的扩大与加强，其内在的矛盾亦将大大加强，例如：各个国家的官僚阶级之间，无产阶级与官僚阶级之间，将引起日甚一日的冲突；如果工人阶级始终以为官僚集产主义不过是一种“先天堕落的工人国家”，由此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那末这种制度的一时期的建立会是可能的。
如果以为美英等国生产力的较高发展，无产阶级的较高文化，以及民主主义的较深传统，便先行决定了斯大林主义的制度在那里根本不能建立，或建立了也很快会自动民主化，那是太危险与太轻浮的想法了。斯大林主义不完全是俄国落后性的产物呢。它更有着坚强的世界原因：资本的国家化及其彻底腐烂与反动。如果落后意大利所产生的法西斯主义，曾经排除了它的落后性，在最先进的德国以更疯狂的形式体现出来，那末俄罗斯特产的官僚集产主义，尤其是在它战胜的条件中，为什么不可能在“民主”与先进的英美照样（当然不是全无出入）实行呢？
在英美的“民族性”中，我们是找不出对于官僚集产主义的免疫保证的，唯一的保证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反资本主义同时反官僚集产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要获得这个保证，我们就不能促成苏联的胜利，不应该视苏联的胜利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那末我们反对苏联，保卫英美的“民主”吗？当然更不是的。第一，英美至今残存着的一点可怜的民主权利，在某种意义上，也和国有财产制一样，是无法分别出来保卫的。我们只能将它们视作腐朽与垂死的资本制度的一些构成因素，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保卫民主”这个口号，事实上不过是目今最反动的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无耻谎言；第二，口口声声要保卫民主的那些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正是这些民主权利的毒杀者，所以唯一保卫民主的办法，就是打倒“民主”国家，决不是保卫这些国家，第三，如果“民主”的美国进入了第三次大战，其本身就将变成为一种野蛮主义的统治。如果它在战争中胜利，那末，面对着一个彻底破坏与贫穷的世界，遭遇到异常激烈的各种阶级与民族的斗争，美国更将最后埋葬其标榜作战的所谓“自由与民主”了。因为，为要组织被征服的世界，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为要镇压一切反抗，必须实行最专横的军事管制；可是要实行对外的“计划”与管制，却必须以国内的同样制度为条件的。所以战后的美国，不再能由正常的资产阶级来统治的了。如果它不在诸种矛盾的压迫下造成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胜利，也势必造成一种官僚阶级的野蛮统治——虽然这个统治一定不会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而可能以中世纪基督教制度复活为集产主义之护符，譬如目前考格林神父们所提倡的。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显然不能从任何一方面的战争胜利中产生，反之，它必须独立于这两方面，反对着这两方面，才能够有思想上的条件，行动上的可能。其实，今后的世界局势，双方的毁灭力量虽然是如此可怕如此庞大，但若分拆到最后，一切可怕的并不是无敌的，一切庞大的并非不可毁灭的。资本帝国主义是处在临死的挣扎中了，所有反动与罪恶都无法挽救其死亡。另一边，官僚集产主义，虽然好像是一个方生的力量，但实则乃是历史上的一个反动，它决不代表历史发展顺序的必然，而是诸种历史条件凑合而成的一次倒退：资本主义过分成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失败，造成了历史潮流的回旋，在回旋中，让一切社会的沉渣上浮，高踞于国家头顶，结成了一个丑陋的官僚阶级。即使官僚集产主义这一制度能够成功一时，即使它能够实行在全世界范围内，但这在人类整个的历史看，无产阶级也只是因为累次错失了良机，以至被逼在较长时期中，不能重起革命，不能不受到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压榨罢了。从这里，人们完全没有理由对整个人类前途悲观，对生产者自己变成统治者的社会主义远景失望。更何况官僚集产主义在世界继续胜利也是没有保证的呢！终究说来，它能继续得胜的可能很小。因为它的力量大部分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对它的错觉上，建立在误认它为社会主义这点错觉上。这个错觉不很容易打破；但毕竟是能够打破的。事实本身的教育力量是太强了。凡是稍稍领教过一下这个制度的人，就不难认清其反动本质的。同时，这个制度的面目也是实在太过丑陋了，而时代毕竟已进步到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了。六七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不是白过的，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的发现”，科学的进步；十六七世纪革命中为人权、平等、民主与自由的斗争，一百年来工人阶级为社会主义的运动，而尤其重要的，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所给予人类的思想上与行动上的工人国家的启迪与榜样，致使目前无论什么思想，不管法西斯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也不管它凭借什么势力，都不能将人类拖回到新的野蛮主义中去！人类是进步的，世界在上升，虽然它不一定依照着直线，但总方向终不会后退，即使后退也不过是一个短暂时期，社会主义终会到来。
在目前，若从主观的因素中看，则能使人类不退入新野蛮主义去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第四国际的革命领导了，虽然它内部也正经历着思想的危机，但它竖起的大旗上的总口号是完全正确的：
“不要华尔街！不要克里姆林宫！但要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这个口号以及它所代表的全部政纲，一定能使人类避免灾难，避免后退。它一定能引导我们走向非特权的、真正解放的社会主义，其中将包含着六七百年来历次革命的优良传统与遗产，但扬弃了一切野蛮遗迹的！！
附录：
讨论提纲
——我们对于中共政权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
按：这篇提纲是在四个多月以前写的。为了朋友们便于讨论，也为了记录自己对于问题的思考，我写了这几条纲要。自从写下来到现在，提纲中的中心意见更使我坚信了。我觉得，只有这个意见，即，认苏联为官僚集产主义国家，斯大林党为官僚集产主义政党这个意见，才能解释事变，才能经得起考验。就这一点说，《苏联研究》不过是提纲中这一中心意见的发挥。不过有一个论点，即关于官僚集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我在继续考虑之后，至少在形式上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我现在以为在《苏联研究》中的说法比提纲中所说的更加合乎事实。
一九五O年七月
一、现在，中共的军事势力已经征服了整个大陆，人民共和国已正式成立了五个月，新民主主义在中国诸大城市中之先后见诸实行也将近一年，我们已经有了足够材料与事实，来判断中共及其国家之性质，以及证验我们过去对它的认识。
二、判断和认识一个运动、一个政党以及一个国家的性质，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方面，有一个不变的标准，便是：它们对工人阶级，即对目前世界上唯一革命的阶级之关系如何？态度如何？
我们不能有其它更首要的标准，也不能有其它的出发点。
三、中共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军，以及它所建立的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工人阶级有着什么关系？对于工人阶级又采取着什么态度呢？
不管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不管中共说这个新国家是以工人为首的“人民”国家，而种种事实却证明出工人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善，甚至在某些方面更是不如了。
由于历史与其它的原因，中国工人阶级，就其主力说，是站在此次解放战争之外的。中国工人阶级不是此次战争的参加者，更不是领导者，他们是消极的接受者，是“被解放”者，亦即是“被征服者”。
这种关系在某种范围内，直接决定了中共的军政权力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从其它阶级来的“解放者”天然不会赐予它以真正的解放。事实也正式如此。
政治方面，工人阶级的地位没有半点改变。征服者所设立的军政府，完全由一批外来的新贵所组成，他们和工人阶级毫无关系。工人苏维埃非但在行动上无法产生，甚至连思想都不许存在。工人们从“解放者”那里所获得的东西，只是“主人”这顶纸帽而已。自称由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的新政府，却没有给工人阶级留下半条空隙，让他们能走向政权去。
在“解放”初期，由于共产党的传统威望，也由于工人们对它所抱的革命幻想，几个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曾经风起云涌，纷纷要求过生活的改善，甚至要求过没收工厂（例如天津连昌铁工厂），清算某些资本家等等。可是这个时期很快就完结了。天津自二月至四月，上海自六月至七月，都曾经发生了普遍的工人运动，但天津在四月间经刘少奇的亲自镇压，上海自八月十九日市军管会颁布两个关于解决劳资纠纷的办法以后，工人阶级便被剥夺了任何斗争的权利，连最基本的罢工权，即使在私人企业中都被剥夺了。
工人阶级此种新的奴役地位，最后在九月间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上确定了，工人们从此不能再以罢工方式争取其生活的改良。
为要掩饰此一野蛮的措置，新的统治者给了工人阶级以“管理工厂”的权利。但是这个权利，即使从政府公布的《工厂委员会实施条理》来看，也立即可以发见是一个毫无价值的骗局，譬如：
“第七条：管委会以厂长（或经理）为主席——”；
“第八条：管委会多数通过之决议，如厂长（或经理）认为与该长利益抵触，或与上级指示不合时，经理或厂长有停止执行之权——”
总之，一切都取决于厂长或经理，而这些厂长或经理却不是由工人选举，而是由那个与工人阶级无关的“人民”政府指派的。
这样的“工人管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且让一位有名的“民族资本家”宋斐卿来告诉我们吧：
“我的看法，还是让工人来参加管理工厂较好，表面上，好象工人夺去了厂主的一部分权利，事实上，有工人代表参加工厂的行政人事，工资、福利、财政等等，只要工厂管理委员会通过了的事，都可以办得通，因为工人也参加了，不会再反对，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而且会议的最后取决权，还是操在经理手中。”
这几句话真是一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揭出了“工人管理工厂”的真相。它不过是“表面上”抬高工人，“实际上”却大大便利了厂方！
中共政权对付工人的全部态度就是如此，就是“明升实降”，就是表面上的捧，与实际上的压。不过除次之外，中共还有一个最毒辣的武器用以反对工人阶级，那便是利用“劳动英雄”这个制度来分化工人阶级并更加残酷地榨取工人。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中共的政权在政治上没有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在经济上则更始压低了他们的生活。中共政权用了“工人阶级代表人”的资格，假借了“人民”与“国家”的名义，实质上是与国民党同样地，并且更有效地奴役了中国的工人阶级。
这样的认识，应该是我们了解中共性质及其政权性质的出发点。
四、凡是奴役工人阶级的政党与国家，在目前这个时代，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观点看，其本质都是反动的。因此，中共及其所创立的国家是反动的。但在同时，我们却又看到了如下的事实：它打倒了代表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大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国民党政权；它消灭着中国农村中最落后的土地关系；它对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给予了有力的打击。这一些，从中国的民族与民主立场上看，无疑是具有进步性质的。
五、整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一个本质上反动的政党与政权，如何与为什么能实行一些客观上进步的办法？这样的政党究竟代表什么阶级？这样的国家究竟是什么国家？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研究一下近二十余年来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本身政治经济变革的过程；以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历史。
在此地，我们自然只能十分简略地，指出这发展史的某些主要特点。因为我们的直接目的，只在于找出中共胜利及其新国家出现之世界背景与历史因素，并由此断定其本质罢了。
六、自从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尤其是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处在帝国主义阶级的世界资本主义，一方面为了对付各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这方面是获得成功的），另一方面由于要适应国际间日益紧张的竞争，其内部结构获得了某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是列宁论帝国主义的时候所未能充分见及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那就是垄断资本与国家的进一步结合，许多企业为国家所吞并，形成了资本国家化的现象。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与罗斯福的新政措施，差不多同时实行在德美二国，这在实质上乃是资本主义国家化总趋势的一个表现。这趋向暂时镇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危机，却增加了它的国际危机，结果造成了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战争发生，回头来又大大加速了这个趋向。因为战争工具的生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它凌驾了生产工具与消费资料的生产，变成了全国生产机构最主要的部门。此一部门的规模过分庞大，性质过分严重，以致难于完全交给某些个别资本家经营，必须直接控制在国家手里，因此形成了企业国家化之空前蓬勃。
战争过去，这个过程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是加速了，并且在程度上也加深了。从战争中间出来，除了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与在战争中发了财的美国之外，那些资本主义的帝国，无分战胜战败，都陷进了全无出路的状态中。经济整个的崩溃，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异常不满，革命危机十分严重，同时在国际方面，美苏两个力量步步进逼，使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继续存在，不得不尽量将经济机构集中到国家之手，企图以此来安内，并从事某种程度内的攘外。结果，在英、法那样最古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中，都实行规模颇大的“国有化”。
美国仿佛是这个趋向的例外，随着战争结束，国家干涉私人经济的战时措置，都先后结束了。这主要当然因为美国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最强，同时在全世界破产的基础上，美国正经历着畸形的繁荣，这些“自由企业家”对国家资本主义的抵抗是有力的。可是我们假使更深地考察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出：以原子弹生产为首的战争工具生产是日益掌握在国家手里了，同时杜鲁门的所谓“公平措施”，在未来经济恐慌的推动之下，一定会长足走向国家化的资本主义的（如果此时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得到成功，当然又作别论）。
七、与资本主义国家相随而至的一个现象，便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寄生性与腐化，又大大地加深了一层。差不多全体资产阶级脱离了生产机构，变成了“食利者”。国家成了替有产者征收利息与利润的雇员，资本家简单的成了腐朽的游怠者。
八、资本主义的腐朽停滞，又进一步地使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的两极分化改变形式。一方面资本集中与资本阶级在数量上的减少；另一方面则是无产阶级队伍不能继续扩张，甚至在某些国家内，这个阶级在全国人口的相对比例中减少了。破产的、无出路的小资产阶级愈来愈多。连同了国家资本下庞大的所谓“新兴的中等阶级”，即专家、技术家、官僚以及各等各式的知识分子，这些破落的小资产阶级在某些时间构成了法西斯运动的基础，在另一些时候又构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群众。
九、这三个现象：（一）世界资本主义之国家化倾向；（二）私人资本家集团的彻底腐败与朽烂；（三）小资产阶级之人数上增多及其社会政治作用的相对提高，可用以解释近二十年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主要事变，更可以适切地解释中国所发生的事变。
十、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国内工农的极度仇视与国外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之下，便全心全意地投进资本国家化这个世界潮流里去。但正因为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脆弱基础，政治社会方面的落后现象，使“国家化”了的资本主义特别带上了丑恶的面貌，而控制这些“国家”化企业的资本家们特别地显得贪婪无耻，结果便造成了近六七年中臭名扬溢的所谓官僚资本与空前未有的贪污政治。这个统治不但使中国工农深恶痛疾，而且激怒了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甚至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即所谓民族资产阶级。
十一、中国斯大林主义者便是利用着这个形势，依靠着中国贫苦农民的伟大力量，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政纲（即新民主主义），团聚了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中等资产阶级，以及部分的工人阶级到自己的旗帜之下，靠着军事力量，很轻易地推翻了中国式的“国家化资本家”的腐烂统治，接收了（并非打碎了）国家的机构及其所控制的一切经济。
十二、以上所述，乃是我们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特点，说明了中国国民党统治之所以崩溃与中国斯大林主义统治之所以兴起。不过这个说明还只能解释了问题的一半。另外一些问题，例如：中共为什么不依靠工人而依靠农民？居于中国贫农之首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政纲而非社会主义的革命政纲？为什么它不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而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为什么它只是原封不动地“接收”官僚国家而不打碎官僚国家？为什么它虽然推翻地主与官僚资本家的统治，却对一般的资产阶级采取友善态度，同时对无产阶级采取镇压手段？为什么它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党，并且宣布中国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而不让工人阶级有丝毫参加政权的机会？不允许他们组织苏维埃？这些问题都还不能得到解释。
要解答这些问题，在国内方面，我们得指出这个事实，即，中国无产阶级自从一九二七年，主要因为斯大林的叛卖政策而遭受了致命的失败以后，一直没有再度踏进政治舞台。虽然在抗日战争前一两年以及日本投降之后的一年内，工人运动曾经蓬勃一时，但因无产阶级政党的软弱，国民党的镇压与欺骗，以及中国工业在战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腐朽与停滞影响下之不断衰落，工人阶级队伍离散削弱，以致这些运动都未能达到充分的政治性与革命性。
中国无产阶级二十余年来未能干涉中国政治的行程，这在很大限度内，决定了中国斯大林主义运动的农民面目，它的资本主义性质，以及它官僚集产主义的趋向。
不过，更重要的，我们还须从苏联与联共的性质，及其对中共的影响中去求取问题的答案。
十三、苏联共产党，自从二十年代后半期起，砍去了整个一代老布尔什维克们的头颅之后，早已堕落成一个剥削着无产阶级的官僚集团。无论就党的成分组织与思想说，它都不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甚至不是无产阶级的一个部分。成分上：除了少数斯达汉诺夫运动者之外，工人们根本无法入党；组织上：民主集中制为官僚的绝对集中制所代替，下级党员（更不必说非党工人）绝对无权批评、改变或撤换领导者及其领导路线；思想上：国际主义变成为狭隘的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世界革命变成为苏联本位的一国建设；阶级斗争完全被代之以“全民合作”或官僚手术；平权思想被代之以最赤裸的特权分化；集体领导被代之以最专横的个人独裁。
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彻底堕落互为因果，苏维埃国家也完全变了性质。这个变化，主要表现于如下的几点上；（一）工人阶级凭以管理国家的苏维埃机关名存实亡，工人们非但不再能“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不好的代表”，甚至已不能自由选出自己的代表；（二）国家机关的官吏，常备军的指挥员，各个经济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员与专家，构成了一个相当固定的统治阶级，他们远离着工人阶级，而且残酷地压制着工人阶级；（三）一般工人大众不但被剥夺了一切干政的权利，甚至被取消了一切为着生活改善而斗争的权利；（四）因之，在政治与经济上，苏联现在存在着这样一种主要的阶级关系：一方面是共同占有着国家的整个政治经济权力的官僚，另一方面是全无权利的劳工大众。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是工人国家，也不是堕落的工人国家，因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居于被统治，经济上居于被剥削的地位；但这也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私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在那里是没有的。在那里，全国的生产手段与生产资料，掌握在一大群党的、政府机关的与军队的官僚群之手，他们集体占有了这些财产。因此，我们可以说目今的苏联，乃是一个官僚集体占有生产工具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所以会产生，第一，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迟产，与流产，促成了落后而孤立的工人国家之彻底堕落；第二，由于世界资本主义本身之腐朽，及其全力所趋的资本国家化的过程，使堕落了的工人国家不能或不敢恢复到正常的资本主义。
十四、从表面看，官僚集产主义，亦即斯大林主义，仿佛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它既非社会主义，亦非资本主义。但若我们更深刻地加以考察，那就不难看出，它仍然应该归入资本主义一个范畴。因为它和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差别，只在于将个人对生产工具的占有，扩大成一群人的占有。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并没有社会化，而只是集体化（即统治阶级的集体）了。若从生产工具所有者对生产者的关系看，则剥削仍然存在，抑且更甚。
官僚集产主义较之私人资本主义，甚至较之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制度下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私人资本），具有两个最大的优点：（一）可以较有计划地调度资本；（二）可以更有效地压榨雇佣劳动者。这两个优点，恰恰是为克服目今资本主义危机所最需要的。
从这个观点看，斯大林主义乃是一种特殊的改良主义，是资本主义踏入了后期的帝国主义时代的改良主义，他一方面防止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出现与成功，另一方面以集体剥削方式延续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官僚集产主义或斯大林主义，本质上只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母体中诞生的一个长期难产的过渡。它不会构成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但它可能有一个时期得势，甚至在好几个国家之内。
东南欧早已造成了好些这样的国家，现在的新中国也正是在这个模型中缔造着。
十五、要缔造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必先有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党作它的执行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堕落到官僚集产主义，那是由来已久了。
由于共同生息的国际环境，由于悠久的历史联系，再加之以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无产阶级消沉，长期农民战争，大资产阶级彻底腐败，小资产阶级愤懑不平），有利于改良主义而不利于革命社会主义的生长，中国共产党就全盘接受了斯大林在苏联所完成的官僚集产主义。这个思想改造，其实在三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完成了。
现在，中共怀着这个主义走上了政权，又依照着这个主义在组织国家，那当然只能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简单接收国民党的官僚国家，只消灭部分的资产阶级，并对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加以严厉的统制，且仇视一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了。
因为中共所拟创造的是一个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其中必须继续奴役工人，所以它是反动的；但因为创造这样的国家必须改良资本主义，必须改变所有权的形式，必须提高生产力，所以它又不能不采取一些进步的措置。在这里，我们找到了本文第四节中所提问题的答案：一个反动的政权为什么与如何能实行某些进步办法的？
中共政权内含的那个反动与进步的矛盾，特别表现在它一方面对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与贫农的关系上。为要稳定官僚统治必须联络前者以反对后者，为要改良资本主义则又必须联络后者以反对前者。
十六、这个矛盾，使中共目前的统治带上了拿破仑主义的独裁形式。它以超阶级的仲裁者自居，它提倡“劳资两利，四面八方”，而其实只是操纵调唆着各个阶级的矛盾，藉以谋取官僚层的利益。
一切种类的拿破仑主义都以小资产阶级为其主要群众，中国目前的统治亦然。一切种类的拿破仑主义实质上都反对工人阶级，中共现在的一种亦非例外；不过，斯大林主义的拿破仑政权要侵犯私有财产权，而正牌的拿破仑主义独裁则否，这一点却是大为不同的。我们必须懂得这一点。因此，我们不能说：中共的拿破仑主义将按照传统意义，或字面意义，在替资本主义服务，它是以特种方式，即将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权改变成官僚的集体所有权这个方式，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斯大林主义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不再是本义的资本主义，而是官僚的集产主义；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不是本义的资产阶级，而是集体占有生产工具的一个官僚阶级。
这点区别异常重要。如果不了解这点而光指出中共的拿破仑主义，则仍不能了解当前的事实，更不能预见未来的发展；因为人们预期的如果是中共对自由资产阶级日加一日的妥协，事实上我们将见的却多半是集体主义的巩固与国家资本的加强。
当然，我们绝对不需要替中共的惨淡事业发出轻浮乐观的预约。在半殖民地落后的中国，又经过了十余年内外战争的破坏，我们即令暂时撇开日益加剧的国际矛盾不谈，光是从国内“自发经济”的抵抗力来说，中共那个官僚集产主义的改造工作，也得是万分困难的。不错，因近十年来两次战争之赐，中国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是国家化了。这给中共未来工作以一个大大帮助，但要吸收或控制所有的私人资本，要消灭农村中的落后关系，更要在技术落后的基础上使破产的小农集体化起来，却还是一件无限艰巨的事。为要做到这些，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斯大林党必须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吸收无数工农分子到组织工作中来；可是这一步，斯大林党是十分顾虑的。为要保证新中国为官僚统治而非真正的工农国家，他们必定要限制这些运动在明确的范围内，不准跨越雷池一步。中共这一个“面面照顾”的立场，自然事先决定了它的集体化不能达到深远的程度；但一般的趋向总是往那边走的，这里重要的是指出这个趋向。
十七、当斯大林党为了推行官僚集产主义，很谨慎地发动群众之时，工人与贫农是否能乘此兴起，并将斗争推动前进，越出斯大林党所定的范围，因而使官僚控制的运动发展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呢？在理论上，我们绝对不能排斥这个可能，并且我们——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主观努力正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可是在事实上，如果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中国目前的阶级关系，我们不能讳言这个可能性是极小的。斯大林党在一般群众中的威望还是很大，将官僚集产主义误认为社会主义的那种错觉十分普遍，中国无产阶级及其真正的先锋队还必须在斯大林党统治的悲惨经验中教育自己，团结自己，然后才能发动反斯大林党的有力革命。
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在于耐性地解释——解释斯大林党的官僚集产主义的本质。
当然，所谓“耐性地解释”绝非指消极的旁观而言。我们应该参加到事变中去。我们要针对着斯大林党目前那种斗争的矛盾性，一方面将反地主反富农的斗争推行到底，参加和倡导一切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同时在另一方面，我们要反对官僚控制斗争，反对以任何名义奴役工人，反对压迫贫农，而最主要的，我们要坚决主张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藉以代替斯大林党的军管机关和所谓“人民政权”，由此建立真正的工农国家。
我们要将一切斗争归结到苏维埃。我们的中心口号是工农兵代表会议。
十八、从政治与经济的种种迹象看，毛泽东的中国，如果没有新的世界战争或国内革命来打断它的进程，那是可以“和平”发展成（意思即说毋须经过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然后再堕落成）斯大林的苏联的；可是在另一方面，毛泽东的中国如欲变成一个工人国家，则非有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现统治不可。由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中国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且可以反证出苏联也不再是任何种类的工人国家了。新的中国与目前的苏联，只存在着量的不同而非质的不同。二者都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不过在完成的程度上大有差别而已。
因此，第四国际关于苏联的传统看法是应该改变了，应该放弃任何关于工人国家的看法。同样，把世界斯大林党看成为孟什维克那样的机会主义政党这一观点也必须放弃了，因为目前的斯大林主义虽然本质上也是改良主义，但其主要罪恶不在于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而在于它对无产阶级的官僚奴役。无论对于苏联或斯大林党，都应该从官僚集产主义的观点来看，才能了解其性质与行为了。对于中国斯大林党及其新成立的国家亦然。
一九五0年二月于香港 |
双山：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王凡西
中国革命中的争论问题（注）
——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问题》中文本导言
双山著
中国革命与俄国共产主义者
所谓中国革命问题，主要乃是指1925-1927年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过的问题，革命失败后所曾发生的问题，以及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其前途的一些基本问题。大家知道，中国发生那次革命的时候，中国底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起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第三国际底一个支部，是受命于当时这个国际革命底总参谋部的。大家又知道，目前当权的国民党，在那次革命之前，更正确些说，在民国十三年改组之前，是没有力量的，只是一个上层官僚与政客底集团。牠之拥有力量，以及牠后来之霸占政权，都全部或一部由于共产国际与苏联底帮助。因此，那次中国革命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全与莫斯科底共产主义者有关，而为他们所讨论。
共产国际与苏联之援助中国革命是应该的，是分内的。这是一个无产阶级业已胜利的国家，对正在革命国家底无产阶级之应尽的责任。除了帝国主义与反动的国家主义者外，没有一个人会说此种革命援助便是「干涉」了中国内政。所以问题不在于这援助与「干涉」底本身，而在于如何援助与怎样的援助。同时问题也不在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之领导本身，而在于这领导是正确还是错误。
做了这点必要的声明之后，我们可以进而谈所争论的问题了。
在那时候，苏联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内部，对于中国革命问题，随着事变底进展与问题之提出分成了二派。一派以史大林为首，另一派则由托洛茨基领导。史托二人当时都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不过当1925年前后，因苏联内外局势右倾结果，偏右的史大林派显然占了优势，所以史大林一系关于中国问题的主张，便成为共产国际底正式路线，成为中国革命底指导方针了。托洛茨基不同意这个意见，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提出了不同主张；但均以少数而被否决，不能见诸实行，甚至不能公诸报章。最后，中国革命被史大林底路线所断送，事实反证了托洛茨基底正确。照理说，主张正确的人应该可以胜利了；但实际阶级斗争底行程却是违反着理论思考的，中国革命底失败加速了世界局势底右倾，这右倾则帮助了史大林底右派，使牠摧残了托洛茨基底左派反对派组织。托洛茨基和他成千成万的同志被开除，放逐，幽禁，抢杀，他的思想更被压制与诬蔑了。
在中国革命完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一派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纔为中国底一些革命者所知道。根据着在中国实际从事革命的经验，中国许多共产主义者，包括第二次革命底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内，认识了这个理论，完全同意了牠，并且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左派反对派，后来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同义」。
究竟托洛茨基底见解比之于史大林底路线有甚么不同，牠的正确究竟在那里，那末现在事后研读这些文章，是很容易判别出来的。不过现在我们印出这些文章来，重要的当然还不在于判别过去的是非，而在于从这些是非中得出教训，以便正确了解中国革命问题底本质，复由此了解以保证中国未来革命底胜利。
为了读者较易把握文中所论的问题起见，我们在这里按照时间先后，将各个重要问题先行叙述一下。
我们可以把问题分成三类：——（一）革命时期；（二）反革命时期；（三）关于革命质与前途的。
革命时期底争论问题
革命时期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
一、无产阶级政党底绝对独立问题。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问题。这问题在中国发生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便是共产党是否应该加入国民党。俄国共产主义者在1923年就开始争论了这个问题。当时史大林一系赞成加入国民党，理由是：国民党是群众组织，是各阶级底联盟，所以共产党可以与应该加入进去，以便争取群众，争取领导，同时与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托洛茨基坚决反对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不是一个普通的甚么群众组织，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之下都不能加入一个资产阶级政党，更不能服从其纪律，信仰其主义。为了争取群众，为要保证对全体革命群众的领导权，更为要保证革命胜利及其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则共产党必须在组织上与思想上绝对独立。
托洛茨基这立场未能在1923年被采纳，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他提议退出，遭否决。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石广州政变后他再提议退出，仍遭否决。中经1927年4月12日上海屠杀，再经武汉国民党之屠杀工农与7月间之正式清共，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一派国民党可以让共产党「加入」了，而史大林还是不肯放弃青天白日旗。直到1927年12月广州暴动之前不久，才算确定地认为加入国民党已经不可能了。
在「联合反对派」时期底文件中，托洛茨基并不说加入国民党是原则上的错误。他只是说，应该立即退出国民党，因为那时的情势已不容共产党再在国民党内了。此种说法是他对齐诺维也夫派的一个让步。他事后承认，这一让步曾是错的。据他的本意，共产党不管在甚么时候都不该加入其它阶级领导的政党。
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问题。这问题是以如下方式提出来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究竟加紧了中国底阶级斗争呢，还是消灭了牠，或者至少缓和了牠？据史林一系底见解，帝国主义底压迫使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减少到最小限度。因为从资产阶级起一直到无产阶级，都受着帝国主义底压迫，所以为要反对这个压迫，史大林以为中国底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工人阶级可以结成一个「四阶级联盟」，采取国民党形式。由,此他更得到一个结论：中国资产阶级除了一小部分与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买办之外，乃是与帝国主义对立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是革命的，而且能领导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军阀的革命的。
托洛茨基猛烈地反对这个立场。他认为「以为帝国主义机械似地从外面焊合了中国底一切阶级，那是大错特错。……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会减弱，但会增强诸阶级底政治分化。帝国主义是中国内部关系中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个力量底主要来源，……是外国资本与本国资产阶级间的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至于「民族」资产阶级，则据托洛茨基意见，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无鸿沟之隔」。他说：「这两部分资产阶级之间，比资产阶级与工农之间，要无比地更接近些。资产阶级之参加民族战争，有如内部的制动机，他们以继长增高的仇恨看待工农群众，愈来愈准备和帝国主义者妥协了。」所以他特别提出列宁底话作为警告：「工人们必须叫民众对资产阶级政客底欺骗睁开眼睛，必须教他们不要信任空话，而只要信赖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团结，他们自己的武装。」他特别反对史大林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革命的那种说法。
中国上次革命特别明显地证出了这二种意见底谁是谁非，一连串的「民族」资产阶级底屠杀工农打破了史大林底神话；可是史大林一党直到今天还不曾由此获得教训，直到今天还以为「民族」资产阶级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因此是革命的，甚至可以和工农联合起来「领导」革命的！
第三、小资产阶级与农民问题。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对于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大分子最杂的中间阶层，应该采取怎样态度。史大林派以阶级合作政策去迎合小资产阶级底上层领袖，去联络乡村中的上层分子，特别是拉拢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以对汪精卫、邓演达、宋庆龄等人的勾搭，代替了争取广大中间阶层的革命责任。托洛茨基反对这个路线。他认为这问题「对于中国及东方各国有极重大的意义」，而史大林一系对此问题所采取的却是孟什维克态度。他说：「我们反对派说无产阶级应与小资产阶级有革命的联盟，我们所指的是被压迫阶级底几千万几万万的城市的与农村的贫民。」要缔结这样的联盟，那末当然，不能通过阶级合作，而必须是工人阶级领导城市与乡村的广大贫民，从事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与土地革命。
中国史大林派在这问题上也不曾学习到甚么，他今天施之于民主同盟的政策，也还是昨天施之于汪精卫「左派」国民党的政策。
第四、苏维埃问题。托洛茨基派依据着俄国两次革命底经验，当1926年北军进入湖南，引起了无疑的革命进潮之时，就提议在中国开始组织苏维埃，藉以汇合蜂拥而分散的诸股革命力量，藉以统一下层的斗争群众，更藉此以实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由此防止军人，「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领袖们底反叛。史大林派竭力反对这个提议，理由是：（一）苏维埃将破坏对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二）将予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以反对中国革命的新理由，说中国革命及俄国革命之「人工移植」；（三）苏维埃只是暴动机关，只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机关；（四）中国国民党已经是实际上的苏维埃。
这些理由之不足持，为历史事实或史大林自己的行为所驳斥了。没有苏维埃，资产阶级仍旧一再地破坏了联合战线；没有苏维埃，帝国主义者一样在说中国革命是从莫斯科输入的；说苏维埃祗能在暴动前夕建立，那末1905和1917年底俄国苏维埃，都是在革命进潮底初期就建立了的，祗有经过相当时期的群众斗争，苏维埃业已在群众中有了信仰，才能谈得上领导暴动，广州苏维埃正因为是在「暴动前夕」建立起来的，所以不能保证暴动底胜利；至于说苏维埃只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底机关，那末当1927年12月11日广州暴动以后，史大林在中国提出了苏维埃，却仍宣布中国革命是民主性的，就已打了自己的嘴巴了。最后，究竟国民党是否可以代替苏维埃，则历史已证明得太清楚：一个由资产阶级控制的政党，和由被削阶级全体选举的因而反对资产阶级的苏维埃之间，是没有共同之点的，结果也已经证明了这个不同作用了。
这四个争论问题决定了中国上次革命底命运。现在，你们如果记起那时革命底实际发展，再如果你们因为年青，没有经过当时的事变，那你们可以同时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史，最好拿美国人伊罗生（Harold
R.
Isaacs）所著的「中国革命悲剧」来参阅，那末你们就会清楚，史大林派表现在这四个问题上的见解，最有力地帮助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底胜利，帮助了帝国主义统治底重趋稳定，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之被摧残与工农大众之被屠杀。反之，托洛茨基底意见，都是及时与先提出来的，如果能够实行，那末即使不能保证胜利，则至少能防止如此悲剧之发生的！
托洛茨基和史大林的争论，虽然表现在这四个不同的具体问题上，而实际只是两条路线底冲突。革命的阶级斗路线争对抗着妥协的或投降的阶级合作路线。无论在那一个问题上，都不过是这两个路线底表现罢了。为甚么阶级合作底路线促成了革命底悲惨失败呢？还原到最后来说，那是因为在阶级社会中，尤其在资本主义关系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合作与实际的社会发展不相符，尤其与革命时期的阶级关系不相符。谁主张阶级合作，谁实行阶级合作，谁就被阶级斗争所碾倒，所压碎。在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的社会里，一切种类的阶级合作政策，都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实行欺骗。
史大林底阶级合作路线断送了中国底一次革命，革命失败却没有完结了史大林派底错误政策，牠发展着，延长着，加深着，藉以准备断送未来的中国革命。这时托洛茨基根据了中国无产阶级以无量数的血换来的经验，做出了总结，展望着前途，并且将这个不变的阶级斗争底革命路线，灵活地应用到新的改变了的反革命局势中。
反革命时期的争论问题
反革命时期两条路线又在好几个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这回主要是围绕着下述几个题：
第一个争论问题，是关于革命局势的估量。如上所述，史大林主要表现于那四个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将那开始于1925年的有利的革命局势逐一断送，一直断送到1927年秋天，由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也镇压与枪杀共产党员与工人的时候。那时全国工人阶级都陷于组织上溃散，政治上迷惘与精神上沮丧之境了。工人阶级是革命底主力。主力如此，则革命之业已过去乃是一个既定事实。一个无产阶级底革命党应该全凭这一个事实来判断局势，由此得出适应于新局势的正确政策。可是我们知道，史大林与当时布哈林底路线并非紧依于阶级立场的。牠是阶级合作的，因而是超阶级的。在他们看来，革命既不是以工人为主力，则工人阶级之被击溃，他们之退出政治舞台，并不能决定局势之转换。如果「四阶级联盟」中的资产阶级确定地站在反革命方面，工人阶级一时退出了战斗，那末只叫其中的农民还在战斗中，则革命并未过去，非但未曾过去，而且是转入「更高阶段」了。
托洛茨基主要根据于中国工人阶级全部被打败这个事实，在1927年秋天就宣布了中国第二次革命业已失败，反革命已经奏凯，今后中国将经历一个反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胜利，完全不等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胜利。没有一个民主任务是被解决了的。所以新革命不可避免。但这革命将在何时到来，当时还无法预言，当前与以后的一个时间，将是反革命统治底形势。托洛茨基认为一个革命党底「最大任务是要晓得如何及时地认识一个革命局势，与如何彻底地利用牠。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懂得，甚么时候这个局势完结了，以及就政治观点看，变成了非革命的局势了。」他说：「再没有比打架完结之后拿出拳头来更为没出息的与无联的了。」不过光是「没出息与无聊」倒也罢了；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此种事后挥拳底政策，还要加深反革命，彻底毁灭革命后幸存的一切残余力量的。
史大林与布哈林底政策正是「事后挥拳」底勾当，而结果也确乎不但「无聊」而已。这二位战略家将一次过去革命底尾巴当作了另一次新起革命底头，由此确定了暴动路线，希望依靠在由革命余波所激起的农民身上，单凭军事行动，可以造成大革命，保证革命胜利。结果，果然又大量地流了中国革命者底血，延缓了第三次真实革命底到来。
究竟中国上次革命于何时完结？反革命得势开始于那一年头？到现在已不再是争论问题。历史表明得太清楚了，连史大林派自己也不得不事后承认，革命确是在1927年完结的。但由此错误估量所发生的错误行动，其后果却延长颇久，甚至直至如今。
第二个争论问题与第一个有密切联系。这是对当时局势所应提出的中心政治口号问题。史大林派认革命失败为「革命底更高阶段」，后来又说牠处于「两个浪涛之间」，根据这认识，决定了暴动路线，于是极自然地将苏维埃口号作为主要的战斗口号。反之，托洛茨基派，既然认定中国已处于「两个革命底中间时期」，那当然谈不到武装暴动，也谈不上苏维埃，因为苏维埃虽然不如史大林所说，只是「暴动机关」，但无论如何，牠总是要在明显的革命进潮时期，才能开始组织的，并且组织之后，如果不能在相当时期以内走向暴动，也总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因此，据托洛茨基意见，中国共产党当时应该提「平等直接无记名普选的全权制宪会议」，亦即国民会议，作为我们在新局势中从事斗争的中心口号。为什么要提出这口号呢？他的理由是：（一）客观的，未解决的民主任务，以及中国底阶级矛盾，在反革命时期，势必企图从议会制的方式表现出来；（二）主观的，共产党只有在国民会议及其全部民主要求底基础上，可以重新团结自己，与群众重新接触，吸引工人阶级重上政治舞台，并使自己成为全国反国民党军事独裁的诸般力量底领袖，由此可以重新走上革命之路。
史大林派骂托洛茨基这一路线为「取消主义」。他们坚决拒绝了国民会议口号。他们为了要在任何条件之下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宁可放弃一切与工人阶级及城市其它部分民众的接近机会，宁可放弃领导一切反国民党的政治斗争的可能，愈深愈远地跑进了乡间，从事于「山上苏维埃」与农民「红军」底建立。如此活动了有十年之久，结果是失败了。「苏维埃」运动失败后的中共政策，不但如托洛茨基在1931年所预言：「中国史大林主义者那时一定跟在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之尾巴后面，将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和妥协的解释。」而且是索性跪在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底脚跟前，将民主不是当作革命口号与要求，而是作为「共产党」革命底目标与理想了。
第三个争论问题，乃是关于农民底革命作用。这自然是从上面一贯接下来的。既认为工人阶级之退出战斗并不等于革命局势之消逝，而且相反，牠表示了革命之「更加高涨」；同时，既然以反革命局势为革命局势，闭起眼睛从事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那末，除了将农民当作革主力之外，便没有其它道路。
史大林派认为农民可以代替工人，并且可以代替无产阶级去组织红军与建立苏维埃，成为共产主义革命底主要实行者。托洛茨基坚决反对这种意见。当史大林派说，中国业已组织了「红军」并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的时候，托洛茨基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说：「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是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只能赞助别的阶级，即统治城市的阶级底政府。在一切紧要关头，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府，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它国家曾经不止一次地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有定着于一定部分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战略行动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因此，托洛茨基虽然在中国「红军」与「苏维埃」运动中看出了中国农村问题底深刻，蕴藏于中国农民群众中的伟大的革命力，他而且承认此种农民暴动底发展「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底政治斗争活跃起来」，但他还是坚决地告诉中国共产主义者说：「共产党员底任务乃在于集中力量于工厂、作场、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底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底精神，并在为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将他们团结起来，惟有走上这条道路，即惟有经过工人底觉醒和团结，共产党才能够成为农民暴动底，即整个农民革命底领袖。」
史大林派底中国共产党自然听不进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忠言。他们将整个力量投进了农民暴动，脱离了城市，脱离了工人阶级，以致自身角落成小资产阶级农民底党，同时牠所领导的「红军」终于不得不被改编成「八路军」，「苏维埃」招牌不得不拿下来，换成了三民主义的「边区」，以及后来的「解放区」。
到今天，史大林派在再燃的内战烽火中，实际上还是迷恋于「农民革命」底路线，甚至是愈迷愈深了。其实呢，单凭着农民力量——何况又是不坚决地依靠在贫农身上的——不仅无法革命，即使军事胜利也是不能取得的。不在城市无产阶级中寻找革命主力，继续妄想藉农民之力实行多阶级的「联合政府」，这路线是命定着中国史大林派在政治与军事上之毫无出路的。
第四个不同意见表现于对抗日战争的态度上。史大林派表面上似乎采取了最革命的阶级斗争政策，而实则牠是根本脱离了阶级立场，即根本离开了工人阶级及其斗争。这路线是没有出路的，结果是确实被证明为没有出路了。「长征」以后，在贫瘠与十分落后的陕北高原上，中国共产党连在江西时代底土地革命政策也无法保持了，于是乘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底机会，索性回复到牠一贯的在革命时代执行过的公开的阶级合作路上去。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底借口之下，中国共产党干脆对国民党政府投降了：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完全放弃阶级斗争，公开声明「共产主义革命不适于目前中国」，共产党声明要为中国底「资本主义发展而斗争」。总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与全民联合底理由之下，抛弃了一切使共产党所以为共产党的言与行，实行了比1925-27年史大林所曾实行过的更无耻的机会主义路线。
托洛茨基当然绝不同意这个路线。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像在1924年至1925年一样，又在猛烈地努力要把中国工人阶级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与国民党。这是一件更可怕的罪恶，因为这是第二次犯这种罪恶。」据托洛茨基底意见，中国底抗日战争，即使是在蒋介石底指挥之下进行，但还是「正义的战争」。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是殖民地，二者作战的主要意义，乃是殖民地民众之打击帝国主义。所以他认为，中国底一切工人组织，乃至中国底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积极参加这个战争。但必须在一个严格的条件之下，即「不放弃自己的政纲和政治的独立」。托洛茨基底这一政策，后来更详细地说明于「与李福仁谈话」及「致里维拉的信」中，他在那里说：
「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于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在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着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又说：
「但是蒋介石能够保障胜利吗？我不信他能够。但是他开始战争，今天又是他指挥战争。要能代替他，就必须在无产阶级中和军队中获得决定性的影响；要获得这个影响，就不应当悬挂在空中，而应当置身于这个战争底基地上。应当在抵抗外敌侵略的军事斗争和反对国内懦弱、衰颓及背叛的政治斗争中获得影响和威望。到了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这个政治的反对可以而且应当转变为武装斗争，因为国内战争，与一般战争一样，不是别的，正是政治底延长。」
托洛茨基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在这两段话里说得很明白：参加战争，坚持政纲与政治独立，继续阶级斗争，由此团集工人，兵士与农民，以便在「不能确定的某一阶段上」进行革命，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路线十分完全地规定于第四国际书记部对中日战争的决议中）这与史大林派底路线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后者底方向是：国内和平，阶级合作，以帮助国民党争取胜利为第一义。这诚如托洛茨基所说，「又将中国共产党置于蒋介石差遣之下，以此消减了中国无产阶级底革命创意力。」因之又诚如他所慨叹：「这次战争将满三个年头了。倘若中国是以一个真正的人民战争来作战，立足于土地革命之上，以其火焰燃烧着日本兵士，本可以造成日本一个真正大灾祸而结束的。」但因为克里姆宫与国民党政府的合作，使托洛茨基底革命政策无法实现，结果便成了今日中国底「惨胜」，乃至「惨胜」以来更惨的内战与种种灾难！
阶级政策与战争
上面我们约略地，按照发生的时间次序，叙述了史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将近20年中，对于中国革命问题所执持的两种对立路线。自然我们描写得极简约，而且相当图式化，不过我们不想写得更多，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是要使读者在阅读这本大书（按：指「中国革命问题」之前，对中国革命问题先有一个简单的轮廓，因此在研读之际，能收事半功倍之效罢了。
我们说过，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争论，看似五花八门，但归根结蒂只是两个思想底斗争，即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这两个思想在斗争。关于这一点，托洛茨基自己说得最好，他说：
「布尔什维克主义本质，乃是无产阶级底阶级政策，唯有个政策能使10月间夺得政权。在其历史底全过程中。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毫不妥协地反对那与资产阶级合作政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之根本冲突就在此处。而且，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未曾产生以前，工人运动内部的斗争，最后分析起来，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的：与资产阶级合作呢，还是不妥协的阶级斗争？」
史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论，尤其是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在革命时期的四个问题上，情形很清楚，史大林底机会主义路线澈底实行了阶级合作。在反革命时期的前三个问题上，表面看，彷佛不然，因为史大林看见了「不断的直接革命形势」，「提出苏维埃」，「领导土地革命」，「实行暴动」；这一些，彷佛都是极左的，极彻底的阶级斗争，其实，正如我们在上面分析过的，这是脱离了无产阶级底阶级立场而采取的小资产阶级底冒险政策。脱离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冒险主义，与叛离无产阶级利益的机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二者都违反着「无产阶级底阶级政策」。现在事实也证明得太清楚了，史大林派自1927年末期开始的盲动冒险主义，只不过绕了10年的弯曲道路，以便最后回返到更露骨的机会主义。抗战问题结束了史大林派多年虚伪的激烈主义，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如历史屡次所昭示，战争乃是每一政党政策之无情的考验。只有最坚定的革命者及其政党才能经得起这个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完全暴露了牠「资本主义」的本质，反之，中国托洛茨基派，则藉此战争而更加表现了牠的阶级政策底坚定。
在史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之间，这问题分歧至显，是非甚明，无需我们多费笔墨。不过关于抗日战争的另一种争论，形式上发生于托派内部，实质上仍关于史托之争的，我们不得不略加提及，由此可以更充分明了托洛茨基底阶级政策。
争论发生，由于对托洛茨基立场的不同解释。托洛茨基底立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声明战争是「正义的」，所以要参加战争，另一方面断定资产阶级底领导不能保证胜利，故须在这战争中引起革命，推翻国民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这个立场，在马克思主义派底对战争态度上是全新的。过去，根据马克思主义派底传统见解，战争就其历史意义，其目的及其作战国家底政制等等不同，可分作进步的与反动的。我们拥护进步战争，反对反动战争。拥护乃助其胜利之意，反对则使其停止或促其失败之谓。在进步战争中，工人政党对于异阶级领导者底失策，通常以「建设性」的批评为止；而对于反动战争则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甚至引起革命，以便推翻战争底领导者。革命政策从来不曾应用于进步战争之领导者的。列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即欲乘统治者对外战争之机，变外战为内战，实行革命；这也是根据于帝国主义战争之普遍反动性这个前提。至于说革命者在进步的或正义的战争中，应该澈底继续阶级斗争，甚至在可能时候，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斗争」，而变外战为内战，藉以推翻领导者，建立革命政权，则自托洛茨基始。
托洛茨基这立场是否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即是否正确呢？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对战争态度之逻辑的发展。托洛茨基比列宁又前进了一步。他主张在进步的正义战争中也应该实行革命以推翻其统治者了。为甚么会前进这一步？这当然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自从列宁逝世到现在，世界底帝国主义统治是更彻底了，更成熟也更腐败了，同时，世界革命，尤其是落后国家底革命，其阶级关系也十分清楚与确定了。20余年来的世界历史，不管牠是充满了血与泪，不管牠记下了多少次革命底失败与悲剧，但至少有一点已三番四次地告诉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在全世界成熟了，至少，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成熟了。先进国不必说，就是在落后国中，为要解决一些民族的与民主的任务，都必须靠无产阶级专政了。这教训向全世界无产阶级提出了要求：必须尽可能地为无产阶级底政权而斗争。正是这个要求，使托洛茨基在战争态度上，比早死的列宁前进了一步，实际是替列宁前进了一步。
托洛茨基这个全新的对战争态度，实质上不过是列宁向反动战争所施用的政策，也应用之于进步战争吧了。但牠之属于全新的总是无疑。对于新的政策，正如对于新的事物一样，有许多人是不易适应的。中国托派中有一部分人便不能把握住这一新的政策底特质。有一些人，认为：既然抗战是「正义的」战争，那末拥护牠就是了，而且要拥护到底。只教牠进行一天，不管牠怎样进行的，我们就拥护牠一天。革命者底整个责任在于：不使牠中途停止。由此便发生了有名的「反妥协论」与「支持到底论」。
对于这些人，托洛茨基底「变政治的反对为武装的斗争」，「战争中打倒蒋介石」，「建立工农政府」这个思想，是一分钟都不曾存在过的。诚然，这部分人有时也喊着「转变应战为革命的抗战」，但此口号之意绝不是要以革命反对蒋介石，而是希望蒋介石能够「发动」工农，使「捆缚壮丁」变成群众「自愿参战」。这部分人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态度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态度的扩大与延长；他们只是抽象地凭战争之进步或反动的性质，而坚持着拥护或反对；他们绝不想想，这是托洛茨基将列宁底「变外战为内战」路线在正义战争中之活的应用。
当然，托洛茨基这一立场不等于列宁所说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所以他不欢喜使用这个名词，也反对人家使用这个名词。因为在进步战争中，参加战争的革命者是决不能主观希望战争之失败的。而且革命底目的正为了战争之胜利，正为了领导者之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托洛茨基从来不欢喜用列宁底旧名来称呼他的政策。他的路线是要以革命争取战争胜利。据他说，只有中国底工农在战争中兴起，工人监督了生产，农民获得了土地，纔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底兵士因为感染革命而瓦解，因此使中国得到胜利。这说法，自然是千真万确的。革命热力乃是一个较弱国家底唯一武器，足以打败军力上较强的国家。可是此种革命的胜利主义，如想彻底地实行，则首先必须让无产阶级政党底干部份子，在列宁对战争政策底这一极端精神中，受一番教育。因为革命以及革命政权固然是保障民族解放的唯一办法，但谁能否认，在革命过程中，客观上有可能导致前线军事之一时逆转呢？只有事先能料到此种逆转可能的人，才能有足够的魄力去实行「革命的胜利主义」到底。否则，他会惊而却步的。在此意义中（对中日战争言则仅仅在此意义中），列宁这一彻底说法实在是革命的胜利主义底一个条件。换句更加明白的话说，如果你的态度是：要在统治阶级底对外战争中继续阶级斗争，继续政治反对，并且在可能时机，要转变此反对为革命，为武装的斗争，以便改换战争底腐败领导，建立工农政府，藉以保证民族解放战争底胜利，那末对于革命可能及于战争的影响，你心中必先明白认识两种情形：一，正因为没有革命，前线才不断失败，群众底革命觉醒反而挽救了失败，这是好的；二，如果一时不及挽救，或竟加深了牠，则也没有甚么关系，只教革命发展与成功，定能补偿这点失败。
托洛茨基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完，但是问题很明白，托洛茨基决不会将阶级斗争与革命底利益从属于军事利益的。中国托派中的另一部分人，便是坚持了托洛茨基底这一立场。
现在抗战过去。托洛茨基这个革命络线没有实现。革命没有能在战争中起来，中国工农没有能在战争中推翻资产阶级与地主底统治而建立自己的政权。结果，战争实际上是惨败了。中国更被奴役了，民众更悲惨了。为甚么会造成这结果呢？史大林派底阶级合作路线自然是主因，而中国托派内部一些「支持到底论」者底立场，也不无相当促成之功。战争过去了，但教训长。托洛茨基在中日战争中所彻底发挥的阶级路线，是值得我们郑重研究与接受的。
为了充分起见，我们在这里还要提起一个与中日战争相关的问题，曾经在中国的，乃至在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争论过的。当中日战争发生之初，问题很清楚，这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因此，凡是接受列宁关于殖民地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承认中国方面的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我们应该把同情与援助寄放在中国一边。为了少数人不承认这点进步意义，托洛茨基在「致里维拉的信」以及其它文字中曾加以斥责的。在这时候，诚如托洛茨基所指出，我们进行阶级政策的基础与借口，「绝不因为蒋介石进行战争，而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没有用充分精力，不信任民众尤其工人。」可是到后来，中国方面的战争因史大林党与蒋介石的妥协而未能转变成革命，因而未能胜利，而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却爆发了，并且蔓延到中国来了。这时候，无论在军事与政治上说。中国方面的战争都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即美帝国主义反对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之一部分了。这时候，有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本人不幸已经被史大林所派的凶手杀死了），认为中国底抗日战争已经变了质，已经由奴隶反对主人的斗争，变成为奴隶帮一个主人反对另一个主人的战争，因此已经由正义的变成不义的，进步的变成反动的了。从此以后，我们进行阶级政策的基础与借口，应该是反对蒋介石进行帮凶战争，而不再是因为他「进行战争得不好了」。
另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认为中国反日战争之进步性，「初不因牠之被纠缠进帝国主义战争而有所改变」，据这些人说，只教中国是半殖民地一天，则不管牠与美国帝国主义如何纠缠，如何勾结，而牠之反日战争总是进步的，因此，始终值得我们拥护的。
这后一部分人底意见自然错了。一个落后贫弱的殖民地国家底民族解放战争，合并进帝国主义战争之后，彷佛还能自由实现其战争目的的！事实上绝不可能。因此，在1914年，当塞尔维亚底对奥战争一与帝国主义战争相纠缠，列宁便不再说牠进步。当1940年，一方面挪威底民主政府和另一方面挪威底纳粹政府作战时，因为各自结托于英国帝国主义与德国帝国主义底大战，所以托洛茨基便认为不能与西班牙底内战相提并论。这些史例是太清楚了，牠们很清楚地证明着：中国底抗日战争一旦与美国帝国主义底反日战争相结合，便不再是进步了。
现在，我们事后回顾这个争论，那末连瞎子也会明白：国民党以帮凶资格进行战争的结果，给中国招来的是灾难而非幸福，是奴属而非解放。脱离了无产阶级底利益，甚至不顾一般大众底实际利益，只是空洞地凭着什么「殖民地地位」与「民众族利益」而赞助资产阶级底战争到底，结果只能是造成目前那样的帝国主义猖狂与资产阶级横行底局面。我们从此也应该得出教训来的。
革命底前途与性质问题
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介绍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见解。这些见解虽然有不变的阶级政策作其共同基础，但终究还是部分的与零碎的。若要把握托洛茨基最根本的思想，则我们必须研究他对中国底前途与性质所持有的见解，亦即研究他的基本思想——不断革命论。
首先，我们要指出，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的见解，是经过了一个发展的，并非前后完全一致。在联合反对派时期，他对中国革命底前途这样说：
「……中国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现在纯然是或然性，全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发展如何以为断……」
他又说：
「首先，必须让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弄弄明白：中国并无任何经济上的前提条件足以独立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目前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开展着的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牠的后果，即使在完全胜利底条件之下，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底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发展生产力。」
他又说：
「中国革命若一任其自己力量发展，即是说，若无苏联胜利的无产阶级底，及一切先进国工人阶级底，直接帮助，结果只能为国家争得资本主义发展底最广大的可能，替工人运动获取较有利的条件吧了。」
由上面这三段引文，显然可见托洛茨基认为当时的中国革命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即使在完全胜利底条件之下」，也不足以独立地生长成社会主义性的。这样的认识，与史大林派彷佛没有甚么不同。并且在表面上，托洛茨基似乎还比史大林「右」些。因为史大林很慷慨地允诺了中国革命之「非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托洛茨基则一再声明此种发展，「无条件地与直接地有赖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总进程。」不过谈到如何保证这「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底胜利，并如何从中国方面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时，托洛茨基与史大林之间的不同便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史大林说：为要保证「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底胜利，必须拥护资产阶级，必须缔结「四阶级联盟」，必须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必不可以组织苏维埃。至于如何使中国底发展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则史大林没有说过一句具体的话，除了他说，经过国民党这个「工农民主专政」。
托洛茨基底意见完全不同，他说：
「只叫无产阶级在民族的民主革命中起着领导作用，则另一不同的发展道路（即非资本主义前途）——校译者」能开展出来的。但是为了这，一个首先的与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便是共产党底完全独立，以及共产党揭开旗帜，为工人阶级底领导权与革命底领导权进行公开斗争。」
他又说：
「不管中国经济如何落后，一部分也正因为这个落后性，中国革命完全能使那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联盟走上政权。这个政制，将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结合的政治上的一环。」
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可以而且必须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走上政权，这便是不断革命论。这理论是当1905年俄国革命时，托洛茨基切实研究了俄国社会底特点，其阶级关系及其革命性质而提出来的。我们在上面说过，一个落后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发生其迟晏的民主革命，不能单单是先进国民主革命底重演，因为同时，而且更重要的，牠将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了。此二种性质底配合，使各该国底资产阶级不再能起革命作用，尤其不能起领导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因为农村中的阶级分化，特别因为无产阶级之成长与政治觉醒，使得资产阶级绝不敢与绝不能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革命，只能迅速地与反动势力（这里首先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落后关系）相结托，回头来反对以无产阶级为首的工农革命了。托洛茨基分析了此种关系，确认了牠，于是得出了结论：落后俄国底民主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会合了为土地而暴动的农民，走上政权，才能完成其任务。此外种种的阶级结合，都只能断送这个革命的。托洛茨基这个理论完全为十月革命所证实，因而成为帝国主义时代民主民族革命底唯一方针了。中国革命发生，托洛茨基便根据了这同一理论，规定出种种革命政策，即我们在上面所曾约略叙述了的。
不过当中国革命初期，即当联合反对派时代，托洛茨基底这个见解，多半为了对齐诺维也夫派的让步之故，并未说得十分明确，首先，他并未公然肯定惟有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专政，才能解决革命任务。他在有些地方，还支持着「工农民主专政」这个老旧公式，即支持这样公式，牠认为包括农村资产阶级在内的农民全体，可能与工人阶级共组政权，且能完成革命。其次，他认为：即使工农联盟走上了政权，「在过渡期间，中国革命将具有真正民主的与工农的性质。在其经齐生活中，商品资本主义的关系将不可避免地占着优势。政治制度底方向将首先去为群众获取最大一份的生产发展底果实，同时，要为群众争得国家资源在其政治与文化的应用上的最大一份。」换句话说，工农政府成立之后，也还不就是革命之生长为社会主义性质。
在中国革命失败之后，研究了教训，更分析了广州暴动底经验，托洛茨基才把自己的意见充分发挥了。第一次——他在致泼雷奥卜拉仁斯基的信中，列举了广州暴动及其政府所实行的事实之后，他说：
「以上种种如果是资产阶级革命用的方法，那么中国底社会主义革命是怎样呢？是甚么别的阶级来做呢？用的又是甚么不同的手段呢？我们认为：在革命底这个真实发展之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公式，『工农革命』公式，应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于中国发展底这个阶段——已经证明是一个空洞的幻构，一种无价值的东西了。」
托洛茨基在此地第一次宣布中国未来革命底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作此宣布的理由，并非是中国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完成。不，国民党底胜利不是资产阶级底革命胜利，而是资产阶级底反革命胜利。中国底民族民主任务，不但没有因这反革命胜利而解决，反而因此胜利而更艰巨了。托洛茨基完全没有忽略这一点，甚至正因为看重了这一点，所以他要确定地说：中国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这些任务。因为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与帝国主义及落后势力勾结着，反对民族任务与民主任务之任何革命方式的解决。无产阶级为了解决这些任务，则首先就得反对这个资产阶级底政权，推翻牠，并建立自己的专政。既然未来革命中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革命将与俄国底十月革命一样，要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顺带完成民主革命了。但是为甚么无产阶级专政底必要就决定革命之社会主义性质呢？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手段一开始，就要不可避免地生长为社会主义手段的。」其实，无产阶级专政本身，甚至为此专政而作的斗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了。
因此，托洛茨基对于中国未来革命性质问题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不仅从做革命的动力——即无产阶级，从此动力之归趋——即无产阶级专政，断定了牠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且他又从中国社会底真实性质，中国第三次革命底社会政治的前提条件：城市与乡村中的阶级矛盾，不但断定未来革命底社会主义性，并且断定在「一开始」就将具有此种性质的。他说：
「……中国没有与资产阶级对立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村中的一般的最广泛的而且极惨酷的剥削者就是富农和高利贷者，即城市银行资本底经纪人；所以中国底土地革命具有反封建的同时亦是反资产阶级的性质。……假如贫农委员会在俄国仅在十月革命之第二时期即1918年中叶发生，在中国则土地革命只要一复活，贫农委员会就要采取各种方式而出现……」
他又说：
「……外国资本在中国工业中有非常大的作用与影响，加之在防卫其强盗式侵略中，帝国主义又真接依靠牠自己本国的剌刀，此种情形使工人监督生产之政纲在中国甚至比在俄国尚少真实性。直接没收外国资本家底因而及于本国资本家底企业的事实，由于斗争底进程成为势所必至，多半将在暴动胜利之翌日举行的。」
再分析一些阶级斗争底紧张情形，托洛次基于是得出结论说：
「第三次革命……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甚至像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半年的『民主』时期也不会有（1917年11月—1918年7月），而将被逼于一开始时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
这里很明白，托洛茨基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谓「一开始」，此地当然指的是革命暴动一开始，甚至是革命政权一开始。因为严格与狭义地说来，革命通常是指革命暴动而言的。同时革命若要充分表现其性质，则必须在革命已掌握了政权之后，由此政权所实施的政策来判断。诚然，革命并非一开始就能暴动的，从革命底明显进潮逐渐高涨而达于顶点——暴动，中间或长或短有着一个时距。那末在时距中，中国未来革命底性质为何？托洛茨基对此问题也有一个答复：
「在第三次中国革命底第一个时期中，是否得以大为缩短的和改变的形式重演过去了的诸阶段，有如扮演某种新的『全民战线』底滑稽戏呢！这是有可能的；然而这个第一时期，大概只将足够使中国共产党提出其『四月大纲』，即夺取政权的纲领与策略于民众底面前。」
这里也同样地说得很明白：在未来中国革命底进潮一开始，「中国共产党」（这现在自然必须改成「中国底托洛茨基党」了），就必须提出其「四月大纲」，换言之，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底策略，即进行夺取政权。至于在甚么具体口号上，站在纯粹民族民主的口号或社会主义的口号上进行这个斗争，那是另一问题。这是不能改变夺取政权这个革命之成为社会主义性的。不过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事事先承认：民族民主要求在未来革命中仍将起着巨大作用，但据上面所引的分析，中国底反帝国主义与土地斗争既然都具有「反资产阶级性质」，那末民族民主斗争底本身，在中国亦必然带有社会主义性的了。因此，我们知道，中国未来革命无论就任务内容，执行主力，以及政权性质说，都将是社会主义性的；不但在暴动之后，甚至在暴动之前，当革命进潮一开始时，不论群众实际斗争底客观趋向（反资产阶级），乃至领导者底主观的政策（走向夺取政权），都将使革命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史大林主义者完全忽略了中国革命所已经历过的阶段，完全抹煞中国多年来阶级斗争底真实经验，所以他们在共产国际底纲领上宣布说：中国，「只有经过了许多准备阶段之后，只是在一整个时代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这意思是说，在未来中国革命中，只能由各阶级组织民主政权，解决民主任务，再经过「一整个时代」的「生长」，然后才谈得到打倒资产阶级的经济措置与政治手段。
他们始终看不到中国底「民主任务」只有反对资阶级底政治与经济的统治才能解决，因之只有建立「非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史大林派这种认识，诚如托洛茨基在20年前所指出，「又为国民党政策开了一个新试验之路。」此后事情果如所料地发生了，「国民党政策」又被大规模地试验了一次，而且试验又惨败了，但人们拿起了枪在作战的时候，仍旧洞开着这条试验之路！史大林派今天是以「联合政府」及「发展资本主义」底名义在与国民党作战了。可怜这些一心一意幻想着「中国革命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
至于那些承认第三次革命底社会主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底历史必要，但否认在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性的人，那末事实上他们会在那时反对中国底「四月提纲」，会屈服于民主与民族底成见之下，会像俄国底马尔托夫与但等一样，将以「民主阶段」底名义去反对工农大众之反资产阶级斗争的。
因此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在这问题上有个明确立场：第三次中国革命将是社会主义性的，一开始时就要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别以为是玄学的或空洞的争辩，不，绝对不，这是有关乎中国未来革命底生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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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此已尽了我们的介绍任务，深入的研究乃是读者们自己的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意见，现在是十分完整地展开在你们之前。著者在「俄国革命史」中文版序文上曾表示过一个愿望：「中国前进的革命者若从这部历史里学得阶级政策底若干基本法则，那我是很欣幸的。」我们相信现在从这部书里，中国前进革命者一定能副著者底愿望，一定能学习到许多阶级政策底基本法则。
不过临了，关于刚才讲过的第三次中国革命底社会主义性质问题，还有几句重要的话必须补足，就是：托洛茨基从最初一直到最后，都不变地认为：未来中国革命底一些「社会主义手段底总命运，以及整个专政底总命运，最后分析起来，还是由世界发展过程来决定的！」托洛茨基最无情地反对一种荒谬见解，认为在一个国家之内，尤其像俄国与中国那样的落后国家内，能有足够的经济的与文化的条件，足以建设社会主义至于胜利。托洛茨基乃是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论」底最坚决的反对者，他一贯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底胜利，和苏联社会主义底胜利一样，只有在世界革命胜利之条件下，才可思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懂得把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成熟，与社会主义在一国之内建设成功底可能，这两件不同的事，明白地区分出来。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事实的，进步的；而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却是幻想的。中国底托洛茨基主义者为社会主义革命底到来与胜利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懂得胜利后的革命命运是多半依赖于世界革命之总命运的。纔能不堕入反动的幻想之中，有如目前的史大林派官僚一样，在「一国社会主义」的名义下，断送着苏联底利益，更断送了世界革命底利益。
1947年4月27日
注本文原为1947年初版「中国革命问题」的「校译者序言」，为使读者容易了解当时史托之争的症结所在，印入「史大林与中国革命」小册子时，改题今名。 |
反对恐怖（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8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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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恐怖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8年第20期
李星按：振声是王凡西的笔名。《反对恐怖》说的是王孝和事件，把深层的阶级动力讲的清清楚楚，真是好文。
值得归纳的点：
1、45-47年是上海工人长久消极后的一次全面战斗，虽然国民党予以分化镇压，但队伍并未被摧毁。
2、国民党采取的办法是清除首领，接管了挂靠体制的工会指导机关“劳动协会”，协会的首脑朱学范逃到解放区去了；新生工会的领袖也纷纷被排挤或抓捕。但是，没有大开杀戒。这恐怕是因为工人行动还远没有动摇政治秩序，统治者还能耐心处置。秩序动摇的程度，与统治者处置工人行动的精细操作，是成反比的。这一点至今未变。
3、上海资本家对工人的反抗采取了舆论攻势，通过上海市长宣布上海工人已经比美国工人挣钱多了。
作者认为（或在公开场合必须断定）地下党不可能真的命令王孝和去炸电厂，“不合情理”，或者说太弱智。几十年后，上海地下党的工运领导者张祺在自传中证实确有其事。
最后说句题外话，作者认为国民党是完全依靠刺刀在统治，这符合他作为同时代人的观感，但回过头看，国民党秩序当然是资产阶级秩序，它当然有一个广泛的阶级基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数百万政治难民南窜入台、港或其它地方，即使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殃及池鱼，也无怨无悔。蒋帮在台炮制的张敏之事件，就是例证。一句话，资本主义秩序必然有它的阶级基础，平时可能看不到，危机时刻就会显露出来。不存在真的只靠刺刀的秩序。
九月三十日，上海特种刑庭枪决了上海电力公司的工会理事长王孝和。根据特种刑庭的判决理由，王孝和是共产党员，他「奉了共党命令，暗中将铁屑放进发电地轴内，企图破坏上海的发电机构。」但是据王孝和临刑前对记者所说的话：「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产业工会常务理事，是从二千八百人中选出来的，这次工人福利委员会要把持工会，竟勾结社会局，警备司令部来诬害」他，所以他要对记者「替他伸雪沉冤」。
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们很平静与很「中立」地报导了这个消息，让人们自己去判断，或者让人家把他当作一段极平常的社会新闻读过去，根本不判断。
其实这是一件大事情！不仅就工人运动言是如此，便是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或法律言都是如此的。
王孝和案显然是国民党的有意诬裁。特刑庭所公布的理由都是捏造。王孝和是否是共党我们虽不得而知。但纵令他是，共产党也决不会命令他的党徒破坏上海的发电机构，因为这是在情理之外的。再退一万步讲，纵令真有这种事实，那为什么不公开审判？为什么不准被告有律师辩护？为什么不将破坏的罪证公诸大众？
对于国民党我们果然不幻想它真能依循民主方式来对待人民，可是真正想为民主而斗争的人，却不能不从王孝和案看出民权之被无情践踏，因而起来为起码的人权而斗争的。
不过，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者，也不能停留在问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站在阶级的立场上，进而探讨王孝和案的意义，并指出我们斗争的路向。
在国民党当政的二十一年中，可以说无一日不枪杀大批的工人和农民。它的统治完全建筑在刺刀上，它的生命全靠无量数工农的输血来维持。所以从这一点看，王孝和不过是这无数被害者之一。他的死似乎不值得重视。可是从另一角度看，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工人运动，尤其是上海的工人运动的演变看，此次王孝和工友之惨遭枪杀，却具有极大意义。
抗战结束，上海工人阶级从长期的屈辱与消沉中振作起来，激起了波涛汹涌的罢工斗争。这些斗争虽在国民党的镇压与共产党的欺蒙之下，因之未能继长增高，激成革命形势，可是对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团聚，以及工人生活之改善，确已收到了不少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工人自己的工会之普遍成立，以及工资按照生活指数发给这二大项目。
国民党与战后的工人运动作斗争，前后经历了一个长过程。从日帝投降到一九四六年的五六月，乃是工人阶级的全面进攻时期。这时期以六月二十三日反内战的大游行为其高潮点，但也以此作为下坡路的出发点。资产阶级从那时起开始大规模反攻，国民党特务的魔手到处伸展。说中国工人的工资超过了美国工人所得的名言，就在那时由假冒伪善的吴国祯说出来的，资产阶级的报纸也配合着这个攻势，将中国「民族工业」的不景气与破产统归罪工人们的「美国生活」；甚至民主派与史大林主义者都大声疾呼，吁请工人们顾全大局，以便「劳资两利」。
七月间，国民党特务机构便对工人运动正式开刀了。按收了国民党内部改良派控制的「劳动协会」，同时又逮捕了各个工会中比较活跃的人员。各个有群众的，由工人自己选出来的工会，都纷纷被改组了。工人们的组织力量上受到了第一个很大的打击。
资产阶级步步进逼，国民党特务加紧控制，最后，到一九四七年之初，乃以一道命令将生活指数冻结。但在这时候做这件事，统治阶级还太性急了些。半年来的摧残还没有完全压得下战后八月中垒积起来的工人群众的斗志，因此，随着同年四月间的物价涨风，上海工人阶级在国民党发动的五一游行中，发动了一次解冻生活指数的大斗争，结果国民党被迫让步，工薪重新照生活指数发给了。工人阶级的五月攻势后面紧接着波及全国的学潮，使统治阶级一时间弄得手忙脚乱，极其狼狈。不过那时终因大部分工会已处在国民党工运官僚的控制下面，未能配合学生们的斗争。等到孤立的学生运动被残酷地压下之后，工会就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首先在最坚强的电力工会中，以莫须有的罪名捉去了许多领袖，然后国民党又把刺刀转向到其他公用事业的工会，捕捉了好多战斗的工人领袖，并且强迫改组了许多略具民主精神的工会。这时候工人的抵抗已经弱了，在这许多被进攻的工会中，只有法电工人起来作了英勇的抵抗。
法电工人孤军奋斗，罢工延长了数日，虽然表演出极高度的斗志与纪律，然终于在国民党，法国资本家与流氓的联合压迫之下失败了。从那时——一九四七年七月——起，上海工人阶级便再度陷进到无组织与无领导的状况中，任凭资本家的无厌足的宰割了。
如此，第二次大战后上海工人阶级的第一个伟大的罢工潮，延长了两年，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天告了终结。从那时以后，在斗争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大批英勇领袖，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有的消极，以致工人们变成了无首的群龙。不但无首而已，而且还被强迫配上了一个国民党特务的假首，它用尽一切方法来瘫痪与控制群众的行动，使群众不敢有丝毫反抗，甚至像最近币制改革中再度冻结了生活指数，工人们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了。不过虽然如此，战后上海工人斗争的浪潮，只是过去而已，终结而已，并没有受到惨重的打击，至少没有受到像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们所遇到过的打击。他们的队伍是完整的，他们的斗志并未摧毁，他们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是全师而退的。在全国整个不安的局势中，在经济不断崩溃中，上海工人们的再度斗争随时可以到来。有经验的统治阶级自然看得到这一点，所以他们要更进一步。要用恐怖的公开杀戮方式对付工人领袖了。
王孝和工友之死，不过是统治阶级在这需要下所开的第一刀！
观乎二年多上海工人阶级与反革命之间的整个斗争，王孝和被处死刑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他是为我们全体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死，他的死是我们工人在战斗中暂时受挫的结果，每一个工友都应该懂得这个意义的。
如果我们始终受着国民党特务的控制，我们始终不努力挣脱这个枷锁，不设法将自己重新组织在自己的工会里，那末王孝和的死不会是最后一个的。接着还有更多的工人领袖会受到王孝和的同样命运。我们要阻止这种恐怖重演，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赶快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恐怖，为工会的民主化，为工会负责人员的安全保障，为取消特种刑庭，为解冻生活指数，为罢工合法化等等的要求而斗争！
十月三日 |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工资不打折扣！（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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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自编生活指数工资不打折扣！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十六期
录入后记：我从这篇报道中学到了破坏罢工的方法：不直接采取野蛮的镇压手段。
就是分化工人阶级。三十元以下的觉得可以满足了，他们会退出战斗，而三十元以上的，人数逐层减少，而且逐层保守，这下子让你们再也闹不起事来
把工人分层，变成一盘散沙……妙啊
指数由我编，谁也管不了我！结果，自然，解冻跟不解冻没有两样
你看看你们生活指数多高，还闹事？这让我想起了卢武铉和文在寅评价工人群众“太贪心”
为了工人内讧，军队去维持秩序，才把纠察队缴械的
老手段了，造谣生非掩盖事实，不正是很多人喜欢做的事？）
工人自编生活指数工资不打折扣！
生活比任何东西更有力量，它很快而且很容易，打破了统治者及其走狗们的一切牢笼。
自从去年七月以来，国民党的工运特务全面控制了上海的工人阶级。这事实使国民党当局安了心，放手从事反动事业，实施种种压迫措置。其中最无耻与最公开的一项，就是冻结生活指数。
实施以来，工人阶级确是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内战的全部负担落在工资阶级与薪给阶级的肩子上了。国民党满想就此可以解救『国家』的经济危机。
但目前情形是这样：即使工人统统变成了无报偿的奴隶，或不吃饭的机器，国民党的经济还是没有办法的。因此，四月份起，由粮食领导，一次新的狂涨风起来了，一下子打击到劳动者的肚皮。工资冻不住了。群众情绪十分紧张，控制工人的工官也没有了办法。结果是用欺骗来代替高压。在『五一』遊行中，『解冻生活指数』的口号居然也被正式提出来了，以此来企图保持群众对工官们的幻想。
最初，工官们祇想让群众喊喊，发泄发泄他们的怨气；但事关肚子，光发泄解决不了问题，群众要认真解冻生活指数哩。于是他们又不得不玩花枪，施诡计。
经过了多少反动专家的设计，办法来了，解冻生活指数，但逐级须打折扣。这里有一个最大的阴谋，就是分化工人阶级。三十元以下的觉得可以满足了，他们会退出战斗，而三十元以上的，人数逐层减少，而且逐层保守，这下子让你们再也闹不起事来。
此外，当然还有一张王牌拿在政府手里。指数由我编，谁也管不了我！结果，自然，解冻跟不解冻没有两样。
这法儿耍得固然妙呀！但它不能消弭生活指数斗争于无形呢？不，不，决计不。
因为生活比任何东西更有力量，它很快而且很容易，会揭穿统治者及其走狗们的一切欺骗。
『解冻了』生活指数仍旧不能让工人吃饱肚皮，斗争还要继续的。我们已经听见声音了，那是：『自编指数；不打折扣』！『反对有条件解冻生活指数！』
我们坚决拥护这些个口号。
老手法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上海工人被屠杀，刽子们说，是为了工人内讧，军队去维持秩序，才把纠察队缴械的，其实是一些便衣份子先向工人进攻，正规军队随后跟了来。这件事，刽子手们以后并不隐讳。今天，虽然经过二十年了，但我们在上海各学校罢课中，还看见这老手法在应用着。人们要殴打学生，要逮捕学生，但还不敢彰明较著地做，还是先制造学生『内讧』，再来施行压迫。这手段是更卑鄙些！ |
“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下）（1947年5月13日）（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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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下）
作者：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6期
李星按：本文与前半部分相比，同样犀利。当然也有缺点，即没有理解他所称的“堕落的”苏联官僚集团以及中共，在当时的历史上下文里，仍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潜力，并真的在中国大陆和东欧摧毁了这个财产关系。如果说上半部分的缺点是低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变通能力，下半部分的缺点就是低估了主流共产主义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能力。
本文的分析较为丰富，对21世纪的工人阶级也颇有启发。我觉得，“革命危机不会让陷入阶级妥协思想的左翼力量重新变得革命”，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启示。
问：关于「联合政府」，上次经你解答以后，已经祛除了我许多成见与误会。我相信，就理论说，你们在这问题上是站得稳的。不过我想了几天总觉得，你们的意见是太空了，太理论了，事实上并不一定像你所说的。「联合政府」并不一定像你指出的那样要不得。首先，还是让我们谈中国吧，目前的中共，比你前次讲的武汉时代的中共，力量上是大大不同了。它现在拥有这么多这么强的军队，难道不能保证它的政纲一一实现出来，难道不能保证这个「联合政府」逐渐走到革命的工农政府吗？
答：这里我第一要指出你的一个错误见解，其实不仅是你的，而是一般人的一个错误见解。这见解把「理论」与「事实」对立起来，完全分离开来。结果是否定了理论，仅仅看到事实。这是不对的，而用以谈革命则是危险的，致命的。中国人讲革命，普通总只了解成「招兵买马」，或「揭竿起义」，是无所谓理论的。理论，在一般人脑子里就是读书，或书本知识，而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就是「秀才」；书本知识是与「事实」不符的，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是老话，也是中国人的成见，这成见一直传下来，竟还牢牢地握住了大多数前进份子的思想。这是十分不幸的。
其实时代完全不同了。现在，当这阶级斗争十分剧烈，十分复杂的时候，要想在这混乱局势中找到一条出路，要想使被压迫的人群与被剥削的阶级革命成功，非首先了解客观环境，明了主观任务，并接受与溶化至少一两百年来革命经验不可。要做到这一步，则非学习理论不可。简单的「干」，简单的「招兵买马」，这只能在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贵族时候可以办到。因为他们毕竟是相通的阶级，而那些「古典」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也比较的小，同时起来革命的资产阶级，早在社会的各方面成为半统治阶级了。这时候，革命还不需要成为「职业」，即是说，为了革命尚不需要好多终生从事于革命的人，革命尚未变成极复杂的课题，也因之没有产生专门的革命理论的必要。但一到十九世纪中叶，历史提出了一个新的革命要求，要求那愚暗，不文，最受压迫的无产阶级「翻转身来」，推翻那个有教养的与文明的统治阶级——贵族与资产阶级。不仅要在政治上推翻它，而且要在整个社会制度上来一个根本变革。为了完成这个革命，我们能不能希望那个愚暗不文被压到地的无产阶级，整个而自发地行动起来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无产阶级这个阶级，就客观的历史条件分析，就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说，固然是最革命的，是「历史使命的负担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主力。但这一切，决不能叫我们忽略一个事实，就是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知识或文明的程度讲，始终是落后的。最大多数的工人都不能自觉到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此种革命之必要。更不必说此种革命之步骤与做法了。于是乎需要有先锋队，需要有一小部分工人乃至非工人份子，穷毕生之力，以革命为业，研究革命之道。这里的所谓「革命之道」，就是理论。如果没有这个理论，没有依据这个理论而团集一部革命家来从事革命，让他们在平时，在各种艰苦的环境之下，依据于正确而明了的理论而行动，由此准备革命，并为革命而准备，那末，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是永远不能成功的。
一百年来，所贵乎有马克思以及一切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家者，原因即在于此。同时，在一百年来的工人革命运动史中，凡忠实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革命者必看重理论，而一切堕落成资产阶级政客的社会主义者，则总是从鄙视理论开始，从理论与事实的根本对立开始，其故亦在于此。列宁是最能行动，最懂得「事实」的人，但他恰恰是最看重理论的。在列宁看来，「理论乃是行动的指导」。
现在我要说回来了。对于托派，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一个流行的批评，那就是：「托派只会谈理论」。这话假使指的是托派只谈理论不事行动，那我们不屑同他辩论，因为这不是事实。假使这话也像你所说一样，即：理论站得稳而事实不然，那末我必须告诉你：凡是理论正确的，决不会在事实上错误。反之，一个正确的行动，决不会在理论上站不稳的。如果你承认中共的「联合政府」政策在理论上站不稳，你便无法说它在事实上正确了。
问：我的一句话引出了你一篇大道理。我承认，理论与事实，或理论与行动无法对立。也许我上面的话有点语病。不过这且不谈，你还是接下去，答覆我，中共的武力能否给它的「联合政府」以一个有利的，或革命的保证？
答：上面说了这许多话，就为了要答覆你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仍只能在理论上答覆你提出的「事实」问题。现在你假使真已承认理论不能与事实对立，那末希望我解答了你的事实问题之后，如果你在理论上认为正确，便不应该再在「事实」上找遁辞了。
首先我承认，武力自然是革命政党的一个力量。但你得知道，武力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它不是万能的，不是基本的。一个革命政党的主要力量乃是它的正确的政纲，即符合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利益的政纲。武力，只当它替一个革命政纲服务的时候，才能发挥出革命力量来。否则，纵使它不替反动服务，至少也是没有出路的。中国历史上充满了「招兵买马」式的朝代变革，这在一方面固然说明着中国数千年只有走马灯式的循环；另一方面也将一个思想深深地印进了中国人的脑子：只叫有了武力就能「革命」。这思想不但擒住了孙中山，而且也没有放过毛泽东。「有了兵就有一切」，这成了中国一切「有大志者」的信条，其实这是错的，至少已犯了时代错误病了。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武力首先是政治性的与阶级性的。换句话说，一支武力的造成，必须以明确的政纲为基础，且以革命阶级的分子为骨干。如果离开了政治，离开了阶级，那末武力总归是统治阶级与有产阶级的工具，因之是反动阶级的工具。
现在我们可以看中共的武力了。它是以什么政纲作基础，以什么阶级作骨干而组成的？很明显，它是以阶级合作纲领做基础，主要以农民分子组成的。中共的领袖们自己不隐讳，公开地对他们的军队说：你们是为一个包括「自由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等等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而战，你们应该为这个「共同要求」而战，如果工农与「资产阶级及绅士」利益发生冲突之时，你们决「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四十一页）试问，在这样的纲领上形成起来的军队，同时这军队中差不多所有的成员都是小有产者的农民，你能希望它在「联合政府」实现之后，「保证这政府逐渐走到革命的工农政府」吗？
诚然，中共目前并不要拿自己的武力来保证「走向工农政府」，这在他们是认为未来的与遥远的事。他们现在需要保证的，正是你说过的前面两种：即共产党人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民主政纲」的实现。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这两个「保证」吧。照目前的「事实」看来，中共的武力甚至连领袖们在「联合政府」中的部长地位都没有给保证到。不过当然，这是条件问题。即中共的要求未能为国民党所接受之故。所以仅仅谈「联合政府」中的地位，都未当然能够保证到的。而且我们不妨假定，国民党终于接受了中共的要求，成立了「联合政府」，在那政府中，中共自然与现在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不同，占了更多与更重要的席次。但到了那个时候，因为政府已经「民主化」，已经根据于一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军队自然也要「国家化」了。共产党军队由于其据以组成的政纲使然，也确实没有足以与国民党立异的地方了。这些军队于是被逼或自愿地改编为「国家军队」。这时候，中共的农民军队，当然把「联合政府」看作自己的政府，虽然事实上这还是资本家与地主的政府。他们对政府的敌视心没有了，军队上层呢？因为愈加接近政府机构，愈加过着特权阶级的豪华生活，也就愈加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妥协了，变成一家人了。久而久之，甚至在不长的时期内，共产党武力，如果不被消灭，就会彻底堕落的，而共产党人的部长们，如果不完全屈服，就会被踢出来的。如此说来，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路线，使它的武力不但不能保证「民主政纲」之实现，甚至不能保证共产党人长期留在「联合政府」中的地位哩——当然，共产党人如果完全投降，则又当别论。
问：你未免将前途设想得太简单了。共产党不会这样愚蠢的，他们不会在「联合政府」初初成立，「施政纲领」未曾兑现之时，就让自己的军队被「整编」的。他们一定要紧紧拿住这个力量，迫使政府将「民主政纲」实现。
答：事实证明，中共武力不被「整编」，国民党决不肯接受「联合政府」。同时国民党为了叫共产党军队「国家化」，某些民主姿态一定会做出来，至少在一个短期间，甚至做一些类似实现「民主纲领」的事情也很可能。这一切都为了叫中共交出兵权。这时候中共交不交出军权呢？交出吧，这个「联合政府」的「民主姿态」显然是靠不住的；不交出吧，那末一方面因为操纵着「国家」的名与实的国民党的压力，另一方面因为中共自己所标榜的「联合政府」纲领，很不容易办到。结果，多半当然要为了这个「联合政府」的造成或延续而交出来的。不过在这里我还可以退一步，假定国民党答应中共保持武力而参加「联合政府」，甚至更假定，这支军队仍能由中共单独控制与训练，这样是否给了中共以必需的保证呢？仍旧不，因为只叫中国共产党的政纲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了「调节中国各阶级的利益」，那末这支农民军队（即使将来参加进一些工人分子也还是一样）必然要变成资产阶级与地主的反动工具。你必须知道，一个以发展资本主义自任的党决不能成为真正共产党，同时一个以调和阶级利益为目的的党也决不能造成或维持一支为工农阶级利益而战的军队。军队是政治性的，是阶级性的，什么政纲造成什么军队，什么阶级造成什么军队，这中间丝毫假借不得。在这里，理论是胜过事实的，理论一定会给你证明出事实来。
中国，因为「联合政府」没有成功，所以上面所说的只是理论，只是揣测；不过在法国，这些都是事实……
问：且慢，我还要谈中国。依你之见，中共不是应该放弃「联合政府」要求，凭着武力，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吗？凭着武力，一心一意继续内战，去为工农政府斗争嘿〔吗〕？
答：也不尽然。中共假使能够抛弃与资产阶级国民党合组政府的幻想，自然是好的。倘能揭起旗帜，为中国的工农政府之建立而斗争，那是更好的。但为了这些，仅凭农民的武力完全不够。农民不是一个阶级，它是好多阶级组成的一群，其中包含着资产阶级的富农，小资产阶级的中农或贫农，以及半无产阶级的雇农。所以农民是不能起一个独立的政治作用的，不能先天地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农民的斗争，从来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了自己想私有土地。因之，农民的武力，如果没有城市工人坚强的政治斗争所领导，终于要堕落而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换句话说，农民的武力，只能是工人阶级可能的同盟军，而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不能为工农政府之建立而斗争。所以照我们托洛次基主义者的意思，中共目前应该放弃的不但是「联合政府」的政策，而且又是单靠农民武力的幻想。他们如果真想完成中国革命，那末他们应该在不放弃目前这点武力的条件之下，努力把主要的活动移转到城市，将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身上，配合着工农的斗争，为一个普选全权代替国民党独裁的制宪会议而作战。
问：那末中共为什么不像你所说地做呢？
答：这问题说来话长，此地不能详细回答。不过有一点必须在此地指出的，就是，有些人以为一个政党的政策，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下，都可以随少数领袖们的意思而任意更换，那是错的。我说这话，自然并不否认领袖们的作用。我承认，在有些时候，领袖的贤明领导乃是一个革命党能采取正确政策的重要条件。但这只当某些时候，正确些说，只当某些条件之下，才是如此的。什么条件之下呢？即在有革命阶级的群众基础，健全的党制，以及有独立思想的革命干部的时候。如果这个党，曾经是革命的，但经过了一个深刻的堕落过程，以致第一，失去了原来代表的革命阶级的群众，其次，为少数官僚集团所把持，以致最后，干部分子都换成了些谄上骄下唯命是听的升官发财主义者了，那末这个党，再也不可能回返到真正革命的路上去。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本来是革命的工人党，但从一九二三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原因我们也不能在此地讲，如果你对它们有兴趣，你可以找托洛次基写的「自传」，「苏联的现状与前途」等书来读），最早是苏联共产党，后来则全国际的共产党，都右倾了，使党的政策走上了右倾的路，而右倾的政策，回过来又选择了保守的干部，决定了非革命的群众基础。政策选择人，人又选择政策，如此往复，继续了二十余年，以致全世界的共产党，都确定地为极右的官僚化的保守分子所把持，确定地执行着极右的与资产阶级相妥协的政策。现在你如果希望这样的党，能有一天忽然又回返到革命的正确路上来，那就等于相信奇迹。现在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走着「联合政府」的路，这不是一时任意决定的策略，可以随便更变的，不，它乃是二十余年来共产党右倾与堕落的结果，是砍去了成千万革命者的头颅，出卖了十月革命传统，并断送了好多次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结果，这样的结果是不能为现在共产党的任何一个领袖愿意撇开的。
问：你这个解释使我满意。它解消了我很久以来存在心中的一个观念。我从来觉得共产党即使有错，它一定会改变的，至少是可以改变的；现在经你一说，我仿佛对共产党有了个新看法了。不过有许多现象仍使我不解。好比你提起过的法国，尤其是东欧许多国家，在此次战争之后，先后成立了「联合政府」，结果，在或多或少的程度内，都实行了土地改革。你能说这些政府是反动的？能说它们不会逐渐变成工农政府吗？还有法国，「联合政府」不也是起着明显的进步作用吗？因为，如果法国共产党不赞成「联合政府」，中间派就要同戴高乐派携手了，不是更坏吗？
答：让我们从东欧谈起。不过东欧问题太大，也太新；要把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作一个多方面的研究，显然不是我们这个谈话所能做到，同时也不必做到，因为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联合政府」，所以重要的是要看「联合政府」在这些国家中所起的作用。我们知道，当红军乘战胜之威，长驱直入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等国的时候，这些国家里的旧的统治机构差不多都已经瓦解了。工农大众蜂拥起来。许多大工业家与大地主逃跑了。工人占领了工厂，武装的民军逮捕着旧官吏与合作分子，以直接行动肃清法西斯主义。工人委员会在许多地方发生，形成了苏维埃政权的雏形。在好些地方，农民暴动起来，自己分取土地。这时候，进入这些国家的苏联当局只要能够采取一个放任态度，工人便能成为这些国家的真正主人的。可是史大林主义者并没有放任，非但不放任，而且积极采行了压制政策，更坏的，采取了抢劫政策。这些头上绕着十月革命光圈的红色元帅们，苏维埃的党政警人员们，一到了这些地方，便急不可待地和当地旧统治的垂危的代表人勾结，以无情的手段镇压工人，解散他们的委员会，缴除他们的武装，逼令他们放弃一切直接行动得来的东西，好让各国史大林党与小地主的，资本家的及「农民」的政党组织「联合政府」。你看，所有这些政府都是扑灭了群众革命的结果，或者，它们是为扑灭群众暴动而组成的，难道我们还能说这些政府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吗？当这些「联合政府」成立之后，不错，史大林党把一些抢剩下来的工厂「国有化」了，但是十分虚伪的，其实质和英国工党的「国有化」差不多。（关于这，我们预备在「新旗」上作文详论，这里仅限于如此指出。）此外，这些政府又实行了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然而我们只要稍稍考察一下，就不难看出「联合政府」如何限制了这些改革之深度与广度了。第一，没收标准是要看土地所有者是否与纳粹合作；第二，地主拿出他「多余的」土地（例如依匈牙利的标准，超过三百匈亩者为多余），能够收回代价；第三，富农的土地，只叫他不是佃出去的，仍不在没收之列。这样的改革充分表明了它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甚至也不十分损害了「爱国」地主们的利益。如此说来，由史大林党做骨干的「联合政府」对工人既如彼，对农民又如此，无怪东欧诸国的工农，在一年以来，逐渐对共产党冷淡，同时资产阶级的与「农民的」政党，则愈来愈采取攻势，愈占据优势了；这在好几国（如匈牙利，波兰等）选举中，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东欧这些国家的「联合政府」，就其存在至今的作用说，也是反革命的，因为它们用了改良的面貌，将工农的革命行为欺骗下来，使惊惶而胆怯的资产阶级壮了胆，稳住了统治，以便日后更进一步，靠了西方国家的力量来破坏「联合」，实行反工农与反苏联的法西斯统治。
问：我觉得你这样观察与事实不尽相符。你知道，现在克里姆林宫是这些国家的全权统治者，各该国的「联合政府」的主力是共产党，其他党派是邀请进去做花瓶的，有如我们中国的青年党与民社党一样。东欧国家究竟该采取什么制度，完全取决于克里姆林宫里的巨头们。史大林要它们长就长，要它们短就短。现在史大林没有使这些国家变成「苏维埃」制，并非不能够，而是不愿意；史大林要请这些资本家来「合作」并非因为他们有力量，而是因为他们可利用。那末为什么不建立苏维埃，为什么要利用旧统治者呢？照我看，那只是为了要敷衍英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刺激它们，藉以取得时间，建设自己，等到将来摊牌。到那时，时机一旦成熟，那末史大林可以在任何一分钟把这些「花瓶」丢开，有如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所以我想，东欧这些「联合政府」，不是反革命的，它们对于各该国革命利益与苏联利益都有好处。
答：你这个论据提出得很好，因为这些论据，乃是史大林主义者及其同情者为「联合政府」辩护的主要理由。就是说，当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榨他们的汁水。史大林曾经把这个政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之间，大规模地应用于中国，于国民党，于蒋介石，于汪精卫，乃至目前，应用于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他正是拿柠檬来打比的，他要「榨干」蒋介石这只「柠檬」然后丢掉它。但是用不着我说，你知道，那时候做了柠檬而被丢掉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汪精卫，而是中国的共产党，中国的工农大众。
关于这个利用资产阶级的破产政策，我不想在此多说，现在我介绍你一本书，即托洛次基著的「中国革命问题」，在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的整个作用与全部真相。此地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凡是以损害工农利益作代价，企图和资产阶级联合，由此「利用它」，「榨干它」，即结果总是被利用，被榨干，因之断送了革命的利益。关于这个简单的道理，不但马克思和列宁等革命导师充分地教训了我们，并且百年来的真实革命斗争，也如此教训了我们。史大林们的主要错误与罪恶，就在于他们叛离了这个教训。
此外我还要指出你几个似是而非的事实与理由。第一，史大林的军警势力控制了东欧诸国是事实，但由此你若以为史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那里造成一些苏维埃制的国家，却不尽然。首先我要问，什么叫做苏维埃国家呢？简单的警治国家吗？或者土地，工厂都收归国有，推翻私人资本主义，但权力完全操在一些特权者手里的国家吗？或者，工人阶级成为阶级与政治二者的真实主人的一种国家吗？若是第一种，当然，史大林现在就已在那些国家中造成了。若是第二种，那末，即使不在所有东欧国家，至少在某几个，例如波兰等，确实可以限日造成的。在波罗的海三小国中，史大林已经这样做过了。不过，你的意思如果指的是第三类，那末史大林们既不能限日造成，也决不敢造成的。为什么？因为要造成一个国家，其中由工人阶级经过民主的苏维埃机关，掌握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全权，那就非先经过一次自下而上的庞大群众的工农革命不可。这样的革命，势必发生无比的热力，影响到各国，尤其影响到邻国的苏联，使那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工农大众兴起，起来推翻僭窃革命政权的史大林官僚。因此我说，史大林是不能也不愿造成这样一些苏维埃的东欧国家的。史大林所以要在东欧各国镇压工农的群众斗争，请回资本家来组织「联合政府」，首先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第二，我自然承认，对英美的顾虑，也使史大林采取了目前的策略；但若不为这顾虑，史大林能采取什么策略呢？至多不过是波罗的海三小国的样子吧了，即用纯粹的警察手段取消了私人资本的所有制。这办法，在经济的观点上看我们即使可以承认是进步，但从苏联民主制的复兴，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看，却并不是什么进步的。还有，第三点，你说这些制度中的资产阶级政派始终只是些「花瓶」，等到时机成熟，要同英美帝国主义摊牌的时候，史大林可以一脚踢开，也是不对的。无论在这些国家中克里姆林宫的力量是多么地强，多么地直接，但这些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社会关系中，以及国外的国际联系中，却是有力量的，而且因为「联合政府」之故，他们将愈过愈有力量的。所以时间愈过去，苏联的官僚主义堕落愈深刻，这些国家的群众愈消极，这些国家对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愈密切，则这些资产阶级的力量将日益强大，终于会很容易丢弃那些「共产主义的」合作者，有如丢弃一只「榨干了的柠檬」一样。
问：如此说来，史大林党在东欧的政策确实有问题。不过我想法国与东欧国家不同，那里右派力量大，要组织单独的工人政府，甚至清一色的共产党政府都谈不到，联合政府似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对不对？
答：也不对。我觉得恰恰在法国，史大林党的「联合政府」政策犯了最大罪恶，其破产也最为明显。这几天法国共产党人正被「联合政府」逐了出来，我们来谈法国倒适得其时。战后法国，有许多地方与中国相似，只是他们组成了「联合政府」，我们则失败于将成之际。我们没有组成，有许多人对「联合政府」怀了更多的憧憬，更多的幻想，同时我们反对这政策的，也只得在纯粹的论据上打圈子，得不到事实证明，这对于大多数人是不够去认识「联合政府」这个政策之错误的，在这方面，法国的成功经验倒能够帮助我们不少的忙。法国经验能够告诉中国那些「联合政府」的主张者：中国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结果最好也不过法国那样。我们正可以从法国这面镜子里照自己。这次战争结束后，你知道，法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武装政党」，它背后跟着不少「抵抗派军队」。为了对希特勒的仇恨，对维希派的厌恶，法国工人很自然地倾向了史大林党，因为「共产主义」，「苏联」，「十月革命」，这些名称在一般劳苦群众看来，是由史大林主义者代表着的。他们把共产党看成了战争，法西斯主义以及整个资本制度的反对物，解毒剂。他们在史大林主义者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得救，人类与社会的前途。这是难怪的，对于初初觉醒，初初踏进到政治生活中来的劳苦群众，史大林主义的造成过程及其反动本质，是不能了解的。他们不能从思想与理论上研习此种复杂道理。它们只能从实生活中，凭着经验，逐渐认清史大林主义的口是心非，它的言行不符，名实乖离。历史上从来如此的，在群众左倾的初期，一些传统的但已堕落的革命党，往往能成为广大群众的趋附之所。此次法国的史大林党也是如此。这时候，如果法国共产党真是列宁主义的，采取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列宁的态度：与资产阶级政派绝不调和，公然走上夺取政权的路线，那末法国情形是极有利的。可惜法国史大林主义者早已不是这样的党了，它早已深深中了妥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毒，它绝不能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了。所以，不管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如何的虚弱无力，不管工人阶级之倾向共产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之跟随无产阶级，是如何的激进，总之，不管这些进行坚决革命的顺利条件存在，法共还是提出了「联合政府」，希望和「抗战」的资产阶级共同统治国家。为要取得这可能，竟致自动将「抵抗军队」解散，合并于「国军」机构；竟致压抑群众斗争，教工人们束紧肚皮，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这样子，「联合政府」成立了，「国家」（自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的难关渡过了，资产阶级政权给保存了，它相当稳定下来了。自从希特勒崩溃到现在已经两年，这中间，法国除了最初一个极短时期外，差不多全在「联合政府」的统治之下，确切些说，全在共产党，改良派的社会党与资产阶级的人民共和党的联合统治之下。在此时期中，法国社会诸阶级的相互力量关系主要表现于这个联络内部，它们是怎样改变的呢？随着时间的经过，人民共和党的力量逐渐增强，改良派的社会党迅速衰弱，而共产党的力量则虽然增加了绝对数，但是减弱了相对量。这样的局势一直发展到现在，终于资产阶级经过了人民共和党，复由它经过了社会党，将共产党人从「联合政府」中一脚踢出了。如此完结了（至少暂时中断了）包含着共产党人的「联合政府」。
最近法国的阁潮表示了什么呢？首先它表示出法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相当恢复了，它不再需要「联合政府」。资产阶级在不稳的时候接受了「联合政府」，分几席部长位置给「共产主义者」（事实上是从工人政党手里接受几席部长位置），以此换得了「军队国家化」，换得了工人阶级的效忠于「复兴」，换得了资本制度的继续生存；这个时候，他们在国内国外，幕前幕后，着着准备力量，积极布置行动，等候到了现在，时机相当成熟了，他们配合了杜鲁门的攻势，戴高乐的活动，第一次开刀了。他们利用工资问题请「共产党」人滚蛋。一切都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预断，一切都重演了「一八四八年以来」关于「联合政府」的老把戏！只是法国的「共产党人」，乃至全世界的「共产党人」，至今仍不能从此得出教训，仍执迷地留在「联合政府」的陷阱里。
问：照你这样说，法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政策，其错误与罪恶都是极显然的，史大林乃至法国的领袖们何至于见不及此？如果见到，为什么明知故犯？这一点我还是想不明白。
答：你这两个问题，其实我在上面已经解答过了。归根结蒂，不外乎两点：（一）史大林为了他的「一国社会主义」，其实是为了他的那一个特权阶层的自保利益，是宁愿以任何方法与帝国主义及资产阶级妥协，不惜牺牲世界革命的；（二）二十年来走着阶级合作道路，深刻地陷进了改良主义泥淖的一个政党，即使在群众激剧左倾的时候，也不能改弦易辙，重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了。史大林害怕帝国主义固然是事实，但他更害怕世界革命。史大林不是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之自觉的服务者，不是的，他也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在可能时候，也还要推翻资产阶级。但由于苏联官僚层的特殊地位，特殊处境，养成了特殊作风与特殊心理。他们只相信从上而下的指挥，他们不相信群众革命的力量。这是因为他们自己和工农大众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害怕任何群众的直接行动。此外，官僚们的眼光是短视的，「现实的」，他们只着眼于今天可以联合某一统治者去反对另一些统治者，他们决不敢「冒一下险」。与革命的被统治者联合，在今天或明天推翻所有的统治者。
问：我不十分满意你的解释。我认为史大林所以要在法国做出「联合政府」这个明知故犯的错误，不是为了害怕世界革命，而是为了害怕帝国主义，害怕美国帝国主义的借故实行军事干涉，实行进攻苏联，所以我想，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在目前这个不利时期与美国作战，为了不愿冒险。
答：为要证明出你这个设想的不对，我只要指出下面这几点就够了：（一）美帝何时进行反苏战争，主要系由它国内因素：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的布置来决定，决不能因苏联的某一政策，或欧洲某一国的内政而随时宣布了；（二）一次战争刚刚结束，总是最不适宜于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战争的，所以苏联即使采取革命路线，亦不会立即引起第三次大战，恰恰相反，如果革命蔓延，会使帝国主义无法发动战争；（三）真正社会主义革命发生，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引起美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可是这个干涉力量，将来总比现在为强；（四）如果史大林准备在苏联力量一经恢复，可以「帮助别国革命」之时，才让法国工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末这时候，法国工人不会响应的，因为革命乃是一个国家内部矛盾的自然生长，不能随时唤起。史大林目前以「联合政府」断送法国革命，将来也决不能在愿意时候以「革命政策」来抵偿的。
问：你这四点指出得很重要。不过我不相信法国共产党人被人家如此无礼地踢了出来，会仍旧迷信「联合政府」办法。事变也许会逼得他们革命的。
答：至少照目前情形看，法共还没有「觉悟」的样子。在共产党影响下的数百万工人没有起来为工资的提高斗争，共产党人在国内外都表示「继续拥护政府」，一切都为了不要「刺激」人民共和党与社会党右派，一切都为了准备加入新的「联合政府」。将来，法国政局如果更加右倾，人民共和党，联络了社会党右派，与戴高乐派合作来打击共产党的时候，法共会不会「革命」起来呢？我以为不会的。法国可能会发生分裂，甚至发生内战，共产党可能被迫拿起武器来对抗右派，但即使到那时候，他们的政治还不会是革命的，还一定要组织一个与「民族资产阶级」相联合的「联合政府」。你不要以为我这话说得武断，你应该回忆一下我们刚才谈过的，各国史大林党之走到今日地步，乃是一个长期流血过后的后果呀！这后果是不能随便改变的。所以我可以断定，今后法国共产党无论采取什么口号，也无论是什么路，而在本质上，它的作用总只能拉住工人阶级，阻遏他们的攻势，镇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者，以此至少在客观上帮助戴高乐派或其他的独裁者上台；自然法国能有另一前途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途，但要走上这条路，法国无产阶级必须及时看清法共的欺骗，首先跳出「联合政府」的陷阱，冲出他们的控制，在第四国际党的领导之下，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时候，法共多半会分裂，下层的多数参加革命，上层的少数依附反动。
问：你的话我无法反驳，但有一点我仍旧怀疑。如果法共再不能走革命的路，那末这次阁潮的成因正为了法共拥护工人增加工资要求，这将如何解释呢？
答：自然，法共现在还是主要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它不能不多少反映一点群众的要求。法共从来反对工资解冻，现在忽然改变态度，这自然是法国工人更加左倾的表示。但这问题不在我们讨论之内。我现在要说的，就是，一个政党能多少反映基层要求是一回事，基层的左倾能否使一个彻底堕落的政党重新革命则又是一回事。前者可能，而后者则不可能。就拿这次法国阁潮来说吧。法共绝不曾想要为工资问题与资产阶级破裂「联合政府」，它是要既不失欢于工人，而又维持「联合政府」于不破的。结果，出乎它始料之外，「联合政府」破了，共产党人于是妥协了，控制住工人，「继续支持」剩余的「联合政府」。法共的「左倾」仅仅为要拉住工人阶级的更左倾，使工人阶级继续信任「联合政府」。
不过这些话是相当离了题的。从法国这次阁潮中，我们首先应该得出来的教训是：「联合政府」这路线，即使当作一个策略看，也是错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走上政权，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替资产阶级获取一个喘息时机，使工人阶级的革命情绪瘫痪，因而使资产阶级逐渐过渡到反动胜利。这次政潮又给了列宁关于「联合政府」见解以一个新的例证。中国至今还迷恋于「联合政府」办法的人，应该从法国教训中学得一些了。
问：关于「联合政府」，我们从原则说到事实，从中国说到外国虽然不算怎么详尽，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总已经足够了。经过了这次谈话，我承认，我已经懂得了这个问题，明白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对这问题所持态度。我承认史大林党在这问题上的立场是错的，而你们第四国际一派，在这问题上的见解确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
答：我很欢喜，我这粗疏的谈话竟使你满意。不过提起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倒使我想起一件事来了。关于革命社会主义者应否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应否和资产阶级合组政府，这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派中确实是有传统的。当革命时期，社会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代表合组的「革命政府」，正如列宁所说，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就有好多次了，结果都是坏的。至于在和平时期，加入资产阶级政府去当部长，则以一九〇〇年法国一个社会主义者，名叫亚历山大•米勒朗的为第一次。因为是新现象，所以立刻引起了当时整个第二国际的内部争论。那时候，第二国际所属的各国社会党，业已经历了深刻的机会主义堕落，所以讨论结果，主张入阁的竟占了多数，保持着传统革命见解的倒成了少数。所以从那时起，欧洲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府中，不断有社会主义者参加进去。等到第一次大战后，此风更甚，麦唐纳，樊迪文等都做起首相来了。不过真正的革命者，那些第二国际的左派，后来成为第三国际创立人，再后来成为第四国际派的，这个一脉相承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却始终忠于一九〇〇年巴黎大会的少数派决议，坚决反对「米勒朗主义」。为了使我们这次反对「联合政府」的谈话更加充实起见，我想，把巴黎大会上的反「联合政府」决议念给你听听如何？
问：好极了，请你找出来给我看看？
答：反正文字不多，我索性将全文给你译出来吧：
『巴黎大会关于「夺取社会政权」问题的少数派决议：
「召开于巴黎之第五次国际大会，愿提醒大家，夺取政权之意，应了解为对资本家阶级在政治上之和平的或强制的剥夺。
「如此了解的夺取政权，只能让我们占据那些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党应该利用自己的力量，即利用工人的力量，这些人组织在党内，而党则是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因此，大会不得不禁止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任何参加，社会主义者对于此种政府，应处于不断的反对地位。』
问：这议案写得很简明，不过我觉得与你上次所谈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仍有出入。它虽然也提及以强制方式对资本家阶级进行政治剥夺，但第二段意思很清楚，社会主义者要想夺取政权只有靠选举，而且，倘选举给社会主义者保证了部分政权，他们还可以和资产阶级组织「联合政府」的。
答：你真好眼力。这议案确实有你所说的两个漏洞。而且这两个漏洞，给了后来变节的社会主义者以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余地。所以这个议案，反对公开叛变的米勒朗主义（即完全不凭群众直接行动的力量，就此接受资产阶级政府的邀请而入阁的这种行为），虽然有其革命意义，但由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议案仍有其深刻的妥协性。历史证明得太好了。议案的起草人，即当时的国际左派领袖尤尔•格德，到了一九一四年大战之时，竟会自己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他步了米勒朗的后尘。他之所以会这样做，自然还有其他理由，不过根本上，他对资产阶级政府未能采取彻头彻尾的革命立场，犯着议案上你所指出的那两个漏洞，却也大有关系。惟有列宁一系，在「联合政府」问题上采取了绝不调和的立场，在国家学说上完全信守着马克思的革命传统的，才能免于堕落，并且完成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对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剥夺」。这里你看，革命理论与原则的力量，对于革命家的行动有多么大的影响呀！同时你又可以看到，一个革命者，或一个革命党，不管他或它在今天或过去的行为如何好，只叫在政权问题上对资产阶级有了妥协倾向，那末迟早要堕落的，叛变的。尤尔•格德和他所领导的法国社会党，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近几年来的各国共产党又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话谈得很多了，不过我们还不曾把「联合政府」问题说得详尽无余。还有许多可说的，例如与中国内战相关联的「联合政府」口号之远景问题，等等。不过这些，让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谈吧。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 |
“抗暴”与“护权”（木君〔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5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抗暴”与“护权”
作者：木君〔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录入者枫叶幻天按：作者批评了大而化之的“大棋党政论”，但主流对国内事件喜欢拿美苏说事也反映了有产中国的在国际上的自我定位——大国博弈中的被动者。而要成为博弈者要求积极干涉国际秩序就是很多年后的事情了……
李星按：本文是解放战争中期，笔名木君的王凡西分析当时“爱国反美”“爱国反苏”的两起事件，指出背后的阶级动力完全不同，也决定了前者，即“沈崇事件”激起的学潮，真是群众行动，后者只是南京政府的媒体水军、高校里帮闲学生的表演。
要说一句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文互联网一度泛滥所谓“沈崇事件真相”的文字，声称沈女士是“共谍”云云。这是台湾国民党心理战部门的手笔了。当时，这个说法也登上不少成功人士的酒桌，成为他们的谈资。
再说一句，王凡西说国民党不敢污蔑反美学潮是共产党炮制的，但实际上，南京政府的帮闲舆论当时就暗示“这事水很深”，以“市民”口气吆喝着“等反转”。
有许多人把中国的政治看得太简单。一切归结于美苏冲突。凡反美的必为苏联与中共所支持；凡反苏的必为美国与国民党所支持。这看法在『最后分析』中也许不错，但把一切事都如此还原，如此对称，那就是错误的。美苏冲突在中国政治中固然是有力因素，但不要忘记：中国本身有阶级斗争。
把一切还原到美苏冲突，因而让自己置身事外，或保持中立者，决不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应采取的态度。因为即使退一步说，目前表现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无非是美苏冲突，那我们也绝无理由『中立』，因为苏联无论怎样堕落，总还不是与美国一样的资本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何况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化』呢？
四个月来，中国的学生界中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因北平强奸案所引起的『抗暴』运动，另一件是因莫洛托夫要求在莫斯科讨论中国问题所引起的所谓『护权』运动。有些人把这二者放在一个平面上，因为据说第一，这是美苏冲突的反应；第二，『客观上多少反映了民族独立自主的要求。』
这种态度是荒谬的。
第一点里有我们在上面说过了，不成立。第二点理由，那简直是最鄙陋与最天真的民族主义者的呓语。中国的民族独立自主自然是好的，我们也要求，也要为它斗争。但若以为凡是戴着这面具，蒙着这幌子的一切运动都有『客观进步意义』，因而都至少有部分值得『同情』或『护权』的地方。那简直是反动的胡说！
『抗暴』运动是进步的。二年来美国在中国的所为所行，华尔街奴役中国的赤露企图，很自然地激起了这个运动。『客观上』，这运动固然帮助了苏联与中共，但华尔街与南京的发言人都不敢说它是受某一特殊势力所操纵的。事实表现得十分明显，它是一次自发的，包括了广大群众的反帝反国民党运动。
『护权』运动完全不能与此相提并论。无论就性质，规模，尤其就明显的政治作用说，都是统治党派有意挑起，以便反对苏联，中共乃至一切进步与民主势力的阴谋。这个反动作用太显明了，以至在中国的一般学生群众中竟得不到什么影响。结果只让极少数的特种学生干叫几声，自己也不好意思地收场了。
所以对这两种运动，我们的态度十分清楚，而且也容易弄得清楚的：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暴』，我们反对与揭穿所谓『护权』。
自然，我们与参加在『抗暴』中的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不同，我们并不赞成克临灵宫官僚们在中国恢复的『沙皇特权』，我们也反对苏联在中国所曾实行与可能实行的某些罪恶政策；但是我们的不赞成与反对，完全是为了中国以及苏联的革命利益，绝不是为了目前由国民党所『客观』代表着的什么『民族』利益。我们是独立地站在中国与苏联的无产阶级地位上，反对史大林官僚在中国所实行的与所曾实行的短视的扩张政策与抢劫政策，因此，我们绝对不跟在国民党反动家的尾巴后面，干嚷什么『护权』——不但不跟，而且要积极地反对。 |
生活指数解冻与罢工权（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7年第15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生活指数解冻与罢工权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5期
录入者枫叶幻天按：文章主要提及战后城市物价严重崩溃，工人阶级需要重建民主的工人组织，争夺罢工权，以及民主编制生活指数。但是关于物价的斗争和一厂或数厂的工薪斗争不能相提并论，工人可以直接要求工厂发放工资，却不能直接下调一个城市的物价。为此需要把全城工厂主们的资金流水都抖落出来，接受监督，否则即便委员会专家站在工人一边，老板们也有粉饰数字的阶级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必须尝试着去干涉工厂的管理，不仅要去争取罢工权，还要学会扒出藏在保险柜里的财报。
李星按：本文写于解放战争全面开打的阶段。抗战胜利后上海一度兴起的工人运动，已经被蒋帮当局连打带吓的压了下去。工人不敢罢工了，那是一个沉闷的时期。作者提出，社会普遍关注的工资物价挂钩问题，可能是最容易刺激工人的一个敏感话题。事实上，第二年的申新罢工，起因就是恶性通胀带来的配给品发放问题。
上海以及另一些大都市的工人阶级，战后得到了一个不小的胜利，那便是按生活指数发给工资。虽然这办法在实行中有许多缺点，尤其是生活指数之编制权完全操在市政府手里，让少数人闭门瞎造，以至指数和物价的真实上涨脱节甚远，使这胜利不能收得实在利益。但在物价显然狂跳与漫无止境的通货膨胀之下，虽然是伪造的生活指数，也总于工人阶级有利。因为它总不能完全不变，总得逐月加添一点。因此，在内战引起的经济总崩溃之前，首先遭殃的便是按生活指数拨发给工资的办法。
这原是十分自然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府，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只能将全部负担，完全压在工人阶级与薪水阶级的肩上。国民党统治者从我们全体劳动者身上，从我们最低限度的衣、食、住的费用中，取去了一大部分，使我们陷在冻馁地步，只为的要维持一切战争的经济机构，以便继续内战，讨伐由中共领导的农民军队。
因此，生活指数冻结的意思不仅指的是我们工人遭殃，又表示着农民受难。同时，我们要求生活指数解冻，不但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也为了快些结束这个内战，为了帮助几百万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农民。
我们必须要求生活指数解冻，更必须要求由工人与职员直接推派代表，组织委员会，藉以编制生活指数，或至少监视生活指数的编制。
如何要求呢？自然有许多办法，不过最后来说，要使一切办法成为有效，则唯有靠罢工这个武器。国民党统治者很明白这一点，所以它在冻结指数同时，又禁绝了罢工。我们必须为罢工权的获得与保持而斗争。
其实自从国民党控制了政权以来，从未正式承认过工人享有罢工权利；至少在事实上，罢工始终被视作『犯罪』或『捣乱』行为的。而工人们则始终不管国民党政府的法律而实行罢工。我们这次也不必顾管那个无理的『经济紧急措施』的法令。我们应该根据这个为一切真正民主国家所允许的民主权利，即罢工权利，实行自卫，要求取消一切对生活指数所加的限制。
但是这一直接打击工人生活的反动措施，为什么没有引起工人阶级的普遍反抗呢？为什么没有促进新的罢工潮呢？这就不得不归功于国民党工会官僚与工运特务的力量了。
日帝投降后蓬勃起来的上海的罢工运动，使三十万产业工人组织进了工会，使这些工会握在了一些积极的工人领袖与改良派（劳协）工会官僚之手。是这些新生的工会，领导了一九四五年后半期的上海以及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同时也是这些工会，替工人阶级与一般的薪给者争到了某些生活保障，其中的重要保障之一，便是按照生活指数发给工资薪水。
国民党，资产阶级，甚至『民主』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在这个运动之前发抖了。它们首先在舆论上造成了进攻的基础，说『中国工人的工资比美国工人的高』；说『这样高的工资将摧毁中国的民族工业』，以及诸如此类的鬼话。然后，他们在组织上下手：收买工会官僚，收买不成则打击之；排斥稍稍倾向于改良的朱学范的劳动协会，逮捕其人员，接收其机关，终于完全侵占这组织；对于纯粹由工人产生的积极份子，国民党统治者始则强迫全体入党，继则强迫集中受训，最后，对于那些最坚持的份子，则公然采取绑架手段。如此，国民党统治者用尽一切方法，自去年七月开始，逐渐把战后新生的群众的与战斗的工会，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了。
于是上海工人阶级又生活在无组织无领导以及无保障的恐怖中了。他们不得不把刚刚抬起来的头重新低下去，忍受国民党资产阶级加于他们身上的一切压迫，一切剥削，一切无理的法令，最后，连他们的最后保障——生活指数，及他们的最大武器——罢工权利，都让人家公然取去而不敢作一声。
我们必须从这样的屈辱与无告的状态中出来。为此，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的力量。我们应该知道：统治者的反动势力仿佛是无孔不入，无大不大的，但只叫我们自己能够团结，那末在我们的联合斗争的压力下，这种工运特务的本领是完全显不出来的。所以第一件事，我们工友要认清楚目前各工会中的官僚们的面目，丝毫不要相信他们能有片刻会保护工人的利益的，我们应该坚决主张工会民主化，工会理事由工人自由选举；第二件事，我们要坚决反对强迫工人入『党』，反对强迫工人『受训』，反对强迫工人加入『护工队』；第三件事，我们要主张工人自己组织委员会，请专家帮忙，逐月编制生活指数，要求厂方依照指数发工钱，第四件事，如果厂方拒绝，我们可以罢工；如果国民党警政特务机关出来干涉，压迫罢工，我们要为罢工权而斗争到底。 |
“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上）（1947年5月13日）（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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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政府”问题答客问（上）
作者：三男〔王凡西〕来源：《新旗》1947年第14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三男，即王凡西。本文的背景是解放战争全面展开，蒋军有系统的进攻解放区，同时大量损失有生力量。在国统区，建立联合政府终结内战的呼声很高。本文从工人阶级的角度，解释了何为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联合政府”，深入浅出，把道理讲的清清楚楚。当然，本文也附和了40年代第四国际的一些标准判断，比如美国主导的战后世界将彻底消灭民主主义传统。第四国际的这一判断，被历史事实打脸了。第四国际的这一判断，简单说，就是把资产阶级的选票政治看的太重要了，而有意无意地认为资本是“民主之敌”，历史证明资本的灵活性超过任何激进分子的想象。
问：因为中共提倡，民盟赞成，现在中国的最大多数进步人士，都认为要解决目前中国的僵局，唯一办法是由各党各派成立联合政府，代替目前的一党政府。独有你们反对，究竟为的什么？
答：这问题似简单而复杂，我们不妨从从容容打各方面来谈。第一点应该指出的：各党各派之所以赞成，我们之所以反对，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是妥协主义的与改良主义的政党，我们却是奉行革命主义的。
问：为什么赞成联合政府便是妥协主义与改良主义，反对联合政府便是革命主义呢？现在国民党不是连联合政府都不赞成吗？如果国民党被逼成立联合政府，如果革命党愿意参加进去，凭政府内外的群众压力，使反动者逐步退让，终且失却一切地位，同时革命党就利用政权，一步一步实现出革命政纲来，不是一样地达到革命目的，而且是更安全地达到了吗？
答：你这种想法是完全误解了国家的本质，你把国家或政权看成了一种超阶级的东西，看成了一个简单的工具，谁拿到手谁就能利用的一个工具。同时，你又简单地把政权看成为几个部长的位置。据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见解，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同时国家的力量是包括着政府，军队，警察，以及一切经济与文化的制度的。所以政权或国家不是一种与阶级斗争无关，成立于阶级斗争之外的工具。它是一种工具，但它是操在统治阶级手里，由此调度着国家中的一切力量，用以镇压一切被统治阶级，因而与统治阶级无法分开的一种庞大复杂的工具。被统治者为要推翻统治者，如果不以变更几个个人的地位为限，而欲根本变更社会制度的，那就不能简单地把这工具从统治者手里抢过来应用就算。必先推翻这统治，必先彻底打碎这工具——这架旧式官僚剥削的工具，然后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由被统治者治理旧统治者的国家工具。
所以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再加上列宁的发挥，特别给我们指出了一点，资产阶级的国家必须被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加以摧毁，然后再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国家。一切妥协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仅仅因为忘记了这一个教训，以为不经过革命，但由和平改良，议会斗争，最后经过联合政府，无产阶级是可以获得政权，而且可以使资产阶级的国家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终且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使国家根本消灭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修正派（第二国际诸党），二者在这一重要问题上的意见不同，实际上发生了两个不同的结果：前者完成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后者则断送了无数次的革命，现在堕落成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忠实的代理人了。
第二国际所属那些妥协派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把你的疑问答覆清楚了，要想用联合政府的策略，使资产阶级的国家逐步变成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是一种反动的幻想了。
问：不错，历史确实给了我们这样的说明，要建立社会主义性的工人国家，非先用暴力革命来摧毁资本主义的官僚国家不可，列宁信守这学说而得到成功，妥协派则因排拒了这学说而失败而堕落。但我觉得，如果把「联合政府」当成一个策略，配合在整个的革命战略之中，不是有利而无害的吗？至少，我们不能一概排斥的吧？因为我觉得，妥协派之失败与堕落并非由于「联合政府」，而由于他们整个的妥协政策。所以我认为，联合政府这口号的本身并不能决定它是革命的抑是妥协的性质，问题在于究竟是革命党抑是妥协党在应用这个口号。
答：你把联合政府这策略与妥协政策分开来是不对的。实际上，联合政府口号只是妥协政策的最高表现，是妥协派在国家问题或政权问题上所取的态度。所以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不管它主观上是如何想要取得政权，以便实行社会主义，只叫它在政权问题上采取了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态度，那末它的整个政策或战略都是妥协主义的了，也就是说，它再也不会领导工人阶级执掌政权，更谈不到实行社会主义了。
问：为什么？
答：因为资产阶级的国家既然必须在群众的暴力革命中被摧毁，那末革命党的任务，它的任务中的任务，就在于依据阶级斗争的精神，去组织群众（主要是工人阶级），教育群众，领导群众，使他们发生极其明确的阶级觉悟，使他们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者生出不可调和的阶级仇恨，对现存的社会制度采取毫不妥协的敌对态度。只有这样，在各种有利条件凑合的时候，革命党才能率领群众起来，一举而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建立自己独立的政权。可是联合政府这政策呢？如果能有一点作用的话，只能瘫痪工农大众的阶级觉悟，促成他们对政府和平转变的幻想，松懈他们从事暴力革命的决心。所以列宁对于「联合政府」口号，下过一个十分正确的定义：这是资本家政府，在「地位不稳的时候」，用以「迷糊，分散并最后克服工人阶级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陷阱。一个工人政党，不管你主观上如何革命，一旦落入这个陷阱，你便自然而然不能革命了。
问：你的话很有道理，不过我还嫌空洞。原则上说，联合政府会迷糊阶级意识是对的，但是事实往往不这样简单。革命党部分取得政权总比毫无政权好些，革命党拿取了部分政权，利用这个工具，不更好可以去教育工人群众，更可以发展阶级斗争吗？所以，我觉得，联合政府的优点可以克服它的缺点。
答：你这话才是空洞而不合实际哩，而且是十足的唯心的。首先，你应该知道，「最雄辩的是事实」本身。革命党以身作则，自己和资产阶级联合了组织政府，这样一来，凭你用多么动人的论据，多么激烈的宣传，也不能叫群众相信「阶级间的绝对不能调和」了。其次，革命党如果推派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这时候，如果整个的社会制度还是资产阶级的，甚至是贵族的，那末这几位「取得了部分政权」的革命党的大臣或部长们，不仅不能利用这点子政权来「教育群众」，「发展斗争」，而且突然间踏进了最舒适最优美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立刻会腐败了，屈服了，不管他们是何等样的出身，这时候也会软绵绵地坍下来，自居于绅士与政治家之列，特别卖力地来帮助统治阶级镇压反抗起来的被压迫阶级。英国的麦唐纳先生与目前艾德礼或贝文先生，将这点特别表演得透彻无比。总之，不由一次彻底的社会革命将整个国家与社会来一次天翻地覆的改变，那末几个革命党人的参加政府，不是自甘堕落，便是被逼做了俘虏。
问：你这话如果把整个局势假定为平静无事，当然是对的；可是平静的局势决不会发生联合政府。一个国家需要组成联合政府，总表示那国家已发生了革命或半革命，换句话说，革命党人参加政府，只是革命与反革命形成了相持局面的一种结果，这时候，革命势力已经很大，但尚不足以取得全部政权，而部分政权却已经能够取得了，群众逼他们走上政权，革命党于是接受了部分政权，这时候，群众决不会将取得部分而非全部解释作妥协，同时参加政府的代表，也决不敢自己堕落，对资产阶级投降。这是把斗争扩大到政府内部，从此上下配合，不是更容易推进革命，夺取全部政权，因而完成革命吗？
答：你这话似是而实非。资产阶级，或一般的统治阶级，需要其他阶级的政党，尤其是工人政党的代表来参加政府，当然是被逼出此。这是对的，我和你同意。不过问题不在这里，问题的要点在于：到了这个时候，对于革命的利益说，革命党应该接受联合政府呢，还是应该拒绝它？这是个实际意义较多于理论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妨用事实而不用论据来说明它。列宁说：「资本家们……鉴于政府地位不稳，便藉助于一种方法，这方法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的数十年中，资本家们是一再实行的……这就是所谓「联合内阁」，由资产阶级分子与社会主义叛徒混合组织的。在某些国家，其中政治自由与民主政制曾经和工人的革命运动同时存在过的，例如在英法，资本家利用这个骗术得最成功。」（见「革命诸问题」）这里的话说得很明白：自从一八四八年以来，欧洲的资本家政府每当不稳的时候，总是拿「联合政府」这个骗术来欺骗革命民众，每次都利用得很成功。为此，到了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社会主义者」和资本家成立了「联合政府」的时候，列宁大声疾呼，叫布尔雪维克派绝对不要受这个欺骗，要对群众说：不要给临时政府以半点信任，继续发动群众革命，继续激起群众对「革命的联合政府」的仇视，由此积蓄革命力量，等到十月底，便举行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完成了革命。现在让我们假定一下：如果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接受了联合政府，与克伦斯基共同执政，譬如说，列宁分得了劳工部长一席，那末群众还是会对克伦斯基政府发生幻想，因而停止革命呢，还是会对列宁也参加的联合政府发生继长增高的敌视，因而推进革命呢？不过是前一情形，十月革命因此也决不会产生的了。
所以问题是极清楚的，如果当革命与反革命的相持局面促成了联合政府，总只有使革命停顿，受骗；而绝不会使革命继续前进，使群众格外清醒的。一部分革命党人加入了政府，反革命与革命双方都有意无意造成一种印象：「革命已经成功了」，未完成的工作以后只叫交给「革命政府」去办好了，这样，革命群众的努力自然松弛下来，静待革命新贵们和资产阶级代表在内阁会议的客厅中，客客气气去解决一切革命任务，而实际呢，那个被逼组成了联合政府的统治阶级，正利用着这个节日的升平气象，步步加紧在暗地里布置力量，部署反攻；慢慢地，等到革命党人的信用逐渐破产（一定会破产的，因为这些新贵事实上只是旧统治者的装饰品），群众的反叛热情逐渐冷却，或者，下层群众的不满已被引导去主要反对妥协领袖的时候，他们便实行反攻了，一脚踢开了「联合政府」，用赤裸裸的独裁来镇压迷惘的革命群众，连带也打击那些「新贵」。
这一切都不是我凭空设想，近百年来西方的革命史，已经以太多次数，太多代价告诉过我们。
问：西方国家，资产阶级已解决了他们的历史任务，所以他们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妥协派想和这样的资产阶级去组织「联合政府」，也许会酿成如你所说的坏结局；不过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这里的资产阶级还不是十足的统治者，它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另一方面受着封建旧势力的压迫，所以它还是可以起革命作用，至少也可以起进步作用的。资产阶级的这一个进步作用，决定了中国「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进步性，甚至必需性。
答：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要补充一点。我说近百年的西方革命史给了我们许多关于「联合政府」的反证。我这话没有说完全。因为在东方，尤其在中国，你所说的落后的中国，正有过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便是一九二七年夏季的武汉政府，这是一个「联合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代表工农的共产党组织起来的。结果怎么样呢？为了这个「联合」，共产党压制了工人斗争，自动缴了湖北总工会的械，同时遏止了两湖深刻的农民土地革命，以此加强了反革命的力量，促成了宁汉合作，断送了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这不是一个很新鲜的史例，证明出「联合政府」在中国也不能起什么进步作用吗？
一九二七年的武汉联合政府，就是以「中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作根据的。那时候的第三国际，由史大林一系控制着，已逐渐失去列宁时代的革命精神，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回到了第二国际的立场，所以它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就是叫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拥护国民党；共产党人信奉三民主义，不打出独立的旗帜，在革命进程中不提出苏维埃，命令共产党人加入国民政府，这一切都是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而这个「革命性」的来源，则就是你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的内外夹攻」。
历史替我们证明得清清楚楚，一九二七年的联合政府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大的灾害！
其实在当时，第三国际中的另一派，继承着十月革命的列宁传统的，以托洛次基为首的左派反对派，早就及时地指出过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所谓革命性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之间，即使在理论上有矛盾之处，但事实上却有不可分离的血肉联系。所以他们只当工农大众简单做着政治上苦力绝未起来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才肯对帝国主义与落后势力表示一点革命姿态，等到工农斗争一兴起，自觉的程度一提高，因而相当妨碍一点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貌便立即露出来了，立即与帝国主义及落后势力构成了三位一体，而且自居于先锋与领班之列。根据了这一见识，当时的第三国际左派反对派便主张了一条不同的革命路线：退出国民党，共产党绝对独立；组织苏维埃，退出国民政府。
现在我们事后想想，如果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左派反对派的路线，即使中国革命仍旧不成功，也决不会一败至此的。
史大林们要等到工农大众成千成万被杀死在血泊之中后，才宣布中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革命性」了，这是愚蠢的，但还可以原谅，因为能凭理论的力量来预见的人毕竟占着少数。到了一九三六年左右，因为国民党资产阶级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比较强硬态度，史大林派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又有革命性了，因而又提出了联合政府的口号，那才是不可原谅的。中国资产阶级诚然迄今仍未解决其历史任务，即：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可是它已经和西欧先进国的同类们一样地反动了，而且已经是国家的十足统治者了。它与其说受着帝国主义与落后势力的压迫，倒毋宁说它的存在是靠着帝国主义的保育与落后势力的支持的，因此，它非但再不能解决什么历史任务，而且成为解决这些任务的主要妨碍者了。我们怎么可以向它提议组织联合政府，企图解决国家问题呢？
问：这一层我给你说服了。不过还有疑问。在先进国家，工人阶级数量多，力量大，能够单独组织政府；可是我们中国，据粗疏的统计说，全国的产业工人连同家属也只共二百四十五万左右，约占中国全国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这比数是太小了，力量也太小了，它非但没有力量单独组织工人政府，而且也无力领导城乡贫民组织工农政府。因此，我觉得，共产党与民主同盟主张由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工人共同联合组织政府，总不失是实际的有效办法。
答：我们，中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曾主张单独由中国的少数产业工人专政。我们从来主张的，乃是中国必须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人与城乡广大贫民的政府。如果你弄清楚这一点，那就请你先从数量上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工人，城市下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加上乡村中的中农，佃农与雇农，这数目可不小呢；我们毫不需要夸大，他们已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了。这样一个庞大力量，如果组织起来，在正确的领导之下，难道不能建立一个最坚强的革命政府吗？你自然会如此说：如果组织得起来当然是好的，可是工人阶级力量小，无法把这个庞大力量结合起来，更如何谈得到领导呢？你若这样想，那是因为简单停留在数量的估计上了。社会阶级机构的力量，其结合以及其相互关系，那是由其他更重要的因素来决定的。无产阶级是否能够领导广大的城乡贫民在他后面，以便建立工农政府，不是由无产阶级的绝对力量来决定，倒是由广大的城乡贫民，尤其是乡村贫民的地位来决定，再由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二者对未解决的民族民主任务的态度来决定。这个意思如果用更明白的话来讲，那就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有多少，并非能否建立工农政府的唯一条件：落后国家的工人当然比先进国家的为少，但因这些国家中没有完成民主任务（民族独立亦为民主任务之一），又因为资产阶级非但不能解决这些任务，而且因种种斗争的结果，成了解决此种任务的妨碍者，所以无产阶级的斗争。能够和城乡广大贫民的争独立与争土地的斗争结成一条战线，形成决定性的力量，能够建立不但打倒帝国主义与地主，而且能打倒资本家的一种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性的工农政府。这样一来，落后国家弱小的工人阶级，反而可以比先进国家的远较强大的工人阶级，更早地走上政权了。说明这个关系的一种学说，就是不断革命论。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便是这一学说的历史证验。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正是因为第三国际的史大林派否定了这个学说，因而妨碍了不断革命的事实上展开。
问：照你说，落后国家的特殊阶级关系，反而使无产阶级能够与广大的劳苦群众相结合，而且能够领导他们建立政权；这层道理，我无法反驳；不过问题的另一种看法，我总觉得也不能不加以考虑，那就是中共与民盟的一种看法：因为中国落后，无产阶级力量小，同时资产阶级，至少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对现存制度不满的；所以为要打开中国目前无出路的现状，由工人起，经过农民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直到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一条联合战线，组成联合政府，总不失是一个现实办法。我又觉得，从这个办法再进一步，由联合政府变成工农政府，这是一条顺路，捷径，至少是稳坦的道路。
答：你这话又回到我们谈过的地方去了。譬如关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由联合政府和平发展至工农政府等等。这些问题，我不再答覆了。此地我只想给你解释一点，就是：为要补救无产阶级数量上的弱点，应该对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中共说，应该和资产阶级合作，联合，要这样才能解决国家的当前的问题。其实我们稍加考虑，便可以发现这路线的叛变性了。这里我们不谈历史。我只要问，中国的城乡贫民大众，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还是矛盾的？中国的城市贫民，如手工业者，店员，苦力以及一般的薪给者，是否和资产阶级在利益上一致呢？他们如果一旦起来了，想谋得自己地位的改善，第一个和他们发生利益冲突的是谁呢？不是那些厂主，店东，债主，即一般的资产阶级吗？再看乡村方面，那些贫农，即雇农与佃农，如想改善自己的地位，不是首先要和富农，地主，高利贷者乃至乡镇行商的利益相冲突吗？中国的地主，不是大多数就是高利贷者与商人吗？换句话说，中国地主与资产阶级是大多血肉相连的。那末我现在要请教了，工人阶级和他们的代言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资产阶级与城乡贫民大众之间，如何调和其利益呢？联合前者必须失去后者，联合后者则必须失去前者，两者是不可得兼的，——可是，目前中共的联合政府政策，正是要把水与火联合起来，使他们共存共荣哩，结果，自然不必说，是水浇灭了火，帮资产阶级镇压了工农大众。
问：那末，依你说，工人阶级联合了并领导了城乡贫民大众，可以建立工农政权；但中国是如此的落后，中国目前所患是「寡」而非「不均」。难道竟可以妄想建设社会主义吗？
答：你这问题虽然与我们所讨论的联合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很愿意答覆你。我们说，落后国家的工人革命，配合了城乡贫民的斗争比先进国的工人阶级反倒可以较先走上政权，这绝对不是等于说：落后国家的经济条件比先进国家的更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不错，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甚至，无产阶级为掌握政权而斗争，此事本身就已经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了，但它完全不等于，也完全不保证，这个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关起门来，在一国范围内，以一国的生产力为基础，实行建设社会主义以至于成功。这不但是幻想，而且是反动的幻想。夺取政权，一国的工人国家配合了另一些被压迫阶级的斗争，是可以的，十月革命正是如此夺取的，可是建设社会主义，像俄国那样，尤其像中国那样的国家，却决非一国之力所能成就，这是个国际任务。必须在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影响与帮助之下，方才可以成功。中国如果建立了工农政权，一定会给美国，日本，乃至苏联的无产阶级以甚大的革命推动，（我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多半也是在日本或美国革命的影响之下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回过来可以帮助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联邦一员的条件下，才是可以思议的。
问：你这样说，我倒更觉得联合政府的必要了。
答：这话从何说起？
问：因为照你说，中国即使工农政府成立也还是谈不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那不是白费力气吗？为什么不可以舍远取近，与资产阶级联合，共同发展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以便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呢？
答：答覆你这问题之前，我先要说清楚一个误会。我说即使中国成立了工农政府也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工农政府即使成立也是无事可做，或无事能做；不是的，中国的工农政府能够解决许多问题，而且只有这个政府，能够解决中国当前的一切难题，其中主要的是：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此外，这个政府还能像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一样，采取许多社会主义性的办法，如生产交通工具，银行以及土地等等之收归国有，藉以保证国家之走向社会主义；不过要使社会主义建设完成，那无论从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看，都不能在一国范围内达到的。因此，国际主义的革命者认为：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若得某些有利条件的配合，首先得到了政权，则主要应该把它看成为发展世界革命的工具，而非自足的建设一国社会主义的工具。列宁与托洛次基是前一见解的代表，而史大林则是后者的发明者。目前苏联的堕落，以及苏维埃官僚对于世界革命所犯的种种错误与罪恶，不少也就是这一见解造成的。
做过了这点说明，我可以答覆你提出的问题了。照中国史大林主义者的说法，中国的现统治者，即那些买办，官僚，地主，资本家，是连中国的资本主义都不能发展的，他们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这话没有说错；不过他们又说：如果由共产党，与国民党组织了联合政府，便可以发展资本主义，可以造成「富强而幸福的新中国」，那就大错特错了。错在那里？错在他们认不清时代。我们现在所生息的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是帝国主义打完了它第二次大战的时代。在这时代里，超帝国主义的倾向与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两个主流在互斗着。美帝国主义代表着第一个倾向，另一方面的各国无产阶级则不自觉地，少数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则自觉地代表着后一主流。中间的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则动摇于二者之间，它以各国的民主派与苏联的官僚派及各国的史大林派为代表。在这时代里，超帝国主义的倾向是如此的强烈，它要吞并全世界，组织全世界，要把全世界置于华尔街的统治之下，。在这个时代里，如果社会主义的历史负担者，即各国的无产阶级，不能及时地觉悟到自己的使命，起来为整个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斗争，由此推倒帝国主义，摧毁资本主义，因而阻止美国那个超帝国主义倾向的前进，那末这个倾向在不久将来，就将掀起一次新的人类大屠杀，它将不但消灭苏联，而且要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如英法等，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或附庸；它不但将消灭所谓「新民主主义」，而且也要消灭旧民主主义的一切优良传统。因此，我们说，目前整个人类的命运置于这样的抉择中：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是第三次大战，或者是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或者是超帝国主义的野蛮统治。中国能否自立于这个总抉择之外呢？是否可以靠「联合政府」的力量，造成一个既不做美帝殖民地又不做社会主义联邦之一的「富强而幸福的新中国」呢？请你想想好了，那个老帝国主义的盟主，大英帝国，现在也挣扎于殖民地命运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这落后的中国，反而能造成奇迹，说只叫组织了「联合政府」便可以缔造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的民主共和国，岂不是天大的笑话。所以我们认为，要提高中国的生产力，中国已无法经由资本主义的方法，而必须采取社会主义的途径，为此，中国必须建立工农政府，不是联合政府。 |
“中间派”的一次考验（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8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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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派”的一次考验
作者：凤冈〔王凡西〕来源：《新旗》1948年第13期
李星按：本文中，王凡西对解放战争初期，民盟等主流反对派的摇摆，做了分析。值得注意的一点：
代表中共发言的潘梓年，是党报的一个主持者，潘汉年的兄弟。潘梓年的发言，从内容看是挺无语的，属于对“开明资产阶级”一往情深的政治呼唤。难怪王凡西骂他。但今天我们知道，地下党对民盟之类的组织，渗透很深。1950年给美国通报志愿军入朝情报的某民盟大人物，身边的几个得力干部，其实都是地下党。就是说，在40年代后期，中共看待民盟之类的组织，很大程度是当做一个道具，并不当真。可以说，40年代的中共，政治实用主义护体神功已经练到了第九层……
当时的王凡西不知道这些。他把中共当成一般意义的亲苏共产主义政党，深深嵌入资产阶级主流政治而遵从后者的规则。所以，王的判断难免失误。
「国大」直前的最后一次和谈中，所谓「中间派」的政团遭到了一次不很严重的考验，但这考验已经显出了某些「中间派」的原形，打破了不少好心肠的民主人士的幻想，迷糊了最大多数民主派下层群众的意识，因而相当减低了这些群众的热情；不过在另一方面，这考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认识，同时也暴露了史大林主义者在这问题上的执迷不悟。
「中间派」这次考验，对于我们倒不失为一个宝贵的实例教训。
对于这个「中间派」的领导者「民族资产阶级」的前途，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由于这个阶级的地位使然，它之参加到中间派的民主运动中来，与其说是领导这个运动，倒毋宁说是来控制这个运动，利用这个运动的。他们所以要这样干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被屏于金融官僚买办的集团之外，不得不用略左的姿态来要挟一下吧了。将来，他们或者控制不了这个运动，或者业已利用了它而得到了相当让步，那末这个「民族资产阶级」都会与国民党立即妥协的。」（见本刊第八期论「中间派」）
在同一篇文字的另一个地方，关于整个「中间派」的前途，我们又说过如下的话：
「或者，被上层「民族资产阶级」所出卖，中间派的政治运动在硬压与软骗之下给扑灭下去；或者，中间派的群众在向左急进的路上，逐层舍弃其上面的妥协分子，以致最后剩着城乡劳苦小资产者大众，他们团集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实行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建立工业政权，以此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各个难题。」
我们这些个论断原没有什么希奇，只是些马克思主义的老生常谈，但因史大林主义者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将人们的思想导入了最庸俗的阶级合作理论，以致我们这点点常识性的分析，在乌烟瘴气的政论空气中，竟显得是可贵的预见了。
此次「第三方面」的散伙，正只是「中间派」发展路上的第一步，因之也只是部分地证实了我们的预见，即：「业已利用了它而得到了相当让步」，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已经「与国民党妥协」了。
此后，请读者们记住我们上引的论断，真实的事变还会一再加以证实。
不过一个革命者决不是「预言家」，他的责任绝不在于等待「预见」之被消极的证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与宿命论无缘，他的全部责任是要发见「天定」的法则，由此以「人定胜天」。既然民主派的发展业已部分证验了我们的预见，那我们的责任就不许我们站在旁边冷看等「全部预见」被证验了再来说「先知」式的风凉话。我们不能这样做，也不忍见民主派的大众被这样对待。当此事变第一次打击了民主派的脑壳之时，革命者的良心只准他对人再度提出积极的警告，再度指出正确的道路。
不过先让我们看看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对此事件是如何说法的。在十三卷七期的群众周刊上，有两篇专文关于「第三方面」，其中主要的意思有如下的一些：
「……经过这一次参加国大问题的试炼，民主同盟却愈显出其精神。……」
「……其他诚心投考不幸落第考生（指民社党——冈）只要用功上进……人民决不绝人之路，这次落第了，以后还会有投考的机会，还会有录取的希望！」
「落第的所以会把考题看漏，是因为他们各人都有某种心理作祟；一念之差，竟遗终身之恨！其中最大最凶的一种病，是有意要对中共立异。……」
「我们祈求中国民主同盟必须继承和发挥它自己的光荣传统……学习上海民主促进会与香港民主促进会结成一体的好榜样，以便集中力量……」
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从「民主派」上层的第一次分裂上得出了这样的教训。他们不肯「绝」张君劢之「路」，希望他和他的同志们「用功上进」，准备第二次的「投考」。他们指出「民主派」资产阶级之投向国民党，仅仅是「一念之差」，不过是要「对中共立异」，他们认为经过这次分裂之后，「第三方面新生了」，「更显出了精神」，最后，他们希望各个「民主力量」，要像蔡廷锴将军的「民主促进会」一样，能够「结成一体」。
多么可怜与错误的思想！
在史大林主义者的头脑里，阶级是没有的，群众也是没有的。以青年党及民社党为代表的一些资产阶级地主的官僚政客，其所以在「国大问题」上「投考落第」，在他们看来，不是因为阶级关系，即不是因为国民党和这些党派同属于中国上层的占有阶级之故，而是因为「一念之差」！就是要对「中共立异」；从这里，作者潘梓年先生便得出一个「大经验大教训」，向那「落第」的考生们说教道：
「一人做事，最要紧是要有自己的是非；不问是非而随声附和，固然是丧失了自己，不问是非而居心立异，不也一样是丧失了自己吗？」
「书生党魁」张君劢读到了这段文字，一定会打个大哈哈，取笑这更加书生气的潘梓年吧。张君劢完全懂得自己的一套，很清楚自己的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应该在什么问题上与在何种限度内对国民党「立异」，或对中共「附和」。他绝对不需要潘梓年替他规定下「凡人…必须…」的教条。
「民主派」领袖们作此种戏剧式的分裂与投降，使得「民主派」群众迷惘而苦闷了。对于他们，一个革命者是应该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给他们以满意的解释与指示的。可是中国的史大林主义者只对他们说：「民主同盟愈显出其精神」了，不要「绝人之路」，这些「变节」的领袖们不过是「一念之差」，只要他们以后听我们的话：「一人做事，最要紧」……如何如何，再把各个领袖的「民主团体」，像蔡廷锴将军的组织一样团结起来，那末「民主派就可以接近胜利」了。
比任何诳骗更有毒的诳骗！
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地必须告诉民主派的群众们：绝对不要相信史大林主义者给你们指出的那个「大经验与大教训」。你们从「民主派」一部分领袖的变节与投降中，必须看出所谓「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与国民党代表的所谓「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血脉相通的亲兄弟，是心和面不和的俏冤家，他们之有时对国民党「立异」是完全不足恃的，他们对你们有时说起的民主空话，不过是利用你们作敲门砖时的一些欺骗；在目前这次考验中，虽然某一些领袖动摇了，某一些仍旧坚持着，但这只因为所争者微，将来，如果问题牵涉到了整个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利益时，这些高贵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领袖们，全数会跑向国民党的。中国史大林主义者美化了这些领袖，用唯心的说法来辩护这些人的变节，只证明了他们自己也是「中间派」领袖的同类，他们也不是工农大众的真正代表。在未来的大决斗中经得起试验，而且真正担当得起中国革命之重任的，只有工人贫农以及他们的代表——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目前团集于「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的。民主派的群众自然与其资产阶级的领袖们不同，你们是真正反对国民党及其代表的阶级的，你们真正要求中国的民主改造，但必须明白，这个改造只能在工农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完成，因此，你们只能围绕在「中共同盟」而非「民盟」周遭，才能解决这些任务。
这是我们从此次「民主派」考验所能得出的真正的「大经验，大教训」！
十二月十五日 |
苏联有反动的设施，我们也要反对（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少数派刊物《新旗》->1946年第12期相关链接：王凡西
苏联有反动的设施，我们也要反对
作者：木君〔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12期
李星按：本文从当时蒋帮的高校学费问题，说到苏联40年代的教育收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共产主义活动，不能搞双重标准，要面对现实。
但共产主义活动参与者的双重标准问题，一直存在。它来自阶级社会日常生存对人的教育和训练。仅仅揭露双重标准，俗称“打脸”，并无用处。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的。
中国与苏联不好比，是十分不同的两种国家。中国是受资产阶级军事野蛮统治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苏联呢，虽然也是在一个极端野蛮的官僚统治之下，却总是由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立下了基础的，所以在根本的财产关系上，总还是比较进步些，它不但比中国，甚至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来得进步。
但我们与史大林主义者不同，我们绝不盲目地歌颂苏联的一切，尤其不歌颂它的野蛮与堕落的官僚，以及他们的一切政策设施；我们非但不歌颂，而且竭力反对，竭力要打倒，我们认为替这些官僚的反动措施辩护，就是反对苏联。
可是史大林主义者及其一切同情者不然，在他们，苏联就是史大林官僚，拥护苏联就应拥护史大林，所以他们以为史大林官僚的所行所为，无一不是好的。
苏联要实行男女分校了，『好的』，他们曲意辩护；可是国民党也想实行这个办法，那是坏的，他们懂得了。
他们決不肯说苏联这个办法也是反动的。
现在，全国大学生为公费的增加与扩大而罢课，这当然是对的，好的，史大林主义者都赞成，我们也赞成。
但是自从一九四〇年十月二日苏联公布了一个法令，『技术学校学生每年须付一百五十至两百卢布的学费，大学学生应付三百至五百个卢布的学费』，因此法令之故，六十万贫苦学生失了学。这办法，我们说坏的，反动的，它表示着史大林官僚的更加堕落，可是我们的史大林主义者及其同情者，对此将作何辩解呢？当然说这是好的啰，因为在它们，史大林的一切办法都没有话讲。
一切为公费在奋斗的中国学生，应该想一想苏联取消公费这个事实，復由此小事去认识史大林党的堕落与欺骗。
中国统治者的坏事应该反对，可是苏联统治者的坏事也不应该赞成呀！ |
再论内战扩大以后（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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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内战扩大以后
作者：振声〔王凡西〕来源：《新旗》1946年第9期
李星按：本文谈到了解放战争初期，资产阶级主流反对派如何惧怕群众的力量。至少有一点要指出：主流反对派的领袖们排斥群众行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掌握群众。所以群众预防失控，是重中之重。
本刊第七期上，我们谈过这个问题，那次主要是对中共而言的。我们认为中共所代表的那个农民的武装力量，如果想经得起统治者所加于它身上的镇压，想在这内战中胜利，中共领导者必须抛弃一切幻想的或妥协的政策与立场，必须站在正确的土地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政纲上，为全权普选的国民大会而斗争。
经历如此深刻的机会主义堕落的中共领导者是否能这样做，我们是怀疑的；不过即使退一步，假定他们能够这样做，但事情也还只做了一半，因为更重要的一半，需要靠大城市中的民众——尤其是其中的工人阶级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就要谈到这一半。
现在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都反对内战，但是内战像天灾，像瘟疫，像死亡一样，终于违反着我们的意志而来了。来了怎么办呢？一向来高叫反内战的声音却听不见了。这里自然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压迫，它用特务的魔手紧紧缚住了人们的手，握住了人们的咽喉。但显然也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特务压迫上，反内战人士本身的软弱与妥协，却要负大半责任的。
我们拿上海来做例。
上海的反内战争和平的运动，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大示威中达到了很高表现。这次运动，我们知道是由五十三个团体发动的，其中包含着学生团体，产业工会，职业公会以及自由职业者的社团。当时被南京戏剧式的政治谈判所刺激，人民反内战争和平的迫切要求，就汇合成这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我们当时就竭力指出这次运动的大意义，同时我们更指出，为使这运动不致如蒸汽似的飞散，我们主张由参加运动的群众团体，依照人数比例，推选代表，组织一个超党派的，统一的，集中而民主的机关，由它来领导一切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
我们这呼声，可惜在占据领导地位的民主派中没有得到响应。
不错，上海目前是有一个「人民团体联合会」，但这与我们所要求的组织不同。目前这个联合会是一个松散的，仅限于少数上层份子联合的团体，它不是直接由群众选举的，不能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因之不能具有战斗性。因为要使一个组织具有力量，它必须是直接由群众中来，对群众负责，在群众眼中活动的。目前那个联合会自然根本谈不到这样的性格。
从六二三的运动中没有产生出一个群众性的战斗组织来，这是近几时上海反内战运动消沉的一大原因。因为没有这样的组织，又因为现有的「联合会」是上层联络而松散无力的，所以代表们一到南京，特务们一对各团体的负责人来了一个恫吓，有些先生们便急急忙忙后退了，缩起来了。反动派完成了各个击破的战略。
其次，民主派领袖们的妥协与胆怯行为，使群众失了望。举个例子，就像林汉达先生，他在学生群众中是有很大影响的，反动派注意了他，给他加上了「马路政客」的帽子，准备给他以打击。六二三示威中，林先生被举为主席团之一，在群众抓到了特务分子，预备打他们的时候，林先生出来劝解，可是事后，反动党却诬陷他指挥打人，放出空气来说要通缉他。这当然不过是空气吧了，吓唬一下而已。林先生应该挺身而出，向社会声明真相，准备接受特务的挑衅，如果这样干，特务就会退却，甚至会出来解释「误会」的，万一他们不顾一切，竟敢将林汉达先生诬攀，或判处数月徒刑，那末这结果将不是镇压反战运动，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民主怒潮来的。可惜，我们的林汉达先生不会这样斗争，他躲起来了。
下关被打的代表们，当时便声明不愿追究，结果，静悄悄地回来了，打手们都缓了刑，没有事；指使打手的大人们更是没有事；可是欢送代表的纠察却被判了罪，无辜地在狱中受难。群众怀疑我们的示威有什么力量，他们再不会在这些代表们的号召之下起来了。
昆明的暗杀确曾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慨，人们都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表示一下自己的反抗，但是直至现在（九月二十日），连一个追悼会都还不曾开，要求公开审判凶手的运动不再继续，昆明飞来的教授们都不敢开口了。
上海的工会，自从七月以来，就遭受着各方面的压迫，劳协也受了打击。在这打击之下，领袖们很多屈服了，非但不领导工友们从事反攻，却拼命叫工人「识相」，竭力阻止斗争。
民主派的领袖们似乎都只能「看风头」的。把民主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让步」，马歇尔的「压力」，共产党的斗争之上。一到国民党决不让步，马歇尔支持内战，共产党武力见拙的时候，他们便都一个个退进书斋或办公室了。这是大大地不对的。
首先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呀！
大城市中民众的政治斗争是具有决定力量的。不要让国民党，马歇尔或共产党的态度来决定我们的态度，却要用我们的斗争来决定前三者的态度。真正反对内战与争取和平的城市民众，绝对不该以内战之业已扩大而消极，而失望。应该以内战之扩大而加紧我们的努力。第一步，必须加强我们的组织，要产生出民主选举的直接代表广大群众——尤其是劳工大众的组织，要用直接行动，例如罢工，罢课，罢市，以及示威游行的方法，来发挥我们的力量，表示我们对内战的抗议。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唤起美国反战群众的注意，获得他们的援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国民党中的好战者有所顾忌，使军队中的厌战士兵积极地起来反战；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率领的农民武力不致被消灭，且能在城市工人阶级及其正确政党的领导之下，真正完成中国的民主改造。
民主派的领袖们如果能领导我们这样干，好的，我们一起前进；如果他们始终保持着妥协与胆怯的态度，那末丢开他们，让我们下层群众自己来。
九月二十日 |
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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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凡西：毛泽东思想论稿|上一页|下一页
第二章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与组成
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首先得研究他思想形成的历史。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比较具有系统思想的人，他的思想在最后定形之前，都或长或短地要经过一连串的变迁。这变迁是一个不断否定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思想既定以后，这个过程在一种意义上说是停止了，过去了。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却既未停止又未过去的。因为，定了形的思想继续在进步，故未停止；而在累积了的成果中，却永远包含着过去变迁中似被否定而实已消受的许多因素。这些因素——特别是在思想生活初恋期中所吸收的——经常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起着作用，在“定形思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筑成它最隐蔽、最内层的因而也是最坚固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那个思想形成的变迁过程是永不会过去的，永远留在灵魂底层的。
为此，要想认识以及把握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我们就得从他思想生活的成长史研究开始。
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是相当长的。他八岁启蒙，二十七岁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说，从他识字求学开始，直到他思想的初步确定，中间经过了十九个年头。这如果和十九世纪末期俄国那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样时期相比，显然是长得多的。譬如，托洛茨基确定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年仅十七岁，在二十六岁那年他已经当上一九○五年革命中彼得堡苏维埃的主席了。斯大林也是在二十岁以前便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年长托、史二人九岁，但他之脱离民粹主义影响而确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这过程也完成于二十岁左右。
毛泽东之所以会较迟与较晚地走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客观的原因当然不少，不过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则在于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从提倡君主立宪的保皇党起，中间经过鼓吹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派，直至号召工农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时间上一共才渡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可是类似的过程，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多则经历了数百年（如英、法），少亦延长了将近百年或数十年（如俄国）。在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的国家中，当马克思主义出现之时，不但开明贵族的君主维新思想不再能对年青人发生任何影响，便是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也不能让青年革命者一顾了。因为形形式式的“进步思想”，早已在事变中证明为业已反动，并且已有充分的时间让那些跟上时代的思想家逐一揭露和批判其本质了。因此，当客观上已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思想领域内又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之时，那些坚强而彻底的革命者（例如诞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那几位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们），几乎在自己思想生活的一开始就摆脱了各种新旧思想的束缚，一起步就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后半期与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情形却不同。停滞了约莫二千年的中国社会，突然间，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之下，被迫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与非常迅速的变化。正因为是被迫与激剧的，所以这个变化带上了所谓“配合发展”的性质。那意思是说，当旧的未能被廓清之前，新的已经闯进来了，新的还不曾确保其胜利与取得存在之时，更新的却早已使新的变为旧的了。结果是：旧与新往往在某一程度内混和，最新的有时竟和最旧的同时存在。二者配合着变化，互相拉牵，使整个社会时而飞跃向前，时而反拨后跳，忽左忽右，屡进屡退，形成一种极其复杂混沌的局面。
这情形反映到思想界来，一方面便是发展过程的缩短，另方面则为新品种内含有大量的旧渣滓。
过程缩短，这是就整个思想界而言的；若就个别人物的思想发展说，这过程却反而显得长了。因为刚巧生在这一时期中的人（值得我们注意的几个年岁数字是：毛泽东出身于一八九三年，距康有为出世三十六年，少谭嗣同二十八岁，后孙中山二十二年，晚于陈独秀十四年），其思想的发展成长，大体上要跟随或重复着当前思想界的发展。从康有为到陈独秀（就二人出生的年份说），中间相差二十二年，这在整个社会思想发展史来说是太短了；可是在毛泽东个人身上，由“康有为主义者”（一九○六——○九年间）发展至”陈独秀主义者”（一九二○年），一共需要大约十二三年，这就非常之长了。
一个现代革命家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迟或早，与革命家本人的品质当然关系不大，但它与革命家的革命思想的品质，却有较大关系。谁的成长过程越长，谁在成熟时候的年龄越大，则其人的思想史越是复杂，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根底可能会越不单纯，他在整个成长时期中所吸收的学问思想越会影响到他最后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思想形成时间的长短，和思想本身性质之间的此种关系，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这段时间，亦即将“毛泽东思想的史前时期”，加以具体研究，那就可以更加清楚了。
毛泽东思想的“史前时期”，那整整的十九个年头，按照他在各个期间求知活动的情形，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段落：
一九○一——○六年（八岁至十三岁），这是毛氏就读本乡小学的时期。在这个期内，他“读了经书，可是不欢喜经书。”他说，“我最喜欢读那些中国的传奇小说；对于造反的故事，尤其欢喜。我读过精忠传、水浒、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见斯诺：《西行漫记》）
一九○六——○九年（十三岁至十六岁），这是半耕半读时期。一方面助父耕种，一方面继续自学。“凡乡间能借到的书几乎都读尽了。”（见李锐著；《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他所读的书籍中，计有十一本《新民丛报》，以及广东人郑观应等“一些旧式改良派学者”所写的《盛世危言》。据毛泽东自己后来在回忆中对斯诺说，他“非常欢喜这本书”。
一九○九——一一年（十六岁至十八岁），在湘乡读高等小学的时间。他是在十六岁那年离家到湘乡的，进东山高小读书。在这个学校里他大约逗留了不足二年。这期间他开始读到一点自然科学及西方学问的新知识，同时从他的表兄那里得到了关于康梁维新运动的书，非常崇拜康梁。
一九一一年——一二年（十八岁至十九岁），这是毛氏生活上极度动荡并在思想上开始摸索的二年。他在一九一一年初春到达长沙，进长沙的湘乡中学读书，半年后便发生了辛亥革命，他“投笔从戎”，参加新军，当兵半年，退出军队；胡乱地报考一些职业中学，均未读成，终于进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这个学校他也不欢喜，在那里读了几个月，唯一可记的事是他从国文教员那里借到了一部《御批资治通鉴》，他读得津津有味，而且终身受用。接着他索性离开了学校，每天到省立图书馆去博览群书，特别是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和一本穆勒《名学》。他还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诺莎的《论理学》和孟德斯鸠的《法意》。把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和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胡乱地混在一起了。（均见《西行漫记》）
一九一三——一八年（二十岁至二十五岁），这是毛氏就读于长沙师范的时期，也是他思想的奠基时期。毛泽东的自修活动结束于一九一三年春天。因为要和父亲妥协，取得经济援助，他考进了湖南第四师范，半年后该校与第一师范合并，毛便在一师里读了五年。据毛泽东自己说：“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建了基础的，一师是一个好学校。”（见李锐著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十八页。）
在这个好学校里有一位最好的先生，同时对青年毛泽东的生活和思想发生最深远影响的，便是那位教修身等课的老师、后来且成为毛氏岳丈的杨昌济。关于他、毛泽东自己曾这样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见同上引书十九页）
据李锐的叙述杨昌济的思想是这样的：
“杨昌济先生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欢程朱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共九年……在外国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
“杨昌济先生对于中国的旧文化很有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他又吸取了王船山、谭嗣同、康德一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风气，加以抉择、批判、融会、因此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在哲学思想上，他虽然是一位信仰进化论的唯心主义者，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他的伦理学见解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也很重，但是他的某些观点和主张，特别是他的追求新思想和躬行实践的精神，对于当时受教的青年确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第一师范的进步青年自然而然地都团结在杨昌济先生的周围。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下课后，毛泽东同志等更常到‘板仓杨寓’去聆教，或听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谈论天下大事。杨先生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
“在这样师生相得、相敬、相爱的情形下，杨昌济先生悉心教导他的学生；学生则虔诚地在许多方面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据说在如下几方面，受了这位现代理学家最深刻的影响：1.研究王船山和谭嗣同；2.将孔子的伦理学说现代化。把儒家思想与西欧民主派唯心哲学“贯通”起来；3.介绍以初期《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思想；4.言行谨慎：“静坐[1]，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生活刻苦锻炼；做事勤恳，崇尚劳动……冷水沐浴，长途步行等。（见《初期活动》第二十四页）
一九一八——二○年（二十五至二十七岁）。这是毛氏由唯心主义者变成为唯物主义者的时期。他在一九一八年师范毕业后，就决心北上，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去。在李大钊主持下的北大图书馆任职，接触到一大批新人物，并且首次和陈独秀见面。此时他拼命吸收新知识，贪婪地阅读一切能够见到的新书。其中有一个时期，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来往很密，同意了不少无政府意见。但据他自己说，陈独秀给他的影响也许比任何别人所给他的更大。一九一九年春天离京赴沪，复由沪回湘，从事“新民学会”活动。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后，立即波及到湖南，毛泽东成了长沙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成立学联会，办《湘江评论》，并积极发动驱逐张敬尧的斗争。不久《湘江评论》被封，学联被解散，毛又经过一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和组织活动后，因为湖南军阀的高压日甚一日，于是第二次离湘赴京。这次在北京只住了不多日子（大约自一九一九年底至一九二○年夏天），但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却很重要，据他自己说：“当我第二次游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事情的书，拼命访求当时已译成中文的共产主义的文献。有三本书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而且造成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我一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从未动摇过。那三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刻儿枯朴的《社会主义史》。”（见《西行漫记》），接着，毛泽东说：“大约在一九二○年夏天，我已经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多少也在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那时候起，我便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了。”“在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将工人们组织起来，在工作中，我开始为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了。”（均见《西行漫记》）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思想成长史（或学习进程史）排成如下表：
第一时期（八年），由八岁至十六岁。完全依旧的方式诵读中国儒家经书。补充读物为：中国的几部长篇小说（初期），以及极少数偶然获得的旧式维新派的书报（后期）。
第二时期（三年），自十七岁至二十岁。此时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科学与英法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初步见到国民党的理论《民立报》。但此时期中对他发生最大影响的一部书，却是一中时代所读的《御批通鉴》。
第三时期（五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此时在新理学家杨昌济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在思想与实践上，有系统地学习儒家学说，特别是研究它激进的、现代化的、与民族主义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化的一翼。（以王船山、谭嗣同为代表）的一派，直至初期《新青年》时代的陈独秀思想。）
第四时期（两年），自二十五岁至二十七岁。这是他寻找出路并找到出路的时期。最初，他“思想依然混沌……在一九二○年冬天……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所指导。”
在这个简单的罗列中，甚至几个数字都有很大意义。一共是十八年（如果按虚数算是十九年），其中八年是旧孔子学说的统治时代，三年可以说是出旧到新的摸索时代，后五年为新孔子学说的学习和实践时代，最后两年则为由激进儒生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转变时代。这意思是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前史时期中，新旧孔子主义支配了这个青年人几达十六年，而离开（其实并未根本决裂）这个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则仅占年余两年。我们指出这个事实，用意当然不想藉以“证明”：毛泽东思想中新旧孔子主义占十八分之十六，马克思主义占十八分之二。这样的“数学”不用说是荒谬绝伦的。但上述的年数比例，却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去确定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来源，更好地了解它的实质。
列宁有一篇出名的文章，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他在文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造成的那些优秀成果，即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毛泽东思想中寻找出它的几个“来源与组成部分”。从我们上面所做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来源，不过要确定它的组成部分，却不是容易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非常清楚，三者对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的形成，差不多做了不分高低的贡献；这三者经过马克思天才的思维作用而化成一物后，其所占地位和重要性也可说是不相上下的。毛泽东思想的情形可不同，几个来源虽然相当清楚，但它们如何组成这个思想，组成这个思想时对它们各自经历了怎样的取舍或批判，组成以后各自在此统一物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以及各个因素在毛泽东思想这个统一物中究竟是有机的组成呢？还是简单的拼合呢？要解答这些问题，却比列宁讨论马克思主义时来得困难些。不过，我们必须研究这些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我们早已看得很清楚了，它们是：１.新旧儒家思想，或者可以说，朱熹的孔子主义与杨昌济的孔子主义（后者代表了起自程朱，中经船山，迄于康谭的孔学），２.传统的游侠思想，特别是由水浒传集中表现出来的劫富济贫主义；３.西方社会主义思想。
这三个来源，当它们会合在毛泽东身上时采取着怎样的面目，是很难确定的。它们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情形。当年马克思吸收他的思想来源时，他将每一个来源都精详地批判过了，取舍过了，而且经此批判与取舍之后，每一个来源——不论哲学、社会主义或经济学——都达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高度，前所未有的正确性与科学性。马克思主义和其来源之间有何不同，人们是一目了然的。马克思对它的三个来源否定了什么，继承了什么，发展了什么，也表明得一清二楚。可是毛泽东思想和它来源之间的关系却不是这样。其间没有很清晰的界限，让人不易看出哪里是旧的终点，哪里是新的起点。所以有这个不同，最主要的原因自然在于毛泽东的思想家地位，根本不能与马克思的相比；甚至我们应该说，毛泽东根本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的实践家。他并非完成了自己整套的革命理论（包括宇宙观、人生观、历史观以及革命对象之分析及革命战略的规划）而后从事革命活动，相反，他是先接受了一个革命目标，然后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调查研究”，斗争学习，因而形成了他的思想的。这样的思想自有其优点和价值，但欠缺系统，不能一贯，权宜高于原则，战术指挥战略，却是它不可避免的特性。这个特性我们现在初次遇见于寻觅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时，将来，当我们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毛泽东思想时，还将随处遇见。
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新旧“孔子主义”，这是事实，不容争辩。但我们说这个“孔子主义”迄今仍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成分，却一定要引起人们的责难。唯心的、“封建的”、阶级严明的孔子学说，如何能成为毛泽东共产主义思想的组成因素呢？人家一定会说我们胡言乱语，或甚至是“血口喷人”。但若我们把上面的意见换一个方式说出来，即若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那我们这些愤怒的反驳者可能会点首同意了。可是，试问，中国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传统是什么？不正是孔家思想吗？然则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分是“孔子主义”呢？人和他的思想，都是环境产物，是传统产物。伟大的杰出人物虽然要改变环境，要创造历史。但首先他得是这个环境和历史的一部分，否则他便无法了解它们，更谈不上改变和创造它们。完全脱离自己的环境，根本斩断自己的历史，这个人好像是无根之本，无源之水，非但起不了任何作用，抑且毫无生机。
孔家思想之于中国人的社会，正好似回教思想之于阿拉伯人及其它一些民族的社会，基督教思想之于欧美人的社会一样，数千年来，深入了人们的意识“灵魂”，浸透了一切风尚制度。因此，生息在这些社会中的人，不管有无知识，不管你愿不愿意，甚至不管你赞成或反对这些思想，可是它们总像大气里的湿度那样影响着你。影响的程度虽有差别，但受影响这个事实却是相同的。革命者，尤其是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首先自应革各自民族中反动思想的命。因为这些反动思想，纵使它在民族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给某一进步阶级服过务，但时至今日，站在民族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说，那些宗教的或非宗教的为统治阶级信奉的思想，却都是反动的，应予彻底批判，彻底打倒。没有做过这份批判打倒工作的人，有如西欧所习见的什么“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之类，那是绝对不会有革命气味，更不会有社会主义气味。他们仅仅是反动思想的假面具，反动政治最可恶的帮凶。在这个意义上说，什么“孔教共产主义”或“儒家社会主义”，其反动性正与基督教或天主教的“社会主义”相同，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这自然与毛泽东思想全不相干。我们说毛泽东思想中留得有，或者结合得有“孔子主义”的成分，其义应如下述：童年与青年的毛泽东既从孔家书中获得了最初的知识与思想，他自不能不受“孔子主义”的深厚影响，在二十五岁以前，他基本上始终是一位“孔门弟子”，其间思想的进展，不过从孔子学派的正统（程、朱），逐渐趋向于它的“左翼”（黄梨洲、王船山、康有为、谭嗣同）罢了。五四之后，毛泽东当然受到清算孔子的影响，他的崇拜对象从康、梁变成为陈、胡。但因中国迟发的“启蒙运动”，由于国际和国内关系的特殊形势，无法构成一个长期独立的时期，故其对于中国旧思想，特别对孔子主义的批判工作，无论在深广两方面都做得极其有限。随着阶级斗争的迅速发展，“新文化运动”本身起了分化，一部份投降了“孔家店”（这个孔老板自然是全身洋装的），另一部份则不再继续文化思想的深研，而一经浮面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纲，便倾全力于实际的革命行动了。胡适之是前一部分人的代表，而陈独秀则是后一部分人的领袖。毛泽东跟在陈独秀后面，走了后一道路。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陈独秀一样，是建筑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结合得有孔子主义的成分。至于这成分是否至今还留得有，如果有，它们是什么，它们在整个思想中占多大地位，那且待后面详说。
一般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都是先干革命，后读马克思主义（最大多数则始终不曾有机会读马克思主义），因此，人们虽然加入了共产党，虽然以全生命闹共产革命，但除了根本的斗争目标，以及一些时事意见和行动方针由党决定之外，其它关于人生和社会（更不必谈宇宙等）的种种根本思想，却是各想各的，而大致则是属于儒家。知识程度越高，入党之前的思想越成系统，则其头脑中积存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越多、越深。毛泽东在一九二○年因“三本书”的影响决定了他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自然读过三十或三百本书，但这些书显然无法完全代替他以前十八年中所读的三百或三千本的孔孟书。这里数字的意义是很小的，而且是假设的；重大而真实的乃是人类思想发展上的“先入为主”，即人当其知识奠基时期和思想形成时期所受教育，往往终身起着有意无意的决定作用这个事实。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自然要“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但这种自我否定工作，任何人不能做得彻底净尽的。越有根底，越不能做得彻底。“昨日”思想的结论可以抛弃，甚至可以全部否定，但其方法则多半无法摆脱。这情形和人的学习语言颇有相似之处：年龄越大，学习越难；乡音的根底越深，则对新方言的迁就越不易；成年人学习新方言，词汇最易，句法其次，音调最难，甚至是终于无法改变的。毛泽东从十六岁那年离开家乡，开始“否定”他的湘潭土语，学讲普通话；可是直到如今，虽然就词汇句法言他早已学成功，而基调都还是浓重的乡音。这现象，我们若能紧守类比的范围，确实可以和他的思想发展及其不同因素间的关系相比拟。那就是说：普通话如果代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湘潭语音便有点等于他的孔孟思想。
带土音的普通话，就其表达意思的效用而言，不一定输于字正腔圆的京片子。问题的中心在于二者（音与语）之间的结合如何。如果结合得好，运用得流利自然，那末对不懂京音的最大多数中国人发言，也许比道地的“国语”还实惠，毛泽东的湘潭普通话，特别对湖南省的工农大众说话，那是绝对优于“标准国语”的。因此，以“土思想”打底的马克思主义，非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世界各地时无法避免的产物，而且，只要它结合得好，还会比“百分之百”的原装马克思主义为实际而有效。因此，单单说毛泽东思想中含有孔子主义的成分，意思绝不等于说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含有反动思想。是否马克思主义，是否含有反动思想，并不决定于含有某一成分这个事实，而决定于这个成分的性质，以及此性质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情形。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基本上都是孔门弟子，都从西方找来了一些“真理”。他们都把孔子主义与西方真理结合起来，在不同程度内又都形成了各自的思想。在这方面，毛泽东和他三位前辈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就中西思想的结合情形说，却有很大不同。洪秀全的基督教义，康有为那味乌托邦理想和立宪主义的杂拌，孙中山的杰弗逊主义加亨利乔治的思想的拼凑，当然都不能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相提并举。无论作为一般的哲学，或特殊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上述洪、康、孙三人所知道与所采纳的各种思想，自不能同年而语，惟此理太显，不必申论。我们这里要谈的是各人对于各该“西方真理”的认识深浅，以及各个被吸收成分和原有孔子思想结合的好坏。各人对各该“西方真理”的认识程度，毛泽东比他约三位前辈是高明得多的。因为时代关系，在洪、康当年，西洋学识根本不曾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不通洋文的中国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传教士之流，一鳞半爪，道听途说地获得一点新知。洪秀全不必说了，他凭了自己粗疏的认识，将基督教弄成一种非常奇怪的东西。康有为博学，且较晚出，却也会将达尔文当成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把傅利叶当作英国人。孙中山虽然出身英文书院，足迹遍天下，但他根本不看重（因之不屑学）西方的文哲思想，他所注意的仅仅是欧美民主政治的规章制度。所以他对“西学”的认识也极不全面，甚至非常浅薄。（在这方面他还不如严复，而且不及谭嗣同。）毛泽东虽然不懂外国文，虽然也不很看得起西方的文哲思想，但因他思想的成长期正赶上了中国知识界的“竞趋欧化”时代，他所寻到的“西学”，即由俄国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又是在中国的广大群众中于倾刻间蔚成了研习风气，所以他虽然不曾（始终不曾）成为一个渊博精深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总已全面地、仔细地、有系统地认识了它、研究了它、应用了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当然自限于他实行家的性格，并固封于斯大林主义的体系；但即使如此，与洪、康、孙三人的“西学”比较起来，不容说已有天壤之别了。其次讲到中西学结合的情形，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和陈独秀一样，而且和洪、康、孙三人一样，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但这只就他们思想中所含的成分而言。若就二者的结合情形看问题，则对毛泽东说，“体”、“用”二字便不能呆板地解释为主辅之别了。在洪、康、孙三人的思想中，“中学”（即孔子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中若干带民主气息与大同理想的方面）无疑是主体，而各自从西方拾取的一些断烂锦绣，则是“零用”，外表的装饰。在上述三人中，特别是前二人，他们所干的革命与所主张的改革，与其说是维新，毋宁说是复古。西哲的理想，不过借用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的仁政而已。孙中山自然比他们进步，他要造成的新中国是现代英美式的民主国家，甚至是更为美好的“民生主义的国家”。但什么是民生主义呢？孙中山却告诉我们说：“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所以他说，“夫苏维埃主义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孙中山思想究以何者为体，何者为用，即此就很明白了。可是毛泽东决不会在中国革命与复古之间加上等号的。他明白孔子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上的对立，唯心与唯物的对立，他知道儒家思想与科学的社会主义各自代表着什么阶级利益；他懂得要“立”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必须“破”孔子主义的反革命观；总之，他清楚：要想在孔子主义本干上接一次马克思主义的种是不对的，也不可能。所以他在意识和思想上，曾经努力摆脱他以前获得的孔子思想，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的中西二学的关系不再是主辅之差，其结合也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某种程度的化合了。在这上面，毛泽东不仅和洪秀全、康有为不同，就是和孙中山都大不相同。
但是一种化合品是否根本取消了它的组成成分呢？当然不。因之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学成分即使和后来的西学起了化学性的结合，我们却仍不能否认它是组成成分之一。
值得研究的是迄今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究竟是那些儒家思想？所谓儒家思想，我们知道，含义非常宽广，难以下一简单明确的定义。两千年来，孔子主义独霸了中国人的思想，范围了中国人的头脑；可是反过来，中国人的思想，透过许多优秀的头脑，却又各自将反映其时代特点与阶级特点的解释赋予了儒家思想。因之，在儒家思想这个共同名义之下，你可以发见很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见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这些不同流派，其对各自的环境和时代言，曾经起了不同性质的、进步的或反动的作用。我们这里自然不想谈儒家思想发展史，也不想研究各派儒家的异同学说——这种研究在此地并不需要，亦非本书作者所能胜任——在这里我们要做的，只是列举几项在中国人思想中最起作用的儒家思想。然后让我们看看究竟这些思想是否可以在毛泽东的言行中发现出来。孔子将“六艺”传授弟子，可是以思想论，影响于后代中国人既深且远者，却莫如《春秋》、《礼》、《易》。孔子自己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确是有自知之明的。《春秋》的褒贬笔削，实质上乃是“礼”在政治史与政治学上的应用。至于所谓”礼”，则只是封建等级制度，乃至一切等级制度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规约。所以二”经”的基本精神只有一个，那便是：分上下，定尊卑。孔子的“礼”不是绝对与片面的约束，它毋宁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等级间的“契约”：父慈则子孝，君仁则臣忠，这里的上下尊卑之间，有一种关连性的责任与义务存在。因此，秦始皇的绝对专制就不欢喜儒家，而后来的某些儒家，又可以从孔子学说中发挥出某些民主的进步见解。但虽如此，不论就孔家“礼”教的本身说，或就其发生于中国社会政治的实际结果说，其反动性总是远远超过进步性的。孔子所以能成为“圣之时者”，二千年来他之所以能不断获得专制统治者的无上崇敬，主要就因为他老人家那点子“春秋大义”，那个严尊卑上下之序的“礼”教。儒家思想中第二个重大特点，在中国历史上起了不小影响，特别对汉民族的思想发生极大作用的，乃是由《易》传所代表的那种辩证思想。“孔子晚而喜易”，有“假我数年”的愿望。其实，孔子的辩证思想是原来有的，他的读易与传易，不过是把他的唯心主义的辩证哲学加以系统化罢了。司马迁作《孔子世家》，给孔学做了一个简短提要，其中就提到了他的“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太史公的高明处。因为这个“四毋”不但是孔子思想方法的基础，而且正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根本态度。不要臆度、不要武断、不要固执，不要主观；这里面一方面包含了科学精神与辩证思想，另方面却意味着中庸、妥协、圆滑的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有时甚至发展至赤裸裸的犬儒主义。中国历来的儒家，继承前一进步方面的固然不是没有，但属少数，继承和发挥后一反动方面的则比比皆是，占绝大多数。
如果“春秋大义”与“四毋”哲学是孔子主义的两大要素，那末毛泽东思想中保留着何种孔家思想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毛泽东是革命家。依春秋之义，乃属于“乱臣贼子”之列。因此人们会自然地以为毛氏决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再拥护孔子尊王之说，即不会赞成盲目尊君的学说与实践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因为春秋尊王，并非尊一固定之王，而是凡王必尊。所以问题在于是否做成了王。一旦成了王，则圣人的春秋大义便全部呈送给你，你便成了“纲”。只有那些失败了的“乱臣贼子”才始终是乱臣贼子，才受不到“士”（即儒家）的尊崇。原来“春秋大义”是跟“成王败寇”这个现实连在一起的，所以，不管是“犯上”胜利了的新君王，或甚至外族入主中国的侵略者，只要“所业已就”，都无妨于此一“大义”之接纳，并发见其为帮助统治之最好思想武器。毛泽东早年习孔子之“礼”；后来当然在思想上抛弃了它。但当他初则在党内，继而在国内，最初对同志，后来对全民建立了唯一的无上权威之后，是否会发现“春秋大义”又有了利用的新价值呢？或者，更正确地可以这样问：这个分上下、别尊卑的儒家礼教观念，虽在表面思想上早被毛泽东所放弃，但在较深的意识中，是否仍保留在毛泽东的心中脑际，因而促成了他的党、政制度的等级悬殊的官僚主义；促成了他衷心接纳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促成了他疯狂发展的个人崇拜作风（实质上乃是变相的帝王思想）？对于这些问题，特别对于后一方式提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人们无法否认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与孔子的礼教有血缘之亲[2]。
孔子主义的第二个特点留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影子更显而易见。无论敌友，谁都承认毛泽东是杰出的权术家，更确切些说，他是一个伟大的策略家。不管就军事、政治或人事方面说，毛氏那种聪敏、灵活、圆通、狡黠的应付，实在高明之至。这种本事，一半固然由于天赋，另一半显然是从孔老夫子那里，首先是从他那个“四毋”中学来的。孔子可说是古往今来最不受“教条”束缚的人了。他的任何主张没有一成不变的说法，因时而异，因地而异，亦因人而异。这在教育方法上是“因材施教”，在思想方法上便是所谓“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他在某个时候可以“从众”，在另一个时候可以“违众”，一切看情形而定。弟子们同样问“仁”，而孔子对颜渊、仲弓和司马牛的回答各不相同。纣王无道，“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三种态度，而孔子却同样称之为“仁”。这是他能在同中见异，异中见同；并且对人对事，都能从适当的视角来观察。孔子说过：“亲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但“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都想前去；说什么“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有人嘲笑他“栖栖皇皇”，近于“佞”了，而孔子则辩曰：“吾疾固也”。他反对一成不变，讨厌顽固不化。他“无可无不可”。孔子与蒲人盟，不去卫国；但一出东门，他即负盟适卫，理由是：“要盟也，神不听”。那意思就是说，在强力要挟之下可以与人缔盟，但这样的盟誓完全可以违背，因为鬼神是不听的。孔夫子那种随机应变，实事求是，有经有权，不执一见的态度，在毛泽东的言行中，不是随处可以发现的吗？三十余年来，毛泽东奋斗于中国共产党内外，终于能有今日那样的地位，是靠他应付了一连串敌手的。第一号内部对手是已故的斯大林及其在中国的派遣人王明。毛泽东在这一战斗中显然处于劣势，而且是败局早成的，如果当时他没有玄德种菜、勾践尝胆的精神，没有韬光养晦，隐忍待时的修养，便不可能在遵义会议上翻身；再如果当他翻身之后，对王明派不能做到小胜不骄，适可而止，主从有别，恩威兼施；对斯大林不能实行敬而远之，阳奉阴违，以及时奉时违的“柔道”政策，则无法保持并确立他在党内的胜利，更不能扩大之为全国性的胜利。对付党外的大敌蒋介石，毛泽东更是充分发挥了“毋固，毋必”的儒家精神。西安捉放，国共重圆，这出悲喜剧的导演固然是斯大林，但其精彩演出却无疑要归功于毛泽东。他并非死板地扮演了剧中人，而是将自己的性格注入于角色中的。十年内战，能于一旦间被宣称为“兄弟阋樯”；反动的三民主义，一经“正名”，冠以“新”字，就不怕信奉。改编易帜，答应无妨，只要易而不改，强加之约，可以签订，反正“神不听”也。对于国民党旁敲侧击，应之以“有理，有利，有节”，随机应变，法无常法。与民主人士游，则“恂恂如也，誾阖如也，鞠躬如也”，礼不嫌其繁琐，只要能争取同情好感。凡此种种，别说硬桥硬马的马克思办不到，就是更为实际的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因“教条”所限，绝对不肯做与做不来；甚至那个专讲策略的斯大林，虽然愿意做能够做，但因先后天都没有那种圆通周到的应付本领，也一定做不到这样的。只有深得乎“夫子之道”的毛泽东才能演得如此出色。由此可见，策略意义上地位甚高的毛泽东思想，其中有重要一部分并非继承自马克思列宁，而是从孔子思想中得来的。
策略家的毛泽东，或毛泽东的高明的策略，在不小程度内的确曾促成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这事实是否表示出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马列主义不及孔子主义实用呢？或者又可以这样设问：非马克思主义的、但运用得很巧妙的一些策略，足以促成革命胜利的吗？这些问题值得研究，我们也一定要研究它们。但不在此地，我们将在本书以后适当的地方谈到它们[3]。这里，我们的目的，是要证明毛泽东思想中确仍含有孔子主义的成分，而这目的总算已经达到了。
我们说，毛泽东思想的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固有的游侠思想。这说法大概较易得人首肯。毛氏自己说：他小时读经书而不欢喜经书。（其实——让我们顺便在此一提——没有一个小孩子会欢喜那些晦涩艰深的圣贤书的，但不欢喜决不意味着不受影响。）他欢喜读水浒、西游等等小说。这些通俗历史小说对近百年来中国青年人的影响，无疑是大大超过了经书的。尤其是识字不多的下层社会等级，他们的思想和部分知识，可以说都是从那些小说得来，或间接由取材于此种小说的戏剧中得来。所以爱那些小说甚于爱“圣贤书”，并不止以毛泽东为然，几乎最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如此的。毛泽东比众不同的，我觉得只在于他把从某些小说中得来的思想，能郑重予以实行而已。中国旧小说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唐宋以来中国社会思想的整个混沌体。此一混合物以孔氏学说为基础，加添了浓重的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入世与出世的想法纠缠在一起。在此纠缠中，二者较高明的（不必等于前进或正确）成分互相抵消，而最腐败的成分则相得益彰。比如入世部分的积极面，即儒家的所谓“行其义也”的负责精神，消失了，留剩下来的只是学优则仕，求取利禄的庸俗见解；出世部分也只有一些最浅薄的东西留下来，犹如于佛家为因果报应的小乘教义，于道家则为炼丹修仙的荒唐理想。中国旧小说的这些思想，凭借故事之力，广泛传播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中，真是流毒无穷。不过有一种思想，特别见于像水浒那样的杰出小说中的，却在上述那个思想混沌体上放射异彩。这个思想，我以为应名之为游侠思想。一些古典小说能够特别吸引少年读者，能在儒释道三者的酸腐气中透出强烈的清新气息，因而使某些小说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思想上亦具有较高价值者，我觉得，主要得归功于这个思想。如果没有这个“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游侠主义”，那末老是在陈腐、庸俗、怪诞的儒释道圈子里打滚的中国旧小说，其实将一无足观了。
毛泽东热爱这些小说，他主要显然是欢喜这个思想，他吸收了这个思想，在他以后的行为中，将假戏真做起来。
秦汉之际，儒侠并称，韩非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是也。究竟儒（亦即士）代表什么阶级？侠代表什么阶级呢？以当时的孔子而论，应该说是新兴的中小地主的代表。他的学说代表了为数不小的，非封建贵族出身的，属于中小地主或兼营商业的地主们的政治理想，特别代表了出身于此等“贫贱”阶级的官僚利益与思想。所以他的思想是改良的、妥协的、摇摆的，其实质颇近乎现代社会中的中上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等到后来，一自汉武将儒家奉为“国教”以后，“孔子主义”自然只为统治阶级服务，替专制君王作“仁政”的粉饰，以致尽失其改良的或妥协的性质。至于游侠，司马迁虽然区分为“显贵之侠”与“布衣”、“乡曲”、或“闾巷之侠”，但其实是专指后者而不及前者的。“布衣”、“乡曲”、“闾巷”，就字面看已很清楚了，这是些下等的普通人。他们的特点是：“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因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些游侠者的美德，或他们同类标榜的道德标准，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日本的武士道，颇多相同之处。不过中国游侠的阶级成分，却比欧洲的骑士与日本武士，似乎要低，骑士本身是贵族，武士则是贵族的帮闲和打手。而中国历史上的侠，则大多是市井小人；其中间或有农民、有小地主、有下级官吏，而最大多数则为大小城市里的工匠、贩夫走卒与无业游民。一般说，他们代表了比儒家所代表者为低的社会等级。故为儒墨所“排摈”。侠的品类很杂，良莠不齐。暴戾恣肆，侵凌孤弱而自称为侠的流氓剧盗当然很多，但真正具有上述美德的豪士也一定不少。这些人，特别当政治极度黑暗，或战乱频仍，小百姓受尽欺压，颠沛流离，痛苦无告的时代，确实能起一些反抗作用。他们将“公道”掌握在自己手中，锄强扶弱，劫富济贫，以此替无告者出口冤气，让“豪暴”者得点惩戒。这种精神，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可说都起了积极作用的。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没有这种“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那末在儒家精神的绝对统治之下，中国人（尤其是所谓“士”）一定会像司马迁所指出，只剩两种类型了：一种是“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的自私的清流，另一种便是“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的无耻的俗子。事实上，一两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恰恰只有过这两种人。非清流即俗子，非俗子即清流。而更坏的，这两种人往往交互为用，随时可以易位，弄成清流亦俗子，俗子即清流的情形，真是非常可悲可叹的。欧阳修为冯道作传，发过如下的感慨：“子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儒服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固无其人哉？”欧阳修在这里的见识还不及司马迁。他不知道：若不多少具有“朱家、郭解”精神的正统孔子之徒，其不成为“长乐老人”者几希。冯道处处以仲尼自况，当时人亦称誉之为孔子复生，这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倒并非绝顶荒谬的。
自来比较杰出的儒家，都知道“以武药文”的重要性。近世的谭嗣同更看重游侠精神。孙中山则拼命从会党中求豪士。良以“秀才造反”，虽三十、三百年亦不能成功；更何况一成“秀才”，便根本连造反的念头都不敢存呢？毛泽东从水浒传中学到了上梁山的重要，把这点游侠精神吸收到思想中去，与外来的西学再结合一下，成为他以武装对武装的全套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情形是显而易见的，不须多所辞费了。
马克思主义组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第三个成分，情形自比上述二事更加清楚，以致毋须证明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出来讨论的，乃是毛泽东的马列主义究竟是怎样的马列主义；以及此一成分在其整个思想中所占比重如何。毛泽东亲口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二○年顷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书籍方面是受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及刻儿·枯朴著《社会主义史》的影响。此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文献阅读及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形，他自己不曾说过，别人亦少记载。但我们不难推想得之。毛泽东是不懂外国文的，而马克思主义书籍被大量译成中文，是在革命失败以后，即开始于一九三○年前后。可见从一九二○年到三○年这段期间，毛氏是不会读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不但因为这方面中译本太少，而更因为那时期的革命运动开展得意外迅速，毛氏和所有的年青共产党员一样，不得不以全部时间，全副精力去应付忙迫的实际斗争。接着又因革命失败，毛泽东从事于武装斗争的组织和领导，这就使他更没有任何闲暇来做理论上的深化与进修。因此，不仅在一九三○年以前，甚至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即当中共的军政权力在延安相当稳定以前，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知识，大概不会比他于一九二○年从三本书中所获得者增添许多。这当然不仅毛泽东如此，参加或领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全体共产主义者，可说全都如此。最大多数人是读了郑超麟翻译的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的《共产主义ABC》；较少人读了李季翻译的《通俗资本论》。后一种人在当时已算是高级理论家了。
毛泽东“有机会宽泛地阅读斯大林的著作”，据陈伯达告诉我们，“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按即一九三七年以后），毛泽东同志用最高的热情来阅读和深思熟虑他所得到的斯大林的各种著作。”（见陈著：《斯大林和中国革命》第十六页）陈伯达的这点证言极其重要。他告诉了我们毛泽东何时才“宽泛地阅读和深思熟虑”斯大林的著作。同时他又间接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所研读的究竟是哪一种马克思主义。
原来毛泽东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才郑乎其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而他所研究的却只是斯大林的著作，所以是斯大林主义者[4]。
一九三七年顷毛氏所以能研读斯大林著作，因为抗日之后国民党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多少放松了，毛氏可以抽点工夫出来进修理论。而他之所以要进修理论，则最直接为的要应付王明一系的进攻。他和“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当时虽已获胜，但未结束，为了与王明们上争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的支持，下争全党的信仰，他必须加强理论学习，尤须学习克里姆林宫主人的理论。
毛泽东和斯大林（及其直接代理人王明）之间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关系，我们将以专章详谈。这里应该注意并引起我们最大兴趣的乃是下面两件事实：1、当毛泽东做了十七年共产党员，领导了十七年共产党革命之后，亦即当毛泽东到了四十四岁那年，才比较广泛深刻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2、他此时（甚至以后）所研读的马克思主义，又仅仅以斯大林所解释与所代表者为限。为要估量毛泽东思想中马克思主义成分所占比重，为要认识毛泽东所接纳的马克思主义的性质，上述二事，无疑具有极大价值。
光是凭了这两个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儒、侠思想乃是毛泽东思想之深入地下的基础，而斯大林主义则是毛泽东思想之人所共见的上层建筑。在潜意识的、较抽象的精神方面，土生的儒、侠思想显占上风，在有意识的，较具体的思想方面，那个主要来自斯大林的洋成分似占优势。——随着岁月的增长，它越来越占优势。
下面，我们准备从各个有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去认识和评估毛泽东思想，并从而证验我们在本章中对毛泽东三个主要来源所作的剖析。
[1]毛泽东对于静坐法并不赞成，他认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见《初期活动》三三页）
[2]说到这里，我们还想顺便指出毛泽东思想在其发展中与孔子思想之间的一个有趣关系。前面说过，那是孔子学派中的左翼，也就是儒家学说中的民主倾向与大同理想，让毛泽东过渡到西欧式的民主主义，终于达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是到了后来，等到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一个武装力量，毛泽东成为这个力量的首领，同时苏联的共产党在斯大林领导之下趋于极权官僚化的堕落——毛泽东正在这个时候补修他的马克思主义，——于是那早年钻入他心底的最正统的孔子主义，特别是那种“春秋大义”起了重大作用，这就使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斯大林主义；反之，这个斯大林主义当然又加强了他“灵魂”深处那个极右翼的孔子主义——帝王思想。
[3]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论战术家与战略家的毛泽东的诸章中，已详细解答了。
[4]光凭陈伯达这段证言，自然不足以断定毛泽东除了斯大林著作之外，根本没有“泛地阅读和深思熟虑”马克思、思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因为这篇文章谈的是“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说的是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他不一定要扯到题外去，不一定要连带来谈毛氏和马克思和其它几位大师的关系。但是没有陈伯达或其它人的直接证言，我们仍旧有充分理由可以断定：从一九三七年以后毛氏广泛阅读的只是斯大林的著作。除了列宁的几本小书之外，他根本不曾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品。最有力的证据是毛泽东自己的文章。在毛氏所有文字中几乎没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直接引文；从列宁那里，我们也只见他引用过几段哲学文字；而引自斯大林的则随处（指一九三七年以后的毛氏文字）可见。这些引文或被用作自己思想的印证或奉为卓绝的先见。毛泽东是反对死读书与读死书的。他“带着问题学”，学到了就要用的。因此，如果毛氏确曾深深钻研过马、思、列诸大师的书籍的话，他绝不会隐藏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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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问题应如何解决？（《新旗》第八期，194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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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问题应如何解决？
作者：三男来源：《新旗》第八期，1946年9月25日
「坏政府」不能再存在下去。事实摆着，便是执政者自己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如此这般的政府，不但在野的党派反对它，老百姓怨恨它，就是做它靠山的美国，对它也颇不满意。反动的执政派即使不怕在野党派的反对，不管老百姓的怨恨，可是为了敷衍美国，也不得不表示政府现状的必须改变。
如何改变这「坏政府」呢？现在有三种意见：一、扩大现政府；二、组织联合政府；三、召集全权普选的国民大会。第一种意见是国民党主张的；第二种属于共产党及民主同盟；第三种是少数澈底的民主主义者（即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所主张，我们从来也抱着这个见解。
「请客式的」扩大政府，就是说，「坏政府」原封不动，但请在野党的几位领袖加入进去，担任几个不重要的部长。这办法之无关于民主，无补于国事之解决，那是太清楚了，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刊物上已经批评得十分痛快，十分足够，毋需我们再说；总之，这是一种虚假的掩饰，反动的伪装，其作用仅能替「坏政府」遮丑，叫不满的大众受骗，结果是于民主丝毫无益，于革命大大地有害。
现在一般进步人士都寄托全部希望于联合政府。具体说，都赞成根据政协决议，把目前的政府改组。究竟如此改组出来的政府能有多大力量，我们只叫看政协对此问题如何规定好了。政协的决议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承认「以现政府为基础」；第二、「国民党人占国府委员名额之半」；第三、国府主席只叫有五分之二府委的支持，便可推翻国府委员会的决议；第四、行政院政务委员会中可不足三分之一的席次由国民党以外人士担任。这四点已很清楚地说明了人们所热望的那个联合政府的真相；「坏政府」基础不变，议政机关由「坏政府党」占二分之一，行政机关由「坏政府党」占三分之二以上，同时国府主席仍保有独裁权力。此外，还有一层必须明白：在那半数与三分之一的加入政府的非国民党人中，包括那个业已被「坏政府」收买的青年党，上层某些份子已在动摇的民主同盟，还有王云五式的「社会贤达」。如此说来，表面上是「二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实际上还要大得多。
我们能希望这样的联合政府做出奇迹来吗？我们能说它比「请客式的」改组政府好些，甚至比目前的「坏政府」好些吗？
如果这样的联合政府成功，事情不但不会比现在好些，甚至还会坏些，因为：本质上仍旧照样地坏，而表面上却「民主」起来了。一块烂臭肉，加上些鲜艳的伪色，那是大大地害人的。
不过有人说：这样的联合政府果然不好，但由此阻止了内战，不是值得的吗？其实这样的联合政府还是阻止不了内战的，充其量，不过是换一种方式的拖而已。要想以这样的联合政府来阻止内战，只有在一个情形中可以实现，那就是共产党愿以少数党员加入政府的代价，片面地解除了自己的武装。共产党是否会如此做呢？多半不会的。不过即使这样做了，那末唯一结果，就是中国之更加远离民主，将是「联合政府」之较目前的「坏政府」更坏。因为，不管我们对内战以及由党派控制军队二事采取何种态度，可是在目前情形中，共产党武力对于国民党政府多少起着解毒剂与防腐剂的作用，却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所以像政协会所决定的联合政府，如果真的实现了的话，实在是一无好处的，它唯一的作用，只是替「坏政府」做一番粉刷工作，瘫痪民众真正为民主与革命的斗争吧了。
——那末较好的联合政府何如？如果联合政府不以国民党政府为基础，如果国府委员会员额的分配与中共及民盟有利，岂不好吗？至少，不比目前的「坏政府」好吗？——我们听到了有人提出这个疑问。
要解答这个疑问，我们只叫指出一点好了：不到最后关头，统治党只肯给「请客式」的联合政府；如果接受「请客式」的联合政府是帮统治党派的忙；那末当危急时候，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存在而愿意让出大部分官职的时候，在野党若接受了这样的联合政府，则帮了政府党以更大的忙。所以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遗教之一，便是：在任何条件中，都不要参加统治阶级的政府。第二国际的堕落一部分由于抛弃了这个教训，第三国际的破产则以其联合政府策略而得到了最后完成。
最近世界各国的历史上充满着此种联合政府的悲痛例子，也充满着此种例子的教训；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德国，在一九三六年前后的法西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者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结果都帮助了统治阶级渡过难关，以便事后让资产阶级建立独裁；目前的法国，意大利以及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也都成立着联合政府；可是事实证明，都已在相当程度内，帮忙稳定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这局面继续下去，中间没有一个真正革命工人政党起来夺取全部政权，建立工农政府，即此种国家的联合政府，迟早都要让位于资产阶级的独裁，甚至法西斯式的独裁的。
英国的现政府表面上完全属于工党，但事实上却也是一个联合政府：工人政党占据着政权的表面，阿特里政府和过去两次的麦唐纳政府一样，其作用不过等工人群众较为平静的时候，把政权交还给保守党吧了。
如此说来，联合政府不过是统治阶级及其党派在危机时候的一个应急武器，还不清楚明白吗？这样的武器于统治党有起死回生之效，但于要求澈底改革的在野党及其所代表的民众，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国共产党如果真的为了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真的为了中国革命任务的解决，不是为了少数几个领袖的出处，就必须抛去联合政府的口号。
以上所说，乃是就革命利益而言的；假使以为革命的名义不「正大」，那末我们还可以从「法律与人民」的立场来讨论这个问题。共产党，或者民主同盟，不管它的主张与政纲如何与人民的利益相符，但总只占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国民党的政府是坏的，因为它违反了人民的意志与利益，所以须得代替，但用什么方法来代替呢？唯一的办法，就得征询一下全体人民的意见，这才合乎人民的利益，这才合乎民主的法律。如果照政协的办法，或照更好的办法，由几个政党的领袖协商结果，安排好一个新的政府，那不过是党派政府，说得坏些，是「分赃政府」，决不是全体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在人民眼中也不会是好的。
因此，无论从真实的革命利益说，或从形式的民主立场说，联合政府都是要不得的，与国民党拟行的所谓「扩大政府」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所以要解决政府问题，我们认为：必须由平等直接不记名的普选方法产生全权的国民大会，由它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政权问题在内。只有这样，我们认为，才可以新起炉灶，根本与坏政府绝缘，依据全体人民的意志建立起一个好政府来。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又听见了两个反对意见：一、在一切权力都握在坏政府手里的时候，如何能依最民主的方法产生出真能代表民意的政府？二、在现政府之下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即令选出了这样理想的会议，不暂时延长了坏政府的生命吗？为什么不可以先改组了坏政府，然后再进行普选呢？
在回答这两个疑问之前，我们先得做如下声明：我们毫不怀疑现政府将尽其一切可能来阻难这种国民大会的选举。同时，退一步说，即使这样理想的国民大会实现出来了，如果国内各阶级力量的真实对比没有变更，它也只能做坏政府的装饰品的。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赞成易见成效的改组政府或联合政府，而如此坚决地主张国民大会呢？最简单的回答，就是：为了革命的利益，但是为什么联合政府违反革命利益而国民大会符合这个利益呢？一句话：前者是既成政党上层份子的拉拢，是妥协的办法；而后者则是唤起全体民众，起来解决自身问题，是革故鼎新的道路。不管这道路上存在着多么大的障碍，但其基本的精神与方向，却总是革命的，澈底的，是自下而上的。但是为什么非自下而上不可呢？又是一句话：如果不让庞大的人民大众直接起来参加政治，中国的僵局是决计不能打开的。中国目前一切问题中的问题，可以归结到如何让最广大的人民起来，而人民参加政治的现成公式，就是全权普选的国民大会。因此我们主张这个国民大会。
然后我们可以解答那两个反对意见了：第一、坏政府大权在握，自然有力量不让老百姓根据自己的意志投票；但只叫是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普选，只叫人们享了法定的选举权，只叫他们被唤起了对政治的关心，那末政府的任何干涉，都将是给民众一次政治教育，一次革命训练，其效力其远果，要大大地超过什么联合政府的。如果强奸民意，包办垄断地选出了一个国民大会，这自然无补于国事的解决，但在这一虚伪选举的整个过程中，被强奸的民众对政府的认识却更加清楚了，幻想也就更少了。第二、先改组了政府，或先组织了联合政府之后再进行国民大会的选举。这对于选举的进行上是否能有较多民主，是一个大疑问。（多半是不会的，因为上面说过，这样政府的实权仍旧操在执政党的手里。）可是这样一来，却有一个大毛病，便是：在野党分担了现政府的责任，以致在为国民大会的产生而作的斗争中，缓和了人民大众对执政党的仇恨。这不是「暂时」延长，倒是长久延长了「坏政府」的生命了。
责任分明是顶顶要紧的，谁若想产生一个全权的国民大会来代替坏政府，清算坏政府，那他就绝对的不该分担坏政府的丝毫责任。所以为了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的保证，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唯独不能参加政府。
我们自然不能对一切现实问题闭起眼睛。为使最民主的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得以产生，为使产生前减少国家人民的损失，又为使产生后能真有权力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号召全体民众立即起来，依生产的地位，组织在各个民众团体里，为下列的先决条件的实现而斗争：一、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二、各党派合法存在；三、立即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完全自由；四、立即取消特务制度，保障人身安全；五、立即撤退美国在华的驻军；六、立即取消保甲制度与警管制；七、立即组织兵士委员会，予现役兵士以投票权；八、立即实现八小时工作制使工人有时间与精力参加政治；九、立即没收土地归贫农，使最大多数的农民能吃饱肚皮来过问政治……。
此外，我们还主张各个民众的团体，如工会农会兵士委员会等，选派代表，组织选举监视团，监视各个地方（不分国民党区或共产党区）的民主选举。
只有靠有组织的人民力量，才能实现这些先决条件；只有实现了这一条件，才能产生真正普选的国民大会；也只有实现了这些条件，才能使普选出来的国民大会赋有全权，藉以解决一切问题。 |
关于劳协事件（振声，《新旗》第八期，194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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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协事件
振声（王凡西）（《新旗》第八期，1946年9月25日）
在抗战期间，中国托派大体分为了两个组织：以彭述之为首的一派，以王凡西、郑超麟为首的另一派。两方的分歧林林总总，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抗战胜利后，王、郑等人开始出版机关刊物《新旗》，从内容上看，可能属于地下或半地下发行。
从刊物的内容上说，王、郑等人的阶级立场确实比较鲜明，不像彭述之一方的文章，时常带有较浓的“左翼民主主义”气味。以本文来说，背景是抗战胜利后，微弱的改良尝试遭到资产阶级的反扑，有美国背景的主流工人组织“中国劳动协会”遭到国民党的解散。文章作者“振声”，是王凡西的笔名。
文中指出，对当局镇压工人组织，要反抗；对劳动协会，则揭示了它的体制内老底，同时指出，资助它的美方力量，目的在于与中国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对抗。最后，文中分析了为何一个体制内团体，获得美国大老板甚至中共的扶持，却还是被迫害了：民国资本主义的贫弱，民国资产阶级的凶暴，让改良主义缺乏空间。
这篇文章着实写的不错，王、郑等人确实比彭某人更接近马克思主义，接近得多！虽然时过境迁，贫弱的民国资本主义已成历史，但对今天的工人，这篇文字还是挺有启发意义的。什么意义呢？自己琢磨吧……哈哈哈哈
顺便说一下，朱学范后来出走解放区，1949年后成为中共的统战座上客，继续“代表工人阶级出席国际工人会议”。
（李星注）
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于一月前被国民党特务组成的所谓“市总工会”会同警察“接收”了。此事发生，引起了中国一切进歩分子与各工会的抗议，而且也引起了国际工人组织的抗议。
我们也愿意在这些抗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因为这是执政党反动派反对一个工人组织的暴行，我们在任何斗争与任何情形中都要站在工人一边的。
不过我们参加这个抗议，并不表示在政见上与中国劳动协会一致。站在工人阶级斗争的利益上，我们必须公开地说明这一点。
劳协是一个较近的组织，但它的负责人朱学范等等，本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工官，起着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代理人作用。在反革命加深的几年中，他们一直是黄色工会的领袖，屡次被政府派作“工人代表”，出国去参加一些国际的劳工会议。在斗争中，他们总是表面上站在工人方面，而实际上站在资本家方面，解决一些劳资纠纷。因此，十几年来国民党所从事由朱学范等在执行的“工人运动”，非但得不到工人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他们的消极的仇视。
这是事实。这事实不但说明了朱学范等个人的经历，而且也说明了整个中国改良主义工人运动的命运。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之下，只能以最惨酷的手段来榨取工人阶级；否则，她便无法存在了。因此，中国改良主义的运动从来不能发展，也因此，国民党的工人运动从来只能是特务与流氓控制的别名。
但中国劳动协会却是一个特殊现象。它虽然仍在朱学范以及国民党某系党人的控制之下，但作风是不同的。它确实替工人做些事，给工人办些福利事业，领导一些工人的斗争，并且创立许多工人的组织，因之，它也确实获得了不少工人的拥护。中国劳动协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造成了一个相当有力的改良主义运动。
这应该如何解释呢？
第一、我们知道，劳动协会是美国的二大改良主义工会——美国劳动联合会与产业组织大会——捐款创办的。它的一切经费，一切事业，都靠着这笔巨额美金的捐款，这就是说，都靠着美国改良主义工会的帮助，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目前这点改良主义运动，乃是美国的改良主义的分支，是它在中国的代理人。不错，这笔捐款全都是美国工人弟兄们的血汗钱，他们的捐助自然完全由于无产阶级超出国家的阶级爱，我们工人应该十分感谢的。不过这是就直接捐款的工人说的；倘就美国工会的高级领袖说，就执行华尔街政策的国务院说，这笔对华捐款，多半是用心良深的，他们希望在中国造成一个强有力的改良主义势力，以便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工人运动对抗。美国这些工运专家与目光远大的外交家是知道的：要使中国不赤，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造成一个强大的改良派。国民党无此力量，也无此见识，中国一般的资产阶级自然更谈不上，于是美国直接来投资了。
第二、国民党中某几个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中统系的官僚，预见到战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中共势力之膨胀，于是决心利用美国的帮助，扶植一个改良主义运动，以便控制整个工人阶级。
第三、中共由于其阶级合作的政策，及其联络民族资产阶级的企图，再加上它多年来的脱离城市，在工人阶级中没有力量，所以也就拥护着劳协，与朱学范合作。
这三种情形造成了今日中国劳动协会的声势。
劳动协会的积极活动开始于抗战首都的重庆，但长成于工人阶级堡垒的上海。一年来，上海的工人斗争，造成了劳协的群众基础。在这些斗争中，劳协，虽然本着它一贯的妥协态度，本质上总站在资本家方面，但它为了在群众中获取初步信仰，总算领导了好些斗争，并且组织了许多工会。结果，朱学范及其劳动协会，确实在上海工人的心目中有了地位了。
但即使在美国工会，国民党一部分官僚以及中共的联合支持之下，劳动协会所代表的改良运动还是很快达到了极限；中国的资本主义太贫弱了，它担负不起这个改良的重担，资产阶级愤怒了，大叫“中国工人的工资高过了美国工人的”，声言“六个月以内就要同归于尽”，人们纷纷以关厂歇业等等来要挟了。于是劳协的主人——朱学范，立刻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高呼止步，力言劳资合作的重要，他又故调重弹，到处去镇抚工人的罢工。自从本年七月以来，劳协对工人的斗争即使不出于直接干涉，也总是消极旁观的。
可是资产阶级及其国民党却连这样的劳协也不愿它继续存在，配合着全面内战，趁着整个的反民主高潮，他们在劳协的初期活动地向这个改良主义的组织进攻了。这就发生了前月间重庆劳协事件。
对于这件国民党的暴行，我们说过，我们自然坚决反对。
不过趁着这个事件，我们要再一次地提醒工友们：中国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是无法存在与发展的。劳协证明得清清楚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即使在国民党工官的直接控制之下，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还是不能让它存在。中国工人阶级为想得到解放，甚至只为了生活改善，都必须经由不妥协的阶级斗争。朱学范及其劳协的道路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道路也是走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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