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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德国资产阶级的军政狄克推多代替的民政狄克推多113期1925.5.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五、德国资产阶级的军政狄克推多代替的民政狄克推多
113期1925.5.3 |
十四、无产阶级政党与职工会112期1925.4.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四、无产阶级政党与职工会
112期1925.4.26 |
十三（一）、法兰西的革命与反革命（两期连载）110期1925.4.12十三（二）、法兰西的革命与反革命114期1925.5.1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十三（一）、法兰西的革命与反革命（两期连载）
110期1925.4.12十三（二）、法兰西的革命与反革命114期1925.5.10 |
十二、形势严重之美国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事件110期192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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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形势严重之美国帝国主义戕杀福州学生事件
110期1925.3.14 |
九、道威斯计划施行后的国际状况101期1925.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九、道威斯计划施行后的国际状况
101期1925.2.7 |
八、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101期1925.2.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郑超麟->郑超麟早年文选（1922-1929）
八、二七纪念与国际职工运动
101期1925.2.7 |
七、一九○五年的列宁99期192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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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九○五年的列宁
99期1925.1.24 |
二、「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88期192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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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万俄人参与助华运动！」
88期1924.10.21 |
彭述之：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一九五一年十一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彭述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这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同年十一月写成文字，在第四国际的内部公报上发表。自中共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取得完全胜利，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建立“人民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专政”）后，这不但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巨大的、甚至划时代的事变，而且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上都引起了极深刻的变化。但这一事变和变化，不仅出乎一般资产阶级统治者及小资政客们意料之外，引起了前者异常的惊疑忧惧与后者的惶惑或眩慕，而且由于中共以极反动的孟什维克主义“革命阶段论”政纲，配合着完全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武装队伍达到了今天这样的胜利，实远非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连托洛茨基本人在内）始料所及。正因此，中共的胜利在我们队伍中引起了不少迷惑，对它胜利的原因、意义及其政权的性质和前途，都发生了极度分歧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因此根本怀疑到不断革命论的真实性。这些分歧意见如不及时加以合理的解释和解决，在我们队伍中，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支部中，可能发生最严重的后果，——一部分同志可能因怀疑不断革命论而向斯大林主义投降（上海一部分同志已微露此种倾向），另一部分同志则因厌恶毛泽东机会主义的胜利系完全违反了不断革命论，而走向极端的消极（中国的少数派[按即指“新旗派”——编者]即已明白表现了这一倾向）。因此，我们对中共的胜利及其所引起的特殊局势，必须予以极慎重的极严肃的检讨。首先，我们绝不应因共党的胜利而忽视斯大林主义的反动作用，向它让步或低头。我们必须坚持我们不断革命论的基本立场（因为这是引导中国乃至一切落后国家走上真正解放的唯一指南），并以此立场去判断和推动已经发生的事变。但在进行讨论时，我们不仅要抛弃一切主观的成见、愿望或机械的类比，而且要摆脱某些传统的公式（可绝不是摆脱原则）。我们必须面对着活的具体事实（不管事实的好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之对于中国事变中所发生的决定影响。同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斯大林主义在事变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及强使事变本身及其后果所形成的畸形或变态。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严肃地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观察事变，分析事实，从分析事变本身发展的后果关系中获得正确的理解，并由此正确地估计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采取我们国际研究南斯拉夫及东欧问题的同样精神和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迷惑中，从极度分歧的意见中解脱出来，正确地决定我们对中共领导运动的基本态度和方针。因此，本报告的目的不在于多多提供事实，而是希望从事变逻辑发展中提出必须的基本事实去解释某些已经引起了严重纠纷的意见，借供国际合理地解决中国问题的参考。中共对蒋介石国民党胜利的诸原因中国托派过去廿余年来所坚持的传统观念（即托洛茨基再三提示的观念）之一，亦即对抗斯大林党单靠武装农民队伍以征服城市的概念之一，认为要推翻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的政权，必须城市工人阶级站起来领导全国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最后举行武装暴动，才有可能。单只依靠乡村农民武装力量，是无法推翻资产阶级地主政权的，因为在现社会的条件下，乡村是受城市的支配的。乡村农民必须由城市阶级领导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现时我们面对着的事实却正是一个依靠农民武装队伍的斯大林党摧毁了它，并夺取了政权。由于这种“事实”与“传统观念”间的极度矛盾，便在中国同志中首先引起了迷惑和纷歧意见。同时国际间某些同志，由于不甚了解托洛茨基对中国问题的传统观念及毛泽东胜利的特殊原因，便以强调“群众的压力”来解释毛的胜利。因此，我以为详细而正确地解释中共何以胜利的问题，不但为消除中国同志间的分歧意见所必须，而且也是为纠正国际间某些同志的偏向所必要的。此外，而且是最重要的，只有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中共胜利的客观意义，它的一切措施的盘旋曲折及其可能的前途。为了尽可能解答这一问题，我先从几方面的事实说起。A．蒋介石政权的绝对腐朽与自动崩溃大家知道蒋介石政权是从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血泊中产生的。因此，它生来就极端害怕民众，仇视民众，压迫民众，并以亚洲式的极野蛮方式剥削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为其生存条件。同时又因为它所代表的东方资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愈到东方愈卑怯无能）使然，故只有依赖帝国主义（至少是其中的一派）为靠山，并团结一切反动势力（连同封建的残余势力在内）以对抗群众，压迫群众。正因此，它不但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的任何一个民主任务，即连极微少的任何民主改良（如“二五减租”之类）也不可能。它的主要特征是：亚洲式的极度专横、腐败与无能。这些特点在抗战过程中已暴露无遗：一方面，蒋政府对日帝长期谋求妥协（即实行“不抵抗主义”）失败而被迫进行抵抗时，即对抗战暴露出绝顶无能，不断丧城失地；另方面，却绝对压制群众的任何自动抗战活动；同时，它的官僚军阀利用了抗战机会尽量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如囤积、走私、勒索……所谓“发国难财”）；因而大大地引起了一般民众的不满和怨恨；——此种不满和怨恨，曾在抗战末期的学生示威与某些地区的农民骚动中反映了出来。日帝投降后，蒋政府的专横腐朽与无能更是登峰造极。首先是军阀官僚们在接收“敌伪财产”的名义之下，尽量盗劫公产以饱私囊，并在生活上极尽穷奢纵欲之能事。同时则借进行内战之实，征粮、征兵、尽情搜刮（因应征兵士可以纳贿免征，故亦为官僚勒取钱财的一个资源），横施压迫，这便更加引起了一般人民的愤懑，因而爆发了几次大规模的抗议与示威运动（以学生为主体）。但蒋介石对这些愤懑、抗议与示威的唯一答复只是：宪兵、警察和特务的镇压、屠杀乃至暗杀和绑架等等。在抗战过程中，蒋政权的财政基础原已耗竭殆尽，除了横征勒索外，便只有靠印刷机无限地印发纸币来维持。因此，通货膨胀的速率差不多是依照几何级数而增加。到“和平”后，此种通货膨胀的增加则由几何级数进到闪电的速度，以至最后爆发了一九四八年末“金元券”的总崩溃与经济上空前的大混乱——那时一切工商业都趋于停顿与解体，中下级各层人民，连同政府机关中的一切中下级职员的生活都已陷入绝境。工人迫于饥饿，又掀起了颇为普遍的罢工潮，尤其是抢米风潮到处发生，当时美联社对此种情形有一个简括的描写：“恐慌和饥饿正在威胁着上海人民……一般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都无法生活下去，对现状不满和怨愤，几乎普遍存在，人心思变，大家都要求改变现状。”那时的蒋介石政府真是摇摇欲坠：假使中共在当时的各大城市号召工人及一切群众起来举行暴动推翻蒋介石政权，简直有如摧枯拉朽。但中共却叫人民安静地等待它的“解放军”来解放他们。蒋介石唯一信赖的是他的军事力量，因而坚持内战到底，绝不与毛泽东妥协，希图以其“优越的军事配备”消灭中共的农民武装，以此挽回其末运。事实上蒋介石的军队不但在数量上，就是在配备上确是远远超过了中共。因为它有颇大的一部分军队（约五十万至六十万）是配有最现代化的美式武装的。但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大多数的兵士们是从农村中强征来的，有些甚至是绑架来的，因而他们天然地或多或少反映农民的不满和怨恨。二、所有的上中级军官们都早已腐化透顶，对兵士横加压迫，经常克扣军饷，致兵士生活陷于极端痛苦，这更加深了兵士们的不满和怨恨。这种怨恨只需碰到一个适当的机会便会泛滥成为投降或溃逃的洪流。毛泽东的“总反攻”便给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前述的事实表现之下，蒋政府不但对于一般民众是绝对孤立的，极端被仇视的，就是绝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曾经拥护过它的，现在也离开它，怨恨它，甚至欲牺牲它而另寻出路了。这种情形反映在国民党里面，便是各种各式的反蒋派系之公然出现。因而使国民党本身陷于分崩离析。其中一部分，成立了所谓“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李济深为领袖），看到蒋介石的无望，即亟亟于同毛泽东谋取妥协或“谅解”；另一部分则准备起义响应（如湖南省长程潜及云南省长卢汉等）或等待投降（如北平的傅作义及四川的刘湘等）；第三部分以李宗仁及白崇禧为代表（所谓桂系）则准备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而国民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则愈来愈围绕于“民主同盟”的周围，希图通过这个集团去找寻他们的出路。总而言之，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基础及其上层结构是完全崩解了，再也不能维系下去了。这时给蒋介石留下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是华盛顿的紧急救援，他为此曾特派宋美龄赴华府作最后哀求。B.美帝最后抛弃了蒋介石第二次大战前，在中国政治和经济上最占优势而具有决定作用的是日、英、美。在战后，日帝势力完全消失了。英帝由于本身的过度衰朽，除了勉强维持港九的统治外，在政治上可说已完全退出了中国舞台。最后企图支配中国的只有美帝。美帝原想用全力支持蒋政府，以此垄断中国整个市场，作为抵抗与进攻苏联的堡垒。所以它在大战末期及战后初期，曾以巨量的物质与军备支援蒋介石。但当美帝看清蒋政府的行政与军事机构的绝顶腐朽无能所招致的可怕危机时（如美援物质大部分为官僚中饱，美援武装则常为作战无能的军官们“送给”共党等），它便一方面企图“说服”蒋介石实施某种“改良”（如排除某些过分腐朽无能的高级官僚和将领，进用较有能力的“民主人士”以及抑制某些过分的专横和压制等等），另方面，则希图在蒋毛之间谋取暂时的妥协，以便等待时机去收拾后者，——这便是马歇尔特使来华的使命。但蒋介石不仅拒绝施行任何“改良”，而且顽强地拒绝了与毛泽东作任何妥协。结果，马歇尔的使命便完全失败了。此时留给美帝的唯一道路就是直接以军事代蒋进攻共党，并直接控制其军事行政大权，如当时一部分共和党人所主张的。但异常之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局势并不容许美帝如此蛮干。假如美帝这样蛮干下去，不但会使它的全部物质和精力陷入广大中国的泥沼中，而且可能因此直接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在当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不仅美帝不敢冒此大险，就是他的同盟者（例如英帝）也会极端反对的。这便最后迫使美帝放弃了援蒋政策，对中共采取观望和等待时机的态度。但美帝这最后决策，对蒋政府便无异于一道“催命符”，——这从杜鲁门上次选举胜利及其最后拒绝援蒋的消息传至中国后，在蒋介石集团内所引起的异常颓丧与绝望气氛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C．中共的主观力量中共的主要力量或基本力量，即是它的农民武装。此种农民武装力量系导源于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华南诸省继续爆发的农民暴动。那些农民暴动虽在当时没有任何前途，但由暴动中集合起来的农民武装，经过当时共党全力的组织与训练（因共党自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即退出了城市而专门从事于农民暴动，组织农民军[“红军”]及建立“苏维埃”等），并因中国经济上的落后及地理上种种特殊条件（如地域广大与交通的异常缺乏等），一般农民群众陷于毫无出路，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特别无能等等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便得以继续维持和发展，形成了长期的农民战争。后来虽因蒋介石获得了帝国主义的大量援助（如飞机、军火及军事专家等）迫使中共的农民军由华南逃到华北，并向蒋政府投降，取消了“红军”番号、“苏维埃”及土地革命。但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共的武装又在华北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战争末期及战后，中共的武装力量更获得了大大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江西时代，形成一股巨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中共虽然盘旋于机会主义与冒险主义之间；虽然在抗战前夕取消了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和“红军”番号；虽然在抗战期间它卑屈地与国民党“合作”，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但由于它对蒋政府曾进行过长期的反抗斗争，并在抗战中对后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作过某些改良主义的的批评，以及在战后提出过某些民主改革的要求，特别是在华北某些地区施行的土地改革；再加上苏联十月革命的传统威望，以及苏联在上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显赫战果和战后在国际上的强盛地位；在一个绝顶专横、腐化无能的蒋政府压迫和剥削下深怀愤懑而正陷于无出路的一般民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在缺乏一个真正革命党领导他们时，便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斯大林主义的中共了。这便是中共政治资本的泉源。此种“政治资本”与“农民武装”配合起来，便构成了中共的主观力量。但若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共的胜利还是大成问题的。D．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苏联官僚层虽然极端害怕中国有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胜利的革命，虽然它的对外政策是希图与美帝谋取妥协，但为自身的特殊利益，尤其为对抗美帝的过分威胁，在它可能控制中共的限度内，是不惜予后者某种援助的，所以克里姆林宫除了在政治宣传上声援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外，即在军事上也确曾给了后者以决定性的援助。苏联之占领东北（这是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区，由日帝在几年内经营起来的，和最富裕的农产区，并拥有人口三千余万。）在客观上就等于给了蒋介石一个致命的打击，苏联在表面上虽然承认蒋政府为合法政府，并将东北的大部分城市和矿区移交后者。但实际上苏联官僚层却尽量地破坏了那些最重要的工矿设备（并搬走了一部分）几使之全部停顿；并借控制旅顺大连以截断蒋政府的对东北的主要海上交通，阻碍它对东北工商业，特别是对驻军的连输和补给。另方面，则以解除日军的庞大轻重武装（据估计可以武装百万人）以武装中共队伍，并使之占领各乡村及小城市，重重包围蒋军驻守的各大城市和矿区——这样，蒋介石所收回的大城市和矿区不但毫无裨益，反而成了极不堪忍受的负担，最后则变成一个陷阱。首先，蒋介石便必须派遣配备最好的（也就是美式配备的）庞大军队（约五十万人）在那里防守，同时又须维持那些大城市和矿区的巨额开支，这便大大地牵制了并分散了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和加速了它的财政破产。至苏联以俘获日军武装替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军队（有名的林彪第四野战军便全是由苏联武装起来的），这在毛泽东的军事配备和战略上都起了决定的作用。人们应当知道，毛泽东原有的农民队伍虽然数量庞大，但在武器配备上不仅是极落后的，且是异常缺乏的，尤其缺乏重武器。自从经过苏联之手获得日军此项庞大的轻重武器后，再加上苏联及日俘的大批的军事技术人员，毛泽东原来极落后的农民武装，就有一部分一跃而为现代化了。此种现代化的武装与农民作战的勇敢和中共将领军事上的熟练配合起来，这才使中共的军队有从单纯的游击战转变为阵地攻城战之可能。这从一九四八年秋冬交替时共军完全胜利地攻取东北各大城市和矿区（如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及铁岭、抚顺、本溪、鞍山等大矿区）的诸战役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共军对东北各大城市胜利的结果，除获得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基础外，在军事上既一方面摧毁了蒋介石军队中最优良的，即美式装备的最大部分（据估计约占全部美式装备百分之八十）；另方面，又因获得蒋军的庞大新式武器和人员（投降与被俘者约近四十万人）与以前从苏联所获得的日俘武装综合起来，这便使中共在军事配备和技术上原来对蒋军所居的劣势，现在反过来变成为压倒的优势了。因此也就根本改变了中共军队的战略地位，即由单纯的游击战转变为大规模的阵地战与攻城战了。这对于单靠农民军以夺取城市的中共的胜利，无疑地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将前面的事实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幅明显的图画：资产阶级地主的蒋介石政府，无论在经济、政治及军事的机构上都完全自趋瓦解了，以前唯一支持它的美帝也已最后放弃它了；中共的农民军获得了农民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拥护，尤其从军事上获得了援助，便已成为空前庞大而多少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军队了。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配合起来便促成了中共的异乎寻常的军事胜利。假如我们将共党军事胜利的过程加以简括的描写，更显出上述诸原因的真实性。从共军一九四八年秋发动“总反攻”时起，在东北诸战役中，除锦州发生过严重的战斗外，其他如长春、沈阳等大城市，全是由于守军的投降或崩溃，未经过任何严重的战斗而取得的。而在长江以北的诸大城市或军事重镇，除徐州蚌埠经过一番战斗外，如济南、天津、北平、开封、郑州、西安等不是守军叛变（济南）就是投降（北平）或自动放弃的（天津、开封、西安等），西北的甘肃和新疆更是完全由于投降。只有山西的太原曾经过长期的惨酷战斗，但对于整个战局是无关重要的。至于长江以南的诸大城市，除上海有过象征性的抵抗外，不是事先放弃（如南京、武汉、杭州、福州、南昌、桂林、广州等）就是临时投降（如整个的湖南云南等）。所以共军越过长江直抵广州都等于“如入无人之境”。因为残余的蒋军，除投降者外，早已自行撤退或逃跑了。因而形成了中共“解放军”不是攻取，而是“接收”的奇特情形，从这一军事的具体过程中，人们便可以充分看到资产阶级蒋政权的腐朽与自行崩解达到何等稀奇的程度，而中共农民军的胜利是在怎样一种特殊情形下表现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共依靠脱离城市工人阶级的农民军对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胜利，是完全在一种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条件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促成的。这一特殊条件的基本点是：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趋于极度的衰朽和解体，而中国则是资本主义最弱的一环，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之自动崩解，仅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腐朽与解体之一个极端体现。另方面，②斯大林官僚层凭借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并利用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以空前地扩张其势力和影响，这便大大地吸引了在资本主义极度衰朽和解体下而陷于无出路的群众，特别是东方落后国家的群众，这便促使这些国家的斯大林党特别强大起来。而中共正是这类斯大林党之登峰造极的典型。③再加上美帝在当时国际局势（也即是第二次大战所造成的局势）中所居的不利地位，而被迫放弃对蒋的援助或对毛的干涉。同时，④苏联因在大战结束时对东北所取得的特殊地位，并以此为根据给蒋政府以严重的损害而直接援助中共，使后者的落后的农民武装趋于现代化。假如没有这些条件的配合，中共单纯依靠农民武装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倘使东北不被苏联占领而完全由蒋介石所控制，蒋利用东北庞大的经济资源和日军武装，并以此隔绝中共与苏联的直接联系，阻止前者对后者的武装援助；或当时情势容许美帝直接干涉中共的军事活动；——在这两者的任一情形下，中共的胜利是大成问题的。如果我们将中共农民军在以前江西时代（一九三〇年至三五年）所以陷入失败的情形，——当时资级地主国民党政权的相当稳定；帝国主义对蒋的不断援助以及中共与苏联的隔离——回忆一下，就可从反面证明：今天中共的胜利，完全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特殊条件底下所促成的。托洛茨基和我们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曾经坚持：摧毁资产阶级地主国民党政权，不能单靠农民武装力量，而必须由城市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暴动去完成——这一基本观念，即在今天看来还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落后国家在内）无产阶级领导农村民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和许多革命的经验，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来的。这正是不断革命论的基本观念之一，不管毛泽东今天的胜利怎样，我们的国际仍然不能放弃这一观念。例如在印度，我们仍然要坚持印度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去摧毁国大党的资产阶级政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落后的印度顺利地走上真正解放和发展的道路，即由民主革命“不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我们之没有能预见中共今天的胜利，等于我们和托洛茨基没有能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斯大林主义的特别扩张一样。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和方法上的。毋宁说是过分坚持了原则，以致多少忽视了事变发展的特殊条件，因而影响了我们策略上的及时转变，我们当然应该接受这一教训，以估计今后东方斯大林党具有强大势力的某些国家的事变发展（如越南、缅甸等），并预先准备在策略上的正确应付。但同时我们必须了解：像中共这种脱离工人阶级而专靠农民武装所取得的胜利，不但其本身是畸形的，而且替往后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种下了许多极难克服的障碍。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评断中共所领导的整个运动的成就和前途，以及决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共夺取政权是否由于群众压力并违反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我们国际间某些同志，由于不甚了解中国事变的具体经过和特殊条件，便特别强调“群众的压力”或以南斯拉夫事变的例子来解释中共的胜利。例如歇尔曼同志说：“我们的运动曾传统地了解群众之超过斯大林主义，在共党内部包含了深刻的裂缝。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实例已经充分指明：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整个共党会超过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能改变它们的政治路线，领导群众去夺取政权。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便已经不是斯大林主义原来意义的党了。”（见歇同志著《第四国际斯大林主义问题决议案中什么是应当修改，什么是应当保留的？》载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的《第四国际消息公报》第五页。）这段文字里面的含义显然是：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同南共一样，是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并违反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完成的。但不幸，这一根据“传统的了解”的类比，却很难在中国事变中找到足够事实的证明。现在让我们先说事实吧。关于中共与群众的关系（连受群众压力的关系在内），我们在这里且不远溯抗日战争前及抗日时期所表现的事实（即常常违反群众意向不顾群众压力的事实），只从战争停止后说起。在战后的第一时期，即从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四六年末，可说是中国群众运动相当蓬勃和复兴的时期。在这时期内，首先是工人群众在各大城市（以上海为中心）要求依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随后反对冻结工资等等，曾经普遍地继续地举行了怠工、罢工、甚至示威等等。虽然这一斗争本质上还没有越出经济的范围，也没有达到全国规模的水准，但至少证明工人阶级在战后已昂起头来向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作改善生活和地位的斗争了（这斗争事实上曾经获得了相当的成果）。这显然是中国工人运动开始复兴的表现。同时农民群众在征粮、征兵、征实等不堪忍受的压榨与土地饥饿的威胁之下，普遍地深怀愤懑，即在蒋介石控制的某些地区也发生了骚动。特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在反对国民党专政，要求民主，反对反动内战，要求和平，及反对特务迫害等口号之下，曾经在重庆、昆明、南京、上海、广州、北平等大城市鼓动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抗议、罢课和示威运动。另方面，蒋介石政府回到“收复区”不但因为行政上所暴露出的异常腐败无能，立刻引起一般民众的剧烈反感，本身呈现动摇，而且它的权力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没有达到华北，特别是东北（直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初苏联才逐渐将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和重要矿区移交蒋政府。）而在这时期内共党的军事力量和在一般群众中的政治影响又在迅速生长。这些工人的斗争，农民的愤懑和骚动，学生的大规模示威运动，蒋介石政府的腐朽和动摇，与中共本身力量的生长配合起来，显然构成一个“革命前夜的形势”。假如中共当时能够顺着此种形势（即接受“群众压力”）提出打倒蒋政府的口号（即夺取政权口号），使之与其他的民主改革要求，特别是土地改革要求配合起来，很快就可以将革命“前夜的形势”转变为直接革命形势，顺利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但中共在这一时期内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却与此完全相反：它不但不提出打倒蒋介石政府和土地革命的口号去动员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反而卑躬屈膝地向蒋介石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如毛泽东之飞重庆与蒋进行直接和谈，并在群众集会上表示拥护后者等），并以全力拉拢各派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上层政客们，在美帝指导下，进行妥协和谈。当时共党对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不但不积极地去领导，使此种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当时是极可能的），反而在工人群众中宣传不要“过分”反对民族资本家（为的是与之建立“联合战线”），并极力与黄色领袖拉拢，以此抑制工人的“过分”要求。它在农村中的活动，仅限于组织游击队，而极力避免一切足以鼓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的庞大运动。对于城市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只是利用它们作为压迫蒋政府接受和谈的工具，而从未企图将此种运动与工人罢工运动配合而形成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斗争。共党虽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宣布在其所控制的某些地区开始进行土改，以为巩固其军事力量的辅助（这也是因为蒋介石不断的军事进攻所迫），但此种“土改”既极不彻底（即尽量与地主富农妥协，如保留地主富农的“全部工商业财产”，容许他们分占较好和较多的土地等。）而其范围又甚为有限。（例如在其所控制山东、江苏、河北、河南省的地区，不许进行土改。）更有甚者，共党为了渴求与蒋介石谋取妥协，甚至不惜将它在广东和浙江的农民武装队伍加以解散（这一解散曾在共党内部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仅把其中的一部分迁移至华北。这一切都充分证明：当时共党的政策不但没有接受“群众的压力”，反而是在完全违反群众的意向与要求下专断地进行的。但在蒋介石方面，却尽量地利用和谈的时间：一方面，将它的军队迅速地从内地运到“收复区”的各大城市和军略据点（当然是借美帝飞机军舰之助）以巩固其地位，并积极准备对中共的军事进攻；另方面，将新起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压平下去。所以至一九四六年末，当蒋介石认为自己的准备工作完成时，他不但公然堵住了一切和谈的门径（如召集自己的“国民大会”及准备组织自己的“立宪政府”等，实为从根断绝与共党共同建立“联合政府”之表示），而且在军事上发动了对共党的大规模进攻（如夺取张家口及苏北某些城镇等）。但此时中共还不曾放弃与蒋介石妥协的企图，它的和谈代表还滞留在上海和南京，希望通过所谓“第三方面”（即“民盟”）的从中调解，与后者重开谈判。迄至蒋介石驱逐了中共的和谈代表（一九四七年三月），并实行攻占它的根据地延安时（同年四月），它才开始感到与蒋妥协的绝望，才积极从事军事上的抵抗。但即在此时，它还不敢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更没有提出实行土改以动员群众的政纲。最后，因为蒋政府公开宣布了“通缉毛泽东”（六月廿五日），并发表了“戡乱动员令”（七月四日），中共经过了几个月的犹豫（大概是等候莫斯科的训令）之后，才于十月十日以“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发表宣言，公开号召“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并同时以共党中央的名义宣布了“土地法大纲”，申言实行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仍保留其所谓“工商业财产”）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够的农民（但差不多同时宣称新解放区一概停止土改）。这算是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宣言拥护蒋政府，放弃土改等以来在政治上的一个大转变，如就对蒋介石而言，可说是该党（自一九三七年降蒋以来）一个根本转变。但这一转变是否由于“群众的压力”呢？显然不是！因为群众运动此时已被蒋介石残酷地镇压下去（特务到处横行无忌，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不断地被逮捕、被殴打、甚至被暗杀，工人中的活动分子亦经常被逮捕、被监视等），而处于极低沉的状态了。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中共这一“转变”，完全是在蒋介石截断了任何妥协桥梁，并实行猛烈进攻的致命威胁下（即企图根本消灭中共势力的威胁下），被逼迫出来的。这正是我们中国俗语所谓“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中共的“转变”与其说是“群众的压力”毋宁说是由于“蒋介石的压力”。仅仅从这个时候起，中共为了有计划地准备反攻，才在政策上开始“左转”，即开始迁就群众的要求（或可称为接受“群众的压力”，）特别是迁就在它控制下的农民群众的要求，俾便获得他们的拥护，以加强其军事力量。因此，它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次年春间，曾在那些已经进行土改的地区发动了一个“纠正右倾偏向”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中共将以前给予地主富农的许多特殊权利加以清算，将他们占得较多和较好的土地重新没收分配给贫农，取消他们在乡村行政机关乃至党和军队中的地位。（因为由于以前的妥协政策，有很多的地主富农分子加入了党和军队，并在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并成立“贫农委员会”，给予贫农群众以若干民主权利，让他们直接去向地主富农进行斗争，甚至让他们去批评它的下级干部，并因此撤换了和惩罚了大批下级干部，——这一切确实大大地获得了庞大农民的拥护，大大地增强了它的反蒋的军事力量。但不要忘记，中共这一切“向左转”的新政策和举动，都是在“蒋的压力”下逼迫出来的。关于中共与克里姆林宫间的问题，我在这里也只能举出它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的“转变”为例。当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入极左的机会主义时（就其整个国际路线言，即所谓“第三时期”），那时的中共领导机关即毫不犹豫地跟着前者跑。虽然在此种“转变”下不断遭受了极严重的损害，虽然有托洛茨基及中国“左派反对派”不断的严厉批评，但当时的领导机关还是不顾一切地执行了那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即在资产阶级已完全胜利和相当稳定的反动局势下，完全脱离城市工人运动，在荒僻的乡村进行建立“苏维埃”与“红军”的毫无出路的斗争。当共产党的“红军”被蒋介石驱逐出华南而逃至华北的延安时，已是克里姆林宫在希特勒的威胁下，从“第三时期”回到了极右的机会主义，即建立了所谓“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的时期。中共对克里姆林宫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亦完全同以前一样，毫无保留地提出了“人民阵线”或“国防阵线”的主张，重新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合作”。甚至当张学良（即当时指挥讨伐共军的前敌总指挥）在“群众的压力”下，主要在他的士兵与下级军官的压力下（因为他们都是满洲人，极恨蒋介石对日帝攻东北时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他们无家可归。）在西安囚禁了蒋介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引起了全国民众，特别是中共党员们的欢欣和希望时（当蒋介石被囚禁的消息传出时，全国民众无不兴高采烈，满以为反革命的刽子手这回是完蛋了，一个新的时代会到来了！），中共也竟然毫无抵抗地奉行了克里姆林宫的训令，强迫张学良将蒋介石——第二次革命的刽子手与中共作战八年的死敌——加以释放（周恩来便是当时中共派往西安与张学良谈判释放蒋介石，并与蒋直接谈判“国共合作”的全权代表），为的仅是求得蒋介石同意与之“重新合作”（在取消土地革命，“苏维埃”与“红军”番号等条件下），“共同抗日”。中共领导机关对克里姆林宫这种稀奇的奴颜婢膝的服从态度，不但引起了当时一般民众的极度反感，即在它自己的党员群众中也发生了极大的失望和震动。大战停止后，中共不顾一切地，即完全违反群众的意向，卑屈地追求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妥协的政策，系完全在克里姆林宫的训令下，使之完全隶属于它的外交政策，即隶属于与美帝谋取妥协的政策，——这是最新鲜的事实，而毋需加以说明的。随后，中共政策之大转变（即从谋取与蒋妥协转变为打倒蒋介石的政策），也是完全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的“转变”（即从谋取与美帝妥协失望转而采取抵抗政策——所谓“冷战”）相适应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仅指出中共一九四七年十月之“大转变”恰与克里姆林宫同年九月间成立“九国共党情报局”这一时间表的配合，就可充分证明前者的“转变”不但绝对没有“违反”后者的“目的”，反而全是在它的指导下所完成的。❉❉国际间某些同志曾举出中共在抗战期间与莫斯科“隔离状态”的事实，证明中共最后反蒋政策的转变系出于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但这“事实”恰好证明与真正的事实是相反的。真正的事实是：在抗战前，延安即已经常驻有克里姆林宫的代理人（当然是秘密的），且有无线电经常与莫斯科传递消息。抗战后，苏联更派有大使驻重庆（还有其他的特务人员），得以公开的合法地与中共驻重庆的代表团或特务人员经常接触、传递消息和训令。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在抗战期间，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关系，不但没有隔离，反而变得愈加紧密了。这可以从这一时期内，中共的报纸和文件迅速地反映莫斯科的一切宣传和策略中明显地暴露了出来。至于在战后，由于苏联占领东北，并派了许多代表在中共党和军队中工作，其双方关系之如何密切更是无须说明的了。我们前面所举的事实，就可充分证明歇尔曼同志将中共与南共放在同一平面上，认为它们之夺取政权同样在“群众压力”下，并“超过了克里姆林宫的目的”，不但是机械的，而且完全是虚伪的。假如我们将南共与中共在事变过程中所表现的政策和行动略加比较，那就更显得它们之间含有极大的差异。南共在反帝的民族解放过程中（一九四一——四五）即已一步一步地摧毁了旧的资级地主政权，并在战后初期（一九四五年十月）完成无产阶级的专政（虽然这专政是变态的）。与完成无级专政同时及稍后（一九四五——四六年），它又完成了土地改革与工业和银行的国有化（通过法令没收私有财产）。另方面，南共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都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歧见，并依照自己的“经验”，即经验主义地迁就“群众的压力”与“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进行。（请参考国际执委会第九次会议“对南斯拉夫与第四国际的决议”，及巴比洛同志《论南斯拉夫的阶级性》一文。）但中共在反日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以及战后的初期却完全追随着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不顾群众的压力，专意与资产阶级地主政权谋取妥协，即在已取得全部政权后，还是坚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并保护后者了私有财产。甚至于对土地改革也尽可能地拖延实行。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中共与南共在事变中所表现的这些差异，并不单是数量上，且是质量上的。因此说中共与南共完成了同样的事变，并已同样不是原来斯大林主义的党，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中共在事变中所表现的这些差异（与南共比较）怎样获得解释呢？第一，中共自一九二八年起由城市转入农村后，即建立了相当强固的军队（农民军）和政权，它二十年来利用此种军队和政权一贯地控制着农民群众（我们必须明白落后而分散的农民群众是容易被控制的），因而形成了顽强的官僚主义（尤其就它对群众的态度与作风而言是如此，所以它即是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工人和学生群众，也往往是命令式的或欺骗的，而极少采取说服的方式）。第二，在意识形态上，中共在应付许多重大事变中（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农民战争与抗战等），尤其在抵抗托洛茨基及中国托派对它的思想和政策的批评中（请同志们注意：托本人及中国托派在中国问题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是远超过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的），特别强化和深刻化了斯大林主义。毛泽东那种“有系统的”，固执的“新民主主义”，即是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深化的体现，也就是特别顽强地坚持“革命阶段论”以对抗“不断革命论”的表现。第三，中共是廿余年来特别受到克里姆林宫注意的一个组织，所以它们间的关系也是特别密切的。尤其自苏联占领满洲，以俘获日军的武装去武装中共后，中共受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便愈加严密了。❉由于以上三个特点，中共既不容易接受“群众的压力”来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更不容易“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而自行其是。而南共的情形则不同，它差不多是从反帝的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中生长起来的，且为时极短，故不能形成像中共那样坚强的官僚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因为它在抗战中确是与克里姆林宫相隔离的，因而便容易经验主义地接受群众的压力，跟随事变的发展而逐步改变自己的政治战线，以致最后走到了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共与南共之夺取政权，只是外表上的相似，而其所以被迫夺取政权的动因及其所采取的方式和政权的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当然这一种“控制”亦是经过一场斗争才彻底完成的。当苏联开始以日军武器武装林彪等的强大军队时，曾表现对毛泽东不大信任。故以一向与毛对敌的李立三为东北共军的政治领袖，代表中共对外发言，希图以此牵制毛泽东或压制他使其驯服。因而曾经一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抵抗：他一方面命令刘少奇公开发表谈话，申明李立三无权代表中共中央发言（时在一九四五年末）；同时在党内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反李立三主义”（亦称之为“宗派主义”的“思想运动”，或称之为“整风运动”）。克里姆林宫看到这种情形，恐生意外，便特别派人与毛泽东谈判。只要“忠实地执行国际路线”，苏联可以“完全信任他”，“协助他”，并解除李立三的职位，由毛泽东派人代理。结果毛泽东当然完全答允“执行国际路线”以此获得克里姆林宫的信任。毛李间的一段竞争风潮也就这样地平息了下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便愈加小心地驯服地表示拥护苏联，表示“一面倒”忠实地执行克里姆林宫的训令了。但由前面的判断和解释，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个结论：中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拒绝接受群众的压力，并与克里姆林宫不发生任何歧见的呢？否，我们前面所证明的只是：中共在过去几个机关主要的转变中，是完全在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下，违反着群众的意向或压力的。即在这次夺取政权的“大转变”中，也并非由于接受群众的压力和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反而是在蒋介石的致命压力下，并获得了克里姆林宫的完全同意而完成的。至在一般的情况下，中共为了保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能不设法获得某些群众的支持，以便在群众中建立它的基础，因而在某种限度内，即在它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是需要或多或少迁就群众的要求，向群众让步，即接受群众的压力的。它的政策在过去曾经许多次“向左”摇摆，如一九四七年五月提出有限度的土改政策，同年末至一九四八年春的“清算土改右倾偏向”，以及夺取政权后所执行的某些较左倾的措施（最近的土改在内”等等，便是迁就群众压力的事实表现。像这类的迁就群众压力的政策，在将来还有更多和更大表现的可能。根据上面的同一理由，中共与克里姆林宫间在过去许多事变中，一定曾经发生过某些分歧意见或冲突，不过没有公开暴露出来而已。像前面所指出的“毛李冲突”便是反映了中共与克里姆林宫的冲突之显例。像这类的冲突，在将来不但是不可避免，而且可能变得更为为严重，因此我应当说，歇尔曼同志的错误（像前面所指出的）并非属于原则性，而只是事实上的。但同时我亦应郑重声明：像在这种极关重要的问题上所犯的事实上的错误，不但要引出一连串的其他错误（如过低估量中共的官僚主义，它的斯大林主义的作风和意识形态，过高估量它与克里姆林宫的冲突性和群众的压力——即群众在事变中的作用，以及对中共前途的过分乐观等。）而且会引到原则上的错误。例如国际间某些同志断言中共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便是从认定中国事变与南斯拉夫事变同型，而南共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按照形式逻辑的演绎，则中共政权也无疑是无产阶级专政了（关于中共政权之绝非无产阶级专政，将在下面说明。）正因为这种根据某一公式强奸事实的错误可能引到原则错误的危险性，我们对于“原则”翻译出来的“公式”，便必须审慎地加以运用。我们绝不随便将原则或公式套在某一表面看来相似的事实头上，或强使之迁就我们的原则或公式，而必需首先精细地观察和分析事变本身的具体事实，尤其是顾到某些对事变起着决定作用的特殊情形。然后以此去判断事变是否与某一原则或公式相符，是否为某一原则或公式之无误的体现。正如列宁所说，事实永远是活生生的，而公式往往会变成死板板的。我们的运动曾经认定并坚持：群众可能超过斯大林主义的头，在各国共党与克里姆林宫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在某种特殊条件下，整个共党可能改变自己的政治路线超过克里姆林宫的目的，领导群众去夺取政权。这一原则，这一公式，在基本的理论上是正确的，且为南斯拉夫事变所证实（或更正确些说，这一公式是由南斯拉夫事变抽出来的），但我们这里须要特别注意的，正是“某种特殊条件”。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固然共党会受群众压力，违反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去夺取政权（如南斯拉夫已实行者），但在另一种“特殊条件下”，共党可能不经过群众压力而接受克里姆林宫的训令，至少不违反它的目的去夺取政权的。中国所发生的事变该是属于这一范畴。我们相信这种类似的事变将来还可能在东方其他的落后国家（如越南、缅甸甚至伊朗等国）重演。克里姆林宫所害怕的只是真正的工人革命运动的胜利，尤其是先进工人国家革命运动的胜利，因为它对这种胜利无法加以控制，会反过来威胁它的存在。但假如没有这种威胁，同时又不致直接引起帝国主义的可怕干涉，而且可以扩大它的势力范围的条件下，克里姆林宫是不会放过机会让它控制的共党不去夺取政权的。从中国事变中所得来的这个教训，我认为我们的国际必须加以接受，即使不将它看作共党夺取政权的另一类型，至少也要拿来作为南斯拉夫事变的重要补充。只有如此，我们才不致将原则变成死板的公式，任意套在任何类似的事变头上，引出连串的错误结论来。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事变的态度，应当是：根据我们的方法与原则去分析事变过程中的具体事实，从事实的分析中去考验我们的原则，丰富我们的原则，必要时修正我们的原则和公式。因为真理永远是具体的。中共的胜利是否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对中国问题决议案曾指出“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为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当这个决议初次传至中国时（一九四九年秋），当时我们的领导机关（中央政治局）对此虽大体同意，但因为被迫匆促迁移他处，以至未能详加讨论正式用文字表示意见。因此，不久即引起了某些同志对国际决议的怀疑（最初见于文字者为焦马两同志合写的《中国斯大林主义运动胜利的意义及其本质》载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出版的中文版《第四国际》第一卷第二号），近一年来且形成了最激烈的争论，一部分负责同志完全赞成国际的意见（以前曾表示不同意的焦马两同志且转为赞成的主要支柱），而另一部分负责同志则坚决反对。关于这争论的文件，国际已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文件❉译成英文以供参考，因此我在这里无需详叙他们的分歧点，只提个人对他们的，尤其是对反对派同志的主要论据的批评和解释。❉“第三次革命与革命共产党的任务”，“中共统治与我们的任务”，“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关于所谓革命局势的问题”。反对派同志（即“任务”一文的签名者——引者）方面的主要论据是：中共之走上政权，并不是基于群众的，特别不是基于工人群众的革命行动（如从总罢工进到武装暴动的革命行动），而只是依靠农民的武装，以纯军事的行动达到其目的。他们根据革命的传统观念与近代革命的，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必须从下至上动员一切庞大的群众，尤其是动员工农群众，从一般的民主斗争升华到武装暴动，直接摧毁统治阶级的政府机构，建立新政权，才能算一个真正革命胜利的开始。而中共这次所领导的夺取政权的运动，不但没有完全动员庞大群众，而且尽量避免号召庞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和行动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如驱逐地主和分配土地等）。换言之，中共是以农民武装的纯军事行动代替了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因此他们断言中共的胜利只是一个农民战争的胜利，而绝非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或初步胜利。我完全承认：这些反对派同志所根据的传统革命观念是正确的，所指出的事实是不可争辩的。但这些同志忘记了一件“小事”，那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是列宁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十月革命胜利的时代，而是斯大林官僚层篡夺了十月革命的遗产——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人国家，走到了极度堕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已趋于极度的衰朽，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由成熟变为烂熟；而另一方面，斯大林官僚层凭借着十月革命的威望和苏联的物质基础，尽量控制着各国的共产党，并经这些党尽量使各国的革命运动隶属于苏联的外交利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但使某些国家的革命运动接连遭受挫败（如法意等国），而且使另一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变成畸形。而中共所领导的运动之胜利便是此种畸形革命之最显著的表现。从中共之尽量避免动员庞大群众，特别是避免号召工人群众，而仅依靠农民武装力量夺取政权这一方面说，实在与古典的或常态的革命远不相符。但从它摧毁了资产阶级地主的蒋介石政权，广泛地实施土地改革及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这些方面说，却无可否认地是革命的（不只是“进步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单就摧毁资产阶级地主蒋介石政府（这个从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血泊中生长出来，并以极端恐怖和反动手段统治了中国廿余年的政府），和在政治上打击近百年来支配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争取民族独立——这两点看来，就已足够与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相比拟了。何况它还施行了相当广泛的土改（姑不论此种土改如何不彻底），将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封建式或农奴式的残余制度和势力，第一次大规模地加以扫除，并在继续扫除——像这样的运动，还不能算是一个划时代的革命运动吗？不错，反对派同志们曾争辩地说，他们是承认中共打倒蒋政府、在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及其所进行的土改，是含有进步的意义的，但无论如何这不等于一个革命的初步胜利，或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开始。因为这不是根据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只是凭借纯军事和官僚的行政手段而达成的。我们且承认中共在运动中所采取的是纯军事和官僚的手段吧。但仍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中共所完成的事变“不是革命的”。我们只能说，这不是一个典型的或常态的革命，而是一个被歪曲了的，被伤残了的变态的革命运动而已。为了更明确地理解这个变态革命的问题，我们回忆一下关于东欧卫星国家性质的争论吧：东欧的缓冲国家，除南斯拉夫外，剥夺资产阶级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以及工业银行、运输和交换等手段的国有化，都未曾经过或极少经过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新的政权和国有化的产业更没有由群众监督和管理，而只是在苏军的占领下，由克里姆林宫所指派的共党官僚所执行和操纵的。因此，我们国际间各种各式的“少数派”（实际上是已离开或将要离开我们的运动的分子——假如他们坚持自己意见的话）便认定这些国家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或“官僚集产主义的”。但我们的国际却根据托洛茨基研究和判断斯大林官僚层所控制的苏联国家性质（即堕落的工人国家的性质）的传统方法，断定这些东欧缓冲国已是一个同化于苏联的“变态的工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财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即国有化了，这正是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前提。仅凭这一财产关系的根本改变，即可以断定这些国家的性质的改变。但同时我们的国际亦没有忽视苏联官僚及这些国家的共党官僚把持国家的一切经济和行政大权，警察和特务控制着群众的一切自由和创意——这些可恶的事实。正因为这些“事实”，所以我们的国际称这些“工人国家”是畸形的或“变态的”。只有这样，才算是辩证地理解事实，才算是“以真名呼实物”。假如我们的中国反对派同志们，能采用我们国际判断东欧缓冲国家的性质的方法，即采用托洛茨基的传统方法，来判断中共夺取政权的胜利，那就异常之明显：不管中共在夺取政权运动中所采取的方法是纯军事的和官僚主义的，但它所已达到的成果——推倒蒋介石政权，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独立及土地改革——确是中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进程中所必须实现的，因而是革命的。但也因为中共没有动员庞大的工人群众，经过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群众来彻底进行此种革命，换句话说，正因为毛泽东党以斯大林主义的纯军事的官僚的方式代替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动员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的方式，以孟什维克的“革命阶段论”政纲对抗了“不断革命论”政纲来进行此种革命，因而大大地歪曲了并伤残了此种革命，以以致使得革命的面貌变成畸形怪状，令人难于辨认。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判断任何事变或事物，不是专凭外表，而是要看掩藏在外表里面的本质如何来判断的。所以不管斯大林官僚层所控制的苏联国家的外表如何的丑恶，但因为它保留着十月革命所创造的国有财产制，我们仍然承认它是一个“工人国家”，不过是“堕落的”。也不管东欧缓冲国一产生下来即被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弄得丑恶不堪，但由它已根本改变了私有财产制为国有财产制，我们也得称它们为“工人国家”，不过是“变态的”。同样，不管中共的官僚机会主义如何歪曲了和伤残了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但因为它已推翻了蒋介石政权，争取了对帝国主义的相当独立和施行了某种程度的土改，我们也就不得不认它是革命，但是“畸形的”。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现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最错综复杂的时代。因此，许多事变和运动，在极度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之下，往往不是按照我们所想像（纵然是根据历史的经验和原则）的常轨或常态发生和发展的。我们尤其要了解，自第一个工人国家堕落后所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的稀有的扩展与横行干预（最后分析起来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错综复杂的产物之一），更使得许多事变和运动脱离了常轨而变成畸形。在这个时代要求一切事变和运动都要合乎自己的理想或常态，且只有合乎自己的理想或常态的事变和运动才肯承认它，才去参加它，那就无异于一个十足的乌托邦主义者，其结果不是对事变和运动作无谓的咀咒（美其名曰“批评”）就是对历史进行绝望的斗争。这是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我们为革命负全责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但要有“自己的理想”，不但要懂得“常态的运动的发展”，而且要特别认识某一时代某一环境的错综复杂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非常态的、不合乎理想的事变和运动。换言之，我们必须承认已成的现实，不管这一现实如何不合乎我们的理想，甚至丑恶，在现实中去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斗争的过程中去改变现实，使之朝向我们的理想前进。现在整个大陆既已落入中共的掌握中，整个运动既已为该党所控制或领导——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现实”。虽然这现实是被歪曲了的，违反我们的理想的。但我们除了接受这个现实的运动，打进这个运动中去，走进群众中去，积极地参加一切群众的斗争，以我们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纲去影响群众，在斗争过程中耐心地去说服群众，获得他们的的信任，使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逐步地从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幻想与控制下解脱出来，以他们自己的力量转变这个运动的方向，则其他一切的“批评”都是无用而有害的。当然我们这一工作不但是异常艰苦的，而且不一定能按照我们的愿望与努力直接达到我们的目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运动过程中安置我们的基础，在未来的有利条件下，使我们有干涉运动，乃至领导运动的可能。假如不承认中共的胜利是一个畸形的革命的开始，不从积极方面去参加运动，改变这个运动的畸形性，而只是从消极方面去批评它，结果我们一定走到宗派主义（我们中国的少数派即已完全陷进了这一倾向），脱离运动，脱离群众，那时我们自身将不可免地要退出一切的实际的政治斗争，而被历史所淘汰的。此外我还得指出：我们的反对派同志们强调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只是一单纯的农民战争，因而完全否认了它所包含的群众运动的意义，那是过分机械的。我们必须了解，中共所领导的农民军，不但本身是一个庞大的农民群众（即穿上军服的农民群众），是农民群众中最积极的一群，而且在他们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农民群众在支持他们。历史的经验证明：农民群众一昂起头来往往是与武装不能分离的。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广东和湖南的农民群众一经组织起来（“农民协会”）差不多同时便出现了他们的武装队伍。因为他们没有武装是很难与已经武装的豪绅地主进行斗争的。这差不多成了农民运动的一种本质。中国这次的农民军与以前任何单纯的农民军绝大不同之点，便是它是在一个多少具有现代智识和技术的斯大林党有计划地有系统地组织起来，长期地训练出来，并给了一个全国性的现代化的民主改革的纲领（姑不论这纲领是如何机会主义的）作为它斗争的总方向。正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称中共这次所领导的运动为单纯的农民战争，而应当称它为畸形的革命运动，才是合乎事实，合乎辩证逻辑的。拥护国际决议的中国同志在某些基本点上是对的。但他们为证明中共的胜利是第三次革命的开始，中共所领导的是一个群众的运动，它的政策的转变是受了群众的压力，便不惜夸张乃至曲解事实，我认为这样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例如焦马两同志将“第三次革命的开始”时期移前至一九四七年十月（即中共正式发表宣言打倒蒋介石之时），以至解释中共政策之转变系受了群众压力，是代表群众的意向，这不但是机械的，而且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虚伪的（关于这一转变的事实，我在前面已经详细指出）。又如马同志说：“若单以动员起群众的数量为准，则现在这次运动比之第二次革命还要正式，因为第二次革命组织起来的群众不过一千多万，但这次在“解放军”渡江以前已经有一万万以上的农民起来分配了土地。”（见马同志《为何称这次内战为革命与这个认识的重要性》）。像这样的说法不但是过分夸张的，而且对于群众运动的观念是根本错误的。重源同志在他《关于所谓‘革命局势’问题》一文中，对此已有详细指责，我认为他的指责大体是正确的，合符历史事实的。我这里只特别指出一点，在第二次革命中，工人阶级不但绝大多数已经组织起来（像“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上海总工会”实际上已等于苏维埃），动员起来，站在全国运动的领导地位，举行了许多次的总罢工和大示威运动，而且还举行了几次胜利的武装暴动（如汉口和九江工人群众暴动夺取英租界，及上海工人群众暴动占领了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区等）。而中共这次夺取政权的运动，即连一个小小的罢工和示威运动也没有。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都是消极不动的。至多在心理上对这个运动表示某种愿望而已。这是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怎么可以将这次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就群众运动的观点说）拿来与第二次革命相比拟呢！？国际的决议案明白地指称：“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胜利，是农民运动对一个彻底崩溃的政权之军事的胜利”。这意义就是说，毛泽东党的胜利，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工农群众革命对资级政权之政治上的胜利。由此证明我们拥护国际议案的马同志未免走得太远，未免将中共所领导的运动加以美化了！但对事实过分的美化不仅在主观上会引起幻想，而且在客观上不可免地作出错误的判断的（这同时也就是忽视了或者掩饰了斯大林主义党的投机与专横的罪恶）。这两者都是危险的，因为幻想总是失望或幻灭的根源，而错误的判断又不可免地构成错误的政策的。我们绝对不可忽视毛泽东所开始的“第三次革命”那种畸形里面所包藏的一切非常严重的危险性：顽强的机会主义，专横的官僚主义，对群众的严厉控制，对革命思想的异常仇视，对革命分子，尤其是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凶残迫害（我们的组织已在许多地方被破坏，我们的同志已大批被逮捕、被监禁，被迫“悔过”，并有不少最好的负责同志被枪决）。这些危险因素综合起来，对于这个已在开始的“第三次革命”的发展和前途是绝不容许乐观的，而对于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一运动中的工作亦将成为前所未有的艰苦。固然，我们绝不应因为这些而采取教派主义或悲观主义的态度，放弃我们尽可能努力去推动以至改变这一运动的革命责任。但我们同时亦应排斥一切天真的或过分的乐观主义——这种倾向往往忽视运动的危险性和工作的艰苦，虽然在开始参加运动和从事工作时是满怀热望和兴奋的，但在运动和工作过程中遭遇到严重的困难和异常的艰苦时，便变得心灰意冷而向后退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就我们整个运动的前途说，是具有绝对不可动摇的乐观主义的信念的。换句话说，我们是深信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整个人类社会的改造，一定是，而且只能是在托洛茨基主义（即异常地丰富了和深化了的现代马列主义）的旗帜和政纲下完成的。但同时我们绝不可忽视横在我们面前的，即从现阶段走上胜利这段过程上所横着的非凡的障碍，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所种下的障碍。我们首先必须严肃地认清这些障碍，然后以极正确的政纲，极精密的方法配合着非凡的毅力和耐心去克服这些障碍，以至走上最后胜利的道路。教派主义者是借口运动不合乎理想，而事先设法躲避它。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则事先将运动加以美化或理想化，但在运动中碰到与原来的理想不符时即离开它。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与前两者都不相同，它既对革命的胜利具有无比的信心，而同时又深知达到此种胜利的途程中横着无比的困难，所以只有用革命的方法和无比的坚毅排除一切困难而向胜利之途迈进。在我们的中国组织内部，因为毛泽东的胜利而检讨党的过去政策，亦曾引起了颇为严重的争论，并在党内发生了不良的影响。我在这里当然没有可能详细叙述和批评那些争论。但我亦应当表示我对于他们争论的根本态度（事实上已有许多同志要求我表示这种态度）。一个政治组织在经过一个巨大的事变后，为了重新确定它的政治路线，对于过去的政策是应当予以特别检讨的。因此我不赞成某些某些同志反对这样的检讨。但同时我亦坚持：检讨过去的政策必须站在为革命为党负责的立场上，极端审慎而精确，绝不可用轻率或夸张的（更不用说别有企图的）态度去任意批评过去的政策，以致引起混乱，发展党的离心倾向。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一个政党在巨大的事变打击和压力下，而又碰到工作的环境愈趋于困难时，是最容易发生离心倾向的，这时对于过去政策的批评一不小心或夸大或不正确，便最容易引起党员群众对党的信心发生动摇，因而助长此种离心倾向的发展而走到可怕的分裂或溃散。但不幸，我们某些同志对党过去的批评是太欠谨慎的，多少是夸张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例如焦同志《论思想重新武装》一文便是显例。虽然这篇文章意在纠正“教派主义”，但它对于党过去政策的批评不仅是过分夸张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在他看来，至少是依他说话的口气看来，我们党过去的整个的政治路线根本上是错误的，因而模仿列宁提出“教派主义”，但它对于党过去政策的批评不仅是过分夸张的，有些甚至是歪曲的。在他看来，至少是依他说话的口气看来，我们党过去的整个的路线根本上错误的，因而模仿列宁提出“四月提纲”的态度，“要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以致引起了另一部分同志强烈的抗议和批评（见明明同志论《重新武装还是修正主义》一文）。事实上，我们的党在过去的长期斗争中，都坚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路线，亦即不断革命论的路线。在这两次巨大的事变中——中日战争与中国抗战转入世界大战中，以及在这两次事变内反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与意因所领导的极左教派主义（少数派）的斗争中，都充分证明我们党所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国内战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对中共的基本态度，也是正确的。并且与国际决议对中国内战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完全一致（可参考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党对内战的决议及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通过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即在中共开始夺取政权后我党所提出的政纲（见一九四九年我党“致中共党员的公开信”及一九五〇年一月我党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通过的“对中共统治中国后的政治决议”）与国际第七次执委会所通过的政纲也差不多完全相同。焦同志主张“在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就无异于说我们的党在过去，至少在毛泽东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已背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而需要用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来重新武装党了。像这样的说法，不但是夸大的，而且完全歪曲了历史的事实，对党的过去是一种侮辱。所以结果引起了同志们强烈的反感、愤怒、抗议，以及某种程度上的混乱与动摇，因此我曾经对此提出警告：“不要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但我并非说，我们在过去，尤其在中共夺取政权的事变中，没犯过错误。我已经在前面指出，我们对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由于对这个事变估计上的根本错误，便派生出了对事变发展进程一连串的估计上的错误，以及某些对外宣传上策略性的错误，因而影响我们党对整个事变的态度或多或少趋向于消极方面，而低估了它在客观上的革命意义。这是应当郑重地予以纠正的。但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的，而只是对事变估计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我们还得了解，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连马、恩、列、托在内），可能保持原则上或方法不犯错误，但不能保证对任何事变发展的估计完全正确。因为马克思主义固然是预测社会现象最有效的科学方法，但还没有达到像天文学或气象学预测天气或气象那样准确的程度，原因是社会现象较自然现象远为错综复杂得多。所以马、恩、列、托对事变发展的估计也曾犯过错误。如马恩对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局势发展的乐观估计、列托对十月革命后欧洲局势发展的乐观估计等。他们的超越处并不在于对任何事变的估计不发生错误，而只在于经常审慎地精细地注视事变发展的客观进程，一经发现事变发展与原来的估计错误或不符时，便立刻加以纠正或重估而已。这正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我们应当努力效法的。中共及其政权的阶级性对于这问题，在中国同志中虽没有引起什么争论，但在国际某些同志间却隐藏着极大的分歧意见。因此我认为必须公开提出来加以严肃的讨论，并明确地予以决定。因为这是确定我们对中共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的基本态度所必须的前提条件。关于中共的性质，在中国所有的同志中差不多毫无例外地认为它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党。这是将近二十年来中国托派的传统观念。而这一传统观念又是由托洛茨基确定下来的。约自一九三〇年开始后，托洛茨基即不断地指出：中共已从工人的党逐步堕落为农民的党了。他有一次甚至说（在给中国某同志的信中）中共已在走上俄国社会革命党的道路了。托洛茨基这一判断的基本理由是：中共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即放弃了城市工人运动，脱离城市工人阶级而完全转入农村，以全力从事农村的游击战，因而大量地吸收了农民群众入党，结果使党的组织基础变成农民的。虽然这个党有少数由城市退出的工人参加，但这些分子的数量既极微弱，绝不足以影响党的组成基础，而且因为他们长期间在农民中生活，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逐步地与农民同化了。托洛茨基这一判断，从伊罗生的《中国革命悲剧》一书后面对中共组织分子及其性质的描绘中也明显反映了出来。因为伊罗生的书是经过托洛茨基的亲自阅读和修正的。但自托洛茨基去世后，中共党员的组成基础是否朝工人方面转变而有所更改呢？不但没有，它的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组成基础反而是更加强了。因为中共在抗战中及战后组织上的空前膨胀，几全是由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像中共在夺取政权前所宣布，它约有三百五十万党员。但这三百五十万党员中，工人党员是非常微弱的，至多不会超过百分之五（连手工业的工人党员在内），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直至中共走上政权时候，它还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性质的党。但国际间某些同志认为中共已是一个工人的党。例如歇尔曼同志便是这样判断的，当我们将托洛茨基以前判定中共是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性质党的意见告诉他时，他说：我知道，我承认，以前是如此的，但到中共来到城市夺取政权后，便已经变成为工人的党了。他的理由是，决定一个党的性质，不能单拿它的组成分子的数量为标准，而要看他所导演的作用如何而定。中共即已摧毁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而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便证明它的党性已经改变了。可惜这样说法是似是而非的。因为中共之推翻蒋介石政府，既非凭借工人阶级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只是依靠农民的武装，而同时所建立的政权又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关于政权的性质在下面即将说明），怎么可以拿来作为改变中共性质的标准呢？我们倒可以说，正因为中共不去动员工人阶级而单靠农民武装夺取政权，这便恰好反映了它的性质是农民小资产阶级性的。至中共进入城市夺取政权后，是否一下即改变他的党性？不能！因为一个政党的组织基础的改变绝不是在廿四小时之内可以完成的。尤其像中共那样具有异常庞大而沉重的农民基础的党，更非极短时间内所能改变。因此我们可以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共还是一个农民党员占压倒优势的，因而多份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但这并非说，中共党的农民性是固定了的，永久不会改变的。实际上，中共自农村转入城市取得政权后，为了急于在工人阶级中寻找支持，它已经验主义地在工人群众中着重地吸收工人党员了，而另方面，它又在农村中暂时停收农民党员。像这样继续下去，中共在将来可能逐渐地改变它的组成基础，由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党而转变为多少具有工人性的党的。但这还是将来的事。我们不能把将来的可能代替今天的现实。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决议案指出：“从社会观点看，中共是个两阶级的政党（BI—PARTY）……这个两阶级政党，直到今天在城市工人阶级中还只有极微弱的基础。”这对于中共的性质算是一个极审慎的判断，假如我们将这个判断当作中共企图从农民党转向工人党（单就其组织基础说）的过渡时期中的一种客观表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对于“工农党”（即两阶级政党）的批评所指出的严厉教训。这意思是：凡是在现社会条件下（连落后国家在内）企图组成工农党的都是反动的，是替资级服务的，而对于无级革命说来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就革命的观点说，没有两个阶级平等地建立共同政党之可能、所谓两阶级的“工农党”，结果总是小资产阶级政客欺骗工人阶级的一种反动企图（见托著《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一文中“论东方各国‘工农两阶级政党’的反动思想”一章）。关于中共所建立新政权（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性问题，国际对中国的文件中尚未指出，中国同志间虽然在解释上存有若干歧见（中国少数派的同志除外，因为他们认定中共的政权是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集产主义”的！）但一般地都认定这个政权是建立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上，是一种邦拿巴特式的军事独裁，最后分析起来，即就它对财产关系所起的作用说来，是资产阶级性的。但我们国际间某些同志却抱有与此完全相反的见解。例如有位同志（利夫斯东）亲自向我说：“中共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他没有说出任何理由，但据我推测，他可能是根据南斯拉夫南共政权南共政权的公式演绎出来的。另一种见之于正式文件的意见，认为中共政权还含有“双重政权”的性质（见歇尔曼同志：《中国第三次革命》——载英文版《第四国际》一九五一年•二月联号）。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们国际的同志间，而且是负责的同志间，竟发生如此分歧和混乱的意见，我认为必须加以肃清。先让我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略加批评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决定任何一个政权的性质，必须根据两个基本条件：阶级关系与财产关系，而后者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我们称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这个政权完全掌握在受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手里，虽然当时的财产关系还没有来得及根本改变，但因为阶级关系的根本改变，即已足够称它为无产阶级专政了。我们称南共在一九四七年后的政权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因财产关系已根本改变（即已由私有财产转变为国有财产），虽然南共政权不是完全由无产阶级控制，带有某种程度的官僚主义的畸形，但由于财产制的根本改变，也就足够称它为“畸形的无产阶级专政”了。但中共的政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就阶级关系说，这个政权自认为“四个阶级”（所谓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这就异常明显地指出它绝对不是由无产阶级所控制的或“专政”的了。事实上，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乃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所构成的，这是绝不可否认的事实。资产阶级在这个政权中虽没有决定的作用，但比之无产阶级还是占显著的地位（至少在表面上）。至于就财产关系说，这个政权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扫除私有财产制，反而是自觉地制定法律或宪章在保护此种私产制，发展所谓“新民主主义”的，即非社会主义的经济。这怎么能谈得上中共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歇尔曼同志对于中共政权所含的双重性的论据是：“不论这个政府（指中共人民政府）愿意与否，它将发现自己被迫地在华南建立真正的双重政权。在省和县，大多数是老干部仍留在那个地位上；但在各地方，他们的敌人——农民协会的贫农，在实行土改中是要取得真实的政权的。”（见上引“第四国际”一、二月号一九页）这段话虽然很模糊，但其意义似乎是：在省县的政权是资级性的：在乡村的政权是贫农的。我们姑且承认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判定中共在华南的政权是双重性的。因为贫农的政权并不等于无产阶级的政权，至多只能说它是最彻底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权而已。要使贫农的政权改变其小资产阶级性，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而现在的中共政权正是缺乏这样的一个基本条件。所以歇同志的意见是经不起批评的。为使大家更具体更明确地认识中共政权的性质，我可以指出它所包含的几个基本特点如左：（A）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柱是庞大的农民军。而这支农民军则操在早已斯大林主义化（亦即官僚主义化）的中共手里。因此，中共对这个政权具有完全的决定权或控制权。（B）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这个政权中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可没有直接的控制作用。他们只能凭借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势力来间接地影响它。（C）工人中有个别分子被指定参加这个政权（很少占着重要地位），但就整个工人阶级说来，对于这个政权是处于被统治地位。因为工人群众不但被剥夺了自由选举代表参加和管理这个政权的基本条件（如苏维埃或其他类似的代表会议等），而且连一般的政治自由也被严厉限制的（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及信仰自由等），甚至完全被禁止的（如罢工）。所以工人阶级虽在名义上被这个政权推崇为“主人翁”，实际上却只有在“法律范畴内”向它“请求”改善生活的权利而已。（D）在社会经济上，这个政权已经施行了相当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并在准备“有步骤地”（即依照中共的官僚主义方式）完成这种土改，扫除封建残余，——这在中国历史上确是一个空前伟大的改革。但这个改革是以不妨害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即保留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和土地自由买卖为限的。（E）关于资本主义的财产，除接收原来国有化的产业（所谓官僚资本）为新政权的国有产业外，对其他一切私有财产不但完全没有触犯，且予以新的法律保障。但对于私人资本的利润则加以相当严厉的限制。因此，工人阶级在这个政权底下，一方面仍处于雇佣劳动的地位，另方面则可以避免过分残酷的剥削。从上述几个特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中共政权所包含的性质绝非单纯的常态的，换句话说，这个政权既是在异常特殊条件配合下所产生，因而它所包含的性质和所具有的形态也是异常复杂和变态的，在近代历史上很难找出另一个政权可与它相比拟。假如我们将中共政权和法兰西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政权比较一下，或许更能显出它的特质吧。雅各宾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当时城市一般劳苦群众（所谓“无短裤者”）的小资产阶级，它彻底完成了土地改革，肃清了封建势力；中共政权则建立在乡村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之上，它亦在执行土改，扫除封建势力的残余；而两者都是高度的专政；——从这些基础方面看，这两种政权是颇为类似的。但雅各宾党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刚在发轫的时代，它之彻底完成土改，肃清封建势力，乃是替资产阶级执行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替未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康庄大道。因而雅各宾党的政权彻头彻尾是革命的，只有后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才可与之前后互相辉映。中共所处的时代则与雅各宾党所处的时代完全相反，乃是资本主义已迫近衰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革命政权，即是在落后的国家，也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现代的“无短裤者”）的社会基础上。而实行土改，则不应，且不可能替资本主义的发展肃清道路，而必须直接地替社会主义开辟前途，因而必须与没收地主土地国有化同时进行剥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这正是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政权所曾实现过的。但中共的政权则与之相反，因而最后分析起来，这个政权将是历史发展的绊脚石，在本质上是反动的。总而言之，中共政权在阶级关系上，既以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为其基础，企图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进行“仲裁”，在财产关系上，它一方面在废除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并将大部分产业国有化，而另方面则又企图建立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容许土地自由买卖及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等）并一般地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企图在国有财产与私有财产之间进行“调节”，以此在长期间建立“新民主主义”（即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因此，这个政权本身便充满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和爆炸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它只能是极短暂的过渡性的。在未来事变的发展中，它将被迫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选择它的社会基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选择它的前途。否则，它不是被两个阶级的一方所推倒，就是被双方的势力所压毁，而成为历史的插话的。中共政权措施的演进关于中共政权两年来（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这个政府正式宣布成立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措施，如要加以适当的叙述和批评，必须写一个专门的文件。本报告为篇幅所限，同时手里又缺乏足够的材料，故对此只能将其措施的一些基本特点及其方针的主要变化予以极简略的描绘而已。对这方面我们已准备继续提供材料，以资补充和参考。关于中共政权措施的演进，就其政策所表现的特点与变化，我们可以用朝鲜战事爆发为标界，将它划分为两个时期。在第一时期（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六月）的头几个月内，中共在军事第一（即肃清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军事力量）的口号之下，在经济上是倾注全力搜刮金钱和食粮，以支持前线及维持行政的开销，其所表现的主要措施便是：对一切工商业苛征捐税，对一切人民强迫派销公债——“胜利公债”、“支前公债”、与及“爱国公债”等——强征农民粮食（所谓“献粮”），不足之数则大量发纸币来补充，以及公开停止土改和压低工资等。在政治上则尽量向资产阶级地主及富农妥协，拉拢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政客和军人，甚至国民党的官僚和特务（当时名之为“靠拢”）企图以此瓦解敌方而增强自己的势力。因而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活动则极力予以限制，工人因反抗与罢工而被捕，被监禁，甚至被枪杀者亦时有所闻。上述种种措施的结果是：通货膨胀，物价奔腾，整个社会贫穷化，私人工商业加速地趋于崩解，大部分的工厂和商店绝对无法支付，纷纷要求关闭，或自行关闭，即不关闭者亦无法支付工资。因此引起了资级的极度恐慌和愤懑。工人群众则因工资抑低（与国民党统治时代比较）而又被克扣工资去购买公债，生活日趋困苦，但又无法表示自己的意见，提出合理的要求，因而普遍地对新政权表示不满，甚至公开抱怨。但表现得最严重的还是农村。一般农民群众，在停止土改之下，即丝毫得不到好处，反而被迫无底止地“献粮献捐”（此时地主富农多份将他们的献捐转嫁在农民群众身上），以至最后连维持生活和作种籽的一点食粮都被迫“捐献”出来了，弄得无法生存，深怀怨恨，又加以地主富农和国民党特务从中煽动，于是其中一部分便走到公开的反抗，如抗拒“献捐”，成群抢分“公粮”，袭击中共的官吏和党员，甚至上山打游击去了。这在客观上便大大增加了国民党的反共游击势力。这种情形到一九五〇年春天已到达了危机的爆炸点。这迫使中共的领导机关也不得不公开承认：“现在广大农村的封建制度尚未解除，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又加以去年公粮征收中存有畸轻畸重情形，不法地主乘机转嫁负担，以致许多地区的农民缺粮缺种，难于进行春耕，其被灾地区尤为严重。当此时机复有少数敌特匪徒，威胁群众组织暴动，抢分公粮，袭击团体与革命人员，制造社会混乱，破坏生产秩序……使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秩序，陷于动荡不安的危机局面。”（见“中共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布告，载于香港出版三月六日的《文汇报》）当时汉口出版的官方的《长江日报》且将此种危局总括如下的结论：“当前危机的性质，乃是农民跟着共党和人民政府走，还是跟着豪绅恶霸和特务分子走？”中共政权在这种严重危机和各方压力，尤其是农民群众和工商业家的压力之下，被迫着在政策上来了一次“转变”，这个转变的最初表现是公布实施土改（三月初），名为有步骤地实行土改，即在长江以北重新进行分配土地（西北与西南除外），在长江以南则先进行“反恶霸”和“减租、退租、减息”的斗争，并修改了“征粮法”。这是缓和农民反抗的一种救急剂，差不多同时又公布了一个整理财务案，多少减轻了捐税，并使全国税收归于统一和划一。这个多少缓和了一般纳税人的愤懑，另方面又使财政略趋稳定，因而通货膨胀也缓和下来。对维持工商业的紧急措施是：普遍设立“劳资协商会议”。这个会议在政府监视和仲裁之下，其“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为了维持私人的工厂和商店，工人被迫减低工资，甚至不要工资，或“自动”辞职，回乡生产；或“自动”延长工作时间，以减低成本等等。工商业家对此当然“相当满意”，但工人方面却是更加怨恨了。上面的一切紧急措施，在五月间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又经过一番检讨、修改和补充，成为种种法案（如“土改法”、“工会法”等）由政府公布成为法令。此外，有一个财政整理报告，也由政协通过，由政府批准实行。这些法案值得特别加以指出的是：新的“土改法”与以前的“土改法大纲”大体相同，但在执行时“必须保持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根据刘少奇的报告），并必须严格禁止乱打、乱杀、乱逮捕及戴高帽游行等行为（见政务院的指示），它的意义是严格地禁止群众自动地组织起来，以自己的革命方式惩罚地主豪绅恶霸，一切均须诉诸于法律，所谓“法理斗争”。其次在经济上由政府以低息贷款方式，或以“委托加工”方式（即政府或国营工业出原料，托私营工业加工，予以一定的利润）或以购买制成品方式，以及给予购买原料、燃料及运输等方便，以此援助工业家。并缩小公营商业以便利私营商业。在“工会法”里面承认工人有争取改善生活的权利，但须在法律范围内。如果法律不许可时，工人仍然是无办法的。此外对于公债的强迫派销也予以某种修改。我们可以总括地说，中共政权这一次政策上的“转变”，主要是在农民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深刻感到对自身的危害而进行的。因而在这次“转变”中多少获得利益或让步的也是他们。至于工人阶级，尤其是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们，不但获益很少，在许多方面甚至是被牺牲的。自朝鲜战争发生至现在这一段时期中，中共政府的措施大体是根据五月“政协会议”的决定方针进行。但在“援朝反美”的号召之下，尤其在动员参加朝鲜战争的情势下，中共的政策又迫得作了某些“转变”。在经济上，由于美帝的封锁，使得某些工业上的原料和机械供给日趋缺乏，同时又因为本身财政日益陷于困境，中共政府对于私营企业的援助便愈来愈减少，愈来愈限制，因此曾一度趋于相当恢复的私营企业又表现了停顿和衰落。此时中共政府希望全力发展国营企业，并强调建立“自给自足的重工业”，但因资本设备的异常缺乏而很少成就。在商业方面，尤其是对外商业，又多少恢复了以前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因此商业又趋于停顿状态。对农村的土改，为了在援朝战争中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确比之原来规定的步骤增加了速度，并扩大了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放松了对农民群众的控制，且将基础建立在贫雇农身上。如最近几个月来强调农民，尤其是贫雇群众之重要性，及纠正土改运动中之右倾机会主义的偏差，惩罚某些干部之“违反群众意向”及其“官僚作风”与贪污腐化等等便是显例。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共已完全信任农民群众，让其自动发挥其革命创意，自动组织起来，自动地进行分配土地和打击地主富农的革命斗争了。实际上，“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财产”，“有步骤地执行土改”及“说理斗争”的基本路线，还是完全有效的。仅仅在执行上较之以前放松或放任而已。对于工人阶级，由于“抗美援朝”需要他们支持的同一理由，中共政府已对工人生活作了若干的改善。近来对国营企业中工人的待遇已逐渐提高，并在生产管理的技术方面已较前倾听工人们的意见，但管理生产的行政权还是完全操在由上级指派的经理或委员会之手。而且在“增加生产竞赛”的口号之下，一方既加强了普通工人的过分劳动，他方又逐渐培养了一批贵族工人（斯达汉诺夫分子），压在普通工人群众头上，因而分裂了工人队伍。中共对私营企业的工人群众争取生活改善，较之以前也放任得多，就是说，它容许工会“在不妨碍生产的条件下”向资方争取改善生活的“合法斗争”，因此，像以前那样的减低工资和辞退工人，已受到严厉的限制。最近通过的“劳动保险法”虽然并不彻底，一般说，对于工人群众的地位和生活，确是一个大大的改良。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生产上的基本权利，即直接参加管理行政和生产的权利还是被剥夺的。在政治上，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切反动分子乘机活跃，这便迫使中共多少改变了它以前的妥协拉拢政策。这表现在雷厉风行地进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在这运动里，不但有成千成万的反动地主富农（名之为恶霸）土贼、国民党官僚特务，被监视充军、处决，而且有不少的“靠拢”分子以及民盟和李济深的党徒，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进步。但对于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言人（如李济深的“民革”及“民盟”本身）不但没有被触犯，而且还是照旧被支持的。而且在另一方面，工人和贫农中较进步的不满分子，尤其是托派，也在同一“镇压反革命”名义之下被监禁，甚至被枪杀了。这就显得这个政权在执行某种程度的进步措施中，总是拖着斯大林主义的阴影走的。在对外关系上，中共政府确表现了重大进步性。对帝国主义说，自中共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确已争取了相当的独立地位，如完全收回海关及取消外国驻军等，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划时代的。但在经济方面，还是“申明保护外侨在华的一切财产”，并默认香港、九龙和澳门的租让权，希图以此谋求对帝国主义的妥协。但从韩战发生后，中共对外政策又表现了若干进步，由于美帝实行经济封锁并冻结中国在美财产，中共政府即采取了报复措施，“管制了”美帝的银行和企业，收回了一切外人经营的学校、医院及其他类似的机关。甚至因香港政府“征收了”一艘“起义”的油轮，中共政府也即宣布“征用”亚细亚煤油公司在华的一切资本。这些进步措施虽然还没有改变“保护外侨在华的一切财产”的基本路线，但已多少侵犯了外侨的财产。正因为中共政府直接参加韩战及以上种种措施的结果，它不但与领导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帝妥协的可能性已趋于极度微弱，且已成为后者在东方最仇视的目标了。中共政府对于苏联的关系，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在地理上和经济上的牵制，它一开始便是居于依赖和屈就的地位（所谓“一面倒”）；这从一九五〇年二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协定”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在这条约中为了缓和中国民众对苏联的反感（请特别注意：自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攫取了旅顺大连及共管中长路等等特权，尤其搬走和破坏了东北大部分的工矿生产设备后，在中国民众中，尤其是在东北的工人群众中，曾发生了极强烈的反感）。同时也由于南斯拉夫的痛苦教训，克里姆林宫官僚已被迫表示“尊重中国人民政府的主权和独立地位，应允至迟于一九五二年底交还旅大和中长路的管理权（但究竟是否如期交还仍是问题）。但在经济上，在贸易和所谓中苏合股公司等方面，几全是偏利于苏联的。在本质上与苏联向东欧国家所签订的协定是相类似的。尤其自韩战发生，中共直接参加这一战争后，中共政府对于苏联官僚层的依赖是愈来愈趋紧密而难于解脱了。换句话说，克里姆林宫对于中共政权的控制是愈益坚强而不易动摇了。单从这方面说，韩国战争便有如一条链子，已将中共政权缚在苏联的战车后面，不得不被动地跟着走。就中共政府参加韩战本身说，这在国际舞台上确已大大地增加了它的比重，提高了它的地位，在国内一般民众中加强了它的威望。但在另方面，由于这次战争中所已遭受到的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损害，已使经济困难重重的中国在经济及社会的建设上（即令是依照中共方式的建设）更是难上加难，同时由于韩战所给予的重大牺牲，一般民众已发生了某种反感，甚至怨恨。假如战争再继续下去，这种恶果是更难于估计的。从这方面说，也许韩战会停止或缓和下来。但假如克里姆林宫企图利用韩战来束缚中共，那就可能拖延。总而言之，中共政府两年余来对内对外的一切措施，在国内外一切复杂而强大的势力的压迫与牵制之下，已是经验主义地在改变着。就一般的倾向说，乃是“向左”转动。但它的机会主义的根本方针和官僚主义的行政手法，即新民主主义的阶段论和“阶级合作”路线及从上而下地有系统地有计划地严厉控制群众活动，压抑其创意力，仍是原封不变地被保存着的。因此，它本身所包藏的基本矛盾和爆炸性（如前章所指出的）不但没有被两年来的措施所消解和缓和，反而是跟着事变的逻辑发展而日趋于尖锐化的。中国的前途由于中共对国民党政权的胜利，已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局势，一个变态的第三次革命开始的局势。但由于它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用，及其所包藏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及国际关系的一切深刻而尖锐的矛盾，这个局势本身命定地只能是过渡性。它将被导向底下几个可能的前途。（A）退向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就现时一切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之被保护，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具有某种程度的势力和影响，无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被压抑，以及基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的容易被腐蚀的官僚主义的专政机构——这一切条件配合起来，从客观的最后分析上，我们不能排除中国有倒退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之可能。但这一可能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极剧烈的反革命的流血斗争。这在现时所具有的另一基本条件下，即在中共全权控制着一个极强大的农民武装势力下，是谈不到的。但假如在未来国内外事变发展至不利的情势下，中共内部可能发生分化而有利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复辟。尤其在未来第三次大战当中，假如没有其他国家革命及时而有力的干涉，美帝国主义可能在军事上予苏联以致命的打击之后，回过头来领导台湾和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大陆，那时中共的统治便可能被摧毁或分裂，即一部分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分子向美帝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便重新出现于中国大陆舞台。当然，这种极坏的前途只是或然性的，但我们要根本否认它是不智的。我们必须认识这一极坏的可能性，因而有所警惕，并尽力从革命的主观努力上去防止其发展和发生。（B）走向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土地改革之逐步实施，对封建残余势力之大规模扫荡，大部分产业（如主要的工矿业、运输交通机关及大银行等）之国有化，蒋介石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之被清算，广大农民群众之相当兴起，城市工人阶级之重新结合（如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及工农群众一般文化水准和政治觉悟之逐步提高（如普遍的识字运动及马、恩、列著作之成为合法读物等），这一切便在客观上替革命的发展安置了一个有利的基础，现时横在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乃是中共的顽强的机会主义与专横的官僚主义。但如在未来国内外有利局势的开展下，工农群众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压迫中共进一步打击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争取某些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条件（如某些民主权利），逐步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尤其在第三次大战爆发后，如有世界革命的兴起，中国工农群众在国外革命的强大刺激和鼓舞之下，大有可能昂起头来，向中共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进攻，使后者本身发生破裂，产生一个革命的左翼，从斯大林主义的羁绊下解脱出来，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合流，以此领导革命走上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即彻底完成中国第三次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C）与苏联同化的道路。以上两个前途乃是就中国局势发展之最基本的与最后的结局而言，但就中共领导机关所坚持的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及其与克里姆林宫现存的紧密关系说，上述两个前途都是要受到拼命抵制的。因为两者对于中共领导机关都是致命的。因而它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选择第三条道路，即逐步地“同化于苏联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共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的影响下）日渐威胁与群众不满的压力增加底下，它一方面，经验主义地在政治上逐步排除资产阶级的党派，即用“肃清”与“合并”兼施的手段取消那些党派和“联合政府”，形成名符其实事物一党专政，这即是所谓由“人民民主专政过渡到无极专政”。在经济上，它逐步没收资产阶级的私有产业，扩大国有化产业的范围，即所谓“由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另方面，中共在执行上指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时，可以迁就或利用群众的压力以打击反动势力，但在基本上仍然以官僚主义方式严厉控制着群众活动，尤其是要控制工人和贫农的群众活动，使其不致超越它所允许的范围，干涉它的基本路线。这条路线亦可称为“东欧化的路线”。但有一巨大不同之点，即东欧国家之“同化”，是完全处在克里姆林宫的军事控制下，并由它所直接指派的各该国共党官僚所完成的。在中国，由于南国事变的教训，和中国土地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以及中共本身势力的相当强大，克里姆林宫只能凭借它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一般优越地位及对东北新疆和内蒙的控制，以此威胁和压迫中共，同时又在表面上尊重它的“独立自主”，让它“自动地”去进行。这一“同化路线”，虽然主要根据中共本身的主观倾向，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绝不可忽视一个已经掌握政权并且拥有庞大物质力量（强大的农民军在内）的党，它的主观倾向在一定环境和一定时期内所起的重大作用（斯大林党在苏联所起的作用便是显例）在世界各国没有新的革命兴起及第三次大战没有爆发以前，中共和苏联同化这一前途是极可能或极现实的。我们否认它，不但是不聪明的，在实际的政治上是很有害的。但当第三次大战一经爆发，或新的革命运动在其他国家兴起时，中共这一同化进程即将立刻被打断，迫使中国局势向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两个可能的基本前途中某一方面发展。我们还可以指出，中共在执行这种同化路线的进程中，绝不是平稳的，中共政权本身所包藏的深刻而尖锐的矛盾，以及中国革命利益与克里姆林宫官僚外交利益的矛盾将不可免地跟着局势的发展而暴露出来，形成各种各式的波涛和悲剧的。一般地说，中国局势的发展将是带着慢性的，拖延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绝难有决定性的改变。因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命运将被拖延到第三次大战及其可能引起的世界革命的巨潮中去获得总的解决。因此，我们还有相当充分的时间作准备以迎接这一总解决局势的到来。我们的基本态度和方针根据前面的估计和分析，我们必须公开承认：一个新的革命局势不但已经开始，并已达到某种成就，而且还有向前发展的可能。因此，我们排斥一切教派主义的批评。我们必须将我们的组织完全置身于这个革命运动之中，置身于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之中，尽可能地将运动推向胜利之途发展。但同时我们亦必须认识，由于领导这个革命的中共的官僚机会主义，不但已使这个革命变成了畸形，而且正在阻塞它，领导它向危崖的边缘走。因此我们排斥一切天真的乐观主义幻想，我们必须面对着危险的艰苦的现实，必须向群众指出中共的官僚机会主义路线本身造成的巨大矛盾和危机，耐心地坚毅地向他们解释，说服他们，鼓励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些矛盾和危机，以此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这便是我们对现局势应取的基本态度。我们对于推动这个变态革命走向真正胜利的基本方针是：（A）彻底完成土地改革，以此根绝一切封建残余势力，实行土地国有化。同时剥夺一切城乡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完成财产国有化，以此奠定社会主义的建设基础。（B）取消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结束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贫农的专政。以此完成真正民主集中制的国家统一。（C）对外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借地及割让地（如香港、九龙及澳门等），没收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财产，并取消苏联官僚在华的一切特权，以此完成真正的民族独立。为贯彻上述的基本方针而斗争，我们的党必须订定一个具体而详细的行动纲领。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我们应着重地指出：我们将支持中共的每一进步措施，但批评他的任何反动措施。在任何时候及任何地方，我们必须尽可能争取实现工人和贫农的基本民主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及信仰等的自由权），争取工人群众参加监督和管理行政和生产的权利，以及建立工、农、兵的代表会议等等。现时我们的组织尚极微弱，又受到新政权的凶残迫害，当然远谈不到直接干涉运动，转移事变，但我们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路线是极适合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只要我们坚毅地勇敢地站在运动之内，站在群众的斗争之中，谨慎地耐心地说服群众，事变的发展将逐步地帮助我们取得群众的信任，在一个新的转变、一个新的革命潮流到来时，我们便有可能被推到领导的地位，领导群众向胜利之途迈进的。×××××最后，我应当指出，中国已发生的事变，不但因为它所包含的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在远东乃至整个国际局势上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而且我们还得了解，中国在所有的落后国家中，是一个综合与不平衡律发展得最典型的国家，半世纪来不断地爆发了一连串的巨大事变（两次革命及几次长期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现在又正在走上第三次革命），且在二十五年来，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托派又直接参与了这些事变中的大部分，因而积累了极丰富的经验。所以正确地解决中国问题，不但对于今后中国的托派运动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国际往后指导东方及其他一切落后国家，乃至先进国家的运动也将成为宝贵的指南。因此，我们重复一遍：我希望我们国际的同志们讨论中国问题时，不要拘泥于任何公式的类比或抽象概念，而应严格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客观事变，以此获得圆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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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共统治中国的政治决议——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相关链接：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对中共统治中国的政治决议
──中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一九五○年一月十七日）
一、「中共」现在已经在中国大陆上完全打败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除了少数部队逃退到海南、越南及台湾之外，不是被瓦解，就是投降），占领了整个大陆地区。所谓「国共内战」，可算已告了一个决定的阶段。今后国共间的军事冲突，在「共党」对海南与台湾的进攻中，也许还要拖延一个时期，但就整个「国共内战」说，这只是一些余波而已。因此，「中共」之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已成为决定的事实。这事实本身亦同时显出：中国已确定地被陷进了战后东欧国家的尴尬地位。
二、「中共」统治的性质，在政治上，已由去年十月一号正式宣布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及其在各地严厉施行的「军事管制」，异常清楚地暴露了出来。所谓「人民民主专政」，或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实际上便是建筑在依靠农民武装的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一种赤裸裸的邦拿巴特的军事独裁。此种独裁政权，不论将来再经过甚么「人民代表大会」的伪装，其资产阶级的性质是决不会改变的。由于所包含的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内部矛盾，这种政权是充满着爆炸性，因而是极其不稳定的。在未来矛盾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在无产阶级和贫农愈来愈不可忍受的压力之下，这政权也许，甚至不可避免地要不断进行「肃清」运动、排除某些资产阶级份子；但他对于无产阶级和贫农，特别是对于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利益的革命派别之打击，将是更为严厉的。
三、在经济上，中共虽「接收」了国民党官僚垄断的「国有产业」或「官僚资本」，但在坚持维护私有财产制的原则之下，对于私人资本的企业和银行，根本上并没有触动。这样，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关系（资本主义经济支配的关系），便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即在接收「官僚资本」一点上，由于排斥工人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也不过是由新官僚的垄断代替了旧官僚的垄断而已。关于土地问题，在「老解放区」虽已进行了某种改革，但在「新解放区」（即土地问题最尖锐的区域）却完全放弃了（为了谋取与资产阶级地主的妥协）。即令将来在「新解放区」，在贫农的压力之下，仍然进行「土改」，但根据「中共」的「土地法大纲」，尤其根据它的「老解放区」的实际表现：既不主张「土地国有」，同时又坚持「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生产」、「发展新富农经济」（见「土地法大纲」），其结果是绝不会彻底的。在财政方面，中共完全抄袭了国民党的老法。它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全靠印刷机和苛捐勒索来维持。因此，它的通货膨胀与民众的负担，比之国民党统治时代更为加速和加深。
四、对国际关系上，毛泽东虽已公开声明「一面倒」，即申明中国民族的命运完全听命于克里姆林宫官僚独裁者—史大林的指挥，将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利益完全隶属于苏联官僚层的特权利益，而准备为其牺牲，但同时又申明对于「外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妥为保护」，即保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以便将来与之进行妥协。因此，中国「民族独立」问题，更将陷于双重的镣铐下，而愈益增加其复杂性和艰险性。
五、在「中共」军事独裁统治的此种政治、经济及对国际关系的机会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路线之下，便不可免地要发生如下的一些基本矛盾：
A.在经济上（特别是在财政上），经过了长期战争（抗日战争与内战）的稀有消耗和破坏之后，根据「中共」现行保护私有制的基本政策，如得不到外来的援助（如工业原料、机器及资本等），不但绝难谋求发展，且不可免地要继续衰败下去；但要获得外来援助，则又必须向英美帝国主义妥协和屈服（因苏联是绝不能予以此种援助的）—然而这两条路都是致命的。
B.在经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中共」对于城市工人阶级，势必站在它所领导的新官僚和私人资本家方面，用「增加生产」的名义强迫工人加强他们的劳动，压低他们的待遇。这样，在「中共」和私人资本家与工人间之矛盾，将随着经济的恶化而日益深化起来。
C.在农村方面，即令「中共」依照它的「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全盘的「土改」，但在拒绝「土地国有」和坚持「保护地主富农的工商业经济」，发展「新富农经济」之下，那就必然在新富农与贫农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尤其在城市经济日趋衰败，即农村经济得不到城市经济的援助底下，中农将日益向两极分化，土地将重新集中，贫农与富农的对立，也就将日趋深刻化和尖锐化。
D.在城市和农村经济的日趋衰败当中，城市一般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如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及各种店员等），更只有日趋贫穷，日益陷于水深火热中。
E.「中共」赖以打败国民党及维持其政权的军队，到了那时，在城乡经济日趋衰败，财政毫无办法之下，既绝对无法改善其生活，同时又受城乡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影响，也大有可能发生不满，发生深刻的分化而趋于瓦解之一途。
F.由于上述经济无出路及城乡阶级矛盾的一切严重情形，一定会反映到那时的「联合政府」内部，使一切代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或「民主人士」与「共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公开破裂。其结果就是「共党」的本身也将发生分化和分裂的。
G.上列的一切矛盾，又必然与美苏间的矛盾联系和纠缠在一起。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根据南斯拉夫的痛苦教训，将不顾一切地采用各种手段来控制「中共」，来支配中国。另方面，美帝国主义则根据它在国际上所具有的庞大压力，通过英国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及中国内部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孔道，一定会影响那时已经陷于困境的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份子、一切「民主党派」的政客们，形成它的潜势力或「第五纵队」。这样，美苏间的矛盾，将在一种新的形势下，换一种新的方式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
H.最后，在克里姆林宫希图完全支配中国，把中国变成东方的匈牙利或罗马尼亚的贪欲之下，势必不断以压力加诸「中共」，不断地向「中共」提出不可忍受的苛刻要求。其结果将在「中共」内部引起狄多主义的反响。尤其在国内一般民众对苏联渐感不满和失望，以及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挑拨之下，在第三次大战快将爆发的巨大威胁之下，中国狄多主义的运动便很可能爆发出来。
以上这些基本矛盾，将随着时间的进展，随着国内外的局势恶化而加深和加速起来。如果没有国际的革命胜利来干涉，中国就不可免地要被投进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而「中共」的机会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路线，不论是对克里姆林宫始终「一面倒」，或中途转变到「狄多主义」，但总是盲目地将中国推上第三次大战的前途。
六、在「中共」统治中国的这种全新局势及其所酝酿的新矛盾和新危机底下，我们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历史任务，即在于与「中共」的邦拿巴特军事独裁，与他的「新民主主义」路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我们的《过渡纲领》仍然是唯一而有效的武器。我们根据我们的过渡纲领，针对当前的现实，特提出如下的斗争纲领：
A.一切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必须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思想、罢工、组织政党、批评当局的完全自由，反对军事独裁的一切控制和压迫。
B.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反对十小时及十二小时等的工作制，反对「共党」控制和干涉工会，反对强迫工人「自愿」减低工资，或冻结工资。
C.立刻没收一切地主土地，由贫农组织委员会平均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农民。并同时宣布「土地国有」，以后不得自由买卖。停止一切征粮、借粮、献粮、献金等的苛征勒索。规定单一合理的土地税以代替一切苛征勒索。
D.一切国有及私人产业应立即由工人组织委员会进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
E.对于一切小生产者，应由国家银行予以低息贷款，使其得以改进生产和生活。
F.公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九龙、香港、澳门、及旅顺大连，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产业，反对克里姆林宫企图变中国为东欧傀儡国家的一切诡计和阴谋。
G.组织工农民军，代替现有的武装队伍和警察。
H.国内各弱小民族完全自决（连建立完全独立的政权在内）。
I.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现有的完全由各党派指派的「政治协商会议」。重新讨论及解决国家当前的一切重大问题。
J.立刻进行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的代表苏维埃，准备建立工农政府以代替现时的军事独裁的「人民政府」或「联合政府」。
只有根据这一政纲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有可能将被「共党」谎骗和控制下的工农群众解脱出来，重新踏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工农群众脱离了「共党」的谎骗和控制，自动地自觉地积极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把政权夺在自己手里，建立工农政府，一直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将这一革命运动推到整个东方及全世界去，才能真正阻止第三次大战的浩劫，此外的道路是绝对没有的。
七、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由于它本身所包含的致命矛盾及其所积累下来的无比的反革命罪恶，现时正被送进坟墓中。但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共产党」，其本身所包含的矛盾既不在国民党之下，而它的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反革命罪恶更将凌驾国民党之上（虽然与后者有所不同），因而它的命运也只能步国民党的后尘（假如不是被革命摧毁，就将葬身于第三次大战火海之中）。因此，中国民族彻底解放的伟大任务，中国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彻底解放的任务，已经完全落在我们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双肩上了。我们党现时在数量上虽然还是微弱，但我们在思想上是无比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传统（包括全部理论和全部革命经验），历史的真理，是活在我们第四国际党的组织中。『真理一旦获得群众的拥护，就将变成物质的力量』，我们绝对相信马克思这一箴言，我们所代表的『真理』一定会『获得群众的拥护』而变成『物质力量』，来完成中国的历史任务的。 |
彭述之：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1950.1）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一九五〇年一月）＊本文原本写于1949年11月至1950年1月间。后来，由于被迫离开香港，没有写完就放下了。一直到最近清理旧稿，才把这篇三十多年前写的文章找出寄来。作者认为“文内对毛泽东这个‘理论’的批判（尤其对毛关于中国的历史发展，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都保有原来的价值。至于本文没有写完的部分，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文化’，后来毛在这方面的实践，即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最初几年的路线（具体表现在《共同纲领》中），很快被迫加以改变，已足够证明毛的有关主张的破产，经不起证验了。”列宁在一九一九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夕曾经写道：“马克思学说，在今日的遭遇，正和历史上数见不鲜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领袖们和革命思想家们的学说所遭遇的一样。在伟大革命家活着的时候，压迫阶级经常的缉捕他们，对他们的学说极端的憎恶，极端的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与中伤。在他们死了之后，便企图把他们作为无害的神像，所谓把他们加入圣人之列，略略表彰他们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这个革命学说的锋锐，使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者，正是用这种方法来‘制造’马克思主义。他们忘记、抛弃、曲解马克思学说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们把那资产阶级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分，提到第一位，而加以颂扬。”（《国家与革命》第一至二页）列宁所描述这一极端可鄙和险恶的情景，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放肆姿态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演出来！主要不同之点：在当时的“工人内部运动”导演背叛角色的，是与列宁敌对的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孟什维克，而至今天却是自称列宁的继承者的斯大林及其党徒（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现时的中国，甚至整个的东方，毛泽东已成了这一串演背叛角色的第一号“明星”。毛泽东自得到斯大林的指示发明其“新民主主义”，并著之为《新民主主义论》后，不但由“中国共产党”（这是共产主义其名而背叛其实的政党）大肆宣传，并已由该党当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而写在它的党章上面了。（见《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总纲”。中共是没有党纲的，承认“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就等于承认毛泽东的一切写作或毛泽东本人为“党纲”！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古怪现象。）随后，更继续获得了各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党派”或“民主人士”所“接受”，所拥护。（以前，这些“党派”或“人士”的领袖们，对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与思想，差不多都是“极端憎恶，极端仇视和疯狂似的造谣中伤”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指出李济深、黄炎培、张东荪、马叙伦、罗隆基、章士钊……一批人的名字就够了。）迄至最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甚至通过所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中共及各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所指派的代表会议）而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了。（见《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序言”）虽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较之以前第二国际叛徒们的“机会主义”要远为浅薄与荒唐，但在“中共”的军事冒险空前胜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伪装之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迷惑了千百万的群众，我们迫于历史的责任，为了将中国的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及一切革命分子从“新民主主义”的骗局下解脱出来，为了尽可能挽救中国免于未来的巨大灾难，对于毛泽东这浅薄而荒唐的“新民主主义”，不得不进行较有系统的检讨和批评。虽然，这一检讨和批评，因各式敌人的迫害而拖延了时间，但现在来完成还是不算过迟的。“中国历史的特点”究竟何在？毛泽东为了建立他的“新民主主义”的“体系”，首先便希图从中国历史上去搜寻一些“特点”，来作为他的“历史根据”。下面便是他所发明的“特点”的总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经济是封建的经济。而为这种政治经济之反映的文化，则是封建的文化。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即自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一百年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在沦陷区，是殖民地社会；在非沦陷区，基本上也还是一个半殖民地社会；而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这就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这就是现时中国的国情……”（见《新民主主义论》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这一“总结”，虽然是一种纯粹抽象而又十分幼稚的图式，但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特点”与“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之曲解与无知，却已充分给暴露出来了。让我们先从“中国的历史特点”说起：“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单只这一图式，就已足够暴露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的一般发展，（且不说它的“特点”吧！）是如何地外行！实际上，秦以前的社会和秦代及其以后的社会，是有着极大的区别的。毛泽东所谓周代社会，即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的社会，固然是一种封建社会；但秦始皇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正是建立在此种封建社会的破灭上，即建立在被消灭的战国诸侯的封建割据的废墟之上的。——这是一个绝对不可否认的划时代的历史事实，是理解秦以后的历史及其特点之锁钥。可是毛泽东对此不但毫无所知，却反而加以曲解道：“如果说周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见毛著《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四页）让我们问：如果“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也称之为“封建国家”，则“封建国家”在社会学上的定义又是什么呢？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说，所谓封建国家，只能是各个诸侯互相对立的分治的（即反中央集权的）国家，或“诸侯割据称雄的国家”——这在现时已成了一般的常识。然而毛泽东却恰好缺乏了这种常识！所以当他特为“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指出“各主要特点”时，虽然背诵了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公式，却完全没有提到“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乃是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上的主要特征，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之一种必然的反映。因而他昏瞆地把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即在摧毁“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与之对立的国家），也称之为“封建国家”了！如果依照毛泽东的说法，则秦始皇之并吞六国，摧毁各个诸侯的封建割据制度，变封建为郡县，建立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都没有任何客观条件为其基础，而成为毫无意义的任意胡为了？！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凡是历史上的重大事变，绝不是任何英雄好汉的任意胡为所造成的。事实上，秦始皇之摧毁战国的封建割据，而建立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由于：自春秋战国以来，手工业与农业生产之生长，商业资本之发展，货币流通范围之扩大，原有公社土地之变成自由买卖，社会阶级之分化与新的阶级之形成，等等客观条件所促成的。换言之，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乃是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商业资本的巨大发展，浸蚀了“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历史逻辑的产品。这在客观上，正是为商业资本肃清了道路，替它准备了相当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从秦始皇之统一文字、货币与度量衡等设施上，异常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如果参考一下欧洲历史发展的事实，那就更为明显。欧洲自经过“十字军东征”之后，特别是经过新大陆与至印度洋航路的发现之后，商业资本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因而中世纪的“封建诸侯的割据”制度急剧地倒塌了，代之而起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已绝非中世纪的“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反而是在摧毁这种封建国家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此种君主专制的时期，并不等于封建社会时期，而是由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因此，马克思曾称此时期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中国历史，自秦代至清末，在本质上正类似欧洲此种“过渡时期”，所不同者：在欧洲的“过渡时期”只经过二百余年，而在中国则拖延了二千余年。这正是中国历史长期停滞的具体表现。毛泽东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即长期停顿起来，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同上引书三至四页）“长期停顿”，如果就秦以后的历史说，自然是事实，甚至还可算是一个“特点”。但毛泽东将秦以前的历史也放在“长期停顿”之列，那就完全谬误了。周以前的历史，我们这里姑且不提。（毛泽东所说的“奴隶制度”虽未指出属于何时代，但一般说，像古希腊罗马那种奴隶制度，却还没有根据证明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但自西周经过春秋至战国，这一段历史，不但不是“长期停顿”，而且是逐步发展的。西周是封建制度的形成时期，春秋是封建制度的繁荣时期，而战国则是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同时又趋于衰落的时期。这不但由春秋战国的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经济之逐步发展，获得了证明；即春秋战国时代所逐步形成的那种蓬勃焕发的思想文化，也足为佐证。而毛泽东却以“长期停顿”四个字，将中国历史上这一发扬光大的上升阶段完全抹杀了！毛泽东不但抹杀了秦以前的历史发展，即对于秦以后的历史“停顿”也是莫明其所以然的。因为他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内专论秦以后的历史特点一章（标题为“古代封建社会”）中，虽然说到秦以后的历史特点如何“停顿”，却完全未曾提到这种停顿的根本原因。但说明这种根本原因，对于理解秦以后的历史特点，是极关重要的。就秦所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权来说，在某种限度内确已为商业资本开辟了道路，为它准备了一个国内市场。可是，商业资本要走上工业资本，绝不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范围内所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广大的国际市场。欧洲的商业资本主义能够过渡到工业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美洲与向东方航路之发现，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以整个地球为范围的国际市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文献中，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解释，就是从这一观点出发的。）秦代及以后的中国，还根本谈不到这个国际市场的条件。所以当时的商业资本，根本没有进至工业资本的可能。因而便“长期停顿”了下来。这不仅中国如此，所有古代的“文明国家”，从巴比伦、埃及、印度、乃至古希腊和罗马，虽然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商业资本，但因为这个根本条件（国际市场）之缺如，都遭受了同样的、甚至更坏的命运。正因为商业资本不能进到工业资本，根本没有前途，它就只能转入农村，去收买土地，放高利贷，垄断农产品，与地主、官僚纠结在一起，形成整个君主专制的支柱，空前残酷地去压榨农民。（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压榨农民是要受“自然经济”的限制的。）迄至农民群众被迫到无法生存时，于是暴动起来了，且曾多次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农民战争。（这在以前古典的封建社会里，是不曾发生过的。）每一次农民战争的结果，虽往往推翻了旧王朝，（这王朝也常是被商业资本所腐蚀了的。）但由于缺乏新兴城市阶级的领导，（这又是由于商业资本转入农村，不能在城市发展工商业，形成一个像欧洲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城市“第三等级”的结果。）致被统治阶层内的某一部分所利用，有时为外来落后民族的侵略者所利用（如满清），因而又产生了新的王朝。从农民暴动中涌现出来的新王朝，起初也多少迁就农民的压力，打击旧官僚地主，抑制商业资本的跋扈，减轻租税，甚至承认农民在暴动中所争得的某些权利（土地权在内）。但经过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之后，商业资本又抬起头来，与新兴的官僚、贵族、地主重新结合去压榨农民。经过一定时期之后，于是新的农民暴动又重演出来了。这种由商业资本无出路而转入农村所造成的循环的农民暴动，及其后果所促成的“改朝换帝”，便是秦以后的历史所以“长期停顿”之最主要的原因，及其最基本的特征。正因此，长期积累下来的历史沉淀物：专制主义的毒害，官僚的横暴腐化，封建式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极端保守与野蛮的积习，成为一份“遗产”，一直到今天沉重地压在全民族的头上。毛泽东看到了秦以后农民暴动的事实，曾经强调地说：“只有这种农民暴动和农民战争，才是中国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因为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见同上引书第五页）这不但没有证明毛泽东认识了秦以后的最基本的历史特点，反而暴露了他自己的农民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固然打击了官僚、地主、商业资本的统治，（可不是对“封建的统治”）却不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地，“每次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常是大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把整个的社会经济基础倒退到更原始的状态里去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农民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里，固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者，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主要负担者，是最受剥削和最被压迫的阶层。但因为它所代表的手工生产方式，及其所具有的一切落后的保守根性，是无法推动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所以它屡次被迫而举行的暴动，既不能解除自身的镣铐，更无法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其主要的历史作用，只能是替统治阶级的腐败机体轮回输血，使其苟延生命而已。要想真正使“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结果”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必须在一个代表更进步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城市阶级领导之下，这样的阶级，在以前的西欧（如英法）是资产阶级；而现时的中国，就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彻底粉碎压榨农民的一切旧制度，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来代替它，才有可能。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秦以后的历史特点，并从循环的“农民暴动与农民战争”的痛苦经验中，所能得出来的唯一教训。毛泽东正因为不了解这特点和教训，所以长期地，并愈来愈深地陷在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泥潭中。（我们在下面各章中，将逐步暴露他这种反动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什么是“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对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之无知与曲解，既是如此，那他对“现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之判断，其谬误又究在何处呢?首先就在于他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当作构成“社会性质”的基本因素，套在“现时中国”的头上。这不但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且也是违反了一般的常识的。所谓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只能是表示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于另一国家或民族的隶属或依附的关系。可是，绝不能拿这种隶属或依附的关系来判定那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性质。要判断某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能从那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经济关系来决定。同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许多国家，他们中间的经济基础，往往大有差异，因而其社会性质也是大不相同的。例如加拿大与阿比西尼亚，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都同样算是殖民地国家，但前者的社会性质，早已是资本主义的，而后者则还停留在半封建的，甚至半氏族的阶段上。又如土耳其与阿富汗，直至今天都还是半殖民地的国家，但前者的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占了优势，而后者则尚停滞在封建关系占优势的状态中。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同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中，也因其经济上的发展，而表现其社会性质的变化。十九世纪初与廿世纪初的加拿大，其地位都同样是殖民地；但在十九世纪初的加拿大，很难谈得上什么资本主义，而到了廿世纪初它却已明显地成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了。土耳其，在十九世纪中叶即已沦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但在那时它还是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现在，无论在那一方面，都已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占优势了。假使我们把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按照它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列出一个表来，那我们将看到从原始氏族式的、半封建的、落后资本主义的，一直到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一幅历史逐步上升的图画。如果依照毛泽东的说法，不但赤道非洲那些氏族式的殖民地，封建关系占优势的阿比西尼亚与阿富汗，资本主义占优势的土耳其与印度，以及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加拿大，都要被列在同一社会性质的水准上（统统名之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甚或“自治领”的社会），而且一百年来的加拿大、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的社会性质，都不曾有过任何的变化了。想不到自称“马列主义者”的毛泽东，其荒谬，其缺乏常识，竟达到如此的地步！至于毛泽东说：“不论在沦陷区与非沦陷区，都是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如果依照这种说法，那末，中国就不是“半封建的社会”，而应当称为“封建制度占优势的”“社会”了。然而这还不过是毛泽东的思想混乱与自相矛盾的表现之一，他的真正荒谬还不在于此，却在于“封建制度占优势”的断语的本身。我们试问：“封建制度占优势”的证据究在那里？毛泽东不但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内没有一句提到，即在他那《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内专论社会性质的一章中，（标题为“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不曾明白告诉人们。他迫于不可否认的事实所指呈的，反而是：“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曾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分解的作用。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七页）“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乃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这是毛泽东自己也不敢否认的。但既然这一“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那又怎能谈得上“封建制度占优势”呢？！毛泽东的“矛盾逻辑”，真是愈来愈稀奇！但尤其稀奇的还是底下的话：“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还需要一种更大的社会力量，作为他们统治中国的支柱；这种社会力量就是中国的封建残余。”（见同上引书第十页）既然号称“封建残余”，怎么能成为“统治中国的支柱”？！更怎能在“现代的中国社会制度”里“占优势”呢？！！无论毛泽东如何精于诡辩，他总是无法跳出他自己所造成的这种“矛盾”的。不错，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的，或者算是最后的辩解，那就是：“封建时代的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同上引书第十二页）我们先要问：什么是“封建剥削的根基”？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回答，那只能是：“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这一封建制度的基础。但毛泽东已经承认这一经济基础“已被破坏了”，那就等于承认“封建剥削的根基”“已被破坏了。”因此，便绝不能说“地主阶级”还“保持着”“封建剥削的根基”，只能说它“保持着”封建式的剥削方法而已。中国现代的地主阶级，对农民保持着封建式的剥削方法，无疑地是真实的。不但地主阶级如此，即帝国主义者及中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工人及其他劳动者，也采取了这种封建式的剥削方法。这是一切落后国家的普遍而共同的现象。但封建式的剥削方法，绝不等于封建制度本身。因而即令这种剥削方法“与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著的优势”，也就绝不是等于“封建制度占优势”了。何况“买办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正是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构成因素呢！毛泽东希图借“封建剥削”来证明他的“封建制度占优势”这一诡辩，一经揭穿之后，只是愈加暴露他头脑昏乱与其逻辑自相矛盾罢了。实际上，中国典型的（真正的）封建制度，早在二千余年前即已被秦始皇摧毁了。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公社式的的土地制度，早已变成了商品。固然，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自足自给的自然经济”，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优势”。但自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不仅此种“优势”激剧地被破坏，而且现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及其交换方法，也逐步地被移植过来，逐步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增加它们的作用，显出它们的威力。换句话说，自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资本主义的因素，逐步地打击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那种前资本主义因素的“优势”地位，并企图取而代之，——这一倾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新工业获得巨大的发展后，便已确定地完成了。自从那时以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无论从那一方面，都可以显出资本主义因素的“优势”来。在金融方面，现代式的银行（这是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枢纽）完全压倒了那些前资本主义式的钱庄和汇号；在工业方面，较之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固然还有幼稚，但机器的生产品（如棉纱、棉布、丝绸、针织品、搪瓷、煤、铁……乃至面粉、香烟等），显然已支配了整个的国内市场；在运输上，帆船、手轮车，甚至人挑等的事实，虽然还普遍地存留着，但火车、轮船、汽车、甚至飞机，已经成为转运重要物资和旅客的主要工具了；在交通上，有线电、无线电、海底电线、长途电话、自动电话，以及通过火车、轮船、飞机等携带邮件的邮局，更是成了全国主要的通讯网。至于在农村方面，生产的方法固然还停滞在手工式的状态里，但其生产品却已普遍的商品化了，我们的农民不仅要为国内市场而生产（如食粮与原料等），而且还必须为国际市场而生产呢。根据这种种事实，难道还不够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的因素，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已经“占着显著的优势”吗？因此，中国现时的社会性质，不但绝不是什么“封建制度占优势的”或“半封建的”，反而是资本主义因素占着“显著的优势”，因而是“资本主义的”。不过我们的资本主义，比起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来，远为“落后”而已。然而这正是东方落后国家（连沙俄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特征。即以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经过逐步发展才进到现在的高度水准的。例如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和同世纪中叶的美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但它们那时的资本主义较之它们现时的资本主义，不但是远为落后的，甚至是不可比拟的。将现时最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作为衡量历史上初期的以及东方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尺度，那是完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其判断或结论，不可免地要变成荒唐无稽。中国社会各阶级与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断革命（这里原稿失去十三页，是论述资产阶级的反动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作者认为把他起草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党纲》作为本卷附录，可以弥补这个缺陷。因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党纲》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已作了确切的分析了。——编者按）········……如没有广大的农民群众（主要是贫农和雇农）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斗争，没有排山倒海的普遍全国的土地革命浪潮，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在经济上的孤立性、分散性，地域上的隔离性，心理上的偏狭性，以及其各层份（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间的利害关系之不一致等等——这些缺点综合起来，使农民本身在组织上绝难成为一种全国规模的统一集中的力量，在政治上更无法提出正确的政纲（连他自己的土地纲领在内），导演任何独立的政治作用。在中国现时城市工商业经济关系已经支配了农村的条件之下，农民只有受城市阶级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团结，才能集中，并在政治上和行动上获得指挥和监督，以补充其生来的缺点，而发挥其伟大的革命力量。忽视农民伟大的革命优点，固然会陷于教派主义（机会主义的变种）的死巷，但忘记农民的严重缺点而夸大其革命的作用，更不可免地要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中。而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主义”，正是他不了解或忘记了农民的严重缺点所产生的。毛泽东在实际上虽坚持着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主义，但他在口头上总算承认了“中国无产阶级有他许多特出的优点，使他在中国革命中能够成为领导的力量。”（同上引书二三页）可是当他描写无产阶级的“特出优点”时，不但十分肤浅，而且是异常虚伪的。其肤浅的地方，可以从他所描叙的下面两点看出来：“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重压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别的任何阶级来得特别坚决和特别彻底。……”“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刚从农民破产出来的成分占大多数），便于他们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同上引书二三至二四页）这里面既不曾清楚提到无产阶级对于“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的确切关系，更没有指出他在全国经济命脉，即生产和交通运输中所占的决定作用。其实，中国无产阶级不仅是受帝国主义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压迫，而且受他们的残酷剥削的。（其中一部分是受帝国主义——外国厂商——的直接剥削，而其他一部分则受那些和帝国主义竞争的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另一方面，中国无产阶级不但“同广大农民有一种亲密的联系，……便于他们与农民结成亲密的同盟。”而且农村经济的改革，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于他们的生活改进具有重大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如不帮助农民谋取彻底解放，并与后者结成巩固的同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此，摧毁帝国主义的枷锁和封建残余势力，完成“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无产阶级无论在自身利益、同盟者的利益以及全民族的利益上，都是绝顶需要的。同时，由于无产阶级在生产上和交通运输上都控制着国家一切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由此使他有可能（也只有他有可能）把分散的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团结到自己的周围来，领导他们向着共同的目标——民族独立于土地革命——去进行坚决的斗争。至于毛泽东描绘无产阶级第二个“特出优点”说：“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最有觉悟的阶级。”这几句话，那就不只是肤浅，简直是完全虚伪的了！不错，“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这本应成为他的一个“特出优点”。但异常不幸，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即落在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的变种）的操纵之下。斯大林以“四个阶级联盟”的政策，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把中国无产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俘虏，在第二次革命中，不仅瘫痪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而且摧毁了这个阶级中一部分积极分子的肉体！一直到今天，毛泽东还是奴颜婢膝地秉承着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用“四个阶级（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有系统地在愚弄工人，压抑工人！！但不管中国无产阶级已往及现在，如何遭受了并还在遭受着斯大林所指使的“中共”的欺骗，他在中国社会经济及阶级关系的物质条件上，始终是革命的基本动力，始终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只有当这个阶级摆脱了毛泽东党的羁轭，彻底地觉悟过来，坚决地站立起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领导广大农民及城乡一切劳苦群众去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把政权夺在自己手里，建立自己的专政，中国民族民主的任务，才能获得彻底的完成。正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基本动力，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只有他才能够领导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夺取政权，以此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因为“无产阶级一经夺取政权后，便绝不能以解决民族民主任务自限，而必须将社会主义的任务，（即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银行、矿山、森林、土地及房屋为国有）提出于议事日程加以解决，以此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尤其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完全陷入死港、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烂熟的现阶段，中国革命民族民主任务的解决，绝对不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发展已绝没有可能）清除道路，而只能是替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前途。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历史阶段或时期来隔绝，而是由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便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个‘不断革命的性质’，早已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无比准确地指示出来了。”（详见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革命共产党党纲”八至九页）就俄国当时革命的直接任务说，乃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即彻底铲除沙皇制度和解决土地问题。因此，孟什维克根据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便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坚持无产阶级应与资产阶级合作，与之成立“联合阵线”，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然后再来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无须说，这是在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万里长城”（列宁语）但列宁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既不是革命的动力，不能解决民主的任务，而这一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来完成，所以他顽强地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主张，反对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建立任何形式的“联合阵线”、他在二月革命后，更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公社式的政府（即无产阶级专政——见《四月提纲》），以此来完成民主的任务。正由于列宁的坚持，俄国无产阶级能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专政，不但因此彻底完成了民主的任务，而且随即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加以解决，把俄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途程。于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地不断地联系了起来，并替其他所有落后国家的革命发展标示了一个走上胜利的唯一方向。而中国第二次革命之惨遭失败，正是完全违反了这一方向（即希图与资产阶级合作完成“国民革命”，而置社会主义的革命于遥远的将来）所造成的。但毛泽东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教训既茫然无所知，而对于他自己曾经参加过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惨苦经验，又完全曲解。所以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只能根据他十分有限的知识，根据他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任务和动力的机会主义逻辑作出结论说：“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同上引书三二页）“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进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论》第五页）这显然是俄国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阶段论”（即把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或“过程”）的中文翻版，其稍异之点仅在于：毛泽东在他自己的“民主主义”上签了一个“新”的商标而已。“新民主主义”的根源俄国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其“阶段论”即此种机会主义的结晶），经过了列宁长期的分析与精细地驳斥，以及经过了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考验，已经彻头彻尾地被宣告破产了。何以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毛泽东，还要死死将这一已经彻底破产的机会主义搬运到中国来呢？！这是值得我们特别花点时间来加以研究的。据毛泽东解释他的“新民主主义”的根源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自从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与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本主义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新民主主义论》七页）毛泽东在前面这两段话里所指出的前提，如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是很有意义的。但他既不理解此种前提，所以他作出的结论便完全错误了！第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如果就它本身所包含的“民主任务”来说，无论“在这以前”或“在这以后”，都是一样的，其性质绝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与反封建残余的“土地革命”，绝没有因“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而“改变”了它们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性质。这是稍具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们都能懂得的。第二，如果就“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之反帝国主义这一方面说，在客观上即是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的统治，是帮助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解放的一个助力，一支同盟军。那就不管“在这以前”或“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都可以说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毛泽东希图用什么“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以及什么“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来说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在这以前”及“在这以后”的“变化”，不仅全是抽象，简直是无稽之谈。假如正确地理解了“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与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所引起的“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之“改变”，特别是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之“改变”，那就只能得出如下的结论：（一）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曾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因而产生了一个相当广大数量的无产阶级。从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才得到了一个“基本的动力和领导”，这在客观上，使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有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二）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夺取了政权，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之后，立即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此，便给了中国及一切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活的榜样。所谓“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的意义，其主要的标志正在于此。因为“在这以前”，一切机会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孟什维克，都一致认为东方落后国家（俄国在内）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历史的阶段，只能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民主范围内，绝不能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直接地不断地联系起来。但“在这以后”，东方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可以，而且必须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直接地不断地联系在一起了。换句话说，“在这以前”的一切机会主义者对于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论”，经过“十月革命”的严重考验之后，已经完全暴露其荒谬和破产了。从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示的（见马恩一八五〇年三月《替德国共产党中央部起草的通告》），为托洛茨基所阐发的（见一九〇五年托氏著的《回顾与前瞻》），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所实行的“不断革命论”，便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别是东方落后国家革命的唯一“方向”。而走上这一“方向”的中心问题，便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所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上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中，即特别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指示了无产阶级只有彻底粉碎戴民主假面具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才能走上社会主义的胜利。随后，列宁并替共产国际起草了著名的“二十一条”，其中一条宣称：凡愿加入共产国际的，必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在他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及其演说中，更特别指出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无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可以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形式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因此，他特别强调地说：“在落后国家支持农民去反抗地主和封建残余，是特别重要的。我们首先必须尽可能努力赋予农民运动以革命的性质，组织农民及一切被剥削者于苏维埃中。”在一个《补充提纲》（为列宁参加起草和改正的）内更加详细地说明：“……无产阶级的党，必须对苏维埃的概念进行坚强的和有系统的宣传，并尽可能快地组织农民和工人的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将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苏维埃共和国合作，进行彻底推翻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共产国际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会上，根据十月革命的教训，所通过的这些提纲和演说，是曾经被正式承认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宪章的。但当毛泽东追叙他的“新民主主义”的根源时，不仅绝对没有提到共产国际前两次大会所通过的“宪章”，反而是完全违反了这些“宪章”所指示的“方向”。那末，它的“根源”究竟何在呢？据毛泽东的“坦白”自供，是得自斯大林，是由于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给南斯拉夫的米舍契一封论民族问题的信中有如下的话：“欧战和十月革命已把民族问题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论》十页）但这几句话所含的内容，经过我们前面对毛泽东说的与此同义语的驳斥，其虚伪已经很明白了。这就足够证明毛泽东“得自斯大林”的绝不是上面这几句话，而是整个斯大林主义的体系和精神。因此，我们必须略微叙述斯大林主义的来源、发展及对各国“共党”的控制作用，然后才能彻底了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根源及其本质和内容。斯大林在俄国的三次革命中，除了串演一种无关重要的角色之外，便是暗地里带着孟什维克主义的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当二月革命后至列宁回国的这一段时间中，斯大林曾与孟什维克一道公然主张支持社会革命党（以克伦斯基为代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临时政府，并坚持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合并为一个党。当列宁提出“四月提纲”，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时，斯大林还是站在背后支持加米涅夫等反对列宁。在十月暴动的前夕，斯大林也以同样暧昧的态度，同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暴动的行为。当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斯大林最热中的是权力的争取。尤其当列宁在病中的时候（一九二二至二三年间），斯大林借着总书记的地位，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组织了“三头小组”，团结一切官僚分子与其周围，其用意在排斥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派，准备篡夺党及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引起了列宁的极度愤怒，以致他提议撤销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见列宁《遗嘱》）。最后甚至表示了与斯大林断绝一切私人关系（见列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致斯大林的信）。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更肆无忌惮地排挤了托洛茨基及其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把党、苏维埃及共产国际的领导权，操纵在自己手里，破坏了党及苏维埃内的民主制度，并于一九二四年秋天发表了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头彻尾是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开始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但要完成这个革命，尤其要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只有在国家的范围内才有可能。所以《共产党宣言》最末的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以列宁屡次宣称俄国“十月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并坚决地表示：“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想像的；这个胜利，要求若干前进国的最积极的合作，俄国却不能算在前进国之内。……”（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八日第六次苏维埃大会上的演说）但依照斯大林发明的“理论”，“社会主义”却可以在俄国“一个国家里”（一个“不能算在前进国之内”的国家里）“完全胜利”，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示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与列宁的国际主义思想完全相反了。显然地，斯大林此种“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的“阶段论”是一脉相承的。孟什维克企图将俄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所容许的或“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绝不让它跨越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而斯大林则希图将已经胜利的十月革命，压缩在俄国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不许它发展到世界各国去；这还不是孟什维克的“阶段论”之继续和在新环境下的发展么？！同时，斯大林此种“理论”，又恰是俄国革命后乘机爬进各机关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层的保守思想之反映。这个官僚层，以前都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害怕得要死的。迄至革命胜利后，他们当然更害怕革命向世界各国发展，害怕世界革命妨碍了他们新得的特权利益，因而希图将这一革命限制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关起门来“建设社会主义”，以便安然享受其果实。但为什么这个反动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竟能获得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容忍呢？那主要是由于落后俄国的无产阶级经过第一次大战，经过十月革命与内战时期的残酷斗争，不能及时获得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援助，因而陷于孤立，陷于疲劳，陷于消沉，致使新兴的官僚层获得了机会，压倒一切革命分子，反转过来控制他们了——这些条件所造成的。这又恰好证明：“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身，正是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后，不能发展到国际上去，因而陷于孤立，趋于堕落之一种反映。斯大林自发明了“一国社会主义”之后，便更加具有“信心”。他相信：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或“共存共荣”。他从此即以此种“理论”为根据，以他所代表的苏联官僚层的特权利益为轴心。以后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都全视他所代表的轴心利益为其转移了。自从这时起，斯大林对内政策的表现是：在国内尽力延缓计划经济的实施，向富农让步，同时严酷地压制代表工人和贫农的左派反对派；在国外，则一方面命令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合作”，以建立四个阶级联合的“国民政府”为限，反对武装工农及组织苏维埃；另方面，则命令苏联职工会与英国黄色工会的领袖们建立“英俄委员会”，帮助后者欺骗英国工人。其结果是：苏维埃的富农抬起了头来进行抵制，造成城市食粮的危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和英国大罢工（一九二六年）都遭受了惨败。但斯大林不仅不因此得到教训，反而将他失败的怒火向左派反对派喷射，大规模地举行“肃清工作”，几万最积极的革命分子被开除出党和撤职，几十个领导十月革命和内战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如托洛茨基、斯米也尓加、莫拉洛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被逮捕，被监禁，被充军——这是苏联内第一次真正的特尔米多反革命政变！从此，苏联的党权、政权、和军权都集中到斯大林一人手里，他通过格伯乌（秘密警察）控制一切，予取予求。于是，斯大林便完成了他特有的官僚的邦拿巴特独裁。差不多同时，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的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六年秋天），排除了各国的一切不满意于他的革命领袖，把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官僚独裁者的外交辅助工具。斯大林干完了这一切之后，他于一九二九年起，宣布了有名的“第三时期”，这就是说，他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到了极左的“盲动主义”（机会主义之变态）。在这“第三时期”的路线之下，斯大林在国内神经质地厉行“五年计划”，用行政的鞭子消灭富农阶级，“肃清”曾经与他一道打击左派反对派的“右派”（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首）。在国际上，则指使各国共党进行毫无结果的暴动（在中国的表现，即是在荒僻之区建立“红军”与“苏维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等），并指斥社会民主党为“法西斯”，拒绝与它领导下的群众进行任何联合阵线以反对真正法西斯的威胁。而其主要结果是：把一九三〇年至三三年最有胜利希望的，足以扭转整个国际局势的德国革命，完全断送，帮助希特勒轻易地踏上了政权，加速了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到来，把苏联置于法西斯进攻的危险中。斯大林在希特勒胜利的异常威胁之下，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即从“盲动主义”的“第三时期”，惊慌失措地转到了比以前更右的“阵线”主义时期。在国内，他虽缓和了“五年计划”的疯狂速度，并颁布了“新宪法”以巩固官僚集团的特权。但同时却雷厉风行地进行“清党肃军”，举行了几次“大审判”，不仅铲除了整代老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即是在这几次“审判”中处死的），而且将在内战中建立过巨大功勋的红军头脑（图哈切夫斯基所领导的整个参谋部）也给砍掉了。在国际方面，斯大林则卑躬屈膝地向英美法等民主帝国主义国家谋取妥协，哀求与它们建立“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并将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在这以前，不仅列宁，就是斯大林本人也称之为“国际强盗分赃机关”的），希图以此去反对希特勒所领导的“侵略阵线”或“法西斯阵线”，去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同时，斯大林又命令各国共党向社会民主党（以前称之为“法西斯”的）及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动党派力求建立“人民阵线”，（在中国的表现，仍是指使中共放弃土地革命，取消“苏维埃”与“红军”番号，向国民党投降，接受三民主义——以前是称此主义为“杀民主义”的——建立“国防阵线”及“联合政府”等），企图以此为其“反侵略阵线”的辅助工具。然而结果，除了葬送了法国的大罢工（一九三六年六月）和西班牙的革命之外，更愈益促进了希特勒的冒险决心，愈益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迄至一九三九年秋天，看到希特勒已经决心发动大战时，斯大林则又突然地放弃了“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不顾羞耻地转到希特勒的怀里，与之订立“德苏协定”，以此帮助希特勒立刻向波兰进攻，正式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讽刺的是：斯大林竟一反其以前反法西斯侵略的宣传，替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作辩护，并攻击他以前誉之为“民主”的英美法，称之为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可是，当希特勒获得斯大林的有力的帮助，“闪电地”征服了西欧，转而将其胜利的锋芒向苏联进攻时，斯大林又惊慌失措地，并奴颜婢膝地向英美帝国主义求援。这时，斯大林不但宣称英美帝国主义对德国的战争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因此，他不但命令英美各国的共党无条件地拥护这一战争，拥护各国的帝国主义政府，而且甚至指使印度等殖民地国家的共党反对这些国家的独立运动。在中国，自“八一三”开始抗日战争后，斯大林即命令中共“拥护蒋委员长的领导”，“拥护英美联邦”，压制工农的迫切要求，与国民党及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和政客们力谋“合作”，要求建立“联合政府”，要求建立“三民主义的新共和国”等等。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便是在此种国内外的环境里，在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尤其是在他的外交政策的迫切需要下所产生的。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既是继承了孟什维克主义的一切传统，并在新环境下代表官僚层的特权利益发展成为“一国社会主义”，所以它不仅具有孟什维克的一切机会主义的特点，而且还具有官僚主义的一切保守贪婪、腐败与专横的性质。这种“主义”在苏联内表现的主要特征是：在绝对维护整个官僚层的特权利益，特别是维护斯大林个人的特权利益底下，可以向小资产阶级作某种让步，但对于工人及贫农的合理要求则绝对予以压抑。尤其对于代表工农利益的革命分子，更不惜采取任何卑鄙和残酷的手段予以摧毁。在对外方面，此种“主义”虽有时摆出“左倾”的姿态，但在本质上总是图谋与帝国主义尽力寻求妥协，争取“和平”。因而命令、乃至强迫各国共党尽量与各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党派进行“联合阵线”或“人民阵线”，建立“联合政府”或“人民政府”，等待至“适当时期”转变为共党官僚的独裁，以此为克里姆林宫官僚独裁者谋取“和平”或“反战”的辅助工具。因此，它不但公开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而且对于凡是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运动和党派，都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制止、中伤、出卖、乃至暗杀等等）去绞杀它们。如果我们明白了前面所叙的斯大林主义的来源、发展和它对于各国共党的控制作用，以及其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不但对于毛泽东叙述他的“新民主主义”来源时所布置的迷雾一扫而空，而且对于此种“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上表现的一切及其趋势，也就不难迎刃而解了。“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不仅常常引证孙中山的文句作为他解释“新民主主义”的根据，而且还特别辟了“旧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一章，以显示其“新民主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的渊源和关系。因此，迫着我们对此不得不予以简略的批评。毛泽东根据他的“旧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死板公式，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标界，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区分”为“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在这以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二二至二三页）但实际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绝无所谓“新旧”之分，只是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运用而已。如果就孙中山在一个长时期内反对满清的行动来说，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一直到今天还值得人们尊重。但孙中山的根本思想，即他的“三民主义”的“理论”，由于他所代表的阶级意识使然，不但不是革命的，而且是有类似俄国民粹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理论。”（见列宁一九一二年七月写的《中国民主主义与民粹派》一文）但代表资产阶级的孙中山，何以要采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呢？那为的是要争取小资产阶级，乃至无产阶级到自己方面来，为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服务。这原是一切落后国家资产阶级的初期代表所惯干的勾当。如果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内容稍加分析，其不彻底性，乃至反动性，就更加明显。他的“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以前，仅限于排满，绝不曾提到反帝国主义的问题。迄至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不但没有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且甚至不断地希图与帝国主义“合作”，以“发展中国实业”。（见孙著《实业计划》）即在他最后的“民族主义”演讲中，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也不仅不彻底，而且充满了混乱和反动的意识。（孙中山对满、蒙、回、藏等弱小民族的态度，便全是采取了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立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虽然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的“军政、训政及宪政”的计划又全是反动的。尤其是他以人民为“阿斗”，以自己的党为“诸葛亮”的主张，更是反动之至。他的“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除了完全空想之外，也是反动的。因为这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图欺骗农民。也许毛泽东认为这一切都是属于“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吧！但毛泽东仍称此种“旧三民主义在旧时代是革命的”，（同上引书三六页）这就证明他把列宁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理论”，也当作是“革命的”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对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评断，毛泽东与列宁是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的。但毛泽东所极口称赞的“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三民主义”，（同上引书三二页）又究竟如何呢？事情非常之明显：孙中山之“联俄”，乃是因为他在一个长期内玩弄军事阴谋（即拉拢一派军阀以反对另一派军阀）的完全失败，以及向帝国主义求援的毫无结果，才转而利用苏联的威望，尤其是利用它的物质援助（包括金钱与军火）来进行反军阀的战争，以便最后取而代之，再与帝国主义进行妥协。他之“联共”，是因为看到了新兴的共产党不但与苏联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在工人及一般群众中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因此，容纳共产党到国民党内，一方面既可以经过它为媒介而获得苏联的信任和更多的援助；另方面，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方面，又可以约束它的一切革命思想和行动（即使它不致越过资产阶级利益所容许的范围），并以它为工具去笼络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来替资产阶级服务。至于所谓“扶助工农”政策，那更是以改良主义的幻想，去直接地骗取工农群众到国民党方面来，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效劳。像这样的“新三民主义”或“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固然是“聪明的”，对资产阶级极端有利的；但对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运动，却是一条绞绳！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正是在此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下绞死的！但在第二次革命被绞杀了十余年之后，毛泽东还在做梦似地叙说：“聪明的孙中山……得了列宁与中国共产党的助力，把三民主义重新作了解释，遂获得了新的历史特点，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统一战线，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举行了第二次大革命。”（同上引书三六页）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请允许我们向毛泽东先生提出一个问题：那次“大革命”的结果究竟怎样呢？不是国民党借着“国共合作，取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因而造成了它的极端反动、极端恐怖的军事独裁么？！不是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被枪毙，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被屠杀吗？！不是全中国的土地上都染上了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血迹吗？！这种“新三民主义”造成的如此这般的“结果”，在中国资产阶级看来自然是“聪明”的，然而这与“列宁……的助力”不但绝无关系，并且根本是违反列宁的一贯思想的。因为列宁的一贯思想是：坚持共产主义的原则，对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任何主义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保持共产党的完全独立，领导工农群众走上政权。以“共产主义”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建立”“统一战线”，叫共产党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即放弃其独立）而“建立”“国共合作”，——这样的政策，还不算是根本违反了列宁一贯的革命思想么？！绝对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聪明的孙中山”得到“助力”的不是从“列宁”（当斯大林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时，列宁正在严重的病中），而是从斯大林，从斯大林的“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并且这一机会主义的“助力”起初是通过第三国际，最后则由鲍罗廷之手直接交给孙中山的。毛泽东所谓“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那个“宣言”，其起草人便是鲍罗廷，这是毛泽东所完全知道的。这里又一次证明：毛泽东不但把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所造成的可耻失败描绘成光荣的成就，而且还要盗用列宁的名字来掩饰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失败的罪恶行为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经过了第一次革命的流产，又加上它在第二次革命中所造成的罪恶悲剧，已异常明显地变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死敌了。要想中国革命获得最后的胜利，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政党，便必须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不管它的新旧）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而毛泽东直到今天还以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任，“愿为”此种主义的“彻底实行而奋斗”，那今后中国革命运动的死敌，便不是国民党代表的三民主义，而是毛泽东所代表的“新三民主义”，即他的“新民主主义”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什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据他说，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但这种“共和国”，与其他的共和国有什么不同，其根据又何在呢？毛泽东告诉人们的是：“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与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这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方面，也与最新式的、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但这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中。因此，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的国家形式，唯一的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也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形式。”（《新民主主义论》一六页）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在这一段里可算是最深刻地最尖锐地表现出来了。因为关于国家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问题中最基本最中心的问题，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机会主义者间对立得最为尖锐，最不可调和的问题。现在让我们从列宁对国家政权问题的话中，引一段出来与毛泽东前面的话对照一下吧：“主要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当这个社会的基础上所包藏着的阶级斗争稍稍严重尖锐起来的时候，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之外，不能有什么中间的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者’（指第二国际内的机会主义者——彭）所不明了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理论上的近视，他们之被资产阶级的偏见所支配，他们之在政治上背叛无产阶级的地方。关于什么中间道路的幻想，都是小资产者之反动的悲观的情绪的反映。各先进国内资产阶级民主和工人运动一百多年的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最近五年来的经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整个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也可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说明，在一切商品经济之下资产阶级专政之经济上的必然性，而代替资产阶级的，除了资本主义本身所发展、繁殖、团结、巩固起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之外，就没有别的人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世界大会上《关于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重点为本文作者所加）从前面一段话里，我们可以异常清楚地看出：列宁根据“先进国内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人运动一百多年的发展的经验，尤其是近五年来的经验”，（即俄国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以来的经验）以及“整个政治经济学，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关于国家政权所得出的结论是：“除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之外，不能有任何中间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称：除了这两种专政之外，还有“第三种形式”（即“中间道路”）。这难道还不够证明：在国家政权这一最基本最中心的革命问题上，毛泽东与列宁是站在绝对不可调和的地位上了吗？！而毛泽东的主张，不正是列宁所指斥的“理论上的近视”，“被资产阶级的偏见所支配”，“在政治上之背叛无产阶级”，“是小资产者之悲观的情绪的反映”吗？！也许毛泽东要起而替自己辩护道：“列宁所说‘不能有什么中间道路’，指的仅是先进国家的形式。他所主张的‘第三种形式’，乃是专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国家形式’而言的”。但实际上，列宁所指的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因为列宁那个“提纲和报告”，乃是整个共产国际的纲领，又没有声明落后国家除外，当然是适用于一切先进与落后的国家的。我们姑且让一万步承认那个“纲领和报告”，只适用于先进国家。但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大会上所提出的《民族与殖民地提纲》以及《补充提纲》中，不是仍然坚持“在落后国家……组织农民及一切被剥削者于苏维埃中”。“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对苏维埃观念进行坚强的有系统的宣传，并尽可能组织农民和工人的苏维埃”么？或者毛泽东还要辩解：他并非根本反对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建立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主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必须建立“第三种形式”的国家，即“过渡形式”的国家。但依照毛泽东的“过渡形式”国家的逻辑，在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是不须要建立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他后来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更明显地说了出来：“经过人民民主专政直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文献》第四页）。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种过渡的国家形式。然而这恰恰是同马克思和列宁的主张完全相反的。马克思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是：“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到后者的转变时期。同时又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也是同这个时期相符合的。而这时期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任何国家”（见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一二五页所引，重点是我加上的。）列宁除了完全赞成马克思上叙的意见之外，并加以解释道：“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那段进展，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而且非如此不能成功。因为要打破剥削者资本家的抵抗，没有其他的人，也没有其他的方式。”（同上书一二九页）最后，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的经验，更将马克思前面的公式加以具体化说：“苏维埃共和国不但为民主制度的最高的形式……而且最可能保证最健全的进到社会主义之过渡的唯一形式。”（列宁《论立宪会议的提纲》）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除了无产阶级专政外，没有别的任何国家。”而毛泽东则坚持还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列宁认为“苏维埃共和国”是“最能够保证最健全的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唯一形式。”而毛泽东则坚持：在落后国家中还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人民共和国”，是进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到形式”，而且是“唯一的不可移易的形式”。毛泽东之背叛马克思和列宁，难道还有辩解余地吗？！！至于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或“人民民主专政”，其本身是极端荒谬的，自相矛盾，根本违反阶级斗争的逻辑的。第一，“人民共和国”即等于“人民国家”，但恩格斯曾认为“‘人民国家’与‘人民自由国家’是一样的荒谬，一样的离开社会主义的。”（见《国家与革命》九七页）为什么？因为“国家”决不是代表抽象的人民，而只能是代表某一阶级的专政机关。或如列宁所说的：国家不是别的，就是一个阶级压倒一个阶级的机器。所以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坚决地反对把“人民”与“国家”“连接起来”。第二，毛泽东所谓人民，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专政”，即“四个阶级的民主专政”。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前者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而后者则为压迫者、剥削者。试问：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与压迫者和剥削者之间怎能谈得上“民主”，更怎能同在一个政权内来执行“专政”呢？！或者某些庸夫俗子们还要起来替毛泽东申辩说：不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何，“人民民主专政”较之“无产阶级专政”总是要“民主”得多。因为前者把工农、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一个政权内，让各阶级都获得民主的权利；而后者，则只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不但对于资产阶级要压迫，而且对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不给民主了。但当列宁批评叛徒考茨基时，早已答复了这种庸夫俗子的民主观。他宣称：“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比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要更加民主到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更加民主到百万倍。”因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它的形式之一即苏维埃政权），恰恰为绝大多数的民众、为被剥削者与劳动者的民主，能得到世界上向来所没有见过的发展与扩张。”（同上二一八页与二一五页）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对待资产阶级而言，只是镇压资产阶级的反动行为，而对于广大的劳苦群众，对于广大的贫苦农民和被压迫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则是最民主的，是以最民主的精神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提高他们的自觉，发挥他们的创意力的。而包含几个阶级的政权表面上虽然“民主”，但实际上如不是戴假面具的资产阶级专政，便是一种畸形的小资产阶级的邦拿巴特独裁。历史上的许多“联合政府”是属于前者，而十月革命前一个时期内的克伦斯基政府便是属于后者。而现在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过是克伦斯基式的邦拿巴特专政之一个变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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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诗联四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诗联四则彭述之挽师友①导师方逝良友随亡悲伤莫甚于此日决战快临②胜利不远凯旋可预卜他年①与列宁携手合作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组织红军以保卫它的托洛茨基，于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被斯大林的特务刺杀于墨西哥。中国第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诗人王独清，在亲斯大林党的文人（如郭沫若之流）的排斥和污蔑之下，同年同月三十日（即托被刺死后的十日）贫穷病殁于上海，故作此联以挽。②指抗日战争。反第二次世界大战浪淘沙（一九四二年三月）遍地起烽烟杀气腾天山堆尸骨血成川若问个中为底事争地夺权伤感是徒然奋勇争先扫除瘴气与污烟奴隶一朝翻立起齐唱凯旋乡村偶住（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机轰炸上海甚急，暂避居静江镇乡下）城市生涯廿六年＊乡村偶住倍增鲜田禾万顷翻碧浪野树千株耸翠烟晓月疏星浮雾海晚霞斜日斗云天若非战乱煎人急安得闲情赏自然＊编者按：指作者一九二〇年初离开家乡以后，就没有到过乡村，以前在城里读书当然不计算在内。去国行（一九五〇年一月被迫离开香港，流亡欧洲）孤轮昂首向西行别国离怀且慢寻万顷青波相角逐一轮红日自沉升无边宇宙深深识易逝时光紧紧擒此去前程知艰险但当奋力挽乾坤 |
战后国际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我们的任务——第三次全国大会（建党大会）上犀照代表中常委的政治报告（194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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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国际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我们的任务
——第三次全国大会（建党大会）上犀照代表中常委的政治报告（1948年9月）
自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帝表示最后屈服，第二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被正式宣告结束后，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三个年头。在这一时期内，无论是国际的及中国的局势，都起了相当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但变化的总趋势，却没有超出我们对战后局势的一般估计，它只是丰富了我们的经验。我们党于一九四六年二月所发表的『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的一般分析和估计，尤其同年四月国际临时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新的帝国主义和平与第四国际诸党之建立』，对于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详细分析和估计，都经得起两年余来事变发展的考验。因此，我们的报告，对于战后国际及中国局势的发展，不拟加以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关于国际局势方面，我只是根据国际『四月临时大会』的决议案，特别是根据今年四月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世界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的决议案，稍微举出一些具体的事实作一概括的叙述，以便帮助我们了解战后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就是对于中国战后政治局势的发展，我亦只就其最重要的变化、特点和趋势加以扼要的阐明，希望以此来更进一步地确定我们建立新党后的基本任务。
（一）战后国际局势的基本趋向
（略）
（二）战后中国政局的变化及其趋势
上面我们所述关于战后国际局势的发展。主要为的是帮助我们了解中国战后的政治局势。为便于说明起见，我把战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争结束后的初期，即至一九四六年冬『政治协商会议』的破裂为止；第二个阶段是自政协破裂，国共公开进行内战直到现在。但为了正确地理解战后中国内部的政局变化起见，首先必得将战后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变化加以简单的说明。
（A）中国对国际关系的变化
战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发展，不但给了战后中国的政局以深刻而激烈的变化，而且对它往后的发展也发生了决定的影响。
战前的中国，就其对国际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主要是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但经过这次大战后，不但日帝的在华势力完全被扫除，就是英帝除着保持香港九龙外，也差不多已全退出了中国的势力圈。至于法帝的势力更是消失殆尽。可是同时，美帝国主义随着它在国际上的扩展却一跃而为中国唯一的主人翁。因此，战后的中国在表面上虽被加上『四强』或『五强』之一的头衔，但实际上仅仅是由日英美法等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转变为美帝国主义垄断的半殖民地罢了。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百年来对国际关系上一个划时期的变化！
美帝国主义既已成了中国唯一的主人翁，它于是便完全控制了国民党政府，操纵了中国一切经济、金融、政治乃至军事的活动。它依照它对于整个世界的扩张政策，不但视中国为投资、销售工业品和收购原料的独占地，而且还准备将中国变成为它未来在远东反苏战争的主要堡垒之一。但另一方面，苏联的官僚独裁者也同样根据它战后的扩张政策，它除了在东北攫取旅顺大连及共管铁路等特权之外，并以中共为其工具，通过它在中国尽量发展其影响，扩展其势力。希图以此在东方抵抗未来美帝向它的进政。正由于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扩张政策的竞赛，战后的中国便成了美苏在东方明争暗斗的主要战场。最近三年来，中国政局的一切演变及其所以陷于国共内战的僵持局面，可以说主要是由于美苏的冲突及其扩张政策所促成的。
（B）经济的破败
中国的经济，在抗战过程中虽一般地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但在东北和华北，日帝为了军事的目的，对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确有相当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军事上的迫切需要，也在『自由区』建设了相当的工业。但自战争结束后，工业经济不但很少恢复，反而立刻遭受了一个极大的新的摧残。
首先是史太林的官僚们，有计划地搬走了东北大部份的工业设备（据一般估计，约搬去百分之七十）。东北的工业，不但占中国重工业中的主要地位，而且其设备都是最大规模的最现代化的。自苏联官僚劫去东北的工业设备后，东北的经济便一直陷入崩解及瘫痪的状态，上百万的工人流为永久的失业，陷于饥饿的死亡在线。曾在『自由区』建立起来的一些新工业由于战后国民党官僚只顾去夺取「收复区」的敌伪产业，听其自生自灭，其中大都很快也就陷于破产或停办了。即以在『收复区』新接收过来的敌伪产业来说，在初期也全让其封闭停顿，随后才组织『中纺』、『中蚕』或以其它的『国营』等名义勉强恢复生产。但名虽为『国营』，实际上却完全操在极少数的上层官僚掌中，形成了畸形的庞大的官僚资本集团（所谓『五大家族』）。此种官僚资本集团，除了尽量在『国营』产业中营私舞弊外，并利用国家银行及其交通机关，垄断国内原料及国外贸易，打击民营的工商业，因而使中小工商业愈益趋于衰败和破产。同时，因为国民党的极端媚美主义，容许美货无限制地倾销（特别在战后的初期），更加速了工商业破产的过程。
在农村中，经过八年的残酷破坏和极度消耗，农业经济本已陷入异常深刻的危机。但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对此种危机不但不加以任何的挽救，反而变本加厉地去加剧它：它的『抽壮丁』等于直接破坏生产力，征粮征实等于没收农民的大部份产品，强购某些农产原料（如桐油、棉、麻、丝、茶等）亦等于半没收，再加上包庇地主富农的任意剥削，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乘机勒索，以及国共战争的不断破坏，交通的阻碍，……于是农村经济的破灭便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了！这种农村经济的破产情形，反过来又愈益加速了城市工商业的破产。
最后，通货的恶性膨胀，尤其是内战继续扩大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消耗，这便驱使整个的国民经济日益走近总崩溃的边缘。而国民党政府唯一赖以阻止这种经济总崩溃的爆发的，便是哀求美国的援助。但在内战的继续大量消耗与国民党的极度贪污腐化之下，美帝国主义也感到中国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了。
（C）国民党政权的削弱与民众运动
由上面所叙述的经济状况看来，便已充分指明：战后国民党统治的物质基础已遭到了极度的削弱。同时，由于它在抗战中所施行的极端反动政策，对民众横施剥削和压迫，而对于抗战稀有的无能和懦弱，以致在军事上不断遭受失败，丢弃了大半个中国，——这些事实早已引起了民众的深刻不满，特别是在抗战后期，『自由区』的民众对它更是失望和愤恨，因而发生了好几次大规模的反国民党官僚的示威运动。
但当战争刚结束，国民党打着『胜利』的旗帜回到『收复区』的最初瞬间，经过敌伪长期蹂躝而陷于极端困苦的一般民众，还是原谅它，甚至欢迎它，把急待改善生活和改革政治的希望多少寄托于它身上，可是国民党的统治者们，除了发表几篇『减轻人民负担』、『实行民主改革』或『还政于民』的宣言和演词外，实际上却立刻表现了比以前更为横暴、贪婪、腐败与无能。例如它一方宣布减租免税，但同时却加紧征粮征实；一方夜郎自大地以『四强之一』自居，同时却又对美帝表示奴颜婢膝，纵容美货倾销、美军横行；尤其对于从敌伪接收下来的财产，官僚和军阀们一方尽量盗夺和败坏，同时则尽情享受和腐化。总而言之，八年来人民流血抗战的唯一胜利品，都变成了官僚们的尽情挥霍的囊中物；特别是所谓『五大家族』（蒋、宋、孔、二陈及政学系等），因肆无忌惮地收夺敌伪财富而突然膨胀起来，形成了奇异的官僚资本集团，垄断了国家的一切重要工业、金融、交通及至对国内外的重要贸易，窒息了国民经济的生机；—在这一切异常骄横、卑鄙、贪婪、腐化与无能的表现底下，不但招致了一般民众强烈的反感和愤恨，就是一般资产阶级份子乃至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各种各式的利害（分赃不均）的冲突，开始了一种新的剧烈的离心倾向。这明白地暴露国民党的统治已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险境。也可以说，这是国民党统治二十年来所遭遇到的一个最严重的危机。
战后初期的民众运动，便是在国民党统治陷入这种最严重的危机下爆发起来的。因此，这种民众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战前（自国民党统治以来）任何群众运动所曾达到的水平。但对于这群众运动的详细过程，我这里没有可能加以叙述，现在只就其在政治上含有重要意义的几点指出如下：
（1）民众运动的爆发，开始是在青年学生当中。最初发生于『自由区』的昆明，所谓『一二．一』事件。但很快就蔓延到了所有的大后方乃至收复区的上海。这个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党专政』，要求民主改革。像这样公然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以前是没有的，因为以前的学生运动都是请愿式的。在『一二．一』事件中，昆明的学生虽遭受了残酷的打击，但学生们的反国民党专政和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却愈来愈普遍和激烈，迄至去年五月到六月间算是达到了最高峰。在这一学生运动的高潮中，学生们已经组织自己的纠察队来抵抗国民党的特务进攻了。
（2）工人运动最初也是发生于『大后方』，但很快地就传染到各地，且以上海为其中心。运动的内容，除了要求改善生活外，主要是自动组织工会，争取罢工权及『按照物价增加工资』等。由于工人群众的团结和斗争精神，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确已争到了组织工会与罢工权的默认，在某种限度内也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承认『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的要求。这种斗争的成果，可以说是战前的工人运动中从未提出过的。同时，工人的斗争已开始越出了经济斗争的范围，参加了一般的民主运动，尤其在上海是如此。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已开始从经济斗争踏上政治斗争的道路了。
（3）农民运动，除了史太林党所控制的『解放区』早已形成庞大的武装斗争外，就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不少区域，也已开始了骚动（如四川、湖南及广西的某些地带）。
（4）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组党运动，在抗战过程中原已开始，但在战后初期更大胆地活动起来了。它们差不多都一致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在国共两党之间以调解者或中间派自居。这些党派的本身，虽然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是希图在国共的冲突中以掮客地位取得政治的佣金的。但在客观上还是反映了民众运动的愿望和压力，它们才敢于公然向国民党提出取消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藉此以分肥的。
由上面所指出的几点看来，已足表明战后的民众运动，其广度与深度已超过了战前国民党统治下的任何运动，显然已成了革命的前夜状态。实际上，在第二次革命爆发（即『五卅』爆发）的前夕，民众运动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是中国战后的一种最深刻的变化。当时国民党的统治确已呈现动摇的状态，因而不但在口头上不断发出『民主改革』的支票，而且在事实上也确已被迫而同民众作了若干让步（如取消新闻检查、放宽出版法、默认工人自动组织工会和罢工权及学生自行组织自治会乃至示威游行等）。此时如果有一个革命的党有系统地领导群众去斗争，一步一步地迫使国民党『让步』，则由此从革命的前期局面转变为革命的局面，走向第三次革命的道路，是很可能的。
（D）史大林党的背叛政策
中国史大林党，由于它二十余年的传统，在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群众中，在某部份工人中，尤其是在农民群众中，确拥有广大的影响，同时并具有庞大的农民武装力量。倘使它是一个革命的党，以它的传统威望，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它的组织力量和武装力量，是可以很快地将战后发生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与农民的武装力量配合起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推翻已在动摇中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的。但中国史大林党在克里姆宫官僚的机会主义与战后的外交政策利益的控制之下，始而以机会主义尽力瘫痪群众运动，继则以冒险主义把群众运动中的积极份子送给国民党去摧残。
当战后初期，学生、工人及农民群众日益走上反国民党，反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统治时，史大林党此时却极力采取与国民党及一切资产阶级和地主妥协的政策，坚决反对工人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卑躬屈节地要求与国民党合作，要求与它建立『联合政府』，『完成三民主义的共和国』等。在这种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路线下，史大林党始则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等至重庆，与蒋介石当面进行和谈，继则以全力促成『政治协商会议』，希图完全通过此种会议来达到它的机会主义目的。在这时期内，它在『解放区』的政策是尽力与地主富农妥协，压抑农民的改革要求，尤其是有系统地抑制农民的土地革命，而以『减租减息』自限；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则高唱阶级合作，勾结各种各色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党派的政客或『社会贤达』，有时甚至收罗汉奸，企图以此增厚它的『声势』和『实力』；在工人群众中，不仅公然提倡工人应与资方合作，恢复生产，而且极力与国民党的工会官僚勾结，共同压抑工人的斗争；在学生群众中，则专门注意于鼓动学生去要求国共及各党各派进行和谈，建立『联合政府』等；在军事上，它除了以零碎的军事冒险藉作和谈妥协的要挟外，便是将华南的全部武装力量（如当时驻在广东及浙江的队伍）迁移至它的华北『解放区』；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更是卑躬屈膝，甚至称马歇尔为『和平天使』；——史大林党这一切可耻可恶的机会主义行为，全是为了达到与国民党和谈妥协的目的，那时它所控制的和发动的一切群众运动，都不过是藉作妥协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
但反动的国民党却自有其顽强的阶级立场，同时又在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指导下，它尽力利用和谈的时间：一方面在政治上缓和群众运动，并拉拢其它各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等）的政客到自己方面来；另方面，则在军事上加紧准备，将军队尽速运输到东北及华北的重要城市去，准备向『解放区』进政；同时，它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整编』中共的武装队伍，实际上就等于要解除后者的武装，这当然是对方绝对无法接受的。总而言之，战后的国民党到了它的统治基础的削弱，民众运动的威胁，尤其是它在东北和华北还没有建立相当的军事基地，再加上那时美帝对苏联也还是采取以和谈手段来屈服后者的态度，所以国民党不得不和史大林党进行和谈。但国民党的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加紧作进攻史大林党的准备而已。事实完全是如此。当国民党利用和谈的时间，在政治上准备好了它的『国民大会』，在军事上把大量军队运到了东北和平津（即一九四六年末），它就毫不犹预地向张家口进攻，揭开全面内战的序幕了。
迄至国民党独自召开『国大』和坚决进攻张家口时，史大林党才感到和平谈判的真正幻灭，于惊慌狼狈中起而应付战争。但从这时起，史大林党的基本政策即从偏向于机会主义的和谈而转到偏向于军事的冒险主义了。如果这时以前，史大林党的基本政策是专靠机会主义的和谈来达到它与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的妥协目的，则此时以后，它的基本政策便是专藉军事冒险来达到它的同一目的。但无论是偏向和谈的机会主义与专赖军事的冒险主义，对于中国战后初期兴起的民众运动都是一个制动机，它们本质上彻头彻尾是叛卖性的。也正因此决定了它以后在全面内战中的命运。
（E）国共内战的僵局
我们要想正确估计这次国共内战的前途，必须首先正确了解这国内战的性质及史大林党进行内战的全部政策。
关于内战的性质，我们在去年初所通过的『内战决议案』中已经明确地指出过。那就是说，这次内战，表面上虽是国共两党的战争，但实际上乃是国民党在抗战中及战后所施行的一贯的反动政策，及其所暴露出来的稀有的贪婪、腐化、无能与横暴等举措，引起了一般民众，尤是是农民群众不满和愤恨，同时又缺乏一个真正的革命领导，因而一时将希望寄托在史大林党身上，使它有所凭借来进行反抗国民党的战争。从这一点上说，在国民党方面彻头彻尾是反动的，而史大林党却多少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某些改革要求的进步意义。因此，我们对内战的态度是站在农民方面反对国民党的进攻的。可是，这个内战由于它所反映的国际关系及史大林党所施行的荒谬政策，其本身却不能有任何胜利的前途。
国民党不用说是完全依赖美帝国主义，早已成了美国的工具。但中共的政治路线亦全被克里姆宫的反动外交政策所左右，它本身也不过是苏联官僚在中国的代理人而已。因此，国共的内战同时就是美苏矛盾在中国之一种最尖锐的反映。而这个内战之不能有任何出路，其根源即导于此。
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外交政策，体现在中共内战的政策中，更显得荒谬和矛盾。它现在虽然已由『拥护蒋主席』转而公开喊出『打倒蒋政府』，但它的基本政策还是沿着『政协路线』要求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各党各派建立『联合政府』的。虽然它最近称此种路线为『新政协路线』，但本质上仍然是『旧政协路线』的延续，唯一不同之点就在排除蒋介石。但蒋介石绝非单纯的个人，而是整个资产阶级现时的主要代表。排除蒋介石个人而与整个资产阶级合作，在政治上还是没有改变。实际上史大林党徒今天的高叫『反蒋』，不过藉此作要挟以图谋取明天与蒋介石进行新的和谈而已。假如蒋介石表示与他们和谈的话，我们相信他们立刻就会放弃反蒋口号而派遣代表到后者方面去的。总而言之，史大林党进行内战的基本政治路线，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的，是俄国孟塞维克的最坏变种。它与俄国孟塞维克主义不同之点，仅在于它的军事冒险主义。但即就它的军事冒险来说，也仍然只是为着达到它的阶级合作的一种『手段』，『目的』还是与孟塞维克一样的。
固然，史大林党于去年双十节曾公布了『土地法大纲』，实行没收土地分给农民，这比之以前只限『减租减息』的改良主义政策算是进了一步。但我们姑不论它的『土地法大纲』的不彻底（如允许已分配的土地自由经营买卖等），但即就这种土地改革说，也还不是真正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只是站在纯粹军事的观点上，希图以此获得农民的拥护来加强它的军事冒险。让我们退一步说，假使史大林党这次宣布的土地改革是真正为了农民，但在它与资产阶级谋取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前提下，仍然是没有任何出路的。江西时代土地改革的悲剧且不说，最近苏北的农民虽分得了土地，但由于没有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权作保障，所以当国民党的军队打进去以后，土地又被夺回给地主了，农民不但毫无好处，反而遭受最悲惨的灾殃！因此，要想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城市无产级起来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专政，但史大林党的『联合政府』又恰好是与这一主张背道而驰的。而且还可以说，依照史大林党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反复无常的传统，它现时所进行的土地改革，将来为了与资产阶级谋取妥协，是随时可以放弃的。事实上自今年五月以来，它已开始放弃一部份的土地改革了。
在城市工人运动中，史大林党的政策是完全极右的机会主义转到了极左的盲动主义。它为着配合它在乡村中军事冒险，便用人工的强制手段把工人的罢工推上毫无出路的冒险斗争（如上海法商电车罢工及申新九厂的惨剧等），结果是徒然牺牲了工人中最勇敢的份子。这种同样的冒险政策亦普遍运用于学生运动中，把本来应该防守以保存实力的学生运动强迫使之进攻，也是将学生中勇敢而积极的份子白白地牺牲了。史大林党在城市工人和学生中的这种冒险主义政策，除了将已经受到打击而趋于消沈的运动加以进一步的破坏而外，便是在客观上帮助反动的统治。
人们说，无论中共政策如何错误，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太过于腐败、太无能了，即使没有中共的反对，它本身也是要垮台的。何况还有中共的强大军事力量向它不断进攻呢！关于史大林党的军事力量究竟如何强大，我们留在后面解释。至于国民党的统治，无疑地是十分腐败与十分无能的，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过的，战后『国民党的统治已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险境』。因此，我们可以说，国民党的统治要想恢复它战前的那种稳定状态，不但绝没有可能，而且将不可免地日益走近灭亡的道路，换句话说，国民党统治的毁灭是必然的，问题仅是时间而已。但这并不等于说，现时的史大林党可以摧毁它。因为国民党统治无论如何腐败无能，但它究竟拥有广大的城市工业基础，这是史大林党所占据的落后乡村的物质力量不能比拟的。最重要的是：国民党的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美国在支持。美帝国主义为了中国的市场，尤其为了对抗苏联，它是绝对要支持国民党来打击中共的。虽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也引起了美国一部份当权者的不满，但正如罗斯福所说，『蒋介石虽然不好，却不能不要他』。国民党在美帝强有力的支持下，在城市的物质基础及其武器的优越等条件之下，尤其是在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军事冒险的致命弱点之下，它还是可以把战争拖延下去苟延残喘的。但战争的拖延对于史大林党却是异常不利的。
史大林党现时的军事力量，确比之江西时代优越得多。但它的致命的弱点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它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筑在乡村的农民身上。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支配乡村的条件下，要想单纯依据落后乡村的贫弱物质基础和农民的武装力量来征服城市是没有可能的（只有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才有这种可能）。农民群众为了反对国民党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过分压榨，为了分得土地，他们在一定的时期内是可以不顾牺牲一切，拼命而勇敢地作战的。可是农民支付此种牺牲不但必须获得代价，而且绝不是无限度的。农民作战的唯一目的是要获得土地与和平，以便改善其生活。他们获得土地以后，进一步就是要将他们剩余食粮或原料从城市交换工业品。但现时的史大林党即令给了农民的土地，却不仅没有任何城市的工业品同他们进行交换，而且还要毫无止境地同农民征粮征兵，——这种情形如果继续拖长下去，农民们是绝对不能忍受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农民，因为获得了土地，在内战的头一时期，确是坚决站在布尔塞维克方面，不顾牺牲一切而拼死抵抗一切反革命的进攻。可是当内战继续延长下去，当苏维埃政府不断征收他们的食粮，不断将他们的子弟送上战场，他们便开始发生不满和怨恨，最后走到以罢耕来抵制，且因此影响了广大的士兵，甚至发生了暴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其直接动机就是为了缓和农民而订定的。假如列宁当时不立刻实行新经济政策以缓和农民，苏维埃政权是很危险的。以握有全部城市工业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在内战的拖延中尚发生了如此的危险，何况史大林党现时仅局促于一些极落后的乡村呢！我们根据苏俄内战中农民态度的这种经验，可以预言：如果国共的内战继续拖延下去，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固然日益动摇，日益走近毁灭的边缘，但史大林党对其控制区内的农民之无了无休的征兵征粮，也将必然引起农民群众的怨恨、罢耕，甚至暴动起来的。那时史大林党不但无法举行进攻，就是其本身也要陷入极度的危险状态中了。正因此，现时史大林党的战略是要求『速战速决』的。但国民党的战略却是尽可能地把内战拖延下去，一直拖到美苏的第三次大战来解决问题。
依国民党的如意算盘，它既无法消灭中共的力量，就只能把战争尽可能拖到第三次大战的爆发。它以为第三次大战一爆发，美国的原子弹即可一下毁灭苏联，那时中共的力量也就无须加以打击而会自行消灭了。但史大林党方面，不但极不愿意将战争拖延，而且是极端害怕美苏的第三次大战的。它的如意算盘是：以军事的进攻压迫国民党进行和谈，谋取妥协，建立『联合政府』，以此逐步排除国民党的势力，将中国变成为东欧式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但中国绝非东欧，所以史太林党的如意算盘只能是一种悲惨的幻想。虽然我们并不排除国共在未来某一时期和某种条件下有重新进行和谈的可能。但即使这样的和谈实现，也还是绝不能解除国共间的根本矛盾的，它至多只能暂时缓和局面，使国共双方获得喘息和重新准备的机会，国共的内战还要重新爆发，并继续拖延下去的。如无真正的革命来干涉，甚至拖到第三次大战的爆发也是可能的。这正是国共内战所包含的最最严重的危险之所在。
（F）唯一的出路
要想将中国从国共内战的死巷中拖救出来，并避免陷于美帝进攻苏联的第三次大战的浩劫，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及一切被压迫群众进行一个真正的革命来实行干涉。这才是唯一的出路。现在让我们来略微分析这一出路的可能性吧：
我们上面曾经分析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已遭到了极度的削弱，已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孤立和险境。它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任何改善的可能。内战继续拖延下去，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将跟时间日益陷入险境，它的统治将日趋于削弱。例如以经济来说，它在这次货币改革前夕便已经临到一个真正崩溃的边缘了。这次货币的改变（即所谓『金圆券』的发行），虽然可以缓和局势于一时，但绝没有能解除经济的严重危机，只是将这种危机拖延到下一个阶段去变成更可怕的爆炸而已。因为解除经济危机，就必须能够稳定『金圆券』，阻止它的膨胀。但要办到这一层，首先就得使国家的收支相平衡，而最根本的办法还是要提高生产力。然而在内战的继续拖延之下，在军事开支的不断扩大与国民党官僚的极度贪污、腐化与无能的继续统治下，平衡收支与增加生产都是绝对办不到的。结果，『金圆券』的膨胀，将在今后的短暂时期内（至多两三年），就会达到旧币被废止的高度（这是经过十年以上才达到的）。到了那时，经济的总崩溃便再也无法避免了。跟着经济的总崩溃，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便大有可能崩溃下来。如果从政治的观点来说，国民党的统治即在现时也已丧尽了人心。不但工农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群众对它极抱反感和怨恨，就是大部份的资产阶级也开始对它表示失望，甚至愤慨了。这就是说，不仅工人和农民群众急切需要改变现状，小资产阶深感无法照旧过活下去，就是资产阶级也觉得无法再照旧统治下去了。由此可证明，客观的革命条件，在中国是确确实实地烂熟到极点了。问题仅在于革命的主观，即革命的领导。
在现时最成为革命主观发展障碍的是史太林党。由于这个党的历史传统，苏联的声援，庞大的武装力量，长期受尽国民党凌辱、压迫与剥削的群众，尤其是某部份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和农民群众，在战后的头一时期，确曾视它为可能改变现状和消除痛苦的『救星』。也就正因此，史大林党得以尽量施展它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来替克里姆宫的反动外交服务，来不断破坏中国的民众运动，来阻碍革命领导的形成，和生长。但历史的发展律，终究不会饶恕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肆无忌惮的。现在可以说，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已经开始受到惩罚了，这就是说，它们已在事变过程中不断碰壁而开始在它影响下的群众面前暴露其破产了。事实上，史大林自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谈的失败便已引起了不少群众对它的怀疑。最近一年余来，它那种不顾一切牺牲与破坏的军事冒险，它那种在乡村中的反复无常的土地政策，它那种在城市工人和学生运动中的盲动行为，它那种对待民众毫无民主的官僚专制作风……都逐步地引起了人民的反感。尤其是最近南斯拉夫的狄托事变，不仅揭穿了克里姆宫官僚所夸称的『东欧乐园』的虚幻和矛盾，而且给了中国史大林党唯一藉资号召的『新民主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因此，民众中稍具判断力的份子不但怀疑史太林党，而且开始批评它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余来，史大林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是一天一天被削弱，而群众中最优秀的份子是已在寻求新的革命领导了。战争如继续拖延下去，且不可免地拖延下去，则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破产与无出路也必然不断地被暴露出来，那时不仅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民众将日益脱离史大林党的影响而寻求新的革命领导，就是它所控制的『解放区』内的民众也将自行分化和分裂出来，而寻找新的革命出路的。总而言之，史大林党障碍革命主观——革命领导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当这个党在事变中不断地暴露它自身破产与无出路时，新的革命领导就会不断地形成和生长起来。同时，国民党的统治之日趋腐杇与削弱，势必促进革命领导的需要和发展，反过来说，革命领导的发展又必然加速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这是辨证地互相推进的。
我们前面仅仅是纯粹客观的分析和估计，还没有提到我们主观方面的努力，但我们由此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革命来干涉国共的内战将中国从国共内战的死巷中拖救出来，并避免陷于第三次大战的浩劫，——这个前途，是可能的。我们建立新党的历史任务，便是尽可能从主观努力来实现这一客观的可能前途。由此我们更可充分认识，中国战后局势的发展虽然有其自己的许多特点，但在基本趋势上是大致与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相一致的。因而中国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出路，与整个国际问题的解决和出路，是紧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
（三）战后我们的政治主张与工作方向
我这里只将战后三年来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对外政治主张和工作方向作一简略的叙述。
从战争结束不久（一九四六年二月），我们即发表了『对战后国际及国内时局主张』，这是我们战后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文件，我们战后对外的一切政治宣传和鼓动都根源于此。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代表我们在战后的一般政治路线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关于对战后国际局势的分析和主张，如着重地指出美国对苏联的包围，新的美苏第三次大战的危险性和世界革命局势的酝酿，以及只有后者的胜利才能避免前者的灾祸等等，都与后来我们国际四月临时大会所通过的宣言和决议案的基本观点不约而同，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对于战后国内局势的分析和估计，我们除了指出美帝国主义代替了战前的日英等帝国主义而成为中国唯一主人翁，国民党自甘作美帝的工具外，就是分析国共两党所反映的美苏冲突及它们自身的矛盾，并指出如无民众的革命起来干涉，将不可免地要走上国共全面内战的前途。当时正是国共及所谓各党各派在重庆轰轰烈烈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开始谈判解决国共间纠纷问题。对于这个会议不但史大林党相信用以经过它解决其与国民党间的纠纷，且可由此建立『联合政府』，走向『新民主主义』的道路，就是一般民众也对它怀着莫大的幻想。但我们当时却坚决地指明不仅「政治协商会议」不能解决国共间的冲突及任何重大问题将「给国民党获得时间，顺利运输军队，占领东北，……，而且加强华北的控制，……最后结果，……若非共党完全屈服，就是拖延若干时候重起战争』。因此，我们提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对抗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主张以它来『认真解决国家一切重大的问题（国共的纠纷问题当然在内）』。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民主斗争的有系统的政纲，号召人民『用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组织去进行勇敢而坚决的斗争』。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在『时局主张』中对于战后国内时局发展的分析和估计，不但完全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即我们在那里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到今天还一般地保持它们的效力。
我们战后的第二个基本政治文件，是一九四七年初所发表的『关于内战的决议案』。这正是国共经过一年余的和谈而走到最后决裂公开宣布内战的关头。因此，我们这个文件对于内战的性质和前途都作了一个扼要的分析和估计，且由此确定了我们对于这个内战的基本态度。这在前面讲『国共内战的僵局』一节中已经提到过。一年事变的发展，愈益证明我们对国共内战问题的态度和策略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我们战后在政治上的基本态度和路线，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政府，反对史大林党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坚决主张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解决国家当前的一切重大问题（国共内战问题在内）。
我们为了履行上叙的政治任务，并进而准备一个真正的革命（第三次革命）把中国从现时的痉挛状况下彻底解脱出来，推上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前途起见，特别将建立新党的问题提出作为我们战后工作上的中心任务。建立新党的口号，本来在『八一三』后即已提出。但我们的组织在抗战过程中，尤其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不但很少能与群众接近，而且其自身亦日益陷于分散、孤立、隔绝。因此，建立新党的工作在那时根本无法进行。但战争一结束，我们即将建立新党的问题重新提到议事日程，有计划地加以准备：第一，是尽可能地将各地原有孤立的组织及个别分子联系起来，予以集中的领导，以此恢复组织的正常生活。第二，是推动组织向前发展，并在没有我们组织的地方尽可能建立新的组织，一年余来SY的建立及其发展，可说是这一方面的重大成就。第三，是出版公开刊物，我们认为要建立群众的新党必须尽可能争取『合法』的地位去公开影响群众，使之与秘密的工作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曾经出版了两个公开的刊物，经过这两个刊物有系统地解释了我们的政纲，发表我们对于国际及国内一切事变和问题的态度及主张。虽然在公开刊物上受到了某种限制，但一般说，我们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这两个公开刊物，托洛斯基主义第一次在中国各种群众中获得了广大的影响，我们的组织之所以能在战后较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来，主要便是由于这种公开刊物的影响所促成的，这种刊物成了我们组织的工具。自然，我们还有一个弱点，就是正式的机关报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版。这里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人力和物力太不够。但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补救这个弱点，并请各位代表及全体同志在这一方面来帮助未来的领导机关，以完成这一重要工作。第四，是培养干部。老的干部留下来的极少，而新的干部又十分缺乏经验。但要到群众中去组织他们，领导他们进行斗争没有干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曾利用各种可能，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教育干部，虽然作得不很完满，但我们也确已收到了相当的成果。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批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具有相当能力的干部了。第五，是肃清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各种偏向。我们在抗战过程中，曾经与陈独秀在政治上的极右机会主义和他在组织上的取消主义，以及意因在政治上的极左清谈主义，连根的调和主义和他们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作了极严厉的斗争，因而得以将列宁和托洛斯基的布尔塞维克主义全部传统保存下来。战后，我们本着这同一精神，更与意因连根所代表的左倾空谈及其在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不可调和的决斗，逐步地肃清了他们在我们组织内部影响。现在可以说，意因连根所代表的少数派，不但已无法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混乱我们，而且他们经过我们的严厉打击之后，其自身也已陷于极端孤立和解体状态之中了。第六，是党纲、组织原则和党章的起草与讨论，这是建立新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最具体的绝对必须的准备工作。这一工作经过半年余来的努力，也已得到了相当的完成。现在且已获得大会的庄重讨论、修正和最后的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一九二零年正式产生以来，将近三十年，迄到今天才有一个具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党纲和布尔塞维克组织路线，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建党工作的一个最基本的成就。
我们战后建党工作这一中心任务，现在可以说已获得了初步的完成。今后的中心任务，便是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尤其是群众工作上怎样走向真正群众党的道路。我们相信：由于客观局势愈来愈迫切地须要革命的领导，只要我们主观上加以最大的努力，不断地向前奋斗，我们是一定会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的。
（四）革命的远景及我们的政治任务
根据我们前面对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分析，有两个极明显的倾向：一方面，是美苏将三次大战不断准备，另方面是世界革命的潜滋暗长。这两种倾向正在竞赛着。究竟那一种倾向将走在前面，先行爆发，现在我们虽不能十分确定，但以革命来阻止战争还是大有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全力为实现这一前途来奋斗。在宣传和鼓动上，我们必须着重地指出美帝反苏大战的危险性和迫切性，指出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阻止这个大战，克里姆宫官僚独裁者及各国史大林党，社会党及一切和平主义者希图经过联合国及其它各种各式的会议来避免战争，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掩饰美帝准备反苏战争的一种烟幕弹。
在国内方面，在美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国民党政府既愈来愈趋于横暴、腐败与无能，在克里姆宫官僚指使下的中共又日益陷于极端腐恶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泥坑，则这两个党所进行的内战便只能将中国拖到美苏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要想中国避免这个浩劫的惨酷命运，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走上中国第三次革命的胜利，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必须尽力为第三次革命进行准备。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民党政府。我们其它的过渡纲领口号及一切策略口号，必须与这一中心口号适切地及时地配合起来。底下是我们日常从事宣传、鼓动和领导群众进行斗争的纲领：
（1）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罢工及示威的完全自由。立刻取消一切『戡乱』的紧急法案及特别刑事法庭等。
（2）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定劳工法案，保护女工和童工。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工人自由按照产业组织自己的工会。打倒国民党官僚特务份子包办的工会。
（3）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农民和退伍兵士。废除高利贷，严惩土豪劣绅。成立农民自己的产销合作社，避免奸商的垄断剥削
。
（4）没收『五大家族』的财产归国有。凡国有的工厂、矿山及一切生产机关和交通机关，立刻由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监督生产，防止官僚们的侵占和把持。
（5）由工人、农民及家庭主妇的代表组织物价评价会和房租评议会，评定物价和房租。
（6）罢免国民党一切贪官污吏，各省、市、县官吏概由人民选举。废除城市一切反动透顶的保甲制度，让人民自由参加各种产业及职业团体。
（7）释放一切政治犯。彻底解散一切特务组织。
（8）组织民军代替现有的军队，军官由士兵选举。
（9）国内一切弱小民族完全自决自主。
（10）彻底废除一切新旧不平等条约。立刻收回香港、九龙、澳门。关税绝对自主。美帝国主义在华的驻军及其它一切外国军队，立刻撤离中国。
（11）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解决国家当前一切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国共内战继续加紧进行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特别着重指出这种内战是毫无出路而只有增加人民痛苦和牺牲，我们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应特别反对国民党的『戡乱』，主张无条件停止战争，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解决这一内战问题。
我们对于史大林党现时所进行的极度腐恶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必须特别加以指责和暴露。尤其要暴露它的『新政协路线』，它的『联合政府』和放弃土地改革。我们坚决主张『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归贫农』来对抗史大林党的放弃『土改』，号召建立『工农政府』来对抗它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联合政府』。在史大林控制下的『解放区』内，我们坚决站在农民方面反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参加一切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但我们在农民群众中必须进行批评史大林党对地主和富农的妥协政策，要求彻底执行土地革命，即没收一切地主富农的土地归贫农使用，主权归国有。『解放区』内一切政治和工农的群众组织，必须由群众选举，反对史大林官僚的把持操纵和压迫。自然，在『解放区』进行这种工作，由于史大林党的横暴，是十分困难的，工作的态度和方式必须特别审慎，随机应变。但不管如何困难，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在群众中去影响他们，使他们觉悟史大林党的领导错误，转变到正确的革命领导下来。
最后，我再重复一句：中国革命的客观条件，一切事实证明已经烂熟透顶了，问题仅在于主观的革命领导。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勇敢地、不避任何艰苦地为建立革命领导而奋斗。我十分相信：真理既然在我们方面，我们的奋斗和努力一定是会获得最后的成功的。
一九四八年九月 |
王凡西（连根）：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犀照草案的批评（194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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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托派运动文献彭述之
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
——犀照草案的批评——连根
犀照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二派之一——即“新斗争派”的领袖，四个月前，他给第四国际未来的中国党起草了一个基本文件：“党纲草案”，该草案已经该派的中常会通过了，并拟提出在该派所拟召开的“建党大会”上，准备在批准以后作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指导方针。
托洛茨基运动在中国已存在了二十年，一九二九年托洛茨基本人配合着中国托派的真实力量及其需要，曾经给我们起草了一个简短的纲领，这一个纲领在一九三一年的四派统一大会上，曾经略加补充，予以通过了。统一大会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中国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共产国际的左派反对派亦早已变成独立的第四国际。因此，很显然的，一九三一年的纲领到现在已经有很多过时的地方，我们必须加以修改，或者重新起草了。
所以犀照这一企图的本身，原是应该欢迎的。不过，犀照用以写作这个文件的思想，依我们看来，却万分不幸，竟是他一贯错误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立场之彻底发挥。它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无缘，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恰恰成了直接的对立。这样的思想，当然不能被规定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本根准绳，而是应该予以无情的打击。
为此，我们不得不对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接近托派立场的革命者，郑重地提出我们对犀照草案的批评，同时我们极愿意看到同志们对这个“批评”之批评。集思广益，互相切磋，这样才用以产生一个正确而美满的中国第四国际党的革命纲领。
不过，为了时间的匆促，这儿的批评只能就犀照草案的基本精神，作一些扼要的揭露与分析，现在，让我们从草案的结构讲起：
一、根本出发点就错误了
草案的第一个分题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犀照以一个历史教授的姿态，将中国的近百年史，很详尽地写进纲领里了。当然，历史的眼光是必要的，要明白中国目前社会的“经济及其矛盾”，也确实非明了近百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可。但若仅是抓住了中国一国的历史，忽视了世界的历史，那末这样的历史眼光是鄙陋的、村夫子的、因而是错误的。人人知道，中国的近百年史，乃是世界近百年史之一个部分，世界近百年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生长、扩展、衰朽、挣扎中所影响和作用于中国一连串事实。因此，要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如果撇开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历史是不可能的。要了解中国社会的经济及其矛盾，如果离开了资本主义的世界行程是不能正确的。可是犀照在这个草案中所应用的历史处理法，恰好是把中国孤立起来，“平铺直述”地描写了中国之如何被侵略，至于那个侵略中国的侵略者呢，则是抽象的、并无发展的、百年来无大变化的“帝国主义”。其实一百年来“帝国主义”的变化才多哩！在其生长、扩展、衰朽与挣扎的行程中，在变化着它的侵略手段，改变着它对落后国家的控制方式，改变着诸大国间的互相关系，最后，也改变着落后国家所发动的斗争，与革命的性质，改变着殖民地民众所应负担的历史任务。说得明白些：在资本主义的生长时代，这些幼稚的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关系，因为主要采取着商品输出的形式，走着商业侵略的路，所以它的压迫在形式上与实质上都是民族的，即在帝国主义者直接派遣了冒险家、军人、政客与牧师，通过了少数汉奸买办，对“整个”被压迫民族施行经济、政治，与军事的压迫；同时，在帝国主义方面，又因各自的力量比较平均，争持比较有力，所以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有了较大的成功可能；资产阶级的独立国的前途也尚未完全失去；日本便是趁着这些条件的便利，由“半殖民地”变成独立国，更由独立国一跃而为帝国主义的。可是到了后来，到了世界财政资本主义达到了绝对统治时，帝国主义要以过剩资本向殖民地输出，与殖民地资产阶级发生有机的联系的时候；尤其是到了第二次大战之后的现在，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十分简单了，财政资本不仅拿它的力量征服全世界，并且将它的关系普及到全世界的时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压迫只在极小意义内是民族的，而在极大的意义内是阶级的了，因为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有机地结合起来，土著资产阶级成为帝国主义在殖民地的合作者，而帝国主义则成了殖民地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一个积极的参加者了。因此，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便提出来了！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公式便愈不名符其实了，而资产阶级独立国的前途，便成为泡影了。
犀照完全不懂得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此种历史的与辩证的关系，并且不能从帝国主义的世界来观察中国问题，于是，根本的出发点便完全错了，从这个错误立场推广开去，他自然不能正确地懂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不能正确地懂得由此矛盾所应提出的任务，结果整个纲领便陷入深不可拔的错误的泥潭中了。
二、不答复一个必须答复的问题
如果孤立起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那末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压迫之故，最大祸害在于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在于封建及落后关系猖狂作祟，这些话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所以民族主义者无一不相信中国的“封建统治说”，而相信“封建统治说”者又无一不主张“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此无他，这三种看法或主张，实有其逻辑的一贯性在。同时，从反面说，凡是从国际主义的眼光，从世界革命立场来看中国问题的，则类多能看重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金融资本主义关系及其势力的统治，并由此出发，主张中国的不断革命论，亦即社会主义革命论。
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究竟是那一种势力占优势这个问题，二十年来成了斯大林主义者与托洛茨基主义者之间主要的争论，可见并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它先行决定了中国革命中很多战略及策略的问题。预备作为中国革命党的纲领的文件，当然，一定要给它一个完全明白与绝不含糊的答复。
那末犀照在他的草案上是怎样答复的呢？他根本不加答复，且只字不提。疏忽吗？不是的，事实上他只是避免作简明答复，而同时却在叙述中暗地里答复了，在整整一章的叙述中，犀照就只着重在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窒息作用，着重在城市与乡村中的种种“前资本主义的”与封建式的社会关系与剥削方法。他虽没有说到谁统治谁，可是，字里行间，他却清楚地给了人一个观念：封建式的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是占着统治地位的。他把中国目前的“五大家族”控制着的金融独占资本，也跟在民主派与斯大林主义者的后面，描写成“官僚资本”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言外之意，亦即是“封建的”了。
“单独一国”的经济分析，就这样地走到它合乎逻辑的错误结论了。
三、“首尾不相应”
不承认中国的社会经济系由资本主义关系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会有怎样的结论呢？不承认这一点，能够同时提出不断革命论来吗？承认了目前中国经济中的“封建”优势，能够同时确定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吗？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几个问题，不过为了省事起见，我们马上就请托洛茨基出来吧。在“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一文中，托洛茨基反驳布哈林的“六大纲领”时说：
“假使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判断的，中国经济生活的真正统治者是封建残余，那便是无望了。……草案中说：中世纪的封建关系在中国国内经济中和其上层政治建筑中都占统治地位，这是根本错误的。什么叫做统治呢？按照受支配的人民数量而定呢？抑或按照在中国经济上所起的统治与领导的作用而定呢？以包罗全国的商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作用为基础的国内工业，非常迅速地发展；重要农业区域之完全依赖市场；巨大的与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的作用；中国农村在各方面之隶属于城市；——所有这些都显出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封建与半封建的社会关系无疑是强有力的……然而这并非封建国的……关系的统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的统治。正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关系占主要地位，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说到中国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远景，否则，岂不是首尾不相应吗？”（中国革命问题，一九〇页——末三句的圈是我加的）
我们引证了托洛茨基的文字，并且在最后几句加上了着重点，只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与犀照对不断革命论的认识开始发生分歧了。在我们，完全同意着，而且十分看重托洛茨基这一意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所以能有领导之可能，不仅由于国内外斗争关系的客观需要，也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这一个主观的原因。
可是在犀照，问题恰好相反，他以为只因中国社会经济十分封建，因为前资本主义关系统治着中国经济，中国迫切需要一次民主革命来解放生产力，来发展民族工业，所以无产阶级应该领导革命。
这种说法，岂不是“首尾不相应吗”？
为使“首尾”能够“相应”，犀照必须首先改变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认识，否则，他势必要丢开这个头尾不相接，勉强嵌进去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将来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的。
四、反资本主义的民主任务与反资产阶级的斗争
一个错误必然会产生另一个错误来。既然社会经济他没有承认资本主义关系的优势作用，犀照便十分自然地肯定了中国革命中民主任务的纯粹民主性。谈到革命任务，犀照只是抽象地，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封建形式的剥削方式这个前提，得出了民族问题与土地问题。至于这两个任务，在目前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统治阶级的具体关系中，在中国各阶级的具体关系中，应该具有何种性质，犀照就完全不提了。犀照的民主任务是按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抽象公式提出来的。因此，他始终不懂得置于中国民族之前的这两个民主任务，其实与过去许多国家（甚至包括俄国）的民主任务不同，是反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并非像是存在于犀照头脑中的一样，是“纯粹”民主主义的。
中国的反帝斗争与土地革命，为什么可带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呢？托洛茨基的文字中说得太多了，我们不想在此多说，这里我们要着重的，乃是不承认这个反资本主义性质，在政治上会有怎样的错误影响，关于中国的社会与阶级关系，托洛茨基有过一句言简而意赅的话：“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基本的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发生了有机的和不可分离的关系，它们在上层与世界财政资本也是有机地不可分离。”（中革问题，二三九页）这句话，犀照在他的草案中自然是引用了。但他引用的意思，简单地为了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性和反动作用”。他完全不能从这个命题出发得出该得的结论，即：中国民众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要解决土地问题也必须要反对资产阶级，换句话说，中国的反帝与土地这两个任务的解决，必须是反资产阶级的，因而是反资本主义的，这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民主主义的。
犀照因为强调了中国民族斗争与土地斗争的“民主性”，不看见，或者不愿意看见这两个任务的反资本主义性，所以他一从问题的经济方面转到政治方面，他便只能普泛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也希望本国的资本主义能有独立发展的”（注意：这是在二十余年中国阶级斗争与二次大战之后说的）不过，“不根本”，不彻底，所以不能负担“解决中国革命民主任务的使命”，因此，这使命“自然而然地落在年青的无产阶级肩上了”。
其实，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真正纲领，最低限度必须写着这样的话：不管资产阶级本身还存在着怎样的意图，但由于国际与国内的阶级斗争的驱使，中国资产阶级只能拼命维持着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对中国的统治以及乡村中的封建形式的剥削，才能保存其地位的。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以及革命民众，如想解决民族独立及土地问题，必须首先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除去资产阶级，这一个直接的障碍物。
犀照在草案上没有这样写，他是绝对不能这样写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一方面是美国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封建势力”，至于资产阶级，那不过是一个“不根本”的与妥协成性的“同盟者”吧了。
在这里，我们与犀照之间主要的战略路线的不同，毋说是暴露无余了！
五、民主革命有没有过去？
由于不认识民主任务的反资本主义性质，是从“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他又说：“认为民主革命已经过去，未来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一种无望的教派主义的空谈……”
感谢犀照，他这次用了十分明白的文字，将自己的“不断革命论”给我们完全写出来了。黑字写在白纸上，犀照的意思是：未来中国革命最初将是一次“民主革命”。因为民主任务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尚未过去”，只有革命胜利之后，革命才能“不断地生长成社会主义的”！
二十年来托洛茨基用了巨量文字，和斯大林布哈林争论了关于中国未来革命的性质问题。托洛茨基的目的自然不是想说服斯大林，他只希望年青的一代的革命家懂得：以“民主任务未解决”，“民主任务未过去”的借口来否定中国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对的。可是，现在证明托洛茨基的希望是落空了，“民主革命尚未过去”的字眼，赫然写进了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草案”中！
民主任务未解决是一回事，但民主革命之是否过去却又是一回事。中国的民主任务当然没有解决，可是，民主革命呢？告诉犀照，却是确确实实的过去了。这些民主任务之解决，今后只能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中附带地完成了。犀照是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的。那末，为了节省文字起见，请犀照读一下“四月提纲”吧！
“二，俄国的国家政权已转入新阶级手里，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之手。在这个范围内，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了”。
请问犀照，中国的政权，是什么时候转入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之手的？至少有二十年了吧！那末，你凭什么说我们的“民主革命尚未完结”民主革命尚未过去呢？这里到底是说明了列宁的“无望的教派主义空谈”呢，还是证明了犀照的“无望的机会主义的废话呢”？
犀照有个最得意的论据，用以反对我们的。那是：如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业已过去，因此，第三次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性的，那末，中国革命不是“断”了？不断性还在那里？其实，犀照这个似是而非的论据，也是他根源于弄不清民主任务虽未解决，而民主革命却已过去这个简单的道理。古典意义，或者“科学意义”的“民主革命”不仅指着任务之民主性，而且，多少意味着动力之“全民性”，换言之，即意味着乡村与城市资产阶级多少参加着，甚至领导着这个革命的。可是，这样的民主革命，随着资产阶级之从反对党的地位转入执政党的地位，随着乡村中农民阶层的分化，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宣布它是过去了，当然民主任务并没有解决的，但是，资产阶级非但不能解决这些任务，而且成为此种任务解决之主要的障碍物了。要解决它们，绝不能联络小资产阶级，而必须直接反对这个阶级了。因此，中国民主任务之解决，不能靠一次“民主革命”，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反资本主义的、亦即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民主要求（民族独立不为民主要求之一）的基础上，联络了国内广大的城乡贫民，打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势力，夺取政权，借以完成民主任务与走向社会主义。这便是我们要了解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它与犀照的所谓“从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在我们，中国未来的历史中不会发生什么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站在民主与民族的要求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而革命。但这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性的革命，因为它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是直接打击资产阶级的，在犀照，中国如有革命起来，在最初只能是民主革命，在此革命中，领导权应该操在无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是动摇的与妥协的，这革命一方面反对落后的封建（民主），另一方面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民族），无产阶级因为斗争得最坚决，得到民众的同情，于是得到了政权，然后，“直接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坚决地动摇城市与乡村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
这是截然划分的两条路线！
现在，是否有人会觉得犀照与我们之间不过是字面上的差别呢？如果有人这样想，那我们必须再请他注意这个基本点：我们的基本方向是始终反对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资产阶级，而犀照的路线是主要在资本主义（或民主主义）的范畴内，反对“封建”与“帝国主义”。因此，根据我们的路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在未来革命中走上政权，将革命不断地推进。但若根据了犀照路线，则中国无产阶级又只能替“民主的”与“民族的”资产阶级做一番“坚决的”苦力，使革命中断在“民主阶段”上吧了。
六、“不断论”与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性说
由于中国民主任务与民族任务之都带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又由于中国资阶早已霸占了国家政权，所以中国在最近未来的历史中，不发生革命便罢，假如发生了革命，则一开始就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不可，即必须是反资本主义与反资产阶级的。谁若宣布这个认识为“教派主义的空谈”，并且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纲领上严加排斥，则将被证明为杀死未来革命的一个最有力的绞绳。
在这里，让我略略的回溯历史，似乎不是多余的。当一九三〇年，中国四个托洛茨基派进行统一协议，本文作者最初被推起草一个纲领。在草案上，关于未来革命的性质，我们写下了“未来革命一开始便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话，因此惹起了许多同志，尤其是犀照的猛烈反对。依这些人的意见，未来革命最初将是民主革命。争论结果，后来由陈独秀另外写了一个草案，关于这个问题，以如下的话谋得双方的妥协，即照抄了托洛茨基的原文，声明中国未来革命“将一开始便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与乡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这草案后来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一日召开的统一大会上通过了，作为中国托派的正式纲领。
现在，犀照在企图写一个纲领，那是在中国经历了十七年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之后才来重写这个纲领的。按理，他该不再反对“一开始社会主义”的命题了。可是事实不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大大地退后了一步，声明未来中国革命需要经过一次“民主革命”才能“直接而不断地生长”到“以最坚决的方式去动摇和取消城市和乡村中资产阶级财产”的革命了；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不错，犀照在附带的说明中，以十分缓和的改变形式，还是将托同志的老话写了进去，他写道：“在革命初期，反富农的斗争和动摇某部分资阶（当然是“官僚资本”了——根）的财产关系将表现出来”。不过这样一来，更加表示出犀照意见的矛盾，或证明他对托洛茨基意见之完全不能了解。所谓“革命初期”是否就是“革命一开始”？所谓“反富农与动摇资产阶级（即使是某部分罢！——根）的财产关系”是否就是“社会主义的”？犀照一方面承认了“革命初期”就要“反对富农与动摇资阶财产”，另一方面，又宣布了未来革命将首先经过民主革命，这中间的矛盾将如何解释？
犀照也许会以为“反富农的斗争”仍旧是民主性的吧。但，列宁说：“最初，革命运动是联合着全体农民，反对皇朝，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的落后制度，在这个限度内，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然后，革命运动联合了最贫农民，半无产者，以及一切被剥削者，反对资本主义，连富农，乡村坏蛋，与投机商人都反对的，在这个限度内，革命便成为社会主义的了”。（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农村中是否反对富农，依列宁说竟是革命是否已变成社会主义性的一个标准。犀照同意这个“教派主义”的说法吗？
列宁似乎预先知道了我们中国将要走上这些争论，他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给我们下了如此不含糊的一个定义。我们希望凭这个定义，许多年青的朋友能够认清楚犀照关于“民主革命”的一切胡言乱语了。
七、对立的排比
至此，我们已经尽了责任，将民主主义者犀照身上所披着的那件“不断革命论”的外衣，总算剥了下来了。犀照草案所一贯遵循着那个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我们已经充分地，虽然还是粗略地批评过了。但为了读者更加明白起见，我们还得将犀照草案所代表的、与我们从来所一贯主张的二条对立路线，对照排比如下：
犀照的是这样的：
不肯定资本主义关系，甚至金融独占资本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抽象地从异族压迫与封建剥削出发，抽得出中国革命中纯粹民主性的两个任务：反帝与土地。因为资阶不能坚决地解决这两个任务，所以必须无阶领导，先进行一个民革，反帝与反封建，然后生长成社革，推翻资本主义。
我们认为：
中国社会经济受资本主义，甚至金融独占资本主义关系的统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落后关系结成了三位一体，并由资阶政治与经济的统治权力，保障着民族压迫与落后关系。所以反帝与土地这两个民主任务，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它们的解决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社革，首先反对反革命的主要堡垒——资阶，由此夺取政权！
从这个排比中读者们可以看得明白：前一立场是民族主义的，民主主义的，阶段革命论的。然则，如此这般的犀照草案，难道可以成为第四国际中国党的纲领吗？当然不能！我们必须群起而攻之，无情地加以暴露，坚决地加以打击，使这种伪装着托洛茨基主义的孟什维克主义，不能在我们的队伍中存在发展，更不能让它蒙骗群众，作为我们运动的指导路线！
八、派生的错误
批评了犀照的基本路线，我们无意再去指摘他从此派生的错误，因为，从一个根本不同的视角出发，一切枝节问题都会有个完全不同的看法。例如：犀照在草案中包括了一个过渡纲领；他列举了十二条政纲，其内容，在一般粗心的朋友看来，会觉得与我们的十一条要求无大出入。其实大大不然，出入大的地方还不在条文所包括的内容范围（虽则这极重要，例如他连内战这样有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包括进去）而主要的在于这些政纲的认识。在犀照，过渡纲领是当前的“民主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换言之，这是他目前动员群众与未来进行“民革”的政纲；可是，在我们，这政纲却是我们目前动员群众，准备社革以及将来进行此种革命的基础。在犀照，这些政纲是民主性的；可是在我们，它具有民主同时又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犀照，认为中国现阶段必须经过这个“民主桥梁”才能走到“社会主义政纲”，可是，在我们，则认为中国无阶站在这个基础上，一俟群众斗争起来，就立即可以实行反资本主义的与夺取政权的社革的斗争了。在犀照，“民主要求”与“社会主义政纲”之间有这座“桥梁”隔开着；可是，在我们，过渡政纲乃是民主要求与社会主义要求之“有机结合”，中间没有任何桥梁。我们与犀照对过渡纲领看法不同，系基于对革命前途与性质认识的不同，有了这个基本的不同，不管其字面有多少类似之处，而它们对于革命的战略上所能起的作用，却就完全不同了。
站在我们的批判过的那些原则之上，同志们不难看出犀照在一切策略问题所犯的错误。因此，我们这个文件，不再涉及草案上比较次要的错误。
一九四八年九月五日 |
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党纲（一九四八年建党大会通过）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相关链接：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党纲﹡（一九四八年建党大会通过）﹡这个文件是由彭述之起草，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一九四八年八月至九月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中，经过讨论、修改后正式通过的。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社会经济及其矛盾中国长期停滞的社会经济，自被资本主义强行侵入后，即激起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且从此被迫牵进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列强挟着强大的炮舰，一步一步摧毁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城堡，迫使早已衰朽的满清政府低首屈膝，偿付巨额的战争赔款，签订大批的不平等条约：割据领土，开辟商埠，建立租界，设置领事裁判权，自由驻军，控制关税，最后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就这样陷入一个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跟着炮舰的轰击而来的，是潮水一般的商品。这种“价廉物美”的资本主义产品，由各城市注入所有的乡村，首先给了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以致命的打击，并迅速地变中国为单纯消纳工业产品和供给原料的市场。随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至帝国主义阶段时候），为了顺利推销产品，收购原料，尤其为了利用低贱劳力及操纵政治金融，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竞相投资和借款：建筑铁路、电线，开办银行、轮运、矿山及纺织厂等，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支配地位握在它们的魔掌中！资本帝国主义，为着自己榨取超额利润，在开发中国资源和输入新式技术的过程中，虽在某种限度内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推动了国家向前发展，但它的基本政策总是压抑着生产力的自由发展，阻碍着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因此，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在一个长期内（半世纪以上），不但残暴地破坏了旧有的经济基础，而且顽强地阻挡了新的经济的发展。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事，中国才首次获得机会，相当大规模地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工业，很快地跨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但这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在战后立即受到欧洲胜利列强卷土重来的打击，而且在大战中及战后，又遭逢了日美帝国主义的猛烈进攻，并由此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形成了日美对抗的局面。尤其是日帝乘着欧战的空隙，拼死在中国扩张其经济和政治势力，一下造成了它的特殊优势，以致酿成了它往后不断的军事侵略，终于爆发了八年惨酷的中日战争。中日战争仅由于和第二次大战纠缠在一起，并由于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屈服了日帝，中国才幸免于朝鲜第二的命运，但却因此又被带到了菲律宾的边缘。现在不平等条约表面上虽被取消了，但香港九龙既远未收回，而有关全国经济命脉的海关权实际上仍然操在美帝手里，美国的海陆空军仍可自由屯驻各要地，它的轮船仍可自由航驶海港内河，它的一批一批的巨额借款，更将整个中国拴缚在华尔街的指挥棒上，所谓平等的“中美条约”，只是继续以前不平等条约的一种代替物。第二次大战后的中国，不过是从国际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转变为美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已。在此种半殖民地的长期束缚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带着一种极不平衡的和综合的性质。在工业经济上，轻工业（特别是纺织业）虽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成绩，但重工业却远落在背后。另一方面，最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还普遍地残存着，而新工业的组织和技术（因系直接从先进国移植过来）却是大规模的和最现代式的。同时，由于“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历史传统，无论在工业、金融、运输乃至商业方面，都具有一种畸形的“官僚资本”（也就是与世界金融资本发生有机联系的买办资本）的集中性和垄断性，这在抗战中及战后表现得更为露骨。因为官僚资本集团（它是资本阶级中最横暴的一部分）既利用特权在战前及战争中尽情搜刮，在战后又将接受日帝的全部产业和大量财富据以肥私，于是国家一切金融、工业、运输以及国内外贸易的支配权，都被它所垄断去了。此种官僚资本集团（所谓五大家族）现在已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直接代理人，一切劳苦群众的最横暴的压榨者，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不可忍受的制动机！帝国主义的侵略，如果在某种限度内还推动了中国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但它对于农村经济却一般地导演了反动和破坏的作用。它为了利用中国商人、地主、官僚和军阀，尽量帮助保持前资本主义一切落后的社会关系，一切封建式的剥削方法。它既用廉价的机器制品直接摧毁了农村的手工业（农民副业），又以收购原料把农民紧紧地束缚于城市的商品市场；它的巨额赔款和借款，不仅最后转嫁于农民大众身上，且由此加剧了贪官污吏的勒索过程；它所指使下的不断的军事混战，更给了农民以沉重的打击；在农民被束缚于商品市场之后，商人、富农和地主更利用此种关系进一步加紧压榨农民；由于以上种种原因，高利贷便在农村获得了无比跋扈的机会，起着特殊的腐蚀作用；——在这一切情形底下，中国农村经济便陷入于一种不断衰败和破产的状态中了。其主要特点是：（一）绝大多数的农民失去了土地，土地愈来愈集中于极少数的地主手里，而地主的剥削方法又都是封建式的；（二）这些地主差不多同时又是商人、高利贷者或政府官吏，他们直接和间接与城市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结成对农民剥削的一种有机联系；（三）由于落后的耕种方法绝少改进，土地的极度细分，农业生产表现稀有的衰败，甚至造就大量的土地荒芜；（四）绝大多数的农民陷入奇异的贫困，不但缺乏任何购买力，且经常挣扎在死亡线上，及不断地大批地逃出农村，变成失业游民。中国农村经济的这些特点所构成的险恶情况，远在这次中日战争前已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在战后，由于抗战所带来的一切悲惨后果，再加上国共内战所造成的大量破坏，征粮征兵的雷厉风行，农产出口品的完全垄断（官僚资本用农贷、蚕贷及其他种种的方法，有系统地垄断了一切出口的农产品），贪污土劣肆无忌惮的搜刮，更使农村经济的险恶情况达到登峰造极，现在已迫近一个真正总崩溃的爆发点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下，在不平衡和综合发展律的支配下，既已发生了如此剧烈而深刻的变化，迫使中国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一跃而成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就积累了无比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旧有阶级（地主与农民）的分化、新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对立、新的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的冲突，等等。而此种矛盾中最基本的矛盾，就是生产力遭受了不可忍受的束缚。中国民族陷于无了无休的贫困、衰败、混乱和灾祸，其根源即在于此。革命的任务、动力及其性质要想中国的生产力从一切旧的束缚和新的束缚底下解放出来，让它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把中国人民大众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提高到新时代所迫切要求的水准上，把中国民族从贫困、衰败、混乱和灾祸的深渊中拔救出来，跨上现代化的道路，首先便必须彻底粉碎一切帝国主义的枷锁，完成民族独立，消灭一切封建残余的束缚，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延迟未决的革命的民主任务。这两个任务的解决，是紧相联系不可分离的。如果不彻底摧毁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一切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锁链，中国的民族工业便绝难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因而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任何的前途。同样，如果不给予广大农民群众以解除其不可忍受的重压和痛苦的希望，使之能够积极行动起来，发挥其伟大的力量，则要想中国从帝国主义的锁链中解脱出来，也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这两种运动必须适当地配合起来，形成为整个的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达到最后的胜利。但什么阶级来担负这个革命运动，并适当地将它配合起来，这就牵涉到了革命的动力问题，这是中国革命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要正确决定这个问题，必须正确估量各主要阶级的力量和关系，尤其是它们对于帝国主义和土地的关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就它的数量说，就它对于帝国主义压迫的仇视，特别是对于土地改革的迫切要求说，无疑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只有这个最伟大的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斗争，革命才能获得真实的广大队伍，才能浩浩荡荡地向前迈进。但农民虽有这种最伟大的革命力量，因为它在经济上的分散性和孤立性，在文化上的落后性，在心理上的狭隘性，以及它的各成分（富农、中农、贫农及雇农等）间的利害矛盾，因而其内部缺乏一致的团结性等等——这些缺点综合起来，农民本身在组织上便绝难形成一种全国规模的力量，在政治上更无法导演任何独立的作用。因此，农民必须从城市阶级中找到领导。在现代城市工商经济支配乡村的条件下，农民只有受城市阶级的领导，才能团结，才能集中，并在政治和行动上获得监督和指挥，以发挥其伟大的革命力量。农民若没有城市阶级的领导，而企图以自己的力量单独解决自己的命运，将不可免地采取分散的孤立的暴动形式，而得不到出路。这是中外一切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的。在城市阶级中，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同所有东方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它在国际上既与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发生了有机的不可分离的联系，而在本国基本的农业经济中与封建形式的剥削又是有机地不可分离。这就决定了它在革命中的妥协和反动作用。虽然中国资产阶级也希望本国的资本主义能有独立的发展，希望帝国主义的铁手能放松一点，但它绝不敢，也不能起而根本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而只能以取得某部分可怜的让步为满足。固然，当某一帝国主义（例如日帝）过分摧毁中国资产阶级的基础时，它也会起而“抵抗”，甚至从事军事的“应战”，但这种“抵抗”和“应战”，总是投靠另一派帝国主义，并在其容许、援助和指挥之下进行的。这证明中国的资产阶级，至多只能表演奴隶选择奴主的勾当，而绝对不敢一般地扭断所有奴主们的锁链。对农村经济方面，一部分资产阶级（工业家）虽也希望予以某种改良，提高农民对于他们的工业品的购买力；但他们绝对害怕无偿地没收地主的土地交还贫农，因为这样就要侵犯现存的财产关系，而根本动摇城乡整个资产阶级的剥削基础了。尤其当城市的工人阶级已经生长起来，并为民族民主及自身的利益而奋斗时，资产阶级更是恐惧、更为反动，更感到有和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势力妥协来对付这个新兴势力之必要。在第二次革命中（一九二五至二七年），资产阶级之无耻地向帝国主义屈膝及与反动军阀妥协，转而以稀有的残酷屠杀工农群众，便是绝对无可否认的证明。“资产阶级愈到东方愈是卑怯无能”，中国资产阶级更是卑怯无能的典型代表。因此，解决中国革命民主任务的使命便自然而然地落在年青的无产阶级肩上了。中国无产阶级，无论是对于帝国主义及对于封建残余的关系，都与资产阶级完全相反，都站在不可调和的地位。不但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是帝国主义（外商厂家）直接的被剥削者，就是其他的一部分，也因帝国主义的竞争而特别受到本国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同时，无产阶级不仅与农民保有某种血缘关系（因为它中间的许多分子都是不久以前才从农村走出来的），与农民具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农村经济的改革，农民购买力的提高，对无产阶级生活的改进更具有重大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帮助农民的彻底解放下，与后者结成巩固的同盟，才能完成。因此，摧毁帝国主义的束缚，完成土地革命，无产阶级无论在自身的利益、同盟者的利益以及全民族的利益上说，都是绝对必须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也许还要怀疑说：中国无产阶级的数量太少了，文化太低了，不能成为革命的主要动力，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然而这正是俄国孟什维克及一切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陈词滥调，早已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彻底驳斥过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数量与文化，而在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占的比重地位。俄国无产阶级在全人口中虽只占极少数，虽然它的文化很低，但它却领导农民夺取了政权，解决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并由此踏上了社会主义的途程。中国无产阶级同俄国无产阶级相类似，它在全人口数量中所占的比率虽然极小，文化虽然很低，（中国资产阶级所占的比率不但微乎其微，就是它的文化也十分有限哩！）但它在生产上和运输上却控制着国家一切经济系统的神经中枢，在政治上，由于它的过分被剥削和被压迫，具有特殊的反抗性和易于觉悟。它并一般地在经济上政治上代表着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真实利益。而且在第二次革命中，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及“上海暴动”等等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所表现的伟大力量和对其他群众的领袖作用，已成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仅因为被一种最可耻的机会主义所领导，把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的“苦力”，以致革命遭逢极悲惨的失败，因而革命的民主任务也就无从获得解决而被拖延下来。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教训，尤其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惨败的教训，愈益证明：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坚决地领导农民及一切城乡的劳苦群众，把政权夺取过来，建立自己的专政，民族独立与土地革命的民主任务，才能达到彻底的完成。但中国无产阶级一经夺得政权，便绝不能以完成民主任务自限，而必须将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立刻加以解决（没收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手段、银行、房屋及土地森林为国有），以此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国未来的革命，由于经济和政治上更尖锐的矛盾，比之俄国革命将更为急进，即在革命的初期，反富农的斗争和动摇某部分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将表现出来）。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已陷入死巷，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烂熟的现阶段，中国革命民主任务的解决，绝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而只能替社会主义的建设开辟前途。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绝对不能有任何的历史阶段或时期来隔离，而是从民主革命直接地不断地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便是中国革命的性质。这一不断革命的含义，早已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准确地指示过了。凡是坚持中国革命有一个民主的历史阶段和时期，民主任务的解决只是为资本主义清除道路，固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幻想；但认为民主革命已经过去，未来的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一种无望的教派主义空谈——这两种思想都是属于阶段论的范畴，同是革命的绞索，必须予以无情的排斥。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即已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构成部分，中国的革命更只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且只能在世界革命胜利的范围内才能获得最后的完成。不但其他国家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推动中国革命的兴起，即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必然要促进其他国家革命的爆发。而中国革命的彻底完成，更只有获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胜利后一切必须的援助，才是可思议的。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仅仅是背叛“十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官僚层之一种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体现，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毫无共同之点。中国的革命彻头彻尾是国际主义的。革命的领导如果“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则此种危机，在中国更以其尖锐和痉挛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中国的无产阶级自一九二五年“五卅”起，便以最英勇的姿态，站在全民族的最前线上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并由此开辟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在整个的革命时期中，无产阶级曾团结了极广大的群众（手工业者、店员、学生及农民等）与其周围，同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进行了极坚决的斗争，在全国中心的上海，并举行了胜利的暴动，把政权夺在手里，企图履行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将中国民族推上一个新的时代去。但当时领导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完全为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亦即孟什维克主义的变种）所操纵。斯大林认定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必须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或合作，因而强迫中共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维护反动而又空想的三民主义，把无产阶级的双手捆绑起来，在革命达到高潮时，不但绝对禁止无产阶级组织苏维埃及武装自己和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准备夺取政权，且将已经夺到手里的权力也交给资产阶级，希冀在“国共合作”及其“联合政府”（武汉政府）下“完成中国国民革命”，其结果恰好准备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胜利！当反革命完成奏凯的时候，斯大林突然从极右的机会主义跳到极左的盲动主义，命令中共继续举行暴动（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及广州暴动等），组织苏维埃，夺取政权，将革命失败残留下来的一些无产阶级先锋分子尽情挥霍，以供其最无谓的牺牲。此后，中共即从城市完全退到乡村，背离无产阶级，很快堕落成为骑在农民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专门在山上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游击战与土地革命，反对反动的国民党及其三民主义，希图以此创建“中华苏维埃”。但这样地经过了八年的时光，浪费了无数的生命之后，斯大林却借口于“联合抗日”，又命令中共向同一反动的国民党投递降书（为的是重新“合作”），不但“中华苏维埃”及土地革命被一笔勾销，“红军”的番号被改变，并宣誓“愿为实现革命的（曾经斥之为反动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拥护蒋委员长”，拥护民主帝国主义，宣传“阶级合作”等等，——中共就带着这种比之一九二五至二七年更可耻的机会主义走进了中日战争的漩涡中。中日战争，原是中国工农群众重新抬头，转变国民党的“应战”为革命抗战，走向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大好机会。但中共的机会主义政策，恰成了工农群众运动兴起的绊脚石，替日帝的进攻排除障碍，并带便帮助国民党渡过了种种难关，维持了它摇摇欲坠的政权。其所得到的第一个报酬，便是新四军的解散。战争结束后，国民党的统治回到“收复区”来，其腐败、无能与动摇远超过它以前的任何时代，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工人阶级和一般民众又已开始昂起头来，一个新的革命局势正摆在前面等待着领导。而中共此时在群众中确也拥有广大的信仰，但它却更迷恋于“阶级合作”的政策，不断与国民党谈判组织“联合政府”，成立“政治协商会议”，讨价还价，让国民党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在政治上，尤其在军事上，得以从事准备，首先得以将军队运到华北和东北。准备就绪后，一个“全面戡乱”的战争便被正式宣布了。于是，一个新的革命局势也就被遏阻了下来。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同所有其他国家中的“共产党”一样，早已自觉地成了克里姆林宫官僚独裁者的外交政策的御用工具，成了斯大林的私党，而它自身更是完全堕落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政派，与马克思、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任何传统都绝了缘。它在已往的二十余年中，既以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葬送了一切革命运动，现在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双管齐下，即：一方面，仍然坚持“阶级合作”与“政协路线”，企图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实行“新民主主义”（所谓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土地改革，某部分大企业的国有化及联合政府等。其实这只是一种披上外衣的旧改良主义和斯大林的官僚机会主义之混合物。这在最近那个号称新民主主义典型的南斯拉夫事变中，已经完全暴露它的破产了！）；另方面，又以全力进行军事冒险，自陷于毫无出路的内战中。这就充分证明：这个自称代表革命的传统的党，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最主要的障碍物了。至于在抗日战争中临时凑合拢来号召群众，要求国民党施行民主改革的“民主同盟”，在战后很快就因利害悬殊而分裂了：它的右派（青年党与民社党）干脆地投降了国民党，变成后者装饰“民主政府”的破花瓶；它的“左派”则完全追随在斯大林党之后，变成了机会主义的尾巴，正希图在“新政协会议”中寻求个人的出路；它的某些中派分子，虽然还以不左不右的“中间派”自居，但也在左顾右盼，等待着机会谋取一官半职；——这便充分证明：在中国凡是站在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利用民主招牌来号召“民主改革”的党派或集团，除了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斯大林党的机会主义效犬马之劳外，再也不能起任何独立的作用了。从斯大林党的恶毒堕落与民主同盟的可耻投机，便充分显示出中国目前政治整个形势之最深刻的危机了！要解消这个危机，只有形成一个新的革命领导——这就是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革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共产党，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忠实地保持了马克思、列宁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一切革命传统，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全部教训。它的前身（左派反对派及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托洛茨基的思想指导之下，将近二十年来，同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及其执行工具——中共作了极坚决的斗争。在这一长期的斗争中，不但溶化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宝贵教训，吸收了国内外一切新的斗争经验，而且它对于每一重大政治变化的分析及对中共每一重要政策的批评，都经得起事变的考验：当第二次革命在一九二七年表示完全失败后，斯大林还坚认革命在不断高涨，因而命令中共不断进行盲动主义的冒险，建立“苏维埃”及“红军”时，我们曾向中共领导机关再三解释革命局势已经过去，现在正踏进了一个反动的时期。因此我们除提出过渡的民主要求（如民族独立，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及国民会议等）以抗御反革命的进攻外，并继续指责了斯大林领导的那种脱离城市工人运动在农村专事游击战争的冒险政策，绝没有任何的胜利前途。其结果，不是被反动的国民党击溃，即不可免要向它屈服。往后的事实证明：我们的指责完全成了正确的预言。当斯大林借口抗日而命令中共投降国民党、“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拥护美帝在中国的政策时，我们更严重地指明：国民党的“应战”完全是为了自保，它的抗战政策只是它过去在美英等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一贯的反动政策之延续。要想抗战获得真正的胜利，只有号召工农及全体民众团结起来，武装起来，转变国民党的“应战”为革命的抗战，才有可能。因此，我们除提出自己的独立抗战政纲外，并指斥斯大林党投降国民党的“国共合作”及拥护美英的政策，只能瘫痪民众的抗日运动，将又一次帮助后者渡过难关，结果将使抗战日趋失败，最后且有陷中国为菲律宾的危险。抗战的后果，又不幸证明我们的预断是正确的。当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党正忙于“政治协商会议”的和谈，幻想与国民党建立“三民主义的共和国”时，我们除了号召民众起来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此解决中国当前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共问题在内）时，又严重地警告：“政治协商会议”及其他一切和谈，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是让国民党获得时间从事进攻的准备。没有民众有力的干涉，国共的内战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两年余来事变的发展，又恰好证实了我们的警告！最后当斯大林党在“和谈”完全失败与国民党公开宣布“戡乱”以后，公布“土地法大纲”（去年双十节），实行土地改革来代替“减租减息”的妥协政策时，我们除了批评它这个“土地法大纲”的不彻底及其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毒素外，并同时指出：“这是将土地革命搬出来当作一种威胁的姿势，根据‘江西时代’后的历史经验，中共的土地改革即已当作换取统治阶级的‘合作’而成了零找，则它这次的‘土地法大纲’也就很有可能变为未来谋取‘合作’的牺牲”。为时不到数月，斯大林党即在其“五一号召”的“新政协会议”中，为了谋取“工商界人士”或“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又开始在其所控制下的“新解放区”取消土地改革，而重复回到“减租减息”的老机会主义路线去了。这不是又一次很快地证实了我们的预测么！？因此，中国革命共产党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把中国革命的领导任务肩负起来，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过渡纲领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其主要矛盾，在于革命客观条件之成熟性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之不成熟性。克服这一矛盾，乃是下一时期——一个鼓励、宣传与组织的革命的前期——的战略任务。但要达到这一战略任务，如不充分注意一切（甚至细小的和部分的）策略问题，是不可想像的。因此，必须帮助群众在日常斗争的过程中去找到当前的民主要求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纲之间的桥梁。这桥梁便是第四国际中国党的过渡纲领，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为中国革命有系统地动员群众，一直走到一个最后的结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踏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一）争取民族独立要想中国民族从现时一切沉重的痛苦和灾祸中解脱出来，必须首先彻底解除一切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羁绊。不但旧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止，就是任何新的不平等条约也得加以取消。香港、九龙和澳门必须收回，美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及其军事顾问团必须撤退，掌握海关的“客卿”必须撤职，“中美商约”及其他与美国签订的一切公开的及秘密的条约必须废弃。帝国主义所给予中国反动政府之一切新的债款和旧的债款，中国人民不负任何责任。但根据“雅尔塔秘密协定”的“中苏条约”也必须废除，旅顺和大连的苏联军队也必须撤退。因为“中苏协定”及苏军占据旅大，不但只是代表苏联反动官僚的利益，而且在客观上正是帮助帝国主义继续侵略中国民族之一种最有力的借口。因此反对苏联官僚对中国的反动政策，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互相联系的。（二）没收土地归贫农中国土地问题的极端严重，农村经济极度衰败，农民生活的异常痛苦与农村的普遍骚乱，不但迫使斯大林党放弃“减租减息”的妥协政策，进行土地改革，就是某些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主张土地必须加以改良了。这又一次证明我们一贯坚持土地革命是最合乎客观的迫切需要的。但我们不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的改良欺骗，而且反对斯大林党的反复无常及其现行的半改良主义——一方面分配土地，一方面“承认自由经营买卖”。我们主张无赔偿地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集体的地产，如祠产、庙产……等包括在内）平均分配给无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贫农，并由贫农组织委员会处理分配事宜。但土地的所有权必须归国有，以后绝不许自由买卖。同时必须废除一切苛捐杂税，代之以最低限度的土地单一税。取消一切高利贷，由国家银行贷以最低利息的贷款。但农民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之下，推行集体化的农业生产和分配，才有可能。现时斯大林党半吊子式的土地政策，及其主张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来完成这类政策的总路向，不仅是机会主义的幻想，而且将是陷农民于一个新的大灾难的祸根。我们必须加以排斥。（三）争取一般的民主权利在国民党长期的军事独裁下，在其特务队的任意迫害下，不但人民大众的一般民主权利遭剥夺，就是连生命也没有任何保障。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在其自身的物质基础大受削弱，政治上暴露其稀有的腐败无能，与人民大众对它深表不满的情势下，虽然它一时被迫而向民众表示若干让步，屡次宣称“保障民权”，乃至将人民的民主权利写在它一手制造的“宪法”上。但实际情形改变甚微。尤其最近一年来，国民党政府在其“戡乱”借口之下，不但人民的民主权利依旧被剥夺，特务队依旧到处横行，而且还制订了整套“戡乱”的“紧急治罪条例”，组织了“特别刑事法庭”，任意逮捕、监禁、乃至处决人民，尤其是工人和青年学生们。因此，我们坚决主张：首先必须立刻取消各种各式的“紧急治罪条例”及“特别刑事法庭”，解散一切特务组织，释放一切政治犯；人民必须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罢工及示威的完全自由；这不但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而且是走向彻底解放的绝对必须的前提。（四）按物价指数增加工资以及按实际情形规定工时高涨的物价与失业这两个基本的经济的苦恼，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之日益增加的不合理的概括表现。但在这次大战后的各国，尤其是在中国，这两个基本的经济苦恼，更达到最不可忍受的程度了。因为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政策，尽量将战争的损害及其所遗留下来的经济恐慌、通货膨胀以及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在死亡痛苦中所发生的灾难，都通通加在劳苦群众的身上。中国革命共产党对于这种政策宣布不可调和的斗争，坚决地为一切工人及劳苦群众要求必须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权利。为了对抗通货的飞跃膨胀，必须严格按照物价指数增加工资，其指数必须由工会及其他职业团体聘请经济学及统计学专家制订，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任意伪造。如果资本家借口亏本来抵抗按照物价增加工资时，则要求公开他们的业务秘密。同时由工农及一般民众组织物价委员会，管制物价。为了反对普遍的失业（不管是“结构性的”或“行情性的”），必须按照实际情形规定工时。即将现有的工作在一切现有的工人中分配，并与此相应，规定出工时的长短。首先就要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实行星期日休假。同时实施社会保险（保险费由资方负担），及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救济失业。在目前这个异常可怖的灾难时期，为了避免广大劳苦群众的毁灭，这两个基本要求是绝对必须实现的。这是一个唯一具有创造力和进步阶级的生死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全体民众未来的生死问题。至于这些要求之能否实现，在目前是一个力量关系问题，只有斗争才能决定。在斗争的过程中，劳苦群众一定可以充分了解现社会这种奴隶制度有取消的必要，而会团结成为真正的力量的。（五）保卫童工及女工的利益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总是尽量向弱者进攻的。所以即在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童工和女工们也总是成为资产阶级借以任意提高剩余价值的主要对象。这在落后国家内更是如此。帝国主义为了榨取中国劳动者的超额利润，中国资产阶级为了抵抗帝国主义的竞争以及弥补其技术的落后，都特别以剥削童工和女工为其主要利润的资源。正因此，童工和女工，不但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构成了极大的部分（特别在轻工业中），而且是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主张对童工和女工的利益必须加以特殊的保卫：首先必须以合理的技术训练来代替学徒制度，童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必须给予童工以享受二小时以上的学校教育权利，一切学杂费由资方负担；女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废止夜工，每月放生理假三日，产前产后休假各一月，工资一概照发，婴儿由资方设托儿所养育或给予相当的托儿费；童工和女工与男工担负同等工作时，必须取得同等工资；——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必须写在“劳工保护法”上。青年工人和女工由于他们的过分受剥削和压迫，是最富于革命性，最易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的，我们必须走进他们的队伍中，为他们的特殊利益及一般利益而斗争（六）过渡时期的工会工会是群众组织的主要形式，在争取部分的及过渡的要求的斗争中，尤其在缺乏民主传统的中国，是十分需要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在一切斗争中都站在最前线的战壕里，它首先坚决要求一切产业工人有权依照产业部门组织自己的产业工会，由各个产业工会，一直到产业总工会的权利，它必须积极地参加到那些群众的工会里面，去为工人群众争取一切物质的和民主的（即令是最微小的和部分的）利益而奋斗，去增强他们的地位，提高他们的斗争精神。它不可调和地反对资产阶级国民党把工会变成为官僚特务的附属组织，以及用“强迫仲裁”或其他的警察监视的形式束缚无产阶级的一切阴谋。只有站在工会内这种工作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进行反对任何改良派（斯大林的官僚改良派也包括在内）欺骗的斗争。它不仅应经常努力争取工会的民主化，工会代表及其执行机关应由工人群众普选，反对任何指派，以此去不断刷新工会的领导，在紧急关头，勇敢果决地提出新的富于战斗精神的领袖以代替那些腐化的官僚和投机政客，排除特务分子，且应利用一切可能的时机，创造一些与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斗争的问题更为切合的独立战斗组织，必要时就是与工会的保守机关来一个直截了当的分裂亦所不顾。最后，必须按照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形，创造一些与之相适应的能够包容整个斗争群众的组织：罢工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与苏维埃。工会并非目的，只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一种手段。（七）工厂委员会与工人监督生产在过渡时期中，工人运动并不是带着一种有系统的和极其平衡的、而是带着一种狂热的和爆炸的性质。一切口号与组织形式均应隶属于运动的指标，应当敏捷地反应群众的创造精神，静坐罢工便是这一类创造精神的最新现象。每一次静坐罢工都以实际的方法提出这个问题，谁是工厂的主人：资本家，还是工人？假如静坐罢工是插话式地提出这个问题，则工厂委员会便是给它以有组织的表现。由工厂的一切被雇佣者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会马上产生一种与厂方的命令相拮抗的力量。工厂委员会的最大意义，是在于它变成为工人阶级中工会通常所不能推动的成分的战斗的大本营。正从这些较被压迫的成分里，才产生未来革命的最有自我牺牲精神的队伍。工厂委员会甫经出现，一种事实上的两重政权便在工厂里建立起来，它实质上代表一种过渡的状态，因为它本身包含两种不可调和的政制：资本家的与无产阶级的。工厂委员会的根本意义，假如不是给一个直接的革命时期开辟门户，就是给一个革命前期——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制之间的时期开辟门户。因此当静坐罢工这类形态发生时（这在最近将来是不可免的），必须及时发动一个有利于工厂委员会的运动，以免坐失时机，遭受意外的打击。在战后的中国，一方面官僚资本尽量垄断国家一切生产和运输的重要部门，肆无忌惮地侵蚀国有的财产；另方面某些私人企业又日益趋于破产而以关厂来威胁工人群众；——在这种情形下，工人监督生产的口号更具有最现实的意义。只有工人监督生产，才能防止官僚们对国有产业的贪婪侵蚀和私人企业任意关厂的威胁。但要实施真正的生产监督，只有工厂委员会才有可能，只有它才能请到真诚愿献身于人民的专家：如会计师、工程师、科学家等，为恢复、维持及提高生产来服务。工人监督生产，乃是走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路的第一步。（八）征收财产累进税，废除工资所得税及一切苛捐杂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一向除了滥发纸币，不断刺激物价高涨，陷人民生活于极度困境外，就是向人民强征各种各式的苛捐杂税，尽情搜刮。近年来，除了数不清的苛捐杂税外，更从一切靠工资为活的工人及一切靠薪金为活的职员们（公职人员在内）征收直接所得税。在中国，一般靠工资及薪金为活的人们，尤其是工人群众，其所得本来就十分低微，远不足以维持其最低限度的生活。可是国民党政府还要从他们最低的所得中扣取一部分，这就迫使依靠工资或薪金为活的人们愈益无法活下去了。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于拥有巨量财富的资本家、地主及官僚军阀等，却丝毫不敢侵犯，让其任意穷奢极侈。因此，我们坚决主张：不但必须废除对工人及一切出卖体力和脑力者的工资和薪金的所得税，而且必须取消一切手工业者、小贩及小商人们的苛捐杂税，而以强制征收财产（包括遗产）累进税来代替。国民党政府既是专门保护大财产所有者的利益，则它的财政也就应该全由后者来负担。（九）没收官僚资本集团的财产战后的官僚资本集团，所谓“四大家族”或“五大家族”，不但是侵蚀国有财产的最具有寄生性的集团，而且是最横暴的抢劫人民大众和阻止国民经济发展的极大的障碍物。因此，没收这些官僚资本集团的财产，不但已逐渐成为一般民众的要求，且已为某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斯大林党在内）所叫喊出来了。但我们在民众的要求与小资产阶级的叫喊之间必须加以严格的区别：（一）我们拒绝任何赔偿；（二）我们要求民众只能依赖他们自己的革命力量；（三）必须把没收财产的问题与工农民众夺取政权的问题联系起来。（十）工人自卫团、纠察队与工人民军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横暴统治下，在全国各角落布满了特务队的情势下，差不多每一罢工和示威运动都要遭受特务分子的干涉和袭击。因此，组织工人自卫团的口号，必须写在工会革命派的纲领上去。当群众罢工一经发动，以及群众走到街上示威的时候，便必须从年青的工人中组织自卫团、纠察队等，加以训练，以便随时保卫罢工和运动，抵御特务分子出其不意的侵袭。如果当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时，更须把各个自卫团和纠察队的单位联系起来，组织工人民军。无产阶级的武装，乃是最后解放的一个绝对必需的条件。（十一）“征兵”与兵士的权利中国的军队一向由招募（即雇佣）而来，以此形成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最盲目的工具。用“征兵制”来代替“募兵制”，在落后国家原为一种较为进步的表现。但现时国民党政府的“征兵”或“抽壮丁”，却彻头彻尾是反动的，它对于一般贫苦人民，尤其是农民，简直是一种极大的灾祸。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吏及保甲长等，借此大肆横敲勒索，迫使无数的农民破产；另方面，成千百万的贫农被绑缚送到军营和战场充作无谓的牺牲。对于此种残暴无比的“征兵制”，中国革命共产党站在人民方面坚决予以反抗。我们并不根本反对人民去学习使用武器，但必须人民自己有权选出代表去监督征兵的进行，选出自己的军官训练自己，率领自己。尤其是对于参战，必须由人民选出的代表来加以最后的决定。凡是现时在军队中服役的兵士，必须组织兵士委员会，反对上级将领克扣军饷，要求监视军饷的合理分配，改善士兵的生活，要求士兵有权选拔和撤换军官及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只有如此，士兵群众才能获得生活的改善，才能从统治阶级手里压迫人民的工具开始转变到为人民服务的一方面来。但最后我们是坚持以民军代替常备军的。（十二）教育民主化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人民，为了提高自身的文化水准，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必须争取教育的民主化，就是说，必须争取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一切教育费用（包括学生的学、膳、宿费在内）必须由国家负担。但现时中国的教育，不仅仅是特权阶级的教育，且全为反动的国民党所把持，所毒化。因此，我们要坚决主张：现时的教育，必须来一个彻底的民主改革，首先从国民党的把持下解脱出来。一切教育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来担任和监视，一切学校的校长应由全体学生和教职员代表会议选举，教授及教员的进退应取得大多数学生的同意，校内教员的讲学和学生的研究应完全自由，一切工农及贫农出身的学生，应获得全部的免费，教职员的生活应获得必须的保障。只有经过这种民主化的改革，中国教育才能脱离专制的、野蛮的党化、特务化，走上民主化、平等化的道路。也只有如此，一般劳苦大众的文化水准才能提高起来，才能觉悟起来，脱离野蛮落后的状态，踏进一个新的文化时代。（十三）国内弱小民族自决一个压迫别民族的民族，其自身是不会获得真正的解放的，这对于中国民族说尤其真实。中国民族，一方面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但同时，中国统治阶级又极力将国内的一切弱小民族作为延长自己腐败统治的牺牲品。这便是汉族与国内其他民族不断发生纷扰、冲突乃至战争的祸根。中国革命共产党站在无产阶级及一切劳苦群众的解放利益上，坚决主张本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蒙、回、藏等）应有完全的民族自决权，即，各弱小民族根据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及地理条件，有权脱离汉族的统治，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府，——只有在这个民族自决的原则上，汉民族才能与其他弱小民族获得真正的谅解与合作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各民族一切劳苦群众利益的、相互援助与合作的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共和联邦。这不但是各弱小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全体被压迫民众解放的坦途。（十四）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一切落后国家，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地主的军事专政及其官僚机构达到异常横暴与腐化的中国，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口号尚保有它的全部力量。因为只有这个口号才能在政治上经常号召和动员全国最广大的群众起来对抗资产阶级地主的专政，打击它的官僚机构。但这一口号一定要同民族解放、土地革命与其他的过渡要求不可分离地联系起来，并必须由普选产生，及赋予它以解决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全权，才能对抗现时资产阶级国民党所制造的伪国民会议、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改良派把国民会议描写成为和平改良的议会主义的幻想。无产阶级用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口号武装自己，动员群众，到了某个时期，即革命潮流到来的时候，应当而且必须产生苏维埃。只有苏维埃才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同时开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十五）工农政府在资产阶级国民党专政日益腐化、无能与动摇，以及斯大林党提出“联合政府”来号召的情势下，我们必须提出“工农政府”来对抗斯大林党的“联合政府”，以此暴露它的妥协性、反动性与欺骗性。我们向工农群众指出：斯大林党既以代表工农群众的利益自居，那它就应当提出工农“联合”，成立自己的政权来代替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专政。但它不但不如此，反而强烈地要求与资产阶级“联合”成立政府，这就充分证明这个党并非真正代表工农的利益，而只是利用工农作幌子来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的投机买卖而已。但我们提出的“工农政府”口号与斯大林以前那个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的内容，毫无共同之点，而是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所提出这个口号的原来意义，即表示与资产阶级完全决裂而成立工农自己的政权的意义。因此，围绕工农政府的口号的鼓动，在一切情形下都保有一种巨大的教育价值。但这个口号的实现，只有在苏维埃的形式之下，才有可能。从它的最确切的意义说，乃是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一个通俗名称。（十六）苏维埃当社会危机达到某种程度、革命局势展开的时候，社会一切最被压迫的成分，千百万劳苦过度的“小人物”，将不断地带着他们久被压抑的愿望与要求，走向前来，参加斗争。农民群众、兵士、城市的被压被迫者、女工、管家妇、失业者、知识分子中的无产化的一群，——一切这些将找寻统一和领导。但能够给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种种斗争要求与行动以统一的组织形式并予以政治领导的，只有经过苏维埃。因为只有苏维埃才能将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劳苦群众的斗争团体的代表联合起来，并在政治上予以民主集中的体现。苏维埃随着革命运动的进展而扩大，其核心则一次再次的更新着。无产阶级一切党派都可以在最广大的民主基础上争夺苏维埃的领导权。因此，苏维埃的口号便统率了过渡要求的纲领。当群众运动已经进入一个公开革命阶段的时候，便必须产生苏维埃；但也只有当这个时候，苏维埃才能生长。因此，当中国第二次革命达到高潮时斯大林禁止成立苏维埃，固是葬送革命的最可耻的机会主义，但他在革命失败后命令中共组织苏维埃，也是不可饶恕的盲动主义的罪行。在革命高潮中组织起来的苏维埃，有如一个轴心，联合着成千百万的劳苦群众与其周围，从事于反剥削者与压迫者的斗争，它们自从出现的第二天起，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以后成为中央政府的竞争者和敌对者。假使工厂委员会是在工厂里产生的两重政权，则苏维埃便是在一个国家内造成一个两重政权的时期。两重政权乃是过渡时期之最高点。两个政制：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的政制，是不可调和地互相反对的。社会的命运全靠其结局如何来决定。如果苏维埃获得胜利，那便是无产阶级专政以及社会之社会主义的改造就要抬头。到第三次革命胜利之路给中国民族第一个解放希望的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卑怯无能变成了流产，致使中国陷入一个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及其长期混战的痛苦状态中。一九二五年“五卅”开始的第二次革命，本大有可能将中国民族从痛苦的深渊中拔救出来，带上一个新的时代去。但由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的罪恶领导，这个革命又给葬送了。因此形成了资产阶级国民党极端反动与腐败的军事独裁，并招致了日帝国主义长期凶猛的侵略，最后造成了现时最难堪的与无比残破与痉挛的国共内战局面：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着国民党政府，企图以全力维持其反动透顶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为它未来反苏战争的东方主要基地；另方面，“共产党”在苏联反动官僚独裁者的直接指使下，希冀在中国建立东欧式的卫星政权，以为防御美帝他日进攻的堡垒。此种双方互斗的形式如任其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势必沦为以原子弹为主要武器的美帝进攻苏联的第三次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中国的人民大众将不可免地成为这个最残酷战争的主要牺牲者！要想避免这个行将到来的空前浩劫，要想保卫苏联十月革命的遗产（社会主义财产制），中国工农及一切民众必须从今天起立即进行准备一个狂风暴雨的大革命——第三次革命来直接干涉内战的双方，以革命的手段粉碎美帝国主义以及苏联反动官僚的工具，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政权，把中国及全世界推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革命的胜利，便是战争的毁灭，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民族的悲惨命运，只能由一个胜利的第三次革命来挽救了。但革命的胜利，必须有一个正确的革命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代表中国革命动力的无产阶级立场上，向它的阶级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中国的危机及其出路，贡献一个革命的纲领，这纲领是建立在中国过去两次革命失败的教训以及全世界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争取解放斗争的经验上的。这是走向第三次革命胜利之路的唯一可靠的指标和武器。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的人们，走到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旗帜底下来吧！它是引导你们避免战争浩劫和走上革命胜利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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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往哪里走（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新声》1948年第7期相关链接：彭述之
中国往哪里走
作者：旭东﹝彭述之﹞来源：《新声》1948年第7期
李星按：1948年年底，解放战争进入了后期，蒋党的统治正在崩塌。彭述之一方的中国托派，对局势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前面我们说过，彭述之以及他训练出来的弟子们，关注的核心话题是“如何壮大我们这一派的队伍”，而不是如何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的心态，自然体现在本文中。从断言中共出卖农民导致抗日力量瘫痪，到宣布抗战胜利后中共土改不彻底，再到本文承认中共土改赢得农民"拼死支持"但立即又预言中共新推出的阶级合作政策必然让党的根基动摇。
这是什么心态呢？这个心态就是：“如果共产党也能革命成功，我们托派往哪里摆？我们存在的意义何在？”在这样的思考角度下，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难怪中共军事的不断胜利会在本文中描绘为“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显出极度的惊慌”。在文中，也可以看到作者为了证明中共的胜利很脆弱，急于迎合统治者的文宣，声称东北野战军的胜利，有苏联装备和人员的巨大支撑。
真是酸啊……
本文对蒋党的塌方式秩序动摇，所作的描述大致没错。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能，回过头看，也确有现实成分，没有真发生不等于当时的预测是无稽之谈。
需要指出，解放战争末期，中共确实出台了主要针对工商资本家的阶级合作政策，希望拉住尽量多的有产者。而这一政策的后续，即在新解放区直接控制经济命脉、继续土改、扩大工人组织、镇压直接反抗的那部分有产者及其帮凶，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最终剥夺/赎买，是一个持续近十年的过程。
那么，文中关于中共既然又要阶级合作了，那么政治上没有任何胜利前途的分析，是否只是历史局限，而推演的逻辑并没有大问题？不是这样的。1917年以后的阶级斗争、革命与反革命，都多了一个因素，即俄国革命及其产物“苏联”。它对世界劳动者的精神影响，以及阶级力量的格局，产生复杂的影响。事实证明，苏联支持中共在东北维持政权，而中共政权要站住脚，就必须剥夺资产阶级，这是由苏联的工人国家性质，以及中共所依托的那个一浪接一浪的群众性阶级运动，所决定的。就国内来说，这个剥夺可能带有很多局限，可能会倒退，但它一旦发生，就会产生新的动力。任何赞成颠覆资本主义的人，在分析形势的时候，至少不能无视这股巨大动力带来的可能。
解放战争所代表的那场社会革命，具有多种面孔，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录入、传播本文，目的是让今天的读者看到一种左翼政治本位的典型表现，它把若干正确的判断、概念，与对阶级动力的排斥，杂糅一处，炮制出的东西，主要目的是强调自己山头的正确性，“跟着我没错”。而这类表现，在今天还是常见的。识别它，理解它的本质，很重要。
中国往哪里走
中国的局势，在美苏矛盾日趋尖锐的影响、与国共战争愈益激化的冲激下，经过战后三年来错综复杂的发展，现在又临到最最严重的危急关头了！
在这个危急关头面前，绝大多数的人民都显出极度的惊慌、恐惧、焦急，某些人们甚至感到「末日快临」的绝望；而另一部份人则表现兴高彩烈，以为一个「新的时代」已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正在忙着准备去享受「胜利」的果实。但我们却仍然本着斯宾诺萨「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的箴言，愿将当前局势的症结加以科学的探讨，替已经受尽痛苦、磨折与牺牲而又感到彷徨的人民大众指出一条可靠的出路来，以为他们努力奋斗的目标的。只有人民大众「理解」了他们的地位和出路，并决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打开这一条出路，中国才能从现时的死港中解救出来，走上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国民党统治所遭遇的危机及其挣扎之道
自最近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迅速遭逢惨败，同时连续丧失济南、锦州、长春、沈阳，「自动」放弃郑州、开封，再加上共军围攻徐州、蚌埠等地，——这一连串的重大事变所造成的新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简直有如火山立将爆发，全国突然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惶恐和错乱中：物价空前暴涨，食粮异常缺乏，抢米风潮遍及全国：由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处撤离的人群宛如潮涌，仿佛十年前日帝进攻时的「逃难」情形；而留在这些城市的人们亦惶惶不可终日；几乎全体的工人阶级及公教人员都无法生存，而以怠工、罢工和「请假」等手段要求立即改善待遇；成千成万的难民从北方「陷落区域」蜂涌到南方各城市来，日夜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美国仓促地撤退在华的侨民；政府当局更表现张惶失措，暗地里讨论「迁都」问题；——这一切都充分表露国民党的统治已面临到一个极度严重的危局了！这样的危局，只有俄国二月革命前夕的情形差堪比拟，这是中外历史上所极不常见的。
但国民党的统治之所以陷入这样的险境，难道果如一般人所说，单纯是由于共军的军事进攻吗？固然，共军的攻击给了国民党政府以直接的威胁，但其最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此，而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基础及其一贯的反动政策所积累起来的。这个党自一九二七年压平革命建立其军事专政后，便只是代表极少数的上层资产阶级地主和官僚们的利益，而以全体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的利益为其牺牲，因而自身日益陷于孤立、腐败与无能，并由此招致了日常强盗的凶猛进攻，整个民族几沦于奴隶的惨境！自美帝以原子弹屈服日帝后，国民党政府掮着「胜利」的旗帜回到「收复区」来，当时久受敌伪蹂躏的一般民众，确曾一度对它表示欢迎，把政治经济的民主改革希望寄托在它身上。但国民党政府当局对于民众希望的答覆，除了发表几篇空洞的民主改革或「还政于民」的宣言和演辞之外，却是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人民。例如它一方宣布减租减税，但同时却加紧征粮征食；一方承认人民的民主自由，同时又指使特务任意逮捕人民；一方以「四强之一」自居，同时又对美帝卑躬屈节，纵容美货倾销，美军横行；尤其对于从敌伪接收下来的财产，官僚和军阀们所表现的贪婪、腐败与无能，更是惊人，以致人民在八年流血抗战中所得来的唯一成果，其中大半不是被败坏，就是变成他们尽情挥霍的私有物了；特别是所谓「五大家族」，因肆无忌惮地收夺敌伪财富而突然膨胀起来，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资本集团，垄断了国家一切重要工业、金融、交通乃至国内外的主要贸易，窒息了全部的国民经济；——在这一切情形底下，不仅一般民众对之发生了强烈的反感，就是一般资产阶级份子乃至当权党内部，也发生了各种各式的利害冲突，产生了一种新的剧烈的离心倾向，而国民党政府也就从此愈来愈陷于孤立和险境了。今天国民党统治所遭遇到的空前危机，仅仅是它过去的全部政策及一切措施逻辑地发展起来的后果。
但在这种危机底下，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图谋渡过它的难关，挽救它的危局呢？它的全部希望还是搁在美国的援助之上。但美国的援助全是站在它的帝国主义利益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为了统治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尤其为了对抗苏联，为了准备一个新的大战来摧毁后者，它是不惜代价扶植任何的反动统治以抵抗苏联及其外交工具——共党的势力在各国发展的。正因为如此，美帝在过去几年来，确曾以庞大的物资和军火援助了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帮助它渡过了不少的难关。可是虽然有美国如此庞大的援助，国民党政府仍然是愈来愈陷于险境中。这就迫使美国的一部份统治者们也深深感到中国现政府之过于腐败与无能了。所以最近华盛顿对于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之紧急求援呼吁，除了宣布「美国援华政策不变」外，也带着冷淡而教训的态度宣称：「……中国的主要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这些问题未解决前，美国即使全面援华，亦无多大用处」。（华盛顿廿二日广播）这意思就是说，美国是准备继续援华的，但国民党政府自身的过份腐败与无能必须加以若干改善，否则虽有更大的美援亦无效果。但要中国现政府改变其腐败与无能，其困难无异于要求实现奇迹。在这种僵局下，其最可能的结果将是：美国答允更多的「援助」，但同时派遣大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顾问」到中国来，在「监督有效实施美援」的名义之下直接控制中国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的活动，使中国日本化。而其最后目的是：尽可能将国共两党的战局一直拖到第三次大战的爆发，变中国为未来美帝进攻苏联的远东方面的主要战场。无须说，这是国民党政府所最希望的。因为这个政府在共党日益严重的威胁下，自身又绝对无法改善，便只能选择这一最危险的前途了。
中共现时在军事上的胜利及其在政治上的危机
中共最近夺取了济南，尤其是夺取了锦州、长春和沈阳，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无疑的，这是它在军事上的一个绝大的胜利。但这个胜利的主要原因，却是由于它的对方的过份腐败无能，与苏联强有力的军事援助所获得的。例如济南吴化文和长春沈阳绝大部份将领的不战而降，以及苏联大量武器的接济和军事技术人员的资助等，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从政治上说来，中共却是大大地倒退而陷进一个最最危险的泥潭中了！这个危险的具体表现，便是它今年五月所发表的公开宣布放弃土地改革，强调阶级合作，保障工商业财产，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宣言。这是中共政策的又一次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在宣布放弃土地改革下，共党不但强迫农民将已分得的土地退还地主，且公开表示欢迎一切流亡地主和绅士还乡。企图与后者重新合作来反对现政府当局。这不仅是对农民群众之直接的公开的背叛，而且是将农村原有的阶级矛盾又全部收罗于它自身的体系之中。中共之所以能够不断进行军事冒险，主要原是由于它用土地改革作号召获得了农民群众的拼死支持。它去年十月所公布的「土地法大纲」不管如何不澈底，但确曾给了贫苦农民群众以极大的鼓励，因而增厚了它的军事进攻力量，它最近在军事上的大胜，一部份原因亦在于此。可是现在它既公然放弃土地改革，这在农民心理上必然引起强烈的反感。这种反感继续和积累下去，再加上地主豪绅的有力作用，势必使中共控制下的农村矛盾日益尖锐化，使中共在农村的基础发生根本的动摇。
中共宣布「保障工商业的财产」，这是它讨好城市资产阶级，希图与后者「竭诚合作」的一种表示，这是它在乡村放弃土地改革，表示与地主豪绅合作政策之扩大。这种「合作」政策，在它最近夺取济南、长春、沈阳等大城市后，更加被强调起来。但这一政策所包含的危险，较之它在农村的政策更要严重得多。因为不但大城市的资产阶级比之乡村地主更为有力，而且工人阶级比之农民更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阶级觉悟性。中共「不在乎工商业财产」的政策在城市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之间，将遭到不可救药的破产，其后果不仅定必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不可免地要造成生产的衰退，造成不可克服的经济恐慌。
至于中共的「新政协路线」，仅仅是旧政协路线之一种翻版。即令它能够召集一个「新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各阶层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但这也不过是把中国社会中原有的各阶级各党派不可调解的矛盾和冲突放进这个「联合政府」中加以表演而已。像这样的「联合政府」，不但绝不能解决中国当前的任何重大问题，而且命定地要引起新的分化、新的分裂和新的战争的。要想认真而澈底地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成立工农政府才有可能。
我们根据前面极简略的分析，便已有充分的理由断言：中共在政治上不但没有任何胜利的前途，而且还包含了许多致命的危险。「战争是政治的延长」，任何战争的命运，其最后总是由政治决定的。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无论中共今天在军事上获得如何的胜利，以及它在将来或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由于它在政治上腐朽透骨的机会主义，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它在军事上的一切胜利，都不过是它的全部悲剧中一些插曲而已。
中共之所以陷于这种腐朽透骨的机会主义的深渊，除了它所代表的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外，主要是由于它自觉地毫无条件地接受了史大林的领导革命后，变成了克里姆宫官僚独裁的简单的外交工具。克里姆宫官僚层自放弃世界革命后，其一贯的外交政策，便是指使各国共党时而用政治投机，时而用军事冒险，希图以此与帝国主义达到妥协，以保持他们在苏联的特权，以苟延他们的残喘。在第二次大战后，苏联在美帝国主义领导的资本主义世界重重包围和积极准备反苏战争的情势之下，克里姆宫除了以各种各式的会议和谈及「冷战」等方式与美国直接进行谋取妥协外，便是指使各国共党用政治投机或军事冒险为筹码来促成这一妥协的企图。但美帝国主义者自有它的最顽强的阶级意识，势非达到以新的原子弹战争来毁灭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不止。因此，克里姆宫所有的和谈与「冷战」，都不过是促进和加速美帝的反苏战争的准备而已。因而中共现时在军事上的胜利，其最大的作用也只能是促进和加速美帝反苏战争的爆发。所以不管克里姆宫及各国共党（中共在内）主观上如何害怕第三次大战，但他们的全部政策和行动在客观上却正是推动这一战争之加速到来。卷入国民党政府是客观上自觉地将中国的内战拖到第三次大战的漩涡中去寻求出路，则中共便是盲目地将中国推上这同一的漩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会帮助了中共势力的发展和军事上的胜利，中共的恶性机会主义政策又转过来延长了前者的统治寿命，但这两者的「互助」除了替中国民众造成无比的痛苦、灾难和牺牲外，还正在分工合作地加紧将中国推进第三次大战的深渊，——这便是中国已面临到一个最最严重危机的症结之所在！
中国往哪里走？
依照现时国共两党各自依靠的国际后台（华尔街与克里姆宫）及双方所进行的全部政策和内战的趋势，如果人民大众不及时团结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加以强有力的干涉，中国不可免要被拖到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去！为了让民众有所惊惕，这里必须将第三次大战对于中国可能的祸害加以极简括的指明。
第三次大战果真爆发，固然其主要的决战场是在西方的欧洲大陆，其遭祸最惨与牺牲最烈的是欧洲大陆的人民，尤其是苏联的工农，——那时美帝的原子弹可能将苏联的上百个工业城市变成灰烬，在美苏双方的陆空军的拼死作战底下，令欧洲将变成为惨绝人寰的屠宰场。但在东方，中国大陆不可免地要成为美苏决战的主要战场：美帝所指挥的日本、澳洲、菲律宾及东方其他国家的军队将从沿海岸蜂涌到中国来，与苏联所指挥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上进行死活的斗争，其结果虽不能确测，但中国大部份的工业将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中国人民将有几千万被牺牲，是极可能的。诚然，中国及整个世界绝不会因第三次大战而遭到毁灭，相反地，首先被毁灭的将是克里姆宫最横暴的官僚独裁，跟着而来的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最反动的统治层（美国的统治层在内），人类将从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觉醒过来，走向真正解放的社会主义的大道的。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却未免太过于沉重，太过于惨烈了！！
为要避免人类付出这个最沉重最惨烈的代价，只有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坚决地准备以世界革命来阻止第三次大战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有可能。直到今天为止，这个可能性还是依旧存在着的。因为第二次大战所酝酿下来的革命势力（如在法、意、越南、荷印及印度等）虽然遭受了斯大林党的新的背叛政策的摧残，但大部份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如果这个革命势力一旦在新的革命领导（第四国际党）下发动起来，就大有可能走上胜利来阻止战争的。
中国的工人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尤其是一切革命份子，为了解脱当前国内的国共内战的极度牺牲和痛苦，尤其为了避免中国陷入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更须要立刻觉悟过来，团结起来，首先要求国共立刻停止战争，立刻召集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实现真正的和平，来解决当前国家一切迫切的重大问题（如土地问题，对外的民族独立问题及食粮问题等）。为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而斗争，不仅是现时中国人民大众解除内战灾祸及避免陷入第三次大战浩劫的最可能的道路，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道过渡桥梁。
中国是任听国共内战继续拖延到第三次大战的浩劫中去，还是同着世界的革命势力走向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摆在中国一切民众，一切革命份子面前所应急予选择的生死问题！ |
中国当前的立宪问题：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来源：《求真杂志》1947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求真杂志》1947年第9期相关链接：彭述之
中国当前的立宪问题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
作者：陈人白﹝彭述之﹞来源：《求真杂志》1947年第9期
我国的立宪运动，自戊戌发动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即以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国成立来说，也已经过了整整的三十五年。可是，我们这个国家还远没有接近宪政。虽然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当中，曾经颁布了好几个所谓宪法和约法，但那些「宪法」和「约法」不仅绝非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所制定，没有能表现人民的要求和利益（辛亥革命后的「临时约法」除外），就是那些被公布的「宪法」和「约法」中的条文，也从没有一条付诸实施，永久只是一些极带讽刺性的纸上空文而已。因而中国近半世纪以来的历史，仍然是继续过去传统，充满了野蛮与黑暗的历史：君主专制、总统独裁、军阀割据、一党专政、交相邅递；最高的统治者肆意妄为，其属下的军阀官僚横行无忌；而人民大众则陷于半奴隶的惨境，备受蹂躏，任听压榨；所谓「无法无天」，正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也正一次，我们这个国家便成了先进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异常藐视和猛烈侵略的逐鹿场！
固然，我国所以长期陷于如此野蛮和黑暗状态，自有其更深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但在民主共和的名义之下，竟没有一部像样的宪法可资遵守，甚至统治者们亲手所公布的「宪法」或「约法」也完全视之为具文，这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野蛮落后之露骨的表征，是我们这个「中华民国」之一种最恶毒的讽刺！
现在，国民党政府当局在国内外的情势压力之下，已被迫宣示要「实施宪政」、「还政于民」了。因而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它自己的「国民大会」，并且将它准备及宣传已久的「五五宪法草案」，经过最后一番修改（所谓容纳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缮成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正式提交「国民大会」，请其「讨论通过」了。就该「国民大会」半个月来对于「宪法草案」讨论的情形看来，虽然有种种戏剧式的分歧意见，但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压力之下，将依照原修改草案通过是无疑的。
但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这次所召开的「国民大会」及其所提出的「宪法草案」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反感和批评，尤其是共产党公然站在反对的地位，坚决表示不承认国民党这次所召开的「国民大会」及其所提出的「宪法草案」，光就这一点看来，这次的「宪法草案」即令通过，仍然是一个问题。何况全国人民大众还远没有表示他们的意见呢！
我们站在人民大众的观点和利益上，对于现时正在召开的非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大会」及其所讨论的「宪法」本身，固然感不到兴趣；就是国共两党对于国大与宪草的争持，也觉得同人民的真实利益很少关连。但我们始终认定：在现阶段的政治局势下，召集一个普通选举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家一切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连制定一种能表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宪法在内），在客观上是十分需要的。关于这方面的意见，我们在「论国民会议」一文中（求真一卷第七期）已颇为详尽地叙述过了。现在人们既已将「宪法」正式提出议事日程，我们就乘着这一机会专将立宪问题以及关于宪法本身的问题来略加探讨，对现时正在讨论中的宪法草案来略予批判的。
立宪的意义与宪法的本质
立宪或制宪，人们往往以此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范畴，其实这不过是近代民主改革运动在法律上之一种具体的最高的体现。假如没有民主的改革运动或民众的民主要求，所谓立宪或制宪是无由产生的。换句话说，立宪或制宪乃是民主改革运动的一种产物，没有人民大众的真正民主改革运动，就不会产生适合于民众需要和利益的宪政。为要澈底明了这一点，先让我们从宪政所依据的宪法的本质上来略微探讨一番。
究竟什么是宪法？或宪法的定义为何？布尔乔亚的法理学家或宪法学家们，对此会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例如：麦因托息（JamesMelntosh）说：「宪法是指规定高级官吏的最重要权利和人民最根本特权的成文或不成文法律的全体」。库里（Colley）则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它包括建立政府的原则，规定主权权力的划分，并指定哪一种属于哪一机关以及行使的方法」。而波果德（CharlesBorgeaud）的主张是：「宪法是规定政府组织，以及决定个人或法人对于国家的关系的根本法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从这些法理学家们对宪法所下的定义看来，不但使人们对宪法得不到一个明确的概念，反而愈益感到模糊和混乱。因为他们之对于宪法，全是将它孤立起来专从形式上去下判断的。所以他们的判断不仅陷于形式主义，而且常是肤浅、片面和机械的。固然，从形式上看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律」、「是规定政治组织，以及决定个人或法人对于国家的关系的根本法律」，乃至是一切普通法所由规定的根据。然而这种形式上的定义，远没有能体现宪法的本质。因而对于宪法得不到一个明确而深切的概念。要想深入宪法的本质，必须从宪法与社会的关系上去探求。
宪法也同其他的社会上层建筑物一样，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即各阶级的相互矛盾所产生的。而现代的所谓成文宪法，正是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至一定程度后诸社会力量相互矛盾相互斗争的产物。拉萨尔早已说过，宪法的本质即包含在「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之中」、「国王」、「贵族」、「银行家」、「工业家」、乃至「文化和传统」，都各自是「宪法的一部份」（指一八五〇年的普鲁士的宪法）。「国家的宪法，就是实际存在于那一国家的各种力量的关系」。「这些力量的真实关系写在纸上，赋予以文字的形式，且一经如此这般写成之后，它们便不再简单地是力量的真实关系，而变成为法律，司法的规条，谁要反对它们，谁就得受处罚了」（以上均见拉氏一八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在柏林「论宪法本质」的演辞）。「编者按：拉氏该演讲词已译载于本期，请读者参阅。」我们由拉萨尔这一正确的解释，对于「宪法是什么」一问题，便可以得出一个明确而深切的答案或定义：宪法的本质就是社会各种力量（即各阶级）的真实关系；这「关系」表现在习惯上为政府机关所采用，为人民所容忍，以行使其职权及对于人民的统治，就是所谓「不成文宪法」；如果这「关系」以一定文字形式表现在纸上，来规定政府的职权与人民的关系，便成为「成文宪法」。我们现在所谓立宪政体的宪法，当然是指成文宪法而言。但凡是成文宪法对于政府的组织，职权及其与人民的关系，或政府的「权力」与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等等之规定，倘使离开了现实社会的各种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是无从理解的。
如果我们将前面对于立宪和宪法问题所说及的再加以分析，便可以得出左列的几个基本概念：
一所谓立宪或制宪，是近代资产阶级性民主改革运动在法律上之具体的和最高的体现。而这体现的书面形式就是宪法。
二宪法的本质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各种真实的阶级力量的相互关系。而成文宪法，乃是将这种「关系」填写在纸上。某一成文宪法是否会有进步意义，就全看该宪法是否体现了所在国家的进步的社会力量之意志和利益来决定。
三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因各个国家历史发展条件的不同，从而各国的宪法亦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即在同一国家内，由于社会各种力量间的关系常发生变动，从而其宪法本身亦常发生变动，如宪法之订定、修改、乃至废止与重订等等。因此，所谓「一劳永逸」或什么「天经地义」的宪法是不存在的。
四一国宪法之是否符合于民主的利益，即是否体现了民众的意志和要求，又必须以该国的民众力量之生长和斗争的成果来决定。如果民众的力量压倒了统治阶级，可能产生一部进步的民主的宪法；反之，如果统治阶级仍能抑制民众力量，它即令为某种情势所迫而不得不「自动」颁布一种「宪法」，那时这宪法仍然是以巩固统治者的地位为目标，是反动的，有时甚至是专为了某种特殊目的的一种掩饰物或应急剂，因而往往成为宪法的讽刺图。
五凡是现代含有进步意义的民主宪法，绝非由统治阶级的「自动颁布」或恩赐而来，而是民众在政治斗争中达到某种胜利的成果。从这一点说，一个国家实施宪政所凭藉的宪法，乃是「以立法的手段，记录和巩固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所已经获得的成果」。
六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在政治上脱离野蛮的专制状态，获得一种民主的宪法来实施宪政，就只有发动人民大众的力量，由民众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去争取。换句话说，只有民众自己的力量压倒了统治阶级，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起了决定的变化，民主的宪法及民主的宪政才有被制定和实施的可能。避开人民大众的民主斗争而希望上层颁布民主宪法，实施宪政，不是空想，就是投机，或是二者的投机物。
只有明白了以上的几个基点，才有可能理解近代立宪的全部意义，理解宪法和宪政在各国发生、发展及实施或流产的种种不同的关系和原因。也只有如此，才能从布尔乔亚的法理学家们对宪法所散布的迷雾中，判别各种宪法所含的某些真实性和虚伪性或进步性和反动性，因而获得制宪的智慧和艺术。
如果从西方先进国家的宪法史看来，可以发见两个最基本的方向：一是由革命的胜利产生了宪法，一是因革命的失败而颁布了「宪法」。前者以美国独立胜利后及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所产生的宪法为代表；后者则以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的普鲁士宪法为典型。革命胜利后的宪法，由于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起了决定的转变，所以大致能体现当时人民的某些意志和利益。即大致「是以法律的手段，记录和巩固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所获得的成果」。而革命失败后所颁布的「宪法」，虽然形式上也表示统治者的某些让步，但实际上总是「以法律的手段来重新巩固统治者的地位和权力的」。
再如果就宪法本身的历史作用说来，资产阶级初期的宪法是为了奠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秩序（主要是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权），是历史进步的因素。但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时，不管宪法经过若何修改或表现怎样的民主，它已逐渐变成抑制下层群众的更民主的要求而失去其进步的意义，变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物了。
在落后国家里，宪法常表现一种畸形、短命乃至讽刺的形态。一般地说，落后国家由于历史的综合律，资产阶级性的宪法绝不能有一种常态发展的表现，因而它们也就不能有一个实施宪政的历史时期。因为在落后国家里，当社会各种力量的关系没有发生决定性的转变时，根本不会产生现代民主性的宪法，即令产生了，也绝不会见诸实施。但当社会力量的关系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时，所谓民主的想法便已过了时，以至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将起而代之了，——俄国的情形便是一个典型的先例。
中国制宪史上的一点教训
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过，中国直到现在还不曾施行过任何宪政，但我们确曾颁布了或制定了半打以上的「宪草」、「宪法」或「约法」之类。这些个「宪草」、「宪法」或「约法」虽然极带讽刺性，可并不是没有一点教训意义的。
满清在其末年曾经颁布过两种「宪法」，即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廿七日公布的「宪法大纲」与辛亥年九月十三日宣布的「宪法」十九条。「宪法大纲」的颁布，是清廷经过八国联军的致命打击，签订了辱国丧权的辛丑条约，已完全丧失了威信，并在同盟会的革命威胁与立宪改良派的立宪要求之下，为了缓和局势，并重新巩固「万世一统」的君主专政的一种诡计，它丝毫没有实施宪政的诚意。所以，一方面在「大纲」上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不可侵犯」；另方面，又规定九年的「预备期」。其结果只是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当辛亥革命于八月在武昌发动，已席卷了整个的华中和华南时，清廷在惊慌失措之下，才临时抱佛脚地宣布「宪法」十九条，组织内阁，表示要「实行宪政」，希图以此为救命圈来挽救其垂危的命运。虽然这十九条「宪法」比之「宪法大纲」有不少的让步，但为时已太晚了，它的命运再也无法挽救了。这第一次证明，在东方落后国家的统治阶级，非走到万不得已，乃至其命运陷于垂危的时候，是绝不肯放松其专政，而施行一点宪政的。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君主专制，成了民主共和国，并制定了「临时约法」。这「约法」不管有若何缺点，但在中国历史上确是一个进步，是中国民主宪法之首次露面。但辛亥革命虽已推翻了满清，却并不会澈底改变了当时「社会力量的关系」，换句话说，满清专制政府所藉以为基础的官僚地主及买办资产阶级并没有被打倒，广大的农民群众并没有翻身过来，所以袁世凯能依旧凭藉前者作基础而与革命的势力相对抗，而革命没有农民群众作后援，也只有向前者让步，因而由革命产生的「临时约法」便成了昙花一现的牺牲！这在中国第一次证明，「民主的宪法」即令制定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民众力量来支持，是不会自动从纸头上跑走到实际的生活上去的。
跟着「临时约法」之后，由民元选举的参众两院，曾推出议员三十人组织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当即所谓「天坛宪法草案」。但这草案还没有走出宪草委员会的时候，即被袁世凯毁弃了。代之而起的，是袁世凯于民国三年五月一日所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这「约法」的目的，路人皆知，只是袁世凯为了「合法地」上去而已。这是中国式邦拉巴特的一幕喜剧兼悲剧的表演。
袁世凯的「洪宪」运动失败后，「天坛宪法草案」又被那个重新恢复的「国会」搬了出来，经过了几个月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和修改，又制定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但这草案的命运，仍然同它的前身「天坛宪法草案」一样，还远没有获得所谓「国会」的通过，而「国会」本身已在张勋所领导的「督军团」的「独立」威胁之下给解散了，这「宪草」被埋葬后所赢得的，仅是后来所谓的「护宪」运动的招魂典礼。这也是我们历史上离开民众的运动而专闹立宪把戏的一幕讽刺剧！
但最带讽刺意义的莫过于曹锟的「贿选宪法」了。这位土头将军（大概是上将吧）为了要过一下「总统」的瘾，便不惜资本，贿买了一些猪仔议员，竟也制造出了一部堂皇的「宪法」来装璜！我们这个国家真是无奇不有！
自贿选总统曹锟于民国十三年被冯玉祥拘禁后，段祺瑞便乘机登上了「执政」的宝座。这个执政为了进一步获得一种「合法」的地位（总统吧！）起见，也曾下令组织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林长民为首），又制出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但这个「草案」也同以往的许多宪草一样，其命运只是给蠹鱼提供了一种食粮！
继着段执政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而来的，是民国二十年五月国民党所公布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名义上也是由一个什么「国民会议」通过的）。这「约法」无须说是革命失败后所产生的一种军事专政的装饰品。但这个「约法」的命运同以往的许多「宪法」或「约法」是同样的不幸，因为不但人民在一党专政之下看不到它的影子，就是颁布它的人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十余年能够与它发生一点关系的，恐怕也只有那些蠹鱼之类吧！
从前面所叙一连串的「制宪」故事看来，似乎我们这个国家还够称得上是一个「宪法多产」的国家哩！四十年来，差不多每一个统治者，不论是专制君主、独裁总统（连猪仔议员选举的总统在内）揽权执政、乃至专政主席，都制造了一套「宪法」或「约法」出来，以资装饰。然而越是有这大批的「宪法」和「约法」的装饰，我们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所表现的野蛮和黑暗，也就越显得离奇古怪，越来越招致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鄙视和侵略，越来越陷人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现在差不多已临到了最后的关头，整个的国家再也不能照旧混下去了！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最基本的教训：「宪法」本身不但不能单独产生一种近代式的民主宪政，而且可以替任何可鄙形式的独裁作装饰物。这就充分证明：在旧社会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真实关系没有起过决定的变化之前，进步和民主的宪法是不会产生的，民主的宪政是无法实施的。因此，要想制定一种民主的宪法以为依据来实施宪政，先决的条件是决定地改变现存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对「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的批判
这次国民党当局所提出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既是根据「五五宪法草案」略予修改而成，那么，五五宪草的基本精神究竟是怎样呢？显然地，除了将当权的主义及其正在施行中的政制体现在那个宪草上外，就是确定集权的「总统制」。但这种「总统制」与西方国家的任何总统制很少共同之点。所以五五宪草的根本意义，不过是企图将一党专政的事实，用宪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藉以略事装潢而已。
这次被修正后的宪草，在形式上确与五五宪草有不少差异，尤其对民主限制的减少与「总统制」向「内阁制」的妥协，前者较后者要进步得多；但就本质上说来，两者仍然是属于同一的范畴。现在让我们将修正的宪草从几个基本点上来略予检讨吧。
等一、宪草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这条除了加上「民有民治民享」几个形容辞外，本质上与五五宪草毫无二致。像这样地以一党信奉的主义加在国家头上，是全世界所有民主宪法中所绝无仅有的现象。正如大公报所批评：在现时状况下，「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强制人民接受这个国体，不仅欺人自欺，或且将贻纷扰与无穷」。「国大开后，宪政开始，根据孙中山先生遗教，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若宪法规定中华民国是三民主义国家，即国家已不啻为国民党所有，将置四亿人民与何地？若然，政权还来还去都是还给国民党了。「还政于民」，将何以自圆其说？」（见十二月十八日该报社评）。此外，我们还可以说，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强制人民接受，则宪草中所规定的言论、出版及结社等基本民主自由权，特别的思想信仰的民主自由权，都无形中给抹杀了。这样，凡是不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民，都不能被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国民了。至于批评三民主义的人，更不用说是有罪的「思想犯」哩！难道这是现代的民主宪政所能容许的吗？！
第二、宪草第三章至第九章关于「国民大会」，「总统」，「行政」，「立法」，「考试」，以至「监察」的种种规定，除了将当权党所一贯主张及其所施行的「五权」政制编制在这一宪草上之外，其根本用意是企图将总统、行政院和立法院间的权力关系略予协调（就较五五宪草而言）。但像这样的政制，不仅比之西方先进民主国家一切民主政制是畸形的，而且其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因为像这样的政制，既非两院制，也不是内阁制或总统制，真是非驴非马，不知所云！其实，假如采取现代最民主的国民大会一院制，则此宪草中的一切矛盾和混乱就可以消解了。因为只要是真正由民主的普选而产生的国民大会，它不但应当代表人民选举和罢免总统，而且应当对最高行政和司法人员有推举，监督和撤退的全权，——在这种情形下，不但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可以获得完全的统一与协调，可以避免立法、监察与考试等院之架床叠屋的累赘，（因为立法和监察既是国大的经常机能，而考试则只须一个简单的委员会就够了），而且所谓总统制与内阁制也就无形解决了。也许有人会怀疑，像这样具有全权的国民大会未免太「专制」了，但人们必须注意，这样国大的代表是由普选产生的，直接对人民负责，人民不但有权选举他们，而且还有权撤退他们；同时，这样的国大必须每隔两年改选一次，使其不断革新其成份，以便及时反映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在目前我国政治上所表现的贪污横暴与腐败无能已达到极点的时候，除了实行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一院制外，是绝难获得改革的。但这次的宪草竟完全与此背道而驰。
第三、我国当前民主改革任务上最为中心且最迫切的是土地问题，即大家已经公认的「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因为这一问题不获得合理的解决，不但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城市工商业的危机将日益加深，而且势必引起整个农村的混乱和骚动。然而这次的宪草党员有关整个国家社会经济政治的这一中心问题，竟完全采取了敷衍的态度。假如宪草第十三章第一百三十九条说：「国家应使耕者有其田」。但怎样才能使「耕者有其田」呢？宪草中却没有一语提及。由此充分证明：宪草并不是要解决和规定国家的根本问题，只是将问题加以敷衍搪塞而已。
第四、对于国内弱小民族的问题，这次宪草中甚至完全忽视，无一语提及，以致在现政府当局所一手布置的「国民大会」上也引起了蒙、回、藏的「代表」们的不满和抗议。其实，我们国内的弱小民族问题，现在已临到一个最严重的阶段了。不但外蒙早已宣布独立脱离，新疆回族已屡起叛乱，（如伊宁事件）东蒙一度要求自治，就是内蒙也正在酝酿动乱之中。假如不及时对这些弱小民族问题有一合理的解决，即一方面承认其自决自主的权利，同时以联邦的形式与汉族在一个国家内统一起来，则在不久的将来，定会发生不可抑制的民族纠纷；在东北至西北的边疆上引起可怕的混乱的。在理论上说来，我们既反对外来帝国主义的压迫，要求民族自主自决，则我们汉族对国内其他弱小民族也就应该承认其自主自决的权利，——因为只有在这个民族平等权的基础上，才能避免各民族的严重纠纷而建立汉满蒙回藏的真正合作与统一的国家。所以一个民主的宪法是必须将民族自决权规定在里面的。
这次宪法草案应予以批评的地方尚多，但作者为了篇幅所限，暂止于此。最后，且让我们将中共及民主同盟方面，关于宪法问题的意见来说几句吧。
中共及民盟是现时公开反对这次宪草的党派。尤其是前者更坚决宣言这次国民党所修改的宪草是违反了协商会议的原意的。但中共及民盟在协商会议中对于宪法的意见究竟怎样表示，我们无从知道。单就其领袖们的个别言论，（如周恩来氏在本年三月十八日招待记者时对宪法问题所发表的意见，及罗隆基氏十二月六日在金陵大学讲演「我对于宪草的批评」等）尤其从它们的事实表现上看来，它们与国民党所争持的，其主要点似乎是限于立法院与总统及行政院间的权限问题，以及中央集权与地方均权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共及民盟，企图扩大立法院的权力以抵制总统和行政院的权力，及以地方均权减削中央政府的权力。这种倾向，在防制一党专政的观点上说来，自然含有相当民主的进步意义，但就整个宪政的基本立场说来，中共民盟与国民党只能算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因为无论是中共或民盟，都不曾争取最民主的国民大会的一院制之实现。相反地，它们不但赞成两院制，甚至主张削弱国民大会的权力，使之成为一种无定形的虚设机关；其次，它们对于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乃至五权政制等，都是原则上承认的；最后，它们对于极关重要的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差不多与当权党采取同样漠视的态度，至少是它们并没有积极地提出来使之规定在宪法上。这就给了民众一种印象：中共民盟与国民党间对于宪法问题的争持，似乎只是它们相互间权利分配问题的争持，尤其在国大代表和国府委员人数多少的讨价还价上，令人感到如此。假如中共和民盟要避免民众对于它们这类的不良印象，那就必须争取普选的国民大会一院制之实现，并坚持召集这样的国大来制宪，即以国大本身来起草和通过宪法，将土地归农民和弱小民族自决等重大问题，具体地规定于宪法之中。否则，民众是不会谅解它们的。
结论
这次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就这最近两天「国大」会议上讨论的结果看来，其大体依照原修正案「通过」，已是确定的了。但像这样通过的「宪法」，及依照这样的「宪法」来施行「宪政」，其后果是可以推想而知的。纵令不因此闹出什么严重的「反宪」运动，（像罗隆基氏所预示的）但这「宪法」对于我国今后政治局势的改善是不会有多大帮助的。
要想真正解决我国目前的政治僵局，把整个民族带到一个正常发展的坦途上去，只有广大的民众，尤其是工农大众自己觉醒过来，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足以改变社会力量关系的真实力量，才有可能。也只有到那时，新的代表历史进步意义的「宪法」，才能体现在纸上，并从纸上走进整个国家的实际生活之中。
科学的理论和历史的经验都教训我们：宪法只能是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体现，在现实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不会起过决定变化之前，进步的宪法和宪政是无法产生的。所以现时横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主要还是如何去改变社会诸种力量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和平（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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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和平
镜微（彭述之）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现在已经响遍了全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从工农大众，学生青年，大学教授，各式职业者，……直到参政会的参议员们，差不多都一致地喊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尤其是学生青年们，这个最富有敏感而具有朝气的一代人，更是反映了一般民众不可忍受的痛苦和急切要求。不仅用言语，而且用行动，用罢课和示威游行来反对内战，反对饥饿，（由内战所造成的）来要求和平了！这一”和平运动“，现在已成了一股洪流，在全国各方面泛滥着，震荡着，政府当局虽用尽方法企图堵遏，纵或能堵遏于一时一地，但洪流的本身是一定要依照自己的本性向前开展的。
中国经过了八年的痛苦抗战，再经过国共不断的军事冲突，人民大众已经受尽了千磨万劫，早已深深地感到不能忍受下去了。特别是自从半年前国共公开表示决裂毫无顾忌地进行全面内战以来，全国物质上所受到的破坏，双方军队所遭到的牺牲，一般人民大众直接间接地所遭到的迫害和痛苦，简直无法计算与形容。尤其是因内战而日益加剧的通货膨胀，物价奇昂，更使得一般民众陷于饥饿死亡的深渊。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国土已成了一个活地狱了……"国内的战争再继续下去，全国人民便活不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仗如果打下去，河北人民如何得了！”（河北参议员何鸿基）“赶快停战！赶快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像这类的悲叹和呼吁，到处都可以听到，以至反映到了上层的绅仕们当中。现在除了极少数的特权者和野心家外，谁都在迫切地期望立刻获得和平。
但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和平呢？这是当前最难解决而又急待解决的问题。假如不解决这一问题，一切和平的呼吁都是无用的，不会发生实效的。因为要求和平，甚至“和平谈判”，已经闹了一年多，然而内战不但不曾因此稍停，反而愈打愈烈了。现在有一部分人，主张恢复“政协路线”来谋求和平，可是现实的全面内战，正是“政协路线”破产的后果呢。因此，我们认为要真正“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专靠上层的谈判是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必须全国的人民大众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意志，来实行干涉内战，制止内战，实行裁判内战的双方，然后才有获得和平的真正可能。但要真正表现人民大众的力量和意志，便必须按照普选制由人民自己选出自己信任的代表，形成一个全国的具有全权的最高会议，——这便是我们一向所主张的普选全权国民会议。这样的国民会议，也许人们以为缓不济急，或一时难于实现，但除此之外，别的捷径在现时情况下是找不出的。只要全国人民大众一致积极起来坚决要求立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我们相信是可能办到的，因为这在各国历史上遇到大事变时，是数见不鲜的。因此我们向全国的民众提出如下的口号：
要求国共双方立刻无条件地停战!
要求立刻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共争执，实现和平！ |
论国民会议（彭述之，1946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
论国民会议
彭述之（一九四六年十月）
原刊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7期。
感谢力文录入、贺越校对
国民党政府当局已于十月十二日明令宣布决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会议”。这表示当权政党久已预约，并在十余年来多次宣布召集，又多次宣布延期而像谜一样的“国民会议”，现在是再不准备拖延了！
但这一“宣布”，不仅一般民众对之十分冷淡，不感兴趣，而且在野的某些党派甚至表示忧惧，尤其是共产党认为“张家口之占领及国民党之片面决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乃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证据”（路透社南京十二日电传中共发言人王炳南的表示）。人民大众对于这样的“国民会议”不感兴趣，自有其原因；某些在野党派对它表示忧惧，中共认定它的召开是“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证据”，也许有其各自的理由。但我们站在人民大众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推进民主改革的运动上，却绝不能因此便忽视国民会议在我国当前局势下的迫切需要，以及它在民主改革运动上的重大意义。假如人们认为当权政党现时所宣布召开的“国民会议”是非民主的、是“片面”而足以“造成全面破裂”的，人们就应当积极起来召集一个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一个足以解决国家当前一切重大问题、足以“造成全面和平”的国民会议。但不此之图，而仅以表示冷淡、忧惧及拒绝参加为限，那就无异于“因噎废食”了。
人们应当知道，民主的（普选的）国民会议，绝不能由统治者的自愿或恩赐而得。任何专制的统治者，在主观上总是害怕民主，不要民主的议会政制的。即使为客观情势所迫，也只有制造一套非民主的议会形式来应付、来搪塞、来掩饰其专政的本质。正因此，民主的议会制必须由下层民众的争取才能实现。在落后国家里，尤其是在反动的过渡时期，一般否认国民会议的历史作用固然是一种可怜的幼稚；但专靠上层的协商，希望统治者的赐予，而不动员下层群众起来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也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幻想。
固然，现时的人们对国民会议抱着如此种种的错误态度，自有其更深远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在客观上，因为会议运动或立宪运动，在我国历史上曾经遭受了不断的惨败，造成了种种的恶劣影响，因而养成了人们对于国民会议的许多成见和不理解；在主观上，某些人们基于其特有的立场，以为现今需要的国民会议也是像我们以往的“国会”一样，不是政治的交易场所，便是玩弄政治诡计的舞台，因而对于真正代表民众意志和利益的普选国民会议不感兴趣。而一般人民大众则因为缺乏民主运动（连普选的议会运动在内）的经验和传统，对于国民会议的意义更难了解。但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对于一般国民会议的问题有重新提出来加以探讨和解释之必要。
特别在现时，国民会议已成了当前最现实而迫切的问题，不但人民在客观上需要国民会议，各在野党派曾一致要求国民会议，就是当权政党也被迫着不得不召开其所谓“国民会议”了。不论当权政党行将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如何的不民主，如何的别具用心，另有作用，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就是：当权的政党已经深深地感觉到，如果再以赤裸裸的军事独裁照旧统治下去，是不可能的了；因而不得不准备披上一件民主政制的外衣来装饰；——这就是证明中国现时的民主改革要求，已经发展到了某种程度的阶段，再也不能用简单的军事手段来压抑了；这同时也就是证明，国民会议已成为公认的解决当前一切重大问题的工具哩。在这样的情势底下，对于国民会议问题如果没有明白而确切的理解，在未来的政局演变上，在民主的改革运动上，一定会招致种种的混乱和罪恶。所以，我们当政府当局正在要召开它自己的“国民会议”之际，特将这一问题郑重地提出来，略抒己见，希望一般人民大众赶速起来加以注意和认识，尤其是切盼凡是真诚拥护民众利益，愿为当前的民主改革，为未来的社会改造而奋斗的人们，来加以认真的探讨，从正确的认识上去发动正确而有效的行动！
民主与国民会议
但国民会议的意义究竟何在？它与一般的民主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是首先必须略予检讨的。
国民会议，就其本质说来，仍然是属于所谓民主的议会或国会（Parliament）的范畴。民主的议会制，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乃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之唯一合理的统治形式。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制度，才有可能使资产阶级内各阶层的利益和愿望相当地反映出来和集中起来，形成所谓“立法”（主要是宪法），并以此去影响其“行政”和“司法”，藉以保卫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因此，民主的议会制是资产阶级在其常轨的发展状态下所需要而可能加以实现的。
如果就其历史的起源和发展说来，议会制度又是资产阶级藉以反抗封建传统，反抗君主专制的武器（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节中将予以较详细的解说），并在此种反抗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踏上了政治的统治地位时，如果它要想尽量在各下层人民中发展它的影响，利用各层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来替它有效地服务（主要是创造剩余价值），则议会制度又是较能网罗各种力量（如改良主义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及贵族工人等）的良好工具。但当资产阶级的本身发展不健全，感到力量薄弱，而又处于不利的条件下时，虽然议会制度是这个阶级之“唯一合理的统治形式”，它都是不愿也不敢采取这一形式，往往藉用某种专政的形式来代替它的。其次，当资产阶级发展到最高阶段（如帝国主义的阶段），虽然它的本身势力的发展和觉悟，尤其当后者向它推行坚决斗争的时候，它又往往放弃了议会制度而转到更野蛮的专政。同时，在这个阶级发展的最高阶段里，即令没有无产阶级起来向它作坚决的斗争而还保持着议会制的形式，但这种会议制的民主也一定越来越压缩，在实际上是为少数的资本大王或财政寡头所操纵的。最后，就是最常轨的议会制度，对资产阶级本身内部虽然是最民主的，但对于下层民众，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在本质上还是专政的。
就整个的议会制度来说，它也像其他的事物一样，跟着一般的民主主义，自有其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当资产阶级往上升的时期，议会制度不但是这个阶级反抗君主专制的有力武器，是自己统治的合理形式，而且对于整个的社会发展也是尽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的；但在这个阶级走向斜坡时期，议会制度便不可免地成为欺蒙和压抑民众的辅助工具，而变质为反动的了。正因此，议会制像它本身之代替君主专政的制度一样，就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民主制度（苏维埃制度之类）起而代之了。这乃是任何政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逃避的规律或命运。
至于我们现时所需要的国民会议，在本质上虽然是隶属于议会制的范畴，但它与欧美一般流行的议会却有两个主要不同之点：㈠欧美流行的议会制，大多是两院制的（上议院与下议院），而国民会议则为一院制。凡两院制中的上议院，多是由于指派，或特种推选或间接选举，因而是不合于普选的民主制的。而国民会议则应当完全由普选产生，然后才是名符其实。㈡欧美流行的议会制，不仅是两院制，同时是将“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械地割裂开来的。真正的国民会议，应当是一个具有全权处理国家一切重大问题（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在内的）机关。当然，先进国家历史上所经过的国民会议并不一定合乎这一标准，但真能够得上称为国民会议的是大致接近这一标准的，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大会——NationalConvention。否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关于国民会议与一般民主主义的关系，我在《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求真》一卷二期）一文中曾有过这样颇为扼要的叙述：“就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解放运动的体现看来，民主主义的内容或民主的历史任务，其中主要之点是：解决土地问题，摧毁封建贵族的特权及其专制政治，建立民族独立统一的国家，而普选全权的议会政制是这一民主主义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现”（请参考上指该期14页）。假如我们将这一段话中所包含的意义再分成为“民主的内容”与“民主的形式”来看的话，那我们又可以这样说：“解决土地问题，摧毁封建贵族的特权及其专政，建立民族独立统一的国家”，乃是民主的一般内容，而“普选全权的议会政制”则是民主在政治上的总的形式表现。如果以我国现时的情形来作例，解决土地问题，改善工人地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外民族完全独立及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是一般的民主内容，则国民会议便是这民主内容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或总的政治形式。因此，要求民主而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则等于在政治上没有集中的表现，没有总的政治形式将一般的民主内容联系和综合起来，形成整个的统一的斗争路向。
但国民会议所能起的作用及其与一般民主主义的具体关系，也像一般的议会制度与一般的民主主义的本身一样，是最为复杂而多种多样的，是跟着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化，因而或多或少改变其形式和内容的。因此，我们要想对这问题有一个更具体的更进一步的理解，只有从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中去探求。
西方先进国家议会制演变的经验
一提到议会制，现在大家都公认英国不但是这一制度的典范，而且是它的摇篮。一二一五年之有名的“大宪章”，就是一种所谓国会的产品。但那时的“国会”是贵族的。在英国第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议会，乃是十七世纪的“长期国会”，这是由反抗君主专制的火焰中生长起来的。它曾发动了英国最广大的下层群众（以伦敦为中心）并武装他们起来反抗专制的君主（查理第一），把他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推行了广泛的民主改革。但正由于那个国会所号召起来的民主改革超过了它自己的头，于是资产阶级分子便自动退缩，宁愿让斯图亚特的专制王朝复辟。但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的种种压制下资产阶级又感到不能忍受，因而又有一六八八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这革命算是替英国资产阶级奠定了议会政制的基础。但“光荣革命”所创造的议会不仅头上顶着一个王冠（所谓立宪君主），而且资产阶级也还是与地主贵族妥协的，选举更是距离民主甚远。所以英国的议会要变成真正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要达到普选的程度，还须经过长久的时间，经过产业革命，经过几次的“改革案”，尤其是要经过下层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推动。一八三〇年——四八年代著名的“宪章运动”，就是一个显例。在这运动中曾举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群众会议和联名请援，要求凡满21岁的男子均享有选举权，平均选区，秘密投票及取消议员财产资格的限制，议会年选及议员给薪等等，——英国的议会在这种运动的推迫下，才逐步完成了它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性（普选制），取得了世界典范的称誉。
现时英国的民主议会制可说已达到了饱和点。麦克唐纳及爱特里这些改良主义的精灵之继续起而代替张伯伦和包尔温之流组阁执政，一方面固是英国的民主会议政制发展到最高度的表现，但同时也证明了这同一制度已临到了极限。在下一历史阶段中，如果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政制不为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所代替，将不可免地要像以前意、德一样为法西斯主义所牺牲。
另一民主议会政制的典型是新大陆的美国。（美国与英国议会政制的主要不同所在，就是后者代表内阁制，而前者代表总统制。）但美国最初的一个议会——大陆会议（ContinentalCongress），也是在反抗英国的独立斗争中产生和形成起来的。这个大陆会议曾发动了独立战争，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一直将战争领导到最后的胜利，在新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另一种典型的民主议会政制。无须说，美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发展到今日，也是经过了多次的改革，尤其经过了群众的推动才完成的。但今天的美国议会制，表面上虽带着最民主的面具，但本质上早已成了几打资本“大王”或“六十家族”的御用机关了。
法兰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模范，因而产生了最民主的革命的议会——国民大会（一七九二——九四年）。这个国民大会虽然不是由于普选，但却是真能代表当时一切民众的意志和利益的，且赋有解决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全权（包括立法、行政及司法在内），因而可说是名符其实的国民会议。这会议曾彻底粉碎了封建的锁链，处决了专制的国王，解决了土地问题，并动员全国力量，组织民军，抵御了欧洲一切反动势力向民主法兰西的进攻，这堪称近代史上发挥了最伟大的权威，导演了巨大进步作用的一个议会。但这种最民主的革命的议会，虽然本质上彻头彻尾是代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利益的，而资产阶级本身之害怕它，却有如害怕其影子。以致终于自愿牺牲这种议会而接受拿破仑的军事独裁，最终且让布尔帮的幽灵重新回到专制的王座上来，因而使法兰西陷于反动与革命的漩涡中至半世纪以上之久。直至吃了普法战争（一八七〇年）无比败仗之后，法兰西才恢复共和国（所谓第三共和国），踏上议会政制的轨道。但第三共和国时代的议会，比起它的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大会来是远为落后的，虽然表面上推行了普选制，但实际上常是各种各式的资产阶级政客，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及所谓社会主义的投机家和工会官僚们玩弄政治诡计，勾心斗角，追逐权力的舞台。因而所谓“议会把戏”，在法国会议中表现得特别露骨。也正因此，法国的议会是最为纠纷的，由它产生的行政机关是最不稳定和无能的。所以在希特勒轻轻一击之下，法兰西的民主帝国就崩解了。这次大战后依靠英美而重新恢复的“第四共和国”，重新恢复的民主议会政制，其所表演的仍旧是过去议会的老把戏，因而重演其过去的纠纷，所产生的行政机关也重复其过去的无能与不稳定。这充分证明：法兰西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来代替现时的议会政制外，势将陷于法西斯专政的悲剧之中。
德国的议会，是由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所产生，即佛兰克府的国民会议。但因为德国资产阶级的卑怯，这个议会仅在历史上表演了一下软弱无能的讽刺后，就烟消云散了。直至普法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在工人运动的威胁之下，才召开国会，恩赐资产阶级以“参议员”。所以在霍亨锁伦王朝的末期，表面上虽号称君主立宪，但德国的议会始终是君主贵族的附属物，不会发展到英美资产阶级的那样的议会政制。第一次大战末，德国的工人和兵士暴动起来把威廉第二撵走，并成立了一些苏维埃，德国资产阶级依靠着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之助，才热心起来赞助民主共和国，召集国民会议，制定“威马宪法”。然而这已远落在历史的车轮之后了。因为那时，德国除了走上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外，就只有法西斯的道路。结果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威马宪法及其议会政制，不过是替希特勒准备其踏上政权，造成这次战祸的悲剧而已。
俄国的议会政制，正如俄国的资产阶级之接触政权一样，不但是最落后的，而且也是最短促的。这是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先天的怯弱，自始就害怕民主主义，害怕民主的议会政制。但俄国的工人阶级，却与之相反，不但一开始就接近社会主义，并且还坚决地要求实现彻底的民主主义。所以在沙皇专政底下，坚决主张召集立宪会议，成立共和国的，不是资产阶级，反而是工人阶级及其影响下的农民。直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工人和兵士摧毁了沙皇政府，成立了苏维埃，俄国的资产阶级才勉强承认共和国，接受政权。但这个资产阶级（以米留哥夫代表）还企图建立一个不要议会制的共和国，一再延期召开议会立宪。也正因此——工农兵的民主苏维埃得以迅速的发展，因而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会议刚要召开之前，无产阶级便踏上政权了。于是无产阶级的民主苏维埃政制，便直接地跨过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政制。这不但把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议会政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制紧扣起来，创造了另一个典型，而且替东方的落后国家预示了一个极可宝贵的先例。
由上面略叙英美法德俄几个国家的议会政制发展经验看来，我们可以得出底下几个主要的教训：一、民主议会的政制，绝非由于和平谈判，而是在群众反抗君主专制或外来压迫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二、这种政制虽然是资产阶级唯一合理的统治形式，但这个阶级本身往往不愿意运用这种政制，甚至害怕接近这种政制。三、因此，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政制，只有在群众继续推动和压迫之下，才能获得发展和完成。四、当这种政制获得发展到完成时，它一方面充当了笼络工人贵族的罗网，同时又变成了少数财产寡头的御用机关，除了用社会主义的政制来代替它外，就要酝酿法西斯专政的灾祸了。五、在较落后的国家中，这个政制实现是极短促的，然而它的运动又是推进另一新的政制——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加速产生的动力。西方先进国家在议会政制的经历上所表现的这些教训，都是值得我们东方落后国家的人民十分注意而必须加以接受的。
我国议会政制运动的教训
我们的议会政制或宪政运动，比起西方先进的国家来，只是一种讽刺，然而并不是没有教训的。
戊戌维新运动同时也就是一种宪政运动。但这种运动的领导者，只是在幕后推动光绪皇帝去拼命发布维新命令，却完全不会注意到召集一个民主的议会来团集各级人民代表来拥护这一运动，加强这一运动并以此去抵抗反动势力的压迫。这一点虽然不是戊戌维新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戊戌维新的失败召来了义和团的暴动，而义和团的暴动又招致了八国联军进攻的惨祸。满清在这种惨祸之后，就是最顽固最反动的西太后也被迫着不得不把她最憎恶并亲自取消了的戊戌维新政令重拾起来颁布，宣布准备立宪，成立了资政院及咨议局（即现时的参议会）之类，以图苟延残喘，奈为时已太晚，——这又证明反动的统治者，总是要到迫不得已时，才肯准备采用一点民主政制的形式来敷衍搪塞的。
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同盟会，从戊戌政变中取得教训，决心用革命手段来推翻满清的专制政府，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但该会的领导者们，除了政纲上的缺陷及忽视农民群众力量外，对于当时已经发动的宪政运动不去参加，不去推动，不提出像普选国民议会一类的口号去号召各层人民起来参加政治斗争，而专注于军事暴动（实际上许多暴动是冒险的），致使宪政运动完全落在接近康梁思想的一班改良主义者手里，这不能不说是铸成往后辛亥革命形成流产失败的原因之一。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宣布了共和国，但没有认真立刻召集一个普选的议会以团结并集中全国一切民众的代表们来支持它，只是忙于同袁世凯进行谈判协商，这无疑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民国二年初虽召集了国会，但这个国会的产生并非由于普选，所以它的构成份子——议员，除了一部分同盟会的老会员外，绝大多数是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尤以清末康梁的立宪派占优势）；而从下层民众出来并能代表民众利益的份子，简直绝无仅有。因而这个国会也就成了一班官僚政客们玩弄议会把戏的政治交易市场，以致袁世凯轻易地用威胁利诱的种种手段驯服了大多数的议员，最后则解散了它。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这是当时国民党领袖们公开号召重新召集一个普选的议会来动员民众，收拾时局的好机会。但不此之图，他们专门从事于所谓“护法”运动，以致闹得乌烟瘴气，形成我国历史上一个最纷乱最污糟的时期。而在这时期内，我们的议会的丑态，它的奇形怪状，也就表演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至于袁世凯之召开“国民大会”来“选举”自己作皇帝，黄锟之贿买“议员”（所谓“猪仔”）来“选举”自己作总统，那更是我国议会上最最恶毒的讽刺了！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与共产党一致主张召开国民议会以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专政，对抗段祺瑞（执政）的“善后议会”，这在当时的政治上是适合时宜的。但人们既不会将国民议会与其他的民主任务（如对外民族独立、土地问题、改善工人地位等等）密切的联系起来，同时对于产生此种会议的普选制又没有明确规定（他们以所谓职业团体的选举代替了普通选举），最坏的是，甚至除了发表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宣言，在很短期间内闹了一下“促进”运动之外，就不声不响地把这一国民议会搁置起来了！这又证明人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政治意义，直到那时还是一部不曾打开的书。
至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悲剧中所建立起来的军事专政的国民党政府，十余年来虽然屡次宣布要召开国民会议，成立宪政，但直到“八•一三”抗战后，还只能以“参政会”来敷衍！这就不禁叫人又回忆起满清末年当权者的“立宪”的故事来了。至于现时正在准备召开的“国民会议”，究竟与辛亥革命后的某种“国民大会”有何种不同，也不禁令人大起猜疑。
如果综合上叙我国的会议政制运动或立宪运动看来，底下的几点教训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我们的专制政府（从满清到现在）对于民主的议会政制都是极端仇视的，倘若被环境迫到不得已时，则制造一个虚伪的议会形式来敷衍（如咨政院、善后会议及参议会之类）；假如有必要时，则制造一个假国民大会或国民会议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二、我们的资产阶级比起西方的前辈来，更害怕民主的议会政制；而我们的政客们，平时既不敢要求民主的议会政制，不愿实现普选的国民议会，但一遇到某种形式的假议会出现时，又趋之若鹜，视为政治交易的绝好市场。三、民主的国民会议，没有广大下层群众的有力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依俄国的经验，这种会议的实现又将促成另一种更高级的民主政制的到来。这些教训都是从痛苦中、甚至灾祸中所铸造出来的。假如想要推进民主改革运动的人们不理解这些教训，不接受这些教训，不管他们主观上如何诚心诚意，但在客观上总是要成为民主改革运动的绊脚石或罪人的。
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与各方的态度
现时当权政党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其根本作用，我们在文本开始时已经指出。但据当局历次的宣告：是为了完成宪政，“还政于民”，因而规定这个“国民会议”的任务只在“通过宪法”，并根据“宪法”来改组政府。但像这样的“国民会议”究竟能否“还政于民”，能否改组真能代表人民的政府？为使大家了解，还值得费点时间来分析一下。现在就让我们将这个问题，“国民会议代表”的产生及其构成份子来略加检讨吧。
大家总还记得，现时的“国民会议代表”是远在十年前产生的。而产生的方式，名义上虽说是“以普通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之方法行之”（宪法草案第二十八条），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因为一千七百名“代表”当中，即有五百名是国民党的中委员及由国民党政府直接指定的。其余的一千二百名表面上虽经由民选，而实际上不是各级党部暗中操纵，就是公开圈定的。所以这次“国民会议的代表”，只能算是国民党的代表，与人民大众是绝少关系的。以这样的“代表”来开“国民会议”，至多只能算是国民党代表的扩大会议。以这样的“会议”来“制定宪法”，“还政于民”、“改组政府”即令不叫人感到气愤，至少也感到滑稽。
诚然，政府当局已迭次要求共产党及其他党派派遣派若干代表所谓社会贤达参加，企图以容纳各党各派的代表及“社会贤达”来表达这种“国民会议”是代表“国民”的。但即令如此，这个“会议”仍然与一般的“国民”无关，至多也不过是国民党的代表们与某些在野党派的代表之一个联合会议而已。由这样的会议来“改组政府”，或者可以称之为“联合政府”，但绝不能称为人民的政府，更谈不上“还政于民”。
所以无论从任何方面说，现时国民政府当局所要召开的“国民会议”，是名实不符的，即以现时欧美各国一般民主议会的标准看来，也未免显得太过讽刺。这就无怪乎一般人民大众对之“表示冷淡，不感兴趣”了。至于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现时对于这个“国民会议”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应予以批评的。
据中共发言人王炳南的郑重声明：“张家口之占领及国民党之片面决定于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大，乃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表示”。从这“声明”看来，共产党对即将召开的“国民会议”并不是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根本反对它的不民主，它的虚伪性，而只是指责国民党不应在“张家口之占领”后“片面决定”“召开国大”，以为这样便是“政府决意造成全面破裂之最后表示”。假如国民党不占领张家口或在另一种条件下召开这同样的“国民会议”，共产党是不会拒绝参加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共产党在过去的“协商会议”中早已不反对这个预定的“国民会议”，它所要求的只是多派几个代表来参加这一“会议”，并在未来的“改组政府”中多占据几个席位。所以争来争去，讨价还价，总是不出乎对“国民会议代表”及“国府委员”要占多少的问题；而对于这个“国民会议”本身是否民主，由这样不民主的国民会议是否能产生民主的政府，则早已置之度外了。其他的党派，如民主同盟及青年党的态度，也差不多是如此。这就证明：我们现时所谓的民主的党派，对于真正民主的国民会议，民主的政制，并不感兴趣。而它们所最感兴趣的，倒是国民会议代表及国府委员的多寡，至于这个“会议”和“国府”本身之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只好任其自然而已。民主云乎哉，原来如此！
由此，我们更加有理由说，如果人民大众自己不积极起来争取民主的改革，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民主的改革及民主的国民会议是不会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的议会制运动，还是要重演过去的丑剧和悲剧的。因此，我们希望人民大众，尤其是真诚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服务的人们，应当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索问题，用自己的行动来解决问题，首先要积极起来，争取民主的国民会议，以推动一般民主改革之实现。
人民所需要的国民会议
但我们人民现时所急切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民会议呢？如果再用一句简单的话来答复，就是“普通选举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
因为我们国家现时所处的境地实在是太艰险了，我们人民现时所遭受的苦痛实在是再难忍受了！抗战八年的结果，日帝被打倒了，但国家仍然处于半殖民地的困境；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因缺乏土地及遭受千百种的剥削和压迫，愈来愈陷于死亡线上；千百万的劳工愈来愈濒于饥饿和奴役的深渊；国内弱小民族则因种种不堪忍受的痛苦而常起暴动（请参考《求真》一卷二期一六一一八页）；贪官污吏更横行无忌，任意鱼肉人民；尤其是国共两党则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极残酷的内战；——这表示我们的“对外民族独立问题”、“土地问题”、“劳工改善问题”、“肃清贪污问题”以及当前的“国共纷争问题”等等，都迫切地，急不容缓地等待解决。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国家民族才能从现时极端艰困、混乱、腐恶和苦痛的深渊中救拔出来，踏上解放的复兴的大道。但要认真解决这些问题，在现时只有立刻召集一个普选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
所谓普选，就是按照一定的年龄，不分男女性别，不受财产限制，人人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并由直接和不记名的投票进行选举。因为只有由这样的普选制来产生国民会议代表，才能杜绝任何的指派圈定，防止党派的把持操纵。也只有如此，才能集合并集中全国一切有能力而又能代表各层人民利益的代表们于一个国民会议，来认真讨论和决议国家一切重大而迫切的问题。
所谓全权，就是由这样选举出来的国民会议，不受任何干涉，任何限制，有权自由讨论，决议和公布任何重大问题，乃至制定国家根本宪法[1]，并具有全权推选行政机关（包括司法机关在内）来执行。如行政机关违背决议案或执行不力时，国民会议得随时重选或改组之。对于任何行政官吏，如发见其违害人民利益，或贪污腐败时，国民会议得随时议决予以罢免或惩戒之。只有这种全权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要求、和利益，从上至下地实行民主改革（如民族独立、土地问题、改善工人地位等）实行改变一党专政的官僚制度，使整个国家走上现代的民主化。也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解决当前国共两党间的严重纠纷，使它们在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处置。”（请参阅《求真》第二期二十页）
最后，实现此种民主国民会议的前提条件，是：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和信仰的完全自由。因为只有在这些前提条件之下，人民才能自由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发表自己对于国事的主张，各个政党才能自由宣传自己的信仰和政纲，好让人民自由选择。也只有这样，在进行选举时，人民才能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各政党才能自由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用自己的政纲去自由争取人民的信任和选票。所以争取一般的民主自由，又是争取实现民主国民会议的绝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结论
历史现在已明白地将国民会议问题提出于我们的议事日程了。各阶层各党派都将要在这一问题上受到一次难以掩饰的“民主测验”。专政者将不可免的要继续以虚伪的国民会议来应付，来掩饰其专政的实质；投机的党派或政客们，定将忽视民主的国民会议，而以某种虚伪的国民会议为满足，企图从中弄玩议会把戏，追逐私利；但真正为人民大众的解放利益而服务的党派或革命家们，也必然要反对任何虚伪的国民会议而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而奋斗。后者一定会胜利的，因为这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民大众最后一定会拥护他们的。
在为此种民主的国民会议的奋斗进程中，人们应当记取西方先进国家议会政制发展的经验（尤其是俄国的经验）及我国自己的教训，藉作指南。有了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和自国的教训作指南，民主改革运动（连国民会议运动在内）一定要达到胜利的彼岸，——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超民主主义的时代正在等待我们呢！
[1]许多人都喜欢谈宪法，殊不知没有民主的国民会议，民主的宪法是不会产生的。即会产生，如果没有民主国民会议去监督其施行，也是等于空文。所以作者认为当前的急切问题不在宪法，而在于能够制定民主宪法的民主国民会议之召集。 |
青年与文艺（一九四六年九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青年与文艺（一九四六年九月）＊原刊于一九四六年上海出版的《青年与妇女》第七号。（后改名《新声》）青年人，尤其是智识青年们，大都是爱好文艺的。这种情形，在落后国家特别普遍而显著。因为青年人不但富于情感，而且特别喜爱具体的故事；而文艺（如小说及戏剧）正是具体地描绘着人世间各种各式的悲喜剧的故事，充满着喜、怒、哀、乐、爱、恶等等的情感的。在落后国家里，由于种种“落后”的条件（如经济、政治及文化各方面的落后等），致使青年人处处感到不满、烦闷、痛苦、甚至迫害，因而他们的感情更需要有所寄托和发泄。而文艺在一定的限度内颇可以满足青年人这一需求。正因此，在落后国家中文艺对于青年们便往往起着重大的作用，甚至常常是“启蒙”的作用了。在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但丁、薄伽丘、乔约和莎士比亚们的作品对于当时及往后几代青年人发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凡是稍通西方社会文化思想史的人们都能知道。即以俄国而论，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直至本世纪初，好几代的青年人都是受了西欧及俄国文学作品的感染，最初获得了近代的启蒙知识和思想，因而在各种各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了推动的或领导的作用。例如前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到民间去”的运动中，成千成万的青年学生们差不多都是受了果戈尔、墨尔岑及屠格涅夫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而行动起来的。就是往后参加了甚至领导了俄国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许多人物，最初也是或多或少地受过文艺作品的启示，然后才更进而走上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的。在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智识青年一代人，更明显地多多少少是在西方文学的、特别是俄国文学的影响下最初获得了某种启示而踏进社会解放运动的潮流里去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五四”前后一个时期内青年学生们对于易卜生、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之表示如何热烈的爱好，就可明白了。固然，中国经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后，整个社会的政治的情况已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那种带原始性的文学启蒙影响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新起的许多青年们仍然期待着什么新的文学作品来满足他们某种情感上的要求。而事实上，确有无数的青年人在所谓新的文学作品中寻求他们被压抑着的情感上的寄托和发泄，有时甚至希望从那些“新文学作品”中探索人生的慰藉和出路。因此，我们觉得对于青年与文艺的关系，特别是关于青年对文艺应有的认识和态度，是值得重新来检讨一下的。首先，我们应当指出：在过去，绝大多数的青年们对于文艺的态度都是带些原始性的，主观的，不自觉的，甚至是盲目的。因为他们大都不曾懂得文艺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文艺与社会生活有何关系，它在人类的意识形态中占据何种地位，对于人们的生活能起何种作用？一般青年人爱好文艺，往往是出于主观的喜悦，或一时的兴趣，很少能从文艺的本身上，用批判的眼光探求社会的和艺术的评价。因而他们不能以独立的见解，根据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客观标准去欣赏文艺，创作文艺，而是不自觉地成了某一文学流派，甚或某些文学家乃至某些文学作品的追随者，模仿者或俘虏。对于文艺的这种态度，有时固然可能从好的文艺作品中获得某种进步的启示，发生某种高尚的情操，但碰到坏的文学作品时，也就可能受到坏的影响，养成偏激、错误、颓废、甚至反动的情感和意识。或者人们要说，对于文艺的这种原始、主观、不自觉、盲目和缺乏批判性的态度，乃是早已过去的事。现在的青年们已经大大地进步了，他们已经懂得文艺是什么，懂得用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客观标准去欣赏文艺，评价文艺乃至创作文艺了。也许有少数青年进到了这一境地，但绝大多数的青年人，甚至是自命为前进的青年们，却仍然是沉溺在主观的盲目的浓烟密雾里，不自觉地跟随某些自命为前进文学导师的人们兜圈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须回忆最近十余年来人们关于文艺理论和创作态度上的“朝令夕改”，混乱纷纭及对于某些文学家的盲目推崇，就够清楚了。人们总还记得：有一时期某些“文艺理论家”曾大吹其“普罗文学说”，反对“民族文学说”，认为凡是不赞同前者的都是反动或反革命。但曾几何时，那些曾经坚持“普罗文学说”的同一人物，忽然置“普罗文学说”于脑后而一下转到曾认为反动的“民族文学说”，乃至“国防文学说”的沼泽里去了。现在“国防文学说”又已成过去，而什么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说正在开始抬头哩！此外，还有什么反对技巧的“大众文艺说”，反对古典文学的“新写实主义说”，“宣传文学说”，“改良旧戏剧说”，“罗马化文字的文学说”等等，不胜枚举。一些天真而头脑简单的青年们，在这些变来变去的五花八门的文艺“理论”和主张号召之下，不是弄得头昏眼花，无所适从，就是盲目地跟着转来转去，瞎闯瞎碰，结果除了浪费光阴和精力外，就是养成了一些牢不可破的谬误见解。现在的青年们，要想真正自觉地接近文艺，认识文艺，欣赏乃至创造文艺，总而言之，对文艺采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首先必须从那些自称前进文艺导师的先知们的欺蒙和混乱束缚下解脱出来，重新从文艺的理论上学习一些最基本而正确的智识，然后以批判的精神去研读一些古典的名著和现代的重要著作。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避免变成任何文艺流派，任何文学家及任何文艺作品的盲目的追随者，模仿者或俘虏。文艺究竟是什么？先进而光辉的文艺理论家（如普列汉诺夫）早已提出了正确的答案：文艺不过是现实社会生活之反映。文艺的内容是否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就全看该文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和有无意义来决定。但文艺本身既是一种艺术，那就不仅仅以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为限，它还必须具有艺术的技巧。否则便不成其为文艺，只能算是一种单纯的记事或记叙而已。所以文艺，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又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之“升华”，或社会之花。如果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来，文艺不但和其他的艺术（和音乐、舞蹈、绘画、雕刻等）一样，而且和一切科学，哲学乃至宗教等一样，同是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假如我们透彻地理解了文艺所含有的这几个最基本的要点，那就不但以前人们所渲染着的什么文艺是理想的化身，是天才神秘的流露，是人类唯一最高精神的表现，都变成了无稽之谈，就是我们的先知们十几年来应声虫式的或自行捏造的关于文艺的许多“理论”和“主张”，也就迎刃而解了。倘然你理解了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那只要你的文学作品真能反映社会生活中某一有意义的故事（客观上可能的故事），或社会运动与事变中某一有意义的部分，某些起着一定作用的人物之行为和心理状态，且能用文艺的手法表现出来，烘托出来，那你的作品就自然而然地会具有某种社会学上的艺术学上的客观价值了。同时，假如你真能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能依客观事实的逻辑去处理你的作品，那也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进步的写成进步，将反动的写成反动，那时你的作品自然会与社会发展的逻辑和社会进步的动力（阶级）相吻合，即使你不标榜普罗或前进，也自会吻合于普罗或前进的观点和利益。否则不论你口头喊些什么进步的口号，说些什么漂亮的名辞，其结果总是背道而驰的。因此，文艺只要忠于写实主义的方法，真能将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意义的部分反映出来，则这种作品自会具有它的社会学上的价值的。伟大的巴尔扎克正是如此。虽然他的主观上的意识是同情反动的王党和天主教，但因他最忠于他的写实主义的方法，因而其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描绘出来的典型人物，都违背了他的主观意识而完全符合于社会发展的动向。至于写实主义本身，原无所谓新与旧，只有真与假及彻底和不彻底之分。像现时某些自称前进的文学家们，虽然口头上曾大吹大擂过新写实主义，但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内容却往往是矫揉造作，歪曲或远离事实的。同时，真正的写实主义，自然会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显现其光明面，——这样，所谓文学的宣传意义或教育意义，无须你特别去标榜或提倡，自会含蕴在你的作品之中。否则，一味鼓吹宣传文学，结果常是成了不三不四的标语口号或政治论说，与文艺风马牛不相及。文学既是一种艺术，如果因为要求大众化而否认其艺术上的技巧，那就无异于根本否认文艺本身。凡是真正有价值的文艺作品，可以说是大众化的（因为真实地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是大众可能了解的），同时也是艺术的。在文艺上冠以“新民主主义”的头衔，等于以前被冠以什么“民族”或“国防”的头衔一样，同是一种应时而投机的装潢物。假如文艺是写实的，在民族受压迫和被侵略的当中，自会反映出这些受压迫和被侵略的事实，以及争取民族解放的各种可能的故事。假如民众在实际生活上感受到了专制主义的压迫而需要民主，写实的文学也自会反映民众这类的意识和情感出来。说到民主主义本身，原是近代历史的产物，是含有一定的阶级性的。从社会学上说来，所谓一般的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工人阶级的民主主义却与社会主义不可分离。所以民主主义绝无所谓“新旧”，只能有阶级的性质之区分，旧戏剧的改良说，不但与以前的文言改良主张同一荒谬（因为旧戏剧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是反动的，腐朽的，只有对它革命，绝无改良之可能），而且在话剧已逐渐抬头的今日，不去积极推动话剧的发展，反而干些什么改良旧戏剧的勾当，这在文艺上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倒退行为。至于提倡以罗马字母拼音的文学来代替现时的汉字文学，则正有类似于以前某些人们（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提倡以世界语代替汉文，是同样地远离事实，同样的乌托邦。最后，关于对某些文学家的推崇，假如值得推崇的话，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不过推崇一定须要有一个限度，尤其不可将被推崇者神化起来，当作拜物教去崇拜。但不幸，我们的文学界的某些先知们却把高尔基，甚至鲁迅都神化起来了！固然，高尔基在现代的文学上确有不少的贡献，他的某些文学作品（如“母亲”）甚至在俄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中曾发生了相当的影响，值得我们推崇，值得青年们学习。但人们把高尔基比作世界的“太阳”，将他的一言一语，一行一动都描成为人类的典范，那就不但只是神话，而且也大大地违反历史的事实了。凡是稍微熟悉俄国史实的人，都知道高尔基虽然是一个值得推崇的前进文学家，然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却是常常犯着錯誤，是一个很少可取的人物。例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在政治上即追随着“召回主义派”反对列宁；而在哲学思想上他又是波格丹诺夫的俘虏，卢那察尔斯基的同道。在“二月革命”后，高尔基办的“新生活”，曾不断地反对布尔什维克，尤其是坚决地反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张。“十月革命”胜利后，高尔基在一个短时期内虽替苏维埃服务过，但不久即对俄国农民的无文化发生失望，并对列宁的领导发生反感，而逃到国外作寓公去了。迄至列宁死后，斯大林排斥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元勋而独揽政权时，高尔基才又被迎接回到苏联来，因而从此也被人们神化起来，成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太阳”！其实，列宁早在一九一六年致高尔基的信中，便已正确地给了高氏一个评价道：“就文学上说，你是一个好文学家，但在政治上你却是一个坏政治家，你最好还是少谈政治为妙”（因原文不在手边，这儿所引的是大意）。至于我们的鲁迅，无疑地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因此，他在我们这个幼稚的文坛上虽然是一个最值得推崇的人物，同时也是青年们值得向他的某些作品学习的。但现在的某些人们却把鲁迅描绘成为中国的高尔基，不仅把他的文学作品推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甚至他的整个生平及一切思想和行为都加以现想化，命令青年们无条件地效法他。但实际上的鲁迅并不见得如此的“理想”，这是凡参加过“五四”以来一切社会活动的人们都耳闻目见，认得很清楚的。五四运动当中的鲁迅，除了他在文学上确有其光辉的贡献外（如《狂人日记》及《阿Q正传》等作品），从其他的思想和行动方面说来，是微不足道的。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鲁迅不但没有站在革命方面，而且常是以讥讽的态度对待革命和人物。那次革命失败后，当创造社的一部分人向左转，多少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而批评鲁迅的小布尔乔亚的文学作风时，他即装作“醉眼朦胧”的态度去藐视他们，并以恶毒的口吻讽刺他们。甚至当着“左派”的人们提倡“普罗文学”时，鲁迅也是以“黄包车夫不懂普罗”来嘲笑他们。迄至最后，鲁迅见到青年们越来越左倾，越来越离开他时，尤其当他看到了罗曼罗兰和巴比塞享受到“左倾”荣誉时，于是他才“左倾”起来。也正因为如此，他便被“左倾”的人们加以神化而捧上中国文学的王座了。如说鲁迅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上最有贡献的人，是新文学的选手，是可以同意的。但就他的一般的思想和行动上说来，却始终不曾脱离小布尔乔亚的根性。他对封建的残余势力确是仇视的、反对的，对之极讥讽嘲笑的能事的，但对于最进步的革命思想和人物却也常采取了讥讽笑骂的态度。因此我们可以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虽远不及高尔基，但确是高尔基一类型的人物，即在政治上也多少是接近高尔基式的。我们再重复一句：高尔基和鲁迅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值得推崇的，他们的某些文学作品是值得青年们认真学习的，但如果因为他们在文学上的贡献而把他们神圣化起来，叫青年们当作偶像崇拜，那就有害无益了。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许多严重弱点，不仅不足以为青年法，而转足以为青年戒的。我们前面对于近十余年所最流行的一些对文艺的“理论”和主张的检讨，也许人们看了感到麻烦，但要想为青年们确定今后对文艺的正确态度，这种检讨绝不是多余的。只有从过去的经验（不管是坏的经验）中学得宝贵的教训，以为今后的指南，才能算是认真地准备去迎接明天。凡是害怕回顾昨日的历史，检讨过去的痛苦经验的人们，是绝不会有自己的远大前途的。现在的篇幅已不容许我们再多说下去，就此来暂作一个结论吧：一、我们的文艺经过了“五四”的革命（白话代替文言）和启蒙（即无批评地接受西方的各种文艺潮流）阶段，又经过了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输入及各种各色的文艺主张的混乱阶段之后，我们现在应该是要踏进一个明朗而正确的新阶段了。在这个阶段里，应该以真正的写实主义为指标。只有真正的写实主义才能如实地暴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显扬其光明面，帮助其他的社会思想引导着人类走上光明的前途。二、青年人为要获得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方法，便必须对于哲学（唯物的辩证法）及其他最基本的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和历史）加一番认真的研究，然后再进而探讨一些最进步的文艺理论（尤其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应该研究）并阅读一些西方文学的著作。三、对于欧洲文艺复兴起来一些可为代表的古典文学著尤其是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应该尽可能阅读。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文艺上一份最可宝贵而丰富的遗产。谁不愿意接受这份遗产，谁就休想懂得现代的文艺，欣赏现代的文艺，创作更进步的文艺。自然，在阅读古典的文学作品时，绝不可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而必须以批评的精神去分析它们，鉴别它们，欣赏它们，学习她们，理解它们所代表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从它们吸取一些最好的方法和技术，以为自己创造新文艺之借镜和资助。四、对于现代著名文学家（如罗曼罗兰、哥斯华茨、纪德、高尔基、辛克莱、乃至我们的鲁迅等）的作品，固然更应该去研究，但也应以同样的批评态度来分析它们，鉴别它们。只有如此，才能从拜物教的神秘下解脱出来，看出它们的本来面目，学得一点真正的有用的东西。五、对于任何一种文学，必须首先从社会学的观点上去分析它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是否真实，是否合于客观发展的逻辑。尤其要注意它所描绘的各种典型人物的阶级属性及其行动和心理状态的变化，是否在客观上可能存在，合乎逻辑的发展。最后，要看它所描写的事变和人物，是否具有社会的意义和典型的性质。只有如此，才能对于一个文艺作品的内容得出正确的社会评价。也只有如此，才能从事有价值的文艺创作。六、文艺既然是一种艺术，那就无论是欣赏或创作，都必须注意于艺术的技巧。例如：对整个作品的结构，对故事情节的布置和配合，对事物及人物各方面的（静与动的）描写，对处理故事中的各种矛盾或纠纷问题的态度，对各阶层及各种人物的言语或对话，……都不但要显得自然、真实、恰切、生动、合理，而且要令人能发生优美之感。凡是一部伟大的文艺作品，一定具有它的某种艺术学的价值的。凡是要创造一部新的文艺作品，也一定必须尽可能提高它的艺术学上的价值。上叙的几点结论，自然是过于简单的，太不够的，如果从文艺的理论上说来还是初步的。但本文的用意，只在于替现时爱好文艺的青年们指出对文艺应有的一个一般的正确态度。假如青年们具有这个一般的初步的态度去接近文艺，研究文艺，欣赏文艺，乃至创作文艺，那至少可以不像过去某些青年人天真地随便跟着别人乱闯，瞎兜圈子，满怀成见。相反地，有了这个态度，一定可以发扬其独立的，批评的和创造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是欣赏文艺，或创作文艺，不但可以避免错入歧途，浪费精力，而且可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报酬。我们这个国家，就现状看来，在任何方面都是落后的，混乱的，贫乏的，令人感到痛苦、愤懑和焦躁的。在文艺界方面当然亦不例外。但正因此，我们青年一代人的责任也就更为重大，更应当努力奋斗，挺起身来清算过去，准备未来，创造自己的新的前途。我深深地相信：我们的文艺方面也将同其他的社会方面一样，有一个伟大而光明的时代在等待我们的青年一代人！问题只在于：彻底摆脱那些半吊子的，走江湖式的，投机取巧的先知们的蒙蔽和“领导”。用独自的头脑，批评的态度和创造的精神去对待一切作品，一切事物和人物，大无畏地努力向前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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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论官僚制度（一九四六年六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
论官僚制度＊
彭述之（一九四六年六月）
＊原刊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三期。
在近来要求民主和反对专政的运动中，人们又开始特别注意到我们的“官僚制度”这一问题上来了。例如最近马寅初教授就特别提出了“官僚资本”作为攻击的目标，且获得了社会某些方面相当广泛的响应。至于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官僚把持操纵的呼声，则早已普遍到了全国。但我们的官吏何以特别贪污，我们的官僚何以特别敢于把持操纵，甚至垄断了国家一切重要的经济机关呢？这却很少看到对此有过较为明确的解释。换句话说，人们虽然痛恨贪官污吏，痛恨官僚们的把持操纵，但对于我们中国这种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BUREAUCRACY）的社会根源及其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却很少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因而对于怎样消除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也就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来。正因此，人们攻击官僚或官吏时便常限于枝枝节节，而所提出的救济方案，当然也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罢了。
我们为了正确地推进民主改革的运动向前发展，有效地反对军事专政及其官僚们的贪污垄断，现在把官僚制度来重新作一番科学的探讨，或者不算是多余的吧！
从欧洲历史上的官僚制度说起
凡是一种制度，如果形成了一种力量，不管好坏，便都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官僚制度当然也不能例外。官僚制度就其表现说来，乃是政治上的一种病态，有时候简直是社会政治上的一个赘疣，一个癌。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这种官僚制度是无法避免的。同样的理由，在另一历史条件和另一政治制度底下，官僚制度也就不可免地要被消灭了。
如果以欧洲历史来说，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是和君主的专制主义或专制政治同时发生的。更确切点说，官僚制度乃是君主专制政治的派生物或附产品。在古代希腊的奴隶社会里，我们不曾看到官僚制度的出现。但在古代罗马的“共和国”（奴隶主和自由民的共和国）灭亡及凯撒的君主专制政治成立之后，官僚制度便踏上历史舞台了。
在罗马凯撒的绝对专制的统治底下，从中央到各省各州各县，乃至各殖民地，都有各种各式的官吏。那些官吏们，从上至下地一级一级地管辖下去；从相反一方面来说，那些官吏们，又是从下至上地一级一级地服从上面，一直到凯撒为止。这整个的官僚机构，有如一个金字塔，底层是奴隶、佃奴及一般平民（如手工业者及小商人等），塔身是各级官僚，而站在塔顶上的便是凯撒。不但凯撒对于全部官吏具有绝对的权力，就是一个上级官对于下级官也往往有着绝对的指挥权。至于每一个地方官之对于奴隶、佃奴及一般平民们，那更是一个凯撒的缩影了。
构成这个官僚机构的阶级成分，乃是奴隶主及一部分商人和高利贷者。奴隶主的贵族们大概是担任行政上和军事上的职务，而商人及高利贷者则多半担任财务官及收税吏。
这种官僚制度，在凯撒的绝对专制所统治的庞大帝国内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这种制度，没有各级的官吏为其工具，凯撒是绝对无法统治那样庞大的帝国领土的。但这种官僚制度一经形成之后，它也就依照自己的特有逻辑发展。而这种“特有逻辑”的主要趋势是：官僚制度原来虽是为了专制君主便于统治下层人民而建立，但它发展至某种程度时，却往往自趋于“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使得君主专制政治日趋瘫痪，并引起下层群众的愤恨和反抗。结果常常是专制君主的统治，不是在下层群众的反抗之下趋于解体，就是在外来势力的侵袭之下被毁灭。而凯撒的罗马帝国则是在内外这两种势力的夹攻下垮台的。凯撒的罗马帝国瓦解了（自然，瓦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罗马的奴隶经济已走到了绝路），于是它的派生物——官僚制度也就跟着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在封建制度下，官僚制度是无法形成的。因为这种制度的特性是各个地方的诸侯或地主贵族们各自分立和分治，中间不容许有各种各式的官吏的存在。但当中世纪的末期，商业资本获得较高的发展而要求对内统一国内市场，对外扩大商业殖民地时，一种统一集中的君主专制政治又应运而生了。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英吉利，以及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的法兰西，便是这一时代最为典型的君主专制政治的国家。
在这种君主专制政治的制度下，久已消逝的罗马帝国的官僚制度又跟着重现于政治舞台了。固然，这种官僚制度比之凯撒治下的官僚制度有不少特异之点。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基础大大不同。前者的基础是奴隶经济，而后者的基础则已是前资本主义期的商业经济了。因而它的阶级之构成也就大有区别。这种新兴的官僚制度的构成分子，已非奴隶领主和罗马式的商人高利贷者，而是一种从封建制度脱化出来的地主贵族和开始从事原始资本积累的商业资产者了。但新兴的官僚制度的经济基础及其阶级成分虽然如此不同，然而这一制度本身的结构（金字塔式的结构），及其对于帮助君主专制统治的作用，和对于压制下层群众的方式，在基本点上还是与古罗马的官僚制度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官僚制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也就“自趋于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变成了社会发展的赘疣，“引起了下层群众的愤恨和反抗”，最后也就跟着君主专制政治的场合而被结束了。英国十七世纪的两次革命，以及法国十八世纪的大革命，就是结束此种官僚制度的范例。
代替君主专制政治而起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制。当这一民主制度还在往前发展，换句话说，当资产阶级还依着它的朝气向历史的山峰上爬，还有勇气运用自己的民主制度时，它确曾摒弃了官僚制度或官僚主义。十九世纪中叶左右的英国和美国便是这样。但当这个阶级开始趋于衰老，而又感到下层群众（特别是工人）的某种威胁时，它又逐渐地从历史的陈列所里把古旧的官僚制度搬出来作为自己统治的辅助工具了。例如英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资产阶级便在它的行政机构中以“保障事务官地位”的名义，将它自己的官僚制度逐渐地建立了起来。固然，资产阶级这种官僚制度，在它的民主制度尚未完全放弃时，与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是大有区别的。主要的区别就是：决定并担任国家重要政治的“政务官”（如内阁阁员及各省市的省长和市长等），都是根据选举的方法产生并定期更换的。在这种情形下的官僚制度，当然不会获得充分的发展。但当资产阶级完全放弃了民主制度而转向极权政制时，官僚制度便又以更凶横的面貌表现出来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官僚制度之登峰造极的表现。此种法西斯专政下的官僚制度，比起古代君主专政下的官僚制度来，固然含有许多特异之点，但就它的凶残横暴方面说，不仅和以往的官僚制度相同，而且是一切官僚制度中之最凶横的。
从前面简略的历史叙述看来，官僚制度明显地是寡头君主或“领袖”专政的必然产物。它的政治作用，则是君主或“领袖”代表少数上层阶级（如奴隶主、商人高利贷者、地主贵族或金融资本家等）的特殊利益用以压榨人民大众的一种机构或工具。这制度，由于它本身所导演的政治作用的特性，往往与贪婪横暴和腐化无能乃至愚蠢无知，是联系在一起的。要根本消除这种制度，首先就必须消除任何形式的“寡头专政”，其次则必须以人民大众的真正民主制度去代替它，否则，即令一种官僚制度打倒了，另一种官僚制度又要跟着产生出来。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尤其表现得明显。
中国官僚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欧洲的官僚制度既是发生于凯撒的罗马帝国，则我国的官僚制度便显然是起源于秦始皇所建立的统一集中的帝国中。
也许有人会说，西周也是一个集权的国家，在那时应当已有官僚制度了。但实际上，西周时代的“中央集权”（指初期），仅是一种军事部落国家的中央集权，有如欧洲古罗马灭亡后查理曼大帝时代的“中央集权”一样，不过是替封建制度奠定基础的一种工具而已。只有到了秦始皇消灭六国，破除封建制度，建立统一集权的君主专制帝国时，官僚制度在客观上才有产生之必要与可能。
因为秦始皇既消灭了封建诸侯的割据和分治，铲除了封建贵族在政治上的世袭特权，把全国领土划分为许多郡县而统一于中央君主专制政府，这样，从中央到各郡县、各地方，便需要有大批的官吏，以便从上至下地来统治人民了。而这大批官吏也就从上至下地形成了整个的系统，变成了专制君主压制人民大众的机构，由此官僚制度才第一次出现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但秦代所建立的官僚制度，同它的君主专制政治本身一样，还不曾达到充分发展其机能的时候，便被一个凶猛的农民暴动所摧毁了。
从农民暴动高潮中涌现出来的西汉帝国，起初曾企图在君主专政的集权制和地方封建的分治制之间从事调和（如刘邦一方袭）秦制建立中央的集权政府，一方又分封亲族子弟及功臣于各地方，但结果酿成了“七国之乱”，封建的分治只得完全让位于君主专制的集权统治，因而官僚制度也就得以逐步地发展下来。
从秦以后直至清代二千余年的历史，中间虽变换了许多“朝代”，但自政治的本质上说来，从没有脱离过君主专制政治的轨道，因而我们的官僚制度也就有如影不离形地随着君主专制政治的发展而积累起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机构，好像一副愈来愈重的枷锁永久地套在人民大众肩上。虽然中间曾发生过几次伟大的农民暴动，几度摧毁过这一副枷锁，但暴动的农民永远提不出一个新的政制来代替它，所以结果总是在旧的官僚制度跟着旧的朝代被破坏之后，新的官僚制度又跟着新的朝代被恢复起来。而且这种官僚制度，每经过一次破坏和恢复之后，它的本身也就更增加了一次“经验”，更加“严密化”，更加“发展”和“提高”了。到了满清时代，这种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僚制度可谓已达到了它的顶点。所以当满清末年西方人与这种官僚制下的MANDARIN接触时，莫不表示惊异，“叹为观止”！由此，MANDARIN竟成了一个代表中国官僚或官人的极大讽刺意义的代名词。
就这种官僚制度的阶级成分说，差不多都是地主和商人及高利贷者。虽然，下层平民中当有不少的分子（所谓“士”）不断地爬进这一官僚机构中，充实了这一机构。但这一机构的阶级性并不因为平民分子的加入而有所改变，至多不过是替这种机械灌输了一些“新的血液”，得以更有力地“更灵活地”压抑人民大众而已。并且“平民分子”一经加入官僚队伍中，立刻也就官僚化，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而逐渐地变成为土地所有主或兼营商业和高利贷了。中国历代专制君主之从下属平民中吸收一些官吏，可以说是一种颇为巧妙的策略（在古代罗马的凯撒统治下，甚至从奴隶层中引拔了一些奴隶参加它的政治），这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容许某些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之参加政治，含有颇相类似的政治作用呢。
至于中国官僚制度的一般性质，当然与欧洲的官僚制度大体相同。但由于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之亚洲式的（即特别野蛮和横暴的）特点，便赋予了我们的官僚制度以一种亚洲式的特性；同时又因为这种制度在两千余年来连续不断地存在和发展（像欧洲古代罗马的官僚制度便中断了千余年，到十六、十七世纪才又复现出来），也就更具有一种特殊的“传统”和丰富的“经验”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官僚制度比起欧洲的来要“进步”得多。这就是说，中国的官僚们，比起欧洲的来要更为“贪婪横暴”，更为“腐败无能”和“愚蠢无知”得多。
如果我们要把中国以往的官僚制度的一般特性和全部面貌描绘出来，简直须要写一部大书。因此在这儿，我们只能将它的几个要点略加叙述罢了：
（一）凡是官僚，差不多都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所谓“升官”，最后说来还是为了“发财”。因为官升得愈高，发财的机会就愈多，财也就发得愈大。作官既然是为了发财，于是自然而然地要尽量贪婪、尽量纳贿、尽量进行搜刮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都充满了贪官污吏，虽间有所谓清官者出，则往往被人们当作神话来传奇。把“清官”当作“传奇”，这就足够证明中国官僚之贪污是达到如何普遍化的程度了！
（二）作官的既然是渴望上升，或者希图保持其固有职位，于是下级对于上司，便不得不表示“维恭维谨”。而且为了博取上司的青睐或眷宠，更只有趋承奉侍，进贿输财，卑躬屈节，甚至奴颜婢膝，吮痈舐毒，亦无所不为。反之，上级对于下级，则往往虚骄横暴（所谓“摆官架，打官腔”），借端索贿，乃至任意排斥异己，任用私人。这样，“奴性与骄横”便成了官僚层的特殊习性。“天性圣明，臣罪当诛”乃是官僚“奴性”之最高表现。而“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以及“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则是官僚“骄傲”之确切写真。至于同级的官僚之间，不是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所谓“官官相卫”，就是互相嫉妒，互相排斥，甚或互相倾陷。
（三）凡是贪污，必然带来“腐败”，而“无能”又往往是腐败的必然后果。至于谄上的奴性与骄下的横暴，更是促成腐化与无能之另一重要原因。因此，官僚们在其职务上只会“等因奉此”，遇事敷衍。即有所谓“能吏”，由于上级多方牵制，下级阳奉阴违，也很难有所建树。所以畏首畏尾，因循苟且，“泄泄沓沓”，便成了官僚们的一般作风。
固然，当着所谓有能为的或“贤明”的君主在位时，也往往注意到了他的臣下官僚们的种种积习，以所谓明赏罚，奖贤能，惩贪污等手段来救治它们，甚至设置御史官来检举它们。但官僚制度有它自己的逻辑，一经形成之后，就是所谓“贤明”的君主也无法改变它的特性（即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至多只能对它加以某种限制而已。因为任何所谓贤明的君主，都绝不能离开他的官僚机构来直接统治人民，这正如猎者不能离开猎狗来打猎一样。所以结果，他总得迁就这一机构及其生成的特性。何况所谓贤明的君主，在君主专政的制度之下是绝无仅有的呢。所以，官僚制度下官僚们的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乃是君主专制的政制下之一种无法避免的产物。这已成了历史的定律。要想避免这一“规律”，制止官吏的种种恶习，则只有采用另一制度，即采用彻底的民主制度来代替官僚制度，才有可能。然而这首先就要摧毁君主的专制政治。我们的辛亥革命，在客观上是含有这一历史倾向的。
现时官僚制度的新发展
但异常不幸，我们的辛亥革命只是推倒了满清的君主，而这一君主治下的官僚制度不但原封不变地承袭了下来，而且在它上面更加上了一些新的因素，把它推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了。这主要的原因是：代替满清君主专制政治的，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共和国，而实际上，起初则是袁世凯的军事专政，继袁氏而来的是各系军阀的军事专政，最后则成了一党的军事专政。无须说，在这些专政底下，是绝对少不了官僚制度这一传统的工具的。固然，现时的官僚制度，在其阶级的成分上已有了大大的转换。就是说，这一官僚制度的阶级基础已经不单是那些古老的地主和商人高利贷者，而主要是站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买办、银行家乃至工业巨头了。然而这种阶级基础的转换，并不曾使我们的官僚制度改变其原来的传统特性，相反地，却使它的传统特性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奇观！现在让我们把现时官僚制度的几个要点来简略分析一下吧：
官僚的买办化。因为我们的国际地位是半殖民地性的，且这种地位已存在了将近一世纪之久，因而我们的买办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阶层。这个阶层从政治上反映出来，首先就是官僚的买办化。从著名的李鸿章，梁士诒，——直到现在的某些大员，都要依靠这派或那派的帝国主义，以巩固并提高其在国内政治上的地位，借以谋取经济上及政治上的某些特殊权益，——如政治借款的佣金，借外债以把持国家的财政机关、交通机关、乃至某些工业部门等等。这种买办化的官僚们，他们的利益不用说是与国家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他们不但是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而且经常是此等条约的促成者。正因此，他们不但从不敢提起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反而是不断地将新的权益送交外人。一直到此刻，我们的官僚们还没有改变此种传统的作风。例如：我们的关税虽然已被宣布自主了，但我们的官僚们却不敢自行订定保护民族工业及一般国民经济的关税税则。因此在关税上仍然是任听外人的操纵，致使外货有如潮水一般地涌进来，迫着原来早已陷入困境的一点工业基础迅速地在破产了。更可笑的是：甚至连海关总税务司及江海关税务司也要恭请“客卿”（李度及白礼查）来主持哩！又如：内河的外轮航行权，也是被宣布取消了的。可是最近又自请外轮来恢复内河航行权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足证我们的官僚们的买办性或帝国主义的代办性，是根深蒂固的。现时我们的官僚们之对于某一帝国主义，简直有如以前的官僚们之对待专制君主或“太上皇”一样，大有“惟命是从”之概！正因此，帝国主义也就成了我们的官僚们之最有力量的靠山。
官僚操纵金融和工商业。我们的官僚们，从清末以来即已把持了国家银行及“官商合办”的银行和企业。到了一党专政下，此种情势更获得了惊人的发展。不但国家银行及一切“官商合办”之银行和企业，全为新旧官僚所把持，而且它们运用其特权和财力，将许多民营银行和企业的“指导权”也逐步地夺取过去了。所谓“四大行”和“四小行”，简直支配了全国整个的金融界。战后，官僚们利用“处置敌产”的名义，把日帝在华的大部分产业组织起来（如中纺公司及中蚕公司等），完全放在它们的任意支配之下，俨然成了一种特殊的私产。此外，官僚们并组织了××××××××等大公司，企图垄断对外贸易。这样一来，官僚们便形成了一个奇形怪状的经济集团，利用行政上的一切权利，利用国家的交通工具，并自订税率，自订货价，把持操纵，垄断居奇，为所欲为了！这便是现时“人所侧目”的、马寅初教授所一再指责的“官僚资本”的轮廓和动态。此种官僚资本，不但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现代的国际间也是一个仅有的可怕怪物。它现时差不多已掌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扼住了一切民营企业的咽喉，如果任听其发展下去，它将蚕食整个国家的仅有财富，摧毁一切民营企业，吮尽一切民脂民膏，陷全部国民经济生活于离奇古怪和万劫不复的深渊！
官僚与军阀的结合。在以前军阀（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及吴佩孚等）统治时代，官僚们往往是军阀的辅助工具，随意支配，任其所为。但在一党专政下，情形是逐渐改变了。各地的下级官僚们虽然仍旧是充当军阀压榨民众的辅助工具，而高级的官僚们却已越来越居于地方军阀之上，成了军阀们在政治上或财政上的靠山，或工商业经济上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官僚们亦常常利用地方军阀的武力，从事种种政治上及经济上的非法活动。于是，官僚与军阀便结合在一起，而构成为“一人之下”与“万人之上”的一副压榨机了。
此外，我们的官僚们更在城乡培植了一种“底层势力”。那就是：它们在城市不惜利用流氓，拉拢“老头子”，以为营私舞弊之工具；在乡村勾结土豪劣绅，以为敲诈和剥削乡民之爪牙。近来并以保甲制为其机构，将上叙的两种“底层势力”有系统地团结起来，合法化起来，由此，我们的官僚们更加“深入民间”，得以“无孔不入”，“无为不遂”了！至于党的名义，更不用说，是我们官僚们的盾牌或保镖哩。
我们现时的官僚制度，既具有如上所叙的许多要点，于是我们的官僚们的“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也就进到了“冠绝古今”，“蔚为奇观”！至于事实呢，且不要追溯已往，只须将战后半年余来各种报章杂志对于官僚们所已暴露出来的奇形怪状略加注意，就够你惊魂动魄了！
单以各地所谓“接受敌伪产业”的官员们之所作所为来看，其“贪婪横暴”与“腐败无能”，就已经使你搜尽字汇也无法形容。封洋房，劫物资，索金条，……花天酒地，狂嫖烂赌，……；至于工作呢，那就是把工场关闭，让机器腐蚀，让剩下的物资霉烂，……真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
即以最近上海发生的“粮贷”舞弊一案来说，也就足够象征我们现时的官僚们之贪婪横暴达到了何等骇人的程度！堂堂“粮食部”的官员，以“解决粮荒，救济民食”为名，贷款近十万万元，结果是勾结奸商，制造粮荒，剧抬粮价，借以肥己！在“国际观瞻所在”的“上海大都市”，“堂堂粮官”尚“擅敢舞此大弊”（十九日大公报语），则在其他的地方，我们的官僚们之“胆大包天”（见同上），营私舞弊，也就可推想而知了。因此，素以“温和持重”著称的“大公报”也不得不对此表示：
“说来伤心。近年官吏贪污已成了风尚，检举一案，又一案发生，官官相护，被包蔽起来的大小贪污案子，更仆难数。政府也好像没有整肃官箴的决心。遇有贪污案件被揭发，不得已办几个倒霉的僚属了事，高高在上的巨恶大憝，恒得逍遥法外。”（该报六月十九日社评）
“官吏贪污已成了风尚”，这就差不多等于说：“有官皆贪，无吏不污”了。大公报记者认为这是由于“政府也好像没有整肃官箴的决心”所致。但“政府”何以“没有整肃官箴的决心”呢？难道“政府”不是由“官吏”构成的吗？所谓“高高在上的巨恶大憝”，不正是“政府”中的大员吗？其实，这种贪污普遍化和极端化的情形，正是一种极权政制下的官僚制度发展之逻辑的后果。因为我们现时的极权政制是亚洲式的，所以我们现时的官僚制度也就具有充分的亚洲式的特点。
总结起来说，我们现时的官僚制度已经达到了顶点，它差不多已吞没了整个的国家，垄断了一切，作尽了一切，它不但成了社会的赘疣，而且简直是一个癌。假使这种官僚制度不加以彻底的消除，那我们这个民族便只有步古罗马的后尘！
怎样才能清除官僚制度
我们的官僚制度既已成了一个“癌”，但究竟要怎样才能消除它呢？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彻底解决这种制度所由产生的基本条件——专制政治。我们必得重复说一句，在任何寡头的专政底下，官僚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极腐恶的专政下，也常常产生极腐恶的官僚制度，这有如“影之随形”，简直成了一种历史的定律。所以要彻底清除我们的官僚制度，首先必须彻底废除当前的寡头专政或一党专政，且以最彻底的民主政制来代替它。此外的一切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假如寡头专政被废除了，彻底的民主实现了，则官僚制度也就自会烟消云散。因为在彻底的民主政制下，人民大众不但具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思想信仰的完全自由，而且还有选举和罢免一切官吏的自由权。官吏如由人民选举，则人民自会选举他们素常所信任的廉洁而有能为的人员。万一被选举的官吏仍然营私舞弊，则人民可以自由去批评他，检举他，告发他，罢免他。在这样的政制下，任何官吏不但不敢贪污，而且也不能贪污，不愿贪污了。那时的官吏，将自动发挥其服务能力，廉洁精神，来取得社会的荣誉，以此逐步地走上官吏与人民间的界线之废除。这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服务于公众的一切职务，这样也就无所谓官吏与人民之分了。
我们中国，自秦以后曾经历了二千余年的亚洲典型的君主专制政治，因而也就经历了二千余年亚洲典型的官僚制度的统治。这无疑地是我们一种最坏的最腐恶的传统。辛亥革命后，这一种最坏的最腐恶的传统，不但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新的条件下更加发展了。正因此，我们需要一种汹涌澎湃的民主潮流来清洗它。让我们人民大众从今起就准备去迎接这一潮流，推动这一潮流吧！ |
彭述之：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民主的内容与怎样实现民主＊彭述之（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日）＊原刊于《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作者署名欧伯。“取消专政”，“实现民主”，近来已成了我们全国一种最普遍的要求。不但一般民众要求民主，一切在野的党派高唱民主，就是当权的专政的政党也被迫再三宣告要“还政于民”，预许“实现民主政治”了。不管将来的结果如何，这总算是一种强差人意的现象，是战后唯一进步的现象，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历史开始表示转折的象征。但要求实现民主，是一回事，而怎样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又是一回事。在中国要求民主的呼声，早在半世纪之前就已喊出了，甚至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招牌也已挂出了三十五年。可是，实际情形究竟怎样呢？不但真正的民主没有能丝毫实现，反而人民大众越来越陷于极端军事政的炼狱之中！这还不值得今天要求民主的人们加以深深的反省，加以严重的检讨么？要想现时正在开始的民主解放运动，不致重蹈已往的覆辙，首先便须对于“民主的真实内容”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尤其对于“怎样才能实现民主”，须要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但现在一般要求民主，高唱民主的人们，无论在其所发表的言论或政纲上，对此有关民主的最最基本的问题，却不曾有过明确的表示。最坏的是：甚至连认真探讨的态度，亦很少看见。人们所惯于重复的，不是一些最普通的民主口号，一些缺乏内容的民主公式，就是把过去致使民主解放运动失败的许多错误思想，改头换面地重新散播开来。像这样的情形，如果听其继续蔓延下去，民主解放运动的前途是不许乐观的。人们应当知道：中国当前的民主问题，决不是一个简纯的临时政治问题，这乃是落后国家一个延迟未决的“历史任务问题”。要深刻而正确地懂得这个问题，至少又必须将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以及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加以精确的分析和探讨。然后才有可能从中抽出科学的结论，构成民主的纲领，以作民主运动的指南。其次，必须从先进国家的民主解放运动中去学得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须将我们自己近半世纪以来的民主改革运动的经验加以科学的检讨，以便从中获得真正的教训；因为这教训是我们自己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偿付了极大的代价，对于我们的民主解放运动的前途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倘使对于“民主问题”不从这种严肃的态度和科学的研究上去求得理解，无论你主观上怎样渴望民主，要求民主，高唱民主，乃至不惜牺牲生命争取民主，但其结果将不可免地又是一幕悲剧的收场。在日常的生活上，人们也许偶然侥幸地获得某种成果。但在广大的历史问题上，“偶然的侥幸”是绝不存在的。历史是一个铁面无私的裁判者，它总是将“胜利”（历史进步性的胜利）判给那些理解历史规律并忠实替这一规律服务的人们，而惩罚那些投机取巧贪图侥幸的分子的。现在既具有种种征兆，足以预示中国历史又快临到一个转折点，这就是说，现时已在开始的民主运动，有可能转变到一个新的解放时代的前途。但先决的问题，必须有正确的理论（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民主解放运动的教训）来指导行动。“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这已由近代全部历史证明其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了。谁能聆悟并运用这一真理，谁才能获得未来胜利的锦标。自然，关于民主问题的全部理论，以及近代民主解放运动的许多经验和教训，绝非一篇短文所能胜任发挥。但我们深望诚心从事民主解放运动的人们，对此加以严重的注意和认真的探讨。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民主问题的内容及怎样实现这一民主的方法。本文的任务，只在将问题庄重地提出，并略予以阐究，希望由此引起大家来作进一步的讨论而已。民主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民主主义或民主运动，也同其它的社会现象一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都要受着历史发展条件的限制。虽然由于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发展条件不同，因而其民主的内容及其解决的方法，不会完全一样，但在本质上总是相同的。民主主义（DEMOCRACY）的思想，本发源于古代的希腊，但在那时只是少数奴隶主或自由民的民主，而绝大多数的奴隶们是完全被摒绝于民主权利之外的。所以古代希腊的民主，只是近代民主主义的一个预言罢了。近代的民主主义，乃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产物。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怀里发生并发展至某一程度时，它便感到封建制度的束缚。而且这种经济越是往前发展，则它所感到的束缚也就越不可忍受。因而在代表资本主义经济利益的阶级——资产阶级中，便发出要求民主权利的呼声，进行民主解放的运动来了。因此，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又往往跟着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近代的民主主义既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它在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性的。它的历史意义，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障碍，开辟道路。在经济上，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劳动力，需要提高农民的购买力，需要自由的国内市场，需要自由地发展它的生产。在政治上，它需要法律的保障（私有财产），需要统一集中的国家政权。但在封建制度的或继承封建制度的君主专制底下，劳动力是不自由的，因为农民既多半附着于土地，而手工业者又深受行会传统的束缚。同时，农民因为自己没有土地或缺乏土地，不得不忍受过分的封建榨取，无法发展自己的生产，根本谈不上有购买城市商品的能力。此外，如行会限制生产的种种法规，封建的关税壁垒，以及货币与度量衡之纷乱和不一致等等，都是妨害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的障碍物。但这些障碍物与封建的地方主义，贵族僧侣的特权，以及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是紧相联系着的。所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的经济，便不得不要求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以便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并获得自由的劳动力；不得不要求打破手工业生产的行会制度，以便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的工业；最后，不得不要求推翻封建传统的君主专制，剥夺一切贵族僧侣的特权，以便组织自己的代议制政权，建立民族统一集中的国家，以此来统一国内市场，并进而向国外市场扩大自己的势力或抵抗外来的侵略；——这些便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而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思想、信仰自由等）和平等（所谓在法律前的平等），不仅是达到实现这一民主历史任务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其应有的结果。欧洲自文艺复兴时代后几百年的历史，差不多都是为了争取实现上叙的民主任务而斗争的历史。十六世纪尼德兰（荷兰）的革命，十七世纪英吉利的革命，以及十八世纪法兰西的大革命，不过是这一民主斗争之最尖锐，最高度和最典型的表现。美国的独立运动，也是属于这一民主斗争之另一典型。十九世纪中叶法、德、奥、意的革命运动，国家统一运动，则是这一民主斗争之继续。最后，就是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也是由于此种民主的历史任务所促成。就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解放运动的历史体现看来，民主主义的内容或民主的历史任务，其中最主要之点就是：解决土地问题，摧毁封建贵族的特权及其专制政治，建立民族独立统一的国家，而普选的代议制政治则是这一民主主义在政治上之集中表现。这种民主主义，在近代历史上确曾起了伟大的进步作用——它曾替资本主义的经济清除了封建制度的障碍，开辟了自由发展的道路。倘使没有民主主义的帮助，资本主义是无法向前进展的。但民主主义自身亦有其一定的阶级内容和历史界限，绝不是像一般庸俗的民主主义者所想象：它是超阶级，超历史，“放之万世而皆准的”永久真理。它同宇宙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假如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主义，在十八世纪以前是发生和生长时期，十九世纪是繁荣时期，到了二十世纪便已开始变质而成为负的因素了。所以在现时西方先进国家中所急切要求的，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即资本主义范围内所能容许的民主主义，而是更进一步的代表劳动民众的民主主义，即社会主义了。而且事实上，像德意的资产阶级已经放弃了以前的民主主义，而转到了极端反动的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这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西方先进国家已经显示衰落的确切表征。然而这绝不是说，东方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也达到了同样的阶段。相反地，民主主义在东方落后国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国家）中还具有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假使这些落后国家不解决民主的历史任务（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扫除封建残余，解决土地问题等），便绝对无法向前发展。但同时也绝不是说，东方落后国家（像中国、印度等）之解决民主的历史任务，一定要依靠画葫芦地循着西方先进国家（如英法德等）的轨道进行。我们根据落后国家之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律和综合律，宁可说，它们解决这一任务，有它们自己的途径。而且这途径也可以从西方先进国家历史发展的经验中获得指示。西方先进国家民主改革的经验民主改革的运动，即解决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历史任务的斗争，在西方先进国家中一直延长了好几个世纪。且其过程是异常之盘旋曲折，错综复杂而多种多样的。但其中有几个主要的国家，可以作为民主改革的典型，那就是英、法、美、德、俄。英国，如大家所知道的，它是首先发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革命（所谓工业革命）的一个国家。但在这个生产革命之前，英国却曾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的最严重的民主斗争，经历了两次的革命，尤其是第一次革命（一六四〇至六〇年）不但经过的时间最长，且其斗争亦最为严酷。因而它的经验和教训亦最为丰富。这次革命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它一度摧毁了代表封建特权的斯图亚特君主专制政府，将国王查理第一送上了断头台，成立了民主共和国，解决了一部分农民的土地问题。但在这次革命的过程中，当革命越是往前进展，反封建君主专制的斗争越趋激烈，要求民主的解决越趋彻底（如均分土地，建立普选的一院制等），下层的民众（城市的工人，手工业者和乡村的农民）越趋积极，越表现得勇敢和坚决时；而资产阶级的上层（如长老会及清教徒会右派所代表的）便越来越往后退，越来越趋于同王党贵族的反动势力谋取妥协了。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使革命推行到了极限（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言），而另方面又使反革命获得了新力军（即从革命队伍里脱离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当革命走到精疲力竭时，斯图亚特王朝又重复出现于英国的历史舞台。但英国经过了这一次大革命之后，整个的社会基础是变化了，专制君主和封建贵族们的立脚地是动摇了，无论查理第二和詹姆斯第二及其臣仆们如何企图恢复已往的权位，但历史已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所以至一六八八年，当资产阶级又感到不能忍受，起而向专制王权进行斗争时，即轻易地结束了斯图亚特，获得了所谓“光荣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议制政权，这便给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法兰西的大革命（一七八九至九四年），比起英国的第一次革命来，进行得更为彻底。它不但彻底敲碎了布尔邦王朝的君主专制，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建立了最革命最民主的共和国，而且还彻底地取消了一切封建贵族和僧侣们的特权，扫清了封建的残迹，解决了土地问题（即无条件没收一切贵族僧侣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或转让于资产阶级）。但另一方面，当革命越是向前进展，革命的民主改革越趋于彻底，下层的群众（巴黎的山克洛特和乡村的农民）越趋于急进时，法国的上层资产阶级（如米拉波，辣斐德及整个的基郎特党）也同它在英国的前辈一样，越来越脱离革命的行列，转而阴谋破坏革命，力图与王党贵族妥协，积极进行反革命去了。结果便形成了德尔米多月的悲剧，产生了邦那巴特（拿破仑）的独裁，最后又是布尔邦王朝的复辟。但法国大革命所解决的民主历史任务（如土地制度的改革），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条件，无论路易第十八及查理第十如何想阻碍它们，却终究是徒然！所以仅由于“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的轻轻的一击，布尔邦王朝也就最后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院。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是替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革命奠定了基础；则法国十八世纪的大革命，便是给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昭示了最完竣的模范。美国的独立运动（一七七五至八三年），是资本主义初期一个最典型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因为美洲完全没有封建的传统，所以当时北美的敌人只是单纯的英国的压迫和束缚。在独立运动中，由于美国民众反英的异常勇敢和牺牲的精神，以及其领导者（如华盛顿）的坚决意志和无误的战略，很快地就完成了北美合众国独立的使命，在新大陆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以此开辟了一条向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坦途。德国，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还是欧洲一个落后的国家。它不但保留了浓厚的封建传统，而且还深深停滞在封建割据的四分五裂之中。所以那时横在德国民族面前的民主任务，不仅仅是需要解决土地问题，而且特别急切需要的，是如何打破封建的割据，建立民族统一的国家。一八四八年的“三月革命”，原是适应这种历史需要而产生的。但德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卑怯，又鉴于法国“二月革命”的“恐怖”，于是竟在工农群众向着王权及封建势力英勇进攻的当中，而卑劣地同反革命势力妥协去了。结果是革命陷于流产，土地改革和国家统一的任务，只得等待着采用另一方法去解决，那便是俾斯麦的“铁血主义”及其“社会改良政策”。“铁血主义”借着两次对外的恶战（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确曾把德意志统一起来了。但这种统一是以资产阶级屈服于普鲁士的土地贵族为代价的，因此，德国的资本主义也就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结成了不解缘。而“社会改良政策”运用在土地问题上，则是将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封建传统的压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普鲁士的农民变成了资本主义化的地主们的驯服奴仆。正因德国的民主任务之解决，不是由于革命，而是借助于俾斯麦主义（我们东方的日本，也是俾斯麦主义的蹩脚的模仿者），虽然德国因此很快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经济，并很快地走上了帝国主义，但它所包含的爆炸性也就特别猛烈。两次世界大战之均由德国发动，与此种历史根源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东欧的俄国，比起中欧的德国来更为落后。因此，不仅它的民主改革运动落后了半个世纪，而且它完成这一改革所走的道路也就成了另一典型。如果民主的历史任务，在德国最迫切的最主要的是建立民族统一的国家，则在俄国便是解决农奴式的土地问题。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又必须彻底摧毁代表地主贵族的沙皇专制政府。可是，俄国的资产阶级（像立宪民主党所代表的），比起德国的资产阶级更为卑怯无能。所以它对于土地问题，自始就采取了藐视和怠工的态度，而对于沙皇政府则更企图谋取有利于自阶级的妥协。因为它与地主贵族保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所以不敢、也不愿为了土地问题去同它们决裂，以致打断了自己和沙皇政府谋取妥协的桥梁。俄国的无产阶级（如布尔什维克所代表的）则完全相反。它不只是赞助农民解决土地问题，而且还以解决这一问题为自己的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它认为当前直接的政治利益，是在于同农民联合去摧毁代表地主贵族利益的沙皇制度，以便乘此踏进政治舞台。城乡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如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所代表者）虽然也同情于农民取得土地，可是它们缺乏决心和勇气去帮助农民解决问题。所以它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同对于其他的民主问题一样，经常动摇于资产阶级之间，结果总是帮助了前者，而拖延了土地问题的解决。由于上叙几个阶级对于土地问题所采取的根本态度不同，因而便决定了俄国民主改革的特殊道路。这就是说，俄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不是由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在内），而是由无产阶级去完成。正由于无产阶级决心领导农民来解决土地问题，所以能获得农民群众的忠心拥护，因而它乘着民主运动的高潮便踏上了政权。结果也就最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及其他的民主问题（如国内弱小民族自决问题）。俄国十月革命所表现的历史事实就是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俄国的十月革命是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改革运动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有机地衔接起来了。从西方先进国家民主改革运动的一般经验看来，民主任务（如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取消君主专制，建立民族独立统一国家等）的解决，虽然是替资本主义的发展清除道路，是最有利于资产阶级的。但资产阶级本身对此却往往采取不彻底的妥协态度，这在最早期的英法民主改革运动中便已如此。而在后期的（即十九世纪以后的）民主改革运动中，特别在较落后的国家中（如德俄等），资产阶级更是显得卑怯和反动。反之，下层的平民群众，特别是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总是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形成了最主要的和最坚决的动力。而且历史越是往前进，越是在落后的国家中，这种情形也表现得越明显。最后到了廿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甚至由无产阶级才将它加以完成。但当俄国无产阶级完成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任务后，它却不能再循着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道路走，而是要跨进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前途了。这便是西方先进国家民主改革运动发展的基本逻辑，是它们的主要经验和教训，是民主任务迟延未决的东方落后国家值得特别加以考虑和借镜的。中国的民主任务中国是东方一个最典型的落后国家。而它的落后性，则主要表现于社会生产的长期停滞和被国际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上面。由于生产的长期停滞，我们两千余年来（秦以后）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停滞在自然性的农业上。但同时因为“前资本主义期”的商业和高利贷之某种程度的发展，土地却早已走上了私有化的阶段。因此，一切官僚贵族，商人和高利贷者，差不多都取得土地为剥削农民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于是土地也就经常集中于它们的掌握中。另一方面，整个君主专制的官僚的上层机构，又全靠压榨农民（如各种各式的赋税）来维持。这样一来，我们的农民便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负担者，一切上层阶级剥削和敲诈的对象了。这便是中国“农民问题”，亦即“土地问题”的历史根源。自鸦片战争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得以自由侵入中国每一角落后，而首先遭受到严重打击的又是我们的农民。因为外来商品的“价廉物美”，便破坏了它们的手工业（家庭副业）；因为农产物的商品化，使它们更依赖于商人，听其操纵；因为专制官僚政府费用的急速扩大（连几次对外战争的战费及赔款在内），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负担，即增加赋税；因为一切官吏加速地贪污和腐化，其恶果自然也是落在它们身上；至于旧有地主们因商业发展而生活费用提高，更只有靠增加地租，加重剥削农民来维持；——这一切综合起来，农民群众更越益陷于贫穷化，陷于困苦的境地了。而暂时解松困境的唯一方法，便是出卖土地或举行高利债。前者的结果，使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官僚，军阀，商人，高利贷者，工业家等）之手；而后者则使农民永久陷于高利贷的吸吮，迄至吮到最后一滴血为止；——这便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入后对于农民方面所造成的最一般的情形。这情形，经过满清末期，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时代，直至国民党专政多年，不但没有丝毫改善，反而跟着时间的前进而日趋严重。尤其是抗战八年，我们的农民既经过了敌伪的无比蹂躏和榨取之后，又遭受“胜利的”军人官吏和土豪劣绅的种种强征勒派（如派军米），简直是堕入了“人间地狱”！所以近来农民骚动（如西康及浙江宁平县的暴动），日有所闻，这证明农民的痛苦，已达到临界点了，再也难于忍受了！但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民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这个无比庞大的群众，既日益陷于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军阀、官僚及土劣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之下，日益陷于饥饿的死亡线上，它们的生产力当然只有日趋衰落，它们的购买力更是日益缩小以至于零；再加上天灾人祸（如军阀混战，国共战争等），它们当中的一部分不是流于盗匪，就是举行暴动，其结果当然又是转而加速农村经济的破产；在这种情形之下，国内市场除了日趋衰落和缩小之外，还有什么前途呢？然而这对于城市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个绝对的障碍！所以解决农民问题，或土地问题，即没收地主土地重新配给无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制止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及土豪劣绅的横敲勒索，乃是恢复并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城市生产，复兴国民经济的最最基本的前提。同时这也就是中国民主主义最基本的内容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经济的异常打击、束缚、以及对于整个民族的危害，现在差不多已成了公认的常识。但人们所容易了解的多是那些最表面的、最露骨的不平等现象，如：割据土地，建立租界，创设特别法权，以及外军的自由驻扎，外轮的自由航行……。然而埋伏在这些现象下面最重要的作用，却是自由销售商品，购买原料，以及无限的投资（如筑铁路、开矿山、设工厂等），——这才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最基本的经济目的。为要达到此种目的，便必须在经济上操纵中国的海关权，在政治上用各种威胁利诱的手段使中国的统治者变为自己的代理工具。如果海关不完全获得自由，中国的政府不彻底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羁绊，即令某些租借地收回了，租界废止了，特别法权撤销了，外国军队不自由驻扎了，外国商轮不自由航行了，……但中国的国民经济还是无法发展，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无法提高，整个的社会政治还是无法走上轨道的。这一层，我们只须略一注视现时的情形就够明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不是名义上已被取消了吗？可是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呢？不但香港、九龙和澳门仍然被握在外人手里，而且东北的旅顺大连和主要的铁路干线又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之下重新断送了。最重要的是：海关权虽已从日帝掌握中收回来，但暗地又落在美国人手里。所以最近美国的商品已如潮水般地涌进来。这情形如果继续并开展下去，事实上也将继续并发展下去，中国的一点民族工业一定会淹死的。同时，又以金元借款为条件，企图将整个中国搁在菲律宾的状态之中。所谓“四强”或“五强”之一的中国，难道应该如此吗？！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民族独立还远没有完成。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主权，脱离任何帝国主义的羁绊，求得真正的土地完整和独立，——这一最重要的民主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急待解决呢。除了对外需要民族完全独立，对内急待解决土地问题外，我们国内还有一个弱小民族的问题。所谓汉、满、蒙、回、藏；除了满族已完全汉化并与汉人混居外，蒙、回、藏三族确还保持着各自的经济生活，各自的言语、风俗、宗教，并各据有一定的地域。这三个民族的人口，虽然比起汉族来是居于“少数”（但也不下三千万人），并住于边疆，但它们对于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的发展，还是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中国历史上，汉族和这些弱小民族，演过多少次的战争，耗过多少的物力和人力，凡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即以最近的情形来说，“伊宁问题”已闹得满城风雨，“东蒙问题”亦一度提出，但这还不过是表示我们战后的弱小民族问题尚在重新开始而已。倘使这个问题不迅速谋取合理的解决，将来纠纷的爆发是不可收拾的。正因此，国内的弱小民族问题，也是我们当前一个重要的民主任务问题。其次，就是一般下层劳苦群众的地位急待改善。尤其是工人群众的地位必须提高，它们的最低限度生活，必须获得保障。因为它们是现代生产的唯一负担者。如果它们不能过活或陷于奴隶状态，不但现代的生产无法提高，就是整个的国民经济也是无法开展的。因此，在先进国家中，订立“劳工保障法”，早就成了一种迫切的民主任务。如“八小时工作”，“保护童工和女工”，“工人自由组织工会”，以及争取改善待遇的“罢工权”等，早已成为公认的民主权利了。但我们中国的工人群众，几十年来都是处于极端被压迫和剥削的地位，它们的工资，除了极少数外，总是养活自己还不够，更不要说供养家属了。它们的时间，都是在十小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十五、六小时、自由组织工会和罢工，直到现在还是视为不合法的。至于童工和女工的保护法，更是谈不上了。这种情形，不仅仅是表示中国的落后，而且证明我们的资产阶级“只顾挤牛奶，连牛的死活也是不管的”。因此，改善一般劳苦群众的地位，特别是改善工人群众的地位，还是我们当前的民主任务之一。最后，成为民主改革的最大障碍的，是专制传统的政治机构。它的核心，是专横而又腐败的官僚制度。这制度，在满清是以君主专制的面貌表现出来；入“民国”后，前一时期是在各个军阀之下活动；而最近二十年来，则体现在一党军事专政的机构里。官僚制度的阶级成分，是跟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满清，主要是地主贵族和商业高利贷者；而往后则以买办阶级，银行财阀及少数上层工业家为其中心。正因此，这种官僚制度是最仇视任何民主的改革的。例如解决土地问题，便要侵犯到它所代表的地主的利益；对外完成民族自主，则要使它所代表的买办失去其主子的欢心；提高工人待遇，又要得罪它所代表的工业资本家。而且这种官僚制度的本身，也好像有它自己的“进化”律。在满清时代的官僚制度，早已为西方人所惊异，可是以满清的官僚制度比起现在的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为了要解决民主的任务，首先必得彻底摧毁这种根本违反民主，阻碍民主的官僚制度及其外壳，而以现代普选的民主制去代替它。民主任务的解决，可以说是从落后国家走上进步国家的一道桥梁。凡是民主任务未经解决的国家，它一定永远陷于瘫痪、混乱和听人摆布的泥沼里而不能自拔的。中国过去民主改革运动的教训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民主思想（当然不是出于侵略者的自愿）。当中国的经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即发生了某种资本主义的经济而要求向前发展，但同时又受到阻碍时，就逐渐要求民主，感到民主改革的必要了。戊戌的维新运动，乃是适应这种客观的民主要求之第一次的表现。戊戌维新运动的基本倾向，是企图将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改变为君主立宪的国家，并以此从上至下来改革旧有的社会经济制度，逐步地走向现代的资本主义。但事实上，满清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机构，绝非光绪皇帝一人所能代表。相反地，光绪不过是寄生在那个庞大而顽固的官僚机构上面而已。虽然年青的皇帝因受了种种外来的刺激（如甲午战争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各帝国主义的种种因素），志愿“维新”，切望实行某种民主改良来延续清廷的命运。可是，实际上代表那个官僚机构的西太后及其党羽们（如荣禄等）却绝对不能容许。而维新派的康梁等又完全没有群众作基础。因为在那时真正需要民主改革（土地问题）的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但这正是康梁诸人所未曾想到，甚至害怕想到的。所以戊戌的维新变法，不到百日就给西太后及其党羽们打断了。这里不但证明了：满清的君主专制官僚政府，已绝对不容许改造或改良；而且昭示了：离开群众行动的上层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是最先懂得了满清政府的无法改良（如孙中山曾一度上书李鸿章，请求政府自行改革，但得不到回响），才决心要推翻这个政府，扫除这个阻害民主改革的障碍物，建立民主共和国，以此来推动国家走上现代的道路。这一点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觉悟，是民主改革运动的一个大进步。但他们当时对于中国的民主任务，既远未能了解，而对于凭借何种群众力量来解决这一任务，更是认识不清。所以他们提出的“民族主义”只限于“反满”。殊不知这个以满族为代表的政府，早已同汉族的官僚们混为一体，而变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工具了。因此，在当时阻害“民族主义”，即阻害中国实现民族自主和独立的主要障碍物，已是国际帝国主义，是国际帝国主义多年来所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不仅仅是其代理工具的满清了。而且满清政府的实权又早已大部分落在汉族的官僚和军阀手里。如果只是单纯提反满，就无异在实际上放松了这班汉族的官僚军阀（如袁世凯所代表的一群），表示可以同它们妥协。后来的结果正是如此。其次，关于土地问题，辛亥革命的领导者虽已把它提出来了，其公式是“平均地权”。但怎样才能将“地权”“平均”呢？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地主的土地拿来均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呢？依照“平均地权”的方法，是由国家用款项从地主方面收买过来，然后再分配给农民。于是真正的问题又发生了：像如此大量的款项从何处获得呢？当然是绝对无法获得的。所以“平均地权”，对于农民不过是一个“画饼”而已。往后的全部事实更都证明了这一点。复次，对于国内的弱小民族问题，辛亥革命也曾提出过。如“五族共和”的标语，就是一种表现。但它也仅限于提出这一问题。至于怎样使这些弱小民族的下层广大群众改善其经济生活，以及提高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准，提高它们的政治地位，确定它们的民族自决权，却不曾具体说到。因此，辛亥革命也就不能得到这些弱小民族的积极拥护，反而容易被发动势力利用了去。最后，辛亥革命虽是一个群众的行动（当然是偏于军事方面），但这个群众的主要成分，既不是城市在业的劳动者，也不是乡村那个急需解决土地问题的真正农民群众，而是那些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的“三合会”、“红帮”、“青帮”及“新军”中的士兵等。他们是流氓无产者的一群，虽然因生活的贫困而具有某种反抗性，但他们是没有固定的民主目标的，而且是最容易被腐化、被收买、被某些投机的分子利用的。一个民主的革命建筑在此种群众身上，不仅不会有好结果，且是最危险的。从辛亥革命中出来的军事头领们，差不多都利用他们的“革命军”作工具，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新式军阀，难道是偶然的吗？所以辛亥革命的结果，虽推翻了满清政府，挂出了“中华民国”的招牌，但伏在这个民国招牌后面的，仍然是传统的官僚专制政治。与以前主要不同之点，就是：由多头的军阀代替了寡头的皇帝，由军阀的“分权割据”代替了君主的“统一集中”。至于对外的民族独立问题和对内的土地问题，不但没有提出议事日程加以任何讨论和解决，而革命后的临时政府，却反而公开对外宣言承认满清和列强所签订的一切条约（即不平等条约）为有效，并对内向地主声明保护它们的产权哩！这里告诉我们：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对于根本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民主任务问题，竟采取了如此的妥协态度！这就无异于暗示：解决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历史任务，有待于另一个阶级来担负了。“五四”运动，从政治上说来，是一个反帝国主义（日本）侵略和反官僚军阀（安福县）卖国的运动。但就它的全部历史意义说，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启蒙运动。正因为是一个思想上的启蒙运动，所以它没有能从政治上提出民主任务的问题来，当然更谈不到对这一任务的根本态度和行动了。而且“五四”运动从头至尾没有任何政党从中指导和推进，这也就决定了这一运动的政治性之薄弱，决定了这一运动之偏重于思想解放的历史意义了（关于这一方面，请参阅求真创刊号拙著《论五四运动之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文）。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这是继承辛亥革命而来的一个更进一步的真正群众的大革命。而这个革命比之辛亥革命更进一步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它将“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口号，第一次明白而公开地提了出来，作为行动的号召。（二）这个革命的基本群众，是城市的现代产业工人和乡村的在业农民，而且其中工人占了领导的地位。（三）在这个革命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工人阶级的群众的政党——共产党；并且这党在运动中逐步地把广大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组织了起来，领导它们参加了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四）这个革命与世界各国的革命群众和组织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取得了国际的援助（如各国工人对“五卅”罢工工人的募捐救济以及苏联许多物质上的援助等），因而它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国际性的。因为具有以上几种主要的进步特点，所以这个革命不仅仅是中国一个真正的大革命，而且可以说是全东方一个破天荒的最进步的大革命。就这个革命之发动了最广大的下层群众来说，就它之具有现代最进步的政党来说，就它之获得了国际各方面的大量援助来说，它是应该走上完全的胜利，彻底解决中国的民主历史任务问题，将我们整个民族推向一个新的根本改造的历史时代的。然而结果，它终于是失败了，而且比之辛亥革命的失败还要更为可悲！但这种可悲的后果，它的原因究竟何在呢？其中最主要的是：这次革命，在政纲上虽然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以完成对外民族独立的民主任务问题。但对于极关重要的土地问题，却始终没有提出一个正确而具体的纲领来。所以当农民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时，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便陷于彷徨、混乱和不知所措的窘境。而农民群众本身，则经过相当时期的热烈追求（土地）和坚苦奋斗之后，觉得仍然得不着土地时（由于领导者的自动阻止），便也逐渐陷于等待、疲倦和麻痹的状态中。因此，当反革命获得准备时间来向农民进攻时，它们更陷于惊慌失措，只得任听敌人宰割了。另一方面，而且是最主要的，是代表革命群众的政党，由于年青和幼稚；缺乏本国斗争经验的传统；革命理论和政治水准的太低；对于西方革命运动，尤其是俄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全不了解；以及始终落在一种典型的外来的机会主义领导底下。将阶级合作代替了阶级斗争，将妥协谈判代替了革命行动，以致不自觉地在思想上变成了阶级敌人的俘虏，在政治上作了同一敌人瘫痪群众的工具，因而在紧急关头遭到昨日的同盟者掉转枪来向它扫射时，就陷于仓皇失措，不是束手待毙，就只好临阵脱逃了。于是革命的果实，就成了反革命祭坛上庆祝胜利的牺牲！一个最伟大的革命，竟如此悲惨而讽刺地结束了自己！所留下来的是一党专政。在这个专政下，不平等条约依旧保存，“平均地权”依旧写在纸上，劳苦群众依旧任人压榨，军阀官僚照样横行，白色恐怖遍满全国，……中国的历史带着遍体创伤，带着一副较为新颖的专政面具，又倒退到老远的过去了。革命失败了，中国新生的希望被打断了，于是，整个的国家民族又重“陷于瘫痪，混乱和听人摆布的泥沼里”。内部的军阀混战，农民暴动，接连不断地发生。国外的帝国主义，特别是其自身陷于异常矛盾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就乘机而起，冒险向中国进行前所未有的凶猛侵略，企图吞并整个中国来解决其矛盾，这便迫使中国整个民族陷进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国难”时期。然而这正是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逻辑结果。倘使这次革命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解决了民主的任务，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实行了全般的政治经济改造，使几万万的人民获得了自由发挥其创意力与活动力，不但日本帝国主义绝对不敢向中国冒险，而且它的本身，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影响之下，在日本民众响应中国革命而自寻出路之下，将自顾不暇，大有可能被送入坟墓呢！这样，不但东方的面貌将大为改观，就是整个的国际局势也会受到决定的影响，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了。如果从我们过去民主改革运动的全部历史看来，差不多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失败的历史。其根因就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对于自身所需要的民主改革，始则幻想从上至下的改良，继则采取畏缩妥协的态度，最后则完全走到相反的方面，而决心作了民主改革的敌人。这在西方经过整整的三个世纪，从英国、法国、德国到俄国所反映出来的经验，而在我们这个落后国家里，不到三十年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也就是现代落后国家的历史，往往将先进国长期发展的历史压缩在短期内体现的“综合律”或不平衡发展律的具体表现之一。这一规律充分证明：我们的民主历史任务，只有依靠下层的工农群众及一切被压迫人民自己的力量，才能获得真正的彻底的解决，——这便是今后民主改革运动的指标。怎样实现民主民主的历史任务，即民主主义的真实内容，以及在客观上妨害解决民主任务的障碍物，我们在前面不但已经具体地解释过，而且还从历史发展的经验上扼要地论证过了。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究竟要怎样才能实现民主，即要怎样才能解决急待解决的民主任务问题。民主的内容或任务，既是一种历史进步的任务，是关系到全体人民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的任务，那就只有依靠着人民大众自己的真实力量才能得到解决。可是，人民大众又要怎样才能从意识上觉悟和认识自己的力量，从组织上形成、集合、集中、并发挥自己的力量呢？这首先就必须争取一般的基本的民主自由权利。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及罢工的自由权等。因为只有获得言论和出版的自由，人民才有可能表示自己的愿望、意志和要求；只有获得集会的自由，人民才有可能按照需要集合在一起来讨论和研究有关于自身生活及一切社会国家的各种问题；只有获得结社的自由，各种人民才能形成自己的组织（如各种产业或职业团体），集合自己的力量，组织或参加各自所需要的政治团体（政党在内）；只有获得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人民才能发表自己的根本主张，阐明自己的任何理想，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任何主义或宗教；只有获得罢工的自由，工人及一切被雇佣的职业者，才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不致任听雇主们的剥削和压迫而陷于饥饿与奴隶的地位。所以，争取这些一般的民主自由权，乃是人民大众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精神力量，形成和加强自己的组织力量之绝对必须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人民大众只是一盘散沙，绝难表现任何自觉的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力量的。正因此，凡是专制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一定首先要剥夺或限制人民的自由，以便轻易达到它们剥削和压迫人民之目的。反之，凡是要想从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下挣脱出来的人们，也一定首先要争取这些民主自由之实现。但同时我们必须指出：争取这些民主的自由权，并不完全限于向统治阶级一方面。凡是在已经组织的民众团体，如工会、农会、学生会、职业团体、乃至各种政治集团内部，都必须争取民主化。在任何群众组织或政治团体内部，凡是其上层领袖不允许或限制下层群众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以及自由讨论问题，自由批评领袖们的言论和行动的，都是根本违反了民主的原则的。像这样内部没有民主自由的组织或团体，不过是一种“在野”的官僚机构，而那些“领袖们”也只是一些“在野的”或“候补的”官僚而已。但现在的许多群众组织及政治集团，正是这种情形。然而这对于发展群众的民主精神和组织能力，是异常之有害的；在事实上，这是阻碍真正民主运动的发展，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专政的统治阶级而服务的。因此，在任何民众团体内部采取民主化，打倒官僚主义，打倒上层少数分子的把持操纵，也是在整个政治上争取民主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但仅有民众的意志和组织，还是不足以解决民主的任务及其他有关全国性的重大问题的。所以，必须有一个具有全国性的最高的政治机关，才能把全国各种民众的意志和力量集合和集中起来。这便是现时人们所公认需要召集的“国民会议“。但这个国民会议必须由普选和不记名投票产生，并且必须具有解决一切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全权。因此，我们可以说，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乃是民主主义在政治上之最集中的表现。所谓“普选”，就是凡满一定年龄的成年男女，都应毫无限制地具有选举和被选举权。而采用“不记名”投票，则为的是防止对于选举人的任何干涉或操纵，以便自由行使其意志。所谓“全权”，就是国民会议具有全部权力得以讨论，决议和公布有关于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并选出行政机关来执行。如果行政机关违背决议案或执行不力时，国民会议得随时重选或改组之。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真正代表全国人民大众的意志、要求和利益，从上至下地实行民主改革，实行改变一党专政的官僚制度，使整个国家民族走上现代的民主化。也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解决国共两党间的严重纠纷，使它们在全体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之下受到合理的裁判和处置，以此解决其纠纷。像现时当权政党所已经决定召集的国民会议，其代表既完全由于圈定、指派或虚伪的选举，那只能算是变相的一党代表（？）会议，或一党御用的会议，与人民大众毫无关系。就是这个会议将来经过“协商”，让“各党各派”或“无党无派”派出若干“代表”参加，那至多也只能算是当权党与在野党派的“代表会议”，与人民大众普选的国民会议还是没有共同之点。当然也就谈不上真能代表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来解决当前各种重要的民主问题了。至于普选的国民会议之能否召集成功，将以人民大众能否行使一般的民主自由权（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信仰自由等）为条件。因为民众只有在这种民主自由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自由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而候选人也只有在这同一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自由地向民众发表自己的政见，宣传自己的主张，并批评敌派的政见和主张，以此去争取选民的信任。否则，国民会议的“选举”一定是虚伪的，不是被当权政党把持操纵，就是被各党派的政客或野心家们贿买和玩弄的。我们已往的一切选举及现时各种参议会的选举，便是铁一般的事实的教训。所以，即是为了实现普选的国民会议，也必得争取一般的民主自由这一前提。另一方面，国民会议必须以解决民主的历史任务（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完成民族的真正自主，确定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制订劳工保护法等）为中心目标，才能把整个民族国家从“停滞，混乱和矛盾的泥沼”里拖出来，推上历史进步的轨道，——这才是国民会议应有的历史意义。如果国民会议不以解决民主任务为其中心职务，即令召开了，甚至是“普选”的（？），但一定是空洞的，不能起进步作用的。它只能提供各党派的某些政客或野心家们一个活动的舞台，从事拉拢勾结，或互相争斗，玩弄“议会把戏”，以遂其私图而已。辛亥革命后某一时期内的所谓国会正是如此。因此，召集国民会议必须与解决民主任务密切地联系起来，才具有进步的意义。至于将来中国究竟能否成功地召开一个真正普选的国民会议来解决民主的任务及其他的国家重大问题，这全靠人民大众，尤其是在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工农大众的觉醒和奋斗的程度来决定。我们这里无须事先加以预测。但就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说，就目前的客观情势说，尽速地召集一个普选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十分迫切地需要的。假设这样的国民会议能够召集成功，将是中国政治上的一个大大的进步。即使这样的国民会议不能实现，但站在历史的观点上，在现时还是值得为实现它而争斗的。因为在争取实现这样的国民会议的进程中，民众的觉醒会逐步生长起来，它们的政治经验会逐步丰富起来，它们的组织会逐步发展起来，它们对各党派政治面貌的认识会逐步清楚起来，最后它们对统治阶级的了解会逐步深刻起来，——这是一个最好的“民众政治学校”。民众，尤其是工农群众，经过这样的“政治学校”训练之后，纵或人们死死地要妨碍这种国民会议的实现，它们也就会自行寻找解决问题的另一道路了。也只有到那时，民众才会有决心和勇气采取超国民会议的方法来解决中国的民主历史任务的。俄国所经过的历史事实就是先例。所以在目前，一切民众都应该为实现普选的国民会议而斗争，应该要求立刻召集普选的国民会议来解决急须解决的民主任务问题以及其他的重大问题（国共的纠纷问题在内）。凡是诚心要求民主，认真争取民主的人们，都应该到民众中去提醒它们，组织它们，号召它们起来向这一目标迈进！我们未来历史的进展，将以这一国民会议运动的进展来衡量。而我们的历史要走上一个更高的超民主主义的新时代，也将借着这一运动作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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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老子的哲学及其社会思想（一九四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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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哲学及其社会思想
彭述之
（一九四六年四月）
＊原刊于一九四六年在上海出版的《求真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署名：欧伯
（一）老子的时代
老子的生存年代，在庄子、礼记和史记等古籍中，本已有明白的指示，即这些古籍中皆一致记载孔子曾见过老子，这证明老孔实为同一时代的人。胡适之推定老子的生年约当西历纪元前五百七十年，较孔子约大二十岁，与事实当相差不远。但自梁启超提出六项怀疑的理由（见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后，老子的生存年代似乎根本成了问题。但梁氏的怀疑理由经过许多人（如张煦、叶青等）的批驳之后，很少能站得住了。继梁氏而起的一些怀疑家，其所持理由大都重复梁氏，更少新的发见；作者的目的只在阐究老子的根本思想，故不欲多费时间从事考证的批评。但有几点应当特别指出：即孔子曾问学于老聃，不仅为史记所大书特书，为老派的庄子所数数称道（见庄子天道，天运和外物诸篇），而且为门户成见素深的孔门子弟所迭次引据（见礼记曾子问篇），这证明孔子之亲自见过老子，是一无可否认的事实，因而成为老孔两派门人之共同的传说。其次，在论语中有不少的处所，如“无为而治者……”，“亡而为有，虚而为盈”，“以德报怨”等，都与老子完全相合，这证明孔子在思想上确曾受过老子的影响。即就老子的文字和思想本身而言，老子一书与后来战国时代的著作亦显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老子实与孔子同时，或略长于孔子，曾一度为周之守藏室吏，后隐于沛（据庄子天道和天运所载，孔子曾两次见过老聃，盖一在其为周之守藏室吏时，一在沛，即归隐于沛之后也），著老子（所谓道德经）上下篇。
至老子一书的内容，像古代其他的典籍一样，不无后人窜入的伪作，故在某些节段和语句中，间有矛盾或不可通的地方。但就一般论，老子实为中国古代第一部思想精深而较有系统（就其思想之连贯一致言）的最可靠的古籍，它深刻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矛盾，这绝不是后世妄人所能随便假造的。
如果老子与孔子同时，则老子的时代便正当春秋的末期。这正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封建制度开始发生动摇和变化的时期（后来战国时代之最激烈的兼并局面，以及秦之建立统一集权的专制帝国，都导源于此）。
在这时期中最显著的现象，是各封建诸侯国间的战争之益趋频繁和剧烈。并且战争的范围也由黄河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如楚与吴，吴与越之间，都时常发生战争，这是春秋前期未曾有的现象）。此等战争发生的原因，表面上似乎是由于“周室衰微，诸侯争霸”，而实际上却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因为自春秋开始以来，生产技术日见增进（如铁器之普遍应用，手工技术的发达等），商业经济日见发达，货币使用的范围日广，奢侈品的生产愈多。——这一切，大大地刺激了和提高了一班封建贵族的享乐欲望。封建贵族为满足其享乐欲望：一方面，在其所领有的地域内对农民尽量施行榨取，如增加地租、延长徭役、提高赋税等；另一方面，即拼命掠夺别国的领土，即向外扩大榨取农民的范围。在封建时代，战争便是封建阶级扩大榨取农民范围之唯一的手段。同时，新起的商人为了侵入邻国市场，也往往帮助了本国的封建贵族进行战争。
战争的后果，许多小国诸侯是被消灭（即为大国所吞并）了。但战争的全部负担总是落在农民身上。农民不仅被迫参加战争，直接牺牲性命，并且还要担负全部战争的费用和损失。不管任何一方战胜，农民总是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而且在战争期间，关于农业上最关重要的水道堤防和灌溉等工程必然荒废，牛马和人工等必然缺乏，因而往往酿成了极厉害的水旱灾荒，所谓“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便成了一种定律。这对于农民当然又是“痛上加痛”！
其次，即在同一封建国家内的封建贵族集团间，为夺取权位的斗争也愈演愈烈。互相残杀，互相驱逐，成了家常便饭，封建阶层内的“臣弑君，子弑父，弟弑兄”，充满了春秋左传的记录。封建阶级内部这些斗争和残杀，固然暴露了封建阶级自身的削弱和衰败，但同时亦愈加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和破坏，愈益加重了一般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痛苦。此外，封建阶级为了保持其经常的安全与享乐，便不断地修城筑池，开园辟囿，建造宫第，屯集财宝，这一切不用说也是要靠榨取农民的劳力与财物来完成的。
所以在这一时期中，一方面是封建阶级在内部进行剧烈的争夺，对农民加紧压榨，在生活上穷奢极欲，还要侈谈仁义，夸张礼节；另一方面，是农民在不断的战争和经常的榨取及压迫之下感到异常痛苦，无法生存，强者铤而走险（所谓“民不畏死”），弱者坐以待毙——这便是老子生存时代之最显著的社会关系和矛盾——这种情形都深深地烙在老子的全部思想体系中。
至于老子本人究出身于何种阶级？颇为近时一般研究老子思想的人所争论。有人说他出身于“平民阶级”，有人说他代表“奴隶领主”，更有说他是“极端破坏派”或“隐者”的。这些说法，不是臆测，就是模糊。如果就老子所受的文化教育及其曾经一度为周之守藏吏而言，说他出身于贵族阶级，是比较可信的。但就老子的思想论，则显然含有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成分，即强烈地反映了广大的农民阶层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种种不满的意识。人们或许以此为矛盾。但以出身贵族而同情农民的痛苦，攻击封建农奴制度的罪恶和专横的人，并非不可能的事。俄国的托尔斯泰就是近代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自然，出身贵族而同情于农民的思想家，其思想不会只限于反映农民的原始意识，而必然要将当时已发展到相当高度的贵族文化，贵族的宇宙观及许多偏见，与之多少联系起来，而造成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即一个含有深刻矛盾的思想体系——老子和托尔斯泰都是如此。
（二）老子的哲学——一元论与辩证思想
老子思想中的重心而且最富于历史意义的当然是他的社会思想，即他对于当时社会的观察、批评和改革的理想。但老子是我们古代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家，他差不多吸收了古代的全部文化，所以他的目光所及不只限于社会现象，而且注视到整个的自然。他曾把自然和社会作过一番比较的研究，企图从自然中找出一种根本原理以为批评和改造他认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指针。这原理便是他的哲学，即他的一元的宇宙观和辩证的方法论。
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一元的宇宙观和有意识地运用辩证法以考察问题的人，要算是老子，也只有老子。在这一点上，老子在中国是尽了泰利斯（THALES）和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的开山任务（在希腊思想史上，泰氏第一次提出一元的宇宙观，赫氏第一次揭出辩证法）。惜乎他的后辈没有能继承他、发展他。
在老子以前，关于宇宙诸现象及其构成的问题，《易经》和《洪范》中确已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就思想发展的阶段而言），但其形式还是很原始的，并且是多元的（《易经》以“八卦”象征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并以此代表构成宇宙的因素。《洪范》则以所谓“五行”的水、火、木、金、土表示自然诸现象的根源）。只有老子才第一次明白地站在一元论的观点上去探索宇宙万有的根源。自老子看来，宇宙间一切事物虽然纷纭错杂，品类万殊，但究其本源是同一的。所以他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真。其致之者一也。
天无以清恐将裂，地无以宁恐将发〔注：fèi，“发”通“废”〕，神无以灵恐将歇，万物无以生恐将灭，侯王无以为真恐将蹶。”
这里所谓的“无”、“无名”、“玄牝”或“一”，都是“道”的别名。很显然地，依老子的意见，“道”就是宇宙万有的根源，犹如泰利斯所说的水是万物发生的根源、宇宙的本体一样。然而“水”是可以大家用感官看得见、触得着的东西，是物质的。但所谓“道”究竟是什么呢？老子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为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
在这里，老子告诉我们的只是：所谓“道”者，不是感性所能触知的具体的物质，而是一种抽象，即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但究竟什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呢？老子在这里未曾继续解释下去。不过他在另一地方曾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由此看来，所谓“道”者似乎是一种取法于“自然”的法则了。（按道字的本义原是具体的道路的道，后申引为抽象的道，即是法则或规律的意思）。法则或规律虽然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却确确实实是客观地存在着的。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正合乎形容“法则”之不可捉摸而又真实存在的意思。
但是，老子的“道”究竟是否真正等于客观的自然的法则，这是我们必须追究清楚的。如果就“道法自然”的表面来解释，似乎取法于自然的“道”，就等于客观自然的法则了。然而实际却不然。因为老子所谓的自然，不是指的自然界之客观存在的物质的自然本身，而仅仅是就自然界一切现象之自生自灭，不受人为干涉，自然而然的一点意思而言。例如他说；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物莫之命而常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又说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所谓“莫之命而常自然”及“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这显然是把“自然”与“人为”对立起来，意思是说“自然”就是自己如此，没有人为的干预，也用不着人为的干预。一切听其自然，不事人为，便合乎“道”。这种思想，如果拿来对抗古代的宗教观（即认为宇宙或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是由多神或一神创造的观点），是一个大大的进步，并且是接近唯物论的。因为这种思想承认自然是自己如此，没有人为的干预，同时也就否认了神的干预。并且依老子的意见，就是神也是取法于“道”，即取法于自然的（所谓“神得一以灵……神无灵恐将歇”）。但如果只简单地吧“自然”与“人为”对立起来，以为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即所谓自然便成了一种纯粹的抽象，而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了。真正客观的自然法则，并不在于它的抽象的“自然而然”，而在于它本身就是自然物质自己运动自己变化的具体表现。所以这种法则首先必须承认自然物质的客观存在。没有物质，根本便没有运动和变化的法则之可言。
可是老子却认为他的“道”是独立存在于自然物质之先和自然物质之外的。例如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这显然是说，“道”在未有天地万物之先已经是独立存在了。存在于何处呢？不用说，是存在于纯粹的虚无之中。所以老子特别用“无”来代表“道”，并举出一些“虚”与“无”的实例来解释他的“道”的意义。如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种对于“虚无”的作用之解释，是颇为巧妙的，并且也含有一部分真理。不过我们必须注意：所谓“虚”或“无”，只有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之下才有作用。试问：没有橐龠为其范围的“虚”（且不说空气），能“动而愈出”吗？离开了车毂，埴器和室的户牖等物质条件的“无”能发生作用吗？所以，在这里显然证明离开物质条件的任何虚无，只是一种纯粹的抽象。而老子的“道”分析到最后的结果，便是一种纯粹抽象的虚无。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老子虽然建立了一元的宇宙观，说宇宙万物都发源于“道”，取法于“道”，然而他的“道“却是抽象的，空想的，即超物质的。所以具有唯心论敏感的梁启超说，老子的“道”等于佛家《起信论》中所说的“真如”（见梁著老子哲学），就其同是属于客观的唯心论一点说来，是不错的。其实，老子的“道”，不仅等于起信论中的“真如”而已。即柏拉图的“观念”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老子的“道”都是属于同一的范畴，都是一种想象中的存在，一种幻念，在客观的自然界中实际是不存在的。然而这恰是梁启超所未曾了解的。因为在梁氏看来，“道”与“真如”都同是客观的真理哩！
但是，近来颇有人认定老子的“道”是属于物质的范畴。例如叶青说它等于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所说的“空气”，甚至等于康德所说的“星云体”（见叶青《胡适批判》一四一——一四二页）。这自然是一种颇为新鲜的见解，可不是老子原来的意思。这是由于叶青只注意到老子描写“道”之迷离惝恍若有若无的一些形容辞，因而附会的结果。不错，老子那些描写“道”的形容辞（如“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尾”等）拿来套在“空气”或“星云”上是很相像的，说得过去的。然而却绝不能解释老子所运用到的许多问题。例如老子说：“道虽无名，……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例如依照叶青的意见，把这里的“道”套上“空气”二字，试问将成为什么意思呢？！只有依照老子自己的意见，即把“道”解作含有“虚无”和“自然”的两重意义，那时对于上段文句才能解释得通。也只有如此，才能解释老子的全部文义。因为“虚无”和“自然”的另一解释，即“清静无为”，这是老子全部社会思想的骨干。这似乎是叶青所未注意到的，因而对于老子的“道”发生了上叙的曲解。
现在我们来考察老子哲学的另一方面——他的辩证思想。
我们从前面已经看到老子承认宇宙万物都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道”，宇宙万物是统一的。但是老子不仅看到了宇宙万物的统一，而且还看到了它们相互间的对立矛盾。所以当老子考察一切具体事物，特别是社会现象的时候，他常常是从事物或现象的对立方面去解释。在老子的全部著作中充满了有——无，善——恶，祸——福，盈——虚，刚——柔，曲——直等等对立的公式。这绝不是偶然的。
老子从各种事物或现象的对立中，首先看出了它们相反相成的相互关系。他说：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
这便是后来黑格尔辩证法中之有名的“对立的统一”公式的表现。无疑地这是一种天才的发见。在古代只有希腊之伟大的天才的赫拉克利特曾经发表过与这同样的思想。赫氏说：
“矛盾自相和致，各样的声音，产出最美的调和，一切都由斗争而来。”
“自然亦爱矛盾，它之产生和谐，乃是矛盾而不是同一。例如它缀合雄性之于雌性，而不是缀合同性，……技术显然一样是模仿自然行事。绘画配合着白色与黑色，黄色与红色，这样遂获得图像与原样之相类形状。音乐配合高音与低音，长音与短音，就成为相异的调子而产生唯一的调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集，辛垦版——六七页）
老子与赫氏这种辩证法的思想，当然不是一种“偶合”，更不是单纯地从脑子里空想出来的，只是因为他们的天才与敏感而反映了客观的现实，即客观的辩证法而已。同时我们还必须了解：这种“反映”也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即在社会的矛盾，阶级的对立达到一定程度之下（像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及同世纪的中国春秋末叶），才有可能。
老子既看到了事物或现象之“对立的统一”，同时也就明白了一切对立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苦”？这就指出了“唯”与“阿”，“善”与“恶”中间并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鸿沟，究其极是相差无几的。其他如美丑，曲直，祸福等，在老子看来都是如此。并且老子还进而指出了对立物之相互转变的原理。例如他说：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
这种思想，已经接近黑格尔所谓“质量互变”的原则了。“理性变成疯狂，善变成恶，进步变成退步，正义变成邪恶，真理变成虚伪……”，不是这种思想吗？自然，我们还只能说是“接近”或“预见”。真正“质量互变”的法则，只有到更高度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水平下，才能被发见的。所以老子的辩证思想，只能进到此地为止。
有人说老子只看到了事物或现象之外的对立，即表面的对立，而没有看出事物的内在矛盾。人们便以此为老子辩证法的最大缺点。不过，事物内在矛盾的法则，如同辩证法中“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两种法则一样，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被揭露的。伟大的赫拉克利特也不曾发见这一法则。况且，老子还曾经说过“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话，这便已经多少接触到事物内在矛盾或对立的法则了。我以为老子的辩证思想之最大缺点，则在于他一方面指出了各种事物或现象之对立，但另方面他又异常厌恶这种对立，企图用消极的方法去取消或调和这种对立。
对立原是由于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只有经过斗争（从温和的到剧烈的）。斗争和对立是不能分离的。故赫拉克利特当其发现了事物的对立性和矛盾性之后，他便极力赞扬斗争，主张斗争。他说：“一切都由斗争而来”。“斗争是一切事物之父”。“凡为战斗而死的，就是神与人所尊重的人”。“人民为法律而战斗，必得像是为其城墙而战斗”（同上引书——七〇，七四，和七六页）。然而老子的精神则完全相反。他所最厌恶和反对的就是斗争。他虽然看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但他认为解决矛盾和对立的唯一方法不是斗争，而是消极退让。因此他提倡“不争之德”。他认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所以他主张“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在老子看来，凡是对立的局面，只要一方永久保持退让的态度，完全站在消极方面，就可以获胜而取消那种局面了。所以当强与弱，刚与柔，直与曲，荣与辱，福与祸，贵与贱，及夺与与等相互对立时，他都主张无条件地站在后者一方面。这样一来，老子原来的辩证思想就完全成了反辩证的玄学了。
老子在对于事物运动和发生的问题上也表现同样的矛盾。他一方面承认万物是运动的，有生有灭。如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夫物芸芸，各归其根”。但另一方面，他又极端忽视万物的运动状态及其生灭过程（这是辩证法最基本的原则）。他所注意的只是：万物未生前之“无”和万物既灭后之“根”。他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常，知常曰明”又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所以，老子所追求的不是现实事物之运动和变化的本身，而是事物之“始”与“终”的静止状态，即事物之死的状态或虚无状态。这也是十足的玄学。
（三）老子的社会思想
老子的社会思想便是由上叙的哲学观点出发。宇宙万物的本源既是“道”，而“道”是取法于自然的。所谓自然，就是自己如此，自己活动，自己变化，自然而然，不事人为的意思。在老子看来，这样的“自然”，是“无为”的，然而又是“无不为”的。于是“自然主义”或“无为主义”，便成了老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所以他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世，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反之，如果违反自然，妄事作为，则一定得到相反的结果。“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在老子看来。天下一切争乱，一切祸患，一切罪恶，一切腐败，以及人民所受之种种痛苦，都是由于在上者之妄好作为所酿成的。因此他极力攻击当时统治者的“有为主义”。他把统治阶级的种种作为都加以考察、分析、批评。战争是当时一切“有为”中影响最大而又最坏的。因此老子极力反对战争。他说：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处。”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这是很明显的非战思想。其次，为老子激烈反对的是当时的严刑酷罚和横征暴敛等。他说：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此外，凡是可以助长奢侈，引起争夺，造成祸患的声色货利，游乐田猎，奇伎淫巧等，都为老子所厌恶所抨击。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馀，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关于当时统治者及一般上层阶级（商人在内）的种种作为及其恶影响，老子算是深刻地指摘出来了。即我们在今天读来还是很生动的。但要怎样才能取消或停止它们呢？换言之，要怎样才能从“有为”进到“无为”呢？于是老子便以哲学家的态度进而追求一切有为的根源，企图从根源上消灭一切有为的祸害。他以为一切作为，如战争、刑罚、苛征、恣意声色、屯积货财、竞争伎巧、驰骋田猎等等，都是起于有“欲”。而欲望之多，又是由于“不知足”。所以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因此他极力主张“少私寡欲”，他主张“知止知足”。他说：“甚爱（指多数）必大费，多藏（指不知足）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又说：“知足者富”，“知足之足斯足矣”。这是一种消极的禁欲主义，不用说是纯粹唯物论的。因为人们，特别是当时一班封建贵族们的欲望之提高，不是由于单纯的主观之“多欲”或“不知足”，而是由于一般的社会生产技术和商业发达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由于奢侈品增多和货币使用范围扩大的结果。有了客观“可欲物”的存在，一定会引起或刺激起主观的“欲望”出来。这一层老子似乎是观察到了的。所以他进而主张消灭一切可欲的对象。他说：“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不过老子在这里仍然是主观的唯心的。他不了解：所谓“贤”“难得之货”一切“可欲”的东西，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不因为你主观上“不尚”，“不贵”及“不见”而消灭。事实上，正因为是“贤”，所以引起人们“尚”它，正因为是“难得之货”，是“可欲”的东西，所以引起人们“贵”它，和注视它。这是无可避免的，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于是老子的禁欲主义与人类自然发展的欲望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就是他的自然主义本身发生了矛盾。
与欲望问题相关连的是知识问题。人不但有欲望，而且有知识。有了知识，自然会分辨事物的好坏、可欲的东西和不可欲的东西；自然会“向贤”而抑不肖，“贵难得之货”而贱易得之货等。并且知识愈发达，制造的东西愈巧愈多，辨别力愈强，欲望也一定愈高，因而愈不容易满足，这本来也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但在老子看来，这是不“自然”的。因此他像反对欲望一样地也极力反对知识。他对那些以知识治国的人曾作猛烈的攻击，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国者，国之贼；不以智治国者，国之福”。同时他仿佛以身作则地形容自己是无知无识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他最后的结论是“绝圣弃智”。“使民无知无欲”。但在另一方面，老子又很希望有道者，即有智的“圣人”来统治。他甚至埋怨人们“无知”，不了解他的“道”，说：“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吾言甚易行，天下莫能行；……夫惟无知，是以不我知”。这可见老子所提倡的无知主义不但与社会的自然发展相矛盾，而且其本身也是相矛盾的。
关于老子主张退让或不争的见解，我们在前面论究他的辩证思想时已经提到。现在应当特别指出的，就是这种见解的本身也是矛盾的虚伪的。例如他说：“大国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下大国，则取大国”。为什么？因为“柔弱胜刚强”。“江海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是所谓以退为进，以不争胜人（他常说：“夫惟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实际上，这是一种变相的不抵抗主义。所谓柔弱胜刚强，与当时的历史事实完全相矛盾的。春秋二百年的历史都是证明强者征服弱者，大国并吞小国。假如你没有实力，不拼命斗争，一切谦下或退让，都只能引起敌人的轻视和进攻，自己的灭亡而已。
老子根据了他的“无欲”，“无智”和“不争”等无为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原理，最后便提出了他的理想社会的主张说：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原始部落社会或氏族社会的理想化，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为原始社会的人虽然是结绳而用之，或者自以他们的饮食为甘，以他们的衣服为美，但实际上他们是十分缺乏的，艰苦的。他们的居住多是不安定的。尤其是各部落社会之间有着经常的战争，并不是“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他们不乘舟车，是因为尚未发明；更没有所谓什伯之器而放着不使用的事实。老子这种理想社会，与其他一切乌托邦主义者的主张一样，不但是空想的，而且是开倒车的。他企图将当时已经发展到高度的，并且正在衰落的封建社会拉到原始的部落社会或氏族社会去，这显然也是违反社会发展的自然趋势，是不“自然”的，等于要将“人”再回复到“猿猴”的形态去是同样的空想与反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老子的社会思想，就其自身的逻辑结构言，虽然很能连贯一致，很有系统，似乎没有什么矛盾，似乎“自然”、“无为”、“不争”和“无知无欲”等，都是从他的“道”逻辑地发展下来的。但从社会的历史的观点看来，却充满了矛盾，仅仅是各种矛盾的混合体而已。除上叙的许多矛盾外，我们还可以看出：一方面，他深刻地描画出了各种事物的对立性、矛盾性，即斗争的不可免性；凡斗争的规律，永久是积极的因素战胜消极的因素；但另方面，他却无条件地主张站在消极方面，企图以此去取消或调和矛盾。一方面，他尖锐地攻击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妄好作为、嗜争好战、严刑酷罚、横征暴敛、骄奢淫佚、以及使用种种智巧以欺骗人民等；这样便应当唤醒人民，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这样的统治者，推翻这样的统治者；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力鼓吹“不争”、退让或谦下等消极的主张，即主张不抵抗主义，仍然希望有什么“守道”的侯王或“圣人”（老子理想中的统治人物）来拯救人民。
但是这些矛盾是怎样发生的呢？这当然不能从老子思想的本身中去寻找解释。老子的思想的矛盾不过是当时社会中许多复杂条件所造成的矛盾，特别是广大的农民层的地位的矛盾之反映而已。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老子的时代，春秋的末期，封建国家间的战争，封建贵族集团间的内哄，以及封建贵族之一切豪奢纵欲等，最后都压在农民身上，即全靠榨取农民来支持。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会发生种种不满，愤慨和仇视等的感情与意识。农民首先对于封建国家间的战争，对于封建贵族集团间的私斗，是感受痛苦最烈而又最直接的。他们对此自然要发生强烈的反感。但同时他们又感觉不到自己有力量可以停止或干涉那样的战争和私斗。所以他们除愤恨诅咒之外，只有希望统治阶级自己相互退让，“小国下大国，大国下小国”，用“不争”的方法解决问题，免得累害他们。农民对统治者的严刑酷罚，横征暴敛等也是如此。一方面表示愤恨、仇视，但另方面又不知道怎样去反对它们、制止它们。所以结果也只有希望统治者实行“无为”，即少作些事，自动地停止对他们的剥削与压迫。农民根据自己的简朴生活与单纯头脑，不但觉得一切战争、刑罚、法令、伎巧、声色货利、驰骋田猎等是多事、是有害的，就是一切知识也是多余的、骗人的、有害的。所以“无为”、“无知”、“无欲”、“不争”和“知足”等，正是农民那种原始的实际生活的反映。最后，农民对于当时社会所加于他们的种种不能忍受的痛苦和虐待，深深地感到了失望，同时又看不出他们有任何更好的前途。于是只有根据传说，根据神话去回忆过去，追念远古的“黄金时代”（大概每一民族的传说和神话中对于远古时代的生活都有许多美满的描写）来安慰自己。“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便是由这种追念稍加以理想化形成起来的。
现在我们可以了解，老子思想中的一切矛盾，一切弱点与优点，都能从当时的社会矛盾中，从当时农民大众的地位中找到了说明。老子提倡“不争之德”（以农民对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而言，就是不抵抗主义），提倡无知无欲、主张复古，这些固然是他思想中的弱点。但同时老子也有他最光辉的地方，就是他曾经无情地深刻地批评了当时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种种虚伪、以及对于人民之种种榨取和压迫，这种批评精神对于烛照和揭发社会的黑暗是极可宝贵的。老子的自然主义或无为主义，从社会发展的观点说来，固然含有反动的意识，然而拿来批评当时封建贵族那种横行无忌、无所不为、无恶不作，也是含有它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某点上说是帮助进步的。卢梭也曾用过自然主义去批评当时法兰西的君主专制政体之种种横暴，种种违反自然的事实，这对于当时反君主专制主义的推动，以及对于后来的大革命，都给了深厚的影响。
（四）老子与托尔斯泰
如果我们拿托尔斯泰的思想与老子的思想来比较一下，那我们对于老子一定能获得更明确的理解。自然，托尔斯泰的时代与老子的时代，不但相隔是十分遥远，而且在本质上也是很不同的。在老子时代封建制度虽然开始衰落，但商业资本主义还在萌芽。而托尔斯泰的时代，不仅西欧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就是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发展到相当的程度了。（这是就托氏时期的末期而言）虽然如此，但从托氏与老子思想的本质上，即反映农民的原始意识一点上说来，还是很相类似的。
所谓托尔斯泰的时期约当一八六二——一九〇四年，即俄罗斯前革命的时期。在这时期中，旧的农奴制度已经崩溃了，但新的社会制度尚在准备当中。所以当时俄国的农民虽然处处感到变化、震动、扰乱和痛苦，但另方面又看不出任何新的前途。虽然旧的农奴制度崩坏了，但建立在这个制度上的沙皇专政的官僚警察和地主贵族等，对于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却未曾减轻；虽然资本主义已经闯入农村，但在农民看来，这个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祸。因此，当时俄国的农民仍然只有把他们的面朝着过去，去回忆他们那种原始“米尔”（MIR）式的共同生活——这便是托尔斯泰思想所由产生的基地。
所以托尔斯泰一方面严厉地无情地抨击了沙皇官僚政治的横暴、地主贵族的腐恶、资本的剥削，而另方面却又主张“不以暴力对抗罪恶”；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了一切上层阶级的虚伪，宗教的假面具，而另方面又极力宣传“一切应诉之于世界精神”，即诉之于他的新的宗教；一方面深刻地描绘出了劳苦大众的贫困，痛苦和不幸等等，而另方面又宣传禁欲、克己等的主张。托尔斯泰很慨叹于俄国民众的粗野和愚蠢，但他同时又极力反对西方文化，说那种文化是消灭人类天性中的一切天真和善良。他甚至反对学校教育。他说：“大学只是为那些易感的病态的自由派而设的，民众是完全不需要的”（一八六二年的论文）。托尔斯泰的这些矛盾，我们前面在老子的思想中差不多都碰过了。
甚至托尔斯泰也主张虚无。他说：“一切都是虚无，是物质的虚无”（见托氏论生活的意义）。托氏不承认历史有进化律。他说：“在人类面前一般的运动法则是没有的”。所以他赞美静止状态，赞美东方人民的好静。这种见解与老子的清静无为是很相符合的。托尔斯泰的理想社会，所谓“共同生活”，也是完全以俄国远古时代传下来的农村“米尔”制为根据而加以理想化的结果，与老子的“小国寡民”是属于同一的乌托邦。
自然，托尔斯泰与老子中间也有不少异点，但从社会的观点看来是次要的。例如托尔斯泰思想的最后归宿是信仰世界精神，信仰他创造的新宗教；而老子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虽不否认神的存在，却没有终极的宗教信仰。不过老子也曾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便已经很接近于宗教的宿命主义了。
托尔斯泰曾在一些论文（俄文集刊为一小册）中专门研究老子的思想，他极力赞扬老子，钦佩老子（惜原文不在手边，关于托氏推崇老子的话不能具引），这可见托氏与老子的思想中间之血统关系，已经由托氏自己认识出来了。
列宁称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俄国前革命期、即过渡时期中农民意识的矛盾之反映。农民要想脱离自己的矛盾，只有在一个更前进的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然而在托尔斯泰的时期中这个阶级尚未生长成熟（至少在政治上如此），所以托氏思想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生在春秋末期反映农民意识的老子之思想上的矛盾，更是一种自然的现象。
如果我们再把老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略微比较观察，就会更加显出老子的思想是反封建贵族的。孔子是完全站在当时封建贵族的观点上，企图用改良主义去挽救正在崩溃中的封建制度，维持封建贵族阶级的统治与特权。故孔子的全部精神都集中于纠正和重新确定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是施行改良主义的出发点。严定名分，尊崇礼制，宣扬忠孝（以忠巩固各级封建主的统治权，以孝巩固家长权，这是从根本上维持封建的秩序），夸说“仁”的理想——这些便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就是封建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然而老子恰与孔子相反。他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又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是揭破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是虚伪的，违反自然的，这根本否认了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只有站在被压迫的仇视封建阶级的农民的观点上，才能发生出来。
老子是我们古代最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哲学家，最富有批评精神和表同情于民众的社会思想家。他的一元论，他的辩证思想，特别是他对于当时社会政治及其统治者的批评精神，直到现在还是光辉地映在我们眼前，值得我们研究、发挥。然而他的唯心论、他的玄学、他的虚无主义，禁欲主义、无知主义、复古思想、尤其是他的消极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精神，是十分有毒害的。但是自称老子思想的继承者，后来所谓道家者流，恰恰是继承了他十分有毒害的这一方面；甚至现在人们还在为他这一方面的思想而服务，这是等于在民众中散布毒菌。继承并发挥老子思想中的优点而排除其毒素，只有站在中国最前进的一个阶级的观点上才有可能。 |
论昆明李闻被刺事件（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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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昆明李闻被刺事件
作者：鹤皐〔彭述之〕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4期
录入者按：这是一篇对1946年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接连在昆明遇刺的一事的评论，文章作者在开头花了一半篇幅讨论了他对各种政治暗杀的看法，基本上是有关刺杀行动无用，政派和政党应当拿政治主张竞争，依靠群众的陈词滥调，以及顺应当时群众情绪怒喷刺杀行为无耻下流。文章后半段就李闻遇刺案进行具体讨论，文章发表时案情并不明朗，作者转述了各个媒体的报道，原来异见人士“被嫖娼”的现象那时候就有了...
最后要求国民政府彻查案件严惩凶手。查了一下资料，有说法是刺杀李闻并非蒋介石授意，而是手底下特务自以为能讨好上级，自作主张杀的人。作为一件惊动全国并给蒋介石惹来许多麻烦的大案，最后案件处理也因为裙带关系等原因不了了之，可见当时国民党政权之腐败...。）
论昆明李闻被刺事件
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仅仅四五日间，李公朴和闻一多，竟接连在昆明被刺身死！（且祸及闻氏之子）据民主同盟宣称：李闻二氏同属该同盟昆明支部负责人，这证明他们均为民主同盟的领袖。同时从李、闻公开要求民主和反对内战的言论和行动看来，又表明他们是正当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物。由此可推论：这次李、闻二氏之先后在昆明被刺，显然是一种政治的暗杀，这样的政治暗杀，在战后虽然并不是第一次，但却是最重大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件。在论列这一暗杀事件的是非和责任之前，先让我们就政治暗杀本身的意义及其种类来略加评断一下。
凡是政治的暗杀，固然是由于社会的混乱和政治的阢惶不安。但这种对个人采用恐怖手段的暗杀本身，一般却是最无出息，最落后和最愚蠢的：在某种场合，且是最卑鄙，最可耻和最下流的。如果是一个在野的政派或政党，采取暗杀手段来对付当权的政治人物，即令是一个最横暴可恶的人物，也不能收到任何政治的效果。相反地，它一定会遭到最可怕的惩罚。因为一个在野政党的基本目的是在走上政权。但要走上政权，便必须拿它的政纲去说服群众，领导群众，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以此籍着群众的力量去达到目的。假使脱离群众而专对当权的某些个人加以暗杀，这不但杀之不胜杀，且必然使当权者有所籍口采用更残酷的恐怖手段来施行报复，迫使它完全脱离群众而日趋溃散（俄国八十年代的“土地与自由党”便是如此）。
如果一个在野政党采取暗杀手段来对付同样在野的政党，那就不仅仅是最落后，最无出息，而且是最卑鄙最可耻和最下流的了。因为凡属在野政党间的政争，乃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上的竞争。换句话说，就是各自应当以其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去争得群众，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以此战胜其政敌。假使不此之图，而依靠恐怖手段来消灭政敌个人，不但永远不能战胜政敌，真正获得群众的信任，反而一定要被历史抛弃在污泥中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谢德曼和洛斯克们之对李普克拉西及卢森堡，就是显例。）
最后，如果一个当权的政党或政府，竟也采用暗杀手段对付在野的政敌或政党，那就更加了一层卑鄙，可耻和下流。因为当权者，即可制定法令，又有一切物质的力量（包括宪兵、警察、法庭、监狱及报纸和通讯社等）握在手头，尽可“依法行事”。但还以此为不足，而要籍助于暗杀恐怖手段来毁灭政敌个人，来压服在野党派，那就证明它已快临到末日，才如此倒行逆施。所以凡是采用暗杀恐怖手段来对付在野政敌的统治者，总是绝对不会持久的。即以我国的经验来论，如袁世凯之暗杀宋教仁，以及不久以前日帝汉奸之谋杀反日分子，不但毫无效果，反而自速其灭亡！
总而言之，采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政敌的，无论是在野党对当权者，或在野党对付同样在野的政敌，以及当权者对付在野政敌，都不但同样收获不到任何真正的效果，而且同样暴露了其本身的绝望无能（即同属无能获得群众信任和拥护），因而采取了绝望冒险的手段。所以凡是抱有正确的政治理想和主张能徹底为民众利益而服务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是绝对排斥任何暗杀恐怖手段以对待其任何政敌的。
我们前面这一段议论，似乎离题太远，但对于我们这个充满了落后和野蛮气氛的国家的政党和政治家们，是含有十分重要的教训意义的。我们这个国家，自袁世凯以来即不断发生政治的暗杀事件，尤其近二十年来，政治暗杀，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最可悲的是：暗杀竟成了某一部伤人的专门职业！
这次昆明李闻暗杀事件，不过是千百件中之一件罢了。这就证明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是何等的落后，何等的野蛮，何等的可耻！
说到李闻被暗杀事件的是非，是异常之明显的。只要不是暗杀的主使者，现在谁都认为这不但是当前政治上一件极不幸的事，而且是一件极卑鄙，可耻和可恶的事。问题仅在于谁是这一暗杀的负责者，换句话说，谁是这一暗杀的主使人？
据共产党驻京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等七月十七日致政府当局的严重抗议书（见群众周刊第十一卷第十二期），已公开指出李闻的被暗杀，是由于“政府……纵容指使特务机关”。但据七月廿三日大公报“重庆航讯”称：“昆明流行各种传单，谓李氏之死，係由于桃色案件造成。……‘李公朴是共产党杀死的’……”。又据大公报南京廿五日电：“昆明李公朴闻一多被狙杀案，已获得重要线索。有关重要人犯有前某部队军官杨立德中将，已被捕，并供认不讳。……关系当地有力集团，乘卢主席进京，当省政主持无人之时，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政府……。”
从前面三种说法来看，大公报的“重庆航讯”所传，不但不值一驳，且反而证明了那些散发传单的人们，正是暗杀李闻的同谋者。周恩来等指责政府确是“振振有辞”，但尚缺乏实据以资征信。至于大公报所传“当地有力集团发动有计划之谋杀，冀嫁祸于政府……”亦颇多疑实。在未获得李闻被暗杀得实据之前，我们暂且保留“责任谁属”的判断。但无论如何，政府当局是不能逃避某一定的责任的。因为在李闻被刺之前，昆明已满布行将暗杀某某等的传说。当局何以不事先力加制止？而且李氏被刺之后，仅距离五日，闻氏又被暗杀，假如昆明不是无政府，何以竟放任至此？而且将李闻被刺事件与昆明“一二•一惨案”“较场口事件”和“下关事件”等联系起来看，政府当局的责任是不容易解脱的。如果政府当局要认真解脱这一责任，就必须将李闻被刺事件澈底加以查办，弄个“水落石出”。为办到这一点，民主同盟提出“政府民盟及美国三方代表组成委员会前往昆明调查闻李暗杀案”的要求，是应当接受的，虽然这一要求不见得完全合理（如请求美国来干涉这类事件），但至少可以籍此表明政府当局并不害怕偕同别人来澈底查办这一事件的心迹。假如政府将这次李闻被刺事件，也同对以往的昆明惨案，较场口和下关事件一样，不严正地追究其责任而予以应得的惩罚，仍然含糊地以不了了之，则不但中国的政治前途将日趋混乱与野蛮，而至不可收拾，且将更使政府愈益堕于最不名誉的污泥中而无法自拔。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的判断是公道的，不管谋杀者如何掩饰和诿责，但终究是逃不过历史的惩罚的！（鹤皐） |
评“下关事件”（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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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下关事件”
作者：鹤皋〔彭述之〕来源：《求真杂志》1946年第3期
录入者按：本文深入评论了“下关事件”的性质，怒斥了国民党当局依靠特务机关组织的流氓团体阴谋打击报复上海各界代表的和平请愿的行径。这揭示了一个真理，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实际上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时因为自身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伤害了几乎所有其他人的利益，又不得不维持一种表面的民主来粉饰其统治的腐朽实质，因此国民党就不得不雇佣流氓打手来打压一切异己力量，然后在事后极力和自己的打手撇清关系。这条真理告诉我们，在名义上的民主政治和实际上的资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想要保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就必须要建立自卫的武装。设想，如果“下关事件”中的代表团和一支足以护卫自己的自卫队同行，那么当局的阴谋还有得逞的可能么？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和平促进团体代表马叙伦，贵延芳等十人，赴京请愿，呼吁和平，于甫抵车站时，即被所谓苏北难民代表数百人包围殴打。代表中重伤者有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四人。大公报，新民报及益世报记者亦受殴颇重。此外，殴打者并将被殴者之财物（如皮夹、现金、手表和自来水笔等）洗劫一空。这就是所谓“下关事件”。
自“下关事件”爆发后，不但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发生了相当的反响，且掀起了各方对这一“事件”之是非的争论。
正当全国民众要求民主，反对内战当中，而在首都的青天白日之下竟发生了如此“殴打事件”，我们认为有将事件的真相加以检讨并评断其是非之必要。首先让我们摘引外国通讯社关于此事件的报道来看吧..
“联合社”南京二十日电：“上海人民团体推派来京请愿之代表马叙伦，......等一行，昨夜抵下关遭群众殴打。......行凶群众似‘甚有组织’。车站警察，于出事时，并未予以干涉。和平代表四人......及中国记者三人，已因受伤送入医院。宪兵对行凶群众，亦未见加以逮捕。共产党指称：此次事件系由国民党‘特务分子’造成，......中央日报论调与此完全不同，据称：系由苏北难民请求代表团救济而起。...”‘法国新闻社’南京二十四日电：“上海各和平促进团体代表十人进京请愿，昨日午后七十半达到下关车站时，遭遇意外事件，代表十人中有四人受伤，中国记者三人在骚扰中亦受轻伤。先是火车达到镇江车站时，有穿纺绸长衫者十人，自称为被中共赶出苏北之难民，要代表马叙伦勿往南京。此辈并不明示意向，但暗示或将发生‘若干事件’，......各代表当继续来京。据其目睹者称：昨日午后六时三十分时，即有大批群众分成各小股，在下关车站等候，另有一部分宪兵在车站各入口布岗。各代表下车穿过站门时，人丛中有口笛一响：‘打，打！’之声四起。......某代表移步向前时，喊声又起，石子如雨点般飞来，该代表不得不急急退避。僵持片刻后，外面之群众，冲过少数宪兵，进入车站。本社记者目击代表数人即被迫进入候车室。中国记者三人亦被迫至该处。群众逐渐增加，五人或六人一组，陆续加入，待至午夜时，有穿白衣者高声发令，当有数人在喊声中穿破候车室窗户，闯入室内。各代表及记者亦被痛殴。......骚扰历数十分钟，迨至午夜时，暴徒乃一哄而散。候车室完全被毁，家具全被破碎，各代表浑身血迹，衣衫被撕成片片......”
据“联合社”和“法国新闻社”记者们关于“下关事件”的这两个报道看来，其描述虽有详略之异，但说及事件的经过却是大体一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根据他们来作为分析事件本身的可靠资料。
从这两个报道中，明白地指出了以下两个要点：（一）这次殴打不但显然是有组织的（如联合社称“似‘甚有组织’”，及法国新闻社说“大批群众分成各小股”，“有穿白衣者高声发令”......）；而且是事先有计划地准备起来的。（如在“镇江车站时，......有穿纺绸长衫者十人，......要代表......勿往南京......暗示或将发生‘若干事件’，”这就是事先有组织地布置这一殴打事件之明证）。（二）宪兵、警察分明对殴打的暴徒采取了完全纵容的态度。因为在事前，殴打者之分组布置，宪兵警察既未加以任何阻止，而在殴打时，他们又“并未加以干涉”（联合社记者语），甚至在时间延长至六小时之久的纷扰状态中，也未及时报告上峰，请求援兵来镇压。这显然证明宪兵是奉行某种命令在“作壁上观”。假如不是这样解释，则现在的首都简直已陷入无政府状态中了！然而这令人相信吗？！
最后的问题是：像这样事先有计划有组织的殴打举动，究竟是否出于“苏北难民的代表呢？”但就全部的事实及其逻辑看来，都是十分可疑的。因为：（一）如果真是仇恨共党的苏北难民代表，那他们首先就应直接向被派驻南京的共党代表们有所举动。但他们何以不直接向南京的共党代表们施行报复，而偏要来殴打“要求和平”的上海代表团呢？有人会说：因为要求和平的代表团是偏袒共党的，假定这话是真的，但我们又要问：何以“难民代表”竟放过他们的直接敌人，而反过来向其偏袒者进攻呢？即是最精于诡辩的人，恐怕也无法解答这一问题吧！（二）再退一万步说，行凶者确是“苏北难民代表”，但何以政府治下的军警对此种“代表”竟如此客气，如此放任，而不敢加以任何干涉？对此只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那就是这种“苏北难民代表”是与政府治下的某种特殊组织有其特殊的直接关系的。但与“特殊组织”有直接关系的“苏北难民代表”，也就远非普通的苏北难民代表了。所以由普通的苏北难民所组成的“苏北流亡难民回乡促进会”的负责人李鸿儒宣称：“前日下关事件，绝非该会主持”。（文汇报二十五日南京电讯）也许有人还要辩解说：政府已事后对下关事件表示惋惜，并拟惩办肇事者。但事先既不加以阻止，事变中又不即行镇压暴徒，专在事过之后来表示惋惜，却未免令人有“猫哭老鼠”之感哩！
由前面的分析，“下关事件”的真相是很明白的，这是“较场口”一类的把戏，是某一特殊组织在幕后发动起来的。然而在现时，这种举动不但是极不名誉，而且在事实上对于当权者也是没有任何效果的。政府当局既已再三宣布要“还政于民”，并“信誓旦旦”地允许人民“四项自由”的诺言，何以连和平请愿的代表也不容许，而还要加以这样不名誉的对待呢？！假如政府当局认为这次的请愿有不对的地方，或是偏袒了共党一方面，政府当局尽可以据理力争，甚至加以申斥，又何必要纵容（不加干涉就是纵容）某种特殊组织来干这种不名誉而又无效果的勾当呢？！
“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这确已成了现时各层人民的最迫切的愿望，不管是国民党或共产党，谁如果硬要违反这一“愿望”而一意孤行，谁就将要遭到人民大众的深恶痛绝，其后果是可以推想而知的！（鹤皋） |
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及其后果——「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斗争的新发展（彭述之，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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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
「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及其后果[1]
——「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斗争的新发展
彭述之（一九四三年三月廿九日）
前言
现在发表的这篇文章，是一九四三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的斗争」中的第三章。它的第一章概述托洛茨基自一九○五年发表不断革命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所引起的争论。第二章论述不断革命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爆发后至十月革命的胜利所反映的情形。第四章论述不断革命论在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中国第二次革命中，从反面获得了证验。由于我在一九六○年写的「不断革命论与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该文英译本发表于一九七二年五月纽约出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中文原本发表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香港出版的「十月评论」），差不多包括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四章的内容，只有第三章一直留下来未曾发表。第三章的原标题为「不断革命论与阶段革命论斗争的新发展」，副标题为「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的斗争及其后果。」我现在把原来的副标题改为正标题，以便读者一看就可知道它的基本内容。
现在发表这篇三十六年前写的文章。表面上似乎已陈旧，但它的内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因为事变的发展更显出了它的意义的重要性。我们只须指出，去年（一九七八年）末，「社会主义的越南」侵占了「社会主义的柬埔寨」，今年（一九七九年）二月，「社会主义的中国」又进攻「社会主义的越南」——这两个奇特的事实，就够表明：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如何的荒唐，对「社会主义」是如何的讽刺了！
但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侵占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攻打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荒唐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许多相信社会主义是国际主义的人们，都感到惊异，而无法解释。实际上，这正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要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种发展我又为文论述了斯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第二次大战后发生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这里须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在第二次大战的二十年中，葬送了每个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延长了早已衰朽的帝国主义的寿命，并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第二次大战后，斯大林「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同一政策，除了谋求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尽力阻碍了在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外，就是力图控制新起的「社会主义国家」。到了不能控制时，不是实行镇压，就是与之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准备最后决战。这就给了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得以利用和拉拢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准备反苏的第三次大战（即核子大战）。要避免这种毁灭全人类文化的第三次大战，只有在帝国主义的国家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保存社会主义财产制的条件下，以群众的政治革命摧毁官僚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以斯大林为首的「老布尔什维克」起而重新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思想，系开始于一九二三年末，正当十月革命刚渡过了它的第六周年，又正是列宁的痛临到绝望的时候一选择这个时机来开始进攻不断革命论，当然不是偶然的。
进攻的最初借口是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义」，或「工业冒险主义」，及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随后一直发展到「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来对抗「世界革命的或际主义」。此种「对抗」的斗争，在近二十年来苏联全部堕落的过程和世界革命的不断失败；以及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准备与爆发中，都烙上了它的最深刻烙印。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
──小资产阶级的官僚层
但这一新的斗争究竟由什么客观条件所推动的呢？不断革命论，既已完全由十月革命的胜利所证验，且曾保证布尔什维克党执掌了政权。何以这个执政党内竟又形成了一个派别来公然反对这个已经被证验的「理论」呢？这是首先须要特别加以解答的，因为解答了这个问题，就等于解答了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及其「一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问题的大半。但要正确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十月胜利后所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环境，即它的国内情势及其与整个国际的关系之变化，给以较为详细的检讨。
十月革命胜利后所遭遇的，是国内不断的反革命暴动及物质的空前缺乏，与域外帝国主义联合的不断进攻和经济封锁。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初三年，布尔什维克党的根本政策，及其全部精力，差不多都放在以军事对抗国内的反革命暴动与外来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上。而为了这一日的，苏维埃政府在经济上不得不采取所谓「军事共产主义」的政策。这是表示「那时的经济生活完全屈服于前线的需要」（见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二九页，以后引语．凡未注出书名者都出自该书）。换句话说，那时苏维埃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尽力「支持军事工业以供军事的目标和维持城市人口不致于饿死」。但这政策「是以希望西方革命，决成功为基础的」。
军事共产主义的严厉施行，虽然藉此勉强击退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攻势，但同时使得国家的经济愈趋枯竭，特别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怨恨与反抗。因为这个政策之最重要的一部份，正是强制征收农民的谷物和原料，但农民后来竟以「埋藏食粮」和「缩小耕地」相答复。于是「这时的国家和政府都陷于万分危险的状况之中」。同时，西方的革命因为社会民主党的无耻背叛，又未曾如愿地成功来救援，这就迫使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改变政策，即以所谓「新经济政策」来代替「军事共产主义」了（这种改变，即使在顺利的情形下，甚至在先进的国家也是不可免的）。新经济政策的直接目标是「由国家直接分配生产品的办法」改为「商业分配的制度」。依列宁的意见，乃是欲使几百万孤立的农民经济通过商业经济与外界发生经济关系，即「工业要供给乡村以必需的货品，其价格要使国家无须乎强制征收也能得到农民的生产品」。以此「在农民和国家工业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以便重新巩固工农问的同盟，并藉此来巩固无产阶级的专政。
但新经济政策实行的结果，国家的经济生活虽然很快地活跃起来了，可是同时有一层极广大的社会成份也跟着活跃起来。这就是所谓「新经济人」，或重新复活的资产阶级份子，其中是商人、小生产者，特别是富农，立刻在苏维埃的经济政治生活上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富农们要求更多的土地以便重新剥削贫农．准备把持食粮，要挟政府。这种现象一经发见，就鼓励了已在开始官僚化的一部份「老布尔什维克」，喊出了「面向农村」，的口号，而事实上则是把脸儿转向富农去。
这些老布尔什维克以斯大林为中心（党的总书记），季洛维也夫、加米也夫（他们分任彼德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主席）、李柯夫（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托姆斯基（全俄职工会主席），及布哈林（真理报总编辑）等则围绕于斯大林的周围，他们早在列宁抱病当中就已结成了一个小组织，其直接目的在排斥托洛茨基。而十月革命后从各方面钻进苏维埃政府机关、职工会、乃至布尔什维克党中的各式小资产阶级投机份子（如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的残存政客、旧官吏，投机家、工人贵族及各种知识分子等等，他们是构成苏维埃政府官僚化之人的源泉），更是自然而然地经过各种线索开始联系于斯大林的小组织周围——在这些投机份子看来，斯大林的小组织乃是他们的利益之最适宜的保护者。我们应当回忆一下：十月革命，不仅是完全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投机份子的意向而进行了的，而且也是大大地违反了这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意愿（即违反了他们的「工农民主专政的阶段论」）。于今十月革命是胜利了，而且胜利的果实正摆在面前，人们当然希望尽量来享受它，最好是尽可能设法来垄断它一这便是斯大林在列宁病中拼命地拉拢「老布尔什维克」，组织小组织，联络一切官僚份子，企图把持党政机关，排斥坚持不断革命论的托洛茨基的全部秘密所在。这也正是列宁在病中异常忧虑政府机关的官僚化，不断地警告党，强烈地要求托洛茨基起而反对官僚主义倾向（列宁为此曾写信给托洛茨基，——见美国伊斯特曼编的「苏联的真实状况」），并在其「遗嘱」中（这是列宁在病中写给党的领导机关的一封信，信中指出斯大林的性情粗暴，不忠实和滥用权力），坚决提议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的职位之唯一原因。但当时斯大林的小组织不仅把列宁的警告和建议文件（连「遗嘱」在内）同全党隐瞒起来，而且更加严厉限制党内的民主讨论和自由批评。在这种情形下，托洛茨基当然不能再事容忍和沉默了。
托洛茨基看到斯大林「面向农村」的经济路线，深深地感到有使农村离开城巿，即农民脱离工人的巨大危险。于是，他在一九二三年春天提出了有名的「剪刀差」当作警告，即以两片剪刀表示城巿和乡村，意思就是说：「假使工业停滞下去，继续使两片剪力愈加分开了，那末，城巿和乡村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但要使两片剪刀逐渐合拢起来，便必须发展工业。实行计划经济（当时托曾偍出「五年计划以代替一年计划」的主张），使农民群众能以其食粮和原料同城巿换得较为廉价的工业品。但要提高工业，首先必须筹得相当数额的资本。而这种资本，在当时除了向富农征收外，实在很少办法——然而这和斯大林「面向富农」的政策是根本矛盾的。
同时，要提高工业，保护工农大众的基本利益，发挥他们的创造精神，又必须认真制止官僚们的侵占和压制倾向，进一步让工人和贫农出身的人们去代替他们。但办到这点的前提条件，则需要尽量发挥党、职工会和苏维埃内部的民主讨论和自由批评——这便是托洛茨基在列宁患病期间所屡次提出的。特别是在他的十月革命第六周年的纪念文中更着重地提出了民主要求」。无须说，这又是和斯大林的「限制民主」绝不兼容的。
在国际情势方面也愈来愈坏。布尔什维克及一般工农群众所热烈期待的西方革命经过一再失败和迟延之后，从一九二三年重振起来的德国和保加利亚最有希望的革命，又被斯大林和季洛维也夫的错误政策断送了。这不仅大大地增加了工农群众的沮丧和消极，而且又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批评——工农的沮丧和消极虽可使官僚更无顾忌，但托洛茨基的批评，却是斯大林及其小组织不能容忍的。
经济上的不同意见．无产阶级队伍内的民主问题（即反官僚主义的问题），德、保革命失败的争论——这些濉合起来，就构成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小组织间的严重纠纷。恰好这时一切象征都证明列宁的痛完全绝望。于是斯大林便大胆地，大规模地发动了反托洛茨基的斗争。这斗争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旬起，有如暴风雨般地在苏联共产党内进行。仅因为列宁的逝世（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一日）才把它暂时打断了。但在这次斗争中也形成了「左派反对派」，由此发展成为「第四国际」。
斯大林这时反对托洛茨基的「超工业化主义」或「工业冒险主义」，异常明显地，事实上只是掩饰他牺牲工人和贫农的基本利益去迁就富农的那种拖延工业化的机会主义政策。而反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更明显地暴露他「完全企图使党的机关脱离党员群众的监督」。换句话说，就是企图使官僚的腐化专横脱离工农群众的监视与批评。
斯大林的这种倾同，很露骨地代表着那个由小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的官僚层，想凭借党，职工会和苏维埃机关来把持革命的果实，以便自由享受。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新起的官僚层的特权利益，企图将革命的阶级斗争按住不使前进，使它停留在一个阶段里。托洛茨基则完全站在工人和贫农的基本利益上，以继续阶级斗争，即不断革命去抑制从新经济政策复活起来的资产阶级份子，特别要阻止官僚主义的发展，藉以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以便有时间等待并发动新的世界革命来救援。「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思想冲突，便这样地在一个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国家里从新开展起来。
列宁之死，在表面上算是把这种「冲突」缓和下去了。但实际上，斯大林却是用加倍的努力，在各方面准备着一个更有效的进攻。他一方面以「列宁主义的征求」为名将列宁「一向把守得很小心的党门」「大大地打开」，让「工人们、雇员们，小官员们成群结队地拥进来」，使「革命的先锋队融解于没有经验的，没有独立性的、但是还带着崇拜权威（指官僚的权威）的老习惯的落后人群之中」。其政治目的，显然在「给列宁党一个致命的打击」，以便「官僚脱离无产阶级的监督」，并藉此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打击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最好的合作者，反官僚主义的倔强者——托洛茨基。
另方面，斯大林又开始撤换共产国际某些重要支部（如德国）的领袖，提拔较为柔顺的新人（如特尔曼之流）来「负责」。这样地准备好了之后，斯大林便于一九二四年五月至七月召开了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前者「最后批准」了他的现行政策（包括面向富农与限制民主等）之「绝对正确」，这同时也就是斥责托洛茨基的主张之「绝对错误」。后者则「承认」了德、保革命失败的责任是该国内负责的领袖们执行政策的错误。克里姆林宫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这同时也就斥责了托洛茨基对德、保革命失败的批评是「错误」的。这就算是以「合法手续」解决了党内思想斗争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上层少数官僚把持操纵，代替了党员群众的民主讨论和批评精神。从此列宁党的「民主集中制」就变成为斯大林的「官僚集中制」了。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对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彻底背叛
但斯大林还不以此为满足。又于一九二四年秋天第一次公布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企图以此「从思想上巩固人心」，并打击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之「空想」。这是斯大林第一次在思想上公开表示与全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传统，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决裂，以其新发明的反动思想体系来对抗它们。从这时起，「一国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国际主义」也就成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互相对抗的旗帜及他们之间的一切主张和政策的出发点。
但「一国社会主义」究竟何所根据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提出过：资本主义，就经济的发展说，完全是国际性的。而社会主义更澈头澈尾是国际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开始，但一定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去完成。所以「共产党宣言」最后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切著作都发挥了这种国际主义的思想和精神。而他们的行动，如组织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全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而努力的。那么，所谓「一国社会主义」的根据究竟何在呢？
据斯大林最初说，「一国社会主义」是「根据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后来直至在称这是根据「列宁的遗训」。关于斯大林在这方面的无耻说谎和曲解，托洛茨基在其所著的对其重国际第六次大会的「纲领批评」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么？」（该文载于「俄国革命史」第三卷附录）两文中，已精辟无伦和证据确切地给它们揭穿过了。但因为这个问题的异常重要和复杂，我们在这里仍值得多宝一些功夫给它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说明。
从布尔什维克的全部历史和列宁的一切遗着中，假如不是有意附会和曲解，不但寻不出一点「一国社会主义」的影子，恰好相反，一切事实和文件鄱在证明：「一国社会主义」是绝顶虚伪的，荒谬的，极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布尔什维克的传统立场和列宁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方同的。
早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通过的旧纲领中．就已经指出：「无产阶级解放大运动，应当成为，而且已经成为国际的事业（见「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么？」一文所引，下面引文，凡未注出书名者都出自该文，圆点是本文著者所加）。在一九一七年第七次党大会上讨论新党纲的草案时，更加上了一段话：「……我们的社会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的资格得到胜利。革命不能单单在俄国胜利，而让资本主义仍然存在于周围国家。」在第八次党大会上（即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通过新党纲的草案时，列宁在答复一个代表不赞成党纲内有一条提起「下次社会革命」的演说中道：「这个意见是显然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的党纲说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革命」。一九二一年共产主义子年团所通过的纲领也有一条说；「俄国虽然具有丰富的天产，但在工业上说仍不减其为落后的国家，其中小资产阶级人口又占支配的地位。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这纲领是列宁所领导的政治局──其中包括斯大林——所批准的）。如果说，「俄国一国可以建设社会主义，」那在党纲中一定会提到的。可是所有的党纲中重复地指出的恰好相反：「俄国革命只能以国际革命的资格得到胜利。」「俄国只能经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而达到社会主义」——这便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并且为党纲所明文规定，为全党所通过和拥护过的。斯大林怎能对此加以附会曲解呢？！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列宁对于这一最根本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究竟如何。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前，虽然坚持俄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经过「工农民主专政」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但他认为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一定要引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而欧洲革命的爆发又必然反过来推动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上胜利——这种将俄国民主革命而欧洲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在列宁那一长期内所写的文件中就像一根红线把它们连贯了起来。这是随便翻阅得到的。只要把「两个政策」翻一下就够了。
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放弃了他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见「四月提纲」）。这正是从国际主义的观点，即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引起欧洲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并能从后一革命获得直接的援助作出来的。所以列宁在他的「四月提纲」中，除了着重地主张无产阶级准备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专政外，更强调「革新国际」：「发起建立革命的国际，建立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反对中派的国际」，以此去加紧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其与俄国的革命相配合。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便公开地宣称：「十九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这就是说，在俄国「十月革命开幕」后，跟着而来的足「世界革命」，所以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于西方革命的期待愈益强烈。这表现他把俄国无产阶级保持政权的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命好不可分离地联系了起来。唼下是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旗？」一文中摘引下来的列宁对于这一问题所说的话：
「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胜利的进展，二者是不能并立的」（一九一八年三月）。
「我们的落后地位推动我们走向前去；倘若我们不能支持到其它国家暴动的工人有力地走来援助我们的一天，我们就要灭亡的」（一九一八年四月）。
「我们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过生活，而且是在好多国家构成一个系统内过生活，苏维埃共和或在帝国主义诸国旁边长久生存是不可想象的」（一九一九年三月）「我们明白，没有国际革命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九二一年，重点是我加上的）。
上面所引的几段话是非高明显的」：「没有国际革命支持」，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又怎能谈得上在「一国埋设社会主义」呢？！
关于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说得更为详细而更否定。让我们从上面所引过的同一文件中摘引几段来看看吧：
「因历史曲折发展而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或家，其地位愈落后，则愈难从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系」（一九一八年一月）。
「我们容易开始革命，但难于继续革命。西方更难于开始革命，但易于继续革命」（一九一八年五月）。
「同先进的国家比起来，俄国人更容易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但他们更困难继续并进行曲到最后的胜利，即直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组织」（一九一九年）。
「建设之事，完全依靠于欧洲主要国家革命胜利的速度，唯有这个胜利之后，我们才能认真从事建设」（一九一九年）。
「我们指望着国际革命，而我们的指望毫无疑义地是对的。……我们始终提醒人们说：「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在一国完成」（一九二○年十月）。
「国际社会主义先锋队的光荣职务，我们现在清楚看见革命以后如何发展了：俄国开始之，德国、法国、英国完成之，社会主义就胜利了」（一九一八年）。
「切勿忘记，我们单独……以自己的力量，并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完全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即使这个国家比俄国少落后也不可能。（一九一八年五月）。
「在一个国家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是不可思议的。这个胜利要求若干先进国家积极合作，俄国却不能算在前进或之内」。
「我们还未曾成功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哩。临终的资本主义还能以其敌对力量破坏我们。必须明白了解此点，因为最危险的东西莫适于幻想和胡涂，尤其当站在高位的时候。我们承认这个苦真理，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真正令人失望的事情，因为我们屡次宣布这个真理，即是说：为了社会主义胜利，必须好几个先准国家工人的共同努力。这个真理乃是马克思主义的A．B．C‧」
（一九二二年初，上面引文的着重点是我加的）。列宁上面的话，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共同之点呢？不但毫无共同之点，简直是与之相反的。要建设社会主义或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至少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积极合作」，但「俄国却不能算在先进国家之内，」落后的俄国虽然「容易开始革命」，但「难于继续它」，更不用说「单独以自己的力量」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了。所以列宁重复地告诉我们：「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俄国革命不过是国际革命锁炼中一个环子」，「俄国革命不过是一个榜样，不过是连串的革命的第一步」，人们怎能够在一个革命的「序幕」里，在它的「一个环子」里，在它的「第一步」里来完成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呢？
就是斯大林本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即列宁死后三个月，在他自命为发挥「布尔什维克传统观点」和「列宁精神」的「列宁主义问题」那个，》册子中也曾写道：「在一国之中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还不是说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已有了保证。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组织社会主义生产——还在我们前面未曾解决，若无几个前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共同努力，我们可以解决这个任务么？不，不能够。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国的努力是够了一这点我们的革命史已给我们证明了。为了社会主义的确定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则一个国家的努力，尤其像俄国这样农业国家的努力，并不够用——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努力，……」（重点是加上的）。虽然「列宁主义问题」中充满着陈腐气，公式化和机械化，是一种死版的教科书，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观点」和「列宁精神」很少符合之贴，但前面几行的思想却是列宁的，因为这是斯大林从列宁的著作中差不多按原文抄下来的。吶此更加证明：「所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不但在列宁所有的著作中找不到「根据」，就是斯大林自己写的「列宁主义问」，也是坚决地否认了它的。
可是，斯大林既已背叛了「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和「列宁的遗训」而制造了「一国社会主义」的新公式来对抗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的国际主义，那无论如何必须从列宁的著作中找点「根据」，否则，不但无法欺骗工农大众，就是要安慰他的官僚层也不可能。于是，斯大林便动员了大批「红色教授」，鞭策他们到列宁所有的遗着中去搜寻，结果算勉强地寻出了两个「根据」：一是列宁在一九一五年论欧洲联邦的文章中顺便提到：工人阶级应当不观望别人而在每个国家夺取政权，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另一个是列宁在一九二三年论合作社问题时，说起苏维埃共和国内有「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即使没有新革命，亦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这是斯大林后来用以抵抗托洛茨基批评的全套武器的资源，并写进第三国际的纲领之中。但列宁顺便提到的这几句话，如果把它们完全孤立起来，断章取义，任意加以附会，不仅与列宁前后所写的一切文件及其行动完全矛盾，就是和他在同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也是绝对冲突的。例如，列宁在一个一九一五年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关于同一问题写道：「俄国无产阶级底任务，乃是澈底实行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燃起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之火，这第二个任务现在是同第一个任务非常接近了……在第一个任务，合作的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在第二个任务，合作的是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重点是加上的）。这不是明显地从阶级关系上否认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吗！至于论合作社所提及的「一切必需的和足够的东西」，原文表示得很明白，指的仅是关于政治的和法律的前提，这有列宁于同时（一九二三年初）写的论文中下面几句话可为铁证：「我们缺乏，正是一种能让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虽然已经有了为这个过渡之间的政治前提」（重点是加上的）。正因为俄国缺乏「一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文化」，列宁三番四复地警告：不能在「一个国家里完全成就社会主义革命」。要认真从事「建设」，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欧洲主要或家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难道这还有任何诡辩之余地嘱？！但斯大林每次背叛列宁思想，到了无法自圆其说时，总是命令红色教授从列宁的遗着中搜寻几句话，断章取义地用来掩饰他自己的背叛，以抵制别人的批评。这也是所有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所惯干的勾当，不过斯大林在这方面是登峰造极罢了。
最带讽刺意义的是：当托洛茨基列举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列宁的遗着，甚至斯大林自己写的东西（如前面摘引他在「列宁主义问题」内所写的一段话），来证实「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是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观点和列宁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方针时，斯大林却反过来说这是由于「托洛茨基一般地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它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据列宁的意见，革命首先从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吸取力量，据托洛茨基的意见，则人们相信，不可缺少的力量只能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地盘上得到」。这有如拿手枪打人，打错了目标，子弹反射过来落在自己的胸膛里！真正「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的，正是斯大林自己和那些「老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们。因为他们不仅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即在二月革命后至列宁回国前都坚决主张俄国无产阶级不能在欧洲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先夺取政权。甚至到了十月革命的前夕，斯大林对暴动能否胜利还在怀疑，因而他对暴动所采取的态度是暗中阻挠的。至于托洛茨基呢，正因为他特别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所以从一九○五年起即坚持它首先必须在俄国夺取政权。且曾以此观点反对孟什维克．甚至反对列宁。十月革命的胜利，难道不是恰好证实了托洛茨基的「相信」吗？！
至于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能够在俄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托洛茨基对此当然是「绝不相信的」。他早在一九○五年就断定过：「在俄国经济条件底下，……若无欧洲无产阶级直接的政权帮助，俄国工人阶级便不能保持政权，并转变其临时的统治为一种持久的社会主义专政」。因为「国际主义对于我们并非一个抽象观念。……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直接的指导原则。除了欧洲革命之外，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稳固的确定的成功（一九一七年八月廿三日「真理报」）。所以他在十月暴动胜利那天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大会上，即夺取政权之时便宣称：「如果欧洲暴动的民众没有压死帝国主义，我们就要被压死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或者俄国革命激起了西方革命的怒潮，或者各国资本主义者将窒死我们的革命」。一九二二年托洛茨基提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问题时，更明白地指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之真正的猛进，须待欧洲最重要国家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前面各引文的重点都是我加的）。托洛茨基在上面几段话内，以及其它的许多话内，虽然明白地表示「不相信」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能在俄国一国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但他异常「相信」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希望他们的胜利来援助。这正是根据不断革命的一贯的国际主义思想，把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密切地，不可分离地与欧洲先进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但这正是列宁的思想，如我们前面所引证过的。由此可以证明：「十月革命」后，对于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前途与世界革命关系的基本问题，托洛茨基和列宁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在「四月」后（即列宁发表「四月提纲」后），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完全一致的一样。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秋诋责托洛茨基一般地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恰好暴露了他是站在一种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观点上，压根儿不相信欧洲无产阶级的力量，不相信国际革命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命运的决定意义，这又如他从前过份相信农民，坚持「工农民主专政」公式，而「一般地不相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领导农民走上自己的专政一样。由此可见，一种反动思想的逻辑发展，对于庸人们头脑的支配力真是无限的。
一九二六年，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正式公布他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由」时，宣称：「……我们的党没有权利欺骗工人阶级，应当明白说：若无把握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则我们应当拒绝政权，而从当权者的地位转到在野者的地位去……」（这也就是暗示反对派应当转到在野者的地位去）。斯大林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保守主义，在这里是以一种极端愚蠢的「目的论」提出来了！但共产国际竟完全接受了这个观点，写在决议案上，说：「反对派方面否认这个可能性（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不啻否认俄或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托洛茨基答复得很妙，原来「『前提』并不在世界经济底一般状况里面，并不在帝国主义底内部矛盾里面，并不在俄国阶级关系里面，而是在一国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预先保证里面」！不过我们还得加上几句，而且并非不重要的几句：原来俄国革命的「目的」，只是为了「预先保证」小资产阶级官僚们能坐收革命的成果，在一个国家内关起门来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安度他们和平而舒适的生活哩——「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秘密便在这里面，斯大林之拼命反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即反对他在国内继续阶级斗争，在国外推动世界革命的秘密也在这里面，为着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试图激起贫农反对富农，激起工人和贫农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份子，反对官僚的压迫，以期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推动世界革命，消灭资本帝国主义，以此打破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孤立状态，并走向完成世界的社会主义，——这一切，在斯大林代表的官僚层看来，都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对内继续阶级斗争反对官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就是直接消灭他们；对外进行反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说不定要将俄国拉进一个革命战争之中，大有可能打破官僚的统治。所以官僚们都一致地坚持：震动得够了，我们现在有权利休息一下，我们要在国内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信赖我们吧，信赖我们的领袖吧！——这就是全体官僚的呼声，也就是斯大林的灵魂深处流露出来的呼声！
于是，「一国社会主义」，不多不少就是小资产阶级官僚层的意识形态之体现，而斯大林则是这一意识形态之人的体现！
现在，让我们引一段最富科学预见的文字来结束这一问题吧：
「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国内经济和政治上若是小资产阶级占优势，在相当限度内，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国家，它设法同外界隔离起来，以巩固其经济基础——但在当代技术和当代经济之下，这些形式变成为最不稳定的」，（上面一段话是托洛茨基从斯特潘洛夫和斯克伏错夫合着的那本着名的「电气化」摘引下来的，这部书曾经过列宁的审查和修正，并替它作了篇序才出版的。据托说：「这几行可注意的字无疑地是出于列宁之手的」。重点是加上的）。
从上别的一段话里表示了三个最基本的思想：（一）「俄国无产阶级从来不想建立一个孤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综合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全部思想得出的总结论，这个结论，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前，就是斯大林也完全同意的。（二）「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乃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像「经济和政治上小资产阶级占优势的」俄国，「在相当限度内可以接受这样的一种国家」，这里所谓「相当限度」，就是指若无世界革命的直接援助，或世界革命的迟延到来，斯大林正是在这样的「限度内」，在西方革命不断失败，尤其是在一九二三年秋天德国革命失败之下，依据「经济和政治上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且已形成了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而提出「一国社会主义」，即「一个自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来的。（三）斯大林后来也正是把这种「理想」国家「设法同外界隔离起来，以巩固其经济基础」，即以牺牲世界革命为条件，同一切小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乃至帝国主义者妥协，以几个「五年计划」来「巩固其经济基础」，但在「当代技术和当代经济之下，这些形式变成为最不稳定的」一关于这方面往后就要谈到，而且现在已成为有目共的事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预见，这里又一次得到光辉夺目的证明！
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最后分析起来，乃是俄国社会经济物质的一般贫乏，无产阶级文化水平的一般低落，及小资产阶级在全人口中所占的支配地位——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若得不到世界无产阶级胜利之及时的和直接的援助，其堕落是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是无产阶级专政堕落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而「一国社会主义」则只是掩盖此种官僚主义的丑恶之一副堂皇的面具而已。
孟什维克把俄国革命限于完成民主主义，拼命阻止它发展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去，可以称之为「民主主义阶段论」。斯大林把已经超过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限于在俄国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极力妨碍它发展到全世界去，这可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
孟什维克的「民主主义阶段论」，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即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观点出发，而建基于对资产阶级的妥协和对无产阶级的不信任之上。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则从同一小资产阶级的民族自足（即民族保守主义，实际上也是幻想的）观点出发，而建基于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妥协与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信任之上。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则完全与之相反，它是最澈底的阶级斗争论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之结晶，它对俄国无产阶级抱着确信的态度，因而主张它乘着民主革命的发展去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对世界无产阶级抱着同样确信的态度，因而主张已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把革命扩展到全世界去，藉以援助俄国的革命，直到完成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孟什维克的「民主主义阶段论」到斯大林的「民族社会主义阶段论」这是「阶段论」的逻辑之进一步的发展。从俄国民主革命不断地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到从俄国社会革命不断地扩大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不断革命论」的逻辑之一贯的一往直前的展开，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阶段论与不断革命论的斗争中，斯大林成了孟什维克的继承者，托洛茨基则始终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对内对外政策
——极右机会主义时期（1924--1928年）
斯大林自宣布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后，他的对内和对外的反动政策（所谓「总路线」）也就愈益自信而胆大起来。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是斯大林在国内实施富农路线最无顾忌的年头。他为了讨好富农，把农产税的大部份加在贫农身上，并让富农「把国家信用借款的好处夺在自己手中」（见托氏的「被背叛了的的革命以后引语未注明者仿此）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竟却承认了农业「中雇用劳动者和租借土地为合法」，这就根本破坏了列宁的土地法案（土地不许租借及不得雇用他人耕种）。同时，斯大林甚至准备放弃国有土地。有一个苏联记者向斯大林问道（这是他示意的）：「为了农业的利益，把分给每个农民耕种的那块土地，让给他们十年，岂不更为便利吗」？他答道：「是的，纵然让给他们四十年也可以」。「乔治亚人民委员会委员，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曾起草了一种解除国有土地的法案。」因此，迫着左派反对派不得不起而提出严重的抗议：「党应当抵制并扑灭那些主张取消国有土地的倾向。因为土地国有，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之一」（见一九二六年左派反对派纲领）。仅因为此种抗议，斯大林才停止了取消国有土地的主张。这时代表斯大林小组织的理论家是布哈林，他曾向农民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口号「努力致富」！这意思就是说，希望富农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斯大林为了掩饰他向富农妥协的政策，对于当时左派反对派所指出的「农民向两极分化」的现象，甚至极力否认。事实上，他既「承认了农业中雇用劳动和租借土地为合法」，就等于承认农民同富农与贫农的两极分化了。
斯大林对后来大吹特吹的农业集体化，在这期间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但左派反对派却要求：「对于乡村中个别农民的生长，我们必须加速集体农场的发展以抵制之。我们必须有系统地帮助贫农组织集体农场。一切合作社的工作，应当带有转变小的生产为大的集体生产之目的」。可是，莫洛托夫（后来的人民委员长）代表斯大林重三复四地说道：「我们决不能『跃进』贫农的幻想里面去，以为广大农民的集体化是可以实行的」。这已是一九二七年年底说的话。差不步同时，后来的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列夫也说：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虽然只有经过集体化才能完成，但这不是在一、两年或三年就可以作到的，也不是在十年以内可以成功的。「集体农场和公社，现在，乃至今后长久时期无疑地只是农民个体经济的大海中一些小岛而已」。然而不到一年，同一莫洛托夫跟着斯大林「跃进了贫农的幻想里面」；同一雅可烈夫竟宣布苏联农业已经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集体化了，农民的个体经济快要消灭了，于是「大海」变成了「小岛」，「小岛」则变成了「大海」！
斯大林既以全力推行他那个教富农「努力致富」的政策，对于托洛茨基主张发展工业的政策也就愈加非难和嘲笑了。李阿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在斯大林声援之下，甚至公然主张「抬高谷物价格，以便给农村资本主义以更广大的地盘，纵然将工业发展速度放低亦在所不惜」。这就迫使托洛茨基却《不得不起来抗议了，他在一九二六年党大会的演说中高声叫喊道：「加速工业化，用对富农增税的方法，将产生大量货物和较低的市价，这对于工人和大多数农民都是有益的。……『面向农村』，并不是教你们把背对着工业，它只是说工业要向着农村。因为国家的『面』，假如不包含工业在内，那对于农村是没有用的」。（重点是加上的）。斯大林对此大发雷霆，诋之为「虚幻的计划」，说「工业不应该跑上前去，而与农业分离开来，并放弃我们国家（实际土是富农）积累的步骤」。斯大林有一次甚至公开嘲笑建立得尼伯的大水电站，说这有如「一个农民不去买一只母牛，而去买一架留声机一样。」当一九二五年托洛茨基提出的经济纲领，主张将生产增加百分之十五至十八时，官僚讥此为「一种未来的渺茫虚幻的音乐」。所以迟至一九二七年官方第一次草成的五年计划，对于生产的增加，还只规定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但也正因此，反对派称之为「乌龟速度」。总而言之，「国家资本若过多用在大的建设上，那是很危险的」，——这就是那时当权者给「超工业主义者」所下的最后警告。这是一九二七年党十五次大会上所发出的，然而离斯大林的真正「超工业化」的新五年计划已经很迫近，只差一年了。
但斯大林依靠富农阻止工业化的政策，到一九二六年初即已露出它的政治结果了。「它使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信心，许多下级苏维埃被他们夺去。官僚的权力和自信心也日益增加，对工人的压迫也渐渐加重，最后是党和苏维埃的民主之完全禁绝」。这样，一部份革命的党员和工人群众便感到切身的威胁了。还在当权地位约两个著名人物，那就是季洛维也夫和加米也夫，他们从斯大林的小组织脱离了出来，公然站在反对派的地位，并带着他们的信从者加入了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反对派的势力是生长了。但斯大林的压迫也跟着增加起来。而且各式各样的官僚份子和投机家们也愈来愈坚决地拥护斯大林，跟着，富农们的势力也愈益增长而且愈益肥大。到一九二七年底至翌年初，他们竟公然以对城市封锁食粮来威胁了。
斯大林的对内政策既是完全依靠富农，阻碍工业化，打击工农群众，并酿成了富农的大威胁，那他的对外政策又如何呢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处都是国内政策之继续与延长，因为二者都是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追求同一历史目的」。斯大林既以「一国社会主义」为前提，他我必须要「使苏维埃的外交政策脱离革命纲领的约束了」。
约与富农路线同时，斯大林经过布哈林宣布了「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的福音。此种在国际上的「和平主义」政策，正是在国内「希望富农进入社会主义」政策之「继续与延长」，而且人们实现和平福音的唯一办法是：教世界无产阶级给资产阶级以「压力」，使其保持「中立」，不起来「干涉」苏联，以便「和平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路线之下，斯大林于一九二五年命令苏联赤色总工会中央委员会与英国黄色工联总委员会建立了同盟，即所谓有名的「英俄委员会」（一种纯粹的上层拉拢）。为的是经过这种机关去教英国工人阶级给他们的资产阶级政府以「压力」，让它「中立」，使张伯伦，包尔温和丘吉尔等的反苏联计划不得见诸实行。但事实上，却大大地帮助了英国那些黄色领袖们（如斯夫列、喜克斯、喜特林及白亚利之流），给他们已往的无耻欺骗和叛卖行为涂上了一层颇为光亮的淡红色彩，得以重新要便利地欺骗工人的眼睛。一九二六年的英国大罢工，就是在这种「英俄委员会」（它曾规定俄方不得干涉英国工人运动，所以在大罢工中，斯夫列们拒绝了苏联工人的物质援助）的可耻政策下葬送了的。斯大林还未获得英国资产阶级在其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中立」时，而他自己却首先在英国黄色领袖们的「压力」（压迫他不得干涉）之下对英国大罢工「中立」起来了。但托洛茨基曾坚决反对「英俄委员会」那种机会主义的上层勾结，在大罢工中，他更坚决地主张和那些黄色工贼决裂，把他们的叛卖罪状在工人阶级中宣布出来，然而斯大林却诋责此种主张乃是迎合着张伯伦和包尔温的愿望，事实上恰好是斯大林通过斯夫列和喜克斯们执行了张伯伦和包尔温的「愿望」哩！
斯大林对于中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大革命所实行的政策，不过是「英俄委员会」的政策在东方的表演，不同之点仅在其规模之大和失败之惨，远远超过英国的大罢工而已。
斯大林一九二二年八月通过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企图通过这种「合作」以推动国民党走上革命，「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完成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使中国成为苏联在东方的可靠「盟友」，好让他在苏联「一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斯大林对于蒋介石，不但没有及时揭露他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而且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声望替他涂上一层粉红色彩；在物质方面（军火与金钱）尽量支持他武装他；并强迫中共作他的「苦力」在群众中替他作义务宣传，提高他的威望。甚至在蒋介石实行了反共的「三月二十日政变」（一九二六年）之后，斯大林还是照样支持他，承认他在政变中「建立的军事独裁」，接受他限制共党的「整理党务案」，拥护他「领导北伐」。但当蒋介石借着北伐的进展，达到长江流域时，便立刻回过头来实行了他的第二次反共「政变」（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政变」），转身投在帝国主义的怀抱之中，成为苏联在远东的可怕敌人。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后，斯大林又转而依靠汪精卫，希望他代替蒋介石继续革命，「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但汪精卫和蒋介石一样，最后举行了他自己的「清共」（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同样投降了帝国主义，成为与苏联不可调和的敌人。
托洛茨基自始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又不断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实行独立领导工农革命的政策。所以他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断言此种政策一定断送中国的革命；只有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准备无产阶级及时夺取政权，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最后他提出警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子在苏维埃的形式中前进而胜利，则将完全失败」（见他在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全喜上讲演，重点是加上的）。历史的记录，恰好证明了斯大林的「国共合作」政策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绞索，托洛茨基的「最后警告」变成了预言！
「一国社会主义」与特尔米多──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六年英国大罢工之可耻的失败，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悲惨收场，以及同年底苏联富农对城市封锁粮食的威胁一这一切事实已暴露斯大林的「总路线」完全破产了；同时，这些同样的事实，从反面证明托洛茨基的主张和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用斯大林自己的话来说，他此时「应该从当权者的地位转到在野的地位去」。可是，官僚主义的本质却是：如果它自身的错误愈是被暴露就愈要把持政权。如果事实证明反对派的意见和批评愈是正确就愈非加以压制，乃至根本加以铲除不可。
当一九二七年斗争发展到异常激烈时，斯大林在一次中央委员会议上指着反对派说：「这些干部，唯有用国内战争才能赶走的」。这是「特尔米多」的一个预告。特尔米多很快就会到来了：
与列宁手携手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创造苏维埃政府，建立红军，消灭国内反革命的暴动，抵御国外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因而得以保全无产阶级政权的托洛茨基，现在仅因为他坚持贯澈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十月革命传统，在「托洛茨基主义反革命」的罪名之下，被开除党籍，褫夺其一切职权，被投到流放地去了，一九二九年初又被驱逐到国外约土耳其。和列宁一起共同建立布尔什维克党，并为其左右手的季洛维也夫和加米也夫，则在「季洛维也夫主义反革命」罪名之下，获得了差不多同样的处分。在十月革命和内战当中建有殊勋的几百个革命英雄，及上万的英勇战士，也仅因为同意托洛茨基的意见和他对「总路线」的批评，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而被开除党籍，被撤职，甚至被监禁，被充军流放地去了。其中有不少的烈士更因此被枪决或被谋杀了。而代替这些革命元勋和英勇战士的地位的，不是堕落的老布尔什维克，就是新进的投机份子，有些甚至在十月革命和内战中站在反对地位的。苏联领域这一幕悲剧，按年历计算发生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开始），和法兰西一八九四年特尔米多月发生的事变成了历史的对照。历史虽然并不重演，但阶级斗争的逻辑自有其历史的渊源，在一定类似的历史条件下，其结果也往往是相类似的。
斯大林的特尔米多完成了官僚主义的「最后胜利」，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是被绞杀了，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从此让位于官僚专政。十月革命的传统和列宁的遗教澈头澈尾地被背叛了。但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名字，仍然被特尔米多份子利用作掩护官僚专政的盾牌！
从极右机会主义到极左冒险主义时期（1928-1933年）
斯大林实行特尔米多打败了左派反对派后，官僚的统治地位似乎巩固起来了。但富农对城市封锁粮食的威胁却愈益严重，并大大地招致了城市工人群众的不满，甚至引起了官僚内部的分歧。在这种情形下．斯大林经验主义地来了一次转变，即转到那个所谓「五年计划」建设经济的时期。如果从他在国际方面的宣传和政策说，就是所谓「第三时期」。
斯大林这个转变的显著表现，就是不声不响地放弃了以前起草的、并为党大会原则上批准的那个「乌龟速度」的计划，而以一个新的计划来代替它。但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内容，是全部从被打败的左派反对派纲领中借来的，仅仅是斯大林在这个计划内加上他自己的「超工业化幻想」和官僚的粗暴与混乱而已。于是，斯大林从极右方跳到极左方，「正如历史上所常见的，机会主义市转变，就转到它的反面——冒险主义。」
「五年计划」施行的结果，给苏联带来了经济的复兴，无疑是值得大加赞许的。正当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在空前恐慌打击下，而陷于稀有的衰落，痉癴与死巷时，苏联的经济却蓬勃地生长起来：无数的工厂和电站都在各地被建立，工业生产指数，由一九二五年的百分之七十五，到一九二九年增加至二百，一九三三年增加至三百。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这成就却是由于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并证明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较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是无比地优越，即令是在官僚的歪曲之下，还是显现了它的优越性。同时，也就证明了托洛茨基以前之提倡工业化是绝对正确的，具有无比的远见的。对于斯大林呢，只是证明他以前反对工业化及其「乌龟速度」的可耻和短视而已。
但斯大林的新「五年计划」，既加上了他自己的「超工业化的幻想」，凭空要求生产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三十，随即又规定「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同时，对各工业部门间，尤其是对于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又很少顾及到它们的互相联系，配合与平衡。而对于资本更无相当的准备……——这一切便使计划本身埋藏了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矛盾。冉加上那些脱离群众监督的官僚们，以其特有的愚蠢和粗暴，手中拿着行政的鞭子，以致在施行计划的当中，矛盾，混乱和脱节的现象，层出不穷，浪费了无数的物质和精力，官僚们为了追求数量的堂皇，又使质量降低到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品的水平以下。（请参考新生命书店出版托着「十月革命与五年计划」中「五年计划之初步估计」一章）。对于资本的缺乏，就全靠印刷机赶印卢布来补充。因此，卢布从一九二八年的十七亿，到一九三三年增加到八十四亿。像这种通货发狂的膨胀，反过来又尖锐地提高了一般的生产费，即提高了一般消费品的价格，大大地减低了工资的实质，最后使全部经济失去了一种衡量和计算的尺度。最坏的是：工人大众在官僚们的鞭策之下，在日常消费品的缺乏之下，在工资的实质减低之下，弄得生活痛苦不堪他们于无可如何时，只得以粗制滥造，损坏物资，机器，怠惰和不断转换工厂等等来答复（请参考上叫同书「工人生活」一章）。在这种情形下，被开除、被撤职、被流放和被驱逐的左派反对派，又不得不起来从事批评，同斯大林官僚们提出警告和建议了。
托洛茨基在五年计划开始及施行的过程中，即以不倦地指出它的冒险成份，指出它对于各工业部门间之缺乏联系、配合与平衡；指出投于重工业的资本如果太多，将太过份地减少日常消费品的部份，不能保障人民生活的必要提高。他并几次三番地说：「在不正确的计划之下，或者更重要的，在执行期间不正确地调节此种计划，则五年计划行将完结时，将有危机的发展；而在利用和发展其无疑的成绩上，将发生不可超越的困难」。「将五年计划改为四年计划，是轻率的冒险行为」。赖哥夫斯基则指出，「无论在计划中所规定的生产增加程度，或所拟的资本建设，都是没有准备的」。因此他们发出警告：「资本建设的计划，将发生极大的崩裂」。通货的疯狂膨胀，正是此种「崩裂」之表现。反对派又指出：「工人生活的水平以及他们在国家中的作用，是新社会胜利的最高标准」。如果斯大林的官僚们是从这个观点上解决经济计划的任务及灵活地调节经济——如我们在二十年前所说过——则他不会每次都遭到失败，被迫而进行浪费的曲线政策，亦不会通着政治的危机」（「反对派公报」第二十五期第五页页）。对于通货膨胀的态度，左派反对派更表示得严厉而坚决。它在一九三二年外国出版的机关报上写道：「用铁的手腕停止通货膨胀政策的进行，并且要恢复一个稳定的通货基础」。「甚至大量减少投资亦在所不惜」。「以前『乌龟速度』的拥护者和『超工业化者」，现在好像是转换了地位」。实际上，不过是官僚转到极左的方面吧了。
在对富农和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斯大林的「转变」更带有可怕的疯狂性。昨天还坚决否认「富农的存在」，而现在却突然发现富农已在「威胁城市的存在了」。官僚为了维护城市，便手忙脚乱地采取了「非常手段」，即以武力「没收余粮，那时不仅施之于富农，而且施之于中农」。随后则更进一步，以宪兵警察实行逮捕、监禁、流放、驱逐、甚至枪杀来「消灭富农阶级」了。但结果连中农也遭受池鱼之殃！并且李何夫、托姆斯基、布哈林及上万的追随者（他们大多数都是忠实于革命的），也跟着富农一道，被撤职、开除，监禁上流放去了。特尔米多打击了左派之后，又掉过头来打击右派。其罪名是「拥护富农利益」。但当左派反对派攻击斯大林和李柯夫们拥护富农利益时，斯大林却坚决斥之托洛茨基主义「忽视农民」的老调。无怪乎当时的布哈林异常愤慨地说：「斯大林是借用左派反对派的武器来打击旧时的同盟者」！然而这正是斯大林的惯技呢！
按照在粮食恐慌下所逼迫出来的新计划「集体农场」，起初被规定为在五年计划之末包含农民百分之二十；随后则逐渐增加，规定为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乃至八十、九十。并且还要「在最短期间内」实现，以便根本「消灭富农阶级」（即在这个阶级已经被宣布消灭之后）。但农民们之对待集体农场，不仅对官僚们的堂皇宣传不感兴趣，就是对连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也不感兴趣的。他们所能感到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只是加入集体农场后，是否比私人经营更有利些。可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般农民还看不出集体农场的好处。所以他们并不踊跃参加。但官僚们手里有的是行政的鞭子。于是命令一下，党员，乃至警察宪兵都动员起来了。农民们迫不得已只好成群结队地走进「集体农场」中。可是，他们却来了一个小小的抵抗，即「在加入集体农场之前，都把他们的农具、牲畜下甚至种子都抢先卖掉」。如果牲畜卖不掉时，就「把它们杀掉来卖肉卖皮」，并且这种人「要占可怕的百分比」。所以，那时有一个外国批评家写道：「全部集体化，使国民经济破产差不多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好像经过三年的战争一样」。更坏的是，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场之后，由于生产工具和种子的缺乏，以及自觉怠工的流行，生产物是可怕地减少了。例如谷物在一九三○年已增加到八亿三千五百万担，以后两年（即大行集体化之后）则跌落到七亿担。糖的生产从一亿零九百万普特跌到四干八百万普特。马的数量从一九二九年约三千六百四十万匹，跌到一九三四年的一千五百万匹。牛跌落了百分之四十，猪跌落了百分之五十五，羊跌落了百分之六十六。人的损失，可惜没有统计表现出来，其人数一定是不少的。当然，这些巨大牺牲的罪责，并不在于集体化的本身，而在于施行集体化所用的那种盲目，强暴和赌博性的方法。
最后，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农村的集体化，并未解决城市的粮食恐慌问题。因为「许多集体农场抵抗粮食的征收，把它收藏起来」（一九三二年九月六日「真理报」）。因此，迫着官僚们不得不以武力去征收农民的食粮，并恢复了「食粮证」的制度，「军事共产主义」的阴影又重现出来，城市与乡村问的剪刀差在农业集体化之下向两边开展了！
要想上万万的农民抛弃他们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来加入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必须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到了高度的水平，能够生产丰富的物资，足以保证工农本众的较幸福的生活，才能吸引他们。然而这绝非落后的俄国一国所能办到，更非短时期所能实现。所以苏联的农民问题，即农业集体化的问题，最后说来乃是一个国际问题，只有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才能谈得上认真地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国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成了一条死巷。
左派反对派对于富农和农业集体化问题，也同对工业化问题一样，仍然站在原来的立场上，从另方面批评官僚们的行政的残酷手段和冒险行为。在他们看来，「乡村的技术和经济一日没有完全的变化，……农民将从它自己当中分化出一富农层，必然倾向于资本主义。机械地消灭现在的富农，一点也解决不了问题。在过渡时期只能以逐步提高工业和农村经济，提高贫农的地位和文化，并用适当的税收去抑制富农的生长，他们对于集体化也是常常要求「采取更合理的步骤和更审慎的态度。既有了政权、又有了工业在自己手里，官僚们应该节制集体化的过程，而不致于把国家送到灾难的边缘」。「集体化的真正的可能性，并不决定于农村无出路的危急情形，也不决定于政府的行政毅力，主要是决定于生产资源，就是说，决定于工业的能力，要它能够供给大规模的农业以必要的机械才行。这种物质的条件在现时是缺乏的。许多集体农场的建立，其设备大部份只适宜于小规模的农场。在这种情形下，那夸大加速集体化，即带有经济的冒险性质」（以上引文均见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重点是加上的），但「经济的冒险」，同政治军事的冒险一样，其后果总带来不幸和灾难。然而这些只要不根本妨害官僚们的特权利益，他们是不管的。
「第三时期」的对外政策
德国革命惨败的大灾祸
这时期内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在「第三时期」的名义之下进行的。为了执行第三时期的路线，首先必得改造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的创立，原来是为了代替第二国际来完成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时期，这个国际确实成了推动和领导世界革命的机关。但从一九二三年起，这个国际在斯大林、季洛维也夫和布哈林的领导之下，就开始堕落了。到了一九二八年，正当斯大林的特尔米多在苏联胜利之时，在这个国际内部也完成了一次「特尔米多」。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召开的，并完成了这一目的。从此，各国支部的老干部，尤其是同意托洛茨基观点的领导份子，都被撤离了领导机关，甚至被开除了党籍。代他们而起的，全是清一色的斯大林主义者。从此，第三国际也就由领导国际革命的机关，而变成了替苏联外交政策服务的柔顺工具，可以在任何时候供任何转变之用了。但另方面，却因此产生了一个「国际左派反对派」。
第三国际各国支部在「第三时期」内所起的作用，除了替斯大林在苏联所干的经济冒险从事虚伪的宣传外，就是在它们本国内进行政治的军事的冒险来补充。按照「第三时期」的哲学，世界资本主义已到了最后时期，无论何时何地，共产党都可以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实际上，这是前一时期的机会主义的惨败之一种极端的反动，也就是完全脱离群众监督的官僚之肆无忌惮的冒险和盲动。这种盲动和冒险，首先被光顾的是中国。斯大林不管资产阶级如何压平了城市无产阶级，反动势力如何取得了全般的胜利，还是命令中国共产党继续武装暴动，在穷乡僻壤组织「苏维埃」，建立「红军」，成立「苏维埃政府」。实际上，这正是以冒险主义来补充过去的机会主义，并替同一机会主义掩盖其破产的罪行。但此种冒险主义的结果，如人所共知：在和蒋介石战斗了十年而被打败后，反过来又同国民党要求「合作」抗日。但在那个战斗十年中失去生命的数以万计的战士和百万以上的农民．却成了斯大林在中国实行冒险主义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从「第三时期」哲学派生出来的另一种哲学．就是「社会法西斯」（意即社会民主党及其它的一切社会主义党派，都同法西斯毫无差别）。这种「哲学」，在西班牙和德国革命的失败中起了最决定的作用。
一九三一年四月所发生的西班牙革命，原是一个很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因为那时整个世界经济正陷于前所未有的恐慌状态中。托洛茨基在这个革命开始时，即主张建立工农兵组织苏维埃，准备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并提议共产党应公开同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工团派成立联合战线，以反对正在兴起的法西斯；要求他们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亚柴拉派）决裂，让他们在自己的群众面前暴露其妥协面貌，同时将或民会议与土地问题联系起来，动员城乡广大群众围绕于无产阶级周围，组织工农兵苏维埃，从此走上「十月革命」，这是不断革命的战略路线。但斯大林对西班牙革命所采取的路线，恰好和托洛茨基的相反，他一方面，以「社会法西斯」的公式拒绝和社会民主党及无政府工团派进行任何的联合战线，以致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群众与前两灰的群众隔离起来，让它们得以自由地与资产阶级党派妥协，继续欺骗群众；而另方面，则又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对抗无产阶级专政，不主张组织苏维埃，反对用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去动员城乡广大群众进行反资产阶级反动派及小资产阶级妥协脉的斗争。这种政策可称之为机会主义（即阶级合作）和教派主义的混合物。但这种「混合吻」恰好粘住了西班牙无产阶级的脚跟，使之无法前进；同时却给法西斯特让出一条顺利发展的大道，以此促淮了一九三四年佛朗哥的暴动。
德国自一九二三年的革命失败后，经过相当时期的休养和经济复兴（当然是在道威斯计划下），已经恢复了它的创伤。由于一九二九年末爆发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的严重打击和凡尔塞和约的无情束缚，德国资本主义又撞进了死港。资产阶级陷于彷徨无路，小资产阶级动摇失望，无产阶级向左移动——这一切都证明德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又完全成熟了。这时横在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物，就是社会民主党在广大工人群众中所占有的支配影响。要把工人群众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只有共产党向这个党提议建立反法西斯的联合战线，因为这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所极愿意实现的。「假如领袖们拒绝，他们将在自己的群众中失去信仰，假使领袖们同意，群众在实行中将比领袖们走得远些和拥护共产党员」。同时组织苏维埃，武装工人，准备无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否则将替法西斯的胜利开辟道路。——这是从一九三一年起，托洛茨基对德国革命所提出并坚持的路线。但斯大林在德国所实行的政策，根本上和他在西班牙的一样。他起初借口「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的孪生子」，拒绝同前者进行联合战线以反对后者，并对后者抱着异常轻视的态度，说「它来得太晚了，」。迄至法西斯以疯狂的速度发展时（事实上，正是由于获得了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共产党政策的帮助），斯大林又命令德国共产党，同希特勒去玩弄冒险的「红色选举竞争」，并向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大下哀的美顿书，命令他们起来拥护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但同时又反对组织苏维埃和武装工人，其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实际上，这是斯大林在法西斯势力疯狂生长之前，发生了恐俱，因而采取了旁观等待）怯懦、并准备及时退却的态度。
托洛茨基这时（一九三一年十一片）力竭声嘶地再三提出警告说：「德国……将由革命前期的状况转到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时期。此后若干年德国的命运如何，甚至于欧洲与全世界的命运如何，全要看这次德国危机的解决向那方面走」。「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正在引导德国无产阶级到阔大无比的浩劫中去。在实质上即是引导到法西斯特面前仓皇失措地投降」。「国社党得到政权，好先就是歼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他们的组织，毁灭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将来的信仰」。「德国法西斯特胜利以后，反苏战争将是必然的」。而且「法西斯特在德国的胜利，将表明革命的一脉相传的发展之中断，共产国际的灭亡，世界帝国主义在其最可憎厌与残忍嗜杀的形式中凯旋」。「凡是主张战略上的退却，」都是「投降敌人」。其结论是；「无产阶级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准备自己去夺取政权。首先是德国共产党立刻改变已准备投降的政策」，（见「托着「十月革命与五年计划」中「国际形势之钥在德国」一文。并请参考「以后怎样办」一书，重点是加上的）。
但斯大林和他的德国徒党们对于托洛茨基的警告与要求毫不理睬。从他们的口头上到论文中所表现的全部思想，不外是：「法西斯主义的生长是不可免的，是不可以人工抑止的，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总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盲目地』斗争，自讨失败，不如慎重地退却，让法西斯主义去取得政权，自毁信仰罢！那时候——呵，那时候，再看我们的力量！」（见上引同书）。在这样的领导精神和路线底下，当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初起而夺取政权时，德国共产党果然下令叫工人们向后退却了，留给他们唯一的安慰是：「让法西斯特去夺取政权以消耗自己罢，随后我们再来」。这可称之为中国阿Q式的「精神」，实际上是「不战而降」。正如托洛茨基所预测的：「冒险与轻浮之后，总是由屈服与投降来代替的」（见上引同书）。
可是，希特勒一踏上政权，事情就立刻明白地表现出来了！首先被「消耗」的「并非法西斯自己」，而恰恰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及其它的一切工人组织，是「歼灭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破坏其组织，毁灭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将来的信仰」！此外，希特勒还急忙地同全体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宣布：他是保卫「人类文明」而担任反马克思主义、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艰巨任务，并以反苏的十字军首领自居，这就明白地告诉了斯大林：「反苏联的战争是必然的」。
假使德国无产阶级不被斯大林所出卖，而能在一九三二年——二三年取得胜利（如依照托洛茨基的路线，这胜利是十分可能的），那末，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将变成为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不但苏联绝无西顾之忧，就是这次空前的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会于无形中烟消云散了。一个大有可能转变和开辟国际新局面的无产阶级胜利的德国，终于变成了威胁欧洲，特别是威胁苏联的纳粹强盗的德国——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政策在这里所造成的罪恶，在人类历史上还有更甚于此者吗？！
从第三时期的冒险主义又回到极右的机会主义（1933年以后）
斯大林站在希特勒纳粹强盗的胜利与恐布之前，经过一番极痉的惊慌措乱之后，即歇斯特利地把他的罗针向右扭转，一直转到一百八十度。「第三时期」的哲学从此束之高阁，代之而起的又是「和平主义」的时期。其与以前的不同之点，仅在于对民主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党派更为奴颜婢膝，而对于一切革命份子是更为凶残迫害而已。
在这里，让我们稍停一下，谈谈一个极富政治意义的故事吧——那就是斯大林和美国干贝尔（他当过苏联一时期的技术顾问）的「谈话」。时间是在德国革命失败的前夕。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斯大林先生……他不踌躇地和使人毫不怀疑地坦白承认：在托茨基当权时，曾有普及共产主义到全世界的企图。他说这是他与托洛茨基的决裂的最初原因。托洛茨基相信普遍世界的共产主义，而他只想将自己的努力限于自己的学内。他没有时间和金钱去企图将世界共产主义化。纵使他们愿意这样作，他的主要兴趣在改善俄国人民（即官僚们）的状况，一点也不干涉别的国家」。（见干贝尔着「俄国是市场还是危险」内所载干贝尔与斯大林的「谈话记录」。干氏并声明：这个记录是斯大林命令其书记用打字机打好的一他那时已在伦敦，「记录」上署名：STA-LIN，并有附注说：「保存这个记录，某日将成历史文件」。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
前面这段话，很明显地表现了斯大林已预感到他在德国的政策不可免地要造成希特勒的胜利恐怖，才「不踌躇地」吐露真情，希望经过干贝尔获得美国资产阶级的「谅解」与援救，并经过美国获得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仆从们的谅解与援救，换句话说，斯大林寄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2]不啻是在希特勒的威胁下预先投递给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纸降书。斯大林之对于世界革命的真实态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幻想，以及「他和托洛茨基决裂的最初原因」，总而言之，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的真情实意，人们可以在他交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中，从「他不踌躇地和使人毫不怀疑地坦白承认」的事实中，完全明白地看出来了！
斯大林交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可说已正式否认了第三国际的任何革命作用。而他在德国革命失败中所采取的稀有可耻的投降政策，更给这个国际的政治生命判决了死刑，从此第三国际完全和第二国际一样，只能起反革命的作用。前者和后者的不同之点，只是前者更为专横（对群众说）和无耻而已。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左派反对派」也就不得不把完成世界革命的历史任务肩负起来，决然离开第三国际，号召组织第四国际，这是近代世界历史上划时期的标志，以前第三国际内部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官僚派的斗争，从此就变成为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的斗争了。
斯大林在希特勒的异常威胁下，循着他的「和平主义」的或「反法西斯侵略」的轨道，卑躬屈膝地向所有的「民主」帝或主义国家去叩头，要求他们签订「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安全条约」，拥护它们的「裁军计划」，加入它们的「国际联盟」，要求它们建立「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去对抗「侵略阵线」或「法西斯阵线」。同时，哀求和拉拢各种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或小资产阶级的派别，如社会民主党（以前是称之为「社会法西斯」的）等．成立「人民阵线」，企图以此去抵抗每一个国家内的法西斯，总而言之。斯大林在法西斯所鼓动的战争威胁下，这时已将维持苏联的安全和存在寄托在「民主」帝国主义及其仆从——「民主的」党派之上了，这有如一个掉下水里吓昏了的人，抓住稻草当救命圈一样。
托洛茨基还只看到斯大林开始转同「和平主义」时，他为了挽救苏联，为了唤醒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众及时准备应付新的灾祸——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即于一九三四年春天，起草了「第四国际与战争」的纲领，这个纲领所指出的主要思想是：「那引起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现在比一九一四年前还要紧张多少倍」。「除了一个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的总倾向是绝对明显的：即战后时期已成了两个战争中间的单纯的休息期，而这个休息期在我们的眼前已走向终结了。裁军的谈判已为疯狂的军备竞争所代替，一个新的战争在叩门了」。「每一个大的战争，不管它的最初的动机如何，都会明白地提出干涉苏联的问题。为的是灌输新鲜的血液到资本主义世界的血管里去」。「但无产阶级保护苏联，并非保护民族的境界，而是保护一个暂时压缩在民族境内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没有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除了国际革命，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会得救」。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双方阵营的无产阶级，只有用同样的方法，才能帮助苏联，亦即帮助自己。这方法就是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重点是加上的）。
此外，托氏又指出：「现代列强问的战争并不是表示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冲突，而只是两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因此，不但「保卫祖国」的口号，在双方帝国主义国家内是同样反动的，就是「保卫民主」的口号也是荒谬的有毒害的，这个纲领，不但给了斯大林用「和平主义」去掩饰帝或主义进行战争的可耻路线以当头棒喝，而且给了他往后的发展，如「民主阵线」与「和平阵线」等，以预先的批评（重点是加上的）。
列宁曾说过：任何「和平主义的口号，如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仲裁法庭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略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见列宁起草的一九一九年布尔什维克党大会通过的党纲，重点是加上的）。所谓「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安全条约」，在现状下也只能是掩饰帝国主义蒙蔽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者准备战争的一种烟幕，「国际联盟」，更明显地是「在世界范围内有系统地剥削一切人民，…‥压迫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宰割一切弱小民族的强盗堡垒」（同见上引党纲）。关于这一点，即斯大林在一九二四年以前也是承认的，但到一九三六年，他却认为它（国际联盟）是可以防止战争的「和平机关」[3]——苏联之加入这个机关，不仅是「特尔米多官僚同这个毫无信用的日内瓦机关之投降」，而且是以苏联的名义替这个机关去欺骗一切人民和弱小民族，并替它直接担负其「剥削」和「压迫」的责任哩！
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固然表现了最露骨和最强烈的侵略面貌和渴求战争的倾向；但在托洛茨基看来，仍然只是一种帝国主义的面貌和倾向。它在本质上与「民主的」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法西斯的德意之所以特别倾同「侵略和战争」，仅因为缺乏殖民地以供剥削（日本亦然），而英法之特别主张「和平」，也仅仅为了保持它们掠夺得周多的殖民地——赃腌物，斯大林把法西斯主义的德意和民主主义的英法对立起来，和后者建立「民主阵线」去反对前者，这就无异于把一群饥饿的强盗和吃得饱饱的强盗对立起来，而拥护后者去反对前者一样。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者的解放要求，绝不在于联合或拥护一群强盗去反对另一群强盗，而在于努力设法把它们通通消灭，而且拥护民主国家去反对法西斯国家，必然会使前者国内的工人阶级为狭隘的爱国主义所毒害，而同时使法西斯的爱国主义得以在本国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中增加其欺骗影响，——这在实际上又等于助长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的侵略，促进了战争（请参考托着「在新的战争之前」）。我们也可以用列宁的说法：以「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去对抗「侵略阵线」或「法西斯阵线」，希图以此去阻止战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略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
所谓「人民阵线」，则仅仅是第二国际的，亦即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政策之更有计划和更彻底的表演。其可悲的后果在法兰西和西班牙马上就暴露出来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法国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表明无产阶级已站立起来准备推翻资本主义的意向，假使当时法国共产党不是在「人民阵线」的束缚下，而是号召静坐罢工的群众在每一工场或每一经济单位组织工人代表会议（苏维埃），以此扩大成为全国工人代表会议（全国工人苏维埃），再向城乡一切贫民和兵士呼吁，团结到他们的队伍来，组成全国工农兵苏维埃，准备推翻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在当时是可能的。法国革命的兴起，将立刻改变当时西班牙的局势，而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这样，不但战争将被遏止，就是希特勒和英索里尼也将彼淹没于欧洲革命的浪潮中。但斯大林在「人民阵线」幌子下，以全力帮助来翁．卜伦（以前被称之为法西斯的）组织「人民阵线政府」，而后者则在「人民阵线政府」的名义下，把这次静坐罢工的伟大浪潮压平下去了。跟着，来翁．卜伦又把「人民阵线政府」的首领地位让给了达拉第（人民阵线的另一领袖）。而达拉第则转过头来尽力压散了「人民阵线」的群众，并重重地打击了斯大林的党徒（法国共产党人）。以后呢，「人民阵线」也就被送进坟墓里去了！
在西班牙，「人民阵线」所造成的后果更为悲惨。斯大林尽力之所及帮助亚柴拉和耐格林（西班牙的米留哥夫和克伦斯基），名义土是反对佛朗哥，实际上则是完全束缚了工农大众的手足。因为斯大林的政策，根本不许工人阶级侵犯资本家的工场，不许农民侵犯地主的土地，尤其不许他们侵犯亚柴拉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政府，总而言之，不许跨越「民主阶段」，——这乃是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政策之澈底地有计划的重演。另方面，斯大休对主张无产阶级在反法西斯的斗争中领导农民没收土地，并进备夺取政权的第四国际党人及其同情者，则加以最可耻的诬蔑和最凶残的迫害（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是以自己的格柏乌和耐格林的特务队合作完成了的）。因之，俄国二月革命后的「七月事变」在西班牙获得了成功的表演。以致欧洲工人阶级最后所属望的一个可能胜利的革命（这个革命如果胜利了，不但新的战争会被阻止，就是整个欧洲的面貌也会发生大的改变），经过三年半的大血战之后，跟着法国大罢工的失败，又给斯大林葬送掉了！西班牙革命的悲惨失败，不但表示战争的绝不可免，而且已预告战争很快就要到来了！
「人民阵线」运用到中国，就是曾经以「苏维埃」和「红军：形式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战斗了多年，并抛掷了无数头颅的中共，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卑躬屈膝地同国民党要求重新「合作」建立「民族统一阵线」；并自动取消「苏维埃」和「红军」番号，放弃土地革命，接受「三民主义」，以此获得在蒋介石指挥下参加抗日战争的权利。但其后果，不但抗日战争不断失败，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益加强，人民愈来愈受压迫，最后连中共也自食其果——如新四军之被击溃，延安之被包围，就是显例。
斯大林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所造成的灾祸已如上述，现在让我们来看他的对内政策吧：
在经济政策上，斯大林遭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打击（冒险主义造成的困难和危机》，以及在托洛茨基和赖可夫斯基的批评鞭策下，第二个五年计划已有了不少的改变，正因为如此，生产的发展，比起以前来获得了一种较稳定的进行。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远未能获得的成就。但同时，斯大林在其它方面，差不多像在对外政策上一样，一直向后倒退，为的是巩固官僚层的地盘。例如在工人中，以史塔汉诺夫运动为名，特别造成了一层工人贵族，把他们的「收入」升高到「超过下层工人的收入至二、三十倍之多」，并还予以种种额外的优待。这在工人阶级中固然给官僚主义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基础，但工人阶级自身的分化和对立也就愈加剧烈和尖锐了。在农村中，情形虽远较复杂，但斯大林的倒退政策还是依照同一轨道进行的。在强迫的集体化之后，「为着安慰农民起见，国家不能不同农民的私有倾向和个人主义作很大的让步。开始是正式赋予集体农场以『永久』使用土地之权，——这就在实际上取消了土地公有制」（见「被背叛的革命」第六章，以下引仿此）。可是，还有更重要的，国家已被迫恢复了小块土地的经营，各块土地有它们各自的牛、猪、羊和家禽等。无须说，这是违反了原来的集体化的。「土地的租赁虽然为法律所禁上，但事实上却是普遍地盛行，并且是在最剥削的形式之下进行的。这一集体农场租给别一集体农场，有时租给一个外边的人，有时则租给本农场中那些有企业心的场员。说起来似乎令人不相信，苏维埃农场——即是『社会主义』的企业，也实行土地的租借」。最值得注意的是：各集体农场问的「贫」与「富」相差常有天壤之别，因而那些「富裕的」和「贫穷的」农场的农民的收入相差甚远。就是同一集体农场内「大农民」「每个人的收入，比起『平均』工人的工资和下层集体化的农民的收入要超过十倍至十五倍」。这样，农民间的分化和对立也就加速地发展起来。因而「集体化就为官僚的寄生主义开辟了无限的机会，并使这种寄生主义与集体农场的上层份子互相结合起来」。
官僚主义在工业和农业方面进一步筑好了基础，于是又将其注意力转集到红军中。「废除民兵制」与「恢复军官等级」，就是其显著的表现。把资产阶级的常备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原是马克思和列宁用以废除官僚机构的根本条件之一。但斯大林官僚层既已把持了苏维埃的国家机构，当然要废除无产阶级的民兵制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恢复了哥萨克的骑兵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马匹及其它特权。因为「这是帝俄军队……享受特权的和最保守的部份」，这对于新官僚们当然是十分用得着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所公布的「恢复红军中军官的等级制」（从最低的少尉到最高的元帅），这一法令对于红军的品性乃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这是赋予红军军官们以资产阶级的荣显，这个法令子十月革命的原则以更为致命的打击」。但斯大林为团结一切上层将领于其周围，以巩固其在红军中的统治基础，当然顾不得十月革命的原则。而且为了完成他的邦拉巴特（拿破伦主义）的专政，这一层更是不可少的。
此外，斯大林为了「官僚们需要一个固定的等级关系」及其特权有所继承起见，恢复了家庭制度．并连带地禁止了妇女的堕胎权，复活了金钱婚姻等。另方面，为了约束青年起见，禁止青年不得过问国家大事，即不得过问政治，只许参加「教育和文化的训练」[4]。同时，斯大林对于苏联内的弱小民族，差不多已，恢复了大俄罗斯主义的态度[5]。「因为关心到老一辈的权威，……宗教政策也起了「变化」，即以前布尔什维克坚决反对宗教迷信（马克思和列宁称之为鸦片烟）的政策，现在已为「对宗教中立」的政策所代替了。就是哲学、科学和艺术也只许在官僚圈定的范围内去活动（即限于对官僚政策的解释，辩护及其功绩的描写与歌颂等）。总而言之，凡是十月革命所发掘出来的一切带有反抗旧传统和创造新社会的因素和精神的东西，因为有碍于官僚保守主义的特权统治，都得加以制止，并尽可能把它们拖回到以前的时代去——这便是斯大林政策的「精髓」之所在！（参考「被背叛了的革命」第七章「家庭、青年和文化」）。
在一切都说了和作了之后，最后所需要的，就是要制定一个「国家根本大法」来确定官僚约合法地位，规定并掩饰他们的特权——这就是一九三六年所公布的「新宪法」。在这个宪法上除了欺骗和夸张的什么共产主义的原则已经实现的梦呓之外，主要的便是部份地恢复私有财产制，以及虚伪的普选代替无产阶级的公开选举制。前者表面上是说保证公民对于家庭经济、消费、舒适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之个人所有特权。但在实际上乃足承认官僚在城市的住宅，乡村别墅、汽车及其它一切「属于个人消费和舒适之物品」，都是合法的。后者则利用秘密普选之名以掩盖官僚的邦拉巴特专政之实——这当然不是斯大林的新发明，拿破伦第三早已实行过了！
但正当新宪法起草和公布的时候，即官方宣布「在苏联『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阶级已经消灭了」，因而不需要阶级选举制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发现苏联内有一群极广大的「反动敌人」在潜伏着，甚至潜伏在共产党和红军当中。这样，新的，更带疯狂性的「清党」和「肃军」又加紧进行了。单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一月及一九三六年上半年的「清党」时候，就有几十万党员被开除党籍，其中几万人是所谓「托洛茨基主义派」。最积极的份子，立刻被捕送进监狱和集中营去了。至于其它的人们，斯大林经过「真理报」劝告地方机关不要给他们工作，「在国家就是唯一雇主这样一个国土里面，这种办法就等于宣布慢性的死刑」，实际上，受到这种「慢性死刑」处分的不只是这次被开除的几十万党员，凡是多少表示一点反抗官僚的无数工人和农民，都遭到了这同样的命运。
一九三六年至三七年莫斯科所举行的几次所谓「反革命大审判案」，曾经轰动了全世界，这是「清党」之最高度的表演。但在这些审判案所判决和处死的「叛徒」，恰佮是列宁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十月革命，创立苏维埃政府，在内战及抵抗帝国主义进攻之中最积极的、亲密的合作者，其中季洛维也夫、加米也夫、李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都是列宁所领导的政治局的委员，即在火热的斗争中被选出来的党的领导层。于今全部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枪毙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从此被铲草除根了！
一九三八年的「肃军」，把杜哈车夫斯基（一个内战中的英雄和天才的军事家）所领导的整个参谋部加以摧毁，几万个具有专门军事知识的人员都被撤职，监禁，流放，乃至被枪杀（杜哈车夫斯基即其中之一）。这无异于将红军最有才能的，在内战和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英勇和建有功勋的大批干部加以扫除，这不啻是砍去了「红军的头脑」！
人们如果将斯大林对于「民主」帝国主义及其「民主」仆从们之妥协、迁就、卑屈和投降的态度，与其对或内外革命份子（托派）和一切反对者之无比坚决、凶残、迫害和屠杀的态度，加以对照，则官僚主义的邦拉巴特专政的本质和面貌，迪就跃然呈现在你的眼前了！
「麻烦的」西班牙革命已经被平定，「清党肃军」又消除了「国内的反革命者」，还有「和平的朋友」在国际间努力，「公开地工作」，……斯大林满以为苏联的危险已经过去，战争的威胁减轻了，但恰在此时．希特勒在苏联的门口大掀其战争的喇叭！斯大林可吓慌了，他在走投无路中，只好不顾一切，连「和平的朋友」也不管了，一古脑儿翻身投到「侵略阵线」的希特勒的怀抱里！于是，「德苏和平协议」出人意料地签下来了！（但托洛茨基甚至连这种最可耻的投降，早在半年前已经预言过了。）
希特勒得到「德苏协定」的帮助（该协助不仅规定德国进攻波兰时苏联不得干涉，而且允许以食粮及其它物资相接济），就立刻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闪电地」分解了波兰（自然，斯大林也尝了一脔）；席卷了挪威。丹麦、荷兰和比利时；摧毁了「民主的」法兰西，在这期间，斯大林不但完全履行了「德苏协议」所规定的对德的物资援助，而且命令其党徒们（各国共产党人）在全世界替希特勒的「和平」主张大肆宣传，攻击英、法、美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肯让步」等等。这样一来，「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又完全颠倒过来了！
但当希特勒将其战锋转向巴尔干半岛。同样闪电地侵占了南斯拉夫和希腊，降服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因而完成了侵苏的一切条件，并立刻向苏联进行闪电攻势时，斯大林于异常狼狈的蠢态中，又卑躬屈膝地求救于以前的「和平朋友」，一转瞬之间，刚被诅咒过的英美「帝国主义」，又变成「民主救星」了[6]，斯大林在这方面的颠倒错乱，反复无常，可说是登峰造极。
总而言之，斯大林对于这次帝国主义的大屠杀，事先既以「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的烟幕蒙蔽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使他们忽略了解除剥削者的武装的任务」。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始则倒在希特勒方面，替他的「和平」宣扬；当希特勒进攻苏联时，他又抓住英美为救命圈，替它们的「民主」吶喊。他把苏联的安全希望，不是寄托于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就是寄托于丘吉尔和罗斯福。列宁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向社会主义，并以此挽救苏联免于堕落的遗教，被斯大林忘记得干干净净了，最恶毒的是：当托洛茨基继承十月革命的传统和列宁的遗教，领导第四国际号召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以此保卫苏联时（请参考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斯大林不但动员丁他的一切徒党们，尽量造谣诬蔑，并千方百计谋杀了托洛茨基（一九四○年八月二十日）
将近两年来的德苏战争，由于红军最有能力的干部经过「肃军」之被摧毁，反动的官僚们之腐朽无能，已使苏联吃了无数的败仗，失去了数千哩的土地（其中包括许多工业城市、矿区和食粮产地），损失了不可计量的人命和物资。仅仅因为十月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及其所发展的经济基础，和红军兵士及工农群众在保卫苏联（她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的战争中发挥的无比英勇和牺牲精神，以及纳粹强盗本身力量之有限，苏联才得以保持现在的地位，即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没有被攻占。
最近红军冬季反攻之夺回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等城市，以及给予纳粹强盗以沉重的打击，其原因也在于此，但斯大休的徒党及其阿谀者们，竟把这种胜利大肆渲染和夸张。甚至说是由于斯大休的「天才战略」的结果。这表明斯大林及其徒党们，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不敢提出十月革命所造成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在反侵苏的战争中所起的伟大作用，以及红军兵士和工农群众为保卫此种财产制而发挥的无比英勇和牺性精神。他们深怕因此引起丘吉尔札罗斯福的反感，终止对苏联的救援。实际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接苏」的主要目的仅在：利用苏联的力量（主要是人力）去削弱纳粹，以便容易摧毁它。但他们对于苏联社会主义财产制的敌视，绝不会因为希特勒的存在或灭亡而有所改变的。直到今天为止（一九四三年三月末），我们仍然不能预断这次大战将延长多久。及其结果如何。但有一个基本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希特勒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希特勒的失败并不等于苏联已完全脱离了危险。宁可说，希特勒被毁灭后，美英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将跟随而来。因为十月革命所创立的国有财产制，是资本帝国主义绝不能容忍让其长久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帝国主义和社会革命胜利的进展，二者是不能并立的。」苏联要完全脱离帝国主义的威胁，只有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西欧的英、法、德、意）的无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才有保证。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的胜利，必然要引起苏联的工农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专制的斗争。正因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为了保持自己的专政，决然抛弃了推翻资本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期「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帝国主义绝不以和「苏联和平共处」为满足。因为在它们看来，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如不给予彻底摧毁，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终究是致命的威胁。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这次世界大戟，没有西方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来结束它，只是轴心国（德、意、日）的失败，（如前面所预测的），则这次战后世界局势的总趋势，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或主义和苏联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财产制之间的斗争。
结束语
我们前面详细地论述了斯大林二十年来（一九二三至一九四三年）的对内对外政策之左右盘旋的演变以及托洛茨基对其演变所提出的诊断、批评和建议，这对于一般读者也许感到繁重。但我们的目的在于充分说明：阶段革命论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不断革命论的「世界革命国际主义」，绝非如普通人想象的，只是两个抽象观念的对立。而实际上，却是两条具有血肉的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路线，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生死斗争。虽然这个斗争还远没有完结，但已有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仅仅是空想，而且造成了空前巨大的灾祸：它断送了一九二六年英国的大罢工，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九三一至三三年德国最有希望的革命，一九三六年法国的静坐罢工潮，一九三一至三七年西班牙的革命，最后，斯大林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幻想。竟不惜帮助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毁灭了不可计量的物资，使全人类的文化倒退了许多年。另方面，斯大林为了「顺利地」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他谋杀了一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和无数的革命青年，把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党，把妩产阶级氏主的苏维埃政权转变"极端粗暴的以斯大林为百的官僚专政，因而造成世界革命道路上的最大障碍。正因此，为了推进相完成或际主义的世界革命，托洛茨基一九三八年为第四国际写的「过渡纲领」，对解决苏联问题提出了如下的政纲：
「苏联以一个工人国家的资格从十月革命中出现，生产手段国有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必须前提条件，开展了主产力迅速生长的可能性，但同时这个工人国家的机关，却已经历了彻头彻尾的堕落；它已由一种工人阶级的武器，变成一种反对工人阶级的官僚暴力的武器。而且越来越成为对国家经济怠工的武器了。一个落后和孤立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化。以及官僚之转变成为全能的特权等级——这不仅在理论上，此刻就是在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之最有力的反驳了。（重点是加上的）
「苏联就这样地包含着可怕的矛盾，但它仍旧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诊断。至于政治性的预断，则具有两者择其一的性质：或者是官僚制度愈来愈成为世界资产阶级在工人国家中的一个机关，它将推翻财产制的新形式，且把国家推回到资本主义；或者工人阶级将摧毁官僚制度，开启到社会主义之路。（重点是原有的）
「只有被压迫群众胜利的革命起义，才能恢复苏维埃政制，并保障它向社会主义作进一步的发展，现在只有一个党能够领导苏维埃群众起义，这个党就是第四国际党！
打倒该隐（圣经上杀弟的人）——斯大林的官僚匪党！
苏维埃民主万岁！
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1]*原刊于《十月评论》、总第四十九、五十、五十一期。
[2]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接见美国「斯克利布霍华德新闻社社长罗依．霍华德时，他也发表了与干贝尔谈话时的同样意见。霍华德问斯大林：关于世界革命的计划和意见，现在怎样呢？斯大林回答道：「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计划和意向，……这是误会的结果」。这可算是斯大林交给干贝尔的「历史文件」的一个补充，人们更不应该「误会」斯大林对干贝尔的「坦白承认」了。
[3]一九三六年四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共产主义青年高第十次大会，公然决定青年不得参加政治活动。青年团的总书记在这次大会上演说道：「关于工业的计划，关于减低生产费、经济计划、播种以及关于其它重要的国家问题，我们绝不能叽哩咕噜，好像这些问题是要我们决定似的」。「决定这些问题」是官僚的特权，青年人怎好「叽哩咕噜」呢！
[4]一九二二年，斯大林采取大俄罗斯主义处理乔治亚民族问题，列宁对此曾在病榻上写了一篇文章严厉攻击斯大林，但他拒绝把列宁的文章公开发表（即拒绝登真理报）。因此，列宁写了一封同斯大林绝交的信（见伊斯曼着《苏联的真实状况》）。这证明后来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是有其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的。
[5]霍华德问斯大林：「战争是不可免的吗」？他答道：「我觉得和平的朋友的地位是变得更强了；和平的朋友能够公开地工作，他们依照公共舆论的力量，他们有这样的和平机关，如国联，在他们手里，……战争并不是不可免的」（见前面引过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斯大林同霍华德的谈话）。
[6]当德苏战争爆发时，斯大林的党徒即宣称：「这次大战已变了质，英美反希特勒的战争，不但为了『和平』与『民主』，而且为了援救被压迫民族，变成『革命』的了」（见当时中其中央对德苏战争所发表的宣言及其机关报的社论）。 |
彭述之：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相关链接：陈独秀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彭述之（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原刊于《斗争》报第六卷第二期对于一个在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人物之死，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犬儒主义者，伤感主义者，怀疑主义者及阿谀主义者唯一不同之点，就是运用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研究这个人物的生平，分析他，批评他，指出其进步方面及反动方面（假如有的话），从他取得真实的教训，以为自己及其他前进人们的借镜。我们对陈独秀之死，恰正如此。在《悼陈独秀》（见本志前期）一文中，我们一方面排斥了一切资产阶级（以国民党为主要代表）和小资产阶级（以斯大林党为主要代表）对于陈独秀的诬蔑，并精确地（虽然不是详尽地）指出了他在中国最近历史几个主要阶段上所导演的巨大进步作用（如领导“五四”，创立中共，推进第二次革命，发起中国托派运动等）；但同时，我们也不顾某些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特有伤感和阿谀，如实地指出了他晚年思想上的倒退和反动（如幻想民主，反对苏联，拥护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反动领导，在这次大战中拥护英美的民主帝国主义，反对在它们本国及其殖民地进行革命运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乃至公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然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却大大地激怒了我们的“少数派”，引起了他们的疯狂愤恨，因而一些昏乱的辩护和狂吠也就跟着爆发了出来。这却迫到我们不得不再来伸说一番。首先让我们看看少数派的灵魂意因是怎样在替陈独秀辩护吧。意因在其《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见所谓《国际主义者》第二期），除了表示一些如丧考妣的伤感外，除了对独秀的进步方面作了一些既欠准确而芜杂的赞词之外，对于他晚年思想上的反动，不但没有明白地指责出来，反而替他巧为隐讳。如果只是“为其亲者隐”，“为其尊者讳”，人们或者还可以原谅他。但他甚至还要替独秀的反动思想曲为辩护哩。独秀在其思想上的反动，表现得最为深刻而又是最根本的，就是他完全否认了“不断革命论”。他曾经向外公开表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有经过无产阶级的数量发展，即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有可能。因此，他公开地叫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不要幻想社会主义。但“不断革命论”却早已坚决地肯定，中国及其他落后国家无须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因而这些国家的革命，必须由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断地”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达到完成。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已由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正面）和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反面）的铁一般的事实所证明了的。正因为如此，“不断革命论”成了第四国际领导落后国家革命的唯一政纲。可是，意因却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究竟处在怎样的关系呢？——THISISTHEQUESTION！”。意因先生既认定“这是问题”，就是说，这是还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于是他认为陈独秀否认不断革命论也就没有什么严重的意义了，可以替他原谅了。事实上，意因正是替陈独秀对不断革命论的背叛而原谅而辩护的。但他完全忘记了，托洛茨基的一生就是为了不断革命论而奋斗。他同一切孟什维克的决裂，尤其是同斯大林的决裂，以及同拉狄克一切叛徒们的决裂，都是为了不断革命论。如果从托洛茨基主义中除去不断革命论，还成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呢？！如果从第四国际的政纲中除去了不断革命的政纲，第四国际与第三国际乃至第二国际在殖民地革命问题上的战略与政策还有什么根本不同呢？！最后，如果不断革命论还是“问题”，还待讨论，还待解决，那末，托洛茨基主义及根据这主义所建立起来的第四国际政纲，不是统统都成了“THISISTHEQUESTION”吗？！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反对斯大林主义，为什么要从第三国际脱离出来而建立第四国际呢？这些QUESTION，意因能够给我们以明确的解答吗？！按照意因的头脑（怀疑主义的）和逻辑（玄学），除了再用THISISTHEQUESTION来搪塞而外，恐怕再没有别的答复了！由此，我们不但看出意因在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隐讳和辩护，而且还暴露了他本人对“不断革命论”是抱怀疑主义的，他的思想根本也是反动的，事实上，意因同陈独秀一样，早已背叛了不断革命论。他在“八一三”以来根本否认中国抗日战争的进步性，以及最近公开宣言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没有进步意义等，都是他背叛不断革命论的具体表现。他与陈独秀间的不同之点，仅在于：后者是从右边，从否认无产阶级革命来背叛不断革命论。而前者则是从极左边，从否认民族民主革命来背叛不断革命论，在本质上说来，意因与陈独秀都同样是“阶级论者”。由此，我们不难了解，意因为什么特别替陈独秀对不断革命论的背叛作辩护：原来在这一点上他也就是替自己辩护哩。人们“自私自保”狐狸尾巴，又不知不觉地在这里显露了出来。不过还得补充一句，对于不断革命论的背叛。在陈独秀是公开的坦白的，而意因却是在“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掩饰之下暗地进行吧了。陈独秀否认不断革命论及他的一切反动思想，在意因的眼中（尤其是经过他的隐讳、原谅和辩护之后）既无关轻重，不足介意，如是直到最后，直到独秀之死，他还认定独秀是他的“同志”，这是无足奇怪的。因为从背叛不断革命论，背叛第四国际的基本政纲说来，独秀确是意因“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意因即令要称呼任何反动家为“同志”，也是他的“自由”。不过他进一步宣称独秀之死是“世界上从此损折了一员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于此丧失了一个大领袖”，我们便不得不出来提出抗议了。陈独秀自从在南京监狱中开始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性，幻想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起，他的思想一直向后倒退。故在“八一三”事变后，他就公开否认自己是“托派”，并与斯大林党及一切小资产阶级政客们一起拥护国民党的反动领导，完全放弃了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过渡纲领。在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陈独秀的思想，更是反动之至。在否认这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及拥护英美民主帝国主义，反对在它们本国及其殖民地进行革命这一根本点上，他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党徒们毫无差异。他甚至公开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斯大林党尚未敢公开否认的），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不懂民主主义。最后，他终于走到根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去了。当然，像陈独秀思想上这样一直倒退，最后形成了他有系统的并颇为深刻的反动思想，绝不是偶然的。其客观原因是在中国革命及世界革命运动的不断惨败之下，在苏联及第三国际的可怕堕落下，在法西斯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的疯狂威胁之下，使他对革命前途极端悲观失望的结果。然而从主观上说来，陈独秀这种反动，无论如何，也不能否认这是他对于自己过去的背弃，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托洛茨基的思想及第四国际的主张的背弃。假如像陈独秀这样背叛自己过去，背叛他曾经所信奉并为之宣扬过的主义和其党的主张的反动人物，仍然可以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那末，在第一次大战后的普列汉诺夫、格德及安德烈等机会主义者，都可以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和俄国、法国及奥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了！不错，陈独秀曾经在一个时期，在他的思想倒退之前，确是堪称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和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的。然而普列汉诺夫、格德及安德烈等机会主义者们又何尝不是一度可以称之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及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呢？但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以真名称呼实物”。当普列汉诺夫、格德及安德烈等人的思想未反动之先，列宁和托洛茨基们都是称他们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和他们本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的；但自从他们的思想反动后，尤其是自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示其反动态度后，列托诸人就只好称他们为机会主义者，为背信者，为叛徒了。我们之对于陈独秀正是如此，也只能如此。凡是替机会主义者、背信者、叛徒的言行隐讳、原谅和辩护，并到死后还称为“老战将”、为“大领袖”的人们，一定是他们精神上或意识上同这种机会主义者、背信者、叛徒有着某种关系。否则是不可解释的，不合逻辑的。但我们的意因，自称为“革命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意因，究竟与陈独秀的精神和意识上具有着什么联系呢？在背叛不断革命论上，意因与陈独秀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已在上面指出过了。其实，就是在对抗战问题上，意因所坚持的极左主义，即根本否认抗战的进步性，主张“失败主义”（托洛茨基称此种主义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的布尔什维克的讽刺画），其破坏无产阶级的抗战政策，与陈独秀从极右方面拥护蒋介石的反动领导，是殊途同归的，实际上也是一致的。从阶级的观点上最后分析起来，陈独秀的极右的机会主义与意因极左的清谈主义，都是根源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意识之反映。因而这两种主义都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里面的代理人。正因为如此，极右机会主义的陈独秀和极左清谈主义的意因，能够互相原谅，互为辩护。也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曾以同样愤懑的态度反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这在表面上似乎很矛盾的，但实际上是十分合乎辩证法的逻辑的。也许意因会跳起来反抗说，他对于陈独秀并不单是替他辩护，而且也曾反对过他，甚至“面红耳赤”地“同他争论”过的。因而他极力辩护他对待陈独秀不是“王明主义者”。不过，事实上意因之反对陈独秀的反动思想，未免是太可怜了。除了在陈独秀死后他所发表的那封《写给陈独秀的信》以外，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他批评陈独秀的片纸只字。在陈独秀被捕到南京以前，我们很知道意因只是以陈独秀意见为意见的。因此，在这以前的历史上，找不出一点意因与陈独秀争论的事实来。到了“八一三”后，意因与陈独秀的意见似乎是背道而驰了。我们从当时独秀写给上海某些同志的信中知道这，并还看到独秀对于意因意见的简短批评。但意因对于独秀方面的批评，却从来没有听到过。即当意因从内地来到上海时，就是独秀对大战的反动思想表现得十分明显时，我们也没有见过意因对独秀有任何批评。最奇怪的是，他到上海后写给陈独秀的第一封信中，除了表示他承认“中日战争是日本天皇与蒋介石间的战争”是他自己的判断及对大战表示“冷淡”外，也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对独秀的思想的反对或批评。至于最后，即当独秀将近临终时意因写给他的那封信，也还是在我们的多次鞭策之下（因为我们时常抨击少数派不同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斗争）被迫写出来的。甚至写出很久以后，还不敢寄发，一直到独秀死后才敢发表出来。假如真有所谓“王明主义者”的话（但我们认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王明主义者，王明不过是斯大林官僚主义制度下的官僚，格伯乌的代理人，在世界各国都有的），而我们的意因之对于陈独秀所采取的可怜态度，就有点相似了。这态度，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阿谀主义者的态度吧。×××专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作辩护，并企图拉拢托洛茨基来作帮手的，是连根。这位连根先生，近来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以新闻记者、注释家兼律师的脚色，尾随于意因的每一发明之后，来从事注解、辩护，并乘机卖弄他的“博学聪明”。他对于陈独秀当然也要如此。意因既然承认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连根根据这一指示或发明，于是便更进一步而推断道：“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但证据在哪里呢？就在“托洛茨基一向对陈独秀所采取的态度”当中！于是“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得意大文写下来了（见上指《国际主义》同期）。连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托洛茨基关于陈独秀所说过的一些话语及其对他“一贯重视”的态度，都引述了出来之后，结论是：无论陈独秀的思想如何反动，连否认这次大战的帝国主义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根本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内，托洛茨基如果不先陈独秀而死，他还是“不会对他绝望”的，“不会乘机丑谤他”的（就是说不会批评他的，因为连根是把对陈独秀的任何“批评”都算作“丑谤”啦），至多不过同他“决裂”吧了。这真可说是一个“天才的推测”！但最不幸的是：托洛茨基一生的斗争史，尤其他后期重视思想不与任何人随便妥协的绝决态度，对这个“天才的推测”，未免成了一个无可跨越的障碍。我们知道，托洛茨基为了坚持他的革命思想，在第一次大战中曾与第二国际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们（如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格德、考茨基等）“决裂”，对他们“绝望”，无情地批评（即连根所谓的丑谤）他们。在俄国二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也以同样的绝决态度来对待一切孟什维克，至于托洛茨基之同斯大林“决裂”，对他“绝望”，猛烈地抨击他，因而决然从第三国际分裂出来成立第四国际，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在最近美国党内的斗争上，仅仅为了苏联的性质问题，托洛茨基也同盘纳姆及夏克曼等所领导的少数派“决裂”，严酷地批判他们，对他们“绝望”起来。这事实，更是新鲜。如果就思想上反动的广度与深度说，即就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问题说，陈独秀与第一次大战爆发后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以及“二月革命”后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不同呢？至于斯大林呢？虽然他实际上已完全背叛了布尔什维克主义，毁坏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口头上还没有像陈独秀一样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然而托洛茨基对他尚且是如此地“绝望”，如此地同他进行了极严酷的斗争。说到美国的少数派，其思想上的反动，还远未达到陈独秀的程度，然而托洛茨基也还是对他们“绝了望”，终于同他们“决裂”了。如果托洛茨基未死，看到了陈独秀最后的全部反动思想，果能为了“珍视”他的“革命经验”，而还不对他“绝望”，不批评他，只是同他“决裂”一下就算了吗？！！（要知道在政治上同一个人或一个派别“决裂”，一定是对这人或派“绝了望”才“决裂”的。）只有完全不懂得托洛茨基一生在思想的不可调和态度，及其在政治上的绝决态度的人，才能如此“推测”。像这样推测的人，不但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简直是大大地污辱了托洛茨基（即把他看成为毫无原则的无骨气的妥协主义者、拉拢者）。不错，托洛茨基在一个长时期内曾经重视过陈独秀，对他寄予过不少的希望，因而当某些“青年托派”，尤其当别具用心的人们（如刘仁静、施朝生等）过分地批评他，甚至诬蔑他，随便开除他时，托同志常是站在陈独秀方面，原谅他，袒护他，甚至替他辩解的。但托洛茨基这种原谅、袒护和辩解，绝不是没有限度的。托洛茨基对于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的老革命家也曾原谅过，袒护过，甚至辩护过，但这并不妨碍当他后来发见这些老革命家们的思想走上反动，完全背叛自己的过去时，对他们“绝望”，同他们“决裂”，骂他们为叛徒哩。当陈独秀从斯大林的领导下脱离出来走上左派反对派而被“青年托派”（当时的连根正是其中之一）拒绝时，被别具用心的人们（这里也有连根的份）辱骂时，托洛茨基当然要替他辩护，表示欢迎他，“重视他”的。即当陈独秀的思想开始反动（如对苏联怀疑，对抗战表示右倾等），但尚未经过讨论，尤其当未能清楚地明了他的反动思想的内容时，托洛茨基也还得慎重地对待他，尽量设法挽救他（如请他到美国去）。但由此便作出一个推论来，说托洛茨基不管陈独秀的思想如何反动，一直反动到否认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也还是原谅他，甚至还希望他（即“对他不绝望”），且不说作这种推论的人是污辱托洛茨基，但何以解释托氏以前对待拉狄克及拉柯夫斯基等人的绝望态度呢？！也许连根又要搬出陈独秀的“革命经验”或“实际革命者的陈独秀”来作盾牌，来代为诡辩吧！但列宁早就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托洛茨基在批评美国的少数派时，更郑重地指出理论的重要性，说在反动时代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人是最难站得住的（大意如此）。陈独秀既不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以他虽然长期地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但他始终没有能正确地了解“革命的经验”，始终只是一个“实际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经不起严重的打击，在严重的反动势力威胁下站不住脚跟。所以他终于倒退下来，并回过头来反对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了。连根以为托洛茨基为了“珍视陈独秀的革命经验”，即令陈独秀的思想反动透顶（像他临死时达到了的），还是会另眼相看，“对他不会绝望”的。这不但证明连根丝毫不懂得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视，而且还证明了连根本人就是“实际主义”的俘虏。他之“始终敬爱陈独秀”（这是他在一个文件上这样声明过的），拥护陈独秀，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辩护，大概这也就是原因之一。至于说到陈独秀如果不死，当他“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不管他今天的思想多么错误，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如果这话是可靠的话，那就不但任何思想都没有客观原因，思想本身的发展没有任何逻辑，而且任何思想斗争也就没有意义了。然而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自由主义和投机主义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主义观察一个人的思想转变，例如从革命转向反动，首先就必须分析其客观原因，进一步则就其反动思想的广度与深度及其坚持性而推断其发展的趋势。陈独秀的思想之转向反动，其客观原因，我们在《悼陈独秀》一文中已经指出过，即在本文前面也略为提过了。至于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之广度和深度，不但我们已经再三论述过，而且还有他发表过的许多文件可资检查。总而言之，陈独秀的反动思想，比之现时第三国际的普鲁姆和阿特里们，只有过之无不及。如果陈独秀不死，像他在许多文件上所表示过的，他是会坚持到底的，他在临死前给L君的信中，更表明了他将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资格，准备奋斗到底。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托洛茨基不死，试问他会不会与之进行严重的斗争呢？我们相信托洛茨基是会同我们一样，一定无情地打击他的（像他过去打击一切机会主义的叛徒们一样）。但在斗争中，陈独秀的反动思想只有按照其逻辑愈走愈远，愈陷愈深。同时，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必然要利用陈独秀的思想及其本人来反对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特别是反对我们第四国际的主张。这种情形倒转过来，又将影响陈独秀的思想和行动，加速和加深他的反动过程。历史上一切著名的曾经充当革命领袖的人物，如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格德、安特列等，其思想的转向反动及其反动的过程，差不多是如此。所以这种人到了后来，只能服从他们的反动思想发展的逻辑（不管愿意不愿意），虽然“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也回不过头来，只能替反革命去服务而已。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陈独秀如果不死，在同我们长期而严酷的斗争过程中，他的反动思想只有愈走愈远，愈陷愈深，最后将变成国民党、斯大林党乃至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们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反对第四国际的最有效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即令在第三次革命到来时，“在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也只能替反革命服务而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起而不顾一切地批评了他，为的是预先减除他的反动影响，削弱他的反动作用。假如连根的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就只有把陈独秀看作一个最没骨头的，东倒西歪的，随便钻营的投机政客，才可以思议。然而陈独秀，按其个性及其生平为人，还不是这样一个没骨头的下流政客。遇到反动时，就往后退，看见革命时，就钻到革命队伍来赞成革命，这样的人物，历史上当然不少。但把陈独秀想象成为这样的人物，似乎也是太过简单，有点不合乎他的个性和身份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连根对于陈独秀的推测都是不合理的。但有一点是差不多可以确定的，就是连根对陈独秀的推测中，已经反映了连根的唯心主义，对思想斗争意义的轻视及其对革命之投机取巧的倾向。想象或推测他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是会从其想象或推测中反映出自己的嘴脸来的。从连根引叙托洛茨基对于陈独秀的态度中，好像表明连根本人也常常是站在托洛茨基方面似的。因此，我们又不得不指出一个相反的小事实来，以资对照。例如他指责“狂妄的刘仁静”曾经写过一篇“可怜与虚伪的文件”“丑谤”陈独秀，这好像与连根自己是毫无关系的。但事实是：刘仁静写的那个“文件”不但寄给了托洛茨基（这是连根已经指出来的），而且还在一个名叫“十月”的刊物的第一期上公开地登载了出来（但连根没有指出这点），而连根呢，正是那个刊物主要编辑之一。因为那时的连根是同刘仁静属于同一小组织（“十月社”），且成了刘仁静的共鸣者和拥护者。假如我们用连根自己现在的话来说，那时他正是同着“狂妄的刘仁静”一起，奏着第二把提琴，“参加于反动派的毁陈合奏”呢。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这位“参加毁陈合奏”的第二把提琴手，一转手之间（反对派统一后），又变成为“赞陈合唱”的第一名歌手了！此外，当“八一三”抗战开始，连根在武汉时不但是多少拥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主张，并且还参与他的军事投机企图的。但自他来上海后，因为在我们的批评与鞭策之下，他又扭扭捏捏地转到我们方面，并泄了陈独秀在武汉时与某些投机政客们的拉拢勾当，最后还签署了我们所起草的关于批评陈独秀反动思想的几个文件（在那些文件里，我们曾经明白地指出：陈独秀的思想是普列汉诺夫们之机会主义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思想）。他甚至于私下里对我们说：“陈独秀是没有希望的了”。可是，在陈独秀死后，他现在又认为“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在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中“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这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多么无原则，多么反覆无常啊！对于陈独秀的态度，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有人与托洛茨基所采取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话，那就只有我们。当“一九二九年”“狂妄的刘仁静”与其党徒连根们“参加于反动派毁陈合奏”，极力“丑谤”陈独秀时，我们即同托洛茨基一起，保护陈独秀，指斥了这些人们的“狂妄”。当“一九三五年”“青年托派”施朝生等夸大独秀的错误，“仍旧在狂妄的刘仁静的领导之下”，轻率地，甚至是荒谬地“开除”他时，我们也是与远隔重洋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地向他们提出了警告和抗议（为此，著者本人当时曾有一函指责施朝生）。在“一九三七年”，即当“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一些青年托派为了陈独秀对抗战的态度”（凡上面有括弧内的句子都借自连根的《托洛茨基与陈独秀》一文），而主张与他公开决裂时，我们曾在领导机关内极力阻止了这一过火而轻率的倾向。随后，我们看到斯大林党徒们在其刊物及其所著的历史书籍上公然抹杀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伟大作用时，我们即为文公开驳斥他们那种伪造历史的无耻勾当，并表彰陈独秀的不朽功绩（该文曾发表于《中流》某号）。再后，当托洛茨基请陈独秀去美洲，以便最后挽救他免于可怕的堕落，或就连根的话来说，“为要免陈独秀思想上的孤立”时，我们也曾举起双手赞成。我们在这整整十年的过程中，对于陈独秀的态度是“保护”，“原谅”，“慎重”，甚至“优容”的，这些都是事实，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更有权利，更有理由从思想上来批评陈独秀，来同他斗争。所以，当陈独秀的整个倾向还在往前进的当中时，我们虽然尽力保护他免于无聊的“丑谤”，但同时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了他某些不正确的思想。同样，当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向后面倒退时，我们虽然不可调和地追随他每一反动主张加以抨击，但同时也不妨碍我们从国民党，特别是斯大林党人的恶毒“丑谤”下替他声辩，保卫他的进步方面（尤其是属于他前期的历史方面）。诚然，我们对于陈独秀思想上的批评，比起托洛茨基来，不但数量上多得多，而且也更为不客气，更为尖刻。但这并非我们好肆批评。只是因为托洛茨基离得太远，又无法直接从中文中获悉独秀反动思想的每一发展及其详细内容和程度。但我们是能够获悉独秀的思想反动的每一发展及其详细内容和程度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负起责任来担负托洛茨基无法进行的批评工作。但我们对于独秀思想的批评，一贯的目的只是希望纠正他，尽量地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因此，直到陈独秀之死，在组织上我们还没有提出“开除”他的问题来，只是给他以严重的警告而已。至于我们对于陈独秀思想上的批评，也只是根据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根据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遗教，根据于第四国际的既定政纲，以及根据于一切历史的经验和客观事实。我们从来没有引证过不可靠的事实或传言来批评陈独秀，更不用说制造事实和无聊谩骂了。这是有我们的一切文件为凭的。我们在《悼陈独秀》一文中，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和历史家的态度，虽然是简括地，却是严正地科学地检讨了陈独秀的生平，还他的本来面目，给了他一个历史的评价。假如人们认定我们的“评价”在理论上或事实上有不正确或失实的地方，尽可以公开地指责出来，我们准备随时加以解答，以为今后进一步研究陈独秀的贡献。因为我们认定陈独秀是值得详细研究的，详细研究陈独秀对于研究“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大有帮助的。但不幸的是，连根意因们对于我们所给予陈独秀的“评价”除了盲目地疯狂地加以仇视外，就是翻过面来向我们含血乱喷而已。他们一点也不指出我们的“评价”究竟犯了什么理论上错误或史实上的失实，只是咬文嚼字地抓住几个字眼，并且割裂开来，甚至故意修改来当作攻击的目标。例如连根死死咬住“晚节不全”和“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动”两句话，以为这是我们“丑谤”了陈独秀，向他“乘机抛掷污泥”，“参加于反动派毁陈合奏”，甚至是“卑劣小人”等等。总之，他利用了这两句话，把他脑袋里所能搬弄出来的恶毒字眼都搬出来加在我们身上，以图逞他一时之快。凡是失掉了头脑，为私利与私情弄昏了的人，总是如此的。但不管他这些，现在让我们来略为解答一下吧。不错，我们曾说过陈独秀“晚节欠佳”的话。然而我们说这句话，或下这一断语时，绝非凭空瞎说，而是在理论上和事实上具有最充分的根据的。我们的根据是陈独秀最近七八年来思想上的不断倒退，尤其是他对苏联，对抗战，对这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采取的态度，最后是他公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极端反动思想等等。假如陈独秀晚年所表现的这一连串广泛而又深刻的反动思想，还算不得背叛，还算不得“晚节欠佳”，那末，普列汉诺夫、格德、安特列等老机会主义者，都算不得背叛，算不得“晚节欠佳”了。但何以列宁和托洛茨基总是指责他们曾经背叛了自己的过去，直称他们为叛徒呢？！连根在这里替陈独秀的“晚节欠佳”的评估叫屈，这不但表现他企图修改陈独秀晚年的全部历史，而且还表现了他本人的头脑也已经被机会主义的影子和液汁完全蒙蔽了、浸透了，以至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视若无睹。此外，因为连根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曾与陈独秀的反动思想同流合污，为他辩护过，或者他想以否认陈独秀的“晚节欠佳”来叫人们原谅他的过去吧！或者是因为他现在已离开了第四国际，在思想上与汪派合奏，替日帝服务，借此准备叫人们来“曲宥”他现在吧！或者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准备当他将来公然叛变时，叫人们来“曲宥”他的将来吧！但我们相信，连根替陈独秀反动思想辩护的动机，上述的各种成分，多少都包含在里面的。至于“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动”这个引句，不但是由连根割裂过，而且还由他修改过了的。我们的原文是：“陈独秀所起的进步作用，比起孙中山来更要深刻得多，但也以其更为深刻的反动思想结束其余生”（《悼陈独秀》圈点新加）。这种评断不但完全合乎历史事实，而且是最精确最辩证的。凡是稍具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懂得一点辩证法的人，对此都能了解。因为孙中山的反动思想，只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之一般的普泛的和简单的表现。但独秀晚年的思想，却是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校，经过了阶级斗争尖锐化，因而经过他的头脑，从他口里说出来的，就“更为深刻了”。例如独秀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混合物”。这段话虽是绝顶荒谬而反动的，但不能不承认是颇为“深刻”的，至少是孙中山绝对说不来的。单就这一点，我们便很有理由断定陈独秀的反动思想比起孙中山来是“更为深刻”了。但连根却偷偷地把“更为深刻”的形容辞割裂出来，因而便修改成为，陈独秀的思想好像一般地“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反动”了。他这种“割裂”和“修改”，对于作文骂人时固属方便有利，但一经我们揭穿之后，“不诚实”与“伪造”的头衔就要落在连根的头上了。他是常常喜欢骂别人为“卑劣小人”的。但“不诚实”与“伪造”的人，应该将什么名字来称呼他呢？！布卡说得真好：“作风就是人”！×××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陈独秀晚年的思想是极右倾的，但“少数派”所肩着的招牌却是极左的。那末，何以极左倾的少数派居然会替极右倾的陈独秀拼死作辩护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来加以说明。极右的机会主义与极左的清谈主义（机会主义的变种），都是出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意识。而陈独秀之极右反动思想与少数派的极左空谈，更是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对革命失望的悲观意识。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了。陈独秀与少数派的思想既是发源于同一的阶级，反映了同一阶级的悲观意识，那末，少数派之替陈独秀辩护，就已经在客观上找到了解释了。就主观方面说来，少数派与陈独秀的地位当然有天壤之别。陈独秀不管他后期的思想如何反动，但他是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无比的进步作用的。无论从革命运动史上说，从社会关系上说，都有他无可否认的重要地位，他无论站在哪个立场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他发言和活动，都能散布相当影响，起相当的作用。总而言之，陈独秀是具有着“号召力”的。至于少数派呢，无论是意因或连根（别的人更不要提），他们在革命运动史上既没有起过任何值得提起的作用，在社会上更是可怜而渺少的“侏儒”（请恕我在这里抄袭了一下连根骂人的术语吧），而其政治资本又是那么贫弱而陈腐，故他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难发生什么影响。说到“号召力”，更是与他们无关。最坏的是，每个都是“羊头狮子心”的人物。同时又是一心专想在革命队伍内“不劳而获”的。在少数派与陈独秀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对比上，就决定了少数派与陈独秀间的关系。当陈独秀生存时，少数派的意因或连根乃至室川，都是希图在陈独秀的势力之下，以便借着他的“声望”或“势力”好在党内和党外活动，以便“不劳而获”地满足他们的狮子般的野心。少数派分子对于陈独秀反动思想之多方迁就，曲为原谅，巧为辩饰，一直到最后还不敢从正面批评他，其原因就在于此。如果要挺起脊梁骨来批评陈独秀，势必同他招致公开的决裂，然而这是少数派所最害怕的，因为他们如果一旦同陈独秀决裂，则就要变成无依无靠的孤零儿了。同样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少数派在陈独秀死后还要称他为“同志”，称他为“世界革命的老战将”，“中国无产阶级的大领袖”，断言他如果不死，在第三次革命中“仍能显出一个正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以及拼死替他的反动思想，他的晚年变节作辩护等等——这一切，都无非为的是：希图以陈独秀的“同志”及其继承人的资格（谷和曾经向外宣传：继承老陈的只有连根，这可见少数派分子早就把陈独秀的“继承权”“预定好”了！）以便现在和未来到社会各方面去从事活动，去拾取“不劳而获”的果实。凡是自身渺少无能而又不肯努力奋斗的“侏儒”们，总是要依附一个“大人物”去满足其某种欲望的。少数派之对于生的陈独秀是如此，对于死的陈独秀也仍然是如此。现在可以说是“活的少数派”在依附“死的陈独秀”了。不过他们所依附的，不是陈独秀的进步方面，而只是他的反动方面哩。至于我们与陈独秀的关系，则完全相反。当陈独秀向进步方面走时，我们曾以革命战士的资格同他亲密地合作过，艰苦地奋斗过。当陈独秀踏进了反动的道路时，我们也以同样革命战士的资格，坚决地、不断地、同他的反动思想进行了斗争。让少数派以其特有的犬儒主义去替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作辩护吧，让他们向以马克思主义批评陈独秀的反动思想的人去“抛掷污泥”任性狂吠吧！我们还是依旧“按着自己的道路走”。阐扬陈独秀的进步方面，检讨他的反动方面，仍然是我们今后研究陈独秀，乃至进而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切值得研究的人物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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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悼陈独秀（1942年6月6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相关链接：陈独秀悼陈独秀*彭述之（1942年6月6日）*原刊于《斗争》报第六卷第1期。陈独秀没有了！这个在晚近中国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人物是与世长辞了。人们也许以独特的伤感来追悼他，或以各自的成见来毁誉他。但这一切都与我们无涉。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党人，只想在他盖棺之余，给他的生平一个客观的历史评价，以便后一代革命青年们有所借镜。独秀原出身于官僚贵族家庭。但他却领导了民主的“五四”运动，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推进了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并参加了中共左派反对派运动（第四国际中国支部的前身）——这表示出他在中国最近历史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上，都尽了推动的责任。这是值得他骄傲的。他的名字将同这些历史发展的事变永垂不朽。独秀所领导的“五四运动”，是继承“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而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但这运动是进步的，如果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姑不论其改良与革命之别），是企图在政治上替资产阶级开辟踏上权力的道路，则五四运动，便是企图在思想上替同一资产阶级摆脱封建传统的束缚，故从民主思想的演进上说，“五四运动”是划时代的。它是东方资产阶级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独秀不但占据了无比的领导地位，而且还表现了他的坚决和勇敢的精神。他高举“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民主和科学——编者]的旗帜，向一切封建旧思想、旧道德、礼教、迷信及一切旧传统猛攻。尤其表现他在那时的过人之处的是，他一眼看定封建残余思想的堡垒是孔教，不顾一切地向它射击，并大胆地高呼以白话代替文言。假如可以用康有为的名字代表戊戌变法，用孙中山的名字代表辛亥革命，那我们更有理由用陈独秀的名字来代表五四运动。但近年来，国民党人和斯大林党人为了卑鄙而狭隘的党派利益，一谈到五四运动或纪念这一运动时，往往把陈独秀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说成无足轻重，甚至企图以蔡元培（国民党）或鲁迅（斯大林党）的名来顶替他。这是有意修改和伪造历史事实。但历史本身自有其公允的裁判官。人们如果不认真谈中国近代民主运动史则已，若要认真谈到时，康有为、孙中山和陈独秀的名字及其作用，是无法割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乃是表示中国无产阶级第一次自觉地要踏进政治舞台，企图以自己的力量代替资产阶级来解决延迟的中国民族民主的历史任务，并借此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另一个划时代运动——第二次革命——的起点。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之创立中共，固然是由于时势之推动，主要还是由于第三国际之催迫。但他们能毅然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立场一跃而至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实行组织新党，进行进一步的革命运动，无疑地是值得崇敬的，其胆识和功绩都是不可磨灭的。固然，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悲惨地失败了，独秀应负相当责任。但后来斯大林及其党羽把这次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加在他身上，这不但不公允，简直是卑鄙的诬陷。事实上，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负责者正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不顾托洛茨基的一切批评和抗议，以其特有的官僚孟什维克主义政策代替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政策，以致异常可耻地断送了这个最有胜利希望的革命。当时独秀的错误，主要仅在他过分地信任了斯大林的领导，盲目地执行了斯的指示。但后来他公开承认托洛茨基对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主张之正确，并接受其所指出的教训，毅然起而加入托同志所领导的左派反对派运动，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领导，这总算是多少补偿了他在第二次革命中所犯的过失。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运动，产生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现在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这是反映着中国无产阶级经过第二次革命的悲惨失败，认识了斯大林的孟什维克主义领导破产之后，重新站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准备完成中共所尚未能完成的使命。其划时代的意义，当不在创立中共之下。独秀之参加这运动无疑地又是进一步的表现，是他的政治生活还在向上的象征。但当时左派反对派内某些极端分子（后来这些分子差不多都卑鄙地离开了左派）认独秀之参加这一运动是一种投机，是不允许的，因而对之加以猛烈的攻击（如刘仁静所领导的“十月社”）。可是，托洛茨基却十分欢迎他，认为他之参加左派反对派运动，不但表示他的上进，而且还反映了左派反对派思想的力量之不可抵抗。但现在我们必须指出：独秀虽然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运动，同我们一道创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尽了不少力量，对于在中国的第四国际运动，有过相当贡献。可是他当时对于左派反对派的理论与策略之了解是不很正确的，有些甚至是曲解的（如对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性质、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等）。正因为如此，独秀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严重打击（逮捕监禁）之下，便一步一步地从思想上离开了第四国际的立场，以致最后形成了他在临死前夕所顽强地坚持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动思想。独秀在南京监狱生活的后期，便已开始对于苏联的无产阶级性表示怀疑，并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发生了新的幻想（幻想一种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是他思想上开倒车的转折点，也就是他背离第四国际立场的出发点。但独秀的思想倒退之明显而具体的表现，还是在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问题上。“八一三”后所爆发的抗战，无疑地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蒋介石国民党的领导政策（如压迫民众，投靠英美，并不断与日帝进行妥协谈判等）却是反动的，是其过去一贯的反动政策之延续。故当时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在托洛茨基指导之下，一方面号召工农民众在军事上参加这一抗战，支持这一抗战，但同时提出自己的革命政纲，严厉地批评了蒋介石的反动领导。但独秀在承认抗日战争的进步性之后，即进而承认蒋介石的抗战政策也是进步的。因而他简单地号召民众起来信任国民党政府，他的反动领导承认，甚至拥护它的军事独裁——这样一来，独秀便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背弃了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如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农民等），干脆退到他在第二次革命中所执行的阶级合作的老机会主义政策，而与当时斯大林党的无耻投降政策（美其名曰“国共合作”）同流合污了！但独秀对中国问题思想上的倒退还不止于此。他甚至倡言：“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上的成熟，自是无稽之谈……”，“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的余地”，叫青年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的结论是：中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后，才有可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这正是俄国及西欧一切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的极陈腐的“阶段论”，早已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历史事实所粉碎了的。这就表示独秀已经从根本理论上完全背叛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后，独秀的思想倒退更是惊人，这次大战所包含的帝国主义抢夺性，就是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的人们，也看得很清楚。但独秀却认为，它只是民主主义对法西斯主义“侵略”的战争，并肯定地说：在这次大战中绝没有革命的前途。因而他完全站在英法美民主帝国主义方面，坚决反对在这些国家内进行革命运动，甚至反对在印度及其他殖民地进行独立运动。总而言之，他是在这次帝国主义强盗战争中，根本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坚持的、第四国际对战争纲领上所大书特书的、“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战略了。于是，独秀便完全退到了亨德曼、格德和普列汉诺夫等的社会爱国主义的旧立场，而与现今的布鲁姆和阿德里之流沆瀣一气了！！同时，独秀看到斯大林之投降希特勒（与他订结《德苏协定》帮助他分解波兰等），便由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性（即其社会主义财产制）而根本否认了它，把仍然是社会主义性的（当然是病态的）苏联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德意日放在同一平面上，尽量加以诅咒和攻击。从此，他就完全背叛了第四国际无条件保卫苏联（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的主张，而与一切反苏的反动分子一鼻孔出气的了。苏联由列宁和托洛茨基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堕落到斯大林的官僚独裁，自有其客观的原因。这乃是世界革命不断失败与旧俄的落后性所交织成的结果。但独秀却丝毫不懂得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而以其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公式来判断苏联的堕落过程。因而他又进一步把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与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混同起来，宣称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乃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之必然产品，甚至把它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专政归纳之于同一范畴。于是，他终于走到一切机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根本反动立场，以其过了时的反动的民主主义来对抗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革命和最中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了。独秀既将斯大林的官僚独裁认为是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发展之必然结果。他于是更进一步把斯大林的一切背叛思想及其一切政治上的罪恶，都归咎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而断言：“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混合物”。他声称：“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时即公开发表”（见他去年十一月七日致L君私函）。从此，独秀的思想便最后转到了资产阶级极端反动的阵营，而以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第四国际的思想和政策的十字军急先锋自居了！×××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独秀的生平简直是前后判若两人，如果以他被监禁于南京为标界，他在前一时期是不断地勇敢地向前进取的——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走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堕落的第三国际而转入革命的第四国际。但在后一时期中却不断地卑怯地倒退了，——由怀疑苏联和幻想民主而走到根本反对苏联、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的反动政策，赞成英法美民主帝国主义的强盗战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直至公然背叛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中间，无疑地是异常之矛盾的。但这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那末，这“矛盾”将怎样得到解释呢？人们也许这样地提出问题。要正确地解答这个问题，只有求之于陈独秀自身的社会根源、个人弱点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独秀虽出身于破落的官僚贵族，但其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却大半是资产阶级式的。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正是帝国主义任意横行、腐化反动的满清及北洋军阀相继统治的时代。于是独秀根据其所受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与从他那时代环境所受的刺激，以其特有的敏感和直觉，便形成了他的民族民主主义的思想，因而发动并领导了“五四”的民主运动。恰于此时，无产阶级在俄国第一次获得了最后胜利，并第一次创立了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共产国际，共产主义的思潮波及全世界，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就第一次抬起了头来（多谢大战时中国工业的突进）——在这一切情形的吸引和推动之下，于是独秀便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一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革命运动了。当这次革命失败之后，独秀一时原陷于悲观消极。但由于托洛茨基对中国第二次革命所作的无比正确的批评和预测，及其对于第三次革命必然到来之明确的指示，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独秀前进一步，因而参加了左派反对派运动。这明显地证明独秀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不断上进，主要是由于客观时势所催迫、吸引和推动着的。但当“客观的时势”发生变化时，独秀的思想行为也就随之起变化了。经过左派反对派的许多挫折：外来严重打击，内部不断的可怕纠纷、叛变、破坏，卒至于自身被捕监禁；再加上斯大林的横行无忌，第三国际的腐化、恶化，苏联的可怕堕落，德国革命与西班牙革命之接连惨败，希特勒与佛朗哥之得意凯旋，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生长，极权制度盛极一时，整个的星球都陷于极端反动的深渊之中——这一切使得独秀对于他的一向所希冀、所景仰和坚持的都幻灭了。所剩下来的，除了伤感和痛苦之外，就只有他从前借以成功成名的民主主义残骸。他便抓住这残骸为救命圈，并以此来批评一切，来对抗一切。但这时的民主主义，却早已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而成了过时的反动透顶的象征物了（就世界历史发展说）！假如独秀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即令在极端反动的潮流中也还可以逆流前进的。但异常不幸，独秀虽赞成共产主义，拥护第三国际，创建中国共产党，甚至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张，参与第四国际运动，但他却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修养和革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虽然有其高度敏感、直觉，甚至天才，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先进国家的革命经验，殊少研究。就思想的本质上说来，独秀始终还是停留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的基地上。这种民主主义者，在客观形势往上升，即往顺利的方面走时，他是可以乘机上进的。但在客观局势往下降，往极端反动的方面跑，而他自身又遭到不断的严重打击时，他便很难挣扎得住，而不得不向后面倒退了，一直退到原来的出发点——已经过时的反动的民主主义。我们可以说，陈独秀是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去。这是矛盾的，但是合乎辩证法的。独秀生平这种极端矛盾的现象，难道是中国的独有特产吗？不，如果从国际的历史范围看来，极是平常的，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一个典型的先例。普列汉诺夫以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一跃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替俄国创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工党，并成为极有天才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在哲学方面）解释家和政论家，教育了整代的青年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但往后（特别是当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他却逐渐地倒退，终于堕落成为社会爱国主义者（第一次大战发生后），疯狂地拥护帝国主义民主欺骗，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反对十月革命，变成一切反动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代言人。普列汉诺夫这种前后矛盾的表现，当然主要也只有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中才能得到解释，但普列汉诺夫个人亦有其致命的弱点，即：他只抽象地了解了马克思主义，而对于西方革命的具体教训，尤其是对于俄国历史的具体发展（“不断革命”的发展），都还是一个外行。如果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发展前抛开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则我们的陈独秀便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其名的经验主义者，在反动势力严重打击的“经验”之下放弃了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陈独秀是死了，但革命青年们必须从他学得教训。独秀之由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由第三国际转到第四国际，无疑地是进步的，值得大大地效法的。但他从社会主义退到民主主义，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却是绝顶反动的，应当深深地引以为戒的。尤其要认真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去学习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从一切革命（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去学习宝贵的教训。只有如此，才能免陷于陈独秀的“有始无终”，才能在凶险的激流中逆流游泳，才能跟着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我们这一代人的活动，几乎是与陈独秀的生平不可分离的，甚至是纠结在一起的。在五四运动中，我们曾经热烈地信仰过他，赞成过他，响应过他；在创立中国共产党和第二次革命运动中，我们曾经同他一起亲密地合作过，把革命推向前进。随后，同他一起遭遇失败的打击，嚼过失败的苦果；在左派反对派运动中，我们又同他一起坚决反对过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创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在外来反动势力（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严酷迫害与内部不断叛变之下进行异常艰苦的斗争；最后，我们并同他一起被捕，一起坐监，一起共患难。这时以前，我们对他是有深厚的友谊、同志的敬爱和对领袖的护卫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后来同他进行了极严重的斗争。当他曲解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幻想民主主义，在抗战中提倡阶级合作，在大战发生后拥护英美的民主帝国主义，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批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时，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了他，攻击了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但我们在思想上对他的批评和攻击，我们情感上对他的厌恶和仇视，绝非出于私人的好恶，而只是为了真理，为了革命，为了世界工人阶级及被压迫民众的解放事业，为了第四国际的旗帜，最后且为了挽救他免于悲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是失败了，但并不妨碍我们另一方面的成功，那就是：陈独秀的反动思想不但在我们中共同盟的队伍里很少得到滋蔓，反而使我们的思想因此（与他斗争）更健全起来。我们今后还要保卫他前期的光荣，检讨他后期的背叛，以此来替革命服务的。现在陈独秀是永离人世了！让斯大林的党徒们，以其特有下作的犬儒主义去弹冠相庆，去任意毁谤他吧！让国民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以其卑鄙的反动意识去抹杀他前期的进步意义，去利用他后期的反动思想以谋私利吧！让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以其惯常庸俗的伤感主义和怀疑主义去唉声叹气地吊唁他，莫名其妙地（毫无批评地）歌颂他或歇斯底里地怀疑他吧！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第四国际党人，只能本着革命家的态度，运用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这样地来研究陈独秀，分析他，批评他，从他学得教训。康有为也曾起过相当的进步作用，但以其可耻的反动（如拥护宣统复辟）告终。孙中山所起的进步作用当然远超过康有为，但他的三民主义本质上是彻底反动的，他的幸运仅在他的早死，否则第二次革命的刽子手必然要落在他本人身上。陈独秀所起的进步作用，比起孙中山来更要深刻得多，但也以其更为深刻的反动思想结束其余生。历史是残酷的，落后国家的历史尤其残酷（因为其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综合性）。许多进步的事物和人物，一转瞬之间，就变成为落后的或反动的了。人们如果不紧靠着历史的火车头不断前进，便不可避免地要被抛在后面，给人诅咒的。陈独秀既决然放弃其所发动且为之长期努力奋斗的光荣工作（中国不断革命的工作），而负着反布尔什维克的不名誉的旗帜走进坟墓，那我们就更应紧紧地抓住这一工作，给它彻底的完成——这便是我们今天追悼陈独秀之死的唯一合理的表示！死去的让他死去吧！还活着的我们必得从死者身上取得教训，以迎接光明而伟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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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少数派出版独立机关报《国际主义者》对外声明（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为少数派出版独立机关报《国际主义者》对外声明（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原刊于一九四五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主义》第四卷“组织之部”。最近我们发现一种公开油印小刊物，封面款名为“国际主义者”，并在其下面小标题上签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国际主义派机关报”。但该“机关报”的内容，除了登译几篇托洛茨基同志的遗文之外，几乎全是用明枪或暗箭中伤着第四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现行政治路线的。因此，我们不得不向工人阶级及一切革命者作如下的解说和声明：这个“国际主义者”所代表的“国际主义派”，原来就是我们中共同盟内几个知识分子所构成的一个小组织（我们称之为少数派）。其中的主要分子为意因、连根及室川等。这些分子，在对日美战争与中国抗战关系问题的根本态度上，与第四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立场完全站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第四国际中央局去年三月的决议案及同年七月中共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都一致认定未来的日美战争虽然彻头彻尾是帝国主义强盗争夺太平洋霸权，抢劫远东殖民地，特别是争取对中国民族奴役权的战争；虽然日美战争一旦爆发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可免地要被迫卷入这个强盗战争的漩涡，与之纠缠到一起，但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其进步意义，因为在日帝还占据中国大部分土地，继续侵袭和蹂躏中国人民时，它依然还是中国民族当前的主要敌人。中国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从这个主要敌人的侵袭和蹂躏下解脱出来，依然还是当前最最迫切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认为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一向所采取的抗战政策（压迫民众与依赖英美帝国主义）是彻底反动的；它在日美战争中之公然参加英美同盟，接受华盛顿参谋部的直接指导，将中国民族的抗战隶属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更是反动之至，是奴隶选择奴主的卑鄙勾当。因此，我们必须与之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我们主张工农以一切民众必须尽速自动地组织和武装起来，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政纲去参加抗战，去抵抗日帝，驱逐日帝于国境之外；同时防止美英帝国主义从中利用，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转变抗战的领导权，解决当前最迫切的民主问题（如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国内弱小民族自决……），直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后已。这原是本着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和托洛茨基的全部遗教（尤其是托同志的不断革命论等著作）所规定下来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策。但所谓“国际主义派”的主张则与此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日美战争爆发甚至远在爆发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就已经变质了，即变成为反动的、“帮凶”的战争了。日帝不复成为中国民族当前的主要敌人，而当前的主要敌人是重庆国民党政府了。因此，他们坚持在现行的抗日战争中采取“失败主义”，“首先打倒重庆国民党政府”。这不但完全背叛了第四国际曾经明确地规定的《过渡纲领》（该纲领规定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援助非帝国主义国家——如被压迫的中国及苏联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见第四国际《过渡纲领》第四一页）和托洛茨基再三谆嘱的遗教（托同志在其被刺前夕所起草的对这次大战的宣言中肯定地宣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为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战争，因之为了‘保卫祖国’，在原则上是与帝国主义国家情形不同的”——见《第四国际紧急大会宣言》第二二页），简直是一种绝顶荒谬，背叛而愚蠢的思想！事实上，这种思想完完全全地是同汪派汉奸一鼻孔出气，替当前最凶恶的民族敌人服务！！至此种绝顶荒谬的背叛和愚蠢思想的来源，乃是出于第二国际的孟什维克或挂左派招牌的半孟什维克，根本否认殖民地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之进步意义。“国际主义派”中的政治灵魂意因就是一个显著的代表。他继承孟什维克根本否认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具有进步意义的基点出发，因而否认了“八•一三”以来中国抗战的进步性。他在抗战开始时，即宣称中日战争是“日本天皇与蒋介石间的战争，我们对之应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但同时托同志却坚决地无情地驳斥此种主张说：“日本方面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战争是求解放的、进步的”。在这样的战争中，“只是一般地说‘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把压迫人的国家与被压迫的国家加以区别，这是给布尔什维克制造的可怜讽刺画，并拿这个讽刺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见《斗争》卷二第十二期托同志给里维拉的信）。可是虽然经过了托同志这种严厉的指驳，一直到现在，意因还是顽强地坚持其“替帝国主义服务的讽刺画”的主张的。不特意因如此，就是连根们（他们以前是反对意因的主张的，不过是站在右派的立场上）也完全堕落到这一讽刺画（“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泥沼中去了。因此异常之明显：现在所谓“国际主义派”，对日美战争的荒谬主张，仅仅是第二国际的孟什维克或半孟什维克对民族解放斗争的背叛思想在现时具体问题上的翻版而已。其不同之点仅仅在于“我们的孟什维克披上了一件“国际主义的”外衣，以便继承久已破产的老孟什维克去欺蒙群众罢了。但其以“否认民族解放的进步意义”去替帝国主义服务，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套上“国际主义”外衣的新孟什维克，既然在政治上完全否认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进步意义，把被压迫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与帝国主义强盗间的战争完全混同起来，因而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采取了“失败主义”，即背叛第四国际的抗战政策之后，于是在组织上也就完全地背弃了第四国际的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以其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政府自由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公然拒绝在行动上服从国际中央局及中共同盟代表大会的决议案，擅自印发公开的“独立机关报”，即公然毫无忌惮地破坏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纪律（在行动上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而分裂组织了。这是与一九〇八年俄国的波格丹诺夫派之以极左教派态度拒绝参加议会斗争，破坏党纪，以及最近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少数派夏克曼等之以同样教派态度拒绝保卫无产阶级性的苏联，并破坏党纪，是如出一辙的。这同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内损害政治和破坏组织的代理人！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向党外一切民众郑重地声明：以《国际主义者》这个刊物为代表的所谓“国际主义派”，实际上就是挂左派招牌的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的后裔，夏克曼的同辈。他们现在不但在政治立场和组织原则上完全背叛了第四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同盟，而且擅自破坏党纪而脱离第四国际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组织关系了。不论该派打的什么招牌，但与第四国际旗帜下的任何组织都毫无关系。故今后该“国际主义派”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应完全由该派分子自行担负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局一九四二年五月三十日 |
答连根同志的公开信——不要妄想「专」把「政治问题」转化成「个人问题」（彭述之，1941年5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
答连根同志的公开信
不要妄想「专」把「政治问题」转化成「个人问题」犀照（彭述之）
连根同志：
当我们的「校内生活」发出了许久许久的时候，当我们的政治争论正在为愈来愈趋紧张的客观情势所迫而需要赶速地结束的时候，当大家正在迫切地期待着你对于我们的政治意见及我们对于你的批评有所反应和正式答复的时候，突然接到你给我「个人」的一封「公开信」，并且还标题为「专论个人问题」！
起初，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何以你把我们当前异常重要而急待解决的政治争论问题久久搁置不提，首先竟来一封「专论『个人问题』的公开信」呢!?难道我们这次的「争论」是「专论个人问题」吗!?或者特别是「专论」你我间的「个人问题」吗!?这未免是一个谜！
待我耐着性子读完了你的「公开信」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原来过去的老把戏又重新被搬出来了！原来你想在我们这次异常重要的政治论战紧急关头里投下一颗烟幕弹，希图藉此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因而转移论战的方向！这就是说原来你想把政治问题抛开，首先「专」从「个人问题」方面着手来辩护你「个人」，并打击我这个「个人」（你的唯一追随者小L甚至正公开揭言——对阿梁说——这是要先挫挫我的锐气），企图以此把我们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争论」转化为「个人争吵」，以便最后使我们这次争论，也像以往的许多争论一样，弄成毫无结果，使思想继续混乱，陷组织于无出路，并以此打开「个人」的出路。这手法（或「作风」）对于某些人，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你或者是很有益的，不过稍微晚了一点。如果把时间拖转去若干年，也许你这种手法能获得相当成功，但现在要来玩这一套，可有点阻碍了。原因很简单：老一代的我们已有了相当的苦经验，新一代同志们的判断力也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地提高了，谁想以「专论个人问题」来混乱党内「政治问题的争论」，谁就会遭到不幸的打击。「专闹个人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醒醒吧！
朋友，在答复你所提出的大批「个人问题」之前我得首先郑重地提醒你，并希望每个同志特别注意：我们这次的争论，不但是关系到我党当前最最重要而迫切的，可以决定党在一个相当长期内能否继续发展甚至能否继续存在的政治问题，而且已牵涉到了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第四国际的全部政纲和战略是否正确的问题了！假如不是「专」门注意「个人问题」或者完全盲目的人，我想谁也不敢否认我们这次争论在我党当前的政策上及一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战略上之严重性与普遍性吧！正因为如此，迫着我不能不负起责来写关于日美战争的「提纲草案」和「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文章。
你以为我写的文章是在「专」对付某些「个人」（如DS及意因等）特别是要对付你这个「个人」吗？如果你真是这样想，那就未免太可笑了！再如果你要根据你这样的「想头」，以「专论个人问题」的手法来替你「个人」辩护些什么或追求些什么，并以此对付别的「个人」，那你在政治上所收获的将是一个不幸的负号！现在我的文章已摆在每个同志面前，大家都可以拿来覆按，可以凭着自己的头脑下判断：看是否在「专」对付某些「个人」，特别是对付你「个人」？还是「专」为了政治问题，为了确定我党当前的政治路线（确立对日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并站在拥护第四国际的理论和政纲下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调和主义进行了斗争？我要求每个同志起来答复这个问题！若把这个问题答复，那你我之间的「个人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再用不着「专论」了！
不错，当我讨论政治问题时，常常牵涉到了「个人」，特别牵涉到了DS及意因，同时也牵涉到你「个人」，但这是无法避免的（假如有什么妙法可以避免并能帮助解决问题的话，我是宁愿学你那个「讨论大纲」——不批评任何「个人」——的办法作的），因为任何政治思想，特别是重要的政治思想，必须有「个人」作代表，因此，我们批评某种政治思想时，就没法把「思想」和「个人」完全分离开来。虽然如此，但我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在批评「思想」本身，而不是「专论个人」，因为「个人」所代表的错误思想如一旦改正了，那就立刻失掉批评的对象，而且也就达到我们所以要「批评」的目的。我这次之批评DS和意因「个人」及室川和你「个人」，正是因为我认定你们各自正在代表着一种极错误而危险的政治思想倾向，并各自顽强地发展和坚持一种极有害的现实的政治主张。难道你能否认我有批评你们这些「个人」的权利吗!?
也许你又要「愤慨」起来反驳说：我并非否认你有批评我个人的思想及政治主张的权利，但你不该把我「个人」以往的许多事实搬弄出来，「歪曲」或「夸大」甚至「造谣诬蔑」我（如来信上所指责的）。关于我是否「歪曲」或「夸大」甚玉「造谣诬蔑你」，且放在后面再谈。我们先把批评一个人的政治思想，是否应该追索其以往的言行这点来作个简略的解答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任何的政治思想（且不但限于政治思想），不但有其客观的社会根源，而且还有其自身发展和变化的逻辑。因此，当我们认真地批评或检讨某个「个人」最重要的思想倾向和政治主张时，不但要尽量指出其错误，而且为深刻理解其错误起见，还不得不进一步追索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及其社会的客观原因——这不但是每个认真讨论思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常用的，而且是绝对不可抛弃的（抛弃这一方法，就等于抛弃马克思主义而陷于极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了）。难道这种方法，对于检讨你的思想倾向时就不适用吗？如果应用这种方法来批评你，说你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所表现的调和主义倾向与其过去某一时期内的思想行动有其联系并反映了某种社会意识，这就算是缺了德，污蔑了你吗？
如果你真认为我对你的批评缺德和污蔑你，你就应当首先从政治上辩护你自己，用理论和事实证明你现在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证明你过去也是正确的，现在与过去是一贯的，总而言之，证明你并没有调和主义的倾向，然后再进一步用同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用理论与事实来反驳我及别人（如耀如），并进而批评我们的政治思想的错误（如果你认为错误的话）之所在和根源。然后如果你还认为我对于你「个人」过去言行的引证有不「忠实」或「歪曲」之处，甚或是「造谣诬蔑」，那自然不妨附带地指责出来——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忠实于思想，忠实于党，忠实于自己所抱的政治主张而进行思想斗争或政治争论时所应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这也正是我们的导师列宁和托洛茨基处理政治争论时所常采取的态度和方法。可是你这次竟与此完全相反，放着政治问题不谈，首先就来「专论个人问题」，这算什么？并为了什么呢!?除了我上面所指出的是「企图以此把……政治争论」转化为「个人争吵」的解释以外，还有什么其它更正确的解释呢？
本来，像你这样放开政治问题先来「专论个人问题」的这样「公开信」，我是犯不着多花时间来答复你的，不过为了使我们这次的「政治争论」不致被你这种「专论个人问题」的「作风」所「转化」所「夭折」，而能获得良好的结果并教育青年同志起见，这就迫着我不能不在你所提出的不大愉快的许多「个人问题」上跟着你的足迹来「周旋」一番了。
（一）取消主义倾向的确证
来信中天字第一号并且其势汹汹地怒斥我，说我第一「捏造事实」，「诬蔑」你的，是关于取消机关报的问题。我说你「主张停止机关报」，全是从耀如同志方面听来的。像他这样一个负责同志，我根据他的说话来作材料，写在文章里面（并且写时又重问过他），大概不能算是什么「轻率」吧！并且今天又看到耀如同志给你的信，虽然他没有肯定说你有停止机关报的主张，他是从××给你的信中推断出来的（最好是把××给你的信公布出来），但从耀如同志这次给你的信中所叙述到你过去在香港对他所谈的话，尤其是小林同志叙述当时室川同志转述你的意见是「大家应分散到军队和内地去，在上海出版报纸没有意思」，这些话看来，你当时有取消机关报的倾向总是很难以否认的。就令你现在能用「事实」来否认，但无论如何你不能骂我凭空「捏造事实」，「有意诬蔑你」，更不能宣布我是用卑鄙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了！
我说你「主张停止出机关报」，原意只在用作一个例子（放在括号内）来证明你那时「对于组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带有消极主义的」这一判断之正确。即令你今天能用「事实」根本推翻这个「例子」，但我还有「别的例子」填上去。你如果不是善忘的话，你总还记得：我曾有一次代表临委亲自到你家里请你出来参加常委工作，至少参加编委会议。我说了半天「劝驾」的话，但你最后而最坚决的答复还是不愿参加任何领导机关的「会议」，只愿替机报写点文章或译点其它的东西。像你这样的一个较老的，并且曾经负过相当责任的同志，同时又在最缺乏负责人的时候，竟拒绝参加任何领导机关的会议，而只愿站在组织外面写写文章，翻翻东西，这从组织的观点上说来，不是「取消主义」的态度是什么？而且当后来意因同志有一次拒绝参加编委会议，只愿站在旁边写写或翻翻东西时，你也大不以为然，说「没有会议，便无法讨论和集中意见」。这不就是等于批评了你过去对组织所采取的态度是不正当的，「带取消主义」的吗？你当时对组织采「取消主义」态度，从我上面所引小林同志转述你的「大家分散到军队和内地去……」的话中，亦充分暴露了出来。这正是DS对组织问题所主张之「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思想的翻译哩！其实像上引足以证明你当时对组织问题抱取消主义的例子或事实，还多着呢，不过为避免麻烦计，也就不必多引了，好在上面所举的新例已足证明了。
（二）是「军事投机」还是「毁谤」？
关于「军事投机」问题，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对于你更是糟！我不把这问题写在我的文章里去，并不是「不负责任」，只是一方面因为事已过去，同时又因为我写文章的目的绝不在暴露你那一时期的一切错误，仅在指明你当时的主要倾向而已。现在你自己既然要提出来辩护你过去所持的观点之正确，并「证明」这是我「所加于你的罪名之荒唐」，这就迫得我又不能不多说几句了。第一，单在上面两次引用过的小林同志的话，以及合着你在香港对耀如同志的所说的：「现在没有枪杆，就没有话可说」这两句话看来，也就足够暴露你那时的「军事投机」思想绝顶之「荒唐」了。也许你又要学着「否定先生」的办法来「否定」小林和耀如等同志的话都是「捏造」或「乱说」。不过，还有第二，DS在武汉时期内，既自己不负起责来，「在那里建立党的组织，还要拒绝同人家（如胡梁等同志）进行组织，既不主张自己创办刊物（他甚至说「肚子比办刊物要紧」——这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但同时又与第三党的黄某及罗某之流计划合办公开刊物，并曾推举你去当编辑，最重要的是DS在那时的政治主张，全是站在国民党的左派立场——在这样的情形下，「介绍几个人到军队去，从事宣传鼓动与教育工作」，我不知道你们拿什么去「从事宣传鼓动」，并为谁去作「教育工作」？既不要党的组织，又不要党的宣传刊物，同时更和小资产阶级政派进行政治联盟（合办刊物就是具体表现）……根据这样的立场到军队去「工作」不算是「军事投机」，我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是「军事投机」!?实际上，DS同你当时的军事投机幻想，正是其与共党及第三党作军事投机竞赛的一种反映呢！第三，你说：「我知道拉拢某一军阀以反对另一军阀，才是军事投机」，这两句话又充分暴露了你直到现在还不曾懂得什么叫做军事投机！你把政党一般的军事投机缩小和简单化成为「拉拢一军阀以反对另一军阀」，这未免有点太幼稚了！如果像你这样说来，则在英美那种没有军阀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政党就根本不会发生军事投机了。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凡是不注重革命政党的组织，没有革命的独立宣传和煽动，不特别注意在工人群众中进行艰苦的组织、宣传及一切斗争工作，……而「分散到军队或农村中参加或组织游击队」的（这也是你对耀如同志说的——见前所引之信），这正是地道的「军事投机」！照你现在对于军事投机所下的定义看来，不但又一次证明你当时是一个极坏的军事投机主义者，就是直到现在，你思想上还是一个蹩脚的军事投机家。你这种思想如果不澈底改变，将来一有机会，还是要陷入军事投机的泥坑中去的。「事情终于没有成功，直到现在还引为可惜」，这就是你现在还保持着军事投机思想的一个很好的自白。第四，「在战争中，我们不能到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争取士兵群众到我们的影响之下来，只以写文章为能事，这实在称不得一个好的革命家」。这段话前两句是抽象，而后两句则是错误的。一般说来，在战争中一个革命的党，需要到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以争取其士兵群众的影响是对的。但就「八一三」战争开始后我们组织的情形说，当时最迫切而首要的工作还不在于「在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而在于把久已涣散的几乎等于不存在的组织重建起来，把旧有的干部分子集中而形成一个较有力的领导机关，出版一个较好的机关报，重新到工人群众中去建立联系，到各大城市去重新建立组织关系，然后才能谈得上「到军队中进行有系统的准备」。这正是我们当时所坚决主张而为DS所绝对忽视的。想不到你一直到现在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至于说，一定要到军队中去工作才「称得一个好革命家」，这可以说是海外奇谈。一个革命党员，无论在工人中，农民中，或在组织内部担任某种工作（连写文章在内），只要忠于革命的思想，积极从事工作，都是「好革命家」。照你的说法，在工农群众中及党内组织和党部机报服务的，不管怎样胜任与积极，如不到军队作作工作，就「称不得好革命家」了。这样说来，不但无数未曾参加过军队工作的革命党员，「称不得好革命家」，就是列宁也「称不得好革命家」，因为他一辈子就不曾到军队中参加过工作呀！真想不到，你对于好革命家下的定义竟如此简单！不过，最后分析起来，你对于「好革命家」这种简单化的观念，也还是由你那种军事投机的幻想中演绎出来的哩！
根据前面的叙述和解释，究竟你是否有过军事投机的倾向，还是我「只是为要故意毁谤一个同志，不能不歪曲事实」？这可以让每个同志去自行判断好了。
（三）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消极」问题
在我批评你的文章中，并不曾特别指责你「消极」，甚至连「消极」的字眼都没有，仅仅指出你起初对组织问题抱着一种不正确的取消主义倾向而已。更从未说你一般地或长期地「消极」，相反地，还承认你「相当积极」，这是有原文可覆按的。但你为什么要特别把「消极」问题提出且列为专条来大发议论呢？显然，你是希图藉此来大事表彰「你三年来的文字工作」（只限于文字工作！）的伟大成绩，以反证我「所做的」不及「你的几分之几」，并「以此自豪」。「懿欤休哉，丰功伟烈」！但最可惜的是：此刻并非革命成功「论功行赏」的时候！否则，你就应该荣膺「人民委员长」了!!!不过在我看来，一个革命家从事革命工作，与一般的「功利主义者」不同，更不像中小学生作功课，为的全是「分数」，而是自觉地自愿地为革命而服务而牺牲，至其「功绩」如何，尽可让人家去判断，去「称赞」。在这一点上，我总觉得「大树将军」的风度似乎是值得效法的。像你这样用「精确百分比例」来较量我们间的文字工作（而且仅限于文字工作），斤斤于谁多谁少，谁「不及你的几分之几」，并且还要「以此自豪」，让人家看了，纵或不说「你在丑表功」，但总不无不快之感。
至于提到「寒君在华南说」你「消极」时，我曾「替你解释过」（可不是辩护），这确是事实。不仅在华南如此，即在上海也是如此，可是我从没有简单地「斥」凡是说你消极的人「为无聊」，因为你在初到上海一时期内之「消极」，不但我无法否认，就是你自己现在也不否认。我的不变的解释是：「一个在不久前从监狱出来的人，在某时期内意欲及工作上消极些是可原谅的，且经过相当时期休养仍然可积极起来，我们不可责之太苛，尤不可利用这点来攻击或排斥他」。而寒君正是想「利用这点来攻击或排斥」别人，尤其是你，所以我才「斥他为无聊」。这你如以为这是我替你当时的「消极」，尤其是替你当时对组织所采取的取消主义倾向作辩护，那你就大大地误解了我当时及以后对于你的表现所采取的是批评的态度，而绝不是简单地「辩护」的态度，即一方面原谅你，尤其是从寒君等对你那种过分的不正当的攻击和排斥中保护你，但同时并不掩盖你当时所表现的某些弱点和坏倾向，且想尽量设法挽救你的弱点和倾向——我之在临委特别主张你参加常委工作，其用意大半亦在于此，像我这样的态度（这是许多参加工作的同志可以作证的），能说是「拾寒君的余唾来攻击你」为「无聊」吗？我请凡是参加过几年工作的同志出来作见证！只要有人能证明真如你所指斥我的一样，我甘心情愿地接受你的指斥。否则，「无聊」的帽子就应该由你来承戴了。
（四）对D．S的态度问题
我说你过去受DS的影响，摇摆或调和于DS与我们的立场之间，今天则受意因同志的影响而摇摆或调和于意因与我们的立场之间。来信却「修改」成为我说「你过去拥护DS的右倾主张」和「现在拥护意因的极左主张」。你这种「修改」不但不忠实，而且太不合逻辑了。如果真如你的「修改」文所说，那我就不止称你为「调和主义倾向」，而要直接呼你为「机会主义者」和「教派主义者」了。
至于你是否受DS的影响，是否对于他的主张调和，事实（纵或不是「钢样」的）实在不少。让我们列举几个要点来看看吧：「（一）在抗战问题上（请注意：这正是我们当时与DS在政治上争持最烈的问题），你虽然说「对他公开发表的文字，始终不同意」，但你从未对他作过正式文字上的批评（我们并不是说要你在「斗争」上公开批评他，而是说应在内部用文字公开批评他）。但从革命家的责任上，从当时政治思想斗争的必要上，特别从你与他相处一个时期深知他的思想内容上说，你那时对他的批评都是义不容辞的。但你不但不批评他，反而回避或讨厌批评他。这里有一个事实就是当小L同志提议要你把DS自抗战以来所发表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态度起草一个详细的报告给国际时，你起初表示决不担任，后来小L坚持要你起草（他的心里是怕我们起草时「太过分」），你才勉强承担了。但你所起的草完全是敷衍了事，关于DS对政治及组织问题的重要主张简直很少提到，所以我们才请耀如同志重新起草。这又是否「捏造」呢？这难道还不够证明你在回避着批评DS吗？另一个事实是：你曾有一次俏皮地说：惭愧得佷，我对校内生活（即批评DS的专号）一直没有看过。这在客观上就是反映你讨厌那种对DS的批评，但另一方面，你对于我们的政治宣传和鼓动，总是常常和室川同志在一起表示「反感」的。这在实际上是表示你讨厌我们当时对于政纲的坚持及对国民党与史太林党的尖刻批评。你现在企图把你当时的「反感」说成仅限于「文字技术方面」，而不是政治的，这全是诡辩。如果我们方面的错误只是「技术」，而DS方面的错误是「原则」，那你首先就当起来批评DS，然后才来批评我们的「技术」。但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作呢？为什么把「技术」放在「原则」之上呢？（二）在军事工作问题上，你完全与DS沆瀣一气，充满着军事投机幻想，这在前面我已经详尽地指出过了。（三）在组织问题上，你的取消主义倾向，像我前面所证明过的，全是受了DS的影响，或者与他不谋而合。DS在武汉时期那种「不要组织」，「不要宣传刊物」，「各人干各人的，将来再说」的思想，你当时既未抗议，事后又未批评，而且到现在还要援引托同志给他信中的话来替他辩护，这就更加证明你对DS的取消主义是执迷不悟了。其实你引老托给DS的信，不但不能证明DS当时对组织的态度是正确的，反而证明了DS给老托的信全是虚伪的。因为像你所说的DS那时对组织问题的态度，与他的实际行为完全不符合。而且，DS往后的一切行为更证明了他对组织问题的取消主义是有关的。他今日去得如此之远，难道是偶然的吗？实际上，这不过是他在武汉时期的取消主义的逻辑的发展而已。
单就上面所叙述的几点看来，你当时究竟是否受过DS的影响，是否是调和主义的倾向，我想只要不是盲目或深怀成见的人都可得出肯定的答案的。但你却诡辩说：「从一九三六年在民主问题上直至最近在世界大战问题上，我总是他争论的一个对手」，以为这就「够推翻」我说你受DS影响的「谎言」了。且不管你这段话的真实性如何，但你这段话中间却含有一个大漏洞，就是你丝毫没有提到在「八一三」后一个时期内，在抗战问题上你是否也是「DS论争的一个主要对手」？然而我们所指责你的正是这个时期内的问题，且仅限于这个时期内的问题。但在这时期内，无论在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上，你不但不是「DS论争的主要对手」，而且反变成了他的「俘虏」。我就便告诉你，你这种「移花接木」，「指东话西」的回避争论主题的诡计，一经揭破是不值半文钱的。
谈到要挽救某个人（如DS）的错误思想或倾向，也只有经过严正的斗争才有可能。任何敷衍，妥协或调和的态度，都只能助长其错误思想或倾向的发展而已。你过去对于DS的调和态度，正是作了「助长」的工作。你们今天对于意因也是如此。这正是我们不得不批评你们的原因。不过你希望我们也采取「调和态度」来敷衍DS意因，特别是敷衍你，就未免太幻想，太错认人了！
你又说：「讲到私人感情……我是始终敬爱DS的」。这话如出诸一个普通人之口，是犯不着批评的。因为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敬爱」，即令是「始终」的，完全与人无关。不过出之于自命为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你，那就颇有问题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说来，「感情」，即令是「私人感情」最后分析起来也是隶属于「政治的」，即「阶级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向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即令他过去对社会运动有过伟大的贡献，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上有过重要的贡献），表示「敬爱」。例如一九一四年以后的真正革命家，不管蒲列哈诺夫或考茨基以前对马克思主义运动上有过何等功绩，但就他们当时对于战争及其它主要问题上所发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主张说来，只能报之以「轻蔑」和「嫌恶」，根本谈不到「敬爱」。DS现在的思想之反动，绝不下于当时的蒲考诸人，而你现在却还在特别宣传「始终敬爱」他。这不但证明你的「感情」，特别是你的「私人感情」是「超政治的」，即「超阶级的」，而且还暴露了你的「感情」与「理智」是二元论的，你的人生观是自相矛盾的。我还可以说，你在我们这次的政治争论中，把「个人问题」放在「政治问题」之上，把「私人感情」（你的来信就是你的私人感情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放在党的政治争论之上。这也正是你对于DS的这种「始终敬爱」的「私人感情」之反面的表露哩！
论私人关系，就老一代人说，我同DS间是最深切的。在整个第二次革命时期，及往后许多年中，我与他都是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朋友，不用说是「敬爱」他的。但当我发现他在思想上开始表现较严重的错误倾向时，便不得不起而批评他，并与他进行了极不愉快的斗争（一九三三——三四年间）。因此我不大「喜爱」他，但对他的相当「敬重」还是有的。迄至最近，已看出他完全从思想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叛了第四国际的政治路线之后，我对他不但谈不到「敬爱」，宁可说是是嫌恶了。因为我根据于我现在的政治观念，阶级立场，对他只能如此。但这决不是一笔抹煞DS在历史上的功绩或伟大。相反地，我对于他在「五四」时代所起的伟大的进步作用及在第二次革命中和反对派运动初期所表现的奋斗精神，至今还是尊重的。不过这是另一问题，决不能拿来同他今天的反动思想混为一谈。更不能因此对他今天的反动思想加以饶恕或原谅。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之间在使用「私人感情」上大相径庭的地方。
（五）是否在意因与我们的立场之间调和？
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许多客观的事实，首先就是你自己所发表的好几个文件及别人批评你的文件存在，尽可让大家自行判断，本用不着在这里多谈。但有几点是特别值得指出的。第一，你的「失败主义」是受意因同志的影响，现在你自己也公开承认了（你甚至说不但受意因的「暗示」，而且还受了「华南幼稚同志对决议案批评」的「暗示」。因为当时华南同志以寒君为领袖正是用「失败主义」的观点批评你所起草对大战的决议案是「民族保守主义」的——可是你当时对这种「批评是极反感的」，这就是说，你的「失败主义」同意因的「失败主义」之间有其渊源，至少有某种联系。正因为如此意因一方面对你大肆夸奖（甚至把你尚未发表过的一个文件称之为列宁的「四月大纲」!?），但同时又指责你太不澈底，即是说，他一面夸奖你接受了他的「革命的失败主义」，但同时却又指责你还留恋于某些旧的「保卫祖国主义」的观念（请参考意因的「讨论大纲逐条批评」）。他在某次编委会议上甚至于明白地宣称你的主张是「调和于新观点和旧路线之间」。这证明，说你有调和主义的倾向，并不自我始，你今天的同盟者便早已指责过了。第二，另一方面，耀如在批评你的「讨论大纲」一文中，也曾指出：「他一开始已宣布抗战已确定地失去进步意义，已宣布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战争。但碰到客观事实时，却依然留恋于他毅然舍弃的旧公式：「在争取此等抗日群众的影响时，『反对国民党出卖抗战乃是一个有力口号……』」这不是明显地指责你的思想是在「今天」（意因所代表的），与「昨天」（我们所代表的）立场之间摇摆和调和吗!?第三，当你第一次发表关于日美战争问题的主张时，你是明白地提出了「失败主义」的（见斗争第五卷第一期）。随后你在那个所谓「四月大纲」里却把「失败主义」解释得令人莫明其妙，即是说，你一面仍然坚持自己的失败主义，同时又说国民党的政策也是失败主义的（这是根据记忆，如说得不准确，可以根据你的文章改正）。但在讨论大纲上，你对于失败主义竟至连提也没有提起了。这是因为经过我们的批评压力之后，你当时已不敢把失败主义公开提出来。正因为如此，意因便开始批评你的不澈底，说你调和。你在「讨论大纲」上虽没有提及失败主义，但你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你的大纲是具有失败主义的精神的，因此又引起耀如对你的批评。单从你的思想在最近期间这种摇摆和混乱的过程看来也就足够暴露你的调和主义倾向的内在因素了。第四，你对于意因的思想的态度，也是动摇不定的带调和主义的。当意因最初从乡下写信来批评「动向」时，你是很「反感」的，对于他的思想是根本反对的，但在编委会议上正式讨论他的思想时，你却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尤其当意因称誉你的文章为「四月大纲」时，你更没有申明你的主张与他的主张之间有何种原则上的区别。随后，耀如向你建议，要想你起草的「大纲」获得通过，必须对意因的主张加以批评。你在第二次修改的草案里算是照办了，虽然批评得不澈底。但在第三次修改的草案（即现在公布的）中，不知为了什么，又把它完全删掉了。
上述几点事实，也许算不得什么「铁的证据」，但你要否认，总是困难的。这就是说，你想否认「在意因与我们的立场之间的调和倾向」，总是不大容易的。至于你说：「重要的乃在于看我们（即使与意因——犀）中间思想上异同之点是否含糊，是否有私人感情渗入在内，或者是否用非政治的拉拢来代替政治争论」——关于这，这，这，……只好让每个参加并懂得这次斗争过程内幕的别些同志来判断了。我在此暂且不提。但你又说：「一个真正忠实于思想的人，都会与别人的思想发生互相影响的」，这话的意思好像是指责我否认你有权受任何人，特别是受意因或DS的「影响」似的，这未免有点「无的放矢」吧！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更不会主张一个人在思想上一般不应受别人的影响，只是证明你的思想在客观上是过去受了DS和今天受了意因的「坏影响」而已。关于这一点不但以前说过，即在本信内又举了不少证据，是否「诬蔑你」，你可拿证据来反驳，何必要用这种牛头不对马嘴的诡辩来闪烁和搪塞呢!?不过你一般地宣称「不愿受我的影响」，如果按照你的逻辑和说法，这就未免有点「庞然自大，冥顽不灵」吧！直到此刻我还可以向你保证，假如你将来能发表什么正确的主张时，我是准备着「接受你的影响」的。我这种态度不但对你如此，对于任何同志都是如此。
（六）为什么特别挑剔我的「技术」？
当我们正热烈地讨论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时，你却特别把「技术」问题提出来，且特别指斥我说：「像你那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我敢说没有一个工人看得懂，而看得懂的人，则没有一个人不会引起『反感』的」（重点系我所加——犀），我首先且问问你，这是什么用意呢？是否因为我在「政治」上批评了你，你便从「技术」上来「暴露」我的「绝对无能」，并「反证」你的「绝顶高明」呢!?恐怕「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吧!!
我的文字技术如何，不但从未像你这样沾沾自喜，自吹自夸过，宁可说，我是常不满于自己的写作的，尤其是关于技术方面。不过像你这样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地所指斥的「没有一个工人看得懂，而且看得懂的人，则没有一个人不会引起反感的」这个全称肯定的断语，且不说你在造谣诬蔑我，但无论如何未免有点说得「太过火」了!!你这样骂人，痛快是痛快的，但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假如你认为我的文章真如你所指斥，那你为什么早不向组织提议停止我在机关报上或别的公开刊物上写文章呢？最坏的是：你为什么容许我在你所主编的「动向」上写文章……甚至有时还把我的文章放在前面呢？你能解答这些问题吗？这样骂人，不但「太不负责任」，而且还「太互相矛盾了」!!你不是曾经亲自对我说过：「米某说你的文章比阿秋（瞿秋白）写得好」吗？你不是曾经向耀如同志说过：「老犀的小册子是写得成功的」吗？（而且你的无条件的拥护者，即记录你口说这封信的人，小L同志甚至当面誉我「是写小册子的名手」！）何以一下子便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八股文章……没有一个人看得懂……」了呢？在这中间，你不感到「太自相矛盾」吗？
就你的口气，你自以为你的宣传技术是高明得了不得的。不过，也不免仍然引起「反感」，我记得，当你初到上海，头几次在斗争上发表文章时，组委会议上就发生「反感」，说像你那样「油腔滑调」的东西，斗争上是不应登载的，并曾嘱耀如同志转告你注意。而小S同志甚至公开写出信来对你的文章表示「反感」。当你起草关于大战的决议案到达华南时，那里的多数同志看了都发生反感。你这次写的「讨论大纲」，不但华南同志看了发生反感，感到你思想上的混乱，就是在上海大多数同志中间也引起了颇为强烈的反感。姑不论反感正确与否，但「引起反感」总是事实。也许你又要说，我所援引的后两个例是属于政治方面的，难道你以前对于我和耀如所写的文章引起反感全是属于「技术」方面的吗？你这种诡辩，我在前面第四节中已经给你揭破过了。我把这些事实引证出来，倒不在于想藉此来「反证」你技术不高明。我还可以说，你的技术是相当好的，不过你的文章同你的政治一样，缺乏一个脊梁骨。我援引这些事实，主要的意思在于证明你太主观，太意气，有时简直是丧失了理智，一当别人批评你时，你即不顾一切地拿起黑刷子拼命向人家面上乱刷。因此，我不得不乘便忠告你：就要骂人也得不时把镜子（我们的镜子就是同志和群众的好感和反感）照照自己，像你这样骂人的「作风」要想教人不起反感，恐怕不大容易吧！
至于你现在还要替你当时所提「没收汉奸土地」的口号作辩护，就是「站在宣传技术上，不是政治上的」（重点原有），这也有点太不坦白。其实你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来，显然是因为讨厌我们把「没收土地归农民」说得太多了，并提得太高了，因此你企图用「没收汉奸的土地」来代替它。有一次你甚至企图把这一口号放在我们的政治决议案里（见你起草的关于大战问题的第一次草案），但因为耀如同志的反对，你才不声不响地把它取消了。其次，当你还接近DS的倾向时，你对于「没收一切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很少提及的，但自你脱离DS的影响而接近我们，尤是是最近期间准备向左方跳跃的时候，你就特别强调土地问题，强调「没收土地归农民」的口号，甚至在粮食问题上也特别把它放进去了。至于「没收汉奸土地」的口号则早已置之高阁，绝口不谈（这是可以从你前后发表的文件上清楚地看得出来的）——这一切难道还不够证明你现在对于「没收汉奸土地」的辩护是虚伪的吗!?
你说「在政治上」对于我们的「批评」「多着」，「甚至走到两种对立的意见」。我们是十分期待着你的「批评」的到来，更不怕「对立」。但可惜你一直到此刻为止，还只限于「专论个人问题」呢！
（七）所谓「我的错误」问题
你说我在批评你的文章中「列举」你的「错误」，「目的」在「反证」我的「永远正确」，因此你就借口举出一些例子来证明我「原来也不是永远正确」的。这样一来，好像我就没有批评你的错误的资格，并且我在中日战争及日美战争问题上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了。这迫得我又不能不来多说几句。
首先我在我的文件（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对于你的批评，而且主要是对于DS及意因的批评时所列举的「错误」，其目的是否在反证我「永远正确」，还是在替马克思主义，替第四国际的基本路线作辩护，并争取我党当前的正确政治主张，这有我的文件具在，可让大家去判断。其次，我是否像你所捏造的自以为「永远正确」，这点有我以往的行动为证。大家都知道，我是自觉地公开地承认了我们在第二次革命中受史太林指导所犯的全是错误，并坚决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批评及其对中国对国际所提出之整个路线的。如果我自以为「永远正确」，那就根本不会脱离第三国际而在中国进行第四国际的运动了。单只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你的说话是多么远离事实，多么荒唐！
至于提到我个人的「错误」，自然不少，因为我原来就是已往的（第二次革命的）错误圈中挣脱出来的。在德苏协议前，我没有看出这一协议的可能，当然是一个错误。但能够预先明白地看出并指出这一协议之可能的却只有托洛茨基，而托同志之所以能有这种预见，除了他素所具有之一般估计时局的丰富经验外，还有他对于史太林的机会主义本质及其个性之深刻的认识，以及各方面所提供之正确的情报。这些都是我们所缺乏的。在日苏协议之前，我说史太林有可能回到英美帝国主义方面来，但我这种估计是有条件的，即：当希特拉能在欧洲战场上遭受较严重的失败或日美战争中日帝遭受失败时。然而我并不曾根本否认日苏协定的可能性，相反地，我在德苏协定签订后起草对共党的公开信中，即已指出了。而且托同志在去年夏天所起草的对大战宣言中，既未曾指出日苏协议的前途，反而断言史大林立刻转向英美帝国主义的可能（他甚至认为该宣言到群众手时，克林姆宫的外交政策也许有新的转变），难道这也是表示出托同志的『内心里对于民主帝国主义的「较少祸害观」』吗!?而且我去夏在法国崩溃后，指出大战仍将继续扩大，将从欧洲大陆移到英伦三岛，地中海沿岸及非洲……最后将由战争转变为革命的局势时（见「斗争」第四卷第十期），意因同志则根本反对这一估计，认为「第二次大战已经完结了，再来的是第三次大战」。后来我有一次偶然提到意因这个估计的错误，你却立刻替他辩护，认为那是属于估计局势的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其实像意因的估计已含有原则上错误的成分），估计局势任何人都是难以准确的（大意）。我此刻虽然用不着拿你这话来替自己辩解，但估计时局（尤其是战争时期）要想完全不错误实在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科学，还远没有（甚至不可能）达到像自然科学的气象学那样预测的准确程度。因此，对于时局的估计，就是像列托那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免发生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比别人少些而已。
在苏芬问题上，我的错误仅限于策略方面，因为我完全承认苏联的无产阶级性，我当时所以错误的根源是：一、太过看重史太林官僚独裁的反动方面，因而忽视了在某种范围内它还会被迫在客观上起某种进步的作用（如在波兰占领区内没收土地给农民和生产机关国有化……以及在芬兰打击帝国主义的工具等等）。二、过分重视了史太林与希特拉的联盟，因而忽视了史太林在保持自己的权位时，还不得不保卫苏联的基础（国有财产）。三、过分重视了芬兰的「弱小民族」问题，因而未免轻视了芬兰统治者在英法帝国主义支持下之反苏的反动作用。这些都是我后来看到托同志答复美国少数派的文件时才澈底明了的。至于你呢，你在这问题上是否有可夸口的地方？芬兰问题是波兰问题的延长或重演。在波兰问题上，你同我完全一样，倒是耀如同志还发表了一点较正确的见解，就是他直觉地感到史太林在波兰的行动有某种进步性，并以拿破仑当时征讨其它落后国家的行动作例，在苏芬战争开始时，无论是你，耀如或我，都没有一个确定的正确意见。毋宁说我们都是混乱的，并且都不赞成无条件保卫苏联，老葛亦如此。迄至美国多数派对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达到后，你同耀如同志接受了那个决议案的主张，因为你们知道那个决议案是代表老托的见解。但我却觉得那决议案所提示的理由（即无条件保卫苏联的理由）还不充分，虽然知道是老托的意见，但还不敢「盲从」。我以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一个「重要的」政治主张，即令是出于其平日所最相信的人（如老托）的意见，但当没有理解，而良心上还觉得不正确时，是不应随便「盲从」的。这便是我当时没有接受那个决议案的见解的原因。但当一旦看了别人关于问题之最正确而深刻的解释时，就应该坦白地向真理低头，诚恳地接受真理了。而且不但要诚恳地接受真理，还要从那里学得教训和方法。我之对于苏芬战争问题正是如此。把苏芬战争的教训运用到中日战争及日美战争问题上来，那就是：不管蒋介石的抗日政策如何反动，不管他之如何依赖英美，只要他还在领导军队抵抗日帝（当然以日帝还在占领中国土地，及未放弃以军事侵略中国为条件），我们就不应该宣布他所领导的抗战已经变质，已经全是反动的了（如你现在所坚持的），相反，我们还得承认它（抗战）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某种进步意义，因而还要号召群众起来支持它，并以此准备在政治上推翻领导它的蒋介石。但异常不幸，一直到今天你还丝毫没有懂得「苏芬问题」的教训！这从你对于日美战争的态度上完全暴露了出来。由此可见，对于某种正确主张不加思考而随便接受的人，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此外，我从苏芬战争中还得到另一种教训，就是：我们以前对于国际上的问题太缺乏注意和研究。在这方面我们差不多全是依赖托同志的，以致当德苏侵波及苏芬战争那样较为复杂的问题发生时，便不免张惶或混乱。假如我们以前对国际问题也像对本国问题一样，多加注意和研究，则像波芬等那样问题之到来，是不会引起我们当时那样的混乱情形的。事实上，我们几年来处理中日战争问题以及处理对华南同志所提出的香港问题，都是运用了托同志处理波兰问题及苏芬战争问题的同一方法。我们不能把处理本国问题的正确方法应用到国际问题上去，这就表示我们平常太过忽视国际问题，太依赖托同志了。现在托同志已离开我们，因此我们今后更应负起责来，对国际问题也要同对本国问题一样，随时加以深切的注意和研究，以作为我们决定本国政策的指南和帮助并及时贡献于各国的兄弟党。
你这次企图「列举我的错误」来「反证」我没有批评你的错误的资格，并藉此来证明我在中日战争及日美战争等问题上也是错误的，有连带关系的或是「有机的」（像你在私人谈话中所表示过的一样）——但经过我上面的解释之后，我想你这种「企图」是不会成功的。不但不会成功，反而加强地证明了你在政治上的无能与无聊。我可以说，你不但在中日战争尤其是日美战争的问题上，表现得如此动摇，混乱和错误，就是在国际问题上你也从未发表过一点什么独创的正确意见，仅仅是盲目地或不加考虑地接受托同志的见解而已，正因为如此，你直到此刻为止，还没有从托同志学得一点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可惋惜的事呢？
（八）「反史太林的旗帜」！
「当史太林先生还没有用格柏乌的手枪来代替党内争论之前，他的不二法门，就是将他和论敌的意见描写成善与恶的两条路线的永恒斗争。你现在也采取这个方法了」。这大概是你最后最得意的最刻毒的一个「法宝」吧！我们的组织既完全从反史太林主义的斗争中生长出来，史太林的方法和手段当然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种下了「深恶痛恨」的根子。你现在就利用这一点在同志前面宣布我在「党内争论中采取史太林方法」，以为这么一来，我就将成为「深恶痛恨」的「众矢之的」了，「什么也完结了」！「根本谈不到政治问题了」！这一「法宝」，这个「反史大林的旗帜」，刻毒是刻毒的，不过要「得意」，还请慢点！
第一，请你答复底下几个问题：（A）DS和意因的根本意见究竟对不对，是否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的根本立场？（B）我对于他们的批评是否在拥护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的立场，还是相反？（C）我批评你及室川的调和主义倾向，你是否已经从政治上反驳过我，并已经从理论和事实上证明了你的立场之正确及反证了我对于你的批评之错误？（D）我过去所坚持的关于中日战争的立场及现在所坚持的关于日美战争的主张是否正确？你是否已经用文字驳倒了我？
对于上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直到今天你还未曾公开解答过，甚至连提也没有提到。你竟敢公然在同志面前宣布我在这次党内争论中所采取的方法是「史太林的」！你难道全忘记了托同志说过「手段隶属于目的」那句名言吗？我的「目的」全是替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路线辩护，而反对背叛或曲解马克思主义及第四国际路线之各种危险思想和错误倾向。这是有目共睹的。关于我的「目的」，你既丝毫未曾提及，怎样可以随便说我「采取的方法」（即「手段」）是「史大林的」呢!?照你这样说来，列宁之反对孟什维克，托洛茨基之反对史太林，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史太林的」了。因为当前者攻击孟什维克和后者反对史大林时，「表面上」或「方法上」总是指斥对方的错误（你所谓「恶」），和证明自己的正确（你所谓「善」）。
其次，托同志指斥史大林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方法之卑鄙，阴险和恶毒，并不在于他坚持自己的「善」而攻击论敌的「恶」，乃在于他首先用官僚手段阻止了并消灭了党内民主的自由和批评，随后更以造谣诬蔑，开除党藉，监禁，流放甚至枪杀等等来代替那种讨论和批评。我试问你，现在我们组织内有谁用官僚的手段在阻止民主的讨论和批评呢？如有的话，你就应当负起责任公开指出来！用「莫须有」的「手段」，把「史大林」的帽子任意套在别人头上，以为攻击之的，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像你这种「作风」，我虽不说「你在这次党内争论中采取了史大林的方法」，但在你血管内暗藏着某种不大光明的倾向，总是确实无疑的了。
记得远在一九三二年，当张特准备脱离组织而回到广西去替白崇禧服务，去作县知事时，曾单独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我，主要的意思是指斥我「把持组织」，在组织上「采取了史大林的方法」。最新鲜一个事实是：当寒君在香港分裂组织并最后准备走他自己的道路时，在文件上攻击得最起劲的是：「专横腐败的官僚主义者」。翻译过来，就是指我们（当然主要是指我和耀如，但你亦似乎被指在内）都是些「史大林主义者」或「史大林」。差不多同样的情形，在美国第四国际总部不久以前的内部斗争中也表现了出来。凡少数派所加之于多数派，特别是加之于加农同志的都是什么「保守的官僚主义者」，「对一个政敌采取了官僚的不忠实态度和捏造」，「史大林党中有其先例」，「说谎」及「玩弄手段」……总而言之，从少数派看来，多数派，特别是加农，在党的斗争中已采取了史大林的方法！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你今天骂我为史大林，采取史大林的方法，这非是你的什么天才的新发明。你在这儿，也同别的人一样，不过在斗争中受某种客观逻辑所支配所驱使而已。而这逻辑，正是从那根深蒂固的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这种份子所最讨厌或「反感」的是：在政治上的严正批评和组织上的庄重态度——的意识中流露出来的。托同志对于美国的少数派作如是观，我对于你呢，也只能如此。
（八）批评到你就算不「正派」了吗？
你说：『你这次的作风，却使我对于你平素乐道的「正派」都怀疑起来了』。实际上，你不但怀疑起来，简直已断言我是在造谣诬蔑，用卑鄙手段进行政治争论，甚至是个史大林了！这样说来，我的「不正派」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这就是说，我的人格已根本破产了！果真如此吗？
先让我来问你几个问题：（一）你对我平素乐道的「正派」究竟是根据什么？（二）是根据于你主观上一时对于我的「好感」或「印象」，还是根据于我平素在客观上所表现的言语行动？（三）如果是根据于你主观的「好感」和「印象」即断定我「正派」，并且平素还向人「乐道」，这不是有点过于感情或轻率吗？（四）如果是根据于我平素在客观上所表现的言行，因而断定我「正派」并且平素为我乐道，为什么一下子，而且仅仅因为一批评到你自己，就怀疑起来呢？（五）这样说来，我的「正派」不是只能适用于平素对待你，而不能适用于批评你吗？（六）如果我一旦批评到了你，你就「怀疑」，就断定我「不正派」，甚至「卑鄙」，那你不是成了我的「正派」之最后的试金石，甚或一切人们的「正派」的试金石了吗!?
上举这些问题，你能够向你「平素」为我「乐道」我的「正派」的人们，不用诡辩而用科学的逻辑加以解答吗？你如果能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我就承认你是我的「正派」乃至一切「人们的正派」之「最后试金石」。否则便只能有一个结论：不管人们生平的言行怎样，凡是不批评你的，你就承认他的「正派」，并且平素还愿为之「乐道」，一批评到你时，你就「怀疑」了，否认他的「正派」了！啊啊！你的「正派观」原来如此!!
在我这方面呢？你平素在人家面前为我乐道我的「正派」，我既引不起什么特别的好感或兴趣，你今天因为我批评你时突然怀疑我的正派，甚至断言我不正派，我也引不起什么特别的反感或不愉快。我此刻颇为感到兴趣的，倒是你这人在许多问题上（连「正派观」在内）之如此无定见，庸俗，混乱，荒谬，和自相矛盾！尤其感到兴趣的是：你竟把自己一时的「好感」或「反感」当做米突尺来任意测量别人的「正派」!!「总对主观的印象主义」，这里又获得了一次证明!!
为了一班青年朋友对于「正派」有一个较明确观念起见，在这儿顺便提几句，大概不是多余的。假如有所谓「正派」的话，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那就是指政治道德或政治人格而言。这与一般俗人们所谓的什么「不偏不颇」或「中庸之道」很少共同之点。我们的「正派」，除了始终尽忠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的思想，致力于革命的工作之外，首先就是在党内不以私人感情妨碍政治讨论，不以私人拉拢代替政治结合，不以私人利益阻碍工作进行，不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纪律……。无论对事对人我们都应当以革命的利益为前提，以客观的是非为标准。无论对于同志，对于朋友，乃至对于一切政敌的关系，我们都不能离开我们的前提和标准。一个革命家要想在对任何事和任何人的关系上都无误地表现他的「正派」，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但需要具有一般高贵的气质，而且还需要具有较深刻而广博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修养及较丰富的政治斗争与一般人生的经验。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保持和发展自己原有的某些高贵气质，并不断努力学习和从事斗争，以培养自己的「正派」。凡是一个爱面子，重感情，偏于主观，追逐私利，思想上胡涂或判断力薄弱的人，虽则素以「正派」自居，而实际行为的表现总是相反的。因此要判断某一人是否「正派」，必须由其平素的言行表现得是否正确来决定——这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特别是「印象主义者」的主观判断，是无足轻重的。这可以说就是我的「正派观」，如果可以说「正派观」的话。
（九）谁是在政治上「造谣诬蔑」？
当我们的政治主张及批评你的政治意见的文件发表许久后，你不但不立刻根据我们的文件来批评和答复，甚至连我们的文件看也不要看，就居然拿起笔来写什么「零碎意见」，大放厥辞！单从你这种态度上看来，就已足够暴露你对于政治争论是如何地不「忠实」了。
但更坏的是，你甚至于说：「谁如果以阶级斗争手段来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目的，则不管他口头上说什么阶级斗争，或什么夺取政权，但结果总只能替领导民族斗争的资产阶级帮忙」（他们认为在未打倒日帝前先打倒国民党的说法为荒唐）。「犀照、耀如二人的意见即是如此」。这真是一个大胆（且不说无耻）而典型的政治上的「造谣污蔑」！
我且问你，你在什么文件上看见我们说过要「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个目的」呢？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几年来斗争中的全部政策，其主要目的却在于坚持利用这次民族抗战以达到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抗战中，一方面主张在军事上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抗战，而在政治上则不断地尖锐地批评它的抗战政策之反动性，在群众面前无情地暴露它对日帝的妥协性，对英美的依赖性，及对民众的欺骗，镇压和剥削等等的反动行为，希望以此唤醒民众起来用自己的力量，组织和武装去把国民党领导的军事应战转变为民众的革命抗战，并由此走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这正是托同志所谓「在蒋介石指挥下……参加军事战争，同时便是准备以政治力量推翻蒋介石。」这种思想的具体运用。正因为如此，我们坚决地反对并批评了DS那种要求民众相信国民党，不要侵犯他的军事独裁，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即高于阶级利益——犀），……等等替资产阶级国民党服务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你及室川当时对DS的那种妥协调和的倾向。难道这还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难道我们过去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连最近争论的文件在内）及一切斗争的经过情形，还不够证明这一点吗!?你所指出的什么「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来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一目的」的思想或主张在过去如果存在的话，那正是DS的思想和主张。对于这样的思想或主张你在过去不但从未批判过，甚至还是多少同意或与之调和妥协的。而你今天竟公然把我们过去曾经与之在长期间进行过严重斗争的机会主义思想加在我们的头上，其不「忠实」与「造谣诬蔑」，还有更甚于此者吗!?
当朴克，今等同志看到你这种「莫须有」的诬蔑而向你质问时，你除了一些唯心论的推测之外，被迫得承认了你「自己过去具有这样的思想」（「即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达到民族斗争胜利这个目的」）。但自己过去既然有这种思想，为什么不首先自己承认，反而把它专门加在别人头上呢？你又说耀如的思想是「抗日中心论」，虽然已有他自己的答复，但我在这里也可以完全负责作证：这也是你对他的毫无根据的「造谣诬蔑」。来信中满处都是说我如何「造谣诬蔑」你，原来这正是你「以己之心度人之志」呵！
我被迫地根据来信中所指示的旅程，兜了一个大圈子。并把你所加于我的什么「捏造事实」，什么「故意夸大或歪曲事实」以及什么「如此造谣诬蔑」等等，这一切也给你检阅过，并用理论和事实详尽地解释过，反驳过，且「推翻」过了。现在人们应该承认我有权利把来信中所加之于我的一切拿来回敬你，「完璧归赵」吧！
「一个人生活在狭小范围内，从未见过什么大世面，偶然受到一两个人的抬举或捧场，便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的凡呵林」。但当他一旦踏入角斗场中，亲自碰到生平未经见的强烈批评或打击时，即怒气冲冲，「愤慨」不已，活像三家村妇放起泼来，抓破脸子，不顾一切，什么话都骂出来了」！你这次在「专论个人问题」的「公开信」所串演的一切，未免有类于此种情形。
因此，我不得不最后给你忠告：一个革命政党内，政治争论是极平常不过的事，而在严重的政治争论中，同志间思想上的摩擦，批评，驳斥，讽刺，教训，甚至猛烈的攻击，也是无法避免的。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一个革命家必须具备政治家应有的风度，即是说，必须具有冷静的头脑，忍耐及坚决的精神，否则便容易陷于歧途而跌倒下去。托同志曾经说过，列宁在政治上也曾遭受过几百次的攻击，而托同志本人更是如此（他不但遭受过几百次的政治攻击，而且还遭受过史大林几百次的可耻的诬蔑）。但他们从来没有像你现在这样，把严重的政治问题抛开，首先用什么公开信怒气冲冲地或「愤慨」地来「专论个人问题」！假如你还准备继续参加政治斗争，像这样的「作风」——神经质的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作风——是很不利于你的政治前途的。即令你的政治主张正确，你采取这种「作风」来斗争，也会受到损害。如果你的主张是错误的话，那就要「害上加害」了。我为了组织，为了你，还是请你把头脑放冷静些，把感情，特别是「私人感情」，放在理智的管辖之下，「不要以神经质代替坚持性」，重新回到政治方面的争论来！
我们现在所争论的政治问题，从DS极右倾的机会主义到意因的极端左倾的教派主义，以及我们和你中间对日美战争问题所已经表现出来的不可调和的意见……你如果能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当不致否认这些都是我党当前最最严重的思想和政治问题，是迫切地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希望你对这些问题立刻用文字进一步来表示你的意见，例如：你对于DS的思想究竟怎样，对意因的主张（老托称之为叛徒思想的）有无原则上的差别，对于耀如及我对你的批评有何反驳？我们应当相信真理定能在论战的火中显现和光耀起来，且能最后获得群众的拥护，经得起事变的证验。你如果从政治上批评我，驳斥我，无论对与不对，无论怎样尖刻，我都欢迎，并准备着尽量答复你。但如果不先讨论政治问题，仍然用什么「公开信」来「专论个人问题」，那我敢断言，这不但对于你的政治主张毫无裨益，反而会在同志中引起更坏的「反感」。而且我那时也就不再来同你「周旋」，只有直接诉之于党员群众的「制裁」而已。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犀照
一九四一年五月廿六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四） |
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犀照，1941年4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中国托派运动文献相关链接：彭述之
对两条路线的斗争
犀照（彭述之）
一、党内思想斗争的意义
最近我们党内因对日美战争的态度和策略所引起的争论，已迫使我们对于过去几年来（即自「八一三」以来）所发生各种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得不来加以清算了。因为在这次争论中，已明显地表现出每个发言人的思想见解，都是与其过去的思想见解紧相连系着的，换句话说，现在对日美战争的各种思想见解，不过是过去各自对抗战或世界大战所抱的思想见解之逻辑的发展而已。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一种错误思想都有其客观的原因和内在的逻辑，如不自觉地及时加以改正，便不可免地随着事变的发生发展而发生发展起来。因此，为了明确地决定当前的政治任务，为了纠正某些人的错误，为了教育一般同志，为了巩固和发展党的布尔什维克路线，都不得不把过去不同的意见放在马克思主义的光线之下来检讨一番。
但要检讨过去的不同意见，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或责难，认为「这又是有意把问题扩大」，「制造纠纷」，「算旧账」，甚或是「有意攻击个人」……其实这不过是一些最庸俗的调和主义的口吻，与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党内民主讨论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毫无共同之点。这种庸俗的调和主义精神，在某一长时期内（可以说自抗战以来直到现在为止）曾大大地阻碍了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如反对和避免讨论DS的意见等），引起了不少的混乱，乃致使党无法进行工作，而这次领导机关对于日美战争竟作不出一个多数赞同的决议案来，就是最明显的事例，因此我们在检讨各种错误思想之前，对于党内思想斗争的意义，不能不先说几句。
列宁曾再三指示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内的思想斗争，乃是阶级斗争之最尖锐的反映」。所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党内的思想斗争从来就采取最庄重而坚决的态度，随时把无产阶级的思想使之与各种错误的思想，即反映异阶级的各种态度对立起来，清楚地划分出来，让党员和群众有所分辨，让他们在行动上有所遵循。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只有在此种对内思想不断的和长期的斗争过程中才能锻练出来，也只有如此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胜利之路。害怕或避免党内的思想斗争，就等于害怕或避免阶级斗争。反过来说，如果在党内主张思想调和或妥协，就等于主张阶级的调和或妥协。因此，我们必须排斥一切对党内思想斗争的调和态度，而代以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态度，来处理党内思想分歧的问题。
自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左派反对派各小组织开始成立的时期当中，乃至统一后的一个时期内，人们常常藉党内思想斗争之名，以行其达到各自小组织利益和个人野心之实。人们常常以咬文嚼字，吹毛求疵，挑拨离间，甚至造谣诬蔑，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批评，因而不但使思想斗争毫无结果，反而引起了思想上无穷的混乱，造成了组织上可怕的纠纷！破坏与叛变不断地发生，致使组织日趋削弱而陷于长期的停滞状态之中。而后来害怕或企图避免党内思想斗争的调和主义，正是从这种情形下发生出来的。但这正等于「被开水烫了嘴，看见冷水也害怕起来」！这种「调和主义」的态度，不但绝对不能调和或弥缝党内思想的分歧，只有把这分歧拖延和酝酿到更广大更猛烈的爆发点而已。但这种「爆发」常足以引起党内的最大混乱，甚至招致不必要的分裂出来。固然，我们必须根据过去惨苦的教训，防止小组织主义者和野心家们藉党内思想斗争以遂其私图，以「攻击个人」，以制造组织的纷乱或分裂，但这绝不是采取调和主义或「害怕冷水」的态度所能办得到的。恰好相反，只有采取更严肃的更坚决的斗争态度，来进行党内的思想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不但要划清资产阶级的思想与其它受异阶级影响的思想的界限，而且还要无情地揭露和打击小组织主义者及野心家的每一私图和举动，此外的道路是没有的。
「八一三」事变，第一次给了我们的党一个实际严重的试验。在这次试验中，证明我们的党还能在政治上站得住、还能大体无误地运用第四国际的路线于我国具体的环境和实际的运动中，但同时也深刻地暴露出了我们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各式调和主义的面貌。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更巨大的更复杂的事变──日美战争──之前，将被迫受着第二次更严重的试验。因此，我们已刻不容缓地必须根据过去斗争的经验，尤其是抗战以来的经验，将党内已经暴露出来的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各式调和主义在全党及无产阶级面前清楚地、确切与第四国际的路线划分开来，以作为今后斗争的基础。
二、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
在我们党内，深刻地、尖锐地代表右倾机会主义的是D.S.。［注：D.S.是指陈独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D.S.在他近一年来连续致某些同志的六封信中，已异常明显而深刻地暴露出了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思想。他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如对战争与革命、对苏联的态度、以及最后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列宁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切无产阶级斗争中之最主要的问题」──《国家与革命》中文版191-192页）都把他的机会主义观点推到了极端，推到了完全离开无产阶级，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而走到极端庸俗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泥坑中去了。关于这一点，中央临时委员会对他的两个决议案（由作者起草的）已指责得非常之明显，我在此无须再事重复。我这里所要补充的只是：（一）D.S.的机会主义并非他的独创，而仅是欧洲几十年来机会主义之大规模的有系统的中文翻版：（二）他的机会主义发展程序及其小资产阶级民主根源。
D.S.否定这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而认为只是「民主反法西斯的战争」，并自诩这是由于他「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此次战争的环境和特质」得出来的。其实这全是谎词！他不过是抄袭第二国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斯大林在战前以「民主阵线对抗法西斯阵线」的烂调而已。而这种「烂调」又完全是抄自第一次大战中亨德曼，格德和樊迪文等机会主义者狭隘爱国主义者之民主主义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老调。所以，托洛茨基早在《第四国际与战争》（这是综合列宁对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理论和策略以及第一次大战之全部经验的总提纲）中就曾加重地指出：「现代列强间的战争并不表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冲突，而只是一个帝国主义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了民主的商标而拥护『自己的民族帝国主义』，那是否认独立的政策并使工人腐化在帝国主义当中」。D.S.现在为了「民主商标」而反对在英美及其殖民地（印度）进行失败主义，进行反本国资产阶级的工人革命和反宗主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这还不是亨德曼、格德和樊迪文以及现在的阿德列等人的狭隘爱国主义之中文翻版吗？
D.S.之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性，并认为斯大林的官僚独裁是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专政之逻辑的发展」也不是像他所说的是他「用自己脑子」「观察分析」出来的。早在八九年前，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尤其是西安劳拉、苏瓦林以及挂左翼招牌的乌尔维斯等就已经企图从「理论」上否认苏联的无产阶级性了。并且在三年以前，伊斯特曼和刘易斯等人又更进一步「证明」斯大林的官僚专政恰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必然的结果，因而得出了根本否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等的结论，以便替帝国主义服务。而我们的D.S.在这一点上不过是劳拉和伊士特曼等人的应声虫罢了。但托洛茨基早在八年前起草的《第四国际与苏联》中就已经预先指出过：「如果在『非无产阶级性』的借口下对苏联表示失望，他就将冒险成为帝国主义的消极工具」。现在D.S.事实上已经成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消极工具，且在将来还有成为它们的积极工具之可能。
至于D.S.之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并宣称这是他「根据苏联二十年来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的意见」。然而实际上这「意见」也只是更陈旧的烂调。早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一切机会主义者（如路易布兰派、拉塞尔派）和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派及巴枯宁派）就已经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从伯因士坦到考茨基）之背叛马克思主义，也是首先从思想上否认或曲解无产阶级的专政开始（关于这方面，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已阐述无遗），为的是以便在实际上去有效的瘫痪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阻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正因为如此，所以列宁特别郑重地宣称：「只有把承认阶级斗争扩大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在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这块试金石上去试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了解和承认。当欧洲的历史使工人阶级实际上去解决基本问题的时候，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都变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者，民主派……」（《国家与革命》44页）。列宁说这段话时，远在二十年以前，即还在俄国无产阶级尚未走上专政的时候，然而「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义者」，就已经先我们的D.S.而「沉思熟虑了」并「决定」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见」。这里证明D.S.「用自己的脑子观察分析」出来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D.S.肆意谩骂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实际上只有他才是真正「抄袭」「一切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考茨基主义者」的「陈文的八股家」哩！！
但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D.S.的机会主义，是否突如其来的呢？绝不是的。这是它在长期过程中逐渐发展下来的结果。远在一九三四年初，当作者与D.S.争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对苏维埃表示极端的轻蔑，主张「只有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而奋斗，」「必须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并诋责主张为苏维埃而奋斗而暴动的人是「阶段论者」。同时还提出了以「民众政权」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随后不久，当他与连根同志等讨论民主问题时，他又把「民主主义」描写成为超历史超阶级的。并且于同时已开始否认苏联之无产阶级性。
但在此时以前，D.S.的机会主义主要还只限于理论上的表现。迄到「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他的机会主义的理论就立刻表现到实际问题，实际的策略上来了，他在承认（实际是夸大）国民党政府所领导的抗战的进步意义这一前提下，便几乎全忘记了这个党所进行的抗战政策所具有之完全反动的作用，及其与日帝妥协的一切企图，因而他便简单地号召民众「要相信政府抗战决心」，「在坚决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并称此为「我们胜利最大保障」。同时还主张「共产党及其它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战之最高统率权……」这还不等于号召民众去「相信国民党的抗战政策是革命的，可以获得最后胜利的」，「共产党及其它党派都应承认国民党对于抗战的最高领导权，并服从其军事独裁」吗？！
事情还不只于此。D.S.在号召民众及各党派去承认国民党的抗战最高领导权和其军事独裁之后，他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在中国之经济的成熟，自是无稽之谈。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相当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没有相当工业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然谈不到政治成熟……」。因此他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发展之余地」，他叫青年不要害怕资本主义。这就等于说，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尚未成熟」，而将来的第三次革命只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即等待「社会主义经济成熟」之后，才有胜利之可能。但这与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所说的：「在殖民地国家内，由于土地问题之尖锐和民族压迫之不可忍受，幼稚和在数量上比较软弱的无产阶级，能够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之上，比先进国的无产阶级在纯粹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早些取得政权」的思想有什么共同之点呢？！这里很明显地证明我们的D.S.已完全背叛不断革命论而堕落到斯特卢威主义！堕落到孟什维克和斯大林的「阶段论」中去了。
此外，D.S.在抗战期中对于我们的政纲口号（如八小时工作制及没收土地归农民等）之加以修改和缩小，对于斯大林党之采取调和态度，否认他自己是托派以及无视党的组织等等，这一切都在在暴露了他的机会主义是有机的和有系统的。
现在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D.S.今天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思想，乃是他过去对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关系的态度、对于苏联的态度、对于民主主义的观点、对于抗战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估计等等，这一连串的机会主义思想之逻辑的发展。我们还可以预言：D.S.对于日美战争的态度，一定是站在国民党方面拥护「民主」的美国的。如果苏联将来卷入大战漩涡，他也一定会站到反苏联的立场上。最后，D.S.将转到反动的小资产阶级阵营里来进行反第四国际的斗争。
但D.S.这种机会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是偶然的吗？这不但有他个人的历史和社会根源，而且也有其国内的和国际的环境。大家知道，D.S.是出身于破落的官僚贵族家庭。由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时代的环境压迫和推动之下，有可能转变为民主主义的急先锋、法兰西的福禄特尔及米拉波等人便是如此。D.S.之以急进民主主义者的资格起而领导「五四」运动，正类似福禄特尔之提倡「启蒙运动」和米拉波之领导法兰西大革命运动初期。D.S.因为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引诱和本国民众运动勃兴的推动之下，便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启蒙运动者一跃而踏进了无产阶级运动的队伍中，并为其领袖。这种人是很难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所以他虽参加这一运动达十余年之久，但他从未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理论和策略。所以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经过悲惨的失败、经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期压迫、经过共产党的腐化恶化、经过左派反对派运动的无数挫折：同时再加上苏联之愈来愈堕落，斯大林的官僚独裁之愈来愈横暴，世界革命运动之不断失败，法西斯主义在意、德、西之接连胜利……这一切汇合起来，便使得小资产阶级或破落官僚出身的急进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家完全陷入到了悲观失望的死巷中。这种人既对于苏联，对本国及世界革命，对于自己的前途完全失望，对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发生恐怖，于是自然而然要干脆地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离开马克思主义而退回到原来的小资产者的民主主义立场上，企图在保全残存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秩序之下以终其余生。欧洲和美国的维塞它维区、伊斯特曼等人是如此，我们的D.S.也是如此。
D.S.既已退回到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场，于是他便「用」他那超时代的超阶级的民主主义（这正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特征）的「脑子」来「观察分析」一切。于是当他「观察」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即民主主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时，便只喜欢民主的国民会议，而讨厌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苏维埃；当他「观察」苏联时，便只看到斯大林的官僚专政，而看不见那种仍然存在着的财产公有化的无产阶级内容；当他「观察」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时，便只看到其反抗日帝的民族民主的进步性，而看不见其所进行的抗战政策之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当他「观察」世界大战时，便只看到民主与法西斯的对抗，而看不见双方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当他「观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便只看到民主内容，而看不见其对无产阶级和一般民众之资产阶级的专政性。总而言之，我们的D.S.带着小资产者的民主染色镜，除了他所能认识的「民主颜色」外，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便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极可厌的民主白痴！
当D.S.以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领导「五四」运动时，他是进步的，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但在今天，在经过二次革命、经过十余年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猛烈斗争之后，而D.S.竟从无产阶级队伍退回到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阵营，这就表示他已变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者了。因此我们以为D.S.在今后中国的革命运动中除了起反革命的作用外，再不能起别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的责任，首先就必须与D.S.之系统的顽强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无情的斗争，务必肃清它在我们队伍中的一切影响，然后进一步把它公开于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之前，以毁灭它的欺骗作用。
（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
我们组织内与DS站在另一极端的是意因〔即郑超麟〕同志的教派主义。意因同志的教派主义思想在他对抗战所坚持的失败主义中已是暴露无余。他的基本立场是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抗「民族独立运动」（见《讨论大纲逐条批评》），因而根本否认了「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意义」，因而在中日战争中主张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
但意因同志此种极端教派主义的思想，也像DS的机会主义一样，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只是欧洲最近几十年来的教派主义之最坏的译本。从卢森堡（这里应声明，卢森堡除在民族问题及党的组织问题上犯了较严重的错误外，在其它各方面都是最卓越的革命家），到拉狄克和毕达可夫等人就早已用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观点进行了反「民族自决」、「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他们的论点正同我们的意因一样，不是说「民族自决」是「幻想」或「笼统」（卢森堡）；就是说它「已经不存在」是「开倒车」（拉狄克）；或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策相矛盾（毕达可夫──他称民族自决与无产阶级独立革命为「二元论」）等等。但列宁却斥这些人的思想是在与机会主义者合作而替帝国主义者服务，因而他写了大批文件无情地攻击了这些人。（请读者参考《列宁选集》中文本第7集299页至354页及第9集173至228页）。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就是几个大列强对于世界上各民族施行变本加厉的压迫，是它们为着扩张并巩固对各民族的压迫而互相战争的时代……因此，在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述之）的政纲内，正是应当提出各民族之间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作为中心点，这种区分组成帝国主义之实质。而社会国家主义者及考茨基却假仁假义置之不谈。从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或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区分是不重要的，可是从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观点来看，他恰是重要的。而从这种区分中这应得出我们对「民族自决权」所作的彻底民主的、革命的、与立刻采取社会主义的总任务相适应的定义」。列宁由这种「定义」出发，便主张「压迫民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坚持着对民族自决权的真正承认。」而「被压迫的社会民主党人，应使被压迫民族的工人统一而融合起来。」（《列宁选集》第9卷193至194页）所以列宁批评拉狄克说：「他为着社会主义革命而藐视地抛弃民主主义方面彻底革命的政纲，是不正确的。……如果把社会主义革命与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拿来同民主问题之一──在这里就是民族问题──对立起来，那是荒谬的，我们应当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与一切对民主要求（共和国，民警，官吏由人民选举，男女平权，民族自决等等）的革命政纲及策略联结起来」（同上192页）。而后来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所提出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正是根据上述的基本思想而来的。而我们的意因，却直到现在还坚持着拉狄克等人的「荒谬立场」哩！
不错，意因同志已感到他的立场与列宁的太相矛盾，于是他也同DS感到他对于民主主义的立场与列托太相矛盾而批评列托（说他们不懂「资产阶级民主的内容」）一样，也就大肆批评列宁来，说什么「列宁关于殖民地的部份……没有经验可为依据」。列宁起草此文件（指《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述之）之前，没有一个殖民地运动曾经引起马克思主义者去深刻分析的」等等。他甚至于说：「……而后来亲身参与殖民地大事变的人们（自然连托洛茨基也指在内——述之）又不能作这种考验」。所以结论是全靠他来「考验这个问题」。这是何等的盲目而狂妄啊！
其实，列宁对于殖民地民族问题的理论与策略，尤其是他所起草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是经过了长期的精细研究，和「深刻分析」，并曾经与许多人争辩过，才得出来的最后结论。他一方面，完全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如马克思之反普鲁东主义者以社会主义革命去对抗民族问题，坚持对爱尔兰的民族分立权，以及赞助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等——这些都是列宁曾经加以分析和研究过的。另一方面，列宁曾研究过欧洲的全部民族运动史和当时一切落后国家（如土耳其，中国等）的民族运动的经验，尤其是十月革命当中及其以后的一切民族运动的经验，更是列宁所亲身参加并曾「深刻分析」过的（这有列宁所写的关于民族问题的全部文件为凭）。事实上，十月革命的本身及其以后一切民族运动的经验，都明了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同时也就是证明了普鲁东主义者、卢森堡、拉狄克和毕达可夫等人的主张是荒谬的。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在民族问题上完全站在列宁一方面，他并不断声明：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和策略（列宁写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在内），完全被第四国际继承下来了，最后他并且把它写在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我们现在请意因同志回答一个问题：托洛茨基之完全同意列宁对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并把它写在第四国际的纲领之中，是否盲从呢？是否他对于「亲身参与的殖民地大事变」没有「能做」「考验」呢？
而且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第四国际的基本立场），主要也就是建立在落后国家（俄国在内）的革命经验和对民族问题的正确理解之上。不断革命论告诉我们，落后国家，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民族民主运动的斗争中较先进国的无产阶级早些走上政权。反过来说，假如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没有民族民主的任务急待解决，不领导民族民主的广大斗争，便根本谈不到夺取政权问题。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对立起来，那不是等于根本否认了「不断革命论」，而变成为「阶段论」的俘虏吗？！〔注〕（原文如此──编者）
意因同志说：「一个革命之上冠以『民族的』形容辞，必须（或假定）这个革命成功之后能成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能独立发展民族的经济（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这段话充分证明，不断革命论对于意因还是一部未曾打开的书。因为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正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革命之成功，不在「成立一个民族的独立国家」以「独立发展民族的，即资本主义的经济」，而是要「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建设」。正因为如此，所以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取得政权，建立专政，一方面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另方面使生产机关国有化──这正是史特卢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即一切阶段论者所绝对不能了解的，同时也是托洛茨基所千百次解释过的。不料十余年来自称为不断革命论的拥护者的意因同志，还说出这种根本违反不断革命论的话来，这迫得我们不得不向意因重新介绍：「还是请你把不断革命翻出来仔细读一遍！」
所以意因同志在理论上根本否认民族问题的存在，一般地否认「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有革命的进步的意义」，这就等于根本离开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立场，离开了不断革命论（同时也就是否认了我们过渡纲领中的「对外民族独立」与「国内民族自决」），而在实际上便不免地要变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自然是站在「左的」立场下，但正因为如此，危险性也更大）。把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以便瘫痪和出卖这一运动；而在另方面，又必然要变成为本国资产阶级对国内其它弱小民族（如蒙、回、藏等）的压迫政策之辩护士。于是所谓「赤赤裸的阶级斗争」，恰好就变成了「替资产阶级服务以阻止无产阶级走上政权的斗争」。不管意因同志的主观如何好心好意，如把他的理论彻底运用到实际上去，那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果来。这正是「用好意来敷设地狱」。而意因同志对于抗战的主张，正是他的理论之第一次试验哩！
说到这里，也许意因同志要跳起来说，你完全忽视了我对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经验之「深刻分析」！我因为篇幅所限，无法把意因同志分析第二次革命经验的那篇胡涂账通通指责出来。但我可以简单答复几句：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不在于共产党参加了民族民主的革命运动（连北伐战争在内），而在于它听从斯大林的命令而把这一运动的领导权完全奉送给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自觉地作了它欺骗民众的工具，因而阻止了无产阶级领导民众（特别是农民），去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换句话说，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并非证明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纲要》是错误的，而恰好从反面证明了斯大林的政策是完全违反了列宁的《纲要》。但这正是意因同志所完全不了解的。托洛茨基说：「一个错误的政策不仅妨害现时的工作，而且还迫使人们用一种虚伪的见解来解释他自己的过去」，这里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至于意因同志在中日战争中主张「失败主义」所持的一切理由和论证（如说抗战无进步性等），我不想浪费笔墨来一一反驳，只把托洛茨基驳斥赛莱尔和爱佛勒（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文件抄几段下来就够了：
「在我给资产阶级刊物上所发表的意见里面，我曾说，所有中国工人组织的任务是自动参加这一战争的前线以反抗日本，但一点也不能放弃工人组织的纲领及其独立的行动。但是爱佛勒派却写着说：这是『社会爱国主义』！这是在蒋介石面前投降！这是抛弃了阶级斗争的原则！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布尔什维克派曾经主张革命的失败主义。西班牙战争和中日战争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的立场同样是反对中国的战争。对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唯一的出路是：以独立的力量反对双方军队，以同样的方法反对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这几句是抄自1937年爱佛勒派的文件中的（几乎令人疑心是抄自我们意因同志的文件中的──述之）。这已够使我们完全肯定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叛徒和蠢才。其愚蠢和叛逆，程度正是相等。
「我们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把各种战争放在同一的平面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爱尔兰反对大不列颠的革命战争、支持波兰反对沙皇的革命战争，纵令在这两个国家的战争中其首领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反动的天主教徒的环境中，有时还是封建阶级……。
「列宁在某些著作里曾指出区别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以及形成人类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重大的必要性。只一般地说『革命的失败主义』，而不把压迫人的国家与被压迫人的国家加以区别，这是给布尔什维克制造的可怜的讽刺画，并拿这讽刺画去替帝国主义服务。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日本在我们眼前是要将她变为殖民地的国家的。所以，日本方面的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中国方面的战争则是求解放的、进步的。
「但是蒋介石呢？我们对于他，对于他的党，所有中国的统治阶级，没有存一丝一毫的幻想，正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爱尔兰和波兰的统治阶级不存在一丝一毫幻想一样。蒋介石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的刽子手，我们一点也用不着别个来从新提起。不过今天，不管他有怎样坏的意向，他却总算是为中国的独立，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明天他会有的叛变，这是可能的，有真实性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今天他总算是在从事战争。要是不参加这一战争，那将仅仅成为卑怯的，或是地道的蠢才。
「……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因为不幸他在这一独立战争中握着指挥权──参加军事的战争，同时便是准备以政治的力量推翻蒋介石。这才是唯一革命的政治路线。爱佛勒派却用他们的『阶级斗争』的路线以反对在他们认为是『社会爱国主义』的侵略，殊不知列宁一生便是打击着这种空言的反对派。为了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必须在反帝的民族与中国的战争中援助被压迫的群众。要是直到现在，而世界大战后几乎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十月革命已经过了二十年，还有人不懂得这种路线，我们应该把他看作内部最坏的敌人，坚决地从革命的先锋队中驱逐出去。爱佛勒派及其一类的人，正是应当如此处置！」
我几乎把托洛茨基的全个文件都抄了下来，虽不免多占篇幅，但拿来驳斥这意因同志的「失败主义」的根据，也就觉得再好没有了。真所谓「针针见血」，假如你把赛莱尔和爱佛勒的名字都换成意因，谁敢说上面所抄的每一句话不是针锋相对地在驳斥意因同志，教训意因同志呢？！
不错，意因同志对此也预备好了一个盾牌，说「托洛茨基同志住在墨西哥，中国没有人向他做诚诚实实详详细细的报告等等」。然而他完全忘记了：托洛茨基手中握有最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最丰富的世界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经验，对于此等有关于基本战略的重大事变的问题，即没有任何详细的报告，他单只根据他的理论和经验也可以从远处完全正确地决定的。意因同志对于托洛茨基同志的话，不但证明他丝毫不懂得托同志，而且是大大地出奇地侮辱了他！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人们为了辩护自己的错误意见，甚至不惜出奇地侮辱他平生所敬仰的导师！
最近，意因同志感到日美战争快将来临，于是急忙地又把他在中日战争中所坚持的同一失败主义搬运到了「日美战争中」并大吹大擂。假如中国是日本或美国，是高丽或菲律滨，这倒是正确的。但意因同志这一次的「失败主义」，却并非要使日本政府或美国政府「失败」，而依然是要使国民党政府「失败」，要「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可是他完全忘记了，中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还是日帝；「中国正规军队」还正在抵抗这个当前的主要敌人，国民党政府也还没有公开放弃抵抗。如果「从今起」就要「分化和破坏中国正规军队」，要使国民政府失败，这不依然是等于同汪精卫派分工合作，替日帝服务吗？！
由此我们看到，在对中日战争问题以及对其它某些问题的观点上，我们的意因同志却恰好与DS站在两个极端，并且都开始批评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了。如果我们称DS为「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则我们的意因同志就是害着极沉重的「教派主义幼稚病」了。并且其病源都是出于同一小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过DS是干脆地离开了阶级斗争，离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完全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去了；而意因同志却还死口抓住「赤赤裸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尤其是「失败主义」，以此作为他的「象牙之塔」来回避现实，来安慰自己坐在亭子间里清谈清谈。但我们应当警告意因同志的是：他的最心爱的「失败主义」，如果仍同从前一样，仅限于在茶余酒后当作清谈之资，或者无多大妨碍；但若要把它放在第四国际的旗帜之下去向民众宣传，那就未免太危险，不但他自己准「碰破头皮」，而且还要使我们的旗帜蒙上难以洗涤的污点。
因此，我们为了保护我们的「旗帜」，并保护意因的「头皮」起见，不得不坚持地要求意因同志严重地重新考虑他的「失败主义」的立场，并及时改正过来。年轻的小伙子害幼稚病，还值得同情，但像意因同志这种长了须子，甚至秃了头的人，还要顽固地害着「幼稚病」，就未免太令人生厌了。但我们知道意因同志是个诚实可爱的人。大家必得帮忙他医好这个毛病，我这个对于他的「批评」就算作第一个药方奉送给他吧，药味或者未免苦些，但对于他的毛病我相信是很有益处的。
（四）调和主义的混乱与危险
站在我们与DS及我们与意因之间摇摆着的是各式的调和主义倾向，现在的主要代表便是室川和连根两同志。
调和主义的主要的特点是：没有或不能有坚定的一贯的政治立场，往往摇摆于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或教条主义之间。当它受到右方的压力时，就骂马克思主义为教条主义；当它受到「左」方的影响时，又诬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为机会主义。调和主义之另一重要特点，则是思想上的混乱、矛盾、动摇、易变、喜新厌旧（托同志称之为「印象主义」）。调和主义者对于机会主义者和教派主义者常采取友好、宽容及退让的态度，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却常以轻蔑、嫌恶甚或以仇视的态度出之。
让我们先就室川同志所一贯地表现的调和主义来略加探讨吧。当「八．一三」抗战开始时，室川一方面赞成参加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但同时又坚持继续宣传「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为此问题，作者曾与之作过两次争论，但他仍顽强地坚持己见，后来仅因为多数人所压迫才勉强屈服）。当十一月上海代表会议通过我们对抗战的政治决议案时，室川在DS的影响之下又开始转到另一方向，他一方对抗战前途作了一些空想的乐观的估计，甚至说「即在资产阶级国民党的领导之下，抗战亦有胜利之可能，土耳其就是先例」（在某次临委会议上说的），因此他拚命攻击我们反国民党妥协倾向的宣传（见他以「纪它」署名的《论中日战争的前途与我们的斗争道路》一文）；同时他对于D.S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大事袒护，并阻止了内部同志对它的批评。当武汉和广州失陷后（即当室川从重庆见过DS回来后），他又从对抗战的乐观主义走到了另一极端，而作出了「中国甚而可以说亡了国」的结论。因此，他攻击我们批评「国共合作」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虚伪性、批评国民党抗战政策之反动性、批评斯大林党的投降政策、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及「没收土地归贫农」等等，说这一切都是「教派态度」，是「死守原则」「不看事实」，是「有方向却无道路」等等。于是他教训我们应当「承认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力量这一事实」，应当放弃反国民党妥协的宣传、应当把「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减低工时」、「增加工资」，把「没收土地归贫农」改为「反对苛杂」、「反对一切分配不均的战税」……总而言之，他要求我们根本放弃我们《十一月决议案》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而按照DS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路线，即在「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下去用国共合作，形成民族统一阵线（因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以对抗日帝（请参考室川的《应合新局势铲除教派观念》一文）；他同时并对DS主张大加赞美，说他是「实际的政治家」，反对我们把DS的主张报告国际。当我们不采取他的「建议」时，他便以威胁负责者和怠工相要挟。
现在室川的思想已走得更远了，这从他最近所发表的《现局势，其前途与我们的斗争道路》一文中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一方面断定抗战已「失去其进步性」（他认为抗战的进步性不是建基于国民党抵抗日帝的军事行动上，而是要视「群众从抗战活动中」「有无抬头的可能」为断，这与连根同志之以国民党依赖美帝的程度来推断变质的谬误思想属于同一范畴），但同时又说「抗日运动仍将是有力的推动力」；他一面坚持「群众只有摆脱了它（国民党──述之）的剥削才能抗战」，但却又说：「我们不直接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在室川文章中像这类的混杂和矛盾，真有如亚先的马厩，我们为篇幅所限，实在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来对他执行赫克列斯区的「清理」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指出其最基本的倾向来。
室川在那篇「纲领式」的文章中用一种极庸俗的新闻记者的观点叙述了抗战以来的「三大转变」之后，便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政策「必须加以彻底修正和改变了」。但怎样「彻底修正和改变」呢？那就是：「围绕物价问题与乡村治安问题作全力斗争」（重点是我所加──述之）。他最后并加重地声明：「解决物价问题与乡村治安问题应当为目前革命斗争之起点，及首要任务」。这里异常明显地证明，摆在我们面前极端重要的、并要求我们立刻解答的抗战问题和日美战争问题，已被室川同志完全忽略了。事实上，他对于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主张和口号来。原来他所谓「彻底修正和改变」我们的「政策」的，不过是以「物价问题与乡村治安问题」来代替「抗战问题与日美战争问题」而已。
「解决物价问题」，即临时地部份地解决群众当前生活痛苦的问题，自属重要；但欲以此种临时性的部份性的「经济问题」来代替全般的基本的「政治问题」，并声称为之「作全力斗争」，这还不是极端庸俗的经济主义是什么？！至于说到「解决乡村治安问题」，并认为这是「首要任务」、且欲为之「作全力斗争」。唉，真令我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不知人们何以堕落到如此程度！试问：什么叫做「乡村治安问题」？土匪骚乱吗？饥民抢食吗？农民抗租税或暴动吗？……在一切资本家、地主、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总而言之，在一切剥削者和压迫者看来，这些都是妨害或扰乱治安的，那是有关「乡村治安的问题」（所谓乡村治安问题，只能作如是观）。剥削者和压迫者「解决」这种问题是简单而明了的，宪兵与警察，监禁与屠杀。请问我们的室川：你又怎样去「解决」呢？！怎样为之「作全力斗争」呢？去当宪兵和警察吧！去充狱卒和刽子手吧！！
从调和主义或折衷主义到「经济主义」，最后到「秩序主义」！这便是我们室川的全部思想之发展过程！然而他还敢于公然骂我们为「愚蠢的机会主义」（他以前骂我们为「愚蠢的教派主义」），我实在不知道用什么名字来回答他！
最后应顺便声明的是：室川之骂我们为「愚蠢的机会主义」，是根据于「不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抗战是否的失去其进步性，然在目前，并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继续抗战仍是我们的最主要的政治任务」。其实我在《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和任务》的《提纲》中就已指明：在目前，甚至今后相当时期内，抗战并未变质，即并未「失去其进步性」，且以此驳斥连根。而现在室川竟自行捏造一段与我的见解完全相反的话来攻击我；这里又证明：在政治上堕落的人对于自己的论敌是「不择手段」的！
至于连根同志的调和主义倾向及其特别表现在日美战争问题上的思想，因为已有耀如同志对他的详细批评，我为避免重复起见，只作一些必须的补充而已。
我首先应当指出，连根同志这次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所表现的调和主义倾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乃是他过去的调和主义倾向之继续和发展。当他从汉口回来的一个时期内，一方在原则上同意我们的路线并对DS表示不满；但他同时总觉得我们「太机械」、「太原则」，没有把原则具体化，没有能适应民众的要求等等──在这些方面，他差不多同室川一致站在DS的影响之下反对我们。尤其当他看到我们不懈地顽强地批评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和斯大林党〔指中国共产党〕的投降政策时，他认为这会使民众发生反感，有一次甚至于说，他自己看了《斗争》就发生反感。他对于「没收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也认为拿来作直接的公开的宣传不妥，而应首先提出「没收汉奸的土地」的口号等。此外他对于组织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带取消主义的（如主张停止出机关报）。但那时连根同志的调和主义倾向表现得最露骨的，是他对于DS的态度及对于党内思想斗争的态度。他对于DS的思想虽然比别人知道得最清楚（因他曾与DS相处若干时），并已怀抱不满。但他自己却不愿（甚至不愿别人）对后者公开而严正的批评。因此，他对于党内的思想斗争便采取避免的甚至嫌恶的态度（如他不注意内部争论文件、不愿参加讨论，就是实例，总而言之，在那个时期内，连根同志的思想，无论在政治问题上或组织问题上，都是站在我们与DS之间摇摆着，即多少是在DS的影响之下，企图把我们的路线去迁就DS的某些主张。
随后，连根同志逐渐地并相当积极地参加了党内工作，同时DS的机会主义思想已愈来愈趋明朗而尖锐化，于是他最后脱离了DS的影响。但同时意因同志的影响又开始在连根同志的头脑中产生作用（当然主要还是由于客观的原因，此层往后再说），因而推动他急剧地向极左方盘旋。他的《日美战争与中国抗战》及《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的再确定》两文，就是他向极左盘旋的具体表现。前一文的基本思想是「失败主义」，而后一文的重要发明是「抗战变质论」，但两者都是有机地联系着的。
关于连根同志的「失败主义」，作者在《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中已有简明的批评，往后批评今同志时还要略事补充、故此地不赘。至于他的「抗战变质论」，经过了耀如同志的精细批评后，我认为他已被「驳得体无完肤」了。因此我在这儿所要指出的只限于以下几点：（一）连根同志一方面说：「不管中国民众愿与不愿，而他们之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进行大屠杀的牺牲者，总是确定的命运了。」但同时又说：「中国无产阶级……在国内国外的事变影响之下，必然要重新站立起来，……它将使中国的民族革命生长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使中国不但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而且是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自由单位。」前者是一种宿命的客观的悲观主义，而后者则是一种同样宿命的主观的乐观主义。但两者都与根据客观分析和主观战斗的马克思主义很少共同的地方。（二）连根同志在将日本与美国、蒋介石与汪精卫完全放在同一平面上之后，即特别强调无产阶级的力量与领导权（事实上是把领导让给国民党），强调「我们的目的在于分化军队，使抗日战争的指挥权操在兵士手里」……这里表示他以前所咀咒的「太机械」，「太原则」，没有把原则具体化，没有能适应群众的要求，会使群众发生反感……这一切教派态度，现在竟由他本人从极左方亲自导演出来了。（三）连根同志在「我们的任务与策略」一项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抗战的问题。而以「工人与一切被剥削者的经济斗争」排列在第一位，这又表示他同室川的经济主义有某种联系。（四）连因同志在日美战争问题上所表现之稀有的混乱与矛盾（如他既一方断定抗战已经变质，同时又不敢否认抗战的重要性等等），这乃是他在意因的影响与我们的批评压力之下狼狈地反映出来的结果。这正如他过去摇摆于我们与DS之间的一样，今天则摇摆于我们与意因同志之间，企图把我们的路线去迁就意因的主张。
连根同志的调和主义，比起室川同志的来自然要「高明些」，有「理论些」，「左些」，特别是「新鲜些」（印象主义的新鲜），但正因为如此也就更危险些。其主要的危险即在于它会使每个动摇的同志，不大觉悟的工人看了有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弄得头昏脑胀而迷失方向！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教派主义之间「进退维谷」！托同志批评夏克曼时曾说：「事实的每一次新转变都出乎这位经验主义——印象主义者的意外，迫得忘记自己昨天所写的东西，而且在新的思想未浮现于他的脑际之前，便生出疯狂的对新公式的渴望」——这段话如果借用来放在连根同志的名字下，我认为是很适当的。
调和主义也同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一样，有着一定的社会根源，即反映着那些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情绪。我们试回忆一下吧：当抗日战争初期，一切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特别是斯大林党，对于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战发生幻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托派）的主张和发生嫌厌时，我们的DS便即在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压力之下愈加向右盘旋，否认自己为「托派」，并公开攻击我们。我们的室川则跟在DS之后加我们以教派的头衔。而我们的连根呢，不是说我们「太机械」或「太原则」，就是说他看了我们写的东西起「反感」。但当国民党领导的抗战不断趋于失败，陷于绝路，对斯大林党的压迫日趋加紧和露骨，并公开准备将抗战出卖给美国时，于是斯大林党开始从「左」方回击国民党及其主人英美帝国主义，我们的DS则从思想上干脆地脱离了「托派」，投降了民主的帝国主义，我们的室川则除了走向经济主义和秩序主义外，同时还骂我们为「愚蠢的机会主义」。至于我们的连根同志呢，则拚命向极左方移动，以便叫人们忘记他的昨日，并准备从「左」方来批评我们。这难道还不明显吗？还不是铁一般的事实吗？
所以，我们要彻底划清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中间的政治面貌，对于各式各样的调和主义便不得不加以无情的批评。而我们为了挽救调和主义或带有调和主义倾向的人，不致走得太远，不致于最后堕落成为纯粹的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只有同他们进行严厉的斗争才有可能。因为任何调和主义如果不回复到马克思主义，最后的坠落是不可免的。
（五）正确的前提与谬误的结论
在意因同志的极端教派主义之外，还有一个「小教派」从南方的沃壤里（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青年学生占多数的组织里）生长出来，并多少有系统地发展起来。这个教派的现在代表就是今同志。当作者去年十月底在华南临委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对日美战争的态度时，今同志即以「失败主义」相对抗。当时虽经作者的驳斥，今同志没有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同意了我在《红星》第一期上所发表的《我们对于迫近的日美战争的态度》一文的见解。但当他见到连根同志的《日美战争与中国抗战》的文章时，即旧态复萌，又起而坚持并发展他原来的「失败主义」了。因此使整个的华南临委及大多数同志都陷入「失败主义」的泥坑之中。
今同志的基本见解是：日美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日美战争一爆发，资产阶级必然立即将抗日战争变作美国对日战争的一部份……」（这正是我们《红星》报上所指出过的）于是得出结论说：「在这种具体的（？！）情形下，我们今天的两个策略——暂时收起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便不适用了。我们这时应该把美国与日本并列起来，把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平列起来，同时打倒」（重点是我加的——述之）。这可以说是「正确的前提与谬误的结论」之一个典型的例子！
首先我要问：所谓「具体的情形」究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现时的整个中国局势，即日帝几年来对华侵略所造成的「具体情形」（如日帝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主要的工商业城市、交通网及全部海岸等等），是否因为「日美战争一爆发」，便一下改变了呢？换句话说，是否因为日美战争一开火，日帝在我国所占有的全部地位即一下被抹去了呢？假如今同志不迷信魔术，不用纯粹的抽象公式去抹杀具体事实，而用一点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具体情形」的变化及时改变我们的策略，但尤其要紧的是在「具体情形」及可能的变化趋势，则纵令「日美战争一爆发」，甚至「爆发」了相当时期，日帝几年来所造成的「具体情形」还是不会一下子就根本改变的。不错，战争是最容易改变「具体情形」的。但要改变这样的「具体情形」也得经过相当的时间，尤其要经过几场恶戏。我们固然要异常警觉地时时注意并根据「具体情形」未改变前，我们必须抓住它以规定我们的「具体策略和口号」去领导群众行动。否则，我们将变成毫不负责任的清谈家。因为任何正确的「战略」，如不经过正确的「策略」（这策略即根据于「具体情形」的分析和了解）是无法实现的。
今同志口里虽说什么「具体情形」，但他最大的毛病正在于只在抽象的公式内翻筋斛，丝毫不愿或不能去分析一下「具体情形」。假如他能认真地将日帝几年来侵略我国所造成的「具体情形」及这一情形在将来日美战争爆发时可能引起的变化，略加分析，我想他绝不至如此轻率地作出他那种「失败主义」的结论来。
其次，把日本与美国，汪政府与蒋政府并列和平列起来，「同时打倒」，勇敢是勇敢，但也是太欠「具体」的。在原则上，在基本的战略上看来，日与美、汪与蒋，不用说，同样是我们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死敌，我们要准备通通打倒它们。但在具体的策略和行动上，我们却要分个轻重缓急，即根据「具体情形」分别今天谁是我们主要的敌人，谁是我们次要的敌人。如不懂得此种「分别」，在理论上是盲目，在实际行动上则等于混乱自己的作战目标，结果一定是忽视或放过当前的主要敌人，也就是客观上帮助这个主要敌人。当列宁从无产阶级革命一般的观点上，从基本的战略上，去观察哥洛尼诺夫与克伦斯基时，他虽用不着给他们加以「分别」，但当前者举行暴动时，他就不仅要分别前者是当前的主要敌人，甚至在某种限度上还要与后者「共同行动」去打击前者。我们试问今同志：在将来日美战争爆发时，如果「具体情形」并未根本改变（即抗战并未变质）的话，我们是否可以将列宁对待哥洛尼诺夫和克伦斯基的态度拿来对待汪精卫和蒋介石？我自己的答复是肯定的。列宁教训荷兰「左派共产主义者」时曾说过：「毁谤一种新政治思想（不仅是政治的）最正确的方法便是表面上拥护它，而实际上把它弄得荒诞不经」。我们的今同志（连根同志也在内）之对于「失败主义」，恰好是「把它弄成荒诞不经」！
至于今同志此种「荒诞不经」的教派思想，在华南组织内部有深远之渊源，是很明显的。所以此次大战开始时，华南组织以已经脱党的寒君为代表，就已认为帝国主义战争既经发生，则我们对于抗战的政策就应加以大大的修改了。主要的「修改」是：以「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代替「打倒日帝。」这种思想，在香港市委对大战所发表的宣言上曾明白地公开地表现了出来。并同时主张在香港采取「失败主义」（请参考《校内生活》对华南问题的专辑）。现在今同志主张在日美战争一开始时即以「失败主义」代替我们现在的路线，主张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这还不是在继承寒君过去的思想吗？有趣的是，当我的文章在《红星》报上刚发表时，曾经干过最污浊的投机勾当并因此脱党的寒君也趁机用他自己原有的「失败主义」来批评我，并骂我为「机会主义骗子」，企图藉此以洗刷他在过去所染的满身污垢，我不知今同志对此作何感想？
「根据作者上述的观点，发表在《红星》报第一期上的镜微同志的文章之观点是很错误的」。今同志这样告诉我们。但他除了从正面的叙述自己的「失败主义」的「观点」外，并没有分析和批评我的文章究竟错误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把他的「失败主义」思加以驳斥之后，也就无须再替我自己的文章辩护了。我这里只声明一点：我在《红星》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因为限于对外宣传，并且为文甚短，其中自不免说来简单，不充分，甚至含有某些缺点，但在基本的态度上，我至今还认为正确，与我后来写的《日美战争与我们的态度和任务》的《提纲草案》，在根本思想上是相连贯的、一致的。至于今同志指责我「把利用矛盾强调得很厉害」后，并接着说：「在今天，我们提出正确的『利用法』来揭露投降之假名的『利用』不是不可以的，但绝不能把他作为我们的口号或政纲之一条」。我试反问一句，谁把「利用」「作为我们的口号或政纲之一条」呢？我的文章是很清楚的，正是提出正确的「利用法」来揭露投降之假名的「利用」而已。并且我最后还警告指出：「像这样的『利用』是带有危险性的，特别是一个弱者利用强者时，危险性更大……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即准备防止国民党在日美战争中将中国变成为美国反日的补助工具，在日美战争后（日帝失败后）把中国变成为美国金元统治的菲律宾。」难道这还不够明白吗？
最后，我应当指出：我们过去与华南组织内部的教派思想（还有极坏的机会主义倾向），虽作过长期的斗争，并写过许多纠正它的文件，但就今同志的「失败主义」看来、尤其从整个华南组织见到连根同志的文章即一下转入「失败主义」的泥坑中这一事实看来，充分证明华南组织并没有了解过去的错误，更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一种错误思想，如不经过自觉的公开的承认和改正，不可免的要随着新事变的发生而重演出来。因此我提议；在华南组织内部讨论这次日美战争的问题时，必须将它过去与中央临委的争论重新提出来作一番检讨，并与这次争论联系起来，作出决不含糊的结论。否则不但教派主义的思想无法肃清，就是寒君那种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倾向，在新事变的引诱下，仍大有抬起头来的可能。
（六）今后党内思想斗争的方向
从前面的分析看来，现在我们党内思想分界已是异常明显：一方面是极端的右倾机会主义，另一方面是极端左倾教派主义，而在这两种主义与我们布尔什维克路线之间摇摆和盘旋着的是各式的调和主义倾向。在党内思想分界上显得如此广泛、深刻、清楚而尖锐的，不但在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内的思想斗争史上是第一次，即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全部思想斗争史上也是破天荒的。在一个政治组织内的思想已走到如此纷乱、矛盾和对立，自然是一种大大的危险，但同时也是表示我们的组织在政治上已踏进了一大步，即表示中共同盟已能在政治上反映着中国廿余年来的阶级斗争之广度和深度，而变成一个具有战斗精神的政治思想的组织了。
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只有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地上与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进行不断的无情的斗争，才能「成长壮大和巩固起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在反对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和「类似无政府主义」的教派主义，（如抵制主义、召回主义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巩固起来」（请参考《左派幼稚病》第四章）。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更为我们大家所周知，是在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及其盲动主义或冒险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和巩固起来」的。正因为如此，托洛茨基把「反机会主义」和「反教派主义」列为专章写入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之中——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注意的。最大的危险自然是机会主义，但教派主义常常是「机会主义的补充物」。所以反机会主义与反教派主义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反机会主义的斗争愈是坚决而彻底，则留给教派主义的生存地盘就愈狭小。反之，反教派主义的斗争愈是不可调和，则留给机会主义借口欺骗群众的数据也就愈加缺乏。
但要彻底进行反机会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斗争，则对于任何调和主义都不应采取容忍的态度。所以，当列宁反对谢德曼等人的机会主义时，他对于考茨基的调和主义便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同样，托洛茨基在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及其冒险主义时，也对于「伦敦国际局」所代表的中派主义及其它的调和主义，也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斗争态度。因为任何调和主义，不论其在口头上如何不满于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但实际上总是替两者服务，掩饰两者的本来面目，混乱群众的视线和头脑，使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之间彷徨迷乱，以便最后把他们带进机会主义或教派主义的死巷之中。
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认定：此时我们组织内思想上最危险的敌人是DS所代表的机会主义，而意因所代表的教派主义乃是前一机会主义之「补充物」。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态度对待他们，务必使我们的组织脱离他们的影响而后已。但为执行和完成这一任务，则我们对于室川和连根同志等所代表的调和主义倾向，也不得不采取同样坚决的态度来对待了。
但同时我必得指出：我们这次党内的思想斗争在中国无产阶级党内的思想斗争史上固然可算是第一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在中国这种小资产阶级成份占绝大优势的国家内，小资产阶级的巨大影响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反映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经常警觉地灵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传统和方法，去与未来各种各式的机会主义、教派主义及调和主义进行斗争。
错误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不犯错误的人不曾有过」——列宁），我们不怕犯错误，但我们必须事先尽可能避免错误，尤其要具有革命家的勇气来认识、承认并及时纠正错误。我们对于各种错误思想之批评，绝不在于攻击个人，而仅在于指出错误的严重性及其根源，以便大家尽可能把他们纠正过来。
我们现在是处在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进行到了第三年、而革命局势行将到来的时期，如果1917年是第一次大战转入革命内战的关头，则今天便已开始走向「1917年」了。在这样的时期，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加紧准备。而从党内肃清各种危险的错误思想，便是我们准备迎接这一大时代的斗争之出发点。如果「无产阶级队伍思想斗争是阶级斗争之最尖锐的反映」，则我们这次党内的思想斗争也可以说是未来伟大的阶级斗争之预演。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战斗精神来积极地参加这一「未来伟大的阶级斗争的预演」吧！
1941年4月4日
（原载《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一） |
关于大战的种种烟幕（南冠〔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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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战的种种烟幕
南冠〔彭述之〕（1939年10月16日）
这次世界大战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在本志前一期中已经指出：在本质上还是同上次世界大战一样，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分割世界，为了抢劫对方领土，为了宰制弱小国家，总之，为了重新分割赃物——这本来有如青天白日一样明显的事实。
可是，帝国主义者及其佣仆们，对于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是不肯坦白地承认的。他们不但不肯承认，而旦还要编造种种言，放出种种烟幕，来掩盖、歪曲、粉饰这一事实。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骗取人民大众驯伏地替他们的利益去牺牲；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防止民众不致很快地走向反战的道路，走向国内战争的前途。
但站在民众的利益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首要的任务却是要尽量揭露这些人们的种种谎言，种种烟幕，把战争的真实性质，把各强国争夺赃物的事实，赤裸裸地放在每一个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面前，让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认识事实，从认识中作出自己的结论，最后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结束战争，去消灭战争。
希特勒侵波与英法参战的借口
这次战争的爆发，直接是由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但希特勒进攻的理由是什么呢？据他说是由于“波兰在政治经济海关各方面继续压迫日耳曼人”。因此他战争的目的是：“在要求三种问题之解决：（一）但泽问题；（二）走廊问题；（三）德波永久和平问题”（见希特勒九月一日在德国“议会”上发表的宣言）。但实际上这只是希特勒企图征服波兰，并进而劫夺东欧南欧各小国以及英法等的殖民地之一种借口而已。而且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希特勒并不以“拯救”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为限，不以“收回”但泽与走廊为限，而且把整个的波兰推毁了，把波兰来同史大林瓜分了！希特勒这种无耻的强盗行为，还不十分明显吗？这与弗利茨约瑟和威廉第二之借口奥皇储斐狄南被刺而进攻塞尔维亚，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英法方面，对参加这次战争最直接的口实是“反对侵略波兰”，“履行保证波兰独立的约言”。说这是出于“正义”。我们姑且不追溯印度、埃及、安南和摩洛哥的独立如何，但只问：为什么英法对于莫索里尼之侵略阿比西尼亚，日本之侵略中国，以及最近希特勒之占领捷克，莫索里尼之吞并阿尔巴尼亚，不采取同样的“反对”行动呢？何以它们的“正义”只限于对待波兰，而不能广施于其他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呢？事情十分明显：英法，特别是英国这次之毅然起而作战，仅仅是看到希特勒的德国又恢复到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威廉第二德国的那种地位和倾向了，它们为了保卫它们在欧洲的霸权，为了保卫它们的殖民地，便不能不与这个凶猛的竞争者决一死战。在这一点上，同它们在一九一四年之借口援助塞尔维亚，反对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起而作战，不是前后如出一辙吗？
不错，英法对德战争还提出了更远大的更堂皇的理由，如说：“为保卫文明与自由而战”，“保持世界秩序与和平”（英皇九月三日告民众书），“保卫祖国与自由”，“保卫文明及正义”等等（达拉第九月三日向全法人民广播演说）。然而这也不过是上次大战中的陈腔烂调。在上次大战中，“保卫祖国”，尤其是“保卫文明与自由”是叫得最响的，这在表面上自然是冠冕堂皇之至的。因为有了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作糖衣，于是极残酷极凶猛极卑劣的战争实质，得以有所掩蔽了，于是千百万的人民大众驯顺地走向战场了。但实际上，这些口号经过了无数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上次大战的史实之证明，早已原形毕露了：所谓祖国者，不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借以剥削和压迫其他弱小民族，抢劫他人殖民地的工具，而且是剥削和压迫本国劳苦大众的工具。如果当这一工具变成不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目的时，他们就立刻可以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走到与敌人联合起来攻打“祖国”的一方面，普法战争中的第尔们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米留哥夫及克伦斯基们也是如此。所谓文明，也仅仅限于资产阶级所爱好的及所能利用的一点而言。如果文明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范围时（如社会主义的文明），资产阶级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摧毁的。他们在上次大战末期及战后之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压迫，就是显例。何况战争根本就是无限制地破坏现代文明及其基础（生产力）哩。所谓自由，更明显地只是资本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本国民众的自由，侵略弱小民族的自由，劫夺别人领土的自由。在民众看来，战争首先就是把他们放在军法的统制下，把他们原有的一点自由去充当战神的牺牲。现在英法资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所宣扬的保卫祖国、文明与自由，除了重演上次大战中的欺骗作用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
至于英皇所特别着重的“保持世界秩序与和平”，其意义更属显然，不过是保持大英帝国统治及影响下的“秩序与和平”，换句话说，即保持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关于这一点，张伯伦和邱吉尔在最近的演说中已完全招供了出来，说英国的作战不是单纯保卫波兰，而是反对希特勒的“武力称霸”。所谓正义，是达拉第所最爱宣扬的口头禅（达拉第在开战后的每一次演说都提出正义来作幌子），但我们只问一句：法帝国主义在摩洛哥、在安南以及在其他殖民地上所干的一切，究竟是否合乎“正义”呢？达拉第及其伙伴们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吗？
现在一切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希特勒这次之所以冒险侵入波兰，发动战争，为的只是掠夺弱小民族及英法的殖民地；而英法之所以决然应战，也只在于保卫它们的卫星，保卫它们的殖民地，保卫它们的已获赃物和霸权——这便是这次战争爆发的真实理由，也就是这次大战的真实内容，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的宣言和口号，都不过是掩蔽这种真实内容的烟幕而已。
和平的烟幕
当希特勒借着克里姆林主人的帮助，很迅速地摧毁了波兰，并攫取了波兰最好的工业地带，最肥沃的土地，最丰富的资源后，于是破题儿将“和平”问题提出来了。据希特勒本月六月在德国“议会”上所发表的“和平演说”看来，好像他这次之侵略波兰，摧毁波兰，与史大林瓜分波兰，都只是为了“铲除和平的障碍，建立永久的和平”。他甚至于说：“波兰怀抱占领德国疆土之野心……波兰取得英法两国的保证之后，虽未受任何威胁，犹悍然向德国挑衅，希冀实现其野心”等等。现在“怀抱侵略野心的波兰”，妨碍和平的波兰既然被他摧毁了，被他与史大林共同瓜分了，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战争就应该停止下来。于是他向英法伸手来要求“和平”。他并宣称：他对于欧洲任何国家。尤其是对于英法，再没有土地的要求。不过，附带一个条件，“德国的殖民地必得返还”。最后并且“郑重申明”：“余决采取和平谈判之途径，倘竟至失败，则其责任并不在我。”这不禁令我们又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的故事来。
在一九一六年冬，正当德国在东西战线获得最大的胜利，差不多占领了整个的波兰，大部份的比利时以及法国许多土地，同时又感到继续战争要陷入最困难的境地时，于是代表德帝国主义的威廉第二政府便大声宣言，“战争已没有意义了”，“应当立刻重建和平”，并正式向协约国提出了和平照会。且希望中立国，尤其是美国起而促进和平运动。但如果协约国拒绝和平，继续战祸之责便应由协约国担负。现在希特勒的“和平运动”，不是上次大战中这一故事之再版吗！
实际上，一九一六年冬威廉第二所发动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这样的：如果“和平”侥幸成功，他便可以由此获得最大的胜利，俟休息若干时再来战争；如果被协约国拒绝时，它就可以将继续战争的责任归之于协约国，借此重新激怒本国业已厌战的民众，再去继续最残酷的战争。但威廉第二的和平建议，结果是干脆地被协约国拒绝了，于是德国便进一步采取了最凶残的潜艇战争政策。现在希特勒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其作用也正是如此。如果英法接受他的“建议”，不但大半个波兰安稳地入了他的掌握，而且还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如被拒绝呢？则“继续战争的责任不在我”，现时已经厌战的德国民众并可以因此谅解他，可以替他去继续牺牲。这真是“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盘啊！不过希特勒这一如意算盘，不见得比威廉第二的有更多的成就吧！？
现在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态度显然还是同当时路易乔治和白里安的没有什么两样。达拉第首先就凿穿了希特勒德国的和平建议“之唯一目的，仅在促使各国将该国侵略波兰之所为予以确认，俾可从容准备新的侵略行动”。随即便“郑重申明，吾人决定继续作战，直至获有最后的安全保障为止”（达氏本月十日广播演说）。张伯伦则更公开地说：“吾人所谋之和平，必须为真正安定之和平……目下为此种和平之障碍者，即为德国政府。”（本月十二日张氏在议会的演辞）这就是说，“只有打倒希特勒的政府才有议和的可能”。像张伯伦与达拉第这样答复希特勒的“和平建议”，站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利益上，自然是对的，但从英法及全世界民众的观点看来，这显然又是一种欺骗。因为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威廉第二政府确是被打倒了，但“真正安定的和平”在哪里呢？这次的大战就是最好的答复。要想获得“真正安定的和平”，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不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就是张伯伦的所谓“真正安定的和平”也显然是借以骗取英法民众替帝国主义去作大量牺牲的一颗烟幕弹。
阵线论的阴影
多方掩饰着帝国主义从事战争准备工作的，如果在一九一四年前是海牙和平会议（俄皇尼古拉第二所发起的）及其围绕在四周的一群和平主义者，则在这次大战前扮演这种作用的便是几年来甚嚣尘上的“阵线论”，及其影响下的许多和平主义的集团与和平会议。凑巧这也是发源于尼古拉第二的故乡，不过不是冬宫，而是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自从一九三三年以其特有的孟塞维克主义葬送了德国的工人革命运动，把希特勒扶上了政权之后，即惊慌失措地从“第三时期”及“社会法西斯”的理论，转到“阵线论”，企图以此去挽救他那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权威”。
根据阵线论的新发明，仿佛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分成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大阵营：法西斯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或侵略的与和平的，并且把德意日派在前一阵营内，把英法美派在后一阵营内，而以新发明家自己所操纵的苏联为后一阵营的中心。由这样的阵线论出发，于是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列宁曾称此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分赃机关），向英法美要求组织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并下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内与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集团或个人（连各宗教团体、贵族、牧师等都包括在内）组织“人民阵线”，以为国际间：“反侵略阵线的核心”。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看来（甚至屡次宣称），这是制止凶残的万恶的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唯一妙法，也就是消灭战争的唯一途径。如果有人敢于怀疑或甚而批评这种主张，那就是法西斯的走狗、希特勒的代理人。
其实，无论是德意日或英法美，都是属于同一范畴，是一样性质的国家。前者之所以特别表示要向外“侵略”，仅仅因为它们所占有的殖民地已被剥夺（如德）或是太少（如意日）。而后者之所以需要“和平”，只因为所占领的殖民地太多（如英法）或本国的富源与市场较大（如美），而且到了和平无法维持时，还是不惜决然采取战争手段的。至于所谓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仅仅是现代帝国主义这个徽章的两面花纹。自然，“法西斯主义”这一面，比起“民主主义”那一面来要狰狞凶恶得多，要残酷可怕得多，但这不过是帝国主义之一种最露骨的最痉挛的表现而已。把“法西斯”的帝国主义与“民主的”帝国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并领导民众无条件地去拥护后者，而反对前者，那就无异于替后者服务。至于说“和平阵线”可以制止“侵略阵线”，可以“消灭战争”，那更是在民众中散布幻想，让他们当战争真正到来时，张皇失措，听任帝国主义去驱使，去牺牲。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党徒们几年来都诅咒此种见解为“离经叛道”，为污蔑他们所倡导的神圣的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为替法西斯主义，替刽子手希特勒，莫索里尼及日帝作辩护。正因为如此，他们曾骂抱持此种见解的人们为“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为“汉奸”。
但是结果呢？不但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是一阵幻想，是一个骗局，而且发明和力倡这种阵线的克里姆林宫主人首先就脱离了这个阵线，抛弃了这个阵线，而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卽走到与法西斯阵线、侵略阵线的创始人，“刽子手”、“强盗”（这些字眼，都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以前所加于希特勒的）握手了，就是说完全滚到法西斯阵线、侵略阵线的泥坑中去了。“德苏协定”，就是铁一般的证据。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克里姆林宫这位新盟友的帮助，希特勒便乘机实行“侵略”了，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因此爆发了！
在另一方面，张伯伦和达拉第，这两个被克里姆林宫徒党们近年来诅咒为对侵略阵线的“屈服者”，民主阵线的“叛徒”，现在却“坚决地”站在“民主阵线”上实行反抗起希特勒的“侵略”来了！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特别是法国的多莱士和英国的巴利特们怎么样了呢？他们除了在昏乱中（未得到莫斯科的命令）会一度表示拥护达拉第和张伯伦的“民主阵线”以反对希特勒的“侵略”外，随即便在莫斯科的指使之下一跳而转到同情希特勒（赞成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去了。这样，克里姆林宫几年来所倡导的所坚持的阵线论，现在所余下来的只有一个“阴影”，而且拖这个阴影走的还不是克里姆林的党徒，而是张伯伦、达拉第，特别是莱翁·卜伦和阿特里、格林武等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徒。这些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叛卖社会主义一切原则，叛卖无产阶级全部利益，一直转到狭隘爱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徒。
这些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用尽全力以绞杀本国一切工人革命运动，替资产者维持和平秩序的社会民主党徒，现在在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指导下来拥护战争，来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来保卫他们的“祖国”，是无足深责的。因为他们不过是依照他们的历史传统，实行他们在思想上在政治上一贯的逻辑而已。不待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是极端卑鄙的罪恶的，是替帝国主义者们的污浊利益服务的，但他们比之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还要言行一致得多，前后一贯得多。克里姆林宫的党徒们，曾经有一时期称他们为“社会法西斯特”，随后又拉他们建立反法西斯阵线，但还埋怨他们（特别对于阿特里、格林武等）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态度尚不坚决，现在他们是“坚决”起来了，“行动”起来了（如格林武在议会上所表示的：“世人须知，英国工党此种反侵略之态度，实为不可动摇”），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呢？他们一转移间却站到了法西斯方面，而替希特勒大作其义务律师！历史如果是公道的话，将来大概不致把社会民主党的评价放到克里姆林宫党之下吧？
希特勒的帮凶与律师
现在只要对于真理稍微具有一点良心和对于事实不闭着眠睛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次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进攻波兰，主要是由于从“德苏协定”取得了莫斯科的援助；而希特勒之所以能于短期内摧毁了波兰的抵抗カ，得以占领波兰大部份的土地，主要也是由于苏联的出兵，与之东西夹攻。这一事实，这一真理，便证明了以前把希特勒当作死敌的人，现在竟成了希特勒的帮凶。
不错，希特勒对于助他支解波兰的帮手，也“慷慨”地酬谢了一部份土地，但这部份土地比起希特勒所攫取来的真是“不毛之地”，何况在希特勒的心中还不过是暂时让克里姆林宫保管一下而已。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都认此为苏联的伟大收获，无上胜利：“苏联的地位从此巩固起来了”，甚至于说：“战争的范围由此缩小了，和平有着保障了，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劳苦大众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联系了”（见《欧洲战争与中国》一书中的大意）。人们在这里所表现的荒谬与欺骗，比起以前的阵线论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实际上，苏联这次进兵波兰，与希特勒共同瓜分波兰，虽然分得了“一杯羹”，甚至因此而扩展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小国中的势力范围，然而这却是以十月革命的全部精神遗产，以苏联在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面前的整个信誉，特别是以红军的整个传统声望作代价的。以前，当苏联企图指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以图改造资本主义世界时，人们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自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恶毒的污蔑；可是，自从史大林这次与希特勒携手共同瓜分波兰之后，帝国主义的头衔对于苏联就很难解脱了。虽然苏联的经济基础，主要的生产机关，还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上层建筑，克里姆林宫的邦拉巴特主义，却已显然走到了帝国主义的边际，在对波兰的军事行动上已显然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与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绝对不可调和的。现时在克里姆林中久已形成的邦拉巴特主义头上冒出来的帝国主义倾向，对于邦拉巴特主义者的“权威”或者暂时有所增进，但对于整个苏联的内外矛盾，苏联的危机，将必然剧烈地发展起来。这次战争如果继续下去，苏联如果不在战争中获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帮助，将来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它将不可免地成为这次战争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又无条件地追随着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之后呼吁“和平”。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纯粹是一种烟幕。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喉舌（《消息报》）却认为“该建议实为谈判和平之基础”。并且说：“任何人苟拒绝德国和平建议，即当担负战争延续，从而战争之巨大牺牲及毁灭之责任”（见本月九日美联社所传莫斯科消息报社论）。这种论调，与戈林的机关报所宣传的简直毫无二致。在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看来，好像希特勒之进攻波兰，破坏和平，发动战争，对于此次战争都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只有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才应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尤其荒谬的是，他们竟认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可以造成真正的和平。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末所说的话：“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那末，现在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和平”（这主要也是对考茨基等之响应威廉第二的和平建议所发之种种议论而言）。他们更加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以前所说“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威胁现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我们的国际通，克里姆林宫的拥护者胡愈之，甚至到最近还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公论丛书第九集三三五页），“纳粹主义不打倒，真正和平便永无实现之可能”。尤其奇怪的是：《消息报》的记者竟至于站在与他们以前的立场完全相反的方面替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作辩护。我们且把该报记者的辩护妙文抄录一段下来看吧：
“据称英法目前作战之根本唯一目的为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因该思想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发生战争之唯一原因，此种论调当然系英法官方立场之反映（但实际是从莫斯科抄来的——南冠）。然吾人其能昧然加以接受，作为继续战争之理由乎？曰否。夫任何人对于任何思想，自有其拥护或反对之权利，但苟因某某人反对某种思想而即用为屠杀人类之理由，则其荒谬与无意识，与中世纪时代屠杀异端之宗教战争又何以异？对于希特勒主义或任何政治主张，世人自有尊重或憎恶之权，这是一个嗜好的问题；然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之战争，实为政治上的大错”（见上引美联社电讯）。
这一段话所包含的理论上的异常荒谬，姑且不论，即就其替希特勒主义辩护，算是无微不至，这是戈倍尔所万万办不到的。但只问一句：这段话与他们从一九三三年起直至最近大战为止，凡对于反法西斯主义所发表的一切理论一切宣言，一切论文与口号，怎能获得调和呢？“出尔反尔”，竟然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莫斯科真不愧为全世界诡辩的中心！
最有趣的是，莫斯科的诡辩很快就影响到了法国的多莱士党。这个党的领袖们昨天还宣称愿保卫祖国，愿拥护政府对德宣战，愿站在前线反对希特勒的侵略到底，而今天却突然向国会议长赫里欧请求讨论希特勒的和平提议，主张立刻停止战争。无怪乎达拉第“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各领袖曩日对于希特勒及德国军队诅咒不已，固矣。但自布尔塞维克主义与国社主义携手合作之后，此辈即转变态度，而对彼‘背弃和平者’表示赞助，此实难予容忍”（见达氏答复希特勒宣言）。达拉第在这样的理由下，于是把法国共产党实行解散了，并逮捕了其领袖四十余人我们。但“罪名”却是“希特勒的代理人”，不知多莱士们对于此种罪名将何以自解！？但无论如何，这里已表明作莫斯科应声虫的黄金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国际党的解体及其原因
“战争虽然要引起各种的凄惨和灾难，但它也给予多少巨大的利益：它无情地揭破、暴露和破坏人类的组织中许多腐败的、陈旧的、死烂的东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的欧战也开始给了人类一种确实的利益：它指给了文明各国的先进阶级看，在他的党内已成熟了一种可恶的腐烂的毒疮，而且发着难堪的死尸的臭气”。这是列宁论“第二国际的破产”时所指出的真理。这个真理，在这次方才开始的大战中更迅速地获得了充分的证明。但异常不幸，这里所证明的已不是第二国际，而正是列宁自己所手创的这个国际——第三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内部，特别是其领导层，虽然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倾向，但表面上，尤其在斯都加特决议案和巴塞尔宣言的表现上，还有坚持国际主义，坚持以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主张。所谓它的破产，正在于当帝国主义战争真正到来时，它的绝大多数的领袖们完全放弃了以前决议案和宣言上的主张，而干脆地投到资产阶级的怀里去了。他们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阶级合作，服从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代替了阶级斗争，代替了向资产阶级的革命进攻；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充当欺骗工人的工具，代替了毁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建立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总而言之，是以国内和平代替了国内战争。
至于第三国际的破产，却远在这次大战发生之前，远在一九三三年初叛卖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自从那时起，就指导世界各国革命的意义说来，第三国际不但精神上已不复存在，就是形式上也失掉了其独立存在的作用，它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外交政策之一个传声机关而已。因而这个国际的各国支部，也就降落为同一外交政策的啦啦队、叫好团。至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自其发明“一国社会主义”的高明学说之后，即逐渐地将列宁领导世界革命的一切原理、一切政策视为毒物，惟恐除之不尽，洗之不清。所以他在国内的主要工作是以希特勒与日本奸细的名义铲除了所有创造十月革命的一代老布尔塞维克；而对外的工作则用尽种种方法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分工合作绞杀一切革命运动；随后又发明阵线论替民主的帝国主义大肆吹嘘；最后则干脆地投降了希特勒，帮助他掀起了大战，且以帝国主义的手段同他瓜分了波兰，并进而命令各国的党徒替希特勒主义作辩护。在这种情形底下，于是久已破产的第三国际，久已死亡的第三国际各国支部，便一下解体了，连死尸也不复存在了。
现在法国的多莱士党就是一个最最标准的例子。其上层的一部份领袖（也许加香就是主要领袖之一）与绝大多数群众已自动脱离该党而变成了“保卫祖国派”。另一部份领袖，如多莱士等，则因为其生活一向受克里姆林的支持，不得不仍旧跟随他们的主人。而其少数的左倾份子则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向革命的国际新党方面走。此种同样的情形，在欧洲其他各国内部或速或缓地在进行中。不过在美国的是一个例外。就是在那里的勃罗达党，于接到德苏协定，特别是苏军攻波的消息之后，立刻发生了左倾分化的巨潮。从这些不很详细的事实表现看来，第三国际的解体已是毫无疑义的了，往后发展的事实更将要替这个判断作证明的。
但代第二国际而起的第三国际，何以竟然走到这样破产和解体的地步呢？为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必得把第二国际的破产根源来回忆一下。据列宁说，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由于它从国际革命主义走上了社会狭隘爱国主义。而“社会狭隘爱国主义乃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至于机会主义的根源，也就是社会狭隘爱国主义的根源，乃是帝国主义在和平发展时期中用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贿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和工人贵族。正因为如此，他们便“变成为资本主义的警犬，变成工人运动的破坏者”（列宁）。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在资产阶级的危急关头，不能不采用社会狭隘爱国主义去笼络工人，去欺骗工人替资产阶级的利益作牺牲。如果第二国际破产的根源是当时的机会主义（以倍因斯坦主义为代表），则第三国际的破产根源便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主义乃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之变种。但其经济基础不在于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而在于苏联官僚层对其本国工农阶级的“超额榨取”。至于官僚层之所以能够形成及其所以无忌惮地榨取工农者，又是由于苏联工农大众的消沉——而这种消沉状态乃是由于俄国工农经过长期战争及内战的痛苦和对于战后世界革命不断失败的失望所造成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国外革命的胜利来加以改变，在本国内不可免地要发展成为邦拉巴特主义。邦拉巴特主义达到顶点，就必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要冒出帝国主义的倾向来；在国外，它又不可免地要与社会狭隘爱国主义合流。因此它无论对于民主的帝国主义或法西斯的帝国主义，都是可以在一条战线上合作的。合作的结果，特别是与法西斯帝国主义合作的结果，第三国际当然只有最后走上解体之一途。在这一点上，它同第二国际因其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与其各自的帝国主义者合作而破产，而分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反战的工具
当一九一四年八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投票赞成威廉第二政府的战争预算时，卢森堡即宣称：“第二国际已经变成死尸了！”当列宁听到并已证实上述消息为真确时，也不约而同地喊出：“第二国际死亡了”！他并且由此得结论说：“现在的问题是在创造新的国际党”，真正的革命领导。但要创造新国际，便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欺骗，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们的欺骗作不可调和的斗争。列宁在上次大战的整个时期中，尤其是初期，即以全力进行了这种斗争。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工人阶级得以逐渐地从帝国主义者及其佣仆第二国际影响下脱离出来，而走上了十月革命。
早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第三国际的创立者之一，叙述到第二次大战的迫近时，即曾经着重地指出：“反对战争的斗争，首先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工具——党。现在无论在各国内和国际上，一个党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党必须在整个过去的经验——包括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经验——上创造出来”。在一九三四年时，世界上确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党，可是现在这样的党已经成立起来了，那就是去年九月在瑞士召集的大会上成立的。他的名字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党”。它在成立的那天即发表了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这宣言早已指出了关于战争的各种欺骗，揭露了各种烟幕。它的结论是：
“在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义大战的不懈的阶级斗争中联合起来！
“为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君政治中联合起来！
“在唯一正义的和神圣的——在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反对他们在工人阶级里面的无耻的代理人的战争中联合起来！”
以上的结论对于我们现在还是极生动的。因为这正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提出之那个著名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通俗解释。这是揭穿对于目前大战的各种烟幕之最有效的武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六日 |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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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作者：南冠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李星按：本文谈论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发表于1939年。这是一篇很经典的20-30年代老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分析，“领导层”叛卖，于是革命失败了，“布尔什维克遵守了原则”，于是革命成功了。现在有了新的革命领导，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向前吧！
这个分析框架的缺陷及其缘由，近年来，在一定的范围内，正被讨论中。这里就不说了。
值得指出一点：作者说一战后欧洲成立了一批“人工国家”，也即是今天人们视为理所当然存在的那些东欧、东南欧国家。那么，这些国家是否“不应该”出现？从工人阶级的角度说，当社会革命已经是现实的可能，新的民族国家，只是现有秩序的不断条块分割而已。
另有一个有趣的点：本文谈到日美战争的必然性。最近几十年，社会文化和社会舆论中有大量关于1941年日本为何要对美开战，不开战会如何如何的议论。但在1939年，一个呆在上海出租屋写文章的托派活动者，都知道日美要打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日美要打了……
那些关于“日本再明智一点”就如何如何的所谓架空，反映的，是极力维护现状的强大社会意识，这正是最近40年人类社会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现在已由希特勒的魔手揭开了！
惊慌，恐惧，忧虑——的氛围，笼罩了整个大地。差不多每个人都带着不安和焦急的心情去想或问：战争的前途究竟怎样？今后怎么办呢？！
要想正确地解答这些问题，历史是最可靠的顾问。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
当着大战（一九一四——一八年）开始的时候，敌对的双方都竞相宣传：战争为的是「保卫祖国，文明，自由与正义等等」。但实际上却只是为了「重新分割世界」，为了抢夺对方的殖民地，为了宰制弱小国家。换一句话来说，只是两大强盗集团间为了分赃不均而引起的一场大厮杀。而这种大厮杀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品。
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垄断就代替了自由竞争。新狄加，加特尔与托辣斯支配了全部的产业界，而高踞于这产业界之顶上发号施令的，乃是银行资本，财政寡头。这里表明现代的生产力已远超过了民族国家的狭小圈子。因此，向外攫取商品和原料市场，特别是投资市场，便成为维持资本主义生存之最迫切的最基本的政策了。
可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面积是有限的，以有限的面积当然不能满足帝国主义无穷的欲望。于是列强中间争夺市场和殖民地的冲突，便有如波涛相逐，前仆后起——一九一四年前几十年内的全部世界经济和外交史，都是充满了这类冲突的纪载。经过多次冲突的结果，各列强便根据相互间的利害关系而逐渐形成了两大互相敌对的阵营：「三国同盟」（德奥意）与「三国协约」（英法俄）。
一方面，以英国为领袖，几乎霸占了全世界的一切市场，一切殖民地，并且坚决地不许他人染指；而另方面，拥有庞大的最进步的生产力的德国，却深深陷入殖民地的饥饿之中，因而只得用全力从事军备，企图以此冲破现状，达到世界重分。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在这两大资本巨头的相互争霸之下，除了实行用武力来解决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所以结果，空前的大屠杀的惨剧，终于在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出来了！
大屠杀经过四年又四个月，结果是英国所领导的集团最后地将德国集团击败了。他们在奏凯声中，在凡尔塞的「和会」中，瓜分了德奥土耳其的许多领土及其一切殖民地，支解了奥匈帝国，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没收了它们的交通工具（如德国的轮船及火车头等），最后并将天文学上的赔款数字加在战败国的民众头上……。这样，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确然是「光荣地胜利」了！可是在人民方面的情形究竟是怎样呢？
事实告诉我们：在战争中，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所死伤的人口达三千万以上；所损失的金钱和财产超过三千五百万万元；上千万的孩子们失掉了父亲；无数的建筑尽成灰烬，无数的田园沦为丘壑；至于几万万人口之经过长期的饥寒交迫的苦痛，那更其是余事了。然而这一切，都是在「保卫祖国，文明，自由与正义」的美名之下所完成起来的呵！
但是，像这样的大屠杀，这样的惨剧，这样的灾祸，果真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吗？站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诚然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站在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的观点上，避免是完全可能的，至少是可以转变的。怎样避免或转变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全世界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以暴力答覆暴力，以革命答覆战争的手段去解除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武装，建立自己的权力，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撤废民族国家的藩篱，让生产力从替少数资本魔王和财政寡头的利润的奴役下解脱出来，转到为全人类社会服务的坦途上去——这本是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历史任务（这任务曾为许多党纲、决议和宣言所规定）。但异常不幸，这个国际绝大多数的领袖们，从德国的谢德曼，叔德昆，考茨基，奥国的鲍威尔，法国的格德，英国的享德曼直到俄国的蒲列哈诺夫，波特列索夫等等，不但在战前既从未认真地企图执行这一任务，而且在战争发生后更以全力公开破坏了这个任务。
当战争一旦发生时，依社会民主党的历次决议和宣言（如斯都加特大会的决议案及巴塞尔宣言等），是应当准备以革命去结束战争，以国内战争去转变帝国主义战争的。可是那些机会主义的领袖们却公然背叛了马恩的教训，背叛了以前一切堂皇的决议和宣言，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国内和平代替了国内战争，在「保卫祖国」的口号之下，同资产阶级一道把劳苦大众骗上杀场，无条件地去充当炮灰。甚至当劳苦大众从战争的苦痛中觉醒过来反对战争，进行革命的时候，这班领袖们还要尽力去加以抑制，破坏，最后并把群众自动取得的权利也还给资产阶级（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德奥革命），直到使之重新安渡着资本的奴隶生活而后已。
我们姑且不说大战前，即在战争发生之后，如果德奥英法意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能采取比较正确的政策去对付战争，我们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也许欧洲的社会主义联邦早已成为历史的事实了。这从俄国的布尔塞维克领导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布尔塞维克与一切机会主义者，一切社会狭隘爱国主义者之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遵守了巴塞尔的宣言，在大战中提出了并实行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因此将无产阶级提上了政权。
由此，我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便获得了几个最基本的教训：（一）战争只是帝国主义为了重分世界，其一切悲惨的后果必然落在人民大众的头上，如果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二）避免战争的唯一方法，只有全世界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实行联合，用革命的手段去摧毁资本帝国主义统治，走向社会主义；（三）当战争爆发时，实行「国内战争」是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痛苦的唯一途径；（四）战争必然产生革命，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是与一切机会主义者，一切社会狭隘爱国主义者实行决裂，并与之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五）在战争中，如果革命不获得全般的胜利，而只是某一派帝国主义获得胜利，新的大战就不可免地要重新到来，人类也不可免的要遭到新的屠杀。
战后的两个路向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两个路向排列在全体人民的面前：一个为凡尔塞和约所准备，另一个是俄国十月革命所指示的。前者是走向更大规模的新的战争，而后者则企图掘毁这个大战的基础。
凡尔塞和约及由此所产生的国际联盟（以英法为领袖），都从四面八方收集材料，替未来的大战敷设轨道：一方面，既以凶残的魔手将由战争所产生的革命火焰逐渐加以窒息，并把战败国与战胜国隔离起来，剥夺其一切生存发展的条件（尤其是对于德奥），并在东欧，中欧和南欧人工地建立了许多「民族国家」（不如说是超民族国家，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包含有几个民族），使之互相对立，互相冲突，永远纠缠不清；而另一方面，则毫无限制地增高关税壁垒，割断世界的经济联系，使每个民族国家，尤其是缺乏殖民地的国家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日趋于死巷；此外就是以不断扩充军备来互相威胁，来保持「均衡」（所谓武装和平）。这一切都十分明显地表明所谓凡尔塞体系，只是在制造国际间的冲突，加紧新的大战的到来。那些形形色色的和平会议，军缩会议，关税会议以及世界经济会议等等，都不过是准备进行这个新的大战之掩护物，或因惧怕大战速发藉以权作绥卫而已。
与凡尔塞体系完全处于对立地位的，是由十月革命所造成的体系——苏俄与第三国际。这个体系，不但为世界革命，为消灭战争，在理论上及策略上建立了一般的正确路线，而且在实际上在组织上奠定了一个有力的基础。如果不是中途发生变化，它的胜利的前途是十分有把握的。但非常不幸，自从那个伟大的导师列宁逝世后，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官僚保守主义以及狭隘的爱国主义等，都在这个体系中重新抬起头来，并在克里姆林宫内攫取了无上的领导地位，逐渐地排除了老的一代布尔塞维克，因而不断的葬送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德国一九三三年的革命，以及最近西班牙的革命等等。这些革命中之每一个的胜利，都足以影响整个世界局势的转变。尤其是德国革命的胜利，立即可以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及其所准备的战争以无可抵抗的威胁。反过来说，正因为这些革命，也特别是德国革命的失败，让特别好战的法西斯主义在欧洲获得了凯旋，这不但替帝国主义战争消除了障碍，而且还给它树立了一个主要的营垒——希特勒的第三帝国。
最后，克里姆林宫更以和平阵线与侵略阵线或民主阵线与法西斯阵线的烟幕，将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准备的大战的实质，在全世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面前掩蔽起来，以便战争真正到来时叫他们手足无措，任听帝国主义者的摆弄。
至于战后整个的第二国际党，表面上还没有公开放弃社会主义的招牌，而实际上却已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凡尔塞体系的佣仆。它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务使欧洲每一个工人革命运动都归于失败，另方面则用各种各色的和平辞令。粉饰新的大战的进行。但不管在那一方面，它都是与克里姆林宫所领导的徒党分工合作的。
这样一来，凡尔塞体系，藉着克里姆林宫独裁者及第二国际之助，其所蓄意培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便完全成熟了！
历史的重演
历史现在正大开其玩笑，把一九一四年的悲剧，又向我们人类重演起来。
此刻欧洲所开始进行的大战，不但本质上完全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帝国主义强盗们为着重新分割世界的大火拼，甚至在形式上，在敌对阵营的主要角色上，也是一样（英与德的争霸），不过把威廉第二换上个希特勒而已。尤其有趣的是，莫索里尼竟然也采取了基沃利蒂（第一次大战初意国首相）的政策（当时莫氏极端反对这种政策），向他的同盟者宣布起「中立」来！此外还有无数的小国，特别是操有决定权的美国，也同在一九一四年一样，宣布了「中立」。最后是格林武同着巴利特，莱翁·卜伦同着多莱士，也和当年的享德曼，格德和山巴等一样，完全站在狭隘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宣言愿为他们的「祖国效忠」。
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吗？绝对不是，这只是表明了我们现在的世界，特别是欧洲，在某些基本点上又回到了一九一四年的局势。一方面是英法据有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一九一四年更多的殖民地，丝毫不肯放手；另方面从凡尔塞体系下挣脱出来并拥有高度生产力和强大军备的德国之需要殖民地，更比一九一四年来得迫切。在这样的情势底下，除了采用一九一四年的手段来解决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现在莫索里尼的意大利比基沃利蒂的意大利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军事方面强固得多。但由于它那军事上和薄弱的经济基础间之矛盾及其在地中海的不利地位，仍然迫使它在严重关头不能不采取「审慎」的态度，以便将来看风转舵。小国，特别是欧洲的小国，它们今天所宣布的「中立」，多半是到明天被迫加入战争之一道桥梁。美国今日的「中立」，其用意也大概与一九一四年无甚差别，为的是待时而动。不过美国心目中今日的对手，不是在柏林，而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格莱武和莱翁·卜伦们今番的举动，原是根据他们一贯的政治逻辑，旧调重弹，毫无足异。至于巴利特与多莱士现在仍然以「布尔塞维克」的名义来干狭隘爱国主义的勾当。这对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实在是一幅最恶毒的讽刺画！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表示出一种特异姿态的是苏联。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光辉的产品，现在又临到最后决定命运的关头了！如果按照苏联创立者的本意，它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不可调和的，它应当领导全世界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发动国内战争来结束这次战争。但现时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翁，早已把苏联当作了他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交易的筹码。昨天还在同他所认为和平阵线的朋友张伯伦讨价还价，今天却与他一向所诅咒的侵略阵线的魔王希特勒一下就成交了。虽然，苏联由此购得了一个「中立」的地位，可是它因此也就变成了这次战争的直接推动者（如果希特勒不得到史大林在东方的保障，他还是不敢立刻发动这次战争的）。而且只要战争继续发展下去，战争不受到革命的干涉，苏联的「中立」是没有任何保障的，无论战争的胜利属于何方，她所能得到的将是不可测量的灾祸。
至于日本，现在也宣布了「中立」。但它今日的「中立」与上次大战中的参战，其目的完全一致。它过去如果是用「参战」来抢劫中国，则现在却是企图以「中立」来保持它在中国所已攫得的赃品。不用说，日本的「中立」是英国所极欢迎的，因此企图为结束中日战争的英日东京谈判，很有在最近将来重新复活之可能。但最后决定问题的锁钥现在是握在美国手里。如果英日在互相让步之后，并进而以同样的「让步精神」向美国求得「谅解」，那我国就得首先成为这次大战之牺牲品；不过跟着中国牺牲而到来的将是日美的战争，也许日美战争就是这次战争史之最末一章吧？
战争的前途
战争现在还只算是打了一个开幕典礼。战争也像许多革命一样，在开幕时把过去的历史覆演一下，是不足为奇的。但如果战争继续发展下去，而且将不可免地要继续发展下去，则它的前途一定会发生无数的变化。未来的这些变化，我们现在虽不能一一加以预测也不必一一加以预测，但有几个主要倾向是可以估计的。
第一，这次大战如果任听其继续发展下去，其广度与深度都将远远超过上次大战。因而其对于物质的破坏，对于财富的损害，对于人命的牺牲，对于整个文明的威胁，也将比上次大战剧烈得多。
第二，战争如果不受到革命的干涉，不为革命所转变所结束，必然是一个集团战胜另一集团，并且失败的，大概是在希特勒方面。但胜利的英法要想保其原来的地位，要想获得像上次大战后的那种特权，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整个的欧洲将倒退若干年，全世界将受美国财政魔王的残酷支配，第三次世界大战又将在新的基础上被准备起来。
第三，如果大战发展到东方，日美战争成为事实，那时日本的命运不是蹈袭上次大战末的沙俄，就要追随霍享索伦的德国。最后，或许美国也将被他自己的胜利所吞没。
第四，但在另一方面，正由于这次大战之破坏力特别钜大，其可能加于人民大众的痛苦和牺牲将特别深刻，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之反战的革命运动，将跟着战争扩大，深入和延长的比例发展起来。起初大约是在失败的国家，随后将蔓延到胜利的国土乃至中立国方面去。到某一时期，革命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将交织成为最奇异的画面，类似一九一七——一八年的局势又将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
总而言之，这次的战争如果不为革命的胜利所结束，便必然是一个营垒击败另一个营垒，再替第三次世界大战留下基础。所以现在摆在全世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面前的问题是：革命是否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可能，以及怎样去准备和争取这一胜利。
如果单就目前的现状看来：就近十余年来因各国革命运动不断失败所造成的反动局势与群众的消沉状态看来；就第二和第三两国际之公然放弃国际主义，自愿为「保卫帝国主义的祖国」而叫工人去流血，这种可悲的现象看来；最后，从苏联之可怕的堕落看来——革命胜利的前途似乎不可过份乐观。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腐烂已达到了极点；人民大众的痛苦久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论是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都被事实证明无法解决当前的历史问题；广大的民众还停滞在消沉的状态里，但不满于现状和寻求出路的潜意识是在暗中生长，而这次战争的痛苦将更会助进这种生长；保卫祖国的毒素，虽在战争初期会在群众中占着支配地位，但随着由战争所必然产生的苦痛与牺牲之加深，将日渐消逝而形成一种完全相反的潮流；苏联的上层建筑已堕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腐朽程度，但它的下层基础还包含着异常宏大的革命活力，这力量一遇到机会，便大有可能重新抬起头来；两个旧国际虽是澈头澈尾地破产了，变成腐尸了，并正在妨碍活人的行动，但新的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已经建立起来了。它手头掌握有马恩列的全部遗产，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切经验，以及战后一切革命运动失败的教训——这一切的一切，不但足以证明革命将在战争的狂潮中挺起，而且还给它的胜利造就了最基本的条件。不过最后说来，一切问题将取决于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努力，尤其取决于其领导者的奋斗精神与正确指导。
「敌人在你们国内」（李卜克耐西），「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是全世界一切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今后在战争中活动的唯一的指南！
「反对一切调解阴谋」，「反对任何妥协运动」；「把抗战支持到底，把我们的抗战同全世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之反战的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我们民族解放的命运与整个热烈解放的命运有机地联系起来」，这便是我国民众今后奋斗的唯一路向！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把碌曼洛夫，霍享索伦及哈布斯堡三个王朝钉上了十字架，并将俄国布尔乔亚的统治放进了历史博物院，则我们相信：像这类的喜剧将有可能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更大规模地更生动地表演出来！
「严冬既届，春天当不在远！」这是我们对于现阶段历史的信条。
全世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勇敢，坚决，奋进，用革命去答覆战争！
一九三九，九月十日 |
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检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检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所谓新启蒙运动，自最近三年前被人提出后，曾有一个时期在某些刊物上颇出风头。即到最近，也还有人把它当作讨论或宣传的对象。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似乎同近年来其它的许多运动（如普罗文学运动，大众化运动等）一样，除了散播一些不高明的影响外，都成了无花果实，并且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就是提倡这些运动的人也销声匿迹了。这里证明中国某些智识份子，对于任何思想运动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是根据于一时的投机冲动，就是盲从某方的命令等因奉此而行事，一等到个人的私图达到了，或某方的命令停止了，于是「运动」也就随之而置诸高阁，不管原来的目的达到与否。我们为了彻底推进思想前进起见，对于过去的一切思想运动，尤其所谓左派或号称前进的思想运动，都不得不加以检讨，分析其社会根源，派系作用，以及对于群众的影响等等，以便藉此得出今后思想及社会运动的指南。站在这个观点上，我们现在来把所谓新启蒙运动加一番检讨，大概不是多余的吧！历史上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我们要想正确了解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必须把启蒙运动的历史来追溯一下。所谓启蒙运动，也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一样，决不是偶然发生或人工造成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代表一种新兴势力或新兴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欧洲先进国家的启蒙运动时期，就是17世纪至18世纪，其中以英法为代表。而这种运动的典型表现，也就是最彻底的表现，是法国。这种运动的社会根源，乃是当时正在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摆脱中世纪残余势力的束缚，而为其代表者即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已逐渐取得优势，但在政治上和一般的文化上还是居于被压制的地位——这情形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尖锐，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也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彻底。启蒙运动的策源地是英国。但英国因为经过1640-60年的大革命以及1688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取得了部份的权利，因而英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彻头彻尾是调和主义的。他们以提倡自由神论去代替独断的基督教，提倡个人主义的伦理说去代替绝对服从的伦理，在哲学上起初是二元论（洛克），随后则转到纯粹的唯心论或唯我论（柏克莱与休谟），在政治上则以君主立宪制度为满足。但在法国的情形则相反。法国的政治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其支柱就是当时贵族和僧侣两个极端反动的阶级。这两个阶级不但垄断了国家一切收入，一切政权，而且垄断了一切文化机关（如教会、学校及出版机关等），一切思想领域。凡是维护旧社会制度和反动阶级利益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学、艺术以及其它的思想风俗习惯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情形下，负有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使命并已在经济上取得相当优势的资产阶级，当然不能忍受，不能不根据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见解起而从事反抗。这种反抗运动表现于思想上，就是法兰西18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批评」。它确曾猛烈地尖刻地批评了当时的专制政治，愚昧的宗教，不平等的法律，贵族的艺术，反动的唯心哲学，农奴制度的残滓，以及一切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思想风俗习惯等，它批评的标准是「理性」。不用说站在这个理性背后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但在这个长期批评奋斗的过程中，却展开了并完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与无神论，卢骚的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都是那时启蒙运动之最高的产品。而1789-93年的大革命，乃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如果我们可以说法兰西的大革命是「武器的批评」，那末，它的启蒙运动就是「批评的武器」。所以启蒙运动在法国乃是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后来的大革命正是完全由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准备起来的。中国启蒙运动的意义「启蒙运动」既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解放运动，那末凡是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便或迟或早要发生这一运动，因此不但欧洲一切先进的国家都经过这样的运动，就是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等，也都曾经有过它们自己的启蒙运动。而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五四运动」。无疑地，五四运动的社会根源，在本质上是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一致的。我国虽然经过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但由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封建势力还是依旧保存着，并且加以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一切腐旧势力的狼狈为奸，致使我国民族无法前进，因而激起了新兴阶级的反抗。五四的启蒙运动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爆发出来的。这个运动的主要「武器」也是「批评」。它曾大胆地批评了当时军阀专横腐败，帝国主义的无理侵略；它批评一切迷信，一切传统，尤其对于旧礼教（以孔子为其代表，这略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施行了无情的攻击。它的口号是自由，解放，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极力提倡文字改革（白话文）。这个运动，在中国思想界确曾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学等等，都在「批评」面前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所谓新人生观，即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新科学新文学等，都成了当时一般智识界，特别是学生青年中间的口头禅。尤其在文字改革方面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如果说法兰西的启蒙运动是西方先进国家中的典型的启蒙运动，那末我们的五四运动便可以说是东方落后国家中的典型的启蒙运动。自然，我们的运动比起法兰西的运动来要肤浅而狭隘得多，因为它还没有深入到各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系统，就分裂了。就是说，其中的右派，因为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卑怯性和反动性，在很短期内就停止，甚至往后退了；而其中最前进最激烈的一派，则因为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本国新起的工人解放运动的启示，很快地便转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方面（《新青年》的转变，就带有象征的意义）。但正因为如此，也就表示了我们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特点：我们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间的联系性与不断性，换句话说，即表示了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即要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由此便预示了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必然要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五四启蒙运动中这种思想上的特征，到1925-27年的革命中即变成了行动上的特征。虽然这次革命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国际领导的错误），但它所给予中国未来革命的教训是异常之伟大而极可宝贵的。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干的什么运动？如果「旧」启蒙运动是代表布尔乔亚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末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是代表一个什么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呢？提倡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关于这一点，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点，却没有明白地指示出来。在陈伯达，张申甫和艾思奇等所解释的新启蒙运动，不过是「团结救亡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爱国运动」及「民主运动」等（见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杂谈》，张申甫的《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以及艾思奇的《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等文），这显然说的是一种超阶级的运动。但思想上的超阶级运动是没有的，凡表面上所说的「超阶级」，实际上往往是代表资产阶级。至于这些新启蒙运动家对于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也是开倒车的反动的。他们口头上都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和加深五四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和口号却比五四运动时代要倒退得多。例如陈伯达竟公开地说：「如果我们稍为涉猎一下过去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一些问题的提出，有时甚至比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更为无顾忌地激烈。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提出是很谨慎的」（见《读书》第三号）。所谓「谨慎」，就是对于现行的制度，现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或主义，不宜多作批评，而应尽量与之妥协。甚至对于「国粹」，对于孔子的「旧爱国说」，对于礼记上及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大同说」（见同上所引）都得加意「保存」，这就是说，即封建时代的「排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也得继承下来。张申甫更说：「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见《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彷佛「孔夫子」的封建反动思想对于我们的时代还大有益处似的。艾思奇也跟着说：「国难的紧迫，不容许我们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就把孔家店去作例子吧……我们……不必要彻头彻尾把它打倒」（见《文化食粮》第一卷第一期）。够了，够了，原来这班新启蒙运动家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不但主张投降布尔乔亚的思想，甚至还企图与旧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五四运动所坚决反对的）妥协调和，然而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布尔乔亚自己所努力干过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了，所谓新启蒙运动也者，不过是向一切旧势力旧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启蒙运动我国经过了「五四」运动和1925-27年的第二次革命运动后，一般的启蒙运动时期，即历史上所谓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早已过去了。换句话说，就启蒙运动这一字的严格意义或历史传统来说，这种运动在中国是再也不会有了。但如果我们不拘于启蒙运动的历史传统，而仅就启蒙运动是一个新兴阶级对一切反动思想的批评运动或思想解放运动来说，这样的运动还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现在，不但反动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权力和手段在压制和束缚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自居的人物或派系，也是不顾一切地压迫和钳制劳苦大众及革命者的头脑。人们用诡辩代替了辩证法，用伪造代替了事实，用造谣代替了宣传，用诬陷代替了争论，用妥协代替了斗争，用投降代替了革命，用邦拉巴特主义代替了普罗列达利特的狄克推多，并且把任何革命的悲惨失败都说成为最高指导者的领导之绝对正确，把一切对反动思想和反动政策的批评都指为奸细行为……总而言之，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最流行的技巧。这种思想界上的「中世纪主义」，这种被压迫阶级内部的「宗教法庭」，如果不用「批评的武器」予以严厉的彻底的清算，则我们对于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之「武器的批评」将永无希望。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以真理为标准，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来一个大胆的绝决的深刻的批评运动，实在是绝对需要的——如果批评是任何启蒙运动的最高表现，那我们就叫这种批评运动为新启蒙运动亦无不可——但人们近年来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如果新启蒙运动就是站在普罗列达利特观点上的批评运动，则我们不但对于任何的封建残余势力，任何的封建思想，任何侵略者的压迫与欺骗应予以严厉的抨击，就是对于一切布尔乔亚的反动制度和思想，也得采取不可调和的批评态度。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关于被压迫阶级内部的一切虚伪和毒害的思想，更应拿来放在「批评」的光线之下，予以透彻的揭露。在目前的国际范围内，须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横暴，反对侵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究竟谁是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帮凶，谁绞杀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帮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权；谁阉割了西班牙的革命势力，使弗兰哥获得最后胜利……；这一切都应受「批评」的检查。至于在现时的我国，团结人民大众以反抗当前的死敌，把抗战支持到底，更是天经地义。但对于敌人侵略我们的历史根源，我国当局过去及现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切设施，以及各种在野政派的主张和行动，也都得加以批评的揭发。但为了有效地顺利地进行批评运动，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内，一个党派或集团内，争取民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一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批评的武器」，乃是保证「武器的批评」之胜利的前提。我们希望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大胆地忠实地运用「批评的武器」吧！原载《动向》杂志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1939年7月25日出版 |
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彭述之（欧伯），1938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
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
彭述之（欧伯）1938年
目次
·序
·长期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
·日帝国主义最不利于长期战争
·中国能否支持长期抗战
·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
·结论
序
我们这次反抗日帝主义的抗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战争，也就是一个神圣的革命的战争。可是为要使这个战争不至于流产，为要使这个“神圣的战争”不至为“中途妥协”所污染，那就只有支持“长期抗战”，把抗战推行到底，一直达到我们这个民族获得最后的胜利，获得完全的解放为止，然后这个战争才能在全人类的解放斗争中占着“光荣”的一页。
但是要支持长期抗战，必需具备有适当的条件，否则，即令把抗战延长若干时间，仍然不能免于流产，仍然不免于为中途妥协所代替。所以现在摆在我们全体民众面前的唯一迫切的问题，不是应否长期抗战，而是怎样去支持长期抗战，怎样迅速地去造成长期抗战所必需之条件的问题。这个小册子就是为解答当前这个唯一迫切的问题而写的。著者相信：这个小册子已尽可能地把这个问题解答了。最后，我们希望这个小册子，不致成为历史上的预言文件，而能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
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
“长期抗战”或抗战到底——这一口号，现在已从各方面叫喊出来了。只要不是汉奸或准汉奸之流，大概没有人敢于公然反对的。
但是，究竟什么事长期抗战？尤其要怎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即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一直到现在，还很少有人（至少在公开的言论上）加以明确的解释和详尽的指示。人们在口头上叫喊长期抗战是容易的，即负责当局在宣言上允许长期抗战也是廉价的。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要正确地去理解它和怎样切实地去执行它。
长期抗战是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
我们要想正确地理解长期抗战所包含的意义，首先必须从相反的方面去加以检讨。大家知道，与长期抗战立于相反地位的是“中途妥协”。中途妥协实质上即等于“屈服投降”。而屈服投降便无异于踏上朝鲜的道路。
或者有人说（实际上已有许多人说过），“妥协”不一定就是“投降”，因为只要在“不损害我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原则之下”，是可以“妥协”的。如果敌人真能允许在“不损害我国领土和主权的原则之下”同我们“妥协”，即敌人自动地撤退其在华的一切武装力量，把已经占领的一切土地和权利交还我们，与我们重新订结平等的条约，那谁还反对这样的“妥协”呢？！可是，在现时设想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能有这样仁慈的“允许”的，不是疯子，就是骗子。
事实上，日帝国主义不久以前经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向我国当局所提出之所谓“议和条件”，已明显地暴露了他全部的贪欲和野心。该议和条件的“基本原则”，据日外相广田于一月二十二日在日本议会上所公开宣布出来的是：
（一）中国政府须放弃亲共及反对日“满”之政策，并对日“满”反共集团予以合作。
（二）设立非武装区域于必要地方，并在此项区域内创立特殊行政机关。
（三）中日“满”缔结经济协定。
（四）中国付必要之赔款于日本。
这里，第一条件是指加入所谓“反共同盟”，企图使中国在国内断绝以后一切的抗日运动；在国际上变成日帝国主义对抗他国的附属工具，并在将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单纯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做它绝对的牺牲品。第二条是指把整个的华北以及华中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如上海、南京、杭州、无锡、苏州、芜湖等都变成“非武装区域”，并“设立特殊的行政机关”（傀儡组织），即“满洲国”化。第三条是指整个的中国在经济上完全附属于日帝国主义，听其支配压榨（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官员认为“有使日本完全征服中国之可能”——见国民新闻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二十二日电）。第四条是指中国必须配唱巨量的款项，大概将以此名义夺取中国大部分的海关税，盐税，统税及其他税收等。
但据广田说，这四个条件还只是“议和条件的基本原则”，那么其详细条文当然要较此更加苛酷得多。然而这已明显地告诉了我们：日帝国主义不但要“损害我买过的领土和主权”，简直是把我们整个民族当作完全的被征服者看待了！如果我国接受了这样的“妥协”条件，那就无异于变成了朝鲜第二！！可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的近卫首相还在说：“在日本人眼光中，并无改变中国宗主权及领土完整权之事件”（见近卫在日议会上的演说词）哩！由此可见，凡是希望日帝国主义在“不损害我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原则之下”来同我们“妥协”的，不是疯子的幻想，就是迎合日帝国主义之汉奸的谎言了。
不错，从日帝国主义方面看来，“中途妥协”对于他是最有利的。因为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以最少的牺牲取得最多的赃物和逐渐蚕食主义。所以日帝国主义自始即没有准备对中国进行长期的战争，因为在长期战争中它因国内的与国际间的种种严重矛盾，很有自行消耗，自趋于崩溃之可能（这一层，我们在下面将要详加分析的）。它最近所喧嚷着的“长期战争”，实际上还是虚张声势，企图借此以压迫我国当局迅速向它屈膝，接受它所提出的苛酷条件而已。因为日帝国主义根据它过去的全部经验，已经认定我国当局是不会进行彻底的长期抗战的。它曾在“九一八”的进攻中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而占领了满洲；在“一二八”虽然遭遇了十九路军的意外抵抗，但终于压迫我国当局签订了“上海协定”，停止了战争；随后不久又轻易地攫取了整个的热河；并且继续不断地侵占了察哈尔的北部，逮立了冀东的傀儡组织，都未曾遭到我国方面的任何严重抵抗，而我国当局反而同它签订了所谓的“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等，以束缚自己的手足；……凡此一切，在日帝国主义看来，我国当局绝对没有抵抗它的决心，它前进一寸，我国当局一定会后退一尺的。这正是日帝国主义敢于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夺取我平津，制造虹桥事件而大举进攻我伤害之唯一原因。即在“八一三”事变发生，我们当局迫不得已而采取“应战”政策，实行军事抵抗之后，日帝国主义还以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局面，中国方面不久就要向它妥协投降的。所以它一方面，虽然动员全国的海陆空军猛烈地向我国各方面进攻，但同时还是不断地向我国当局提出“议和条件”，企图尽速中止战争。如当上海战争当未结束之时，日帝国主义看到我国当局派遣专使（蒋百里和陈公博）向德意活动，即放出“和平”空气拟出议和条件多条（曾见日本的某些报纸中），暗示我国当局自动地请求停战议和；当上海刚刚失陷后，议和的空气更为浓厚，日帝国主义经过德国大使陶德曼以缮就的正式议和条件提交我国当局，促其“反省”接受；至南京陷落后，它有经过同一陶德曼以所调四项“议和条件的基本原则”，用哀的美顿书的形式，强迫我国当局屈服。迄至我国当局见其所提条件过苛，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拒绝时（据民国新闻美联社汉口一月十七日电……今日某中国高级官员宣称，拒绝日本最近的条件，实为必须，否则中国军队之团结将被摧毁，国民政府将因此而倾覆……），日帝国主义才以“撤回承认中国国民政府”，并宣布“长期战争”来相恫吓。但骨子里日帝国主义并未曾放弃那绝对于它有利的“中途妥协”的政策。正如“德国外交界”所“认定，无论上星期中国之行动如何，及日本星期日之宣言怎样，和平谈判之门仍未关闭。今日彼等仍继续拉拢二国，彼等解释日本之宣言，反系对中国最后的警告”（见上引美联社同日的电）。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预言：日帝国主义前此所提出之四项条件，虽然被拒绝了，但在不久的将来它一定还要用种种威胁利诱的卑鄙恶毒的手段，再经过其他帝国主义向我国当局提出新的“议和条件”的。而且新的条件必然要比以前更为苛酷，因为日帝国主义在华的军事侵略愈加进展（事实上，现在比两个月前是更进展了），它的贪欲也必然愈加亢进，因而它所提出的条件也必然更加苛酷。
由上述的种种来看，“中途妥协”只是对于日帝国主义有利，为日帝国主义所特别追求的目的物，而对于我国反是“屈服投降”的别名，踏进“朝鲜第二”的一条门槛而已。如果我们不愿自甘堕落地区追随着朝鲜亡国的后尘，首先便必须斩断一切“妥协”的门径，组织一切“妥协”的企图。而斩断妥协门径组织妥协企图之最有效的方法，只有“长期抗战”。所以长期抗战的本身，即是切实制止任何中途妥协的一种有效手段。
从正面来说，所谓长期抗战，是将这次已在开始的反抗日帝国主义的单纯军事“应战”扩大成为全体革命民众的全面抗战，并使之进行到底，一直达到将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完全驱逐出境，把已经被侵占的一切土地和权利夺取回来，取消以前与日帝国主义所订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没收其在华的一切财产，以为赔偿我国历次被侵害的损失之费；最后，还要将其他帝国主义所加于我国的一切束缚（即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加以解除，以完成对外完全独立自主和对内民主统一的国家，踏上真正民族复兴的道路，也就是全体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民大众踏上真正解放的道路。总一句话说：长期抗战，一方面是阻止中途妥协的有效方法，同时也就是达到整个民族彻底解放之一种唯一的手段。像一般庸俗者流，把长期抗战单照字面解释成为将抗战时期加以若干延长的意思，这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不把长期抗战看做达到整个民族彻底解放的一种唯一手段，即令把抗战的时间相当地延长，终于不可免地要同敌人“妥协”。妥协的结果，仍然是屈服投降，仍然要陷整个民族于极悲惨的境地，最后还是适合了我们的死敌日帝国主义的要求。所以从我们整个民族解放的观点上看来，中途妥协是自杀，只有长期抗战才是唯一的出路。
日帝国主义最不利于长期战争
但从日帝国主义方说来，长期战争却是最不利的。这在表面看来，似乎难于了解。因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日帝国主义都较我国远为优越。但我们如果将日帝国主义国内的矛盾和其国际关系稍微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长期战争对于日帝国主义的危险来。
第一，从经济方面说，日帝国主义是绝不宜于延长战争的。如果战争一拖延，他绝大部分的生产将被耗费于军事工业方面，而对于人民的日用消费品将减少至最低限度。结果，不但人民将要极端感受日用品的缺乏和昂贵，而且对外贸易将日见恶化，入超将继长增高，日本所保有的少数现金将完全流到外国去。这一方面使日本的对外贸易发生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对外贸易在战争时期必须以现金来支付），同时将给日本的通货以致命的打击。（自然，日本也许为挽救这种前途而举行外债，然而这是很少可能的。因为日本的同盟国如德意，其本身就是缺乏现金的国家，没有放债的力量，英美法虽然有这种力量，但因为与日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冲突，绝对不愿以巨款借给日本而助长其侵略的。）如果日本的对外贸易出超到某种程度，现金向外国流尽，而对华的战费又不断增加（现在不到半年已用去二十六万万元，如果再支持一年，则此项战费将增至八十万万元，与以前的赤字公债合起来，将近二百万万元，这是日本的财力绝难担负的），日本的通货必然不断地膨胀，将与欧战后一九二一——二三年德国的马克一样，这将使它国内全部的商业，借贷和薪金支付等关系发生空前的混乱，即全部的经济财政和人民日常生活发生根本的动摇，——这样一来，日帝国主义不但不能支持战争，而国内的社会基础也就动摇起来了。
第二，日本的经济财政一旦发生根本动摇，全体人民的生活必将陷于极端困苦的境地。首先就是工农阶级将感到对华的侵略战争没有出路。本来，日本的工人和农民在平时对于资本家地主和财阀的剥削与压迫，已深感不满，他们的生活已困苦不堪。日本工人的工作时间平均都在十一小时以上，而所得的工资不及美国工人八分之一。这便是日本近年来劳资纠纷和罢工数目之所以不断增长的根因。至于农民方面，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更是重重叠叠。日本农民的地租，平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而租地的农民占百分之四五.八三（据大正十四年的统计）。此外，各种杂税（如地税附加税，门口税及房屋税等）合计起来又占农民全体收入百分之五六.一（据昭和四年统计）。但日本农民最感痛苦的还是高利贷。日本全体农民的贷款，据专家的统计，至少有五十万万元（据苏联真理报的估计是七十万万元），这就是说，平均每一户农民的负债将近千元，而利息大多数又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因此，日本农民的痛苦和不满与日俱增，而形成了乡村的种种不安，引起了日本全社会的严重注意。因此农民问题常成了日本近年来历届内阁最难应付的棘手问题之一。如果工农的生活因战争延长而愈趋恶化，直至压迫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将不可免地在要求面包，和平和土地等口号之下暴动起来。这正是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工农阶级所曾演过的戏剧。
第三，战争如果不断地延长下去，不但工农阶级会“铤而走险”，就是一般城市和乡村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如各种组织机关的职员，中小学教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政府机关的中下级人员等）也会被迫而走上冒险之一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平时因收入低微和职业没有保障，已多感不满。如果战争延长到某种程度，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财政破产，各种职业机关，教育机关乃至政府机关，势必至于不是裁员，就要减薪；同时又加以生活品的极端缺乏和物质的极端昂贵，结果一般小资产阶级必然弄到无以为生；在另一方面，他们中间的壮年男子们又不断地被逼迫到前敌上去参战，去忍受种种痛苦，去伤残他们的身体，断送他们的生命。——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一定会迫着小资产阶级的份子抛弃爱国主义的幻想而走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一方面来。不但小资产阶级如此，即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亦有可能转入反军阀和反战争的方面。因为在长期战争中能获得利益的只是少数的资本家，如大财阀，特别是军事工业家。其他如中小工业家，中小银行家以及在国外和国内经营商业的大部分中小商人，都会因长期战争而破产或缩小营业，而遭到难以恢复的损失。现时日本民政党和政友会一部分党人之不满于军阀的横行，惧怕战争延长，即是代表上述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倾向。
第四，日帝国主义对于朝鲜和台湾等殖民地之穷凶极恶的剥削与压迫，久已在朝鲜和台湾人民里面种下了深刻的仇恨和报复心理。而日帝国主义在长期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又必然要用各种残酷的手段去榨取朝鲜和台湾人民的金钱以补充它的战费，并不断强迫朝鲜和台湾人民到中国前敌上来充当牺牲品，这便很有可能在朝鲜和台湾人民中扇起反抗日帝国主义的火焰了。如果中国人民方面能坚持抗战到底，不但能引起他们的同情，更能预示他们以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方面和手段。在我们的东北三省和热河方面，根据过去那些地方义勇军之艰苦斗争的经验，更能给日帝国主义的长期战争以不可克服的障碍。
第五，日帝国主义派遣到我国侵略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其本国人民中直接征调出来，一部分则由朝鲜满洲等地抽调而来。前者在初期的战争阶段，由于极端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蒙蔽，以及军纪的束缚，或能忍受牺牲。但一到战争延长至某种程度，他们只能看到牺牲与痛苦，看不见一点爱国主义的利益，反而听到国内人民的痛苦日益增剧，他们的父母妻子和儿女等无法生活下去，到了这时，他们的爱国主义将逐渐幻灭，要求和平，停止战争的思想将在他们的头脑中逐渐生长起来——这种思想发展到某种程度，可以变成日本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重要武器。这是欧战末期俄德奥等国的经验所证实了的。至于由朝鲜和满洲人民中抽出来的军队，完全是出于强迫，他们内心里已充满了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情绪，在前敌上更容易发生叛变。
第六，目前的国际局势，直到此刻为止，我们完全承认，对于日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还是极有利的。因为在中国问题上，最感切身利害而又具有相当实力可以干涉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是英美和苏联，但这三个国家因种种复杂关系既不能联合更不能单独行动。英国因西班牙的内战及“德意轴心”的威胁，特别是意大利夺取阿比西尼亚后，对于它在地中海及到东方航路的威胁，以及它同美国在美洲澳洲乃至全世界各方面的利害冲突，迫使它不能以全力来阻止日本在中国的横行。美国在“一二八”时虽极愿与英国联合以强力干涉日本（见史汀生向英国所提出的牒文），但卒为英国所拒绝，故从此以后亦采取了极端消极的态度。至于苏联，自从放弃世界革命的政策（援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战争亦在内）之后，一方面因国内的矛盾日益加剧（年来屡次所发生的大规模党狱之屠杀，即是这种矛盾之最尖锐的表现），同时又深惧西方德国方面的进攻，所以对于日帝国主义更不敢采取强硬态度，只有不断地退让（如出售中东铁路以及最近听任日本强占黑龙江中之小岛等）。一方面，英美和苏联既不能联合或单独以干涉日本；另方面德意两国反为之遥为声援（即牵制英国和苏联的行动），这便在国际局势上造成了日帝国主义毫无忌惮地进攻中国的千载一时的机会了。然而这种有利于日帝国主义进攻的局势，是不会长期如此的，会发生变化的。只要我国将抗战长期支持下去，新的国际局势就会展开出来。首先是英日间的矛盾将达到破裂的程度。日本势力在中国无止境地前进，由华北，华中而华南，已然过分地侵犯了英帝国主义的在华权利，几使它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时英国虽不愿以武力来直接干涉日本，但在各方面间接给日本以某种打击和阻碍（如放任印度澳洲及本国人民抵制日货，拒绝购买军火和借债于日本，并以相当财力和军火支持中国的抗战等）是必然的，而且事实上已然如此。这种情形如长久下去，很有使英日发生直接武装冲突之可能。如果日本为阻止英国的香港运输军火入中国，而公布“对华宣战”以封锁中国全部的海岸，甚至直接向广东进攻，——到了这时，英日的武装冲突，就很难避免了。固然，最后决定英国态度的，还要看欧洲局势的发展如何。欧洲未来发展的情形，此时虽然不能确定，但冲突——战争——是必然要到来的，而且为期当不在远。英国的政策固然在保持和平延缓战争的到来，但到了战争绝对无可避免和绝对不能延缓时，它将立刻采取决定的态度，立刻行动起来（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便是如此）。如果英国对日本的态度一经决定，苏联是会跟着英国走的。美国也许在较长久的期间内还采取观望态度，但最后说来，它作战的目标必然是日本。如果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尖锐化，英美对于它的态度也必然会强硬起来，苏联也将亦步亦趋地追随在英美后面给日本以威胁。在日本方面虽然有所谓反共同盟的德意为之声援，但这两个国家的势力尚跳不出欧洲的范围。何况这个同盟中的意国是靠不住，随时可以背叛的（它在一九一四年曾经干过这样的背叛）。自然，我们上面这些推论，其中包含有许多未定的因素，将来可以因客观情形的转变而发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局势。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完全确定的。那就是日帝国主义现时所处之最有利的国际地位，在长期战争中一定逐渐变成不利。
上述的六点，不过是日帝国主义在长期战争中可能发生或不可免地要遭遇到的最主要的困难和危险。此外，不利于它的地方还有很多。但我们单就上列的几点看来，只要我国将抗战坚决地支持下去，无限制地延长，日帝国主义未来的命运是可以预决的了。日帝国主义的基础及其全部的上部结构，都是最脆弱的。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罗斯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最弱之一环，那么，我们很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也是现今世界资本帝国主义中最弱的一环。
日本的资本主义，同俄国的一样，是在封建势力的卵翼之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在经济上，日本的资本主义是迅速地发展了，无论在哪方面都占着支配的地位；但在政治上，整个的日本至今还在封建势力统治之下。日本在表面上虽采取了欧美的民主主义的议会制度，采取了政党负责的内阁制度，但在实际上，日本的议会和内阁，始终没有能摆脱军阀的附属地位，这就是说，日本的资本主义始终没有摆脱亚洲式的野蛮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羁绊。这自然史由于日本的特殊环境所造成的。大家都知道，日本之走向资本主义，不是经过革命，而是经过改良的道路，即所谓封建势力“自动改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日本的封建势力始终在政治上，甚至经济上，都握着国家的支配枢纽。尤其是因为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在封建军阀所领导的对外的几次战争（日中战争及日俄战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军阀（如萨长两派）的地位和权力便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横行无忌，任意支配对内和对外的一切政策，任意提出解散议会和改组内阁的主张，甚至可以用暴力推倒内阁，杀戮内阁大臣及政党首领等（如滨口和犬养之被杀以及“二二六”的暴动事件等）。这种怪现象，在西欧的民主国家是久已绝迹的。然而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之如何深刻它的政治结构之如何脆弱，它未来的危险之如何严重了。
在世界大战前的俄国，说它是世界帝国主义最弱之一环，也因为他在经济上是资本主义的统治，在政治上则完全由亚洲式的野蛮的沙皇专制主义所把持。这样的国家当然经不起大事变的试验，所以终于在大战发生后的第四年（一九一七年三月）崩溃了。从俄国帝国主义之崩溃，很可以看作日帝国主义未来命运的先例（如果战争拖延下去的话）。因为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崩溃，主要是由内部矛盾的爆发，而非由前敌的失败。俄国在长期的战争中，整个国家的生产和财政既全被耗费于战争中，以致生产锐减，入超剧增，通货膨胀，财政破产，人民生活发生空前恐慌，尤其是工农和一般小资产阶级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因而对沙皇政府发生极端的反感和怨恨，再加以国内被压迫民族的愤懑，于是在前敌和后方都发生了要求面包与和平的尖锐呼声，最后，这些呼声集中到打倒沙皇政府一个口号上，结果沙皇政府果然在彼得堡的工农兵（兵士中大部分是农民）的联合暴动之下倒下来了。与俄国的沙皇制度颇为类似的，还有德国的霍亨索伦王朝及奥国哈布斯堡王朝。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固然远较俄国为高，但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矛盾与俄国颇有共同之点，尤其奥国是如此。所以经过世界大战的长期战争后，德国的霍亨索伦与奥国的哈布斯堡两个王朝都在工兵联合暴动之下被粉碎了。由这种历史上的教训，我们可以断言：日本天皇所代表的野蛮的军阀制度，在未来的长期战争中很有可能遭受俄德奥过去的同一命运。只要我国的抗战再支持到一年以上，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上面所指出之日本内部的各种矛盾将从四方八面爆发出来。首先是由通货膨胀发出信号。随即是市场混乱，生活必需品的异常昂贵和缺乏。跟着便是一般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阶级，因为生活的异常痛苦以及前敌的死伤消息不断传来，而对政府军阀发生反感，怨恨，因而诅咒战争，要求和平与面包——这种呼声经过不断从日本派遣到中国前敌上来的兵士的中介，一定迅速地在全体前敌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生反响。何况在前敌上的士兵及下级军官，因亲历伤残和死亡，以及战场中之无穷无尽的苦痛，也必然直觉地对战争和战争主持者的军阀发生反感和仇恨呢。这种前敌和后方的痛苦与怨恨之相互交流，要求面包与和平的呼声之相互响应，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发战争反军阀的集团与政治派别，将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的俄国情形一样。凡是现时不满于政府和军阀以及为战争期的特别军事处分所压倒的各种政团，在将来某一时期一定会变成反战争和反军阀的煽动者和组织者。只要东京和大阪的工人阶级一旦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仿效起俄国彼得堡和德国柏林工人阶级的故事，举起叛旗，向日本军阀的总代表天皇进攻，那时军阀制度的末日就会到了！
固然，我们对于日帝国主义，日本军阀制度前途的危险，不可过于夸大，我们不可把愿望当作现实来安慰自己，一切问题将决定于我们抗战的毅力与持久。但我们所估计得日本前途，无论如何是可能的。现在已有许多事实可以为证，如最近日本国内对于左派所举行的几次大检举，被逮捕的份子（其中有工人，学生，著作家和大学教授等）达八九千人之多，（单是最近一次在东京即逮捕七千余人，其中专校与大学生二千六百十七人，初等与中等学校学生八百九十八人，在工厂工作之青年男女二千九百九十九人，失业之青年八百八十八人，未成年之青年一千二百四十二人——见路透三月九日东京电）这便暴露了日本反军阀和反战争的运动已在开始了。这种运动有它自己客观的社会基础，绝不是警察和宪兵所能完全禁绝的。即或被禁止于一时，到将来情形改变后（即社会的经济财政危机发生后），将更如狂风暴雨一般地生长起来（这是世界大战末期的经验所证实了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至少是其中眼光较远的一派，已经预感到了这种前途的可怕。正因为如此，所以日帝国主义的希望是“速战速决”或“中途妥协”，不愿将战争无限制地延长下去。他愿将现在战争已经获得的结果，借着“妥协”的时间加以调整，将来在乘机进攻，这在松井的谈话中明白地透露出来了。所以决定日帝国主义命运的锁匙现在已暂时落在我国民众的手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中国能否支持长期抗战
如果简单地机械地把中日两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起来，以测定中国的抗战能力及其持久力，当然只能得到极端悲观的结论。所以老早以前便有所谓“三日亡国论”。其实这些论调，只能作“不抵抗主义”及主张“中途妥协”的人的根据，徒然为汉奸或准汉奸的卖国行为张目而已。固然，在经济上，特别是在军事的设备上，我们绝对不能否认，我们的敌人比起我们来要优越得多。但这只能说明在战争的某一时期，特别是初期，我们一定要遭受敌人的严重打击，将因此而丧失许多领土，特别是沿海沿江及其他交通便利的临近城市。但这绝不能证明我国不能支持长期抗战。从经济上说来，日帝国主义因其生产较为发达，财政较为巩固，可以设置强大的现代化的武装，可以筹措庞大的战费，可是这只能保证在某一时期内可以勉强应付，超过某种限度外，便必然发生恐慌，发生破产，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即以欧洲大战的经验来说，当时德国的经济基础，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现在的日本强固得多，但到了战争末期，它的破产现象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不但德国如此，就是协约国方面的法意，乃至英国，亦何莫不然。假如英法意当时没有美国在经济和财政上之巨大的援助，即令战胜了德国，它们国内的秩序也是不能保持的，至少会有一个长时期的混乱。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不用说是薄弱的。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活还建筑在农业基础之上，我们的工业还很幼稚，财政方面也很不健全，因而我们不能设备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军备，不能一下筹措巨量的战费。可是正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民的生活是依靠在农业上，我们的经济便富有延续力和伸缩力。例如工业和财政经济发展的国家一遇到严重恐慌的袭击时，一切生产和银行便立刻要发生倒闭或停业，使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动摇乃至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因而发生骚动，酿成争辩或革命等等。这种现象，在农业国家内要比较缓和得多。
在军事上，我们的武装设备虽然很不充分，但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单是武器，而是使用武器的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比我们的敌人要优越得多了。我们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我们使用武装的人力，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根据军事专家的估计，日本至多只能武装五百万人。而且就它的运输和给养能力来说，至多只能调遣一百万军队到中国。而我们如果愿意把全体人民尽量武装起来，至少可以武装壮丁五千万。在北方及长江许多省份的农民，因为连年的内战及土匪的横行，都熟习于使用武器了。我们要武装一两千万的农民，是不成问题的。其次在作战的地理上，我们也占着最优越的地位。敌军至多只能占领我们一些大城市，无数的小城市及乡村，无论如何是占领不了的。假如我们全体民众组织和武装了起来，则全国的小城市和乡村都是我们抵抗敌军的堡垒。我们可以展开最广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四面八方打击敌军，使敌军穷于应付，在长期中自行消耗。
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是精神方面的力量，（自然，我们这里所谓的精神力量是根据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力量在作战上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已为伟大的兵学家克罗维区所郑重地再三指示过了。很显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向我国残酷地进攻，只是为了极少数的军阀，财阀和军事工业家等的利益。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不但感不到益处，而且还要遭受无穷无尽的祸害。他们之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不是出于被迫，就是出于被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种被迫与被欺是有一定限度的。当他们在长期战争中，由于种种事实的教训，直觉地感到战争只对于他们有害而无益，为了生存非脱离战争不可时，他们是会拿起武器向自己国内的统治者射击的。至少他们会在站场上以怠工和脱逃等消极手段来报复他们的被迫与被欺——这种情形，在欧战末期的俄国军队及德奥军队中都曾流行过，特别在后来协约各国围攻苏俄的战争中，英法德侵俄军队内怠工和脱逃的事更表现得厉害（法国在黑海的军舰曾自动逃跑了）。
但在中国方面则完全相反。中国是被侵略的。我们的抗战是完全迫于不得已，绝对不是为了上层少数资产阶级或军阀的利益（他们倒反而是不愿意抗战，反对抗战的），而是为了全民族，全体人民大众的利益。每个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如果我们不从事坚决的抗战，不把战争支持到底，一旦整个的国家亡了，那亡国的惨祸就立刻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那时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朝鲜亡国后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与祸害，或者我国一般普通人民远还不甚了解。但只就日帝国主义最近半年来凡在它的势力所已经达到的地方，对我们一般民众所施行之屠杀，奸淫，抢掠，凌辱及种种压迫等等，已够使我们了解亡国惨祸的滋味了。固然我们要起而坚决抗战，支持长期战争，必然还要忍受更大的牺牲和痛苦。然而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道路，这是头脑最简单的人都容易了解的。因此，我国民众只要获得完全自由参加抗战的机会，他们一定是不顾一切而替民族国家牺牲的。在日本方面，战争愈延长，民众所受的痛苦愈大，他们对于战争的反感也就愈加深刻，对于反对战争的思想和行动也将愈加坚决。在我国则刚刚相反，战争愈延长，胜利的前途愈近，因而民众拥护抗战的意志和行动也愈将加强。或者有人要说，现时我国一般人民对于抗战并不怎样热心，我们在前敌参战的兵士，尤其是将领们，有许多不见得怎样勇敢，怎样具有牺牲的精神，有些甚至是怠工，或放弃阵地而逃跑的。不错，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却绝不能证明这种情形是我国民众的弱点，只是暴露了我们政治上无比的缺陷而已。总而言之，我们的民族是被压迫的，被侵略的，我们的民众心中储藏了无数革命的火药，一旦获得机会爆发出来，一定可以炸毁我们的侵略者的。
在历史上有几个最著名的事实，都证明了被侵略的民族虽在经济和军事上远不及它的侵略者，但因长期抵抗的结果还是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第一个是北美的独立战争。以当时的北美十三州和英国比起来，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一个可怜的弱者。它之起而反抗它的宗主国，表面看来，简直是一种极端的冒险。但经过长期的困苦战争之后，强有力的英国疲倦下来了，英国派在美洲的侵略军队被击毁了，终于北美获得了胜利和解放。第二个是法兰西大革命中法国与全欧洲联盟各国的战争。当时以英国为领袖，联合全欧洲一切反动的国家，如奥普俄以及意大利的许多王国等，以干涉法国革命，拯救法国王族为名而进攻革命的法兰西。从当时法国与联盟各国双双方的经济和军事，物力与人力看来，简直不能比拟。然而革命的法兰西，在国民代表大会和在雅哥宾克与巴黎公社领导之下，凭着全体民众的革命精神与不屈不挠的毅力，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苦斗之后，不但把联盟各国的军队完全驱逐出法境，而且法国的革命军反而进一步达到了比利时和德国的莱恩河流域，帮助那边的民众扫除了封建残余的势力。假如没有一七九四年特尔米多的反革命事变，当时革命的法国不仅要直接发展成为欧洲最进步的国家，而且可以帮助德奥意等国的民众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这样一来，也许欧洲的进步要加速半个世纪。第三是苏俄反对协约国及同盟各国联合进攻的战争。苏俄自十月革命成功后，从沙俄所继承下来的遗产，只是疮痍满目，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已混乱和破烂不堪。如果以当时的苏俄与英法美日及德国对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隔。当一九一八年夏天开始，德国即猛烈地进攻乌克兰，占领了该地，建立了一个所谓斯柯纳巴斯基（Skoropadsky）的傀儡政府，并进而向南俄发展。在北方，英国则派遣军队攫取了谟马斯克和亚尔干格鲁。日本和美国的军队在一九一八年冬天几乎进到乌拉尔山。在南方黑海沿岸更有法国军队侵袭。当时协约国及同盟国侵入到苏俄的军队将近三十万人，把苏俄的四周包围得水塞不通，苏维埃政府几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而俄国在苏维埃政府和布尔塞维克党领导之下，和十八世纪革命的法兰西一样，凭借了工农阶级的革命热诚与奋斗精神，立刻组成了新的红军，抵住了各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经过一九一八——二一年的长期抗战之后，各帝国主义疲敝下来了。首先是德奥内部发生了革命，自然而然地退出了侵俄的战争。随后，英国见到前敌的困难，以及后方工人阶级的反对，也停止了进攻。跟着美国因与日帝国主义在西伯利亚的不可调和的冲突，它的军队也自动地撤退了。最后就是最凶猛的日帝国主义和最顽强的法帝国主义，也不得不将他们侵略的手从苏俄收回去。所以结果，苏俄在艰苦的长期抗战之后，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第四就是经过欧战后已弄得精疲力竭，衰弱不堪的土耳其，在基马尔党的领导之下，经过一番长期奋斗，一方面摧毁了本国的封建制度，另方面又击退了以英国为支柱的希腊的进攻，形成了民族独立的国家。由以上的分析及许多历史经验看来，我们支持长期抗战，达到最后的胜利，在客观上是很可能的。但要使这种“可能”达到实现，还得从主观上去准备必须的条件。
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
在历史上有许多被侵略的民族，在客观上本有抵抗的可能，但往往因为民众不能积极起来参加抗战，特别是因为统治层的腐败无能，结果总是走到灭亡或衰弱之一途。以前的波兰，印度及朝鲜，差不多都是如此。现在的我国既在客观上有支持长期抗战达到胜利的可能，而且事实上的抗战也已经支持了相当时期，所以目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从主观上去努力支持抗战到底，尽可能地在最短期间内完成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我们以为：
第一必须立刻开放民众运动，让民众有参加抗战的完全自由权，如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的自由等。如果民众没有这种种的民主自由权，民众的口就等于被禁闭，民众的手等于被束缚了。但是禁闭民众的口，束缚民众的手，要想民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工作是绝对不可能的。或者有人要问，现在日本的民众也不是自由的，何以日帝国主义能动员它全国的民众，倾全国的海陆空军来进攻我们呢？但日本是处于侵略者的地位，侵略只是为了最少数人的利益，所以日帝国主义之动员民众全靠强迫和欺骗。正因为如此，它不给民众以自由，也正因为如此，它的危险在前面。但我国既是被侵略者，抗战即为着我们全体民众的切身利益，所以我们动员民众是绝对用不着也不应该用强迫和欺骗的手段。我们只有让民众对于抗战的一切问题，自由地去思想，自由地去发表意见，并自由讨论和批评，然后才能有消灭或打击各种各式的不正确的主张，而获得集中的最正确的意见，我们只有让民众按照职业或区域自由地去组织，自由地去活动，去武装，去训练自己，然后才能尽量发挥民众的活力，并把他们的力量团聚和集中起来，有计划地分别他们从各方面去抵抗我们的敌人，打击我们的敌人。凡是被压迫民族或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只有在民主自由的园地上才能生长和发展起来，这是一切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所以在每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时代，即是民众最能自由思想，说话和活动的时代。但我们的民众，不但在“八一三”以前没有任何民主的自由，就是“八一三”抗战发生以后，他们的言语和行动还是异常受束缚的。因此，一般民众，特别是农民，对于抗战大半都采取消极的态度，优势甚至逃避（如逃避“抽壮丁”）。事实上他们也无法参加抗战。就是其中少数积极的份子，如有觉悟的青年工人，学生等，极欲参加抗战，企图到民众中去鼓动他们，组织他们，武装他们，但往往为各地当局所制止，有时甚至被加以“反动”或“汉奸”之名而拘禁起来。所以现在抗战虽已经半年了，但一般民众的真正意志和力量还没有能表现出来。像这样继续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因此我们认为长期抗战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最先决的条件，是“民主的自由”。
第二立刻组织和武装全体民众。民众没有组织，就等于一盘散沙，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所以民众的力量只能从组织中才能表现出来。这是最浅显的真理，而且也是为一切历史大事变所证验了的。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法国民众之所以发生无比的力量，能摧毁国内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并击退全欧洲所有反动国家之联盟的进攻者，就是因为当时有普遍全国的由一切民众组合起来的“公社”组织。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亦完全如此。当时苏俄民众——工农兵——都被组织于苏维埃中，或联工会和贫农委员会中，因此得以发挥他们伟大的力量，粉碎了国内的反革命，抵住了全世界帝国主义的进攻。我们在“五卅”运动和北伐运动中，更亲眼看到当时的民众因有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等组织，而给了英日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并帮助北伐军击败了北洋军阀。但在这次最伟大而又严酷的抗战中反而看不见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或民众团体。这显然暴露了这次抗战的绝大弱点，同时并种下了可怕的危机。
至于武装民众，对于战争更有直接的影响与决定的作用。因为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是行的募兵制。这种制度不但士兵的质量上含有很大的弱点，就是数量上也是有限的，绝对不够应付的。所以我们要想长期抗战，不断地补充士兵和将领，改良军队的本质，只有普遍地武装民众才有可能。但是一般所谓军事专家们常常轻视民众的武装，说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能作正式的战争。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军阀官僚的偏见。在历史上，由民众仓促武装起来的队伍，往往战胜了最有训练的正规军或常备军。在北美独立战争中，在法国大革命中以及在苏俄的内战和对外抗战中都是如此。恩格斯对于北美独立战争时代民众的武装力量曾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由民众武装组织成的队伍，没有经过正式严格的军事训练，可是他们知道用来复枪，他们为自己切身的利益而奋斗。所以不像雇佣的军队，有不少士兵要临阵脱逃。他们并不照英国军队所希望的办法，用整齐的队列方式，在平原的阵地与英国军队正式对抗。而他们采用分散的流动的支队组织，隐藏在森林中向英国军队击射出。英国军队毫无办法，而遭受那支看不见寻不着的敌人的打击。”
这里证明没有训练的武装民众，不但作战特别勇敢，特别具有牺牲精神，而且善于运用新的战术——游击战术。在法兰西大革命中的情形，也差不多是如此。阿肯特孙对于当时武装民众，所谓志愿兵之耐劳忍苦，就地谋食及发明新战术的情形描写道：
“他们最足给同盟各国震惊的，就是共和党人的人数与速度。没有什么东西足以阻止这辈贫穷军队的行动。因为没有款项而不能购置营幕，因为缺乏车辆而不能搬运，连这些也不必要：因为旧军队所不能忍受的痛苦，一七九三——九四年的军队都能忍受起来。这种未曾有的大军，其所需要的粮食很困难输送，所以法国军队就有就地谋食的习惯。一七九三年这一年实产生一种新的战法，就是行军的迅速，国力的充分发展，露宿，就地谋食等……。”
在苏俄的情形更是我们所熟闻熟知的。当一九一八年夏天德国及协约各国一致向苏俄国进攻时，俄国旧有的军队几乎是全部解体了。重新组织的红军都是从工人和农民中经过苏维埃的组织选集起来的。此种红军兵士大都未受过多少军事训练，而且武器异常之落后。但他们具有特殊的革命精神，能够耐劳忍苦，不顾生死，并且善于作战（他们常运用游击及运动的战术等），所以结果终于把最有训练武器最优良的敌人击退了。此外，还有一个最现实的例子，就是我国以前江西两湖等省的农民武装，所谓“红军”的，其事先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有武器，即有亦十分的坏，给养不足……等，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他们居然与政府训练有素，武装优良，给养充足的大规模的正式军队对抗了将近十年，并且打了无数的胜仗，这就够证明我国民众武装之伟大的作战能力了。
现在实行的“抽壮丁”，固然也是补足军队之一种办法。但此种办法显然含有许多缺点，（如逃避和贿赂等）。只有首先让民众普遍地组织起来（如工会农会或工农兵的联合会等），再经过民众的组织普遍地去武装民众（无分男女，凡在一定的年龄内都得学习武装，准备在前敌或后方担任军事职务），把整个的中国，从城市到穷乡僻壤，都变成一个营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随时调派最精壮的队伍集中到前敌或某一地点去，同时又可以在各地随时随刻给敌人以打击。即令敌人占领某一城市，但我们乡村的民众武装还可以不断抵抗。无论我们的敌人如何顽强，他是经不起这样多方面的抵抗的。像现在的情形完全相反。只要我们的敌人把某一城市占领了，我们的军队被打散或撤退了，则那一城市及与之相连的一切乡村便完全失掉了抵抗能力，甚至与之相连的临近城市也完全不能抵抗。例如，在江苏的扬中，被占领后，相邻的泰兴便只有五个日本水兵去闹了一下，就被屈服了（即当地的商会表示投降，令商民悬挂白旗——见上海新闻报泰兴通信）。假如我们在河北，山西，山东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事先有民众普遍的组织与武装，我们的敌人是绝不会像这样轻易地占领这些地方的。即令占领了这些省份的大城市，但这些省份的乡村一定会在我们的武装民众支配之下，一定不断地与敌军作战，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打击敌人，在这种情形下，敌人是绝对无法再向前进攻的。总而言之，无论从历史的事实说来，从眼前失败的经验说来，我们要想长期抵抗，组织民众和武装民众是目前最最中心而又最最迫切的任务。
第三根本改组现有的军队。在近半年的抗战中，现有的正规军差不多都被动员了，这是我国的军队第一次全体动员起来抵抗真正的民族敌人之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在这半年的抗战中同时也暴露了现有军队不少的弱点。如许多将领的腐败无能，或按兵不动，或临阵脱逃，士兵撤退时不受纪律（如抢掠民家）以及军队今不统一等。如果要使现有的军队继续抗战下去，便必需从根本上排除这些弱点。首先是必需解决将领问题。现有军队中的将领，特别是高级将领，之取得现有的地位，很少是根据于他们的军事知识，作战能力和功绩，多半是由于私人的关系，或派别的关系。因为我们的军队直到现在还没有脱离军阀的传统关系。军阀式的将领们，在平时多是压迫民众，克扣军饷，放纵奢侈，荒淫无度，而且与士兵大众的生活是完全隔离的；他们的唯一目的是在于保持实力，（即军队）以为升官发财之具。像这样的将领们如何能够冲锋陷阵为民族的利益而牺牲呢？！所以首先必须撤退所有腐化无能贪污怯懦自私自利的将领，而代之以精明强干，勇敢善战，与士兵同甘共苦，富有牺牲精神的将领。提拔将领的标准，只需看是否真正勇敢善战，能为保卫民族利益而牺牲，绝对不应问其属何阶级，何党派或过去有无地位。事实上，往往从低微贫苦阶层出身的将校们，最富有革命牺牲的精神。所以克伦威尔曾经说：
“我愿我所招的官佐，都是那种朴实而穿乡农衣服的人，他们了解为什么而战，并能爱其所知道的；我不愿我所招的官佐是那种空无所有的绅士。”
所以在克伦威尔的军队中，将领多是出身于下层的手工业者，车夫，和水手之流。但击碎当时政府军队，生擒英王查尔士第一的正是这批人所率领的军队。在法国大革命中克洛特所指导改组的军队，其中官佐大半也是从下层出身的青年份子。克鲁泡特金在他那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史中描写道：
“……军队逐渐改组了。基郎特党人的军官被排除了，由青年的人起而代之。到处都有新人出现。战争本来不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加入军队，是带着受了革命的震动，国家的公民应有的热诚。他们很快地发明了新战略，即以后人家说是拿破仑创造的。这一战略是迅速地进攻，用大群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在敌人还来不及互相衔接之前。”
在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形更是如此。即我国一九二五——二七年，国民革命军之摧毁陈炯明，及以后北伐时期中之消灭孙传芳和吴佩孚等军阀的军队，也多半是由于从下层出身的一批青年军官，特别是黄埔学生出身的青年军官之牺牲努力所至。至选拔军官的方法，最好由士兵会议选举，或由各级将领会议互相推选，再由最高指挥机关批准。
关于士兵的质的改善，首先是要淘汰老弱，最重要的是实行政治训练。现有正式军队中的士兵，大半是游民无产者中招募而来，他们一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都是很低的，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最坏的习惯。要使此辈成为自觉地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士，必需要用极大的努力从政治上改造他们的头脑。不但士兵须如此，就是一般官佐也应当如此。所以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制度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在克伦威尔所领导的军队中，在法国大革命军队中以及在苏俄的军队中，都曾因此种制度的实施而发生过伟大的作用的。其次，尽可能改善士兵生活，及一般待遇，对于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遵守纪次，尽可能改善士兵生活，及一般待遇，对于提高士兵的政治觉悟和遵守纪律也是十分有帮助的。最后，还必须将武装民众与现有的雇佣军队互相配合编制起来，并使士兵参加其他的民众团体和会议（如工农兵代表会议或工农兵联欢会议等），这是改善军队本质之最有效的办法。
要想彻底纠正现时军令的不统一，便必需彻底打破旧时军阀传统的派系关系及地方主义等。不过，如果民众普遍武装实现了，如果将领由士兵或将领互相推选以及以及政治委员会制度等实现了，军阀派系制度的打破是不成问题的。最后，还有军纪必需严格地执行，但同时必须是公正的，不分等级的。凡是按兵不前，临阵脱逃或作战不力的，都应处以应得之罪。
第四必须把民众切身的利益与民族抗战联系起来。固然抗战是与全民族即全体民众的利益紧相联系着的，因而一般说来是为一切民众所拥护所愿意参加的。但在实际上要民众积极起来参加抗战，却不如此简单。第一，有许多民众，因为生活过于痛苦，所有全部的精力和时间都被耗费于日常生活的挣扎之中，或完全陷入饥饿的痛苦中，简直没有可能参加抗战的工作。例如许多工人，每日工作在十二小时以上，而所得的工资还不足以维持其自身生命和妻子，哪里还有余力从事抗战工作呢？！就是生活不大成问题的青年学生们，也往往因为学校工课太多，弄得精疲力竭。至于完全陷入饥饿线的人们更不用说了。其次是有些民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因为文化和政治水平太低，他们还看不到抗战的真正意义及其同他们的切身关系。所以要想把工农及一切贫苦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抗战的工作为民族解放的利益而斗争，对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切身利益是必须加以深切的注意和尽可能地改善的。一位亲身率领东北义勇军战斗多年的赵尚志将军曾说：
“因为群众们对于实际解决他们的日常生活问题感到兴趣，所以只有立时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游击战争才能开展”（见《文摘》去年的五月号。）
因此，即在抗战期中，不但不能让资本家地主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借口抗战，或利用种种名目去加重工农大众的负担，而且必须尽可能地减轻他们的负担。如减少过长的工作时间，规定最低工资，救济失业，废除苛捐杂税高利贷等。最后而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即允许给他们以土地才能办得到。我们知道，克伦威尔的“龙骑兵”，法兰西大革命中的民兵，以及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红军，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农民组成的，而他们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去与敌人奋斗，主要地就是为了获得土地和保持已分得的土地。假如我们现在告诉每个兵士及一切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说，你们努力去同我们的敌人奋斗，将来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为要保证这种诺言不致成空话，并在各乡村立即开始组织土地委员会，准备实行分配土地给贫农和抗日兵士。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农民和一般士兵将立刻兴奋起来，如疯狂般地去打击敌人，像克伦威尔的龙骑兵，法国的民兵与俄国的红军一样。或者有人会说，在抗战期间把土地问题提出来解决，会造成乡村的纷扰，特别是要引起大地主们的反感。其实解决土地问题不但不会引起乡村的纷扰，而且是在全国农村中安置了抗战的堡垒。至于引起大地主的反感是不可免的。但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为了全体农民和抗战士兵的利益，牺牲少数大地主一部分的利益是绝对应该的。我们试想：如果日帝国主义把我们整个民族征服了，把我们的国土全占领了，那时大地主的土地能保得住不被日本人侵占吗？事实上，满洲许多大地主和过去军阀官僚的土地都被日帝国主义没收去了。所以此刻把土地分给农民和抗日兵士，鼓动他们起来拼死抗战，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绝对应该的。
第五须用革命方法筹措战费。要想长期抗战，抗战的经费自然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迫切的问题，必需采取一切方法去解决他。但筹措战费绝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所能解决的，必须采取大刀阔斧的革命手段。当日帝国主义将我国大部分的关税，盐税和统税等强夺之后，我们国家的收入是大大地减少了，这对于战费的筹措当然是一个绝大的打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筹措战费必需采取非常的手段。最基本的办法是：在消极方面，必须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和浪费。即政务费亦须厉行紧缩，一切官吏及公务人员的薪俸，须规定一个最高限度的标准，例如至多每月不得超过二百元（在苏俄列宁指导的时代，列宁本人的薪金每月仅二百元）。其次必需停止或展缓一切内债和外债的支付。在积极方面，须立刻规定所得的累进税，并严厉地执行。但最重要的是必须没收一切汉奸以及新旧军阀和官僚从贪污或侵吞得来的财产。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法兰西大革命时的抗敌战费，主要就是以没收教会和反动贵族之土地及其他财产作抵押，发行一种革命公债来支持的。这种办法应当立刻仿效实行。此外，我们还可以尽量向外国取得债款，（在不损害我国主权的范围内）。总而言之，抗战的经费有一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有钱的人去负担。去年抗战开始时所发行的五万万救国公债，固然是一种临时救急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是很欠公平的。因为真正有钱的人都想出种种诡计逃避这种公债（如把钱汇到国外去或存在外国银行里，干脆地拒绝承受公债。即购买公债亦是不按照其财产数量的比例，而是勉强敷衍，有些甚至用一座卖不出钱的房子作为购买公债之费，实际是不出一文钱），所以结果是完全加在一般薪金低微和收入极少的公务人员，普通职员及工农大众身上（因为他们是按照薪金折扣或按户分派的，没有逃避之可能）。自然，如果发行一种救国公债，让一般低微收入的人们去自由应购，是完全应该的，但强派则不可以，强派应该是对待有钱人的手段。我们相信，只要把上述的消极和积极的两种办法完全实行以后，战费是不大成问题的。
第六确定对外政策。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国际情形及各国对于中日战争的真实态度。我们必须认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从一般说来，凡是帝国主义都是以侵略中国为其终极目标，不会真正帮助我们来反抗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即令他们在某一时期内帮助我们，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们与日帝国主义的利害冲突。所以我们对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只能利用他们与日帝国主义间的冲突这一点上去打击日本，绝对不应抱过分的希望，尤其不应存依赖的心理。因此，我们当局过去对英美及国联的帮助之过分希望和依赖是不正确的，尤其对于德意法西斯特国家的过分亲善是完全错了。这一点，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了。所以此后，我们对于英美及加入国联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只能用种种外交手段从他们取得债款，军火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但同时我们必须用人民外交的方法，派遣人民代表到英美法等国家去，要求这些国家的人民起来压迫他们的政府打击日帝国主义（如拒绝供给日方军火和债款及拒购日货等）并直接帮助我国抗战，（如捐款，征募军事人才等。）对于德意，我们必须以帮凶的敌人看待。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苏联必须要求它以实力来援助，要求它与我国订立军事同盟。如果苏联当局拒绝这一要求，我们必须诉之于苏联的工农大众要求他们起而压迫他们的政府以执行他们的导师列宁的遗训，即：“帮助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求得解放，是社会主义的苏俄的主要任务之一。”只要我们能坚持抗战到底，我们相信我们的呼声是会取得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同情与援助的。
第七改造政治机构。凡是要想完成一种伟大的改造事业或革命事业，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机构从中指导，才有成功的可能。我们这次反抗日帝国主义的战争，无疑地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战争之一。所以要想领导这一战争到底，一直达到完全的胜利，也便非有一个与之适当的政治机构不可。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北美独立战争所以能够获得最后胜利，固然是由于那时的民众不顾一切地参加了战争，但同时也是由于当时有“大陆会议”的坚决的领导。在法兰西大革命中所以能够摧毁国内的反革命暴动，击退国外反动国家联盟的进攻者，主要也是由于当时那个著名的国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作用。因为在这个会议的代表是集合了当时全法兰西最勇敢最坚决和有能为的份子。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之能够粉碎国内的反革命和击退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乃是由于当时那个包罗工农兵一切先进份子的苏维埃代表会议之坚决领导，更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我们以为在目前要想实行普遍武装民众，改组现有军队，筹措战费，解决土地问题等最艰巨而又绝对必需的工作，以便支持长期抗战，则立刻召集一个像法兰西大革命中那样的富有革命活力和大无畏精神的国民代表大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全国最勇敢最坚决和最有能为的份子在一起来共同担负目前最艰巨的领导抗战的工作；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一个民主集中的领导抗战的机关。
以上所述长期抗战所必须的条件，不过是主要的或基本的条件。此外，还有不少条件是应当具备和实行的。例如怎样改组战时经济，扩充或兴办军事工业，改组交通运输机关，着重战时教育，以及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等。就中以国内民族问题，值得特别提出。因为现在日帝国主义正在企图勾结蒙古族及甘肃新疆等回族的上层份子做内应，以为进攻西北的工具。过去的德王就替日帝国主义尽了很大的汉奸作用。要根本阻止日帝国主义这种企图，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内这一些弱小民族的完全自决权，以此鼓励这些民族内的全体民众起来打击上层的汉奸或准汉奸份子，为他们自己的民族解放利益而斗争。
结论
自“九一八”日帝国主义向我国开始猛烈地进攻以来，现在已将近八年了。事实充分证明了日帝国主义的野心是无止境的。每当我国当局退让一步，日帝国主义即前进一步。而且我国愈是退让，愈是不抵抗，日帝国主义反而愈加进攻。这证明日帝国主义非完全并吞我国陷我国于朝鲜的亡国地位是不会中止的。虽然日帝国主义曾逼迫我国当局签订过好几次休战协定（如上海协定，塘沽协定及何梅协定等），但每一次休战协定都只是提供了日帝国主义一个休息时间，一个巩固已获赃物和准备更大的新进攻的时间。由这种痛苦的教训，我们必须明确理解，此后与日帝国主义订立任何休战协定都是绝对没有用的。何况日帝国主义现在所提出的“妥协条件”，简直有置我国于万劫不复的企图。因此，我们在支持长期抗战的进程中，必须用尽一切方法来阻止从任何方面所能发动的妥协企图。我们必须公开地说，企图把这次抗战变成流产，企图以妥协来中止这次伟大的抗战的因素是很多的，而且是强有力的。不但日帝国主义企图借妥协来休息一下（如松井在上海谈话中所已透露出的）；不但德意等法西斯特为了日帝国主义的利益从中怂恿我国当局接收日帝所提出之妥协条件；就是英美法特别是英帝国主义也是十分希望在不过分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之下，劝告我国接受妥协条件的，尤其是在我国内部，妥协的份子至今还占着足以左右国家命运的地位。从最近张伯伦的态度看来，恐怕不久就会以向意妥协的态度来对日妥协，“调解”中日问题，这是一个行将到来的最危险的关头。这是我国全体民众应当加以严重的注视和准备实力去阻止的。组织妥协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坚决地支持长期抗战！
我们的抗战本来应当在“九一八”时就开始，至少也应当在“一二八”时继续抗战下来的。如果是这样，我们相信，我国绝对不会像现在遭到这样悲惨失败的情形。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追得回来。“八一三”的抗战虽嫌太晚，但还是时候，至少是最后一次的大好机会。我们的国土虽然丧失了许多，但我国支持抗战的客观条件还依然具备；我们的敌人虽然力足以占领我们许多最重要的城市和领土，但它内部所包藏的危险性也十分严重。只要我们能够迅速完成上述长期抗战所必需的条件，我们的抗战是完全有可能支持长久，支持到底的。
当全世界的资本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都起而要求彻底的解放时，当印度民族已起而准备脱离英国的统治时，我们相信日帝国主义再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印度，是很少可能的。日帝国主义是来得太晚了！日帝国主义本来是因为侵略中国，抢得中国的二万万三千万赔款（甲午之后）而迅速地暴发了起来，但也许因为企图吞并整个的中国而迅速地崩溃下去。但最后的问题决定于我国民众是否能自动地行动起来支持长期抗战。我们希望我们全体民众立刻行动起来，扫除一切障碍，向长期抗战的前途奔去！民族解放的奏凯当在我们前面！！
一九三八，三月九日完 |
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前途（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前途（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目次·第一章：革命前的西班牙·第二章：民主政府没有能解决民主任务·第三章：人民阵线及其拥护的政府干了些什么？·第四章：内战的发生与两个营垒的对照·第五章：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的前途·附录：「格柏乌」在西班牙的活动自序西班牙的内战，自1936年7月18日开幕以来，已经整整地20个月了。这是西欧自法兰西大革命后的一个时间最长而又最残酷的国内战争。这个战争不但为西班牙全体人民未来的命运所关，而且强烈地直接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局势，并且间接地影响到了全世界。「813」日帝国主义向中国的猛烈进攻以及最近德国并吞奥国的事变，都是与西班牙的内战密切地相联系着的。西班牙的内战仍然在继续着。它的前途究竟如何，此时虽不能作肯定的论断，但无论是马德里或萨拉哥萨那一方面获得最后的胜利，其对整个欧洲局势将更给以决定的影响，将成为国际局势转变之新基点，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们对于西班牙内战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前途以及对于国际局势的影响，都有立求了解之必要。但国内报纸和许多杂志一年余来对于西班牙内战的情形虽不断地揭载，不断地介绍，然而不是失之肤浅，就是任意曲解，等于给西班牙的内战蒙上了重重的云雾。要想从这些报纸和杂志的记载中去了解西班牙内战的真相，简直比透过重重云雾去观察一支绣花针还难。这个小册子原来的目的，就是想把被蒙在西班牙内战上的重重云雾揭开，让人们去认识它的本来面目。这个小册子是在西班牙内战发生后的第五个月写的。那时著者正在南京的监狱里，为应某杂志的要求写了这一篇，后因该志停刊，一直未曾发表。现在时间同着西班牙的内战又经过了15个月，但这篇东西的内容并没有失掉它原来的价值。不但它对于西班牙内战发生的原因之分析是正确的，就是对于其前途之估计，也依然保持它的正确性，并且一年余来事变的发展已部份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所以著者觉得就是现在让它出版，也还是时候。自然，西班牙内战近15月来的发展，不是毫无痕迹地过去了的。实际上，这15个月事变的发展，不仅是继续内战开始5个月后的局面前进，加深了西班牙人民的痛苦，而且也加深了西班牙革命之新的危机。去年5月巴塞洛拉反动的事变，就是这一新危机之具体的暴露。大家知道，巴塞洛拉是西班牙的「上海」，是西班牙工商业的枢纽（西班牙三分之一的赋税出在这里），同时也就是西班牙工人阶级的集中地，是西班牙革命的支柱。所以巴塞洛拉自1931年「四月革命」后，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成为反对皇党和法西斯的主要阵营。当1936年7月18日的事变爆发，马德里和巴塞洛拉的人民阵线政府方陷于惊慌失措，几将解体时，而巴塞洛拉的工人阶级却毫不犹豫地自动地站了起来，运用自己的力量打击了反革命，维持了巴塞洛拉的秩序：一方面，把所有的生产机关（连反动资本家关歇的工厂在内）维持并发展其生产效率，以供给前方和后方的必需生活品及军用品；另方面，又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武装队伍（所谓「民军」），不断地派遣到前线去抵抗法西斯的进攻；尤其特别的，是在那里成立了「民军委员会」（这实际上等于苏维埃），有逐渐代替亚柴拉指导下的对革命怠工的政治机构之趋势，换句话说，在巴塞洛拉已出现了「两重政权」。这显然表露出了俄国二月革命后之彼德格勒的模型。这是西班牙抵抗法西斯进攻乃至完成西班牙革命之最可靠的堡垒。但正因为如此，代表西班牙布尔乔亚的亚柴拉政府，即所谓人民阵线政府，便把革命的巴塞洛拉看成为眼中之钉，非拔除不可。因此，人民阵线政府的斗争目标，不是集中在佛朗哥的身上，反而移到了巴塞洛拉方面的革命工人。结果，在去年5月中「人民阵线政府」竟掉转枪头来扫射巴塞洛拉的工人阶级，逮捕了他们的领袖，解散了他们的组织（如民军委员会），并把他们的武装队伍完全放在布尔乔亚的军官指挥之下，尤其残酷的是巴塞洛拉革命工人最信任的政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P.O.U.M）—遭受了严重的迫害与摧残，这恰如俄国1917年「七月事变」后，彼德堡的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遭遇到的命运一样。从此，反抗法西斯之最坚强最革命的巴塞洛拉被削弱下来了，纵或是一时的，但对于佛朗哥却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巴塞洛拉的「五月事变」，不仅限于巴塞洛拉一个区域，而且很快地传染到了人民阵线政府统治下的一切地方。自从那时以后，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便受到了双重的威胁：一方面是佛朗哥之不断的进攻，另方面是亚柴拉之不断的镇压。这也恰如俄国七月事变后的工人阶级一样，一方面是哥尔尼洛夫的反革命的威胁，另方面是克林斯基的镇压。但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也同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一样，一方面忍受着亚柴拉的镇压，另方面还是尽可能地去抵抗佛朗哥的进攻。亚柴拉政府直到现在还能维持其相当地位者，正是由于此辈工人群众之「忍耐精神」和「抵抗毅力」。在国际上，15个月来也有相当的改变。自所谓「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议」完全失败之后，法国和苏联见到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以无数的飞机与正式军队从意德两国不断地运到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于是它们也相当改变它们一向的「封锁政策」（法国和苏联支持的「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议」，实际上就等于对马德里政府的封锁），而以一部份军火和志愿兵资助亚柴拉政府。法国和苏联（英国也在内）这种援助，自然是加强了亚柴拉政府对佛朗哥的抵抗力量，但同时也就削弱了西班牙革命民众对反革命的法西斯之抵抗力量。因为法苏英不仅帮助亚柴拉反佛朗哥，而且还帮助亚柴拉反对西班牙的革命民众，特别是巴塞洛拉的革命工人。巴塞洛拉的「五月事变」，可以说是在英法布尔乔亚的代表及苏联的「格柏乌」直接指使之下发动和完成了的。在英法布尔乔亚看来，佛朗哥的胜利固然对于它们大有不利，但西班牙革命民众的胜利，对于它们更属危险。它们之帮助亚柴拉反对佛朗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支持亚柴拉政府不致为西班牙的工人政府所代替。而苏联的政策仅是为英法及西班牙的布尔乔亚尽一种仆从的责任而已。所以最后说来，像英法苏现时对于亚柴拉政府那样的帮助，不但不能阻止法西斯的胜利，反而会替法西斯的胜利造成更稳固的基础。因为在西班牙要想彻底战胜法西斯，只有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获得彻底胜利，取亚柴拉政府的地位而代之，才有可能。但这正是法英的布尔乔亚所绝对不愿意的。现在亚柴拉所统治的西班牙，虽然还在与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继续作战，但这种战争是不能长久下去的。假如人们敢于面对着事实，便不得不承认：亚柴拉统治的西班牙是日见削弱，而佛朗哥统治的西班牙却是日渐加强。这种情形告诉我们，西班牙内战的前途是很不乐观的。要挽救西班牙的危局对佛朗哥取得最后的胜利，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首先要从西班牙的蔡勒特里，谢德曼等欺骗的迷惘中脱离出来，坚决领导贫农及一切城乡贫苦人民立刻团聚在一个革命的旗帜之下，一个革命的政纲之下去斗争，准备推翻西班牙的米留哥夫、克林斯基，才有可能。所以西班牙未来的命运，究竟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1933年2月德国反革命的道路，还要看未来西班牙工人阶级的觉悟与斗争来决定。但是，西班牙20个月来付出了无数头颅的内战，已经供给了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以最丰富的教训，这是最值得学习的。1938年3月15日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前途西班牙自1931年4月发生革命，推倒王政，成立共和以来，已经过了六个年头。在这六年中，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差不多没有停止过。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普遍全国的空前剧烈的内战了。这是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最后决死活的斗争。这斗争不仅将决定西班牙二千三百万人民的命运，而且将直接影响到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局势的前途。西班牙内战的结局将成为国际新的局势的转折点。在东方首先蒙受其影响的将是我国。所以我们对于西班牙的内战必须予以严重的注意。第一章革命前的西班牙西班牙在西欧是一个特殊落后的国家。它充满了中世纪封建的残余势力。它与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很相类似。虽然有所谓宪法，但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贵族的放纵与教会的专横且远驾旧俄之上。工农及一般贫民大众的颠连困苦也与旧俄相去无几。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国家—革命前的西班牙与革命前的俄罗斯—虽然一个在欧洲的极西，一个在欧洲的极东，但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同样的落后，同样是亚洲式的。然而从历史的发展上说来，西班牙是经过了不同的道路，并且有过它自己的光荣时代。当中世纪全欧洲沦于最黑暗最野蛮的境地时，而西班牙在阿拉伯的回教文明统治之下却成为欧洲文化之中心。那时不但工商业最为繁盛，而科学如数学医学和化学等都有继承希腊罗马独放光彩之势。这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可是这个时代为时不久便被基督教徒与封建诸侯（西班牙北部兴起的小王国）的联合所毁灭了。从此西班牙变成四分五裂，几百年间充满了战争和屠杀。直到15世纪末才又重新被伊萨伯拉女王统一了起来。伊氏并以全力奖励寻找新世界（有名的哥仑布之发见美洲即在这时），掠取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于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遍全世界，巨量的黄金和白银像潮水一般涌入西班牙。西班牙又成了欧洲第一个最富强的国家。西班牙人自称这个时期为最荣誉的时期。但这种「荣誉」是建立在最不荣誉的对殖民地的劫掠上面的。而最坏的是：西班牙用最残酷的手段劫掠于殖民地人民的金钱并未曾用之于改良它的生产力，提高本国的生产，使自己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像后来荷兰和英国所成就的），而却全被消耗于宫庭贵族和教会僧侣的奢侈纵欲，以及维护最反动的基督旧教反对新教和镇压荷兰的革命等反动战争之中。此外，对于国内的异教徒也采取了稀有的惨酷的压迫手段。回教徒和犹太人不是被烧杀，就是被驱逐。单只1609年一次便驱逐了一百万人。但这些被杀和被逐的异教徒又恰是西班牙最能忍苦耐劳和精明强干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商业家等。整个的16世纪是西班牙独霸世界的最强盛的时期，但同时也是它最反动的横行无忌的时期（尤其就它影响于外界而言）。但当它的反动达到顶点时（腓力第二即代表这个顶点），便急剧地衰败下来了。自从第17世纪起，西班牙在各殖民地的权利逐渐为新起的荷兰与英法等国所攫取。像潮水一般的金银的入口停止了，国内的一点工商业基础崩溃了。但国王的宫庭，官僚贵族和教会僧侣的奢侈生活却不能削减。于是这班人只好拼命压榨人民大众，尤其是农民，以填补其在海外之所失。迄至19世纪中南美洲的殖民地完全脱离它而独立时，西班牙的贵族与僧侣之对于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是穷凶极恶。因此最后形成了西班牙特殊落后的社会结构。19世纪末因美国之夺取菲律宾和古巴，西班牙的统治层受了不少刺激（主要还是由于人民的反抗）而欲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有所改革，但实际的效果甚微。这是很显然的，完全站在统治层的利益上来改革西班牙决没有可能。因为这个统治层的本身就是阻止西班牙进步和发展之唯一的障碍物。但是从下层来改造西班牙的客观条件也未曾具备。因为这时的西班牙尚缺乏一个有力的进步的阶级（如法国大革命前的第三等级或俄国十月革命前的无产阶级）。所以19世纪中在西班牙虽然发生过无数的暴动，政变、改组政府、反对耶教徒、实行教会财产「国有」（如1808年，1836年和1852年的事变便是最显著的）等等的事变，但都没有留下什么积极的影响。反动落后的西班牙还是依旧反动和落后。至本世纪初，西班牙的工业才有了相当的进展，但这是由于它的统治阶级极力引入了外国的资本所致─主要是英法德的资本。正因为如此，西班牙的资本主义含有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正因为如此，西班牙的资产阶级是带些买办性的，并且多半是从官僚贵族中出身的。直到第一次大战爆发，西班牙因为始终保持「中立」的地位，得与各交战国家自由进行各种贸易，于是西班牙的民族工业才得到一个空前的机会蓬勃地发展了起来。许多新式的工业，尤其是关于军需方面的，都是由这个时期内建立的。从此西班牙才真正踏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门坎。但自欧战停止后，西班牙的新兴工业又立刻碰到英法意德等先进资本国家的竞争的压迫，无法前进，恐慌时起，再加上欧洲一般革命运动的高潮的冲击，于是国内的劳动运动，加泰隆等省的民族自治运动，以及北非摩洛哥等殖民地的叛乱，都如雨后春笋般发生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西班牙反动的统治者愈加倒行逆施，成立了里维拉的极端反动的独裁政制，对于劳动运动和民族运动都施以异常严酷的压迫。并在经济政策上，一方面尽力保护封建残余势力的特权，一方面实行所谓「工业国有化」，实际上就是使少数财政和工业巨头在外国资本支配之下垄断国家一切主要的生产事业。但里维拉这种极端反动政策只能镇压骚乱于一时，绝不能解决国家最严重的基本问题，仅仅将问题拖延到一个最高的阶段去求总解决而已。很明显地，这时的西班牙是充满了矛盾。大战后新兴的资本主义要求开发国内市场以救济不断发生的危机。这就是说，要求废除野蛮的封建式的剥削，改良农业，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但是地主贵族和教会僧侣们却死死抓住他们的封建特权丝毫不肯放松。他们不愿意对于农业采取任何改良手段，更不愿意对农民作任何让步。可是西班牙全国的土地约有三分之二为地主贵族和教会所占领，而西班牙的农民又占全人口总数70%。如果西班牙的土地不重新加以适当的分配，农民的生活不予以切实的改善，换言之，西班牙的土地问题不获得解决，国民经济是绝对没法进步的。其次，西班牙的资产阶级因为受了外国资本竞争的压迫，特别残酷地剥削本国的劳动者，企图以此补偿他们与外资竞争的损失，因而引起了劳资间剧烈的冲突。同样，农民与地主和教会间的冲突也是日益尖锐化。此外是国内各民族间以及本国与殖民地（摩洛哥）间的冲突也是愈来愈紧迫。最后是全体人民与王权和里维拉独裁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界经济恐慌到来之前已经达到了顶点。第二章民主政府没有能解决民主任务自1929年年底在美国爆发的世界经济恐慌的潮流，很快地就涌进了西班牙，严重地打击了西班牙的脆弱的经济基础。于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一切矛盾都爆发出来了。首先被冲毁的是里维拉的独裁政治。而里维拉的推倒又深深地动摇了西班牙整个社会的上层结构，给了一切反动势力以猛烈的震撼，同时也就给了一般民众，尤其是劳动者以深刻的刺激。劳动者和一切真正的民主派都暴动起来英勇地向代表王朝贵族和教会僧侣的王权作最后的进攻，这就是1931年4月的大革命。结果亚方朔是被赶跑了，西班牙几百年来的专制王朝算告了结束，国家政制被宣布为民主共和。西班牙1931年的「四月革命」恰同俄罗斯1917年的「二月革命」一样，革命的主要动力完全是下层的工农群众，特别是马德里的工人。当马德里的工人领导一般民众奋不顾生地向王宫进迫时，柴摩拉所领导的共和党还企图同亚方朔作「和平的谈判」，以便谋得妥协。但当亚方朔被群众赶跑了时，共和党人却昂起头来自称代表民众，宣称拥护革命的胜利，因而攫取了革命的果实—政权。这与俄国二月革命后米留哥夫所领导的立宪民主党所干的勾当前后如出一辙！王权被推倒了，民主共和国成立了，可是民主革命的实际任务却丝毫也没有解决。亚方朔虽离开了他的王座，但一切地主贵族和教会僧侣的特权依然仍旧。他们照旧管理他们的田庄与教堂；照旧向农民征收他们的地租和什一税；他们照旧放高利贷；照旧将无数的耕地荒废起来作猎场；甚至照旧鞭打农民……总而言之，全部的土地问题还是同革命前一样。工人们的工作时间照旧的延长，工钱照旧的减少，资本家照旧的剥削和压迫。国内加泰隆和巴斯克等被压迫民族照旧受压制。摩洛哥等殖民地照旧是殖民地。最后，王朝的贵族军官照旧指挥他们的军队。乃至一般行政官吏，警察，税收吏和学校教职员等，差不多没有不是仍旧的。不错，在马德里的王宫和高级行政机关中出现了一批共和党人，这些人昨天还是被踏在亚方朔的脚底下，今天却站在共和国家的顶点上了—这确是一种完全新的现象。但是，难道西班牙的革命仅仅是为着这个吗？！绝对不！十分明显地，工人起来革命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奴隶地位；农民参加革命是为了获得土地；加泰隆等被压迫民族和摩洛哥里夫人是渴望着民族平等的独立的自决权；而一般人民则希望脱离那极端反动专横的教会束缚和警察的经常追逐—这些便是西班牙革命的真实目标，也即是西班牙民主革命急待解决的历史任务。然而乘着四月革命胜利而攫得政权的柴摩拉党人对于这些历史的民主任务不仅故意加以漠视，并且用种种阴谋诡计去避开它们。这里同样令人们想起米留哥夫的故事。当米留哥夫在二月革命后取得政权时，对于当时俄国历史议事日程上所提出来的民主任务，如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战争问题以及工人生活的改善问题等，他都用尽诡计去拖延或避开它们，而同时却尽力保护地主贵族和教会以及资本家的权利。为什么如此呢？理由很简单，因为米留哥夫党之最后投身革命漩涡，出而挺身担任组织民主共和政府，为的就是按住革命使其不要走得过远；以便保持地主贵族僧侣和资本家们的原来的权利。柴摩拉政府亦完全是如此。柴摩拉党虽然是代表西班牙的资产阶级，但这个阶级与地主贵族和僧侣等却有其深切的连系。在亚方朔的统治下，前者对于后者虽曾表示过厌恶和仇恨，但此刻情形已经转变了，因为西班牙的工农群众已经抬起头来不愿再照旧过他们的奴隶生活了，这在柴摩拉党人看来自然是危险不过的。因此他们觉得他们当前的责任，不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势力，改造西班牙，解决西班牙民主革命的任务（如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和改善工人地位等），反而是怎样设法抑制革命群众的「过火」了。但是已经在四月革命中抬起头来打倒亚方朔的工农群众，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干过一件大事，他们觉得他们手头确有权利，而且事实上他们已经普遍地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了。虽然他们没有好的领导，但他们再也不能安静下去，他们本能地觉得须要前进，须要斗争。农民自动地反抗地主，甚至焚毁教堂。工人们愤激地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时间。于是罢工与抗租的运动如潮水一般涌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整个古老的西班牙都被激动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反动的势力自然会以同等的速度增涨起来。于是官僚、贵族、地主、高级僧侣和高级军官以及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份子都分别地集合于皇党和法西斯的周围，在各方面向革命的群众反攻，破坏他们的组织，伤害他们的领袖。同时服从上面威胁和压迫柴摩拉政府，要求镇压革命势力，并以全力从事反革命的阴谋政变。而1934年10月对加泰隆和斯特拉斯的军事进攻与屠杀，便是这一反革命阴谋之部份的实现。在这次事变中，虽然没有能完全摧毁革命的势力，但皇党和法西斯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而柴摩拉和勒乐等所谓共和主义者的面目更是暴露无遗了。「十月事变」充分证明西班牙的革命已经临到异常危险的道路。要挽救这危险只有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政策，即像列宁在二月革命后所采取的《四月提纲》那样的政策，才有可能。这里首先便关系到革命的领导问题。在那时，西班牙较有力量的自称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党，有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和共产党。这三个集团的政治旗帜虽然不同，但它们在群众运动中自始即起着负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孟什维克一样，始终是作亚柴拉一派人的尾巴，而亚柴拉则是柴摩拉左边的副手。工团主义者的政治上的消极原则，在革命时期永久是麻痹革命群众的麻醉剂。西班牙的共产党的政策像它不久以前在德国的兄弟党一样，站在极右的地基上摆弄左的姿势。即一方面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又宣布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拒绝与之作任何联合战线的行动。由于这些党派的政策的错误，所以西班牙的革命群众在长久的时期（五、六年）中不能形成一种强固的力量，从「四月革命」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作夺取权力的斗争。因此结果便遭到「十月事变」（1934年）的「惩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第三章人民阵线及其拥护的政府干了些什么？经过「十月事变」的「惩罚」以后，西班牙的革命群众从事实上得到了不少的教训。即站在群众方面的各种党派的党人们似乎也有些觉悟。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下层和工团主义派的群众，都表示对于其上层领导政策的不满，要求改变路线，大有左倾之势。但不幸的是，这些党派的上层领袖们不仅没有了解「十月事变」的教训，而且愈益脱离了它们原来的立场，至少共产党和工团主义派是如此。这两个党派从前对于亚柴拉所领导的左派共和党的「左倾」还多少有点不信任，现在却公然要求同它一起建立所谓「人民阵线」了，尤其是共产党「变」得厉害，它从前认定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绝对不能与之联合战线，现在连亚柴拉党也是最可靠的盟友了！自然，共产党、工团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及各种工会团体间建立联合战线以抵抗共同的敌人皇党和法西斯的进攻是应该的，是绝对需要的。但与亚柴拉建立联合战线，那就等于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让法西斯和皇党去自由活动，也就是把工农大众让法西斯去自由处置。因为亚柴拉正同柴摩拉一样，无论如何是不会用最坚决的手段对待法西斯和皇党的。社会民主党、工团主义派、共产党和各工团既与代表布尔乔亚的亚柴拉党联合在一起，它们的政纲和行动自然不能包含有任何革命的因素了。所以「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上除了一些「复兴工业」，「保护小工业与小商业」，「给农民以信用借款」，「改组保障宪法的法庭」，外交政策依照「国联的原则与方法」来决定等等空洞无意义的和机会主义的东西外，便再找不出什么。「土地国有」因为左派共和党的反对便私下打消了。至于国内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独立自决权，连提也没有提及。虽然「人民阵线」派的政纲是如此，但当它们号召民众起来选举它们的党员时，民众还是积极地站在它们一方面，选举了它们。因为民众从「十月事变」中深深地感到了柴摩拉和勒乐所领导的政府，仅仅是走到法西斯专政的一道桥梁。所以他们想藉选举「人民阵线」派来截断这一道桥梁—这在民众方面的感觉自然是对的。不过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怎样组织群众力量去消灭敌人，但人民阵线派的政策恰好是妨碍了这种组织群众力量消灭敌人的工作。「人民阵线」派于本年二月底的选举中获得胜利，即成立所谓「人民阵线政府」。但实际上西班牙的政权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把柴摩拉换成亚柴拉而已。所以「人民阵线的政府」成立之后，除了公布一个赦免政治犯的大赦令含有较重要的政治意义外，简直没有任何积极的设施。有一位元老苏联记者名爱伦堡的于今年四、五月间考察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统治下的状况时，曾有以下的记载：「同样的摩天楼，同样的茅屋，同样的贫穷。农夫们仍旧使用着历史以前的犁耙。……工人喝着清水，而农人却连这也只能梦想着。街上的孩子们都是褴褛赤足而且被遗忘了的，要进一个学校比中彩还难……生活是艰苦而残酷的……「同样的三角帽（即法西斯所戴的帽子），像哥雅所画的「恐怖」一样，他们在陋巷中间，在橄榄树中间，在孩子们中间溜跶着……「在塞哥维亚，法西斯高声叫喊着：『打倒亚柴拉，醒来，西班牙！』工人们想分散法西斯，内卫团却开始向工人开枪……「总统是换了，但总统的卫队长勃脱—他就是『平定』1934年10月加泰隆之乱的—却并没有撤职。警察仍然保藏着『叛徒』的名单。在那污损的破旧的卡片上，那些曾经反叛帝制，反叛勒乐和卢布尔斯政府的人们的名字都记载着。卡片上有几个名字都已是现在的部长了，但在警察的心目中，依然认为是危险的『叛徒』呢。「巴塞隆纳发生了冶金工人的罢工。警察搜查职工会，有80个工人被拘逮了。加泰隆的政府很为难，便叫警察把工人释放，警察很不愿意地照办了。但过不几天，他们又去搜查职工会，拘了120人。「同一的法律，同一的法官，同一的狱卒……」（以上均见《西班牙与革命》一文，译载于本年8月某日的《申报》）上面摘录的记载，虽然是零乱而且肤浅，但这是出于一个「人民阵线」策略的发源地的记者的观察，这可证明绝对不是出于「恶意」的描写，所以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事实上人民阵线政府统治下的情形简直同以前柴摩拉政府统治的时代没有什么根本差异。最迫切的土地问题完全没有着手，农民依旧呻吟于地主贵族和教会僧侣的铁蹄之下。加泰隆虽然获得了表面的自治权，但摩洛哥等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还是依旧受着西班牙帝国主义的摧残。军队完全照旧由反动的皇党和法西斯的军官所指挥。至于法西斯之横行，警察对于工人的压迫和对于革命者的仇视，法庭和狱卒的依旧，以及一般人民生活之艰苦残酷等等的情形，那是连爱伦堡也看出了的。总而言之，「人民阵线政府」同以前的柴摩拉和勒乐的政府一样，对于西班牙革命的民主任务，一点也没有解决。对于人民的生活一点也没有提高。一切的一切都推到将来。然而革命的民众却有点等得不能忍耐了。所以「3月25日，爱斯脱玛杜拉六万的农民依照农业劳动者协会规定的程序，占据了三千份的田产。其中阿挪却罗伯爵有五万公顷未耕的地—这伯爵是一个深嗜田猎的人」。「在阿斯杜拉．卡拉第煤矿的雇主决定休业，据他们说，是为了煤产量的过剩。但矿工却将煤矿田由他们自己接办着。在巴塞洛拉，工人接收了一家给雇主关歇的玻璃厂。马的斯纺织厂的工人一知道董事会决定关歇该厂的消息，立即组织一个委员会来继续进行业务……」（见爱伦堡前文）。但人民阵线的政府对于民众这些自发的举动采取什么态度呢？爱伦堡告诉我们说：「政府既不站在雇主的一边，却也不承认现在的情形为合法，据说，一切的一切都是『暂时』的」。号称人民阵线的政府对于人民自己接收那些荒废的土地和关歇的工厂来从事生产这种「情形」反而不肯「承认」为「合法」，难道让土地荒废和工厂关歇才算是「合法」吗？！这是何等的滑稽！何等的人民阵线政府！「一切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错，「一切的一切」都等待法西斯来解决！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人民阵线政府只是尽量地把一切急待解决的问题拖延下去，把历史上最可宝贵的时间荒废掉，而专用些空洞可鄙的言词去麻痹群众，以便法西斯和皇党获得时间去准备他们的反革命暴动来结束这个「暂时」的局面。假如人民阵线政府真是代表人民的，则当它一握得权力的时候，便应立即宣布土地归农民；允许摩洛哥的里夫人有完全独立的自决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联合会，加紧武装人民，军官由兵士选举（这是淘汰反动军官绝好的方法）；坚决地打击法西斯、皇党及一切反动势力；剥夺教会一切权利—这样，不但人民阵线政府立刻获得人民大众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拥护，而且法西斯和皇党的反动势力根本没有存在和生长之余地了。可惜，当一部份革命份子（如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P.O.U.M）的左派—第四国际的支部）向群众提出上叙的革命政纲时，而亚柴拉，加白勒诺（社会党领袖）和狄茨（共产党领袖）这些西班牙的米留哥夫、蔡勒特里、谢德曼和爱伯尔特们都同声斥为盲动，施以威胁和镇压。「人民阵线政府」似乎早已确定它自己的责任只是继续完成柴摩拉和勒乐政府所未完成的任务而已。第四章内战的发生与两个营垒的对照但在另一方面，法西斯和皇党却能十分了解局势，捉住时机。它们巧于利用「人民阵线政府」的软弱无能，用全力在各方面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暴动工作。这种工作在军队中，在落后的农民中，在摩洛哥的驻军和里夫人中，都是半公开地进行着，并且进行得十分迅速和顺利─但「人民阵线」派郄视若无睹。到了本年7月初，反革命暴动的一切布置都妥贴了，所剩下的问题只是等待发动的日期─原定为7月25日。由于索台洛（皇党领袖，里维拉独裁时代的财政总长，预备暴动成功后的临时总统）的被暗杀，更催促了反革命暴动的提前爆发，首先由佛朗哥将军指挥摩洛哥一万八千驻军于7月18日揭出了反叛的旗帜，于是西班牙反革命与革命势力的空前内战便这样正式开幕了！佛朗哥指挥驻军在摩洛哥暴动后，立刻占有整个的摩洛哥以为反革命的策源地，并召募大批的里夫人组成军队，与西班牙驻军陆续开往西班牙本国向「人民阵线政府」和革命民众进攻。同时西班牙国内的军队到处响应佛朗哥的暴动。据8月18日路透社的通讯说：「依一般人之估计，目下约占有西班牙全部军队80%，共计二十三万五千人以上，实行叛变」。若与摩洛哥一万八千驻军合算起来，这次参加反革命的军队占西班牙全部军队90%以上。人民阵线派曾经大吹大擂地宣传要肃清军队中的反革命军官，现在事实证明反革命军官几乎指挥了全部军队来攻打「人民阵线政府」和革命民众。此外在各城市和乡村差不多都有法西斯和皇党所组织的武装队伍涌现出来。这些事实都证明反革命派事先对于暴动准备的充分，对于军队联络的严密，指挥的统一和一般规模之浩大。这里的原因是由于整个的军队是握在反革命军官手里，全国的军营变成了组织反革命的中心。再加上一切城乡的教会及许多警察署、民团、学校（特别是教会把持的学校）……等，都像蜘蛛网一样密布全国，尽力于反革命的武装暴动工作。至于一切地主贵族、高级僧侣和财政巨头大资本魔王，不用说是他们所有的物质力量支持着反革命派的一切活动的。但这次西班牙反革命势力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助力，那就是法西斯的意、德和半法西斯的葡萄牙。现在就是蠢才也可以看出，这次西班牙佛朗哥和穆拉等人的反革命暴动计划，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事先参与的（大概还是经过人民阵线政府驻在罗马和柏林的公使及武官等，因为自佛朗哥一发难，这两个地方的公使和武官便立刻宣称脱离马德里政府了）。所以当佛朗哥在摩洛哥揭出叛旗时，墨索里尼即刻派大批飞机（24架）飞往摩洛哥，而希特勒同时派遣军舰两艘运载大批军火至该地。驻在摩洛哥的叛军及新编的里人军之进入西班牙，便完全是靠意德飞机的运送及其军舰的掩护。现在叛军中的飞机达数百架，都是由意德提供的。至于大炮及其它军器等大半也由意德供给。叛军中有许多军事指挥官和飞机师等都是意德的法西斯。而葡萄牙则除了供给一部份军需品外，主要的任务就是将意德的军火经过它以输送西班牙的边界交给叛军。此外意、德、萄对于叛军一定还有财政上的接济。总而言之，这次西班牙反革命派势力之所以很迅速地组织起来举行暴动，及暴动后之节节胜利乃至造成现在的优势，根本上虽然是由于人民阵线政府之纵容（不先发制人），但同时也实在是由于意、德、葡三国的全力帮助。自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帮助西班牙的反革命派，不是简单为了法西斯主义上的什么志同道合，主要还是为了他们自身及其所代表之帝国主义的利益。首先他们是害怕西班牙走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那条道路。因为这样将会激动全欧洲，首先是法国的无产阶级起来作夺取政权的斗争，这对于法西斯的意德，不用说是特别危险的。其次，墨索里尼急欲在地中海扩充势力范围以为对抗英国之用。所以他死死地抓住西班牙的反革命派，企图经过他们攫取西班牙和摩洛哥的许多权利，特别是攫取摩洛哥北部的休达港和巴里阿利群岛中的米洛卡岛─这两个地方如果落在意大利掌握中，则英国的直布罗陀海峡将要受绝大的威胁。而希特勒则同样是想借着西班牙法西斯的胜利在西班牙和摩洛哥安置一些阵地，以便日后进入非洲恢复德国在非洲的一切旧殖民地。并且还可藉此包围法兰西。至于葡萄牙之援助西班牙反革命则颇简单，就是葡国的执政者害怕西班牙革命群众的胜利会引起葡萄牙人民的革命来推翻他们的反动政权。墨索里尼，希特勒和葡萄牙的统治者，正因为他们都是为着自己的迫切利益，所以不顾一切地决心援助西班牙的反革命派，大有不达到最后胜利决不停止之势。而西班牙的反革命派因为这种援助，所以也就愈加坚决和猛烈地采取进攻的姿势。至于「人民阵线政府」方面，我们已经指出过，在事变之前没有任何准备，甚至连准备与反革命战争的意志都没有。一切时间都荒废在自夸胜利和许多空洞虚伪的演说及文告里。最坏的是，加白勒诺和狄茨们甚至用种种谎言和方法去抑制革命民众的自动武装，为的是怕引起他们的同盟者亚柴拉派的不满，将妨害到他们的「人民阵线」的「巩固」。因此，当佛朗哥和穆拉们高举起叛旗向马德里政府宣战时，人民阵线派的领袖们无不惊慌失措。迄至被马德里及巴塞洛拉等城市的工人群众所压迫，不得已起而去进行抵抗时，他们的态度还是不坚决的。实际上亚柴拉所领导的「人民阵线政府」时时都希望同叛军谋取妥协以牺牲人民。国民社于8月10日（即开战后的23日）自马德里发出如下的通讯：「西班牙政府军与叛军在各路相持之时，双方代表曾在法国爱斯加尔杜那地方进行秘密谈判。现因叛军态度强硬，并已决定进攻，谈判遂告失败」。如果不是叛军的态度过于强硬，一定要用武力荡平马德里政府，消灭亚柴拉和齐罗尔（当时内阁总理）派，恐怕亚柴拉和齐罗尔早已投降了。假如「人民阵线政府」真有决心抵抗反革命的进攻，至少自7月18日起即应动员一切的力量去武装人民，在军事上立刻采取反攻的阵势；同时在政治上立刻宣布土地归农民，宣布摩洛哥的独立自决权，成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肃清政府中的妥协份子。这样或者还来得及挽救危局。因为在这时摩洛哥的反革命军还没有进入西班牙，国内反革命的军事力量还没能集合拢来，并且有些军队还在动摇中。土地归农民的宣布一定可以引起兵士们对革命的热望，同样宣布摩洛哥的独立自决权可以引起里夫民族的兴奋─这些对于叛军一定会发生绝大的影响。尤其农民将为获得土地而拥护政府，打击地主贵族和僧侣并坚决地去从事对反革命的抗战。然而人民阵线政府在政治上始终保持它原来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军事上更是完全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政府虽然在9月4日（开战后一个半月）改了组，加入许多社会民主党员和两个共产党员，并以社会民主党领袖加白勒诺作内阁总理，然而加白勒诺的政策（无论是政治上或军事上的）与齐罗尔的政策并没有什么根本刷新。总而言之，自内战发生后的人民阵线政府，还是紧紧地抱着它原来的机会主义的立场。在政治上似乎是等待着军事告了结束后再说，而在军事上则又是等待敌人来攻击时再去抵抗，但当敌人来猛烈攻击不能抵抗时，自然只有一步一步地向后退了，照这样下去，结果将是退出西班牙！在反革命方面既有国外的意德葡的坚决的充分的援助。但在人民阵线政府方面又怎样呢？它似乎也有它的国外的同情者，至少有如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和苏联。不错，法国的白伦政府和莫斯科都曾宣称同情马德里政府，反对意德葡对于佛朗哥的接济，但事实上它们却是对它加以封锁，阻止它从国外获得任何必要的军需品罢了。因为自从聪明的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向英、德、意、葡、苏联及其它各国提出订立「不干涉西班牙内战协议」（即禁止各国对西班牙内战的双方供给军火及其它军需品）的申请书以后，法、苏、英及荷、比等国都实行对马德里政府停止军火的出口，希望意、德、葡亦照样对待叛军。可是意、德、葡于口头上答应之后，暗地里却反而加倍地把军火运送给叛军了。无怪乎马德里政府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要愤慨地向法、英、苏等国说：「你们主张不干涉西班牙的内战，实际上就是干涉我们，使我们得不到军火去抵抗反革命的进攻」。现在大概已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事实了吧！但事情何以弄到这样相反的地步呢？简单说来，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恰同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一样，是机会主义的、妥协的、胆怯的，因而是软弱的。它对内既害怕本国的法西斯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对外又怕得罪意、德，恐因此引起战争。总一句话说，它要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为了「和平」，不但可以牺性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和革命羣众，即连它自身及法国的革命羣众将亦在所不惜。苏联之不敢坚决援助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政府，主要也是由于从一国社会主义出发之极端保守的「和平主义」政策，其理由亦约略与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所持的相同。至于英国，本有举足轻重之力，但它的自身亦早已陷于不能自拔的矛盾地位中。因为它既一方面担心佛朗哥派的反革命胜利将使意德在西班牙摩洛哥和地中海的势力膨胀起来，妨害它的利益；但同时它也很害怕西班牙的革命民众打败法西斯皇党后走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所以它于无法之中只好接受了法国白伦政府的敷衍办法─虽然这办法极有助于意德，也只好忍受了。但西班牙的工人和农民及一般城市贫民，在这次战争中却表现了稀有的英勇和牺牲精神。虽然人民阵线派在平时为了保持西班牙资产阶级的利益，极力抑制他们的要求，阻止他们自动武装，但当反革命的真正危险到来时，他们还是立刻拿起武器走上前敌去。虽然人民阵线政府交给他们的武器是一些陈旧的东西，但他们始终凭着他们的勇气与决心去同那持着精良武器并素受训练的法西斯所领导的军队对抗。他们并打过许多次数的胜仗。马德里政府之所以能够抵抗敌人到现在，并还在坚持着抵抗者，就全靠着这些革命羣众之无比的英勇和牺牲精神。西班牙革命的一线希望也就仅仅系在他们身上。假如有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斗争中迅速形成起来运用列宁的《四月提纲》，坚决地排除人民阵线的机会主义，领导西班牙的工农大众去作最后的决死活的战争，事情还是有希望的。所以现在摆在西班牙面前的前途还有两个：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专政。第五章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的前途但我们把西班牙内战中两个营垒的实际状况分析以后，我们不能不说反革命势力已占了上风。而在革命方面，由于领导的人民阵线派之可耻的机会主义的接二连三的错误政策，以致放过了许多大好的时机，削弱了羣众的力量，虽然有革命羣众之英勇奋斗和牺牲精神，但现在的情形，还是很危险的。如果西班牙的革命自始能得到正确的领导，胜利也许早已实现了。就是当人民阵线派于本年初获得选举上的胜利组织所谓人民阵线政府时，如能立刻采取像列宁在俄国二月革命后所采取的策略，西班牙的无产阶级也许不要经过流血的暴动而踏上了政权。最后，就是当7月18日的内战开始爆发时，人民阵线中加白勒诺和狄茨所领导的两个有力的党，若能立刻改变以前的错误脱离亚柴拉的束缚，重新采取坚决的态度领导革命群众去战争，情形一定不致弄到现在这样的危险。假如西班牙的革命胜利了，则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更有胜利的把握。法国革命的胜利，整个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面貌都将因之而改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然成为欧洲工人革命胜利祭坛上的羔羊。反之，西班牙如果是法西斯最后取得了政权，首先就要影响到法国。法国的法西斯将立刻向革命的工人群众采取猛烈的进攻阵势。法国革命的前途将会受到绝大的危险。如果法国的法西斯也获得胜利，则整个欧洲大陆将完全为法西斯的反动势力所笼罩。苏联将要遭受着军事的侵略，而其命运是不可测的。同时我国沦于朝鲜第二的可能性也更大了。但是，西班牙的工人阶级尚在斗争中，全部问题将由斗争的发展来解决。最中心的问题要看西班牙的工人阶级能否脱离人民阵线机会主义的羁绊，能否在斗争过程中集合到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坚决的斗争。1936年10月22日附录：「格柏乌」在西班牙的活动为要深切地了解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统治下的真实状况和西班牙内战的前途起见，关于西班牙斯大林党的「格柏乌」活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自从去年巴塞洛拉的「五月事变」发生后，西班牙工人政党中最左的一个政党─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P.O.U.M）─的领袖如安德鲁．宁、儒安．昂德拉、儒林、高尔金等，和许多党员，以及其它工会的左派份子都被斯大林党所组织的格柏乌私行逮捕，并从巴塞洛拉送到马德里的私有地牢里，监禁起来；罪名是「佛朗哥的代理人」。英、法许多左派政治家和工会领袖们，对此都表示异常的惊怪和义愤。因此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到西班牙实地去考察，想把这种诬陷巨案由国际工人团体来共同研究，以期水落石出，大白于世，并对斯大林党施以压力而给被诬害的战士以援助。下面的几段，就是从法国和英国的工会领袖和政治家关于考察该案的报告中摘录下来的。法国著名的工团主义者罗宗关于此案考察的报告如下：「法士格与孟柴尼（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的领袖）认为：宁及别人的被捕是可耻的。并且他们的立场，如法士格在一个讲演里声明的，是这样的：如果在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内部有奸细，如别的一切反法西斯政党内部也会有的那样，那么把这些奸细惩办好了，但这却不能作为消灭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的整个组织的理由」。「此外，他又告诉我们，现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已有八百会员被捕，还有六十个会员失踪」。「加白勒诺（西班牙社会党领袖，前任人民阵线内阁总理）告诉我们说：他久已熟识宁，高尔金及别的个人，虽然他是他们的政治反对者，但他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是并且不会是法西斯的奸细，『如果宁与别人现在已受侦探的迫害，则其原因完全是政治的，完全因为共产党想破坏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英国独立工党领袖芬克．希洛克威也是代表该党到西班牙去考察宁等的案件的，他的报告共分九点：「（1）压迫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是共产党发动的，由共产党直接指挥的巡警执行的。（2）伐伦西亚与加泰隆政府中的非共产党份子，都因共产党阴谋之过份而感到不安。（3）全国劳工联合会是一致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之迫害的。加白勒诺及社会党工会中的左派社会主义者都反对这种压迫。但在该工会内部还有共产党势力，这情形使他们难于处置。（4）力量正在集合，以打击共产党的阴谋陷害政策。（5）在我们代表团得到关于审判的让步时，帮助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的国际压力，必须加重（建议）。（6）营救外国社会主义者（因为格柏乌还逮捕了许多各国在西班牙帮助工人阶级抵抗法西斯的社会主义左派份子），最好是由各本国去行动。因此我们呼吁，应该组织长久的国际委员会到西班牙去。德、意的代表必须立即前去。此外，应组织一个代表西班牙、德、意政治犯的联合会（建议）。（7）应该执行国际的营救鼓动。国际委员团应在我们代表团之后就到西班牙去（建议）。（8）马克思主义联合工党，在非法的情形下仍勇敢活动着。它仍保持着自己的政见，并努力实行着一种实际的政策。（9）共产党正在分散西班牙反法西斯的力量，并严重破坏反法西斯的斗争」。此外，马德里全国劳工联合会的报纸在去年7月29日对于格柏乌的诬陷手段也表示如下的态度：「我们应该首先声明：我们相信并且还继续相信，像宁、昂格拉、罗维拉、亚尔格等人，都是革命家。他们多年以来在西班牙无产阶级面前，曾表明了他们知道怎样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我们将要继续相信他们的正直与政治人格；以同样的态度，我们也相信佛朗西斯科、法雷尔的崇高的精神，虽然布尔邦的保皇党们以合法手段把他们表现成西班牙的敌人与恶徒」。从以上的报告看来，斯大林党的格柏乌在西班牙的活动，也就很可惊了。上面所叙之被捕的许多人的命运究竟如何，尚难推测，但安德鲁．宁是确实被格柏乌私行处死了。由这一点不但可以看出斯大林党在西班牙的横行状态，而且亦可以看出苏联的党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前途》，欧伯（彭述之），亚东图书馆印行，1938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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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body{background-color:CCE8CF;margin-left:12%;margin-right:12%;}h1{text-align:center;}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h2{text-align:center;}h3{text-align:center;}.foot{margin:1.5em2em1.5em2em;padding:2px2em2px5px;border-left:3pxsolid;background-color:#c0c0c0;font-size:90%;}pre{font-size:100%;line-height:150%;white-space:pre-wrap;/*css-3*/white-space:-moz-pre-wrap!important;/*mozilla,since1999*/white-space:-pre-wrap;/*opera4-6*/white-space:-o-pre-wrap;/*opera7*/word-wrap:break-word;/*internetexplorer5.5+*/}hr.bottom{BORDER-TOP:1pxsolid;BORDER-BOTTOM:3pxsolid;height:8px;color:#000000;}hr.top{BORDER-TOP:3pxsolid;BORDER-BOTTOM:1pxsolid;height:8px;color:#000000;}-->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佛教的起源及其宗教哲学思想※（1936年11月）佛教同基督教一样，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佛教之在东方，亦同基督教之在西方，无论在一般的历史演变上，在社会生活上以及人类的精神上，都曾起过巨大的作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它还或多或少地支配着或影响着我们东方千百万人的生活和灵魂。缅甸人和暹罗人至今还视佛教为唯一的国教，其虔诚崇奉几与中世纪欧洲人之崇信基督教无异。就是我国和日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农民们，其中大多数的信仰（假如他们有信仰的话）也还没有脱离佛教的影响。消极的精神与因果报应之说，还深深地潜伏于无数人们的血管之中。由此便证明佛教还是一种潜在的势力，即令在现在来重新对它加以检讨，还不能算是已经失掉现实的意义了。但我国向来研究佛教的人们，殊少站在科学的批评的观点上，他们不是为了专门宣扬教义，就是把佛学当作闲余消遣的玩意儿。这样，自然不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结果。近年来的“佛学家”中更发生两种新的倾向：一是否认佛教的宗教性（见欧阳竟无所著《佛法非宗教非哲学》——南京支那内学院刊印），一是使佛教科学化（见商务印书馆出版《唯实研究》王季同“序言”），这在表面上似乎是进步的现象。但实际上，前者不过是企图抹去佛教中那些原有的粗野的宗教迷信（这是佛教之所以成为佛教的所在），替它再披上一件单纯的玄学外衣，后者则企图将本质上原与科学正相矛盾的佛教施以现代科学的洗礼而已。日本与西方的佛教研究家，在方法上要比较进步些，但他们亦不能超越他们的形式逻辑所允许的范围。就他们的方法所能产生的结果，至多亦只能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材料，却不能给我们以理解佛教奥秘之钥匙。我们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佛教，不但必须抛弃一切迷信、成见、玄谈以及种种牵强附会的玩意（如以佛教言附会现代科学），而且还必须脱离形式逻辑的束缚。必须运用现代的历史研究法从客观上去探求佛教的起源，从它在印度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去显露它的真面目。————————————————————※原刊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卷第四期（1936年冬季号），发表时用“欧伯”笔名。————————————————————教陀时代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佛教的创立者大家都公认是佛陀（Buddho）。佛陀的生存年代虽至今尚无一致的确定见解，但东西学者，大概都认定他是纪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间人（纪元前565——486年）。这恰当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在佛陀出世之前，印度的雅利安族（Arya——原为白种，与欧洲希腊人，罗马人等出于同一祖先）社会已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已经由原始的氏族共产制度进到封建王国的边界上了。大约在纪元前千五百年顷，雅利安人以游牧民族由波斯侵入印度的五河流域（即今般遮布一带），征服原有的土著民族（Dravida和Kalaria族等），才开始从事农业的定居生活。随后更逐渐向东方的恒河流域进展。到佛陀降生时已经占领整个的恒河流域，而开始向德干高原及南印度开拓了。自雅利安族开始进展五河流域至佛生，这一千年间，史家通称之为“吠陀时代”。因为反映这一整个时期的史实遗留有最古的典籍四吠陀（Veda，为赞美神祗的颂歌）及其后来附加之《梵书》（Brahmana）和《奥义书》（Upanisad）等。四吠陀中以《梨俱吠陀》（Rgveda）为最古，其代表的时代约与雅利安族停居五河流域的时期相当（约在纪元前1500——1000年）。《梵书》和《奥义书》则约可代表开拓恒河流域的时期（约当纪元前1000——500年）。《梵书》又可代表这时期中的前半期，《奥义书》可代表后半期。《沙磨吠陀》（Samaveda）。《夜尤吠陀》（Yajurveda）和《阿达婆吠陀》（Atharvaveda）等大约为从五河到恒河之过渡期间的产品，故可代表着过渡的时代。依据《梨俱吠陀》，雅利安族在五河流域时代虽以开始经营农业，但还十分幼稚，牧业似乎还占主要的地位，至少在初期是如此。那时的社会组织完全以氏族血统关系为基础。最初共有五个氏族，每个氏族分为几个VIS，每个VIS，又分为几个Grama——这便是当时氏族社会之最基本的公社组织。一切土地、牧场、森林、房屋、工具乃至生产品等，均归公有，由公社会议公举的族长管理和分配。保护牧场修理水道以及祭神和对外战争等亦由族长指挥。那时除被征服的土著民族被降为奴隶（称之为首陀罗Sudra——这个字含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剥削阶级两种意思）外，雅利安族内部尚无阶级存在。此种情形，差不多通过五河流域时代数百年间，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就是说，原始的氏族共产制在基本结构上一直维持下来。但雅利安族既经占领恒河流域之后，甚至在占领的过程中，情形就起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因为恒河流域是雨水丰富而土壤肥沃的大平原，最宜于农业耕种；同时又因为征服该区域中之众多的土著民族，获得了广大的奴隶劳动，于是农业生产便大大地增加起来了。并且开始运用了大群的奴隶劳动以经营大规模的田庄。在另一方面就是商业经济之迅速的发展。在五河流域时代虽早已开始了商品的交换，但还只限于少数特殊的生产品（如工具等），并且大半是在氏族与氏族团体之间，还带着偶然的物与物交换的性质。这由于那时代的末期尚不知使用金银为货币，而仅以牦牛为交换的标准可以看出来。但到此时期，尤其到了此期之后半期的《奥义书》时代，商品交换已经成了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因素，不但超越了氏族团体的狭小范围，而且已然集中到许多巨大的商业城市之中了。当佛陀出世之时，恒河流域中已有许多著名的新兴城市兴起，如摩辿陀（Magadha）之王舍城（Rajagrha），桥萨罗（Kassala）之舍卫城（Savatthi），弥嗟（Vamsa）之桥萨弥（Kasambi），迦尸（Kassa）之罗奈城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均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之中心。而且那时印度的商品已经超越了印度的范围，经过波斯，巴比仑或阿拉伯而达到地中海沿岸各国去了※。随着商业范围的推广和商品需要的刺激，于是手工业也就自然发达起来。王舍城，舍卫城，罗奈城及其他城市，不但是新起的广大的商品市场，而且同时也是手工业者集中的所在地。绢织物，棉布，象牙及宝石等，均为当时印度输出西方的重要商品。此外，还有高利贷资本也跟着商业的足迹在城乡各方面展布了起来。————————————————————※黑尔茨费德（Herzfeld）在其所著《古代犹太贸易史》（CommercialHistoryOfJewsInAntiquity）中叙述纪元前六七世纪以前从东方到西方的商业道路时，曾有这样的一段说：“……还有别的一条路线，从波斯到格尔拉（Gerrha）收集巴比仑及印度的货物，横贯阿拉伯而达到彼德拉（Petra）。再由彼德拉分为三条路线：一条到埃及。”这便显然证明古代的印度已经加入古代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和地中海诸国的国际贸易圈中了。————————————————————新的经济的发展自然要形成新的阶级，促进新的阶级的对立。我们前面说过，在五河流域时代，只有征服民族（雅利安族）与被征服民族（首陀罗）的区分，尚无阶级的存在。但在这时，阶级的对立便已十分明显而且很尖锐化了。自然这种形势是经过长期间的逐渐发展所形成的。最初是由那些氏族的族长队伍中发生两种拥有专门技能的分子：即祈祷神灵的祭司和指导战争的军事领袖。但在起初，这两种分子除分任祭神和指挥战争外，尚无何种特权。随后因占领的土地日广，经济日见发达，财富日见增加，于是祭司们和军事领袖们便逐渐攫取了各种剩余产品归为己有，并替自己规定种种特权了。其中最重要的是废除原有公社选举制（原来的祭司和军事领袖均由公社全体会议选举和罢免），把他们的职位改为终身制和世袭制。这样，便产生了婆罗门（Brahman——祭司）和刹帝利（Ksatriya——贵族）两个特权等级。当时商业发达，新的商业城市兴起时，又产生了商人，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的新阶级成分。另一方面，商品和货币乃至高利贷资本跟着商业的触须伸入农村，刺激了私有制度的发展，同时又因有奴隶大农场的设立，于是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度发生动摇，土地变成可买卖的商品了。这样，在乡村中又产生了无土地的农民和拥有大宗土地的地主，这恰同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互相对立——这便是在古代印度氏族共产社会的废墟上所展开来的一副新的阶级画图。新的阶级的产生，自然要威胁到旧特权阶级的地位和利益。首先感觉到这种威胁的是聪明的婆罗门——垄断当时一切指挥的知识分子。因此婆罗门便想尽种种方法，利用当时人民对于神的迷信，把自己高高地举起在一切人民的头上，攫取了一切特权。它擅自将人民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Vaisya，包括工商农等）和首陀罗四姓（即四个等级）。它并援引《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PurusaSukta，此歌定非《梨俱吠陀》所原有，大概为婆罗门得势后所伪造附加于其上者），谓由原人之头生婆罗门，由其肩生刹帝利，由其腿生吠舍，而首陀罗则由其足所生。企图以此证明“四姓间有先天的差异”，为神所命定，绝对不能更改。依据这种伪造的原理，于是婆罗门便将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权利都重新加以分配。它说（又是一种伪造）婆罗门的保护神为祈祷主（Brhaspati——所谓梵神宇宙之主宰神中之王），刹帝利的保护神为恩陀罗瓦奴那（Indra-Varuna），吠舍的为一切神（Visvedeveh），至于首陀罗则连保护神都没有（见Pancavimsa《梵书》）。其次，它声称自己是“人神”，应当受人民的“布施”（婆罗门所收受的布施，等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会所受之“什一税”），就是说，它如天神一样，应当领受人民的供物。这种为婆罗门至上主义。它按四姓的阶位规定各自的终身职务。它把自己放在神与人的中间地位，一方面代表神对人民表示神的意志，另方面又替人民向神求福免祸。所以祭神便成为它唯一的职务，也就是它唯一的能够操纵人民生死祸福的特权；因为人民只有经过它这个经纪人才能接近神，向神办交涉。正因为这点，它把祭神的颂歌书《吠陀》经抬高到与神同等的地位，凡《吠陀》中所言者均认为是神的意见，是神圣的法律，绝对不能移易，人民只有遵守的义务（谁要是违反了《吠陀》的教言，就是表示对于神的反叛）。这叫做《吠陀》神圣主义。因此，婆罗门后来又制造了各种《梵书》、《奥义书》（有一部分《奥义书》为刹帝利所作）和《经书》（Sutra）等，依照自己的意见以解释和发挥《吠陀》，使《吠陀》中的教言更能有利于它这个阶级的地位。婆罗门不仅垄断了祭神的特权，而且垄断了一切知识，它视自己为《吠陀》或其他传说的唯一保有者。不论是刹帝利或吠舍，要想学习《吠陀》或其他知识，都必须从师于它。它给刹帝利规定的任务是：执干戈以御外敌，保护宗教（即婆罗门教），保护有情的（婆罗门和吠舍的）财产，维持境内的安宁秩序。并规定刹帝利必须以婆罗门为帝师，不但不得向婆罗门收租税，还必须纳款于婆罗门，名之为“布施”。刹帝利向人民所收之租税数额，每由它代表确定（以上这些规定，均见载于Baudhayana和Apastambiya法典之中）。吠舍（农工商等）的任务是：终生经营各自的职业，虔祭神灵，供奉婆罗门，献纳租税于刹帝利等。至于首陀罗，既沦为奴隶，除以劳动服事上面所叙之三姓外，当然不能有任何权利。不许经营独立的生活，不许祈祷神灵。因此婆罗门称自己与刹帝利和吠舍为再生族（Dvija意即除父母所生之第一生外，尚能从宗教方面获得第二生命），称首陀罗为一生族（Ekojati）为宗教所不屑救之贱民。甚至连听唱《吠陀》赞歌也不许，而加以恐吓说：“如果首陀罗故意听闻《吠陀》之诵声，则其耳聋，口诵《吠陀》则舌烂，心念《吠陀》则心坏等等”（Kautbuma法典）。由此可见婆罗门代表当时上层阶级对于首陀罗之压迫和键视达到何等的程度了！此外，婆罗门更进而严厉地规定着四姓不得互通婚姻，企图以此种人为的方法去永远隔离四姓，使不致混乱血统，因而得以保持那种“神圣”的等级制度（关于四姓的权利义务备载于《梵书》和《法经》DharmaSutra中）。当婆罗门这一姓的人口日见增加，日趋于奢侈纵欲的时候，它便巧妙地想出了开辟财源的方法，那就是增立各种各样的祭祀名目，或将久已废弃的祭祀重新提出加以确定，迫令其他等级的人们按期举行。这种倾向在《梵书》中已很明显地表示出来了。迄到后来的《天启经》（SrautaSutra）和《家庭经》（GrhyaSutra）中更有详细的规定。在《家庭经》中所规定的祭典有二类，其名目繁多，难以尽举。即家庭中定期的主要祭祀必须举行者亦有七种之多。甚至一个人由托胎出胎以至结婚期间所必须举行的重要祭祀亦有十二次（如受胎礼，成男礼，分发礼，出胎礼，命名礼……）。《天启经》中所规定之祭典名目亦是同样地不可胜数。其中有所谓供养祭（Haviryajna）一类，包括最重要的祭典有七种。有苏摩祭（Somayjna）一类，亦包括有必须举行的八种祭祀。以上这两类祭典都必须敦请婆罗门代为举行。不用说，每举行一次必须有一定的报酬（所谓“供物”）。并且连报酬的物品数额亦有明确的规定呢（如在国王举行的“力饮祭”中，便规定国王须布施婆罗门牛百七十头，衣服十七，车十七，黄金十七，即是一例）。所以祭祀举行得愈多，婆罗门的收入也就愈富。正因为如此，婆罗门也就愈加多多地规定祭祀的数目，愈加提高祭典的尊严与重要，愈加注重祭祀的仪式制度。这叫做祭祀万能主义与上叙的《吠陀》神圣主义和婆罗门至上主义，统称为婆罗门教的三大纲，其被重视，恰等于后来佛教中的所谓三宝——佛法僧。次于婆罗门的是刹帝利。如果婆罗门是靠同神办理交涉起家，它的权威和权利是建立在神权的增长和祭典制度的发达之上，那末，刹帝利的兴起是靠着和敌人战争，而其权威与权利之扩大更是靠在战争之不断的发生和胜利上面了。很显然地，雅利安族之占领恒河流域那样广大的区域，征服那样众多的土地，必曾经过长期的无数的凶猛战争，才能达到成功。而这种长期的无数的战争之胜利，正是刹帝利实力之不断地膨胀。雅利安势力向前推进一步，刹帝利的势力也就跟着前进一步。尤其当商工发展至一定程度，城市制度发生的时候，刹帝利的高级领袖们（诸王们）便凭籍着城市的优越地位，利用城市的财富，训练较大的常备军，以从事于侵吞兼并的战争。这种刹帝利内部的互相兼并的战争，从大叙事诗《摩诃波罗多诗篇》（Mahabharata）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该诗篇所描叙的是以般多国（Pandu）五王子枸罗国（Kuru）王子互相战争为中心的故事，其时间约当纪元前六七世纪，史家通称之为古代印度大战乱的时代。实际上，这并不是刹帝利内部简单地互相残杀，而是反映了整个刹帝利势力之膨胀，要求由那些鸡零狗碎的小国兼并为大国的一种倾向。自然，此种倾向又恰是反映了当时商业经济的要求。因为那些族长式的无数小国的互相对立，互相仇视，对于新兴的商业经济实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障碍物了。事实上，当佛陀出世前，在恒河流域中已经产生了几个强大的新兴国家。如摩迦陀（Magadha），乔萨罗（Kasala），迦尸（Kase）和弥嗟（Vamsa）等。而这几个国又恰是依靠在几个新兴的商业城市基础上（如摩迦罗之王舍城，乔萨罗之舍卫城，迦尸之罗奈城，弥嗟之乔萨迷等）。这就够说明刹帝利发展之客观的新趋势了。拥有广大土地和以新兴的富足的商业城市为基础的刹帝利，此时不能不感到自己手中已具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刹帝利在以前完全忙于军事，忙于战争，在知识上是十分幼稚的，差不多一切重大的问题都要依靠它的“国师”婆罗门来解决。但到了这时候，刹帝利亦极力从事于知识的争取，研究《吠陀》，并参与《奥义书》的著作，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婆罗门。“据圣德格耶云，昔有婆罗门五人，以‘普遍我’问于吠陀学者阿尔尼（UddalolahaAruni），阿尔尼不能答，于是六人至卡义凯尔王（AsavapatiKaikeya）处而受其教。又据《布利哈德奥义书》云，吠陀学者巴那格（GagyaBalaki）访问卡西国王阿阇士问梵之教义，王曰，‘婆罗门乞教于刹帝利，虽反于古昔，特余欲教汝’，乃授之教义”（高楠顺次等著《印度宗教哲学史》商务版242页）。由此便足以证明刹帝利在知识上之进步，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了。刹帝利的物质实力即经如彼膨胀，而知识又如此增进，自然会发生一种提高自己权威和权利的要求。这首先就要对于婆罗门从前替它所规定的阶位（在四姓的第二位），所规定的权利，感到不满。而对于婆罗门之无餍足地以祭祀为名强令它和吠舍“布施”，尤难忍受。于是刹帝利与婆罗门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吠舍中的商人是一个完全新兴的阶级。它随着商业范围的扩大与城市势力的增长而发达起来。它挟着商品和借贷资本深入穷乡僻壤之中，搜刮农民的剩余产品，甚至农民必需的生活费亦走入它的腰包了。并且收买了农民的土地。城市的手工业者更不用说要完全依靠它，因为它是他们的生产品和原料以及借贷资本的主要供给者。就城市的实际经济生活说，商人是城市的主人。而且这个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因为经营商业于海外，往来各国，不但获得了大宗的财富，并且扩大了眼界，获得了许多新奇的知识。因此，这个阶级对于婆罗门的那种妄自尊大，及婆罗门对于它的地位及权利的限制，（与农民及手工业者同一看待），尤其是那种繁多的祭祀和带强迫性的布施，都感觉得不满，渐渐地不能忍受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当时社会中是一个最广大的生产群众，是最感受压迫，剥削和痛苦的群众。但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不只是婆罗门，还有刹帝利的贵族和商人。不过婆罗门当时所采取的压迫和剥削形式是比较地明显和露骨。因为一切祭祀，法律和种种社会规程，大都由婆罗门所规定。譬如对于四姓的权利义务之种种限制，就是最显眼的例子。这样，农民和手工业者对于婆罗门之怀抱不满，甚至愤恨，那是很自然的了。但这些群众有一弱点，尤其是农民们，既无知识，又特别富于保守性，所以他们对于婆罗门的压迫和剥削（如强索供物）虽深怀不满，而对于婆罗门的宗教大致还是信仰的——这便是婆罗门教在当时及以后尚能保持其相当地位之唯一基础。至于首陀罗，这个被征服的奴隶阶级，其所受之压迫、剥削、贱视、虐待及种种痛苦，自然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为商业的发达，生产品的增加，同时就要刺激统治阶级和剥削者的奢侈欲的发展和谋利心之亢进。但要无限制地满足他们的奢侈欲和谋利心，就只有无限制地剥削奴隶。这是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的奴隶社会中所证明过的，古代的印度事实亦完全如此。所以首陀罗由于它的特殊的奴隶地位和所受之特殊的虐待，对于整个的雅利安族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不论是婆罗门，刹帝利或吠舍（主要是吠舍中的商人）都是怀着敌视与痛恨的。但它必然特别痛恨婆罗门，因为婆罗门是四姓制度的首倡者，立法者。婆罗门不仅剥夺了它一切物质上的权利，而且剥夺了它一切精神上的权利，剥夺了它的灵魂（如禁止它信仰宗教，祭祀神灵，以及学习《吠陀》和听唱颂歌等）。由上叙的情形看来，古代印度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明显地发生了空前的剧烈的变化：私有制度的发生，商业的发达，土地公有制的破坏，新兴城市的兴起，贵族势力的膨胀，商人阶级的出现，农民的破产，手工业者的贫穷，以及奴隶之遭受极端虐待——这一切都证明不但原始氏族的共有制度久已甭解，即后来婆罗门所创建的“四姓”制度亦已根本动摇，“婆罗门至上主义”已成为众矢之的，尤其是刹帝利对它表示不能忍受，大有取而代之之野心，于是酝酿已久的古代印度的阶级斗争的戏剧便从此正式开幕了。反婆罗门运动与佛教的产生这种斗争的表演，自然要带着宗教的面具，从宗教改革思想和创立新教运动中表现出来。这差不多是一切古代社会运动的公律。即欧洲中古时代的一切斗争亦多是如此。这恰如恩格斯（E.Engels）所说：“……中世纪的一切群众运动，必然都带上一种宗教的面具……但是，在宗教的兴奋背后，却经常地隐藏着切实的人世间的利益”（《原始基督教史》）。不过欧洲中世纪末期反基督的运动大都为当时的资产阶级领导，而在古代印度的反婆罗门教运动，则全为刹帝利（贵族）所主动指使而已。在起初，刹帝利尚不敢公然站在反婆罗门教的地位，它只是在婆罗门教的范围内表示一些异议，运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吠陀经》，暗暗地反对婆罗门的教义——这从《奥义书》中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奥义书》为婆罗门和刹帝利共同的产品，已为东西古代印度研究家所共认）。例如婆罗门所极力鼓吹的祭祀万能主义和四姓制度，《奥义书》中便隐含有排斥和轻视之倾向；婆罗门在《梵书》（这是纯粹婆罗门主义的作品）中所极力宣扬之梵神，在某些《奥义书》中则把它变为一种纯粹抽象的宇宙原理，并力言“梵即我（Atman），我即梵”，以此灭去婆罗门对于梵所赋予之神圣性，此种反婆罗门的倾向，同样表现于《摩诃波罗多诗篇》中。“据多依森（Deussen）的意见，谓由文体上观之，《摩诃波罗多》，在《吠陀》文体（包含古《奥义书》）与华文体之间；由宗教的观点观之，一方认《吠陀》之神权，重四姓之阶级，他一方面又渐有表示非吠陀主义四姓平等主义之倾向”（《印度哲学宗教史》——388页）并且依多依森的研究，在《奥义书》和《摩诃波罗多》中已含有数论派（Samkhya）和瑜珈派（Yoga）之基本思想。虽然，这里所谓的数论派和瑜珈派与后来《僧法经》（SankhyaSutra）所代表之数论派和跋陀阇利（Patanjali）所代表之瑜珈派，其思想主张大有差异。但他们大体上都带有反婆罗门主峄的倾向，至少是对于婆罗门之对于《吠陀》教义的解释及其祭祀万能主义，怀抱不满，而企图进行改革者。这种对婆罗门教怀抱不满，企图有所改革的思想运动，在起初虽然是隐藏地，温和地，缓慢地进行；但一经发动便不能停止；并且愈往前进必然愈加激烈，愈加显露其独立的面貌；最后则走到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反对婆罗门教的斗争，甚至根本反对吠陀主义，乃至根本否认宗教之存在——这也是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社会运动的发展过程之自然的逻辑。当佛陀出世时，古代印度的社会宗教改革运动，已达到了最高点。那时反婆罗门教的党派团体，有如雨后春笋，到处发生。通例称此等团体为沙门（Samana），以示与婆罗门区别。最有趣的是：这些沙门团的绝大多数均散布于恒河流域的新兴诸国中，并以这些国家为其根据地，为其活动的舞台。其中尤以摩迦陀国为其中心。例如佛陀最初所师事之阿罗逻迦罗摩（Alalakalama）为郁那迦罗摩子（UddakaramaUtta）均居愈摩迦陀的吠舍利（Vissali）城和王舍城附近。他们都是沙门团的领袖。后来归依佛陀之三迦叶所代表的罗底迦团（Latilika）亦为摩迦陀大沙门团之一。所谓有名的六师所代表的团体及佛陀本人所率领的沙门团，虽散布于新兴各国，但亦多以王舍城为活动的中心地。《五分律》中曾载有摩迦陀王频毗沙罗之弟迦留常设一大齐，会集九十六种外道互相讨论的纪事。这些情形充分证明了：这些新兴国家因为刹帝利在实际上已占着优势，它需要打击婆罗门，夺取在四姓中的第一席地，于是它便提倡并保护一切反婆罗门的团体和运动。因此，这些新兴的国家便成了当时一切反婆罗门团体之自由生长的绝好园地，它们可以在这里自由发表反婆罗门的或其他的任何意见，它们各派间可以自由地相互讨论并向民众宣传，而不致受到婆罗门的无礼干涉。于是关于宗教上，哲学上以及一般的人生问题上之一切新鲜活泼的见解，像潮水一般地涌现出来了。这样便形成了古代印度文化史上之最光辉的一页。在当时各种派别，各种沙门团中，其影响比较大而其思想又略可考证者（依据《沙门果经》所载），是所谓著名的六师。六师在大体上都是非难吠陀神圣主义，反对祭祀万能主义和婆罗门至上主义的。然而他们反对的出发点及其论调殊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例如富兰那迦叶（PurunaKassapa）是由伦理的观点出发。在他看来，世界无所谓善与恶，更无善恶报应之说。所谓善与恶都依习惯而定。由这一见解推论下去，则婆罗门所谓凡遵从《吠陀》教言者为善，反之便是恶，祀神者能得善根，反之，必得恶报以及轮回因果报应说——这一切都变成毫无根据了。末迦黎拘舍罗（MakkhaliGosala）则主张极端的“定命论”（Fatalism）。他以为一切皆由自然运行的规律所决定，人为的任何努力都无用处。人的行为与命运，只有听其自然，前后经过数百劫，自然会达到解脱之境。由这种观点看来，婆罗门的祀神求福与种种繁文缛节的仪式主义，都成了多余的毫无意义的举动。散惹耶毗罗梨子（SanyayaBellatthiputta）则认为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真理都由主观的感觉而定。主观觉得有时便是有，觉得无时便是无——依据这种主观的感觉论，可以走到否认一切。浮陀迦旃延（PukudhaKaccayana）是主张心物不灭说的。因而有否认解脱说之倾向。尼犍子若提子（NiganlhaNetaputta）为耆那教（Jaina）之始祖，算是当时六师中最有势力者。但其所主张仅是一种极端的苦行主义，这不过是反对当时婆罗门之勒索“布施”和奢侈纵欲之一种极端反动的表现而已。以上五师的立场和见解虽有种种不同，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虽反对婆罗门教，但并未曾根本否定神之存在。他们亦未曾脱离古印度之传统的厌世精神，他们总觉得有从这个先生的世界以外找寻终极慰安或解脱之必要，虽然这与他们某些主张不无矛盾。总而言之，他们只是一批宗教的改革家或创设新教的宣传家而已。完全站在无神论的观点上彻头彻尾去反对婆罗门教的，只有阿耆多翅舍钦婆罗（AjitaKesakambali）所代表之所谓顺世派（Lokayata）。这是当时所谓俗人，实即商人阶级所组织的团体。依顺士派的意见，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由地水火风四大原素（简称“四大”）互相配合而成的，此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人类及其他生物也是一样。《成唯实述记》说：“顺世外道，执有实常四大，生一切有情。一切有情禀此而有，更无余物。死后，……还归四大。”这是从根本上否认了神及死后灵魂之存在，因而也就否认了任何宗教存在之可能性。因此它歌唱着：“不信天堂和解脱，不信他界有灵魂；也不信僧侣的仪文，会生出什么报应。”“圣火供祀、三吠陀，三杖忏悔把灰涂，用这些仪式——创造神司掌万事！从无智无勇的人们，来榨取生活的粮食。”从这两首诗歌（见塔尔海玛《现代世界观》中所引——李达译中译本103至104页）中可以看出顺世派对于当时的宗教和祭祀所抱的见解是何等地明确而深刻！由于这种基本观点出发，所以顺世派对于人生的态度，完全反对印度传统的厌世主义而主张现实的享乐主义。它说：“借债去求得美食，愉快地度过短短的光阴，在我们有生之日，尽量避去死路，生是不会再归”（同上）。因此当时各派又称此派为饕餮派（Ischarwaka），讥其只顾吃喝享乐。这正同希腊人之讥骂伊璧鸠鲁（Epicurus）一样，只是因为伊氏坚持“无神论”，否认灵魂不灭说，主张现世的快乐主义而已。实际上，顺世派和伊璧鸠鲁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代表当时最正确的最进步的一种观点。因为只有这种观点才能把被压迫的阶级彻底地从神的和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只有这种观点才能把人类从幻想的世界拉到现实的世界，由消极厌世的精神回复到积极奋斗的精神。然而从刹帝利的立场看来，这种观点是走得太远了！因为如果依照顺世派的观点推论下去，不但婆罗门教应彻底消灭，就是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容许存在；不但婆罗门的特权应该推翻，就是刹帝利的特权也是应当取消的；不但刹帝利的地位应当提高，就是其他等级的地位也是应当改善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下层被压迫和剥削的阶级真接受了顺世派的现实享乐主义的组织，积极斗争起来以谋获得物质的满足，那势必根本动摇当时印度社会的全部基础，然而这是一个大革命！这是刹帝利绝对不能容许的。就是顺世派所代表的商人阶级，如果它一旦觉到了它的结论的真正危险，自己也会马上反对起来了吧！所以从反婆罗门教运动中发生出来之最精彩的伟大的唯物的无神的世界观和现实主义，不但婆罗门视之为唯一的死敌，就是领导这一运动的刹帝利也觉得是一个真实的危险了。这种情形，从当时及后来之一切派别，从婆罗门到耆那教徒和佛教徒之对于顺世派的仇视与反对，很明显地反映了出来。刹帝利之起而反对婆罗门，领导反婆罗门的运动，无疑地只是为了自阶级的利益。它之反对婆罗门的特权，为的是增加自己的特权；反对“婆罗门至上主义”，为的是造成“刹帝利至上主义”；反对婆罗门对其他等级的剥削（如勒索供物），为的是保持和提高自己对人民的剥削权利；换句话说，刹帝利之反对婆罗门是企图将自己提高到婆罗门原来的地位上，成为四姓中之第一姓；它反对婆罗门教，是企图创造自己的宗教代替婆罗门教去支配其他阶级的灵魂，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与欧洲宗教改革时代，许多国家（如英德等）的国王和贵族扶植本国的新教运动以反对罗马教皇支配下的基督教的倾向，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刹帝利为达到它的目的，为要真正取婆罗门的地位而代之，它便必须有一种适合于新的社会结构，新的阶级关系的宗教。这宗教在原则上必须能够包容当时各阶级的共同愿望（虽然是幻想的）；对于婆罗门教之一切陈腐的教义与祭仪，必须加以排斥，但婆罗门教中那些已经深入人心的传统思想乃至神话，还得保留，对于那种极端的无神论与现实的享乐主义，固应反对，但那些富有活气而又温和的新思想，亦应酌量予以优容。总而言之，这种宗教必须具有改革的精神，但同时又不至走到极端，换句话说，必须是适合多方面的折衷主义的宗教。像这样的宗教不单是刹帝利主观的需要，而且也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所准备而为历史所要求的。而佛陀所领导的新教运动便是在这种客观的实际的要求基础上逐渐地生长了起来。佛陀本人即属于刹帝利（印度北部一个小城主的王子），他对于当时的社会动向和本阶级的需要，无疑地自始有若干感悟。观其决然出家并直向当时宗教思想改革运动最为兴盛的摩迦陀出发，便已显出他最初的意向了。佛陀出世较六师稍后，这是他能够接触和考察当时各派思想见解的一个优越条件。佛陀出家前曾受业于婆罗门，故对于婆罗门的教义颇称熟悉。当他初到摩迦陀时即前后就学于当地著名的沙门团领袖阿罗逻迦罗摩和郁那迦罗摩子（这两人的思想，就佛陀传所记概略，似属于最初的数论派与瑜珈派）；随后，又至尼连禅河（Nairannjanna）畔苦行林中修苦行（修苦行为当时沙门中最流行的修道法，尤以耆那派倡导最力）数年，与诸苦行者往来论道；此外，他直接或见解所受于六师的影响，当更为深切。佛陀经过了许多方面的接触和长期的思考之后，他对于创立新宗教的态度便决定了。他的态度就是折衷主义。日本木村泰贤说：“然则佛陀即佛教，创造之特色如何……今各自其态度约略考之，则以为要能综合时代之最优势者。故无论为传说思想，或新思想，均能选拔其萃，以策应时代之精神……或当如赫克儒辈所言，以形式的婆罗门教为正面，以六师诸派为反面，折衷此正反两面而综合之，即佛陀之态度也。此种态度，不独对于婆罗门与六师，亦为对于一切问题，暨对于当时各派之主张……例如当时世所行之修养法，一方为极端之快乐论者，他方则为极端之苦行主义，佛陀乃折衷两说，而力唱不苦不乐之精神修养。又对于灵魂问题，一方为极端之常住论者，他方则为极端唯物论之断灭论者，佛陀两非之，以之折衷，而碻立于因缘流动之生命观。爰对于其他一切问题，均用此流动之义。……由斯以谭，佛教对于当时各派之地位，一言以蔽之，即为中道”（见木村泰贤《原始佛思想论》商务本54至55页）。由此可见东西比较认真研究的佛学家都已承认佛陀所倡导的新教是综合当时各派思想的一种折衷主义的宗教了。不过他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此外，还有一点，就是佛陀所“选拔”的不一定就是“新思想”中的“萃”，实际上有许多真正精粹光彩的“新思想”，如顺世派和富兰那迦叶派的见解，都被他完全“选拔”掉了。我们知道，凡是折衷主义，与庸俗主义是不能分离的。在当时的一切问题上最富于实际的社会意义，而为各阶级所极端关切的，是“四姓制度”的问题。而佛陀对此所持的态度也是折衷主义的。他一方面提倡一切有情的平等主义，而同时又保留四姓制，并且公然把刹帝利放在婆罗门的头上（如在佛典中凡说到四姓时，关于四姓的排列都是以刹帝利为首，其次便是婆罗门，吠舍和首陀罗）。这样，便一方满足了刹帝利之最基本的愿望，而他方又给了吠舍尤其是首陀罗以精神上的慰安——因为佛教承认四姓在宗教上有平等的权利，有同样修道和得到解脱之可能性（“如恒河，耶无那，阿夷婆罗提，萨罗浮，摩企诸大河，流注于海，则失其以前之名，仅得名为大海。如是，此四姓即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若亦依如来所示之法与律而出家，则捨其姓氏，同为释子”——同上书235页所引）。但佛陀所提倡的平等主义不是现社会实际权利上的平等主义，而只是宗教上的或世间以外的平等主义，这当然是唯心的，幻想的。然而这对于当时的社会还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特别是对于首陀罗——这个久已完全被剥夺了宗教信仰权的姓族——含有重大的社会意义。这也是佛教后来能够在被压迫民众中以及其他的民族中获得信仰和发展的基本因素，换言之，即佛教后来之所以能变成为超阶级的（自然是表面上）和国际的宗教之基本因素。关于祭祀和供物（布施）的问题，也是关系当时各阶级的实际利益之最迫切的问题。佛陀对此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虽然同样不利于婆罗门——就是：他一方面在理论上断言，要从轮回获得解脱，不是单靠祭祀和供物可以达到，只有彻底了悟因缘关系，努力消除无明（烦恼），才能成功。这不啻从根本上断绝了婆罗门的财源，解除了其他等级人民的担负。但同时他又主张施主可以自由布施僧侣，使之得以生活，为人民的解脱事业服务。并且佛陀及其门徒曾亲自托钵沿门，乞求施主布施，过极清苦之生活，以示别于当时奢侈腐化的婆罗门。自然佛陀这种主张和行动，除婆罗门外，很容易获得其他阶级人民的赞许，尤其容易吸引贫苦民众的同情。佛陀主张的托钵制度与清苦戒律，在客观上当然是当时印度上层阶级的腐化和下层民众的异常贫苦之反动与反映，但同时亦是反对腐化的婆罗门祭司和取得贫苦民众的信仰之最有效的手段。这种手段与欧洲中世纪圣佛兰西斯（St.Francis）所领导的托钵僧运动甚相类似。此外，佛陀还提倡一种政治思想，所谓转轮王（Cakkavati）的治世，意即建立一印度的王国，以“法”治之（其详见于《增一阿含》与《转轮王修行经》）。这亦是代表当时刹帝利势力膨胀之更进一步的倾向（具体地说来这是当时摩迦陀王国的倾向），更进一步地反映了商业经济的要求。综观上叙佛陀所持的基本态度及其具体主张，证明了佛陀所创立的新教，是最适合于当时刹帝利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的。因此，佛陀便成了当时印度中古时代的骄子，而佛教之发展的前途也就从而确定了。据佛典所载，自佛陀确定其对于创立新教的态度（所谓“成道”），进而宣传教义（所谓“转法轮”）起，不久便获得了广大的信众。他初至婆罗捺斯（Baranasi）城，便立刻说明了那曾经离弃他的侍从憍陈如（Kondanna）等五人（后人称之为佛弟子五丘比）和当地长者耶舍（Yassa）及其亲友多人。至尼连禅河畔，又说服了著名的罗底迦沙门团的首领迦叶兄弟三人，其弟子千余亦皈依佛陀。再至摩迦陀首府王舍城，向摩迦陀王频毗婆罗（Binbisara）说教，王率大众，归依佛法，并以竹园相献。王舍城著名的沙门舍利弗（Sariputra）和大目健连（Mahamaudgalyana）亦归佛称弟子。后来刹帝利中最有权威的桥萨罗王波斯匿（Prasenajit）和摩迦陀王阿阇世（Ajatasatra）等，亦皈依佛陀的新教。至于其他王侯长者富人及其他人民之继续入教者，更是难以胜数。佛陀并将所有出家弟子组成团体，名为僧伽（Samgha）。据说，成道之第一年便已有僧伽弟子千余人了。经过数十年以后（佛陀曾传道四十余年），其僧伽人数之增多，当可推想而知。但凡佛典中关于佛陀吸引信众的这类记载，自然不免有些过分夸张。不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显明的重要倾向：第一，自佛陀确定他的教义向各方宣传后，有好一些沙门团确受了他的影响，内部发生了分化和解体的现象，其中有不少徒众甚至领袖转而投归佛陀；第二，许多刹帝利甚至最有权势的国王（如阿阇世），对于佛陀所倡的新教表示欢迎，表示信赖，认为是自己的宗教——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够证明佛陀所创立的新教，在实际运动中，在他生存时的实验中，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已经表现它具备有代取婆罗门教地位的基础了。所以佛灭后二百年间，佛教由于刹帝利的扶植和佛弟子们的努力，其势力便逐渐地遍布了全印度，不但压倒了各派的新教团体，而且实际上凌驾在婆罗门教之上了。迄至纪元前第三世纪，阿育王（Asoka其在位期间约当纪元前272至226年）统一全印度时（这正是佛陀所预期的“转轮王”之出世），佛教便正式地被宣布为国教，正式地代替了婆罗门教的地位。于是，佛教同着刹帝利一道达到了最后的胜利。原始佛教的宗教哲学思想由前面的解说，可以看出佛教之产生，既非偶然，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同其它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仅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产物而已。我们从这样的前提进而考察佛教的宗教和哲学思想，才不至陷入神秘与玄奥的泥潭之中。但佛教所包含的教义和思想，它同其他现象一样，是逐渐地形成，不断地变化。并非如一般佛教徒所说，是佛陀本人一手造成的。这一点，只要把小乘派和大乘派两方面所解释和主张的教义略加比较，就明显地证明出来了。但就宗教的观点上说来，小乘教是最能代表原始的佛教的，就是说，是比较能代表佛陀最初的根本见解的，虽然小乘各派总亦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大体上还是比较的一致——这从北方所遗传下来之最古的经典（如汉译《四阿含》和南方传下来之《巴利文经典》（主要的也是《四阿含》），观其对于最基本的教义之解说并无根本分歧，就足为证明。故我们可以称小乘派（包括上座部及说一切有部等）所代表的佛教，即是原始的佛教。原始佛教中最中心的思想或最基本的教义，是集中于下列几个问题的解说上面：轮回与因果或业力说；及由此而起的缘起观，无我论以及解脱说或涅磐论等。而连紧这一切问题的最普通的公社就是所谓四谛：苦、集、灭、道。所谓轮回（Samsara）与因果或“业”（Karma——在佛教一切派别中常把因果论与业力说相提并论）的思想，在印度起源最古，从《梵书》中已可看出它的萌芽。迄至《奥义书》时代，这种思想已成为各阶级，尤其下层民众中牢不可破的迷信了。那时对于轮回因果说最普通的见解大概是：人死后，不但其灵魂不灭，而且必须重复转生——可以转为神，可以转为人，也可以转为禽兽等——如此循环无端。即以人而论，凡人在今世命运之或乐或苦，或福或祸，均为其前世所行所为之或善或恶所决定；而来世之福祸苦乐，则又决定于今世的行为之或恶或善。即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思想，自然有些奇特，究竟何以产生，致东西思想家议论纷纭。如法兰西著名的福尔特尔（Voltaire）认为由于印度之气候；格尔伯（Garba）则谓由于原始土人之信仰而转传于雅利安者。实际上，却是由于古代印度之特有的严格的世袭等级制度与低级人民之异常痛苦的生活所反映出来的结果。因为在严格的等级制度下，各级人民的命运都是预先决定了的，在今世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超越等级（四姓）的范围。因此，在今世的地位和痛苦，决不能由今世来改善和解除，只有希望来世转入更高的等级。此等思想，起初大约只流行于低级的人民间，他们藉此以安慰他们的无可忍受的痛苦。随后因为上级的人也时有不测的灾殃疾病，尤其是那不可避免的老死，使他们也感受到痛苦，因而也就逐渐信仰起轮回因果说来了。当着阶级的对立愈加发展，低级人民的生活愈益困苦的时候，再经过婆罗门教的利用和宣传，于是这种思想在民众中的势力便更加普遍，更加巩固了。事实上，所谓轮回因果说，同基督教的天堂地狱说一样，不仅完全是一种幻想，而且是引导人们避开改革现社会不良制度之一切奋斗和改善现实生活之一切努力使之完全趋于消极梦想的一种麻醉剂。原始佛教对于轮回因果说，并没有什么创造，只是承袭原有的东西，略加修改，使之定型化和抽象化而已。所谓定型化，就是将原来不甚确定的轮回圈加以确定：如三界（欲界色界和无色界）五趣或六趣（五趣为地狱饿鬼傍生即亲手人和天人Deva，六趣则加阿修罗）以及四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之说是。所谓抽象化者，则将原来的灵魂不灭说加以排除，而专门主张业力说。如所“有情以业为自体，为业之相继者。以业为母胎，以业为眷属，以业为所为者。凡此上下一切之区别，均为业所分配。”“世间依业而转。有情依业而转。有情为业所缠，犹如车之依轴而行”（木村氏《原始佛教思想》所引巴利文《杂阿含经》语）。换句话说，凡有情所以流转于三界，六趣和四生等的轮回圈中者，均是由于以业力为其动力，为其引线。但究竟什么是“业”呢？在佛典中却没有给我们以确定的一致的定义。有的解作“因果”，有的解作“意志”或“识”，有的解作行动或行事，有的解作行动的结果，令人甚至有附会为“遗传性”或“超越经验”者。实在说来，“业”的本身是一种不存在的幻想物，所谓业力说便是一种玄学而已。企图进一步从理论上解释轮回因果论的是缘起（Paticcasamuppata）说。一切佛典及一切佛教派别都称此为佛陀本人所独创，均认之为全部佛教教义之基础。其实，所谓缘起的十二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这些名目都曾散见于《吠陀》及《奥义书》中，阿罗逻曾组成与这十二支缘起相类似的系统（见《佛陀传》），数论派的二十四支与此亦很相似。由此可见十二缘起不过是佛陀或佛弟子将前人及当时别派的意见收集起来加以修改和系统化而已。至对于十二缘起所含意义的解释，原是异说纷歧，莫衷一是，但据迈格尔的研究“小乘各部所见显然相同。他们把轮回之说搀入，说十二支里面的前二支指前生，以下八支指今生，最末两支指来生”（见迈氏著《佛家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59页》。这证明小乘各部，即原始佛教各派都认定十二缘起是为着进一步解释轮回因果论所造的一个新系统了。然而这个新系统比轮回因果论原来的系统并不见得高明，反而更显得经院主义与牵强附会。只要稍微将十二支缘起加以检视，便可看出它们完全是杂凑的混乱的不相关连的，连相互间的形式逻辑亦没有。譬如“无明”与“行”，何以发生必然的因果关系，又怎能代表过去世呢？“识”怎么能生“名色”呢？如说识能生名色，不是等于说肉体的身为心理的识所产生的吗？这等于儿子产生母亲。假如真有所谓过未现的三世轮回，那末每一世都必须经过生老病死，怎么说它们只能代表将来呢？这或者是佛教的特殊逻辑吧！至于“无我论”（AnttaVada）似乎确为佛陀所独创。因为从《梨俱吠陀》以来，一切记载，一切派别的主张，都不曾有过否认我的存在者，而且往往认定我为最高的原理，如《奥义书》中之阿特曼（Atman，意即我）数论派二十四支中之神我等便是著名的代表。而佛教却反以“诸无我法”与“诸行无常”和“涅磐宿静”并为佛教三法印，认为顺此者为佛说，违此者即非佛说。但究竟为什么如此呢？《彼论破执我品》说“越此依余岂解脱，理必无有。所以者何？虚忘我执所迷乱故。谓此法外诸所执我，非即于蕴相继假立，执有真实离蕴我故。由我执力诸烦恼生，三有轮回无从解脱。……”原来佛教的无我论，全是站在消除烦恼，解脱轮回痛苦的观点上而造出来的。由佛陀看来，世间一切烦恼苦痛都是由于“我执”，而我执则由于主观认定有“我”，以“我”为中心的思想。如果一旦证明“我”并不存在，则一切“我执”及因此而生之一切烦恼痛苦自随之烟消云散了。其次，所谓我者，是“即于蕴相继假立”，非真实有。换言之，我是由因缘而生，由于“五蕴”（色、受、想、行、识，色代表外界，物质原素，后四者均为心理原素）与无明或业力互相结合而成。但因缘五蕴都是无常的，时生时灭的，故“我”亦无常，“我”是随着因缘五蕴等的生灭而生灭，而人们所执的“我”仅是一“假我”而已。这种见解，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实含有一种真理。因为“人”这一生物也同其他一切的物体一样，是由一定的物质原素按一定的法则结合而成，其存在至一定的时期必定死灭，死灭后其身体又复分解为各种原素。人是无常的，生灭的的西。但却不能因此便否定人在一定时期（即生存期）内之相对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否认“我”在一定时期内之存在。这样，佛陀的无我论不过是一种主观的唯心的否定主义罢了，事实上的“我”还是依然存在着的（当然是在其生存期内）。并且佛陀虽一方面声言由因缘和五蕴等而生的“我”，即肉体的“我”是“无常”的和“无”的。但同时又承认（实即幻想）有一种与“我”俱生的“无明”或“业”并不随着肉体的“我”之消灭而消灭，反而流转于三界六趣和三世的轮回圈之中——这证明佛陀的无我论并不是彻底的。因此，无我论不能达到解脱的目的，因为无我论没有能否认与“我”俱生的“无明”之存在，即一切烦恼和轮回之根的存在。佛教彻底的解脱说是涅磐论（Nirvana）。所谓“涅磐”，就是“寂灭”或“消散”（涅磐原文NirvanaNibbana一语，即由于消散Nir-Va一语而来）的意思。所谓“入涅磐”，就是断绝无明，消除烦恼，解脱轮回，进入“妙乐境界”或“常乐我静”的意思。但涅磐有两种形式，一种名有余涅磐（SaupadisesaNibbana），是指现身所达到的解脱轮回之境界；一种名无余涅磐（AnupadisesaNibbana），则指身殁后所达到之完全寂灭的妙乐境界。但不论有余涅磐或无余涅磐，同基督的天堂或乐园一样都同样是心理上的想象，是一种幻想的空中楼阁。所不同者，就是佛教的涅磐比之基督教的天堂，更为抽象玄虚，更为不可思议而已。正因如此，佛教的涅磐论不能像基督的天堂说那样使群众容易了解（实即迷信）容易获得广大群众的信仰。正因为如此，佛教中后来发生了净土宗的“极乐净土”或“极乐佛国”，代替了涅磐说。最能概括佛教的宗教思想者，是所谓苦、集、灭、道四谛的公式。依照这个公式：世间一切有情无情都是“苦”，苦中最著者为生、老、病、死；苦的原因是“集”，即业与烦恼；“灭”是涅磐；“道”是达到涅磐的途径或手段，如戒、定、慧等。要解脱生老病死等痛苦，消除业与烦恼，达到涅磐，必须藉助于“道”或经过修道的途径——这便是原始佛教教义的精髓之所在。不用说，这是一种逃避现实世界的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但它在一定的社会制度里，在一定的人们当中亦能给予某种安慰（自然是幻想的），并能帮助统治者“安定人心”——这便是原始佛教所以发展和存在之理由。从哲学的思想上说来，原始佛教中有两种最值得注意和指出的见解，那就是因缘论和无常论。因缘论包含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第一是承认世间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所谓“有为法”）之发生，都有一定的原因。故了解现象必须寻求其发生之原因。例如说：“比丘之欲得正智者，去寻求名与色（即心与身）所由生之原由，犹之乎智巧之医，见一种病，即去寻求病原……”（见《佛家哲学通论》157页所引巴利文VisuddhiMagga史所载佛陀语）。第二是承认世间一切现象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例如说：“恰如二束芦得互相倚立。如是，以名为缘而有有识，以识为缘而有名色。……二束芦中如去其一，他一必仆，如取其他，他之一亦仆。于是，吾友，依于名色灭则识灭，依于识灭则名色灭”（见《原始佛教思想》98页引巴利文Sanryuttan中所载佛陀语）。像这样的因缘观，虽为古代印度所有，但佛陀却是特别坚持这种观点而又反对当时的“偶然论”或“无因论”的——这是一种正确的科学的态度。但佛陀的因缘观，同一切唯心论一样，亦有其根本的缺点，就是他不了解因果律只存在于物质与物质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之中，换言之，因果律只是客观世界运行的法则之反映，物质世界是因果律的基础，离此它便不能存在。所以当佛陀说：“名色灭则识灭”，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当他一说到“识灭则名色灭”时，那就根本错误了。至于十二缘起中所表示的因果关系及三世因果之说，更是牵强附会荒唐无稽了。所谓无常论，就是变化论，与因果论是不可分离的。依据这理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有为法）都是运动的，变化无常，生灭不定的，换现在的话来说，是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这表现在人中，是所谓“生老病死”，表现在物中，是所谓“声住异灭”。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佛陀曾持这种观点反对过当时一切“有常论”的玄学观。佛陀曾运用这种观点建立了他的动的变化的世界（所谓“器界”或“世间”）观。这是原始佛教中最精彩最有价值的思想。这也就是原始佛教在思想上所以最为活泼而高出于其他一切宗教之所在（因为别的宗教的观点都是静止的玄学的），但如果把原始佛教思想中所包含的辩证法观点过事吹嘘，而不注意它的基本缺陷（如王季同先生竟称佛家的辩证超越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见《唯识论研究序言》），那就未免有点盲目了。第一，原始佛教的无常论是倾向于单纯的流动说，有类似后来柏格森（H.Bergson）的见解，否定了质变量，量变质的关系（这是黑格尔辩证法中最优越的本质之所在）。例如它在无我论中否认“我”在一定期间以一定的特殊形态（人）的那种存在，就证明它完全不了解：“我”虽由物质原素（佛教称之为“极微”）变成，但我与物质原素之间有着性质上的区别。第二，原始佛教的辩证法是唯心论，甚至神学的（这是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根本不同的地方）。例如它的业力运动说，十二缘起之相互转变说，以及三界，六趣和三界之轮回说等，都是完全违反客观的事实而幻想出来的。第三，原始佛教的无常论完全是由伦理的宗教的观点出发，认为“诸行无常”是一切有情与无情痛苦的根源，所以结果便走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和努力。就是它不从客观世界的无常变动中去认识运动变化的真理，反而企图造成一个有常的不动的世界。例如，它在无常的有为法之外又建立了所谓“无为法”，在“色界”（即物质世界）之外建立了“无色界”以及“世间”外的“涅磐”等等许多系统——在这些系统中，一切都是静止的，不变的，“有常”的，换句话说就是死的。这证明站在唯心论或宗教的观点上的辩证法，其最后结果不可免地要走到相反的玄学主义（绝对静止主义），伟大的天才的黑格尔尚不能逃出这一命运，则我们对于原始佛教当更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原始佛教的宗教思想的本质，是认定“世间”，即我们的现实的世界，是“苦”的，是不可忍受的。要解除这种不可忍受的痛苦，只有根本脱离这个现实的世界，即谓所“出世间”。这种见解，在本质上说来都只是为着证明和解释世间及人生如何痛苦以及应当和怎样解脱之一种说法，这正如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如经院主义Scholaticism的哲学）一样，不过是为宗教服务的一个婢女罢了。我们知道，婢女的本质纵好，如果从主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不能有什么独创的行动，干出伟大的事业来的。而因果论与辩证法在原始佛教中终于变成无花果叶，其原因也就在于此。佛教与基督教我们从佛教的起源的研究上，已明显地看出了佛教并没有什么神奇奥秘的所在，仅仅是古代印度社会的阶级斗争，刹帝利所领导的反婆罗门的斗争之产物而已。这恰同基督教是古代罗马社会中被压迫的各阶级（奴隶手工业者破产的农民以及游民无产者等）和被压迫的民族（如犹太人希腊人马其顿人……）之反对罗马统治阶级的产物一样。所不同者是：基督教起初是由于被压迫的各种民众从下面反动并秘密地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原始的基督教会——在很长久的期间内，备受了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压迫与摧残，以反对罗马的统治者。在他们的组织中曾带有极浓厚的社会主义的色彩，迄至教会势力发展之后，教会的指导权逐渐由被压迫者的手里转移到了富有阶级的手里，终于由君士坦丁帝定为国教，而变成了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工具——虽然后来基督教代替了罗马帝国统治的地位，但已远非原始基督教的性质了。而佛教则由自始则由于上层阶级，刹帝利所发动，领导和扶植，一直到它成熟由阿育王（刹帝利的首领）定为国教时，其性质并无何种改变。但此外，佛教和基督教还有几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基督教曾把当时罗马一切被压迫的阶级愿望，解除痛苦和要求平等的愿望，通通综合起来从地上搬到天上去实现，换句话说，即以未来的天堂来代替现实的人间地狱；而佛教亦同样把当时印度一切人民的愿望（解除轮回痛苦和平等主义），移到它所发明的“涅磐”中去实现。其次，基督教的教义是当时一般被压迫者的幻想和古代犹太神话与希腊唯心哲学的混合物，而佛教的教义亦是当时印度一般人民的幻想，古代印度的传统思想和新起的各派沙门团的主张之折衷主义的产品。最后，基督教，因为是由于当时的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之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而发生，所以在它的教义中始终保持了一些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愿望，那就是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同样，此两种主义亦包含于佛教教义的精神之中，因为佛教也是站在刹帝利的立场上以代表被压迫的各阶级（和特别被压迫的民族首陀罗也在内）去反对婆罗门的支配特权而产生的。最后这一点——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不论是表面的或幻想的，但究竟是这两种伟大的宗教所以在历史上获得胜利，终究成为世界的宗教之根本原因。但是这种宗教上的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经过了两千年来的历史试验后，其教训应该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人类应该有一种新的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来代替它们——应该将天国中的平等主义和国际主义搬到地上来实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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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再论十月革命的经验（彭述之，193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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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陈独秀的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再论十月革命的经验
彭述之（1934年2月27日）
独秀在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一文中，除了重复以前的错误与空洞外，更加上了许多新的错误，因此我还是不能缄默，不能不再给以批评，虽然也许更引起对方的不高兴或动火。但为了拥护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忠实于真理和革命，我们便不能有所顾忌。
为着集中我们间争论的焦点，确定我们讨论问题的范围，不致被其他不相干的意见或谣言所混乱，我必须首先声明几点：第一，在反动时期对于国民会议问题，我们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同意见，因为我们都承认国民会议是这一时期总的政治口号。至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即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总口号的直接关系问题，在反动时期根本谈不上，因为我们之间没有谁主张在这时期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的。故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我们所争论的当然是指在第三次革命时期中之实际的基本战略问题。第二，在第三次革命中的战略，独秀认为“国民会议”还是“总的政治口号”，“只有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反之就是认“苏维埃”或“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不是革命时期中总的政治口号，故他斥主张在此种口号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人为“阶段论者”。而我们则认为在革命局势到来时，“国民会议”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看来，我们应当于真正的革命初起时，及时组织苏维埃，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类的口号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口号，并以此口号与其他一切民主口号（国民会议在内）紧相联系起来，准备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请参看《对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和答复》）。第三，我们讨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问题，必须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如果离开十月革命的经验而讨论这一问题，就等于凭空谈玄，犹之我们现在离开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而讨论不断革命论等于高谈玄学一样。故我在批评独秀几个文件一文中论到“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批评独秀的错误意见时，差不多全是依据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来的。可惜独秀对于我批评他的论据，不是完全不睬，就是有意躲闪。这种态度不能算是认真讨论问题。因此，迫着我现在不能不更具体地更进一步地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以驳斥独秀对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谬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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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秀说：“在推翻沙皇召集立宪会议的斗争中成立了苏维埃”（见《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以下仿此——著者），他企图以此说明苏维埃是直接由立宪会议斗争中产生的。然而这却不是事实！事实是：苏维埃乃是由彼德堡的工人和兵士在2月廿四、五、六几日（日子不能记得完全确定）的罢工、示威和暴动的反沙皇运动中，即在几天内异常紧急时期的急流中，一下子产生出来的，并且立刻成了权力的机关。这种“突变”当然是因俄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经验，才能达到这样神速地完成的程度。当时的彼德堡苏维埃在客观上本可以直接成为政权机关，但因为苏维埃中领导的绝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班俗物们“在国家政权面前”战栗危惧，不敢负责，“故将政权毕恭毕敬地送给那由六月三日国会的怀里产生出来的资本家地主政府”（托话）。立宪会议成为实际的要求，乃是资本家地主的“临时政府”成立以后的事。此时应当召集立宪会议已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谁和怎样召集它”。临时政府正企图“召集立宪会议为拥护君主制反对共和国的斗争”，“甚至候补皇帝米海伊•亚列克山特洛维奇也明白，欲登皇位不经过‘普选、平等、直接、秘密的投票’是不可能的”（托氏文集卷三第一篇12——13页）。故此时托同志便说：“立宪会议的决定，大都系于谁和怎样召集它。因此，现时革命的无产阶级应立刻以自己的革命机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去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抗。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团结正在兴起的民众于自己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只有革命的工人政府才有决心和能力于立宪会议的准备时期在国内施行激烈的民主清除，从上至下地改组军队，将它变成革命的民军，事实上向农民的下层证明，帮助他们只有维持革命的工人政制。在这样的准备基础上召集的立宪会议才会成为真正反映国内革命的创造的努力，其本身成为革命往前发展的有力工具”（同上，13页，引文重点系我所加，以下仿此——著者）。托同志这些话我在别一文中曾解释过。异常之明显，那时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故斗争的中心目标已不是召集立宪会议，而是夺取政权。在什么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去鼓动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呢？那时托同志所提出的是：“革命的工人政府万岁！”（同上，16页）。第二天（按上面的话是俄国历三月六和七日在纽约俄文报《新世界》上发表的）托同志更进一步将这一意见加以解释说：“不要等待立宪会议，从各方面扫除专制主义的和农奴的残屑。须教训农民不要相信罗荐苛的约束和米留哥夫的爱国主义的谎言。须结合千百万的农民在农民战争和共和国的帜旗下反抗自由派的帝国主义者。欲完满自行这一工作只有依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革命政府……只有在这样的政府之下，在这样的准备工作之下，立宪会议才不是地主和资本家利益的屏障，而是民众和革命真正的机关。”（同上，19页）。列宁在《从远方来的信》中，与托同志的意见完全一致，最中心的意见也就是指出革命的“第二阶段”是无产阶级应准备直接夺取政权。而对于立宪会议的问题，列宁甚至没有提及。即他在后来十分重要的《四月大纲》中也没有提到立宪会议问题，他所提出总的政治口号是建立“公社政府”。
我们大家都知道，布尔什维克对于十月革命的总路线是由“四月会议”决定的。在四月会议中曾经有过严重的斗争。但这一斗争的实际情形，即政治的各种倾向究竟是怎样呢？后来托同志在《十月革命的教训》里概括地描写道：“整个的党的四月会议是集中于这一根本问题：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名义下去夺取政权，或者帮助（谁）完成民主革命……”。“列宁的立场是：不可调和地与保卫派斗争，争取苏维埃内的多数，推翻临时政府，经过苏维埃夺取政权，革命的和平政策，对内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纲和对外的国际革命”。这里没有提到立宪会议，如果立宪会议是“革命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为什么连提都不提呢？但这里却明显地提出了“苏维埃”，并指明“夺取政权”须“经过苏维埃”，因此须“争取苏维埃内的多数”，因此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托同志接着说：“我们知道，与这一立场（指列宁的——作者）相对抗的立场，是站在完成民主革命的观点上，以压迫临时政府为手段，在这里苏维埃停滞为对资产阶级政权的‘监督’机关。由此便发生了对保卫派异样无比的最调和的态度”（同上，28页）。这里所谓与列宁对抗的立场，是指当时右派加米也夫等的路线，即事实上的孟什维克路线。托同志并对这一路线加以解释说：“……在完结民主革命之下被理解为经过立宪会议实现一批改良，布尔什维克党在立宪会议中导演左派的作用。在此种实际内容的概念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完全被剥夺丧失了”（同上29页）。然则现时独秀的路线与当时加米也夫等的路线有何根本不同呢？独秀主张完成民主革命只有经过国民会议，因此主张只有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举行暴动，但“在这种实际内容的概念之下‘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或其他类似的口号）不是完全被剥夺”了吗？！不，独秀是公开主张不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类口号的，因为他认定“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的人是“阶段论者”啊！
“四月会议”虽然接受了列宁的路线，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经过苏维埃”，即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的总战略，但右派的路线，即沿着立宪会议的河床去完成民主任务，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的路线，还是在党内与列宁路线明争暗斗，到十月暴动之前夕达到了最高峰——根本反对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这点，在以后我们还要提到的。现在我们且看托同志回国后的主张如何？托同志在抵彼德堡当天（五月五日）出席彼德堡苏维埃会议的演说上，末了他自问地说：“我们将介绍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想，我们在下一步骤中的是转给一切政权于工兵代表之手。只有单一的政权才能挽救俄国”（同上，第46页）。他在另一演说（五月七日）中又说：“我们自己规定明了的确定的任务——转移全部完整的政权于苏维埃之手。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不是今天的问题。我们知道，夺取政权是一长的过程，并且与事变开展的程度相关联。但我们不能说避开苏维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一切革命民主统治的代表形式。我们只应在苏维埃内造成自己的多数，在其工作上执行真正革命的内容，组织广大的民众于我们口号的周围”（同上47页）。由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托同志回国后完全与列宁的路线一致，全幅眼光却注视于夺取政权问题，注视于“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注视于在苏维埃的“造成自己的多数”之上。虽然当时苏维埃还是为孟塞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妥协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但列宁和托同志并不因此不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像现在独秀所坚持的。他们只注意于在苏维埃内造成自己的多数。托同志并且说：“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乃是革命全部过程和革命深入之自然的集中点……当认定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是民众革命政权之唯一可能的唯一实际形式”（同上48——49页）。因此他主张以一切必需的手段去改变苏维埃的政策和改造苏维埃内部的组织，驱逐机会主义的保卫派，使苏维埃转向坚决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才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独秀那种教派的抵制主义的恰合乎妥协派要求的观点。
在五月末托同志论“中心任务”一文中说：“食物供给的破坏，‘无政府’，农民问题，消除战争——所有这些问题，现在对于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都被引向一个中心任务：夺取政权。应向工人群众说明转移政权于革命群众机关（苏维埃——著者）之不可免与必要，在这一趋势上去影响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组织和政策——这便是我们报纸现时的中心任务”（同上59页）。托同志在这里已很明显地将“土地”与“和平”问题归纳于夺取政权，即“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之下了。总之，自二月革命后直到七月三、四日的事变，列托都一致主张党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直接夺取政权，而夺取政权必须经过苏维埃，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为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口号，真正立宪会议之能否召集须视一切政权能否归苏维埃为定。故立宪会议在那时仅仅是一个辅助的口号。七月事变的政局反动使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一时受了挫折。因为苏维埃的上层领导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成了七月事变的组织者，要强迫兵士上前线和压迫布尔什维克，故列宁和托同志都主张撤回“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在八月哥尔尼洛夫事变中，苏维埃下的群众压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向左转，他们并自动组织革命委员会，拿起武装反抗资产阶级的阴谋暴动，终于压平了哥尔尼洛夫的变乱。因此布尔什维克又重新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在九月间一个短时期内列宁甚至主张用和平方法将一切政权转移于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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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对石凡同志《不断革命论？还是阶段论？》的答复与批评（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对石凡同志《不断革命论？还是阶段论？》的答复与批评（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L（石凡）同志批评我“对于不断革命论见解错误”之独一的论据，就是他抓住我“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一句话中的“转变”一词，由此发了一大篇议论。斥“转变”这一个词所表现的是“阶段论”的观点。真不幸得很！如果我早声明这一句话是完全抄自托同志的，也许免掉L发这一大篇议论了！上面那一句话的原文是“NEPEOCACAMGEUOPPAMURECRMLREBOLLOYUNRCOYUAUNCMUREEKAN”（《不断革命论》一三页）。“NEPEXOG”一字可以译为“过渡”，但译为“转变”似乎更恰当些。然则托同志用这个字来表示两个革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间发展衔接的关系，果用错了吗？是果真如L所说的是“阶段论”的观点吗？不但没有错，而且在这里，在这一字句上更表现了确切的历史转变的辩证法的意义，即由量变质的意义。L站在机械论或“有机论”的观点上，怎样能了解这个字所表示的辩证的意义呢！L说：“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之可能而且应该在民族民主任务的基础上比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正是民主革命能够直接生长（圈点是原文有的）为社会主义革命之具体表现”（原稿一页），这段话如果正确的了解，是不会大错的，但以L之反对“转变”的意见看来，这就不仅错误，而且是危险了！由底下“这其间，绝无什么阶段可言，而且有机地综合和统一的”（圈点是我加的——著者——原稿一页）这几句话中的“有机地”显然与他前面的“直接生长”是相关联的。这样，依L的意见，革命只是“有机地直接生长”。难道两个革命中间真没有量变质的特殊现象，即大破裂的关键吗？在这里L完全忘记了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经过一个量变质的大爆裂，才能走上社会主义。这“大爆裂”就是无产阶级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这就是托同志所谓的“转变”，我所说的“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中之转变的中心关键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其意亦即指此。而L公然反对这种见解，显然证明他是站在反对无产阶级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进化主义的观点上（虽然是不自觉的），“有机地直接生长”，就是无可否认的证据。这里令我们想起斯大林曾用的“生长”（因列宁曾用过此字以说明两个革命间的关系）一字以反对不断革命论，并形成他由“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之有机生长”，即由民主革命至无产阶级专政不经过暴动的有机生长的社会进化论。但托同志在论西班牙革命的一篇文章中曾痛斥过这一理论，并在去年四月公布的左反国际纲领草案上为这一理论特订了一条：指明：“由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经过暴动”（大意如此）。不幸，我们的L现在又抄袭斯大林的“有机生长论”来反对我们的不断革命论了！L说“既然是转变（而不是直接生长），那么必须先有一个特定时期专门干民主革命，然后才能转变到别的特定的阶段来干社会主义革命，如果不是这样，必然不合于转变的规律”（原稿二页）。这段话充分暴露了L了解问题的可怕的机械观！特殊的形式逻辑头脑！在L看来，一切历史不是没有大爆裂的有机生长，就是两个截然不相关连的极端阶段！可惜历史总是违反L这一类人的形式逻辑头脑，既不是两个截然不相关连的阶段，又不是没有大爆裂的有机生长，而是量变质的即发展的中间既互相连贯而又经过大爆裂的东西。譬如，在民主革命生长中即胎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种子，那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势力的逐渐长大，至一定程度即形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动。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暴动的成功，已经是社会主义革命了，但必须继续完成民主任务——十月革命的经验就是如此。所谓“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其涵意亦是根据这种经验而来的。所以列宁同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后，有时称俄国那时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有时又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从民主任务之尚未解决一点说来，是民主革命的；若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方面说来，则又是社会主义革命了。列托这两种不同的称谓之间并没有矛盾（但形式逻辑者一定说是矛盾的）。十月的暴动，列托都一般称之为社会主义革命，按他们有时亦说“我们的革命在组织贫农委员会之前，即在一九一八年夏天乃至秋天，是一个广大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列宁全集》一〇五页）。由此可以证明我们L的机械论，与不断革命论没有什么共同之点了。由上面的解释，则我所说的“这专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同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是革命转变的产物”，其意义也就很明了了。况且列宁曾说过：“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序幕（即开端）”。这不是表示在十月暴动中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为民主革命之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开端的意思吗？L自己也感觉到他对我的批评是“字眼上咬文嚼字的推敲，没有懂得……真意，在字义上玩虚玄”。其实还不止此：事实是L站在机械论的形式逻辑和有机生长论的观点上，在反对不断革命论哩！×××关于国民会议问题，L的观点是同独秀一样的，我在“对陈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和答复”中已说得颇为详尽，我请L去参考那篇东西。我是完全根据不断革命论，尤其是十月革命之“不断革命”的活经验来解释国民会议这一问题的。故我在这里只指出几点：第一，L说：“革命的国民会议口号，不仅是目前反动时期的，而且是将来革命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这完全是他脑子里的空想，是违反十月革命的活经验的。二月革命后，托同志即提出“工人政府万岁”为总的政治口号。四月后列宁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总的政治口号。那时的立宪会议只是一个辅助的口号，这种既成的历史事实，无论L如何神通，也是无法改变的。故后来列宁论立宪会议问题时说：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比没有立宪会议的共和国要好些，但苏维埃的共和国比立宪会议的共和国更要好。他并且斥那些企图以“一切政权归立宪会议”口号去对抗或代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为无产阶级的叛徒。L说国民会议口号“是在革命时期群众举行武装暴动的直接目标”，那就是说“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但革命时期的苏维埃口号到那里去了呢？L这种倾向显然是准备在革命时期以国民会议代替苏维埃口号。这是再危险也没有了的倾向。十月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才是那时“群众举行暴动的直接目标”！L讨论这种重大的政治问题时既不根据理论，又不根据经验，未免太武断而空想了！第二，我说国民会议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科学的解释，是共产主义者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真实了解，并以此向先进的工人分子不断解释。只有具有了这种了解后，我们才不致陷入议会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民主幻想的泥坑中，才能随时准备领导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道路，不致中途叛变无产阶级。托同志重三复四地说，民主任务在落后国家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解决，从来没有说过，国民会议本身可以解决民主任务问题。如果国民会议真能解决问题，又何必要无产阶级专政呢？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也不会发生了，因如果说国民会议真能够解决民主任务，就等于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机关可以解决民主任务了！所以二月革命后，列托都坚决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苏维埃机关为夺取政权的工具。斥那些企图等待“工农民主专政”或“立宪会议”来解决民主任务的人为叛徒！何以我们的L对这些极端重要的历史经验视若无视呢！至于在一般群众中的鼓动宣传上，我们当然不能说国民会议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号召他们为“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普选国民会议奋斗”。我们主观上却明白知道极端的民主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但小资产阶级本身既有此种幻想，我们便不能单靠宣传去说服他们，只有让他们自己从事变中去经验，放弃幻想，然后转到坚决的革命行动方面去，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托同志说，民主幻想，在某一时期是一种动力，就是这个意思。假如群众没有幻想，一来就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而愿坚决参加革命行动，那我们就用不着国民会议口号了。所以国民会议口号的作用，是在于推动一般民众从反革命时期走向革命时期，走向真正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靠它本身来解决问题，这是十分明显的。也许L还要坚持说，我们自己既认国民会议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又号召群众为解决问题的国民会议奋斗，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是有意欺骗群众。但这不是“矛盾”，而是辩证法的活用。也不是欺骗群众，是群众自己原来有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幻想，我们不过利用这种幻想使他们活动起来，斗争起来，最后则领导他们离开幻想，脱离自欺，走向真正解放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是了解群众认识的真实程度，因利而导之前进，而不是将自己降低至群众意识的水平。L的老实态度，就是将自己降低到同群众的原始意识的同等程度上去了。总之，L对国民会议的见解与独秀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同L间在这一问题上是很难得调和的，但我总是希望L放弃自己的错误见解站到我们这方面来！ |
彭述之：对陈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与答复（1934年1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对陈独秀几个文件的批评与答复*彭述之（1934年1月5日）*出处见前文。（录入者按：见《与舜君论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标题下的注释。）“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问题（一）关于此问题，我已在复伯庄的信中发表了不少意见。现在只提出独秀同志对此问题的几点错误加以批评。独秀在论民主运动中对不断革命论与阶段论作了一番不很确切的比较之后说：“我们还很可以有理由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推论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斗争中，如果当时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会首先在法国民主斗争中实现了。”在这一段颇为奇特的历史“推论”中，暴露了独秀超历史的观点，误解史实和完全不了解不断革命论产生的时代性。假使可以假定“在法国大革命中如果有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会在民主斗争中实现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那何不更进一步假定：如果从希腊罗马时起，商业资本一直发展下来，不经过中世纪一千年的停顿，则全世界久已“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甚至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不更美妙吗？！马克思主义者怎么可以这样提出“假定”。马克思主义之了解历史从来只能根据既成的历史事实，怎么可以这样凭空假定来牵强附会呢！？这里引起我们一种有趣的回忆：蔡和森在党五次大会上，曾宣布说，如果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党采取了现在国际给我们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路线”，则当时法国可以走向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和森这段昧于历史发展常识的笑话，颇能与现在独秀同志的假定先后媲美！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工业资本主义还只在英国开始，法国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无产阶级，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革命之达到雅各宾的民主专政已是登峰造极了，怎样扯得上无产阶级专政，更怎能用资本主义末期的十月革命去“推论”？！不断革命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绝非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的。故当托同志论不断革命论时，总常常提出一个大前提，即“我们的时代”，他说，我们的时代就单个的国家说来，问它是否已经成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基础，那是很难答复的，但就全世界的经济关系说来是成熟了。因为有此种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基础，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才能谈得上不断革命的前途。但在工业资本主义刚萌芽的法国大革命时代，怎能谈得上这一前途呢？“相当力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从何处假定起呢？但如果我们真能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凭空假定去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亦很可以找出不断革命论的根源，就是：在法国大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曾不断表现由害怕革命而反对革命，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排除了资产阶级，干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托语）。雅各宾团结城市的沙克洛特（当年法国革命中的左派——编者）建立独裁政府，领导农民战争，彻底地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托同志便是由这样研究的结论指出：在俄国的资产阶级一定比在法国的更要反动些，同时，又不能有法国那时较有政治独立性的小资产阶级，故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能由资产阶级（现代的沙克洛特）专政来解决。其次，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在法国大革命斗争过程中，下层群众（尤其是巴黎的沙克洛特）曾不断表现向前进要求彻底解放，即侵犯私产要求经济平等的倾向。由此可以指示我们：在我们的时代，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斗争胜利必然要走向根本废除私有财产的道路。十月革命已证实了以上两种倾向。只有这样才算是真正了解不断革命的十月革命与它的前辈法国大革命间之历史渊源。至于拿巴黎公社斗争也放在不断革命的观点来比十月革命的经验，更有点过于滑稽，因为巴黎公社斗争是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久已完成之后，公社斗争的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与民主斗争风马牛不相及，并且公社本身已然是“无产阶级的专政”。换句话说，巴黎公社斗争已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断了后，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第一次是一八四八年）。并在这次革命中“实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失败这是另一问题）怎么独秀同志竟连这些含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都完全弄错了呢！？假如我们一定要将不断革命论与西欧历史上的革命发生较确切的关系，那就只有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不断革命论的根源即起于此。就是马克思本人从这次革命中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意见。这次革命从马克思看来，“仅是走向无产阶级革命之序幕”（托语）因为那时德国的民主任务既未解决，同时又有了现代的无产阶级。事实上，一八四八年没有实现马氏的估量。但马克思错了吗？托同志回答说：“他的错误是事实上而非方法性质上的。”故托同志仍然采取马氏的方法应用于俄国，并被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为绝对正确。独秀同志如果想以十月革命的经验去“推论”以前的历史，只有在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中才能找到相当的条件（一方民主任务未解决另方又有了无产阶级）但他偏偏忽略了这一与不断革命论有直接血缘关系的革命事实！从独秀这种对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斗争之时间性的事实错误上看来，不断革命对于他，仿佛成了超时空性的抽象公式。（二）独秀同志说：“不断革命应用于这些国家，例如苏俄，如将来的英法等，乃是世界革命……”（见致SP的信），这里又显出了独秀同志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点，就是除发展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托氏称此为不断革命论之第三基点）外，还有与国内外敌人不断的斗争。托同志说：“国内和国外的战争将跟着和平改良的时期而爆发出来”。故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必须采取不断斗争的态度以对待国内外的敌人——这就是托同志自称构成他的不断革命论之第二基点。斯大林不了解此点，因此幻想出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和平地建立社会主义，（他以前之向富农及新经济人妥协，亦是根据于此），苏联可以长久地和平地与资本帝国主义世界共存共荣——这就是斯大林所以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之根因。而独秀同志不了解此点，则产生了他现时“帝国主义没有进攻苏联的必要”的主张！独秀同志接着说：“如果资产阶级完成了它的革命，无产阶级就不能停留在这一阶段上，而应接着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两个革命紧接着这当然也是不断革命”。这段话又是超历史而完全违反不断革命的精神的。因为不断革命之第一基点即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它的革命”一点上的。如果“资产阶级完成了它的革命”，无产阶级哪里来的“民主任务”做“基础”去夺取政权呢？！这又不是同不断革命开玩笑吗？独秀还引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来作证，（这里指的当然是法国的革命，因为一八四八年的德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并没有完成了它的革命），更有点稀奇，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早在六十年前完成了，所以马克思称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独秀在这里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至少又是一个疏忽的错误！我们且看独秀对不断革命所下的结论：“不断革命是无产阶级一般的战略，在落后国家资产阶级不能执行民主革命任务，因此在客观上革命有不断性，无产阶级采取不断革命的战略更有理由些，更有把握些，……”这段话大体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大错，但从“更有理由些，更有把握些”的形容词中，显然含有半怀疑主义的不确定的不坚决的精神，此种精神，在政治行动上是很危险的。如果依真正不断革命论者说，就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只有坚决采取不断革命的战略进行斗争才能胜利，否则一定失败，中间没有别的道路，何止“有理由些，有把握些”而已！（三）现在我们且来看看独秀同志如何在了解与不断革命论极有关系的“民主任务”的内容吧！他说：“应坚信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不是资产阶级所能解决的了，例如，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全国政权的统一，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召集人民选举的国民会议，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等等，没有一样是社会主义的，没有一样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所能解决的，只有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胜利，取得政权，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在这里独秀将民主任务（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与代表民主任务斗争的总的政治口号完全混同了。此种混同，不但违反了革命政治的常识，且含有重大的策略上的危险。没有哪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上称国民会议（议会制）为民主革命必须解决的任务之一。国民会议口号是号召群众起来为解决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而斗争之一种尝试的工具或机关，犹之无产阶级专政其本身并非社会主义任务，而是实现社会主义任务之一种工具（在民主革命中产生出来的无产阶级专政，首先为解决民主任务之工具）。民主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专政完成，这是绝对的，但国民会议却不一定要由无产阶级专政来召集或“完成”。托同志说得非常明显：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否需要召集国民会议，要看农民对它有无幻想而定，这只是一种“或然的”前途。但独秀把它看成必然的绝对的前途，于是他再也跳不出国民会议的圈子了！下面我将详细指出他这种倾向的危险。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了解之错误和危险。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这一口号，原来只是反对官僚制度之纯粹鼓动性质的口号，将它来与必须解决的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口号等量齐观，不知何以谬误若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用武力根本打破官僚制度，至于取得政权后，它是不会采用什么“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这种办法的，因为这样就根本违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如果独秀坚持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立刻必须“完成”“由人民选举和罢免各级官吏”的“任务”，那时他就将不可免地站在小资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或破坏无产阶级的专政！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问题（四）独秀同志既将国民会议口号与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完全混同，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完成”之“任务”（即认为绝对需要召集国民会议），由这前提出发，他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就同左派反对派的见解分离了！于是也“只有（请注意这二字！）努力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为驱迫它解决我们所要求解决的问题而奋斗，以至大众走向武装暴动……”。在另一地方他说：“必须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这里已十分明显，他眼中心中只有国民会议，只有为它而奋斗，……只有为它而号召民众武装暴动！但苏维埃口号呢？在他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不管他口头也还说说）。更不用说在革命高潮中为苏维埃而奋斗，为在苏维埃口号下号召民众起来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了，因为这是“阶段论”者的主张哩！（说明见后）真不愧一个“国民会议狂”！但一切革命史上的经验，尤其十月革命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怎样呢？就我们所知道的革命史，连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内，从未见过民众为要求国民会议或国会而直接武装暴动过的事实。不错，17世纪40年代英国伦敦的民众曾为拥护“长期国会”而暴动反对查理第一，1789年夏天巴黎民众亦曾为拥护网球场所宣布成立的国民立宪会议而暴动反对路易十六，但这只是拥护既成的国会，或国民会议而武装暴动，并非是为召集它而直接暴动——这算是初期资产阶级革命中仅有的事实。此后呢？还有两个国民会议的“典型”，那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中佛兰克府的国民会议（即恩格斯所谓无能可耻的老娼妇）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立宪会议，但这两个会议都不是由民众为它们直接暴动所产生，它们只是革命的副产物而已。前者更是一最不名誉的副产物。只有为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国民会议而暴动的人们，能否告诉我们以历史的榜样，历史的经验吗？但我们却可以指出民众为苏维埃（指革命高潮时期）而奋斗，并在拥护苏维埃口号之下而武装暴动成功，而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榜样和活的经验，那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五）俄国革命中不断革命的创意者坚持者——托同志在二月革命后对立宪会议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是否也像独秀一样“只有”为立宪会议而奋斗？这是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从二月到四月，托同志所提出的主要口号是：“没收沙皇和地主的土地转给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强盗！”“民众的和平与亲善！”（此口号是专对当时的战争而提出的——述之），“工人政府万岁！”（托全集卷一，16——28页）这里没有立宪会议的口号。但他对于立宪会议口号的态度究竟如何？他3月19日在论“俄国革命中的内部势力”中说：“立宪会议的决定，差不多全系于谁和怎样召集它。所以现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应立刻以革命的工农兵代表机关（苏维埃）与临时政府的执行机关对抗，团结正在兴起的民众于自己的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这里有没有“只有”努力为立宪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的意见呢？不是明显地指出：工农兵代表机关……应以团结民众于自己的周围（不是团结民众于国民会议的周围），应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不是号召民众为召集立宪会议而暴动）吗？托同志此种指示，就是此后他领导十月革命的总路线，并完全为事变所证验。我们再来看不断革命的实行家——十月革命的最高领导者，列宁又如何？列宁的四月大纲是人所共知的。但四月大纲中除了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必要及怎样准备夺取政权的基本策略外，简直没有提到立宪会议的问题。自四月大纲决定以后，总的政治口号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及与相连系的土地与和平的民主口号。当时布尔什维克对于立宪会议口号只视为补助的鼓动口号，从没有提出过为立宪会议而武装暴动的意见。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治活动都集中于争取苏维埃中的大多数和领导权，及在兵士中鼓动以国内革命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在农村中鼓动农民自动以武装夺取土地。谁也知道布尔什维克是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和“土地归农民”的武装暴动之下夺取了政权，且苏维埃本身即为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发动和指挥暴动的机关。立宪会议呢？它只在资产阶级政府故意迁延召集之下，使群众失望，打破了群众对它的幻想。正因为如此，后来的苏维埃政府很容易地解散了它，解散后引起的反响亦很少，如此而已。这是事实，也就是无可否认的活的经验！但独秀同志用背对着十月革命这种活经验说：“我们的阶段论者都认为民主口号（按指国民会议——述之）是资产阶级的，只能用在反动时期，到了革命高涨起来便不用它，无产阶级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到了革命高涨起来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即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算是“阶段论者”！这将何以解释十月革命的经验啊？！那时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虽然没有在革命高涨时放弃立宪会议口号，并尽量利用了它的作用，但事实上夺取政权的暴动是千真万确地在苏维埃口号，即“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的。难道布尔什维克（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内）真如我们的独秀所诅咒的是“阶段论者”，或“披左派反对派大衣的孟什维克”吗？！其实那时真正的孟什维克——阶段论者——是反对“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虽然有一时期他们是苏维埃的支配者）自觉地愿将苏维埃变成临时政府的附属物；他们更坚决地（坚决得同我们的独秀现在一样）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暴动夺取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内的应声虫就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他们坚决地告诉群众：一切问题（民主任务）“只有”静待召集立宪会议来解决，其意在让资产阶级政府获得时间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来召集一个它所需要的立宪会议以供其驱使，如不合意时，则以对待佛兰克府国民会议的手段去驱散它！孟什维克这一路线与我们的独秀现时所坚持的路线有什么同点和异点呢？其同点是：反对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更坚决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当时的孟什维克认此为不断革命论者的主张，而现今的独秀则认此为阶段论者的主张，这是他们间同点中之异点！）主张一切政权只有等待国民会议去解决。其异点是：孟什维克主张由资产阶级政府和平和合法地召集国民会议，而我们的独秀则要激烈些，主张号召民众暴动来召集它。但试问：如果当革命高潮中群众已经团结在苏维埃周围，愿为苏维埃口号夺取政权而暴动，独秀则同季诺维也夫一样，起来坚决反对，主张“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起来坚决反对，主张“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致放过时机，此其为帮助资产阶级政府获得时间巩固自己地位，有可能利用立宪会议来欺骗群众，破坏革命，在这点上，独秀之与那时的孟什维克有什么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无论那时的孟什维克也好，现在的独秀也好，在根本立场上，其轻视苏维埃，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迷信国民会议，是完全一致的。我真不知道究竟谁是“披左派反对派大衣的孟什维克”！（六）历史上既未曾有过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的事实如彼，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又如此，然则独秀主观上的根据（客观上的根据是孟什维克的）究竟是什么呢？他重三复四地所引用的只是托同志底下几句话：“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暴动来实现，中国的党能在国民会议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原文是否全如此待查）。我们并不排斥这段话在理论上有某种假定的根据，即在某种条件下，假如民众已积极起来要求召集国民会议，而当时资产阶级的政府又故意迁延召集，此种双方相持的情形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时，民众有可能为召集国民会议而举行暴动。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在那样的情形下，何以不成立苏维埃呢？如果已然有苏维埃的存在，那时苏维埃的作用又是什么？假如我们在革命浪潮到来时即及时组织了苏维埃，据历史的经验，苏维埃的势力必然随着革命浪潮的前进而发展（假如没有机会主义者从中阻碍），必然逐渐成为团结革命群众的磁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将苏维埃口号降低至国民会议口号的附属口号，还是以国民会议的口号为苏维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辅助口号呢？由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看来，显然是后一答案。中国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国情，没有强有力的机会主义（像独秀现在的主张）在革命到来时阻止苏维埃之成立和发展，我们十分相信，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总趋势将类似俄国的。所以同一托同志不懈地指示我们：当革命局势到来时，必须组织苏维埃。他在“六大”后论国民会议一文中末了并郑重地声明：国民会议口号以之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比，只是辅助的口号。因此他特为我们准备夺取政权订定四个条件，意在于预先防止由国民会议运动中可能产生的机会主义的危险。即在武汉时代，托同志那时对中国的策略，除了力争共产党立刻退出国民党独立外，所特别着重的亦是立刻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准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工具。托同志从来没有像独秀同志这样说过，“主张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的人是阶段论者”，因为这种说法是根本违背十月革命的经验，这正是孟什维克的见解。但独秀同志何以竟走得如此之远！当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独秀同志之对于反对派路线是从右边来接受的。就是他最初只赞成国民会议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点恰与小陈相反（1929年秋独秀给党中央的信将国民会议与工农民主专政并列，我那时主张他应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固然在最初接近反对派路线从右边或左边去了解和接受，还不能说是根本的坏处，只要后来能改变，所不幸者，直到今天独秀同志还保存原来这种倾向。只赞成在国民会议之下举行暴动而坚决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暴动夺取政权——这不过是他原来倾向之一种较尖锐的表现而已。也许独秀同志还要申辩说托同志不是明明说“国民会议须由民众武装暴动来实现它”吗？我以为托同志这句话的真意，只是预先防止那种和平议会主义的倾向，告诉反对派应为最民主的国民会议而奋斗，并指出最民主的国民会议须由武装暴动才能实现。但这种意见无论如何绝非主张在革命高潮时以国民会议去代替苏维埃，或将国民会议口号提高到苏维埃口号之上，更非以“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暴动”去反对“号召民众在苏维埃口号之下暴动夺取政权”的主张。因为如果是这样，像独秀同志所了解的，则就完全与托同志整个的不断革命路线和他在十月革命中的实际行动完全相反了！托同志曾教训过拉狄克那些不肖门徒们，教他们不要只是抓住列宁某些文句或在某时期为某一问题而发表含有特定意义的意见，那些文句或意见如果分割起来看和运用，难免与他别的文句或意见不发生矛盾。因此，他说：“把握列宁不应教条地，而应历史地去把握他。”我以为我们对于托同志也应如此。如果只抓住托同志某几句话就自己的偏见以解释他给我们整个的路线，那是很容易走到反不断革命论的歧途的。从小陈仁静到独秀对国民会议之如此误解，其根源就在这里。（七）独秀同志责备我说：“……如果照述之所指出的联系（指国民会议运动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联系），只反对军事专政，而不鼓动民众以武装暴动来为解决民主任务而召集国民会议，这样推动一万年也不能推动他们走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看起来，述之把托同志给我们之‘革命的民主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即是把国民会议口号只限于反动时代反军事独裁的东西……”这里我的答复是：第一、我并非将国民会议看为“只反对军事专政”的东西，我可以引一段话来作证：“国民会议口号在反动时期是民主运动之总的鼓动的政治口号，它与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口号紧相联系着，不断地鼓动一切下层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反抗一切军阀贪官污吏等之专权压榨，使群众由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而走向革命的斗争”（述之复伯庄的信，着重点新加）……种意见不正确，应从这段话中加以分析，指出不正确的所在。第二，我并没有“将国民会议口号只限于反动时代反军事独裁”，也有底下的话为证：“在革命时期，它（国民会议）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一方面逼迫资产阶级不断向群众让步，榨取资产阶级最后的一滴民主主义，直至揭穿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民主假面具；另方面，它在一切落后群众中帮助他们在实际生活上放弃对民主的幻想，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给他们以真正解放的出路，信赖无产阶级决心起而拥护和帮助它夺取政权。”（同上）。第三，独秀谓我将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大概是指我说国民会议口号“在革命时期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及我主张在苏维埃口号下暴动夺取政权而言。这倒是我们间意见的真正分歧点。这点此地毋庸重复，在上面已经说得很详细。我只加一句，这种“将国民会议口号加以非革命的解释”的，不是我的创造，而是十月革命经过的事实，我们让独秀去诅咒十月革命历史的错误吧！×××总结起来说，在国民会议问题上，我们与独秀同志间意见的分歧焦点是：一、独秀将国民会议与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完全混同，认为同是无产阶级须绝对“解决”的任务，我们则认为后者是绝对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前者，即国民会议之召集，只是“或然的”。二、独秀从无产阶级须绝对“解决”国民会议“任务”出发，故他只有为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民众为召集国民会议而暴动，坚决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之下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而我们则认为革命潮流到来时必须组织苏维埃，苏维埃机关应与资产阶级政府的执行机关对抗，它应在民主任务（民族独立统一与土地归农民）的基础上“团结正在兴起的民众于自己周围，以夺取政权为直接目标”，换言之，即在苏维埃口号（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之下号召民众举行暴动，夺取政权。国民会议那时只是“辅助的口号”借它鼓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参加苏维埃所指挥的暴动，告诉群众，只有苏维埃暴动胜利之后，才有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之可能——这是两条不可调和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反革命时代大半还只限于思想上的斗争，到革命高潮到来时则将成为最后的决死战，第三次革命的命运将全系于此！故我要求每个共产主义者对这两条路线应加以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民众政权问题（八）关于民众政权问题，我在复伯庄同志的信中已有详细的批评，此地仅说明几点事实及此口号提出后在反对派内部所发生的政治影响。第一、现在独秀重复地声明：“关于民众政权口号，我提出来是有时间性的”，是在“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涨时提出的”，是“临时鼓动的口号”等等。实际上，直到上海“一·二八”事变完结之后，即在“反日反国民党运动高涨”已经过去很久以后，直到前年九月时，他还坚持此口号，致在反对派内部引起无数的争论和纠纷——这证明独秀提出此口号的原来用意与现在经过反对的解释是不能一致的。第二、独秀后来解释民众政权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意思。但他在《抗日的康庄大道》上说：“民众政权将经过抗日救国会或国民会议而实现。”大家知道“抗日救国会”是什么东西，“经过”这样的机关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众政权”吗？经过国民会议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众政权，更是滑稽的错误。因为真正的国民会议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才能实现，而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召集的国民会议一定是资产阶级占优势，像此种国民会议怎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众政权”？老实说来，独秀所谓的“民众政权”就是现时福建的“人民政府”一类的货色。第三，独秀谓我“由反对这一口号，走到根本反对在宣传鼓动上涉及政权问题，主张只提出国民会议，不说政权”。好象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同时又兼议会主义的人。其实我反对此口号的意见十分明显：在没有革命局势时，我们应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因此反对以“民众政权”来代替它。在政权问题的鼓动上，我认为那时的客观局势还谈不到。在“九·一八”后一时期的抗日反国民党的潮流中，认为可以直接提出政权作鼓动的口号，那即是准备夺取政权。但这种主张显然是斯大林的盲动主义（现在我还可以附带声明：“一·二八”事变中我们提出的苏维埃口号是不正确的，冒险性的）。依上叙同样理由，自然只主张提出国民会议，而反对以政权作鼓动的口号了。第四、独秀又说我根本反对提出打倒国民党政府的口号，问题也并非这样简单。我在“九·一八”以后几乎每篇论文的结论都归结到：“民众要真正反抗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必须首先摧毁卖国投降的国民党政府”，这是有许多文件为凭的。但我当时亦反对将“打倒国民党政府”与“建立民众政权”联系起来成为实际鼓动的口号。列宁在1917年4月末曾提出“打倒临时政府”，“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以试探群众的情绪。但他在一次示威运动中经过一番观察之后，他觉得情形尚未成熟，立刻将“打倒临时政府”作为鼓动这一口号收回来了。我在当时反对将打倒国民党政府同建立民众政权一同提出来作为鼓动口号，正是根据以上的理由。第五、当我主张将来革命局势到来时，“我们尽可以用‘工农兵政府’或‘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类的口号作为政权鼓动的口号”。而独秀却轻率地批评说“后一口号，在还没有苏维埃或苏维埃还是有反动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占多数时，当然要不得（好武断——述之）；前一口号，（工农兵政府）和民众政权有什么不同呢？而且它明显地表示阶级性，岂不更容易被人看做和斯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一样吗？”“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在没有苏维埃时不能提出，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革命局势到来时为什么不组织苏维埃。“苏维埃还是有反动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占多数时”，不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就是大错特错了，这是纯粹教派的观点！大家都知道，1917年的俄国革命从二月到七月（甚至更后些）的长时期中，在苏维埃内“还是有反动倾向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述之）占多数”，然而布尔什维克并不因此不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实际上从四月起即提出这一口号了，难道这也是“当然要不得”的吗？！仅仅在七月事变之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公开表示站在资产阶级政府方面压迫工人群众，封闭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和报纸，逮捕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等，列宁才主张撤回“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独秀不注意这些史实经验，竟脱口而出“当然要不得”，未知究竟何所根据？！至于说“工农兵政府”与“工农民主专政”一样“明明表现阶级性”，独秀同志在这里又是一个大大的“疏忽”！他忽略了“工农民主专政”中间的“民主”一字——这是资产阶级性的表现——如果没有“民主”一字，而单独称“工农专政”，我们就不能说它一定是资产阶级性的，至多只能说“阶级性有点模糊”而已。实际上，十月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时被称为“工农政府”或“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这是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文件中所常见的。（九）现在我应该指出，独秀同志两年来坚持和宣传“民众政权”的主张，在反对派内部已发生了深厚的影响，从前我们还不十分觉得，现在在福建事变中暴露出来了！一向拥护“民众政权”的老刘（伯垂）不辞而去福建实行“民众政府”去了！坚持“民众政权”口号最力的仁静则主张对福建的“人民政府”一般地也不要批评了！整个的沪市委则提议怎样派人去参加“人民政府”！临委则主张不批评“人民政府”的政纲：而负主要责任的伯庄虽较为稳健，但因为自己拥护民众政权的口号所束缚，弄得没有办法，只好以“民众政权去对抗民众政权”，这就等于以“王麻子去反对王麻子”！！……这还不是“民众政权”口号的拥护者在政治上的破产吗？！这还不是独秀同志两年来坚持和宣传民众政权口号的真实收获吗？！！独秀同志见到此种情形也深深感觉不安，于是想出了一个脱身妙计，说这是我主张打倒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错误主张的结果。奈何事实是胜于雄辩啊！伯垂和仁静根本就没有看过我的论文，临委和伯庄是根本反对我的见解的，这有伯庄的信为证。我的主张怎么可以影响根本反对我的意见的人们呢？！我想独秀这种嫁罪避责的手术，在政治上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坦白的！现在我应当坚决地说，“民众政权”或“人民政府”的口号，反对派应该毫不顾惜地把它埋葬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没有办法同现在的陈铭枢及将来的无数陈铭枢去打官司，说“民众政权”口号是我们独秀同志发明的专利品，不许他们假冒的。我们还是老实些罢，在没有革命局面时，老老实实宣传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到革命局面到来时，再以“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类的口号去翻译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鼓动的口号。从全部十月革命的经验看来，这种老实态度大致是不差的。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问题（十）独秀同志对于国际局势的估计（见致临委的信）除了说明“至少在1935年以前……这三年中，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时期”以外，德国法西斯取得政权给国际局势所起的变化，满洲问题所引起的危机，在他看来都是不值得注意的。他估计国际局势所指给我们唯一的结论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解体了，并且没有进攻苏联的可能和必要了！为什么呢？他答复说“帝国主义迫切的武装进攻苏联是因为受到苏联推动世界革命之威胁，在斯大林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由这一理论之无条件的和平政策统治下之苏联，帝国主义并不甚感到这一威胁了。”原来如此！托同志推动世界革命的政策足以招致帝国主义迫切进攻苏联之武装进攻，即足以危害苏联，而斯大林“无条件的和平政策”能使帝国主义无进攻苏联之必要与可能，即足以保卫苏联——这样一来，托洛茨基是应该被驱逐的了！！对于这问题，我实在说得太多（见论国际局势与复伯庄的信），此地没有重复的必要。这儿我只答复独秀给我的一个问题。他说，“托同志反复说明帝国主义自始就没有联合进攻苏联之可能”，“没有必要”更不用说了。因此，他说我是“假托”和“误解”托同志的文件，责令我指出证据来。现在我且遵命摘出托同志说到关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的几段文字如下：“德国法西斯胜利以后，反苏联战争是必要的”。“希特勒如果胜利的时候，将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超兰格尔”。“为使进攻（指苏联——引者）成为可能，需要高度工业化，而且是欧洲大陆的大国的国家，它要，而且能担负在自己身上反苏联神圣战争的主要重量。更精确些说，一个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国家，试一望欧洲的地图，将使我们相信，只有法西斯的德国能担负这一使命。更有甚者，法西斯没有别的路可走。在付了无数生命代价取得了政权之后，在一切国内问题暴露它的破产以后，在对于德国，因此亦对半附属国那样的波兰投降以后，法西斯政府将必然被迫而找一种脱离破产和脱离国际形式中的诸矛盾之孤注一掷。反苏维埃的战争，将由这些情形中如定命的、必然一般的生长出来”。“希特勒的政府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战争是必然的，在形式上无论谁发动这一战争”（以上所引均见《俄国革命与五年计划》一书）。像这样的话还可引出许多，但这至少已够证明我们不是“假托”和“误解”托同志的文件吧！由此更可证明托同志对于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的危险之说明不算含糊吧！未知能否“压倒”独秀同志？在我认为托同志的估计，直至此刻大体上还保持它原来的正确性。独秀如果认为错误，那只好让他直接同托同志去打官司。但这里我无论如何有权利将独秀送给我的“是读书马虎，还是有意欺骗同志呢？二者必居其一”的一段责言，“完璧归赵”了！最后还须重复一句，左派反对派如果真依照独秀对苏联的估计去宣传，其唯一的结果将是教苏联及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到事变迫近时慌张失措！对国内局势的估计及策略问题（十一）独秀同志对于国内局势之估计，同对国际局势一样。在国际局势上，他既只看到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联合战线之解体，在国内则只有国民党政府允许的1934年3月召集的“国民大会”。此外，什么也没有提到，至少在他看来不值得注意。他由此种“估计”所得出之策略上的结论是：“我们的力量应集中于后年3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为了适应这一年半以后的斗争起见，他提议：“那时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一年半以后的——述之）的政纲”。并提议在此政纲中……应加上一项：“反对国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最好还加上一项：请独秀起草宪法草案，以便与孙科的对抗）。为了以上所指争宪法的斗争，他更主张改国民会议为“国民立宪大会”。这就是独秀同志“只有为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民会议而奋斗”之实际的具体的表现，这就是他给反对派今后二三年内的斗争路线！！但我们要问：现在日帝国主义已经占据了东北四省，并且还在准备新的进攻，对此有关民族最危险的问题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难道主张将这问题推到一年半以后国民党政府所允许召集的国民大会上去解决吗？！现在湘鄂赣及四川等省几千万农民正在拿起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死活的斗争，我们对此又怎样告诉民众呢？难道也主张将此问题交给一年半以后的“国民大会”去解决吗？！军阀不断地混战，南京政府不断地卖国殃民，蒙古、西藏及新疆等民族问题不断地纠纷！！所有这些重大的问题，难道统统都推到一年半以后“国民大会”里去吗？！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立刻号召民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拥护农民战争反对卖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号召民众起来要求立刻召集普选的国民会议，以解决上叙的这些有关全民族及全体民众最迫切的问题呢？一切现实的重大问题都不顾，只注意于一年半以后，国民党所允许召集的国民大会（是否召集，还是大问题），并照国民党这个“预约”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去“斗争”，特别集中于宪法问题——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路线啊！我真不知道，独秀同志想将反对派引导到哪里去！据我看来，他的“革命的国民会议，已经转变成为和平的宪法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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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与舜君论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与舜君论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彭述之（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七日）＊这四个文件都是作者最近检出寄来，无法查出其中那两篇曾在何处发表。舜君即刘伯庄。序言在这个小册子里所收集的，一共是四个文件。这些文件都是在九年前（一九三三年冬至三四年初），在一个事变（闽变）当中和一个特殊环境（监狱）里写的。除了其中第二文件外，从来未曾付印发表过。现在重检旧稿深觉其中所讨论到的诸问题不但没有因时间的变迁而丧失其意义，反而因着时间的进展，事变的证验，尤其是抗战后几年来党内的剧烈争论，更显得这些文件所论及的诸问题具有一种鲜活而深刻的意义了。为了帮助一般同志，尤其是青年同志们了解我们党内部过去思想斗争的渊源，为了帮助他们去进一步探讨现时争论的根底，特别为了帮助他们认识每种错误思想的逻辑发展是怎样地推动着坚持错误思想的人们走到何种地步起见，我觉得把这些旧文件发表出来是必要的，深合时宜的。第一个文件所谈的问题是：“民主斗争，经济复兴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众政权与无产阶级政权”及“国民会议问题”。第二个文件所包含的是：“民主运动与不断革命”，“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民众政权问题”等（上两个文件内还涉及“闽变”及对当时时局的估计和策略问题）。第三个文件是专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关系问题。第四个文件，则略释不断革命论与国民会议的联系。但如果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那就只是一个问题，即民主斗争（民族斗争在内）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不断革命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一根本问题，自中国左派反对派诸小组织出现的第一天起，即发生了不同的意见。诸小组织统一后，表面上似乎“意见获得一致”了，但实际上各种不同的意见仍然是隐伏着的。并且这些不同意见往往跟着每一新事变的发生而重新暴露了出来，以致形成了不断的斗争。单就这个小册子所收集的文件，已经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八一三”以来党内的思想冲突于此更获得了充分的证明。因为一种错误的思想或主张，如不经过充分的讨论，如不经过错误者公开的承认和自觉的纠正，总是要随着事变的发展而发展的。结果不是坚持错误思想的自动离开党，就不可免地要被党抛开出去。这小册子中第一个文件（复伯庄的信）所论及的问题，可以说是中国左派反对派发生至“闽变”（一九二九——三三年冬）这一长期间的各种分歧意见之一个总清算。其中各种错误思想的代表人物从王凡西、代青到任静、任曙和舜君，最后说来其根源都是由于不懂得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相互关系，即不懂中国革命中之不断性的根本理论。因此他们在对第三次革命的前途上，在经济复兴问题上，在民众政权与国民会议问题上，都以各自的荒谬成见来任意曲解。虽然这些人们的出发点各自不同——或从极左方出发（如王凡西与代青），或从极右方出发（如任静、任曙和舜君）——但其结论总是与不断革命背道而驰的。最富有教训意义的是：这些怀抱错误成见的人们，在往后事变发展的过程中，都以各自的行动证验了他们原来的错误思想，不过是其逻辑发展之后果。最左的陈代青，即高唱第三次革命是简单的社会主义革命，极端蔑视国民会议的人物一经被捕到南京之后，便立即自行揭破其“左倾”的假面具，而异常卑劣地以“悔过”的方式公然接受三民主义的反动思想了。刘仁静则是沿着自己极右的思想逻辑，在被捕后则坦直承认三民主义，并声言愿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去协力“复兴经济”，“发挥生产力”。我们的凡西比较坚持得久些。但在“八一三”事变发生后，他以前的极左思想也立刻化作烟云，而尾随在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跃跃欲试去尝试一下军事投机的勾当。现在虽然在右倾投机碰了钉子后又回到极左派主义的超麟胯下，但将来一遇到新的事变到来时，其极左的假面具是不难被揭破的。舜君对于我给他的批评虽没有听到他的固执，但从他多年来表现的消极，也可证明他思想上的错误或不坚定，是有其根源的。在第二与第三两个文件里，同独秀所曾争论关于国民会议与苏维埃的问题，乃是不断革命论中最具体和最中心的问题。在反动时期争论这个问题，虽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但到第三次革命到临时便要成为生死的决定问题了。独秀在这一异常重要问题上所抱的见解，已异常之明显，仅仅是俄国孟什维克和西欧一切机会主义者的老调。独秀后来所发表之超时代和超阶级的民主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苏联，拥护“民主的”英美，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是从他以前对于国民会议和苏维埃的曲解中逻辑地演绎和发展下来的。最有趣的（也是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独秀以前还同作者一致坚决地反对刘仁静的生产力论（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提高生产力，增加无产阶级的数量等），可是，到了“八一三”事变后，即在这一点上他也完全投降了刘仁静，而大唱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来增加无产阶级数量的妙论了！这里又一次证明独秀所常常自夸的“独立思考”或“用自己的头脑分析客观”所得出来的见解，实际上仅仅是和任静们同一小资产阶级思想逻辑的影响之下的一种应声虫而已。最后，从这个小册子所争论的诸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种最明显的基本倾向：右倾的机会主义与极左倾的教派主义（机会主义的变种）。前者以独秀和任静为代表，而后者则以代青和凡西为代言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断革命论的死敌，都是出于同一小资产阶级的根源。所不同者只是：前者企图从右方来破坏不断革命论，即死死抓住民主斗争而否认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后者则企图从“左方”来拆毁不断革命论，死死抓住社会主义一个抽象名词而否定实际上走上社会主义的民主斗争的桥梁。这两种倾向，当“八一三”抗战发生后，在我们党内的思想斗争上达到了顶点。右方的主要代表仍然是陈独秀，只是“左方”的主要代表是以超麟填补陈代青的位置罢了。（关于独秀和意因的思想，请读者参考《火花》第三卷第五期作者的《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文）。我们平常都喜欢说，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党人都应尊重和继承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但思想上不可调和地斗争的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与各式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传统，正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传统之一。这个小册子乃是我们根据布尔什维克传统在党内与各式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斗争之一个无可否认的具体的表现。我们最近几年来之与陈独秀及少数派（新孟什维克）进行了极严重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也正是沿着这个小册子的精神、观点和思想路线前进的。也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斗争，只是这个小册子内的思想斗争在新的事变中之逻辑的展开而已。当然，我们绝不是说，我们自己的思想从开始就是完全正确的，无误的，但我们在长期的不懈的思想斗争中，大体总是一贯的、认真的，一步一步地前进的，因而不仅揭穿了对方的错误，教育了同志，同时也教育自己，加深了自己，提高了自己。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有在不断的长期的斗争中，才能改正自己的错误，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水平。青年一代的同志们，没有能参加过去的思想斗争，因而不甚了解过去的斗争传统，这无疑地是一个重大的弱点。要补救这个弱点，只有从过去思想斗争的旧文件去认真地研究，耐心地学习，并以此来理解现时的斗争，来积极参加现时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作准备。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党内的思想斗争，乃是未来的伟大的活的阶级斗争之预演。”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对于过去党内思想斗争感不到兴趣，对于当前党内思想斗争采取回避或调和态度的人，即令不中途离开党，那也在未来伟大的阶级斗争中还是站不住脚跟的，是难免要溜到回避，调和或滑进反动的泥坑里去的。从过去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思想斗争中去研讨，去学习，并积极地不妥协地参加现时及未来的一切思想斗争，以此来锻炼自己，来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水平，来巩固党和发展党的政治立场，来培养新的干部，来准备建立一个群众的革命新党，这是我们在反动时期内的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彭述之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舜君兄：十八日的信，因时间匆促，只是略一提及了闽变问题。兹特将一些较重要的论争问题及我们间的不同意见分叙如下：（一）民主斗争，经济复兴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据来函称“在民主斗争上，不管各人对于这一斗争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表现的不同，甚至实质地表现出拒绝这一路线的部分观点，但大体上都承认是左派反对派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所以谁赞成民主斗争，或不赞成，是不容易说的。”据这一段轻描淡写的话看来，似乎问题不在“各人对于民主斗争的态度”，而在乎“具体问题的表现上”。但依我的观察，“各人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表现得不同，甚至实质地表现出拒绝这一路线的部分观点”，正是由于对“民主斗争”的认识与态度不同所致。从过去直到现在，反对派内部一切意见的纠纷，一切论争的混乱，归根究底说来，都是原于对“民主斗争”，即“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一致的明确的认识。斯大林主义者由承认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出发，而否认了在这一革命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拒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反对派的许多分子则因反对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而走到另一极端，他们只是抓住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却又根本忽视了民主革命的本身，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相互关系。即就你所说的“大体上都能承认民主斗争是左派反对派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一句话中，亦无形中表露了对“民主斗争”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之不充分和多少轻视的心理。我真不明白：在目前除了民主斗争的任务，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其次，民主斗争难道只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吗？其实民主斗争不仅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且是目前全部任务之所在。即在将来，直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日，亦是最重要的任务。谁不了解这点，谁就不能领导无产阶级走上政权。因为中国的革命客观上就是要求解决民族民主的革命的任务（主要内容是民族解放与农民解放），如果没有此等民族民主任务急待解决，根本上就无革命之可言，更不用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仅仅是民族民主斗争发展之逻辑的结论。换句话说，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民主革命斗争达到胜利的必然产品，反过来说，斗争不达到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必然归于失败或流产，民族民主的任务决不会得到解决。托洛茨基同志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表现于完成民主革命之后，如拉狄克所说的——在此种场合里它在俄国简直不可能，因为在落后国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不能走上政权，假如农民任务（即俄国革命的民主任务——著者）在过去阶段中被解决了。不，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上是可信的，甚至是不可免的，因为没有别的力量和方法解决农民的任务。但由此便开辟了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不断革命论俄文本五八——五九页）。这是不断革命论之最基本的见解。但人们多不了解此种见解，甚至轻视这一见解，即轻视民主斗争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似乎不是由民主革命过程中产生，而须由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中去创造。过去凡西同志就是抱持此种见解的代表之一。如他说：“将来第三次革命一开始时，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显然是将马车套在马的前面，与“民主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是完全相反的。十月革命的教训是：先有了自二月，尤其自八月至十月广大汹涌的民主斗争（主要是农民暴动）的潮流，无产阶级才获得可能乘此潮流踏上了政权。中国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不但起初将由民族民主斗争引起，而且必须经过翻天覆地的民族民主斗争的巨潮，而无产阶级又成了这一巨潮的弄潮儿，它才能真正踏上政权。认为第三次革命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这无异于承认民主革命在过去已经完结了，将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不是在民主革命的巨潮中，而是在“社会主义的革命中”——但这种见解适与不断革命论站在相反的地位，是一种变相的阶段论。人们说：“在革命起来时，我们即应提出没收工厂银行矿山等口号，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吗？”但这些口号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前，只是宣传的口号，而且还要谨慎地适合时机地提出。而无产阶级能以走上政权，并非由于这些口号之宣传的力量，而是由于民族民主口号鼓动的力量，这是十月革命铁一般的事实所昭示的。社会主义任务的口号提出议事日程，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或许是第二日）。所以不断革命论说：“……落后的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任务在我们将直接引向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将社会主义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不断革命论中心观念之所在”（同上书十一页，重点系本文作者所加）。像连根同志所代表的意见，表面上似乎很注重第三次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是“左”的，实际上是眼望着目的地而忽视了走向目的地的道路。换言之，就是忽视了民主斗争的作用，忽视了走近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革命运动的阶段。“民主专政”的阶段可以跳过，但“民主革命运动的阶段”是决不能跳过的。忽视民主斗争之另一代表是小陈同志。也是从对第三次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前途认识不正确发生出来。据他的意见，第三次革命之为社会主义性，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是因为在第二次革命中资产阶级已完全取得了政权，阶级关系已完全转变了（大意如此）。我们知道，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反对那些“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专政的幻想时，曾提到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为其“转换武器”的理由之一。固然阶级关系的转变，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实际步骤上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这却不是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民主专政口号的真正理由。民主专政的口号根本上是一种幻想，这已为列宁后来自己所说明：“在阶级矛盾已经发展的社会中，所能有的或者是公开的或带假面具的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政制是不会有的……”（见不断革命论一三四页所引）。而中国的资产阶级，实际上在第一次革命中即已获取了政权。故第三次革命之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与小陈同志所依据之“资产阶级已完全取得了政权”，在根本上无多大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民族民主任务在第二次革命中未曾得到解决，因此民主革命的潮流必然会到来，而第三次革命在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过程中又必会推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假如不是失败的话）。在这里，小陈的出发点虽然与凡西不同，而其不了解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与民主革命的相互关系，即忽视民主斗争的作用一点上，是一致的。至于仁静的“生产力论”（据仁静最近的来信对经济复兴的意见似有些改变，但他的根本立场，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的意见还未放弃）则走得更远，是企图从根推翻不断革命论。你说：“对于经济复兴的意见，即小刘（即仁静——作者）的意见，只是他个人的，没有任何人同意他。”你这一评论未免过于表面和乐观。在我看来，小刘的意见实代表一广大的社会基础，是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映，不特在社会上，在斯大林派中现时充满了仁静的生产力论的意识，即反对派中亦有许多分子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倾向于此种理论（伯垂就是完全赞成他的，所以他这次不辞而去福建不是无根据的）。因为仁静的生产力论或经济复兴论，其基点是：①根本不相信无产阶级有力量能夺取政权，因为它的数量太少；②忽视农民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全赖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所以他的结论只有复兴经济，发展生产力，即发展资本主义，增加足够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数量，然后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种理论完全合乎一切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口胃和要求。从戴季陶、陈公博到陶希圣，都是这一要求的代言人。最有趣的是党的一切叛徒们凡是宣言说明他们投降国民党的理由时，总是千篇一律地说，“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无产阶级数量太少，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三民主义的‘革命’”，这虽然对于仁静的理论是一过于刻薄的讽刺，但确是代表一个阶级意识的宣言。这是不容我们忽视的。最后分析起来，仁静的“经济复兴论”或“生产力论”也是由于根本不了解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系，特别不了解农民解放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重大作用。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在全人口比例中占很少的数量”，仿佛这是他天才的发明，其实这早已成了小学生的经济常识。但中国无产阶级之有可能夺取政权，不是以它的数量来决定，而是决定于它在国家经济和政治上的作用，决定于它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之领导作用，最后决定于它与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关系。如果单从经济或生产力的观点出发，那只有西欧和美国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才有资格夺取政权，那只有服从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但十月革命的事实已无情地将这一理论摧毁了。所以托洛茨基同志在不断革命论中不厌重复地说：“落后国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可以在民族民主的任务基础上较先进国家早获得政权。”他并且说：“当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中，非直接系于生产力的水平，而是由于阶级斗争的关系，由于国际的局势，由于主观的因素……认无产阶级专政与国家的技术能力和手段之自动联系的见解，乃是简单化到了极端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此种意见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总结与前途）。仁静的生产力论就是无生气的玄学的布哈林式的或考茨基式的“简单化到了极端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而此种成见的根源，即由于他根本不了解由民族民主任务所引起的民主革命之对于推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作用。在政治的动力学上说来，落后国家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之能比较先进国家早获得政权，是依赖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没有此种力量，无产阶级根本谈不到夺取政权。所以托洛茨基同志说俄国无产阶级是在农民暴动的高潮踏上了政权，它的专政之维持也就建立在农民的拥护之上。仁静是看不起农民的力量的，他不相信无产阶级在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中因获得农民（当然是指大多数贫农）的拥护而有可能踏上政权，故他不得不求援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得不求助于陈公博的复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幻想。他之主张共产党员退出红军，退出农民战争的队伍，正是他的生产力论在策略上之一贯的运用哩。在这里我应附带指出的，在反对派内忽视农民作用的不仅仁静一人，他不过比别人走得更远而已。其实许多人都有这种倾向（从对现时农民战争的估量上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此点往后再说），这是由于反对斯大林的“农民主义之一种反动”。其实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不在于他们重视农民的作用，而在于他们认为农民有独立的政治作用，认为农民可以与无产阶级平等享受政权，因而坚持机会主义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托洛茨基同志之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只是否认农民的独立政治作用，否认农民有独立组织独立政党与无产阶级在民主专政口号下平分政权的可能。至于农民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至维持其政权之伟大的作用，他是异常重视的。他同列宁一样，均认无产阶级不取得农民的拥护绝不能走向政权，更不用说维持政权了。谁要是忽视农民的作用，就等于实际上拒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结果不是干脆离开革命，就是走到仁静的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共产党不要参加（更不用说领导）农民战争。总而言之“对于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了解，不是右倾于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接受民主革命而拒绝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是左倾于清谈主义，只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而忽视走向这一前途的民主斗争。至于仁静的生产力论更是露骨地代表资产阶级由忽视民主革命而根本取消革命的企图了。所以我认为对民主斗争的态度，必须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有机地联系起来。我们应公开地坚决地说，在落后国家如中国，如果没有民主革命，没有民主斗争，根本上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前途，无产阶级专政是民主斗争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只能在民主斗争中去准备夺取政权的前途。无产阶级应坚决地勇敢地积极地无保留地领导民族民主的斗争，也只有用这样的态度领导民族民主的斗争，它才能在政治上生长成为农民的及全民族的领袖，才能真正踏上政权（至关于怎样进行领导民族民主的斗争，在斗争中怎样准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策略问题，此地不及备叙，这里所注意的只是对民主斗争的根本态度）。（二）“民众政权”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民众政权”这一口号，就其提出后所引起的意见之混乱看来，即已证明这一口号之弱点和不合时宜了！我原来对这一口号的意见是：“民众政权”就其本身说来是不确定的、含糊的、代数式的，每个阶级都可以称自己的政权为“民众政权”。在没有革命局势，在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我们绝不应用它。因为我们宣传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作用，是在向先进的工人及真正同情工人的分子耐心解释：政权只有两种：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并说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客观上必然走向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才能真正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才能不致中途停顿而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彻底改造整个民族的生活。并在这样的宣传解释中，我们要无情地批评政权问题之一切欺骗的模糊口号，尤其要批评斯大林的“工农民主专政”口号，使群众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十分明确而坚决，不致为任何含糊的口号所混淆迷惑。但我同时亦认为在有革命局势时，像中国小资产阶级群众（农民和城市贫民）占人口如此压倒多数的国家中，在某种场合里向群众进行鼓动（如鼓动的论文与演说）之下，或者不妨将“民众政权”用作“无产阶级专政”之通俗的说明，通俗的翻译。因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既常称自己的政权为人民政府或民众政权，则无产阶级更可称自己的政权为“真正的民众政权”。托同志在一九〇五年的鼓动论文中有时曾用过HAPODHORCPACME，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完全的民众政权”或“真正的人民政府”，后来列宁有时亦称十月后的无产阶级政权为“苏维埃人民政府”，也是这个意思。“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口号（托氏有时用“靠在农民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严格的政治科学的口号。在革命时期向群众进行鼓动时，可以而且应当用各种更通俗的口号来解释它，翻译它。如“工人政府”（这是“二月”后托氏所惯用的），“工农政府”，“苏维埃政府”，在十月革命前用的最普遍的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但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布尔什维克从没有提出别的政权口号以代替“工农民主专政”（那时认为科学的政权口号），托氏在一九〇五年是提出过“工人政府”的意见的，但在反动时期他亦从未提出别的通俗的政权口号来。因为在没有革命局势时，“立宪会议”即是日常的政治鼓动的总口号，在鼓动上无提政权口号之必要，在宣传上又必须不懈地解释严正的科学的政权口号，在我们此时政权的宣传口号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如提出“民众政权”的口号，在宣传上是混乱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在鼓动上是削弱了“国民会议”口号的力量，而且一方面含着冒险主义的成分，另方面又徒供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团利用以欺骗人民（福建的“人民政府”就是显例）。无论在任何方面说，此时的民众政权口号对于我们都是有害无益的。就你所报告的对于民众政权的四种意见，在我看来，前三种反对的意见固然各有错误，但它们多少还反映了一些真理。至于第四种赞成的意见，即你同昭昭（即任曙）的意见，那就错得真有点可怕了！据你说：“昭之最坚持这一意见的理由，多半侧重于它（民众政权）的作用和国民会议一样是过渡阶段所必需的（？！）。所以他提出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的口号”。看到这段话，真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对派竟然还有这样荒谬的见解，以“民众政权”的口号为适应“过渡时期的需要”，即以之与将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对立，即是说，主观上预先自觉地准备：在无产阶级专政之前，还来一个“过渡时期”的“民众政权”，即克伦斯基式或国民党式的的政权！！妙哉，妙哉！！！我只有请你向昭昭问一声：他为什么要反对斯大林派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斯大林派不也说“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只是“过渡时期”的口号，将来还是要“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么？实在说，我们的昭昭比斯大林派还走得更远！你还在替他申辩说：“当然，我们不能说他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很显然的，他是以此为过渡时期的口号”。但他之“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真凭确据就在于：“他以此（民众政权）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如果以民众政权的口号来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不算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则斯大林派将更有权利说，他们绝非因主张工农民主专政而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了，因为他们亦曾屡次声言工农民主专政“实现”之后，即要“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呢。但反对不断革命论的反动的阶段论之中心观念也就在这里。至于你自己关于赞成民众政权的意见，可算发挥得淋漓尽致，且自成一系统。但正因为如此，其错误与危险也就颇为可惊。据你说，你是“以辩证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去理解它”。因此你解释“民众政权不但应该而且必然因不同的阶段而认识其内容性质不同，并且也时时因斗争过程革命发展阶段不同而成为变动的发展，随革命的进步不同的程度而改变其内容性质”（！？！）“假使我们把它不分时空，不分其变化发展的内容、形式、性质、而给它一个绝对资产阶级性或无产阶级性的固定的意义，这是形式逻辑的是——是，否——否的理解法，是阶段论的理解法”。你这两段话的根本意义是：不要给民众政权一个固定的阶级性，让它在时空发展过程中去改变其内容、形式、性质，换言之，即让它在发展过程中依着“量变质”的公式转变其阶级性。这就算是“辩证的不断革命的观点”，可是太天真了，太滥用了！！要知道不断革命论不是在任何具体问题上可以随便搬来套上的。随便乱套，必致牛头不对马嘴。过去的罗米纳兹和瞿秋白等就是如此。其实，不断革命论的真正意义是指整个革命发展的趋势和路线而言。其基本路线约有三点（据托氏自己说明）：（一）由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与内外阶级敌人不断斗争的问题；（三）无产阶级在一个国家夺取政权后不断推展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我们所称现时中国革命之不断性的意义，是着重于第一点，即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这一问题中之“转变”的中心关键，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这“专政”一方面是民主革命的结束，同时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是革命发展转变的产物。虽然如此，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的本身是确定不移的，无所谓发展与转变。因为政权的口号是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集中和团结革命阶级力量与政权谁属之指标。故马克思主义者规定政权的口号时，不但绝不含糊其辞，绝不隐蔽其阶级性，而且必须明确地赤裸裸地表显其阶级性，其意在：一方集中无产阶级及拥护它的其他阶级（如农民）之斗争视线于一中心目标，他方不让其他阶级政党有任何假冒利用和混乱旗帜之可能。所以“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自马克思提出以来，一直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所拥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不变的确定的口号。托同志论“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口号时，曾说这一口号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在进行鼓动时可以运用，但在政纲上和正式文件上还以“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专政”为宜（大意如此）。像托同志此种对政权口号的严正的态度，就是告诉我们：关于政权的口号不应含糊，必须明确地露骨地显示其阶级性，表现其不可移易性。在这里“是”就是“是”，“否”就是“否”，你所讥笑的“形式逻辑”在这里完全有效，（形式逻辑在一定限度内是科学的真理，不过它不能代替辩证法或与之对立，它的正确性系包含于辩证法之中）不然，就成为绝对的骑墙主义或绝对的怀疑主义了。你将政权口号看成为“没有阶级性的固定意义”的“两方的”、“发展性的”，这就等于把它看做“软泥团”，可以任意被捏成为“玩意儿”，这在客观上是替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开辟道路，毁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与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简直风马牛不相及！你接着说：“……在现阶段中其（民众政权）含糊性正是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它同国民会议有同等的作用……在反动时期它的模糊性，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众政权的幻想与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政权之不能明确地区别，虽是有利于革命，但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到来，这就有区别的必要……”在这段话中包含有几个严重错误点：第一，你将政权的口号与国民会议的口号之作用等量齐观，混而为一。其实在反动时期，国民会议的口号是民主运动口号之总的政治上的标帜，其作用在于日常鼓动一切下层民众（小资产阶级在内）不断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引导一般民众走向政治斗争的舞台，引向革命斗争的道路。至于政权的口号在此时只有宣传的意义，没有现实的鼓动作用。就是说，只是在先进的工人分子中解释将来革命局面到来时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只有如此革命才不致流产，才能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并指示他们必须事先准备夺取政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此时不能提出这种模糊不明的“民众政权”口号来代替和混乱“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之宣传。第二，你是在主观上有意利用“民众政权”之模糊性，就是说，在反动时期让“民众政权”自己适合于各阶级的要求，尤其是为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计，不要说破它的阶级性，等到革命到来时才去“区别”它，因为那时才有“必要”。这种见解，显然地是为了迎合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而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为资产阶级性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替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准备将来克伦斯基式的或武汉政府式的政权，使第三次革命重演一回第二次革命的不幸悲剧！！不管你预先怎样否认这种前途，但如果依照你对于民众政权口号的了解与运用，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只能是“武汉政府式的道路”。你说：“我们为什么有提出民众政权之必要”，是因为“在一切可能谈说政权时，不谈政权问题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但可能谈政权时又不能说一定成熟了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提出苏维埃”。你为了解决这“难题”，避免“碰壁”，所以提出“民众政权”，“既可以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又可以预伏无产阶级专政于此口号内，既可以推动革命向前，又可以不背我们本来的要求”。这个如意算盘，表面看来似乎面面周到，无奈你犯了底下的错误：（一）政权口号此时（你也承认还是反动时期）不能“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如果说“广大群众”可以由政权口号的鼓动而“行动起来”，即为夺取政权而斗争，那就等于说已然有了革命局势。但这是你自己也不承认的。可见这时政权口号还仍然在宣传时期。既然是宣传时期，我们为什么不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领导贫农专政”的苏维埃政府“给群众”（事实上还谈不到向群众，只能向先进工人分子）以解释呢？为什么要用含糊不明的口号去混乱他们欺骗他们呢？（二）事实上放弃了国民会议的口号，至少是承认国民会议口号在此时不够，不能“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企图以民众政权去“代替”国民会议口号，或“补助”这一口号。但国民会议如尚不能“吸引广大群众行动起来”，夺取政权的“民众政权”口号能吗？你自己在这些错误观念的纠缠中，当然像苍蝇飞进玻璃瓶，只有四面“碰壁”！其实如果能正确了解和灵活运用，我们的路线是无往而不通的。当我们向群众进行鼓动时，我们坚决地主张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解决国家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同时我们不懈地向工人的先进分子及同情工人的革命者宣传，必须根本推翻国民党军阀的资产阶级政府，建立工人贫农的苏维埃政府，才是真正的出路，并指示他们怎样向这方面准备。这样哪里会碰壁呢？当一个同志向你谈闽变问题说：“福建民众如此起来了，并有强大的力量。如果十九路军一中途叛变起来，我们有力量推翻它，这时我们非用苏维埃去代替不可了”。你竟然被这一段十分昏瞆糊涂的话难住了，迫得求援于民众政权的法宝，即以“民众政权”去反对民众政权来解围！这样解围法，直等于犀牛角，愈犀愈不通。你为什么不好好地将那位糊涂的同志教育一番呢？第一，福建真正的民众并没有“如此起来”，更没有“强大的力量”，闽变不过是带改良主义假面具的上层军人政客的政变勾当（固然客观上是多少反映了民众反帝国主义和反国民党政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它比平常军阀独立较有进步的意义）；第二，领导闽变的军人政客为的是自身权利，并非真正为了民众利益，其与南京妥协，或与广东干什么别的勾当都是可能的，压迫民众是不可免的，但这也无所谓“叛变”，（至多只是叛变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不过表示福建运动的本身流产而已。故我们现时还谈不到去“推翻十九路军”，更谈不到用“苏维埃去代替”它，因为我们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力量。将以上的事实剖析之后，则应更进一步说明闽变的客观原因、意义、趋势及我们对它的态度和策略等。我想，只有如此才能教育同志，不致加深他的糊涂和幻想。最后，你说民众政权口号在反动时期必须提出，“只有到了革命局势成熟了才可以放弃”。这是把政权口号视同柠檬，吸完了汁液就把它抛开。可惜政权口号绝非柠檬，而是夺取政权的旗帜，是不能随便抛开或掉换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经提出政权口号，便必须坚持到底，为它们争到底，直到取得政权为止。因为政权口号是战略（STRATEGY）上的口号，而非策略（TACTIC）的口号，不能因有无革命局势和革命浪潮的高低而有所变更的。在你论民众政权的原文中，还有不少可议之点（差不多从头至尾都是错的），上面所举仅其主要者。总之，你为拥护民众政权的口号所创造出来这一颇费深思的有系统的理论，不但离此口号创议人的意见太远（独秀同志曾声明此口号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简直将它绘成了一特为准备断送未来革命之可怕的机会主义的画图。因此，我个人最后应坚决地声明：民众政权这一口号，经过了许多同志对它的意见纷歧，尤其经过你同昭昭对它奇异的运用，经过此次福建的“人民政府”之建立，同时又在斯大林主义者极力鼓吹“工农民主专政”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在此时期（尚无革命局势时期）无论在宣传上或鼓动上我们均绝对不能采用这一口号。即在将来有革命局势，此口号对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在鼓动上之通俗的解释或通俗的翻译的用途亦十分有限了，甚至没有必要了。因为那时我们尽可以用“工农兵政府”或“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一类的口号作为政权的鼓动口号哩。我们此时不但应该而且必须不懈地坚决地宣传“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这是左派反对派路线所以和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根本不同之最明显的标志，这是不断革命论的旗帜！谁害怕这旗帜，不敢为它宣传，企图以别的旗帜来掩饰它或代替它，客观上都是表示放弃这旗帜，背叛不断革命论。（三）国民会议问题国民会议问题你“认为比较简单”，但实际却不然。党内外许多人（甚至同情的人）之误会和不了解反对派的路线，大都源于这一口号，反对派内部过去意见之特别分歧的亦多集中于这一口号。实际上，国民会议是一最复杂的，因此是一最不容易弄清楚的问题。人们因为没有明确认识国民会议所含内容的复杂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用，尤其是它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关系，往往只抓住某一点而忽略全部（所谓见树枝不见森林）卒至走到错误的，甚至反国民会议口号的结论。现在我可以举出几个代表来，他们是各自代表一种主要倾向的。代表中的第一位是小陈（即陈代青——作者），他仿佛是从“左”的观点出发，他特别注意于国民会议之“民主幻想”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两点上。在他看来，国民会议是没有什么多大作用的。故在“一·二八”事变中他毛遂自荐地起草的一个政治决议草案上简直没有提到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他平常虽然没有否认国民会议这个口号，那只是因为在反动时期找不到别的政治口号来代替。在革命时期，他认国民会议的口号是不需要的（就他的倾向而言），因为那时可以直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尤其他害怕“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故在“一·二八”事变时他极言“小资产阶级是我们目前最凶恶的敌人”（那时指的是十九路军）。其实国民会议本身包含有“民主的幻想”，我们是知道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妨害它在民主斗争中之重大的政治作用。你在论民众政权中有一段话，如果移到这里来倒颇足以开导小陈。那里说：“在现阶段中其含混和模糊性，（这里应改为“国民会议的民主幻想”）正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即在这时期能够吸引群众起来。哪怕小资产阶级乃至工人阶级对它发生幻想，但是不怕他们有这种幻想，要有这幻想他们才肯起来行动。而他们的幻想在行动中自然会打破，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打破”。至于国民会议之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即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等），那也是自明的，不然，“无产阶级专政”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不会发生了。但认真说起来，小陈同志对国民会议这种“吹毛求疵”的消极精神不是偶然的。他之接受反对派路线只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口号，即社会主义前途。而对于国民会议口号，原来是根本反对的，但“为了接受母亲，不能不勉强承认带来的孩子！”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国民会议与无产阶级专政间的，即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间的关系（这点在上面已经指出）。凡是忽视此种关系的人，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即是民主斗争运动逐渐发展中准备起来的人，一定要轻视国民会议乃至实际上否认它的存在作用的。而我们的仁静之对国民会议的理解，则是从另一极端观点出发。他不但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完全解决问题，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他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召集的国民会议，共产党一定占大多数，那时的国民会议可以通过土地法，通过苏维埃政制等。这样一来，国民会议不但解决了民主任务，而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了。国民会议经过仁静这艺术大家一描绘之后，实在美妙极了，理想化极了！但在这一理想化的美妙中可惜包含有不少的漏洞：（一）如果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这就等于说革命的民主任务已经被无产阶级在城市巷战中和农民在农村暴动中用刺刀和锄头解决了，苏维埃政制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这时即令国民会议在会场上举手表决通过承认这种已成的事实，这只能算是“认可”，怎能说得上他们真正解决问题呢？（二）那时的国民会议既还由普选制产生，则无论共产党员占若何的多数，这种会议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的。因为民主普选制就是资产阶级性之表征（这是舜君同志所说到的）。至若谓由无产阶级召集即改变了它的性质（这点是仁静最坚持变质的理由），则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如由无产阶级所解决，难道亦因之而改变了性质吗？如果这也算改变了性质，那就根本无所谓民主革命了。（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是否必须召集国民会议，这还要看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过程和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是否要求而定，这只是一种或然的前途。这是老托所估量而仁静所承认的。但仁静竟以此种“或然的前途”即“假定”来规定国民会议一般的性质，这是常识的逻辑所能容许的吗！？以上只就仁静对“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所持的理由分析一下，其本身的矛盾与不通有如此！！但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仁静同小陈一样，根本不懂国民会议斗争对于推动无产阶级走向政权之作用。我们已知道，仁静认无产阶级之能以取得政权，只是靠复兴经济，发展生产力，增加自己的数量，与民主的革命斗争是没有多少关系的。这样在一定时期代表民主斗争的总的政治口号的国民会议口号，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前当然没有什么作用了。仅有的作用只在于由无产阶级政府召集来通过苏维埃政制这一点！！！所以仁静自“一·二八”以后，只聚精会神地宣传如何“复兴中国经济”，如“提倡抵制日货，……开辟国内市场”（见他给独秀同志的信）。而对国民会议口号这一个调儿则不弹久矣！！像这种特殊的经济主义难道是偶然的吗？！在国民会议论争的半路上突然杀出一个手握双斧的李逵来，这就是我们的昭昭，他左手握住“过渡时期的民众政权”口号，右手握着“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的招牌！但在反动时期不问怎样召集和谁来召集的国民会议，一般喊出“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的口号，这是真正的议会主义者，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在有革命局势时，即已经有苏维埃存在时（革命局势到来我们必须组织苏维埃），若提出这样的口号，那等于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曾称这种人为无产阶级的叛徒（见列宁论立宪会议提纲）。但昭昭这样荒谬的来源，也是由于根本未曾了解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间之关系。他与小陈仁静不同之点即在于他认定在民主斗争时期需建立“过渡的”“民主政权”（或民众政权），国民会议既为这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是当然可以代替政权的口号，依照形式的逻辑，当然可以提出“一切政权归国民会议”。他丝毫不懂得反对派之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并不是指望由国民会议本身产生或变成政权，而在于借此口号鼓动一般民众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推动他们走向革命斗争的道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上述三种倾向，对国民会议运动都是同样的“制止机”，尤以追随小陈的人（有意地或无意地）为最多，因为他是“左”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的。我想在这里略微有重复申叙国民会议的一般意义和作用的必要。反对派之提出国民会议这一口号之一般的历史的社会的根因，是由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任务没有解决，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在政治上，国民会议口号在反动时期是民主运动之总的鼓动的政治口号，它与国家独立统一和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口号紧相连系着，不断地鼓动一切下层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反抗一切军阀贪官污吏等的专横压榨，使群众由参加一般的政治活动而走向革命的斗争。在革命时期，它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口号：一方面逼迫资产阶级不断向群众让步，榨取资产阶级最后的一滴民主主义，直至揭穿一切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的民主假面具；另方面，它在一切落后的群众中帮助他们在实际生活上放弃民主的幻想，证明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才能给他们以真正解放的出路，信赖无产阶级，决心起而拥护和帮助它夺取政权。故我们对于国民会议口号，不但不害怕它所包含的民主幻想，而且正要利用此种幻想以引起群众参加政治活动，走向革命斗争，使他们在实际活动和斗争中打破幻想，决心赞成革命主张，不顾一切地参加决生死的夺取政权的革命暴动。我们更无需问它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只在利用它引起以至推动民众走向革命，走向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绝对不希望由它本身变成政权，或产生政权，而只希望在它的运动过程中能准备无产阶级的专政。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后是否须要召集，那更是次要而此要的问题，因为那时真正的基本问题已被武装暴动所解决了。我们在进行国民会议运动过程中所应特别注意的问题是：怎样使国民会议口号与其他的民主口号有及时的适切的配合；在没有革命局势时期，怎样使这口号的鼓动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宣传有密切的联系，在有革命局势时，怎样使它在各方面适合和帮助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的鼓动影响之扩大。无产阶级领导国民会议运动愈勇敢愈坚决，则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留给别阶级的地位愈少，它领导斗争的范围愈大，它的势力愈易开展而愈易于踏上政权。至于你论国民会议的意见，我认为有两点比较重要的错误。第一，你将国民会议与政权（民众政权）口号对比讨论，处处比较其作用。其实它们之间不仅作用不同，而且在性质上亦是迥然各异的。这点在前面我已说过了。第二，你说国民会议“的本身是资产阶级的和平议会主义，它自身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的东西……因为它不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像这样地了解国民会议是完全不正确的。国民会议本身可以成为“资产阶级的和平的议会主义”，那就是说，它在资产阶级民主任务已经解决的国家中，或在民主任务未解决的国家中，而国民会议运动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历史上曾经有过极革命的国民会议，那就是法兰西大革命中的“康文兴”（即制宪会议——编者）。在我们的时代，在民族民主任务未解决的国家中，国民会议运动如果为无产阶级所领导，国民会议本身可以成为革命的。因为它能在其运动过程中替无产阶级专政开辟道路，换句话说，即客观上帮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至于它“自身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的东西”，“不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那是它的历史性，它的民主的阶级性所使然。但这并不妨碍它在一定时期（如法国大革命时）和一定情形底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之能成为革命的而非“和平改良主义”的。反对派之采用这一口号，首先就要排除它的“和平主义”性，而尽量利用它的革命性，利用它的“极端民主主义性（如普选制……）”以打击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以掀起革命的风潮——这就是它巨大的革命作用，如此而已。如希望它“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内容的东西”，和“能跳出资产阶级的政制形式而仍然存在”，那就成了仁静的“国民会议即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公式”了！我想有常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应存这种幻想，而且不应这样提出问题。总而言之，讨论与运用国民会议这一口号必需特别注意它所含的极端民主主义性——普选制等——并使它与其他的民主任务口号和国民会议运动的前途之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得到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否则必致“异端”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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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状——对国民党政府的挑战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辩诉状——对国民党政府的挑战书﹡（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这份《辩诉状》由香港的《十月评论》重新发表于该刊一九七六年九月号，并写了《编者按》如下：“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惨遭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血腥的白色恐怖政策，无数工农革命分子、中共党员及领导干部，都不幸被拘禁、被屠杀。中共党内因接受托洛茨基主张而被开除党籍、转而参加了左派反对派（即托派）的人，也不断遭受拘禁甚至屠杀。其中一次，陈独秀、彭述之等十余人在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被捕，他们本要被送到南京军法处的，但由于当时许多著名人物（如前北大校长蔡元培、孙中山遗孀宋庆龄，以及一些有名的教授等）纷纷致电要求把他们送司法机关公开审判，这才避过了立即被军法处秘密行刑的厄运。在开审时，陈、彭都各写了答辩词。这里发表的就是其中一篇。从它可看出他们是如何勇敢地坚持共产主义的立场、不畏疯狂的白色恐怖强暴！在第一审中，陈、彭两人各被判徒刑十三年，经上诉后，减为八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日机炸毁南京监狱，他们才提前重获自由。但彭述之的弟弟彭道之（他曾留学莫斯科，继而积极参加托派运动，虽在重病缠身中仍赶译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书），却因无钱医治而不幸病逝于同一南京监狱中。中共党人，即使完全知道这一切历史事实，但仅仅由于政治见解主张的不同，便给彭述之、陈独秀等政敌加上“为蒋介石国民党效劳“之类的莫须有罪名。虽然它在统治中国大陆后长期间内也绝无任何证据证实这类罪名（因为这些根本就是虚构罗织的），但今天在香港刮起的反托风中，人们仍在任意进行这一类的污蔑，仿佛谎言说上一百遍就会变成真实也似的。因此，转载这篇《辩诉状》，实有其现实政治、教育意义。”余生平之一切政治行动，悉本于余所奉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张。余等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张，大都已公布于世（一部分具见于起诉书所提供之各项证据），余当然负完全责任。余等所坚抱之政治理想为共产主义，其终极目标在根本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废除私有财产，废除阶级，易言之，即废除人剥削人之残酷的奴隶的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使人类臻于共同生产共同享受之完美的合理的共产社会。共产主义此种理想，绝非如一般人所想象，为少数人之自由发明，实乃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自然产物，与资本主义制度之为封建制度的自然产物同。共产主义将来必取资本主义而代之，亦当如过去资本主义制度之代替封建制度，同为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绝非人力所能阻止者也。且共产主义之理想与预测，已在在由事实的发展证明其为绝对正确。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已由事实尽情证明其无法前进，资本主义所造成之一切混乱与罪恶，已在向其自身作严厉之袭击。如现时普遍全世界之深剧的经济恐慌，空前之大众失业，资产阶级向工人之残酷剥削，帝国主义向被压迫民族之拼命进攻（此次日帝国主义疯狂地进攻中国，即其显著之事实），工人阶级与被压迫民族反抗运动之日益尖锐，帝国主义间冲突之日益加紧，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之日益迫近……凡此一切，处处暴露资本主义自身正在加速崩溃过程之中。惟此种崩溃过程，系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为其牺牲品。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欲缩短其牺牲与痛苦，只有从速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与被压迫者之专政，始有可能。共产主义这一结论，已不仅为一种理想，且已有历史事实之证明。苏俄十月革命之胜利，及其近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发展，在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与大众失业日趋尖锐面前，独显其在经济上能迈步前进，劳动者及一般民众生活能不断提高。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之如何优异于资本主义，足为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确切表征矣。自资本主义垄断全世界之后，中国民族即受帝国主义之重重钳制，益以近二十年来国内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之狼狈为奸，造成帝国主义之加紧侵略与国内连年军阀混战，致现在全部国民经济几趋于完全破产，尤以农村经济为甚。一切军阀官僚资本家地主土豪劣绅复从而加紧剥削人民，如对工人之严削工资，剧加工时，对农民之勒加地租，厉行高利贷，以及对一般人民之种种色色的苛捐杂税，乃至绑架勒索，勒种烟苗，公卖鸦片等，无奇不有。全国工农大众及一切劳苦人民几尽陷于绝境，失业人民布满全国，死亡载道，哭声震野，极尽人间地狱之惨剧！至于一般人民在帝国主义之直接的武力进攻与国内军阀连年混战中，所直接间接遭受之生命财产上的牺牲与损失，简直无从推算。处在此种悲惨状况下之一切人民，同时更受政府当局之种种横暴摧残，无丝毫申叙自己意志及采取任何自卫行动之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罢租、反抗苛捐杂税等），甚至连反抗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之自由（所谓爱国自由权）亦全被剥夺，违者甚至处以极刑。似此状况如再继续拖延与向前发展，势必导中国全民族于灭绝之途。故余等认为中国民族目前唯一出路，只有全体被压迫民众，尤其是工农阶级，迅速自动团结起来以自己的力量扫荡一切帝国主义及国内压迫者与剥削者所加于民众头上之一切束缚，建立自己的权力，中国民族才能免于灭亡，才能走向自新的坦途。且余等对于目前过渡时期，曾提出具体政纲，以为民众斗争之指南，如：民族独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在华武装势力）与国家统一（制止军阀混战，解除军阀武装），提高民众生活（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土地归贫农，及废除苛捐杂税及高利贷等），国内少数民族完全独立，以及立即召集普通选举而具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尤其对于日帝国主义“九一八”以来之穷凶极恶的武力进攻，余等更曾坚决主张全体民众自动武装起来，与日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武力抗战，即以民族自卫战争答复日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并详叙种种理由，指明只有此种坚决的民族抵抗战，才能夺回满洲，才能制止日本之继续进攻，才能挽回沦为朝鲜第二的命运。余更曾经指出，国联为国际帝国主义打劫被压迫民族之分赃机关，无论国联或美国，均绝不能帮助中国以抑制日本。依赖国联或美国以解决满洲问题，不仅等于哀求帝国主义自行放弃侵略政策，且行将引起以中国为战场之帝国主义战争。余等更不断指责国民党政府所固持之不抵抗政策，必至招引日帝国主义之加紧的不断的进攻，不啻直接投降帝国主义，从根断送中国民族之命脉。而一年余来事变之发展，已完全证实余等此种观点和主张之绝对正确。今者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及“叛国”等罪状逮捕余等，控告余等，此不仅颠倒黑白混乱是非，实乃企图摧残中国民族利益之唯一保护者。其实余等所抱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张，若谓为“危害”帝国主义在华之特殊利益以及中国一切卖国殃民者之利益，当属事实，余等亦决不否认。但就对中国民族利益，对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主张而言，都为挽救目前危机之唯一可能途径。而国民党政府几年来之设施，事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实为危害中国民族利益之主体。余等主张无条件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之一切不平等条约，而国民党政府则从而继续巩固之，增订之；余等主张制止军阀混战，解除军阀武装，完成国家统一，国民党政府则不断制造军阀战争，加强军阀割据局面（各地军阀，均为国民党党员，并为其政府所正式委任或承认之军事政治领袖）；余等主张改善工人生活，国民党政府则帮助资本家压迫工人；余等主张土地归农民，废除苛捐杂税及高利贷等，而国民党政府则站在各地军阀官僚土劣地主方面，尽量抑制农民的要求，且肆行屠杀之；余等主张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罢租等之完全自由权，国民党政府则以“出版法”“紧急治罪法”等加紧束缚之；余等主张召集普选全权之国民会议以解决当前之紧急问题，国民党政府则以召集指定的“国民会议”或“国难会议”以搪塞之，欺骗之；余等主张对日侵略进行全民族之坚决的武力抵抗战，国民党政府则坚抱不抵抗主义，以致既失满洲，复召上海“一二八”之惨剧。今者热河又失，平津且陷于危急存亡之中矣。尤其奇异者，当日本帝国主义举全力进攻中国民族之时，而国民党政府治下之军人，不急起御侮，反而自由进行互相混战（如广东二陈、山东之韩刘以及最近四川贵州之战争）……上叙此等铁一般之事实，究竟谁为“危害民国”，谁为“叛国”，不已昭然若揭乎！如认民国为现政府当局少数人之国，少数人之“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支配断送，此固余等所坚决反对者，虽摩顶放踵，亦所不辞。若以“民国”顾名思义为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生死存亡利益所关之国家，则余等之政治理想及政治主张，正所以代表此种利益，为中国绝大多数民众之生存而斗争，以反抗一切帝国主义及一切依附帝国主义叛卖中国民族利益者之唯一正确路线也。至政府当局据以控告余等之“紧急治罪法”，则余等认为此等法律自身，既未经过任何民众选举机关，是则毫无根据，不过由少数人为其自身特殊利益所制造，借以钳制民众、陷害民众之最残酷的武器而已。几年来为中国民族利益、为劳苦群众利益而奋斗之革命志士与民众，牺牲于此酷法中者，不知凡几！由此一端，亦足以深深象征政府当局之摧残民族精华、违反民众以至全民族利益至何等程度也！总之，就国民党政府几年来对内对外之一切政治设施所产生之恶果与余等正确的政治主张及政治行动对照观之，则“危害民国”或“叛国”，绝不在余等，而在逮捕余等控告余等之政府当局。苟司法机关尚具些少独立性，不致全为刺刀所挟持，罪恶所操纵，便应立即还余等以自由，并赔偿余等自被捕以来所遭受之一切精神上及物质上的损失。至少亦应将余等之一切政治文件尽行公布，以待全国人民之公判，看究竟是非谁属？ |
彭述之：论领袖等问题[狱中书信五封]（1933.1.7）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论领袖等问题［狱中书信五封］（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这是著者保留下来的书信之一部分，大都是在三十年代写于国民党的南京监狱中，这里不但见到了著者当时在特殊处境下的一些积极建议，而且也反映了陈独秀的倒退倾向，对研究他的思想演变是很有帮助的。信内不必要的部分略有删节，收信人都曾经是中共重要干部，后来加入了左派反对派（即托派）成为负责人。其中常常提到的“老先生”是陈独秀；罗世藩“八·一三”事变释放后，在湖南当教师，被中共党员打伤致死；彭道之于1934年8月病死于狱中；濮德治在云南被捕，于1955年由周恩来释放；宋逢春为了提早出狱，于1935年自动投降国民党。（一）致罗世凡、彭道之、濮德治、宋逢春等：………………………………在前次信中我虽然说了许多，但还不过是我的意见的几分之几。我想在这里反正有的是时间，还是再来补充几句吧。关于领袖问题这问题似乎无关紧要，而且人们亦每讳而不言。其实这是应该拿来公开讨论的，应该说清楚的，尤其是现在（在前次信中我对此问题说得太简单）。在过去反对派的纠纷中，政治问题固然要占若干成分，但个人的“野心”——小资产阶级的“领袖欲”，确亦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也是在一定的混乱状况下所常有的）。人们对于领袖的观念大概是这样：“领袖”——这是“光荣”的所在，也就是“权利”的所在，而且可以用各种手段（如逢迎上级机关，——斯大林派中所通行者；或拉拢、勾结、互相抬举——斯派及左反中所常发现的）取得。此等人既丝毫不了解领袖的历史意义，不了解领袖的形成及其责任和作用，当然不会为革命为团体着想，而只是为自己个人打算盘而已。如果人们抬举他为“领袖”，他就同你合作（实际是拉拢或利用），也就承认你抬举你，不管你为人怎样，你的能力和言行怎样。否则就同你翻脸、决裂、否认你的一切，甚至造谣中伤、陷害，（此种情形在左反统一运动中表现得更为露骨）。最后见到各方面都不给他以成功的可能时，于是“轻则消极（也有专事捣乱到底的），重则叛变了（如梁干乔等）”。这是过去经验给我们记忆上深深地刻下来的印记，同时也就是左反，不，整个的党的苦经验之一。而由此苦经验激出来的另一极端，就是厌恶领袖（尤其是群众心理）、轻视领袖，甚至一般地否认领袖（老先生前日所发表的观念实含有此种成分），以致走到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其实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否认别人作领袖，或表面自己不承认，而自身的内心却常是以领袖自居甚至是专横的。在我们现时的状况中，硬争领袖与轻视领袖或否认领袖的两种观念，仍然存在着。这在组织上是一个很坏的现象。因此我认为这一个问题还值得我们注意，值得我们提出来讨论。领袖，在每个政治集团中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不是决定的意义），尤其在革命集团中。领袖之对于革命政党其作用几相当于革命政党之对于群众。没有好的革命领袖或领导干部，革命集团是不会有力量的，正如没有有力量的革命政党，群众不会有正确的有计划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一样。厌恶轻视或否认领袖，即无异于轻视否认政党本身——以上只是就抽象的理论而言。从具体方面说，即就单个领袖分子方面说，问题当然要复杂些。但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是领袖个别分子对于政党，对于革命，都含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下（左反已有此种路线），在斗争中培养领袖（干部）人材，爱护领袖，发展领袖在党中，经过党在群众中的作用与权威。但同时必须站在革命利益的基础上去推动领袖，去监督他，在一切言论和行动上给予他以正当的批评，正如给予他以正当的拥护一样。这样以革命利益为标准，故在某时期必须坚决地拥护领袖（自然是指他的正确意见和革命行动而言），而在另一时期，如果领袖表现严重的错误时，又要无情地批评他，甚至坚决地反对他。——这就是我认为对于领袖之正确理解，及对领袖应取的态度。至于我们每个人对自己，也应当有一个明确的观念。无疑地、每个共产党员（如果名符其实的话）都是群众的先锋之一，即群众的领袖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党员都应作到群众领袖的真实地位，即是说，应在群众中取得领袖的地位，导演领袖的领导作用。在党内，每个人亦应力图上进，发挥其一切可能的本能，与才干，尽量起更大的作用。但必须明白：革命政党内的领导地位，绝非现成的东西，更非一跃而就，尤绝非奉承或拉拢所能办到（由奉承或拉拢而取得的领袖，只能算是官僚，绝不能算为群众公认的革命领袖），而是在革命斗争的长期过程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一个领袖的形成和生长，是以其在革命斗争过程中所表现的才干（政治和组织的）及奋斗的程度成正比例的。真正的革命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而虚伪的幸成的领袖（如由上级钦赐或一时用拉拢手段被抬举出来的）亦在革命斗争中被淘汰下去。革命不但是各政党的试金石，也是各色领袖的试金石。故在一个革命政党内，个人的态度应是：对群众斗争应尽可能起领导作用，对党发挥其更大的工作效能，在一切工作中坚苦地勇敢地站在最前线——把自己放在斗争中去经验，去锻炼，跟着事变与斗争而前进而生长，拿事变与斗争的经验来丰富自己，来证验自己，来提高自己。结果每个人在革命中，在党中都会取得应有的地位，即能尽量发挥其能力而替革命服务的地位。在这里的我们，过去是多少负过点责任的，有一个时期内甚至是整个的常委，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责任。现在我们不能直接执行我们的任务，这正是我们在政治上的痛苦，但我们还应间接力求尽我们的责任。不错，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我们应特别准备我们的将来，应该借这“补习学校”（指监狱——编者）来充实和提高我们的理论基础，锻炼我们更高的政治武器。但同时在理论的锻炼中必须使我们不要离开一切政治事变的进行，要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把我们与外界联系起来。就是说，我们应抓住一切可能研究政治局势的发展，讨论政治问题，对外提供政治意见——执行这种责任。此地*比起曹苏等处**监里的朋友来要方便得多。*指南京监狱**指上海曹河泾监狱和苏州监狱关于政治意见草案问题我是主张我们应有一个集体的意见给外面，这是表示我们所处的地位上之无可逃避的责任。我也赞成老先生起草，而他在这点上坚不负责，我认为是不对的，他所持的理由是不正确的。他说，“最好我们各个人发表各个人的意见，免相牵制”。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在一定的场合，是可以的。但在这里却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地位”虽然是被敌人解除了，而我们对于政治上的责任却不容自己解除，我们应尽可能求得共同的意见给外面作基础（在现时外面的混乱状况下特别需要），让他们讨论批评，或者由此能形成一致的意见（如对目前局势的态度）以便整个反对派对外能有一致的态度与行动。如果我们只写各人的意见，自相分歧，这是表示我们忘记了自己所处的地位，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示，这样将更增加外面意见纠纷的程度。假如外面有较坚强的领导机关，或者我们可采取各自贡献意见的方式，而现时的情形却远非如此。从现在左反的现状看来，“中心”是在我们这里，我们自知很“弱”，但外面却没有比较更“坚强”的。我们不好否认事实，因而不应抛弃我们的责任。关于过去争论中我们间的不同意见，我主张可以各自简明地写出来，但也应当在这里讨论一番，而求得某些“同点”，而保留某些“异点”，用共同的，或各自的名义寄给外面作讨论的参考。×××我们这里的“补习环境”比起“别的地方”（比如曹、苏等地）要优越得多，特别适宜于研究、我们不应轻易放过。这点想你们会同我一样地了解，会坚定地抓住它的。至关于研究问题，大家也可以交换交换意见。左反现有的人材是很有限的，因而压在我们肩上的负担很不轻。现时我们虽被敌人把我们肩上一部分现实的负担拉下来了，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将来的负担更重了起来，每个人都应该起草一个研究计划，交换研究的意见，并互相贡献其研究的结果。我希望你们能提起兴趣来讨论以上的或其他的许多重要问题！（二）1933年7月27日致凡、道、卜、春等：………………………………我本想找一个机会来同你们谈一些外间情形及托洛茨基最近来对中国问题的意见。所以迟迟未答复你们前几天的信。就现在情形看来，我们面谈一事，似乎不容易办到。无已，还是用笔来谈吧——虽然简单些，但此外没有别的办法。关于组织问题据凡兄的来信似乎只是“力量与干部的问题”，只要政治有办法，似乎组织决不成问题。我却颇不谓然。在原则上，组织问题自然不能与政治问题分离——这是辩证法的两面互相影响的。如果没有基本原则上正确的政治路线，当然谈不到组织。离开政治而谈组织，那不过是阴谋家和政客的勾当。但如果已有一定的政治立场，而忽视组织，那又未免流于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了。列宁自确定他的政治立场第一天起就特别注意到组织问题，注意到创造有战斗力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在未到西欧办《火花》之前，就已经注意到党的创立了。在《火花》出版后，他立刻提出了组织的意见（如《从什么作起？》及《怎么办？》）列宁的《火花》之所以很快地在俄国境内发生较普遍的影响，则他一向对于组织问题之密切注意——如对火花编辑部及其散发网之精密的布置——是具有决定的作用的。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不但是他那政治的天才，创造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而且还有他那特别重视党的组织及其在组织上之正确意见和伟大能力，创造了布尔什维克党。中国左反（按即左派反对派，以下同）的政治路线之正确明了，不但是建筑在花岗石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已为后来许多事变的发展所证明。但何以直到现在组织上还如此混乱呢？难道是“政治破了产”吗？凡兄所说的“组织上的破产，往往是由于政治上之破产”，在这里能解释吗？固然，左反之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能在中国事变发展过程中好好地运用，即是说，没有能及时地正确地抓住整个政治问题，给予群众以明了的指出，这是事实，这正是我们过去在政治上的幼稚之表现。这是中国左反的弱点。然而这种幼稚和弱点，是有其历史的根源的。即由于整个党过去政治水平太低，党内从未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中国反对派的路线非由党内斗争中直接产生出来，而是从国际左反接受过来的。要补充这个弱点必须经过相当时间，决非一时所能办到，只有在事变的发展中，在不断的斗争中去学习马克思的方法，去正确地发挥左反的路线。然而要好好地参加乃至领导斗争，应付事变，精确地明了群众的要求与意识，不断地散播及扩大左反的政治影响，没有相当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是决不行的。像过去组织上之无了无休的混乱，一切精力几乎消磨于完全不必要的自相争吵之中——此种争吵，曾使群众厌恶，党员消沉——如果像这样继续下去，能发挥我们的政治力量吗？能提高左反分子的政治水平，能在党的内部以及群众中扩大左反的政治影响？现在留在外面（指监狱外——编者按）的能力是更加有限了，如果再继续纠纷，当然只有愈趋于薄弱乃至涣散——现在已临到了这样的危机。虽然溃散也许是一时的，但一时的溃散对于反对派前途的发展却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会影响到前途的政治发展。比方没有相当统一集中的组织，就无法出版统一的机关报，更谈不到在政治上及时应付事变，领导斗争。即或有几个小组织，形式上在上海及各地分立地存在着，那一定是毫无生气的。而且会互相攻击乃至责骂，回到更原始的状态上去，给群众以更恶劣的影响——这种可能的情势之推测，难道是神经过敏吗？正因为以上这些理由，我认为我们再不能坐视像现时组织情形这样混乱下去了。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尽我们所能想到的办法，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外面停止混乱，重新开始作点现有能力内所能作的切切实实的工作。这就是我前日起草组织意见的动机。当然要停止混乱，决非单纯开除某某或制裁某某所能办到，尤非凡兄所说只是注意于打倒某人。我前日起草的组织意见是：（1）立刻恢复机关报；（2）保持对工人固有的联系；（3）过去及现在的不同意见，各自简明地提出纲领来，一方发交党员群众讨论，一方提请国际指示；（4）与国际尽速地恢复联系以便获得政治上的指导……。在第三项中我曾提到对那些完全消极而拒绝任何工作的人，当让他们在组织外面作同情者，免在内部起腐化作用。我主张对（刘）仁静*予以制裁，如果他还固执己见而又无原则地使组织分裂。统一以后，仁静经过短时期的休息又重新回到他的老路线，起初还带着政治的假面具，随后他索性丢开假面具，不顾一切地赤裸裸地与任何捣乱分子勾结，使组织混乱，妨碍工作的进行。他与张特的共同行动所给予组织上之恶劣影响，是为你们所熟知的。自我们的事变发生之后，在仁静的地位上，无论如何应平心静气地顾全团体的利益负点责任、作点工作。然而，在他当临委书记时，反而专门施行种种政客手段，企图拉拢别人来赞同他那绝对错误的理论和主张，放弃一切工作不作。随后见无人能同意他的意见时，于是即借此辞职，重复执行他以前与张特共同行动的路线。几个月来他什么工作都不作，直至连国际的文件亦扣留不交团体，专门找人“谈话”，鼓励反对这个或那个。尤其在电力和电话支部中借教书为名，鼓励某些糊涂分子反对组织，拥护张特，致使该两支部弄得非常之糟，行将解体……。像刘仁静这种人，组织如果老是放任他，这还成什么组织呢？固然闹个人纠纷的还有不少，但我认为比起刘仁静来总还有可恕之处。故我主张对刘仁静予以坚决的制裁。对其余专闹纠纷的亦应予以警告，请他们为左反着想，必须停止纠纷而从事工作。这里也许你们又要说，我们的“训令”不会有人“服从”，因为他们“看不起”我们，不“尊崇”老先生。（指陈独秀——编者）我想，我们不应这样提出问题。“看不起”或“不尊崇”，这不是我们所应估计的。我们的责任在提出我们认为正当而又可能执行的办法。问题在办法的对不对，而不应顾虑少数分子对于提出办法的人之是否“看得起”或“尊崇”。我们提出的意见是给外面作解决问题的参考，我们希望他们能以执行，但是否执行，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们这里只能尽建议的责任，——这也就是我们在这里唯一能尽而且应尽的责任。*刘仁静又名刘镜国，被国民党逮捕后投降。总之，立即停止反对派组织上的混乱，重新整理组织，恢复工作，建立真心愿意而又能为团体工作的临时机构，其主要任务在恢复机关报（这是绝顶重要的，故在组织意见中曾特别加以比较详细的说明）保持工人固有的联系与各地及国际迅即恢复关系，只有如此左反在组织上才算是存在，我们才能替组织作点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工作——如在可能范围内经常贡献我们的政治意见，替机关报作些政治论文或关于理论及政治路线上之解释的文字——这是我们所能作的唯一的工作，也就是我们在此间唯一所能参加的政治生活。但组织如果依然无了无休地混乱下去，没有机关报，则我认为这里的我们便没有在政治上帮助外面之可能，也就是没有参加“工作”之可能了。因为我们要贡献政治意见，先决的条件必须组织与我们发生较良好的关系，必须不断地将外面的消息供给我们，将斯派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情形告诉我们，将国际的刊物，尤其是托洛茨基的重要文件寄给我们。重复一句，对于组织问题，我希望你们不要忽视，而且不应存一种心理，以为我们在此地没有可能谈外边的组织问题。当然，日常的细小的组织问题，是无法谈的，也用不着我们谈，但关于一般的问题，尤其是目前的组织混乱情形，我们不仅应当，而且有可能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为什么要吝惜或隐藏我们的意见呢？在我看来，这是责任问题，这是我们的义务。关于政治意见，老先生似乎不愿意等。据我看，他似乎是有点消极。前几天他不愿意你们称他作领袖，这一方面是他观念上的错误，另方面也正反映了他的消极心理。其实所谓“领袖”固然用不着去硬争，但也用不着否认（像老先生现时的地位）。硬争领袖是极无聊的小资产阶级性之表现，“争不到时，重则叛变轻则消极”，但老先生似乎不应以此自拟。“领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重大的责任之所在，在某种意义上说又是革命势力的象征。革命的领袖既非任何人主观所能争到，但亦非谦让所能推辞。他是历史地从革命事变中生长出来的。同时也应明白，领袖能由革命事变所造成，但亦能由革命事变所毁灭。从个人方面说，革命领袖地位的形成，乃是由于他对革命之异常的忠诚、坚定、努力、干材（政治的及组织的）……在长期斗争中结晶起来的。争夺领袖固是无耻的幻想，但在某一时期内辞却应负的领袖责任，亦非美德。“谦让”，在政治上不但不是美德，有时还可以造成罪恶，“当仁不让”这句老古董话，在这里是很适合的。我希望你们以“群众”的力量推动老先生不要消极，请他往积极的方向走。其次老先生说到“我讳言政治上的不同意见”，我认为这种批评是非事实的。我从未讳言我们之间有某些不同的意见。而你们前几次的信中，说“我们之间没有不同的意见”，我当时倒觉得这话有点“讳言”的嫌疑。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不同意见是存在着的，例如我同老先生间及我们同外面的某些人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意见。而且这种“不同”是在一个政治组织内常有的现象，是无可避免，一点也用不着惊奇。但是，在现时各种意见中，除仁静的以外我认为还没有形成十分严重的原则上的分歧，只是对于某些问题（如革命性质及国民会议问题……）的解释多少差异而已。固然，此种“差异”将来可以发展到原则上的不同，但究竟还是将来的问题，还要待发展的争论与事实来证验，现在不应过于夸张，而老先生似乎有点夸张吧！我想只要大家将意见简明地写出来，给群众讨论，请国际指示，是能得到相当解决的；而老先生如果起草一个关于目前政治局势意见的草案，经过我们一番讨论之后，在这里就可以取得相当的一致。以此再征求外面的同意，便有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见。——这不是争取对目前局势的估计和主张上的一致之最现实的办法吗？现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是处在一个最重要关头，统治阶级的政府于公开投降日帝国主义（如塘沽协定）出卖平津之后，现在又正在积极准备哀求英美帝国主义共管华中华南，企图借此以保存其剥削的地位（宋子文之奔走欧美间就是如此）。这一计划如果成功，不是引起日帝国主义的猛烈的新进攻，便要引起国际帝国主义的共管，并且最后会在中国领域内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火焰。但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统治阶级各派的矛盾还在增长，他们的内战还在酝酿，如果这一内战爆发出来，或者使现时的中央政府崩溃，形成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反帝运动会重新抬头，农民斗争会发展，国民会议会被提到实际的议事日程上，民众有可能抬起头来……这可以开展成为革命的前途。当然这两种前途也许因国际的复杂关系而有所改变，如日帝之新进攻，欧洲局势之发展（或因奥国问题而引起……），英美的冲突等等。现时无论在国际上，在中国，其情形都是日趋严重化，我们应切实加以注意，求得明了而正确的意见以贡献于外面。托洛茨基近来对于中国的意见，据史朝生说，有以下几点：㈠对目前根本的政治口号是：“打倒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万岁”；而对于民众政权问题，却未曾提及……㈡对“红军”问题，他估计将来左反如果领导无产阶级在城市胜利时，也许“红军”在斯派指导下成为反对工人的势力；㈢对于利用爱国口号，他表示怀疑态度，他的意思似乎须得避免国家主义的倾向。——以上不过从老史口头所得的一些。现在此地有几份《战士报》其中有好几篇托洛茨基的文章，如对德国问题，奥国问题，苏联问题等，我正在阅读，读完即送交你们。我写得如此之多而又杂，也许你们在此种极端炎热之下，看了觉得麻烦，但望不要因怕麻烦而忽视问题的重要吧！（三）1933年8月15日致罗世凡、彭道之、濮德治、宋逢春等：…………………………………这次我对于领袖问题所以发表的那些意见，是由于仲甫同志（即陈独秀，后同——编者）于厌恶“假领袖”之余，只是以消极态度否认自己的“地位”，在我看来是否认自己的“责任”，是完全消极的表示。因此迫得我来说明“领袖”之一般的意义与作用，及别人对领袖和领袖对自己所应有的正当态度，归结是：我们应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纠正别人不正确的观念，并纠正自己，在正确的观念下担负起应负的责任来——这就是我的“文所对之题”。现在仲甫同志更进一步表示“连个人的意见也不愿写”，这是表示什么呢？不是表示更消极了吗？这是由于一种不正确的观念所产生的。要反对“无耻的假领袖”，“必须自己照照镜子”，抽象说来，这是正确的；但如果因此而连自己适当的地位和应尽的责任也连带予以否认，那就未免不正确了。我们拿镜子来照自己时，不应站在道德的“谦虚”的，即消极的观点上，而应站在积极的科学的观点上，就是说，我们对自己应采取积极的批评的态度，正确地估量自己的弱点与优点，而用行为去改变它（弱点）和发展它（优点），并尽可能利用自己的优点以服务于团体和革命。一个人“妄自尊大”固是一种罪恶，但“故意谦虚”也不见得是美德——在政治上尤其如此。仲甫同志在过去党的地位以及现时在反对派的地位，都是站一个无可否认的领袖地位。固然他作了不少的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完全“将错就错”，而是在“改正错误”的路上走——这总算是他现时所表现的优点之一，也就是他直到现在还是大家属望的领袖的主要原因之一。仲甫同志怎么好因厌恶假领袖而否认自己的地位，由否认地位而连带地否认其责任呢？不用说，仲甫同志有严重的缺点，但对于那些缺点只有凭着正确的认识和努力去改正它们，而绝不是将自己退去领袖地位，推卸责任这种消极方式所能纠正的。另一方面，对于“……非摆领袖架子不过瘾的假领袖”也应该客观地指责其所以发生此种现象之一般的原因与个别的原因，从观念上和事实上用斗争的手段去纠正和制止它们，绝非“厌恶”所能解决，尤非凭谦虚的态度将自己退去领袖舞台“让他们自己惭愧惭愧”的感化态度所能有济的。而仲甫同志竟然采取这种态度，我认为这正是他的最大弱点——他这种消极的弱点曾经好几次表现过，这是应该力加纠正的。仲甫同志前次的信上说，只有像列宁、托洛茨基那样的人物才配称领袖，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次于或更次于……列托的人也可以称领袖。在一定的环境下和一定的时期内，会有各式各样的领袖担负一定的责任。像列托那样的领袖，不是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度都可以产生的。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绝不能有列托那样的人物，但我们有他们给我们所定下的根本路线及处理政治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学习他们那种常态的坚定的替革命服务的积极精神，以及那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而又能随时抓住活事实“临机应变”的精神……等。列托是无产阶级领袖的典型，人们可以效法他们，却很难几及他们，人们不可以把领袖的标准拟得太高，致使自己过分失望。最奇怪的是仲甫同志说我企图在此间组织一“太上机关的临委”！这真是奇怪的推测！！我的意见本来十分明显：只是就现时左派反对派的客观形势观察，就外面现有人才、力量估计，比较起来我们这里是“中心”，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应该尽可能负责，尽可能帮助外面；我们应尽可能地求得共同的意见给外面作基础，使外面或能由此得出统一的意见，以便对外采取一致的态度与行动。难道这里面含有组织太上机关的企图吗？问题是我所估计的左反内部现况对不对。如果情形真如我所估计力量的对比，我们这里比外面的多少要强些，我们为什么客气呢？为什么不可以负起责来，仔细研究目前的政治局势，求得比较正确的共同的政治意见，以作统一外面意见之基础呢？我想如果我们不摆虚伪的道德家的脸孔（官僚脸孔的另一面），无论在一般的经验上，政治上，我们这里合拢起来，比上海现有领导机关无论如何要强些。所以我说，“中心”在我们这里，虽然尚弱，但外面没有更“坚强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而仲甫同志也常常说外面怎样怎样不行，没有办法，甚至主张让它溃败下去，将来再说……这不但完全承认了我所估计的事实，而且比我所估计的更坏哩！同时仲甫同志更（对任曙）说：“对那些捣乱分子应采取不姑息的手段，如果我出去，我一个人也要怎样怎样……”，这不是表示仲甫同志的“自信自负”吗？我也可以说，我们这里正因为有他，所以是“中心”，但也不否认还是“弱”。事实上当我们在外面负责时，，虽然作得并不怎样好，可是比起现在的混乱情形来是不同的。——这就是我由事实上得来的经验，证明我们确要强些，因此我们更应负责。但在政治上负责任，以我们的政治意见去影响外面，乃至统一外面，绝非什么太上领导机关的行为，只要不是“强制的”，“横霸的”，而是采取“贡献的”态度，“说服的”精神——如果是“强制的”“横霸的”态度，事实上也办不到，不但不应该。仲甫同志以“组织太上常委”的企图加之于我之后，即以“把自己除外”来表示讥嘲，并声明“政治意见也不愿意写”来表示消极——我认为此态度更是不应该的。仲甫同志如认为我的意见不正确，应该采取严正的批评精神，采取积极的态度以纠正别人和说服别人。至于仲甫同志说到目前世界及中国政治经济局势之转变，实不容易估量，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许是事实。但我们究竟是政治家，不能因为不容易估量，不容易得出正确的结论，而遂停止我们的“估量”与“政治结论的提出”。我们必须依政治家的任务，在艰苦用心的搜研中作出相当的政治结论，也许不正确，甚至错误，但总比没有政治意见要好些——因为即使错误了，只要不固执，我们也会得着错误的教训。我们应该注意一点，就是反对派差不多一年以来对于中国政治局势的迁移没有任何政治估量和政治主张了，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了外面负责人太不行，同时也就是表示反对派的严重危机。最后，我希望在这里的我们，应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目前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应该像过去或现在外面的一部分人一样，将我们自陷于意气或感情之争的漩涡中。我现在仍是希望仲甫同志起草，至少写他个人的政治意见。我一定准备写点个人的政治意见，以作大家讨论的参考。（四）1933年8月17日答凡与春：………………………………阅了凡春二兄的信后，我觉得有几点还得加以解释和声明。一、凡兄说，我们这次争论不过是属于概念或观念的范畴内的问题，实际问题是写政治意见。似乎“概念”的争论，无关重要。事实上我们每个人的言论和行动，都是为一定的观念所支配着或为其所影响着的。观念不正确，一定产生不正确的言行。例如对领袖的观念问题如果不正确，则无论是自己站在领袖地位或对待别的领袖，都不可免地会发生不正确的态度。其他一切问题，如政治问题，组织问题，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忽视观念范围内的争论，而应尽可能地求得对于某一问题的正确观念——如果问题已经提出来时。而仲甫同志此次之表示消极，我认为就是他对于“领袖”（同时即对他自己的地位）认识不正确，而“观念”上不正确之反映。二、春兄说，在现时我们与外面交通不便，尤其在将来更坏的环境（如模范监）下，像我主张经常贡献意见于外面，未免有流于“太上领导”之虞——这样地给我以“同志的忠告”。但这“忠告”在我看来是多余的。很明显地，我说我们应经常地贡献意见于外面，是从我们的责任上说，是说我们“应该如此”。但并非是说，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如此。如果将来的环境假定完全是隔绝的，那就根本谈不到贡献意见，何况“经常”！但我们主观上无论如何总应设法与外界取得交通，与外面发生关系，以便多少能贡献些意见。我在前一次信中曾经说过：“我们贡献意见的先决条件是组织必须与我们发生较良好的联系，必须不断将外界的情形告诉我们，将斯大林派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情形告诉我们，将国际将刊物寄给我们……”，这还不明显吗？退一步说，就是意见贡献错了，也不能算是什么“太上领袖”，只要不是强制执行的，而是贡献讨论的态度——这一层在上次信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次，春兄说我似乎“翻悔”不写政治意见了。其实不然。我自始即主张仲甫同志起草一个集体的政治意见，我个人也写点像政治论文式的意见，一方以作我们讨论的参考，一方寄到外面去，或者作刊物上的文章。现在我还是如此。就是仲甫同志不肯写，我个人还是要写的。三、总而言之，我们应当将我们的眼光注视到左反的现状与前途，不要因我们一时落在敌人手里而消极，我们要常常提起我们的积极精神，利用各种可能向外面贡献意见，尽我们主观上能尽的力量帮助外面，而且时时准备机会到来时立刻踏上战场——在我们前面，在现在客观环境下，这种“机会”的可能是存在着的，这就是我这次说了许多话的根本用意之所在。四、我们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当然还可以而且应该细细地省察个人自己整个的过去，但必须带上正确的严肃的“批评镜”，既用不着“掩藏”，也用不着“谦抑”，而要恰如其分地寻求自己过去言行的实质，明了地认识其弱点与优点（每一个人都有弱点与优点，不过其比例的成分各有不同而已），而积极纠正之和发展之。“宗教式的忏悔”与“道德式的谦抑”，都不会产生什么积极的结果，反而有害处，——因为在另一环境中很容易将已经忏悔的谦抑的“廉价货”收回去呢。最后，我也同意你们的一些提议。即关于“结束我们的讨论”，我也相当地赞成。不过我应当指出，我们的争论尚未得到明了的共同的结论，这是表明尚缺乏严正的讨论与批评精神，这点是值得注意的。（五）1933年8月30日致凡、道、卜、春等：……………………………………我本来不想说话了（关于领袖问题），但今天看了仲甫同志的信，又迫着我不能不再说几句。据仲甫同志的信的内容，大概包括以下几点：㈠“领袖”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不是预定好的，更不是永久固定的；㈡在他（仲）没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所以他不认自己为领袖；㈢似乎过去一切纠纷就是因为有人妄认他为领袖并妄想造成中心所酿成的。关于第一点，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关于条件问题必须有其时间性和空间性。“一定的条件”因所要的时空不同，即因在一定国度革命事变发展的阶段不同而有高低。发展这就是说，“领袖”自身也是“生长的”或“变化的”东西。一个人可以在某地某时配称为领袖，假使不随着时间而前进，而在另地另时又往往不能称为领袖了。所以我说：“领袖由革命事变把他提起来，但也可以由革命事变的发展把他推倒下去”，正是这个意思，正是辩证法地说明没有“预定的领袖”，更很难有“永久的领袖”的意思。关于第二点，即关于领袖的条件，我认为最低的是：对于革命事业的忠诚，坚定不断地奋斗，并经过相当事变的证验及群众的信赖。最高的条件是：高度的理论修养与政治主张常态的正确（包括理论及政治路线的创立），也须经过事变的证明。当然，此种最低与最高条件的区别，只是相对的，而在一定限度内是相互错纵的。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仲甫同志多少是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而所最不够的是第二个条件。但是第二个条件，不是每个领袖都能完全具备的。这“条件”的自身亦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且为一定的历史条件所限制。如马、恩、列、托，都是在一种国际的同时又是特殊国度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所以他们成为普遍国际的全无产阶级的领袖，成为一切领袖的典型。不用说，一个革命的领袖不能以第一个条件自限，应尽可能提高自己的理论和政治水平，应尽可能站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经常地发表正确的政治主张，尤应具有改正自己错误的精神，以保证其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奋斗之永续。至于仲甫同志已否具备有领袖的条件，如果他不是站在一种谦虚的或虚伪的观点来否认自己的地位，我却认为已是历史的事实，是群众公认的事实。仲甫同志是由最激烈的民主主义者走向共产主义，他领导过很有历史意义的（使中国历史前进一大步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他创立了党（虽然绝大部分是由于国际的推动），领导了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虽然这一革命失败了，作了许多极严重的错误，就仲甫本人说来应该负责，但主要的责任是在斯大林和布哈林。自然仲甫同志在这一革命失败之后，如果也同斯大林布哈林一样，仍旧坚持其错误观点，抵死不悟，那他的革命的政治生命便跟着革命的失败而葬送了，他的革命领袖地位也就完结了。可是他是从失败中相当地认识了错误，承认了错误，且在改正错误，接受了左派反对派的路线，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个事实，不但在仲甫同志个人方面是一种对于革命事业尚在继续奋斗的象征，而且在客观上是反对派政治路线之无可抵抗的反映，在客观上严厉地批驳了斯大林主义的错误。仲甫同志——党的创立者，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领导者——之转变到反对派，在党在革命都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因此我认为仲甫同志的领袖地位并未因为过去革命的失败、过去的错误而降低，反而提高了。但仲甫同志本人却没有能认识到这一点，过去或现在左反内的许多“英雄”们更是盲目地否认这一点，拼命攻击他，硬要把斯大林的全部错误责任加在他身上，这不但不公道，而且是过去左反的许多纠纷原因之一。不待说，我并非认为仲甫同志单单转变就够了；恰相反，我认为他更应进一步地精细地从过去的错误中，从整个革命运动的失败过程中，寻出无数宝贵的经验来，尤应深切地认识自己所犯的种种严重错误，从其中获得教训，利用一切可能研究理论，研究政治，发挥左反的路线，密切地注视每一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尽可能地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总而言之，应明白认识自己地位的重要，积极起来担负伟大的历史的任务。而仲甫同志却说，我不配称领袖，因此我也不能负领袖的责任，这就是说，我当一个普通党员好了。而且理论地解释道：领袖不是预定的，不是永久的，这就等于说，我从前是领袖，现在不应当是了。因为不应“永久是”的。这是表示什么呢？这就是表示更深度的消极，更深度不愿负责（就他现有的地位而言）。其实我并没有想将仲甫同志用定命的公式断定他为“永久的”领袖，我是就他过去的历史，就他现有的客观地位而言。至于将来，谁能完全断定呢？但我们希望他能跟着中国革命事变而前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论，不断地积极奋斗，及时地纠正自己的错误，除去自己的弱点——如此而已。此外，我们都不知道。同样，我们自己也不完全知道自己，我们自己也只有依着上叙的态度前进。但无论如何，在现在的情况下，仲甫同志预先从主观上否认自己的地位，因而采取消极的态度——这正是他的重大弱点——这是绝对不应该的。关于第三点。十分明显地，起初中国反对派有两个旗帜：一是国际反对派正确的政治路线，一是仲甫同志个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如果人们最初认识这点，大家以正确的态度从事于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讨论，在原则上大体取得一致的意见的前提下，马上从事于工作，不闹那些根据个人野心的无聊攻击，以正当的批评态度代替下流的诬蔑，以积极的工作精神代替意气的争吵，怎么会弄到这样稀糟呢！我记得仁静初回国时对我说：“反对派的旗帜一定会落在老头子手里”，在那时这话是对的。但他的意思是仲甫在他的“理论的政治的”影响之下要承认他是老托的“驻华代表”，他才承认仲甫同志的地位而与他合作。他后来见事实上有点办不到，于是翻过脸来大挥其诬蔑中伤之笔，鼓其如簧的毒蛇之舌，以最稀有的仇视态度攻击仲甫同志，将斯大林一切过去现在未来的错误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不惜替斯大林辩护），诋之为稀有的机会主义者，断定他为绝无希望的人，大声地要打倒他，埋葬了他（见《十月》第二期仁静的《论陈独秀》一文）。可是随后不久，同一的仁静又卑谄地向仲甫同志言和，尊之为唯一领袖，誉之为老革命家，愿作他的“部下”效劳（见仁静致仲甫的几封短信），而一般盲目者更附而和之（如整个的十月社及战斗社的人物），这样便掀起了更混乱的波潮。所以我说仁静是过去制造纠纷的罪魁。但这里并不是说，过去一切批评仲甫同志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更不是说不应该批评。我还可以说，仲甫同志政治观念上的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都是存在着的，但无论如何在那时还不应采取那样的猛攻态度，帮助斯大林派毁坏反对派的地位（那时仁静及其他许多分子对仲甫的批评比斯派来的更辛辣和恶毒）。我引仁静的例子就足说明过去纠纷的大部分原因之所在了。我现在同过去一样，认为应该承认仲甫同志的地位，仲甫同志也应“当仁不让”，负起责任来。（不用说，仲甫同志将来如犯有严重错误时，我们是应当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和反对的，因为这是每个革命者的责任所在）。政治家绝对用不着道德式的“论让不还”的精神，列托诸人是从来没有表示过此种精神的。也许有人说，（仲甫本人在内）斯大林正是常以领袖自居的人物。其实，斯大林的罪恶不在他以领袖自居，而在乎他以不正当的乃至阴谋的手段排斥别的领袖。斯大林是一个“权位的追逐者”，他首先有意地无原则地组织小组织，不惜拉拢一切官僚保守腐化分子，毁碎党的民主主义以钳制任何人发表意见，排斥十月革命的真正领袖，及党中一切老干部，抵死不肯承认错误，一意孤行，将自己放在万能的绝无错误的“上帝”宝座上。列宁何尝不是“以领袖自居”的人，（在列宁看来，领袖只是一积极负革命责任的地位），与斯大林之所以不同者，除理论上和政治上之无可比拟的优越外，列宁同时承认别人的地位（如对老托等），尤其承认群众的“地位”与作用，尊重党的民主精神，尊重别人的正确意见，接受“群众”和“事实”的批评，尤其具有大无畏的承认和改正错误的精神——虽然他的错误很少。其次，也不要把“中心”或“核心”看得过于严重，他的本身也是有时间性的。“中心”就是所谓党的干部，其组成分子往往因时间的迁递而起变化，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每个具体时期的中心干部或领袖分子，——如果绝对没有，便必须培养这样的“中心干部”或领袖分子。最后，我重复地说几句，现在我们同仲甫同志都应对于“领袖”求一个明确的观念，明确地认识各个人的地位与作用，尽各人的责任及集体的责任。尤其是仲甫同志自己，应将自己放在被研究的对象地位，审查自己整个的过去，自己的功绩与罪过（当然是就政治上而言），自己的优点与弱点，对于反对派的，即对于中国未来革命的责任与作用，定出积极工作的方针。在我认为仲甫同志应该：㈠经常地注意国内及国际政治局势之发展，尽可能及时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贡献于外面；㈡切实负责研究过去革命的经验，用历史式或回忆录式的写成专书（这对于自己和群众都有重大的理论和政治教育上的意义；㈢补充基本理论——系统地研究马恩列托一些重要的著作。此外，仲甫同志对于自己个人的脾气（如粗暴的发脾气以及专横的态度等），也得切实加以改变。因为他这种种性格是很有害于党的民主精神的。过去有许多人因为害怕他发脾气，便不敢当他面前说心里要说的话，更不敢自由地批评他（虽然是正当的，人们总有所顾忌），这样便形成了当面不敢多说，而心里总是不舒服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个民主集中的集团内是绝对不应该有的。并且在某时期因害怕不敢说话的人，待到了另一时期则又毫无顾忌地甚至诬蔑地大肆攻击起来——据我所知道的事实，这种人是不少的，如[瞿]秋白及仁静就是显著的代表。然而所以酿成此种坏现象的，仲甫同志的脾气是不能不负责任的。本来，个人的脾气只要不妨碍工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从处在负责地位的人说来，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应相当谨慎，更不要因为轻易发脾气而阻止或截断别人应该说的话与批评。应当尽可能尊重别人发表正当意见与正当的批评。即令别人说得不对也应采取说服的精神，粗暴的发脾气只能引起误会与纠纷。因此，我主张你们应当自由地各人说出各人心里要说的话（因为凡有一次对我说，他实在害怕老先生发脾气，所以不愿意说），不管是批评仲甫同志或批评我或自相批评——这不但是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和精神，而且也是一种责任。我之批评仲甫同志，也正是根据这一点。陈独秀附言：此函第一页三点，㈠㈡我的意思是这样，㈢我现在的意思和过去的事实都不是这样。述之批评我的话，我都不反对，正因为如此，他希望我责备他的话，只有努力准备在政治理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将来动的时期即斗争中去创造；在目前静的时期，特别是牢狱中，只好期诸他人。斯之“以领袖自居”和列之以“领袖自居”有天渊之别。余不多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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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去正确认识和领导目前的「红军」斗争（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怎样去正确认识和领导目前的「红军」斗争（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一、「红军」的阶级性斯大林主义者几年来将农民的武装队伍，甚至将土匪队伍，都冠之以「红军」的头衔，这显然是一种指鹿为马的滑稽勾当。其实真正的红军，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才有成立的可能。因为真正的红军乃是由无产阶级和贫农所组成的一种正式军队，譬如苏俄的红军便是十月革命胜利的产品，其本身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红军是绝不能组织成功的。但现时在中国的所谓红军，完全是另一回事，大家都能记忆，此种「红军」的产生，不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恰相反，而是由于失败。现时「红军」中最老的队伍，如朱毛所领率的，主要成份乃是过去革命的残余势力。换言之，即中国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尤其是湘鄂赣的秋收暴动贺叶南征和广州暴动失败之后，在湘鄂赣等省参加暴动失败的农民，和曾经参加革命或表同情于革命的兵士及其它革命份子等所混合成的。后来再加上国民党军队许多溃兵和当地土匪的参加，以及各地被白色恐怖压迫无法存身的农民之投奔，最后就是因农村经济不断破产和水旱天灾所逼迫的破产农民和灾民之汇合，因而势力日渐扩大。这便是现时所谓红军的形成史。显然的，此种「红军」的构成份子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其中无产阶级的成份十分微弱，即贫农的成份亦不十分强。其中有很大数量是中农，游民无产者，溃兵与土匪，乃至富农等。像这类份子杂凑起来的队伍，不但绝不能与苏俄革命胜利后的红军比拟，而且其中显然包含有十分危险的成份。如果妄冠以「红军」的头衔，不但名实不符，而且在将来的革命中留下鱼目混珠的危险。因为此种「红军」在将来城市无产阶级真正起来夺取政权时，究竟能否拥护无产阶级而不为其它资产阶级政派所利用，还是一个极大的疑问。但斯大林主义者何以不惜将「红军」的王冠套在此种复杂队伍的头上呢？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企图藉此以遮掩他们过去机会主义失败的罪恶，权作冒险主义的盾牌，以欺骗或炫耀无产阶级和一般民众而已。然而如果我们将斯大林主义者套在现时湘鄂赣闽皖等省区那些武装队伍头上的「红军」头衔搁在一边不提，那究竟此种队伍算是一种什么的武装呢？当然绝非统治阶级所诬蔑的什么「游民土匪」，固然其中含有不少的溃兵和土匪等，但其主要的成份还是农民，其倾向亦是代表农民的，即要求土地和反地主豪绅及国民党军阀之剥削和压迫的。所以此种队伍，无论其成份如何复杂，其倾向如何不纯，但就一般说来，始终不失为农民的武装，不失为一种反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势力，这是绝不容忽视和否认的。二、「红军」中所包含的矛盾与危机但当我们估量「红军」的作用和运用这一革命势力时，我们亦绝不应忽略此种势力中所包含的矛盾和所具的危险性，只有预先明白了解真正的矛盾及其危险性，才能采取适当的策畧去防止和纠正它。「红军」所包含的成份既一般是农民，则我们必须知道农民本身的弱点。农民的弱点最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观念。他们之起来参加革命，当然不是为了赞成或信仰社会主义，而是反抗地主豪绅军阀和贪官污吏等种种经济上政治上的压迫，要求分配土地等。但土地一旦到手之后，他们是很容易后退的。因此，农民不能同无产阶级一样，能具世界眼光，能预见远大的将来。在另方面，农民缺乏组织的习惯，缺乏自动自觉的精神，尤其缺乏集体的精神。所以农民不是处于散漫状态，就是容易为某种领袖所利用，尤其在军事组织中，农民往往变成某一军事领袖的工具，同时农民是富于地方性的，因此又容易受领袖们的操纵，形成各种地方性的小派别。至于游民无产者，除了具有农民一般的弱点之外，还有他们特有的冒险性和腐化性。所以历史上（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一切农民运动，结果往往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领袖以至地主贵族所利用和出卖，卒至完全失败，绝对不是偶然的。固然，现时的「红军」中，已经有了现代无产阶级的成份。而且有共产党的领导，但无产阶级的成份既然十分微弱，当然很难影响于农民群众，而且有时反为农民意识所同化；共产党人在「红军」中形式上确占领导地位，但在斯大林主义的垄断包办之下，不惟没有能纠正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弱点，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弱点；他们本身久已与农民和游民无产者同化，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譬如现时斯大林主义者当中的盲动情绪，官僚主义，以个人或地方关系为中心而结合的无原则的小派别等，固然有其「国际的」来源，但中国的农民和游民无产阶级对于他们亦不无相当影响。尤其在「红军」中，以地方或个人（主要是军事领袖）为中心而结合的小派别，更是表现得异常厉害而普遍。但那些小派别之间，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有没有任何原则上的分歧呢？没有的，只是在他们个人间，军事领袖间或地方党部间（实际还是军事集团间）有某种利害关系不同而已。这种现象无疑地是十分危险的，而且此种危险，过去党的领导机关不惟没有事先设法防止它纠正它，而且是尽力促成了它。譬如朱德和毛泽东原是很合作的，但李立三为了要打击毛泽东，便不惜使用种种诡计鼓励朱德反对毛泽东，曾逼迫毛泽东不得不离开井冈山而遭一度严重的失败（见一九二八年冬毛泽东致中央局的信）；后来陈绍禹派为要在「红军」中造成己派的实力，更是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此外，凡是反对中央（不论李立山派的中央或陈绍禹派的中央）的都派遣到「红军」中去，这亦是促成和加深「红军」中派别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不是领导，而是在「红军」中制造危机。尤其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者对「红军」在政治上所犯的错误。他们把「红军」夸大成为解放中国无产阶级的「天使」，一方面在城市工人阶级中散布对「红军」的幻想，同时在农民中散布对城市无产阶级的轻视心理，破坏农民对城市无产阶级领导的信任心。对富农始而采取优容妥协的态度（六大决议案谓「不要故意反对富农」，李立三谓「富农是革命的」），致使在「红军」中，在「苏维埃」中，以至在党的组织中，富农份子曾占在领导的地位，如AB团，四军中的许继慎，福建的林某等，使「红军」内部发生了很严重的危机。但后来他们碰到事实的打击，在所谓反立三路线之下又直接抄袭斯大林在苏联的方法，企图简单地从军事上和行政上消灭富农，但结果又引起了中农的动摇和逃跑，甚至「反水」（见湘鄂西省苏区的工作报告——红旗第四十期）。最后，在「红军」中，只看见军事领袖的权威，绝看不到党的领导力量，「红军」中的党员，实际上不过一附属的骈枝机关，不仅不起任何领导作用，而且连会议也是不召集的。至于地方党部，常常为流氓份子（名义上算是无产阶级）所把持，当然说不上有任何共产主义的意识，对农民群众往往发生了很坏的影响，所以在许多地方都发生「红军好，土共坏」的歌谣。总之在「红军」中差不多完全抄袭了国民党的「军权高于一切」的传统，党只是军队的附属品而已，在群众中替军队作点宣传工作而已。此种情形，在党的刊物中（来自苏区的报告）亦隐约表露出来。以上这些矛盾，这些危机，一半固然是在城市无产阶级革命潮流未起来时客观上所很难避免的，一半却是由党领导机关的策略和官僚制度所造成。而党的官僚机构为了要在城市工人阶级面前，甚至在一般党员群众面前夸耀「红军」的势力，藉以维持官僚们破产的权威，便不惜将「红军」中一切矛盾，一切危机掩饰起来，其实这种办法除了养痈遗患之外，没有其它意义。但我们为了了解真相起见，为了真正拥护和领导农民的武装运动，纠正其错误，使其能得到政治的出路起见，必须照实揭露出来。只有不害怕真理的人，才能真正拥护真理。三、「红军」在现局势中的意义及其前途我们在上面所指出「红军」里面包含的矛盾与危机，当然不是说此种武装队伍现在已走到不能发展或行将消灭，或在现时的局势中没有任何作用。事实上，「红军」在现时（编者按：约五六月时）是向前发展的最好机会，并且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中，无疑地站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去年秋天的大水灾和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的经济愈趋衰落，尤其农村经济愈陷于破产而绝无出路的境地，再加上国民党军阀贪官光棍们的尽情搜刮，逼迫农民只有走上斗争的道路；在另方面，国民党在满沪事变中已完全暴露了它的卑鄙无能，它的投降卖国，不但引起了一般民众对它的愤懑，即在资产阶级，甚至它自己的党员群众中亦丧失了对它的信仰，因此引起了民众对国民党的反抗（如捣毁党部，殴打党国要人等），国民党内部更深刻的分裂，国民党政权的动摇；尤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财政现时差不多已完全陷于无出路，党政教育等机关都只能发半薪或三分之一的薪水，军队欠饷则有至一年或半年以上者，一般兵士都陷于饥饿之中，军队（特别是非蒋系的杂牌军）时时有叛变瓦解之虞（最近孙连仲部下及湖北安徽好些军队叛变投降「红军」就是事实）。在这种情形底下，国民党政府当然再没有多大力量来对付武装的农民（现时蒋介石亲自出马进攻「红军」，事实上不过为掩饰他对日帝国主义不抵抗主义的卖国政策，讨好于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及保持他的武汉南昌等大城市的地盘而已。他至多只能防止「红军」进攻那些大城市和截断京汉长江等重要的交通。在现时消灭「红军」不但不可能，即防止其发展亦很困难。）这些都是十分有利于「红军」发展的客观条件。何况城市中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民主运动已在开始复兴，工人运动也开始活跃，这对于农村的武装运动更有决定的影响和意义。反之，在现时的局势之下农民武装运动的发展，对于城市的民众运动，无疑地亦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许多乡村和小城市中摧毁了国民党的统治势力，而且威胁到大城市（如武汉与南昌等）。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反日反国民党的运动之下，现时的农民武装运动，已具有新的重要的政治意义，已经非三年前的那种「红军苏维埃」可比。因此我们认为现时「红军」不应只采取消极保守的态度，而应谋积极的发展，尽可能在各方面削弱国民党的统治。但是要领导「红军」向积极方面发展，首先就必须根本改变党整个的政治路线。党必须将农民的土地斗争与城市的民族民主斗争联系起来。党必须坚决提出国民会议的口号以作此种联系斗争的总口号。党应该用最大的力量来领导国民会议的斗争和城市的工人运动。只有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运动的斗争变成中国全民众实际斗争的目标，城市的工人运动走到真正复兴的地步，乡村的土地斗争，农民的武装运动，才能有政治的出路。党如果改变了总的政治路线，在「红军」中的策略上当然亦应加以积极的改变。党应公开地明确地告诉「红军」中的先进份子：现时的所谓红军，绝非真正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武装，只是一种农民的武装队伍，而且其中还包含有不少危机成份；农民武装运动的出路，只有在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领导之下，在城市无产阶级已有力量来推翻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政权之下，才有可能；应使农民相信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在「红军」中应确定对于富农的策略，应提高党的领导作用；「红军」的基础应建立在贫农和雇农之上；应根本消灭一切以个人或地方为中心而结合的无原则的小组织，防止军事领袖的跋扈（即在农民武装队伍中防止新军阀的形成）。总而言之，党的策略应立即脱离农民和游民无产者的原始意识，恢复无产阶级的立场，目前的农民的武装运动才有前途。但我们以上的提议，唯一正确地领导目前农民武装运动的提议，正式党的领导机构，斯大林主义者，「红军」中的实际领导者，是否能接受呢？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凡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提议，他们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他们宁使任何革命运动，任何群众斗争失败（最近的电话工人罢工就是最现实的例证），而他们的成见，他们的「权威」，他们的「颜面」，是非保存不可的。如果他们始终拒绝我们的提议，不顾一切地一意孤行，则目前的农民武装运动，不但要错过目前最有利于其本身发展的机会，而且是放弃推动中国整个政治运动走上革命局势的机会。这样，则「红军」在相当时期内不但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且其内部的矛盾与危机将不可免地要爆发出来，形成内部的严重纠纷以至混战。固然，此种农民武装队伍，即令外部（国民党军阀）如何压迫，内部如此分裂，完全消灭虽然很少可能，但到那时，其存在亦不过苟延残喘而已。然而在现时，城市的一般的民主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尚在开始向复兴的道路前进，乡村的农民斗争还尽有发展的可能。我们希望每个真实的革命份子，尤其共产主义者和「红军」中的革命家，应立刻起来重新分析「红军」的真实状况，正确认识此种武装队伍在目前民族民主斗争中的可能作用及其前途。首先应向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领导作坚决的斗争，这不但是拥护目前湘鄂赣闽皖等省的农民武装运动的唯一有效办法，而且是推动目前中国整个民族民主运动走向真正的革命局面之起点。原载中国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报《先锋》六、七期合刊。1932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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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锦州与国民党的一中全会（南冠〔彭述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刊物《热潮》（1931-1932）相关链接：彭述之
日军进攻锦州与国民党的一中全会
南冠〔彭述之〕
当此日军下总动员令进攻锦州之日，正是所谓统一的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一中全会会议之时，这应该是整个的国民党在中国全体民众面前最后一次试验其是否“坚持无抵抗主义”机会罢！
现在一切情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日帝国主义此次是决然毅然要夺取锦州的了。即在日本复英、美、法三国的警告中亦毫无掩饰地说：“锦州之关内撤兵交涉，迄今仍无效果。而最近日军将开始厉行大规模的匪贼讨伐，因此不得不向辽西进出，以肃清其根据地（即锦州——著者）。况联盟理事会议时，我芳泽代表已保留匪贼讨伐之警察权，而在现今之情势，匪贼与正式军队又不易分别。故我军为采取自卫上适当之措置，其责任应当由中国担负……”（电通二十七日电）。这就是说，锦州是一个“匪窟”，是满洲一切“匪贼的根据地”，日军必须剿灭而夺取之。而在事实上，日军已占了营口、田庄台、白旗堡，正在大举西进；一方向天津输送大批军队与军火（军队二千余人，军火数列车），在山海关和秦皇岛等处严密从事于军事布置。同时本庄繁复通牒张学良限期撤兵关内。以上这种情形难道还不是异常严重异常紧急的关头吗？
然而国民党的一中全会对此紧急事件采取何种紧急处置呢？直到二十九日闭会时为止，他们对如此紧急严重的锦州问题，始终没有提上他们的议事日程中，没有看见他们正式讨论过，更不用说有什么具体办法了。而且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是极力避免讨论此问题，日军进攻锦州在他们看好像是无关重要的事；他们每如蒋介石前所召集的四全大会一样，将满洲问题付之什么特别外交委员会办理。甚至于公然表示：“外交与党务，毫无办法”。在一中会议中国民党各派用全力所争论所注意的，只是对中央委员各派应增加多少（如汪派沪选九人，蒋胡两方亦须各增五人）和政府中各院各委各部位置如何分配的问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以前当蒋介石派所包办的南京政府，对日军历次进攻采取“镇静”、“无抵抗”……时，胡派、汪派和孙科等还说些“左话”，说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他们是不同意的”，说“蒋介石的外交，是与北洋军阀时代毫无差异的”（胡语），甚至汪派还主张以张发奎军赴黑援助马占山。但现在怎样呢？现在汪派、胡派、孙派等不是都在南京开“统一的”一中全会吗？不都是成了“统一的”南京新政府中的主人翁吗？何以对此次日军进攻锦州竟禁如寒蝉，一声不响呢？竟表示“毫无办法”，毫无抵抗，听日本自由进攻呢？这难道还不是同蒋介石完全一样吗？
我们早就说过，整个的国民党，无论是蒋派、胡派、汪派、孙派，或其他的任何派别，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他们都只能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他们对帝国主义都一样是无抵抗主义者，他们只能压迫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只能屠杀爱国群众。此次国民党一中全会对日军进攻锦州的态度应该是最后一次赤裸裸地公开地在全国民众面前证明我们的预言罢！
何以各派国民党都只能出卖中国民族利益，而绝不能反抗帝国主义呢？十分明显的，各派国民党所代表的利益，只是中国各派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各派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与帝国主义的利益一致的。他们都是依靠榨取中国劳苦群众的血汗为生的。在对中国千百万劳苦群众这方面看来，帝国主义与中国资产阶级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他们同样都是剥削者。帝国主义侵掠中国，主要的就是侵掠中国的劳苦群众，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绝不能从根本上反抗帝国主义，他们天然是要与帝国主义妥协的，尤其当民众开始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之时，他们更是害怕，更要公开地投降帝国主义，转而镇压民众的革命运动。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只是帝国主义取之于中国民众太多，给他们留下的太少这一点而已。但他们自身既没有力量，同时又害怕真正有力量的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只有“忍痛含愤”，“绝对取无抵抗主义”而已。各派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基础既是如此，我们还能希望他们能反抗帝国主义的任何进攻吗？何况各派国民党上层的许多政客、官僚、军阀，他们除代表资本家和地主的一般利益之外，还有他们各个人的私利——升官、发财、抢地盘、刮地皮等——当然他们愈加要成了彻底的无抵抗主义者了。因为如果真要抵抗帝国主义，不仅会打断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尤其在民众革命潮流兴起时），而且还会葬送他们性命呢。有人如果希望各派国民党能抵抗帝国主义，就等于希望各种贩卖日货的商人能抵制日货是一样的滑稽幻想。
事实胜于一切诡辩，现在的国民党，无论是哪一派，应该公开承认他们对日帝国主义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无抵抗主义者，只能投降卖国。他们以前还可以互相推委，还可以说没有“统一”，“统一”然后才有“办法”；现在他们总算是“统一”了，他们总算坐在一个“统一的会议”上相互讨论过了，但依然还是“毫无办法”，依然还是取无抵抗主义，这样铁一般的事实，难道还有诡辩之余地吗？让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以及每个国民党人自己出来说罢！
国民党无论哪一派，无论他们统一或分裂，只要他们一天站在统治地位，他们对日帝国主义以及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任何进攻，都是绝对取无抵抗主义的。他们对满洲问题，早就预定投降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他们所顾忌的只是民众的反对和相互间的牵制。现在他们已经“统一”了，相互间的牵制是没有了，所剩下的“障碍”，就是民众的反对。所以他们一到南京就发生“一二一七”惨案。从这次国民党各派的“统一”以及统一的一中全会上表现出来的，就是：“各派国民党现已精诚团结一致投降日本出卖中国民族利益，和一致镇压反日的民众运动”，此外就是“他们的暗地准备新的分裂和新的军阀战争”，仅如此而已。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们！从国民党的一中全会看来，毫无疑义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已是毅然决定放弃锦州的了，锦州不久就将落到日军的掌握之中，这样，整个的东三省已非中国所有，满洲数千万人民将长陷于日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现在唯一的出路，只有民众自动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直接向日帝国主义争斗，首先必须肃清一切帝国主义的走狗，打倒镇压反日民众运动的卖国汉奸——各派国民党。
一九三一，一二，三〇日 |
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一九三一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评胡适之的实验主义与改良主义（一九三一年）［作者按：这是一年前评胡适之《中国到那里去》的旧稿之一段，今全文虽失，但此段幸存！并且此段系批评胡适之的政治主张之根本立场，即他的实验哲学，所以直到现在还没有失掉它的时间性。今发表出来，对于帮助读者了解胡适之的哲学及其政治主张当不无多少益处罢。］胡适之一向自以「实验主义者」标榜于世，而且在历史上（「五四」运动时）他曾替实验主义在中国作过广大的宣传，散布过广大的影响，即在他本人的「言行」方面，数年来亦曾相当遵守他那「实验主义」的立场（如在曹锟吴佩孚统治下实验他的「好人政府」主义，在段祺瑞的善后会议内实验他的……现在又在实验他的「人权论」等），换言之，胡适之的言论行动是「一贯」的，有系统的，都是源于他那根本出发点的实验主义而来的。所以我们要想批评胡适之现时所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主张，你不能不将他所依据的根本立场——实验主义，加以相当的检阅。实验主义（Progmatism）究竟是一种什么「主义」，它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代表一种什么倾向，有何作用？这些是我们应当明白了解的。但要了解这些问题，则对于全体资产阶级哲学思想（他们的宇宙观）的替变及实验主义产生的时代和环境，必须简括说明一下。我们知道，任何意识形态（Ideology，哲学也包括在内）都是环境的产物，并且是随着环境的变迁而变迁的。欧洲（也可以说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全部哲学思潮史，如果以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即以费尔巴赫为标界来划分的话，那我们显然可以看出，费尔巴赫以前的哲学，自英国十七世纪盛行的「经验哲学」（此派哲学接近于唯物论，其主要的代表为倍根，霍布士，洛克等），法国十八世纪的「唯物论」（此派又称为百科全书派，其主倡为拉美德黎，狄德洛，霍布巴赫等）直到德国的古典哲学（以黑格尔为代表），就一般说来，都是进步的，走近真理的，带有革命性的（自然其中也包含有妥协性与反动性，这乃是资产阶级的本性使然）。因为当时资产阶级还要在中世纪势力压迫或妨害之下，还没有取得统治社会一切必需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力，即还须与中世纪势力斗争，他们在思想上便不能不追求一种比较进步而有力量（切近真理）的武器，而且在实际斗争中也必然会产生这样的武器。英国的「经验哲学」与法国的「唯物论」，就是代表当时资产阶级的意识反抗中世纪的「烦琐哲学」，神学及一切传统思想之公开标帜；而德国的古典哲学，虽然表面上带着折衷的，晦涩而艰深的「纯粹哲学」的面具，然而始终没有失掉它在历史上的「伟大与革命性」（见恩格斯《论费尔巴赫》），而且正因为如此，这一派哲学理论上的深造，在资产阶级哲学营垒里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如黑格尔的辩证法）。由此产生费尔巴赫的唯物论，由此德国的古典哲学自身，即一般资产阶级的真正哲学，于以告终（见仝上书），无产阶级的辩证哲学于以开始。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论就是在这个历史的转变时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是欧洲资产阶级取得最后决定的胜利的时期（如英法资产阶级），同时也就是他任在历史上第一次见到他的新敌人（无产阶级）企图单独夺取政权，根本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八四八年法国巴黎的工人阶级）的时期。从此资产阶级看待敌人的视线转换了方向，以前主要的唯一的还是中世纪的封建势力，此后则完全转到无产阶级势力一方面了。所以此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尽力与他的旧敌人（一切旧势力）妥协，公开实行反动，尽量打击和防范他的新敌人。在思想方面，则资产阶级的一切哲学倾向或派别，都集中其注意力与活动于底下一个中心问题：如何才能从唯心论上去拥护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秩序，以反对社会革命？即如何才能使人们普遍地根本地确认和支持资产阶级的社会和资本主义秩序？即如何才能更有效地防御那对于现存秩序观念上的最大仇敌——辩证唯物论？自然，资产阶级除了防范辩证唯物论这个大敌之外，他们自身还须设种种方法，依据各自所处的环境造出种种哲学体系，以图巩固和加深他们对于现存秩序的信念，并以之蒙蔽其它阶级的群众。但无论如何，他们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反动的，只能回顾昨日，再没有勇气瞻望前途，探寻真理；他们已经被困定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只能对现存秩序作些无谓的赞美词，或无意识的感叹语，或单纯的梦呓；遇到历史提出真实的问题时，他们只有对之逃避，仇视，漫骂，甚至疯狂地反对，毫无聆悟的能力。所以从费尔巴赫以后，欧洲资产阶级的哲学不仅完全离开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像狄德洛与黑格尔等曾经提出的）而走到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的唯心论，甚至回复到中世纪的唯神论。如在欧洲大战以前便已有「反归康德」的普遍呼声。迄至欧战后，因大战的空前破坏及继续大战而起的世界革命，引起了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深刻动摇，资产阶级哲学更由「康德」而走到纯粹宗教的观念，甚至乞救于「东方的精神文明」走向极粗野的迷信方面，如信仰降神术，扶乩，灵魂不没等。这种情形，在大陆德法诸国表现得特别厉害。然而在美国一方面，却发生了另一种现象，就是实验主义的特别流行。实验主义原本发生于美国前世纪八十年代，半世纪以来，逐渐在美国资产阶级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支配的力量。这派哲学在英国也有很大的势力，即在欧洲其它各国（如意大利）亦有某种影响。何以实验主义能在英美发展成为这样大的势力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德，奥）自经过一八四八年大革命潮流的激荡之后，资产阶级虽然勉强把他的新敌人镇压下去，取得最后胜利，但他自身却已成了惊弓之鸟，而且工人运动与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并没有因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消灭，事实上反而日渐增长起来，一步一步地向资产阶级进逼。然而在英美的情形则不然。英国自十七世纪经过剧烈的流血革命斗争以后，资产阶级便逐渐走向政权，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宪章运动，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虽采取了半革命的形式，但并未曾摇动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且在客观上反帮助了英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取得决定的胜利。即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英国亦未曾受到何等重大影响，反而从欧洲大陆革命中获得直接的巨大利益（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评论」）。美国在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中更是如此（仝上），特别从加里福尼亚金矿发现和「南北战争」之间，国势更加蒸蒸日上，又从未遇到工人阶级的严重反抗。总而言之，自一八四八年以来，像欧洲大陆法，德等国无产阶级那样斗争的猛烈及其思想影响之巨大，在英美是没有的。因此在英美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上特别富有渐进改良的条件，这正是实验主义产生和繁荣发展的基础。实验主义，从哲学的观点上看来，是一种变相的中世纪式的「烦琐哲学」，从经济的政治的观点上看来，是一种「法利寨」式的「实利主义」与美国式的「改良主义」。这个学派，在表面上带着民主主义和似是而非的激进的科学的面具，然而实际上却是十分保守的，专断的，反动的，违反科学精神的。如果我们将实验主义的内容来稍微分析一下，便可以更加了然。实验主义所唯一标榜的，也就是它所唯一依据的，是：（一）「实际的效果」或「实际的影响」，（二）「实验的方法」，或「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所以实验主义者便以「实际的效果」，为唯一的最后的尺度去测量实验宇宙间一切事物和一切观念。换句话说，实验主义者观察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真理，都是看实验其「对于他眼前有无实际利益」为标准的。实验主义的开山祖师皮耳士（C.S.Peirce）说：「你对于一个科学实验家（即实验主义者）无论讲什么，他总以为你的意思是从某种实验法若实行时定有某种效果。若不如此，你所说的话他就不懂了」。胡适之称「他（皮耳士）生平只遵守这种态度」（「胡适文存」，二卷八五页）。他又说：「一个观念的意义，完全在于那观念，在人生行为上所发生的效果。凡试验不出什么效果的东西，必定不能影响人生的行为。所以我们如果能完全求出承认某种观念时有那么些效果，不承认他时又有那么些效果，如此我们就有这个观念的完全意义了。除掉这些效果之外，更别无意义。这就是我们主张的实验主义」（仝上书八五——八六页）。完成实验主义哲学系统的詹姆士（WilliamJames）更将皮耳士的「主张」应用和扩大到各方面。从詹姆士看来，凡「事物」，「观念」，「信仰」，「真理」和「实在」等之是否存在或有无意义，都要视（实验）其有无「效果」或「影响」而定（见胡适文存二卷九五——一０八页）。所以詹姆士总论实验主义的方法是「要把最先的事物移到最后的事物，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詹氏着「实验主义」五四——五五页）。而詹氏论事物的意义是：「一切事物都能影响人生的行为，那种影响便是事物的意义」（借用Ostwald的话）。「若要我们心目中所起事物的感想明白清楚，只须问这个事物能生何种实际的影响」（仝上四六——四七页）。胡适之（中国的实验主义者）将实验主义的「效果说」与「实验法」更加说得具体而露首。他曾举例说：「昨天下午北大哲学教授会审查学生送来的哲学研究会讲演题目，内中有一个是：『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这个问题，依实验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废话（多武断！）。因为无论我们承认未有思想以前有哲理或没有哲理，于人生实际有何分别？假定人类未曾运用之时「哲理」早已存在，这种假定又如何证明呢？这种哲学于人生行为有什么关系？再假定那时没有哲理，这哲理的没有，又如何证明呢？又于人生有什么影响呢？若是没有影响，可不是不成问题的争论吗？」（见胡适文存二卷八六页）他于解释「观念」的意义时也是这样举例说：「一个观念（意思）就像一张支票，上面写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这个自然银行见了这张支票即刻如数兑现，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观念便是真的」（仝上九五页）。像实验主义者这类以「效果」去「实验」一切的论据，还可以举出无数，然而在上面所举的已经嫌太多了！但「效果」与「实验」乃是实验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我作为要彻底明了实验主义的根本立场，便不妨多引他们自己的话来作证据。现在我们可以进而分析由实验主义这种根本立场——效果与实验——所发生出来的根本谬误究竟何在：（一）实验主义是狡猾的多元的唯心论。实验主义者对于宇宙一切事物，既然只注意于其对他主观上有无「实际的效果」，或「实际的影响」，这样就显然在根本上否认了「事物客观存在的意义」。在实验主义者看来，无论任何事物，对于「人生」（实际就是实验主义者）有「影响」有「效果」的才算存在，才有意义，反之，就不能存在，就没有意义。这就是说，宇宙的存在，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及其意义，都是为了对「人生」有「效果」有「影响」才存在，才有存在的意义的。但我们要问问实验主义者：在未有「人生」，即未发生人类以前，宇宙是否存在呢？那时的地球，太阳系，天体，以及各种物理的化学的力与质，是否存在呢？如果不存在，那实验主义者就根本否认了他们所已承认的现代自然科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并且根本否认了「人生」，否认了他们自己（因为人类是从地球上的生物中发生并发展起来的）。如果存在的话，则那时既没有人类，那里来的对「人生」的「效果」与「影响」，可见宇宙事物的存在是纯全客观，与人的思想意志无关的，换言之，宇宙事物自身不管对人生有无效果，有无影响，它是客观地自在地存在的。当然，有些事物，可以「影响」人生，可以给人生以「效果」，甚至人生还可改造他，转变它……然而有些事物却不能影响人生，对于人生更不能有什么效果，但是否就因此否认它们的客观存在呢？如果于人生有影响有效果的就承认，反之就否认，这难道不是中世纪的纯粹的独断论吗？这就是实验主义者「科学的实验态度」啊！自然，实验主义在表面上并不承认他们是唯心论者，甚至否认唯心论，因而有时自称急进的经验论。如胡适之论「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说：「既不承认经验是主观的，反过来既承认经验是人应付环境的事业，那么一切唯心唯实（即唯物）的都不成问题了」（仝上一一二页）。实际上成问题得很！经验究竟从何而来的呢？是脑子里空想出来的吗？如果没有客观事物的存在，如果人们不「应付」和继续「应付」「环境」（客观事物），能有经验吗？其实经验就是人们脑神经对于应付客观事物或环境时的反映，即人们于不断「应付」环境的过程中不断反映于其脑神经的一些意像凭借记忆力积累起来联系起来的结果。总一句话说，经验不过是事物（人自身的行动包括在内）过程的反映而已。实验主义者把经验看作唯物与唯心的中间物，实际这不过是一种最狡猾的企图——逃避唯物论，闪过唯心论的表面而隐匿于其背后的荫影中的企图。在这一点上，实验主义与经验批评论是一致的，同是带假面具的滑头的唯心论，同是一样的荒谬。实验主义还有一个根本的概念，就是「多元的宇宙观」（PluralisticUniversum）。因为实验主义既只寻求「最后的事物」，只承认个别的事物，即个别的效果，而不承认「最先的事物」，最高的总体，即最本源的东西。所以在实验主义看来，宇宙是由相互间没有关系的「个别事物」（当然是效果，经验，感觉，感情等）成立的。这显然是与现代自然科学相矛盾。现代自然科学已经证明，宇宙是多元的统一，由电子到整个的天体都是依辩证的法则相互错综联系着的。此种只见树株而不见树林全体，绝对分离的多元宇宙观，正是原始野人的多神教之反映啊！那种实验主义者所以提倡多元论的，也是由于想逃避「宇宙本源」的问题，即逃脱唯物与唯心的问题，寻找中间的道路。何以实验主义者（经验批评论者也是一样）不敢公开承认或主张唯心论呢？这正是因为自费尔巴赫以后，即自现代的辩证唯物论发生与自然科学发达以后，一方面唯物论（尤其是辩证的唯物论）已成了反资产阶级的利器，同时唯心论又被辩证唯物论与自然科学驳得体无完肤，于是一部份较聪明的资产阶级就不能不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找中间的立场，或超越的立场，一方藉以反对唯物论，尤其是辩证唯物论，同时又可逃避唯心论的攻击目标，不诚一举两得吗？其实唯物与唯心之间绝不能有中间的道路，凡是不承认或反对唯物论的，都必然要走到唯心论，凡是想从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或以外找寻立场，都不过是唯心论之各种各式的表现而已。实验主义与其它一般唯心论的区别只是：在实验主义者方面，只研究最简单的最原始的，如感觉，感情等一类的东西；而极力避免关于「本源」问题的讨论；而别的唯心论者则公开提出最高的精神作用当作本源的东西看待。在这里，实验主义比起其它的唯心论来，自然要狡滑得多，可是同时也就浅薄的多。所以从根本说来，实验主义是一种狡滑而浅薄的观念论。（二）实验主义根本否认客观的真理。实验主义既根本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则必然要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这是自然的逻辑结论。所以，胡适之说：「『人类未曾运思以前，一切哲理有无物观的存在』？这个问题，依实验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废话」。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人造的，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以『真理』的美名的」（仝上一０一页）。就一般说来，当然，凡是「真理」，差不多都是于人「有用处」的。但绝不能因此便说，真理只因为于人「有用」才能存在，而没有其客观的基础。例如我们在上面刚才说过，未有人类以前，即还没有人类运思以前，地球是存在的，太阳系、天体、以及各种物理的化学的力与质，都是已经存在的，这是否「真理」呢？这已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天经地义了。更进一步来说，天文学上的「引力」，「拒力」，物理化学上的「物质不灭」，「能力不灭」以及生物学上的「生物进化」等原理原则（或哲理），是否因为于人「有用」才存在？当其没有人类之时，是否地球、月球等行星不是按照引力与拒力的法则而运行，各种生物不是依照生物进化（物竞天择）的法则而生灭发展呢？难道「万有引力」与「生物进化」的法则真是牛顿、达尔文等人用脑子空想出来的吗？真没有物观的在吗？实验主义者这种否认真理或哲理的物观存在，简直是根本否认现代（他们自己所承认）的自然科学！其实，真理亦如「事物」一样，是纯粹客观存在的，不具有「物观存在」的真理，根本就不成其为真理。真理仅是一切事物运行，变化，和作用等的因果法则，因而真理即在事物之中，离开事物便无所谓真理，只是幻想，玄学，所以真理绝非人们所能凭空制造的。人只能依据客观的事物，就事物本身的运行，变化，作用及与其它事物和相互关系等当中去探寻所以然的因果关系，这种「所以然的因果关系」就是真理，就是「物观存在的真理」。我们平常所谓的「真理」（名符其实的真理），不过是此种「物观存在的真理」反映到我们人类的主观，为我们主观所发见所认识而已。自然，人们「主观」对于「物观存在」的「认识」，不能达到绝对一致，只能相对的一致，正因为如此，所以从辩证唯物论者看来，「真理是相对的」。但同时必须注意：相对的真理，即与物观存在性相对一致的真理，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自有其绝对的意义；并且相对的真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着绝对的真理方面进行的。这就是辩证唯物论与一切唯心论（实验主义也在内）的独断论或怀疑论对于真理的态度根本不同之点。所以真理的标准，即真理本身是否真确的问题必须视其是否恰合于「物观的存在」而定，换言之，「客观」是真理的「试金石」。而胡适之却说：「真理的试金石是实验」。但我们要问：「拿什么去作『实验』的标准呢」？「效果」吗，「有用」吗？但对谁「有用」，对谁有「效果」呢？这不明显地表明：对于实验主义者（及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有用」的，有「效果」的东西，就承认其为真理，反之就否认它吗？这种种以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和目的为真理的最高判断者的「真理论」，在资产阶级看来自然是很便宜的事体！！胡适之说：「真理是人造的，是为了人（资产阶级）造的」，这是纯粹唯心论目的论的观点。其实应该说：真理是物观存在的法则，这种法则恰为我们人类（有时是阶级）所发见，所理解，因而为我们所利用；某种事物的法则，当其尚未为人类所发见，所理解时，人类（或阶级）便无从去利用它；我们人类现在已有的法则或真理，都是全体（或全阶级）在自然界在社会里为争生存而劳动而斗争的长期过程中所积累的结果，绝非某一人的功绩，更不是某一人预先立定计划凭空制出来的。自然，人类为了与自然斗争，或这一阶级为了与那一阶级斗争，必须利用已有的经验，已有的法则，不断地再从事物的运行中，从劳动与斗争的过程中去从事于新的发见，新的理解，即采寻新的法则，这是必须的。然而这决不是凭空去制造。胡适之说，天下没有永不变的，一切真理都是变迁的，以前认为真理的，现在往往认为非真理了（仝上一一一至一一二页），这个意思如果正确的了解是对的。因为一切真理都有其时间性与空间性。但这并不是证明真理本身之因有用无用而或兴或废，而恰是证明真理本身只是事物的客观存在之反映，因而跟着事物的变迁而变迁。他又说：「……律例原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仝上七八页），这却完全是错误了，这是倒果为因，这是否认真理之物观存在的企图。其实一切律例或真理绝非「人造的假设」，而是人类长期劳作与斗争的结果，即人类在劳作与斗争的长期过程中理解事物的属性，即理解事物的「物观存在性」的结果，真正的科学律例都是「差不多」符合于「物观存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可能。实验主义者，只注意事物的效果，而丝毫不了解该「效果」与原来「事物」间的关系；只知道真理的变迁，而丝毫不了解真理变迁的原因；结果实验主义者便必然要走到根本否认真理之「物观的存在性」，必然要走到否认真理本身，走到违反真理，走到纯粹的迷信：信仰上帝，相信邪魔鬼怪及种种胡说欺骗。所以詹姆士说：「……我们照宗教经验的证据（效果）看来，也可以相信比人类更高的神力是实有的，并且这些神力也朝着人类理想中的方向努力拯救这个世界」（詹氏实验主义三００页）。这不是实验主义者只顾某个观念的「实际效果」，便「以为这个上帝的观念，能使我们人类安心满意，能使我们发生乐观，这就可以算为真理了」（胡适语）吗？胡适之批评说「詹姆士不先把上帝这个观念的意义弄明白，却先用到宗教的经验上去，回头来又把宗教经验上所得的『外快』（即欺骗来的）利益冒充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这就是他不忠于实验主义的所在」（胡适文存二卷一０五页）。其实，平心说来，这正是詹姆士真正「忠于实验主义的所在」！实验主义的根本方法既是「从最先的事物移到最后的事物……从范畴移到效果」（这是胡适之自己承认和时常应用的），既然要「处处用效果来证实真理」（同上一二八页），即以「实际效果」去测验观念本身的价值，那末，照此方法，对于「上帝这个观念」，就自然要「先用到宗教的经验（效果）上去」，然后「回头来又把宗教经验上所得『外快』利益（效果）冒充这个观念本身的价值」。这是实验主义方法的必然逻辑。胡适之却主张应该「先把上帝这个观念的意义弄明白」。但如果真要「弄明白」，那就势必要「从最后的事物移到最先的事物，……从效果移到原因」，就是说首先要追向「上帝这个观念」有无「物观存在」的基础，这样，也就势必要根本推翻（不忠于）实验主义的立场。这恐怕不是胡适之所愿意的罢？！然而这却是真理。（三）实验主义是「美国式的」改良主义。实验主义既只注意于个别的事物，各个事物或观念的实际效果，而不承认有全体统一的宇宙，不承认有概括的普遍的原理原则（或主义），因而在经济生活上，在政治行动上，都不承认有「根本的改造」，不承认有「革命」。只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只主张「改良」。所以詹姆士公开承认实验主义的人生观为「改良主义」（Meliorism——同上一０七页）。胡适之说：「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所以「实验主义只承认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因此他教训人们说：「请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同上，一０七，一０一，及一五一页）。实验主义根本否认有「主义的革命」，只承认有「零碎的改良」，由胡适之这几句话算是充分表现出来了。但是宇宙的发展史，即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史中究竟有没有过客观存在的「革命」呢，实验主义者对于这个问题一般是否定的。他们说「世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换句话说，世界（自然与社会）是没有经过「革命」（突变）的。但事实果真如此么？地球及其它行星从最初的太阳体（星云球）分裂出来，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分裂出来而没有经过剧烈的变动（突变）吗？地球从最初平面的地壳而变成现在的山川洋海的地壳，难道也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而没有经过「突变」的吗？生物界里从最初的原始动物变到现在的人类，难道也没有经过无数的剧烈变化（突变），而是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的吗？假设实验主义不根本否认现代的自然科学，那对于以上的问题，便应该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整个的自然界，从太阳系，地球……到人类，都是经过无数的革命（突变）才形成现在的形态的，绝不仅是漫漫地一点一滴一分一毫的长成起来的。至于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革命，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如法兰西的大革命，俄国一九０五与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就是胡适之也不能不承认的。但实验主义在碰这些真凭实据的历史事实（革命），无法作干脆的否定时，便想出了一个「掉枪花」的办法，就是把「革命与演进」（即突变与渐变）混淆起来，企图以此去蒙混人们对于「革命与改良」两个观念的根本区别。胡适之说：「革命和演进是相对的，比较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是对的，因为由一个「绝对」变到另一个「绝对」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否「革命与演进」就是一件事，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呢？胡适之接着说：「顺着自然变化的程序，如瓜熟蒂自落，如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是演进。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功的促进，产生急骤的变化；因为急骤的变化，表面上好像打断了历史的连续性，故叫做革命。其实革命也都有历史演进的背景，都有历史的基础」（新月，二卷十号）。接着他又将欧洲的「宗教革命」，「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等加以叙述，总之，意在证明革命与演进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只有程度上「缓急」的差异而已。然而在胡适之自己所说的话及所行的事实里面，就显然可以看出「革命与演进」两个观念是根本不同的，是与他的企图（混淆革命与改良两个观念的企图）相反的。譬如「瓜熟蒂自落」，「九月胎足而产婴儿」，这正是说明演进与革命（突变）的过程，我们可以说，当「瓜」自结花到「成熟」而「蒂落」之前，当「婴儿」自「结胎」到「胎足」而产生之前，这是「演进的过程」，这是渐变，但一到成熟蒂落与胎足产生时，这已经不是演进，而是突变（革命）了。演进或渐变是数量发展的过程，革命或突变乃是由数量转变为质量的过程，这两种过程是根本不同的。而胡适之把两种过程混合起来，通谓之「演进」，这显然是他自己的混沌。至于说「在演进的某一阶段上，加上人功的促进，产生急剧的变化……故叫做革命」，彷佛革命与演进之分，就在于有无「人功的促进」，这完全是主观论的观点。其实从演进到革命，也完全由客观的发展而形成的。固然，在革命到来时有「人功的促进」，即革命阶级的奋斗，特别是革命政党的领导。然而必须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即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下，革命才有可能；犹之胎儿必须在母体内怀至一定的时期（足期），然后才有产生之可能。所以马克思说：「……人类所能解决的问题，必定在他的能力范围以内；因为最切近的观察，往往发见，每一个问题的上舞台，必在其解决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或至少已在怀胎之时」（经济学批判序言），革命的政党就好像接生者，但接生者绝不能从一个处女身上去接生婴儿，何况假使没有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就根本不能有革命的阶级，更不用说能有代表革命阶级的革命政党了。反之，有了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必然要产生革命的阶级及代表革命阶级的革命政党，而革命的阶级与其政党必然会进行革命的争斗，直至实现革命。固然，在革命过程中，革命政党领导革命的政策如果正确，可以促进革命的发展过程，可以保证革命的胜利；同时革命政党政策的错误，往往亦能使革命遭受不必要的失败，然而这不过是将革命的胜利延长时期，却绝不能根本消灭革命（假使革命的客观基础存在的话）。总之，「革命与演进的区别」，绝不在乎有无「人功的促进」，（因为「改良」也有赖于「人功」）。而是因为人类的历史，在某一定的阶段内（即有阶级的社会阶段内）其本身就包含有演进与革命的必然过程，此种过程，归根究底说来，与人们主观努力不努力，毫无关系，历史在某一定的时期内，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能相安的时期内，是演进的，或改良的，但一旦生产力发展到与生产关系根本相矛盾时，即由新生产力产生出来的新阶级与拥护旧财产关系的阶级根本不兼容时，于是就非发生革命不可了。马克思早已说过：「社会之物质生产力发展到某一定的阶段，就与现存的生产关系，或从法律的术语上说，即与其从来在那里面活动的财产关系发生冲突，这些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态中一变而成为它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期便到来了」（经济学批评序言）。这还不明显吗？可见实验主义者此种混淆「演进与革命」的区别，其用意不外是企图根本否认「革命」，而证明只有「演进」即只有「改良」，这对于已经统治全社会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已经差不多统治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十分有利益的！*****实验主义就其全部精神看来，正是美国资产阶级精神的反映，此种精神的主要点就是尊重「实际的效果」，即「实际的利益」，若要更通俗化起来，就是专注意于$（金元），这就是「真理」，人们只要「一点一滴」的积聚金钱，自然就会有一切，此外一切都是假的，换言之，实验主义就是美国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抽象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时代的「法利寨主义」。美国资产阶级循着金元的中心目标，一点一滴的作去（实验），万变不离其宗，因此它现在积聚了世界全部金子之一半，变成了全世界财政的支配者。他现在很可以以成功者的资格，根据他实验主义之高贵的哲学理论告诉一切人们说：你们不要空谈什么真理正义，或什么「主义」，应该注重「实际的效果」啊！他对工人们说：你们应该注意眼前的生活，活一天算一天，这是「实际的利益」，什么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不「兑现」的支票，都是假的「观念」！他告诉殖民地的劳苦群众说：你们应当顾到「实际的效果」吧，应当采用「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去看待问题吧！「请你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贫穷啦，疾病啦，愚蠢啦，贪污啦，扰乱啦，诸如此类的问题，你们一个一个地去研究吧！这些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都无关的，你们应该一点一滴的去解决！解决好了，才能有资格说帝国主义；不要胡思妄想，「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就是说，不要妄谈什么民族革命，民族独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这是毫无「实际效果」，这不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妙哉！妙哉！这就是我们美国博士胡适之先生的根本立场——实验主义——的来源。这就是他为我们一切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所介绍的「人生观」的根本立场——「科学的」的「实验主义」！？原载《读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1932年1月3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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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彭述之，1925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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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
彭述之（1925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向导》第101期，1925年2月7日，署名：述之。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在中国近数十年来的革命运动史上，表现得最有价值而最可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二七”斗争。在这四个运动中，“二七”斗争是最后的表现，而又是最进步的最革命的工人阶级斗争史上之第一次的表现。中国的工人阶级从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矿工罢工，直到“二七”斗争，已由经济的总同盟罢工，而直转为纯粹政治的同盟罢工（“二七”斗争纯粹起于要求集会结社自由），以至于以徒手工人而与封建军阀的武装军队格斗。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之最急进而最猛烈的表现。“二七”斗争是中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最光荣，最伟大的第一页。从这一页最光荣和最伟大的历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两点最重要的意义：（一）在这次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之伟大的团结与一致的精神。当郑州会议之时，不仅京汉路数万工人全体一致遣派代表出席，即各路工人如津浦、粤汉、京奉等几至全中国的铁路工人无不派有代表参加，并且其他武汉、上海、广东各地的工人团体亦多派有代表赴会庆贺。这已够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之团结与一致的精神了。到郑州会议被压迫解散，京汉路工会的总同盟罢工命令下时，全路工人几如响斯应，虽各地军阀走狗百般迫协利诱，然而全路工人始终服从总工会命令。至“二七”失败，各地各路更是激昂慷慨，愤起而与军阀抗争。道清、正太及津浦南段都一致罢工援助，其他工人都表示参加，惜均为武力压迫，未能成功。此外在湖北由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为京汉路工人之后援，当时曾经实行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扬子机器厂工人、丹水池工人，其他准备罢工而未成者有武汉电话、电灯、自来水及其他工人。同时上海方面许多工团亦有此运动，均为军阀严防不得实行。其余各地工团对于京汉被害工人救济，无不踊跃从事。总之，在“二七”斗争中，全中国工人阶级在行动上、在斗争上已很明显表现一致的团结了，已表现他们认识自己整个的阶级利益而一致地对付敌人了。这个意义是何等伟大而有价值啊！（二）在此次斗争中并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之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我们知道京汉路的工人阶级完全是在曹吴肖等野蛮军阀的武装监视之下，然而京汉路的工人绝不因此有所恐惧，只是勇猛地奋斗以期达到应有的集会结社等自由目的。当肖耀南军队以武装向江岸总工会进攻时，工人群众依然不退，竟以徒手与之搏战多时而不肯退。直到领袖们极力命令工人退避，才始走散，以致死伤百余人。尤其是江岸工会会长林祥谦临刑时之慷慨激昂，施洋同志之从容就义，其他各路及工团明知必被军阀资本家压迫失败而卒以同情罢工，表示愿意为阶级而牺牲。这种奋斗精神，是何等勇猛而伟大啊！
在“二七”斗争中，据以上两点最重要的意义之显示，很足以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不仅是能担负中国的革命事业，且证明能担负世界的革命事业。在以前“谁来担负领导中国的民族革命”似乎还是问题，到“二七”斗争之后，这个问题由事实教训我们完全解决了，担负中国一切革命事业——由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由“二七”斗争的证明，是中国民族革命之唯一先锋军、领导者，并且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军之一枝有力的军队。
但是这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七”斗争，至今已历二周年，中国还很少有人懂得，然而这是无足为怪的。可是站在无产阶队伍的同志们，也对于这个斗争发生怀疑误解，这是我们在这“二七”斗争第二周年纪念日子不能不申辩几句的。据那些同志的意思，以为“二七”是当时指挥者的错误，以为郑州会议被解散后的总同盟罢工命令是不应该下的，以为江岸工人是不应与肖耀南的军队格斗或早须与肖耀南妥协的。甚或有人谓当时的工人群众太嚣张太野蛮的。其实这都是些带有机会主义的人们见斗争失败之自然的表露。当每一个斗争失败后，机会主义者总不肯从客观事实去分析事象的真原因，从斗争中去学到真教训，而只凭主观的见解，按照自己的畏缩心理去推测，事后去归咎群众，甚或认为历史之自身错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工人武装暴动失败之后，俄国少数党的态度就是如此。蒲列哈诺夫批评莫斯科工人武装暴动说：“不该去拿武器”。其实当时工人要拿武器去起暴动，已经是革命潮流急趋直下之必然的表现，已绝不是事后用“不该”两字所能否认。所以列宁答复蒲列哈诺夫说：“恰好相反，应该更坚决地、有力地、进攻地去拿武器，应该向群众解释，仅仅一个和平的总同盟罢工是不可能，必得要一个严刻的和残酷的武装斗争”。我们须知道，群众的革命潮流一起来，尤其是无科学组织的群众，到了某程度，绝不能受指导者之如意指挥，只得由群众之自然的要求向自然的方面进展，必至达一定的目的或为敌方所压迫时，才能终止。所以莫斯科工人之武装暴动，是群众的革命潮流已到一定程度非如此表现不可的。“二七”斗争事件也是如此。受数重压迫与剥削——军阀、官僚、走狗、帝国主义者、各铁路的高等管理员、工程师之均为外国人（京汉路则纯为法比两国人）——的京汉路工人，一旦见有机会可以得到一点自由，可以从此争得一点应享的权利，一转瞬间又被人夺去，怎由得他们不狂争疯斗！所以当郑州会议被解散之后，当时的工人群众，当时的工人代表，尤其是京汉南段的代表，差不多已愤不欲生，所以在代表会议上决定总同盟罢工时，虽有些分子主张暂时不发罢工命令，然而潮流所趋，此种老成的主张已完全失其效力。至肖耀南向江岸工人进攻时，工人亦决无他法可以免避，而工人之所以冒死徒手奋斗亦完全为一种积久的愤气之所致，一切常态的理智那时均失其作用。至说在事前不与肖耀南妥协，殊不知吴佩孚肖耀南早已准备着一网打尽之计，哪里容有妥协之余地？何况群众至此，已走极端，在客观上已不能随便回头了。至谓当时工人群众之嚣张与“野蛮”，殊不知道正是群众到了革命潮流高涨期中之本色。我们遍观一切革命史，如法兰西大革命、俄罗斯十月革命都是如此，何况京汉路工人并不那样。总之“二七”斗争不是偶然的，不是人为可以使之产生或阻止的，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经济政治所养成的，即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所逼成的。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用不着并且不应该事后用主观的见解去推测，因失望而去归咎别人和群众。我们的责任是在找出真正的客观原因来，从这种观察中得着真实的教训。我以为“二七”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以前在京汉路上（各路亦然）主持工会的人所作的工作，偏重在表面，只专注意于分工会总工会之成立，而来不及注意到下层的组织工作，如工厂支部的工作，没有切实去训练过工人群众，所以工人一暴动起来就显出原始的状况，而不容易制止。待到失败之后，工人已有的上层组织即完全瓦解，前功尽失（以前各地的工人运动都有此种现象），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教训。（二）工人阶级的政党没有与工人群众发生最密切的关系，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理论与革命的组织还没深入到工人群众去，如果京汉各路的工人群众当时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握住了真正的指导权，在京汉路作指导工作的人都受党的支配，那“二七”斗争的失败绝不至于如此。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教训。（三）工人群众以前对于军阀吴佩孚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没有认清，总以为吴佩孚不至于如此枪杀工人，因此没谨慎的防备，以至过于夸张。殊不知军阀与工人阶级在其阶级利益上，已是绝对不能调和的仇敌，若遇到真正的利益冲突时，不是你死，必是我亡。这是从实际上给了群众一个教训，这也是值得我们注意之点。然而以上原因完全客观的，因为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如此之短，那里就能免除我们现在指出之错误？
譬如共产党与工人群众之关系，其实那时共产党的自身还在组织时代，何能深入于工人群众之中？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指出这些客观的失败原因来——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教训。现在压迫“二七”工潮的万恶曹吴军阀已倒了，杀工人的刽子手肖耀南也在地位摇动之中；另一方面又值新军阀尚未能巩固其地盘与势力时，京汉路工人乘着这个机会又居然能在郑州——以前被吴佩孚压迫的地方——团结全路工人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会议了，这是何等可贺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可贺的热泪声中，很诚恳地希望京汉路工人先进分子来注意我们所指出的“二七”斗争的教训，将这些教训变成京汉路将来进行工作上之实际生活，才不至再蹈以前的失败。我们更敬告京汉路的工友们，你们的前途还是多么险阻！你们的仇敌还在那里虎视耽耽，祝你们好好地记取“二七”斗争的教训，审慎地努力奋斗，得到最后胜利。 |
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彭述之，192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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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共旅莫支部全体同志的信
彭述之（1925年2月2日）
旅莫C.C.P.[1]全体同志：
述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受旅莫C.C.P.支部大会之命回国赴C.C.P.第四次大会。现在C.C.P.大会已于本年本月十一日开始，同月二十二日闭幕，中间共经过十二日。兹将大会前的预备及会议经过的大概情形和决议案的要点略呈如左。
一、大会前之准备
在去年十二月初中央即指定人组织起草委员会，述之亦为起草委员之一。在起草委员会上对于各种草案都经过一番讨论，其中尤以民族革命运动的草案讨论得更为详细，争点亦较多。其中尤以关于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各委员的见解颇不能一致。大概在我的意思还是保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在莫支部大会上之观点（我回国后对此点曾在《党报》第五期上发表题为《我们对于国民革命之几个应有的根本观念》[2]），仲甫与我略同，吴廷康[3]则持异议。他以为民族革命运动的性质不能确定，须看将来的成功如何；不过后来到审查草案委员会的时候，他亦承认我们的观点了。此外是关于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这是一个最严重而又最科学的问题。在第三次大会上闹出许多错误，完全是忽略了此点。换言之，就是我们同志把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看得太低，把资产阶级的〔力量〕看得太高，所以在第三次大会后，仲甫、秋白同志等均有此等文字发表（如仲甫同志之《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分析与国民革命》[4]及秋白之《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5]），然而这是根本错误，所以对于此点我们特别注意。在十月间我曾为此点在《新青年》上专作一篇《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6]，专在用客观的分析证明中国工人阶级比任何阶级要革命，并且是国民革命中[7]之必然的领导者。关于青年运动，在起草委员会亦有一次争论，不过到后来两方都互相让步，同时由客观事实证明，在莫斯科的许多争点已不成问题了。
二、大会之经过
大会的重要提案一共有：（一）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8]。前面所有的提案均由起草委员会所起草，在大会时再组织各种审查草案委员会。在审查草案委员会里，除民族革命运动委员会和职工运动委员会较有争论外[9]，其余委员会都很少讨论（述之除农民草案审查委员会外，其余委员会均得参加）。在大会中对于提案有争论的也只有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和职工运动问题。在民族革命运动问题所争之点有二：（一）有些同志以为民族革命的成功即直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此说张申甫[10]主之（申甫非代表，以发言资格参加讨论）。（二）仍是民族革命的性质问题。第一点很明显的是申甫的错误，当时加以解释就完了。第二点上面已经说过了。在职工运动中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有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关于青年运动，也有几位同志尤其是C.Y.[11]中央有两个人很主张在目前应组织全国的民族革命的青年组织，不过此种企图终已失败。大会只承认目前应切实做各种民族的青年运动，如果发展到相当时期，认为必要时则可组织非政党性的全国组织。
至于各种议决案的内容，因为太多不能详叙，最重要的是民族革命运动问题决议案，今附寄在内，其余的决议案尚待一星期寄上；有几种已译成俄文或英文，可向吴廷康同志处索阅。
此次大会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如下：（1）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九人：仲甫、守常、和森、张国焘、平山、秋白、述之、李维汉、段德龙[12]。（2）中央候补委员：罗章龙、王和波[13]、朱锦棠、邓培、张太雷。（3）中央局委员：仲甫、和森、秋白、国焘、述之。仲甫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国焘工农部主任，述之宣传部主任，秋白、和森宣传部委员。
三、各决议之要点
关于民族革命运动决议案的要点是：（一）说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之目的及特性，由此就可以得到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之正确的地位。（二）说明我们在民族运动中之左右倾的经验并指明其客观的原因与其纠正的方法。（三）确定我们对于国民党之态度，即与国民党合作中之具体方案。在组织问题决议案中最重要之点是怎样能扩大我们的党。在职工运动决议案之要点：职工运动与国民运〔动〕之关系，工厂小组和重要的工业区域之工作问题等。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很搜集了些有价值的经验，并且从广东的农民运动经验中，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运动方案。青年运动决议案〔要点〕在C.P.与C.Y.之正确关系，并指明C.Y.应怎样使其工作青年化；对于民族革命的青年的全国组织亦与以正确的答案。关于宣传工作的决议案是这次大会第一次的尝试，然而在这个决议案〔中〕已指出很多重要意思，对于各方面的宣传部与以具体的规划。妇女运动的决〔议〕案，在能将中国目前一般的妇女运动与以客观的分析而定出对付的态度。以上不过随记忆所及略为指出之，将来全部决议案到后，望诸同志仔细研究，务求精细了解。
还有一层可报告者，就是在此次大会上的空气极好，现出和衷一致的精神，各地方的代表都表现一种很忠实而又很热心承受大会教训的样子。现在可以说我党自经此次大会之后，我党已由小团体而转入真正的党的时期了。我党的党员数目近两三月来增加速度很快，在大会上据各地的报告（有几处不完全）已有九百党员，如果切实统计起来约有一千党员，并且党员中工人已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方近来的工作与内部的训练亦蒸蒸日上，尤其在广东、上海两区甚为进步，由此种趋势下去，吾党前途实有无限之希望。
我除参加C.P.大会之外，并由C.P.大会举我作C.P.大会代表参加C.Y.大会（S.Y.[14]现已改C.Y.）。在C.Y.大会上我亦极〔力〕拥护C.P.大会的精神使之实现于C.Y.大会，在各审查草案委员会我都极力参加。现在C.Y.大会已于一月三十闭幕。至C.Y.大会的详细情形，弼时当必报告，姑不赘。太雷与弼时均被选举，伯简亦被选为候补〔委〕员，乔年亦候补[委]员。太雷总书记，弼时担任组织。
同志们！我因为经过一个多月整天整夜的会议生活之后，现在已经病了，我不能很详细地报告你们，并且所报告的都语无伦次，望原谅我！！
同志们！我此次代表诸同志出席，我始终是紧抱着去年七月在Млохоекa[15]大会上所给我的精神和提案，我始终是努力将由莫斯科所学得的认识得很粗浅的列宁主义到大会上去尝试。现在诸同志所给我的使命，我总算勉强使之实现了。我现在转望诸同志努力研究第四次大会的一切决议案，了解这一切决议案，望诸同志为大会努力，为吾党前途努力！！
敬祝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万岁！
述之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号
（选自《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三辑）
注释：
[1]“C.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
[2]《党报》是党的秘密刊物，1923年11月创刊，现只存一、三、四期，故下面说到的彭文未见。
[3]吴廷康，又译作维经斯基或威丁斯基，当时的共产国际代表。
[4]此文发表于《前锋》月刊第二号（1923年12月1日出版）。发表时改题为《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5]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二期（1923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时题目作《自民治主义至杜会主义》，该期目录上则作《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
[6]此文发表于《新青年》第四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发表时题目作《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
[7]“中”字原写作“口”。
[8]即《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
[9]“较有争论外”原信作“外较有争论”。
[10]“张申甫”应作“张申府”。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党的旅法支部的初期负责人。后脱党。
[11]“C.Y.”，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12]“段德龙”，应作“项德龙”（亦作“项德隆”），即项英。
[13]“王和波”，应作“王荷波”。
[14]“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
[15]此系俄文，译不出意思，或为地名。 |
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原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国民革命专号。（一）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应该联合起来作国民革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与打倒本国封建军阀的革命，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不能否认这个革命；除非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走狗或患神经病者，谁也应该来参加这个革命。因为国民革命是我们处在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之下的一切人民之唯一出路。由此，我想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绝不是应该国民革命与否的问题，而是谁来领导这个国民革命，即哪一个阶级来领导国民革命，使国民革命能够彻底与怎样作国民革命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比较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如果前一个问题不解决，后一个问题就无从说起；因为一个革命，必定要在一个比较确定的更进步的阶级意识指导之下才能进行，才能有确定的方向，才不至走到混沌模糊的瀚海里去，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虽然是混合各阶级的力量而进行的，然而必得有个主要的进步的阶级作中坚、作领导者，才能使各阶级的意识比较集中，各阶级的力量集中，不致为某一反动阶级的私利所乱，才能引导革命的势力到目的地，彻底的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在阶级分化较明显的国家里之革命，所谓革命的领导阶级本不成问题。如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当时的阶级分界是很明显的，一方面是贵族僧侣的旧封建阶级，即统治阶级；他方面是新兴的第三阶级，即资产阶级，被压迫阶级。（固然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还有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等，然农民、小资产阶级并没有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之要求，只有消极抵制封建阶级的剥削之需要；工人此时也说不上有发展其社会经济的必要。所以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在当时只有第三阶级有直接革命的需要。）在这样情形之下推翻封建阶级的法兰西大革命，自然是资产阶级为领导者，也只有资产阶级能作领导者。英国十七世纪之资产阶级革命与德国一八四八年之革命都是如此。在现时德、法、英、美所需要之革命，更是非常明显，是单纯的无产阶级革命，自然负担领导革命责任的只有无产阶级。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早先虽很有些争论，但经过二月的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应直接起来领导这个革命（最重要的是领导农民阶级），在当时已是很明显的事实了。惟在半殖民地阶级尚未十分分化的中国里，对于现时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一问题，放在我们面前，就未免有点混乱了。你说资产阶级吗？若按国民革命的性质，似乎应该是资产阶级来领导（因国民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可是由各方面事实证明，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不惟没有这样事实的表现，并且还没有这种志愿，有时甚至于相反。如此问题就发生了。你说是工人阶级吗？似乎无产阶级的本身很幼稚，而这个革命的性质又不是无产阶级的（因无产阶级除现时的国民革命之外还有其将来自己的阶级革命）。因此也成了问题。但在经济的观点上，又只有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有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之可能性。所以我们此时应从客观的环境上，从客观事实的表现上，来观察中国，来分析中国现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真实势力，究竟谁能担负指导中国的国民革命，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二）我们说过按照领导国民革命的本性，国民革命应该是资产阶级的。现在我们看中国的资产阶级究竟是怎样？先看银行资产阶级。现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里银行资产阶级，差不多是与工业资产阶级分不开的，大银行家同时就是大工厂主。银行的创办是为着发展工商业的便利，因此银行的发展也就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在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完全两样。中国的大银行家最大多数是卖国的官僚，如新旧交通系。这是因为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并不是跟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创办银行也并不是因为工业的便利，而是为着政府要借外债。所以创办银行的人，多半是刮地皮之大官僚。这些官僚式的银行家，一方面藉银行经营外债或内债，得到巨大的回扣和红利；他方面又藉此可以作官，再继续不断地刮地皮。如此就形成中国之奇形怪状的银行资产阶级、财阀。这些财阀的唯一责任是在帮助军阀卖国，帮助军阀刮地皮或自己刮地皮。其余一部分银行资产阶级除替军阀政府经营借款之外，还作一点投机的买卖，可是它们因资本的不充足，又完全成了外国银行的附属物。由此看来，我们希望中国的银行资产阶级来作国民革命，打倒与它们相依为命的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不是等于痴人说梦？并且他们不但不能革命，而且是必然的反革命者。再看商业资产阶级。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应分成两部分看。一部分是专替帝国主义的资本家销售洋货或替他们收买原料的，即买办阶级。一部分则为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如盐商、丝商、茶商……或所谓售卖国货之商人等。此种分法，本还是相对的，若彻底言之，中国所有的商业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差不多是外国资本家之买办。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因直接间接受了帝国主义之种种压迫，军阀之种种摧残，在其经济地位上确感觉到国民革命之需要。可是它势力太薄弱，另一方面它还没脱离宗法社会的关系，还是“在商言商不谈政治”之软弱心理，所以它不敢出头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宣战。它至多只能跟着别的阶级跑。绝无领导别的阶级之可能，这是近年来土著商人对待帝国主义与军阀之态度可以看出来的。买办的商业资产阶级，的确是一种伟大的势力，无论在数量上，在质量上，都在中国资产阶级队伍里头占绝对的优势。这是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了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场后的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之结果。很明显的，买办阶级的发生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买办阶级的长大，是由于帝国主义侵掠的进展，换言之，有了帝国主义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有了帝国主义更猛烈、更广大的侵掠，才有买办阶级更发展的机会；更贴切点说，帝国主义要在中国销货、买原料，才有代它销货和买原料的买办阶级，帝国主义销货越多，买原料越多，那时，买办阶级也越发财，越有势力。现在我们说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的主人，你想买办阶级愿不愿意？何况帝国主义又天天用甘言巧语怂恿它呢。所以自从有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出现，买办阶级就老不耐烦，现在它更是毫不客气地替帝国主义充先锋来反对主张打倒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者了。我想大家还记得，当我们在“五四”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排斥日货时，当时代日本帝国主义销售日货的买办阶级，或明或暗，就从中破坏，反对我们的举动。我们再拿这一次广东的商团事变来看罢。年来因为国民革命的潮流日高，在各处都招了帝国主义的大忌。本年国民党的大会因时势所迫，在其新党纲上采纳了国民群众“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的两个要求，于是英、美帝国主义就发狂了，它们处处都想法消灭国民党，消灭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其实广州政府何尝是真正的国民党的，不过是几个新军阀、新官僚面子上拥戴中山先生的一个政府罢了）。另一方面广东的买办阶级也吓得魄不附体；于是广东的买办阶级就勾结英国帝国主义组织商团，谋倒广州政府，压迫革命的工农群众，演成十月十五之大事变。这件彰明较著的事实教训我们是怎么？近来上海闸北商人又屡次呈请上海领事团，愿以该区（即闸北）划为帝国主义的租界，要求保护；当临城案发生时，上海及各地的买办阶级亦大为帝国主义抱不平。联电呈请美英大帝国主义共同管理“野蛮”的中国。至买办阶级之对于军阀，有时间或打几个电报，主张废督，主张裁兵，但是它绝没有落到实际上去。到了真正的国民革命者来要打倒军阀时，它反而与军阀合作了，反而帮助军阀来压迫革命者了。这是从京汉路罢工时，北京和汉口的买办阶级帮助吴大军阀压制工人的事实上和这次广东买办阶级勾结陈炯明军阀谋倒广州政府的事实上，可以证实的。本来买办阶级帮助封建军阀也是自然的倾向：因为（一）它的主人翁，帝国主义，是帮助军阀的；（二）它在有些地方不能不利用军阀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买办阶级绝不愿意推翻帝国主义与打倒军阀，它并且还要拥护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将是反国民革命的法西斯蒂。但是有人说：商人阶级中如华侨曾经作过不少的革命工作，曾经帮助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一概抹杀。不错，华侨曾作过一些革命事业，但这是已往的历史材料。华侨在已往的历史上是革命的，可是在将来的历史上却是反革命的了，至少也不能说还能革命。这个理由甚简单，因为以前的华侨一方面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直接压迫，需要一个自己的（阶级的）祖国来保护；他方面又积累一点原始资本想拿到本国来办工厂，同时又受了革命党人之排满宣传，所以它就来帮助革命了。但是华侨到了现在，一方面受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因为辛亥革命后华侨并没得什么，只觉得掷了无数金钱）；同时看见国内的无产阶级又稍稍抬起头来，它不惟不来像辛亥革命那样帮助革命，反而觉得前途大有危险。我们试看从国民党改组，一部分工农阶级的先进分子加入之后，在广东造谣言，最反动的很多是华侨，他们天天造谣说国民党赤化。所以中山先生在本年八月国民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闭会那一天演说道：“大家须明白，现在的华侨已经不是革命者了！”我以为这是中山先生深知华侨的一句话。工业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比较独立，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比较的浅，利害冲突比较的大，对于军阀之连年战争，骚扰地方，制造土匪，苛捐重税，妨害它商品的销路与原料的来源。（如纺纱业因战争而商品停滞，原料来源缺乏，以致歇业者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业资产阶级在其客观的经济要求上，确有革命之必要。它恨不得赶出帝国主义，收回关税权，消灭军阀，建设它自己的政府。但是在事实上它的力量太薄弱。中国真正的工业资产阶级在其数量上太可怜。除了一部分纺织业的工业资产阶级外，我们数不出多少工业资本家。因为中国之新式大工业，一大部分是在帝国主义手里（如纺纱业，据一九二三年调查在全国已开工之总锭数为一·一〇六·八一〇，中国资本家占四九九·三四六，而外国资本则占六〇七·四六四；棉机共七·二二九，中国人占三·〇九〇，外国人则四·一三九。其余如矿山、电气业、烟纸工厂……等都是如此。）另一部分则属官办（如制造厂、铁路……），所以真正私人资产阶级实占最少数。同时中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发达得太晚，它现在刚刚走上工业的道路，正在打算目前关于自己本身上的小算盘，哪里有功夫有气魄来营这广大无垠的政治革命大问题。至于要它公然出头来领导国民革命，来与最凶猛可怕的帝国主义和其走狗军阀宣战，这自然是没有的事。所以工业资产阶级近年来在各种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心理（如对于万恶的军阀仅打一个废督裁兵的空电报，对于帝国主义之协定关税，则只到帝国主义所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去请愿帝国主义开恩……），完全由于它的经济基础薄弱之反映。但是有人说：“工商业幼稚的资产阶级的懦弱心理，自然不易赞成革命，但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规模超越地方的而渐成为全国的，同时又遭遇军阀之阻碍或外货外资之竞争，经济的要求，自然会促起它有政治革命必要的觉悟。”这就是说中国此时资产阶级虽然懦弱，不敢起来革命，若等到了它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时，换言之，等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时，那时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然要起来革命，起来推翻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了。这样的推论，未免有点机会主义罢。殊不知障碍中国产业发展的正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若帝国主义不推翻，军阀不打倒，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成为一个大阶级之可能吗？中国有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之可能吗？这种很浅显的道理，我想谁也知道。并且这里还不要忘记了一种事实，就是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十九世纪时代，世界的无产阶级已经很凶猛地向世界的资产阶级进攻了，不能容许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很平安地发展它的资本主义了。即令中国的资产阶级有发展的可能，恐怕那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又要取而代之呢。所以现在无论哪一国的资产阶级都有其后顾之忧。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也是一样。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很愤恨其宗主国帝国主义之压迫，想起而革命，可是同时又望着站在背后的无产阶级，很狞狰地可怕。此种情形在现时之印度表现得非常明显，印度的资产阶级，在其经济实力上，本可反抗英国帝国主义，脱离英国帝国主义之羁绊。但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始终不敢起来以武力对抗英国，只想在英国帝国主义下合法的印度会议里多争几个议席，慢慢地改良改良，反不若一班小资产阶级之热烈的国民运动，还表现一点印度人民之浪漫的民族精神。中国的无产阶级如果起来（中国的国民运动愈提高，中国工农阶级的势力必然随之而扩大），在国民革命运动的战线上，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惟不敢出来作领导，打先锋，它必然还是流到反革命一方面去。由上说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反革命的成分居多（如财政资产阶级和买办的商业阶级是绝对反革命的，工业资产阶级因恐无产阶级袭其后的原故亦很有反革命之倾向），而革命希望的很少。（仅土著的商业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较大，但必须由旁的阶级来指导）。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资产阶级来参加国民革命，已是难能之事，若望其来作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宁非梦想。（三）中国的资产阶级既不能领导国民革命，但是谁能领导呢？与资产阶级对抗的是工人阶级，究竟中国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先看工人阶级的数量。在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的中国里，自然工人的数量是很少的。可是在同一情形之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比较起来，它的数量却已是不少了。中国工人阶级底确实数目，现在还没有可靠的统计可考，有人说一百六十万或云一百八十万（专指产业工人言）。然而这样的数目不甚重要，我们所要说明的就是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对比，究竟谁强谁弱。在纯粹的工业国家里，资产阶级的数量与工人阶级的数量之发展成为正比例，这就是说有多少工业，就有多少资本家，就有多少工人。但是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个比例完全不同了。我们在上边说过，因为中国的大产业，如运输业中之航海业甚至内河中之航业、纺织业、大矿业以及电气业……等，大部分操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即外国的资产阶级手里，这些资产阶级自然不属于中国。可是在这些企业下之工人，确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如几万海员，如开滦之煤矿工人以及在山东、奉天各地凡外国资本家所办矿山下之工人不下几十万，纺织业工人六十余万，这均是中国真正的工人阶级，而且是最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在另一方面如许多官办之企业，如交通部所属之铁路邮电等企业以及兵工厂、造船厂……等，在这些企业里只有工人，没有资本家，因为资本家是政府，即现在之军阀。在这些国家企业下之几十万工人阶级，若拿来与资产阶级比，亦完全是多余的。以上的说明，完全是事实，这很可证明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强过资产阶级无数倍。我们再来看看工人阶级之觉悟力，即革命的要求。我们已知道资产阶级之与外国帝国主义接近者与军阀有关系者如财政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甚至一部分的工业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的。可是工人阶级却与此相反。在外国资本家企业与官办企业下之工人，革命性格外的发展，格外的仇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这个完全是物质上直接冲突的反映。因为他们直接受外国资本家之剥削与压迫，直接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压迫，他们天天看见狰狞凶恶的帝国主义与军阀拿着鞭子向他们打，他们一举一动都在帝国主义与军阀的严重监督之下。大家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能不发生反感吗？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即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教训？中国一班智识阶级——大学教授、学生、普通教职员、医生、服务于公私机关的职员……等，像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企业下所尝的这种“滋味”，他们能不能领会？我曾经同几个海员、唐山的煤矿工人和津浦铁路工人谈过几次话，我一提起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军阀他们就咬牙切齿。他们历数外国人在海船上之怎样贱视中国海员，怎样不平等地待遇；津浦路上之英国管理员怎样地刻薄，唐山之英国人怎样凶恶，怎样地压制他们，管理铁路之官僚，怎样贪暴无耻，怎样地压迫工人；当工人罢工时或有什么要求时，外国人与中国官僚怎样共同阴谋对付，凡此种种都是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可惜我此地不能一一写出来。但是由此我们可知道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残酷的待遇，比中国任何阶级要迫切，所以中国的工人阶级认识它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比任何阶级要明确，要深刻。这就是中国工人阶级能担负领导国民革命之唯一客观条件、根本原因。现在我们且举几件中国工人阶级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之事实来看，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总同盟罢工，在这次罢工运动里，以六万海员居然霎时间能团结一致，并且奋斗经过月余之久，结果征服了极凶恶的帝国主义。他们当时那种奋斗精神，那种决战态度，那种持久毅力，是不是资产阶级所能望及？同年唐山煤矿工人与洋灰工人，亦五万人总同盟罢工，反抗英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家，经过很凶猛的斗争，虽卒为英国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杨以德所压溃，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之奋斗、勇敢与牺牲的精神，反抗帝国主义的精神，亦于此表现出来了。京汉铁路的罢工，当时工人竟以徒手而与武装的军阀决战，不惜牺牲一切，这种勇猛、奋斗、牺牲的精神是何等伟大！这是不是中国人民直接反抗封建军阀之破天荒的举动？这种伟大的表现，不仅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真正能担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并且证明了它已是世界革命之先锋军了。在最近广东商团事变上，更加证明买办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极端相反的趋向。其余中国工人阶级在各方面对于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表现，都是极明显而极坚决的。这完全是由于它那种天然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客观条件所规定。反过来说，中国工人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革命性与觉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我们讨论中国的国民革命问题，绝不要忘记了中国不是一个与人世绝缘的孤岛，它始终不过是全世界许多需要革命的地方中之一个地方。这一层非常重要，如果忽略了，就绝对不能懂中国的国民革命，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绝对不能有真正的信仰。现在全世界已经到了一个整个的革命时期，并且联成了一条整个的革命战线。在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里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在非洲亚洲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被压迫民族对宗主国帝国主义的革命，即所谓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是站在一条联合战线上，同向世界的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进攻，是互相依赖、互相帮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国民革命的胜利，譬如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了，印度的国民革命还成问题吗？现在站在这两个革命——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上，当总指挥的就是已经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革命成功了的苏俄。它把它从革命中所获的胜利，无论是物质的、是精神的都尽力贡献于世界的革命者，可是参加中国国民革命的各阶级中，谁能够真正容纳此种贡献——尤其精神的贡献即革命的经验——呢？资产阶级吗？它在世界革命的过程上已是反革命的嫌疑犯，它很有与世界资产阶级联合之倾向。所以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容纳苏俄之供献，能得世界无产阶级之帮助，能吸收世界革命之经验，仅在这一点上，已能决定中国无产阶级绝对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现在还有两个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疑问，应该解释一下。（一）有人谓中国工人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满头脑还是宗法社会的思想，一切行动还不能脱离宗法社会的习惯，还不能有真正的阶级觉悟。不错，这是事实，可是绝不能因此遂谓中国工人阶级不能领导国民革命。因为工人尽管有宗法社会的思想，有宗法社会的习惯，但是一到了物质的冲突时，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真正冲突时，那些平时的什么宗法社会思想和宗法社会习惯，都失了作用，它依旧是最勇猛的敢死军。这是我们上边所举出京汉路工人等的流血事实已证明了的。并且工人阶级经过凶猛奋斗一次，它的阶级觉悟也就发达一次，它那宗法社会的思想和习惯也就洗刷一次。经过几次凶猛斗争之后，不惟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不成问题，而且其革命性、其阶级觉悟更特别发展。譬如经济落后，宗法社会习惯最深的俄罗斯之工人阶级（如俄国工人以前笃信宗教就是一例），所以特别有革命性就是这个道理。何况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一样充满了宗法社会的思想与习惯，在这一点比起工人阶级来更是落后呢。（二）有人又谓中国工人在物质上不及资产阶级的雄厚，仿佛是应该随着资产阶级走的。这里我不明白，所谓物质基础，这是指如我上边所说之工人阶级的数量呢，还是指资产阶级钱多呢？如果是指数量上说，上边已答复了。如果是指钱多，那就未免滑稽了，那就只好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不要革命了，因无产阶级生来就是没有钱的。然而俄罗斯的“穷”无产阶级却已革命成功了。可见“钱多”与“钱少”是没有问题呀！（四）国民革命乃是各阶级之合作的革命，除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智识阶级、各种苦力、甚至游民无产阶级。我们现在讨论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的问题，对于这些阶级的利益之趋向，就是这些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哪一方面接近，亦很可决定其领导者的地位。所以我们应把这些社会分子来分析一下。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民群众，为中国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谁也不能否认。我们可以说，如果中国的农民群众不来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不会成功的。何况中国的国民革命，农民本是直接的主人翁，即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也必须得农民的帮助，才有可能。但是农民因为经济地位的落后，阶级观念的守旧，无论无产阶级革命，无论国民革命，始终只能作一个主要的辅助阶级，而不能作领导者。但是中国的农民，按他现时的经济地位，阶级利益，容易与谁接近呢？辅助谁呢？这里非常的明显，就是谁能真正打倒军阀，谁能帮助它反抗地主的压迫，它就跟谁走、辅助谁。因为农民近年来因军阀连年战争，苛捐重税，逼迫到了绝路，所以农民此时之恨军阀已深入骨髓，我们只看惠州农民之反对陈炯明，湖南农民之反对赵恒惕以及陕西农民之暴动等，就可知道。另一方面因军阀重苛地主，地主则复嫁之农民，于是农民之恨地主、反抗地主亦在所发现（尤以广东为甚）。但是农民反抗军阀、反抗地主，资产阶级能够帮助他们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并且有许多资产阶级同时还是地主呀。所以帮助农民反抗地主、反抗军阀的、只有工人阶级，这可以拿广东和湖南的事实来证明的。指导湖南衡州农民反抗地主反对赵恒惕的全是工人阶级的代表，或加入工人阶级队伍的学生，指导广东惠州、海丰各地农民反抗陈炯明和该地地主的也是如此。并且我们看最近广东工团与农团之一切共同的主张与行动，反对广东的买办阶级陈家军阀，更可证明农民已经实际跟随工人阶级、辅助工人阶级了。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的农民必然是跟着中国的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挥的。手工业者更容易与工人阶级接近，因为他在经济上与工人阶级已相差不远（手工业者中之帮手已近无产阶级，所差者不过一为用手工具生产，一为用机器生产而已），所以手工业者之辅助工人阶级，受工人阶级的指导，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譬如广东湖南的手工业者已很多与产业工人组织在一工会里。）并且手工业者不仅在国民革命上是工人阶级的助手，就是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上也一样的是助手。小商人在其性质上，较近于资产阶级。但是他们处处都受大商人的压迫、排挤，而对于工人阶级倒反两不相关。在反对抽重捐苛税的军阀和贱视中国人（自小商人看来是如此）的帝国主义，他们又是必得要参加的。这样，所以小商人是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挥。现在来看智识阶级。智识阶级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它是依附着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所以它不能成一整个的阶级，只是备各种阶级的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附属于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所使用，因此它常是反革命的，如现时西欧各资本国里之智识阶级十分之八九是属反动派。可是在中国却不然，除一部分为帝国主义所收买、军阀所雇佣、资产阶级所役使以外，差不多都有几分浪漫的革命性，它们大概虽是资产阶级的心理，但他们实受帝国主义的侮辱（在智识阶级看来），受军阀的冷视（军阀不用它）与摧残（如学校学生们和教职员之要求教育而被打被驱逐甚至被杀就是），所以它们也很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很赞成国民革命，并且有时还很激烈地参加革命。但是谁能够领导它呢？换言之，就是它要在哪一个阶级的指导之下活动呢？这很难确答，但是我可以断定，如果有一部分的智识阶级，仇视帝国主义与军阀最深之智识阶级，即智识阶级之左派，它要成功国民革命，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它必然要受工人阶级之领导，在工人阶级的意识底下去活动。（关于中国智识阶级问题极复杂，容当专著论文讨论。）苦力，即各种夫役，黄包车夫……等，它们在经济地位上，是极受压迫的人，光在这一点已很接近工人阶级了，自然是容易接受工人阶级的指挥。游民无产阶级，即青、红帮，一切土匪和兵士等，这些群众确是中国一个大难题，在国民革命上亦很难对付。他们没有一定的阶级意识。他们只要饭吃，谁给他们饭吃，他们就给谁服务，不管封建军阀，也不管帝国主义。所以现时大部分之游民无产阶级都为军阀所利用，成了一种保证军阀卖国殃民之武器。其余的化为土匪，也是杀人放火，不分皂白。本来游民无产阶级是受外国帝国主义之商品侵略而失业，受封建军阀之剥削与扰乱而更流落，可是它绝不能懂得这个道理，它很难认识到它们的真正敌人——帝国主义与军阀。然而真正的国民革命绝不是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的基础上（现时之国民党就是因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以致不能成为革命的党），所以游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的群众上不甚重要，可是也有相当的作用，因为它也是被压迫的，有时也有用得着它的地方，不过必须在工人阶级的意识指导之下，才可以免除许多危机，才有相当的革命意识。我们分析以上各种阶级，姑除开游民无产阶级外，差不多是与工人阶级接近的，容易受工人阶级的指示与领导的。我们现在可以断定，在物质的基础上，在革命的觉悟上，在世界革命的环境上，以及中国各社会阶级的利益和意识之趋向上，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五）现在遗留下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国民革命，在客观的条件上，既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能够作领导者，为什么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不把这个革命，作成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的革命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因为：（一）中国工人阶级此时唯一的敌人并不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二）在世界革命的意义上，在中国革命历史进化的阶段上，中国工人阶级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第一个步骤，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经之路；（三）中国的各种社会阶级在国民革命的意义上现时是能够受工人阶级之领导的，可是如果拿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就很有些疑问了，恐怕有许多分子马上就会变成反革命者。中国工人阶级，在策略上，为的大敌在前，消灭共同的仇敌，也绝不能使阶级过早分化，分去革命的势力。有此三个原因，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只集中各阶级的革命势力于国民革命之一个焦点上，以期消灭当前之大敌——帝国主义与军阀。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在一九〇七年说：“无产阶级（指俄国的）的积极责任，是在推动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的革命到底而为其领袖。”接着他又说：“要无产阶级抓住德谟克拉西的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以与专制皇帝和背叛的自由派资产阶级奋斗，在这种条件之下才有可能。”（见《对于资产阶级政党之关系》《列宁全集》第八卷四一一页。）这是列宁主张俄罗斯无产阶级在当时对于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之态度。当时的俄罗斯与现在的中国很有相仿佛的地方。所以中国工人阶级此时一方面应该起来作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动资产阶级性的国民革命到底。要推动这个革命到底，也就须抓住一切小资产阶级（自然最重要的是农民，而手工业者、小商人、小资产阶级的智识阶级亦很重要。）以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反革命的一切买办资产阶级奋斗，那时中国的国民革命才有达到目的之可能，中国的国民革命才不至于流产。（本文文内重点，都是由著者后来加上的——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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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彭述之（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原刊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的《向导周报》第90期。“谁是马克思？马克思是《资本论》的著作者。谁是列宁？列宁是‘十月革命’的著作者”。这是托洛茨基轰动一时之名言。现在若有人问：“什么是十月革命”？我便回答说：“十月革命就是列宁主义的产品。”谁也知道十月革命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对于其资产阶级之革命；可是同时它又包含着一个农民革命和一个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是俄罗斯的农民对于其地主封建阶级之革命，俄罗斯的许多弱小被压迫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大俄罗斯压迫民族之革命。所以在十月革命里，不但八百万纯粹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得从俄罗斯资产阶级之铁锁底下解放出来，而俄罗斯之一万一千万农民和六千万弱小被压迫民族，也从这个革命里得到新的生命，从这个革命里脱离了地主封建阶级和大俄罗斯压迫民族之千年绳索。打倒俄罗斯之一切资产阶级，一切地主封建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大俄罗斯压迫民族，解放俄罗斯之八百万无产阶级，一万一千万农民，六千万弱小民族；总言之即消灭俄罗斯之一切压迫阶级，解放俄罗斯之一切被压迫阶级，把这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团结在一个社会主义的苏维埃联邦里，共享人类真正自由平等之幸福，这就是十月革命之总成绩，这就是十月革命之真正意义。十月革命的著作者是列宁，十月革命是列宁指导俄罗斯的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所创造出来的创作，所以十月革命即是“列宁主义”的具体表现。因此我们知道列宁主义所包含之根本点就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农民，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之理论与策略。换言之，即无产阶级，农民革命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之理论与策略，——实验过的理论与策略。现在俄罗斯的工人们，农民们和被压迫民族已经从十月革命中解放出来了，已经摆脱了他们之牛马奴隶的生活了；可是全世界——俄罗斯以外——的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还是依然被压迫在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之铁锁下，还依然是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之牛马奴隶！这样，所以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还不过只解放了全世界之一部分——俄罗斯——的被压迫阶级，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还不过是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之开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全世界的“十月革命”，继续俄罗斯十月革命之伟大的使命——解放全世界之被压迫的工人们，农人们和被压迫的民族。要完成俄罗斯十月革命之伟大使命，成功世界的十月革命，只有列宁主义，只有著作十月革命的列宁主义。现在十月革命的著作者列宁是死了！可是“十月革命”的精神——列宁主义，还是依然存在，并且永久存在。全世界的工人们，农人们，和被压迫民族！你们要想解放你们自己，消灭你们的仇敌，只有起来研究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努力继续十月革命的工作！被压迫在双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工人们，农人们，和一切民众，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牛马奴隶！起来！“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我们来练习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来走向我们的大道——十月革命！ |
【专题】192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厂工人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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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92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厂工人罢工
感谢林钊义整理
〔专题说明〕本专题收集1924年6月至1925年6月间无产阶级期刊有关“192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厂工人罢工”的文章。由于资源与精力的有限，尚未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外找到其他文章，对一些已有文章中源文件的缺陷也只能尽力修正，还请读者海涵。
南洋烟厂罢工与上海的报纸高君宇/4
南洋烟厂罢工中上海报界之原形彭述之/7
南洋烟草罢工与国民党右派南冠/7
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振宇/9
南洋烟厂罢工失败的原因与所得的教训得龙/7
南洋烟草罢工与国民党右派(转载向导八十四期)南冠/33
南洋烟草工人罢工的经过能至/56
快起来救济南洋失业工人！南洋烟草工人失业救济委员会/1
南洋公司与其走狗破坏失业工人组织之无耻隆郅/7
|向导83期1924年9月17日
|向导84期1924年9月24日
|向导85期1924年10月1日
|中国工人1期1924年10月
|中国工人2期1924年11月
|向导94期1924年12月10日
|向导96期1924年12月17日
南洋烟厂罢工与上海的报纸
君宇[1]向导83期1924年9月17日
上海各报受了资本家的收买，对于此次南洋烟厂工人罢工毫不援助，我们并不奇怪；独是民国日报的态度却出我们意想之外！
看民国日报的人，大半都知他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主要责任，当然是在拥护国民党的主义及他所代表的利益。可是民国日报上的材料常有反于此的例外，而这种例外且是特别之多！对于南洋烟厂罢工的态度，就是□□□[2]例外之一。
此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厂友的罢工，是因公司方面创立苛规，减速扣花红，无故开除陈倩如伍惠芬二女士，并谋解散职工同志会而迫成的。为撤除苛规，恢复被开除二女工工作，及增加工钱起见，工友七千人始于本月八日起一致罢工。一向自诩为爱国振兴实业抵制外货的资本家，到他对付本国苦同胞时候，却是和洋资本家一样的狠毒。公司方面对待罢工的方法，一面出示恐吓；一面于九日派出打手五十余人，拉工友回厂上工；有不答应的，辄被殴打。同时将工会代表四人开除，并将代表顾君殴打之后拘留在公司；有女工五十余人监押厂内，不准伊们回家哺儿，饮食亦不得出外购取，伊们哭泣了一日方才外出。公司以为这样可以使工人解体，可以破坏他们的罢工了。此外还采了一种混淆外界视听的方法，就是由该厂员司邝某李某[3]登一个启事，又收买所谓“粤侨工界”者十人登一个启事，还有一个启事用的是该公司“工厂工友”的名义；这三个启事的措辞，莫不一致攻击罢工，借以破坏外界对工人之同情。可惜这样的启事不登在任何反动的报纸之上，单单登载在民国日报！
民国日报不根据国民党的政纲来援助此次罢工，已足奇了；现在却违反党纲拥护工农利益的决定来登这样东西，更教我们大惑不解！或者会有人说：“那不是新闻，更不是评论；那是广告。广告纯粹是营业性质，您不能拿广告来批评他，说他失着！”。好的！那么，研究系明天可以拿一笔钱来，在民国日报上登侮辱中国国民党的启事了；再过一天，曹锟也可以拿钱到民国日报登启事骂孙中山了！那成得一种什么现象？所以我们劝我们的同业民国日报，对于这类事（关系七千个同胞生活的事）要检察一下才好！
[1]编注：高君宇
[2]编注：原文件扫描缺失
[3]编注：邝公耀，前南洋烟草公司职工会会长、工务稽查长；李援，副工务稽查长
南洋烟厂罢工中上海报界之原形
述之[1]向导84期1924年9月24日
我们时常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不仅一切生产工具和一切政治机关，都归有产阶级垄断；即是一切言论机关如报纸等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品，为拥护牠们阶级利益与压迫劳动阶级的巧妙工具。在中国虽然资本主义幼稚，可是也没有例外。我们只拿这次上海报界对于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的态度来看，就非常明了了。
南洋烟草公司七千余工人，因受厂主资本家和其走狗之种种惨酷的待遇和压迫，迫而出于全体罢工，(见“上海工人”报所载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的通电)[2]，在工人方面已是万不得已的事。乃资本家和其走狗复收买流氓，到处殴打工人，贿买巡捕捉拿工人。此外更用种种卑污恶浊的手段，威吓造谣，无所不用其极。似此横蛮残酷，凡稍具天良的人，无不为之代抱不平。
上海报界素来自诩为主持“公道”，宣泄社会隐衷，而此次对于南洋烟草公司七千余工人被压迫而罢工的事情，却一声不响。不惟一声不响，并且在另一方面，还替资本家登载这种诬蔑工人和造谣的广告。这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当某一个军阀作寿酒，讨小老婆；某一个洋大人来游上海，牠们数千百言，满纸登载；剌刺不休。而对于七千余工人的吃饭问题，死活问题，却一字不提，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各报纸都有资本家的广告。广告费有几家报纸是五六百元一个月，有几家报纸是二三百元一个月。当罢工初起时，资本家便派人到各家报馆里去说：‘我们工厂里罢工了，希望贵报莫登工人送来的消息与广告’！又说：‘敝公司每月贵报的广告费不少，想来贵报一定愿帮忙。’”(见上海工人第四期)
呵！原来如此！原来上海所有的报纸都被南洋烟草公司的广告费所收买了，原来牠们每个月得了资本家二三百元至五六百元的广告费，原来牠们的报纸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哼！这就是上海报界的原形哩！
[1]编注：彭述之
[2]编注：《上海工人》目前全刊散佚，电文内容在《向导》中有所节录，见下整理
南洋烟草罢工与国民党右派
南冠向导84期1924年9月24日
在改组后的国民党党纲上，大书特书着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这本是国民党最进步的表示，也就是国民党改组后所以引起群众注意和工人农民群众中之真正革命分子所以踊跃加入国民党之根本原因。
可是“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绝不可只是在党纲上白纸黑字地大画特书着，应该应用到事实上去，应该使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在每件事实上都受到国民党的保护，应该使工人和农民们在实际上觉得国民党是真正保护他们利益的党，那时国民党才算得真能代表群众的党，真能代表国民革命的党。
国民党自改组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在各地方是否真保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姑且不提，单拿此次南洋烟草公司七千余工人大罢工的事件来看。
南洋烟草公司七千余工人被资本家和英走狗邝公耀与李援逼得走头无路万不得已而出于罢工，这总算是国民党实际履行党纲，保护工人和农民利益的机会到了。可是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怎么对付呢？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怎样为之鼓吹呢？
在初罢工时，民国日报和其他报纸一样，除替资本家登了许多侮蔑工人和造谣的广吿外，毫无半字提到工人方面。后来被国民党几个左派分子逼着，才有几段含含糊糊登载南洋烟草罢工的文字在民国日报上那个不打眼的角边儿出现。民国日报的编辑主任楚伧[1]先生，天天在民国日报开宗明义第一章的开头语，歌颂江浙战争，赞叹他卢公永祥[2]之义举，唱些“义存卢存”“义亡卢亡”的赞美词。而独对关系七千余工人的死活问题，却一声不响，这是怎么一回事！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对此次罢工，也与民国日报持一样态度，除几个左派分子自动的帮助外，也就没有注意这回事。等到南洋烟草工人中的国民党员(共有二百余国民党员)要求，还只是含糊敷衍的答复。我们且看二十三日南洋烟草工人国民党代表团(共十人)向上海执行部的要求帮助条件与上海执行部的答复。
要求；一、开除邝，李(国民党员)党籍；二，援助经济；三，令上海党员募款援助工人；四，令各地党部抵买该公司烟货；五，将以上四条令由民国日报发表。当时代表上海执行部的楚伧先生答复是：一，邝李二党员呈请中央开除；二，以私人的借款相助；三，全承认；四，五，暂缓。
为什么他们第一要求开除邝李党籍？因为激起此次罢工的完全是邝李二人，邝李以工务稽查和副工务稽查长的威权，迎合资本家，重新订定三十余苛条以虐待工人，所以工人冒死起来抵抗。在罢工中设种种阴谋破坏罢工，压制工人的又是李邝。
似此种丧心病狂，甘为资本家走狗的党员上海执行部不待请求，早应开除。如今还说待呈请中央开除：那里有堂堂上海执行部连一区区党员不能开除的道理，不惟在章程说不过，即在普通道理也说不通，这分明是搪塞之词。第二条之经济援助，私人固然可以，可是执行部为甚么不帮助，他们几千几万那里不用，而对于被迫着罢工饥饿的工人党员竟一毛不拔！第四条，上海执行部虽没有权令各地党部抵货，可是为工人利益而发表抵买资本家货品的宣言，亦是理所应该的。至于第五条之拒绝，就真令人莫解了难道只能替资本家登侮蔑工人的广告而不能替在党工人登此正当的要求吗？
看以上国民党之机关报与上海执行部之对付南洋烟草工人罢工事件，完全与党纲上大书特书的保护工农利益相反，而倒是保护了资本家的利益，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这又是国民党右派所干的勾当，主笔民国日报和主持上海执行部党务的，是上海国民党右派首领楚伧，怂恿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邝公耀与李援。国民党右派真是执行党纲保护工农利益！
然而我们又已经说过，国民党右派是反革命党，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走狗，在此次南洋烟草罢工中，又证明他们是资本家的走狗了。所以我们说，如果国民党右派存留在国民党中，将来国民党只能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工农的仇敌，所以我们无妨再三警告国民党中之较开明的领袖分子，须得赶快醒悟啊！
[1]编注：叶楚伧，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
[2]编注：卢永祥，皖系军阀，时任“浙沪联军总司令”，与江苏督军齐燮元争夺上海的发动“江浙战争”，后败走日本
南洋烟草资本家打破罢工之恶辣手段[1]
振宇[2]向导85期1924年10月1日
工人一日不做工，便马上要饿肚皮。一个工厂逼到七千多人都采用罢工手段，饿着肚皮来要求免除苛待，其被苛待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南洋烟草资本家本来比别的资本家要会使乖些。他那双慧眼早已看清"工人团体结得坚牢"足以制他的死命。所以他对付罢工的战略，第一便是拆散工人团体：为返厂者给双资；升散工为长工；以开除威吓罢工工厂；雇用山东打手，拦击罢工工人，贿买巡捕，捉拿罢工工人。
工人肚皮饿到了十多天，一点解决的消息也没有，已经有点心慌胆怯，那受得起这般欺骗和威吓，所以一部分最软弱的便首先忍辱含酸的进厂，于是资本家乃藉此大大的宣传：返厂的工人已有了若干，限工人九月十四日一律进厂，否则开除，这样一来，于是含酸忍辱进工的便更加多了，然而坚持到底的还有两千之众，其势仍不在小。资本家乃别出奇计：一面贿通穆安素和斐斯两律士出任调停，满口担承他们可以为工人取得法律上的胜利。藉此缓和工人感情，以便资本家从容宰割。可怜的工人，他们那里会懂得这个迷人的八卦阵呢？！一面却又收买少数工人，挟制多数工人发表五千人具名的启事，认此次罢工为少数人之煽动；继乃挟制多数工人改选被收买工人充当职工同志会职员；一方将此次工人阶级与资本阶级的争斗变成为工人与工人的内讧，一方从保护资本家的法律上根本取消此次罢工的根据。
到了这时，因被苛待而反抗到底的工人，已经是有冤莫伸，孤立无援，加上“抢掠会内什物”罪名的罗织，所有工会旧任职员都在通辑之列。这种消息见南洋职工同志会启事及南洋职工同志会新任委员长启事，本月二日三日的民国日报和申报都大登特登着。坐牢罚款的苦痛，贫苦无告的工人在此次罢工中已尽尝够了，惊工之鸟一听着这消息，自然会吓得屁滚尿流，桃之夭夭，而资本家却于是乎大唱其凯旋之歌了！
一出狠凶险诈的恶剧，我们看到这一段落，便可推想他最后一幕的悲惨！我们试将九月十二日南洋烟草工人万急呼救的传单，仔细翻阅，乃知此一出恶戏并非偶然，完全是邝公耀李援得了资本家厚贿，阴谋推翻十七条协约和解散工会，故意挑衅（无故开除二女工）制造成功的。一切恶辣手段，都在事前预备停当，可怜的工人，竟不自觉的被他们“请君入瓮”！现在职工同志会的职员，既都换过一班资本家的御用奴才，已把工会的性质变成为资本家御用的性质了。从此，工人只安排受宰受割，再也莫妄想靠他（工会）来谋工人的福利！前年与资本家所订的十七协约，已在本月三日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启事“……本会图记文件业经散失概行作废……”的一句话中，无形无色的自己把他取消了！以后再也莫妄想根据那十七条向资本家有所要求了！资本家真聪明透顶，工人着了道儿还睡在鼓中呵！此外，减薪加时资本家也在九月二十七日的南洋烟草公司制造厂启事中，“……但战期长短莫可逆料……”的一节回文中，明明白白暗示了，实行就在眼前，还有什么话说！受了骗的数千工友，到那时候，也许可从鼓洞里睡醒过来了！
明决勇敢坚持到底的工友！现社会的报纸，官厅，律士，法律，警察……究竟是为谁服务，是保护谁的？你们痛受这一次教训，大概可以完全明白了。你们为工人利益勇敢奋斗的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工人阶级有了你们，好比有了保卫队一样，工人阶级的解放全靠你们。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实，是常常有的，一次罢工失败算不了什么，你们不要灰心，要好好团结这两千多极坚决极勇敢的分子，把他们散布在上海各香烟厂内，将这次罢工所以失败的教训，告诉大众，组织更有力的雄军，机会到来，和资本家再并个你死我活，我敢断定：“最后胜利终是你们的。”
此次，我们还要警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国民党改组宣言政纲上，大书特书着拥护工农利益，要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现在国民党的右派党员邝公耀李援帮同资本家把守正不屈反抗奋斗的工人，弄得要死不活了！上海执行部始终不开除违背党纲的叛徒，而且听任民国日报上继续不断地登载替资本家助虐的广告，越登越凶！这显然证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本身已向国民党宣言政纲上拥护工人利益，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一条，宣布叛逆！
[1]本篇因源文件缺陷，整理时参考了《向警予文集》
[2]编注：向警予
南洋烟厂罢工失败的原因与所得的教训
得龙中国工人1期1924年10月
罢工为工人唯一的武器，若用之不善，结果必遭失败。所以无论何种罢工，应先具有二个必要条件：
1强固的组织有了强固的组织，就具有尖锐战斗的武器，不但指挥统一能坚持长久，并且不至于发生破坏和解体一类的事；
２时机问题时机问题，是乘资本营业正发达，销路甚旺的时候，一有罢工，资本家损失甚大，罢工愈久，资本家损失亦愈多，发生的恐慌也愈甚，使资本家不得不屈服于工人之下；同时亦应注意当时社会情形和影响。
有了以上的条件：罢工才有胜利的希望。再议一步说，二者之中必有其一。否则，失败居八九，侥幸成功的只有一二了。这是罢工胜败的一定原则。
此次南洋烟厂罢工，在组织上虽有一个“职工同志会”，实际上却只局限于一部份长工工人，其他四五千散工都没有组织在里面，这种缺破无力的团体，平时在工友中，就容易分加入及未加入的不好界限，感情也不易融洽，一经罢工，当然不能统率全体工人成一精密组织的战线，在自己军队中就发生使人乘际而入的缺点。资本家一威吓利诱，一般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就容易被煽惑来破坏罢工，这是罢工失败的第一个原因。烟草业在社会上不占重要，产业地位，此种消耗品之有无，在社会上亦不发生重大影响，同时在江战争[1]中，香烟销路亦随之受了影响，资本家对于生产上不视为重要，其欲减少生产的时候，故罢工不足引起资本家的恐慌，这是一定的事实。罢工时资本家的态度，所以异常强硬，从容不迫的来施压迫破坏的手段。这是罢工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我们由这次罢工失败的教训，推测其他罢工失败的原因，大多数无不由于无强固组织和时机的不宜。我们要由这些失败的教训当中，以后要注意是：一、团结上应注重全部的组织——产业的组合；并且是精密有力的组织；二、部员的训练为团体最为重要的职务；三、权力应当集中，成为铁一般的纪律；四，注意罢工的时机。
此外我们得来的教训尚有两项：
一、劳资两阶级是处在利害相反的地位，并无协妥洞和之可言。不是资本家将工人压迫下去，就是工人将资本家打倒，除了行阶级斗争外没有别的方法。南洋烟厂，以“劳资调协”素称，从这次罢工结果，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二、工人利益是靠工人自己力量来争。此次南洋罢工，工贼李邝均是国民党的党员；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也数百。论理，该党应挺身出来帮助工友解决此事，方算履行他们白纸黑字保护工农的宣言。实际上怎样呢？不但不用实力帮助工人，连他的机关报——民国日报，都不肯为工人说一句话，倘使工人不拿出血汗钱来，恐怕广告亦未必敢登。并且在他们报上，一面登工人的广告，一面登资本家的广告，这真是“相映成趣”的事。这般不顾革命的右派，他们只认得大洋钱，那里还顾我们工人的死活。向全国宣告保护工农的国民党，尚且如此，其余的人更可知。所以我们工人利益，只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争。
[1]编注：指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上海的“浙沪战争”
南洋烟草工人罢工的经过
能至[1]中国工人2期1924年11月
（一）工会成立之经过，及其组织上之缺限。（二）资本家的进攻。（三）罢工的爆发和策略的错误。（四）资本家压迫罢工的恶辣手段。（五）阶级的对垒。（六）国民党右派假面具的暴露。（七）将来的胜利。
一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制造厂，成立至今仅八年，已成为中国的烟草大王。资本由一百二拾万，累积到一千五百余万。工厂机器，由四部卷烟车加至一百七十三部卷烟车。雇用工人，由三百余人增至七千余人。都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累积起来的。工人的生活因受剥削而陷于极端困苦的境遇；但以毫无组织的原因，没有反抗的力最。到前年十月间，公司中一部分高级职员，因事受资本家的督责，不安于位。欲挟工人以自重，乃发起上海烟草工会，工人乘机而起，提出种种改良生活条件。资本家初欲施以压迫，后见全体工人一致，势不可侮，乃承认工人条件。又不欲工人组成真正产业组合的工人团体，阴图破坏。遂勾结一部分高级职员，将工会改为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全体职员一概加入工会。工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委员会，完全握于高级职员之手。所以当时名义上虽为工会，实际上工人毫无权力。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冲突，工会毫不能拥护工人利益。到今年二月间，工人渐渐觉悟起来，知道一般高级织员不可靠，极力攻击。委员会全体辞职：新选委员大多数是工人，才成为纯粹工人的工会。
统观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的组织，有三点很大的缺限：一，起初组织的时候，是职员工人混合的组织，不是纯粹工人的团体。我们知道：无论那一个工厂的职员——工头也是一样，通通是资本家的走狗。因为靠他们主人——资本家吃饭，所以极力压迫工人，来博主人的欢心。在某一个时候，因为他们的舞弊营私，被他的主人发觉了，恐怕地位动摇，因联络工人，以要挟他的主人，这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这是为他们自己利益，来利用我们，并不是眞正为我们工人的利益。工会是工人阶级反抗资本阶级的斗争组织，一定要是纯粹工人阶级的组合，到了斗争的时候，才有行动的可能。若让资本家的走狗——职员，渗入了工会的组织，就无异让敌人的间谍，来做我们的司令，到了战争的时候，自然只有扯白旗投降，使我们全军覆没。所以我们自己阶级的组织，决不可让不是我们同一阶级的人，参加进来。南洋工友，好在今年二月间，已把这般资本家的走狗，逐出了工会。不然恐怕这一次连罢工都不能发生呢。二，工会不应该有高级和低级工人的界限。他们章程第四条，“凡我南洋烟草工厂各部职员，均须入会为会员；惟各部散工，加入与否，听其自由。”他们的惯例，以月计给工资的长工，通通叫做职员，以日计，或以出货计给工资的，通通叫做散工。本来同是工人，长工把自己看做与职员是一个阶级；而把散工看做另一个阶级。这无异“认敌作友，认友为仇”。我们要知道，即要是工人，不论是高级低级，长工散工，通通是被资本家压迫剥削，利害相同，祸福相同，即是同一个阶级。就应该亲密的联合起来，团结起来，与资本家奋斗。散工的工钱，常常比长工少，生活自然更困苦，所以他们反抗资本家更加坚决，更加热烈，力量也自然更大。长工决不可因他们的生活苦，地位低，来歧视他们，甚或轻视他们。总之同是工人，即同处在被资本家压迫剥削的地位，无分帮口，不论职业，不论有无技能，不论高级或低级，就应该一致团结起来，反抗我们的敌人。决不可把我们自己的队伍，分出界限来互相敌视，堕入敌人的计中。至于职员是资本家的走狗；他是靠资本家从我们工人身上剥夺来的剩余价值中，分一点馂余以为活的。所以他们就是压迫剥削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当他与资本家一例的看待，组织我们纯粹工人的工会来反抗他们。这次南洋罢工，长工罢了工，散工仍旧上工。散工又占全体工人中的多数，因把罢工也弄得心慌意乱，资本家反倒毫不慌乱。罢工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平日长工歧视散工的结果。三，没有基本的组织。工会如军队一样，是一种战斗的营垒。所以在组织上也应该如军队一样，严密有系统。工会的基本的组织就是小组。每十人成一小组，举组长一人。再联合同一工作部分的若干小组，成一支部。再令这个工厂的所有各工作部分的支部，举出执行委员会，办理工会的一切事务。这就是工会的组织系统。在这个系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下层的小组，要小组组织得严密完善，行动的时候，才可整整一致。南洋职工会的组织，委员会之下，仅有一个各部代表会，每部的代表，又仅一二人。所以到了罢工的时候，简直无法指挥。这种工会组织上之缺限，是这次罢工失败的最大原因。
二
工会成立以后，资本家为与工会协订的系约所限制，不使肆意剥削压迫工人，对于工会的嫉视已深。因勾结一部分高级职员，想把工会弄成“御用式”的机关。工人对于这种“御用式”的工会，自然万分不满，结果把一般高级职员通通推倒了，资本家的“偷天挟日”的鬼计也破坏了。因此资本家视工会如眼中钉，日谋打倒工会的方法。从此遂积极的向工会进攻，第一步将工人反对的高级职员，一律与以要职；第二步遂将与工人协盯的条约，挑起工人的罢工，为解散工会的借口。所以今年四月间受工人反对离职的邝公耀，复任公司工务长后。遂将工人病假给资的旧例削减，又新订管理工人的苛例三十余条，工会履次交涉请求，都无结果。过后又无故开除十余人，工会要求复职亦无效。这都是资本家想挑工人罢工的毒辣手段。后见这种手段无效，遂更进一步，开除工会代表，陈倩如，伍蕙芬两女工，工人忍无可忍，遂有此次大罢工。资本家处心积虑的恶辣手段，从此实现了。
所以这一次罢工，完全是资本家向工人进攻。资本有计划的进攻；工人毫无防御的计划，所以结果工人失败了。本来罢工结果与资本家所订的条约，不过是我们为预备一个新的斗争，重新聚集力量的手段。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罢工胜利以后，要利用条约的机会，重新整顿我们的队伍，集中我们的组织，观察时机，预备一个新的进攻。尤其要注意的，就是要时时防备资本家的反攻。我们要知道他们对于工人的进攻，在每一个步骤上，都是极残酷毫不迟疑的，所以我们决不可有微的忽略。南洋职工会第一次的胜利，本来已经是邀幸的胜利，过后资本家积极的反攻，工人却毫没有利用条约来重新集中力量，结果安得不失败呢？（待续）[2]
[1]编注：李立三
[2]极为遗憾的是，现存的《中国工人》期刊再也没有了此文的后续，与其通稿的《向导》也无后续消息
快起来救济南洋失业工人！
向导94期1924年12月10日
敬启者：南洋烟草工人因受资本家虐待而罢工，复遭压迫而失败，现在被资本家开除失业工人共计一千七百余人。迄今三月，衣食无着，流离失所。际此天届严寒无家可居沿街露宿者不知凡几，疾病死亡时有所闻，种种惨痛，触目伤心。沪上各公团因此组织救济会募集捐款，救济千余深罹痛苦之工人，各界人士必有深表同情者，务望慨捐巨款，使此千余失业工人能少减饥寒之苦，是则本会之所祷祝者。
南洋烟草工人失业救济委员会
十三年十一月
南洋公司与其走狗破坏失业工人组织之无耻
隆郅[1]向导96期1924年12月17日
南洋烟草公司七千余人的大罢工，因受资本家压迫失败后，工人仍继续奋斗不懈，一面极力巩固组织，一面派代表赴粤联络港澳广州各工团，宣布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实况，各工团因之大愤一致来援助工人，并极力抵制该公司香烟。该公司以广东为最大销场，营业即大受影响，因特派代表张渭川等四人来粤，疏通各工团，该代表等到港后，即着手疏通香港总工会，为工人驻粤代表所探悉，即报吿特种委员会，举派代表赴港，张等又束手无策，并闻曾有一批百雀牌商标之烟运粤，为纠察队査出，没收四百余箱，存于工人代表会内，拟变卖现金，赔偿失业工人损失。
该公司资本家受此打击，一面在港澳施其求和手腕，同时沪厂数千失业工人又复出其狡计，唆使其收买之走狗假借召集失业工人为名，破坏工人的组织。请看本月廿一日民国日报所载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的紧急启事：“今日见报载工团联合会开会新闻及所登启事，深为骇怪。查新闻中是日所到团体有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惟敝会并未派遣代表。査到会人名中有王光辉郭寄生两人，此两人在敝会工友与资本家奋斗正烈时卽受资本家雇用之王祺等勾结极力破坏敝会行动，及资本家用狠毒手段解散敝会伪造御用式的新工会时，郭王两人卽被雇用为该会书记，月薪八十元，以后更尽其能力以破坏敝会。现在敝会已得广州香港及全国各工团之援助抵制该公司香烟。前日新闻报载该公司香烟已被没收二百余箱之多，足见公道尚在人心。乃王郭等忽登报招集失业工友报名，显系藉此破坏我组织，我工友决不致堕其计中。惟恐各团体及工界同胞为所蒙蔽，故特据宣布，愿我工界同胞共鉴之。”
从王光辉郭寄生勾结资本家压迫工人的情形，可见一般卖阶级以求一已利益的人，正复不少，工友们，更要当心些！
从广州工团援助南洋失业工人的热烈，可见工人阶级的利害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只有联络一致才能抵抗资本家而得着最后的胜利！
[1]编注：李立三 |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相关链接：郑超麟楼国华彭述之
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
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双山等著香港信达出版社印行
1984年
·序（双山）
·郑超麟致双山信
·彭述之闭眼说瞎说（郑超麟）
·双山致李福仁信
·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郑超麟）
·悼念彭述之（双山）
·论彭述之的认错（郑超麟）
·致《十月评论》编辑部（双山）
·《彭述之年谱》纠谬（谷和）
·补评彭述之回忆录（郑超麟）
·不够格的辩护士（郑超麟）
附录
·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彭述之）
·评价人物应该根据事实（秋君） |
悼念马克思主义战士彭述之——对彭述之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评价（《十月评论》编辑部，1983年12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
悼念马克思主义战士彭述之
——对彭述之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评价
《十月评论》编辑部1983年12月15日
彭述之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的一生，是无畏地对抗着各种政治逆流而泳进的一生！
从1920年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时候起，他便从无间断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为之而斗争，达63年之久。就从事革命运动时间之长，所受艰苦打击之多，坚持斗争意志之强，保持革命者常态之恒而言，确实是革命史上罕见的。
彭氏之有这样的表现，与他的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经验知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革命乐观主义、个人的优良本质等等分不开。
他既然已把自己毕生的力量贡献给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由此带来对这个事业的贡献，是显著的、不能抹煞的。以下，我们将从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几个时期，评述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活动和贡献。
（一）参加中共和领导革命时期（1920—1928年）
彭氏在这时期的政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大体上接受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尽管未很成熟。正如当时的中共还很年青一样，彭氏本人也很年青，而且只有几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尽管这样，在1925年，他已担负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央局5名委员之一，兼负宣传部长职责，亦即负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重责。这时期，正值中国爆发第二次大革命，他也是这次革命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包括共同参与策划成功的上海工人暴动。
这次革命本来是大有成功希望的。但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所制定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以命令强迫中共接受，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既大力扶植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势力，又压抑了工农及中共力量的应有蓬勃发展，以致为蒋介石（随后又为汪精卫）所叛卖，使革命归于惨败。在这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上，从陈独秀到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中共领导人，虽然要不同程度地负有执行错误政策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应该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负起。（斯大林是当时共产国际错误路线政策的制定者和发号施令者。）
而在整个执行过程中，陈独秀、彭述之等领导人，实际上仍然不同程度地提出过反对意见和对抗性的建议。尽管这些意见和建议总是被国际代表所拒绝，不能超越出莫斯科的命令，又尽管它们没有被提议人坚决推行到底，没有冲破共产国际的纪律束缚，而是一再迁就、搁置（这种迁就或多或少也是一种错误），但是，它们本身仍然具有进步意义，且多少发生过良好的影响。
彭述之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曾作出了不少值得赞扬的贡献，现分述一些事例如下：
第一，在革命准备时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三项重要建议：
1．拒绝孙中山的下述要求，即：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必须交国民党中央（或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査。彭氏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从而帮助中共不再对国民党完全顺从的态度。2．建议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专门负责全国工运工作。3．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并从莫斯科调回同志负责这些工作。后两项建议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和实行，替以后的革命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
第二，同一时期，他在政治上宣扬马列主义的重要理论主张，对抗右倾的孟什维克思想：
1．指出“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我们来练习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来走向我们的大道一一十月革命”。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应依照列宁主义的政策，遵循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2]
2．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3]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发表前影响了陈独秀的意见，促使他从以前主张“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需要而且可能”[4]，转而认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最后的一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妥协的阶级……”。[5]
这些正确思想，既然时常在党的机关报和理论刊物上公开传播，自然会对党内外产生建设性的影响。
第三，在革命时期，彭述之继续图谋要为实行马克思列宁主张、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而作宣传鼓动。例如：
1．针对1925年9月20日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他在《向导》著文指出：“我们曾屡次说过，要想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一封建军阀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有中国的工人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上海几十万工人“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6]这个估计，不到半年便被证验了；但革命却不幸被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所叛卖。
2．为要走到十月革命之路，他在1927年初写了《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刊在《向导》上。经过详加分析后，他的结论是：“……证明列宁主义之理论和策略特别适合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绝不限于民族民主，必然很快的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来。”“所以我们应了解‘永续革命’〔即“不断革命”一一引者〕的意义，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7]
3．随后不久，中国工农日益觉醒，群众运动日趋高涨，上海工人并且举行了几次的起义，第三次暴动更建立起工人的政权。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进行其反革命活动。彭述之针对这种情势，在《向导》上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指出国民党内蒋介石所代表“温和派”的反革命倾向和行为，以图引起党内外的高度警惕，加速用革命来制止反革命。[8]
第四，在这段革命时期中，彭述之在组织上曾作过努力，企图改变中共当时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政策。具体的表现有：
1．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后，陈独秀等领导人“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9]彭述之能获“特派”为中央的代表前往，显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同陈独秀是相一致、获得陈独秀等人信任的。结果虽然力争仍不能使国际代表同意（后者不敢违抗斯大林的意旨），但无论如何表明他们是有过这个正确主张，且力图实现，以纠正斯大林的错误的。
2．为贯彻上述主张，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同年7月举行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正式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以便能独立领导群众运动。这个建议又为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所拒绝采纳。[10]
3．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彭述之、罗亦农、陈独秀认为，中心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势必引起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当时由彭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人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11]
以上三次建议如果能够付之实行，后来的事变发展就可能完全不同，革命就很有可能最后得到胜利。尽管它们都遭到了拒绝，但这些都可表明：革命失败的主责，不在于陈独秀和彭述之，他们反而曾在防止革命失败方面努力过，作过贡献。
第五，当中国革命已被国民党绞杀了之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初命令北方区委在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彭述之当时身为北方区委书记，断然以客观条件未成熟为理由，拒绝执行这个盲动冒险主义命令。彭氏虽由于这一抗命而遭撤职，却因而避免了当地党员和工人先锋份子的白白流血牺牲。
彭述之在这时期的言行，可详见于已刊登了的文章（主要是在《向导周报》）、当时的文件及会议记录（虽然一般还未公布）、历史书籍等等。将来，定会有更多的历史资料被发现或公开出来，因而会证实或澄清一些现时仍有争议性的史实，和仅凭后来记忆而叙述的问题。
（二）推动和领导中国托派运动时期（1929一1949）
彭述之、陈独秀，以及其他许多旧领导干部，当革命失败后，都在思索、探寻革命失败的原因，以便汲取教训，提供中国和其他国家工农作为借鉴。托洛茨基对这方面的意见传到他们的手里，顿然使他们思想打通，产生共鸣之感；托氏的批评，部份是他们所作出过，另一部份则是他们模糊地想作而还未能作到的。因此，他们欣然地全部加以接受，并愿为之而斗争。尽管他们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又面对各种各类阶级敌人、政治敌人的镇压、迫害，彭氏（还有他的战友）却都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地决为真理而艰苦战斗。
他在这段时期的思想、活动和贡献，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在中共内部进行思想政治斗争，宣传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和主张，以图争取中共党员干部的支持，进而改变当时的盲动冒险主义政策，同时争取党内民主。这个斗争虽然招致党领导的压制，陈、彭等人被开除党籍，但也争取到几十个党干部的响应（例如81人共同签署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它由陈独秀、彭述之和尹宽所共同起草，是一份富有理论和政治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随后又争取了上海很多的重要工人支部脱离中共，参加左派反对派（托派），这些工人同志在上海工运中占有地位，领导了几次重要的罢工，且得到了不少的胜利。
第二，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托派组织多次被破坏，彭述之被捕后，在5年监禁中，研究了许多马列著作，并与陈独秀（他同在狱中）、刘伯庄等人在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不断革巧论与国民会议等问题上，发生了歧见和争论，互相进行了文字上的论辩。在这些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上，彭氏运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和方法，写了几篇长文（或信），指出对方（特别是陈独秀）意见错误之所在。举陈独秀对国民会议的意见为例来说，他认为无产阶级须绝对“解决”国民会议与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彭氏则认为，土地问题是绝对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国民会议之召开只是“或然的”。陈氏认为，只有为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群众为召集它而暴动、而夺取政权；彭氏则认为，在革命潮流到来时，必须组织苏维埃，国民会议口号那时只是“辅助的口号”，藉着它鼓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参加苏维埃所指挥的暴动。这些争论问题，不但有理论教育意义，而且是有现实政治意义的。
第三，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部，由彭述之所领导的多数派，对抗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侵略中国是极端反动的，中国抵抗日帝侵略的战争则是进步的；即使它后来同日美帝国主义战争纠缠在一起，也不会丧失中国抗战的进步性。托派和中国工农大众一样，都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反击日帝。他们主张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言论出版等一切民主权利，彻底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发展阶级斗争，以发动工农群众起来抗日，才能决定性地打败日帝。当时，各地托派份子，曾积极投入抗日运动中，为了实规上述主张而进行宣传、鼓动，以及组织群众等工作。
彭氏及其同志，一方面，对于操纵着抗战指挥权的国民党政府，在支持它的抗日行动的同时，批评它的应战错误政策，以作好将来由革命领导取代（打倒）它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共的阶级调和合作政策，反对中共停止推行土地革命，反对它之完全屈从于蒋介石国民党、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名义及番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辖，等等。
对于苏联，彭述之他们则仍然坚持一贯的态度，即，仍认定她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在她受到帝国主义进攻时，应无条件地加以保卫。上述的中国托派正式立场，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领导机关的立场相一致。
陈独秀当时主张，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因而反对托派在机关报上批评国民党。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主张在英法等国内放弃“失败主义”立场；而对于苏联，则认为她已不是工人国家，放弃对她的保卫态度。在曰美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的少数派认为，抗战将“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因而主张对中国抗日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而对于苏联，他们有的人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的人后来则认为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即是说，苏联不再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
彭述之当时同刘家良一起，在政治上对上述几种意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他们为此而写的文件，几乎全都收集在4册《保卫马克思主义》中。）
第四，在内战时期，彭述之领导下的中国托派组织，首先从日帝占领时期的隔离孤立中恢复了联系，团聚了分散各地的托派份子，重新整顿和发展了各地的组织，进行反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和他的同志在上海出版了两份公开刊物，对上述两方面的工作起了不少作用。在组织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氏为该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经过会前全党讨论并在大会修改后被正式采纳。
不过，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不犯任何错误的政党和个人。对于一位革命家和政党领袖的彭述之，在我们客观地肯定他所作出过的历史作用和贡献的同时，他（以及由他领导的组织）所犯有的错误，也应给予恰如其份的评断。
他（和他领导的组织）在这个时期的错误或工作上缺点，我们认为主要是：一、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共会胜利地夺取得全国政权，低估了内战在客观上的革命意义；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公开宣传鼓动工作上，提出了要求“国共双方无条件停战”口号，这客观上是把国共双方平列对待，犯了策略运用上的错误。当时，应该要求和平，只要国民党立刻停战，只反对它进行内战。对于国民党的极端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培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残酷剥削压迫工农大众，造成人民的无限痛苦，等等，彭氏及他的组织，已经在刊物上如实地揭露、大力地抨击、谴责；而在该组织所作的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中，也表明了支持中共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因此，上述的错误，不是基本原则性，而是策略性的。
对于上述的错误，彭氏本人在1951年11月向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已经作出了目我检讨和批评。[12]
（三）推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期（1950—1983年）
一、彭述之在1950年初被迫出国，从1951年起，至1979年止，除了在国际分裂时期（1953至1962年）负责“国际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外，长期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彭氏在1979年的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由于年事已高，受任为国际领导层顾问。在这30多年中，除了在负责书记处职责期间共同领导日常工作外，对这期间国际上发生的不少重大事件和问题，他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对国际领导层之确立政治立场和方针等，提供了帮助；对于国际运动内部某些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也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斗争。
这里举出一些事例来说明：
1、50年代初期，第四国际领导人之一的巴布洛，提出了修正托洛茨基主义关于苏联及其官僚层论断的意见，认为变态工人国家会持续几个世纪，官僚层可能自我改良；彭氏认为，“堕落的或变态的工人国家，绝对不可能延长几个世纪，而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初期的一些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暂时的和过渡性质的现象’”。对于苏联官僚层，彭氏则认定它是不可能自我改良，不可能代替群众的政治革命的。[13]此外，彭氏也反对巴布洛在50年代初期认定中共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坚持它是斯大林主义的党。
2、在拉丁美洲采用游击战路线的问题上，彭述之一直坚持认为：农村游击战路线是不能代替马克思一一列宁主义所指出的传统革命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道路的。如果在没有群众兴起、支持的情势下，孤立的游击战势将遭到失败的打击。
二、更突出的贡献，是他对国际重新统一所作出的重大努力。从1955年起，他便致力于这个工作，并为此写了好几封长信，向国际委员会领导和美国党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反复详论国际统一的必要性。经过合力同反对统一的一些组织的领导人的斗争，笫四国际的重新统一终于在1963年达成，结束了十年严重分裂的状态（尽管还有一些组织没有参加这次统一）。彭氏的这一努力，充分显现出他之完全忠诚于第四国际事业。
在进行统一的努力时，彭氏曾经反对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在组织上拒绝统一的宗派主义态度和政治上的教派主义；后者认为古巴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卡斯特罗政权是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政权之一。彭氏则从古巴实行了国有财产制，断定它是一个工人国家；卡斯特罗政权在排除了资产阶级之后，已转变为工农政府。
三、他对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大都及时作出独特的分析、主张，这些分析不同于当时许多人（包括托派运动内部某些人）的意见，抗拒着中共的强大思想压力，它们大都经得起时间的证验。彭氏运用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了解，奋力对抗各种思想逆流，并力图协助第四国际运动对中国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立场。
关于这方面，可以举出以下的事来看：
1．他列举出各方面的重要事实，证明中国存在着特权官僚层；中共的政权是官僚专政，而不是马克思所主张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必须经过工农群众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
2．在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有许多人都表示赞同，支持中共这个政策。彭述之则相反地认为：中共之推行它，完全是采取强迫命令手段，根本违反农民的自愿的；这种“一大二公”，也与生产力和物质水平不相适应。因此，他主张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容许他们退出或重组公社。
3．在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又有许多人加以拥护。彭氏则认为，这个“革命”是毛泽东清除党内异己派系、重新夺回党领导权，以便于推行他自己的路钱政策，因而是没有进步意义的。后来他更进一步指出，在“文革”中涌现出的群众力量，会摆脱毛派的控制，转而反对整个官僚统治，而这便是他特别重视中国事变发展的另一原因。[14]
在较后期间，他接受了一连串的访问，解答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问题。[15]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彭氏在接受访问中指出：这次示威“显然是自发的”“反官僚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前奏曲”；邓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和妥协者”。据目前所知，他最后接受访问的，是谈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异议运动）。他从这个运动的兴起中，看到了中国将来爆发工农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曙光，这个政治革命，是他长期以来坚认为必要、同时深信会胜利，以便扫除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的！
尽管在彭述之的一生中，也曾经有过错误和缺点，然而，从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及言行来看，他始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他长期坚持马列托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紧守传统的正确立场，对错误倾向或主张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来看，他确实是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他毕生自始至终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为了这个事业而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充份反映出他对绝大多数人类的同情和热爱；而自己一生却过着艰难、刻苦、严肃的生活。他终生的斗争事迹，显示了他对人类解放事业所作出了的重大贡献。他个性刚强，而心地却善良。他留下这许多的典范供我们效法，以及供一切无产阶级战士研习，他定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所未完成的伟大事业，也定将最后得到完成的！
注译：
[1]这项采纳，可见于瞿秋白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中（《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716页）。
[2]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刊于1924年11月7日的《向导》，转引自《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166页。以下5注引文同样转引自该书。此外，本文部份资料系引用自彭述之的回忆叙述，但没有一一注明。
[3]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原刊于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
[4]见陈独秀著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刊于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锋》月刊。
[5]见陈独秀着《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的总教训》。
[6]彭述之：《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刊1925年10月5日的《向导》。
[7]刊1927年1月21日的《向导》。
[8]例如：1927年3月6日刊出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同月12日刊出的《南北妥协问题》，同月18日刊出的《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讲演以后》等文。
[9]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编第106页。
[10]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简史》，见《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73页。这次会议特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认为两党“组织关系的正当形式问题”“是下次大会问题”：这显现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曾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过；它批评“有些同志认为”应当退出，又表明了这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意见。（见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槁》第1编第222，223页。）
[11]同注[9]107页。
[12]见《彭述之选集》第三卷第64页。
[13]见彭述之：《对巴布洛主义的检讨》。
[14]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可见于《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3卷的有关文
[15]见《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三卷各访问记。
原载《十月评论》84期，1983年12月出版 |
我所知道的彭述之（陆人，1983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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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彭述之
陆人1983年12月6日
大约在一九四一年左右，我开始了对彭述之其人其事的注意。往后数年，对他们夫妇以及他们一些朋友的听闻逐渐增加。一九四一至四五年，他们处于艰险、贫困和孤立的生活之中，当时托派的组织很微弱，曾因领导工厂工人罢工，遭受敌伪的严重破坏。他们往往是仅以毫发之差幸免于被捕。同时，由于贫穷与孤立之故，有时要一家人相拥而取暖，以稀粥水止儿饥的。虽然如此，他们仍然不辞艰险地印发小砑子和传单，教育贫苦人民和劳动阶级。对于组织前进份子，和接触工人的工作，从未因遭受打击而稍懈。
一九四六年，彭述之亲自主持青少年知识份子和工人的座谈会，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时事，讨论与青年男女有关的一般问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人在后来的群众运动中都有新表现，为托派的组织带来了新血。公开的刊物有《求真》和《青年与妇女》等杂志，分别在知识份子和一般青少年先进份子之间散播马克思主义一一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有颇大的效果。当时的托派组织在上海颇有发展，在群众中有良好的反应，从上海到全国各地，托派的组织纷纷重建成功。倘非后来局势的发展有出人意表的变化的话，跟随着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托派组织的发展是未可限量的。彭述之的事业史迹可能不同于今曰。
彭述之在托派份子之间进行思想路线的政治斗争，反对“抗战变质论者”，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了整个辈代的革命者。在一九四八年，彰述之终于在他的革命事业中做成了一件大事，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经过修改后，由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中国革命共产党”（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正式成立；除此之外，并为年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份子建立了全国规模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迅速。
国民党政权的崩解势如破竹，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已经十分明显，彭述之夫妇等被迫流亡海外，他在海外亲身参与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在第四国际内部进行了一连串反对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致力于第四国际的统一和复兴；同时，对于中国国内所发生的毎一件大事，都有公开的评论和主张发表，直至死前，他仍然不肯遵从医生的劝告而放下革命事业，稍作休息。
彭述之把他毕生的精力贡献于中国工农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业，至死方休。
彭述之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计，从不费心去打算，对人对事皆十分严谨认真，不会讨好人，对思想和理论则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肯退让。他口语发音有浓重的湖南乡音，不容易听，但是讲解有条理，内容充实，立论明确，听了他的论说之后，总觉他提出的结论十分合乎逻辑和有理。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觉得他充满自信而坚定，很有说服力，却并不自赞自夸。读他的文章也是一件乐事，因为，他的文章有如一棵树，虽然枝叶茂盛，但是从根到叶却线路分明，清新通畅，文章的主旨明确可知，讲解清楚而周到。
由于他经常坚持原则，所以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有些人觉得和他相处，他有咄咄逼人和与人格格不入之感，其实，这正是他那高尚的品格之所在，真该是值得推崇的地方。
在政治立场上，他坚持工人阶级是革命动力的原则，本来是十分正确的，可惜由于对实际事态的发展未曾深入体验和掌握住具体的情况，未能及早修改对国共内战的策略，对共产党军队的发展和胜利条件未能及时做出正确的估计，使托派份子之间造成一度的忙乱。后来他去到国外，从国际水平去理解了许多新的事物，得以冷静考虑往日的主张，修改了他的意见，作出了声明和交代，充分表现了一个负责任的革命家的风范。
彭述之终于离开人世，放下了他六十多年的革命事业了。无论别人怎样去褒贬他，对于他那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身立志不渝、置个人和家庭生计于无视的伟大的革命家的精神和不懈的努力，以及他的成就，却不能不给以敬礼。
原载《十月评论》84期，1983年12月出版 |
敬悼无产阶级革命家彭述之（1895—1983）（《十月评论》同人，1983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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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悼无产阶级革命家彭述之（1895—1983）
《十月评论》同人1983年11月29日
我们十分沉痛地获悉：毕生致力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革命家彭述之，不幸于11月28日在美国病逝，终年89岁。
彭氏于1920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第四届中央执委，兼中央宣传部长及中共机关刊物《向导》主编；以及第五届中央委员。后因政治主张不同于中共当时领导层，被开除党籍；转而与陈独秀等人组织“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该组织后定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成为第四国际中国支部，1948年4月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彭氏长期为主要领导人。从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担任弟四国际执委，全力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泎。八十年代起，因高龄关系，转任第四国际领导层顾问，并从事撰述回忆录等工作。
彭氏从事革命运动六十多年，历尽艰难困苦，既饱遭资产阶级政府压迫打击，又备受政敌所污蔑迫害。而彭氏坚持所信所觉，顽强斗争，充分显现出一位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亊业的伟大战士气质。这种优秀气质，源自他的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对人类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前景的乐观主义。
彭氏的逝世是革命运动的重大损失。本刊同人，在此深表哀悼。关于彭氏的生平事迹，本刊将于下期以专号刊出。
原载《十月评论》83期，1983年11月出版 |
为什么要纪念彭述之？（梁嘉，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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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纪念彭述之？
梁嘉1983年
没有陈独秀，相信中国一样会有共产党；没有彭述之，相信中国也一样会有托洛茨基运动；但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便不能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不认识托洛茨基主义便无法明白中国共产党今日的演变和异化。
世人都知道：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他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25-27年），但彭述之今天已经不为很多人知道：他不但和陈独秀一起领导了那次革命，也一起在革命失败后汲收了教训，反对莫斯科斯大林的“指令”，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纲领路线，并为这个纲领路线自始至终地奋斗到今时今日。
陈独秀在中国历史上光芒的功绩和地位，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他从革命的民主主义一直走到共产主义。可惜在革命的退潮中，经受了重重的打击和迫害，早于四十一年前，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以后，在异常孤立的环境中，他最后竟迷失了方向，思想上表现出了大倒退！
彭述之却由于他无比坚强的意志和气魄，经受着更大更多的严重打击和迫害，他居然活到八十九岁。他不但渡过了最黑暗的岁月，而且看到了新的革命的兴起；眼见一座座冰山——日本军国主义、蒋介石政权的崩倒，也预见了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破产。
彭氏又有机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清算自己内部的派系和暴露了当年由康生一手泡制、毛泽东出意发动而加在托派头上的诬陷和污蔑；看到他们把大量的冤假错案推翻。
最后，也更重要的是彭氏还看到从天安门这个历史事件，和它所表现出来的深远的意义；它反映了十亿人民的心意，为推翻官僚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吹响号角；往后随之而来遍及全国的新一代的民主运动，参加者中绝大多数都是捍卫着马克思主义，许多人也自觉不自觉的走近了托洛茨基主义思想。
如果联系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时代的关系，不管功过如何，人们习惯把它冠上一个代表人物的名字。犹之乎康有为、梁启超之于“戊戌政变”、孙中山之于“辛亥革命”、陈独秀之于“第二次大革命”（1925-27年），和毛泽东之于“第三次革命”（1949年）。彭述之几十年来，却不大为社会普遍认识，可是，并不简单地由于他实际领导过上次的革命、或他对中国最近半世纪来的重大事件都发表过意见。而重要的是这五十多年来，他实在一直都在按捺中国事变的脉膊，一直代表着独立的马列主义的革命政纲和路线，并为这个政纲和路线不懈地策划与组织着一个运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而且坚信这屡受历史考验过来的政纲，一定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彭述之便和中国这段历史建下不能分解的关系。
只有那些最庸俗的“成王败寇”思想的人，才会曲解一个人对历史所能引起的实在价值；只有那些“个人崇拜”或事后孔明的“先知”们，才去要求一个全能的偶像，我们重视的是历史的规律和历史的真实。’
在伟大的历史洪流中，不是人人都能够游登彼岸的，为了中国脱离落后与穷困、为了亿万中国工人与农民获得真正的解放，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先后涌现过无数的精英。除了那些早已牺牲在国民党、日帝汪派和毛泽东监狱里的烈士，和少数软骨的变节者外，不少人都或多或少的作过了一定程度的贡献。但自始至终，孜孜不倦，而且能够通过这整段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关头，坚稳地执行着革命的原则路线、勇毅地推动着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的，彭述之应该是第一人。
彭述之说过世界上从来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他一向表示自己对马列主义谈不上什么新的发展，但从其毕生的奋斗生涯中，结合着中国近数十年每一重大政治斗争的实践，人们应该承认：是彭述之更为坚定的保卫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他更为坚定的保卫了列宁的原则和传统；没有彭氏的阐释和运用，我们还不易接受俄国的“十月教训”；没有彭氏的教导，我们也不易体会到“不断革命”这理论的真谛，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长成也将要走出更悠长的道路。
今天，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一样无法阻挡。彭述之与世长辞了，为了中国和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这一艰苦的伟业，他的确已经绞尽了最后一滴心血，用尽了最后一次呼吸的。虽然今天彭述之同样也寂寂的去了，但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的他，眼见着他多年来在中国和国际教育出来新的一代，耳听着遍及中国大地和海外的革命响应，他无疑应该是含笑而去的。正在继续出版的《彭述之选集》，和他留下的许多著作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已经成为后人研究这整段历史的重要文献，也将为中国今后的革命进程提供了正确的方向。
原载《十月评论》84期，1983年12月出版 |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已故的彭述之陈碧兰夫妻长眠于流亡地（日本《读卖新闻》晚刊版上登载，1998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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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已故的彭述之陈碧兰夫妻长眠于流亡地
1998年4月21日
日本《读卖新闻》晚刊版上登载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而活跃的革命家——已故的彭述之、陈碧兰夫妻——之墓终于在其逝世十五年之后于蒙那帕斯墓园建成，其骨灰被安置于内。与死者有关系的亲人等感慨：之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一九二○年代党飘摇不定的那个时代来的就是巴黎，而作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被迫亡命的彭氏夫妻的墓居然也建在这里。
彭述之在比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家更早的时候，就在党中央内占有一席之地了。1924年，他作为主编在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论文《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指导者？》，并以此立刻获得瞩目，自1925至1927年担任党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与陈独秀等人共同领导了中国革命。
但是，因为他完全倾向于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论，1929年他作为托派与陈独秀共同被中共开除党籍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得不过起了亡命他乡（主要是欧洲的巴黎等地）、专门写作的生活，最后在1983年死于流亡地美国。
他的妻子陈碧兰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被人所知，同时她也是她丈夫最大的理解者，但她也于1987年在香港去世。
一直在巴黎作中国研究的彭夫妻的亲女儿程映湘，与其丈夫、法国著名的中国研究者克劳德等亲朋好友约40人参加了在三月下旬举行的葬礼。此外，与他们有深交并将彭氏著作翻译为日语的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中嶋岭雄也从东京赶来。
蒙那帕斯墓园中长眠着沙特、西蒙.波伏娃、波特莱尔、贝克特等哲学家、诗人、作家，还有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出名的屈里弗斯、作曲家卡米尔•圣-桑等许多著名人物。
克劳德静静地说：“我们一直保存着（彭氏）的骨灰。如果可能的话本想在中国埋葬，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允许。”他还说自从94年决定将他们共葬之后，行政手续一直没办好，所以一直拖到现在。
与生前的彭氏数次会面过的中嶋校长说：“许多中国革命的领导者都在巴黎留学过，而彭氏自己也终于被葬在他长时间流亡生活过的这个地方，我觉得这其中真的很有联系啊。他比起革命家，更像是柔性的自由主义的学者式人物，因此让人觉得他无法在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获胜。虽然他未及见到一直期待的东欧的民主化，但是从某种程度上世界正在向他所设想过的那个方向发展着，不是吗？”
（巴黎中井康明） |
《十月评论》资料室：彭述之年谱1940-194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彭述之彭述之年谱《十月评论》资料室1895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1903年入乡间私塾，接受传统的教育。1912年进入长沙邵阳中学。1914年转入邵阳宝庆五县中学。1915年在校组织学生会，进行反袁世凯与日签订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到邵阳县西部农村从事爱国宣传活动。1917年任邵阳县高级小学老师1919年受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洗礼，辞去教职，赴北京入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一）参加中共和领导革命时期（1920年—1928年）1920年9月，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0月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192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赴莫斯科学习。最初数月，在西伯利亚与红军一起工作。8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此期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2年1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远东劳动者大会。1923年以苏联共产党员资格，参加莫斯科市大会，目击斯大林与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的斗争。1924年6、7月间，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8月归国，在上海为党机关报《向导》周报撰文，以中共上海党委身份活动。9月，向中共中央建议拒绝孙中山提出的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审查的要求；同时，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使它专责计划及领导全国工运。并任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11月，在《向导》发表《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结论指出：“‘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12月，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结论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1925年1月，在中共第四次全国代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及《向导》主编。9月，在《向导》著文（题为《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12月，与从苏联返国的陈碧兰结婚（她在1922年加入中共）。1926年1月，赴北京与鲍罗廷、李大钊等讨论北伐问题。蒋介石3月20日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独立的力量对抗蒋介石，特派彭氏代表中央到广东与鲍罗廷商讨具体对抗计划，因而与后者发生激烈争论。6月返上海，在中共扩大会议上，同陈独秀等人一起，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提出共产党独自领导工农的方针。11月，代表中共中央到武汉召开湖南、湖北活动分子大会，1927年1月，在《向导》上发表《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一文，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永续革命’“[后译“不断革命”—编者]的意义，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3月，在《向导》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指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主张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治”，“对一切反动势力实行专政”。3月，接着与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赵斯年等人共同领导上海工人武装暴动。并在四•一二政变前夕赴武汉，与党中央的领导者鲍罗廷等讨论上海革命政权的建设问题。在中共五大上，再当选为中央委员。被派到北方，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由于抵制了瞿秋白、蔡和森的党中央命令，拒绝在北京、天津举行暴动，而提议采取防卫政策，由此避免了平津大批党员、工人的流血牺牲。彭氏即被解除职务，从此离开中共领导层。1928年拒绝接受瞿秋白的领导，自行以翻译维持生活，思索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年中，更拒绝接受斯大林—布哈林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二）推动和领导中国托派运动时期（1929年—1949年）1929年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两文，认为意见正确，完全接受，决意在中共内部为导入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立场而斗争；要求党中央就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当前的政策，由全党党员讨论，并要求提供托洛茨基的文件给党员作讨论参考。陈独秀等人也同意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一同着手组织党内的左派反对派。12月10日被开除党籍。其后，公开进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出版刊物《无产者》，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1931年5月，四个托派组织达成统一，成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出版《热潮》周刊，鼓吹抗日。受左派出版社委托，编辑《动力》杂志。1932年10月15日，与陈独秀等10多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蔡元培、宋庆龄等名人要求加以公开审讯；彭、陈同被判8年徒刑，监禁于南京模范监狱。监狱成了“研究室”，研阅各种书籍及写作。1933年亲弟兼同志的彭道之，在南京狱中病逝。1934年在苏联问题、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上，同陈独秀发生严重歧见。1937年日帝侵华战争爆发，南京监狱被毁，得以提前获释。1938年上海租界的中共报刊，散布彭述之为日帝收买而成为汉奸的谣言，引起广泛抗议。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召集紧急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支持国民党武装抗日，而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政策；选出临时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机关报《斗争》。9月，第四国际正式成立，彭述之成为它的中国支部的书记。1939年彭氏等在上海继续出版《动向》杂志。同时出版《莫斯科审判案》、以及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中译本。1941年7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述之起草的决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王凡西等的极左教派主义。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始在日帝统治下作地下活动。1942年上海托派同志领导工厂罢工，多人被捕，彭氏在千钧一发间逃过日伪搜捕。1943年改名换姓，在上海两所大学担任教授。1946年5月，新理论刊物《求实》月刊在上海出版，彭氏任主编。同时，为由陈碧兰主编的《青年与妇女》（后改名《新声》月刊撰文。1947年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内部的论文集《保卫马克思主义》（共四卷）出版，其中收入了彭氏的重要论著。1948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彭氏起草的党纲，改名为“中国革命共产党”。是年末，党政治局由上海转移，被迫离开中国大陆。1949年秋天，在上海和温州，有数十个托派分子被中共逮捕，有的甚至被处决。检讨中共胜利的原因和教训。（三）推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期（1950年—1983年）1950年广西省桂林、南宁和广东省中山县，有一批托派同志又被拘捕，其中数人被枪杀。1月流亡越南，再转到欧洲。1951年11月，参加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作《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被选为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书记局的成员。1952年由上年12月下旬至52年1月上旬，中共对托派分子进行全国性的大逮捕；甚至连同情者及托派分子的家属亦受株连，为数超过500人。大部分人在被拘禁劳改后获释，部分干部在监禁中受折磨牺牲了，一部分则被监禁，长达二十几年。1953年第四国际内部对一些理论、政策问题产生对立歧见，终至分裂。彭氏离开巴布洛为首的多数派领导层，参加美国坎农为首的少数派，为新组成的“国际委员会”领导成员之一。1955年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袖及英国社会主义工人联盟领袖希利等，在信件中讨论国际重新统一问题，并开始为此统一而努力。1959年撰写长文批评中共人民公社的错误政策，并对支持人民公社政策的个别托派及其论据详加批驳。1960年著文论述中共及其政权的性质，详析中国存在着特权官僚层，阐明政治革命的必需性。1962年多年来致力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统一工作，与反对统一的英国希利派等进行长时间的争论。1963年6月，经过与坎农等领导人的长久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第四国际的统一。1966年由8月起，针对“文化大革命”问题，发表了一连串的政见主张。1973年由巴黎移居美国。1976年接受一连串的访问，对天安门事件的重大意义、中共的党争和毛泽东一生的评价等问题，发表意见。1979年在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被推选为第四国际领导层顾问。1980年彭氏对从“北京之春”起的民主运动作高度支持和评价，为访问者作了总结，指出“将来是属于异议者[即民运战士—编者]的，他们代表了今日中国的新一代”。由伊文思编、美国摩纳出版社出版的《彭述之选集》英文版（原书名为《当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嶋岭雄编译的《彭述之选集》日文版（原书名《消失了的中国革命》）相继出版。1981年因长期阅读用眼过度，视力严重衰退；进医院施眼部手术后，略有好转。12月，心脏病猝发，一度濒于极危险状态；经医院抢救，历数月始大致复原。1982年9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三卷，由香港十月书屋出版。1983年3月，法文版《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计划出版3卷）出版，书名《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6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由十月书屋出版。大半年间，心脏发生过几次冲击。11月28日终告不治，终年89岁。﹝增补﹞1984年7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二卷，由香港十月书屋出版。2011年2月，《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由香港十月书屋出版。 |
苏兆征同志传（一九二九年）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6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苏兆征同志传（一九二九年）一早年生活兆征同志，一八八五年生于广东之香山县。家为贫农，幼年便到海洋轮船中工作，先后作了二十多年，足迹走遍许多国家，为一有名的老海员。在二十多年被惨酷剥削的苦状中，自然容易锻炼阶级的极端坚强的革命意识。他作工二十多年中，亦有失业的时候，当他失业回到农村时，见农村中地主豪绅高利贷者对于农民之剥削与压迫，往往抱不平，鼓动农民从事反抗，后来有一次竟因此而被政府拘捕，入狱年余。二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中国海员中感受痛苦最大者有三：第一是工资薄。海员平均的工资大概在二十元上下，光是单身尚难为生，如有家属更困苦颠连了。第二是“洗马沙”制度即包工制。海员找工必须贿赂“洗马沙”数十元或数百元不等，上船作工后，每月工资须以十分之几报效“洗马沙”，因为轮船公司是与“洗马沙”约定，不如此则找不到工作。既得工作如不报效，“洗马沙”随时可以向轮船公司撤换海员。第三是民族间的不平等。白色海员与有色海员做同样工作，但不能得同样工资。他们的工资比例，普通是十与二之比，至于其他的待遇更是悬殊。兆征同志身为二十多年的海员，感受此种痛苦特甚，同时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影响，更坚强了他斗争的信念与决心。所以于一九二○年——二一年，他便纠合海员中的觉悟分子，如林伟民等，在海员中从事宣传与组织，不到数月，成效大著，海员工会虽经过许多困难，然终于一九二一年三月得以成立，定名为“中华海员工人联合会”。海员工会成立后，便向轮船公司提出改良生活条件，一连提出三次，资方均不答应，海员工会乃声言如二十四小时内不答复，便罢工。资本家方面以为海员无力量，漠然视之；谁知果然不到二十四小时，凡到香港的轮船都罢工了。这就是一九二二年春赫赫有名的海员罢工。此时海员工会会长虽为陈炳生，但兆征同志是此次罢工最得力的中心人物，他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后陈炳生因犯私人刑事去职，兆征同志便代理会长。罢工实现了，香港帝国主义政府马上派华民政务司到海员工会带半欺骗半威吓的劝告。华民政务司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兆征同志由群众中挺身而出高声答道：“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我们饿肚子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政府不必担心。”兆征说完以后，群众和声如雷，华民政务司不得已毫无意思的只好请群众让路给他出去。罢工的势力愈扩愈大了，到港一条船便罢一条。后来运输工人（如起落载、煤炭、海陆理货等）都同情罢工了，再后全香港工人都同情罢工了，香港政府不得已有让步的意思，首先就利用中国轮船公司商人向海员谋和，中国商人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你们罢工我们是同情的。这样好不好？中国轮船先复工，将来外国轮船答应你们什么条件，我们一样照办。”海员代表中，竟有为中国商人这种甜言蜜语所动的。兆征见此危险，起来说：“我们同是中国人，中国商人所说的话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罢工一开始，便请中国商人替我们帮忙，谁知你们先前不理，对香港政府又默然无所表示，今日向我们要求此种特别办法，为罢工全部利益计，这是不可能的。我看中国商人应该发扬中国人的国光，一致逼迫香港政府接受海员的条件，早早解决。”这样才把千钧一发的危机挽救过来。后来香港政府又利用中国绅士邀请海员谈判了。先是罢工开始不久，政府便把海员工会封闭，把工会招牌抢去，并架起大炮对住工会会所。此时海员罢工条件又增加先决条件数条，其中一条，便是恢复原有海员工会，送还工会招牌。所以中国绅士与海员代表谈判便提出两个问题，他们说：“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不是原来称的工会，而应改名，工会招牌不能送还，你们是知道的，这是与政府威信有关，政府不能收了去又送回来。关于增加工资也可以的，但是你们是知道的，各船上的情形是不一样，最好你们先上工，我们大家从长商议，那船该加工资，那船该减，定出一个公平办法来。”海员代表中居然也有少数软化者，软化的原因，一是罢工已久，恐难支持，二是以为真的香港政府为威信所关，可难送回工会招牌，反正只要工会存在，改名亦无关宏旨。当时兆征毅然起来答复绅士说：“工会名称是一个字也不能改，工会招牌必要送还。各船情形虽略有不同，然而工资太薄，不能维持生活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增加工资非马上签字不行，不能待以后从长商议。”因兆征同志这样的坚持，后来结果如何呢？香港帝国主义不能不承认海员条件，（虽然有修改）而且恭恭敬敬的送还招牌。最有趣的而且最有声威的，是罢工胜利之后，海员群众与全香港工人群众二十万人，把香港街市挤的水泄不通，燃着爆竹，一致仰着头，呼着“海员工人万岁”口号，看着工会招牌徐徐的挂上去。兆征同志那时便注意国际联合，所以海员罢工时，广州有苏俄通讯社，兆征每日必到该社请其将罢工消息传布于世界，并请十月革命胜利的苏俄工人予以援助，他又听说法国有个《人道报》是共产党的机关报，所以他又用海员工会名义致电该报，请其将海员罢工的事件传达给全欧无产阶级，予以援助。而兆征同志此时虽还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据他后来说：“我当时到处找共产党，总找不到手。”三加入共产党兆征同志远在辛亥革命以前，即参加推翻清朝帝制运动。一九○八年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一一年革命时，他是广东方面的活动分子。广东海员，加入国民党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广东是国民党多年经营的地方，而且孙中山流亡海外时，因乡谊关系而与粤籍海员接触甚多，曾在海员中组织联义社群益社等团体，以救国相号召，孙中山在南方的军事行动，得此等团体购买军火的助力不少。兆征同志当然是这些团体中之一员。但是他与林伟民等却与此等团体的领袖迥乎不同。我们只举一个事实便可了然了，当国民党得势于广东，在广州组织政府而与北庭对抗，联义社等海员领袖相率依草附木的到政府中钻营官职去了，兆征和伟民不仅鄙视这种钻营，甚至国民党政府知他们是海员中的健将，欲罗致之，予以官职，他们却掉头不顾，一心不离海员工作。一九二二年的海员罢工，并不是国民党发起的，而是兆征、伟民等觉悟分子发起的。罢工以后，国民党曾予以帮助，特别是陈炯明帮助尤多，大概帮助十万元上下。但陈炯明帮助海员，是企图利用海员帮助他倒孙中山的事业，而海员群众因有苏兆征、林伟民等的主持与领导，是不曾上陈炯明这个当的。一九二四年冬，北京发生政变，孙中山北上，号召开国民会议。那时段祺瑞则改国民会议为善后会议，不让真正民众团体参加。共产党的策略是由民众团体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促成会于北京（时在一九二五年春），与段祺瑞对抗。兆征同志便代表广东香港的工人团体出席此会。在北京他正式加入共产党（林伟民同志比兆征早一年加入共产党）。他加入共产党之后，便加入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共产党团，一切行动完全依照党的纪律，执行党的政策，兆征同志曾由全总介绍在北方铁路及大工业区中进行数月工会工作。由北京回广东以后，一九二五年五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开于广州。此大会是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海员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兆征同志在上海已与共产党中央商妥这个大会一切事情，故此次大会以兆征出力独多。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谋广州香港职工运动的统一。兆征同志被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而林伟民同志则被选为委员长。四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省港罢工不久，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此时兆征同志归返香港，未几余亦到港，乃共与杨殷同志等商讨香港罢工之策。香港工会虽有百余，但不是黄色工会，便是行会工会；海员工会会长是一极右倾分子。兆征同志此时还只是一司理（即总务主任），但握有实权。香港的共产党员当时还不满十人，且多属最下层的码头工人，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虽比共产党员多几个，但多为知识分子，以我们的主观力量估计起来，罢工万难实现。然而终不到两星期居然实现罢工。其主要原因，固然革命高潮的逼近，这座火山只须一点导火线，便可爆烈，然而亦因兆征同志平常对于各工会领袖有一种吸引力，故终能使黄色工会与行会工会一致赞成这次最大的罢工。其时，刘杨战争刚平，李森、刘尔崧两同志等领导组织广州之沙面（即帝国主义的租界）工人罢工亦已成熟，故六月十九日两方同时并起。这就是震动全世界的省港罢工。兆征同志当被举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罢工委员会组织与职权，实际上是当时革命的广东政府的最可靠的柱石。有隔日一开的八百余人之代表大会，有封锁香港的二千余人之纠察队，有法庭，有监狱，有法制局以惩处汉奸，有公共饭堂，有公共宿舍，有学校以供给工友学习，有检验货物处，有仇货拍卖处，有船支放行领证处（凡中外轮船来广州者皆须向罢工委员会呈报，须领得证书方可放行），有骑船队，（不拘中外轮船皆派罢工工人骑船监视，不准驶到香港）以封锁香港和检查仇货，在这样的庞大的组织中，百务丛错，真是一日万几。然而，兆征同志却处之裕如，以至于将近两年而不少懈，这可见兆征领导群众的艺术和解决问题的才能了。在此时间，海员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兆征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组织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又被举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六年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于广州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同志便成为全国工人一致拥戴的领袖了。五代表共产党加入武汉国民政府省港罢工不仅给香港帝国主义经济上一大打击，而且新成立的广东国民政府依赖这个罢工势力，剿平内部的反贼，统一了广东政权，抵制了外力侵略，发展了广东经济，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就在这个条件下能够聚集力量出师北伐。待出师北伐后，赖广东工人、两湖农民以及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官兵之力，连战皆捷，一战而下长沙，再战而克武汉，三战而收南昌，同时武汉与上海的工人革命火焰惊天动地到处轰发起来，上海工人及全体市民三次起义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武汉、九江的工人及市民则用自己的力量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全国人民的斗争也如火如荼的高涨着。但国民党右派以蒋介石为首到南昌后而叛迹愈彰，于是武汉国民党左派而有所谓“护党运动”迁国民政府于武汉，添设农政劳工两部，而以共产党员为此两部部长。兆征同志便代表共产党为劳工部部长，一九二七年春，兆征赴武汉就职。中华全国总工会亦由广东迁于武汉。后蒋介石自立政府于南京，与武汉政府对峙。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投降南京，正式提出“国共分家”，实行反动。兆征同志在武汉时代，曾积极从事拥护工人利益的工作，那时震惊全世界的武汉工人运动，兆征同志是有计划的领导者。他在政治上曾不断的与武汉政府一般无耻的叛徒，作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终为当时党内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政策所误，致未能挽此危局。兆征同志由于自己阶级的意识，不期然而然使他有违反机会主义的行动。当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员示威式的退出国民政府电令到时，陈独秀并未以此电相示，只问兆征“形势如此，你意如何？”兆征则说：“我要将已起草的劳动法提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必不能通过，我便发宣言退出国民政府，领导群众反抗。”由此可见兆征同志意见完全与国际相合。当形势万分危急时，劳工部存款十万余元，兆征尽数发给失业工人救济所，以免被国民党所攫取。最后，在武汉政府叛变时，武汉工人举行的政治总罢工，兆征同志主持之力是很大的。六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兆征参加八七会议，中共中央改组，兆征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先是兆征在同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虽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实际上只是挂名，陈独秀等向来有这样一种观念，认定工人同志都是“政治能力薄弱”。兆征同志从八七会议后，便成为中国党的中心首领之一了。如果兆征在武汉时代便已不期然而然有违反机会主义路线的行动，那末，此时更是反机会主义的急先锋了。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他以党的使命来往沪汉之间，一无所畏，中国党的组织便在这样艰苦的勇敢的工作中维持起来。党内因坚决肃清机会主义而更加巩固了。兆征同志此时除党的工作以外，仍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一九二八年二月还秘密开了一次全总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兆征主张采用工厂委员会的新组织路线，而与反对者怀疑者作了坚决的斗争。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广州公社东方第一个苏维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广州实现了。兆征同志便是这个苏维埃政府的主席。兆征虽未亲自指挥广州起义，但中央指导广州起义的总计划与训令，他是最积极讨论的。因此兆征同志实际上是广州公社的主要指导者之一，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创始者之一。八沿太平洋的职工运动一九一四年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到广东召集太平洋沿岸运输工人会议，兆征是参加的，从此他便与太平洋沿岸职工领袖发生接触。一九二七年赤色职工国际总书记罗佐夫斯基亲身到汉口召集太平洋第一次职工会议，兆征同志是主席团委员之一，并被举为太平洋职工运动秘书处主席。秘书处设于上海。太平洋沿岸职工联合从此开始，苏兆征在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中的影响亦日益加深了。九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开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的，他的价值是在于当大革命失败之后，总结过去几年革命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指示出党的当前主要任务，是在于夺取群众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兆征同志是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曾与右倾的观点和盲动的情绪作了激烈的斗争。兆征同志在此次大会中拥护国际正确路线屹然不稍动摇，言辞十分激切。因此右倾者说他有肝气病，实则兆征同志为了政治主张，故对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言论不稍宽假也。十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与共产国际大会一九二八年春，兆征同志到莫斯科去参加当年四月的第四次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与八月的第六次共产国际大会。他在这两次大会上的贡献都是很多。他参加这两次大会的主席团，并被举为两国际新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苏兆征成了世界革命有力的一员战士了。兆征同志在苏联时，除莫斯科外，曾至列宁格勒和南俄，他到各处都受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参加大的小的工人集会，群众无有不欢喜他的。兆征同志复又被举为农村工会国际的副委员长。最后，兆征同志在莫斯科还参加了苏联全国总工会的第八次大会。他在这次大会上曾做过中国职工运动之报告，不幸这就是他最后的留言。十一工作的风格兆征同志的工作的风格，是每一革命战士之最好的模范。一、勤劳——兆征同志一生都是勤劳，举省港罢工为例，那样长久的岁月，但他没有请过一次假。罢工开始的两三月，从早六时起至夜十二时是无片刻闲暇，而党团必到十二时以后方能开会，往往开到两三点钟甚至到天亮，有些同志便因疲劳东倒西歪呼呼的睡了，而兆征却神采奕奕以终会。省港罢工委员会虽是组织最密，分工办事，但总机关的事物是比任何分机关要繁重得多。兆征是每事必躬亲处理，往往人家都散完了，而他还在荧荧电灯之下办公。同时兆征对外的麻烦亦不减于对内，与政府接头，与各社会团体接头，参加群众大会以及各种会议，而且他的秉性是不大喜欢请人代表的，特别是到群众大会，兆征自己的勤劳是如此，因而他最厌恶的是人家的怠工，他很锐敏而正确的感觉到这怠工态度，可给革命以绝大损失，所以他对怠工者总是不稍假借。二、守纪律——兆征原先是国民党员，而且他未加入共产党以前，在社会上便已有很大的名望，照常理推测，这种人是不惯于守共产党铁的纪律的；但兆征同志却完全不然，他加入共产党的第一天，便过党团的生活，完全依照党的政策去活动。在国民会议预备会中，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就是多年的老党员还不及他。在省港罢工中，国民政府中，以及在一切活动中，都无不如此。三、廉洁——我们要知道在幼稚的中国工人群众中，他们最注意领袖的行动，往往不是政治而是经济关系，就是看你俭约否，扒钱否，许多富有才能的领袖在这一点上“翻筋斗”。兆征一生都身兼财政，在海员工会中，在省港罢工中，以至于后来在共产党的中央中，都是如此。在海员工会他管财政，每月必开会报告帐目一次，收据一总拿来听凭到会者查阅；并将帐目在会刊上按月登载。在省港罢工时，两日向代表大会报告帐目一次，又发行帐目专刊，送各工会审阅。省港罢工委员会每日出进动辄数万元，有时甚至数十万元，若不如此，何以能招大信。那时何来同志（亦一老海员，广州苏维埃时被选为财政委员）为会计，兆征得他的帮助不少。所以帝国主义及反动派不断的造谣说：“苏兆征肥了”，可是群众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四、谦逊——兆征同志是一个百万群众所拥戴的领袖，毫无领袖派头，凡是接触过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承认的。五、坚定——兆征为人虽和气谦逊，但一到政治问题，他便有坚定的主张，以非常强悍的态度而与人斗争。六、天才——兆征富于组织的天才，他早年识字不多，但到省港罢工时便能执笔为文。中国党八七会议的职工运动决议案便是他起草的。此外对各种会议起草的文件很多。离莫斯科之前，曾著《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记》。这就是兆征同志工作的风格，这就是兆征同志为什么能够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仰的根源。十二疾病与死亡兆征同志身体本来强健，但因办事认真，操劳过度，而营养又不足，逐渐羸弱下去。其病源由来已久，但他并不休息，以致所病日益潜滋暗长。一九二八年在国内外一连参加中国共产党、赤色职工国际、共产国际几个大会，劳苦尤甚，所以共产国际大会刚刚闭幕而他患盲肠炎几乎至死。幸此次入医院不久即告痊愈，但身体过于羸弱，医生主张先行赴南俄休养，候身体复原后，再割肠以绝祸根。俟南俄归来，兆征精神不如平日，医生则云盲肠可以不割，只须好好的休养。后因革命斗争发展，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力疾回国。因风尘劳顿，在途中不免感冒风寒，到上海便血病复发，竟以至死，享年四十三岁，家中尚遗有妻子及一子一女。十三苏兆征在东方革命中的位置兆征同志是由不断斗争中，由群众运动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是海员的领袖，他是香港与广东劳动群众的领袖，他是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袖，他是太平洋沿岸职工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好领袖之一，他是赤色职工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由工人出身而成为这样伟大的领袖，在东方还只有兆征同志一个。广州公社所涌现的苏维埃，是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一个出现的苏维埃，而兆征则是东方第一个苏维埃的领袖，他已经成为东方一切劳动群众解放运动的酵母。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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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六年之广州工潮（一九二七年）一、为什么发生工潮？二、劳资的纠纷三、工会的纠纷四、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五、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六、一年来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七、怎样解决工潮？八、工人阶级应有的认识与努力一、为什么发生工潮？第二次潮流大家都知道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由地上生出来的，就是说绝不是凭空而来的，一定有他发生的历史与背景。现在我们就要问：广州为什么发生工潮呢？首先从历史上说起。广州发生工潮现在并非第一次，而是第二次了。在民九民十年间孙先生做非常总统的时候，曾发生一次很汹涌的工潮，差不多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都做过一次改良生活运动，那算是第一次。到现在已有五年之久了，发生第二次工潮，并不算奇怪。不过前次工潮与这次工潮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那时有组织的工人还少，因之，要求加薪的究竟未曾十分普遍；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多了，要求加薪的自然也比较普遍了。第二、那时雇主应付工潮力量很薄弱，手段也很幼稚，不象现在雇主应付这样高明，手段这样老辣。所以这次工潮比较前次工潮更为剧烈。总之，现在广州工潮并不是破天荒第一次，乃是第二次潮流。既然明白了这点，我们再说广州工潮的背景。改良生活运动广州工潮性质是什么？一句话说完，广州工潮只是改良生活运动；用术语说，只是经济斗争。广州历年的物价继续增涨不已，我们把农工厅的物价指数表写在下面：年份物价指数年份物价指数元年九九·四九年一三五·四二年一○○·○十年一四四·八三年一○三·六十一年一五三·四四年一一二·一十二年一六一·○五年一一九·四十三年一七五·六六年一二四·七十四年一九○·八七年一三三·四十五年一九○·一八年一三六·四上表的计算，以民国二年为标准，等于一○○，十五年的指数乃九个月的平均数。从上表看来，十五年物价，高过民国二年百分之九十。十元的物价，现需十九元了。民国二年维持家庭的消费，用一百元，现需一百九十元了。物价几乎增高一倍。关于工资，农工厅尚无公布。我把一个经济学家制定的统计表写在下面：下表以三十八个工会的工值为标准，虽然不能概括全体，至少可以表示一部分。从下表看起来，工资增加的仅只九、十两年，其余各年都是降落。虽然十二年至十五年期间，减低工资的事情，发生的次数，每年递减；然而在总平均数计算起来，事实上工资确未增加。大家想想，物价几乎增高一倍，而工资并未增加，在这种状况之下，广州工人怎样能够维持生活呢？卖儿卖女吗？至多一次。借贷吗？乞求无门。试问工人在此时除掉向雇主要求加薪之外，还有何路可走？在从前刘杨政府之下，工人无政治自由，虽想要求加薪，无法可做。去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工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以及罢工之自由，自然起来了。从前的工人好象笼里的鸟，不得自由，一旦将樊笼打破，得到自由，自然向空飞了。不过工人虽然得自由，而生活并未改善。“自由”两个字，饥不能食，寒不能穿，工人不是把自由两个字好好地写在纸上，装在镜框里，挂在壁上，对着它说：“自由呀！你真好！”就心满意足了。他们一想到他们的困苦生活，一定会用这个自由，去做改良自己生活的运动，这是一定的道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一年来工潮特别兴盛的原因。并无政治意味广州工潮只不过是改良生活运动，在香港帝国主义者及反革命派的报纸天天造谣，说工人阶级离开国民党呀！说工人阶级反对国民政府呀！这本是我们敌人分裂革命势力的惯技，不足为怪。不过，可惜的，竟有人受了这个宣传的影响，以为工潮真有政治意味。他们把一些个别的事件，本来绝不相关的事件，如邮差罢工，广九路罢工，兵工厂复工，汽车停工，银行店员罢工，都牵连在一起，指为工潮有政治意味的证据。其实呵，事实并不如此。现在我们把这几桩事件的始末简单说一说，让大家去明白。邮差罢工——邮差工人在省港罢工初起的时候，便向邮务管理局提出加薪条件，准备罢工。那时沙基惨案刚发生，国民政府刚成立，内外交通断绝，省港罢工委员会劝他们稍迟一点，工人很听劝告，停止罢工。这一退让，差不多一年之久。至去年邮差全省代表大会，忍无可忍，于是重提条件，冀邮局接受，而邮局在帝国主义掌握之中，故意不予接受，并且不愿磋商，并且大贴其布告以开除工人领袖为恫吓。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罢工还有什么方法呢？不过那时刚在出师北伐之后，于是有人说：“大军北伐，宣传重要，你们为什么罢工，真是不明大义”！这实在是误会了。如果邮差工人在前没有提出罢工之议，到北伐之后才提出，我们可以骂他们不明大义。但是他们一年前已提出，一年后才罢工，这有什么可疑，所以邮差罢工完全是要求加薪改良生活运动。并且邮差罢工，条件至今尚未得到，听政府的劝告与处置，先行复工。那有什么政治意味？广九路罢工——广九路罢工只有一日。罢工后，有人说：“工人反革命”。以参加刘杨战争最出力的工人，而骂他们反革命，出言已太不谨慎，殊为可惜。我们可以不说他了。我们要看广九路为什么罢工？其原因是因为路局局长不履行从前订立的条约。工人三番五次，请求路局履行条约，局长置之不理；上呈建设厅，建设厅又置之不理。不但如此，局长并无故将工人高桥开除，以激怒工人，所以于无可奈何中罢工一日。这不是工人好事，这是局长激之使成，其罢工责任，应由局长担负。工人还为了巩固北伐后方，军车照常开行。那有政治意味？兵工厂复工——我们首先要明白兵工厂事件，并不是工人罢工，乃是工厂自己关门。其理由是说：兵工厂生产减低了，要加以整顿，提高生产。工人并不反对整顿，听工厂关门。但是，兵工厂关门二十多天，并无整顿办法公布，把一千七百余工人丢在厂外受饥饿。其实兵工厂生产减低，其原因并不能全归罪于工人之懒惰，而机器之旧窳，原料之缺乏，管理之不周，尤为重要原因；事后均已大白。工人方面并且听着一个可惊的消息，就是厂中到上海、宁波招收工人，替代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广州全体工人自然要起来援助兵工厂工人复工。这不过要求恢复工作而已，并未反对整顿计划。那有政治意味？汽车停工——汽车工人为什么停工呢？因为汽车工友被担架队副官毒打重伤，汽车工会与该管机关再三交涉均无圆满答复，这时工人觉得在国民政府之下，生命不能得到保障，大家停工开大会向政府请愿。极而言之，只不过反对不法军官。那有政治意味？银行店员罢工——银行罢工，与社会金融有极大关系，有人以为这是反对政府之表征。但是，我们要知道几个月以前，银行店员便已向东家提出加薪条件，银行东家却欺骗工人说：“加薪是可以的，但不可公开出去，恐怕影响营业，我们秘密磋商好了。”店员信以为真。可是过几个月后，毫无影响。店员才知受骗，上了东家的当，于是出于罢工，并且店员还为东家着想，要罢立刻就罢，如果稍为迟延数日，银行一定发生挤兑，东家损失更大。银行店员罢工完全是为加薪问题，后来经农工厅调处，店员还以极大的让步，好好地解决了。那有政治意味？这五桩事件说明白了，我们可以得一结论，工人不过要求生活之改善，职业之保障，生命之安全；总而言之，只是改良生活运动，并无政治意味。如果说是有政治意味，倒不是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而是拥护国民党及其政府。工人阶级对于党和政府之对内对外一切革命政策及行动无不首先赞助，竭力参加，其事彰彰在人耳目，可以无劳我们举例了。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工潮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在物价昂贵生活恐慌之状态中所必然发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不仅我们贵省有，而是全世界各国全国各地所常有。即就去年而论，世界各国工潮不说，就是我们贵国的上海，一年之间，罢工多至七百余次，可说比广州厉害数倍。俗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是无可如何的事”，那末，同一理由，工人要吃饭，又何尝不是无可如何的事。工人工资不够吃饭了，在上海那样受帝国主义与军阀重重包围与压迫之下，他们尚且从弹雨枪林中不畏艰难不怕牺牲而去为他们改良生活条件而奋斗，更何况在民主政府之广州，工人罢工权是被党的决议案及政府的法令所承认的，即是说合法的，他们那有不要求改良生活之理？我们对于上海工人改良生活运动却寄予不少的同情，而对于广州工人改良生活运动则大惊小怪，这不是一种变态的心理是什么？总之，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我们须得很小心的在根据真确的事实，谋适当的解决，决不是猜疑厌恶的态度和鲁莽灭裂的方法所能奏效的。二、劳资的纠纷工资问题广州劳资纠纷问题，实在被人误解，非难，甚至掊击得不少了。然而按诸事实是怎样呢？我们把劳资纠纷中几个重要的问题，公开来简明的说一说。首先说到工资问题。广州工人的工资，除掉公用事业和交通事业两部分极少数的工人（占全广州市工人百分之八·五）生活比较可以过得去之外，其余绝大多数的工人（占全广州市工人百分之九一·五）工资是很微薄的：做长工的多者每月在十五元上下，少者五元亦有，平均计算，每人每月约为十元。说到女工更可怜了，每月工资平均约为七元，她们几全做散工，或论件给值。说到童工尤其可怜了，许多是做工不给工资，即给工资每月也不过二三元，平均每日多给半毫，每月共得一元五毫。此种仅得的工资，犹复时受种种无理的克扣。大家看看，广州工人工资是何等微薄！工潮起来之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有的要求增加二三成，有的要求四五成，最高者六成（印务工人算是例外，有其特别原因，请参看《人民周刊》二十五期《广州印务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我们拿长工工资的平均数十元做一个标准，加三则为十三元，加六也不过十六元而已，何况加六乃绝对少数。试问增加区区工资是否可够生活呢？我们看下面两个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便可以知道了。单身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附释：一、饭食——指到饭店包饭，或零吃，单身工人自然无力起火。二、衣履——每年大概三套，单衣二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帽一顶，鞋三双，约十元，平均每月八毫。三、烟仔——工人恐怕不敢吸纸烟，此指熟烟，每月只定三先。四、饮茶——固为广州工人特别嗜好，然工人每日只吃两顿，辛苦之余，饮茶以舒其困，实为必要，每日只得十二先。六口之家工人最低生活费用表：附释：一、米——本人每餐十两，每日共二○两；父母妻每餐每人七两，每日共四十二两；子女每餐每人四两，每日共十六两；六口每日共四斤十四两，每月照伸，共需米一百四十六斤四两。米价一元买十斤，故得十四元六毫。二、菜——每餐只得一毫半。三、理发——本人及父亲儿子三人。四、烟仔——本人及父亲吸。五、饮茶——仍然只计本人一人。以上面两个表看起来，单身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需得十三元八毫，六口之家工人每月最低生活费用需得四十七元六毫，照广州工人现在所得工资，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养活自己个人已是十分勉强（如果一旦不幸发生疾病，那就只有死路一条），自然再不要希望讨老婆，养父母，育儿女。据省政府委员甘乃光先生在商民代表大会报告：“现时生活程度，已高至百分之九十，工人的加薪，则约加至百分之七十，有少数工人已加多过物价指数，但如人力车伕之工值，则又减少百分之四十。大约大部分计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适合生活的标准者”。他是政府负责人员，当然不会随嘴乱说。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广州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过份了没有？工作时间问题再说到工作时间问题。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工人决议案，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最近中央及省区联席会议关于工人决议案，规定工人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以六日计算，则每日工作九小时）。国民党决议案如此，我们来看看广州工人工作时间是怎样？广州工人工作时间除了小部分交通工人及工厂工人算是有了时间规定以外，其他工人并未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亦并未实行九小时工作制，政府也并未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店员工作时间多系十三小时至十六小时。手工业工人则自天明做到夜深，并无休息。至于件工或散工，因工值太低，生活所迫，不得已夜以继日，日以继夜，胼手胝足，毫无休息，那更是劳苦不堪了。现在只举一个例，便可知广州工人悲惨到什么程度，菜栏工人作工日夜相继，只向东家要求每晚发给二毫消夜费，并不敢要求减少工作时间，然而东家竟不接受，一直争持到一月有余，方才解决。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广州工人工作时间如此，国民党决议案如彼，工人过分了没有？征收买卖佣问题征收买卖佣问题是惹起有些人非难的。他们说：“工人已有工资，为什么还要巧立名目，征收什么买卖佣”？他们以为这是工人的苛求。但是我们要知道买卖佣是“古已有之”，并非工潮起后才发生的。考其由来，是雇主用以奖励工人之工作。其名目大概有“入门炮金”“出门店佣”，……等。此种情形，为店员方面所特有。因为店员工薪非常微薄，月仅二三元而至八九元，十三元以上者实属无几。店员因为工薪微薄，全靠这种买卖佣为之弥补。现在雇主方面要求取消买卖佣，将买卖佣并入工资计算。这种办法，在表面上似乎是很公道的。但是，事实并不如此。譬如工人要求加薪，雇主即能答认，但是，旋即将加薪的工人开除，这样，工人加薪岂不是得不偿失吗？如果有了买卖佣，即便将这批工人开除，将来的工人仍然要买卖佣，这可以制止雇主操纵的阴谋。所以买卖佣是工人加薪胜利的保障。由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第一、买卖佣是“古已有之”，是工人在历史上固有的利益；第二、买卖佣是弥补工人微薄工资的一种；第三、买卖佣是保障工人加薪胜利的一个方法。现在举一个例。比方说与买卖佣相类似的所谓“下栏”。什么叫下栏呢？就是酒楼宰杀鸡鸭之脚爪肚肠归工人所有。假使工人生活够用了，试问他们还要这样可怜的东西吗？工人连这样可怜的东西，还不惜用罢工手段与雇主相争，这是多么可惨的一件事！大家根据事实来判断，这是不是工人苛求？征求会员问题征求会员问题又是惹起有些人非难的。他们看见许多工会穿起武装制服，打起什么征求队，什么调查队，或者纠察队的旗帜，招摇过市，到各工厂作坊或商店征求会员，不觉发生恶感，以为“加入工会各人应有自由，为什么纠众强迫”？但是我们要问这种现象为什么发生呢？我们就应该懂得广州有东家组织御用工会之一事实。农工厅是政府机关，他的公文应该要负责任吧。农工厅去年秋间上国民政府呈文叙述办理三十个工会的经过情形，我们摘其声言系东家工会或有东家工会嫌疑的工会与真正工人的工会列表于下：除这公文所叙述以外，据我们所知道的，还有火柴厂东家组织什么“火柴职工俱乐部”，当押按东家组织什么“当押按联德工会”……等等，难以尽述。大家想想，东家组织御用工会以与工人工会对垒，工人如果要保障工会组织与工会行动不至为对方所破坏，是不是要希望所有工人都要组织在一个工会之下，方能免除这个危险？慢说工会征求会员并非强迫，即使是强迫，也是工会一种自卫行动。假使你是一个革命家，就应该予以充分的同情与谅解才是。任免职工问题任免职工为劳资争议中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在雇主方面说：“任免职工，雇主应有绝对自由权，无论何人不得干涉。”在工人方面说：“不行，工会应有保障工友职业权，所以厂店添雇工人一定要由工会介绍，厂店开除工人一定要得工会同意。否则，工人职业便无从保障。”这种工会职业介绍权与开革同意权是很重要的。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所公布之工会条例，已有明文规定。假使工会没有此种权，雇主方面可以随意开除工人，另雇最低工资之新工及童工、女工，或安插御用工会之会员。此种现象，在广州过去事件，已经发生不少，如火柴厂与酱料雇主都是采用这个手段。假使工会没有这个权，工人加入工会，不特不能得到职业保障，反因加入工会而有失业之危险，工人何必加入工会？工会拿来何用？工会将从此完全失其作用而解体了。罢工与封锁为什么罢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省政府书中说得非常明白，说“工人要求手续事前必通知雇主交涉，呈请官厅备案并请求援助解决，苟雇主善意磋商，政府极力维持，则罢工之事可免。因罢工固于雇主之工业或商店有极大影响，而于工人无隔宿粮者，其牺牲亦至巨，本非工人愿为也”。“工潮至今虽近一年，雇主对于工人要求加薪之事，从未有以和平方式与工人磋商者，非至水穷山尽之时，不予接受”。罢工本是工人的一种最后武器，假使所提要求有磋商余地，何用罢工。现在最使社会误解的，恐怕不是罢工，而是封锁。我们现在就要问为什么封锁？简单的答复，这也非工人所愿为，而是店主方面激之使成。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的广州，雇主方面当然不能象在北方上海军阀或帝国主义统治的地方可以利用政治势力或军警势力来压迫工人。他们对付工人的手段怎样呢？列举于下：（一）开除工人，另雇新工人，以搀夺其工作；（二）强迫工人退出工会，以去其保障；（三）先行闭厂停业（如报馆、火柴厂、车衣、菜栏、酱料、金行等皆是工人提出条件尚未罢工时，雇主先行闭厂停业），以绝其生路；（四）组织御用工会，以图箝制（见前）；（五）收买地痞工贼民团，以戕杀工人（如面粉、牙刷、火柴厂皆是）；（六）组织御用纠察队，以打杀工人（如酱料联志行、柴商公会等皆是）；（七）强行开门营业，置工人要求于不顾（几乎全是）。这些手段，有一如此，已可使工人罢工破坏而有余。工人罢工自然希望他们的要求目的能够达到。如要达到要求目的，对于对方破坏罢工的举动，自然会尽其可能设法防御或抵抗。封锁虽明是工人所不愿为，而亦不能不为之，正如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上省政府书中所言：“其情足悯，其意可哀”。至于因罢工而间或有拘人之举，或搬迁货物往工会保留待罢工解决后发还之举，均可由此解释。末了举一个最近的例。粪业工人罢工，有许多人以为关于公共卫生，应该立即解决。农工商学联合出任调停，劝工人先行复工，然后磋商条件，工人方面听劝告立时答认了，但是东家方面则置之不理。东家为什么不理呢？第一，他知道粪业工人比任何工人穷苦，一定不能支持，不久必然内讧，所以他一味去做分裂粪业工人内部团结的宣传与组织。第二，粪业工人拟将粪运卖维以持罢工生活，东家则收买土匪，俟粪船运至乡下时，将工人劫掳或殴杀，使工人无法将粪运出，东家必操胜算。第三，粪业罢工关系公共卫生，延不解决，可引起市民对于工人之深恶痛绝，他却天天向官厅“念穷经”，运动武力强迫开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广州劳资纠纷剧烈的原因，而可以下公开的判断了。三、工会的纠纷说到广州工会的纠纷，在反对者方面，自然是幸灾乐祸，藉此更可以骂得工人狗血淋头；在同情者方面，也不觉摇首蹙额，因而批评工人太不长进。但是，工会为什么纠纷呢？我们须得指出来。行会组织、职业组织与产业组织的冲突广州工会历史可说比北方各地早得一步，然而他的组织却比北方各地都要零乱。一种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叫做行会组织，其特点是互相救济和联业专利，大半是劳资合组。一种是从英国辗转传染过来的（由英国到香港再到广州），叫做职业组织，其特点是按照专门技术组织，大半以“贵族工人”为中坚，谋劳资妥协。再一种是产业组织，是最新式的革命组织，其特点依照生产机关不论熟练工人或非熟练工人，总之赚工钱吃饭的工人都组织在一起，资本家绝对不准加入，高级职员即准加入亦须受极严格之限制，主张阶级利益。大体可以这样分。广州工会很显然的有此三派倾向，于是乎纠纷就起来了。广东总工会，广东机器工会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有许多纠纷事件，就可以用此解释。比方“陈森事件”（其起因之一，是牙擦抿扫工会与东家行善育工会冲突，陈森帮同东家杀死工人。）最近“机器会攻打粤汉广三铁路事件”（其起因之一为新宁铁路总工会与机器会冲突；二为粤汉铁路总工会劝告会员不得加入其他职业工会，）均可以做此项解释的证明。新的生产技术与旧的生产技术的冲突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本是产业界一进步的现象，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不过在这里发生问题了，比方说手工业工厂一旦采用机器，必有工人失业；机器工厂一旦采用电器，亦必有工人失业。工人为争工作，或为争会员，而纠纷遂因之而起。这种例子也很多，如从前油业工会与机器会之纠纷，数月前针织工会与机器会之纠纷，皆是。如目前有一问题，就是汽车加多了，什么加拿大，利民，模范等公司，沿途公共汽车加多几十辆，而手车夫大受其影响，幸而手车夫工会看到此点，极力设法补救，如限制汽车路线及中途搭客之类，假使处理不当，而纠纷竟不难预计。如汕头不过一掌之地，行驶长途汽车，引起手车夫之暴动，便是一证。东家工会与工人工会的冲突广州因为在国民党政府之下，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东家无法利用政治势力即军警势力以破坏工人，所以妙想天开，组织御用工会以抵制工人工会。或简直自己出面组织，或嗾使职员出面组织，或收买工贼及不觉悟分子组织。此项组织之目的，不用说是怎样分裂工人团结，怎样破坏工人行动，所以纠纷就来了，表面上是工会与工会的纠纷，实际上是东家与工人的纠纷，此例太多，简直数不胜数。政治势力的挑拨在从前工人阶级没有力量的时候，一身汗臭的工人们，自然是不值得右派老爷一顾的；后来见得有了力量了，右派觉得这于他们有危险，于是勾结工会中之腐败领袖分裂工人团结。以前如谢英伯、马超俊、吴铁城之流便是如此。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广州开第一次全市代表大会，本来是各大工团共同筹备的，情形非常的好，有联合的可能，然而又为右派所破坏，据说还花了二千元哩。此种怪事，可决其必绵延不绝。封建思想的余毒广东福建两省向来以“械斗”著称。此种风气，本来只在乡村。如不同姓之两村，每年约期械斗一次，双方届时不论男女老幼皆上战场，打胜固然庆贺，打败也不要紧，各人打死各人埋，并不呈报官厅，官吏下乡来亦置之不理；明年再如期打过。近年来，因农民破产，无田可耕，群趋城市寻找工作，于是此种风气也由乡村带到城里来了。城市工作又少，封建积习未除，口角相争以至于械斗，我们往往听到这种呼声：“是好汉，我们在瘦狗岭打一场”！“你如不是衰仔，我们在凤凰岗打一场”！更何况有反动派挑拨哩。手车夫去年大打数天，广州市面骚然，就是手车夫中有地方主义，有什么广州帮，海丰帮，于是反动派得挑拨之使其自相残杀。失业问题为其总原因工会与工会之间纠纷，工会内部之纠纷，均可以上述五种原因包括之。不过为什么纠纷如此厉害？总原因即在失业问题。广州市工人失业的太多了，大概大多数工会会员差不多有半数失业，如广东油业工会一万三千人，就有六千人失业。这是如何严重的问题！他们所争的大概都是某种职业中之特别工作权，例如辗谷工人和起落货工人争起米和负米的权利。所以什么，“搀夺工作”“保障工权”的口号，什么“竞争会员”“谁准立案”的举动，都是表明这一意义。工会纠纷乃失业之结果，几乎可说成了一个公例。唯其失业工人太多，谁给工作他做，他便听从谁，什么政客，什么东家，什么工贼，他几乎一概不管；甚至于受这些人之挟制榨取，或额外剥削，也几乎情愿甘心。假使失业问题解决了，政客的挑拨，东家的愚弄，工贼的操纵，何能发生效力。四、工潮与经济发展抑或衰落新经济论者之观察工潮发生之后，广东经济究竟发展呢？抑或衰落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研究这一问题，务使他有一个水落石出，清一白二。经济问题为社会共同生活之所系，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到不完全在乎检查人们观察的错误，而是要考查事实的真相，以为工人行动定下一个适当的标准。对于这个问题，最有力的有下叙两种意见：（一）社会恐慌说——他的大意是说：“社会经济的发展，全靠两个要素：一是政治的安定；一是经济的安定。什么叫做政治的安定？就是政府行政得以顺利推行，不受何种掣肘。什么叫做经济的安定？就是工商业得以安静营业，不受何种妨碍。广州工潮恰恰破坏了这两个原则，而徒然引起社会的恐慌。广州事实上已陷于社会恐慌的状态。社会发生恐慌，必至使得工商业停顿或倒闭，更不要希望工商业家投资或兴业。”（二）罢工循环说——他的大意是说：“现在不得了了，罢工将无止境。因为罢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后，物价必然增高；物价增高了，工人又不能够维持生活，于是又要罢工要求加薪，加薪之后，物价又继续增高。这样循环下去，罢工将无止境。”这两说持论虽各有不同，而其共同的根本观念，却都认定广州工潮是使经济衰落之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为便于称呼起见，我们统名之曰新经济论。新经济论的见解，并不止代表他个人的观念是如此，可说确还代表一部分人甚至革命领袖的观念都是如此。但是，此种见解很容易而且很可能为一般反动派利用以为进攻工人阶级的武器，因为基于此种见解，不仅于工潮加以取缔是势所必至，再进一步对于工人阶级加以压迫或亦理有固然。我们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必得下一番客观的研究，静气的讨论，与公允的评判。新经济论错误的证据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新经济论所观察的完全不是事实，这话怎讲？我们有证据。第一个证据就是海关统计。兹将三年来海关（广州、九龙、三水、拱北、江门五口）出入口货税收统计表比较于下：上表，十四年因刘杨战争及省港罢工有两个月断绝交通，并非常态，我们不以为凭。我们把十五年与十三年来作一个比较罢。一、二、三，五、六、八月份诚然十五年比十三年少，但是四、七、九、十月份则十五年比十三年多。以十个同月份总数统计相比，十五年实超过十三年一十五万余两。何况十五年十个月均在省港罢工封锁还未停止之中，尚有超过，否则，更多无疑。十五年不是即所谓工潮之年吗？假使工潮真正影响于商业，论理出入口货应该减少，不应增多；今则适得其反，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社会恐慌说表面上理路甚通，实际上完全无稽。他说：“广州事实上陷于社会恐慌的状态”，从上表看来，广东商业并无衰落现象。商业已无衰落现象，则社会并未陷于恐慌状态可知；也就是说工潮并未造成广州社会的恐慌又可知。据我们所知道的经济原理，社会恐慌倒不在于工潮而往往在于生产过剩，英美各国差不多有一定恐慌年限。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本性使然。因为资本主义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往往因生产超过了限度，一时卖不出去，资本家中间彼此剧烈的起了竞争，于是一部分生产里，首先是小的和中等企业不能支持而失败，而倒闭；随后就到比较大的企业了。这种资本家只为各自增高利润而竞争所引起来的恐慌，工人阶级实拜受其赐，到处看见企业倒闭，成千成万的工人被丢在道路上，失业无限的增加起来，工人的生活变得比平常更为难堪。广州虽不是一个工业社会，不怕有生产过剩的恐慌，然而广州究竟是一个外烁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第一、受海外恐慌的波动；第二、受商品堆集的影响；第三、广州经济向来附庸香港，或受其金融的操纵，或受其政治的压迫，在在皆有使广州陷于恐慌地位的可能。总而言之，读破万国经济史，因零碎工潮而引起恐慌是从未有过的，除非象英国矿工那样宏大长远的罢工，岂但引起社会之恐慌，简直摇撼国家之基础，那又当别论了。第二个证据，就是物价指数。兹将农工厅去年公布的三季物价指数平均数比较如下：上表，米类第二季比第一季高，而第三季比第二季低。其他食品类、衣料类与杂项类较平。燃料类与金属建筑类低得甚多。总平均不特第二季比第一季低，而第三季比第一二两季均低。去年四月以至十月不是即所谓工潮最厉害之月吗？何以物价反为低跌，又岂非咄咄怪事？可见罢工循环说表面上理路似通，实际上仍然无稽。他说：“加薪之后，物价必然增高”，从上面看来，广州并无物价增高，何有于罢工之循环？（这倒可反证出一件事实，就是广州工人所要求加薪并未超过物价指数，即有例外，乃绝对少数；也就是说工人所要求的条件，绝对为现在经济状况所容许，并无过份，更无苛酷。）退一步言，即使物价增高，本亦司空见惯，并非奇怪之事。我们试将民国二年至十五年物价总平均逐年相减作一个比较于次：上表，十五年的指数乃九个月的平均数。我们从这个比较，不特可以证明物价逐年增高不足为怪，而且又得了两个意外的结果：（一）无工潮之年物价逐年增高；（二）九年与十五年皆系工潮之年物价反而减跌。物价何尝因工潮而增高了呢？再则，我们还要指出罢工循环说逻辑上根本错误。因为根据经济原理，只有因物价增高而工钱跟着要求增加，决不是因工钱增加而物价跟就增高。其方式如下：物价增——工资增……物价增——工资增罢工循环说简直倒果为因，所以他的逻辑上已是根本错误了。大前提既已错误了，而欲其结论之不错，得乎？八十年前，有位蒲鲁东先生反对工人罢工的理由，就以为工钱一经增加，则一切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随之上升，其结果还是等于零。马克思反驳道：“第一就没有一般物品昂贵之事。如果一切物品的价格同时与工钱增加一倍，这不是价格上的变迁，只是表词上的变迁。还有一层，工钱上升，从没有一切物品连带昂贵的事。在实际上，如果一切工业依固定资本的比例（依其所用工具的比例），雇定数目相等的工人，则工钱上升的影响为利润的下降，而物品的市价不致发生变化”。（见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一五页）以上两个证据，都是数字，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论，可以由我们自由想象，胡乱构成。在我们的意见，以为这样硬性的证据，比抽象的理论要靠得住得多，要可信得多。几个旁证我们除掉以上两个证据以外，还有其他旁证。第一个旁证：印务工人加薪不是曾引起许多人非难过吗？他们由九元加至十四元，不久又加至三十元，诚然令人惊骇（但此为工潮中最特别之一个，其详请参看《人民周刊》第二十五期）。论理印务工人加薪如此之高，报馆或印务局应该不能维持而倒闭了，但是事实这样，不特没有倒闭，而且还有增加。据确实调查，自从印务工人加薪之后，广州报馆增加者，有《大中国报》一家；印务局增加者，有鸿发、连发、华安、鸿生、源发、捷明、市政印刷所、广新、怡盛、源源、黎义记、夏礼、周乐、联发、培利、惠民、致和、泗合、道生、合成、天成二十一家。有些人把印刷品送香港或上海承印，便引为这是印务业衰落之证，其实这恐怕是因广州印刷殊欠美观的关系罢。第二个旁证：西堤同兴大街，去年生意比从前增加百分之八十，据商人自己说。第三个旁证：广州市面去年增加银号五十四家，据老于银业的商人说银号增加，表示金融活泼，表示商务畅旺。第四个旁证：最近沿途汽车车辆之增加与路线之扩张，为大家所共见的事实。第五个旁证：各马路无处不大兴土木，建筑商店，又为大家所共见的事实。这类旁证，难以尽数。均可以证明新经济论的错误。我们在此可做结论了。广州工湖究竟使经济发展呢？抑或衰落呢？请大家根据事实做个答案来。我们答案是：“广州工潮并未使经济衰落；退一步说，广州工潮未使经济发展，至少亦是经济稳定。”五、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上一章我们虽然证实广州工潮并未使经济衰落，但是广东经济不发展又确系一存在的事实，然则他的原因，既不是工潮，究竟是什么呢？这必须有个答复，否则仍不能消除人们的怀疑和存见。我们这一章所讲的，就是答复这一点。在未答复以前，我们要求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根本观念，就是广东经济本来就不发展；即是说广东经济不发展，并不自工潮始；也即是说广东经济不发展，乃早在工潮之前。我们走到观音山头四面一望，广州烟突不及十只，而且半数没有烟出，这可表明广东经济不发展了；不过这半数没有烟出的烟突，我们找一个在广州久住的人问一问：“这些不出烟的烟突，是工潮后才不出烟呢？还是早在工潮以前呢？”如是工潮后才不出烟，那么工潮或者还可说要负责任（其实这还须调查是否有其他原因）；如果早在工潮以前，那么，管工潮屁事。广州这些烟突不出烟，谁人不知，那个不晓，不特早在工潮以前，简直早在刘杨战事以前，或者还可说早在孙大元帅重返广州以前，真是“代远年湮”，广东经济不发展，与工潮何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不可幸免的悲惨命运广东经济不发展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呢？我们就要知道，从全国观点说，广东不过是中国之一部分；从世界观点说，广东不过是世界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中之一部分的一小部分。殖民地或半殖民陷于经济落后的悲惨命运，简直成了一个铁则。其最大原因有三：（一）帝国主义的束缚——帝国主义只希望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仅仅只做他们的商品推销场，余资发泄地或原料供给所，超过此一限度，便非他们所愿；所以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之各种特权以及其他方法妨碍殖民地之产业发展；或者还可说不仅妨碍殖民地之产业发展而已，即其已有之产业亦故意设法令其濒于灭亡。（二）封建势力之剥削——封建势力包括大小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而言。人民本来就很穷，他们还从人民身上予取予求的施以剥削，什么军用票，什么苛税杂捐，这样一来，焉得不使人民生活更加困难，而陷于破产的地位，不仅无余资可以兴业，抑且无余财可以过活。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内乱战争，以扰乱社会之和平，捣毁市场之繁荣，人民连安居乐业都不能，遑论投资兴业。（三）农民购买力的缺乏——海外市场都被帝国主义分割净尽了，落后国家工业品的销场，只在他自己国家之内。落后国家人民占绝对多数只有农民，农民便是他们工业品的唯一的主顾。假使农民不得解放，购买力不得增加，这些工业品即无从推销。譬如中国农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五的劳动生产，都给地主土豪劣绅及军阀等剥夺了，其购买力之缺乏可知。有此三种原因，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经济不能发展，乃其必然的结果。中国全国尚且如此，广东何能例外。又何况广东之外尚有一个香港，掌握广东经济的命脉，要想发展尤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了。与其说是工潮关系，毋宁说是政治关系上面一段话或者说得太远了，或者以为这些大道理早已是我们耳熟能详了，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广东要求经济独立的宏愿，都说广东已到建设时期了，于是摆在面前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工商业家乐于投资？为了这一点，就有人疑问：“为什么工商业不肯投资呢？敢莫是因为工潮关系”？然而不然，因为据我们所观察的却另有在。工人们说：“一只牛所出的牛奶必不能超过他身上所蓄的奶质。一只鸡所生的鸡蛋必不能超过他身上所蓄的卵珠。落后的产业状况亦不能给与他能够容许的工资。同一理由，工人的生产，你也不能压迫他做超过他能够生产的程度；一个生活痛苦的工人，也不能剥削他仅能够维持他的生活的工资”。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第三次大会宣言”工人们尚且知道这种很浅显的道理，而且在事实上未曾要求超过现在经济状况的限度，岂有聪明的工商业家反不知道之理？至于说因工潮而疑惧共产，那更是“既荒且唐，荒乎其唐，无一而不荒唐者也”。聪明的工商业家早已看穿了帝国主义及反革命派这种造谣的西洋镜。据我们所观察的，工商业家不肯投资，与其说是因工潮关系，毋宁说是因政治关系。这话怎讲？第一，战争尚未完全过去——广东十五年以来，连年战乱相寻，几无宁日，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次东征，又一次南征，又出师北伐，固然这些战争在我们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在工商业家看来，就不免有“胜败兵家之常”的观念了。工商业家以为战争尚未完全过去，那敢放胆投资？第二，政府信用尚未完全建树——从前的军阀政府何尝不以振兴实业相号召？从前政府曾有一次为延长粤汉铁路而招股，股是招了，钱也收了，而粤汉铁路却仍然未越过韶州一步。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以廉洁政府自励，这是人民所相信的，不过事实上却有令人民怀疑的地方：譬如黄埔开埠，发行公债票一千万元，始终未拿出钱来。又譬如汕头堤工，前任行政委员千方百计向商人集资二十万元，继任者变更计划，商人投资不知下落。又譬如自来水接收事件，商人说，这是商办性质，政府整顿可，接收则不可。这一类事件，均使工商业家感受不安，那敢放胆投资？第三，发展实业计划尚未完全确定——现在政府对于发展实业，只有口号，并无计划。譬如黄埔开埠，首先就是地点问题，究竟是白帝沙呢？沙路呢？虎门呢？其次就是地皮问题，究竟是由政府完全公卖呢？抑由私人自由圈买呢？或由政府购置商人承租实行递年加租率呢？再其次就是市场计划，究竟何处筑码头？何处筑货仓？何处筑商店？何处筑住房？何处筑官署？何处筑公园？万事都无确定，工商业家投资，首先就是一条算盘，计划既无，算盘从何打起？如说黄埔开埠已有柯维廉一个计划，则柯维廉自己已在绪言中惝恍其辞，仿佛是奉命造此计划，大有不负责任的样子。此计划地点在白帝沙。据闻伍朝枢还主张粤汉广九接轨，这样则只是造成香港的需要，开辟黄埔有何用处。工商业家对于这些比任何人要胸中雪亮，那敢冒险？那敢放胆投资？我们从上叙几点看来，可见都是政治关系，又何怪工商业家不肯投资。时机不可错过现在广东到了一个新时代了，就是北伐胜利已到了一个稳定的形势，革命地盘扩张，财政税收亦扩张，从前革命军军费完全仰给于广东，今则可分摊于占领各省，广东负担可以减轻了。现在省政府励精图治，一方面只是要按月拿出四五十万元提倡实业，则工商业家必闻风而起，踊跃投资；再一方面极力肃清土匪，疏通河道，则商旅交通，销场扩大。这样，广东经济既不能有充分的发展（因帝国主义未打倒，封建势力未消灭，农民购买力未增加。）至少可有相当的独立。时机不可错过，幸即努力！六、一年来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广州产业概况我们在未讲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以前，为大家容易明了起见，须得先把广州产业概况说一说。广州本来就不是一个近代工业社会。新式生产企业非常之少，现有的仅仅限于交通事业、军用事业及公用事业：如政府管理的铁路（宁阳潮汕铁路虽系商办，不在广州。）及兵工厂等；商人经营的电力公司，自来水公司及轮船公司等。除此之外，则为手工工厂，虽然采用机器或电器，只不过为手工之助：如榨粉，辗谷，火柴，榨油，织造，印刷，小机器厂之类。大部份仍系手工业。广州虽然不是近代工业社会，而却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商品推销市场。八十年前广州就与欧洲资本主义接触了。其进口货数量仅次于上海，若加上香港进口货则总量还要超过上海。再则上海进口货销售于长江流域各省，而广东只销售于两广及湖南之一部，销售货物数量简直居了全国第一位。因此，广州商业极为发达。正确些说，广州固然不能叫做近代工业社会，然而确可叫做近代商业社会，不过只是一外铄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罢了。唯其是外铄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为香港帝国之经济的附庸，所以广东本国工业不能发展，农业破产，手工业亦逐渐崩溃，现在手工业仍保存大部份者，即因此项手工，为洋货所不能一时代替，故得苟延残喘。广州工人阶级之组成其次我们讲到广州工人阶级的成份。广州产业状况，大致如上所述，所以广州工人阶级的成份亦异常复杂。大略分析如下：（一）产业工人——为数约近一万七千人，占广州工人全数百分之八·五。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最有觉悟。不过他们的工资比其他工人高得多，各有职业介绍所，为其职业上之保障。因此，他们中间一部份很容易养成“工人贵族”之观念。（二）手工工厂工人——约二万五千人，占全数百分之一二·五。他们工人阶级之地位比较明显，不过他们有一部份与农业社会之关系尚深，故地方主义宗法观念支配他们的思想仍然非常之大。（三）手工业工人——约一十二万人，占全数百分之六十。他们有许多未脱离封建时代之行会思想。（四）码头工人——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他们生活最苦，亦与农业社会之关系甚深。（五）水上工人——指水上大小船艇工人而言。约一万三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五。不过他们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各有船艇，思想较为落后。（六）店员——约一万二千人，占全数百分之六。论其生活可说甚苦，唯他们因营业关系，往往容易养成其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者说他们现在阶级观念尚甚模糊。以上分析，虽不甚确，不过我们可以自信，这种分析“虽不中，不远矣”。发展的原因现在我们可以讲到广州职工运动之发展了。首先要问：发展的原因在那里？我们要把他指出来。第一，刘杨战争的教训——刘杨战争以前，广州工人曾经参加几次政治性质的斗争，如收回粤海关事件，反对沙面苛例事件，商团事件，固然引起工人群众之觉悟不小，而尤其是参加打倒刘杨战争，更促其兴奋。因为此次战争中工人群众参加为其成功之重要原因。并且他们不是原始暴动的形式，而是有规划的有组织的行动。广州工人代表会在事前即已布置妥贴，并秘密组织指挥机关。故刘杨战争一发生，三路工人就同时罢工，以致刘杨军队困死广州，不能开出一步以进攻革命军队；另一方面，东西北江各路革命军队开向广州，则铁路工人立即开车，故能迅速将广州包围，不到一星期将刘杨打倒。同时，海员在香港将刘杨援军（唐继尧由云南经安南香港送来助战的）截阻不许登岸转船入粤；凡叛军军官乘轮来往省港者又派队侦查捕拿，亦给予革命军助小不小，其他各种工人（如兵工厂之类）亦相机罢工援助。在历史上说起来，工人阶级明目张胆的大规模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参加这种反军阀的军事战争，可说是第一次，所以他更有重大的意义。广州工人阶级经过此一战争，充分表现他们的力量与权威，自然增加其自信力与奋斗力。大家有了这种深刻的教训，于是乎落后的工人群众也跟着起来了。第二，省港罢工的影响——上海五卅罢工给了全国工人一种兴奋，广州当然不能除外，但是远道传闻，其印象甚为模糊；不如省港罢工亲见亲闻之深切著明。省港罢工实在也有他特别惊人的地方：宏伟严密的组织，远大灵敏的策略，坚毅奋斗的精神，求之世界各国职工运动史中，都是殊不多见的，或竟是空前未有的。这种与世界天字第一号的英国帝国主义之抗争，固然要增加各界民众之勇气与魄力，而广州工人以同一阶级的见解，其受影响更大，当然无疑。所以省港罢工一举一动，广州工人几乎亦步亦趋。如省港罢工委员会有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亦组织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属下工会做工会统一运动，广州工会亦做工会统一运动；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纠察队，广州工会亦组织纠察队（后改为自卫队）；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宣传教育事业，广州工人亦办宣传教育事业；省罢委员会属下工会办壁报，广州工人亦办壁报。这一切都惹得广州工人心痒难挠，相率效尤。第三，民主政治的帮助——广州工人五年前有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加过薪，五年之中，物价腾贵五成，而工资仍然未加，其经济苦痛，不言可知。慢说在民主政府之下会起来要求，就是在反动势力之下，为了救死求生的经济所迫，也会冲破藩篱，背城借一；如去年上海发生七百余次的罢工，便是明证。适值刘杨倒后，国民政府成立，予人民种种政治自由，并扶助工人组织的发展，广州工人得到此种助力，而发展自然格外迅速。发展的经过以前广州有组织的工人究竟若干，无统计可察，大约十万是不少的。从前年下半年至去年上半年增加人数若干亦不知道，大约总有四五万。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开第一次全市工人代表大会才有调查。现在我们把他由四月第一次大会到十一月第三次大会增加的数目开在下面：第一次大会（四月一日），工会一百三十八个，会员一十六万二千八百七十六人。第二次大会（六月十五日），工会一百六十六个，会员一十七万五千七百七十七人。实增加工会二十八个，会员一万二千九百零一人。第三次大会（十一月一日），工会二百零六个，会员一十九万三千七百三十五人。比第二次大会增加工会四十个，会员一万七千九百五十八人。比第一次大会实增加工会六十八个，会员三万零八百五十九人。我们看了下面这个调查，可知去年的广州职工运动是在一个急遽发展之中了。除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之外，广东总工会和机器工会属下工人不得其详；据闻广东总工会约三万人，机器工会约一万人。发展中的表现正经说起来，广州职工运动是去年才上轨道的。这话怎讲？第一，意识政治化了——广州工人去年虽多做经济斗争，然而他们对于政治问题仍然未曾放松。比方前年一切政治的群众示威运动，差不多尽系省港罢工工人，而广州工人却不大出来；去年却不然了，每有群众运动他们必踊跃参加，广州工会的旗帜与群众，差不多与省港罢工工会等量齐观了。他们对于国民政府是绝对拥护的，在任何工会都可以找得出拥护国民政府标语。他们对于出师北伐，亦曾应募运输队，铁路工友并且组织前敌交通队，随军出发。他们普遍的知道参加国民革命的意义；知道国民革命是工人解放必由之路；知道痛恨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知道痛恨反革命派；知道拥护总理的三大革命政策；并且还知道革命绝对不能中途妥协。任便找一个工人问他，他可以毫不踌躇的答复出来。广州工人意识确实政治化了。有人以工潮剧烈而说“工人只问经济，不问政治”，这话错了。有人说现在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应该暂时牺牲自己利益，那更是大错。象欧洲从前经济派那样，说工人应该只管经济不管政治，固然不对；若我们贵国要产生一个新发明的政治派，说工人应该只管政治不管经济，则何异要“工人饿着肚皮革命”。工人即或“谨遵台命”，无如气力不佳何。第二，工会群众化了——从前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名称虽是代表会，实则未开过一次代表会，连执行委员会也不开的。只是一块金字招牌，高高挂起。一直到去年四月一日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其选派代表之标准如下：（一）一千人以下之工会，每五十人选派一人。（二）一千人至三千人之工会，除照千人为底选派二十人外，在一千人以上之数目，每百人选派一人。（三）三千人以上之工会，除以三千人为底选派四十人外，在三千以上之数目，每二百人选派一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之第一日，出席代表共二千四百余人，后广东总工会属下三十四个工会及广东机器工会退出代表大会，仍保留有一百三十八个工会，代表共一千八百余人。这样一个一千八百余人的代表大会，可说是少见的。不特是“济济一堂”，简直是“挤挤一堂”了。代表大会是广州工人的最高机关，任何属性的工人任何工作处的工人都能有派出代表出席大会的机会，发表他们的意见，所以群众化了。其他各个工会，亦相率组织各个工会的代表大会，不象从前仅有上层组织的执行机关，由少数职员或甚至会长个人实行“迪克推多”，垄断把持一切。各工会并努力树立下层组织，组织支部或小组等等。第三，组织集中化了——广州工会一因产业幼稚，二因行会习惯，组织上甚为散漫而难于集中。去年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属下之工会，其性质相同或类似者进行联合运动甚力。如广东运输工会联合会，包含二十六个及中山汕头两处之分会，共计会员约八万余人。如广州店员总工会，包含二十三个工会，各工会改为分会，共计一万五千余人。此外在筹备中尚有广东粮食业总工会，织造业总工会，街市业工会联合会等。此种趋向，与日俱进，必蔚为臣大潮流。不象从前各工会各囿其行会习惯，职业界限，或地方色彩，而深固闭拒了，因为他们知道大联合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出路。第四，工作具体化了——从前一切工作皆由各工会各自为政，不相统属，就不免有原始的幼稚行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自第一次大会以后，成立执行委员会，分为七部办事，真正负起责来了，而实际上亦有事可干。又如经济斗争原本是各工会自由行动，今则有经济斗争委员会以管理之。从前各工会各自组织纠察队，今则逐渐改编为统一的自卫队，有自卫队委员会以指挥之。此外又有罢工基金之筹集，劳动大学之筹备，工人剧社之设置。工会是谋得及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机关，现在各工会皆明白此一重要意义，而以工人阶级利益为对象，去努力奋斗了，所以工作日趋于具体化。第五，群众革命化了——如统一工会运动。去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原邀请广东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共同发起筹备，实行联合。及至开会，广东总工会代表故意攻击机器工会，机器工会遂借口退出，广东总工会亦相继退出。这一幕滑稽剧，明眼人自然一眼看穿。不过工人阶级联合的重要，已影响到下层群众，所以广东总工会尽管退出大会，而其属下最大之玉石工会不愿退出，随后脱离广东总工会加入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群众不再受腐败领袖之欺骗，表示群众革命化。又如陈森事件。陈森前年主使杀死面粉工会工友三命，经年未决，去年七月又帮助东家杀死牙擦抿扫工友二命，其凶横可知。然而政府又不予追究，下层群众皆愤不可遏，相率为大规模之请愿运动，再接再厉。这又表示什么呢？表示要铲除工贼及东家工会，表示群众革命化。末了，我们要讲的，广州职工运动虽有进步，然而我们不能说绝对没有幼稚的毛病。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去年在一个急遽发展之进程中，差不多增加十万人，所谓河出龙门，一泻汪洋，小有冲决，在所难免；又何况总机关指导的人有限，那能管理得各方周全，一罅不漏。即工人中有小部分发生幼稚毛病，亦是情理之常。譬如说，辛亥革命成功那一年，各省有不少的革命党员，乱七八糟的干，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革命党不好。同理，工人中即有小部分发生幼稚毛病，我们亦不能说整个工人阶级不好，或说工会不好。这里，我们还要补足一句，广州工人中小部分幼稚毛病虽所不免；然而在大体上说起来，广州工人确实走上了轨道，进步得多，是好的。七、怎样解决工潮？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我们在未说怎样解决工潮以前，把中国国民党对于劳工问题的主张先行介绍一番，或者是于解决工潮有很大帮助的。兹不嫌累赘，择其重要者，摘录一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云：“中国以内，自北至南，自通商都会以至于穷乡僻壤，贫乏之农夫，劳苦之工人，所在皆是。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为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为反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以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又云：“又有当为工人告者：中国工人之生活绝无保障，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尤当为之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此外如养老之制，育儿之制，周恤废疾者之制，普及教育之制，有相辅而行之性质者，皆当努力以求其实现。凡此皆民生主义所有事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关于工人的政纲：“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工人运动决议案关于改良工人状况之具体规定：“（一）制定劳动法。（二）主张八小时工作制，禁止十小时以上的工作。（三）最低工资之制定。（四）保护童工女工，禁止十四岁以下之儿童作工。并制定学徒制。女工在生育期内，应休息六十日，并照给工资。（五）改良工场卫生，设置劳动保险。（六）在法律上，工人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七）主张不以资产及知识为限制之普通选举。（八）厉行工人教育，补助工人文化机关之设置。（九）切实赞助工人生产的消费的合作事业。（十）取消包工制。（十一）例假休息照给工资。为求上列条件之实现，凡本党参加工人运动之党员皆应切实负宣传之责，本党指挥下之政府更应渐次实行。在本党政府之下，得设由工人代表参加之检查机关，检查上列条件之执行。倘党政府下之企业机关，对于上列条件之执行或有所违背时，本党有时应立于工人群众利益方面，纠正其错误，不应因其措施之失当，而不顾工人群众之利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决议案中其他关于劳工问题的主张：见于宣言的：“在欧战中，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之工业，骤形发展，其天然结果，适为工人阶级之发展。工人阶级已以可惊之速度，而成为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同时更于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领导的地位。”“而其中尤当注意者，凡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帝国主义者直接冲突之过程中，有一种历史的事实，能促进此过程。此事实为何？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因工业发达而产生之无产阶级是也。此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能以渐立于前线，而为民族革命运动之指导者。”见于中央党务总报告决议案的：“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主力军，已于过去两年事实中完全证实。本党基于扶植农工之政策，以后应多致力于农工组织，扩大吾党基础的努力。”去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最近政纲关于工人之规定：因中国工业（非外人所办者）现状之落后，及其发展之迟缓，由于中国在半殖民地状况，及大多数人之经济落后，所以就现在工业之可能范围内，应实行下列十条：（一）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特别注重女工童工之保护。关于兵工厂及其他政府军用事业，并于军事有关之交通，须另定劳工待遇条例，以不妨国民革命运动为标准。（二）修正工会法，改善工会之组织，免除工会间之冲突。（三）限制工作时间，每星期不得超过五十四小时。（四）例假休息，照给工资。（五）废除包工制。（六）制定劳动保险法，并设工人失业保险，疾病保险，及死亡保险机关。（七）设劳资仲裁会，以调处雇主与雇工间之冲突，务求满足工人之正当要求；特别注重规定适合之工资。（八）改良工人住居，并注重其卫生。（九）设立劳工补习学校及工人子弟学校，以增进工人普通知识及职业技能。（十）奖励并援助工人消费合作社。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孙大元帅公布之工会条例，共二十一条，亦极重要，兹撮其十大要点开列于后：（一）承认工会与雇主团体立于对等之地位。（第三条）（二）承认工会以言论出版及办理教育事业之自由。（第四条）（三）承认工会对雇主之团体契约权。（第十条第三款）（四）承认工会对雇主争执事件发生时，有要求雇主开联席会议仲裁之权，并得请求主管行政官厅派员调查及仲裁。（第十条第十款）（五）承认工会之罢工权。（第十四条）（六）承认工会对雇主方面有参与规定工作时间，及改良工作状况与工场卫生之权。（第十五条）（七）行政官厅对于公用事业之雇主或工人间冲突，只任调查及仲裁，不执行强制判决，以养成工会自动之能力。（第十六条）（八）予工会以公共财产之保障。（第十七、十八条）（九）特别声明于刑律及违警律中所禁止之聚众集会等条文，不得适用于工会法，以免法院警厅之比附而妨碍工会之进行。（第二十条）（十）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但中国大部分之工业仍系手工业，故职业组织亦未绝对废止，以求事实上之适用。（第六条）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论理，政府既然是党治的政府，党的态度便是政府的态度，政府不能除党的态度以外另有他的态度，这就是说政府应该完全根据党的宣言与决议案做他行政的准绳；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有任何借口做不执行党的宣言与决议案的挡箭牌。不然的话，党与政府态度两歧，这个政府就不能号称党治的政府，只不过是某人或某派的政府，与党是毫不相干了。广东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请看下述的说话，不难推想而知。有人说：“国民革命尚未成功，工人不能就要求他们的经济利益。”有人说：“国民革命是为全民族利益的革命，工人不能只顾他自己的阶级利益；阶级利益不能超过民族利益。”有人说：“党的宣言与决议案未实行的很多，工人不能单要求实现。”又有人说：“政府并不是不愿意兑现，因为事实上不能兑现。”好了！这些话一来，党的宣言与决议案撕得粉碎了。不过研究广东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如何，我们亦不可用武断态度，一笔抹杀；应用历史头脑，分别来说。现在可以公开的讲，广东政府对工潮的态度，可说三月二十日是一个分水岭。上面所述这些怪议论在三月二十以前绝少听见的，三月二十以后才渐渐发生了，特别在国民政府北迁的前后，盛极一时。就是什么“社会恐慌说”，什么“罢工循环说”，都是在国民政府北迁的时候应运而生的。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府对于工潮的态度分为三个时期：廖部长被刺到三月二十为一时期，此时政府确是站在工人方面；三月二十到国民政府北迁为一时期，此时政府似乎守了中立了；国民政府北迁以后为一时期，此时政府似乎连中立也不守，似乎不客气对于工潮用政治力量甚至有时还用军警力量加以取缔了。（虽说政府诸公不一定全体都是一致的态度）如何说用政治力量取缔工潮呢？十二月六日政治会议临时会议议决：关于工人纠纷问题案：（一）不许工会擅自拘人；（二）厉行禁止持械游行；（三）工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封闭商店，东家方面，亦不得无故自行封闭工厂及商店；（四）工人不得向工厂及商店强取一切什物。又议决“关于拥护革命利益保障公共生活之安全，以下（一）军用品之制造事业，（二）金融事业，（三）交通事业，（四）与公共生活有直接关系之事业，四种事业，发生工人纠纷时，仲裁委员会之裁判，绝对有效，由政府强制执行之。”如何说用军警力量取缔工潮呢？军警机关今天一布告，明天一布告，以及公安局用保安队禁压工人罢工，甚至开枪伤人，乃有目共睹之事。事实是如此，只要不是聋子瞎子绝不会疑心我们又在造谣。如借口说：“工人太猛进了，不能不加以取缔。”我们就要问：是工人要求条件太猛进了吗？我们绝对否认，就是省政府委员甘乃光先生也说“大部分计算，尚有甚多未加至适合生活的标准者”，何猛进之有？如说是工人斗争形式太猛进了吗？不错，斗争形式似乎是太猛进了，但是工人们说：“皆为特殊环境所迫而成，更非工人之所愿为也。”“工人为保障罢工维持生计计。虽明是己所不愿为者亦不能不为之。”“如果政府有其他保障方法，则此类行为自可不致发生。”（皆见工代会致省政府书）这些话说得何等明白！三月二十日以前为什么工人斗争形式并不猛进呢？因那时政府对于工潮，诚恳指导，加意保护，故一切纠纷迎刃而解。三月二十日以后，工人要求条件仍与从前一样，仍未超过经济状况的限度，即是说仍为东家所能容许，为什么斗争形式忽然猛进了呢？因工人失其保障，不能不当于自卫，因罢工而间有拘人之举，封锁工厂或商店之举，搬迁货物往工会保留待罢工解决发还之举，追本溯源，难道可以完全由工人单独负其责任吗？如借口说：“阶级斗争破坏了联合战线”。我们就要说，工人阶级所以为联合战线中的主要对象，只是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决不是大商资产阶级，因为大商资产阶级永远不会革命，而且叛卖革命。事实具在，毋庸举例。即令与大商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也只是政治的，绝非经济的。经济上的联盟，只有第二国际黄色改良派如此主张，革命的国民党似乎应该鄙弃此种理论。工人阶级必须在经济上足以自存，政治上的联盟方有意义。所以不能以政治的联合战线，而反对工人经济的阶级斗争。一枝军队要他打仗，必须充分予以给养，工人阶级既被认为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岂可连仅够维持生存的给养反靳而不予之理。正经的说，工人改良生活运动，不仅不妨害国民革命，而且有利于国民革命。如借口说：“工潮是共产党捣的鬼”。我们就要问：广州工人经济生活是否痛苦？如不痛苦，工人已经满足了，决不能由共产党煽动而成；如系痛苦，即无共产党，工人何尝不会自己起来。很显然的，广州工潮完全是由一种自然状态发生的；因为在物价增高百分之九十的生活状态中，所以潮流所趋，一发而不可遏，如将工潮归罪于共产党，未免太过恭维共产党了，这样，无异说共产党有三头六臂，神通广大；共产党真有此本领，不特不当推卸，而当引为荣誉。老实说，共产党在此广大绵延的潮流中，因其人手太少，正很惶愧未能尽其领导责任多多帮助工友呢。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除工人阶级利益外，无他自己的利益，对于工潮，自然毫无疑义站在工人方面，为工人利益而奋斗。共产党自信是工人阶级的良友在此，工人阶级相信共产党是他们的良友亦在此。我们还要说，在此半年斗争中，破坏罢工者既如是其凶猛，保障罢工者又如是其渺茫，工人为感情冲动，往往悲愤欲死，想采用激切手段，假使没有共产党从中解释维系，更不知要闹出如何大祸。共产党一方面要为工人利益着想，一方面又要为革命后方着想，若还说共产党捣鬼，真难乎其为共产党矣。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工人阶级所希望于政府的，自然是希望完全依照国民党的宣言与决议案切实执行。今姑卑之毋高论，最低限度希望政府有下列几个态度：（一）诚恳态度——政府有政府困难，工人阶级自应谅解。不过政府总得要将党的决议案那几项可以实行的先予实行，那几项不能实行的很恳切的向工人解释。在陈炯明时代，在刘杨时代，国民党实际上未能掌握政权，犹可推诿，今则不然。在今日若是虚伪的架辞搪塞，那末徒然引起工人群众之怀疑或失望，于政府有何好处？广东政府简直可说是工人阶级与刘杨诸逆及香港帝国主义血肉相搏得来的政府；他们自己用血肉相搏得来的政府岂有不爱戴与拥护之理？政府如有困难，工人必然乐于谅解，如邮务工人以并未得到要求条件而复工，银行店员以极大让步而解决，便是明证。老实说，现在的问题倒不是工人能否谅解政府困难的问题，而是政府能否仍然信任工人的问题。假使政府仍然信任他们是“国民革命中有力的成分”，“民族革命运动中之领导者”，“国民革命主力军”，决不是“反革命”；假使政府不因帝国主义反革命派及反共产派所造之谣言所惑而疑惧工人有推倒政府的阴谋（如国民政府北迁后，有人造出“劳工专政”“克伦斯基政府”的谰言，而党报竟以之作成社论，危言耸听。潮州惠州还制造“打倒国民政府”的街贴，以实其罪），假使政府仍然诚恳与工人合作，则政府与工人乃是一家，政府困难即是工人困难，何至不能谅解。（二）审慎态度——不过，工人亦有工人的冤苦，政府亦应予以体察。老实说，工人脑筋是最实际的，他们决不作超过可能限度的幻想，只看他们决不敢依照国民党决议案所许可的提出条件，而只提出目前切身利害的最低条件，便可知了。工人经济生活实在太困苦了，改善生活实乃万分迫切。为了养活一身，养活一家，而提出要求，以致于罢工，并因罢工而有切激举动，本是人情之常，应该加以怜悯，不应加以仇视。官厅往往听东家一面之词，动不动以“扰乱社会秩序”“危及北伐后方”为言，或以布告恫吓，或竟武力从事。大禹治水，其要诀在“疏”之一字，疏则通，壅则溃。如不此之务，即使工人慑于威力而归于屈服，何能算是根本解决。老实说，事实上何曾是工人慑于威力，只不过因在国民政府之下，投鼠忌器，不得不隐忍退让。所以政府办理工潮，第一须廉得其情，第二须就事论事，既不可敷衍颟预，亦不宜鲁莽灭裂。（三）公道态度——现在仿佛有人这样说：“工人压迫商人，工人是压迫阶级，商人是被压迫阶级”。哈哈！笑话！工人仅仅要求改善经济条件，并未根本推翻旧有社会经济制度，旧有社会经济制度既然存在，则雇佣劳动关系亦依然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存在一天，试问是谁压迫谁？如说罢工为压迫东家吗？不错，罢工的本身是一种压迫行为（虽说是和平的），然而东家不善意磋商或诚意接受工人所提出的最低要求，除罢工外，又有何法。世界各国几曾见资本家仁爱而自动的给予工人利益，何尝不是因罢工抵制而被动的容纳工人条件。如说拘人为压迫东家吗？不错，有拘人这一事实，但是所拘捕的是破坏罢工之走狗工贼，至于拘捕东家，乃绝无而仅有。我们要说在此一年中，工人因工潮而毙命者何止数十人，不是因东家雇买工贼而杀死，就是因东家勾结民团而杀死。大凡社会心理，东家被拘，则奔走骇惊，义愤填膺，如工人被杀，好似当街踏死几个蝼蚁，大家就漠然无动于心了。东家与工人生命价值之悬殊如此，岂得谓平？工人被压迫被剥削真是“数千年于兹”了，今日仅仅起来要求改善生活，难道还不应该。所以政府办理工潮，应该力持公道。（四）敏捷态度——为什么要提出敏捷两字呢？因为事实上因官厅办理不敏捷，而工潮愈益纠纷。工人提出要求的手续，一方面通知东家，一方面请求农工厅主持公道，提出要求若干日，方行罢工。当刘纪文做农工厅长的时代，简直置之不理，当他下任交卸之时，移下公事至一千余百件之多，岂非骇人听闻之事。刘纪文袒庇东家，犹其余事。官厅办事如此玩忽，又何怪工潮之多，斗争之烈。所以政府办理工潮，应该敏捷从事。解决工潮的方法解决工潮的方法，重要的有下面几项：（一）统一工会运动——应按照民国十三年孙大元帅公布条例，只准工人组织工会，绝对禁止东家或工贼组织工会。工会以产业组织为主，如手工业可酌用职业组织。各工会应就其性质相同或相近者实行组织联合会。地方总组织应合并为一个。不论何党何派均应组织在一起，绝对不准分裂。如此则工会纠纷可以解决。（二）规定加薪标准——工人加薪以物价指数或生活指数为标准，由政府明令公布，物价增加时，工人工资随着照加，作为一定原则；如有某厂或某行东家不遵照执行者，得由政府强制执行之。如此则劳资纠纷可以解决。（三）开发实业救济失业——首须积极进行黄埔开埠及粤汉铁路延长两种工作。每月由政府拨款五十万元以资提倡。现在广东财政收入超过一千万元，每月五十万，并不为多，如此则失业问题亦即工潮总问题可以解决。八、工人阶级应有的认识与努力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广东工友们！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仅仅只是改良生活运动；分析起来，只是为了“经济改善”“职业保障”“生命安全”而奋斗。我们为了生存权与劳动权而奋斗，谁说不应该。我们并不是好事，假使有其他更和平方法可以使我们得到这些最低要求，我们何乐而不为，过去一年的工潮也可不致发生。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即此最低要求，我们还不知付了若干的牺牲代价。可见一切利益均靠自己奋斗得来。但是，工友们：我们在过去受的教训不少了。我们不应忘去过去的教训，应由过去教训之中决定我们今后的努力。我们今后怎样努力呢？巩固自身组织第一，巩固自身组织——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我们自己要大胆承认我们还有许多缺点。补救这些缺点，则有下列四项：Ａ．工会组织统一——工会数目多并不是好现象，要工会数目少而会员数目多才是好现象。苏俄六百万工人只有工会二十三个。我们广州，仅就工人代表大会来说，人数只得十九万，而工会竟至二百多个之多，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尚未完全一致团结。我们须就其产业相同或职业相近者组织联合会或总工会，如运输业联合会，粮食业联合会，店员总工会之类。须在一年之内将所有工会逐渐组织联合会统一起来。再者，地方总组织只应有一个。广州显然有三个：（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二）广东总工会；（三）机器工会。虽然广东总工会与机器工会有些领袖不愿统一，然而他们工会所属下的群众一定是愿统一的。我们须继续努力，以达到完全统一的成功。Ｂ．经济斗争统一——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经济斗争大都是各自为战，有许多是未先行呈报工代会经济斗争委员会便向对方提出的；或未经过工代会经济斗争委员会决定便罢工的。要知道：此种各自为战的方法会使我们遭受许多不必要而且不经济的牺牲，如率尔罢工而无粮食准备，或罢工太久而接济不来，或孤军奋斗而救援不至，均使我们工友感到意外的困苦。这是我们已往的经验。要知道虽然是小小一个经济斗争，亦好似作战一样，必须有种种“杀敌致果”的战术。战术好，士卒无大牺牲，子弹无多损失，依然可以得胜利。所以我们必得要统一在经济斗争委员会指导之下，然后才能免除这些不必要而且不经济的牺牲。Ｃ．武装指挥统一——武装自卫是工人的权利。广州工人武装表面上有军衣军帽，实际上无一枪一弹。各工会纠察队都是自然发生，正因自然发生而指挥就不容易完全统一。后来改为自卫队算是统一了，然而各工会仍另有纠察队或调查队直辖本工会不属工代会。要知道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一致与集中。所以各工会纠察队调查队均应一律改为自卫队，而且统一在自卫队委员会指导之下，受统一的训练与指挥。然后才能彼此互助，实行自卫。Ｄ．宣传教育统一——我们广州工人从前简直可说没有宣传教育，即有亦系无计划无系统的宣传教育。我们要知“智识即权利”，智识极可宝贵。我们要革命，如无革命知识便无革命行动。何况工人阶级既被公认为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如不提高革命知识，何能领导革命。宣传教育为工人所不可一日缺乏之事，所以我们应即组织宣传教育委员会，有统一的计划，扩充各工会的宣传教育，一致发展。上述四端，如能努力做到，则自身组织自能巩固。只有自身组织巩固，然后才能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取得最后胜利。拥护中国国民党第二，拥护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固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即被压迫民族反帝国主义的党，亦即各阶级政治联盟的党，这个党就是中国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也是工人阶级有份的政党。革命运动不能没有革命的党，如没有革命的党站在领袖地位，指导民众，为民众利益而奋斗，则革命运动是不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所以工人阶级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应该绝对拥护国民党。广州工友们在过去有时为受政治压迫或军警压迫往往动了感情，忘了理智，有的对国民党表示失望，有的甚至还激而出于焚毁党证。工友们！这种倾向和行动，是大错特错的。我们要知道即使行政官吏有时违反党的宣言与决议而对人民压迫，这只是他个人的不肖，与整个的国民党无干。国民党党员包含有各阶级的成分，自然包含有各阶级的意识，有些党员代表资产阶级而右倾或反动，这是不足为怪的。国民党决不是那一个人那一派人或那一阶级的专利品，而是大家有份的，只要你是中华民国国籍而又是决心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分子都有份。所以我们不应存着“国民党是人家的”的观念，而应该认定“国民党是大家的”。所有工人应该都加入国民党，或以整个的工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员的行政官吏如有违反党的宣言与决议时，我们可以向高级党部提出控诉，要求惩办。我们应该站在国民党内去与他们奋斗，不应该站在国民党外对他们干骂。要使国民党永远左倾永远不腐化，决不是消极离开所能奏效，而必须积极加入方能保障。只有加入国民党内去占多数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左派同盟，以打击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者的右派势力。这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工友们！大家起来，加入国民党，拥护国民党，完成国民革命。争取革命领导权第三，争取革命领导权——领导与领袖应有分别，在国民革命中，领袖这个革命者自然是国民党，好似总司令；领导各阶级上前线与敌人决斗者乃是无产阶级，好似总指挥。中国革命由“五卅”起直到现在，无产阶级都是领导者，这是稍有常识的人不能否认的，亦是国民党宣言所确定的。但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必然逼迫帝国主义放弃专门利用封建军阀的政策而改为利用资产阶级的政策。这一政策必然指使资产阶级钻入革命战线中而与无产阶级争革命的领导权。假使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必然领导革命到反革命的道路。因为资产阶级要建立资本主义，必然仰仗帝国主义资本之协助，结果与帝国主义妥协而背叛革命。所以领导权如果被资产阶级抓去，则革命便是宣布死刑。我们需用最大的努力与资产阶级争此领导权。用什么方法能够争得此领导，就是那个能够领导中间阶级，即取得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中间阶级即农村的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如果资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那末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取得这两个群众，领导当然也是归无产阶级。所以我们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就是争取中间阶级群众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农民及小资产阶级应该结成坚固不拔的联合战线。其策略应该如下：Ａ．对农民——在西欧农民有被资产阶级拉去的可能，因为资产阶级为工业发展必须破坏中古的农村经济，所以资产阶级往往帮助农民反抗地主阶级。而在中国则不然，所谓资产阶级大都是由地主变来而兼地主，或成了资本家后又多买土地兼作地主。这样必对农民剥削，农民与资产阶级利益是冲突的，故资产阶级决无拉住农民的可能。农民与工人利益绝对一致。农民占人口三万五千万，无产阶级必须提携广大的农民群众方能保障革命的胜利。所以我们对于农民解放斗争，应该予以最高之同情与援助。Ｂ．对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还不够脱离帝国主义，即中国工业资本不能脱离商业资本；中国资产阶级半数是买办阶级，而与都市中小商人冲突，所以不能取得中小商人。无产阶级虽然也与中小商人有冲突，但没有资产阶级对他那样大。假使我们有好的策略，亦容易取得他们。其实，自工人运动发展以后，店员运动接踵而起，与中小商人冲突最厉害的还是店员。所以店员除要求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以外，对于用人权不宜绝对加以限制，但对于店员职业务需切实加以保障，这样与中小商人冲突是可以减低的。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第四，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权——这一点尤其重要了。我们可以明白指出，中国革命的政权问题，并不是土耳其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俄罗斯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有中国自己的第三种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权绝对不能存在，就世界观点说，世界资本主义已到衰落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已在破坏了，无论那个国家，都没有可能在革命之后发展资本主义。就中国观点说，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大过资产阶级力量，绝对不容许中国有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存在，即一时实现不旋踵亦必崩溃。况且中国革命的特点即在根本铲除帝国主义在华之势力与特权。如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使资本主义发展，这不是革命的前途，而是反革命的前途。因为这个前途实现，就是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稳定，使世界资本主义能够延续下去，即是使帝国主义能够继续其压迫与剥削，施行其反动，巩固暂时稳定期中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所以资产阶级政权如果实现，则中国民族只不过从帝国主义武力干涉政策转变到道威斯计划之下讨生活罢了，中国何能独立自由，中国民族何能完全解放。所以这是反革命的前途，而非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前途，既绝不是纯资产阶级政权，现时亦不是纯无产阶级政权，他有他自己的第三个形式。第三种形式政权是什么呢？革命的胜利，必然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主义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将一切被压迫阶级——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联合在一块，一方面要消灭一切封建残余，另一方面继续反帝国主义的奋斗，成一个革命的反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政权。这个联合政权的建立，使革命不落在资产阶级领导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而在无产阶级领导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以达到中国革命之完全胜利。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工友们！我们想想，我们所负的使命何等重大！改良生活运动只不过是我们的初步要求，我们是革命的主要势力，我们须尽所负的使命以完成中国革命以至世界革命。但是，工友们！我们要知道胜利要靠努力得来。譬如树上的果子，累累然挂在上面，这些果子绝不会端端正正落在我们的口里。我们要想果子吃，必须一起上树去摘，或用竹杆去敲，这就是努力。想果子吃尚且如是，要工人阶级得到解放，更非大大努力不可。工友们！我们高呼：最后的胜利，须靠我们最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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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八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一九二六年八月）一“五卅”长期潮流之省港罢工。罢工的原因。罢工宣言。罢工要求。罢工的意义。省港罢工是中国五卅运动长期潮流中之最后砥柱。虽说在中国北、中两部所有因五卅惨案而发生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概归沉寂，然而南中国之省港罢工却屹然独存。屈指至今，转瞬一年又两个月了。这样长期的罢工，在我们身历其境者并不觉得什么，在所谓“泰西”，据说自从亚当、夏娃创造人类以来尚未有过。就此一点，我们已足以自豪了。“八十年来的奴隶待遇已算受够了”，即使无上海五卅屠杀之事发生，香港、沙面奴隶们也会有起来对不住“深恩厚泽”（？）的皇家的一天的；既有五卅屠杀，奴隶们再也忍不住了，一声喓唿，大家抛了工具，拍拍手，端正了帽子，成群结队离开了他们生活所托的香港和沙面了。这就是历史上可资纪念的六月十九日。宣布罢工时，登即发表了一篇宣言，大意是说：“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除了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侵略以外，还要加以武力的屠杀，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故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们为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计，明知帝国主义之快枪巨炮可以制我们的死命，然而我们亦知中华民族奋斗亦死，不奋斗亦死；与其不奋斗而死，何如奋斗而死，可以鲜血铸成民族历史之光荣。所以我们毫无畏惧，愿与强权阶级决一死战。”诸君试听，这是多么激越悲壮的声音呵！宣言之后，附以要求，分为两大纲：第一纲，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之十七条件；第二纲，对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通选举、劳动立法、减少屋租、居住自由六项。由此我们知道省港罢工不是什么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之经济斗争，而是为争民族生存与国家体面之政治斗争。这便是它特殊的严重的意义。我们认识了此种正确的意义，进而叙述一年来经过的事实。划分为四个时期。二罢工之酝酿与爆发。罢工情形。香港之高压。沙基屠杀。罢工组织与封锁。香港经济之损失。激怒政策之失败。香港恐慌与纷乱。武力恫吓。勾结反革命。特许证与海外交通。修筑中山公路。特别法庭运动。第一时期，从六月十九日罢工开始起至八月二十日廖公被刺止。未罢工之先，中华全国总工会派遣代表落港，与全港工团秘密的开了两次联席会议，一次是议决临时指挥机关与宣言条件；一次是议决发动时日与离港方法。此时香港政府已缇骑四布，水兵登陆，煌煌文告，缉拿“首凶”，杀机瀰漫，一触即发。然而工人仍毫无畏惧，很敏捷谨慎的传达罢工命令。六月十九日晚九点钟，香港与日本当年大地震一样，震得人人惊惶，手足无措，最后哇的一声哭了。最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印务工人，接着就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各种工人相继踵起，机器、船坞工人殿后。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而罢工局势遂以大定。工人从火车、轮船、前山、江门、三水河口分道返省。沙面洋务工人亦同时并起。香港政府因此宣布欧战所无的戒严令及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一面欲以铁血政策镇压香港，一面欲以封锁政策饥饿广东。然而工人激于民族义愤，万死不辞，蜂拥离港，沛然莫御。素以凶残著称之军官总督史塔士，虽捕获领袖数十，究竟无济于事。于是“东山崩裂，洛钟响应”，沙面英领事杰弥逊遂于六月二十三日对沙基巡行民众施行比上海犹为惨酷之大屠杀了。沙面方面的机关枪，在沙袋背后瞄准中国民众扫射，二十分钟后，五十二个中国人倒毙在路上，此外有一百七十多个受了伤。此外白鹅潭兵舰发炮，准备轰击广州城。帝国主义者残忍成性，于斯益信。沙基屠杀以后，广东人民莫不悲愤填胸，厉行经济绝交。罢工工人更一面努力于自身组织与封锁海口。组织方面，成立“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举一代表，为最高议事机关。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由大会选举十三人为委员，为最高执行机关。其下设干事局，分置文书、宣传、招待、庶务、交通、交际、游艺七部。另设财政委员会、纠察队、会审处、保管拍卖局、法制局、审计局、筑路委员会、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等机关，皆直隶于罢工委员会，分头办事，秩序井然。由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封闭各赌馆、烟馆、空屋，以为罢工工人饭堂、宿舍，划分八区，每区置登记处，登记返省工人，工人宿食，虽不周全，幸得安定。封锁海口方面，成立纠察队，共人数二千余人，每十二人为一班，置一班长；三班为一小队，置一小队长；三小队为一支队，置支队长，支队副，训育员各一员；三支队为一大队，置大队长，大队副，训育主任各一员；五大队统属于总队，置总队长、训育长各一员（后改为委员制），为全队之统率与指挥者。布置粗定，请黄埔学生加以军事训练，分派各海口驻防，其责任为维持秩序，严拿走狗，截留粮食，扣缉仇货。从此省港交通，完全断绝，继以澳门附和香港，亦宣告断绝。省港罢工工人与香港沙面帝国主义两军对垒，严阵相持，而香港经济上受空前未有之打击，从此就开始了。香港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华币二十五亿二千万元。罢工以后，航业商务，尽行停止，平均罢工一月，损失二亿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罢工是如何有力量的武器呀！沙基惨杀以后，英领事送来一函，大意是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继乃考察，原来英货每年输入广州不过三、四千万，罢工五、六日便抵得排货一年。虽英帝国主义者答复我国民政府外交部公函，措辞极尽侮辱嘲笑之能事，对于沙基惨案，则曰“中国先开枪”。对于我方所提条件，则曰“不能考虑”。对于外交部长胡汉民先生，则曰“未习外国言语文字，不识外交惯例礼节。”种种横蛮态度，粗率答复，讥笑口吻，无非欲以激怒我方，其用意不消说在求一战。其时我方刘杨战争方毕，广州地方甫定，反动势力环伺，政府尚未巩固，故皆隐忍，而以坚持罢工与排货为抵制与反抗帝国主义之策。香港自罢工后，做饭和洗衣都要自己动手，固不待说。街上垃圾粪秽，堆积如山，楼居者以纸裹粪，抛掷街中，加以炎日蒸炙，臭气薰天，故群呼香港为“臭港”。交通既绝，内地肉食菜蔬，无从运至，猪肉涨至一元余，鸡蛋涨至五角多，牛肉几乎绝迹，街市等于虚设，故又呼香港为“饿港”。轮船阻滞，船坞停废，商店歇业，银行挤兑，一时社会秩序，纷纷大乱，孤悬海中，呼救不至，故香港又变为“死港”。（香港）帝国主义者不觉怫然大怒，无可再忍，七月二十七日，召开公民大会，电请伦敦英皇，立即用武力攻打广州，驱逐“过激党”，说广东人都是过激党。同时又积极勾结广东反革命派梁鸿楷、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辈，供以银械，推翻新成立之国民政府。关于前者，伦敦英皇因本国无产阶级之不稳，各殖民地之环伺，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结果对于香港请求用武力干涉广州，置之不理。关于后者，被罢工工人发觉，举行大示威运动，请愿政府肃清反革命派；只刺杀援助罢工最力之政府要角廖仲恺先生，算是他们一部分计划之实现。此时罢工和政府都到了一个危急存亡的境地，是罢工以来最紧张的时期。我方已经看到省港交通断绝，有两大问题须立即解决：其一，即广东粮食、燃料不足；其二，即预防各帝国主义协以谋我。于是实行“特许证”制度，订定“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首先将上海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其次将暹逻、安南与广州间之航线打通，并准日、美等国轮船来粤。原来广东米粮向来仰给海外，以香港为总转运之门户，如不沟通海外直接航运，必成坐困；再则此时广东工业尚不发展，货品无以自给，如不特准日、美等国货船直接运来，亦系自困。此特许证制度，一在图谋广东经济之独立自存，一在撤散帝国主义间之联合战线。此特许证由商务厅、公安局、外交部、罢工委员会共同审查签字发出。此特许证制度实行后，上海、暹逻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要求领证复业。于是商船直达黄埔者，每日平均四十余艘，为亘古以来所未有。这也是使得香港帝国主义眼红气愤，坚决再求一战。我们要在此地郑重声言的，就是“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个政策上的原则，是此次省港罢工能够坚持如此长久之第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应连带说及者二事：一、修筑中山公路。罢工委员会的眼光，不仅敏锐，而且远到。认为打倒香港根本办法，即为黄埔开埠。孙大元帅在时，再三注意及此。故提议修筑从广州至黄埔之马路，凡长七十五里，定名为中山公路，兼以纪念国父也。筑路工人凡三千余人，有筑路委员会管理之。二、特别法庭运动。罢工起后，香港帝国主义派遣大批走狗溷入广州，造谣捣乱，破坏罢工，罢工委员会爰设会审处以审讯此等走狗。有林和记者，运动海员复工，会审处以其情节重大，判以枪毙；自然须送政府法庭复审执行。其时广东检察厅长卢兴原以“尊重法律，保障人权”、“破坏罢工，罪不至死”为辞，提出抗议，罢工工人大愤，以为此次罢工，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非常时期，不能以普通法律，宽宥国贼。况中国国民党党纲明明确定：“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及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林和记“不仅卖工，实属卖国”，“即使戮之于市，亦足大快人心”。故要求国民政府另设特别法庭，以处断此项破坏罢工人犯。结果，政府准予所请。不过可惜特别法庭成立之后，仍落在卢兴原手里，一切走狗汉奸，他为之设一专门辩护的律师，什九宣告无罪。罢工工人又无所谓法律知识与政治权力，除掉事后干骂两声卢兴原庇护走狗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哩。三廖仲恺被刺的原因。肃清反革命。左派执政。如何渡过难关？取消特许证。工商联合。预祝升平运动。北上外交代表团。香港总督换人。金文泰变本加厉。提出解决罢工条件。东征与南征。罢工运输队。四代表之派定与八华商之来省。纠察封锁线扩张及其牺牲。第二时期，从八月二十日廖公被刺起至一月一日国民党大会止。廖仲恺先生为什么被刺？此处不能不略述当时的政治环境。自从打败刘、杨以后，国民政府成立，在政府中显然分成三派：一派以许崇智为领袖，而魏邦平、梁鸿楷及所谓粤系军官属之；一派以胡汉民为领袖，而一般官僚及失意政客属之；一派以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为领袖，而左派党员及工农群众属之。这三派开始便明争暗斗。其时第三派主张军政、财政、民政统一最力，其议案经过若干波折终归通过。这自然于一般反革命之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大大不利——不是于他们割据地盘不利，便是于他们霸占税收不利，或是与他们贪赃枉法不利。廖先生身兼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及省政府财政厅长，财权在握，并且雷厉风行进行财政统一决议案，于是遂遭反革命派之忌，而买凶杀之心以决，许、胡高高在上，其部下军阀官僚政客协谋刺廖，亦不能洞烛几微，预为防范。反革命派一面在报上捏造共产与反共产之争（其实刘杨造反，亦以“反共产”为口号），一面从暗中煽动主军与客军之分，而暗潮剧烈，已达极点。香港帝国主义者见此弱点，乃从而勾结之，资以金钱枪械，文华堂二百万元之贿赂，江门梁鸿楷部新军械之发现，皆其证也。帝国主义及反革命之军阀官僚政客团结一致，而廖先生死矣。于是而有八月二十日中央党部门首之喋血。先是反革命派阴谋，国民政府委员未尝不知，然以派系复杂，无法处置。罢工工人虽有八月十一日之肃清内奸大运动，壮政府之胆，而政府终不敢动弹，懔然袖手。及八月二十日廖案发生，方下最后决心，解散梁鸿楷、魏邦平、郑永琦、莫雄等部，并下令捕拿胡毅生、朱卓文诸人。随后许崇智请假赴沪，胡汉民出使苏俄，而广东政权完全递入左派之手。此一时期，可说是左派执政。在此时罢工工人与国民政府差不多相依为命，有存则俱存，亡则俱亡之势。其所处的环境，异常恶劣，异常危险。在广州，是谣啄繁兴，反侧蠢动；在全省，是陈炯明陷落潮、惠，邓本殷进攻江（门）、台（山），中山县土匪占领县城；在省外，是香港勾结北舰南来，资助陈、邓反攻；全国，是各地运动摧灭，反动势力益展。我们要怎样渡过此一难关呢？比方特许证除为图谋广东经济独立与撤散帝国主义联合之作用而外，实在还有使得广州商人有生意可做的重要作用，这是可以公开说的，在沙基惨案发生之后，爱国空气，高涨一时，商人停止贸易，尚可隐忍。等到时候稍过，热潮稍低，商人必蒙头一想，自言自语道：爱国好呢？做生意好呢？料想大家的结论，必是爱国固好，做生意更好。省港交通既经断绝，如不另辟航路，那有生意可做。另辟航路，如不加以限制，势必影响罢工。此时一面“体恤商艰”，一面“保障罢工”的法子，只有特许证。不幸当时有一部分商人，不体谅罢工委员会此层意思，“聪明一世，懞懂一时”，竟受反革命派政客官僚所挑拨愚弄利用，挺身出来反对。问其所持理由，则曰手续麻烦，手续费太重。这本是枝节问题，罢工委员会准予减免，惟不能取消特许证；商人仍坚决反对，主张根本取消。但工商为社会两个有力基础，何能发生分裂，为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所乘；并且香港帝国主义者正在打算勾结商人，借以反对罢工。罢工委员会有见及此，廖案发生后数日，自动取消特许证，并进一步而提倡“工商联合”，邀请四商会共同商定善后条例，仍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为原则。共同盖章，张贴布告，以资遵守。本来中国工商业不能自由发展，即在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束缚，帝国主义实为全国人民之公敌，广州大部分商人幸而深明此义，接受罢工委员会工商联合之提议，积极进行，于是商人亦一同站在反帝国主义之战线上了。我们又要在此地郑重申言的，就是省港罢工能够维持如此长久，工商联合政策，亦是各种原因中之一重要原因。工商联合以后，算是内部冲突问题，得一解决，我们才放心，聚精会神于抵抗帝国主义与肃清反革命派种种工作了。不过此时广州市面，谣言四起，杯弓市虎，人心惶惶，镇定人心，是此时当务之急。于是乃有统一广东预祝升平之运动，举行提灯大会，以“反革命肃清，广东得太平”为口号，经过此次广大宣传，人心方暂安定。再则北方各地运动，依次降落，广东孤军奋斗，如何做得；况且沙基惨案真相，全国尚未周知，沙基惨案条件，亦须联络全国力争，于是而有北上外交代表团之发起，由各界各出代表二人及罢工代表八人组织之，一面为省港罢工减轻负担，一面也是想扩大全国联合奋斗。香港帝国主义者，八月二十五日还开了第二次公民大会，以前次电报，英皇置之不理，乃改电首相，仍请用武力干涉广州，措辞极其哀婉，意志极其愤懑。结果英伦首相答复：“香港苦处我是很系念的，不过现在无法出兵。”老鼠跌在糠缸里，空欢喜一场。总督史塔士以处理罢工不当，此时也滚蛋了。继之者为金文泰。据说金文泰通晓华语，人甚和平，服膺孔子，主张读经，常说：“假使华人读经，此次罢工不致发生了。”一般空想家，预言以金（文泰）易史（塔士），罢工可望解决。谁知此公下马，就说：“伦敦既不赞成向广东宣战，我们尚可用别的法子对付。”什么法子呢？拿出大把花白的银子，大批明晃的枪炮，左手递给陈炯明，右手递给邓本殷。准陈逆在香港设立机关，招兵买马；并准其在香港市上，得自由捕拿过往的汕头罢工工人、海陆丰农民以及革命学生，达二百余人。一面又勾引北洋四舰南来，围困广东；一面又嗾使林警魂、袁带率领土匪陷落中山（县）。眼光四射，运筹从心。九月二十八日，香港中等华商冒昧来省，进行调停罢工，罢工委员会将对香港沙面及学生要求之三十条件交其带港，金文泰板着面孔对华商说：“谁叫你带回条件来！”此次都不大和平了，或者只此一回，下不为例罢。廖案发生后，一方面以其时政府方从事于肃清反革命派及东征南征之准备；一方面以上海北方各地运动低落，省港罢工势成孤立；罢工委员会本可在相当条件之下收束罢工（因为取消不平等条约与沙基惨案条件已经交付北上外交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员会亦认为提出解决罢工条件之时机已到，谓“此条件之提出，于国民革命运动至有利益，如对方能承认吾人之要求，则国民革命运动必因以日臻强固；如对方表示拒绝，则世界知曲直所在，于国民革命运动亦有促进之效能也”。恰巧九月二十八日香港各邑商会联合会代表十余人来了，罢工委员会即将条件交去。但是金文泰正在大规模的指挥如意的捣乱广东，虽明知陈、邓等是些破烂的工具，不值所向皆捷的国民革命军一击，但这是帝国主义者利用恶势力对付敌人常用的惯技，在历史上是有前例的，如前年英人利用希腊攻打土耳其，俄国革命时帝国主义者利用白党攻打苏联政府，不管他们准备够不够，只管自己需要，强迫他们去打，故结果都失败了。金文泰此种计划尚未试一试，如何肯罢手接受条件。“谁叫你带回条件来！”这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我方也准对着香港帝国主义此种计划而反攻。此时广州市内及附近反革命派军队都肃清了，国民革命军放心的以一支大军东征，一鼓而下惠州，再鼓而占汕头，东江以次收复。再以一支大军南征，一鼓而平高雷，再鼓而入琼崖，南路以次底定，前后不过两月。罢工工人更为兴奋，组织运输队，运输辎重，接济前敌；组织宣传队，随从大军向民众宣传；组织卫生队，救护战场伤亡将士。罢工纠察队请缨出征，上阵杀贼，政府责令巩固后方。是役也，计罢工工人死者数十，因劳致病者数百。国民革命军以“不筹饷，不拉伕”为口号，但一般市民向存兵凶战危的观念，谁肯应募去冒生死不测的危险，罢工工人担任运输，一方面使革命军宣言的实践，一方面使革命军行军的神速，也是使得东征南征能够容易成功的一个原因。东征、南征将近胜利的时候，香港帝国主义戏法为之一变。因为陈炯明占领汕头时，汕头罢工立被解散，港、汕交通已为恢复，革命军一到汕头，罢工工人又卷土重来了。邓本殷受香港八十万元，专雇轮船八艘，载运粮食赴港，赖以苟延残喘，革命军攻入南路，此项接济又被我们截断了。勾引南来之北洋舰队，又复逡巡沿海，不敢进窥虎门，只得悄悄的率队北返。香港买办阶级固然依附香港政府，惟其意旨是遵，到底罢工太久了，中、小华商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惨痛，乃忿恨香港政府，同情国民政府，于是而有恳亲团之组织。十二月二十六日来省，共有三百余人。继华侨又有参观团之发起。香港帝国主义在此时，外既军事失利，内又居民叛离，心生一计，宣布派遣遮打、宾那、周寿臣、罗旭和四人为赴省解决罢工代表，但是始终不见出发，无非借以欺骗华商，缓和其反感而已。恳亲团抵省以后，香港政府恐其有变，突然另派华商代表八人来省，问其是否代表香港政府？则曰不是，只代表华商。问其是否有权解决罢工？则曰无权，只商量经济条件。罢工委员会答复：“我们是反对香港帝国主义，并非反对华商，华人与华人谈判，太不好看。我们固然要经济条件，同时亦要政治条件，只谈经济条件，何能谓为根本解决。诸位同胞来省，我们很欢迎，很感谢，请转告香港政府，所派定之四代表，放胆来省，我们早就准备诚意解决罢工了。”这就是香港帝国主义变戏法之又一幕。东江南路收复以后，罢工纠察队的海口封锁线也扩张了。从前，纠察封锁仅限珠江口一带，东起深圳，西迄前山，现在则东至于汕头，西至于北海了。蜿蜒数千里，旌旗相望，金鼓之声相闻。其防区大概是这样的，白鹅潭之附近河南、芳村、花埭、黄沙、沙基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陈村、大良、容奇、潭州为一区，以一支队驻之。江门、公益埠、斗山、广海，沿宁阳铁路一带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石岐、前山为一区，以两支队驻之。深圳东至沙鱼涌西至宝安南头为一区，以三支队驻之。太平为一区，以一支队驻之。汕头为一区，以一支队协同汕头罢工委员会纠察队驻之。其余则于淡水、阳江、水东、雷州、北海、琼州岛等处设办事处，配以纠察数班数小队不等。水面有小舰十二只，往来巡查截拿。从此“广州表面发达，河内有各种旗帜之船，但无英国的；此种船与上海及别埠交通，而不至香港，因受罢工领袖严格的命令，香港无可奈何”。“因之香港在本国许多定货只有搁置。此六月间，实际与国内工厂无新的贸易，地价及股票跌落至百分之五十，地方的公司减少。”（录香港某西记者对伦敦之通讯）这样一个队伍，虽说二千余人仅只二百枝枪，但在香港帝国主义者的碧眼黄瞳中，是值得惊惧的。始则大骂纠察，如何勒索，如何受贿，继则直接的或间接的勾结土匪奸商甚至不良军队对纠察加以袭击了。如沙鱼涌之役，纠察与铁甲队死者数十，便是香港以兵舰飞机巨炮协助土匪罗坤干的。太平之役，纠察死八人，便是香港指使当地奸商土匪干的。中山之役，纠察全军覆灭，便是香港以枪械资助土匪袁带干的。其余各地，尤难指数。最近还有白鹤之役，淡水之役，前山之役，此乃后话不提。纠察在我们眼中却是值得钦佩的，为什么呢？他们武器虽少，大部分虽赤手空拳，然而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而忠于职务（亦正因忠于职务而为一部分名虽中国国籍实则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人所不喜），前者仆，后者继。在上头指挥者通盘筹算，嘱纠察要严密封锁与避免冲突（其实此项原则已经自相矛盾）。但是枪声一响，队员则争先恐后踊跃应敌了，大队长或支队长，遵奉上头命令加以制止，队员悻悻然说：“我们不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吗？何以帝国主义打来，我们还不打去？”我书到此，我泪夺眶而出了，假使中国有充足武装，收回香港亦是容易的事，然而现在国势有所不能。［附］此条件即“香港罢工工人恢复工作草案”，全文如后：一、香港华人应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教育、居住及举行救国运动与巡行之绝对自由权（凡被解散之工会须恢复之）。二、香港居民，不论中籍西籍，应受同一法律之保障与待遇，务须立时取消对华人之驱逐出境条例，笞刑，私刑等之法律及行为。三、香港定例局之选举法，应行修改，以增加华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四、香港政府应制定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之缔结契约权，废除包工制，女工、童工生活之改善，劳动保险之强制施行等。制定此项劳动法时，应有工团代表出席。五、不论公私机关服务人员及职工，皆一律恢复原有工作，不得借故拒绝或开除。以后并不得有政治的或经济的压迫及报复等事。六、不论公私机关服务人员及职工罢工期内工资照给。七、所有因罢工而被捕者，应立即释放，并不得驱逐出境，及因罢工或嫌疑而被驱逐出境者，应一律恢复自由。八、所有罢工期间因欠租致被香港政府及业主拍卖家私等项者须赔偿其损失，并准其居住原屋，免收罢工期内之租项。九、香港政府公布七月一日之新租例，应立仰取消；并由宣布取消之日起，实行减租二成五。十、在香港各国代表与中国工人代表组织赔偿委员会，应由香港政府负赔偿香港中国工人在罢工期内之损失。十一、凡轮船工厂公司一切大小职务，华人皆有平等享受之权，香港政府应不分中籍西籍，一律平等凭证（如客船往返口岸，中国人有权行使船主及司机职权）。十二、未罢工以前，香港政府所给予华人一切凭证及牌照，应继续有效。十三、凡工厂及大公司货仓有一百人以上者应设立工人宿舍，免收租项。十四、凡未参加此次罢工运动之工人须一律开除，俟用尽罢工工人，方许再用未罢工者。十五、香港境内，应准自由行使中国货币。四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左派地位一时动摇。香港帝国主义之幻梦。国际形势与全国形势。香港宣布停止解决罢工。广州商人之忿怒。罢工工人之苦况与援助罢工周。香港商人酝酿罢市与第二次罢工。黄埔开埠之促进。十万大兵之恫吓。勾结右派之袭击。嗾使海关之停关。第三时期，从一月一日国民党大会起至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止。一月一日中国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于广州，这件事为什么与罢工有绝大关系呢？就因经此次大会之后，国民党左派地位隐约的发生了动摇。本来廖案发生以后，左派掌握政权，取绝对不妥协态度，于是一般右派赶赴北京而有西山会议之召集，继又在上海而有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设立，专门与广东政府左派对垒。广东此时亦有一般曲解中山主义有意无意的与上海北京右派遥为呼应之组织。右派的口号虽然是反对共产党，其实是反对左派执政。共产党此时忠于国民革命，并未在广东政府取得列席位置，何可反对；其可招反对者，不过他竭诚赞助左派而已。在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表面左派仍极强硬，实际已对右派让步。此时上海右派亦分两派：一派主张维持伪中央反对广东左派到底；一派主张站在外面反对无济于事不如回粤活动较有效能。大会开过了，右派或明或暗的纷纷来粤。左派在此时似进似退的而无一定应付和处置的坚决主张。此种政治情形，香港帝国主义者那有不胸中雪亮之理。于是幻梦就开始了，以为广东不久就有政变，左派倒塌，右派登台。既然如此，又何必急于解决罢工呢？与其今日接受左派执政时之厉害条件（其实并不厉害），何如将来接受右派登台后之便宜条件（甚至于无条件）。所以香港帝国主义者天天向世界宣传，广东有急进稳健两派，稳健派不久就会得势。况且，从国际形势看，罗加诺会议方告成功，英国外交大告胜利，张伯伦踌躇满志的认为帝国主义间从此可以联合了。再从中国形势看，英、日两帝国主义正从事张、吴之联合，变反奉战争为反国战争，打败国民军，重建张、吴统治下的反动政局，以分讨南、北二赤。这样，又何必急急于解决罢工，所以香港帝国主义者率性于一月二十五日宣布停止解决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这个宣布很巧妙，把无诚意解决罢工责任轻轻推在国民政府身上。其实此次罢工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惨杀，工人自动罢工，与政府无关。可是政府早就希望罢工早日解决，其诚意表示：第一次，曾派重要官员到港。第二次，港官到省表示将罢工条件分为政治经济二部，政府答应如经济方面原则若能承认，分开亦无不可。第三次，港方对于恢复工作一层，商店倒闭，无业可复完全复工有些困难，我方也表示可以相当让步。其委曲求全，可谓至矣尽矣。一月二十五日交涉署将此真相露布于世界。此时广州四商会看到香港政府宣布停止解决罢工，是很愤怒的，通过一决议案，说：“此次罢工实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天气寒冷了，几万罢工工友住在空洞无遮的房里，睡在塞门德土的地上，罢工委员会因经济关系，又不能为置床板，置草垫，地上只是一张装货的草包。两个人共盖一张棉被，又短、又窄、又薄、材料又不好，两人共盖，你也想多盖一点，我也想多盖一点，相互一扯，棉絮就分两个半边，或是一个大洞。每人发给棉衣一件，“僧多粥少”，尚有万余人取不到。只有棉衣，没有裤发，有的因裤破不敢出街。又如罢工医院，通常每日门诊者五、六百，留医者三、四百，死者约二十人。其病多半是脚气病，因为睡在塞门德土的地上的原故。有些是痨病，因为东征南征操劳过度的原故。女工在医院产育，因设备不周，往往发生危险。罢工工人的苦楚，真是一言难尽。不知真相的人，以为罢工工人有饭吃，是住在皇宫里享福哩。此真相宣布后，广东各界既愤英国帝国主义之无诚意解决，又见罢工工友之如此牺牲，于是发起举行“援助罢工周”，宣传演讲：售章捐款；授旗慰劳；游艺娱乐；给奖鼓励。阴历年关到了，即商店收债的时候到了，香港自罢工后，报穷案日必数十起，收盘倒闭者日有所闻。十一、十二两月倒闭者三千余家。有些勉强支持的，一到年关，这个年头儿，怎样得过。香港政府本来从伦敦政府借来三百万镑，以为救济商业之用。但是这款是不好借的，譬如商家欠债二十万，而十万最急，银行存款，因罢工关系政府不准取出，只能向政府借，政府则以商业产业作按（押），而减低其成数；同时政府向银行将款取出（实际即商人存于银行者）付与商人。这样一来，政府一文不出，而得按业；如到期不还，政府得没收其按业，危险一。借得十万后，债主听到消息了，纷纷临门催讨，二十万都要还，商家无法应付，只有倒闭，危险二。这些都使得商人恐惧与愤怒。原来香港华商的派系是这样的，一为老派，华商总会属之，此派完全是绅士退伍官僚与买办阶级，他们是帝国主义走狗，前时所谓公民大会电请伦敦用兵攻打广州，他们是赞成者之一；电致海外华侨截止援助罢工款项，也是他们干的。二为中派，南北行属之，他们只顾做生意，不甚管事。三为新派，各邑商会联合会属之，以地方主义相号召，多属中小商人，颇倾向国民党；就中以新产生之恳亲团一般人为最左倾；惜乎此派有些人为何世光收买变节了。罢工半年余了，先前不免错怪罢工工人，后见罢工工人及省城政府充分表示诚意解决罢工，而香港政府不肯，于是新派就不觉发生反对香港政府之情绪了；中派亦有同情之趋向；特别在此年关更促进他们之激烈。香港罢市之风传，遂一时陡盛。罢工委员会自然绝对赞成，去年罢工开始时，本拟联络商界一致行动，今罢市虽晚，仍可为助。并准开一特例，年关前后，准省港交通暂时恢复，予华商回省以便利。同时又派人落港运动第二次罢工。结果因香港帝国主义之严厉压迫，声称如罢市则没收财产；捕拿监禁；并不准港轮上省。商人终竟胆小，不敢动弹；只第二次罢工，回省者约一万人。广东经济不能发展，在于受香港之限制垄断压迫，凡稍有民族思想的人，都知道经济独立之不容稍缓；况乎罢工已成为长期之奋斗，亦有安插工人作工之必要。从前孙大元帅在时，已有黄埔筑港规划，此时广东各界更努力于黄埔开埠之进行了。首先成立“黄埔开埠促成会”，一面从事宣传，一面从事计划。上面说过香港帝国主义者幻梦开始了，但是帝国主义者幻梦之中又出以毒辣之手段。第一个就是十万大兵之恫吓。不久以前，日本出兵满洲，香港帝国主义者极力嘉奖，说这才是办法啰。其跃跃欲试，已可概见。果然天从人愿，上海《字林西报》（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机关报）转载伦敦消息，说：“英国决将用武力干涉中国，预定十万大兵，北攻天津，中攻沪汉，南攻广州。”同时北京二月十九日专电，英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究竟是否有力制止粤省排英？否则，英当代加重大教训，英国国会业已同意，预算将来每日对粤军费一百五十万。”这是多么可吓的一个消息呵！香港帝国主义者更大张其辞，仿佛八十年前炮轰广州城的血幕就要开始了。在无世界常识的人们，一听着定要屎滚尿流。在我们呢，Ｘ光线的眼睛，乃高声叫道“欢迎”。英帝国主义此种政策的作用，显然是恫吓民众，以便于所谓“稳健华人”于民众惊惧无措之余，好提议解散罢工。不过这个纸老虎被揭穿了，恫吓的作用也就烟消雾散了。第二个便是勾结右派之袭击。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前，留省右派与香港帝国主义者还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大会以后，却是“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了。他们经过香港，照例是“酒阑灯炧，情语缠绵”。临别之时，又是“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特别是有名的中国公使伍廷芳先生之公子伍朝枢，最受赏识，推为稳健华人之巨擘。自香港辅政司来省“惊艳”之后，接二连三就是交涉使傅秉常秘密“递简”。往来奔波，委实难为了他。结果一万万贿赂终于成功了。（蒋介石先生已在致张继函中叙明）伍君在政治委员会席上，这一个月来，别的问题一概不管，每次只从怀里摸出一些高鼻子的函件来，不是说罢工会留难，就是说纠察队索贿。他极乖巧，摸出来给大家传观，却不下断语，让左派去愁眉皱眼，慨叹连声。此时他方嫣然乘机说道：“政府应予以裁判呀。”左派当时堕其术中，有时也发发小雷霆。譬如德国船被扣两只，是伍君告发于政治委员会的，左派果然认为违反政府的外交政策，对罢工委员会深致不满，大加声斥。幸而罢工委员会在港截获的电报，其中有云：“英商因华经理及德国公司的帮助，也做一些贸易，但一切英国商标均须除去，以免纠察繁重的手续。”这明明是德商瞒运英货，罢工委员会何得不予扣留。左派见此电后也就释然了。不过东江南路都收复了，广东统一而稳固了，危险时期已过了，确实不十分需要罢工工人帮助了，左派意态动摇，亦固其所。况乎忽而浸润之谮，忽而肤受之炧，纵然心硬也会软化几分呀。显然的，自经右派之袭击后，政府与罢工工人中间有了一道鸿沟了。此外吴铁城更是点兵派将，向市民大做其宣传：“你们看，罢工工人简直比刘、杨兵士还凶。”后来索性仿照上海工部局伊文生的办法，不加警告，向罢工工人开放排枪，结果死一名，伤者数名。还是罢工委员会以为在国民政府下而有向民众开放排枪之事发生，太不名誉，与政府协商阴消，故未见报。第三个是嗾使海关之停关，中国海关税务司都用英人。其名虽是中国政府之一机关，其实是英国帝国主义之一府库。中国海关监督，不过“腊则季氏，祭则寡人”，摆摆样子罢了。粤海关税务司卑路，原本是一军官，二月十九日从香港回来，二月二十日（星期六）十一时访交涉使傅秉常陈述：“罢工纠察扣留八艇货物，未经税关查验，纠察如此做法，彼实不能执行职务。”晚八时又送来一公文，称“因纠察扣留未经海关查验之八艇货物，妨害其职权之行使，只得于二十二日（星期一）起停止验货起卸”。星期日政府照例不办公，卑路在这当儿寄此公文，使政府来一个措手不及，多么巧妙。入口船只不经关验不能卸货，即能卸货，如未得海关发给凭证，该船到其他口岸时，该地海关以其无开行地关单必将该船扣留；卑路此种对付广州的手段，多么厉害。卑路对政府说：“罢工会不听政府命令，我来替你教训。”对商人说：“我之停关，系为减少你们受纠察之压迫。”这种离间政府、商人与罢工工人之感情的言谈，多么动人。二月二十二日终因税务司英人卑路一纸命令而停关了，广州口岸被封锁了，这一个蛋捣得不小，不用说是香港帝国主义之预定阴谋，而同时亦有右派之同谋合作。卑路由港回粤两天，此事便发作，此显而明的事。右派暗与卑路商量好，借此难题给左派做，左派果然狼狈不堪，而大骂罢工工人之不对。（其实从前所定纠察检验货物原则，并未有须经海关检验后方准纠察检查之规定，罢工以来便是如此，左派初无异言。）此却是隐而晦的事了。结果还是罢工会放还八艇货物于海关，又经商会向海关严重抗议，各界一致激昂反对，卑路既已无口可借，又见外间反对太烈，只得开关，此事告一结束。五中山舰事件。香港之幻梦又复沉酣。香港宣布对经济问题之态度。英国矿工罢工。全国劳动大会。工农商学联合。拥护省港罢工获得胜利解决。香港勾结吴佩孚侵粤。出师北伐。组织北伐运输队。中英谈判。谈判延期。工会统一运动。教育宣传运动。第四时期，从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件起至七月二十三日中英谈判延期止。三月二十日，罢工委员会突然被兵包围，当时大家莫名其妙，后方知为中山舰事件。蒋校长事后声明，此系其部下不听命令所致，经将带兵某连长撤差。惟自此事发生后，罢工确受相当之影响，特别在香港帝国主义一方面。先是香港帝国主义者与右派夜半私语海誓山盟以后，客观上右派势力异常活跃。右派也屡屡切实劝慰香港：“你们莫急急于解决罢工呀，我们就要登台了。”但是，佳音左等不来，右等不来，香港帝国主义者之幻梦不能不稍醒觉。等到不耐烦，三月十九日派杜应坤医生来省。杜医生本是廖仲恺先生之妹夫，但他是满口“港宪大人”，廖夫人何香凝先生听了作呕，曾当面赐以“走狗”的嘉名的。杜向政府说，“港宪大人”有诚意解决罢工，已内定辅政司、律政司、华民政务司为代表，只须汪主席[1]亲笔写一函去，三代表就可来省。汪精卫先生以此小节，当书一函付之，书函已在二十日事件发生之后。汪先生从此长期病假。杜医生怀函返港，送给金文泰，金文泰乐不可支，大有谢安闻淝水战胜过门折屐齿之概，出席西商会议，说：“汪先生已来函提议解决罢工，已派定代表三人，我亦照派三名代表就是”。分明是他自己提议，今则反谓汪主席提议，显见帝国主义者要在外交上占上风。金文泰笑嘻嘻又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二十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听众亦报以欢笑，高呼万岁。于是香港将醒之幻梦又复沉酣了，三代表仍不出发，自然是等广州政治入轨之佳音。四月九日不得已方派辅政司来省刺探消息，与伍朝枢作非正式之谈话，返港以后，香港政府正式布告：“本年四月八日、九日，律政司金培源君，在广州与伍朝枢君于解决罢工正式会议之前，先行非正式谈话。彼此尽情披露，接洽甚欢。于是金培源君遂表示香港政府对于罢工期内工金及不能复业损失的赔偿，均不给与；亦不容许此项办法。……”所谓尽情披露者，金培源还提出实业借款与广九、粤汉接轨问题，不过此布告未经叙出耳。关于经济问题，在以前香港政府因为面子关系，虽不愿意出钱，然而并未正式宣布决绝；香港商人出钱，香港政府至少已经默许，如去年年终派八华商代表来省谈经济条件可证。今则露骨的不承认赔偿原则，而且布告天下，咸使闻知，态度何等鲜明！何等强硬！香港帝国主义者为什么突然如此呢？不用说，因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虽然右派未即联翩登台，尚嫌美中不足，然而右派此时确实乘机蜂起，到处分裂民众势力，究竟不无希望。此时英国矿工大罢工已起。我们在去年十一月已经在罢工代表大会断言英国六个月后必有大罢工，果然，幸而言中。矿工罢工，震动了英国社会的基础，这自然给予罢工工人以巨大的兴奋，而最后胜利终属我们之自信心更为坚决。英国十万大兵进攻中国之余惊，自然完全消灭。罢工工人与广东各界举行援助英国罢工种种运动甚力。五月一日至五月十四日，开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于广州，广东全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广东全省第六次教育大会亦同时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全省农民教育代表群聚于此，革命空气异常紧张；慰劳罢工工人；罢工工人自然大为兴奋。在四商会欢迎席上，提议改为工农商学联欢大会，并通过七条决议案。第二条即为拥护省港罢工使得胜利解决，主张由国民政府、香港政府、广州商人、香港商人及罢工工人五方面举出代表组织委员会，商量解决罢工。省港罢工原为民族问题，并非罢工工人私人问题，故应由各方面共同解决。再则自香港政府布告不承认赔偿原则以后，旋见广州政局并无纷扰，国共两党仍然合作，乃改变其口吻说：“香港出钱未为不可，不过恐其落在罢工领袖及过激派手中，仍用为继续反对香港之用。”此五方面共组之委员会，亦含有打破此种阴谋说话的作用。后来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执行此决议案，曾请四商会派两代表落港，征求香港商人同意，并托其转征香港政府同意，结果是香港帝国主义者置之不理，亦可见其顽强已极了。此时广州工农商学联合运动特盛，因而“国民的联合战线”日臻巩固。香港帝国主义者幻梦右派登台，前面已经说过。谁知天不做美，中山舰事件旋即大白，广州政局依然无恙，不久而伍朝枢以出走闻，傅秉常以私逃闻，吴铁城以被囚闻，莺莺、红娘、惠明都没有了，香港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惊梦”了；由是乃转而求之于北。其时英日、张吴联合，已经成功，所谓讨赤军攻入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吴佩孚势力有稳定的趋势，香港帝国主义者以二千万元助吴作军费，信使往还，催其早日攻打“南赤”。此时我国民政府基础既固，桂湘先后响风来归，为防御吴贼南下，亦决意出师北伐。本来北伐准备已久，故出师异常迅速，一鼓而下长沙，再进而占岳州，会师武汉，料也非难。罢工工人仍组织北伐运输队，三千余人，湘、粤之交为五岭山脉，崇山峻岭，异常险阻，当此浔暑炎蒸，重担渡岭，其困苦可知。罢工工人因而致疾者凡四、五百人。这里要叙到中、英谈判了。我政府因“得以进行本国统一革新之工作”，故应人民请求，六月五日，毅然致函于香港政府，提议商量解决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则答以罢工已成过去事件，愿派代表商量排英货问题之解决。我政府回函，声明罢工仍为政治上经济上一件要事，但亦可磋商广东人民业已维持一年之排英货运动解决之方法与手段。此外关于技术上有所询问。七月十五日中、英谈判终于在广州外交部实现了。我政府代表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中央党部宣传部长顾孟余。对方代表为香港律政司凯普，华民政务司哈利法斯，沙面英国总领事白利安。第一次会议（十五日）只我政府代表致了一篇欢迎辞。第二次会议（十六日）我政府代表提出一意见书，大意是说广东人民发生排英之直接原因，由于沙基惨案：沙基惨案之重要背景，由于上海五卅惨案。广东为什么有省港罢工与经济绝交之排英运动，因为“广州为中国民族主义最大中心点，无怪其于此案坚持民族主义以相对待，而视为中国民族主义与外国帝国主义间斗争之显著表示也”。中国以民族主义与外国办交涉，这算第一次，也算是外交史的新纪元。此外并质问为什么香港对广东实行经济财政封锁？为什么拒绝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发生所提议的解决条件？第三次会议（十九日）英国代表提出答复书，谓五卅屠杀系自卫行动，沙基惨案系中国先开枪，省港罢工系少数人强迫，香港并未封锁广东。第四次会议（二十一日）我政府代表提出反驳书，引证据理，指斥其推诿图赖。谈判到此，我政府代表提出解决办法，组织一公正的第三者考察法庭（按即国际仲裁）。惟此事须延宕时日。如为早日恢复两国关系计，主张两方协力分任担负：第一，应保障不再有沙基惨案发生，此种保障，在于整顿沙面海陆驻兵，并限制英国炮舰抛泊国民政府领土河面；第二，根据极公平原则，赔偿沙基惨案死伤家属；第三，解决因香港、广东通常关系破裂所发生的大失业问题，应筹备大宗款项。英国代表对组织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表示须请示本国政府。对早日恢复关系之三条件，表示反对，并声言解决问题不能包含赔偿在内。我政府代表表示让步，提议在第三者法庭未成立以前，应行借债，此项借债，双方分别担任，如将来英国在第三者法庭得到胜利，香港担负之借债，由国民政府偿还。此种让步，可说让到极点了，英国代表仍表示反对。英国代表提议，欲以实业的借款，贷与中国，以为开辟黄埔港口之用，而以建筑粤汉、广九两铁路接轨为条件，其监督款则依照广九铁路协约，雇用英国总工程师总管账各一人。此日，我广东工、农、商、学各界召集十万余人之示威大会，发布力争沙基惨案与省港罢工条件的宣言。第五次会议（二十三日），双方以其提议写成条文，继续讨论，结果是英国代表对于第三者考察法庭案，表示请示本国政府，我方代表对于实业借款案，亦表示请示本国政府，而中、英谈判就此告一段落。虽非破裂，实已延期。延期要延到何时，这当然要看将来全国政局如何方能决定。英国帝国主义真聪明，他的实业借款提议，不仅不肯丝毫失本，而且还要从中得利，既想黄埔新埠造成英国管理的租界，又想两路接轨造成香港商埠的需要，世界上打铁算盘的，怕只有英帝国主义第一个会打罢。此期尚有二事应该叙及：一，工会统一运动。香港未罢工以前职工运动的弱点，即在工会未曾统一。可说分为三派：一为工团总会派，有七十余工会，概系手工业，只海员工会算是大产业组织。二为华工总会派，约有三十工会，亦系手工业，重要的只电车工会。三为无所属派，约二十余工会，多系大工会，为机器工人，起落货、煤炭、洋务等。故发起罢工时，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指挥全港工会，不能不召集联席会议，另组临时指挥总机关，定名为全港工团联合会。及返省以后，大家都知此种状况不好，而工会统一运动之宣传，甚为普遍。究竟因历史与习惯关系，终归不易统一。后来日子长久了，工会统一的意义与利益彻底了解了，而且有许多实例证明了，方努力进行此种统一工作，首先联合的是机器工人，叫做机工联合会，后改名为金属业总工会。其次是运输工人，叫做运输工会联合会。这是以产业联合的。四月十五日，香港总工会成立，从此工团总会、华工总会无形消灭，而所有香港工会统一于香港总工会之下了。此后联合成功的，尚有洋务工人，定名为西业工人联合会。而建筑联合，街市联合，现在进行中。二，教育宣传运动，原来教育宣传是很重要的，罢工开始便办了一个宣传学校。但仍不过以养成一般宣传人材，为罢工时期对内对外之用，故不久停办。此后因环境紧张，我们工作更为忙碌，遂不暇注意于此了。本年四月中旬成立一教育宣传委员会，乃决定一大规模之教育宣传计划。设劳动学院一所，以各工会领袖为学生。分区设补习学校八所，以成年工人为学生。附设子弟学校八所，以工人童年子女为学生。另设妇女劳动学校一所，以女工为学生。各补习学校并附设俱乐部，日间上课，晚上娱乐。六罢工能够持久的原因。客观条件有三。主观条件有四。罢工之将来如何？三条出路。请海内外同胞有个回答来！现在我们来作一个结束了。此次省港罢工得到一些什么胜利，和这些所得胜利的意义，我另有一文叫做《省港罢工的胜利》，说得非常明白，此地不再赘及。如有人问省港罢工支持一年零两个月的长久，其原因安在？我们的回答：在客观方面有三：第一，英帝国主义之衰弱。欧战以后的英国不像欧战以前的英国了；战前是壮年时期，战后是暮年时期；以风前残烛行将就木之年，那有精强力壮好勇斗狠之能。经济之衰落，无产阶级之左倾，各殖民地之觉悟，都是使得英国诚惶诚恐寝馈不安的。假使在欧战以前，两次武力干涉之请求，十万大兵进攻之恐吓，决不会仅是造造空气，必定会如鸦片战争之役，英法联军之役，炮轰广州城，或者国民政府诸公有人做了叶名琛第二亦未可知。第二，各帝国主义间之冲突。帝国主义之冲突，是它的本性使然。广东诚然是一块肥美之肉，那一个帝国主义不想争尝一脔哩。近年来英、日、美在广东的市场上竞争得很厉害，可是英货则逐年递减，日美却逐年递加。广东排英，在日美便认为是取英而代的绝好机会。果然香港电请伦敦用武力干涉广东时，美国提出异议了，大意是说因广州一隅局部之事而引起战争，似乎不是良好办法。又说恐怕因此局部战争，会引起日本之参战，引起俄国之参战，以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说此不幸事情最好不要发生，美国应调集兵舰在南洋及中国沿海一带巡弋，如果此不幸事情发出，应作武装调停。所以罢工委员会特许证条例宣布以后，日、美两国公司首先要请复业，并愿将香港、沙面商店迁移广州贸易。香港英帝国主义者在报上泪流满面的说：“为什么我们帝国主义者不联合起来呵！”第三，国民政府之强固。国民政府是打倒刘、杨以后才成立的，这个小娃娃虽然经过许多灾难，究竟“吉人天相”，日见壮健。它有身经百战的国民革命军以作巩卫，它有生死与共的民众组织以作基础，它有每月七、八百万之正当税收以作营养。它不仅可以自立，而且有力量攻打军阀，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国民党党纲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职志的。省港罢工是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政府当然不能像张作霖一样对爱国运动加以摧残，而应该是加以爱护的。在主观方面有四：第一，罢工工人之觉悟。为民族利益而不搀杂自己利益，这是世界之上少见罕闻的事。我们举一件很小的事，便可见罢工工人觉悟之普遍与深入了。有一次在某罢工宿舍门前，两个工人的儿子，约莫八、九岁，不知何事起了争端，先则口争，继以扭打。问何以打架？一个说，他骂我的爷娘，骂我的妹妹，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帝国主义，我不打他。一个说，他骂我是地痞，骂我是兔子，都不要紧，但是他骂我是反革命派，我不打他。第二，罢工组织之完善。罢工组织，已在第二节约略说过，假使组织不好，阵脚既不稳固，何能杀敌致果？就中尤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得力，因以人数为比例，五十人举一代表，共约八百代表。这样组织，一方面可将罢工消息与政策普遍传达于所有工友得知；一方面对于各种问题以大多数公意取决，不致为少数腐败领袖垄断；一方面对于职员加以严重监督，不使其违法舞弊，变节捣乱，以破坏罢工。一年以来，内部发生一、二次小小风波，都是靠代表大会镇压下去。第三，罢工政策之适当。罢工政策已在上面各节中错综说到，读者可以自去领会。就中尤以“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之一原则，为稳住此次罢工之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其妙用不可胜言，一方面可以打击香港；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州经济之困难；一方面可以拆散各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一方面可以使广东商人对外贸易不致停顿。此政策之精义，先是采入特许证条例内；特许证取消后，被采入于工商善后条例中。第四，罢工援助之广大。罢工维持，自然要靠海内外爱国同胞及全世界工人阶级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不断的援助，然后罢工工人觉得后援不孤，更能安心作战。此次罢工费用，计开：国内捐二十五万元，华侨捐一百一十三万元，租捐及政府收到各方捐款二百八十万元，殷实绅富捐二万元，拍卖仇货四十万元，罚款二十万元，其他二十万元，共四百九十余万元。至于精神援助，随时俱有，那是不可论件的叙述了。如有人问省港罢工之将来如何？我们说，罢工之客观主观两方面的条件依然存在（只维持罢工经费存款不多），至于决定罢工将来之命运如何？要你自己回答。罢工委员会在中英谈判延期之后，发出致全国同胞书，致海外华侨同胞书，致全国工会书，致世界工会书，致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书与致各社团领袖书，除叙述中英谈判经过外，请教三事：（一）其将不念先烈沉冤，无条件屈服乎？（二）抑将不但屈服，且进而接受英国所提实业借款条件乎？（三）或不愿屈服，须再接再厉，继续奋斗，以求最后之胜利乎？三条出路，罢工委员会“因我等罢工，事关民族问题，并非纯属我等一己问题，何去何从，毫厘千里，故不能不要求海内外同胞主于决定者也。”但罢工委员会同时又申明：“我等奋斗，牺牲一切，本身利害，久匪所计。如荷同胞指示，我等惟敬谨遵循，虽赴汤蹈火，决不瞻顾。”省港罢工之将来如何乎？请爱国同胞有个回答来！原载《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1]当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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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港罢工的胜利（邓中夏，1926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相关链接：【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省港罢工的胜利邓中夏1926年8月省港罢工，是为了抗议上海“五卅”血案而起，是一种争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的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与普通增加工钱，减少时间、改良待遇的经济斗争绝不相同。这点重要的意义，是尽人皆知的。我们也无需乎再费辞了。为我们意料所不及的，就是罢工能够罢到如此长久（现将十个月）。尤其为我们意料所不及的，还是罢工尚未解决就能够得到许多胜利。有些胜利：如民族地位之提高，世界无产阶级之同情，帝国主义之让步（如“司法检查”，“关税会议”，“法权会议”等，在革命的观点看来，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民族运动中各阶级联合战线之阴谋，然而在帝国主义方面看来，或者还是一种很大的让步）等，是与全国“五卅”运动共同得来的胜利，本文按下不讲，现在只把省港罢工直接得来的几种重大胜利，叙述出来。一、香港经济之打击当罢工开始时，我们曾在海关贸易册里找得一个香港经济损失的根据。就是香港是一个最繁盛的商埠，在世界上除纽约外，要算它第一。每年出入口货价值约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中国银二十五亿二千万元。罢工使香港航业商务陷于停顿。平均计算，罢工一月，损失二亿一千万元，罢工一日，损失七百万元，虽说香港出入口货四分之一是走中国北部，四分之一是走南洋各埠，然而其余四分之二，是走中国南部，罢工之后，这四分之二，总算是损失了的。就是说香港每日七百万元之中，有三百五十万元是损失了的。香港自罢工到现在，已经损失总数，至少在十亿元以上了。关于香港所受经济与财政的危机，能描写详尽的，无有如香港自己报纸时常无意中登载出来的损失数目。我们为求更真确起见，再说一二。先就输出输入言之。前年（一九二四年）输出为八百八十一万镑，去年（一九二五年）只得四百七十万镑，相差四百十一万镑。去年输出仅得前年之半。前年秋季入口税，总数为一千一百六十七万镑，去年秋季则降落到五百八十四万镑，相差五百八十三万镑。去年入口税仅得前年之半。输出输入比较未罢工以前都只得一半，则商业衰落之总现象，不难窥见了。次就航业言之。前年到港船数为七万六千四百九十二只，共吨数五千七百万吨。平均每日有船二百一十只，共吨数十五万六千一百五十四吨。但自去年七月起计算，每日平均仅有船三十四只，吨数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吨。去年与前年比较，船数之减少为五点二倍，仅得前年百分之十六。吨数减少一点八倍，仅得前年百分之三十六。到港轮船减少，也是表示商业之衰落。次就商店破产言之。香港商店破产之多，视香港报载之报穷案及香港政府之通告可知。可惜我们没有将自罢工以来，所有破产商店，作一个统计。但仅据去年十一、十二两月，计破产商店，已达三千余家。虽后来伦敦政府借款三百万镑为救济香港商业之用，但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呢？所以当伦敦议会讨论香港此项借款时，鼎鼎大名之演说家哥尔就说：“此次借款，只能救济香港危机于一时罢了。”次就银行言之。香港最大的银行要算汇丰银行及渣打银行等等。这些银行，实为统治殖民地的柱石。他不仅做了香港无形的专制魔王，而且做了人口四万万的中国之专制魔王。他们从前为所欲为，现在呢，他的末日渐渐的迫近了。本来这些银行数十年来在殖民地剥削得来的大帮款项，并不是不生利的存储起来。存储是无利润可图的。他是要将此资本借了出去，投于实业，榨取东方被压迫国家的汗血以自肥。但罢工以后，可就糟了，投资的机会完全没有了。并且商务衰落以至于行商破产；行商破产，银行当前的困难，至少就有下列这么几个：一、资本来源之断绝。银行资本之来源，是由于主顾之存款。此种作用，全世界银行莫不如是。香港罢工后，行商破产。行商是银行的主顾，主顾已至绝境，哪有余钱再存放于银行呢？二、存款人提款之突增。各行商为维持商务计，不能不向银行竞提存款。不过银行已经借出之款项，一时不能取回，又有何力以应付存款人之支取呢？来源不增，去路加多，银行哪有不陷于恐慌之理。去年某月一星期中，设在沙面的香港银行支行，提款至五百万元，可知香港银行本行更要多多了。三、纸币之抵制。从前香港银行纸币流通予中国内地各埠。以广东而论，所有生意都是使用港币，几乎不用港币则不成交易。罢工起后，纸币都被抵制了。四、现金之支付。港币既被抵制，自然需兑现金。一般存款人感到款项存在银行固属太不稳固，就是纸币留在手头也是过于危险，所以争持纸币到香港银行去兑现了。香港银行在罢工后所受损失数目，虽因帝国主义者讳莫如深，我们无从用数字以为证明，但是银行的损失是事实，是无法可以掩饰的；我们只举一例，如汇丰银行股票的价值，在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由一千二百九十元，跌到一千一百四十元，已减少百分之十一点五，可见香港银行受罢工打击是到如何田地了。末就政府财政言之。香港地方虽小，居民不过六十二万五千人，外人约占一万二千人。可是政府行政预算，已达三千万元，与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广东政府相等。这些钱都是从出入口货税和居民的身上刮剥得来的。罢工以后，出入口货税固然大大减少，就是地价也跌到十分之五，房租又跌到十分之四，税收焉得不锐减？同时政府却因要应付罢工风潮，军备等项的开销又不得不锐增。香港政府财政到如此地步，把常存不用的存款一千七百万元从银行里取出来用，算是他的治标方法，制定新预算，从“裁员减薪”四个大字上着眼，或者就算是他的治本方法罢。去年的年头太不好，香港帝国主义害了一场大病。这一病元气亏损到了万分呀！要想恢复原状，恐怕不是三两载所能奏效罢。并且香港这个病还是传染病，一直传染到它的祖家——伦敦，陡增其工业恐慌。货物停滞，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真倒霉！”英国帝国主义者该这样叫喊着。使香港经济受空前的大打击，这是我们省港罢工的第一个胜利。二、国民革命基础之巩固广东是中国革命唯一的根据地。未罢工以前，刘、杨虽然打倒，但是陈炯明仍然负隅于东江，邓本殷仍然割据于南路，一般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军人官僚政客仍然栖息于内部，广东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形势，仍然是处于内忧外患岌岌可危的环境。罢工以后呢，不到数月，情形大大改变了。内部肃清，东江收复，南路底定，历年来糜烂不堪的广东，由此归于统一了。也就是说革命基础确乎巩固得多了。虽说能够得到如此地步的重大原因，一由于革命领袖之果断，二由于革命兵士之用命，但是有数万罢工工人在此高声助威和实际援助，要亦不失为重大原因之一。我们举出几件事实来：第一，罢工工人最早发现反革命派别之阴谋。罢工不久，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国民政府的政策，第一要军政统一；第二要民政统一；第三要财政统一，军需独立；第四要各军部都受政治训练；并以造成廉洁政府为号召。但是这些都是于一般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的军阀官僚贪官污吏大大不利的。不是于他们割据地盘不利，便是于他们霸收税收不利，或是于他们贪赃枉法不利。因此他们便一致的结合以推翻国民政府为事了。再加以省港罢工的关系，国民党、国民政府皆竭力帮助罢工，香港帝国主义者，以为国民政府一倒，罢工便不能持久，迫不及待的用金钱军械勾结这些反革命派，于是这些反革命派谋叛之心愈决。反革命军队在各海口包运粮食接济香港，如梁鸿楷军队在江门便包办这种买卖。并且梁鸿楷军队中还发现由香港供给之新军械。这些情形，国民政府未尝不知，可是不敢有所举动。罢工工人感觉非常敏锐，以此等反革命势力，甘为帝国主义走狗，敢于推翻政府，破坏罢工，乃有8月11日之大示威运动，以“肃清内奸”为口号，并齐赴国民政府请愿，其意即在壮政府之胆，立下扑灭这些反动势力的决心。第二，罢工工人最先拥护国民政府之政治主张。国民政府的政治主张，其大端已在上面说过，首先出来表示拥护的，就是罢工工人。罢工工人聚集广州者达五、六万人之多，造成一种革命的浓厚空气，使一般反革命派不敢抛头露面表示其反叛行为；同时政府每有政治主张，这五、六万人必联合各界民众举行大示威巡行以响应之。政府因得民众之同情与赞助，于是放手做它的事了。罢工工人不仅自己赞助政府，并且还联合着各界人民来赞助政府。譬如商界，因“商团事件”受了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的欺骗与牵累，多少对于革命政府存留不欢的心理与隔阂。罢工工人则提倡工商联合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商界对于政府的感情便恢复了，罢工委员会与四商会共同发贴街招，有“工商联合拥护国民政府”的口号。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四商会欢迎会上，商人主席这样说：“我们的导师孙先生已经死了，各代表诸君就是导师，我们可称是门徒，而且是初进学校的门徒。这几年来的国民革命工作，只有工、农、学、兵，从未有商界参加的。今天这个会，就是商民参加革命的大会。也就是初进学校的学生，初与教师相见。”又说：“回想先总理商团之役，曾经教训我们商人，你们帮助哪一方就哪一方胜。可惜当时多数不能了解先总理之言。”仅仅一年之间，商人态度为之一变，头年不容讳言是反对政府的，现在却改为拥护政府，而且申言要参加国民革命了。虽说国民政府废除苛捐杂税的一切善政有以服商人之心，然而居间拉拢的却是罢工工人。第三，罢工工人最努力帮助国民革命军之军事行动。在廖案发生之后，政府能够痛快的将反革命的政客官僚捕拿，将梁鸿楷、魏邦平、郑润琦、莫雄军队解散，动作神速，市廛不惊，就因有省港罢工把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之援应斩断，好让政府关起门来在家里捉贼。在这些军事动作中，罢工工人，还做了不少侦探和向导的工作。随后东征开始了，罢工工人首先组织运输队、宣传队数千人，随大军出发；罢工纠察队并请愿东征，上阵杀贼。罢工工人这些帮助之表现，使革命军士得了极大的暗示，而增加无限的勇气。南征时也是一样。再有一层，革命军此次东征与南征所以得到胜利，受人民之应，就因为它“不筹饷，不拉夫”。但话是容易说，事实可就难于做到了。不拉夫，势必招夫，一般市民向来存着“兵凶战危”的因袭观念，谁肯乐于应募，去冒死生不测的危险。即令有人应募，也不知要耽搁若干时日，于军事进行必多不利。罢工工人在此时间，毫不犹豫的自动组织运输队，担任此项工作。一方面使革命军实行不拉夫的宣言，保全名誉；一方面使革命军行军有意外的神速，马到功成。罢工工人还因运输过劳，归而致病与死亡者，不下百数十人。我们仅举出几个简单的事实，就可见罢工工人对于巩固广东革命的基础，有如何的关系。不仅如此，罢工工人还从事于各界人民团结之训练。一个政府如无有组织的民众做基础，是不能稳固的。罢工工人在每一政治问题发生，便紧紧抓住，联合各界人民一致做开会、巡行或讲演以及其他种种大规模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不仅使宣传渗透于全体民众的脑中，而且使各界人民得到一致团结训练的机会。因为有罢工工人做运动的中心，所以广东民众意见与行动，都归于一致，而帝国主义与反革命派，虽欲破坏也无从施其伎俩了。这一年来广东群众运动，平均每月必有三次，人民团结的训练，得了不少良好的成绩。广东革命基础确乎巩固得多了，虽说反革命势力尚未完全肃清。就大体上说，比在罢工以前，革命的进展是着实可惊的。使国民革命基础得以巩固，是我们此次省港罢工的第二个胜利。三、广东经济独立之促进从前广东的经济命脉完全操于香港的手中，不仅对外贸易要受其支配，就是内地贸易也要受其支配。好象孙悟空翻筋斗，不论左翻也好，右翻也好，总之，跳不出佛祖的掌心。香港能够掌握广东的经济命脉，因有两个很好的法宝，一个是“货仓政策”，一个是“纸币政策”。香港的地位好。欧亚交通，都很便利，港水甚深，又好停泊。自从英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占据此岛以来，便在岛上建筑价值几百万的货仓。于是东西商人都称便利，趋之若骛，中国商人亦因广东连年内战，也视香港为安乐土，争相奔投。香港因此越发繁盛了。每年出入口货，价值为一亿五千万金镑，约合中国银二十五亿元。广东在香港货仓政策宰制之下，与各国直接贸易简直不可能，甚至于内地采买货物，都要径直到香港去，自然在香港购买比在广州要便宜些。此广东不能不受制于香港者一。香港殖民银行资本雄厚，信用昭著。广东对外贸易要靠它的纸币做媒介，就是内地贸易也几乎没有它的纸币不成交易。就因如此，故香港银行有扰乱广东金融的能力，使广东政府无法整理其财政。如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香港银行必百端以妨害之，使其涨跌不定，不能在市面流通。中央纸币不流通，香港纸币就可以垄断独登了。所以一般商人的流动资本以及存储资本，都无不以港银为本位，港纸成为“金不换”了。因此内地贸易，如批发生意，居间营业，甚至于零星购买，都是使用港纸。本来凡是主权国家，不准别国在其领土之内自由发行外币。必如此，才能保证国内的金融不致扰乱，外国货币不致有机会从事掠夺而吸取不法利益。香港对中国出入口货价每年四万万海关两，约值广州银六万万余元。至于广东内地贸易虽无从统计，然而广东拥有三千五百万的人民，兼握邻省市场的门户，一定超过四万万两数倍。不幸都受香港银行所支配。香港银行据他们自己说发行纸币六千三百万元。我们要知道这些纸币之流通，几全在广东不在香港。此广东不能不受制于香港者又一。孙中山先生在时有见及此，曾提倡黄埔开埠，即是抵制香港的货仓政策，曾组织中央银行，并要求人民信任中央纸币，即是抵制香港的纸币政策。不幸事未成功，而孙先生已逝世了。此次省港罢工却完成孙先生的遗志不少。请分别言之：商务方面据去年底广东各报所载：“回溯当时情形（注意；指省港罢工以前）最甚者为出口货物之停滞与金融不能流通，计斯时停顿于广州及各属之出口货物，如生丝、药材、各项土产、各项土制物品等，总额价达千万元以上。同时外货亦不能入口，关于用品原料各项，多无供给，商贩固无法逐什一之利，即工业亦因原料缺乏之影响面致停顿。一时内外阻隔，金融之窘迫，固达极点，而一般商业之困厄，亦以此时为最甚。所有办货出入口之营业，几于十之九五以上陷于静止状态中。幸未几粤沪之航线沟通（注意：省港罢工以后），一般出口货物，遂纷由广州赴沪，其充斥情形，向所仅见，计只生丝一项，达二万余包。凡由广州赴沪之轮船，无不满载货物。自是以后，广州商务渐复生机，金融亦比前活动。由秋徂冬，日有起色。入冬以后，则形势剧变，各项商务均日见畅旺。其情形较之上半年，适成一反比例。但一般商业中，其最畅旺者，则为与各属需要有关之商务，此即商务场中称为专做四乡发行生意者是也。此种营业，上半年实满受种种之损失，但此时之畅旺，则多可弥补以前损失而有余。查其主要原因；（一）各属本年早造禾稻丰收，一般乡民之经济，比较以前充裕，故购物之能力增加。（二）东江、南路各属，次第完全收复。该处需要之货物，向从别处来办者，现皆来广州采办。质言之，不啻广州商界新辟一销货场也。（三）从前除东江、南路各属外，其余如四邑、江门、西江、梧州、三水、西南等属之商埠，凡采办大宗货物，多直接〈往〉港澳，本年因港澳交通梗阻，均改向广州采办。基此三种要因，广州之发行商业，乃骤然兴盛。此种情况，诚出一般人意料之外也。总之，本年广州商业，以旧历计，自元月至七月，均在困苦颠连之时期中。八、九两月，大部分已复生机，而渐入予佳境，迨至十月以后，则已有起色，颇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之象。”此则新闻，最可注意者有两点：（一）粤沪之航线沟通，（二）省港澳之交通断绝。假使没有粤沪航线沟通，则出入口货皆行停止，购买力新销场均归无用。假使不与港澳交通断绝，则各埠哪能都到广州采办货物。由此，一方面固证明罢工委员会所用的政策是千对万对，一方面又证明省港罢工不特无害于广东商务，而且大有造于广东商务。这是事实，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未见此则新闻以前，就以为罢工以后广东商务确有发达，因为黄埔入口轮船，每日都在三十艘以上，为广东自古未之前闻的事情，就是一个铁证。有此一则新闻，则我们的预想更不虚了。我们再将粤海关自去年七月罢工各月份统计，与前年同月份统计作一比较。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七月二二九，五二三七○，七一一八月二八一，八一六一五○，一八○九月二八九，六三二二三二，四○七十月二四二，○七八三○六，一二五十一月三一九，八三五三三七，五三二十二月二八二，五六四三○四，八三八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月二五七，五四一四二二，九七一观上表，我们当注意者，即去年初罢工时，海关收入较前年少三分之二，此时商务可说甚坏。但是到去年十月起，则不仅完全恢复原状，而且逐月均有增加，今年一月竟超过去年一月五分之二，谁说罢工无益于广东商务的发达呢？罢工工人不仅想到目前，并且想到将来。他首先开筑中山马路，继又提倡黄埔开埠，这是何等眼光！何等热忱！虽说黄埔开埠尚未成功，然而宣传实已普及，民众已感觉有开辟黄埔商埠，脱离香港侵略，造成广东经济独立之必要。爱国商人如果闻风兴起，筑埠成功不难指日可期。黄埔开埠成功之日，便是香港商场死亡之时。财政方面省港罢工以前，中央银行纸币，起落不常，信用摇动，这是事实。罢工以后，加以沙基惨案，于是广东人民激于爱国的热情，群起作香港纸币的抵制，“金不换”的港纸几乎绝迹予市面，中央银行乘此时机，一方面备足现金准备兑换，使信用建立，一方面扩充分行于各埠，使营业扩张。现在中央银行的纸币，也要变成“金不换”了。国民政府的收入，自罢工以后，也增加了。计一九二二年，广东全省之收入为一千万，每月平均为八十五万八千元。一九二四年之收入仅七百九十八万六千元，每月平均为六十六万五千元。一九二五年政府开始之各月，收入约为一百五十万元，已较前两年每月之平均数增加不少。至一九二五年十月之收入，则达到三百六十一万六千余元。十一月之收入，又比前月增加二十余万元。十二月之收入达四百万元，则较前两年每月收入之平均数，多至六、七倍了。中央银行之稳固与扩张，政府税收之整顿与增加，固然是国民政府财政统一政策的确当，财政当局办事的能干，以及统一广东的影响，有以致之，可是因为有省港罢工，把大门关住，香港帝国主义者无从入门来扰乱我们的金融，好让我们从容的有计划的从事于财政的整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使广东经济独立的发展，是我们此次罢工的第三个胜利。结语上述三个胜利，前一个胜利，或者是罢工开始时就可想到的，后两个胜利，却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了。这几个胜利，其意义是非常之伟大与严重。这样胜利的价值，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中国国民革命史上要大书一笔，就在世界革命史上也要大书一笔。我们的胜利得到不少了，如果香港帝国主义者再承认我们解决罢工的条件，那末我们算是得了十足完全的胜利。我们应该高声叫道：“工友们！我们此次牺牲总算不虚呵！坚持呵！最后胜利终归属于我们！”（《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编。1926年8月）录自：《省港大罢工资料》（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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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斥香港通牒（邓中夏，署名：中夏《人民周刊》第十五期，第3-14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驳斥香港通牒邓中夏署名：中夏《人民周刊》第十五期，第3-14页六月五日国民政府顺人民之要求由外交部长陈友仁致牒香港政府请其派代表商议解决罢工。十六日由驻粤英领转达香港总督十四日覆函，竟谓罢工久已成为过去之事件，现在须解决排英货问题。至于代表问题，香港总督已派定二人，驻京英国公使又派驻粤英总领为代表之第三人。香港帝国主义的回函说：“罢工已成为过去事件”。但是，事实确是如此吗？我们的证据，现在住在省城的七万余罢工工友，都是有名可稽有数可点的，如果罢工已成过去事件，何以此七万余罢工工友尚未回港？我们并不否认去年中山陷落时，因土匪蜂起，有一部分在乡的罢工工友逃回香港，但是此一部分，仍然是极小极小的一部分，充其量不过数千人。绝对大部分七万余人仍然至今住在省城，不论香港帝国主义者如何狡赖，不能抹杀此一事实，除了我们的证据，并且还有香港方面自己的证据。可惜香港帝国主义者自己大不小心，在自己的西文报纸上不自觉的披露出来，我们只将航业做一个例，据香港报本月十八，十九，二十，三天出入船只表列于下：入口出口日期船数载货吨数船数载货吨数十八日10艘属英者6艘7.439吨8艘属英者5艘24.757吨十九日11艘属英者6艘5.033吨8艘属英者5艘10.494吨二十日12艘属英者5艘15.398吨12艘属英者3艘15.353吨我们查查前年到港船数为76492只，共吨数5700万吨，平均每日有船210艘，共吨数156154吨，两相比较，船数减少若干，不难一望而知。此系表示船只几乎完全归于停顿。为什么停顿？不言而喻因海员尚未返工。罢工海员留省者共5300余人，回乡者不计。罢工已成过去事件吗？只此一例，已可以打得香港帝国主义者片甲不回。香港帝国主义者向来以聪明著称，假如要掩蔽此一罢工事实，取得人家相信，何以对于中国报纸检查那样严厉，对于自己的西文报纸让他登出这样一些可以资人反攻的证据，打自己的嘴巴。香港帝国主义者否认罢工之存在，表示愿意解决排斥英货问题似有料定我们没有胆量敢于承认排斥英货问题的样子，我们呢？恰与香港帝国主义者所料定者相反，毫不犹豫的回答：不错！罢工固然确是一存在的事实，排斥英货也确是一存在的事实。所以我们要求解决罢工问题，同是也可商量解决排斥英货问题。罢工确系排英之一部分，如排英问题全部问题解决当然一部分问题应该一同解决，假使有一部分问题未能解决，那么全部问题何能称是解决。罢工实有排斥英货的性质，纠察截阻英货，我无所用其讳言，如果不能解决罢工问题，如何能够解决排斥英货问题。名称虽异，实际则一。名称尚不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要严重考虑香港代表之代表何方与职权如何。据香港总督来函，使我们有下列两大疑点：（一）照英国法律，英属殖民地政府是无权与任何国家办理外交的。香港现尚为英属殖民地之一，所派代表，系代表香港呢，抑代表大英帝国呢？未说清楚，如系代表大英帝国，自无问题；如系代表香港就须说明，是否英伦政府已经授权于香港政府，可与广东政府直接交涉。否则此种代表系非正式代表，即令与之谈判，终归无用。又第三个代表系沙面英国领事，如北京英国公使所派，究竟系代表大英帝国抑代表香港，也未说清楚。（二）我政府所派代表为陈友仁、宋子文、陈公博三人，政府赋以全权，陈部长致香港政府公函亦说明。就是此三代表有全机［疑为“权”字之误——录入者］解决问题，订约之后只须照例得政府之批准，便可以了。但是香港总督来函，所派之代表，并无全权字样，如此则我方代表团与彼代表团谈判资格既不相等，结果更难有效；并且香港代表无论何时可以借口无权，拒绝或停止商议。这样如与无全权代表开议，不是等于儿戏吗？我以为我外交部除切实声明罢工并未成为过去事件以外，最要紧的应向对方弄清此两大先决问题。如果对方代表不说明代表何方——代表大英帝国或代表香港政府——与职权如何——有全权否——则我们不必与之开议。我们决不让“无所代表”与“无权解决”之野鸡代表在我们玲珑剔巧的眼前弄把戏。同胞们！香港帝国主义者开始便弄把戏了，所谓诚意者何在？我们坚决反对香港帝国主义者这种欺骗与愚弄。假使香港帝国主义者要表示有诚意的，第一步须将所派代表之属性与职权立即切实负责声明。第一步不弄清，第二步自然无从说起。（中夏） |
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邓中夏，1926年3月3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邓中夏（1926年3月31日）选自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百次会议（1926年3月31日）纪念刊，系第一篇。省港罢工委员会曾为此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并于同年五月由罢委会宣传部出版了纪念刊。省港罢工从去年6月19日到现在已是九个多月了，省港罢工代表大会到本年3月31日整整一百次了。省港罢工工友很热烈的在这一天举行一个盛大的纪念会。在这万众欢腾的声浪中，我要提起工友们的注意，特地高声叫道：“省港罢工是我们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呀！”一首什么功课呢？叫做：“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学习。”本来工人阶级要得到完全解放，一定要在工人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工人阶级希冀在资本主义制度尚未消灭以前，即在资产阶级的政府之下，施行和平的改良政策，来达到自己解放的目的，是万万做不到的。工人阶级只有依靠自己阶级的组织，继续的而且绝对的参与国家行政，把以前一切形态的国家一并消灭，才有完全解放的可能。巴黎公社已经向着这个方面，踏进了历史的第一步，俄国苏维埃政府，算是踏进第二步了。虽然工人阶级在客观条件主观条件都未具备和成熟的时候，不能作自己阶级掌握政权的梦想；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社会进化的行程，必然的会有一个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统统具备和成熟的时机到来，所以我们却不可不随时随地作自己阶级掌握政权的学习，以为将来自己阶级掌握政权的预备。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组织，与俄国工人苏维埃是相仿佛的。他的特点，即在于代表是依据产业选举出来，至少是由工人自己选举出来，以人数为比例，每五十人选举一个。是真能够表现有真实意义的“普遍民主主义”的精神；决不象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代表是依据地域而选举，以财产为标准，有财产者（自然是资本家大地主）有被选举权，无财产者（自然是我们工人和农民了）就无被选举权甚至于无选举权。这样，资产阶级还欺骗我们说，他们的政治是“民主主义”，岂不要笑掉人家的牙齿？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一方面表现有真实意义的“普遍民主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又有他“民主集中”的特性。何谓“民主集中”？就是说：代表是由工人自己选举出来，他们就信托代表大会能够依据他们公共的意思和利益，决议各项问题；决议之后，大家就绝对遵守，不得违背，所以代表大会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又由代表大会产生罢工委员会为最高执行机关，负对内对外指挥的责任。省港罢工委员会是选举十三个委员组织的，每日另有会议，依据代表大会原则上之决定，分别用具体的方法见诸实行，在其不违背代表大会表决的条件之下，代表大会赋予“便宜从事”的权力，于是乎“民主集中”的特性，就这样的充分实现了。省港罢工委员会俨然有一个小小工人政府的规模，其下有干事局，分七部办事，并在其统辖之下设各种特设机关，有财政委员会，负责筹款保管及分配的责任；有法制局，负起草各种法规的责任；有审计局，负审核预算与决算的责任；有纠察队二千余人，算是他的陆军了；有舰队十艘，算是他的海军了；有会审处和拘留所，裁制走狗工贼汉奸，算是他的法庭和监狱了（自然还须解国民政府之特别法庭处断）。巴黎公社、俄国苏维埃政府，就是这样组织的，所不同者，在作用方面，他们是社会革命，根本推翻资本主义；我们是民族革命，努力打倒帝国主义。在程度方面，他们是管领全国，建设无产阶级的政权，我们只管领东园，进行反帝国主义罢工的工作。他们的规模宏大而关系复杂，我们的规模细小而关系单纯罢了。然而其为工人政治的性质则一。所以我们敢于说罢工委员会是将来中国工人政府之先声。省港罢工九个月了，我们学习掌握政权也是九个月了。我们在学习这一首功课之中，得了不少有钱难买的最可宝贵的知识和经验。我们须得珍视这些知识和经验，等到将来客观条件统统具备和成熟的时期，应用起来，扩大起来。省港罢工胜利万岁！工人阶级解放万岁！ |
香港商人之最高觉悟（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十六期第二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香港商人之最高觉悟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二百十六期第二版［原文加着重号部分加粗］反帝国主义运动最早的要算商人，八十年前“鸦片之战”，商人就是战斗员之一。那时工人农民对于反帝国主义运动，还只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态度，以政治觉悟而论，商人实在要算先进了。前年商团之作乱，于是而商人发受反革命之恶名，其实商团是买办阶级之所为，一般商人是不任其咎的，然而一般舆论并不分别清楚，以一部分之所谓买办阶级而概其商人全体，使一般爱国商人亦连带这不白之冤，这是很不公允的。虽然商人因经济关系，往往不觉有瞻［前］顾后的顾虑，是其弱点，然而就因此而一口断定商人不爱国不革命，是非常之错的。此次省港罢工做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商人并未立时起来积极参加，一般舆论对于商人，特别是对于香港华商，不觉含有微辞，但是商人亦有其客观上之困难，如香港华商总会都在买办阶级何东父子一般人之手，宣布罢市，一致行动，那里有可能呢。后来省港商人忍无可忍了，香港方面，各邑商会联合会异军特起，始而有入省与工人联合之运动，继而有恳亲团来省之进行，最近而有总罢市之企图（报称已组织“罢市委员会”了。）而“打倒港绅”之呼声愈叫愈响，省城方面，工商联合在事实上见诸实行，共同出标语，共同发文告，共同确定善后条例，共同审查犯例仇货，共同进行黄埔开埠，而“工商携手”“一致对外”“打倒香港”之呼声，愈叫而愈响，由此可证明商人之爱国热诚，并不在罢工工人之下。罢工以来，截留粮食，没收仇货，工人以技术不纯熟之关系，留难所不能免，在在皆可引起商人之不欢与愤怒，论理商人当日益仇视罢工工人，而工商联合当愈趋而愈坏，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工商团结乃日见稳固，如前日四商会听了伍市长解决罢工报告之后，商人通过一决议案，其文云：“伍市长报告政府与香港政府非正式磋商之经过，本会等认为满意。此次罢工实为人民自动出于爱国运动，争回国体与人格，各工友如此牺牲热烈，我等商人亦应联合一致热烈援助，务求达到香港完全承认复工条件为目的。”寥寥数语中，已可概见工商联合一致对外之精神是如何凝固而坚决了。□爱国商人是胸中雪亮的，知商人中不觉有一部分奸商，专惟私利是图，破坏工商条件，危害对外政策，工人对于此辈奸商之处罚，实属罪由自取，何可庇护。如八十年前“鸦片之战”，商人虽为反帝国主义之中坚，然而那时亦有一部分奸商设置商馆，偷卖鸦片，营谋私利，危害国家，其情形今与昔是一样的。奸商是不能绝迹的，爱国商人痛恨彼辈之不暇，尚何有于庇护。由此可见商人现在实有最高之觉悟，知非打倒帝国主义不足以谋民族之完全解放，省城商人之援助罢工，香港商人之运动罢市，皆其表现也。我们罢工工人对于商人此种爱国之运动，誓以全力为之援助，共同联合进攻，以屈服帝国主义，为至高无上之义务，我们高呼商人爱国之运动成功！工商联合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
香港态度之可异（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一百九十一期第二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香港态度之可异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一百九十一期第二版香港政府最近态度有三点可异，我们不能不指出。（一）日本此次出兵东三省，帮助张作霖，活捉郭松龄，干涉中国内政，尽人皆知是岂有此理的强暴行为，而香港西报独赞扬之，弦外之音，意者香港帝国主义亦欲步日本之后尘耶？欲以前时派舰炮击横档乡之手段再演于广东别处耶？抑欲贯澈[彻]前时要求伦敦政府用武力干涉广东之政策耶？（二）沙面英领事久已与我断绝音信，数日前忽来一函与交涉署，言我纠察队阻碍他为不平等条约所允许之通商，如政府不加禁止，他便组织海面纠察队以作对抵。这是什么用意，非挑衅而何？意者沙基惨杀不足，而欲为第二次之沙基惨杀耶？（三）四全权代表迟迟不来，忽而指使八华商代表先来。我们反对者香港政府，与华商何干。今乃使华商代表来省，是非故意挑拨华商与华工之感情而何？明知华商代表并无全权，即有全权，因非对方亦不应开议，故意弄此玄虚，意者欲借此以坐实我方无诚意解决之罪耶？香港政府威吓与诡谋并施，可谓狡矣。但是我们已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敢大声说：香港政府如有诚意解决，四全权代表来省好了，不必弄此一套把戏，要知一切威嚇与诡谋，我们都是毫无所畏的。此类把戏，徒然延长罢工，何利于香港。香港帝国主义者莫要枉废［注：应为“费”字之误——录入者注］心机了。 |
评广州工会之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评广州工会之争（一九二六年三月七日）中国的工会，要算广州和香港两处最多了。但是我们衡量某地工会运动之进步与不进步，决不在工会数量之多，而是在工会质量之好。苏联六百万工人，仅组织二十三个产业系统的工会，便是明证。假使工会失掉了为工人阶级谋利益与对资本制度下攻击的重要意义，虽多有何用处。不特无用，并且徒然引起工人本阶级的纠纷而受巨大的损害。广州工会与工会之争，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广州工会之争，一年来不只发生一次了。先是机器工会与油业工会之争，次则集贤工会与海员工会之争，茶居工会与面粉工会之争，锦纶工会与织造工会之争，土木建筑与建道联合之争，目前又有集贤工会与同德工会之争，最近又有普贤工会与乐声工会之争，中山县还有终年未决的什么鲜鱼之争，果菜之争。……哎！太多了。但是工会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战的机关，何以广州工人阶级不用工会力量去打他们的敌人，而却用来打自己呢？这由于有以下的几种原因：（一）广州工人因有政治的自由，可以自由组织工会，资本家无法摧残，既不能象北方一样用强硬手段对付工人，便不能不改换和软方法希望支配工人。所以资本家或是自己拿出钱来组织工会，收容一般不觉悟的工人，做他的走卒；或是收买工人中的腐败领袖，罗致一班不觉悟的工人组织工会，做他的保障。或有自己原本是一工人，且曾做过工会领袖，现在升格做了小资本家，仍然把持工会，资本家便与之深相结托，利用他做走狗。这类资本家及其走狗所组织的工会，当然是用来捣乱我们工人阶级的阵营的，是与我们工人阶级为自己利益所组织的真正工会作对的。这样，资产阶级的工会与工人阶级的工会，自然免不了发生冲突，发生争斗。比方某某工会进行工会统一运动，同业原应联合，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反对的，然而同业之某某工会却因此而发生纠纷，甚至杀伤数命。这正因一方面是工人自己的工会，一方面是资本家御用的工会，资本家知道工会统一了，工人势力愈扩大而团结了，对于他一定不利，所以他必拼命反对，甚至斗殴杀人，亦所不惜。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一个原因。（二）广州有许多工会并不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领袖自己的荷包。因为广州产业尚不发达，工人找工极为困难，于是一般狡黠之徒，形同土霸，利用此点，以介绍职业为号召，吸收一班工人组织工会。介绍职业原来是很好的，是工会应有的职务，可是这班荷包主义者介绍职业，其唯一目的只在克扣工钱以自肥，这样，会员愈多，则克扣愈增，自然发生争夺会员的事情了。如某某两工会因争会员而致于械斗，杀伤三命，其实这两个工会职业大致相同，界限很难分清，依理合并为一，纠纷就可免去，然而他们并不如此着想，可见其居心何在了。尤其甚者，某某工会办一与工会同名之公司，承办包工，如不加入其工会，就不能做工。比方公司包来一种工作，原来工价可得十元，但是公司须克扣四元，并扣二元为行贿官吏之资，实际工人只得四元，然而工人为保全职业打算，明被克扣，亦只“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再则该公司往往假借工人名义，要求雇主方面给以每项权利，实则完全鲸吞，工人分文未得，一方面侵蚀公款，一方面剥削工人。这种买卖，又何怪不争夺会员，要多多益善呢。有一次因其会员自动的改入某一进步的工会，该工会遂以罢工对待，罢工是对待资本家的，今乃对付工人阶级自己，真是上下古今罕见罕闻的奇谈了。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二个原因。（三）国民党中不容讳言有左右派之分，左派是真正帮助工人的，右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工人的，然而扶助工农是国民党党纲所明定，而且客观上近年工人阶级势力日益澎湃了，积极压迫，固所不许，消极反对，又无济于事。于是他们遂变计勾结几个腐败领袖或著名工贼，使为己助，这些领袖或工贼依靠右派政治的势力，乃敢行凶作恶。如某某两工会之争，就因有右派从中挑拨，乃至杀毙人命，主谋者得逍遥法外，就因有右派暗中庇护。又如某某两工会经年方决之争，亦因前时有右派在后指使。廖案发生以后，右派势力一落，以后广州工会或有一线的统一希望罢。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三原因。（四）广州工人本身亦少阶级觉悟，如果真有阶级觉悟，则上述三种原因，皆可以群众力量使其扑灭。但为什么广州工人没有阶级觉悟呢？因为广州新式产业工人很少，大多数都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对于阶级之认识很难，他们的心理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心理，他们的思想还未脱离封建时代宗法社会的思想。广东旧有械斗的风尚，他们受其熏染甚深。所以无论个人与个人之间，工会与工会之间，偶有意见不同，即便出于斗殴。他们以参加斗殴为快事，斗而胜，认为“占上风”，斗而败，认为“失面子”，然而他们失败了，却只自责无能，准备下次再来。所以资本家有一讥笑之语曰：“看呵！神圣打神圣”，原来工人的拳头是来打异阶级的敌人，广州工人却用来打同阶级的兄弟，又何怪招人之窃笑讥评呢。如某某两工会相约到瘦狗岭比赛一场，某某两工会申言到凤凰岗见过高下，都完全是古时械斗习性之表现。这是广州发生工会之争的第四原因。有以上四种原因，广州工会之争所以特别的多了，这实在是广州工会运动中最可痛心的不幸事情。应如何免除此种不幸事情再发生呢？据我个人的意见，则以为只有从速组织广州工人代表大会之一法。广州工人代表会，仅有其名，实际只有执行委员会，而无代表大会。应按人数为比例，由工人自己选举若干代表，组织伟大的代表大会。此种代表大会每月开会一次，关于组织问题，统一问题，立案问题，纠纷问题，以及一切政治上经济上与工人阶级自己的问题，不要仰赖官厅或法律解决，工人阶级应有自决的精神。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４期署名：中夏 |
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香港此次罢工，首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印务，最后响应的是机器工人。机器工人知识程度原来比其他工人要高一点，何以此次罢工独落人后？原因在那里呢？简单一句话，因为领袖作梗。华人机器会会长韩文惠，算不得一个中国人了。他入英国籍，并且在香港警厅充当职务，衣袖上有数道金边，月薪数十镑，这种人早就背叛了中国，与中国断绝关系了，只电话簿子上还存留着“韩文惠”三个中国字，其实就将韩文惠碎尸万段，在他的任何一片肉一块骨上，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一点中国的质素哩。以这种帝国主义的走狗来做机器会的会长，无怪对于此次反帝国主义之爱国罢工，他要拚命反对了。反对罢工就是尽忠老番，尽忠老番他可以得不资之赏。此次香港罢工机器工人落人后的原因，就是工贼兼国贼“韩文惠”不肯下罢工命令之所致。可是机器工人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都是很高的，他们见香港各业工人大家都纷纷罢工返国了，大义所在，于是不管韩文惠有无命令，不约而同自动的罢工，这种自动罢工的价值，与发难罢工的价值，并分别不出谁高谁低。所以我们对于机器工人之罢工虽嫌稍后，然而我们对于他们仍表示敬佩的意思，和其他罢工工人是一样的。此次罢工的机器工人是革命的工人可以无疑了。他们返国之后，新组织的机工联合会是革命的工会也可以无疑了，但是那些留港未罢工的工友，到底是革命的呢？或是反革命的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回答和判断。我以为未罢工返国之工友还是能够革命的，只不过他们当时受了韩文惠的欺骗，所以未曾返国参加此次爱国之大运动，我们料定他们大部分甚至全部份以未罢工返国为耻辱，痛恨韩文惠不置，随后他们也很想乘时再罢，与省城取一致态度，可是又被韩文惠造谣所迷，说在省机工很嫉视他们，说他们反革命，如果返省，必被机工凌辱。其实机工在省欢迎之不暇，同是爱国，同是反对帝国主义，何有先罢工后罢工之分，只不过留港机器工友不知道罢了。然而他们仍未死心，如最近第二次罢工之议起，留港机器工友一致赞成，又可以证明他们还是愿意革命的了。最可恨是韩文惠之破坏，和香港政府武力之压迫，以致他们有志难伸。所以我们不能认未罢工之工友为反革命，我们说他们是反革命，是大错特错的。正中了韩文惠的计。因为逼得他们站在韩文惠一边，听韩文惠之愚弄把持。我们于此下一断语，留港机器工友，还是能够革命的，反革命的只是韩文惠及其爪牙。但是留港机器工友尚未加入机工联合会，尚仍存留在华人机器会。同是产业的工人，是应该联合在一个工会之下的不能分处，成为两个工会，然则将来机器的组织，是保全机工联合会呢？抑是保存华人机器会呢？这就是机工将来之困难问题了。我们如何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呢？大家仔细想一想。我现在把我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做各位工友的参考。我以为我们机工在原则上应绝对要联合一致，不能分开两家。不论已罢工返国的机器工友，或是未罢工留港的机器工友，我们要想尽方法团结在于一个组织之下。如果机工联合会信用增高，留港工友完全要求加入，这是再好没有，如果华人机器会把韩文惠及其牙爪完全赶跑，执行委员根本改组，改成为真正为工人谋利益，并且不受帝国主义及资本家指使的工会，那么我们机工联合会即便归并进去，也不失为办法之一个，总之问题尚得将来之解决，不过我提出来，请各位注意，大家想想。我敬望在省的机工联合会的领袖和工友，大家努力，增高机工的信用，整顿下层的组织，加紧工友的训练，扩大联合的宣传，务使罢工得到胜利，将来返港，解决此一问题也是不难的。原载《机工会会刊》第３期 |
“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五卅”后中国职工运动之新现象（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中国职工运动历史是很短的，然而他却有惊人的进步，特别是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可以显明的表现出来。现在把五卅屠杀后的几种新现象指出，就可以知道了。第一种新现象，工人阶级事实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在一年以前，我们曾说：“工人阶级在社会革命中不消说是领袖，就在国民革命中他也是领袖。”当时也不过是一种理论。此理论一出，一般所谓“高等华人”和大学教授以及短见的知识界青年，无不嗤之以鼻，以为工人阶级又在吹牛。可是经过此次五卅反帝国主义之空前大运动，我们的理论，却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件事实在上海、广东两地罢工证实得格外明白。当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共同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为总指挥机关，其中有“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在此我们应该注意“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是中等商人的组织，一般大商买办阶级，另有其团体，叫做“上海总商会”，是未曾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的。大商买办阶级简直没有诚心和勇气参加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虽然在运动初起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然而他们参加不是自动的，是受工人和学生用恐吓式的乞求才做的。在“工商学联合会”中，“上海总工会”做了中坚势力，差不多一切政策，都是“上海总工会”定的，商人、学生及一切民众都只跟着走。此次运动维持数月，其中表示最有力量的，只有工人；学生罢课，不能给帝国主义以要害的打击，就是教会学校学生罢课也不能使帝国主义受何等重大的影响；商人罢市虽给帝国主义以有力的打击，然而仅仅二十三天，他们就开市了，半途退出战线了，软化而妥协了；只有工人罢工，坚持三个月之久，誓死奋斗，奋斗到援尽粮绝，方忍痛罢休，因而失业者数千人。由此可见工人阶级革命精神是何等猛勇而坚决。广东方面尤其显然了，省港罢工中，香港全体工人罢工，学生只有一部分罢课，商人则漠然不动。在广州只有沙面工人罢工，教会学生没有声息，商人更不用说了。工人差不多孤军奋斗，至今七个半月，始终不敢言疲。举此二大例，便可证明工人阶级在事实上已经取得国民革命的领袖。从前一般高等华人、大学教授及短见的知识青年笑我们理论为吹牛的，现在也很小心的恭顺的在他们的报纸上承认工人阶级的领袖地位了。因为事实还是事实，虽有百喙，是抹杀不去的。五卅屠杀后的时局，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我们敢担保此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当益见崇高而巩固。第二种新现象，各地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五卅”以前，工人群众需要一个地方的总组织，还不是普遍的现象，湖南、湖北各有一个工团联合会，广东、香港虽有总组织并未统一。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事实上无处不一致行动，于是团结二字在工人群众中已无形中承认其必要，而要求一个地方的总组织。如上海工人在此次运动中，组织了一个“上海总工会”；河南工人组织“河南全省总工会”；济南工人组织“济南总工会”；天津工人组织“天津总工会”；就是历为帝王之都专制压迫成为惯性的北京工人也组织了“北京总工会”。这些地方的总组织，从前都没有的，都是在“五卅”后才发生的。就中尤以“上海总工会”为最有成绩。上海从前招牌工会倒不下二、三十，实际上有工人群众的只有一个海员工会，一个印刷工会，五个纱厂工会，两三个地方主义的联合会，和一个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南洋职工会与资本家合组，严格说起来，算不得纯正的工会。那时上海有组织的工人不过二万人。“五卅”后，工会增加至七十余个，组织工人实数增加至十二万余人，同性质的产业工会还组织联合会，如纱厂总工会、铁厂总工会、印刷总工会之类。这些工会统统在上海总工会统率和指导之下。河南、天津、济南、北京各地的总工会，亦皆名实相副，有许多新旧工会为其基础。就是广东、香港亦有一种新气象，大家都知道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广东总工会”之分，香港有“工团总会”、“华工总会”之别，而且香港还有许多大工会还未加入总组织。各树一帜，互不相谋。但自省港罢工后，而统一工会之呼声随之而高，异口同声要求一个统一的地方总组织。由此可知工人群众不仅要一个自己产业的或职业的组织，而且要一个联合各业工会的地方总组织，集中势力，谋全国的大联合了。第三种新现象，资产阶级更深刻觉悟而向无产阶级进攻。本来资产阶级在争政权或反对国内外压迫势力于他们自己有利益的时候，会与工人阶级携手的，如法国革命、俄国二月革命，资产阶级曾利用无产阶级，可是一达到自己阶级的利益或工人行动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则压迫无产阶级之事便发生了。再则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同携手反抗外力的时候，如果无产阶级同时要求自己经济的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他们就立刻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如印度资产阶级就是一个好例子。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各国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这次五卅运动，资产阶级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因为抵制日货、英货，抵制外国轮船，都是于他们有利益的，所以开始时赞成罢工。后来发现工人阶级势力膨胀了，又且工人有为改善经济地位向中国资本家罢工的倾向，所以他们越发害怕起来了。论理，无产阶级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起争斗，当然同时便不能不力争改善自己的经济的和法律的地位，即就国民革命的观点说，亦是应该的，且是必要的。此一层道理，资本家因为于他自己荷包有损失，固然不懂得，就是大学教授也不懂得（如北京《现代评论》），国民党右派也不懂得（如戴季陶之反对阶级斗争论）。他们这些“对外好了何必对内”、“为了阶级斗争，打破国民革命”幼稚得可怜荒谬得可惊的议论，却做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护身符，而压迫工人则愈演愈凶了。河南豫丰纱厂罢工，穆藕初公然用武力打杀工人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罢工，也出其酷辣手段摧残工人了，资本家“仁受的性能”那里去了？不但如此，资产阶级还有更深一层要求政治势力的觉悟，譬如上海华界政治势力向在军阀手里，及奉张败退浙孙入沪之时，上海大商买办阶级因利乘便，不仅拥有保卫团的武力，而且居然取得警察厅长，又握有警察的武力，一朝权力在手，于是对于工人之集会、结社及一切爱国运动，压迫得比奉系军阀在沪时尤为利害，尤为惨酷。一方面扣着各处为罢工寄来的大批捐款不发给工人，以经济困之；一方面又利用权力公然暗中枪毙工人领袖刘华，不宣布其是何罪犯，以政治势力压之；再一方面又招集一班流氓组织暗杀团，专门伺击工人领袖及捣乱工人集会，以法西斯团摧残之。资本家比军阀聪明得多，利害得多呵！第四种新现象，工人阶级战术进步已有压迫不下的战斗力。“五卅”以前中国工人组织固然薄弱，战术亦极幼稚，什么是政策，在工人脑筋中是没有这件东西的。如京汉“二七”之役，一经严重惨杀，遂至无法再与军阀斗争，差不多经过一年才渐渐复苏。自前年北京政变曹、吴倒台以后，工人阶级乘时为恢复工会之运动，应用他们已有之经验与知识，于是而战斗能力突增，经此次五卅运动，他们的战斗能力更为充分表现出来了。如此次上海与省港两地之大罢工，他们不仅知道紧严自己的组织，集中自己的势力，而且知道应用一切于罢工有利的政策，并且应用政策亦极适当而完满。在上海方面，开始便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一致胁迫大商人共同参加爱国运动，并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为反帝国主义之总指挥机关。随后大商人中途妥协而反动，工人能密切联合学生及中等商人以作对抗。当时工人所最感痛苦的，是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加以政治的压迫；大商买办阶级把持各处捐款加以经济的窘困；以及走狗、流氓、工贼捣乱总工会暗杀工会领袖加以暴力的胁击，然而工人对于此等横逆之来，皆能应付裕如，终至维持战线迄三月而不溃。随后江、浙战起，奉军被孙传芳赶走，大商买办阶级随联孙而攫取上海政权，起而代之。一班人总以为孙传芳反奉通电，曾以奉军压迫爱国运动为奉张之罪，孙军到沪，人民爱国运动当可自由，孰知适得其反，而且变本加厉。大商买办阶级是很聪明而精细的，地方情况既周知无余，压迫方法亦推陈出新。禁止示威巡行，禁止派散传单，禁止当街讲演，禁止聚众开会，这是军阀亦想得到，不足为奇，不过大商买办阶级更为厉害些严厉些罢了。最出奇的，是组织法西斯团狙击工人领袖，严拿共产党，确系大商买办阶级的拿手好戏。但是工人却并不因此而畏缩，再接再厉，屡仆屡兴。上海总工会被封一次，又要求启封一次，甚至副委员长刘华被杀，同时他们却自动启封总工会，继续办公。一个重要领袖之死，是如何可以惊心动魄的事，若在“五卅”以前，工人处此险恶情形之下，早已豕突狼奔纷纷溃散了，然而现在他们并不如此，一面因为领袖被杀抱无限之悲愤，一面却努力恢复总工会作从容之应付，泣血饮恨，待时复仇。这是何等沉毅勇决的工夫，岂无训练的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在省港方面，工人所用政策皆根据特殊环境规定出来，自工商联合善后条例出，而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乃破，日、美轮船直来广州，商店迁出沙面。自经济独立沪航沟通之策定，而工商之联合战线愈固，广州商务遂见畅旺，黄埔开埠指日可期。自肃清反革命派之议起，而工人与政府之合作益密，东江收复，南路敉平，广东统一，北伐有望。种种政策，不仅稳固了罢工营阵，而且大有造于广东发达，这岂是“五卅”以前工人所能梦想得到的吗？无怪香港帝国主义以武力干涉广东之恫吓政策，勾结反革命派之谋乱政策，欺骗中国商人之挑拨离间政策，著著归于失败，而罢工维持八月而不疲。其余如天津、湖北、北京等处，工人皆有同样的表现。根据种种事实，可断言中国今日之工人，决非昔日之工人可比了，越加压迫，越起反抗，况乎帝国主义与军阀势力日就崩溃，要想扑灭工人势力如“五卅”以前一样，黄河西流，白日东逝，那里有可能哩。第五种新现象，工人阶级需要政党。从前中国工人不仅听着共产党三字要谈虎色变，就是听着“国民党”三字也要掩耳而走（自然广东除外）。自孙中山先生北上以后，国民党算是不令国人那样可怕了。然而共产党仍然令人可怕。帝国主义者诬蔑共产党为“过激派”。一般人心目中想象过激派不知是如何凶猛的怪物。况且在西文报上往往看见过激派的影片，大抵蓬首垢面，胡须鬑鬑，与原始时代的野人相差不多，一望不禁令人生畏。其实这些照片多是所谓过激派出狱时所摄的，被捕下狱，动经十年八载，须发不加修剪，西人故多须，年长不剃，自然毛松松一个了，一般人见此类照片，以为过激派皆是如此（其实过激派固不少美秀而文的少年哩，一笑！），乃其错觉之过。并且帝国主义者的报纸，对于所谓过激派，故以神来之笔，加以灵动描写，真是过激派不知是什么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一般人为帝国主义者的反动宣传所迷惑，分明是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牺牲的战士，对之反表示深恶痛绝的样子。从前一般工人自然亦不免有此错误的见解。但是自经共产党历年来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而牺牲，兼且为一般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京汉罢工杀了施洋、林祥谦，此次五卅运动，上海杀了何秉彝、刘华，青岛杀了李慰农，安源杀了黄静原，其余被杀被捕者尚难指数。共产党是革命前线的先锋队。工人群众觉得共产党是很可亲爱的，觉得共产党所指导的政策是很好的，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益的。所以不论“反共产”的潮流是如何高涨，然而愈坚定工人对于共产党的信仰。你不看见现在反共产党的癥菌弥漫了全中国吗？帝国主义为反共产之指使人，不待说了。军阀方面，在南方，杨希闵、刘震寰反共产，陈炯明、邓本殷反共产；在北方，张作霖反共产，吴佩孚反共产；买办阶级大地主方面，广东陈廉伯、陈恭受反共产；上海张謇、虞洽卿、穆藕初反共产；官僚政客方面，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反共产，国民党中反革命派如邹鲁之流反共产；知识阶级方面，北京一部分大学教授反共产，上海一部分遗少的国家主义派反共产。论理在这种四面包围严重压迫之下，共产党早应摒诸四彝，绝迹于中国了，然而此种反共产之呼声，不仅无损于共产党的毫末，而且增进了共产党的信用，特别在工人、农民一方面。工人群众从前觉得毛松松的过激派可怕，现在他们自己也很兴奋的要做毛松松的一个了，相率要求加入共产党，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只有共产党是真为工人阶级谋利益谋解放的党，所以他们对共产党关系之亲切，简直超过他的家庭以上了。第六种新现象，中国工会与各国革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此次五卅运动，以工人阶级为中坚势力，而且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所属的上海总工会直接指导之下，以致造成震动一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使帝国主义受空前未有的要害打击。原来工人阶级由经济关系悟到政治关系，这其间有一个长距离，很不容易跳过的，只有一九○五年之俄国革命有过一次。况乎由工厂的经济关系悟到国际的政治关系，尤其不容易了。中国职工运动历史虽短，然而他却跳过这一个长距离。此次五卅运动，起因于上海日商纱厂里之经济事件，打死工人顾正红，不久发生南京路之大屠杀，遂急转直下变成国际间之政治事件（民族事件），于是而引导全中国人民一致作反帝国主义广大的剧烈抗争。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也是世界革命史上最重要之一页。中国工人阶级在此次运动中确实表现了它的惊人的能力，亦因有其相当的组织与训练，和有全国联合的集中的总组织，所以它的能力才能这样充分表现。这一点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表示同情和欣赏的。此次五卅运动苏联及各国无产阶级都曾有过精神上物质上的援助，不用说了。赤色职工国际为全世界革命工会之大本营，曾为中国此次运动对所属各国工会发了一道训令，其文曰：“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团与苏联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团，由中国和日本回来后，报告云：‘中国的职工运动，现已大有进步，而且已有政治的成熟，与赤色职工国际，完全相同。’代表们又报告许多事实，皆足证明帝国主义者和中国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尽力压迫这种幼稚的职工运动。本执行委员会以为苏联全国总工会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两者近来的密切接触，即是使中国工人阶级参加国际职工运动的大进步。所以本执行委员会想要所属各国的工会，与在广州中华全国总工会，直接联合，并预备各国无产阶级，对于中国幼稚的工会运动，给以敏活的帮助。……中华全国总工会万岁！打倒帝国主义者！……”这一篇短短训令，在中国职工运动史上，是一个最可宝贵的纪念。因为中国职工运动已有数年了，从未得过赤色职工国际这样使各国工会与中国“直接联合”的训令，由此可以证明中国职工运动自“五卅”后确在世界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赤色职工国际训令各国工会与某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不是一件轻易的事，一定要它那一国职工运动确有相当成熟的能力，才能与各国工会发生直接关系。中国工会从此经常的与世界革命工会相见了，这也是“五卅”后发生的新现象。原载《人民周刊》第１期、第３期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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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方法——在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革命的方法——在省农民协会欢迎海员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三日）各位农友！各位工友！今天的大会许多重要的话既由先头许多先生说过了。我现在再来同各位说的，就是“我们革命的方法”。这个题目是由欢迎词中联想到的，先头欢迎词中，讲及两位同志，一是韦德烈士，他是用手枪刺杀了军阀洪兆麟，如是自己也牺牲了。一位是戴卓民同志，戴同志因运动香港罢工，坐监坐了六个月。我现在说一句，暗杀的手段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杀了一个帝国主义，还是有无数的帝国主义。杀了一个军阀，仍有无数的军阀。杀了一个资本家，仍有无数的资本家。杀了一个大地主，仍有无数的大地主。我们个人是没有多大的能力，能将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一个一个用暗杀手段来结果他们的性命。韦德烈士杀了一个洪兆麟，但是东江的小军阀陈炯明、林虎、杨坤如等仍然生存。民国初成立的时候，袁世凯便想做皇帝，我们当时以为杀了袁世凯中国便可以安宁了，但是后来又有段祺瑞继他而起。安福专政时我们以为杀了段祺瑞中国便可以安宁，但是段祺瑞倒后继起者又有吴佩孚，及后我们以为杀了吴佩孚便可得安宁，但是后来又有张作霖。由袁世凯到张作霖，一路来许多国贼，或是自己死了，或是倒台下去，但是一代一代终是不绝的传统下去，由此可知我们要暗杀军阀是杀不胜杀的。而且军阀官僚，出入便有摩托车、卫兵几十人，我们要去杀他是不容易的事。倒是我们革命党被他们买凶暗杀却非常容易，因为我们没有卫兵，没有摩托车，以资保护。你看，我们可以暗杀洪兆麟，他们也可以暗杀廖仲恺。我们要知道此次东江之肃清不是因为韦德烈士刺杀了洪兆麟个人之功，却是东江革命的农民，省港罢工的工人，和革命的兵士，工农兵大联合，才能把陈系军阀推倒，才能把他们赶走，这种功劳是在革命的军人、工人、农人努力奋斗造成的。讲到这里，各位一定很怀疑。为什么中国革命初起时不是有许多革命党都是施行暗杀的手段吗？是的！但是暗杀只可在无可如何的时候用的。辛亥革命以前，清廷压迫非常利害，无可如何，当时的革命除了暗杀是没有其他方法，所以很多人便去实行暗杀。及后辛亥革命，我们知革命手段不是单靠暗杀可以造成了，如是便改而为运动土匪军队。这可谓革命的方法进一步了。但是到后来，民国成立了十五年，而革命仍未成功，才知道革命不是单靠运动军队土匪可以成功了，如是又更进一步了，去组织工人和农民，一定要工农通通组织好了，工农阶级的力量扩大了，然后革命才能成功。这个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俄国革命的成功，就是这样造成的。我们要使革命成功，也一定要这样做去。革命方法的进步既如上述，我现在再告诉各位一件事，就是各位要知道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他们是同一阶级，叫做资产阶级，他们是专来剥削人压迫人的。我们工人农民，是同一阶级，叫做无产阶级，是被人剥削压迫的。我们要解除本身的压迫，一定要联合我们阶级的力量去打倒压迫阶级。我们替他取个名字，叫做“阶级斗争”。各位一定要记清楚，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不是仅仅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个人便了，我们是要把他们整个阶级消灭——把资产阶级消灭，也就是资本制度消灭。我们起初只知道用暗杀方法，去同敌人斗争。及后只知道运动军队土匪方法，去同敌人斗争。现在更知道组织工农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去同敌人斗争，我们革命的方法，是一步进一步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明白暗杀的方法，不是使革命能够成功的方法了。韦德烈士，不惜牺牲生命刺杀反革命军阀，我们虽非常钦佩他的勇气，但是他这种暗杀的方法，不是使革命成功的方法。我们不可不知。革命成功的方法，只有阶级斗争，我们应高呼：阶级斗争胜利万岁！工农阶级解放万岁！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２００期署名：邓中夏 |
工会论——上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工会论——上编（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者启事本书原定计划，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理论的叙述，下编为事实问题的研究。上编本已讲完，惟后四章记录不甚洽意，又因粤港罢工事忙，实在无暇修改，朋友们催此书出版甚亟，不得已先将前两章印出。其余四章，只好俟粤港罢工解决后再行补出了。对不起！请原谅！目录第一章工会的作用是什么？第二章工会要怎样组织呢？第三章工会应否过问政治？第四章国际工会运动的情形如何？第五章工会与农会的关系应该怎样？第六章结论第一章工会的作用是什么？工会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是保障无产阶级利益，以至于图谋本身的完全解放的机关，所以工会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无产阶级的武器，固然不单单是工会，但工会是一个重要的武器，工人要想打倒资本家，一定少不了这个武器。有了这个武器，才可以与资产阶级作剧烈的斗争，才可以致资产阶级的死命。比如两个人互打，如果专用拳头打，是不容易打死人的，一定要用刀或枪等武器来打，才容易打死人。工会就如两个人互打时所用的枪刀一样。本来工会的作用是随时代而变迁的。无产阶级未革命之前，它的作用是一个样，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它的作用又是一个样。现在只说明无产阶级未革命以前工会的作用。无产阶级未革命之前的工会，是工人作战的机关，是对付他的敌人——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资本家的。所以我们说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炮台，无产阶级有了这个炮台，可以用来打敌人。现在工人受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几乎是不能生活，工人如欲免其剥削与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团结，团结的表现就是工会，所以工会凡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都应该加入，工人有团结，便可以与他的敌人资本家开战。想大家都记得，没有好久以前，北洋军阀曾派了几艘兵舰来援助陈炯明扰乱广东，但这几艘兵舰抵香港后，何以只是在香港附近一带海口巡驶并不敢驶来广州打国民政府呢？香港也有许多好兵舰，这次我们罢工与他断绝经济关系，何以他不敢开来广州打我们呢？这因为要开驶兵舰来打广州，一定要经过虎门和黄埔两口岸，虎门黄埔都已设有炮台，如果他开来广州，我们必开炮轰击，所以北洋舰和香港舰都不敢驶来广东。我们有工会就如有炮台一样，资本家压迫我们太利害，我们必开炮打他。由此可知工会是保护无产阶级利益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斗的机关。有人说：“工会是如俱乐部一样，是工人娱乐的机关”。又有人说：“工会是如救济会一样，是工人互相救济的机关。”还有人说：“工会是如研究会一样，是工人互相研究技艺的机关。”这几种说法，我们在工会的章程上就可以看见，如“联络感情”，“交换智识”，“互相扶助”等。但这些话究竟对不对呢？可以说对，但不大对。因为娱乐、救济、研究等，只是工会中的一部分工作，不是工会全体的事务，即是说工会对于工人娱乐，互相救济，互相研究，这一类的事，是可以做的，但不是专门来做这类的事，因为专做这类的事，并不能使工人得到很多利益，得到完全的解放。比如俱乐部，固然是工人娱乐的机关，但在资产阶级未打倒以前，工人有什么娱乐之可言。又如救济会，固然是工人互相救济的机关，但在资本家未打倒以前，工人的痛苦是无穷的，是救不胜救的，这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吧！又如研究会，在资本家未打倒以前，对于工人亦毫无益处，因为工人在现在资本社会里作工，完全是资本家的奴隶，纵使好的手艺，也是不能赚到很多的钱，得到很好的生活。所以俱乐部、救济会、研究会等，只是工会中的一部分。工人如果要想得到解放，唯一的出路是打倒资产阶级，建设工农国家，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因此工会第一个责任，就是要与资产阶级斗争；第二个责任，就是教育和训练工友，使他们有阶级的觉悟，知道什么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如何冲突；第三个责任，就是要养成工人有管理生产机关之才能，因为打倒资产阶级后，工人阶级便是社会的主人翁，社会上一切生产机关，都要由工人自己来管理。这三种责任，便是无产阶级没有革命以前的工会所必须负担的，亦即工会在没有革命前的主要作用。但是工会的作用既如此重要，既是工人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既是工人阶级的炮台，然则工会要怎样组织呢？下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二章工会要怎样组织呢？（一）两个重要观念工会组织问题是很重要的，假如详细的说，不是今天几点钟可以讲得完，现在只可以提出重要的几点讲一讲。首先我们应该弄清的，有两个重要的观念，这两个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一、工会是群众集体的；二、工会是阶级斗争的。什么叫群众集体？集体两个字，就是把许多东西集成一个东西的意思，即是说将所有的群众集合起来成为一个团体。许多朋友有种种错误观念：工会只限定男子加入，女子不能加入；年纪大的人加入，年纪小的人不能加入；再有限定宗教徒——如基督教徒之类——不能加入；再有因手艺之不同，限定某种手艺人可以加入，别种不能加入；再有分省界的，如广东工会只有广东人可以加入，别省人不能加入；再有分国界的，如中国工会只有中国人可以加入，外国人不能加入；再有因政党之关系，不准加入；这些限制是不对的，假使如此，工会便不是群众的集体了。工会应该不分男女，老少，宗教，党派，省界，国界，总之，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统统都可以加入，那些分别要不得。为什么要这样？我们知道工人阶级利益是一致的，相同的，我们统统都是被资本家压迫，被资本家剥削的，我们一定要统统联合起来，不留一人在外，工会才有力量，才能打倒资本家，推翻资本制度，我们组织工会，第一要认清楚这一点。第二，我们知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利益永不相容，永远冲突，这两个阶级好象油和水一样，油和水永久是不能合拢的；又象狼和绵羊一样，狼看见绵羊是毫不客气一定要吃的。我们工人想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才舒服，资本家便不如此了。我们要减少时间，他们是想增加时间；我们要增加工钱，他们是想减少工钱；两边恰恰相反，因为资本家知道减少些工钱，自己便多赚些钱入荷包；工作时间长些，可多货物卖钱。由此看起来，劳资两阶级何能相容？不相容便要争斗，此乃自然的结果。如果不斗争，据经验告诉我们，资本家是不会替我们加工资减时间的，是不会好好生生把我们应得的权利给予我们的。世界上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发慈悲心，顾念我们的痛苦，给我们的好处，因为资本家自己知道一发慈悲心，荷包便要空了。他们已做资本家，资本家就是要赚钱的，荷包空了，他们是不愿意的。现在有一位国民党员戴季陶，他说：“资本家是有‘仁爱’的性能（即慈悲心），只要启发他这种仁爱的性能，他便会给工人的利益。”这话对不对？好比一个人对老虎说：“你的皮很好，可以给我们做衣服。”老虎肯不肯？恐怕不但不肯，反要把人吃了罢。凡是说资本家有慈悲心的人，便是帮忙资本家欺骗工人。又有人说，“劳资妥协”，“劳资调和”，这些都是资本家走狗所说的昏蛋话，我们决不相信。老实说，工会组织是阶级的，它的职责也是阶级的，它的行动也是阶级的，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资产阶级奋斗到底的。这是这二个重要观念。我们组织工会，这两个观念是很重要的，不可忘记。某工会少了这两个条件，便不是真正的工会了。（二）产业组织与职业组织工会组织原则里头有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为产业组织，一为职业组织。什么叫做产业组织？譬如一条铁路，不论车务、机务、工务，……等等都在同一产业之下的，所有一切工人，不论司机升火的也好，不论卖票打旗的也好，都加入铁路工会，这就是产业组织。又如一个纱厂，不论粗纱间细纱间也好，不论打包间电灯间也好，在纱厂里的工人统统加入纱厂工会，这也是产业组织。其余可以类推。什么是职业组织？如铁路有木匠，自来水厂也有木匠，轮船也有木匠，这些木匠职业相同，统统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工会，便是职业组织。又如机器工人，铁路上有机器工人，自来水厂也有机器工人，轮船上也有机器工人，将这些机器工人职业相同的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工会，这便叫做职业组织。其余类推。这两种组织究竟那个好呢？当然是产业组织好。为什么呢？有二个理由：第一、产业组织可以使战斗力增加，职业组织战斗力便要减少了。如我们罢工，一个产业工会是很容易的，因为他们在同一产业之下，马上可以召集开会，如果组织好，指挥机关好，指挥机关下一命令下去，即可全体动作。职业组织便没有这样好，因为一个工厂至少有两种或多至数十百种的职业，如按一厂职业来组织，不要有两个或数十百个工会吗？这样七零八落，行动便不一致了。况且职业工会不限定一厂，是与许多别厂同职业的工人共同组织起来的，但我们知道各厂情形不同，自然利益也不同，有些待遇好点，有些工钱多点，假使我这厂发生罢工，别厂不赞成，怎么办呢？又罢工贵乎神速，职业组织如要罢工，动经许多时日，又罢工贵乎秘密，如职业组织势必容易泄露消息出去，如资本家知道了，先发制人，可以借端压迫我们，这末一来，罢工不是要受打击吗？所以在战斗方面，产业组织好，职业组织不好，这是一点。第二点，产业组织可以免除工人中间发生等级的界限，职业组织便不能够。工人中有熟练工人，与不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工钱多些，不熟练工人工钱少些，如职业组织那样势必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熟练工变成工人中间的贵族，他们的组织也变成工人贵族的组织了。这么一来，贵族工人与穷苦工人离开，贵族工人常与资本家接近勾结，于是工人不止受资本家的压迫，又受这般工人贵族的压迫。产业组织不论工钱多少也好，工作熟练与不熟练也好，统统加入有一个工会。以多数贫苦工人可以监督少数贵族工人，工人中的等级，界限可以不生，既可免除工人中间的冲突，又可免分散工人阶级的势力，所以产业组织好。但是有些朋友一走又走得太左了，走到极端去了，他们说得产业组织怎好，职业组织不值一钱，平心而论，职业组织虽然不好，在某种状况之下，也有他的用处，尤其是在中国有特别用处，假如产业发达的国家，如德国英国——等，自然可完全采用产业组织；中国产业不发达，多是手工业和小工厂，假如这些手工业的工人，和小工厂工人，如果要按产业来组织工会，未免太小，如理发店每间十数人，如果每间理发店组织一个工会，广州市至少有五百间理发工会，这有什么用处呢。在此情形之下，只有将广州所有理发店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广州市的理发工会，这才有力量。又如打铁铺，广州也有数十间，如果每间打铁铺要组织工会，至少数千个，这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要把广州全市打铁铺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广州市的铁匠工会。其余可以类推。所以我们说小工厂手工业里头职业组织是有用的。现在我们来下一个公平的判断。凡是新工业之下的工人绝对要产业组织（如铁路、海员、纺织、矿山等），假如是手工业小工厂可以用职业组织（如理发、裁缝、印刷等）。（三）组织的系统先画一个图，我们看了图，再加解释，就容易明白了。从下图〔图略〕，我们知道工会是一个单位组织。就某市各工会联合起来，组织某市的总工会（如“上海总工会”）；亦可就某省各工会联合起来，组织某省总工会（如“河南全省总工会”）。市或省总工会都系地方组织。不过如省总工会成立时，市总工会亦须加入之（如江苏若成立“江苏全省总工会”时，“上海总工会”须加入）。全省总工会所在地，可不再设市总工会。某一产业可组织全国总工会（如“全国铁路总工会”），各地设立分会。这些分会在各地亦可加入各地方组织（如“京汉铁路郑州分会”可加入“河南全省总工会”，“京汉铁路江岸分会”可加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产业工会与别个工会不同的地方，只是他可依其产业的性质，而另立一个系统的全国总工会罢了。某产业总工会，某省总工会，及某市总工会联合起来，共同组织全国总工会，这是一种常轨，不过在中国须得变通办理，因为有许多产业或地方并未成立总工会（如山东虽有“淄博矿工工会”，然而全国的矿业总工会并未成立；又如大连虽有“印刷工会”，然而大连市的总工会并未成立），或是地方的总工会并未统一（如广州有“工人代表会”和“广东总工会”两个总组织；香港有“工团总会”“华工总会”及中立之各大工会），在此种情况之下，如不变通办理，则势必有许多工会不能加入全国总工会，所以须得准此类未加入产业或地方总工会之工会，得直接加入全国总工会，以免一部分工会在外，有孤立之感和向隅之叹。图中有两根虚线，就是表示变通办理之意。每一工会，必有工厂支部做他的基本组织，否则，这个工会便是空的，其详下面有一节专讲。再说到一个工会内部之组织系统，为容易明白起见，亦先画一图〔图略〕。每一工会它必有一办事机关，这办事机关，叫做“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数视会之大小酌定之。执行委员会之下，必分设各部办事，设部多少亦视会务之繁简的定之（上图不过聊以示意）。如必要时，尚可得设各种特别机关，如仲裁委员会，介绍失业所之类；惟此项特设机关，必隶属于执行委员会之下。工厂支部仍俟下面另一节专讲。这里我们要连带说一说的，就是会长制与委员制的优劣问题。会长制是一人做主专断，一切事皆唯他一人之命是听；委员制就不然了，是几个或十几个人会议处断，不听命于个人，而听命于机关（即所谓“执行委员会”）。这两个制度，那一个好呢？我们以为委员制好些。为什么？因为（一）会长制容易由一个人专制把持，会长得人还不要紧，会长不得人那就糟了。往往有会长不好，暗中把工会卖给资本家做御用机关以鱼肉我工人的危险。委员制因互相监督，则没有这个危险。（二）会长难得有一个全智全能，一人的知识有限，思虑难以周密，一人的精力有限，做事难以件件俱到，所以往往有使会务错误或遗误的危险。委员制因会议讨论，分工互助，则没有这些危险。（三）会长制往往几年不选举，因此会长一人容易专权自恣，有变成官僚或变为酋长的危险。委员制则一年一选举，又可免除这个危险。由此看来，委员制比会长制好得多了。组织的大概我们讲过了，但是各位要注意，上面所讲的，不过聊以示意而已，自然到应用时，你必须斟酌情形，以定取舍，不可太死板。（四）工人会议工人会议，外国名字叫做“工人苏维埃”。苏维埃即是会议之意。工人苏维埃制度，只有劳农俄国实行了。他成了一种最新式的政治组织。以前的政治组织，所谓“议会制度”，我们都知道那是于我们工人阶级不相干的。为什么呢？你看他们的选举，不是以财产之有无和财产额之多寡做议员资格的标准吗？例如有十万元以上财产的所谓“公民”，可被举为省议员，由省议员选举国会议员。诸位想想，他们以财产做标准，我们工人阶级是没有钱的穷光蛋，那有资格去做什么省议员和国会议员呢？好了，一切议员都被有钱的资本家大地主垄断了，他们在国会里所订的什么法律，商量组织的什么政府，自然是为了保护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都是帮忙资本家压迫我们工人的工具。那里有我们说话的余地呢？苏维埃制度，就不然了，他不以财产做标准，他是打破私有财产制度的，自然不以财产做标准。他怎样办呢？凡是做工的人都要开会，在开会时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每一工厂有工人大会。并由此会议选举你所相信的代表开地方会议或全国会议，订立你所需要的法律，商量组织你所相信的政府，完全为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法律和政府。选举代表只以产业机关为标准，以人数多少为比例。（假定五十人举一代表，你厂中如有二百六十人，你这里就可选出五个代表。）并且决定凡是资产阶级及其附属物如牧师之类，都没有选举权。总之，苏维埃制度，是工人专权，工人专政，工人统治的世界。现在说到我们中国工会要怎样实行这个制度了，先画一图。〔图略〕全国劳动大会每年必开一次，由全国各工会工人直接选举代表到会，每一千人得选一代表。某产业全国总工会得派十人以下之代表到会；某省总工会得派八人以下之代表到会；某市总工会得派五人以下之代表到会；自然此种总工会还要看他统辖之下人数的多寡，再有伸缩之余地；再则此种总工会派出之代表有无表决权，也要待全国大会之决定。全国劳动大会为全国最高机关，他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责任，大概为（一）检查前此一年全国工人运动之总成绩；（二）确定后此一年全国工人运动之新方针；（三）选举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他得全国大会之付托，亦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责任，大概为（一）执行大会决议案；（二）谋国际之联合；（三）统一全国工会运动；（四）指挥全国工会从事阶级斗争；（五）宣传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并指导一切实际运动之方针；（六）仲裁各工会之纠纷；（七）救济事项；（八）其他随时发生事项。执行委员会之下设干事局，驻会办事。某产业工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二次，由各分会工人按二百人或五百人直接选一代表，这要看当时的情形来决定。讨论关于本产业工人运动一切事项，并选举本产业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某省工人代表大会，每年二次，由各工会工人按五十人或一百人直接选一代表，其不足五十人或一百人者亦得派一代表。讨论关于本省工人运动的一切事项，并选举本省总工会的执行委员。某市工人代表大会，每年四次，因在一地，故易开也。其选派代表标准与赴省大会同。讨论关于本市工人运动的一切事项。并选举本市总工会的执行委员。某工会全体大会，每月一次，所有会员，全体俱到，讨论本会一切事项。惟亦可开代表会议。至于工会职员由全体大会或代表会议选举，可酌定之。以上所定选派代表之标准，自然不可死板，自然要看当时情形加以变通，此亦不过聊以示意而已。由此说来，工人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工人职员又由自己或其代表选出，这才真是民主的精神，外国话叫做“德谟克拉西”，中国所谓“民主主义”。资本家的议会制度，也说是民主主义，其实是资本家的民主主义，于我们大多数的工人不相干，因为议员都是资本家的。所以资本家口中的民主主义，是假的，不过欺骗我们工人罢了。我们绝不相信。（五）工厂支部工厂支部这个东西重要极了，大家必须懂得，他是打倒资本家最好的一个好武器。譬如一个军队，有了总司令部，他下层必有团营连排层层的组织，然后才能指挥如意，否则，仅有总司令部，有何用处呢？工会也是一样，虽然没有军队那样复杂的组织，然而下层必有组织才好，否则，仅有执行委员会，下层没有工厂支部的组织，何能指挥如意？有何用处呢？工厂支部好象是工会的柱子，一间厅堂，没有柱子，是顶不住的，工会没有工厂支部也是顶不住的。从前工会摇动不定，往往被资本家一打便完了，就因没有工厂支部的原故。如果有了工厂支部。那怕资本家竭雷霆万钧之力也是打不下来的。工厂支部怎样组织呢？就是按照工厂中之每一个工作处，如纱厂中之粗纱间、细纱间、打包间、弹花间、电灯间等处，每间都组织一个支部。支部之中可选三人或五人组织一个干事会，负接受工会命令并指挥支部会员之责任。如果有政治自由的地方，（如广东）假如有可能，支部之下，尚可设立小组，约十人为一小组，每组置一组长，那就更完密了。工厂支部的好处：第一，工会会员全体大会，事实上是难开的，就是在政治自由的地方，至少也要每一个月才开一次。开会是训练工人的绝好机会，会越开得多，工人越有进步，为什么？因为工人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多知识，也可以训练发言的口才。工厂支部因为在一工作处，人数又少，容易集合，每星期可以开一次，这样不是使工人更多训练的机会吗？第二，当罢工的时候，如没有支部，群众好象一盘散沙，不相统属，有了支部，便有了约束，如军队一样，工会下一命令，在几分钟之内，便可由支部传达全体工友知道，或进攻，或退守，都能步调一致，丝毫不乱，这样不是使罢工更容易胜利吗？第三，每一工作处，必有他的特殊问题，或者为工会执行委员会所想不到的，如有支部，开会时，谁也可以发表出来，经大家同意，可提交执行委员会去办，这样不是使会务越发增进吗？第四，往往有些事，是很小的，而且只限于每一工作处，如管工打了一个工友，这怎样办呢？请求工会宣布罢工吗？未免小题大做，有了支部，由支部干事会，在入厂作工的时候，临时宣布罢工两小时或三四小时，怠工亦可以，怠工就是照常入厂，机器尽管开着，我们只是不动手作工。这样一来，资本家不能不赔礼了，下一次再不敢打我们工友了。第五，在政治压迫的地方，工厂支部尤其有作用。因为那时工会封禁了，我们在工作处秘密组织支部，工人同在一处，人数有限，随时可以集合开会，用最神速的手段，只要几分钟便可把会开完，等到资本家知道来压迫时，我们已散会了。并且有了支部，一切秘密出版物，可以秘密分散，“二七”失败以后，北方铁路工会全遭封禁，北方铁路工友不曾涣散，全靠工厂支部之力，这是我们不可忘记的。（六）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有些朋友，常常把它弄错。他们把工厂委员会认成为工会组织系统中之一个中间机关，如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会，它管辖十三厂，于是每厂设一工厂委员会，其下于每一工作处设一支部。其实工厂委员会另有一种严重的意义，就是工厂委员会是管理生产的，它在革命时特别发达，俄国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后，各工厂此类组织如云而起，然而其目的均为管理生产，至十月革命成功后，工厂归工人，于是工厂委员会普及于全俄。试问我们之所谓“工厂委员会”，是不是此种意义呢？不过是变成了一个承上接下的中间机关罢了，不特未做管理生产的事情，并且连参加管理也未有，这是我们用此名称一时不小心，所以错误了。再则工厂委员会即使不管理生产，至少也要有一种这样的意义，就是某一工厂，一部分工人加入工会，一部分甚至大部分还没有加入；或者某一工厂，组织了几个工会；或者是工人以职业关系而分别加入了与别厂合组之职业工会，这怎样办呢？在此种情形之下，就用得着工厂委员会了，因为在同一工厂之中，利益相同，问题必也相同，应该大家不分彼此，共同解决，这必有一特殊的形式，这个特殊形式，就是工厂委员会，他不一定隶属于某工会，他就仅仅以讨论解决这一工厂的特殊问题为止也可以。所以朋友们如用工厂委员会的名称，要注意上述两个意义。但是现在工厂委员会已经有些地方用了，生米煮成熟饭，还有什么话说，只好将来管理生产时，另起一个名字好了。（七）政治压迫下之变相组织上面几节所讲的是工会的常轨，但是在政治压迫的地方，一定有难于完全适用的。比方工会这一个名称，在北方有些地方简直不能用，怎样办呢？我们不是呆汉，自然可以用五花六色的名称——可以不被敌人注意的名称，如俱乐部、学校之类，甚至于很腐败的名称，如进德会，崇俭会之类，也可以用。只要是这个机关，事实上可以聚集工友，训练教育工友，指挥工友一致动作，便可以了。这类变相组织，全国劳动大会开会的时候，亦得召集它，不过要经过大会郑重的审查罢了。（上编未完）原载《职工运动丛书》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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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政策及其胜利——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罢工政策及其胜利——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各位工友，现在我们罢工已得到很多的胜利了。得到胜利的原因，是因于我们的政策好。譬如打仗，政策好的必可以打胜，政策不好的必要打败。我们这次罢工，所以能坚持三个月，一些都不动摇，第一个原因，可说是我们工友的齐心；第二个可说是由于我们的组织好，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的政策。各位工友！我们的政策，自罢工到现在，究竟有多少呢？第一个是封锁港口，截留粮食。大家都知道香港这个地方本是不毛之地。所以我们当罢工之时，第一个政策，便是用截留粮食方法围困香港。譬如深圳方面，有一百六十里地方，我们便派二大支队出防，同时政府也派军队帮助我们，于是深圳的粮食不能到香港去了。前山方面，与澳门接壤，香港虽然断绝，澳门如不封锁，则香港食物仍可由澳门运去，所以我们也派纠察队去防备了。其次如容奇，江门，石岐，我们也派人去截留。海口既然封锁，粮食又不能去，香港当然发生恐慌了。我们自施行这计划以来，香港什么东西都没得卖。猪肉从前几毛钱的，现在非一元以上不可得了，牛肉则简直买不着。什么食物都没有了。从前香港猪肉本是市场卖的，不到街卖的，现在港政府却使人担在街上叫卖，表示香港尚有些猪肉卖，其实香港困苦极了。我们可以说，我们第一个政策“截留粮食”已得到胜利了。第二个政策，就是香港因为没有东西吃，于是勾通琼崖邓本殷，请其包运粮食，其次则勾通反革命军队，如江门的梁鸿楷，包运粮食出口，这是香港政府的补救方法。初时我们看见帝国主义的破坏政策，一定要用方法抵制他。怎样方法呢？就是把许多反革命军队解散，所以我们从前的口号是肃清内奸。大概我们工友，还可记得在公园开会，请愿政府肃清东江陈军余孽，及琼崖邓本殷，其实便是肃清内奸。我们所以要肃清内奸，就是对付帝国主义。那时政府还没有决心，但是我们工农已看到了。政府于人民请求之后，即下决心，要实行我们的要求，不料那时广东政府尚有许多反革命派在内，政府虽然想肃清，但是做不到。那时我们的廖仲恺先生，他做财政部长，和财政厅长，出兵要五十万元方能出发，廖先生知道此事的重要，必要扫清反革命派，罢工方可以得到胜利，所以马上将筹到的二十五万元，交到许总司令那边了，但兵未有发。我们试想政府讨伐命令下了，钱亦到手了，为什么兵还不发呢？就是因为广州有许多反革命派，不让政府去肃清，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政策还没有成功，自从廖先生被人打死之后，我们知道只有将反革命派解散才有办法，所以前月二十五号，那晚解散梁鸿楷林树巍反革命的军队，将魏邦平一般人悉数拘拿。我们问一问反革命派究竟肃清了没有，还没有。那是许总司令的错处了。这些反革命军队都是许总司令的部下，他不想完全解散，后来致发生莫雄邦润琦的叛变，图谋推翻革命政府。政府没法，只有再下决心，将邓莫军队再行解散。现在我们可说肃清内奸已成功了！革命政府稳固得多了！罢工也稳固得多了。“肃清内奸”，我们便胜利了。第三个政策，我们大家都记得，发出特许证的一事。从前为什么要发，后来为什么要废除，最后又为什么工商联合呢？那时我们看得很清楚，香港帝国主义破坏广州罢工，一面是勾结反革命派，一面很想唆使广东商人反对罢工。不错，商人很容易被帝国主义鼓动，因为商人因罢工影响，没有生意做，有两条路常摆在他们前面，爱国好呢？做生意好呢？后来一想，爱国固好，做生意更好。其次广东地方很多东西要外国来，亦非与外人通商不可。所以我们订立一种特许证。就是说不是英货英船不经过香港澳门的都可以来省。这样一来，香港更加恐慌了不得。这个特许证，一方面便利商人，一方面保障罢工。但是商人反对，一定要取消，他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过说手续太麻烦。我们说手续可以简单，手续费也可以取消，但是特许证不能取消。但是一部分商人还不谅解，拚命反对。我们当时觉得反革命派未肃清，不能取消，后来廖先生死了，反革命派肃清许多了，从此没有人可以掣肘，可以取消。取消之后仍有法子可以保障罢工。不但取消，我们顾念商人痛苦，而且提出“工商联合”口号。商人于是很高兴，愿意与我们合作，从前商人不高兴捐钱，捐了也不交我们，自从工商联合提出之后，感情好了，愿意加入反帝国主义战线了。各位工友，国民革命固然要工人阶级作先锋，但也要其它各阶级都加入来合作始可。买办阶级固然卖国，但是小商人中等商人是爱国的，我们应该一致联合他们去奋斗。特许证取消之后有“工商联合”，此政策是对的。从前帝国主义想利用中国商人反对我们，现在商人也帮忙我们反对他们了。前天各界大会有四商会打起旗子与我们游行，有商会代表到大会演说，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是非同小可的事，因为广东商会从来不参加群众运动呀！从前帝国主义想利用他们，这一次反与我们联合了，这是我们政策好，这是第三个政策的成功。第四个政策是怎样呢？帝国主义的政府很想把广东脱离中国以外，要单独来解决广东的事，他们的政策，是使广东孤立，使北方同胞不来援助我们，他便可以用武力对粤。我们知道了，于是组织“北上代表团”，要代表到上海，汉口，天津，联络全国的代表，在北京开会，要求帝国主义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求帝国主义承认上海沙基各处惨案的要求。北上代表团是很好的，是团结全中国人民对付帝国主义一个大的力量，从此北京政府不敢任意卖国，不平等条约可以取消，各地惨案也可以解决，这就是我们第四个政策的成功。现在再讲目前的情形，我们得到胜利是什么？（一）使香港经济受一大打击。好久以前，我们说过香港罢工一日即损失四百万元，一月即一万二千万元，三月来已三万六千万元了。我们要注意，英国在南方货物每年不过销三千万，现在罢工三月，损失三万六千万，可说是我们已抵制英货十二年了。香港政府财政已破产了，未罢工以前，尚存一千七百万元，现在则用得精光，一文也不存，只有出必裁员减薪之一途。商务一方面，据闻自罢工以来，已倒闭三百七十余家，天天有报穷的案子。银行都不稳固；要做生意也没有；轮船公司船没有开，每天都要拿几万银子来开销。现在有个美国轮船公司叫“大来”的，他想直接驶船来往广州，不经过香港。现在香港商务可说是破产。这一个大打击，比日本大地震还利害，这是我们罢工工人一拳打中英人要害，痛苦非凡，这是我们的大胜利。（二）是使广州革命的基础稳固。从前广州政府是摇摆不定，危险万分。东江有陈军，南路有邓本殷，还有一些反革命在广州，都想推翻政府。这一回却稳固了，东江的陈军，现在已不值一击，南路邓本殷，也容易打下去，刘杨事变后已削去许多障碍，至于梁鸿楷林树巍莫雄邦润琦肃清后，广州政府千稳万稳了。广州政局稳固，罢工就可以胜利。为什么说广州政局巩固，是罢工工友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工友极力帮助政府肃清反革命派，更因自罢工以后，他们反革命派的罪恶完全暴露出来了，于是被政府解散了。为什么我们要政府稳固呢？就是政府曾极力帮助我们，接济我们的粮食，三月以来我们虽然没有很优裕的生活，但也不致饥寒，其次截留粮食，政府派兵帮助，东园政府派兵保护，纠察队无军事学识，政府派黄埔学生训练，政府帮助我们，所以罢工如此之久，政府指导我们，所以政策不致错误，所以我们罢工工人，必定要拥护政府，政府巩固，我们才能胜利，即将来条件解决，亦要政府做后盾，才有保障，所以要使罢工胜利与保障罢工之胜利，都必须巩固政府。其次尚有许多小胜利，如罢工之后，工人阶级地位增高，全世界工人同情援助，关税会议之得召集，（其好坏系另一问题，）刚才陈公博先生说，“罢工条件此时可以提出”。我们要知道从前回省罢工时，如提出条件，必定没有效力，因为那时时机不好，帝国主义尚有方法可以破坏我们罢工，他们想用种种方法来破坏罢工，如勾结反革命军阀政客推翻我们的政府，如想利用商人反对我们，现在他们的政策着着失败，我们的政策着着成功，罢工营阵日益稳定，日益坚固，帝国主义者已慌到不得了，但他虽尚不出口，我们一提出，他必要接受，不象从前他们尚有方法可以破坏罢工的时候，可以不理我们，我们现在提出条件，他们只有承认，政治委员会知道时机已到，我们也知道时机已到，时机一到，不可放过，就要提出条件。关于取消不平等条约，沙基案子，有北上代表团联合全国去争，自然全在北京提出解决。他如承认我们解决罢工的条件，我们可以暂时休战，以准备第二次新斗争，因为他如承认我们条件，我们已是完全胜利了。如果不承认，则我们可以宣传英人的罪状，必可以得到全世界报纸的帮助，所以提出条件是与我们很有利益的。这个时机很好，因为中秋节来，经济恐慌，所以他们很想解决。有的人说，为什么北上代表团还未取消不平等条约，我们就先解决吧？我们可以老实说，北上代表团至少去北京要六个月，在此六个月中我们要准备第二次新的大争斗。有一个很确实消息，就是德国在六月后必有一个革命，英国工人也准备起来作一个很大的罢工，六月后必有一大变动，这是受了我们中国此次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原来我们此次大运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原是很表同情的，不过因准备不及，所以没有立时革命，闻现在德英两国正从事准备了，六个月后必有新的大变动，那时我们要准备大斗争，与世界联络一气，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总而言之，现在提出解决条件，是很好时机，成不成我们没有损失，只有好处。政治委员会的眼光很远，他们所指导我们的，都得到胜利了。现在的政策，也必定可以使我们得到胜利。我们放胆做去。我们高呼：省港罢工胜利万岁！ |
三个月的胜利（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三个月的胜利（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们罢工三个月了。但是我们在三个月内已经得到的胜利是什么？举其大者有五：第一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经济的打击”。据海关贸易册，香港出入口货价值每年一十五万万元。自从我们罢工，海运断绝，每日损失四百万，每月损失一万二千万，三个月损失共是三万六千万。这一个数目是很可惊的，自然要使得香港帝国主义恐慌万状，神魂颠倒，而有电请英伦向广东宣战以求一逞的荒谬举动。可是英伦政府一因本国社会革命与所属殖民地民族革命之触机即发，二因与美日法帝国主义种种利益冲突之不能协调，终于不能让香港圆成宣战的好梦，这已不能不说是可怜到极顶了。看呵！香港政府财政方面，到了破产的地位了，未罢工以前在银行存储的一千七百万都用得精光了，各种税收因罢工没有丝毫收入，不能不出于裁员减薪之一途了。又看呵！香港商务方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位了，银行一家一家的不稳了，商店关门的，据拍卖场确实报告已有三百七十余家了，报穷案一天一天的加多了，据老于商务的人说，到中秋节至少要倒闭一千余家了。可怜呵！罢工工人一拳打中帝国主义要害处，你说痛楚不痛楚呢？使帝国主义受一个空前未有的经济大打击，这是我们第一个胜利。第二个胜利，就是“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我们还记得，在未罢工以前，要打就打，要捕就捕，要驱逐就驱逐，要开除就开除，他们何曾想得到中国工人有什么可怕呢？他们更何曾想得到中国工人有反抗他们的勇气与力量呢？好！上海惨案发生，全国民众一致崛起，霹雳一声，他们的顺民香港沙面的中国工人也起来与他们对垒了，到现在已打了无数回合了，而且在这次反帝国主义运动当中，做冲锋陷阵的先锋者与不屈不挠的决死队了，从前被人所奴视的工人阶级，到此时一跃而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坚和领袖，从此以后，恐怕帝国主义再不敢象从前以无理的态度以对待中国工人罢！恐怕工人此后如有要求，帝国主义也不能不要加以一番考虑了罢？使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增高了地位，这就是我们第二个胜利。第三个胜利，就是“世界工人同情的援助”。从前我们中国工人不知受了帝国主义多少的剥削与蹂躏：比方我们工钱不论是如何的少（只抵得外国工人三分之一。）工作时间不论是如何的多（普通十二小时，甚至有十八小时者，外国工人普通八小时。）待遇不论是如何的坏，（工厂卫生丝毫没有，多有因此而疾病死亡。）总之，不论是过如何非人的生活，世界工人是一点都不知道的。我们为解除这些切身的痛苦，不知起了几百次的反抗运动，终于因为电报通讯机关都在帝国主义的手里，不能使这次运动真相传播于世界。所以世界工人都不知道，对于我们同情的援助也没有了。此次罢工，雄鸡一声，天下皆白，全世界工人皆了然中国民族是受帝国主义如何的虐待与残杀，皆了然中国工人是如何勇敢与牺牲，于是风起云涌都起来援助我们了。工农立国的苏俄，不用说是全国工农大声疾呼，或举行示威，或开会讲演，或散布传单，或募集捐款，用全力援助我们。就是英国的工人也组织“勿侵略中国会”向他们政府抗议，不准压迫中国，更不准以武力压迫中国，否则，当举行罢工或即起革命以对待之。又如日本的工人，他们的全国总工会（叫做劳动总同盟），亦一样对中国表示同情，向他们的外交部（叫做外务省）提出严重的警告；并一面招待在神户登陆之中国海员回国，制止日本海员代替工作。英日两帝国主义因本国的工人工会工党群起援助中国，并反对其侵略的残暴行为，于是不能不稍有顾忌。其余各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对中国工人表示无限之同情，更不用说了。我们此次罢工，四海闻名，得到世界工友同情的援助，真不难从此与各国无产阶级携手，以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呢。这便是我们的第三个胜利。第四个胜利，就是“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固然上海惨杀案，沙基惨杀案，帝国主义还未肯承认我们的条件，不过帝国主义见我国民气如此的兴盛，罢工工人的态度如此的坚决，也不能不寻找一个方法，表示相当的让步。比方关税准附加百分之二五，乃四年前华盛顿会议决议的，论理关税应由中国自主，仅仅加一点入口货税，实在不合理之至。然而就是这一点最低限度的二五附加税，帝国主义就推三推四，不肯实行。中国北京政府的外交官老爷们不知在帝国主义跟前陪了多少小心，说了多少乞怜的话，鞠了多少躬，可是帝国主义睬也不睬，此事迁延四年了，现在帝国主义忽然记起来了，准开关税会议了。然我们明知道帝国主义准开关税会议的用意，是在以一点小小的利益，软化中国的军阀阶级大商买办阶级和高等知识阶级；并以此一点小小的利益，为换取扑灭中国国民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交换条件，实在帝国主义已不存好意。然而我们不能不说帝国主义这一个相当让步的关税会议，实由我们罢工力量所得来的。假使没有我们罢工，不怕外交官老爷们，再在帝国主义跟前，陪小心，乞怜，鞠躬，恐怕终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罢。由此可见我们罢工力量是如何的伟大！这便是我们的第四个胜利。第五个胜利，就是“国民革命势力的稳固”。这一个胜利更重要了。我们都知道自从孙大元帅凭借广东举行革命以来，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是如何的恐慌，于是千方百计谋破坏这一个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如勾结陈炯明造反，便是一个显然的例子。孙大元帅便因此被陈逆急死了。幸而大元帅死了未久，东江一战，把陈逆势力打碎。随后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又勾结刘杨，幸而六月一战，把刘杨势力根本铲除。但是反革命的军人政客官僚，仍栖息于革命政府旗帜之下，直接阻碍军政财政民政之统一，间接破坏省港之罢工，受帝国主义之运动，日谋推翻国民政府，首先便刺杀主张财政统一与帮助罢工最力之廖仲恺先生，幸而觉察得早，八月二十五日以来，逐渐把反革命的势力解散，领袖捉拿，于是反革命势力乃消灭一大半。这虽然是政府之心灵手敏，可亦是我罢工工人之极力帮助，所以肃清反革命势力才有如此容易。从此国民政府稳固得多了，如果我们人民与政府合作，不难统一广东，完成一个崭新的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稳固了，我们罢工更不怕动摇了，我们一定得到胜利，并且胜利一定可以保障。这便是我们的第五个胜利。上述五个胜利是从这次罢工得来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说此次罢工有相当的成绩。假如我们再继续努力，使帝国主义屈服，承认我们提出之要求条件，那便是我们完全胜利。原载《工人之路》特号第８９—９０期署名：邓中夏 |
在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在省港工人代表联欢会上的演说词（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六日）诸位工友：今天省港工友开联欢大会，是很难得的，兄弟很高兴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情形报告各位知道。全国劳动大会已开过了二次了，第一次是前三年的五月一日，第二次是今年的五月一日。为什么隔三年才开呢？我们知道，中国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共同压迫的国家，我们时常受他的摧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原决议翌年在汉口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不幸翌年便发生最可痛心的“二七之变”，京汉工友为了要成立总工会，直系军阀吴佩孚不准，京汉路举行大罢工，为争自由而奋斗，结果被汉口英国帝国主义嗾使军阀吴佩孚打灭了。是役被枪击毙四十余人，斩首数人，法律顾问施洋同志亦遇害。从此次罢工以后，京汉及武汉的工会完全被封禁，北方各铁路各城市亦连带受其影响，由公开变为秘密。我们经过二年之严重压迫，到今年才能继续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去年冬北京政变，军阀吴佩孚曹锟倒了，曹吴倒了不算什么一件事，就无人压迫我们了吗？不然。不过曹吴倒了，（一）新兴军阀的势力尚未稳固，无暇压迫我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在政治上的势力也发生变化，无法压迫我们；（三）国民运动的势力却高涨起来了，中山先生北上更使北方的民众觉醒。有此三因，我们工人阶级于是利用时机，重振旗鼓，又由保守的状态而变为进攻的形势了。北方自北京政变后，今年春北方铁路工会完全恢复，上海纱厂发生五万人的大罢工，北京武汉山东各处也发生罢工，证明我们到了复兴时期了。但各自为战，是不能打胜敌人的，全靠工人大联合，共同作战。第二次劳动大会就应时而生，就是为了完成工人阶级大联合的目的。这次大会开了十多天，各重要产业以及各城市都有代表参加，总共到代表二百七十余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五十四万。这次大会是很有成绩的，通过议案十三个，个个都是重要而切实的。这次大会的几个大结果，一是全国工人大团结，组织成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二是工农兵大联合，因为我们要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阶级一致起来，共同打倒资本帝国主义，所以我们中国工会一致加入赤色职工国际。这一种策略，我相信人家都很赞同的，因为他实在是解放我们工人阶级唯一的出路。其中还有为了广州问题与香港问题的两个决议案，决议的意思是第二次劳动大会听了香港广州的工友代表报告，工会很不统一，所以要泯灭门户之见，统一起来。但从大会到现在已二月了，仍未能实行，希望今天的会是实行决议的第一步。如果不去实行，决议案不过白纸写成黑字，都是没有用的。现在我要不客气的将不能统一的原因说说：广东最不好的最可痛心的现象，就是工会与工会之争，如土木建筑之争，茶面粉之争，锦纶机织之争，油业机器之争，中山县鲜鱼之争，果菜之争。为什么工会与工会发生这么多的争执呢？第一原因，是工人不明白工会的组织，第二次大会明白规定工会是与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斗争的团体，不是工会内自相争斗的。其组织原则如下：（一）凡新式产业，须绝对采用产业组合；（二）小工厂手工业，可酌量采用职业组合。平心而论，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何以呢？如一条铁路，不论是机务、车务、工务、养路各处的工友，都加入铁路工会，这就叫做产业组合。若以职业分组，则铁路上之木工、电器工、机器工、与轮船纱厂船厂之木工电气工机器工，各组织木匠工会、电气工会、机器工会，乃叫做职业组合。我们比较一下，如系产业组合一致起来罢工，一定可致资本家的死命，职业组合则因势力之分散，就不可以了。不过职业组合，也有相当的用处，如小工厂手工业，他们若是每一个机关组织一工会，力量就小了，一定要联合起来，按地方组织一工会，如理发工会，铁匠工会等。试问几个建筑工会为什么不可联合，茶居面粉为什么不可联合，这都是因为不明白组合的道理。第二原因就是广州有政治自由，工人谋自由组织工会，资本家无可奈何，所以资本家只好利用或另组别的工会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工会内的领袖，论理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工人谋利益，不要为谋自己个人的利益，然而有些工会领袖，却不是这样，专门为了个人地位，用工会打工会了。第三原因就是无工会统一的机关，如是一班官僚从中偏袒播弄，引起工人自己打自己，前几天工人打死自己工人，这是如何不幸的事，如果我们工人被资本家打死，是很快活的，现在却自己打自己，同是被压迫阶级的苦兄弟，而自己打起来，无怪资本家在那里狞笑道：“请看！神圣打神圣，好呀！”工友们！你们听了惭愧不惭愧？痛心不痛心？现在有二件事要希望各位不可忘记的。第一，广州有政治自由，我们要更加努力去整顿我们的组织，统一我们的组织，你们想北方各地工友，没有政治自由，是何等痛苦呵？你们为何还要自暴自弃。第二，罢工是对付敌人的，今则以罢工对付自己兄弟，不要被全世界的人笑死。最后，我希望从今天起，大家彻底觉悟，痛改前非，整理工会的组织，促成工会的统一，然后今天的联欢，是永远联欢。联欢者，联合则欢也，反面就是离苦，分离则苦也。工友们！大家努力！我在此高呼敬祝：广州工会统一万岁！香港工会统一万岁！无产阶级解放万岁！原载《省港工人代表联欢大会特刊》 |
红毛鬼之自供（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三十号），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廿四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红毛鬼之自供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三十号），中华民国十四年七月廿四日七月十一日沙面英国领事写给傅交涉员的一封信，已承认海员罢工使他们苦恼不堪。所以傅交涉员答复的信有一叚（段）是这样说：“贵领事已自承认海员罢工，断绝运输，已获成功，而港报港中官吏及要人，又多夸称营业如常，及香港政府决意使罢工工人屈服，乃贵领事竟自认罢工工人已获断绝运输之效，此言殊重要，吾人当志之也，”现在我们又得红毛鬼自供的一个证据了。这一个证据就是前日香港西文晨报所登载的一叚（段）新闻。今将其译录于后：“香港船务现在还是继续停顿，并无解决之消息。罢工工人之中，回港者大概以海员为最后，恢复原状亦靠海员之回港与否。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有三船到港，离港者亦只三船。据船务报告，现在停顿在港者九十艘，其中有五十二艘是英国的。九龙码头尚成废弃。”在香港西文的报上是这样记载，自然是千真万确的了。因为广州的中文报，或者红毛鬼可以加以否认，谓为造谣，现在红毛鬼自己的报纸是这样自供了，尚有何话可说。我们设身处地，红毛鬼记载这一段新闻的时候，是何等痛楚呵！是何等怨恨呵！然而一时又转不过头来，爽爽快快地承认自己杀人之罪恶：接受罢工工人之条件，恐其于大英帝国的体面有损。但是现在已到断港绝□的境地，生命不保，体面何存。红毛鬼呵：我们是有绝大把握的，你们一万万元已在我们的掌中断送了，不久又是一万万。我们得意呀！我们快活呀！ |
红毛鬼乞和之初步（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七期第一版，1925年7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红毛鬼乞和之初步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廿七期第一版，1925年7月21日昨日各报载沙面英国领事致傅交涉员一函，其原文如下：“迳启者，现海员工会对于中国南方轮船行驶已实行变移，因而碍及本处及各处中国人民食料之供给，其他之工会，又以自己不赞成之法，自己剥夺做工及谋生之机会。本总领事极欲查知此种现状将于何时始已？所持之主义若何？并究将依何基础解决之？此颂日祺。杰弥逊启。七月十一日。”傅交涉员已答复一函，（亦见昨报）把他控告了一顿，驳斥了一顿，教训了一顿，真是痛快已极，我不再赞一辞。但我要提醒工友的一点，就是英国领事这一函，是表示英国帝国主义恐慌已达极点，先用此函来试探试探，以为乞和之初步。这函中的重要点，当然是末后的三句话，但是他措辞却巧妙极了。第一，他说轮船罢工，“碍及本处及各处中国人民食料之供给”；第二，他说其他工会不赞成罢工，恐“自行剥夺做工及谋生之机会”，哈哈！红毛鬼呵！我们告诉你，我们的北江东江本年丰收，湖南已有米来，上海亦有米到，至少半年以上，不愁粮食告缺，到是粒米不生的香港沙面，我们到很当心。轮停船驶，饿死的恐怕不一定是中国人罢。哈哈！红毛鬼呵！我们再告诉你，我们在香港秘密商议罢工的时候到会者百余人，代表全港所有工团，一致在很热烈愤慨的气象中通过罢工，并宣誓奋斗到底，或者你们的侦探不大高明，无后知道。你以失业为恐吓吗？我们广东政府现正着手于黄埔开埠，兴筑马路，开设工厂，延长铁路种种，本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一二十万工人还嫌少呢。到是香港沙面，恐怕不到数月不免有野无人烟的悲凉景象罢！红毛鬼呵！我们都知道你措辞的用意，你想向我们叩头乞和，又不好说自己受苦，自然说一句碍及中国人粮食的堂皇话，于自己体面也好看。你想向我们叩头乞和，自然希望我们团结分离，故以其他工会不赞成罢工为挑拨，以失业为恫吓，好减少我们对付你们的力量。哈哈！红毛鬼呵！其实你的肝肺心肠，我们已用X光线一眼看穿了。工友们！他那一封信中到是末后三句话最要紧。（一）“本总领事极欲查知此种现状于何时始已？”这就是问我们罢工何时停止，我们的回答是“三年两载未定，至少半年以上。” |
香港帝国主义损失一万万余元了（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六期第一版，1925年7月2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香港帝国主义损失一万万余元了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六期第一版，1925年7月20日·罢工的手段真利害·不怕帝国主义者不屈服我们从上月十九日起罢工，到昨天已经是一个月了。在这一个月里头，香港帝国主义已经损失一万万余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我现在把他说明一番。原来香港这个商埠，在世界上是顶有名的。世界上最大的商埠，第一是纽约，第二就是香港，其余如伦敦、巴黎、上海、新加坡等处，都远不及香港。香港每年出入口的货物，价值为十五万万元。平均起来，每月不是一万万余元吗？自从我们罢工，香港商务完全停顿，现已一月，不是帝国主义已损失了一万万余元吗？兄弟们！我们罢工的手段好利害！你想，他们每月损失一万万余元，每日应得损失四百万元，我们呢？每日不过六千元，以六千元对四百万元，我们和帝国主义来拼一拼，到底是谁吃亏大？所以只要我们坚持罢工到底，不到半年，香港便真会成为废岛。兄弟们！我再告诉你，香港这出入口货年十五万万元，其中有四分之二是销我南部，四分之一是销我国中部和北部，其余四分之一是销南洋和菲列宾［即“菲律宾”］等处。你想，我们香港罢工、上海亦罢工，香港对销我国的商务完全停竭，这不是损又［疑为“失”字之误］了四分之三吗？四分之三，该为十一万万余元。况且海员罢工，商船停泊，就是与南洋菲列宾之商务，总说不完全断绝，至少已去了大半，故所余四分之一的三万七千余万元，也不能保全了。我们如坚持罢工到底，不到半年，便要把香港的门钉死。兄弟们！现在我们敢说：“香港出入口货路这十五万万余元，完全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罢工，他们这十五万万余元分文莫□”。你想，我们在香港的地位重要不重要：我们真有制帝国主义经济之死命呀！沙面英国领事月前写一信给我广州政府说：“你们抵制英货好了，何必罢工”。这是甚么意思呢？因为英国货每年运销中国南部，仅仅只二三百万元，我们抵制英货，英国帝国主义每年不过损失二三百万元罢了，他认为不要紧。若是罢工，轮船停竭，粮食及原料禁止出口，他就每日要损失四百万。罢工一日的损失比抵制英货一年的损失还大，帝国主义自然恐慌极了。所以帝国主义最怕的是我们罢工和截留粮食原料出口。兄弟们！罢工是我们锋利无比的武器，这个武器，什么机关枪，什么毒气炮，都远不如他。利害呵！我们坚持罢工到底！胜利终属于我们。兄弟们！我们只罢工一月，英国帝国主义就损失一万万余元了，我们再坚持下去，那怕帝国主义不屈服。 |
记清三个方法（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四期第一版，1925年7月1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记清三个方法邓中夏《工人之路特号》第廿四期第一版，1925年7月18日·坚持罢工到底·严密封锁粮食·促开国民会议我前日在“赞成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一篇文中，已经说过这三个方法，是我们致帝国主义死命的方法，但为各位工友更加激［疑为“彻”字之误］底明白起见，现在更加一番比较详细明确的解释。我们在六月廿三日，眼看着沙面帝国主义用机关枪扫射，用大炮轰击，惨杀我的同胞，死伤至一百余人之多，当时我们大家都愤不过，觉得非要以武力与帝国主义相见，杀一个他死我活不可。以武力与帝国主义相见，换句话说，就是宣战。是的，我们总有一天要与帝国主义宣战的，我们确切相信不宣战要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不可能的。不用宣战只用和平手段可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此梦呓，有此空想，我们无产阶级根据客观的□［疑为“现”字］实和历史的经验，断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然则现时我们怎样办呢？简单的回答，是准备宣战。我们在此期间□，最要紧的是整顿我们的组织，坚固我们的组织，扩大我们的组织；不□［疑为“仅”字］整顿坚固扩大工人农民的组织、并且要整顿坚固扩大各界联合的组织。组织好了，就是说我们的炮台筑好了，到不久的时候，全体武装起来便可以杀得帝国主义片甲不回。现时我们准备宣战，同时我们亦应以势力做到下列三个方法，以坐困帝国主义，使得他疲敝不堪，到我们与帝国主义宣战时，便可一战成功，那三个方法呢？（一）坚持罢工到底——我们坚持罢工到底；帝国主义的工厂没有烟出，商店没有贸易，住宅没有呼唤，海陆没有交通，屎尿没有拉扱，不到一月两月，帝国主义便会不得了，这个方法表面虽是消极的，实际却是积极的，简直比枪弹还利害。（二）严密封锁粮食——香港沙面都不是出粮食的地方，只有一些高大的洋楼。若说从他们本国运来吗？他们本国粮食也是不十分够用的，即决运来也是非常艰难的，况且自从中国惨杀发生后，各国都忿忿不平，他们本国的无产阶级要乘机起革命，他们属地的被压迫民族也想乘机起革命，他们应付这里，又要应付那里，他们的手忙脚乱不得了。我们在各海口严密的封锁粮食出口，他们就要闹饥荒，有疴的，没有吃的，个个饿得眼花摇乱，神魂颠倒。我们呢，东江北江今年都是丰收，新米已出，湖南上海又有米来，粮食一点不成问题，就是坚持一年半载也一点不成问题。（三）促开国民会议——国民党主张开国民会议，这个方法好极了，因为这样可以把全国各界更加团结起来。我们知道先是我省港的人民一致反抗帝国上［应为“主”字之误］义固然可以致他们的死命，若是合全国之力一致反抗帝国主义更可以加速度的致他们的死命。比方打仗，兵固贵精，也贵精而且多，全国的国民一致团结起来，这种何等的伟大力量。假使此会得成，我们用这样伟大的力量，废除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不从，以全国武力去打倒他，都不废［应为“费”字之误］吹灰之力呀。所以促成国民会议，也是我们要努力的。工友们呀！大家记清，这三个方法，就是我们在准备宣战期内致帝国主义死命的最好方法呵！大家不要忘记。 |
罢工工人的组织（邓中夏，《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四版、第廿三期第四版，，1925年7月16-1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罢工工人的组织邓中夏《工人之路》第廿二期第四版、第廿三期第四版，，1925年7月16-17日一序言我想我省港罢工工人的组织，不仅是外界同胞所乐于知道，就是我全体罢工工友是想急切知道的。兄弟特为述论一番。原来我们工人阶级这一次的全国总罢工，都不是为了「增加工资」「减少时间」的经济斗争；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只对某一个或数个资本家的问题，政治斗争，乃对某政府或某国家的问题，所以经济斗争比政治斗争性质要简单得多，时间也要短缩得多。我们这次全国一致的政治斗争，敢于与「雄视一世」「骄横一时」的帝国主义相周旋，相角逐，自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是要经过旷日持久才能解决的，上海三十万人的总罢工，已经准备一年，可见我们工人阶级的规模是何等壮大；魄力是何等的雄伟；岂是顾利忘义的资产阶级所能望其项背。（上海商人罢市不到二十六天便开市了，香港商人连罢市都不敢，岂不可笑！）既然我们认定我们的斗争，是旷日持久的斗争，那么我们激昂奋发的感情，必有伟大缜密组织以容纳之，然后才能历久而不敝。所以我们省港工友这一次与全国一致行动而举行空前未有之大罢工，最注意的是组织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已有长远的打算精密的计划，本篇存而不论，现在把我们的组织分段述论于后。二组织系统在未分述各部组织之先，把全部的组织系统制成一表，附加说明，庶乎读者更容易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省港罢工工人组织系统表┏━━顾问┃┃┏━━━━┃┃全港工团委员会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干事局━━文书部招待部庶务部宣传部交际部交通部游艺部┃┗━━━━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特┃┃设┃┃机┃┃关┃┃┗━财政委员会━━会计部纠察队保管拍卖处会审处工人医院━━卫生队宣传学校『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为最高议事机关，他有绝对无上的权限。置『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最自〔应为「高」——录入者〕执行机关，他须绝对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并与代表大会不相抵触之范围内，决议日常事务；在紧急时「即客观事实决不容许开代表大会时」亦得便宜从事。『干事局』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之下，办理一切事务；其下分设七部，其职务如左：「一」文书部——掌理文牍謄写，记录，油印等事。「二」招待部——掌理迎接宿舍，饭堂等事。「三」庶务部——掌理粮食，采买等事。「四」宣传部——掌理编辑，新闻，讲演等事。「五」交际部——掌理接洽宾客，慰问工友等事。「六」交通部——掌理送信调查，传达等事。「七」游艺部——掌理演戏，音乐，电影以及一切娱乐等事。在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之下，特设各种机关，掌理特种事务，其职务如左：「财政委员会」——负募捐，保管，支配之全责，其下设「会计部」掌理出纳，司账等事。「纠察队」——负维持秩序，截留粮食，严拿走狗，防范工贼之全责。「保管拍卖处」——负保管及拍卖截留得来的粮食之责。「会审处」——负审问走狗及工贼之责。「工人医院」——负诊治工友疾病之责。其下设「卫生队」，掌理清洁各宿舍各办事机关及救护急诊等事。「宣传学校」——负养成讲演人才之责。「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皆为香港沙面双方共同组织而成，为双方之统一指挥机关。惟双方各有其特别问题，应由各自之独立机关办理。香港方面则为「全港工团委员会」，沙面方面则为「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该两会另有其完全组织，分部办事。 |
纠察队的责任（邓中夏，《工人之路》第二十号第一版，1925年7月1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相关链接：邓中夏纠察队的责任邓中夏《工人之路》第二十号第一版，1925年7月14日我们的纠察队已经改编好了。我们改编虽然不到两日，操练虽然不过一次，然而我们纠察队的成绩，却已在广州市民面前表现出来了。前日我们罢工工友全体公祭死难烈士的时候，我们的纠察队沿途站岗，在国民政府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纠察队排队归营，那一种自然的整齐严肃的气象，两旁观者无不啧啧称赞，有人评论说，『就是多年训练的老军队犹有不及的』，可见我们工人阶级程度之高了。我们相信我们的纠察队只要再受训练半月一月，其成绩当更有惊人的进步，练成一支打倒帝国主义的劲旅，料亦不难。但是光是队伍整齐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明白我们纠察队责任的所在。纠察队的责任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责任，就是『维持秩序』——我们这次罢工返省者已达三万余人，分在各区居住，人数既众，难免凌乱，所以我们纠察队就要在各区布防，负担维持秩序的责任。第二个责任，就是『截留粮食』——沙面香港自从被我们封锁之后，帝国主义的粮食大起恐慌，尝利用一般奸商偷运接济。我们要致帝国主义的死命，得到最后的胜利，只有派遣多人在各口岸严密截留，不使一粒米一棵菜运去，饿死这些野蛮的番鬼佬。所以截留粮食也是我们纠察队的责任。第三个责任，就是『严拿走狗』——罢工以后，帝国主义的走狗来省不少，他们是来探听消息，散布谣言的，如不严拿，我们的罢工就会给他破坏。所以这也是我们纠察队的责任了。第四个责任，就是『侦缉工贼』——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工人中有工贼，他虽然不一定与帝国主义有关系，然而他只以个人利益与地位是谋，往往为了个人的利益与地位稍不遂意，便无风生浪，阴谋百出，致救国大计于不顾，破坏罢工亦不惜，这种捣乱分子如不严密侦缉，则我们罢工异常危险。这个责任也是我们纠察队要负担的。这四个责任是我们纠察队主要的责任。其余如查赌，查烟，查窃贼等等，乃是公安局的责任，我们可以不管。再则我们对于各种军队的兵士，即或他们有不法的行为，自然有他们的长官管理，我们亦可不必过问。假如我们纠察队把上面四个责任做到了，我们的罢工一定可以得到保障，得到胜利。就是说我们纠察队在这次罢工中有莫大的功劳，莫大的名誉。 |
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劳动运动的新生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回想起来，三年前我们是何等幼稚啊！三年前我们曾在广州开过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但是那时候得到些什么呢？那时候我们也议决了九个议案，究其中只有四个议案颇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罢工援助”；第二个是“八小时工作制”；第三个是“组织原则”，第四个是“惩戒工界虎伥”（即现在所谓工贼）；老实说，这四个议案都不完全，不能满足我们工人阶级全部的要求。然而那时候我们的知识经验，实在太缺乏，所以我们也只能得到那样的成绩。现在却不同了，并且是大大的不同了。我们历年从种种的斗争中，得了许多正确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所以此次全国劳动大会，各地代表把所有得来的知识经验汇合起来，于是便成功了一个光华灿烂的好成绩，比之第一次大会，真是有天壤之别了。现在我提纲挈领的把他指明出来。（一）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使命——关于这一点，第一次大会是没有说到的；不特没有说到，恐怕还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根本问题，我们如没有一个很明白很正确的决定，那么我们的斗争就失掉了意义了。此次大会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的决议案”，把我们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使命确定得很明白，说“帝国主义及军阀统治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生路”，“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必须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且“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所以中国工人为自身的解放，必须担任民族革命的急先锋，为促进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亦应努力于这个工作”。（二）工人阶级的组织——第一次大会对于组织问题只不过确定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自然现在还很适用，然而太简而不全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而且往往是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三位一体”联合着进攻，我们工人阶级对付他们的唯一的重要武器，就是团结，所以组织问题在我们斗争中是再重要没有了。此次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不仅将工会的意义，组织的原则，说得非常剀切，并且对于工会基本的组织，政治压迫地方的组织，工会统一的必要诸要点，亦有明确的规定。不但如此，我们又知道各业工人固要组织他本业的工会，以为保障自己利益的斗争武器，可是，仅仅本业团结，各自为战，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谋全国各业的大团结，结成统一的战线，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此次大会又通过一个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章程，并且选出了二十五位同志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为大会闭会后全国最高指导机关。我们的各路司令部（各业工会）完成了，从此又有了总司令部的大本营（全国总工会）了，我们的队伍更是严整，步骤更是一致，战斗力更是伟大无比，这样，我们工人阶级要达到最后的解放，不是可以计日而待吗？（三）工人阶级的策略——关于这一点也是第一次大会没有说过的。所说到的仅只“惩戒工界虎伥”之一点。此次大会却通过“工农联合”，“工农兵大联合”“加入赤色职工国际”“铲除工贼”四个决议案，都是我们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策略。工人阶级要想推翻现存制度，一方面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一方面又必须扫除维持现存制度的一切反动势力。关于前者，在国内，应与经济痛苦相等的农民兵士联合，因为农民所受大地主的剥削与工人所受资本家的剥削是一样的，兵士多从工农失业出来，其痛苦亦不减于工农，或且还有过之，至受帝国主义军阀之压迫摧残，更是完全一致，所以工农兵是天然的同盟者。在国外，又应与经济痛苦相同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因为各国的无产阶级亦受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残酷无情的剥削，至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帝国主义，更使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民众同受他们横暴无比的压迫，所以全世界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民众又是天然的同盟者，此次大会议决工农联合，而且实际上举行两次工农兵联合大示威巡行，便是建立全国被压迫革命势力之统一战线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因它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总联合机关，加入它，便是建立全世界被压迫革命势力之统一战线。关于后者，维持现存制度的反动势力，最与我们切近接触的就是所谓工贼。工贼受资产阶级之豢养与嗾使，专以破坏工人事业为职务，所以我们要有先迎头痛击，铲除净尽的，也就是工贼。铲除工贼，便是剪除了资产阶级爪牙，清荡了我们进攻的道路。此次大会，决议铲除工贼，并列举最著名工贼之姓名就是为此。工人阶级的策略，我们在第一次大会时，只想到惩戒工贼一点，今则想到不仅要惩戒工贼，而且要铲除工贼，并且更进一步想到工农联合，工农兵大联合，以至国际工人大联合，这不能不说此次大会有惊人的进步了。（四）工人阶级目前部分的要求——第一次大会说到“八小时工作制”及“罢工援助”，仅限于经济方面的要求，而且只是经济要求中之一小部分，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则毫未提及。此次大会则更为扩大了。关于经济方面的要求，通过了“经济斗争决议案”，提出六项大纲：（一）最低限度工资；（二）八小时工作制；（三）反对虐待；（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五）劳动保险；（六）取消包工制。关于政治方面的要求，则于“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之第三节，说明工人要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权以及普通选举。这些虽不是我们工人阶级最终的目标，但却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实现这些要求，不但可以改善我们目前生活，并且在这些运动中，可以扩大我们的组织，增长我们的战斗经验，树立我们政治势力，这些乃是我们到最终目标的必由之路的第一步。此外关于工人教育以及广东香港上海的特殊问题，亦有很切实的决议案，总而言之，所有的议案都是很精密的，切实的，正确的，比第一次圆满得多，进步得多。此次大会的真价值就在此，中国劳动运动前途的新生命也在此。说起来中国劳动运动的进步，总算是很快啊。欧洲劳动运动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然而有近代意义的革命的劳动运动，还不过近十年来的事。并且除掉俄国以外，其余各国恐怕还没有及上中国的。中国劳动运动历史很短，发生于四年前，勃兴于三年前，其中因外界政治压力太大退守两年。可见中国工人阶级之觉悟，革命之要求，奋斗之猛勇，组织之进步，恐怕还有为各国所梦想不到的。如上所说各种决议案，无一条不充满了阶级性，国际性，和革命性。就以奋斗而论，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罢工，开滦矿工罢工，一九二三年的京汉铁路罢工，今年的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罢工，共计不下二三百次，然而却无一役不具足表现他们阶级斗争的精神，以致前仆后起，百折不回，没有屈服，没有妥协。又以组织而论，第一次大会时，到会代表一百五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仅只二十七万，此次大会，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人，代表有组织的工人群众已超过五十四万了。曾几何时，而有如此的进步，而且是经过政治压迫很盛时期得来的进步，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于前途抱无限的乐观了。我还记得在审查组织问题的会里，我提议“这个议案中应该对于‘产业组合’‘职业组合’‘行会组合’加一种解释与批评”。国际代表奥君亦为审查员之一，他表示“恐怕中国此时还不懂得”。我对他说：“这些观念在中国已逐渐普及了，特别是北部和中部。”又说：“有一例于此，欧洲铁路工会往往是分开几个，然而中国却有一特殊佳像，所有机务、车务、工务各处工人几乎不分等级不分省界都组织在一工会里。就只有一路还未统一，然而是例处。”我又笑说：“列宁同志说‘落后的欧洲，先进的亚洲’，恐怕就是指这些罢。”他亦承认我的话极对。这不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故意引列宁同志的话以自饬自诩，这实在是一件不可磨灭的事实。我们把这次大会全部来看，更使我们不能不相信列宁同志的话是有正确的真理了。诚然，此次大会通过这些决议案，都是很精密的，切实的，正确的，比第一次圆满得多，进步得多，但是也要看大会后我们执行得如何。我敢说，如果我们全国各工友不普遍的了解他，极端的信仰他，努力的应用他，那么他不过白纸上写上黑字罢了，有何用处？所以希望全国各工友，要把此次大会决议案当作神圣一般，并且要把他一字一句都在事实上表现出来，那才可以继往开来，那才可以由此“奋斗，奋斗，奋斗到底”（大会闭会时齐呼的口号）以实现我们最终的目标，达到最终的解放。我们在此高呼：工农兵大联合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中国革命万岁！工人解放万岁！原载《工人之路》创刊号署名：邓中夏 |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海员的责任（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与海员的责任（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轰动一时的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已经开过了。我想国内外海员全体同志对于此事一定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把这次大会的经过和成绩做一个简约的报告。原来中国的劳动运动在三年前曾发生过一次高潮，发生的罢工，大小不下二三百次；组织在工会中的会员，共计已超过二十七万余人，在中国历史上放了万丈光芒的异彩。那时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代表一百五十余人，通过议案九件，并由大会决议翌年五一节仍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汉口召集第二次大会，不幸翌年二月京汉铁路发生争集会结社自由的大罢工，被直系军阀及驻汉帝国主义联合破坏了。是役被杀者四十余人，被捕者三十余人，被开除失业者千余人，影响所及，不仅北方所有铁路工会皆遭封禁，就是武汉、上海及其他各埠工会亦遭波及，幸免者，仅只湖南、广东、香港几处工会而已。工人阶级在此种严重压迫与摧残之下，不能不改攻为守，于是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亦不能不归于停顿了。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既倒，新兴的军阀与帝国主义皆各发生新的变化，各在相持之中，工人阶级基于自身更严厉的痛苦，以及历年所得更丰富的经验，于是又乘时崛起，卷土重来。北方铁路工会也恢复了，上海又发生五万纱厂工人的大罢工了，胶济铁路，北京印刷，汉口人力车夫与烟草，青岛纱厂，广东粤汉铁路，都先后继起罢工了，这就是说，中国劳动运动第二次高潮的潮信又到了，所以先觉的工人领袖，以为时不可失，以为我们工人阶级已进于复兴时期，实有重谋全国大联合大团结之必要；故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四大团体，发起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仍于本年五月一日在广州举行。此次大会，计到代表共二千七十八人，代表的工会数有一百六十五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数有五十四万余人，所有重要产业，如铁路、海员、矿山、纺织等，皆加入；所有重要城市，如上海、武汉、天津、广州、香港、长沙、青岛、济南、大连、北京、太原、郑州、九江、潮汕等，亦皆加入，总而言之，所有真正的工人团体，几乎全体加入，开会前后约十天，预备会议二次，正式会议九次，工农联合会议一次，五一大示威一次，五七工农兵联合大示威一次，行俄民授旗礼一次，公祭黄花岗一次，其余赴各界欢迎会十余次。通过正式议案十三件，其余临时案如援助罢工等约二十余件，各代表皆能抖擞精神，到底不懈，故能获得最圆满的结果，究其中成绩，尤为优美者，如下列数案：（一）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决议案——中国的劳动运动虽有数年的历史，各产业及各地方虽有总机关的组织，然而全国工人的总组织，算是在此次大会才告成立。我们大家都知道要解除工人的痛苦，要推翻敌人的特权，要造成我们的世界，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团结。只有团结，才能集中我们全部的力量，才能统一我们全体的战线，才能一致向敌人进攻而立于不败的地位，所以这次大会决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可谓深知当务之急了。（二）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从前我们中国人的毛病，就是各自为战，彼此很少关切，姑不论全国工人的大团结，甚至在同一地方或同一产业，还有帮口之分，省界之别，此次大会算是更进一步，不特工人阶级要团结一致，还要与农民兵士联合起来。因为农民经济生活的痛苦，与工人完全一样，就是兵士亦多是从工农中失业出来，其痛苦并不在工农的痛苦以下。所以工农兵是自然的同盟者，应联合一致向我们的仇敌——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大地主进攻，以完成中国革命。（三）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赤色职工国际”，就是“万国总工会”，他成立已经六年了，会址在俄国之莫斯科，所有全世界的革命工人完全都加入了，现在会员人数已达千余万。（四）铲除工贼议案——资产阶级破坏工人势力的手段，一方面是利用他们的政权、军警、法庭监狱，以摧残我们；再一方面是豢养一班走狗，即所谓工贼，从我们工会中，以陷害我们。现在工贼几乎全国皆是，这几年我们工人的事业，如罢工，如工会，给他们破坏不少。此次大会，各省代表皆言各地深受工贼之痛苦，于万众愤怒中通过一铲除工贼决议案，其办法，一面将工贼姓名事实宣布全国；一面由各工团会组织“工人自卫团”以武力对待之。除此四案以外，其余各案亦有极正确的决议，如：如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是说明“工人阶级何以必须作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对于民族革命的态度”；“工人阶级目前争自由运动的必要”。又如：经济斗争决议案——是说明“经济斗争的意义”；“目前最急要的要求，如八小时工作，最低度工资，反对虐待，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劳动保险等”，以及“罢工互助的方法”。又如：工会组织决议案——是说明那一种组织法好，产业组织是最好的，所有铁路、海员、矿山、纺织以及其他新式工业，皆绝对宜采用产业组织法。职业组织是不大好的，新式工业绝对不宜采用，只小工厂和手工业可以相当酌量采用。行会组织是最坏的，应该改造，才能真为工人利益而奋斗。此外关于工会之基本组织，以及政治压迫的地方之变相组织，亦有规定。如：工人教育决议案——是说明工人教育是阶级的教育，以及一切办教育的大体方法。此外对于广东香港工会之不统一，上海工贼工会之扰乱，大会亦有专门的决议案，指示其方针。最后一次的正式会议，通过一重要的宣言，并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执行委员。这是此次大会的大概情形。海员同志们：你们看了此次大会的成绩，一定要格外兴奋起来，我今将己所见，为我亲爱的海员同志告者，就是海员为重要产业之一，他掌握水路交通之权，他是打倒资本帝国主义的主要势力，他在１９２２年，曾有一段最光荣的奋斗历史，所以海员在此次大会后，尤应根据大会决议案加倍努力，并广为宣传，以完成在革命中的使命。究中有三点，尤是我海员同志的责任：其一，即须整顿本身的组织，我们海员从前的组织实在太涣散了，只有上层组织，没有下层的组织，往后应着手将每条船都组织一支部，支部下每五人或十人组织一小组，以造成一个有系统而严固象军队一样的组织，夫然后才能作第二次的大奋斗。其二，即须与各国海员联合，一国的海员团结，力量固已伟大，然为求力量更加伟大起见，与各国海员联合就有必要了。虽然外国海员经济地位比较高，并不免有人种的界限，然而他们终是一样受资本家之榨取与剥削，他们自欧洲大战后不少已有觉悟而左倾了，所以与外国海员联合在现今实有可能，只看我们努力如何罢了。其三，即须帮助其他工人组织。海员因交通便利，来往全世界各大城市，眼界广，见识广，是别的工人所不能及的，然而正因此故，所以他应尽他的力量，帮助其他工人组织，特别是与海员密迩之码头工人和造船业工人要赶快帮助他们组织，所有的工人组织了，这就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即须成功了，我们工人阶级的解放可以完全达到了。我们现在高呼：海员工会万岁！工农兵大联合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世界革命胜利万岁！原载《中国海员》第２期署名：邓中夏 |
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九二五年五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贡献于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前（一九二五年五月）自从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开过以来，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三个年头了。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正是中国劳动运动发生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所以那一次大会，影响所及，更使中国劳动运动更激成奔腾澎湃的怒潮，震撼一世，莫之与京了。不幸九个月后，京汉“二七”惨变发生，而劳动运动为之一落，全国工人阶级几乎全取纯粹的退守态度。随后虽随时因利乘便，企图改守为攻，究因外界的强暴压迫太甚，终未能恢复旧观。去年北京政变以后，直系军阀势力颠覆，新兴的军阀还在相持之中；帝国主义者亦因政局之变化，而相互间发生冲突的现象。在这时，劳动运动确已进入一个复兴的时期，又有开始第二次高潮的可能。现在上海纱厂罢工，胶济铁路罢工，北京印刷罢工，武汉人力车夫罢工和烟草工人罢工，以及北方铁路工会之恢复，南方海员新斗争的准备，都是这第二次高潮潮信的预告。所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集之不容缓，已是明明白白的不用说了。这个第二次大会，确实是一个中国最神圣最光荣超越一切的会议，比之军阀分赃丑声四播的什么善后会议，真是有一朵金花和一团狗屎之别了。我们在这第二次大会里面，自然要把这三年中间一切丰富的经验，大家检查一下，同时我们亦应该将各种运动的重要问题，给全国工人阶级一个完满精密确定的规定与指导。鄙人不敏，且把我个人的见解，写在后面，贡献于大会之前。一组织问题在我们这次大会第一个要讨论的重要问题，不用说是“组织问题”。大家都知道，资本家是最少数，我们工人是最大多数，但是我们向资本家反抗奋斗，往往是我们失败，资本家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呢？旁的原因固然有，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我们没有组织，或者组织不好。这是有许许多多的实例可以证明的。虽然也有没有组织偶然战胜资本家的事件，但是确系侥幸得来，不足为法；因为乌合之众，虽然有时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吓得资本家手足无措，不得不容让屈服，但这种“纸老虎”，以之吓“暴出河”的资本家有时或能生效，若以之吓“老精怪”的资本家那就碰上钉子要倒霉了。上海洋资本家开设的工厂，所有罢工，十次就有九次失败，就是因此。所以我们人数虽众，我们如不紧紧的组织起来，组织得象军队一样，那么向资本家作战，是没有用处的。所以组织问题是我们当前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了。这里分三段来说明。（一）组织的性质与作用——首先要弄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组织，决不是什么同乡的组织，也不是什么帮口的组织，他是一个阶级的组织。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是同一阶级，便应该不分籍贯性别老少都组织在一起。因为同一阶级的人，所受的痛苦是一致的，要求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并且这个组织是一个斗争的组织，显明些说，它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向资本家作战的组织。只有我们的组织发展与坚固，才能战胜资本家，才能使我们的利益之获得并保障。我们并且要从此种组织去促进我们所有工友更深切的觉悟力，去训练我们所有工友更勇决的奋斗力，在另一方面，故这种组织又是教育工人群众的。（二）组织法的原则——组织法的原则有两种：一种是“产业组合”。什么叫做产业组合呢？比方一条铁路，是一个产业，所有机务处，车务处，工务处，养路处等等，都属于这一个产业。在这铁路产业底下做工的人，不论是在那一处，开车升火也好，打旗挂钩帮扎也好，修车擦车也好，火车上卖茶的也好，车站上帮运的也好；总而言之，都要组织在一个铁路工会里，这就叫做产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一种是“职业组合”。什么叫做职业组合呢？比方机器匠是同一个职业，于是各个产业中把机器匠这一部分的工人，分了出来，不论是在那一个工厂，铁路上的机器匠也好，轮船上的机器匠也好，纱厂里的机器匠也好，自来水厂的机器匠也好，造船厂的机器匠也好；总而言之，都组织在一个机器工会里，这就叫做职业组合。其他可以类推。我们现在把两种组织法的得失来比较一下。（一）产业组合可以使工人团体的势力扩大而统一，因为他是以产业机关为本位的，并且是以产业类别而有全国组织的。反之，职业组合则完全相反，因其每一产业机关里的职业，少者数种，多者数十种，那么以职业来区分，不是每一产业机关要组织数个或数十个工会吗？虽有以职业谋全国组织者，但是新式产业发达的结果，资本家的营盘（产业机关）是整个的，我们却由整个中划分出来，零零碎碎的结合，这不是破坏工人的营盘吗？何能损坏资本家势力之毫末！（二）产业组合可以致资本家的死命。比方罢工，假如是一个产业机关全体工人一致动作，资本家把它没法。反之，职业组合又与之相反。比方一个厂，有一部分罢工，有一部分不罢，资本家便可以操纵于其间，消极哩，不理；积极哩，开除。即或不罢的一部分工人后来也起而援助，同情罢工，但是晚了，资本家已布置妥贴，施以小计，便可把我们的战线破坏无余了。（三）产业组合可以消除工人间之等级。因为厂中有熟练工与不熟练工之分，然而产业组合则不分熟练与不熟练，只要是卖劳力赚饭吃的工人，便组织在一起，所以不致再有等级发生。反之，职业组合却恰恰相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不熟练工组织在一起，他们两者的工钱与地位是不同的，自然发生熟练工瞧不起不熟练工的坏现象。不熟练工依然是工人本色，依然谨守阶级战线，而熟练工却变成了工人中的“贵族”了，却离去工人地位而附属于资本家甚或为资本家的走狗了。产业组合比职业组合好，既如上述。但是职业组合在目前在有些地方亦有相当的用处。如手工业中就可采用它（裁缝店，理发铺，泥水作……等）。因为手工业的小工厂作坊采用职业组合，是没有害处的。并且可借此去改善那些“行会制度”，“公所制度”，引导它们从原始组合到阶级组合来。总结一句话，新式工业是绝对宜于采用产业组合的，若手工业亦可采用职业组合。若新式工业里亦用职业组合，直接是破坏产业工人整个的势力，间接是帮助资本家，那是我们要彻首彻尾的觉悟的。凡新式工业中之已采用职业组合者，要赶快改变过来才是。（三）组织的系统——一个军队，三棚（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三连为一营，三营为一团，二团为一旅，二旅为一师。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样才便于指挥，才能够和敌人作战。资产阶级便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敌人，他们一天不倒，我们一天受苦，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和他们作战。我们亦是一个阶级的军队呀！假使我们的组织系统，不与军队相仿，那么何从指挥呢？何从指挥去和资产阶级作战呢？我们因受不了暴虐的待遇，无情的压迫，天天高叫“打倒资本家”，如果组织不严明，不是放空炮吗？工会组织的系统应该是这样：“支部”设一“干事会”；干事会之上有“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之上有“工会执行委员会”，便成为某个产业机关的工会。再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支部”为基本组织，也叫做基本单位。依工作部分而分（如纱厂之粗纱间，细纱间，摇纱间，打包间……等；铁工厂之车床部，打磨部，翻砂部，锅炉部，……等）。支部之下，可组织若干小组。人数不必拘定，少则五人，多则十人，均可（类似十人团）。由各支部下之小组代表大会（它是该支部之最高机关）选举三人组织支部的“干事会”，执行某一间或某一部的各项公务。由各支部代表大会（它是一厂的最高机关）选举五人或七人组织某厂“工厂委员会”，执行这一厂的各项公务。再由各厂代表大会选举七人或九人组织某产业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执行这一个产业机关的各项公务。更进一步，由此地彼地同一产业的工会代表，召集全国大会，选举若干人组织全国某产业总工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全国某产业的各项公务。这里对于“支部”的作用须得解释一番。“支部”这样东西，它在组织上是有严重的意义，我们不可忽略看过的。因为新式产业的工厂里每一工作处是它的单位，我们就在每一工作处组织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便是工厂的核心。其职能有数种：（一）“支部”是工会的基础。只有支部组织好，然后上层构造的工会才不至于发生动摇；我们看见许多工会或是软弱无力，甚至逐渐解体，就因没有做建立基础——组织支部这一步工夫哩。（二）“支部”是训练工友的养成所。全体大会因客观情形之限制，是不容易开的，所以使个个工友都得着训练的机会，只有支部有可能，因为每日同在一处，人数也不甚多，所以开会是轻而易举的。（三）支部是便于战斗的武器。发生大罢工，固然要靠各支部羁勒部伍以听工会之指挥；如发生小事件，此小事件又仅限于某一工作部份（如管工打人或开除一二人等事件），那就犯不着小题大做，举行全厂大罢工。只由支部当工友入厂的时候，向工友说明事实，并决定本工作处举行若干时的罢工或怠工，这种威力是可制服资本家的。这种手续也不要多少预备，只数分钟便可以实现。所以“支部”在组织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在工会公开的地方应该进行，就在严重压迫的地方亦极其适用。因为在严重压迫之下，工会即令不能进行，然而支部是潜伏于一工作份的小组织，可以避免厂家的压迫；即使厂家发现了这种组织，亦不能消灭全部，除非工厂倒闭或将全部工人开除，才能消灭全部。关于组织的系统，我们还有两点要说：一是“地方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个产业的工会，只要是在一个地域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地方的“工团联合会”。二是“全国组合”，就是不论你是那一种产业的总工会或那一地方的工团联合会，只要是在一个国境内，都得联合起来，共同组织一个某业的“全国总工会”。工人阶级要有地方组合和全国组合的理由，是很明白的。“团结即力”是我们唯一的信条。我们团结，不能存狭隘的眼光，以为只团结某一个产业机关的工友就满足了，我们还要扩而大之，扩大到一个地方的团结，更扩大到全国的团结，并且要扩大到全世界的团结。因为资产阶级是整个的，我们工人阶级亦是整个的，我们如要推翻整个的资产阶级，那么我们须有整个的工人阶级的团结，才有可能。你不看见资产阶级方面的组织吗？不仅一个公司的组织是很严密的，他们还有地方的全国的世界的组织。比方上海，纱业一项，日商华商各有“纱业联合会”，其余类推。此外各业联合组织的，外商华商各有“总商会”，各国联合组织的，又有所谓“万国商会”。工友们！试想：他们这样的严密组织，用这样严密组织压迫我们，我们已是难以抵抗，况且他们还有国家、政府、法庭、警察、军队，种种的组织，来重重压迫我们，我们如不有大规模的统一组织，以与之对抗，以与之搏战，试问我们工人阶级那能战胜资本家而得到解放之路呢？我们这次大会，讨论组织“全国总工会”是绝对必要的。我以为决定这次大会成绩有没有，头一件便看“全国总工会”成立不成立。至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法及章程，我此地不能细说了。二经济斗争问题其次，我们这次大会应该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经济斗争问题”。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工人阶级的经济问题是不能够得到圆满的彻底解决，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确信而无疑的。但是我们在此时亦应尽我们所有的力量，为经济生活的改善而奋斗，奋斗到帝国主义和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为止。我们现在提出经济斗争的几个大的目标来：一、八小时工作制——四十年来，欧美工人阶级即为八小时工制而奋斗；至欧战后，资产阶级为缓和无产阶级革命，曾在所谓“国际联盟”里，规定各国皆采用八小时工作制；独日本与中国说是有特别情形，规定十小时工作制。什么特别情形呢？真是日本中国工人的身体比欧美工人格外强健些，可以做十小时工作吗？不是的。不过因为中国日本工人的组织没有强盛，革命的潮流没有高涨，他们以为可欺，这就是所谓特别情形罢。可恶呵！不仅八小时工作制不能行，就是十小时工作制又何曾做到？请看国内工厂普通不是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吗？甚至还有十八小时的工作哩。而且都是整天的站立着作工。孩童与妊妇亦然。一个人做了十二小时以上的工作，其疲倦辛苦为何如？无怪工人要得脚肿病肺结核病了。无怪工人死亡率要逐年增加了。至于工人因工作时间无教育，无娱乐，犹算小事。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第一要事，就是要求八小时工作制。二、最低度的工资——中国工资至不齐一，大概的标准是这样：粗工：纱厂每月平均九元，钢铁及机器十五元。精工：纱厂每月平均十六元，钢铁及机器二十五元。女工童工，其工资更为低下。由此可知中国工资比世界任何国家为少。以日本资本家所办的纱厂做个例：在日本国内的纱厂工资，平均男工日币一元五十四钱六厘，女工一元二十二钱五厘。在中国境内的纱厂工资，平均四十九钱五厘，女工四十六钱一厘。日本一工可在中国雇佣三工有零。中国工资如此之低下，何怪洋资本家不在华遍地设厂呢？当此百物腾贵，十年以来，物价均超重过数倍以上，然而工资并未增加，独身工人所得工资已有不能糊口之虞，若五口之家更何能免号寒啼饥之苦？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就是要各地斟酌生活程度，规定一个最低的工资率来，资本家雇用工人，工资最低限度不得少于此数。三、反对一切虐待——中国境内不论是洋商的或华商的工厂，厂家对于工人待遇异常残酷，克扣，罚工，非刑拷打，开除……种种暴虐行为，罄竹难书。工人的身体既遭涂毒，工人的人格亦被侮辱，言之伤心，思之下泪。工人出卖劳力而吃饭，竟受此惨无天日之虐待，真奴隶牛马之不如。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之又一要事，反对一切虐待，务要将厂中不合理之管理苛章与无人道之管工人员，尽行撤废及驱除。（四）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资本家之喜用女工和童工，自然是因为他们工资极低，可以多得利润；体力较弱，可以任意欺负。女工和童工在工厂中的苦况，除掉受男工一般的苦楚以外，还有其他不可计数的痛苦。工资比男子成年工为低，而工时却是一样。此外女工遭管工之调戏侮辱，妊妇之无休息时间，不准携儿入厂哺乳；以及童工做笨重工及危险工，不仅妨害身体发育，而且危及生命安全。所以我们经济斗争中，女工童工生活的改善，亦为必要。做同样的工作，必加至同样的工资，其厂中并应为女工童工设置特别之设备与教育娱乐等机关。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只能作六小时工作，工资仍旧。（五）劳动保险——劳动保险的范围，有健康保险，残废保险，失业保险，老年恤金，死亡恤金及遗族恤金等种种。试问中国工厂有实行者否？我们经济斗争，对此点亦宜注意，应限令资本家对于工人因工作上及其他故障，不能做工的时候，给以经济上的补助，以维持工人本身的疗治和生活，并减少工人家属生活的困难。此项保险金或抚恤金皆应由资本家完全负担。以上为我们经济斗争之较大事项，其他暂缺不录。但是我们怎样去达到这些要求呢？据历来的经验与教训，磕头请愿是无半点效果的，惟有靠我们的组织力，利用时机实行罢工或怠工的手段，才能强制资本家屈服承认而执行。至于互相援助的方法，则第一次大会“罢工援助案”所定者虽然简约，还可供参考。兹撮录于后：“（一）凡遇某地某工会发生罢工时，应设法通知全国各工会；或即以现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通讯义务（按此项条文现在当然要全改）。（二）凡某地某工会知道别处有罢工事情发生时，即通知各会员干下列各事：甲、一处罢工，所有工人均不受该处东家之雇请；乙、派人慰问或通讯慰问；丙、派人帮忙办理事务；丁、捐助经费以维持罢工伙食；戊、如东家势力强大，不易压服，则举行相当程度之同情罢工。”末了，我们须得郑重一说的，就是一个经济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我们千万不可专为经济斗争的狭隘意义所囿，而忘记了政治斗争。须知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绝对之关联，如政治问题不解决，经济问题绝对没有解决之可能。所以我们须把经济斗争接连着政治斗争乃有意义。这是我们不可一时忘记的。三争自由运动问题再其次，我们这次大会里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应该是“争自由运动问题”了。我们工人没有自由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中国的临时约法，明明规定“凡是中华人民”的种种自由权，我们工人却被驱逐于“中华人民”范围之外，是不能享受的。你看，商人可以组织商会，银行界可以组织银行公会，教育界可以组织教育会……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组织会，只有工人不可组织工会，不是禁止，便是封闭。又看，官厅的小官僚可以罢官，学校的教职员可以罢课，甚至警察也可以罢岗……总之，什么人都可以罢，只有工人不可以罢工，不是捕人镇压，便是派兵打散。此外如开会，言论，出版，都是一样，只有工人没有自由。不但如此，他们还定了什么罢工刑律，什么治安警察法，以及什么取缔工会的种种条例，唯恐其不多，唯恐其不密。重重网罗，啼笑皆罪，你看压迫阶级是何等毒辣横暴呀！我们历年来所受不自由的痛苦不少了，我们自“二七”以后更感觉着自由是我们的第二生命。因为没有自由，便不能使工会发展；没有工会，便不能取得和保障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工人阶级所急切需要而不可少的东西，简直和菽粟水火一般。有些朋友，以为去年北京政变，“直系军阀吴佩孚倒了，我们的敌人去掉了，我们从此可以自由了，北方不是逐渐恢复了工会吗？各处罢工的运动不是多半得了胜利吗？”其实这不过是这些朋友久困复苏后一种直觉的快感，而事实却不是这样。事实是怎样呢？直系军阀的势力诚然颠覆了，杀我们的刽子手吴佩孚诚然倒了，但是我们在此时能够稍为发展，不过是继承的军阀尚有剧烈的冲突，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亦发生新的变化，而国民革命势力亦有相当的增进的缘故。但是奉系军阀张作霖，安福军阀段祺瑞，以及其他新兴的军阀，能够好过于吴佩孚吗？帝国主义相互间在中国政治上的政策尽管冲突，而对于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势力之伸张，是他们所能容忍的吗？我们真自由了些吗？请看上海日本纱厂大罢工，奉系军阀的爪牙（上海警察厅）是如何帮助外人压迫同胞？英美帝国主义的报纸和巡捕房是如何帮日本压迫中国人？工友们！我们仍旧没有自由呵！我们仍然要继续“二七”争自由的壮举而奋斗而牺牲。我们争自由的大目标是三个：（一）组织工会的自由；（二）集会言论的自由；（三）同盟罢工的自由。我们怎样去争得这些自由呢？我们这次大会应该有明确的规定。我以为下列几项是必要的：（一）定“二七”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二七”之役虽是京汉路为成立它的总工会而起，然而它确是争自由的开始，确是为全国工人争自由的壮举。应规定为中国工人争自由的纪念日。每年在这一天全国各地应举行广大的示威运动，一方面追悼为我们争自由的死者，一方面提出争得自由的呼声向政府严重警告。（二）要求政府废除罢工刑律及治安警察法。可以联合各界表同情的人士共做。北京曾发生了过“废止治安警察法运动”，我们要连络各地各界做此项运动，同时并举。（三）参加废止出版法这一类的运动。上海租界还有印刷附律，华人全体反对，我们亦应表同情并参加之。因为这些东西虽不为工人而定，然而于工人自由的剥夺，是与各界一样的。（四）反对政府制定什么工会条例工人协会法以及工会规程（湖南有）这一类束缚工人自由的法律。因为政府制定对于工人的法律，不出两个大原则：一、根本不愿意纯粹工人的团体成立（如会员要劳资合组或工人与高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合组之条款）。二、成立的可以随意由政府取缔和解散。所以这种法律有不如无。（五）政府如制定劳动法或保护劳工法时，须准全国各地总工会代表出席，共同订定，否则，绝对无效。（六）如政府制定何项选举法时，我们工人应发起争选举的运动。因为争得选举可以使我们的代表出席，可以将我们取得自由及改善劳动条件的议案提出，可以揭破压迫阶级的黑幕并监督其行动。此次军阀的善后会议通过之国民会议条例，不依孙中山先生之职业选举，我们不能承认。四参加国民革命问题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参加国民革命问题”，我们这次大会应加以详密的讨论，确定一个合理的正确的态度。“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各阶级对于国民革命之目的各有不同：封建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民族侵犯贵族的威严与领土；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他们的产业发展和他民族起了竞争；然而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却是为了要推翻一切民族中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军阀之压迫。故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因为资产阶级固然是我们的仇敌，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尤其是我们目前最厉害的两个仇敌。我们必得参加国民革命先打倒这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得到初步的解放，再进而实行社会革命，打倒资产阶级，以得到全部的解放。总而言之，无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不是附属什么资产阶级而参加，乃是以自己阶级的目的而参加；所以我们在国民革命中应以自己阶级的利益为前提的。就国民革命要求的本身上说，它虽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裁判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等）；虽只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并不没收国内一切生产机关；虽只主张建设对外的民族独立和对内的民族统一国家，并不主张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制”；然而我们无不参加在国民革命中去，推翻帝国主义之侵略，打倒封建军阀之压迫，固然已可得到一部分的利益与自由，若是我们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表现独多的力量，那末我们无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度工资的规定，以及取缔苛待，改善待遇，劳动保险等），不断的去奋斗，亦可一步紧一步的去取得。就目前国民革命的现象来看，它确有左倾的趋向，这就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而奋斗之故。所以我们可以大声说：殖民地半殖民地里国民运动如不顾及工人的利益要求，那便是假国民革命，不是真国民革命。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是为了阶级利益而参加的。复次，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发达而资产阶级得势以后，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权力，都给他们把持了，垄断了。政府、国会、法庭是他们的；工厂、机器、铁路、矿山、田地、船舶也是他们的；军队、警察、侦探和一切军需用品枪械、大炮、飞机、军舰都是他们的。他们有了这些东西，所以能够对无产阶级施行横暴无比的压迫与残杀。中国的资产阶级虽因有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之阻碍而尚没有充分的得势，然而已经开始了。假使我们不努力，听资产阶级安然去取得一切权力，那末我们将来的命运一定更要坏。所以我们此时固然要作目前的经济争斗，然而尤应要作目前的政治争斗，因为不如此，则无产阶级因无政权的缘故，目前固踏践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铁蹄下，将来必箝束在新兴资产阶级的铁网里，其痛苦永不能够解除，幸福永不能够得到。现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争斗就是国民革命。无产阶级从事国民革命：（一）固可使我们目前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得到若干的自由与机会，能够更使之格外发展，格外稳固；（二）并可使我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与势力日见增长而巩固，消极方面得防范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积极方面，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的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专政”预为准备。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舍。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复次，更放大眼光来观全世界，我们又知道自从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直接的间接的支配了全世界之经济与政治，资产阶级的资本帝国主义之统治成了整个的，我们无产阶级对付他们的革命运动也成了整个的。全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革命的性质亦随之而异，如在欧美资本制度发达的国家，遂形成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遂形成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运动。虽然这两种革命之性质不同，而革命之目的却有一共同点，就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前者成功固然影响于后者，后者胜利亦有助于前者，两种革命运动都含有世界性，这两种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中国还不是资本制度完全成熟的国家，同时却又是帝国主义侵略之半殖民地的国家，所以中国目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是一个复杂的多阶级的国民革命。这种国民革命：（一）可对帝国主义施以最大的打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财富，是维持帝国主义生命的源泉，国民革命把此源泉断绝了，帝国主义的江山去了一大半，不倒而自倒。（二）可以使无产阶级的势力更加扩大。各国无产阶级虽有国籍的不同，而受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痛苦则一致。须得全世界联合起来，准对资本帝国主义进攻，并根本推翻之，然后才能得到全部的解放。（三）即从消极方面说，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买办阶级，他们的老板就是帝国主义，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老板打倒，擒贼擒王，那末国内的资产阶级亦容易连带的推翻了。所以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又是为的实行世界革命得到全部解放而参加的。总而言之，国民革命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之必要的初步。它参加国民革命是为了它自己阶级的目的，推翻目前两个最厉害的仇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同时它并不放弃阶级斗争，而且必要阶级斗争，打倒外国的资本主义，也反对本国的资本主义，并从此把国民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完成它历史的使命。所以这次大会里，对于参加国民革命问题，应有一个合理的正确的决议，以为全国工人阶级之指导。五工农联合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也要在大会里讨论的，就是“工农联合问题”。中国自从资本帝国主义用武力强迫中国销售外国工业品以来，农民破产和失业的速度异常猛烈。一千九百年影响全国的义和团运动，便是农民对于帝国主义的第一次大反抗。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所以中国农民群众实早已由帝国主义，军阀政治，重租，苛税，高利贷……等等，驱之于反抗动乱之一途。近年来如湖南、陕西、广东等省的农民运动，已由原始的自然的农民反抗运动而进入于经济组织与政治斗争，已表示他们是中国国民运动中的重要成分。这种现象，特别是在广东已有组织之十六万农民群众中可以看得出来。工人与农民，因地位关系，利害关系，可说是天然的同盟者。我们工人固然不能忽略了城市劳动者之紧紧的团结，然而为增厚援军以打倒共同敌人，亦不能忽视了与乡村中农民之紧紧的联合，因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其数量远超过我们数百倍以上。我们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行的系统的帮助并联合各地农民逐渐从事于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假使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国民革命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广东全省农民协会，本年（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与本会同在广州省城举行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本会应与开一联席会议，讨论共同奋斗的目标，以及彼此间结合之方法与互助之计划。六国际联合问题末了，我们这次大会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联合问题”了。这里我们随便举出一二件极浅近的事实，可以证明国际联合之必要：从经济斗争上说：比方这次上海日本纱厂罢工，日本资本家破坏罢工之一手段，便是想从日本国内的纱厂中，调一批日本工人来华，替代中国工人；幸而日本工人深明大义，起而反对，于是资本家的鬼计遂不得逞。现在中日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还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日本国内纱厂亦举行同情罢工，不是更足以制资本家的死命吗？从政治斗争上说：比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后，劳农政府成立，于是各资本家帝国主义国家，大惊失色，调遣军队去打，特别以英国政府为尤烈，英国的无产阶级大家起来反对，事遂终止。那时英俄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并未建立，尚且如此，假使建立了，同时英国亦起革命，不是更给帝国主义一个致命伤吗？由此可见国际联合之必要了。我们不仅是此一国与彼一国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而且扩而大之，全世界各国间的无产阶级要有总联合，因为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它们掠夺无产阶级的方法国际化了。在经济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托拉斯，星迪加；在政治组织方面，它们有所谓“国际联盟”。这些是它们集中力量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好工具；在这样组织的下面，这国的资本家与那国的资本家连成一气，不分彼此的共同对付工人阶级。假使我们工人阶级不越过国界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资本家，我们真会死无葬身之地了。欧美各国的国际联合，数十年前便已实行了，至一九○二年更有进步，各国组成一个“国际工会书记部”，此外各种产业还组成一些产业国际（如纺织工人国际，五金工人国际等）。不过至一九一四年欧洲大战的影响，被出卖阶级的工会领袖们所破坏瓦解了。至一九一七年欧战告终，俄国大革命，于是国际运动又勃然而兴。现在世界的工人国际有两个：一个在俄国之莫斯科，叫做“赤色职工国际”；一个在荷兰之亚姆士丹，叫做“国际职工协会”。这两个国际，我们究竟应该加入那一个呢？我们加入的标准，最好看它们那一个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原来亚姆士丹的“国际职工协会”，现在尚在社会民主党手里，社会民主党是主张改良的，换句话说，主张维持资本制度，要工人忍耐着吃苦，好好替资本家作工，不要说话。社会民主党这种勾当，简直是资本家的走狗，出卖工人阶级的蟊贼。若莫斯科的“赤色职工国际”却不然了，刚刚与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相反。它是主张工人要革命，因工人不革命，资本制度不倒，工人的幸福是绝对得不到一丝半缕的；工人如不欲解放而已，如要解放，除了革命，并且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共同革命，绝不可能。所以它只主张工人统一的联合战线，根本推翻资本制度，打倒帝国主义。由此可看出谁是真正为无产阶级解放而奋斗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显明的路途上，我们是毫不犹豫主张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的。我们这次大会固要决定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并且对于与国际结成亲密的关系之种种方法，亦要有具体的规定。原载《中国工人》第５期署名：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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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一九二五年四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上海日本纱厂罢工中所得来的经验（一九二五年四月）上海日本纱厂这一次的大罢工，参加的厂数至二十二个之多，人数至四五万人之众，相持至十八日之久，确是“二七”后一个空前的伟大运动。他不特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所有一切详情，拟编专书论述，这里且把几项所得来的经验先写出来。我们一说到罢工，便会想到“时机相宜不相宜”、“组织坚固不坚固”这两个先决问题，因此，不能不先把这次大罢工的时机和组织略略叙说几句。（一）时机——当酝酿罢工的时候，工人领袖们，也曾经想到这个问题，也曾经打听目前纱花的行情怎样，也曾经侦查工厂存货和交货的日期是怎样，然而都不过是一个模糊影响的概念罢了，但在又一方面，工人群众愤于一百余工友的开除，愤于领袖被捕被打，群情异常激昂，恨不得立刻就要下手，领袖们在这种紧张情势之下，那里还有你选择时机的余地呢？虽然此时正当纱价高涨之期，是在罢工以后四五天才从报上证实。所以这次罢工，老实一句话，时机是碰巧的，并不是选择得来的。（二）组织——在罢工以前，小沙渡方面，虽然进行过秘密的工厂小组，实际上人数不到千人，而且并不是各厂平均发展，有些厂一二百人，有些厂数十人，有些厂一个也没有；并且训练期间亦不长久。在杨树浦方面，工厂小组有一千数百人，训练期间比较的长久。虽然两方面都有一个混合的工会雏形，实际上基础并不稳固。所以这次罢工，老实一句话，组织是不完备的，坚固更说不到。“时机是否相宜”、“组织是否坚固”，都被资本家暴虐的高压和工人群情的愤激这一个紧张环境逼迫得没有丝毫考量的余地了，工人领袖当此时只好“背城借一”，只好“死里求生”，只好在万分危急的当中，竭心尽力运用种种战术，以求万一的补救。因此善于运用种种战术，终于得到相当的胜利，总算是侥幸极了。这些战术是很可宝贵的经验，也就是这次相当胜利的主观原因，现将其条叙于下：（一）事先领得工钱——内外棉第八厂粗纱间开除工人，是二月一日的事，这消息传布后，工人奔走相告，群谋对付。同间的夜班工友，迫不及待，便先行罢工起来。工人领袖们见此情形，极力劝告“莫乱动”，劝告“领得工钱再举”，百端解譬，方才稍稍安贴。并在此时期中极力联络各厂工农。至八九两日领取工钱完毕，突于九日的下午四时宣布罢工。这样一个长的时间和大的数量之大罢工，假使当日不领得此项可以支持半个月生活的工钱，那么不到一星期，工人便要因生活恐慌而归于失败了。所以事先领得工钱，是罢工时要注意的。（二）临时组织得力——群众平日既无完善的组织，又无相当的训练，自然一到罢工，就显出一种原始状态，乱如纷丝，不可疏理；狂如怒马，不可羁勒。幸而工人领袖们，当罢工酝酿时，秘密的组成了一个“总指挥处”，又确悉杨树浦方面之大康纱厂，亦因裁减工人而酝酿罢工，于是索性于小沙渡和杨树浦两方面各设一“分指挥处”，皆听“总指挥处”的命令。“总指挥处”之下：设一“书记处”，内分“文书”、“宣传”、“新闻”、“印刷”、“交通”五股；又设一“联络处”，负接洽社会团体之责；又设一“护卫团”，负保护工人领袖之责。“分指挥处”之下，只设组织员，宣传员和交通员。指挥机关既定，所以罢工发动后，一切措施才没有慌张。一面于大会中宣布“工会”成立，由各厂择其勇敢能干者为该某厂代表，组织“代表会”。再一面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安慰人心，并劝导不明白的工友莫上工。并提出“要听工会的话”的口号，利用种种机会，极力解释，极力宣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把数万群众部署在工会的指挥之下。工人要有战斗的组织，才能战胜资本家，即或平时没有，临时也应用神速的手段组织起来，这也是罢工时要注意的。（三）口号适当——九日下午四时罢工发动后，五个厂一万余人蜂拥出厂，当有旗帜引导到一个大坪里开露天大会，台上一面大旗，便是“反对东洋人打人”斗大的七个大字。这个口号可说是将工人身受的隐痛简当明了的描写出来了，自然刚刚打在他们的心坎上，所以一经传开出去，不特是已罢工的工友看到眼底，至于心酸涕零，就是未罢工的工友听到耳里，也不觉深深感动，而一致同情的罢起来了。就是后来颇得社会上之同情援助，以及官厅起初之不大压迫，和反动派（如工贼，研究系，国民党的一些所谓“护党党员”）之稍存顾忌，这个带有民族性的口号都是有相当的力量的。其副口号如“中国人抱中国人的义气，工人抱工人的义气”；“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大家一条心，反对资本家”。又都是工人自己的俗语所构成，自己的意识所凝集，自然一听得就风靡一时勇气百倍了。其后由内外棉五个厂，扩大到内外棉全部十一个厂；再扩大到日华，同兴，丰田；并扩大到杨树浦方面之大康，裕丰，未尝不是这些口号有所感动（自然被虐待的经济条件是主要成分）。（四）传单得力——应付有对内对外两方面。这次大罢工，对内尤难于对外。因为罢工的群众既这么大，平日的组织和训练又那么欠缺，不能安内，何以攘外？虽然工钱领得，目前生活不生问题，然而一时激于义愤而随众罢工起来了，及至回家蒙头一想，人人心目中不免引起一个“罢工期间取不得工钱”“罢工失败停掉生意”种种的恐慌，况乎家人的交谪，厂家的恫吓，走狗的挑拨，更是纷至沓来，怎不人心惶惶。到此时，“镇定军心”和“鼓励军心”是当前的大问题了。固然此时工会每日要将消息和办法揭条宣布，并要寻事给群众做（群众是不甘寂寞的，故必有事做，但切忌天天雷同，不知变化），使群众不致因无指望或无事干而怀疑、冷淡以至于颓唐，然而关于道理的解释，谣言的揭破，消息普遍的流传，厂方弱点的露布，……都靠文字的传单。（但传单要注意简当明了，最好用工人自己的话。）所以传单可说是罢工战线上的子弹，一日没有他，人心便恐慌起来了。（但发传单要注意盖章，和命令纠察向群众说明，以免敌方有传单来时，鱼目混珠。）（五）准对敌方弱点猛攻——讲到敌方的弱点可说甚少，因为日本资本家的组织太完备（如此次发动的内外棉，在上海十一厂，青岛三厂，日本二厂，在一个株式会社统辖之下，还有政府资本，势力已不可侮。这还不算，日本在上海不论是公家资本或私人资本的纱厂已有同业的组织。这还不算，日本不论在国内的或国外的纱厂并有同业总会的组织，设在东京。），资本太雄厚（日本纱业资本雄厚，简直不可预测，在此纱贱花贵的长期恐慌中，就是英国纱厂也只有仅够维持现状的力量，不久以前，英商的老公茂纱厂股东大会还有收盘的消息。至于幼弱的中国纱业资本更不用说了，数年来倒闭者五六家，其余亦仅足自保。日本怎样呢？恰恰相反，不特可以维持，而且还有扩充，时常有收买中国纱厂的事，最近宝成纱厂亦被收买去了。大家疲敝不堪，而日本独游刃有余，可见其资本之雄厚。中国纱业资本亦正因被日本雄厚资本所挤，故陷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境。），行动太一致（此次大罢工消息传到东京后，该地纱业总会立电上海日纱厂嘱其“严厉对付，誓为后盾”。除内外棉株式会社总社长阿部彦太郎立即渡海来华外，该总会亦派出代表多人跟踵而至。扩大罢工后，资本稍弱的纱厂，颇有单独解决的进行（如大康），但旋即联合一致了。），后援太强大（他们不特有同业实力的援助，而且利用他们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传统政策，利用政府外交，提起国际交涉，利用海军舰队，声称登陆示威。这还不算，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扶植中国军阀构成内乱以各遂其私欲的政策上虽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剧烈之冲突，而在压迫中国民族革命势力，特别是压迫中国无产阶级势力的政策上，却完完全全归于一致，而采取联合战线。此次罢工，英美帝国主义一面在报纸上捏造许多谰言，摇惑社会观听；一面指使租界巡捕不断的捕拿工人领袖，调遣马队践踏工人群众，对被捕者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这还不算，又胁迫无耻的中国官厅执行与租界同样的残酷行为以摧残穷而无告的苦同胞。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武力的种种后援无一不备。），工人在此种严重的高压之下，几乎无力抵抗，无法应付。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一方面激励军心，坚持到底，以博最后胜利；一方面扩大民族宣传，运用机会，引起其他日本纱厂工人之同情，相率罢工，以增厚其战斗力；并扩大民族宣传，取得社会上同情为有力之声援。再一方面，见到日本资本家最恐惧的是怕打坏厂中机器，于是工人又准对着这一个弱点猛攻，罢工的第二日，便乘其不备，率队打入第九厂第十三厂第十四厂，捣毁一些机器，以为暴力的示威，其后工人领袖暗中虽极力制止群众不继续“打厂”政策，而在外仍然扩大并普遍“打厂”的宣传，而以“里应外合”“从里面打出”做口号。日本资本家听闻之下，那得不魄散魂飞，心惊胆落？最后虽明知工人方面日就疲敝，只须再忍痛一星期，工人便须失败，然而亦不得不容纳调解者之请，与工人开对等会议，作相当的让步。苟不如此，工人愤气尚是填满胸臆，进得厂来，难保不再生暴动，后患在在可虑，前途不堪设想，这是日本资本家胸中雪亮的。（六）有自卫的特殊组织——罢工起后，因为工人的大本营在纱厂的对门河中国地界，为租界权力所不及的地方，这个地方荒僻得很，仅有小小茅屋数十家，起初并未为中国官厅所注意。租界内的巡捕包打听和厂内的一切走狗，虽欲过河来摧残工会捕拿领袖亦不可能。于是想尽方法，则有收买大批流氓打手以求一逞之企图。再一方面，上海著名以破坏工人事业取得资本家津贴的工贼和国民党中所谓“护党”党员，又欲从中挑拨破坏，大发其传单，大肆其狂吠，无非是想破坏罢工，好向帝国主义请赏。工人在此四面八方破坏压迫之中，不能不有自卫的特殊组织，除总指挥处已秘密组织“护卫团”外，又公开组织“义勇队”。所有领袖和加入做队员的，都要插血为盟，宣誓，其誓辞如下：“反对东洋人到底，不占面子不上工，保卫工会，铲除工贼，同生死，共患难，听总队长的话，如有假心，天雷打死”。这有此组织后，一班破坏奸徒，相戒不敢过河，于是大本营得以相安无事。此外自然还有许多：如领袖到紧急时勇于牺牲，运用种种方法使有意破坏罢工的分子软化；善于收拾罢工；对军警煽动以减少他们被驱使来压迫罢工的愚蠢行为；利用民族口号抵制中国官厅之压迫……等等，限于篇幅，暂行从略。惟有一事不能不再略为述及的，就是开工之后，资本家如不履行条约，如条约承认恢复工人工作，他虽不明白揭示开除，他却谢绝工人入厂，借此以探试工人的态度。工人在此时怎样呢？再罢工吗？“在一罢工胜利后，不宜紧接着惹起新的冲突”；不反抗吗？条约便从此宣告死亡。这次大罢工后，日本资本家对于罢工中出力分子便是谢绝入厂，而且甘言厚币，使人啼哭不得。工会在此时唯一的方略，便是怠工。大家都入厂，只是不作工；表面上虽然机器开着，实际上没有半点出货。资本家也无法，终于不能不履行条约。这也是这次大罢工开工后对付资本家毁约的一个有效的手段。原载《中国工人》第４期署名：中夏 |
秋君：评价人物应该根据事实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附录
评价人物应该根据事实
秋君
读了双山君《悼念彭述之》一文（以下简称“悼文”）后，我想在这篇短文里，只就彭述之这“一个革命家的品格”是否有如“悼文”所指责的劣点，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悼文”对彭述之的主要批评，是说“他要求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的‘永远正确’”。认为“‘永远正确’原是中世纪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样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言下之意，明显是指责彭述之“想方设法来制造”“永远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责。我在此指出：这种指责，不但影响彭述之个人的声誉，尤其必然严重影响整个托派运动的声誉；但作为托派一分子的双山，却在严重指责一个公认的托派领袖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如何去保卫他所属运动的声誉——不受他的指责的影响。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双山在提出如此严重指责的同时，宣称“在根本的大是大非上，即在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派之间的对立上，我们（即属于前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人）从来与彭述之们站在同一战线”，即竟然可以同被他指责为搞“个人崇拜”的人“站在同一战线”上，去反对斯大林——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从此可见，双山君的立论，是很不严肃的，是不负责任而只求以表达己见为快的！
现在我们再看双山能否拿出真凭实据，来支持他对彭述之的指责。
悼文举出“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彭述之）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上所采取的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他“须分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若干责任”（言外之意是他没有表示过“须分担”）。
事实是否这样？要确定这点，不能靠想象、推论，而必须靠当事人的“白纸黑字”来作证的。尽管由于一时只有几本中文书在手可供查核，但以下的部分资料，仍然可供说明的。
第一，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二日，彭述之在中共的支部干事会和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上，针对机会主义派问题，发言答复批评者道：“……在过去的机会主义时期中（特别在五次大会至与国民党破裂前——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的时期中）是否只独秀一人指导党的工作，在党内专政呢？……我们应该以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即我自己虽然当时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指五次大会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后——引者），没有直接负政治指导责任，但我在当时党的整个机会主义的政策底下，我的思想观念上也是含有机会主义的成分的。对于当时我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我们应当坦白地承认每个人的责任。”（《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五和二六七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这表明，彭氏当时连自己的机会主义思想观念也作过自我批评了。
第二，彭述之在一九六八年六月号的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让历史的文件作证》一文，其中写道：“我正是‘上海中共中央’的负责者之一”。“如果说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缺乏经验’，那是没有疑问的。……正因此，中共对共产国际太过信赖，……执行了国际所强加于它的那种机会主义的‘国共合作’政策。”
“后来我常想到；我确实放过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假如我参加南京市和二、六两军干部会议（一九二七年四月初——引者）后，立刻返回上海，和陈独秀商议发动‘进攻蒋军的计划’，……往后局势的发展，一定大不相同，而利于革命的。但是，我们那时还远没有决心和勇气，不管国际的政策，自行采取革命行动来挽救危机。”（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第三，他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写的文章中指出：“中共一部分领导者（陈独秀和彭述之）（前面括号和两个名字为原文所有——引者）在革命的进程中……和别的领导者一起执行了斯大林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他们应负一部分执行的责任。”（彭述之著：《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前因后果和教训》第五八页）这里的“他们”，只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法，而不是把他自己排除在外来说的。
第四，彭述之和陈独秀、尹宽所共同起草、并且自己也联署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指出：“……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的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转引自《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三一四页）。这里说的“领导机关”的责任，自然也包括它的领导成员，即同时所称的“我们”中的每一签署者；当然各人职责不同，应付责任也是不同的。
从以上的引文，应该可以证明：彭述之事实上并没有“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没有表示不“该分担”“若干责任”吧！这样，说彭制造自己“永远正确”的“最明显例子”，岂非恰恰与事实相反？
（至于彭述之在一九五一年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自承在内战时期所犯的政治错误——见《彭述之选集》第三卷第六四页——也可证明彭述之并不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相反，而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的错误的。）
悼文指彭述之“接受了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指他“为要体现这个（“永远正确”的）要求，他竟不得不弯曲历史事实，甚或虚构一些故事。”由于悼文没有同时举出具体事例来支持这些断语，或者只笼统地说他的“回忆录”及“一篇文章中所说”，而不引证原文及注明出处和该书页数，那是极难查对核实的，因此也难在此加以评论。而任何严肃的人，也不应依循双山的笼统说法，去研究问题或接受双山的见解。不过，对于彭述之是否接受了斯大林伪装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等问题，可以从他的著作（例如他的选集）和长期斗争行动中去研究，和得出答案的。
而且，悼文一方面声言“在恢复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斗争中也是”“从来与彭述之们站于同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指责自己的“战”友“弯曲某些历史事实甚或虚构”，那不是很矛盾和没有原则（与这样的人“同一战线”）吗？
彭述之毕生的政治斗争对象，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内的官僚层。既然是同彭站于同一战线的战友，请不要因为“失去了一个长期与之争论的对手”而感到“寂寞”吧！“战线”外面的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敌人的斗争，都正在等着战友们去奋力斗争哩！
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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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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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
彭述之
（一）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问题，郑超麟说：
“老二（彭述之）无耻之处，就在于他现在把这个理论记在他自己的名下，好像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是他发明的。其实不是这回事。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形式上则要造成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的样子，因此召集了罗亦农、彭述之二人同东方部‘中国通’开了几次会，正式通过这个理论。我们这批人回国之前都学习了这个理论，那时老二领导这个学习，却不敢说是他提出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来的。东方部的背后还站着季诺维埃夫和斯大林。”（见郑超麟一九八一年六月八日答王凡西的信。下面的引文均出自该信）
上面这个“无耻”（借用郑的骂人字眼）地虚构的故事，须要分成几点来揭穿：
A、那时，“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根本没有什么“中国通”。因为那时中国的情形很冷落，不能吸引人们的特别注意，产生“中国通”，像一九二五年五卅事件爆发后形成的革命局势，吸引了许多投机分子，产生了一批“中国通”，如米夫之流。
B、要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并加以“决定”，绝对不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任务，更不用说什么“东方部”的“中国通”和“旅莫支部”所能干预的了。只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才有权“提出”和“决定”它。怎么要“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呢？更荒谬的是：“召集了罗亦农、彭述之开了几次会，正式通过这个理论。”这就等于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即关于中国革命战略路线的“理论”，只由“东方部的中国通”和“旅莫支部”两个成员（罗亦农、彭述之）“开了几次会”便“正式通过”了！这表明那个虚构故事的人对共产国际的处理其支部的重大政治问题的“程序”之完全无知，把自己变成最幼稚的蠢才了！
C、而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已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举行的国际执委会通过了。这条路线的“理论”是：“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微弱，……”
因为民族革命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而现时工人阶级尚未变成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年轻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试问郑超麟：从“一九二三年一月”共产国际通过“国共合作的决议案”，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是否已由“微弱”变成“强大”，因而须要改变以前的政策，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即共党领导）国民革命”来代替“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呢？事实上，经过一九二三年的“二七惨案”，“中国的独立工人运动”更为“微弱”。就共产国际决定中国革命战略的“理论”说，没有任何理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来代替以前决定“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的政策的。
何况“共产国际东方部”是隶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下级机关，怎么可以违反上级机关的命令，擅自“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论”，随便让它的“中国通”和“旅莫支部”的两个成员（罗亦农、彭述之）“开几次会”就“正式通过这理论”了呢？让那个专门捏造故事的家伙答复这个问题吧。
（二）郑超麟又补充说：“四大政治决议案也写入‘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字句。但那是伍廷康俄文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这个谎言须要分三点暴露：
A、伍廷康根本没有出席“四大”。因为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大会（即中共成立大会），有马林和伍廷康参加，引起了法租界警探的特别注意，搜查了会所，带走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因无文件证据被释放。但大会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只好移到嘉兴南湖船上去结束。根据这次的教训，不但以后的大会不让国际代表参加，就是中共执委会也避免请国际代表出席。所以第二次大会便没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有第三次大会，因为要通过共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马林必须参加，只好移到广州去举行。“四大”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了“安全”，没有请伍廷康出席，更不用说要他起草决议案了。
B、“四大”召开时，瞿秋白还在广州。因为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委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八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委会全会，在会议上瞿同意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委审查，后为中共中央拒绝，瞿对此感到十分难堪，不愿回到上海，留在广州替鲍罗廷作翻译。怎么能说瞿秋白替伍廷康俄文起草的决议案作翻译呢？
C、郑超麟既非代表，也不能以旁听者的资格出席（因为安全计，限制旁听者）。仅仅要“满足”他的朋友王凡西向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便任意捏造些故事以资应付。所以他的“故事”“漏洞百出”，一经揭穿，便“原形毕露”了。
D、前面的详细分析和解释，已足够揭穿郑超麟虚构的故事之完全无稽。那么，“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究竟由谁提出来的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不得不略为说说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经过：当一九二四年初，我看了陈独秀在《前锋》月刊（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出版）发表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文章之后，深深地感到独秀的思想大成问题。因为他在该文中对“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尽量夸大资产阶级对革命需要和它的力量，大大地低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和作用。因而得出：在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合作）的言论。这种“阶级合作论”，和我从列宁的理论及俄国革命的经验所学到的完全相反。列宁在他《论两个策略》一书中，重三复四地说明俄国资产阶级在反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中是妥协的，反动的。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对妥协成性的资产阶级进行坚决斗争，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俄国三次革命的实践经验完全证验了列宁的正确。“阶级合作”是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思想。所以从那时（一九二四年初）起，我就准备为列宁的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的理论而斗争。我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向导》发表《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的文章，其结论是：“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这就间接地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我在新青年季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发表《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只是直接地公开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提出这个理论向外宣传而已。
（三）至于郑超麟说：“伍廷康借大会名义，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大会代表莫名其妙，无人说话，于是老二站起来说几句托洛茨基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这决议案就付表决而通过了。”这个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须要多说几句来暴露它。
A、上面已经证实过，伍廷康不曾出席第四次大会，说“伍廷康借四大的名义提出一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就等于说“伍廷康俄文起草政治决议案”是同样的荒唐。
B、在中共所有的大会上，甚至它的执行委员会上，从来没有国际代表提出过“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因为斯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锁托洛茨基的意见，绝对不让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干部和党员知道。更不用说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了。因为把“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提出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大会，就必须说明“谴责”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并须指出有关托的错误的事实和文件。这样一来，势必引起讨论和批评，包括对提案本身的批评。这是斯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共的大会上，或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出现过。何况在“四大”时，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还没有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即在“五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中国问题已成为托与斯之间的争论焦点，斯大林也没有命令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哩。
C、至于我个人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自一九二〇年秋参加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时起，即以尊敬列宁的同样态度尊敬托洛茨基。一九二一年到莫斯科后，我有机会亲自听到托的言论，阅读他的著作，更是尊敬他，信仰他。尤其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末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即列宁逝世前）这时期，我亲自参加了托领导的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好几次辩论会，因而知道他们间分歧的内容，我的同情总是在托方面。一九二四年八月从莫斯科回到中国后，凡是我写的文章提到托的意见时，总是以尊敬的态度表示的。例如我写的《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中提到托洛茨基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时，我便引证了托的最著名的话：“谁是马克思？马克思是资本论的著作者。谁是列宁？列宁是‘十月革命’的著作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是第一个提出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我当时译为永续革命论）（见《列宁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国情》，登载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廿一出版的向导）来作为中国革命的战略路线的。即：“国民革命只是到社会主义革命之路”，“永续革命的意义是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像这样一贯尊敬托洛茨基，并把他的革命中心思想——不断革命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应当顺便指出，那时，一九二七年初，正是斯大林疯狂地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时候，介绍托的不断革命论到中国来是“冒险”的。瞿秋白便是抓住我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大肆攻击，说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复写，以此讨好斯大林）。怎么会站起来说几句托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以帮助那个为郑超麟所捏造的“谴责老托的决议案”获得“通过”呢？想不到，“人之无耻，一至于此！”
（四）最后，郑超麟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老二有什么可夸耀的？”这就是说，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时期”（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五月），“革命时期”（一九二五年五月到一九二七年七月）和“革命失败时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这五年之间”，我对革命没有值得一提的贡献，或者革命对于我是一个空白。
本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为革命服务，对革命做出贡献，是应尽的责任，既不应自我“夸耀”，但也不虚伪地“自谦”，尤其当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抹杀或歪曲他对革命所做的贡献时，为了让人们了解革命历史的真相，经验和教训，他是不得不为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做辩护的。
就我个人说，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过程中（包括它的准备和失败时期），我是尽了我的责任，做了一些贡献，并且留下了记录的（见我在那时期的著作）。为了让人们了解“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的历史事实，我可以最简略提供以下几点：
A、在“革命准备时期”（一九二四——二五年五月）。当我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坚决主张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审查（或“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查）的要求，即为瞿秋白所同意的要求。因而扭转了中共前此对国民党完全屈从的态度，而改为对它批评的态度。瞿秋白十分痛恨这件事，尤其痛恨我。这从他的下面一段话反映了出来：
“一九二四年九月商团叛变时，……中央局（中共）要猛攻孙中山一派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不主张对他们稍稍让步；（反对“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以为这是束缚共产党）——这又是退了一步（那时，彭述之虽然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见瞿著《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六五页）。
瞿秋白上面一段话，除了“猛攻孙中山一派……”是夸大外，反映了三点事实：第一，中共中央拒绝了“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第二，中共中央采纳了彭述之的建议，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包括孙派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的言行）采取批评态度；第三，“彭述之虽然非中央委员”，但他的建议已被中央采纳了。
说到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为什么瞿秋白对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提出要求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发生如此痛恨，并斥之为“又是退一步”呢？因为他认定“现在的国民党便是我们集中势力运用势力的中心。我们若要脱离列强（帝国主义——彭）和军阀的压迫，自己建设真正的平民共和国，真正的独立国家，只有发展自己的国民党，这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党”（见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的《向导》刊载的“国民党改组与国民革命运动”三七页）。既然“国民党是我们平民自己的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总理”，中共既已加入了国民党，依照瞿秋白的这种思想逻辑，当然应该接受孙所提出的审查共产国际给中共决议和训令的要求，更不应主张批评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了。所以他那时及以后对主张拒绝孙的要求和批评国民党的彭述之十分痛恨，斥之为“这又是退一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瞿秋白是中共领导层中最坚决地拥护斯大林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中的机会主义路线（即国共合作政策）到底的。所以我和陈独秀提出党退出国民党，以期独立领导工农运动时，他都坚决地站在国际代表方面反对我们。
我在革命准备时期第二个贡献是主张恢复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工人运动委员会”，使其专门负责计划和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调回同志担任地方党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我这两个建议都为中央采纳，并立刻付诸实行。这便替未来的革命准备了一些基本条件，如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会组织，北方铁路工会的恢复等，以及广东、北京和上海等党部的加强，干部的培养等等。
我的第三个贡献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即以“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以代替第三次大会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毛泽东）或资劳合作领导革命（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思想。乘着中央指定我主编《新青年季刊》（党的理论刊物），我计划出版一个“国民革命号”，除了刊载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案和列宁的演说外，我写了一篇题为《谁是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在该文中，我详细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及其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国民革命”。并且该文的原稿交给陈独秀看，请他写一篇同类性质的文章。他写了题名为“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所得的教训”，其结论是：
“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最后的一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妥协的阶级，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敌对者；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阶级——农民、手工业者、革命的知识阶级等，不妥协的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内的军阀、官僚、富商、劣绅大地主……进攻，才能够达到国民革命之真正目的——民族解放”。
如果将上面陈独秀关于“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的总教训”和他以前写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结论：“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需要而且可能”，加以对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于国民革命的基本理论，已由孟什维克的阶级合作转到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的方向了。陈独秀思想上这个大转变，不但对于他个人往后推动革命具有决定的意义，就是对于整个中共的思想转变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陈独秀这一转变，“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的运动，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轻易地为党的第四次大会所通过了（即陈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写在他起草的政治决议案获得大会的通过）。
B、在革命时期，这里我仅指出我对于几个重大事变的看法和意见：
第一、当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总工会被封闭时，我曾指出：
“我们曾屡次说过，要想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封建式的军阀下解放出来，……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起来奋斗，起来作领袖，才有可能。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区，有如俄罗斯的彼得格勒，俄罗斯的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都是在彼得格勒工人领导下进行的。
“上海几十万工人在此次五卅运动中，在上海总工会指导之下，已经学得了许多经验，许多初步的革命方法。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的（见一九二五年十月五日出版的《向导》所载“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着重点是新加的）。
上面两段话，是我对上海工人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的评价及其领导革命的前景的估量。这一估量，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一日工人暴动的胜利中被证验了。但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却出卖了这个胜利。
第二、当一九二六年蒋介石举行反共的“三月二十日的政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对蒋采对抗政策，并派我到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与国际代表鲍罗庭商讨具体办法。鲍罗庭在斯大林的指使下，不但拒绝讨论我们中央的反蒋政策，反而主张承认蒋在三月政变中所攫取的权力，承认他的军事独裁，支持他领导北伐。当我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时，鲍不但坚持继续原来的国共合作形式，并且主张共党接受蒋的“整理党务案”，更进一步束缚共产党。这就替蒋介石的下一次政变铺平了道路。
假如当时实行我们中央的反蒋政策和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则蒋介石将陷于异常狼狈的境地。因为我们宣布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则他的“整理党务案”不但变成毫无意义，而且一定在国民党内引起激烈的冲突。首先是国民党左派将起而要求汪精卫复职，这就可能推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同时也就打破蒋领导北伐的计划。这样往后局势的发展将完全不同，而有利于革命运动。至少不会形成蒋介石后来那种压倒一切的反革命地位。
第三、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我和陈独秀正式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便实行独立领导群众运动的政策。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同意把它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斯大林控制的国际断然拒绝考虑我们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因而中共在“国共合作”的政策之下陷入了死巷。
假如当时陈独秀和我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获得通过和实行，虽然那时比起“三月二十政变”后的情形大有改变，因蒋介石已经取得北伐的领导地位。但我们如宣布退出国民党，立刻就会削弱蒋的军事领导地位。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受国民党的束缚，可以独立号召农民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将广大的兵士群众和工农群众直接联结起来。这在当时是可能的。因为即令某些军官们不愿他们指挥下的兵士和工农联结，但在需要工农帮助作战的情况下，他们是不敢反对或无法反对的。这样，农民的土地改革和工、农、兵的苏维埃运动，将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高潮，把中国革命推上“十月”的道路。
第四．当一九二七年头三个月，北伐军已占领了长江流域，革命运动已进入高潮；同时，蒋介石所代表的反革命势力以全力于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奉系进行妥协，准备镇压革命运动。当时，我在《向导》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如：“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南北妥协问题”、“读了蒋介石三月七日的演讲以后”等，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了蒋阴谋策划和敌人勾结，准备反革命的种种事实，主张建立“革命的民主政治”，“对一切反动势力（即蒋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实行专政。”但共产国际的政策坚持继续支持蒋介石完成国家统一。因此，我们的主张无法实现。以致上海工人阶级暴动胜利后，依照国际的指示，建立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府，但结果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蒋的指示下，对临时政府采取怠工态度，以等待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即“四月十二日的政变”。
总而言之，在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进程中，陈独秀和我，从实际的经验中，已深深地感到“国共合作”政策，有如一副枷锁。在这种枷锁的束缚下，我们的党绝没有可能独立领导工农革命，摧毁一切反动势力达到胜利。所以我们好几次建议“共党退出国民党”，解除国民党的束缚。但结果，由于“国际的纪律”（这是另一副枷锁），我们的建议变成无效。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经验和勇气冲破那个已经“堕落的国际”的“纪律”哩。尤其不幸的是，我们完全被斯大林封锁，不知道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我们有许多意见是和托的意见很接近的，如退出国民党），否则，在托的意见的支持下，我们会不顾斯大林所控制的共产国际的纪律，而独立进行革命的政策的。
革命失败时期。在汪精卫七月十五日“清共”的前夕，我被派到北方担任北方区委书记。那时，整个北方在奉系军阀控制之下，局势十分恶劣，所以我和北方区委的成员，如刘伯庄、陈为人等商议，采取防御的政策；第一步是整理北京和天津的党部和群众组织（那时北京党团员还有二、三千人，工人组织虽已被解散，但学生的组织还有些秘密保存着；在天津，党员多数已脱离，只剩几百党员和干部。但党的组织与活动，还正常进行）；然后再重新发展群众组织。正当我们的“整理工作”开始有些成绩时，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突然命令北方区委在北京和天津立刻举行暴动（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初，广州暴动前一星期），夺取政权。我们接到这个“暴动命令”，十分惊奇！因为假如依照中央的命令，在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除了流血牺牲党员干部和一些群众中的活动分子外，绝不能有其他的结果。因此，以“客观条件未成熟”为理由拒绝了中央的命令，因此我被解除北方区委的书记职位。我高兴接受了这个“处分”。因为我拒绝在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避免了几千人的流血牺牲。
从北方回到上海（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我又见到了陈独秀，得悉他根本反对盲动主义的暴动政策，因而我们对党、对共产国际的立场，又得到了一致。从此，我们对中共中央的的政策采取了批评的态度。瞿秋白把独秀和我批评党中央的态度，当作反党的态度报告国际。因而斯大林和布哈林打电报给独秀和我，名义上是请我们参加国际第六次大会，实际上是将我们调离中国。但我们坚决拒绝了斯、布的邀请。我后来十分高兴；我们当时能够采取那样坚决的态度，否则，我们会被监禁在苏联，再也不能回到中国活动。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及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共领导所执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
第二天我带着托的文件去见独秀，并把我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的谈话内容告诉他，请他仔细研究托的文件。独秀看了托的文件后，即来到我们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完全同意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批评和当前防御政策的建议”。因此，我们谈到怎样为托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共党内斗争。我提议，首先建立左派反对派，有组织地在党内进行斗争。独秀同意这个建议，因而立即发动了组织左派反对派。在左派反对派对官僚领导的斗争中，我们发表了不少文件，暴露了领导机关的继续执行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政策，和组织上的官僚主义，因而动摇了党内大批干部（当时党中央称这些干部为调和派），迫不及待地开除了陈独秀、彭述之、尹宽等的党籍。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迫不得已进行公开斗争。我和独秀、尹宽合作写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获得八十一个干部签名，公布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这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成立的正式宣告，同时也是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最初纲领。这个纲领的内容是：
“它有系统地总结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经验和教训。描述当时中共领导的机会主义政策和盲动主义政策，恶劣的官僚制度，苏联的堕落，斯大林的对内对外的机会主义政策，以及国际平面上两条路线（‘斯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和‘托洛茨基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对立。可以说，这个文件不但是中国托派的基本文献，也是当时苏联左派反对派以外的所有国家反对派中最深刻、最有系统的托派运动的文献，因而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教育价值”。
前面一段话，是一九八〇年第一号《十月评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编者的“按语”，也就是《十月评论》的编者对《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的评价。我同意这个评价。因为这个文件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一九二九……一九八一年），不但保持它的历史正确性，还具有现实的意义。今天第四国际“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路线”和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包括苏共、中共及各国共党）“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正在“国际平面上”互相“对立”，进行愈来愈激烈的斗争。我所感到最高兴的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在中国发动的这个“斗争”，直到今天我还是站在这个“斗争”的前线。
欧伯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
郑超麟：不够格的辩护士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相关链接：郑超麟
不够格的辩护士
郑超麟
去年，我批评彭述之的回忆录，文章尚未写完，忽然听说彭述之死了。我在文章末端表示惋惜。我惋惜他看不到我的批评，他不能亲自回答我的批评。但惋惜归惋惜，我知道他即使生前看到了我的批评，也不见得会回答我的。一九八一年，他写了一篇长文章“揭露”我“虚构故事”，我回答了一篇，说他“闭眼瞎说”。他却是看到了我这篇批评，他死前两年就看到了，他一个字没有回答。他怎能回答呢？因为我的批评，每项都有确凿的事实为根据，他无法否定这些事实，而是宁可默尔而息，免得继续献丑。
是不是他认为我的批评没有价值，不值得他回答呢？也不见得。我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中写了几句对他不大恭敬的话，他看到了，本可以认为属于私人议论性质，一笑置之的。可是，他很重视我这几句不恭敬的话，不辞写出洋洋万言的文章来“揭露”我“虚构故事。”
出于我的意料，彭述之生前没有回答或不能回答我的批评，他死后却有人代替他出来回答我了。最近，我看到了一个署名“陈振言”的人写的一篇长文章，题为《对若干争议性历史问题的探讨》，就是代替彭述之回答我的。不仅回答我对于他的《回忆录》的批评，而且回答我对于他的“揭露”的反驳。
这是一件好事，表明我对于彭述之的批评和反驳并非浪费笔墨，并非对着荒漠叫喊。
我仔细阅读了这篇替彭述之写的“辩护状”，觉得并不出色。它不仅没有驳倒我的任何一项批评，而且许多地方证实了我的批评，其中所作结论有许多是彭述之九泉有知不愿接受的。
总之，这是一篇不利于被告的“辩护状”，而其作者是一个不够格的辩护士，或如上海人说的“蹩脚律师”。
但我对这篇“辩护状”也不愿采取不屑理会的态度。
有关四大及其决议的几个问题
“辩护状”首先把彭述之回忆录最后一节的标题，“觉悟的大会”，单独抽出来泛论：四大是不是“觉悟的大会”？于是引用《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一书有关的段落为证，说明四大比三大更左，四大“改正了中共以前的一些错误”，亦即说明彭述之回忆录称四大为“觉悟的大会”没有错。上面引来证明的那本书的段落，一字也未提到彭述之。这就是说，我们这位“辩护士”认为四大之为“觉悟大会”是可以同彭述之分开的。
“辩护状”又引不久之前出版的《历史教学》中一篇傅尚文文章和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一篇文章为证。这两篇文章并未说四大比三大更左，四大改正以前错误的话，即并不把四大说做“觉悟的大会”却都把彭述之同四大联系起来，但都抓着“天然”二字批评彭述之的“缺点”。傅尚文文章还说四大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彭述之带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精神”。这就是说，对于四大，彭述之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其次，“辩护状”认为彭述之并未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说做是他彭述之“个人独创”或“个人发明”的，并未把四大改变过去错误路线说做是他彭述之“一己之力”。
这是很奇怪的辩护。陈振言先生代替死去的彭述之表白谦虚的态度，好像说：四大之改正旧的错误路线，而成为“觉悟的大会”，是大家的功绩，彭述之不过尽他一份力量罢了。
为什么要代替彭述之表白这般谦虚的态度呢？难道看出了彭述之那种伪造和狂妄的说法，在我的两篇文章的批评和揭露之下，已经站不住脚，不得不后退几步么？但这个后退后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这一点，我下面再说。现在先说，这个谦虚的说法，这个辩护的理由，彭述之九泉有知也是不会领情的，反而要向这位蹩脚律师提出抗议。例如，他要抗议：你这个蹩脚律师为什么要举出不利于我被告的证据？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我彭述之个人提出的，郑超麟说是当时国际的理论，你不照我的话替我辩护，反而引傅尚文的文章，说这个理论是“彭述之带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精神”。这不是证实了郑超麟对我的控告么？
陈振言先生特别卖力来否认彭述之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理论的个人独创权和个人发明权，他甚至于引用彭述之的一段话来证明彭述之“已预先答复了是他‘独创’，‘发明’的可能的非难。”
那么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谁“独创”，“发明”的呢？陈振言先生说：这个理论是“列宁倡导”的。——这里引的不是彭述之自己说的话，而是陈振言先生自以为体会了彭述之的意思而代替彭述之说出来的话，所以不能叫彭述之负责。
试问陈振言先生：你在列宁哪篇文章中发现了列宁说的中国的国民革命须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话？你试在《列宁全集》各种版本中找找看，列宁有没有说过类此的话？
列宁确曾说过俄国的反沙皇制度的民主革命必须由俄国的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的话。这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俄国的社会阶级的具体状况，并结合革命实践，而作出的结论。这是列宁的独创和发明，不管列宁自己是否这样说，大家都是这样承认的。托洛茨基也是这样承认的。他不过在列宁这个结论之上添加无产阶级专政完成俄国的民主革命的论点而已。列宁是就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的。他分析了俄国的条件，作出了这个结论。他没有把这个结论扩大应用到俄国以外去。他没有把这个结论应用到英、法、德、意等国家去，因为那里的民主革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完成的。他曾把这个结论应用于中国么？我等待陈振言先生从《列宁全集》找出证据来给我看。
彭述之九泉有知在这一点上也要向这位蹩脚律师提出抗议：你为什么如此轻描淡写对待我的独创和发明？你为什么说列宁已经“提倡”了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理论，而我彭述之不过在莫斯科留学时“学到”，回国时现成地搬来而已？果真如此，我怎么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做“我”对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第三个贡献”呢？怎么能够说“我”“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呢？
我批评的是他的法文本回忆录。试看这本回忆录对此是怎么说的。
在第四四六页，彭述之说他奉命编辑《新青年》季刊，就出一期“国民革命号”，其中的主要文章是他自己写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毫不掩饰地表白了他的有关中国革命发展和成功的条件的思想；这些思想迥异于我们的‘中央’以往对同一问题所表白的思想。我在《新青年》上可不可以批评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几个月来所表白的中国共产党的几乎正式的观点呢？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采取如下的方法解决了它，即是：我只限于正面提出我的主张，而避免论战，避免指名批评同志”。
在第四五二页，彭述之说他的大文写完后，就拿给陈独秀看。“我自然认为这篇文章不合于独秀的胃口，因为他的观点和我的观点距离很远。……一天过去了，二天过去了，没有听到独秀一句话。总之，这是奇怪的。三天过去了，四天，五天也过去了，仍旧没有得到独秀的一点信息。这确实是不寻常的。一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回答我了。怎样回答呢！他交给我一叠文稿，上面充满了他的笔迹，构成一篇大文章。他叫我把这篇文章同我的文章一起发表，此外不加解释，不作评论。”不用说，陈独秀被彭述之“说服”了，采取了彭述之的观点。
在第四六五页，彭述之说到四大上讨论中国革命的阶级领导权问题时，说道：“大家知道，我期待这个讨论能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所有的人都读过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我在其中说明了这个问题。轮到别人发表意见。陈独秀发言。从他所说，很快看出，他拿我的意见的要点作为他的意见说出来了。我说的是，在中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起，工人阶级就必须负起革命的领导作用，接着陈独秀后面起来发言的人，很快就表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于陈独秀的意见，亦即有不同于我的意见。”
彭述之又说：“代表们不难明白，在全国复兴工人运动的问题，既是中国共产党应当解决的所有问题中最迫切的问题，也是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李启汉、项英、李立三（三人都是中央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多次参加了这个问题的讨论。”
以上所引彭述之的话，所有着重点都是我加的。这些着重点表明彭述之十分强调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他的”理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任何人都未曾提出的，都不知道的；大会上陈独秀也说了这个理论，那是他事先说服的结果。既然是他专有的理论，那也就是他“独创”的或“发明”的了。
彭述之的回忆录正是着重说明四大之所以为“觉悟的大会”完全是他个人的功绩。参加四大的代表和中共委员中惟有他一个人主张中国的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开会前他已把这个主张写成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又说服了陈独秀，以致陈独秀在大会上说出了彭述之的主张，又根据这个主张来起草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总之，四大的“觉悟”是他彭述之使之觉悟的。
试问这位替彭述之辩护的律师，你为什么要抹煞彭述之这个独创的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贡献”呢？你为什么要强调四大之改变错误路线并非彭述之一己之力，而是好多人都尽过作用呢？你为什么要说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列宁倡导”的，彭述之不过在莫斯科“学到”，不过现成地搬回中国呢？被告彭述之能够接受你这个辩护么？
关于列宁“倡导”中国国民革命须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理论，彭述之自己却不这样说。他的回忆录夸耀他那篇大文章时也曾提到列宁，我只能从法文转译他这段话。他说：“一九〇七年，列宁仅仅就俄国立论，宣称：无产阶级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推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负起这个革命的领导责任，因此它就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在它背后，以对抗专制政权的爪牙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叛徒，好得很，今年十七年之后，我发现这几句话应用于中国更有现实的意义；特别触动我的，是我发现本世纪初年的俄国局势和今天的中国竟有如此之多的类似。”这就是说明彭述之并未认为列宁“倡导”了中国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理论，而是他彭述之把列宁在本世纪初年专为俄国说的话引来应用于二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而已。他必须预先分析了二十年代的中国局势，才能知道二者类似至何种程度。而援引列宁的教导来分析中国当前的局势，由此作出相应的结论，这就是彭述之的“独创”。
这位律师以下一点的辩护，也是被告所不能接受的。律师承认四大的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的，但否认伍廷康出席四大会议。他说：“起草和出席可以是不同的两件事；可能没有起草决议，但却出席了四大，也可能是起草了决议，而没有出席四大。”一点不错：“起草和出席，是不同的两回事。”律师这句话是天经地义的，不容异议的。我引李维汉的话，证明伍廷康起草大会决议案。李维汉确实未曾说伍廷康出席四大。不言而喻，国际代表起草了大会决议案，总是出席了大会的，但“起草”和“出席”毕竟是两回事。律师找出这个漏洞，毕竟是尽职的。
但这位律师仍旧是不够格的辩护士。第一，被告并不领情。彭述之坚持伍廷康没有出席四大，只为的否认四大的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的。一经承认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那含有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理论的决议案，那么彭述之构造起来的那个空中楼阁都垮了。原来这个理论是国际的理论，国际一面叫彭述之带回中国，以个人文章发表，一面叫自己的代表带给四大，写进四大决议案内。原来陈独秀接受的是国际的理论，代表们通过的也是国际的理论！不管伍廷康有没有参加大会，但既然决议案是他起草的，彭述之的肥皂泡就保不住了。第二，原告是举出伍廷康出席了大会的证据的。我在《彭述之闭眼瞎说》一文中引了俄国人格鲁宁一篇文章的话，说伍廷康参加了四大。被告律师可以反驳格鲁宁的证言，不能一字不提，另外找些不相干的人的证言来替被告辩护，而那些不相干的证言也没有一处明白说伍廷康未曾参加四大。
我不明白，这位律师为什么可以承认伍廷康起草大会决议案，却不能承认伍廷康参加大会呢？难道因为彭述之说过伍廷康没有参加四大，就要千方百计替彭述之圆谎么？
陈振言先生如果坚持替彭述之圆谎，那么我还可以另举证人，另引证言。这个证人不是别人，正是彭述之自己；这个证言正是四大闭幕之后不久彭述之写给旅莫支部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发表了这个报告。我在《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中已经引了有关的一段话，现在再引这段话的后半段于下。彭述之历叙大会的各种提案之后，接着说：“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试问陈振言先生，彭述之这里说的“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是谁呀，——如果不是伍廷康的话？对于我引的这段话熟视无睹，也是不尽职的。
共产国际为中国制定了什么路线
只要承认四大的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的，那就得承认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国际的理论，因之也就得确定彭述之冒领了这个理论作为他自己的理论，给他自己涂脂抹粉，以便制造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李维汉的回忆则是足够的证据，证明四大的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的。
这位辩护士拿出什么证据替他的当事人辩护呢？他有什么证据否定李维汉的回忆，即否定伍廷康起草四大政治决议案么？他承认了伍廷康起草决议案，但他说决议案不是伍廷康一人起草的，而是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参加起草的。有什么证据呢？他引傅尚文的文章为证。姑不论傅尚文说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是彭述之带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精神”，只说傅尚文文章一字未提伍廷康，连伍廷康参加起草也不提。为什么相信傅尚文，而否定李维汉的作证呢？李维汉却是四大代表而且是政治决议案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名为“起草委员会”，事实上是伍廷康用俄文起草瞿秋白译成中文后再交给“起草委员会”审阅的，然后交给大会。不是彭述之回忆录说的大会先讨论好再委托陈独秀起草决议案，而是伍廷康先起草好决议案再交给大会讨论。
为了替被告辩护，律师便在原告的发言中找岔子。此次，他拿我最近说的“从一九二三年秋起国际就已准备这条路线”的话和我一九四二年秋写的一本书中的一段话相对照，从中找出“矛盾”。他说，你过去说国际一贯主张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你现在说国际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路线，岂非自相矛盾？这位律师闭眼不看我最近两篇文章中说的话，即我说铸币还有背面，这个理论（或路线）是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战略路线”（我的原话）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叫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不过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安慰和欺骗。换一句话说，国际“给我们带回一个理论或路线”（我的原话）不过是战略总路线之下一个策略分路线而已，在那个总路线之下这个分路线是根本行不通的。我相隔四十年所说的话中间有什么“矛盾”可言呢？
律师为了替当事人辩护，还引了彭述之一九二四年那篇大作的原话“现时之国民党就是因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以致不能成为革命的党。”律师引这句原话来指责我，说我批评彭述之时只引原话的前半截，而不提后半截，即不是彭述之断言国民党“不能成为革命的党”。律师指责我说：“这能算是评论彭对国民党的看法么？”
这里又暴露出这位律师之为不够格的辩护士！他引用这段原话恰好不利于被告而有利于原告。这位律师简直不懂得“以致”二个汉字的意义！彭述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国民党“现时”之所以“不能成为革命的党”，是因为它“建筑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但若“将来”，国民党如果能够改组好，“建筑在”其他社会成分（例如，“四个阶级联盟”，“多阶级”或“无产阶级”）的身上，那就能够成为“革命的党”了。
我们应当注意到，无论彭述之的大作，无论伍廷康的决议案，都只限于说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而绝口不说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国民革命。
建议退出国民党问题
彭述之在“揭露”我“虚构故事”的长文中，列举了他对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十项“贡献”，其中二项是说：他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奉中央命令去广州同鲍罗廷商量反蒋和退出国民党；他在七月中央扩大会议上与陈独秀一起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我曾指出，彭述之这二次主张退出国民党，除自说自话外没有证据。他引陈独秀为他作证，我则引陈独秀的《告同志书》指出陈独秀并未给他证明。这是足够的证据，因为证人是他引的，而《告同志书》又是陈独秀起草后交给他看过然后发表的。原稿如果所记不实或有遗漏，他尽可以要求改正或补充。
如果是彭述之自己回答我的批评（他有充裕的时间回答我的批评），那么他首先就要回答：为什么他一九二九年承认陈独秀《告同志书》说的是事实，而一九八一年不承认呢？
彭述之死了，后人要代替他回答我的批评，照样也须首先回答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这位律师来代替彭述之回答我的批评了，可是他不理会我一九八一年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如此，他还比彭述之更进一步断言：陈独秀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向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并非以陈独秀“个人的”名义提出的，而是以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的名义提出的，我们这位律师简直在说：陈独秀说谎。
不错，律师的话并没有说得这样明白，但从他的“辩护状”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他责我引陈独秀《告同志书》不该只引到“发表布哈林论文”一句为止，而不引后面接着的一段重要文句。于是他引了后面的文句即陈独秀接下说：“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这几句话怎么能算什么“重要的文句”呢？我为什么要去引呢？原来律师由这些“重要的文句”得出陈独秀说谎的结论：你陈独秀自言以“个人”的名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可是布哈林说这个建议是“中共”提出的。可见这是你和其他的中央局委员共同提出的。中央局五个委员中，蔡和森在苏联，瞿秋白和张国焘二人反对退出国民党，那么剩下来就是陈独秀和彭述之二人提出的。
看哪，这就是我们的律师的雄辩和常识！
布哈林看见陈独秀的建议当然重视。他要表明问题重要，要著文谴责，但不愿点名，只好说是“中共”的主张了。陈独秀是总书记，不管他如何声明这是他“个人”的建议，难道把它作为全党的建议来谴责，有什么不可以呢？
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陈独秀当然不是以“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的名义派彭述之去广州准备反蒋的军事力量的，彭述之当然也同意这个行动，否则陈独秀不会派他。但中央派彭述之去广州，陈独秀明白说，其任务只是“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而已，陈独秀没有一个字说起他要彭述之去同鲍罗廷商量退出国民党。如有这个任务，即使陈独秀在《告同志书》中忘记写入，彭述之看了他的原稿也会要求补入的。现在律师说：这个任务“应该是包括中共退出国民党在内”。为什么“应该是”呢？律师没有论证。只凭想当然的“应该是”是不能打赢官司的。
律师接着引证二个资料。一个是周恩来某篇文章。律师引了一大段的话，可是这一段周恩来的话一个字也未曾说到为什么要“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就应该退出国民党，一个字也未曾说到彭述之曾主张退出国民党。我不明白律师引这个资料有什么作用。
另一个资料是向青的文章。向青引用李立三一九三四年的《党史报告》，其中李立三说：在讨论《整理党务案》时，“中央主张退出国民党，实行决裂；而广东则主张暂时让步，准备新的进攻。……广东党在国际指导之下始终反对中央的策略。”这里，李立三也未曾说彭述之“在广州主张退出国民党。”却是向青以李立三这几句话为根据，点出彭述之姓名，说他与陈独秀一起主张退出国民党。我们的律师便根据向青所引李立三这几句话而断言陈独秀《告同志书》所记不实（如果不是存心抹杀彭述之的“贡献”的话），而彭述之自言他在广州建议退出国民党并非自说自话了。
事实的真相是：陈独秀那次派彭述之去广州，只付托他以“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任务。这个任务只能同鲍罗廷及少数几个人商议，不适宜于在多人的会议上讨论。这是一种密谋性质的行动，何必伴随以退出国民党这样一种合法性的建议呢？在少数人商议中既然谈不拢，在多数人会议上只好转变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的问题。所以在留下的史料中，我们只能看到《整理党务案》的争论，而看不到军事反蒋的争论。如果没有陈独秀《告同志书》，后人就不知道那时曾出现军事反蒋问题了。
在《整理党务案》的争论中当然隐含着屈服或抵抗的问题，彭述之是反对《整理党务案》的。辩论了好多次，别人一个个主张接受了，惟有彭述之继续反对，他总是说“研究，研究”。于是鲍罗廷祭起了最后的法宝：如果不接受《党务整理案》那就必然要同国民党破裂，这是国际不许可的。这话一出，所有主张接受的人都坚定下来了。不知彭述之对于鲍罗廷这件法宝有什么反应，但可想而知，他是坚持到底反对《整理党务案》的。鲍罗廷不得已采用了与会者各个签名的办法。彭述之没有签名。
拒绝《整理党务案》结果，多半会导致退出国民党的，但并非等于建议退出国民党。
可是，几年之后，与会者，如李立三，回忆起来，就把接受不接受《党务整理案》的争论，转变为留在或退出国民党的争论了。
一九二六年中期的中央扩大全会，蒙了几重烟雾，引起了许多误解。其实，此次全会本身是简单明了的。
全会的主要目的，是共产国际接到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的个人建议之后，着急起来，派它的代表，久离中国的伍廷康，赶回中国。据杨云若所编《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记事》，伍廷康是一九二六年二月去莫斯科的，六月初才回到上海。“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为了纠正中国共产党内主张脱离国民党的倾向。”这话同陈独秀《告同志书》完全符合。陈独秀说：“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一面派远东部长伍廷康到中国，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六月初，即全会开会以前一个多月，陈独秀就会见了伍廷康，就知道了他此次奉的主要使命。出于服从国际纪律的本性，陈独秀怎么敢在全会上再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呢？他在全会上讨论决议草案时只说：“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要夺取领导权。”律师此次就是引陈独秀这几句话来证明：“会议上也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真是胡扯！这不过是争取阶级领导权的话，全会上是许可说的。即使认真实行下去要导致退出国民党的结果，但这几句话本身并不等于建议退出国民党。总之，律师不能以此证明彭述之曾经在全会上与陈独秀一起“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
伍廷康不许陈独秀这几句话写入决议案，也可以证明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同加入国民党的战略路线水火不相容的。
我至今未曾发现彭述之曾经“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的可靠史料。此次律师的“辩护状”却可以向我可靠地证明彭述之从来未曾“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辩护状”引瞿秋白那本以《反对彭述之主义》为副题的小册子的话，说彭述之“主张共产党员无形退出，不赞助国民党之发展。”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攻击彭述之不遗余力，如果他知道彭述之曾经“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例如在广州讨论《党务整理案》时，或者在七月全会上，无论是他一人提出的或同陈独秀联名提出的，那就会说彭述之主张正式退出，而不能说他主张“无形退出了”。因为退出国民党，为的是，如陈独秀说的，“始能保持自己的面目，领导群众”；又如彭述之自己说的，“以便实行独立领导群众运动的政策。”“无形退出”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么？
七月全会就是这样简单明了的。其所以蒙上几重烟雾，只因为第一，此次全会的决议案虽然斥责了陈独秀那个“个人”建议，但为了安抚陈独秀，伍廷康不得不在决议案中写几条有关保证中国共产党独立行动的空话，而这些空话也是国际领导人所不能同意的。为此，这个决议案送到莫斯科后，国际迟迟不表态，一直到次年三月快开中共五大时，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第十一期才发表社论斥责这个决议案，斥责的主要不是决议案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意见（因为决议案已经斥责了这个意见），而是其中那几条有关保证独立行动的空话。但因只发表斥责决议案的社论，而未发表决议案本身，不过提到这个决议案，以致读者莫名其妙。此外，社论又将七月误写为“六月”了，更加使读者糊涂。
第二，因为这个决议案严厉斥责退出国民党的观点，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却未点出这种观点的由来，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误以为同一全会上有人主张退出国民党。殊不知，那些斥责的话并非冲着全会上的主张说的，而是冲着全会以前陈独秀“个人”向共产国际提出的建议说的。陈独秀已经不公开坚持他的“个人”建议了，但这个“完全不对的观点”，这个有害的倾向，仍旧存在，非用全会的决议案来严厉斥责不可，这不是无的放矢，这是事先预防，防止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共鸣。
以上两种误会交互作用，又造成第三种误会，即误以为中共中央既开了七月全会，又开了六月全会；六月全会通过了退出国民党的决议案，然后，七月全会撤销这个决议案，并严厉斥责之。
托洛茨基看了《共产国际》第十一期的社论之后，也将七月全会误为六月全会，也误以为中共中央曾决议退出国民党，而且著文称赞这个决议案。
彭述之会钻空子。他看见了托洛茨基称赞中共中央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便在他替英文版《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一书所作的长序中（很抱歉，我还未曾拜读这个长序，以下所说是从别人文章转引来的）毫不知耻地说：“托洛茨基提及的中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决议便是陈独秀与彭述之二人的决议；它又向七月全会提出，全会同意提交共产国际考虑。”（见该书第五十五页——这也是转引来的）看哪，为了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彭述之居然把乌有的“六月全会”所通过的乌有的“决议”，冒领下来，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后来，在许多证据之下，他不能坚持确实有“六月全会”，确实有那个“决议”了，于是到了一九八一年“揭露”我的“虚构故事”的时候，他就不敢再提“六月全会”及其“决议”，只提“七月全会”，但仍不放弃他的“决议”。试想，他这种放弃一半，保留一半的话，还值得认真对待么？
可是，我们的律师仍旧坚持在七月全会问题上替彭述之辩护，坚持彭述之同陈独秀一起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结果全会同意提交国际考虑。他除了彭述之自己的话外举不出证据来，只好乱扯。一时说陈独秀《告同志书》说的“我们”是包含彭述之在内的；一时说，上海暴动时，陈独秀，彭述之，罗亦农三人一致主张“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便是主张退出国民党；一时又说，否认七月全会有过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这几乎等于否认会议曾经通过这个问题的决议”，而且责我不该“不说出这个决议的名称”等等。如此蹩脚的辩护术，难道值得我认真对待么？
彭述之曾否任旅莫支部书记
我们的律师在旅莫支部书记问题上也要替彭述之的涂脂抹粉作辩护。彭述之在他的《回忆录》中自吹从一九二一年秋旅莫支部成立时起，就是他当书记，一直做到他一九二四年秋回国的时候，中间没有间断，他也未提支部有其他的领导人。我列举了当时几个旅莫支部成员留下的文字，证明旅莫支部书记是罗觉，不是彭述之。我们的律师反驳我，说他找到了证据，证明彭述之曾做旅莫支部书记。
试看他找到了什么证据。
原来，他找到了的，是今天的党史工作者五个人合写的一篇刘伯坚烈士的传纪，其中提到旅莫支部。他引了一段原文，大意说：旅莫支部的第一任书记（当时名干事长），是刘少奇；一九二二年刘少奇回国后，支部“暂时”由彭述之，罗亦农负责。只是这样一段话作为“证据”。
但在这段话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彭述之曾作旅莫支部书记，这怎么能够说是反驳我呢？反而证实了我的话，即旅莫支部成立时第一任书记并非彭述之。
律师好像抓着稻草一样武断说：他引的那段文字中所说的“负责”就是做书记（他假装不知道这个常识，即书记固然是支部负责人，但支部负责人并非个个是书记），而且进一步说，支部是由彭述之，罗亦农负责，就是由彭述之，罗亦农二人轮流做书记，而彭名在罗名之前也是表示彭先做书记，罗后做书记。
律师又抓着我的话做稻草来证明彭述之做过旅莫支部书记，因为我说过一九二三年彭述之曾主持一次旅莫支部大会，回国前夕又曾主持一次旅莫支部大会。律师武断说：主持支部大会就是支部书记（他假装不知道这个常识，即凡支部委员，支部负责人，都可以主持支部大会）。
对于这种“辩护”，我们应当说什么话呢？
其实，彭述之九泉有知也不会领情的。他要向他的辩护士提出抗议。他打扮着做一贯的书记，而律师则证明开头是刘少奇做书记，中间是罗亦农做书记，彭述之只有一段时间做旅莫支部书记。这就是说，律师把他的当事人脸上的脂粉大部分洗去了，只留下一块挂在那里，多么难看！试想，彭述之能够领情么？
彭述之是否“王明以前的王明”？
我们的律师竭力否认彭述之是中国共产党内“王明以前的王明”。他列举彭述之和王明两人之间不同之点来替彭述之辩护。他说，王明上台后事事依从斯大林，彭述之上台后并未事事依从国际；王明不是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台的，彭述之则是靠自己的努力爬上台的。接着他列举彭述之的努力：回国以前做了旅莫支部书记，被推举为出席四大代表，又被任命为出席共产国际五大的中国代表团一个成员；回国后又以其理论提出重要建议，发表有影响文章。
其实，我说彭述之是王明，用的是“类比法”，只适用于两人的共同点而不适用于两人的差别点。我又明白说出两人的共同点是什么。这就是说：两人当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靠国际撑腰的，都是国际硬塞给中共中央的。至于当上领导人后是不是完全依从撑腰的人，那并不能改变靠撑腰上台的事实；上台前个人的职务不同，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律师硬说彭述之的中央委员，是四大选举的，四大以前他不是中央委员。律师说我只引瞿秋白的一句话为证，而这句话不能作证。
律师为什么能说这话呢？我引瞿秋白这句话为证之外，还引彭述之自己说的他答应周恩来要把邓颖超从天津调去广州工作的话为证，我又引张伯简告诉我彭述之已经做了中央宣传部长的话为证，我又引亲见彭述之召集邓中夏来他的房间训话的事实为证。正因为尽人皆知，他一回国就做了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所以他的回忆录中蓄意不提，就使人想到他心里有愧，就添加了一个证据。一个人，各方面证实他昨夜在赌场通宵赌钱，次日一字不说，人家问他也坚决否认，不是又一次证实了别人所知道的事情么？
律师又在瞿秋白说的话和我说的话中找矛盾。他说瞿秋白说那时彭述之还不是中央委员，而我说彭述之那时已经是中央委员了。真是蹩脚的律师！难道瞿秋白说：“坐在中央”的话仅仅是说彭述之“列席”中央会议，而不是说彭述之那时尚未正式当选已经履行中央委员的职权么？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在一国共产党内，中央派遣一个干事去作省委书记或委员，在全省代表大会未曾正式选举以前，这个干部已经履行职权了。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国际对于各国的党，那时尚未采取这个办法，至少对于中国共产党尚未采取这个办法。四大以前的中央委员都是在国内作出成绩，有了功绩，由大会选举出来的。彭述之是第一个由国际硬塞给的中央委员。王明则是第二个。
不断革命论还是革命阶段论？
彭述之一九二四年说的不断革命论，我是从他的法文《回忆录》译出来的，现在我们的律师则从汉语原文抄录下来。不嫌重复，我也照抄汉语原文如下：
中国工人阶级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军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之第一个步骤，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经之路，……可是，同时，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它一方面须极力领导国民革命，推动国民革命到底；另一方面又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的律师又引我一九四二年写的一本书中所说的不断革命论的一段话，来同彭述之的话相对照。既然要相对照，我也只好把我的话照抄一遍，如下：
俄国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从民主革命之中生长出来的，而且非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俄国民主革命本身也不能完成。二个革命之间不能隔着一个长时期的民主时代。
一九一七年革命的进行，恰恰合于托洛茨基多年所预想的。落后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果真不能停止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必然不间断地发展下去，以致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了。
我们的律师把我这段话拿来同彭述之那段话相对照，也请读者比较一下这二段话“是否有根本上的不同”。我们的律师，对照之后，比较之后，得到什么结论呢？他说：“笔者的看法是否定的。”这话就是说：彭述之说的和我说的，“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我想不到我们这位律师竟不仅是蹩脚的，而且是低能的！
一个人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一方面“推动国民革命到底”，而另一方面，即当它“推动国民革命到底”的同时，只须“准备将来之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当国民革命未曾推动到底以前，只能“准备”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到国民革命推动到底以后，才可以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另一个人则从不说“推动到底”一类的话，反而强调非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民主革命本身就无法完成，即无法“推动到底”。
这二个人说的话竟没有什么“根本上不同”么？真是高明的大律师的见识！
汉语“推动到底”四个字的意思，就是“推动到底”。在法文《回忆录》中，此四字译为allerjusquaubout，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大律师觉悟到彭述之此四字说错了，但要替他辩护，于是说：所谓“推动到底”，照他了解就是“必须经过”之意，郑超麟了解为“推动到底”，则是错误的。这也是大律师的高明见识。
搞个人崇拜问题
彭述之搞个人崇拜，搞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如果需要证明，那么我的两篇文章处处都是证明，我的批评项项都有“确凿证据”。大律师说，我的批评已经给他“引用的资料所反驳”。他反驳了什么？难道把“负责人”硬解为“书记”，就算反驳了我么？
大律师引用我拿彭述之同斯大林对比的话，又采用了上面我拿彭述之同王明对比时他用过的方法来反驳我，即强调彭述之和斯大林之间的差别点，而抹煞共同点。共同点就是二人都搞个人崇拜。凡是搞个人崇拜的，都可以同斯大林对比，不管各人有什么差别点。但我同时仍未忘记说明“同斯大林比较起来，彭述之是渺小的。”“斯大林叫别人吹捧自己，彭述之则自己吹捧自己。”如果说二人间有差别点，首先要指出的就是这些差别点。彭述之是斯大林的漫画。
大律师遇着无法反驳我的批评时，最后一张牌就是委之于彭述之年老忘记。他说，“这一类错误发生在任何老年人身上都是难免的，甚至是无可避免的。”他叫我不应对彭述之“求全苛责”，不应说“不是年老记错，而是蓄意伪造”。他问我有什么确凿证据证明是蓄意伪造，而非年老记错呢？他说，他“看不到这种证明或说明”。
够格的辩护士应当细看原告提出的理由，然后能够替被告辩护。我上面已经几次指出他没有看清楚我的二篇文章。这里，我又要引他去看我的文章。
我在《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中，都是先举确凿的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不是年老记错，而是蓄意伪造”。
第一处在他的家庭出身问题上，他并未忘记他家是铜锣村中“既有财产，又很文化”的三家之一；他也未忘记同村“最大数居民”只能依靠富农和地主雇用过生活。他的《回忆录》写了这些，但仍旧要说他的家是“真正农民的大家庭”。这是“年老记错”么？
第二处在旅莫支部书记问题上。这个问题上面已经详说了。他虚构了一个从支部成立直至他回国都是他一人当书记的故事。他在《回忆录》中绘声绘影如何成立支部，如何大家选他当书记，他又如何领导支部，等等。这也是“年老记错”么？
第三处在他拥护加入国民党路线的问题上，他后来自命为多次建议退出国民党，不管是否事实，他总不应当忘记了当初对加入国民党路线采取什么立场。他讳言当初的立场，也是“年老记错”么？
第四处在王明以前的王明问题上。他在《回忆录》中关于怎样回国的事情，关于回国后的活动，关于当时形势的分析，都写得很详细，惟独讳言他在四大以前就已“坐”在中央的事实，也是“年老记错”么？
第五处在四大政治决议案问题上。他在《回忆录》中详细写了四大经过，参加代表，各种问题的讨论，决议案的起草，惟独讳言伍廷康，瞿秋白出席四大。这也是“年老记错”么？
第六处在否认瞿秋白参加四大问题上。他在《回忆录》中特辟专节，从第三七九页到第三八六页共六页，标题就叫做《瞿秋白的失势》。其中详细写出瞿秋白的活动，特别是一九二四年秋天的活动。他记得这一切，却偏偏忘记了瞿秋白参加四大的事情。世间有这个道理吗？
我只有这六处说了彭述之“不是年老记错，而是蓄意伪造”的话，试问我哪一处是没有拿出确凿证据的？
要客观评论，不要武断
这篇“辩护状”的最后一节竟是教训我的话。
第一，他教训我不应该“武断”。他说我批评彭述之诸点，由他这篇文章所反驳的看来，是“武断”的。
我不知道，他究竟反驳了什么！他是否驳倒了我的哪怕只有一项的批评！
第二，他教训我不应该给读者一种印象，仿佛“彭述之在历史上毫无贡献，一无是处，卑鄙无耻。……”
这几句话是律师替我说的，但我可以承认。其实，我不仅要给读者这个印象，而且我已经这样明白说了。
第三，他教训我不应该抹煞彭述之“那五年”的贡献，不应该把彭述之被迫列举的十项贡献时，讥之为“丑表功”，而且只否定了其中四项，而置其他六项不去理会。总之，不应该“全盘否定”彭述之。
我确实是“全盘否定”彭述之。因为已经有一批人正在“全盘肯定”彭述之，不仅把彭述之自己涂抹上去的脂粉都保留下来，而且把他自己没有涂抹的地方也给涂抹上了。彭述之有什么优点，有什么贡献，有什么“是处”，别人会说的，不劳我越俎代庖。至于他自己列举的那十项贡献，我的文章只否定了四项，不到半数，但以后我找到新的材料，又否定了二项，已过半数了。这二项的否定，读者以后有机会看的。尚剩四项，只因我不愿武断，须待找到材料，再去否定。最近看见双山一篇文章，否定了一项。剩下来的三项是：他主张上海工人学习彼得格勒工人榜样准备武装暴动；他在北京工作时抵制了中央的暴动命令；他在上海赋闲期间对中央采取了批评态度。这三项，即使都是事实，怎么算得上对革命的什么“贡献”呢？
我回答得太长了。我好像不是同律师辩论，而是教小学生认字，教小学生以生活常识，心情很不愉快。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 |
郑超麟：补评《彭述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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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评《彭述之回忆录》
郑超麟
论彭述之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
彭述之在他的回忆录（法文本第三八一页）中说，他刚回国时适逢国民党在广州开中央全体会议，常委会提议设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凡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任何训令都须预先交给这个委员会审查。参加中全会的瞿秋白写信给共产党中央请示。于是蔡和森找彭述之谈话，彭述之主张反对这个议案。蔡和森说，他和陈独秀的意见也是主张反对的。于是中央回答瞿秋白信，要瞿秋白反对这个议案。
这就是说，中央本来是反对国民党这个议案的，彭述之的意见不过符合于中央意见罢了。但彭述之是在《拨正党的路线》那一章内叙说这件事情的。他暗示：幸亏他向蔡和森表示了反对国民党这个议案的意见，中央才会决定回信瞿秋白拒绝这个议案。就在同一章内，第三九五页，彭述之还说，他原以为陈独秀完全同瞿秋白一样把国民党看作我们的党，因此应当完全把赌注押在国民党上面。现在经过彭述之一番说教之后，陈独秀思想完全改变了。
在回忆录中，彭述之用暗示表达的意思，以后一九八一年他在“揭露”我的“虚构故事”的一篇长文中就明白说出这个意思了。他在那里向我夸示他对革命的十大贡献，其中“第一个贡献”就是这样说的：
当我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时（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是：坚决主张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审查（或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查）的要求，即为瞿秋白所同意的要求。因而扭转了中共前此对国民党完全屈从的态度，而改为对它批评的态度。
看哪，彭述之在回忆录中不过说他的主张符合于陈独秀和蔡和森的主张而已，但在“揭露”我的文章中突然升级，而说他“扭转”中共中央的态度了：前此中共中央是完全屈从国民党的，经过彭述之努力才“扭转”过来，才改敢批评国民党的态度。
同一件事情，两次写法作出二个相反的结论：第一次说他的主张与陈蔡二人主张相同，这就是说，即使他没有表示意见，中央仍会回信瞿秋白拒绝国民党议案的；第二次则说，如果没有他表示意见，那么中央就会完全屈从的，即会回信瞿秋白接受国民党议案的。他“扭转”了中央的态度！换而言之，他的回忆录已经是给自己涂脂抹粉了，他“揭露”我的文章则把脂粉涂抹得更厚些。为了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不惜把陈独秀说成完全同瞿秋白一样，幸亏彭述之把他改造过来。
事实上绝非如此。
最近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三期发表向青的一篇文章，其中披露了一些罕见的史料。向青从苏联的档案，发现了陈独秀曾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写信给伍廷康，要求共产国际制定对国民党的新政策。陈独秀说：“根据我们的意见，……我们不能无条件和无限度地支持国民党，只能支持国民党左派所从事的一些方面的活动，否则我们就支持了自己的敌人。”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彭述之尚未动身回国，但陈独秀已经对国民党采取了这种态度。难道这是彭述之说服了陈独秀的后果？
一个星期之后，即七月二十一日，彭述之尚在回国途中，陈独秀不等待伍廷康的回信，便由中央委员会向各大区委以及各支部发出秘密的“第十五号通告”，要求各个党组织做好退出国民党的准备。难道这是中央在彭述之影响下采取的措施？
向青又引了苏联档案，说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七日和十月十日陈独秀又各有一信写给伍廷康，要求退出国民党。九月七日和十月十日，彭述之已经“坐”在中央了，但鉴于七月间的事情与彭述之无关，我们也不能说这最后二封信是陈独秀在彭述之影响之下写出来的。
如此一来，彭述之还能够说他“扭转”中央的态度么？还能够说陈独秀本来同瞿秋白一样要“完全屈从”国民党，只因他反对，中央才会回信瞿秋白去拒绝国民党要求么？
那么，彭述之“对革命的第一个贡献”哪里去了呢？他“扭转”了什么呢？
一个人，丑表功，不惜捏造事实，以求贬低对方而显示自己的伟大，未免令人齿冷。
一九八四年四月三日
论彭述之对革命的第二个贡献
彭述之丑表功的“第二个贡献”，是说：
我在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贡献，是主张恢复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因此，我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工人运动委员会”，使其专门负责计划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从莫斯科东方大学调回同志担任地方党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我这两个建议都为中央采纳，并立刻付诸实行。这便替未来的革命准备了一些基本条件，如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会组织，北方铁路工会的恢复等，以及广东，北京，上海等党部的加强，干部的培养，等等。
这里，彭述之说，由于他的建议，一九二四年秋起全国工人运动才得恢复，各地党部工作才得加强。
关于加强党的地方组织问题，今天我暂不论，只要说那时的工人运动是否由彭述之的建议才得以恢复的。
在彭述之的法文本回忆录中关于这个问题说的更加肯定。书中第三九四页说，他回国后，八月底，第一次参加中央常委会议时便批评了当时中央的国民党政策，而用一种“特殊的力量”阐述如下的思想，即说：
我们的任务中，最紧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使得工人运动在死灰中复燃起来。我于是向他们（按指陈独秀和蔡和森）指出：我们如果真要完成这个任务，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即把我们的最能干的干部用在党自身的工作上，由此把我们的活动重心收回到党内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大错特错地把活动重心外移到国民党内去了。
彭述之便是这样认为二七罢工失败后中国工人运动只剩下一堆死灰，而共产党中央把活动重心放到国民党工作去了。幸亏他回国，说服了陈独秀和蔡和森，中央才会去做工人运动的。
事实上并非如此。最近出版一书，名为《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其中记载一九二四年五月十日到十五日，即彭述之回国以前三个月，共产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一次扩大全会，出席者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等，伍廷康代表国际出席。这次会议就要求共产党积极领导工人运动，指出我们党的基础应建立在工人阶级之上，指出“只有发动工人参加斗争，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民族解放才能彻底，”指出“在大产业的工人里扩大我们的党，是现时的根本职任之一。”（见该书第三四页）
这里提到了伍廷康代表国际参加了此次扩大中全会，于是我去翻阅好久以前出版的《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一书。其中《维经斯基在华活动》一文内，我又找到资料。原来在此次扩大中全会开会前几日，即五月十日左右，“陈独秀和张国焘一同往访维经斯基，维经斯基说：中共中央的工作方针重点应放在本身组织的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同一文件内又说那次扩大中全会还决定“在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工农部中设立工会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工运的领导。”（见该书第四七三至四七四页）
怎么搞的？彭述之自夸为他在革命准备时期的“第二个贡献”，即他向中央建议成立一个“工人运动委员会”以恢复工人运动，建议把重心移到党内工作来，——原来在他尚未回国前三个月，国际代表伍廷康已经在上海向中央提出，而中央也已经就此作出决议了。
为了执行这个决议，中央已经把最能干的工运干部，李隆郅和项德隆，从外地调到上海来了。
中央原来是执行伍廷康传达的国际指示，而不是采纳彭述之的建议。彭述之建议是不是偶然符合于国际指示呢？不是！这是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讨论的结果，同时叫国际代表伍廷康和旅莫支部代表彭述之来传达，正如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也叫这二个人分别传达一样。可是，彭述之竟冒充为他自己的“贡献”！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日 |
谷和：《彭述之年谱》纠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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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述之年谱》纠谬
谷和
彭述之死了，《十月评论》为了追悼他，发表了《彭述之年谱》，作为对于一个革命领袖的尊崇，在《年谱》中稍有溢美之辞，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不能离事实太远，或把死者生前没有做过的事，附会在他的身上，这不仅不是尊崇死者，甚至对于死者是一种污蔑，为了实事求是起见，我现在对《彭述之年谱》提出纠谬，我想这对于死者反而是有益的，因为彭述之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他一定不欢迎人家给他戴上这许多项“纸糊冠”！
《年谱》说：“一九一九年，受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所洗礼，辞去教职，赴北京入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之后，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的影响都已“淡出”了，陈独秀的《新青年》崛起，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当时的年青一辈代，只要不是精神麻木的，无不闻风而起，彭述之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无可疑的，但如就实际行动而言，他是否“辞去教职。赴北京入读北京大学，参加五四运动”，那就成疑问了。
要打破这个疑问，最好看他自己如何说，他在法文本《回忆录》一四〇——一四一页，说他于一九二〇年二月离家上省在桐城与上海等地活动与学习，十八个月后，回沪动身赴莫斯科。又在《回忆录》第三六九页说：“当然，我还未来过北京。我终于能够踏上北方土地，应当引以为快的。”他说的是一九一九年么？不是。他说的是一九二四年夏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时的感想。在这以前，他从未到过北京！
《年谱》说：“一九二一年，成为共产党党员（谷和按：陈碧兰则说一九二〇年他已是共产党员）……八月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此期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中共正式建党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此以前，各地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小组的只能称为成员，不是党员。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罗觉），不是彭述之，他是旅莫支部的宣传部长。
《年谱》说：“一九二三年，以苏联共产党员资格，参加莫斯科市大会，目击斯大林派与左派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的斗争。”
《年谱》没有说明参加大会的彭述之，对双方采取了什么态度，据彭的《回忆录》说：“当时，我们不明白‘老干部’一词的真实意义，我们都十分佩服和无限尊敬布尔塞维克党的所有老人，绝未想到这些老人所代表的那个小集团已经政治上道德上充分堕落了，以致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发生了反感……（《回忆录》法文本三四八页）”。
彭述之当时对托洛茨基发生反感，并没有错，他自己说得很实在，但《年谱》作者却为之隐晦，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
《年谱》说：“一九二四年六、七月间，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八月归国，以中共上海党委身份活动。”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九七页所载代表名单，彭述之和刘清扬系有发言权的代表，却无表决权者。
他到了上海之后，并未参加什么“党委”，当时上海有“江浙皖区委”（即“上海地委”），近年国内研究党史的刊物，公布了上海区委（地委、江浙皖区委）的变迁资料，提到的有郑超麟、尹宽、也有陈碧兰，但无彭述之。瞿秋白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说“那时彭述之虽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六大以前》七一九页）彭述之后来也引述瞿秋白的话（《彭选》第一卷六五页）。可见在四次大会之前，彭述之并不是什么“党委”。
《年谱》说：“一九二六年，……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同陈独秀等人一起，反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提出共产党独自领导工农的方针。”
这话是有根据的，彭述之在为《托洛茨基论中国》写的导言中说：“中委会全体会议举行于一九二六年七月中旬……陈独秀和我向全会提出了一个建议案：‘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以瞿秋白为首的多数中央委员，在国际代表的压力之下，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彭选》第一卷七三页）
据彭述之说，他和陈独秀一起提出“退出国民党”，不止这一次，有好多次，除掉彭述之的自述外，我们从什么地方去找真凭实据呢？没有？但反证是有的，那便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写的《告全党同志书》。
陈独秀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北京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反对他的建议。
陈独秀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向国际报告，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后来遭受布哈林的严斥。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陈独秀到了武汉，二次在政治的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完全遭到沉默的对待。
彭述之当时身居中央及宣传部长之职，是负责同志之一，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时，他对陈独秀的控诉，没有说过一句话，如果他每次和陈独秀一起提议退出国民党的，他应该要求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上列明出他的名字，因为这是严肃的政治事件，不容人家加以抹煞的，可是彭述之到了一九七四年才说自己如何如何提议退出国民党，那不是替自己涂脂抹粉么？然而《年谱》作者竟然相信，难道历史可以随意捏造的么？
《年谱》说：“一九二八年，自行以翻译维持生活……”
彭述之曾经翻译过一本书，布哈林的“唯物史观”，泰东书局出版。除此书外，《年谱》作者能否举出他用以“维持生活”的第二本译著？
《年谱》说：“一九二九年，阅读了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以后的中国问题》，认为意见正确，完全接受，……陈独秀等人也同意托洛茨基的基本观点，一同着手组织党内的左派反对派。……出版刊物《无产者》，发表《左派反对派宣言》。”
这段话有许多不符事实，而且把陈碧兰在《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中的话（其实是彭述之的话），说得不确定了。
陈碧兰说：“一九二九年春，彭述之同几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作了一次长谈，得悉苏联共产党内部托洛茨基领导的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经过情形，以及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许多意见。同时，他们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重要文件送给彭述之，即：《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彭选》第一卷一六页）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彭述之写了《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关于他和托派的接触，说的和陈碧兰一样，郑超麟在八二年二月八日写了《彭述之闭眼瞎说》答复他，我现在只引有关的语句如下：“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在上海赋闲时的尹宽遇见莫斯科归国的学生王平一。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尹宽在山东作省委书记，认识王平一。此时王平一属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负有任务在党内活动，散布宣传品，扩大反对派思想影响。尹宽接受了王平一的影响，拿到了油印文件，给我看，同时也给彭述之看，然后彭述之再拿给陈独秀看……我们这些陈独秀派不久都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我们当时看到的托洛茨基的文章都是短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短文章集合铅印成书，名曰《中国革命问题》……这年九月间，我们都是托派了，不需别人再来说服我们了。此时刘仁静回到上海，陈独秀和我们都以托派身份接待他。刘仁静带回来的，除了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外，尚有托洛茨基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我和刘仁静立即翻译，他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译完立即付铅印……这本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别于以前出版的。（《中报月刊》四九期）
郑超麟说的和彭述之夫妇说的究竟谁正确呢，早在彭述之逝世之前的一年半中，他已看到郑超麟的文章了，《年谱》作者也看到的，彭述之宁愿不作声，《年谱》作者则宁愿错下去！
《年谱》说：“一九三一年，……出版《热潮》周刊，鼓吹抗日。受左派出版社委托，编辑《动力》杂志。”
当时王凡西、郑超麟等已被捕，主持托派工作的唯陈独秀、彭述之、宋景修。《热潮》的出版，是托派组织的工作，不应系在个人《年谱下面；《动力》的编辑是吴季严，不是彭述之。
《年谱》说：“一九三八年……选的临时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机关报《斗争》。九月，中国国际正式成立，彭述之成为它的中国支部书记。”
这说法如果不是弥天大谎，就是稀奇的神话，但神话的制造者还是彭述之夫妇自己，陈碧兰在《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中说：“彭述之回到上海内，正值全国抗日运动高涨时期，但留在上海的托派还不到一打人。虽然名义上还保存一个组织，但同各地方星散的托派没有联系。述之为了适应当前抗日运动的潮流，重新整理组织，召集曾经留在上海和从监狱出来的几个干部的临时会议……选出了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秘密出版《斗争》机关报……”（《彭选》第一卷二三页）
《年谱》的神话还是有所本的，但是他们忘记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陈其昌送给鲁迅的刊物，就是《斗争》和《火花》，要说明《斗争》什么时候出版的，就不得不引用《双山回忆录》中长长的一段，这本《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七七年，彭述之夫妇早就看过了的。
《双山回忆录》第九章，是专门述说《斗争》创刊时的情形的，那时第一批入狱的托派，除郑超麟何资深外，均已出狱，其中如王凡西和我仍积极走上托派工作的岗位，在一片混乱之后，重新组织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王凡西五人。
那是一九三五年，陈独秀和彭述之均在狱中，距离他们的释放（一九三七年八月）尚有两年。陈独秀虽在狱中，仍通过秘密的渠道，领导托派工作。王凡西说：“一九三五年年底成立的临时中委会，在整个中国反对派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地位，因为这一机构存续的时间最长，做的工作也可说较多，它恢复和发展了上海和全国的组织，有计划地出版了一些国际反对派的文献，而更重要的，它创刊了政治机关报《斗争》（每月一期）与理论机关报《火花》。这两种刊物，以一九三六年春天开始，中间差不多没有间歇，一直维持到一九四二年年终。”
《双山回忆录》已有英、日、德文本，北京也出版了“内部发行”本，此间十月书店仍在发行，读者容易购得，故关于当时（一九三六年）如何恢复托派全国组织，本文作者不再具引。《年谱》一九三八年项下所说的话如何无稽，我还可以提出实物（如《斗争》和《火花》的复印本）证明。
说彭述之在第四国际成立之后，成为中国支部书记，此说大谬，中国托派一九三一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推举出来的书记是陈独秀。三二年陈被捕后，组织溃散，其间虽先后有个别同志出来维持局面，但从无一人自称书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由上海区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成立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临时中央委员会，推举李福仁为“书记兼司库”，当时正式规定书记职务偏重“技术性”而非政治性（现有当时记录可查）。一九三七年春，组织又遭破坏，王凡西与尹宽被捕，李福仁赴美，新临委仅存陈其昌与寒君二人。是年八月后，彭述之与刘家良回到上海，加入临委会；一九三八年春，王凡西出狱后回沪，以原中委资格加入临委，不仅，郑超麟回沪，又以同样资格加入临委。当时无形中临委会成为《斗争》编辑部，全部成员包括陈其昌，彭述之，刘家良，王凡西，郑超麟，郭和与寒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这个编辑部始终没有一个人自称为书记。这期间，李福仁回沪，偶尔参加会议，但不再自称或被称为“书记兼司库”了。
一九四一年，托派组织发生分裂，多数派自立门户之后，彭述之才成为他们这一派的书记。
《年谱》说：“一九三九年，彭氏等在上海继续出版《动向》杂志，同时出版《莫斯科审判案》，以及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中译本。”
我问《年谱》作者，把人家做的工作，列在彭的《年谱》，是什么意思？他说用“彭氏等”字眼已加分别，这说法真是可笑之至。我现在把几本书的出版日期录下，揭发《年谱》作者的“瞎扯”。
所谓《莫斯科审判案》，指的是二本书：
1《苏联党狱的国际舆论》，李书勳译，写“译者小序”的日期是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三日，出版日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出版者，亚东图书馆。
2《苏联党狱之真相》，张家驹编译，序文日期一九三七年五月九日，出版日期，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者，亚东图书馆。
这两本书的编译者，都是王凡西，但第二本书未编完，他第二次入狱，由陈其昌完成的。
这两本书的编译与出版经过，可参考《双山回忆录》二〇九页。但与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的彭述之有何关系呢？
《俄国革命史》三册，第一册王凡西译（他已在抗战初出狱），第二、三册郑超麟译，出版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在五月一日两人具名写的“译者小记”最末一行说：“本书能够出版，经济上得力于Y与L两先生底同情援助；校对以及一切技术工作，则郭和与H二兄尽力最多。”
这里应该说明的，Y是叶波澄，L是李华卿，郭和是我，H是亚东图书馆的胡鉴初。这本书如果勉强说与彭述之有关，那是叶与李的捐助，是他劝说的结果。
《被背叛的革命》，是濮德治和罗世璠二人在狱译了三分之二，后由郑超麟补译了三分之一，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出版的，也与彭述之无关。
《年谱》作者把这几本先后出版的书系在《年谱》的一九三九年项下，不知是何居心，用来表彰彭述之“领导有方”吗？那实在牛头不对马嘴，这种做法，只让人觉得掠他人之美，为自己充场面而已。
其他关于托派内部的理论与组织斗争，说来话长，等他第二部《回忆录》出版时再一总谈吧，只是有一点必须指出，在一九四八年底，正当徐蚌会战时，他已一家老小，到香港来指导中国革命了。
《年谱》的误谬尚多，现在姑以此为限，读者如有意深入研究，可参阅郑超麟文章。 |
双山：致《十月评论》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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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十月评论》编辑部
双山
诸位编辑：
《十评》总第八十期上的《简评双山的悼念彭述之》一文，读过了。
作者气势汹汹，要我拿出证据来，否则将坐我以诬告之罪。
为要证明我并未妄构罪名，诬陷逝者，只好力疾作答，给你们写此长信。
（一）
彭述之为了制造个人崇拜而虚构的不少故事，其中最大与最荒唐的一桩，是说他个人创造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理论，并且以此理论，在中共第四次大会前后，重新武装了中共的思想。这一个自编的故事，最初见于他一九七五年为英文《托氏论中国》所写的长序，后来记入他口授的法文《回忆录》中，最后又写进他的长文，《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
我自始不相信这个故事。在未曾找出人证物证之前，我就断定它是胡说八道。理由很简单：谁只要略为知道彭述之所谓的“共产国际处理其支部的重大政治的程序”，又稍稍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知识，谁都可以断定彭述之那个故事的虚伪。试问，一条已由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通过、且已为中共领导接纳与正在实行的“门雪维克路线”，仅凭莫斯科党校刚派回国的一个学生的“如花妙笔”，写了二篇文章，竟能使“机会主义路线”和平地，变成了“布尔雪维克路线”——这简直是奇迹中的奇迹。天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
现在，我不必单凭推理来指责彭述之这个故事的虚妄了。有二位当年参加中共第四次全国大会的人给我们提出了真凭实据。一位是郑超麟，另一个是李维汉。他们告诉我们：中共四大所通过的、首次正式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决议案是国际代表维金斯基代为起草，并由瞿秋白从俄文译成中文的。因此，这个理论的发明权根本不属于彭述之。
郑超麟的《彭述之闭眼瞎说》一文还举出了有关这个方面的许多证据，我都认为充分成立。它们完全证实了彭述之的虚构故事。郑文写成于一九八二年二月八日，彭述之生前当已见到。可是在郑文写成与彭氏逝世之间的二十一个月中，受如此严重指责的人却没有一声回答。
郑文除了这个“领导权”问题外，它同样还列举了人证物证，揭露出彭述之在中国托派的创建问题上与国共关系问题上的虚构。他拿出来的真凭实据，我亦都认为充分成立。彭述之对之亦只好哑口无言。
可是，“简评”作者是有责任来替他回答的。如果他能用人证物证证明彭述之自我宣称的有关种种全系真实，那末彭述之自然算得上“第二次中国革命的战略理论家”（这头衔见彭氏法文《回忆录》的出版人语），而我对他的指责成为诬陷。反之，如果他不能以人证物证驳斥我所提出的指责，不能驳斥郑超麟所提供的证言和证据，那他就得承认彭述之确曾虚构事实，借以建立个人崇拜。
（二）
彭述之虚报功绩或歪曲史实，以此造成一己威望并建立一贯正确的假象，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在这封不准备写得太长的信里，我只能给你们再举下面三个较为具体的例子。
（1）谁创办《斗争报》？你们当然知道，在中国托派的秘密存在期间，办得最久，影响最大的一个刊物，便是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政治机关报《斗争》。它是谁创办的，是在哪年哪月创办的呢？据陈碧兰告诉我们：它是彭述之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南京监狱出来以后出版的（见陈碧兰：《回顾我和彭述之的岁月》）。最近看见你们“资料室”所编的《彭述之年谱》，也跟着说彭述之一九三八年“秘密出版机关报《斗争》”。事实是这样的吗？根本不是。我在一九七一年四月见到陈碧兰那篇祝寿文的英文稿，发见了太多的不尽不实之处（有关《斗争》不过是其中一端），于是写信给三十年代曾经积极参加中国托派工作的李福仁，指出陈文中的一些明显的错误，请他转告当时与彭氏夫妇比较接近的韩生，再由韩生转知彭、陈，要他们把误记的事实改正（请参阅《有关中国托派部分历史真相的通信》）。可是十三年来，我们始终得不到他们夫妇的答复。最近见到《彭选》与你们编制的《年谱》，才知道他们完全不理我们所提的忠告，坚持谎话到底。而你们呢，宁愿相信自己领袖的谎言，不相信李福仁与我这两个人证。
如果你们以为证言不足信，那就请看物证。从哈佛图书馆开封出来的托洛茨基档案中，有一个文件叫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布尔雪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会议记录。改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时间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日，星期二晚间。这是中国托派历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个文件。它是我们组织迭遭破坏，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起来重新振作的一次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记录。这次会议到会代表七人，决议了有关组织与宣传的各项工作。我这里不必详细叙述记录内容，相信你们的资料室一定已拥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我可以复印给你们。我只请你们注意读一下这个文件的第六与第七两页，那里记载了如何于继续出版《火花》之外，再出版一种政治性的周报。这个机关报有人提名为《工人生活》，最后决定名为《斗争》。陈其昌被推为《斗争》编辑。
《斗争》的第一期何时出版，凭记忆，我曾说是“一九三六年春天”。现由托洛茨基档案文献中另一个文件（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写给国际书记部的信）证实，它确是一九三六年一月份开始出版的。因为书记部于二月十五日来信说收到我们由海邮寄去的《火花》与《斗争》。
在这个物证前面，你们是否还“坚持”彭述之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以后（即在《斗争》实际创刊两年半以后）才受权出版《斗争》的呢？请“简评”作者明以告我！
（2）关于中国托派书籍的出版工作《彭述之年谱》根据陈碧兰的文章，在一九三九年一条下面，系以如下事迹：
“彭氏等在上海继续出版《动向》杂志。同时出版《莫斯科审判案》，以及托洛茨基著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的中译本。”
这是根本不符事实的。
从一九三六年（不是你们随便划定的一九三九年）起，直至一九四一年止，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确曾做了较大规模与较有系统的书刊出版工作。这期间，除了出版《动向》、《破晓》、《西流》以及托著的《被背叛的革命》与《俄国革命史》外，我们通过亚东图书馆大约还出版了十四种小册子。其中我记得只有两种：关于奥国革命问题与西班牙内战的，出于彭述之之手，其余书籍的著者或译者乃是陈其昌，郑超麟与我。（《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的译者则为刘仁静）（注）。彭述之在这项工作中所付出的劳动仅占极小部分，你们的《年谱》编者却十分技巧地在彭述之大名下面加一“等”字，便把所有的劳绩轻轻归之于“伟大的领袖”了！
其实上述书籍并未全部消失。大多数还保存着，有的还曾在香港重印。作者或译者为谁，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有名有姓，你们为什么不肯参考这些现成资料，偏偏要相信二位领袖的自我吹嘘呢？
（3）从“加重号原有”到“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彭述之与陈碧兰为了创造彭述之事事有先见之明的神话，你们知道，曾经在两篇专向外国同志宣传的文章（彭：英文“托论中国的导言”；陈：“代序”）中摘引了彭的九大段旧作，胡乱加上着重号，并特别声明“Emphasisinoriginal”（“加重号原有”）。在某一二段的引文中，还窜改了文字。这种鸡鸣狗盗的作伪手法，我在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写的《与陈碧兰彭述之谈几个历史真相问题》中把它揭穿了。当时你们中间的一位负责人，可能就是“简评”的作者吧，对谷和同志说，那些加重号确非原有，中文本出版时当予改正。现在我们见到，《彭选》的二篇大文，所有“加重号原有”的字样均已改为“着重点为引者所加”。同时引自《目前革命右倾的危机》的那段文字，英文本上由彭氏事后加添的三行字，也都删去了。知错就改，从善如流，这是好的。但是我不赞成这样偷偷地改。如果《彭选》的编辑者真是一个“具有科学良心”，着重“写作道德”的革命者，他必须来一个公开交代，他必须声明彭述之不曾忠实地引用与处理自己的旧文。他应该通知原来发表彭、陈文字的英文出版者与英译者，要他们把伪窜之处改正过来。如果把此伪窜行为企图推给译者，说是翻译上的错误，那他就成为彭述之作伪的同谋者。
（三）
要建立“一贯正确”的神话，从来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给自己发明一些“正确”的故事与见解；另一条是设法隐藏自己做过的不光彩事，或消灭自己写过的不正确的话。斯、毛曾经这样干，彭述之也跟着学步。彭述之在这方面的记录，郑超麟的《闭眼瞎说》中也给我们提了一些，例如彭在中共第四次大会上如何帮助国际代表通过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之类。这里我只请你们再注意二件事。
（1）托洛茨基在世时出版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九三二年纽约先驱出版社出版），后面附有三个重要附录。此书后来在其他国家重印，无论英文本或别种文字的译本，都同样保留这三个附录。可是一九七五年美国新出的《中国革命问题》，即《里昂·托洛茨基论中国》，都把原有的附录割舍了。
这个改变显然是受了为此书作序的彭述之的影响。为什么要取消托洛茨基本人认为极有价值的材料呢？最主要的原因，据我看，在于附录之一的“上海来信”刺痛了彭述之。那三个从少共国际派来的代表，报导上海中共中央的情况时说了些对彭述之颇为不利的话，有如：
“中央委员彭述之同志当讨论选派学生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去读书问题时，曾有最好的说明。依照决定，本应该选派一百七十五个工人与一百个农民。彭述之同志对我们解释道，中央决定派知识分子与学生。决定的理由如下：
“一、工人都不能读书，不能写字，不能说话，不能理解。叫我们到哪里去找一百七十五个工人进学校？
“二、工农假使有机会到俄国去进专修班，生活过得舒服了。结果会使他们腐化，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便不愿革命了。
“学生呢，依彭同志之见，那是相反的，没有这个毛病。……”（见中译《中国革命问题》港版，第六一页）
最后，这个报告说：
“中央委员会本身，现在实际是由三个人组成的，彭述之代表右派，瞿秋白代表左派，‘老头子’（即陈独秀——山）代表中派……”（见同上引书第六八页）
彭述之从来不曾否认过这封信中所引述的他的见解，也不曾用事实与证据驳斥此信作者们将他划作中共中央右派领袖的说法。他唯一的办法，也是他唯一的希望是把这个碍眼的历史文件从托洛茨基的书中删掉。
（2）“彭述之思想”的代表作，即在一九二七年相当出名的小书《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收入《彭选》。据陈碧兰在“代序”中介绍，彭述之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替所谓工农‘过火’行为解释和辩护。”果真如此，那就该比其他较“不根本”的文字更先收入《彭选》才对，为什么将它割舍了！事实很清楚，彭述之在此小册子中所发挥的思想，大大妨碍了“永远正确”神话的建立。原书太长，我不能在此摘引，它已由中共收入《六大以前》书内，你们可以找来一读，我相信你们读了会大为惊奇的。因为与彭述之夫人的推荐词恰恰相反，这本书以全力反对湖南农民的所谓“过火”行为（书中称之为“平产主义”）！尤其使彭述之不愿此书重见天日的，乃是当蒋介石早已大开杀戒、汪精卫也正在大磨屠刀的时候（一九二七年五月），这位中共的领袖（刚刚卸任的宣传部长）竟看见了“国民党的进步”（见《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九二八年印行本，第一五七页，《六大以前》第七九五页），对国民党仍然充满希望。他幻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国民党的“资产阶级性应该终止了，代表资产阶级的使命应该完结了。”（见同上引书，同页）为了实现他的幻想，彭述之认为“国民党须有一番大的整理，一番大的改造。”为此他对汪精卫的国民党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构成分子的改造，国民党应该建筑在工人农民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上，国民党应该成为‘真正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第二，整顿党的政治纪律。……”（以上见同上引书第一五七页——一五八页。）
你们看，这样的议论，比当时斯大林——布哈林所决定的对国民党态度更右的议论，怎么能和彭述之近年来向外国同志一再宣传的神话，即他曾经与陈独秀一起，几次向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的话调和起来？唯一办法，只有将此书隐瞒，消灭物证。
可惜，他还不曾拥有斯大林、毛泽东所拥有的那架国家机器。他想消灭是办不到的——何况这样的修改历史事实，连斯、毛都不曾办到呢。
以上，我从积极的伪造方面，又从消极的抵赖方面，给你们提供了彭述之企图建立“一贯正确”的例子。
试问“简评”作者，这些事实，是否已足够对彭述之这个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
（四）
“简评”作者最得意的一招是从《彭选》中找出一些字眼，反驳我对彭述之妄求“永远正确”的指责。不是彭门弟子，我确未把研读《彭选》当作任务来完成。不过“简评”作者所提出的、关于彭述之认错的五项例证，我都早就知道的，尤其是其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即彭述之曾于一九五一年在第四国际大会上自己“承认政治错误”的段落，早在一九七二年我就已在《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一文中，详细分析与批判过了。可惜的是，我这篇“兼答彭氏夫妇”的文字，十三年来始终见不到他们二位的答辩。
这里我自不必重谈那篇文章的内容，因为“简评”作者与我所争的不是彭述之对于中共胜利所发表的意见之是否正确，而是彭述之可曾真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这个革命胜负的根本问题上，彭述之到底是怎样“承认自己错误”的？请看下面的雄文，他的四段论法：
第一段——
“事实上，我们的党在过去的长期斗争中，都坚持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传统路线……在两次巨大的事变中——中日战争与中国抗战转入世界大战中，以及在两次事变内反陈独秀机会主义与意因所领导的极左教派主义（少数派）的斗争中，都充分证明我们党所坚持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国内战争中我党所采取的基本路线，对中共的基本态度，也是正确的。并且与国际决议对中国内战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完全一致……”
第二段——
“但我并非说，我们在过去……没犯过错误……我们对中共之胜利地夺取政权，是完全没有估计到的。由于对这个事变估计上的根本错误，便派生出了对事变发展进程一连串估计上的错误……”
第三段——
“但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我们的错误并非原则性的，而只是对事变估计上的，因而是容易改正的。”
第四段——
“我们还得了解，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连马、恩、列、托在内），可能保持原则上或方法不犯错误，但却不能保证对任何事变发展的估计完全正确。……所以马、恩、列、托对事变发展的估计犯过错误。……”（以上引文见《彭选》第三卷，第六三，六四，六五页）
你们看，这儿的起，承，转，合，多么的煞有介事！彭述之真不愧是八股高手，滥调名家。当他一贯宣布中共不会胜利、而且不愿胜利、可是人家拿胜利事实摆在他面前，迫他非做自我检讨不可之时，他老夫子便摇头摆尾，诗曰子云了一通，这就应付过去了。八股文的妙处就在这里：空无一物，却显得冠冕堂皇；理屈词穷，偏说得天花乱坠。从来君子自劾，总以圣人为则。今之君子却更有进焉：不错则已，一经认错，便“立地成圣”——一变而为马、恩、列、托了！如此“承认错误”，真是何乐而不为？又谁不愿意呢？
“简评”作者神气十足地给我指出来的其他四项彭述之认错事例，完全是同一性质。用的是同一手法，为的是同样目的：以退为进，弃卒保帅；拿“策略上”或“估计上”的小钱，博取“战略上”与“原则上”的“大利”，彭述之的此种认错方式，恰好是他永不认错，妄求“一贯正确”的最出色的证据。
（五）
现在来谈彭述之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
第二次中国革命时期的中共领袖们，可说全都是不自觉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接受与执行莫斯科所决定的政治路线，相信他们都是列宁主义的。他们不清楚其实这是经过了齐诺维也夫——布哈林——斯大林伪装与曲解了的列宁主义。这方面有两个略为不同的例外，是彭述之与瞿秋白。由于他们都在莫斯科学习过，都受过俄国同志的亲炙，都与当时共产国际的某些干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他们是多少知道俄共内部情形的。因之他们都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便在斯托二派之间有所取舍。尤其是当时担任旅莫支部领导职务的彭述之，早于一九二四年便同情斯派（见他的《回忆录》第三四八页）。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他赞助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反托决议，成为中共最先反托的人。
因此，我们有十足的理由说，彭述之是中共当时自觉地接受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的二位领袖之一。但因彭述之是特别受命回国宣扬这个主义的，坐在中共宣传部长的位子上，他曾经比瞿秋白更卖力地宣扬了这套斯记“列宁主义”。
“简评”作者一定会告诉我，彭述之写过《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文中又提出了“永续革命”的根本原则，难道这还不够证明彭述之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而且又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吗？告诉“简评”作者：彭述之那篇不断自吹自捧的文章，实质上只是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的抄袭与引伸。（请翻翻他的原作吧。作者一再摘引斯大林的文字，并称赞它们是“非常之对的，是很科学的”——见《彭选》第一集第二一九页。）那末“永续革命论”呢？难道斯大林会主张“永续革命”论的吗？告诉责问者：不但斯大林，还有齐诺维也夫与布哈林等，在某一个意义上，都曾主张过“永续革命论”的。只是他们很少应用这个名词吧了。对中国，当时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所谓“非资本主义前途”。他们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继续前进，不能限于几个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而应该一直推向前去，为“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斗争。
托洛茨基当时是反对这样的“永续革命”的！他认为中国将来是否能走上并保证非资本主义的发展，要靠国内和国际的不少因素来决定。在当前，为了保证革命的发展和胜利，最迫切与最重要的是要确立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政治上与组织上的独立。没有这个独立，一切都是空话。因此他认为斯大林一方面命令中共加入国民党，驱使中国无产阶级做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苦力；另一方面宣布“非资本主义前途”来自我陶醉，来安慰中国无产阶级，那是欺骗！
彭述之文章里的“永续革命论”便是不折不扣的这个样子的自我陶醉与欺骗。只要翻开一下他的《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很清楚了。当汪精卫们的屠刀业已架在中国共产党人颈上的时候，这位中共头号理论家还一方面称赞国民党为“中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联合战线之具体表现，是各种被压迫阶级的‘政治联盟’”。另一方面却以“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远景来自欺欺人。
这是彭述之“永续革命”的真实意义。它是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无丝毫关系！
那末自从彭述之自觉地接受了托洛茨基思想，公开与斯大林主义决裂之后，他是否还保存着，不自觉地保存着“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呢？
当然保存着。
在字面上，彭述之自能鹦鹉学舌似的抄录托洛茨基的著作；但是在实质的了解上，他却始终在原地踏步，未曾从斯大林——布哈林的革命阶段论前进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有证据吗？当然有。不过毋需多引，光指出他在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即彭述之写于一九四八年的“党纲草案”，就非常足够了。针对这个文件（它后来由“中革共”的建党大会正式通过的），我曾经写了一篇批判，题为《中国第四国际党的纲领问题》，发表在第二十期的《新旗》上。我的批判，即我如何剥下彭述之身上披着的那件“不断革命论”的外衣，也不必在此多引。
下面是“批判”中二段对照的文字：
“犀照的（即彭述之的——双山）：不肯定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认为由异族压迫与封建剥削所引出的反帝与土地斗争这二个任务是完全民主性的，所以中国将来发生的将是一次民主革命。在此革命中，只因资产阶级不能彻底行动，所以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然后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
“我们的（即“新旗”派的——双山）：明白肯定中国的社会经济受着资本主义关系，甚至是金融独占资本关系的统治。认为由帝国主义压迫与落后关系作祟所引出的反帝与土地斗争这二个民主任务，带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更因为这二个阻碍中国发展的势力，均由资产阶级的政权加以保障，故中国未来的革命将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此革命中，无产阶级所率领的革命力量将直接与正面地反对以资产阶级为首的反革命力量。革命必须首先推倒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才能完成民主义任务。”（见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第二十期《新旗》。）
中国第三次革命的实际发展究竟证实了上面二个立场中哪一个？或者，哪一个立场在后来的真实革命发展中被证明为比较正确的？请你们自己决定吧。
如果我们说，变成托派以后的彭述之在革命的基本思想上仍未脱离斯大林主义，那末在革命党的组织观念上，彭述之自始至终就都是斯大林的信徒。他如何把斯大林那套组织观念与组织办法带回到中国来，请看当时与彭同事的两个人的证言。
第一个张国焘——
“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共也产生了内部的困难。当时，中共内部政见的分歧虽然缩小了。但在组织问题上，却滋长了纷扰。彭述之等要求继续扩大中央权力，主张中央集权。他们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指责一般实际工作者忽视组织原则，保持着一种落后‘手工业式’的工作方法……
“……
“不同意彭述之这种见解的，则是党内大多数实际工作者，他们不赞成中央过分的集权；主张党员在中央决定的原则之下，应有较多的活动自由。……他们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实况的书生。只会背诵马列主义的教条，专拿‘中央指示’的大帽子来吓唬人。
“……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引自张国焘《我的回忆》四〇八页——四一〇页。）
张国焘这里的回忆录，依我本人的经验及其他一些同志的证言，倒是说得甚为忠实的。如果你们以人废言，认为叛离者的言语根本不能相信，那就请看蔡和森的话吧，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烈士。
在他所著的《机会主义史》中，蔡说了如下的话：
“说到组织问题：党内群众的政治讨论素来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有最革命的工农阶级，和最精华的工农革命群众，他们的趋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质言之，他们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很伟大的作用，而在领导革命的自己的党内反没有起丝毫作用。这便是过去机会主义之组织方面的来源。所以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上至下的集中，而没有从下至上的民主。……
“……
“……群众的党内生活全未形成，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下级党部及群众对于上级机关如果发生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时，上级机关便要认为大逆不道采取高压。……铁的纪律成了威压党员的刑具，而上级指导人却有超越此铁的组织和纪律之一切自由，最后这一现象在直隶是特别明显的。这便形成了组织上的系统的机会主义。彭述之同志不能不算是这一机会主义的代表。”（见蔡和森著《机会主义史》——国民党出版的《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六〇四页至六〇五页。）
蔡和森这里没有造彭述之的谣，我完全可以在他这些批评下面签字。唯一需要添加的只有几个字：在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中，“机会主义”后面还应加上“与官僚主义”五个字。
彭述之做了托派以后又如何呢？长话短说，我只想指出如下事实。
从一九三一年中国托派统一起，直到一九四二年托派再分裂之前，由于彭述之只是领导者之一，或因他被捕而根本不参加领导，他的组织路线与组织办法未有机会发挥。到了一九四一年前后，中国托派因政见争执而发生组织危机时，彭述之这才乘机而起，拿出他当年在旅莫支部学到手、后来在中共内部大起败坏作用的组织办法（硬凑少数代表，召开所谓“全国第二次大会”，以纯组织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以此促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分裂。这个分裂让彭述之吐了他十多年来郁郁不得志的怨气，让他从集体领导中脱颖而出，当上小团体中独一无二的“伟大领袖”，让他可以放手行事，把他属下的托派组织彻底“布尔雪维克”化了。
彭述之的独资小店（更准确些说是夫妻商店）一经开成，便急不及待地要树立“领袖权威”，反对所谓“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倾向”。在自称为“第二把提琴手”的刘家良与彭夫人一吹一捧之下，一种为中国托派运动前所未有的作风很快形成了：
对上层，尤其对最高领袖，提倡个人崇拜；对下层，对一般同志，实行“铁的纪律”。而所有这些，都是假“民主集中”制之名以行的。其中理论具见于你们“建党大会”通过的“组织决议”中，其实践，你们该比我更加清楚。此地不必多言。这里只想凭我的亲身经验，给你们提一件事：当年组织分裂后，彭、刘二位首长曾经给“多数派”的同志定下了这样一条纪律：凡想与“少数派”同志见面或谈话的，事先须得“上面”同意，事后要向组织汇报。即此一例，可概其余了。
（六）
目前香港“中革共党”的残余组织，是否继承着彭述之那一套作风和办法呢？我本来不敢断定。不过看了“简评”作者的态度和听了他的口气，我相信你们中间还是奉行着，或者，正想树立起，彭述之从斯大林那里接收过来的官僚集中主义与领袖崇拜作风。
最明显的例子是“简评”作者对我所作的训斥：
“这种指斥，不但影响彭述之个人的声誉，尤其必然严重影响整个托派运动的声誉；但作为托派一分子的双山，却在严重指责一个公认的托派领袖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如何保卫他所属运动的声誉——不受他的指责的影响。”
在斯大林被他的弟子们“严重指责”以后二十八年，毛泽东被他继承人公开批判以后五、六年，我们在一张托派刊物上竟能读到这样的大文，不能不说是一桩奇事。它哪里有半点马克思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气味呢？这段“首长训词”是三种发臭思想的混合体。首先是我们的国粹——家丑不可外扬论。其次是源自莫京的领袖绝对正确论。最后是“公认领袖”的声誉与革命运动声誉合一论。
死抱着这个发臭观念的中革共“凡是派”却还居然大谈其逻辑与原则哩。他煞有介事地责问我道：
“悼文一方面声言‘在恢复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斗争中’，‘也从来与彭述之们站于同一战线’，另一方面又指责自己的‘战友’‘歪曲某些历史事实，甚至虚构’，那不是很矛盾和没有原则（与这样的人‘同一战线’）吗？”
说得浅显易解一点，他的意思是假使你和彭述之一起反对过斯、毛对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歪曲，你便不能指责彭述之也歪曲某些历史事实。否则，你便是自相矛盾，你便是没有原则！
说这种话的人不但暴露出他昧于过去革命组织内部分合与倾向斗争的全部历史，而且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矛盾，什么叫做原则。我没有精力和他讲历史，谈逻辑，这里只想给他提出几个简单问题：
请问“简评”作者：凡是与彭述之一起反对过斯、毛罪恶的人，是否便不能指责彭述之也犯了同样或类似的毛病？请问：如果彭述之曾经与我们一起反对斯、毛的个人崇拜，是否因此便保证他本人决不会搞同样的崇拜？请问：如果我们发现彭述之确曾歪曲一些事实，确在虚构某些故事，借以造成斯、毛式的个人崇拜，是否为了“同一战线”之故，我们应该加以掩饰与包容？请问：为了真诚与有效地反对斯、毛的种种罪恶，我们是否必先（或者同时）在自己内部反对同样的坏现象？最后请问：如果有了真凭实据证明我们的“公认领袖”犯了与托派运动的原则确相背反的错误，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才能保卫整个运动的利益与声誉？是竭力替这位领袖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呢，还是明白揭露，以便公开改正呢？
“简评”作者的“凡是病”已无可救药，他不会平心静气考虑并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希望你们能采取不同态度，能好好思考一下上列的问题。只要毫不含糊地回答了它们，我相信，你们就能看出“简评”作者心目中的逻辑是什么东西。它是完全丧失了原则的、一种从“领袖永远正确”论演绎出来的官僚逻辑。
彭述之本人当然也只有这样的逻辑，但运用的技巧总要高明得多，师父毕竟是师父。因此，我于彭述之逝世，仍然不能不感到“寂寞”。
这封长信，请在“十评”发表。倘以篇幅或其他理由拒登，则务请在同志们中间广为传观。致
托洛茨基主义的敬礼
双山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写毕
注：文章写成后，见到汪原放作的《回忆亚东图书馆》。这本书的后面附有一张“出版物目录”表，颇能补我记忆的不足。根据这张表，在从一九三六到一九四〇年这个期间，托派成员或与托派有关的人给亚东翻译或写作的书，竟多达二十余种。作者与译者，除我在文中举出的数人之外，还有陈独秀、高语罕、郭和、陈碧云、刘少严诸人。至于彭述之（欧伯）则始终只有那两本小书：《奥国是怎样失败的》与《西班牙内战与国际局势前途》。 |
郑超麟：论彭述之的认错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相关链接：郑超麟
论彭述之的认错
郑超麟
彭述之死了。双山写了一篇悼文，于指出死者一些优点之外也指出死者的一个缺点，即是说：彭述之自命为永远正确，想方设法制造这样一种正确，藉以造成个人崇拜，因之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双山还举出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这二个大革命家勇于认错的品格，而以为彭述之远不及他们。双山这个评论是很委婉的，很克制的。
有些人不以双山为然，一篇以“秋君”署名的文章，反驳双山这个评论，并且从彭述之的著作中列举多条文句，证明彭述之也曾承认自己的错误，以此否定彭述之有制造永远正确的事实，有培养个人崇拜的企图。
这篇驳文所列举的彭述之文句，共四条。第一条，他表示分担机会主义领导的责任，并承认“我的思想观念上也是会有机会主义的成分的”。第二条，他承认他以上海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对于中央没有经验，太过信赖共产国际，执行了国共合作的机会主义政策，也要负责。第三条，他表示他和陈独秀二人和别的领导者一起执行了斯大林机会主义路线也应当负一部分执行的责任。第四条，他引八十一人宣言的文句，说每个签署者都要负国际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
驳文所引彭述之文句只限于上面四条，没有第五条了。
这四条引文怎么能够证明彭述之勇于认错，因之没有制造永远正确，没有培养个人崇拜呢？
斯大林有时也曾承认自己犯了政治错误，例如，他承认，一九一七年列宁回国以前，他办《真理报》时犯了错误，“这是一个极端错误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滋长了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了护国主义，阻碍了对群众的革命教育，当时我和党内的其他同志赞同这个错误的立场。”（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
难道我们可以根据斯大林著作中偶然认错的文句便做出结论说斯大林勇于认错，不搞个人崇拜吗？
何况驳文所引四条彭述之文句，其所谓承认错误，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廉价的。其认错还远逊于斯大林。
执行机会主义政策，导致革命失败，不应由陈独秀一人负责——这话，连瞿秋白也会说。瞿秋白在六大上发言，谈起革命失败问题时说了如下的话：“是否责任由他（按指陈独秀）一人负责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见《六大记录》）
不错，瞿秋白只把革命失败责任归咎于政治局而不提国际和斯大林的责任。彭述之则提到国际和斯大林应负主要的责任。但彭述之这里是抱着陈独秀大腿，借陈独秀做保护伞的。要追究彭述之执行机会主义的责任么？那必须先追究陈独秀，因为陈独秀是总书记。
可是，彭述之怎么能够同陈独秀相比呢？陈独秀执行了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但陈独秀自始就反对所谓国共合作。他一面执行，一面反对。他的《告全党同志书》说得很明白。《告全党同志书》是从西湖会议说起这个机会主义政策的。我找到了新的资料，说明在西湖会议以前，甚至在二大以前，陈独秀就明白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陈独秀知道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于是写信给伍廷康表示反对，并提出六条理由来反对。信和六条理由均见《历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篇文章所引。信的内容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我就不去引了。
与彭述之同时参加政治局的，蔡和森和张国焘，也曾在西湖会议上和三大上反对过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
彭述之本人怎么样呢？他自始就热烈拥护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当三大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传达到莫斯科以后，彭述之以旅莫支部中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委员身份，布置学习，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压制反对的意见。最近我发现了尹宽在监狱内一九六二年写的一份回忆材料，说他在法国和苏联生活和工作的，其中就说到一九二三年秋的学习。尹宽说：
东方劳动大学里有俄共的中国支部，其负责人就是罗觉，彭述之等。不多时，支部就指令陈延年主持一个特别的讨论会，讨论民族问题。……会议一开始就指定我先做一个“正报告”，然后再由彭泽湘做副报告。……正副报告两方面的冲突是很厉害的。其详细内容，我已记不得了。可想而知，彭泽湘是主张“民族统一战线”的。他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相当的革命性，甚至说吴佩孚也有一些民族倾向，在一定条件下能结成“反帝的统一战线”……我则在法国学习马克思主义时养成了一些阶级的成见，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法确实是格格不相入。当时，我是很幼稚的，毫无斗争经验只知一秉至诚地说出自己所想的。而罗觉，彭述之等得风气之先，已从俄国布尔什维克方面学得了一些斗争的经验和方法。今日经过十二年的教育改造，回忆起来我才省悟到那次讨论会是专为打击我而召集的。（见《芜湖党史资料》第四期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尹宽说的那次讨论会，我完全忘记了。我想，大概是我们对于三大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的学习已经统一了思想之后，尹宽等十人从西欧来到莫斯科，他们的思想尚未统一，尹宽可能流露一些不合时宜的论调，罗觉，彭述之特别布置这样一个讨论会来“整”尹宽的。讨论的其实是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所谓“民族统一战线”不过是此问题的理论基础。尹宽可能年老记错了（例如，他把旅莫支部错记为俄共的中国支部），也可能在监狱中写回忆不敢明白反对加入国民党，而反对民族统一战线也说得很委婉的。又尹宽把罗觉，彭述之并提，但因罗觉是旅莫支部书记，故置于彭述之名前，而这种“整”人的布置则是彭述之主持的。
彭述之真有诚意认错，那就要首先承认他在旅莫支部内积极拥护三大通过的加入国民党的机会主义政策的错误。他不肯承认这个根本错误，他在《回忆录》中抹煞这个事实，一字不提那次讨论，反而自夸他当时是内心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在此情形之下，他抱着陈独秀大腿，承认执行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责任，还有什么价值呢？
双山的悼文还引了自己的《回忆录》中几句对于彭述之的评价，其中说：“他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装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那篇驳文对于双山这几句话也要反驳。首先认为双山没有举出“具体事例”来支持这些断语，也未引证原文，注明页数，“难在此加以评论”；其次，认为彭述之是否接受了斯大林伪装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可以从他的著作和行动中去研究。
我不知道双山本人将如何回答这个反驳。但我认为彭述之接受斯大林伪装的“列宁主义”和组织观念，其具体事例俯拾即是，无待于研究他的著作和行事。何须远求呢，这篇驳文本身就留下了彭述之的斯大林主义的遗迹。
驳文引了双山指责彭述之制造永远正确，藉以造成个人崇拜之后，说了如下的话：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责。我在此指出：这种指责不但影响彭述之个人的声誉，尤其必然严重影响整个托派运动的声誉，但作为托派一分子的双山，却在严重指责一个公认的托派领袖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如何去保卫他所属运动的声誉，——不受他的指责的影响。
我抄了驳文中这一段话以后，又加倍注意校对一遍，生怕抄错。这是真的么？不是排错了字么？想不到一本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刊物竟有这样的议论！一个运动，它的“公认的领袖”有什么缺点，是不可以批评，不可以指责的，你批评了，指责了，“严重指责”了那个“公认的领袖”，就是批评了，指责了，“严重指责”了运动本身。你影响了“公认的领袖”的声誉，就是影响了整个运动的声誉！“公认的领袖”就是整个运动！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斯大林主义！
这种议论，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在中国粉碎四人帮以前，我们是习以为常的，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教皇，就是反对整个天主教；今天听来，这个议论颇觉刺耳。并非说今天已经没有斯大林主义了，没有领袖崇拜了，只能说今天的斯大林主义，领袖崇拜，隐晦起来，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了。想不到今天，一九八四年，在发表双山文章的一个刊物上，竟出现了这个议论！明目张胆宣传领袖个人崇拜！
一九八四年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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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山：悼念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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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彭述之
双山
彭述之死了，一个老革命家逝世了。他是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之一，在中国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他接受苏联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见解，转向了托派，因而成为中国托派运动的领袖之一；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他流亡海外，继续托派活动，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直至于死。
这样一位始终不变，为一个政治主张而斗争终生的革命者，不管他的所信正确或者错误，也不管他的事业成功或者失败，他之值得人们悼念，值得后来者的研究，那是完全应该的。
自然，各式各样的人，由于立场不同，或由于对逝者的关系不同，各人为此而发生的感想也必然有所不同。
就本人来说，彭述之的逝世是既丧失了一个共同战斗过的同志，又失去了一个长期与之争论的对手。这个情感可说是惋惜而又寂寞的。
不过，我首先要谈中共领导层对于彭述之逝世可能采取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他历来所作的评价。
中共多半会，甚至一定会以沉默来对待彭的逝世。跟所有的斯大林主义者一样，他们对于政治上的不同意见者，无论在其生前或死后，从来总是想尽办法来抹杀其存在的。这是对待异己的一种最为简捷的方法，也是一切暴虐的统治者进入思想的穷巷后必然采取的态度。
不过在过去，追随莫斯科官方路线的中共领袖们，从瞿秋白直至毛泽东，却都曾给过彭述之（大多被当作陈独秀的影子或替身）以如下方式的评价：
他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一个倡导者与执行者；革命失败后，他堕落成为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派的一个领袖。
这样的评价自属荒谬之极。
在从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中，彭述之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重要领袖，自须分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若干责任。但是，正如一切历史文献所已证明的，那个时期的路线制订者却绝对不是陈独秀，更非包括彭述之在内的其它中共领袖们。他们不是，而且由于第三国际的制度使然，他们也不可能是中共基本路线的制订者或倡导者。
因此我们保卫陈独秀，我们也保卫彭述之，反对斯大林、瞿秋白、王明与毛泽东等将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卸在他的身上。
至于彭述之与陈独秀等老共产党人之转向托派，那我们必须再一次郑重声明：这不但不表示出他们的什么“堕落”，恰好相反，它表示出他们的进步，他们的光荣，他们对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所作的巨大贡献。
在根本的大是大非上，即在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派之间的对立上，我们（即属于前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人）从来与彭述之们站于同一战线。在实际斗争中如此，在恢复中国革命历史真相的斗争中也是如此。
不过无论关于前一种斗争或后一种斗争，我们与彭述之之间并非没有分歧的。事实正相反，我们与他所争论的某些政治问题还具有颇为深刻与严重的性质。例如对于革命党内民主集中制的了解，关于民族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党的战略方针，以及对于中国第三次革命胜利的原因等等。不过这些争论，显然不适于在此悼念文中重提。何况，一般来说，一个革命者的不同意见，未必有损于作为一个革命家的品格。与一个革命家的品格有直接影响的，除了他对敌斗争中的是否忠贞之外，毋宁是他对人对事（现在的乃至历史的）的态度，在于他是否能忠实地衡量别人与自己在革命活动中所曾干出来的功和过；在于他是否能公正地确认自己与别人在许多问题上所发生了的是与非。
我现在想要谈谈的只是彭述之在这方面的态度。
非常可惜，我无法在这个方面赞美我们的老朋友。
陈独秀是一位大革命家。他光明磊落，明辨是非。当他认为自己的主张正确之时，他勇往直前，固执坚持。但当他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之后，他总是毫无顾虑，坦白承认，坚决改正。这个优良品格，最完美地表现在他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在那里，他公开指出自己的缺点，承担错误的责任，并欢迎别人对他批评。这不但无损于作为一个大革命家的陈独秀，反而增加了他的革命家的形象，同时最有力地指控了斯大林──布哈林们断送中国革命的罪行。
托洛茨基是一位更大的革命家。他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人物，与他的严格对待自己是分不开的。他把自己的错误──主要是他和列宁之间长期争论中所犯的错误──进行公开与详尽的分析，使自己与他人都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例子很多，不胜枚举，下例是其中之一：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写成的《我们的分歧》中，托洛茨基说道：“我过去曾经犯过一些政治错误，但其中没有一个错误使我的革命家的荣誉蒙受丝毫污点”（见英文本，《左派反对派的挑战(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第二六七页。）
可惜彭述之在这上面既不能追随陈独秀，更不能师事托洛茨基。他要求一个人间根本不可能有的“永远正确”。
最明显的例子是他在中国第二次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他不承认自己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制订人之一，那是完全对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他不承认自己曾是这条路线的重要执行者之一，却是不对了；至于像他最近在《回忆录》及回答一位老同志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他一贯反对国际在中国推行门雪维克路线，且曾在中共的第四次大会上凭其一己之力，改正了中共的机会主义路线为布尔雪维克路线，那就非常不对了。因为这种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
“永远正确”原是罗马教皇的特权，也是近世斯大林式专制独夫们的标记。它与真正革命者的品德绝不相容。一个革命组织的领袖如果想方设法来制造这一种“正确”，借以造成“个人崇拜”，其结果只能一方面僵化自己，另一方面毒化组织；万一这个组织仍能因其他有利因素之助而使革命取得胜利的话，它也只会使革命迅速堕落而归于失败。
对于彭述之的评价，我在一九五七年写作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如下的话：
“他自然是一个革命者，而且具有不少革命者的优点，譬如说，他的稳定和谨慎……不过在我的认识中，觉得他有一个最大毛病，那就是接受了被斯大林伪造过的“列宁主义”，特别是……那个组织观念。”
现在事隔二十六年，当他与我们永别之时，我毋需改动这个评价。只有一点应该添加的，那就是：由于他的稳定性格（更确切些说是顽固性格）的病态发展，产生了“永远正确”的要求；为要体现这个要求，他竟不得不弯曲某些历史事实，甚或虚构一些故事，这是大有损于一个革命家身份的。
年轻一辈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能够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一点东西的话，首先必须以其“永远正确”的非份要求为戒。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一日 |
郑超麟：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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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回忆录
郑超麟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法文书，书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属于加里玛尔书店出版的资料丛书，书名上有个副题叫做《彭述之回忆录》，书的作者却是二个法国人（CLAUDECADARTETCHENGYINGXIANG）。怎么一回事呢？中国人彭述之的回忆录却让二个法国人来写呢？原来，根据以彭述之名义写的书前说明中所说，这二个法国人，一个是他的女婿，一个是他的女儿，他们依照彭述之口述的录音以及小部分他的笔记整理起来写成法文的。他的女儿又从法文译成中文给他反复审查和校正。他向读者保证，这本法文书同他自己执笔写的一样符合他的行事和思想。
这本法文书，不过是回忆录的第一卷。他说，还有第二卷和第三卷尚待出版。
彭述之声明，他发表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仅仅在于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是这样的么？我大体上把这部回忆录的第一卷即这本放在我案头的法文书，粗略翻了一遍，发现它并没有恢复历史的真面目，而是在别人歪曲历史的真面目之外，它再也自己的方式去歪曲历史的真面目。彭述之是为了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而去口述和发表这本回忆录的。这是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书。
彭述之的行事和思想，我知道一部分。我要就我知道的部分，列举证据，指出他是蓄意歪曲历史真面目，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的。
地主子弟冒充农家出身
彭述之给自己涂脂抹粉，首先从伪造家庭出身造起。
我一九二三年在莫斯科认识他以后，就听他自己说，也听别人说，他的家庭是小地主。一直到一九四〇年，我没有听到其他的说法。彭述之在闲谈中也常常流露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同志之意。一次，忘记谈什么问题，他告诉我：袁笃实（即袁大时）本是放牛娃。一九四〇年，我回到上海，一天陈碧兰谈话中不知怎样说出一句：彭述之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我听到了很惊讶，想了好久才觉悟：原来彭述之要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他那时同陈独秀彻底破裂了，而自己抓着托派组织的大权，要用自己的“农民家庭出身”来对抗陈独秀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我当时只觉得好笑。以后，我接触了好多青年同志，他们告诉我同彭述之谈话的内容，大多数人提出彭述之自称是农民家庭出身，我也只好一笑置之。
现在看到他这本回忆录，他在第三十页说：“把我的大家庭说做真正农民的大家庭，并不过分。”这里，他肯定说，他的家庭是农民家庭，但口气已经比四十年代对我们的青年同志说时和缓得多了：可以说是农民家庭，并不过分，并非滥用名词。彭述之出身的家庭是不是农民家庭呢？我无法去实地调查，也不需要我去实地调查，这本回忆录本身就可以解决问题。
他在第廿六页说：他的曾祖父是个“发达的地主兼走运的粮食商人”；死后，三个儿子分家，他的祖父分得“广阔的土地和一座美丽的房屋”。在廿九页说：祖父，父亲和他三代同堂，就住在这座屋内；祖父耕种一部分土地，把其余的土地佃出去或租出去，农忙时还雇了“八个至十个短工”；他家每年都有余粮出卖。结论是：他家的地位“界于普通农民和地主之间”。既然如此，为什么能说他家是“真正的农民大家庭”呢？在第十九页说：在铜锣村内只有三家“既有财产，又有文化”，他家就是三家之一。在第三十五页，他描写同村的“最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同他家相比较。这些最大多数的居民只能依靠富农和地主农忙时雇用他们过生活，每日只能吃稀饭咸菜，好多人讨不起老婆，病魔缠身，未老先衰，很早就死去。由此可见，他这个彭家，村里最有财产和文化的三家之一，并不像这些最大多数人那样过生活，而是雇用这些“真正农民”，剥削这些“真正农民”。可是，他至死还要胡吹自己是农民家庭出身的哩！
这是他老年回忆时记错的么？不是。这是他蓄意伪造的。
自封为旅莫支部书记
彭述之在莫斯科屈居于罗觉（即罗亦农）之下，回国后自以为屈居于陈独秀之下，他常常引为憾事。在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在莫斯科这段历史，他却有办法使憾事不成其为憾事。办法很简单，即把事实上的彭居罗下在回忆录中说成罗居彭下。
他在第二八〇页说：一九二一年九月底，东大全体中国学生开了一次大会，选举他为“支部书记”（原文作“我们这群人的书记”），一九二一年九月，我尚未去莫斯科，不知道这件事，以后也从未听人说旅莫支部成立时选彭述之为书记的。我一九二三年春间到莫斯科时旅莫支部书记是罗觉，我未到以前好久也是罗觉。如果彭述之没有再说下引的几句话，我也不会怀疑他上引的那句话的。我会设想，大概旅莫支部初成立时选彭述之为书记，以后才改选罗觉为书记的。可是，看了下引的几句话后，我就不能这样设想了。至少我有权怀疑彭述之上引那句话的真实性，即怀疑旅莫支部成立时曾选举他为书记。
他在第二八〇页那句话之后接着说道：“当时，我确实想不到以后差不多三年长久我都要履行这个职务。”这句话就是说，从一九二一年九月旅莫支部成立直到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回国这段时间旅莫支部都是他当书记。他在第二八三页说：“我以旅莫支部书记的身份有权推荐团员为党员，就是说有权提升团员为党员。可是，我很少行使这个权力，总之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行使这个权力的。在一九二二年，我至多行使于四个或五个同志。”这话就是说，一九二二年也是他当书记。他在第三一八页说：从一九二三年起，许多同志来到莫斯科，“我是他们的支部书记，就担负了新的责任。”这话就是说，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也是他当书记。
那么罗觉处于什么地位呢？罗觉不是旅莫支部书记，也许是旅莫支部的其他领导人罢？据我所知，旅莫支部除书记罗觉之外还有二个部长（即现在说的支部委员）卜士奇和彭述之，但我到莫斯科时卜士奇已经回国了。可是彭述之这本回忆录一个字也不提旅莫支部有其他的领导人，照他的书看来旅莫支部是他一个人领导的。真是骇人听闻。因此，他说的旅莫支部成立时选他为书记的话，至少是不可轻信的。
彭述之大概以为当时旅莫支部的人都死光了，他的谎言不会被拆穿。他不知道，即使当时的人都已死光，他的谎言也是可以拆穿的。
我不用自己的回忆来拆穿他，宁用当时的人留下文件来拆穿他。旅欧支部书记赵世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从巴黎写信去莫斯科给旅莫支部（原信载于一九八〇年北京出版的《一大前后》第一册第三九二页）。信的内容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我只要引信的“上款”，即第一行。那里，赵世炎写着：“罗觉、述之两同志”。如果彭述之是旅莫支部的书记，那么旅欧支部书记写给旅莫支部的信为什么先写“罗觉”，后写“述之”？如果彭述之在旅莫支部中地位高于罗觉，为什么赵世炎把两人的地位颠倒过来？
如果赵世炎的信，证据还不够，那么我再引黄平的回忆为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有一篇《黄平遗著节选》，其中黄平回忆他初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的经过（他当时名黄国佐），说道：“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东大支部书记是谁，我不知道，不过许多事情都由罗觉出面，我想大概是他。”这里，黄平回忆的是初到莫斯科同旅莫支部接洽的经过，所以不用肯定的口气，而说旅莫支部书记，“大概是”罗觉。黄平一个字没有提到彭述之。
如果黄平用了“大概是”三个字，证据还不够，那么我再引彭泽湘的回忆为证。《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有一篇《彭泽湘自述》，其中说：“我到莫斯科，就去东方部投信。接见我的是东方部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他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个革命青年，最好在这里学习一个时期，再回国去干革命工作。’我当时表示同意。过了几天，就有当时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罗亦农和在东大当翻译的瞿秋白来找我谈话，谈了两次，结果是决定我去东大学习。”彭泽湘进入东大学习，据彭述之这本回忆录说，是一九二二年的事。这里，彭泽湘就明白说：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即罗觉）了。
我找了许多史料，都未发现有什么人说过彭述之是旅莫支部书记，连“大概是”也没有。那么他为什么要歪曲历史真面目而自封为旅莫支部书记，而且说从旅莫支部成立起直至他回国将近三年时间都是他当书记呢？是年老记错了么？不是，是蓄意歪曲事实以达到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的目的。
加入国民党战略的辩护士
给自己涂脂抹粉，除了正面捏造或夸张事实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去提生平所作的不光彩的事情。
彭述之在莫斯科期间有一个“丰功伟绩”，就是一九二三年秋间讨论中共三大决议时他大卖力气吹捧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他召开大会，传达张太雷带来的大会结果，激昂慷慨地拥护那个决议，斥责反对派领袖李汉俊。这件事当时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对于这个“丰功伟绩”，他这本回忆录一个字也不提，我应当帮他一提。
一九二三年，孙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来，团长是蒋介石，团员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即张太雷。张太雷是参加了中共在广州召开的三大之后才来莫斯科的。他向旅莫支部领导人说了大会的经过，主要是说加入国民党问题在大会如何讨论，如何决议。旅莫支部领导人决定召集全体大会，由彭述之主持。张太雷不知何故没有亲作传达报告。一切都由彭述之报告。彭述之把会议变成反对李汉俊的会议。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带头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反对国际的主张，大会通过国际主张后，李汉俊就表示消极，拒绝工作。我们都要反对李汉俊，即使他建党有功，例如党经费困难时，他把卖稿所得拿出来给党用，但他犯了错误，我们还是要反对的，等等。大会开了以后，各小组继续讨论，在如此动员和布置之下哪有讨论之余地呢？我不记得是否有人表示不同意加入国民党，但我未曾表示不同意，大会已经通过了，表示不同意有什么用？何况在彭述之那种布置之下也不容许人表示不同意的。
当时我的印象很深，除牢记着彭述之十分坚决拥护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之外，还确信在三大上真是李汉俊带头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回国后，我在瞿秋白的书架上（这书架放在我的办公房间内）发现了李汉俊致瞿秋白的一封长信，其中就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因此我深信彭述之那次在大会上说的话。可是，最近我才发现，李汉俊根本没有出席三大，更加没有在三大上带头反对加入国民党，虽然李汉俊确实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彭述之这本回忆录也可以证明李汉俊未曾参加三大。彭述之在第一八七——一八八页说：二七罢工失败后，李汉俊从湖北逃到北京，托庇于他的哥哥李书城，靠李书城的关系在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内做一个小官，以此被北京的同志指责为机会主义者，几个月之后他又因反对三大通过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而离开共产党了。原来李汉俊并未参加三大。那么彭述之一九二三年秋天在莫斯科为什么扎出这样一个稻草人做箭靶子来吓唬当时可能反对加入国民党决议的同志呢？
在三大上积极拥护马林代表国际提出的加入国民党的决议的，是瞿秋白和张太雷，在旅莫支部积极拥护三大通过的这个决议的，是彭述之。
彭述之在回忆录中一字不提这件“丰功伟绩”，这是可以原谅的，因此此事太不光彩。但他在回忆录中反过来说他在莫斯科就反对加入国民党，则不可以原谅。那是蓄意歪曲历史的真面目。
试想，在讨论三大决议的全体大会上如此积极拥护加入国民党的人，会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么？
他在第三〇五——三〇六页说：一九二二年暑假之后，他听到了中共中央杭州会议的消息，说中央决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想不通，他没有向人隐瞒他为此消息而深深苦闷；他立即向俄国同志表白他的苦闷，俄国同志也想不通，但说既是国际决定的总有道理。果真是这样么？我不敢相信。以后，他又说：三大正式决议实施杭州会议的决定以后，他为纪律所束缚，就不敢再同俄国同志讨论这个问题了。果真是这样么？彭述之知道三大决议之后果真的内心反对么？我更加不敢相信。我上面帮他补叙出来的那件“丰功伟绩”，足以说明他听到三大决议之后表现了热烈拥护。
他在第三六六页说：他回国前召开了旅莫支部会议，作报告，号召大家回国工作，并纠正党内机会主义倾向；大家一致同意他的建议，决定回国后都不加入国民党，都不以任何方式替国民党做工作。他说，他这个建议，实行起来便会使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成为有名无实的。“我们不能够公开反对这个政策，因为这是共产国际强加于我们，而我们内心不愿接受的。”他说。
真是给自己涂脂抹粉！
彭述之回国之前确曾召开一次旅莫支部大会，地点就在我们避暑的村庄姆洛霍甫卡。他作了报告，然后根据他的报告作出向四大的建议，并选举他代表旅莫支部出席四大。报告和建议就是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共同制定的那一套。何尝有什么回国不加入国民党，不为国民党做工作的决定？事实上旅莫支部和彭述之本人也不会作出这种决定。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我姑不说彭述之本人回国不久，四大尚未召开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我也姑不说从莫斯科一回国的李鹤龄就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做工作，熊雄也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做工作，叶希夷本是国民党员，但也为国民党做工作，等等；我只要征引不久之前才发表的彭述之自己一九二五年写的报告为证。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四大闭幕后，彭述之向旅莫支部写了一篇报告（载《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其中说起大会的职工委员会起草决议时有争论。“在职工运动的争点，就是产业工人是否须加入国民党？在此点，有几个同志还带点左稚病，即是他们以为产业工人不可使之加入国民党。其实，无产阶级要想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在某种范围内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是必要的，现在并已由事实证明此种主张之正确。”试看彭述之主张连产业工人也必须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却未曾强迫中国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产业工人为什么必须加入国民党呢？彭述之说：为了“真正领导国民革命运动”。这也就是马林、瞿秋白、张太雷等人主张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不错，彭述之这里说的是产业工人，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四大上可以争论共产党员应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么？
彭述之在莫斯科决不会反对加入国民党，连内心反对也不会有。那么他在回忆录中说了那些反对加入国民党的话，决不会是年老记错，而是蓄意伪造事实给自己涂脂抹粉。
王明以前的王明
彭述之这一本回忆录，其给自己涂脂抹粉的表演，最精彩的，还是在书的第六章，即最后一章。这一章的章名就是给自己涂脂抹粉的。《拨正党的路线》，这意思就是表示：列宁一九一七年回国，以“四月提纲”拨正了当时布尔塞维克党的路线，以此取得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他彭述之一九二四年回国，以《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一文拨正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以此发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我有责任把彭述之脸上的脂粉洗掉，还他本来的面目。
彭述之以旅莫支部选出的四大代表资格于一九二四年七月间离开莫斯科回国，一到上海不几日便参加中共中央，担任宣传部长，建立宣传部机关，负责编辑《新青年》季刊。十二月间出版了这季刊的第四期“国民革命专号”发表他的长文《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九二五年一月担任第四次党大会的秘书长，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正式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四月。这就是他回国及以后的经历。
应当解释：彭述之是在什么形势下回国的？为什么一回国能立即参加了中央，当上了宣传部长？那个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四大又是怎样开的？等等。
这一切，彭述之自己都有说明，但他的说明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蒋介石代表团一九二三年秋间去莫斯科谈判后，国民党和苏联合作就确定下来并付之实行了。苏联要供给国民党无数的军火和金钱。在此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国民党内起更大的作用，争更多的独立性。共产国际于是决定派一大部分中国学生从莫斯科回国工作，以彭述之为这些回国学生的首脑，而且把彭述之安置在共产党中央之内。不必等待四大形式的选举，彭述之就要做中央委员工作并主持宣传工作。
这是从好的方面说的。事情还有另一方面，此时苏共中央总书记已经把他的手伸入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了。此时不过是把各国派到苏联学习的人派回本国，参加党的领导，以便于各国的党容易贯彻国际的指令。此时还不像以后几年那样把在苏联训练得完全听话的人派回去取代原来的领导人。王明就是后期回归干部的典型。共产国际属下各国的党在三十年代都有王明典型的干部占据中央领导位置。但二十年代奉派回国，虽不是去取代原有的领导人，不过与原有领导人一起进行领导，这样的人也是国际硬塞给各国党中央，要各国党中央必须接受的。把这样的人称为“王明”，我看也不算“过分”或“滥用名词”罢？彭述之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王明以前的王明！
这是事实。但彭述之要掩盖这个事实。因为，他爬上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依靠国际撑腰的，是国际硬塞给中央的，这多么不利于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他的回忆录千方百计隐瞒这个事实。他竭力说明，他是靠自己的本事爬上领导地位的。他说，他靠理论先说服了蔡和森，再说服了陈独秀，然后这二个中央领导人才委派他一方面编辑《新青年》季刊，一方面参加新组成的《工人运动委员会》。他一个字没有提到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已经是宣传部长了。
我自然看不到国际给中共中央的训令，指定彭述之参加中央，担任宣传部长的职务。我只能记述当时张伯简告诉我彭述之已经做了中央宣传部长的话；只能说看见彭述之每次出席中央会议，只能回忆彭述之召见党内高级干部（一次我看见邓中夏毕恭毕敬地坐在椅子上听他讲话），等等。如果说我的回忆不能作为证据，那么彭述之在这本回忆录中不承认他回国后四大前便是中央委员和中央宣传部长，就是一个证据。他为什么要隐瞒这个事实呢？
如果说，我的回忆不能作为证据，那么我还能举出其他的证据。
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书内有一段话说起一九二四年九月间广州商团事件的争论时，瞿秋白说：“那时彭述之虽然非中央委员，然而已经‘坐’在中央了。”瞿秋白的意思说：那时彭述之就党章规定说还不是中央委员，但事实上已行使中央委员职权了。
彭述之在这本回忆录第四六二页：他于四大开会前夕去旅馆探望周恩来，周恩来对他无所不谈，也谈到与“小邓”即邓颖超的关系。“他着急地问我是否知道邓颖超的消息，她的平安消息。邓颖超总是住在天津的。他要知道有无办法让邓颖超很快去广州同他一道。我告诉他：我想总有办法的。我当然答应他，要帮助他达到目的。”试想，周恩来如果不是把彭述之看作事实上的中央委员，怎么会要求彭述之把邓颖超从天津调去广州呢？试想，彭述之如果不以事实上的中央委员自居，又怎么敢答应周恩来去调动邓颖超呢？
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彭述之老年回忆时为什么隐瞒呢？只因这个事实不利于他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这不是老年错记，而是蓄意伪造。
冒功
共产国际那年派我们这批旅莫支部的党员回国，派彭述之做我们的领队，同时也给我们带回一个理论或路线。从一九二三年秋起国际就已准备这条路线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国际不采取训令的方式提出，宁愿采取中国同志，自动提出的方式。早在一九二三年末，就有东方部的人来到东大，找罗觉和彭述之开会，有时罗觉和彭述之也出去开会。渐渐地我就听到了中国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议论。
以后，我们回国前，开大会，彭述之作报告，分组学习这个理论，但没有说明这是国际东方部和旅莫支部领导人讨论的结果。
回国，彭述之写了《谁是中国国民革命领导者》文章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作为彭述之个人的意见。
开大会，伍廷康替大会起草政治决议案，写入这个理论，作为中国党大会的意见。只因共产国际不愿自己出面，宁愿中国党出面提出这个理论，才给彭述之钻了空子。彭述之后来就说，中国国民革命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理论是他彭述之个人独创的，而不是国际东方部同罗觉和他两人讨论的结果（其实是国际理论）。
彭述之这本回忆录所夸耀的“拨正党的路线”，主要就是指他“独创”这个理论。这就是他的“四月提纲”！
要拆穿彭述之这个独创谎言，证据是现成的，即四大的政治决议案也写入了无产阶级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理论，而这个决议是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的。
难道彭述之独创一个理论，发表在党的理论机关报上，然后国际代表把这个理论写入中国党的大会的决议案内？难道这件事实不可以证明：那是国际的理论，国际一方面交给彭述之先带回国来传达，然后叫自己的代表伍廷康替中共四大起草决议案，写入这个理论？
彭述之明知他这个独创谎言要被伍廷康起草大会决议案事实所拆穿，于是他千方百计要抹煞这个事实。他把中共四大称为“觉悟的大会”，意思是说党走错了路线，幸亏他使党觉悟的。他用了许多篇幅写这次“觉悟的大会”，可是一个字不提伍廷康！他也一个字不提瞿秋白，因为没有瞿秋白，伍廷康起草的大会决议案就没有人翻译，就可以否定伍廷康起草的了。
幸而参加此次大会的人，今天并未完全死光。我是大会的记录，当时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派我当记录的，我可以证明那个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的，是瞿秋白翻译的。如果说我的话不足为凭，那么我可以请另一个人来作证。
四大湖南代表李维汉今天还活着，彭述之的回忆录也承认李维汉是此次大会的代表。李维汉说：“大会政治决议案起草小组组长是瞿秋白，我为成员之一，但决议草稿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起草的。”（出自《李维汉同志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一次谈话》，转引自《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四二八页）
我想，不需要拿出其他的证据来了。
彭述之否认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译四大政治决议案这件事实，是年老忘记的么？不是。他是蓄意捏造，为的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说成他的独创。
捏造事实攻击瞿秋白
彭述之否认瞿秋白参加四大，固然是为了掩盖瞿秋白翻译伍廷康起草的大会政治决议案的事实，但同时也是为了攻击瞿秋白。对于伍廷康，他的回忆录不过一字不提罢了。对于瞿秋白，他则明白说没有参加四大，而且用了许多篇幅说明所以没有参加四大的原故。在这说明中，他竭力丑诋瞿秋白。
瞿秋白于一九二七年发表了副题为《反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把彭述之从高位上打下来，彭述之恨他，丑诋他，也是人之常情；但他捏造事实来丑诋瞿秋白，则未免过分了，未免惹得人家齿冷了。
他在第三八二页：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瞿秋白去广州，犯了错误，受了中央指责，辜负了同志信任，不敢回上海，长期留在广州，替鲍罗廷当翻译，甚至一九二五年一月上海开四大时也不敢回来出席，直至四大又选举他为中委后才于一九二五年二月或三月间回来上海，那时已经离开上海七个月了。
真是闭眼瞎说！一九二四年八月间瞿秋白在广州做了什么事，我不管，我不替他辩护；但说他从一九二四年八月到一九二五年二三月间都不在上海，而且是不敢回上海，直至知道四大又选他为中委以后才敢回上海，则是捏造和丑诋的。
我九月下旬搬进宣传部居住时，当天下午就看见了瞿秋白从上海大学回家来，那时中央宣传部正是设在瞿秋白家中。瞿秋白的房间，我的房间，彭述之的房间在同一层楼上。以后我天天看见他，直到十一月间他搬去闸北同杨之华结婚时候，我为工作关系也常常去他的新居找他。在四大开会期间，我又每次见他出席发言。
如果我的回忆不足为凭，那么上面引的李维汉回忆，也可证明瞿秋白参加了四大。
如果李维汉的回忆也不足为凭，那么今天还可以找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间的上海《民国日报》，那里有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人登的结婚、离婚、交朋友的三个广告；也可以找到几日之后《晶报》就此三个广告写出来的张丹斧文章。
彭述之怎么能够否认一九二四年后几个月和一九二五年前后几个月瞿秋白居住在上海并在上海工作和斗争呢？一九二四年双十节天后宫事件黄仁被打死后，秋白便在上海大学和民国日报馆（他本是民国日报的编辑，但平常不去的，此时才去办公）二个地方积极投入战斗。结果，上海大学以英文学系主任何世桢和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同时去职而斗争告一段落，民国日报馆也达到了排除叶楚伧的目的。这一切都有文件可查的。
彭述之恨瞿秋白，丑诋瞿秋白，有他的自由，但捏造事实来丑诋瞿秋白，反而暴露了自己的无聊。
这是他年老错记么？不是，这是他蓄意伪造的。
铸币的背面
彭述之夸耀他的“四月提纲”——《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他的回忆录只在正面发挥得天花乱坠，却至今还没有注意到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理论的背面。
这个理论是以革命发展阶段论为基础的。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的大会政治决议案强调中国非先经过国民革命便谈不上无产阶级革命，而且说国民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尚须视当时无产阶级准备程度和世界政治状况而定。彭述之的文章也说：“国民革命是唯一出路。”他接着自己问道：“为什么中国工人阶级不把这个革命作为自己的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呢？”他列举三项理由回答这个问题，其中第二项说：这个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走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经之路”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必须先走完国民革命道路才能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
这个理论又是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战略路线为前提的。这里首先要问国民党是什么性质的党？伍廷康的决议案说：国民党是“多阶级的党”。彭述之的文章说：国民党是“建立在游民无产阶级如土匪军队的身上”。总之，都否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
既然否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党，那么凭什么理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托洛茨基反对加入国民党，而且主张立即退出，正是因为托洛茨基把国民党看作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党。一切把国民党看作“四个阶级联盟”，“多阶级的党”，“建立在游民无产阶级身上的党”的人，都是替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战略路线作辩护的。
在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前提下，叫喊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这完全是废话，是空话，是对中国无产阶级的安慰或简直是欺骗。把无产阶级最有觉悟的成分组成的共产党纳入于资产阶级党之内，受资产阶级党的纪律束缚，还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呢？
第一个反托分子
彭述之这本回忆录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节名就叫做《觉悟的大会》。他用了很多篇幅写这个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中错误百出，姑且不去说它。我只要说，他一定不提他在这次大会上的精彩表演。我上面说过，给自己涂脂抹粉有二个办法，一个是凭空捏造和小事夸大，另一个则是蓄意不提不光彩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彭述之的不光彩事情，他自己不提，我应当替他写出来。我已经替他写了他在莫斯科如何努力拥护三大的加入国民党的正式决议。现在我要写他回国后在四大干出的一件“丰功伟绩”。
四大开幕的一天，国际代表伍廷康代表国际作了报告之后，就临时拿出了一个决议草案，要求以大会名义通过这个决议案。内容是谴责托洛茨基的。现在许多汇集中共正式文件的书都收了这个决议案，我这里就不征引其内容了。
伍廷康这个决议草案是临时提出的，未曾预先油印发给代表。代表们听了宣读之后，莫名其妙；没有人发言。与列宁齐名，与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在中国党的大会上受谴责呢？冷场了一段时间之后，彭述之站起来说几句话，大意是说托洛茨基这样那样应受谴责，我们的大会应通过这个决议案。代表们听了他的发言之后，没有别的人说话，便一致通过这个决议案了。
彭述之的回忆录用了许多篇幅写这次《觉悟的大会》，却一字不提这件事情。
一九八一年我与友人通信中提到这件事情，不知怎样让彭述之知道了，他大发雷霆骂我“虚构故事”。他不仅否认他在通过这个反托决议案以前说过反托的话，而且否认四大曾有这个反托决议案，而且说出一大堆理由，证明四大决不会讨论托洛茨基问题。
不嫌啰嗦，我把彭述之这一长段的话抄录于下：
在中共所有的大会上，甚至它的执行委员会上，从来没有国际代表提出过“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因为斯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锁托洛茨基的意见，绝对不让国际各支部的干部和党员知道，更不用说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了。因为把“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提出于共产国际的支部大会，就必须说明“谴责”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并须指出有关托的错误的事实和文件。这样一来，势必引起讨论和批评，包括对提案本身的批评。这是斯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共的大会上或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何况在四大时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还没有在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即在五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中国问题已成为托与斯之间的争论焦点，斯大林也没有命令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呢。
以上所引一大堆彭述之所写的字句，完全是彭述之的一堆梦话，他要用这梦话来否定他在四大上支持伍廷康通过那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的事实。他要用梦话来否定事实。难道要我费力气来反驳他这一堆梦话么？我只把四大通过的那个不长的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抄一份给他看看就够了。他是看到了我抄的那个决议案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反应。总之，我和他私人间这场争论没有下文。（注）
但今天不是我和他之间的私人争论，今天是我批评他的那本回忆录，我应当对它的读者负责。
不久之前，《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发表了彭述之一九二五年二月二日自己写的向旅莫支部所作的关于四大的报告。上面，我已经引了这个报告中的几句话。现在我再从中引了如下的几句话。彭述之自己说：
大会的重要提案一共有：（一）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提案；（二）关于职工运动之提案；（三）关于农民运动之提案；（四）关于青年运动之提案；（五）关于妇女运动之提案；（六）关于组织问题之提案；（七）关于宣传工作之提案；此外，有出席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之报告，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报告，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以及大会对于列宁去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和对于中国劳动群众宣言。
原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实有个“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报告”，即确实谴责了托洛茨基！（该不会是赞美托洛茨基罢。）那么上面那一堆梦话，彭述之应当怎样解释呢？彭述之以一九二五年自己之矛攻破了他一九八一年自己之盾。
顺便说，他一九八一年“揭露”我“虚构故事”那篇长文章中也坚持说伍廷康并未参加四大，而且也说出伍廷康不会参加四大的一大堆梦话，但这里，一九二五年向旅莫支部的报告，则说大会上有一项“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报告”。这就比较我上面所引李维汉的回忆更有力量拆穿彭述之自己的谎言。
彭述之为了否定他在四大支持伍廷康通过谴责托洛茨基决议案的事实，在一九八一年那篇“揭露”我“虚构故事”的长文章中又写了如下一堆文句：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即列宁逝世前）这时期，我亲自参加了托领导的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好几次辩论会，因而知道了他们间分歧的内容，我的同情总是在托方面。
我一九八二年没有回答他这一堆字句，因为他的同情在哪一方面都不能改变他在四大上支持伍廷康通过谴责托洛茨基决议案的事实。但为了对彭述之这本回忆录的读者负责，我今天也不能把这一堆字句置之不理。
他这本回忆录恰好仔细写出莫斯科那几次辩论会，他亲自参加了的。试看他参加其中采取了什么立场？
他在第三四八页说起他和罗亦农二人参加辩论会，听取双方意见，并提到托洛茨基那封公开信，其中责备老干部恋栈不去，妨害年轻一辈人发挥才干以后，便发表了自己的感想如下：
当时，我们不明白“老干部”一词的真实意义，我们都十分佩服和无限尊敬布尔塞维克党的所有老人，绝未想到这些老人所代表的那个小集团已经政治上道德上充分堕落了，以致我们对于托洛茨基发生反感（NOUSSOMMESCHOQUES），因为他竟敢丑化这些老人，攻击他们；我们觉得他居然将十月革命的英勇领导者去同考茨基一流人那么可鄙的社会民主党修正主义者相提并论，即此一端已经构成诽谤了。
彭述之这里说的却是实在话，他参加一九二三年苏共党内斗争时是站在三巨头方面反对托洛茨基的，他当时对托洛茨基有反感，认为托洛茨基毁谤了三巨头。这里，彭述之没有给自己涂脂抹粉，——何况他当时采取这个立场也是情有可原的，正如他接下去所解释的：
我们受三巨头及其追随者异常巧妙的宣传所蒙蔽，以致我们确信托洛茨基是错误的，他号召“青年人”起来摆脱“老人”的枷轭，乃是在党的内部散播分裂种子。
这些话都符合于彭述之当时的思想实际。可是，在这些叙述中我们无论如何发现不出彭述之的同情是“在托方面”。在他记叙一九二三年苏共内部斗争的全部文字中我们也发现不出彭述之当时有同情“托洛茨基”的表示。恰好相反。从上面所引的看来，彭述之的同情是在三巨头方面，即斯大林方面的。
为什么他在回忆录中能够如此写出他同情于三大巨头的真实立场，而在一九八一年“揭露”我“虚构故事”时却虚构了一个“同情在托方面”的立场呢？
根据他自己在回忆录中所写，一九二三年底他已经形成了反托的思想基础，一九二四年全年没有什么事情足以改变他这个思想基础（他自己说：“要能看得更清楚，必须对布尔塞维克党内部的事情进行深入的调查，可是我没有办法，也没有权利作这个调查。”）那么一九二五年一月间，他在四大上附和伍廷康进行反托，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彭述之骂我揭露他在四大上这件“丰功伟绩”，是什么“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那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我揭露了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托分子。
（注）为了对读者负责起见，我这里应当把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抄录出来。我是从一本大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第一八〇页抄出来的。此书无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似已出版多年，封面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究室编”。但现在我发现，其他的党史文件汇编一类的书都收录了这个决议案。（决议案原文请参考本书十四页“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决议案”。）
把革命发展阶段论附会为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
彭述之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一向理解为：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立即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两个革命之间没有间断。这就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所谓“不断”之意。彭述之一向就是这样理解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
他自己说，他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理论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是不断革命论，却已经用不断革命论来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问题了。以后，他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发现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就是他一向所理解的。他出国以后至今，是不是这样理解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呢？古人说：“士别三日”，现在是士别三十年了，也许他会觉悟过去理解不对，而真正明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是什么意思。可是看了他这本回忆录，才知道他还是“吴下阿蒙”，没有丝毫觉悟。
他说，在一九二四年，他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只能够不多不少地实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工人阶级自然知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过是注定由它主持的那个历史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其第二个阶段就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中国工人阶级也知道，它要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只有一个办法，即是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走到底，知道如果图谋揠苗助长（FORCERLEMOUVEMENT），结果就会过早地促使许多尚有相当高的革命潜力的阶级和阶层走进反革命营垒去，因此就会终止那注定由它主持的历史过程。”（见第四五一——四五二页）
彭述之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段话就可以代表他对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理解。而其实，这段话正是典型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总之，这不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彭述之说完这段话以后又引用列宁一九〇七年文章的大意为佐证。
彭述之至死还不明白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列宁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区别！或宁可说，他至死还不明白一九一七年后列宁不断革命论和一九一七年前列宁不断革命论之间的区别！
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在他的著作《一九〇五》的新版序言中解释他的不断革命论的要点如下：
直接摆在俄国革命面前的虽然是资产阶级的目的。但革命不能停留在这些目的上面。除非使无产阶级执掌政权，革命就不能解决它当前的资产阶级任务；而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又不能以革命的资产阶级范围来限制自己。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伍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深刻地侵犯封建的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乃是：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不能解决；而无产阶级专政，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也要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并非解决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后再来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即不是如彭述之上段引文所说的，只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走到底”，才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走到底”，便去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即去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那么照彭述之上段的引话说来，就是揠苗助长，就是“过早地促使许多尚有相当高的革命潜力的阶级和阶层走进反革命营垒去”了。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这个中心思想，对彭述之说来，是一本“七印封严”的书。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以后比托洛茨基走得更远。一九二一年，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中说：
我们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作为我们主要的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作的“副产品”顺便解决了。
托洛茨基不过说无产阶级专政于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就要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列宁则说解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主要的真正的工作，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不过是这个工作的“副产品”罢了。列宁这个时候，经过一九一七年革命实践以后，并没有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开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以上所说都是彭述之这本回忆录中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事情。彭述之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以上所说又是我所知道及能证明的事情。并不是说，他给自己涂脂抹粉，只以上面那几件事为限。书中许多事情，分明也是给他自己涂脂抹粉的，但我不知道，也不能证明，只好存而不论了。
此外，以上所说只限于他的回忆录已经出版的第一卷；至于尚未出版的部分，则候出版之后再加评论。
总之，培养个人崇拜，是可鄙的，自己出马来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是双料可鄙；采取捏造事实手段来培养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则是双双料可鄙。
不是写回忆录，是写小说
彭述之这本回忆录，除了我所指出的和没有指出的给自己涂脂抹粉的部分以外，是否还有价值，可以当作史料供人参考呢？
我不认为它有史料的价值。首先彭述之写作态度就很不严肃。我们不能要求写回忆录的人事事都能符合当时的事实。因为年老了，记忆力衰退，有些事情忘记了，有些事情张冠李戴，这些都是可以原谅的。但至少，我们要求他们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写回忆录。
彭述之这里简直是写小说。试举一例：
他在第三一四——三一五页说，一九二二年底，陈延年兄弟和赵世炎、王若飞、郑超麟、王泽楷、萧子暲、李鹤龄等，作为第一批青年团员，从西欧来到莫斯科。接着，他以文学的笔调写出了如下动人的场面：
为了庆祝这件事情，我们在吕克斯旅馆举行一个盛会。陈独秀及出席国际大会的其他中国代表就是在这个旅馆下榻的。住在莫斯科的全国中国共产党团员，二十几个人，都参加了这个盛会。陈独秀高兴而激动地主持了这个盛会。他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演说，演说的内容并不是最好的。他的二个儿子，一面听着，一面叹气。可是，所有的人都拍掌。会场充满了普遍的欢乐，人心满含希望，因为几天之后，一九二三年一月初，陈独秀就要回中国去了。
看哪，这个欢迎盛会，被彭述之描写得多么细腻，多么生动！开会的地点、时间、人数、主席，都写出来了；主席的精神状态，他发表的演说，其形式和内容，也写出来了；听众对此演说的反应也写出来了；还写了与会的人的欢乐和希望。
如此描写，谁敢怀疑这次盛会的真实性呢？真像上海人说的：“像煞有介事。”
这个盛会，完全是彭述之精心虚构的故事！
照他所开的名单说，我也是参加这个盛会的。可是，我没有参加这个盛会。不仅我，而且陈延年兄弟，以及所有名单上的人（除萧子暲外）都未曾在莫斯科看见陈独秀，因为我们这批从西欧去莫斯科的人，到莫斯科时陈独秀早已回国去了。哪里有什么以陈独秀为主席的欢迎盛会！如果说我的话不足为凭，那么我可以征引别人为证。
陈独秀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回国的？彭述之这里说是一九二三年一月初。陈延年兄弟和我们这批人此时在什么地方呢？一九八〇年出版的《大前后》第一册收了赵世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四日从巴黎写给旅莫支部“罗觉、述之两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望同志们于接此信后即向东方大学交涉，请求莫斯科政府速电驻柏林苏俄代表，准予此十五人发给入俄护照。”原来，陈独秀回国后一个多月，我们这批人还在巴黎交涉入俄护照。同书又收了周恩来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三日，即陈独秀回国后二个多月，向国内青年团中央作的《第一号报告》，其中说：“同志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十二人已预备起程赴俄入东方劳大读书。”原来三月十三日我们还在“预备起程”。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是四月上旬才到莫斯科的，那时，陈独秀已经回国三个月了。
彭述之如果简单写一笔陈独秀在莫斯科遇着他的二个儿子，那是可以原谅为年老错记的，但他用文学的笔调写了那么一场生动的欢迎盛会！
自然不能说这里有给自己涂脂抹粉的作用，但至少应当说：他不是严肃认真写回忆录，而是不负责任地写小说。
我这里不过是举例，这种细腻生动写小说的场面，书中还有，我所知道的也有，我所不知道的就更多了。
除了这种无中生有的描写之外，书中牵涉到的事情，也是错误百出的。总之，就我知道而论，此书所写的事实几乎没有一件是符合事实的。举不胜举，举出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要我举一个例呢？那么试对照一下，我们这一批赴俄学生的名单，彭述之开出的和周恩来《第一号报告》开出的就有好多不同。周恩来的名单是对的。
彭述之发表这样一本回忆录，真地是要“恢复历史的真面目”么？
我不知道，这样一本给自己涂脂抹粉，而又态度不严肃认真，细节上也错误百出，令人不能信赖的书，怎么值得费这许多纸张油墨印刷出来？
一尊有害的偶像
我写这篇书评的过程中，忽然听说书的作者，或宁可说口述者，病死了。我毕竟感到惋惜。
第一点，我惋惜，我对此书的批评，作者本人看不到，他不能亲自回答我的批评。
第二点，我惋惜，他这样一死，总有一些人根据他在此书中的自吹自捧和捏造事实，果真把他塑造成他那么梦寐以求的一尊偶像。
把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托分子，而又至死都不理解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的人，塑造成为中国托洛茨基反对派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想起来颇感滑稽。这尊偶像有利于未来的革命么？否！ |
双山致李福仁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双山致李福仁信
福仁兄：
你多半已经听说，彭述之最近在法国出版了他的第一册回忆录（从他的童年说到一九二五年），著名《中国共产主义的发轫》。我得到了一本，约略翻看了它的一些重要章节，觉得他的作风依旧，内容也是老的一套：拼命吹捧自己。为要造成他在中共与中国托派中唯一正确与一贯正确的领袖形象，竟还不惜虚构大量故事。
虚构故事中最突出的一例，是说他在中共第四次全国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曾经凭他个人的努力使中共从门雪维克路线转变成布尔雪维克路线。言外之意，他曾经起了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四月间起过的作用：重新武装了党的思想。
这样僭妄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首先我们知道，中共和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一样，由它的诞生时候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中共的情况说，至少直至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以后），他们的基本路线，无论向左或者向右，都是由莫斯科决定的；初期由第三国际决定，后来则由苏联政府来决定。此种决定之所以能够实行，初期由于十月革命的威望，也由于列宁等布尔雪维克党诸领袖的威望；后来，即当共产国际完全堕落成苏联斯大林政权的附属工具之后，则主要依靠物质的力量，甚至依靠军事乃是特务的力量，这两种决定（领导）在性质上自然完全不同；但其为自上而下的控制则是一样的。因此，如果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大会上，依照共产国际的决定而采取了向右的门雪维克路线，又如果直到一九二五年前后国际仍旧维持这条路线，那末中共内部的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可能凭他个人的努力，在党的第四次大会上，使全党转变到“布尔雪维克”路线的。如果他真的要这样硬干的话，那末结果只能是受到批判或竟被开除出党。
彭述之宣称他当时并不秉承国际的任何指示，完全根据他个人对马列主义研究的心得，首先提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应占领导地位的理论，以此重新武装了中共的思想，这是为共产国际在任何时期对任何一个共产党的态度所不能容许的。因此它不可能发生，事实上也不曾如此发生。
首先，据我所知，无产阶级应通过自己的政党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占取领导权这一个说法，并非要到一九二五年前后才有的。早在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的指示中便明白提出过了。该项指示的第五条一开头就说：“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见中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一辑第七十九页）
其次，据当时在莫斯科与彭述之一起学习的人所作证言，大约在一九二四年夏天，共产国际东方部提出了一种关于中国革命的所谓“国民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强调革命中无产阶级应起的领导作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即中共的旅莫支部）讨论了并且接受了这个理论，决定拿回中国去实行。彭述之和其他一些学生于那一年的八、九月间先后回国。彭述之参加中共中央的宣传工作，他于同年十二月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谁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篇文章，便是发挥大家在莫斯科接受的“国民革命论”。
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大会，确实以正式决议规定了这样的立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这次大会也确实有彭述之的参加（他代表莫斯科的中共支部）。但是这个“布尔雪维克主义的”的政治决议案却非彭述之的作品，而是由国际代表伍廷康起草，再由瞿秋白从俄文译成中文的，因此彭述之绝对没有理由把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理论说成为他个人的创见！也绝对没有权利把中共四大通过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决议算是他对中国革命的一大贡献！
其实提出无产阶级应取得革命领导权还只是触及了问题的一半，另外一半，也许是更加重要的一半，在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何才能取得这个领导权，以及如何去实行这个领导权。问题的这个一半，对当时中国的情形来说，那就是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前者对后者的态度问题。易言之，也就是中共应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
如果一方面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却赞成加入国民党，赞成接受其领导，服从其纪律，那末一切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漂亮言论终于成为一句空话，甚至比空话更坏；因为在实践中，它会发生麻醉与欺骗作用，会使无产阶级大众陶醉于其天然获得的领导权，丧失其对无产阶级的警觉与斗志。
彭述之对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呢？据他自己说是始终反对的。在那本回忆录中，他说在莫斯科，当他回国之前，留俄全体学生召集过一次大会，会上依据他的报告，决定回国后大家都不以任何方式加入国民党。但是据当时与彭述之同在莫斯科的郑超麟同志说，根本不曾有过这样决定。事实正相反，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之后，东大的旅莫支部曾经决定让罗亦农（书记）与彭述之（宣传部长）二人加入国民党。
彭述之又说他同陈独秀一起曾经两次要求国际，让中共退出国民党。一次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政变之后，另一次在同年七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完全找不到人证或者物证。相反，从陈独秀的著名文件“告全党同志书”中，我们倒可以找出反面证据，证明彭述之从来不曾与陈独秀联名提出过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任何建议。在“告同志书”中，陈独秀明白地说，无论是向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或者在中央提议退出国民党，他都是用个人名义，并且（在后一情形中）他曾遭到全体中委（彭述之是其中之一）们的一致反对。
彭述之在转向托派之前，在中共加入国民党问题上是始终拥齐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路线的。下面这个事实可以作为最有力的证据。彭述之在一九二七年六月间写了他有名的小册子《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此时离开蒋介石的流血反共已有二月，而武汉汪精卫政府行将于一月之后屠杀共产党的形势亦已非常明显；可是彭述之在这本小书中，却仍将国民党说成是“中国四个革命阶级的联盟”，说蒋介石等离开革命反而使国民党“更加民主”了，因而希望这个“进步了的”国民党政府能够实行土地革命，藉以平息湖南农民那种“平产主义”的过火行动。
国民党反动到了这个地步，彭述之对它尚且恋恋不舍，对它寄以厚望，人们又怎能相信他的所谓一贯反对加入，而且两次要求退出呢？
一个革命者，特别像我们这些生长在落后环境中、未受深刻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中国初期革命者，犯些思想上与政治上的错误，原是不可避免的。它与革命者的荣辱完全无关。错了就说错了，那就“善莫大焉”。最无出息与最为有害的，是犯了错误百般掩饰，甚且诿过于人，归功于己，从而妄图建立起永远正确的形象的那些人。这是最坏的斯大林作风，是斯大林主义中极为有毒的一个方面。
非常可惜，我们的这位老朋友似乎很喜欢这种作风，感染了这个毒害。
目前，彭述之香港的几位朋友正在替他出版“选集”。选择标准就是要显示出他的一贯正确。凡是有损于此一形象的作品，例如上述他在一九二七年写的重要作品“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落了选。而像陈碧兰写于一九七〇年的那篇长文章，即当它在“洲际通讯”上发表时你和我曾指出它许多虚构，并希望她能据以改正的那篇《回忆我同彭述之的岁月》，却一字不易地收入第一卷中，作为“选集”的代序。
彭选现只出版了第一、第三两卷。第一卷所收的是他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内所写的文字。第三卷收入的是他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间所写的文章与谈话录。为什么未出第二卷而先出第三卷呢？不清楚。选择不易，可能是原因之一，而更大的原因，我想多半是他非常迫切地想告诉公众：他的理论现已进而领导整个第四国际了，而在第四国际中，也正如过去在中共与中托运动中一样，他是唯一正确的领导者。
中国的托派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个多世纪。尽管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做出了极大牺牲，却终不免于失败和消灭。回想起来，这在许多方面来说，几乎是一场无可避免的悲剧。不过我们从来不曾对它的复兴绝望过。现在，（更正确些说是从一九六〇年代后期起）无论在中国国内或国外，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运动再起的机运。这是值得我们万分高兴的事。在这时机，我们这些少数幸存者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去帮助新起一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去完成我们未能完成的工作，去避免新的失败而走向最后胜利呢？
依我之见，唯一办法，也是我们的唯一任务是要老老实实地把我们的过去，把我们过去的言论和实践，无论正确与错误（其中错误的应比正确的为多），告诉我们的年轻同志们，使他们从我们的错误或不足中寻取教训，避免重犯。同时要他们继承中国托派那种不屈不饶精神，刻苦耐劳作风，继续为国际主义的与反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与全世界的实现而斗争。
如果不此之图，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种种手法（例如虚构史实，窜改文字等）来塑造一具领袖偶像，造成个人崇拜；想拿彭述之打扮成中国托派中的斯大林与毛泽东，想教今后的托派统一于“彭述之思想”，那就决不能帮助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复兴，而只能戕贼其生机于萌芽之际。
从一九四一年起我和彭述之早已不同属于一个组织，但是我始终把他当成自己人的。在总的方向上，我一直希望他和我们能走在同一条路上。不过近来我越来越看到：这个原该成为中国托派与第四国际之一项巨大财富的老革命家却可能变成我们运动的一项负债，一个负数。
信写得太长了，虽然意犹未尽。希望你终于能耐下性子，读完这封乏味而令人丧气的信。
问好！
双山一九八三年十月廿二日 |
郑超麟：彭述之闭眼说瞎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相关链接：郑超麟
彭述之闭眼说瞎话
郑超麟
我与友人通信中曾以几行字表示我对于彭述之这个人的评价，不知道怎样，这几行评价的文字竟落入彭述之眼中了，惹得他大发雷霆，特意写了一篇洋洋万言的文章来攻击我，文章的题目就叫做《对郑超麟虚构故事的揭露》。他既然打上门来同我较量，我只好应战了。
我对他的评价是根据事实的。他既然指我所根据的事实为“虚构”，那么好得很，我们首先就来辩明一些那些事实究竟是不是“虚构”的。
一、斯大林的伪造学派
彭述之为了培养对于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几十年来伪造事实，说一九二四年秋起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是他个人提出的。我揭穿这个伪造。我引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为证，其中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胜利，而这个决议案是出席四大的国际代表伍廷康用俄文起草，瞿秋白译成中文的。
这个“故事”剥了彭述之的画皮，说明他在大会之前一个月《新青年》季刊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所提理论乃是共产国际的理论，而非他个人发明的。
这个“故事”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彭述之说是“虚构”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能证明四大这个决议案，确实是伍廷康起草的，彭述之就应该承认那个理论不是他个人发明的了。试看——
彭述之说：“伍廷康根本没有出席四大，因为一九二一年大会（即中共成立）有马林和伍廷康参加，引起了法租界警探的特别注意，搜查了会所，带走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因无文件证据被释放，但大会已不能在上海继续进行，只好移到嘉兴南湖船上去结束。根据这次的教训，不但以后的大会不让国际代表去参加，就是中共执委会也避免请国际代表出席。所以第二次大会便没有国际代表参加。只有第三次大会，因为要通过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马林必须参加，只好移到广州去举行。四大是在上海举行的，为了安全，没有请伍廷康出席，更不用说要他起草决议案了。”
这里，彭述之武断说伍廷康没有出席四大，更没有替四大起草决议案。不仅武断而已，而且伪造一个规律，说“为了安全”中共在北洋政府统治区域都不让国际代表参加大会。
真是闭眼瞎说！
我不拿自己的回忆同这个惯于武断和伪造的人争论。我要拿物证。这就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一书，其中收入俄国人格鲁宁写的《维经斯基——赴上海的秘使》一文，文中说：
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七年四——五月），特别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九二四年五月，一九二五年十月，和一九二六年七月的几次扩大会议，曾多次出席过中央委员会的临时会议。
请看伍廷康出席四大的“故事”是不是郑超麟“虚构”的？反之彭述之说伍廷康参加一大倒是纯粹出于“虚构”。伍廷康不仅参加了中共的大会，而且参加了中央扩大会议和临时会议，如此彭述之所伪造的那个规律也就破产了。
彭述之又说：“四大召开时瞿秋白还在广州，因为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委参加了一九二四年八月举行的国民党中委会全会，在会议上瞿同意孙中山提出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委审查，后为中共中央拒绝，瞿对此感到十分难堪，不愿回上海，留在广州，替鲍罗廷作翻译，怎么能说秋白替伍廷康俄文起草的决议案作翻译呢？”
又是闭眼瞎说！
瞿秋白早于九月间从广州回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上课，参加上海大学和民国日报馆的两派斗争，与英文系主任何世贞一同脱离上海大学，十一月间与杨之华结婚，次年一月间以三届中委身份参加四大。
要物证么？俯拾即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向导》纪念十月革命七周年，秋白发表了《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彭述之也许会说瞿秋白是从广州写好文章寄到上海来发表的。那么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瞿秋白、杨之华、沈剑龙三个人在上海民国日报馆广告栏登载启示说：沈杨二人脱离夫妻关系，瞿杨二人结合夫妻关系，沈瞿二人结合朋友关系，——这三个启示现在也找出来了。难道新郎在广州，新娘在上海可以结婚么？落实到四大，周永祥编著的《瞿秋白年谱》在一九二五年一月项下有如下一段话：
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北堍中国地界和租界交界处一幢房子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并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代表们提出的对政治决议案中若干重要问题作了理论性的阐释，深得代表们拥护。
请看瞿秋白参加了四大的“故事”，是不是郑超麟“虚构”的？
彭述之否认四大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他的理由只是说：伍廷康和瞿秋白都未参加四大。现在我拿事实证明了伍廷康和瞿秋白都参加了四大，彭述之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还能否认四大的政治决议案是伍廷康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么？我至今还记得，瞿秋白把他的译文带到大会会场来，大家围着看，也有人提出意见。我只记得一条意见，即认为原稿分一、二、三、四……各节，仅第二节有小题目，其他几节都没有小题目，不合格式。这个意见，伍廷康大概接受了。因为我现在看见的政治决议案（题为《关于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共分五节，每节都有小题目。
如果以上说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不能说服彭述之，那么我还可以引用大会代表李维汉的回忆。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他回答访问者说：
大会政治决议起草小组组长瞿秋白，我为成员之一，但决议草稿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伍廷康即维经斯基起草的。
请看伍廷康俄文起草瞿秋白中文翻译四大政治决议案的“故事”，是不是郑超麟“虚构”的？
彭述之又说：“郑超麟既非代表，也不能以旁听者的资格出席（因为安全计限制旁观者），仅仅要满足他的朋友向他所提出的六个问题，便任意捏造些故事以资应付。所以他的故事漏洞百出，一经揭穿便原形毕露了。”
又是闭眼瞎说！
郑超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从第一天起到末一天止。不是以代表身份出席，也不是以旁听者身份列席，但自始至终参加了大会，一次也不缺席。我不是伍廷康，也不是瞿秋白，没有人给我写传，编年谱，但我之参加四大是能够证明的，今天还是能够证明的。没有物证，但有人证。今天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证明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四大。这个人就是——彭述之。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的秘书长彭述之指定郑超麟为大会的记录，郑超麟也履行了这个职务。
一个人，他五十七年前任命另一个人履行一种职务，今天他否认了这个任命。这不是正直的人应当做的事情！
总之，郑超麟没有“虚构”了他参加四大的“故事”。
彭述之又说：“至于郑超麟说：‘伍廷康借大会名义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大会代表莫名其妙，无人说话。于是老二站起来说几句托洛茨基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这决议案就付表决而通过了。’这个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须要多说几句来暴露它。
“A、上面已经证实过，伍廷康不曾出席第四次大会，说‘伍廷康借四大名义提出一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就等于说‘伍廷康俄文起草政治决议案’是同样的荒唐。
“B、在中共所有的大会上，甚至它的执行委员上，从来没有国际代表提出过‘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因为斯大林反托的策略是封锁托洛茨基的意见，绝对不让共产国际各支部的干部和党员知道，更不用说在支部大会上‘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了。因为把‘谴责老托的决议案’提出于共产国际支部的大会上就必须说明‘谴责’的理由，即指出托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并须指出有关托的错误的事实和文件。这样一来势必引起讨论和批评，包括对提案本身的批评。这是斯大林所最害怕的。所以‘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从来没有在中共的大会上或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出现过。何况在四大时关于中国的革命问题还没有在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发生严重分歧。即使在五大（一九二七年四月末至五月初）中国问题已成为托和斯之间的争论焦点，斯大林也没有命令出席大会的国际代表提出‘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呢！
“C、……”
彭述之这个“揭露”写得特别长，提出A项理由，B项理由之后又提出C项理由。恕我不再抄他的C项理由了，因为那里只说了一些丑表功的话而远离问题本质。
我找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好在原文不长，全部抄录如下：
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决议案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看着欧美反动潮流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非常危险，认为托洛茨基最近言论上的态度，反对俄国共产党之布尔塞维克的中央委员会及第三国际的领袖，实际上可以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仇敌所利用。
中国共产党大会对于俄国共产党领袖所解释之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机主义一派，完全同意；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受列宁主义，以后不再继续其一九一七年以前与布尔塞维克主义相异之理论的宣传，对于列宁主义为修正之尝试。
中国共产党大会恭贺共产国际及列宁派的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怎么一回事呢？哪里冒出来这样一个不应存在的决议案呢？是你郑超麟伪造出来的罢？
不是。我是从一本大书名叫《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三册抄出来的，原文在书内第一八〇页。书无版权页注明出版日期，封面标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彭述之揭露我的虚构故事，在这个“故事”上，他说的话最多，可是我答辩的话最少。我拿出物证来就够了。至于这件客观存在的物证为什么不符合于彭述之的武断和伪造，那只好让彭述之自己去说明了。
郑超麟并没有虚构四大在彭述之作了说明之后终于通过了伍廷康提出的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这个故事。
以上我证明了彭述之所“揭露”的四件“故事”，都不是虚构的。彭述之还“揭露”了什么事实，我忘记回答了么？没有。至于他那些与事实无关的想当然的话，则恕我不回答了。
现在轮到我来“揭露”彭述之的虚构故事。
彭述之在他的文章中说：
一九二九年春，我得到一个机会，和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作了一次长谈，从他们知道了托洛茨基领导左派反对派和斯大林派斗争的情形，以及托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从他们得到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我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后，惊异地感到托对过去革命失败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对革命失败后盲动主义的指责，和我们亲身经历的痛苦事实完全符合；至于他提出以防御政策代替当时中共领导所执行的盲动主义路线，正是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此需要，但不能具体提出来的方针。因此，我完全同意托的思想。
接着，他说明了他如何拿托的思想去影响陈独秀。
彭述之说的这个“故事”完全是虚构的，真实的故事是：一九二九年五月间，在上海赋闲的尹宽遇见莫斯科归国的学生王平一。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尹宽在山东省作省委书记，认识王平一。此时王平一属于莫斯科回国的托派组织，负有任务在党内活动，散布宣传品，扩大反对派思想影响。尹宽接受了王平一的影响，拿到了油印文件，给我看，同时也给彭述之看，然后彭述之再拿给陈独秀看，因为当时陈独秀住家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我们这些陈独秀派不仅都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我们当时看到的托洛茨基文章都是短文章，后来陈独秀出钱把这些短文章集合铅印成书，名曰《中国革命问题》。王平一和他的朋友负校对责任，他们没有经验，错字很多，但发生影响很大，好多人都是读了这几篇文章就变成托派的。这年九月间，我们都是托派了，不需要别人再来说服我们了。此时刘仁静回到上海，陈独秀和我们都以托派身份接待他。刘仁静带回来的，除了托洛茨基起草的“纲领草案”外，尚有托洛茨基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六大以后的中国问题》。我和刘仁静立即翻译，他译第一篇，我译第二篇，译完立即付铅印。此次就是我负责校对责任了，所以错字少些。这本书名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以别于以前出版的。这二本书，后来北京也有翻印，今天还可以找到原版或翻译版。
就是这个真实的故事，被彭述之别有用心地变为他的虚构故事。他把尹宽做的事情轻轻地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把有名、有姓、有来历可考的王平一化为无名无姓的“莫斯科回来的几个学生”，彭述之说得出他们的姓名么？把几篇托洛茨基短文章变成那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他以此作为他对于中国革命的一项“贡献”。
你说这话有没有证据？当然有证据，否则我不来“揭露”彭述之这个“虚构”了。证据就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二本《中国革命问题》上。彭述之所说的托洛茨基那二篇系统的长文章，《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和《六大以的中国问题》，是作为《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出版的，出版时间也在另一集之后。如果彭述之所说，他先拿到的是那二篇长文章，那么为什么先拿到的文章后印，后拿到的文章先印呢？何况译文上也可以看出前篇属于刘仁静的风格，后篇属于郑超麟的风格。
×××
我现在的心情好像一个围棋家，闲坐无事，忽然有个客人上门来，自称国手，要求较量一盘。来罢！可是只下了几个子，就看出来客是个“屎棋”，不到中盘就把来客杀得片甲不留了！
二、丑功表
我致友人信中对于彭述之又作了如下的评价。我说：“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老二有什么可夸耀的？”这句话又刺痛了彭述之。他跳起来，说我这句话是说他在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时期这五年之间对于革命没有值得一提的贡献。于是他长篇大论列出了他的“贡献”。大要如下：
——他回国“对革命第一个贡献”是坚决主张中共中央拒绝孙中山的要求（要求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须交国民党中央审查）。
——他的“第二个贡献”是主张恢复工人运动和加强党的地方组织。
——他的“第三个贡献”是从思想上重新武装党，即提出“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以上是在革命准备时期）
——在革命时期，他的贡献，第一，他主张上海工人阶级学习彼得格拉工人阶级的榜样，实行武装暴动。
——第二，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他奉中央命令去广州同鲍罗廷商量反蒋和中共退出国民党，但被鲍罗廷拒绝。
——第三，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上，与陈独秀一起正式建议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不敢接受我们的建议，但同意把它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
——第四，一九二七年头三个月，他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
——在革命失败时期，他奉派去北方工作，主张在北方“采取防御政策”，抵制了中央的“暴动命令”，被中央撤职。
——他在上海赋闲时，对中央政策采取了批评态度，险被斯大林调去苏联。
——一九二九年他首先会见莫斯科回国的学生，知道了托派主张，拿到了托洛茨基的二个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和《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转给陈独秀看，并把他与回国学生谈话内容转告陈独秀，以此转变了陈独秀的思想，八十一人宣言就是他和陈独秀、尹宽共同起草的。
好家伙！彭述之一口气列出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十大“贡献”！
我在第一节中已经用真凭实据指出他的第十项“贡献”是撒谎了。在第一节中，我又证明了他把“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归功于他自己，是无耻。这里，我只要指出他的第五项“贡献”和第六项“贡献”也是伪造的，就够了。我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去议论他的其他六项“贡献”。
彭述之果真在三月二十事变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么？他又曾于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与陈独秀一起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么？除了彭述之自说自话之外，我们没有证据。
彭述之在这篇文章中援引陈独秀为他作证。三月二十事变后中央（陈独秀）派他去广州向鲍罗廷商议退出国民党，同年七月中央会议上他与陈独秀共同正式建议退出国民党。我们试看，彭述之所援引的这个证人陈独秀，对这二件事情是怎样说的。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在他的有名的《告同志书》中说：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地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一面派遣远东部长伍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看哪，陈独秀的证言到此为止，他提到彭述之，只说派彭述之去广州组织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一个字也没有证明彭述之主张退出国民党。恰好相反。从上引的话可以看出彭述之是反对退出国民党的。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会议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反对我的提议”，这些“负责同志们”当然包含彭述之在内；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事变以后，陈独秀对国际报告中只陈述他“一个人的”意见，不包含彭述之在内；陈独秀派彭述之去广州只付给他反蒋的军事行动任务，并没有付给他向鲍罗廷建议退出国民党的任务。
彭述之会诡辩说，他和陈独秀正式建议是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会议上，不是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央会议上。
但陈独秀《告同志书》没有提到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会议。这不是说一九二六年七月没有开中央会议，这只是说在此次会议上陈独秀没有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无论如何，彭述之坚持他一九二六年七月与陈独秀一起建议退出国民党，完全是伪造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正是伍廷康衔命来中国“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的时候，谁敢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彭述之说，在此次会议上他和陈独秀的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不敢接受，“但同意把它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这完全是瞎说！共产国际已经派代表来矫正这个“退出国民党”的倾向，谁还敢“同意”重提“它”给共产国际考虑呢？我手头恰好有这次中央会议的决议案，其中说：
如果有些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组织上的关系，现在就要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自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他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那么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完全看错了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远景。
试问彭述之：在此决议下，“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委多数”还能够“同意”把你的（陈独秀不会同你联名的）退出国民党建议，“呈交共产国际去考虑”么？你完全是瞎说！
陈独秀《告同志书》完全足够证明你两次主张退出国民党，都是瞎说！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什么文件了。因为陈独秀《告同志书》不是在他同你感情破裂之后写的，而是在他同你亲密合作的时期写的。他起草后还先给你看过，让你提意见。如果他记载不实，你尽可以要他修改。例如，你尽可以要他改写为：在中央会议上是你和他二人联名建议退出国民党的，而三月二十事变以后是你和他二人联名向共产国际建议退出国民党的。你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陈独秀死后你再说那样的话，便没有人相信了。
陈独秀《告同志书》没有证实彭述之曾于一九二六年两次建议退出国民党，这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由于陈独秀一时的疏忽或误记。彭述之在接触到左派反对派文件以前决不会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
自始就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作服从纪律而勉强接受之后，又时常要求退出，——这样的人主张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是顺理成章的（反之，他不得已接受了那个机会主义路线而主张资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也不奇怪）。但彭述之是积极拥护那个机会主义路线的。
一九二三年秋天，孙文派了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四人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四人中有一个是张太雷。张太雷向旅莫支部的领导同志报告了不久之前在广州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大会，特别是这次大会上的斗争。几天之后，旅莫支部便发动一个讨论第三次大会，特别是讨论“国共合作”政策（即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的运动。支部宣传部长彭述之作报告。他把这个运动变成“反李汉俊的运动”。他说，李汉俊在大会上为首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大会后因斗争失败，便表示消极，渐渐要退出共产党，等等。彭述之要求支部内的党员和团员讨论这个政策，各自表态。我自然表示拥护这个政策。现在，大会已经通过了，反对它有什么用呢？一九二二年我在法国，讨论这个政策的小组会议上却曾表示反对的。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准备开第四次大会，周恩来从广东来“晋谒”新任宣传部长（大会尚未选出的）彭述之。我在彭述之房间内听到彭述之问周恩来关于旅欧支部讨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情况。周恩来善于言辞，他说，我们大家都赞成你（指彭述之）当时的立场。我看见彭述之听了这几句话后洋洋得意。
所以，在第二次革命时代，惯常抱着“老先生”大腿的彭述之，到了“老先生”主张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时就不跟着老先生走了。
这里，我始终有个疑问，不能解答。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知道在第三次大会上为首反对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是张国焘，并非李汉俊，回忆的人连李汉俊姓名都不提，为什么当时旅莫支部说是李汉俊呢？自然，彭述之如果愿意，他会解答我这个蓄了将近六十年的疑问。
在第三次大会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是瞿秋白和张太雷；在旅莫支部讨论大会此项决议时，积极拥护这个政策的，是彭述之。
所以，我在本文的第一节中否定彭述之在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上的发明权（那是为了真理），但在这里第二节中我就不去否定他的发明权了（那是为了让步）。我不妨承认他发明了这个理论，然后以此理论“重新武装”了陈独秀，又进一步“重新武装”了第二次革命。
但如此一来就暴露了彭述之如此夸耀的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究竟是什么货色！积极拥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政策的彭述之，在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上不肯跟着陈独秀前进的彭述之，那么出自他的口中或笔下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究竟会有什么意义！中国无产阶级推出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而共产党一头钻进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内去，受国民党纪律所束缚，——在此情形下大谈特谈“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有什么意义呢？不是废话，便是欺骗！
共产国际的机会主义领导（包括东方部的那些“中国通”在内）就是用此“理论”来欺骗中国无产阶级，来安慰中国无产阶级对于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怨恨。让彭述之去夸耀他对于这个理论的独创权罢，那时，他就应当负担全部的欺骗责任了。
三、闭门为王
试分析一下，彭述之何以如此不堪一击。
彭述之本来没有同别人较量的本事，一九二七年五大以前，他同瞿秋白较量，结果被瞿秋白打败了；五大以后，他同蔡和森较量，结果被蔡和森打败了；托派四组织统一时候，他同陈独秀较量，结果被陈独秀打败了，等等。此次，他找上门来同我较量，我可没有瞿秋白、蔡和森、陈独秀的本事。但较量结果怎样呢？首先，他要“揭露”我虚构故事。他列出了四项故事：（一）他断言伍廷康没有参加四大，而我虚构了伍廷康参加四大的故事；（二）他断言四大开会时瞿秋白尚在广州，而我虚构了瞿秋白参加四大的故事；（三）他断言郑超麟既非代表又不能旁听，而我虚构了郑超麟参加四大的故事；（四）他断言四大决无通过反托议案之事，而我虚构了四大通过一个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结果，证明这四项故事都不是我“虚构”的，而他的四项断言反成为“武断”的。其次，他自以为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多贡献，而我居然否定了他的贡献，于是他一口气列出他的十项贡献给我看看。结果，这十项贡献里面就有三项被我拆穿为伪造的，另有一项被我证明为不是贡献而是欺骗。其他六项是不是贡献，也需要审查了。
武断和伪造是斯大林作风的组成部分。
同斯大林比较起来，彭述之是渺小的，但他全身毛孔都散发斯大林作风的臭气。他同斯大林一样培养个人崇拜。但斯大林叫别人吹捧他自己，彭述之则自己吹捧自己。斯大林著作中可未曾开列出他对俄国革命有多少项贡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是别人写的。
正因为个人崇拜必须靠自己培养，所以不能像斯大林那样开门为主，而只能闭门为王，在门内的小房间自己吹捧或互相吹捧。久而久之便忘记门外还有一个大世界了。以为我门内是王，出门也是王，不知道那里存在着事实的世界，非虚构的故事。
列宁一九一七年四月回国后以其《四月提纲》重新武装了布尔塞维克党，我，彭述之，一九二四年八月回国，也用我独创的“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的理论”重新武装了中国共产党。谁敢向我挑战！郑超麟是个什么东西！他说，这个理论不是我彭述之独创的，而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提出的，随后又由共产国际代表伍廷康写进四大决议案内的。岂有此理！五卅运动以前共产国际哪里有什么“中国通”！（其实，伍廷康就是一个“中国通”。）东方部是一个附属机构怎能改变共产国际已定的路线（我彭述之一个附属党员却可以改变共产国际已定的路线）！反驳郑超麟很容易。否定，就够了。否定国际代表伍廷康参加大会，否定瞿秋白当时在上海，否定郑超麟本人与闻四大会议。郑超麟又说四大曾通过一个反托决议案，而我彭述之在通过此决议案前还说了几句反托的话。这是“最无耻而又最恶毒的污蔑！”如此一来，我彭述之岂不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反托分子么？更非否定不可！只要否定四大未曾通过任何反托决议案就够了。无此决议案，则我作为中国第一次反托分子的丑行便不能成立了。试看彭述之同人较量，只能使用这种否定法，即同鸵鸟一样只要把头埋进沙里，敌方便不会存在了。彭述之比鸵鸟更高明一点的，便是：他否定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后还能说出一大篇这些事实所以不能存在的理由。如此有恃无恐，他就可以放胆丑表功了，就可以关起门来过皇帝瘾了。
此次，他“揭露”我的那篇文章，不正是这样的么？
最后，我要奉劝彭述之几句话：把门打开罢，放点新鲜空气进你的“深宫大院”去，自己跑出门外来看看真实的世界，那里有山、有水，公路上还有汽车，不要否定这些现实的事物，以免碰得头破血流！
一九八二，八，二，八。 |
郑超麟致双山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郑超麟致双山信
双山兄：
关于老二（注一）的六个（注二）问题，我不能作使你满意的回答。我主要地同你说明如下的一点。一九二四年秋，我们一批“莫斯科派”回国在中共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但谈党史的人都不提起此事。我们这批人一回国就占据“要津”。老二做了中央宣传部长，延年做了南方区委书记，世炎实际上做了北方区委书记，尹宽做了山东省委书记，汪泽楷也在安源占了重要地位，等等。这一批干部回国掌权，是在莫斯科预定的，而且带了相应的理论回来的。这个理论叫做“国民革命论”，其具体表现就是强调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四期是“国民革命号”，第一篇文章就是老二写的《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个月之后开四大，伍廷康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写入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话。这自然比过去奉行的理论进步，但基本原则还是二段革命论，先完成民主革命，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就葬送了那次革命。
老二无耻之处，就在于他现在把这个理论记在他自己的名下，好像无产阶级领导国民革命论是他发明的。其实不是这回事。一九二四年上半年共产国际东方部那些“中国通”就提出了这个理论，形式上则要造成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的样子，因此召集了罗亦农、彭述之二人同东方部“中国通”开了几次会，正式通过这个理论。我们这批人回国之前都学习了这个理论，那时老二领导这个学习，却不敢说是他提出来的，因为我们知道是东方部和旅莫支部共同提出来的。东方部的背后还站着季诺维埃夫和斯大林。
老二夸耀他的《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文章，无异于王明夸耀他的《为中共的布尔雪维克化而奋斗》的文章。所以我说过，王明以前中共就有“王明主义”了。
拒绝孙大炮检查国际决议的要求，对国民党采取批评态度，让同时回国的干部掌握党要实权，排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活动，等等，——乃是“国民革命论”的必要之义。老二比我早到上海约一个月，这些事情也许我未到前就做好了，我不能证实，但也无法否定。以后的事情：中山舰事件后中共究竟派张国焘，还是派老二去广州，我可能知道，但现在忘记了，也许是二人同时派去的；五大会议我以只有发言权的代表身份参加，亲自听秋白和老二在台上的发言，当时印象认为二人所说的话就是他们的小册子的内容。老二如果把蒋介石的第一次政变（中山舰事件）和第二次政变（四一二屠杀）联系起来说，那也是当时每个人都能说的，有什么“马克思主义”可言。我当时对老二的发言的印象并不好。我认为他一面拒绝秋白的批评，一面竭力表白自己拥护五大的新路线。当时大会的空气是拥瞿而反彭的。
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五年之间，老二有什么可夸耀的？他带回来的那个“国民革命论”根本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四大政治决议案也写入“无产阶级领导权”字句，但那是伍廷康俄文起草的，瞿秋白翻译的）。这个理论以两段革命论为基础，也是反托的。在四大上老二自己也作了反托的表演：伍廷康假借大会名义提出一个谴责老托的决议案，大会代表莫名其妙，无人说话，于是老二站起来说几句托洛茨基如何错误，如何应当谴责的话，这个决议案就付表决而通过了。
超一九八一·六·六
注一罗亦农给彭述之起的绰号：“孔夫子”，意即“书呆子”。彭述之不欢喜这绰号，但已在党内流行了。老二即“孔二”。
注二双山按：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写给郑超麟的信我没有留底，这儿无法发表原函。不过那封信中提出的六个问题，我却记得。当时我正读了彭述之为美国摩纳印书馆出版的《托洛茨基论中国》所写的冗长导言，发见作者对中共早年历史的叙述，有太多的明显错误与十分可疑之处，因此提出某些疑点，写信去请问与彭述之同时代、同辈分而且长期共同工作过的郑超麟。这些问题大致如下：
一、据彭述之说，他于一九二四年八月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听蔡和森说孙中山要求中共把共产国际的一切决议和指示交给国民党审查，而中共中央当时对此要求未能决定如何答复，只因彭述之坚决主张拒绝，陈独秀听了他的话，去电广州的瞿秋白，这才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事情经过是否如此？
二、此事发生之后不久，彭述之说，他以党员资格向中央提出了三项决议案。1.应对国民党采取批评态度；2.应恢复各地的组织，应分派从莫斯科东大会回来的同志担任各个党组织与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3.应建立工人运动委员会。这三项议案，据他说，中共中央全部接受，并立即实行，这是事实吗？
三、在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共四大之前，彭述之写了《谁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一文，陈独秀读后改正了他自己的右倾意见。在四大上，他的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论写成政治决议，党因此走上了正确的布尔雪维克路线。事实经过是这样吗？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的见解，真是彭述之的发明吗？
四、据彭述之说，在中共的第五次大会上，他作了演说，大会休息时，国际代表鲁易对他说道：“你对事件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你参加五大吗？如参加你对他演说有何印象？
五、彭述之说，他曾两次与陈独秀一起提议退出国民党。但从陈独秀的所有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能证实此事的证据。我也不曾见过任何资料能证实他的说法。你对此事的看法如何？
六、“三月二十日”事变后，从上海派到广州去解决问题的，张国焘说是他，彭述之说是他，到底是谁，你记得吗？
一九八四年五月七日追记 |
双山：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王凡西->谎言与真实：对于历史事实的两种态度——评彭述之
序
双山
这儿是一笔旧账的清算，是关于中共与中国托派运动史实的一些争论。
不少年轻的革命者对它可能觉得无聊：陈年冷饭，何必重炒？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现实的政治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到新的问题上，应该接受新的挑战。总之，我们应该把眼光注视着今天和明天，绝不该让过去拖住了腿，斤斤于二、三十年前，甚至半个世纪以前在某事或某某问题上的谁是谁非。
这样的论调其实是错误的。错在哪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一。其次，更加重要的，因为这种论调的提倡者忽视了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万分重要的问题，他们看不见斯大林及其追随者毒害共产主义运动所曾使用、并且仍在使用的一个主要武器，便是窜改历史；便是为了制造个人崇拜而虚构历史。
因为写了《一九八四》一书而今年大大走红的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乔治·奥威尔，通过他书中人物的口，曾经三番四次地说了如下的话：
“谁控制过去，他就控制未来，而谁控制现在，他也就控制过去。”
这个“公式”，真是言简意赅地指出了斯大林主义政制及其同类型制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罪恶现象，并且说明了它何以如此的原因。一个极权统治者必须建立起“永不犯错”的领袖崇拜制；可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犯过一些错误，或将犯一些错误。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那就是凭借眼前抓在手里的权势去“控制过去”，同时去“控制未来”。
同样意思，托洛茨基很久以前就说过了。例如他于一九四〇年为《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所写的自序中，非常沉痛地说过这样的话：
“世界各国，连中国在内，现时青年一代人底不幸就在于：世上有个大规模的工厂，贴着马克思主义商标，专门伪造历史，伪造理论，伪造其他种种。这个工厂名字就叫做“共产国际”。极权制度，即一切生活部门都须受官僚指挥的制度——不可避免地也要扩张其统治权于过去时代。历史变成了原料，随统治的极权党派之需要而构造一切。”（见中文版《俄国革命史》第一册第一页）
既然伪造历史乃是斯大林式极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的构成成分，那末反对伪造历史，提倡“以真名称呼实物”，重视历史真相，主张写历史必须完全出于“良心”，即一切记述都须“有原本史料可以证验”，“其中没有一件事实曾经为了某种先定的理论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更加没有为了个人声望原故而窜改过或歪曲过。”（均见托著同上引文）——这样的努力与要求，也就必然成为反斯大林主义斗争的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
反对斯大林的“控制过去”，恰恰就是反对他们之“控制现在”和“控制未来”。
因此，我们这里的几个“老家伙吵架”，绝对不是无聊，绝对不是“炒冷饭”，绝对不是“迷恋过去而忽视现在与未来”。这是一场反斯大林主义与斯大林作风的最郑重的斗争。这儿代表着斯大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对待历史（亦即对待目前与未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
年轻一代的革命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们，必须注意这场斗争，必须仔细考验辩论双方的论据，从而采取明确态度，更从而确立一种如何对待历史（其实不仅历史）的、真正革命者的而非官僚的立场。
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 |
海员宣传问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海员宣传问题（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海员是中国重要产业工人之一。他是最先表现中国民族性和阶级性的斗争的。如一九二二年相持五十六天之大罢工，在世界上亦是不可多得而最有荣誉的事。可惜自那次大罢工以后，到现在却寂寂无闻了；据深悉内幕的工友说，内部亦涣散得不堪了。这是我们所引为隐忧的。所以现在海员工会应加倍努力作一番宣传工夫，以为重新整顿之预备。我把今天和林伟民君说话贡献他宣传的几个口号，分述于下：（一）打破帮口——海员以粤籍甬籍人为最多，向来有“广东帮”“宁波帮”之分，彼此漠不相关，甚或互相嫉妒。漠不相关是乡土的言语和习惯不同的关系；互相嫉妒却是职业的位置和利益相防的关系。同是中国民族，同是无产阶级，这些缺点，都应当极力改正。不然，徒然予资本家有机可乘，分散我们的势力，破坏我们的营垒。所以“打破帮口”这一句口号是海员运动中首先要宣传的。（二）统一工会——海员内部组织，从前异常复杂，如宁籍海员有“焱盈”，“均安”之分，粤籍海员又有“联义”，“群益”之别，此外还有什么“关帝会”，“同心社”，“慈善会”……等名目。香港大罢工前后，方有“海员工会”之组织，于广州，香山，汕头，上海设分部，这算是大有进步了。不过加入海员工会的十分之八是粤籍海员，而甬籍海员未能尽量吸收，是一大缺点。此后海员工会亦应极力矫正。要知道我们的组织是宜合不宜分的，合则势力雄厚，分则势力薄弱。最好是采用产业组合的原则，这样，固然不为籍贯所限制，而亦不为职业所分割。只要是海员，籍贯上不论是广东人也好，宁波人也好，福州人也好，天津人也好，总之，一律加入。职业上不论是司机也好，烧火也好，西崽也好，厨子也好，水手也好，总之，一律加入。如把所有的海员集中组织在一个总工会之下，你想这种力量是何等坚固而伟大！所以“统一工会”这一句口号是海员运动中也要宣传的。（三）建立基本组织——海员工会的最大毛病就是忽略了这一点。你想一个几万人的团体，仅仅只上层有一个工会组织，而下层没有基本组织，这个工会不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悬了空吗？比方军队，光有总司令部是不行的，必得有“连”有“排”有“棚”的基本组织。工会也是一样，上面固然要有个总工会以总其成，下面必得有“支部”有“小组”的基本组织。最好每条船上设一个“支部”，由全船海员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负执行本船一切事务及对外交涉之责；“支部”下可分设若干“小组”，五人至十人为一“小组”，每组举一组长，负传达消息分送出版物及收集会费交纳干事会之责。“干事会”每周至少要开会一次。“小组”每两周至少要开会一次。此外又要有一个“全体大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于必要时，亦得召集“组长联席会议”。这样，每条船上都有了基本组织，那才上面的总工会不至悬空。总工会每年择适当时期和适当地点召集一次“代表大会”，每船出代表一人或二人，检查前此一年内总工会的工作是不是做得好，讨论此后一年内总工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并改选总工会的职员。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会才能够象军队一样紧严和坚固。所以“建立基本组织”这一个口号，又是海员运动中应当宣传的。（四）民族平等——同是一条船，同是一样工作，并且同是一样时间，然而外工的工资却与华工独多。又如吃饭，外工有五个菜，又有酒喝；华工却只三个菜，无酒喝。又如住处，外工二三人一间房，并有人司洒扫之劳，华工不论数十人只住在两间房，无人洒扫，污秽不堪。外工做错事至多斥责几句，华工做错事至少拳足交加。船上游戏场跳舞会，外工可以去，华工不能。船抵外国各港时，有许多地方不许华工登岸，西贡海防虽准登岸，一至晚间，如无随身护照，即便捉去。由此种种，可见外国资本家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中国人是劣等民族，野蛮民族，所以不应该有与白种人同样之待遇，你看可恶不可恶。但是又要知道外国工友也是我们同阶级的兄弟，我们对他们并不是嫉妒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待遇要和他们一样。所以我们所反对的是外国资本家，不是外国工友。外国工友我们还很亲密的和他们联合哩。我们并且要告知外国工友，我们要求民族平等，于他们不特无损害，而且有好处，因为这是使我们势力壮大，可为他们同阶级中添上一得力的援军。再则，中国之所以弱亡，表面上是军阀为恶，实际上是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作祟，我们要中国好，只有打军阀和资本帝国主义这两个恶魔。所以要求民族平等，便是海员为保存国家保存民族尽了责任。“民族平等”这一个口号，又是海员运动中应当宣传的。（五）联络世界无产阶级——我们从前的眼光实在太短浅了。我们从前只看见几个中国人，甚至于只看见几个同乡，决不注意和外界联络。我们海员固然要和国内的铁路工友码头工友联络，我们也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络。你看现在的俄国不是无产阶级专了政吗？德国的无产阶级去年十月不是起了革命要打倒资本制度吗？英、美、法各国的无产阶级不是公开的组织大规模的工会和随时乘机进行社会革命吗？他们现在都团结得铁桶一般，而且都成立了一个国际的组织，叫做“赤色职工国际”，设在莫斯科。这些便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援军，我们的先锋。我们务要和他们紧密的联合起来，然后才有打倒资本制度之希望。外国资本家常常造谣，说“赤化”是如何如何的危险，“过激派”是如何如何的可怕，自然啦，他们要根本打倒你们资本家，解除我们工人的锁链，你们虽然认为他们是“过激”，我们却认为他们是“过善”哩。再则，各殖民地民族，不论是马来人也好，是印度人也好，是波斯人也好，是埃及人也好，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受外国资本家之压迫和蹂躏，他们亦是和我们同一阶级的人，我们也要联合他们。这样西欧、东亚、美洲、澳洲，我们都联络成一气了，那怕资本帝国主义不倒，所以“联络无产阶级”这一个口号也是海员运动中不可不宣传的。这五个口号，如果海员明达的领袖都能细心体会，都能彻底懂得，都能切实的不畏劳苦的尽力向所有海员宣传，我敢说，不到数个月，海员工会便有整顿之希望，海员不难为世界上最有力量最有光辉的主力军。原载《中国工人》第２期署名：中夏 |
我们的力量（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相关链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一册（1921―1925）
我们的力量
（载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出版的《中国工人》第二期）
一
自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新式工业经济日益发达，因此，我们无产阶级在这当中也就随之日益发展而成长壮大了。
在初，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不过只欲销售商品和取得原料，本不欲中国新式机器工业有大规模的增进与发达——因这会引起殖民地的工业对宗主国的工业剧烈之竞争对抗，以至于排斥的。所以那时帝国主义只容忍中国本国的“商业资本”之存在，至于本国的“工业资本”，那是他们所引为隐忧、引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国的商业资本家渐渐学会组织生产，发展了所谓“家庭工业”（如商店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其织腊帽手套等）和“工厂手工业”（如手机的小工场等），这些小小生产因与帝国主义无多大的妨害，亦为它们相当的容让。
但是，自从鸦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那时帝国主义者间亦有互相倾轧的裂痕，中国政府得利用这些机会购入机器以制炮造舰，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的“军用工业”。
再则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货，还要投资，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故当时铁路投资为各帝国主义者所垂涎欲滴，争先恐后的。此外，它们还有采取煤铁和将商品输入内地的需要。故借款官营，中国得以兴修铁路及开掘矿山。于是又成就了中国的“交通工业”“煤矿工业”。
随后因机器既已输入，又引起中国本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而兴工制造；并且外国资本利用中国劳力的低廉，原料取携的便利，运输周折的免除，海关定税的减轻，亦宜于在华设厂制造；因此而本国资本的和外国资本的各业制造工厂也就如云而起了。于是终于成就了中国的“制造工业”。
中国的工业是在这些原因上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虽不能容忍，然而为投货，投资，掠夺富源，又不得不使中国建立相当的工业。谁知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长成壮大成正比例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公然因三、四十年来工业之进展而组成一个雄厚而伟大的队伍，掉转头来便向帝国主义举行“背叛”，举行反攻。这那里是他们始料所及的事哩。
现在且把我们的力量，先来检查一下。
二
首先检查我们的总人数。
说到这个问题，使我感到无穷困难的，就是没有精确而完备的统计可资依据。现在只好把比较可靠的略为说说。
先前我们说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六十一万人，这是根据农商部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的统计估量而定的；可是民国七年到现在又是六年了，这六年之间，工厂增加不少，故我们有时鼓着勇气大胆猜度说：总加至八十万人了。其实这是错的。农商部统计所指六十一万人完全是制造工厂工人，而铁路工，矿工，海员，市政工，码头工，车辆劳动者，农业工人，以及政府直辖的造币厂，造船厂，兵工厂等工人和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均不包括在内。
据我们最近的考订，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一百八十五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当然不在其内，合手工业工人总人数据农商部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的统计，是一千余万人）。兹分述于下：
制造工厂工人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因其时南方护法军兴，川、湘、粤、桂、滇、黔六省无从调查，所以缺而不全。我们现在还是根据民国四年的统计较为完全。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制造工厂工人总数是六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五人。民国四年以后，工厂增多无数，现在总人数当然还有增加。
铁路工人交通部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的统计，所有国有各路人员总共是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人（外有建筑人员二千二百七十四人未算在内）。现将非工人如会计处九百四十人；车务处的管理员，巡查员等一百六十人，站长六百三十八人，副站长，电报生，车站司事等二千二百七十二人；机务处视察员，段长，工厂工头三百九十七人；养路工程处视察员等七百零七人，共五千一百一十四人除外，加上建筑人员，铁路工人实数总共是七万零八百一十一人。但有数点须注意的：（一）这里数目仅限国有铁路而言，其余省有的江宁路，民有的潮汕路等和外国建筑的如南满路，滇越路等尚不在内。（二）就是这数目恐有不尽确实之处，就中如机务处工匠（即铁路附设工厂的工匠）据该表细数长辛店机器厂工人仅填七百四十五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三千人以上的数目相差太远；又该表江岸机器厂工人仅填三百七十二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二千人上下的数目又相差太远。以此类推，其他各项数目当亦有不尽确实的。（三）铁路附设工厂和修路有采用包工制，这些包工，路局是无法按名注册的。所以铁路工人如果一人不漏，当然还有增加。
矿山工人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是以工数计算，探矿采矿工数总共是四千二百九十八万余人。工数是以一人一日为一工，然而究竟不好从工数推定工人人数。现在是根据该统计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填注的人数为准，探矿工人数是一万六千七百一十一人，采矿工人数是五十一万四千一百七十四人，合计总人数是五十三万零八百八十五人[1]。矿山采用包工制的尤多，这些包工亦未计算在内。
海员无统计可查。因为远洋轮船固然完全为帝国主义者所有，就是沿海及内河轮船亦百分之九十五六是帝国主义者所有，我们何从调查呢。中国远洋轮船只中国邮船公司一家有三艘，现在已卖去了。中国沿海及内河轮船亦只招商局，三北公司，宁绍公司三家有数十艘，可惜都无从调查。据深悉海员情形的人说，外国轮船航行远洋的，华籍海员，宁波人约四万以上，广东人约六万以上。此话若确，那么加上沿海及内河的海员，总人数当有十五万人。
市政工人指邮差，电灯，电话，电报，自来水，清道夫而言，然而均无调查统计表可考。惟邮差一项，交通部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总计，全国邮局共为二千四百所。邮局有管理局，一、二、三等邮局暨邮务支局五等之分，我们假定邮局最低数为五人，那么全国邮差总人数当是一万二千人。码头工，车辆劳动者（人力车在内）这两项如果有统计可察，其数目之大，当更使我们吃惊。
农业工人指用新式机器的农场工人而言，现在亦无从考查。惟据海关册机械类输入农业机器额逐年均有增加，虽然一部分是用之于各省农事试验场及农业学校，其他一部分确为农业资本家用于垦荒及种田，可推知中国农业工人当亦有一个相当的数目。
政府直辖工厂工人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合计是三万一千八百一十二人。除交通部所管辖之各铁路附设工厂一万零一百七十二人已算入上面铁路工人项下之外，尚余总人数为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人。此外由各省政府设立的工厂工人还不算在内。
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这种工厂自然完全为外国资本家所有，本国资本家扯洋旗的亦有一点在内。可惜无从调查。惟自“马关条约”订立以后，外商在华设厂逐年增加，据“最近支那经济”所调查，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其数已达一百六十六家。民国二年到现在已是十一年了，所增必争无疑。兹举一例证明，如该书所列的纱厂民国二年共是十家，但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民国十年所调查，外商纱厂已达三十六家。又举一例证明，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津浦增厂甚多，单就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已为一百三十九家。并且外商工厂，资本皆极雄厚，规模亦皆宏大，其所用的工人往往比华商工厂多。我们姑且假定外商工厂工人总人数只有华商工厂总人数之一半，那末亦当为三十二万余人。
列表于下：
类别人数
类别人数
制造工厂工人织染302,666人矿山工人
530,885人
机械及器具16,361人市政工人邮差
约12,000人
化学119,789人电灯
饮食物151,677人电话
杂工厂35,085人电报
特别工厂13,063人自来水
计648,725人清洁夫
计12,000人
运输工人铁路71,811人农业工人
海员约150,000人政府直辖工厂工人
21,640人
码头工车辆劳动者371,811人外国工厂工人
约324,362人
总计1,859,412人[2]
三
再检查我们的组织。
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组织还是很幼稚的，但是我们开首组织还不到三年，以这样短的时间，公然能够组织二十七万余人，在向无组织习性的中国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可惊的事。虽然自京汉路“二七”失败以后，各地的组织不免受了些重大的打击和连带的影响，然而大部分还仍旧存在，不过存在的形式，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秘密的罢了。兹分述于后：
铁路铁路工人运动是一九二一年才开始进行的。不到一年，京汉路组织一万三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每站满五十人以上成立一分工会，计全路有十六个分工会。此路有一特色，就是全路工人概行组织在一个工会之下。不幸“二七”失败，受打击不小，现在只能秘密的存在一部分罢了。京奉路最先组织的是唐山，其次是山海关，再其次是天津、丰台，现共组织有八千余人，并有成立总工会之活动。津浦路最先组织的为浦镇、浦口，随后蔓延至徐州、泰安、济南、德州、天津，共组织有三千五百余人。京绥路全路概行组织起来了，共有七千余人，微有欠缺的就是机务、车务，大厂分成三部分，尚未统一。正太路全路完全组织，共二千余人，有一总工会。道清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焦作煤矿工人亦有不少加入，原拟附入京汉路总工会之内，后因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不果。陇海路先亦全路完全组织了，因有监工工头参入其中，任工会高级职员，后来这些工贼出卖工人的事实层见叠出，工人很气愤，遂分裂，现尚保存一千余人。粤汉路北段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有一总工会。株萍路亦全路完全组织，共一千余人，附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胶济路组织二千九百余人，以四方大厂为中心，青岛港工亦加入在内。粤汉路南段组织一千四百人。广九路组织一千三百余人。广三路组织三百余人。沪宁，沪杭两路因帝国主义防范厉害及工人工资较优，虽有组织，系员司、监工、工头、工人共同组织，惟最近有四百余纯粹工人秘密另组之活动。南满路最近组织四百人。中东路俄工早已完全组织了，华工组织的已有六百余人。全国铁路工人已于今年一月在北京举行各路代表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铁路总工会。共计全国路工已经组织的为四万四千八百余人。
海员海员以广东人宁波人为最多。大概从上海以南至欧美各国，粤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三，甬籍海员约占五分之二；从上海以北至天津以及长江一带，几全为甬籍海员，粤籍海员甚少。先前甬籍海员有小组织，名叫焱盈社，保安水手公所等；粤籍海员亦有小组织，名叫联益社，群义社等。此外还有关帝会，同心会种种名目。人数少则五百，多至数千。然而这些组织不离同乡主义和秘密结社的性质，故无甚大用。颇有新式意义的组织，要算是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据说前年大罢工后，会员增至四万五千人。其组织稍差，近因与印度、日本、菲律宾、爪哇以及西欧各国运输工人颇有联络故，感观所激，已有改进之动机。
矿工中国矿山虽多，惟有全部组织的，只江西之安源及湖南之水口山二处。安源组织有一万二千余人；水口山原组织三千余人，惟去年遭赵恒惕惨杀后，归于停顿了。其余只山东之淄博，直隶之开滦，湖北之大冶，河南之焦作，颇有一部分之组织。淄博约为六千人，开滦约为四千人，大冶约为一千人，焦作约为二百人。合计全国矿工组织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人。
湖南城市工人依产业组织而公开存在的，只有湖南。长沙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纺纱厂以及机械、电气、印刷、陶器、辗谷、泥木、缝纫、理发、人力车、笔业等各行业工人组成工会十五个；并共同组织一个湖南工团联合会。合计组织人数二万六千余人。
武汉武汉新式产业工人约十余万人，在全国中居第二位。当时已组织的，除京汉，粤汉路工和大冶矿工外，还有铜铁、水电、造船、造币厂、煤油栈、染织、棉花、香烟、缝纫、皮鞋、蛋厂、洗衣、电话、牛皮业、人力车、轮驳、调剂、杂货等各业工人。他们共有工会二十个，并组织一个工团联合会，合计人数三万二千三百人。惟因京汉路大罢工失败的连带影响，有一部分亦归停顿了。
上海上海原为中国工业第一位发达的地方，然而劳动组合却比其他各工业区落后。其原因有二：一、帝国主义防范周密，压迫残酷；二、劳动界失业众多，生活恐慌。因此，工人有所畏惧而不敢前。上海劳动运动最盛时代，要算一九二二年之下季。那时浦东纺织工组织了一万余人，烟草工组织了八千余人。华洋两界金银业工组织了一千余人，但不久皆因罢工先后摧残殆尽。此后虽有二、三十个工会，多半是一块空招牌罢了；就中只南洋烟草职工会有七千人，机器工会有三千人，粤侨工界联合会八百人，机器工人俱乐部五百人，算是有群众。最近新生的劳动组合，颇有雨后春笋之观，虽多系混合制而非产业制，然已有组织的不下五千余人。总共约一万六千三百人。
粤港广州和香港工会数目共有二百以上之多，广州原来新式工业甚少，工会多至如此，则他们的组织未脱旧式“行会”性质可知。在政治上比较自由之地，而不利用时机作统一的劳动组合运动，当地有觉悟的工友不能不负其责。该处组织虽旧，虽软弱无力，可是所有工业及手工业工人概行组织起来了。组织人数总共约五万余人。
其他各地济南组织八千余人，太原组织三千余人，重庆组织六千余人，成都组织一千余人，天津组织五百余人，九江组织二百余人，青岛组织二百余人，大连组织三百余人。合计约三万余人。列表于下：
铁路四四，八○○人
海员四五，○○○人
矿工二六，二○○人
湖南二六，○○○人
武汉三二，三○○人
上海一六，三○○人
粤港五○，○○○人
其他各地三○，○○○人
总计二七○，六○○人
四
我们的总人数和组织既如上述，由此，我们现在的力量固然可以征验，就是我们将来的力量亦不难推测了。至于我们力量的试验与表现，在此数年内已经有许多战斗的事实可以证明。我们不敢夸张我们的力量已可与欧美产业先进国的无产阶级絜长比短，然而在中国各阶级民众中比较起来，恐谁也不能否认我们的领袖地位罢。
不幸自去年二月七日京汉路大罢工失败以后，不仅是同情者对于我们的力量加以意外的轻视，就是笃信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家亦抱过分的怀疑。那时我在《中国青年》一节《论工人运动》的短文里，曾这样说：“工人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又这样说：“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这些话便是对他们说的。我并且指明：“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我又大声直呼：“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不外两点理论，兹分别指出及纠正于下：
（一）从数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很幼稚。他们并没有举出实际的数目，仅持一种形式的理论说：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无产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这种理论用之于产业先进国是对的，用之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似是而非了。何以呢？因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和外国的之分。有少数地方虽是本国的资产阶级比外国的资产阶级强壮，但是多数地方却反而是外国的资产阶级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或是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均势。在中国的外国资产阶级，虽现在无确实的调查可断定它比本国的资产阶级强壮，我们至少可推测其必为均势。商业资本，银行资本不用说是外国的比中国的强壮，就以工业资本举数例来讲：
一、如铁业。中国铁的产额最近几年（一九一八年）约共三五五，○○○吨，而日本之山东金岭镇铁矿，“二十一条”所要求的奉天，海城等地铁矿，奉天庙儿沟中日“合办”的铁矿，总共产额是三三六，五六一吨，外人在铁业中简直占全数。二、如煤业。中国煤的产额最近几年约共二○，○○○，○○○吨，而日本之奉天抚顺，山东淄川以及中英“合办”之开滦等煤矿，所产就有九，九一八，八六三吨，外人在煤业中，几乎占一半。三、如纺织业。一九二一年底，全国共有纱锭三，二六六，六六六枚，计华商一百三十四万枚，日商八十六万七千枚，英商二十五万九千枚，其余未开车者一百三十万枚左右，外人在纺织业中亦占一半。四、又如烟草业。中国烟草业之三雄：一为英美合办之英美烟草公司，一为日本之东亚烟草股份公司，一为华人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汉口、奉天三处均设立工厂，东亚烟草公司在营口、天津、上海三处亦设立工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在香港，上海二处设立工厂，可见外人在烟草业中又几乎是垄断独登了。由此种种例证，我们说中国工业资本本国的和外国的处在均势的地位，总不算近于夸张罢。既是如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是在本国的和外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之下发育孳长的，那么我们可以得一个结论，是中国本国的资产阶级尽管幼稚，在客观上中国的无产阶级却能长成壮大。看上面第二段所列举工人的总数目便可见得这个结论是不错的。
（二）从质量上讲——说无产阶级在质量上也很幼稚。其理论是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心理，大多数还沉睡在宗法社会里，还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有国家觉悟的是少数；有阶级觉悟的更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这种理论近乎说“哲学”了。马克思主义反对以心理来解释社会现象，今姑且退一步假定心理是可能解释的，然而亦应有平时心理和战时心理之分。无产阶级平时心理尽管沉睡在宗法社会里，尽管未与家族，亲属，帝王，神权等旧观念绝缘，然而一到战时（罢工），他们的眼里却清清楚楚认识资本主义了，他们的心理却完完全全表示出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了。如以平时心理来断定无产阶级质量之幼稚，我们同样以平时心理来检查资产阶级是如何？上海新兴的资本家不是办了什么同乡会吗？不是仿刻什么“太上感应篇”、“袁了凡四训”赠送亲友吗？不是还有佞佛茹素的吗？这些是否可说他们已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觉悟？但是资本家一到战时（应付工人罢工）却和工人一样的将阶级的意识与觉悟表示得显露无余，压迫工人甚至残杀工人起来了。我们考查工人心理最好是以罢工条件来做根据。一九二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罢工次数是四十一次，提出的条件是九十七项，其内容如下：一、要求增加或维持工资三十七项；二、反对管理规则十五项；三、承认工会十一项；四、给假休息十项；五、养老抚恤金六项；六、恢复革工五项；七、反对工头五项；八、响应他处五项；九、减少工作时间三项。试问这九十七项之中除反对工头五项似为对人问题而近于所谓“宗法社会思想”者以外，其余的哪一项不是具体表现阶级的意识和觉悟？原来无产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应出来的，它的觉悟程度是随它的反抗的争斗之经验而发展的，断乎不能因其有宗法社会心理而能阻止它的觉悟。所以以心理断定它的质量幼稚是不对的，况乎是拿了平时心理而非战时心理。
五
老实说罢，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其理由如下：一、资产阶级不能革命，即革命亦是少数中的极少数，而且革命亦不得贯彻到底。何以呢？兹分别言之：商业资本是贩卖洋货及代办原料出口，固然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关系而独立存在；银行资本（即官僚资本）是买卖公债及政治投资，又与军阀有深厚之关系，并受外国资本之操纵；试问他们能革命吗？工业资本虽因外货外资之竞争或军阀扰乱之阻碍，而往往促起他们有政治革命的动机，然而终因顾虑目前之利益，亦不过只有动机罢了；即或有时动机见诸行为，亦不能坚持到底，终出于与军阀及帝国主义调和妥协之一途。这是事实，去年上海资产阶级不曾发电否认曹锟有候选总统资格吗？后来又如何？又不曾做什么修改税则废止厘金废督裁兵制宪等运动更进而组织民治委员会吗？现在又如何？这些和平的运动尚且如此，若采用革命的手段，并进行革命到底，他们哪里有此大胆和魄力呢？二、小资产阶级有革命要求和倾向，惟势力不能集中，只能为革命的助手。何以呢？亦分别言之：手工工业家和小商人因竞争而致企业之崩坏，生活之不安，往往造成其浪漫的革命心理，比大资产阶级为猛进为坚决，如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比总商会急进，便是一例。可惜他们终因资本微小，而且组织亦甚为纷歧，不能集中其势力，是其大病。农民（雇农除外）因外货侵入破坏农业经济日甚一日，兵匪扰乱，天灾流行，官绅鱼肉种种原因亦驱使他们有加入革命之可能。如广东，湖南，陕西，直隶，江西，山东等省往往发生抗税罢租运动及组织农会，最近广东甚至成立农民自卫军，可见他们可以革命了。可惜他们居处散漫，安土重迁，不易集中其势力，也是其病。智识阶级因受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家庭已渐次贫困；一方面读书时固常觉得经济的压迫，又一方面毕业后，亦感到社会地位的恐慌，于是也趋向于革命了。并且因其有知识之故，又往往为各阶级革命势力间之连锁，褒然为革命之中心人物，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便是其证。可惜他们本来没有经济的基础，只能附属于有经济实力的各阶级方有所成就，并且他们因经济条件之限制，使他们富有浪漫，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种种思想，亦不能集中其势力，亦是其大病。
由此说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限是可知了。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只有无产阶级一方面更增进强大他们自己的力量，一方面又督促团结各阶级微弱的散漫的力量——联合成一个革命的力量，方能成就目前国民革命以及将来社会革命的两种伟大事业。
原载《中国工人》第2期
署名：邓中夏
[1]按民国四年五年云南省均未报矿工人数，所以这个全国矿工总人数里不包括云南省的矿工人数。如以民国三年云南省矿工八万六千六百二十一人计入，则民国五年全国矿工总人数应为六十一万七千五百零六人。——编者（乃《邓中夏文集》一书编者）
[2]此表各项数字之和有误。 |
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论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国的经济基础，几乎完全是农业。中国有实力的民众，或者首屈一指的要算农民。中国的国民革命，必要得到农民群众的同情与拥护方能成功。这些大道理，时贤著论说明的，已是屡见，无须我再在此地复说一遍了。不过中国幅员太广，故各地的农民状况皆不一样，因此，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当然亦不一样了。据我接触各省的朋友所得到关于农民状况的报告如湖南一省，至少可分为三种形式：一为湘西，二为湘南之衡阳衡山一带，三为湘南之郴州宜章一带。这三处以第一处的为最代，第二处为最劣，第三处介乎上两处之间。第一处雇农长工工资每年五十元至百元，吃饭在外，饮食常常有酒有肉，而且丰腆，与雇主同桌用膳，否则，雇农必掉头而去。第二处雇农长工工资十八元至五十元，吃饭亦在外，惟不能常有酒肉，不能长与雇主同桌，甚而雇农有不能上桌而在灶边用膳的。第三处雇农工资同第二处，惟饭食待遇同第一处。有此三种不同的形式，所以第二处的农民对雇主颇怀念恨之意，如上年衡山白果之组织农会，一呼而集者十五万人，并有种种过于激烈的反抗行动；余二处的农民就寂寂无闻了。又如广东一省，比湖南的农民状况又有不同。广东的农民，有时荷锄为农，有时又揭竿为匪，故农与匪往往分不清楚，自然广东全省不都是这样。因此，广东乡村间的民团特别发达。我们由这两省的农民状况来推测各省，可断言其绝不一样了。农民状况既不一样，那么我们从事农民运动的政略与方法，又岂可以一样吗？虽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从衡山和海丰两处农民运动的失败，可给予我们许多的教训。这两次的农民运动，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可说是“左派的幼稚病”。他们引导农民做纯经济的奋斗，所采用的政略与方法过于左倾，以致与地主结下生冤死仇，结果是地主假借官厅和军队几阵炮火把两个崭新的农会打得烟消火灭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现状之下做农民运动，应该以立下农民团体的基础为第一要义，如果于这个基础有损害时，应该对于对手方之冲突，力求避免，不然，逞一时之气，鼓一时之勇，结果自己的组织，根本断尽，有什么用处呢？我现在把我对于农民运动的几项意见写了出来：第一、教育方面——多设法设立或参加农村学校和书报社，作农民之识字运动，由此把农民间的文化提高。关于时事之演讲，唱本之改良，新戏之革新，幻术影戏之添置，亦当尽力推行。农民教育是我们一条最稳便而有效的道路，如果把这一层办到了，就是我们的第一步踏进去了。在此尚有两点，须连带一说：第一、对于各省的初级师范学生和小学教师须特别向之宣传，与之连络，因为他们是与农民接近的。第二、对于办设农民学校（学校名称可酌定。）不妨和比较好的乡绅与地主共同发起，因为可得到他们经济的和政治的各方面的援助与保障。第二、自治方面——鱼肉农民的恶劣官绅，固然是我们在所必斥。不过如果农民的势力还未加大和巩固的时候，应取慎重的态度。所以此时我们应设法插入乡村间的自治团体，又利用这个地位为农民在政治上得到许多的便利与自由。固然这种方法，不免有些官僚行动的色彩，但是如果这于农民运动有裨益，我们又何苦徒务清高之虚名，而弃置切身之实利呢。关于筹办武装乡团，宣传排斥教会之类，亦当慎省酌量进行。第三、经济方面——完全引导农民作纯经济的奋斗，为时尚早，已由衡山海丰的农民运动给我们证明了，不再细说。不过群众如果没有经济的利益作中心，要他们团结与组织，比在石田上播种要他生长出嘉苗良穗尤为难能。所以我们不论做何种的民众运动，对于经济的利益这一层，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可忘记的。我以为我们此时应设法在农村推行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必这样，使农民得到廉价物品及解除高利借贷，于是农民自不期然而然会相信我们以至于团结和组织了。这是我偶然想到的几点，暂写出来，备国内做农民运动者的一个参考。原载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９日《民国日报》副刊《平民周报》第３号署名：中夏*原题是论农民运动，为了区别于前一篇，加“的政略与方法”六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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