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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章中日战争的爆发与托派分裂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六章中日战争的爆发与托派分裂自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倾向：以彭述之为代表的第一种倾向，坚持的立场是：在军事方面，支持蒋介石所进行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在政治上我们仍旧采取独立的立场，批评蒋介石的消极抵抗，以及压制一般民众抗日运动的反动政策。这种倾向已经为中共同盟绝大多数所赞同。第二种倾向，以陈独秀[1]为代表，他支持蒋介石所领导的反日帝国主义的战争，但不加以任何批评；而且反对在我们党机关报上批评蒋介石政府压制民众抗日的反动政策。第三种倾向是郑超麟的极左教派主义，他认为中日战争只是蒋政府同日帝国主义天皇的战争、他的基本立场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抗“民族独立运动”（见《保卫马克思主义》第二卷彭述之著《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中所引郑超麟著的讨论大纲逐条批评——兰）。因而便根本否认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意义，因此他坚决主张在中日战争中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接着他又说：“一个革命之上，冠以民族的形容词，必须（或假定）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能成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能独立发展民族的经济（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个观念，在理论上根本否认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意义，这便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和列宁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立场，离开了不断革命论。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理论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的成功，不是成立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发展其独立民族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而是要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设。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在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潮激荡的情形之下，取得政权，只有如此，才能附带的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同时，使生产机关国有化。可是郑超麟在理论上根本否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意义，这便完全离开了马列的基本立场，离开了不断革命论。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否认了我们过渡纲领中的“对外民族独立”，与“国内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便在客观上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不过，他是从极左的论调走进斯大林主义的“阶段论”的范畴中去的，实际上他已成为葬送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斯大林的“阶段论”的辩护者了！此外，还有另一种中派主义或调和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的主要特征是由于缺乏坚定一贯的政治立场，因而常常盘旋于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之间。当右倾的力量抬头时，就骂马克思主义为教派主义或机械论；但当它受到“左”方的影响时，却又讥讽马克思主义为机会主义。调和主义的另一种最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思想上的混乱、矛盾、动摇、易变、喜新厌旧（托洛茨基称之为印象主义）。调和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和教派主义者常常采取友好、宽容和退让的态度；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却反而采取轻蔑、厌恶，甚至仇视的态度，王凡西便是这一倾向的代表人物。例如当抗日战争开始时，他是在以彭述之为首的我们绝大多数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之间（多半站在我们方面）盘旋；但他从没有在文字方面或口头上对陈作出过批评，而且讨厌看党机关报批评陈，这便明显地表现他对陈有某种程度的调和倾向，或个人感情上的偏爱。这便是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及至郑超麟来到上海之后，他的政治倾向又开始向“左”移动。由于日美战争行将爆发，他便发明了所谓“抗战变质论”。他认为：中国民族的抗日战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纠缠在一起，中国的抗日战争，便失去其进步意义，因而他主张采取失败主义的政策。1941年4月，彭述之写了一篇《对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文，对上述各种倾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并作了适当而深刻的批评，在各支部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作出决议。刘家良（当时笔名为耀如）写了好几篇长文章，批评王凡西的“抗战变质论”，其他的某些干部（各地方的）也批评“抗战变质论”，驳得它体无完肤。这几种倾向在组织内部讨论了将近一年之久，包括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郑超麟的极左教派主义，以及王凡西的抗战变质论。讨论的文件，油印成四大册，各方面的意见表现得很明显，甚至连王凡西都承认：这可算是经过民主的讨论了。正在此时，约在1941年春，太平洋的战争看来行将爆发，组织决定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需要讨论和决定我们对它的方针和应变措施，以及地下工作的准备等等，以免临时陷于仓皇失措，难于应付巨大的事变。可是，王凡西在他的自传的内部争论——组织分裂——的一章里……关于组织分裂的原因，作了如下的描述：思想问题的争论，不曾直接促成组织分裂。组织分裂乃由于一个关乎组织原则的步骤。在1941年夏天彭述之等主持了一个所谓中国托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因病没有参加）在会议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机关。其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我们对那次的会议的准备和进行都不满意。但接受了它的结果，自安于少数的地位。不过，我们要求一个权利，即在机关报《斗争》上辟一讨论栏，双方继续问题的阐明。新中委会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我们自行出版内部生活，后来我们命名这个独立辑印的内部生活为“国际主义者”，以此同时对党内党外的革命者发言。我们这样作的时候，同时声明中央如答允我们在《斗争》报上开辟讨论栏的要求，随时可以停刊《国际主义者》的。以彭述之为首的新常委会，不允考虑我们的要求，并指出少数派的行动破坏组织原则。如果继续发行，则宣布所有的反对派同志已自动脱离了‘中国托派’。（自传二八五页）就这样，于1931年5月1日统一起来的中国托派，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再陷分裂，从此便以两个组织存在着，迄今不曾合并”（自传二八六页）。上面这一段描述，王凡西歪曲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事实，其目的是企图把分裂的责任转嫁给多数派，特别归咎于彭述之。现在我应当而且有责任把事实的真相弄清楚：首先，王凡西说：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新的领导机关，其成员全体属于多数派”。这便意味着多数派是有计划的排除少数派于新的领导机关之外，这完全是背着良心故意说谎！事实是：第二次大会开会时，少数派曾派陈其昌、楼国华出席。当选举新中央委员时，多数派的代表曾建议选着超麟和王凡西为中委，但陈其昌和楼国华坚决地拒绝这个建议。这便明显地表现他们拒绝参加新的领导机关，企图阻碍它的产生，因而多数派只好从自己的代表中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便执行大会的决议。实际上，所谓少数派也少得可怜，一共只有四个人，给它两个代表，多数派对他们已经让了一大步，可是，他们还不满意，企图以拒绝不参加新的领导机关来威胁它的产生，好像没有他们的参加，就不能进行革命工作似的！其次，王凡西说：少数派“对第二次大会的准备和进行都不满意”。为甚么不满意呢？他没有说出其原因之所在，好像暗示着，“大会的准备和进行”，不合乎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关于两派政治方面的分歧意见，已讨论了[2]半年之久，两方面争论的文件，集成了好几大册的《内部生活》。正如王凡西自己所说的：“这可以说在政治上已经过充分民主的讨论了。”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同时，在组织方面，出席大会的代表，完全按照各地方党员人数的比例选出的；而且少数派所派的代表，却远远超过他们人数的比例。他们一共只有四个人，却派出两名代表。像这种苦心孤诣（由于我们环境的恶劣，托派运动稀有的艰难），这样对他们让步，超出他们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宽大民主程序所准备和进行的大会，他们还不满意；为甚么王凡西对1931年那种完全违反民主程序所召开的“统一大会”，那样赞扬，高唱其赞美词呢？这其中隐藏着的秘密是很显然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所进行的统一大会，运用拉拢以及其他手段，他们有把握“保证自己或己派的控制权”；但这次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他们居于少数无法“保证自己或己派的控制权”，因而根本反对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但多数派认为：政治的讨论已经超过了半年，双方的意见已经表达得很清楚，而且最要紧的是：太平洋的战争正迫近眉睫，必须迅速召开大会来决定我们应采取的方针，以免事变到来时陷于仓皇失措。从以上的叙述，人们便可明显的看出：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对政治责任感之根本差别了。现在我应当进一步地来检讨组织分裂的责任究竟谁属的问题。直接促成组织分裂的确如王凡西所说：“乃是由于一个有关组织原则的步骤。”事实是：在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决议之后，多数派曾经答允以后在“内部生活”上继续讨论政治的分歧意见，但少数派却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要求一个权利，就是在《斗争》机关报上，辟一讨论栏，双方进行政治意见的继续讨论。当新中央拒绝了这一要求之后，少数派便自行出版《内部生活》，随后改名为《国际主义者》，“……同时向党内外的革命者发言”。像这样的要求和行动，是否合乎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呢？换句话说，王凡西等当时要求在《斗争》机关报辟一栏，公开地“进行问题继续阐明”的“权利”，以及随后自行出版……《国际主义者》，同时以此向党内外的革命者发言的行为，是否合乎组织原则的步骤呢？关于这个问题，最合理而又最准确的判断，我们只要引证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39年末和1940年所发生的分裂故事来对照一下，便足够证明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分裂的责任究竟是由谁来负责的问题，那便明若观火了！当1939年秋，社工党内部因德苏协定所引起的关于苏联性质的争论到达高峰时，班纳姆（JAMESBURNHAM）和夏克曼（MAXSCHACKMAN）所领导的少数派，曾要求在党的机关报上——《社会主义呼声》和《新国际》，辟一讨论栏：以便双方阐明自己的意见。但以加农（JAMESP•CANNON）为首的多数派，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这个要求。更有意义的事：托洛茨基不但完全支持加农派的立场，而且对班纳姆和夏克曼派的要求作了如下深刻的批评：新国际和社会主义呼声，不是在特别讨论委员会控制下的讨论工具，而是党及全国委员会的工具。在讨论的内部公报里，反对派可以要求与多数派同等的权利。但党的正式机关报却有保卫党和第四国际的观点的职责，直到这些观点改变……。（《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六五页）那么，他们要求公开的根源是甚么呢？解释起来简单得很；他们性急地想在民主的舆论之前辩护自己的正确，在一切伊斯特曼们、贺克们及其他的人们面前呐喊：他们反对派并不如我们坏……这种同一的内在投降，在十月革命前夜，我们在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加米涅夫（KAMENEV）方面也曾看到……（同上六六页）这种考虑，是在这方面反对给他们以任何让步的补充论据。在现存的条件之下，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向他们说：你们必须等待党的裁判，而不是在这个裁判宣布之前，向民主的爱国主义裁判呼吁。（同上六七页）从上面所描述的美国SWP内的少数派与多数派之间，关于党的机关报上另辟讨论栏的争论故事里，尤其是托洛茨基对于少数派的批评中，人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郑超麟和王凡西所领导的少数派的要求，完全是从班纳姆和夏克曼那里复写过来的，但以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之拒绝这种要求，不过是继续加农派的一贯立场和继承托洛茨基对这个民主组织原则之传统观念而已。而且事实上郑超麟和王凡西的少数派比之班纳姆和夏克曼的少数派走得更远！夏克曼派仅仅要求在机关报上“辟一讨论栏”，但王凡西等少数派却要求党在形式上准许少数派，出版一个公开的独立性的刊物，“向党内外的群众说话”（见1943年3月，意因，连根，谷和，室川和广源等致常委的信），这便明显地表现着他们要求多数派领导的党在“形式上”承认少数派“独立出机关报”。换句话说，承认他们是另一个党！总而言之，1942年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的郑超麟、王凡西等所领导的少数派之分裂党，无论在政治上，在组织的观念上，以及实际的行动上，都是1940年SWP组织内的班纳姆和夏克曼所领导的少数派从党分裂出去的中文翻版。在政治上，他们同样是极左的教派主义，所不同的，仅仅是夏克曼派从苏联因德苏协定而变质出发，主张放弃保卫苏联的政纲；王凡西派则从中国抗战因太平洋战争而变质出发，主张放弃第四国际保卫中国继续抵抗日帝国主义的战争（第四国际主张继续抗战，见1941年3月31日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在组织上，他们都同样要求无限制的民主讨论，要求在机关报上辟“讨论栏”，甚至要求独立出版刊物，向党内外的群众公开发表主张。这种行动，完全破坏了在行动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托洛茨基对美国班纳姆和夏克曼所领导的少数派的批评，完全适用于对郑超麟和王凡西所领导的少数派：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它的特点是：“对理论的轻蔑态度和对折衷主义的偏爱；对于自己组织传统的藐视；以个人对‘独立’的渴望代替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以神经质代替坚持性；常常准备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不了解革命的集中主义，并敌视它；以及最后以小组织的联系和个人关系代替着党的纪律。”（见《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四三页）像具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与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少数派，他们最后之破坏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而分裂出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结果。[1]关于陈独秀对1937年7月中日战争的观点，在前一章中已简略叙述和批评，故不重述。[2]仅关于抗战变质论讨论了半年以上。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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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五章彭述之与陈独秀出狱后之分道扬镳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五章彭述之与陈独秀出狱后之分道扬镳自述之于1937年8月末，从南京监狱出来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争更为猛烈，我们虽然住在法租界，但枪炮之声，不绝于耳。每一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而忧虑的，尤其是一般有钱的人家，都争先恐后地购买米粮及其生活方面的必需品，如米、油盐、柴、炭、面粉和肥皂之类。这一方面自然把物价提高了，使贫穷人民的生活负担更加沉重；同时，更造成人心的恐慌，主要的是担心买不到米。因为上海的米，都是从四郊的乡下以及上海以外的各城镇，有的甚至从国外来的，如越南、泰国等当时已经买不到米了，所有上海的米都被富商和有钱的家庭争购一空。我们当时只能买面粉和蔬菜来充饥。我们当时的情形，由于我刚失业，异常严重，述之从监狱出来了，同志和朋友们当然都很高兴（这次出来是由于南京模范监狱被日本投弹炸毁，否则还有三年，原判徒刑八年）。当王独清兴奋地告诉李季说[1]：“述之出来了！”但李回答说：“出来了倒是很好，不过生活成问题。”他的这一句话，尖锐地反映了我们当时情形之困难和艰险。我们大家都笑他是一位心肠好的老实人，不过说这句话太老实了一点，我听了王转述的话之后，感叹着说：“生活实在成问题，但总比关在监狱里好得多，难道生活成问题，还是回到监狱里去吗？我们多年来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的困难，但直到今天还没有饿死，尤其在述之被捕之前数月，由于叛徒马玉夫的告密，我们的一切衣物、书籍乃至家具等物，全都被捕房没收了，我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即至述之被捕之后，在监狱中关了整整五年，我带着两个孩子，也生活下来了。当然，现在的情形更加严重，但我相信，我们可以设法挣扎下去的。”述之同王听了我的这一番话，也表示同感。实在，除了以极大的耐心和勇气去应付这个恶劣的环境外，是没有其他出路的。有一位云南的同志赵济，他同陈其昌一起是当时组织负责者之一，他同他的妻子（她也是同志，在上海一个小学教书）准备回云南大理的家乡去，赵济说，那里的气候很舒适，一年四季都像春天一样，不冷也不热，整年都是花红叶绿，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日军一定会占领上海，对我们来说不但生活成问题，而且生命随时也有危险的可能。他们关怀我们，觉得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上海，既无职业，也没有钱，即令生命没有危险，也有饿死的可能。因此，他向我们建议，希望我们也同他们一起到云南去，他说生活问题他可以想办法，至少碧兰可以找到职业；或者她可以同我们一起开办一所学校。我们觉得虽然到云南去较上海安全，但我们不愿意到那样偏僻的地方去完全为了避难，还企图在上海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作点事情，因而婉言拒绝了他的善意的建议，至于生活问题，慢慢地再想办法。述之回来约一个星期左右，我们的老朋友施复亮以及我在1935年末由施介绍的一位朋友叶波澄请我们连同两个孩子在内，到他们家里晚餐，施同叶同住在一座四层楼高大西式花园房子里。自那次晚餐后，叶自然也认识述之，以前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叶和施都知道我已失业，十分关怀我们的生活，他们商量的结果，随后由施来通知我们说：“当叶和我谈到你们目前的生活时，他诚意地愿意帮助你们。本来，在述之尚未出狱的两年之前，叶亲自当着我的面向碧兰表示，他乐意在经济方面帮助她。因为他认为碧兰带着两个孩子，做职业同时还要写文章，未免太辛苦，但碧兰当即婉言拒绝。她说收入够维持生活，这给予叶和我深刻的印象。可是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碧兰已经失业，而且在抗战期间，生活更加困难，找职业也很少希望。因此，叶和我决定：从本月开始，每月从叶那里领取五十元，作为生活费用，由我转交给你们，现时是非常时期，你们一家人，假如没有固定的收入是很危险的。”这是一个意外的、莫大的幸运！是又一次的当生活遭遇到绝境时，忽然又出现了一条新的出路，从此我们的生活便稳定下来了。在当时有许多人离开上海到四川、云南……等省去避难，因此，上海的房子空起来了，我们乘此机会，在爱文义路福田邨二十八号找到一间前楼，房间较以前的宽大而清洁，有卫生设备。不过，我们仍旧是一家四口人住在一间房子里。在第二年即1938年12月6日，我们的最小的儿子耀明诞生了，这间房子里就有五口人了。叶波澄湖北人，有一个时期曾作过湖北省财政厅长，态度诚恳，没有官僚习气，随后去日本游历，在那里认识了施复亮。出于施的影响，他便信仰马克思主义，当时已年近五十，仍努力学习日文，妻子也跟着学习，买了一大批日文的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准备把他的财产拿出一部分来作文化事业。不久，他对于我们在出版托派书籍和刊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我们在叶家里又认识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约三十左右的湖北人李华卿，曾肆业于上海艺术大学，然后留学日本，由于他在艺大时，便受托派思想的影响，因而他第一次在叶家里见到我时，他就表示要到我们家里来访问我们。我当即把我们的住址写给他，随后他和叶对托派出版方面作了很大的贡献。自述之从南京监狱回到上海后不久，由原来负责书记的陈其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赵济（原来负责者之一），罗世凡和刘家良（他们都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等，讨论当时抗日战争政策和重建领导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战争的决议案；号召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参加蒋介石领导的抗日战争；同时，批评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反动政策，要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日等的自由权利，主张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领导抗日战争。在组织方面，选出了一个临时的中央委员会，一致主张述之担任书记。但述之坚决主张仍由陈其昌继续，自己愿意在宣传工作方面多负些责任，结果，仍旧由陈继续担任书记。经过了一个相当的时期，陈其昌忽然要到四川去见陈独秀[2]，因而述之不得不把书记的工作担任起来。本来陈独秀从南京监狱出来后，应当同彭述之以及其他从监狱一起释放出来的同志，一同回到上海的，因为上海一向是托派活动的中心地带，中央机关也一向在上海。但由于他的思想倾向不同，他没有同任何同志商讨，便分道扬镳，一直独自到武汉去了。这便明显地表明他的政治倾向。因为武汉是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心基地；同时也是各种党派活跃的场所，他企图公开活动，再也不愿干托派的地下工作了。当某些同志建议他到上海去时，他回答说：“我坐了五年牢还不够，还要再去坐牢吗？”从陈独秀上面这两句话中，便足够表明他已经倒退了。在二十年代的初期，他曾有一次在北京被捕，他慷慨地说：“革命家坐牢是家常便饭。”可是，他现时害怕再坐牢了！因而，他一到武汉，便公开活动，同国共的要人以及第三党分子接触。当他在汉口青年会演说时，他公开声明自己不是托派，为的便于公开活动，但那些党派，由于他没有实力，并不十分看重他；尤其是共产党，它宁可同任何反动分子合作，而绝不容许托派分子参加联合阵线的。因而独秀的公开活动，即想同国共合作的企图，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本来，自陈独秀到武汉后，有不少的托派分子去访问他，甚至过去消沉的分子，那时也兴奋起来了，都到他的家里去拜访他，希望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有所作为。首先是要求他主持办一个公开刊物，宣传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以及对日抗战的主张。可是，结果一个一个地对他失望了，这情形还是王凡西在我们家里闲谈时透露出来的，因为王从监狱出来后，曾到武汉去过，并在陈独秀的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王当然也希望同他合作为托派作些事情，但终因失望而回到上海。假如在当时，以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头等地位的角色，创立中国共产党的资望及参加建立中国托洛茨基主义左派反对派的重大意义；尤其为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坐了整整五年监牢，当时刚从监狱出来，勇敢而坚决地举起托派的旗帜，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已经在武汉的同志和其他地方去访问他的同志结合起来；同上海的临时领导机关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全国的领导中心，制定一个正确的抗战纲领，出版公开刊物，从事宣传和鼓动；并分别派同志到各地方去联络分散的同志，重新组织群众，在当时最有利的客观条件下，使他的历史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声望，公开号召群众奋起抗日，托派大有可能在政治上发生重大的影响，形成一个相当有力量的革命组织。但异常之不幸，他没有这样作，这不但是他个人的大损失，抛弃了自己的光荣历史地位；同时，整个托派也蒙受巨大的损失！但陈独秀作为一个托派的领袖，为甚么会采取这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呢？这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因为他在南京监狱中，从1934年开始，他的思想便已经对某些重要问题，发生了怀疑，如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问题，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以及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等等，在监狱中同彭述之开始是口头论争，随后进行了笔战。关于这些争论的内容，在述之的回忆录中，相信有详细的叙述，我在这里只是指出他们所争论的问题（这些争论的文件，当他们尚在监狱中时，不断地托人带出来，因而我们现在还在手边），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陈的思想已开始倒退。随后，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转变，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弗朗哥的法西斯势力在欧洲之蓬勃生长；日帝国主义不断地进攻，占领了中国大部份地区，以及斯大林在苏联所进行的大审判案，清除了整代的老布尔塞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在这些可怕的历史倒退的极端反动的情况之下，因而陈独秀便开始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发生了幻想，这便是他的思想向后退的转折点，也便是他背弃托洛茨基主义的根本原因之所在。1937年“八一三”[3]的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对抗战的意见，也与我们完全不同。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因为它是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号召群众参加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但同时必须批评国民党的压迫民众、不让民众自动起来抗日的反动政策；陈独秀根据抗日战争是进步的观点出发，因而不但支持蒋所领导的抗战，而且拥护他的军事独裁，反对在上海托派机关报上对蒋介石压制民众、不让民众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的批评。他也向民众呼吁：“有钱的出钱，有力者出力，”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口号，他也跟着中共来一个合奏，以取悦于中共。因而，他便一步一步地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背弃了第四国际的抗战纲领，在思想上又回到他的资产阶级的理论范畴中去了，因而，他强调说：“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上的成熟自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他告诉青年们说；“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所引这些片段的文句，都是他同李季同志私人通信中摘引出来的，见1939－1941年“保卫马克思主义”第一部陈独秀的来信）。因而，他的结论是同当时斯大林主义中共的理论一样，中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他的这种资产阶级的陈腐滥调，正是所有西欧和俄国孟塞维克——机会主义者的“阶段论”，早已被俄国的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所击碎了的，这时陈独秀拾起了他曾经反对过的这种革命“阶段论”。这样，他便从理论上根本背叛了“不断革命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陈独秀的思想走得更远了；他向中共合奏所谓反德、日、意的侵略阵线的交响曲；他站在所谓民主阵线，即英、美、法民主帝国主义方面，反对在这些国家内（英、美、法）进行革命运动，甚至反对印度及其他殖民地进行独立运动。他完全忘记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抢夺性质，根本违反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帝国主义战争一贯所坚持的“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的战争”的革命战略。最后，陈独秀认为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和发展的必然产物，因为陈独秀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分析苏联的堕落，是由于世界革命不断地失败，以及俄国的落后性所交织而成的后果。因而他便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图式，来判断苏联的堕落根源，把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演化成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之必然产物，这是所有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反动立场。现时有不少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者，特别强调这一反动的理论，这是由斯大林和毛泽东在苏联和中国所进行的稀有的专横和残暴所加强起来的，这便大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之真正面目，阻碍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地进行和发展，拖延了革命的成功。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应当客观而公正的。虽然陈独秀后期所表现的思想和行动是趋向于堕落，曾给以严厉的批评。可是，他的前期历史，他在中国几个历史阶段所起的巨大进步作用，却不能因为他晚年的思想变化而抹煞或贬低，我们对于他在前期的历史事实，仍旧应给以客观的评价。陈独秀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经过科举，获得秀才之后，便留学日本，当时正是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向中国侵略，以及极端腐化的满清政府向帝国主义不断投降，陈独秀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一跃而成为急进的民主主义者。由于他是一位敏感和具有某种天才的人物，在当时恶劣环境之下，他激昂起来了，迅速反映那个时代的要求，因而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便成为这个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这个伟大的运动，是划时代的，它是东方资产阶级一个启蒙的运动。陈独秀在这一运动中，不但扮演了头等领导的角色；而且还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坚决和勇敢的精神，彻底地反对一切封建的旧思想、旧传统、片面的贞操观，反对封建思想束缚妇女性自由的残酷制度——夫死不再嫁，妻死丈夫可以再娶的传统。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写了许多关于反对片面贞操的文章，反对一切旧道德、礼教，尤其对当时封建思想堡垒的孔教；而且对中国文化最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提倡“科学”与“民主”，并大声疾呼地提倡以“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所有这些，都是他在领导五四运动中所起的辉煌作用和伟大的贡献。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的这个启蒙民主主义运动，便同十月革命的潮流汇合起来了。陈独秀在这个震撼世界的革命巨浪的激荡之下，便更向前跃进了一步，从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而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从1920年开始，他便成为这个党的总书记，一直到1927年被瞿秋白非法召开所谓“八七会议”[4]篡夺时为止。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1929年春，他阅读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两个重要的文件，即：《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后，他认为托洛茨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当时应采取的以国民会议的口号代替盲动主义的政策，异常正确，因而立即同彭述之、尹宽以及一大批对党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的重要干部，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在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是省委的书记和委员，以及作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的领袖……等等。这便表现了陈独秀再向前跨进了一步；同时也反映着中国无产阶级经过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重新回到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准备进行中共所未完成的历史使命，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观点来说，它的意义是划时代的，是不断革命论的继续和发展。根据以上所述，陈独秀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上——从五四运动，创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左派反对派，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都起了推动和领导的作用，这是他应当引为骄傲的，他的敏感和智慧，在这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发挥到了最高峰，不管后来斯大林党对他如何地贬损和污蔑，但他的名字，即在他前期几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是永垂不朽的。陈独秀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除了他本人的某些弱点外，主要的还是需要求之于历史辩证法才能获得解答。由于历史的残酷，落后国家的历史更加残酷，因为中国历史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便使陈独秀以一个光辉的民主主义者踏上政治舞台；以他的敏感和智慧，随着革命潮流的上升，他能够比任何人更敏捷地乘机而上；但当革命潮流下降，尤其遭受各种各式的打击和挫折时，他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分析和了解问题，因而在反动的逆流冲击之下，站立不稳，终于跌到他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泥坑中去了。对他个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悲剧；而对托派来说，也是一种无可弥补的损失！像陈独秀这种前后判若两人的现象，正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一样。而普列汉诺夫也是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一跃而成为博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尤其在哲学方面，特别是历史唯物论的通俗解释，教育了整代的青年工人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但当1905年的革命失败后，他便逐渐后退，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后，他便堕落成为一个社会爱国主义者，疯狂地拥护帝国主义的民主欺骗，以此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十月革命，成为所有反动者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论家和代言人，像普列汉诺夫这种前后矛盾的现象，当然也只有从俄国历史发展的落后性才能获得解释；但他本人当然也有致命的弱点，也同陈独秀一样，只是抽象地了解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分析问题，得到正确的解释和结论，因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党人，对于陈独秀的思想和行为之前后矛盾，也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对待普列汉诺夫所采取的态度一样，保卫他前期的光荣历史；唾弃他后期的背叛。在我的回忆录中，对于人物的描述（当然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同我的工作或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有好的革命者的典范；但也有少数坏的典型，乃至叛徒），写得最长的，除了瞿秋白外，那便是陈独秀。前面“从上海到北京”一章中，已经叙述过，当我于1923年暑假到上海时，陈便提议瞿秋白同意由党中央负担我的生活，培养深造，首先进上海大学，然后送往苏联学习。这一决定，对于我往后前途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当时是唯一由党中央培养的一个党员；也是第一位送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女同志，因此，我一直是怀着感激的心情来对待陈独秀的。尤其自1925年12月，述之同我生活在一起后，在党的领导层中，以他同述之的关系为最好，因而，我们这间，时有私人来往。在第二次革命失败后，以及1929年，我们一起组织左派反对派后，陈同述之和我的关系，自然便更为密切。但历史的变化和政治的演变是残酷的，陈独秀最后竟离开了我们，离开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而回到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泥沼中去了！现在我必须回头说到述之担任书记后，重新整顿组织，把留在上海的几十个同志编成支部，正常开会，选出临时领导机构继续出版《斗争》机关报。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把各地方的小组织也开始联系起来，由于抗日运动的潮流遍及全国，在这个有利于群众运动的客观条件之下，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跟随着群众运动的发展而扩大；在组织方面，如上海、北京、广东、广西和浙江等地，也随着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扩展，组织也日渐发展起来，中央领导机构仍旧设于上海，除述之和刘家良外，陈其昌从四川回来，仍为常委，王凡西也从武汉来到上海，述之再三再四地到他的住所，请他参加领机，但他却坚持绝不参加常务委员会，而只参加编辑委员会，因他感到：自从监狱出来后，时常有人追踪，中常会时常开会，而编委会议则不常开，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他决不参加中常会，但他愿意为中常会作些文字工作，实际上他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不喜欢作有危险性的实际工作，而喜欢写决议案或作主编之类的工作、虽然人数很少，但仍旧把运动推向前进。在教育方面，我们办训练班，由述之、家良、凡西和我主讲。我特别在妇女支部中多负些教育责任。但正当我们的运动开始复兴时，忽然发生了一件极重要的事件：约在我们搬到福田邨的第二年，即1938年夏，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党）公然在它的报纸上造谣、污蔑陈独秀和彭述之领取日帝国主义的金钱，为它服务，从此便称托派为汉奸。我们必须知道：“汉奸”，在当时民族抗日战争热潮情形之下，是每一个人都极端仇视的。因此，斯大林主义者才恶毒地把这顶帽子扣在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头上，随后不久，它又在上海所控制的四家日报上，同日登载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彭述之和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大汉奸李国杰是密友，其用意是企图以汉奸的名义，让它自己的特务暗杀彭述之（国民党刚释放他出来，它无必要进行暗杀）。当这个消息登出后，我们立即决定述之必须立即离开我们的住所，因为我们认为，斯党有人从我所来往的朋友中，可能知道[5]我们的住址，因而，国华同一个老式钱庄有关系，他便把述之安排在那里居住，以避免危险；同时，我们聘请著名的外籍律师进行控诉，经过法律的手续，才迫使共产党的报纸登载一项声明：“所载关于彭述之的消息并非事实。”这个可怕和可耻的阴谋，虽然如此了结，但我们从苏联斯大林迫害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教训中，仍旧不能放心，因而述之继续住在那里。经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志裕钱庄的副经理夏杏芳成为述之私人最密切的朋友和同情者。夏当时年约四十左右，性格豪爽、果断，作人有原则，特别有信用，因而他在银行和商业界有信誉，所有这些条件，对于他的事业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本来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却发展成为一个很好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意外的巧遇。由于夏杏芳成为同情者，述之同我商讨，准备把叶波澄和新近认识的李华卿介绍给夏认识，他们不久也便成为好友，而且共同创造某些商业方面的事业。首先将夏的老式的钱庄，改为新式的，即银行式的金源钱庄，叶波澄本人和他的一位更有钱的朋友，投进大量的资金，业务日益发达，夏杏芳便成为这个新式钱庄的经理。约在1938年末，述之同夏[6]住在金源钱庄同一间卧室里，他们的友情甚笃，无所不谈，当述之谈到托派的出版的计划时，夏告诉述之说：“你认为应该首先出版些甚么书，你列出来好了，我们有计划地来进行。”述之提出《苏联的现状与前途》[7]，《俄国革命史》，（均为托洛茨基著）《中国革命的悲剧》（HAROLDR.ISAAC著），以及《十月革命后廿年的世界局势》（美国强生著）。夏当时便答允筹措五百元先行出版《被背叛了的革命》。随后不久，述之又向李华卿谈及出版计划时，李当即表示极愿尽力在经济方面来帮助这个计划之实现。他迅即同叶商量，结果他们两人愿意分担《俄国革命史》出版的经费，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们却如此慷慨地答允了；而且即时购买了印《俄国革命史》的纸张，因为当时的纸币不断贬值。在出版书籍开始进行的同时，我们看到当时上海租界出版界的活跃现象，因而我们便企图出版公开刊物，但问题决定于公开发行人和财政。关于公开发行人方面，正好当时有一位美国同志[8]在上海担任某报的编辑，经过他的关系，找到一位同情者出面登记（此事由王凡西和陈其昌接头）。但最困难的是财政问题，李华卿坦白地说自己的能力有限，只有叶才有这种力量，当叶听到这个计划时，他便一口答应每月资助150元。第一个公开刊物《动向》，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而出世的。《动向》仅出了几期，由于登记成问题，因而停刊，改名《西流》，以小册子形式出版；随后又改名为《破晓》，这两个刊物也是在同样的条件之下而继《动向》之后出版的。上面已经说过《被背叛了的革命》已由夏杏芳负责筹措五百元出版；《俄国革命史》已由叶和李担任出版经费；但关于《中国革命的悲剧》和《十月革命后廿年的国际局势》还没有着落。因而述之只好再同李切实商讨。李主张这两部著作现在可以开始翻译，至关于将来出版的经费问题，他可以同叶设法。因此，述之便向组织提议：请王凡西和郑超麟共同担任翻译《俄国革命史》；刘家良译《中国革命的悲剧》；陈其昌译《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局势》。组织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凡西、家良、其昌等便开始进行翻译的工作。但当时郑超麟还在安徽乡下，必须请他来上海才能进行他的翻译工作，这样，新的问题又发生了，那便是他来上海后如何生活的问题。述之只好再同夏商量，夏回答说：“你尽管叫他赶快出来好了，我设法寻找经费来维持他们最低限度的生活。”郑超麟便是在这个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的保证之下，才来到上海的，而且，在往后的事实上，夏不但设法筹得一些经费以稿费的名义帮助了郑超麟，而且也帮助了王凡西、陈其昌和刘家良（我们是早已得到他的帮助的）。此外，我们同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老先生订立了一个出版托派小册子的计划，其中包括十个以上的题目。但述之只写了三个小册子，即：《长期抗战的必须条件》，《奥国是怎样失败的》，《西班牙的内战及其前途》，以及苏联的审判案（编译的）等。这便是王凡西所说的“……由我们自己编写的有关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影响很大，因为公开出版，发行遍全国……。”在述之尚未出狱之前不久，亚东书局曾出版了我的《妇女问题丛谈》，曾获得了一些版税以弥补生活，因而我常到该书局，当缺少小小数目的时候，汪老板对我的态度非常之好，即在他困难时，也不让我空手回家。有一次，当我到那里时，由于述之的几个小册子出世了，我碰见有四位广西青年在那里买这些小册子，他们认为这些小册子写得正合乎事实，合乎时代的需要，他们问汪先生，“我们是否可能同这位写小册子的作者见面谈谈？”我倒跃跃欲试，但汪以特殊情形为理由而拒绝了，他很谨慎，但我深为惋惜！根据上面所叙述的事实，是我们亲身参与的，叶和李还是由我介绍述之认识的，至于往后的发展以及一切出版经过情形，我全部知悉。但王凡西说：“上海的孤立时期……是政治的出版活动非常蓬勃的时期，一个刊物，只要名义上有英美籍的发行人，就可以公开发行……同时又有两三个比较有点经济能力的同情者愿意月助百元来帮助我们的杂志，我们便办起了一种月刊，起名《动向》……执笔者王独清，陈其昌，彭述之，刘家良和我，由我编辑，而技术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资金的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为国华担任。“在此前后（即出版《动向》前后——兰），我们曾经独立的以春燕出版社的名义印行了托著《苏联现状与前途》[9].。……经过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大约十四本托著的以及由我们自己编写的有关托派意见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影响很大，因为公开出版，发行网遍全国……《破晓》出版后不久，郑超麟同志从皖南（安徽）乡下来到上海，他的来到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出版计划……因为我们在上海已开始翻译托的最大著作《俄国革命史》，希望他来参加……”（见王自传二七三至二七五页，一九五七年出版）。可是，郑超麟正是述之同夏商量后，夏答允维持他们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的保证之下，才来上海的。这是和王所说的：“郑超麟同志从皖南乡下来到上海，他的来到大大促进了我们的出版计划”大为不同的。从上面摘引王的几段素描中，便给了读者一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从办《动向》到出版托洛茨基的重要著作，如《被背叛了的革命》，《俄国革命史》……等，好像都是由王凡西的计划和推进，“而技术方面的一切工作，包括资金的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为国华担任”，彭述之不过是在《动向》里面次于陈其昌一个执笔者而已。但事实果真如些吗？假如读者看了我前面所叙述的关于述之和我怎样得到同情者，述之如何与他们商讨出版刊物以及托洛茨基和其他著作计划的经过，那么，王凡西的这一套巧用心机地和处心积虑地表彰自己和己派伙伴的丰功伟绩，企图抹煞别人的贡献，但人们是不会受其欺骗的；就是王凡西和国华本人心里也是很明白，他们不过为了派系的私利（因为他写此回忆时，是1959年；在1942年他带着几个人破坏了组织原则，自行出版公开刊物离开了第四国际支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运用欺骗和蒙混的手法来美化自己和己派的功劳罢了。本来我最厌恶在革命队伍中那种斤斤计较功劳的行为，但当人们过分地伪造事实，来表彰自己和己派的伙伴的功绩而完全抹煞别人的贡献时，觉得对这种品德不高尚的行为，假如不加以揭穿，那就是等于任人去歪曲事实欺骗别人。因而，我才迫不得已将我所亲身经历和亲眼看见的事实揭露出来。当然，我应当说，在抗日战争发生后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内，从1938年到1941年，中国托派公开出版刊物，如《动向》、《西流》和《破晓》；大规模地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和托派一系列的小册子等，这对于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贡献中，王凡西和郑超麟在翻译方面当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国华在技术方面，如校对、发行、流通等，也是特别效劳的。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了解：出版杂志，尤其是大规模地出版书籍，像《俄国革命史》这样大的著作，首先便是财政问题。在这一点上，它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像这种重大的财政问题，王凡西却轻轻的一笔“包括资金的筹措与发行流通在内，则悉为国华担任”。这便是把巨大的财政问题和发行流通技术混在一起，悉为国华担任了。但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呢？我相信，读者看了我前面关于这方面的详细叙述，一定是用否定来回答的。[1]李季湖南人，留学德国多年，然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同我一个支部，1925年回国后，作上海大学教授，并写马克思传。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他说他加入托派是彭述之拉他进来的，从未为托派工作，因而中共容许他在大陆专任翻译。[2]陈独秀在武汉逗留了一个时期，对公开活动感到失望；同时武汉亦非安全之地，日军一定会占领。各党派都迁徙于四川，陈带着妻子和一位秘书何资深定居于四川江津，1942年病逝于那里。[3]“八一三”即八月十三日。[4]“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召开，故称八七会议。[5]事后证明知道，斯派内部公报中宣称：我们不打算干掉彭述之，要干很容易，我们知道他的住址。[6]夏有家室，有善良的妻子，三个儿子和二个女儿，他有时回家，但多半住在钱庄里。[7]《苏联的现状与前途》，原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8]这位美国同志即SWP的成员李福仁，当时编密勒评论，由他介绍一位外籍人出面。（原注标示在上一段的“以及《十月革命后廿年的世界局势》（美国强生著）”之后，应为排印错误。此更正——录入者）[9]原名为《被背叛了的革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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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章彭述之被捕后的五年生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四章彭述之被捕后的五年生活在述之被捕后的五年中，从私人生活方面说，蔡葵对我在投稿和职业方面的帮助，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同时，在私人方面，她对我也深表同情和友好。约在1933年初，在一天的下午，当我亲自送一篇文章给她后（为她所主编的《女青年月刊》发表的），从她的写字间出来时，她也跟着出来，在走廊里她向我说：“我看你的脸色很不好，怎么，你不舒服吗？”我回答她说：“约在二个星期之前，我的腋下生了一个大疮疖，痛得很，近日来同居的女朋友替我把里面的脓都挤出来了；这当然是原始的方法，但现在已经不痛了，不过还留下一个伤口罢了。”她听了我的这一随便的叙述，却异常感慨地说：“假如我们这里任何一个人生了像你这样的东西，一定要住医院，而且还会施行小手术；因为这地方生大疮疖有危险性，你不但没有看医生，而且还写了文章自己送来，你还怀孕在身哩！”她说完叹了一口气，眼眶里充满着同情之泪送我上电梯。她这种真实同情的话语和表情，曾给予我很大的安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一个短时期，当我再去看她时，她对我说：“我向你建议：你写一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理论性的或历史性的，我可以介绍给东方杂志妇女栏发表。因为这个杂志的稿费最高，五元一千字。我们这里以及其他杂志都是二元一千字。这样，你写一篇就等于写两篇半文章所得的稿费，我觉得你像现时这样实在太辛苦了。至于文章的思想内容，你仍旧可以运用你一向的观点和方法，因为东方杂志的妇女栏为最左倾，这是由于这一栏的编者思想左倾的原故。”自从我的第一篇文章在东方杂志发表后，从此就在妇女栏内站住了一个地位。在往后的五年中（从1933年至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东方杂志迁往重庆为止），差不多每月都有一篇，而且经常放在首要的地位。这样，许多杂志都纷纷要求我写文章，甚至连斯大林派所办的妇女刊物，编者明知我是托派，也请我写文章。总之蔡葵的这一建议，不但对于我的生活方面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在社会上建立了一个公开地位，我可以用笔名在进步的文化圈子里活动了。在我的生产临近期间，凡是关心我的朋友和同志们，大家都主张我将未来的孩子，无论是男或女，都设法送给需要孩子的朋友，这件事在我的内心里，曾掀起了一种矛盾和痛苦——一种天然的人类本能的母爱，与生活利害相冲突矛盾的痛苦。我常常为此而整夜失眠，经过无数次内心的搏斗，最后，手紧捏着拳头对自己说：“我是一个前进的女性，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有这种宗法思想观念；孩子送给别人，有甚么关系呢？”于是我决定了，孩子生出来后，找到适当的对象，就给人家。我把这计划告诉蔡葵。在施复亮夫妇同她的通信中，也提及此事，他们也主张送给别人（施想送给他的一个在乡下种田的弟弟）。因为他们认为：我养育两个孩子，又要做职业和写文章，实在太辛苦了，甚至不可能。可是，命运照顾着我，出乎意料之外的奇遇，把我的这种痛苦的决定挽回了。有一次，蔡葵告诉我说：“全国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顾问美国籍的柏特莱小姐约你谈话，因为她从我方面知道你的遭遇和实际生活情况；同时，由于她懂中文，她很佩服你在女青年月刊上所写的文章。”于是我应约前往，柏特莱小姐和蔡葵在一间客厅里等我。柏小姐对于我的孩子以及未来的生活问题，表示她的意见。她说：“我对于你的思想和精神都很佩服，同时特别同情你的处境，听说你准备把将要生产的孩子送给别人，我想这当然是由于你在生活方面有困难。但我以为这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劳工部愿意帮助你，因为我们认为：帮助你与我们所做的劳工部的工作有同等的意义，你的未来的孩子不要送给别人，因为假如你送给一个有钱的人，将来孩子的思想会反对你；假如你送给一个穷人，他们没有能力雇奶娘，在中国的物质条件和一般妇女没有知识的情形下，孩子能不能养活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以为，你现时离生产期不远，我们首先担负你的生产费用，你住头等医院条件好容易恢复健康，满月后，你就可以在劳工部所办的女工学校当教师，当然，每个月三十元薪金对你是不够的，但女工学校每天只有早晨和晚上各二小时，白天里你可以继续写女工学校的教材和其他文章，雇一个女佣人。这样，你就可以养育你的两个孩子。”柏小姐高高身材，年约三十以上，尚未结婚，生活简朴，住在工人区域，同女工的关系异常密切，看来她是同情革命的一位基督教徒。她是用中国话慢慢地对我说的。我听了她的这一番对我的孩子问题以及未来的生活与职业问题，安排得如此周到的叙述，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蔡葵并未事先告诉我。我当即回答她说：“柏小姐对我的孩子问题的意见以及对我未来工作和生活的安排，这样的妥善和周到，我除了衷心的感谢之外，没有别的话说。当然，一个母亲，不管思想如何前进，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假如一个母亲要把自己所爱的孩子送给别人，那是出于生活没有办法，是违反本意的。我为了这个问题，曾经时常矛盾和痛苦，甚至因此而整夜失眠。现在柏小姐既然这样热心地帮助我，我当然乐意按照这个计划去作。”我辞别了柏小姐和蔡葵，欣然回到家中，把这件出乎意外的事告诉刘伯庄夫妇，他们也为我高兴。我的生产期临近了，蔡葵告诉我，她们已经为我在圆明圆路，即全国女青年协会同一条路上，定好了一间医院，她把地址写给我，必要时，我随时可以直接进医院。在1933年4月29日的夜晚，我发现已经动胎了，刘伯庄夫妇迅即送我到医院，进院不到两小时，我的儿子玲玲出世了。当生产的一切手续完毕，看护小姐把我安放在床上时，她以和善的态度对我说：“听说你原有一个孩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是一个女儿。”她接着说：“那么，恭贺你，你很幸运，现在你生的是一个男孩，一个面庞很可爱的孩子，你一定很高兴。”“谢谢你，小姐！”我轻声地回答她说。我听了她的好意的祝贺，反而感到一阵一阵地心酸！看护小姐走了，我静静地怀着复杂的心情和极端疲乏的身子入睡了。这间房子很清洁安静，为二等房间，里面设有二个床位，但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一般妇女生产，多半住三等房间，二等房间不但房金较三等贵得多，而且接生费要多一倍（头等再多一倍）；不过住二等房间，房间里所住人数较少（二个），伙食较好些罢了。这完全是柏小姐等的安排，我无需过问。住了一个星期，刘伯庄夫妇便接我回家了。我的工作已经决定在沪西女青年协会劳工部所举办的女工学校，名“沪西女工社”教书。生产满了一个月，我就必须迁居，因为我住在地方为沪东；同沪西是两极端。我在“沪西女工社”同一个衖堂里，找到一间前楼，相当宽大，我和两个孩子及女佣都住在里面。我的房间底下，便是房东所举办的一所小学，我的六岁的女儿莉莉就开始在这所小学念书，较为方便；而我早晚到“沪西女工社”去教书也节省走路的时间。这所学校的制度分为三班：即初级，高级，和特级班，我是特级班的教员，即程度最高的一班。学生的成分全是成年的女工，袜厂、纱厂、丝织厂都有。有一部分袜厂的女工住在“沪西女工社”里面，该社雇有一个女厨子为她们作饭，因而她们的生活较好，有多一点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学习，这些都是特级班的学生。当我去教她们时，她们已经在特级班读了二年，已经能够作短短的文章了。过了不久，我鼓励她们办壁报，她们自己作文，自己抄写的壁报也出现在墙壁上了。我在这所学校一方面教书；同时女青年协会请我再写一本为特级班用的教材题目为“工人的衣、食、住”（为协会劳工部所指定的）。其稿费同以前的一本一样，十元一千字，这是特别高的稿费，比之稿费最高的《东方杂志》还高一倍。同时，我还继续为《东方杂志》和其他杂志以及申报[1]副刊的妇女栏写文章。当然生活相当紧张，每逢星期日便是我写文章最好的日子，自然谈不到休息或娱乐了。女青年协会一般地左倾，早已从它的机关杂志《女青年月刊》的内容表现出来，但我还不知道其真正左倾的所在。当我在这所学校约莫教了三个月的光景，我便发现：劳工部是真正左倾，它是基督教的掩护之下，做教育女工和组织女工的工作，在上海的每一个工人区（五个），都设立一所像“沪西女工社”同样的学校；而特级班的教师，大都是左倾分子或共产党人。此外，劳工部请我写教材，而不购买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也正是表明它的左倾，因为一般的教科书不能灌输前进的思想给学生；而我所写的教材，提出许多问题：如资本主义制度，资本家怎样剥削工人，妇女问题，尤其是劳动妇女有关的切身问题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通俗的术语，加以分析和阐述；同时，另一方面，指出工人应如何斗争和团结，并指出最后的道路，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学生们对于这些问题，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把她们所亲身经历的痛苦和被压迫剥削的情况都描绘出来了；同时又指出未来的远景，打破了她们过去以为一辈子做资本家奴隶的想法。约莫在这所学校教了四个月左右，我便发现：她们（蔡葵不在内）聘请我去当教师，并特别在各方面优待我的原因，是有计划地争取我，希望我重新回到党里去。例如，有一天，曹亮特别到我的住所来访问我，他是全国女青年协会和全国男青年协会同共产党之间的媒介，看来好像是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顾问。他特别对我说：“我有一位以前的同学兼好友孙怒潮在南京，他时常去地方法院看守所去探望述之，因为他也是述之中学时代的朋友。”他用这样的方法，就自然揭露了我同述之的关系，也就揭露了我是谁。这样一来，他同我之间的谈话便没有隔膜，他表示关怀我的生活，我诚恳如实地告诉他。但他没有同我讨论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只是向我表明他们全都知道我的真名，而且是托派，但对我仍旧如此优待，以此打动我，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步骤。过了不久，我的学生中之一的孙凤琴有一次独自来我家访问我，她说她想加入共产党，问我对此有甚么意见。我当时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一方面，我是托派，但当时的托派组织，由于上述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被捕以及干部不断地被捕，受了致命的打击，组织尚未恢复正常的状态，工人和群众运动中的基础完全被摧毁了。我明知道有一批学生受了我的影响而倾向共产主义，但我不能把她们吸收到托派的组织里面来；同时，我又不愿意她们加入共产党，想把她们留在那里，等待托派的组织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再说。因此，当孙凤琴向我提出她想加入共产党的问题时，我所采取的态度是：“这是你个人的问题，你有这种前进思想和意志要加入共产党，我当然赞成不过，我以为这是一个异常严肃的问题，你必须把那个党的宗旨、政策、组织等问题都弄清楚了，你就可以加入；假如还没有了解的话，那么，我以为你不妨等待一个时期再说。”自此以后，她时常把共产党的秘密机关报拿给我看，企图以此来影响我，这便证明她向我表示要加入共产党时，她已经是共产党员，党决定叫她来试探我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同时由她来把党的机关报或其他宣传品拿给我看较为方便，因其他的人不愿意暴露之故。年假将届，女青年协会的劳工部（也许受党之命）特别派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共产党人姚女士来我的住所访问我，她首先便开门见山地说：“我对于陈先生的思想与学识异常钦佩，尤其对你的这种艰苦的生活深表同情。但我以为：你最好加入党（当然指共产党），因为你一个人孤立奋斗，没有任何帮助，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实在太辛苦了。听说你在星期日还在两个孩子、一个女佣人的一间小房间里写文章，为了补助生活的不足；假如你加入了党，你的孩子党可以帮助，而且同志和同情者很多，大家都可以帮助，那么，你就不会像现时这样辛苦了。不知你的意见以为如何？”我接着她的话说：“姚女士对我的同情和诚恳的建议，我非常感谢，但我现时很忙，一方面有职业，同时还必须为补助生活的不足而写文章，这便等于双重的职业。除此之外，还要照顾孩子和处理家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加入党有甚么贡献呢？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为党作任何事情。”她打断我的话说：“这没有甚么关系，有些党员并不一定要为党作许多工作，假如不是专门作党工作的干部的话。例如田汉，他虽然是党员，但他除了参加支部会议或某种文艺性的会议外，党并不要他作甚么工作，他仍旧写他自己所计划的文艺作品。但如你加入党，你除了参加支部会议或其他某种与你的写作有关的会议——如妇女问题——外，你仍旧像现时一样教书和写作，不过生活不会如此单调和辛苦，有保障和有某些帮助罢了。”我听了她的这一番话之后，知道以没有时间来推托加入共产党是不成为有力的理由，因而我便决定不避免谈政治问题。我说：“想你已经知道，我本为早期的共产党员，由于政治意见不同而离开的。当然，说起来太复杂，但这些理论方面和策略方面的不同，今天依然存在。例如‘一国社会主义’问题，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1925年到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往后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问题等等，直到今天都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我不能加入与我的意见不同的党。”当我坦白地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之后，她在某些问题上曾同我争论，但双方各持己见，不能得到结果，只是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罢了。这一次我同姚女士的谈话，在我的职业机关和党方面当然知道，这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的。在他们看来，托派既无任何力量和社会关系，即连找一个职业或写稿都要依靠共产党的外围关系；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大党，有一个苏联做后台，有钱有众多的党和同情者以及各种社会关系，即在基督教的最高机关里也有关系，而且在这方面为我谋到职业，并在就职前，尤其在生产时期特别帮助我，使我享受特殊的待遇。这种情形之下，唯有加入党才是最好的途径。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实际的，是他们曾经估计过，我是可能接受的，这从姚同我谈话时，以轻松的口吻说的，你最好加入党，党可以帮助你，生活有保障……等等语句中反映出来。然而，对我来说，政治早已决定了我的命运，在过去的几年中，曾经饱受了穷困与痛苦，但我从没有在生活方面打算过，甚至连明天将没有饭吃也置之度外，哪里还想到为了生活的利益，甚至为了以后的生活有保障而加入我所反对的党呢？虽然我明知道，这次姚这样坦白地表明我的政治立场，我的职业将成问题。因为女青年会的劳工部经过曹亮的关系，已经为共产党所控制；而且看来劳工部的部长邓裕志，“沪西女工社”的主持者钟韶琴均为共产党员。但我不管这些，等到职业成了问题再说。因为我深深地了解，我所坚持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不管今天如何孤立，如何没有力量，但从1925到1927年革命失败的原因与教训中，已证实托洛茨基主义是真理。当然，真理在没有获得大多数革命者的支持时，坚持真理的少数革命者，自然感到孤立，这就是说，真理在没有获得最后胜利之前，他们的命运总是坎坷的，他们的生活总是艰苦的。只有紧紧地把握着这一个观念，才不致为势力和物质所引诱而随波逐流，才不致成为投机取巧，没有气节和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寒假到了，我们的女工学校——沪西女工社——也要放假，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筹备召集一个全国劳工部负责者和特级班教员的会议，钟韶琴通知我，她说这次邀请我参加会议，并希望我在会议上多作些贡献，意即发表意见，影响那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她说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有许多是从其他省份来的，就是住上海的也都要住在同一座房子里，会议一个星期。她叮嘱我收拾一下行装，以便到时搬进去。我表示我不方便去参加会议，因为我的几个月的儿子还在吃奶。她告诉我，她们已经为我安排好了一间房子，我的孩子和佣人都可以住在里面。在一天的下午，钟韶琴叫了一部汽车，她亲自带领我们到会议的住所。一到那里，第一个碰到的便是在不久之前劝我入党并同我争论过政治问题的姚女士，她到我的房间里站了一会，神情颇不自然，随便谈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就出去了。这时，我才知道，她也是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职员。这便更加证明：全国的女青年协会上海的劳工部，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她们聘请我以及优待我，显然是企图争取我。虽然我曾经坦白地向姚表明了我的政治立场，拒绝入党，但她们这次仍旧一定要我参加会议，而且还例外的叫我把孩子和佣人也带去，这是又一次地特别优待；或者是企图影响我。会议进行了一个星期，开始两天是各地女青年会劳工部的报告，随后是讨论今后工作的方针；再次是几位左派名人的演讲；最后是会员的自我讨论。这次会议所请的几位演讲者也值得在这里提一提，因为他们在共产党的外围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一个演讲者为章乃器，他的讲题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他根据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这是1931年到1932年托派与斯派在《读书杂志》上争论过的理论问题，他抄袭了斯派“封建经济占优势”的理论；章乃器浙江人，为一银行的高级职员，他以似是而非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理论，写了一些文章，并时常被各种进步团体或会社请去演说，成为当时左派权威名人。他披着左派的外衣，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享受着左派名人的荣誉，是一个典型地投机的知识份子。他为着讨好中共，因而特别仇托，比真正的中共分子还更厉害。例如他在某些前进的社团里发现我也在场（他时常发现我，我也时常碰见他），他便对那些主持者说：“陈碧云（我的笔名——兰）是托派危险分子，以后这类的会议最好不要请她参加。”这些话是我的一位女友《女声》的编辑亲耳听到告诉我的。在1936年他为民主救国会的领袖之一，同沈钧儒、李公仆等七人一同被捕，这便更提高了他的声望，因而他便有资格向国民党投靠，得以谒见蒋介石，因此作过安徽的行政专员。但自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他又回头靠拢中共，作中共的高级官吏（部长）。在1957年“百花齐放”后，他被中共以右派分子的名义清算了。第二个，演讲者为陶行知，安徽人，基督教徒，美国留学生。他的生活与行为同章乃器完全不同，他诚恳、朴实。他的思想和主张，是提倡乡村教育，而且亲自到乡间去作，他在乡间创办乡村师范，训练出了一批青年教师和民间戏剧演员。这批演员所到之处，大家都是鼓掌称赞。由于他的吃苦耐劳和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在基督教圈子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即在社会上赢得了乡村教育专家的称誉。他在我们这个会议上所讲的，不是甚么理论或学说，而是朴实而具体地叙述他在乡村如何教育儿童和如何帮助妇女的事实和经验。最后一位演讲者为钱亦石（原名钱介盘），湖北人，日本留学生，武汉早期共产党员之一。在1925年到1927年之间，他为武汉国民党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同董必武当时在国民党工作的地位同等重要。自1927年7月汪精卫清共后，他流亡上海，化名钱亦石，在中共外围文化圈子里活动，在各种左倾杂志上撰文，并出版文集和小册子，当时颇负盛名。当他的演讲完毕之后，他问听众有甚么问题，我根据章乃器和他对中国社会为封建经济占优势的理论，提供了几个证实中国不是封建经济占优势的事例，拿来问他，并要求他解释这些事例，是否适合证实中国社会是封建经济占优势？他对此避免不作正面的解答，只是模模糊糊地混过去了；而我也不曾发表正面的意见。因为在这种场合来争论托派与斯派之间的分歧问题是不适宜的，因为一般参加会议的分子根本不懂。在这种场合只能用一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通俗的言语来影响某些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希望其左倾罢了。至于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经济占优势，或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这是一个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参加这个会议的大多数，可以说是完全不懂的。钱亦石本来认识我，当然知道我是托派，但他从讲台上下来时，特别来同我谈话，他对我的生活表示诚恳的关怀和同情。他说：“你的生活实在不容易呀！”我说：“不容易也得挣扎下去。”我们在友好气氛中结束了私人的谈话。由此看来，他不但不像非共产党人章乃器那样仇视托派，而且还表示同情。这次会议最后的一个议事日程，便是讨论。首先，上海方面的参加者根据几位演讲者的内容提出了中国未来革命的远景问题。在讨论的过程中，大都同意未来的革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但由此便兴起了一个问题，即哪一个阶级来领导的问题。当这个问题由一位工人代表提出时，她已经含糊地表明是要由工人阶级作领导的意思。但一位天津派来的代表起来发表意见，她说：“从历来代表资本家、大地主的统治政府看来，资产阶级是不能成为主要革命的领导者的，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担负这个使命。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惟有知识分子才能把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来，把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传统也介绍到中国来，推翻独裁的统治，使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我相信，这里一定有许多代表认为工人才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不过，我认为：中国的工业不发达，工人的数量既不大，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人没有知识；我们不能依靠没有知识的工人来做革命的主力军，或革命的领导阶级。”当这位代表的话说完之后，停了一会，我看到有好些代表表现不同意她的神情，尤其是上海方面劳工部的负责者和女工学校的教师们。但过了一会，还没有人站起来发言，我站立起来发表我的意见。首先，我阐述知识分子在历来的民主运动或反帝运动中，往往是起带头的作用，例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等，他们在这些运动中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要推翻一个独裁的政制，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制，这个艰巨伟大的使命，就不是单靠知识分子所能办到的。因为知识分子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它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是一个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它们不是依附着资产阶级，便是依附着无产阶级，这要看那一个阶级的力量强大来决定。当资产阶级的政权稳定时，他们可以在政府中做官，例如在五四运动中的许多领袖，后来在政府作官吏；他们还可以做工程师教师、海关、邮政以及银行的职员等等，由于他们的出路多，因而他们就不一定革命到底。当然，有许多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在思想上理解革命的理论，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同工人阶级一起干革命工作，因而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了。要担负上述这个革命的使命，我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或称无产阶级才能革命到底，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他们在社会的经济基础上是主人翁，从各种轻重工业品乃至一切建筑物，包括轮船、铁路、火车；……等等哪一样不是工人的手制造出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除了两只手以外，一无所有，因而他们没有任何顾虑，能够一直革命到底。所以我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主力军，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至于他们没有知识，那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补助的。那些在思想上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可以帮助他们。当我的反对那位代表的意见，说完之后，一个一个地站起来发言，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顾问曹亮，除了支持我的意见外，并特别强调我所分析的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之正确。结果，那位天津代表的意见陷于孤立。劳工部的部长邓裕志以及上海劳工部的负责人钟韶琴也先后发言认为，这次会议在讨论过程中形成两种不同的意见，是很好的现象，因为真理愈争论就愈明白和深刻，她们主张第二天争论下去。但第二天那位天津的代表不坚持她自己的意见，便没有进行再争论，一致承认当天的结论，随后便是讨论其他的问题以及全国劳工部的工作方针和计划。这些问题都没有引起争论，均按照该部所起草的文件通过罢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我利用寒假还有一个星期的机会带着我的八个月的儿子耀光到南京地方法院去探望述之，并看到陈独秀、罗世凡和述之的弟弟道之。但想不到，我这一次和道之的会见，竟是永久的决别，他在半年之后，便病逝于狱中！从南京回来后，仍旧过着教书和写作的单调生活，我除了正式上课外，还需找出时间到女工的住所去访问。当傍晚的时候，做日工的女工回来了，我便到她们的住所去访问，亲眼看到她们的生活实况。这工作对我来说具有极大的意义，虽然在1925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中，我曾作过女工运动，接触不少的女工，但由于当时的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进行访问女工家庭的工作；而只是在会议上，或示威运动中接触她们的。因此，平时在我的印象中，或在文字方面描写关于女工的生活状况，还不免有些抽象。但这次我才有机会得以了解女工悲惨生活的具体情况。假如单从她们的穿着方面来看，是不能了解她们的真实生活的。她们一般都穿得整齐清洁，她们不但没有穿破烂的衣服，有时甚至穿绸料的衣服，当她们参加某种节日或吃喜酒的时候。但如果从她们的食物和住的条件来说，那便简直不是人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在住的方面，她们一般都是住在工人区域那些单座的小型石库门二层楼房子的阁楼上（即第一层同第二层之间，中间搭一层矮的房间），或厨房间。当我上阁楼去访问她们时，从一个小梯子爬上，低着头进去，连腰都伸不起来。至于厨房间本为这座房子的住户共同烧饭之用；但房东为了贪图多租些钱，也把它拿来作为房间出租，这便使住户，包括房东在内，就没有地方烧饭了，于是在厨房间的门外面、从后门进来过路的一条狭窄巷里烧饭。有的用原始柴炉，弄得满屋子烟雾弥漫；有的则用一个打汽火油炉在自己的房间里烧。这样的条件，当然谈不到空气和卫生了。在食物方面，她们主要的食粮便是米饭，至于蔬菜，只是买些最便宜和容易烧的东西，如咸菜、萝卜干和咸腐乳之类。她们的早餐是用隔日剩下来的饭用水煮成稀饭和着咸菜、腐乳等吃了去上工；午饭是用一个饭盒子带些饭和咸菜、萝卜等。晚上回来就烧晚饭和准备次日的早餐和午餐，但她们的工作时间每日至少十小时，有的甚至十二小时。因此，她们的生活是异常之辛苦。但可怕和最悲惨的还是那些“养成工”的女工生活！在一个初夏的傍晚，我同钟韶琴去参观一所养成工的集体生活（因女青年协会劳工部的名义，主人才许参观）。当我们走进一个平民区的弄堂里（几座房子全都是养成工所），看见几十个年约十五岁至十八、九岁之间的女工在弄堂里一起吃饭，桌子上摆着二个用竹子做的大箩筐装满着饭，上面叮满了苍蝇；一大钵咸萝卜和咸白菜，大家捧着一碗饭站着吃；有的坐在房门外的石阶子上吃，有的在两个冷水龙头，围着一块布的浴间洗澡，因浴间只有二个，几十个人都要轮流洗浴。我们想参观她们的睡房，但主人不带我们去，只是说她们都是睡在楼上。我问一个女工：“你们几个人睡一间房？”“几个床铺？是不是一层一层的床？”那女工回答我说：“哪里还有甚么床，我们十几个人睡在楼上的地板上，上面铺了一条席子，一个挨着一个地睡着，中间没有一点空隙，房子又小，晚上闷热得很。”我观察了一下那些女孩子的面容，都呈现着一种缺乏营养的灰白色，她们从乡下来时所带来的一点少女红润的容颜，已经被资本家和养成工所的老板所吸枯了。所谓“养成工”，在上海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些老女工或男工，在工厂里做了工头，因而他们便容易替别人找到工作。他们只要在工人区租二座或三座一楼一底的房子，便可收容一大批从乡下到上海找工作的女孩子，因为她们没有门路，无人介绍是很难在一间工厂找到工作的。当然，这些养成工所的老板也是从乡下来的，他们在乡下招收穷家的女孩子到他们的养成工所来，于是这些初到上海的贫苦女孩子就投进养成工所里面来，该养成工所的老板对她们是所谓“三包”、即包吃、包住、包找工作，但她们所得的工资，全都交给老板，由老板按照她们的工资多少来分配。除了食、住外，只给她们很少的钱。因此，“养成工”是被资本家和养成工所老板双重剥削的奴隶。据她们说：她们当中有人病了，也得勉强去工厂做工；否则，就要挨打，老板娘会用皮鞭子来抽的。自从我参观了养成工所以及和某些女工交谈后，这一幅凄惨的画图，便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中。在这个期间，虽然由于工作繁忙而无闲暇到生活的单调和苦闷；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往感到凄凉与寂寞。我回忆起：在一个夏季的晚上九时，当我从女工学校下课归来时，拖着疲乏的身子走上楼梯，我轻轻地开了房门，女佣已经到阁楼上去睡觉了，我的七岁的女儿莉莉和一岁的儿子耀光都熟睡了。我在那两颗熟睡的苹果似的小脸上轻轻地吻了几下，突然感到一阵心酸！我躺在床上，虽然觉得身子有些疲倦，但睡眠却远离我，我追忆着那些新鲜、活泼值得玩味的往事，不禁微微地笑着，然而这微笑是多么的短促啊！我从床上起来，在房子里慢步地踱着，随手在书架上拿一本白香山词选来阅读。本想藉着文艺之力把我送入睡乡；但愈读愈伤感，文艺反而成为助浪的狂风，使我离睡乡更远了。在这种精神不安和情绪异常波动的情形下，我知道很难入睡，索性拿起笔来描述当时的感想和情绪。我决定写一篇随感，题为“狂风骇浪中的一叶孤舟”。在这篇短文中，除了以凄惋而沉痛的词藻，表达当时的心情外，还对自己作了某些鼓励的话语。我将这种不幸的遭遇当作锻炼自己和考验自己的机会；并认为它对于我的未来，也许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时期。最后，尤其强调：“这一叶孤舟”，虽然在长途的旅程中，将会遇到狂风骇浪的威胁以及各种各式的打击；但只要有确定的目标，把握着舵柄，坚信终有达到目的之一日。更何况在不分国界的环球汪洋大海中，有不少的同航者，大都终会到达一定的目的地的。这篇随感是我在述之被捕后的两年中（1934年暑假前），我的生活与情绪是凄惋和最深刻的纪录，它曾在一个名为“现代父母”的杂志上发表，随后收集于“妇女问题论文集”一书中（全国女青年协会出版），作为附录之一。暑假到了，“沪西女工社”忙着开一个同乐会，没有分配我任何工作，也没有请我去，由于我太天真，我没有因此而想到在下学期会辞退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学生都很喜欢我，而且她们在一般常识、国文各方面进步甚速，尤其是思想方面，大多数倾向于社会主义，我自己是这样相信着：“我的工作做得不坏”。就是沪西女工社的负责者钟韶琴也是如此看法，这从学生们同我闲谈时反映出来。因此，我没有想到下学期会辞退我的事情。虽然我记得在寒假前那位姚女士建议我入党而被我拒绝并与之争论；同时，在年会上我曾提出尖锐性的问题，但我以为：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这所学校又不是党办的，只要学生有进步，把她们的思想影响到左倾，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问题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一个炎热的晚上，钟韶琴约我到她的住所谈话，当我坐下来等待她发言时，顿时我看到她的表情异常不安，仿佛她没有勇气说出来她所要说的话似的。我不作声，当然等她先开口，她终于开始说话了，她说：“我一向对于陈先生是衷心地佩服的，我读过你的许多文章；尤其使我佩服的，每当我到你的家里时，你的两个孩子和佣人都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但你仍旧安静地坐那里写文章。我常常想，我有时想写点东西如报告之类，关在一间静静的房子里都不容易写出来。“现在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我实在难于启口；但我没有办法推诿。事情是这样的：现在沪西女工社要减少开支，教员的薪金要减少一部分，但弥补的办法是教员住在沪西女工社所租的房屋内的一小间。我们以为这个条件对你是不适宜的，只能适于一个简单的个人。”我听完了她的话回答她说：“这没有关系，我离开了我们仍旧是朋友。”她接着说：“假如有甚么学校要聘请国文教师，我们一定乐意介绍。”我说了一声谢谢便告辞而去了。所谓节省开支，不过是一个遁词而已，事实上是政治问题，蔡葵有一次同我谈话时便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当我向她谈到我的职业失去的问题时，她对我说：“她们当中有人告诉我说：陈先生人很好，学生也都很欢喜她；而且真正使得学生进步和思想左倾。但当学生的思想左倾了想进一步加入共产党时，她又加以阻止。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只好辞退她。”因为我的职业是蔡葵介绍的，她们对蔡当然要有交代，必须找出辞退我的理由。蔡葵告诉我，她当即回答她们说：“既然学生们都欢喜她，而且使学生进步和思想左倾，那么，这样的教员不是很好吗？至于学生加入共产党的问题，那不是她的任务；那是学生个人的事情，学生根本不应该问她这样的问题。”蔡葵回答她们的话很有道理。从她的话看来，她不满意由于政治的原因来辞退我，因而她对我说了真话。在我的职业失去了之后，我仍旧住在这个弄堂里，因为我的女儿在这个弄堂里的小学读书，准备暑假后仍旧进这所学校。但过了不久，忽然有两个高级班的学生来我的住所访问我，我不认识她们，也没有任何人介绍她们来见我。据说她们是刚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她们突然来到我的住所，并没有同我谈甚么，也没有问我甚么问题，只是坐在那里，我感觉有点惊奇，四只陌生的眼睛投射着一种异样的目光到我的脸上；一会儿又转到我的书架上，仿佛企图发掘甚么东西似的，神情极不自然。不久，便告辞而去了，我当时就感觉到这两个女工一定是叛变了，是想找寻对象来报销特务的任务，当然第一个便想到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这两个女工也很难找到其他的共产党人。住在我的后房的两个特级班的我的学生，也同我一样感觉到这两个女工来访问我是很危险的。因此，我当时便决定搬家，当时我将此情形告诉刘伯庄、郭乔等同志（他们住在一座房子里），他们于次日清晨便在附近找到了一间前楼，当日下午他们便来帮助我搬家了。由此看来，假如我在这个弄堂里继续住下去，大有遭到逮捕的可能。因为我既不是女青年协会的成员，也不是基督教徒，而只是该会所聘请过的一个教员而已，因而我没有任何保障。失业对于我的生活当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专靠写文章来维持，不但太辛苦，而且也不可能。我除了自己外，还要担负两个孩子的生活（一个孩子还要担负学费），而且还必须雇一个女佣人，除房租外，四个人的生活费用（女佣人的工资不多，上海一般都是每月五元），在上海是需要相当的数目来开支。因此，在暑假中，我委托某些有社会关系的朋友为我留意寻找职业。我写了一封信给庄有义托她为我留意寻找职业，因为我知道她有某些社会关系，前面已经说过，她同她的丈夫陆沉开办了一所小学，她便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不久，我接到她的回信，说她已经为我找到一份职业，嘱我立即到她的学校去商谈。在一个炎热的晚上，我吃了晚饭，怀着满腔的希望到庄有义的学校里去。当我到那里时，她的丈夫陆沉和易礼容以及其他两个人（都是湖北人，过去曾加入共产党），正在闲情逸致地打麻将，庄有义单独接待我，她同我一起坐在凉台上。她告诉我说：“我们为你找到一个职业，也是当教师，条件很好；除了足够维持你一家人的薪金外，还供给房子给你和孩子以及佣人居住，当然这房子的条件是相当好的，最好的是你不需要付房租以及关于这方面的一切费用。”我听了她的叙述，沉思了一下，我认为职业的条件是相当好的；但不知是甚么背景，因为一般请教师只给一定的薪金，而不供给房屋的，我有点怀疑因而我便对她说：“这职业的条件看来相当好，但我想知道是甚么背景。我自己不会在职业的范围内作政治活动；但我希望职业不妨害我的政治人格。因此，我希望知道这个背景。”庄有义知道我对这职业怀疑为国民党的背景，因而，她以劝诱的话语对我说：“我相信：蒋介石的政权，至少还有二十年，难道你在这二十年当中就不吃饭吗？你的孩子们也不吃饭吗？难道你忍心眼看着你的孩子们不能受教育，甚至挨饿吗？”我坚决地回答她说：“这个职业，我不能接受，我一方面再另找职业；同时多写点文章。”“专靠写文章来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是不可能的。”庄有义接着我的话说。“假如我不能养活孩子，我宁愿把孩子送给别人也不就这个职业。”我以坚决的态度和声调回答她说。她听了我的话后，在皎洁的月光之下，把头垂下来了，眼睛也不敢正视我，一声不响。我看到她的这种神情，知道她内心里霎时还感到一种羞愧，因她是在1922年同我一起加入共产党的，随后又加入托派，在这种情形之下，再也无话可说，我便起身告辞。当我从楼上凉台走出经过他们的客厅时，易礼容急切地轻声问庄有义说：“怎么样？怎么样？”庄有义一声不响，只是把手一摇，示意叫他不要问下去。当我临去时，没有同她的丈夫陆沉以及易礼容打招呼，就一直从他们打麻将的桌子旁边走出客厅，因为我不愿意同叛徒们打招呼，准备同他们永久断绝来往。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了。从易礼容如此急切地问庄有义同我谈话的结果看来，我的职业一定是由他找来的。因为在走背叛的道路上，他比陆沉和庄有义先走了一步；陆、庄正在准备步他的后尘。易礼容湖南人，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早期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们一起创办文化书店。当1926年革命上升时，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地生长，易礼容便作了湖南农民协会的会长。自1927年7月革命失败后，他便带着妻子离开湖南，隐居于上海。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他便同国民党的黄色工会领袖来往；经过这个孔道，投降了国民党。当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时，由于他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夕，他拉住了黄色工会的领袖朱学范靠拢中共有功，因而他便在中共政权下，仍旧在工会里站一个地位；而朱学范在中共工会中的地位，亦如在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地位一样重要。他的名字常常出现于《人民日报》上。不过，由于政权的转移，他从“黄色”工会的领袖变成“赤色”工会的领袖而已。陆沉的来历前面已经说过，现在只提到他于1927年开始，作了湖北农民协会的会长，直到同年7月汪精卫清共时为止。随后作过江西省委书记。由于他对中共的盲动主义政策不满，因而于1930年加入托派。在上海创办一所小学作为维持生活之手段。该小学已经开办了三年之久，足以维持生活，但由于易礼容的怂恿和他们本人贪图物质的享受，不以办学校的清苦生活为满足（尤其是陆沉的气质不纯洁，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对他的印象不好，一直不甚信任），于是便决定跟着易礼容走投降国民党的道路。陆沉的结局是在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斗争中惨遭谋杀了，这便是他想在国民党里做官、贪图物质享受的悲惨下场。自1934年暑假，我在“沪西女工社”的教员职位失去了，以及拒绝庄有义所介绍的同国民党有关系的职业以后，我的生活又陷于异常危机的状态之中了。虽然我拼命地多写文章，但所得的稿费绝对不够维持几个人的生活，因而我的心头是沉重的，因为我当时除了依靠自己做职业和写文章外，没有其他方面的帮助。我暗自思索着自己当时所处的境况以及政治环境。思索后所得的结论是：沪西女工社的教员职位是由于政治问题被学校当局所辞退；而庄有义所介绍的职业又是由于政治原因而由我自己拒绝。由此看来，我这个作为托派的人，左右两条道路都行不通。左的共产党方面，因为我是托派（尤其是我拒绝他们建议我重新回党后），而被辞退；右的国民党方面，因为我是革命者而不愿接受同它有关系的职业。因此，我寻找职业的道路是异常之狭窄的，虽然我深知这种客观环境的困难，但幸而天赋予我一种乐观的性格，怀抱着随遇而安的精神，因而我并未因此而悲观消沉，愁容满面，还能保持谈笑自若的态度。因为我过去所遭遇的困难乃至危险的机会甚多，这些机会曾经磨炼着我，使我自觉地了解：忍受艰苦和磨难是我的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它们变成了我的命运。虽然我过去常常遇到困难和艰险，但却也奇怪，幸运又时常照顾着我，它就好像追随在我的背后，常常使千钧一发的危险局势变成平安无事；生活正陷于绝境时，忽然又找到了新的出路。约在1934年的初秋，我正因失业而焦急着，但当我有一次去见蔡葵时，她又同过去的作风一样，突然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个职业机会，就是全国青年协会书局编辑部需要聘请一位校对员，这个职位本是为钟复光（施复亮的妻子）找的，但你现在没有职业，这一碗饭就先给你吃了吧（她说俏皮话）。你愿不愿意就这个职业呢？”我回答她说：“我一向把职业看作生活的手段，任何职业只要我能胜任，我便愿意做，除了某些职业有政治关系对我不方便外。”她接着说：“那么很好，我就介绍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的主任吴耀宗先生给你认识。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美国留学生，中英文都很好，人品也很高尚，他在青年协会的地位仅次于总干事，而且由于他的品学兼优，同事们都敬重他，你明天下午就可以去访问他；我明天中午约他一同进午餐，我就可以当面向他介绍你的一般修养和工作能力等等。”在第二天的下午，我到四川路全国青年协会去访问吴耀宗，他是广东人，态度严肃冷静，谈吐诚恳爽直，没有任何外交词令，给予我良好的印象。在会客厅里谈了一会，他便带我到一间工作室介绍两位编辑委员给我认识，一位是应元道，另一位为张仕章，他们都是基督教徒，该协会的干事，吴并告诉我说：“明天上午九时就开始在这一间工作室同他们一起工作，先试验三个月，在试验期间，月薪仅三十元；往后成为正式职员后，薪金就会增加。”在我的工作三个月期满之后，吴耀宗约我到一间办公室去谈话，他对我说：“Miss陈，现在你的工作已经满三个月了，我们认为你能胜任，现在准备聘请你为青年协会编辑部的正式职员，每月薪金五十元，你对这个待遇认为满意吗？”我回答他说：“很好！吴先生，谢谢你！”我在这里工作是用陈碧云笔名，而不用丈夫的姓，这在中国一般的传统（自1911年辛亥革命，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上，并不稀奇，但全国青年协会是美国在中国的教会机关，其中的干事以及高级职员，都是美国在中国所开办的教会大学毕业，有的留学美国，有几个高级顾问为美国人，因此他们是按照西方一般的传统习惯，结了婚的女子，应称某太太（MRS）而不称小姐（Miss），因此，总干事在一次干事会议上特别声明（我非基督教徒，没有资格作干事，故未参加此会，此事是编辑部姓应的同事告诉我的）：“陈碧云是笔名，她是一位结了婚的太太，因为她是一位独立的女子，不用丈夫的姓，而用自己的笔名，这在现时一般知识妇女中是常有的事，你们不必引为奇怪。”由于蒋介石对1931年日帝国主义强占沈阳的“九一八”事变以及1932年日军袭击上海的“一二八”事件采取不抵抗政策，因而激起了民众的抗日情绪，发生抗日救国运动。例如在上海便组织了民主救国会（它出版《救国日报》）和国难教育社，以及其他各种团体和组织等。所有这些团体和组织，以民主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为最大。吴耀宗参加了民主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他反对国民党，同情中共。因此，他认识所有最上层的左派抗日救国的领袖和文化人，甚至某些中共分子。他从这些人中，知道了我的真名。但他对我的态度仍旧很好，可见他不仇托。有一次蔡葵同我一起进午餐时，她连说带笑地说：“碧云！真有趣！吴耀宗煞有介事地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对我说：‘我现在知道陈碧云并不是真名，而是笔名，她的丈夫是甚么人我也知道。她的丈夫以前在共产党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呀！她本人也有相当高的地位。’他说这些话时，表现一种难以形容的神情。”蔡葵说完了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因为蔡向他介绍我时，只是说是一位思想左倾的女作家，而没有告诉他我的实情，因恐他害怕而不聘请我，由于她没有向他说实话，因而她只好装作以前不知道似的态度，害怕吴怪她不够交情，因他们是很好的朋友。蔡没有向吴告诉我的实情，一方面固然是唯恐吴不愿意聘请我；同时也有为我保密之意。但吴耀宗同我认识不久，他没有告诉他的好朋友蔡葵我的真名和我的丈夫的名字，往后在青年协会里面，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正如蔡葵准备介绍我去见他时所说的“品德高尚”。我在这里工作整整的三年，从1934年初秋，一直到1937年暑假结束时为止。在此三年中，假如单从生活方面说，可以说是我自从1927年7月第二次革命失败以来最安定的生活。除了政治方面孤立的痛苦和私人精神上的寂寞外，没有经济方面的恐慌。这职业的薪金以及文章的稿费足够维持生活。按照中国的一般生活标准来说，除了住的条件对我业余的写作工作有些不便外（仅一间房子，孩子和女佣都住在里面），衣食方面都还不算坏，九岁的女儿读书很聪明用功，我从未因此而感到和需要督促她，她从小就能够自动的做功课，成绩甚好。当学期考试时，常得第一名，儿子三岁不到，尚未到达入学年龄。他从出生以来，整天都由女佣照顾，就是我从工作室回到家中，吃完了晚饭，还要写作或阅读资料，为着投稿，很少有时间来抚爱他。因此，他爱女佣比爱我更甚，这是很自然的。我的这个儿子玲玲的命运很可怜，当他三个月在我的腹中时，他的父亲被蒋介石政府逮捕入狱，整整地关了五年。因而自他出世后一直到五岁，他从没有见过父亲，没有享受儿童应有的父母的爱抚。更不幸的是：当他在我腹中时，由于我的处境太艰难，担心孩子出世后的生活问题，因而接受某些好友的建议（他们也是为我着想），将未来的孩子送给别人，这便掀起了我内心的矛盾和痛苦，时常因此而整夜失眠！这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从儿童教育的观点上说，对于胎儿的胎教很坏，这将给予未来的孩子的性格以不良的影响，这孩子的性格，从小到大，一直是沉默寡言。我到青年协会工作不久，由于地点的适中以及其他的条件，例如我的工作室内有电话（一般家庭有电话的很少），因而使我便于从事各种活动。我对这个时期的生活感到极大的兴趣，除了写作外，经常同各种杂志的编辑、作家接触，参加某些进步社团的活动。尤其有意义的是经常参加《女声》半月刊编者王伊蔚以女声社的名义所召集的各种会议：如演讲会，讨论会，聚餐会等。特别是妇女问题座谈会我最感兴趣，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分子多半是女作家、女教员、女职员和大中学生等，大都是思想左倾的分子，有些是中共的成员。但这些分子，包括中共的成员在内，当她们发表意见时，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所讨论的问题，不能按照问题的性质有系统地发表意见，得出结论。我在这种场合，从不首先发表意见，观察和听取别人的意见（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家所知道的托派，除了极少数女学生外），我必须异常谨慎地有系统地发表意见。一直到最后大家要求我发表意见时，我才按照所提出的问题，加以分析和发挥，批评某些不正确的意见，并得出结论，《女声》的编者叫她的书记把这些意见的要点和结论记录下来，准备放在女声半月刊上发表。因此，在每一次妇女问题座谈会之前，她一定要问我商讨下次所要讨论的题目纲领，而且希望我事先加以准备，在座谈会上多发表意见，以影响别人，而且充实《女声》的内容。王伊蔚福建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她曾在上海资产阶级的女界闻人刘立明所主持的妇女节制会任干事，主编《女声》周刊。由于她的思想前进，便脱离妇女节制会而独立主编女声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当她还在妇女节制会时，她到全国女青年协会要求《女青年月刊》的编者蔡葵介绍我和她认识，因为她看到：我在各种杂志上所发表的妇女问题的文章，尤其是在《东方杂志》和《女青年月刊》上所发表的文章，都是最严肃的理论性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和阐述的。特别是在东方杂志经常写这样的文章，因而各种杂志，甚至连斯派所办的妇女刊物《妇女生活》和《现代妇女》，也要求我写文章，我都曾为它们各写过一篇。因此，王伊蔚特别同我交涉，她为了企图《女声》同其他妇女刊物，尤其同左倾的竞争，她要求我，不要在其他杂志上写文章，而专为女声写。不过，她知道我的负担甚重，除了生活外，还有些额外的开支，如交际费，孩子的学费及疾病费以及一年一次去南京监狱探望述之的旅费等等。因此，她说：除了东方杂志外（因此杂志稿费最高），我希望你不要在所有妇女刊物上写文章，我当然没有接受这样的限制，不过，我允诺她特别帮助《女声》就是了。虽然我没有答允她的这种要求，但她仍旧是我的最密切的朋友。她的女声社的办公处的地址，同我的机关只隔一条街道，穿过街道就达到我的会所，她差不多每天中午十二点钟（除了青年协会每二个星期一次的同事中午餐聚会，或我另有他约外），她就到我的工作室来约我在附近广东餐馆去吃茶点当作午餐，我们经常利用这两小时（从十二点到下午二点）的机会来讨论各种问题，她的问题很多，甚么问题都提出来同我讨论，甚至连她同她的丈夫之间的私人问题或小纠纷也征求我的意见，她对我很坦白，甚么话都同我说。但最有意义的是：关于每一期《女声》半月刊的内容，乃至编辑次序，王伊蔚事先都要同我讨论，并时常请我作社论。同时，我介绍托派同志刘伯庄和郭乔等为女声写文章或回答读者所提出的问题。同时，斯派方面，王也有许多朋友，女作家，文化人，男女都有。他们知道王同我的关系甚深，故极力拉拢她，同时也拉拢我。前面已经叙述过，早在1932年述之被捕后，中共便通过全国女青年协会的关系，曾用种种方法企图使我回党。虽然两年多来没有结果，但他们从未放弃这个希望。例如参加女声座谈会的中共女作家邀请我到她的家里去，对我表示友好和信任。她的丈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很重要，她介绍她的丈夫同我认识。她们并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国际问题讨论会，当然是想影响我，我以时间不够为理由而婉言拒绝了（我的时间实在不够）。此外，中共仍旧从《女青年月刊》的编者（蔡葵已经升为该会的总干事，而不担任编辑）陈维姜方面同我接触，陈是我的同事刘良模（青年协会的干事青年部的主任）的妻子。他们的思想左倾，假如不是中共的成员，便是同情者。由于我常在《女青年月刊》上写文章，因而他们对我很友好，有时请我同他们一起午餐，有时请我看电影，尤其是苏联的电影。这些表现，当然是对我私人生活的同情和好感（他们知道我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常在协会自己的办公室写文章）；同时，也许希望从电影中影响我倾向苏联而转向中共。另有一次，陈维姜以女青年月刊名义，在一间最考究的酒楼宴客，专请左派女作家和编辑，但除我之外，全是中共的分子，如妇女生活的编者沈兹九（她曾请我写过文章），杜君慧（参加女声妇女问题座谈会，并写文章，她曾请我到她家中，并介绍她的丈夫同我认识，如前所述）以及其他女作家等，只有我一个人是托派，连女声的编者王伊蔚都没有被邀请，这便显然是制造一个机会使我同中共的女作家等融和在一起，以联络感情。由于女声的编者常请我在她所召集的某些集会上演讲时事问题或国际问题；同时在妇女问题座谈会上，我所发表的意见，又被女声刊载出来，最重要的是我拒绝参加中共文化人所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会”。因此，参加妇女问题座谈会的斯派分子，便不参加女声社所召集的妇女问题座谈会，而另行组织她们自己的妇女问题座谈会，邀请王伊蔚参加而不让我知道，实际上就是拉拢王而孤立我。可是，王在参加了她们的座谈会后回来告诉我说：“碧云！我很坦白地告诉你，我参加了一次斯派的妇女所召集的妇女问题座谈会，我发现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才。没有一个人能够按问题有系统地发表意见，没有理论，没有分析能力。编辑也好，作家也好，都是说话没有内容，文不对题，总之，没有一个人才，即连一个风度很好的人也没有。我以后再也没有兴趣参加这种会议了。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座谈会吧，斯派的人不来也没有关系，不过少了几个人吧了。过去，她们来了，也并没有多大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座谈会仍旧同以前一样继续。同时，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在国民党方面，也注意到我同女声的关系。在一个下午，王伊蔚特别到我的办事处来访问我，她拿出一份小报（名社会新闻）给我看，因为其中有一段新闻有关女声以及王本人和我之间的关系。该段新闻说：“陈碧兰，即被监禁在南京的彭述之的妻子，当彭被捕后，她曾到处活动，谒见国民党名人，如宋庆龄等，企图援救她的丈夫（我从未见过宋庆龄——兰），随后又在左派文化界颇为活跃，她素具交际才能，且小有文才，最近‘投靠’（括弧「」为我所加——兰）女界闻人王某名下，主编《女声半月刊》。”我看了这一段新闻后，尚未表示意见之前，在一瞬间，我观察王的表情，见她若无其事一般，我暗自思索着：这位女朋友很有气魄，她没有受这个消息的影响而对我有所改变，而且往后一直如此。我仔细研究这个消息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其用意却很毒辣，其中显然包含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破坏王伊蔚同我的关系，使她对我发生心理上的反感，因为女声本为王伊蔚所主编，但说我“在王某名下主编女声半月刊”，这便意味着她缺乏能力或没有独立的政治立场，这种挑拨离间的手段，对一个思想尚未成熟和确定的知识妇女来说，是可能发生效力的，但由于王对于我的思想有某种同情，尤其对于我对人处事的态度异常信服，因而没有受其影响。第二个目的，也是最重要，便是暗示王，《女声》为托派所操纵，威胁她，使她离开我。因为国民党的文化贩子们都知道王没有加入任何党派，这些文化贩子们，多半是从中共脱离出去的叛徒，如前面所说的国民党的小报《社会新闻》的编者便是一个叛徒。第三个目的，是企图暴露我的历史，尤其是我和彭述之的关系，使人们根据笔名的生活与活动，容易同我的真名联系起来，限制我用陈碧云的笔名，在左派文化界以及某些前进社团活动。实际上，当时所有中共外围的民主团体以及左派民主人士，都知道陈碧云就是以前第二次革命中的陈碧兰，彭述之的妻子，后来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即某些并非左派的知识分子，假如他们同我认识，看了这一段新闻，也会疑心，也容易把笔名同真名联系起来。例如全国青年协会有一位老同事，他是该协会机关杂志《同工》的主编，对我的态度很好（因他常看我的文章），他同编辑部姓应的最要好，（姓应的在编辑部里算是同我较接近的，虽然他没有思想，但人还好）不知他从哪里知道的（也许是从编辑部姓张的方面得知）。有一天，姓应的同事对我说：“袁先生看了那一份小报，关于陈碧兰与女声的关系消息之后，他特别告诉我说：‘这情形很像陈碧云，从各方面的描述都很像她。’我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假如协会知道，恐对MISS陈不利。”从他的这几句话中，便可看出：他已向他的朋友承认这回事了，不过嘱咐他不要告诉别人罢了。国民党的黄色小报，时常刊载一些关于中共领袖的新闻，特别描写，以刻薄的笔调来描写某些著名的妇女领袖，以迎合一般普通人的低级兴趣。托派方面，自述之被捕后，我便成为这种小报的对象，时常刊载他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关于我的所谓故事和消息，这次刊载的关于我与女声和王伊蔚的新闻，不过是过去许多次数之中的最后一次而已。前面已经提到过，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的主任吴耀宗参加了民主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他同这些社团的高级领袖都有往来，他们常到吴的办公室（普通朋友则在会客厅接见）里面来同他接触，我同吴是同一间办公室工作，他们全都知道我的，这些社团全是中共的外围，但吴没有党派的经验，其本质又异常善良和纯洁，因而他不了解斯派对托派的仇视。有一次，他表现高兴的神情天真地对我说：“MISS陈，我想介绍你加入民主救国会，因为我是这个会里的执行委员之一，时常集会，假如你加入进去，有时我没有时间到会时，我可以委托你代表我出席，不知你的意见以为如何？”“那很好，只要通过过（我心里想你太天真），我是极愿意为抗日工作尽一臂之力的。”我简单地回答他说。我知道他的想法一定是行不通的，不过，我不方便向他解释，因为我和他之间虽然在同一间办公室，但除了工作方面的事情外，从没有说一句闲话。虽然他知道我的一切，但他从未向我当面说穿过，因而我不便，也无必要告诉他民主救国会里面有仇托分子，只好让他去试一试。由于章乃器为民主救国会的重要领袖之一（前面曾经提到过，他为反托之最积极者）当然是吴介绍我参加该会的提议没有通过，事后吴从此没有向我提及此事，但他对我的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又介绍我加入著作家协会。这个协会也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他们通过了我加入，因为它没有理由拒绝一位马克思主义的作家，尤其是出版了著作的作家加入，给了我会员证，但从未通知我参加过一次会议，过了几个月之后，寄给我一张会员缴纳会费的通知单，这便是斯派的作风，他们害怕托派比害怕甚么人还厉害，实际上托派只有我一个人，他们唯恐我发表意见，影响他们的同情者，尤其唯恐我有机会接近青年作家，不能孤立我，因此，他们一方面接受[2]吴耀宗的介绍，给他的面子，同时用不通知我开会的手段，使我不得其门而入。在中共的外围的左派文化圈子里，我也是他们注目的对象，只要我同哪一位著名的左派作家或编辑接触一次，便会弄得满城风雨。例如有一次，为了稿事，我到开明书局去访问该书局的编辑兼编东方杂志妇女栏的编者金仲华。这消息像电流一般在左派文化圈子里流传着（因开明书局有些左派分子）。本来作家与书店和杂志的编辑接触是很自然的，但由于我的地位和情形特殊，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次访问金的事，我还是后来从托派的同志王凡西那里得知的。当我第一次由一位托派同志李仲三介绍我同王会见时，他便告诉我说：“你第一次到开明书店去访问金仲华这一件事，在左派文化圈子里传遍了。”王凡西早已被中共开除出党，而且从监狱出来不久，这消息连他都知道，可见流传甚广，我听了王的话颇为惊奇，这一件访问的小事，人们竟会这样大惊小怪！金仲华为中共的外围，也许是党员，我不知道，他对托派是敬鬼神而远之的，例如我的“妇女问题论文集”由全国女青年协会出版时，蔡葵将全部文稿交给金仲华请他为该书写一篇序言，因为他编东方杂志妇女专栏时，写了一些妇女问题的文章，他的序言一般说来是按照书的内容相当客观，但他很巧妙地在序言的开始时声言：“女青年协会的编辑主任蔡葵女士，将陈碧云女士的文稿送给我，请我为该书写序言，我本不够资格，只好勉力为之……”这几句声明，便明显地表明同陈碧云无关。实际上，在过去，他在东方杂志妇女栏里刊载了我的几篇文章，是为了应付蔡葵，而不是对托派陈碧云有甚么同情或好感（有些分子是有同情和好感的），宁可说，他是相当仇托的，他刊载了我的几篇文章之后，有一次，将一篇文章退回由蔡葵转给我，这便表示以后再也不会刊载我的文章了，我当然也不会再寄文章给他。实际上，东方杂志妇女栏需要我的文章，但这是由于我是托派之故，因为金注意到政治问题，他唯恐中共误会他亲托，他是企图利用中共的背景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果然不错，他得到中共的支持，主编《世界知识》（当时所谓权威杂志），而放弃开明书店的编辑，和东方杂志妇女栏的编辑，成为左派文化人中的“红星”。东方杂志妇女栏，便由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之一张明养来担任编辑。约在1935年秋，蔡葵又向我建议，她说：“现在东方杂志妇女栏的编辑变更了，代替金仲华的是我们（指她的丈夫陈望道，著名的大学教授及作家）的好朋友张明养，你可以继续写文章，你把文章交给我，由我转交给他好了。”经过一个时期之后，约在本年冬，张明养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到他的办公处谈谈，接到信后，我便到商务印书馆去访问他。当然，第一次见面，没有谈多久，我便告辞而去了，虽然是短时间的晤谈，但给予我良好的印象，他的态度自然、直爽，不像某些知识分子装模作样，表现一种编辑或作家的派头。随后他又到全国青年协会来访问我，表示非常欢迎我的文章，最好每月能作一篇，由我直接寄去，不必经过蔡葵转交，以免耽搁时间。从此，我便每月写一篇，由协会专门送信件者直接送到编者手中，由编者签名在送信件簿上。这样，既迅速，又安全。这位朋友同斯派的某些文化人不同，他比较开明、坦白，看来不满斯派某些文化人的那种把持和操纵的作风，例如《民主周刊》被封，编者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后，他们便办另一种周刊名《国民杂志》，由张明养用张弼笔名主编（在我看来，这是企图争取张的一种手段，他们当中是不缺乏人来作主编的，而且张有正式的职业，他们差不多都是没有职业的）。有一次，当张同我一起进晚餐时（我们双方都是在业余忙于写作，需要见面时，便利用晚餐的时间），他向我发牢骚说：“国民杂志没有青年问题一栏，我本来想多找些作家来写文章，但王任曙却要包办这一栏（王为著名包办的文化人），这样，便不能容纳他人的文章了，我对这种办法本不满意，但编委会通过了，我也没有办法。”由此看来，他尚未入党。另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证明张尚未入党，在一个下午五时左右，他打一个电话给我，希望我在工作完毕时暂留会所，他将要来约我一同晚餐，因他有一件极要紧的事一定要在当晚决定，希望在事前同我商讨，我们一到餐馆坐下，他便急急忙忙地告诉我底下的话：“国民杂志社以及同它有关的左派重要文化人，今晚将在酒楼晚宴，决定我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业，而专编国民杂志，这问题我很矛盾，我想不去参加酒会，以便让我有多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个对我个人的生活以及我的家庭生活有决定关系的问题，按照他们的意思，在商务印书馆作编辑，没有甚么意义，专编国民杂志才是有革命意义的工作，今晚要我决定辞去印书馆的职业问题，我想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因为我相信你比我有经验得多，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答他说：“假如简单地或形式逻辑地站在革命的观点上说，他们的说法似乎是言之有理，冠冕堂皇的，不过，在我看来，问题不是这样简单，并不是在商务印书馆为东方杂志工作便完全没有意义，你在兼编《国民杂志》之前，也写了不少有意义的文章，用笔名在前进的刊物上发表，已编集成文集出版；而且你还介绍了不少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这些事实，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有主编《国民杂志》，才是有意义的工作’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主观和幼稚的，你的职业对你作有意义的工作并无矛盾，假如你不能兼编国民杂志，由编委会推举一人负责，但你仍旧可以参加编委会，写文章，不是同样有意义吗？假如一定要你主编，编委会可推举专人帮助你，何必一定要你辞职呢？“而且，在现时反动的政制之下，做这种文化工作，最好是有一种公开的职业来作掩护，商务印书馆是资产阶级最有权威的文化机关，在这里作编辑，在社会上有一个公开的地位，这对于作有意义的工作是最有利的，我不理解，他们为甚么一定要你离开商务印书馆的职业，而把自己孤立起来，这是不智的。此外，你还有一个实际问题，你有妻子和几个子女，家庭经济全靠你负担，当然，你辞职后，他们会安排你的生活，但假如日本进攻上海，甚至占领上海，那时，他们自顾不暇，你的生活便失去保障，职业也失去了、商务印书馆全国都有分馆，它可迁移，总之，我希望你严肃地考虑不要听他们的鼓动，怂恿和强调而离职，以遗后患追悔莫及。”他听了我上面一番叙述之后，他认为我的意见比较客观，顾及到各方面，合乎情理，不像他们那样简单，不顾一切。他说：“我今晚决定去同他们一起聚餐，因为我的矛盾解除了，我坚定保持不离开商务印书馆的职位。”斯派的文化人一定要张主编（已经兼编，以迫他辞职）国民杂志，在我看来，是企图以此争取他，因为国民杂志，凡是左倾的人谁都知道它是被封了的民主周刊的替身，为当时左派文化界权威刊物，因为它抗日；同时，他们一定要他辞去商务印书馆职位，是因为要争取他入党，使他在没有任何生活资源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党，这样，他们便完全可以控制他了。我当时心里明白这一点，但我不便对他明说，因为我是托派，我避免作这种没有根据的推测，我只是根据他向我提出的问题，就事论事，使他心服。我从他所说的一系列的事实中，使我又一次地了解，斯派文化人的作风，同过去党的官僚主义作风一样，把持和操纵，利用物质的力量来控制别人。从我个人当时的政治生活方面说，深深地感到过于孤立的痛苦，我在女声社以及左派文化界活动，只有我一个人唱独角戏，仅有一次，有一位托派的女同志参加女声社的妇女问题座谈会，她本勇敢地站立起来发言，但由于能力不够，只说了几句，尚未到题便说不下去坐下来，但从此她便不再去了。我本来极力鼓励她同另外两位女同志（一位是郑超麟的妻子，另一位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研究妇女问题，三个人一同来参加妇女问题座谈会，以免我一个人孤立，但她们看到参加座谈会的人数众多，有时还有男性，自己已觉得没有把握发表意见便不去参加了。至于男同志，除了郭乔混在斯派外围文化圈子里写些文章外（因斯派不知道他），其余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公开活动。实际上，也没有几个人。如前面所述，托派的组织，由于同志不断地被捕着，当时的组织，名义上虽然由陈其昌负责，但实际上，只有二三人组成一个名义上的领机，连支部生活也没有，例如在陈负责之前，曾有几位从北京来的年轻同志，他们得到李福仁[3]的帮助（少许经济上的，和资料方面的，因为他能够收到美国SWP的机关报，以及国际文件等），还作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如出版不定期的内部公报），我还参加一个支部，其中的成员为：刘伯庄、李季、王独清、郭乔、王莫之和我六个人，但自这批年轻的同志被捕后，便由陈其昌负责，他没有能力作出任何贡献，只是到李福仁那里去跑跑，带点英文书刊或文件回来自己阅读或给他接近的同志看看，一般的同志是不知道的，最坏的是：他收到国际的法文杂志和文件，他本人不能阅读，但他拒绝给王独清阅读，王在法国留学多年，法文甚好，陈不但应该给王独清阅读，而且应当请他翻译出来给同志们传观。陈这种狭窄的心理状态，我真很难理解，这可能是一种很坏的小布尔乔亚的心理状态，因为他本不够格作为党的总书记，但由于没有人，只好让他看管一个时期，将来再说，正因为他唯恐同志们不把他当书记看待，他才采取这种愚民政策的作风。自我们的支部解散后，王独清、李季和郭乔还同我保持私人的来往，但李季特别谨慎，只有我和王独清才能到他的家里，但同我生活最接近的刘伯庄[4]夫妇，由于在上海著书无法生活下去，因而追随汪泽凯[5]之后（汪在上海带着妻子和儿子贫困不堪，到北京当大学教授去了），也到北京当大学教授去了。刘伯庄是一位异常诚恳善良而有相当理论修养的老同志，他的家庭一向同我的关系甚深，尤其自述之被捕后，我们住在一起，差不多等于一家人，我有多余的钱（好友们为了对我的同情，自动地送些钱给我），除了为述之买些必需品以及自己和女儿添置必需的衣物外，都拿出来给他的妻子管理作家用，但这次他到北京的计划，事前一点也没有向我吐露，事后也不同我通信，走的时候还不向我辞行，这表明他是决定离开运动了，汪泽凯早已脱离运动（自当教授以后一个短时期），刘的教授职位为汪所介绍，因而他不让我知道，这件事，给予我精神上一个重大的打击！使我更感到孤立了！几年来，我独自在文化界，在斯派外围的圈子里活动，已经深深地感到孤立的痛苦（幸而还有一个女声半月刊来支持我的精神）。这次汪泽凯和刘伯庄联合离开组织（他们并未声言，为无形脱离），不但给予我精神上重大的打击，而且更使我感到托派运动之艰难！汪、刘都是法国勤工俭学时代加入党的，他们回国后，都曾作过省委书记，成绩甚佳；当1929年托派开始时，他们又是最初的发起人，积极的干部，仅仅是因为国民党的压迫，不断地逮捕托派分子，致使组织瘫痪，斩断了社会和工人的关系；同时由于斯大林党对托派之仇视，造谣和污蔑，宣传托派为“汉奸”，这种宣传，正在日帝猛烈进攻，民众抗日情绪高涨的时候，对托派是很不利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作为一个托派，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从我当时私人的生活方面说，除了政治方面孤立的痛苦和精神方面的寂寞外，有时还遭到意外的麻烦。在一个初夏的季节，我的八岁的女儿莉莉，忽然热度甚高，脸上发现有红沙子，当我上午九时到办公室时，我告诉姓应的同事关于我的女儿的病情，他一听到就急忙告诉我说：“这是腥红热，你赶快把她送往公部局隔离医院。”他迅即打电话协会的事务主任，用全国青年协会的名义写一封信给上海公部局隔离医院，我拿着信急忙回到家中，将女儿送往医院。她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我每天利用中午吃午饭时两小时的时间到医院去看她，每次带几个美国橘子给她，她很聪明，听医生的话，医生叫她每天喝一定数量的水，她一定遵守，因而热度容易降低，当我每天去看她时，情形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星期之后，我便接她回到家中休养，由于我自己一个多星期来中午都没有休息，因而感到异常疲倦，同时也感到自己的身世之凄凉！另一次，在一个夏末的夜晚，我同女佣坐在小凉台上纳凉，她抱着我的三岁不到的儿子玲玲，她突然惊慌地告诉我说：“不好了，这孩子的手脚冰冷，口吐白沫。”我一看这情形，便决定把他送往医院救治，因他有热度已经有几天了。我首先到朋友处借了一些钱（因住院一定要先付一笔钱），然后叫了两部人力车，将孩子送往医院，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我才同女佣坐人力车回来。其时已是午夜二时，人们都已入梦乡。路上行从稀少，我颓然地坐在车上，不禁兴起了无限的感慨！平时的生活，已够辛苦和紧张，职业外写文章也是为了补助薪金的不足，这便双重辛苦；再加上要处理家事和照顾孩子，尤其当孩子们发生重病时，更使我透不过气来，这不仅是增加经济上的负担，而且也加重精神方面的痛苦。过了几天，孩子的病好了，我便接他回来，可怜的孩子，在医院里整天哭着要妈妈，回家便表现十分高兴的神情，虽然他的两眼还留着泪痕，但已经露出笑容来了。约在1936年春，差不多十年不见的弟弟慧剑，忽然从青年会宿舍打一个电话来，请我马上带点钱去接他，因为他身上已经没有支付宿舍以及食物等费用了。我迅即到附近青年宿舍，替他付清了一切费用之后，他便跟着我到我的办公室，过了一会，中午十二点钟放工的时候，我便带他到我的住所，吃完午餐，我仍旧到青年会去工作，下午五时半回来，安排他的生活，在我当时的经济条件之下，当然谈不到甚么安排，只是在我所住的那间房子里，晚上架起一只帆布床让他睡觉吧了。从此，他便在我家里住下来，这当然又增加了我的生活负担，他当时年约十七八岁，高中尚未毕业，又没有任何工作技能，只是文笔还好；继续读书，我工作也很困难，我实在无法负担；他对自己的前途，好像没有任何打算似的。当他刚来时，我因为没有一个亲人，他来了我很兴奋，但由于我的负担过重，房子里面住的人太多，一间房子一共住了五个人，两个孩子和女佣都同我睡在一张床上，使我无法写作，由于这种生活无法忍受，我便同弟弟商量他应当考虑自己的前途，当然，他也有自己的自尊心，他当时便发脾气，说我是赶他走，他当晚便要求给他旅费到南京去找朋友，寻找生活出路，我当即向友人借了几十元给他，这样，我们不欢而散了。由于他没有钱进学校，生活无着，他便考进军官学校，随后到四川重庆去了，因为中日战争以及后来日美战争的阻隔，我们多年没有通信，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日战争完全停止，约莫过了七八年之后，他才从武汉来上海同我们重新相见。在1937年5月末，全国青年协会给我一封辞退书，理由是时局紧张，协会裁人，但问我在暑假期间，即七、八两个月是否愿意工作，否则，从六月起，薪金便停止了。这一封辞退书，在中日战争激烈，日帝节节胜利的当时，对于我的生活是一个异常严重的威胁。在未接到这个通知书之前，蔡葵已经告诉我，协会要在暑假前辞退我，但她知道暑假如干二个月的工作，当然有一百元的薪金，否则，马上便停止了。她说：“假如你接到这样的通知，你便明白地说，为了生活上的需要，我愿意在暑假期间工作。”我便按照这个意思写了回信给青年协会，我每天仍旧按时到那里去工作，但八月十三日，日军袭击上海，全国青年协会的地址接近虹口，因此他们叫我不必再去了，我领取一个月五十元的薪金（七月份已经领了）以及三年来每月的储蓄金一百几十元，回到家中，感到异常恐慌，我心里想：带着两个孩子，每月的房租和食物，这点钱不久便用完了，怎么办呢？这时找职业当然是异常之困难的，投稿自然也成了问题。因此，我感觉到这一次的失业是致命的，但不管怎样，总要设法活下去。正在“八一三”爆发之前夕，张明养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说：“你还没有搬家吗？以前‘九一八’和‘一二八’两次事件，你总是大胆不搬家，仍旧住在虹口危险地区，这次你可不能不搬家了。”由于他的提醒，我便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以前的一个女学生的丈夫，请他立即在法租界找一间房子，不管条件如何坏，只要便宜。他当天便找到一间小前楼，比我以前的房子小而且条件坏得多，不管好坏与否，立即搬进去。幸而张打电话提醒我，否则，假如迟了一天，不但找不到房子，即连找搬车夫也找不到了。因为住在虹口和闸北中国地界的人家，都要搬到租界去，当我搬家的那一天，街上挤满了搬家卡车，人力拖车以及人力车等，几乎走不通。事后想来，这倒是一件幸事，否则，将使我遭到很大的困难，我应当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关怀。在对他方面，如前面所述，幸而他同我商讨关于中共外围要他离开商务印书馆的职业问题，我极力主张他不要离职，因而他没有辞职，在“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事件发生后，张告诉我，商务印书馆准备迁往香港，他和他的家人也准备同往，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最大之书局，各省都有分局。总之，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否则，马上便成了问题。国民杂志准备停刊，许多斯派的干部和文化人都一个一个地投进江苏省苏维埃区，上海只留少数人负责同苏区来往的人接头。张到香港后，还写信给我请我写二篇文章，到重庆后，便从此不能通音信（因交通阻隔），也从此没有再见面了！由于“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的事件发生之后，同时以飞机轰炸南京，模范监狱被炸，典狱长决定首先将所有的政治犯都释放，因而陈独秀以及其他几位同志都释放出来了，但将述之一人扣留下来。因为当陈、彭的案件公开审判时，述之的辩诉演说异常激烈，他指责国民党不开放民众彻底抗日是危害民国，公开宣传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不顾生命的安全，只是想藉这个机会，大大地作一次宣传。因陈、彭案件在报纸上登载了二年之久，轰动全国，所以当审判那一天，审判所内挤满了人，旁听的人都站在走廊上以及其他可能站立的地方。同时，述之的辩诉状的内容也同演说词大致相同，文字异常锋利。因此，国民党的特务头子陈立夫把述之一个人扣留下来，说是要送到安徽监狱中去，实际上是准备把他秘密处死，但典狱长向司法院院长居正要求释放述之，他说陈独秀和彭述之是一同被捕，一同判决，现在陈同其他的人都释放了，只留下彭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院长接受了典狱长的理由，主张释放，因而述之才得以出狱，准备回到上海，但从南京至上海的途中，火车又被日机轰炸，他躺在稻田里，飞机过去，然后再转乘火车来到上海，约在八月末的一个傍晚，赵济同志突然将他带到我的住所，我和孩子们都感到突然和惊奇，因为在此之前没有得到述之将会出狱的消息，假如不是日机轰炸监狱，陈独秀和述之还要在监狱里度过三年岁月。我刚失业不久，住的条件又异常之坏，因而我当时是以沉重和喜悦的复杂心情来迎接他的归来。[1]上海《申报》妇女栏最为左倾，我常在该报写短文章，该报为上海最大的日报。[2]中共对吴耀宗很看重，因他在全国青年协会地位甚高，人又单纯老实，容易为他们所利用。例如，他们时常越过吴在协会的大会客厅开各种秘密会议，一来便是几十个人（当然是星期日），因为它是美国教会机关，建筑又堂皇庞大，容易掩护（这倒无可非议）。[3]李福仁在上海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从没有去访问他，因为当那些从北京来的年轻同志组织领机负责时，由于我们的支部不让他们轮流来参加（因环境恶劣，而这些同志中有的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由于他们一来便自行组织领机，由其中一人作为总书记），由于我们支部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因而他们说要来轮流参加我们的支部会议时，我们一致决定：这个支部由于人数过多，环境恶劣，开会的地方只有刘伯庄家里。因此，本支部决定暂由支部书记向领机报告，同时带回领机的消息和指导，但他们对此决定，非常生气，他们认为这些元老，看不起年轻人，不信任他们。因此，他们主张把这元老全都开除，连陈独秀在内。这种荒唐的主张，想来是因为李福仁不赞同而没有实现，由于这一原因，我不去访问李福仁；同时，我没有担负组织的特别任务，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访问他。当然，假如是一个正常的组织，我是应当时常去谒见他的，因为在托派的组织中，只有我一个以作家的资格在文化界活动，如上所述。[4]刘伯庄于1947年病逝于四川，他的女儿写信给我说：“当我的父亲临终时，手里还抱着求真杂志。”这杂志为述之所主编，他发现述之和我各主编一种杂志时，曾有信给我们，他看到托派运动之复兴而高兴，临终时，手里抱着求真杂志，表示他的托派思想至死不变。[5]汪泽凯同他的妻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全面和平之后，他们看到述之主编《求真杂志》，我编《青年与妇女》，（后改为《新声》，成为托派机关报），看出这象征着托派运动的复兴，很兴奋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们，最后，他们说：“我们将以节妇见面。”这便是说，他们保持托洛茨基主义的节操。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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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章一九三二年彭述之的被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三章一九三二年彭述之的被捕在1932年10月15日的下午，述之离家到中央秘书处谢少安夫妇的住所参加中央常务委员会。我从晚上十一点钟起就开始有点担心，细心地倾听我平时熟悉的脚步声。但时钟一点一点的过去了，仍旧寂静无声，我知道他是被捕了！然而心里仍旧怀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一分一分钟听下去，直到凌晨五点左右，天快亮了，我知道没有希望了，心里盘算着如何应付这一事件的问题，首先就是准备出去营救几个地方住的同志。我确定被捕一定是在开会的地方，有人告密或其他原因，我当时不能预断，但在开会时被捕的观念是确定了的。因此，我对于这个党委的秘书谢少安完全不信任（其原因将在后面叙述）。于是我决定：凡是他知道的地方，我就去通知叫他们立即离开。我的五岁的女儿莉莉尚在熟睡中（我根本没有上床去睡，坐着看书等待了一整夜），我穿好皮鞋，轻轻地从外面把门锁上，熟睡的女儿被锁在里面了。我首先跑到刘伯庄夫妇的家里，简单地告诉他们说述之被捕了，并告诉被捕者中谢少安之不可靠，嘱他们立即离家。他们同意迅即离开住所。我随即坐人力车到杜畏之夫妇家里，告以同样情形嘱其离家，我并告诉他们说，我马上要到法租界道之地方去，叫他同另一同志立即离开，并叫他去通知技术机关曾孟与何子贞，叫他们迅即离开。杜知道我甚穷，故送给我二元作车费去法租界，因虹口区离法租界相当远。我到道之的住所告诉他的情形，嘱他迅即离开，他为述之的胞弟，当时重要干部之一，担任法兰区的书记职。他准备暂住在我的家里，他穷得很，没有值钱的东西可搬，只有把一个打汽大油炉和几件换洗的衣裤，一个铺盖包给我放在人力车上带回；他便立即到技术机关去叫曾孟与何子贞一同离开住所。由于我平时对同志们的观察，可靠与不可靠，都曾经过考验，因而我认为某人不可靠，应立即迁移时，大家都一致依从，迅即离开住所。当我把所有谢知道的地方一一通知之后，我的任务已经完毕，迅即乘人力车回家，这时，我想起了锁在家里的女儿；恨不得叫人力车也生起翅膀来，一刹那就飞到家中。当我走到家中后门口时，我一边用钥匙开门；一边在一个洞里看看我的女儿醒来的情形如何（门上有一个大洞是以前人家有过司百林锁拆走了的）。她一声不响，也不像啼哭过的样子，身上披着一件花洋布做的棉披肩（这是友人送的，因她自己还不会穿中国式的棉袍，当时已是十月中旬，天气已经寒冷），面对着门直挺挺地站立着，两眼看着洞口；两手放在披肩里，动也不动，宛如一个虔诚的教徒在教堂里作祷告一般。我看到这种情景，不禁一阵一阵地心酸；同时也觉得她太聪明可爱，然而也实在太可怜了！我怀着酸楚的心情开了门，抱着她，眼泪不住地从两眼滚下来。我问她：“你醒来没有看见爸爸和我，你哭过没有？”她说：“没有，我想爸爸出去了，你买菜去了，我就站在这里等你开门哩。”我听了她的话，更觉得她聪明可爱，然而我的心也就更加酸楚！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感，避免流泪，恐影响仅仅五岁的女儿。道之当日住在我家里，但第二天清晨，他一起来，就告诉我说：“我现在再到曾孟的地方去一趟，因为昨天我叫他们离开时，他们没有表示坚决的意向，我不放心，现在去叫他们赶快离开。”“现在已经太迟了，假如昨天下午没有去逮捕他们的话，晚上一定会去，而且一定还有警察住在里面，等待再捕去那个机关的人。我绝对不赞成你今天再去，因为昨天你已经通知他们，你的任务已尽；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没有离开就被捕了，你现在是去自投罗网。”我接着他上面的话说。他一定要去，这当然一方面表现他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同时也表现他年轻没有经验，他不相信仅仅迟了一天，就一定会有巡捕住在里面。我见他去意甚坚，亦不再勉强阻止；但我说十分危险，我以为他不必去冒这种可以避免的危险。他也相信有危险性，所以在临动身前，他把身上检查一番，把所有的字条等物，从口袋里拿出来；最后把身边仅有的伍元一张的钞票交给我，我感到一阵心酸！他不需要钱，他是准备去坐监牢了！他果然一去不复返，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回来，我知道是在曾孟的地方被捕的。而且当日的报纸已经登载破获了一个技术机关，逮捕了曾孟与何子贞，这便更加证实了我对谢少安之绝对不信任是十分准确的了。道之的被捕，从私人关系说，对于我又是一个打击；从组织的观点上说，又少了一个得力的干部。他当时担任法兰区的书记，工作十分努力，他于1926年冬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初回国，由于他在中大时已经是托派，党不安排他的工作；又不设法使他同我们联系（有意的做法，其实党当时同我们还有联系，我们仍在党的一个支部里），他只好回到湖南家乡去。但到了宝庆，当地有一个叛徒告密，故遭逮捕；由于他为彭述之的胞弟，因而送往南京。随后把他送往苏州监狱，他在监狱中度过一段时期。出狱后（1930年）才找到我们，即同我们住在一起，他用俄文翻译社会科学书籍，以补助生活之不足，因述之终日从事托派的工作。他在这次被捕后，在监狱中差不多两年，学习日文甚为努力，且有相当成就，但不幸于1934年8月，因肠胃病而逝世于狱中！在道之被捕的第二天，报纸上已经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我同刘伯庄（他因临时接我通知带着妻子和一个小女儿住在我的家里，他的家里当日下午二时就有巡捕去过，所有我通知的地方都去过），看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相对愕然。我说：“述之已经被捕，独秀也被捕了；托派完了。”我又恸哭了一场。这又一次无误的证明陈独秀的被捕也是由于谢叛徒的告密。因陈那次因病没有参加会议，而是在述之等被捕之后，由谢叛徒将陈的地址供出来的。这次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余人的被捕，对于正在生长的托派运动，几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同志们的精神都陷于颓丧和消沉的状态之中。过了不久，跟着而来的灾祸又降临了，那些从党里转来的重要干部，如寒君、李平……等全都被捕了。因而所有的工人支部都同组织脱了节，这样，我们在上海的工人基础崩溃了！剩下来的知识分子，有的自谋生活出路去了；大多数都陷于消沉和苦闷的状态，只有极少数的干部企图来维持残局。在述之被捕后不久，我的老友（过去上海大学的教授）施复亮这从报纸上得知述之被捕的消息，他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我（由蔡葵转来的），他说：当他得知述之被捕的消息时，不禁为我洒了同情之泪……最后，他诚恳地要求我接受他的真诚帮助，叫我按月到陈望道所主持的“大江书店”（在上海）每月去取二十元作为补助生活之用[1]。这对于我在当时极度困难的情形之下，无异雪中送炭。施当时在北京当教授，他同在上海的陈望道及其妻子蔡葵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蔡葵当时对我十分同情和友好，她自动尽力在投稿方面帮助我。由于陈独秀和彭述之的被捕，便发生谁来继任书记的问题。有些同志希望我能够出来担任此职，藉以团聚那些分散的分子和推动消沉的分子。但我当时的实际生活状况，不容许我把全副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运动方面，因为我当时的生活，每月除了施复亮帮助的二十元外，自己还要每月写一篇文章获得稿费十余元来补助；不但养育着五岁的女儿，而且怀孕已经三个月，再过几个月就要生产，我连对于生产后的孩子也不知如何处置。我准备生产后去找职业，但我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能养育两个孩子，准备将生产后的孩子无论是男或女，送给需要孩子的友人。在这种生活重担的压力和精神十分痛苦的情景之下，哪里还能够把自己全副的精力来担当这一重任呢？我一向最不欢喜挂名而不作事的，假如我不能尽职，就绝不要这个名义。因此，我向同志们表明：我本人绝无可能担任书记职，但我认为：在当时的同志中，唯有刘伯庄能够适合这职位。因为他过去在党内曾作过北京地委书记，成绩甚佳；且为人善良忠诚，为同志们所信任和佩服。在我看来，他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论修养和组织能力，但由于人太老好，缺少魄力。他原本不愿担负这一职位的，但在我的极力鼓舞和催促之下，他才接受。但是他的妻子却极力反对，因为她既非同志，且教育程度甚低，她找一个丈夫的目的是为了依靠其生活。她知道我们所干的是一种艰苦而危险的事业，虽然她没有力量拉住她的丈夫退出这个事业阵营，但她却希望她的丈夫整天呆在家里著书为生，而不参加任何活动（除支部会议外）。她知道她的丈夫如果作了书记，势必要出去活动，开会和与同志们接触等。虽然她极力反对，但没有成功，刘伯庄终于为了尽职而时常出去参加会议与活动。但每当他出去参加会议到了预定的时间尚未归来时，他的妻子就埋怨我说：“就是你主张他做甚么书记，你看现在还没有回来；假如他也被捕了，那么，我同我的女儿怎么办呢？你还能够写文章卖，你还有很多朋友，我有甚么办法呢？”我平静地安慰她说：“迟一点回家，不一定有问题，也许会议后还要同别的同志谈话，不久就会回来的，即令万一有问题，我有饭吃，你也有饭吃，我们已经生活在一起，我不会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你还记得吗？当述之一夜没有回来，我因为不相信谢少安，把莉莉锁在家里，一天亮自己冒着危险，把所有他知道的地方都通知到了，大家即时跑出来了；几个钟头之后巡捕不是都去过那些地方捉拿他们吗？我首先是到你们家里，你后来知道当天下午二时巡捕就去过你们家里的。”经过我这一番述说之后，她不作声了，她想假如我不去通知他们，她的丈夫已经被捕了（她不是同志，不致逮捕）。这样，刘伯庄作了一个短时期的书记。我这次之所以没有被捕，是因为叛徒谢少安尚未知道我的住址，他本来多次向述之要求要到我们家里来（过去曾来），这次迁居后述之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他主张让谢到我们家里来，我坚不同意。我的理由是：谢同马玉夫不同，以他的懦弱平庸的性格，虽然不会像马那样的大胆自动地去告密；但假如他一旦被捕（这是很可能的），在金钱和地位的诱惑之下；在酷刑拷打乃至生命危险的威胁之下，这个庸俗、懦弱而无任何经验的年轻人，马上就会向敌人投降，出卖自己的伙伴的，我从平时对他的观察，尤其从一件具体事情上，对他有这个看法。例如：有一次当组织派我同他一起去王文元（即王凡西）的姐姐家里[2]，他的姐夫为全国青年协会的干事，薪金比一般普通职员为高，因而家庭的布置看来相当舒适。他们住的是一座小型西式楼房，我们在楼下客厅里等待时，谢观察一下房子的布置，就连声称赞说：“啊！你看！布置得真好呀！”我没有回答，我觉得很普通，不过清洁有点欧化罢了。当时，我还没有注意到他。及至我拿到二百元，从他们家里出来时，谢怀着一种十分羡慕之情继续不断地对我说：“王文元姐姐的家里布置得多么好呀！看来多么舒服啊！”我听了他的这种庸俗不堪的话语，有点惊奇。这样羡慕物质的话，竟出于一个青年革命者之口；使我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没有一点革命者应有的高贵气质，而如此庸俗地垂涎于物质；但他又没有任何特长能够获得金钱，即连找一个较高薪金的职业也不可能，因为他没有技术，这便更加危险。由于他和他的妻子（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生活毫无办法（译书俄文和中文程度又不够水准），因而中常委便决定他们住中常委会议机关，并给予少许的生活费。由于我对他这次在我面前所表现的那种羡慕物质的欲望异常深刻，因而我对于他的忠实和可靠性便发生了怀疑。我认为像他这样庸俗而缺乏革命者的气质的年轻人，假如一旦被捕，他便会出卖同志的。因此，我极力反对他来我们家里；同时，我认这他住机关很不妥当，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到过陈独秀的住所。在刘伯庄作书记的短暂时期中，本质不纯洁和怀抱野心的任曙在同志间活动，撤除了刘，他自己作了书记。刘不但没有因此不快；反而觉得轻松下来了。因为他既无野心；同时妻子整天为此吵闹，弄得心神不安。但自任曙作了书记后，我异常不满。因我对他已经观察了一个时期，在我的内心里已经对他作了一番研究，而且得到一个结论。在一天的下午，当刘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出去玩耍，只有刘和我在家时，我趁这个机会，同刘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告诉他说：“现在任曙作了书记，这本是他的愿望，假如他真正是为托派运动服务，我当然不反对。不过，在我看来；这人不会长期耐心地作这种坚苦的工作的；因为他追求物质的享受；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是绝不会干托派工作到底的，因为托派运动太艰难了。我现在把我在陈独秀被捕后对他的观察如实地告诉你，你不要震惊，而要细心研究，保持秘密，留心观察他的生活与活动罢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当述之被捕的第三天，报纸刊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时，当天任曙拿着报纸来我们这里，他的态度平静，面带笑容地告诉我们说：独秀也被捕了。我当时便感觉到：他对于独秀被捕的消息是如此的淡然而无一丝惋惜之情；而且从他的面部表情看来，好像在他的内心里还隐藏着一种微妙的情绪。我当时对他的这种态度异常惊奇；但不久我内心里便唤起了一种思想：我认为他对陈独秀的被捕不但毫无惋惜之情；而且相反，他内心里还感到高兴，因为他怀着一种卑鄙的野心，他想自己有机会来代替陈独秀的书记地位，因为述之已经被捕了，他对于述之的被捕所表现的态度，亦如对陈独秀被捕一样，从没有说一句惋惜的话，除了说他们假如不是死刑，便是永远监禁的话之外。而且说着这些话时，没有表现一丝惋惜之情，因而我看出他内心的卑鄙野心。“从此，我便细心地观察他的生活与活动，他既没有职业，也不曾写过文章投稿，他的生活费从何而来？我们都知道他有一个好友在南京国民党组织部任职，他时常去南京，我认为他已经经过他的朋友关系，加入了国民党，安排了一个拿干薪的职位；到了一定的时候，当他在托派组织内获得了一个地位之后，他便会完全脱离托派干脆到国民党内去就职的。因为在托派有相当的地位，到国民党内也就获得较高的工作岗位，现在他已经有一个地位了，再过一个时期他就会完全投进国民党内去工作，而同我们断绝关系的，但他不会告密，这点我们不必害怕。因他已经在国民党内找到了职业，这是我的看法，而这个看法是经过严肃地考察和研究而得出的。你等着瞧吧！当然，我并不希望我的看法准确，但事实终究会不幸而言中的。”刘伯庄听了我的这一番叙述之后，他的态度表现得异常沉重，他说：“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不到你会说出这样一番令人震动神经的话。我现在回忆起，他当时对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是表现一种轻松的态度，而没有任何伤感或不安的神情。当然，我还没有注意到他面带笑容。我对于你在当时的敏感，随后的观察与分析，以及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他的结局，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客观而合乎逻辑。我知道他对你，非常之好，尤其是从你的口中说出来，更显得客观而没有任何偏见。我相信你的估计是会实现的，不过还不是目前。现在这种看法只有你同我两人知道；我们暂时保守秘密，继续观察吧。”任曙作书记经过了一个短时期，有几个有能力的干部从北京来，如施朝生，刘家良……等。施为燕京大学毕业生，英语甚好；刘为北京大学学生，英语亦佳，因而，他们常与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编辑李福仁接触，从他那里得到某些文件，消息和指导。李常与托洛茨基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SWP）有密切的联系，因而中国的托派认为他是国际的代表。任曙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知不能同他们竞争，自动辞去书记职，而由施朝生代替。任从此就到南京国民党去就职了，很少来上海，虽然他没有公开声明脱离托派，但实际上已与托派脱离了关系，而成为国民党的一员了，这正是我在前面对刘伯庄所说过的他的结局。自述之被捕后，我们五岁半的女儿莉莉从不问我爸爸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虽然我对她说：“爸爸在南京作事，”但她从不作声。因为她很聪明，她从当时的情景和过去的生活经验中，已经知道她的父亲遭到不幸的事情。在一个寒冬的夜晚，当我从很远的地方，从一位律师的家里取回述之给我的信时（因环境恶劣没有地方转信，这位律师自愿作陈独秀和彭述之的义务律师；并乐意为述之和我之间转信，当他收到信时，他便写一简信给我，我就到他的家里去取），已是深夜；同时，我因怀孕已几个月，经过长途电车的往返，深感疲倦；躺在床上，拆开这封珍贵的信时，一张照片掉下来，恰巧落在睡在我身旁的女儿的胸前；她拿着照片看，只见她的父亲穿着一件灰色棉布长袍，两眼浮肿，面容憔悴，她看到这种神情，便放声大哭；我也抱着她哭泣，其情景十分凄惨！经过一场母女抱头痛哭之后，女儿睡着了，我又再来一字一句地细读来信；一遍一遍地阅读它，咀嚼着苦果，流着无尽的眼泪！约在1933年2月，过了旧历年，虽然我离生产期不远，但仍旧企图乘火车到南京江宁法院看守所去探望述之。在彭望业律师的带领和保护之下（他曾作过江宁法院的院长），我同他一起去南京，由他带领我去探望述之和陈独秀。为了我的安全和便利起见，彭律师安排我住在他在南京的律师事务所里；另一位姓蒋的年青律师也住在里面，他也是陈彭义务律师之一。由于陈彭的案件轰动全国，有些名律师自动向陈彭要求作他们的义务律师，因此除了彭、蒋二位律师外，还有几位著名的律师准备当法院公开审判时出庭为陈彭及其他的人辩护。自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十余人被捕后，全国各大报都登载他们的消息，尤其当他们被一列专车戒备森严地从上海送往南京军法处的消息传出后，许多具有某种民主思想的名人和学者，如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教授等，都纷纷打电报给蒋介石及其政府，要求将陈彭等送往司法机关公开审判，因恐军事法庭将他们秘密处死。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遂将他们移交南京地方法院准备公开审判。他们在地方法院临时看守所差不多住了两年，在这个期间全国各大报经常刊载关于他们审判的消息。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来控告陈独秀和彭述之，因而他们各自写了“辩诉状”。在彭述之的辩诉状中，除了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是真正“危害民国”外，并攻击它对人民的任意压迫；剥夺人民应享的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而且他还勇敢地宣称：“惟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在1933年4月14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公开审判的那一天，这是国民党政府所捕共产党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公开审判。审判厅里挤满了人，国民党的统治者如陈立夫之流也在幕后窃听。彭述之在他为自己辩护的演说辞中，他勇敢地毫无顾忌地攻击国民党的对内对外的政策，特别攻击它对日帝国主义者不抵抗政策，并宣传他自己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思想。在第一次审判中，陈彭判徒刑13年（1933年4月26日宣判的），其他的人五年。经过上诉后，陈彭的徒刑减为八年，其他的仍为五年。[1]我在大江书店取款六个月之后，由于我的生活可以维持，便自动停止这项帮助。[2]由于王文元被捕，他的姐姐想用钱把他买出来，因当时这种情形很普遍；捕房捉到共产党人，假如不著名的话，家属有钱，或者所属党拿钱出来是可以赎出来的（据说中共用这种方法赎出了许多成员），这是他们最好的生财之道。王的姐姐愿拿出二百元作为赎王之用，但她要交给托派重要负责者彭述之，因而组织派我去取款，谢陪我去。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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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二章一个叛徒带来的灾祸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二章一个叛徒带来的灾祸在1931年5月23日的那一天，我的心神不定，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差不多整整的一天，都陷于这种状态之中。直至下午四五时许，我觉得再也不能在家里呆下去了，告诉述之说：“我不知怎的，今天这样心神不安？我想带着莉莉到陆沉的学校里去散散心，也许不回来吃晚饭，到时你只要把现成的饭和菜在打汽火油炉子上热一下就可以吃了。”（因述之必须在家里赶着译稿）。我自己也不能了解，当时的情绪为甚么如此的不正常；也许是由于在怀孕初期，生理上的变化而影响心神不安吧。陆沉和他的庄有义，还有一位姓彭的都是托派。其余的如陆沉的妹妹和妹夫也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师，他们曾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加入党。回国后，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环境又异常之恐怖，他们便于无形中同革命远离了。他们留我在那里吃晚饭，我也没有推辞就随便吃了。饭后不久约七时左右，我们的同志兼私人好友马任之突然匆匆忙忙地走进来，面色惨白，神情慌张。他首先看见我，惊奇地对我说：“我想不到你在这里，述之在家里吗？”“是的”我说。“糟了！恐怕来不及了！我准确地知道，你们家里有人告了密；但告密者是谁现在还不知道。”他接着说。这时陆沉夫妇也围拢来，我们四个人站在一起，急切地商讨如何把述之拯救出来的办法。马任之着重地说：“现在最要紧的是赶快去他们家里把述之叫出来，但碧兰不能去，她去了万一已经有巡捕在那里就走不脱了，最好由别人设法去探望一下，看情形如何？假如无事，便上楼去叫他赶快离开。”庄有义听了这话，她灵机一动，便自告奋勇地说：“他们的房东是开洗衣店的，我拿一件衣服去洗，看看情形如何；假如有甚么事，一定能够从房东的态度或谈吐中探察出来的。否则，我还可以随便问问楼上的房客太太在不在家？”她说完就急忙去拿衣服准备去。马任之和我都认为她的这一办法很好，而且没有危险，但她的丈夫陆沉却沉默着一言不发，表现考虑的神情。我迅即了解到他不愿意他的妻子去冒危险，虽然大家认为没有危险。于是我立即坚决地说：“现在的情形是不能延挨一分钟，要愈快愈好，我决定自己回去，孩子留在这里；万一有甚么事，我预先委托你们照顾她，我去了。”说完连走带跑地通过了花园，出了校门，便跳上一辆人力车，嘱车夫走快一点。当人力车把我带到我的家门口时，我也不顾一切，从后门一直上楼。开房门一看，没有异样，只有一个姓谢的青年同志正同述之谈话，我立即打断他们的说话：“马任之得到确切的情报，说我们家里已经有人告密，并在今晚就来逮捕我们，但是谁还不知道，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并嘱小谢通知郑超麟、何资深等，叫他们赶快于今晚离家。”我又着重地告诉述之说：“现在情形很紧急，外面也许有便衣侦探布防侦察，我们不能带任何东西，即连一个小箱子也不要带，恐怕侦探追踪。我们每人身上多穿一件衣服，你把一件哔叽呢夹长袍穿在外面；我也穿上一件夹长衣就算了，甚么都不要，你只要拿你那本正在翻译的俄文书和字典就行了，因为这是我们吃饭的工具。”我当时还想找一件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一批当票，因为许多稍好一点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的，述之的和我自己的都送进当铺里去了；但由于一时心慌意乱，不知放在哪一个箱子里，惟恐多耽搁时间来不及逃走就放弃了，这给予我们往后多年中无数的困难；另外还有几个银元，也不愿意开箱子去取，也放弃了。我把窗户关好，房门锁了，两个人轻轻地从后门溜出去，兜了几个圈子，在大雨的掩护之下，搭上电车，又换了无轨电车，下车后，转弯抹角地看看背后没有人影！就溜进陆沉的学校里去了。我们身上既没有带钱，当然不能住旅馆，而且一件行李也没有，住旅馆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上海的旅馆，大多有便衣侦探潜伏在里面，假如他们发现形迹可疑者，便报告捕房，捕房随时可派人到旅馆里面来盘问，搜查或逮捕。我们的情形是经不起盘问的。因此，我们当晚只好决定住在陆沉的学校里。我们迅速地脱逃出来，心头感到一种轻松；但陆沉夫妇的心头却沉重起来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所睡的房间同他们的睡房是相连的前后两间。我整夜未曾入梦；但他们也整晚谈话不停。虽然由于房间是独立的，隔壁听不清他们所说的甚么话，但从他们的语调，声浪的高低中，可以听出是讨论一个异常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便断定是讨论关于我们的问题。因而，我继续听下去，愈听愈疑，我研究的结果是：他们是决不会自动出卖我们的，假如事情不蔓延到他们的学校里来的话；假如由于追寻我们而连累到他们，那么，他们为了自保，可能出卖我们，说出我们的真名，作为投降的条件。因为根据我平素的观察，虽然陆沉为湖北初期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但我从1922年在武汉认识他的时候起，就一直觉得他的气质不单纯，往后经过长期的观察，对他不甚信任。由于我对陆沉的不信任，因而我便推断：他们之间的谈话和争论的焦点是：假如万一找到他们家里来（他们害怕当晚我们从家里来时有暗探追踪），他们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在我当时内心里的推测是：他们的争论是陆沉主张出卖我们而庄有义不忍心（她从1921年起就追随我而闹学潮，而入党，随后又加入托派）。这从开始时她自告奋勇要设法去救述之出来而陆沉不愿就是一个显例和考验。第二天早晨，平安无事（陆沉最担心的是当日晚上），大家都平静如常。午餐前，约十时左右，马任之到这里来，带来一个关于我们的消息。他说：“今早九时，我叫了一部出租的汽车开过你们的住所的门口道路上，然后又叫车夫开回来仔细观察，我看见二辆搬运公司的大卡车把你们所有的东西，如衣箱、书籍，甚至家具等物，都一齐运走没收了。”大家听到了这个消息，都觉得法租界特别野蛮和贪图小利。公共租界捕人，只没收文件和书籍而不没收衣物和家具的。虽然如此，述之和我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痛苦，而且在我们的下意识里还有一种侥幸之感。因为从马任之亲眼看到的事实中，就无误的证明昨晚法租界捕房是派武装巡捕到我们家里去逮捕我们的。至于东西全部丧失，比起我们自己被捕，也就不值得怜惜了。因为我内心里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所以在吃午饭时，我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地吃了三碗饭（因一夜未曾入睡，也没吃早点，很饿了）。当我吃完了饭，那位姓彭的同志认真的对我说：“啊！我真意想不到，你在听了这个全部东西完全没收了的消息之后，仍旧能吃三碗饭，我实在佩服；要是我一点也吃不下了。”我接着他的话说：“为甚么我不吃饭呢？东西全都丢掉，但人逃出来了；这还不是不幸中之大幸吗？当然甚么都没有，对于今后的生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但事已至此，只好让它去吧。”说完，我微笑了一下，我觉得这位彭同志有点庸俗，没有一点男儿气慨，且不说革命者的气慨吧。这决非出于偶然，从此他就脱离托派了。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天，晚餐后，陆沉拿出五元钱送给我们，叫我们当晚去住旅馆，他说这里并非安全之地。我们只好找间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清晨，述之到刘毅同志的家里告诉他我们所遭遇的情形，他立即请我们到他家里暂住，然后再设法找房子。他认为住旅馆既没有钱，而又有危险性，述之迅即回到旅馆，带着我和女儿到刘毅的家里。由于他是作劳苦工作的工人，所住的房子自然很小，只有一间小前楼，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及我们，大大小小六个人都挤在里面，晚上我们和女儿就睡在地板上。烧饭和马桶也都在这一间小房子里。刘毅湖南人，本为知识分子出身，曾在安源作过矿工运动，并为当时矿工运动领袖之一。他的性格温和，对同志和朋友都异常诚恳热情，但他不喜多言，经常保持着一种和善平静的态度。他当时所作的职业是一种苦力的工作，即为装埋电话线掘土的工作。他的妻子刘镜圆也是湖南人，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善良女子；她对信仰和同志都同样忠诚。由于郑超麟，何资深，王凡西……等一大批同志被捕，知道是马玉夫告密。他是湖北人，留法勤工俭学，随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当1924年我到莫斯科时，他已经在那里。他同我不同班，他读工人班，故很少接近。但我对他的印象不好。因为我不喜欢那些冒充工人的同志。事实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工人，仅在法国做过一个时期的工。但由于天赋予他一个瘦长而寒酸的个子，长方形的面庞，狡猾的小眼睛配合着一个马嘴形的大嘴巴，活像一个马脸；再加上他那种想冒充工人的心理所表现出来的流氓习气的谈吐和姿态，使人一见生厌。马玉夫回国后，在上海中共地方党部作工人运动甚为努力，虽然他在理论方面没有甚么修养，但由于他的两条腿很勤，因而在工人中有些关系，他便因此成为中共工运干部之一。当托派运动开始时，他找到托派在党内的干部，经过同托派负责者讨论之后，他本人并介绍报馆支部二十余人加入托派。他自加入托派后，也同在中共一样，两条腿一天到晚的跑，一会儿跑到这个同志家里；一会儿又跑到那一个同志的家里，表现一种忙碌的神情，大家都觉得他很积极，而且有一些工人关系，因而便看重他，成为领导机关成员之一。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便自恃其长而开始有点骄傲起来了。当四派开始准备统一时[1]，他同吴季严代表无产者社参加协商会议，他感觉到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小组织无了无休的派系斗争，各自怀着野心，都想在统一大会中争取控制权，因而他坚决反对统一，企图组织小组织，不管托洛茨基的意见。由于这个原因，他被陈独秀斥责一顿；他在受了独秀的斥责之后，怀着满腔的愤怒跑到我们家里来，又被述之严厉地批评一番。我在旁观察他的神情和反应。当马玉夫离开了我们的家后，我对述之说：“从我的观察看来：他对独秀的斥责极为反感；对你的批评也并没有心服。我发现他走进来时，神情比平常不同，两眼火红，神经也不正常，好像几晚没有睡觉似的。我这次感觉得他的眼睛有杀气，我们应当留心一点才好。”我以埋怨的口吻对述之说：本来这次搬了家，我由于从各方面对他的观察的结果，极力反对他到我们家里来的，因为我的现时所住区域同托派所有的分子都是一个极端，而且你现时也不在常委，他没有必要再到我们家里来，我们同他没有任何私人的友谊，但你一定坚持。我们的家是最开放的，我从没有反对任何同志来，而且常委会经常在我们家里开，当然每次都供给饭食。这方面你是知道的，我们无论怎样穷，同志来了，我总是把第二天的伙食钱拿来吃了再说的。我反对马玉夫来是由于我认为他的本质不善良，既不是真正的工人；也不是有修养和品格的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他具有浓厚的流氓习性。你要知道：某些流氓是有义气的，但本质不善良的流氓，是甚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来的呀！我一向对他的印象不好，但今天才第一次感觉他有些可怕。当他去了以后，我不是再三对你说过：“他的眼睛通红，像要杀人的眼睛”这句话吗？述之听了我的这一番话之后，他沉着地回答我说：“他是负责者之一，过去一直都来，现在忽然不要他来，会使他疑心我们不信任他，使他发生反感。他今天的神情实在不正常，这是受了独秀那次的责骂所引起的一时现象；至于眼红，那也许是由于失眠的原因吧。”我接着说：“你的话很有道理，过去虽然我一直对他的印象不好，但从没有反对他来，尤其从没有像今天这样说他的眼睛有杀气。近几个月来，由于托派内部的分歧，大家都想争取他，因为他身边有些工人。因此，我眼看着他一天一天地骄傲起来了，狂妄起来了。你还记得吗？他有一次告诉你说他想写一本经济学的书，因为他看过你翻译的那本经济学问答，这不是比某些小布尔乔亚的知识分子更荒唐吗？他到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仿佛他有特权似的，食物不够时，他不管别人有没钱，作饭辛苦不辛苦，他一定叫别人再去买东西来作。他还以自傲的神情说：‘我是牛腹马肚，吃得很多的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自傲是工人吃得多；同时也是表示他好像有特权似的，大家应当贡献他。他在超麟家里，在刘伯庄以及在我们家里都是如此。这些虽然是小事，但从这种做人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格的好坏。不过，现在没有办法不要他来，搬到这里来不过二个多月，没有这样多的钱和精力再搬家。但我今天忽然感觉到他对我们有危险性，也许是我今天的神经过敏吧。”他这次来我们家里约在告密前一个星期左右，也许当时由于他企图进行一种卑污的出卖同志的阴谋，内心里经过一场搏斗，以致两眼通红，神情呈现着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吧。但过了两三天，当我抱着女儿站在窗口眺望时，恰巧看见他提着一个铅桶（为装刷房子的白粉用的，因他当时作这种工作维持生活），在我们的房子正对面的马路上神态自如地慢步走着。他抬头看着我们的楼房时，看见了我，还向我招手，并面带笑容；我几日来心头的重压却因此而轻松下来了。因我看他的神态自若地为生活而工作，不致有意外之事发生。我并告诉述之说，马玉夫现在的神情看来正常得多，他笑眯眯地提着铅桶慢步地走着，好像是做粉刷房子的工人。但过了三天之后，他就到龙华司令部去告密了！事后想来，他在我们的房子正对面的马路上徘徊着，是为了要详细地把我们里弄的名字和房子号码（我们的房子临街）弄清楚以便告诉捕房。写到这里，人们一定会奇怪，为甚么我们能够在二三小时之前得到情报逃出罗网呢？这是一个近乎奇迹的故事；这不但是“近乎奇迹”，而且简直是“奇迹”。情形是这样的：前面所说的那位通知我说有人告密的马任之，他原来有一位好友潘谷之，福建人，日本留学生，住在上海，为商务印书馆译书为生。他的弟弟、女儿和女婿都是托派。经过马任之的介绍，他同述之认识，并时常讨论各种问题，因而对述之的学识与人格异常钦佩。他有一位密友也是姓潘，江西人，日本留学生，为龙华司令部的高级参谋。由于潘谷之时常同他谈及述之的学识与为人，虽然这位参谋从未见过述之，但他却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因此，在一天的下午二时左右，当马玉夫到龙华司令部去告密时（除司令部长外，还有二个参谋，潘为参谋之一），他发现在一批名单中有彭述之在内。当他从司令部出来后，便急急忙忙地跑到马任之家里，适逢马不在家；将近傍晚他再去马家，告诉马任之说：“今天下午二时左右，有一个貌似工人的托派到龙华司令部告密；有一大批人，其中有彭述之。据告密者说：要去逮捕彭最好在晚上十二点钟左右，白天里，他时常在外面开会或谈话。彭的地址以及连租房子的假名都写得清清楚楚。告密者并且声明：陈独秀的住址虽然不知道，但他经常到姓郑的家里去，只要有人在郑家里等待一定可以捕到他的。现在也许还来得及去设法通知彭，叫他和家人迅速离开住所。”马任之听到这个紧急的消息后，不敢直接到我们家里去，急忙跑到陆沉的学校里，想同陆沉夫妇商讨如何去通知我们的办法。适逢我正在那里，我见情势紧急，不能等待商讨，便急急忙忙回到家中，叫述之同我一起离家，因而我们才能脱网。按照一般的常情，这本是不可能的事；一个身为司令部的高级参谋，其地位仅次于部长，竟把该部将要逮捕的人中之一个营救出来，这不是奇迹吗？在我们漏网的第二日，便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捕了，即按照马玉夫告密的名单，如郑超麟，王凡西，何资深，陈亦谋，王之槐等。陈独秀这次没有被捕，仅因叛徒不知道他的地址；但最主要的是何资深之妻张以森（她没有被捕）到郑超麟住所的街堂门口等待着。当日陈果然去那里，张即向陈招手，意即叫他不要去，他迅即退走。当然，这一批干部的被捕，对于统一只有二个星期的托派组织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有的同志因此而消沉；有的自寻生活出路甚至脱离组织。过了两个星期之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宋景修等组成新的委员会，恢复组织。约莫一个月左右，尹宽、宋景修和蒋振东等，又因在一个小旅馆集会被捕，这无疑地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组织仍旧进行工作，以吴季严代替宋景修参加新的委员会。我们在刘毅家里住了一个短短的时期，便在公共租界新闸路租到一间亭子间，它是一座房子里最小的和最便宜的一间。因而一般市侩的上海人是最看不起住亭子间的住户的。我们虽然有了房间，但除了我们自己和女儿三个光人外，甚么东西也没有，不但没有任何家具，即连一个衣箱和铺盖包（即棉花被）也没有，这样怎么能搬进房间居住呢？我首先到述之第一次译书的书店老板赵南公的家里，告诉他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他同情我们，送给我们一张圆桌，二张椅子，一张写字台和一张凳子，还送了一点钱叫我找车夫搬回来。但我们没有钱买床，只好到旧家具店去租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因单租一张床不肯出租）；同时，我们又向同志借了一个小衣箱，因里面没有一件衣服，就把报纸塞满箱子当作一件行李提进来。但我们既无御寒的棉被（这连最穷的人都有的），亦无枕头，这时，这一箱子的报纸就有很大的作用了。我们把报纸铺满在床上，床头多放一些，当作枕头；然后再把刚刚买来的一条印花布床单盖在床上，这样就布置了一个房间。当时还是五月中旬，气候还有些寒凉，尤其是早晚。我们除了一条印花布床单外，甚么也没有；于是我们便把各人身上的夹长袍脱下来，安排孩子睡在我们中间，将夹衣盖上，以便抵御寒风。安排妥当之后，关了电灯，即安然入睡。但刚刚睡着，那些藏在旧床裂缝里饥饿的臭虫就出来大肆活动，开始拼命地来吸吮我们的血液了。我们把电灯开了一看，只见那成群集队的臭虫在床上包围着我们乱爬，我们捉也来不及，但很快就钻进它们的窝里去了。于是我们便放弃床，把床上的报纸铺在地板上，我们一起就睡在地上。但当电灯关了，刚刚开始入梦，那些聪明的臭虫，却又从床上爬到地板上来开始饱餐我们的血了。我们被咬得又醒来，把电灯开了一看，真令人毛骨悚然！那些臭虫像一支军队一样，一个紧跟着一个，形成一条粗黑线。我们用皮鞋在地上乱打一顿，但它们很快就归营了。这样，弄得我们一夜不曾入睡。次日，我们烧了一些开水，把床抬到晒台上，用开水灌进床上的裂缝里，这是我们原始的杀臭虫的传统方法。虽然当时会发生效力，但过了一些时日，又会发展起来的。在不满一个月当中，当我们送了译稿得到稿费时，就买了一张床；李仲三送了一条棉被，由刘伯垂[2]带来，这样算是勉强可以混过去了。本来住在一个亭子间，假如我们的家具是一起搬进来的，还配合一些行李箱子等物的话，那或者不致引起邻居的怀疑。在这座房子里，除了房东住全部楼下外，楼上租了三户人家。其中除了前楼夫妇外，其他的人都不怀疑我们。我们告诉房东说我们是从北京来的，过去在北京当教师。他们从我们的外表看来，倒很合乎教师的身份。但那一对住在前楼的夫妇（他们的房门正对着我们的房门），当我们刚刚搬进的那一天，那男人就开始怀疑我们。傍晚当家具店派人送来我们所租的家具时，我就听见那人盘问送家具的人说：“这是从那里搬来的？”那人回答说：“是租的”，这便更增加了他的怀疑。因为那男人是日本纱厂的职员。在1925年至1927年中国第二次革命中，上海的工人举行了无数次的罢工，几次总罢工；尤其是1927年3月的上海工人的武装暴动，夺取了所有中国地界的政权，因而像这类靠吃资本家残余骨头的走狗，自然仇视共产党人。由于他受过教育，他便能够分辨出共产党人的生活方式和形象，懂得某些反动的政治知识，怎样去对付工人。他从我们搬进来时不合乎一般普通家庭的情形看来；随后又从生活上看述之时常在写字台上译书或写文章（内部的文章），这在他看来，无疑的是共产党人。因而他就像魔鬼一样盯着我们。他的妻子也是受过教育的，整天在家，这便使我们更难于应付。但由于当时我因搬家拿过重东西；同时几个星期来的流浪生活和终日奔走于找房子，因而腹中三个多月的胎儿流产了，我睡在床上不能动作有二个星期之久，几乎毕命。然而，这个日本纱厂的职员——这个资本家的走狗一回到家里就侦查着我们。每当述之在写字台工作时，他就走到晒台上在我们的房间玻璃窗外视察；因为我们的窗户正面临晒台，而且很矮；我们又没有窗帘（不要说窗帘，我当时只有一件花格子布长衣，还是刘伯垂的妻子送的，常常晚上洗了还未干第二天便穿出去，因气候一天一天地热起来，我们逃出来时所穿的夹衣已经不适合了），因此，他可以清楚地看出述之是在翻译或写文章。我们发现他时常来观察，我们就买了一些绿色的纸把窗户的玻璃糊了下半截，这样，他就不能看到甚么了。这本是异常之可恶而不应有的荒唐行为（我想任何先进国家绝不会有这种现象），但由于他看出我们的弱点，知道我们不敢和他吵闹，便肆行无忌地时常来侦查我们；假如争吵起来，人们便可以叫巡捕来干涉，那男人便可叫巡捕搜查我们；一经搜查，我们就一定被逮捕。因我们家里有内部文件和述之的文稿和译稿。在一个炎热下午的一天，述之出去了，我们的房门开着；因为我们四岁的女儿时常走进走出，她也时常到前楼去玩。那女人好像很喜欢她似的（他们没有孩子），同她东谈西问。有一次，我听见我们的女儿带着伤心的口吻对那女人说：“唉！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丢在北京呵！有柜子，沙发，还有我的玩意哩！”这几句简单的话是述之和我故意重三复四地当着我们女儿面前说的，最重要的是告诉她以前所住的地方是北京；其目的是希望她像鹦鹉一样向那前楼的女人说出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我们四岁的女儿莉莉——这个可爱的鹦鹉替我们做了秘密的工作。自此以后，他们对我们的监视稍缓和一些了。在差不多一个月当中，没有感到像以前那样的麻烦，这便使我的身体得以恢复健康。但这女人常找机会同我攀谈，我一方面勉强敷衍；但同时尽可能的避免不多同她接近。有一天，她忽然混进我们的房间里来了。当时我正站在写字台旁边，她一边问我有没有蓝色的线；一边走近我，用手来开写字台中间的抽屉时，我敏捷地把身子靠拢抽屉；一边高声说：“我没有蓝色的线呀！”她无法推开我去开抽屉，因而，她的目的没有达到，颓然退出。假如那中间抽屉没有内部文件和述之尚未写完的内部文章，我可以抓住她，说她用手开我们的抽屉是想抢钱（里面有点钱），是犯法的行为。但由于自己有弱点，我也就装作若无其事般不响了，不过双方心里都很明白。像这样的事情实在太荒谬了！述之回来后，我告诉他当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认为，他们一贯对我们的行为已经够荒唐，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次公然当着我的面前来开我们写字台的抽屉，这便更进一步，采取一切不顾的手段来掠夺文稿作为证据，以便告发我们为共产党人；或者她以为我会叫喊说她当面开我们的抽屉是抢钱，是犯法的行为，这样，便会闹到该区域的巡捕房。其结果：我们因有共产党人的文件作证而逮捕；他们则有功而获赏，这便是法律。法律是保护资本家和反动政权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便决定立即搬家，但不声张，也不告诉房东（按照一般的规则，是要在搬家一个月前辞退房子），准备临到搬家的那一天才告诉房东说：“我接到电报，我的母亲病重（实际上我的母亲早已去世了），我们立即要回武汉，我们家具等物暂寄存朋友家里。”房东对我很友好，还表示惋惜表情。我特别提及“家具等物寄存友人处”，意在以免那对夫妇注意我们搬至何处。约在上午十时左右，那个魔鬼男人到工厂办公去了。当我们搬东西时，他的妻子看见我们搬家，顿时面色惨白，表现着惊异和惶恐的神情向我说：“哦！你们搬家吗？怎么我一点也没有听到你们搬家的事呢？我们常常见面，你怎么没有向我提起呢？”我回答她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要搬家哩，我们要离开上海到武汉去省亲，因为我们接到电报，我的母亲病重；我连房东也没有预先辞退房子哩，哪里还想得到有必要告诉你呢？”说着我便离开这房子，也脱离了魔鬼的追逐。她见我们不声不响地搬走了，便知道我们确实发现他们企图陷害我们，因而她害怕我们将会报复他们，他们知道共产党在地下还有相当的势力哩！约在本年（1931）7月末，我们离开了那个魔鬼房客的追逐，从新闸路搬至同一条路上一座西式建筑的三层楼房里。由于房东主人为洋行买办，故比较考究，他们只将楼下客厅后面一间出租，因而不像一般在一座房子里有几家住户，大家都在一间公用的厨房里烧饭，每家都是用一个没有烟筒的煤炉（烧煤球），煮起饭来，煤气使人头痛。这里只有房东用一个煤炉，我则用一只打汽火油炉作为烧饭之用，厨房也较大，因而住在这里，我没有感到煤气的痛苦。这个房东是一个大家庭，他们虽然从各方面看出我们贫穷，但对我们没有甚么怀疑，对我们的态度还相当客气，有时请我带着孩子到楼上去玩玩。这样，我们便安然住下。在这个期间，正是我们托派重新开始活跃的时期。当1931年9月18日（简称“九一八”），日帝国主义大肆进攻东三省时，激起了全国民众反日运动的高潮，客观的局势突然来了一个新的转变。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这个反日运动潮流中，立即出版公开刊物《热潮》周刊，号召和鼓舞群众武装起来，以实力抵抗日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我们的这种鼓动和宣传在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中，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尤其在中共党内的中下层干部中，获得了广大的回声，冲破了托派的困境和孤立状态。同时，由于当时中共内部正发生了一个大变动，那个专靠阿谀米夫和反托起家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排除了李立三和瞿秋白，夺取了党权，他在政治上采取了荒谬的教派主义立场。例如他对“九一八”和“一二八”（即1932年1月28日）的群众反日运动以及随后对十九路军自动抗日的英勇行动（国民党左派蔡廷锴所领导的军队）等等，都采取教派主义的立场，在党机关报《红旗》上宣传拥护红军，主张由红军抗日，而不号召群众武装抗日和支持十九路军自动抗日的行动。正当全国民众抗日情绪十分激昂时，王明却采取了这种脱离群众的——愚蠢教派主义立场，这便把中共本身孤立起来了；在客观上便替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开辟了新的园地。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人，在武汉中学时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五卅运动后，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随后加入中共。1930年因反立三路线被停止其工作。直至1931年1月，原任中大的校长米夫（当时已升到东方部部长）以国际代表的身份来上到上海，迅即召开四中全会，立三下台，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并兼江苏省委书记。随后不久，傀儡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枪杀后，王明即任总书记。由于当时上海的情形十分恐怖，他便于1932年再度去俄，直到1937年中共同国民党重新合作时，他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任国民参政员。他聪明的在莫斯科度过了五年的安全岁月。在“一二八”前后，中共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一批干部（他们都是区委的委员或部委书记为工人运动的领袖），以寒君和李平为首，通过我们的同志，看了我们的《热潮》和抗日宣言以及托洛茨基的文件，自行研讨后，即寻找我们组织的负责人，经过述之数次同他们谈话之后，全体投进托派的组织中来了。由于他们的加入和带来的关系；加上他们积极地活动，因而我们托派的组织迅速地发展，建立了几个重要的产业支部，如邮政支部，老电力厂和新电力厂（两厂共六千余工人）支部等。随后不久，由于寒君和李平在沪东区负责（他们都是托派沪东区的负责人），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又接触了中共在沪东的区委书记严某及其他委员，得以把我们托派的文件给他们阅读，并同他们讨论抗日政策和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文件。最后，经过述之和这批干部数次讨论之后，结果，党的整个沪东区委都投进托派的组织中来了，而且还带来了十几个工厂的支部，如怡和纱厂、英美烟厂……等等。这些转过来的干部和同志们，他们在其他工厂也认识不少的同志，接触一些工人；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之下，我们在沪西又建立了不少的工人支部。在上述的情形之下，我们托派在上海的工人支部有三十多个；工人同志达二百余人，这是中国托派第一次从党里争取了一批干部和许多工人支部，因而在产业工人中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直接领导了几次工人罢工的胜利。不仅在量的方面，特别是在质的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以前的水准，这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史上最光彩的一页！在同一时期，除了上海外，我们的领导机关又派人到北京去整理组织，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此外，如香港、武汉、南京、江浙以及广西、山东等地，我们的托派组织都有某种程度的发展。然而，从我们私人生活方面说，恰好同运动的生长成了一个反比。因为述之在当时几乎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运动方面，他整天在外面开会或谈话，把唯一维持生活的手段——译书的工作经常停顿下来；同时，我因为要照顾孩子和其他各种原因，也不能到社会上去做职业，因而我们的生活便陷于极度困苦的境地，差不多陷于半饥饿的状态之中了！我有时没有米煮饭，就拿几个铜元去买一斤面来充饥；有时家中有米，但没有钱买茶（指蔬菜豆腐之类，谈不到肉食），我就把打汽火油炉拿到房间里来煮饭，在饭里面放一点盐和油来吃（因厨房公用，恐房东和房东的佣人看见）。我当然知道，像这类的饭和面仅仅只能充饥，而缺少营养，尤其对我们四岁多的女儿来说。但没有钱有甚么办法？还谈甚么营养呢？！述之常在深夜才开始译书，以期送稿子到书店去取款。因为按照合同的规定，每月必须送去一定的字数，才能领取每月所规定的款项。但述之的稿子常常脱期，因而生活便狼狈不堪。有时饥饿逼迫着我到米店去赊米（这总是成功的）；但有一次述之要求我到附近小店去为他赊一包“金鼠牌”的香烟，我不好意思去，因为当时一元银币或纸币可换三百个铜元；而“金鼠牌”香烟只要七个铜元一包；像这样的情形是不便启齿的。以前我经常踏当铺之门，但自从马玉夫告密后，我们全部的东西都被龙华司部没收了；我们不但没有任何衣物可进当铺，即连换洗的衣服也缺少哩。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经过夏季和秋季，可畏的寒冬已经开始到来了。但述之和我以及我们的女儿都没有一件冬季御寒的衣服。施复亮知道我们的贫困情形，他告诉述之说：“你可以写一篇文章，我可以介绍给一个比较进步的杂志，稿费甚高，十元一千字”。述之写好了一篇一万字左右的文章交给他拿去了。但述之有点不放心，最后问他：究竟这杂志是甚么背景？他说：“背景为孙科，主编为萧淑宇。”述之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便嘱施立即将文稿取回，他说：“我决不愿在这种杂志上投稿；不管如何穷和稿费如何高。”施见述之态度如此坚决，便将文稿取回，并深为感动。随后，他自动送给我们三十元，为我们制冬衣之用。我买了一些衣料请缝工为述之做了一件丝棉袍，我则做了一件布棉袍。为了节省金钱，我第一次试做中国式的衣服，为我们的女儿做一件长棉袍。回忆当我做这件棉袍的那一天，天气突然寒冷起来，女儿的衣服已经不够抵御寒气的侵袭了。因而我用种种方法叫她睡在床上，等待我的新衣做好了再起来。她很聪明听话，躺在床上整整一天，我便坐在床边，一面做棉袍，一面同她东谈西讲；有时讲点故事给她听。这样从早到晚，紧张的工作，傍晚我把一件棉袍作好了，她起来吃晚饭时，穿着温暖的新衣，表现异常高兴的神情。次日，我又去买了些有花纹的棉布，准备为她做两件罩衫；因为棉袍穿脏了不能洗涤。我在几天之内，把我们女儿的三件衣服作好了，感到一种轻松和愉快，因为她在这个冬天里便可以混得过去了。我本不擅长手工和缝纫，尤其对此没有兴趣。但贫穷逼迫着我只好勉强去作；我必须自己为我们的女儿学做各种各式的衣服。以前所作的都是些西式的小童装，这回第一次试做长棉袍特别感到困难。因为她已经四岁多了，西式的小童装不能御寒（我们当然买不起羊毛和呢绒的儿童服装），只好试做中国式的长棉袍了，这对于我确是一件苦差事。我们住在这里经过夏季和秋季一直到冬天，将近一年之久。在这个期间，经常到我们家里来的只有吴季严、刘伯垂和诗人王独清。当时不但我们甚穷，王独清也穷得连饭都没有吃。每当他没有钱吃饭时，便从很远的地方步行到我们家里来吃饭。但我们只能吃白菜黄豆牙等便宜的蔬菜，连鸡蛋都吃不起。王独清在没有参加托派以前，由于他写了一批戏剧和其他作品——如诗集、长城中的少年等——在“创造社”，有相当的销路，因而生活相当舒适。但自从他加入托派后，斯派便仇视他，封锁他的著作；同时，各种左倾文艺刊物都拒绝刊载他的作品，因而，他的生活也就经常陷于贫穷的状态之中。有一次，当他同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带说带笑地开玩笑说：“自……自从认识了你们（他说话有点口吃），我就倒霉了，我从很远走到你们家里来吃一碗白菜，一碗黄豆牙的饭。”说完哈哈大笑，大家也一齐笑了。在1932年春，由于房东需要我们所租的这间房子，因而我们便迁移到静安寺路延年坊一个裁缝店的楼上，只有一间房子，烧饭就在房门口旁边放一个小桌子作为放打汽火油炉烧饭之用。当时述之所译之书已译完，而又没有新的出路，我们的生活当然又受到严重的威胁。施复亮介绍我同陈望道的妻子蔡葵认识（陈望道早在1925年就认识的），他同蔡商讨希望我在女青年协会找到一份工作；第一步是介绍我在该会机关杂志《女青年月刊》上写文章，蔡葵当时为女青年协会的干事兼月刊的主编。我写了一篇题为“苏联的妇女”一文，在该刊发表，随后继续写各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当然，单靠每月写一篇文章是不能维持生活的。蔡葵又介绍我为女青年协会劳工部写一本女工教材的小册子，稿费甚高，十元一千字（月刊仅二元一千字）。述之准备同我合作，我们准备在两个月之内把这个小册子写完，计划写一万二千字，可得稿费一百二十元。但这本东西的内容写起来倒不甚容易，它必须适合于女工的需要，为她们所能接受。我们是用通信体裁，提出与女工有关的各种切身问题，予以解答；并从各种问题中暴露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不合理，尤其暴露资本家如何剥削和压迫工人，以及指出斗争的方法和远景。约在1932年7月的一个清晨，吴季严的妻子李秀全来我们家里时，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告诉我们说：“季严昨晚没有回来，连玉（杜畏之的妻子）今早到我家里，她说杜也没有回家，他同季严是一起出去开会的，一定是被捕了。”原来在前一天的下午，述之约李季、吴季严和杜在兆丰公园开宣传委员会。会后，李季要求同述之谈胡适之的哲学思想问题，因而他们二人一起离开吴、杜到公园的另一角落去了；吴杜二人则朝着正门方向走，准备从正门出去。但刚走到门口时，叛徒顾顺章带着几个便衣侦探从背后追上来，把吴的肩膀一拍，说：“老朋友”，几个便衣侦探便围拢来把他们两人的手拷起来，带到停在公园门外的黑色囚车里，送进捕房去了（这情形是杜畏之被安徽大学保释出来后告诉我们的）。述之和李季的哲学问题谈完后，仍从正门口出来，但由于吴、杜已被捕，顾顺章已离开公园，因而述之和李季侥幸没有被捕。顾顺章上海人，电车卖票员出身，是一个阴沉寡言，内型发展的人。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他加入共产党作工人运动。由于他具有某种的能力和机警（内型的），因而在工人运动中起过相当作用，逐渐获得党的信任。当我于1925年秋参加上海区委工作时，他担任浦东部委书记。在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暴动胜利后，他作了工人纠察队的队长；随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任中共特务首脑，其任务为保卫中共机关，处置叛徒。1931年4月，顾顺章在汉口被捕，解往南京后，他便背叛了，当即供出中央各秘密机关。但由于中共从一个潜伏在国民党调查科管理机要资料的职员的党员得知，中共才立即重新迁移和布置。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科遣派至上海，专在各重要马路、大公司门口和公园守候，获猎共产党人。他的家人在上海全都被中共所杀，以资报复和警戒；而他本人往后亦被国民党的特务所暗杀。因为国民党对于那一类的叛徒们，一方面尽量利用；但同时又绝不信任。尤其当内部有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时，由共产党背叛投入进去作特务工作的，最后多半是被消灭的。我们在延年坊只住了几个月，为了述之从事托派的工作的便利起见，我们便从静安寺路延坊迁徙到虹口兆丰路，这房子没有里弄名字，一排三座小型石库门楼房，全都为房东所有。我们只租下其中一座的整个楼下，有前后两间，还有一个厨房。我们的家具虽然很简单，但还可以应付，适合于一个翻译员的身份，房东对我们的态度很好，由于房子独立，生活不接近，看不出我们穷困的情形。虽然当时托派运动的情形如上所述，是蒸蒸日上；但我们私人的生活确实穷困不堪。这本女工教材由于迁徙和种种原因尚未写完，我们只有继续努力写作，以期完成获得稿费来解决当前的危机。但在写作期间，真是陷于饥饿的状态。记得有一天，实在一文不名，无法购买任何东西来充饥，我们也没有东西可进当铺。不知是谁送给述之的一套旧西装，我用报纸包着走进一家当铺，掌柜的打开报纸一看，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和语调说：“不要这种衣服”，然后表现着一种不耐烦的神情说：“拿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我的自尊心受了伤害；但我仍旧把衣服重新包好，再到第二家当铺里去。这情形同第一家一样。虽然这次我受了更大的刺激，但我决定耐着性子再去尝试一次；因为家里一文不名，明天一整天，一家三口就要挨饿了。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到另一家去碰一碰。但当我到第三家当铺时，我把纸包放在柜台上，掌柜者见报纸已破，知道已经是别的当铺拒绝接受的东西，看也不看用手一推说：“拿去！”我从柜台上把衣服拿下来，报纸已经被两家当铺的掌柜弄破了，我企图把旧西装包住不让人看见的愿望也不可能，只好拿着破烂的一包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述之眼看着我这种神情，他也不作声，只是拥抱着我，表示安慰之情。我自从有了思想之后，便不轻易流泪，这次我不禁落泪了！然而，伤心和眼泪不能解决明天的饥饿问题，于是我又尽可能地想办法，想来想去，家中实在没有一件可进当铺的东西，除了述之身上所穿的一套中国式的蓝条子布短衫裤子之外。我告诉述之说：“现在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赶快把你身上的一套衣服脱下来，我马上去洗，明早干了，我就拿去当，这套衣服一定可以当点钱买些面回来充饥。”一般当铺只欢迎中国式的服装，尤其是男人的。因为他们准备这些当衣服的人在限定的时间之内无钱去取回，就算“死当”，这些衣服便可拿到旧衣商店去卖；西服不易卖出，因为能够穿西服的人多半不喜欢买旧的，因而当铺不愿意接受西服，除非是新的或质料甚好的半新的。第二天早晨，我把述之唯一的一套可穿的衣服拿到当铺，当了四角钱（一元的三分之一强），买了些白菜和二斤面，拿回来度过一天。第二天我再也没有办法了，就到刘伯庄夫妇家里去借了一点钱（刘也是靠著书过活，每月只有三十元的收入），我们加紧写那本小册子，等待那批稿费来解决当前的问题。然而最坏的是：我当时已开始怀孕我们的长子耀光，由于生理上的变化，一向不贪吃的我，这时忽然想吃某些酸甜的东西，如水果之类。但这些东西平时很难享受的，尤其当时是绝无可能得到的。因为连饭都没有吃，哪里还谈得到甚么水果呢？正因为没有饭吃，因而我的生理上，也就特别感到需要。正在这个期间特别穷困，而且还要赶着写东西。当那本女工教材写完之后，我送到女青年协会交给蔡葵，领到了一百几十元。这笔稿费的用处甚大，如付房租、还债及维持生活等。约莫过了将近两个月的光景，此款将告罄，但除了每月写一篇文章获十余元外（在女青年月刊上发表），没有其他进款，我们的生活便又陷于恐慌的状态之中。此时已届秋尽冬来的季节，临近述之被捕之前夕！[1]四派：即无产者社，以陈独秀，彭述之为代表；我们的话，以区芳为首；十月社，以刘仁静，王凡西为代表；战斗社，以赵济，刘胤为代表。[2]我们住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来，除了刘伯垂以外。因刘担任为我们送译稿和取稿费，他在我们脱逃出来的第二天下午，曾到我们家里，因捕房的巡捕仍旧住在我们家里，因而他被逮捕，但他由于神州国光社的经理证明他是该书局委托他同译者来往，为着送稿和代译者取款的，因而在法租界捕房坐了几小时就释放了。他出来后告诉我们说“我就坐在被没收在那里的你们的一个椅子上。”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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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两个恋爱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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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两个恋爱观
谈到「恋爱」，马上就会使人感到甜蜜蜜地，仿佛这里面有无穷的香艳似的。但是，这香艳，这甜密，是不是超脱一切的呢？又是不是人生的第一义呢？于是我们的诗人和艺术家，一切恋爱的至上主义者便会要笑咪咪地问答道：是的：除了恋爱以外，便没有人生，恋爱是至上的，是神圣的。
然而，不幸得很，整天沉醉于爱海中，只凭接吻，不吃别的东西，是不能抵御肚子的饥饿的：没有饭吃，没有房子住，乃至没有衣穿，爱神「维那丝」是不会光临的。这样，所谓「神圣的恋爱」，便就不能超脱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物质了。就是说「恋爱是纯精神」的人，也不能饿着肚子去靠爱情来生活！
不仅如此，恋爱还要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封建社会中，女子们为「三从四德」所束缚，根本就谈不到什么恋爱，不，更正确点说，她们只不过是会的奴隶吧了。即或有少数妇女在这时能尝尝「爱的滋味」，也非其自身追求的结果，而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凭着不可捉摸的幸运碰上的。及至近代的所谓「文明社会」，情形就不同了。男女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情侣，
在表面上似乎并未受到什么限制，于是什么「自由恋爱」，什么「恋爱神圣」等等论调，也就成了这时代的一时风尚。不过，在事实上，这时的恋爱虽然没有礼教的束缚，但却为金钱所决定。「有钱可使鬼推磨」，这时的「爱情」也可以用金钱买来的。君不见四五十岁的富家翁和十七八岁的学校皇后讲「自由恋爱」吗？又不见成千成万的少女每夜都在出卖自己的体与灵魂给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吗？这便是所谓神圣的恋爱要受金钱的支配的事实表现。如果在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奴隶，那么在近代的所谓文明社会中的妇女乃至大多数的男人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所谓「自由恋爱」，所谓「恋爱神圣」，在这里，简直是自欺欺人的鬼话！
恋爱既是要受人类生活的限制，既是要受时空的制约，那人生的第一义便不是恋爱，而是生活的斗争。不能生活，便没有一切，因而也就谈不到恋爱了；受着生活压迫的人，必然是痛苦丛生，所谓「爱的享乐」，也就谈不到了。所以在现社会下的人生意义，实在是争取生活的解放和进步。在这大多数的人都受着生活残酷压迫的时候，这意义尤其重要。
但是，这里又来了一个奇怪的意见，而且这意见是从许多新的青年男女那儿来的；这便是完全否认人类的感情作用的「纯性欲主义」。
有些新式的青年男女，他们在反对恋爱至上主义之下，便以为两性的关系，无所谓爱情，只是「性欲」而已。于是今天在这里发泄性欲，明天又到那里去窃玉偷香，这简直是失掉理智乃至感情的粗浅的唯物论的简单主义者，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恋爱」。
自然，爱情不能离开性的关系而独立存在，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将它完全否定。妓女们不住的在发泄她们的性欲，但她们常常在苦痛的大海中，并没有什么爱情；一对感情不好的夫妇，虽然有时发生性的关系，但因他们之间没有很浓厚的感情的原故，而发生离异的事实，是非常之普遍的。这些事实，便把那些完全否定爱情的性欲主义者的见解打得粉碎！
如果恋爱的至上主义者；是以爱情为人生第一义的，那么，极端的性欲主义者，在其拼命的追求性的满足的过程中，亦将要抛弃人生的真正意义，而专去为满足性的生活而生活。两者都是在现社会中，觉得一切皆无意义，前途渺茫的人所特有的。在这里，对恋爱问题的极左（单纯性欲主义）和极右（至恋爱主义）的意见殊途同归了。
一般高唱恋爱至上主义的诗人和艺术家，固然可笑，那些主张单纯性欲主义的青年男女们，更是证明他们的幼稚与无知。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彻底反对将小布尔乔亚的没落颓废的恋爱观，殊不知自己也于不知不觉中走上没落颓废的道路了。
自然，我们并不是禁欲主义者，要反对青年男女们去讲爱，不是，一点也不是，我们以为：
第一，恋爱不是什么至上的，而是要受人类的生活、时代、社会的限制的。
第二，恋爱也不是至下的，纯粹发泄性欲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否定在恋爱中的感情作用。
第三，恋爱不仅是性与感情的结合，而且是生活的结合，我们的恋爱必须建筑在互相了解，互相勉励，思想和行动一致的基础上面而且在生活上要时时刻刻不忘努力改进人类的生活，促使社会进化的工作的。
最后，我们不要把恋爱当神圣，为恋爱而生活；也不要把恋爱当儿戏来任意玩弄，都是没落颓废的表现，都是阻碍人类的进步的。 |
现代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现代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
——婚姻自由与职业自由——
我想谁也不能否认，现代一般青年，无论男女，最切身而又最难解决的，就是婚姻与职业问题。这两个问题在表面上虽然是「老生常谈」，然而实际上，在人类的生活中却一天一天地在那里加强它的重要性。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看看那些报纸杂志上的小品论文所描写的青年们的痛苦，烦闷；和常常登载的那些青年们自杀的消息，如果我们追溯其原因，不是为生活所压迫；便是为婚姻的不自由或失恋。尤其是女子，在现社会下所感受这两个问题的痛苦和压迫，更为厉害。
我们先从婚姻方面来说罢，所谓「婚姻自由」，当然是指恋爱的结婚而言。「恋爱」这两个字是何等的香艳、美丽，何等的缠绵悱恻而温柔呵！这种战栗的狂喜的「青春之恋」，是一种无上的优美的艺术，是每个青年男女一种本能的要求，是人类灵魂的深处所发出来的一种自然之声。但在这种一切被商品化的现社会下，这种恋爱的婚姻是很少见的。因为在这种市侩的社会里面，一切问题，都是以金钱为中心，因而两性关系的决定亦在金钱而不在爱情。没有钱的人，是不会被人爱的。一个很活泼很漂亮青年的男子，如果他没有养活妻子的能力，在恋爱场中多半是失败者。在女子方面：也是一样，那些上等社会中的摩登小姐，她们有的是金钱和时间去进跳舞场，进大学，以及其他一切娱乐场所，有接近男子的机关，可以尽情地享受恋爱中的快乐。那些中层社会的女子则很少有这种机会。至于都市中无数万的劳苦女工和农村中的贫苦少女，往往因生活的压迫而流为娼妓，遂被迫地过那卖淫的生活，给一切她所不愿意的男子去满足肉欲，这就是她们的自由。所以在现社会里所谓婚姻自由，也不过是有闲阶级的专利品！严格地说来，只是金钱香粉之交换的买卖自由而已！
至于说到妇女的职业，虽然社会各方面为妇女开辟了许多谋生的道路，从政府机关以至银行、邮政、电话、商店……都雇用了女职员，但这只能容纳最少数比较有社会地位和专门技术的妇女。最普遍的职业，就是投入工厂劳动和当小学教员，那些当小学教员的，她们的生活也日处于竞争、恐慌和不安定的状态之中，那些当官立学校教员的往往领不到薪金而发生生活上的恐慌：那些当私立学校教员的，其待遇又异常的刻薄，一个小学教员，整天地不停每月也不过得到十余元至多三十余元的薪金。至于那些投入工厂劳动的女工，其生活之悲惨痛苦，更是不堪言状，每天在那烟雾腾腾、机声隆隆的工厂里作到十二个钟头的机械工作，而所得的工资，还不够维持一个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所以那些不能维持生活的女工，以及简直不能找得工作的妇女，都最后的被迫而当娼作妓，这就是妇女们最卑贱的自由职业。从此看来，所谓妇女的职业自由，在现社会状况之下，其结果是不能使妇女普遍的获得的，就是已经获得的妇女，也不过更招致一层压迫而已！
由此看来，婚姻与职业的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孤立的问题，是和整个的社会有密切关系的。但本文为篇幅所限，不能充分地详述我个人对这问题的意见。深望热心妇女问题的男女朋友，踊跃地参加讨论，并望对本文加以批评和指正。 |
狂风骇浪中的一叶孤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狂风骇浪中的一叶孤舟
在一个初夏的晚上，她带着疲劳的身子，没精打彩地从学校下课归来，寂静无声的房子里，灯光凄静看，小莉和曼儿都呼呼地睡觉了。凄凉的空气，冷漠的灯光，引动了她内心的伤感！一切旧时的回忆，孤零的感觉，凄凉的情绪……一齐都涌现在她的眼前，在她的心灵上燃烧着一种长途旅行者的悲伤。她静默着，沉思着，不知不觉地走向床前，轻轻地用手将小莉的被儿盖好，热烈而沉痛地在曼儿苹果似的小脸儿上偷偷地吻了几下，她凝视着两颗熟睡的小脸，独自在房子里踱来踱去。午夜的寂静，和那滴答的钟声，好像恶魔一样的在吞噬她的心！她随手拿起日间放在桌上的一本白香山诗集，然而，这书上的词句却像一些锋芒的利剑，不断地刺击着她的内心。她本来想借文艺之力，来缓和这激荡的情感的波浪，然而，富于情感的她，却越读越激动，「文艺」反成了助浪的狂风了！这时，她更完全为凄凉，冷漠的空气所包围，完全为这种情绪所侵蚀了！
她躺在床上，默默地闭着眼睛，想恳求睡神来征服这种激荡的心情。但越是恳求，睡神越不降临，仿佛故意恶作剧一样。这时，她全然陷于一种回想和追忆之中了。这些回想、追忆，像电光闪烁一般，一幕一幕地在脑中排演，却又一幕一幕地过去，千头万绪，像蜘蛛网一样，紧紧地绕着她创伤的心灵。她追忆着那些新鲜、活泼，值得玩味的往事，她不禁微微地笑着，然而这种微笑是多么的短促啊！自从她遭受一个巨大的无可忍受的打击之后，自己生活中唯一的伴侣，被一种强力夺去以后，一年余来，在向极艰难，荆棘生的生活途程迈进中，所谓「饱经忧患，备尝辛酸！」生活的重担、小孩的抚育，乃至一切家庭琐事，全都落在她的肩上，她做了职业妇女，同时又是家庭之唯一的支持者、家庭的主妇、小孩子的母亲。种环境，这种遭遇，固然可以磨练她自己，增长她处世的经验，然而，这种生活、这种境地，在生活和精神上，却使她感着无限的艰难和痛苦！如果她单从个人的生活，人生必需的幸福去设想、追求，那她真是不幸中之最不幸者！
然而，她原非只为了个人的生活而生活，个人的幸福而奋斗，她为的是全人类，是全人类最高的理想之质现。她早已准备将个人的生活与幸福，全为实现所抱理想之牺牲的代价！在过去的许多年头，尤其是最近一年余来，就私人生活方面，虽然说是苦痛艰辛，然而她的精神上，却没有表现悲观失望的状态。虽然她时常遭受不愉快的袭击，内心里不免感受一些痛苦，然而，她的精神总算是充满着乐观，充满着希望的，因为她所遭受的种种困难、痛苦、迫害，及一切不愉快的事体，都是她所愿意承受，而且预测得到的，她且利用此种困境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增加了经验，丰富了人生，充实了理想，且相当地巩固了她的自信力。她觉得在过去的逆境中，虽然受到痛苦的创伤，然而这种逆境却给了她以最可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如果不经过这种逆境的训练，像在早几年的「黄金时代」那样的生活，她也许自不觉地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她现在的遭遇说，总算是很不幸了，艰难和困苦虽然不断地侵袭着她，但如果她能尽量地利用这种环境来磨练自己，坚强自己的意志，则对于将来，也许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历史时期！
她现时正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前途茫茫，任其飘流。但要使这只孤舟从茫茫大海中找出一条出路来，非在长期的艰难困苦中奋斗不可。要不怕艰难，耐着性子，慢慢地往前渡，渡一时，算一时，渡一日，算一日，直到她最后的一瞬为止！这只孤舟上载着的两个小宝贝，终日伴着她，围绕着她。有时虽便她或到麻烦、累赘，觉得这两个重担载在身上，在长途的征涉中更感困难；然而，当她在愁烦的当儿，在极无聊赖的情景之中，这两个小重担却成了她唯一的安慰品了。既可以开她的心，解她的愁烦，有时还可以引起她的笑，使她在这种冷漠，凄凉的情绪之中，得到一点快愉之感！
这载着两个小宝贝飘流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现时固然处在黑暗的包围之中，在狂风骇浪的威胁之中，恐怖、悲哀、凄凉……自然是不断地向她侵袭，然而她手中有的是正确的罗盘，胸中有着确定的目的地，而且在周围还有不少的同航者，怎见得没有出路！当然，在长途征涉的进程中，矛盾是有的，困难是很多的，但只要有正确的南针、老练的水手，终有达到彼岸之一日！但最主要的，是不要慌张，不要让狂风骇浪扰乱了自己的镇静！要看准罗盘，把稳着舵柄，那这只孤舟，将如哥伦布的一样，载满着希望，向着灿烂的光明奔驱！ |
自从她做了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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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她做了母亲
「母亲」这一个名词，在一般没有结婚或已经结婚而未做过母亲的少女看来，是多么可羞，而且可怕呀！约莫在八九年以前，她对母亲的观念不仅认为可羞可怕，而且于无形中，还怀着一种卑视的心理。对于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家庭妇女，到还无所谓，也同一般因袭见解一样，认为生男育女，是她们的天职，是她们毕生唯一的最重要的事业。但她对于一般受过教育的青年女子确有这样一种观念：她以为凡是有志求学业上的深造，或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智识女子，最好都不结婚，因为一旦结婚，就难免要做母亲了。她眼见许多聪明而且有志向的女子，当她们在求学时代，对于功课非常努力，而且亦很有成绩，志向也很高，甚至有的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学者博士，有的希望做一个改造社会的伟人……但到她们一结了婚，尤其是做了母亲以后，一切都没有了，功课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什么高远的志向，伟大的将来，一齐都从她们的脑子里，渐渐消磨于无影无踪了。这时的她们，完全为家庭琐事所羁绊着，久而久之，渐渐地成为简单的家庭的主妇、丈夫的妻子、小孩子的母亲！
这些问题，这些可怕的前车之鉴，常常在她那时简单的脑子里盘旋着，呈现着这些未来的结婚后的憧憬，不禁令她不寒而栗！这些观念和印象一天一天地发展，渐渐和那时目空一切的眼光，以及自己对自己的远大的前途的希望相结合起来，遂不知不觉地走到一种唯心的独身主义的倾向。她的心灵完全为这种倾向所武装，武装成为一个严肃的庄重的女青年，以严防沉溺于性爱和结婚的魔窟之中。她虽于一切活动的场所，一切两性社交的过程当中，处处警戒自己，向自己下戒严令，但因这种倾向是违反人类自然的要求，所以她终于失败了，终于做了小孩子的母亲。
当她作了第一个小孩子的母亲的时候，在她的心灵上就呈现着一种极矛盾的现象，她是最不欢
喜小孩子的，可是当她第一个小孩呱呱坠地的时候，一种自然的「母性之爱」，不知不觉地在她身上显示着它伟大的力量。从前那些卑视「母亲」和讨厌小孩的心理，这时一齐烟消云散。她对她的孩子，已然发生了爱情，发生了一种莫可名言的兴趣，她可以从小孩子的天真的微笑，以及一言一动中，体贴出无限优美的艺术之感！她觉得活泼而优美的孩子，实在是一种无上的小艺术品，一种活的宝物。但在相反的方面，自从她做了母亲以后，她的大部份时间，差不多都花赛在她的那个小宝物身上，再加上一些家庭琐事，不要说是耽搁了学问上的深求上进，就是连必需的娱乐和游戏，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轻快地享受了，这时她觉得小孩子实在麻烦，实在讨厌了！
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一幕一幕地排演，日复一日地过去，她的生活自然是觉得一天比一天平淡、麻烦。她在这种平凡的庸俗的生活状况之中，她的精神是如何的痛苦，如何地不能忍受呵！
她的精神果然陷于一种烦恼的痛苦的状态之中了，她追忆已往的生活，追忆她在未做母亲以前，是一个活泼的、充满着生气、充满着希望的人，而且是一个营独立生活的人，想起已往的活动，对社会改革的热情，爱人的赞赏，朋友们的钦慕，以及自己对于未来前途的希望……这些活现在她脑中的印象，与她现时庸俗的，烦琐的生活对照起来，她顿时觉得她非常之渺小，自己对自己不满意起来，完全对自己失了自信心。这时她更痛苦了！灰心了！失望了！
她曾有一次，自己对自己这样说：「我就是这样地埋没在家庭之中吗？我就是这样地完结了吗？不！我要振作，要努力上进！要努力，要上进，首先就要离开这个障碍物—家庭。」于是她决定了，在一个酷热的暑天，她到处奔走，到处托朋友们替她寻找职业。果然不久就任上海某中学找着一个位置，而且得到她的爱人的同意，自己就不顾一切的搬到学校里去了。家里所剩下的，一个完全不懂生活的爱人，四岁不到的孩子，一个没有知识的江北老娘姨。她虽然每星期回家一次，但家中的一切仍旧不能照管，结果弄得一塌糊涂，尤其是那个活泼的可爱的小女孩子，任那种绝无知识的女佣抚养教育之下，自然是遭受了一种摧残！曾有一次，当她欢欢喜喜地从学校回来跑到自家门口的时候，她的那个可爱的孩子，两眼垂泪的倚门立着，两个小鼻孔里吊下半寸长的鼻涕，从前玫瑰色的小苹果似的脸儿，已然变得苍白消瘦，潮润而黑晶晶的头发，也变得和枯草一般了！这时她的心酸，泪落了！她想；「如果我的职业继续下去，这个孩子就要成为职业的牺牲品了。」于是她的心跳跃着，她恐怖起来，她终于抛弃职业而仍归回到家中，重演过去的心灵上矛盾的电影，重过她那庸俗的烦琐的家庭生活。
自她重回到家庭中来做妻子母亲到现在，她又养了一个胖胖的孩子，这不但更加重了她的母亲的职务，并且更加深了一份儿女的感情、一切家事的照料、孩子们的抚育，乃至自谋生活的重责，全都加在她的身上，奋斗前进的热情，常常和那埋没于家庭中的母亲的职务和母性之爱相斗争，使她更陷于矛盾和痛苦！一切烦恼、灰心、失望……已经成为她不可解脱的心景，不可解脱的命运！
然而，她怎样理解她自己的生活，和怎样去解除她生活上的矛盾呢？她知道，她完全相信，她的生活上的矛盾和心灵上的痛苦，是社会所给予的。因为一切生活的保障，只能依赖个人的努力，而无社会的担保与扶助，一切家庭的事务，乃至抚育子女的责任，在现社会之下，都只能是一种家庭的私事，只能由作家主的和亲的个人来担负，而不曾化为社会的一般事业，成为社会的分工之一。她不能不起来担负这种任务，因而阻止了她向学问和社会事业之前进上的努力，消磨了她远大的志气，牺牲了她有用的精神与能力，使她不能照自己的志愿去作一个社会的人，而埋没于家庭之中，做了社会牺牲者！
她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中，完全肯定了：要解除她自身所受的痛苦和矛盾，也可以说要解除和她一样的广大的妇女生活之困苦与矛盾，只有从事于现社会制度之改造，把社会变作家庭，也把家庭变作社会，由私的家庭生活，变为公的社会生活，个人的生活受社会的保证，家庭的现时事务变作社会的事务。那样，她和她们就可以自由地实现一切的志愿，照她和她们所愿意努力的方向去努力，解除现时的一切困苦和矛盾。她现在虽然作了母亲，但她向上的热情永不改变，在万分困难之中，还要尽其可能地努力下去，她自己是如此，并且她希望一切作了母亲的她们和未来的母亲，都不烦闷、灰心、失望，要尽可能地努力下去，要尽可能地照着自己应走的道路，迈步前进！ |
一个女工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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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工的惨死
是一个阴沉沉的傍晚，夜幕已渐渐的布满大地，戈登路的大自鸣钟已敲过六点，工厂里放工的回声正呜呜地在空际拖着它疲劳而幽长的呻吟。在这时候，我从学校跑回家去。看见那些拥挤着成群结队的女工，带着劳乏的憔悴的面容，在马路上走着谈着，并且互相争论着。在她们的动作上表示出她们疲劳后的一种兴奋。我由于一种好奇心的驱使，很自然的走近了她们，结果我发现了住居在我们隔壁的阿妹也在这一之中。
「阿妹！你们在争些什么？」我不禁发问。
「喂！我告诉你，我们厂里昨天机器轧死了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她死得真惨呀：头发通通轧掉了，耳朵也掉了一个，脸上血肉模糊，像剥了皮的兔子。后来厂里用竹箩把她抬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她的姊姊，当她的头发刚刚轧进机器里去的时候，赶快用手去拉，想救她下来，结果是把她自己的指头轧断了两个，也是鲜血淋漓地昏倒在地。
「她为什么会被机器轧着呢？」我又插了一句。
「这个机器原来就不好，已经轧死过好几个人，以前就有人要求老板换掉，老板总是不答应！今天轧死了人，大家都说有鬼咧。」
「真是有鬼，不然为什么这部机器又轧死了人咧，总是鬼作弄人哪！」另外两三个女工都异口同声在说。她们脸上似乎还挂若一种恐怖的表情。最后，我和阿妹分手的时候，她很凄然的向我说：「听说昨天老板要派我去管那部机器，以后不知道怎样呢！」
我听了这个可怕的谈话，不禁毛骨悚然，全身抖颤着！那些恐怖，愤恨，不平……一齐都从内心奔放出来，在我的面前好像时时刻刻都浮现着一副血淋淋的女尸，这女尸生前我虽不认识，但在我的想象中，也似乎是一个活泼的和隔壁的阿妹一样，我不禁为一种悲愤的情绪所吞没！但一刹那间，我又镇定下来，而想用清醒的头脑，来细想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以期从这悲惨的事实中寻出些教训：
第一，工厂的设备不善，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原来在这私有制的社会组织之下，一切生产事业，完全是私人的谋利，而不是社会的生产。资本家之办厂，雇用工人，其目的不用说是在榨取工人血汗，来肥自己。利润愈多愈好，成本愈少愈好，所以一般工厂的设备，是非常简陋的，锅炉爆炸，倒屋失火的惨剧时有所闻。此外因机器间无安全的设备，或者是机器的损坏，以致工人丧生殒命，断手伤足之事，更是不胜枚举。去年二月二十一日上海正泰橡胶厂因设备不良而发生涂光间走电，以致蒸缸锅炉爆炸，房屋焚毁坍倒，烧死工人八十余，受伤七十余的空前惨剧。同月二十七日，不过隔一星期的功夫，永和橡胶厂又发生同样的惨剧，伤毙工人六十余，以及上述机器轧毙了一个女工又伤了她姊姊的事件，都证明在现社会之下的工人生命，真是不足轻重，不过像死了一条狗一样的轻微（外国人的狗还不在此例）。
第二，女工缺乏教育，迷信笼罩着她们底意识在现社会之下，不成问题的，女工在智识水平上是非常之低下的。她们没有受过教育，甚至连最低限度的受教育的机会都没有。她们既不懂科学，对于许多事情当然是不会得到正确的理解的。所以，「迷信」这东西，愈在文化落后的地方，或者在没有知识的人的头脑之中，则愈显示它伟大的神通和力量。中国一般知识低下的女人，当她们一遇到贫困或疾病，以及遭罹一切灾难的时候，她们总不去追究其原因之所在，只怨自己的命运不好。于是吃斋念佛，「今世不好修来世」的风气，是非常普遍的。一般女工大半都是如此，她们生活的痛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但以为是受自己的命运支配着，而不去探寻痛苦的根源。明明是一架没有安全设备的机器轧毙了一个十六岁的女工，却都说是那部机器有鬼作祟。（那就是说，谁倒霉，鬼就找谁，谁就该死了。）这样一来，她们完全为迷信所蒙蔽，不知道问题症结的所在，一切都拿迷信来解释，则一切都不成问题了。所以迷信这东西确是阻碍女工前进和奋斗的障碍物，同时也可以说是资本家麻醉女工的绝妙工具，我们非铲除它不可。
第三，中国没有立劳动法，工人的死亡得不到抚恤的代价。一个十六岁的姑娘轧死了，结果，资本家说是有鬼，用一个竹箩便把她抬出去了。工人所损失的是唯一的生命，而资本家损失的却只是一个不值钱的竹箩，抚恤是没有的，即或有，也不过是极少数的丧葬费。在现社会的劳动场上，一个工人拼命的为资本家生产，一旦因公殒命，她自己不消说，甚至赖她生活的家人都必然的走向死路。
根据以上的教训，更明显的使我们知道在目前不完善的工厂设备之下，工人生命之无保障，生活的痛苦，教育权利之被剥夺，完全是社会之所赐予，工人要想解除生活上的痛苦，求得生命的保障以及获得一切人类应享的权利，必须靠自己觉悟过来，改变一切旧思想习惯，团结起来参加一切改革社会的工作。工人们应该以自己的「手」，自己的「力」，来夺回一切应有的权利，创造自己的新生命！ |
读《给女人们》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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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给女人们》之后
在一个寂静的晚上，因闲着无事，偶尔在书架上翻到一部马国亮先生所著，《给女人们》一书，因文字的美丽与题材有诱惑人的力量，不知不觉的一口气就从头至尾读完了。但读完以后，却使我深深感觉得这部书的意见，是极其错误的。许多枝节与部分的问题，因篇幅所限不能详加检讨，只取其全书的中心见解来谈一谈。书中的主要错误见解，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第一点是以恋爱为人生生活中心——恋爱至上主义——应该为恋爱而生存，为恋爱而牺牲一切。第二点则是以传统的男性为中心思想，处处站在男子利益的立场上来说话。在他的序言中虽然有「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女人应该做，而男人却不必这样做，不过题目限制着，故此不能向双方面都说而已。」但是这样的解释，他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色彩，决不会因此而能被掩盖过去。尤其是恋爱至上主义的观念，表现得更为浓厚。现在我们且引用马先生自己所说的话证明我的观察没有错误罢。他说：（凡引语的旁点都是我加的）
「真的啊，爱情的滋味是不可不尝尝的，不曾接触过爱情的人们真是辜负了上帝给予他生命的一场好意。」
「把你的口唇接到这爱情的杯上罢，且慢管那杯里是甜是苦，是毒药；抑是琼浆。」
「你们，那些不曾尝过爱的滋味的少女们呵，莫蹉跎，趁你的青春还在。」
「不要畏缩，也不要羞怯，勇敢地走上爱情的路上去罢，那儿你将尝到了你前所未尝的甜蜜，就算不幸偶然渗入了一些苦汁，苦汁中还有甜蜜在。」
「去，去在爱情的花园里尽情享受罢，凭了你可贵的青春，你将要使英雄倾拜，壮士低头！」
上面这几段散文诗似的简单的描写，是如何地美丽！如何的使人沉醉呵！但我们探索了他的中心内容以后，就感觉得那里面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恋爱至上主义，也可以看出他的整个的人生观。
「不曾触过爱情的人们」，就真是「辜负」了一生，丧失了他的人生价值吗？那么人生只有恋爱才是唯一有意义和价值的了，难怪他要大叫着少女们「莫蹉跎」！赶上你的青春去「尽情地享受」爱情呢！先生！青春少女就只应该在「爱情的花园里尽情地享受」吗？可贵的青春，为什么不用在求知识学问的上进方面，以渐渐养成一个独立生活而有能力有知识的人，为什么不用在改造社会的事业上，以尽其社会之一份子的责任，使她能和男子列于平等的地位呢？为什么少女们要专凭着可贵的青春，去使「英雄倾拜，壮士低头」，而不以学问事业去博得男子们的敬服呢？像那种「倾拜」和「低头」又算得什么？这不过是叫女子们以肉色香粉去诱惑男子，而男子们则以鉴赏肉色香粉来玩弄女子而已，正是女子莫大的耻辱！如果所有的青年男女都听马国亮先生的话，都住在爱情的花园里去尽情的享受以后，不再要住房子，不再要穿衣，也不再要吃饭，只呼吸自然的空气，玩赏自然的美景，享受恋人拥抱接吻的欢乐就能了此一生，那么我们可以允许青年男女去生活于那样人间天国之中。可惜爱情不能使人不饥不寒，不穿不吃，人生还有重要的责任和事业哩！马国亮先生这部大著，我想一定能博得青年男女的爱好，尤其是青年男子，因为在现社会里，许多青年男女因环境的恶劣、生活的不安定，已经是由烦闷愤懑而走入性的奔放的歧途迷路了，再加上马国亮先生给他们打这样兴奋的吗啡针，则使一般青年更沉醉于性的享乐的堕落生活之中，而将自己整个的前途和希望都断送于恋爱情场，以为恋爱成功则一切都可以满足了，然而一旦失败呢？则又心丧气甚至愤忿自杀。马先生是教导着青年男女们走这样的道路，所以他说：「勇敢与爱，当你在爱的时候，真正能爱的人，她必定肯为爱去牺牲一切的决心。」他又说：「真能恋爱的人必定忠心于他的爱人，为了她，他定甘心与忍受一切的艰辛与凌辱去奋斗，去流他最后的一滴血以完全自己的爱的神殿。」是啊！人生就只是为爱情而生的，人人都应该为恋爱而忘掉一切，甚至最后抛弃自己的生命都可以，马先生不但引导青年男女「舍正路而不由」，并且为青年男女设下了陷阱和坟墓，哀哉！
所有这些描写，不但充分地表现马国亮先生以恋爱为人生全部生活中心的错误思想，而且也暴露了他的浪漫蒂克的实质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他歌颂恋爱至上主义或因恋爱而丧身自杀的赞美词！其次，我要批评的，就是前面所提出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不平等的思想观念。我们须看书中所说的：
「结婚，从此一个新的负担便放在你的肩上，你是一个男人的妻，一个家庭的管理人，你的丈夫能否快活，你的家庭能否美满，就全靠在你的一双手上。」
「一个贤慧的妻子决不会使她的丈夫只是辛劳而不得到安慰的。」
「用冷静的头脑、缜密的心思、清晰的眼光，来处理一切家事，时时把你的精神放在上面。」
「要使你的丈夫回到家里时身心上都感到安慰、舒适。」
这几段短短的描写，不是充分的表现了马国亮先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不平等的传统思想吗？结婚不过是本着种族绵延、性的调和之自然倾向的意义，再加上相互扶助之男女共同生活的意义而同居而已。所以结婚后之事务的负担与扶助是双方的，而快乐与安慰也是相互的，绝不是任何一方面为了他方面的利益而同居的。如此，那么为什么一结了婚，家庭管理的重担单独放在女子的肩上？丈夫快乐否，家庭之能美满否，都全靠在女子一双手上；女子冷静的头脑、缜密的心思、清晰的眼光，为什么不可以用在研究科学，服务社会事业，和观察一切社会现象上面，而只用来处理一切家事呢？这未免把女子活动的范围规定得太狭小了。夫妇间之「扶助」与「安慰」，既是双方相互间的事情，为什么马先生只说女子要使她的丈夫回到家里身心上都感到安慰舒适呢？这不是将女子当作男子的附属品慰籍品是什么？这还有丝毫男女平等的意义存在吗？
总之，马国亮先生的前一种以恋爱为人生生活中心的思想，完全是现代一般小布尔乔亚浪漫蒂克之典型代表。他的错误，在于没有了解自己的责任，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我们应该知道一个人应该以学问事业为中心，「恋爱」自然也是人类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亦即人类生理和精神上的一种自然要求，但也只是生活中之一种要求和形态，绝不能像马国亮先生将它看得那样「玄妙」「神圣」，仿佛没有它，就没有生命一样，这不仅使青年男女容易走入颓废堕落的道路，而且往往得到悲惨的结果，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批评的。关于他的第二种错误观念，就是以男性为中心，这也是现代社会思潮中所不能容许的思想，亦即封建残余的传统观念，男女都是「人」，不应该处处以男子为中心，若将女子当作男子的附属品或慰籍品看待，而不把她当作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这完全是违背「男女平等」之原则。老实说一句，如果所有的青年男女都信奉马先生的说教而谨守着不敢违背，则不仅女子永无翻身抬头之一日，亦即人类前途的大不幸！ |
谈谈“贤妻良母”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谈谈“贤妻良母”制
在「妇女们！回到家庭里去！」的呼声下，贤母良妻制，又复为一般人所赞颂了。「贤母良妻」，古今来对此问题解释的意见很不一致。大概一般人之所谓良妻者，即绝对服从丈夫的意志，负担家庭一切琐务，任劳任怨，至死不辞之谓也。所谓贤母者，即对儿女专门尽生养教育之责是也。这样的贤母良妻，从历史发展的阶段说来，即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说来，固然有它自己的作用或意义。然而实际上，这种制度始终只是一种片面的义务或道德，一种为男子利用来拘缚女子，使女子成为家庭奴隶之最狡滑的手段。恰同「贞操」一样，不过为男子利用以实行约束妇女为其片面的性欲工具而已。凡是片面的义务或道德，都是压迫人的工具、梏人的枷锁。
各国自资本主义发展以来，无数农村及城市的妇女被迫离开家庭，走入了工厂及各种社会机关（商店，学校等）之中，于是中世纪的家庭制度被破坏了，并且女子也或多或少地获得部份的经济独立权，已不复能忍受从男子方面来的片面束缚和压迫。于是便发生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之最初步的目标，便是打破旧式的家庭制。将妇女大众从家庭奴隶之下解放出来，反对中古家庭的一切片面的义务、道德和礼教等锁链。要求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与男子享受同等的权利。由此，我们便十分明白：凡是主张恢复良母贤妻制的人，实际就是主张恢复中古封建时代的家庭制及其附带之一切压迫妇女的工具。换句话说，就是重新将妇女从长期奋斗中已经获得的某些成果（婚姻自由权、遗产权、选举权……）统统交给男子，强迫她们回到家庭中去重作家庭的奴隶，性欲的工具罢了。
然而事实上，果能恢复贤母良妻制吗？比方单从中国来说，无数万的农民已经破产，农民家庭已从根破坏，不是丈夫出外作工，当兵（甚至为匪），就是妻子出外作女工或当娘姨，在这种情形下，整个家庭弄得妻离子散，那里还谈得上什么良母贤妻呢°纯粹的工人家庭，在资本家严酷剥削之下，在长期不断的失业威胁之下，更是悲惨万分，对他们说什么贤母良妻，那只是梦呓！其实现在人们所倡导的「贤母良妻」制，至多只能在那些小布尔乔亚的阶层中发生些影响而已。
虽然贤母良妻制是违反客观事实，不能发生多大的影响，然而我们对这种复古的运动不能不予以批评，不能不起而抗议。我们应该告诉那些开历史倒车的人们：同历史作对是不可能的，历史始终是要向前进的，同历史作对，结果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所辗碎。现代的妇女决不会再忍受那种愚民政策了。 |
现代父母对儿童教育的几个根本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现代父母对儿童教育的几个根本问题
结婚以后的青年男女，就难免要做父母，做父母这件事倒是非常之容易，在我们中国有许多闭寒的地方，差不多十五六岁的男女，就做父母了。「生育」原是人类一种本能，可是教养小孩就不一定是人类生来的本能了。而且因为我国一般做母亲的，十之八九都是在「只知生，而不知教养」的情况之下，所以以她们对于儿童教养的万法，都是些传统的旧方法，而不是有科学根据的。
谈到父母对于儿童教养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很多，但本文为篇幅所限，不能一一指出，现在只提出以下各点，以供现代作父母者之参考：
（一）父母须为儿童之模范儿童是富于模仿性的，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是这个道理。儿童的善恶观念是很薄弱的，他不知道何者为善，何者为恶。他只知道见着他的父母或别人怎样作就怎样作。例如他看见他的父母好和别人吵嘴，则他一定也学着会吵嘴；他的父母好随地吐痰，则他也会养成这种不好的习惯。总之，成人的一言一动，都能影响于儿童，所以做父母的，在对人方面，应该以温厚、慈和、宽大、诚实的态度来给你的儿女做榜样；在行为方面如赌博、抽烟、好酒乃至一切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谄上骄下等等，都要切忌，免为儿童所仿效。一句话，作父母的必须使自己的思想行为正确，要以身作则。同时还须注意儿童的环境，使他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都是帮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的，不让儿童去模仿别人的坏行为。
（二）养成儿童独立的精神许多做父母的，因过于爱惜自己的儿女，所以关于儿女生活上的一切都要为他弄得停停当当，不使儿女担一点心，这样，便养成儿女一种依赖和懒惰的习惯。若一旦离开父母，就好像失掉灵魂的一样，没有一点主意，我以为儿童一到入学年龄，就应该让他独立，特别在生活的各方面去培养他独立的能力，养成独立的精神和习惯，如洗澡、穿衣、收拾房间……等等工作，都让他自己去作，最好是离开父母到适当的学校去寄宿，受那有规律性的团体生活之训练，这不只是容易养成儿童独立的精神，并且可以养成一种社会意识，除去只爱家庭而不爱社会的狭隘思想，但有许多当父母的，往往将儿女紧紧地拉在身边，舍不得儿女离开自己去学习独立生活，这不是爱儿女，而是害了儿女，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应当养成儿女的独立自动精神，特别是处理事务和学习，理解问题，父母尤其要充分地给儿童以独立思索判断的自动机会，养成他的独立自主的精神，许多父母对儿女一切大小的事，都必须自己处理，替他预备，替他决定，而不肯让子女自己去尝试，用自己的心思去判断思索一切，这是最有害于儿童之知识能力的发展的。
（三）不要溺爱和偏爱父母之对于子女，自然需要一种情感来爱护灌溉这朵鲜花，才能使他得着充分发育的机会，但一般作父母的毛病，就是爱而过于溺爱，处处都只是迁就儿童，没法纠正他的错误，所以有许多父母，就是当子女有不合理的要求时，如要钱买东西吃就给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要作什么也就让他作什么，一切坏习惯坏行为都放纵地让他发展下去而绝不阻止，则在这种溺爱里培养出来的儿童，无论在身体和精神方面都是不健全的，其次，大多数的父母，喜欢偏爱儿子，或特别偏爱最小的，这偏爱的结果，会使儿女们互生嫉忌之心，而致彼此间的感情破裂。并且那些不被宠爱的就对父母也会逐渐发生怨恨的念头。所以做父母的对子女不要过于溺爱，也不要偏爱，不要偏爱儿子而薄待女儿，也不要偏爱女儿而薄待儿子。爱你最大的儿女，和爱你最小的儿女一样。
（四）父母对子女的态度要一致当一个儿童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说：「妈妈！这件事不要告诉爸爸」，这正表示着宗法社会的「严父慈母」的家庭观念。儿童在生理上是父母的结晶品，在他的人格和教养方面也应当二人共同负责。最普遍的而且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当父母之一方责罚儿童的时候，而父母之他一方面就心痛阻拦，甚至父母二人争吵起来，或殴打起来，这样儿童的毛病，永远不会改正过来所以儿童犯了过错的时候，父母决定要处罚，则必须在未实行处罚以前，父母二人互相商量一番，取得一致的办法和态度，这才是有效的办法。
（五）教育儿童应注意时空性教育儿童注意时空性，就是说要择适当的机会，不可随时随地乱施责罚。举例来说，在许多人面前来责骂或教训儿童这是应该避免的。有许多父母，尤其是母亲对于孩子的教训，完全不选择机会，随地就骂，随手就打，这是使儿童极其感受难堪而不会虚心接受的。因为当众责骂，最初感觉难堪，随后这种情形受多了，就渐失了羞耻之心。所以当父母的，当儿童犯了错误的时候，应当独自和他一个人，慢慢地把他所犯的错误解释给他听，使他心服，并宽恕其既往而勉后来。又如有许多母亲，最喜欢在食桌上来教诲儿女，甚至拿着筷子就在头上打，这是最不好而且是最残忍的。无论儿童犯了什么错误，总要先让他安心吃完这顿饭才慢慢地教诲他们，因为一个人要心里一无烦恼才有胃口去吃东西，倘若你在吃饭的时候去打骂儿童使他哭，则不单使儿童吃不下去，而且就是吃下去了对于胃部亦有很大的妨碍。故为父母者，对此不可不注意。
（六）应利用儿童的各种游戏而予以教导当儿童正在那里作很有趣味的游戏时，切不可突然命令他停止。因为小孩是最喜欢游戏的，如此便足以阻碍其活动机能之发展，最好能利用他这种心理，用游戏的方法去教训他，引导他，使他在这当中学得正当的知识学问。那怕他所作为的有许多坏的成分包含于其中，也仍是可以利导其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比如儿童好拆坏玩具，虽然一方面有破坏性的错误表现，但他万面亦有求知欲在内，玩具已经破坏了，我们就不应该徒然责骂，而应为他解释指示其中的构造，使他从坏的行为中学得好的知识，当然我们也可以从经济关系及各种理由上，切戒其下次不可如此如果只是阻止而不利导，不但不能使儿童心服，而且既不能使他得着知识，又会阻碍了求知和向上发展的勇气，以后就什么都不敢动了，由此便渐次养成儿童呆板而不灵活的习惯。
总之，教育儿童是最须细心体贴儿童的心理与知识程度的。一个当父母的要希望教育出好儿童来，自己必须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行为，注意儿童心身之要求和其动机及倾向注意自己的教育方法。不可任意责罚；也不可过于溺爱，应当在顺其本能和心情的向上发展，善为利导，才能教育出好的儿童来。 |
苏联的婚姻与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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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婚姻与性爱
人类中男女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如果撇开一切形式，一切虚伪的假面具，最后说来，便是「性爱」问题。但这个问题，也和衣食住一样是人类中最现实的问题。这是凡到成年的人们，如无其他特殊的病症，生理上会自然发生出来的要求。满足此种要求，乃是人愿生理和精神健全上绝不可少的条件，而决不是什么「秘密的」「污秽的」行为。完成这种所谓「性爱」生活的形式，在现时就是所谓婚姻制度。但这种婚姻制度，决不能离开社会经济条件而单独存在，而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之存在而存在，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在某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里，便发生与之相适应的某一定形式的婚姻制度。在历史上曾有过男女杂交的制度，有过多夫制，有过多妻制等。至现代的一夫一妻制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品。
但是这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它不仅只能达到解决人类性爱问题之一部分，而且还要产生许多罪恶的种子。不仅还有无数的人们完全没有结婚的机会，就是那已经达到结婚目的的人，也没有能完满解决性爱问题，因为此种婚姻制度决不是真正凭男女双方自由选择以「爱情」为基础而结合的。倍倍尔说：「婚姻非从双万为达到的自然的目的而结合的恋爱出发不可。但这种动机，在现今纯粹地存在的机会很少。妇女的大多数，将婚姻当作无论化多少牺牲也非进去不可的扶养院！在另一方面，男子的大部分纯然以业务的立场去观察婚姻；从物质的眼光去计较利害。
还有即使不以这种利己的动机为标准的婚姻，也因为世间无数的障碍，使结婚的人们所热望的希望不能满足。」（见倍倍尔著《妇人与社会》中文译本第一四八页）
倍氏又说：「……在高的程度的婚姻，成了物质投机的对象。要结婚的男子，希望和妻子同时得到财产。这是从父系承继时代以后被排除了的女子相续权，重新获得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在以前任何时代，从来没有用这种无耻的方法，去做金钱交易的。现代婚姻的讨价还价，无耻的公行……一方面为着愈多愈好的金钱欲望；他方面为着爵位称号、身分的憧憬，在上层社会阶级中，以这种方法，互相寻觅满足的对手；而是将婚姻看作交易所。这是一种因习的结合，两个人表面上表示互相尊敬，骨子里却各有各的主意。」（仝上书一五八页）
由上面倍倍尔关于现代婚姻内容的描写看来，很明了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组织之下的婚姻，绝对没有什么一般所歌颂的所谓爱情的结合。无论那方面，大都是站在个人自私自利的立场上去选择婚姻。而且在这种社会组织之下，就是要想普遍的脱离这种经济关系而纯凭双方的自由意志，以「爱情」为基础而结合，这不仅很少可能，而且往往得着极悲惨的结果！
旧俄的婚姻制度，较之西欧各国要落后得多。换言之，旧俄的婚姻制度是半东方式的，妻子差不多都是丈夫的奴隶，甚至她们自己也是甘心愿意的，她们还以为丈夫如不打她们，便是表示钟爱她们呢！这真是数千年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养成的奴隶根性啊！
但经过「十月」的洪流冲激之后，旧俄的政治经济制度既已完全倒塌，一切旧习惯旧思想都受了致命的打系，因而男女间的问题。家庭的关系等等，当然也起了绝大的变化。关于这一层，那与列宁一同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革命领袖托罗斯基在其所著《人生的问题》（ProblemsofLife）一本小册子里面，描写得十分亲切而生动。他说：
「家庭的关系，那般无产阶级也包括在内，是全都分裂了……谁都知道「现在正有一种大的计划在进行着，但是非常混乱。所以它是交替地形成病态的或革命的、可笑或可惨的形式。但是那些形式却还未能表露她们开创一个更高尚的新的家庭生活的一些可能性呢……」但托氏说的这种混乱现象，由「十月」的伟力所创造的苏维埃新政权，绝不应采取放任主义任其自然发展下去。所以「十月」以后，除了宣布女子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与男子平等之外，便立刻注意到男女间的实际生活问题，就是婚姻与性爱的问题。首先就是从宣传上和行动上打破束缚妇女的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尤其是关系婚姻法，即结婚与离婚法的根本改造。关于这一点，列宁于一九一九年在一个女工会议上会有下面一段说话：
「工人的政府在它成立的起始，就把影响妇女的立法整个地提出来革命了。苏维埃政府对于将妇女置于完全被压迫地位的法律砖石，不留着一块不动。我说的是特别关于利用妇女的懦弱地位的法律，置她于一个不平等并常常甚至于卑下的地位——那就是，结婚与离婚和因婚姻所生的儿童的法律，并且妇女有养育儿女上告她丈夫的权利……现在我们可以骄傲的而且不是过实地说，除了苏俄以外，在全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像苏俄给与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利。她们依然是处在一个卑贱的地位，尤其是在日常家庭之中的更是不堪，这就是我们首先的，最重大的事务中的一件……
「自然单独靠法律是不够的，而且我们也绝不因这些命令告示就以为心满意足了。但是法律方面：我们实在已经将一切能让妇女和男子立在平等基本上所需的各事；都设法行了。在现今那些先进的国家的观点，却以为苏俄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只算得是理想。但是我们已明白地告诉我们自己，这不过是我们工作的起始啊！……」
事实上，自「十月」以后，苏维埃政府对于婚姻这个问题，无论各个人对于将来男女关系的形式意见如何不同，但新法典还是规定了在过渡期间的男女关系的形式，仍旧保存一夫一妻制家庭为基本的社会单位，并且对于儿童的抚育，除了特别原因之外，还是母亲自己在家里抚育。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斯基对于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意见，他说：「我们仇恨中产阶级的家庭，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人们在革命运动漩涡中不应该有家庭，或是妇女不应该负养育儿童的责任……现时社会的核心，不是别的，就是家庭。无论它是个自由的家庭，或是将要完全瓦解的家庭，这些事我们全不去预先断定。即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各个人的分别还是不会消灭的；我们也不为这件事争斗。大概以后，还要产生各种各色的家庭。」
一般说来，革命后的苏俄人们，他们很注重仪式，特别是注重会议的仪式。在最简单的会议上，除了主席书记外，还要选举出一个主席团。讨论问题或演说都须严守纪律。因为这些礼仪对于帮助新社会的形式有莫大的利益，同时很能鼓励人民倾向革命的礼仪。对于结婚仪式有许多固然是很简单，几个戈比的登记费就够了。但有许多还是主张郑重其事的，她们举行婚礼的时候，往往是在一间专为结婚预备的礼堂里。登记处的主任常常亲自做司仪人，仿佛教堂的牧师一样。这种结婚仪式，就是他们所称的「红色婚礼」。有许多还利用各种革命纪念日的大会上来举行结婚的。当这个时候新郎新妇都站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各自作简单的演说。同时在座的许多革命领袖们都表示赞美他们的结婚，并且祝颂许多有意义及对于新婚夫妇勉励的祝词。在许多工厂里，他们男女工人自己发明一种新的结婚仪式，新郎新妇同立在一个披红的台上，有工会的工友与妇女团体的代表们参与其盛。工厂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司仪人。这一对新人自己立誓以后努力互助工作以增加工厂的出品。又有许多演说，其次的是宴客或茶点。再则就是所谓「孩提受洗礼」，借一个小儿，由新郎新妇手里交给参与婚礼的某一位革命领袖，表示小儿是奉献与苏维埃国家的。这小儿的洗名，多半包含革命或纪念某一革命领袖的意义。有的叫「红十月」或「红五」或列托洛季那，这是表示纪念列宁、托洛斯基、季诺谁夫等大革命领袖。
上面是略述苏俄现时男女结婚的几种形式，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婚姻的法律罢。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关于结婚与离婚所发的命令，一九二四年七月间已正式制成法律了。到了一九二六年又有一部基本法典草案出世，这是根据于过去九年中人民婚姻的实际生活的习惯而修正成功的。为婚姻法清于人民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新法典唯一目的就是要扫除旧制的遗迹，它首先规定禁止多妻制，认重婚是犯罪的。结婚的年龄必须在十八岁以上，如果结婚的年龄不满十八岁，或婚姻是由一方面强迫或一方面于结婚时表示不负责任的情形之下，这种婚姻必须撤销。禁止那神经衰弱，或智力特别不足的；亲与子，兄弟与姊妹间的互婚。结婚的人，须取个夫妇同用的姓，或是从新郎新妇的姓配合而成都可以。只要他们自己愿意，如果他们不须要共同选择的姓，那就用自己婚前的原姓好了。
一九二六年婚姻新法典草案公布以后，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讨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特别对于结婚登记与不登记这一问题。除了政府大批的印刷品之外，据政府机关报的记载专在乡村便有六千种集会，无数的演讲、辩论和讨论的举行。在全世界的历史上也寻不出像这样被人民自己普遍讨论过的法律。这法律草案首先是这样规定的：「制定婚姻登记的目的就是保护妻子与儿童的本身和财产的利益……登记是证明婚姻之存在为不可争论的铁证。」并且这里又加上一条，就是如果法院要证明登记的结婚为真确的，还须要根据：一、同居的事实；二、一个共同的家务的实现；三、对第三者声明过，无论是私人函件或其他文件；四、依照环境互相扶助与训练儿童等。并且在这一条还载述在结婚期内所获得的财产认为夫妻共有。在这里因容纳农民的请求又加上这样的限制，就是设若一件诉讼是告发农民家庭中的一个人，那妇女所请求的生活费只能限于这被告家里所有财的一部份，并且只付现钱或生产物，不能瓜分田地、牛马或用具之类。离婚后，如果某一方面没有职业，或无力自养，双方须尽离婚后六个月或一年的生活给养费。离婚的手续异常简单，所有的离婚案件，都在登记解决，如果有重大问题不能解决时就到法院去。草案又规定：每一对新夫妇须先交上一张双方签了字的文件，双方详述自己身体状况，特别关于传染病，（如梅毒，或其他病症等）以前曾否结婚，以及儿童的数目。关于亲属的关系也规划得很宽，有需要和可能的案件之下，兄弟姊妹问和祖父母与孙子孙女间都有互助的责任。
关于法典草案中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在过渡期间登记的形式还是否需要的问题。克赖楞科（Kylenko）为当时人民司法委员之一，他辩护这草案说：「我们事先真没有想到会有这许多的争论。原来法律草案，最主要的意义是抵抗教堂的婚礼。当法律草案草就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反对登记……无论如何，在经济平等情形底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我们敢断定登记是不需要的。我们现在还保存它，并不是为的它本身，乃是用它作达到目的的工具……从我们的问题着眼，从我们的普通政策着眼，为一个坚固的家庭争斗，为一个永久的与美满的婚姻关系争斗，与由保护全苏联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弱者着眼，这新法律实在比原来有更多的贡献。」
当新婚姻法草案提出修正的时候，代表赞成登记一方面的库尔斯基曾说：「登记仍保留为较好的婚姻形式，因为它对于审判的程序上给了一个不可争论的证据……这登记也不过用作事实的统计的记录罢了。同时还有个很大的利益，就是可以证明由婚姻产生所有权利的资格，在现在的计划里面，则所能保护未登记的，不过是限于财产关系供养的两个问题而已。」在反对婚姻登记一方面的理由，是这样说的：「今日的婚姻是简单而且容易（一个小册子这样载着）用不着教堂的威权，也不要他们的礼仪和祝福。在这些绝对自由的婚姻上有赞同和互助的印章。爱情、合作、爱子女，这些是苏俄今日把男女捆在一起的要素。设若没有爱情或不愿意住在一起时，婚姻的解除就像结合时一样的容易、简单。不过最要紧的是子女要有法子处置，这也是苏维埃法律所注意的地方。
「无论这一对男女的结婚有没有在什么地方登记，或是只同意住在一起，没有得一个僧士或官员的许可，这都没有分别。最要紧的是他们两方的结合是婚姻而不是奸淫就是了。等到他们住在一起，立起家庭，那就更明显的他们是夫妻的关系。他们用不着证明什么，全都十分的清楚。」
至于那最激烈的柯伦泰（Kollontay）她主张完全废除登记和物质上担负的责任。她提议结婚可以依照订契约的方式，而规定这未来伴侣二人相互间经济的条件以及他们彼此的义务和对于儿童的责任。为消灭合法与不合法的婚姻区别，我们不需要婚姻的登记，但儿童的登记是不必取消的……她计算在俄国每年所生的五百万不幸的婴儿当中，大概一百万是无依无靠的。她又说，今日除了新经济政策实行后的新兴资产阶级之外，差不多没有多人付得起养活妻子的充足生活费，所以凡是成年的人应当每年纳二卢布的税，以充「白昼育婴房」和「产妇院」之费。但是多数加入辩论的都否认她的提议，认为她这种主张是「乌托邦」的不能实行的。因为那些乡村农民永不会为城市儿童纳一种特定的税的。
虽然对于婚姻登记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大多数还是赞成登记的。但不经登记的婚姻，法律上也还一样的保护。
此外，婚姻法典还有附带的几种意见：
男女以公民的资格而执行某种职务时，不因结婚而稍改，所以丈夫迁居，妻子不一定要跟他去。财产也不因结婚而共有。关于财产夫妻所立的合同，只要是不侵占任何一方的权利，法律就承认它。夫妻任何一方面都有对他方扶养的责任。只要在一方面需要扶养，而他方又恰在能担负扶养的情形之下。这一条实行到离婚之后而且直到有了新婚或职业为止。
法律对于「私生子」的耻辱，完全取消了。未婚父母生养的儿童与经过正式结婚而生的儿童享有同样的权利。但未婚母亲在生产三个月前须将父亲的名字和住址报告登记处。设若父亲在两星期以内并不表示反对，或证其不是，法律就认其为父。且须负抚养孩儿的责任，同时还须担负分娩的费用，这就叫做妻子生活费，这费用的标准是抽取男子薪水三分之一。如果这男子方面另有一个家庭，他们的需要也须计算在内。
法律规定父母必须供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须留意儿童智体两方面的相当发育。准备将来成为社会有用之一员。假若父母是无能力生活或得不着政府的给养而致穷困者，儿女也有扶养的义务，但立嗣是禁止的。
总之，革命后苏俄的男女关系有无穷的变化。有许多家庭因物质和工作的关系，往往将一对十分和谐的夫妻无限期的分离了。丈夫到别的城市去做事，妻子仍在原处工作。因分离的时间太久，一方或双方都感寂寞。一方或双方都寻觅别的伴侣，所以离婚或重新结婚的事特别的多。但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家庭。丈夫和妻子因为双方对于革命和建设他们的新国家有同样的志愿和与趣而愿长久地共同生活的也是很多。他们的结合的基础比别人坚固，因为他们唯一的前提是同志。他们的思想和目标都是共同的，在他们两人之间，除了刻苦耐劳的精神和努力工作之外，他们的私人生活也是很有生趣的。他们彼此之间，除了相敬相爱之外，还要时时刻刻注意互相勉励和批评。
从一般说来，现时苏俄的男女关系，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在新旧蜕化的过程当中，混乱与纠纷现象，当然是不可免的。譬如一般的私有财产制度虽然取消了，法律上规定男女平等了，但新经济政策下的小生产者，小买卖人，特别是农民，他们私有财产的关系还是保存着的。尤其在女子方面，因过去历史所养成之智识与谋生能力之落后，当然不能从事实上立刻取得真正与男子平等地位和权利。所以苏俄政府对于男女关系的——婚姻的——法律，一方必须扫除旧时一切束缚男女性爱自由的障碍，尽可能的给男女以「爱情」作基础而结婚与无爱情而离婚的条件；但同时还须尽可能的保护女子因种种客观条件所形成一时无法改变过来的不利地位。对于婚姻须经过登记的手续，采取相当的限制，比较侧重于保护女子，尤其是儿童，这乃是过渡时期必要的不得已的办法。
婚姻与性爱问题，是人类史上，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纷乱而且最容易造成罪恶的问题。无数有为的男女青年都为家庭所窘迫，为婚姻制度所束缚，为恋爱不能自由而苦恼，因而颓丧而损毁，而牺牲性命者，不知凡几。这可以从日常报纸所载的男女自杀原因和民刑诉讼案件上所占的数量可以充分的看得出来。但此种现象乃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必然结果。所以归根究底说来，根本解决男女关系问题，不是枝枝节节所能办到的，只有从根本改革社会制度着手。
一九三二，七，七。 |
苏联妇女教育与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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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妇女教育与政治生活
教育，尤其是普通教育，乃是一个国家文化程度的寒暑表。但这个寒暑表在旧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黑暗势力气压之下，当然是很低的。在「十月」以前，沙俄统治下的教育，无论从那方面说来，都较西欧各国落后得多。大多数到了学龄期的儿童，都未能受教育，所以工人农民以及绝大多数的城市贫民，都处于「文盲」的状态之下。其中妇女不待说，受教育的机会更较男子为少，以致妇女不识字的数目超过于男子三倍。而且当时的社会制度对妇女有特别恶劣的影响。许多男子们因环境和需要的关系，还必须去学一点智识技能以便寻一个谋生的位置。妇女仿佛对于教育没有多大的需要似的。因为她们迟早必须转入家庭琐务的「常轨」。就是那寥寥无几受过一点教育的妇女，也不图深求上进，他们视教育不过是一种生活的点缀品而已，因为她们觉得教育并没有贡献她们什么，没有引导她们踏进广泛的社会，获得实际的利益。而且国家办教育的目的，原来并非为着大多数民众，却是为了少数的上层阶级。所以俄国那时的教育，充分的表现了垄断的性质。尤其在妇女看来更是如此。这不仅是俄国落后与黑暗的象征，而且也是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垄断制度下之一般的反映。
离开政治经济的环境而高唱「教育改造人类」，不是痴人说梦，就是有意骗人。可是一定的经济环境之下，教育对于人类，尤其是对于儿童及青年人有绝大的作用，都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改造新人创造新社会，必须赖有新的教育为其工具。
自「十月」以后，苏维埃政府立刻注视到教育对于改造新人和新社会的重要性，把它首先在宪法上宣布：无分性别，人人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它便这样将旧俄教育的垄断制度从根推毁了，将教育的权利扩充到了绝大的范围。苏维埃政府曾下最大的决心，务于短期间将「文盲」杜绝。他们对教育的根本方针是以劳动为本位，对于劳动者的教育，特别予以法律上的保障。在苏维埃宪法第十七条规定：劳动者由国家施以义务教育，不取分文学费，关于就学儿童的衣食住，都由政府供给，其极终目的养成苏俄实际所需要的公民，因为这些公民都是将来建设真正共产社会的因子。并且他们认为教育是带有阶级性的，所以他们的根本着眼点是以教育去发展更坚固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为中心。同时他们认为妇女是人类之最受压迫者，要解放妇女也必须从教育入手。根据这个原则和精神，所以苏俄政府于一九一九年明白宣布其教育方针如下：
一、对于十七岁以下的一切男女青年，必须授以一般的技术的义务教育。
二、为了社会教育的发展及妇女的解放，须有对于学校生活的预备实施—如托儿所、幼稚园等的组织。
三、实施统一劳动学校的原则，即：根据国语教育，实行男女同学，绝对禁止宗教教育，理论上应与社会的生产劳动密切的关联。
四、食粮衣履，学校用具，须由国家供给。
五、养成澈底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劳动者。
六、为了启蒙事业的普及，须号召一切劳动群众自动协力来参加（使能写能读的人们全体动员来参加公众教育的事业）。
七、对于劳动者和农民的「自己学习」，国家应给以多方面的援助，创设图书馆、俱乐部、博物馆，举行讲演等等。
八、对于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应广泛的施以专门学艺的知识训练。
九、旧时贵族和绅阀的个人主义的学校，在他们教育的组织上，探用根据经济资格而选择的原则，就是把求智识的最大量，限于金钱的基点上——新的学校要将这种弊病断然的排除。
十、须使一切希望受教育的人们，特别是劳动者，容易与大学的讲堂接近；须除去使高等教育领域不能推广的人为的障碍。
十一、同样的须使劳动者容易与美术接近。这些美术从来是置于榨取者独占权之下，此后要转变过来。
十二、旧的学校全是有民族界限的组织，新的学校在授业上虽非给以关于母国之物理的社会状态的智识不行，但是在主义上、方法上又非带国际性不可。
当然，以上的方针不是一举手所能办到的，特别在连年的内战，帝国主义长期的封锁和一九二一年大饥荒的多方袭击之下，使教育的改革和新的建设受了绝大的阻碍。但实际上，自「十月」以后，苏维埃政府确是用了全力从事于教育制度的改良和新的建设。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斯基（Lunacharsky）于革命后曾先后宣言说：「决心于最短斯间将『文盲』杜绝，增加教育经费，改良教授法，提高教员质量，提高生产技术，发扬学生自治精神……」总而言之，「十月」以后苏俄的教育已完全废除了旧式的奴隶制度和呆板的教授方法。使新的教育和社会一切人类生活发生密切的关系，学校要和工厂、作坊、矿区、农场、乡村和城市，或与其他世界各国的生活有深切的互相联繁。苏俄今日新教育的最大功用，就是给每个人了解人生的意义，认识自己周围的环境和种种切身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还要扩大界限，使其了解整个的社会结构，对于人类劳动，自然现象和公共生活的种种复杂错综的关系。总而言之，就是使人们的头脑变成一个健全的有力的创造新世界的工具。
在今日苏俄的教育方法，不只是灌输一些未消化的事实到学生的脑筋，而是运用启发式的，设计教学法及道尔顿制的教授方法。教师不过是一个引导者，供给学生一些暗示和刺激，让他们自己去求得学识，启发他们的好奇心与创造力。他们教授的方法，除在课堂教授之外，特别注重实地考察和实验。如研究俄国革命史。教师便带一群学生到历史博物馆去参观，由教师解释各种古器物、各种图表和所载的历史事实，每个学生都将这些事实记录下来。再如要研究电学，教师就带学生去参观电厂电话和无线电台，由教师说明发电机、电话及无线电的原理与应用。参观工厂，教师就将整个的机器构造及某一小部份的作用就地解释。教授时，模型和图表用得很多，并且还令学生仿制和仿绘。总而言之，凡一切不适于新教育的方法完全废去，旧的教员都须重新受训练。但实用这种方法，据我在彼都所见，（那是一九二六年，现在一定更有进步），还没有达到普遍的程度，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各大城市差不多已普遍通行。可是有些省份尤其在那些经济最落后的弱小民族中，如基尔基茨、黑瓦、土耳其斯坦等处，旧的教育方法还没有改变过来。
「十月」以后，苏俄的新教育，除上述一般的改革外，从妇女一方面看来，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赐予妇女们与男子有同等的教育权利。所有的学校，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及各种专门学校，都是实行男女同学。在国立各大学和各种高等工艺学校，现已有31%是妇女。同时在医科和师范的专门大学，妇女还是占大多数。妇女们要想升学的可以入高等技艺学校学习医药、教育、社会科学、工艺或美术，或专修某种专门科目，都是凭妇女自己的所长而自由选择。譬如：在一九二三年所创设的「技艺传习所」（Technicum）是专为训练使合于工业比较技巧的职业，在这类学校内妇女的数目是一年一年的增加。现在技艺传习所全数的44.8%是妇女；在医药技艺传习所里，多半是训练看护和产婆的，其中妇女占全数93.6%；美术技艺传习所妇女占57.7%；商业技艺传习所（训练司账者）妇女占44.6%；农业的妇女也占19%；工业的占8.7%；其次就是师范，有64.5%是妇女。
其次，在农村中为了一般青年男女的需要，产生了一个「少农学校」。这个学校是专收十四五岁的青年男女，给以普通的教育，并授以最新的农业科学方法（即农业电气化），它的目的，是在使这些学校成为农业的模范中心。当开始组成的辰光，只有百分之十四的学生是女子。课程内还设有家政学、缝纫、抚育婴儿与性的卫生等等特别科目。但是女子并不被这种工作所束缚，有许多女学生正准备着做完全成熟的农业顾问（agronoms）呢。她们将新的农业方法传布于农民家中，在各乡村中，女子入这种农业学校的数目逐渐增加，在农业试验场做科学考察的工人中有百分之三十是妇女。
苏俄对于教育的热心，真可谓无微不至，除各种正式低级高级及各大学各专门学校之外，还设有许多对于教育有帮助的组织。如「工人职员会」（Babfaes）的组织，这是一种临时的计划，是给那些在机关里而未受过初步训练的男女们得到补习基本学问的机会。在这个组织之内，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数目。其次如「阅书小舍」（一九二五年的统计）在全俄有二万六千所之多。余外还有「图书室」与游艺室。并且各处都有「戏剧的」与「农事」「政治的」「合作社的」，「音乐的」「母婴的」以及「村通讯员」等学会的组织。有些地方还开办特别的学会给妇女，教她们如何的整理家政和讲求卫生。同时对乡村妇女还教以用更好的方法饲养小鸡和牛猪。此外，如各种纪念日、晚会、博物馆、俱乐部、电影等带有教育的性质。
此外，提高妇女教育最有力的工具，是新闻杂志等类。为了促进全俄的妇女教育起见，所以妇女部总部（即党的工农妇女部）出版种种妇女刊物，大约有十四五种刊物是很畅销的。其定户遂到337,400之谱。这个数日不一定是代表人数，定者常为团体、俱乐部、图书馆、村庄阅书室等等。故阅报妇女的数目当在十数倍以上。这些刊物是用最浅近的文字写出来，以便普遍到一般妇女群众。她们又用种种方法来鼓励劳动妇女与乡村妇女做通讯员。所以在全俄240,000农工通讯员中有30,000是妇女。在那些程度较高的劳动妇女通讯员中，已组成一个「无产阶级女作者学会」的团体，每星期集会一次，对于彼此的文章互相批判，以期精进。
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自苏联五年计划有相当成功之后，现在苏联人民在各方面的文化水平都被提高了，现在「文盲」在苏联差不多完全绝迹了。「十月」以后的新妇女（指青年女子）无论在那方面的智识上，特别在政治智识上，都被提高到空前的水平。从前落后的俄国妇女，于今已成为全世界妇女最先进的份子了。
在沙俄时代，妇女在教育上虽未曾得到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但在上层阶级的妇女还有相当受教育的机会。至于在政治上，妇女就无分贫富都是被排斥于当时任何政治权利之外的。但「十月」以后的苏维埃政府，首先就给予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它在宪法上明白规定，凡年在十八岁以上的男女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且布尔塞维克在「十月」以前未取得政权时，就已十分注意到妇女大众的作用。列宁曾说：「获得群众，那就不得不获得妇女。因为在资本主义之下占了人类中一半的妇女，是受着二重的压迫」。所以那布尔塞维克党在劳动妇女中曾组织劳动妇女俱乐部及其他各种组织。党成了领导和训练劳动妇女最有力的机关。领导妇女举行带政治性的集会，以劳动妇女杂志为唯一的言论机关，以它为中心组织劳动妇女的大示威运动。自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布尔塞维克党领导成千成万的劳动妇女的大示威运动后，妇女的政治兴趣益发提高了，革命的热情也如火一般的飞腾起来了。当七月叛乱克伦斯基政府为压迫布尔塞维克党而从战线召还军队时，劳动妇女首先就勇敢的到军队中去宣传；哥尔尼洛夫的反革命军队进逼彼得格勒时，劳动妇女也和男子一样手执武器坚决与敌人奋斗。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及后来苏维埃政府与反革命实行战争的红军中都有妇女直接站在前线参加。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苏俄一部份先进的妇女是久已参加政治斗争了。然而一般的妇女参加政治生活，却是「十月」的赐予。「十月」以后，许多有智识能力的妇女占到很重要的政治地位。妇女之作地方苏维埃委员及其他政务人员是极平常的事件，并且还有作到人民委员和外交大使的，如柯伦泰（Kollontay）始做苏维埃的人民交通委员长，后来做世界第一个女外交大使，这便是很明显的例证。
苏维埃政府在法律上、政治上，以及社会关系上都给了男女权利的绝对平等，但因子千年来被一切法律、习惯……所束缚的妇女比男子事实上始终要落后得多，所以名义上虽机会均等，政府的一切要职，以及工会的一切要职都开放给了妇女，男子虽然也很热心的要求妇女参加；可是妇女实际上参加这些职务的比率还是很低。所以妇女虽有了参政权，而实际能行使职权的还是少数。因此布尔塞维克党于一九一九年特成立了一个工农妇女部，专门筹设种种方法，以求挽救这个历史造成的落后局面。妇女部除出版各种刊物，举行演讲和集会，唤起妇女积极参加各种政治生活和社会建设外，并从事于「妇女代表团」的组织，借以提高妇女们的活动能力，训练她们从实际上行使她们的权利。这种妇女代表团的产生是由工厂和农村妇女中直接选出来。在城市中每二十名劳动妇女中选出一个代表；在农村中每五百人中选出一人为代表。这种选举每年举行一次，其任期一年。这些当选的妇女在一位受过训练的党员领导之下，给她们讲授苏维埃政府的构造与各种政治问题、妇女的权利及其地位，以及教育合作一般生活情形等问题的课程。每月集合两次，劳工妇女的纲领集中于工业和工会诸问题。而农妇则集中于农业和乡村的问题。这些代表除了本身的工作之外，同时还有参加地方苏维埃的权利。将她们分配于各方面，参加苏维埃的各部门工作，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险，相互扶助委员会等。此外，还参与工会、合作社等工作。这样一来，妇女代表由参与社会各种事业而获得关于普通行政事务上的实际智识和经验，再让她们将这些智识和经验普及到一般妇女之中。因此，她们成了苏维埃与妇女群众间的连锁。在一九二四年这种妇女代表的总数在全国已达二十万，其中有八万是由都市中选出来的，十二万则由农村中选出。由这些妇女所代表的劳动妇女约有九十万人，主妇三十二万，农妇四百六十万人。同年，村苏维埃有四万妇女参加，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有二千余名妇女参加。其中有二十名做了委员长。即苏维埃联邦中央执行委员会，亦有不少的妇女参加。
到一九二六年秋季，全国这种妇女代表的人数已由二十万增至五十万之多。其中百分之二十是女工，百分之六十四是农妇，其余的是主妇、公事房的职员与私人雇用的仆役等。在每年一般新的代表选出之后，「卒业生」便变为教员，同时就在她们练习所组织里担任一个特定的职务。这些代表定期开会一次，报告一切关于妇女运动之一般的情形和未来的工作方针。作者曾以来宾的资格参与一九二五年的全苏俄妇女代表大会，亲聆过克鲁波斯卡亚（Krupskaya，列宁夫人）及其代表的演说。她们的演说都是异常之扼要，她们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很合实际与妇女切身利益的，使我特别感觉得的就是她们都是穿得异常之简单，甚至穿着很贫寒的衣服，她们的头上多半是载着一顶男孩式的粗便帽。但她们的精神却是异常之活泼而充满着生气。她们举行会议的时候，都是很有秩序与郑重其事的，会场的空气是异常之严肃而寂静。
工农妇女部一般的职责，是领导全俄的妇女，教育她们，增进她们对于政治的了解，并预备便她们能参与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事业，完成她们历史使命。妇女部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工厂中的女工和农村中的农妇以及公事房的职员等等。它扶助这般妇女对于苏维埃法律的了解，和对于政治的认识。妇女部又利用合作社的力量去实施妇女特别的工作。合作社常常筹款去组织「白昼育婴房」，有时还专办一种「母婴室」，以供儿童的玩具和用品。一九二五年十月消费合作社的女社员已达1,558,690人之多。同时还开办妇女的生产合作社，在许多村庄里对于寡妇与单身的妇女，特别组织一种「协作社」，专制造一些牛油与干酪，或制造一些手艺的工业品，借以维持她们的生活。
自一九一九年妇女部成立以来，妇女入党的人数一天一天地增加。从前只占全党人数百分之七十八的妇女，到一九二六年增至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中过半数是劳动妇女。加入少年共产党（Comsomo）的约占全数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少年先锋团（YoungPioneers）——童子军共产团——中有一半是小女孩。这些少年共产党和少年先锋团内的少女，她们都是很活泼而且很能干的，她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在公会、在学校，以及村庄处处给人们称赞，给人们希望的，并且她们实在是年轻人中的领袖。
「十月」以后，苏维埃政府就宣言将联邦中最落后的民族提高到与进步民族同一的水平。将它们那社会的经济基础成为近代化，改良原始的耕种方法，消灭封建遗物，根本消灭一夫多妻制及宗教的偏见，渐次的灌输共产主义的教育。为了实行这些计划，为要解放东方落后的民族，则解放比男子更落后的妇女的重要问题便发生了。东方妇女隶属与无智，不仅是阻碍家庭和社会经济的改造，而且成了全人类解放途中的大障碍所以妇女部的工作范围，不仅是限于苏俄的各大城市和乡村，而且广布于苏维埃联邦许多弱小民族中。在大俄、白俄、乌克兰（Ukraine）、高加索、中亚细亚、远东、泰米尔兰（Tamerlane）、阿兹柏奇斯丹（Uzbekistan）、忒科曼尼斯丹（Turkmenistan）、塔什干（Tashkent）与巴库（Baku）……等苏维埃联邦民族，都有妇女部分部的组织。在一九二三年以前，这些上述的国家中的妇女地位一向就没有什么改变，就是入了党的党员对于自己家里的妇女还不免墨守故习。直至一九二五妇女部为她们工作之后，妇女才逐觉悟起来，妇女才脱离宗法社会的束缚而走向新社会的政治的活动。到现在那些地方的妇女已经算是近代化了，而且走向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
此外，妇女部的重大任务，就是一方面在各民族间宣传苏维埃联邦宪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关于从事产业妇女的保护、母婴的保护。同时使妇女怎样去行使她们所得的权利；使她们如何的能参加苏维埃选举，培养她们做陪审官、律师、裁判官等重大职务，将关于妇女的地位和权利上之一切旧思想旧道德习惯，都从事实上予以无情的打击。各种新闻杂志也常常做这种宣传。俱乐部或妇女部聘请有法律顾问。妇女做陪审官的人数逐年增加，一九二四年在属于苏联的九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妇女做陪审官的人数已经约有五百人之多。这些陪审官都是具备有相当的政治和法律智识的。
妇女的参政问题，在西欧各国已闹了半个世纪，然而所得的成绩还是极微，而且只限于上层阶级的贵族妇女。但在「十月」以后的苏联，时间虽短，可是一般妇女，特别是下层阶级的妇女们，不仅在宪法条文上取得了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在实际上参与了一切国家的及地方的政治活动。从此千百年来被践踏在十八层地狱底下的俄国妇女，跟着「十月」的洪流踏上了政治舞台，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与男子（当然限于无产阶级方面）一同站在国家的顶上，开始创辟有自己及全人类的前途。 |
苏联妇女生活之转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苏联妇女生活之转变
一般说来，世界上的一切民族现时要算以中国民族所遭遇的命运为最悲惨。而其中占半数的妇女所遭受的命运，更是悲惨中之最悲惨者。中国绝大多数的民众都处在几重压迫的奴隶状况之下，而妇女更是处于奴隶的奴隶地位。要想中国民族的奴隶地位得到最后的真正解放，只有占半数的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后才有可能。当然，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乃是中国大多数民众首先脱离帝国主义及其统治阶级的羁绊。现在我们站在中国妇女解放的要求上应该研究各先进国家妇女解放斗争所已走的道路和经验，尤其已有的活生生的事实以为我们借鉴之资。故作者特将许多研究苏联妇女生活所得的材料及其教训介绍于我受多重压迫的妇女界之前，或者于我女界前途不无多少补益。
人类社会的历史（指有记载可征的历史），如果从妇女的立场上看来，可以说一半是妇女被征服的历史，即是妇女在奴隶状况中的挣扎史。自从原始女氏族社会开始崩坏之后，妇女即逐渐沦为被压迫的地位。迄至原始氏族社会完全没落而转变为封建社会、私有财产、家族和统治阶级（封建地主）的国家模型确定时，妇女们完全失掉了经济上，政治上，以及社会上的一切权利和自由，而变成为一种特殊的「奴隶」了。从此妇女便失掉了任何财产的继承权和支配权，因此形成了极狭小的家族范围内之一个定命的「服务者」，她们唯一的责任只是：服侍丈夫，满足其性欲，养育子女和料理家庭的细务（如烧茶饭、作针线，及其他辅助工作而已）。她们生来就定命是一个「服从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而且她们的身体甚至生命权也完全操之于父与夫之手，父与夫随时有出卖和转嫁甚至处死之权。这还不是一种特殊的奴隶吗｝这种奴隶，我们名之为「家族奴隶」。妇女们所处的这种特殊的奴隶地位，一切封建社会的国家都是大同小异的。
自封建社会制度开始崩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后，确实给了一部份「家族奴隶」以很大的刺激，给了她以脱离「家族奴隶」地位初步的机会。许多妇女逐渐从乡村跟着丈夫跑到城市，从家庭跑到工厂以及其他的社会职业机关中去了。妇女逐渐接近生产接近社会了。但这不过是妇女们由「家族奴隶」变为「工资奴隶」，即由父与夫的隶属物变为厂主店主们的隶属物罢了。在根本上妇女们并未曾得到丝毫的解放。而且「工资奴隶」较之「家族奴隶」所受的痛苦往往有过之无不及。当妇女们在乡村时还能吸收自然的田园空气，在家庭内，虽然是隶属于人，没有任何权利和自由，但在肉体上的劳苦还不感受十分沉重，而一旦到了工厂中工作，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污秽的空气，长年累月的时间不间断的紧张劳动，甚至产前产后亦不能得到休息，同时自工厂归家之后，家庭的琐事（炊饭、洗衣、育儿等）并未曾丝毫减轻，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给予一部份妇女们新的待遇。固然，遗产权有限制的继承和政治与教育权部份的享受，对妇女地位之一般的提高虽不无多少裨益，然而真正受益的不过是少数上层阶级的妇女而已。占绝大多数的妇女依然还是处在「家族奴隶」和「工资奴隶」的状态之下。一般说来，资本主义所高喊着的「自由」「平等」「博爱」等漂亮口号之对于妇女，亦犹之对男性劳动者一样，实际上不过是「出卖劳动自由」（即「剥削自由」）和再加上「卖淫自由」而已！
「十月」以前的旧俄国，从经济上说来是资本主义的，从社会制度上说来，却充满了封建残余的铁网。而此种铁网对于妇女们的缠制更表现得明显。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俄国妇女在那时社会中的地位之卑下和被人轻视。「一只小鸡不是只禽，一个妇女不是一个人」；「要早饭打你的老婆，要中饭也如此作」；「养女不如养猪，养妻不如养驴」；像这样的谬语要多少就有多少，并旦在「十月」后还流行于农村中，由此使可以想象妇女在当时社会中所遭受的轻视是怎样的了。
所以俄国的妇女在家庭中在社会上所受的待遇都是东方式的、宗法社会的，她们自幼至老都生活于男子权威之下，且习以为常。她们起初是父亲的女儿，一切都只能唯父亲之命是听，母亲的意见是无关轻重的。以后结了婚，她便成了丈夫的妻子，从她的肉体到她的灵魂，都交给她的丈夫，她算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了。不用说，结婚不是由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由于父亲的意志。
妻子是丈夫的，这在妇女的姓字叫唤上亦明显表示出来，譬如伊万洛夫的妻子的姓字总是唤作伊万洛瓦（意即「伊万洛夫的」）。「出嫁从夫」，为妻者是不得自由行动的，夫命之随则随，夫命之处则处。为妻者如果自由离开丈夫他往，丈夫有叫警捕，和囚禁之权。丈夫可以随意玩妓，妻子是无权过问的，但为妻者如果一有私清，丈夫知道便可以提出教堂法庭以犯奸论罪。就一般说来，离婚也是极不自由，极有限制的，尤其是由女子方面主动的离婚。而且离婚必须找律师和法庭，但这些都是非钱不行的，而女子恰是缺乏经济权力的一个阶层，因而离婚往往只限于上层阶级的妇女。贫穷家庭的妇女，除了男子有意一脚蹴开之外，即令自己如何对男子不愿意，差不多也是无法脱身的。在财产继承权上，法律上似乎也规定了女子的权利，可是女子所得比男子要少得多，即女子（无论人数多少）只能得十四分之一，而其余十四分之十三都是男子的。而且女子所得些少的遗产，到了出嫁之后，必须完全交给丈夫管理。所以事实上妇女们始终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
在教育方面，法律上虽然对于女子没有什么限制，但在社会习惯上差不多认为女子读书与不读书是无关轻重的。除了极少数的富家女儿之外，一般的妇女都是未尝享受教育的权利的。女孩们从小差不多就在家替母亲带弟妹帮助洗衣烧饭及做其他的琐事，哪里还有闲功夫到学校里去呢？此种现象在农村中是完全普遍的。所以俄国有句俗话说「妇女生来笨似牛」，试问一个人一字不识，一点知识也没有，怎能不成为笨牛呢至于工人们的女孩儿自小就同母亲或哥弟进厂作工钱奴隶，更不用说有什么受教育的机会了。
妇女的生育率在俄国是很高的，尤其在农妇当中更普遍。但正因为生育率过高，而小孩的死亡率也就以同一的比例增大。平均每一百婴儿之中未上一岁而死亡者占二十七，有些地方竟达到五十至七十五。同样，生母之产前产后死亡者亦甚众，小产在俄国农妇中是盛行的，主要的原因她们在怀孕时往往担荷重负或在农场里与男子同作过劳的工作。但更奇怪的，小产在农村的习惯中认为是一种罪恶。所以农妇们往往恳求产婆们为之设法断绝生产。女子因此而致命丧生者不知凡几。在农村的妇女中，除了同男子一起在农场作些笨重的苦工之外，还有汲水烧饭挤牛奶、生男育女、纺麻织布、作衣服等麻烦琐事，而男人所给她们的报酬便是谩骂，甚至殴打，最难堪而且无从声说的，就是到冬闲时，男子们酒醉饭饱之余的性欲要求，往往使得女子们供不应求，而又无法逃避，只有暗地叫苦而已。
在城市里，女工的生活比起农妇来是另一种，但一样是十分困苦和备受压迫的生活。女工在工厂里与男子作同样的工，往往时间比男子多，而所得的工资只值得男子一半上下。至于遭受工头与管理员之侮辱，设骂，更是余事。在俄国对于女工的保护法差不多是等于没有的。譬如一九一二年第一次所通过的可怜的而有限制的保险法，其内容对于妇女们的保护只有一些空洞的辞句，一到实际的问题就加以许多限制，故其结果几全等于废纸。
一般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小下商人和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机关中之职员等），在物质生活上当然比较农工妇女安闲而愉乐，但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上依然是卑贱而被人蹂躏轻视。她们一样是男子闲余的玩弄物。她们并无任何经济支配权。当她们作女儿时，其婚姻不用说是由父母主持，即已定婚的未婚夫，一般是不许见面的，而既嫁之后，夫妇之间总有许多不满的现象，自然这些不满多出于男子方面，因此，男子们往往到娼妓中去寻快乐，女子却无法干涉。
在上层阶级的妇女中，颇有机会受得艺术（如绘画、诗歌、音乐）和技能的训练。但她们多视此类艺术技能为自娱品及讨好男子之资，一般社会对于女子们的艺术与技能总是轻视而很少给以扶助和发展其本能之机遇的，甚至还要阻碍其发展。譬如一个男性技师对于某项工程作坏了，社会视为常有之事，若一个女工程师作坏了，则所谓社会舆论，便大惊小怪，妄行攻击，说什么「女子不堪胜任」，「女子有生来的弱点」等等。
此外，一些农村女子被迫到城市找不到工作，女工因失业或因工作太苦不能胜任以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妇女，均因无法生活被迫而流落为娼妓者，在旧俄时代不用说是异常普遍的。俄国亦如西欧一样，娼妓是公开的，是法律允许的。而且是政府收入之一大来源呢！并且因离婚律过于严格，换言之，即结婚与离婚的不自由在无数的家庭中，引起无数的不可以言语形容的虚伪与腐败，形成无数的私娼等（如上海咸肉庄一类的东西）这是不用说的了。
总而言之，旧俄时代的妇女，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都是处于极端被蹂躏、被剥削、被压迫、被卑视的境地。她们绝大多数是社会中之最下层。她们是旧时代（封建残余的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之最保守的）一切腐旧的沉重的压榨物之承受者。她们本身是一切轻视、鄙薄和污辱所归的「死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妇女们的一切活动力，创造力当然被窒息了，被摧残了。要想妇女们从沉重的压榨机下解放出来，必须有一个惊天动地的火山样的爆发，将社会上全部的压榨机毁坏才有可能。要想妇女们从沉淀在死海中的活动力和创造力恢复起来，只有来一阵排山倒海的狂潮，将整个的死海冲破而激动起来才有可能。
果然，火山爆发了，狂潮奔腾了，这就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十月」的狂潮不但淹没了几世纪来站在俄国国家社会顶上的罗曼洛夫朝的皇室，冲毁了那庞大而巩固的压在一切民众头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压榨机，而且从各方面激动了社会最下层的沉淀物，使得妇女的「死海」也变成「湍流」了。
「十月」的胜利，在压迫者眼中当然是一种滔天的祸水，但在被压迫者看来却成了无量的福音。「十月」给予妇女的，首先是她们在经济上的政治上和会上的实际的「平等权」。苏俄宪法首先就规定了一切生产工具金融机关和土地森林……的国有，规定了无分性别的神圣劳动权，什么遗产继承权的差别和经济支配权都从根扫断了。这便使得妇女在经济上与男子得到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与权利。宪法又规定：除剥削者外凡是服务于生产和社会事业的十八岁以上的男女，在苏维埃中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婚与离婚由男女双方的完全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国家对她们唯一职责就是「登记」，和保障儿章之相当的养育与教育。取消对未婚夫妻的私生子之污辱及其他等等。此外就是集团生活，公共育儿院及公共食堂等等建设。这些便是妇女得以从「家族奴隶」生活中解放出来之客观的条件。
「十月」更在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一种空气，就是反抗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空气，反对一切传说、一切旧心理、一切迷信、一切旧习惯、一切风俗和旧道德的空气。给了人们以反抗的、活动的和创造的新精神，给了人们以脱离保守性和发挥创造性的新精神。这精神便无形中给了数千年来被一切传说、习惯、迷信、礼教，总而言之，即给了一切保守顽固性所沉埋着的妇女们以绝大的刺激性绝大的推动力。
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妇女们苏醒过来了，活动起来了，甚至奔腾起来了。在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许多新的现象、新的活动、新的创造（这些新的现象，活动和创造，我们在下列各章中将要叙述到的）都在妇女界中出现了。—这就是「十月」对妇女界之「赐予」。
当然，「十月」所赐予的还只是妇女取得脱离旧时代的「家族奴隶」生活走上新时代的「人」的自由生活之「可能」（客观上唯一的可能）而已。要从事实上完成这一「可能」，必须还要经过长久的年月长期的奋斗，坚苦耐劳的工作。但无论如何单就妇女的立场说，「十月」亦始终是妇女解放史上划分新旧时代之「界碑」。
从这一界碑出发，就是俄国妇女第一次真正踏上解放道路的开始。她们现在所走的途程还很短，但她们已经在创造她们的新生命了，并且已有了相当的成绩了，有了相当的经验了。我们往下各章就将叙述那些成绩和经验的具体情形。 |
两年来的中国妇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两年来的中国妇女
中国的妇女运动，虽然在「九一八」以后，尤其是在「一二八」战役中，一部分妇女也曾参加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如募捐当看护和救护队等，但不特没有抓住妇女运动的重要工作和中心，没有发挥妇女运动的全面性，并且也不久即随着整个的运动之消沉而消沉，成为昙花一现的往事了。中国的妇女运动，在这两年来，可以说已经低落到了极点，使我们不能不发生沉痛的感慨与反省。
但是，历史总不会空空渡过的，谁说这两年来的妇女运动就完全不曾提供我们以指示和教训呢？我们在它的错误趋向中能够获得一种针砭，在它的新气象的发生中能够获得兴奋的刺激与希望，这就能成为我们回忆过去的收获。从错误的方面说，这两年来的中国妇女，大部分是走向了颓丧与堕落的状态中，而忘掉了妇女自身的解放事业，也忘掉了妇女对于人类社会所应尽的责任，缺乏积极奋斗的精神，不能和恶劣的环境与困难斗争到底，有时反为这种困难所战胜、即使有一部分妇女不安于其平淡无奇的生活而有所活动，然而也使她们把精神和注意力用到偏狄和无关于自身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方面去了，并没有找出正当的活动途径。尤其可怜的，是许多妇女竟接受了一部分重走历史的路之社会心理的领导，自己也以那种「重踏来时路」旧道德之谨守不踰为光荣，甚至因此牺牲自己的生命以眩世。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我们从下列的几种表现可以看得出来。
一、许多妇女，甚至许多青年的女学生都是一样，她们在不能活动和无所事事的环境中，便趋向于个人的享乐而至于堕落的浪漫生活。电影院、戏院、舞场中，日无虚夕地都有这些小姐姨太太的足迹，甚至卿卿我我、喁喁私语于饭店旅馆的宿舍床第间，过着毫无原则无真挚爱情的肉欲浪漫生活。就正当的爱情说罢，她们沉醉于恋爱生活中，把恋爱和性幸福的满足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在她们脑海中没有事业学问，没有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观念。恋爱是至上的，可贵的青春，只用在恋人的怀里唇间，享受那温情热爱的抚慰，为情人颠倒迷离，就醉倒在爱的死神而前也是值得的。为恋人而粉饰装扮，以博得她的恋人的怜爱，抓住恋人的心。「女为悦己者容」，为她的恋人而牺牲一切，满足青春之爱，就是人生的唯一幸福，这便是现代一般妇女的倾向！
二、有些妇女，虽然不甘于无所事事的平淡生活，但她们既竞以偏狭的体育运动和游艺或艺术的爱好相尚，又惑于虚荣的引诱，专期以此雕虫小技博得社会不正当的捧场，而在别人玩弄女性的恶意赞美之下去露头角。比如许多青年妇女之趋向于在运动界，电影界出名，自以为一得到什么「美人鱼」什么「明星」以后，便身价十倍可以雄视一切了。甚至为了提高她们的地位起见，对一般恶势力的捧场，不但受之不愧，并且自己亦愿趋炎附势，在这种势力玩弄女性的心理下，听凭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人们以拜倒石榴裙下的意义愿为执鞭，而自己亦得意扬扬居之不愧，公然乘车走马，招摇过市。固然我们并不是说体育运动全非正当事业，亦不是说艺术不可以学习，更不是说在自然要出名时我们必须装作一个虚伪的谦谦君子，摆出清高的假面具来才对。但是现在有许多妇女都把学问事业，把改造社会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把解脱大多数民众之被迫和穷苦的重任，甚至连自己的解放重任都忘记了，专门在体育、运动、游艺、艺术上用功夫，这就是回避困难的社会事业之努力，而隐蔽于个人的体育艺术之享受的名义下，以期避免斗争和牺牲的表示。至于那种想借此以达到她们能接近达官贵人，并博得他们的赞赏喝彩的人，这不过是以被人玩弄为得意，想准备作姨太太，以求显达而已，这是如何可悲的一种堕落倾向啊！然而这种倾向并不是少数妇女是如此，简直成了一种潮流，我们只要细心考察一下现在的风气，便可明白。
三、全世界的妇女，是经过长期的奋斗才相当的获得脱离家庭中的男性附属的寄生地位的，才相当的获得在社会运动中，在政治运动中，在职业与教育的场合中，都和男子有平分秋色的权利的，更经过长期的奋斗才相当的打破了一切封建的旧礼教的束缚，如婚姻不自由，社交不公开，从夫从子，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应当专门注意服侍男子，安慰男子，专为男子料理家政，自己变作男子的婢仆，变成一架专供男子泄欲和为他生儿子的机器等等思想，习惯与事实。就是中国妇女罢，也同样是经过从「五四」以后的长期奋斗中，才相当的打破这些束缚与压迫的。然而现今的许多妇女，却又甘于接受这些思想和行动的领导，回头去走过去的历史的旧路了。所以如今年出现秦理斋夫人的殉夫自杀的事实，本来是把自己和其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看得比对她的丈夫的个人私情还轻，把丈夫的遗志（不人道的遗志）看得比一切还重，因而走上了殉夫自杀的复古旧路，牺牲在旧道德和礼教之下了。然而社会就不针砭这种复古的悲剧，反大事推崇，这就证明现时的中国，其对妇女运动的趋向，又走上复古的道路了。因为一切新的运动和意识的埋没，是驱使秦理斋夫人自杀的原因，而自杀后还续推崇她，这是助长这种风气的发展。一方面证明社会对于妇女运动表现出一种不正确的社会意识；他方面证明中国妇女也自己走入了迷路。
四、在缺乏奋斗的精神和情绪的中国妇女，在偏于个人享乐的现时中国妇女，她们已为困难所征服，不能和环境奋斗，所以在没有出路时便趋于消极，再在不能得着私的爱情的享乐之满足时，便看不见自己的一切和光明的前途了，不知道自己是社会的人，也不知道自己有如何的责任，于是轻于一死以自了，这可以从艾霞的自杀得着证明，艾霞是有相当知识的妇女，而且是一个作家，然而她自杀了，这不仅是艾霞个人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现时妇女们的缩影。在事实上现时的许多妇女都有此种倾向，是不可讳言的。
总之，就近两年来的事实说，中国的妇女运动已走到了一个很大的危险前途，走到趋向于个人的享乐，缺乏斗争勇气，避免斗争，放弃一切责任，甚至由消沉愤懑而至于自杀，便是她们的出路。自然，这种危机是社会造成的，因为会不给她们以活动的机会·而其颓废堕落也是必然的。但是要图中国妇女运动的新运命之展开，必须首先纠正这些倾向才有可能。
虽然如此，但是今年，中国妇女运动也有一种新气象正在萌芽。比如妇女刊物的日渐增多，如《妇女园地》《现代妇女》《家庭杂志》等等的出世，就可证明，不管其中有许多对于妇女运动的意见上表现得不正确，甚至有些自己也为复古运动张目，但至少是证明大家又开始注意讨论妇女问题，注意自己的事了。在另一方面，则妇女团体已逐渐发生，如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妇女复兴同盟、妇女会等，虽然这些组织还未达到下层广大群众中去，但至少亦可以证明妇女们已经又觉悟到团结与行动之必要了。我们希望今后的妇女运动，能够从此新的生机勃发中，成为妇女运动的复活。但有两点要正告一切已经开始活动的妇女同志的，第一要戒备着以这些刊物和团体拿来作为某一部分人谋出路的工具，要严守着为妇女自己谋解放的意识去行动。更要注意这种运动只有达到下层广大群众中，把她们都唤起来了以后，才有力量能达于成功之域。第二妇女运动是不能单独展开的，她要随着一般的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解放是人类全体的解放，只有大众解放了，妇女才能得着解放。所以妇女现时必须起来参加一切政治社会的斗争，参加大众的运动，必须在谋得民族和大众解放后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否则将不免是昙花一现的暂时玩意而已。 |
国难期中妇女应有的觉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国难期中妇女应有的觉悟
中国这个古老而又沉迷于长梦中的民族，是从「五四」运动时醒转来的，可是在「五四」运动的潮流激荡中，中国的妇女，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妇女在思想上也确实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谓要求「平等自由」，反对礼教，反对旧式婚姻以及一切封建思想习惯，都从久受压迫的妇女当中，放出呼声来了。这些表现，我们可以说是脱离了封建思想的阶段而走入一个新的阶段了。在行动方面，「五四」运动当中，确实有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妇女，参加过一般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如请愿、演讲、宣传抵制日货等等行动，她们也同男子一样很热烈的参加过，并且可以说，她们也曾尽过了她们所应尽的责任。从这个运动开始以来，不但中国渐渐地发生了妇女运动；并且她们已渐渐地感觉到了政治的兴趣，甚至也感觉得有组织的必要了。如女权运动同盟会，女子参政协进会，妇女联合会……等妇女团体，真如雨后春笋一般地怒发，普遍到中国各大都市中了。在这个时期的妇女可以说是一个向前的时期，一部分觉悟的妇女都具有高超的志向和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
从「五四」的狂潮发展以来的妇女的一个新思想和行动的阶段，一经接连于「五卅」运动这个更大的革命潮流，而沐浴激荡于这个潮流中的中国妇女，更是广大的群众这个广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从上海发动，扩大到北京、天津、两湖、两广……各大城市，于是中国的妇女运动，也被这个浪流带到那里，而飞涨起来。尤其是广大的劳动妇女是成千成万的同整个劳动阶级，站在最前线领导这个运动，那上海内劳动妇女，更是表现了她们伟大的力量。在每一次的市民大会，或示威游行的行动当中，差不多都是她们站在前面，这是我所亲眼看见的事实。
在这个运动的长期斗争过程中，中国的妇女不但起来参加过，并且她们的努力，也不是徒劳无功的。从一般的民族民主运动上说，固然和整个的民众一样得着了相当的成绩，一方面曾经打击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它暂时不敢在中国肆无忌惮的咆哮；他方面一般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也曾一度的得着了相当的解放。即就妇女本身来说，妇女的婚姻自主，妇女的受教育的机会更加发展，妇女在社会上取得相当的职业自由（如可以到机关商店去当职员等），乃至劳动妇女的某种生活上的改良、待遇改良、工资提高等等，都不能不说是妇女们参加这些斗争所获得的结果。
然而历史是不肯停留在一个固定的阶段的，从一九二七年起中国整个的民族运动被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统治者的残酷手段镇压下去以后，中国的妇女运动也随着整个的潮流而低落下去了，许多比较进步的妇女团体，有的被封禁，有的无形取消。那些曾经参加过斗争的妇女领袖，牺牲的牺牲，入狱的入狱，有的悲观失望渐渐地消沉下去，有的则专从事于个人学问上的研究，或参加社会的某种职业，谋个人的生活去了。这样的妇女在现社会中还算是最进步的而且还是很少数的。那最普遍的，就是一般浪漫的知识妇女，尤其是一般青年女学生，她们既模模糊糊地不满于现社会的一切现象，同时又没有远大的眼光观察前途；一方面既已打破了一切封建的旧思想观念，同时又没有建立新的确定的人生观，也没有一定的学问和事业的方向，所以她们遂完全沉醉于「恋爱」的迷网和装饰、跳舞……种种享乐之中，不但对于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运动漠不关心，畏缩不敢参加，并且对于自己的学业上也不图上进。像这样不好的表现，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社会里（特别是上海）一个很普通的现象，这是我们无可否认的。至于那广大的劳动妇女，也整个受民族运动潮流低落的影响。同样的在整个的残酷压迫之下，一点也不能动弹。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改良也不敢要求一点。所有的一切原有作用的妇女组织，也渐渐地涣散了。恐怖和消沉，完全普遍到一般妇女群众的脑中，形成了和「五卅」前后迥然不同的现象了。自然，我们不能说她们中间没有多数比较进步勇敢的分子，然而因为她们没有广大群众起来共同行动来壮她们的胆量和势力，所以她们一旦有了行动和斗争的表现时，便有被资方除名失业和受政治势力压迫的危险，也便她们不敢动弹。
上面所说的妇女所表现的消沉和种种不好的现象，都是中国整个民族运动消沉的结果。民族运动愈消沉，在内的方面更增长了国内恶势力，统治者更可以不顾一切来压迫民众来剥夺民众的一切自由；在外的方面帝国主义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加紧它们侵略的计划，更可以肆无忌惮的来向中国进攻。很明显的，去年九一八的事变以及一二八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队占领上海闸北等处，这是表现什么？这是表现日本帝国主义者看清了中国的执政者不愿意为民族和民众的利益而抵抗。在民众方面自己确已消沉到了极点不能起来自力抵抗，也没有力量去推动统治者抵抗，而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敢毫无顾忌的一直向中国进攻。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民众所遭受的内外势力的压迫剥削的加倍进攻，都是由于中国民众自己消沉的结果，而妇女在过去奋斗中所获得的利益，不但全部失掉了，并且还加深了痛苦，这也是妇女们自己消沉所招来的祸患。
但是，现在的中国呢？只要不存偏见，只要稍微有点社会眼光的人，谁也不能否认是到了一个危急存亡之秋了。在内政一方面，不用说是一个四分五裂乌烟瘴气的混乱状态。连年不断的内战，经济的恐慌，农村的日益破产，以及各地的水旱天灾，人民的痛苦，真是日甚一日的不堪言状。失业、饥饿的恐慌（除了少数特权者和豪绅富商之外），是跟随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背后的，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失业和饥饿的危险。在外方面呢，东北各地的失陷已成固定的事实，旧本的军队还在节节进攻，热河的失陷，且有企图进攻平津之势，共管、瓜分更快要临到我们中国人的头上了。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中国的民众如果还不觉悟，如果还不起来自卫，那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希望国际联盟来帮我们说公道话吗？希望政府来抵抗吗？过去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已经教训我们了。我们现在完全看清了要救中国的危亡，要为民族争自由，只有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己起来与一切恶势力奋斗。我们肯承认中国这样广大的民众就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吗？东北的义勇军在那样的物质条件和军器不足的情形之下，还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相持至半年之久，现在冰天雪地，饥寒交迫的境况当中还在那里支持，这就可以说明中国的民众只要有决心，只要自己能够起来是有力量的。我们民众争取民族的自由，要求内政上的一切自由平等，那我们根本的任务，就是对外要驱逐一切的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和势力；对内一方面要彻底肃清妨碍我们争民族自由的一切恶势力，求一切政治上的自由平等。要完成这种使命，当然不是一人的力量或少数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的，必须集合广大民众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成功。
中国被压迫的妇女也是中国民族之一分子，也整个的处在帝国主义和国内恶势力的侵略和压迫之下，所以妇女要为本身求解放，要为民族争自由，也必须及时起来与全国民众共同携手起来，一致的作坚决的奋斗。在事实上妇女们必需参加一般的民族民主斗争，是她所处的地位，有迫得她更不得参加的理由。中国的妇女们，你们也能自觉你们所处境遇之可歌可泣么？让我来略加分析罢。
一般的说来，中国的妇女因数千年历史的关系，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是比男子多受一层束缚和压迫。一切封建残余的思想道德仍然还在无形中牵制妇女束缚妇女，这是不用说的。即在政治上，虽然名义上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也承认了妇女有参政权和遗产继承权，然而真正行使其权利的有几人？而且纵有一二个特殊阶级的妇女来参加政权，但不惟只是把她们送到政客的队伍中，只是便利了她们个人，而且她们是从大多数妇女群众中选举出来的吗？她们能代表那大多数贫苦和劳动妇女的利益吗？恰恰得到相反的结果。她们只是帮助了压迫和剥削者在共同欺骗和压迫而已，至于说到遗产继承权一方面，这也不是大多数妇女所能享受得到的权利，因为大多数贫苦妇女，她们的家庭早已破落不堪，那里还有遗产来继承呢？所以真正能享这个权利的，也只有少数上层阶级的妇女。由此看来，妇女在政治上虽然名义上有了参政权和遗产承继权可以有经济独立的机会，然而实际上还是只有利于极少数特殊的妇女，那大多数的仍然是一般被剥夺一切权利的奴隶。
在教育一方而，名义上虽然也得到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然而实际上，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连年为争地盘的内战，政府的财政恐慌，官立的学校，往往几月甚至半年不发教育经费，使学校闭门停课，学员们得不到薪金而不能生活下去的，是很普遍的现象。同时在另一方面，人民因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战争的影响，人民的担负日益加重，家庭经济渐渐穷困起来，农村日渐破产，人民的生活尚且难于维持，那里还有力量来担负子女的教育经费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整个的青年界，无论男女都是一样。那能够受教育的，只有官家和富商的子弟，大多数是只能望洋兴叹。再次一点的至少也要是一个小康之家，才能勉强维持子女到中等教育而止。至于说到进大学或专门学校以至留学国外，这是他们绝对办不到的。中国的女青年们在这整个状况之下，已经是没有人人得有受教育的机会，况且在重男轻女的旧习惯未被扫除的现代社会，更是不能完全和男青年受同等教育的机会了。
至于说到妇女的职业问题，也是妇女本身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妇女要想从附属的地位解放出来，先决的条件，是一个经济独立的问题。现在我们看看真正能够独立生活的有几人？那些贵妇人小姐们，她们不用说是用不着出来谋职业，因为她们的父兄丈夫有的是钱，她们尽可以度安乐舒服的生活，在表而上她们虽是一个所谓摩登女子，然而实际上亦不过是新式的附属物罢了。现在社会上比较上等的职业，妇女参加的是非常之少数的。最普遍的职业，除了投入工厂劳动，和当小学教员以外，仍然是没有其他的出路。即令可以去当小学教员，但其生活是日处于不安和恐慌当中，因为这些官立学校的教员固然常常领不到薪金，发生生活上的恐慌；就是当私立小学教员的，其待遇也非常之刻薄，因为那些办私立小学的都是营业性质。一个小学教员，整天地不休息，每月也不过得到十几元至二十元的薪金，而且这样的位置，还不知有多少人在那里竞争呢！
在更下层投入工厂的女工，其痛苦更是不堪言状，每天作到十二个钟头以上的工作，所得到的工资，还不足维持一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且生育子女，在产前产后又没有一点特别保护，而且在生产的期间还要减扣工资，耽搁的时期如果多了便有失业的危险，所以那些怀孕的女工们，往往在临产和没有满月的期间还要勉强去作那笨重的工作，同到家来还要缝纫补缀以及担任一切家庭琐事，这样的生活，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非人的生活啊！如果劳动妇女还不觉悟起来谋自身的解放，真是没有出路。
其次，在中国比较大的都市，特别是上海的各大公司商店，近来都利用青年妇女作店员或交际员，这固然是给了一个生活独立的机会，然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职业性质在资本家方面的用意，不过是把妇女当作一种招徕生意的广告罢了。
从这些情形看来，一般妇女果然已经能在社会上谋得职业而求得经济独立，达到解放的出路了吗，没有的事。
像上述的那些情形，还不过就通常一般的说，至于在最近世界的经济恐慌中，一般的帝国主义者都以中国为唯一商品销场，和以侵略中国为救济他们的厄运的尾闾，在他们的加倍压迫剥削之下，中国的经济更是加速的破产，妇女的家庭生活更加速的失其原有的状态而渐趋于不安和困苦的景象。劳动妇女也更加倍的受更苦的剥削，这是必然的因果。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屠杀，在东三省和上海所曾受过的直接的枪炮屠杀，失掉全部财产，破户毁屋，丧生失业，而丈夫儿子的死于枪炮之下，自己的被奸淫，更是已经身受过的痛苦，那为东三省和上海妇女之续的，当然是中国的妇女所可能的命运。另外，帝国主义者援助着中国的恶势力稳定他们的统治，一方面所直接的剥削和屠杀与战争，使中国妇女们自身和她们的丈夫儿女，都日处于穷困和生命危险中。这样，所有这些压迫万分的痛苦，都是当前的国难，在中国妇女经常的困惫束缚之外，加上了一层痛苦，是很显然的。中国的妇女们！你们已经觉悟了吗？你们不要以为民族的危亡和人民应有的权利的被剥削，是与你们完全无关的。其实一般帝国主义和国内恶势力的进攻，国难的更加紧急，是便你们那素来比男子更受压迫的处境，更加深一层痛苦的陷阱了。你们还不觉醒起来为自己的解放，为整个的民族解放而斗争吗？
但是，在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中，也自然因为各人所处的境遇不同，利害关系的不同，其生活思想当然也不一样。那些官府银行家以及豪绅富商的夫人小姐们，她们的生活当然是很舒服的，住的洋楼大厦，穿的是洋装艳服，出入必乘汽车＋这样的生活条件，形成了她们整个虚荣和享乐的思想，她们唯一的兴趣和责任，是如何的将家庭布得更华丽堂皇，如何的调节口味，如何的装得更摩登更美丽一点，以博得丈夫的欢心。至于她们其余的时问，则完全消磨于麻雀、跳舞、戏院……种种娱乐之中。像这样的妇女，她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已经是心满意足，她们是再也不需要什么了。无论国家到了如何危险境地，人民如何的痛苦，她们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也是她们所想不到的事情。因此，那些贵夫人小姐们，自然不会来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斗争的，甚至还要站在自己利害关系的立场来反对来破坏。所以我们对于这一类的妇女是不要存过分的希望了。我们只希望过去参加过社会运动的先进妇女，改变你们消极和悲观的心理，因为消极和悲观的结果，消磨了自己的志气，失掉自己的自信心，失掉了一切信仰心，这是很可惜的，而且是很危险的现象。所以当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局面之下，应该重新振作起来，应该利用过去斗争的经验，一方面从事于理论上的探讨研究；同时在实际行动上要时时刻刻不忘参加一切妇女运动社会运动的工作，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和精神，这样才有出路。那些为个人职业而不预闻社会一切运动的妇女，也应该明白处在这个国难临头的当儿，这个社会的不安是使你们的职业不能稳定下去的，你们也不能过平平安安的生活的，至于那般以恋爱、享乐……生活中心的浪漫青年知识妇女，也应该明白，国家将要沦亡，你们的家庭也跟着整个社会的变化而日益破产，你们不能安心度你们的享乐生活吗？现在应该将恋爱和娱乐的精力和时间，用来求些知识学问；同时以青年的勇气和热情来参加整个的救国运动，这样才算是尽了国民一分子的责任。尤其是那广大的劳动妇女，她们在数目上以及她们在生产的地位上，其本身是最能奋斗、最有力量的一支军队，她们现时应该改变近几年来消沉和恐怖的心理，要恢复「五卅」运动的精神，要了解自己的责任，要相信自己的组织力量。如果她们能够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救国运动的工作并且与那些先进的知识妇女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并且与全国整个被压迫的民众共同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则中国一切被压迫的民众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全国被压迫的妇女们！我希望大家在国难临头的今日，不要再徘徊、消沉、失望了，赶快觉醒过来，拯救危亡的中，把自己带到斗争的战线上去罢！
一九三三，一，七 |
女性忌妒的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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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忌妒的解剖
「忌妬」这东西，在人类当中，无论男女，都是一样具有的，不过就事实看，女的似乎比男子更表现得厉害些罢了。最显明的例子是，在旧式的大家庭里，妯娌之间的猜疑忌妬，明争暗斗的现象，没有一家能够避免的。因为如此，所以不但妯娌之间打骂争吵的事时常发生，而且还以此影响到弟兄之问的不和，所以「家庭的不和起于妯娌之间」这句谚语，的确是事实。特别是姑嫂之间，更是没有那一个弄得好的。这就在现代一般所谓有知识的妇女当中，也不免有这种现象。不特如此，在一个家庭里，婆媳之间虽有尊卑的身分为其约束，但婆媳之不和，其中也是有忌妬的因素存在的。
在社会上，假使我们稍稍留意一下，也可以看得出许多这样的现象来，虽然因为社会上的妇女们彼此接触的机会不如家庭妇女间那样密切，因而在外观上彼此要客气些，忌妬表现似乎要少些，然而亦绝不能免除。比如一个学校里的女同学问之互相仇视与忌妬，特别是对于有才有貌的女学生，多半成为众矢之的，这是无论那个学校都同样发生的现象。在任何交际场所、机关、公司、商店……里的女同事与同伴之间，亦复如此。当然，这种忌妬最尖锐的表现，还要算在恋爱场中为首屈一指，常常以此形成猛烈的斗争，甚至演成愤怒自杀的惨剧！
妇女间的相互忌妬，其表现是有各种各色的性质与形式的，最主要的是表现于互相忌妬其才能，色貌和地位等等。但这种区分不过是大概的，严格说来，在妇女间一切互相忌妬的形态中，都包含着上述的各种因素，以此构成妇女间的忌妬的全心景。比如说家庭中的妯娌间、姑嫂间、姊妹间之互相忌妬，都是互相忌妬其才能与色貌的，然而其中亦包含着爱的斗争在，因为每一个妇女惟恐其在丈夫，父母乃至一切家人间的敬爱，被夺去了，失掉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特妯娌姊妹间的忌妬有爱的争斗成分于其中，就是婆媳之间亦复如此，互争以其才能与色貌夸耀于对方，惟恐自己不如人而生忌妬，其实许多婆婆之嫌恶媳妇，亦有惟恐其媳独占了儿子，妨害了他们之间的母子之爱。所以虽然在家庭中的妇女间之忌妬所由发生的爱的争夺的性质，不完全同一于恋爱场中的爱的争夺？但家庭中的妇女间的忌妬，一样是由于妬才貌，争夺爱的地位而起的。
在社会上，那更不待言了，女同学与同事间之忌妬有才有貌的同性，亦无非是为了争夺在社会上的地位与名誉博得异性的赞赏的原故。在恋爱场中虽然是以争夺性爱之占有为主，但在爱的争夺上自然也同要忌妬敌对者的才能、色貌、地位等等。所以如果说构成妇女的忌妬的因素和其表现的性质和形式，那么我们能够说彼此互相忌才忌貌，忌地位，忌妬爱之侵犯和占有在每一种忌妬中都存在着，形成妇女间的忌妬之全心景，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形中，某种因素特别显著而其他则比较不明显而已，正如在家庭中则充分的表现其忌才忌能，而在恋爱场中则特别表现其忌色忌爱情而已。
可是为什么妇女间的互相忌妬特别发达呢？这是有其社会的原因的，这是我们所当理解的主要课题。妇女们在历史上久为男性所压迫，长期地被禁锢于家庭之中，因而她与社会隔绝了。这一隔绝的结果，使她的眼界与活动特别狭隘，缺乏整个的人生与社会观来陶养她，来扩大她的见闻与胸襟，遂不以事业与社会前提，不从远处大处着想，而只斤斤于个人之得失，发展一种个人主义的观念。虽然在个人主义的社会里，男子同样的不能免，但毕竟妇女的眼界与活动范围更为狭隘，加以个人主义的社会环境促使她向这方面发展，自然会形成她专对于同性忌妬其才貌的观念。在旧家庭中，忌妬心之所以特别表现于妇女之间，完全是由于妇女变成家庭奴隶的结果。因为在旧社会里，妇女被竞争的对象只有少数共处一家的妯娌、姊妹、婆媳等，而争取她的地位的唯一逐鹿场所，也只有家庭；她在家庭中又处于附属地位，因此她要获得男子一切的爱怜才能有地位，于是她们争宠的对象也就是男子。因为这样，所以不但忌妬的情形特别在她们中间发展，而且忌妬还带看争宠的色彩。男子则不然，他在家庭中的地位是注定的，并不需要自己如何去安排它，所以他也用不着取得谁的宠爱，忌妬谁的优点。比如一个女子如果无能无色，那怕她是嫂子、姑弟的轻蔑，一样能使她在家庭中的地位降低。然而男子纵然有上述的缺点，他一样能分得财产承宗接嗣，就是明证。
在封建社会里，当然根本说不上妇女间有社会的接触，妇女的社会的接触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体，就是说还是近代的新妇女才有所谓彼此在社会上碰头的机会。然而因为社会仍然相当保持着男性中心的特色，妇女仍然未得着完全的平等，所以妇女们的个人主义的观念不但没有打破，而且大部分仍要寄生于男子荫庇之下，因而她们仍然不能充分发展其社会观，陶养出广阔的胸怀，并且一样以争得男性的赞赏为其主要目的。因此她们之对于同性的忌才忌色，尤其是忌爱，是必然的结果。不错，在性的争夺上，现社会的男子也一样以「才能」「色貌」等暗示于妇女，但男子毕竟不以此为争取女性的重要条件，而以财产地位为主要条件，所以无能无色的男子一样可以得到好的妻子。然而在妇女则于自由婚姻的场合中便不能如此，于是那为争性爱而对同性之才貌发生强烈的忌妬是必然的。
对于爱情之侵犯与占有的忌妬，是男女间共有的现象，但以妇女为尤甚。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私有社会里，事业范围狭小，妇女多不免以性爱为其生活的重心，同时在这社会里，婚姻亦不能完全自由，尤其是妇女要得一个适意的爱人是不容易的，所以她一旦钟情于某一个男子时，就非企图永久占有不可，并且还想以他为她的终身生活的靠山，这样就不能不使她们特别对其同性的竞争者发生强烈的忌妬。
从上述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妇女自己相互间的忌妬是有其社会制度的根原的。这些忌妬心大有碍于妇女之团结与活动，妨碍妇女的解放运动，更妨碍其社会观念之发展，妨碍人类的社会集团生活之发达，甚至妨碍女性的德行和学问上的深造。这个障碍物，非铲除它不可，但要扫除存在于女性中的这种恶劣的心情和习惯，必须将妇女从狭小的家庭范围中解放出来，脱离男性的附属地位；脱离一切家庭琐事的羁绊，使她们变成一个自由独立的社会的一员，充分发展其社会观，集体的社会的人生观，发展其爱人类，爱团体的意识，这样她们的眼界自然扩大了，胸襟自然开阔了，则那些恶劣的心情和习惯将自然而消灭。 |
女子的理智与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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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的理智与感情
「女子富于感情」这句话，大概是社会上一般的感觉，在许多事实上，也能证明这话有部分的理由。本来感情这东西，在它的偏向发展中，是与理智相对立的，在被理智所控制的情况下，则与理智相统一而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之一。所以所谓「女子富于感情」这句话，大体上是说女子多半是缺乏理智而偏重感情的。因此，一方面在偏重感情上说，是女子的缺点，他方面则感情并非绝对不好的东西。
感情这东西，在较高的动物中，已经逐渐发达起来了，从种族自保的本能冲动中，已经发展为母子相爱的感情，发展为社会本能的保卫同类的同情等等，都是明证。但无论如何，所谓感情的充分发展，乃是人类的特征。人类不但喜怒、哀乐、憎恶、爱好等等感情特别发达，而人与人之间的亲昵、同情、友好乃至利他、互助等等热情，更为发达，是很显然的事实。人类的感情活动为什么比一般动物特别充分呢？是完全由于人是最高等的社会动物，他不能独力生存，他只能在社会生活中图谋自我的生存。他是行着广大的群居的动物，他必须在共同劳动共同生产的协力互助条件下情；也因为自我的利害同时紧系在他人的活动中，所以那爱、恶、喜怒、哀乐等等感情也特别发达起来。所以人类的复杂众多和特别发展的感情，乃是一切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生产的协力的社会生活之发达造成的，并不是天赋的东西。举个例来说：在私有的、封建家庭社会里，那唯一浓重的感情是存在于父母子女、兄弟姊妹、夫妇之间的，其次则同族同乡等等之间，也比对其他的人要浓重些，然而对于社会的热情则缺乏得多，这完全由于这样的社会，从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协同状态说，乃是以家族为活动中心，在经济体系上说还是地域的小范围形式，所以每一个人对于与他的生活隔绝过远的人群，是没有多大的感情的。反之，在近代的无产者，他们一方面因资本主义的发达毁灭了他们的大家族，他方面为随着谋生与生产上的需要离开了家庭亲友，乃至故乡，过着游离生活，而广大的生产体系使他们互相发生关系与协作的，倒不是家人父子，亲戚朋友，而是异乡、别国、全世界的各种各色劳苦群众。譬如一条铁路，一只轮船上所有的共同劳动者就显明的是那样。因为如此，所以工人阶级的同情心的感情倒不是单纯的家庭的和乡土的，而是广大的、国际的乃至全人类的（因为他们时时在为世界的工人解放，全人类解放而奋斗，他们的同情心的感情寄托在人类全体上而去了）。一般的说来，在封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较浓厚些。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犹如冰冷的水一般，人与人的关系，除了刻薄寡情的现金主义，营私舞弊的自私自利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什么父子的关系，朋友的感情，夫妇的情爱……都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的，没有金钱，什么感情也没有了。丈夫没有养活妻子的能力时，爱情就要破裂。记得在《申报》自由谈栏中，有一个男子因自己亲身所经历的事实中有所感慨，他说：「爱情是鱼，金钱是水，水能养活鱼，鱼是离不了水的。」这几句话，完全是现社会里那大多数夫妇生活的写照，就是那些所谓知识妇女，也多半不能逃出这个例外。但这种现象，决不能归罪于任何人，这是要现社会制度负完全责任的。因为在现社会中，在经济制度上是个人的自由竞争，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集体的大家庭破坏，大多数人只有在被剥削状况下，拼命挣扎，才能谋得个人的生存，自然无力顾及他的家属和朋友，他为着生活事业而不能不与一切亲密的人分离远别，以松懈他们的感情，而封建社会中原来浓厚的感情就不能不变为冷酷了！从这些实例中，使我们知道一方面感情这东西是依人类社会生活，生产劳动之互相关系的分解结合而发生的，他方面则任何感情都是随着社会的经济生活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的。
我们理解了人类感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以后，便能知道女子一般的说，所以重感情甚至比较缺乏理智去控制感情的所在。所谓女子富于感情，正确的说来，是女子特别比较男子偏向冲动方面发露她的感情，绝不能说某些感情为女子所独具的。比如说喜、怒、哀、乐、憎恶、爱好等等感情，男子一样的有，而同情、恻隐之心等等，男女也是一样具有的。但是，在女子呢？她在喜时便易于笑，在哀时便容易哭，在爱好一个人时则特别爱好而至于十分温柔，细心体贴，在憎恶或妒忌一个人时，则特别表现得厉害，这都是的确的。至于在同情心和恻隐心说，女子一方面是常比男子更易表现，她可以见着别人有悲愁的事引起自己为人哭泣，为人怜悯：她能于见着别人痛苦时最易发动她的慈悲心，而热烈的表示她的抚慰、柔顺的安慰等等，所以看护病人一般的都以女子为最适宜，就是这个原因；女子对于儿女特别殷勤，也有这原因在。但女子的同情心和恻隐心，常常是和平的对个人而发的，她对人类的大众，牺牲自己为社会谋幸福这一点说，从历史上说她都比男子差些，也是事实。
所有这些女子在某些情形下表现着比男子富于感情，某些情形下表现着比男子的热情要缺乏，总括的看来，女子偏重于冲动的感情的发露等等，其原因在那里呢？这与前面所说的人类的感情之发生和发展变化，是由他的社会的、生产的、人与人间的关系的那些生活环境所决定的是一致的，固然，在女子的生理上有某些特殊情形，因而影响到她的性情上的特殊，遂使她的感情的发露上也有特异的地方，如像女子在月经期和妊娠期内易于发怒，女子在体质的柔弱上易于发展一种和平的情绪和柔顺、娇妩的情绪等等，都是实例。然而这些生理上的关系和变化，在女子的富于感情的原因和表现上，只是部分的不重要的原因，甚至不是完全不能改变的，一般的感情都由于她的生活环境而生，亦常由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以上这些与男子不同的特殊情绪，我们可以从各方面来分析它的原因所在。从社会生活上说，因为数千年来，女子被关锁在深闺绣阁之中，过的寄生生活，很少涉足社会生活的斗争，没有参加社会的任何事业，所以养成一种极狭的个性与感情，特别是在封建社会旧家庭里的女子，因为社交既不公开，除了很少数几门亲戚之外，它们日常所接近的不外乎她们父母兄弟夫妇儿女的范围，所以她们的感情完全寄托在这个所谓骨肉关系的家庭身上，她们对于丈夫和儿女的感情更为浓厚，这完全是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因这种生活条件限制的结果，所以养成女子一种偏颇狭隘的感情，这是很显然的。
不但如此，女子感情在某些地方特别易于过分的发露，还有她被压迫的原因存在于其间。比如女子易怒、好笑、好撒娇等等，我们从人与人间的关系去看，可以说是一种被压迫的弱者无力挣扎的表现。因为女子受了数千年男性中心的压抑，在家庭里从父母兄弟到她的丈夫，她都不能和她们对抗，女子必须顺从，不能讲理，在社会上也没有她们诉屈的地方和机会，这种生活和心境上的压抑，只有内心的悲痛、抑郁的结果，自然一触即怒，一怒即哭，而历史长期的培养，遂养成了好怒好笑本能式的冲动，因为只有她自怒自哭是办法，是表示反抗的唯一方法。至于撒娇呢？也是在不能反抗和无力反抗中养成出来的一种弱者的表现，她除了以柔娇妩媚的感情作为取悦男性逃避谴责和压迫的武器以外，别无他法，自然在这种无抵抗的方法长期培养中，会产生一种对人富于妩媚娇柔的表现和感情，也是必然的。
其次，女子之所以有上面一切特殊的感情变态，除了社会生活条件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女子缺乏理智的判断，因为女子一方面既没有教育，没有培养她们以种种智识，同时又因没有参加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没有在社会复杂生活斗争中求磨练，所以很难陶冶出一种坚强的理智作用，这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因为智识的缺乏，对于一切问题不能冷静的加以分析，所以只能以简单感情的冲动加以反应。在另一方面，当着感情冲动时，又没有理智的修养来节制自己感情的冲动，她自然会随着简单的冲动而爆发出来，而成感情极甚的表现，这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就从女子所表现的有异于男子的种种感情说，也不是固定而不起变化的，它也随着社会关系而变化。譬如说，女子的好笑好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女子就比封建社会的家庭妇女要好些了，就由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由生产关系的变化，把妇女放出了狭隘的家庭，一方面在见闻等等上面已相当的改变了她的狭隘胸襟，而妇女乃至会教育的相当发展，也使她们有了相当的智识和理智，所以那纯凭冲动的感情爆发程度，便比较减少些了。我们举一个实例来说罢，在旧式妇女对于夫的感情，是盲目的浓厚，就是夫妇问本来不相爱好，然而在实际上仍然不能不特别爱她的丈夫，表示特别浓厚的感情，这在平时的生活上固然如此，当丈夫死了时，她也特别悲痛得利害。在新的妇女除了夫妇间有真挚爱情以外，这一切情形都完全相反。这是什么原因呢？正确说来，就是由于社会的经济关系之变迁，旧式妇女绝对的依赖丈夫生活，丈夫的爱弃和存亡，是她的一切生活乃至生命的得失，自然会在她的心坎中涌出一种特殊的感情来，而随处表现她的浓厚，现代社会的妇女，她在婚姻上比较自由，经济生活之相当可以独立的情形下，丈夫的重要已今不如昔，所以除了真挚爱好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使她具有那样的感情的理由，这就是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变迁，不能不使妇女的感情也有变迁的实例。
另外，妇女的感情的表现也不人人一样的，例如我们说妇女对人常常富于个人的和平的同情与怜悯心，这也要看她的地位如何，这种感情也随各个妇女所处地位不同而不同。例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因社会阶级的分化，所以女子的感情，就不一定个个人都是同样的，它便依各自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环境不同而各异。一般女工和一般贫苦的女子，甚至有许多由中小资产家庭破产下来的女智识份子，她们是不会对资本家发生热烈的好感的，她们对它是一种反抗的仇视的感情。但那些上层阶级的贵族妇女则不然，因为她们本身的利益关系，对于那些衣服破烂的穷人，她们不但没有同情与怜悯心，而且还生出一种憎恶、卑视的感情来，甚至她们的眼睛实在不愿意多看那些穷苦的人，恐怕他们的污秽沾染了她们似的，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就是因为各人所处的经济地位的殊异而引起感情变化的好例。
虽然我们说女子富于感情，乃是一种缺乏理智的控制的别名，因而是女子的缺点，但这也只是在缺乏理智控制一点上才成为缺点，并不是说感情这东西根本要不得，其实感情是人类活动的根本动力之一，一种热烈的同情和勇敢向上的情绪，都是个人对社会和人类负责的表现，所以女子这种感情如果善利用之，辅之以理智，也可以成为一个推动社会向进化路上走的动力，从妇女解放自身说，可以增加她们对于一般被压迫者的同情心，而鼓舞着她们团结前进的精神。从广义的社会进化上说，它可以用来破坏残酷的不平的社会制度，建设互助互爱的新社会，她同样可变成为人类谋幸福为反抗不平的社会而斗争的武器。感情好似动力，理智好似扶助动力发展的方针。假如纯任感情而不辅以理智，则感情之发，恐不得其当，对事不从客观去观察，易于走极端，易于悲观失望，甚至因对某种不满而愤怒自杀的亦往往不之，这是很危险的。所以感情与理智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两者必须调和，感情必须加以理智陶冶的。
但要使女子的感情得着理智的陶冶，必须要使她们受教育，有知识，要使她们能得着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在这些中间使她们得着正确的人生观，使她们有为人群和社会而活动的远大眼光等等。可是，现在的学校不仅一般的不能灌输学生以这样的知识，并且用种种方法来防止关于这些思想输入学生的脑中，惟恐他们开了眼界，看明了社会的种种黑暗，引起了对于社会不满，甚至发生出反抗的思想来。老实说，现在的学校，所能容纳的学生，决不是那些敢于指摘社会的罪恶，把人类社会推动向进化路上去的先驱者。既然一般的教育是如此，则对于女子的教育也是一样不能培之女子以独立生活的技能，更说不上给她们以理智的陶冶。甚至有许多教育家，他们抱着数千年传统得来的男性中心的偏见的教育方针，不但不想怎样去提高女子的理智以纠正感情偏向缺点，而且还希望发展那些缺点，以便继续维持男子对于女子的支配，遂以为女子富于感情缺乏理智，有活泼爱美的天性，因而主张注重发展女子所特具有的情感，主张只学关于艺术上的技巧，如文学、音乐、图画这些科目来发展她们的天才。在女子自己方面，因贪图逸乐，也不愿意去学那些自以为比较干燥的科学，还有一般人对于女子教育，主张特别注重于缝纫、烹饪、育儿……等等知识，但这种主张，如果站在女子解放的观点上，很明显是错误的。
总之，要救济女子那些偏颇狭隘的感情，要使感情加以理智的陶冶，一方面自然是要受良好的教育，使其有一切科学和一切必需的知识；对于一切问题，能有正确了解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还要使女子的生活社会化，她们要从家庭中走到社会上来，解除家庭一切琐事的羁绊，参加社会的生产和一切事业，如此，女子的知识自然增长了，眼界自然大了，而那偏颇狭隘的感情自然会变成为一种纯正的和沉毅的与理智相调和的统一活动，运用它作为社会谋幸福的动力，将这种热烈的、理智化的感情完全贡献到社会上去。 |
现代母性生活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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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母性生活素描
一、前言
偶然看到《现代父母》一卷二期陈铁生先生所著的《我所目睹之父型》一文，忽然的使我感觉到，中国母型生活状态，更有描述之必要。因为在现社会中，教养儿女的责任，尚是大部分放在母亲的肩上的，则儿童之幸与不幸，其教育之良与不良，乃至对于社会国家之前途如何，母性所给予他的影响，比之父性所能影响于他们的，更为重要。
在过去与现代的社会中，根本就培植不出良善的母性来，这是社会制度和环境的必然结果，作者早已论到此点。尤其是经济文化状态，一般落后的中国，做母亲的和当儿童的，无论是物质和教养方面，比之欧美诸先进国家，实分人感觉有「望尘莫及」之慨！所以如要在任何社会层中，去找寻能作母性典型的母亲，都有百不获一之感！概括地说来，因为母亲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恶劣，影响到儿女之生活和教养上的恶化，是极普遍的现象，这是提倡母性改造和热心儿童教育的人们所不可不注意的。
二、农村妇女的母性生活
最富保守性的，要算农民，因之，在物质生活方面，那极端的简朴、勤劳，与在精神生活方面，那封建的旧道德和旧思想之异常的浓厚的特性，都表现于农民中。加以中国的农村，一方面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连年军阀内战，以及天灾水旱和各种严重剥削，弄得经济破产，更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加深了他们的劳动上的重担，他方面则一切反对他们走向解放道路的势力，又努力提倡和维持社会的旧道德和旧思想，也同样地加紧了他们思想上的束缚，加强了他们的复古信心。因为如此，所以也使一般做母亲者的生活，更形困苦，思想更陈腐到不堪设想的境地了。
在劳动生活方面，农村中的妇女，除掉烧茶、煮饭、洗衣、料理家务外，帮助丈夫从事农田耕种，上山打柴，寻草料饲养猪牛，以及伏侍翁姑和丈夫等等，都是她们日常责任之一。所以单从一般的劳动工作说，已经是终日忙碌不堪了，东方未白即起床，而夜静更深尚未入睡，这是她们常态。在这种生活状态之中，没有儿女倒还清闲一点，一有儿女，则她们的生活更是加倍的麻烦和累赘。因为凡一切喂乳、洗涤，以及为儿女缝衣、补缀、做鞋等等，都是增多她们的工作，使她们不能有片刻的休息时间。所以农村的母性，总是在严冬盛夏的深夜里，对着阴淡无光的油灯，为儿女工作，在针头上，一根一根地抽着，她们又是慈爱，又是辛苦的作母亲的情绪之丝。
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的农村母性，对于她们的儿女，不是不慈爱，而是在经济上没有充分的力量来使儿女获得美衣美食，以满足儿女的物质生活，也没有条件来照管和教育儿女，都是很自然的。因此，农村中的母性，她们对于儿女，在乳期和不能行走时，终日将他们放在一个竹罗或篾筐里，让尿粪去侵蚀他们的下体，至于红肿腐烂。当她们到山上或田间去工作时，把儿女放在家里，让他去饥饿啼哭，让他的竹箩篾筐翻倒，跌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过问。有些作母亲的，对于开始学爬学步的儿女，则用绳索将他拴在桌子脚上，如像拴牛拴马一样，让他去绕着那桌子爬行。作这样情形下的母亲的儿女，经常是半日以上不得吃一次奶，真不是长大而是饿大的了。再好一点的，是把儿女背在背上到田间去工作，但那烈日盛暑、暴雨冬风，则是母子共同享受的特权。当然作母亲的除掉这些享受之外，还须手足劳动，背上加上儿女的重担。至于稍微大一点能够自己游玩的孩子，那就只有让他们裸体亦足，与烂泥为伍，让他们爬山玩水，以至受伤、水淹，或者致痛成疾。在衣服饮食上，那是不待言，其恶劣、粗糙、破烂、污秽，尚是余事，而啼饥、号寒，则是司空见惯的经常生活状态。
农村中的母性和她们的儿女的生活状态，其痛苦已如上述，但如果儿女少些，也还轻松一点，然而她们却为封建思想所束缚，绝对信仰多子多孙主义，借以夸耀她们的福分。她们对于丈夫绝对服从，即在性的方面亦复如此，虽然已为儿女累得不堪，但在丈夫的泄欲要求之下，绝对没有拒绝的权利，也没有避孕的科学知识。因而，许多农村妇女，愈是穷困，愈是儿女成行，则作母亲的便愈困苦，她们的一切幸福与乐趣，都在多子多孙主义之下被牺牲了。而且也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之下，使她们受许多无意识的侮辱和惊恐。当她们生者女儿或一连多生几个女儿时，从翁姑到丈夫，对她都生一种仇恨的心理，常常加以责骂和嫌弃，甚至在道德上违犯着七出之条。但是生了儿子也不是绝对的就可以惬意了，虽然在家庭地位上可以相当提高，然而儿子是家庭的，是丈夫的，自己却没有任何权利。所以她生了儿子就得变成一个更恭顺的保姆，她要为儿子担忧受惊，一有损伤和疾病，那首先受责难的便是母亲。甚至在翁姑丈夫爱怜的儿子的情形之下，往往还迁怒于母亲致遭责打。儿子的母亲，在这时是变成了儿子的「罪孽深重的孝子」了。
当然，如果要说到那些作母亲的对于儿女的教养方面，那是根本说不上。纵然有所谓教，也不过是些极不合时代潮流与社会需要的教，她们只要教她的儿女自私自利，教她的儿女光大祖宗，教她的儿女升官发财而已。在教育方法上，不是一味姑息溺爱，便是无理的打骂压迫，这就是她们作母亲的法宝。
三劳动妇女的母性生活
说到中国劳动妇女的母性生活，其困苦状态是不亚于农村妇女的母性生活的。她们在工厂中作工，由于机声轧轧对于精神的扰乱，由于烟雾朦胧对于呼吸的窒闷，更由于工作的机械性，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时间之长，在在都使她们比农村妇女生活得更为干燥疲乏。然而她们也有同样的情形，在十二小时工作之后，仍然要烧饭、洗衣、照管儿童、伏侍亲夫等等。所以作母亲的女工，其生活的困苦，远非笔墨所能形容！因为如此，所以在她们下面作儿女的小孩，是绝对的不幸！在多有几个小孩的女工，简直无法养活他们，因为她们的工资低廉，不够养活儿女。就是儿女少的女工，她们作了母亲也不能尽母亲的责任，因为在作工的时候，是不能去照管和喂乳的。所以有许多都是把孩子送到乡下去请人养，一月给别人三五块钱，然代养十分之八九是死亡。就是家里有婆婆或母亲的，小孩虽然放在家里，但在工作时只吃些什么奶糕等物，到十二个以钟头后才能吃一次奶，于是饿的时候饿得要死，饱的时候饱得要死。这就是当女工的母性给予她的孩子的恩惠。她们不能给孩子以水平生活的衣食住的享受，而污秽的住所、不新鲜的空气、恶劣的食料、破旧的衣服，就是她们作母亲的为儿女安排定了的。所以她们的儿女多半不能被他们养活，而是被她们弄死。工人区域儿童死亡率之特别大，就是这个原因。自然，说到教育方面，作母亲的女工也和作母亲的农妇一样，是无时间无方法去教育的。这是因为她们的知识浅薄，不会给她的儿女以好教育，乃是必然的。
四、一般的母性生活
一般中间社会阶层的妇女，虽然在生活条件上可能的作一个好母亲，因为物质、精力、时间都可以不十分缺乏，然而因为她们的知识缺乏，因为她们也同样保留着社会中的落后思想习惯等于其生活和思想中，所以在管教儿童时，不是溺爱到百般，让孩子们乱吃乱玩，养成许多不好的习惯，便是一味打骂，阻碍其活泼天真与聪明智慧之发展。在教育上，她们同样是那些错误的社会习惯的思想，作为精神上的教育原理。因此，在中间阶层的妇女，虽然可能作一个好母亲，但因这些原因，也同样的不能作一个好母亲。
至于一般上层社会的妇女，那是更不待言的，她们有充分的物质条件去促成她们当一个好母亲，然而她们终日沉醉于脂粉、酒肉、麻雀、电影、跳舞等等享乐之中，忘却一切，连当母亲的责任也忘掉了。她们把儿女交给无知的雇用女佣，因此她们的儿女不但得不着母亲的良好教育，而且一切淫荡、奢侈和种种罪恶行为，首先就从这些母亲的熏染暗示中，慢慢地养成了。
在一般比较有智识的妇女中，也有少数妇女是能在技术上以科学方法去教儿女的，在一定限度上，似乎作了一个新的典型母性的。但是她们却又在结婚以后，在有了儿女以后，将其从前处女时代的向上心与高远的志趣完全消失了，只注意于两性间的温情，只注意于家庭生活之布置和享乐，只注意儿女间的单纯的母爱与一切技术上的教养之合法，却不能以身作则，从热心社会事业，努力于学问事功上的上进，以伟大的精神和行动，去暗示和熏染她的儿女，完成一种最高尚的母教，这也不能视为一种完全的典型新母性。但是，这不是说在现代的新母性中，就完全没有不满于只做妻子和母亲的，完全没有高远的志向，社会改造的热情，求学问事功上进的，然而虽有这样的新母亲，在现社会中却由于社会不能将家庭事业化为社会事业，不能将个人的孩子变成是难的孩子，由社会设立专门机关——托儿所——来抚育，以解除母性之羁绊，因而她们的志愿也社会于实现的。于社会事业、学问事功，与母女教养之间，遂形成新母性之最大的矛盾，而使这些进步的新母性，感受着无限的痛苦！
五、结论
总之，上述的这些现象，这些矛盾和痛苦，都是现社会制度之具体的反映。因为工农母性的无知与生活的困苦，使得她们不能作一个良好的母亲，而她们的孩子不能得着良好的发展。一般有知识的母性，也终于因这种关系，不得不降低她们上进的志愿和对社会事业的热情，使她们陷于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这些都是现社会组织和设备之不良的结果。因此，要解决这些困难，挽救这些现象，必须从社会入手，由社会多设立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各种免费学校等等，将这些儿童，以科学的方法、专门的人才，来培养和教育他们，使其成为健全的国民始为妥善。同时，在母性一方面，也应该及时觉悟过来。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一方面努力于学问知识上的进步，同时还须以十二分的热情，推动社会前进，去澈底改良现代母性自身的缺点，作一个先觉的健全的模范新母性。 |
母性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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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性与社会
「母性与社会」这一问题，若全部地加以观察，则很显明地，它是包含着两方面的。即在母性对于社会的关系方面，是包舍着母性之良否，母亲对于儿童教养之良否，对社会的前途，均能发生莫大的影响，因为如果母亲善于教养儿童，则可以使社会获得体质健全，智慧优美，观念正确，习惯良好的儿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之新的动力；反之，则社会将蒙其害，而斵伤其进步的机能。在另一方面，即在社会对于性的关系方面，社会亦成为培植母性的场所。母性是否有充分的教养儿童的能力，母亲是否能够教养出好的儿童来，也要看母性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及其所受的社会教育如何而定。在这一问题之前一意义上，很普通的常识，凡是研究儿童教育的人，都已曾千番百次地论及过了，所以我在这一问题上，不欲再有所议论，惟对于这一问题之后一意义上，虽然并不是什么新颖与艰深的道理，然而从一般谈儿童教育与母性养成的问题之若干议论看来，大多数都是看轻母性与社会的关联性，和社会环境能够使母性自身成为良好的或不良好的儿童教养者这一问题的。因为现在许多谈儿童教育的人，大半都只把问题局限在家庭的小天地中，局限在母性个人自身之能力，习惯，言行，乃至教育上的技术问题，而不论及于家庭教育和母亲个人的一切，是如何地依于社会环境所养成，母亲怎样到社会中去学习教养儿童的能力和思想行为，而不只是在家庭中孤立地去学习教育儿童。
现在正有人们在提倡着妇女回到家庭去作「贤妻良母」。这种主张的意义，不惟认妇女应该以专门教养儿童为其唯一的任务，并且从其要妇女回到家庭中去才能作一个良母的学说中，是很明显地，以为良好的母性就是在家庭的小天地中培养出来的，妇女如果不谨守家庭的门限，如果要和男子一样到社会中来参与一切活动，则不成为良母了。
在我们看来，把妇女的责任限制在教养儿那唯一的狭隘职务上，已经是不当了，就是想将妇女禁锢在家庭内，以为在那里面就可以培植出良好的母性来，也是不正确的。母性是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的，而良好的母性尤其和社会有关，正直的善良的母性，必须要从社会的大环境中训练出来。因为社会不但是培养个人的知识能力的场所，而且是培养个人作一个「社会人」，教育个人如何认识社会，认识他对于社会的关系，认识他如何对人群尽其应尽的责任，以及怎样去尽责任，怎样把自己改变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和人群的人，怎样去顺应历史的必然趋势，推动社会的前进。然而一个堪称为良好的母性，就绝不会教育儿童如何自私自利，更不应该教育儿童如何只为个人家庭的利益而努力，使他不知道一切，不知道作一个社会的人去为社会努力，不知道社会和人类之进化发展的一切法则和趋向，成为社会和人类进化中的无作用的赘瘤，甚至反而阻碍社会的进化。母性，良好的母性，她应该以社会的人去看待她的儿童，因之她就得以如何使她的儿童认识社会，为社会尽其应尽的责任，顺应社会发展之必然动向去推进社会，扫除其自私自利的，有害社会的，以及阻碍社会进化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像这样的母性，其自身就得有这样的认识和能力，而且能这样去实践，那是当然的。
可是，母性的这些知识和能力之养成，就不能不依赖社会的教育，就是说，需要她充分地到社会中去活动，才能学得这些知识和能力，才能以自己之所知所行的去教育儿童，绝不是把她关在家庭里能够凭空得来的。所以说，真正的良母不是禁锢在家庭中培植得出来的，乃是要使妇女充分地过她的社会生活，参与一切社会事业，才能在社会中教养出良母来的。让妇女回到家庭中去，锢闭在那小天地之中。是培养不出良母来的。因此，亦不能在那样的母性身上，获得良好的儿童教育。
这绝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事实问题。我们把旧家庭中丝毫未获得解放的妇女，即所谓「困守闺阁」，从未到社会上参考过会职业和社会活动的太太们小姐们观察一下，就可以明白。那些比较解放了的妇女，不但在个人的知识能力上，比旧式的妇女强得多，她们能相当的了解什么叫社会，相当地知道她自己的地位和职业，知道应该和怎样去努力为社会工作，知道现社会中的一切缺陷和矛盾，社会和现实世界之政治经济的一般动向与发展的趋势，并且也在教养儿童上，比旧式妇女强得多。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可以明白。这种新式的妇女，她们在社会中活动过，知道了人群之相互的作用，知道孤立的个人不能生存以后，她们至少能教育自己的儿童应该如何注意合群，如何地去团结。不特在精神教育上是如此，就是对于儿童的饮食起居，对于儿童的习惯，身道儿童饮食上的时间与量的配合，成天地乱给儿童东西吃。不知道儿童衣服上的节制，与增加之适当的处置，总是过多地给儿童穿上衣服，摧残其对于自然之抵抗力。甚至引导儿童好吃，说说，骂人等等。这些教养方法，在有知识的新式妇女，在到社会中间活动过的妇女，她们至少是知道得多些，也大体上能以较好的方法去教育儿童。
就是说在现社会下要把所有的妇女变作良母去负教养儿童的责任，要妇女们能教养出良好的儿童罢，也必需要妇女广泛地参加社会职业和一切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先把自己的观念和行为改造一番，先把自己的认识、知识、能力加强起来，先认识了社会的一切，认识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应该怎样做人，怎样为社会和大众尽其应尽的义务，怎样去推动社会前进等等，才能如此教育儿童，培养出良好的儿童来。
总之，「社会」包罗万象，有深藏无尽的学问和知识，存在于其中的。妇女们只有到社会——这无边的大海中，她才能放开她的眼界，才能在实践中学得多种的知识和才能，并且改正一切狭隘的观念，错误的直觉，因此也才能以较进步的知识与方法，去教育其儿童。良母是社会的产物，不是家庭的产物。要获得良母，绝不是叫妇女回到家庭中去可以办到的，必须让她们参加社会活动，由社会来教育她培植她。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一切母性知道社会要些什么样的儿童，知道社会自身需要些什么，如此才能教育出适合于社会前进的人材。不知主张妇女回到家庭中当贤妻良母的人们，亦以为然否。 |
改良儿童教育之理论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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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儿童教育之理论的检讨
中国人不善于教育儿童，无论在儿童精神生活的启发上，或教育的技术方法上，都不能令人满意。许多热心儿童教育的专家，的确也很出过不少的具体的改良方案来，但其为一般作父母的所实际采用过的，实在很少。不特如此，就是号称对于儿童教育有经验和阅历的人，他们是否自己把自己所提出的许多理论与方法，切实去实行过，或者实行后是否能收得那预想的效果，都是疑问。这种原因在那里？难道完全是作父母者的无知无能的结果吗？我以为不是的。其根本原因仍是社会的，因为在现社会制度和环境下，那怕你在部分的枝节问题上面，想得有如何周密的方法或理想，但不是因为社会的组织和环境使它归于不能适用，便是用了之后也为社会的某些反逆作用所抵消，不能收得较大的效果。所以我以为谈儿童教育改良的问题，仅仅痛骂一阵当父母的，诋毁一阵家庭教育的不良，乃至仅仅枝节地提些部分的改良方案，都是不够的。它的改造一定要随着社会的一般改造一同前进，要有好的社会组织和环境，才能产生出好的父母，好的家庭教育，好的教育儿童的精神意识和方法，结果方能生好的儿童。
大家都说，一般当父母的不善启发儿童的精神意识，儿童原是很纯洁的，不会虚伪、欺诈、说谎，也不会自私、贪污、吝啬，更没有虚荣、恃强凌弱、阶级诸观念，然而一般当父母的却教他虚伪、欺诈、说谎、自私、贪鄙、吝啬、虚荣、恃强凌弱，存阶级思想。大家尤其痛心的，是当父母的不注意启发儿童爱群，爱社会、国家、民族的观念，而反教他专于爱自己个人，爱家庭，使儿童养成一种自私的个人主义、宗法的家庭思想。的确现在当父母的都是以这些丑恶的观念在教育儿童。但是当父母的这些丑恶观念是天生的吗？有些父母是明知其非也仍然有形无形的这样去启发儿童，难道真是人性本恶的原因所致吗？完全不是的。父母的那些丑恶观念是社会给他们造成的。因为在现社会里，丑恶的观念和行为常成为生存竞争的武器，当父母的不用那些武器便不能生存。因此他不以那些观念和行为去教育他的儿童，他的儿女便会成为社会的劣败者，不能在现社会中生存。我们试把那些丑恶的观念和行为简单地列举出来，分析其社会的根源，以为证明罢。
首先我们说大家所最痛心的父母不启发儿童的社会、民族、国家意识，而反教他自私，以至父母把养儿女当作放债的那些错误观念发生的原因罢。现社会是一种个人主义经济生活的社会，在这社会里，必然形成个人主义的自私观念。因为个人的生活是要他自己存储私产来维持，社会是不担保他的生活的。在个人之外，能够担保他的生活，作为他的生老病死之扶助的，只有一个家庭的父母兄弟妻子，而不是社会。每一个人都这样生活着，即都由家庭供给衣食住，家庭不供给他，在社会上连讨饭都讨不着。像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看见个人的作用，家庭的作用，却看不见社会对他的好处。你叫那些当父母的怎样不教儿童爱他自己和家庭，而不去爱别人和社会、民族、国家呢？因为如此，所以那以儿女为财产，以养儿女为放债，所谓「积谷防饥，养儿防老」的观念，错误尽管错误，但在现社会下，绝不易为一种空洞的道德训条所打破。当父母的自己必然要存这种观念，也必然要以此去教育儿童，他们不能和不敢去启发儿童的社会。国家、民族的观念，乃是当然的。
其次，拿一切贪鄙、吝啬的自私观念来说，拿虚伪、欺诈、说谎，等等观念来说，也是一样。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或不幸福，完全靠个人和家庭自己去单独创造，则在财产关系上，他为了保持其财产不受损失，为了增加他的财产，兑现其生存幸福，而表现为吝啬、贪鄙，都是当然的结果。譬如穷家小孩没有衣穿，如果一个仗义的小孩子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小朋友穿了，在富家的父母不加责备，自然不过是为了损失小的原故；但如果那仗义的小孩子也很穷，那么他受父母的责备是当然的。所以财产上的损失到了一定的程度，人人都不得不吝啬起来，否则他将自己变成穷人而受着困苦。有钱有势力的人，希望儿子做官，多从别人身上刮些钱来肥己；大工商业家从别人的血汗中赚来了百万还不够，还要想赚来千万，万万，这和穷人叫小孩子去偷东西是一样的贪鄙。至于虚伪、欺诈和说谎，又何尝不是社会的需要所形成的？一切丑恶的观念和行为，在现社会里已成了生存竞争的武器，谁做好人，不用这些武器，谁就不能生存。谁不以这些武器去武装自己的儿女，谁的儿女长大了就是无生存能力的人，而不能生存。
此外，我再举出阶级观念来说罢。社会上有的是衣、食、住乃至权势地位不同的各种人群，这已足以使儿童反映出阶级观念之雏形。譬如，在有用人的家庭，儿童看见用人穿吃都和自己的父母是两样；用人任家里做事，父母不做事；父母常常因事呵斥用人，于是自然觉得用人是下一等的，那种阶级观念就会在小脑袋里长成起来。所以阶级观念也同其他的观念一样，是由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制造出来的。在阶级社会里，要想扫除这些观念是不可能的，何况有许多父母还自然地去助长其发展呢！
在教育儿童的方法上，和给予儿童的精神熏陶一样，是社会环境所必然造成的结果。比较好的方法之不易于实施，其原因也在此。譬如我们说打骂儿童的方法是最不好的教育方法，但是要不以打骂去迫令儿童做某事或不做某事，则必须一方而能够专门去注意，依照儿童的兴趣，将其一切活动由不正当的倾向引导到正当的倾向上去。就是说以诱导去改正其错误，不要以苛责去改正其错误。另一方面必须使儿童过集群的生活，使他和普通的社会的恶劣环境相隔离，用专门的人去领导儿童群游玩。由大人领导儿童群，儿童群领导儿童个人，则欲其改正错误和趋向正当方面发展，便很容易。但是，在现社会下，教育儿童成为私人的事务，各个儿童孤立地个别地处在家庭中，隔绝社会恶环境的熏陶既不可能，而父母又有自己的事，不能专门去领导儿童玩。于是任儿童自己去发展，当然他所做的事是以破坏的和恶劣的为多。父母既无时间去利导他，打骂遂成为急不待择的手段了。所以打骂小孩诚然是错误的教育方法，但这方法在把教养儿童作为家庭私事的现社会里，一切人又须忙于个人生活，实在是难免的。任你有好多新的理论和方法教给那父母的，他们也是无法采用。
诱导儿童的教育方法诚然好，但这不但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并且还要负责的人有着相当学识，更须要有大规模的教育上的设备。然而这些都是现社会下所难办到的。譬如说儿童欢喜玩泥，我们可以不用阻止他，就引他到沙上去玩，教他用沙作种种用具的模型，暗示他一种翻沙工作。教他在沙上迭成沙山，凿成沙河，暗示他一种河道工程的知识，甚至可以随带讲点军事学上的知识。教他用泥作泥人、泥马等等，暗示他一些塑像雕刻的知识。这就可以说是诱导的教育方法了。但是在现社会下的父母，既不是专门的儿童教育者，又各有自己的事，首先就是精力上办不到。有钱人请得有专门的用人领小孩，但那些用人是无知的，并且他以作雇佣换取工钱的观念来领管儿童，也不把它当作一种事业去干。加以儿童是多方面的，玩了这样又要玩那样，样样玩具若要为他设备完全，就是富家也不容易办到，不要说穷家小户了。
从此看来，一切儿童的教育方法，也要受一定的社会环境所影响和限制，对社会不加改造，单要求儿童教育方法的改良，至少有一半是空想。
根据以上所述，儿童教育之不良，明明都各有其最根本的社会原因，只有从那根本病源加以改革，才能见效。然而现在却又有一种复古的理论流行起来，想把已经来到社会上参加社会活动的妇女，拉回到家庭中去，企图这样训练出贤妻良母，专门去教育儿童。他们以为这样便能教育出好的儿童来，便能改良家庭教育。但按之实验，这完全是一种空想。因为如果对于现在形成一切成人的丑恶观念和思想之社会根源不加扫除，不从社会的组织环境加以根本改造，去扫除那些观念，纵然把妇女拉回到家庭中去，至多也只能在教育儿童的责任上有部分的改进，使儿童能得着比较经常的照管人而已。那些母亲还不是仍然以那些丑恶观念去教他的儿童，教儿童自私、虚伪、欺诈、贪鄙、吝啬……等等吗？
要把现在流行于儿童教育上的一切错误根本改革，首先就得改造现有的社会关系。就是说，要把社会改变成一切个人都为社会而工作，因此其一切生活也受社会的共同保证的社会。一切个人并不须个人自己去谋出路，也不须依赖一个小范围的家庭来维持他的生存，他的生老病死都有社会来照料他。儿女变成社会的儿女，社会也是父母的儿女。如此，则每个人都看见了社会的作用，他自然不会自私了。
在社会的组织改革之下，把养育儿童的事业变成了社会的事业，不再将其视为家庭的私事，则社会单独为儿童们设备着大规模的抚育教养所，交给有专门知识的保姆等去管理教导儿童，以很充分的很适宜的完善的设备供儿童游玩，则自然就容易依照儿童的个性和其嗜好之所近，去诱导前进了。将种种活动从无意识的不正确的倾向方面，引导至有意识的正当的倾向上去：则一切活动都是科学的学习性质，其长进也必然特别大起来。在这样的公育情形之下，对于他的游戏则依年龄大小、程度深浅而分组分级游戏训练，无论运动、饮食、起居，都依科学的规律去范围与布置，不但身体上精神上必然是良好的，就是一切智慧观念的发展也必然是良好的。
许多人以为儿童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家庭，在他们是很痛苦的，其实恰恰相反。从一般的观察所得的经验告诉我们，儿童就在现在的情形下，他的找寻父母，也只是有所要求而来，平常却是最喜欢同他们的小朋友玩。所以如果把单个的儿童置于他的小朋友群中，绝不是他们的痛苦，而是他们的快乐。因为只有小孩子才容易互相了解，他们彼此的一切动作，在自己看来是很有趣的。要儿童精神身体活泼，要他们的知识易于发展，也要在他们自己的群中去互相观摩、竞争、鼓励，才有可能。当然，这里在大的方面也必须要有大人指导。又有许多人以为儿童离开家庭，会减少家庭的乐趣。其实我们看到现社会的父母，因为生活忙碌的结果，对于小孩子在自然的感情上虽然是爱着，然而在生活上则常感觉有小孩子是烦恼和痛苦的事情。这也从反而证明了把教育儿童的责任从家庭移到社会的方面，对于做父母的非但没有什么心理上的损害，却是有着实际上的利益的。 |
废娼与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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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娼与善种
娼妓问题，虽然不是什么最根本的社会问题，但也是社会中严重问题之一。因为娼妓之存在与发达，不特成为社会制度之缺陷的一种标识，而且也是人道上的缺陷。从影响于儿童的健全发育上看，亦和人类的种族改善问题发生某种程度的关系。
在社会中，无论那一个国家（除开苏联），都感觉到娼妓数量之与日俱增，因而那可怕的梅毒也日益普遍地流行于社会中，影响到人类的健康与人种的优良了。这里，我们只就希特勒最近为了要复兴和发展德意志的帝国主义企图，硬用残酷手段割去梅毒的妇女们之生殖机关这一事实，便可以透露出本问题之相当严重性。虽然希特勒的手段是蠢蛮可笑，但在会中的娼妓制度之影响于儿童健全的发育，影响于人类种族之优良，总算由他这种蠢蛮残酷的方法，昭示其意义于人们之前娼妓制度之存在和数量之日益增加，不但没有因资本主义社会之提倡废娼而真废除和减少了，抑且随着这一社会的进展而日益发达，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许多人们看来，以为这个问题，是应该归各于「礼教的废弛」和「道德的堕落」。其实这完全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根本上不是人类的丑恶天性或精神道德堕落的结果。因为精神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之上的，精神道德的颓败，乃是物质生活之窘迫与压迫的结果！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考察起来，娼妓制度在古代的人类社会中，是没有它的形迹的。因为虽然在古代社会中，也有过妇女们在一定的佳节，群聚于庙宇或山林中实行几天男女自由选择情人的那种风俗，并且历也家同样名之为卖淫，然而那种风俗之实际意义，也只是更原始的乱婚制度之遗迹罢了。这种风俗是不包含近代的娼妓制度之意义的。因为他们那种行为是一种性的解放和满足其性的愉快，并不是以肉体作为金钱的交换品，也不是由任何形式之强迫所造成的一种反逆志愿的行迨至社会之私的经济关系确立以后，一方面男女关系也随着这种关系的变化，取得和它有同样变态的性质，使妇女成为男子的私有品，别的男子对于她们遂没有染指的权利了。一个并非其夫的男子，要对一个并非其妻的女子有性的行为，这要在苟且的秘密的状态之下才有可能。在另一方面，私的经济划分出贫富的阶级，贫者因为不能维持生活，社会的生产工具又变为私人所有，这时就发生了无力生产的人群，就是说发生了广大的失业人群。在失业和贫困到不能维持生活的妇女方面，只有出卖肉体是她们生存之唯一可能的道路，因而卖淫的事实就显现于人类社会之中了。当然，妇女们自己的肉体作为交换金钱买卖品，这种商品买卖的商业行为，是随着原始的商品交换经济制度的萌芽一同出现的。所以娼妓制度是远在交换商品的经济开始时就生长着，这种人类的可耻的勾当之萌芽，在封建社会里就已经出现了。因为不但在那时以财帛诱妇女的事实，已相当的含有娼妓制度的意义，而且地主们往往以债务关系押占农奴的妻女，农奴也因债务关系而押卖自己的妻女，这就是一种把女性的肉体和金钱对立起来之具体的表现。这种现象，是同当时的地主封君之强占别人的妻女以及初夜权等等制度一并流行着的。虽然如此，但那时对于弱者的女性之肉体使用权之获得，在公开方面尚多是以权威遂其目的，即多半是强占性质的掠取。在秘密方面，以金钱为媒介而完全行其自由买卖的，不但因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达，因而不是很普遍的现象，并且也不是很公开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娼妓制度，尚是一种秘密制度，私娼制度之所以早于公娼制度而发生，这是有社会的原因存在于其间的。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达，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统治了全般的社会生活，一切生产品都商品化了，那买卖的行为成为更自由的经济行为了。他方面则因产业的发达使大多数人失掉了自己的生产工具，失掉了自己的独立的生活能力，遂致一贫如洗，无力养妻育子，大多数不能正式结婚，加以机器的不断改良，产业的发达，既把妇女们从家庭中拖到社会上来，而劳力为机器所逐渐代替，经济的恐慌又随时发生，于是妇女到社会里去以后，又常成为失业者，无法维持生活。这样，妇女在失掉了家庭的依靠以后，复在社会中成为失业者或工资低廉到不能维持生活的情形之下，当然：她们只有出卖自己的肉体了。在另一方面，既然一切贫困到一无所有的男子，如小店员、工匠、工人、兵士……等等，大多数无结婚能力，则他们在性的需要上也只有临时解决。于是娼妓不但成为必然增加的问题，而且也成为一种社的需要。这样看来，不但娼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更要增加起来，而且其由秘密走向公开，从私娼制度而发展到公娼制度，都是很自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还为了税收的关系，公开的成立花捐，奖励这种制度，它如何不日益发达起来呢？
现今的世界里，可以说是充满了人肉买卖市场，不但卖淫的妇女日增，就是卖淫的男子也日渐增加。欧美的各大都会中有几十万的娼妓，童也是随处皆是。在中国方面，因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的不安，更因为世界经济的恐慌，使中国由都市到农村的经济都加速的破坏，娼妓的数量也就在废娼的呼声中日益增加了。据最近的统计，在上海一埠就有六万以上十万以下的巨数，南京有私娼三千多人，北平二千多，汉口一千七百多，而这些地方的私娼还数倍于公娼。这个数目恐怕还只是一个大概的公开数目罢了，在事实上恐怕还不只此数哩。
我想读者一定会厌烦我对这问题之历史的叙述罢，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不能充分的谈如何解决娼妓问题的情形之下，历史发展的追述就是指示我们了解和解决娼妓问题之锁钥。在那些历史事实和现状中所告诉我们的，就是娼妓问题决不是单纯从精神道德的提倡改善中所能解决。这件事由欧美各国半世纪来提倡废娼之无效果，由中国近年来提倡废娼之同样无成效，由南京两年来提倡废除公娼却反增加了私娼等等事实，都给我们充分证明了空喊口号之无用。废娼必须救济广大群众之失业，必须使人人获得美满的生活。然而这件事和经济的乃至社会的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已为前述的历史事实所充分阐明了。因此，废娼的最根本条件，就在改造社会和经济关系。
废娼是绝对必要的，因这不但在人道的观点上陷妇女们于如此可怜和可耻的地位，我们不忍坐视把肉体当作商品，把性爱当作买卖，作金钱的交换品，这是绝对遂反人类的道德，失掉人的意义的一种行为，并且一切作娼妓的妇女，一切嫖妓的男子，因此而陷于梅毒、废疾，因而损丧身体和精神之健康，这完全是人类物质上和精神文化上之最重大的损失。梅毒的流行，乃是社会中一种最危险的病症，在公众的卫生上也是要彻底肃清它的。但要肃清梅毒，必须根本从废娼始。
娼妓、狎客之存在，梅毒附着于这些人身上，就他们自身说，已经贼害了人类的种族，而且他们也是未来儿童的父母，父母的梅毒遗传给儿童，重则使儿童死亡率增加，轻则使儿童传染梅毒而致身体不健康。在精神上，受有损害的有梅毒的父母，其子女的精神是同样地萎靡、愚鲁、错乱的。要培养出健全的儿童，要改善人类的种族，都必得要实行废娼。自然，对于有梅毒的男女，限制其结婚与生育，也是改善人种，培养出健全儿童的方法；但单从这方法着手，不但因为它是抑制和断绝人类性幸福的方法，在原则上是不应该的，并且如果不实行废娼，这种枝节的解决法终无效果。我们希望一切讲求社会问题的人，和一切愿意努力为社会培植健全儿童的优生学者和儿童教育家，来努力作一番根本的废娼运动，以赐福于人类！ |
性爱与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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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与优生
在现社会里的优生学理论，被上层社会利用成为抑压下层社会的工具，这已是不容讳言的事实。因为在现社会里，一般被压迫的民族和下层劳苦群众，虽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上层社会的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弄得他们无法自活自存，弄得他们不能娶妻育子，弄得他们不能受教育而至于愚昧无知，甚至于发育不全，瘠瘦残废。然而帝国主义者和上层社会的人却说他们是天然的劣种。根据达尔文的优胜劣败，自然淘汰的理论，他们的命运不但是在这自然法则下所必然发生的结果，而且也是应该被淘汰的。所以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正是尽着这种人类优生学上的天职，并不是什么残酷的行为。所以帝国主义者侵略和压迫弱小民族时，总是说他们自己是优秀民族，劣种人应该受他们的统治，甚至消灭。上层社会的人努力压迫、剥削和残杀下层民众时，总是说这些人是暴乱无知，愚鲁无能的劣等人，应当扫除这些为民族国家社会之累的病夫劣种，这就是现代所谓优生学的精神。
虽然现代的优生学理论为上层社会所歪曲了，但这并不是说优生问题就因此而一例摈弃。自从园艺学和家畜饲养学等等逐渐发达以来，的确证明了生物之善种实施的可能和必要了。人类亦是生物之，亦同样部分地受自然法则的支配，所以人类自身之种族改良，不但同样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关于从怎样的观点和以怎样的方法去改良人种之全般理论，这里无暇多谈，我现在只单就性爱与优生的问题之有关联者来略一论及罢。
如果我们不否认亲属的特性可以遗传于子孙之遗传法则是存在的，又假使我们不否认胎教有关于儿童以后的发育，那么从择配到性生活之性爱问题，就不能不和儿童之优劣和健全与否发生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和人种的改良之优生学有密切的关系。
两性的择配，从一般的观点上说，像现代社会拿金钱财产，社会地位和权势作标准，拿一切等级观念，甚至拿单纯色之外表的美丑作标准，都是不正当的。性的择配，应该注意到学问事业之能互相帮助，思想之投合，情感性情之相调和，嗜好、艺术之同感等等条件然后才能使个人间的幸福和性爱关系得到美满，而不致因此直接互相妨碍彼此的前途，间接妨碍彼此对社会尽其应尽的责任，损害及社会，这是不能不特别加以注意的。不但如此，即就人类的自然演进来说，要使人类之种族日益健全优秀，使人种能够逐渐得着改良，则性的选择同样是必要的。像许多过于幼稚和极端的性爱论者，以为两性的结合只是肉欲要求的满足，而无任何条件附加的必要，这当然是不正确的。两性的结合，在适当的选择之下，使智识学问之相对平等，思想之相对的同一，个性嗜好之相对的调和，这不但是两性间爱情的浓厚淡泊的第一关键，而且在智识、学问、思想、感情与习惯之适宜配合之下，可因父母的持性之智慧情感之适常配合的特征上，可能的影响及于未来儿童之先天秉赋的聪明与否，影响到他的个性。学识丰富爱情浓蜜的父母，正如生活在肥沃田园中，沐浴于美丽的、自由的空气中，存在于优美的自然环境中的花卉一样，自然会使它于花苞怒发时，得着美丽肥大的鲜花，使它于结蒂成实时，得着健壮肥大和生机充实的果实，发生良美的种子。所以即从人类的善种学的观点上说，两性配合上之知识、学问、思想、性情……的调和和相等的适当选择，是具有绝大的意义的。
从人类善种学的观点上看，男女两性的选择和配合，对于自然机体之体质的选择上，特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知识，学问等等精神上的东西，虽然对于子嗣的聪明上亦有相当的关系，然而这些东西的获得，大部分是依靠在后天的教育和环境上的，而自然机体的体质，则大部分要靠先天的秉赋。在成长过程中的饮食；起居、衣服和劳动的培养，只是给予先天秉赋的特点以顺利发展的条件和补充而已。要对于先天秉赋根本加以改变，那不但是很缓慢而且也是不甚容易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身体强壮的双亲生出来的子女，如果不为其他环境作用所反逆，妨碍其自然发育，则他们的身体也一定是壮健的。反之，如果父母的身体弱了，其所生的子女也常常是不甚强健的。这就证明性的选择中之身体的适当配合，在人类的善种学上获得了特殊重要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因而，一切身体强壮的女子，在性的结合上，是不宜于与体质萎弱和有隐疾的男子结合的，否则必然会将人类中之已有的善良种子反而弄成弱种。
虽然如此，但我们并不能即因此说对于那些体质上先天秉赋羸弱和有隐疾的人，应该完全断绝他们性生活的享受，如同希特勒的办法一样绝对禁止他们结婚。因为人类是应该把群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并顾的，不应该剥夺那些弱者的全部性生活。在为了人类种族演进上，应该注意配偶的选择，但不是说弱者就绝对不能结婚。弱者和弱者之间，在配合适当的条件之下，一样是应当享受其性生活的幸福的。不过我们对于他们的劣种子嗣的产生，应该予以相当的限制，或者是用科学的避孕法使其不生，或者限制其生育上的数目，或者更特别对于那些弱种的儿童注意其后天的培养等等，以改良人种，这才是正当合理的办法。
此外，在性爱过程中也和人类种族改良上有密切的关系。比如夫妻间的感情和爱情的调整适宜，在爱情笃厚的夫妇间，其所生的子女是可能较为聪明的。而性的交合之调节与限制，使不至于损害着生殖机能，或使之衰弱，这也是为了获得健全的子女所必须注意的条件。在怀胎期中，也是一样。爱情的浓厚和调节，使孕妇愉快，性的交合之限制，以免损及母体及胎儿等等，都是和获得善良的子女有密切的关系，亦即人种改良上所必须注意的。
总之，人类的善种学是和性爱有密切关系的。在适当的性择与婚姻上，美满的夫妇感情上，乃至调整合度的性生活上，某种程度的节制生育上，都是改良人种的必要条件。但是，首先我们绝对反对只把人类善种学实施于下层民众之间，而上层社会的人却可以无限制的结婚，生子，单把下层民众当作劣种而行其自然淘汰。绝对反对完全剥夺弱者的性生活权利，禁止其结婚，那种损害他们的幸福的办法。我们主张完全从知识、学问、性情、爱好、身体……相当调整的条件上去选择配偶，以施行其善种；主张施行科学避孕法于弱者的夫妇间：主张相对限制弱者生育上的数目，和注意弱种儿童的社会扶养等等，以改良人种。
但这种人种改良之正确的方法，在现制度下都难于办到：因为第一性的选择在现制度下不能摆脱经济私有关系之种种支配，使人人得着普遍适当的性配合和性自由，因而连爱情和性的调节等等，都成为不能十分美满的。第二良种的男女反因贫困不能结婚，以尽其生育义务，而劣种的男女反因他们有钱有势，而能多生多育。第三在现社会中人人都未获得社会的担保，所以人人都不能不依靠家庭，依靠儿女以扶持其暮年生活，因而要使弱者的男女实行避孕都是不可能的，劣种的限制，遂很难实现。第四社会对于儿童不尽扶养的义务，不能从儿童成长过程中去改良其生活，以强健其种族。且更在生活上使许多人因受贫困、压迫、饥饿……而损害及他们的身体，这当然不是在提倡善种而是在制造劣种。因为如此，所以要在人类中实行善种，则改造社会当为其主要的课题。必须如此，才能改变性的生活乃至社会环境，使人类有充分实行人种改良和优生的机会与可能。 |
现代妇女节育运动之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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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妇女节育运动之解剖
妇女节制生育的运动，在现社会里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的潮流，而且常为一般所谓新时代的妇女视为一种新理想而奉行着，许多社会学家、经济学者，乃至宗教家，又都各自找寻许多理论和事实来作为这一运动之理论的根据。在他们的观念中，以为人类的一切黯淡前途，好像都潜存在这人类的自然生殖的根本问题后面似的。节制生育的提倡者们，的确有把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归根到这一问题的枢纽上，并因此忽视社会的文化、劳动生产力、社会制度之改造等等主要问题的倾向。
节制生育论者最主要的理论根据是人口问题，而且是根源于马尔萨斯的错误的人口理论以为出发点的。在他们看来，人类的生殖率是照马尔萨斯所揭示的规律，是依几何级数增加的，而人类所能生产的食料则只能依照算学级数增加，因此人类底生殖过速，食料供给不足，而争夺，战争，贫困随之产生，社会秩序之不安宁，道德的堕落，盗贼和失业的增加，总之，一切人类社会的罪恶，都由于这人口生殖过速过多所引起。美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司帝（Eoost）曾以现有世界能耕种的土地一百三十万万英亩计算，以为依现有的生产力，二英亩半可以供给一人的生活，尽其所有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只能供五十二万万人的生活；现在世界人口虽只有二十万万，然若以六十五年增加一倍说，不到百年，地球上便不能养活这样多的人了。所以美国的宗教家富司迪克（Fosdick）说：「我们如果要挽救世界将来的危机的工作中得到相当的效果，目前最需要而迫切的工作，只有提倡正当的节育运动，并将这种方法宣传教育一般人民。因为现在世界的主要问题，就是人口问题，如果它得不到一个良好的解决，则一切社会问题均难以解决。在中国方面，如果不将人口增加的速度减低，至合于生产供给能力的限度，则一切其他改善民生的方法，都只是昙花一现，而不能持久的。即农业知识改良，生产能力日增，而不减少人口的增加率，也是徒然无益。」所有这些理论，乃是一切生育节制论者最根本的理论，也是我们须得最先讨论的。
人类是自然的动物，但他主要还是社会的动物；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增殖律的主要错误之点，就在于把人类和一般的自然的生物完全视为一样，以为只受自然的生殖律所支配，照着几何级数增加。以那样的一定速率去观察人口增殖，自然会觉得人满之患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人口的增减不但受社会的生产力，人类的知识技术和社会关系的决定，并且就是自然生殖率也不能不受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来决定。在前者我们曾见到历史上的远古人类因为生产力不发展，有过人口绝对过剩的野蛮时代，为饥饿所迫而至于杀老人弃幼儿，甚至有人食人的风俗，这就限制了那时的人口增加。反之，当生产力逐渐发达，人口也逐渐增加起来；至于社会进到了近代式的工商业社会，人口所以能比一切过去时代以更高速率飞增起来，也就由于近代生产力猛进的结果。在人类的文化技术幼稚时代，疾疫之无力抵抗，死亡率的大量增加，也足以限制人口的增加；而社会愈入于文明，衣食住的改善，医药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等等，把那些障碍人口增加的障力除去不少，人口增加的速率也就加大。又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由社会自身的矛盾，战争和杀戮等等，都会影响到人口增殖，使之不能依自然增加率进行。所有这些，在马尔萨斯和一般人口论者，虽也指出这些原因，但其指出的用意，仅在用他来说明他们的人口增减律被修改的原因，而不知这些原因是构成了人口增减律的本身，是实际的人口增减律。除此以外，那所谓抽象的人口增加自然律，原来不过是架空悬想而已。很显然的，在人类幼稚的生产状态下，一切衣食住的缺乏，自然的威胁之无力抗御，影响到整个自然躯体之发育的不充分，也同时影响到生育能力的变化和婴儿的死亡率。到了等级社会，下层社会的民众因生活困苦，一方面造成许多怨女旷夫，不能发挥其生育本能；而他方面则同样因劳动过度，营养不足，影响到生殖能力的减弱和婴儿死亡的增加。反之，上层的富有的人，在过于闲惰与纵欲的情形下，亦能发生身体不健全和生育能力退减，婴儿不易养成的现象。这都不只是理论的，而是事实的。因为如此，所以人类的生殖率也为社会的经济关系所影响。从个人和社会全体说，绝不能依照马尔萨斯和他的学说的拥护者所估计的一定依照几何级数之自然定律而增加。人类的生殖速率和人类的人口增减法则，在他之离开了一般自然的生物而成为社会的动物的原因上，不是以自然生殖率和增加率来决定自己，更不能以他来规定社会关系，而是由社会关系决定人类生殖速率与人口增减法则。至于社会关系，本身当然更是由社会自身来决定的。以为贫困、失业、战争、和一切罪恶的社会现象，乃是由于人类生殖过速，人口增加速率过大所引起，完全是一种倒因为果的理论。
不但人口增加不能照马尔萨斯的定律，即食物增加也不能那样简单的加以规定。人类的生产力之发展，是随人类社会进化和技术进步的不同时代而采取不同的效率前进的，并不是在一切历史过程中都守着一种一定不变的数学规律而前进。谁也知道，在野蛮时代的人类中千万年的进步，当不得近代式的工商业社会之生产力的几百年的进步。固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古代人类的一切发明和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人类的进程中，石刀、石斧和火的发明，在某方面说，比近代的蒸汽机械的发明有更伟大的意义，因为后者不过是把人类在人类领域内推向更高的生活形式，而石刀，石斧和火的发明，却有把人类从动物界真正提拔出来的作用，这种作用是蒸汽机所永久赶不上的。但是近几百年来工商业社会对于生产的发达之成绩，其超过人类在长期历史中之努力的成绩之总和，也是无可否认的。我们单就农业耕种一点说，一个人在同一时间运用近代机器所能获得的收获，就在较高的体力劳动的农业生产时代，也要几个人或几十个人的劳力才能获得。因为如此，所以说人类的人口增殖比其生活需要品的增加率大，这只能是照人类在幼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的时代而推算的。历史告诉我们，整个历史进程是指示着人类生活的日益改善的，近代人在衣食住上无论如何比我们的祖先不知高出若干倍，即饥饿的事也是日益减少的。从这样看来，生活需要品不但由生产力之发达而能与人口增加率取得平衡，并且有时——在生产力和技术达到高度发展时——人口增加反赶不上生活需要品的增加。
我们根据上述的种种理由已很明白地知道人类之人口的增加与食物的增加，不能依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所定的比例，并且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不是人口自然增加率所能比拟，而人口过剩说不过是一种杞人忧天的无出息的悲观论者的观念而已。在近代的生产力之发展上，既然表示着人类不但有力量依于自己的智能和劳力养活自己，而且有力量改进自己的生活，那么所谓一切贫困、失业、战争、盗窃等等，乃是生产关系所造成的事实，而不是人口增加过速、食物增加过缓的结果。因为失业者由于近代生产制度的生产机关之私人的垄断和生产上之无政府状态，劳动群众的贫困饥饿则由于一切生产手段所有者之剥削，而战争也并不是由于食物不足，乃是由于工商业家阶层内部的市场原料和劳动力之掠夺，或社会阶层间的矛盾所引起，没有一件不是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表现，而可归之于人口过剩、食物不足的结果。如果要说是人口过剩食物不足所引起的，那么在现社会里一方面有着广大的失业饥饿者，而另一方面则有巴西的咖啡大王可以把成千成万袋的咖啡投到海里，美国的牛奶也向海里倾倒，小麦则用火烧毁，以及许多生产品所有主堆栈里的生产品让他堆积起来腐败毁朽，又将如何解释呢？把现世界的一切罪恶归之于人口过剩，因而要提倡节制生育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只是为剥削压迫者掩饰其罪恶，为现社会制度遮盖其矛盾。
人口增减法则，不但一般的受社会生产力所支配，并且在现社会里，还随工商业家的生产上劳力需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里我们首先举拉塞尔的理论来说。拉塞尔虽然对于工资法则的决定错误了，但他的理论之另一面，描写人口的增减怎样受近代式的生产制度之劳力的需要程度来决定，则是对的。拉塞尔以为当近代式的生产制需要劳力时，即劳力缺乏时，工资相当的提高了，工人有力结婚育子，人口便可相对的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劳力又过剩了，于是因劳力容易在市场上购买，工资又低落，而工人因此更加困苦，无力结婚育子，人口重又减少。这就证明人口增减是随近代生产制度上对劳力需要而自然的被决定着。不但工商业家有按其生产上的劳力需要程度而限制人口的增减的作用，并且当他们需要进行侵掠战争时，亦常为其利益之需要而提倡增殖人口；这就是大战前德国努力提倡增殖人口，而使法国也大起恐慌，随着大声疾呼的提倡增加人口，奖励妇女生育，以及战后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政府，为要发展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努力提倡增加人口的原因。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知道现代社会中人口之增减，乃是按照工商业者的利益之需要，而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人口之增减与提倡生育或节制生育之理论的消长，均得适应这一要求而变化。
在目前，由于这种生产制度自身的无政府状态，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一般的技术的进步、机械的发明、生产的合理化，驱逐了劳力；市场的恐慌，束缚了机械力和劳力的充分使用；因而劳力过剩和商品过剩就一样的成为经常的现象了。像拉塞尔所举资本主义生产之最初进步和繁荣时代所表现劳动力缺乏，到目前时代是更难于经见了。在这种社会的经济关系之下，一方面是工商业者对劳力的需要大减，人口增加过速不能和他的需要相适应。社会上如果有过多的失业，不但成为社会之繁重的负担，并且还能危害社会秩序之安宁和动摇他的根本；因此工商业者自身就需要节制人口的增加。在下层社会里，不但因为生产工具的集中，加大了一无所有的贫困者的数量，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失掉了财产成为一无所有者，而且也因工商业者间自由竞争之猛烈，剥削不能不日益加重，结果失业者日多，生活益趋恶劣，抚妻育子的能力渐变薄弱，贫苦的下层群众当然会视生子育女为最大的累赘，而自然的发出节制生育的要求和呼声。由此可知，节制生育的呼声，是现制度为了维持自己的残喘的一种无办法的办法，也可以说是现制度的无能的表现，同时亦为现制度下被剥削者的困惫呼号。我们看到这种要求和学说之特别活跃于近几十年就不能不从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必然性里去找寻他的根源。
自然，在已经走入解放途径的开端之现代妇女，为了要使自己从家庭的奴隶地位成社会的人，为了要把自己解放出来，能在社会中负担事务，不甘永远自足于成为一架生育的机器，为儿女束缚了目己的手足，断送了目己的前途，因而不愿多有生育，这也是妇女的必然要求。但是，这也只是部分的理由，并不能成为决定现代节育运动的根本作用因为现代妇女之所以觉悟到生育子女的种种困难，并不是人类生殖中所带来的自然的不能解除的障碍，而是社会所给予的。在现社会中为了经济制度的限制，一切家庭职务引抚育子女的责任，都是自己的责任而非社会的责任，所以妇女多生育的结果便必然断送她的一生。其实，在现制度下，不特妇女如此，就是男子又何尝不是一生辛苦也不过为家庭和儿女；在这种状况下，一般妇女和穷苦者自然会以生育为苦，而发生节育的要求。但是，如果在社会制度改善以后，家庭的事务和儿童的抚育都成为社会的事业，这时一般妇女并不致因生育子女而妨害她对于社会事业的负担，一切生活和教养子女的责任也不致独加在妇女的身上，那么不愿育子的要求将必然降低。人类虽然不同于一般动物，然而人类毕竟仍是动物，所以那种生物的种族自保本能是自然的生理作用。说妇女在一切社会所给与的困难条件解除以后，仍然不愿生育，这不是很科学的推论。并且人类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之下，个人都变成社会的，那么生育这件事不但因其为动物的自然本能而不应抑制其要求，并且必然成为有利于种族的发达和保存，根本不应加以抑制。
节育运动，既然不能以人口增加作为理论的根据，也不能因为妇女需要解放和要为社会服务而成为永恒不变的理由，所以节育运动者所根据的理论是根本缺乏的。他之成为可以被提倡的理由，只有他在被限制于优生学一点，即为防止不健全的人的生育，以免人类种族之衰弱时，才有一部分理由，但是，在现今流行的一切优生学，他主张在生殖上应该被淘汰的，并不是真正从自然的生理的观点出发，却以为凡是在现社会中处于贫乏愚鲁地位的人，乃是生存竞争中被淘汰下来的。从智识的先天观念出发，认为这些下流的大众是应该被淘汰的，而上层社会的人才是优秀的种子，应该保存。照这样的理论，这节育只应该普遍实现于下层社会，因为他们不但是劣种，而且其经济能力又不配抚育子女的原故。反之，在上层社会里则可以任其生育了。所以现今的节育运动者根据着这样的优生学理论，实际上不但成为现社会制度的要求的表现，而且成为偏于拥护上层社会的人之种族的生存的学说和运动。这样也就是离开了正确的人类优生学而提倡节育。如果节育运动是完全站在真正的人类优生学基础上而被提倡，那么他不应该根据什么人口过剩和贫苦的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应节育等等理由，更不应该根据知识高低和现有社会地位高下来决定人种的优劣，并以此为节育的标准。
总之，现社会所流行的节育运动，虽然亦为现代社会之不可避免的社会要求，不能否认他的发达之必然性，并非理论的反对所能遏止，然而也只是现社会的必然的要求而己，他成为现社会制度没落中的一种穷极无法的运动，成为维持现社会生产上之劳力均衡，和这制度及其利益的一种运动。人类在适当的社会制度下加速的发展生产力，绝对有维持大量的人口的可能；人口的增加率在科学的进步中，绝不能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拟，无论从整个历史进程看，也无论从近几百年的进步看，更无论从现社会生产物加以合理的分配看，都可以证明。况且在将来的社会的有计划的生产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有比现在的更高的不可比拟的速度，更不会发生人口过剩需要品不足的现象。节育运动在现社会成为必然的病态呼号，这种呼号的理性的表现至多只能成为一种优生的人种改良的节制运动而己。一切社会的罪恶之解除，只有在社会的改革中可以成功，绝非节育运动所能奏效；即令人口在未来的社会比在现社会的增加速率更大，但那种不可计量的生产力之发展，至少在我们所能预见的社会里，不会发生人口过剩的恐慌，而无须我们现在就忙着提倡妇女节育。 |
现代恋爱之批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女性问题论文集（1935）
现代恋爱之批判
任你唱高调，任你将卑鄙的事实加以「美化」，或将粗浅的真理加以「玄化」，但事实终归是事实，真理终归是真理。譬如「恋爱」这个问题，就是这样！人们不是将它看作卑污的行为（如封建头脑的道德家），便是将它赞美成为一种玄妙的无上神圣（如小布尔乔亚的智识份子），其实正确的说来，「恋爱」就是人类两性本着生理上自然要求之一种表现，决不是什么卑污的或无上神圣的行为。
人类必由两种动力来维持他的种族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两种动力，一方面是人类的劳动生产：另一方面则是人类的两性生殖，前者是人类用以维持其生存的手段；而后者则是人类用以繁衍他的种族的。没有前者，则人类不但不能发达他的社会生活，并且将因为不生产足以满足人类生活的一切需要品，便不能生存。即使能够生存也只是动物的生存而不是人类的生存，根本就不能由动物演进为人类。没有后者，则人类根本归于灭亡，不能繁衍其种族。生殖是生物保持其种族的唯一手段，人类纵然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动物，有了更高的进化，因而在他的生存上增加了一个劳动生产为其维持生存的要素，但他同时并未减弱他的生殖之动物的本能，他仍然以两性结合的性生殖为其生存要素。所以两性的结合不但是一种生物的本能，并且是生物之绝不可少的一种自保本能，虽不是直接保存其自身的自保本能，却是保存其种族延续的自保本能。因为性的结合乃是生物的基本本能，是生物生存之自保的重要条件，所以在人类的一切欲望中，除了生存欲和食欲之外，性欲最为强烈，凡是到了成年的人，便人人都有满足这种要求的冲动。这种要求和冲动，也就同生存欲和食欲一样，成为人类的最主要最根本的本能之一。
性的冲动和要求，除掉这最根本的意义之外，还有两种重要的作用，即一方为精神上的调和发达所需要；他方面为生理上的调和发达所需要。在前者不但是精神上的性的娱乐必须满足，并且在性情的调和和学问事功的帮助，都能帮助对方的精神生活有优美的发展。在后者则因为人类对于身体各部自然所规定的机能乃是需要平均发展的，我们非去平均满足它不可。否则人类身体的组织将受伤害，且要阻碍生理的发达，因为在生理的机能发育上，某一部份有了障碍，则他一部份非受影响不可。所以康德（Kant）说：「男女相合才成为完全的人，一性去补充他性。」佛陀（Buddha）说：「性欲比用以驯服野象的铁钩，更为尖锐，它比火更热，好像是能够贯穿人类精神的箭。」我们从这两位学者简单的描写中，就可以知道这种性欲的强度，对于两性的器官或全身的组织有重大的关系。
但这种性欲的强度，不一定人人都是一样，它常能因社会的复杂关系化而有不同的表现，这些复杂之中，经济的和社会的关系都有所「饱暖思淫欲」，这就很显然的指出经济关系对于性欲冲动的影响，那些居尊处优的男女，如果没有一种教育和道德上的制裁，则必然冲动得要利害些，反之，在贫苦阶级的男女，他因终日劳碌的结果，性的冲动必然要少些，这我们从从前的皇宫贵族中的秽德污闻，与现代资本家的淫荡放纵可以证明前者，从乡村的一般农民之能自然的节制可以证明后者。他如社会的道德教育等等，无不能给予人类之性的冲动以这种影响。比如说，如果教育得法，和避开猥亵的闲谈、淫乱的书籍及强烈的酒类，很可以自行抑制，便为一例。又如在妇女方面，一般的说来，其强度没有男子那样剧烈，而且有些妇人，因特殊的环境关系，或遭受了某种重大的刺激，对于「性」的问题往往发生厌恶和鄙视的心理。甚至抱独身主义终身不嫁的也是很多的。但这种心理状态和终身不嫁的事实，从生理的本质上出发的却是很少，乃是环境作用的结果。
我们从上面的事实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关于男女性的知识，非和其他知识同样注重不可，人们都应该了解性器官机能与人身全都器官组织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所以「性欲」是人类本能的自然表现，决不是什么卑污下流的行为。人们应该以冷静的头脑，科学的眼光，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和其变化。如果自己有了精密的科学智识，则对于这个问题，便不至得到许多荒谬无稽的理论。
关于性的本能及其对于人身各部关系的重要，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的来研究什么是恋爱的本质问题。我们第一步的工作就是必须明了恋爱究竟是什么？我深信凡是一个健全的人，只要到了一定的年龄和期间，都会发生「性」的冲动，而且都有必须满足其要求和必要的。如果这种冲动是在一个健全的合理的状态之下发生的时候便是一种自然的正当的要求，而决不是一般道德家所认为是一种卑污的行为。因为这种性的冲动不但在人类的种族保存上是必要的，而且除由这主要的目的所激诱起的肉体的欲望，和感情的激动外，也有在心灵与人格和事业上互相帮助和完成的作用。所以普通一般健全的青年男女，对于异性的兴味和追求，以及想与异性在一块儿生活，共分苦乐，互相爱护，这是人类生理上的自然要求和表现，而且也是人类灵魂的深处发出来的一种自然之声；—是从人类更深的智慧之中所发出的一种自然之声。这种生理与感情的相互状态，我们可以说是「恋爱」。这种恋爱，我们应该认为是人类一切秉赋和欲求中之最珍贵的，人类应当抚育它，而不可加以无理的污蔑或视为一种罪恶或堕落的观念。
但我所说的这种恋爱，虽决不是纯然肉体的，但也不是像一般诗人和文学家所歌颂赞美的纯精神主义，理想主义的。我所主张不纯然是肉体的理由，也并不是说要恋爱的男女青年们完全过着无性的关系的禁欲生活，而是说完全凭性欲的冲动，不会产生真正的爱情，同时也不能使自己尝到爱情的味道，自己不能感受爱情，或相信爱情，则再也不能在一个异性的身上唤起爱情来，甚至得到反感，这也不是真正的合理的恋爱。但同时如像那般诗人文学家所歌颂赞美的纯精神主义，或理想主义的恋爱，也要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因为如果将恋爱视为一种无上神圣不可捉摸的东西，则他将集中他的全部灵魂和精力去追求这个理想主义的恋爱，一天到晚，沉醉在这个昏迷的状态之中，自己催眠自己，其结果不是弄得神经错乱，便是自杀，这是非常之危险的！
在我们看来，恋爱问题，虽然主要的动机是从人类的生殖本能和种族自保本能中发生出来的，但人类并不是一般动物，他已有比一般动物进化得更高更复杂的生活，所以他的性的结合，就不单靠肉欲来满足，不但美感和性情之投合是很重要的，而且一般的道德学问、思想等等，也很足以使爱情因而浓厚或淡泊。甚至私有社会里的财产关系和社会地位等等，也能变成爱情的条件。最后这一点，虽然是私有社会的独有变态，根本是不合理的，然而前几点，实在不能不讲求，如果这些不能互相满足，便很足以妨碍爱情的巩固和美满。所以那些以肉体要求为性的关系的唯一条件的，根本就不懂得人类怎样不同于动物，人类怎样在性的问题上也有别于动物。他们只懂得了人类之动物性，并没有懂得人类之人类性，他们是恋爱问题中的机械观和简单主义者。反之，人类的恋爱既然也仍以生殖和种族自保本能为基础，则肉体的要求实在占了主要的地位，其他一切只能是这一要求中的附带条件。如果除去肉体结合而谈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爱别人的道德、学问、人格，性情等等，在非异性间也可以同样爱上他这些优点，然而那始终只是友爱而不是恋爱。如果是两性的爱，并且堪称为恋爱的，必然带有性的关系和要求在其中，若说有不带性的肉体关系而要求的恋爱，这完全是一种虚伪和鬼话。一般精神恋爱和理想主义的恋爱，他抛开物质基础而谈精神，这完全是唯心的。我们可以说，不但精神恋爱可以成立的说法，乃是在性的肉体要求上，未能得着满足而自晦其主要目的的虚饰，并且我们也绝少看见恋爱场中真有永不得发生肉体关系而能永久维持其爱情的。这说明什么？这就是说，恋爱是以「性」的基础为主而以其他条件为副的原故。所以恋爱不但往往不能永保其无肉体关系的恋爱，并且能保持这种爱情，其中仍然有所谓肉体之爱的悬想以为维系，如若不然，则其爱必变质为友谊的而非两性的恋爱，这是许多事实所告诉我们的，不能加以否认。
我们根据上述的理由，对于另一种最流行的通俗观念，也得加以否认。因为那些以为热情的恋爱是一件事，结婚又是一件事，这两者不能合而为一的，实际上这也是精神恋爱说之另一形式的表现现代一般「浪漫谛克」的观念，和那些戏剧和诗歌，电影和小说的因袭见解，都以为「结婚是恋爱的坟墓」，都以为情热而动心，战栗和狂喜的「青春之恋」的快乐，只有在结婚以前或通奸诱惑的过程之中才可以享受，在结婚以后平常了，甚至爱情也没有了，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见解。我以为如果男女恋爱的结合不是盲目的纯出于一时的性欲冲动，和金钱势力的诱惑，也不是一个梦想家将它看作一种无上神秘的东西，而是纯然凭着男女两性在长期的互相选择、互相爱慕而于不知不觉之间双方都发生了爱情，这种纯由双方爱情而结合的婚姻，并不是结了婚就没有热烈的恋爱，而且是保持这种恋爱使其永续不灭。只有如此，才能巩固这一恋爱，而真正巩固的恋爱，也要从性的结合之结婚中才产生得出来的。
说到这里，则怎样才是真正的合理的恋爱问题便发生了。我们如果严格地说来，男女两性的真实恋爱，除了性的关系之外，是应该纯粹以男女双方的爱情为基础，其次如志趣和个性的相投，嗜好艺术的同感……等等，也都是达到爱情圆满的附带条件。但这种恋爱的结合，在现代这种市侩的私有财产制的社会组织状况之下，不仅是很少数，而且也很少可能！因为现任的社会是以产业上的榨取，少数特权阶级对于生产手段并天然资料独占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特权制度给与男性以沉溺于性欲无限的权力，而给与女性的，只是服从男性，而忽视了性的互相作用。所以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的女性，是陷于阶级和性的两重压迫之下，其结果性的选择日益失其自然作用，什么高尚的爱情、真正的恋爱，早已金钱化了，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因为现在的社会，处处为金钱支配着，一切的文明，是金钱的文明，一切问题，都是以金钱为标准，所以性的关系的决定亦在金钱，
而不在恋爱，只要你有钱，便谁都可以讨老婆，只要你有钱，六七十岁的老头子还可以讨十六七岁的少女作妻作妾，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在女子方面，大多数的女子，都是将结婚当作「扶养院」，一结了婚，生活的担子就完全负在男子身上，而在男子方面，也认为这是他自己不可躲避的责任。而且男子要和一个所谓上层社会的女子结婚，非等到自己积有充分的财产以满足其所希望的女子不可。他所以倾慕那女子，也是为了她金钱的声望，和金钱所培养出来的品格与美貌。这种结婚，往往在结婚以后，因经济条件的变化，或遇着某种意外的遭遇，使得家庭经济破产的时候，那女子就会不满意起来，甚至完全不爱她的丈夫了。反之，也有这样的事实，就是男子因为他的妻子为家庭的事务弄得心身俱疲，且不断的生男育女，对于男子已失却迷力，那男子就到外游寻找满足其娱乐的对手，或去夺取别人的家庭幸福。这些现象，我们如果仔细的追溯一下，可以说都是现社会组织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
社会一步一步的进化发展。生产方法愈趋进步，生产愈集中于少数人独占的时候，则金钱的观念便愈在人们的脑筋中固定起来，结婚渐渐减少恋爱的成分，而只成为财产的问题了。现在欧洲诸国，在贫民之间，尚有恋爱结婚的事实存在，愈到上层阶级，则结婚的条件，就愈为金钱势力所支配，特别是在现在最富裕的美国，女子选择丈夫的标准；完全依其财产多寡而定，说不上有什么爱情，即有，其程度亦极其稀薄。所以在这种社会里的恋爱，只是虚荣和物质投机的对象，纯真的恋爱，是很少见的。那些漂亮的小姐们，她们以为对于一个男子的恋爱，在她自己看来是一种纯真的热烈的爱，而实际上如果露骨的说来，只是黄金的社会地位的恋爱，钻石、衣裳、胭脂水粉的恋爱罢了，倍倍尔说：「……金钱结婚是达到高等社会生活最安全而容易的手段，一方为着愈多愈好的金钱欲望，他方为着爵位、称号、身分的憧憬，在上层社会阶级中，以这种方法，互相寻觅满意的对手，于是婚姻看作交易，这是一种因习的结合，两个人表示互相尊敬，骨子里却个人有个人的主意。」（见《妇人与社会》一五九页）。这一段话，完全将这种社会里的男女关系描写得十分透澈了。
以上所说，是偏于上层社会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下层社会的男女关系是怎样，在下层社会里的男女结合，多半出于性的自然要求，而金钱和虚荣的成分却是很少。但是，使婚姻发生障碍的原因：一方面因为穷苦太甚，养育子女过多，疾病和死亡，是常有的事；他方面雇主的裁员减薪，新的机械的发明和生产日益趋于合理化，将成千成万的工人逐出工厂，以致失业的恐慌，常常跟随着他们。再加以战争和对他们不利的苛捐杂税的剥削，更使他们的生活日趋于困境这些现象，首先就从每个下层社会的家庭中表现出来，每日每时，都有必需的物质要求，而这个要求，始终不能得到满足，于是夫妇间的不和，相互的争吵之事常常发生，家庭也就因此而趋于破裂。
如果夫妇都是工人，同时又育有许多小孩子的时候，则他们的生活苦况，更可想见。一天作到十个钟头甚至十二个钟头以上的工作（中国现在仍是十二个钟头以上），且因工厂离住所太远和休息时间太少的原故，中膳多半是不回家吃的：所以从早进厂直到傍晚才跑回家，已经是精疲力竭，再加上那狭小的居室，潮湿和黑暗，心灵上得不着一点愉快之感，疲倦得如老马一般的妻子，跑到家来，还要烧饭洗衣，甚至到深夜还要缝纫补缀，夫妇之间，连极端需要的谈话和慰安都一点也没有。丈夫也没有智识，妻子更不待说是没有，所以夫妇之问也没有多少话说，于是丈夫就跑到茶楼酒店，去寻找家庭里所没有的快乐，或者饮酒，或耽于赌博。妻子呢，一个人坐在家里，一边气愤得要死，还要像牛马一般的做些家庭所必要的工作，一点休息也没有，等到丈夫回到家来，总不免一场吵闹，于是渐渐酿成家庭的不和，夫妻的感情也就因此而日趋于破裂。其次，还有成千成万的劳苦群众和贫民，他们因为没有钱，多半是没有妻子的，所以他们只有宿娼留妓，传染一身的花柳梅毒，有的因此而残废，甚至因此而死亡的亦不知凡几。至于那无数万的劳苦女工和乡村中的贫苦少女，他因生活的压迫而流为娼妓，那些妓女中，除了少数为爱好虚荣和华装艳服之外，多半是因生活的迫所致。
总结上面所说的一切。我们追根究底的追溯起来，都不外是经济制度的不良和社会不平等所致。所以人类要使人人得到真正圆满的恋爱，必先须人人都有丰衣足食才有可能。怎样能使人人都有丰衣足食，使人人的生活都趋于平等，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先从改造社会入手，重新建设一个和平的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在这种新社会里，谁也不受谁的支配和虐待。特别妇女在这个社会里，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完全取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对于爱人的选择，妇女也和男子一样毫无拘束，除了自己的感情和意志之外，不受任何牵制，不受任何的干涉。总之，在新的社会里，人类对于性的问题，只要在不妨害他人的条件之下，完全由自己的意志自由来处置。将来社会的男子，因为新社会教育和社会组织的结果，男女两性对于性的问题，一切假道学及神秘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将自然消灭，一切卖淫和妨碍结婚生活的许多障碍，可以澈底扫除，那时男女两性的关系，将更自然而美满。
一九三二，十二，六。 |
第廿一章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与托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廿一章革命失败后社会主义的文化运动与托派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工商业和文化中心的上海，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文化方面，兴起了一股新的潮流，社会科学的书籍一本一本地出版；新的小型书店，为着适应客观的需要，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开办起来了。当然，这在客观上是由于革命失败后，许多参加革命的分子企图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各方面去寻求革命失败的根源，从中获得教训。这项重要的工作，本来是领导革命失败的共产党重要的任务之一；但当时党的领导，一方面要尽可能替过去导致革命失败的共产国际辩护，不愿意从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寻找革命失败的根源，从中获得教训；同时又要盲目地执行冒险主义的政策；自然谈不到从事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了。因此，只有那些参加过去革命而又对莫斯科的领导怀抱不满的反对派，才能适应客观的需要，由他们来发动和推进，自觉地和有计划地进行这一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出版社会科学书籍和杂志。当我们一大批托派被党开除出来时，正值神州国光社开办，这个书局的总编辑王礼锡（曾加入过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失败后脱离其组织，但仍保持某种程度的左倾，对中共的政策不满），拟出版一种杂志，准备请述之担任编辑，但他不认识述之，通过神州国光社的经理曾某认识了刘伯垂[1]，由刘找到述之，但由于述之无意见他，因而他只好委托刘伯垂转告述之如下的计划：“神州国光社拟出版一种定期杂志，即月刊，希望彭述之担任主编。”述之答允了编辑，但他提出了如下的条件：“编者应有全权审查和修改所有的文稿；经他编成后，如不得到他的同意，不得修改。”王礼锡完全接受了这些条件，他并且声言：该杂志所有文稿，均由述之自撰和觅他人撰写。这样，杂志办成了，约在1930年春，一个名为《动力》的学术杂志诞生了。当述之担任动力杂志的主编时，他拟好了一个计划：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从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上批评资产阶级的观点；特别介绍和发挥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主张，以此抨击斯大林派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动力》第一期出世后，销行极好，三千份迅即卖完，随即重印；第二期更扩大了销路，它在一般的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以及托派思想的传播上，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因此，斯大林主义者，在它党办的《理论批判》杂志上，恶毒地攻击《动力》。甚至陈绍禹在党内所发表的文件，即“对两条线路的斗争”中也征引《动力》的文句，大骂“托陈取消派”的陈独秀和彭述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中国托派和斯大林派第一次在党外的公开思想斗争。述之既然担任神州国光社出版《动力》的主编，但始终没有同该社的总编辑王礼锡见过面，这在现时看来是不能令人相信，而且也是不合人情的。但这是由于述之当时对于知识分子不信任，甚至反感的原故。因为在他看来：当革命上升时，成千成百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和作家，都争先恐后地靠近中共甚至加入其中；但当革命开始失败时，这些知识分子首先又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党，有的甚至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以避免危险。因此，在革命失败后，有些知名的知识分子、作家和教授等想见述之，他都加以拒绝，例如知名的左倾教授许德珩（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几次托人要求和述之谈谈却被婉言拒绝，因而他对人说：“托派太高傲。”但述之始终不同王礼锡见面，这便是更加不近人情；自己既任《动力》杂志的主编，竟不同该书局的总编辑见面，一切都由刘伯垂转达，而刘对于文字工作又是外行，这在编辑方面自然有许多的不便，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他把对一般知识分子在革命失败后脱离中共的反感，运用到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当时我们已经被中共开除出党，在这种情形之下，王礼锡办杂志请述之主编，这是由于他有某种思想上的同情或接近，至少对中共的政策不满；而许德珩亦是如此，但述之对这类的人都一概加以拒绝，这自然是一种错误。这样，就把托派和自己孤立起来了。假如一旦遭遇到某种的意外的事变时，那就一筹莫展，没有任何同情者的援助，往后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种态度，直到1937年述之从南京监狱出来后才彻底改变，因此他在监狱中已经感觉到过去那种作风的错误；同时述之在监狱的五年中，我在社会上做职业，投稿，以及在左派文化界活动，自然结识了一些朋友，这便自然改变了过去那种关门主义的作风，而这种作风的改变，对往后托派运动的发展和出版事业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帮助（关于这方面将在后面叙述）。述之当时所采取的对王礼锡的态度，事后想来，曾影响了他继续主编《的动力》。当第三期编好由刘伯垂拿出付印时，王即藉口神州国光社的经理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暂停《动力》杂志，因而《动力》仅仅出了二期便停刊了。但随后不久，王礼锡用他自己的名字主编一个名为《读书杂志》月刊，他委托刘伯垂同述之解释，谓神州国光社之停刊《动力》而出版《读书杂志》并非他的本意，而是由于该社经理的主张；并特别希望述之以后“多多赐稿”和介绍他人的文稿，他都将尽力容纳，以继续《动力》的思想方针。当然，述之没有因王礼锡的停刊《动力》，自编《读书杂志》而拒绝写稿和介绍别人的文稿。他为了传播我们托派的思想起见，曾经过刘伯垂尽力介绍托派分子同王接洽，其中被介绍的有李季、刘仁静以及从苏联回来的某些有写作能力的托派分子为《读书杂志》写文章。因此，在往后的《读书杂志》内掀起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以及未来中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论战。因为斯大林党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仍旧是封建经济占优势。从这个观点出发，当然未来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这便为它的“革命阶段论”建立了理论的基础。但在这次的论战中，广泛地和明显地反映了托派思想与斯派思想的分歧；而且托派的思想和论据是占着上风的。这里有一件事也值得提一提，即在《读书杂志》某一期中，有些文章是从那个编好了的第三期《动力》中取出来刊印的，而且王礼锡为着使《读书杂志》引起社会的注意，他便把述之原用笔名批评胡适的实验主义一文，以真名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并在各大报登广告，以致引起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注意；陈立夫叫王礼锡到南京去，说彭述之为被通缉者，怎么可以登载他的文章呢？王礼锡因此被拘留起来。随后由于陈铭枢的请求才得以释放。实际上，彭述之从没有被公开通缉过，只不过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而已，所谓“通缉”，也许是国民党的黑名单中有他的名字。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是如何地野蛮和横暴了！此外，在当时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方面，除了最初述之翻译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在泰东书局出版外，当神州国光社聘请述之主编《动力》时，他便介绍了一批社会科学的书籍给它，其中有些是李季、吴季严……等翻译的；述之自己也翻译了一部《劳动运动史》。差不多同时，由于王独清同春秋书店有关系，他介绍托洛茨基的《自传》的第一部，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在这个书店出版。此外，述之又将王平一带回来的列宁的《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文选》；《西方革命史》以及拉狄克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那部书（书名我记不清楚了），介绍给平凡书局出版。这几部书在当时左派思想界发生了极大的影响。随后经过陈翰笙[2]介绍水沫书店出版了汪泽凯所译的马克思的著作《哲学之贫困》；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和小册子。最后，也可说是重要的，便是沪滨书店，因为它是完全为托派所开办和主持。该书店的经理马任之是述之的老同学；同时又是老同志。因此，当他到上海开办沪滨书店时，即找述之为他作出版计划；但述之却首先同他谈政治问题，因为他当时还在党里。不久，马任之便同意托派的思想和主张而加入无产者社。随后，沪滨书店的编辑和职员也都从党转到托派，成立了沪滨书店支部。因此，我们为沪滨书店拟定了一个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计划；随后出版了一批书。但异常之可惜，由于资金缺乏，沪滨书店被迫中途停办，以致不能实现原定的计划。此外，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的影响和推动之下，也出版了少数社会科学的书籍。它在第二次革命时期（1925—1927），本是最接近共产党的书店，但自革命失败后，迫于国民党的威胁，不敢多出社会科学的书籍，迄至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它才开始出版托派的书籍和小册子（包括述之的和我自己的在内），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总之，从1929年秋季开始，在上海左倾的书店差不多都围绕于托派的周围，而所有从党开除出来的托派知识分子，都依靠译著过活；就是某些并非托派而不满于党的政策的分子也在这个文化圈子里找生活出路，以前浦江中学的同志要求我介绍他在《动力》杂志上写文章就是一个例证，这在客观上，又反过来对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我们左派反对派运动，除了上述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方面的活动外，在实际的情形方面：自无产者社成立的初期，即在陈独秀和彭述之各自写信给党中央以及随后八十余人签名的《宣言》。陈独秀的《告同志书》的这一时期内，如我在前面所指出过的，整个的党都震撼起来了，许多党员，尤其是许多老干部，都开始对党感到疑惑，甚至开始动摇起来了，因为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他们亲眼看到盲动主义不断地失败，亲身经历过官僚主义的任意压制和排除的痛苦、这时看到以陈独秀为首的老党的领袖和大批重要的干部，曾经肩并着肩地同他们在革命运动中艰苦战斗的老战士，现在站立起来了！他们拿着托洛茨基的政纲，勇敢而坚决地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斗争，批评党的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和组织上的官僚主义了！他们瞻前顾后，对于这种新兴的左派反对派运动，兴起了无限的同情和向往。这类的老干部，在当时确实不少；因而党的领导机关称这一批老干部为“调和派”。意即指他们在党的领导机关的路线与陈独秀派的主张之间的调和。以何孟雄为首的调和派，早在1930年中共所召开的三中全会时，为反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最有力者（在1930年9月何孟雄曾提出关于理论和策略方面十二要点）。迄至1931年1月7日召开的所谓四中全会，在国际代表米夫的领导和监督下，踢开了李立三和瞿秋白，于是那个专靠巴结米夫和反托有功的王明，虽然他在革命时期，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任何历史和工作记录，当时亦非中央委员，但在米夫的抬举之下，便跃登宝座，掌握了党权，他的那些在中山大学同他一起反中国托派学生的青年伙伴，也被提升为党的领袖，而排除那些原有的老干部，即他们所称为的调和派。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原来反立山路线的老干部，便更加感到党愈来愈不成话了，他们在极端愤怒的情绪中，不管客观环境如何险恶，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余人在一间小旅馆集会，讨论他们所面临的新局势时，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全数逮捕，移交国民党当局，于1931年2月7日在龙华机厂一起枪决了，这当然是个大悲剧和损失。但造成这个悲剧的，是以王明为首的党领机的罪恶。自这件惨案发生后，党内普遍地传播着王明告密的流言。当然，像这种小人得志而有无任何原则的斯大林主义者，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是可能做得出来的。在这一批被牺牲的优秀老干部中，尤以何孟雄的情形为最悲惨！约在1930年初秋的一天，即离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余人被枪决的几个月之前，我在上海北四川路底的电车上偶然遇见何，他会见了我，有如见到亲人一般，表现一种沉重地亲切的神情，他身着一套深蓝色布的工人服装，面容憔悴，他以沉重而愤慨的声调对我说：“碧兰！我告诉你我遭遇到一件最伤心的事情，伯英最近突然去世了！”他说到这里，喉咙哽咽着说不下去，我震惊地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呀！她这样年轻就去世了吗？她是患甚么病去世的？”他接着说：“她是患虎列哪送了命的，本来这种病，即时送往医院是可以救治的。但你知道，没有钱是不能进医院的。我当时因筹不到钱就误事了！和我要好的同志们都同我一样穷，借也无法借。”“像这种紧急的病，你是应当即时找党，要求党援助的，像伯英这样的女同志，在党里并不多呀。”我接着他的话说。“唉！党！党是优待那些同他们意见一致的同志的，哪里还理睬我们这些‘异己’干部呢？”他说完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我接着说：“党堕落到如此程度，除了斗争外，没有别的办法，官僚的控制和虐待异己，看来现在更加厉害了。”我们就在这种沉重而凄婉的气氛中，握别了！但不幸，这次的握别，便成为永别了！何孟雄和他的妻子缪伯英为我于1923年在北京时最接近的同志，他俩常常于晚餐后到我们临时所租的住所（连我一起三个女同志，暑假期间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大学）叙谈。何孟雄湖南人，北京大学学生，精明能干，为当时党内有能力的青年干部。缪伯英也是湖南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生，早在1922年春，她会同朱务善、李俊（均为共产党人，北大学生）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到武汉参加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会议，并访问我们五个闹学潮的女同志。在1926年1月，她作为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妇女代表去广东参加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上海时，抱着两个月的婴儿到我们的住所来访问我，当时便住在我们家里，同述之和我叙谈，她有说有笑十分和谐，在我的感觉中，她是一位品质纯洁，具有良好德性和积极工作的女同志，但想不到，那一次的叙谈便成为永久的诀别！她的女儿当她的丈夫遇难时，约五岁左右，其命运如何，真不堪设想了！这是一幕感人肺腑的悲剧，但自1927年革命失败后，像这一类的悲剧，不过是无数中之一罢了！也从上面所叙的客观情形之下，假如当时其他从苏联回来的反对派分子，及时同无产者社谋取合作，在党内积极活动，以全力向党的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领导进行斗争，那便很有可能争取党内许多老干部和年轻的革命分子到我们反对派方面来。像这一批以何孟雄为首的被牺牲的干部，即党称他们为调和派的，也大有可能走到我们反对派方面来。例如王明在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说：“当时的调和派曾主张：那些因反对六次大会路线被开除的托陈取消派（陈独秀和彭述之等），都应当请回到党的领导机关中来”（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七五页）。从王明的这几句话中，便可证明这种可能性；同时也反映出陈独秀和彭述之等所发动的反对派运动，在当时党内影响之巨大了。但异常之不幸，正当无产者社同党的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时，那些从苏联回来的年轻的反对派分子，却自以为他们是天字第一号的托派，因为他们没有参加过1925至1927年的革命运动，他们不负革命失败的责任，因而才配做托派。例如“我们的话”派，当我们左派反对派开始知道已经有“我们的话”派存在时，无产者社，独秀和述之主张与他们接触，进行谋取合作，但“我们的话”派，却傲慢地自以为是正统的托派，不愿与任何人谈判甚么合作，以致毫无结果。在“十月社”成立之前，陈独秀、彭述之和尹宽等早已同刘胤、赵济等谈判关于合作问题，但刘胤最关心的问题，只是他在领导机关里的地位问题，就是以作执行委员为条件，以致没有结果。因而刘胤、赵济几个人成立了他们自己的“战斗社”。至于刘胤不久便投降了国民党，改名为李麦麦，在国民党作文化人和教授，这便证明他一开始谈判合作，便以作执行委员为条件，决不是偶然的。最坏的是：在刘仁静和王凡西所领导的“十月社”成立之后，在它的刊物《十月》第一期上，发表了刘仁静批评陈独秀的文章，恶毒地辱骂陈独秀为卑劣无望的老机会主义者，甚至竟用“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投降了”这样侮辱的语句来诋毁陈独秀。这种辱骂，恰好同当时党的官僚主义领导辱骂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形成了一种合奏，这便大大地削弱了反对派在党内活动的影响，使那些已经同情和向往的老干部感到彷徨和迷惑；甚至不愿再接近陈独秀所代表的反对派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其他的一些反对派所攻击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竟完全同党的领导机关所攻击的一样。因此，他们对陈独秀的同情和向往冲淡了；他们退缩了，甚至对反对派的运动不感兴趣了，这对于在刚刚开始的反对派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损失！但为甚么这些从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表现上述种种离奇的现象呢？这是有其客观的原因的，因为这些分子，除刘仁静外（刘将在下面另述），都是从中山大学[3]回来的学生，其社会成分异常复杂，有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廖仲恺的儿子廖承志以及其他许多要人的子弟等。除了这些要人的子弟外，有些是纯粹国民党的党员。但大部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由于当时中大的校长拉狄克是左派反对派的领袖之一，而且他精明能干，尤其长于写作和演说，因而学生受其影响，倾向托派者甚多。尤其重要的是1926年蒋介石的3月20日的政变、1927年4月12日上海的大屠杀以及同年7月汪精卫武汉政府的清共，中国的革命完全失败。在这种情形之下，已经被压制下去了的苏联左派反对派，这时又抬起头来了；这些在莫斯科的中国的学生青年，亲眼看到苏联反对派的潮流在党内汹涌澎湃，尤其是从1927年10月间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于列宁格勒时，有一场群众示威，从这一示威运动中，清楚地看出群众对于反对派的热烈欢呼；以及同年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莫斯科示威运动中反对派高举自己的标语参加示威行列的行动；他们从中国具体的事变和苏联的形势中，证实了斯大林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完全破产，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主张之正确，因而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大批地投进反对派，甚至连蒋经国也成为托派了。但这些青年托派分子，在国内既没有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又无实际的革命工作经验，在那里学习了三年或四年便派回国。当然，那些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经国等，由于他们所具有的资产阶级的血缘关系，自然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垒里去了；那些国民党员，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他们仍旧回到国民党里去了。至于那些原为共产主义者（团员或党员）的托派分子，尤其是那些能运用俄文材料来写作和翻译的分子（因为他们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四年），他们回国后，便自以为是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在国内的左派反对派——无产者社开始于1929年春；而他们于1928年在莫斯科时已经是托派，因而他们骄傲起来了，他们一致诋毁无产者社的领袖陈独秀为老机会主义者，而不愿与之合作。这便是从苏联回来的青年反对派采取那种荒唐作风的客观原因。总而言之，从1929年开始直到1930年末这一时期中，从苏联回来的反对派的情形非常混乱。首先是刘仁静和王凡西等无原则的从“我们的话”分裂出去，成立他们自己的“十月社”；随后刘仁静又从“十月社”分裂出来，成立自己的“明天社”（但除了他的妻子外没有一个成员，事实上本已不存在），以及只因争取领导地位，而成立的“战斗社”（以刘胤、赵济为首）。包括最初成立的“我们的话”，这些派系，他们不仅一致仇视无产者社，特别诋毁陈独秀；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同样以恶毒的口吻互相咒骂，互相排斥，绝对没有想到甚么统一，尤其没有想到同无产者社统一。迄至1931年1月8日托洛茨基主张四派及时统一的信来到后，这些派系，才于一夜之间转变过来，接受统一，大谈统一了。但实际上，他们每派都怀着鬼胎，阴谋策划；首先是分化人数最多的无产者社，争取下层群众；如像王凡西自传所说的：“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托派投降了，乃是我们共同的看法，从这一看法得出来的态度和对策便是：揭穿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们的‘卑鄙动机’，争取其下层群众”（见王凡西自传油印本一五五页）；其次，便是利用统一，企图在统一后取得己派的领导权。例如王凡西在他的自传中所承认的：“最初的协商会议是无休无止的辩论会，每次会议照例把纠缠不清的古老争论提出来，互相唇枪舌剑，弄得面红耳赤而散。究其实，人们不是真想统一的，如果不幸真的‘统一’了，则必须事先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权”（见王自传一六八页）。王凡西在自传中所自供的这两种“态度”和“对策”，正是他在统一过程中所积极进行的；而且他还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哩。原来在统一谈判之前夕，刘仁静曾写了一封信给陈独秀，希望他“高瞻远瞩”，假如他脱离彭述之和尹宽，一定有很多人拥护他，首先就是刘自己“愿效犬马之劳”（括号内的话，系刘仁静的原文），陈独秀对刘仁静这种卑鄙的“献议”，当时并没有感到兴趣，因而把他的信当作笑话传观。但在统一谈判进行后，尤其是在第二次协商会议进行后，王凡西通过无产者社的陈其昌、郑超麟、何资深等包围陈独秀，对他施用拉拢和“劝谏”的手段；这时，刘仁静对陈独秀提出的那个“献议”，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得以实现了。这从无产者社选出参加统一大会的代表名单中，竟没有彭述之和尹宽的名字——这一事实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但这种排除彭述之当统一大会代表的诡计，却引起了无产者社绝大多数同志的反抗，他们不顾陈独秀和郑超麟的压抑，自动地集会选出了彭述之为代表。[4]虽然四派之间的意见，如对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未来革命性质问题等，有某种程度的不同，但并非原则性的；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由于各派都一致尊重托洛茨基的提议，尽速统一起来，因而，于1931年5月1日召开了统一大会，四派统一了，定名为共产主义同盟。但从政治的和组织的观点来说，这次统一大会是缺乏准备的，因为它事先既没有写好任何政治文件和组织文件发给各派下层同志讨论、批评或修正；在刚从斯大林主义官僚控制的党内斗争出来，开始成立左派反对派时，这种组织文件是特别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一大会违反了按照各派人数选举代表的民主制。这种在政治上抹杀民主集体讨论和违反按照人数选举代表的民主制，二者配合起来，那便显得这次统一大会只是为少数人在幕后所操纵和布置；凭借着这种手段，以便“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权”罢了。例如拥有一百二十个成员的“无产者社”，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和只有六十人（实际上不到四十人）的“十月社”相等，各自四个代表。但十月社选出的中央委员三人；无产者社二人（另有数人当选候补，其中有彭述之，见王自传一七五页）；十月社选出的正式中委还比无产者社多一个人。这就是说，无产者社的代表比十月社的代表少一倍；至于中央委员的人数，那就不止少一倍了。我们单从这一事实中，便不可争论地暴露了这次的统一大会在选举代表的问题上，完全违背了按照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起码民主制，也就是最基本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制原则之一。这种按人数比例选举代表的民主制，尤其在一个组织形成了派别时，或者是当几个派别合并成为一个组织时是唯一可能体现民主制的一种合理办法。因此，在我们第四国际的各支部内，是一律采用的。其次，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上，也不是按照代表人数的比例进行选举的，例如各拥有一百二十成员的无产者社和“我们的话”派，被选出的中央委员各占二人；而仅有六十成员的十月社却选出了中央委员三人，这便显得不合理和不公道了。因为根据上面所指出的同一民主制，在一个组织分成几个派系，或几个派系合并成为一个组织时，选举领导机关也必须同样按照人数的比例，即按照代表人数的比例来进行选举。否则，人们可以运用拉拢和勾结等手段取得领导机关的多数，因而少数派可以藉诡计变成多数派，把持领导机关了。总而言之，这次的统一大会，完全是十月社的王凡西、罗汉等串通无产者社的陈其昌、郑超麟、何资深包围陈独秀；同时利用我们的话派内部的分歧，王凡西便拉拢该派的代表投别派的票（该派选出的代表最多，约六、七个人），其主要的目的是在“保证自己或己派对统一组织的控制权”（王凡西语）。事实上，这个“目的”确是达到了。这从参加统一大会的代表以及大会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各派所占的比例中，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正因此，王凡西特别把这次统一大会对于中央机关选举的结果描绘成为：“这次选举乃是真正出乎每一个代表的自由判断，决无事先联络，或暗中拉拢情事，崇高精神占着上风，阴谋诡计自行退缩。代表们都超出了原有的派系界限，纷纷投别派成员的票。”（王自传一七五页）王凡西在上面这一段得意忘形的赞美词中却忘了一件小事，那就是：出席统一大会的代表，既然不是“按照人数比例的民主制选举”，而正是由于“事前联络”，“暗中拉拢”等“阴谋诡计”所布置的。在这样事前的布置，有了这种“保证自己和己派在统一组织领导机关的控制权”，那么，当然啰，代表们都自然表现出“崇高的精神”，“超出了原有的派系界限，纷纷投别派成员的票”了。这次统一大会，由于刘仁静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因而没有资格参加大会，他在托派运动中，不但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当他于1929年回国时）对托派运动将有所贡献，而且恰好相反，他曾起了一些挑拨离间（如前面所指出的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他“高瞻远瞩”，脱离彭述之和尹宽的影响）、分裂和破坏的作用，这是由于他个人的品质不良，且具有惊人的狂妄和荒谬的野心之故。这人倒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典型人物，故在这里作一点素描，以便获得教训。刘仁静湖北应山县人，北京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早期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始者之一。曾于1923年至1924年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全国总书记。但由于他自命不凡，人缘不好，经常与同志们闹纠纷。尤其当1925年革命运动上升时，从苏联回来一大批干部，便更显得他的无能和不适应。因而他到我们的住所（1925年末）要求述之代他请党中央领机派他到苏联去学习。由于他的英文甚好，所以他在列宁学院学习了四年，于1929年9月由苏联回国，途中转道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因此，当他回到上海时，我们大都对他怀抱着很大的希望，以为他在列宁学院研究了四年之久，同时又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同托氏讨论过问题。我们以为：他在思想理论和作风各方面可能受了托洛茨基思想和人格的影响，因而改变他过去的思想和作风。但实际上他不但没有改变以前的愚蠢和狂妄，而且还因此兴起了一种新的野心，他想象着自己便是中国的托洛茨基，他曾向人宣称：他是托洛茨基在中国的代表。由于1923年我在北京时就熟识他，而且往后也时有接触，因而当他从苏联回到上海时，我怀抱着热切的希望到旅馆去访问他，并将我们的住址相告；他也曾数次来访问我们，我们同他商讨无产者社与我们的话派合作的问题。我们认为无产者社与我们的话派应该根据托洛茨基的纲领（此纲领为刘带回来的），进行谈判合作与统一。但刘仁静却主张无产者社的成员加入我们的话里面去，述之告诉他说：不是“加入”，而是两派“合并”。因此，述之与刘仁静之间引起了争论。这种争论，最尖锐和最后一次是在我们家里，当刘仁静重复主张无产者社的成员，应无条件地加入我们的话派时，述之问他：“是不是你认为我们的话派是正统及其主张完全正确呢？”刘回答说：他并不这么想，但他认为：“假如无产者社的成员，尤其是有独秀和述之加入我们的话派里面去，一定可以在里面发生重大的影响，引起分裂，排除那些坏的领导者，争取好的分子……”。述之对刘仁静这种加入我们的话去进行分裂的主张大加抨击，并指责他是在玩弄阴谋；而不是真正谋取合作与统一。我当时也指责他的这种作风极不正派，并坦白地说对他大失所望。自此以后，刘本人果然加入了我们的话派，并按照他原有的计划，带着王凡西、宋逢春……等从中分裂出来，组织了所谓“十月社”，这显然是一种无原则的玩弄阴谋的分裂勾当。随后又从十月社分离出来（据王凡西说是十月社开除他的），自己一个人同他的妻子油印了二期“明天”，便自称为明天派。因此，他被各派所厌恶，没有资格参加统一的谈判和大会，当然更谈不到统一大会后得到一个地位了。约在1932年，刘仁静被伊罗生（HAROLDISSACS）雇用为他所著《中国革命悲剧》翻译材料。当他为伊罗生翻译材料时，曾作了一件对于个人品格具有象征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这一本书中，竟没有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之一，彭述之的名字（其中有许多不重要的名字）。这个秘密还是他自己告诉别人的。他说：“在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一书中，我偏不把彭述之的名字放进去。”从他的这句话中，表明这是他自己引为得意的一件事。他仅仅把握着这一点翻译的小权利，便凭借着个人的好恶来修改历史。由此，便不难理解没有原则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之伪造历史了。在1934年刘仁静为伊罗生的翻译工作完毕后，他以列尔士（NIELSIN）的名字写了一百二十四页的名为《中国左派反对派的五年》的英文报告，给伊罗生带交托洛茨基。其中宣称陈独秀为中派，彭述之为右派，列尔士，即他自己为布尔什维克左派。但这个唯一的布尔什维克左派，当他从北京去上海经过南京时被捕后，便投降了国民党，往后便一直为反动的国民党服务，迄至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他又厚颜无耻地写悔过书，污蔑托洛茨基主义，因此得以保留其生命。总而言之，从1929年夏季开始，两年以来，从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方面说，托派确曾起来启发和推动的作用，在社会上发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前面所指出的；但从托派运动本身来说，则是一个艰苦和淘汰的过程。因为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残酷压迫和斯大林党的无耻污蔑的情况之下，尤其在国际范围内斯大林主义势力扩展情形之下而诞生的。当然，艰难和困苦以及不断的打击和挫折是难以避免的。例如在统一大会约二个星期之后，由于马玉夫的告密，新选出的领导机关的人，大多数被捕，同时还捕去其他许多的同志。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从苏联回来的自以为是正统托派的英雄们一个一个地投降国民党，在里面作一个小官或文化人，如梁干乔、刘胤之流；有的从上海溜走，自谋生活出路去了，如新选出领导人员罗汉（为了安全起见，恐马玉夫追踪）。只有某些真诚的革命者，才能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这差不多成为一种真理或定律：每一次的打击和挫折，便是一个考验和获得教训的机会；同时也是一个淘汰的过程。至关于马玉夫告密的情形和经过，将在下一章叙述。[1]刘伯垂亦名刘芬，湖北人，日本留学生，老共产党员，1930年加入托派，他本为老同盟会的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党多半是派他作国民党的工作，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2]陈翰笙原为北京大学著名的左派教授，当时为中央研究院农业经济部的部长，他对述之很尊敬和友好；但述之从不把我们家里的地址告诉他，只是自己有时到中央研究院去访问他；有些介绍稿件和某些事务，则由我到他的家里去接洽。由于他不到我们家里来，双方的关系便不密切，友谊便不能深刻而长期保存，这是很自然的。[3]中山大学开办于1925年末，共产国际为了强调国共合作和讨好国民党，故命名为“中山大学”。[4]当时述之对协商会议之无休无止地争论以及排斥和辱骂等等极为厌烦；我尤其厌恶那些企图在统一大会取得领导地位者，因我们既没有参加选举，更不知选举代表的把戏。直至沪东区委的同志董铁肩将重新选出述之为代表一事通知他按时出席大会时，我们才知道那次无产者社选举代表是由陈独秀和郑超麟等提出名单给同志们认可的。因为那时大家对统一大会不感兴趣，也就马马虎虎地认可算数。迄至最后发现没有述之在内，他们又才自行集会选举述之为代表。事实上，无产者社的成员，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述之一个一个地说服进来的；就是尹宽也起了重要的作用（郑超麟倒没有起过多少作用）。从这一件事中，我又一次对陈独秀的处事与为人极为不满，第一次是1927年第五次代表大会对瞿秋白私自到武汉和印刷攻击彭述之的小册子事，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而一句话也没有批评瞿，我当时对他的这种态度极为惊奇！觉得他作为一个党的最高领袖没有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处理瞿秋白这种违反组织原则的行动；关于这一件事，我在前面《武汉政府的清共与我的生活》一章中曾较详细地提及。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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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在苏联的生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七章在苏联的生活1924年秋，我的旅费和行装都准备齐全，护照也办好了，并由日葵托朋友约好几个同伴一齐动身。一天的早晨，我的同伴和送行的同志和朋友都聚集于大前门的车站候车室内。除了我和新近加入S.Y.的刘仁静妻子史静仪是到莫斯科东大,另一S.Y.的青年同志准备自费进莫斯科大学外，其余的都不是同志。其中有一个是与驻苏领事馆有密切关系的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政客彭昭贤。为着便利和安全起见，北京党部和日葵商讨之后，决定我办留学德国的护照同他们一同去。还有两个是真正留德的。为我送行的人，除日葵外，还有胡鄂公、夏之栩、陈宝符、刘仁静和李勃海。由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的火车误点，我们和送行的人在车站里等了一整天，大家都在车站进午餐。我再三催促送行的友人先回去，尤其劝胡鄂公先回去，因他的年龄最长，但他们坚持不肯，一定要送我上车，他们的友情实在太令人感动了，当火车已开始移动时，他们才急急忙忙地跳下车，夏之栩因是女性，跌了下去，我很不安，到天津时即打长途电话慰问，知道没有受伤，我才放心了。日葵和刘仁静因来不及跳下车，送了我们一站火车路程才下去，据他后来说，他步行了许多路程才坐人力车回家，已是日暮了。我们到天津已经深夜，当我刚到达旅馆时，我衣袋里的护照，已不翼而飞了。我知道是失落了（因我当时还没有手提皮包，只好放在衣服口袋里，特别是女人的服装口袋，不及男子的服装口袋安全），但不知道掉在火车上还是天津的街道上，无法寻找。在北京等了几个月费了许多麻烦手续才办好的护照，仅仅走了几小时的路程就失落了，我感到惭愧，而且怨恨自己太不小心了；我失望之余，不禁痛哭起来。彭昭贤因在当时北方的官场中，有不少的朋友，而他本人在当时也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因而他能够在一天或数小时之内办好护照。他极力劝我不要哭，叫我于第二天早晨去拍照，他担保至多在天津再逗留一天就可以办妥。我吃了这颗定心丸才安心下来。第二天的清晨，我便去拍照，顺便去访问天津的同志，当我取回照片，两个青年同志送我乘电车回旅馆的途中，近乎奇迹的事情便发生了，我因没有座位，手拉着电车横木上的藤圈立在几个青年学生的面前，其中的一个在仔细地看过我之后，他忽然开口问道：“这电车上有没有一位女士叫陈碧兰？”我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吓了一跳，但我马上反问他：“这位先生为什么要问这个人？”他接着说：“因为我的朋友昨晚从北京来，在天津的车站里拾得了一本留学德国的护照，我看那护照上面的相片很像你，因此我就喊着护照上的名字，我想如果是你的，我可以陪你一同去取来给你，因我们知道办一个留学的护照可不容易呀！”“谢谢你！那正是我的护照，昨晚从北京来失掉了的，我正在为此着急哩，这真是太巧遇了！”“既然是你的，那再好也没有了，现在请你同我们一道去拿好了。”“真是感谢得很，我自己因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委托这两位朋友同先生一起去好了，我要托这两位朋友重重地感谢那位先生和你们哩。”我委托那两位新认识的同志去取护照，并拿出一些钱给他们准备请那几位青年吃饭。但结果那些青年们说：“我们都是学生，那位女士出门留学所带旅费一定有限，不必花费她的钱请我们吃饭，请你们把这护照交给她我们就已经很高兴这样的巧遇了”。这件事我觉得简直近乎奇迹！我们在天津等了两天，便准备乘轮船到大连。当我们到达大连，找到了旅馆后，便一同游览大连的风景，从街道一直漫游到海滨，到达海滨时，大家都脱下鞋袜，在海水里漫步游荡着。那时正是中秋的季节，温暖如春，怡然自乐，一直看到潮水将要滚到岸边来时，我们才急急忙忙地上岸。就在这幽雅的海滨近旁，有一座华丽堂皇的别墅，主人便是彭昭贤的朋友，看来是一个大官僚之类的人物。我们几个人因同伴的关系，也被请为上宾（彭已预先以电话通知去访问他），酒席是异常丰富而考究。晚上我们漫步遍游大连的繁盛街道，好像到了日本，两旁全是日本的商店和商品。商店里卖货员，多半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日本女子。我觉得大连美丽而整齐清洁，但可惜为日人所占领，成为日本的租借地了。我们在大连漫游了两天，便乘火车到长春，在此地只停留了一夜，便转乘火车到哈尔滨。当我抵达这里时，已宛如寒冬景象，我们都穿上了冬季的大衣。我们住在一家颇为华贵的俄国人开的旅馆里。沿途因彭昭贤的身份关系以及其它几个留学生是富有之家的子弟，他们对金钱仿佛很不在乎，只顾舒适好吃，而不注意经济。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他们，而我的旅费有限，内心却很担忧，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的矛盾。在还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他们也不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以为我也是留学德国的。也许那个S.Y.的青年同志知道，但他也是有钱人，后来也不是同志。我们在哈尔滨住了两天，便乘西伯利亚的火车一直向莫斯科进发。苏联的火车设备虽很简陋，但却颇为宽大，床铺变很宽阔，每一间有四个铺位，分上下二层，但每间并非房间，而是没有门的。每到一个车站，大家都忙着去取开水和买食物。我们经常是买些面包，香肠或烤鸡和烤猪肉、咸黄瓜之类的东西来佐餐。我对于这种长途的旅行生活感到无限的兴趣，白天总是看看小说或者临窗欣赏西伯利亚一望无际的伟大森林的风景，感觉到一种雄伟而单纯的美，空气又十分新鲜，真令人心旷神怡。尤其当火车沿着贝尔湖绕道而行时，更是景色宜人，每到一个车站，都可看见那些疏疏落落的村庄隐蔽在森林里面。那些房子全都用木造成的。墙壁看来很结实，它们都是用整段圆圆的粗树木堆叠而成。虽然没有装璜和油漆，但却也表现它的朴素和雅致。供应往来乘客的一切食品，全都是由这些村庄的妇女和姑娘们拿来卖给他们的，除了开水是由每一个车站供给之外。经过将近两个星期的火车生活，在一个秋末的清晨，我们已抵达莫斯科了。从火车站出来，我和刘伯青、史静仪同那几位同伴告别，乘上一辆已经准备好了的大卡车，一直向德费斯卡亚东方劳动共产大学的宿舍奔驰。我兴奋愉快地坐在车上，贪婪地欣赏着莫斯科的风景。我内心里默默地赞叹着：“莫斯科，这个为全世界革命者所向往的莫斯科，它不过是一座古城，它的吸引力，既不是罗马的古迹和建筑，也不是巴黎的文物和美丽的风景，而是它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给与人们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例证，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我脑子里还正在盘旋着这些思想时，卡车已经冲进了东方大学宿舍的大门。当卡车停留在宿舍院庭中时，正值百余中国学生整队早操的时候，他们都齐集于院落里，当他们看见我们的卡车停下时，招着手，高呼着：“欢迎中国的女同志。”其中有一二同志是我熟识的，他们对于我的到来，表示异常之兴奋。随后，我们便加入他们的队伍，同到普希金街道公园去早操，半小时的早操完毕，队伍便按着次序站立于早餐室的门口，一个挨着一个地凭票领取一份早餐，红茶一杯，香肠二片（面包随便吃）。食堂的设备很简单，没有油漆过的长条木桌和木凳，大家领到食物之后，即按照秩序坐下来，吃完了各自将餐具带到门口归还管理人。我第一次亲临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共食堂，心头充满了新鲜和愉快之感。我和史住在这所宿舍的第二层楼一间方正而舒适的房间里，光线充足，设备简单。过了一个时期，又从法国来了二个女同志，从中国又来一个，都住在这间房子里，但我们五个女同志并不是同班上课，从法国来的蔡畅（现任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和郭隆真，在法文班；而从中国派来以及同我一起来的史静仪、麦怡君由于党龄太浅（均为新加入的S.Y.）和教育程度甚低的原故，她们被安排在工人班上课。这一所宿舍，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建筑亦十分富丽堂皇，在沙皇时代是王孙公爵的府第，现在却成为东方劳动共产大学学生的宿舍，给苏联远东、中东和近东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来享用了。午餐后，旅莫支部的书记罗亦农领我和史静仪去谒见东方部的负责者魏琴斯基。当他详细问过我的履历、入党的时间和工作的经过之后，我们便回宿舍。但刚回来不久，东大的校长普罗易朵特别到我们宿舍来看我们，热烈地和我们握手，特别声明欢迎中国第一次派到东大来留学的女同志。他的体格魁伟，态度和蔼可亲。晚餐后，全体东大的中国学生，都聚集于属于宿舍的一间宽大的厅堂里，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除我和史外，还有一个男同志，就是我前面所叙述过的刘伯青。晚会的议程主要是欢迎我们。经过主席致开会词后，便是我们新到的同志自我介绍，报告自己的简单历史。当报告完毕后，刘伯青站立起来，对我的旅途经过作了如下的批评他说：“陈碧兰和史静仪同志沿途住的都是上等旅馆，这是表现一种布尔乔亚的享受，而且行为很不谨慎，从北京一到天津就失掉了出国护照…”。当他的批评完毕时，我站立起来，首先向大会要求对批评作回答，得到主席的允许后，对刘的批评表示如下的意见：“思想和生活习惯，是环境的产物。我刚才已经说过：我是出生于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小资产阶级的毛病自然是很难免的，以后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教育自觉地来克服。至于说到住上等旅馆便断定是布尔乔亚的享受，那未免有点幼稚和太机械。我偶然住上等旅馆，完全是因为同彭昭贤的关系，大家都住在一家旅馆里，我们女孩子到那里去找下等旅馆呢？因此我对这点异常担心。与其说我是享受，还不如说我内心是在受罪。年轻人的浪漫我是有点的，如沿途贪赏风景等等。至于丢了护照，这也是由于年轻，而没有出远门的经验。我对这件事觉得非常惭愧，但从此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我想以后再不会有这样荒唐的事了。”晚会的结论，对我接受批评的态度表示满意，认为我的答辞很客观而合乎人情。散会后，我到处看到二三两两的同志集在一起，听到他们以惊奇的语气说：“想不到从中国来的女同志，说话这样有修养，态度这样落落大方。”从这第一天起，我在百余中国同志的脑中，已留下了一个印象。我在第二天的上午就开始到普希金路61号东方大学去上课。不久，我被选为中国班（知识分子班）的班长。这倒使我感到麻烦，因班长会议都是用俄文，我的俄文虽然在中国学了一个时期，但离自由听话和讲话的程度尚远得很。幸而每次会议时，工会班的一个从哈尔滨来的中国同志帮助我。我们主要的学科是：经济学、唯物史观、俄国革命史、劳动运动史和俄文。东大学生学习的精神异常紧张，尤其是中国的学生特别努力。我们除了学校的正课之外，还有许多集会，如支部（即小组会）会，每星期一次，经常讨论政治问题，研究学术，或同看一部书来研究讨论；而且在生活及行为方面实行严格的批评，偶然也举行同乐性的晚会、演戏或其它游艺，这是必须在具有意义的节日才举行，所有一切的会议都是在晚餐后才有时间开，有时竟开到晚上十二点钟，次晨六时半又必须起床，以致睡眠不足，白天里尤其是下午上课时打瞌睡。每当下午第一课完后，继续上第二课时，瞌睡虫无论如何也驱逐不去的。虽然学习生活是异常紧张，但精神却很愉快。至于在物质生活方面，住不必说是华丽的高楼大厦，食物也够营养，衣服鞋袜等物都校中供给的。每月发一本饭票，每餐撕去一张，衣服和床铺的被单等，每星期换一次，每星期凭票洗澡一次，两星期理发一次，有时看电影或戏剧。整个的生活完全是社会主义的生活，根本不需要钱，学生每月发六个卢布，有的买香烟，有的买苹果吃。苏联的苹果虽然香甜而且很爽脆，但能够享受的人却不多，而且供应也很少。我到东大不久，旅莫支部派我去作许多隆重大会的演说（当然是用中文，由俄文很好的中国同志翻译）；同时，在东方大学或莫斯科的各种庄严而隆重的会议的主席团的台上，多半都有我参入其间。因此，莉莉亚（我的俄文名字）这个名字不久便为人们所熟悉，尤其是东方大学各民族的同学。在1924年11月7日，全莫斯科的人民，都按照其所属区域、团体、学校、工场、作坊或其它机关，各自整队到红场去纪念十月革命纪念日。东大各民族的全体学生，排列着一条很长的队伍一直往红场走去。整个的莫斯科街道，都充塞了乌龙一般的无尽的长阵线，当我们的队伍抵达红场的边缘时，已经呈现一幅人海的画图，再也不能前进，我们就围绕于人海中间耸立的演讲台，倾听那些革命的元勋的演说和瞻仰他们的风采。我对那些庄严地站立在演讲台上的革命元勋，如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怀着十二分的崇敬。尤其当我听到托洛茨基演讲时，虽然我的俄文还听不懂他所说的话，但他的引人注目的风采，演说的宽广姿态和宏亮而有旋律的声浪，更使我肃然起敬。这伟大的场面，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更加强了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但这一次是我到苏联后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瞻仰托洛茨基的风采和听到他的演说。当我们东大的队伍从红场折回普希金路时，我于不知不觉中被东大各民族的学生举起，像抛皮球一样，一对挨着一对的手伸上来，从普希金路的起点一直抛到学校，真弄得我头昏眼花。这一方面表现他们对于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日的狂欢，同时也是对中国的革命者表示热情和好感。东方共产大学为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其中包括七十多个民族，除了苏联近东诸少数民族外，还包括亚非二洲的各民族。在亚洲如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的民族中，以中国的学生为最多。此外，还有蒙古、新疆都有少数学生在那里学习。中国的学生有些是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到那里的，有的是从德国去的，但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派去。在所有的民族中，由于中国革命运动逐渐生长，中国的同志对于学习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及党的组织原则和俄国革命的经验等等，特别感到迫切，因而也就特别加紧学习。除正课外，还有各种研究会和讨论会都是在晚上举行，所以中国学生的身体多半不健康，有的甚至已染上了肺病，在医院中长期休养。往后学校当局发现中国学生身体不好的原因，是由于会议过多，学习过于紧张，睡眠不足的结果。于是学校当局开始禁止超过睡眠时间的会议，但中国同志因感觉到中国革命运动需要干部迫切，尤其是到了1925年初，大家都认为必须准备随时回国工作，而不能一定要学习三年，（因派来学习的同志都是决定三年），只有抢着时间学习，于是在天还没有大亮就起来，在没有灯光和阳光半明半暗的情形下，偷偷地开小组会，讨论各种问题，以避免学校当局的好意干涉。自我到苏联后，由于受到那方面学习精神的影响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教育，我的精神和意识自然比在国内时更加积极，而起了某些变化，这便转过来对日葵的生活和他的某些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就显得有即时予以诚恳的批评之必要。因此，在我到苏联后写给他的第一封长信中（我曾在从北京到苏联的途中有几封信给他，因此，当我一到苏联就有几封信在等待着我），一方面为着提防某些幼稚的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因同志的来往信件都要经过小组组长检查，甚至要给旅莫支部的执行委员会检查，如组长认为必要。这制度据述之后来告诉我，当他在那里时是没有的；另一方面，由于我自己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因而在一封颇长的信中很少有纯粹情感的话语和词句，而只是报告我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课程，以及同志们如何努力学习的精神；同时，诚恳而具体地批评他的某些知识分子和生活态度，并提供他如何改正和从积极方面补救的办法。当他接到此信后，他正去上海参加会议。从他的回信中，我可以看出他对我的信很重视，他除了称赞我的进步甚大外，坦白地表明自己接受我的批评，而且愿意照我的建议去实行改正。同时，他告诉我：他把我的信给几个亲近的同志看过，并说看过这封信的同志们都称赞我的进步甚速，他说自己因此而感到高兴同时又感到惭愧而必须努力前进。但他往后每次给我的信中，由于他擅长文学，里面仍旧充满了表露情感的描写，因而他受到东大中国旅莫支部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最严厉批评，说他是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恋爱至上主义者，不是一个严肃的革命家。在那种学习紧张的气氛之下，整个执委对这种严重的批评，给予我心灵上以重大的打击，把我对他的情感差不多摧毁了一半，于是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又开始搏斗起来。他的信多来一封，批评也就更严厉一次，尤其对他在信中附寄一条精致的小手巾给我的行动，更是批评得厉害。因他知道苏联的物资缺乏，东西很粗，他知道我经常需要手巾，而且中国很便宜，便乘着寄信的机会夹一条在里面，对他花费很小，对我又很有用。但他的这一举动，竟博得了小布尔乔亚和恋爱至上主义者的头衔，而这种头衔，在那种环境之中是最不利的。因而，我告诉他不要多费时间写信，尤其不要再寄手巾，因我不需要它。有一天，东大中国旅莫支部的全体执行委员罗亦农（书记）、王一飞、袁庆云、刘伯坚、陈乔年（陈独秀之子）特别约我个人在罗亦农和王一飞的房间里谈话。他们首先声明：因为大家对我的前途期望特别大，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人才，所以对于我私人的恋爱问题，也必须加以注意，并贡献我一些意见。他们都看过黄日葵的每一封来信，而且这些信都是他们检查过才交给我的。他们对黄的批评很坏，说他是小布尔乔亚的公子哥儿，文学赏玩者和恋爱至上主义者。这便意味着暗示我不要浪费时间来写像他这样的情书；同时，还有暗示我抛弃他的意思，因他们强调这种关系对于我的前途的发展将是一个障碍。他们说完了这些意见之后，便向我征求对这问题的态度，我回答他们说：“我过去虽然从来不曾唱过什么独身主义的高调（因当时知识分子唱这个调子的很不少），但为了自己前途，在任何环境中，总是提防自己不要陷入恋爱的漩涡。当我自己还没有独立工作能力之前，我和日葵的恋爱可以说是偶然而又不偶然的。在我和他认识之后，因同志关系和他所具有的一种吸引力的风度，以及他的文学方面的修养，我们通过一个相当时期的信，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有走向恋爱的倾向。但正在这个时候，他因参加S.Y.的全国代表大会去上海，在整整的两个星期中，我们差不多每天见面，同游或闲谈。由于更多的接近和更多的谈话，我便开始发现他的某些倾向，如爱虚荣、浪漫、喜与女性交游等等；同时，我又发觉，我们已经有超过同志友谊的倾向，经过一番考虑和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之后，我决定态度了，坚决和他疏远，当他回北京时，我故意不送他的行，有些同志们还送他至车站。及至到北京以后，在几个月中，除了最初通过两封信外，往后就不通音问了。因我决心避免恋爱，只是一心一意向往苏联，希望到这里来学习，我认为恋爱在当时对于我的前途是一个障碍。因此，我和他的一段恋爱过程，在此已告结束。可是在今年春天，中央派我和李大钊等一同来苏联时，到北京的第二天便受到意外的打击，使我不能成行，这情形你们已经知道的。在那种孤立和痛苦的几个月中，日葵对我的帮助和安慰，最初我还是抵抗这种情感，但人是感情的动物，何况还有过去的一段友谊过程。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终于为他的热情所感动而接受了他的爱情，允诺在苏联三年学习完成之后，再和他安度同居生活。他不但赞同我的意见，并极力为我筹旅费，帮助我完成这一志愿，他知道我去苏联的意志甚坚，从没有表示不愿意的意思。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好，当然，我对他的诺言也应当负责。因此，我希望他将来也能来这里学习，那就一定可以改变他的那小布尔乔亚的习气的。至于我现在对他的态度，我有绝对的把握，不但不会受他的影响，而且还要影响他。在我来这里给他的第一封信你们便可以看出我对他的态度。在一封那样长的信中，除了详细叙述校中的生活和同志们的努力学习向上精神外，找不出单纯表达情感的语句来。此外，就是对他的批评和鼓励，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封信的反应很好，我以后当然仍旧保持这种态度。”当我把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完结之后，他们都同意我对他所采取的批评态度。这一谈话，总算结束了。正在这个时期，我常有机会同李大钊同志接触，因他是住在我们同一座宿舍的另一个单人住的房间里。罗亦农、王若飞、刘伯坚、陈乔年、朱克靖[1]和我常在他的房间里聚餐。关于购买食物和作厨司等一切工作都王若飞办理，因他对这方面有兴趣。饱餐之后，大家总是高兴地闲谈，这是我在苏联唯一当作节日（当然总是在星期日中午）的享受（有时罗亦农、袁庆云带我到他们私人间最要好的俄国朋友家里去聚餐，但这情形很少）。有一次，也许李大钊知道旅莫支部领导层对日葵的批评不好，他寻找一个机会同我作私人的谈话，他说：“日葵常有信给我，[2]他告诉我，由于他亲身感到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无论在理论水准和组织的观念以及工作的能力和精神各方面，都比国内的同志高得多，因而他想到这里来学习……”。我接着回答他说：“那很好，当我在来这里之前，他还没有这个意思，他说假如他能够留学的话，不是到苏联，而是到法国去学习文学，因他在北大选读的是外国语文学系，为了这个问题，我曾和他争论过。现在他的观念改变了，那就很好，你也可以鼓励他呀，因我知道他对你是异常之尊敬的。”李大钊是于1924年春从北京到莫斯科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6月末至7月初所召开的）后而在那里逗留一个时期，以便阅读和研究，一直留到1925年初。在这段日子里，由于我们经常在他的居室中聚餐，接近的机会多，因而我对他的印象和了解也就比在北京时要深刻得多。他当时年约三十五左右，他的体格壮健，具有北方人的诚朴的典型。他的上唇留着一撮短须，圆形而善良的两颊，经常浮着自然而乐观的笑容；风度潇洒，具有诗人的气质。当他高兴时，笑得全身都扭动起来，活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他对同志的态度异常诚恳和蔼，无论对任何同志，他都一视同仁，丝毫没有偏见和歧视；他的生活态度异常克己，当他在国内时，虽然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图书馆的馆长，但他家庭里的布置和家具等都很简陋（我在北京时曾到过他的家里），生活朴素，因他的薪金的一部分拿出来给组织做革命工作之用，同时他有好几个孩子。他对研究和革命工作刻苦勤劳而具有极大的耐心；至于他的私人品德的高尚，尤其是他的特点。凡是和他接近的同志和朋友，没有一个不敬爱他的，甚至连反对他的思想的人，也不得不称道他的品德高尚。在1925年初，由于国内工作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北方需要李大钊回国工作，因而党中央打电报催他早日回国，东大中国旅莫的负责者，筹备了一个欢送李大钊同志的晚会。当主席刘伯坚致开会词时，他以清朗的口音和带一点骄傲而微笑的神情说：“今晚是我们全体同志欢送李大钊同志回国的晚会，我们这里已经回去了一枝笔，那就是彭述之同志；现在李大钊同志回去，我们相信他对中国的党和革命运动将有重大的贡献……。”接着就是我的演说和李大钊的答辞，随后就是表演1923年“二七”惨剧中，一个被湖北省督军萧耀南枪毙的工人林祥谦，和枪决时他的家庭所呈现的凄惨景象以及当时有关他的重要情节，如施洋律师始而为他的逮捕辩护继而为他的枪决抗议而自身遭到枪决的情节等。在这一出悲壮而感人的话剧中，我也曾扮演了一个不重的角色——这个悲剧的家庭中一个十余岁的女孩子。此外，还表演了某些娱乐性的节目，晚会尽欢而散。但异常之不幸，那次的欢送晚会，便成为许多同志和我与李大钊同志最后的决别！！他于1927年4月6日在北京苏联领事馆和其它某些同志一同被北洋军阀逮捕入狱，同年4月26日被张作霖的绞刑台一齐残酷地绞杀了！！由于当时东大中国学生的课外学习过于紧张，会议过多，以致使我的神经衰弱而时常失眠。有一次，当晚会讨论完毕后，已是深夜，我的手脚忽然冰冷，精神完全瘫痪而不能支持了。次日，罗亦农带我去看校医，医生先为我打了补针后，便签了一纸证书决定送我到东大学生疗养院去休养一个星期。当天傍晚刘伯坚和我被一辆用马拖的雪撬把我们一直带到莫斯科近郊森林区的疗养院。那是一座沙皇时代一个大地主的住宅，室内设备完善，不但有一切现代化的卫生设备，而且建筑亦颇富丽堂皇，室内的陈设，当然也同富丽的建筑相配合，有钢琴、油画、沙发之类的装璜。由于将它改变为疗养院，除了客厅和俱乐部保存原有的装璜外，其它许多房间均改为寝室，除了舒适而柔软的单人铁床外，设备就很简单，只有桌椅衣架等物而已。旁边有一条河流，便是电力出产的源泉，四周是一排一排的矮木房，隐蔽在森林里，即以前农奴的住宅，而这些矮木平房，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一切还是很原始的。对面还有一所学校，专为这一村的儿童而设。当刘伯坚和我到达那里时，王若飞和陈乔年已经先我们一天去了；次日的清晨罗亦农也独自一个人来这里，我和他们一起共游和闲谈，虽然说不上有多大的兴致，但也觉得还不甚寂寞，我们每日于早餐之后，便一同到森林里去散步，那一望无际严密的高耸入云的苍老而耐寒的松树上，都堆集着棉花似的一团一团的小雪球，地上铺满了洁白的地毯，呈现一幅单纯而幽美的画图。这大自然的美景却吸引了我，使我兴起了无限的艺术之感。但对于他们的谈笑，尤其是从陈乔年和王若飞口中所说出的那些关于法国女人低级趣味的故事（虽然刘伯坚也是从法国去的，但他有些中国旧文学修养，比较文雅）。我觉得太低级毫无兴致，我不但不开口，即连笑也没有，虽然他们有时哈哈大笑。王若飞常是向罗亦农要钱（因他有薪金）到农家小商店买些咸猪肉回来煎着夹面包吃，觉得特别香而可口，其实，我们疗养院里的伙食已经很好，都是富营养的食物，每餐饭后，每人必须吃清鱼肝油，下午医生一定强迫大家睡午觉，四时起来后，又是牛奶和点心，晚餐特别丰富，晚上因怕冷大都不愿出去散步，便到俱乐部去下棋弹钢琴（指会弹者），十时一定睡觉。这样舒适的生活，整整地住了一个星期，我们每一个人都比刚来时重了几磅，尤其是我的面部都变得红润而丰满。在一个傍晚，我们从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东大宿舍时，大家都惊异地说：“莉莉亚！怎么胖得这样快呀！”回来仍旧过着紧张的生活，不到一个星期又逐渐地消瘦了。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课外的讨论和会议过多，睡眠不足的结果。不但如此，有时还患失眠症，这对于我是一种莫大的痛苦！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学习之后，在学科方面，又增添了一门关于学科方面的参观，例如讲俄国革命史，教授便带我们到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去参观，去阅览许多历史事迹、文物相片和图画，并倾听教授的讲解，我对此感到极大的兴趣，因这些具体的文物和图画对于俄国革命史的了解，比之在课室里所讲印象深刻得多。譬如我在教室里所听的法国革命史，我就觉得比之俄国革命史模糊得多。此外，我们还参观各种大规模的电力厂、工业制造厂以及飞机制造厂等。可惜我当时对这方面知识缺乏的原故，不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和构造，因而较少兴趣。同时，我们这一班又另增一门临时性的特别讲授，便是由一位老革命者为我们讲“秘密工作的技术与经验”，但这并不是全班学生都上课的，而是挑选其中的一部分。这位老布尔塞维克年约六十以上，白发鬓鬓须眉皆白，和善的面庞上刻画着一道一道的皱纹，一见即令人肃然起敬。他描述自己和其它同志在沙皇时代如何秘密印刷宣传品和文件如何携带和传递，如何进行秘密组织和教育工作，如何提防侦探和应付逮捕，及在监狱中如何同外间的同志和在狱中的同志联络的各种技术，讲得井井有条，津津有味，因这些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经验。这种紧张而具有传奇性的故事，听来宛如身历其境，这使我感动而极有兴趣，印象特别深刻。我以为每一个准备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战士，都应该吸取这种最可宝贵的经验，学习这种技术，以便在未来的事变中应付自如，而不致临时惊慌失措。约在1925年2月的真理报（PRAVDA）上，特别登载了一篇题为“托洛茨基十大罪状”的长文，而这篇文章是由当时旅莫支部的书记罗亦农翻译给中国同志们听的。其中的内容是：什么托洛茨基是英雄主义者哪，孟雪维克哪，忽视农民哪；尤其强调关于“职工会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和“布勒斯特条约”问题与列宁的意见不同等等。以列宁的声望，尤其是他逝世仅仅一周年，苏联的人民对于他的怀念仍很深切，在各种集会上仍旧听到“列宁死了，列宁主义还活着”的挽歌。在这种情形之下，来宣传、鼓动和强调托洛茨基在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上与列宁的意见不同，以此来打击托洛茨基，这对于他自然是不利的。当译报完毕，大家都看到罗亦农表示对此文没有任何怀疑而接受它的意见（罗因在莫斯科多年，俄文好而又参加俄国党），其它完全不了解俄共党内情形的同志，包括我自己，自然没有任何怀疑的反应。随后，东大各民族又全体集会，由苏联党政当局派员来作关于反对托洛茨基的报告，每一个民族都各自围坐在一起，以便听取翻译。但报告完毕，也没有人起来反对，只是有少数人提出某些问题，由报告者答复，没有进行讨论。在往后的任何场合，都没有托洛茨基的影迹出现于苏联民众的眼帘。只有在官方的报纸和会议上攻击他时，才能听到他的名字。实际上，我们事后看来，斯大林早在列宁病中，就已经以他的党总书记地位团结了苏联上层老布尔塞维克，如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柯夫，全俄职工会主席托姆斯基以及真理报的总编辑布哈林于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小组织，垄断了党的中央政治局。尤其是列宁逝世后，他更加拉拢彼德格勒和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季诺维也夫和卡米也夫为其左右手，形成三个巨头，来打击和排斥托洛茨基。事实上，在当时，托洛茨基已经被打下去了。在1925年1月已经撤消了他的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停止反对派的活动，否则，就以开除党籍来威胁。至于说到“职工会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以及“布勒斯特条约”等问题，尤其是布勒斯特条约问题，在上层领导者中反对列宁的很多，而尤以布哈林为最强烈。列宁以极大的耐心说服了他们，但并未因此而撤消任何反对者的职位。我觉得这些还不过是政策上的问题，而真正对俄国革命具有决定性的问题，乃是列宁的“四月四日提纲”和“十月暴动”的问题。当列宁提出“四月提纲”时，没有一个老布尔塞维克支持他，他是以个人的名义公布的；至于十月暴动，季诺维也夫和卡米也夫坚决反对，斯大林则在幕后支持他们。在这有关俄国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这般老布尔塞维克——党的上层领袖，从卡米也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到斯大林——同列宁的意见不同，这才是基本的严重的意见不同。假如没有“四月提纲”和“十月暴动”；假如列宁不坚持它们，那就根本没有十月革命。可是托洛茨基不但一贯支持这两个问题，而且在实际的行动上，尤其是在暴动的过程中，他总是同列宁肩并肩的合作，一同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世人皆知的，即连斯大林也曾经承认过的[3]。但十月革命胜利了，由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如德、意等国；由于列宁的逝世，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便无所顾忌地逐渐得以控制了党的机构，窒息了党内的民主，把他们自己对四月提纲和十月暴动同列宁不同的意见隐藏起来，而寻找某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如新经济政策和布勒斯特条约等来构成托洛茨基的罪状，而把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一概抹煞。由此可见，当时苏联上层某些官僚已经堕落到如此可惊的程度了，它已经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转变成为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了。但我们这些外国的学生当时还一点也不知道，也许俄国的党员比我们不同。[1]朱克靖江西人，法国勤工俭学学生，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共产大学，从他的态度谈吐以及对人处事的作风看来，他是一个异常诚实而不随声附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富正义感的人，他不畏权威，敢于说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在全体大会上）。有一次当他同我谈到瞿秋白时，他说瞿的社会科学讲义是从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翻译出来的，但却写瞿秋白著（我第一次从朱克靖口中知道这个秘密，往后又听到其它同志谈及此事。）他对瞿采了取这种不忠实的手法异常反感，而且特别表现一种轻蔑和鄙夷的态度，这便表明他为人的忠诚和具有优良的德性。此外，当我们每次在李大钊的居室里聚餐之后，他总是抢着要洗涤餐具，甚至连我或其它同志去帮忙他都拒绝。单从这一件小事来看（从小事最能看出人的品德），他是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于1925年末回国，1926年初，他任国民党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的政治部主任，在1926年5月，当述之和我到广州后，他曾请我们在他的家里午餐，他报告了关于第三军方面的情形，他说朱培德对蒋介石的三月廿日政变不满，当然由于本人不满才影响了朱培德。随后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些意见，谈得很相投，但自此以后，我们和他就没有见面。他于革命失败之后就牺牲了。[2]李大钊为什么特别同我谈及日葵和他通信并告诉我他将要来这里学习的消息呢？因一方面我和日葵的关系；同时，他和黄的关系密切。当1919年李大钊主持“少年中国学会”（为当时传播新思想的社团之一），黄参入其中（邓中夏也在内）；同时他也曾在《国民月刊》以及李所主编的晨报副刊（1919年2月改组后的）上写文章。在“五四”运动中，他也是积极分子之一，他曾同许德珩（往后为左倾教授）代表北京学生联合会到上海进行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当1920年3月李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亦其中之一；同年5月，李所建立和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他又追随着李大钊而加入了共产党，往后尤其自1924年初，当他任北京青年团的总书记时，经常到李大钊的家里去领教。[3]在241号的真理报刊上，约瑟夫·斯大林论“最优秀的党领袖底作用”，用下面的话来证实官方关于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记载：“实际组织暴动的一切工作是在彼德堡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同志底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我们可以确定地声明：卫戌军之迅速转向苏维埃方面以及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勇敢的执行，党应该主要地与首先地感谢托洛茨基同志”（见托洛茨基著俄国革命史前言麦克斯·伊斯特曼所作《关于著者》，中译本第一卷第7页）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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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去苏联的波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六章去苏联的波折在1924年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开会决定派李大钊、张太雷等到苏联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附带决定我和他们一同去，在途中比较方便和舒适些，这显然是中央对第一个去苏联学习的女同志之一种优待。当瞿秋白将这个消息传达给我时，我是如何地狂喜和兴奋啊！但有一个困难的问题横梗于我的胸中，使我异常困恼，就是当时凡是被派到莫斯科去学习的，都是自备旅费（后来去的都是由苏联供给一切费用），需要200元，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施存统知道这种情形便自动的起来担负这个筹款的任务。他以私人的名义，在国民党部工作的或职业较好的同志中去征求，希望每个人帮助20元，凑成200元便可以起程了。当这一举措传达到那些同志时，他们都很乐意地答允了，在我将要动身的前数日，除了瞿和施各自送给我20元外，如毛泽东、邓中夏……都各自交20元给施存统，尤其是罗章龙（他作党的工作每月只有30元收入）和沈泽民（他每月只有40元的薪金），都用信封装了二十元亲自送给我，使我异常之感动，200元已经集成了。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我觉得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期望既然如此殷切，我便更要以特别的努力来答谢他们。在动身的前夕，瞿特别约我到楼下去谈话。他说：“你现在是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或后天就要动身，不过我要预先告诉你：因为你们不方便办护照，沿途有几个关卡，是要在半夜自己步行或乘马车偷过的，有些危险和麻烦，你不怕吗？你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受得起那样的寒冷和恐惧吗？”“不！我一点也不害怕，男同志既然受得起，我当然也受得起。为了要达到我几年来所向往的目的，任何危险和麻烦我都愿意领受。”我回答他说。瞿秋白听了我的坚决回答后，只说了一句“那很好”就以微笑结束了这一谈话。次日他的妻子告诉我说：“秋白同你谈话之后，他对我们说到你去苏联的志向异常坚定，任何辛苦和麻烦甚至危险都不在乎似的……。”党中央已安排我同张国焘一起先到北京，然后和李大钊等一同从北京出发赴苏联。在临动身的那天下午，同住的人都聚集于客厅里，沈泽民也特别来送行。我对于他们给予我的一切帮助和友情，深深地感激和留恋，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不禁失声啜泣，含着离情的眼泪和他们握别了。有的送到车站，一直等到火车开动时才最后握别。张国焘，在我当时看来他的理论修养并不高，也不甚擅长写文章（虽然也写了一点），他是一个偏向事务方面发展的人才，他对一切秘密工作的技术特别精细小心。但因过份谨慎和小心的原故，使人感觉得有点琐碎而发生反感。这次同他一道去北京，沿途他都以兄长一般的态度，教训了我一些处事的细节和技术方面应注意之点。我虽然觉得过于琐碎，但一般还是感谢他的，因他对我的态度很诚恳，尤其他新近同我们在武汉学潮中的“五人”之一的杨子烈宣布同居，因有这种关系，对我也就特别亲切。当我们到达北京时，已是暮色苍茫，我同他一起，一直到他的公寓里（北京称旅馆为公寓）。杨子烈热烈地拥抱我。同他住在同一公寓的范鸿劼[1]高君宇[2]等也同我相互交换了一些别后的观感。翌日的清晨，我同张国焘一同去访问了几位熟识的作工人运动的同志之后，顺便去看黄日葵（他当时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虽然我们之间好久不通音讯，但他却仍旧热情地接待我。当我以轻松而喜悦的神情把几天之内便要同李大钊等一同去苏联的消息告诉他时，他说了许多勉励和羡慕的话语，最后他颇感慨地说：“我看你现在心头充满了喜悦和希望，连对朋友的情感一点也没有，说起到苏联去的神情，那样轻松而愉快，对朋友一点留恋也没有。”我打断了他的话，继续叙述了上海的同志们如何热心地帮助我去苏联的情形，我内心里仍旧是充满着希望和未来的憧憬。这时，任何足以挑起情感的话语，对于我一点也不能发生效力。当天晚上，他特别来看我，并通知我第二天到他的寓所晚餐为我饯行，并请张国焘和杨子烈作陪。在第二天的傍晚，我们一同到黄日葵的寓所，他是和广西同乡合租了一所房屋，共同雇了一个厨司，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其中一位还带着他的妻子一同住在这里），都是富有家庭出身。当然，晚餐是特别丰富而可口。当张和杨告辞回去时，我一定要和他们一同回去，但黄和他的同乡们却一致坚决地挽留我，一定要一同陪我同游中央公园春天的夜景。我因情面难却，只好勉强和他们一同出游。我们从公园出来时乃是深夜，他们坚决地要我同回他们的住所，我再三推辞，无论如何不让我走，我终于同他们一起回去，他们特别为我让出一间房子，我只好黯然住下，准备次日清晨回去。在翌日清晨五时许，天还没有大亮，范鸿劼因看到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捕而偷偷地从公寓溜出来了，他首先到黄的住所，将这消息告诉他，并叮嘱他叫我不要回去。等到我七时起床后，日葵和他的几位同乡都聚集在一起，表现一种异常不安和惊惧的神情，日葵把这消息告诉大我：“幸而你昨晚没有回去呀！否则，也被抓去了。国焘和子烈都被捕了，你的箱子也一起带到监狱里去了，这倒是一件最糟糕的事情，恐怕你留俄的证件、旅费和一切必需的东西都在里面吧。”这消息达到我的耳里，宛如晴天霹雳，顿时使我像失去了知觉一样，木呆呆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伤心的啜泣着。我觉得虽然没有抓进去，但把我的箱子拿去了，就好像剥夺了我的生命一样，比抓去了还要痛苦。我多年来所憧憬的希望，全都在那个箱子里面，显然不能于几天之内和李大钊等一同起程，这对于我的打击实在太残酷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受过这样沉重的痛苦。虽然他们，黄和他的朋友极力安慰我，但我却终日以泪洗面。尤其当李大钊等动身的那一天，眼看着他们走了而自己却留下来，那种痛苦，真非笔墨所能形容。行李箱子都失去了，除了身上所穿的一件短布上衣，一条裙子和一件绒线背心外，什么也没有，因出来都是走路，身上没有带一文钱，200元旅费全都放在箱子里。同时所有知名的党员都被当局通缉，名字都在各大报登载出来，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的一些同志，如范鸿劼、黄日葵、何孟雄、缪伯英（女高师学生）……等一批，我的名字也在其中，因我的留俄证件、照片和信件都在里面，警局当然知道我是将要留俄的党员。同志们大家暂时都避开了，有的离开学校，有的离开自己的寓所或职业机关，一个也找不着，我自然只好和黄的同学以及他自己住在一起。他的同乡陈宝符为人诚恳、慷慨（后来也成为同志），由于他佩服黄以及和他的深切友谊，他愿意帮助我，如添置衣服和零用等，都是由他出面帮助我，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总是三个人联在一起，因而不久他也成为我的好友了，但无论如何，我在这种情形之下，内心里真是痛苦不堪。在最严重的几天，黄和我同到西山农学院去避了几天，因该校有我们的同志和黄的朋友，风声稍平息后，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住所，同志们也都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组织生活也逐渐恢复起来了。张国焘和杨子烈的事情，同志们从各方面进行援助的办法，虽然当时尚未得到释放的回答，但看来经过相当的时日，释放是可能的。在我往后到苏联不久，他们释放出来了。我为了一种热情所驱使，便决定到监狱去探望杨子烈，因我觉得天气一天一天地热起来了，她在里面没有衣服换，没有必需的东西，是太痛苦了。于是在一天的下午，我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还是在朋友处找来的）和一些日用品，如肥皂、牙刷、毛巾之类的东西，从西老胡同步行出发了。黄和同住的人本来都不赞成我去，因一方面我已被通缉；同时，我的箱子里又有证件和照片。从技术的观点说，他们是对的，但我觉得既然没有人去，我只好去碰一碰。他们因为我的去意甚坚，也不勉强劝我，只是表现着不放心的神情看着我去。当我到达监狱的第一道门时，立于两旁凶恶的武装守卫，以怒吼的声音喊着：“站住！你到这里来干吗？”（纯粹的北京话）“我是想来看看前几天被捕的一个女子杨子烈，她是我从前的同学，我送点东西给她。”我回答说。“不知道，到里面去问！”他们以命令的口吻对我说。我又走到第二道门，真是戒备森严，守卫的比第一道门更多，他们以同样的语言和声调问我，我也以同样的话来答复，他们也照样说：“不知道，到里面去问！”当我走到第三道门时，我说明来意之后，他们以一种极严厉的语调干脆地说：“这里没有这个人，赶快出去！”当我从这阴森的监狱大门走出来时，发现同住的冯君骑着脚踏车在监狱的对面，车轮缝缓慢地转动着，他看见我出来了，并不招呼我，一直跟在我的背后，当我回到寓所后，他才回来。我知道他们因不放心而决定由他追随我去，视察我回来的情形，看有无侦探追踪，我内心里对这位新交的朋友很感激，觉得这种同情异常之可贵。我在这一时期，什么兴趣也没有，除了以前在补习学校所认识的一二个思想较前进的女同学有些来往外，除了参加党的会议外，没有其它的工作可做，虽然有时和同志们一同到东安市场或中央公园去打地球（我对它有兴趣，且打得好），有时黄日葵和陈宝符带我到北大第一院操场去练习脚踏车，这些小布尔乔亚的享受（按照中国的水准），也终于不能安慰我的心灵，我一心一意要去苏联，一天不达到目的，那就一天不能安定。当我最烦闷的时候，黄和陈特别陪我到西山游玩，我们首先到熊希龄所办的慈幼教育院去参观，里面的陈设很欧化，教育方法也很不错。我的同乡胡女士（该校的教师）招待很殷勤，请我们在里面午餐，随后陪我们欣赏周围的风景。傍晚他们回去，我一人在这里住了几天才回到城里。在这几天中，我的脑筋稍微轻松了一些，回来又陷于烦恼的状态之中了。我所最感困恼的是旅费问题，这个庞大的数目对于我真是一筹莫展，不但旅费需要200元，而且还需要一笔款来制衣服等费用，到如此寒冷的国家去，我当时连一件御寒的衣服也没有。我处于此种困境与痛苦的情况之下，日葵对我的安慰和体贴，对我的同情和帮助，我一方面当然也很感动，对他也自然恢复了往日的心情；但无论如何，我决不愿意再超过友谊的界限，而断送了自己的前途。那时在我的脑子里盘据着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便是认为一个有思想，有志向的年轻女子，假如在她的学业尚未有成就之前而恋爱、结婚，尤其是生了孩子，一定断送了她的前途，这是我从许多活生生的事实中所得出的教训。我一方面坚固地抱着这一观念，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受日葵的情感的追求，使我完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经过将近两个月对前途的利害与情感的强烈搏斗之后，在孤立与极端痛苦的精神状态之下，我终于接受了他的爱情，开始同居。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就是到苏联学习三年后（中央原派我去学习三年）回来，才能安度我们正常的私生活。他在这一问题上给我的印象很好，不但同意我的意见，而且还答应为我筹款，帮助我达成这一志愿。他一方面写信到他的家里和朋友准备为我筹300元作为旅费和制衣物费等；同时，他很高兴地和我商量另筹一笔款准备举行一个比较隆重的订婚典礼，除了邀请一些比较亲密的同志和朋友外，还要叫我去请我的两位堂伯父（他们是同胞弟兄，一在北京妇女高师任教务主任；一为教育部科员之类的官职，是我们陈姓最大地主之一）；他还准备请北大的代理校长蒋梦麟来参加。当他把这一计划提出来和我商量时，我便不同意，尤其对邀请我的那两位天然反对我的思想的堂伯父，和所谓社会名流蒋梦麟（虽然他还是继承蔡元培的作风相当开明）发生强烈的反感，虽然我比他年轻几岁（我当时21岁），学龄也比他低几年，也许由于我过去一向所接近的导师和同志修养较高的原故吧，我在这一方面的观点比他正确一些。我最厌恶普通社会的庸俗名人，尤其没有家族观念（连家信都不通了），我认为爱情之能否长期维系，主要的是要依靠相互间的了解和其它的条件才能保证，而决不是靠这些人为的关系或隆重的订婚典礼所能保证的。他的这一计划，经过我的拒绝和批评之后，便无形地取消了。在这几个月的日子里，我总觉得是多余的，恋爱也是多余而偶然，但由于过去的一段友谊关系又不完全偶然，是在一种多样性的生活状态之下而产生的结果。虽然我还是第一次恋爱，但我并没有感觉得青春之恋的狂喜与幸福，还远不及在初步认识和通信期间的那种天真而理想的恋情；虽然他是一个体格标准，风度潇洒而文雅活泼的知识青年，但因我那时太需要学习，太热中于去苏联的原故，我对它看得不大重要（曾经认为重要的标准的），因而没有兴致去享受它的幸福和温暖，因我的内心里埋藏着一种矛盾和不安，虽然仍旧是准备去苏联，但不知何日才能实现。我总觉得在当时恋爱对于我，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幸福，它只是一种障碍物和奢侈品，尤其每当我回忆离开上海时，陈独秀、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诸同志对我殷切的希望和旅费方面的帮助时，我便痛苦和不安起来。我不能，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帮助，尤其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期望。每想至此，我便对日葵冷淡起来，甚至有点反感；但同时想到他对我在极端痛苦，遭逢有生以来从未受的打击当儿，他如此的安慰我、体贴我，而不自私地准备帮助我去苏联，却又使我异常之感动，我觉得他是患难的朋友，亲密的同志，我不应对他冷淡，不应辜负他，更不应该对他反感。我的心情，总是陷于这样的矛盾状态之中。经过一个时期，旅费已有了把握（我自己也筹了一小部分），我便专心读俄文，最初是由一位苏联大使馆的俄国同志每天来我们的住所补习，后来因环境不便的原故，日葵即为我请了一位俄文专修馆的同志（周达文，他在我之前不久去苏联），每天来教我一二小时。这样，才把我从矛盾的精神状态中解脱了出来。一大批留俄的学生都陆续出发了，所剩下的只有我和一个北大学生刘伯青以及一个SY的青年同志，他是自费进莫斯科大学的。本来这个刘同志当张国焘和杨子烈被捕，我失去了一切后，他曾送我衣料，并自动答允帮助我全部去苏联的旅费。往后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而且不声不响地同着他的两位四川同乡（官僚场中的人，留学德国的）先走了。当我在赤塔遇着他时，他表现一种颇不自然的神情，避免和我谈话，而我也不和他谈话，从没有提及他不通知我不能帮助的事，恐使他恼羞成怒，但我内心里以为：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同志之间只要力之所及是可以帮助的，但如果做不到便应坦白地声明不能履行诺言的困难，通知我好再想办法，不应该不辞而去。也许他正因为没有履行这一手续的原故吧，从此见了就表现不自然的姿态，又不向我声明，而我也以若无事然的态度对他，但他自始至终对我隔膜避免谈话，一直到东大同学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总是如此。[1]范鸿劼为北京大学英文系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该校左翼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他的英文甚好，常为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纳罕之间作翻译和打文件。在1927年4月他和李大钊等20余人一同在苏联领事馆被北洋军阀张作霖逮捕同被酷刑绞杀。[2]高君宇也是北大英文系文学科的学生，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曾在初期向导周刊上写过不少的文章，于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但往后不久即病逝于北京。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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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在上海的生活与学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5章在上海的生活与学习在一九二三年的暑假结束，包慧僧同我一起去上海，他带我到上海把我交给党中央也是他这次去上海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在天津住了一夜，当晚包主张利用空余的时间去欣赏天津有名的京戏，但我对此无甚兴趣。翌晨即乘轮，经过四天之后，抵达沪滨，我们上岸后，乘着一辆马车直到蔡和森的住所。这是党中央的机关，我们就在这里住下。蔡和森为法国勤工俭学生之一，当时党中央委员，《响导》机关报的主编。他的外表有点与众不同，身材高而不大，头小而尖，两肩甚宽，看来同他的瘦长的身材颇不相称；面容憔悴，举止呆板，谈吐枯燥，使人一见便感觉索然无味。他的妻子向警予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貌尚清秀的妇人；态度严肃，有点超乎寻常；口齿清爽，但不喜和同志们交谈，缺乏一般的和蔼和热情，清教徒的色彩很浓厚。她在法国时便同蔡同森结合在一起，为当时党里年龄较长资格较老的女同志。当天下午，包带我去访问邓中夏，他原为北京大学的学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初期共产党作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之一。他的主要工作是铁路工人运动，但自一九二三年「二七」京汉铁路总罢工失败后，他流亡上海。当时他为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者，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他的态度诚恳、热忱，不亢不卑。经过包将我的履历约略介绍之后，他便建议要我在他所主持的机关工作，我当时未置可否；因为我要等待中央的决定。第二天晚上，包慧僧已约好党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瞿秋白的家里会谈，我们按时便到宝山路三德里瞿的住宅。那时一座小型的西式楼房，清洁而欧化，他身材瘦弱，背有点屈，面色青癯；学者的气氛很浓厚。他对文学和社会科学据说都有修养，俄文甚好。为党中央委员，兼编新青年季刊，上海大学的教授兼社会科学系的主任。陈独秀不但是人所共知的「五四」运动的权威领袖，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和总书记。这位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而且正在起着作用的人物，每一个革命的青年，对他自然发生一种敬仰。我一见面，对他便肃然起敬。他的头部，顶平额宽，头发到顶，两眼放射着光芒，表现他有充分的智慧；他的精神饱满，风度潇洒，谈吐饶有风趣。当包把我的履历和在武汉的一切斗争过程择要介绍之后，他们对我这次来沪，表示欢迎。陈独秀首先对瞿秋白说：「从陈碧兰同志的历史和斗争的经过看来，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女同志，上海方面就缺少能够接近群众的女同志。她最好一方面学习；同时做点女工运动。」瞿秋白接着说：「她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女同志，我想还是让她在上海大学读书；另一方学习俄文，将来再送她到苏联去学习一个时期，那么，将来的作用还会更大些。」独秀毫不犹疑地回答他说：「这样很好，暂时她就住在蔡和森夫妇那里比较方便，生活费用由中央负担；学校方面就由你负责去办好了。」瞿秋白面对着我说：「就这样决定好了，明天我就去替你办入学手续，过两天你就到青云路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去找我和施存统。他的家就在学校隔壁。」我兴奋地对他们说：「那真好极了！我来上海的愿望就是希望达到这两个目的，尤其希望将来能到苏联去学习，因我现在无论在任何方面还是很幼稚，需要认真的学习。」关于安排我的问题谈完之后，包慧僧向他们报告关于北京党内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随后又谈了某些党内的工作问题。我们离开瞿秋白的寓所，已是深夜了，我们漫步走回来。我觉得自己好像长着轻翼一般，心身轻快，脑子里充满着对于自己前途的希望和喜悦！不但到上海大学的目的已经达到，将来到苏联学习的愿望也有确定的把握了。当晚，我简直兴奋得不能成寐。住在这里只有几天，我便随同蔡和森夫妇搬到另一座规模较小的房屋里。他们把我安置在楼下客厅后面楼梯旁边的一块地方，既无窗户，也没有房门，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连一张椅子都没有，我的衣箱便只好放在桌子上。由于我住的地方没有光线，他们便在楼上，即他们所住的前楼后面临窗摆一张小桌子和一张椅子，作为我读书写字之用。此外，楼上还有一间方正的光线足够的小房间（上海称为亭子间，建筑于厨房之上），作为女佣的居室。我倒觉得：那间完整而光线充足的小房间对我居住和读书更适合，因它有很大的窗户和房门，我可以把门关起来安静地作我的功课或看书。但既然由他们安排已定，而且我和他们刚认识不久，当然不表示任何意见。次日清晨，我便到青云路去找上海大学，因初次来上海，边走边问，终于找到了。从上大的门房那里得知了施存统的住宅，当我去拜访他们时，瞿秋白也在那里，他告诉我：「你的入学手续已办好了，明天你就到社会科学系来上课好了。」施存统初次给我的印象：朴素，诚恳，但有点书生气。他是日本留学生。在五四运动后，他作了一些反封建的文章，尤其提倡「非孝」，颇著盛名；随后又作了许多关于讨论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问题的文章，因而在初期共产党里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曾作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书记。但当我到上海时，他已不负党或团的任何责任，而只是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当教授，主要的课程是教经济学。他的妻子王一知也是同志，中等身材，眉目清秀，可称「小家碧玉」。除了略嫌肥胖而无曲线外，算是一个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女子；对人的态度和蔼自然，这便是我初次对她的印象。在他们家里来往最密的，要算是瞿秋白和我以及丁冰之（即后来成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和好女友王剑虹。这里便成为我们几个人的休息室了。经过了一个时期，由于我常到瞿的住所，我觉得他不但有社会科学修养，而且还有文学的修养，俄文很好，他也是我们社会科学系的俄文教师。当时，由于他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我对他不但很尊敬，而且还有相当的友谊。丁和王都是文学系的学生，当时还谈不到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不过爱好吧了。她俩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变态同性恋爱者，都具有极浓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和极端的自由主义。她们高兴怎样就怎样，丝毫不顾客观的环境。她俩往后都一同狂热地恋爱着瞿秋白。他们在恋爱的过程中，无论浏览或娱乐总是三人联在一起。从外表看来，她们二人都说不上漂亮。丁虽然身材肥而不够高，但她却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和两个酒窝；王则身材矮小，瘦弱，头发稀疏，看得见头皮，像一个发育不全的女子。从她们的个性上说，丁的风度潇洒，浪漫豪放不羁；王则孤僻，傲慢，但她具有某些旧文学的修养，能作旧诗词等。也许正由于王的这种孤僻傲慢的性格和懂得旧文学的原故吧，才吸引了病态革命家瞿秋白的怜爱。每一个接近和关心瞿秋白的朋友和同志，都以为他所选择的是丁冰之。当他宣布王剑虹为他所恋爱的对象时，大家都出乎意外。丁从此情感失常，时哭时笑，狂放不羁。我同蔡和森、向警予住在一起，虽然经过了几个月，但同他们之间的情感始终不能联系起来。除了每天两次同桌吃饭外，差不多没有机会见到他们，更没有机会同他们谈话。因为他们整天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即在一起吃饭，大家也不开口说话，在每次吃完饭时，总是向警予连声说：「好恰！好恰！」（湖南人读吃作恰音）的寒喧称赞来击破沉闷的气氛，但这并不能削除我内心里的窒息。在性格方面，我觉得和他们相处宛如冰炭之不相投。我一向爱朋友，热情，喜欢谈笑，但同他们简直无话可话。他们的生活是异常之单调而不合乎人情和卫生。蔡除了写作和每星期一次出席上海大学教职员支部会议外，整天躺在床上看报，不出门一步，也没有任何朋友和同志的私人来往。陈独秀和瞿秋白虽然照例每星期来一次，但都是开中央党务委员会，而不是私人的来往。我对他说不上有多少尊敬和好感，只觉得他是一个古怪的革命者，一个同志而已。向警予最初给我的印象还不算坏，朴实、态度严肃，虽然严肃之中有些呆板，我仍旧是相当敬重她的。但相处了几个月之后，我觉得她虽然比我年长得多，而且到过法国勤工俭学，但她从没有给我任何教益，没有同我谈过任何问题，也没有问过武汉和北京党内的情形，尤其是曾经在武汉轰动一时的湖北女子师范的学潮（这一段故事，北京的某些男同习听起来都很有兴趣）。虽然我有时趁机片段地告诉她一些情形，但她却不感兴趣，我当然无法多谈。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细小观察之后，我对她的尊敬之心便逐渐减退。我觉得她的个性古怪，不合人情，心胸不开阔，拟男主义和清教徒的色彩很浓厚。她的年龄当时还不过二十七八岁，但已经像一个尼姑或老太婆型。她和任何同志的关系都很坏，尤其是陈独秀、瞿秋白和施存统等，都很讨厌她的那种清教徒式的态度。有时他们同她争论甚至冲突（当然她对陈客气些，陈批评她时她不抵抗；但以陈的性格和风度来说，对她更看不惯）。她和我之间虽然从未冲突过，但她对我是漠不关心，冷冰冰地丝毫没有同志间的关怀和友谊。从我当时的境况说，摆脱了家庭的关系（母亲逝世不久），离开了旧有的朋友和同志，只身来到上海，在举目无亲、人地生疏的情景之下，虽然党中央对我的安排是超乎寻常的（我是唯一享受这种特权的党员，以前没有过，往后也没有），但在生活方面，由于唯一接近的人是如此的冷漠无情，难免感到凄凉和寂寞！每当清晨从梦中苏醒时，躺在楼梯底下罩着一顶蓝灰色的破帐子的床上，感到一阵一阵的心酸！尤其当我同向警予商量把女佣人住的楼上的小房间和我楼梯底下的床铺换而遭到她的拒绝时，真出乎我的意外！因我所需要的只是一间有光线的房间，便于读书和写字，生活比较方便些，而女佣人只需要一张床睡觉，她白天里根本不到她的房间里去。像这样的要求竟被拒绝，我只好忍气吞声地住下去，不愿意将这种生活上的小事情向任何同志申诉，只是自己暗自伤心而已。此外，最不合卫生和感到痛苦的，便是早晨和傍晚女佣在厨房里烧早餐和晚饭时木材的浓烟（烧午饭时我上课去了），像催泪弹一样，每一个人的眼泪都不停地往下流，至少需一小时以上之久，陈独秀每次遭逢这种滋味时，他总是说：「警予！你要想个办法呀！这很不卫生，尤其对和森气管炎和咳嗽更不相宜，我看别人家没有这样烟的。」尽管他时常这样劝告，但向仍旧不管，她也不到厨房里去看一看，把那个原始的烧饭炉子换一个有烟筒的就没有问题了。事后想来，她的这种顽强和固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一种强烈的妇女主义倾向，不屑管理家事的心理所致。一般的家庭佣人都称女主人为「太太」，但她却要她的女佣人叫她「向先生」，同叫她的丈夫「蔡先生」一样称呼。假如有人叫她「蔡太太」，她会当面斥责人家说：「下次不要这样称呼我。」这是反映中国妇女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一种幼稚的初步解放的意识形态，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妇女解放的正确观点和态度。像蔡和森和向警予这种畸形的生活态度：一方面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把革命当作职业；另一方面又表现极端孤僻、主观、甚至竟不近人情，他们都具有一种与其他同志不同的僻性，这自然是个人的特殊性格；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落后国家的传统习惯与前进思想混合的结在一起，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革命家的正确生活态度溶成一片，以致形成他们生活上的畸形发展。我一向与同学、同志或朋友相处，相互之间总是热情亲切、和谐与喜悦，尤其和同志相处更是不分彼此，没有一丝的隔膜。这次和他们住在一起，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到的冷漠无情的难堪待遇，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虽然除了蔡和森之外罗章龙每天两次来这里吃饭，但他们和罗之间也不交谈。他们一吃完饭就一同上楼去了。有时晚餐后罗同我谈谈武汉和北京运动的情形。但由于我和他的性格不同，他的谈吐和拘泥的态度，除了谈公务之外，引不起谈其他问题的兴趣，因而丝毫不能消除我的孤寂和烦闷。他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为当时党中央委员之一，也常在向导周刊上写文章。一个热情善感的少女，离开了一切家庭的关系和有深切友谊的同志和朋友，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新的友谊尚未建立起来，住在如此枯燥冷漠的家庭里，虽然有坚定的人生奋斗的目标，但在情感方面难免感到凄凉和寂寞！我在这种精神状态之下，黄日葵每星期寄来一封隐隐约约地表露情感的信（当然我也回答），便不知不觉地成为我精神上的一种安慰了。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除了在上海大学的青年同志（大多数是团员，很少党员）间建立了一些普通的友谊之外，尤其是同瞿秋白、施存统夫妇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之后，这便把我从凄凉寂寞的精神状态中挽救出来，重新恢复了我的热情和青春的朝气。他们尤其是瞿很同情我而不满向警予的那种不合人情作风；他认为向的这种态度，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同志曾给予一种不良的影响和痛苦。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大学的校址已决定迁移，瞿秋白和施存统在慕尔鸣路彬兴里307号合租了一座两楼两底规模较大的房屋。他们相互商量的结果，都一致主张我立即离开蔡和森夫妇而搬到他们那里。由瞿和施共同分担我的生活及其他一切费用，而不需要党中央的津贴。他们为我布置了一个小房间，小铁床，风琴式的写字台和一张滕椅。虽然设备很简单，但却也清洁舒适，适宜于读书生活。瞿和他的妻子、弟弟以及丁冰之住在楼上；施同他的妻子同我则住在楼下。自从我同他们住在一起，不但生活有兴趣得多，而且友谊也一天一天地增长起来，他们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看待。尤其是施存统夫妇，由于生活特别接近的原故，友情更加深刻，我们都以兄妹相称呼。施的妻子王一知虽然她个人缺乏追求上进的精神，但她同某些女同志不同，她较超脱，不嫉妬任何女同志各方面的优点。我和他们自至终保持良好的友谊。这不但把我从寂寞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而且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改善得多，过着像人一样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内心里一直是感谢瞿秋白对我的同情和体贴；尤其使我感激和获得鼓励的，就是他很看重我，对我的前途抱着很大的希望。例如有一次，大家一起谈话，当他批评了施太重感情而缺乏了理智之后，他着重的说：「在我们这一批人之中，丁冰之将来在文学方面有希望（丁冰之即后来著名的文艺女作家丁玲）；碧兰在政治方面有希望。」这句简单估计个人远景的话语，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因是出于我当时所敬佩的人之口当我的面说出来的。但相处的日子渐久，施存统夫妇和我对瞿的私生活便开始有些不满，我们觉得他追求物质的享受，充满着破落贵族和小布尔乔亚的气氛（他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小官僚家庭）。像丁冰之和他的妻子的极端自由和浪漫的作风，这是由于她们受了五四运动反封建思想的影响，这在当时还算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虽然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不正确的）。但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之一的瞿秋白，他不但没有纠正他的妻子和丁冰之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而且自己也和她们打成一片，跟随着她们的那种极端的自己主义和及时行乐的颓废堕落的倾向走。他们当时也不追求上进，终日以看戏、饮酒、谈爱为消遣。有时一起抱头大哭，情感极不正常。虽然瞿的弟弟热烈地追求丁冰之，而且已经同居，但丁却公开的说并不爱他，不过在寂寞无聊中一种消遣而已，她实际上是恋爱着瞿秋白。总之他们的生活完全陷于颓废、浪漫、三角恋爱和变态恋爱的状态之中。在对同志的态度方面，瞿秋白高高在上，骄傲，看不起人。不但不喜欢接近下层同志，即连干部也不愿意接触。假如有同志来访问他时，他在楼上一定派人下来问是什么人，如属上层，他便接待，如果是干部或普通同志，不管来自远近，则概不见面。例如有一次，当李震瀛和陈为人（做铁路工人运动的）从北方来上海至他家访问他时，他不但不请他们上楼，而且自己也不来和他们谈谈，仅仅吩咐施存统（施当时没有负党的任何责任，而瞿则为中常委之一）同他们谈谈就算了。因为他一向看不起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这件事使我很反感。过了不久当阮永钊（北大的学生）特来访问他时，我正在楼上，女佣人将阮的字条拿上来时，瞿秋白一看名字便怒气冲冲地说：「什么人都到家里来找。」他的妻子（非同志）接着也以一种轻视的口气对女佣人说：「你说先生不在家」。瞿秋白一声不响，就这样把一个同志打发走了。这件事使我更加反感。但过了几天当沈玄庐（又名沈定一，曾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大地主，五四运动后写了一些新思想的短文，成为名流，去过苏联，曾一度加入共产党）带着他的儿媳杨之华到他的家里来访问他时，他却把他们当上宾看待，佳肴美酒，谈笑风生。这恰同上面所叙对待那几个同志的态度形成了一个对照。施存统与瞿完全不同，他出身于贫苦的农家，生活简朴，在对同志的态度方面也比瞿不同，只要是来访问他的，不管是上层或下层，他都一样地热诚接待，就是被瞿拒而不见的同志，他也表示欢迎，他对瞿的骄傲态度，也像我一样反感。因此，楼上和楼下仿佛形成了两个阶层似的。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好像楼上是属于贵族阶层，而我们楼下则属于平民阶层一样。我们的这种意识，有时甚至相互从口中说出来了。虽然我对瞿生活方面的贵族倾向和对待同志的骄傲态度，以及对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人极感兴趣的态度深为反感，但对他的理论和文学方面的修养的敬佩却仍旧保持着的。当时党和团的力量还十分薄弱，除了党中央的几位上层领袖和某些知识份子之外，主要的基础是上海大学。当然其中主要的学生青年，以及一些教授，包括中学部的教员等等。除此之外，只有商务印书馆有几位编辑和职员，如沈雁冰（即后来的文学家茅盾），杨贤江（当当商务印书馆办的学生杂志主编）和丁晓生（职员）等。此外还有几个工人同志如郭某（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为上海书店创始人，后为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所代替）和他的妻子黄玉衡等。我是属于上大的教授和职员支部，即：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卜世畸和我五个人。蔡和森每星期出席这个支部会议。也许由于我是学生的原故，对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不甚感兴趣，因而我觉得这个支部并没有给我很好的教育。上大教授和职员同志间的情感并不十分融洽。瞿和施能合作的，但邓中夏与瞿秋白之间始终不合谐，因瞿对他总是采取一种藐视的态度。瞿曾亲自对我说：「邓中夏没有理论修养，是一个实际主义者。」因邓当时任上大的事务主任。至于其他在上大中学部教书的同志，那他更不在眼内了。自1923年初，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革命是各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因而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全体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后，如前面所述，中共经过慎重的考虑，各地的党员和团员全都参加讨论，曾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威望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因而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初所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这便意味着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不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的使命，必须加入国民党同它合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便改变了原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产生了一种极右的倾向。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思想方面。例如毛泽东（他在第三次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他所写的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发表于1923年7月11日出版的向导周刊上）。他说：「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的历史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的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份的革命工作；但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最敏锐迫切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商人迫切要求裁厘加税，但裁厘有损于军阀的利益，加税又有损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上面便是毛泽东对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站着主要地位的理论根据，因而他的结论是：「上海的商人起来了，而且行动了，我们希望天津、北京两地的商人一齐起来和上海的商人取一致的革命行动。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重点为我所知）毛泽东在这里所指的商人，即资产阶级，这便明显地意味着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要领袖。随后，在1923年末，陈独秀又写了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发表于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锋》月刊（第二号）上。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国各阶级的分析和力量的对比之后，作出了如下的结论：「中国的国民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即是说为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同时，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既不大，贫穷而又无知识，因而不能领导这个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同资产阶级合作才能完成这个革命。」陈独秀的这种思想，是异常之明显的把中国国民革命领导的任务寄托于资产阶级，即他所认为的「革命的资产阶级」。这便完全改变了他原来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同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二次大会宣言」（该宣言为陈独秀和其他领袖共同起草的）的宗旨完全相矛盾，该宣言的结论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它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但是工人们要在这个民主主义联合战线里，不至为小资产阶级的附属物，而必须为自己阶级的利益斗争，那么工人们要组织在共产党和工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工人们时常要记得他们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准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它号召全中国的工人和贫农，集合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一齐来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并肩前进，达到全世界的解放。」（见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明白地指示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工农专政，渐次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继承俄国十月革命列宁时代的传统，它不但排除了资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在民主联合阵线中同小资产阶级联盟还要注意不要做了它的附属物，而要保持工人阶级的独立，在共产党的旗帜之下同贫农共同斗争。这同后来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四个阶级联盟」毫无共同之点。在同年12月，即国民党改组的前夕，瞿秋白写了一篇题为《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发表于1923年12月19日的向导周报）。在这篇文章里，他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和对它改组所怀抱的美丽幻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尤其作为一个领袖来说，是令人惊奇的。他说：「辛亥革命造成中华民国的是国民党，历年以来任劳任怨为平民争权利，反对北洋军阀的，也只有国民党，这次国民党的改组有重要的如下三点：（一）从此平民的政治运动与军事的革命行动并进。（二）从此组织群众的民主的真正政党肃清腐败分子。（三）从此实行严格的纪律，作全国有组织有系统的运动，处处时时代表平民而反对军阀和列强。」由于瞿秋白对国民党的改组抱着极大的信心和幻想，因而他便更进一步地大声疾呼：「全国的平民呵！……联合起来，应该赶快组织国民党，集中我们的政治势力……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真正能发展自己的国民党……这正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国民党，我们必须自己参加，商人、农民、工人、学生和教育界，凡是平民都应该加入国民党。」瞿秋白称国民党为「我们平民自己的国民党」，但他却忘记了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忘记了「自己的共产党」，也忘记了他自己还是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呢。他把商人（即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都放在一个平面上算作「平民」，这便表现他阶级观念的混乱；同时，也就表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的根本错误。虽然他在当时写了不少关于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那些文章从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溶化于实际问题中，使它成为符合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根据或分析的方法，他当时写作的产量很多，但同志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他很渊博，但从他的文章中，得不到一个中心观念，也找不出他的思想线索和逻辑结论。同志们都以为是由于自己的社会科学程度太差，不能领略其中要义的原故，我当时也是这样想，但后来才发现，他的文章没有中心思想和逻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那些文章不是经过他自己的思想创作出来；而是从俄文中翻译出来，东拼西凑前后颠倒而写成的。上述这些表现在共产党领袖之间的右倾思想，尤其是陈独秀和瞿秋白的思想，在干部中引起了一种混乱和疑惑。但一般下层党员群众仍旧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以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种「策略」，在国民党的名义掩护之下，发展自己的力量，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而不是把国民党当作自己的党，宁可说对它是怀着某种界限的。例如有一次，当我同一群共产党员去参加上海国民党区党部的党员大会时，我们对那些所谓国民党的领袖们，如汪精卫、廖仲恺等的演说，不但不感兴趣，而且还怀着另外一种心理。这就足够证明：一般共产党员仍旧保持着原有的共产主义的信念，而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思想。至于党当时在实际的行动方面，由于中共上层领袖思想的右倾，另方面，由于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的失败，因而某些干部甚至领袖都纷纷转向到国民党去工作（在国民党工作薪金比在党内工作要多两倍乃至三倍以上），单以上海来说，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沈泽民等一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毛泽东当时本为共产党中央委员之一，但他并没有参加党的工作，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宣传部的干事。从那时起，尤其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后，他便专门从事于国民党的工作一直到1927年为止。他初次给我的印象：沉默寡言，态度文雅而严肃。但看来缺乏一般湖南人的豪爽和热情，虽然他是湖南人。邓中夏也是湖南人，前面已经简略地提到他的历史。当我于1923年秋到上海时，他仍旧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负责者之一，又是上海大学的事务主任，但自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后，他便离开上大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劳工部的干事。虽然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离我们的住所很近，但他从不来我们这里（只有一次来找施存统）；同时，由于他的工作的调动，他就不属于上大支部了，因而我们之间便很少接触。直至1927年4月末，我们才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相见，双方甚为喜悦。但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见面了。他于1928年去苏联参加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便留在职工国际，因他被选为红色职工国际委员，他在那里写了《中国职工运动》小册子。回国后，在上海作地下工作，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送往南京枪决。他是我于1923年在上海以及1927年5月在武汉所接触的同志中留下良好印象者之一。向警予前面已经说过，她本为共产党中央妇女部的负责者（非中央委员），但从1923年末，她便和毛泽东等一同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他任妇女部的干事。该部部长为一个男性国民党的老党员叶楚伧，他的举止庸俗，面貌可憎，语言无味。由于国民党找不出一位适当的女党员作妇女部部长，宁可以一个客串的男角来充当。由此可见国民党一开始同共产党合作，就把持重要地位而对共产党人深存戒心，限制共产党人的地位了。沈泽民和沈雁冰（即后来的文艺作家茅盾）的胞弟。他的性格温和，面上经常堆满着笑容，身材短小精悍，颇有文艺家的潇洒风度。对同志很热情，但自然而不过份。他爱好文艺，曾从英文翻译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在前进的刊物上发表。他常来我们的住所，不但同我很谈得来，而且在各方面的兴趣也很相投，因而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同志的良好友谊，这种友情一直保持到我去苏联离开上海的最后一分钟。他的未婚妻张琴秋当时也在上海读书，但尚未入党。当我于1925年秋，从苏联回上海时，张已经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而「五卅」运动中作女工运动很努力，因而被党派她到苏联去学习，沈泽民也要求同去。在他们动身之前夕，我还在他们家里见过他们一次。但从此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沈泽民回国后约于1931年在安徽省游击队中牺牲了。他的妻子张琴秋在中共取得政权后，曾一度作过轻工业副部长（我曾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此消息和她的照片在一起）。但由于他和张闻天、沈泽民……等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为王明派，即所谓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之一，故后来就无消息，恐被毛清算了。在1924年2月的一个清晨，黄日葵忽然从北京一直来到我的住所，他把行李寄放在我处，立即就去找上海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他是为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而来的（他当时为北京SY的书记）。他每天下午散会后即来看我；而我亦于此时从上大放学回来，我们同游或闲谈。我们经过半年以上的通信，显然双方都不知不觉地被一种微妙的力量吸引着；施存统夫妇常当面开我们的玩笑；瞿秋白则以冷淡和藐视黄的态度对之。这一暗示，曾给予我深刻的影响（因我当时还是很钦佩瞿的）；同时，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便是我坚持在求学期间决不恋爱的宗旨。因有了上面这两个因素，使我和黄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自觉地控制自己的感情而不致为情感所蒙蔽，得以较冷静地观察他的谈吐为人以及交友的态度。在两个星期的接触中，虽然他尽可能地表现他的聪明与活泼，适当而文雅地表达他的情感；但我却从他的谈吐和某些片断的生活叙述中发现他的某些弱点，如不沉着、爱虚荣和喜与女性交游等等。当我一经发现这些弱点之后，将近一年由于在北京的接触和往后的通信所发生的情感起了波动和矛盾。我觉得这种已经超过一般友谊的倾向，有当机立断之必要。当然，已经建立起来的情感，要由理智来抑制和摧毁它，自然要经历一番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但为了未来的前途着想，就终于决定了。我当即告诉施夫妇，叮嘱他们从此不要再当着黄的面开玩笑，我向他们说明了理由和表明了态度之后，他们认为我的态度很对。自此以后，当黄日葵来我这里时，我们都改变了态度，以对一般同志的态度对他。当他离开上海回北京时，我因故意表示冷淡，没有到火车站去送行，这使「某些送他到车站的同志感到惊奇」。这话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一封信告诉我的。他是借用同志的话间接表示不满于我不够交情之意。往后仅仅通过一二封普通的信，就断绝关系了。曾经因孤寂一度掀起的情波，完全平静下去了。在1924年春，我同瞿秋白，施存统夫妇住在一起已经半年以上了，我的情绪便开始有点不安，他们对我如兄弟姐妹般的友情，对我全部生活乃至零用各方面费用的帮助，使我感到不安。他们时常安慰我说：「不要时感不安，我们这里多一个人生活也是一样，并不增加多少开支，你专心读书好了。」这些体贴人情的诚恳话语，使我深深感激。尤其在同年一月瞿秋白为参加国民党的改组会议到广东后，他曾写了一封长信给我，除了鼓励和表达他对我的友谊和期望外，最后特别着重的说：「你安心读书，尤其对俄文多用功夫，不要觉得长期接受同志私人的帮助而时感不安，我们是乐意帮助你的；不必急着马上就去苏联，先把俄文的基础弄好一点再去，比较便利，而且学习也将收效更快得多……」。瞿秋白的这封诚恳而富于人情和鼓励的信，曾给予我很大的安慰，使我能够安心学习；尤其是施存统和王一知对我当亲妹妹般的情感，使我感到生活一点也不孤寂。这种良好气氛的关系一直保持到当我把到苏联去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在离开这座房子的最后一分钟为止。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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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由武汉到北京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4章由武汉到北京在1923年春，由于我们得到刘子通先生的回信叫我们立即去北京，因而我和徐全直就积极准备动身。我通知了我的父亲并要求他给我旅费，他很迅速地就把旅费送来了。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清晨，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已经来了一大群送行的人。男的、女的、教师、朋友、和同志。有的背着照相机为我们拍离别的纪念照片。我的父亲也来了，我当时由于内心里充满了兴奋、希望和喜悦，冲淡了父女之间惜别的情感；同时，送行的人太多，接应不暇，没有机会和他私自多谈。也许他感觉自己在这一群青春活跃的陌生人群中有些不调和吧，在我们还没有上火车之前，他便不辞不而去了。这件事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经过一天一夜火车的行程，次日清晨便抵达北京大前门火车站。当车轮缓慢地停止时，刘子通便在月台上出现了。他领着我们一直到胡鄂公的私邸。那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新式王府的建筑，有宽大的庭院、花木和水池；房间之多和布置之堂皇自不必说。我们就住在后院一排小型房间之中的一间。胡鄂公，湖北人，为当时的国会议员。但由于他的思想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因而同苏俄驻华大使加纳罕以及中共北方领袖李大钊常有接触，主办《今日杂志》，宣传社会主义。他当时已加入共产党（我曾同他在一个党支部里集过会），同李汉俊、刘子通私人来往甚密。因此，他也愿同李、刘一起帮助我们。我们在胡鄂公家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便搬到报子街国立女子高等师范附设的补习学校里（当然事先经过考试），它是专为准备投考女子高师的学生而设立的。同时，我们便被编入北京区的党组织内。北京党的主要负责者为李大钊（一般同志称他守常），他是河北省人，曾留学日本，在日本时，就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如《青春》）。在1917年回国后，除了在《新青年》杂志继续写文章外，并担任北京晨报副刊的编辑。在“五四”运动之前，晨报副刊所发表的许多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多半是李大钊写的。他自始就是《新青年》的作者中最早赞同俄国布尔塞维克十月革命的一人；同时也是中国较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人（见1919年5月年出版的新青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专号）。在1919年，他为了团结前进的分子，曾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5月，他又开始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因而他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者之一。他当时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兼图书馆的馆长。但他的私人生活很俭朴（因他薪金一部份贡献党），态度和蔼可亲，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敬爱他。在这里，除李大钊外，还有一大批同志，如李汉俊、刘子通、安体诚、于树德、范鸿劼、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缪伯英、（孟雄之妻），韩觉民、包慧僧、张昆弟、王振一、王尽美等，他们都是北京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干部。此外黄日葵、朱务善、李俊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黄为书记。其中除了李大钊、李汉俊、于树德、安体诚为留学生，张昆弟为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缪伯英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外，其余的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范雄劼专门作加纳罕和李大钊的翻译（英文），张昆弟、王振一则专门负责劳工运动的工作。至于李汉俊、刘子通、包慧僧等在当时仿佛没有正式负党的工作责任。当时正是孙逸仙主张联俄联共，高唱国共合作的时候，第三国际根据斯大林的阶级合作政策，便派马林（MALINE）再度来华，带来国际的指令，指令中国共产党员全体个别的加入国民党。其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现时只能实行民族民主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第二，中国国民党是领导国民革命的重心，中共党员应该加入其中，以便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第三，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应仍旧保持组织的独立；工人运动亦应独立，由中共积极推动使其发展，并帮助国民党发展工人运动。当这一指令颁布出来之后，党内从上至下在全国范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发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根据国民党腐化为理由，根本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这一派以李大钊为代表。陈独秀也是坚决反对，甚至因此要辞去总书记职；有的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共产党员绝不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一派以李汉俊为代表；有的开始根本反对，随后则主张作职工运动的和工人不必加入国民党，以免模糊阶级立场，这一派以张国焘为代表。此外，还有一批单纯的青年党员和团员，主观上反映无产阶级的意识，接近李汉俊的主张，认为共产党员绝不应该加入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本是一种可贵的作为共产党员的立场，但由于一般的理论水准甚低，没有足够的理论作有力的根据来对抗国际的政策；同时，也是最主要的，由于国际的威望，真诚地相信国际指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不过是一种策略，让共产党员在里面去发展本党的力量，在国民革命的掩护之下，朝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目标前进，我自己以及同我接近的一批同志都是这种想法。在北京，最初是分组讨论，随后则在全体党员大会上讨论，最后一次在北京大学教室里所召开的党团全体联席会议上，展开了剧烈的争论。除了李汉俊、刘子通所代表的极少数仍旧坚持他们原来的立场，进行了激烈的争辩外，其余的绝大多数，由于国际的威望和马林的压力，都放弃了各自的主张而接受国际的指令了。在全国完全通过这一议案之后，所有的党员都个别地加入了国民党。经过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党团又在北大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可否在北洋军阀政府中作官的问题，因当时李汉俊由于他的哥哥李书成①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政府中任相当高的官职，因而介绍他在教育部当一个职员，并非行政官员，但大多数党员都一致攻击他；要求他辞去官职，他根据种种理由向同志们解释，并引证欧洲各国社会主义党人任政府官职的先例，他不接受同志们的建议，他认为这种见解是教派主义，这是他坚持不准备辞职的理由，同时，他并说明以帮助我们三个女同志（从武汉来的）的生活和教育经费为不能离职的理由之一。但大多数党员却坚持原意，一点也不让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几个女同志，由于我们所处地位的困难，同时对于党员是否可以在任何统治政府的机关中作官的问题，尤其对于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及共产党人任政府官职的先例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因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我们的思想是同意党员不应在任何军阀统治的政府中作官的，因而，在最后表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三人是举手赞成李汉俊辞职的。反对的只有刘子通一个人。李汉俊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为了避免北京党部开除他的党籍，因而自动请求脱党，这当然是党的一个很大的损失。但同时，我们对他当时的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不满。他同他的妻子住在他的哥哥的家里，当然，那是一个官僚的家庭，生活决定人的意识，也许他已于不知不觉中染上了官僚的习气。他当时结婚不久，他的妻子确是一个异常娇艳的美人（没有思想和独立生活能力），他为了要培植这朵娇花，便需要金钱来灌溉。李汉俊本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当时最有理论修养的人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从1920—1923），他确曾为党，尤其是为宣传和教育工作而努力过。从1921年夏季开始，他在武汉共产主义的活动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我在前面所叙述的，湖北女子师范的学潮，自始至终是他亲身领导的；不但如此，他除了介绍一些同志到某些学校当教师外，还主编“武汉星期评论”，大肆批评研究系的权威人物梁启超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梁启超曾于1921年到武汉各大学演说，女师全体学生曾由校长率领到中华大学去听演说，由此可见他的声望之高）。此外，李汉俊曾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陈潭秋从郑州回来告诉我们说：“汉俊在去郑州时，沿途火车停站时，就对工人作激昂的演说”。他说话的神情是很佩服李汉俊的，当然，武汉的同志差不多都佩服他，除了包慧僧在背后找些不关重要的私人事情说他的坏话外，事后想来，根据我在武汉的经验，这次李汉俊被同志们攻击，可能受了包的影响。李汉俊自1923年脱党后，在1925年他又加入了国民党，他在1927年武汉政府时代，曾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任湖北省教育厅长。虽然他已脱离了共产党，而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出现于武汉政府的官员中，但在国民党人的眼中看来，国民党的左派中，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人，更何况他常与共产党人接触和某种合作，如同董必武……等。因而，在1927年7月革命失败后，他以为自己早已脱离了共产党而没有离开武汉，往后不久，结果仍旧是以共产党的名义被国民党政府枪决了！我们在补习学校约莫将近两个月，从庄有义给我们的信中，得知陈潭秋同夏之栩（我们五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恋爱的消息时，我们情感并没有受到震惊，只是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会发生恋爱的。因为在我的单纯的脑袋里，总是机械而天真地抱着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五人之中的任一个，谁都不会和他恋爱的，不管大家都对他尊敬而有深厚的友谊（除了杨子烈较疏远一点外），徐全直比我年长两岁（杨也一样），她们在处事对人各方面都比我老练得多。徐全直平常对陈潭秋在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特别不同（实际上我比她们任何人还表现得热情些）。但她得到这个消息后，便如疯如狂，饭也吃不下，整夜地失眠，几天之后就病了，发热，神经完全失常。她和我商量，她决定要回武汉，我听了她的话异常惊奇！我不但极力反对，而且认为简直是荒唐的想法。我诚恳地告诉她说：“我们好不容易得到帮助而来到这里，你这样干，一定会使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对你失望，你回武汉有什么前途呢？别人恋爱关你什么事呢？……”她回答我说：“我回去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拆散。他们的年龄不相当，陈潭秋的这种行为是欺侮一个弱女子，我要回去把她挽救出来。”我虽然极力劝她，“不应因此放弃自己的前途，绝对不应回武汉，努力用功学习，以便创造自己的前途。至于陈潭秋同夏之栩的恋爱，只要双方愿意，用不着要你回去把她挽救出来。”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但她却顽强地要回去。结果，她单独去告诉刘子通，避免我同去，怕我阻挠。子通先生见她如此强烈地要回武汉，虽然心里甚不以为然，但他却不置一辞，她便回武汉去了。我对她的这种轻率地放弃自己学业的举动深为惋惜而发生强烈的反感。事后，当我同子通先生谈及此事而表达我对她的这种举动极为惋惜和反感时，他便回答我说：“她这种轻率放弃学业和对自己的前途不顾的行动，便表明她没有多大的志向，不能深造；所以当她告诉我说她要回武汉时，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我没有表示任何意见，让她回去吧了。”徐全直是一个性格甚强、具有革命热情而有处理事务能力的女子，但她不喜看书，甚至连文艺的作品也没有兴趣，因而思想不能发展，文笔甚差，即连作一篇考试文或写一封较复杂的信都感困难。她自回武汉后，经过了一些周折，但终竟成为陈潭秋的妻子。约莫在徐全直回到武汉两个星期左右，夏之栩忽然手提一个包袱，出现于我的眼前（直接从北京火车站到我所住的补习学校），我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紧握着她的手惊异地向她说：“你怎么会突如其来呢？！”她以沉重的表情低声回答我说：“徐全直一直要我来，她说为的是挽救我；她自己准备留在武汉不来了。”我听了这话，以诚恳的态度对她说：“她得知你和潭秋恋爱的消息后，就如疯如狂，失眠发热，神经失去常态，她坚决地要回武汉去干涉这件事，我对她真有点莫名其妙？（实际上是由于我太天真）我以为恋爱并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不过目前对我们实在太不相宜。我们的年龄都还太轻，正是努力求上进的时候。我们在武汉闹得轰轰烈烈，当然，有的人，那些拥护统治阶级的和头脑腐旧的人，是恶毒地谩骂我们；但前进的人，以及有点民主思想的人是同情我们，甚至佩服我们，对我们抱着极大的希望，否则，他们为什么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呢？假如我们现在就谈恋爱，自己还没有任何长处，连谋生的能力都没有，那自然就会依靠男子，虽然是同志，但结了婚生了孩子，同普通的妇女有什么分别呢？因为家庭和孩子使得你不能上进，那时你的丈夫男同志恐怕不会像现时这样尊重你吧。何况你现在还不到二十岁，绝不应搞恋爱；将来自己在学问事业上有了成就，或者有能力独立生活，到处都有男同志，还怕没有恋爱的对象吗？“退一步说，即令你现在就要恋爱，也不应该在武汉同潭秋恋爱；我并不是因为年龄相差，也不是站在师生不可结婚的旧观念上反对你和他恋爱；而是因为我们曾经在武汉新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我们的言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学潮期间，想你一定记得，报纸上已经造了我们的谣言，说我们挽留刘子通而闹学潮是因为杨子烈和我恋爱他，污灭我们，企图贬低我们为新思想而斗争的意义，这不是很显然的吗？假如武汉有人知道你和潭秋恋爱，就会给人们以口实，为那些反动者所利用，这是有害于我们过去在长期斗争中所起的进步作用的。你是知道的，我对潭秋也同你们一样，但在表面上我比你们任何人都表现得热烈些。但我从没有想到恋爱，我总觉得：我们这五个人，无论如何是不能和他恋爱的。因为我牢牢地把握着这个观念，所以你和他恋爱的消息，如果不是最亲近的人写信来告诉我们，我是决不相信的。”她听了我这一番恳切的话之后，不作任何解答，她的泪珠不断地从两颊滚下来，这表明她内心蕴藏着无限的惭愧和痛苦。夏之栩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子。外表虽不漂亮，态度也不活泼，但内在却很聪明，这表现于她的文字的技巧方面（因她喜看文艺作品，对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书籍不甚感兴趣，因而思想不大发展），但个性很软弱，缺乏独立的主张、坚强和果断，很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当我们的话谈完之后，我便立即同她一起到刘子通的住所，当然，这对于他也是一件出乎意外的事！她既然已经来了，子通急急忙忙跑到胡鄂公的家里，同他商量暂时把她安置在他家里的问题，商妥之后，又立即回到自己的住所把夏之栩带到胡的家里去，我才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学校，我觉得我们太麻烦子通先生了。过了不久，各学校都放暑假，杨子烈、夏之栩和我三个人，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沙滩八号租了两间楼房（子通先生和李汉俊、胡鄂公安排租好的），茶水由房东供给，中饭和晚餐都在附近的小饭馆里吃（这饭馆名便意居）。这菜馆主要的顾客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因而，我们常常在那里遇见同志，关于我们的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李汉俊、刘子通和胡鄂公三人分担。在补习功课方面，则由几位北大的同志和朋友来为我们作义务教师。在这个期间，由于同志之间有些接触（当然比武汉更多）刘子通先生总是以求学期间不宜谈恋爱的警语来警告我们。因此，我们在初期总是自觉地对男同志采取远离而不接近的态度，以致引起他们对我们的反感，尤其强烈地反感刘子通，说他对我们的管束太严。实际上，他就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照顾我们。从他对我们爱护备至的态度和年龄来说，他也好像是我们的父亲一样。在一个火热的晚上，我们参加在北大第三院教室召开的全体党团联席会议。这次没有讨论专门问题，只有由党负责人作了政治报告和讨论某些实际的工作问题。在几十个座位上，我的视线偶然投射在一个坐得异常之端正挺直、身穿着米色西装的青年同志的座位上，并没有特殊的印象，不过觉得他一个人坐得特别挺直吧了。散会后，当我们三个人一起走出教室时，这位青年同志便来向我们要求告诉他我们的姓名和住址，经过相互交换姓名和住址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北京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英文系）的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者黄日葵，在五四运动时曾积极参加活动，他是一个爱好文艺和善于交际的青年，他的体格标准，态度活泼潇洒，举止文雅，具有欧美人的修养和风度。自此以后，他便常于晚餐之后来访问我们，经过一个相当的时间，我们大家一起都很相熟了。由于我也爱好文艺，因而我们便谈得来，但还谈不到有深刻的友谊。其他的同志，如何孟雄夫妇（妻子缪伯英）、范鸿劼、包慧僧等于晚餐后有时来我们的寓所谈谈；我们亦于晚餐后（因白天我们要补习功课）有时也到范鸿鹄劼、高君宁等的公寓去走走，在那里可以见到更多的同志。由于这些偶然的交游，遂引起刘子通严重的责难。他慎重其事地写信给我们三个人，他警告我们，特别着重我和男同志的交游应立即停止。尤其信中“浪漫的交游尤为宜戒”这句话，引起了我们，尤其是我强烈的反感。我们认为：同男同志偶然的接触或交游，不能因此加上“浪漫”的头衔。而且我们为了坚持在求学期间决不谈恋爱的宗旨，我们已自觉地相互约定谁也不要单独和男同志同游，要玩大家一起，以防卫恋爱的追逐（因当时女同志甚少，谁都希望获得女同志为其伴侣，这倒是男同志们的一种上进倾向），从始便是如此实行。刘子通的这种过份的警告虽然引起了我们（主要的是我）对他的反感，但我们了解他因为对我们成就的希望太殷切，未免过虑。我们想到这一点，因而对他的反感也就烟消云散仍旧恢复往日的尊敬了。正在这个时期，在一个异常火热的下午，当北大文学系的一位学生冯文炳（后成为文艺作家）为我们补习功课时，邮差送来一封从武汉寄来的信，一看便知道是我的父亲的手笔，我急忙拆开阅读，其中的字句，充满着悲哀和痛苦，它们就好像锋芒的利剑刺进我的心灵！他信中写着：“你的母亲因感染传染症不治而逝世了！她已和我们永别了！我从此失去人生的良伴，恸不欲生！尤其目睹幼小子女的凄惨孤零的情景，如坐针毡！现在唯一能够帮助我的就只有你，希望你立即回武汉，找一个小学教师的位置，帮助我培养幼小的弟妹，完成我人生应尽的责任……”。噩耗传来，使我悲恸欲绝！这猛烈的突击和对我的要求，顿时在我的内心里掀起了极大的矛盾和震动！上进的志向，革命的热忱与儿女深情相搏斗！想到我的可怜的母亲的逝世，虽然生活困苦和生育过多是主要的原因，但我这次解除婚约给予她精神上的打击和内心里的痛苦，一定是很沉重的（因她思想保守）；尤其想到我的父亲的痛苦和幼小弟妹的凄凉景象，恨不得立即插翼飞回家去；但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一辈子当一个小学教师，永久固守于我所曾厌恶的环境——武汉——要向那些曾经仇视过我的人们敷衍低头，也就是向旧社会和反动势力屈服，那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经过这一番理智的思考后，含着痛苦的眼泪，怀着沉痛凄凉的情绪写了一封极恳切的信给父亲，除了表达自己对母亲逝世的悲伤外，一方面安慰他；一方面委婉地说明我不能回武汉的原因和理由，最后请求他原谅我，并要求他将对我的希望放到更远大的一点上。将这封对我的前途有决定性的信写完寄出之后，我内心里的矛盾完全消逝了，剩下来的只是单纯的情感上的伤痕吧了！当日晚餐之后，唯一爱护和培植我的导师刘子通听到这个消息，便特地来慰问我，并特约我们一同到北京有名的中央公园去散散心。我们四个人围着一籐桌坐在芬芳美丽的荷花池旁，在浓密的松树之下；当时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微风飘送着一阵一阵的芳香。这种美丽而富有诗意的夜景，也终竟不能唤起我的艺术之感，不能转移我的伤感的情绪。子通先生认为我对这件事当机立断的态度，一方面表现了处理重要事情的果断，同时也表明我追求上进的志向之坚强。经过他的慰勉之后，感到心胸稍微舒畅一点，随后情感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状态，努力温习功课，准备投考国立大学。但自此之后，我的父亲便不写信给我了。考期临近了，我们三个人都一同去报名，准备投考国立女子高等师范。但我们对于这次投考并不抱什么希望，不过尝试一下吧了。因为我们自己很了解：虽然我们自信我们的国文程度都还不错，但英文、数学的基础实在太差了。果然不错，经过三场严格的考试之后，我们都是榜上无名，这本是意料中的事，我们并未因此而感到失望。随后，杨和我都考取了一个私立大学，但由于进私立大学费用甚大；同时李汉俊要回武汉，刘子通肺病转剧，不能就职，贫病交加；至于胡鄂公，一方面他的负担甚重，他有九个子女；另一方面，他和我们的关系甚浅，当然不可能由他一人来担负我们进私立大学的费用。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夏之栩跟李汉俊回武汉暂任他的私人秘书；杨子烈仍留北京自谋生活出路，我则由刘子通向北京党部建议送往上海进上海大学，关于费用和生活交给党中央处理。我对于这一决定感到异常兴奋！我本已向往上海大学，因我知道那所学校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所创办；但实际上却完全为共产党所主持，社会学系的教授全是知名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施存统等。该系还有俄文课程，我准备攻读社会学系，兼学俄文，然后再到苏联去学习。我下意识地感觉到：这对于我的前途将有决定性的影响，我怀着渴切的希望，期待着这一旅程之实现！在这计划决定之后，因为夏之栩和我动身在即，包慧僧和张昆弟约我们三人同游北京著名的西山风景。我们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就出发，我们骑着骡子，慢慢地走着，沿途欣赏着大自然美丽的风景，令人心旷神怡，饶有风味。我们当晚便寄宿于玉佛寺中法大学的校舍（因暑假学生都回家去了），在那里面又认识了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几位同志，如颜昌颐、宋云彬……等，由于张昆弟也是从法国回来的，因而熟识他们，并介绍我们到里去小住数日，让我们饱览西山的风景。第二天清晨，几位新认识的同志领导我们漫游山景；下午便到有名的温泉去游泳。我们三个不会游泳的人，便坐在游泳池畔，目睹他们在那碧绿澄清的泉水里，游来复去，宛如鱼之在水，逍遥自得。我为这种情景所诱引，便把鞋袜脱去，坐近水池边上，两脚浸在水中，打起水中的浪花，也自得其乐。但因一时不小心脚往下伸时，连身体也一起溜下去了，立在水中，泉水直到心口之上。由于我完全没有学过游泳技术，两脚站立不稳，全身倒卧于水中，顿时两耳鸣鸣，水激迫地冲进口中，吞也来不及，一刹那即失去知觉。当他们把我从水中捞起放在太阳底下躺着时，我才逐渐苏醒过来。但全身水淋淋地，腹胀如鼓，真是狼狈不堪，连救我的一共有三个人的衣服全都湿了，因为他们来不及换衣服而急忙跳下水中的；其他的同志们就从他们身上分出几套衣服来。我穿着一套男式学生服乘着人力车一直回到中法大学的宿舍。当晚热度甚高，腹痛不能成寐。次日我仍旧不肯示弱，一定要同他们一起游著名的八大山，结果照样能够赶得上他们的步伐，不过觉得两腿有点酸软吧了。我已经尝试过溺死的滋味了，痛苦的时间是非常短促的。但从此以后，我便不轻易下水，一辈子也没有想学游泳，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生活条件，很少学游泳的机会，尤其是女子；同时，由于那次几乎溺死（只差几秒钟），给予我心理上很深的影响。在临动身到上海的前一日，我到黄日葵的住所去辞行，但他因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到上海而尚未归来。他自到上海后，曾同我通过几封信，在同志的关系上已经涂上了一层微薄的友谊。当日晚上，张国焘和张昆弟请我和杨子烈到他们的住所晚餐，为我饯行（张和杨已开始有恋爱倾向，不久即成为事实）。他们深深地表现惜别之情，尤其是张昆弟。由于他平时对我有特别的好感，当我们谈到明天我就要离开北京到上海去时，他刹时两眼红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是一个异常诚朴老实的人），以沉默表现他的离别情绪；我虽然为这种诚朴的友情所感动，但因对他也如对其他同志一样没有超越同志的更深厚的私人友谊；同时，在当时我内心里充满着前途无限的光芒，隐藏着一种莫可名言的喜悦和期待，这情绪超越了对同志的友谊惜别之情；因而我的情感仍旧保持着平衡和喜悦的状态，不过对他的这种惜别的友情内心里感动而已。次日，当我同包慧僧动身去上海时，刘子通、张昆弟和杨子烈都来火车站送行。但想不到从此便和刘子通先生永别了！他在我去上海后还同我通过几次信，有时并寄点钱给我作零用；他当时的情景已是贫病交加，但对我还如此的体贴，表明他对我的情感之深了。在他最后给我的一封信中有“我对你情同骨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但从此就没有信来了，过了几个月，其他的同志写信告诉我，说他从北京回到故乡——湖北黄岗县——不久便因肺病逝世了！我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悲恸；他不但是我的思想启蒙的导师，而且在对我往后前途的发展方面，以及在各方面的实际帮助是有决定性的；我在此应特志悼念！注释：①李书成原为同盟会的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为黄兴派，但往后同北洋军阀妥协，在北洋军阀政府参谋部任高级官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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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入学」和「解除婚约」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三章「入学」和「解除婚约」我们这次学潮之所以获得如此惊人的胜利，固然是由于我们少数人的勇敢坚毅、不顾一切的奋斗精神，因而获得了大多数同学的同情与支持，但除些之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的推动和指导。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自1920年春已经开始在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山东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又是由于两个主要的客观因素所推动。第一，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在这个空隙中迅速的发展起来，因而大大地增加了无产阶级的数量。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已经用罢工的行动援助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现了它们的阶级力量；同时也提高了它们的政治觉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使中国一部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李大钊等迅速地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并积极进行建党的活动，因而中国共产党便于1921年7月正式成立了。差不多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在工业发展的刺激和中共的推动之下，从1921年起，便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斗争，如1921年长辛店工人的加薪运动、粤汉路陇海路的工人罢工、同年10月汉口人力车夫和香烟厂工人的罢工等。尤其是1922年1月香港的海员罢工的胜利，它不但达到加薪的目的，而且直接对帝国主义以猛烈的打击，从而又促进了全国工人的团结和对自己的力量加强了信心。由于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更鼓舞了中国各地工人罢工潮流的兴起，工人的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京汉铁路工会和安源矿工工人俱乐部等工会组织。跟随着香港海员罢工而来的便是1922年3月上海纱厂工人的罢工，7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的罢工。8月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及9月安源矿工的罢工等等。正由于这些罢工一般都得到了相当的胜利以及工会组织的发展，这便使工人觉悟到有全国工人团结之必要，因而就有1922年5月1日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创举。工人运动的兴起和繁荣滋长，这便反过来又大大地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在1921年末至1922年秋，当我们的学潮达到最高峰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单以武汉来说，自1921年7月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这次大会的十二位代表中，就有四位代表为湖北人，如董必武、李汉俊、陈潭秋、包慧僧等都已回到武汉（其中只有董必武、陈潭秋为武汉的代表，李汉俊代表上海，包慧僧代表广东。因包从广东来参加大会的，陈独秀当时在广东，没有参与其会），在各方面进行活动。其中尤以李汉俊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为最大。当时陈潭秋负责党的工作（党的书记），虽然不作公开活动，但他对于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是尽力推动的。董必武当时为武汉中学的校长，亦从不露面。武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积极活动和发展，这又帮助了工人运动的展开。当时汉口的工人，在许白昊和林育南等的努力工作之下，曾领导了几次胜利的罢工，因而那里的工人运动，也呈现着十分活跃的姿态。上面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当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工人运动生长的简略叙述，便是我们闹学潮的起因和背景。但在学潮尚未爆发之前，以及爆发和斗争的过程中，虽然李汉俊、刘子通、陈潭秋和包慧僧等均为妇女读书会的指导者，帮助我们讨论妇女问题和其他各种问题，不用说他们当时都是武汉共产主义组织中的领导者，但我们只感觉到他们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还不曾知道他们为共产党人。迄至1922年4月，由于我们五人在学校继续斗争的过程中，表现了异常英勇的姿态和行动，因而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二位负责人，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我们五人一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我们又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面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教师和妇女读书会的指导者都是共产党人；同时，我们才又发现：我们的学潮，虽然是自发的，是由于我们的思想所发动而扩大和发展；但在发动之后，他们便注视这一运动而于无形中在幕后帮助和指导。当然这些帮助和指导，只能限于一般原则性的斗争步骤，或预先知道校方对付我们的消息时而采取某种应付的措施。至于我们在校中临时所遇到的某些意外的事情，那我们只有用自己的思想和原则去临机应变了。我们曾作过许多使他们惊异和意想不到的事情，当他们听到对某些事件表现得异常勇敢和灵敏时，他们总是像父兄般似的报以温情的微笑表示他们的赞赏，但有时他们认为某些事情作得有点过火或幼稚时，他们也并不严厉责备，而只是婉言加以批评。在他们之中，以刘子通、陈潭秋同我们接触最多，我们经常是在武昌西川湖五号夏之栩的家里聚会。当然，在这里也会见了当时在武汉的许多同志。尤其当1922年秋，刘子通由于我们学校反动的国文教员联名向教育厅和政府当局控告他为学潮的煽动者和提倡仇父非孝、共产公妻被当局通缉流亡北京后，陈潭秋便成为我们唯一的指导者和朋友。他的外表虽很平常，但态度温和可亲，诚恳热情，异常关怀朋友和同志，他和我们之间的友谊甚笃，我们都敬爱他。我们驱逐校长的目的，虽然是达到了，学潮已告一段落，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但新校长的问题，一时很难获得合理的解决。当时，在我们看来，无论从声望、资格、学识和思想各方面来说，李汉俊是唯一理想的对象。我们虽然这样想，但在客观的环境方面确是困难重重，难以实现。统治当局因他的思想关系，自然不易通过；而在女师的学生当中，虽然我们的力量占着优势，但拥护校长的一派，是无论如何不接受我们这方面提出来的校长的，何况原来被驱逐的校长还在阴谋策划指挥着他的门徒进行复辟运动哩。复辟当然是办不到，但我们的理想也难以实现。对立的营垒，愈来愈尖锐。拥护校长的一派，在某些反动的教职员的怂恿和鼓动之下，对我们五人的仇恨已达极点，甚至声言要打我们。相持了一个时期。校长问题仍旧不能解决，学校自然陷于一种天然的罢课状态之中，几位以前负责调解的人，为着学校早日解决新校长问题，为了我们五人的学业和前途起见，他们便商议出一个办法：就是在女师的校长问题未解决以前或解决以后，我们五人立即在校外设一个补习班，实习各种功课，如英文、算术之类，以准备投考国立大学；同时他们担保女师给予我们毕业文凭。在补习期间，一切的设备和费用都由女师供给（因我们尚未满五年毕业期限），他们已经商妥将我们五人安置在我的堂叔陈时的家里，当这一办法由李汉俊和陈潭秋传达我们时，我恰巧外出，但她们四人已接受了。当我回来时，她们把这件事告诉我，问我对此办法有什么意见，我顿时愤怒起来！我说：“校长既然被我们驱逐出去了，应该是我们的胜利；结果我们反而在外面另设补习班，我为以这是等于变相的开除，那就是说我们五人再也不是女子师范的学生了。虽然几位调解的人担保给我们毕业文凭，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对这种妥协式的办法，不能同意”。“你现在不同意也没有办法，我们四个人都同意了，这也许是党团决定的”。她们回答我说。既然她们四人都同意了，我也只好勉强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我却痛哭了一场，我觉得这一场英勇的斗争，却以妥协的形式收场。但李汉俊和陈潭秋认为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客观的情势使然，因为学生已分成两派，再继续下去无了无休得不到结果，他们认为驱逐校长的目的既已达到，以后应付学校的一切问题，都由我们的同情者去担任。同时，他们为了我们的前途着想，应立即冷静下来，开始补习，以备第二年暑假后投考国立大学。经过陈潭秋向我个人详细的解释之后，我的怒气稍减，但并不完全满意。不管满意与否，我只好同她们一起搬到武昌昙华林陈时的家里。我们五人住一间大寝室，一间课堂，客厅我们也可以用；至于一切用具如黑板、桌椅、床铺等物都从女子师范学校搬来，伙食费也由女师供给。至于教师都是自动地尽义务，实际上比学生的数目还多，其中除李汉俊为同志外，其余的都是大学教授、日美留学生。我个人在这个期间，除了英算方面多用点功之外，还是喜欢看些关于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和新思想杂志，有时也看些文艺作品。当时关于社会科学的书籍很少，因此将在学潮期间所阅读过的一些书籍再拿出来重新阅读，如达尔文著的“物种原始论”，李达译的“唯物史观”和李汉俊译的“妇女之过去与将来”……。尤其是这本“妇女之过去与将来”。我最感兴趣。重复的研读之后，使我对于妇女在社会形式发展史中的每一阶段的地位以及未来的前途有一个轮廓性的认识；而且从此确定了一个不可动摇的观念：妇女要获得徹底的解放，只有私有制度完全摧毁，建立共有制的社会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这个简单的观念（我曾运用它发挥成为一篇辨论会的演说，此演说稿被陈潭秋拿到武汉星期评论，用天真名字发表，题为“女子参政与女子解放”。）就一直在我的脑袋里固定着。此外，如马克思和列宁的小传以及李卜克拉西和卢林堡的传记等给予我很大的感召；随后又细读马、恩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更使我坚信：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会向共产主义的前途迈步前进，惟有如此，人类才能获得合理的生活，才能真正自由和平等。虽然这种了解还不够深刻，但目标是确定了的。思想决定了我的意志，我更加坚定的准备终身从事于这一崇高伟大的事业。我热烈地向往苏联，立志一定要达到去那里学习的目的。对于在国内投考大学不甚感兴趣。在1922年10月的一个晚上，陈潭秋约我们五人在西川湖五号夏之栩的家里谈话，他这次的态度特别严肃，他说：“我今天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和你们谈谈：我对你们在过去一年半以来的表现，尤其是在近一年来的学潮中你们的那种勇敢和牺牲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使我异常感动和钦佩；你们的这种思想和行动，完全是革命的。所以在今年的春季你们已决定为革命事业服务，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现在我想介绍你们加入党，以便进一步地受到党的教育和领导；同时也是对你们表示更大的希望，不知道你们的意见如何？”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他说：“只是我们还很幼稚，如果认为我们够资格入党，那是最高兴没有的事，我们本来早就愿意献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他接着说：“那很好，我再找一位同志和我一同介绍你们入党好了。”我自接受这个庄严的“洗礼”以后，更虔诚地坚守着自己所服务的真理，犹如一个虔诚的教徒信仰宗教一样。“党”就是生命，在某种情形下，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在单纯的头脑里，深深地铭刻地这个观念。由于这一观念的确定，就决定了我人生长途旅程的目标，在往后的几十年中，随着时代的波涛度着不平衡的生活：有青春的活跃，喜悦的恋情，斗争和工作的荣誉；但长期经历着贫穷、恐怖、流亡，乃至威胁和利诱以及人生难以忍受的各种各式的痛苦！所有这些，有的成为鼓舞我和启发我的智能之重要因素；但那些长期经历着的挫折和痛苦，它们就好像严厉的教师一样，紧紧地跟随着我的身边，考验着我和锻炼着我，使我磨炼成为能够抵抗各种打击和挫折，威胁和利诱，忍受着一切痛苦，加强自己的信心和勇气，遥望着长途旅程的光明远景，在蜿蜒曲折、崎岖艰险的道路上长途跋涉。往后的叙述，是这种长途跋涉中的真实记录。经过一年余来紧张的斗争生活之后，重新安静下来读书，当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虽然几位教师热心的教导我们，但我们的心灵却仿佛不能安定下来似的，虽然我们都有共同的奋斗的目标。但大家都感觉得前途困难重重，殊无把握；因为我们还是那样年轻和幼稚，还需要不断地培养与学习。我们五人的家境差不多都很贫寒，显然无力培养深造，除非考取了国立大学。就我当时的境况说，虽然以前还算小康之家，但因伯父的去世，叔父的营业屡次失败，因而数次变卖家中的田产。父亲本具有优越的资格和地位，但由于他不善于经营和奉承，以致同当时拥有极大权威的陈时关系弄得不好，离开了中华大学，因而时常失业，于是家境日趋困难，生活尚不能维持，当然更谈不到继续培养我了。至于投考国立大学，由于我的英文、算术两门功课的基础太差（一年中的学潮期间根本没有上课），自己知道毫不把握。客观的条件与自己怀抱的理想相矛盾，因而感到迷惘与苦闷，向往苏联在当时还不过是一个希望，不知何时才能实现。因为当时去苏联必需自备旅费二百元，这个巨大的数目对于我根本没有可能。恰在此时，我的婚姻问题也接踵而来，所有与自己的前途有关的问题，都交织在这颗稚弱的心灵里。有一天，我的堂姐陈兆兰（即在学潮紧张关头骗我出去，并和她博斗过的）忽然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的未婚夫前几天到亚樵弟家，他向我们表明他对婚姻问题的态度，他说：“如果按照我的父母的意见，他们老早就主张我结婚的，因为我比令妹年长两岁；不必等到令妹毕业，但我以为最好等到令妹毕业后，我们独立生活，另组织小家庭，我知道令妹从小就读书，家事恐怕做不来。这样同老人家住在一起是不相宜的。所以我总是说要等到令妹毕业后才结婚。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令妹的思想很新，我曾在报上看到她的一篇小说，题为“解约”，里面是描写一个前进的女学生把父母代订的婚约解除了，这就表示她对自己的婚姻问题的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描写她自己。如果不想一个改良的办法，我想令妹是一定不赞成原来的婚约的。因此，我请你们转达令妹，可否和我见面或通信。”」我回答她说：“见面本来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以为还是先通信比较好，看看他的思想如何，但我可以断定他的思想一定是很保守的。因为一方面，他的父亲从日本回国后就一直做官，现在还在继续，家中自然富有；同时，他本人又是教会英文学校毕业，思想一定很保守。即令他的思想和我一样，我也不会和他结婚，我主张彻底的自由恋爱；不过，那是将来的事，现时还谈不到。现在我要为创造自己的前途而奋斗。见面是不必要，请你转告他，假如他愿意的话，先写信来好了。”兆兰姐回答我说：“我以为你不必这样操之过激，看来这人还很开通，譬如他主张等待你毕业才结婚，组织小家庭，还是为你着想，算是思想很新的人，而且他的英文程度很好，他说听罗素演讲完全听得懂。我为你着想，我还是劝你不要坚持你的主见。这婚姻在我们陈姓的姐妹中算是顶美满的。你不要人心不知足，将来后悔不及哩。你看我现在无依无靠，孤单单的，多么痛苦。”我不愿意继续说下去，因我早已决定解除婚约，任何美丽动听的词令都不能打动我，动摇我的意志。因此，我用“等他来信再说罢”这句话来结束这一谈话。兆兰姐我本来很同情她，她也是扮演旧式婚姻悲剧的角色之一，是这个婚姻制度下的一个牺牲者。她本来是一个性格爽直、体格丰满而且相当漂亮的女子，地主家庭出身，从小便受教育随后又在女子师范毕业，往后一直当小学教师。但由于她受封建传统的思想的毒太深，自愿做一个牺牲者。她的未婚夫是她的母亲的同胞姐妹的儿子，他们是指腹婚（即双方约定：假如生产后为一男一女就定婚）及至她的未婚夫长大了，便是一个前鸡胸后驼背，发育不全，身体矮小得不成人形。她的一些比较开明的伯叔父及兄弟们，都主张根据残废的理由解除婚约，重新选择配偶，这本是很合情理的，但她却坚持不肯。但独身到30岁时，她以发疯似的要同那个残废的未婚夫结婚，她的理由是在外面当教师，抛头露面，嫁了人比较方面些；实际上是由于生理上的要求和封建思想束缚的原因。结果，嫁过去不到一年，她的那个残废的丈夫死了（这也是结婚后的必然结果）。她便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虽然她的情景很悲惨，但我对她那种顽固的思想却很反感，她的这种思想和行为，除了以牺牲人生应享的幸福作代价企图去赢得封建传统的残余思想的少数保守主义者的嘉奖之外，是不能想像和理解的。在一个朔风凛冽的寒冬傍晚，邮差送来一封特快挂号的信署名张立文，自汉口寄的字样，我一年就知道是所谓的未婚夫的信。我怀着好奇而有点微妙的心情拆开了它。那是用毛笔缮写得整齐而恭楷的一封长信，我读完之后，不禁冷然失笑。经过我的四个同志传观之后，我便对他们说：“我的估计一点也不错吧，你们看他的思想是如何地保守和腐旧呵！现在是时候了，我就藉此机会向他表白我对这婚姻的坚决态度，提出解除婚约的主张。”她们都同意我的主张，于是我便拿起笔来，在暗淡的光线之下写这封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整整地写了一个通夜，天快亮了才写完，几年来隐藏在心的深入解除婚约的决心，才在这封信中公开提出来，并驳斥他信中的许多观点，感到异常之轻松和愉快，这两封信都很长。但主要的内容和重要的词句，此时犹新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他信中的主要内容大略如下：“我两家重婚叠戚，世代交情，至我两人的父亲更是极要好的朋友。从前听说你在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我是很羡慕的；又听说学问很好，我很惭愧的。但最近听说你被女子师范开除了学籍。舆论方面给你不好的批评，又听说你剪了头发，同时我在报上看到你的文章，真是理想高尚，装束新奇。……我诚恳地希望你将头发留起来，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至也，并希望你到汉口西里达女校来读书。经济方面，如有困难，我可以帮助……”。我的回信大意如下：“……来信所提到的舆论对我不好的批评，我是不在乎的，因为我是现代的青年，我要担负改造这个腐旧的社会的责任，要和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封建思想传统斗争，当然旧社会的舆论要批评我，你也是现代的青年，也应该担负一份改造社会的责任，但你也以这种舆论为然，那真太可悲了！”“女子剪发问题，是时代潮流的趋向，为着适应生活上的便利和卫生的需要，在欧美先进国家早已不成问题。至于你根据“孝经”来说剪发是不孝，那么先生你自己便是不孝中之一个，并且现在中国的男子没有一个孝子了。自辛亥革命后，男子的辫子一个一个地都剪掉了，而且剪发是我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和权利，你劝我把头发留起来，那更是笑话！至于你提议叫我到西里达女校去读书，并声言愿意在经济上帮助我，谢谢你的好意，我决不愿意到那种贵族教会学校去读书，更不需要经济上的帮助。我有自己的目标，远大的前途，我自己会创造我的光明前途，请你不必耽心。”“我和你不过是世交关系，至于父母所订之婚约，自从我有了思想之日起，是不承认有这一回事的。这种“非人式”的婚姻制度★，我是极端反对的；更何况我和你的思想根本不同，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的婚约有绝对解除之必要。”这是全信最后一段，是订婚后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非人式”的婚姻制度是当时的术语。假如我后来写就会有“不合理”来代替“非人式”三个字。为了保持真实，我不修改当时的原文。第二天清晨，我跑到夏之栩的家里，这是我们经常和陈潭秋和其他同志聚首的地方，也是当时武汉党团的接头处。我把来信和我回答的信稿给陈潭秋看，他完全赞同我对婚姻问题的坚决态度，并认为我的回信内容甚为得体。经过其他同志传观之后，我便回去重写一遍，不管反应如何，我也以特快挂号寄出去了。旧历年关将届，我本已写信给我的父亲说明不准备回家过年的，但有一天他来看我，适逢我出去了，他留下一封恳切动人的信：“你已经整整一年半没有回家了（我的家离汉口只需要二小时的火车和一段不甚远的路程），你的祖母和母亲都很想念你。尤其是祖母，年逾七十，已是风烛残年；你求学之日长，见祖母之日短了！你是祖母最爱的长孙，这次无论如何务必回家过年，以享家庭团聚之乐……。”我看完这封恳切的信。深为感动，于是决定回家一趟。关心我的同志和好友们，大都不赞成我这次回去，因我的婚姻问题尚未解决，恐怕家庭强迫结婚。我向我们解释我的父亲和对方的父亲都是开明的人，决不会有这种不合理的野蛮举动。在年节的前数日，我就同堂婶母（陈时的妻子）一道回家了。这次回来看到家庭的境况显然比以前大不相同。在几年以前还是一个大家庭，现在已分门别户了；以前过年，在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准备起来，杀猪、醃鱼肉、炒花生、瓜子、炒米泡、买糖果、杂货等物，全家忙得不亦乐乎。在元旦的前夕，还要请厨师到家里来办酒席；全屋子都打扫和布置得气象一新，灯烛辉煌，显得异常隆重。但这次迥然不同。准备过年的景象是如此的萧条，就已充分表现家庭经济的衰落；同时也反映整个农村衰败的景象。我对过年，不但没有童年时代的兴致，而且一点也没有这个观念，不过回来看看祖母和母亲及弟妹吧了。我刚到家中，首先就到祖母的房间，她已不能起床，两眼也看不清楚，我坐在她的床边，她拉着我的手，抚摸我的两颊，以颤抖的声调对我说：“你这次回来得很好，我想念你很久了，我已经不中用呵！以后你再回来时，恐怕就看不着我了……。”我听了这凄凉的话语，看到这种情景，不觉一阵一阵地心酸，热泪不断地从两颊滚下来。母亲一向对我很慈爱，这次特别表示尊重，她已不喊我的乳名，而第一次唤我的学名了，在深刻的母爱里，包含着对我的尊重的成分。她以和婉而恳切的语调对我说：“你一年半没有回家了，在学校闹风潮，你的父亲和我都相信你一定有道理，不会胡闹的。可是，谣言很多，有的说你剪了头发是不愿意结婚啦；有的说你反对校长辞调教员一定是因为同教员闹什么恋爱啦，这些不中听的话，传遍了这一村，带传遍了所有的亲族，差不多人人都拿你做闲谈的话枘。有时这些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来时，当然不舒服，我心里是不相信这些话的，我相信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从小就聪明，懂道理。现在看见了你，我更放心了。”我听了母亲这一段婉转的叙述，心头涌出一种莫可名言的酸楚！对那些谣言和诽谤，我倒不在乎，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我所感到不安和痛苦的，便是想到我的慈祥而和善的母亲，因我而受到旧社会的讥讽、冷嘲和热笑；我的父亲也被人骂为“无用”，他们无辜而分担了旧社会对我的侮辱和诽谤！在我回家的第二天晚上，我的母亲又单独和我谈话，她用温和而带试探性的口吻对我说：“我保留了一些绸缎的衣料，还有全套的瓷器，这些东西都是多年来留下来为你出嫁时用的；楼上还有一些木器，你父亲说要为你定做一对书柜，你还要些什么东西？你现在已经快毕业了，恐怕张家不久就要提婚事哩，我们得早点预备才好。”她说完了这些话后，双目投射着我，仿佛急切地等待着我的回答似的。当时我心里万分难受，没有勇气把对婚姻的态度如实地告诉她，更不忍心说我已经写信给未婚夫去作否认婚约的事，恐使她和父亲痛苦。同时，我知道她说的这些话是父亲和她商量后，由她来试探我的。我目睹母亲那种善良的态度和内心不安的表情，有如万箭穿心，但表面上仍旧装作平静的神情回答她说：“妈妈！从前爸爸说过，给我读书就不办嫁妆的，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您老人家不要操心，好好保养你自己的身体，我看您和爸爸的身体都不很健康，恐怕是因为最近几年来的境况不好吧。”关于婚姻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我的母亲试探的方式，没有得到具体的答复，她还没有探出我的态度，但她却又不明白地问我究竟对张家的婚姻抱着什么态度（她善良得可怜！），我也不说出来，只说不要嫁妆，我是准备回到武昌去了之后，再写信回去告诉他们，以免大家在短暂团聚的日子里，弄得不愉快。但在年初三的正午，我们正用午餐时，父亲的表兄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他是同我的父亲一起在日本留学，也是这婚姻的媒人。当父亲把来信看完之后，态度沉默着，一声也不响地将饭碗放下（其实尚未吃完）叮嘱我，叫我吃完了饭到他的厢房里去谈谈，我就预感到是关于我的婚姻的事。当我吃完了饭，走进父亲的厢房时，他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也不生气，只是把刚送来的一封信交给我，才开口说：“你看看这封信吧。”我抽出里面的信纸，一共有两封信；一封是对方的父亲写给媒人的，里面的大意是：“我的长子已届结婚年龄，望转达陈亲家早日完成婚事。陈家小姐与小子曾直接通信，有否认婚约事，现彼在家，父女可以从长商议，年轻人的意见我方并不介意，只望早日完成婚事为幸……。”另一封信便是我的父亲的表兄写给他的。他为着完成媒人的任务，信中的内容和那一封差不多的意思。我看完信后，就对父亲说：“是有这回事，让我先把他的来信和我的回信底稿给你看了之后再谈吧。我急忙跑到自己的房间，把这两封信拿出来递给父亲，他仔细阅读之后，平心静气地对我说：“照这两封信的思想和内容看来，你的道理完全是对的。那孩子的思想，也实在太腐旧了，尤其是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剪了头发就是不孝，这更是笑话。我的辫子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剪掉了，难道我是一个逆子吗？（我的父亲对他的父母最爱护不过）我想思想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两家真是像他信上开头所说的“重婚叠戚，世代交情；”至于我和他的父亲，更是最要好的朋友，解除婚约这件事是很难为情的。”接着我回答他说：这些关系我是知道的，您的困难我也很了解；不过，婚姻是我的终身大事，幸福或是痛苦，就决定于在结婚以前是否互相了解，志同道合，我想您一定是希望您的女儿将来幸福，而绝不愿意您的女儿受痛苦的。至于您说的思想可以改变，这要看是什么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改变的。而且照对方的情形看来，马上就要结婚，这对于我现时是绝对不相宜的，我有高远的志向，我不但准备投考大学，并还立志要到外国去留学。虽然现时我们的经济情况不好，但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这句格言，我决心向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任何困难的事情，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愿意艰苦奋斗，一定会成功的。结婚对于我现时实在谈不到，就是思想相同，我也绝对不愿现时就结婚。至于对方急于要结婚，那很容易，因为他们有的是钱，今天解除了婚约，明天就会有人做媒，马上就可以结婚。您没有什么难为情的，因为他家比我们富有得不能比了，假如两家的情形颠倒一下，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嫌贫爱富，现在我不爱富，那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除了说我太过激了以外”。父亲听了我这一番申诉，也不加可否，以静默结束了这一谈话，他虽然很开明，但内心里还有矛盾；母亲对这件事虽然不向我提起，但我知道她内心里很难过。因为在她看来，这门亲事是很美满的，并且所有的亲族都是如此看法。做官，富有，这是最好的条件；至于思想不同，那是他们不可能想像得到的。母亲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她从父亲那里得知我对这婚姻决意解约的原因以及我的志愿等等，因而她也不对我提及此事。不过，我看她内心里好像担负着沉重的忧愁似的，她耽心着她的女儿未来的命运。第二天的傍晚我的堂叔父陈时独自来我家贺年，带来一个很坏的消息，他对我说：“施洋律师已经枪毙了，这个很可惜！”这消息猛然地给予我一个沉重的袭击！施洋是武汉党里一位有气魄的同志我是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认识他的。他年约四十左右，风度潇洒，气质豪爽，口才之好自不必说，他每次发言总是词句果断，标志着他的坚定和魄力，他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之后，就担任这个工会的法律顾问，他勇敢地为二月七日江岸分会的执行委员长林祥谦等六十余人的被捕而辩护，随后又为他们的枪杀而抗议，因而遭到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忌恨，而于1923年2月15日下令把他枪决了！他的死无疑是自觉地为正义而牺牲；他的这种英勇的牺牲精神，已经记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永垂不朽！京汉铁路的工人于1922年春就开始筹备组织总工会。由于在同年8月发动了一次总同盟罢工，这第一次的经济斗争的胜利，又自然给予新的鼓舞，筹备会便于1923年1月召开会议于郑州，并决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当陈潭秋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五人时，我们一致热烈地要求去郑州参加成立大会，他当即婉言拒绝我们的要求，他的理由是：我们是女学生，同时又剪了头发（因为当时全国除了我们几个人外，女子没有剪发的），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我们就放弃了这个愿望。不过，我很羡慕武汉的男同志们都会去郑州，甚至连陈潭秋和学者风度的李汉俊也会去的。但2月1日的清晨，郑州全部紧急戒严，军警举枪堵塞路口，不让各地代表和郑州的工人整队护送匾额至会所。经过一场斗争，冲破重围，终于蜂拥进了会所。但会所四周，已被武装军警包围，并施行恐吓手段，强迫散会。但代表仍继续开会，首由主席报告开会宗旨，并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在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和“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的口号之后，宣布散会，一齐冲破包围网而出，但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所有匾额全被打毁。甚至总工会在酒楼所定的晚餐亦被禁止。各地代表目睹此种景象，怀着愤怒的情绪，于当晚和次晨分别离开郑州各回原地。总工会移往江岸（离汉口很近）办公。各分会的代表在愤懑与激昂的情绪之下，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本月四日发动京汉铁路全体工人罢工。果然在四日的中午，罢工实现了，所有的客车、货车、军用车都停止了。由纠察队维持秩序。武汉各工会的代表从郑州回来后，愤怒填胸，誓言愿同京汉铁路工人并肩奋斗，同共生死，因而在罢工的第三日，各工会派代表数千人前往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届时到会工友万余人。大会完毕，即举行游行示威，从江岸穿过租界到华界，历二小时之久，沿途高呼口号，声势颇为浩大。可是，暴风雨到来了！湖北省督军萧耀南鉴于屡次诱骗威吓无效，便决定施行大屠杀。军警首先包围江岸会所，迅即开枪射击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于是就发生了二月七日大屠杀的惨剧。当场死者三十二人，伤者二百余人，跟着工会惨杀之后，军警又分途到工人家中搜捕残杀、奸淫和抢劫，无所不为，甚至有一家全家男女被杀，其情景之残酷和悲惨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同时，又捕去工人活动分子六十余人，总工会武汉分会的执行委员长亦其中之一。军警把他捆缚于车站电杆上，逼迫他下令复工，否则杀头，他严厉地拒绝说：“我分会不得到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既然如此，头可断，工不可上”。如此问答者三次，警官见其态度坚决即下令斩首，自此此后，林祥谦的英勇故事，永远铭刻在每一个革命者的心坎上了。在同一天内，长辛店也有惨杀的事件发生。当三千余工人于七日清晨各执小旗列队到驻军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工友时，军队立即开枪射击，当场死者四人，重伤三十二人；次日死者甚众，轻伤者不知其数。同时，又捕去三十二人，军队强拉工人进厂工作或押至车站强迫上工，不服从者就地正法，因此而丧命的也不计其数。这次郑州虽然没有死伤，但由于罢工而失业的工人达三百余人；而且所有工会职员都不能在那里立足而流亡各地。总之，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的失败和惨遭屠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悲壮的第一页；同时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遭受的如此重大的打击。这便直接给予武汉正在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和党团的工作巨大的打击。有些工人运动的同志，如林育南、项英等离开武汉而到上海；其他曾经公开在这次运动中露面的同志也一个一个地离开了武汉。当日晚上，由于陈时带来施洋律师被枪毙的消息，遂引起了父亲同我谈起革命问题，谈到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等问题。他也看过我带回来的马克思和列宁的传记以及李卜克拉西和卢森堡的小传，这些小册子使他受了很大的影响，他对我说：“我看了你带回来这几个小册子，我觉得你信仰的共产主义是很好的，如果真正实现，那么，一切贫富悬隔和不平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过，像我这一代人是没有勇气干这种事业的，全靠你们这一代人”。我听了他的这几句简单的话，我很高兴他的思想显然前进了一步，即从民主主义的改良思想转变到同情共产主义的思想了。自从他看了我带回去的几个小册子后，已经模糊地信仰共产主义。在他所作的一幅新年对联里，便可看出他的思想倾向。在我们的房子的第二道门上，贴着一对用砚红纸写着“佛说众生平等；我祝世界劳农”的大对联，这是他的旧历元旦前夕自作自写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启示，而希望全世界都实现俄国一样的“劳农政府”。当他的那些大地主堂兄弟和侄儿们来我家贺年时，他们一进大门就注意这幅对联；大家都轻微地带着讥讽的神情去看它们。其中的一个向我的父亲开玩笑说：“哈哈！二叔！您的女儿革了您的命，现在您也要革命了。”大家哈哈大笑，我的父亲也以一笑置之。我在旁一声不响（心里很反感）。我们知道他们是很讨厌，甚至是仇视这种思想的，因为这种思想一经实现就要革他们的命了。过了几天，我为了避免婚姻问题的麻烦，就对父亲说：“我想明天就动身到武昌去，那里有些朋友准备开办一所小学，他们希望我去帮助筹备，也许在实习期限完结之后，我就可得到女子师范的毕业文凭，也许将在那里当教员，所以我要早点回到武昌去。”他听了我的话后当然不勉强留我；不过祖母和母亲觉得我回来的日子太少，仅仅一个星期就要走了，未免表现依依不舍之情。但她们也不勉强留我，因为她们知道我的性格，我决定要走就留不住的。从家乡又回到武昌，仍旧过着那种单调的补习生活。由于“二七”京汉铁路总罢工的失败，江岸的大屠杀、林祥谦的被斩首、施洋律师的被枪决以及不断地逮捕革命分子和工人群众等等，这给予武汉的党团同志们精神上巨大的打击。我们处在这种政治气候的低气压的情形之下，与自己的漂泊、贫困的境况交织起来，更使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蕴藏着一种对于个人前途的隐忧。刘子通早在几个月之前被当局通缉而流亡北京，在那里找到一个职位，李汉俊由于公开参加过“二七”总罢工运动，不能在武汉活动，也到北京去了。剩下来的只有陈潭秋同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从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方面说，虽然解除婚约的事由于我的父亲在思想上同情我，没有因此受到阻挠；但使到我感到不安和忧虑的，便是看到家庭经济的贫困，不但对于我的深造不能有什么帮助，即连维持家庭的生活看来也相当困难。因此，回到武昌后，我的精神是陷于一种忧虑和困恼的状态之中。虽然我最敬爱国文教师和启蒙思想的导师刘子通经常和我通信，安慰和鼓励，尤其当他赞许我的文字有很大的进步时，也曾给予我精神上极大的兴奋和安慰，但终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烦恼和忧虑；虽然陈潭秋也常来安慰和鼓励，但亦不能完全消除我们对于前途的担忧。当杨子烈首先找个人出路时，这便更增加了我们四人的彷徨与苦闷。她事先没有和我们四人商量就私自写信给刘子通，声言她的家庭可以帮助她一部份的费用（事实上后来证明她也是同我们一起生活接受外来的帮助），希望他也帮助一部分，使她能够到北京进补习学校，准备投考大学。当她得到刘的同意后，她便毫不犹疑地离开我们而独自到北京去了。这给予我的精神上重大的刺激，使我异常伤心！我深深地感觉到：患难的朋友，亲密的同志，在陷于同样命运的时候，在补习的期限尚未完毕（以女师的毕业期为限），找个人的出路，一定破坏了整个补习功课的气氛，松懈了我们四个人的学习精神，影响和削减教授们对我们的热心，这未免有点自私。当我送了她的行李而回到宿舍时，心头涌出一种莫可名言的伤感：空虚、迷惘……盘踞着我整个的心灵，热泪不断地流下来，甚至饮泣痛哭，宛如一双失群的孤雁在空中悲鸣一样。陈潭秋听到我这种情形（因其他三人不像我这样感慨和伤心），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分析和指出我这种伤感和痛苦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杨子烈的去北京，回顾自己更觉伤心；同时由于我的性格单纯善感，把每一个人都看得太理想化，因而也就特别伤感。最后，他根据我所具有的某些优点，极力鼓励我。由于我一向对他很尊敬，因而这封信发生了效力，把我从伤感的情绪中救拔出来，我抑制着动荡不安的感情，安定下来读书，并继续练习写作，恢复了正常的状态。经过一个短短的时期，庄有义效法杨子烈，也找个人的出路，她没有同我们商量私自向我的堂叔陈时要求希望他帮助进英文专门学校读书，结果陈时替她付了学费（此费是陈时私人的帮助，女师只付给他我们五人在他家吃饭的伙食费，因此，我很看不起庄有义这种行为），她的目的也达到了。这样一来，我们的补习班就自然地解散了，这当然又给予我精神上一种重大的刺激。但我不愿意向我的堂叔低头，要求到他的中华大学去读书。我虽然同他的家人住在一座房子里，但我从不和他们作私人的来往和交谈，倒是庄有义时常和陈时的继母和妻子打交道，帮助他的继母写家用账目等事。杨子烈和庄有义各自找到她们的出路后，剩下来的还有徐全直，夏之栩和我三个人。徐全直向我提议，叫我执笔和她联名写信给刘子通，说明这种情形。并要求他设法使我们能够到北京去读书。不久，得到他的回信叫我和徐全直立即动身去北京进补习学校，准备暑假后投考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并声言他已和李汉俊商妥他们完全负担全部经济上的责任（他说夏之栩以后再想办法）。我自得这个回信后，便觉得前途有一线曙光，我要紧紧地跟随着这一丝光线去发展我的前途。我的计划是先到北京，将来留学苏联，那里是我憧憬的自由之乡，我要去学习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培养为真理而服务的能力。我一方面立即写信给父亲告诉他我的教师负责一切费用叫我到北京去准备投考国立大学，希望他寄旅费给我。等待旅费寄来之后就动身北上。这又把我从彷徨与苦闷的情绪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了青春的朝气，充满着希望和乐观的远景。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我蕴藏着兴奋而愉快的心情，独自在天井里慢步地徘徊着，脑子里旋着未来的憧憬，不禁暗自微笑着。恰巧在这个时候，我的堂叔从外面归来，笑嘻嘻地带着幽默的神情对我说：“碧兰！我今天中午吃了你的喜酒哩！”我有点惊异的神情反问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叔父！”他回答我说：“今天张子胥在黄鹤楼请客，为着解除他的儿子和你的婚约，你的父亲不愿意去，请我代表女方的家长。那人说话还很漂亮，他说婚姻是双方的事，现在女方本人不同意父母代订的婚约，在现代的法律上是许可解除的。他把请酒的意义声明以后，媒人就把双方的订婚证件分别退还。这椿婚事，算是很文明地解决了。”我听了他的这一番叙述，异常高兴，我和颜悦色的回答他说：“那真是好极了！我很高兴这样解决；我觉得我的父亲不去，由您代表女方家长更为适宜。”自此以后，凡是遇着关心我的婚姻问题的朋友和同志们，①我便将解除婚约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好像听有趣的故事一样，津津有味。大家都祝贺我，好像平常人恭贺人家结婚一样。注释：①在当时，一个女子要想解除婚约，是一件异常稀有和困难的事，假如双方的家长都很保守的话。如果一方的家长不开明，也不能顺利的解决，除非女当事人，拼命奋斗。例如我的一个姓李的同学，她就是被男方用野蛮的抢劫手段把她抢去，企图强迫结婚，但她拼死抵抗，直到生命几乎断送时，才被娘家救活，往后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成为我的好友之一。因此，我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们对我的婚姻问题很关心。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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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在女子师范学校的生活与斗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二章在女子师范学校的生活与斗争我十五岁时，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旅程中一个最紧要的关头；同时也是决定未来前途的关键。自从我在职业学校毕业后，父亲便不再提起我继续读书的问题了。也许他因家境日渐衰落，他的负担过重，想把我的学业从此告一段落吧！然而在我自己方面，深深地感觉到这样结束了读书的生活心里十分难受和不甘愿，于是我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父亲，要求继续升学。他本来极愿意培养我的，经我这一提醒他便来信叫我准备投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不过有个条件，假如考不取，就从此再不能进任何学校了。这个条件对于我不用说是非常苛刻的；但在他方面却不能不坚持，因省立女子师范是官费，考取之后，五年之中完全免费，无论膳、宿书籍等费都由学校供给。假如考不取，我就必须在武昌寄读小学，用费就必须由自己担负。这是他不准备担负的。在这种极端严格而苛刻的条件之下，在我的稚弱的心灵里，感到无限的忧郁和惶恐！约在临考试前的一个月，正是酷热的暑天，我的堂叔父陈时带着堂姐陈慕兰和我到武昌省城一位姑父母家里居住着补习作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科；尤其是数学，更是弄得我头昏眼花。虽然在尚未考试以前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心理仍旧是感到没有希望的疑虑。不过那时我抱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就是考不取，一定留在武昌进高级小学，以准备第二年投考，死也不回家。经过一星期如赴刑场的三次考试以后，不料在揭示出来的录取五十名新生的“榜”上，竟还有了我的名字。虽然不是名列前茅，但已心满意足地欢喜若狂了。这所学校，在形式上虽然是一所新式的学校，由于校长是日本留学生，特别注重整齐和清洁，因而在这方面成为武汉学校的模范，包括大学在内。但在思想和制度方面，却不啻一座封建传统的堡垒。从生活方面说，学生进校以后，无论是星期天或纪念日，假如家长没有拿“循环簿”（即出入证）来接，是不能越出校门一步的。至于那些没有家在武汉而又无亲属在武汉的学生们，就只有呆在学校里。学生的来往信件，包括家信在内，都要经过校监的检查，有如囚犯的一般，学生所穿的衣服、裙子乃至鞋袜也规定一律的式样和颜色；头发也必须梳成一样的形式，真不啻一所尼姑庵！而且学生在此五年肆业期间，不能中途结婚，结了婚便须退学；已经结婚的当然不收，因而有些投考进来时年龄较大的学生，往往因结婚不能等到五年毕业而牺牲学业（湖北省立男子师范没有这种限制）。由此看来，这种制度也是限制女子受教育的机会和反映当时男女不平等的实例之一。从思想方面说，完全是封建传统的“贤妻良母”的教育。每早在“朝会”上校长和监学的训话，除了反复申述学生应遵守的校规之外，都是阐述一些贤妻良母的箴言品行、忠孝节烈的故事。至于国文一科，不用说学的是古文；而担任这门功课的教师，自然也是那些头脑冬烘的老学究。因而，在我们的脑袋里装满着封建传统的思想。在人生的欲望中，也只希望毕业后得着一纸文凭去结婚当教师。在当时的女子中，这样就算是很美满的了。当然谈不到有任何其他的愿望或志向。我约三四岁时，我的父亲在日本就同他的一位好友订定了儿女的婚姻。我的祖母娘家的嫡亲侄儿李少卿就是媒人。所谓未婚夫的的父亲张子胥不但是我的父亲留学日本时最好的朋友之一，而且还有一些亲戚的关系。他们的家就在黄陂县城，离我们的家很近，因而双方的消息都很灵通，只是相互之间不能见面吧了。在我的思想尚未改变之前，对自己的婚姻还是很满意的。张子胥和我的父亲不同，因而他的家庭更日益富有。因为中国的官吏传统的贪污（如不贪污反而便不能在官僚场中立足），即令做一个小官也可大刮钱财。我在师范学校里当时算是一个最守校规、学科进步甚速的学生。因而，在第一次学期考试后，就获得校长的特别称赞，他说我的进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尤其说我的“天分很高”。这句话，，确使我加强了自信心而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一件事，我的同班堂姐陈慕兰不但告诉我的父亲，而且还告诉所有陈氏族中和有关亲属的人，足见她对此也很高兴，因而流传甚广。可是，1919年反日帝国主义和反本国安福系卖国政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191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巴黎和平会议——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所点燃起来的。当中国的代表团试图在会中争回日帝国主义所侵占的权益——山东问题——完全失败，尤其是安福系政府在亲日势力控制之下，训令中国代表签字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留法学生首先奋起反对巴黎和约签字；北京的学生跟着怒吼了，他们愤激而勇敢地行动起来了。在「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和“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的口号下，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群集于天安门举行壮烈的示威游行，有如一股洪流一齐涌至卖国官僚曹汝霖的住宅，纵火焚烧，并殴打章宗祥，随后由于安福系政府专横地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二千余人，更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以及民众的同情和响应。于是：罢课、罢工、黑市以及抵制日货的浪潮蔓延全国。反动的安福系卖国政府，在全国民众的压力之下迫得不能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这几个卖国官僚；同时，也迫使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拒绝签订凡尔塞的对中国的分赃条约。这是五四运动富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史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五四运动伟大的意义，它的真正划时代的意义还不止此，最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一切传统的旧思想，旧礼教的藩篱，而以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来代替，这是以当时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为代表的。同时反对贵族的文言文，而提倡通俗的白话文，这是以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之为代表。他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勇敢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和主张；并提倡民主与科学，替落后的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启示，在启蒙运动的进程中，李大钊又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输入到中国来，这便替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我们这所尼姑庵式的女子师范——封建传统的堡垒——虽然没有直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同武汉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个运动，但在1921年暑假结束，学校刚开学时，我们的校长忽然请了一个名学者李汉俊先生来向我们全校的学生讲演。他宣布了“妇女问题”的讲题后，便浩浩荡荡地从原始时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一直说到现代，并推演到未来，主要的内容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下，决定于她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他特别把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他强调说：现在妇女由于经济上隶属于男子，故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社会地位，因而也就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最后指出，妇女要想得到同男子平等的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又必须谋求社会的改造。他的演说内容和词句，对于我都是新鲜的，从来没有听过的。虽然我当时还不够程度完全了解，但他所说的妇女由于经济隶属于男子，所以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人这句话，给予我很大的刺激。因而我就了解到“妇女要想同男子达到平等的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这种从来没有听过的话语和观念，頓时像电流一般迅速地在我单纯而顽固的脑海里冲激起来，碰到同学就说：“啊！到今天才晓得什么是人的意义，我们要努力做一个人呀！”同学们一般的反应很冷淡，但这简单的观念从此就深深地名刻在我的脑中，成为我往后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的萌芽。李汉俊是湖北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始创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之一，在当时算是很有理论修养的人物。他在五四运动中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提倡社会主义，甚为努力（因他在日本时已经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不但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撒下了一些新思想的种子，而且过了不久，他又介绍一位刘子通先生给我们这一班教国文。刘子通也是湖北人，为武汉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始创者之一，日本留学生。曾与李汉俊、陈潭秋、黄负生等主持武汉星期评论（除李汉俊以真名发表文章以外，陈潭秋、刘子通等都是用笔名）。当然，这位国文教师同以前的老学究的作风完全不同，他一来，第一件事便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文教材，猛搜地抨击文言文而提倡白话文，他从各种新思想的杂志和副刊上收集和选择有价值的论文和文艺作品来作国文教材，油印发给我们，而这些作品多半是“新青年”（当时提倡新思想最前进的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栏”中挑选出来的。他在解释和发挥这些教材时运用种种方法来灌输和启发我们的思想；同时，在课外读物方面，也是尽量介绍富有新思想的各种书报杂志给我们阅读。但最初拥护和接受他的思想的，在全班五十名学生中，只有杨子烈和我两个人。其他的同学，有的表现沉默，有的则在背后反对。但经过一个短时期，赞成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中，我们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而我个人在此时期中，完全朝这一方面偏向的发展，一有闲暇，手里总是抱着新思想的书籍和杂志贪婪地阅读；甚至在上其他不感兴趣的课时，也是偷看它们。这样一来，我的思想便如狂潮一般猛进了。任何事物都会引起我的思潮，都是我作文的题材。由于我的题材太多，因而除了国文课内每星期必须作一篇文章外，我还额外作一篇或二篇，刘子通先生总是乐意改阅，并常给予好评语。有一次的评语说：“你近来的思想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这个评语，使我感到莫可名言的愉快和鼓励。由于我和杨子烈的作文得到几次百分（一般作文得到百分是不容易的），遂引起学校当局的怀疑，以为国文教师偏爱我们（这当然是某些同校长私人有密切关系的本班同学告诉校长的），于是校长特别把我和扬的全部文章（我们把所有的文章装订成一本）拿去检阅；并将全班的拿去作比较，结果无话可说。关于这件事，同学们都知道而且心服。因此，便有某些同学来借我的那本作文去阅读，甚至比我们高一班的同学也来借。这当然使我们感到分外的愉快，因为已经有人同意我的思想了！我们的思想跟着时间的步伐日益前进，而我们的国文教师也就进一步地鼓励和帮助我们组织各种团体，如学生自治会、演讲会、辨论会和学术研究会等。由于他是我们的指导者，因而他就有更施展他才能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到两个月，不但我们本班的学生大部份都敬佩他，即别班的学生也开始信仰起他来了，因我们的演讲会、辩论会和研究会等，别班的学生也来参加。于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男女同学”，“婚姻自主”……种种新思想都在我们的脑中繁荣滋长，而且积极地提倡他们，以这些思想来作演讲会和辩论会的题目。在我们几个激进份子的推动之下，不但校内的学生会、演讲会和辩论会不断地举行，而且在校外亦组织了一个“妇女读书会”，由李汉俊、刘子通、陈潭秋为指导者，包慧僧有时也作为指导者来参加。当然主要的指导者是李汉俊。陈潭秋湖北人，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始创人之一，也是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十二人中参加者之一（武汉另一代表为董必武，后面将提到），当时武汉党的书记，他在刘子通作我们的国文教师不久，也被李汉俊介绍任我们这班的英文教师，他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英文系。包慧僧除了不是党的书记和我们的教师外，其他的资格也同陈潭秋一样。但他出席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是从广东去的，因而有些历史记载说他是代表广东，虽然他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当时在武昌当小学教师。“武汉妇女读书会”，有一个会址，集合了一些书籍和杂志，我们经常阅读社会科学书籍和讨论妇女问题。所有这些活动，对校长和那些思想腐旧的教员们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他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有这些表现和行动，完全是由于那个国文教员的影响和指导，因而他便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就愈来愈获得学生的信仰和爱戴了；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学校当局及其御用教员们的忌恨。尤其是几个在别班教古文的老学究，他们为了思想上的矛盾和自身的利害关系，都极端憎恨我们的国文教师，并怂恿校长借故将他中途辞退；但由于他获得了多数学生的信仰与拥护，校长不敢冒然行事，只有等待寒假到来。然而，学校当局决定于寒假期内辞退我们的国文教员的密谋泄露出来了，我们异常的愤怒，在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讨之下；我们都一致决定这个寒假不回家，以便进行联络同学的工作，我当时是用补习英文的名义通知家里作为不回家的理由（因我的家很近，只须三小时，就可到家）。寒假放了，我们五六个人就搬到离学校很近的一位女教员的房子里（因她带着女儿回家乡过年去了）。校长本来拒绝我们住在学校，并个别地劝我们回家；但看见我们住下来了，却又来讨好我们，由学校送饭来给我们吃；并供给火炉。他将他的两个女儿送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以侦察我们的行动。但不管侦察与否，我们一方面由陈潭秋为我们补习英文；而在这种掩护之下，我们另一方面暗中积极分头去联络同学，作挽留国文教员的秘密准备。寒假已满，学校开课了，当辞退刘子通的消息公布出来时，顿时激起了全班学生（除少数同校长有关系和思想反动者外）的公愤。我们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通过一致挽留国文教员的决议，并派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收回成命，重新聘请他回来。然而学校当局置学生的要求于不顾。于是，我们在愤懑与激动的情绪之下，宣告全班罢课了。这是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开办以来第一次的创举。五四运动的思想炸弹，已经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开始爆炸了。罢课继续了几天，校长和那些老奸巨滑的教职员们，他们向学生施行威胁和拉拢的手段，来离间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对学生宣布，说这次罢课是由于少数学生的鼓动，多数是被利用的，主张用签名的办法来鉴别。第一次踏上斗争舞台的我们，天真地相信同学们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因而毫不犹豫地答允了。结果，在全班五十名中，只有十二名签名愿继续罢课。罢课显然是失败了！我们失望了！痛心了！我们觉得同学们对不起我们！出卖了我们！我们十二个人一齐跑到自修室嚎啕痛哭一场！然而，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之后，我们自信，我们的人数虽少，但在适当的时机，是可以影响全班的，因而，继续斗争的意志又重新复活起来，准备作再接再励的奋斗。在这一学期中，我们对那些不胜任的教员，施以直接的驱逐，赶走了好几个教员；同时，我们用文字在（同情我们的）报纸上暴露学校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及其陈腐的封建思想；我们不但参加校外的团体活动、如“武汉妇女读书会”、“武汉学生联合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而且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如到汉口工人区作宣传，参加那里的罢工运动的活动等等。尤其是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女师的激进份子同武汉各学校的左倾分子，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的领导之下（我和其他四个女师的激进分子已经加入了青年团），筹备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在武昌青年会大礼堂举行，这是第一次创举。女师的学生，在这次纪念会中，除了参加演讲外，其他许多重要的节目：如话剧、歌舞等游艺节目，都由女师的学生担任。最有意义的是“五一”的歌词，是由我们作成，并由我们这班的音乐教师制谱伴奏（他亲自上台奏乐）。他当时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的音乐系教授，北京音乐专校毕业，留学日本。他有些自由主义的倾向，很表同情于我们。像这样的纪念会还是第一次出现于武汉，而女师的学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个学期中，我们的坚毅勇敢的精神是形于言表的。这一方面固然获得了一部份同学的尊敬和爱慕，但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反感和仇恨。至于同监学和教员们的冲突，那更成为家常便饭。有一天，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晚餐之后，我独自在操场上散步时，有一位同学告诉我：“校友布告处所贴的报纸被李监学撕掉了”。（因报上有一篇用红墨水划了记号的关于暴露学校当局的文章）。我听到“撕掉”两个字，不禁怒火燃烧眉尖，迅即约了一位姓李的同学（李兰英为签名愿罢课者十二中之一）陪我去质问李监学（她是一位中年寡妇，很漂亮，校长的亲戚，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图画）。我一走进她的房间（她正坐在写字台旁边吸水烟），站在她面前毫不客气地说：“李先生为什么撕去我们的报纸？那是校友布告处，不是教务布告处呀！”“那报纸上诽谤学校，所以我要撕掉”。她回答说。“诽谤不诽谤，要看是否合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你没有权利在学生会的布告处撕去我们的报纸”。我愤怒地说。“撕了怎么样？”她有点生气的说。“不行！要赔出来！”我拍着她的写字台说。“现在买不着怎么办？”她有点让步的神情说。“你一定要派人去买呀！假如买不到，那就要赔四个铜元出来”！我坚决地说。在这种严重的僵持局面之下，高班的几个同学进来，她们看到我的态度异常坚决。她们知道我并不是注重一份报纸或四个铜元的问题，而是保卫这个权利。她们劝李监学拿出四个铜元出来作了结，因报纸四个铜元一份，就等于她赔偿所撕报纸，而且晚上报纸也买不着。结果，我的目的达到了，拿着斗争的胜利品——四个铜元——带着紧张斗争情绪的余波和胜利的微笑回到自己的同伴中来，她们更是兴奋和鼓舞。可是，学校当局对我的反感和仇视也就达于极点，但对我亦无办法，因我不是无理取闹，而且由于李监学侵犯了学生的权利。有些保守的同学，包括我自己的堂姊妹和表姊妹们，她们在背后批评我的行动过激，她们说我的过激派（即共产党的别名），她们都不敢同我来往，甚至见了面连话都不敢和我说（因她们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我对于这些是毫不介意的，在我看来，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我都应当不顾一切地去作无情的斗争。思想给予我们实际行动的指示，我深深地感觉到：单是提倡新思想或主张还不足以表现自己的言行一致，必须以行动来实践，以身作则地实行。“社交公开”，对我们早已不成问题；至于“剪发”和“婚姻自主”，便成为当前最切身的问题了。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同其他四个思想志趣相投的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青年团的同志），不声不响地溜进大我饭厅里，准备相互交换把头发剪短（中国当时虽有人作文提倡妇女剪发，但没有人实行）。虽然当时我们明知这种破天荒的举动一定会引起学校当局的反对、终于在明亮的电灯照耀之下，互相交换地把各人每早麻烦和浪费时间的发髻剪掉了。当我们用香皂把我们的短发洗涤得清清爽爽整理好的时候，我们一致感到异样的轻快而相对微笑了。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几百双同学的眼睛都一齐向我们投射着惊奇的眼光，在这些眼光里，我们感到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当校长走近向学生训话时，全身颤抖着，他大发雷霆地说：“这…这…简直是造反，你们这样干，完全破坏了学校的校风，叫我怎么对你们的家庭负责？！怎样应付社会的舆论？你们一定要用假发髻结起来，否则，就要受到严重的处罚。”可是，我们站在那里若无其事一般，我们内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什么“处罚”，只是感到鄙夷和不能忍耐的愤懑。头发为个人所有，剪与不剪应该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朝会”在校长说完了话的异常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同学们对于我们这种崭新的姿态和胆大的行为，一群群地纷纷议论着、批评着。随后有少数同学继我们之后，响应了我们的行动。因此，校长对我们既没有实行处罚，更不敢因些开除我们。因我们在这一班中，差不多都是成绩优良的学生。我的头发剪去之后，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为了经济时间和卫生起见，我的头发已经剪去；为什么没有预先征求你的意见呢，因为头发是我的……”。这几句简单的话，便充分地表现我当时那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和敢作敢为的作风。头发剪掉了，觉得这还不过是一个极小部份的解放；那时横梗在我心头上的还有一个较重大的问题，那便是以前认为满意的婚姻。由于思想急剧地转变，对婚姻问题的观念也就根本改变了。自从我有了新思想之日起，在内心里便确定了一个坚强的观念：“一定要解除婚约”，不过要等待时机吧了。但我想首先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尤其对自己婚姻的——由父母代订的婚约——应解除的主张，使对方（所谓未婚夫）知道。但中国旧式婚姻的传统，从小就订婚，既定之后直到结婚的那一天才能见面。因此，无法使对方知道我的态度，虽然他在汉口只有一江之隔。于是我便决定，把我所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解约”寄到汉口《江声日报》副刊用真名发表。该副刊编辑是北京大学毕业生，由于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因而同情我们这次的学潮，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在学潮中表现勇敢的积极的份子。凡是我们暴露学校以及有关新思想的文稿，该副刊完全登载出来。我以前投稿（暴露学校的）用的都是假名；这篇“解约”为着使所谓“未婚夫”知道我对自己婚姻的主张，使他自动的提出解约（因我知道他的父亲一直作官吏，颇富有，其思想一定反动；至于他本人所受的教育是贵族化和洋奴化的教会学校，思想也一定腐旧），因此，我便故意用了真名（即一向在学校用的名字）。因为只有这名字他才知道。这个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他看了这篇文章。关于这个故事，将在下一章叙述），但想不到发表之后，在学校方面引起了一个小小波动。那些腐旧的国文教员们，在各班（除我们这班外还有其他四班）上国文课时，就根据我的文章的内容大肆批评，说我的这种违抗父母之命，主张自由恋爱的思想是太过激，在现时是行不通的（每班都有同学告诉我），以此来警戒学生，使得每一个人都特别注意我。最坏的是：校长和那些教职员们，却因此发现并且断定过去所谓诽谤学校的文章，都是我写的，至少多半是我写的，这又更增加了他们对我的注意和仇视。当然，这是由于我太年青和没有经验；我只想到了一方面，而没有考虑到学校方面的影响和后果。刘子通和陈潭秋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他们以责备的口吻对我说：“你过去发表文章都是假名，为什么这次要用真名呢？这是不必要的；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必锋芒太露”。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批评，承认自己幼稚而没有想得周到；不过我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真实原因告诉他们时，他们却报以同情的微笑。暑假将届，我们准备继续斗争的学生并不回家渡假，而以妇女读书会的名义筹办暑期补习学校，学生达八十人之多。我们补习学校的校址是在武昌的武汉中学。该校的校长为董必武，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始者之一，于1921年7月同陈潭秋一起代表武汉小组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秀才出身，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共合作后，从1923年末开始，他便一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尤其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时代，他曾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从他的风度和谈吐看颇为平凡；但他的态度诚恳，使人觉得他是一位老好人。暑期学校的讲师除李汉俊外，其他几位是从北京大学回来渡假的学生或教授，都是思想进步，在新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的人物。因而，我们在此两个月的补习中，无论在思想和学识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的进步；尤其重要的是影响了一批同学。这对于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同学校当局的斗争中奠定了一个坚稳的基础。在暑假将结束之前数日，一个炎热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和刘子通先生（他住在我们的房屋隔壁）正在天井里坐着纳凉时，我的父母突然来看我，他以带着气愤和埋怨的口气对我说：“闹得好！现在被学校开除了！你看！”他把学校的通知书交给我，那上面写着：“学生陈媲兰（后来我把“媲”改为“碧”，因媲兰的意义是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孝女木兰比美是开始读书时父亲为我取的）近年来往往藉端滋事，破坏校规，再四思维，成全无术，惟有请求贵家长格外原谅，务祈设法转送他校，俾有成就，敝校不能负责……”。我看了通知书，内心里虽然感到校长的手段可恶，但并不能为奇；因同我住在一起的几个同学的家长，也接到同样的通知书。我很镇定地向父亲解释，说明“学校开除我们是没有理由的。因为通知书没有指出任何破坏校规的具体事实；而且也不是开除我一个人。有好些同学的家长都接到同样的通知书。我们准备开了学都一同进去；开了课，我们也一齐去上课，看他把我们怎么样？”父亲听了我这和番解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责备我，因他对我在过去一年中的斗争很了解①对于我的某些行动，虽然他觉得太过激，但从我一貫坚决的态度，和我向他解释的情形看来，他认为我们是对的。他表示不管，让我们去继续斗争。暑假期满，学校开学了，上学期签名罢课的十二人中，其中有七个同学（比我年长二岁的堂姐陈慕兰亦其中之一），由于意志薄弱，不能抵抗家庭的压力，而屈服于家庭的幽禁之中，宁愿留级一年，以逃避这一多事之秋。剩下来的只有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和我五个人。这虽然在力量和精神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打击，但我们对于学校当局无理开除的举措更加愤懑，对于处置那七位同学的分散我们力量的措施感到异常可恶。可是，我们并未因此而气馁灰心，相反，对于革新女子师范的决心更加坚强，我们五人的团结更加坚固。学校开学那一天，我们五人一齐进校了。到处一看，从寝室、饭堂、自修室一直到梳洗室都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首先占据一间寝室，虽然它挂着新生的名字，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们七手八脚迅速地把铺盖打开，挂上帐子，把床铺理好（我们的行李是由同情者在我们进校之前就运进来的），然后就到各地方都占一个位置。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预先把监学和教员们的饭桌占据了。结果，她们没办法，只好另开一桌，往后我们所占据的一桌也就成为我们固定的饭桌了。同学们因为到处没有我们的名字，其中有些以冷眼相看，是不能避免的。我们为了对学校当局继续斗争，为着达到赶走校长的目的，在当时却不能不尽量的忍耐，以冷静和蔼的态度来应付这个恶劣的环境，博取同学们的同情和援助，因为我们是已经读了四年的老学生，只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我们平时不多说话，一改上学期那种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作风。虽然我们这一班由于我们五个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不能开课（上课我们一定也去上课，这是校长最害怕的事，因这样就推翻了他给家长开除我们的通知书），但我们却异常之用功地阅读社会的书籍和前进的刊物，不随便踏出校门一步。所有需要和外面接洽的事情（如同陈潭秋等），我们都委托同情者去负责办理。我们这种态度继续了约两个月，同学们逐渐地对我们表示同情，各班都有同情我们的同学在各方面活动。在她们暗中积极活动之下，同情我们的份子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由于对我们五人的问题搁延未决，便影响到全班课程陷于停顿状态，因而激起了大多数同学对校长无能的不满；同时，许多家长纷纷来信指责学校当局对于五个学生不能解决而耽误了全班学生的学业。学校当局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感到异常之困难，因而便有校长邀请全班家长茶话的传闻。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迅即以我们五人的名义，印好一批向家长申述校长开除我们之无理由和暴露学校种种不合理制度的传单。一天，下午二时左右，校长会客厅里家长纷纷到来了。正当校长向家长开始申诉他的困难时，我和夏之栩拿着传单一直走进客厅，校长的话被打断了，他不理睬我们，我们也不理他，我在未散发传单之前，首先说明来意，以诚恳而婉转的语调对他们说：“希望各位家长不要只听校长的一面之辞；请仔细看看我们的传单，我们的申诉和理由都在这里面”。说完两人就分途发给每一位家长一份传单，散完便匆匆地走了。在第二天早晨的“朝会”上，校长来训话时，面色惨白，全身发抖；他以颤抖而愤懑的声音对学生说：“太岂有此理！太目中无人了！在我……我校长所邀请的家长谈话席上，居然有人去发传单，不但发传单，而且还要说话，真是胆大妄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校长说完了话，同学们都知道这事又是我干的，视线同一齐投射到我的身上。我因精神方面早已有准备，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像平时一样泰然自若地站着。“朝会”在校长的几个岂有此理开始和几个岂有此理而结束，没有任何反应，静静地散会了。学校当局对于这种情形，更感到进退维谷。正式挂牌开除我们吗？却恐怕激起学生的公愤，爆发更大规模的风潮。恢复学籍吗？又有伤校长威信。既不能正式开除，又不恢复学籍，问题又不能解决。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学校当局便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在他们看来），就是提前给我们毕业文凭，把我们五人由校长及湖北教育界名人，个别的保送到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和其他大学。首先，校长找我个人谈话。他说：“你的堂叔陈时和你的父亲都是我的朋友（其实我的父亲同他没有往来，也许只是认识），我想你还记得：当你考进来时，你的名次很低，可是只有一学期，你的进步是超乎常人的，你的天份很高很高，好好用功，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放寒假时，我到你们这班发给你们的作文和算术考卷时，我不是曾经对你说过上面的这几句话吗？现在你虽然同别人一起反对我，但我对你看法和希望并没有改变，因此，我愿趁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录取新生有空额，我以湖北女师校长的名义送你进去，以谋深造。至于从开始直到毕业的一切衣物和零用等费用，都由本校担负。过去有几个优才生曾经享受过这种优待；现在还有一个学生正在享受这个优待哩”。“那是真的，当第一个学期终结时，校长对我的嘉奖，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加努力用功，更加强了我的自信心。但关于送我进北京女高师范这件事，我很感谢校长的好意；不过我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然后再回复你”。我回答校长说。我说“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这句话后，校长明白我是婉言拒绝，故没有说下去，我就告辞而去了。后来我们五人相互叙述校长对我们个别谈话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他是按照我们的家境和关系而施以狡猾的利诱手段，企图个别的解决。当然，这一企图除了暴露他的卑鄙和无办法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当这一条路行不通之后，校长又联络教育厅长和教育界有地位的人物和名学者，特请如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武汉国立高等师范教务主任兼代理校长李廉芳及名学者李汉俊等，来作调停人同我们谈判（其中除李汉俊暗中同情我们外，其他的所谓教育界的名人，他们事实上也是政客官僚，同督军、省长以及教育厅长打成一片的；他们都是利害相同，讨厌而又害怕闹学潮的学生的）。他们向我们声言：“一面为了女师的学潮不解决妨害你们这一班毕业班学生的学业，使整个学校陷于不安定的状态；同时，为了你们五位的前途起见，我们愿意尽力帮助你们得到深造的机会。现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开放男女同学，现在就可招收女生，假如你们愿意投考的话，我们担保你们五位一定考取。考取后，马上就可进校上课”。我们听了调解者这一段叙述，对这种利诱的办法，当时就婉言拒绝了。我们都一致认为：宁可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为着新旧思想斗争而继续努力；因我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全省唯一的官立女子教育机关，让这般思想朽旧的人盘踞着而黑暗下去。软的利诱手段已完全失败，学校当局又向统治当局要求由湖北省督军处下令派武装士兵到学校来逮捕我们五人，这消息首先为我的堂叔陈时所得到（他从督军萧耀南那里得知）。武装的士兵尚未到来，但一场恶斗首先临到我个人身上。在一个下午，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同学转告我说：“你的姐姐来找你，叫你赶快到亚樵哥家里去，因为你的父亲带钱给你，叫你马上去拿”。我那时正是囊空如洗，听到这消息，就急急忙忙地通知了监学处，一口气就跑到离校很近的亚樵哥嫂的家里。他们三个——亚樵和他的妻子及姐姐（他们三人都是教员）正在等着我。我还没有开口，他们便一齐向我说：“这是三叔（即陈时，他们崇拜的偶像）叫我们骗你出来的，不这样做，我们知道你一定不肯出来的”。“三叔从萧耀南——湖北省督军——那里得知一个确实的消息，就是要派武装兵士去逮捕你们五个人，所以他叫我转告你，叫你到他的家里去避一避”。亚樵哥说。“无论如何我不去，我一定要回到学校去，因为我们五个人是不能分开的；假如我这样做，有危险就一个人躲藏起来，那我以后就没有脸见人了，我决不怕这种事”。我平心静气地说。“这种事还不怕吗？你真是一个傻子，难怪人家都说你最傻，别人不敢做的事，都是你去干的，我们好意叫你避一避，你还要拒绝，三叔也是好意呀”！他们异口同声是说。“好意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决不能这样做”。我坚决地说。“混账东西！我们陈家世代功名，现时在湖北教育界也是最有声望的；三叔和我们大家不允许你来丢陈家的脸；一个女学生给武装兵士抓去，那成什么体统”！亚樵破脸说。“胡说！你姓你的陈，我姓我的陈我顶多不姓陈好了，要你们管我干什么？我的父亲都不管我哩”！我愤怒地说。“你的父亲太无用，他不管，我们要管，我们绝对不让你丢我们陈家的脸”。亚樵坚决的说。“什么丢脸，胡说！我做的事理光明正大的，为了同旧势力和封建思想斗争被抓去，那正是陈家的光荣哩；假如临阵脱逃，有危险就躲起来，那才是莫大的耻辱，我宁愿杀头也决不做这种没有义气的事”。我高声而激昂地说。争吵的场面停止了，接着就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他们把门关起来，三个人把我擒住，说要把我绑起来，为着陈家的面子。我一边哭，一边有如一头困兽一般，猛力地拳打脚踢，从他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迅即跑到门口，用所有的气力把门打倒跑出去了！我真起不到当时会有那样大的力量，也许把我从娘胎内出生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当我破门而出之后，一面哭着，一面往学校里奔跑。但当我跑到自己的寝室时，头昏眼花，吐了一口鲜血，倒在床上一点也不能动弹。我的四位患难朋友围坐在我的床边，听我诉述这场恶斗经过时，她们都感动得落泪了！她们一致愤慨的说：“我们从此不出校门，除非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还有几位同情我们的同学，也来探望我，她们听了我的四个同志转述我所遭遇的一场恶斗的情形之后，也都异常感动，走近我的床边，慰问我，叫我好好地休息。过了不久，我的堂叔又亲自来学校见我，但我却以病藉口拒绝。这位堂叔陈时，原为我没有思想以前最尊敬的，但自从我有了思想之后，我对他的尊敬也就随着我的思想急剧变化而逐渐消逝了。前面已经说过，他是运用祖遗的财产创办大学，自己作了校长。由于他的资质聪明，具有外交手腕和才干，物质的条件和地位，因而他结交了省长和督军、政客、官僚、教育界名人乃至名人学者和教会首脑。他是一位四面拉拢八面圆通的人物。因而在湖北教育界建立了很高的声望。当然，他在陈姓氏族中也就自然具有无上的威望了。但我这次不但违抗他的旨意；而且还拒绝会见，这对于他还是第一次哩。自我们得知政府当局将要逮捕我们的消息后，我们便立即以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到各学校和各团体及新闻界，声诉校长开除我们之无理由和暴露他的各种卑劣手段；并派代表（同情者）到各学校学生会要求援助。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假如女子师范的五位学生被逮捕，即举行总罢课（武汉的学生因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都各自在本校组织了学生会；并产生了全省学生联合会而加入了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统治当局得知这个消息后，对于用武力逮捕我们举动有所顾虑，恐因此引发更广泛的学潮，因而我们得以安居校中。学校当局，由于软硬兼施的办法，都不能实现，末路穷途，只有孤注一掷地悬牌开除我们了。当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和同情我们的同学商讨如何应付。首先我们以同情者的名义作一宣言，抗议校长开除我们之不合理，并暴露他对学校种种不合理的制度、设施及任用私人等等，立即油印一批，以准备悬牌时向同学宣传和鼓励，并准备散发到各学校和社会上去。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们的同情者秘密地告诉我们说：她得到了情报，明早就要“悬牌”。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五人一道地传递着临时应付的步骤；那时的情景是秘密、严肃而沉重，宛如身临战争的前夜！一个紧张而壮烈的场面到来了！早晨七时，正式开除我们五人的木牌，高高地悬挂在大礼堂的门前了。当一个附属小学的学生②跑来将这件事告诉我们时，我们便一齐奔向校长的会客室。当我们到达门口时，恰巧校长刚从里面出来准备外出，以避一避这个风浪。我们五人立即把他围起来，严厉地质问他开除我们的理由，并进行激烈的争辩。这时，他的态度很强硬地说：“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同我谈，你们已经是被开除的学生了”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同他争辩，而是缠着他不走，以待援兵到来。但他想不到我们会有这样的准备。教务主任从“朝会”上赶来向他说：“王先生你有事就赶快出去，不要耽搁太久了。”但他因为当着我们的面子又不好明说将有不利于校长的事发生，只是催校长赶快走；然而，在校长方面，由于一年多来为了我们的问题困恼不堪，此时想在我们面前发泄久积胸中的怒火，因而他反而在会客室坐下来，准备继续同我们争吵。他以为五个被开除的学生是闹不出什么乱子来的。但正当我们同校长争吵时，几百个同学都集合在操场上举行“朝会”，其中几个同情我们的同学利用这个机会作激昂的演说为我们五个鸣不平，对校长无理开除学生的措施作严厉的攻击；对其他不合理的行为，如压制学生的自由等，都予以无情的暴露。结果，大多数的同学（各班都有），在这一鼓励之下，激动起来了！像怒涛般的情绪驱使着他们列队冲至大礼堂摘下开除我们的木牌，由李哲时同学双手举起走在队伍前面，一齐蜂拥到校长会客室，把木牌掷在校长面前，大家用脚乱蹬。此时群情激昂达于极点。有些同学放声大哭，有的叫喊和咒骂，有的呼喊着要打。校长此时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颤抖着说不出话来，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之下，由几个职员将他护送至校长室，把房门关起来了。我们派几十个同学重重包围着校长室，把他禁闭在里面不准逃走，以便迫他辞职。校门外悬挂着一长幅以墨笔写着“驱逐教育界蟊贼王式玉”的大白旗；校门由几个雄纠纠的同学把守着，不是我们方面的人，一概不准出入；电话亦由我们掌管。那些男教员们见情势不佳，都偷偷地从墙头上爬出去了；那些拥护校长的同学，看到我们人数众多而又勇敢，也都避开了。这一幕斗争的活剧，宛如革命的群众夺取政权的缩影。为着客观的需要，为着达到驱逐校长的目的，在我们的鼓动和号召之下，立即召开了一个临时大会，在这个会议上，罢课委员会产生了；为着维持当时纷乱的局势和严密地监视校长，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罢课委员会迅即采取了分工合作制：宣传、组织、外交等部门都各自积极执行它的任务。驱逐校长的宣言和暴露学校一切不合理制度的传单，都是宣传组起草和油印，分别拿到武汉各学校各机关去散发了；在外交组积极工作之下，很快便和各校学生会取得了联络，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援助。虽然，在我们校内，校长也拉拢了一部份学生，但由于当时我们声势浩大，她们只有避不露面，而不敢有任何的表示与动作。这一骚动从早上七时半起一直到下午七时，在此过程中，首先是教育厅派了二位科员来同我们五人谈判，问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回答是：“要校长引咎辞职”。他们看到我们的态度如此坚决，便告辞而去。随着又是那几位教育界的名人和学者，如李廉芳、陈时和李汉俊又来和我们谈判，进行调解，提出的办法是：“恢复我们的学籍，校长仍旧作下去。”我们不接受这个条件，坚持校长必须引咎辞职；而且在辞职书中必须写上“引咎辞职”四字。僵持的局面，直到下午七时，他们目睹学生的情绪如此激昂，互相商讨之后，遂推举李汉俊谒见校长，以实情相告，校长在这种种情形之下，便不得不向教育厅提出辞呈，并按照我们的条件写了“引咎辞职”四字。当辞职书由李汉俊从校长的幽禁室中带出来给我们看过之后，在我们的胜利的微笑中，校长才蹒跚地步行出来。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又派代表到教育厅去询问，结果，校长的辞职书已得到教育厅的批准。闹了将近一年的学潮，在我们的奏凯中告了一个段落。这次女子师范的学潮，曾震撼了整个的武汉。在将近一年的斗争过程中，我们散发了无数的传单和宣言，勇敢而坚毅地为反抗学校封建传统的思想和不合理的制度，为争取一般的民主自由而斗争。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挫折，经历了各种各式的威胁和利诱，但由于思想给予我们的鼓励，我们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不仅在湖北省是第一次，而且在全中国也是第一次；它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迪，启蒙思想的发挥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推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学潮的末期，我们五人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不久又加入了共产党（这将在下章叙述）而在往后的年代中，女子师范的学生曾不断地提倡妇女运动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些便是明证。注释：①在开始罢课和在斗争过程中，我曾写过几封长信说明闹学潮的原因和理由，他曾同情我们，并把我的信给他的某些朋友看。因他知道一般人很难了解我们。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她说：“我的父亲看过你写给你父亲的一封很长的信。因此，他说：在没有看到这封信之前，我以为女孩子不懂什么，是胡闹。但这封信写得很有道理，文字也有条理，这倒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从这几句话看来，他也受了这封信的影响而相当同情我们，这位同学是我们罢课时十二人中之一。在下一个紧张的决定性的斗争中，她是同情者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她的父亲也接到留级一年的通知书，但他不像其他的几个家长一样把女儿幽禁在家里，而是让她到学校里作援助我们五个人的活动。当然她的活动是秘密的，否则，她也会被开除。②上面所提到的这个附属小学的学生是我们一位最得力的同情者蓝淑文的小妹妹，我们预先安排好了叫她看到悬牌时就即速来报告我们，以免校长外出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计划。因学校很大，大礼堂界于师范科和小学部之间，只有小学生才能够看到大礼堂；师范生平时是不准许到那里去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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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第一章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在湖北省黄陂县城五里以外的乡间，有一个村庄，那便是当地著名的“桃花庙”（现改为桃花村）。这个绮丽的名字——桃花庙——并没有美丽的景色值得赞赏。环绕于村庄四周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点缀着疏疏落落的农屋和平民住宅、树木及池塘。除此之外，这里既无雄伟的高山，葱笼的茂林和修竹，也没有秀丽碧清的河流；单调和枯燥，便是她的缺点。但一跨进这个村庄，人们便可发现，她呈现一幅别有情调的画图，因这里不但有许多大地主的建筑堂皇的宅第；而且还有些在科举时代成名的人物的私邸，在他们一排列府第门前的广场上，竖立着一对高耸入云的旗杆，夸耀着科举功名的标志（旗杆是举人的标志）。在他们的黑漆而高大的大门内，尤其是在雕梁画栋的宽大厅堂内，悬挂着金底黑字或红底金字的匾额，上面书写着科举功名的头衔，这便是陈姓的氏族。也许桃花庙就是因此而著名的吧。这个笼罩着浓厚封建气氛的村庄，便是我诞生的故乡，也是我消度童年时代的地方。当1902年农历5月5日端午节的那一天，我诞生了。当我出世的时候，我的家庭是一个宗法式的大家庭，家境虽然已从大地主没落成为小地主，不算富裕，但可称小康之家。典型宗法式的家长，自然是我的祖父陈贡三，他是秀才兼进士；但由于他的性格孤傲，不善于钻营和奉承，没有做大官，大概在外供职没有多年，就呆在家里，靠着祖遗的田产和儿子的奉养，享着他的“清福”，一直享到七十多岁。我的祖母，因出身于大地主的家庭，因而她对封建式的旧礼教和旧伦理道德特别重视。她经常拿这些封建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传统思想，来教育她的后代。她是一位异常聪明能干的女子，虽然没有读过书，但说起话来都是成语格言，不但用得妥当而且口才甚好，记忆力特别强。我的伯父陈德辰，性格豪爽，但有点急燥，因此，在参加科举考试时没有获得功名。往后便一直当教师。约在辛亥革命前三年，他带着一笔出卖家中田产的资本，同我的叔父一起到新疆去开一间西药房，生意甚好。但由于他在那里领导反满清的革命运动，为当局发现，伯父逃亡伊犁，叔父由于他的口供甚好，被捕后没有枪决，当作囚徒押送回家，药房充公。我的伯父在伊犁当教师，不久，便病逝于伊犁。我的父亲陈德昭，是一个秀才，但恰当他获得这个功名之后，科举便被废除了，他觉得再也不能上进。这便是启示他往后留学日本的动机。我的叔父陈德明，他是我的祖父母最后一个儿子。由于祖母对他的溺爱，致使他在幼年时代读书不认真，也没有学一种其他的技能。他不但没有能力养活他自己和妻子、儿女，而且还浪费家中的财产。他从新疆回来后，我的父亲得到祖父的同意，再次卖一部份田产，作为资本在黄陂县城开设一间炭行，为我的叔父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但他作了老板，便在黄陂县城结交了一些高等无业游民和纨绔子弟，终日以吃喝嫖赌为乐。结果十个月这笔资本花光了，炭行自然也就关了门。我的伯母是一位漂亮能干的妇女，爱整齐清洁，我从小就很喜欢她，因她没有孩子，她也很爱我。我的母亲江秋仙是一位老实人，她从小就失去母亲，受后母的虐待，随后又失去了父亲，后母对她的虐待，更无顾忌，以致养成了服从柔顺的习性。她心地善良，是一个天然的良妻贤母。我的婶母无论从她的仪表、能力和习惯那一方面来说，恰好同我的伯母形成了一个对照。至于我的二位姑母，都是封建传统道德片面贞操观下的牺牲者。大姑母约在三十岁左右，姑丈就去世了，留下两子一女，从此就守节。二姑母只有一个儿子，二十几岁就守节。自从她的丈夫逝世以后，家境更陷于贫困，因而经常带着儿子住在娘家。她具有突出的刺绣技巧，因而有许多大地主的家庭都愿意出高价请她绣花，作为女儿出嫁之用。由于她的聪明和处理人事各方都很得当，差不多我们全家的人都喜欢她，尤其是我的祖父母和我的父母亲。因而，她在生活各方面获得了特别的优待和帮助。当我三岁的时候，我的父母看到当时留学日本之风甚炽，他的亲族许多大地主的儿子，——他的堂兄弟和表兄弟们都纷纷赴日留学，于是他也不顾父母的反对而毅然决然地随同几位亲族兄弟一齐东渡了。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使他本人受到西洋文化的洗礼，学成了专门的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和在社会上筑下了新的立足基地；而且对于我这个幼小生命的未来命运，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封建宗法社会的家庭里，重男轻女的习俗是根深蒂固的。据我的祖母自己说：她因为害怕替女儿缠足的麻烦（每天必须重缠一次）和出嫁时嫁妆的负担；虽然家境并不贫穷，但她却亲手溺死了三个女儿，只留下最先生产的二个。而且那些刚刚出世的小生命，都是在一个接生孩子的木盆里结束了的①。由此可见，当时女子的命运是如何地可怕和悲惨了！然而我还算侥幸，当我出世时，我的那个大家庭里还没有一个小孩子。虽然我是一个女孩子，但“河里无鱼虾也贵”（我的祖母常说这句话），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却被全家当作宝贝一般，尤其是祖父母。因而，我这个可能在木盆里溺毙的小生命，但因生逢其时而获得全家的宠爱了。按照一般的习俗，女孩子一到四岁就要开始缠足了。这一种风俗，对于女子真的是一种最残酷的刑罚：使女子终身变成残废。当我到这个年龄时，我的父亲从日本一封一封的信写回来，严历地嘱咐家人绝对不要为我缠足。虽然家里人都不赞成，但因他的态度太坚决，他甚至说：“假如谁要主张为我的女儿缠足，我回来时就要同谁拼命。”这样，家人只好听从他的主张。这是决定我未来前途的第一个关键。当我的父亲从日本回家时，我已经六岁多了，有很好的记忆力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带给我的几件玩具：那红色的不倒翁，精致的小汽枪和纸做的五彩球。这几样东西，在当时不但我这个乡下的小孩子从没有见过，就是那些老年的乡下人也是见所未见哩。我对于那几件玩具，如获至宝，异常珍贵，甚至连睡觉时还放在枕头旁边；有时拿到邻居的小孩子面前显示自己的骄傲，这是普遍的儿童心理。我的父亲很爱我，更由于他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他回家后，就决定要我开始读书，他并向家人声言：“我的女儿是要同男孩子一样读书的，不要学针线，专门读书，将来出嫁时，没有嫁妆。这笔费用专用在她读书方面。”这便是影响我未来前途的第二个决定性的关键。我开始读书的学堂（并非正式的学堂，是私人义务教育自己亲族的），是在一位大地主堂伯父的家里。那是一个用每块都是一样宽大的长石头和火砖做得很整齐高大的院子，当地人都叫它“大院子”。跨进这个大院子的总门，便看见两棵巍然耸立的梧桐，两旁栽着芭蕉，其中点缀着疏疏散散的花草。里面连排有三座高大的石库黑漆大门的房子，右边还有一个花园，中间的一座就是我读书的所在。这个小规模的学堂是设在一间厢房内。建筑富丽、清洁而舒适。我们的教师就是房主人堂伯父的长子，他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他为着提倡新学，决定不教古文，而采用新教科书，并教数学。阿拉伯数字第一次出现于我们的乡间，乡下人都说我们的学堂是洋学堂，我们是读洋书，写洋字。在设备方面，除桌椅外，还有黑板，用白粉笔写字教学生，这也是乡间从未有过的。但这学堂于无形中有严格的身份限制，因而学生不多，都是陈姓一个大地主氏族的子女。假如按照我的家庭境况说，我还不够资格进入这个贵族化的学堂；但因我的祖父和父亲的功名，尤其是父亲留学日本的资格，我才得以跨进那座壮丽的院落的大门。我很欢喜读书，但不知怎的，当我一到了那里，在幼稚的心灵就感到一种不安和窒息，不知不觉拘束起来，一点也不活泼，甚至简直不动作，只是呆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我仿佛被他们以高大和堂皇的建筑所压缩，觉得自己变得更小了似的（我当时约七岁是最小的一个）。同时又看到那些堂兄弟和姐妹们，尤其是那些堂姐妹和表姐妹们，他们经常都穿着红红绿绿鲜艳的服装（因她们都比我年长得多），相形之下，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渺小、自卑。因我在自己家里一向是一个宠儿，也许因此养成了一种好胜或自尊的习性。因此，我不大喜欢同她们一起玩，也不愿意吃他们家里的东西，时常不接受他们给我的糖果等，他们对我很好，他们认为我不贪吃是良好的习惯，但他们时常留我吃午饭，当下雨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吃午饭，因我的家离那里有一小段路程。当下午“放学”两个字被宣布出来的时候，我好像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囚徒一样，放开步伐拼命往家里奔。当我回到自己家里，同我邻近平民化的孩子们玩耍的时候，我就天真活泼起来，变成一个灵活调皮的孩子。从此，在我幼稚的心灵上便深深烙上了贫富悬隔的印记。在那个贵族化的学堂里约读了两年，族中另开办了一所新式的规模较大的小学，校址也是设在一个陈姓氏族大地主的厅堂里。这完全是一所新式的小学，课程除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外，带有体操和游戏。不但贫穷人家的孩子可以进来读书，即不同姓的孩子也可以收留。这可以说是一所较平民化的学校。当然大地主的子弟也有，但正因为没有等级身份的限制，有些保守的大地主，便不愿把他们的儿女送到这所学校来（尤其是女孩子），而聘请塾师在家里教，尽管学校就在隔壁。我在这所学校里，感到极大的兴趣，虽然校址离我的家比以前在“大院子”的学堂要远一倍，但我从未缺课。一天来去四次（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有时雨下得很大，乡下的泥路很难走，家里的人都不准许我去上学，我就以哭吵跳脚来抵抗，坚持一定要去，结果只好叫雇工（长雇在家里种菜和作杂事的）披簔戴笠背着我去，接我回来，家里的人害怕我滑跌在泥路上，我当时九岁还没有满。这所学校在1911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炮声中被迫停止了，由于黄陂县城被起义军纵火助战，破城而入，解决了满清军。那是一个深秋的午夜，我的父亲突然被五里以外黄陂县城频密的枪炮声惊醒了，我也被惊醒了。他跑到外面一看（我也跟着去看），只见红光满天，知道是由于战争，县城起火，据从县城附近逃难的人说：“是破城了，起义军胜利了”。但我们的村庄离铁路很近，一有战争就非常危险，因此，我的父亲立刻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喊起来，决定一部份人马上先逃。一时大家手忙脚乱，清理行装，准备动身逃难。雇工预备好了家中已有的那部原始的独轮推车；连同从外面叫来的二部同样的车子，在极端慌乱而紧张的情形下，我的祖母、伯母、母亲、婶母和我以及二个小弟妹们都一同出发了（家中留有祖父和父亲）。在这个深秋的午夜里，凉风瑟瑟，寒气侵人，车轮在夜色苍茫中缓慢地转动着。道路上逃难的人携儿带女，或牵着牛，赶着猪的步行者甚众，我的祖母和伯母以及母亲等，坐在车上唉声叹气，互相谈论着以后不知如何结局的问题。我虽然也受这一紧张气氛的影响，但我一点也不害怕，更不晓得担心，内心里却充满着一种莫可名言的新鲜之感。当那一轮红球慢慢地从地平线上升上来时，我精神上所受的那种惊慌和紧张的影响，顿时全都消失，而感到一种分外的新鲜和愉快。这时，我不但不坐车，有时路上遇着高坡时，还在前面背着一条粗绳子拉车哩。我的祖母同母亲、伯母、婶母等，都异口同声地感叹着说：“不缠足到底好，我们就走不动啦”。车轮按部就班地向前转动着，我也就沿途跑着跳着。时常走到车子前面，去了又跑回来，好像向她们显示骄傲似的，这是一种微妙的儿童心理。路程愈走愈远，我也就愈高兴，因为愈远则愈接近高山峻岭，遍山的松柏和茂盛的竹林，这些正是我自己的村庄所没有的。将近傍晚，六十里的辛苦（对推车的工人说）旅程已经告一段落，抵达我们的目的地了——那便是我婶母的娘家，她的父亲是地主兼商人，开木行、当铺；对当地的农民来说，自然是一个双重的剥削者，因此，他便成为当地颇有资产的人物。她的长兄是秀才兼绅士，日本留学生。由此可见，地主的资产阶级化，在当时已经相当的普遍了，因那里还是一个偏僻的山区哩。我们这一群不速之客突然来临，虽然婶母的娘家都感到惊异和不快之感，但因属至亲，而且这种情形在战争发生时是常有的事，因而他们在表面上也不得不客气的招待我们，并安排我们的生活。当晚便把我们安置在一座新造好的房子里，并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餐。房屋高大而舒适，我觉得生活比在自己家里更新鲜而有趣，但没有学校可以读书，过了一个短时期又感到无聊。我们住了不久，婶母的娘家告诉我们，由于我们之来，颇引起当地人民的注意，实际上是由于他们富有资产，害怕我们之来的招摇，更吸引土匪的觊觎，因而抱怨我们，婶母的长兄甚至当面责难我们，说我们不应该带那样多的行李。他们为了避免“受累”（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一天晚上有几个土匪抢他们的当铺），于是替我们租了两间简陋的房子，——我们在这里住了一个时期，又迁移至另一个更偏僻的区域（因我的祖母的娘家逃难到那里，他们租了房子暂时住下，他们建议我们迁到那里去）。这个地方崇山峻岭，茂林修竹，风景甚佳。但一般人民的生活却异常之简朴。我的父亲因在日本时就剪掉了那条长辫子，也逃到这个乡村来了，在他的帽子里装了一条假辫子。因为一个没有辫子的男人，如果让满清兵看见了就要杀头的，因此，我们全家都为他担心。在辛亥革命的第二年——1912年初，满清皇帝退位、南北进行和谈时，我们就重新回到家中，过着安定的生活。我的父亲也重新回到武昌中华大学去复职。他原来是这所大学的学监兼教授（教数学、物理、化学）。这所大学为我的堂叔陈时私人所创办。他是大地主家庭的长子，从日本回来后，得到他的父亲的同意，运用祖遗的财产来创办大学，他自己作了校长。他当时不过二十几岁，便资质聪明，短小精干，颇有外交手腕。这所学校规模相当大，其中附设初中和高中，往后颇负盛名。这次革命，在我的幼年回忆中，实行得最普遍和最徹底的，就是男子的“头发革命”——认真实行强迫剪辫子，革命军无论到任何地方，一经发现有辫子的男子，便毫不客气地用刀子割下来，这算是辛亥革命的一种最彻底的“改革”。记得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春天，我同奶娘（我的妹妹的奶娘）去采桑叶喂我养的蚕。因桑树旁草地有水，我就脱去鞋袜赤着脚，在那好像铺了一层水晶似的青草地上跳跃着，觉得清凉而爽快，猛然听见一阵皮鞋的脚步声，几个武装的兵士向我走拢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一手把我的辫子抓着，正要用刀子割时，我惊骇得大叫起来：“我是女孩子呀”！“女孩子怎么不包脚呢？”他们反问着我（因当时不缠足的女子异常之少，在我们的乡村，只有陈姓大地主和留日学生的家庭不给女孩子缠足，已经缠过的年轻妇女都用药水放大）。“我的爸爸是日本留学的，他不准许我包脚呀！”我回答。他们听了这句话，才放下辫子，但还表现将信将疑的神情。奶妈从桑树上下来，又再三向他们说明，于是他们才哈哈大笑地走了。由此可见，当时缠足之风，并没有因革命而有所改变。不久，虽然由我的堂叔陈时所提倡，通过黄坡县长在县城外的广场上开过一次大规模的“天足大会”，他亲自上台演说，大肆宣传放足，并预备了一些奖品送给到会的妇女（我的母亲和伯母婶母等都参加）；奖励放足。但那些保守的、文化水平很低或简直没有文化的人家，却仍旧不能接受这种主张，他们都是这样说：“女儿不包脚，长大了没有人要”。辛亥革命后，最使我感到兴趣和新鲜的，便是到了这年元旦（西历），陈姓氏族好些维新人物的大地主家庭的门前，飘扬着大幅的五色国旗，用柏树和五彩缤纷的纸做成的花朵，沿着大门的边缘，扎着彩，表现一种新式的除旧更新，庆祝西历新年。尤其是我以前读过书的“大院子”的门前，更是鲜艳夺目。他们都实行互相拜年，把以前的跪拜和作揖（即拱手）改为三鞠躬。我的父亲当然也是新人物之一，我们家里也实行过西历年，但因家境不同，没有悬旗结彩那样的豪举。虽然这些维新人物主张废除旧历年而过西历年，但他们的家庭里所准备的仍旧是过旧历年，我们家里也是一样结果，一年过二次年。实际上，还是旧历年过得认真而隆重。由此可见、几千年的根深蒂固的旧习惯，是不容易很快改变过来的。辛亥革命，对于新兴的绅士们也不过如此而已。至于农民还是照旧生活下去，对这个革命，并没有感到什么兴趣，因为革命并没有带给他们什么，穷苦的仍旧穷苦；没有土地的照样没有土地。当旧历年已过，我的父亲便向家人说，要带我到武昌省城去读书，当时我只有十岁。家里的人，甚至祖父母都没有公然反对，但内心里大家都不以为然。认为女孩子的家里读了几年书就够了，尤其是封建思想最厉害的祖父，背后对祖母说：“女孩子总是别人家的，何必这样花费钱去培养呢？”（这话是祖母传出来的）但由于我的父亲当时的资格和声望；同时家庭的经济命脉几乎全部寄托在他身上（虽有田产，但家中人口众多，伯父去世，叔父耗费金钱），家中的开支全靠他的薪金来维持（他的薪水在当时算是相当高的）。由于这两个客观的条件，形成了他在家庭中的权威，而且他本人又绝不自私，把他所有的薪金全都贡献这个大家庭。因此，他的主张就连祖父也不公开反对。我的父亲决定后，就把我带到武昌去读书的这件事告诉我，问我愿不愿意离开母亲出远门去读书？我不但毫无留恋家庭而稍犹豫，并且很高兴地答允了。父亲很称赞我的这种果断态度。虽然我爱母亲，但我喜欢读书。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一个晴朗的清晨，我的父亲带着我和表姐乘着三顶轿子（二人抬的一种最不合理的奴隶劳动，因火车站离家有二十里路程），后面跟着一个挑夫，从家乡出发了。经过二十里的路程，便抵达车站——横店。在我的感觉里，那里一切的情景仿佛和家乡不同，没有那样清幽和恬静。当一条巨龙似的火车从远方驶近时，我自然感到一种特别的兴趣，我第一次看见火车了！我们坐在车厢里仅仅两小时，汽笛呜的一声，火车慢慢地停下来，到达汉口的车站了。穿过了“大智门”的车站，射入我眼眼帘的，一切都是新鲜、漂亮和雄伟。那黄包车、马车、宽阔而平坦的柏油马路，高大而壮丽的洋房，摩登而漂亮的女人……这一切的一切，在我这个乡下的女孩子看来，都是新奇而美丽的。黄包车把我们拉到了那浩荡的长江岸边，又第一次看见许多现代化的轮船。我们乘上一只渡江的火轮，约一小时，便达到辛亥革命发源地的武昌省城了。那是一座古老的城垣，里面的一切都远不及汉口的繁华和热闹。黄包车一直把我们拉到速成女子师范的门前，那就是我寄宿就读的所在。这所学校也是我的堂叔陈时所创办，校址是一座古式的建筑，是一所大公馆式的房子，并不专为办学校建造的。但里面却也高大和雅致，天井里有假山和天竹，有宽大的客厅可作操场之用；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房间，可作教室和宿舍，我就住在这里攻读附属小学。我在这里整整一年中，一切都很平淡（我的父亲常来看我，季节转变了，他就为我添置衣服），除了读书外，没有感到特别的兴趣，因寄宿的差不多都是师范生，都是成年的女子，寄宿读小学的只有我一个，其余的都是走读，尤其有一件事使我深感麻烦的是“梳辫子”。我每早漱洗完毕，就轻轻地走进我的几个堂姐姐们（都是大地主的女儿）的寝室，小心翼翼地看见那一位姐姐的头梳好了（她们都是师范生，，梳日本式的头），就拿着自己的梳子轻轻地说：“姐姐！请你替我梳梳辫子！”虽然一年来从未碰过钉子，但每天第一件事便是哀求别人，深深感觉到是一种最大的痛苦。假如女子剪发在中国提早实现，那我就不会感到如此的麻烦和痛苦了！由此可见女子剪发也是对于女子的一种解放哩。我在这里只读了一年，因速成女子师范一年毕业，学校结束了，于是我又重新回到家乡，那时我已经整整十一岁了。在我最初读书的那一个“大院子”嫡系氏族的一个家庭里，也是陈姓最大的地主之一，这家的主人就是我的堂婶母，同时也是我的伯母的胞妹。她是一位健壮漂亮守节多年、三十岁的寡妇。她虽没有受过教育，但颇有才干，处理那样庞大的财产却能应付裕如（当然她也请了一位账房）。她的婆婆已年逾七十，也是一位早年丧夫的寡妇。此外还有一位叫何姑的（因她娘家姓何，大家都这样称呼她），她是在她的未婚夫死后后才嫁过来“守望门寡”的（守望门寡是未婚夫死后过来的特别名词，这情形不甚普遍，但在大地主和官僚家庭，也有不少此种情形，这是由于女子受了封建伦理道德的毒太深，我知道好几个女子，未婚夫死了，自己不愿嫁的）。假如不是家里还有一个十岁的男孩子，那这个家庭便成为一座“寡妇院”了。我就在这里同着堂弟弟一起读书。我在她家里虽然来来往往读了一年多的书，但从未一睹那位“圣洁”的何姑的芳容。她住在一间很阴暗的深闺里，终日卧在一张几层帐幕的床上，一点也不能动，一切都由几个用人服侍，因她已染上了一种不能医治的病症。据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官吏，他为了赢得封建社会传统的荣誉，遂奖励女儿“守望门寡”，这也就等于判决他的女儿的死刑。听说当她出嫁的那一天，一切的嫁妆和设置，都是暗淡素色的，没有红红绿绿的彩色，她坐的轿子也不是一般新娘子所坐的彩色而华丽的“花轿”，而是坐的黄陂县知县的官轿。一切都呈现着一种严肃而沉重的气氛，宛如举行一个隆重而悲哀的葬礼一般！她来到陈家约有几年，因终日幽禁于闺房之中，除了一二个佣人之外，她根本不见到任何人。因此，抑郁寡欢，后来就一病不起，约在床上辗转了三年之久，才结束了她这传奇悲剧的生命！她临终时还不过二十几岁，听说当她病卧床上时，常常叫她的用人把她的丈夫的旧衣服拿到床上来，她总是拿到鼻子跟前闻闻衣服的气味。这种传说，在我们的乡间传得很普遍，但大家都不能理解她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只说她是疯了。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根据佛洛伊德或其他性心理学专家的精神分析来分析一下，便不难理解：这种举动，不过是想嗅到那些衣服上沾染着丈夫遗留下来的气味，来安慰她异常变态的生理和孤寂的灵魂；是因性的过份抑制和精神极端痛苦而产生出来的一种性神经的表现。这种封建抑制和精神极端传统的“片面贞操”，便是女子的一种极残酷的刑罚。几千年来，中国的妇女牺牲于这种吃人的“贞操观”之下的，真不知多少？而何姑的悲剧，不过是无数牺牲者中的一个最传奇和最悲惨的典型吧了！那些年轻的寡妇们，终身忍受着人生不能忍受的痛苦已够悲惨了；然而她们至少还享受过短暂的人生应享的欢乐；但连丈夫还没有看见过的何姑这类的“望门寡妇”那就更加悲惨了！至于说到我和堂弟一起读书的情形，却异常之单调而无味。塾师是一个矮小瘦弱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子，是秀才出身，面上从没有笑容，屈背，鼻头经常是红的。我和堂弟对他都说不上有什么好感或尊敬。我每天早晨到那里后便整天不出来，午饭经常都是在那里吃，一直到傍晚才回到家中。在这一天当中，就是功课做完了，也不能出大门一步，因大地主的家庭太富有，总是门禁森严的。于是我们只好在这座房子里的范围内来寻找消遣的玩意了。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到后院谷仓里打秋千。我们利用挂在仓房梁上预备磨谷用的粗绳子，把它结起来，然后轮流坐在上面摇荡着，却也怡然自得。自从这个宝藏发现之后，我们就天天钻进去消磨课余的时间。可是，好景不常，过了不久，就给她们发现了（家中的女佣人和买来的女孩子当作奴隶使用的共六七个）。堂婶母和塾师严重的责骂首先便落在我的身上。因一方面我比堂弟年长一岁；看起来我又比他调皮些；尤其那位塾师为着献媚主人，更极力强调所有的玩意都是我出的主意，认为我是一个顽皮的孩子。其实，如果站在儿童教育的观点上说，我们是绝不应因此而受责罚的。而且应该有些玩具和诸如此类的设备让孩子们玩耍的，但什么都没有。当然，像那种头脑冬烘的塾师和毫无知识的主妇，自然是什么都说不上了。我在这里读了一年，又回到“大院子”另一位堂伯父的家里去读书了。他们几家共同聘请了一位塾师，他也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秀才，学问很好，是我的一位堂叔父的岳父。学生都是女的，除我以外，其余的都是他们那些大地主的女儿和亲属。那些年龄较大的程度较高的组成一班，专教古文和诗词，学习作古文，作古诗；我们五个小学生分成一班，除了读一种新式的国文教科书外，其余的读物也是古文和古诗一类的东西。每早每一课就是“背书”，站在塾师的桌子旁边，背对着他，口里一边背诵着，身子像钟摆一亲地向两边摆动着。这样的背书，经常是很长的时间，背完了所有塾师指定的书，他才教新的，读熟了就写大小楷字；中午回家吃饭，下午仍旧是温习所有读过的书。塾师整天坐在我们这间课室里，真使我们感到苦闷，每天只有下午两小时到高级班去教她们，我们才能吐一口气，在课室里玩些花样，但不能离开课室。我这次重来这里读书的情形与以前完全不同，不像过去那样拘束了。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一班中我的年龄最长程度较高的原故吧。不过我总觉得塾师对我的态度比对那些富家小姐们冷淡得多，虽然我从没有因背书不流畅或其他功课而受过责罚。在我们这一班中，有一个表妹和我最要好，她是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姑娘，我和她总是暗中拿熟师来取笑，那位老师有二种古怪的习惯：一是当他坐的席位上看书时，手里总是拿一把小剪刀在鼻孔里剪鼻毛，有时剪刀把鼻孔弄痛了，呵呀一声，头就一仰，表演出一种滑稽的姿态；另一种就是用手在膀子上摩擦，渐渐地就有无数的小黑垢条子出来，他把它们集合在一起，搓成一颗黑丸拿在手内，一面高声朗读着古文或诗词，一面捻着那颗黑丸。我和表妹自从发现老师的这两种习惯后，就时常乘表演这两种姿态，于是便互相恶作剧起来。每当她站在老师桌旁“背书”时，我就表演起这两种动作来。常使她笑声硬在喉管里连书都背不出来；但当我“背书”的时候，她也表演同样的动作来报复我，也把我弄得狼狈不堪，硬着喉咙放大声音背下去，以掩护和控制硬在喉管里的笑声。我们常表演这种戏剧。可是，有一天下午，却被他发现了，大发雷霆拿着木板，一边骂，一边在桌子上乱拍。我们在这种情形之下，便一齐大声拼命读书。板子越拍得响，我们读书的声音便越高。因此，他对我们也不方便明白责备，也没有打我们，只是罚我们迟一点放学吧了。当高班的姐姐将他的晚餐送来时，他叹息着对她说：“唉！教书的不是人啊！你们要劝她们下次对先生不要无礼。”“你老人家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呀！”姐姐回答他说，表现一种惊异的神情。“她们简直不把我当作人，更不要说当师长了”。但他又不具体地说出其所以然，于是接着怒气冲冲地说：“回去”！我们听到这个命令，抽起脚根连走带跑地回到家中。次日，因高班的姐姐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叫我和表妹到她们的教室并问我们：“究竟你们昨天干了些什么，使得老先生那么发火呢？”我们一方面叙述，同时表演，老老实实地告诉她们，结果，除了引起她们一阵大笑之外，并没有严重的责备我们，她们只是轻声带笑地说：“下次再不要干这一类对老师不尊敬的事”。我从六岁开始读书，就从不缺席，而且又是守纪律的学生，但为什么从开始就对塾师反感，这次又拿这位塾师取笑呢？现在回忆起来，这并不是出于无意识的顽童行为，而是由于我从开始一直三次都在大地主的家里读书，那些塾师于无形中对我不免有些歧视。例如我的家比她们离学校远，她们都是在一个院子里，我总是比她们早到；功课总是按照塾师的嘱咐做好，背书总是流畅的背完。但这位塾师从未称赞过我一次；而对那些大地主的女儿或亲属，常常当着我的面前笑颜称赞，对我淡然置之，从没有过笑容或对我说一句话，只是把书教完了就说一声：“拿去读”。这种情形常使我感到难堪而不心服，因而产生一种反感。这次拿这位老师取笑，就是多年来受了委屈的儿童报复心理的一种表现，尤其对他特别反感。同时，当时中国的那种头脑腐旧的“老秀才”之流，根本不懂得教育方法，只是严厉地把书往学生的脑子里灌进去，同时又不许随便玩耍；因此，“闷中寻乐”也许是拿老师取笑的附带原因之一。在这里约莫一年半左右，黄陂县城里开办了一所女子职业速成学校，一年毕业，我和这个表妹连同陈姓氏族的女儿和亲属于暑假后都进入职业学校了。进城不远，经过一条夹道，道旁绕着一条碧清的河流，裁种着一排整齐而浓密的树木。里面便是学校的所在，建筑半中半西，但却也宽大而幽静。学科方面，除了国文、算术、常识外，其他主要的是缝纫手工和织布，但织布一科，我和表妹由于年龄不够，不能学习此科，这些科目，我一点也没有兴趣。一年毕业，拿着一纸毕业证书回到家中。童年时代的读书生活，至此告一段落。在家庭教育方面，我的母亲没有受过教育，她只能按照一般作为一个善良的母亲来教育我，而且她本人就是一个榜样，她的心极软，假如有谁来向她借钱，总是有求必应；假如她手中没有钱，她也会把她耳上戴着的金耳环借给人家拿去押的。我的父亲虽然在家的时候很少，一年之中，只有寒假和暑假在家，但我回忆起来，还是受他的影响和教育最为深刻。他虽然从未打骂过我，但我对他的敬畏却超过了家中所有的人，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家庭和乡村中享有威望的原故。因他在日本留学二年是苦学，时常挨饿；冬天因衣服不够御寒而受冻，但他安然忍饥受冻，苦学三年。幸而由于他的人缘甚好，有些亲属或堂兄弟自动地帮助他。由于我常从邻居听到这些故事，因而对他有一种特别的尊敬。他的一言一动，我都异常之注意，甚至极力模仿。如像他很慷慨，富于同情心和讲究卫生至喜欢漂亮（他本人很漂亮）等等，我也就样样模仿，因而，我也逐渐养成一种慷慨和爱清洁漂亮等习性，尤其富于同情心。记得有一次，我约七八岁时，在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的父亲带我到稻田间去散步，在田基上，我们发现一条长形新印花布浴巾。父亲对我说：“这条浴巾倒不错呀，我们拿回去自己用呢，还是留在这里让人家来拿”？我说：“应该留在这里让人家来拿，这是种田的人丢掉了的，他们很可怜”，我的父亲热烈地抱着我，连声称赞我的心地好，回家以后把这件事告诉家人，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在我幼稚的心灵里铭刻着永不遗忘的印记和鼓励。另有一次，那是一个初夏的季节，我的年龄较大些了。看见我隔壁的堂姑母睡在地上滚来滚去地嚎啕痛哭着，好像不想活命似的，因为她的一件新做成条子花纹布的衣服，在从丈夫家来的路上提在手里步行时丢掉了。她的夫家和娘家都很贫穷，这件衣服是她费了多少劳力，——从种棉花，纺纱，织布，一直到剪裁和缝纫。总而言之，是她在漫长的岁月中用原始的劳力和手工制成的，叫她怎么不特别伤心呢？我站在她的身旁，目睹此情此景，也不禁洒着同情之泪！我为同情心所驱使，急忙跑到家里，从后门溜进母亲的房间，在的衣柜里拿了一件粉红色洋布镶着黑边的上衣偷偷地去送给她。她当时因我没有说明来由，不肯接受，我便撒谎说是妈妈叫我送来的。于是她坐起来，停止了哭声，接受了衣服，用手揩一揩眼泪对我说：“替我谢谢你的妈妈”。我没有想到未来母亲会发现，因我知道：我的母亲衣服很多，拿一件给人家她也不会知道的。但过了几天，我的母亲发现那位姑母所穿的衣服同自己的另一件颜色和式样完全一样（因为那是两件同样的衣服，是她出嫁时娘家当作嫁妆做的，我送的一件还没有穿过哩）。她便同婶母随便谈及此事，她说：“奇怪！隔壁姑奶奶穿的一件粉红色衣服同我另一件是完全一样”。我当时在旁恐怕她去找那一件衣服，就老老实实地对她说：“就是你的那件呀！”我的母亲听了这句，表现十分惊奇的神情，并且责骂我说：“该死的女子（我们乡间骂女孩子的话），到底怎么一回事呀！”我当时一点也不害怕，我很自然地把堂姑母那天痛哭的原因和情景告诉她并且解释说：“假使我预先告诉你，恐怕你不肯，因为那是一件崭新的您还没有穿过的衣服呀。”她是一位心肠极软的人，听了这些话也有些感动似的，并没有严重的责备我，只是说我的胆子太大。她最后警戒我说：“下次做什么事一定要预先告诉我，因为你的年纪太小。像这件事，好在你老实说出来了，省得了好多的麻烦。”她同时又嘱咐我的婶母说：“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出来，就算是我送给她的好了，免得姑奶奶知道了不好意思。”暑假父亲回到家中，在一个炎热的晚上，我们全家都在家外的广场上乘凉，母亲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故事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完这个故事，面上浮起笑容对母亲说：“这孩子心肠很好，你没有打她吗”？母亲说：“没有。”虽然是这样一句轻松随便的话——这孩子心肠很好——，但我却得到一个很大的鼓励。这句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童年时代的生活，一般地说来，是相当幸福而快乐的，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我虽然只是一个女孩子，但“幸运”照顾着我。恰当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全家渴望小孩，因而我便获得全家的宠爱了。在这座“爱的温室”中，培养了我的自由、活泼和乐观的性格。我被人爱或同情别人。正由于童年时代一向生长在优裕而被宠爱的环境里，除了不知不觉地培育了我的自由、活泼和乐观等性格外，还养成了一种“多情”和“爱美”的习性，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只要漂亮，我都特别喜爱、善感和多幻想，常常虚构各种各样的美丽的理想境界，把自己安排在一个最美满的位置上，小小的脑筋常常因幻想而不能入睡，这便造成往后我时常失眠的毛病。人生的寿命总是那么飞跑着，我已经十四岁了，快乐的童年时代轻轻溜走了！注释：①中国妇女生产都是住在家里，（根本没有医院）由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妇女接生。当时没有任何设备。产妇坐在一个四只脚的木盆上，由接生婆在背后扶着。婴儿生出来就落在盆里。假如是一个女孩，产妇不愿意再多养育一个女孩的话，她自己就放些水在盆里，那不幸的小生命很快就结束于血和水的木盆之中了！当我出世时，这种情形还相当普遍，但后来便逐渐减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没落和欧美文化输入的影响。上一篇（代序）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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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映湘：怀念母亲——代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陈碧兰->我的回忆（一个中国革命者的回顾）怀念母亲——代序程映湘十月书屋准备出版陈碧兰的回忆录，要我写一个序。我只能以女儿的身份，趁这个机会表达一些深切的怀念。从最幼年可记忆的时代开始，我已有一种模糊的感觉：我的母亲不是一个很寻常的女人。在白色恐怖之下，镇压的急风暴雨常常把我们这小小的家庭弄得朝夕不安，奔走躲避无形或有形的致命威胁。在如此狼狈的情景下，母亲始终尽可能不让我这个刚起步的幼儿蒙受残酷现实的冲击。当危险已迫在眼睑时，依然镇静自如，跟父亲用俄语商量，让我迳自猜谜，还可天真地逍遥在孩童的小天地里。尽管如此，一系列的事件在我稚弱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使我经常从恶梦中惊醒，叫喊妈妈爸爸，时时有突然失去他们那种无可比拟的恐怖。我发现我有一个不寻常的母亲，是在父亲遭国民党逮捕入狱，突然从我的小天地里消失之后。母亲一直不愿同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讲实话，避免刺痛她已受伤的心，只说他去了北方。为了养活我和还是婴儿的弟弟，她开始整天整夜的教书，写作，出去办公。为了我能生存下来，她找到一位友人，是上海近乡安亭镇上小学的校长，把我收容，当时我只有六岁：我身体太脆弱，大多数朋友都担心养不活，会幼年早夭。乡村生活有规律，有新鲜食品，又有广阔的天地，应该很足够驱散远离母亲的悲哀，可是不意疾病又在我身上作祟；跟母亲的生活关系是疏远了，但母亲不断寄给我许多儿童读物，维持了精神上的联系。偶然一次在教师阅报室里，有位教师正在阅读一份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作者正是母亲当时的笔名陈碧云。我天真地指著这个名字告诉教师这是我的妈妈。这个大发现使教师们都惊愕不已。我才开始了解我的母亲不仅是我的母亲，而是有好些人知道或认识的人士。当然这个发现引起我对母亲一种新的情绪：是敬重又带着一点骄傲，觉得我还是幸运的，有这样一个母亲，她是一些年青教师们尊重又羡慕的青年女作家和社会人士。暑假回到上海家里，除了晚上她回家吃饭睡觉，有时星期日带我去青年会编辑部她的办公室（她经常去写作的地方）以外，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母亲。但是我把母亲当作最需要爱护的人来看待。她很容易失眠，所以她的睡眠时间是神圣的；我在屋里来来去去动作就谨慎到像小偷一样无声无息。中日战争爆发，从炮火硝烟中死里逃生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们全家面前。他是南京监狱在飞机空袭下最后放出的政治犯，他真像奇迹似地回到了上海，回到他常常思念的家。我们这个打得支离破碎的家又重新聚合，又热闹起来了。我记得还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忽然心血来潮，把高尔基的「母」编写成个小剧本，在校里和同学们自导自演起来，也许是不自觉地想把母亲的形象提到一个崇敬的高位拱托出来吧！当时的母亲是个非常灵活机敏的女人，在敌伪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居然以最平凡的家庭妇女的姿态，从容应对左右邻居，使他们不觉察她自己和父亲的背景，比较平安地过日子，还使被敌伪多次追捕的父亲脱离险境。她对人与事观察太敏捷，时常给人印象：太神经过敏，太过急躁，不冷静理智。我自己观察到她处事能当机立断，危险越大她越冷静果敢。她的性格是偏于豪情奔放，遇到挫折或困难，尤其是日常生活干扰，她总是谈笑风生，从不垂头丧气，似乎每次濒临绝路，总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幸好总有一些好心朋友给她解围而绝处逢生。说起朋友，母亲是我生平遇到的大群人中很少见的一位天然可亲近、不自觉地发挥吸引力的女子，不是由于她特别漂亮潇洒，是她在纯朴间充满情趣和幽默的谈吐。她对任何青年或年长的友人，虽然不一定一视同仁，但每个人和她交往时都会感到舒畅，可以倾吐真情，没有虚妄做作的必要。所以经常有许多男女知识青年，或作其他专业的人士，都喜欢到我家里来，有的来讨论比较严肃的政治或思想问题，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也有来谈谈各种社会和文化现状的，或者仅仅是来共赏一下纯真的友谊。所以家里时常是热烘烘的，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我是一个富有生气同时也具有挑战性的思想文化的环境。母亲对她的子女，从幼年到成年，从来不用说教来把她的信念强加于我们。这是父母亲共同遵守的原则。我们之间对事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自由发挥，有具体要解决的问题，可以商讨，也可以各执己见，不会影响感情上的融洽，因此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代沟」的问题，而是对思想、政治和文化吸取接受有异同。也可以说，我们两代人中的确存在平等交流的民主风气。也许正是这种复杂深刻的关系交织成我和双亲间一种心领神会、互相信任和爱护，互相理解和宽容，经长年事变的考验，是外来各种力量不能削弱和摧毁的一种微妙的凝聚力。当我深深浸浴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大染缸里，为生活挣扎和奔波时，我特别珍惜地保卫从父母亲那里得来的这些最宝贵的东西，不是有形的财产（因为他们一生一无所有），而是他们从来没有放下来的、坚持为自己的信念、理想或原则性的取舍而奋斗的决心和毅力。对于为了夺取权力、试图用政治或理念的大帽子要挟恐嚇的任何「领袖」或「组织」嫉恶如仇，敬鬼神而远之。甚至是孤军奋战时，也不垂头丧气，不屈从权势淫威，不管是大是小。我上面讲的好像都与母亲的回忆录无关。她的回忆录是一位中国现代妇女，以革命家，以社会活动家或作家的方式，差不多大半生积极参与在中国陆续掀起、争取中国人的尊严、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和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的历史事件朴实的记载和见证，是有它自在的价值。我这里只想作一个小小的补充或「注脚」，因为我同母亲长年共处中知道她在文化、思想和对真实世界的许多看法，远远超过政治信念、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比较狭隘的范畴。政治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但只是许多幅面中的一个面，不能完全体现她独特的气质和才华。在累积的伤痕底下，永远流着最鲜最热的血，许多政治家似乎必然都要具有的冷酷，在她身上丝毫也不存在。这也是我怀念母亲时所永远铭心记忆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日回目录下一篇 |
二十三、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21期1928.6.15（写于1928.6.1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十三、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
21期1928.6.15
（写于1928.6.14） |
二十二、怎样继续五卅运动20期1928.5.30（写于1928.5.2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十二、怎样继续五卅运动
20期1928.5.30
（写于1928.5.29） |
二十一、印度的「五卅运动」18期1928.2.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十一、印度的「五卅运动」
18期1928.2.20 |
二十、准备第二次大战之资本主义世界16期1928.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十、准备第二次大战之资本主义世界
16期1928.2.6 |
十八、悼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11期1927.12.25（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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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悼王荷波及其他十八同志！
11期1927.12.25（记者） |
十六、答石新10期1927.12.1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六、答石新
10期1927.12.19 |
十四、广州大暴动纪要9期1927-2-15（记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四、广州大暴动纪要
9期1927-2-15（记者） |
☑十三、（一）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未完）7期1927.12.5☑十三、（二）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续）8期1927.12.1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三、（一）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未完）7期1927.12.5☑十三、（二）中国革命目前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续）8期1927.12.12 |
十一、国民党果为违反三民主义而死灭吗？5期1927.1.2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一、国民党果为违反三民主义而死灭吗？
5期1927.1.21 |
十、广东的新军阀又混战起来了5期1927.11.21（写于1927.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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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广东的新军阀又混战起来了
5期1927.11.21
（写于1927.11.18） |
八、亚细亚民族会议4期192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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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亚细亚民族会议
4期1927.11.14 |
七、论蒋汪同时出山4期192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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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论蒋汪同时出山
4期1927.11.14 |
六、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3期192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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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惨无人道之中国白色恐怖
3期1927.11.7 |
五、欢送已脱离共产党的党员答囊萤同志2期1927.10.31（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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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欢送已脱离共产党的党员答囊萤同志
2期1927.10.31（记者） |
十二、智识阶级之败类23期192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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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智识阶级之败类
23期1925.6.26 |
十一、开市要政府命令么21期192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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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开市要政府命令么
21期1925.6.24 |
九、自杀呢？还是革命？20期1925.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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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杀呢？还是革命？
20期1925.6.23 |
七、论经济绝交12期1925.6.1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七、论经济绝交
12期1925.6.15 |
六、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9期192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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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
9期1925.6.12 |
三、时报的媚外2期19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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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时报的媚外
2期1925.6.5 |
三、十月革命与列宁139期19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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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月革命与列宁
139期1926.11.1， |
二、促成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联俄——勿忘孙中山先生的遗嘱！115期19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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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成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联俄
——勿忘孙中山先生的遗嘱！
115期1926.2.27 |
十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目前的问题（译文）季诺维埃夫新第五号1926.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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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目前的问题
（译文）
季诺维埃夫
新第五号1926.7.25 |
十（一）、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译文）布哈林新第三号1926.3.25十（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续）布哈林新第四号192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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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
（译文）
布哈林
新第三号1926.3.25十（二）、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续）布哈林新第四号1926.5.25 |
九、从凡尔赛到洛迦诺新第三号1926.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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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从凡尔赛到洛迦诺
新第三号1926.3.25 |
八、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译文）马丁诺夫新第二号19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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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西欧农民运动的前途
（译文）
马丁诺夫
新第二号1925.6.1 |
七、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译文）斯达林新第二号19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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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托洛茨基主义或列宁主义？
（译文）
斯达林
新第二号1925.6.1 |
五、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译文）列宁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五、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位置
（译文）
列宁
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
四、专政问题的历史观（译文）列宁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专政问题的历史观
（译文）
列宁
新第一号列宁号1925.4.23 |
三、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译文）托洛茨基「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会上之演说辞季刊第四期1924.12.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三、东方革命之意义与东方大学的职任
（译文）
托洛茨基「东大」第三周年纪念会会上之演说辞
季刊第四期1924.12.20 |
一、辩证法与逻辑（译文）蒲列哈诺夫著季刊第三期192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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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证法与逻辑
（译文）
蒲列哈诺夫著
季刊第三期1924.8.1 |
五十五、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184期1927.1.1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五十五、列宁死了，但列宁主义活着
184期1927.1.17 |
五十四、天津英租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的意义180期1926.12.5（写于1926.12.5）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五十四、天津英租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的意义
180期1926.12.5
（写于1926.12.5） |
五十三、北伐军战胜声中英国对华的阴谋和压迫171期1926.9.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五十三、北伐军战胜声中英国对华的阴谋和压迫
171期1926.9.20 |
五十二、奉票跌价与奉系军阀之前途170期1926.9.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五十二、奉票跌价与奉系军阀之前途
170期1926.9.10 |
五十一、注意长江英舰干预战争！170期192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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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注意长江英舰干预战争！
170期1926.9.10 |
五十、孙传芳对赣之一箭双雕169期1926.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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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孙传芳对赣之一箭双雕
169期1926.8.29 |
四十九、最近之白色恐怖168期1926.8.2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十九、最近之白色恐怖
168期1926.8.22 |
四十八、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166期1926.1.14（写于192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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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亚细亚民族大会之结果
166期1926.1.14
（写于1926.8.5） |
四十七、亚细亚民族大会165期1926.7.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十七、亚细亚民族大会
165期1926.7.28 |
四十六、友谊磋商出来的沪廨交还协定164期1926.7.21（写于1926.7.20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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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友谊磋商出来的沪廨交还协定
164期1926.7.21
（写于1926.7.20晨4时） |
四十五、中国大资产阶级、自由保障会与共产主义161期1926.7.7（写于1926.7.6晨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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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中国大资产阶级、自由保障会与共产主义
161期1926.7.7
（写于1926.7.6晨6时） |
四十四、武昌中华大学武剧中国家主义者的构陷159期1926.6.2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十四、武昌中华大学武剧中国家主义者的构陷
159期1926.6.23 |
四十三、反赤军统治下的外交159期1926.6.2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十三、反赤军统治下的外交
159期1926.6.23 |
四十二、动摇中资资本主义稳定——最近国际事变之研究158期1926.6.1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十二、动摇中资资本主义稳定
——最近国际事变之研究
158期1926.6.16 |
四十一、里夫民族的失败157期1926.6.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四十一、里夫民族的失败
157期1926.6.9 |
三十八、英国总同盟罢工之终止154期1926.5.22（写于1926.5.20晨3时）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三十八、英国总同盟罢工之终止
154期1926.5.22
（写于1926.5.20晨3时） |
三十七、英国总同盟罢工的第一星期153期1926.5.15（写于1926.5.12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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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英国总同盟罢工的第一星期
153期1926.5.15
（写于1926.5.12晨4时） |
三十六、英国的总同盟罢工152期1926.5.8（写于1926.5.6晨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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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英国的总同盟罢工
152期1926.5.8
（写于1926.5.6晨4时） |
三十五、一九二六年五一之国际职工运动的趋向151期1926.5.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三十五、一九二六年五一之国际职工运动的趋向
151期1926.5.1 |
三十四、今年的「五一」与中国的反赤运动151期19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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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今年的「五一」与中国的反赤运动
151期1926.5.1 |
三十三、北京屠杀后上海教职工的反动——论商科同济清心的风潮149期1926.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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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北京屠杀后上海教职工的反动
——论商科同济清心的风潮
149期1926.4.13 |
三十一、中东路事件中反动派之反苏联的宣传144期1926.2.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三十一、中东路事件中反动派之反苏联的宣传
144期1926.2.3 |
二十八、国际联盟与苏俄142期192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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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国际联盟与苏俄
142期1926.11.4 |
二十七、不成理由之日本进兵满洲理由142期1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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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不成理由之日本进兵满洲理由
142期1926，,14 |
二十六、反日运动中所谓苏俄进兵满洲的传说141期19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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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反日运动中所谓苏俄进兵满洲的传说
141期1926.1.7 |
二十五、洛迦诺会议与反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138期1925.12.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十五、洛迦诺会议与反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
138期1925.12.10 |
二十四、叙利亚的暴动和屠杀136期1925.11.2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二十四、叙利亚的暴动和屠杀
136期1925.11.21 |
二十三、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135期192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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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十月革命、列宁主义和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
135期1925.11.7 |
二十二、近东的新风云132期192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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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近东的新风云
132期1925.10.5 |
二十一、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128期1925.9.7出版预告：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共产主义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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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在世界革命上的意义
128期1925.9.7
出版预告：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共产主义ABC》 |
十九、中国工人所要的工会条例是什么？122期192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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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中国工人所要的工会条例是什么？
122期1925.7.26 |
十八（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两期连载）18期1925.6.12十八（二）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119期1925.6.2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八（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两期连载）
18期1925.6.12十八（二）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119期1925.6.22 |
十六、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115期1925.5.1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六、上海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
115期1925.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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