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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运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论劳动运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劳动运动的发生与发展，可说是最近三四年的事。不幸这么一枝刚刚含苞发蕊的劳动之花，却经前年冬间和去年春间几阵狂风骤雨，摧残得零落殆尽了。虽说他的根蒂现在还是孕育滋长着，不免有含苞发落以至于尽情开放的一日；但是，无论如何，终不是一日二日甚至一年两年的事了。中国现在陷于军阀与外力双重压迫之下，不论何人——只要是尚有良心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国民革命”。实行国民革命的方略，经过长期的讨论与考量，不论何人——只要是没有神经病的人——都异口同声的说：要“组织民众”。中国的民众，最大部份是农民，其次便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便是劳动者了。所以这些民众都应该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竭力的一齐组织起来。中国的劳动者的数目，据民国五年农商统计，不过六十一万余人（到现在充其量一百二三十万）。在各民众中所占的数目似乎是很小，似乎势力还远赶不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但是客观的事实却刚刚与这个结论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数目虽小，而他在社会里所占据的地位却非常重要，一举手，一投足，皆可使社会蒙受极大的影响。你不看吗？香港海员一罢工，可以使欧亚的交通断绝，开滦煤矿一罢工，可以使秦皇岛的轮船都开不出渤海口，京汉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交通隔阻，使军阀胆震心惊。这一类的事实，皆可证明劳动者的势力比任何民众为伟大，为雄厚。凡诚心为争民族自由与国家独立而实行国民革命的人们，何可不大注意而特注意呢？这种注意，或者已经成为一般明白事理的革命家的普遍意识，所以在最近的三四年中间，有不少的人从事于劳动运动。不过他们所抱持的见解和所采用的方法，实亦不免于太幼稚太急燥的一句批语。所以几年来的劳动运动皆因此而失败，以至一蹶不振。我们要免除幼稚和急燥这两个弊病，我以为我们抱持的见解和采用的方法都有重新估定的必要。现在就我个人意见，简略说明如下：第一、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抱持一个可以立刻推翻资本制度而建设共产社会的简单观念。所以“社会革命”、“劳农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类口号，唱得呱呱的叫。其实这类口号不仅是使压迫阶级见之吐舌而惊，就是劳动阶级亦是闻之掩耳而走。这种高调，于实际何尝有丝毫补益哩。原来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政府状况，以目前而论，实在没有实现那样高远而美善的理想社会的可能；因为中国现在尚是半殖民地，只有解除内外压迫，实现一个自由独立的真民主国家，是中国革命唯一的出路。所以现在凡做劳动运动的人，应把从前那样大而无当的口号暂为收藏起来，把目前切实有用的口号代之，方于实际有益。第二、从前做劳动运动的人，都只做两种工作，一是组织工会，一是援助罢工，完完全全是引导劳动者向纯经济的斗争的道路。固然这种工作不能说是完全错误，不过经济的斗争如不先得到政治的自由，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权等，何能顺利的达到目的。请看这几年内所有的工会解散与罢工失败，那次不是受了政治的压迫。所以现在有些头脑不佳的人，说：“只问面包，不问政治”，实在是有损害于劳动解放的。况且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论，我们如从全般着眼，不论任何民众，都应先做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成功了，独立的自由的真民主国成立了，我们的特殊问题才能有相当的解决。所以现在做劳动运动，应视文化之提高和政治之宣传为唯一的工作。原载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２日《民国日报》副刊《平民周报》第２号署名：中夏 |
论兵士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论兵士运动（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兵士运动和军事活动在字面上看似无多大分别，在实际上看确是判若鸿沟，这是我们所不可不注意的。兵士运动是在军阀军队中暗中的宣传，联络，煽动，以至于组织；军事活动则纯乎是在军阀军队之外的列一军队整个的或半个的招收，改编，以至于统御。所以兵士运动是从士卒及下级军官下手的，军事活动是从长官及上级军官下手的，前者绝对秘密的，后者大半公开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处所。一个革命党专靠兵士运动以企图革命之成功与拥护，已经是作梦了，若是专靠军事活动，更是梦中之梦。国民党向来是做此梦中之梦的，所以他们的革命还没有成功，他们手下的悍兵骄将早已造成特别势力，变为新兴的军阀，与北洋军阀实是“二五等于一十”，“半斤等于八两”并没有什么两样。现在国民党觉悟了，觉悟专靠军事活动“打平江山”是没有指望的了，所以此次毅然决然注全力于党的本身之改组。其首领孙中山先生痛快淋漓的把从前的错误，尽情昭告于全体党员之前。这却是中国革命前途一线最光明的曙光啊！但是在国民群众革命思潮和革命行动已到极剧烈极汹涌的时候，军事活动不特不可废，而且是重要工作之一。不过如平时把普遍的国民运动置之不理，而一味专靠军事活动，那就革命的方法未免太简单太幼稚了。至于兵士运动确与其他国民运动有并行不悖之可能与必要，是何理由？听我道来：第一、中国数十年来，因受外资压迫，生活益窘；天灾流行，饥馑荐臻，无业无食的人民救死不赡，除去当兵吃粮尚有什么路儿可走呢？中国有两句最流行而普遍的格言道：“好铁不打钉，好崽不当兵”，可见一般人民的心理是不愿当兵的了，何以现在整千整万的人民明知“兵凶战危”而要去当兵，并以当兵为一种职业呢？实因肚子饿了，眼睛花了，为解决面包问题，虽欲不当兵而势有所不能。所以他们也不能象一般志行高洁的大人先生们，从容审定出处进退的态度，有择业或择主的余暇了。故我们可断定兵士大半是或全体是失业者的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比任何阶级为丰饶为伟大，只有无产阶级为生活利益而奋斗的革命，比一般为人道为义愤基于伦理观念而革命的人要可靠要坚强。如果革命是促进政治的改革，经济的改造，人民经革命便皆可到平等的机会与境遇，兵士明白了，岂有不乐于赞成之理？固然兵士不免有“有奶便是娘”的普遍现象，但兵士与军阀并非亲若父子，谊如弟昆，如军阀的罪恶暴露无余，兵士明白了，岂有不返戈相向之理。所以兵士可以革命并不在工人农民之下。第二、军阀所恃者唯兵，打倒军阀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兵士运动。两军对垒，胜负之数，难以预卜。若我们简直从敌方的内部痛下功夫，岑楼虽高，基础动摇了，不倾自倾，倔汉虽强，手足剪断了，不死自死；军阀虽横，兵士变动了，不倒自倒。所以我们打倒军阀的唯一妙诀，与其多用功夫自造党军（这自然是革命时所必要），毋宁多用功夫向敌方做兵士运动。况且中国现时军队已超过百余万人，而且是有组织与训练的习惯（虽说他们的训练与组织与我们革命党不相同）。我们何可轻忽视之，使他们为军阀作炮灰，而不抓过来为我们主义作前锋呢。原载《中国青年》第１４期署名：中夏 |
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在向来不曾重视统计的中国，要解答这一类的大问题，真是“戛戛乎其难矣”。所以国中出版界关于这一个问题的文章，简直绝无仅有；就是仅有的不是“捕风捉影”，便是“隔靴搔痒”。只有《前锋》第一期陈独秀先生《中国农民问题》一篇文章，算是精审可观，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很正确，读者可去参考，我这里不再重述了。我这里只说中国农民运动的状况。如这一层明白了，我便可微测农民觉悟程度如何，能力如何，及其在革命运动中所占的地位如何。中国农民运动在现时只可说是萌芽时期，当然不能象工人运动一样可有编成数十万言专书的资格。虽然，即此萌芽时期所表现几桩运动的事实，已可令我们惊异，已可证明农民革命的潜在性逐渐发泄出来，是各种群众中“崭然露头角”新兴的伟大势力。我上期《论农民运动》文里已说过萧山，萍乡，马家村，青岛，海丰，衡山六处的农民运动都是很剧烈的，可惜我手头只有海丰衡山两处较完备的材料，现在只能把这两处介绍一番，其余四处暂行从略。先介绍海丰农民运动。其实这里的农民运动，并不止海丰一县，其邻县的陆丰，惠来，普宁，紫金，归善五县都组织在一个农会里，几乎把广东东江各县都包括起来了；这里只提海丰，不过是求简明易记的意思。兹摘录香港《华字日报》如下：“去年八月海丰组织农会，后来推及陆丰，归善，紫金，惠来，普宁等县。海丰，陆丰，惠来三县全县农民加入农会，其余三县亦大半加入。人数达十余万人。……本年旧历正月二十日该会发起开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会者五千余人，鼓乐喧天，极一时之热闹。该会宣传部白话剧‘二斗租’之农民悲剧。当演至贫农被田主侮辱时状至可哀，观众悲愤交集，会场为之鼓噪。而年迈农夫，睹此不觉老泪夺眶而出，有痛哭失声者。……今年五一节，更为空前之大集会，当日到者万余人，手持小旗，呼声雷动，巡行城厢内外。从此会员日益众，组织亦日渐完备。……最近七月二十六日八月五日飓风大水为灾，海陆丰惠阳各县损失不下千万，农产物完全失收，倒塌房屋，不计其数，实为空前之巨灾。该会召集大会议决减租问题，输纳三成为最高限度。遂与田主冲突，田主勾结陈军围攻农会，捕去职员二十五人，并分兵四出布哨，如临大敌。现尚在相持中云。”他们何以有这么大的运动呢？因为他们有完善巩固的组织。现在把他们的章程摘要如下：一、纲领——一谋农民生活之改造。二谋农业之发展。三谋农村之自治。四谋农民教育之普及。二、组织——分区会，县会，省会三级。每级分大会，执行委员会两机关。省大会为最高机关。各级执行秀员会分文牍，会计，交际，教育宣传，农业，卫生，调查，庶务，仲裁等。三、会务——（一）防止‘田主吊’，以免农民生活不安，及防止耕地不加肥料致生产力日下。（二）遇岁歉或生活程度过高时本会应体察情形向地主请减租额。（三）会员如发生争执事件，由本会自行排解，以免讼累。（四）禁止会员吸鸦片赌博等事。（五）办理各乡农民学校，半夜学校，图书报社，演说团及其他教育事项。（六）办理农桑，垦荒，造林，改良肥料，种子，耕法，农具，及其他关于农业事项。（七）办理疏濬河流湖塘修筑堤及其他关于水利事项。（八）办理农民医院，育婴，养老，及其他扶助事项。（九）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农村状况。（十）办理农业银行，消费组合，及其他关于经济事项。（十一）饲养耕牛，以供会员无力养牛耕作者之借用。（十二）办理民团，以防盗贼劫掠及保护农产品。再介绍衡山农民运动。其实这里的农民运动，也不止衡山一县。因为这里的农民运动是发生在衡山岳北的白果。白果是衡山、衡阳、湘乡三县接壤的地方，周围数十余里的农民差不多都加入农会了。这里只提衡山，也不过是求简明易记的意思。兹把各报所载摘录于下：湖南衡山岳北地方有名白果者，其地与湘乡、衡阳接壤。田亩大概为赵恒惕及其亲故所购置，逐渐形为大地主，其虐待农民甚酷。此地农民多往水口山矿坑作工，故工潮颇影响于此地，一般有觉悟的农民，遂奔走相告，进行组织农会。于本年旧历八月初六日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约万人。成立后，四处讲演，将农民如何受大地主及劣绅种种苛待压迫不堪忍受的情状合盘托出，农民大受感动，加入农会者突增至十余万人之多。该会会员限于雇农，佃农，自耕农三种；但无上三项资格而得农民多人之介绍，认为确可为农民谋利益者，亦得酌量准其入会。该会组织，每十家烟火，公举一十代表；百家公举一百代表，全区各十代表公举一总代表，由总代表联席大会选举七人组织委员会，内互推委员长及财政，交际，调查，交通，宣传，教育委员务一人，为农会最高机关，一年改选一次。闻八月初六日大会当议决下列各案：（一）关于农民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二）关于本会对政府态度之议决案；（三）关于农村教育之议决案；（四）关于农村妇女们的生活要如何改良之议决案。并发表宣言，兹抄录如下。“可敬爱的农友们！我们在世界上占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的地位；但是，我们在民权的地位上，除开叫苦叫冤，啼饥号寒，日夜劳得汗水如淋以外，甚么都没有的呵！要读书吧？学校是有钱的才可进去；要住屋吧？好一点的房子，我们一进去，房主即疑我们是来偷窃扒摸的呵！要吃饭吧？轮到青黄不接之时，提起钱没有籴！要穿衣吧？洋人把中国的棉花价格，提高收尽去了，使得我们赤裸裸的不能纺花织布。其他如做官得了钱的人，挟着官威强买民田，做官要得钱的人，时常预征钱粮。外国人暗中使中国军阀，互相打仗，到处用兵，弄得我们今天拖夫，明日派差，在路上受敲、受打，也是我们呵！外国人把洋货送到中国来，弄得我们从前用手艺做出来的货，那里还值钱呵！我们现在种种的压迫，因为从前忘记了团结力是我们的武器；以致从来没有向敌人反抗！现在我们知道了；要为自己解除困苦，争谋利益，只有大家联合起来呵！”并喊道：“不买洋货呵！”“打倒洋鬼子的走狗军阀和洋奴们呵！”“中华民国独立万岁呵！”“农友们联合起来万岁呵！”农会成立后，该地的大地主闻之大骇，于是贿请县知事及驻在军加以压迫。其时适谭军占衡山，农民乘机活跃，声势愈振。此时并做平籴及阻禁谷米棉花出口等事。原谷价每洋一元，买谷三斗，后通行四斗半，农民阻禁甚力。地主痛恨入骨，合集万金贿买县署请以土匪办理农会。阴历九月初七夜，县署派兵包围农会，枪声隆隆，逮捕委员谢怀德等八人，其余银钱什物，劫掠一空。农民大愤，翌早聚集数万人，拟夺回逮捕诸人，军队开枪，击毙农民胡仁二，受伤者不计其数。随后又将该会首领刘东轩捕去。该会禀吁谭总司令，谭派人到县查办，提交总司令部办理，方得全数释放。闻被捕释回时，沿途八十里农民爆竹喧天，对联数百付，其兴致可知。及谭军失败后，地主又大肆活动，十一月二十五日，赵恒惕调大军一营到该会放火焚烧，杀死六十七人，内小孩一人，伤千余人，捕七十余人，烧民房百数十栋，尸体遍野，哭声震天，可谓惨矣。由上述的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青年们！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就是这两处的农民运动，听说实在有不少青年含辛茹苦的在其中活动，所以他们能够知道组织农会，知道进行罢税抗租的方法。假如各省的青年都能象这两处的青年一样，那么全国的农民大联合运动，可说是指顾间的事了。不过做农民运动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方针，我现在把我的意见简单写了出来，以便青年们的参考：（一）组织方面——最要紧的自然是组织农会（或佃农协会，或雇农协会）。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散漫的农民才可团结起来。并须在这农会之下，设法组织“消费协社”，“信贷机关”，“谷价公议机关”等，因为必有这种机关，然后农民才感觉与自身的利益有密切关系而拥护农会。至于是先组织农会或先组织消费协社等机关，那就看各地的情形而定了。（二）教育宣传方面——能多设补习学校或讲演所固然很好，如一时力量来不及，利用现成的教育机关亦可。至于其他如露天讲演以及新年大节休暇时聚会娱乐尤应利用时机宣传，方法愈多愈好，不细说了。但是中国纯粹农民劳动者（雇工）究不及自耕农佃农之多。所以我们的宣传不宜采用“共产革命”的口号，因为一般农民私有观念极深，真是陈独秀先生所说的“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如果我们用那样多高的口号，不是反而把他们吓跑了吗？我们的宣传口号只能用“限租”，“限田”，“推翻贪官劣绅”，“打倒军阀”，“抵制洋货”，“实行国民革命”等。这一点极其重要，运动家不可不特别注意。（三）行动方面——分为两项：一是经济的，如要求减租，改良待遇等。一是政治的，如要求普通选举，改良水利，组织民团，集会自由等。就中组织民团尤应特别注意。因为农会威权终不敌民团威权之大，假如农民户户有人组织民团，以代替现在地主绅士所召募的民团，一方固然可以防御兵匪，而他一方一俟时机成熟亦可立呼成军，为革命之用。如此层不努力遍国中的办到，农民运动终是软弱无力，如现在海丰衡山的农民，气势何尝不雄且壮，终于因为徒手，被陈炯明赵恒惕打得烟消灰灭了。原载《中国青年》第１３期署名：中夏 |
论农民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论农民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认定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是工人、农民和兵士。我已把工人运动说过了，现在说农民运动。中国的经济基础，大家都知道差不多完全是农业，那么，中国农民应该至少要占全国人三分之二，不须统计，我们可毫不犹豫的断定了。这样一个占全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不是一个不可轻侮的伟大势力吗？是我们青年革命家所可忽视的吗？固然农民的思想保守，不如工人之激进；农民的住处散漫，不如工人之集中，在理论上讲，农民革命似乎希望很少；但是我们如从实际上看，中国农民在这样军阀征徭，外资榨取，兵匪扰乱，天灾流行，痞绅鱼肉种种恶劣环境的当中，生活的困苦，家庭的流离，何时何地不是逼迫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我们敢于断定中国农民有革命的可能。俄国的革命，列宁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土耳其的革命，基玛尔等得农民的帮助不小。这些为我们眼面前的事实，都可以证明我们的相信和断定没有丝毫的错误。就是中国向来带兵的，都愿意招募乡间的农民为兵。他们以为只有农民的心地纯洁，性质诚挚，耐劳不偷懒，勇敢不怕死，比口岸上的无业流氓，靠得住得多。曾国藩从练乡团到平洪杨止，和他同辈幕僚说起，必殷殷以募农为兵可靠为嘱。现在高明一点的军阀，如冯玉祥等，亦颇知此义，极其重视这一点。他们这利用农民为他们挣扎高官厚禄的工具，固然是惨无人道，违背公理，但是农民潜藏革命性和有种种特长，已是给他们证明无余了。我们为什么让农民给军阀召募去当炮灰？为什么不唤醒农民为国民自身利益的革命而奋斗？即此一端，可证我们要做农民运动是刻不容缓的事了。况且中国农民年来因为上文所述的种种环境的逼迫，发生了不少的抗税罢租的运动。如前年浙江萧山的农民，去年江西萍乡的农民，和最近江西马家村的农民，青岛盐田的农民，广东海丰的农民，湖南衡山的农民，都曾“揭竿而起，挺身而斗，痛快淋漓的把他们潜在的革命性倾泄出来”。他们不仅是敢于反抗，并且进一步而有农会的成立，把散漫的群众都集中在一个组织与指挥之下。这样的知能与勇气，恐怕进步的工人也不能“专美”罢。这些事实，都是在全国报纸上记载得明明白白，当然不是可以捏造得出来的。由此可证明中国农民已到了要革命醒觉时期了，如果青年们象俄国“沙”时代的知识阶级一样，高呼“到民间去”，为之教育，为之组织，恐怕将来农民运动，比现在完全由农民自动的奋斗，还要来得“有声有色”些罢。有人说，“中国农民不能和俄国农民相提并论，因为俄国有大地主，实行农奴制度，后来政府虽下令把农民解放了，实际上不过由大地主的锁链中，改套在政府的锁链里，仍然是得不到面包；所以彼得格勒大罢工，农民便全国风动附和着，烧杀地主，捣乱官廨，无处不骚乱暴动了。若中国则不然，想要农民和俄国农民一样的愤激和奋斗，是不可能的，所以希望农民能革命是很难的”。是的，此话不差，但是我要问为什么土耳其亦无农奴制度，却全国都跟着国民党首领基玛尔起来革命，把希腊军队驱渡君士但丁海峡，把英、法势力排出本国领土以外，把土耳其恢复成整个儿民族独立的国家？所以农民运动对于革命的结果，其方式虽各国有不同，然而农民群众其有裨于革命事业之成功则一。况乎中国虽无农奴制度，然而农民所受经济上政治上的痛苦，即如上文所述的五端，已经够受了，并不比俄土农民所受苦痛的分量还轻呢。我可敬畏的青年呵！“到民间去”是我们唯一的使命呵！至于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应取的方针，我下次再和诸君一谈罢。原载《中国青年》第１１期署名：中夏 |
论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论工人运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工人的群众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的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因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逡巡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目前中国因为产业还未发达，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可统计的只不过六十三万余名，连不可统计的，充其量亦不过一百万名，在数量上看，实在是四万万全人口中的少数了；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比方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和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开滦一罢工，可以使铁路轮船及用户的煤炭蹶竭，洋船都要鳞次栉比的停在秦皇岛，开不出渤海口去；码头工人一罢工，可以使洋货不能登岸；市政工人一罢工，可以使全埠扰乱，这是何等伟大的势力呵！所以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轻视之。况且中国资产阶级虽无力发展实业，外国的资产阶级终会挟其金钱武力来作越俎代庖的事，新式工业下的工人只有日益增多，终归有长成壮大之一日呢。故我们这些真诚做实际活动的革命青年，除做别种群众运动外，尤应特别注重工人运动才是呵。中国的工人运动，原是最近三年的事，可是在这三年之中，工人却做出不少惊天动地的光荣事业来。如罢工，从香港海员罢工起，到京汉路工罢工止，其间差不多没有那一处那一路那一矿那一厂不罢工，固然罢工之中不少失败，然而胜利的总占多数。如组织，除各业小规模的“工会”“工人俱乐部”而外，关于总联合的大组织，海员有“中华海员联合总会”；铁路京汉、津浦、京奉、京绥、粤汉、正太、陇海、都有总工会，而且共同企图“全国铁路总工会”之成立，组织了一个筹备委员会。汉冶萍三处联合组织了“汉冶萍总工会”；湖南、湖北、广东都有“全省工团联合会”。固然组织有些不免幼稚或涣散，然而在中国民族向来缺乏组织性的当中，总算比任何群众团结得结实而热烈，总算是矮子当中的长子。这是何等不可轻侮而可宝贵的革命势力呵！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总而言之，不论革命的政策为了应付时局的必要而要如何变更，然而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势力犹不注全力使之更强固，更发展，而漫然高唱什么样式的革命，终归是建屋于沙土之上，恐怕墙壁未立，屋瓦未覆，已是歪歪斜斜的坍塌了。固然工人运动为了当前的政治状况，有时进攻，有时保守：如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京汉罢工止，是进攻时期，从京汉罢工失败以后，是保守时期。但是保守是固守阵垒，仍不忘厉兵秣马，静以待时，若阵垒也不固守了，厉兵秣马的工作也抛却了，象这样，不是保守，乃是销灭。我所敬佩负中国革命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我可敬畏的青年呵！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我们固应分队到各种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的群众我们不可轻忽了呵！原载《中国青年》第９期署名：中夏 |
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之方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期我的《论工人运动》一文里，已把工人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重要约略说了。但是中国的工人状况是怎样呢？我想青年们一定要急于知道，所以我接着为此文；不过为篇幅所限，也只能说个大概罢了。要明白中国的工人状况，先要明白中国的产业状况。我们分段略述于下：（一）江苏区—在中国，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要以此区首屈一指。此区除上海之浦东、杨树浦、吴淞外，尚有南通、无锡、苏州等处。此区以纺织为主要工业，烟草次之，余如铁工、电气、火柴、玻璃、化学制造、印刷，……又次之。以上各业，大半为英、美、日本和中国的资本家所办。此外就是官办的兵工厂、造币厂、造船厂、以及电灯、电话、电车、自来水各公司了。（二）武汉区—此区以铁工为主要工业，纺织次之，其他工业亦有。湖北大冶县之铁，不仅是中国许多大工业，惟他是赖，就是日本也要靠他。汉阳的钢铁厂是中国唯一的大铁厂。纺织工厂除武昌官办之四局外，尚有十余家。汉阳的兵工厂规模亦大。扬子机器厂，可以自造轮船。（三）津榆区—此区从天津起至山海关止，皆包括在内。以煤为主要的工业，纺织次之。开滦煤矿，包唐山、林西、赵各庄、马家沟、秦皇岛是中国有名的大煤矿。天津纺织厂约有七八家，均为官僚资本所办。唐山尚有洋灰窑公司，大沽尚有造船厂。（四）其他各地—都只有零星的新式工业，而且是矿山居多。如山东之淄川、博山、峄县；山西之阳泉；河南之六河沟；湖南之水口山；江西之安源；奉天之本溪湖、抚顺：都有极大的煤厂。至于广州，以及沿长江一带各口岸，虽有工厂，并不多，故不能各划分为大工业区。（五）交通—交通事业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凭借。可是中国的交通事业却不是“发展产业”，不过是运输洋货罢了，可叹！交通约分为二：（１）铁路。铁路已经筑成的，有京汉、京奉、津浦、京绥、陇海、沪宁、胶济。沪杭甬（只沪杭竣工，南段只成宁绍一小段）。粤汉（南北各成一段，南为广韶间，北为武株间）。此外短路尚有直晋之正太，河南之道济，江西之南浔，湘赣之株萍，广东之广九潮汕。余如南满、滇越则为外人所筑。（２）轮船。海运由上海南至香港，北至天津、旅顺，东至日本，东北至海参崴。江运由上海至长江上游之重庆、叙府、嘉定，鄂湘川赣皆有小火轮驶入内地。广东东西北江亦可行轮。天津至道口镇及东三省不冰冻时亦有许多河流可以行轮。在此可附带提及的，便是各通商口岸有不少的码头搬运夫，和通都大邑有不少的人力车夫。中国产业的大致状况，略如上述。我们可进言工人状况。但是要叙述中国的工人状况，可以成功一部大书，亦只能说一个大略。中国工人的苦况，可以从外国人赞美“中国人勤苦耐劳”声中反衬出来。外国人这句话的意思，换句话说，便是中国的“劳力廉售”。所以我们可不须列很详细的表，便可知道中国工人的工作时间，至少是十点钟以上，“先鸡鸣而兴，后斗转而息”，一生一世，见不着太阳。便可知道中国工人的工资，平均不过数角，“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一生一世，替人作牛马。就中以铁路工人生活比较优裕，海员和市政工人（指电灯电话等）次之，纺织及其他工人又次之，矿工、码头工、人力车夫为最苦。工人知识，亦约略与生活程度相等。中国工人运动原是近两年的事，可分为两个时期：（一）胜利时期—亦可称为进攻时期，从前年十二月香港海员大罢工起，至今年二月京汉大罢工止。（二）失败时期—亦可称为退守时期，京汉大罢工失败以后至现在。工人运动所表现的只有两事，一是罢工，一是组织工会。有先组织工会然后罢工的，如安源，长辛店等（最多数）。也有先罢工然后组织工会的，如上海邮差等（少数），也有一面组织工会一面罢工的，如开滦煤矿等（次多数）。罢工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有香港海员罢工，汉口人力车夫罢工，长辛店罢工，陇海罢工，汉阳铁厂罢工，粤汉北段罢工，安源路矿罢工，水口山罢工，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开滦罢工，京汉全路罢工，前八次罢工都胜利，后三次罢工却失败了。组织工会，已形成一个完全产业组合的，有“汉冶萍总工会”“中华海员联合会”。筹备将成一个产业组合的，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以地方组合的，有“湖北工团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广东工会联合会”。其余差不多各厂，各路，都有“工会”“工人俱乐部”等，举不胜举了。不过尚有两种有力的工人，或者组织尚少，如矿工，只安源、水口山、焦作组织了；或者始终没有组织，如各口岸的码头工人。这以上都是工人运动胜利时期的大概。失败时期是怎样呢？自从上海浦东纺织烟草罢工被外国资本主压服以后，接连着便是开滦煤矿罢工被天津警察所长杨以德和英国的印度兵压服，最后便是京汉全路罢工被直系军阀吴佩孚等和某国领事秘密协商压服了。京汉此次罢工失败，被杀死三十九人，被捕入狱二十四人，被开革失业数百人，还有工会法律顾问施洋被枪毙了。此次失败，军阀乘机将京汉全路和武汉三镇的工会一律封禁，于是影响所及，各地工会除粤湘外，皆由公开的而变为秘密的了。虽然秘密，尚有几处工人猛进，曾联合组织了总工会，月费照收，常会照开，只差悬挂一块牌子。我们在此可告慰青年们的，就是（１）工人复仇的心极切，精神仍团结凝固，一旦时局变动，可以大举；（２）工人受了这两年新式的教育与训练，知识与技能已经增高，现在并秘密的不断的买看出版物和社会主义者往还交谈，通讯质疑。由此看来，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的工人运动，应是极抱乐观，认为工人群众终归是中国革命运动最伟大的一种势力。现在我要把我对于此后工人运动的两项意见贡献在青年的面前了。（１）我以为此后工人运动在反动政局没有推翻以前，不可放弃了公开的工会运动。公开的工会在有时虽不可能，而且即令可能，亦有“投降军阀”，或是“劳资妥协”，徒然引导工人走上堕落的道路的危险；然我们不提倡公开的工会运动，工人最容易被引到工团主义，只过问经济的要求，忘记了政治的奋斗，结果是工人运动于中国革命完全不相干涉。这却是一重危险。所以我主张应使公开的工会运动，成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不断的输送小册子给他们看，保存并激厉他们愤慨之气，团结之力，一旦有事，庶可乘时而起。（２）我以为工人种类纷繁，固然只要是工人群众我们便当去活动，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精力亦有限，我们应就中择取几种有力量的，于革命事业有大帮助的工人群众去活动，较为经济。我以为海员、路工、矿工、码头工人、市政工人五种工人特别重要，应多下功夫。亲爱的青年们！我上次说过：“中国革命的重担，只有由我们一肩挑着”。但是我现在再找足一语：“我们挑着不可放下呵”！原载《中国青年》第１０期署名：中夏 |
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中国今天内外交攻的反动政治势力，算是登峰而造极了，社会心理趋向革命，企图革命，算是热烈而且普遍了，论理，瓜已熟，蒂该落，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陷于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境地呢？青年们！我们想想！打倒满清的“辛亥革命”，是我们青年干的；打卖国贼的“五四运动”，也是我们青年干的，当时我们青年尚无全省和全国的大组织，现在我们总算有了（组织是否强固有力，乃另一问题。）用这种大组织的力量推翻现在反动的政治势力，论理，摧枯拉朽，毫不费力，为什么我们青年也和各界一样陷于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的境地呢？青年们：我们想想。据我看，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关于中国这三个群众的实际状况，我拟分期在本刊介绍，现在先说这三个群众何以为革命主力的原因。与其空谈，不如实证，我今只举出一个例子来。俄国一九一七的十一月革命，不用说是这三个群众的力量了。我们且说同年数月前的三月革命。俄国三月的革命，谁也知道是始于资产阶级要求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论理，该是资产阶级为主力，谁知发难革命的却是工人和农民，助成革命的却是兵士。二月二十七日，三十万“彼得格勒”工人对于政府行了有抗议意义的总罢工，到了三月行了要求解放政治犯人的一个大示威运动，接连着到处的工人农民都暴动起来了。俄国遂陷于紊乱危急的形势，政府于是下了戒严令，由战线上把大队兵士调了回来，指挥军警把机关枪架满市街中各要所的屋脊上。三月十一这一天，就用机关枪向民众开炮。谁知指挥官命令开炮的时候，兵士反把指挥官枪毙，加入民众运动，许多联队都干起来了。民众于是得占领兵器厂，占领秘密警察本部，……政府由此推倒。他们这时组织了劳农会。资产阶级对于要求立宪政治是赞成的，即至军队加入民众作乱，革命已成事实的时候，他们却开始改变态度了；如代表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和代表大地主的“十月党”，他们还愿意维持帝制，主张“米哈尔大公”即位。在革命以前，“米留可夫”说：“若为胜利而必须革命，我们宁可不要胜利，”即此可见资产阶级对于革命态度的一班。但是“劳农会”此时却断然的反对帝政势不反顾，他们也无可如何。由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革命运动中只有工人农民兵士三个群众是主力，使我们坚信而无丝毫怀疑。此外如法兰西大革命和土耳其独立运动，都没有不靠这三个群众为主力的。此类例证，举不胜举。为什么这三个群众革命的精神格外富足格外坚决呢？自然是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是格外比人厉害，谚所谓“狗急跳墙，人急反噬”，他们不能不断然的趋向而且硬干起来。资产阶级虽能革命，然而他们总不免为了身家，瞻顾却虑，如印度资产阶级不论如何受英国政府的压迫和摧残，他们总想和英国政府妥协，调和，以希冀其产业经营之安稳和万分之一的进步。若这三个群众从事革命，他们所损失的，真是除掉锁链一条外，别无什么。所以他们易于坚决些。青年们！俄国这三个群众所以能够革命，实因革命前俄国的青年学生一批一批的到群众间去；实因青年学生以其革命思想和知识一套一套送予这工人农民兵士的群众，所以俄国革命便成功了。我们处在这内外交攻的反动政局之下，我们所受的压迫和苦痛已是无以复加了，我们有没有人心？我们有没有民气？我们如不甘为曹家狗，亡国奴，我们便该迅速的从事这三个革命主力的群众运动。我们便应该大家转相告语着，成群结队的，到民众间去，完成我们重要的光荣的使命。青年们！去罢！原载《中国青年》第８期署名：中夏 |
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一九二二年五月）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决议案（一九二二年五月）提案人：长辛店京汉路工人俱乐部代表邓重远。理由：工人阶级争斗力的强弱，全视工会组织法之良窳而定。比如工会是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织而成，则罢工运动每至一行业的工人陷于孤立，而容易失败。产业组合则不然。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职业的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了。故我们组织工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但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各种职业的工人，则仍不妨沿用职业组合法以为着手之起点。又，我们工人希望将来有真正的全国劳动总组织出现，则必首先组合每个地方所有的工会（无论是职业组合或产业组合），而成为一个地方的劳动联合会，将来更由各地方劳动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则工会的组织，就上了真正的轨道，成为一个铁样的团体了。办法：（一）凡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都应一律采用产业组合法去组织工会。（二）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不妨用职业组合。（三）务必将每个地方所有各产业组合和职业组合的工人，将来由各地方联合会组成全国总工会。（四）在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先设一全国总通讯处，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1]原载1922年5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署名：邓重远[1]《民国日报》记者在该句后，原记有“第四项为公众临时动议议决，非原案本文”字样。 |
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邓中夏（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今天因为长辛店的工人，所组织的劳动补习学校，开筹办会议，请我们去帮忙，所以我一早起来就和太雷、仁机、郭淘三位同志跑出前门西车站，坐火车往长辛店去。长辛店距离北京四十二华里，约一点钟火车就到，是一个很大的乡村，有三个大工厂，共有工人二千五百多人。这些工厂，都是归京汉铁路局管辖的，按铁路的组织，共分三部，一是车务处，二是机器处，三是养路处。我们四个人坐在车上谈谈笑笑，觉得很快乐，严酷的冷气，都退避了三舍。车过永定河，我望芦沟桥在晨曦的底下，趁着一座破塌的古城，有两三杆布帘随风飘摇，刹是好看，真一幅绝好的天然图画。那时就引起了我的画兴，我的手就痒了，可惜当时没有带写生器具去，且不在芦沟桥停，所以不能画。车愈走愈远，我的心愈记着他。车到了长辛店，而芦沟桥的风景，还在我的心头。在长辛店下车的时候，我见了许多灾民——男女老幼的麕聚在站边的地方。那种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触在我的眼内，我的心就感着不快，表出一种痛苦的同情，不知在车上的那一种谈笑快乐心，和画画的兴趣，飞跑往那里去了，光觉得心中难受，好比我也在饥饿困苦中。我想起他们灾民在这严冬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而那一班官吏政客资本家们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还拥着他们的第几姨太太正围着炉子取乐，比那班灾民露天席地的受冻饿而死，其苦乐真有天渊的分别，唉，那真是社会上最不公道的事。为什么他们穷到那个地步呢？他们的财产给谁抢了去呢，我们捐了几个钱就可以救得他们吗？我有一句话要奉劝各位热心救灾的先生们，请你们放远一点，放大一点眼光，去谋他们永远的灾荒困穷，那就是根本打破社会上不公道的事，请各位设法子做去罢。长辛店的工人见我们到了，十分欢迎。对于我们很亲热，我们也觉得他们很友爱，好比兄弟一般，而他们工人也互相亲爱。一种融和团结的气象，令我见了很喜欢。我常痛恨现在社会上的人群太无感情，互相诈虞倾轧，所以对于长辛店工人那样团结融洽，就生出无限希望。今天刚是长辛店的一位工长邓寿亭先生，因他热心办了一间女子国民学校，几年来成绩很好，长辛店的居民送了他一个“乐育英才”的匾子，所以今天他摆酒请客。男女老幼的来宾很多，大半是工人，我们躬逢其盛。一尝乡村社交聚宴的风味，觉得很有乐趣。见他们那种平民的生活，亲热熙攘的风习，非常羡慕。我们食完了饭后，就开筹办会议，首由一位工长明科先生布告筹办这个劳动补习学校的经过情形，和现在进行的方法，今天会议的事项。大概是这个劳动补习学校是由长辛店工人自行组织的，款项是由捐款来的。（他的捐款启事和章程附录在下面）次由郭淘君说明创立劳动补习学校的必要。大概说，为什么我们工人终日辛苦作工，而不得温饱，而那班不作工的官僚政客资本家等却高楼大厦，衣锦食肉。他们的钱那里来的，他们的衣食住那里得的，都是由我们工人的血汗造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得享受，弄到困苦的情形。现在我们想得到幸福，非先有智识不行，所以我们要设立这个学校，而且教育是平等的，人人都有享受的权利。难道我们工人独不应当享受吗？亚当?斯密说得好，“人类生来本是平等”，所以我们要知道工人与资本家是一样的地位，应该享同等的教育和幸福。当他演说的时候，在座听的工人，个个都点头象有点感动的觉悟的意思，大概这个劳动补习学校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开成立大会，于五日开课，那天想必有一番热闹。会议后有几位工长带我们去参观各工厂，今天因是星期，所以各厂的工人多数停工休息，有少数工人，因特别的情形，如生计困难或不明白休息的意义，所以仍然作工，按工人每日冬天约作工十时，夏天约十一二时，工钱每天因工程或个人而不同，约自三毛至一元不等。晚工往前作一小时加一刻都计算，但现在却一小时了（闻唐山南厂的工人，因这个情形，已于十六号罢工了）。工人的生活费约每月三四元至十五六元（指有家庭者）不等。我们到一处，贮有许多砖头放在地面，我问他是预备建筑的吗？他笑笑地答我说：“这些砖已买来了六年的工夫，说是为我们工人起医院的，你看那座小房子不是盖好了吗？但是其余的房子，不知他们六年了也没盖呢，”我笑说，那不是很方便你们害病吗？他说，“你那里知道个中的黑暗？好在我们不害病，倘真个害病，他们也不医，不说是没有病，就说没有药，除非有脸子才得到一点药呢！”我听了很气，敬告铁路总办，千万要关心下工人的幸福才好，不要开了一笔大公款，难为了贫苦的工人。长辛店的工人智识很高，团结力很大，他们已组织成有很强固的团体，他们出版了一个周刊叫做“劳动音”，每期销售二千多本。我可惜对于机器学没有研究，所以参观了工厂，也没有什么心得能写出来，光记得一个是专修整气锅的，一个专修理机关的，一个制铁条的，入了总发动机，只见无数皮带和电线而已。各位工人向我指点说明，我真感谢他们增长了我许多智识。五点五十分，我们再坐车回北京。经过芦沟桥时，那幅天然好画图已被黑沉沉的幕烟罩住了，我不能再见那样失望。我再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募捐启事和简单预算案抄在下面：（一）募捐的启事。我们为什么办这个学校呢？看下简章第一条就可以知道，此处不再费辞了。有人要问长辛店不是已有“劳动高等小学”“工界国民学校”“女子国民学校”……几个校吗？何必添此一个，我们答：“高小”、“国民”、“女子”仅限于儿童一方面，可是已成年之平民尚那样多，长辛店为铁路工场所在地，劳动者亦复不少，请问这一大部分人到何处所觅何机会可以领受一点教育呢？现在的潮流，“教育不论是资本家劳动者老头子小孩儿都应该领受的”，差不多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意义，何独于长辛店地方两样呢？同人等根据这个理由所以发起这个学校。不过我们力量很小，不能不仰求各界加以经济上的援助。热心的先生们啊，务望你们解囊捐输。使此校得以成立。那么，不仅同人等之幸，而长辛店的劳动社会“获益”尤为不浅啊！（二）简章及预算案，（甲）简章（一）本校定名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完全智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者的子弟”高尚人格为宗旨。（二）凡身体强健身家清白的劳动者，不论年龄大小和识字与否都可入学。（三）本校分日夜两班。夜班为“劳动者”而设，日班为“劳动者的子弟”而设，每班暂定八十人，分组上课。（四）本校课程，夜班注重国文、法文，科学常识、社会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与普通（国民）高小课程略同。（五）凡本校学生概不收学费，并酌量津贴书籍用具等物。（六）由本校创办人和热心赞助人组织校务会议，主持本校一切进行事宜。（七）本校设驻定员一人，由校务会议选任之，执行本校事务。（八）本校教员由校务会议聘请热心劳动教育者担任之。（九）本简章如有不适不尽之处，得由校务会议随时增修之。（乙）预算案：（一）开办费（1）制桌凳三十张，洋五十元，（2）修理校舍洋二十元，（3）杂费洋十元，共洋八十元正。（二）经常费（1）校舍房租每月约十三元，全年约一百五十六元。（2）驻校办事员（兼教员）和专任教员每月共支洋三十元，全年三百六十元。（3）校役一人支七元，全年八十四元。（4）书籍文具等费全年四十元。（5）杂费每月支五元五角，全年共支六十六元，共七百○六元。原载1920年12月21日《晨报》署名：心美 |
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1920.11.7）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A:link{COLOR:#000080;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F4BFF;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邓中夏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1920.11.7）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今天是我们与各位见面的第一次，我们怎样的喜欢！我们愿时常得与各位亲近，来大家谈天谈天，但是我想各位心中一定发生两个疑问，（一）就是究竟为什么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二）这个《劳动音》里面的文章，又说些什么话呢？我要使各位明白我们的意思，所以第一篇文章，不得不先将这两个疑问详详细细的讲清楚，请各位且瞧下去就明白了。我们相信“劳动”是人类生存在世界上第一个要件。因为人类是进化的，一天比一天不同，天天变动，天天进步，由旧的变为新的，由不完善的进为完善的，所以能达到这新的完善的，就是由人类“劳动”的结果，那末，我们就明白，劳动就是进化的原动力，劳动就是世界文明的根源，劳动就是增进人生的幸福，故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提倡那神圣的“劳动主义”，以促世界文明的进步，增进人生的幸福。但是我们试放开眼光，瞧瞧今日世界上各国的社会，所有的人类，都人人能从事有益于人生的劳动吗？我们知道今日各国社会上都有一种最不好的现象。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不从事劳动的人——如官吏，政客，军人，资本家，教士，警察等，他们都不去劳动，从事有益于人生的生产事业，专在社会上做寄生虫，把我们真正的劳动同胞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用强力来侵占了去，供他们的生活，供他们的快乐，唉！世上那里有这样便宜，这样没道理，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我们辛辛苦苦的做来，他们安安乐乐的拿去，使我们生活困难，朝不保夕，父母妻子，不能饱暖。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排斥那种不劳动而食的一班人，以维持我们从事正当劳动的同胞，使得满足的生活，快乐的幸福。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更进一层讲，各位要知道，今日世界上最重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社会改造问题——直言之就是“劳动问题”，你瞧英、美、法、德、意、荷、俄、日等国今日的现象，那一国不发生罢工问题，以实行劳动运动，那一国劳动者不有坚固团结的工人团体呢！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介绍世界的智识，普通的学术及专门的技能，又纪述世界劳动者的运动状况，以促进国内劳动同胞的团结，及与世界劳动者携手，共同去干社会改造的事情。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与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场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场的规则等，和工人自己个人的生活情形，感想的意见，对于家庭的关系等一切情形，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给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那就是我们出版这《劳动音》的本意，我最亲爱的劳动同胞呀！你们既然明白了，我们是你们最好的朋友了，请了，第二期再见吧！祝你们努力！前进！原载《劳动音》第一册署名：心美 |
李大钊：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192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
李大钊（1926）
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太平革命（太平天国事件）时期，马克思即是这样的观察。太平革命（一八五○——一八六四）的年代，恰是马克思为“纽约新闻”（New
YorkDailyTribune）作通讯员的时期（一八五一——一八六二），故马克思曾有一篇通讯，分析中国革命的因果关系，并其所与于欧洲的影响。
马克思在这篇文中指出中国革命将要影响于所谓文明的世界，欧洲民众的下次暴动，为共和制、自由政府与经济的下次运动，所靠中国现在的革命（太平革命）的经过，比其他任何政治的原因（如俄国的威胁以及全欧大战的将要发生等）都多。在一八四○年英国炮火之下，许多的分解的要因凑合起来，日益发展，以影响于中国的财政、产业、政治与道德，皇帝的权威遂不能不崩落，自命天朝的上国，遂不能不与人间的世界相接，闭关自守的老支那遂为英国的炮火结束了他的孤立的生活。恰如保存在神秘的固封的棺中的木乃伊，一与空气相接自然的便要解体。英国造成中国的革命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革命怎样影响到英国，经由英国影响到欧洲。太平天国的灭亡在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孙先生诞生到现在刚刚六十年，这六十年间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仍在继续着向前涌进，孙先生的主义便是指导革命进路的南针。
第一国际时代在法国有一关于“天地会”的记录，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第一国际的支部。会员以百万称，蔓延遍于全中国及印度。“天地会”是太平党人失败后所组织的革命的秘密结社，会员多散处于中国南部及南洋、印度、美洲各处，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
中山先生所创立的兴中会的前身，便是太平失败后继续中国革命系统的团体。兴中会的宣言里已经说明，外国人同情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者，亦得为会员。同盟会的时代，有许多的日本同志为中国革命牺牲了。中山先生曾与日人宫崎滔天等共同援助过菲列滨人的革命运动。中山先生并且说过，我们先援助菲岛的革命，等到菲岛的革命成功，他们必来援助中国的革命。这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早已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
列宁说：“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达到自由的境地，对于政治生活觉醒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由愚昧觉醒起来，向着光明前进，运动争斗。”孙中山先生便是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
列宁又说：“在亚洲一个有威力的民主主义的运动正在发长与延扩，那里的中产阶级尚与民众站在一边去反抗那反动势力，几万万人觉醒起来，要生活，要光明，要自由。这种世界运动振奋于一切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的胸怀中是怎样的喜悦……但是那‘前进’的欧洲呢？他是正在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的敌人，自由的敌人。”孙中山先生正是亚洲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他的一生的事业在指挥中国民众向那掠夺中国，在中国援助民主主义和自由的仇敌进攻，他的躯壳虽然死去，他的主义尚在中国民众革命的运动中生动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换句话说，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直到中山先生晚年的奋斗，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达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
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必能由中国民众革命的努力经由中山主义的道路一一证实。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中山主义万岁！
列宁主义万岁！
1926年“政治生活”
按“守常文集”刊印 |
李大钊：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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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
李大钊(1926.5)
马克思批评当代历史事实的论文，是无产阶级研究马克思的人们绝好的材料的宝藏。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从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他的公式，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怎样的应用他的研究的方法，以解剖那赤裸裸的历史事实，整理那粗生的材料，最后我们便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
前年莫斯科无产阶级政治论坛，曾有一度勃兴了研究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的狂热，拉狄克在“真理报”上发表论文，谓太平天国的变乱，恰当马克思生存的年代，何以偏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找不出关于此事的评论？近者美国出版的“工人月刊”载有马克思“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足见马克思的著作，还有很多埋没在图书馆的故纸堆中的，真是可惜！马克思这篇论文是一八六二年八月在“纽约日报”发表的。原来马克思充该报的外国通信员，是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二年的事。而太平天国的年代恰恰是由一八五○年至一八六四年，正与马克思在“纽约日报”上发表论文的年代相值。这一篇论文说明，太平天国的变乱实为大英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第一次中国国民革命的大运动，并且指出中国的革命将要影响于英国，经由英国影响于欧洲的关系。这实在值得我们的注意研究，尤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英国发生空前未有的大罢工的今日。以下便是马克思论文的译述：
“一个探求支配人类运动原理的深玄的想象家，惯称两端相接的法则，为支配自然界奥秘的原则。在他看来，俗谚所云‘两极相遇’者，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是一个伟大而有力的真理。这一个原理，哲学家用之可以执简驭繁，如同天文家用Kepler的法则或Newton的伟大的发见（引力的法则）一样。
两极相遇是否是那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勿深论。而此原则之显明的表现，是可以在中国革命似将影响于所谓文明世界的结果看得出来的。说欧洲人民的未来暴动，和他们的为共和的自由与政府的经济的未来运动，其系于现所经历于此天朝帝国者将远胜于现存的任何其他政治原因，抑且胜于俄罗斯的威胁，以及从而发生的全欧战争之似有可能。这似乎是奇而妄的推论，但此并不谬妄，只一细察此事的实状，便可洞明无余了。
不管什么是他的社会的原因，不管他们听的是什么宗教的、朝代的、民族的形式，他产生了慢性的变乱，过去约十年间存在于中国，现在集合起来成了一个可惊的革命。他的暴发的机会毫无问题的是那强制输入麻醉毒品叫作鸦片的东西于中国的英国大炮所给与的。在英国炮火之前，满洲皇统的权威扫地无灵了，天朝永世的迷信全然打破了，封锁未开与所谓文明世界未曾接触的孤立骤被侵入了，东西交通的开发，从此以后在加利佛尼亚州的黄金的诱引之下很快的进行，同时这个帝国的银钱，——他的生命膏血——开始流出于大英帝国的东印度了。
一八三○年以前，中外贸易的平准还是中国方面站在有利的地位，银货不断的由印度、不列颠、北美合众国输入于中国。一八三三年以后，特别是一八四○年以后，则银货由中国到印度的输出，几乎耗竭了这个天朝上国。于是中国皇帝严令禁止鸦片贸易，但是所得的还答是对于他的法度与以更强的抵抗。除去直接的经济结果以外，关联于鸦片密输的贿赂公行，将中国南方各省国家官吏的风纪完全腐化。如同把皇帝看作全国的父亲一样，皇帝的官吏亦被看作是对于各该属县邑的维持亲长关系者。但此父权的威力，是维系国家全局惟一的道德纪纲，渐为以默许鸦片密输、自饱私囊的官吏的腐败所蚀毁了。此种情形，曾多见于发生变乱的南方各省，鸦片遂适如其分以获得了制御中国的主权，而皇帝及其官派十足的臣仆，乃以丧失甚所自有的主权了。这好象历史于他把中国全民族从其遗传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以前，先使他们沉醉一回似的。
英国棉花的输入从前几乎没有，英国羊毛的输入亦只有少许。至一八三三年以后，则二者输入于中国，很快的增加。这是由东印度公司把对华贸易独占转移到私人商业的时期。至于此等物品大规模的输入中国，乃在一八四○年以后，这是其他各国、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北美合众国）在中国贸易亦获得一份的时期。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影响到本地的产业，同他从前曾经影响到小亚细亚、波斯、印度一样。在外国竞争之下，中国国内有许多纺者织者都遭受了很大的艰苦，而社会生活亦随着外货侵入的程度呈出不安的景象。
一八四○年不幸的战争以后，赔款必须付给英国。那巨额的不生产的消费的鸦片，随着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属的流出，外国竞争对于本地制造品的破坏的影响，公共行政的腐败情形，产生了两件事物：旧税益加烦累，新税又见增设。这样，在一个一八五三年一月五日由北京发出的皇帝诏令里，我们可以察知有些令颁布给武昌汉阳等处以及南方各省督抚，令他们减轻或缓人民的纳税，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许强取以逾定额。诏令上说，倘不这样，则‘贫苦人民将何以堪’，诏令上又说，‘则当举国艰忧之时，如此吾民或能免于苛吏诛求之祸矣’云云。这样的辞语和这样的宽假，我们犹忆在一八四八年顷曾从奥地利亚听见过，那是日耳曼的中国。
所有这些集合起来从着中国的财政、道德、产业及政治构造向行动的崩解的动因，在一八四○年英国炮火之下，领受了完全的发展。这个炮火，打落了清朝皇帝的威灵，强迫了这天朝上国与俗野的世界相接触。完全的孤立，是老大中国保藏的原状，那个孤立，必须依英国的媒介来一强制的终结。分解必定随之而起，这与谨藏在封固的棺中的木乃伊，不论何时，一与空气相接，立即分解一样，是确然的。现在呢，英国已经造成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是那中国的革命怎样的迟早将其反响及于英国，经由英国以及于欧洲。这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一八五○年以后，读者常被唤起，使其注意及于英里制造品不平行的发长，在那最可惊的繁荣中间，不难指出一个逼近产业危机的显明征候。虽然有加里佛尼亚州和澳洲，虽然有浩大未曾前间的移民出境，苟无任何特别事变，在一个相当时间，迟早总有一天市场的扩张不能齐驱并驾于英国制造品的扩张。这种不相比齐，必要造成一个新危机，其确定与过去所曾经历者全无异致；但是假如大市场中之一忽然变成缩狭，那么危机之到来，亦必因之而加速。目下中国的变乱完全有此影响及于英国。开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的必要，是英国茶税低减主要原由之一，期于以茶的增加的输入，谋对华制造品的增加的输出。现在每年由联合国（The
United
Kingdom）输出到中国的价值在一八三四年东印度公司所享有的贸易独占权废止以前总额只为六○○、○○○镑，在一八三六年总额达于一、三二六、三八八镑之数。在一八五四年（此年代疑有误）又增加到二、三九四、八二七镑。至一八五二年，则达于约三、○○○、○○○镑了。至于由中国输入于英国的茶的总量，在一七九三年尚未超过一六、一六七、三三一两，但在一八四五年，达于五○、七一四、六五七两，在一八四六年则又达于五七、五八四、五六一两，现在（一八五一——一八六二年）已超过六○、○○○、○○○两以上了。
上季的茶收获超过前年的额不下二、○○○、○○○两，已经为上海的输出表所明示。这个超过，有两个情由可以说明。一方是一八五一年终的市场情形很是低减，多量剩余下来的过剩物品，移入于一八五二年的输出；在另一方，是那关于茶输入的变更的英国立法的近顷报告，传到了中国，使所有的有利的茶都以极贵的价钱，上了预备市场。但是关于来季的收获，则情形大异了。这可以从伦敦某大茶庄的通信中，摘录下来的下列语句证明：
‘在上海恐惶已达于极点，金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五，银的缺乏至于一点亦不能不见得以还付英船对于中国应付的税款。这于出港许可是必须的，因此阿尔阔克（Alcoek）君曾同意于负有对中国官吏交还这些税款的责任，而以东印度公司的票据或其他认可的担保的领收为质；设若着眼于商业的最近的将来，则贵金属的缺乏，乃为最不利的景象之一，因为此种空虚，适值于他们的使用最是需要的时会，以致茶丝的购买者深入内地影响于他们的购买，因为此等购买，须以正在腾涨的金银块付价，以致那些生产茶丝者得以尽操纵的能事’。
‘历年此季开始办理新茶以为常，可是在现时除去保障人身与财产的方法而外什么也谈不到。一切交易都已截止，……设若在四、五月中不能应用那些保护茶叶的方法，这黑茶、丝茶一切纯良种类均包含在内的早期收获，将成为同在复活节尚未成熟的小麦一样的损耗’。
现在保护茶叶的方法，一定不是英美法等国的舰队驻在中国海中可以给与的。可是因为他们的干涉，这次却容易产生象那可以切断产茶内地与输茶海港间一切交易的纠纷情形，如此则于现在的收获，一个价格的腾起是可以预期的（投机已经在伦敦开始了）。即于次季的收获一个大的缺乏，亦是同样的确定。不宁惟是，中国人亦同在革命的震动时期中的一切民族一样，虽然准备着将他们手下的那一切笨重物品卖与外国人，而如东洋人在大变动的恐怖中所惯作者然，亦欲置之于贮藏。故于茶丝的取偿，除硬货的钱币外，则多不愿受。英国于是乎可以预期他的主要消费品中之一的价格的腾起，金银块的流出，出售他的棉花和羊毛制品的一个重要市场的缩狭，即那一切威胁商业社会沉静精神的事物的乐天祝咒家的‘经济学派’亦不得不作如下的语句了：
‘我们不要自信觅得一个为我们输出品去到中国的市场，其广大一如从前，……我们对于中国的输出贸易将遭蒙损害，满切斯特（Manchester）及古拉斯哥（Glasgow）的生产，将有一个减少的要求，这是最可能的’。
切勿忘记了象茶那样一种必需的物品，象中国那样一个广大市场的缩狭，将适合于一个西欧的歉收，从而发生麦谷和其他农产品价格的腾贵，于是缩狭了制造品的市场。因为每一种首要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腾涨，依一个相当的对于制造品的需要的低减，相为消抵以保内外的平衡。迩来大不列颠各处，时闻关于收获减色的叹声，‘经济学派’关于此问题有云：
‘在英伦的南方，不仅有些土地尚未耕种，并有许多已种的田，亦呈出恶象，或则谷实的发育不良。预定种小麦（Wheat）的濡湿下田，正在发生损害的征候，已极明显。种菾菜（Mangel
wurzel）的时期，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空误了，种植的很少，而那预备植种芜菁（Turnip）的田时，看看亦迅将过去。为这样一种重要的收获的任何充分的预备，也没有安置妥当，……燕麦的耕种被雨雪妨害了不小，及时下种的燕麦很少，迟种的燕麦，少有能得丰厚的收获的，……在许多区域内，饲养的羊群间的损失，其价值也不在少。’
谷以外的农产品价格，比去年的增高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甚且有百分之五十者。在欧洲大陆，谷较在英伦腾高，而在比利时和荷兰则菜麦（Rye）高涨了一倍。小麦及他种谷物，亦从其例。
在这种情形之下，因为普通商业范围的大部分已为英国的商业所荡尽，我们可以很稳当的卜知中国革命将掷其火星于现在产业制度积载过多的地雷上，而致此长期准备的总危机的爆发。这个广播海外的总危机，将为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所紧接，中国送来骚乱于两方世界，而西方列强方由英法美的战舰载着所谓‘秩序’到上海与南京，这是一个伟壮的奇观。这些将要援助那动摇的满洲皇统的秩序贩客的列强，忘记了对于外人的憎恶并驱逐外人出此帝国，从前只是中国的地理的人种的位置的单纯结果，而自满洲鞑虏征服此邦以后，才成为政治制度了么？在十七世纪末，那互相竞敌，争着与中国通商的欧洲各国间的纷争轧轹，给了满洲所采行的排外政策一很大的助力，是明显无疑的事实。此外这个新朝因恐外人或将袒右那当中国人民被征服于鞑虏的上半世纪间在大多数华人间存在的不平，而益促其采行排外政策也更剧。根于这些顾虑，当时外人遂被禁止而不许与华人交通，外人只准经由一个离北京及产茶地方甚远的都市广州与华人通商，而外人的通商，又只限于与行商交际，行商是政府特许公开的从事外国贸易的商人。为的是使其余的人民得以避免与那可憎的远人相接触，无论如何，西方各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干涉，此时只能致中国革命愈益猛烈、愈益延长商业的停滞而已。
同时关于印度有须注意的，是那世纪的英国政府，足有他的岁入七分之一，是靠着售卖鸦片于华人的。同时印度人的大部分，又靠着在印度鸦片的出产，以需求英国的制造品。华人对于鸦片的使用的非难，并不减于德国人的禁绝淡巴菇（Tobacco），但是因为这位新皇帝知道赞助罂粟的培植及在中国自己境内鸦片的预备，很明显的将立刻予印度的培种鸦片事业、印业的岁入以及印度斯坦的财源以绝大的打击。此种打击虽不能立刻即为与此有关的利害关系所感觉，经过一相当的时期，将必显其效用，将必加厚并且延长这普遍的财政危机。这危机是我们已在上文卜定其运命的。
自从十八世纪开始以后，在欧洲未曾有过激烈的革命而不先朕以商业和财政的危机者，此理证之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与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悉无二致。这是实在的，不仅仅我们每天看见那些统治的权力者与其人民间，国家与社会间，各阶级间，冲突的胁迫征候，一天一天的加多，便是现存的各强国间冲突，亦似乎将达到图穷匕首的程度。最后谈判的机运亦且若现若隐了。在欧洲各国的都城中，每日都有关于普遍大战的飞书相告，一到次日，此等消息，又复消灭了。似乎又有个半星期的平和的确保了。虽然，我们的确知道欧洲列强间的冲突可以达到无论如何的极度，外交界的情形可以显出无论如何的危迫，由于这个国那个国的些个狂热的党派，无论如何的运动都可以企图，可是那些王公的忿怒、人民的愤慨，都一样的被那繁荣的呼吸销沉下去。战争与革命都一样的不能令欧洲争哄起来，除非是一个普遍的商业的和产业的危机之结果。这个危机的信号，与夙常一样，必要发自英国，他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
注意政治的关系是不必须的，就以英国工厂有未曾前闻的扩张，英国的公开政党全然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关变成广大的诈骗投机卖买的商馆，奥地利亚的财政濒于破产，招人民仇恨的错误层层叠叠到处都是，反动的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和那曾经一度显露于世的征服世界的俄罗斯迷梦等等事实看来，在这些时候，那样一个危机必定产生。”
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这种英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为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之而日益强烈。现在怎么样了？帝国主义者与从前一样？否，现在更百倍于从前，日惟用其驻华军舰载来所谓“秩序”——大屠杀，由上海而广州，而九江，而汉口，乃至北方的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旅顺、大连，到处都有中国民众被屠杀于他们所谓“秩序”之下的血迹，即到处都有中国民众反抗列强的斗争。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依“礼尚往来”的礼让，这个骚乱，亦必然的要输运到欧洲去，输运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帝国主义者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于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于停滞。屈指一算，现在距马克思作这论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三年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现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的今日同时，英国工人号召了一个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未有的大罢工，正如铜山东崩，洛钟西应，这是不是英国资本阶级以其用军舰装来的“秩序”，由中国换去的骚动？这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进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那逼在眉睫的革命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
1926年5月
“政治生活”第76期
署名：猎夫 |
李大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192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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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李大钊（1926.3.12）
由一八四○年英人炮火击破中国的门户，强行输入毒害中国人民的鸦片，中经英法联军之役、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联军之役、日俄之役、日德之役，一直到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沙面、汉口、九江等处对于中国民众的屠杀，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
由一八四一年广东三元里乡民因愤英人挟战胜的余威，迫我偿军费六百万元，割香港，集众数万，奋起平英团。一八四二年粤人听到英迫我缔结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五口通商，割香港，留下协定关税的根萌的消息，聚众数万，反抗英人，焚其商馆。一八四五年粤民举办团练，抗拒英人复入广州。一八四九年，粤人集商团十余万于河干，拒禁英人入广州城。中经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三合会、哥老会覆清仇洋的运动，乃至白莲教支流义和团扶清灭洋的运动，强学会、保国会的立宪运动，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运动，一直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
这一条浩浩荡荡的民族革命运动史的洪流，时而显现，时而潜伏，时而迂回旋绕，蓄势不前，时而急转直下，一泻万里。他的趋势是非流注于胜利的归宿而不止。简明的说，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只在压迫中国民众的帝国主义完全消灭的时候，才存光荣的胜利的终结。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所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以反清复明为基础的、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这样指导革命的功绩是何等的伟大！他这样的指导革命的全生涯，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想了解中山先生的思想及其事业的重要，必须先考一考他的时代及境遇。先生的生存期，是从一八六六年到一九二五年，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最酷烈的时代。先生的诞生地是广东省的香山县，距广州很近，广州是中国开放海禁最早的地方，这是帝国主义最初侵入中国的门户。西历纪元四世纪时，印度南洋一带已有闽粤人的足迹。十世纪至十三世纪间，是广州的繁盛时代，最初来广州的是亚拉伯人，欧人是西、荷等国人。一七八四年美舰“中国皇后”号到粤。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成为澳门的季节出张所，外国在那里设立商馆，只准经过行商的手与中国贸易。中国对于居留广州的外人，设有种种的限制。一六○○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伊利查别兹女士特许其有对华贸易独占权。到了一八三三年，对华贸易权才由东印度公司转移到私人商业手里。在这东印度公司有对华贸易独占权的期间，英帝国主义者只是羡忌葡人先占的澳门，只是常常在广州的门户以外徘徊着，想伺一个机会进来占据广州，象葡人占据澳门一样；但是因为广东民众严密的监守，强烈的抵拒，终于没有能够偿了他的愿望。所以一八三○年以前，中英商业的平准，还是于中国方面有利，银币不断的由印度、英国、美国输入中国。在那个时顷，英棉及一定限度的羊毛亦输入了少许。一八三三年以后，英棉及羊毛继长增高的以巨额输入于中国。鸦片的流毒象潮水一般涌进来。中国的银币亦象潮水一般的流出于印度，几乎耗尽了中国民族的膏血。在那一世纪，英国政府的收入有七分之一靠着卖鸦片于华人，同时印人需求英国的制造品，亦全靠在印度的鸦片的出产。那时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输出于印度的商品额量日以增高，则其取自印度而须要卖给华人的鸦片额量，亦必随着增高。英国此时需要打破中国门户，不仅是为印度出产的巨额鸦片谋一尾闾，并且是为那在他本国畅旺出产的制造品谋一销售的市场。英人为达此目的，乃于一八四○年用猛烈的炮火，攻击中国南方不给外人开放的门户——广州，以武力强挟鸦片及其他商品等经济势力，压迫中国。结果英国的炮火打破了中国的门户，帝国主义遂由广州侵入了中国。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门户洞开，外国商品因得以畅行输入而无阻。这个外国制造品的引入，对于本国的制造品自然要发生破坏的影响。此时这个影响于中国与其曾影响于小亚细亚、波斯、印度者，全是一样。在外货竞争之下，中国的纺者织者遭遇了最大的艰难，社会生活随着外货压迫的比例，呈出不安的现象，发生了破产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大众，加以鸦片的不生产的消费，因鸦片贸易而生的贵金流出，鸦片战争的对英赔款，以及关于鸦片贩卖的贿赂公行，以及公家行政的弊端百出。总此诸因，增加了巨大的人民负担，新税增设，旧税增额，遂以酿成太平天国的大革命。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并合明亡以来“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随着外力侵入中国的耶教运动以及骤变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压迫而发生的国民革命运动三大系统，汇注而成的。有明既亡，许多孤臣遗老亡命南来。在闽粤一带的下层民众留下了秘密组织，把反清复明的民族思想深深的撒布在中国民族最深最下的层级，希图保存其种萌而待时以发育，这个藏留民族思想于下层阶级的事实，足以昭示吾人以革命的力量常含蓄于工农阶级的下层民众之间，并且预示吾人以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多半要靠工农民众的努力。闽粤一带以及海外的三合会（一名天地会）即是这种反清复明的秘密的团体。太平天国的运动中，亦曾容纳了三合会的一部。太平党与三合会的宗旨不能尽合的地方，约有二点：（一）太平党信耶教，而三合会信道教与佛教。（二）太平党主张于颠覆清朝以后建立新朝，而三合会则主张恢复明室。故二者未能完全合一。至于反清复明的民族运动，在满清入关时，已经与耶教思想有了接触。明室遗族在广东曾与罗马教皇有文书的往来。明皇族及其遗臣，那时已有百数十人加入耶教。太平党人之有耶教的关系，一方是那个时代随着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耶教影响的反映，一方是明末的民族思想与耶教思想结合的历史的因缘。看那太平党人的教主“朱九畴”、“洪秀全”的名字，便如他们的教门必与朱明孑遗洪门会党有所渊源。
太平天国的年代是由一八五○年到一八六四年。在这十四年间，正是英产业发长最猛的年代。这一班抱有民族思想的农村青年们，身受外来的经济压迫，目击鸦片的流毒以及官僚政治的腐败，自然要发号召那些种田烧山不能自给的农夫、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因为贿赂公行而进身无路、落第不平的士子起来，恢复他们的民族的国家了。
太平天国的运动，是满清入关以来中国民族反抗满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同时亦是反抗帝国主义武力的经济的压迫的民族革命运动，他们的严厉的禁吸鸦片，便是表示他们对帝国主义者以炮火护送来的毒物非常的厌恶，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看他们占据南京以后，颁布了一个含有平均性质的土地令，便知那次的革命多半起于农民经济的要求。
太平党人虽然知道鸦片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毒物，而不知宗教亦是帝国主义者麻醉中国民族的东西，其作用与鸦片一样。他们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宗教感念，在好的方面减少了狭隘的人种的仇视，在坏的方面遮蔽了帝国主义者凶恶的真相，埋没了这次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使他们没有看清他们所认为洋兄弟的，可以摇身一变而为扶助满清、扑灭太平天国的长胜军。
一八五○年顷，英国产业有猛厉无比的发展，有濒于产业危机的征象，即有大规模的移民出国，即有加里佛尼亚与澳洲，仍不能调剂英国产业的伸张与市场扩大的平衡。当时英国茶税的减低，希望以增加茶的输入。奖励增加对华制造品的输出，就是为了开新市场扩旧市场的必要。太平天国动乱缩小了英国制造品的市场，可以使英国产业危机的迫至，加速社会的革命。大师马克思在当时说过，英国造成了中国的革命，中国的革命将要反响于英伦，经过英伦，反响于欧洲。所以英国对于太平军动乱取两面的态度，一面利用这次动乱，与法国联军压迫满清，使他放弃那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态度，而不能不降服于帝国主义之前，许与增开口岸，为帝国主义者扩大市场；一面以武力干涉太平军，使之不能入重要的港口，援助满清，以消灭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观于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成立以后，英公使巡游长江过南京时，以炮艇轰击南京太平军的炮台。一八六○年李秀成攻上海时，英人卜罗斯以通商大臣的资格，通告以武力干涉中国的内乱。一八六一年英海军大将何伯训令亚柏林舰长干涉太平军入上海或吴淞境内，干涉太平军攻击宁波，并与太平军关税冲突。一八六二年英舰在长江为清军输送兵士及接济军火。英法联军以武力干涉太平军入上海。英海军助清廷夺回宁波。英人与清恭王勾结组织中英舰队。一八六三年李鸿章以英将戈登统所谓长胜军，助平太平天国。至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亡。
这样看来，太平天国的灭亡，不是亡于满清，乃是亡于英法帝国主义者。满清降服于帝国主义者，以中国民族的权利贡献于其前。他们遂助满清，扑灭了含有民族革命性的太平军。自是以来，援助反动势力以扑灭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民族的传统政策。
在太平天国的动乱中，英法忙于侵略中国的时候，美国的势力遂压迫到日本，以后各国踵至，日本民族亦受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
这是太平天国时代帝国主义压迫东方的大势。
太平天国虽然灭亡，可是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并未即此而中断。太平天国灭后二年——一八六六年孙中山先生诞生。由一八六六年到中山先生逝世的一九二五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总在那里蓬蓬勃勃的向前涌进。中山先生在这个运动中，是个惟一的指导者。他以毕生的精力，把中国民族革命种种运动，疏导整理，溶解联合，以入于普遍的民众革命的正轨。他那临终的遗嘱，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的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
先生所生的时代及其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进攻加紧一步，他的革命的奋斗猛进一步。
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整理了三合会、哥老会一类的民间的民族的结社，改进了他们的思想，使入于革命的正轨，一九○○年合并了兴中会与三合会、哥老会而为中和党、兴汉会。一九○五年，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在东京改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二四年又在广州改组中国国民党，容纳中国共产党的分子，使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革命运动，联成一体；使民族主义的秘密结社，过渡而扩成现代的工农团体，一体加入国民革命党，使少数革命的知识阶级的革命党，过渡而成为浩大的普遍的国民的群众党，这都是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继往开来，铸新淘旧，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本国工农民众，广结于世界革命民众的伟大功绩。
1926年3月12日
“国民新报”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
李大钊：土地与农民（1925.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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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与农民
李大钊（1925.12.30）
一中国历史上平均地权运动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关于井田制度，虽尚有人抱是否曾经实行的怀疑，然自周秦以来，为谈政者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则确为事实；而原始经济的状态，有一个土地共有的阶段，亦确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井田制的根本要旨，乃在收天下土地为公有，而均分之于各家，使他们收益使用，是一种比较完满的土地国有，平均的授与农民耕种使用的制度。中国古代，似亦经过此阶段，直至春秋战国时，土地私有制才渐次确定。
汉时，土地兼并的风潮盛，贫富日趋悬绝，故武帝时，有一种行限田制的建议，而迄未能实行。至王莽时，依据“周礼”名天下的田地为王田，作为公有，而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额不得过一井九百亩，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犯法者处死刑。不久反动起，故当时的土地问题终于未能解决。
晋代的占地制度，乃在应人民的男女年龄，课以一定额的土地，使他们耕作。无主的土地，亦使人们工作，同时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此其目的，乃在增加税源，故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后魏孝文帝容纳李安世的建议，设均田法，要把天下的田地，均分给人民。均田法的大要，是把田地分为露田与桑田二类。民达十五岁，男子给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女子给露田二十亩，奴婢准于良丁。牛，给露田三十亩。露田，即种谷的田。民年及七十，或身死，则归还于官府。桑田，是种桑榆的田，身死不必归还于官，许为其家的世业。土地的还受，在每年正月调查人时举行。此等土地政策，皆因大乱以后，人民离散，土地荒芜，豪强跋扈，税制紊乱，乃谋所以安插游民，奖励稼穑，以荒闲的土地给与贫民，以图增加税源的方策，而非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政策。
唐武德七年，立租庸调税法。依此法则，男子达十八岁，每人给田百亩，其中以八十亩为口分田，以二十亩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以迄老死，给口分田的一半，即四十亩；笃疾废疾者，给四十亩。女子在原则上不给土地，但寡妻妾，给三十亩。其为一户者，更增给二十亩，皆以其中的二十亩为永业田，余为口分田。奴婢与牛不给田。口分田同于露田，种谷。永业田同于桑田，植桑、榆、枣等树。田地的授受在每岁十月农闲的时候举行，是为班田法。班田法又谓集晋以来田制的大成，但其目的，并不在没收富者的田地以给贫民，而在整理租税，故许民迁徙，所分田均得买卖，而其给与亲王郡王以下的永业田，乃至百顷六十顷五十顷之多，形成一种阶级制度，故农民仍多失产流亡者。豪强乘之，乃行兼并，至安禄山乱，班田制遂废。此种土地阶级制的根萌，后来流衍而为庄田制，形成一种封建的大地主阶级，用种种手段，兼并贫民土地，既夺其土地，复以重大负担，加于贫民。
宋代谋行限田制，以图稍加制止而终未著效果。金元崛起，挟侵入民族的威力，夺田甚多，致启民族的重大的恶感。明代庄田滥设，引起豪强兼并土地的事实。至武宗时，皇庄达三百余处，勋戚庄田，尚不在此数，一庄有达二万顷者。富农多献地于王公，借庄田之名，以避赋役，管庄官及庄头，假威以雪民。清代因之，除将一部还于故主外，悉以之分给于满蒙汉军各八旗兵，更用跑马行圈的方法，圈地甚多，是皆谓之旗地。雍正年间，又于京兆固安县行八旗井田制，将官有地均分给八旗贫民。此不过为一部分征服民族，立一种保障特权的土地制度，而非解决全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太平革命运动兴，实含有农民革命的意义。观于首事诸人，多为烧山种田的农夫、农村中落第的士子，并其攻下南京后（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即宣布一种含有均分共有性质的土地政策，足以证明。此种土地政策，自然亦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归于消灭了。
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其中心亦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惜其所拟的平均地权办法，未能及身而见其实行。
二中国今日农民破产的趋势
中国今日的土地问题，实远承累代历史上农民革命运动的轨辙，近循太平、辛亥诸革命进行未已的途程，而有待于中国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农业经营是小农的经济，故以自耕农、佃户及自耕兼佃为最多（看第一、二、三表），此等小农因受外货侵入、军阀横行的影响，生活日感苦痛，农村虽显出不安的现象，壮丁相率弃去其田里而流为兵匪，故农户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据农商部第九、第十次农商统计，因有兵乱省分未报不能得有完全的统计比较。但就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十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之别。由六年至九年间的统计比较以观，则知十亩未满，及十亩以上，三十亩以下的户数，著见增加，三十亩以上五十亩以下的户数，略见增加，而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则著见减少。由此现象，可以看出中农破产的趋势。盖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即其间有些破产而流为小农者，而小农户数的增加以此。由此趋势以推，则由小农完全丧失或弃去其土地，而或流于都市，投身于工厂，投身于人力车夫，或流为兵匪者，更不知凡儿了。但五十亩以上百亩以下，及百亩以上的户数减少，一方面是中农破产而为小农的验征，在另一方面，亦有豪强兼并土地集中的意义。因为百亩以上者，可以自含至千亩万亩乃至百万亩，而此百亩以上的各级户数，在统计上并未分别等差为之表出，此其中必有连阡连阳新兴的大地主阶级，吸收多数中农而集中其土地者等户数不必加多，而土地之量可以增至甚巨，此不可不注意者（看第四、甲乙二表）。且此统计完全的十省区，尚为秩序未大破坏的省分，其趋势犹且如此，其他西南各省，兵战连年的地方，农民困苦流离，其度更不知倍益几许啊！我们再把九、十两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起来的农家户数及农田亩数统计表比较以观，可以看出十年的自耕农、佃农，以及自耕农兼佃农户数，并自耕田租种田亩数，逐渐减少。此殆由于十年以来，内战区域已扩至北方各省，故北方农民亦骤受与南方农民同样的影响。由此更可证明水潮似的全国农民破产的潮流，正在那里滔滔滚滚的向前涌进而未已。（看第二，三表）
附统计表
一、民国七年农商部统计中国全国农家户数表：
农户总数自耕户数佃农户数自种兼佃
43,935,47823,381,20011,307,4329,246,843
依此统计，自耕农民之数多过佃农一倍。其中相差最甚者，为江苏、安徽、湖北等省。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则所差极微。此统计表不包涵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二、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家户数统计比较表：
农户总数自耕户数佃农户数自种兼佃
九年43,966,63225,178,77310,514,9158,272,944
十年16,887,7513,050,6034,538,7983,298,350
因九年、十年农商统计只此六省可以完全比较，故只就此六省区统计比较而概观其倾向。
三、民国九、十年河南、山西、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六省区合计农田亩数统计比较表：
农户总数自耕田数租种田亩
九年138,639,358929,255,093457,124,265
十年566,625,293380,256,864186,368,429
园圃亩数不在此内，兼涵水旱两种田地。
四、京兆、直隶、吉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察哈尔各省区合计农家户数耕田多寡（别）累年比较表：
六年七年
八年九年
十亩未满10,014,2329,829,77110,689,87710,387,275
十亩以上2,507,7197,088,6637,610,1457,758,652
三十亩以上4,978,7284,506,7834,673,2034,716,276
五十亩以上3,052,7742,770,2667,373,2762,951,564
百亩以上1,855,9601,514,6171,375,0541,402,048
计22,409,41325,710,10031,721,55527,215,815
三农民中最多数量困苦的阶级
——自耕农与佃农
在小农中，以自耕农为最多。据金陵大学“农业丛刊”第八号芜湖一百零二农家之社会的及经济的调查，按农场面积而分组如次表：
农场面积分组十亩以下十一亩以上二十一亩以上三十一亩以上总数或平均
各组在全数中所占之百分率13.7％50.0％16.7％19.6％100％
农场数目14.051.017.020.0102
平均面积7.915.925.159.824.9
（佃户十三家）（农场甚小）
据上表则知此一百零二家中以十一亩以上者为最多的户数，儿占户数的一半。又据某机关在河南荥阳等县的调查，八个农村中的农民，亦以小自耕农占多数（看第五表）。由芜湖百零二农家生活调查，可以看出农场大小与场主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有十亩或十亩以下之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仅居百分之七，而那些有三十一亩以上的场主中，能得五十元以上的工作进款者，竟占百分之五十。就田产权方面说，田主的农场平均每家二十亩，半田主平均每家三十八亩，佃户的农场平均每家十五亩，此三者中以半田主一类的农民为最有利。盖因他们除自有的田地以外，尚租种他人的田地，故其农场面积较其他二类农人为大。而其工作进款的数目，在此三类农人中，居于最高，平均为每人一百五十六元，故其生活状况亦较自耕农佃户为享乐，其原因则由于农场面积的大小，对于使用人工、畜工、农具等的效率，亦有一种确定联带的关系。在面积较大的农场，其工具设备的效率皆较高，其率如下：
大农场男工的效率，等于小农场男工效率的二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中，每人仅能做五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中，则每人能做十亩。大农场畜工的效率，几等于小农场者的三倍，在十亩以下的农场，每畜仅做一○·六亩，而在三十一亩以上的农场，则每畜可做二八·八亩，其他农具设备之用于大农场者，其效率等于用于小农场者的二倍，准此则知此组农民之需要土地，需要较大的农场，为最迫切，因为农具设备效率增大的结果，可以增大场主的利益，可以稍舒此级农民的痛苦。（看第六表）
五、河南荥阳五村、密县二村、汲县一村农民生活要项调查表：
所在地河南荥阳周沟村河南荥阳王庄河南荥阳鹿村河南荥阳水磨村河南荥阳贾峪镇河南密县柳沟村河南密县赵庄河南汲县塔岗村
户数3520110200（又一调查为250户）2001006580
亩地600亩（大略）250亩1,600亩2,000亩2,000亩1,300亩830亩700亩
人口150男：80女：70壮丁：40170男：90女：80壮丁：40800壮丁：20080男：45女：35壮丁：2001,600500330男：161女：169壮丁：501,200
农民种类
富农
150亩（一户）
100亩（一户）家口二十人
100亩以上（一户）
100亩以上四户或云五户
100亩以上（四户）
上富百亩数未详
无
占全人口十分之一（120）
中农
70亩以上（三户）50亩以上（二户）
50亩以上（二户）20亩以上（五户）
50亩以上（五户）
70亩以上（十二户）50亩以上（八户）
70亩以上（三户）50亩以上（二户）
中富五、七十亩间户数未详
90亩者二户61亩者一户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小自耕农
10亩以上（十户）
20亩以下（四户）
50亩以下（六十户左右）
10亩以上百余户
50亩以下约百户以上
下富三五十亩共八户
自耕农三十五户亩数未详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佃农
二户其租地十亩，无地者二户
四户，无地者五户
三十余户，无地者十余户
佃农四户，无地者二十五户，雇工三十人
佃农八户雇工约五十人租地百余亩
佃农三户雇工六人租地约十余亩
佃农十七户约五百十余人
占全人口十分之三（360）
税额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八百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约六百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正税每亩五百文杂税本年二千文
正税占全收获百分之三（每亩）之杂税占百分十一合计占百分之十四
纳税约需岁收百分之十二
正税每亩二百五十文杂税今年每亩五千
每粮三亩纳税六百文近则附加捐征约每亩即出税一串四百文
地主与佃户
佃户须向地主纳每亩夏二斗秋二斗
每亩须纳一斗半有减让
佃租每亩须纳二斗
与周沟村同
未详
未详
佃户每亩三斗不减让佃户多赔不敢抗租放债利息三分
村中土地多与佃户分种秋收后地主与佃户各分一半
雇工工银
每日平均约三百文约四百文三五百文或一串左右
每年平均约二十八串平均工资二十串七十串左右七十串左右
备考河南每串核银三毛八分三
六、佃户自耕农兼佃周年进款比较表：
（甲）农家周年现款收入的比较
半田主267.15元
田主（即自耕农）120.05元
佃户63.43元
（乙）农家自用农产品价值的比较
半田主269.55元
田主171.81元
佃户125.19元
（丙）合农家现款收入及自用产品价值而成的农家周年进款
半田主536.70元
田主291.86元
佃户188.62元
四耕地农有
在这种情形之下，“耕地农有”便成了广众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怎样能耕地农有致之实行呢，每一农夫或含有一定人口的农户应有多少耕地，倒是一个极需讨论的问题。据前清乾、嘉、道、同诸朝的官家册簿，中国本部的耕地，大体以由七百四十万顷至八百万顷计，而欧人中推定中国耕地地积者有说是四十亿亩的，有说是二十四亿亩的。日本酒匀农学博士曾推定中国本部的耕地地积是一亿四千万町步。此等推算皆不能认为精确足信。夫全国总耕地地积及人口总数并其分布既不得正确的统计，则欲知农耕地对全国版图总面积的比例，与对一农民耕地亩数的比例，无从推算而得有确准。一九一一年日人所出的“支那调查报告书”曾就长江沿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个比较明了之省分试为考核，其结果如次：江苏对农民一人的耕作亩数为三亩强，安徽为二亩余，江西及湖北为三亩欠，湖南亦为三亩强。长江流域地沃人众，此比率虽未见足为全中国的准则，然大体固可以供我们的参考。又从距今八、九十年前清廷钦定的户部则例所载，十八省的耕作地积，分配于按民国十一年邮政总局所调查十八省的农民（按全人口百分之七十计），每人平均只得耕地二亩四分四厘有奇。若分省计算，则除甘肃每人仅得耕地八分，贵州每人仅得耕地三分，福建每人仅得耕地四分外，余则由一亩至四亩不等（看第七第八表）。至于多少亩足供若干人口的农户生活，则又因地质的良否而异。兹就一九二三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三月间华洋义赈会调查概算起来，较沃的田地每五口之家需十五亩至二十亩始能生活，较劣者则需三十亩乃至四十亩。这样算来，平均每一人口所必需的耕地皮为四亩至五亩。若以上述长江沿岸五个较为明了省分的调查为标准，则耕地实觉不足，而对每一农民的耕地为量亦不为多。可是现今的中国农业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却有退步，实在有复振或改进的余地。如果水利稍加整理，则农民生活必较今宽裕数倍，而且沿边省分待垦的田地以及内地各省为豪强所兼并或为兵匪所蹂躏而荒芜废弃的土地尚多。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联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
五农民的要求及我们怎样在农村工作
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已日趋于难境，重以兵祸连年，流离失所。入民国来，苛捐杂税，负担日重，各省田赋，有预征至数年后者。佃农及雇工所受的压迫，比自耕农更甚。凡有大地方的佃农，处境尤其苦痛而艰窘。有些地方的雇工工银极低，几乎决不能维持其生活，尤其在小自耕农众多的地方，更不易寻觅工作，只有流为兵匪，或流于都市去作苦力。试一考河南之农民生活调查，及华洋义赈会在直隶、山东、安徽、江、浙等省之调查，均可看出农民尚有移徙，生活变动日益转下，遇有婚嫁，即须负债，之不安现象。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此等组织中，贫农几无容喙的余地。若想提高贫农的地位，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帝国主义所造成军阀土匪扰乱范围之扩大，一般农民感有组织农民自卫军的必要。例如直隶、热河等处的保卫团及民团运动，均甚普遍。虽是等地域，前曾在奉天军阀支配之下，民间枪械多为奉军所搜去，而是等事实愈足引起一般农民组织民团之兴趣与希望。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此外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年来广东的农民运动，已著有成绩。陈、洪、杨、刘之败灭，以及国民政府之巩固，得农民之助力不少。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直鲁一带农民自卫运动亦方在萌发中。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应功就不远了。
附统计表
七、中国本部十八省地亩及人口表：
省名地亩人口
直隶688,410顷64亩34,186,711
山西532,845顷0111,174,951
山东984,729顷4630,803,245
河南718,208顷6430,831,909
江苏647,547顷2733,786,064
安徽340,786顷3319,832,665
江西462,187顷2724,466,800
福建128,626顷6413,157,791
浙江464,120顷2622,043,300
湖北594,439顷4427,167,244
湖南313,042顷7328,443,279
甘肃335,366顷215,927,997
陕西258,420顷129,465,558
四川463,819顷3949,782,810
广东343,939顷0937,167,701
广西89,601P顷7912,258,335
云南93,177顷099,839,180
贵州26,854顷0011,216,400
共计7,486,121顷38亩421,551,940
全国农民数目（以全国人口十分之七计算）每人平均能耕之田二九五、○八六、三五八人，二亩五分五厘，此表共计本部十八省之数目。
八、各省对于每一农民耕作地积表：
（以农民占人口总额百分之七十计）
直隶每人平均二亩八分有余江苏每人平均二亩七分……
湖北三亩一分……广东一亩三分……
山西一亩四分六……安徽二亩四分……
湖南一亩五分七……广西一亩○分八……
甘肃八分……云南一亩三分……
山东四亩五分……江西二亩六分……
陕西三亩八分……贵州○亩三分三……
河南三亩三分……福建○亩四分一……
四川一亩○分四……浙江三亩……
1925年12月30日—
1926年2月3日
“政治生活”62—67期
署名：守常 |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李大钊，1925年2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二七”劳工运动
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
李大钊（1925年2月7日）
〔说明〕本文刊载于《“二七”二周纪念册》，1925年2月7日，署名：守常。
帝国主义者卵翼的军阀与民众的结合根本不相容，因为民众一有结合，便有一种力量抗拒他们的阶级的民族的仇敌，那作外国帝国主义者代理人卖国殃民的军阀，焉有不时时提防民众运动压抑民众结合的道理。
英美帝国主义者所扶持的军阀吴佩孚当那京汉路工运动初起的时候，似是很想用他曾经用过的以“国民大会”的口号，诈骗民众的伎俩，来诈骗工人群众和全国民众，后来渐渐看清工人群众的结合能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形成一种纪律紧严勇力雄厚的中坚势力，他便骤然揭破那副假面，拿出凶残的手腕来压迫工人的集会。等到京汉工人因为争集会结社自由举行全路大罢工，在军阀大本营的第一火线上和他短兵相接的时候，他更惊心动魄知道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运动中最勇猛最有力的先锋队，他的惊讶和恐怖更坚增了他那用辣手摧残工人的决心。在一段工人流血的历史中，已经显出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力量和位置。现在吴佩孚的势力虽然烟消火灭了，那些凶残的帝国主义者仍旧在制造军阀来摧残我们的民众。京汉路工热烈奋勇战斗的精神既已开了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第一幕，我们工人阶级和那些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的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我们要誓告全国的民众道：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军阀！
国民革命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
李大钊：上海的童工问题（1924.9.2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上海的童工问题
李大钊（1924.9.28）
近读大阪编军英字日报和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第二九卷第八号，内载有关于上海童工问题的资料，颇值我们注目。兹为约叙其要如次：
上海的外人自治会，曾为调查和研究上海的童工组织一委员会。委员会费了一年的工夫，研究这个问题。据其调查的结果，系把上海市分为十区，共得雇佣童工的大小工厂二百七十五个。童工总数有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就中含有十二岁以上的男工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一人，女工十万零五千九百二十一人；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四千四百七十五人，女童一万八千一百三十五人。这二百七十五个工厂厂主所隶之国籍：日本三十二，英国二十四，美国十二，义大利七，法国五，葡萄牙、瑞典、比利时各一，英美合办者二，其余一百九十厂均为华人所营办。
兹更按其所分十区调查的结果，统计之如下：
（一）哈尔宾路（ＨａｒｂｉｎＲｏａｄ）区
工厂数………………………………73（日4、英2、美1、葡1、华65）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2，675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3，036
十二岁以下的男重工总数……………………………………………0
十二岁以下的女重工总数…………………………………………83
合计………………………………………5，794
（二）提篮桥区
工厂数…………………………73（英5、日2、美2、华64）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8，321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8，30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433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310
合计…………………………17，364
（三）杨树浦区
工厂数…………………………31（日15、英3、美1、华1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11，757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29，793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1，254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3，327
合计…………………………46，131
（四）小沙渡区
工厂数……………34（日本10、英3、美2、瑞典1、华18）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17，206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30，363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1，087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1，934
合计…………………………50，590
（五）西虹口区
工厂数……………………………11（英5、义3、法2、华1）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389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4，936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1，454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6，794
合计…………………………13，573
（六）新闻区
工厂数…………………………………7（英1、义1、华5）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306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4，472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90
合计……………………………4，868
（七）虹口区
工厂数…………………………………………3（比1、华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150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1，95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200
合计……………………………2，300
（八）中央（Ｃｅｎｔｒａｌ）区
工厂数…………………………………………………2（英）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450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1，000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0
合计……………………………1，450
（九）闸北区工厂数……………………38（美6、义3、英3、法3、华23）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1，038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15，802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0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5，079
合计…………………………21，919
（十）浦东区
工厂数…………………………………3（日1、英美合办2）
十二岁以上的男童工总数……………………………2，449
十二岁以上的女童工总数……………………………6，269
十二岁以下的男童工总数………………………………247
十二岁以下的女童工总数………………………………318
合计……………………………9，283
又据他们的调查，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元，人力车夫月得八元，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月亦须十六元，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元，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生活的苦况可想而知了。中国乡下儿童的身体尚好，至于都市儿童的身体，都在西方各国的准位以下，含有结核性的病症，流行极多，而以上海为尤甚。上海工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受极重的损伤，而童工为尤烈，这都是长时间工作疲劳过度之所致。童工被佣于家内铺店、小工厂、家庭工业、洗衣房、并建筑业及大工厂等。女童工间有沦落而为娼为婢者。徒弟的年龄，以工作的性质而有不同，其期限则依惯例为五年。在此期间，普通多不给报酬，即偶有给与报酬者，其数亦极少。很多的不过六岁的童工，在大工厂里作工，十二小时内，仅给他们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他们大都是站立着作工。分日夜两班换班，直到一星期终了的时候，才停一班。工钱只按工日给与。一天的工钱，至多不过二角。工作场所的卫生设备极坏。那些儿童，多由包工者（Contractor）由乡间招来，一个月只给他们的父母银二元，而包工者则一个月由工厂主得到银四元。那些儿童们的衣食住，均极惨苦，而不得一钱。作了工厂主和包工者的小奴隶，听他们的剥削而不自知，真可怜啊！他们在各种工厂里的生活状况，大要如次：
（甲）棉厂
通气卫生的设备不良。一班十三个半或十五个小时。无夜工。有的在一定的时候，给以一小时的工夫去吃饭，有的则令择空闲的时候去吃饭。纺纱部童工最多。长时间站立着作工。许多的工厂，当夜工的时顷，有些小孩子，在喧嚣的机器声中，被放在摇篮中，或睡或醒。有些儿童太疲乏了，辄藏在屋角或棉花堆里，偷尝一点香甜的睡乡的滋味。此类工人生活准位较高，十二年前他们有百分之七十是着不上衣履的。据说日本组合，在中国有很多的纱厂，设备些初级教育机关。这不过是资本家想要造就些更有用的奴隶，还可以猎取温情主义的美名罢了。
（乙）丝厂
丝厂中的工人，几全为女工及青年女工。常听人说，“一个小孩可当两个成人”，这句话可以表示资本家欢迎童工的态度了。小女孩子们在那里作些刷茧、去障碍、剖出丝织的工作，为机工作预备工夫。此苦工作，须临于盛着沸水的盘盆前边，他们的小手，须和沸水相接，以致手受痛伤，显出粗丑的样子。一定的工时，是由上午六时至下午六时。夜工亦偶有之。这些小女孩们，须先十五分或二十分钟到厂，报告他们的工作。早餐给与十五分钟，午餐一小时。一气要站立五点或六点钟的工夫。室中的温度，在常准以上，为湿气所包孕。久在炎蒸湿气之中，精神殊易疲敝。他们的工钱，一日由二角至二角五分。他们在身体上，在精神上都是很不幸的，有时且受成年工人不良的感染与虐待。
（丙）烟厂
烟厂童工不甚多，且情状较棉厂、丝厂好。工作时间较短，通常由上午九点至下午十点，吃饭的时间不在此内，他们常坐着作工。工钱一日由二角至三角。夜工不象纺纱业那样常有。
（丁）火柴厂
火柴厂的童工，九枚铜板一天。有不过五岁的小孩，作的非常的快的。白磷有毒，殊害卫生。听说上海官吏，将于来年禁用。工厂内无防火的设备。作火柴盒的外工，多系母子。每千个盒的内部九枚铜板，每千个盒的外部七枚铜板。一个妇人同两个小孩，一天能完成二千至三千个部分，以补其丈夫赚钱养生之不足。该委员会调查既毕，随着亦有所建议。其要点如下：
1．禁用十岁以下的童工。
2．年龄的决定，与其根据出生的证据或他项文书的证明，毋宁依据明定的身高尺寸。
3．此条例施行后四年以内，须将年龄的限制提高到十二岁。
4．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在任何二十四点钟的时间内，超过十二点钟以上的工作。每一个十二点钟内，必须休息一点钟。每一个十四天的作工时间内，至少要拿二十四点钟来休息。
5．禁止用十四岁以下的童工作危险不安全的工作（如机器或场所含有危险性等）或于儿童有伤的严重工作。
6．在租界内暂不禁止童工的夜工，此事留待四年后再议。
7．设监擦机关，违禁者查明处以惩罚或罚金。
北京政府所发布的条例，无监察的机关，无处罚的办法，而此则无此缺点。但租界内的外人行政机关，一方受资本家的驱使，一方复观望北京政府在江浙间如何施行其所发布的条例，一切皆是“以待来军”攘鸡办法。残民的北京政府和租界的外人行政机关，断乎不会施行那为保护童工利益的行政的。为拥护这十七万三千二百七十二人的利益和免除他们的损害，非赖上海的劳工团体的本身不同；为帮助他们智能的发育，娱养的得宜，非赖上海的献身于无产同胞的青年团体不可。吾侪身在苏俄，目睹工人儿童的幸福，娱乐，教育，不禁想起这一班沦于黑暗生活中的十七万多的幼年群众。因特函述其要，愿贵报记者及留心社会的青年同志们，看一看你们的小朋友们的生活状况是如何的悲惨，如何的痛苦，而设法以改进之。幸甚幸甚！余容续白。
守常九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
1925年4月
“中国工人”第4期 |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相关链接：李大钊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的报告[1]（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同志们，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从那时起，东方各国共产党便按照这一决议的原则进行了斗争。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决定了中国军阀的存在，因此中国军阀是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所以，中国的国民运动应该是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又反对中国军阀。首先，我们谈谈外国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的活动，然后，再谈谈国民运动的发展。近一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嚣张到极点。我来谈谈几个最重大的事件。一、张家口的卡门事件。美国商人卡门同美国驻张家口领事勾结，企图从该城为中国投机商走私运出六万银元。按照军事当局的命令，必须对他进行搜查。卡门抗拒搜查并开了枪。中国士兵则开枪还击，致使卡门受了致命伤。于是，美国大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照会。结果，政府不得不赔礼道歉，赔偿五万元，并惩罚了一些官员。二、汉口纺织工人事件。英国纺织厂约有三百名工人因组织工会被解雇，三名工人代表被捕。被解雇的工人举行游行示威，被英国军队驱散。冲突进一步扩大，有许多工人受伤。接着，英国军舰也出动了，威胁要轰击城市。三十三名纺织工人被捕，其中三名领导者被英国驻汉口领事判处监禁五个月，其他人被判处监禁两个月。三、法国金法郎事件。由于义和团起义，中国应付给法国的赔款为一亿五千四百七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二两。因法国法郎贬值，法国政府要求中国用黄金，而不用纸币法郎交付欠款，这样便形成了五千五百万两的差额。法国人已争取到北京政府对此事的同意。原来反对这样做的议会，因得到政府贿赂，现在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四、旅顺口和大连。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已从沙皇俄国转到了日本手中，一九二三年租借期满，但日本拒绝归还这两个城市，因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中，有一条规定了重行租借。五、临城事件。这一事件最清楚地说明了帝国主义者的特性。去年，有一群土匪，为给北京政府制造外交上的麻烦，在临城袭击火车，劫走了一百名中国人和二十名外国人。英、美、日、法、意等国大使立即向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当时情况特别紧张，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乘机取得对中国铁路、航运和财政的控制权。外交使团要求：1、赔偿每个被劫持的外国人八千七百元；2、组织由外国军官指挥的护路队；3、撤销山东省督军、驻军司令、铁路警长和其他等人的职务。这些要求激起了人民的抗议，但总统曹锟为取得外国列强的承认，竟满足了这些要求。六、棉花出口。外交使团强迫中国政府撤销出口棉花的禁令。北京政府无视华商抗议，竟同意了这一要求。七、烟草消费税。英美烟草公司利用中国烟叶在中国制造卷烟免交消费税，因而中国人民每年损失二亿元，各省当局打算征收消费税，但北京政府因该公司抗议，禁止征收。八、广州的关税。广州国民党政府为使广州的关税收入不致被北京政府侵吞，开始自行征税。为了对此事进行报复，英国派了二十艘军舰去广州，要求取消关税。但由于孙中山的态度坚决和人民的示威，这一要求未获满足。九、列强的海上联合舰队。帝国主义列强已达成协议，要建立一支由十一艘英舰、十艘日舰、八艘美舰、六艘法舰及两艘意舰组成的长江联合舰队。目前，列强仍企图迫使北京政府同意此事。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事实。这一切都证明，帝国主义者始终力图利用微不足道的小事为借口来扩大其势力及特权。北京政府完全被他们所控制。在承认苏联的问题上，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尽管北京政府已同加拉汉同志签订了条约，帝国主义者们并未停止其挑拨离间的活动。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无耻行径不断增加的同时，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国民运动也在不断发展。我们的同志正在领导这一运动。起初，国民党人只力求借助武装力量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但改组以后，在我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开始接触群众，发表了宣言，号召打倒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我们党认为，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由集中的政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左派决定根据我们的建议改组这个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的改组，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年一月在广州举行了国民党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二百名代表，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决议和纲领，由于我党党员和左派的共同努力，而得到贯彻。“左派”同“右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以防他们反对我们。我党的一位同志发表了声明[2]，阐明我们对真正的国民革命所抱的观点。孙中山也发言专门谈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代表大会奠定了建立集中组织的基础。在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里，我党同志占八分之一，在候补委员里占十七分之七。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有下列几点。对内政策方面：1．普遍选举制；2．集会、出版、言论和信仰自由；3．用外国列强交租界地收入消除盗匪活动；4．制定劳工法和保障劳工团体；5，改良农村组织，改善农村生活条件；6．交通运输由国家经营管理。对外政策方面：1．取消同外国签定的有关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及外人在华政治权力的一切不平等条约；2．不承认不负责任的北京政府所欠的外债。代表大会之后，国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国民党员分赴各地。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在各处积极进行工作，在南方是开展合法工作，在北方刚进行秘密工作。富有的华侨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小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热情地加入了国民党的行列，南方的工人也参加了国民党的行列。五月一日汉口举行了纪念施洋同志的大会，施洋同志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期间被枪杀的。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和天津市举行了游行。广州有一万多人参加游行，孙中山还发表了演说。当北京政府在外交使团的压力下拒绝同苏俄缔约时，国民党在北京组织了游行。警察驱散了这次游行，而且还实行了戒严。这一切都证明国民党开始领导群众了。但很快反动势力就抬头了。北京政府慑于国民党与日俱增的影响，开始对其采取镇压手段。五月间，汉口的两个秘密组织被破获，因此有五人被捕，其中三人是我党同志。他们后来被吴佩孚枪决。随后，北京很快又有五人被捕，其中有我党北方工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张国焘同志。被捕者被囚禁在军事监狱，但未向他们提出任何公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我党同志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不久前，国民党发表了反对反动派的宣言。我们的秘密工作在继续进行。最后，我想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派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工人运动的发展由于反动势力而受到极大阻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一定的影响，而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国民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我们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能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根据一九八五年四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一九——一九二四）刊印，并对照俄文稿作了校订注释[1]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举行了三十一次会议。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正式代表之一化名琴华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做了这篇报告。[2]指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李大钊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共产党所做的声明。 |
李大钊：这一周(1924.5.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这一周
李大钊(1924.5.1)
这一周有好几个纪念日。
（一）是“五一”纪念日。这是世界劳动者为减少过度的工作时间向资本阶级进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阶级向压迫阶级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个国际的工人的日子。全世界的劳动者，在这一天都要举行一个壮烈的示威运动。我们中国的劳工阶级，在今天应该深深感知这个纪念日的国际的意义，我们中国的全民众，应该在这个纪念日加添些民族的意义。
（二）是“五四”纪念日。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运动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洗清民族的耻辱。
（三）“五五”纪念日。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硕宿、亦是社会革命的先驱马克斯的诞生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细细的研考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斯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
这种研究的答案，自然是“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形，完全是国际帝国主义侵入的结果，中国全民族应该并力反抗那侵入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作民族独立的运动，从列强压迫之下，把中国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斯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的诞生日必更值得我们纪念了。
（四）“五七”纪念日。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出致我死命的二十一条款，威迫袁世凯政府，使之屈服于日本“哀的美敦”之下的国耻纪念日。亦即是帝国主义压迫我民族的纪念日，这是个国民的耻辱的纪念日。我们在这一天，应该回思过去一切的痛史，以作国民的薪胆，大声疾呼的向国民喊道：“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在民国十三年“五一”纪念日的示威运动中，我的国民的呐喊，是：
被压迫民族及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反抗国际帝国主义！
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
不要忘了临城案的压迫！
不要忘了列强因为海关问题在广州的示威！
这都是我们最近的民族的痛辱。
1924年5月1日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
署名：守常 |
李大钊：列宁不死(192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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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列宁不死
李大钊(1924.3.30)
列宁逝世，全人类的损失，真不在小，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损失了一个这样重要的朋友，更使我们感伤无已！
列宁的功业，在人已如日月炳天，江河行地。他的主义，亦经体现于全人类。革命的组织，日在发扬滋长中，以完成人类在历史上重大的使命，故列宁的躯干虽死，列宁的精神不死。
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朋，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他曾说过：“苟能成就世界革命，即使俄罗斯民族蒙莫大的牺牲，所不敢辞！”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列宁的精神气魄，何等仁勇！何等悲壮！
这样一位仁慈忠勇献身于全人类的人，在他的生前不知蒙了多少怨谤，被了多少恶名；直到死后，大家才渐渐的认清了他的为人。可见，说出真理者之遭世僇辱，自古已然，而真理之终能昭著于人间，必恒在说出真理者之为举世所谤毁以后，亦几为人类历史上的常例。
列宁为主义而遭狙击，连年卧病，其薪酬之薄，至不足以维持他的病中的生活。国家虽屡为增加，而迄死之日，每月薪俸终不过二百元左右。就此一点，已足使我们惭愧无地。
1924年3月30日
中华民国国民追悼列宁大全刊行的“列宁纪念册”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1924.2.1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
李大钊(1924.2.16)
今天是追悼列宁同志及“二七”工友。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
列宁同志一生的事业，大家大概都晓得。现在只拿出一点来说：俄国自革命后，非常困苦，常人只有一餐过日，列宁同志也一样。据我由俄回国的朋友说，列宁同志自被人枪击后，病中须多些调养费，但薪水甚薄，不得已增加——但还没有两百元，其刻苦俭朴精神，真可为吾侪国民革命者的模范！关于其他事略，鲍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但是今日何日？就是中国劳动界为人民争自由、为无产阶级向军阀争自由流血的纪念日。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演讲事情到汉口，亲看同志为集会结社自由做很大的运动，又见如狠似虎的军人残杀工人，及在船上又知道流血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难过。军阀压迫工人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现在还有许多工友们在那里流离失所，保定监狱里还有工人同志，长辛店还有许多同志家属非常可怜，这些都是我们后死者的责任！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死，他们不是为自己利益而死，实为全国工人争回集会结社的自由，为争自由而死，与在军阀底下争自由都是很壮烈的。现在中国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试看全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谁能反抗？只有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今日纪念会当中，有一位林祥谦同志，当时被军阀拿去，迫他开工，但他不肯，说“非有工会命令，头可断而车不可开”，军阀遂将他的头砍下。又有一位施洋律师，他为保障工人的正当利益，也被军阀杀了。施洋同志的死，在我尤为伤心，当我在汉口时，曾见他一次。这一次会面是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的见面。
国民革命中，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与“二七”死难工友有同一的价值，京汉路流血与黄花冈七十二烈士流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象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象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
列宁同志与“二七”工友皆已死去，然他们精神尚引导吾人向前革命，以打倒军阀并国际帝国主义！
1924年2月16日
“新学生”第14期
署名：李大钊 |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相关链接：李大钊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诸位同志们：兄弟深不愿在本党改造的新运中，潜植下猜疑与不安的种子；所以不能不就我个人及一班青年同志们加入本党的理由及其原委，并我们在本党中的工作及态度，诚恳的讲几句话。兄弟们到广州来，承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欢悦的接受，令我们在国民革命的工作上得有尽其棉薄的机会，我等不能不敬服本党总理及党中先进诸同志热诚的促进负有国民革命的使命的国民党的精神。但有少数先进的同志终不免对于我等加入本党致其怀疑者，使此怀疑不能涣然冰释，则于本党改造的新机中，即预伏一种妨害将来发展的危机，此断非吾辈之所愿，想亦非先进诸同志之所愿。用是不能不将我等加入本党的理由开诚布公的讲出来，以求得一共同的了解而消除那方在潜萌的危机。我们相信在今日列强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也就是本党总理所说的次殖民地的中国，想脱除列强的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国民革命运动不可。若想完成此国民革命的事业，非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我们认在这种国民革命运动中，不宜使国民革命的势力分歧而不统一，以减弱其势力，而迟阻其进行，非以全民族之心力，集中于一党不可。我们环顾国中，有历史有主义有领袖的革命党，只有国民党；只有国民党可以造成一个伟大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能负解放民族恢复民权奠安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党来。我们觉得刚是革命派的联合战线，力量还是不够用，所以要投入本党中，简直编成一个队伍，在本党总理指挥之下，在本党整齐纪律之下，以同一的步骤，为国民革命的奋斗。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因为在今日经济落后沦为帝国主义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是我民族唯一的生路，所以国民革命的事业，便是我们的事业，本党主张的胜利，即是我们的胜利。我们以此理由，不但自己愿来加入本党，并愿全国国民一齐加入本党。这种发展本党的责任，是要先进诸同志与我们共同担负的。有一部分同志疑惑因为我们加入了本党，本党便成了共产党，这亦是一种的误会。我们加入本党是来接受本党的政纲，不是强本党接受共产党的党纲。试看本党新定的政纲，丝毫没有共产主义在内，便知本党并没有因为我们一部分人加入，便变成共产党了。又有一部分同志提议：本党章程应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这或者亦是因为我们加入本党而起的。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是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于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的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由此说来，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通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所惧我们的才力不胜，不能担当此任，还望先进诸同志不吝指导而匡助之，是我们的欣幸。总之，我们加入本党，是几经研究再四审慎而始加入的，不是胡里胡涂混进来的，是想为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本党的，不是为个人的私利与夫团体的取巧而有所攘窃于本党的。土尔其的共产党人加入土尔其的国民党，于土尔其国民党不但无损而有益。美国共产党人加入美国劳动党，于美之劳动党不但无损而有益。英国共产党人加入英国劳动党，于英之劳动党亦是不但无损而有益。那么我们加入本党，虽不敢说必能有多大的贡献，其为无损而有益，亦宜与土美英的先例一样。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经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疑猜，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认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惟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自今以往，我们与先辈诸同志共事之日正长，我们在本党中的行为与态度，当能征验我们是否尽忠于国民革命的事业，即以尽忠于本党，愿我先辈诸同志提携而教导之。[2]根据李大钊手迹刊印注释[1]本文系李大钊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件无时间，据考订为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2]本文大部分标点是编者加的。 |
李大钊：劳动问题的祸源(1923.12.4)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劳动问题的祸源
李大钊(1923.12.4)
劳动者为什么发生问题呢？凡是发生问题的，一定是知道不对了，须要设法改良的。譬如说火车发生问题了，那一定是出轨了，或是两辆相撞了，否则，火车好好的在轨道上驶行着，说它有问题了，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劳动者倘使生活安宁，那就没有问题了。现在为了有意外的事，有病了，但既有病，他的病源在哪里呢？现在且把劳动问题的祸源详细地说一说：
（一）工银制度
工银制度就是卖买劳力，资本家是买主，劳动者是卖主；工银是价格，劳力是商品。固然，卖买劳力，要是双方平等的，那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因为互相平等的，可以卖，可以不卖；可以买，也可以不买的。譬如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他们的商品和价格相等，那我是可以买，可以不买的。这些平等的卖买，我们原是不反对的。但是为什么要反对卖买劳力的工银制度呢？因为在他制度下面有（一）经济自由（二）个人订约两个要素的。因为在工银制度下有经济自由的，所以倘使有了一百万的资产，他就要了不得的。那政治、法律又是帮助有产者，保护资本家的。因此，无产的劳动者受到莫大的毒害。因为在工银制度下有个人订约的，不承认团体的，所以一个无财无力的劳动者和一个拥有百万财产的资本家订起合同，哪能够平衡？劳动者哪能不吃亏？一个劳动者不过是一个资本家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和那资本家相比较，不相等势力的订约，结果，都是把劳动者劳力的报酬减削下去，由几千元减至几角钱也有，还有减到不能维持生活的！譬如一个二十岁的工人，他在二十年内至少也要用去二千元吧，倘使每年以一分利率计算，那他也要有每月二十元的工资，可是现在只有二元！这是何等的苛虐呵！劳动者其实只要做六小时工作就可生活了，但资本家要他作十二小时十四小时的工作，才给他生活费，勉强的能够生活！并且资本家有时竟可使劳动者不能生活，因为资本家可以不买劳动者劳力，而劳动者却不能不卖劳力的。所以在工银制度下的劳动者，简直不如牛马！牛马有了疾病，主人还要设法去医治的，因为牛马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失去了牛马就是失去了他财产的一部分。但是对于劳动者呢，一些没有什么顾惜的，合则留，不合则去，随你有什么病，什么患难，和他是没有关系的。劳动者的价值真是牛马都不如呀！在工银制度之下。
社会主义者，不论最激烈的到最和平的，都反对工银制度，但是有些实际的改革家，好象霍勃孙（J.A.Hobson）这些人，以为工银制度可以奖励人类向上和进取的精神，倘使没有了奖励，人们就不做工了。要增加人们的工作，不能不实行奖励的工银制度。工银制度虽是有许多坏处，但有一个最有益的好处，就是行奖励作工，使社会上的文明，也一天一天的进步。霍勃孙又主张由工钱制度变成合作的性质，这个不是社会主义的主张。社会主义者主张统统合而为一，由国家管理的，那主张合作的不过把工厂内合而为一罢了。但是这个仍是不能算彻底的办法。
补救工银制度的祸害，只有二个方法：（一）舆论的鼓吹；（二）劳动者的团结。这是无论对付什么问题所必需的方法。美国工人不但和资本家发生卖买关系，并且还要被迫信仰他们所信仰的宗教，赞成他们所赞成的党派。在入一工厂做事的时候，他们有一张表格，内中开列许多问题，强迫你要答出来的，倘使你和他们的信仰不同，意见不同，简直不能工作的。这种不正当的干涉，也惟有靠舆论来改革！
现在那些资本家对于劳动者有些畏惧心，完全是为了劳动者还有一些团结力罢了。劳动者合了几千个或是几万个去和一个资本家争，那也可得到好的结果。譬如右面的天平似的，百个劳动者不及一个资本家，那可加到千个，倘使能够再加到万个，终有平衡的可能了。“合则存，散则灭”，真是宝贵的格言呀！倘使许多团结的劳动者和一个资本家争，那社会必能同情于劳动者的，因为社会是以多数为是的，一个和许多，许多的终容易得到社会的同情心的，为了得到社会的同情心，更容易和资本家相争得胜了。倘使一个工人和一个资本家争，那资本家在社会上势力当然比劳动者要大的多，社会当然容易同情于资本家了。所以劳动者的团结，实是不可忽略的。
舆论的鼓吹是社会的外力的补救法，劳动者的团结是内力的补救法。这两个方法，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资本制度
二十世纪的文明，是从资本制度产生出来的，它的有益于社会，固是很大，可是照现在看来，它的罪过于功了，我们再也用不着它了。资本制度是科学家和劳动者所造成的。它的资本是什么地方来的？简单地说，就是“生之者众，用之者寡”罢了。自从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勃兴，到现在，在这三百年内，大部分的劳动者生产很多，在用去的却很少。自然，少数的资本家常常浪费浪用，但终比不过劳动者生产之多。好象一个劳动者，他有十分的生产，他自己只用去○•五分，余的九•五分被资本家拿去，但是资本家也不过用去了一•五分，还有八分余下的。这个余下的，就是资本，造成资本制度的原素。科学家利用劳动者造成的资本，尽力地去研究、发明，造成现代的文明。但是资本制度越发达，在资本制度下的文明越进步，劳动者越受痛苦呢。资本制度发达了，各种大规模的组织日渐增加，各种机械也是一天一天的新发明，于是从前要十百人在长时间内做成的，现在只要一二人在短时间内做好了，无数的劳动者都因此失业了；就是不失业的，也不能不迁就资本家的意志了。不但劳动者受害，就是小资本为了无力购买机器，也不能不附和大资本家了。这样，资本只是集中于少数的大资本家手里了，其余的人，都是生活漂摇不定呢。从前在独立工作的时候，劳动者非常利便，好象一个皮匠，他挑了一付担子，在人家门口来往，倘使有人要他补双皮鞋，他就停下来，讲了价钱，倘使价钱讲不对，他就挑了担子到别处去了，这是何等自由。但是后来渐渐扩大了，开皮匠店了，……设立了工厂了，那时候就不能随皮匠的便了。资本家说，你要来作工，每天二角五分，你不愿意就不必来。但是他不能不到工厂里作工了，否则便可饿死！就是开学校，现在也不容易。从前蒙馆的时候，一个先生随便弄间房子，教教书，可是现在不能了，小学教员要检定，教员要有资格，学校要有设备，而且还要有基金。倘使不能合式，就要勒令封闭呢！现在再说，劳动者生产的资本，被资本家收括去，那我们果然要反对的。但又有些人说，劳动者的生产不是属于资本家，是属于社会的，我们人类是社会中的一分子，那何必去反对自己的社会有资本呢？但是这也不对的。社会，横的方面有许多阶级，纵的方面有许多职业。现在的资本，不是在全社会手里，而在少数的高阶级的某种职业的资本家手里罢了，所以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的。为了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就成了利害截然的劳资两阶级的仇疾，酿成现在很难解决的劳动问题。
（三）工厂制度
工厂制度是资本制度下的产物。既然知道资本制度的罪恶，那又何必再说工厂制度呢？不过工厂制度实有特别的罪恶的，不能不详细地说一说：
一、儿童和妇女的工作问题
儿童不去工作，也是要在学校里读书的，现在不过不去读书到工厂工作。妇人在从前的时候，在家庭里也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忙得一天到晚的，现在有了工厂制度，不过舍了家庭里的工作，去到工厂工作。渠们的工作仍是一样，那有什么问题呢？可是儿童们为了要工作，失去读书的机会，失去预备将来的大事业的机会了，而且他们身体没有发育完全，劳力过度，妨碍了身体的康健。妇女们为了要工作，失去家庭的快乐，在家庭里虽是也工作的，但都是互相帮助，快意的，而且为了生活所迫，在孕育期内也不能不去工作，因此有流产的，甚至伤及性命，那不是悲惨的景象吗？儿童们、妇女们，自从工厂制度勃兴了，劳动者失去了讨价的能力，收入骤然减少，为维持家庭经济起见，不能不也到工厂里去作工，但是他们的体力那能及得男子和成年人呢？那些男子和成年人无论什么粗力的、污秽的事都能够做的，但那些微小而瘦弱的儿童和妇女们要去和他们比较，那能及得？在学校里读书，同学们是和善的、愉快的、相爱的，在家庭里作工，家人是互相帮助的，可是一到了工厂，和善愉快的空气散去了，相爱相助的精神淹没了，只是满布着刻薄、相竞，……的厉气，洁白的儿童、柔弱的妇女，那能够接受呢？于是渠们精神上都受到不可言状的痛苦了。
二、工业上之危险
工厂里作工比从前家庭工业危险得多，意外的生命危险，在工厂中常常听得的。机器是无情的，一个不留心，就可送命。开矿的也常常有死了许多许多的。化学工厂中的许多药品，都可使人们的生命危险的。不但这样，那些儿童和妇女，常常为了空气的不流通，食物的不卫生，……使他们生命发生危险。大概自然的工作是很好的，而那超过人力的工作是容易使人生病的。工人的寿命比农夫要短三分之一呢。在工厂里，四十岁的或是五十岁的工人，很少很少的。田家的白发老农夫，是常在每一村子里能找到的。——中国人常称农夫叫老农的，那可见农夫的寿命的不短了。在工厂里的工人，固然为了机器的、空气的各方面，以致危及生命，但工厂设备不完善，也是一个原因。
三、失业问题
资本家只以赚钱为目的，所以有不能赚钱的工厂，不讲这工厂需要不需要，就关起门来，去做别种事了。这样，工人们忽然失业了。上海纱厂工人近来有十几万失业。日本大灾后，中国要想运华工去做工，可是他们却不要我们去，他们说，食粮也好，衣服也好，却不必运工人来。可见日本虽受了大灾，死了许多人，但还没有缺少工人之患，这全因原来失业者太多，工人过剩的缘故。工人过剩了，失业者多了，社会秩序因之愈为紊乱。欧洲有人以为劳动者失业问题，应由政府去负责的。
四、工厂规则的严苛
工厂规则完全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对于工人们底幸福方面，剥削殆尽！工人的独立人格，工人的自由权，在工厂规则里，完全淹没了！不愿意做的，也要做，有些完全无关于他的工作的事，也要叫工人做，甚至在工厂亏了本的时候，也要在工人身上想法。所以工人在工厂不感觉什么乐处，只是觉得不自由。行动不能自由，衣食也不能自由。吃水是不准的，于是有些人渴得不开交；吃烟也不准的，于是有些人带了烟草来吞下，结果成了肺痨。工厂规则，真严苛呵！
（四）社会上少数人的统治权
商业渐渐地发达了，资本家操纵社会经济权，同时，一切的政权也被他们少数人握住了。因为政治是跟从经济状况而变更的，政权只是有经济权者所执的。经济阶级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也可以控制我们政权的。中国所以十二年还没有革命成功，因为经济阶级没有受到痛苦，不想去革命。他们——握有经济权的商人——只是唱着平和，所以革命终不能成功。好象辛亥革命时，全国经济阶级都相助了，便能成功。经济阶级可以左右国家最高会议的。一切的政治，都是经济阶级造成的。大家想，美国钢铁大王，在什么选举，他手下常有一百多万的票子，所以选举大总统的时候，只要几个实业大王不愿选那人，那人就不能当选大总统了。在实业大王下面的人，政治能力都失去了，只是唯大王之命是听的。在资本制度下面的劳动问题所以成为世界上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为了资本家有政治上的势力的缘故。
1923年12月4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社会主义释疑（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1923.9.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社会主义释疑
（在上海大学社会问题研究会讲）
李大钊(1923.9.7)
今天是苏维埃俄罗斯革命成功的六周纪念日，又是本校的“社会问题研究会”的应立日，所以我在此要与诸位作几句谈话。
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主义不明白，有许多怀疑地方。这种怀疑，实在是社会主义进行上之极大障碍。现在所要说的，就是要解释这几种怀疑。
一、社会上有些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是穷苦的，不是享福的，因此他起来反对社会主义。不知道在资本制度之下，我们永远不会享福，不会安逸；能够安逸享福的，惟独那少数的资本家。资本主义制度能使社会破产，使经济恐慌和贫乏，能使大多数的人民变为劳动无产阶级，而供奉那少数的资本家。社会上到了大多数是穷的，而那少数的富人也就不能永久保有他的富了。
社会主义就是应运而生的起来改造这样社会，而实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
照这样看来，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二、有些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人民就要发生怠工的现象，因此他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施行。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象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从前乌托邦派托莫斯•莫阿，他描写了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劳动是最苦而可怕的，所以主张强迫工作。因他目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是那样黑暗，所以发生这种观念。一般人以为工作是苦事，亦是拿现在生活下的眼光，去观察那将来的社会，其实社会主义实行后的社会的劳动，已和现在的社会的劳动不同了。
如莫理斯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美感的社会主义。他常说：工作能使精神感觉愉快，这就是“工作的喜悦”。即我们日常生活上的喜悦，也多从工作中来。比如烹调，自己弄的东西，总比别人弄的好吃，倍觉津津有味。这都是因为自己经过一番工作，含有一分愉快之故。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是永享不到工作的愉快的。
莫理斯最赞美的，是欧洲十四世纪的艺术品，而最鄙视的是现代的艺术品。因为十四世纪的艺术品，都是那时代能感觉着“工作的喜悦”的工匠作出来的。艺术家最希望发表的是特殊的个性的艺术美，而最总的是平凡。所以现在有一班艺术家很怀疑社会主义实行后，社会必然愈趋平凡化，在平凡化的社会里必不能望艺术的发达，其实在资本主义下，那种恶俗的气氛，商贾的倾向，亦何能容艺术的发展呢？又何能表现纯正的美呢？那么我们想发表艺术的美，更不能不去推翻现代的资本制度，去建设那社会主义制度的了。不过实行社会主义的时候，要注意保存艺术的个性发展的机会就是了。
由以上所说的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免除工作的苦痛，发扬工作的喜悦的，那里有象现在劳动的劳苦，有怠工的现象发生！
三、又有一般人，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是不自由的。他不晓得经济上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底下，那里有劳动的自由，只有少数的资本家的自由，高楼、大厦、汽车、马车全为他们所占据，我们如牛马的劳动终身，而衣食住反得不着适当的供养，所以我们想得到真的自由，极平等的自由，更该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我们要改造这样的社会，是寻快乐的，不是向那穷苦不自由的地方去，前边已经说明白了。
但是社会上的人有一种惰性，这也是我们讲社会主义的人不可不先注意的。
1923年9月7日下午于上大
1923年11月3日“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桑西门的历史观(1923.8)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桑西门的历史观
李大钊(1923.8)
（一）桑西门（SaintSimon）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
近世的社会主义，以马克思及恩格尔的社会主义划一新时代。他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为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以后的社会主义，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种名称，纯是为分类的便宜而加的，并没有褒贬的意味存于其间。有些人骤见“空想的”一名，便误认这是含有讥嘲的意思，其实“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有一样重要的价值，而且科学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产儿。
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不同的点，就在两派对于历史的认识的相异，——就是历史观的相异。
空想的社会主义者流的社会哲学，为十八世纪启蒙派的社会哲学。他们以为宇宙间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的真理在。只靠着诉于人间的理性，就是只要人间能理解此真理，把握此真理，无论何时何所，此真理都能实现。此真理实现之时，即是理想社会实现之时。据他们的见解，为实现理想社会所必要的事，只在发见真理，而以此真理诉于人人的理性；为实现此真理的历史的条件，他们绝不看重。欧文曾说：“过去的世界历史只以表示人间的非合理性，吾人今始向理性的曙光，向人间的魂再生的时代，开始进行。”这话便含有人间的魂、人间的理性能改变历史的进行的意味。结局他们主张依人间理性的力量能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空想派社会主义者的理想的历史观。
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根据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
社会主义的思想，由马克思及恩格尔依科学的法则组成系统。以其被认为历史的必然的结果，其主张乃有强固的根据。社会主义的主张，若只以人的理性为根据，力量实极薄弱，正如砂上建筑楼阁一样。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
立在这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进化的程途而为开拓唯物史观的道路者，实为桑西门。
（二）桑西门与孔道西（Condorcer）
桑西门是一位浸染于福禄特尔时代的理想而同情于革命精神的自由人道主义者。他的主要师友为孔道西和些生理学者。他由他们得到两个主要的观念：（一）伦理和政治全以物理学为依据，（二）历史是进步的。
孔道西以知识进步的运动解释历史，桑西门亦认此为真理；但他以为孔道西用此原理，嫌狭隘了一点。于是犯了两个错误：（一）不解宗教的社会的意义，（二）说中世是前进运动中无用的中歇。
桑西门则看出宗教有一自然而合理的社会的任务，不能被认为单纯的害恶。他说明一切现象都有相互联络的道理：一个宗教的系统，适合于那种科学所出现的社会所达的科学阶段；实际上宗教只是科学，饰以合于他所满足的感情的需要的一种形式就是了。一个宗教的组织基于当世科学发展的体态，所以一时代的政治组织适应于那个时代的宗教的组织。中世的欧洲，不是表示一个无用而且可为太息的蒙昧主义（Obscurantism）的暂时胜利，乃是人类进步上一个有价值的必要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一个社会的组织的重要原理，就是教权与俗权间的正当关系，实现于此期间。
限于中世时期，显出是一个陋劣的枝节，于前进运动没有贡献，宁有迟之阻之的中间；“进步”乃暴露于一种批评论之前，说“进步”是一个任意的综合，只是部分的为历史事实所产生，并不供给保证于将来。限于百科全书派（Encycolpaedic
School）的唯理主义者，视宗教为一愚昧而诈欺的麻烦的产物的中间；那“进步论”背后的社会哲学，乃以非科学的而见咎。因为反乎社会现象的密结，他（社会哲学）不承认宗教为这些现象中主要之一，须于“进步”中自行参与而合作。这些见解把孔道西的理论变成更可承认的样子。
孔道西提议历史的价值，乃在供给可以预见将来的材料。桑西门崇奉此提议为教义，但在孔道西的非科学的方法上，预见将于不可能。为了预告，这运动的法则必须被发见。而孔道西则不但未曾立下这法则，抑且未曾寻求这法则。那些十八世纪的思想家，把“进步”当作一个立在一个极不充分的推论上的单纯假设遗留下来；他们的承继者乃依发见一个和引力的物理法则一样确实的社会法则，以求把他提到科学的假设之列，这是桑西门的目的，亦是孔德的目的。我们可以说桑西门是孔道西的承继者，孔德是桑西门的承继者。
（三）桑西门的历史法则
依桑西门的见解，宇宙一切的现象形成一个有统一的全体。各种科学的任务，在各于其特有的范围内，发见其统一，即在探究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今于人类的历史，从来称为历史家的人们，把那些驳杂万状骤然一见似无何等联络统一的诸事实，照原样看作个个独立的事实，于此等诸事实中，以特记述说明君主战争等所谓显著的政治现象，就算毕了历史学的能事；此等态度，非全行改正不可。历史的现象，如以之为一个全体而观察之，则以个个独立象而表现的诸现象间，必有何等统一，必有何等因果关系。关于此点，历史现象与自然现象无何所择。恰如自然科学以发见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为任务，历史学不能不脱于单纯事实记述的范域，而进到因果关系统一之点。换言之，即是不可不以历史为一科学。这样子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弄得明白的时候，历史的法则便能建立。依此法则，凡历史的过程均能明快以为说明。不宁惟是，被确立的历史法则不但说明过去及现在，并且说明将来。即依此亦能预测将来的社会如何，将来的历史阶段如何。这样一来，历史的范围实亘过去、现在及未来，而为一个一贯的法则所支配。
桑西门由历史抽绎出来的法则，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的递嬗，亦可以说是建设的时代与革命的时代的递嬗。中世是一个组织的时代。继续此时期的，乃是一个批评的、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到了现在才渐次终结。继续这个时代的，必是另外一个组织的时代。桑西门既于历史的行程中发见一条导线，他于是能为预告。因为吾人关于宇宙的知识，曾已达到或且现方达到一个在各局部久已不是推测的而是实证的阶段，社会将应之以为变迁；一个新物理学家的宗教将胜过基督教和自然教（Delsm）；科学家们将扮演中世僧侣所曾扮演的组织者的脚色。
能为桑西门的进步论与以完满的说明的，只有他的弟子巴札尔（Bazard）。他说：按桑西门的说，人类是被认作一个集合的生物，这个集合的生物，在累代的经过间按一种法则——进步的法则——显露其本性。这个法则可称为人种的物理学的法则。这是桑西门所发见的。这是为组织的时代与批评的时代代嬗而成的。他宣传一种对于进步的信仰，认进步为解释历史的关键，为集合的生活的法则。
依桑西门的解释，在一个组织的时代，人类认出一个运命，而协调其一切的能力以达此运命；在一个批评的时代，人类不知有一个标的为共同协赴的鹄的，人们的努力将以消涣与不调。在苏格拉的（Socrates）时代以前，希腊有一个组织的时代，继此时代，乃是一个批评的时代，至于蛮人侵入而止。继此而起的，又是一个组织的时代，此时代由Charlemagne至十五世纪末止。复次又来一个新批评时代，此时代由路德时以迄于今日。现在是预备一个必须继起的组织的时代开始的时候了。
（四）知识的历史观与经济的历史观
桑西门有两个历史观：一为知识的历史观，一为经济的历史观。他的知识的历史观，很强烈的表现于他的初期的著作；嗣后他的思想发生变化，经济的历史观乃以取而代之。
从桑西门的知识的历史观，则横于历史过程的根底而决定其行程的，惟有知识；依人类知识的程度如何，而附与其特性于历史上的各时期。由一时期向一时期的推移，可求于知识程度的变化中。然人类的知识本身，虽亦能直接成为社会力以决定历史的进行；而在很多的时会，知识常经由宗教云者的伟大社会力以于历史上发生作用。这就是说知识决定宗教，宗教决定历史。本此思想以解释历史，便是知识的历史观，后来承继他的知识的历史观而发扬光大之者厥为孔德。
桑西门曾本此思想以说明现实的历史，先从希腊说起，希腊以有筑在多神教上的社会，故希腊各邦间缺政治的统一；有许多互相歧异的道德系统，而社会的调和乃不能维持。然自苏格拉的出，遂开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道路。每当历史内一阶段向一阶段推移的时候，随着必有一次显著的社会混乱。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推移，遂以演成罗马晚年的社会的混乱，此混乱终依基督教的成立告终，基督教遂以造成中世纪的社会的组织。
厥后亚拉伯人科学的知识输入，基督教内部又发生混乱，中世末期的黑暗时代，又复出现；迨经路德的宗教改革，得与当时的知识调和，基督教又被改造，新教时代于是乎诞生。厥后桑西门观于法兰西大革命及革命后的法兰西的经济情形，他的历史观乃一变而重视经济的因子；但其方法论，即根本原理，固未尝有所变动。
法兰西大革命时，几多政治的激变使桑西门确信国家与社会间有本质上的不同。革命时的法兰西，约二十五年间，遭十度政治的激变。虽曾变革其政治的构造，而于社会生活的根底，未有何等可认的变化。桑西门躬逢这种事实，乃以看出政治形式的如何实于人类生活无何等本质的意义，于社会不过是第二义的。构成社会生活的根底者，又从而附与其特质于各历史阶级者，不是知识，不是宗教，亦不是建筑于知识宗教之上的政治，实是那致人类物质生活于可能的产业组织。他于是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这就是他的经济的历史观。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
桑西门主张为社会生活的根底而又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者，实为产业。他的历史观，就是建筑在这个主张上的。他的社会观，曾于他作的一篇小论文“寓言”（Parable）里，巧妙的表示出来。他的大意，是说假定法兰西突然丧失第一流的学者、艺术家、劳动者，其损失真不在小。因为那些人是法兰西人中最活动的人们，是掌重要的生产供始有益的劳动于科学、艺术工业方面，致法兰西愈益丰富的人们。他们是社会的精华，于是邦也贡献独多，赍伟大的声誉，促进其文化的发达而致其繁荣。今骤失之，则法兰西直成为“无魂之体”（Corps
sana
ame），将不能与其他国民竞争，而沉沦于卑劣的状态。法兰西在此等损失恢复、新人物产生以前，不能不屈忍于此种状态之下。由如此的不幸而谋元气的回复，至少亦要一时代的长时间；而且真能供应有用的劳动的人们，实在是例外的人们，自然不是滥行多多产出例外尤其是这种例外的。又设此等科学、艺术、工业方面的天才的人物，全部保有而无恙，而于一日之中，丧失了皇室宫廷、王公世爵、达官显位、国务大臣、国会议员、元帅、大僧正、大地主等等；荣华世界之中，突遭意外之厄，仁慈的法兰西人，固必有所不忍而顿兴悲悯，然由法兰西国民的生活上言之，此等享有高爵厚禄的人们，纵一时耗丧至于三万人之多，亦只能与国民以感伤的悲痛而已，国民丝毫不因是而陷于不幸。此果何故？其理极明。填此空位的人，实在易得，彼能承继而又想承继此优游阔绰的生活者，固不知其凡几也。
由他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他怎样的推崇科学、艺术、产业等，怎样的轻视政治或政治家、僧侣、贵族等了。但在此时，他的社会观，尚不能说是经济的；这里他尚认科学家、艺术家与产业者有同等的价值，以于社会生活有用的分子相待遇。后来著“产业者问答”，他的思想乃益趋于经济的，他才认只有直接从事产业的阶级，是社会的基本阶级；科学家、艺术家等，只有赍健全的社会生活的副次的因子的价值。
什么是产业者阶级呢？在桑西门的意思，以为产业者阶级，是由为生产货财而劳动的农民并手工业者，以及立于此等生产者与消费者间从其需要而掌配给货财的商人，三大部分而成的。
桑西门认进步的标的，在社会的幸福。因为劳动阶级在社会上占多数而且极其重要，所以向此标的进行的第一步，应是劳动阶级运命的改善。这是改造社会中的政治的主要问题，他主张以社会主义解决此问题。
桑西门认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他以此阶级的发达及其社会的地位变动，说明法兰西的历史。据他看来，法兰西大革命，是中间阶级的懒惰的所有者阶级利用产业产阶级的实力，以之为台阶以反抗在社会上无何等实力的贵族阶级的支配势力，而图自立于支配者地位的变动。然其结果，被建设的社会组织未能正当：所以革命以后，社会的混乱与不安，纷至迭起，此等混乱与不安，直到产业者阶级击破所有者阶级握政治的权力立在社会的最上层的时候，才一扫而清。因为产业者阶级实为社会的富与幸福的创造者，所以他于实质上于形式上都有支配社会的必然性，此为历史过程所证明的。旷观过去的社会历史，别的阶级都丧失其意义；惟独产业者阶级，其意义反以逐渐增加，吾人不能不由这种事实，断言产业者阶级毕竟是最大重要的阶级。
（五）桑西门的“黄金时代”观及其世界的国家思想
拿破仑没落后，桑西门和他的秘书Augustin
Thierry合刊一本小册子。在这小册子里，表示他的“黄金时代”观并他的世界的国家思想。他说：“诗人的梦想，以为只于太古蒙昧人类原始的时代，才有‘黄金时代’。抑知那却不是黄金时代，宁认他为铁时代尚为得当。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这是社会秩序的完全。我们的祖若父，未曾看见世他；我们的子若孙，将有达到此境的一日；为他们开辟路径，是我们的责任。”他又在此小册子中重新提起Abbe
de
Saintpierre废止战争的理想，并且提议一种比Pierre的各国同盟更奢望更理想的欧洲新组织。当此时顷，他于那复位的布尔奔朝（Bourbons）在法兰西所建立的议会政治里，看出一个对于政治紊乱的统治权的救济。他想设若将此种政治组织引用到全欧各国，于维持平和的永续上将有长足的进步；设使敌国的英法，成立一个密切的联合，将比较的容易造成一全欧国家，如同英国的平民政治各州政府共戴一议会的政府一样。这就是“人类的巴力门”（Parliament）的理想新萌芽。
历史的发展，是由孤立向联合进动，由战争向平和进动，由反抗向协合进动，将来的计划，是依科学的原理组织成的协合。中世时代的加特利教教会给吾人以立在一个普遍的教义上的大社会组织的创证，现代的世界亦须是一个社会的组织，但那普遍的主义，将是科学的，不是宗教的。精神的权威，将不存于僧侣，而存于指导科学及公共教育的进步的学者。每一公共生活中的会员，都有应给他的地位与本分。社会由工业劳动者、学者和美术家三级劳动者构成，各阶级优越劳动者的委任，将依其人的能力以为决定。谓各人的地位完全不等，是无稽之说；基于劳绩的不平等，是合理而必要的。不信任国家的权力，是现代的错误。为提出伟大的理想，图维进步上所必要的革新；一个指导民族势力的权威，是必须的。那样一个组织，将以增进各方面的进步；在科学则以协力，在产业则以望誉，在艺术亦然，因为艺术家将求所以表现他们自己时代的理想与情感。现在已有趋向几分属于此类者的象兆，他的实现，必不是由革命而得，乃是由渐进的改革而得。
历史上显著而最可注意的事实，乃为协合精神继续的扩张。由家族而都市，而国家，而超国家的教会，更进一步，而包括全人类的广大的联合。前面说过，桑西门派的历史哲学，谓历史实由批评的、破坏的和组织的、建设的二种时代递演代嬗。前期则支配的势力的原理，以战争主义无政府为特征；后期则为宗教所支配，而以服从、献身、协合的精神为特征。此种反拨与结合的精神，乃社会的二大原理。二者的盛衰，依时代的性质。协合（Association）的精神，渐次超越其反对的势力。在原始社会，强者对于弱者施以压迫，是当时主要的情形，这是联合的不完全的结果。但是他的继起的形式，显出一个渐次的和缓。食人风息，继之以奴隶制；奴隶制废，继之以农奴制；农奴制绝，最后又发生资本家工业上的榨取。强者对于弱者的压迫，最后的形式，全靠财产权。对此压迫的救济，在把个人的袭有财产权，由家族移转到国家。将来的社会，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协合的原理，是将来社会发展的键。社会的主眼，在生产生活必要品；社会生活的终局目的，“在地球的共同利用”。这是桑西门的世界的国家思想。
（六）桑西门的宗教观及其门徒
桑西门于其晚年，发表一篇大著“新基督教”。他作此论文的目的，乃在欲把基督教醇化于单纯而又实质的要素。他于此书，揭明加特利教从普罗铁士坦特教所添附的独断无用的形式和误谬，加以锐利而警透的批评。他认新信仰当以道德为最重要的东西。他说：“新基督教不可不把凡人皆宜为互为兄弟的行为的原理推而及于现世的组织。”桑西门更以近世的语言，详细的说明新基督教。他说：“全社会不可不努力于改革最贫阶级的道德的及物质的状态，社会当以能达此目的的最善的法则被组织。”
最使他的门徒感激的，就是此“新基督教”。当他临终之际，他的友生孔德（August
Comte）和罗德丽格（Rodrigues）围绕他的床头，他殷殷以此书的希望属托于他们。他说：“所有的宗教形式不可不消灭，因为加特利教的弱点与缺点既为人所证明，人民全为此教所骗了。宗教不能有自此世界灭亡的事，只是变化罢了。”桑西门以为新社会的学说，必须不只是由教育与立法所传播的，必须为新宗教所裁决。从前的基督教，不能为此，因为旧基督教是基于物质与精神间的二元论（Dualism）而成者，而且加诅咒于物质。新宗教必须是一元论（Monistic）的。新宗教的原则，简举如下：神是一，神是全体，就是全体是神。他是普遍的爱，自显而为精神与物质。宗教、科学、产业的三界，适合于这个三体一致论（triad）。
桑西门死后，他的门徒巴札尔（Bazard）和恩范亭（Enfantin）辈，自结一社，成一家族的组织，在Rue
Monsigny营共产的生活。厥后巴札尔派与恩范亭派分裂，至一八三二年，此宗遂归于消灭。但在当时，其影响所被，亦不为不广了。
1923年8月
“社会科学季刊”第1卷第4号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工人国际运动略史(19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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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国际运动略史
李大钊(1923.5.1)
（一）工人的特色
工人的国际运动和一切别的国际运动不同。从前和现在，都有些增进国际上友谊或反对战争的国际团体，象那“平和与自由同盟”、“妇女同盟”、“仲裁协会”、“遏战同盟”、“基督教同盟”、“民族联合同盟”及其他这一类的团体，多少都曾为暂时的存在。他们的目的都是一类，都是消极的，他们要反对战争，要消除战争的特定的原因。不论何时，国际间发生危机，他们便忙迫起来，用祝福的话，调和的话，斡旋于其间。他们想增进“四海皆兄弟”的感情，扫除人种间的差别。他们看各民族间的争杀和一家兄弟自相残害的愚昧一样。他们企图用种种说法指出平和的福利和战争的祸厉。工人的国际团体是个全与他们的概念相异的观念。阶级的基础的采用，就是和中产阶级的平和主义最大而最终的分裂。旧时的标语“全人类都是兄弟”已经停止了，他的真实工人的国际党不说并且不信“全人类都是兄弟”。必欲讲这一类的话，只可说“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兄弟”，他们有他们全体必须推倒的国际的公敌。就是中产阶级，到了必要的时候都联合起来和工人们——就是无产阶级——宣战，象毕士麦助Thiers（普法战争终结时法国的政府当局）反对巴黎“康妙恩”，德国和协约国联合起来，公同反对“苏维埃俄罗斯”，都是明显的例证。工人们——就是无产阶级——为对付中产阶级的联合，必须组织一个工人的国际联合。这种联合不但于日常发生的产业界的争议和防止国外破坏罢工同盟的人很有效用，就在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工人亦能阻止他们的执政者对于革命成功的地方加以打击。别的国际运动的目的在减少或终止战争，工人的国际运动的目的不在终止战争而在变更战争的范围，而在使战争不是国家的而是阶级的。他们以为战争不是恶癖性或国际间的误解的结果，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结果。这帝国主义在他的基础上是经济的，和资本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战争必经由资本主义才遭打击。一切战争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所以工人的国际运动只能出现于现代资本主义者情境之下。一个小所有主的国际团体，不能有怎样的活动力。且在实际上，工人的国际运动的起源恰恰与现代无产者实力的表现相合。工人的国际运动可以分作三个时期：（一）第一国际，（二）第二国际，（三）第三国际。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历史上都曾尽过他们所负的使命而依次归于消灭。只有第三国际是现在工人国际运动的正统而为其势力的中心。此外第二个半国际及第四国际不过是些枝节罢了。兹将此等国际的团体成立的年代列举如下：
第一国际………………………………1864—1870
第二国际………………………………1889—1914
第三国际……………………………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
第二个半国际………………………1921年2月在维因纳成立
第四国际……………………………1921年10月在柏林成立
（二）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
工人国际运动的起源实肇始于一八三六年住在巴里的德国亡命客所组织的秘密结社，此结社的名称为“公正同盟”，奉共产主义的原理。因为参加一八三九年的巴里暴动，他们乃被追放移居伦敦，北欧诸国的劳动者多来集于此处。“公正同盟”乃因以成立而含有国际的性质。他们知道光是靠着零碎的秘密结社或是革命的暴动不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要想达到他们的目的，非以国际的运动遍全世界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的变革不可。他们很感觉着有宣传这个道理的必要。马克思实为此运动的指导者。一八四七年的伦敦会议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尔躬亲出席，为该同盟起草学理的实际的纲领。“公正同盟”改称“共产同盟”就在那个时候。马、恩二氏合草的纲领实于一八四八年一月公布，距法兰西革命才几周耳。“共产党宣言”的末句就是那“万国无产阶级啊，团结起来啊！”的口号。这正是工人的国际团结的最初的宣言，在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但此宣言该同盟虽然接受了他，但是不能了解他。结果马、恩二氏不能不弃而之他。
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以法兰西为中心而波及全欧，结局至为反动政治所压。一般的无产运动顿形雕落。此种国际运动亦不能不随着受一顿挫。到了一八六二年伦敦开国际博览会，给了第一国际成立的一个好机会。此时法国劳动者代表得了拿破仑三世的许可，渡英参观展览会，因得与英国劳动者交欢握手，努力于国际的联合。至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伦敦圣马丁馆（St.
MartinsHall）开万国劳动者大会，马克思亦出席于此会，第一国际于是乎诞生。
（三）第一国际
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圣马丁馆的会议是第一国际的第一次会议，司会者为Beesly教授。马克思氏亦出席是会，以新协会规约的起草的事付临时委员会去办。此委员会由五十名各国代表组织而成，多半数为英国人。起草此规约的任务初由意人马志尼当之，因他缺乏经济的知识，不能胜任，卒由马克思代之。
第一国际的事务所设于伦敦，各国派委员驻在该处，在该处的指导者和努力者当然为马克思和恩格尔。
第一国际由成立的日起至一八七二年的海牙会议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分裂止，实为工人国际运动的中枢。兹将第一国际会议年表列下：
会次地点年代记要
第一次会议伦敦1864开成立会。
第二次会议伦敦1865马克思提出宗教问题，预备下届讨论。
（原定在Brussels开会，因比国政府干涉，不果，乃在伦敦开一非正式会议。）
第三次会议Geneva1866采用马克思起草的规约，一致赞成劳动时间渐次减至八小时。
会次地点年代记要
第四次会议Lausanne1867议决主张交通运输机关，概归国有，排斥大公司的独占，奖励产业组合。
第五次会议Brussels1868
议决矿山、森林、土地当与交通运输机关同为社会全体即民主的国家的共同所有。惟共同团体为一般福利，得使用生产机关。全世界的劳动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第六次会议Basle1869讨论土地所有权问题，提议废止遗产权，但未得多数赞成。
第七次会议伦敦18711870年预备在巴黎开会，因为普法战争的影响，遂尔中止。是年巴黎康妙恩运动起，法国会员有参加此运动者。
第八次会议海牙1872马克思派与巴枯宁派分裂。
自海牙会议后，第一国际遂分裂为二派，一为马克思派，一为巴枯宁派，两派残存数年，遂都消灭了。
马克思派
分裂后的第一次会议Geneva1873
分裂后的第二次会议Philadelphia1876
巴枯宁派
分裂后的第一次会议Geneva1873
分裂后的第二次会议Brussels1874
分裂后的第三次会议Berne1876
分裂后的第四次会议Verviers1877
（四）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始于一八八九年的巴里会议，到一九一四年大战勃发的时候，实质上归于消灭。兹将其会议次数及年代列表如下：
第一次会议巴里1889
第二次会议Brussels1891
第三次会议Zurich1893
第四次会议伦敦1896
第五次会议巴里1900
第六次会议Amsterdam1904
第七次会议Stuttgart1907
第八次会议Copenhagen1910
第九次会议Basle1912
第十次会议维因纳（因大战勃发未果）1914
（五）第三国际
第二国际既与大战勃发同时归于消灭，第三国际乃与苏俄的革命同时崛起，执世界工人运动的牛耳。兹将其会议的次数及年代列表如下：
第一次会议Zimmcrwald1915
第二次会议Kienthal1916
第三次会议Stockhlom1917
第四次会议（第一次正式会议）莫斯科1919
第五次会议（第二次正式会议）莫斯科1920
第六次会议（第三次正式会议）莫斯科1920
1923年5月1日
“晨报”副刊
署名：Ｔ.Ｃ.Ｌ |
李大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19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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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五十年的回顾社会革命的先声）
李大钊(1923.2)
距今恰恰五十年，就是一八七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巴黎人民起来反抗一个卖国的政府，并且宣告了市府的独立、自由、自主。
这回中央政府的推翻，并没有经过普通革命的阶段，没有动炮火，没有流血。当人民武装起来、出现于街衢间的时候，那一班统治者早已逃走，政府的军队早已退出巴黎城，那民政官吏们早已携着他们所能携的东西急忙退到卧塞儿（Versailles）城去了。这样演成的变动，巴黎的人民在“巴黎康妙恩”（TheCommuneofParis）名义之下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
这个事变是起在普法战争将要终结的时候。普法战争的发生，固然不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而由经济上去解释，这次的战争实是两个资本主义国的斥堠战。法国对普宣战是在一八七○年七月十五日，普国得德意志联邦各州的援助，军势非常的浩大，以数计之，约有八十五万人，一举而侵入法境，连战速捷，围拿破仑于塞塘，由开战之日起不过六星期间，使拿破仑不能不树降旗。
九月四日此消息传到巴黎，政府惊愕万状，巴黎的群众则在卜郎魁派（Blanquists）导率之下，占领了下院，宣布共和，于是中产阶级共和党和温和的共和党出而组织政府，但普军乘胜仍长驱而围攻巴黎。
当时法国正在产业发达的过渡期，各阶级间的利害关系极其复杂，农民军队和大资本家结为王党，都会的小工业者和工人则结为共和党。共和党中又分为绅士阀、急进的议会派共和党、工人半革命的共和党和极左派的共产主义共和党。（卜郎魁派）当帝政废止的时候，率领群众执行直接行动的是极左派，而政权则落于右翼的共和党手中。
法国国民自卫的政府方在游戏的时候，巴黎已被围困，继续着到了冬天，政府的防备极其缓慢，似乎他怕劳工阶级的实力比怕德军的侵入还甚。劳动阶级才悟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屡谋颠复之，而“康妙恩”遂渐接近。
在巴黎“康妙恩”的大悲剧以前，巴枯宁预备了一个喜剧的揭幕者。无政府主义并不奇怪，这里昂（Lyons）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康妙恩”才是奇怪。一八七○年，巴枯宁（Bakunin）、李嘉德（AlbertRichard）同着布澜（GaspardBlanc）带了很多的徒党，侵入了里昂，占据了里昂市政府（LyonsHoteldeVille），宣告国家已被废止，地方工厂的工钱提到一日三佛郎，然而还未出这一天，这国家已以中产的国民军的形式回来了，巴枯宁派遂从那里逃走了。这一幕喜剧就是这样的告终。
次年（一八七一）一月二十八日，政府私与普军结休战条约。正在爱国的愤怒中的巴黎，以是被激怒了巴黎国民军（民主的组织成的市民军），认为卖国而大起反对。二月八日，一个缔结平和的议会被召集了，介尔士（Thiers）实执其牛耳。这个会议议定的临时和约，于二月二十六日在卧塞儿签字，普法战争算是告结束了。
新选的国民议会，只巴黎及其他二、三都会，共和党占优势，此外各地方则到处都是王党占了胜利，七百议员中王党占四百五十人。新就政府首位的介尔士得国民议会的承认，采取巴黎与地方间的分离政策。他先任命复辟派的将军为巴黎国民军司令官，国民军则表示反对，而自选中央委员会以指挥权畀之，拒受将军的命令。议会方面则拒绝共和国的承认，把首都由巴黎迁到卧塞儿，制定种种法律，在经济上予以重大的打击，劳工阶级的生计全失，巴黎破产革命的机运迫在眉睫了。
三月十七日介尔士密令他的部将夜袭国民军，而谋取他们的大炮，并占领城中各要地。按照与普军订立的休战条约，大炮应交普军，而国民军不肯。只把这大炮夺去，介尔士便可以把国民军打得粉碎，以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鲁昆德将军受了密令，三月十八日拂晓率步兵一联队并补充军队攀登坂道，夺取大炮，午前六时果然没有什么抵抗，便把那有名的大炮捕获了。是三月的早晨，寒光凛冽，街上没有人影，所以没有什么人知晓，这大炮便眼看着要被他们搬去了，但是大炮很重，没有马，亦没有炮车，由高坡往下运很是费事。此时红日东升，街上渐有人影，其中亦有在袭击的时候仅免于难的国民军兵士。到了七点半钟的时候，教会的钟丁丁的乱打，沉默忽然破了，在丘陵的麓际召集国民军的大鼓亦冬冬的响了，喇叭的声音亦起来了，一刹那间国民军出现了，驰马身着武装，整队而行，鲁军的周围看热闹的人们多是妇女与小孩，象黑山一般的来相集合。
声势汹涌的群众两次为鲁军所威吓而退，那中间队伍有为群众遮断者。鲁昆德将军大惊，随即发令向群众开炮。兵士方在踌躇，群众中的妇女此时喊着，向兵士说，“诸君，向我们、向我们的丈夫和小孩开炮吗？”士官威吓伊们，忽有一军曹喊着说，“弃了武器吧！”鲁军皆弃武器，群众喊声大震，而突进鲁军与国民军握手了，这是午前九时的事。
鲁将军被捕了。午后在解往他处的途次为震怒的群众所杀。攻击巴黎的总司令威诺阿见势不佳，狼狈而退，逃向塞奴河对岸去了。政府当局者惊愕不知所措，仓皇向卧塞儿逃走。
巴黎政府的官吏逃走后，经了二、三日的混乱，国民军的中央委员会以外没有权威了。但他们未能理解这新事实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下给总司令刘立耶（Lullier）的命令极其普通，不顾那命令怎样能够实行，所以刘司令不能闭塞城门，不能解散反革命团体，不能占领扼巴黎西部的洼雷里昂要塞（MontValereien）。委员会到二十一、二日顷，尚不自觉他自己是唯一的巴黎的支配者，看他为那替政府谋画的市长等所操纵，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旁观，怎样的没有组织的权力了。委员和市长等商量举行巴黎市会的选举，极力置重和他们一致，至任他们把那选举延期到二十六日。当这委员会忙着去图保持法律形式的时候，失了正好占领巴黎各要塞的机会，那卧塞儿的政府常是比他们的反对党——劳工阶级——觉悟的快的多。介尔士很喜欢巴黎的委员会以种种交涉自为消遣，他好可以有功夫去预备军队，使与外界隔离，以适宜的政策用心训练。当他这些准备将要完成的时候，他静以待时。但他似已早有决心去行一回大杀戮，即使他弄弱了，他以杀戮还答巴黎“康妙恩”自治体宣言的决心，那个议会在那里亦必使他为此，在那个时候那个议会几乎以一动物园自居了。
一八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市会选举办完了，结果革命党占绝对的多数。其中有十一位是第一国际党员，取名为Commune掌握政权。Commune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一七九二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专制的自治”的意味的。
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巴黎的全劳动阶级小商人，和当时尚在无产阶级位置的手工业者，都有把政权握于自己手中的觉悟。“康妙恩”尚未成立前的三月二十日的官报有云：
“巴黎的无产阶级确认在支配阶级的失政与背信中，自己等尚取公务的指挥以救济时局的时机来了。……无产阶级知道正逢对于他们的权利的永久的威胁，正当的热望的绝对的拒绝，并祖国及其一切的颓废，执权力而自握其运命于掌中，且确操其胜算，是其无上的义务绝对的权利。”
劳动者握权力的事情——这就是“康妙恩”。因此“康妙恩”才是伟大，于支配阶级才是危险，因此他还有生机而为历史所记忆。
“康妙恩”被宣告的三月二十六日，幸福与再生的洪涛吞没了巴黎，欢喜的热情扩张及于资产阶级，劳动者、资本家都是欢天喜地的，见过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的老人喜极而悲，至于咽泪。是青年，是妇女，是小孩都高兴的了不得，花也撒开了，赤旗也翻开了，歌声震天，似乎自由平等的新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卧塞儿的侦探看见这种情形，报称巴黎以“康妙恩”发狂了。
巴黎“康妙恩”的宣言影响于法国各处，引起革命的运动有好些地方，都一样的为“康妙恩”的宣告，但都因受不住政府的压迫，次第解散了，就有一二处竭力抵抗，到了四月五日亦都不能支持了。
当时介尔士身居卧塞儿，亲自指挥一切，努力于反革命的宣传与训练。温和的共和党等的有志者，奔走于巴黎与卧塞儿间以为调停，斡旋于其间，但结果归于徒劳，“康妙恩”方面尚以比较的好意迎纳他们，而介尔士方面则全然拒绝调停。介尔士由是更把巴黎与地方间的一切通信交通遮断了，发布些造谣的告示，说巴黎已全陷于无政府的状态，杀人与掠夺的事情肆行无忌，更使议会里的多数党压迫左翼的言论，通过剥夺巴黎自治权的法令。至四月二日介尔士就命令开始巴黎总攻击，巴黎西部激战亘二月之久，合全国军队都来攻巴黎，那观望形势的卑士麦更答应了介尔士的要求，送还法国的捕虏，援助攻击军。
“康妙恩”内部亦有多数党与少数党，就中以卜郎魁派与一八四八年的急进派合为多数党。第一国际党员与属于他派的九人合而为少数党。这并不是对于中产阶级急进派社会党人占少数的意思。第一国际党员与别的少数党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并不反对多数党，他们只是反对多数党的政策，或是无政策。卜郎魁派因其首领卜郎魁（Blanqui）为政府所捕，就象航海的孤舟失了罗盘针的一样。卜氏的政策是以集权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独裁与对于绅士阀彻底的挑战者。他非难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政策论，他不问主义理论的善恶，专选傲慢而忠实的服从者集于自己的周围，故他能集合些勇敢的革命战士，组成一个强固的团体。不幸他一旦为介尔士政府所拘捕，他的信徒顿失指导的明星，便茫茫然无所适从，至此始悟这种组织之不良，魁领一失，无人能继其后，全党即为之动摇，然而晚了！现在的希望惟有设法取回卜郎魁氏，大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样子，他们向介尔士提出以在“康妙恩”手下的一切的人质接回卜郎魁氏，但介尔士不许。
不只是卜郎魁派有这无定见的短处，“康妙恩”的多数人都有这种短处。因为这回的选举是仓卒之间举行的，所以被选的人很混杂。多数派既因卜郎魁氏的被捕，失了他们的指导者，少数派亦全没有一定的政纲，只是主张些共产的自治和分权的空浮理论。少数党中属于“第一国际”的人们，比别人总算实在些。这“第一国际”即是马克思氏指导的“万国工人协会”，在法国以强有力的劳动组合联合会表现出来，普法战前即认为与国家有危险而遭解散，解散前的会员殆有四十万人。照“第一国际”的政纲，资本主义的产业应该移归由劳动组合发达而成的工人自治团体管理，一方面政治的国家应该是地方分权。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第一国际党人过于拘泥其理想的国家，不能善应时势。
多数党自限于一七九三年的迟滞的模仿，他两次让权于无能而且愚蠢的公安委员会的手中。他容忍了各种公务机关的无秩序与无能力，即军务机关亦包括在内。他以弱者佯作倔强的拙笨的愤怒，替代了训练并一个有统系的政策。他命令了国民军以应行的职务，而不问他实行了没有。他压迫了些反对“康妙恩”的报纸，而允许他们用别的名义复活。他捕了些不重要的不足为患的反动派，而对于卧塞儿的侦探反倒置之不理。他的命令一律是象征的，他们不过是摆大作派罢了。这样子所以“康妙恩”的成绩可记者甚少，计算起来不过是废止议会的破坏经济秩序的法律，对于工人免除一切地租为生活的保障，支给国民军的俸给，发还贫民当入当铺的财物，推倒为拿破仑一世纪功的宛达母柱（VendomeColumn），减少“康妙恩”的官吏的俸给到一年六千佛郎，使教会与国家分离，没收教会的财产，由教育削去宗教科目，寥寥数端而已。这是因为时势所迫，不能不以全力防御外敌，所以没有功夫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康妙恩”的财政、粮食、司法、教育、外务、公安、劳动、军事等委员功绩卓著的也有，全无能为的也有，其中以劳动委员的成绩最值得记录。
劳动委员是奥国的工人佛兰克儿（Leo
Frankel），他是一个第一国际党员，他能于最短的时间实行第一国际的政纲。第一国际的政纲就是减少私营的生产，拥护在国家监督管理之下的自治的行会与产业组合，最终的所有权为国家所保有。但是劳动组合的废灭使他的这种事业进行很困难。四月十六日他对于各职工会（其数有三十四）发表一种宣告，令他们组织一个委员会，好安排着去管领那些锁闭的工厂。在“康妙恩”沦没以前，在五月十日及五月十八目这委员会集合了两次，但他们的决议的记录全然无从查考了。那时有三十四个组合，四十三个生产组合，和十一个各种劳动者团体。他的对抗雇主的计划，是使雇主若雇属于“康妙恩”者时，必须支给正当的工银，并禁止面包房的夜工，禁止雇主对于工人的减薪与罚俸等，八时间工作制亦被提议，但未实行。总之劳动组合现在又开始复兴了，把产业移归劳动团体管理，算是开了端绪。他又使“康妙恩”发布一切契约应与劳动团体交涉的法令，结果国民军的补充亦要经劳动组合办理了。
但在“康妙恩”以雍容的态度慢慢的施行他那象征的法令的时候，死亡已以长足的大步向他接近了。“康妙恩”方面因为醉酒的司令刘立耶（Lullier）将军的失策，当四月二日还答介尔士袭击的时候，没有占据住Mont
Valerien要塞，这是一个大大的失算。卧塞儿方面正在起首枪决那些被他拘囚的人们，“康妙恩”方面亦捕获了许多的人质，其中包含着些巴黎的大僧正，声称如枪决革命党一人，即枪决大僧正三人，以为恫吓。卧塞儿方面的杀戮果然停止了，“康妙恩”方面以罗塞儿（Rossel）替代了刘立耶，这又是一个无能的领袖。国民军亦称为联合军，虽出全力以为抵抗，但介尔士军人多炮利，众寡不敌，终有螳臂当车的势子。卧塞儿方面知道硝烟弹雨之后有平安，所以从容进行。联合军方面的Issy和Vanves两要塞，在他们舍弃之前已经粉碎了。Maillot要塞在Mont
Valerien的炮力支配之下，亦已沦为灰烬。“康妙恩”失败的悲剧中最惨伤的事是那炮手的死尸，不死于敌兵之手，而死于自己方面久已没用的大炮和那与径口不合的子弹。“康妙恩”的败亡日迫一日，而介尔士的势力亦日增一日，到了五月念二日卧塞儿军遂长驱侵入了巴黎，此后便是一星期间可恐怖的巷战了。入夜因为双方的纵火焚烧很多的屋宇，火光烛天，人声鼎沸，枪声炮声夜夜都成恐怖。卧塞儿在前进中，杀了他们所拘囚的人们，“康妙恩”方面眼看没有法子可以止住他们的屠戮，亦把那些为救那些被捕的而捕的人质都枪毙了，许多大僧正亦在其内。到了念六日，大势全然去了，远隔的Vincennes要塞亦降服了。
但是战争虽然完了，杀戮却尚未完，大杀戮却方在开始。政府军侵入巴黎的时候施行了近世史上绝无仅有的大虐杀，所杀的人不只是捕虏，凡在巴黎的男女老幼无论何人，只要你是参加防御的人，侍候过受伤者的人，喂养过受饿者的人，都不能幸免，甚至醉酒的兵士，眼中看出的嫌疑者，问答稍有差池，亦都逃不了无情的弹刃。Lobau
Barracks和RuedesRosiers等处流血成河，兵士在那里站着，都没了他们的胫骨以上，塞奴（Seine）河水呈出暗褐色，尸骸暴露，悲声惨切，不忍闻睹，有人描写当时政府军残酷的情形，说：
“你该死，不论你作什么！倘你在你手中被搜出武器来——死！倘你用武器——死！倘你求情——死！不论你向何方面，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并且在人道以外，年龄和性都不能救你与你们。你该死，但须先尝一尝你的妻、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儿女就是方在摇床的儿女的死亡的苦痛。在你的眼前，那受伤的应该由野战病院被曳出来，受枪弹的打击。他应该活着被曳着他的受伤带血的手足象呻吟痛苦的废物包一般委之于沟壑。死亡！死亡！死亡！”
在这悲剧中有多少人横罹惨戮呢？两万人呢？三万五千人呢？没有人能够说出一个确数来。
“康妙恩”以后巴黎有十万余的工人不见了，这是政府军的大虐杀，这是国民军的大牺牲，这是阶级战争的初幕。
政府军胜利以后，“康妙恩”算是消灭了。法兰西的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者的被杀，一时受了重伤。第一国际受了这次的打击，不久亦遂灭亡了。国民议员决议赠介尔士以感谢状，卧塞儿军的总司令被选为大总统。谁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又在Volga河流域放了灿烂的鲜花，得了光荣的胜利！
附言
“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属我作一篇“五十年来世界的劳工运动”的论文，我觉得此题太大，便自己缩小了些范围，改作“五十年来世界工人的国际运动”，不料琐事牵累，竟未得暇，乃纪述与“申报”殆同时诞生的巴黎“康妙恩”的一段历史，以塞此责。
1923年2月
“申报之最近五十年”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在北大经济学会讲演）(1923.1.16)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
（在北大经济学会讲演）
李大钊(1923.1.16)
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大别为理想派与科学派。无论为理想派为科学派，均相信有一个新时代存于将来。这个新时代，就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欧文说：“过去的历史，都只以示人间的非合理性，我们今才向理性的曙光进展。”是欧文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合于理性的时代。马克斯说：“人类的前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演成最后的阶级战争。人类的前史，就随着阶级告终。”是马克斯理想中的新时代，乃为阶级消泯的时代。马克斯一派的经济的历史观，尤能与人以社会主义必然的实现的确信。
欧洲大战酿成荒乱的现象。这种荒乱的教训，及荒乱复兴的预防，使人发不可不急谋改造的深省。改造的新局面，必为带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的局面，是确切无疑的。改造的机运，虽然日形迫切，而改造的方案，则于一般人的意想中尚欠明了。一般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组织既不明了，而社会主义者亦因制度的复杂，又把实现此主义的障碍看得过大，致使社会主义的运动遭过困难。免除这些困难，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社会主义的实现，必须经过三阶段：一、政权的夺取；二、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三、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
政权的夺取，有两种手段：一是平和的，一是革命的。采取平和的手段的，大抵由宪法上、议会上着手。但是因为战争的影响，农民渐富，他们都不愿牺牲他们偶得的富裕，其他商人反动派及政府，均能与此运动以莫大的障碍，任你社会主义者如何宣传，终不能使选民及代议士都变成社会主义者，故此种运动常归于失败。有许多社会主义者鉴于平和的手段的失败，乃悟改造的事业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这种革命的运动，有失败的，有成功的。失败的如德奥是，成功的如苏俄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布尔扎维派的新发明，一八七五年马克斯论Gotha
Programme的信里说过：“在资本主义者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者的社会间，有一个由此入彼的革命的过渡时代。适应乎此，亦有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当此时期的国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经济组织是怎样呢？
（一）生产交换机关的社会化
除去一部分的有土农夫，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在人民会议代表人支配之下，照常办理。
自国家银行以下，所有的银行，均收归公有，而停止其从前的业务，有限的归于消灭。因为信用机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久已不必要了。
中间的中介人、代理人一类的职业均被抑止。
小工商业及运输机关，亦渐次收归国有。
生产行于大工厂。分配集中于大中心。市场运输归于国营。在被抑止的企业里的雇工转业于国营的生产事业及分配事业。
除去有土农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归国有。但在新组织之下，他种职业未觅得以前，此项农民仍准续理前业。
住房由地方会议遵照中央会议的条例执行，将来设专门机关管理之。
（二）生产的组织
私营的生产机关既经废止，一切生产事业都归国营，则小工厂都合并于大规模的工厂，俾收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前私营的经济组织之下，有许多很重要的生产事业，或因利益不多，或因效果难期，而置之不理者，今则国家都一律举办，依极经济的组织与方法，把资本、劳力与天然均成经济化，利用自然力开发富源，俾利国用。有需国际的共营的事业，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间亦可共同举办，但此实有利无害，断非现在什么中日合办、中英合办的种种事业可比。在这种经济组织之下，无论工农生产事业均渐扩大，生产自然增加。此时最经济的运输法日渐扩张，既便于材料的供给，又便于成品的分配，于生产事业、分配事业均有利益。
社会主义的精神，固极主张民族自决。倘使经济情形已能自立，如印度、朝鲜等，自应任其自主。而若经济进化过于低浅，苟非于经济上助其开发则永不能达于自决的境界，社会主义的国家当然有提携掖进的义务。近来有人大惊小怪的说有主义的侵略，这话大错，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有侵略的意味。社会主义的国家间，苟有旷土，不许闭户自封，依社会主义的民族平和的解决。
社会主义之所成，就在资本主义的组织下，尽资本主义的强度，亦断不可能。其原因有四：（一）小企业报酬少；（二）经过多次中介人代理人的消糜；（三）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政府的，不能齐一努力；（四）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得利润，有许多公用的大事业，利润相离太远，不确定而不充分。
此时除去用于必要的生产的工作以外的剩余工作，可用以美化人们的生活。过劳的工时可以缩减，使得复苏娱养的机会。此时科学上有所发明普及的工人，才能得到他的惠利，以代少数人享福、使多数人失业或受伤的结果。
（三）劳动的组织
工人执政后，工联没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合作替代之。此时阶级既废，好意的前资产阶级自当许与合作。
社会主义的制度，是以事物的管理代人的统治的制度。此时所欲解决的，不是政治问题，乃是经济问题。农部委员必集合农业专门家，组织高等会议，分部实行指导农民，以图农业生产的改进。工部委员及其他委员亦然。
（四）分配的组织
生产品不就是为消费的，有直接分配于消费者，有分配于他业者。后者不过记一记账，前者则须代价。金银纸币流行，可以换取所需的物品。
国家将生产品经过一回中心市场，使有货币者得以换取所需的物件，售价适应于此期流行的货币。
生产为消费者的需要所轨制，计算应绰裕一点。国家用科学的方法，制定工作日的期间，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
每月支用货币的项目：一、薪俸，二、恤金，（鳏、寡、孤、独、废疾者）三、前资产阶级的年金赔金，四、农产物的代价。
假定甲，付直接生产消费品者，及乙，付生产农作品者，共计三十亿。ａ付生产交给他业的物品者，社会恤助金，付前所有ｂｃ者，共计二十亿。（一个月）那么，那些生产品的总售价应定五十亿。国家银行每月应筹五十亿货币，国家物品所每月应备价值五十亿的物品。定物价的标准，应以生产费并加生产费的三分之二：譬如一百二十元的生产费，应加入八十元为二百元；五十四元的，应加入三十六元为九十元。
以上所述，是社会主义下经济组织的要点。其余关于经济的问题尚在多有，如外国贸易及租税信用等问题，俟后有机会时再与诸君共同研讨之。
1923年1月16日“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平民主义(1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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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主义
李大钊(1923.1)
（一）“平民主义”的潮流
现代有一绝大的潮流遍于社会生活的种种方面：政治、社会、产业、教育、美术、文学、风俗，乃至衣服、装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是什么？就是那风靡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崛起于欧洲，流被于美洲，近更借机关炮、轮船、新闻、电报的力量，挟着雷霆万钧的声势，震醒了数千年间沉沉睡梦于专制的深渊里的亚洲。他在现在的世界中，是时代的精神，是唯一的权威者，和中世纪罗马教在那时的欧洲一样。今人对于“平民主义”的信仰，亦犹中世欧人对于宗教的信仰。无论他是帝王，是教主，是贵族，是军阀，是地主，是资本家，只要阻障了他的进路，他必把他们一扫而空之。无论是文学，是戏曲，是诗歌，是标语，若不导以平民主义的旗帜，他们决不能被传播于现在的社会，决不能得群众的讴歌。我们天天眼所见的，都是“平民主义”战胜的旗，耳所闻的，都是“平民主义”奏凯的歌，顺他的兴起，逆他的灭亡。一切前进的精神，都自己想象着是向“平民主义”移动着的。现在的平民主义，是一个气质，是一个精神的风习，是一个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理解的产物，并且是深染了些感情、冲动、念望的色泽。我们如想限其飞翔的羽翮于一个狭隘的唯知论者公式的樊笼以内，我们不能得一正当的“平民主义”的概念。那有诗的心趣的平民主义者，想冲着太阳飞，想与谢勒（Shelley）和惠特曼（Whitman）抟扶摇而上腾九霄。
（二）“平民主义”字义的解释
“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有译为“民本主义”的，有译为“民主主义”的，有译为“民治主义”的，有译为“唯民主义”的，亦有音译为“德谟克拉西”的。民本主义，是日本人的译语，因为他们的国体还是君主，所以译为“民本”，以避“民主”这个名词，免得与他们的国体相抵触。民主主义，用在政治上亦还妥当，因为他可以示别于君主政治与贵族政治，而表明一种民众政治。但要用他表明在经济界、艺术界、文学界及其他种种社会生活的倾向，则嫌他政治的意味过重，所能表示的范围倒把本来的内容弄狭了。民治主义，与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按希腊语demos，义与“人民”（People）相当，Kratia义与“统治”（rule
orgovernment）相当，demokratia，即是Democracy，义与“民治”（People’sruleorpopular
government）相当。此语在古代希腊、雅典的政治家Pericles（生于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卒于四百二十九年）时代，亦为新造。当时的人觉得有为新理想立一个新名词的必要，但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这个名词，卒以确立。惟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学者用之，诠义尚各不同，例如亚氏分政体为三种：一、君主政治（Monarchy），二、贵族政治（Aristocracy），三、民主政治（Polity）。此三种政体，又各有其变体：君主政治的变体，为暴君政治（tyranny）；贵族政治的变体，为寡头政治（Oligarchy）；民主政治的变体，为暴民政治（Democracy）。
是知亚氏诠释，Democracy不释为民主政治，而释为暴民政治；亚氏表明民主政治，不用Democracy，而用Polity。包莱表士氏（Polybius）则又用Democracy一语，以当亚氏的Polity。后来行用日久，终以表示“民治”的意义。但此种政制，演进至于今日，已经有了很大的变迁，最初“统治”（Rule）的意思，已不复存，而别生一种新意义了。这与“政治”（Government）一语意义的变迁全然相同。“政治”的意义，今昔相差甚远，古时用这个字，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如今则没有分人民为治者阶级与服隶阶级的意思了。自治（Self－government）一语，且与政治的古义恰恰相反。现代的民主政治，已不含统治的意思，因为“统治”是以一人或一部分人为治者，以其余的人为被治者；一主治，一被治；一统治，一服从；这样的关系，不是现代平民主义所许的。故“民治主义”的译语，今已觉得不十分惬当。余如“平民主义”、“唯民主义”及音译的“德谟克拉西”，损失原义的地方较少。今为便于通俗了解起见，译为“平民主义”。
（三）“平民主义”与强力
“平民主义”的政治理想，在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诸人已曾表现于他们所理想的市府国家。近世自由国家，即本此市府国家蜕化出来的。在此等国家，各个市民均得觅一机会以参与市府国家的生活，个人与国家间绝没有冲突轧轹的现象，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在这种国家已竟能够自显于政治总体。政治总体不完备，断没有完备的人，一说市府的完全，便含有公民资格完全的意思。为使公民各自知道他在市府职务上有他当尽的职分，教育与训练都很要紧。亚氏尝分政治为二类：一为与市府生活相调和的政治，一为以强力加于市府的政治。前者，官吏与公民无殊，常能自守他的地位为政治体中的自觉的分子，觅种种途径以服事国家，没有一己的意思乖离于市府的利益。在这种国家，政治体由民众的全体构成，不由民众的一部，治者兼为民众的属隶。后者，官吏常自异于平民，利用官职以为自张的资具，一切政务都靠强力处理。把公民横分为治者与属隶二级，而以强力的关系介于其间，以致人民与官吏恶感丛生，促成敌国。在这等国家，治者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属隶则迫于强力不得不奉命惟谨罢了。现代的“平民主义”，多与亚、柏诸人的理想相合；而其发展的形势，尚在方兴而未已。宇内各国，没有不因他的国体政体的形质，尽他的可能性，以日趋于“平民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政制，本没有一定的形式，可以施行这种制度的，亦不限于某类特定的国家或民族。人民苟有现代公民的自觉，没有不对于“平民主义”为强烈的要求的，没有不能本他的民质所达的程域向“平民主义”的正鹄以进的。民主的国家，不用说了。诺威本是君主政治，亦濡染了平民主义的新色了。瑞士的“康同”，本是寡头政治，少数反对人民的执政与富豪，亦遭平民主义的打击而表示退败了。日本本是元老政治，今日亦栗栗惟惧于平民主义气焰之下而有危在旦夕之势了。欧洲大战中及其以后，独裁帝制下的俄罗斯，一跃而为劳农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了。德、奥、匈诸国，亦皆变成民主共和国了。余如中欧一带，民主式的新国，亦成立了很多。可见今日各国施行“平民主义”的政治，只有程度高低的问题，没有可不可能不能的问题。这种政治的真精神，不外使政治体中的各个分子，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在国家法令下，自由以守其轨范，自进以尽其职分；以平均发展的机会，趋赴公共福利的目的；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其间没有严若鸿沟的阶级。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者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国家与人民间，但有意思的关系，没有强力的关系；但有公约的遵守，没有强迫的压服，政府不过是公民赖以实现自己于政治事务的工具罢了。马萨莱客（T.G.Masaryk）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一语的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People’s
Rule），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画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技术的难问题。”这几句诠释现代平民政治的话，很能说出他的精要。可知强力为物，在今日的政治上已全失了他的效用。除在革命时期内，有用他以压服反对革命派的必要外，平时施用强力，适足为政治颓废的标识。
（四）“平民主义”与“多数政治”
有人说“多数政治”（Governmentby
majority）即是“平民政治”。无论何种政治没有不是以强力作基础的。在平民政治下，多数对于少数，何尝不是一种强制的关系。威尔逊氏便有这种论调。他说：“政府是止于权力与强力上的。无论何种政体，政府的特质不外乎权力。一方有治者，他方有被治者。治者的权力，或直接，或间接，要以强力为归。简单一句话，政府就是组织的强力罢了。但组织的强力，不以组织的武力为必要，实际就是若干人或全社会的意志表现于组织，以实行其固有的目的而处理公共的事务。……强力不必是外形。强力虽为权力的后盾，而不可以捉摸。权力寄托在治者身上，虽属彰明较著，然而权力止在强力上，则非表面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强力的形式非所必要。所以有一种政府，他的权力，永远不被武力的形式。就是今世各国，政机的运用，大都肃静，没有压制人民的事。换句话说，就是不靠强力的形式。然而强力的隐显，固与其分量的轻重无关；近世的良政府，不靠治者的武力，而靠被治者的‘自由认可’（Free
consent）。这就是政府以宪法与法律为轨范，而宪法与法律又以社会的习惯为渊源。这所包蓄的强力，不是一君专制的强力，不是少数暴恣的强力，乃是多数人合致的强力。国民都知道此强力的伟大，相戒而不敢犯，故其力乃潜伏而无所用。那民选的官吏与专制的君主比较，其权力所凭依的强力，本来没有什么优劣，而合众国总统的强力，比革命前俄皇的强力，或且过之。二者的根本差别，全在隐显之间。好象腕力一样，甲以他为后援，乙用他作前卫，用的时境不同，其为一种强力，则没有什么区别。”据此以知威氏所云组织的强力，即指多数人合致的强力。于此我们要问，此种强力的构成是否含有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在内？抑或这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必待此种强力的迫制，或知道此种强力的伟大，因而相戒不敢犯，始能发生？我想既云“自由认可”，则必无待于迫制；既有强力的迫制，则必不容“自由认可”发生。就使“自由认可”的动机，多少由于自己节制自己牺牲，亦均属自由范围以内的事，决与自己以外威制的强力无关。孟子说过：“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非心服者，即不生“自由认可”。凡事可以得人的“自由认可”，且可以称为心服者，必不是外来的强力的效果。服从的关系，若以强力的存否为断，那就是被动，不是自由；可以说是压服，不能说是悦服：压服的事，由于强力；悦服的事，由于意志；被动的事，操之自人；自由的事，主之自我。人为主动以施压服于己的强力一旦消灭，换句话说，就是非心服者的抵抗力一旦充足，服从的关系，将与之俱去。若说这种强力，必待所谓被治者的“自由认可”表示以后，始能发生，那么这种强力，不是多数人合致的强力，乃是多数人与少数人合成的国民公意。这种伟大的强力，实为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所具的势力，而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决不是这种伟大的强力压迫的结果。我尝说过，“多数政治”不一定是圆满的“平民主义”的政治，而“自由政治”（Free
government）乃是真能与“平民主义”的精神一致的。“自由政治”的神髓，不在以多数强制少数，而在使一问题发生时，人人得以自由公平的态度，为充分的讨论，详确的商榷，求一个公同的认可。商量讨论到了详尽的程度，乃依多数表决的方法，以验其结果。在商议讨论中，多数宜有容纳少数方面意见的精神；在依法表决后，少数宜有服从全体决议的道义。“自由政治”的真谛，不是仗着多数的强力，乃是靠着公同的认可。取决多数不过是表示公同认可的一种方法罢了。由专制向“平民主义”方面进行，多数表决正是屏退依力为治而代之以起的方法。欧美有句谚语：“计算头颅胜于打破头颅。”（It
isbettertocountheadsthantobreak
heads．）正好说明这个道理。威氏又说：“今世常说‘舆论政治’‘民声政治’，这些名词，于描写发达圆满的平民政治容或有当，然在今日，那作成舆论的多数所恃以制胜者，不在少数的理屈，而在少数的数弱。换句话说，就是多数所以排斥少数，不特用他们众多的声音，并且靠着他们众多的势力。这是很明了的事实，不容讳言的。多数所以能行其统治，不是他们的智慧使他们能够如此，实在是他们的势力使他们能够如此。多数党苟欲把他们的意见致之施行，他们所需的势力，与专制君主所以压服其民众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由威氏的说，可以反证出来今日所谓自由国家的平民政治尚未达于发达圆满境遇的事实，而切不可由此遽以断定真正平民政治的基础，亦在多数的强力。若把平民政治，亦放在“力的法则”之下，那所呈出的政象，将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云：“虽有民主，而操权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其所谓自治者，非曰以己治己也，乃各以一人而受治于余人。所谓民之好恶，非通国之好恶也，乃其中最多数者的好恶。且所谓最多数者，亦不必其最多数，或实寡而受之以为多。由是民与民之间，方相用其劫制。及此然后知限制治权之说，其不可不谨于此群者，无异于他群。民以一身受治于群，凡权之所集，即不可以无限，无问其权之出于一人，抑出于其民之泰半也。不然，则泰半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夫泰半之豪暴，其为可异者，以群之既合，则固有劫持号召之实权，如君上之诏令然。假所谓诏令者，弃是而从非，抑侵其所不当问者，此其为暴于群，常校专制之武断为尤酷。何则？专制之武断，其过恶显然可指；独奏半之暴，行于无形，所被者周，无所逃雪，而其入于吾之视听言动者最深。其势非束缚心灵，使终为流俗之奴隶不止。”（从严译）专恃强力的政治，不论其仅在于一人，抑在于多数，终不能压服少数怀异者的意思，其结果仍为强力所反抗，展转相寻，无有已时。“平民主义”的政治，绝不如是。现代的“平民主义”，已经不是“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Government
ofthepeople，forthepeople，bythe
people)而为“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Administrationofthepeople，forthepeople，by
thepeople）不是对人的统治，乃是对事物的管理。我们若欲实现“平民主义”，不必研究怎样可以得着权力，应该研究怎样可以学会管理事物的技术。
（五）“平民主义”与解放及联治
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妇女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平民主义化的运动。
有了解放的运动，旧组织遂不能不破坏，新组织遂不能不创造。人情多为习惯所拘，惰性所中，往往只见有旧的破坏，看不见新的创造，所以觉得这些解放的运动，都是分裂的现象。见了国家有人民的地方的解放运动，就说是国权分裂了；见了经济界有农夫、工人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经济的组织分裂了；见了社会里家庭里有妇女或子弟的解放运动，就说是社会分裂了，家庭分裂了：见了这些分裂的现象，都凑集在一个时代，凡在这个时代所制的器物，所行的俗尚，都带着分裂的色采，就说现在的时代是分裂的时代。看那国旗由一个黄色变而为五色，不是分裂的现象么？北京正阳门的通路，由一个变而为数个，不是分裂的现象么？再看方在流行的妇人的髻，女孩的辫，多由奇数变而为偶数，不是分裂的现象么？中国有二个国会，二个政府，俄国分成几个国家，德、奥、匈及中欧一带的小民族纷纷的宣告自主，爱尔兰、印度对英的自治运动，朝鲜对日本的独立运动，不都是分裂的现象么？十数年来，国人所最怕的有两个东西：一是“平民主义”，一是联邦主义。国体由君主变为民主了，大家对于“平民主义”才稍稍安心。独这联邦主义，直到如今，提起来还是有些害怕，这因联省自治而起的国内战争，还是随时有一触即发的样子。至于文人政客，不是说联邦须先邦后国，就是说中国早已统一；不是吞吞吐吐的说我是主张自治，避去联邦字样，就是空空洞洞的说我是只谈学理，不涉中国事实。推本求源，一般人所以怕他的原故，都是误认他是分裂的现象，所以避去这个名词不讲，都是怕人误认这是一个分裂的别名。
其实这些人都是只见半面，未见全体。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平民主义”，联邦主义，都是这一条线上的记号。没有联邦的组织，而欲大规模的行平民政治，必不能成功。有了联邦的组织，那时行平民政治，就象有了师导一般。因为平民政治与联邦主义，有一线相贯的渊源，有不可分的关系。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譬如中国的国旗，一色分裂为五色，固然可以说他是分裂，但是这五个颜色排列在一面国旗上，很有秩序，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成了一个新组织，也可以说是联合。北京正阳门的通路变少为多，妇人的髻、女孩的辫变奇为偶，一面固可以说是分裂，一面又是联成一种新组织、新形式，适应这新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特质，发挥时代美。中国大局的分裂，南一国会，北一国会，南一政府，北一政府。俄国当此社会根本改造的时候，这里成立一个劳农苏维埃共和国，那里成立一个劳农苏维埃共和国，一时也呈出四分五裂的现象。奥国、匈国、德国都是这样：一方面象是分裂，一方面方在改造一种新组织。这种新组织，就是一个新联合。这新联合的内容，比从前的旧组织更要扩大，更要充实，因为个人的、社会的、国家的、民族的、世界的种种生活，不断的发生新要求，断非旧组织旧形式所能适应的，所能满足的。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一族的隶属；北京正阳门若是照旧只留一条路，那些来往不绝的车马，纷错冲突，是断乎不能容纳的。方今世界大通，生活关系，一天比一天复杂，个性自由与大同团结，都是新生活上新秩序上所不可少的。联邦主义于这两点都很相宜。因为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联邦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间，又和各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联邦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平等的组织，确合职分的原则，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中间的界限，都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
照此看来，联邦主义不但不是分裂的种子，而且是最适于复合、扩大、殊异、驳杂生活关系的新组织。许多的国家民族间，因为感情、嗜性、语言、宗教不同的原故，起过多年多次的纷争，一旦行了联邦主义，旧时的仇怨嫌憎，都可涣然冰释。中国自从改造共和以来，南北的冲突总是不止；各省对于中央，亦都不肯服从，依我看来，非行联邦主义不能造成一个新联合。又如俄国那样大的领域，那样杂的民族，想造成一种新联合、新组织，亦非行联邦主义不可。果然这新造的俄罗斯社会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亦是一种联邦的组织。象俄国这种联邦共和，就是一个俄国各部从各族的劳动者的自由联合。他与英国的联邦、瑞士的联邦迥乎不同。俄国的联邦苏维埃共和，是由俄国各部劳农组织而成的社会共和，倘为苏维埃所联合的各部分的劳农想互相分离，无人可阻当他们这样做法。但是英国的联邦，还是靠着强力来维持的。英国对于非洲、亚洲、澳洲的人民及勃亚人，多少还是有些压服的关系。就是爱尔兰的自治运动，新芬党亦曾费了多年努力奋斗的工夫，才能脱了英国的一半的羁绊。英国资本家今尚夸言，我们有一联邦，就是万邦联合国。但是不论何时，倘若这联邦的人民，想离不列颠的压迫，那不列颠的中级社会，将用武力征讨他们。从前对于美国，最近对于爱尔兰和印度，都是明显的例证。英国的联邦组织，将来必不免有些变动。瑞士的联邦共和，是一个许多的“康同”（Cantons）的联合。但这联合亦是靠兵力造成的。瑞士的“康同”，苟有欲与瑞士脱离关系的，必遭瑞士共和军的讨伐。大战终结后，奥、匈也改成民主联邦了。德国的联邦，原来是几个君主组织的，够不上称为纯粹的联邦。经过这一回的革命，把那些君主皇族总共有二百七千八人，一个一个的都驱逐去了。那普鲁士的霸权，也根本摧除净尽，才成了真正的民主联邦。我们可以断言现在的世界，是联邦化的世界，亦是“平民主义”化的世界；将来的世界组织，亦必为联邦的组织，“平民主义”的组织。联邦主义，不过是“平民主义”的另一形态罢了。
（六）“平民主义”与国际运动
上古时代，人与人争，也同今日国与国争全是一样。以后交通日繁，人人都知道长此相争，不是生活的道路，于是有了人群的组织。到了今日，国际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多，你争我夺，常常酿成大战，杀人无算，耗财无算，人才渐悟国与国长此相争，也不是生活的道路，种种国际主义的运动于是乎发生。现代国际主义的运动，可大别为二类：一类是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象那盎格鲁日尔曼协会、盎格鲁奥特曼协会，是为增进国际上友谊的团体；象那海牙平和会议、海牙仲裁裁判、新世界共和国代表五年会议、平和与自由同盟、妇人同盟、基督教联合同盟、民族联合同盟、威尔逊提议的国际大同盟和这回哈丁氏提议的太平洋会议等国际的组织，不是为反对战争，就是为解决国际间的纠纷问题。有些人对于这种国际主义的运动，抱很大的希望，以为有了增进国际间友谊的、解决国际间纠纷问题的、反对国际战争的国际的团体，那国际间的误解与战祸，自然可以减免很多。特别是对于威尔逊提议的国际同盟，希望更大，以为这种组织，便是世界的联邦的初步。本来邦联与联邦的区别，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异，邦联就是各独立国为谋公共的防卫、公共的利益所结的联合，加入联合的各国，仍然保留他自己的主权。这联合的机关，全仰承各国共同商决的政策去做。古代希腊的各邦，后来瑞士的“康同”，德国的各邦，美国的各州，都曾行过。联邦就是一国有一个联合政府，具有最高的主权，统治涉及联邦境内各邦共同的利益，至于那各邦自治领域以内的事，仍归各邦自决，联合政府不去干涉。那采行一七八九年宪法以后的美国，采行一八四八年宪法以后的瑞士，都是此类。美国的联邦，是由一七八九年以前各州的邦联蜕化而成的。这邦联是由一六四三年四个新英兰殖民地的同盟蜕化而成的。将来世界的联邦，如能成立，必以这次国际同盟为基础。由现在的情势看，恐怕这只是一种奢望。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帝国主义即存在一天。在帝国主义冲突轧轹之间，一切反对战争的企图，都成泡影，一切国际的会议，都不过是几个强国处分弱小民族权利分配的机关罢了。帝国主义之下，断没有“平民主义”存在的余地。不是“平民主义”的联合，决不是真正的联合。一类是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这种运动，与中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运动大异其趣。他们主张阶级的争斗。他们不信并且不说“全人类都是兄弟”。必欲讲这一类的话，只可说“全世界的工人都是兄弟。”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不是为平和，乃是为战争。他们全体有一个国际的公敌，就是中产阶级。这一阶级，遇有必要，都联合起来，和劳动阶级宣战。象那毕士麦助捷尔士（Thiers）反对巴黎的康妙恩（Commune
of
Paris），象那德国和协约国联合反对俄国的布尔札维克（Bolshevik），都是显例。劳动阶级为对抗中产阶级的联合，必须有一个劳动阶级的国际联合。不但于日常发生的产业的争议，和防止国外破坏罢工同盟的人，这种联合很是有用，就是在革命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工人，亦能阻止他们的执政者予革命成功的地方以打击。劳动阶级的国际主义，其目的不在终止战争，而在变更战争的范围，而在使战争不为国家的，而为阶级的。他们认战争不是恶性的结果，不是国际间误解的结果，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结果。这帝国主义，在他的基础上，是经济的，和资本主义有不可分的关系。战争必到资本家阶级停止存在的时候，才能绝迹。劳动阶级的国际团体，有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第一国际”（The
FirstInternational），巴黎康妙恩失败后，渐归澌灭；有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第二国际”（TheSecond
Internationa），至一九一四年，停止了他的存在；有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国际”（TheThird
Internationa），现方蓬蓬勃勃势力日大，组织亦比从前的国际团结愈益巩固，愈益完密，有常设的执行委员会。这两种国际主义的运动，——即是中产阶级的国际联盟与劳动阶级的第三国际，——必有一种为将来国际大联合的基础的。看现在的形势，后者比前者有望的多。
本于专制主义帝国主义的精神，常体现而为“大某某主义”（Pan…ism）。持这个主义的，但求逞自己的欲求，以强压的势力迫制他人，使他属伏于自己肘腋之下。这样的情形，在国家与国家间有，在民族与民族间有，在地方与地方间有，在阀阅与阀阅间有，在党派与党派间亦有。于是世界之中，有所谓“大欧罗巴主义”，有所谓“大美利坚主义”，有所谓“大亚细亚主义”；欧洲之内，有所谓“大日尔曼主义”，有所谓“大斯拉夫主义”；亚洲之内，亦有所谓“大日本主义”；近几年来，中国之内，亦有所谓“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同在北方主义之下，亦有两种以上的大某某主义在那里暗斗；同在西南主义之下，亦有两种以上的大某某主义在那里对峙。以欧战的结果，和中国的政情来看，凡是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论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军阀，一个党派，一个个人，没有不归于失败的。反乎大某某主义的就是“平民主义”。故大某某主义的失败，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一个是专制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一个尚力，一个尚理；一个任一种势力的独行，一个容各个个体的并立。凡是一个个体，
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倘有悍然自大，不顾他人的自由，而横加侵害的，那么他的扩大，即是别人的削小，他的伸张，即是别人的屈辱，他的雄强，即是别人的衰弱，他的增长，即是别人的消亡。一方的幸运，即是他方的灾殃；一方的福利，即是他方的祸患。那扩大、伸张、雄强、增长、获幸运、蒙福利的一方，固然得了，然而在那削小、屈辱、衰弱、消亡、罹灾殃、受祸患的一方，其无限的烦冤，无限的痛苦，遏郁日久，亦必迸发而谋所以报复与抵抗。且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苟有第二个持大某某主义的来与他争大，按之物莫能两大的道理，争而失败的，二者中间必有一个。故持大某某主义的，不败亡于众弱的反抗，即粉碎于两大的俱伤，其结果必失败于“平民主义”之前而无疑。
（七）“平民主义”的开端
在妇女没有解放的国家绝没有真正的“平民主义”。现代欧美号称自由的国家，依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民主义”的地步，因为他们一切的运动、立法、言论、思想，都还是以男子为本位，那一半的妇女的利害关系，他们都漠不关心。即使有人对于妇女的利害关系稍加注意，那人代为谋的事，究竟不是真能切中妇女们本身利害的，决不象妇女自己为谋的恳切。“人民”（People）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亦包含在内。这“人民”（People）里，当然包有妇女在内。那么人民应享的权利，妇女当然和男子一样享有。费烈士（Brougham
Villiers）说：“纯正的‘平民主义’不是由男子所行的民主民权的政治，是由人民全体所行的民主民权的政治。”（Theformulaofdemocracy
isnotgovernmetofthepeopleforthepeoplebythemenbutbythe
people）费氏郑重的申明“不是由男子所行的”，“乃是由人民全体所行的”，就是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上当有平均发展的机会。社会若经适当的改造，这等阶级都可归于消泯，惟独男女两性，是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平民主义”，比什么都要紧。况且“平民主义”，本是母权时代的产物，故平民主义为女性的。后来经济上生了变动，母权制渐就崩坏，“平民主义”即随之消亡。父权制——男性中心的家族制——继之而起，专制主义于是乎产生，故专制主义为男性的。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伊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乎排出于社会的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精神，因为男子的气质，有易流于专制的倾向，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与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真正“平民主义”的精神。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生活，都是妇女除外，男女的界限，异常的严，致成男子专制的社会。不独男子对于女子专制，就是男子对于男子，亦是互为专制。社会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仁慈的精神，没有机会可以表现出来。若想真正的“平民主义”在中国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平民的社会。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
世界各国的女权运动，本有很长的历史。但女权运动的成功，则以北欧诸国为最早。一九○一年诺威的纳税妇女，已取得市政机关选举权。至一九○五年，诺威离瑞典而独立，妇女运动，益见进步。一九○七年，诺威的纳税妇女，取得了中央议会选举权。芬兰的妇女，自一八六七年，妇女即取得地方机关选举权，至一九○六年，地方与中央各项议会，均与男女以同等的普及的选举权。一九一○年，中央议会选举时，男女投票的人数几乎相等，妇女当选者十七人，约当男议员十分之一。丹麦的妇女，于一九○八年，取得地方机关选举权。一九一五年，丹麦新宪法又与妇女以中央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该宪法规定凡品行端正的女子及男子年满二十五岁者俱有参政权。一九一八年，丹麦举行议会选举时，妇女参加选举者为数很多，当选者共有九人。瑞典的妇女，未婚而纳税至若干额以上者，于一八六二年，即取得地方选举权。至一九○九年，一切品行端正的妇女，对于地方机关俱享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英国的新选举法，以中央议会选举权授与妇女。按照这新选举法，凡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殆皆享有选举权，妇女则须年满三十且有独立住所者，始有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英国议院又通过一个“妇女资格赋与案”（Qualification
Women
Act），承认妇女与男子对于中央议会有同等的被选资格。是年十二月，中央议会选举时，妇女投票，甚形踊跃，有些选区妇女投票者竟多于男子。但通国当选的妇女，只有一位爱尔兰女子，且因伊是新芬党人，有政治革命的罪案，虽当选而无效。英领纽吉兰（New
Zealand）自一八八三年，凡成年的妇女，俱得本邦中央议会的选举权。澳洲亦自一八九五年以来，各邦陆续授妇女以选举权。至一九○八年，各邦妇女对于中央议会，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纽澳各邦的妇女被选举权，大都尚未取得，故该处的妇女参政运动，尚在激烈进行中。美国自一八六九年至一九一七年，共有十九州妇女得有选举权，至一九一八年正月，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一种宪法修正案，明定：“联邦及各州选举权不得因男女的差别而有歧异”。这修正案于一九一九年通过联邦参议院，于一九二○年得联邦各州全体的四分之三以上的批准，美国各州的妇女，遂与男子有同等的选举权。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罗斯社会联邦共和国的新宪法，承认男女有同等的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一九一九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宪法，承认男女完全平权。那一年的联邦议会的选举，妇女当选者有三十六人，有二十一人属于社会党。一九一九年奥国国民制宪团体中，已有女代表参加。瑞士的各“康同”中，亦有以参政权授与妇女者。一九一九年五月，法国众议院亦曾通过一案，承认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选举权，但未得上院通过。中国广东、湖南、浙江等省制定省宪，亦规定了男女平权。这种运动，都与普通选举运动同是向“平民主义”进展的运动。
自劳农俄国成立后，政治学者乃为这种新式的政治，立了一个新名词。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这个名词，创立未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地位。创造此新语，亦须借重于丰富的希腊语源。希腊语Ergates，意即“工人”（Workers）；与cracy
(rule)相联缀，训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种政治，的确含有统治（Rule）的意味，而且很严，大权集于中央政府，实行统治别的阶级，这就是以一阶级的权力，替代他一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替代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是在革命期间必经的阶级。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经过，那Ergatocracy一语中的要素（cracy）的意义，将生一广大的变动。原来社会主义的目的，即在破除统治与服属的关系。故当中产阶级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的规制完全废除至全失其复活的可能，社会主义的精神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普及于一般的时候，真正的“工人政治”，便自然的实现。那时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因为除去老幼废疾者外，人人都是作事的工人。这种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而由工人执行的事物管理。这里所谓工人，当然没有男女的差别。随着阶级的消灭，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亦全然归于消灭。
“工人政治”，亦是本于“平民主义”的精神而体现出来的。故有人说这“工人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主义”、纯正的“平民主义”、真实的“平民主义”。而列宁氏（Nikolai
Lenin）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莫斯科（Moscow）“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亦曾极力辨明中产阶级的“平民主义”（Bourgeois
democracy）与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Proletarian）的区别。后来又在他的“国家与革命”并别的著作里，屡屡赞美这无产阶级的“平民主义”。可见“工人政治”，在本质上亦是“平民主义”的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学者，所以必须另立新名的原故，乃是因为“平民主义”的名词，已为资本主义的时代用烂了，已为卑鄙的使用玷污了。是“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意思。鲍洪氏（Bohun）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说‘平民主义’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主义者么？但是你们不是的。你们想你们要‘平民主义’么？但是你们不要的。你们是工人政治派，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的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主义’这个名词给自由派的中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几句话，可以表明他们的态度。可以表明他们避用“平民主义”一语的理由。
（八）总结
总结几句话，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使人民全体，都是为社会国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须用政治机关以统治人身，政治机关只是为全体人民属于全体人民而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凡具有个性的，不论他是一个团体，是一个地域，是一个民族，是一个个人，都有他的自由的领域，不受外来的侵犯与干涉，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只有自由联合的关系。这样的社会，才是平民的社会；在这样的平民的社会里，才有自由平等的个人。
1923年1月“百科小丛书”第15种，商务印书馆出版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andErgatocracy）(1922.7.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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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DemocracyandErgatocracy）
李大钊(1922.7.1)
现代有一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普被人类生活的各方面，自政治、社会、产业、教育、文学、美术，乃至风俗、服饰等等，没有不著他的颜色的，这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
“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冲动、欲求的光泽。若把他的光芒万丈飞翔上腾的羽翮，拘限于狭隘的唯知论者的公式的樊笼中，决不能得到他那真正的概念。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Shelley）惠特曼（Whitmen）辈抟扶摇而上九霄。
我们怕把他的精神的广大弄狭小了，怕把他的精神的生机弄死僵了，姑称他为平民主义，称这种精神表现于政治上的为平民政治。平民主义原语为（Democracy），在古希腊、雅典政治家波里克鲁（Pericles）（纪元前四百九十五年生四百二十九年死）时代，亦是一个新造语，当时亦曾遭嫌新者的反对，后来有些人觉得为表示一种新理想有立这个新名词的必要，故终能行用。至亚里士多德时代，学者使用此语，取义还各不同，例如亚氏用之则当其民主政治（Polity）的变体，含有暴民政治的意味；而鲍莱标士（Polity-bios）用之，则当亚氏的民主政治（Polity）。
平民主义（Democracy）的语源，系由Democ与Dratia二语联缀而成。音转而为Democracy。Democ意为“人民”（People），Cracy意为“统治”（Rule），故Democracy一语，可直译为“民治”（People’s
ruleorpopularGovernment），但演进至于今日，此语的意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动，最初“统治”的意义久已不复存了。
马萨莱客（J.G.Mosaryk）有几句话诠释现代的平民主义，可谓精当之至。他说：“平民主义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的，乃在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平民主义本来的意义是‘人民的统治’。但现代平民主义的目的已全不在统治，而在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这国家组织的新概念，新计划，怎样能被致之实行，这不仅是权力的问题，乃是一个执行的技术的难问题。”含有统治意味的平民主义，仍有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现代的平民主义全无对人的统治，只有对于事物的执行与管理。故欲实现现代的平民主义，不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权力，但须研究怎样可以得到管理事物的技术。
普通诠释平民政治的人，都是说“平民政治是为人民，属于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DemocracyistheGovernmentofthe
People,forthepeople,bythepeople）。但是看破此语是虚伪的，不止马洛克Mallock一人。马洛克在他的“The
LimitsofPureDemocracy”里开宗明义即揭破此言的虚伪。
因为他们所用的“人民”这一语，很是暧昧，很是含混。他们正利用这暧昧与含混把半数的妇女排出于人民以外，并把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男子排出于人民以外，而却僭用“人民”的名义以欺人。普通所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所以列宁（Lenin）氏于一九一九年四月在莫斯苦瓦第三国际大会里演说，曾竭力为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与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区分。后来在他所著的“国家与革命”里，并别的著作里，亦尝屡屡赞扬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但列宁氏虽称道平民政治，却极反对议会政治。他以为议会制度纯是欺人的方法。此方法的妙处，在以人民代表美名之下，使此机关仅为哓舌的机关，为中产阶级装璜门面，而特权政治则在内幕中施行。列宁氏以为欲救此弊，要在使代表机关不但为言论机关，并须为实行机关。无代表制度固无平民政治，而无议会制度则依然可行平民政治，而且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这样看来，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在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下，自然亦没有两性的差别了。有人说，只有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才是纯化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纯正的平民政治，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从实质上说，这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虽亦是平民政治的一种，但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学者，因为此语在资本主义时代已为中产阶级用烂了，乃别立一新名词以代平民政治而开一新纪元。这新名词就是“工人政治”（Ergatocracy）。此语出世不久，在字典上还没有他的位置。此语的创立，亦和“Democracy”是一样，借重于希腊语丰富的语源。希腊语“Ergates”是“工人”（Workers）的意思，故“Ergatocracy”意为“工人的统治”（Worker’s
rule），故可译为“工人政治”。在革命的时期，为镇压反动者的死灰复燃，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础巩固，不能不经过一个无产者专政（Dictatorshipof
theProletariat）的时期。在此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Bourgeois
Oligarchy）。这一期的工人政治，实有“统治”（rule）的意味，并且很严，大权全集于中央政府，以严重的态度实行统治别的阶级。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行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止，失了复活的可能的时候，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Ergatocracy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Ergatoracy
istheadministrationoftheworkers,fortheworkers,bythe
workers）。因为那时除去老幼废疾者，都是作事的工人，没有阶级的统治了。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
鲍洪（Bohun）氏劝告他的同志们说：“不要再谈平民政治了。你们想你们是平民政治者么？但是你们不是。你们想你们要平民政治么？但是你们不要。你们是工人政治者，你们要工人政治。平民政治是资本主义破烂时期的方法，是一个被卑鄙的使用玷污了的名词。留下平民政治一语给那自由的中产阶级和那社会主义者中的无信仰者用罢。你们的目的是工人政治。”这一段话可以表示他们弃平民政治而用工人政治的理由。
现在再讲一讲社会主义（Socialism）与共产主义（Communism）的区别。照现在的情形讲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很有分别。当一八四八年一月时候，昂格思（Engels）与马克思同作的“共产党宣言”发布了。其后一八八八年用英文发刊，昂格思作了一篇序文，郑重声明这是共产党宣言，不是社会党宣言。昂格思说，在一八四七年顷，所谓社会党人乃是那些在劳工阶级运动以外求援于知识阶级的人们。不论多少，只要有一部分自觉的工人渐知只是政治的改革还是不够，从而主张有全社会改革的必要。这一部分工人可自称为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的运动是中流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劳工阶级的运动。
由“共产党宣言”发表到昂格思序文刊布时候，其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名词用得非常混淆。到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起了经济革命，这种革命家是无产阶级，他们自称为共产党人。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又有半有产阶级在德国起了政治革命，他们却自称为社会党人。其区别愈益明了。一九一九年共产党在莫斯苦瓦开第三国际大会，代表共产党，以示别于代表中产阶级的第二国际大会社会党。旗帜更见鲜明了。
简明的说，社会党人的运动是半有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的运动是无产阶级的运动。社会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进化，共产主义的运动是创造的革命。社会党人是中央派与右派，共产党人是极左派。社会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二国际，是黄色的国际；共产党人的国际的结合是第三国际，是赤色的国际。这是现代社会革命运动的两大潮流。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学说的内容上，没有区别，不过在范围与方法上有些区别罢了。德谟克拉西与社会主义在精神上亦复相同。真正的德谟克拉西，其目的在废除统治与屈服的关系，在打破擅用他人一如器物的制度。而社会主义的目的亦是这样。无论富者统治贫者，贫者统治富者；男子统治女子，女子统治男子；强者统治弱者，弱者统治强者；老者统治幼者，幼者统治老者；凡此种种擅用与治服的体制均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不许。不过德谟克拉西演进的程级甚多，而社会主义在目前则特别置重于反抗经济上的擅用罢了。
这样看来，德谟克拉西（Democracy）、伊尔革图克拉西（Ergatocracy）、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
1922年7月1日
“新青年”第9卷第6号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19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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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自由平等博爱
李大钊(1922.6)
常听人说，某派宗教，颇含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这等观察，适与我的观察相反。
先说宗教与自由。
宗教是以信仰的形式示命人类行为的社会运动，宗教的信仰就是神的绝对的体认，故宗教必信仰神。既信仰神，那么心灵上必受神定的天经地义的束缚，断无思想自由存在的余地。盖人类不容异己的意念，实从根性而发生，至于所重视的事物，其不容异己的意念更甚。所以笃信的教士，无论他属何宗派，恶异喜同的感情，几乎都是一样。欧洲宗教改革的发端，实因反抗罗马公教的压制而起，但其党同伐异的情形，新宗与旧宗相差无几。后来门户纷争的结果，只有分立，没有全胜，于是弱小宗派，乃揭崇信自由的旗帜以求自存。这样看来，真正的思想自由，在宗教影响之下，断乎不能存在。必到人人都从真实的知识，揭破宗教的迷蔽，看宗教为无足轻重的时候，才有思想自由之可言。我们的非宗教运动，就是要申明这个道理，使人们知道宗教实足为思想自由的障蔽。要想依自己心灵的活动，求得真知而确信，非先从脱离宗教的范围作起不可。那么我们非宗教者，实在是为拥护人人的思想自由，不是为干涉他人的思想自由。
次说宗教与平等。
宗教的本质就是不平等关系的表现。原来宗教的成立，多是由于消极的条件：（一）强力的缺陷。原人的生活，处处受自然力的支配，而不能支配自然，故常感自然力的伟大，而觉自己的力量缺乏，起先看见雷霆、地震、火山、洪水、暴风、天变、地异、日蚀、月蚀、猛兽、毒蛇等自然界的变象而发生恐怖，后来对于自然界的常态，亦生敬畏。这时有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自称就有几分先知预见者，或能对于这些变象有几分抵抗力者，又或在这变异时境中能泰然自若而有几分应付变异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有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老弱者的敬仰。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一。（二）身体的缺陷。人体的健康，常生变动，有时忽罹疾病，原人不知罹病的原由，辄归于神的降灾。这时有能对于病苦之将至为豫告者，或于救济病苦有几分的成功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的敬畏。古者巫医并称，如今宗教与医尚有密切的关系，便是明证。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二。（三）生命的缺陷。人生的修短无常，病痛之极，乃至于死。原人对死，亦生恐怖，而常忧惧。故有能预告其死者，或对于死与一种慰安者，——如死后生活的保障亦是一种对于死的慰安——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不平等关系的优者强者，而得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故宗教必谈死后，必说来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三。（四）品性的缺陷。罪恶的自觉，自原人时代亦既存在，惟关于简单明了的事为然，特别是关于性的关系，尤为原人所重视。此时有能功之为罪恶的改悛者，有称为有能赦免罪恶的全权者，便对于一般人民成为优者强者，而为一般劣者弱者所敬畏。宗教家至今尤重独身生活，即源于此，而忏悔一端，犹为今之宗教所注重，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四。（五）运命的缺陷。人之处世，祸福无端，原人于此，往往疑有主宰，操人运命而能与祸福者。此时有能豫告祸至者，或能为祷告以免祸祈福者，均成为优者，而为一般人所敬畏。故宗教不能离于祸福观，而祈祷至今犹为宗教上的一种仪式，亦以此故。这是原始宗教起源之五。就是祖先崇拜的起源，虽由于“与自由有密切关系”的积极的条件，但其生前，实为家庭的长上，而于教养及其他生活上为优者。由此类推，伟人崇拜，英雄崇拜，国君崇拜，都现出优劣不平等的关系，这样看来，宗教本质全系不平等关系的表现，而欲依此以实现平等的理想，恐怕很难了。
再次说宗教与博爱。
宗教的教义，多有以神为介而阐导博爱的精神的。但我很怀疑，没有自由平等作基础的博爱，而能达到博爱的目的么？即如基督教义中所含的无抵抗主义，如“人批我左颊，我更以右颊承之”，“人夺我外衣，我更以内衣与之”，“贫贱的人有福了”，“富者之入天国，难于骆驼之度针孔”等语，其结果是不是容许资产阶级在现世享尽他们僭越的掠夺的幸福，而以空幻其妙的天国慰安无产阶级在现世所受的剥削与苦痛？是不是暗示无产阶级以安分守己的命示，使之不必与资产阶级争抗？是不是以此欺骗无产阶级而正足为资产阶级所利用？资产阶级是不是听到这等福音便抛弃他们现世的幸福而预备入天国？这是大大的疑问。
1922年6月
“非宗教论”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马克思与第一国际（192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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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第一国际
李大钊（1922.5.6）
在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的时顷，有一团德国的亡命客在巴黎组织一种秘密会，名为“正义者的联合”（TheFederationofthe
Just）或云“正义者的同盟”（TheLeagueoftheJust）。后来移到伦敦。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他们在伦敦开一次会议，改称“共产党同盟会”（The
Communist
League）。马克思和昂格思合作的那“共产党宣言”，就是替这个同盟会作的。这个在名义上虽然亦是一个工人的国院联合，但事实上却是一部分亡命客，会员很少。马克思和昂格思合作的宣言，他虽接受，但不能了解，所以马克思和昂格思不久便脱离了这个团体，这不能算作第一国际的先驱。
第一国际的起源，实由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的伦敦国际博览会中英、法工人的接洽，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下旬在E.Beesly教授主持之下开了一次国际工人会议，第一国际就在此时诞生。
有一位流寓伦敦的法国亡命客名叫Le
Lubez的，想出一个中央委员会的办法来，这委员会常驻在伦敦，而在欧洲各首都遍立支部，他的计画既得大家认可，便推定委员给他们以总理一切的权力。驻总会的委员英人最多，意大利人马志尼的秘书Major
L.Wolff及马克思亦均在内。在第一国际的公式报告里，马克思的名字初见于被选的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中，并且是在此名单的最下列。关于他加入第一国际的情形只有这个事实可以证明。但马克思自己曾有陈述如下：
“有位名叫M.Lubez的来问我愿否以德国工人的名义参与这次会议或推出一位德人为在会中的发言者等等，我令Ekkarius自己出席于讲坛上作一位替人，我知伦敦和法国的工人们主张实在的势力，以此理由决计变了我的惯行的主义，此次竟辞却了那样的招请。”
一位木工V.R.Cremer曾寄给马氏一书邀他到会的信，信文大略如下：
“马克思先生：
亲爱的先生！本会组织委员会敬请先生到会，携此通知来，便许入会场。”
即使不能说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造者，至少亦可说他由第一次会即为临时总会指导的精神。
第一国际这个婴孩自诞生的时候以至后来遭了灾难，都不是因为没有人照管，乃是因为义父太多的原故。创造这第一国际的人们，几乎都同床异梦。英国的Howell和Odger两君想用第一国际把英国的工联制推行到欧洲大陆上去。在英伦的法国亡命客想用此以导人去刺杀拿破仑三世。意大利的马志尼想借他以恢复他们的已经消灭的秘密的共和国民的组织。只有马克思是想用他作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同时亦教育工人，联结工人，结局是马克思占了胜利。
在是年十月十一日，马志尼的秘书意大利人Major
Wolff提议第一国际的中央委员会可采用意大利工人会的规则，马克思对于这个提议极力反对，以为若是这样无异于把第一国际变成一个秘密结社，此提议乃延搁下去，不到一个月，马克思把他自己拟出的第一国际的宪法草案提出，Major
Wolff的阴谋遂从此停止了。马克思这篇演说是他的小品著作中的佳构之一，起首用一个低声调引Gladstone的最近的演说，在此演说里他比较过英国的财富与英国工人卑贱的贫乏，从此便用一种强迫的逻辑，把读者放在阶级争斗的全学说上，这恐怕是马克思的特长。
Major
Wolff因为提出的宪法草案未能施行，愤而退出，从此多年，意大利实际上和第一国际断决关系，后来马志尼虽然屡次声明Wolff的行动与他没有关系，而且他并不仇视第一国际，不幸他的话竟不诚实，他从一八六五那一年便是第一国际的仇敌了。
十一月八日马克思的草案正式的被采用了，十二日在Beehive付印，第一国际遂定名为国际工人会（TheInternational
Working’sAssociation），正式的宣告成立了。兹将第一国际会议年表列下，并略叙马克思与历次会议的关系：
会议次数地点年代与马克思的关系
第一次伦敦
一八六四马克思起草宪法
第二次伦敦一八六五马克思指定宗教的响为下届会议讨论的问题。
第三次日内瓦（Geneva）一八六六朗读伦敦总会的报告，这报告是马克思作的。
第四次劳山（Lausanne）一八六七马克思因家族的疾病与穷饿未能到会。
第五次不律率（Brussels）一八六八马克思与蒲鲁东派争论。
第六次贝苏克（Basle）一八六九马克思与蒲鲁东派争论。
第七次伦敦一八七一两派的争益烈。
第八次海牙一八七二马克思动议把总会迁往纽约，巴枯宁派与马克思派分裂。
两派分裂后的会议年表：
马克思派巴枯宁派
日内瓦（一八七三）日内瓦（一八七三）不律东（一八七四）
费拉得尔菲亚（一八七六）勃恩Berne（一八七六）卧儿威儿Verviers（一八七七）
马克思将总会迁往纽约的提议，就把第一国际宣告死刑了。马克思为什么这样作呢？这有两个说：一说马克思苦于巴枯宁派的纷扰，故把他远远的移到美洲去，以避巴枯宁派的势力。可是第一国际往美洲一移，就丧失了他指导欧洲劳工运动的势力与便利，这个道理难道马克思看不到吗？一说马克思此时已竟看出第一国际已竟是过时的东西了，他想不要他而又不愿令巴枯宁利用他，故把他远远的送到美洲去，好令他寿终正寝。两说以后说近是。到了最终的会议，就是费拉得尔菲亚的会议，只有由德国来的一位代表到会，其余的都是英国人。这就是马克思派的第一国际的末日了。巴枯宁派分裂后，亦开过四次会议，到会者亦寥寥，马上亦就消灭了。
1922年5月6日
“晨报”副刊
署书：守常 |
李大钊：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19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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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
李大钊（1922.5.1）
五一的历史，我曾详细的作过一篇“五一运动史”，想读者还能忆起，现在不再详述了。
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为八小时工作运动奋斗而得胜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扩张团结精进奋战的日子，不是工人欢欣鼓舞点缀升平的日子。在我们中国今日的劳动界，尤其应该令这个日子含有严重的意义，尤其应该不令这个日子毫无意义的粉饰过去。
我很诧异人家有一种含有进步的奋斗的活动的精神的制度、理想、风俗、典礼，一到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便把他看作一个固定的、呆板的、安享的、静止的东西，譬如“平民主义”、“自由”、“平等”等理想，都是空明灵动的人生的态度，所能得到的只是一部分，而此一部分亦只是永无止境、进化不息的全程中的一个起点，或是一段过程，绝不是象面包似的现成的一件死东西，拿到手吃到口便算了事的。五一纪念也是这样，在人家便把他作的轰轰烈烈，活活泼泼，一年过一回，一年有一年的意义，一回有一回的意义。所以各国资本阶级都是战战兢兢的过这一天，人称此日是资本家的厄日。这个原故就是他们能够认明此日是工人表示态度的一日，——表示奋斗的态度的一日，不是他们表示满足的一日。试想！人家在这一天不知已竟得过几多的胜利，犹且如此，而我们在这样一个壮烈的日子，没有得过一点的成功，应该怎样的急起直追，仗着国际的同胞联合的声势，作点奋进的工作！依我看来，至少亦应该认清这日子是我们表示站起来的态度的一日。那料他刚到中国人的眼里，又把他看成了一个庆祝的、欢乐的、享福的、歌舞升平的日子了！
五一的标语是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休息八小时。除休息八小时不用说明外，我且说说工作八小时、修游八小时的理由。
为什么要工作八小时呢？工作本是一件好事。而且人是动物中的一种，靠活动才能生存的。设使有人把我们关在一个地方，给我们吃，给我们穿，给我们睡觉的床，但不许我们动作，我们试想那是怎样的苦痛，与位置罪人的囚狱有没有两样的地方？但是动作若没有秩序，亦与人性相反，必是有秩序的动作，才能与人性相安，才能与人生有益。惟有工作的动作是最有秩序的，而且有生产的结果，更能助人工作的兴趣。我们读那古代的劳动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于我何有哉！”工作的人们是何等的快活。那末，我们为什么又作减少工作的运动，又主张工作八小时呢？这有几个理由：（1）生产的工具和生产的组织都改变了。从前工作十六小时乃至其以上，所生产的结果，现在只用八小时便可生产了。这是由生产的分量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2）从前的生产场所在农村，在山林，在牧场，工作的地方空气鲜明，景色优美，时时与自然相接，可以减少疲劳与烦厌。现在的生产的场所都在大都会的大工场，机声轧轧，人迹纷杂，虽然机械的力量代替了好些人力，而精神上的疲劳与烦厌，则有增加无减少。这是由生产场所的光景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3）若是集合的生产的结果仍归个人的私有，那么资本家必且贪得无厌，不惜牺牲工人的辛苦，多换取些剩余价值。虽然工时延长的结果，实际上未必较以适宜的时间工作为良，而以资本家欲望的贪婪，可以蔽着他的对于事理之明察，而一意以为增加工时即是增加剩余价值的重要方法。这是由资本主义的产业的性质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4）人体的健全，全在身体和精神得保平均的调剂的发展。有动作的时候，必须有休息的时候。而休息的方法，并不只是睡眠，有益身心的娱乐亦是调剂倦苦慰安疲劳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且智的情的方面的发展，与提高于工人的生活，亦为必要。这又是由工人的身体与精神的健全上论，应该减少工时的理由。根于以上诸理由，工人应该自己起来作八小时工作的运动。
为什么要修游八小时呢？关于游玩这件事，新旧的观念不同。于前的旧观念，以为游玩是小孩子的事，成人不该游玩，而且有许多规规矩矩的成人，并小孩子亦不许游玩，以为小孩子亦应该把有用的时间作有用的事，游玩无用废时，亦不该令小孩子去作。近世纪以来，这个观念才大有变动。有人说游玩是过剩元气的表示，一个小孩子正在发长的时候，他的过剩的精神都以游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游玩的观念一变。又有人解释小孩子游玩的进程的次序，恰与人群进化的次序相应，最初的游玩是度那未开人种的生活，其次对于那半开人种的生活很有兴味，再次玩那群兽的或合作的游戏。这可以说是在游玩的发达上到了文明时期的阶段了，游玩的观念又一变。近年来许多学者认游玩为生活的训练的预备。一个小猫提住一条线，便龙骧虎跃的玩耍起来，全是为将来捕鼠生活的预备。小猫依此以发展他的爪与眼机，借此可以训练他，使他能够在短促的时间获得食物。小羊的游玩，亦是预备他的刍食的生活。一个男孩子总是喜欢玩些建筑、创造、获得的动作。一个女孩子总是喜欢玩那抱弄小儿的事，作母性的准备。这样解释游玩是自然的训练的表现，是自然的学校的一部，是第一级的课程。游玩一事，于小孩子固是要紧了，就于成年的工人亦是最高无上的再造者。游玩在一种意义是增益的生活的准备，一个人要停止了他的游玩的兴趣，他便要老的快，以至于死。一天作工的疲劳与厌倦，一场的游玩便可以扫荡净尽。游玩的态度可以终生保持。须知游玩不是奢侈的事，乃是必要的事。Frederic
C.Howe说：“文明实在是全视人们怎样用他们的闲暇。”所以我们要求工作八小时，游玩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就是认游玩占我们生活的三分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三分之一，可以苏慰工作的疲倦，可以免除堕落的恶习，可以回复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畅旺，可以补少年时教育的不足，可以与人以机械的生活所缺的变化与迁动，并机器产业所毁坏的训练，增加人们产业的、政治的、社会的效能。游玩应与教育一样重视。关于游玩的机关与设备，有两种：一为商业的设备，如剧院等；一为社会的设备，如公园、运动场、学校、俱乐部等。我们应该要求公家为种种正当娱乐的设备在工人聚集的地方。
我们中国劳动界对于五一节不该庆祝，应该标出许多具体的标语，按程序要求实现。我且把我想得到的写在下面，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外交者
（1）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
（2）要求与劳农俄国成立商约并即正式承认其政府。
（二）关于内政者
（1）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一律改为国军，实行裁兵；
（2）主张开国家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
（3）反对以人民为牺牲的内讧的战争。
（三）关于改善工人境遇者
（1）八小时工作，额外工作加薪；
（2）假期停工给薪；
（3）男女同工同酬；
（4）含有危险性的工作应该格外优待，如矿路电等；
（5）取缔童工；
（6）要求公家在工人集合的地方多设正当娱乐的场所及设备。
1922年5月1日
“晨报”副刊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922.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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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李大钊(1922.2.21-23)
今天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兄弟得乘这个机会来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大概讲讲，实在非常荣幸。
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我固然不能说了解他，我并且不敢说对于他有什么研究，不过乘这机会同各位谈谈。
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现在已经有个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有了这会，想必可以引起大家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味。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深奥。根据我所知的，提出他学说中的两大原理：
第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资本家把劳动的结果怎么劫去；
第二，现代经济组织之趋势。
在从前，大多数的人根据统计学立论，提出生产的三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既然如此，那么说到分配一定也是三方面。于是资本家利用这样好听的理论，实质上从劳动者的手中劫去所得。我们且看，地主得着“利润”，劳工得着“工银”，外面看起来好象很公平似的。其实，“资本家得了劳动结果，劳动者仅仅得了他们劳动结果的一部分！”好，从马克思起揭破了“此中秘密”，他详详细细地讲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价值是什么？“价值就是劳动的分量”。譬如两件东西，说他们俩的原素相等，意思就是说他们俩的劳动分量相等。例如八时间的工作便等于八时间的劳动分量。“劳动量与劳动力不同”。例如多少煤的生产等于多少劳动量，而在生产此煤时所需之力，则为劳动力。又如工作十点，须有能够工作十点之力，而此十点工作则为劳动分量。
物品的价值是什么？物品的价值就是劳动分量，被资本家劫去的便是这个。例如工人工作一天十点钟，十点钟的工作等于十点钟的劳动分量，资本家仅仅从这劳动分量中拿出一部分给工人，维持他们的劳动力，其余都归自己所得。我且再拿机器作个比方，可以使我们更明白一点。比方，我们去问一个工程师，一副机器得多少钱维持他的生命，倘若说要十吨煤去维持他的生命，这个意思就是要拿十吨煤去维持他的劳力，除掉拿这十吨煤——煤之价值由于劳动分量——去维持他的劳力外，他所生产的都被资本家得着。这正如劳动者作十点钟的工，除拿五点的工作维持他们的生命外，其余五点的工作都被资本家劫去一样。这被劫去的五点工作便是剩余劳动，便是剩余价值，便是资本家要想劫夺的东西！以上所讲即为“马克思剩余价值说”。
在这资本家靠着资本主义的组织情形之下，劳动者仅仅得着一部分，而资本家则劫去剩余价值，这层已经说过。现在且讲剩余价值之来源。
马克思把资本分成两种：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只能保存其原价，可变资本，除此之外，还可另生价值。Adam
Smith称不变资本为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为流动资本。马克思同Adam
Smith的分类差不多完全相同。其不同者，马克思所说的不变，不是资本的形状不变，乃是他的价值不变，Adam
Smith所说的不变，乃是形状不变，如机器。至其所谓流动资本者，包含着两部分。他把他包含进去的这一部分，就是形体虽变，而仅能保持其原有价值者。马克思把这部分归并在不变资本内，此为马克思与Adam
Smith分类不同之点。据马克思的意见，这不变资本，在生产程序中，或者不如可变资本之重要。可变资本，除维持劳力外，更能发生新的价值。新的价值之发生，完全靠着可变资本。拿什么去维持劳力？资本家这样：从劳动分量内拿出一部分给工人，去维持他们的劳力。于是劳动的结果全被资本家劫夺。资本家又利用这生产须靠资本的理论，可变不变的混状，拿他们的障眼法，暗中把劳动所得的结果完全掠夺。我们知道，资本家总是说生产须靠他们的资本。但是资本又是什么？资本，她是劳动的结果！因为社会上有了私产制度，于是他们也永有资本。他们有了资本，于是也有机会去劫夺劳动的结果。资本这个东西，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如何重要，最可靠的只是劳动者的劳力，因为他能产生新的价值。
有许多人讲，劳工既然是神圣，资本也是神圣的。不错，可以这样说。但是要晓得，资本是劳动的结果，资本神圣是因劳动神圣而来。所以这神圣应该属于劳动者，而不应该属于资本家。——说到这里，资本家的秘密，我们又可从马克思的学说中把他揭破。
我们不妨再说一说资本家取利的方法。资本家取利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劳动的时间，一是减少劳动的工银。增加劳动的时间便是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例如劳动者一天作八点钟的工，只要三点的工作即足维持他的生命，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五点。倘若要作十二点，则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为九点。剩余劳动、剩余价值越多，资本家的利润就越大。所以资本家极力的增加劳动时间。一方面，资本家想极力的增加时间，可是一方面，劳动者想极力的减少时间。在英国，劳动者有九时运动；在世界，劳动者有八时运动。八时运动现在多已成功，近来又有六时的运动。六时运动为资本家产业家所倡出，因为他们觉得六时工作于他们更有利。在现在机器时代，机器工作可以日夜不息，人去工作总有疲倦的时候，拿精神疲倦的人去作工，结果生产减少，生产减少，这是于资本家大不利的。所以资本家把昼夜分为四段，教劳动者换班工作，每人只作六点钟的工，自然精神很好，精神好，自然生产多，生产多，自然于资本家有利，于资本家有利的事，他们自然愿意作了。
资本家利在增加劳动时间，劳动者利在减少劳动时间，这层已经说过。但是资本家还有一个法子，是于他们有利的。什么法子？减少工银，减少劳动者生活费。他们利用妇女儿童，雇他们来作工，给他们很低廉的工银。有许多国家为保护妇女儿童的健康，定了一种工厂法，限制工作。但是资本家依然雇用妇女儿童，骗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从此，更可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没揭破了资本主义下之秘密。
根据马克思的学说，一方面资本家骗取剩余劳动，一方面却又有一种新趋势。什么新趋势？“资本集中”。资本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于是资本家获利更厚，而小产业因此雕敝倒闭者亦复不少。从前在小产业中可以作事的人，既然受了大资本家的压迫，渐渐不能自存，于是小资本家亦不得不去劳动，而变为“无产阶级者”。大都市发生的大产业一天多一天，失业的“无产阶级者”也一天多一天，于是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者”齐集资本家之下，而形成社会上的两大阶级：
“有产阶级
无产阶级”。
我们知道，从前的劳动者很少集合的机会。自经资本集中，大产业发生之后，于是劳动者得着集合的机会。他们集合的地点便是资本家的大工厂，他们有了“阶级自觉”，大家联合起来，和资本家作战，和资本家竞争。——这样发达的资本家，他们自己却产生了可以致其死命的敌人——无产阶级——这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了。
马克思唯物史观讲，在资本主义发达中，产生了一种新势力。这种新势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之发生，恰如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生命；卵壳打破，才能产生一个新局面。在这卵壳尚未打破的时期，是一种进化现状。到鸡子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壳不可。“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到了已经发生成熟的时期，便非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不可，打破卵壳是革命的现象，打破这资本主义的制度也是革命的现象。有些人愿意进化而不愿意革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革命乃是我们更大的途程”。鸡子在卵壳里，长了眼睛，长了头，长了毛，既然非打破这壳不可，那么，“社会主义”到了他羽毛丰满的时候，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不可。鸡子打破他的卵壳，“社会主义”去打破资本主义，这都是“革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从马克思学说理论方面讲，虽然有人说，资本、土地、劳力为生产的三要素，但马克思则以为一切生产都从劳力，都是劳动结果。资本、土地都是从劳力生的，都是劳动结果。如水，如煤，她们都没有什么价值。水一定要从海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煤一定要从矿里搬到这地，才有价值。怎么去搬？靠劳力。所以一切价值都靠劳力，变地变形而生产之。在从前，虽然一切生产都靠劳力，但分配起来，纯由资本家作主——我们简直可以说，“从前没有分配”。
再从事实方面讲，在资本主义下，才发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发生，便要去推翻资本主义。这可以说，“资本家自己产生了致其死命的东西”。
与资本家相对的便是劳动阶级。劳动阶级当然是处于不平的地位。到现在他们有了觉悟，有了“阶级自觉”，去集合全世界的劳动阶级，成一“全世界劳动阶级的经济组织”。
有人说，中国劳动阶级没有经济的组织，不能同世界的劳动阶级联合。但我想这不尽然。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受了外国资本家的影响，华工又散在全世界，不能说中国的劳动阶级不重要。我们想想，世界各国，劳动者与资本家都有一种对垒了的趋势。一些小产业受资本家压迫而变成无产的，他们都有集合的地点，他们却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但是中国的劳动者，情形就不相同，他们既没有集合的地点，更找不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国内的小工业，因受外国资本家经济势力的压迫，渐就雕敝，无以为生。他们这种受他国资本家间接压迫的影响，比各国无产阶级者受他们资本家直接压迫的影响还要厉害。以至于流离失所，散而之四方，不晓得什么地方可去工作，可去集合。国内是这种情形，有这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再从全世界着想，还能说中国劳动者与社会无关吗？倘若还说与社会无关，恐怕不甚合理吧！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呵！你们联合起来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已经说过，现在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他们都有了觉悟，有了“国际组织”。他们为什么要有国际的组织？因为资本家想压制劳工，极力的增加时间，减少工银，劳工反对这种办法，遂以“同盟罢工”为武器起而与之抗，倘若他们没有“国际组织”，资本家便可利用这点去雇用别国的工人，这样，“同盟罢工”就会失败。譬如日本工人罢工，华工就可过去破坏，这便是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国际组织”。
“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不是没有。有“第一国际大会”，“第二国际大会”，“第三国际大会”。“第一国际大会”到普法战后消灭了。“第二国际大会”很有马克思的精神，但是欧战一起，里头的会员大多数弃其主义而从事于战事，名虽存而实亡。“第三国际大会”曾在莫斯科开会，很能承继“第一国际大会”，而有世界革命（World
Revolution）的精神，比较的还算进步一点。
近几年来，劳动界的势力渐渐地大起来。英国共产党已经受了“第三国际大会”的命令，而加入国内的劳动党。世界的劳动者现在差不多渐渐地都联合起来。他们的势力一天巩固一天，革命的时期也一天逼近一天。这完全是受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影响。在中国，有现在的这种情形，也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的影响。
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第一集在他生时刊行，二、三两集是恩格尔替他刊行。我们要去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只仅仅地读过一遍就不容易。有一个德国人讲，“一个人，倘若他不到五十岁，要说他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这一定是骗子”。而以我要说我对于马克思学说有了什么研究，当然不能。不过稍微知道一点，乘这第一次讲演的机会，来与诸君谈谈。希望诸君听过这次讲演马克思学说大体之后，能够引起点兴趣，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这是我最盼望的。
1922年2月21—23日
“晨报”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列宁（19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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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
李大钊（1921.7.1）
列宁原名VladimirIlyichUliyanav。一八七○年四月十日生于Simbirsk省。此省位置在俄人最亲热的慈母乌尔加（Mo-ther
Volga）河岸上。
关于列宁的出身，在纪载里有不同的两说：一说他是农家子弟，一说他是贵族子弟。其实二说皆有根据。在旧时俄国一个人若做了海陆军的将佐或是民政官吏，自然成了贵族。列宁的父亲虽出自农家，而显达至于省政府顾问的地位，所以随著者的意思说他是出自农家亦可，说他出自贵族亦可。他的母亲名叫Maria
Alexandrovna。伊在Kazan省有点小财产。列宁父死后，他的母亲承受了一份养老年金。
他的父亲历充过学校的校长或监督，是一位很热心的教育家，到处奖励文化上的兴趣。有子女五人：三男二女。一家人都能各精一艺，或善于音乐，或善于美术、文学、科学等。他们的家庭促成一个小的大学校。这样一个有趣味的团体，自然生出一种亲热的家庭精神来，兄弟姊妹都相亲爱并都亲爱他们的父母，感情异常的深厚。
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对着四围很苦的民众，在他们的精神上自然都印了很深的迹象。他们自己家庭生活的甘美和那呻吟在帝王虐政下万家生活的愚暗与不幸，恰是一个绝好的对照，万众的愁云遮盖了一家美爱自由的光景。所以随着他们求得知识的热情，他们对于人民的热情亦开始增进，一个跟着一个的都自献身于工人农民的解放和教育的事业。
一八八六年五月二十日，发生了一场悲剧，给了列宁一个很深的印象。悲剧为何？就是列宁的长兄Alexander以谋杀皇帝罪被捕入Schlusselburg牢狱。
他这位长兄具有一种奇特的精神与品性，酷好音乐，尝漫步深林中，荡小舟于Volga河，顺流而下。他是一个勤勉优美的学生，常冠他的同级，获得学校的金奖品。
他同着他的姊妹Anna入圣彼得堡大学，在那里读书，非常的奋勉，出席听讲，在实验室里研究，朝夕不辍，作了一篇“论昆虫的视觉官能”的论文，得到动物学的奖赏。读了很多社会科学的书，草了一通党纲，翻译了一本关于马克思哲学的著作，组织些团体，运动船坞工人，助贫苦学生，至于典当了他所得的金奖品。
他对于皇帝暴虐的反抗，一天激烈着一天，层出不穷的虐政，驱着他与革命党的营垒日益接近。他组织了一班人，去祭批评家Dobroliubov的坟墓，行至Nevsky地方，便为哥萨克侦缉队所冲散，许多学生被捕去了。亚历山大从此便与一虚无党人团体称为“民意”（The
People’sWill）的联合起来谋杀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事为秘密警察所发觉，有十五个会员被捕，交法庭审讯。
英国著作家Wilcox说：“他被讯的时候，辞却一切法律上的援助，对于不利于他的话，一句亦不驳，他第一的希望是要解脱和他有关系的人。首席辩护士说他自己承认了一切的罪名，差不多就是不是他作的事，亦认作是他作的一样。”听说因他这样把他人的罪揽在自己身上，救出了他一位同志的生命。在他对堂上的演说里，声明过他的信念就是在俄国现下的情形，只有天诛（Terror）是政治竞争上可行的方法。到了宣读判决死刑的五人姓名的时候，Alexander
IlyichUlyanov亦在其中，其余的四人是Gueneralov,Andriuchkin,Ossipanov,Schevyriov。
将要行刑的时候，他的母亲得了许可来看望他。伊第一次来看他的时候，他匍匐在伊的足下，流着眼泪，恳求恕他为伊添此烦恼的过处。但他对伊陈述：“一个人于报答两亲以外，还有更高的义务，而在俄国为全体人民谋政治的解放，而我就是这些更高义务中的一种。”他母说他的方法实在骇人。他答伊道：“这是必不得已的手段，舍此还有别的方法么？我要杀人，所以人必杀我”。
他很想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把他身前未了的责任，就是极琐屑的小事，都要弄得清清楚楚，他还记得他欠一位朋友三十卢布，就请他母亲替他赎出他的金奖品，卖了偿还此债，并且请伊把他借来的书归还故主。怕他母亲过于悲伤，他特特提起他几个兄弟姊妹都已卒业，才能都很优越，以慰安他的母亲。他就这样死在Schlusselburg的断头台上了。这是一八八七年五月八日的事。
他那一位兄弟Dmitri和他两位妹妹都一时曾受警察的监视。列宁曾在Simbiirsk中学肄业。那临时政府的领袖Alexander
kerensky的父亲Feodor
Kerensky充当此校的校长。他断想不到他的儿子后来竟据过全俄的最高地位。他更梦想不到由他所管理的学校出身的学生，竟是取他儿子的地位而代之的人物，现在正以坚强的精神和手腕，指导全俄的运命，全世界大革命的运命，以与举世的仇敌相抗战。
一八八七年列宁在此校卒业，卒业后即加入Kazan大学。是年他的父亲去世，他的长兄遇难。他在此处的生活为时极短，因他在大学中宣传社会主义并参加革命示威运动，被逐出校，并不许在Kazan省居住。
一八九一年，列宁入彼得堡大学研究法律经济。是时他才结婚。在彼得堡大学肄业的期间，发布了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声誉顿起，那被称为俄国社会主义之父的Plekhanov读了他的著作说：“这位青年必有成为危险人物之一日”。
这时俄国的官吏亦颇注意列宁，看他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因他对于学理和对于生命一样的有热情，并且专心一意的作社会党人运动的事业，等到他组织了劳工阶级解放联合会，他就变成一个有势力的工人首领了。
列宁并没有象他长兄一样，参与于天诛主义者的运动，他只在教育工人们以政治的、经济的、知识的事业上尽力。但从皇帝眼里看来，无论如何，只要是为人民奋斗的人，都是政府的仇敌，所以重重的拳击终不免落在列宁的头上。一八九五年他往Geneva与Plekhanov发生关系，旋即返圣彼得堡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文学与宣传，用Tulin的名义发表。一八九六年因组织社会民主党为法庭所控被捕。一八九七年一月廿九日俄皇下了一道谕旨，把他发往西伯利亚去了。
他同着千万个最勇敢最优良的俄罗斯少年，经长途远越亚细亚的荒徼去了。但他决不令这一片冰天雪地静沉沉的西伯利亚于他没有什么意义。他想在这个地方，正可以有很富的机会让他去思去读。他在Irkutsk，Krasnoyarsk等处过了他的逐放期间，当他在Sushenskoy的村落里的时候，他曾自励用脑与笔不断的工作，所以他从此出来以后，有好多的著作出世，用Ilyich，Ilin，Tylin，Lenin等名义发表。
列宁的流放期虽满，但在俄罗斯境内仍不能自由活动，政府仍不许他在工厂中心或是大学所在地的大都市里居住。他于是于一九○○年七月十六日逃往西欧，作了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会员，在很重要的位置。一九○一年他同Plekhanov，Martov，Zasulich，Axelord诸同志创立了一个报社，名为“Iskra”，译云“火花”。这报成立后，就成为亡命在外的俄罗斯社会党人活动的中心。列宁在这个热烈的革命家团体里增进了很多组织的能力，所有加入解放运动的青年都来集合于这个中心；所有在俄国境内革命的宣传都是由这个中心发动。
列宁因为避暗探的监视，常迁徙于Munich，Brussels，Paris，London，Geneva等处，他的夫人NadezhdaConstantino
vaKrup-skaya是一个热心宣传家的女儿。伊充党中的秘书，尝用尽精力，誊写那些用看不出的化学药水写的暗号信件，几乎毁坏了伊的健康。
一八九八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成立。一九○三年，该党在Brussels与伦敦开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列宁主张把该党改为中央集权的组织，由一个中央集权体指导一切运动。他力持此说，争论甚激，该党因而分裂成为二派：列宁一派为多数派（Bolsheviki）；反对列宁的一派为少数派（Mensheviki），少数派的领袖是Martov，多数派的领袖就是列宁。
列宁既作了多数派的领袖，许多旧时负有声望的老前辈如Plekhanov亦在其内，都投票举他。后来他们才转到少数派里去，成了他的反对党。
列宁虽只身寄居异国，没有一点活动的方法，亦不失他的勇气，亦不抱悲观。他刊行了一部“经济学研究”的书，在俄国销行很广。他用以他这部书卖得的余钱，并赖Lunacharsky，Bogdanov,
Vorovsky诸人的助力，创了一种报，名曰“前进”（ForWard）。
一九○四年，俄国的革命运动复活了。列宁在是年的会议提出很多的问题，如那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财产没收、革命运动发展至于极度、俄罗斯革命是全世界国际社会主义者革命的乐令等等问题，都是可以决定他后来作劳农政府的领袖的。
一九○五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列宁以大赦得归故国，指挥第二次国会里多数派的活动。不久反动又起，遂又逃往芬兰（一九○六年），而瑞士（一九○七年），而巴黎（一九○八年）。此时他又创立了两种报：一名“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Democrat），是一个宣传的机关；一名“无产阶级”（The
Proletariat），是一个学理的刊物。他同他的同志住在Cracow，距俄国边境很近，他在那里可以与俄革命党人接近，并且指挥他们的运动。
列宁于宣传运动外，还有美术的兴趣和著作的生涯。Wilcox说他象马克思一样，欢喜英国的博物院。他对于这个机关有很热情的称誉，一谈到此，便眼光四射，兴致勃勃。他在英时即住在博物院的附近，这是他最欢娱最足以慰安精神的乐土。
列宁译过一部SidneyandBeatriceWebb著的“产业的平民主义”（Industrial
Democracy），成绩很好。他自己的著作重要的有下列的十九种：
一、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问题（一八九七年出版）
二、俄罗斯资本主义发达史（一八九九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三、经济的札记和论丛（同上）
四、什么是要做的？（吾党运动的难问题）（一九○二年在德国出版）
五、告贫乏的农民（为农民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宗旨而作）（一九○三年在瑞士由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出版）
六、进一步退两步（论本党的危机）（一九○四年在瑞士出版）
七、民主革命中的社会民主党两个政策（一九○五年在瑞士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部出版）
八、社会民主实业史略的大纲（由一九○五年至六年的文集）（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九、解散旧国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一九○六年在俄国出版）
十、一九○五年至七年俄罗斯第一次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大纲（一九○七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一、经济批评主义的唯物哲学（一九一○年出版）
十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末日（一九一五年著，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三、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之目的（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四、论进行方法的文书（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五、革命的教训（同上）
十六、农业中资本发达律的新论据（卷一论美国农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七、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八、苏维埃政府的要图（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十九、无产阶级的革命与考慈基汉奸（一九一八年在彼得格拉出版）
列宁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我只看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集合列宁与托罗士基最近的演说而成的，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Rand
school印行）和“国家与革命”三种。大战初发的时候，列宁方在奥国企图运动工人起来反抗，因被捕入狱。赖法国社会党人的运动，才得释放出来。他便回到瑞士，仍旧为平和为国际社会党努力运动。一九一五年的Zimmerwald大会中，也有他活动，他在那里是极左派的领袖。
一九一七年四、五月间，俄皇倒后，他很想回国，但协约国政府很反对他回俄国。亏得瑞士社会党人的计划，费了许多周折，才得经由德国回俄。随着他来的有一百多革命党人。其中有很多的社会革命党和少数派，著名的象Axelrod,
Martov等亦都在内，他们是反对列宁和多数派的最有力的人物。他到俄都的那一天，陆海军人和一般人民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典礼，从此他的生涯就和俄国的大革命混在一处了。
摘自“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
1921年7月1日
“新青年”第9卷第3号
署名：李守常 |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92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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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1921.3.20)
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要紧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我且简单的把我的意见陈述于下：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1921年3月20日
“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此文原系李大钊同志写给费觉天的信，标题是发表时费觉天加的. |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19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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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1920.12.1）
“唯物史观”是社会学上的一种法则，是KarlMarx和Friedrich
Engels一八四八年在他们合着的《共产党宣言》里所发见的。后来有四种名称，在学者间通用，都是指此法则的，即是：（1）“历史之唯物的概念”（“The
MaterialisticConceptionofHistory”），（2）“历史的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3）“历史之经济的解释”（“TheEconomic
InterpretationofHistory”）及（4）“经济的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在（1）、（2）两辞，泛称物质，比马克思的说范围较广；因为他的说只是历史之经济的解释，若以“物质”或“唯物”称之，则是凡基于物质的原因的变动，均应包括在内，例如历史上生物的考察，乃至因风土、气候、一时一地的动植物的影响所生的社会变动，均应论及了。第（4）一辞，在法兰西颇流行，以有倾于定命论宿命论之嫌，恐怕很有流弊。比较起来，还是称马克思说为“经济的历史观”妥当些。Seligman曾有此主张，我亦认为合理，只以“唯物史观”一语，年来在论坛上流用较熟，而本讲范围，亦不限于马氏的经济的历史观，故用之。
科学界过重分类的结果，几乎忘却他们只是一个全体的部分而轻视他们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弊象，呈露已久了。近来思想界才发生一种新倾向：研究各种科学，与其重在区分，毋宁重在关系；说明形成各种科学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其为解析的观察，不如为综合的观察。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现在的事实，亦可以同样应用于过去的纪录。唯物史观，就是应这种新倾向而发生的。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按着思想界的新倾向去观察，人类的历史，乃是人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是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括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于此所发生的问题，就是在这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社会生活里，那社会进展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人类思想上和人类生活上大变动的理由究竟为何？唯物史观解答这个问题，则谓人的生存，全靠他维持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因为人类的生活，是人在社会的生活，故个人的生存总在社会的构造组织以内进动而受他的限制，维持生存的条件之于个人，与生产和消费之于社会是同类的关系。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此种学说，发源于德，次及于意、俄、英、法等国。
唯物史观的名称意义，已如上述，现在要论他在史学上的价值了。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成绩的良否，全靠所据的事实确实与否和那所用的解释法适当与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历史学者，研究历史原因的问题的人很少。他们多以为历史家的职分，不外叙述些政治上、外交上的史实，那以伟人说或时代天才说解释这些史实的，还算是深一层的研究。Lessing在他的《人类教育论》与Herder在他的《历史哲学概论》里所论述的，都过受神学观念的支配，亦不能与思想界的新运动以促动力。象Herder这样的人，他在德国与Ferguson在苏格兰一样，可以说是近代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他的思想，犹且如此，其它更可知了。康德在他的《通史概论》里，早已窥见关于社会进化的近代学说，是Huxley与许多德国学者所公认的，然亦不能由当时的神学思想完全解放出来，而直为严正的科学的批评。到了Hegel的《历史哲学》，达于历史的唯心的解释的极点，但是Hegel派的“历史精神”观，于一般领会上究嫌过于暧昧，过于空虚。
有些主张宗教是进化的关键的人，用思想感情等名词解释历史的发长，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固然犹太教、儒教、回教、佛教、耶教等五大宗教的教义，曾与于人类进步以很深的影响，亦是不可争的事实，但是这种解释，未曾注意到与其把宗教看作原因，不如把他看作结果的道理，并且未曾研究同一宗教的保存何以常与他的信徒的环境上、性质上急遽的变动相适合的道理。这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就是Beniamin
Kidd的修正学说，亦只有很少的信徒。
此外还有历史的政治的解释。其说可以溯源于Aristotle，有些公法学者右之。此派主张通全历史可以看出由君主制到贵族制、由贵族制到民主制的一定的运动，在理想上，在制度上，都有个由专制到自由之不断的进步。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并Aristotle亦包在内，指出民主制有时亦弄到专制的地步，而且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
这些唯心的解释的企图，都一一的失败了，于是不得不另辟一条新路。这就是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
综观以上所举历史的解释方法，新旧之间截然不同。因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不同，从而历史的实质亦不同，从而及于读者的影响亦大不同。从前的历史，专记述王公世爵纪功耀武的事。史家的职分，就在买此辈权势阶级的欢心，好一点的，亦只在夸耀自国的尊荣。凡他所纪的事实，都是适合此等目的的，否则屏而不载；而解释此类事实，则全用神学的方法。此辈史家把所有表现于历史中特权阶级的全名表，都置于超自然的权力保护之下。所记载于历史的事变，无论是焚杀，是淫掠，是奸谋，是篡窃，都要归之于天命，夸之以神武，使读者认定无论他所遭逢的境遇如何艰难，都是命运的关系。只有祈祷天帝，希望将来，是慰借目前痛苦的唯一方法。
这种历史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就是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既已认定自己境遇的难苦，都是天命所确定的，都是超越自己所能辖治的范围以外的势力所左右的，那么以自己的努力企图自救，便是至极愚妄的事，只有出于忍受的一途，对于现存的秩序，不发生疑问，设若发生疑问，不但丧失了他现在的平安，并且丧失了他将来的快乐。他不但要服从，还要祈祷，还要在杀他的人的手上接吻。这个样子，那些永据高位握有权势的人，才能平平安安的常享特殊的权利，并且有增加这些权利的机会，而一般人民，将永沉在物质道德的卑屈地位。这种史书，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的听他们采夺。
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则全不同。他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乃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研究。而社会一语，包含着全体人民，并他们获得生活的利便，与他们的制度和理想。这与特别事变、特别人物没有什么关系。一个个人，除去他与全体人民的关系以外，全不重要；就是此时，亦是全体人民是要紧的，他不过是附随的。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最要紧的，是要寻出那个民族的人依以为生的方法，因为所有别的进步，都靠着那个民族生产衣食方法的进步与变动。
斯时人才看出他所生存的境遇，是基于能时时变动而且时时变动的原因；斯时人才看出那些变动，都是新知识施于实用的结果，就是由象他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所创造的新发明新发见的结果，这种观念给了很多的希望与勇气在他的身上；斯时人才看出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从前他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他只是一个忍耐的试验品，于什么人亦没有用处。现在他变成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了，他愿意知道关于生活的事实，什么是生活事实的意义，这些生活事实给进步以什么机会，他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推之挽之使之直前进动。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首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但是一个人生在思想感情都锢桎于古代神学的习惯的时代，要想思得个生活的新了解，那是万万不可能；青年男女，在这种教训之下，全麻痹了他们的意志，万不能发育实成。
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流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进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
有人说社会的进步，是基于人类的感情。此说乍看，似与社会的进步是基于生产程叙的变动的说相冲突，其实不然。因为除了需要的意识和满足需要的娱快，再没有感情，而生产程叙之所以立，那是为满足构成人类感情的需要。感情的意识与满足感情需要的方法施用，只是在同联环中的不同步数罢了。
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命由天）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
旧历史的纂着和他的教训的虚伪既是那样荒陋，并且那样明显，而于文化上又那样无力，除了少数在神学校的，几乎没有几多教授再作这种陈腐而且陋劣的事业了。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只有公立学校的初级史学教员，尚未觉察到这样程度的变动，因为在那里的教训，全为成见与习惯所拘束，那些教员又没有那样卓越的天才，足以激励他们文化进步上的自高心，而现今的公立学校又过受政治和教科书事务局的限制。
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价值，既这样的重大，而于人生上所被的影响，又这样的紧要，我们不可不明白他的真意义，用以得一种新人生的了解。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
*这篇文章曾刊登在一九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上，署名李大钊。——编 |
李大钊：“五一”MayDay运动史(19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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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MayDay运动史
李大钊(1920.5.1)
（一）
大凡一个纪念日，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得来的。“五一”纪念日也是如此。
“五一”纪念日，是一日工作八小时的运动胜利的纪念日。他的起源，是一八八四年十月七日在芝加角（Chicago）所开国际的并国民的八大联合（Union）大会里，决议以每年五月一日为期，举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为目的的示威运动——总同盟罢工，指定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第一回示威运动的日子。参与这次决议的，不只是美国，坎拿大也在其中。
这个运动，是因为政府屡次扬言改善劳工条件而不实行起来的。民众知道，希望不诚实的政府是绝望的事，要想达到目的，非靠自己努力不可，乃决定排去一切向人请愿的行动，对于资本家取直接行动，以图收预定的效果。所以“五一”纪念日，是由民众势力集中的协同团体涌现出来的。他的起源，全在劳工组合主义；他的发起人等的志向，全在毫不带政治臭味的纯粹经济运动。一八八五年，由十一月至十二月间，差不多同时开会的劳工组合（Knight
of
Labor，一八三四年在美国发生的）会，并美国劳工同盟会的大会，决议使八小时工作运动愈盛，全国劳工以翌年五月一日为期向雇主要求八小时工作，万一不听便断然罢工，从那一日起决不作八小时以上的工。这个运动，从这时直到翌年五月一日，继续着进行很猛。
他们的运动那样猛烈，有许多的雇主，不到五月一日那一天，就屈服了。一八八六年的四月中旬以降，已竟有出和从前一样的工钱、实行八小时工作的不少了。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到了！美国全国所有从事于各种职业的工人，都停了工，合声唱着
“从今以后，一个工人
也不可作八小时以上的工作！
工作八小时！
休息八小时！
教育八小时！”
的歌，在街市上游行。
这回运动的结果，居然获得可惊的胜利。五月一日以后，不过数日间，已有十二万五千人得了八小时运动的成功。一个月后，成功的人数，增加到二十万。
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这样成了全美劳工大胜利的纪念日。
美国还有一个劳动节，就是Labor
Day，每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日举行。但这是法定的纪念日，和那特别与八小时工作运动有关系的劳工自决得了胜利的“五一”纪念日迥乎不同。
（二）
“五一”纪念日为欧洲劳工团体所采用，是在一八八九年在巴黎开会的万国社会党大会里决定的，因为他在美国得了很大的成功，给欧洲劳工界以很大的刺激，使他们信欧美两大陆一致的大示威运动必定有更大的效果。
一九○○年的“五一”纪念日，欧美各国大小无数的工业都市，一齐起来举行这个大运动。伦敦海德公园里的大示威运动，与会的总数，不下二十五万人，设了演坛十六处，为二十年来未曾有的大示威运动。
是年所开的第五次万国社会党大会，议决此后每年继续不断的在五月一日举行这种大运动。
一九○四年，在盎士铁尔丹所开的第六次万国社会党大会，最后的一天，也议决了每年五月一日的停工和示威运动。也有在五月的第一星期日举行的国，但是普通以五月一日举行的为多。
一九○六年，万国社会党本部刊行一本小册子，题曰“五月一日万国联合示威运动”。这是用英、德、法三国语写的，内容就是八小时工作权的获得，诉于万国工人的宣言，节录于下：
“万国社会党择定五月一日为有阶级的自觉的万国工人停工举行示威运动的日子。
这个示威运动是对于资本家制度的定期警告，劳工阶级拿这个表明他们要求解放的确切信念，并且宣言这个信念决不能被象国际战争那样的诱惑和迷乱。
这个统一的运动，是万国平民一致结合始能获得胜利，始能使劳工阶级赋与平和与自由于全世界的事情。
各国团结的劳工，以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限于一日八小时，为自己阶级解放的根本条件之一，相信依劳工组合的活动和立法的手段能取得之。（中略）
产业愈发达，结果愈使工人结合，工作剧重，生产状态单一，因而作成使工作时间的限制有越发必要，越发容易的倾向。
八小时工作，可作给劳动力以新活气，防止人种衰弱，并使平民大多数入人类知识的生活的手段。这个道理，如今越发明白了。（中略）
我们希望工人们参加这迫切的示威运动以求实现此希望的意思更加巩固。
于五月一日停工啊！
于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啊！
祝福劳工啊！”
由是以来，美欧各国的工人，年年在五月一日举行示威运动。资本家阶级都战战兢兢的过他们的厄日。到一九一四年，大战勃发，劳工阶级解放的信念，一时遭了爱国主义马蹄的蹂躏，各国社会党多有为爱国的狂潮所卷而效忠于资本家政府之前的。大规模的“五一”运动似乎一时中止，可是有少数信念最笃的志士，仍然利用那一天举行休战的示威运动。一九一六年德国社会党首领李卜奈西特（Karl
Liebknecht）的被捕入狱，就是因为他的“五一”宣言和演说。关于此事的始末，本志另有专篇纪述，我只把他的“五一”宣言，译在此处罢了。
李卜奈西特的“五一”宣言（MayDay
Manifesto）：贫困和灾难，需要和饥馑，正在管治着日耳曼、比利时、波兰和塞尔维亚。他们的血，帝国主义的凶鬼正在吮吸，他们好象大坟墓。全世界，很受赞美的欧洲文明，被此次世界大战造出来的荒乱剥落尽了。
那些由战争获利的人们，将要同合众国战。或者明天他们便命我们用那无情的武器，去敌我们同胞中的新群合，去敌我们合众国的劳工好友，也攻打美洲起来。我们应该仔细思量这件事：限于我们日尔曼民族不站起来，不用那由自己意思指导的势力，这个民族的暗杀仍将继续不已。千万人的声音都高叫：“打破无耻的灭人族类的政策！推倒那些犯此罪行的祸首！”我们的仇敌，不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也不是俄国人；是那大日尔曼的地主，是日尔曼的资本家，和他们的执行委员会。
前进！我们要同这政府战！我们要同这一切自由底不共戴天的仇敌战！我们要为凡是劳工阶级将来的胜利战！为人类和文明的将来战！
工人们！朋友们！女界同胞们！切不可令这次的“五一”纪念日——战争以来的第二个“五一”纪念日——一点不反抗帝国主义的屠户，就空空过去了。“五一”这一天，我们要万众同声的高叫：“扫荡灭亡民族的罪恶行为！推倒那些主战的祸首！”
一九一八年，俄京莫斯科的“五一”纪念日更是一个盛典。因为那一天是劳农共和组织成立后的第一纪念日，是举行马克思铜象除幕式的纪念日，接着五月五日又是马克思诞生百年的纪念日。
（三）
“五一”这一天，劳工阶级固然得了很多的收获，但是也曾出了很大的牺牲。一八八六年的乏加角（Chicago）悲剧，就是一段极惨的事件。
在一八七七年的时候，美国诸大城市充满了多数失业的工人，芝城更是不少。那里的国际社会党人，召集了多次的群众大会，他们的宣传运动很得这一班贫苦工人的信从。一八八四年的感谢节（Thanksgiving
Day,普通是在十一月中最后的星期四日），他们举行了一次游街示威运动。芝城TheArbeiter-Zeitung，TheVorbote，The
Fackel，TheAlarm诸报，都鼓吹工人赶快武装起来。有一位Most君，编了一本小册子，题为“战争底革命科学”（Revolutionary
ScienceofWar）。许多报馆，把他重印出来，传布很广。
自从一八八四年决议以一八八六年的五月一日为八小时制实行的日子，美国全国的工人都起来参与这激烈的运动。芝城的运动更是猛烈。一八八五年，八小时会由George
A.Schilling君及其他有志者的提议，组织成功。职工会议（TheTradeandLabor
Assembly），是芝城中最有组织的劳工团体的中心，也立刻整饬了阵容，准备作战。中央劳工联合会（TheCentralLaborUnion）也接踵而起。
芝城的国际社会党人，最初对于这种运动，还守中立的态度，后来看见八小时运动得了大部分的同情，而且成了劳工界的中心问题，他们才渐渐变了宗旨，起来助进这个运动。象Parsons，Spies,Fielden，Schwab等一流雄辩家，都在八小时集会里作了说士，很受欢迎。他们大都劝说工人预备在五月一日那一天武装起来。
是年的“五一”运动，芝城的工人，达到八小时工作的目的者，占大多数，但那没有达到目的者，还有四万人左右。他们只得继续着同盟罢工，以图贯彻他们的要求。最激烈的纷扰，实起于Mocormick农具制造厂罢工的工人。他们由二月间已竟被迫出厂，因为厂主雇来三百多武装侦探，保护那班破坏罢工同盟的工人，雇主和工人间的战斗益烈。五月三日的早晨，罢工的工人在Mocormick工厂附近，集合了一个群众大会，讨论回复工作的平和条件。Spies君出头演说，会场的光景却很平静。不意Mocormick工厂的铃忽然响了，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出现了。有约一百五十人的群众，动了怒气，离开大会，向那些破坏同盟的工人面前进发。双方相见，就大起冲突，巷战起来，互以石子掷击。警察看势不佳，便去急打电话。不多时，一个巡官的马车飞过街市而来。又不多时，有七十五名警察，步行随着那辆车子走来。还有四五辆巡官的马车，在警察后面。这些巡官一被他们用石块抛击，便向群众开枪乱打。无辜的男、女、儿童，受伤的很多。
民众非常激怒了。Spies君急忙回到Arbeiter-Zeitung报馆，草了一篇对于芝城工人的宣言。后来人叫这做“复仇檄文”，因为为宣言的首句，就是“复仇！”劝工人们起来报他们同胞惨遭杀戮的仇。这篇宣言印了五千份，用英文和德文写的，分布各街。
次晚，在Haymarket地方又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追悼他们惨遭杀戮的工界朋友。到会的约有二千人，Spies,Parsons,
Fielden诸君，都有演说。
这次集会，官府在白天并没有干涉。到了晚十点钟的时候，芝城市长Harrison氏离了会场，这个会议实际上已竟算是闭会了。因为眼看着云气低重，有大风雨将至的样子，至少有三分之二都散去了，只剩下数百人，Fielden君还在那里给他们演说。演了十余分钟，就有一百七十六名警察，由Ward大佐督队，急奔这一部分余众而来，严令解散。Fielden君答复说，这个集会是很平和的，并没有什么危险。在这个时候，忽然由一个附近的小路，掷进来一个炸弹，正落在第一个警士和第二个警士的中间，轰然炸裂，发出可怕的声响，炸毙一个警士，受伤的很多。双方立刻开枪乱射，延到两分钟之久，没有间断。结果警察方面，死了七人，伤了约六十人；工人方面，死了四人，伤了约五十人。
抛炸弹的人到底是谁呢？这是一个大疑问。有一位Rudolph
Schnaubelt君，是Schwab君的妻兄弟，他当时很受嫌疑。Haymar-ket悲剧发生以后，他便即时逃走了。可是他在欧洲报纸上，却屡次声明，他和这事没有关系。此外还有两说，亦颇盛传：一说谓这个炸弹是平日为警察所陷害的人的亲友放的，是为报复私仇。又一说谓当时八小时运动很占势力，所以官府使人暗掷炸弹，以便得所借口，好把这一班指导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一网打尽。从法庭审判此案故意罗织很不公平看起来，似乎最后一说也颇可信。
事实纵然如此，但是反对党到底要把这桩罪案栽到社会党人身上，于是所有的工人会都被解散，Arbeiter-Zeitung报馆也受警察严重的检查,Haymarket大会中发言的人和Arbeiter-Zeitung报馆印刷部编辑部中的重要分子，都被逮捕。五月
十七日预审陪审官以投掷炸弹炸死警察M.J.Degan的罪状，控告AugustSpies,MichaelSchwab,Samuel
Fielden,AlbertR.Parsons,AdolphFischer,GeorgeEngel,LouisLingg,Oscar
W.Neebe,RudolphSchnaubelt和William
Seligar等十人。除Schnaubel在逃，Seligar以告密免罪外，其余八人均付审讯。
审讯的手续既不合法，证据也不充分，并且有伪造的嫌疑。任被告人若何申辩，律师若何辩护，法官终是不睬。因为他们早有成见，此案不过是一个口实。有人说都是他们作出来的悲剧。到了八月二十日，判决书下了。Spies,
Schwab,Parsons,Fielden,Fischer,Engel,
Lingg七人判了死刑，Neebe十五年监禁。他们到州高级法庭去上告，仍然认可原判；到合众国高级法庭控诉，他们说没有审理此案的审判权，却之不理。山穷水尽，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请求政府特赦，或减刑。有的被告取了这个方法，结果只把Schwab，Fielden两人减为终身监禁，Lingg仰乐自尽。Spies，Parsons，Fischer，Engel于一八八七年十一月惨遭绞刑。他们死义的时候，都很悲壮。Spies君当那绞绳放在颈上的时候，有一句临终的宣言，说“我们在坟墓中的沉默比我们的演说更能动人的时候快来了”。Parsons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民众的声音得被听见”。Fischer的死状，尤其壮快，他以踊跃的跳步，光明的颜色，上了断头台，高呼“这是我一生最快的一刹那”。这样构成了这一段冤狱！
过了六年，John
P.Altgeld被当选为Illinois州长，冒许多困难，精查此案的真相，得到他们八人确实无罪的证据，才把还在生存的Fielden，Neebe，Schwab三人释放出来，并声告当时审理此案的检查官、审判官、警官等以贿赂关系同谋捏造证据的种种事实。这段冤狱算是得了昭雪。但是死者已矣！他们的牺牲的精神，冤枉的罪案，只有引起后人的同情罢了！
我再把这八位悲剧中的人物的略传，纪在下面：
AugustSpies，那时才三十一岁。生于德国，一八七二年移居到美国。一八七七年为社会工党（SocialistLabor
Party）的会员。他曾作过实业经理人，后来在Arbeiter-Zeitung报充当编辑长，直到他被捕的时候。社会革命俱乐部成立，他便加入这种运动。他是马克思派的学者。用英、德文作文，都是一样的。在八人中是最有学识的人。
Albert
R.Parsons，一八四四年生于美国Alabama州Mont-gomery地方。十五岁时曾习排字术。南北战争时，曾在南部联盟方面当过兵役，但他在一八六八年刊行一种报纸，专鼓吹保障有色人种的权利，因此颇招他的亲底嫉恨。一八七五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Socialist
LaborParty）。一年后又组织芝加角劳工组合的织工会议，他是首先加入一八八○年社会革命运动的一个人。一八八四年后，发刊The
Alarm报。他是一个有辩才且有魔力的说士，是一个有才能的组织家。由一八七五年至一八八六年间，他曾在群众大会里演说过不下一千次。他为组织International
Working－people’sAssociation），奔走各处，足迹遍十六州。
Michael
Schwab的才能，比Spies，Parsons的才能略逊，但他也是一个受过良教育的德国人。年三十三岁，被捕时来美已八年了。那时他正辅助Spies作编辑部员，他虽不是创造的作者，却也很明通，演说也很畅利。他所以于劳工运动很有影响的原故，全在他那对于劳工阶级利益伟大的热心，无限的献身。
George
Engel，是八人中最年长的。一八三六年生于德国Kassel地方。艰难困苦的生涯，使他养成了一种惨厉的精神。他酷恨这现在的社会，是原于个人的感情，不是社会哲学的结果。他一到美国，便加入社会改造的运动，为一最热心的献身者。
LouisLingg，年只二十二岁，是一个笃诚狂热的社会运动者。
Samuel
Fielden，一八四七年生于英伦，当过织工、车夫，并是一个辞职的Methodist宣教师。他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大部分得自报章上的论述和公开的讨论。他的演说，直截了当，也有雄辩的煽动的气味，群众很欢迎他。
Adolph
Fischer比Lingg长两岁，生于德国，十五岁时移居美国。他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受自他的父母。他被捕的前数年才倾信无政府主义，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社会运动家。
Oscar
Neebe，一八四九年生于纽约，一八六六年来芝加角居住。从那时以后，就和各方面劳工运动发生关系。他曾当过一回国民劳工联合的代表，后来加入社会工党和万国工人会。他未曾作过无政府党人的宣传运动，始终在工联运动上尽力。在一八八六年的八小时运动中，也占首要的地位。
（四）
法国的“五一”纪念日，也曾受过鲜血的洗礼，染印在他的历史上。
一八九一年四月下旬，礼路地方的织物工业中心地雇有二万多工人的福尔梅市，起了同盟罢工的风潮。一直延到“五一”纪念日，还没有平息。
欧洲旧俗，五月一日本来是一个令节。是日，士女都出游野外，摘取鲜花，欢欣歌舞。这一天福尔梅市的青年男女，也结队成群的出游原野，拿美丽的花，装饰在身上，笑语而归。
忽然满街起了杀气，军警和工人起了冲突，把工人捕去了数人。出游回来的青年士女，看见军警暴乱的样子，很是愤慨，便一齐唱着悲壮的歌，喧噪起来。在前引道的，是一双青年男女：女年十八岁，名叫玛利亚•卜伦德，手拿着一枝白桑茶西花；男年十九岁，名叫多孟德•季洛特，手拿着三色旗。民众并没有什么武器，不过空声骚动罢了。
军警的指挥官，再三用刀枪袭击群众，结果只是增加他们的愤慨，愈加激昂起来。军官又发开枪的命令。按法国的法律，在这个时候，必须击三次大鼓，以为开枪的警告，乃军官不守法律遽发枪击的命令，实在是违法的行为。
在这次非法的暴行之下，死了九人，伤了二十四人。也有在咖啡店里吃饭的客中流弹而死的。那引导群众的一双青年男女，一个血溅着三色旗，一个血溅着白桑茶西花枝，都作了这次血祭的牺牲，此外还有少女三人，青年男子四人，听说其中还有一个年才十岁的小孩。
这一天在塞奴的都市苦里西，官吏对于民众也有虐杀的事情。
苦里西的电报局员，早起把赤旗带在胸前，不多时就被警官夺去了。午前，工人成群结队的等候着演说的机会，直到正午，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警探已竟布满了街衢。
午后二时，鲁法罗呵的同志团体，忽然涌入苦里西；他们要以自由独立的意气纪念这个日子。
他们高呼着“自由万岁”，在街上游行，和警官小有冲突。
他们以后又进到一个酒店里，高声合唱工人解放的歌。警察署长闻而大怒，发令袭击酒店。警官或用刀或用手枪，直奔酒店，汹汹而来，工人乃不得不出于正当防卫。结果警官方面，伤了六人，暂行退却。
于是又为第二次的袭击。这回警官得了胜利，工人大部分逃去，只捕住狄侃、达尔达尔、鲁菲优三人。
三人的裁判，过了四个月才确定了。检察官要求死刑，但陪审官很公平持正，判决鲁菲优无罪，达包达尔三年监禁，狄侃五年监禁。
最近一九一九年的“五一”纪念日，法国巴黎也曾起了骚动。是日巴黎市民照例举行大示威运动，参加者多系少年，并且有外国人很多。午后，军队和群众发生了大冲突，军队遮断群众前进的道路，群众拚命冲破警戒线，消防队欲用水龙击散群众，群众仍悍然前进，警察用棍棒乱打。群众过Opera
House前，齐呼“推倒政府”。入夜形势更险，骑兵和群众又大冲突，群众用手枪自卫，死十八岁少年一人，警察受伤的四百二十三人，其中受重伤的二百五十人。这一天巴黎全市罢工，又值阴雨，光景更觉凄惨。
（五）
我写了这一段“五一”运动史，不禁起了好些感想。现在把他写出来，作本文的结论。
二、三年前，“劳动”杂志上有过一个题目：“不入支那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中国人对于这“劳工神圣”的纪念日，何等淡漠！到了去年，北京“晨报”在五月一日那一天，居然出了一个“劳动节”纪念号，一般人才渐渐知道这个纪念日的意义。到了今年，不但本志大吹大擂的作这“五一”祝典，别的同志的同业同声庆祝的，也有了好几家，不似从前那样孤零落寞了！可是到了今天，中国人的“五一”纪念日，仍然不是劳工社会的纪念日，只是几家报馆的纪念日；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仍然不是劳工阶级的运动，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不是街市上的群众运动，只是纸面上的笔墨运动。这是我们第一个遗憾！
“五一”运动的历史，胚胎于八小时工作问题，已如上述，去年华盛顿的劳工会议，对于工作时间问题，居然规定了下列四项：
甲、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
乙、只有在特别紧急的时候，才准有法定时间外的作工。
丙、法定时间外的作工，须另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工银。
丁、关系法定时间外的作工，有工人团体的地方，须与工人团体协议。此协议的结果有法律上的效力。无工人团体的地方，由政府决定。
以上四项都是确定八小时工作制的规定，不能不说是这次劳工会议一件很大的成绩了。可是这个成绩，是三十年来工人依自己阶级直接行动的努力早已得到的。“五一”运动已经发生了一种新意义。英美的工人，早已更进一步，作“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了。劳工会议的规定，还只是先进国劳工依自己阶级的努力已经获得的收获，或其以下。难怪意大利和别国的工人代表灰心失望！这是我们第二个遗憾！
华盛顿劳工会议的成绩，虽然不能满足我们的希望，然而要他那四项一一适用到我们的劳工社会来，我们那些苦工人也许可以得享些幸福。谁知中国和日本、印度等国，又被他们认作特殊国除为例外了！那关于日本、印度等国的，我且不提，单把那关于中国的特殊规定写在下面：
甲、每星期休息一日。
乙、以一日十时间一星期六十时间为原则。对于不满十五岁的人，以一日八时间一星期四十八时间为原则。
丙、对于使用百人以上的工场，适用工场法。
丁、在各国租界内，亦适用同一规定。
再让一步，就是这种特殊规定果然能够实行，也未始不是这一班苦人的幸福。无奈他们的愚昧，真是可怜！就是这个，他们也不知道起来设法使他实行。这是我们第三个遗憾！
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中国的劳工同胞，并不敢存若何的奢望，只要他们认今年的“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我们在今年的“五一”纪念日，对于世界的劳工同胞希望很大。希望他们由“八小时””四十八小时”的运动，到“六小时”“三十六小时”的运动，给“五一”纪念日加一新意义，为“五一”运动开一新纪元。
我们最后对于“五一”纪念日的自身，希望他早日完成那“八小时”运动的使命，更进而负起“六小时”运动的新使命来。
起！起！！起！！！劬劳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们觉醒的日子了！
我这篇纪述，是根据下列诸书作成的：
1.MorrisHillquit——HistoryofSocialisminTheUniteStates.P.209-221
2.“解放”创刊号山川菊荣著“五月祭与八时间劳动的话”
3.“改造”大正八年九月号新妻伊都子著“致不真面目的劳动论者”和山川菊荣著“答新妻氏”
4.KarlLiebnecht——TheFuturebelongstoThePeople.P.126-128
1920年5月1日
“新青年”第7卷第6号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1920年4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李大钊
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
李大钊（1920年4月30日）
今日亚细亚诸民族的青年运动，皆是由黑暗向光明的运动。
中华青年的反抗强权运动，日本青年的普选运动、劳工运动，朝鲜青年的自治运动，表面上、形式上虽有不同，且有互相冲突的地方，而精神上、实质上皆本于同一的精神，向同一的方向进行。
亚细亚青年的改造运动，既有相同的渊源，又在同一的方向进行。亚细亚的青年，就该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一概冲开，打出一道光明，使我们亲爱的兄弟们，在真实的光辉之下，开诚心，布公道，商量一个共同改造的方略，起一个共同改造的运动，断不可再受那些特权阶级的愚弄、挑拨、隔阂、遮蔽。中华的青年应该和全亚细亚的青年联成一大同盟，本着全亚改造的方针，发起一联合大运动。
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就是远东的俄罗斯青年，也该包括在亚细亚青年以内。
亚细亚的权力中心，集中在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是不可掩的事实。亚细亚青年的解放运动、改造运动、光明运动，自然要从破坏亚细亚境内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下手，也是自明的道理。
请看！在朝鲜境内造成民族的仇怨、施行残忍的政治的是什么东西？在西伯利亚造成民族的仇怨、演成民族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在中华大陆造成民族的仇怨、酝酿未来世界的战争的是什么东西？不用说，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资本的侵略主义了。要想扫除这些怨仇、祸患，全亚细亚的青年都该负重大的责任。
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
最近俄罗斯劳农政府，声明把从前罗曼诺夫朝从中华掠夺去的权利一概退还，中华的青年非常感佩他们这样伟大的精神。但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假使日本的人民，一旦声明承认朝鲜民族的自由，我们的欢欣，我们的钦佩，比对于劳农政府的对华通牒，还要增加十倍。因为这个精神，和俄人的精神一样伟大；这个事实，影响于人类生活更要重大。
我们相信人类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只要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世界上的地方都许世界上的人劳动生存，我们大家安安宁宁的工作起来，只有互助，无须相争，只有友情，那有仇怨。
世界都是光明啊！
人类都是同胞啊！
愿我全亚细亚的青年努力！
1920年4月30日在北京
1920年8月15日
“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1920.1.1）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李大钊（1920.1.1）
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
人类生活的开幕，实以欧罗细亚为演奏的舞台。欧罗细亚就是欧亚两大陆的总称。在欧罗细亚的中央有一凸地，叫作Table-Land。此地的山脉不是南北纵延的，乃是东西横亘的。因为有东西横亘的山脉，南北交通遂以阻隔，人类祖先的分布移动，遂分为南道和北道两条进路，人类的文明遂分为南道文明——东洋文明——和北道文明——西洋文明——两大系统。中国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马来半岛诸国、俾露麻、印度、阿富汗尼士坦、俾而齐士坦、波斯、土尔其、埃及等，是南道文明的要路；蒙古、满洲、西伯利亚、俄罗斯、德意志、荷兰、比利时、丹麦、士坎迭拿威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奥士地利亚、巴尔干半岛等，是北道文明的要路。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厚，自然的供给丰，故以农业为本位，而为定住的；北道的民族，因为太阳的恩惠薄，自然的供给啬，故以工商为本位，而为移住的。农业本位的民族，因为常定住于一处，所以家族繁衍，而成大家族制度——家族主义；工商本位的民族，因为常转徙于各地，所以家族简单，而成小家族制度——个人主义。前者因聚族而居，易有妇女过庶的倾向，所以成重男轻女一夫多妻的风俗；后者因转徙无定，恒有妇女缺乏的忧虑，所以成尊重妇女一夫一妻的习惯。前者因为富于自然，所以与自然调和，与同类调和；后者因为乏于自然，所以与自然竞争，与同类竞争。简单一句话，东洋文明是静的文明，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
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原来家族团体一面是血统的结合，一面又是经济的结合。在古代原人社会，经济上男女分业互助的要求，恐怕比性欲要求强些，所以家族团体所含经济的结合之性质，恐怕比血统的结合之性质多些。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所以孔子的政治哲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全是“以修身为本”；又是孔子所谓修身，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牺牲个性的第一步就是尽“孝”。君臣关系的“忠”，完全是父子关系的“孝”的放大体，因为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就是亲子关系的“孝”，母的一方还不能完全享受，因为伊是隶属于父权之下的；所以女德重“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总观孔门的伦理道德，于君臣关系，只用一个“忠”字，使臣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君；于父子关系，只用一个“孝”字，使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父；于夫妇关系，只用几个“顺”、“从”、“贞节”的名辞，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孔门的伦理是使子弟完全牺牲他自己以奉其尊上的伦理；孔门的道德是与治者以绝对的权力，资被治者以片面的义务的道德。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原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作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出一种死寂的现象。不但中国，就是日本、高丽、越南等国，因为他们的农业经济组织和中国大体相似，也受了孔门伦理的影响不少。
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骗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沉静的大门。一六三五年顷，已竟有荷兰的商人到了日本，以后PerryHarris与LordElgin诸人相继东来，以其商业上的使命开拓东洋的门径，而日本，而中国，东洋农业本位的各国，都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日本国小地薄，人口又多，担不住这种压迫，首先起了变动，促成明治维新，采用了西洋的物质文明，产业上起了革命——如今还正在革命中——由农业国一变而为工业国，不但可以自保，近来且有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势力了。日本的农业经济组织既经有了变动，欧洲的文明、思想又随着他的经济势力以俱来，思想界也就起了绝大的变动。近来Democracy的声音震荡全国，日本人夸为“国粹”之万世一系的皇统，也有动摇的势子，从前由中国传入的孔子伦理现在全失了效力了。
中国地大物博，农业经济的基础较深，虽然受了西洋工业经济的压迫，经济上的变动却不能骤然表见出来。但中国人于有意无意间也似乎了解这工商经济的势力加于中国人生活上的压迫实在是厉害，所以极端仇视他们，排斥他们，不但排斥他们的人，并且排斥他们的器物。但看东西交通的初期，中国只是拒绝和他们通商，说他们科学上的发明是“奇技淫巧”，痛恨他们造的铁轨，把他投弃海中。义和团虽发于仇教的心理，而于西洋人的一切器物一概烧毁，这都含着经济上的意味，都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
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然兴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但日本以新兴的工业国，骤起而与西洋各国为敌，终是不可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经济上发生的现象，就是过庶人口不能自由移动，海外华侨到处受人排斥虐待，国内居民的生活本据渐为外人所侵入——台湾、满蒙、山东、福建等尤甚——关税权为条约所束缚，适成一种“反保护制”。外来的货物和出口的原料，课税极轻，而内地的货物反不能自由移动，这里一厘，那里一卡，几乎步步都是关税。于是国内产出的原料品以极低的税输出国外，而在国外制成的精制品以极低的税输入国内。国内的工业都是手工工业和家庭工业，那能和国外的机械工业、工厂工业竞争呢？结果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在一国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社会的无产阶级，还有机会用资本家的生产机关；在世界的资本制下被压迫而生的世界的无产阶级，没有机会用资本国的生产机关。在国内的就为兵为匪，跑到国外的就作穷苦的华工，展转迁徙，贱卖他的筋力，又受人家劳动阶级的疾视。欧战期内，一时赴法赴俄的华工人数甚众，战后又用不着他们了，他们只得转回故土。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寻不着工作的现象。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中国人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
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家族制度了。中国一切的风俗、礼教、政法、伦理都以大家族制度为基础，而以孔子主义为其全结晶体。大家族制度既入了崩颓粉碎的运命，孔子主义也不能不跟着崩颓粉碎了。
试看中国今日种种思潮运动，解放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那一样不是打破孔子主义的运动？
第一、政治上民主主义（Democracy）的运动，乃是推翻父权的君主专制政治之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忠君主义之运动。这个运动形式上已算有了一部分的成功。联治主义和自治主义也都是民主主义精神的表现，是打破随着君主专制发生的中央集权制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发动，一方因为经济上受了外来的压迫，国民的生活极感不安，因而归咎于政治的不良、政治当局的无能，而力谋改造。一方因为欧美各国Democracy的思潮随着经济的势力传入东方，政治思想上也起了一种响应。
第二、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如家庭问题中的亲子关系问题、短丧问题，社会问题中的私生子问题、儿童公育问题，妇女问题中的贞操问题、节烈问题、女子教育问题、女子职业问题、女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如承继遗产权利问题等）、婚姻问题——自由结婚、离婚、再嫁、一夫一妻制、乃至自由恋爱、婚姻废止——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从前大家族制下断断不许发生、现在断断不能不发生的问题。原来中国的社会只是一群家族的集团，个人的个性、权利、自由都束缚禁锢在家族之中，断不许他有表现的机会。所以从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没有国家、没有个人、只有家族的社会。现在因为经济上的压迫，大家族制的本身已竟不能维持。而随着新经济势力输入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又复冲入家庭的领土。他的崩颓破灭也是不能逃避的运数。不但子弟向亲长要求解放，便是亲长也渐要解放子弟了；不但妇女向男子要求解放，便是男子也渐要解放妇女了。因为经济上困难的结果，家长也要为减轻他自己的担负，听他们去自己活动，自立生活了。从前农业经济时代，把他们包容在一个大家族里，于经济上很有益处，现在不但无益，抑且视为重累了。至于妇女，因为近代工业进步的结果，添出了很多宜于妇女的工作，也是助他们解放运动的一个原因。
欧洲中世也曾经过大家族制度的阶级，后来因为国家主义和基督教的势力勃兴，受了痛切的打击；又加上经济情形发生变动，工商勃兴，分业及交通机关发达的结果，大家族制度遂立就瓦解。新起的小家族制度，其中只包含一夫一妻及未成年的子女，如今因为产业进步、妇女劳动、儿童公育种种关系，崩解的气运将来也必然不远了。
中国的劳动运动也是打破孔子阶级主义的运动。孔派的学说，对于劳动的阶级，总是把他们放在被治者的地位，作治者阶级的牺牲。“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些话可以代表孔门贱视劳工的心理。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
总结以上的论点：第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就是中国人所谓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孔子或其他古人，只是一代哲人，决不是“万世师表”。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就有几个尊孔的信徒天天到曲阜去巡礼，天天戴上洪宪衣冠去祭孔，到处建筑些孔教堂，到处传布“子曰”的福音，也断断不能抵住经济变动的势力来维持他那“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威灵了。第二，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第三，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第四，我们可以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
1920年1月1日
“新青年”第7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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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历史哲学
李大钊(1920)
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理想表现于社会上，或谓以全体而为统一的表现，或谓以部分而为对立的表现。主后说者谓理想之对立的表现者，为政治，为法律，为经济，所以社会哲学云者，有人释为论社会的统一的法则性的东西，亦有人释为政治哲学、法律哲学、经济哲学的总称。
把立于经济的基础上的政治法律等社会构造，纵以观之，那就是历史。所以，横以观之，称为社会哲学者，纵以观之，亦可称为历史哲学。具有历史的东西，固不止于政治、法律、经济等，他如学问、道德、美术、宗教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同有其历史。然普通一说历史，便令人想是说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再狭隘一点，只有政治的历史被称为历史，此外的东西似乎都不包括在历史以内。这样子一解释，历史哲学由范围上说是社会哲学，而由内容上说便是政治哲学，这未免把历史哲学的内容太弄狭了。
今欲论社会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必先明历史的概念和社会的概念；今欲明历史和社会的概念，最好把马克思的历史观略述一述。因为马氏述其历史观，却关联历史和社会。原来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
马克思的历史观普通称为唯物史观。但这不是马氏自己用的名称。此名称乃马氏的朋友恩格尔在一八七七年始用的。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里和在一八六七年出第一卷的“资本论”里，都有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而公式的发表出来，乃在一八五九年的经济学批判的序文。在此序文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喻之建筑，社会亦有基础（Ｂａｓｉｓ）与上层（Ｕｂｅｒｂａｕ）。基础是经济的构造，即经济关系，马氏称之为物质的或人类的社会的存在。上层是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马氏称之为观念的形态，或人类的意识。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这是马氏历史观的大体。
相对于马氏的历史观，有一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在中国及日本，这派历史家很不在少。他们大抵把历史分为西洋史、东洋史、国史，认以政治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的为历史学。以政治为中心，即是以国家为中心，国家的行动依主权者的行动而表现，故以主权者或关系主权者的行动为中心以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然则马氏的历史观与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其所执以为中心者虽彼此各异，而其于以社会变迁为对面的问题一点可谓一致。
由马氏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以经济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是经济学，同时亦是社会学。那么由此派历史家的历史观推论起来，似乎以政治为中心横着考察社会的，应该是政治学，同时亦是社会学。然于事实上他们并不这样想。他们并不注意政治学、社会学的学问的性质，只认以政治为中心研究社会变迁的是历史学罢了。
今日持政治的历史观的历史家，因为受了马克思的经济的历史观影响，亦渐知就历史学的学问的性质加以研考。依他们的主张，于历史研究社会的变迁，乃欲明其原因结果的关系。换句话说，历史学亦与自然科学相等，以发见因果法则为其目的。于此一点，与马氏的历史观实无所异。依马氏的说，则以社会基础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研究其上层建筑的观念的形态而察其变迁，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其法则。此派历史家，虽在今日，犹以为于马氏所谓上层建筑的政治关系能发见因果的法则，此点实与马氏的意见不同。然其以历史学的目的为与自然科学相等，在于法则的发见，则全与马氏一致。而于此点所受马氏的影响者亦实不为小。要之，马克思和今日的一派历史家，均以社会变迁为历史学的对面问题，以于其间发见因果法则为此学目的。二者同以历史学为法则学。此由学问的性质上讲，是说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此种见解，结局是以自然科学为唯一的科学。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摘自“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
载于1920年“史学思想史讲义” |
李大钊：史观(1920)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李大钊
史观
李大钊(1920)
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靡所适从，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
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史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吾兹所云，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纪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
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当时的哲人，都以为人类的运命实为神所命定。国社的治乱兴衰，人生的吉祥祸福，一遵神定的法则而行，天命而外，无所谓历史的法则。即偶有重视王者、圣人、英雄、豪杰而崇之以为具有旋乾转坤的伟力神德者，亦皆认他们为聪睿天亶，崧生岳降，仰托神灵的庇佑以临治斯民。故凡伟人的历史观、圣贤的历史观、王者的历史观、英雄的历史观、道德的历史观、教化的历史观，均与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有密接相依的关系。后世科学日进，史学界亦渐放曙光。康德之流已既想望凯蒲拉儿（Kepler）、奈端（Newton）其人者诞生于史学界，而期其发见一种历史的法则，如引力法则者然。厥后名贤迭起，如孔道西，如桑西门，如韦柯，如孔德，如马克思，皆以努力以求历史法则之发见为己任而终能有成，跻后起的历史学、社会学于科学之列，竟造成学术界一大伟业。厥后德国“西南学派”虽崛起而为文化科学即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运动，亦终不能撼摇史学在科学的位置，这不能不归功于马克思诸子的伟业了。
自康德以还，名家巨子努力以求历史法则的发见者，既已实繁有徒，于是历史观亦衍类多端：有神权的历史观，有宗教的历史观，有道德的历史观，有教化的历史观，有圣人的历史观，有王者的历史观，有英雄的历史观，有知识的历史观，有政治的历史观，有经济的历史观，有生物的历史观，有地理的历史观。将此种种依四种的分类法括而纳之：曰，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与进步的历史观；曰，个人的历史观与社会的历史观；曰，精神的历史观与物质的历史观；曰，神教的历史观与人生的历史观。前者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后三者则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以历史行程的价值的本位为准者，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昌盛而日趋衰落，或曰，社会的演展乃如循于一环，周而复始，或曰，社会的演展乃由野僿而日跻开明。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者，则曰，史之进展必有动因。至于动因何在，则又言人人殊：或曰，在个人，如英雄、王者是；或曰，在社会，如知识、经济是；或曰，在精神，如圣神、德化、理念是；或曰，在物质，如地理、人种、经济是；或曰，在神权，如天命、神意是；或曰，在人生，如社会的生产方法，或社会的知识程度是。
历史观本身亦有其历史，其历史亦有一定的倾向。大体言之，由神权的历史观进而为人生的历史观，由精神的历史观进而为物质的历史观，由个人的历史观进而为社会的历史观，由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进而为进步的历史观。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
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纪录里的历史是印板的，解喻中的历史是生动的。历史观是史实的知识，是史实的解喻。所以历史观是随时变化的，是生动无已的，是含有进步性的。同一史实，一人的解释与他人的解释不同，一时代的解释与他时代的解释不同，甚至同一人也，对于同一史实的解释，昨日的见解与今日的见解不同。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则是活的，与时俱化的。例如火的发明，衣裳的发明，农业及农器的发明，在原人时代，不知几经世代，经社会上的几多人，于有意无意中发见、应用的结果积累而成者。旧史观则归功于半神人的燧人氏、神农氏等。若由新史观以为解释，则必搜其迹寻其因于社会全体的进化，而断定此半神人为荒诞的虚构。又如孔子的生平事迹，旧史观则必置之于天纵的地位，必注意于西狩获麟一类的神话。若依新史观为他作传，则必把此类荒诞神话一概删除，而特注意于产生他的思想的社会背景。所以历史不怕重作，且必要重作。实在的事实，实在的人物，虽如滔滔逝水，只在历史长途中一淌过去，而历史的事实，历史的人物，则犹永永生动于吾人的脑际，而与史观以俱代。依据人生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神权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社会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个人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物质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精神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依据进步的史观重作的历史，补正了依据退落的或循环的史观作成的历史不少。历史观的更新，恰如更上一层，以观环列的光景，所造愈高，所观愈广。以今所得，以视古人，往往窃笑其愚，以为如斯浅识都不能解。其实知识有限，如隔丛山，过后思之，以为易事，而在当时，则非其时之知识所能胜。譬如奈端，据以发明引力法则的苹果落地的事实，奈端之前，奈端之后，目睹苹果落地者，何止千百万人，而皆莫喻引力之理，今从史实，亦何足异？根据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是现代史学者的责任。
中国自古昔圣哲，即习为托古之说，以自矜重：孔孟之徒，言必称尧舜；老庄之徒，言必称黄帝；墨翟之徒，言必称大禹；许行之徒，言必称神农。此风既倡，后世逸民高歌，诗人梦想，大抵慨念黄、农、虞、夏、无怀、葛天的黄金时代，以重寄其怀古的幽情，而退落的历史观，遂以隐中于人心。其或征诛誓诰，则称帝命；衰乱行吟，则呼昊天；生逢不辰，遭时多故，则思王者，思英雄。而王者英雄之拯世救民，又皆为应运而生、天亶天纵的聪明圣智，而中国哲学家的历史观，遂全为循环的、神权的、伟人的历史观所结晶。一部整个的中国史，迄兹以前，遂全为是等史观所支配，以潜入于人心，深固而不可扰除。时至今日，循环的、退落的、精神的、“唯心的”历史，犹有复活反动的倾势。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吾愿与治斯学者共策勉之。
1920年
“史学思想史” |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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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
李大钊（1919.12.1）
（一）
近几年来常常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谈到道德问题。有的人说现在旧道德已竟破灭，新道德尚未建设，这个青黄不接人心荒乱的时候真正可忧。有的人说，别的东西或者有新旧，道德万没有新旧。又有人说，大战以后欧洲之所应为一面开新，一面必当复旧，物质上开新之局或急于复旧，而道德上复旧之必要必甚于开新。这些话都很可以启发我的研究兴味，我于是想用一番严密的思索去研究这道德问题。
我当研究道德问题的时候，发了几个疑问：第一问道德是甚么东西？第二问道德的内容是永久不变的，还是常常变化的？第三问道德有没有新旧？第四问道德与物质是怎样的关系？
以上诸问，都是从希腊哲学以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道德心的存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我们遇见种种事体在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说这是善或是恶，我们只有从着这种声音的命令往善这一方面走，往光明一方面走，自然作出“爱他”、“牺牲”等等的行为。在这有权威的声音指挥之下，“忠信”、“正直”、“公平”诸种德性都能表现于我们身上。我们若是不听从他，我们受自己良心的责斥，我们自己若作了恶事，就是他人不知，我们也自觉悔悟，自感羞耻，全因为我们心中有道德心的要求，义务的要求。这自然发现、自有权威的点就是道德的特质。自然科学哪、法律哪、政治哪、宗教哪、哲学哪，都是学而后能知的东西，决不是自然有权威的东西。惟有道德，才是这样自然有权威的东西。
但是这道德心究竟是怎样发生出来的呢？有人归之于个人的经验；有人归之于教育；有人归之于习惯礼俗；有人归之于求快乐、求幸福的念望；又有人归之于精练的利己心，或对于他人的同情心。这些都不能说明人心中的声音——牺牲自己爱他人的行为。道德这个东西，既是无论如何由人间现实的生活都不能说明，于是就有些人抛了地上的生活、人间的生活，逃入宗教的灵界，因为宗教是一个无知的隐遁地方。在超自然的地方，在人间现实生活以外的地方，求道德的根原，就是说，善心是神特地给人间的，恶心是由人间的肉欲生的，是由物质界生的，是由罪孽生的。本来善恶根原的不可解，就是宗教发生的一个原因。人类对于自然界，或人间现象不能理解的地方，便归之于神。道德心、善恶心的不可思议，也苦过很多的哲人。这些哲人也都觉得解释说明这不可思议的现象非借重神灵不可，所以柏拉图、康德之流都努力建设超自然的灵界。直到十九世纪后半，这最高道德的要求之本质才有了正确的说明。为此说明的两位学者就是达尔文与马克思。达尔文研究道德之动物的起原，马克思研究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道德的种种问题至此遂得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二）
我们先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解答道德是什么的问题。
人类的道德心不是超自然的，也不是神赐的，乃是社会的本能。这社会的本能，也不是人类特有的，乃是动物界所同有的。有些人类以外的动物，虽依动物的种类，依其生活状态的差异，社会的本能也有种种的差异。但是他们因为生存竞争，与其环周的自然抗战，也都有他们社会的本能。占生物界一大群合的动物生存竞争、天然淘汰的结果，使他们诸种本能——若自发运动，若认识能力，若自己保存，若种族蕃殖，若母爱本能等等——日渐发达。社会的本能也和这些本能有同一的渊源，为同一的发展。而在有社会的共同生活的动物，象那一种的肉食兽、很多的草食兽、反嚼兽、猿猴等类，社会的本能尤其发达。人类也和上举诸兽相同，非为社会的共同生活，则不能立足于自然界。故人类之社会的本能也很发达。
社会的本能也有多种。有几种社会的本能确是社会生活存续的必要条件，没有这种本能，社会生活，无论如何，不能存续。这种本能，在不与人类一样为社会的结合便不能生活的动物种属间，也颇发达。这种本能果为何物呢？第一就是为社会全体，舍弃自己的牺牲心。若是群居的动物没有这种本能，各自顾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会全体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会必受环周的自然力与外敌的压迫而归于灭亡。譬如一群水牛为虎所袭的时候，其中各个分子如没有为一群全体死战的决心，各自惜命纷纷逃散，那水牛的群合必归灭亡。故自己牺牲，在这种动物的群合，是第一不可缺的社会的本能。在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此外还有拥护共同利益的勇气，对于社会的忠诚，对于全体意志的服从，顾恤毁誉褒贬的名誉心，都是社会的本能，都曾发见于动物社会极高度的发达的也很多。这些社会的本能和那被称为至高无上灵妙不可思议的人类道德，全是一个东西。但是“公平”这一样道德在动物界恐怕没有。因为在动物的社会里，虽有天然生理上的不平等，却没有由社会的关系生出的不平等，从而没有要求社会的平等之必要，也没有公平这一样道德存在的理由。所以公平只是人类社会特有的道德。
这样看来，道德原来是动物界的产物。人类的道德，从人类还不过是一种群居的动物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化到现今的人类时代，既已存在。人类为抵抗他的环境，适应他的周围，维持他的生存，不能不靠着多数的协力，群合的互助，去征服自然。这协力互助的精神，这道德心，这社会的本能，是能够使人类进步的。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他的内容也益益发达。
因为人类的道德心，从最古的人类生活时代，既是一种强烈之社会的本能，在人人心中发一种有权威的声音，到了如今我们的心中仍然有此声响，带着一种神秘的性质，不因外界何等的刺激，不因何等的利害关系，他能自然挟着权威发动出来。他那神秘的性质和性欲的神秘、母爱的神秘、牺牲心的神秘、乃至其他生物界一般的神秘是一样的东西，绝不是超自然的力，绝不是神的力。
正惟道德心是动物的本能，和自己保存种族蕃殖等本能有同一的根源，所以才有使我们毫不踌躇、立即听从的力量，所以我们遇见什么事情才能即时判断他的善恶邪正，所以我们才于我们的道德判断有强大的确信力，所以探求他的活动的理法，分解他，说明他，愈颇困难。
明白了这个道德，“义务”是什么，“良心”是什么，也都可以明白了。所谓义务，所谓良心，毕竟是社会的本能的呼声。然“自己保存”的本能、“种族蕃殖”的本能也有与比呼声同时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这二种本能常常反抗社会的本能，结果这二种本能或得相当的满足，可是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不久归于镇静，社会的本能发出更强的声音，就是愧悔的一念。有人以良心为对于共同生活伴侣间的恐怖——就是对于同类所与的摈斥或刑罚的恐怖——之声音。但是大错了。良心之起，于对他人全不知觉的事也起，对于四围的人都夸奖赞叹的事也起，甚至对于因为对于同类及同类间的舆论的恐怖而作的行为也起。可见良心的威力全系自发的，非因被动的。至于舆论的褒贬固然也是确与人的行为以很大影响的要素，然舆论所以能有影响的原故，全因为豫先有一种名誉心的社会的本能存在。舆论怎样督责，假使没有注意褒贬的名誉心的社会的本能，当不能有什么影响。舆论作出社会的本能的事，是作不到的。
依了这样说明，我们可以晓得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
（三）
达尔文的理论可以把道德的本质阐发明白了。可是道德何以因时因地而生种种变动？以何缘故社会的本能之活动发生种种差别？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
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
我们先说宗教与哲学。一切宗教没有不受生产技术进步的左右的，没有不随着他变迁的。上古时代，人类的生产技术还未能征服自然力，自然几乎完全支配人类，人类劳作的器具，只是取存于自然界的物质原形而利用之，还没有自制器具的知识和能力。那时的人类只是崇拜自然力，太阳、天、电光、火、山川、草木、动物等，人类都看作最重要的物件，故崇拜之为神灵。拜火拜物诸教均发生于此时。直到现在，蛮人社会还是如此。纽基尼亚人奉一种长食的椰子为神，认自己的种族是从椰子生下来的，就是一个显例。
后来生产技术稍稍进步，农业渐起，军人宗祝这一类的人渐握权力，从前受制于自然，现在受制于地位较高的人类了。因为这时的社会已经分出治者与被治者阶级，这时的宗教又生一大变化。从前是崇拜自然物的原形，现在是把自然物当作一个有力的人去崇拜他了。在希腊何美尔（Homer）的诗中所表现的神，都是男女有力的君长，都是智勇美爱的代身。因为生产技术与人以权力的结果，自然神就化为伟大的人了。后来希腊人的生产技术益有进步，商工勃兴，智勇美爱肉体的属性又失了重大的位置，有神变不可思议的万能力的乃在精神。因为在商业竞争的社会里，人类的精神是最重大的要素，计算数量的也是他，创作新发明的也是他，营谋利益的也是他，精神实是那时商业社会人类生活的中心。故当时哲家若梭格拉的，若柏拉图都说自然界久已不足引我们的注意了。引我们注意的只是思想上及精神上的现象。这种变迁明明白白是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人类精神里有很多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就象道德心是什么东西，善恶的观念是从何发生，柏拉图诸哲家也不能解释。由自然界的知识与经验不能说明，结局仍是归之于神，归之于天界。故当时多数人仍把道德的精神认作神，认他有超自然的渊源。
各国分立，经济上政治上全不统一的时代——就是各国还未组成一个大商业社会的时代，——尚有多神及自然神存在的余地。自希腊之世界的商业发达以来，罗马竟在地中海沿岸的全部建一商业的世界帝国。这种经济上的变动反映到当时思想上，遂以唯一精神的神说明当时的全世界及存于其中的疑问，使所有的自然神全归于消灭。驱逐这些自然神的固然是柏拉图及士多亚派哲学上的一神论，而一神论的背景，毕竟是当时罗马的具有绝大威力的生产技术，罗马的商业交通，罗马的商业大社会。
到了罗马帝政时代，大经济组织、大商业社会正要崩坏的时候，恰有一种适合当时社会关系的一神教进来，就是耶稣教了。耶稣教把希腊原来的一神论吸收进去，把所有的势力归于一个精神，归于一个神。
罗马商业的大社会崩坏之后，从前各个分立的自然经济又复出现。中世纪的经济组织次第发展，耶稣教也不能保持他的本来面目，他的内容自然发生了变动。中世纪的社会是分有土地的封建制度、领主制度的社会，社会的阶级象梯子段一样，一层一层的互相隶属，最高的是皇帝，皇帝之下有王公，王公之下有诸侯，诸侯之下有小领主，百姓农奴被践踏在地底。教会本来是共产的组合，到了此时这种阶级的经济组织又反映到教会的组织，渐次发达，也成了个掠夺组织、阶级组织。最高的是教皇，教皇之下有大僧正、僧正等，僧正之下有高僧，由高僧至普通僧民的中间还有种种僧官的阶级。百姓农奴伏在地底，又多受一层践踏。这种阶级的经济组织又反映到耶教的实质，天上也不是一个神住着了。最高的是神，神之下有神子，有精灵，其下更有种种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又有恶魔。神的一族，恰和皇帝教皇及其隶属相照应；人在诸神之下，恰和百姓居社会之最下层相照应。人类的精神把地上的实物写映于天上，没有比这个例子再明白的了。
后来都市渐渐发达，宗教上又生一变化。意大利、南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荷兰诸国都市上的居民，因其工商业的关系，渐立于有权力的地位，对于贵族、僧侣有了自由独立的位置。随着他们对于社会的观念的变动，对于宇宙的观念也变了。于是要求一种新宗教。他们既在经济上不认自己以上的势力，又在政治上作了独立的市民、独立的资本家、独立的商人，立于自由的地位，他们觉着自己与宇宙的中间，自己与神的中间，也不须有中间人介绍人存在了。所以他们蔑视教皇，蔑视僧官，自己作自己的牧师，直接与神相见，这就是路德及加尔文所倡的新教。这样看来，宗教革新的运动全是近世资本家阶级自觉其经济的实力的结果。资本家是个人的反映出来的，所以新宗教也是个人的。
美洲及印度发见以后，资本主义的制度愈颇强大，工商贸易愈颇发达，人与人的关系几乎没有了，几乎全是物品与物品的关系了。一切物品于其各个实质的使用价值以外，又有一般共通抽象的交换价值。所以这时的人也互认为抽象的东西。因而所信的神也变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了。又因资本主义制度发达之下，贫困日见增加，在这种惨烈的竞争场里，社会现象迷乱复杂的程度有加无已，人若想求慰安与幸福，除了内观、冥想、灵化而外，殆不可能。而资本家的个人的表象照映于精神界就成了一个绝大的孤立的神。十七世纪的哲学家，若笛卡儿、斯宾挪撒等都认神是有绝大精神的绝大体，能自动自考，就是这个原故。又因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达对于自然界的知识骤见增大，十七世纪间自然现象的不可解大概已渐消灭，但于精神科学尚未能加以解释。这时的宗教渐渐离开自然界和物质，神遂全为离于现实界的不可思议的灵体。基督教贱肉的思想，与夫精神劳动与手足劳动分业的结果，也加了许多的势子。这时的哲家，若康德，则说时间的空间的事物是单纯的现象，没有真实的存在；若菲西的，则只认精神的主观就是我的。实在都是受了当时物质界经济界的影响，才有这种学说。就是因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使每个人都成孤立，都成灵化，反映到宗教哲学上去，也就成一种孤立的抽象的精神。
蒸汽机发明以后，生产力益加增大，交通机关及生产技术益加发达，对于自然的研究益有进步。自然现象的法则渐为人智所获得，超自然的存在一类神秘的事遂消灭于自然界。同时人类社会的实质也因交通机关生产技术发达的结果，乃有有史以前、有史以后的种种研究，或深入地底，研究地层地质；或远探蛮荒，研究原始社会的状况。又得了种种搜集历史统计材料的方法，而由挟着暴力的生产过程而生的社会问题，更促人竭力研究人类社会的实质。以是原因，自然现象、人类社会都脱去神秘的暗云，赤裸裸的立在科学知识之上，见了光明。以美育代宗教的学说，他就发生于现代了。
资本阶级固然脱出神秘宗教的范围了，就是劳工阶级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天天在工厂作工，天天役使自然，利用自然，所以他们也了解自然了。自然现象于他们也没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权威了。至于人类社会的实质，他们也都了解，他们知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是使他们贫困的唯一原因，知道现在的法律是阶级的法律，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社会是阶级的社会。他们对于社会实质的了解，恐怕比绅士阀的学者还要彻底，还要明白。太阳出来了，没有打着灯笼走路的人了。
以上所论，可以证明宗教、哲学都是随着物质变动而变动的。
（四）
再看风俗与习惯。社会上风俗习惯的演成，也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物质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例如老人和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因时因地而异，这也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在狩猎时代，食物常告缺乏，当时的人总是由此处到彼处的迁徙流转，老人在这社会里很是一种社会的累赘，所以常常被弃被杀被食。如今的蛮人社会也常常见此风俗。日本古代有老舍山的话，相传是当时舍弃老人的地方。中央亚非利加的土人将与他部落开战的时候，必先食其亲，因为怕战事一经开始，老人很容易为敌人所捕获，或遭虐待，或被虐杀，所以老人反以为自己的儿子所食为福，儿子亦以食其亲为孝。马来群岛的布尔聂伊附近，某岛中人遇着达于一定年龄的老人必穷追他，使他爬上大木，部落的青年群集木下摇之使他落下，活活跌死。耶士魁牟的女子亦以把他比邻罹病垂危的老太婆带到投弃老人的地方，由崖上把他推下，为爱他比邻、怜他比邻的行为。到了畜牧时代、农业时代，衣食的资料渐渐富裕，敬老的事渐视为重要。而以种种经验与知识渐为社会所需要，当时还没有文字的发明，老人就是知识经验的宝库，遂为社会所宝重。近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一切事象日新月异，古代传说反足以阻碍进步，社会之尊重老人遂又与前大不相同。不专因为他的衰老就尊重他，乃因为他能终其生涯和少年一样奋斗，为社会作出了许多生产的事业、创造的功绩。因为他不但不拿他的旧知识妨害进步，并且能够吸入新思潮，才尊重他。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随着经济状况变动，也和老人一样。在游猎时代，狩猎与战争是男子的专门事业，当时的妇女虽未必不及男子骁勇，而因负怀孕哺乳育儿的重大责任，此类事体终非妇女所宜，遂渐渐止于一定的处所，在附近居处的田地里作些耕作，在家内作些烧煮的事情。因为狩猎的效果不能一定，而农作比较着有一定效果，且甚安全，所以当时妇女的地位比男子高，势力比男子大。后来牧畜与农业渐渐专归男子去作，妇女只作烧煮裁缝的事情，妇女的地位就渐渐低下。到了现代的工业时代，一方面因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结果，家内手工渐渐不能支持，大规模的制成许多无产阶级，男子没有力量养恤妇女，只得从家庭里把他们解放出来，听他们自由活动，自己谋生。一方因为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为妇女添出了许多与他们相宜的职业，妇女的地位又渐渐的提高了。这回欧洲大战（一九一四年的大战），许多的壮丁都跑到战场打仗，所有从前男子独占的职业，一时不得不让给女子，不得不仰赖女子，他们于是从家庭里跳出来，或入工厂工作，或当警察，或作电车司机人，或在军队里作后方勤动，都有很好的成绩。但是这回大战停了，战场上的兵士归来，产业雕敝没有工作，从前的职业又多为女子所占领，男工女工的中间现在已起了争议。不过以我的窥测，这个争议第一步可以促女工自己团结，第二步可以促男女两界的无产阶级联合，为阶级战争加一层势力，结果是女子在社会上必占与男子平等的地位。颇闻从法国回来的人说，战后的法国社会道德日趋堕落，男子游惰而好小利，女子好奢侈而多卖淫。忧时之士至为深抱杞忧，说欧洲有道德复旧的必要。但我以为此不必忧，这种现象全是因战争而起的物质变动的结果。欧洲这回大战，男丁战死于战场的不知有几千百万，社会上骤呈女子过庶的现象，女子过庶的结果，结婚难，离婚及私生子增多，卖淫及花柳病流行。物质上有人口的变动，而精神上还没认作道德的要求，（如法国女子与华工结婚还为法政府及社会所不喜，就是一例。）社会上才有这种悲惨的现象。在这个时期必要发生一种新道德，适应社会的要求，使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道德的要求。至于男子的游惰好小利，女子的奢侈，也是物质变动的结果。男子在战争时期中，精神上物质上都经了很多的困乏，加以生活难、工作难的影响，精神上自然要发生变动。游惰哪，好小利哪，都是因为这个原故。将来物质若是丰裕，经济组织若有相当的改造，精神上不会发现这种卑苦的现象。女子骤然得到工作的，自然要比从前奢侈些，也是当然的现象。固然战后的人口增加，或者加猛加速，女子过庶的不平均，或者可以调剂许多，而经济的组织生产的方法则已大有改动。故就物质论，只有开新，断无复旧；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不复旧，道德断无单独复旧的道理，物质既须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的，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耶士魁牟的女子本性上不能多产多生，所以他们的风俗就不以未婚的妇人产生及怀孕的处女为耻辱，所以在他们的社会多生多产的德比贞操的德重。女子贞操问题也是随着物质变动而为变动。在男子狩猎女子耕作的时期，女子的地位高于男子，女子生理上性欲的要求强于男子，所以贞操问题绝不发生，而且有一妻多夫的风俗。到了牧畜、农业为男子独占职业的时期，女子的地位低降下去，女子靠着男子生活，男子就由弱者地位转到强者地位，女子的贞操问题从而发生，且是绝对的、强制的、片面的。又因农业经济需要人口，一夫多妻之风盛行。到了工业时期，人口愈增，人类的欲望愈颇复杂，虽因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数量增加，而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分配的方法极不平均，造成了很多的无产阶级。贫困迫人日益加甚，女子非出来工作不可。男子若不解放女子，使他们出来在社会上和男子一样工作，就不能养赡他们。女子的贞操，就由绝对的变为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从前重“从一而终”，现在可以离婚了；从前重守节殉死，现在夫死可以再嫁了。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贞操的内容也必大有变动了。家族制度的变动也是如此。狩猎时代及劣等农作时代，因土地共有共同耕作的关系，氏族制度才能成立。后来人口渐增，氏族中的个人自进而开辟山林，垦治荒芜的人所在多有，因而对于个人辛苦经营的地面，不能不承认个人的私有。既经承认了个人的私有权，那些勤勉有为的人大都努力去开辟地面，私有的地面逐日增大，从前氏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就从而动摇了。到了高等农作时代，因为私有制度的发达，农业经济的勃兴，父权家长制的大家族制度遂继氏族制度而兴起。后来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由农业时代入了工商时代，分业及交通机关日见发达，经济上有了新变动，大家族制度遂渐就崩坏。这个时期就发生了一夫一妻制的小家族制度，以适应当时的经济状态。可是到了现代，机械工业、工厂工业又复压倒了手艺工业、徒弟工业，大产业组织的下边造成多数的无产阶级，生活日趋贫困，妇女亦不得不出来工作，加以义务教育，儿童公育等制度推行日广，亲子关系日趋薄弱，这种小家庭制度，也离崩坏的运命不远了。
由此类推，可见风俗习惯的变动，也是随着经济情形的变动为转移的。
（五）
再看政策与主义。一切的政策，一切的主义，都在物质上经济上有他的根源。LouisBoudin氏在他的“社会主义与战争”里说了许多很精透的道理，我们可以借来说明一种政策或主义与物质经济的关系。他说资本主义发达的历史，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是少年时期，是奋进的时代，富有好战的气质。第二时期，是成年时期，是全盛的时代，专务为内部的整领，气质渐化为平和。第三是衰老时期，是崩颓的时代，急转直下，如丸滚坡，气质又变为性急好战的状态。这种变动，在英国历史上最易看出。由耶利撒别士即位到七年战争，二百年间，英国确是一个好战的国，东冲西突，转战不休。因为当时英国的资本主义方在少年时期，经了二百年间的苦战，才立下了世界第一商工业国的基础。七年战争以后，英国的资本主义已经确立，遂顿归平和。拿坡仑战争全是别的原因，不是英国的资本主义惹起来的。直到这次大战以前，英国的资本阶级总是爱重平和，世界上帝国主义的魁雄不在英而转在德。美国独立所以成功，不全是因为美洲独立军的勇武，华盛顿的天才，英国不愿出很大的牺牲争此殖民地，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固然英国也未尝不欲得此土地，但因此起大战争，他们以为很不值得。当时英国政家巴客大声疾呼，主张美国民有独立的权利。表面的言辞说来很是好听，骨子里面也不过是亚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应用罢了。亚丹斯密氏主张母国与殖民地之间，若行排他的贸易，不但于殖民地及世界一般有害，即于母国亦大不利。故母国应使其殖民地自由平等，与世界通商。美国所以能够独立的原故，毕竟是因为正值英国持平和政策的时期。以后英国在南非又承认波亚人组织的二共和国，也是这个原故。过了十五年，波亚人又与英国开战，二共和国就全为英国所压服了。那时英国的态度全然一变。最初波亚人与英国开战时候，英国正是正统经济学的国，自由贸易的国，满切士特（Manchester）学派的国，亚丹斯密氏殖民政策的国，新帝国主义的波浪还未打将进来。到了第二战争，英国已经不是从前的英国了，是新帝国主义的英国，是张伯伦氏新殖民政策的英国了。使英国的主义政策起这样变化的经济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从前的时代是织物时代，现在的时代是钢铁时代了。英国的工业当初最盛者首推织物，织物实占近世产业的主要部分。英国织物产业的中心，却在满切士特，满切士特的织物产业为世界产业的焦点，亚丹斯密氏的自由贸易主义，就以满切士特为根据，成了满切士特学派。郭伯敦之蹶起反对谷物条例，反对保护税，在自由平和一些美名之下，为新兴的商工阶级奋斗，也是因为这个原故。
当时的英国既以织物类的生产为主要的产业，其销路殆遍于全世界，以握海上霸权、工业设备极其完密的英国，自无用兵力扩张的必要。且以低廉的价格出卖精良的货物，也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自由贸易主义、平和主义、殖民地无用论，都发生在这个时代。以后各半开化国及各殖民地工业渐能独立，象织物类的单纯工业不须仰给于英国，英国要想供给他们，必须另行创制益加精巧的工业。恰好各后进国工业新兴，很需要机械一类的东西，于是英国的产业就由纺纱时代入了钢铁时代了。英国销行世界的产物，就由织物类变为机械类了。英国的产业中心，就由满切士特移到泊明港了。泊明港是钢铁的产地，张伯伦是生于泊明港的人，所以张伯伦代表泊明港的钢铁，代表英国钢铁产业时代物质上的要求、经济上的要求，主张一种的新殖民政策、新帝国主义。张伯伦初次入阁的时候，自己要作殖民总长，大家都很以为奇怪，因为从前的殖民部是一个闲部，张伯伦是一代政雄，何以选这闲部？那里知道当时的殖民部已经应经济的变化，发生重大意义了。但是机械的贩卖，与织物类的贩卖不同，贩卖织物类只须借传教士的力量，使那半开化国和殖民地的人民接洽文明生活的趣味，就能奏功，而贩卖机械，则非和他的政府官厅与资产阶级交涉不可。那么政治的、外交的、军事的策略，就很要紧了。以是因缘，自由贸易的祖国也变为保护政策的主张，平和主义的国家也着了帝国主义的彩色。
德国的产业进步比英国稍晚。英国正当成年时期，德国方在少年时期，好战的气质极盛，还没有到平和时期，又正逢着第二次的好战时期。最近十年内英德两国的产铁额大有变动。当初德国的产业仅当英国的什一，到大战以前，德国的产额已经超过英国了。观此可以知道德国为世界帝国主义的魁雄的原因，也就可以知道这回大战的原因了。
综观以上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使当时新兴商工阶级打破封建制度束缚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国民文化主义；第二时期是使当时织物贩卖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自由主义、世界的人道主义；第三时期是使机械贩卖的物质的要求向上而为帝国主义。有了那种物质的要求，才有那种精神的道德的要求。
（六）
总结本篇的论旨，我们得了几个纲领，写在下面：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是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要求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人类正不必以万物之灵自高，亦不必以有道德心自夸。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什么圣道，什么王法，什么纲常，什么名教，都可以随着生活的变动、社会的要求，而有所变革，且是必然的变革。因为生活状态，社会要求既经变动，人类社会的本能自然也要变动。拿陈死人的经训抗拒活人类之社会的本能，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可是宇宙进化的大路，只是一个健行不息的长流，只有前进，没有反顾；只有开新，没有复旧；有时旧的毁灭，新的再兴。这只是重生，只是再造，也断断不能说是复旧。物质上，道德上，均没有复旧的道理！
这次的世界大战，是从前遗留下的一些不能适应现在新生活新社会的旧物的总崩颓。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从前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道德，因为他是家族经济，国家经济时代发生的东西，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今日不但应该废弃，并且必然废弃。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道德，不是神的道德、宗教的道德、古典的道德、阶级的道德、私营的道德，占据的道德；乃是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
1919年12月1日
“新潮”第2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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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问题与主义
李大钊（1919.8.17）
适之先生：
我出京的时候，读了先生在本报31号发表的那篇论文，题目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发生了一些感想。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有的是我们对社会的告白。现在把他一一写出，请先生指正！
一、“主义”与“问题”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那共同感觉生活上不满意的事实，才能一个一个的成了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不过谈主义的人，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无论失败与成功，在人类的精神里，终能留下个很大的痕影，永久不能消减。从前信奉英国的Owen的主义的人，和信奉法国Fourier的主义的人，在美洲新大陆上都组织过一种新村落、新团体。最近日本武者小路氏等，在那日向地方，也组织了一个“新村”。这都是世人指为空想家的实验，都是他们的实际运动中最有兴味的事实，都是他们同志中的有志者或继承者集合起来组织一个团体在那里实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组织，作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标本，使一般人由此知道这新社会的生活可以希望，以求实现世界的改造的计划。Owen派与Fourier派在美洲的运动，虽然因为离开了多数人民去传播他们的理想，就象在那没有深厚土壤的地方撒布种子的一样，归于失败了。而Noyes作“美国社会主义史”却批评他们说，Owen主义的新村落，Fourier主义的新团体，差不多生下来就死掉了。现在人都把他们忘了。可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永远存留在国民生命之中。如今在那几百万不曾参加他们的实验生活，又不Owen主义者，又不是Fourier主义者，只是没有理论的社会主义者，只信社会有科学的及道德的改造的可能的人人中，还有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犹尚俨存。这日向的“新村”，有许多点象那在美洲新大陆上已成旧梦的新村。而日本的学者及社会，却很注意。河上肇博士说：“他们的企图中所含的社会改造的精神，也可以作方在待晓的一个希望，永存在人人心中。”最近本社仲密先生自日本来信也说：“此次东行在日向颇觉愉快。”可见就是这种高谈的理想，只要能寻一个地方去实验，不把他作了纸上的空谈，也能发生些工具的效用，也会在人类社会中有相当的价值。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
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清朝时，我们可用民主主义作工具去推翻爱亲觉罗家的皇统。在今日，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推翻那军阀的势力。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
二、假冒牌号的危险一个学者一旦成名，他的著作恒至不为人读，而其学说却如通货一样，因为不断的流通传播，渐渐磨灭，乃至发行人的形象、印章，都难分清。亚丹斯密史留下了一部书，人人都称赞他，却没有人读他。马查士留下了一部书，没有一个人读他，大家却都来滥用他。英人邦纳Bonar氏早已发过这种感慨。况在今日群众运动的时代，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多半是群众运动的隐语、旗帜，多半带着些招牌的性质。既然带着招牌的性质，就难免招假冒牌号的危险。王麻子的刀剪，得了群众的赞许，就有旺麻子等来混他的招牌；王正大的茶叶得了群众的照顾，就有汪正大等来混他的招牌。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可是这种现象，正如中山先生所云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也是当然应有的现象。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王正大不能因为汪正大等也来贩茶叶，就歇了他的茶庄。开荒的人，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
三、所谓过激主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同人，谈俄国的布尔扎维主义的议论很少。仲甫先生和先生等的思想运动、文学运动，据日本“日日新闻”的批评，且说是支那民主主义的正统思想。一方要与旧式的顽迷思想奋战，一方要防遏俄国布尔扎维主义的潮流。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当那举世若狂庆祝协约国战胜的时候，我就作了一篇“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登在“新青年”上。当时听说孟和先生因为对于布尔扎维克不满意，对于我的对于布尔扎维克的态度也很不满意（孟和先生欧游归来，思想有无变动，此时不敢断定）。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不过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所以一听人说他们实行“妇女国有”，就按情理断定是人家给他们造的谣言。后来看见美国“NewRepublic”登出此事的原委，知道这话果然是种谣言，原是布尔扎维克政府给俄国某城的无政府党人造的。以后展转传讹，人又给他们加上了。最近有了慰慈先生在本报发表的俄国的新宪法、土地法、婚姻法等几篇论文，很可以供我们研究俄事的参考，更可以证明妇女国有的话全然无根了。后来又听人说他们把克鲁泡脱金氏枪毙了，又疑这话也是谣言。据近来欧美各报的消息，克氏在莫斯科附近安然无恙。在我们这盲目的社会，他们那里知道Bolshevism是什么东西，这个名辞怎么解释！不过因为迷信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日本人把他译作过激主义，他们看“过激”这两个字很带着些危险，所以顺手拿来，乱给人戴。看见先生们的文学改革论，激烈一点，他们就说先生是过激党。看见章太炎、孙伯兰的政治论，激烈一点，他们又说这两位先生是过激党。这个口吻是根据我们四千年先圣先贤道统的薪传。那“扬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的逻辑，就是他们唯一的经典。现在就没有“过激党”这个新名辞，他们也不难把那旧武器拿出来攻击我们。什么“邪说异端”哪，“洪水猛兽”哪，也都可以给我们随便戴上。若说这是谈主义的不是，我们就谈贞操问题，他们又来说我们主张处女应该与人私通。我们译了一篇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又来说我们提倡私生子可以杀他父母。在这种浅薄无知的社会里，发言论事，简直的是万难，东也不是，西也不是。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那些猫、狗、鹦鹉、留声机，尽管任他们在旁边乱响，过激主义哪，洪水猛兽哪，邪说异端哪，尽管任他们乱给我们作头衔，那有闲工夫去理他！
四、根本解决“根本解决”这个话，很容易使人闲却了现在不去努力，这实在是一个危险。但这也不可一概而论。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了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天天只是在群众里传布那集产制必然的降临的福音，结果除去等着集产制必然的成熟以外，一点的预备也没有作，这实在是现在各国社会党遭了很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以上拉杂写来，有的和先生的意见完全相同，有的稍相差异，已经占了很多的篇幅了。如有未当，请赐指教。以后再谈吧。
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
1919年8月17日
“每周评论”第35号 |
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1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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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竞争与互助
李大钊(1919.7.6)
Ruskin说过：“竞争的法则，常是死亡的法则。协合的法则，常是生存法则。”WilliamMorris也说：“有友谊是天堂，没有友谊是地狱”。这都是互助的理想。
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
我们要晓得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见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他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随着他的知识与能力，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这基础就是协合、友谊、互助、博爱的精神。就是把家族的精神推及于四海，推及于人类全体的生活的精神。
我们试一翻Kropotkin的“互助论”（MutualAid），必可晓得“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的道理。我们在生物学上寻出来许多证据。自虫鸟牲畜乃至人类，都是依互助而进化的，不是依战争而进化的。由此可以看出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
人类应该相爱互助，可能依互助而生存，而进化；不可依战争而生存，不能依战争而进化。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依人类最高的努力，从物心两方面改造世界，改造人类，必能创造出来一个互助生存的世界。我信这是必然的事实。
与这“互助论”仿佛相反的，还有那“阶级竞争（ClassStruge）说”。
这个阶级竞争说，是KarlMarx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他说人类的生产方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人类的社会关系又随着人类生产方法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精神的文化更随着人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社会组织固然可以说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但是社会组织的改造，必须假手于其社会内的多数人。而为改造运动的基础势力，又必发源于在现在的社会组织下立于不利地位的阶级。那些居于有利地位的阶级，除去少数有志的人，必都反对改造。一阶级运动改造，一阶级反对改造，遂以造成阶级竞争的形势。他在“共产宣言”里说过：“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从来社会的历史都在阶级对立中进行。”他的意思就是说自太古土地共有制崩坏以来，凡过去的历史，社会的经济构造，都建设在阶级对立之上。所谓阶级，就是指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具体讲出来，地主、资本家是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工人、农夫是没有生产手段的阶级。在原始社会，经济上的技术不很发达，一个人的劳动，只能自给，并无余裕，所以不发生阶级。后来技术日精，经济上发展日进，一人的劳动渐有余裕。这个余裕，就是剩余劳工。剩余劳工，渐次增加，持有生产手段的起来乘机夺取，遂造成阶级对立的社会。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
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
但是Marx明明的说：“所有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又说：“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生产方法采敌对形态者的最后。”又说：“人类历史的前史，以今日的社会组织终。”可见他并不是承认人类的全历史，通过去未来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阶级竞争说，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他是确信继人类历史的前史，应该辟一个真历史的新纪元。
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
在那人类历史的前史时代，互助的精神并未灭绝，但因有与互助相反的社会组织，他在世间，逐不断的被毁。人类的真历史开始以后，那自私自利的恶萌，也不敢说就全然灭尽。但是互助的社会组织既然实现，那互助精神的火光，可以烧他，使他不能发生。
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
总结一句话：我信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我们可以觉悟了。
1919年7月6日
“每周评论”第29号
署名：守常 |
李大钊：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19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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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骡马）
李大钊（1919.3.9）
前天遇见一位由唐山煤厂来的朋友，我就向他询问那里工人的生活状况，这位朋友就略略的把他们的状况述说一点。我今将他的话写出来，供关心劳动问题的参考。
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听说有过一次同盟罢工的事情，原因却为着工厂对于一个工人罚了几角钱，一时动了公愤，才联合起来，以罢工为抵抗的手段。但是他们平日既没有什么团结，这回举动，又靡有正大的要求，罢工的时候，系由工头持刀斧在门前堵守，不许进去作工，象这种没有结合的罢工，无意识的罢工，强迫的罢工，自然是没有效果了。
他们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有时炭坑颓塌，他们不幸就活活压死，也是常有的事情。
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饮膳还要自备。他们有个恶习惯，常常把两星期的工，并在一星期来作。在这一星期中，无昼无夜，不停工作，不睡眠，不休息，不盥漱，不沐浴，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作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也靡有供他们别样娱乐的设备。因为他们的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的象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元半元钱，好去嫖赌。
在唐山的地方，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万一劳动过度，死了一匹骡马，平均价值在百元上下，故资主的损失，也就是百元之谱。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尚不用供给饮食，若是死了，资主所出的抚恤费，不过三四十元。这样看来，工人的生活，尚不如骡马的生活；工人的生命，尚不如骡马的生命了。
唐山煤厂，是取包工制。资本家对于工人不生直接的关系，那包工的人对于工人，就算立在资本家的地位。也有许多幼年人，在那里作很苦很重不该令他们作的工，那种情景，更是可怜。
1919年3月9日
“每周评论”第12号
署名：明明 |
李大钊：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191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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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之世界潮流
（有血的社会革命与无血的社会革命）
李大钊
（1919.2.7-8）
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把战焰的势子挫了一下。细查这派潮流的发源，并不在俄国，乃是在德国。果然，不久在他的渊源所在也澎澎湃湃的涌现出来。这烈火一般的世界战祸，可就从此消灭了！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就是社会革命的潮流！
这回德国的失败，不是败于外部的强敌，乃是败于内部的国民。这回民主主义的胜利，不是从前英、美式民主主义的胜利，乃是新发生的德、俄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若是单讲武力，德国纵然稍稍退却，决不至一败涂地若此。这都是经济学者、军事家所证明的。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德国革命未发以前，就有一位哈利孙Harrison氏，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引起了恐怖，引起了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解血在那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世界，就在那里边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也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进化，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与一种灾殃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又一危机。爱尔兰的独立运动，涌出了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只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威亚、日尔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日本有一位陆军中将佐藤钢次郎，是一个宣传军国主义的人，人称他为日本的伯伦哈的。他最近也有一篇“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论文在“日本评论”上发表，其中有一段说：“这回德国的革命，是过激派的势力在德国愈益扩张的结果。德国在俄国扩张过激派的势力，也曾尽过很大的力量。这回他的本国，也陷于同一命运了。这过激派的势力，今后益将弥漫于世界。意大利非常危险，因为他的国民性很容易感染这种思想。我想英国也是不大稳当，从雷德乔治的演说可以看出他们严加警戒的口气来。美国虽然原来是个民主国，由过激派的立场看起来，也有可以令人想得到他有惹起什么社会的大变革的理由。因为美国有叫做黄金阀的一阶级，非常跋扈，近来渐有失却Democracy实质的样子。实在讲起来，最近的美国把和最大幸福给多数国民Democracy的本旨一点儿也不相合。多数国民，苦于金权的压迫，想把他打破，过激派是最所必要的。那么，过激派的思想，也怕自然要弥漫于美国。”这些话，都可以证明今日的世界，大有Bolsheviki化的趋势。就是我们近邻的日本，也难保没有这种的危机。彼邦评论家茅原华山氏，最近也在“日本评论”上说过：“世界的平和来，日本的不平和来，经济上、政治上的台风，都要一涌而至。若问给日本国民生活怎么样的影响变化，不能不把劳工阶级与中流阶级分开想一想。劳工阶级将出许多失业的人，无论何人都已首肯，到处失业的人，已竟层见迭出了。这些失业的人，并不求何职业，求也是没有，也不定规。政府仿佛也不作象英、美、法、意诸国关于怎么使那些还乡的军人就职的研究，倒有一种乐观的样子。若问这些失业的人，不求职求什么呢？简直的说，他们正在想怎么暴动，正在感染上一种Bolshevism了。将来骚动、暴动、烧打的事情，我们预知是不能免的。或者比‘米暴动’不同，有更深刻的举动，也难计算。‘米暴动’从一种意思讲起来，也可以说是有了成功，在一般的民心上造了一种印象，仿佛一有暴动，米和金钱就可从天降下似的。失业的人，一旦穷了，就要拿从前成过功的东西再来求一回成功，也是自然的势子。若想得一个大成功，必须起一回更大的暴动，这种的感想，也难保不发生。”他又说：“俄、德的革命，决不限于一国。英、法、意及其他欧洲诸国，固然也不能免，或者也不刚是欧洲与亚洲大陆的事情，这易受暗示习于模仿的日本，突然起了这种变动，也未可知。我所以说日本有土崩瓦解之势，就是这个原故。”
现在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遍布于中央欧罗巴一带，由乌拉山至亚尔布士山，其间的城市，大半成了社会主义的根据。虽然有些反过激军崛起，但是反过激军不必定是反社会主义军，就象捷克斯洛瓦克军，他们虽然反对过激派，其中却有什之四是社会党员呢。现在不过开始活动，将来的结果难以预测。但是这种革命，决不止于中欧一隅，可以断言，久而久之，必将袭入西欧，或者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观观光，或者渡过印度海、中国海访问访问日本。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
1919年2月7、8日
“晨报”
署名：守常 |
李大钊：新纪元(1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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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新纪元
李大钊(1919/1/1)
新纪元来，新纪元来！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今日是一九一九年的新纪元，现在的时代又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所以我们要欢欣庆祝。
我们今日欢祝这新纪元，不是象那小儿女们喜欢过年；喜欢那灯光照旧明，爆竹照旧响，鱼肉照旧吃，春联照旧贴，恭喜的套话照旧说，新衣新裳照旧穿戴。那样陈陈相因的生活，就过了百千万亿年，也是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这样进行的发轫，才能配称新纪元；这样的新纪元，才有祝贺的价值。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联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
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诺阿以后最大的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
看呵，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该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从前研究解决人口问题的，都是说马尔查士说过，人口的增加是几何的，食物的增加是算术的，人口的增加没有限制，地球的面积只有这一定的大小，若不能自节生殖，不是酿成疾疫，就是惹起战争。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情。所以强大的国家都要靠着兵力，扩张领土；自尊的民族，也多执着人种的偏见，限制异种的工人入境。种种不公平背人道的事情，都起于这个学说。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人类的衣食，没有少数强盗的侵夺暴掠，自然也可以足用了。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有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从今以后，因为现代的战争要靠着工业知识，所以那些皇家贵族等等，一旦争斗起来，非仰赖劳工阶级不可。从前欺凌他们侮辱他们，现在都来谄媚他们，夺去他们的工具，把武器授与他们。他们有了武器在手，就要掉过头来，拥护劳工的权利，攻击他们的公敌。劳工阶级有了自卫的方法，那些少数掠夺工人的剩余的强盗，都该匿迹销声了。从前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之下，一国若想扩充他那一国中资本阶级的势力，都仗着战争把国界打破，合全世界作一个经济组织，拿他一国的资本家的政府去支配全世界。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总同盟罢工，就是他们的武器。从前尚有几个皇帝、军阀残存在世界上，偷着作鬼祟的事情。秘密外交是他们作鬼的契约，常备兵是他们作鬼的保障。他们总是戴着一副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从今以后，人心渐渐觉醒。欧洲几个先觉，在那里大声疾呼，要求人民的平和，不要皇帝，不要常备兵，不要秘密外交，要民族自决，要欧洲联邦，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都是差强人意的消息。这些消息，都是这新纪元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象春冰遇着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象，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主义、军国主义，也都象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工作。这点工作，就是贺新纪元的纪念。
作于1919年元旦
1919年1月5日
“每周评论”第3号 |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19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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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
李大钊(1919.1.1)
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倡这个主义的人有建部遁吾、大光谷瑞、德富苏峰、小寺谦吉等。我们须要把他们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认识得清清楚楚，然后再下判断，再加批评。
第一，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话，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
第二，须知“大亚细亚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就是日本人要借亚细亚孟罗主义一句话，挡欧、美人的驾，不令他们在东方扩张势力。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问题，都由日本人解决，日本作亚细亚的盟主，亚细亚是日本人的舞台。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亚，也不是亚细亚人的亚细亚，简直就是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我们实在念同种同文的关系，不能不说几句话，奉劝邻邦的明达。此次欧洲战争，牵动了全世界，杀人杀了好几年，不是就因为这个“大……主义”吗？你倡大斯拉夫主义，我就倡大日尔曼主义，你倡大亚细亚主义，我就倡大欧罗巴主义。人之欲大，谁不如我，这样倡起来，那还得了，结局必是战争纷起，来争这一个“大”字。到头来这个“大……主义”不是死于两大之俱伤，就是败在众小的互助，那德国就是一个绝好的教训了。试想日本人倡这个主义，亚洲境内的弱国、小国，那个甘心，那欧、美的列强，那个愿意；必至内启同洲的争，外召世界的忌，岂不是自杀政策吗？
若说这个主义，是欧、美人蔑视黄人的反响，那么何不再看一看这回平和会议的结果呢？如果欧、美人不说理，想拿我东方的民族作牺牲，我们再联合起抵拒他们不迟。如果那排斥亚细亚的问题，还是没有正当的解决，还是不与平等的待遇，那真是亚细亚人的共同问题，应该合我们亚人的全力来解决。为争公理起了战争，也在所不惜呢。不从此着想，妄倡“大亚细亚主义”，实在是危险的很。这个危险，不仅足以危害日本，并且可以危害亚细亚一切民族，危害全世界的平和。防止这种危险的责任，不仅在日本以外的东亚民族，凡世界上的人类，就连日本的真正善良的国民也都该负一份的。
看世界大势，美洲将来必成一个美洲联邦，欧洲必成一个欧洲联邦，我们亚洲也应该成一个相类的组织，这都是世界联邦的基础。亚细亚人应该共倡一种新亚细亚主义以代日本一部分人所倡的“大亚细亚主义”。这种新亚细亚主义，与浮田和民氏所说的也不相同，浮田和民主张拿中、日联盟作基础，维持现状；我们主张拿民族解放作基础，根本改造。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
1919年1月1日
“国民杂志”第1卷第2号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19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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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shevism的胜利
李大钊(1918.10.15)
“胜利了！胜利了！联军胜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国降服了！”家家门上插的国旗，人人口里喊的万岁，似乎都有这几句话在那颜色上音调里隐隐约约的透出来。联合国的士女，都在街上跑来跑去的庆祝战胜。联合国的军人，都在市内大吹大擂的高唱凯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声音，忽而有拆毁“克林德碑”砖瓦的声音，和那些祝贺欢欣的声音遥相应对。在留我国的联合国人那一种高兴，自不消说。我们这些和世界变局没有很大关系似的国民，也得强颜取媚：拿人家的欢笑当自己的欢笑；把人家的光荣做自己的光荣。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参战年余未出一兵的将军，也去阅兵，威风凛凛的耀武。著“欧洲战役史论”主张德国必胜后来又主张对德宣战的政客，也来登报，替自己作政治活动的广告；一面归咎于人，一面自己掠功。象我们这种世界上的小百姓，也祗得跟着人家凑一凑热闹，祝一祝胜利，喊一喊万岁。这就是几日来北京城内庆祝联军战胜的光景。
但是我辈立在世界人类中一员的地位，仔细想想：这回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这回降服，究竟是那个降服？这回功业，究竟是谁的功业？我们庆祝，究竟是为谁庆祝？想到这些问题，不但我们不出兵的将军、不要脸的政客，耀武夸功，没有一点趣味，就是联合国人论这次战争终结是联合国的武力把德国武力打倒的，发狂祝贺，也是全没意义。不但他们的庆祝夸耀，是全无意味，就是他们的政治运命，也怕不久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同归消亡！
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不是联合国，是德国觉醒的人心。德国军国主义的失败，是Hohenzollern家（德国皇家）的失败，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败。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而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这件功业，与其说是威尔逊（Wilson）等的功业，毋宁说是列宁（Lenin）、陀罗慈基（Trotsky）、郭冷苔（Collontay）的功业；是列卜涅西（Liebknecht）、夏蝶曼（Scheidemann）的功业；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
Bolshevism就是俄国Bolsheviki所抱的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很难用一句话解释明白。寻他的语源，却有“多数”的意思。郭冷苔（Collontay）是那党中的女杰，曾遇见过一位英国新闻记者，问她Bolsheviki是何意义？女杰答曰：“问Bolsheviki是何意义，实在没用，因为但看他们所做的事，便知这字的意思。”据这位女杰的解释，“Bolsheviki的意思，祗是指他们所做的事。”但从这位女杰自称他在西欧是RevolutionarySocialist，在东欧是Bolsheviki的话，和Bolsheviki所做的事看起来，他们的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此次战争的真因，原来也是为把国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为资本主义所扩张的生产力，非现在国家的界限内所能包容；因为国家的界限内范围太狭，不足供他的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战争，打破这种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陆各地成一经济组织，使各部分互相联结。关于打破国家界限这一点，社会党人也与他们意见相同。但是资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为使他们国内的中级社会获得利益，依靠战胜国资本家一阶级的世界经济发展，不依靠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这种战胜国，将因此次战争，由一个强国的地位进而为世界大帝国。Bolsheviki看破这一点，所以大声疾呼，宣告：此次战争是Czar的战争，是Kaiser的战争，是Kings的战争，是Emperors的战争，是资本家政府的战争，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战争固为他们所反对，但是他们也不恐怕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每个联合都应该有的中央统治会议，这等会议，应该组织世界所有的政府，没有康格雷，没有巴力门，没有大总统，没有总理，没有内阁，没有立法部，没有统治者，但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先造欧洲联邦民主国，做世界联邦的基础。这是Bolsheviki的主义。这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伦敦“泰晤士报”曾载过威廉氏（Harold
Williams）的通讯，他把Bolshevism看做一种群众运动，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较，寻出二点相似的点：一个是狂热的党派心，一个是默示的倾向。他说：“Bolshevism实是一种群众运动，带些宗教的气质。我曾记得遇见过一个铁路工人，他虽然对于至高的究竟抱着怀疑的意思，犹且用‘耶典’的话，向我极口称道Bolshevism可以慰安灵魂。凡是晓得俄国非国教历史的人，没有不知道那些极端的党派将要联成一大势力，从事于一种新运动的。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传染的性质和权威，潜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义中的，可就变成明显了。就是他们党中的著作家、演说家所说极不纯正的话，足使俄国语言损失体面的，对于群众，也仿佛有一种教堂里不可思议的仪式的语言一般的效力。”这话可以证明Bolshevism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的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哈利逊氏（Frederic
Harrison）也曾在“隔周评论”上说过：“猛厉，不可能，反社会的，象Bolshevism的样子，须知那么是很坚、很广、很深的感情的发狂。——这种感情的发狂，有很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将来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说：“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唤起恐怖，唤起过激革命党的骚动：但见有鲜血在扫荡世界的革命潮中发泡，一种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的下边，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也与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样，意大利、法兰西、葡萄牙、爱尔兰、不列颠都怵然于革命变动的暗中激奋。这种革命的暗潮，将殃及于兰巴地和威尼斯。法兰西也难幸免。过一危机，危机又至。爱尔兰独立运动，涌出很多的国事犯。就是英国的社会党，也祗想和他们的斯堪的那维亚、日耳曼、俄罗斯的同胞握手。”
陀罗慈基在他著的“Bolshevism与世界平和”书中，也曾说过：“这革命的新纪元，将由无产庶民社会主义无尽的方法，造成新组织体。这种新体，与新事业一样伟大。在这枪炮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资本家爱国的怒号声中，我们应先自进而从事于此新事业。在这地狱的死亡音乐声中，我们应保持我们清明的心神，明了的视觉。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我们的同志现在已有很多。将来但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于今日。后日更不知有几千万人跃起，隶于我们旗帜的下边。有数千万人，就是现在，去共产党人发布檄文已经六十七年，他们祗须丢了他们的绊锁。”从这一段话，可知陀罗慈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陀罗慈基既以欧洲各国政府为敌，一时遂有亲德的嫌疑。其实他既不是亲德，又不是亲联合国，甚且不爱俄国。他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是世界的劳工社会。他这本书，是在瑞士作的。着笔在大战开始以后，主要部分，完结在俄国革命勃发以前。书中的主义，是在陈述他对于战争因果的意见。关于国际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体通篇，总有两事放在心头，就是世界革命与世界民主。对于德奥的社会党，不惮厚加责言，说他们不应该牺牲自己本来的主张，协助资本家的战争，不应该背弃世界革命的信约。
以上所举，都是战争终结以前的话，德奥社会的革命未发以前的话。到了今日，陀氏的责言，已经有了反响。威、哈二氏的评论，也算有了验证。匈奥革命，德国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兰、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会党奋起的风谣。革命的情形，和俄国大抵相同。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可以说完全是俄罗斯式的革命，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式的革命。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仿，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这种世界的社会力，在人间一有动荡，世界各处都有风靡云涌、出鸣谷应的样子。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象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尝说过：“历史是人间昔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人间的生活，都在这大机轴中息息相关，脉脉相通。一个人的未来，和人间全体的未来相照应。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关联。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8年10月15日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署名：李大钊 |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1918.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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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1918.10.15)
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的很。可是战胜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庆祝，究竟是为那个庆祝？我老老实实讲一句话，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
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
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我们记得这回战争的起因，全在“大……主义”的冲突。当时我们所听见的，有什么“大日尔曼主义”咧，“大斯拉夫主义”咧，“大塞尔维主义”咧，“大……主义”咧。我们东方，也有“大亚细亚主义”、“大日本主义”等等名词出现。我们中国也有“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等等名词出现。“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的范围以内，又都有“大……主义”等等名词出现。这样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谁不如我，于是两大的中间有了冲突，于是一大与众小的中间有了冲突，所以境内境外战争迭起，连年不休。
“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看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不等自由的道理。这等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恰与“大……主义”相反。欧洲的战争，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我们国内的战争，也是“大……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战争。结果都是民主主义战胜，“大……主义”失败。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看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们对于这等世界的新潮流，应该有几个觉悟：第一，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须知这种潮流，是祗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兆。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第三，须知此次平和会议中，断不许持“大……主义”的阴谋政治家在那里发言，断不许有带“大……主义”臭味，或伏“大……主义”根蒂的条件成立。即或有之，那种人的提议和那种条件，断归无效。这场会议，恐怕必须有主张公道破除国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数，才开得成。第四，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凡是不做工吃干饭的人，都是强盗。强盗和强盗夺不正的资产，也是一种的强盗，没有什么差异。我们中国人贪惰性成，不是强盗，便是乞丐，总是希图自己不作工，抢人家的饭吃，讨人家的饭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的时候，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1918年10月15日
“新青年”第5卷第5号
署名：守常 |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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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俄革命之比较观
李大钊(1918.7.1)
俄国革命最近之形势，政权全归急进社会党之手，将从来之政治组织、社会组织根本推翻。一时泯棼之象，颇足致战国者之悲观。吾邦人士，亦多窃窃焉为之抱杞忧者。余尝考之。一世纪新文明之创造，新生命之诞生，其机运每肇基于艰难恐怖之中，征之历史，往往而是。方其艰难缔造之初，流俗惊焉，视此根本之颠覆，乃为非常之祸变，抑知人群演进之途辙，其最大之成功，固皆在最大牺牲、最大痛苦之后。俄国今日之革命，诚与昔者法兰西革命同为影响于未来世纪文明之绝大变动。在法兰西当日之景象，何尝不起世人之恐怖、惊骇而为之深抱悲观。尔后法人之自由幸福，即奠基于此役。岂惟法人，十九世纪全世界之文明，如政治或社会之组织等，罔不胚胎于法兰西革命血潮之中。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今之为俄国革命抱悲观者，得毋与在法国革命之当日为法国抱悲观者相类欤。
或者谓法人当日之奔走呼号，所索者“自由”，俄人今日之涣汗绝叫，所索者“面包”。是法人当日之要求，在精神在理性之解放，俄人今日之要求，在物质在贪欲之满足。俄人革命之动机视法人为鄙，则俄人革命之结果，必视法人为恶。且在法国当日，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法兰西之人心。而今日之俄国无之，故法人虽冒万险以革命，卒能外御强敌内安宗国，确立民主之基业，昌大自由之治化，将来俄人能否恢复秩序，重建组织，如当年法人之所为，殊为一大疑问。不知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法人当日，固有法兰西爱国的精神，足以维持其全国之人心；俄人今日，又何尝无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内足以唤起其全国之自觉，外足以适应世界之潮流，倘无是者，则赤旗飘飘举国一致之革命不起。且其人道主义之精神，入人之深，世无伦比。数十年来，文豪辈出，各以其人道的社会的文学，与其专擅之宗教政治制度相搏战。迄今西伯利亚荒寒之域，累累者固皆为人道主义牺牲者之坟墓也。此而不谓之俄罗斯人之精神殆不可得。不过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此其所异者耳。
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言其运命，亦可谓已臻极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僿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有向上发展之余力。
由地理之位置言之，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交，故其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林士[1]论东西文明之关系，有曰：“……俄罗斯之精神，将表现于东西二文明之间，为二者之媒介而活动。果俄罗斯于同化中国之广域而能成功，则东洋主义，将有所受赐于一种强健之政治组织，而助之以显其德性于世界。二力间确实之接触，尚在未来，此种接触，必蓄一空前之结果，皆甚明显也。”[2]林氏之为此言，实在一九○○年顷。虽迩来沧桑变易，中国政治组织之变迁，转在俄国革命之前，所言未必一一符中，而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东西文明之资格，殆不为诬。原来亚洲人富有宗教的天才，欧洲人富有政治的天才。世界一切之宗教，除多路伊德教外，罔不起源于亚洲，故在亚洲实无政治之可言，有之皆基于宗教之精神而为专制主义之神权政治也。若彼欧洲及其支派之美洲，乃为近世国家及政治之渊源，现今施行自由政治之国，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考俄国国民，有三大理想焉：“神”也，“独裁君主”也，“民”也，三者于其国民之精神，殆有同等之势力。所以然者，即由于俄人既受东洋文明之宗教的感化，复受西洋文明之政治的激动，“人道”、“自由”之思想，得以深中乎人心。故其文明，其生活，半为东洋的，半为西洋的，盖总未奏调和融会之功也。今俄人因革命之风云，冲决“神”与“独裁君主”之势力范围，而以人道、自由为基础，将统制一切之权力，全收于民众之手。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
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纪录也。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盖人间之生活，莫不于此永远实在之大机轴中息息相关。一人之未来，与人间全体之未来相照应，一事之朕兆，与世界全局之朕兆有关联。法兰西之革命，非独法兰西人心变动之表征，实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表征。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
1918年7月1日
“言治”（季刊）第3册
署名：李大钊
[1]
PaulS.Reinsch。
[2]
见“World
Politics”,Chapter
Ⅲ,“The
MeetingofOrientandOccident” |
李大钊：俄国大革命之影响（1917.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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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李大钊（1917.3.29）
俄国大革命之酝酿，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由远因近因纷综累积，卒以演成今兹壮快淋漓之活剧，余既于本报略述其梗概矣。惟其影响所及于吾国并世界之政治前途，关系绝非浅鲜，兹复约举其说，贡览观焉。
一、及于世界政治前途之影响欧战勃发以来，颇闻世之论客，有谓十九世纪之初，以全欧之人战一拿破仑，拿翁败而“唯民主义”从而大昌；二十世纪之初，以全世之人敌一维廉二世，维帝胜而“新英雄主义”必从而崛起。于是热心官僚政治之徒，即其说而和之，不曰“哲人政治”，辄曰“贤人政治”。吾之东邻，寺内内阁之成立，即以是为招帜者也。其国之学士文人，如上衫、慎吉、茅原、华出辈，又从而为之鼓吹。吾国论坛，拾人唾余，亦欲以贡之吾民，是皆官僚政治之梦想，开明专制之变相，非予以当头之棒喝，俾为痛切之警悟，此种谬误之思想，蔓延于政治，终于酿成反动之祸根。兹幸于战端未息之时，俄国革命之风云，即蓬勃于欧、亚连毗之域界，德国国民亦因之生绝大之觉悟。夫俄与德固世之行官僚政治最著之国也，今已不见容于其国民，然则战后世界之政治的趋势，绝不许所谓“新英雄主义”、“哲人政治”、“贤人政治”云者之变相的官僚政治有存在于世界之余地，可以推知。盖前世纪之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主张“官僚政治”者其猛醒！鼓吹“贤人政治”者其猛醒！
二、及于中国政治前途之影响吾国改建共和以来，国中犹有一部分人，对于共和政治深抱疑虑，此无须讳言者也。虽一再革命，国民不惜以头颅血肉为之保证，为之牺牲，而此辈顽迷，终难使之觉悟。迩来复辟运动之说，虽属无根，然使国外政治之潮流，稍有倾于“官僚政治”之趋势，则此剪除未净之谬种，难保不附之以复萌。今以俄人庄严璀灿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同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即彼貌托共和之“官僚政治”，于今亦可不尝试。有尝试焉，必且撄国民之怒，抑之愈甚，抗之愈力，终以激成险烈可怖之变动。此则宜引俄为前车而速自觉察者也。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此因果之定律，报偿之原则，循环往复，若兹其巧，或即异日中、俄两国邦交日笃之机缘欤？
1917年3月29日
“甲寅”日刊
署名：守常 |
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美〕莫里斯·迈斯纳，196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李大钊与中国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美〕莫里斯·迈斯纳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译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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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
MauriceMeisner
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7
【英文版PDF】
〖相关链接〗李大钊
中译本序
序言
第一部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年经历
第一章早年
第二章革命的前奏
第三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
第二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第六章决定论与能动论
第七章历史哲学
第八章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第三部政治
第九章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
第十章民族革命
第十一章农民革命
尾声
后记
录入者注：在录入和校对过程中，对部分译文、标点以及注释进行了修订，酌加了一些注释。由于中译文内翻译错误不少，录入和校对时难以一一纠正，故上传英文原版供下载，以便读者对照阅读。 |
十、中共北方区委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椿园载记》相关链接：李大钊十、中共北方区委·李守常与北方区委·北方区委的各项工作说明：文中的“守常”，即李大钊。党的第一次全国会后，在原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包括山东）、广东区委、江浙区委、湖北区委、湖南区委等，以便更好地领导各区工作，开展各地人民革命斗争。北京区委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演变，是由简而繁，前后互有更迭。区委书记一直由李守常担任，我主持过区委组织工作，高君宇曾负责宣传工作，邓中夏负责青年工作，缪伯英负责妇女工作，李梅羹任区委秘书。一九二五年北京区委改称北方区委（这一名称与其管辖地区更相符合些，为叙述简便计，本章一律用北方区委名称）。以后区委成员增加，工作繁重，天津、唐山、北京、东北等地，亦先后成立了地委。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北方区委在组织上受上海中央领导，但还有它独特的地位。当时国际代表和苏联公使常驻北京或路过北京，因此在政治上还接受他们的指导，如维金斯基（一九二一年），马林（一九二三年），加拉罕（一九二四年）均驻过北京，一九二二年陈独秀也一度驻在北京。当时北方区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凡重要决策和方案，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表决，然后付诸实施，通过先后成立的工委、农委、青运、妇运、民运转交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共青团等机关贯彻执行，并责成各部门互相协作。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独秀以中央书记名义向全党各区发出通知，强调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事前又在上海召开了工作会议，确定全党以主要力量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区分部。在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几经讨论，对北方地区和主要铁路、矿山筹建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前后计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在这些斗争中，建立了各级工会，吸收了大量工人成份的党、团员，建立了许多基层党、团支部。北方区委始终注重集体领导，充分发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精神。如一九二一年组织陇海铁路罢工，是第一次重大斗争的演习。又如一九二二年发动长辛店八月罢工后连续组织了京绥、正太、京奉、津浦各铁路的罢工斗争。当时敌我形势错综复杂，北方区委会议讨论上述联合斗争时，气氛热烈，也有人认为“风险不小，后果难料”。书记守常指出：“论理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上述各次斗争的方案大都是通过充分讨论坚决施行的。李守常与北方区委守常生前一直负责主持北方区委工作。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在北方建党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区委成员最初人数较少，且北大同学居多。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北方区委成员中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份，先后相继参加区委领导的有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津浦铁路的王荷波，京奉铁路的邓培，胶济铁路的郭恒祥，正太铁路的孙云鹏及张清泰等。这些工人领袖参加区委领导后，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区委发挥集体力量，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再者，区委下属的许多支部是由工人党员所组成，他们和群众有紧密的联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时国际代表评说：“北方区委很有些象工人党的样子。”守常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凡事要虚心，‘盛德容貌若愚’，不要自满，还应努力作好实际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名实相符，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守常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况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应比家人还亲。”在叮咛工作时，他常爱说的口头语是“大而化之，你瞧着去办吧！”我们听了总是喜惧交并，奉命唯谨地去执行。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随着斗争的发展，北方区局面日益扩大，工作人员众多。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事实上，在守常同志主持北方区委时期，他不止一次地论述革命者要怀有智信，不搞宗派，反对盲从，根绝偶像思想，认为这些思想作风都是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极不正当的恶习。因此，北方区党内生活纪律严明，战斗行列组织严整，士气旺盛，同志间和谐合作，心情愉快，各级领导工作同志都实行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形成见利不争，见害不避的品德，北方区数以百计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与全体党员一道，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很少有降敌或为虎作伥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北方区的干部，自守常同志起，英勇牺牲的，前后不下百数十人，著名的有游天洋、戴培元、王忠秀、李味农、李季达、江震寰、胡信之、伦克忠、邓培、范鸿劼、王荷波等。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并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帐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前后经历近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来往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和物资一清二楚，维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北方区委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和参加群众斗争。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市民中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习尚。在北京大学内风行《消闲录》小报，以狎妓捧角为风雅。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闸他家中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北方区委在守常同志领导下，集体领导形成制度，不论他外出度假或出国开会等，都能照样运行自如。一九二三年春，寒假期间，守常应邀去武汉大学讲学，借以扩大宣传阵地，我们也极力赞助他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正筹备建立京汉路总工会，临行时守常让我兼为主持区委工作。岂知守常走后，吴佩孚突然大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面对这一白色恐怖，北方区委留京同志贯彻集体领导，应付局势，坚持工作，临危不乱，并积极开展斗争。这个期间，没有一个人擅离职守。这是守常平日对区委同志严格要求与训练的结果。区委干部之间是团结互助的。在区委工作的许多人，都是守常的学生，大家对他非常尊重。他当时有教学工作，除北大外还在北高师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社团活动以及社交活动也很频繁。因此，一些具体工作我们也都尽力承担，不去多麻烦他，事后向他汇报。北方区委的各项工作北方区委除了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外，还积极开展了包括上层联合战线、民族运动、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除工人运动将专文介绍外，这里仅对其他工作作一简单回顾。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守常同志就很注重抓好上层联络工作，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我党有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们开展其它工作，争取朋友，孤立分化敌人，赢得有利的稳定局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守常在这方面独担重任，贡献最多。他在国共合作、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等一系列统战工作中，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先是守常同孙洪伊、王乐平、汤化龙等宪法研究委员会的人（这些人原属研究系）有接触，他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慢慢发展，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当时国会议员中，靠近共产党并和北方区委有往来的有王乐平、丁惟汾、江浩、王衡、李鼎声等二、三十人。北方区委对他们作了些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们在必要时就站出来帮我们说话，当时这些议员虽无实权，但在制造社会舆论，揭露敌人方面却有一定作用。一些公开活动，由于有他们的参加，扩大了社会影响。如北京第一次十月革命节纪念会，是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守常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演。当时到会的人很多，其中教育界、议会两院、各部会的人来了不少，他们有的还在会上发表演说，使会议开得很热烈。再是一九二二年越飞大使到中国，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几百人的盛大招待会，到会的都是北京的名流，其中议员不少，我们也去参加了。蔡元培先生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大家济济一堂。”我们纪念“五一”的活动，不少社会名流也参加了。这些活动都增加了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搞开滦五矿罢工时，议员中也有帮助我们的，一方面他们在议会中发言质问当局，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募款。“二七”罢工时，我见到两三个议员骑着毛驴去长辛店，其中有一个叫王素民。当时环境很危险，这可是不容易的。“二七”罢工后，长辛店举行追悼会，议员们也有去参加的。还有一个银行界的议员对守常谈，你们太穷，工作开展不容易，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当时很有一些议员团结在北方区委的周围，为我们说话，提供一些情报，有时还作一些掩护工作。做好上层工作，我们就能方便地了解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内幕和动向，这对我们决定斗争策略是有帮助的。有些事我们知道后，就及时写文章在《向导》上加以揭露，唤起群众觉悟。当时帝国主义的情况，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常常要在报刊上互相揭露；而军阀内部的情况，我们就不容易知道。通过这些关系，往往就能知道军阀的内幕。如曹锟贿选一事，我们最先是从议员嘴里听到的，于是我们就写文章揭露曹锟。我们有组织地把一些内幕资料写成文章，送报刊发表，这对直系军阀是一个打击。当时议员中的江浩、李鼎声、王法勤都是比较进步的，是守常的好友，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党，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作用。北方区委也很注意农民运动，守常曾对北方地区农民武装斗争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据北方区委对北方各省农村所作的详细调查，区委会议提出了加强北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并作成方案付诸实施。守常根据该项材料写成题为《鲁豫陕等省红枪会》的文章，刊登在《政治生活》周刊上，作为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一九二五年守常刊布的《土地与农民》一文，长达一万余字。文中阐明了北方区委关于北方土地政策的决定与策略问题，提出以贫雇农为主导的农民协会，进行土地改革，与广东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北方区委还输送干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方地区培植农运骨干。北方地区是汉、满、蒙古，回、藏各族聚居地带，同时也是历代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当时（一九二三年）守常同志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建议设置在北方区委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组成，其中有王仲一（张家口人）、韩致祥（热河人）、何资琛、李渤海等同志参加，并开展民族运动工作。当时在蒙藏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又在内蒙古旗盟中发展党组织，由是奎璧、荣耀先、吉雅太、乌兰夫等同志先后被吸收入党，自是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日有起色。一九二五年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在喇嘛中进行了统战工作，使他们中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北方区委对军事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区委成立后，当时在组织部下设立一个军事运动工作小组，由我兼管。这时区委重视军运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是北方区是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力量集中的地区，北方区的革命斗争运动存在着随时遭受敌人武力镇压的危险；二是北洋军阀的部队内部不稳定，且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有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北方区委进行军事工作，先是从各军事院校入手的。当时北方有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陆军大学、烟台海军学校、各省区的讲武堂等。这些军事院校招收的学员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我们利用这个特点，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学校发展起党、团组织，党的影响和力量也慢慢渗透到北洋军阀的部队中去了。如在曹锟的部队中，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和其他军阀的部队中，都有我们的同志在开展工作。另外，我们对北洋军阀部队的情况、兵工厂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派人打了进去。一九二五年，我们成功地在内蒙组织了党的武装队伍。到一九二六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区委的军运小组随之发展为军事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我、张兆丰、张隐韬、郭增昌、李之龙、郭寿生、茅延桢、廖星庭等。军事工作的初步开展，对我们组织罢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开滦五矿罢工中，由于我们做了董政国旅的工作，争取这个部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同情工人罢工斗争，因此减少了许多阻力。同时，我们还派军事人员训练工人纠察队。从一九二六年起，北方区委先后派遣部分军事工作干部和学员，到广州、武汉、内蒙等地参加北伐战争及革命斗争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北方区委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使馆案发生，守常被捕牺牲，北方区委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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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卫加泰罗尼亚的自决权!（第四国际执行局声明，2017年9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Defendtherighttoself-determinationinCatalonia!
捍卫加泰罗尼亚的自决权!
第四国际执行局声明（2017年9月21日）
译者：今人
编者按：2017年9月6日，加泰罗尼亚议会多数通过了在10月1日举行独立公投的议案。此事引发西班牙对加泰罗尼亚的镇压。此声明为此而作。
原文链接：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spip.php?article5150
2017年9月20日，西班牙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警察逮捕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14名高级官员，对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进行了40起搜查。警察的行动在没有任何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查封了人民团结候选人党（CandidaturadeUnidadPopular）的宣传品，包围了它的总部整整一天，只是为了挑衅。起诉愈七百名支持10月1日公投的加泰罗尼亚市长，以及再三抱怨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团，这些行动体现了西班牙国家机构为反对自决公投进行的镇压扩大化产生了质的飞跃。
对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不断升级的镇压和干预
此外，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多年来自己控制自己的公共财政后，西班牙财政部决定对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的账目进行行政控制，实际上相当于取消自治。借口是保证紧缩政策的实施，尽管马德里政府事实上一直在渐进取消自治。另外，蒙托罗部长的措施使得许多预算项目处于风险之中（议会最近批准的干预基本收入，旨在缓解极端贫穷和社会排斥的预算），引起了公务员和公共雇员未来工资的不确定性。
关于加泰罗尼亚合法性的冲突
从9月6日、7日以来——随着加泰罗尼亚议会批准了公投法案和所谓的“分离法”——产生了一种双重合法性的形势，其中有两个互相不承认的法律体系。这些法案的第一步就是打算召集公投，第二步就是在假设的赞成投票和立宪会议之间，通过某种“临时宪法”。两个法案都被西班牙宪法法院撤销，但是从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和大多数加泰罗尼亚人的观点看来，它们仍然有效，他们认为宪法法院取消这些法案不合法。这种形势蕴含了西班牙部分地区处于萌芽状态中的政治革命，以及后弗朗哥时代君主政体和1978年宪法的空前危机。未来的时日对结局至关重要。
支持10月1日的自决公投和反抗镇压的动员，支持公民权利形势非常紧张，9.20事件宣布了行动—反应的升级，表明形势已经逾越了既定的规则。目前，镇压机器还没有分裂（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警察局，加泰罗尼亚警察还不敢违反西班牙法院的命令，但保持低调，避免作出违抗命令的事），但如果反对参与和平动员的大众的大规模公开镇压出现了，就很难预测会发什么事了。
此刻，加泰罗尼亚政府正在维持10月1日公投的号召，尽管之前国民警卫队已经查封了选举的宣传材料、投票用纸，以及在整个加泰罗尼亚报社和报纸上印行的统计选民人数的信件。
西班牙升级的镇压，以及先前所谓的“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已经严重剥夺了愤怒者和浪潮斗争的民主权利）已经产生事实上的紧急状态，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这不仅危害加泰罗尼亚未来的体系，而且预示着自1981年2月23日政变企图后最严重的政治镇压。
加泰罗尼亚人民，包括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重要部分作出了反应，在巴塞罗那和整个加泰罗尼亚发动巨大的动员，依靠群众动员反抗镇压，争取全西班牙主要城市的决定权。也有号召反对镇压的总罢工的讨论，9月20日，巴塞罗那码头工人决定破坏停泊在该市港口的巡洋舰，内政部派往加泰罗尼亚镇压公投的差不多五千名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住在这些舰船上。
未来几天，加泰罗尼亚人民和支持主权的势力之间将有一场较量，前者有西班牙人民的民主力量支持，后者的支持是继承自四十年前的弗朗哥独裁的西班牙保守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势力。
此外，看起来第一次存在着将世界危机和西班牙政权危机产生的两大群众运动真正集合起来的条件，直到现在它们——2011年5月15日爆发的愤怒者运动和早于它一年产生的加泰罗尼亚支持独立的活动——彼此之间还不友好，互相生疑。
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者必须利用这种内部的破裂，发展出巨大的战略潜能。逼人的形势迫切要求客观上集合起来：面对镇压，工人和大众意识到局势十分危急，民族主义势力转而寻求来自整个西班牙的进步民主力量的团结。
紧急的国际团结
由此而论，国际动员在这场冲突中起到根本作用。加泰罗尼亚的胜利将是全体民众、欧洲和全世界革命民主力量的胜利。他们的失败将对加泰罗尼亚、西班牙和欧盟的民主和阶级斗争带来严重阻碍。
第四国际号召它的各国支部组织各国的团结运动，号召在西班牙大使馆和领事馆前进行集会，面对西班牙当局试图进行的新一轮镇压行动，争取自决权，反对镇压！
加泰罗尼亚的自决权万岁！
我们全力支持10月1日的自决公投！
打倒镇压、对自由的攻击和警察的倒行逆施！
第四国际执行局
2017年9月21日 |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2010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
2010年2月
报告
气候和反资本主义战略动员丹尼尔·坦努乐
反资本主义与气候正义埃斯特·维瓦斯
国际形势报告洛朗·卡拉索
国际与愿景相配合萨尔瓦托雷·坎纳沃
得与失佩内洛普·达根
决议
第四国际的作用和任务
资本主义气候变化和我们的任务
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国际声援伊朗人民
声援海地
科恰班巴集会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进入新阶段
Mobilizationfortheclimateandanti-capitaliststrategy
气候和反资本主义战略动员
丹尼尔·坦努乐（DanielTanuro）
30亿人缺乏生活的必需品。需要增加物质商品的生产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要增加能源消耗。今天，百分之八十的能源来自化石，这是导致气候系统失衡的一个温室气体源头。
但是，我们不能再允许自己让气候失衡。我们离一个“引爆点”可能不再很远，越过这一点，按人类时间表无法控制的和不可逆转的现象有可能启动，它可能导致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地球6500万年没有经历过的状况：一个无冰的世界。一个世界中，同今天的水平相比，其海平面将上升大约80米。
冰完全的消失，当然不是明天：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一千年。但它可以在20，30或40年内启动，涉及在本世纪末海平面数米的上升。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有必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因此要做到在两三代的时间内完全没有化石燃料。
没有煤，石油，天然气，怎么办？这是可能的，即：可再生能源的技术潜力足以补偿一切。但在实践中，在我们极短的处理时间里，只有密切连接能源消费的重要减少，能源过渡才有可能。削减如此之大，不能只通过能源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物质生产和货物运输的减少是必要的。
这足以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到，人类正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个全新性质的挑战，将主导21世纪。一个挑战，有助于确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一般工人运动的干预条件。
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环境层面，资本主义不能接受这一双重挑战。更确切地说：它不能以人类可以接受的方式应对它（稍后，我会回到这一点）。这个无能为力的原因在两个层面上是同样的：资本主义的目的不是为满足有限的人类需求而生产使用价值，而是由许多竞争资本，围绕对手国家组织起来，生产潜在地无穷的价值。
熊彼特说，一个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生产的相对非物质化的确是一个现实，但是大量商品生产的增加足以弥补它。积累动力是根本原因，对于它，“绿色资本主义”是一种幻想，“社会资本主义”也是这样的。毫无疑问，有绿色资本，甚至越来越多，它们带来可观的剩余价值。但他们并不能取代肮脏资本：它们被添加到肮脏资本身上，因为后者做主导，所以它们确定前者的节奏、技术选择和引进的方式。
最近的过去不会留下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疑问。看看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他答应让污染者付出代价，以大力支持绿色能源（10年1500亿美元），并帮助社会弱势群体阶层，以处理能源价格的增加。这项政策可望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但随着次贷危机，关于所有这些意图，仍然是无所作为。在美国，在欧盟，污染者将得到污染权而无需任何代价，出售污染权而盈利，并将代价转嫁给消费者。
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强化了破坏气候的资本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化石能源的说客及其相关的部门，如汽车，造船，航空，石化和其它部门在活动。这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根据该分析，垄断者们有能力放慢利润率的均衡化。在化石燃料的情形中，这种能力之所以较强，完全是因为它掌握了矿藏矿山等的所有权，掌握了地租。结果就摆在我们的眼前：在所有国家，气候计划所代表的，甚至不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必需的一半。此外，这些计划正在加深社会的不平等，还伴有危险的技术冒进：核能，大规模的生物燃料生产和二氧化碳捕获和地质封存（应该使煤变得“干净”）。
正是在这个一般的框架内，我们要查看哥本哈根闹剧：超级媒体化的会议，本来应该导致一个新的制约性和雄心勃勃的国际条约，接替以失败结束的京都议定书，但结果是：没有硬性数字目标，没有期限，甚至没有衡量排放量之减少的参照年。
此外，哥本哈根很可能标志着比京都议定书更危险的政策转折点。事实上，通过该协议，他们得出结论，25个污染大国基本上摆脱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压力和共同但有责任区别的原则。这是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协议，它们站在人民，工人和全球穷人的背上分配大气。非常令人担心的是，12月的坎昆会议将确定这一转机。在这种情况下，在当前国家气候计划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预计，2100年平均地表温度的上升在3.2和4.9°C之间（相对于18世纪）。
我们应该警惕落入一个有末世论意味的灾变主义。确实，某些世界末日的说法，只会引发紧迫感，以便主张牺牲，并且驱走资本主义的责任。但是，毫无疑问，摄氏4度的温度上升将导致真正的社会和生态灾难。
此处，这是一个对威胁作准确度量的问题。它不是受到威胁的地球未来的问题，也不是地球生命的问题，甚至也不是人类生存的问题。除了小行星落在我们身上，大规模的核事故可能是唯一能威胁到我们人类生存的东西。气候变化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构成这个威胁。但它的威胁是严重恶化30亿男女的生存条件，这些人已经缺乏生活的必需品。它威胁到他们中间数以百万人的生理生存，而这些人对全球变暖的责任最少。
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大浩劫’中，迈克·戴维斯详细描述了19世纪末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可怕饥荒。这些饥荒是罕见的一系列厄尔尼诺现象和世界农产品市场形成的综合结果。我们必须估计到，这类悲剧在重演。由于时代的不同，导致这幕戏剧的，完全是大资本对利润的渴求，特别是基于矿物燃料的垄断行业。这使我们能够准确确定资本主义无能应付这个挑战的原因。“对于资本主义，不存在没有出路的情况”，列宁说。的确如此。但这次的出路可能是特别野蛮的。
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同一个危机
很明显，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是同一个危机，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生态危机”的说法是误导人的：不是自然处在危机中，而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在危机中。不是气候处在危机中，而且对气候的干扰一般并非因为“人类活动”；而是由于这项活动的某些方式，那些历史决定的、基于化石燃料的活动方式。换句话说，生态危机并非其它，而是资本主义的深刻制度危机的表现。
绝对显然的是，满足发展的权利，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同时在未来四十年必须大量削减排放量，要这样做，只有采取彻底的反资本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以斯帖·维瓦斯将回到我们的政治任务。我只想在这里列举必要的主要措施，即：移除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计划过渡到另一个能源体系；建立可再生能源和发展能源效率，而且不计成本（考虑热力学的合理性，而非利润）；通过有关国家的公共部门，向南方人民大规模及免费地转移清洁技术；成立世界基金，帮助贫穷国家适应全球变暖的影响；支持农民农业，反对农业企业；重新布局大部分的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通过侵蚀资本的收入，重新分配财富；彻底减少工作时间和工作节奏，但不减工资，额外雇用工人；没收信贷和能源部门…。
人们说：“知易行难。”毫无疑问，但首先要做的…就是‘说出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国际，一开始就必须做的，也就是：说出来。这将不会孤立我们，相反，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其实给了反资本主义的选择方案以相当的可信度。这个问题的实在规模，它的全球性质，它的紧迫性，后果可见的可怕的不公平：所有这些造成这个可能，即以直接的和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引进彻底同广义的商品生产决裂的需要。
考虑到利害关系的深远影响，它比一个政策的选择多得多：它是一种文明的选择。通过气候的危险，资本主义使我们有可能恢复共产主义的真像：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工程。一个以理性和谨慎的方式，自我管理共同自然资源的人类社会，其目的是让大家生活得很好。面临含糊的反自由主义的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加强了我们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路线的选择，正如我们拒绝对管理资本主义的政府的任何参与。
在战略上，对我们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同一般的剥削和压迫者的斗争是没有区别的。能有效地进行斗争的，只有他们：工人阶级，青年，妇女，穷人，小农，土著人。工人阶级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它可以提供另一种生产模式的基础，在这个模式中，它将决定生产什么，如何，为何，为谁生产和生产多少。
在同一时间，说一般环境问题，特别是气候的斗争，难以引入工人运动，这是一个保守的说法。这种困难来自工人的现况，他们作为受剥削最深的阶级，脱离生产资料，尤其是脱离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并认为由资本占用的生产资料像敌对势力那样面对它。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把生态融入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取决于阶级斗争本身。工人越是被打击分化和士气低落，他们就越发认为保护气候是一个威胁，资本家阶级就会更加真正使用气候保护为借口，加倍攻击他们。在这种背景下，只有在深信行为清醒和负责任方式之必要性的消费者，和忧心于其就业丧失的生产者之间的内在冲突的疏离形式中，生态意识才能够取得进展。
另一方面，工人在他们的斗争中越成功，他们就越对自己的实力有信心，就越能处理生态问题，集体意识到，作为生产者和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反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有利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者的，各种力量之间的较好关系，是气候危机的反资本主义解决方案的必要前提，换言之，是任何可接受之解决办法的必要前提。但这个前提是不足够的，并且不允许我们拖延，直到后来为环境而战。事实上，除了它的紧迫性，生态问题有一些具体特点，以至于一个反资本主义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在这里比在其它领域遇到了更大的障碍。
三个推论：
首先，是建设一个政治工具，一个反资本主义政党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有能力分析这个双重危机，即社会的和生态的危机。很少会那么明显地要求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革命的国际，像一个集体知识分子那样行事；
其次，是需求纲领的重要性，它能够具体联结资本主义危机的社会和生态面。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就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社会的观念，气候危机给出一个新的话题，同时修复过渡纲领的概念，能够建立当前的形势和这一全球性替代纲领的桥梁；
第三，社会辩证法的重要性，它帮助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发挥其作用。这不是偶然的，农民，土著人民和青年在为气候的社会动员前线。青年人在争取自己的未来，反对一个可怕的社会，在那里当权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却让它发生。至于农民和土著民族，不同于工人，他们没有脱离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面对残忍对待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已经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是其总体斗争的一部分，并赋予它强大额外的合法面。“农民可以冷却农业商业正在加温的地球，”哥本哈根会议前一点时候，农民之路的一个正式声明如是说。工人们也可以让地球降温。通过为需求而不是为利润生产，大幅度减少工作时间，等。社会运动的凝聚可以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所代表的巨大力量。莫拉莱斯在科恰班巴召开的会议有特别的重要性。
第四国际将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
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第四国际会自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有些人拒绝这个标签，说：“有什么用，社会主义足够了”。在生态社会主义的对手中，还有那种人，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改变，他们不同意十月革命的单纯模式应该染上生态问题色彩。据我所知，他们不是我们队伍中的。此外，还有些同志，在承认联合的社会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创新性的同时，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对政治生态学的不必要的让步。这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们可以详细讨论是否有作为马克思生态学的东西。就个人而言，我认为马克思是十足的生态学家，以前我们已经说过他是生态学家。但是，这并不是真正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都错过了生态问题，他们中有些人仍然无视它，至今他们都难以用令人信服的方式响应它。
首先，称自己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是说：“我们理解”或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这是一个瓶子上的新标签，有点像列宁说的必须穿上的新衬衫。一个新的标签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生态社会主义远比标签的意义多。虽然这个概念仍在发展中，我们可以指明其一系列与社会主义颇不同的地方，这个社会主义有几代斗士构想的社会主义，还有我们自己目前设想的社会主义。
其出发点是，稳定气候意味着一个不同的能源系统。不仅是生产电力、热力或运动的其它技术，而且一个不同的农业，一种不同的理性和一个不同的空间组织。这一新体系的建设，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要求破坏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取得政权只是这个动荡的起点。
必须建立新的能源系统，意味着必须分散电力生产——这特别是合理利用热量的前提——并迁移其部分的生产。分散和迁移完全与世界社会主义计划兼容，是民主自治管理必不可少的。但是，不会真的有争议，因为这两个议题并没有自然地出现于我们的规划惯例中，而后者把重点放在生产和交换的世界规划上。
另一组新的问题涉及到活劳动的重要性。对于诸如个人护理，教学，卫生等服务业中的活劳动，需要作投资，我们的规划给这个需要以一个重要的地位。所以这些问题对我们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所有其它方面，我们依靠的观念是，机器和机器人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把生产者从体力工作的重负中解放出来。这种观念必须受到质疑，因为对生态系统的照护需要智能和敏感，这只有通过人的劳动才可能。在农业的情形中，这是特别显而易见的：为了“冷却地球”，就像农民之路组织所说的，有必要，用农民农业或合作有机农业取代农业综合企业。这必然意味着更多的投资用在人的劳动上（这既不意味着回到原始农业，也不意味着停止进步，但是，这是另一种进步的形式）。
最后，需要重新审查自然的真正含义。在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确不能再满足于单从生产的角度看自然，也即把自然看作为一个资源仓库，一个工作平台和废物垃圾场。我们还必须学会如何从自然本身的角度来看自然，从事物大规模交流的角度，从生态系统运行条件的角度看自然，后者也即生态系统运行条件，将决定人类的生存条件。马克思关于这个主题留有宝贵的指示，我们必须抓住它们，发展它们。
有关所有这些问题，该决议只是为理论工作的进行开路，第四国际还要回到这项工作。但重要的是，现在发出一个信号，表明我们正在前进。在12月的哥本哈根，一个突破打开了。这是第一次，在全球环境问题上的群众动员有了反对该制度的社会斗争的特性：“改变制度，不变气候”，“要地球不要利润”。这种国际主义运动将得到发展。它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大的潜力。一个反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等待我们去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它。
丹尼尔·坦努乐，经过认证的农学家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环保主义者，为“左派”杂志（社会主义工人党(LCR-SAP)的月刊，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撰稿。
Anti-capitalismandclimatejustice
反资本主义与气候正义
埃斯特·维瓦斯（EstherVivas）
今天，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首脑会议的政治，社会和媒体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首脑会议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它自身制造的危机，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绿色资本主义提供的技术解决方案（核电，大气碳的捕获封存，生物燃料等），会有重大的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这些都是气候变化的虚假解决方案，试图隐瞒那些导致我们目前危机局势的结构性原因，引发资本的短期计算和生态平衡的长期节奏之间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这样一个运动，该运动了解当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的影响和责任，把全球气候威胁同日常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能够挑战绿色资本主义主导的话语权。哥本哈根会议看到了气候正义运动的表达有增加，恰好配合了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运动十周年纪念日。在“改变制度，不变气候”的口号下的抗议，表达了气候与社会正义、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这个难解关系。但是，哥本哈根抗议运动的成功与世界各地示威的衰弱形成对比，除了一些例外，如伦敦的示威。
当前的危机提出了自下而上改变世界的迫切需要，并从反资本主义和彻底生态社会主义的角度着手。反资本主义和气候正义是两个必须紧密相连的斗争。任何与当前经济模式决裂，而不考虑生态危机重要性的想法注定会失败，任何一个与当前制度决裂而无反资本主义方向的环境观，将只处理问题的表面，并不再是一个为绿色市场政策服务的工具。
减缓气候变化必须涉及到修改目前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表面的妆饰没有任何意义。要消除生态危机，这意味着要着手改变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气候，我们就需要改变这个制度。因此，正如丹尼尔·本萨义德在他的前一篇文章上所说的：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观点，或生态共产主义观点。
而且，我们必须打击绿色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论点，该论点指责南方国家的高人口增长率，寻求控制妇女的身体，破坏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对抗气候变化意味着与贫困作斗争：社会不平等越大，气候脆弱性也越大。有必要转换有严重社会环境影响（军事，汽车，采掘业等）的生产部门，创造生态公正的社会性部门的就业，如有机农业、公共服务（保健，教育，运输）。
制止气候变化意味着肯定人民的粮食主权。目前的农用工业模型（非地区化，集约化，里程密集，依赖石油）是最大的温室气体发生器之一。一个生态的地区性农民农业，加上短捷的营销网络，正如国际农民联盟‘农民之路’（LaViaCampesina）所说的，可以让地球冷却。它也应该纳入当地人民的需求，他们控制自己土地和自然物品的要求，还有他们的世界观，即：对“地球母亲”、“大地母亲”的尊重，以及“美好生活”的维护。加强这些贡献，推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是解决气候变化和地球及生活商品化的关键。
从南北角度看，气候正义涉及到无条件取消南方国家的债务，包括合法和不合法的债务，并要求承认北方在社会历史和生态上欠了南方的债，那是几个世纪掠夺和剥削的结果。在灾害情况下，有必要促进“民众救济”机制。我们已经看到，气候变化增加了大众阶层的脆弱性，特别在南方国家。海地和智利地震是最近的两起案例。这些威胁使得普通人民运动的国际团结网络变得必要，该网络可向当地居民提供直接和有效的援助。这一主动性不能落在一个政治内容空洞的国际“人道主义”的手中。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是反对目前工业生产模式的斗争，这个模式是非地区化的，“分秒必争”的，大规模依赖矿物资源的，等。工会官僚尾随着把“绿色资本主义”与绿色技术“闹剧”的政策合法化，以创造就业机会，产生更大的繁荣。有必要消除这种神话。工会左翼必须质疑目前的无限增长模式，代之以另外的“发展”模型，这个模型同地球上的有限资源相关联。气候变化和环境要求必须是战斗工会的中心轴。工会会员不能把生态学家当作敌人，反之亦然。所有遭受气候变化苦果的人和我们必须采取集体行动。
认为只要通过个人态度的改变，而且当一半多世界人口生活在“长期消费不足”的条件下，我们就能够战胜气候变化，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同时，认为只要用科学与技术的对策，我们就能够对付气候变化，也是错误的看法。对于商品，能源等的生产模式，结构性变化是必要的。在这方面，以地方为基础的主动倡议提出替代‘消费，生产，能源’的主导模型的实际方案……他们有一个示范性质，提高作为基础的认识。
根据其性质，讨论如何面对气候变化，意味着讨论策略、自我组织、规划、以及我们这些自认为反资本主义者的人的今后的任务。
埃斯特·维瓦斯是庞培法布拉大学社会运动研究中心（CEMS)的成员。她是西班牙文著作“站起来反对外债”一书的作者，也是西班牙文著作“不用谢谢，超市”和“公平贸易朝向在哪里？”的合作者。她也是‘南风’（VientoSur）编辑部的成员（www.vientosur.info）。
Reportontheinternationalsituation
国际形势报告
洛朗·卡拉索（LaurentCarassso）
此报告并不打算详细分析世界现状，但会尝试强调最重要的东西，那些我们认为最具共识的事件和任务。关于许多地区形势，同志们将通过他们的工作大大地丰富讨论的内容。
（一）世界形势的特点是危机
有史以来人们第一次确知这场危机的范围，这要用资本主义全球化来解释。没有地方得以幸免。所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全球相互关联的。这个经济危机不是一个商情危机。这是一个系统性、结构性危机：是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美国已经失去了35％的金融财富，而欧元区是25％。而且，政府扬言要“摆脱危机”，我们不同意。可能会有短期的复苏，这同各个国家的支持经济活动的政策有关，但中心国家——美国和欧洲——并没有摆脱危机。欧洲南部公共债务的爆炸，——在希腊，西班牙——以及银行和金融的不确定性，表明至少欧洲局势是不稳定的，显示危机的一个新阶段。
“危机还没有结束！”
当前的危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商情危机。这是长期的结构性危机的一部分，是“生产秩序”的危机，这个秩序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的。“恢复”和“衰退”的阶段已经交替了几十年，但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它们深化趋进的步伐日益加快，它们现在打击制度的心脏，其总成本越来越高。
目前的危机显示了矛盾的深化和该制度的“历史性局限”。
这场危机始于金融领域，但它不能被简化为银行和金融危机。它的产生结合了过度商品生产的危机，过多的资本积累以及不足的消费：
20世纪70年代末，前30年的增长阶段到头了，统治阶级发动恢复盈利率的进攻，降低工资，大规模私有化，制造大规模失业，以及放任社会关系。
对工资，就业和社会支出的压力导致需求减少，进而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因此造成工业生产的盈利能力问题。于是投资下降，因为工业投资利润低，而更具成本效益的做法在金融市场。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欧内斯特·曼德尔已经分析过这个双重危机，即工业盈利能力的下降带来的剩余价值生产危机，以及消费下降带来的实现剩余价值的危机。为了弥补这种双重危机，该制度做出了轻率的冒进：透过私人和公众两者的金融化和债务，增加搜索私人金融市场的利润，这里私人即家庭，而公众即国家。
这在2008年破裂了。银行和金融市场首当其冲。这场危机的一个方面是银行业的和金融的，即所谓的“虚拟资本”的贬值，但所给出的说法是，这个螺旋式演变是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追求利润，为投资资本追求最佳的盈利，资本之间的竞争，关键经济部门的私人所有。
这些机制导致的长期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全世界约3-4％的一个有限增长，各地有显著的不同，欧洲的增长只在1-2％之间，美国为2-3％，而金砖四国为8-10％，虽然我们不能把印度，中国和（比如）巴西的增长放在同一水平上。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世界经济增长是很低的。
（二）失业的维持：在经合组织国家有五千多万人失业，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失业的人超过2.17亿。在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失业率达到20％。在美国和欧洲，不可逆转的就业职位损失率，在3至5％之间。
（三）由于工资压力导致消费的减少和限制。在美国和资本主义欧洲，所有的紧急食品援助服务在净增加。在27个美国主要城市，增加了超过26％的食品援助。
（四）控制危机造成庞大的公共赤字（在8至13％），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为国内生产总值的70％和80。
（五）流动资金和新投机泡沫的爆破：资金流向新兴国家，不利于中心国家的投资、股市上升、原材料投机。
（六）远未清理有毒资产的账目。不能排除新的银行倒闭。
这导致雇主和统治阶级对工人和人民加倍攻击。危机时刻是资本发起新攻势的时间：
（a）现在有一个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它要求加剧资本与工人之间的竞争。2008年的危机加快了企业重组，其计划往往早已设想好了，通过裁员，加大灵活性和不稳定性，重新策划安排主要产业分支的生产。这就施加压力在工资和工人的权利上。这些打击将继续并进一步降低亿万职工的生活条件。
（b）对公共服务的打击正在增长。目标是加剧打击整个欧洲的社会保障、卫生、退休金制度。
（c）这些社会打击的必然结果，是不断恶化的安全政策，增加国家暴力，对人民做警察控制和社会控制，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的军队和警察的暴力行为就是证明，在那里，穷人、儿童和妇女是这种暴力的首先受害者。
希腊和西班牙是一个实验室。他们宣示了一波遍及整个欧洲的紧缩政策。为抵消债务和赤字，统治阶级、金融市场和欧洲央行要求削除公共服务，减少政府雇员、工资和社会保障。在希腊，政府用“债务恐怖主义”推行这些社会退步，挑战仍然重要的服务系统和公共部门。
经过一刻的恐慌后，在超越意识形态的手势“国家回来了”〔好像它消失了！〕以及“金融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说教”之后，新自由主义政策得到了确定。
这引起了关于凯恩斯主义转向可能性的辩论。这不是要回到历史的辩论，而是要了解这场危机的机制。同1929年相比，有国家大规模的干预，以遏制危机——新自由主义中央集权——但在这个阶段，无论是社会力量关系，还是统治阶级的选择，都没有移向新的公共政策，新的社会保障，需求的复苏，新生产行业的创造和大量就业机会的创造，如同1945年之后的情况一样。不存在相当于那个时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新阶段的观点，该观点见于那个期间所建构的社会政治报告。
（二）在这个背景下气候危机将恶化
就像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表明的那样，我们知道，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环境危机。在我们需要考虑“社会需求”的地方，资本主义考虑的是“利润”。在协调、规划、长期的选择是必要的地方，资本主义考虑的是“资本和私有财产的竞争”。
但哥本哈根会议表明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转化为“绿色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不希望或无法达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以满足危机的需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目标没有得到尊重。要紧的是资本主义的利益，发现新的市场，特别是污染的权利，而不是重组“绿色”能源、城市规划和交通运输。绿色资本主义，并不是作为2010年的“新政”出现的。除了资本之间的竞争妨碍一个平衡的生态危机反应外，绿色企业估计在10年内有勉强超过2%的就业岗位。绿色资本主义的复苏，“绿色生产和大量消费”没有出现在地平在线。虽然各国政府和各主要集团操纵生态问题，要实行核能，或编造理由在整个亚洲或拉丁美洲地区驱逐土著人民。
（三）当前危机的具体特点之一，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框架内，一个“世界崩溃”的组合。
这既非完全的也非不可逆转的进程，而是世界形势的重心正在移动。
美国在相对衰落。有两个方面是重要的。原因如下：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在欧洲，它正在经历一个非工业化进程。其债务已达到令人目眩的程度。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恶化，尤其是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陷入僵局。统治阶级选择奥巴马，正是为了夺回主动权，但美国经济危机的深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遇到的困难，接受某种形式的多边主义的需要，在在都说明了其政策的局限性。1980-2000年期间，显然有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奥巴马无法成功扭转该趋势：不过是“相对衰落”，因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强权。美国市场是巨大的。由中国和日本的投资支持的美元，仍然是参考货币，最重要的是，它的军事霸权是不容置疑的。中东，小亚细亚和拉丁美洲是其目标。在这个经济衰退的局势下，军事干预，以及试图做地缘战略方面的控制，即控制领土、自然资源、原材料，如石油等，是资本的重要性。阿富汗、洪都拉斯或海地的军事选择见证了美军的侵略性。这也是调整其它帝国主义列强的手段，特别是通过北约作调整。同美帝国主义有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区域，应是我们集中全部注意力的地方。
用我们的运动参与反战的重要性因而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团结一致的动员起来，要求美军撤出这些国家，捍卫这些国家的主权，捍卫民主自由。靠着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政府作为中转站服务于这个侵略战争政策：在3年内，对黎巴嫩发动两次侵略战争，并在加沙地带造成2000多的受害者，以及持续发出对黎巴嫩的新威胁。这些战争是整个“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并需要我们继续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并承认其合法的权利。在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这些国家，我们把撤军要求、中心任务、同进步团体和活动分子的支持，以及面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派别统治的战斗，结合起来。一个类似入侵伊拉克之前的媒体炒作运动正在营造，这个时候，我们反对威胁伊朗，同时我们支持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统治和争取民主的群众。
但是，世界形势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中国、印度、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之间正在建立的新关系。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约为1-2％，而中国2009年的增长为9％，在2010年应该会记录到大约10％的增长率。在商业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三大的商品进口国，有第七和第五的服务业。中国商品的出口现在占世界商品出口的8.7%（同美国相当），进口占全球的6.7（对比之下，美国占14.1％）。它已经与日本肩并肩作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巨头在诸如航空或运输这样的关键部门同跨国公司竞争。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开发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现在的“世界工厂”，中国的增长是出口导向的。但它也正在经历一个迅速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及其内部市场的扩大，该市场在近几年有长足的发展。在政治方面，中国无疑是亚洲主要的力量。这个地区的特点是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预，以及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具有全球野心的强权。近年来，正是中国，最大地扩展了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与邻国冻结或缔结了大量的解决领土冲突的决议，增强了与韩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加强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增加在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的中国势力，等等）。10年左右，中国已增加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关系，尤其在非洲，以减少能源的依赖性。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开发数百万公顷的土地。原材料的长期合同连带着中国的承诺，以有利条件发展供应的基础设施。中国还提供了非常低利率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贷款。然而，中国正面临着结构性的弱点：
它的增长高度依赖出口。
它必须进口大量原材料和组件。
它的内部需求是非常不平衡的，基本上依赖投资，而家庭消费水平是很低的。为了更好地逃避危机，就必须重新平衡有利于家庭消费的经济增长，为此，有必要大量增加购买力，减少不平等和创造真正的社会保障体系。
强烈的不平等，直接地反映在越来越多的社会紧张和种族冲突中。中国的GDP可能是世界第二，但其人均收入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水平。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加上一个几乎不存在的养老金制度，在未来几十年将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每一个中国青年婚后必须抚养他们的四位父母和八位祖父母。
复苏政策建立在信用的大规模发展上，信用则由房地产市场和证券交易所的投资的显著复苏反映出来。存在沦为投机泡沫的危险。
还必须指出其军事机器同美国相比的弱点。尽管如此，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核打击能力的区域性主要军事力量。中国政府希望随其经济力量的发展而发展其军事力量。几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其陆军力量已跻身于世界最强者之列。但海军和空军仍存在严重的缺陷，政府正设法补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引起了关注，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的关注。
两个大国——美国和中国——受用一个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希望中国政府给人民币升值，以减少其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和振兴经济。但是，中国的贸易盈余使其能够积累大量的美元储备，用它投资美国国债，让美国有钱救助其经济。
美国和中国之间这些势力关系的修改，让中国经济现在拉动世界经济增长。这是世界形势中一个新的基本因素，应注意它的有限性：中国经济仍远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管道，把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带出危机。它还远没有取代美国的这个角色。
（四）全球金融危机也影响拉丁美洲
这个影响情况，虽然对于一些经历增长的国家并不相同，但也在特殊形式中，如生态危机方面的“文明危机”，或社会、民族和种族斗争之间的关系方面的“文明危机”。
南美洲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社会政治对抗亮点之一。
我们想强调三点，见证今天在该地区工作的三个项目：
显著特点是美帝国主义和拉丁美洲右翼反对人民的进攻。在美洲自由贸易区失败后，重新发起了直接和间接的进攻：如在特里尼达“美洲首脑会议”上的外交进攻和在洪都拉斯及海地的军事进攻。
这可以达到重新殖民化的地步，就像海地的情形，同时，美国军队就在离委内瑞拉几百公里的地方炫耀武力。哥伦比亚在这一计划中有重要作用。
这次攻势也反映在智利的选举胜利，和阿根廷、委内瑞拉及巴拉圭的右翼政治攻击中。
第二个要强调的因素是巴西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在基础设施、自然资源开发和农业出口方面，巴西扮演重要角色。巴西的跨国公司由政府支持，例如巴西石油公司，它们显然地在邻国发挥帝国主义的作用。巴西维持一个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从而工业产品的出口下降而原材料的出口则相对增加。但是，美国和巴西之间的势力新关系也必须加以注意。这给巴西以新的政治能动力。巴西对洪都拉斯的立场表明这一点。在针对海地的帝国主义联盟中，巴西同美国并起并坐，也表明了巴西的新地位。
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次级帝国主义”的说法了，有些人则使用“帝国主义外围”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讨论，我们在这一点上受到拉美同志的启发，但那无疑是巴西的新角色。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主要国家：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和古巴，构成第三组国家。在政治对抗、进步的社会措施和宪法改革进程等方面，这些国家都与美帝国主义有不同程度的局部决裂。但每个国家都有具体情况。在厄瓜多尔，已经看到了一些重要的土著社会动员，从科雷亚政府手中赢得了新的民主权利。而这是通过一系列的对抗得来的。玻利维亚的经验，连带社会运动所创造的社会主义运动（MAS），结合了社会的、土著的以及全民的动员和进步的措施。莫拉莱斯赢得了选举。大众阶级和社会运动十分看好这一胜利。委内瑞拉还处于十字路口。
要么在玻利瓦尔过程中有一个革命突破，响应右派的攻击，但也从社会成果、国有化和工人控制方面，处理经济的基本结构。这涉及促进民主和群众动员。无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计划，还是该政权的“波拿巴”的特征，同该政权的内部官僚机构结合，将扼杀该进程。可能有类似国有化或社会援助这样的积极措施，但这一进程的一般步伐，显示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迹象。
至于古巴，它占有特殊的位置，值得在我们的讨论中作更彻底的处理，它仍然是美国的目标，需要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作为。
但除了这些政治分类外，在拉丁美洲存在群众斗争和帝国主义之间两极分化的动态。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有更加尖锐的性质。在过去的时期，这个大陆高度积累了社会反抗和革命经验。其不平均和联合的发展，可能创造工农和土著民族联盟的条件，争取他们的基本权利，是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彻底的或革命民族主义的反帝联盟。
(五）亚洲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那里，苏联的崩溃有特别深刻的后果，即把冷战期间建立的联盟“解冻”。
北京显示其雄心，而从斯里兰卡到阿富汗，新德里起着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军事作用，并进一步动摇巴基斯坦。整个地区已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的动荡阶段，有利于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在日本，也助长种族间紧张关系和宗教原教旨主义。地区和世界大国（美国、日本、中国、印度等）之间的力量关系悬而未决。有一个新的危机弧形带出现，从朝鲜半岛伸展到阿富汗和中亚，穿过棉兰老岛或斯里兰卡，潜在的战争地点倍增，而几个有关国家（美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某种程度的北朝鲜，和明天的日本？）拥有核武器。在此背景下，从迪戈加西亚到冲绳，美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其基地，从而让它有更普遍的存在和行动的可能性，比如在菲律宾（尤其是棉兰老岛）。
在全球范围内，亚洲比其它地区更能抵抗目前的经济危机，其平均增长率仍然较高。但是这不应该掩盖国家之间差异，不应该掩盖资产阶级和一些中等阶层的富裕，同千百万工人农民遭受的过度剥削对比，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普通民众的社会和环境权利遭受了一系列有累积影响的攻击。一些国家正在经历严重的体制和社会危机，如泰国或菲律宾。
民众的抵抗和反应能力，根据具体情况是非常不平均的。一些国家的左翼力量，起初薄弱，最近发生了重大和令人鼓舞的发展（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但在其它国家，较大的势力仍然分歧，如印度或菲律宾。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一直无法克服分裂的状态（印度尼西亚），而其它地方有必要在阶级独立的基础上重建政治和工会运动（泰国，中国）。但是，除了这种情况的多样性，该地区政治联合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连接已经大为加强了，这些连接有：团结的认定，反帝和反战运动，农民和其它劳工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抗，取消债务的要求和对粮食主权的尊重，联合社会需求的斗争，民主权利和对生态危机的回应。这些局域网络的加强及其同世界运动的融合，构成了今后斗争的支持点。
（六）同时，非洲仍然是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全球危机影响破坏的大陆。
气候危机和粮食危机尤其严重。通过帝国主义国际机构，如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了几十年的结构调整政策（国家经济部门的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出口和还债优先），非洲仍然依赖对中心国家的农产品，能源和矿物原料的出口。这就是它受到这些国家需求下降的冲击的缘故。尽管中国的需求很大，增长从2007年的9％下降到2008年的5.1％，和2009年的1％。
伴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是这个大陆身上的食品危机重担，食品危机则是食品价格上涨造成的。大众阶层被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地方资产阶级排除在增长成果的分享之外，他们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较低的实际工资，难以获得肥沃土地，数以万计的所谓“部族的”或“宗教的”新殖民主义战争的受害者，青年失业，对妇女的暴力，与气候变暖有关的自然灾害。该新自由主义暴力在各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民众动员的动力。反对高昂生活费用的斗争，争取获得饮用水，电力，卫生和受教育的权利，这些标志着非洲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分子和各组织中间支持一个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人，超越不同传统，进行联合工作，是迫在眉睫的。在北非，近年来出现了倍增的社会斗争，起因是欧盟的欲望，想要把这些国家用作其后院。
（七）欧洲是帝国主义链里“最薄弱的环节”
危机削弱了欧洲联盟。它表明欧洲“治理”结构上的无能：欧洲预算极度虚弱——不到1％——没有欧洲的工业政策，没有债务的机构，没有欧洲社会政策。根据每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分工中的地位，“分散动态”是非常明显的。英国有金融实力，德国有其工业设备产品，法国有基于国家工业的专业，比如核电，武器，航空和运输。因此，远非“为欧洲资本主义创造欧洲集团”，大公司把其资本技术与其它全球性集团合起来，使国家之间的竞争加剧。爆炸的债务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深刻，希腊的危机和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弱点表明了这一点。东欧国家也受到经济危机影响，加深了其发展的不平等，加深了他们的赤字和依赖性，尤其是对德国依赖。
在一个日益强大的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为了弥补这个弱点，欧洲资产阶级必须“打破仍然是欧洲社会模式的东西”。因此，他们攻击民主自由，特别是移民的权利。但这些攻击并没有机械自动地导致社会抵抗以及劳工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
有社会抵抗，但不是在攻击的水平上。在20世纪30年代，在危机和社会政治反应之间有一时间差。我们可以说：“等等”，在这个阶段，没有一般的社会斗争。
但在右翼，经济危机提出了统治阶级的代表权问题。这也侵蚀着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引起内部的紧张和矛盾，有利于民粹主义或法西斯政党的出现，这一危机已经削弱了传统的右翼。
但是，它也削弱了传统的左派，从根本上说，左派应对危机的政策同右翼没有什么不同。这场危机并没有导致社会民主党派转向左翼。它加深了他们的社会自由主义的适应过程。社会民主党保持同劳工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政治关系，但它同政府和资本主义结合最密切。它可能会受益于选举钟摆的新摆动，但它正在经历一个机体的衰弱和因危机而突出的新自由主义社会变革。在东欧，在斯大林主义的破坏后，工人运动仍未复苏。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恢复已经恶化了数百万人民的生活条件。在2008年，因欧洲主要信托的作用，把生产源分包的做法是严重的打击。到处有新形式的劳工运动组织兴起，它们同源于斯大林主义的旧国家机器不相干，但它们正在起步。这也是小型反资本主义团体或组织的情况。
因此，统治阶级的利润操纵不在于右翼党派的力量，而是在于左翼的衰弱及其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策。
对这种形势的观察，也使我们对工人运动重组过程进行冷静的评估。这种双重领导危机——右翼和传统的左派——为新左翼政治组织开辟空间。但这些空间更多的是，旧的左翼传统政治组织向右转化的产物，而非阶级斗争的新兴起。这必须要我们去抓住机会，但也要懂得，在这些空间中，在反资本主义者和左翼改革派，后斯大林主义者，左翼生态学家之间，有政治斗争的需要。因此，我们自己的干预和我们政治反应重要。
（八）围绕反资本主义的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反应，需要一个政治斗争
（一）通过一个紧急方案，提出立即的反资本主义要求：拒绝裁员，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捍卫延长或创建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和教育系统。
在世界上，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么庞大过，但它在社会和政治上是四分五裂的。有必要围绕基本要求重组反对危机的社会斗争，特别是通过统一的行动政治和统一战线，重组工会组织和社会运动。
（二）有必要推行挑战利润逻辑的财富分配，取回近几十年来资本从雇工身上剥去的附加值，优先考虑社会就业需求，健康，教育，合理收入，休闲——以及干预资本主义的财产……因此，为这些社会需求的预算筹集资金，必须从根本上质疑帝国主义强行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这意味着对资本征税和把对银行部门的公共拨款置于工人的控制下。在一系列受危机影响的部门，出现了生产和公司管理的重新启动，如阿根廷或委内瑞拉的控制经验。这些经验值得推广。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自然资源的集体所有权是一个根本要求。
这个反资本主义方案还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特别是面对气候变化，它意味着，一个倘佯在新城市规划上的新政策，一个交通政策，一个有利于可再生能源之能源部门的改组，一个所有经济分支的重组。中期和长期的这些选择同利润动机和资本主义竞争是不兼容的。它们（这些选择）会卷入民主的辩论和决定，在计划协调的经济背景中，这些决定由工人和民众控制，民众的控制就会提出公共和社会经费问题，提出同地方民众的需求相应的生产选择问题。
在这个情况下，人民控制和民主的问题是中心。
（三）在危机面前，我们都知道，更因为这场危机是经济和生态危机的组合，我们的反应不能被减到只有需求的复苏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改革，一句话，减到凯恩斯方案。一个全面的改造是必要的。
（四）最后，这些方案也必须被视为工人管理任务的一个方面。我们没有在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在出现这种情形的地方，捍卫这个方案，同支持或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政府机构是不相容的。这是一个关键的战略问题。在受控制的国家，民族和人民主权的问题和争取制宪议会的斗争，必须与争取民众反资本主义政府的需求相结合。
总括来说，这场危机再现了“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另外，有必要超越斗争的循环，在该制度的政治思想危机的后果上建立反资本主义势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入灾变论。不存在资本主义不能摆脱困境的情况。该制度可带着危机生存和运行，但生态，社会和人类的代价会很高。这正是应受到谴责的地方，在满足社会的需求方面，它有结构上的无能，正是这种无能，把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以及同资本主义决裂的需要提上了议程。
在社会主义视野上的辩论是最重要的。不推翻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制度，没有生产数据的集体所有制，就没有出路。但这场运动并不会简单地从该制度的矛盾中产生——要推翻这个制度，在国家，区域和国际范围内，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革命动员，而首要的是，在觉悟，组织和领导上有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这是历史和现实的，是将要实现的，而且我们将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
洛朗卡·拉索是工会活动家和反资本主义新党（theNewAnti-capitalistParty）全国领导层和第四国际政治局成员。曾任第四国际法国支部政治局的成员（LCR，第四国际法国支部）。
TheInternationalisonceagainaperpective
国际与愿景相配合
萨尔瓦托雷·坎纳沃（SalvatoreCannavò）
叙述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我们可以从第四国际俄罗斯支部的重组开始谈起，这个重组回归到源头：随着1920年代和1930年代俄罗斯左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受挫后，根据里昂·托洛茨基在1938年的倡议，建立了第四国际。
我们也许能继续看着许多拉美组织的出现，首先是‘社会主义潮流’（MareaSocialista），这是查韦斯的委内瑞拉联合社会主义党的一部分，并且建议加强政治和国际团结，以便共同响应委内瑞拉总统发起的第五国际倡议。我们可以强调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诞生的重要性，而不管其矛盾和不断增长的痛苦，它构成了欧洲政治的主要新鲜点，以及其它政治选择下德国左派的动力。
然而，为了反映第四国际第16次世界大会——2010年2月28日在比利时北海的奥斯坦德结束——所代表的成功，我们愿列举三项因素：
*第一，参与。来自40多个国家的代表，观察员和嘉宾展开了一场辩论，从澳大利亚到加拿大，阿根廷到俄罗斯，中国到英国，刚果到美国，所有大陆都有人出席推动这个辩论。要成功地把这么多组织聚集在一处，超过5天时间，经济上完全自理，没有任何财金机构的支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这个事实，即：在这次会议上，新选出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中女性第一次超过40％。还有许多年轻的成员。国际委员会是一个“联邦”机构，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代表。不存在中央机构的“重新平衡”——历史教育了这一国际潮流，一个政治路线不能从上面规定，更不用说由一个“领导”党指导——国际委员会的组成，因此反映了一个世代更新，一个心态变化，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第三个因素是，主要的政治组织上的讨论都着眼于未来。通过菲律宾组织发挥的基本作用，还有已提到的俄国组织（社会主义运动‘前进’）的与会，波兰的劳工党（PPP）的应邀与会，以及中国香港小组和正在建设中的日本新组织的培训，大会转向东方，朝向亚洲。但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工党(LPP)的重要和决定性的与会，巴基斯坦工党是一个重要的组织，其全国代表大会在1月份结束，集会人数超过一万人，有工人，农民，尤其是妇女。
复兴
对于第四国际，这是一个更新，是克服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困难的征兆。经过一连串的失败或分裂以及远景的迷失，讨论有关一个“新国际”的可能性，或至少考虑一个“新国际”的意愿，这是一个政治进程的可能结果，法国提出的选择，巴基斯坦组织这一类的出席者，以及发生在拉丁美洲的辩论，这一切发动了该进程——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新的内部辩论。这个必须仔细注意的政治进程，是“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的建设，它是广泛的和有群众影响的，包括“对工人运动的危机及其重建必要性的当前响应”。这个愿景具备有机的国际性，但并不会自动造成一个应到处盲目遵循的“路线”。
我们应该强调，一个政治派别已存在七十多年，这个愿景，同加强这个派别的愿望和计划相符合，但保留了相当的机动活力，比如，考虑到气候变化是新世纪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且是一个“劳资”冲突的决战，它有能力用会议——并通过一项新决议——来辩论气候变化就是证明。此外，对冲突的新主题和新议题的这种关注，在以前的大会上就已经表明了，那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反全球化运动和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问题的决议。并没有多少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可以甚至想要把劳工运动史上有争议的问题整合进他们的纲领中。事实上，并无第二者。
显然，我们必须保持一个分寸：我们所谈论的是小政治组织世界的各部分，有时是小团体，即使一般他们都是安置在自己国家、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活动分子团体。但是，同属于一个国际框架，这个事实有助于保存一定的活力，以及维持一个思路和一个共同讨论的能力。从而现在就对目前的挑战做出响应，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可能召集有关第五国际的辩论。这项建议的宣传性质，以及由政府首脑发出邀请的复杂性，谁都不会忽视。在同一时间，已作过多次强调，新的假说赋予共产国际的理念一个新的信誉和知名度，即这个事实：要同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危机对抗，它这方面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查韦斯的提议外，还有另外一个提议，源于美国Znet网站，在其第一批签署者中，有诺姆·乔姆斯基，米歇尔·阿尔伯特，旺达那·希瓦，迈克尔·洛伊，约翰·皮尔格以及其它许多人，所以它不是偶然的。
大会决定参加本次辩论，同时保持其国际理念的完整，也即国际是一个机构，它立足于一个纲领，一个共同的愿景（即超越资本主义），内部民主，社会有效性和对于各国政府的绝对独立。同时，‘社会主义潮流’（MareaSocialista）呼吁在加拉加斯举行一个国际会议，时间可能在6月，我们积极欢迎这个呼吁。还有，社会运动的问题是讨论的中心，连带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呼吁召开的科恰班巴的全球暖化“峰会”的承诺，各种社会论坛——亚松森的美洲论坛，伊斯坦布尔的欧洲社会论坛，和2011年达喀尔世界论坛，明年5月在马德里的欧洲—拉丁美洲高峰会议和2010年11月在里斯本举行的反北约论坛，都在讨论之列。阿姆斯特丹研究和教育学院也有了新的动力，它将在马尼拉和伊斯兰堡获得两个新的“区域”中心的支持，其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在欧洲方面，除了上述的马德里和里斯本首脑会议重点外，重要的是把反资本主义左派的团结过程付诸行动，超越公式形式，必须推进共同思考，首先要发动共同的政治运动。为此，为了采取共同行动，大会投票赞成组织专题会议讨论各种问题。第一次会议将专门讨论经济危机，特别是如何有效地在三个方面反对它，这三方面是：裁员，削减养老金和削减公共服务。
萨尔瓦托雷·坎纳沃是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意大利‘左派批判’的领导成员。在2009年11月‘左派批判’决定宣布与第四国际政治结盟，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经验和力量引入了第四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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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与失
佩内洛普·达根（PenelopeDuggan）
为了欢迎参加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的嘉宾和同志，我想简单回顾一下，上次世界大会以来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上一次大会举行的时间是2003年2月，在全球最广泛动员的前夕，我们都知道，这次动员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发生在伊拉克的帝国主义战争。
然后，我们注意到，自2000年把‘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理念放回到议程上以来，这是全球性正义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个理念是包括第四国际在内的一些势力在阿雷格里港倡议的结果。
从那时起，这一运动的发展就不平衡，运动有区域性的，分部性的和世界社会论坛的，而最近则有针对2009年12月1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动员新高潮。
认识到这一运动的重要性，我们第四国际，出现在世界性和区域性的社会论坛上。我们与其它力量进行了有组织的讨论，特别是讨论关于实现另一个世界的战略问题，并捍卫了一致的阶级斗争和国际主义观点，为此，以我们出版物的名义，还专门发行了多种语文的报纸和传单。
然而，这种新希望运动的出现，以及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并没有改变总体的力量关系，该关系仍然是不利于工人和被压迫者的。
来自不同行业和不同大陆的工人们的英勇回击，并没有颠覆新自由主义的议程，在软化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借口下，劳工运动的传统组织沿合作路线走得更远。
在帝国主义中心的各种强大反战运动和受攻击人民的抵抗活动，并没有停止帝国主义战争动机。巴勒斯坦人民更是继续遭受到超常的攻击和镇压。
对妇女权利，尤其是选择权的攻击，尽管有抵抗，而且存在一个运行中的世界妇女进军运动的女权国际网络，但是攻击一如既往仍在继续。
第四国际已经是所有这些抵抗的一部分，尤其要提到的是，我们参与了最近的加沙进军。
在工人和被压迫者运动中，能领导这些反击并提供新政治观点的新力量之兴起，是有限的和局部的。
在欧洲一系列反资本主义的集会中，或在世界社会论坛上，我们带头建议，为这些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举办论坛，让他们走到一起，讨论他们的共同立场和可能的共同行动。
加强我们的政治存在
为了加强我们对必要的政治讨论的政治贡献，我们已采取了一些步骤：
2005年，我们重新开办了一个英语在线杂志，国际观点，把我们的观点和信息送达比印刷杂志读者更广泛的观众。这特别使我们的形象在亚洲大部分地区更加突出，在亚洲那里，新的政治势力在发展和寻找政治关系。
在2007年，我们还推出了卡斯蒂利亚姊妹网站，国际观点（PuntodeVistaInternacional），确保第四国际也对拉丁美洲的广大观众说话，它如今是全球最重要的激进群众运动的网站。
这些网上杂志是由法语‘国际新闻通讯’完成的，而法语‘国际新闻通讯’仍然每月有印刷本发行，还有自己的网站。
尽管有严重的组织弱点，使得这些工具远非完美，然而它们提供了机会，让我们的观点传向世界各地。这些网站的访问数据显示，有观众群寻求我们的观点。
2007年，我们重启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作为开放的教育会话中心，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同志和其它的组织，这些组织同我们有兄弟关系，它还被用以作为研讨会的组织中心，对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运动要求进一步发展的课题作研究。关于气候问题，巴勒斯坦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会，以及妇女和性别越界（LGBT）问题的讨论会，都产生了另外的材料，丰富了这次世界大会讨论的准备。
与我们的英国同志合作，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IIRE）维持着出版计划，使我们能及时发布关于全球正义运动和气候问题的战略辩论文章。
意识到革命运动必须持续更新，要引入先进同志领导当今世界的战斗，第四国际以今天的视角，给青年的工作以特别的重视。每年在欧洲举办的青年营，汇集了数百名年轻的同志，参与一个独特的活动，在那里，青年同志组织一周的政治讨论，讨论当今的问题，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历史。这个机构超过25年之久，每年都得到一代代新人的赞赏，这里的许多同志，在某些方面也是青年营的毕业生。
这些对于一个小组织是重大的成就，我们为它们感到自豪，希望也打算在今后一个时期建设和扩展它们。
向逝去的同志致敬
但是自从我们上次的世界大会以来，我们也遭受了一些伤心的损失。可惜在这里我不能全部提及他们。
2003年的大会刚刚结束，我们就听到王凡西的逝讯，他是中国仅存的首批托洛茨基主义者之一，享年95岁。在国民政府监狱服刑数年后，他因共产党的压迫离开中国，在英国度过余生，对中国事物，他保持了活跃的兴趣与评论，直到年事已高。
利维奥·迈登同志，任国际和意大利支部的中央领导人多年，是我们同那一代人的最后连结，这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困难时期，维持了第四国际。他于2004年去世，为建立国际和意大利支部积极行动，战斗到最后一刻。
罗兰·廖，前比利时支部成员，一直是我们的报刊合作者，特别在关于中国问题方面与我们合作，逝于2005年。
利当那·纳卡巴同志，学生和教师工会活动家，1980年代以来是阿尔及利亚教育部门斗争的领导人，2008年突然去世。
格雷格·塔克的去世，是英国支部在2008年遭受的重大损失，他是著名的铁路工人工会全国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他对国际的贡献在两方面：一是在他的国际支部建立了国际联系，二是启动了‘国际观点’网站，是网站负责人。
彼得·卡梅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群众领导人，并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社会主义工人党里，他很快成为一个主要的公众人物。在1980年他同他们分手，继续投身于进步政治，成为加利福尼亚州绿党的一个领导人。他逝于2008年。我们还记得加洛琳·隆德和埃德·科瓦奇，原社会主义党（SP）人。
2009年，有一些领导同志和前国际成员去世：
HoanKhoaKhoi，也叫罗伯特，当时活着的最老的越南托洛茨基主义者，流亡法国的越南托派组织的长期领导人以及国际前领导成员。
纳利斯·帕洛莫，墨西哥工人革命党创建者之一，特别是在女权主义工作和恰帕斯洲的工作方面，是核心人物。
安德烈·费雪特，布雷斯特工人运动和LCR（革命共产主义联盟）自其前身PCI（国际主义共产党）以来最著名的一个历史人物。
莱尼·容格拉斯，德国托派潮流的历史人物，从14岁起就活跃在进步运动中，持续于整个纳粹时期，是国际的成员，直到她去世。
彼得·高恩，20世纪70年代英国支部的前领导人，一直是个反帝国主义的作家和分析家。
安吉尔·凡胡尔，被称为埃雷迪亚，和女权主义者多拉·科尔茨基，两人都是阿根廷托派运动在任领导人，包括其在1984年流亡法国后返国期间。
2009年12月底，四位巴基斯坦劳工党（LabourPartyPakistan，LPP）领导人在交通事故中丧生。这对他们在俾路支省工作的扩展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在2007年和2008年的斯瓦特和白沙瓦的自杀性爆炸事件中，还有其它劳工党同志被杀害。
雨果·岗萨雷斯·莫斯科索，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的历史人物，参与过1952年玻利维亚的革命，因为他的政治活动，多次遭到监禁，酷刑和流亡，但至死不渝，逝于2010年1月。
此外，丹尼尔·本萨义德在2010年1月的逝世，我们遭受的这个损失，触动世界各地几千名同志的心灵。他是法国68年五月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国际和法国支部一个积极的中央领导人。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把其卓越而强大的精力集中在他的写作和发言上。尽管他体弱多病，他仍旧到世界各地，包括日本，特别是拉丁美洲旅行。他到最后还是LCR（革命共产主义联盟）的一个积极成员，然后是NPA（反资本主义新党）成员，定期参与——我作为同一支部的成员可以作证——本地的讨论和活动。
为纪念所有这些同志，纪念那许多我未能提到的人，以及纪念所有那些在反压榨、反迫害、反剥削的斗争中丧失生命的人，我请你们起立默哀。
佩内洛普·达根是第四国际执行局成员，法国反资本主义新党的骨干，以及地方和国家选举的定期候选人。她还是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和教育学院（IIRE）研究员，专门负责青年和妇女项目。
RoleandTask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的作用和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1．我们所处的形势，其标志是全球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前所未有的结合，是空前的多重性危机，它将资本主义家长式文明置于危机中。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种双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并把反资本主义的工人运动的改组和重建提上了议事日程。
反对大众阶级的社会经济攻击和新自由主义反改革行动将增加。这些攻击会特别影响到妇女，因为她们的处境（比男子高得多的贫困率、失业率和临时工作）原本就更糟糕，为了弥补公共服务和社会津贴的削减，她们将不得不增加其无偿的家庭劳动。将会有更多的战争和冲突。宗教原教旨主义将日益成为思想支撑，用来攻击大众阶级，特别是针对妇女的身体自主控制权的攻击，也会被用于国家和族裔之间的战争与冲突。特别是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及助长伊斯兰恐惧症的‘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方面，一个非欧洲中心的性压迫解放做法是重要的。生态灾难将特别打击较贫穷地区的数百万人民，使作为一家之主的妇女情况不成比例的恶劣。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在地平在线。世界经济政治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力量关系正在成形，并出现了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比如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美国霸权的削弱，同欧洲、俄罗斯、亚洲和美国之间资本主义竞争的尖锐化相结合，加上北约的更大作用，对新的政治和军事结构和新的国际紧张局势，也有地缘战略影响。美帝国主义重新部署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霸权，以弥补它的经济疲软。在美国，社会经济的矛盾导致乔治·布什的共和党团队声名狼藉。作为美帝国主义的一种替代解决纲领，选举奥巴马，是对这种恶劣声名的响应，虽然他的选举也是对美国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化要求的响应，这个社会阶层将会失望，但这就是现实。
总之，这场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失败变得很明显，尽管各个力量的关系仍然有利于资本。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表明自己没有能力提供一个解决纲领，这就是为什么20国集团的建议退回到了以前刮起金融风暴危机的时期，为华盛顿共识画下句号，但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置于决策中心，有其明确的新自由主义优先性。没有社会民主和能够做出充分反应的中左派，这一社会制度的所有固有矛盾都会受到压力。即使是尚未实施的新凯恩斯主义措施，也不足以解决这场危机。这样，在宣传说法及统治阶级的伪装，同造成各民族和工人痛苦的灾难现实以及施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之间有隔阂，这个隔阂制造出社会紧张和政治危机加剧的条件。
这场危机对妇女，对被家庭排斥（或选择不过家庭生活）的性别少数民族，有特别严厉的影响，他们因而被切割排除在资源以外。这场危机把许多最边缘化的人，比如变性人，驱入更严重的贫困里。这种情形在不发达国家尤甚，在这些地方福利状况是薄弱的或不存在的。
2．全球范围内社会反击继续上升，但反击方式很不平衡，仍然处在防守阶段。全球正义运动失去了它直到2004年都具有的动力。然而，贝伦世界社会论坛表明，在斗争更加零碎和分散的框架下，国际凝聚的需要和可能性。在欧洲，反对20国集团和北约的成功动员是全球正义运动复苏的迹象。伊斯坦布尔的欧洲社会论坛（ESF）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时机。世界妇女运动提出了在2010年共同倡议的新机会，这可能成为重建和加强这一国际女权运动的步骤。
在某些欧洲国家――法国、希腊、德国、波兰、意大利――社会斗争对政治舞台有中心影响，但这些斗争都不足以阻止或扭转资本主义进攻和危机影响中的基本趋势。他们还没有成功地克服工人运动的四分五裂进程。这些斗争仍然是防御性的。他们还没有找到用反资本主义觉悟作表达的方式。在此框架内，在缺乏反资本主义左翼反对派的情况下，甚至排外和种族主义的纲领和趋势能够变得更有力。
在中东、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人民继续抵制西方和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侵入黎巴嫩两年后，犹太复国主义政府在加沙地带施行的杀人侵略战争，一直无法挫败抵抗运动。虽然哈马斯和真主党目前是抵抗运动的主要政治代表，在这些组织以外，还有不只追求民族解放而且追求社会解放的左翼潮流，他们反对剥削人民，断然拒绝分隔妇女。这是我们要加强的部分。
拉丁美洲仍然是抵抗新自由主义的中心，并且是最具爆炸性局势的大陆，尽管情况在各个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经历最为激进的进程，同帝国主义做了部分的决裂，这意味着其各级政府以及/或者社会运动的一些重要的进展。还有一些地方，其未来情况尚不清楚，像巴拉圭，这些地方都以古巴为一个参照点。其它地方则维持各个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阿根廷是新发展主义，在乌拉圭和巴西则是社会自由主义。后者尽管与美国有尖锐矛盾，特别是在国防政策，其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的成员资格以及同委内瑞拉的协议方面，然而它与美国的基本政策合作，旨在获得区域的领导地位。对他们来说，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和墨西哥仍显然是新自由主义的。
然而，一个新的政治局势正在显现，那就是帝国主义的威胁，也即美国的第四舰队重新出现该地区，有洪都拉斯的政变，美国在哥伦比亚的七个新军事基地，在阿根廷的美国大使馆多年直接干预重要的贸易联盟的冲突，对海地的政治和军事干涉。所有这些，其目的是拉回政治的进步，和发展国际的反应。这意味着，在拉丁美洲的今后一个时期阶级斗争还将强化。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政府正在撤回他们最根本的建议，这显示两个特别引起关注的走向：面向自然资源的攫取和社会阶层的有限的民主参与。在玻利维亚，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激进化，它直接依赖社会运动。
虽然这些过程是进步还是退步，尚有争议，但在其演变过程中，它们有不推进反资本主义立场的风险，除非工薪阶层、原住民和其它被压迫社会阶层的自我活动加强，加大对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政府的压力。
与此同时，激进的社会运动，特别是原住民和农民运动斗争，正在对这些政府施压，同时提举出鲜明的反资本主义观点，保护自然资源——土地，水，生物多样性等等——并且提出发展模式的改变，这在贝伦世界社会论坛发表的社会运动大会宣言中有表达，在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人民贸易协议（TCP）最近的大会上也有表达，大会在其最后声明中谴责资本主义，号召推翻它。社会运动中的国家，区域和国际会议展示出拉丁美洲南部所含的基本潜力。
各个组织的一个紧迫政治任务，是激励群众的自我活动，普遍化工人对群众权力机构的控制和创造，否则，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有这样的危险，即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确定的反扑以及巩固联合，目前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是跛脚的。
第四国际拉丁美洲支部和团体的活动都必须考虑到这些趋势——该地区的民族问题，以及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并确定对一个进程的干预战术，这个进程的特点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成员国和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之强大历史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两股力量有时聚集一起，有时相互冲突。这意味着促进统一的斗争，保护原住民的权利，反对把抗议活动当作刑事犯罪，反对私有化，反对掠夺性攫取自然资源，反对大男子主义以及经济和生态危机，从而在我们的社会激起有关权力和霸权的战略性政治辩论。
在一系列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复辟国家——中国，俄罗斯和前东欧集团——全球化的旋风正驱使数以亿计的人无产阶级化。但这一在今后几年可以发挥关键作用的新社会力量，尚未形成独立的群众组织——能够面对全球重组之挑战的工会，协会和政治组织。
为图利于资本主义的大跨国公司，与现有政府合谋的，对非洲资源的掠夺，正日见增加。近几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并没有利于人民，只有社会不平等现象在增加。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活条件，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斗争，例如几内亚大罢工，多哥的示威，南非公共部门的大罢工。粮食危机在2008年底引发了许多示威。然而，政治选择的缺乏是斗争取得成功的一个沉重障碍，比如在几内亚或在喀麦隆。它们要么改行资产阶级政治，比如在马达加斯加，要不他们就迷失于宗教死角，比如在尼日利亚和刚果（金），甚至更糟，诉诸民族或种族主义，就像在肯尼亚或南非。
民主的人民和工人组织的建立，对斗争的成功，仍然是绝对必要的。
在亚洲，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印度以及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快速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政治问题。全球大约一半的工人阶级生活在亚洲，建立或加强世界这个部分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是至关重要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最为重要。经历了几十年的压迫后，中国革命政党的建立要重新开始。有必要把国际劳工运动的经验和传统引进中国，以激励革命政党以及国际团结的产生。第四国际必须要特别注意目前的国际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发展。
·在印度，到2050年其人口将超过中国人，其加快的工业化，增加了工人数目，农村危机在加深，其政治局势和我们的任务是不同的。工人运动非常发达，很有组织，但是由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的政党主导。要建设一个捍卫我们纲领的革命政党，不能只是忽视他们。
·在东南亚，情况很不平衡。在泰国和缅甸这样一些国家中，其工人运动非常薄弱。在这些国家里，既没有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激进的左翼政党。在这些国家，我们的任务是，与那些积极保护农民、妇女和工会工人的社会运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情况则居中。那儿有一些小的革命政党，我们可以与他们进行建设性的政治辩论和合作。
·在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第四国际具有较强的组织，它们可以成为我们在亚洲政治活动的基础。
在这些国家我们都面临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们反对阿富汗的塔利班和菲律宾像阿布·沙耶夫那样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因为他们是反动势力。我们不能以反帝的名义同他们有任何协议。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我们也可能面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第四国际必须加强其分析。
·在斯里兰卡，经过几十年的战争，政府已在军事上打败了泰米尔猛虎解放组织，但泰米尔人问题的根本原因尚未得到解决。此外，拉贾帕克萨政府用公开而残酷的镇压，让他的对手和媒体沉默。第四国际应该是泰米尔人民团结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在所有亚洲，第四国际捍卫民族群体和原住民的权利，支持他们争取自决的斗争。
·在日本，两个与第四国际有联系的组织正在融合过程中。9月以来，他们联合出版了一份共同的报纸。在南韩，工人运动强大，也有不同势力的聚合，要建立一个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因为这个国家有工人阶级斗争的强大传统，第四国际必须密切注意这一事件。此外，第四国际应组织声援运动，支持革命政党的中坚战士，目前他们遭到政府的镇压。
3．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当前危机的动力，也改变了传统左派的演变和发展框架。改良派官僚机构已经看到他们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了。从没有改良的改良主义到反改良的改良主义，一系列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类似的力量，正在经历一个朝向社会自由主义的演变；也就是说，这些力量在直接支持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政策。所有在政治上或制度上与社会自由主义或同中左派相连接的力量，包括妇女运动，特别是在制度化形式的非政府组织中的妇女运动，妇女援助协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拖入了工人运动里这些质的变化中，无法制定摆脱危机的计划。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政策，例如巴西卢拉政府的政策，正在恶化生态危机。同这些政党的冲突较为困难，因为他们保持了对一部分工人运动的控制，特别是选举方面的控制，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可信的政治替代纲领。
传统的共产党正继续其长期下跌的趋势。他们试图打破这一下跌的趋势，抓住自由主义左派和体制机构中领导势力的大衣尾摆，要不就会落回到他们怀旧情怀和自我肯定的境地。虽然有一些分支或流派希望与反资本主义力量一道建立社会运动，比如联合希腊的左翼联盟(Synaspismos)，但因为其改良主义本质，他们注定有矛盾和分歧。实际上，决定建立反资本主义政党，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认识到激进的，反自由主义的，左派改革主义潮流的存在，他们有作用，有选举公信力。因此，他们仍然是竞争对手以及/或者政治对手。他们的地位可以得到加强，方法是偶尔策略性地——一般是基于选举考虑——转向左翼，用社会自由主义，经常能重新确立其在劳动阶级和大众团体中间的共识。这向我们提出了执行统一战线的挑战，这个统一战线要能够主动响应男女工薪工作者的需要。同时，如果基于明确的政治条件，我们决定干预反自由主义的改良主义左翼政党（例如德国左翼党DIELINKE）内部，我们不会对这些政党的性质抱有幻想，我们会建立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同选举至上主义、制度主义以及向资本主义妥协的任何试图作斗争。
4．我们希望参与重组进程，建立一个新的左派，它能满足本世纪的挑战，重建工人运动，重建它的结构、它的阶级意识、它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
·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国际主义、生态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左翼；
·一个左翼，它是社会民主党及其政府的一个显然替代者；
·一个左翼，它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个社会主义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并且有达到目标的一致纲领；
·这个左派意识到，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同资本主义和它的逻辑决裂，因此它不能与它想要摆脱的东西一起执政；
·一个多元化的左派，植根于社会运动和工作场所，整合工人的斗志，植根于妇女和LGBT（同性或双性恋者）自由解放和生态的斗争；
·一个非体制左派，建基于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自我组织的战略，其原则是工人的解放是工人自己的任务；
·一个左派，它促进一切形式的工人和大众阶级的自我组织，鼓励为自己和依据自己的决定进行思想，决定，做事情；
·一个左派，它整合新的社会阶层，整合如贝伦世界社会论坛所表示的新主题，最重要的是整合新的一代，因为你不能用旧材料做新东西；
·一个国际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左派，它反对统治和战争，为群众性的民主国际奠定框架；
·一个能够把关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宝贵遗产同女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拉丁美洲原住民运动的发展联系起来的左派。
·一个独立和阶级斗争的左派，它争取广泛的联合行动，对抗危机，为工人和所有被压迫者争取权利，争取收益和愿望的实现。
我们的方向是建设反资本主义的有效新手段，同现行制度作斗争，在这方面有一些准则和一般任务。
5．这是个愿望，它把建设第四国际和新的反资本主义政党以及新的国际运动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它，从1992年起，在过去两次的世界大会，以“新时期，新纲领，新政党”三部曲，在国际文件中演绎展开。在2003年的上次世界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政党，我们确定了我们选择的本质。整体而言，第四国际正面临一个新的阶段。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核心、运动和组织，必须以新的视野提出建设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政治组织的问题，这个视野就是，考虑到工人阶级的多样性――性别、种族、居留身份、年纪、性取向――为保护一个断然以阶级为基础的计划，建立工人阶级的新独立政治代表性。建立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政党，是我们对工人和左翼运动当前危机的回答，也是其重建的需要。该计划依据群众斗争，把群众运动带向前列，展现给新一代人。当然，这并不会消除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国际主义者身份，也不会剔除我们的基本目标，也就是战胜资本主义，在民主和直接参与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统治秩序：即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在每个国家规模的水平上，在国际的水平上，这是真的。在阶级斗争经验的基础上，过去十年的全球正义运动，防卫斗争和反战动员之发展，尤其是巴西工人党（PT）的演变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重建的经验教训，以及从法国的反自由主义左派、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辩论中所引出的经验教训，都应用于近年来的巴西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意大利左翼批判党，法国的新反资本主义党，英格兰的尊重党的建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在继续积累葡萄牙左翼和丹麦红绿联盟的经验。通过不同的路径，共同的目标是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党派。这不只是一个采取重组或革命运动的旧公式的问题。远大的目标是，除了革命力量，还要汇集革命力量以外的力量。这些可以是力量凝聚过程中的一个支持，只要他们的确是要建立反资本主义党派。虽然没有模式，因为每个集聚的进程考虑到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力量的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寻求建立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的、广泛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建立这样的组织，该组织拒绝对阶级通敌政府，也即今天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左派政府的任何政策的参与或支持，这个政治力量认识到，争取妇女权利斗争的胜利，例如葡萄牙的堕胎问题的公投，会加强彻底的反资本主义力量。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必须作调整。我们所知道的非洲和亚洲的分化和重组的经验，指向同一方向。不过，在拉美国家，广泛反资本主义政党的建设，应该从一开始就整合进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正是通过这一复杂而分散的过程，我们才能取得新的进展。
如此广泛的政治力量内部是我们工作的地方，重要的是在这些政党内部争取妇女和LGBT（同性或双性恋者）自我组织的权利，并让此自我组织在各党派的纲领和实践中反映出来。这种自我组织是对选举至上主义和制度主义的抵制力手段。在几个拉美国家的新激进政治组织中，为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自下而上地反对重复20世纪的独裁倾向和诱惑的错误，自我组织的权利是很重要的。一般情况下，在这样广泛的力量内部，从开始就要理解一个必要性，它是我们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有必要对所有的偏见表现做出集体和果断的反应，这些偏见包括性别歧视、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反犹太主义、同性恋和变性恋恐惧症。我们还争取给予青年组织特别的注意；争取把黑人、移民、妇女和同性双性恋问题纳入党的公开声明和日常事务中，以及为被压迫同志特别争取在党的领导层及其发言人和竞选候选人的代表权。
6．在该框架内，我们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即：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第四国际建设和反资本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讨论如何加强和变革第四国际，以便从新的国际分组的角度上看，它是有效的工具。虽然它必须被接纳的结果有限，但我们已经启动了反资本主义的左派会议，以及其它国际会议。在国际层面，根据这个政治基础，我们发起了许多会议和国际认同的倡议，并与葡萄牙左翼集团，丹麦红绿联盟和苏格兰社会主义党一起达成了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EACL）的章程。我们与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那样的组织一起工作。其它党派——甚至是时而会政治演变成“左派”的左翼改革派，像意大利共产主义重建党（TorSynaspismos），也参加了这些会议。在印度孟买和巴西的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会论坛之际，我们还举行了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组织的国际会议。在这个层面上，在巴西社会主义自由党（PSOL）同卢拉的巴西工人党（PT）决裂时，我们建立了与PSOL的团结纽带。我们支持意大利同志的努力，他们努力为共产主义重建党的政策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替代纲领。这几个因素显示我们想要的执行方向的类型。今年，如巴黎或贝伦那样的不同会议表明，在欧洲，大量的组织和反资本主义左派运动的联合行动及讨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在有必要继续这样的政策，即：就战略和纲领的思想与通过国际动员而激发的联合行动这样的议题，召开各种会议。
7．第四国际及其支部扮演着维护、促进和实施一个纲领的重要道路，该纲领包含朝向社会主义的实时而又过渡的需求；它们担负着一个统战政策，其目的是为工人和他们组织的大规模动员：它们维护促进和实施工人阶级的团结独立，反对任何类型的与国家资产阶级战略结盟的政策；反对任何参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行为，因为这些政府仅仅照顾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而放弃所有的国际主义，或者争取结束性别、种族、民族、宗教或性取向的不平等和歧视。。
第四国际已经发挥并仍在发挥一个功能作用，就是保持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历史活力，“了解世界”，处理革命战士、各个派别和组织的分析和经验，把各派别、运动和积极分子召集起来，在革命的基础上，共享相同的战略眼光和广泛一致的同样选择。一个使人们有可能“思考政治”的国际框架的存在，对于革命者的参预，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一致的国际主义必须提出一个国际框架的问题。但是，由于其本身已分析过的历史原因，第四国际本身不具备代表我们需要的新群众国际的合法性。因此，当这是反资本主义力量的聚集向前迈步的一个问题时，这些新的组织，特别是在欧洲和拉丁美洲，不能联系到并加入某个同第四国际等价的运动潮流，无论从什么参照点看——各种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运动（SocialistWorkersMovementofArgentina，Morenoites），工人党(theWorkersParty，林柏特派Lambertists)，社会主义工人党或其它类型的托洛茨基主义党，这都是真的。尽管如此，让我们注意第四国际和所有这些运动之间超越政治立场的一个重大区别，第四国际的信誉是，它立足于各个支部和中坚分子民主协调的基础上，而其它国际运动是“国际派别”或协调基础上的“党的派别”，它们不尊重民主运作规则特别是运动倾向的权利。这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历史限制，“像其它前毛派或前共产主义的运动，今天阻扰我们在新的国际凝聚的结晶中前进。查韦斯关于组建第五国际的呼吁，引出了有关其起源，其框架的其它问题，也即其可行性问题。第四国际宣布，它愿意参加辩论，并可以组织筹备会议。我们将贡献自己的历史性成果，以及我们对可能的新国际及其纲领基础的看法。只有所有成员共享一个纲领计划，共有一个干预社会的能力，共享一个民主多元形式的运作，以及明确的独立于政府以便同资本主义决裂，这个时候，一个真正的新国际才能诞生。
在目前的力量关系中，通向大众国际的政策，必须公开和定期的，就主要政治问题――活动，具体的主题或讨论――召开会议，使得反资本主义和革命的支柱力量有可能聚集和出现。新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在今后的岁月里可能形成，它们表现最致力于寻求反资本主义替代纲领之团体的现阶段的斗志、经验和觉悟，在这些党派中，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会提出，或将会提出。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将继续采取行动，要使它不以意识形态或历史选择的方式提出来，因为那样做很可能导致分裂。它必须在一个双重水平上提出来，一方面，在国际干预的任务上有真正的政治凝聚一致，另一方面，新组织的多元化，必须把各种起源的流派聚集在一起，这些流派有：各种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革命工团主义者，革命民族主义者，左翼改革派。因此，一般来说，如果有迈向新党派的具体步骤，我们建议新的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党派有操作运动倾向或方向的权利，并且这些新党派中的第四国际支持者应当根据各党派的具体情况，按既定方式组织起来。我们左翼集团的葡萄牙同志，我们的红绿联盟的丹麦同志，我们社会主义自由党的巴西同志，作为第四国际运动，按特定形式组织起来，或在有其它政治倾向的阶级斗争运动中组织起来。
8．在这个运动中，我们面临各国内部党派的建立和新国际集团的建造之间的异步性问题。在目前情况下，或在未来几年内，新的反资本主义党派可能出现在一系列的国家，但是新国际力量的出现，尤其是一个新的共产国际的出现，在现阶段尚看不出来。一个新的共产国际，只会产生于长期的联合行动，和对推翻资本主义的活动和任务的共同认识。在我们肯定一个国际凝聚政策的同时，它证实了共产国际的特别责任，因此有加强它的需要。我们可以而且也谋求展现一个组织框架，对于有着同我们一样的政治计划的革命组织来说，该框架是有吸引力和民主的。菲律宾的同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同志正是处在这种动态中，而且可以成为例如波兰或马里同志的明天情况。
9．事实上，我们有一个为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所承认的特定作用。我们可能是唯一可以使各种起源的政治力量凝聚起来的力量。举例来说，这是拉丁美洲玻利瓦尔进程左派运动的委内瑞拉同志对我们说的。在欧洲，在欧洲反资本主义左派（EACL）和其它运动的关系框架内，情况也是这样。因此，未来的世界大会，对所有这些力量的聚会，必定是一个重要步骤。这次大会将是一个第四国际的大会，在这个阶段，不会有组织的增长。但是，我们希望第四国际扮演新的国际集团前景中的凝聚性的“推动者”角色。
10．因此，为了加强自己和发挥这种作用，第四国际的所有机构必须加强：定期会议，国际委员会，各分部之间的互动交流。有必要加强过去几年里共产国际已经部署的活动：第四国际领导班子——欧洲执行局会议的正常运作。该国际委员会（IC）会议，每年都举行，代表约30个组织，必须确保我们国际运动的组织连续性。
缺乏资源，以及在过去一段时间妇女参与的减少（一个强大的妇女自治运动之活动下降的结果，这个运动曾对我们的全国组织从而对共产国际有影响），特别是在我们的领导层中的减少，意味着我们没有维持妇女委员会的运作，以及相应的区域会议和国际学校网络。自2000年以来已经举行了三个妇女讨论会，而且妇女同志还参加了每个国际委员会会议。这些维持着有限而脆弱但并非真正女权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在今后一个时期，鉴于我们对妇女压迫之理解的重要性，以及同该压迫作斗争的战略性质，要按照反资本主义的观点，努力兴建自治的妇女运动，我们就必须找到必要的资源，保证这问题发展为我们提出的反资本主义观点的核心要素。在这一框架内，我们必须同时加强我们的内部委员会，主动向我们的合作伙伴提出讨论，包括参加我们机构的研讨会和学校。这个进程还必须找到全国性的反应。
同时，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组织里——以及我们正在组建的新政党里——的妇女找到她们完全的位置，不要认为领导机构或选举名单上直接采用对等或配额，就足以应对妇女在充分参政进程上的障碍。在1991年世界大会的积极行动决议中，提出了组成一个积极行动计划的一系列措施。
每年一度，约500同志参加的青年营，必须是我们欧洲支部青年工作的一个中心，要着眼于培养年轻的国际主义干部。随着越来越多的我们在欧洲的组织进入到广泛的反资本主义阵营，我们继续鼓励同志们邀请更广泛的组织参加青年营，参加每年复活节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筹备研讨会。青年营也是欧洲的青年同志会见来自其它洲的同志的重要场合，而且欧洲以外的组织派同志参加青年营所作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青年营作为第四国际唯一的定期公开活动，它也用来邀请一些组织的更年轻的人，而这些组织与我们正在建立关系，情形就如2009年希腊的青年营一样，在那里，有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克罗地亚的小型代表团参加其中。
阿姆斯特丹的教育机构已取得了新的动力。我们现在必须确保学校和研讨会开办，确保其管理和组织的平衡。第四国际也必须开放其会议，开放其学院。该学院具有中心地位，不仅要教育国际支部的干部，还要促成各个流派之间的交流，造就各种国际经验。气候变化研讨会向一系列国际专家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其它的会议一样，它表明这样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即我们是一个各种观点的熔炉，可以系统地阐述反资本主义革命流派处理的基本问题。
菲律宾的国际学校的存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能培养新一代亚洲各地的革命骨干，并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不久的将来，将有一个新的学校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开办，扩大我们在南亚培养骨干力量和组织政治辩论的能力。第四国际已经给予在马尼拉和伊斯兰堡的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以全力支持。
我们正在与一些组织建立关系，而我们的学校一直是邀请这些组织参与活动的场所。在今后一个时期，通过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网络，这一作用必须得到加强和扩大。
总之，在今后一段时间，方向是建立新的国际力量或一个新的共产国际，而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内部框架，代表着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资产。
关于战略辩论、党的建设和21世纪社会主义
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是与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它的一个分部，一起准备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反资本主义政党和第四国际的分部的建设：面临的问题，与社会运动，特别是同新一代的关系，同联盟的关系，以及同其它流派的关系。
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研究与教育研究所（IIRE）也有权举办21世纪社会主义的国际研讨会，向外部嘉宾开放，要编写一份文件，表达第四国际对这次辩论的贡献。
Capitalistclimatechangeandourtasks
资本主义气候变化和我们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1．眼前的气候变化，一般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产物，是自称为资本主义替代者的其它制度的产物。人类面临的社会生态灾难之危险是空前的，在人类时间表上是不可逆转的，而这个制度无法质疑其积累的基本逻辑，正在进行没有出路的危险的技术冒进。
眼前的气候变化，一般来说，并不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基于短期利润和超额利润的考虑，不仅把剥削劳动力，而且也把对自然资源，尤其是对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廉价化石燃料储备的掠夺，一直不停地作为其发展的基础。
i．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0世纪初期，一些寻求乙太阳能利用为基础的替代能源系统的合理建议，不是被资本主义盈利律搁置一旁，就是毁于煤炭企业的压力下。
ii．1945年后，为了延续其超额利润，石油垄断企业和依赖石油的部门压制许多技术替代方案，并且迫使运输，消费和城乡规划的方式只能服从于销售越来越多的商品的愿望，特别是汽车和其它大规模生产的个人消费品。
iii．在过去40年中，尽管有日积月累的越来越可信的证据，资产阶级政府和媒体仍然无视科学家们的警告。相反，它们支持资本主义游说团体的歪曲宣传，与此同时，生产和交换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正在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爆炸性增长。
iv．在21世纪初的今天，全球变暖的原因有完备的数据记录，危险是政府已知也承认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存在的，并且情况的严重性随着专家们的每个新报告而增加。如果不采取义务性的政策，专家估计，从现在到2100年，平均温度将比十八世纪上升6度以上。然而，3.25℃的上升（相对于前工业化时期），这个数值位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中段左右，也就是到2050年，沿海洪水将造成1亿至1.5亿受害者，饥民高达6亿人，疟疾患者达3亿，而水资源短缺将影响到35亿多人。尽管这样，资本主义仍然不顾一切地继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包括非传统能源（重油，沥青砂，叶岩油）以及巨大的廉价煤炭储备。由于构成该制度基础的是积累逻辑，从而启动了生产主义的赌博，它意味着危险的技术：发展核电和发展旨在增加生物燃油的有害生产的基因工程，以及发展捕捉储存亿万吨二氧化碳于深部地质层的“清洁煤”技术。对资本而言，可再生能源，只是一个新的价值积累领域，这解释了为什么它们的实施形式会特别地带有破坏性，它们被用作化石燃料供应的补充而非替代。
资本的唯一限制是资本自身（马克思语）。这一制度的疯狂竞争，造成两极分化，在一端积累财富和过度消费，另一端则是贫穷和匮乏，它威胁着促成人类生态灾难，这是一个历史尺度上不可逆转的灾难，会对生态系统，特别是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无法挽回的破坏。尽管这一危险临界点，同前工业化时代相比，大大低于2℃，它已在许多地区（岛屿国家、安第斯国家、北极地区、半干旱地区……）遭到反对，但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层面上已经通过或正在讨论的一些计划，对应于一个60厘米至2.9米的海平面上升（不计两极冰盖的脱位），为均衡起见，却提出3.2℃到4.9℃之间的变暖。尽管千年发展目标并不足够，但它却不能达成，不仅如此，还有千百万人面临他们生活条件的严重恶化。对于其中最贫穷的人而言，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特别是来自海岸洪水，淡水资源紧张，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力的预期下降所造成的风险之威胁。
2．认为随着化石能源的耗尽，气候稳定就会自然地达到，这是一个幻想。这足以激发气候转折点。若要把气候稳定在可能的最低危险的水平，就需要大量减少能源消耗，从而需要减少物质生产。同时，能源和其它资源必须确保30亿男女的发展权利，这些人生活在不符合人性的条件中，是全球变暖的第一批受害者。资本主义制度是无法分开接受这两项挑战的。对于它来说，同时对付这两项挑战等于要它做不可能的事。要不计代价地实行世界性的过渡计划，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基于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建设一个经济高效的能源系统，要执行这个计划，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看法，要让气候稳定在最小危险可能的水平上，需要全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5年之前达到峰值，并从现在到2050年之间，减少到2000年的百分之50至85。按照预防为主的原则，至为重要的是把这些目标最严厉的部分作为最低限度要做的事。事实上，气候模型没有纳入已知的“非线性”现象，特别是格陵兰岛和南极冰盖的脱位以及永久冻土（冻土）释放的甲烷，就算纳入了也是做得非常不完善的。但是，这些现象已经明显，很可能会强烈地加速气候变化，并大大增加今后几十年的负面影响。
除了这些物质的限制外，还必须加入社会，政治和技术性质的其它限制：
i．为了计算帝国主义国家和其它国家的不同历史责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参照1990年，从现在到2020年，首先必须减少25%至40%的排放量，从现在到2050年，要减少80%至95%的排放量，然后，2050年在所有地区和从2020年开始在大多数地区（非洲除外），相比目前的预测，输出曲线必须下降15%到30%。在此，同样基于上述理由，最低限度必须采取最严厉的目标。
ii．考虑到它们对全球变暖的决定性责任，这些目标中有关发达国家的部份，必须由它们使用国内措施加以实现，即减少它们自己的排放量。这些排放量削减，不可以代之于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所谓“干净”投资而购买的污染权，也不能代之于种植树木——它并不提供结构性的解决办法，也不能代之于对现有耕地和森林的保护——土地和森林的保护，本身就是必要的，必须停止让污染者继续污染。这些京都议定书预期的所谓补偿措施和排放权市场，从环境的角度看，已证明是完全无效的，甚至达不到这些协议中根本不充分的目标（2008-2012年期间减少5.2％的排放量）。
iii．为了气候正义和偿还生态债务，帝国主义国家必须向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转移知识和技术，使他们在发展的同时，尊重气候稳定的物理限制。他们还必须资助对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作适应的那部分人，其中贫穷国家的贫困人口，多半是妇女，是主要的受害者。
iv．从技术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可以充分面对人类的未来需要。但是，由于需要改变能源系统，未来40年过渡的成功的前提是能源消费的重大减少（百分之五十，发达国家更多）。这反过来又意味着物质生产的大量减少，于是关键问题是：有必要减少整体生产，同时又要满足30亿人的合理需求，因为他们的许多基本需要仍然得不到满足。
根据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成本，给碳赋价，从而让这些条件得以遵循，这个想法是一个完全的幻想。价值是一个纯粹的量化指标，表达通过资本的发展，在某一时刻付诸实施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量：按定义，它不能考虑自然财富，不能考虑子孙后代的需要，无能力从人的角度区别有用或无用的具体劳动，也无力考虑到气候稳定的众多数量和质量参数。这种无能为力，已经体现在实践中的事实里，即资本主义垄断者尽其全力，成功地阻止了全球变暖的账单放在其门口，归根究底，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利益，确定推行政策的节奏和形式。最后，在社会层面，一个碳的世界价格的实行，将使工人和穷人为全球变暖买单，从而加重了北方和南方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加重了北方和南方的社会内部的不平等现象。
资本家是无法解决关键问题的，因为它在结构上无法做到，更多地为不能消化的需求生产的同时，减少整体的物质生产。要完全在可再生能源的基础上，不计成本地、有计划的、民主的和合理的实施向经济高效能源系统过渡的世界方案，同时兼顾人类发展的合法权利，这只有诉诸彻底的反资本主义措施，才有可能。这些措施特别包括：征用信贷和能源部门；大规模的削减工作时间（半天的工作）以及减缓工作节奏，但不减工资并且额外雇用工人；对资本利润课以重税；通过对农民农业的支持，尽可能地使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重新本地区化；改变消费模式，在住房和交通领域提倡公共化；用垄断利润资助建立适应期世界基金；为研究作公共再融资，结束其对企业的从属地位，向南方国家无偿转让清洁技术；以及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层次上，由人民和地方政府机构控制的民主参与机制。
3．2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依赖的是化石燃料，留下有毒的产物，气候变化之所以集中在文明危机上，乃是因为这个事实，即这个制度的社会生态破坏潜力目前远远超过确定人类需求和应对这些需求的能力。在资本主义人口律的框架内，经济气候和粮食危机的组合，造成一项重大的人类灾难威胁，甚至是一个退回到野蛮时代的威胁。
两百年资本主义发展遗留的有毒产物，气候变化，构成了一个制度的全球性危机之最明显的示范，这个制度的社会生态的破坏潜力现在远远超过其确定人类需求和响应该需求的能力。生产力的增长，已成为破坏性力量的增长，这不仅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和生态上的破坏性技术已付诸应用，而且，整体而言，因为破坏气候的资本主义逻辑，正把人类带向全范围的严重困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特别的人口律，表达了对“产业后备军”的永久需要。在这个定律框架内和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衰落的背景下，经济气候和粮食危机的组合，在其中产生了深刻的威胁，一波规模空前的“创造性破坏”（熊彼特），这不仅意味着物质生产力和不可替代的自然财富的大量淘汰，而且也意味着对亿万人类造成身体破坏的重大风险。这地狱的逻辑已经在作用，在聚结投资于农业、能源、汽车和石油化工的各个大资本，把他们的手伸向土地，伸向用作能源的生物资源的工业开发，正在加快小农的破产和农村人口的外流，威胁原住民小区，大大增加了作为慢性饥荒灾民的次级无产者。缺乏一个全球性的替代，这个制度的内在动力将前所未有地强力推动全球危机滑坡，这场危机残暴和野蛮的水平可能是史无前例的。
4．气候变化加强了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和一个同生产主义彻底决裂的社会主义计划两者的紧迫性。和以往不同的是，碳循环的饱和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实际上意味着，不同时考虑到主要的自然限制，工人的解放是不可想象的。
反对资本主义增长的本身，既不是社会的项目，也不是支持另一种社会的广泛社会动员的战略。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减少对气候的稳定是即刻必要的，因为在把人类驱向死亡之路这方面，资本主义已做过头了。但是，这并不以任何方式预先判断发展的未来可能性，一方面，它只要求先让气候系统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它只是朝无化石碳经济必要转型的一个定量标准。如果我们不想被引向反社会的甚至反动的结果，这种定量的标准必须与质量标准相结合：特别是财富的再分配，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减工资，公共部门的发展。如果这些要求得到满足，达到了它针对无用或有害生产制定的条件，那么，通过对社会部门的投资，一个不同的城市和国家规划，免费获得的重要服务，以及重新掌握必要的自由时间，用于各阶层的自我活动，自我组织和民主自治，这样的话，物质生产的减少实际上将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财富和幸福同步增加。
资本主义制度同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增长是分不开的，但这是效果而不是原因。作为交换价值之抽象形式的价值的生产，它导致财富在一端无限积累，并同时导致贫穷和匮乏在另一端积累的永久趋势。没有考虑到这种双重现实的气候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从而，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关键点和杠杆，基本上仍然是那些社会主义性质的项目：动员被剥削和被压迫者反对以利润竞赛、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商品、竞争和工资为基础的制度。但是，对于解释替代方案，这个关键点和这个杠杆是不够的。碳循环的饱和实际上构成了这个事实最明显最全球性的显示，也即：不像过去，不考虑自然的主要制约因素，工人的解放是不可设想的，这些制约因素有：依照历史尺度，不可再生资源的储量有限，再生资源的补充速度，能源转化的规律，生态系统和生物周期及其节奏的运作条件。
光是肯定社会主义必须接纳生态问题，这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创造条件，使社会主义项目同陆地超级生态系统的全球生态兼容。发展的设想，不能仅是旨在满足真正民主确定的人类需要，还要兼顾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更要接受这样的情况，即：复杂性，未知因素和生物圈的演化特征赋予这项事业某种程度的不可逆转的不确定性。应该放弃“人类控制自然”的概念。从现在起，唯一真正可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满足真正的人类需求（摆脱商业异化）的社会主义，它是由利益相关的各方自己民主地决定的，做决定的同时，要小心谨慎地反省自己，这些需求对环境会有哪些影响，以及满足这些需求的方式对环境会有哪些影响。
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渗透方面考虑，意味着首先要超越关于自然的分划、功利且简单的观念，不能把它当作人类操作的物质平台，不能把它当作商店，从中提取对社会存在之生产所必要的资源，也不能把它当作垃圾场，堆积这项活动的垃圾。在现实中，自然同时是平台、商店、垃圾场和所有的生命过程，由于太阳能的外部供应，使这些环节之间产生循环，同时不断地重组它。因此，废物和它的处理方式，在质量和数量上，必须同生态系统循环的能力和节奏兼容，以免破坏生物圈的正常运作。但是，这种正常运作取决于生物操作者的数量和多样性，以及取决于联结它们的关系多重链的质量和复杂性，取决于最终确定供应给人类的资源的平衡流。
其次，从社会和生态的相互渗透方面考虑，意味着汲取现实教训，即：生产方式不只是由生产和财产的关系确定的，它还取决于其由能源选择规范的技术结构。气候变化清楚地表明：为了满足人类（粮食，热，光）的需要，一个生产模式使用的能源和能源转换的方法，并不是社会中立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阶级性质。资本主义的能源系统是集中的，盲目的，浪费的，效率低下的，物化劳动密集的，基于不可再生能源的，并具有商品过度生产的趋势特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把它逐步摧毁并代之于一个分散的系统，这个系统是有计划的，经济的，高效的，活劳动密集的，完全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并且其生产指向具持久实用价值的可回收利用的东西。这一转变不仅关系到狭义的能源“生产”，而且关系到整个工业机制、农业、交通、休闲，以及城市和乡村规划。能源/气候挑战迫使我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做这样的设想：它不仅要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就开始尽快地消亡，并且逐步进入人民自治状态，它还要作为一个老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销毁进程的开始，代之以另一种机制，利用不同的能源，不同的技术和不同的结构服务于民主决定的目标。这种极其深刻的历史巨变可以开始于一个国家或一组国家，但它必须包含其全部特点，并且完成于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也就是主要的发展不平等的废除能够名副其实地满足每个人生存的基本权利后。其实，它的前提是能源自主权，尤其是不同国家的粮食自主权的初步实现。远非人类发展终点的代名词，它意味着科学技术以及民主运用它们的社会权力的重要进展，在一个“审慎照顾”生物圈的文化框架内，有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对此原住民小区的贡献将是非常宝贵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一旦人类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人类发展的质量将比发展的数量更重要。这种观念同马克思是一致的，对他来说，真正的财富是自由时间、社会关系和对世界的理解。一个完全利用可再生能源――主要是太阳能――的共产主义的前景，持续地存在于这个非生产主义的思想中，深化它，并根据需求、任务和纲领拟定出新的结论。这一深化证明了生态社会主义新概念使用的合理性。作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人类劳动和破坏自然资源的共同斗争的集中体现代表，生态社会主义不是从一个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理想和空幻的“和谐”观出发，而是从管理社会与环境的交流问题的唯物主义必要性出发，同时有意识地，集体地和民主地控制人类需求和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之间的紧张关系。
5．我们的任务
5．1．预备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可以帮助群众意识的发展，有助于就气候问题发起群众动员。有关气候变化的斗争需要优先建设社会的力量关系。面临问题的紧迫性，面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罪恶政策，我们在各个国家工作，建设一个强大统一的、在世界范围内协调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必须看成是现存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抵抗网，在最小的共同平台上，有一致协调的行动与定期的多元示威。它的目标必须是迫使政府至少达到IPCC提出的最基本的排放量的减少，尊重“共同但责任有分别”的原则，尊重社会民主权利原则以及每个人名副其实的生存权的原则。保护气候的民众动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特别是由于现象及其影响之间，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双重错位。关于全球变暖及其影响的信息广泛的宣传运动，是必要的。它的目标必须特别针对各种社会运动和左派政治组织的活动家核心，因为这些核心，在建立全球气候威胁和特殊社会问题之间的具体链接上，在推动使社会斗争同环境斗争的结合成为可能的战略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5．2．建立一个连接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的左派运动。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剥削被压迫者的动员和积极参与，必要的变化是不可能取得的。资本主义的气候政策使这种参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在社会层面上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这政策意味着帝国主义统治和资本主义竞争以及暴力的加强；因此也即意味着剥削、压迫、社会不平等、工人之间的竞争、侵犯权利和资源的私人占有行为的强化。特别是，对于大量排放温室气体的各部门的数百万雇工的就业，工资和社会成果所代表的主要挑战，这一政策并没有提供任何答案。因此，它只能遭遇合法的社会抵抗。大型环境非政府组织试图激进化各国政府的气候目标，却又拒绝承认这个激进化作法同时也会加剧反社会的攻击。这是一条死胡同。我们捍卫把气候斗争同社会正义相结合的需要。在广泛的运动中，我们努力组建一个左翼，它连接这两个方面，并坚持反对这样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基础是市场手段、积累、新殖民主义统治和技术冒进。这个左翼将设法汇集工会成员、生态学者、全球正义运动、女权运动和第三世界左派、“影响力减少的”左派、激进左派组织、批判性科学家组织等。
5．3．进行反对绿色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思想斗争，保护穷人和妇女的权利。根据它的全球性质，和它可能引发的灾难程度，全球暖化有利于一整系列的意识形态思潮的发展，在基本生态的掩盖下，这些思潮试图修复马尔萨斯论，把它包装在一个带有强烈宗教声调的世界末日的说法中。这些思潮在统治阶级的一些部门中找到最高的回声，在那儿，几亿人的消失比资本主义的消失更容易想象。正因为如此，他们代表的是对穷人尤其是妇女的潜在严重威胁。反对这些思潮的斗争，代表了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的组织必须承担的、并要与妇女运动联结的任务。人口水平显然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因素，但我们要坚决打击这个欺骗人的说法，即人口增长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正处在大规模的转型中，进展之快，超过预期。它的继续是可以预期的，但那是社会进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结果，是妇女有权处置以及控制自己生育（包括正确条件下的堕胎权）的知识的结果。这显然是一项长期的政策。除了诉诸野蛮的办法，没有任何人口控制政策能够应对气候的紧迫性。
5．4．把气候问题引入社会运动的斗争平台。从扎根于现有斗争的广泛动员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行为要使保护气候成为社会运动的重大关切，并找到所有层面的要求的具体体现。例如：
争取和平的斗争：生产和使用武器对于气候变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愚蠢行为——其本身就是增加冲突的一种可能原因；
与贫困作斗争，争取发展和社会保障的权利：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同资源和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社会的不平等会增加遭受攻击并且妨碍能源的改变；
妇女的斗争：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会加强妇女的具体要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些要求包括平等权利，社会负责照顾和保护儿童，反对让妇女作双重工，堕胎避孕的权利；
争取就业的斗争：从根本上降低能源消耗，重组的领土和城市，照顾生物多样性，发展公共交通，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以提供巨大的高质量的潜在就业机会；
为获得土地、水和自然资源，为有机农业而奋斗：实行劳动密集型之有机农业的农村小区，知道如何增加土地有机质含量，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
反对农业市场全球化和自由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是造成农村荒芜、饥荒、农村人口外流和/或生态系统被掠夺的一个原因，这些市场的自由化，直接（出口产品运输）和间接地，也是废气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
争取庇护权：面临环境难民特别是气候难民的增加，移居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它成了合乎人性的唯一反应；
原住民小区的维权斗争：按照他们的知识，按照他们的生态系统尤其是森林的开发模式，这些小区最有能力维护和发展碳沉积；
反对工作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反对延长工作时间：多变的工作日程表，使劳动力流动性增大的资本主义竞争，迫使工人使用汽车。“及时”生产是运输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要大规模发展一个消费和休闲的替代模式，工作时间的减少是必要条件；
反对私有化，争取在运输、能源和水等领域的优质公共部门。只有优质的免费公共交通部门才能够调动每个人的外出权利和碳排的减少。电力生产的自由化，使得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网络的引入变得复杂。只有不求利润的公营企业能够接受挑战，在二、三十年内抑制住房方面的整体碳排放量。
5．5．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超越财富的再分配，按照这个观点，力求使气候成为工会左翼的一个轴心。大型国际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随资本主义气候政策起舞，交换他们就某些政策模式谈判的可能性。这个定位在以幻想为基础的“绿色新政”的建议中具体化，这个幻想就是绿色技术将有可能吸收失业，并推动繁荣和资本主义扩张的一个新长波。工会官僚接受生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盈利的要求以及主要的气候政策手段：政府援助“绿色”公司，“生态税”，清洁发展机制，排放权市场，甚至支持核能和生物燃料。这项政策很可能使工会运动成为灾难的帮凶。它分化国际工人，在不同国家的各部门之间制造分裂。考虑到气候和能源挑战的重要性，使之成为其争取改变之斗争的一个要素，这对工会左翼是决定性的。这场战斗是困难的，因为它不涉及“经济复苏”，而是关系到能源消耗的减少，抑制无用或有害的生产，这些行业工人的再转业等等。由于工人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联结方式，是他们的日常生存所依赖的，因而此战有相当大的障碍。为了接受这一挑战，工会左翼必须离开以财富再分配为中心的狭窄视野，以便驳斥财富的观念与财富的生产方式，即该模式生产的根基。这种做法会引起一些重要的要求，如减少工作时间（连带降低工作节奏，不减工资和雇用相应比例的新工人），扩大公共部门，免费获得基本服务以及工人控制（工作节奏，生产，能源等）。
5．6．向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大量转让清洁技术，和资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知识和资产，因此，要对资本主义利润课以重税。拯救气候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共享知识和资产。因此，它必须涉及：
·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和把南方国家独裁者在西方银行的资产归还给人民；
·解除银行保密，抑制避税天堂，对遗产征税，对投机活动征税等；
·大幅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分配的政府的发展援助预算；
·除了这种援助外，创建一个单一的世界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必然影响，并向这些国家的公共部门转让清洁技术，而不附加资金条件；
·这个基金的来源应该来自税收，来自对气候变化最有责任的经济部门（特别是石油、煤炭、汽车和电力生产部门）的利润和过度超额利润的征税；
·抑制卫生系统的专利权，抑制生产基本消费品和服务（运输、轻工、水和能源、通讯）技术方面的专利权，使所有的地球人都能获得基本商品；
·对放弃开采其矿物燃料资源的南方国家的财政补偿制度。
5．7．同预测相比，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排放量将无法减少至少百分之三十，除非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受到质疑。在把气候稳定在最低危险的水平方面，帝国主义主导的国家的贡献，可能只能通过响应大量人口的需求，由内部的发展达成，因此，与有利于农民农业的土地改革有关，同生产的方向转向国内市场有关。因此，人类发展与气候稳定的协调，需要采取措施反对地方统治阶级，因为他们使用发展权为借口，拒绝任何对燃烧矿物燃料的阻碍，掠夺自然资源，把森林据为己用，充当碳排放额度买卖中间人，生产生物燃料，并向发达国家市场低价出口农产食品或工业品。为了防止他们助长这种社会和生态有害的模式，置于南方国家处置的资金和技术手段，必须置于人民及其社会运动的民主控制之下。
5．8．原住民捍卫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与环境的关系类型，在保护森林的斗争中发挥主导作用，从而总体上也保护气候和环境。特别地，拉丁美洲人民有一个源于他们祖先文明的概念，它同资产阶级思想推动的东西截然相反。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地主人，反而认为他们自己属于土地——这一观念概括了他们哲学的主旨，它源于对土地的尊重。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称土地为地球母亲，或帕查妈妈的缘故。他们养育、维护和发展一个以小区团结为基础的生活模式，这个模式深深地连接自然。因此，原住民的社会政治组织在其领土上不把自己局限于帝国主义强加给他们的边界。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自然资源和各族人民的威胁——作为无数次侵略他们领土的结果——是对他们不可剥夺权利的攻击，这促使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抵制跨国公司在自由贸易协议或区域基础设施南美一体化（IIRSA）框架内进行的掠夺。我们必须支持他们的要求，反对没有得到这些民族的事先同意，就占领其领土，建立任何采掘业和水电站，铁路，公路和水坝。由于环境问题在反资本主义斗争中，显然具有战略地位和作用，建立城乡工人和原住民人民之间的联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在这些斗争中，仅存的热带森林的保护也是利害攸关的，因为热带森林在气候系统中有重要作用。
5．9．反对技术冒进，并把所有巨大的生态挑战纳入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中。资本主义的历史充斥着环境危机，没有从全球生态角度去“解决”它们，只做了从属于利润的部分技术解决，其有害的环境影响稍后随即出现。而按照这个同魔法师门徒一样的方法，解决气候/能源危机，可能有更加危险的后果，特别是在三个领域：增加诉诸核能，转基因生物，以及煤炭开发新热潮框架下的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反对这些资本主义的作法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们应该受到谴责，因为这是疯狂而肆无忌惮的资本主义增长的象征，因为该制度妄图跳过自己头，要不顾一切地维持产生利润的积累。更一般地，气候挑战汇集了所有的环境问题。因此响应必须结合所有巨大的生态挑战，特别是：（一）热带森林的保护，尊重依赖那些资源（碳汇）生活的原住民小区的权利；（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三）水资源的合理和公共管理；（四）反对来自石油化工的几十万分子对生物圈的毒化，这些分子并不存在于自然界，因而在某些情况下不能用还原剂破解；（五）消除破坏平流层臭氧的气体，代之于没有其它危险的生态影响的化合物；（六）反对大气污染及其对人类健康（哮喘，心血管疾病）和生态系统（酸化，对流层臭氧）造成的后果。
5．10．谴责资本主义计划和科学家们对局势的判断之间的鸿沟。建立与主要科学家的联系。提出知识产权和研究的社会作用问题。各国政府正试图使我们相信他们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气候政策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必须大力反对这个做法。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谴责把政府目标同从IPCC报告之预防原则得出的结论分隔的鸿沟。这一公开谴责意味着，在批评主导意识形态和由大部分专家传达的社会成见的同时，充分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左翼必须建立与科学家的关系，邀请他们传达他们的社会运动专业知识，挑战他们一般的政治立场，依据他们自己的科学知识，推动他们解说这样的矛盾，该矛盾的一方面是抗击全球变暖所需要的全球合理解决方案，矛盾的另一方面，则是为部分资本主义合理性服务的极端各自为政的科学。考虑到政策拟订中科学知识的地位，建立社会运动和重要的人文研究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重要的。在此框架内，为争取社会正义框架内的气候稳定，我们要发展关于科学和研究作用的一个较普遍观点。我们不拒绝技术解决方案，也不拒绝发展和进步的概念。相反，我们认为科学研究和技术要从资本的影响力下解放出来，使它们的潜力，可以用于大量和迅速地服务于能源效率方面的进步，合理的资源管理和可再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求为研究作公开大规模的再融资，终结把大学同企业和金融资本联结的合同，在转型背景下，在社会正义的框架内，朝向建立一个没有化石燃料的社会，民主地决定研究的优先次序。
5．11．反对使个人感到内疚的企图，但肯定社会上对能源需求尽可能的清醒。政府的说法旨在使人们感到内疚，它把全球气候变暖的责任置于个人行为上，寻求用魔法驱除社会不平等，掩盖资本主义的责任，设法转移人们对必要的深刻结构变化的关注，为“碳税”这一类的不公正措施铺平道路。在超过一半的人类生活在长期低消费水平的情况下，相信通过反对过度消费的“文化蔓延”运动，可以拯救气候，这是一个错觉。但是，押赌注于假设的革命性科学突破，以避免质疑个人过度消费及其引起的后果，这也是一种幻想。不是把消费领域的行动同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变化对立起来，而是必须把前者理解为一种使人们意识到后者之需要的手段。替代性的社会习俗，民主运动和动员，甚至那些只涉及少数人的、对抗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运动，也可以对集体意识的形成发挥积极作用，这个集体意识就是生产领域的结构变化是必要的，而这些变化将伴随着更高质量的生活。
5．12．实习灾难发生时的大众援助。气候变化大大增加了灾难的风险，特别影响到工人和穷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面对这一威胁，我们必须准备在两个不同的层面干预社会运动：需求层面，也即把国家和政府摆在他们的责任前面，以及直接的、民众的和相互依存的援助层面，这个由地方居民及其组织负责，加上一个世界范围的活动分子网络的援助。事实上，在自然灾害中所取得的经验表明，这些民众的援助措施更快、更直接地指向穷人和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且花费较低。此外，他们赞成发展不同种类的社会关系和既定秩序的论争。
OntheIsraelioffensiveagainstGazaandinsolidaritywiththePalestinianPeople
反对以色列进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民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在犹太复国主义破坏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持续政治阴谋中，一年前以色列军队发起对加沙地带的进攻。三个星期密集轰炸的结果（130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表现了以色列军队的暴力行为，它使用了毁灭性武器，犯有许多战争罪。
这次进攻，策划已久，不是为了“阻止火箭袭击”，也不是为了“强行实施停火”。火箭袭击造成的受害者，在10年内不到20人，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于2008年6月签署了停火协议，这个停火从来没有得到以色列的尊重，它维持了对加沙的封锁，并继续在加沙内外杀害抵抗者。在这种情况下，巴勒斯坦人有权捍卫自己，抵抗占领，包括用武力。
再一次，以色列的目标是向巴勒斯坦人民和抵抗运动表明，以色列是这场游戏的唯一主人：唯一可能的“和平”必须符合犹太复国主义政府规定的条件，这意味着否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任何试图反对这种逻辑的人，将受到以色列军队的无条件镇压。
最近的事件证实：犹太复国主义政府不会容忍巴勒斯坦人，除非他们放弃他们的民族权利，并愿意在巴勒斯坦隔离区或外面的难民营居住。只有在他们准备向不违背犹太复国主义目标和利益的“和平”条件投降时，以色列才会与巴勒斯坦代表进行谈判。
一如既往，奥巴马政府的美国仍然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主要帝国主义靠山。欧洲联盟国家也继续公开或暗中支持以色列。阿拉伯联盟国家，四分五裂，大部分都顺从帝国主义，不能采取共同立场，而埃及将继续发挥其作为以色列和帝国主义列强合作者的作用，其对去年12月加沙自由进军的破坏，以及在拉法建设一个新隔离墙，再次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有许多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应。在世界各地，有成千上万人的示威集会。一些国家，如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驱逐了以色列大使。无处不在，甚至在联合国的大会，也有人提出了抵制和制裁以色列的议案。
第四国际重申，无条件的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所有争取其权利的斗争：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自决权；难民返家的权利和要求赔偿的权利；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享有的平等权利。
此外，我们重申，必须解放阿拉伯人民，拆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因为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计划。我们支持让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犹太人）可以完全平等的生活在一起的政治解决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紧急加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援运动，着重于五个主要和统一的、包括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内部的每个人都同意的要求——以色列军队无条件、立即和全部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土地，包括东耶路撒冷；拆除1967年以来兴建的移民地；拆毁隔离墙；释放被以色列关押的11,000名政治犯；立即和无条件地解除对加沙的封锁――作为实现基于平等权利的政治解决方案的初始步骤。
我们还应该特别关注巴勒斯坦人自1948年以来的要求，他们要求全面和自由获得土地和水的平等权利。最近的以色列选举和高得票率的利伯曼，一个公开主张驱逐巴勒斯坦人出1948年土地的人，对巴勒斯坦人民构成了重大危险，对此，声援运动有责任做出回应。总体上，我们还必须支持反对占领、战争和犹太复国主义政策的以色列人。
最后，我们似乎有必要加强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这一运动在2003年由170多个非政府组织和巴勒斯坦各方发起。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的要求提供了机会，发展旨在声讨政府和主要资本主义集团勾结的团结运动。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最近和未来的成功，可以发挥削弱犹太复国主义政府的作用，并创造条件，加强巴勒斯坦和反帝国主义阵营。同时，在这场斗争中，有必要打击所有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倾向。
2010年2月26日
InternationalsolidaritywiththepeoplesofIran
国际声援伊朗人民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美帝国主义的攻势，联合国的经济制裁，还有以色列在中东传播的大量反伊朗的好战宣示，在这样的情况下，第四国际声明，只有通过伊朗人民的动员，才能把伊朗人民从伊斯兰共和国独裁政权下解放出来。我们谴责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占领和干涉政策，我们站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的一边。
自从2009年6月13日，总统选举的欺诈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陷入空前的政权危机，开启了青年人，妇女和工人一起表达他们民主意愿的空间。过去8个月，伊朗人民大量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呼喊出“打倒独裁！”的口号。从选举挑战，到拒绝伊斯兰共和国的真正基础，这一进程持续增长和激进化。
自1979年以来，在分享权力的不同派别之间酝酿的冲突，已成为公开的战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内贾德和革命卫队的领导层决定全面控制石油收入，巩固其经济和财政利益。以穆萨维，卡鲁比和拉夫桑贾尼为代表的教派，拒绝被驱逐出权力中心，使得伊斯兰共和国血债累累，加剧了危机。
人民决心消除这种令人窒息的重负，结束对争取自身权益的年轻人和妇女的日常镇压，这个决心变得越来越同工人的具体要求交织在一起。
在过去8个月，青少年、妇女和工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反对军事神权政治制度。他们勇敢的动员已经加剧了政府内部的分裂，削弱了伊斯兰共和国。
哈梅内伊、内贾德和革命卫队用暴力镇压伊朗人民合法的社会民主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了扑灭抗议运动，进行大规模逮捕，在电视上演播审讯、强奸和处决被拘留者的场面。但这并没有奏效。对现有政府的反对是根深蒂固的；镇压不能扼杀政权反对者的决心和愤怒。
在伊朗，在政治危机结合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一个新的斗争阶段已经开始。面对失业，裁员，私有化和失控的通货膨胀，特别针对未支付的工资，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该国已出现了一些罢工。该政权并没有忘记1979年的罢工浪潮，它对君主制的垮台起到了主要作用；因此该政权粗暴地压制工人阶级的斗争。
我们支持妇女、工人、青年和所有那些反对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人。工人的社会需求与民主诉求的结合将是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工人阶级介入斗争，当前的运动中可能获得必要的团结和力量，推翻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一个社会民主和非宗教的共和国，她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
为了真正民主权利的斗争，为了政治犯的解放，为了废除死刑，为了结社和罢工的权利，为了自由选举，为了少数民族的权利和社会正义，以及为了男女的平等，强有力的国际团结是必要的。
他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SolidaritywithHaiti
声援海地
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大会决议
发生于2010年1月12日的海地地震影响到整个国家，首都太子港和周边地区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人员和财物的损失是巨大的，20多万人死亡，成千上万的人受伤和无家可归。最近几十年的极端贫穷，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居住状况，还有，这是个警察国家，它不关心民众的需要也不关心地震多发区的预防措施，这就是这场灾难代价如此高昂的原因。
这不仅是一场“自然”灾害。强权施加并且仍然在施加给海地的统治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后果，使这场灾难雪上加霜。
海地是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经过斗争赢得独立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法国和美国，让海地为解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825年以来，该国背负着法国债务的重荷）。
海地是美洲最贫穷的国家，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几十年来，海地人民是新殖民主义阴谋和帝国主义列强剥削的玩物，罪魁是法国和美国。这些强权一个接一个地扶植和支持听话的政权—比如，1957年至1986年的杜瓦利埃独裁和2004年的政变—它们掠夺国家财富和人民，图利跨国公司和他们安置的统治者。
世界银行强行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当地的农业瘫痪，迫使数以万计的农民拥挤在城市的危险居住区。这次地震扫除了这些贫民区的整个地段。
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降低了工资和拆除了所有社会服务，特别是医疗服务部门。震前，超过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没有健康保健服务；其中妇女的比率高达百分之六十。
2004年，美国把其军事统治“下放”给联合国海地稳定团（MINUSTAH），巴西领导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从一开始，它得到的名声就是，放下饥饿暴动、谋杀和强奸以及针对穷人的各种暴力不管。其推行的经济方案，同在加勒比地区其它地方所看到的类似——目标是用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建造企业特区。
目前的灾难，导致对该岛的军事占领。媒体散播这样的看法，即为了防止“混乱”，抢劫和不安，一个庞大的军力存在是必要，尽管美国军方官员自己承认，“暴力程度比地震前低。”已派出了超过两万人的美军，用以控制民众和所有的交通（海，陆，空）。这种占领，部分地可以解释为是拉美大陆和加勒比地区再军事化战略的结果。事实上，海地位于古巴和委内瑞拉之间，同洪都拉斯（政变已经把被推翻总统塞拉亚扩大的同美国利益的距离，拉了回来）隔海相望。占领对美国的武器，保安和建筑公司也是好消息。该国的重新殖民化—它让该国倒退200年—已经受到了“国际社会”刻意冷漠的问候。
但是，来自海地的第一手资料表明，尽管海地政府的中心可能已经瘫痪，人民自己显示了巨大的团结和自我组织能力——设立难民营和重建国家，尽管美国宣布了紧急状态。
·在军事占领下，重建工作不可能进行。占领军必须立即离开；国家并不需要士兵；它需要医生，护士和工程师！
·边界应该开放，允许援助货物的发送和人民的自由来往。不应该把海地人赶回海地；应保证任何希望离开海地岛（按照委内瑞拉和古巴的例子）的海地人有稳定的条件。
·海地的重建工作不应导致该国的外债增加——应由其它国家，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全部取消。
·法国和美国欠海地巨额债务，因为他们对这个国家进行了掠夺和施以暴力。此外，他们应该归还杜瓦利埃存在外国银行的财富。
·第四国际呼吁工人阶级的组织向海地基层组织提供财政和政治支持，跟进民众团结的巨流。
·致力于向海地工人阶级的组织派遣物质援助，这些组织与我们有着相同的目标，要帮助他们在这个遭到重创的国家重建一个新的基础。
2010年2月27日
MaketheCochabambagatheringanewstageinthefightforananticapitalistresponsetoclimatechange
科恰班巴集会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进入新阶段
2010年第四国际第十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李玥翻译、韩达校对
原文链接：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world-congresses/513/170
谴责25个主要污染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达成协议的讽刺漫画；该协定搁置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他们试图将这一协议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它是为大资本的利益和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占有量身打造的。它对全世界的工人、穷人、农民、妇女和原住民以及生态系统构成严重威胁；
庆祝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发出倡议庆祝关于气候和地球母亲权利的人民首脑会议的举行，以听取土著人民的声音；对分裂世界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大国之间的政治氛围作出共同回应。我们呼吁所有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支持科恰班巴集会并尽可能参与；
向那些捍卫自己开发的生态系统并为其权利、生活方式和尊重环境的集体占有方式而奋斗的群体致敬。通过这样做，他们已经成为气候运动的驱动力，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源商品化的资本主义逻辑。它们是在社会和自然之间建立新关系的灵感源泉；
呼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确保科恰班巴会议为扩大和深化社会运动的国际动员铺平道路——超越具体的文化参照——以反新自由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
向陈独秀及其战友致敬，向人民中国的老同志致敬礼——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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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oposaltothe15thWorldCongres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fortheRehabilitationofComradeChenDuxiuandfortheSolidarityGreetingstoOldComradesinPeople'sRepublicofChina
向陈独秀及其战友致敬，向人民中国的老同志致敬礼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2003年
姜君羊译、匡红校
按：第四国际（统一书统处派）在2003年2月召开了第十五次世界大会。意大利的老革命家利维奥·迈坦（LivioMaitan）代表大会向曼德尔及许多逝世同志致敬。他也向王凡西和郑超麟两位同志致敬，还提到郑超麟在国民党统治下坐牢七年，在共产党统治下坐牢27年的不屈经历。日本同志高木圭（国际委员会、日本国际主义工人党全国理事会）则向大会提出动议，要求大会纠正第四国际在1938年成立时有关陈独秀已经离开第四国际的错误纪录。高木圭主要是根据托洛茨基与李福仁的通信。1938年6月李福仁受托洛茨基之托，请陈其昌赴四川面见陈独秀，请陈考虑出国。11月陈独秀托陈其昌把覆信交李福仁再转交托洛茨基。陈独秀在覆信中强调要组成联合阵线抗日，又批评上海托派组织有宗派倾向，但信的基本立场仍是第四国际的立场。另一方面，1939年1月李福仁向托洛茨基报告，说陈独秀尽管对上海组织很多批评，但他仍然追随第四国际。1939年3月托回信表示同意。所以第四国际在1938年成立时的有关纪录不正确，须要改正。
高木圭还动议向所有中国受难托派致敬，他赞扬现在不少老同志思想仍然活跃，而且在恢复有关陈独秀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实方面作了很多有益工作。高木圭这两个动议都获得大会通过。
原文链接：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world-congresses/540/167
关于为陈独秀同志恢复名誉
陈独秀（1879-1942）是中国共产主义的缔造者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有人认为陈独秀在1937年从南京监狱释放出来之后，便离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了。例如，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纪录中，我们读到：「洛桑，1938年9月3日，皮埃里．纳弗里（PierreNaville）宣称：许多组织的领导成员最终离开了第四国际，比如陈独秀。」[1]但，这不是事实。最近公布的文献资料表明，陈独秀一直是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四国际的。虽然他同上海的第四国际支部某些成员，特别是同彭述之（1896-1983）之间存在着争论。
新近公布的文献资料证明如下的事实：1938年6月25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通过在英国出生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和上海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弗朗克．格拉斯（FrankGlass）（化名李福仁）（1901-1987）给陈独秀写信，建议他为了人身的安全，应该离开中国到美国去。上海的一位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家陈其昌（1901-1942）经过长途跋涉，亲自到四川去同陈独秀讨论托洛茨基的建议和陈独秀这位「中国老人」（托氏语）的政治地位。据1939年1月19日李福仁给托洛茨基的报告说：「陈独秀同志很赞同格罗兹（即托洛茨基）的建议」。[2]但他考虑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会允许他离开中国。而重要的是陈独秀在1938年10月3日向托洛茨基撰写了《政治意见书》，要求陈其昌带给李福仁，翻译成英文信转给托洛茨基[3]。这份政治意见书号召在中国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联合阵线，进行「民族民主斗争」，和批评上海的托洛茨基主义集团的「宗派主义」。李福仁也给托洛茨基写信说：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书消除了第四国际一直存在的对陈独秀的疑虑。在与陈其昌的谈话中，陈独秀讲得很清楚，尽管他坚持认为中国支部不好，但他仍然是我们当中的一员[4]。这也就是说在第四国际成立之后，他仍然公开地继续支持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基本上保持这一立场。这也表现在他最后所写的《被压迫民族的前途》这篇论文中，这篇论文写于他死前14天的1942年5月27日。
1939年3月11日，托洛茨基在答复李福仁的信中提到陈独秀的政治意见书时说：「陈所述的实质在我看来是正确的。」陈独秀的追随者与曾经的对头人郑超麟（1901-1998），他在1980年写的《陈独秀与托派》的长篇论文中断定：「无论从组织方面说，或从理论方面说，陈独秀至死仍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5]。
我想郑超麟的判断是对的。
广州的刘平梅（1920-）是一位老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从1952年至1979年在毛泽东的监狱里呆了27年之久。他在2002年1月9日给我的私人信中说：「彭述之和刘家良（？-1950）出于政治斗争的原因告到国际局说陈独秀还在南京监狱时便离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了。」[6]
由上所说，可见纳弗里在1938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由于我们在中国的运动内部的斗争引起的。对于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应当在托洛茨基主义的框架内，比以往更加慎重来对待。我们运动当前的思想状况应当强调民主的方面。陈独秀在目前中国是一面「社会主义民主」的旗帜，我和中国的同志们建议恢复陈独秀同志在第四国际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具体提出如下的建议：
1．纠正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关于陈独秀同志的错误说法。
2．吁请所有共产主义者和他们的学者们要公正地消除所有对陈独秀的指控，更正所有官方历史有关的错误和恢复陈独秀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向人民中国的老同志致敬礼
正如所有同志所知，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他们的同情者在1952年12月基本上全部被当成「反革命」逮捕，有些人坐牢达27年，例如在上面已提到过的郑超麟和刘平梅。随着1978年12月推行邓小平路线，1989年在人民中国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第六次陈独秀研究会在2001年在温州召开，首次讨论陈独秀晚年的思想，亦即他的托洛茨基主义时期的思想。第七次陈独秀讨论会，是在他逝世60周年，即2002年5月在南京召开。下面一些老人参与恢复陈独秀名誉的工作。
这些是：
陈玉琦（译音）先生，1918年生，1951年被捕，监禁6年。
刘平梅先生，1920年生，1952年被捕，监禁27年。
曹女士（译音），1924年生，同情者，1952，1962年被捕，监禁短时期。
胡先生（译音），1930年生，1952年被捕，监禁27年。
陈先生（译音），1930年生，1952年被捕，监禁5年。
陈先生（译音），1930年生，1952年被捕，监禁5年。
周先生（译音），1932年生，1952年被捕，监禁5年。
对于中国老一辈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我们不可太过于乐观。我同香港的同志们一起向世界大会建议：
3．向人民中国的老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团结的敬礼。
[1]WillReiser《第四国际文献资料（1933-1940）》1973年，纽约，寻路者出版社出版，286页。
[2]见《托洛茨基文稿》15卷、第1、2册
[3]见《托洛茨基文稿》15卷、第1、2册
[4]见《托洛茨基文稿》15卷、第1、2册
[5]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
[6]2002年1月9日寄自中国广州的信。（这里所说有误。我在信中是说：「第四国际又怎能知道陈独秀出狱后离开托派组织的呢？我想很可能是彭述之、刘家良写信给第四国际，说陈独秀〔出狱后〕已脱离了托派组织（并非是在狱中脱离托派组织）」―—刘平梅附释。） |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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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决议报告
2003年2月
目录
报告
↘生态与社会主义
↘为同性恋的解放而斗争
↘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区：让我们再发动、再组合、再定位
↘第四国际大会关于国际政治形势的意见
决议
↘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
Ecologyandsocialism
生态与社会主义
米高．洛伊米歇尔·罗伊（MichaelLöwy）
〔第四国际第15次世界大会对生态问题所通过的决议，是她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个文件，在将近两年前在《国际观点》刋出了草案。经过国际执行委员会讨论后，由草案委员会作出了修订。〕（注）
在大会讨论一些建议的修正案期间，一个生态委员会代表们进行讨论。最重要的议案是由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SG，英国支部）提出的，原文的中心思想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气候变化的问题。这个论题不被草案的编辑们所接受，但是他们同意加强决议草案处理温室效应和气候变化这部份，在原文的其它评论被认为是有用的，都采纳入决议中。除了一篇日本同志所提的两页建议外，《帝国主义违反自然》这篇文章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威廉．摩利斯（WilliamMorris）、弗拉廸米尔．韦尔那斯基（VladimirVernadsky）致敬，并且重提厄内斯特．曼德尔所批评的盲目相信技术全能的资产阶级思想特点。
在全部会议中，讨论是公开的，由米高同志作介绍，面对着日益迫切的和威胁着人类未来的问题，他坚持生态问题对更新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重要性，这个决议草案第一次尝试克服我们在这个领域的落后。根据当前的生态危机，面对这个决议草案，也带领我们在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像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某些传统观念。
贝纳德同志，草案的另一个合编者，环绕整理后的草案加入如下的内容：
1．工人运动一直要求进一步管理生产。生态斗争使这个要求变成明晰的民主要求，加深对它的理解。这个要求也提出社会管理中更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再仅仅是工人干预生产工具，而且有关民主管理方面，有时还要解决矛盾，这就与全体居民发生联系。
2．我们的派别应该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挑战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系的“生产专家”，并且描述社会上的生态社会主义组织的基本特质。这次大会文件的提案在这个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步骤。
参加讨论的絶大多数人都表明同意文件的总精神——依照一位日本同志的说法，在我们运动的思考中，对突出事件要及时提出清晰的、正确或者最新讯息的建议。
来自荷兰支部的一位同志建议在世界大会之后，我们的运动应该举行一个国际生态讨论会继续详细讨论这个主题。这个建议被接受，一个国际委员会将规定这个讨论会的日期和方式。另一位荷兰同志批评文件的一般语气，尤其是在行动纲领方面——照他的观点看，有些不很实际的要求：例如，提出立即放弃核电力的建议，将会失去法国和比利时70%的家庭能源。他也关注到军事核废料的重要性，比起民用核电力要危险很多。最后，他的意见认为，任何技术都显示内在的危险，并没有一种应该被考虑作为万应灵药。
一个活跃在生态运动的法国同志强调太阳能有巨大的潜力，这种能量有系统地被资本主义的技术科学所忽视，因为它是免费的，而且不能发展为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
一个提供讨论的主题被许多参与者关注的，是绿党的政治主张。有些德国、印度或者北美洲的同志认为，需要更严肃的批判这些政治力量的保守错误，而其它的人则在相反方向去思考，认为必需与这个派系沟通，这些讨论期望会深入，并且希望维持与这个派系联系。
有些同志认为文件对于有争议性问题，回避表明立场，像生态的税收或者较节制地生活的必要性。根据英国同志的意见，认为能量的取舍不是解决的办法，需要严厉地减少人类能量的消耗（高达50%）。在他们的文件中，甚至建议集体地聚居方式，代替现时的个别居住以节约能量。这些提议不被接受写入草案中。
其它的提案修正的或者补充的都被起草者们接受了：
来自黎巴嫩、厄瓜多尔和菲律宾同志的提案，强调在南方各国形成的生态环境的损害，资本主义跨国公司摧毁了他们的森林，出口被禁售的农药到他们的国家去，并且输出工业废料或者核废料到南方国家去。将这种情况告知北方国家的舆论，并且也要谴责资本主义企业的生物抢劫行为一一值得注意的是制药者盗用和专有本土人的传统知识。
厄瓜多尔和印度的同志察觉到，指责贫穷农民的国家，或者由于采伐林木作燃料而摧毁森林的本土人民，那是错误的，它是亚马孙河地区或者印度的本土公社，反对过跨国公司的掠夺。他们保护环境就像保护全人类的自然遗产。
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同志强调，很有必要制订一个保护生态的纲领，以供我们工会的干预之用：
1．工人健康与环境卫生之间的关系：有毒的生产对于工人和自然都是危险的；
2．工人管理生产，利用非污染的技术；
3．工业、运输和农业的生态恢复原状，作为创建职业岗位的政策。它并不意味着保证在核电站或者武器工厰里当前存在的工作职位，但是，不论需要什么生产调整，都要保证每个人有一份工作。
来自意大利的同志，请求把环绕水的问题的需求，应该包含在文件之内，它已经成为北方（西班牙）和南方国家（玻利维亚）群众社会斗争的主题，而且是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私有化和水源污染两种斗争的问题。它是对于全球正义运动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已经在世界论坛关于“水”的节目中，找到一个最初的表达方式。
希腊的同志建议，在城市的环境问题中加上一节：在城市空间减少中，公众服务私有化的作用；不受控制的城市扩大化；绿色空间的消失，因公路和高速公路而毁灭树木和森林。
荷兰和巴斯克（欧洲比利牛斯山西部地区）的同志坚持文件要强调由于战争造成环境破坏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伊拉克、南斯拉夫等等。由于军事核废料所引起的重大问题，文件也有必要加以考虑。
在总结中，报告人对于一些批评作了答复，并且负责修改草案，不试图停止争论，反而更加要鼓励它——这不是一个进程的终止，而是开始。
修正了的文件，差不多全体一致地通过，只有一票反对，一票弃权。
（杨萍译自《国际观点》第349期）
【贝纳德（Bernard）、罗伦特（Laurent）和米高（Michael）（大会报告人），是革命共产主义同盟（LCR，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的生态委员会的同志，负责集中决议草案的撰写和修改】
为同性恋的解放而斗争
德鲁克、维托里努
第四国际第15次世界大会一致通过关于同性恋的决议。这几乎花了五年的努力才取得这样的结果，并为国际的同性恋工件迈出了一大步。世界大会两小时的辩论本身表明了为此花了许多时间，也表明了在今后的几年内会有许多机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由于90年代末以来，同性恋运动在好些国家里迅速跃起，一年一度举行的同性恋者自豪的行军这种形式，使运动迅速扩展起来。现在，在首都巴黎、柏林、罗马、里约热内卢，组织成千上万人的行军已成为常事。而几年前那里只有几千人参加这样的活动。
在世界大会的讨论中，发言人都提到组织同性恋运动的各方面情况，运动从一国到另一国迅速组织起来了。葡萄牙革命社会主义党的联合报记者塞奇奥‧维托里努强调：第四国际的同志介入同性恋运动，使其成为另类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方面的重要性。经历了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第三次世界社会论坛，千万人就是通过同性恋运动这个平台而来的；去年11月佛罗伦萨第一次欧洲社会论坛也是如此。这些情况，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的发言人都提到同性恋者组织反对进攻伊拉克。维托里努说，整个葡萄牙的同性恋运动都反对战争。
维托里努说，好多年以来，人们都把注意力集在谈论法律改革上。而今，至少在一些国家里，社会舆论开始重视同性恋运动了。维托里努列举好几个例子说明同性恋问题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例如：“反对「煽动仇恨」的原教旨主义者和极右势力以「禁止同性恋」来恐吓反对者；反对以同性恋为由裁减员工；反对限制移民法律（这种法律使同性恋移民面对双重困难）；反对跨国医药公司为了自身的超额利润不给贫穷国家免费用药的待遇”。
在大会的讨论中还提到了在纳粹集中营同性恋者的命运，早先溶合在反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同性恋运动，现在又出现在以色列的和平运动，和反对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国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斗争中。荷兰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彼得‧德鲁克就决议问题谈到在同性恋移民，特别是在欧洲的穆斯林移民中开展的组织工作，得到发言者（如来自英国的发言者）的赞同。德鲁克说：“我们反对穆斯林的魔鬼说教，但伊斯兰教徒有时拒绝接受西方国家关于妇女和同性恋的观点是正当的。事实上，伊斯兰世界有着丰富的歌颂同性恋的历史，而西方国家的文明对此袛是空有愿望。但同时，我们绝不同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反对同性恋偏见作任何形式的调和”。一位美国的观察员着重指出反对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性。
理论和策略
关于同性恋决议的报告包括有：对压迫同性恋者的根源作出扼要的重点分析；和对1979年国际关于妇女压迫和解放决议的解释。在预备会议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在决议的一些章节的分析中，或者太过着重于资产阶级家庭，或者视家庭在近几十年来变化达到了最大的限度。但在世界大会的讨论中，这些问题并不占到显著的地位。一位乌拉圭代表争辩说，决议对家长制度和家庭的研究应该加深。
正如一位法国代表指出的，这次同性恋问题的讨论是社会转变过程中国际上广泛反映的社会问题的一部份。对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我们曾经有过工人阶级关于社会主义的狭隘观点。我们现在愈来愈认识到社会转变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是多样的复杂的。
我们在同性恋运动中的工作不仅反映了第四国际对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也反映了我们对同性恋所采取的战略和策略。我们认识到性欲的压抑是社会的和全世界的重要问题，犹如一个人在学徒期间必需服从和循规蹈矩一样，性欲的压抑在人的一生中是生理上重要的改变，甚至一个革命者在他的日常生活中被迫面对这个问题时也会受到伤害。我们也认识到，没有那一种社会结构的改变会不同性欲压抑的基础有关。
依照维托里努的说法，这表明同性恋的斗争具有破坏性的潜能，也表明了我们参加这一斗争的合理性。他说：革命者在同性恋运动中的工作必需建立在“尊重自主，自我组织，和群众运动优先的基础之上，但要干预运动的过激化，要推动同性恋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的联系，对运动的研究要开诚布公，支持运动的改革，但反对强制把性欲的压抑规范化和一体化；这些做法是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改变的。”也不能认为这样做就是害怕同性恋的重要根源。
配对
欧洲的同性恋运动（也包括其它地区的运动）要求为同性恋立法，承认同性恋的亲属关系，包括直至同性配对结成的亲属关系。国际大会的讨论反映了社会主义男女平权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何等混乱，他们把婚姻看成是暴虐的家长统治的制度。澳大利亚和德国有些过激的同性恋者，我们的支部曾同他们一起工作过，他们简单地反对同性恋立法的要求，和拒绝参加为此而进行的组织工作。德鲁克为决议进行辩护，认为决议是站在「辩证的和变化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决议从同性恋者眼前的需要和要求出发，探究了为同性恋婚姻进行斗争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和列举了过激份子必定会加深这些矛盾的几种手段，例如：要求同性配对婚姻在各方面都得到完全的平等；反对法律上以父母血统出身的中心地位；要求每个人的婚姻状况自主，不同全体的或个人的社会权利挂钩。这些就是我们用以争取同性婚姻完全平等的手段，目的在于打击和摧毁现行的婚姻制度。
大会的讨论一再肯定，在性与家庭问题的讨论中，儿童问题是个特别敏感点。有一位代表，是个父亲，他对媒体针对追求同性恋自由的人们，把儿童的性恶习视为犯罪，表示了自己的气愤。他指出大多数儿童的性恶习，大都是异性相恋的，而且是发生在家庭之内。一位来自卡塔隆尼亚的青年代表说，对青少年同性恋者的压迫必须从全局来考察，这就是普遍存在的对青少年性权利的剥夺。这是当今资本主义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特征。
维托里努谈到在同性恋青少年进行组织工作的具体问题说：“强硬约束性行为，违反道德的性偏见，性羞辱和性恐吓的说教就是性压迫的各个方面，都是针对青年人的。”再者，大多数青年人缺乏性解放的手段，在许多国家里，由于削减社会福利、加强了青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性，毁坏了他们除了依靠异性婚姻的家庭之外，就不能活下去的基本的先决条件。青年同性恋者特别容易受到歪曲的同性恋情欲的幻想所影响，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在他们陷于同性恋情欲的痛苦过程中，也没有人可以咨询和帮助他们。
有好几位发言人就个人的性问题发言感到很困难。有一位发言人认为决议谈个人或私人问题比谈政治问题太多。其它人不同意这种说法。丹麦的一位妇女代表说，谈论个人的性问题是困难的，但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过去和未来
第四国际关于性压迫和性解放的问题的讨论并非今日才开始。早在1934年，左派反对派就反对斯大林谴责当年苏联的同性恋者。皮湟洛普‧杜冈是1979年国际关注妇女解放决议案的作者之一。他随时提醒这次会议，1979年的文件保卫了同性恋者的权利，特别讨论了女同性恋的斗争。第四国际1995年世界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同性恋的16条，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遵循的和建立未来广泛的群众性国际的根据。
在1998年、2000年和2002年召开的关于同性恋运动的三次世界讨论会，有助于加深理解和增进国际合作。这次第四国际世界大会采纳了1998年讨论会草拟的关于同性恋运动进程的决议；并通过电子邮件继续在第四国际领导成员中交流，如同在讨论会的领导者中进行交流一样。从开始直到几天前召开的世界大会都是为了在第四国际同性恋的活动份子中尽可能达到有关同性恋问题的意见一致。由于在决议提交世界大会之前，起草委员会在既有争议的问题上已经取得协调，所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一直有人说国际着手解决同性恋问题是太迟了。没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一位ACTUP的活动份子说，与艾滋病作斗争这个生与死的问题，早在80年代便提出来了，仅仅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才重视这个问题。其它发言人认为在第四国际组织中，异性相恋是正常现象。维托里努说：“我们在寻求性问题上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社会里，异性婚姻关系的特权，性关系的改变和各种同性恋的问题都不会成为社会组织的中心问题。”
维托里奥认为在我们组织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所要求的变化已经开始。“这就是说，把战斗员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成是私人的事情，这是很成问题的。恰恰相反，正是这一场合，存在着同性恐惧和性歧视的复合症呢。”在维托里努看来，这不仅暗示在我们组织内部反对性问题的偏见，而且是要理解关于性问题的重要性，藉以作为行动的依据。
我们反对有些人以为性的问题并不重要。要知道，在我们组织中有某些人在异性恋爱，或同性恋爱时，我们对此是支持呢，还是让他们在自我反省中受到伤害。维托里努说：“承认同性恋者有自我组织的权利并非要把有同性恋的同志排除在外”，包括从组织的基层到领导层的同志在内，而这是很少发生的。他还注意到不管有多困难，第四国际组织在建立和促使同性恋运动政治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里，国际的支部同现有的同性恋运动都有联系。维托里努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每一个战士为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斗争归纳到总的议事日程去。”
法国和葡萄牙的组织是第四国际在欧洲的同性恋运动中，工作最得力和组织最好的支部。而在他们国家的预备会议上郄没有提出国际关于同性恋问题的决议来讨论。德鲁克在他的总结中提到这次世界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表明了国际远没有做好，虽然担当起草同性恋问题决议的七、八个人中有一半是妇女，有几个是来自被统治的国家；而在大会上作报告的，却由欧洲支部的两位男同志来分担。
从70年代以来，墨西哥革命工人党便是第四国际支部中第一个注意把同性恋工作作为中心工作的支部，并担当起该国同性恋运动的重要角色。自那时以来，第四国际更偏重于欧洲的同性恋和性解放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位乌拉圭的代表要求国际在这个问题上要做到均衡。
（蔚然节译自《国际观点》第349期）
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区：让我们再发动、再组合、再定位
维尔卡曼
今年（2003年）2月初，第四国际在比利时召开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来自40国家组织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了辩论，并通过有关世界形势、第四国际的作用和任务等决议案，对第四国际章程进行了修改，并写了新的序言，此外，还提出两个纲领性文献：「同性恋自由运动」以及「生态学与社会主义」。
代表大会选出新的领导（国际执行委员会），至少每年集会一次，执委会还选出执行局全体理事。这两个机构实质上已得到更新，而且年轻化了。
如果我们希望把这次世界代表大会总结一下，我们认为最恰当的是从以下这个主题开始，即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提出如何再发动、再组合、再定位的政策问题。
会议的气氛，正如天气一样，温暖如春，行动的表现是小心谨慎的；辩论是激情热烈的；态度是认真负责的。自从上次代表大会（1995年7月）以来，时间已经过去近8年了，这次代表大会可说是老一代战友们的重新团聚，他们在面对挫折和不断上升的野蛮主义而自觉地「忠诚于自己的理念」。与此同时，新的一代在国际总动员的上升期受到了考验，他们准备继承前辈的事业，也积极地参加进来了。对于新的远景看法，在过去的争论、倾向以及派别意见的相互渗透、相互比较之后而得到证实；提交讨论和表决的政治文献，是把焦点完全集中在未来的，现已在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下通过了。
在反资本主义的战斗中心
第四国际战士及其各国组织，今天都正处在反资本主义战斗的中心。这不是新近才出现的事实，在1989-1991年这一关键时刻，第四国际各组织曾会同其它组织成员（这些成员人数很少）参与创办国际性运动，当时这种运动虽曾被忽视了，但终于导致西雅图和热那亚总动员，举办了阿雷格里港（巴西）和佛罗伦萨（意大利）等地「社会论坛」，发动了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世界性兴起。
正是由于这种种活动，才使我们第四国际的思潮摆脱了局限性和教条主义化；才使第四国际的活动与示范性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组成了抗逆时代潮流的群众运动，为统一而奋斗，并参加了最先进的思想观念辩论，所有这一切也就是我们的传统特点。
此外，还需要加上我们组织和国际内的内部开放，这就是说，在内部论辩中，任何种类的争论都是容许的，甚至包括最极端的不同政见。正由于没有外力的影响，旧世界还在展开运动，而用来动员人民群众的、新的解放远景尚未立即呈现出来，因为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明显的新事物，而存留下来的仍是那些教条式的信条。例如我们可以记得起的问题有：墨西哥的「萨巴达主义」，南斯拉夫的恐怖「民族问题」，相对于种族灭绝和无情大屠杀的国际体制的作用、依靠工资生活的阶级及其组织在结构上的软弱性、历史末日到来等等。对于一个自称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选择，变得更加简单化了：对外是否开放？对内的论争是否放松约束？（是否可容忍必不可避免的一批极端异见、怀疑和支离破碎的论点？），或者通过「教条主义式」的分析和学说，把所谓「正确的」政治路线强加于人，加强活动分子的纪律性以及把「一贯正确的领导」具体化，来达到对内部争论的毁灭性打击呢？目前，没有一个革命组织不带着新自由主义反革命时期的烙印而出现的。任何组织不得不应对挫折，不得不适应生存条件。谁也无法逃避自身内部危机──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坚信自己已经作出了正确选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现实、是存在的问题。
群众运动的兴起，反资本主义势力的再生
目前，主要的困难在于估量出，当今世界上实际发生了甚么事？本届第15次代表大会曾注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世界政治形势方面已形成一个转折点。一个新时期打开了，要把彻底恢复劳工和社会运动的行动纲领、战略和组织，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国际在把这一点作为我们行动中心之前，早已小心地考虑过，为甚么就在这一点上是踌躇不决地诞生出来的，而这一点后来就成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或称作「不要全球化运动」，或干脆称之是「一切运动中的运动。」在西雅图总动员以前已经签定的「对抗文本」，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战士，准备好了我们的各国组织，使我们的国际转变成为「革命的主观因素」。从一开始，在我们的队伍中就有一种接近于全体一致的说法：我们必须参加到运动中去，帮助它建立起来，而且不带教条式的或傲慢态度去尊重运动自身发展。从西雅图总动员（1999年12月）到2003年2月15日这个富有历史性的节日（各国人民反战的世界性兴起），其间还经过了阿雷格里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举办的「社会论坛」。国际社会运动的整个基础重新奠定的原动力已经形成了，有了这种原动力，各种可能性和机遇都会由他们自身去发现、去说明、去组织了。
这一新的，强大的原动力或反弹力，由于以下三大矛盾而加强了。这三大矛盾是：（1）帝国主义和跨国大企业所推行的残忍的军事、经济与反民主的进攻性，与在这一新社会运动中将显现出来的，并成为这一进攻性的障碍的诸力量间的矛盾，新社会运动已经巩固了自己，并有可能在三年内创立一个「单一的反战世界阵线」，并将给所有资本家阶级政府带来压力；（2）当这一新的社会运动兴起时，工资劳动者运动缺乏同步的发展，这是长期来令人担忧的事，这是一大矛盾，因为工资劳动者自从1985-95时期遭到挫折和失败之后，由于力量对比关系处于不利条件，其斗争能量的恢复是十分缓慢的；（3）最后，从政治上来说，整个20世纪年代，有几股政治势力，如社会民主主义、后斯大林主义派、社会民粹主义等，在空前的历史危机下，仍然支配着劳工和人民运动，因此，有组织的其它反资本主义政治势力，便始终是十分脆弱了。这种脆弱性的突破，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第一，爆发了无法克服的政治大变动，诸如后果无法控制的战争以及世界经济大崩溃，第二，能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去击败仍在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中拥有大多数势力的新自由主义，并且我们能在反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生态保护主义和女权主义基础上去重建运动。这一斗争必定会围绕在两个问题上展开，即反帝和反新自由主义。
当前工人运动的危机，不可能由于简单地加强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而得到解决，因为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的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不仅是革命左翼势力十分微小，始终处于最少数的地位，而且社会主义自觉性、反雇主要求、英勇的战斗性以及各工会组织都在大规模地急剧后退。此外，革命主观力量的不足，留下一个标记便是年轻人的狂热的急进行为。这批年轻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社会经验，特别是由于历史上空前的大动员，正在各个层面建立起一代代「政治接班人」的进程。
这股非同寻常的「组织」或「势力」，在即将来到的社会运动的复兴中，可以预见到必将占据主要的甚至全部的力量，这就需要对这种「组织」提出一个恰当的建议，或确定一个恰当的主题。这主题只可能是集合一切反对派力量、一切激进的政治派别，并以新的政治编制形式出现（诸如政党、运动、联合阵线或结盟），不拘是多元论者或单一的反资本主义派别；不拘是战斗力量或仅供讨论的场所；不拘是议会选举的形成或议会外的活动；也不拘是社会运动的谈判者与阐明者，或所有其它的一切政治思潮──改良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都必须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形成过程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切不可采取「打进去主义」，也不可用保密的或公然承认的目标，去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一个革命纲领装备起来的先锋「革命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共同发起人、共同组织者，是一个广泛政党中的共同领袖，旨在分享现代斗争的经验，并一起前进去创建一个能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群众性的反资产阶级政党。
创建一个新的群众性国际
第四国际曾制定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能反映出活动和组织的三个层次，这不论在民族国家范围内，或国际范围内都有一定重要意义：
兹将这三个层次节要如下：
1．第一个层次
反全球化的国际运动，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要讲究自觉性、斗争方法、纲领性建议和国际结构。
这一层次能在年轻人中激发起应有的热情，并能在老一代战士们中引起历史的回忆。
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几个国际的建设，是同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新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现在这一新国际（即政治上重新组合），从一开始，便提出了新的群众性革命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国际的问题。
这一新国际是在当前运动和大动员中应运而生的。她不可能类似于她以前的几个国际，当然也不可能类似于以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基础的国际。这一新国际将是大规模「自发性地」反映出当前历史上空前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的独霸时期，而其归宿必将是国际主义和直观的反资本主义。不论从那一观点来看，她将是迥然不同的性质，而与其前身五个国际组织不同，这五个国际即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以及创建于1938年的第四国际。
创建新国际运动内部，存在着战略和策略上的分歧意见，这不是工资劳动者阶级自我行动中产生的，历史上本来就有着「反政治的」互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去阻止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呢？这核心力量就在于世界规模的美、欧帝国主义内部广大的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此外，还要在两条战线上发动斗争：其一、反对社会自由主义左翼的霸权主义；其二、要在激进的革命左翼内部发起兄弟般的政治辩论去反对宗派主义和「革命先锋主义」。
2．第二个层次
十多年来，第四国际曾与其它非宗派性激进左翼共同建立了广泛的、多元化反资本主义的组合，以便去击败社会自由主义左翼的霸权。这一新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很快就能在各地区、各大陆达成有关这一新运动的一致协议，圣保罗论坛便是一个实例。最近，在多个不同国家里举行会议来发动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汇合。自2000年3月以来，在欧洲，「欧洲反资本主义左翼」每两年集会一次，赴会的有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和运动，其中有丹麦的红－绿联盟，葡萄牙的左翼集团，法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同盟，苏格兰的社会党，英格兰的社会主义联盟，英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等。最近，意大利的革命共产党也参加进来了。在亚洲，由澳大利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党发起，组成了亚太团结大会，每两年举行会议一次，这是一个广泛的激进反帝政党和社会运动的大联合。
所有这些都是富有前途的，尽管目前发展的趋势还是脆弱的、分散的，不可能直接通向全世界性的水平，但这并不能排除通过探索走向社会运动的大发展，并举行世界性大会。
3．第三个层次
考虑到我们支持全球性正义运动以及反资本主义重新组合的优先性，我们为一切不同政见辩论、各种倡议以及与各种革命左翼思潮的会议敞开了大门，以考验我们代表大会提出的大汇合，没有这样的措施，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新的结构。
以上我们所设想的三个层次，即政治上明朗化、多元化的反资本主义重新组合，以及与革命左翼的对话，可以形成我们一目了然的政纲，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创建一个新的群众性反资本主义的国际。
第四国际─要再发动、再定位
自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到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7个月，历史规模的延续性在社会的各层次都已发生了断层。
我们的组织曾遭到过困难，也取得过成就，最近，解放运动又再度兴起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重新建设我们的领导机构、协调机制、公开参与以及我们的教育学校、辩论会和新闻工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不仅仅是一般地宣传社会主义，而且要向公众表明第四国际有其特殊的政治作用，即要完成日常活动、群众工作和社会运动。这就要求要经常的、持久性的宣传我们的理念，要有前后一贯性的鼓动工作，要举行政治和战略性的讨论，并加强我们的组织体系。
第四国际的复兴，不可导向宗派主义的自我肯定，但要走向开放、对话、合作和重新组合，要创建世界规模的劳工和社会运动，要具有新的、国际主义的、多元化的革命战斗力。我们只是托洛茨基主义思潮中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同许多其它思潮（包括其它的托洛茨基主义思潮在内）团结起来。我们深信，通过同其它激进的、非宗派主义的思潮的系统性合作，我们便可以吸收新的力量、党派和社会运动。这就是我们所谈的重新定位。
（萧明节译自《国际观点》2003年5月号。作者系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兼执行局理事）
第四国际大会关于国际政治形势的意见
弗·奥利维埃
一开始，我们应当注意到：第14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以来国际形势的显著变化。那次代表大会是在1995年6月召开的，当时形势的特点是：世界各地区「现存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不少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社会上的受挫，以及拉美国家革命运动的失败。但2003年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形势全然不同了，其特点是：反全球化运动和一系列国家内社会抵抗运动的不断增长。这是崭新的政治和观念的内涵，有利于社会各部门及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抛开历史性的斯大林主义的包袱不说，1995年，新自由化攻势与东欧集团国家的土崩瓦解相结合，带来了社会、政治和观念的受挫。今天，在政治上和观念上，形势发生了以下的变化。
I、战争、社会不稳定和多种矛盾
统治阶级无能稳定新世界秩序，全球化资本主义正在产生多种新的矛盾：反伊拉克战争再次证实了世界形势的无序性。
I、1前东欧集团国家里，新自由化攻势和新市场开放，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时期。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资金积累过剩的危机—因为资本不断产生利润。此外，生产的容量过大和公司的倒闭，带来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比20年前更加强烈，因此，给利润率很大打击。这种情况可以从根本上解释了美国当前局势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股票市场在高新技术行业部门受到打击以前便发生了。经济增长期受到限制，而美国或欧洲经济放慢的萧条期却拉长了。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经济正处于崩溃状态。资本主义的现阶段正在加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其它各地的不平等、灾难和贫穷化。
I、2全球化也就是军事全球化：最近10年中，美帝国主义策动了一系列战争—每次各有其自身特点，但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美国霸权主义。这也表明了美国经济机制的变化，即石油多国化，以及军事工业综合发展已取得了决定性地位，这必将导致军备竞赛的重新发动，军事预算的爆炸性增长以及美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方针导向。所有这些国际性的目标在于美国要以政治—军事战略来统治全世界，包括支配其它的帝国主义列强和全球资源的控制——特别是石油。在此框架内，我们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应该是可以理解了。但新的质的因素——特别是1991年的海湾战争、巴尔干战争或阿富汗战争，则是帝国主义相互之间新矛盾的出现，不论就美国统治阶级内部来说是如此，就是欧洲资产阶级与美国之间来说，更是如此。如果这些矛盾深化下去，这必将打开国际政治的新组合。
I、3这些因素的相互结合（经济危机，安然公司的破产，主要的财政和工业多国组织的整顿，股票市场受挫，以及类似阿根廷等国的崩溃），己经导致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和观念上的危机，而且也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体制打上一个问号。这种情况导致帝国主义反攻势，以便保持新自由化政策的目标，而同时设法寻求与社会运动和工会领导层的一致性。这就是“达沃思（Davos）与阿雷格里港（PortoAlegre）间对话”的支持者的方针（可以说这是第三条道路——旨在克服达沃思与阿雷格里港间的对抗性），或者力图找到在养老金问题上的一致性——如同今天法国的情况一样。
II、要求就业的强烈倾向和对全球化的反抗
II、1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和末期，阶级力量对比关系起了变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矛盾，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社会和政治的反响。这表现在工资劳动界的总动员上：如1995年冬天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总罢工，以及在一系列拉美国家中的斗争和反响（2001年12月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反私有化的总动员、委内瑞拉危机与卢拉的胜利）。反战运动的强有力总动员，特别是在英、美也表现出这种变化。国际的任务之一，必须设法对这些斗争、这些新的社会运动以及这类社会和政治要求自我组织起来的中心地区的能动力进行分析和综合说明。
II、2反全球化运动是力量对比关系演化的部分体现。运动的扩展，特别是在年轻人中的激烈化——这是60年代、70年代以来不可同日而语的激烈化——表明了反抗的潜在能量，这是重建和重新发动新工人运动的十分重要的出发点。
II、3然而，这些变代并没有改变了最近20年来的主要倾向。新自由化攻势还在继续下去：这表现在劳动力的流动性和伤亡人数增加、工人阶级不断地分散、摆脱了管理的约束、私有化、公然有利于富有阶级的税务政策、工资的压力以及工人阶级购买力的下降等等上面。所有这些一再得到证实了的社会性退化，企业破产和成千上万多余劳动力，使我们想到了真正的力量对比关系。
II、4比之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估量一下资本与劳动之间，各国之间，换言之，受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所支配的所有社会政治关系的一整套关系。我们应当注意到，统治阶级在建设欧盟时所要建设的像美国自由贸易区（FTAA—ALCA）那样的攻势。我们切不可忘记，整体的工资劳动者正处于守势。尽管在若干大国里，例如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存在着局部斗争，但工会化程度很低，工人阶级的政治呼声微弱，甚至全然听不到。在其它阿拉伯地区和亚洲国家里，斯大林主义、民族主义和改良主义相结合的危机，引起伊斯兰思潮的发展，不管我们对这种特殊思潮作怎么样的分析，这是代表着这些国家广大群众政治觉悟性的后退。最后，我们当着重提到，在社会总动员与重建反资本主义阶级自觉性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节奏。当今，统治着一系列国家的社会现象，仍然是传统工人运动的瓦解、非工会化以及传统的左翼政党成员数字的下降。整体工人运动，其中包括革命，仍然要为上世纪的受挫，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的灾害付出巨大代价。要建设新的革命前景，仍然需要时间。
III、工人运动的新历史时期
III、1今天，我们正处于工人运动的整个历史性时期以及新周期消失的过渡时期——其特点是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自由转化的结束，以及新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出现。这个过程正在开始。
III、2社会民主主义融合在社会自由主义中去的基本理由是下列两个因素的相结合：其一，是社会民主主义日益与国家以及经济、财政的资本机制的上层成为一体化；其二，还要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转化相适应。私有化的不断增加，不受社会关系管理规章的约束，公众领域的减少，严格的工资政策在一国范围内或者在欧洲框架内削弱了凯恩斯政策的基础。参加政府的实验，已大大增加了这些变化。我们可以在一系列国家中，看到一些平民阶级从传统的左派中分离出来。然而，这一质的转化过程还没有结束。对每一政党的现实分析是必要的。一切与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实的相关连接，并没有一笔抹去。社会主义政党不可能被右翼政党所同化。
III、3在一些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原本是群众性的共产党占优势的，现在，这些政党的崩溃和迅速瓦解，毕竟是重大的政治事实。苏联的解体，已经失去了她过去的一切历史作用。除了意大利的共产党改建党是个例外之外，各共产党的危机，在苏联瓦解后10年多来，尚未产生过处于民主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前景的思潮和组织。在这些思潮中，有的是采取与社会民主党结成战略同盟的路线——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德国的PDS（民主社会党）等；而有的则是依附到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的洋溢着乡愁之情的老恋栈中去了，他们是拒绝民主和统一的概念的。我们切不可忘记，前东方集团的官僚层也融合到资产阶级中去了。我们的方针是鼓励对话和联合行动，旨在把超越了双重死胡同的新思潮迎接过来，并选择一条统一的、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道路。
III、4主宰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潮（即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危机，并没有表明一切激进的改良主义、新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结束。恰好相反，我们可以在一系列国家中（例如巴西和委内瑞拉），甚至在反全球化运动内部，都可看到激进的新改良主义的出现。成千上万活动分子，正在反对新自由化攻势，并且第一次把他们的政治经验运用在以下局势中，这种局势的特征是，仍然受到上世纪失败、群众自我行动受到限制，以及反资本主义倾向所削弱的影响。这也就为激进的新改良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思潮还没有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斯大林改良主义中扎下根来，而只是将它们体现在重组工人运动的过渡现象中。现在还存在一种战斗，即要详细说明、区分并阻止右翼分子在国家或国家间的体制框架内巩固下来。
IV、我们的责任感和行动方针
IV、1在运动中，历史过渡期的这一新的局势，为激进的或革命的思潮和组织打开了空间，而且呈现出能维持社会激进转化的远景，并能在阶级斗争的现实运动中成为一体化的方向。换言之，这就不是宗派主义的了。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历史性过渡，要求有范围更广泛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变。多年来，我们历来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通常，这表明我们必须以代理人身份加以干预；我们要求其它的组织、党派组成统一战线。斯大林主义不再存在了，社会自由的转化已给革命组织提供新的、直接的责任感。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组织，或更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政党，还要重建工会、协会，换言之，要充分参预各民族和社会运动的重建工作、这决非「培育他们自己的形象」，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宗派主义那样，而是卫护这样一个纲领，即革命者决不会「把自身利益与工人阶级利益割裂开来」。
IV、2这就要求把过渡纲领的方法应用起来——从迫切的斗争要求开始，但要把一系列战略性和纲领性问题结合起来，这便形成了民主的、社会的反资本主义行动纲领的主要路线。这一战略性和纲领性争论的重新爆发，可体现在反全球化运动的讨论中，就这层意义来说，战略性标记就是：尽管我们还不能明确说明，在未来一个时期夺取政权的切实可行步骤，但我们可以根据反全球化运动的经验和讨论，旨在提出一系列问题，即战略性问题和纲领性问题。
IV、3这就是一些重新组合或聚集反资本主义势力的政策方针的指示。当然，这一或那一纲领性问题，并不就是会合起来的条件。我们的目标亦不是在制订出来的革命程序基础上来聚集各种力量。但选择必须是明确的：卫护反资本主义行动方针，独立于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前景是要接受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中得出的主要教训。反资本主义国际代表大会的重心也同样指出我们行动方针的要点，这就是：欧洲反资本主义国际代表大会，已经逐渐地从革命的或反资本主义组织，也就是说从传统组织以外的思潮中发展起来。当前的起义或激变并不会损害到传统的组织，我们仅仅要对它们施加影响，如果我们能从外部或强有力的中心大胆坚定地行动起来的话。
IV、4在现阶段，欧洲反资本主义国际代表大会，为我们在行动中交流经验和可能团结起来的目标提供了空间。这里有各种思潮，如我们自己的思潮、意大利的PRC（共产党改建党），英国的SWP（社会主义工人党）都表明有可能汇合在一起。在目前的局势下，可以作为参考因素的是要确立一种共同探讨的途径，这途径说明了干预反全球化运动和建立广泛的反战运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中包括总动员、反战的直接行动、示威游行、象征性占领以及罢工等。当然，这些问题仅仅是一个起点，但它们对于总的途径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革命者的团结一致，仅仅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简单基础上，在政治上说来是没有用处的，但只当目标转向社会运动的总动员和政治上重新组合的总任务时，才是有意义的。
这就是指导我们行动的一切原则了，但必须在现有经验基础上，必须在其它大陆或国际层面上建议反资本主义国际代表大会的基础上。
（萧明译自《国际观点》2003年5月号）
《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引言
祖思、罗文、沙尔瓦多，华登合撰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于2000年11月通过决议案《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这篇引言曾在第十五次国际大会上提出讨论及修改。如同2000年11月的决议案一样，将作为进一步提供有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及其发展，与一个不同的全球化的集体意见。
决议案《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是在抗议西雅图世界贸易会议后写成的。当时已经清楚全球局势正在改变中，但对这改变的估计还是过早。现在，我们已能够更客观的分析这个局势，有可能更详细的加以阐述我们的分析，并指出这个运动复兴所带来的问题。
过去三年来，世界局势是明显的走向战争，以及从2001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在这篇引言里，我们只限于主要分析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所得到的实际经验。但首先必须指出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的演变。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
2000年11月的决议案指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影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军事等领域，急切需要一个新的统治方式。这一个过程尚未完成，而且也永远不可能完成，因为它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开始，其军事目的已经全部暴露，在更广泛的程度上较之2000年11月决议案起草时尤甚。因而反对战争的活动，已变成为中心的及真正国际性的、在程度上也是三年前所没有的斗争。
同样地，对伊拉克战争的准备中，也显现了帝国主义间尖锐的矛盾，与全球化过程这方面所出现的相同，在某种程度上比西雅图抗议时期更为加深。
向社会残暴进攻（新自由主义政策）及军事进攻（“先发制人战争”理论），是资产阶级在全球化结构之上发动国际层面的攻势，其烈度，我们不能过高评估。但我们理解，十分普遍和激烈的全球化，都将会引发抵抗的生长；而且倾向于联合各种不同形式的抵抗，已经证实了。同时，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已经造成了统治阶级间的重大矛盾。
改变目前的幅度问题
各方面的因素允许我们下结论，就是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世界性的激进时期，它不仅在规模上，且其有关情况也完全可比美1960及70年代的激进化时期，尽管历史条件不相同。
这次激进化的国际性是第一个特征。如同资本主义自1850至1880年间，第一次全球化一样，曾经促进工人运动兴起的国际化。目前的国际化也源自现在发展中的激进抗议运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最受影响的国家，而且从一开始便建基于国际的平面上，超越了它们的国家与洲际的区别。这些运动已经造成了一个互相增援的强大力量，从西雅图至布尔诺斯艾利斯，及从佛罗伦萨至阿雷格里港，都发展成了一个“世界运动”，成为一个建立新力量关系的（包括在国内力量关系的）重要力量。
这些运动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能够和新的政治问题结合。起先是集中在对整个全球化的谴责，特别是对执行全球化的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运动很快且容易提出到社会及环保的问题，成为了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层反对派。
对9．11事件爆发后战争的反应，并不是很明确，但运动很快便与反战及反军国主义的斗争结合。连接着1980年代产生的和平运动。有些国家还积极参与支持巴尔干及巴勒斯坦的团结活动。
最后和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些运动的扩张，千百万的人参加社会论坛，及为抗议而组织起来的示威游行，因而更提高了社会与战斗的水平。西雅图发生的抗议，各著名大学的学生占了参加示威的重要部份。这也指出了运动的力量。它不仅是抵抗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的侵害；且还指出这制度内部的深广的危机，导致不少进步的学生，如同在1960及1970年代中一样，激进地提出对这制度的疑问。但很快这运动便扩大了，在不同程度上，达到农民运动、妇女运动、整个工会运动及大多数非官方组织都卷入这过程，参加他们广大的社会论坛。这种情形和1950至70年代是不同的。那时期的工会会员数量虽然强大，但由于战后逐渐获得的成果而呈现消极，他们反对当时兴起的向“消费社会”挑战的抗议运动。但是今天，工人运动自80年代削弱以来，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演变，也开始参加这些社会联盟，尽管仍然存在各个别组织的不同。
新的“创建历史的经验”
概括来说，只在几年期间，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已经验到一个很特别的数量增长（在这方面，热那亚是质量的转折点），可观的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虽然这些增长是不平衡的），和很明显的及主要的社会目标的扩张。所有这些，都必须克服无数的障碍及困难：运动必须要融合自己身边的新成员，并忍受压迫（如在歌德堡、热那亚及其它各地），像被指控为罪犯（自9．11以后）。同时，将他们吸收到自己的一边来。另一不同的全球化运动亦很快的扩张，且迅速激进化，逐渐积累的演变过程，从而开始引起人们考虑：经验的集体化，觉悟水平的提高，不同建议的连系，要造成与前时期的真实突破。
我们不能够预测这运动的前途，及其足以克服以后所面对新困难的能力。但我们能够观察到经已发生的事实。很清楚地看到，作为一个不同的全球化运动是有深固的根源的，它反映目前国际激进化的高涨，它是刚开始从今天的抵抗运动表达出来，并提出作为代替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制度。
就是在这意义上，我们所讨论的，正是人们称之为一个“创建运动”，或一个“创建历史经验”。这样一般政治经验的构成，推动新一代活动份子的集体觉悟，这并不是说，“新的”（全球化运动）是代替“旧的”（传统工人运动），两者之间的连系仍然是主要的关键。但这就意味着展开一个不同的全球化运动是基础。从这基础上，我们可以意识及想象到甚么是新的。理论上、行动上及组织上，我们的政治工作达到在质量上更高的水平。与1970年代不同的是，我们能够从目前的情况下更新我们的思想，及分析目前激进化浪潮的根源（包括活动份子的觉悟程度，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欧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各地的局势差异等等）。
新的国际环境中的运动
乔治布殊当选总统，及跟随9月11日的袭击，已改变了斗争的场面。加紧压迫措施，军事预算增加及干涉同时进行。今天更甚于昨日的军国主义与战争，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组成部份：今天美国推动战争，同时通过武器的购买，加强了经济的上升，控制有战略性的产油区，及重申美国支配世界事务的意向。
军事化的加强及战争的威胁，这就是在国际平面上整个反帝国主义统治斗争的一部份。共和党的政府保卫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比之以前的更怀疑和悲观的犬儒主义。例如对钢铁进口采取关税保护措施，放弃京都协议，及拒绝接受任何世贸协议条款，允许南方国家生产或购买非专利医药品，都是最近表现的例子。像这样单方面的控制，将更削弱国际机构（它们被期望服从美国的要求），增添了与其它控制国家紧张的局势，并激发起该制度的拥护者间的反对，包括像Stiglitz声明所表明出来的立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镇压的危险将会增加。但同时也将给与激进份子运动一些机会，它们可能在各国间存在的矛盾及分岐中，较易于阻止某些决策及机构的措施。这样的条件将造成抵抗运动的统一，及减少由谈判造成的运动的分化。由此整个联合运动和许多非官方组织，将会加入目前地方或全球性的、激进份子召开的社会论坛。
社会论坛及社会运动的协调架构
社会论坛，不管在洲际内或全世界上，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力量主要召集的会议。它们的成功有赖于，当他们所处的许多国家中的政党正面临合法立场的危机时，保持坦率公开的态度，及特别着重社会运动的立场。论坛公开举行，参加的人除了同意遵守宪章原则，很显明是要包括抵抗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原则。
这种坦率公开的态度，和不作任何承诺的保证，就是能做成这样广大的战士集会的成功，但同时也表现出集会的限度。因此，这样的社会论坛没有作出任何行动的决议。在这样的情形下，许多社会及活动份子的运动，自从2001年第一次社会论坛以来，便有接触会谈去展开“社会运动声明”，使他们能够在2001及2002年间对近年来的重要事件采取共同的立场，特别是对行将到来的国际高峰会议，取得共同的政策反对战争，动员群众反对八强（G8）会议，赞成取消第三世界负债，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会谈。在第三次世界社会论坛时，社会运动曾集会讨论这样一个组织网成立的可能性，以作更有效的行动。目前局势很清楚的指出，需要有一个公开机构，如社会论坛所容许的，一个注重行动和国际运动的工作机构。
社会论坛配合运动协调的架构是如此成功，因为它与目前活动份子的觉悟性相一致，而且在每一阶段斗争，配合某些正确的防守方面（连结“保护”空间所占位置的形式），和进攻方面（坚持还有另外的选择及为求另一世界的意志），这样的联合是可能造成“事件”（论坛本身在其高潮时期和“我们同盟者之间”罕有机会的集合），以及积聚斗争及动员”过程”的配合。
运动及其政治前景
我们所见到国际上斗争的新阶段，允许我们提到政治问题。但目前的形势是和1960年代及70年代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革命运动完全不同。
运动的激进化与生长是同时的。在起始的阶段，多数的这些运动，只是坚持打击新自由主义。今天，运动已经在社会问题中成长及生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发生新的危机，暴露如安隆集团崩溃的丑闻，从其运作及其必然产生的结果，使运动很清楚表现出反资本主义的特征。通过保卫人类“一般遗产”：水源、公众服务等去反对市场经济，或对教育的争论，可以表现出两种相反的思想与制度的冲突。这激进化过程已经在选举及政治方面产生影响：使许多国家的政党都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使革命的力量近年得到显著的进展。
关于一些战略性问题（革命问题或者不同地区的斗争已达到革命与改变社会相结合），展开一个不同的全球化运动，已经使我们能够在新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去重新考虑我们的思想。但这激进化仍不能重新引起其它一些战略性问题的讨论。如我们所见到的“反资本主义觉悟”的复生，政权问题及夺取政权的方法，仍然是在这些运动讨论范围之外的。为何如此，理由很清楚。这是上世纪革命失败造成的巨大影响，使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从资本主义割裂，超越国家的界限；而运动本身作用所起的效率，是依据架构内成员提出认为重要的问题，而并非从主要战略性去考虑的。
这些弱点是不可立即解决的。然而同时又出现了另一重要问题。如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左派都在选举获胜。这些左派，像巴西工人党，或厄瓜多尔的Pachakutik党与社会运动的连系，比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更多。这些左派必须选择，或者是市场逻辑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者是促进社会需求的满足。我们要重新讨论，耐心地永远将困难问题牢记。战略的困难加上许多被隐蔽的原因，我们应该比任何时期更有自信。唯一向前的正确路线，是为争取农民、工人及劳苦大众利益的路线。
面对这新形势，站在运动一方的政党，是有很大机会起到影响作用的。他们必须参加讨论去澄清集体的观点；但也必须采取行动，尊重运动自主权，协助巩固进行中的激进化和支持政治的选择。可以允许我们去争取到这些要求。对采取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政策，积极参加运动的行动是最好的机会，进行重新改组社会及政治力量，并推进革命的事业。
2003年2月14日
Resistancestocapitalistglobalization：Openingforanewinternationalism
抵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主义
2003年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通过
王敬译
导言
过去几年来，我们已经在许多国家见证到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大，这些抵抗运动个别有很大区别，但在连续发生的国际运动展开时滙聚。当世界贸易高峰会开始“新世纪会议”时，在西雅图的总动员，是近来最突出的一个例子。跟着是2000年其它的动员抵抗示威。这些斗争一般保持防守性质——抵抗全球化破坏的影响——但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全球化的政治体制出路，可以代替当前统治的制度。但这些斗争也有有力的进攻性的方面，就是摈弃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秩序，而坚持新的团结形式。诚然，工人及群众运动曾受到一连串严重的倒退及失败，这些影响仍然是很明确的，而且资产阶级继续进行打击。虽然如此，目前的局势已相对地比以前清楚改变了。
下面的决议，基本上并非分析整个民主的、或目前群众抵抗在国际主义范围团结运动的斗争，而是针对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造成的条件，及其影响新的战斗性国际主义的兴起所形成的障碍，与在这估计下可能提供给我们发展的机会。决议是要澄清在目前局势下可能出现的新因素，或者在今日如何重构过去的问题，由此让我们作更好的准备，积极进行国际主义复兴的工作。由此产生的一些政治问题，包括我们的任务或我们纲领的性质，都在分析的过程中分别在各章节提出讨论。最后的部份只是简单扼要地重提这些政治或纲领问题，而不对问题作有系统的总结性分析。
为团结而斗争：决定性的问题
1．时代背景
1980年代，国际主义观念除了在极少数活动份子的圈子之外，已大大失去影响力了。这是由于一连串不同的原因：从强大官僚国家（莫斯科、北京等）利益出发，对国际主义斗争的操纵；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没有能力对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所需要的团结作有效的响应，因而这些斗争孤立而受到阻碍，致成为严重恶化的力量对比关系的首批牺牲者；同样，北半球工人阶级经历连续退却及失败，怀疑社会主义有效性的信心危机，工会组织明显衰退，等等。
在苏联集团瓦解后，国际主义观念被眨到最低点。而新自由主义观念的反攻则达到了最高峰。但过去数年来，国际主义的复兴是很明显地可察觉到的。假如这变化加深发展，就可能使团结运动重获它的政治动力，重建一个根本的另类选择，尽管这一复兴目前仍然在早期退却及失败的阴影中、且还受到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的性质，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作用的深刻影响。
这两个事实——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及目前时期的特征——与其它问题一样，为了了解推动国际主义实践的困难，必须要全部考虑。但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它所导致的抵抗的同时，使我们认识到，今天建立一个国际主义的计划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2．国际主义传统
国际主义前途的危机，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持续恶化至1990年代初。在这方面不只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的及斯大林主义的工人运动，且也包括当时激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都很大地减少了。非官方组织以往是引人注目的活动中心，但许多已经失去原来的激进主义，变成了制度化及愈来愈依靠官方或半官方的资金支持。
与第三世界人民团结的感情仍然是活生生的因素，但已相对地变得非政治性了。由此造成落伍的观念，让帝国主义列强在紧急人道救援的掩蔽下去操纵。除了很少的例外，国际团结前途的抉择已不再被清楚地、自觉地理解为是包含在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斗争范围之内的。
的确，进步的运动及国际的团结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点是必须强调的。有些动员甚至于很广阔，像1989年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时的反对第三世界负债的运动。但整个来说，这些运动已变得更局部化，和经常丧失政治的目标（特别是丧失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具有革命自觉的特征）。这样破碎分裂的状况，是我们今天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一定要克服的。
前一时期遗留下来的传统，却不是完全单方面的。斯大林主义的包袱多已被抛开了。今天，工人、民众及革命运动比前更加清楚对民主的需要。假如社会力量关系有所改进，社会主义的主张及真正的国际主义是较容易进行的。至少我们可以着手开始在非官方组织的、有战斗性进步的部份所积累的丰富新经验里，找到重新思考的问题，例如关于发展的问题。反对种族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为政治庇护权及保卫移民的斗争，影响了许多国家的整代人。妇女运动能够积极的组成在世界范围的网络，使她们的解放斗争，有适切的国际影响。同样，今天同性恋运动也如此。最后，对生态环境危机的新观念及对全球各地亘为影响的新理解，也打开了活动的广阔领域，激起广大的民众对“地球”的意识。
从现在起，上述所有方面必须成为新的国际主义的基本组成部份。
3．全球化
从国际团结的观点看来，成为最近期间最显著特点的，就是抵抗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所占的中心地位，及多类型不同形式的抵抗的滙聚。这个中心地位和多种力量的滙聚，可大致解释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影响的性质及所牵涉的范围，使社会生活中的每一层面都感到痛苦。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世界市场的重建及资本国际化的新阶段。它首先表现在经济范围方面：财经部门自主权增长，资本运作及贸易激烈但不平衡（以南半球作牺牲）的自由化。各类型大企业的合并，竞争扩大、管制解除、私有化等等。但是，全球化不仅只是在贸易、工业及财经方面实行。
目前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加深了社会的变化：首先就是最低层阶级，被置于日增的无保障及分化、涣散的暴虐过程；其次，在统治阶级本身，多个传统的组成部份的资产阶级及上层人物，也被削弱及边缘化了。全球化正在重整北半球统治南半球的模式，促进地球空间的重新改组。不平衡地巩固三个帝国主义组合核心的边缘地区，和可能放弃更广大地区让其崩解，这是为了改造政治决策的支配机构，使整个权力中心起到新的平衡作用，不管是在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作用。如此，就赋予了战后期间建立的世界机构有新任务。实质上，资本主义全球化需要建立一个在国际平面上和在许多国家中资产阶级统治稳定的新模式。在自由贸易的名义下，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就是要将社会生活的整个部份置于市场及跨国公司的独裁控制内，把目前社会生活的小部份仍未受控制的部份纳入其控制内。同样，在有竞争权的名义下，将国家政策及施行范围尽量限制，减少国家严格管制的条例，同时允许大跨国公司、财经及工业寡头卖主的垄断，有史无前例的行动及决策的自由。国家仍然继续起重要作用——特别在世界舞台和涉及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事务。然而新自由主义现在已大大地减轻（包括通过法律规章）资产阶级依赖其正常的统治系统，及基于主要再分配机构的社会政治规则，认为是破坏了竞争权。这些统治的模式（欧洲的社会妥协，非洲的保护国，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亚洲的中央集权等等）仍然证明其用途，是允许目前的政权得以巩固其社会根基，及打击任何突然兴起的群众斗争。
因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使世界各地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制度、政治及文化的领域上发生基本的影响。这固然表现出在重新改组过程中的资本主义，还有强大与万能的力量，但同样也显示出它主要的致命弱点：它的每一扩张，客观上都造成了全世界各种形式的抵抗，且由于共同命运，在进行中的各战斗领域之间已促进前所未有的连系。
4．团结一致
正式决策权愈来愈远离民选的机构（包括在西方国家）及实际上限制重新分配政策，使新自由主义的秩序显出其阶级独裁的最粗暴的形式。这是它的第二个致命的弱点。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它不但不能再声称有选举授权的民主合法性，也不能从减低不平等获得社会的合法性。
和其它资产阶级统治模式一样，新自由主义秩序的稳定，是基于被剥削及受压迫群众的消极与分化（因而是无权），这就说明了它的意识形态攻势，为什么暴力地宣称没有另外的出路，没有希望可以改变现制度。这也说明它的对社会攻势为什么如此粗暴，目的不仅要保证持有产权者从剥削剩余劳动取得利润，而且要阻止新形式团结的组成，及瓦解旧形式的团结（特别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安全和社会保障制度），这种措施是以现代化的名义为借口的。于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便将整个社会结构分裂，使得低下层人民的生活更加朝不保夕。社会没有普遍的安全，而且取消过去斗争所赢得的集体谈判权，代替它的是不健全的所谓“安全网”；与特定的、局部的及私有形式的慈善救济分而治之：资本家的论述是使失业者对抗雇佣劳动者，私营部门对抗公有部门，女工对抗男工，青年或移民对抗成年人或土生本地人劳工，将世界变成所有人在亘相对抗的竞争中。
资本的进攻是猛烈惊人的，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也产生抗体，并直接造成新形式的团结。市场秩序企图支配社会每一部门，由此给予社会及民主斗争中横向的各部门滙聚的基础。各地同样的制度推行同样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也产生国际上的滙聚的抵抗运动的基础。
分裂还是统一：那一方将占优势？取得团结一致的成功或失败，将大大决定明天的战斗是否得到胜利或遭到失败。
新的局势
5．动力
在前一段期间，国际间的团结一致是局部的消失了，且相对的失去了政治的目标。这是由于工会运动组织的削弱，及工人阶级遭到失败的影响所造成。但今天面对新自由主义残暴的进攻，社会问题重新造成抵抗的增强，比以前占更重要的地位，包括在帝国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这并非是低估民主、文化、妇女或环保斗争的特别重要性；而是能够有效的保证一般民众各种斗争的根基，及策划这些领域动员的推动力。
最近资本在世界平面的重新改组，及其首次危机（1997-1998）的影响，开启了新领域的斗争（争取环保及食物安全，反对财经投机及对市场的垄断），或增加其重要性（反对世贸组织），或改变运作的环境（民族斗争），与重新提出斗争内容（要求民主及人权）。当前最重要的是了解如何去推动这些运动。
6．转折点
如果我们观察对全球化经济及金融体制政策的抵抗，斗争的动力有时期上的变迁。这些斗争最近在事实上（经常是1990年代后期）发展了新的面向。
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负债的斗争，在1980年代后期曾有一段长时间的黯淡。当1999年科隆动员，2000年不还债运动（南半球2000年不还债运动是激进之一翼），及巴西几个省份联合拒绝偿还债务时，则突如其来地复苏。跟随1997-98的金融危机，社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整计划的抵抗，便从南韩扩展至拉丁美洲。
多年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曾极力将极端新自由主义的多边投资协议分别谈判；1998年仅数月，就显示了国际农产市场（MAI）造成了北美和西欧的民主丑闻。同样在1998年，反对金融投机及市场垄断达到前所未有的强烈，ATTAC（征金融交易税援助平民协会）的基层运动，特别是在法国，所造成的政治动力有可观的增长。
对南半球国家不公平交换的批评及要求公平的贸易，已不再只限于激进份子的网络。乌拉圭谈判（UruguayRound）的结果是世贸建立并没有导致任何重大示威。五年后的西雅图世贸会议，却激发了主要的动员（在美国及其它一些国家），由此引起了国际的反响。
这些发展，见证了在一段时期新自由主义所坚持的观念已经衰微，且由于不平等增加，市场垄断及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社会模式高危的竞争，形成了反叛的情绪。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计划，首先在某些特别的国家有突出的表现——如1995年11至12月法国公营机构的罢工，或1997年1月南韩私营机构的罢工——每一个国家的斗争都引起了很显著的国际响应。
最近几年来，全球各地很快且接连地发生这类的抗争：1996年墨西哥萨帕达游击队号召在恰柏斯（Chiapas）举行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星际集会（IntergalacticGathering）；1999年由ATTAC在法国圣但尼斯发动的国际集会；在科隆召开的2000年不还债运动纪念集会；以及最后，特别是由美国「大众市民」及劳联——产联组织的西雅图示威抗议。因此，群起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和市场的垄断，迅速明确显示其团结一致及国际主义潜力。当然，为了塑造及充实这个国际主义复兴，我们还要走长远的路。但是这样的动力已经在运转，现在有可能从这基础向前推动了。
7．支配统治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没有造成一个同一的国际经济空间。相反的，它趋于加强层级统治的特性。债务使得第三世界变成民穷财尽的国家，是首先的受害者：跨国公司在南半球基地的增长突然中断；本国市场被迫作单方面的开放；国内农产品受到加速的破坏。第三世界更沦为次要的科技地位，和工业及财政的重新殖民地化。帝国主义的支配统治仍然继续。
政治空间的重新改组也是同样的真确。地域的控制及影响范围，行政的稳定，都对过去世界力量关系对比起重要的作用。这是殖民时代传下来的遗产，也是造成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或东西方阵营之间冲突的直接结果。随着革命的受挫及苏联集团的瓦解，这种作用已失去重要性，至少，在这地球上还没有直接融合三个占支配的帝国主义轴心（北美，西欧及日本）的边缘地区是如此。一些社会是可能真正的崩解，如在中非洲一样，而国际统治阶级不感到他们的利益因此受到威胁；至少在目前，私人雇佣军多少还可以保证他们对当地资源贪欲的享用权利。
因此，目前和南半球人民团结一致的任务，比以前更为迫切，以扭转第三世界危机往往没有为北方人民所感到的局面。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将整个社会结构（包括帝国主义的中心）的破坏、边缘化及动揺。在北半球许多人无家可归，在南半球则没有土地。而各地都发生失业及无证件者流落的现象。
今日仍然需要而且有可能联合北半球与南半球，按传统的团结组成共同的抵抗阵线。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展开的政策，南北两方面都感到面对共同的命运。
8．雇佣劳动者
工会运动面对1990年代及全球化的进攻，在每一领域——组织上、行动上及政治上——都变得很弱。除了国际贸易秘书处（ITSes）算是例外，工运当资本主义在每一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工人彼此互相直接竞争时，证明没有能力去协调国际平面的行动。除了很少的例外，在同一跨国公司组成一个工人组织——这是一项基本的任务，也是急需的——仍然停留在萌芽的甚至不存在的阶段。
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家仍能够在自由市场的名义下实行其反攻。工资所占部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是显著的降低，增加的是属于股东的利润。就业权及工会组织权，包括西欧国家在内，已受到严重打击。这原是受到在集体谈判的协议及条例所保障的。工会的社会基层陷于混乱的状态，这是由于工业及第三产业重新调整和正在进行的劳工组织改革造成的，其目的是促进新科技应用，其社会目标是加强阶级统治。
因此，工会运动普遍面对双重的危机：一方面，工会已大致失去代表工人对雇主及厰方谈判的传统作用（自从资本家背弃其前期重新分配政策以来便尤其如此）；另一方面，工会的影响事实上已经减少，今日经常只限于昔日的堡垒——一般是公共部门，或者最大的私营公司（特别是金属工业）。
今天这问题是如此严重，简单的将目前工会运动重新转变方针是不能解决的。资本主义进行重新改组，工人运动也必需跟随作全面的改组。工会本身同时必须要国际化（最终的或者再次地国际化）；重新与工人讨论对话，及确保民主地参与日常基本事务及斗争；积极促进妇女的作用及其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重新争取对少数族裔及移民的影响；组织或协助组织临时工及失业者；争取在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的影响；以及真正加强为其自身的解放而斗争，由此重获政治的能力，去对抗新自由主义的方向，提出全球性的出路。
至少在某些国家（如法国、美国、南韩及挪威），在过去十年或最近几年来，部份的工会运动与失业人民行动能力和组织已显示重新兴起。但这有希望的发展仍然是缓慢的、不平衡及局部的。面对工会官僚在国际上的行动，许多工作仍需进行，去帮助建立（特别在南方及东方）激进的、独立的工会，及在协调机构带来新的生命（例如欧洲劳动议会）。
为了进行全面的改革，真正的重建，克服分歧及恢复工人阶级有效的斗争能力，工会运动必须开始特别着重其本身的深度民主化，更有系统地连结基层，与社会运动的各方面联合一致斗争。
9．农民
农业是在最近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特别发生重大改变的一个部门，开始是综合农业企业的发展，然后是基因改造粮食。这转变约在30年前开始，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关税及贸易总协议给予世界贸易组织一项主要的权力，就是执行全球的整个农业遵守新自由主义市场规则。但这一大资本的进攻正带来强烈的抵抗，农民生存受到威胁，迫于参与社会多方面的群众滙聚去进行抵抗。
保卫农民农业的斗争，很明显地，其政治的含义在今日与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当前时代主要特性之一。长久以来，这问题的重要性是农民占人口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才理解到。但即使如此，农民的抵抗往往被解释为纯粹防卫性的。现在这斗争普遍地是更清楚表现到：即使在多数人口是城市人口的工业化国家，也变得极其重要；它提供了更清楚与资本主义综合农业企业经营不同的社会的前景。
资本主义的综合农业企业的发展，造成灾害的后果，牵涉的不仅是农业的生产范围，它影响到消费（食物的品质）、环境（水及土壤质量）、及生态平衡（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物圈的影响），农村的发展（自然景观；维持人口水平及乡村的公共服务）、就业（农村人口因失业而大批外流）、文化（日常饮食习惯的同一化）及帝国主义统治机构（第三世界依赖食物的输入）。
结果，农业工人或农民的组织（如巴西的MST无地农民运动、法国的农民联盟等），能够重新卷入改变社会的全球性斗争，与雇佣劳动者的工会及其它社会运动结合一起。南方与北方农民（特别通过「全球农民组织」的成立）的战斗性合作已经形成。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运动和农民保卫农业之间的合作，在为食物安全的共同斗争中，已经加强。
10．妇女
新自由主义统治的模式，依赖于社会运动的分裂，较多于把各运动收编在一起，它增加所有形式（阶级、性别、社区，地区等等）的不平等，加剧压迫，激起极端反动观念的复兴或加强。妇女受到了这些倒退措施的严重影响。
因此，妇女是首先工作没有保障的受害者。甚至在一些国家，妇女以往直接斗争而获得的工作权也被冲击。妇女在家庭和社区中负担的责任，也受到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另一重大打击：有系统的社会不稳定，远超过就业的不稳定。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某些国家的复活（如阿富汗），造成妇女的悲剧；但即使在世界其它各地，反动观念也打击妇女的尊严及基本权利，如公民权、选择权及保健权（包括避孕及堕胎；南半球有些国家的妇女，在人口控制的名义下，被强迫进行绝育手术）。
妇女解放的斗争，因此是愈来愈迫切，仍然是整个为权利平等及改变社会斗争的交叉点。面临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这斗争的国际性程度是更加显著，例如2000年妇女组织的全球游行示威所显示的，证明反父权统治、及反资本主义制度双重斗争的深广程度，这和组织国际妇女运动的进步是一致的。
11．移民
流动性的移民，多是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需要，及统治制度混乱（如战争及饥荒）的影响所决定。移民的处境在历史上，在不同的时代有各方面的区别。新自由主义秩序制造的移民命运的象征是特别的显著：没有证件的移民，没有权利的妇女，被迫在企业被剥削剩余劳动，或者作家庭佣工，虽然她们在本国曾受良好教育。还有甚么比这以普遍不安定为目标的制度更有象征标志呢？
在其它历史情况下的移民，不管遭遇到什么困难，他们还能在居留的国家找到位置，以及有希望的前途。今天任何这种希望已经消失了。他们经常生活在极不稳定的情况下，继续支持他们的家庭，失业及贫穷的威胁不断出现；在他们原来的国家，移民的滙款是主要经济来源，可能使危机松缓而避免导致不可救治的社会崩解。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以移民作人的牺牲的。
移民已经展开他们被迫要秘密生存的斗争，要求被承认，要求合法居留权。他们能够号召重要的团结运动，和在许多欧洲国家获到可观的局部的胜利。他们已经展开了一条为尊严、平等及团结而共同战斗的新阵线。
12．青年
青年人的将来前途，今天比他们的父母辈更加不稳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局势急剧改变，及目前时期倒退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当提到就业及社会保障，这种说法就很明显的真实；但人人均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在世界许多受教育的权利似乎已经确定地建立起来的国家，也渐被侵蚀。
从流动性方面来说，这情况在各国及各阶层间有极大的差异。在很多情形下，青年人，至少在某些程度上，是消费主义观念、个人的竞争、电子及股票市场的“现代状态”等意识形态征服的首批受害者。但是，仍有文艺及社会的抗拒统治的意识，显著的是通过音乐（如Rap）。不少国家在政治上较活跃的青少年，已经发明新形式的斗争，例如英国的「夺回街头权利」，或美国的「直接行动」。
今日，青年为他们的权利及前途的斗争，特别是他们同代人的经验，会更为重要。他们需要发展具体的、国际性协调的团结一致形式。
13．生态保护
对生态保护斗争遇到甚么是最大困难的认识，过去30年来有极大的变迁。环境生态危机对社会的影响，已逐渐结合在生态保护者的想象中，因而唤起了真正的政治生态保护。危害的严重，现在已被群众及进步的运动更清楚地了解。首先，是牵涉到大型基建计划的地方（如巨型水坝），及所有能源领域（核能、温室效应），和交通运输（城市空气污染，能源成本），及最近农业企业经营（基因改造生物；疯牛病；过量使用抗生素；水污染等）。极其重要的灾害影响，已由气候突然改变的威胁得到最好的证明。
细察生态环境的危机及其积累的全球性的问题，导致对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主张的激烈批评，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不断提升的想象，及市场的盲目机制。要考虑对生态环境的约束，如同考虑对社会需要一样，就要求经济政策能够在长期间及极长期间在国际范围内是可行的。这完全与自由市场的教条，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协议全力保卫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教条相抵触。这就是新的关键性要求的基础，当前国际主义政纲的主要成份：生态环境的安全。
14．民主
“世界是非卖品”；西雅图会议的反世贸协议，动员的口号说明了最近广大公众的意见，不再只满足于对一些特别政策的挑战，而是宣布全部反对被称为全球适用的市场规律。可是，这自觉性只是“反制度”及“一个世界的国际主义者”，未必是反资本主义的，尤其是在缺乏真确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的条件下。因此，它有可能被“人道的帝国主义”观念所操纵，也可能采取一种退却的政治现实主义，这里同样是缺乏可行的出路，但终归是培植了真正反叛及抵抗的潜力。
当代对市场规律的批判说到了根本的问题，事实上，拒绝金钱至上及降低人类关系的个人竞争精神——它造成孤立和增加不平等（在性别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国家之间等等）；了解到获得利润的疯狂竞赛造成生态环境的致命危机；确定政治考虑与公民权利高于商人的权利。
今日对市场规律的拒绝，牵涉到的是民主问题较多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但这民主的要求，也关系到公民的人人平等，更加是进步的。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趋向，把资产阶级民主本身所包含的内容也去掉了。从选举产生的议会，允许其本身的权力被剥夺，去符合不是由选举产生的、或者不是对选民负责的机构的利益；法律也被用来迁就商业与金融的规律。
问题与其说是有关国家主权，不如说是民主及人民的主权，不管它是表现在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集团式的国际机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到任何方面成了问题（医疗护理或教育、社会保障、或生态环境安全、发展模式等可能作出的政治选择都成了问题。
公民的民主要求，尽管是基本的，但也有新的颠覆推动力。
15．政治独立
1997年以来，新自由主义的观念已大大失去其霸权。它的控制已经放松很多。全球化模式已经发生过几次重大危机（所谓亚洲金融危机，继而是俄国、巴西及美国的退休金恐慌）。最近股票市场的高涨情绪，并不能消解人民的记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在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崩溃后已大为减低；世界贸易组织受到西雅图挫折的影响，也每况愈下。
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最近已加深，甚至于受到第三世界统治者的抵抗（西雅图会议时发生的事件就是见证）。上层的分化，下层的动员：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互相配合的局势。但为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社会及进步运动必须成功地保留运动的政治独立性。
欧盟希望在抵抗美国名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进步的及第三世界的运动。但它欲寻求建立的“欧洲力量”，絶不是一个向南方和东方开放的团结的欧洲社会。北半球部份的资产阶级（特别包括极右的倾向，或者保守右派极端倾向的保护主义者）主张“国家撤退”的保护主义政策，也是如此。工人运动必须提出与此相对立的国际主义、非民族主义，对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选择。
第三世界国家的极权及独裁政制或政党，采取管制资本流通措施，例如在马来西亚，企图以抵抗国际货币基金规定的名义去抑制进步的运动。但对我们来说，反帝国主义的抵抗，必须仍然是不能避免地与民主的社会斗争相连系的。
16．商品化过程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过程，促进市场领域的扩张，造成了新的质的跳跃。最近市场的扩张，针对根除第三世界仍留下用以维持生存的农业，由此危及到整个社会，使之贫穷化及瓦解。同时，它使文化创造的基本想象变得仅是商业的活动，与其它各种活动一样，必须符合于自由贸易的规则和资本主义的财产法律——文化多元性不仅被破坏，而且还被不平等的竞争所压倒；文艺产品出售后，购买者的意向随时可以转变，而无须要顾虑到创作者的权利。人受市场规律的支配，也可以从色情企业在国际上的增长，及半奴工新形式的出现表现出来。
生存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水，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逐渐被私有化了。在发展生物科技和基因科技的名义下，市场制度甚至于要求对活着的微生物有专利权，这就是说，前所未有的私有化程序的实施，是为了跨国公司的利益。结果，不仅特别威胁到整个人类文化，也威胁到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安全。
在这情况下，广大的反对者阵营已经出现。带来各种社会抵抗的形式；它们更频密更紧迫地提出，要求搁置基因改造生物的生产，要求搁置新一轮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等等。这显示了一个新的双重觉悟：严重性与事件发展的速度已达到了危急关头。每一个要求的暂时搁置都会抑制市场的前进，目的是要给予时间，面对经济利益的独裁造成无可补救之前，使民主要求更强有力。虽然这主要是保卫性的，但这要求也容许在进步的反攻中形成。
17．战争
苏联集团崩溃之后，华盛顿就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开始了。这并没有停止战争的进行，也没有消除核子武器的威胁。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无秩序，引起国际及地区性的冲突。
在这市场全球化的时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关系并没有消失；它比以前更加影响到全球制度的不平等。因此南方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是如以往一样至关重要。国与国间及地区间的不平等，在世界每一部份连续发生。这可能促成国家间紧张局面的恢复，也可能成为许多国家及地区的基本要求。人民有权通过民主原则决定自己命运，以至享有自治权，都是要肯定的。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及地区的要求，不管怎样合乎法理，都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冲突，甚至引起“种族清洗”。首先，这些要求并不如以往般带有反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前景的性质，可以保证团结及普遍性。其次，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减少人民作为公民享有言论结社等政治权利的作用及影响，没有这种政治空间，则彼此权利的互相尊重了解及确定将来的团结就变得特别困难。
同样地，在列强当中，至少在世界上某些地区而言，吞并领土已变成没有那么重要，可是，控制交通运输路线及系统，攫取自然资源和市场及劳工供应，仍然是最基本的。国家的军事力量正如过去一样，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美国使用其优越的军力，便是很好的证明。因此欧盟要寻求统一其军力及挽救在这方面的落后。至于强大国家（如美国及法国）拒绝参加开始进行的核子裁军及停止军火现代化的同时，也重新发动世界的军备竞赛；巴基斯坦及印度也在继续进行核子武器试验。
帝国主义的干涉，今天是隐藏在人道立场的紧急措施背后的。科索沃战争就是一个例子。然而，跟随这战争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50周年申明在东欧（及东欧以外的亚洲）的战略野心，再次确定其在全世界有采取行动的权利。如果有需要会独立地不受联合国约束。结果，各大强国（华盛顿、莫斯科及北京）之间紧张局势继续存在。今天看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军事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及世界贸易组织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经济领域一样。
近年来，反战运动的削弱，是国际主义动员的主要障碍。这种弱化必须要立刻克服：要加强废除核子武器的斗争，如今天巴基斯坦及印度的运动和世界性的「2000网络」联合进行的斗争；重新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包括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将解决民族与地区问题置于社会主义前途之内，走向一个团结及社会变革的前途。如此，才可以阻止地区间冲突的增长，及永远消灭种族清洗的阴魂。
重建全球的出路
18．现阶段的总结
自1970年代开始，美国及英国在列根和戴卓尔夫人的政制下，新自由主义计划真正能够宣布对整个宇宙的野心，只是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后、苏联集团解体时才确立，令到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大声叫喊“从现在起，我们是世界性的”。20世纪最后的十年期间，新的世界秩序已有力地部署，那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及社会低层为代价的。但社会的抵抗仍阻慢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自1997-98年以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已经验到首次大规模的危机，显示了新统治方式出现的特别矛盾及强大经济国家间的严重分歧的加深。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给所有社会及民主的斗争带来新的框架。自从90年代中以来，意识的提高，尽管不平衡，却是可察觉的。最初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已带来普遍对市场垄断的批判，对社会危机影响的理解，及走向全球性出路的愿望——甚至一个“自发的反资本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往往并不怀疑，但抵抗斗争已获得了显著的国际性。
19．合法性
当前时期，可以说是意识及政治分水岭的转折点正开始。由于在工人运动遭遇到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斯大林主义经验的冲击），资本主义的秩序仍然是占上风。资本主义甚至以现代及进步的观念去装饰本身，引用“新科技”支持这论据。已发展国家的青年阶层易受影响；但在资本主义要求和经济效益的名义下，事实上促成社会倒退，于是这些进步的托辞也被削弱了。
同样地，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同谋关系，特别在西欧，让资产阶级能够削弱工会行动在许多国家的传统基地（就业权及工资保障，失业救济及房屋，医疗保险及退休金等本是可以指望的）。这意思就是说，从现在起，保卫过去争取到的权利及满足基本的需求，必须采取更直接反资本主义的特点。
新世界秩序的合理性，证明在社会上及地理上是有限度和有疑问的。鉴于这制度不能够提供一个协调的发展模式（特别在南半球当地社会分裂起支配作用），不能够履行对东欧国家的保证（过渡到资本主义造成大多数人民陷于被剥夺社会保障的恶劣窘境），不能够消除生态环境矛盾的增长（在能源、环境污染、食物安全等方面暴露出来），不能够响应工人的期望，包括在最先进的国家也是如此（就业权及社会保障等）。
20．滙流
在目前经常出现人民及公民的斗争的国际间联系，是由于抵抗新自由主义政策及金融或经济机构（反对第三世界债务，反对市场垄断，反对结构调整，反对不平等交换等）的联络网所协调的。这些滙流发生在成功的主要集会（西雅图是其中之一），但尚未能够发展成为持续的、协调的机构。这联系已经可能（及必需的）造成各流派间持久的相互影响。这些流派和我们一样，是为解散新自由主义秩序（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而斗争，为建立一个不同性质的出路；它们也有激进的目标，就是要彻底改革这些机构。
更一般地说，我们的任务是为激进的左派发展出一个短期的综合纲领，和重新阐明社会主义的出路。基本的目标是发展由市民管治的中心主题，及由此推出反对生产工具私有财产。但我们必须尊重各方使用的方法和目标：我们的计划是创造一个以人人都能够有适当生活作先决条件的社会；我们的政治纲领就是要表明：要剥夺私有财产权才能达成这目的。然而我们并非以我们的立场作为参加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斗争的先决条件。
在最近将来，我们的任务是巩固国际间的团结抵抗运动网络。因为这提供可能恢复集中行动的架构，及促进新的国际主义社会与公民运动形成。
21．纲领性的轴心
反对新自由主义秩序各种不同形式抵抗的团结过程，是可以通过多种纲领性的轴心加强的，包括：
——面对目前资本主义特别庇护的不平等及贫穷的增长，必须重申社会平等的目标。男女平等是这方面的主要考验。保证全体的权利，从最低工资开始，是所有社会进步安定的基石。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赋税必须是重新分配财富的和提供社会基金的方法。传统的农业必须给予协助，使其稳定发展和逐渐改进（类如基础结构，（信贷与保证价格）。每一措施的要点，就是将平等的目标置于追求利润之前。
——世界经济必须在合理的基础上重新改组。自由贸易的狂热必须放弃，代替的是重申国家控制如何，加入世界市场和组织地区合作。债务实际上己多次付还，它们必须取消；相反的，帝国主义国家必须以转让科技和保持持续发展，去偿付它们对其他国家的生态环境欠债，这要求使能源和农业政策，在世界平面互相协调。
——资本主义中断了社会权利的发展，抑制科技进步发挥其自身的潜力，并将主要社会及生态的选择，局限于狭窄的在簿记上显示的利润。相反地，新增加的生产力应该用在社会方面。减少每周工作时间是回复到新的全部就业的最直接方法，扩大休闲时间及实现转向非生产性的发展；扩充社会保障及管理公共服务，是通过尽可能与使用者关连的途径建立的机构。这样，社会需要才能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来满足。
——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及其失去控制的金融部门，使科技的进步变成为社会与生态环境的灾祸。为了让其它的标准和路向得以存在，必定要强加于市场的自然运作之上。但这取向提出了财产问题；财产问题要从活生生经验的基础中再作具体的说明。金融部门将利润私有化，而将损失社会化，根本是以经济的不稳定为代价的。作为紧急情况下实行的措施（例如在墨西哥及日本）将银行国有化，是格外重要的议事日程。坚持满足基本需要，要求质素安全，反贪污斗争，都可能要强调要求将交通（例如英国的铁路和油船）、食物、水和电力国有化或重新国有化。这就是将资本主义增长的模式与另一发展出路的观念相对照，主要目标是要能够满足最大多数人的社会需要，同时有效地考虑到生态环境及限制将主要关系到人类的将来。
22．寻求新的平衡
全球化运动抵抗的成熟过程，是伴随着走向必需的、新的社会和组织性运动的协调，社会运动（工会及其它草根阶层运动）已逐渐地再度成为动员及强大国际行动的中心发动者——在过长时期失去其中心重要性之后。这样的新平衡，提供给进步的非官方组织（不管是发展问题环境保护或人道主义行动的工作）新的机会去补足社会的根基；发展整个政治远景和积极抵抗制度化（这变化过程已经破坏了许多非官方组织的独立性）。
23．政治
对国际斗争提供凝聚性及持久性的推动力，今日必须重新创造一个全球的另一出路以对抗不平等、高度竞争、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建立这样的全球性出路，只能建基于目前群众经验及民主运动，和它们表达的社会、环境保护、政治等需要。
这必须要求进步的及革命的政党作出极大的努力，能够贡献增强运动的团结斗争和集体思想的能力；能够对20世纪历史有清楚明白的解释，重新掌握过去及现在斗争的连系；能够将生气灌输入新的、激进的、民主的国际主义；能够恢复反对资本主义出路的可信性有效性，及提供重新建立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的纲领基础；总之，为了重建社会主义的计划，必须依靠自发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进步的及革命的政党在国际上协调合作的能力，今日仍停留在很弱的阶段。在世界一些地区获得新的发展是可见到的（如1998年在悉尼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团结会议，及往后一个时期的表现）但在拉丁美洲的圣保罗论坛开始的动力则早耗尽了；在西欧由于长期间缺乏政党的带头作用，显示在这方面仍没有达到较持久性的成功。不过，现在愈加紧急的需要一个比目前已存在的更广大的多个政党组成的国际。第四国际各国组织必须积极努力于国际主义的复兴，责任非常重大。
24．国际主义
使人与人在世界市场上彼此互相竞争，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的根基，亦是为工人组织提供国际形式的根基（这样客观的根基也许是首次出现的）。事实上，这是唯一能抵抗全球化影响和有效的斗争道路，也是主要的保证，使之能够抵抗反动势力回复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愈来愈多急速发动的绝望性野蛮战争。
虽然世界各地或不同的社会部门的情况仍然很不平衡，国际团结的新体系已真正产生。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与跨国公司及大银行的规则的不同形式的联合，事实上已经产生。新组织形式的出现，是由有关的不同组织网络间经常的合作促成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债务、及结构调整、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商品化等斗争）。近年来连续举行的集会，是动力积累的开始，集会上交换经验，阐明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共同纲领与行动计划；继续这过程，我们就能够考验新的正在萌芽的国际主义形式，它们带有不可避免的各种差异，我们可从中辨别出最适当的、能导致建立更广大滙流的抵抗团体，表达社会运动的激进主义，及磨炼出对抗目前统治制度的各种出路和选择。
王敬译自《国际观点》第351/2号 |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通过的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声明（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大会通过的
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声明
StatementonCapitalistRestoration
（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对于在由官僚层所领导、盗用了社会主义名义的各政权中，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第四国际世界大会重申一个共同采取的立场，不管国际内部在分所这个资本主义复辟过程时存在甚么样的分歧。
我们在过去始终支持工人和人民的反抗斯大林主义独裁制的斗争；特别是在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前苏联和中国。
此外，我们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工人和农民的抵抗运动，反对由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复辟所造成的各种结果。
我们始终为着自我组织、工人的自我管理和民主的权利，与声称代表社会主义、但维持反人民、反工人的镇压机制的官僚政权作斗争。
正是为了这些同一要求和原则，我们才继续提出抵抗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东欧、前苏联和中国扩张的那些主导政策和方针的要求。我们拒绝接受，而且大声发言反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官僚政权的各种政策，这些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福利的恶化，生产资料的商品化和普遍私有化，以及对工人剥削的尖锐增加。同样地，我们不但拒绝接受对一党独裁制的怀旧回忆，也拒绝接受在权力层的控制下对社会福利的假意保卫。这些权力层一方面提出反对全球化的路线，在另一方面则以前者为幌子来隐藏它们自己的特权和压迫关系。
我们在每个地方都反对对社会福利和权利的侵犯，同时无条件地支持各种形式的反对社会退步的抵抗运动，不管推行这些政策的政权、国家的称号是甚么，特别是在中国。
我们也拒绝接受这个政策所能采取的其它形式，特别是在中国，这个政策，以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以假现代化为幌子，向世贸组织所定的规则打开门户。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上，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超级剥削，「以最低可能的成本」，为世界市场实现生产，同时使中国的新资产阶级致富。
第四国际认为，在与一切正在进行中的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取得联系的同时，特别是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继续而且更深刻地进行以下工作是十分紧要的：
（1）对直至现在仍以工人的名义执政、但实际上在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同时牺性他们的利益的各个政权，进行澈底的、批判性的分析；
（2）在从来未在实际上实施过个人和集体民主的基础上，与一切反压迫的斗争联在一起，使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计划重新建立起来。经验显示，新自由主义策已无法在各大洲带来进步的民主的新世界秩序，它们反而导致了不受拘束的资本主义及其一系列使社会退步的措施。这种资本主义以其不时发动的战争威胁着整个地球的人类。
第四国际将会鼓励社会运动的所有组织与这些国家的人民和工人们建立团结一致的联系：
（1）对于青年和妇女的协会，也对于工会会员们，当他们面对私有化、对工作条件的攻击，以及由跨国公司、官僚和新资产阶级所强加的裁员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帮忙组织新的工会和提出他们的需求；
（2）对于进行另一个全球化的运动，我们要求他们协助促进共同了解，在行动上进行国际性的团结，反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
此外，世界大会授权接任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对有关于这个世纪的革命、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动的理论和纲领的问题，（在内部及与其它组织，在国际的刊物上和在各支部中），组织对上述问题的继续讨论。
〔译自《国际观点》2003年夏季号，15次世界大会特刊〕 |
第四国际章程（2003年2月第15次世界大会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Statutes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章程
（2003年第四国际第十五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
蔚然译、素侠云雪校对
序言
一、为社会主义革命奋斗的第四国际，由接受和实行其原则纲领的支部与战士组成。在不同国家组成的支部联合成单一的世界组织，在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共同行动，在尊重民主规则的前提下进行自由讨论。
二、第四国际的目的是帮助无产阶级和各国其它受帝国主义剥削的阶级提高政治觉悟并组织起来，以便消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匮乏、不安全、战争和杀戮。第四国际寻求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其基本原则是：工人阶级和所有的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是通往未来无阶级社会的第一步。在民主计划经济下，志在确保持久和平、社会平等、保护环境、反对一切压迫并确保人类团结。
三、第四国际把人类的先进社会经验总结在其纲领中。第四国际牢记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从巴黎公社、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第三国际前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成果和讨论、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和阐述、1938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及其后历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键的纲领性文件等取得的不可或缺经验教训，以之为自己的基础，并使之长保活力。
四、第四国际正是以这种过渡性的方式，从当前的斗争开始，直至同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决裂，第四国际为了未来，致力于以下斗争：
●争取工资劳动者当前的和过渡性的要求。
●争取民主权利和大众自由。
●同资本主义作革命性决裂；以生产者自己的国家管理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在被统治民族将民主和民族斗争转变为革命的反资本主义斗争。
●在社会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工人自我组织、族群自决、保护大众自由、党和国家分离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
●在民主基础上争取群众的、人民的和工人阶级的运动的联合，尊重多党制和派别的多样性，保证运动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国家。
●在斗争中扩大自我组织并尊重民主权利。
●反对一切寄生官僚机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会的、民族主义的……）支配群众组织。
●反对压迫妇女，争取自主的妇女运动。
●反对压迫同性恋，反对所有形式的性压迫。
●反对民族压迫，尊重被压迫族群的自决权和独立权。
●反对种族歧视和各种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
●反对宗教特殊主义，争取政教分离。
●从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主义的角度保护环境。
●争取积极的国际主义和国际反帝团结，不许排斥其他民族、不搞宗派主义，保卫各国劳动群众的利益，不应屈服于任何外交或功利考虑。
●建立由积极分子组成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女性主义的、民主的党，这些党应承认和保障自由表达和组建派别的权利。
●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多元的、革命的国际。
五、各国支部是第四国际的基本组织单元。各国支部志在集合所有与我们有共同目标的力量，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在国内阶级斗争中能够担当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决定性作用的群众性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第四国际实现其伟大解放目标的手段，因为一个国际组织并不能取代或代替某一国领导层在革命中的作用。
VOTE:82-0-9-4NEMCON
第一章支部
第一条
国际由各国支部组成，各国支部应同意国际章程导言部分所述的原则，参加国际的活动和组织生活，缴纳约定的党费。各国支部立足于本国阶级斗争的现实，共同组建国际，并为国际贡献人力物力。各国支部领导层根据自己的财力大小向国际缴纳的约定的党费。
第二条
各国支部自愿将国际制定的政治纲领结合到自己的政治实践中。它们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只是不能违背两条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不过，第四国际的支部有义务公布国际领导机构的决议，如果对决议有不同意见，应该向下次世界代表大会提请修改。
第三条
为了使国际的工作更有成效，各国认同第四国际主张的革命者队伍应该团结起来。因此，每个国家的国际成员应该按有利于团结的原则行事，在一个统一的支部内活动。这个支部可以是独立的组织，也可以是某个由不同的反资本主义力量联合而成的党的内部派别，国际成员可以在不放弃自己纲领认同的前提下在此类党内活动。当某国的支部获得世界代表大会认可后，国际领导层如果要与该国其他政治团体建立关系，应该事先取得该国支部的同意。各国支部的成员如果被选入资产阶级议会机构，则应遵循该国支部的指导方针，向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团体的领导机构和全国代表大会负责。
第四条
各国支部的活动必须符合民主的规范和原则，保证在讨论、决策和监督实施决策的过程中集体参与，并创造所有同志都能够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参与支部活动的氛围。
这些规范和原则包括:
（1）信息、稿件以及被采纳的决议应该让支部和国际的每位成员了解。
（2）禁止委托代表。换言之，不论选举机构的地位如何，其代表必须不受限制地根据自己在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讨论中形成的的良心和信念来投票。
（3）本地的、全国的或国际的（世界的）当选代表应及时向指定机构进行书面汇报。
（4）应有必要的措施保证上述民主权利真正得到实现，不允许让任何成员受列任何形式的社会文化、性别或其他类型的压迫，包括不承认以性别、性向、民族、种放或其他类型压迫为基础的自我组织权。
第五条
国际各支部承认并实践在其队伍中组建派别的权利，即：在组织内部争论中政治少数派有权为捍卫自己的观点而召开会议；这些少数派有权在组织内表达自己的立场，经组织领导机构同意，甚至有权公开发布其立场；向领导机构选派代表的权利；在组织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享有比例代表权[1]；同国际进行观点沟通的权利。当组织执行多数派通过的政治决定时,少数派应该尊重组织的团结和纪律。
第六条
进行纪律处分时，应向同志提出书面控告。被指控的同志有机会全面反驳相关指控。只要有可能，应当保证指控方与被指控方当面对质。国际的任何个体成员或团体成员如果反对所在国支部给予他们的处分，但在该支部框架内已无任何其他可申诉之程序时，可以向国际申诉。国际应组成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并向适当的领导机构汇报，该领导机构应对上述支部的纪律处分做出适当裁决。各国支部应按照既定纪律服从国际的决定。不尊重组织规范的行为与作为国际一员的状态是不相容的。不过，即使某国支部服从了国际领导机构的裁决，仍然可以向国际更高级别的机构申诉。
第七条
由于情况不断发生变化，有些组织尽管支持第四国际，但是还没有准备好承担世界代表大会及由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国际委员会所要求的义务。可授予这些组织以同情组织的正式地位。同情组织应宣传第四国际的主张，传播第四国际的出版物，在国内外支持和参加第四国际的活动，并定期向第四国际提供资助。
应邀请同情组织的代表参加国际委员会和世界代表大会的会议，他们在会议上有发言权，当讨论财政捐助的标准问题时，有投咨询票之权利。设立同情组织正式地位的目的是为了提供一座使之发展为所在国正式支部的桥梁。
第八条
赞同国际的斗争观点，但不愿正式加人国际的组织，可获得“长驻观察员”地位。这种地位可以使这些组织参加国际领导机构的会议——能参加哪些会议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一一列明——在会议上有发言权，但无投票权。
第二章领导机构
第九条
国际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至少每五年召开一次，由国际委员会至少提前六个月召集，因为六个月是筹备讨论的最短期限。国际委员会或三分之一的支部可随时召集特别世界代表大会。
世界代表大会是各国支部民主讨论和选举代表的顶点，它决定整个国际在所有纲领性问题上的政治路线。在涉及各国支部的问题上，世界代表大会是最高的申诉机构和决策机构。
世界代表大会由各国支部选举的代表组成，代表人数依各国支部人数按比例而定，不过每个支部至少有一名代表名额。如果因特殊原因，某支部代表团人数少于该支部的规模应享有的代表权，则该支部所拥有的投票权可以由到场代表按比例行使。反之，如果某支部只有一名代表名额，但有两名以上代表与会，则只有一票投票权。
第十条
世界代表大会在政治和组织问题上以绝对多数票作决定，在程序问题上以简单多数票作决定。决定接纳新支部时需以绝对多数票通过，开除某支部时需有三分之二的多数。世界代表大会是唯一有权修改章程的机构，修改章程时需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第十一条
世界代表大会选出三到五名属于不同支部的同志——他们不是国际领导机构的成员，但都受到国际成员的尊重——组成“申诉委员会”。它应国际委员会的要求或自己的意见调查涉及违反纪律或道德的案件，并调查对国际领导层未能遵循程序的投诉。申诉委员会必须有足够多的女性成员，以便在在需要之时完全由女性成员来听取申诉意见。申诉委员会向国际委员会报告并提出处分建议。申诉委员会向选出它的世界代表大会负责。
可提出的纪律处分建议包括暂停成员资格和开除出国际。
第十二条
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决策机构是国际委员会，通常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国际委员会由世界代表大会从各支部选派的代表中选出，选举时要考虑到为国际中心活动人事配备的需要，女性成员最好达到50%，至少不能低于30%。没有委员会成员的支部可以派具有观察员地位的人员与会。支部可要求临时或永久撤换由世界代表大会选出的其代表团成员。不过这一撤换必须得到国际委员会的批准。国际委员会内部的投票规则与世界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领导机构时实行无记名投票。
第十三条
国际委员会就政治和组织问题作决定时应以在场投票者的绝对多数通过，程序问题则由与会人员简单多数作决定，不进行加权投票。当授予某组织长驻观察员地位时应以绝对多数通过，并具体说明邀请这些组织长久参加的机构是哪些。国际委员会决定执行局和任何其他分委员会的成员，并与相关成员所在支部达成一致，根据出席会议的绝对多数票任命全职工作人员。
第十四条
执行局在国际委员会休会期间开会，检查国际委员会决定的执行情况，并筹备国际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执行局对决定其产生的国际委员会负责。执行局通常无权做出政治决定；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咨询在国际委员会有席位的支部，在获得国际委员会成员绝对多数同意的情况下，以国际委员会的名义公布立场。执行局不能就纪律问题做出决定，但可以提出自己的带有指示性的意见。
执行局的任务是组织执行国际委员会的决定，妥善管理国际委员会的实务部门（新闻、教育、区域和支部协调机构）、筹备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以及管理国际的工作人员。
第十五条
因此，国际委员会通过其指定的机构负责出版国际的官方报刊（如果可能的话，以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三种语言发行），该报刊刊登国际及其领导机构的主要决议和声明，有关国际事件和支部活动的文章和文件，并成为国际运动的纽带。国际委员会还以同样的方式发行内部公报。国际委员会将确定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期间发布本公报的方式，以发布筹备文件、提交领导机构表决的文本以及刊登表达不同观点的讨论文章。
第十六条
国际委员会通过定期向其会议提交报告、批准财务收支表和拟议预算来监督国际的财务管理。国际委员会要在每次会议上从其成员中选出一个账目委员会来审计账目。日常财务管理由执行局负责。党费、募捐、自愿捐款以及销售材料的收入是国际组织的收入来源。
第十七条
所有未尽事宜都将由特殊条款来规定，每次世界代表大会都可以修改章程。
https://fourth.international/en/world-congresses/540/175
VOTE:87-6-3-0CARRIED
[1]即不同派别依据在组织内的得票比例，而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拥有相应比例的代表席位。 |
第四国际执委会：反人民的军事复仇行为——阿富汗战争的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反人民的军事复仇行为——阿富汗战争的分析
第四国际执委会
1.由美国发动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一般认为是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一项反击，但实际上这不是一场合法的自卫行为，而是反人民的军事复仇行为。借口要惩罚他们的统治者，而事实上是全体阿富汗人民遭到了轰炸和炮击，正像昨天的塞尔维亚人民以及从1991年以来直到今天的伊拉克人民的命运一样。这场侵略战争也决不能根绝「恐怖主义」。
正好与此相反，以帝国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来响应恐怖主义，这只能增强了受压迫人民的愤慨和怨恨的情绪，并且会在那些与压迫者具有同样藐视人类生存的人们中间，培养出恐怖主义盲目性。
这已是美国的第三次侵略行为了。这次侵略恰好发生在这样的时刻，即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军事支出再次有了升高，并且是在所谓「冷战期」的平均水平上稳定了好多年之后。11年内，美国第三次使自己投身到新的、大规模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中去，这就充分证实了在后冷战期内，美国所选择的道路是霸权主义的，是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紧接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步骤之后，这是又一次重大的新步骤，这一步骤旨在把北大西洋条约组织转变为无任何地理限制的干涉主义的军事同盟。
2.尽管世界各压迫者国家的勾结是多么地令人厌恶可鄙，但他们决无可能为其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的残暴行为辩护，更不能说他们的大规模屠杀的恐怖主义性质要比9.11事件更轻些。
这里所谈的问题，不仅是革命的人道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斗争的道德优势的基础，而且也是这种斗争的觉悟性及其战略的先决条件。
要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只能依靠两个先决条件：（1）被统治国家里受压迫人民的群众性动员；（2）统治国家内部的人民动员起来，反对由他们自己的政府所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并给政府施加压力。
根据这一观点出发，像9.11这样的恐怖袭击具有双重的破坏作用：（1）由于这种恐怖袭击是通过阴谋手段而实现的，因此将会留下混乱的概念。（2）不加区别地屠杀他们所反对的国家的人民，他们实际上是把这些人驱集在他们自己政府旗帜下，并允许他们的政府加强好战的和镇压的路线。
这些恐怖主义袭击，丝毫没有起到反帝的作用，甚至连间接的反帝作用也没有。采用集体恐怖是反动政治和反动运动的体现，是违反各民族的基本权利的。本．拉登式的原教旨主义者是支持和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他们现在或过去都是与资产阶级派系以及若干反动的国家机构结成联盟，如沙特君主国和巴基斯坦、苏丹等独裁政府等。这些集团所需要的是要把穆斯林群体的说教强加于人，而这些穆斯林群体是有宗教狂热症的，是反西方而不是反帝的，是反犹太民族而不是反犹太复国主义的。他们所需要的是要把极端反动的神权政体如塔利班政权强加于人，他们利用巴勒斯坦民族的事业，来掩盖这些反动目标。
3.与此相对称，帝国主义政府以及附属国内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以根除恐怖主义和维护他们自己国内的市民权益为名，实际上只能使他们的市民承担更严重的风险。暴力若为非正义的政治、社会活动服务，则必将带来更大的暴力。压迫者采取的手段越带有毁灭性、粉碎性，则被压迫民族中便会涌现出更多的特殊残酷份子，他们作好准备要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把更大的痛苦加给对方，这就必然会针对毫无自卫能力的广大市民群众了。
真正要彻底根除恐怖主义，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根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政府实行的恐怖主义以及恐怖主义集团和恐怖网所实行的恐怖主义。如要真正实现这个目标，其条件便是要彻底根除由肉体暴力所持续进行的非正义的政治和社会活动。
必须在世界各地创造条件，使民族自决权能名符其实地付之实现，每一国家都有公民自由权和政治民主权，每一民族都有自决权，并在法律、和平基础上重建国际关系。
对于人类生存的关怀或尊重，是不能有挑选性的。必须一视同仁：譬如，
（1）对伊拉克的禁运，在过去10年中造成100万伊拉克人的死亡；根据联合国统计数字，今后每年还将不断地有10万人的死亡，其中半数为儿童，这种禁运必须废止。
（2）由银行和富有国家政府强加给被统治国家的债务必须取消，因为这种债务给被统治国家带来饥饿和贫穷，并且阻止它们的发展。
（3）我们必须大规模地生产，及时地配给可以防止艾滋病流传的药物，艾滋病已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特别是在非洲的人口中起到极大的破坏作用。
（4）袭击美国的9.11恐怖主义狂热症，有其特殊的倾向性和特殊的根源，这种特殊性是由美国政府自己所培育、所支持的。美国及其石油基地沙特君主国（这是世界上最落后、最反动的国家）在反对进步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早已宣传推广并利用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种利用在过去20年中为共同支持阿富汗的原教旨主义派系而发展到顶峰。当他们在扮演原教旨主义巫师门徒这个角色时，就这样专心致志地培训出那批恐怖主义者，而今天这批恐怖主义者正好运用美帝亲自教导的方法去反对他们自己。
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总是不断地暴露出他们的犬儒主义和虚伪性。当原教旨主义以反西方的面孔出现时、（例如在伊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便以保民主和女权的名义，把自己打扮成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们并没有说过一句话来反对最专权的专制主义，但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以沙特君主国面孔出现时，他们也没有说过一句话来反对最可耻的女权迫害者，这是因为沙特是帝国主义开发阿拉伯半岛资源，或世界主要石油储藏地的特殊工具。
5.石油，作为资本主义体制的主要资源，作为生态不平衡的重大因素，历来是帝国主义在制订世界这一地区政军的主要动力。如果掌权的政府与老布殊、小布殊政府一样，是石油利益的直接代表者，则上述这一事实，便显得更加突出了。
这就是美国把「反恐怖主义斗争」变为一种借口，以便推行与此目的毫不相关的反人民策略。美国单方面独占了世界法官、裁判和行刑者的权力作用，力图将它的法令强加到世界其它各地，而另一方面将其自身置于法律之上，国际管辖范围之外。开始时，美国把侵略阿富汗战争说成是一种「宪兵行动」，旨在推毁数千「恐怖主义者」的网络。
但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很快就暴露出来了：那就是把各类原教旨主义者和各种反动派安插在喀布尔政权内，而这一政权还要对美国政府俯首帖耳。总之，这次「宪法行动」的真正目标，在今天看来很明显，就是把美国政府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作的努力推向最高点，那就是加强对这整个地区的统治，操纵阿富汗，形成一个地缘政治的结构图，使其与邻国巴基斯坦互为补充。最初，其主要目标是加速苏联政局的不稳，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石油公司及其政府的目标，就在于把中亚的石油等矿物燃料稳操在他们自己手中。
唯有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构想，才能说明为什么受到轰炸的不仅只是「基地」组织网络。为了要控制阿富汗，大小城市以及市民集中地区都受到美、英空军轰炸，借口是「反恐怖主义」斗争。轰炸的直接后果不只是大量的死亡人数，而且还为真正的人道主义灾难创造了条件，那就是有数以万计的受害者相继出现。除此之外，帝国主义在现代「恐怖主义战争」中的出击目标，是带有星云状性质的、会导致暴力的不断升级，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特别是使用核武器，其后果更加危险，但美国统治集团早已讨论使用核武器了。西方列强的侵略行为，正把战争导火线引进好几个穆斯林国家，其中巴基斯坦是最薄弱环节，因此巴基斯坦正在创造条件，要使宗教狂热份子能掌握国家政权，而这个国家却拥有核能力的。
6、今天，国际激进左派在好几条战线上，正面临着最迫切的斗争任务，我们的口号是：
（1）立即停止对阿富汗的野蛮轰炸，保护阿富汗妇女权利，保护阿富汗人民自决权；
（2）紧急动员起来，结束由以色列发动的反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恐怖主义，结束持续侵略、屠杀行为的升级，维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益；
（3）取消对伊拉克的致命性禁运；
（4）迫使俄罗斯普京政府停止对车臣人民的屠杀性侵略行为；
（5）我们谴责帝国主义列强把压力施加给正在进行协商的巴勒斯坦、哥伦比亚和爱尔兰，谴责他们威胁着要把这三国作为世界性「反恐怖主义斗争」的军事目标；
（6）反对种族主义，维护政治避难权，我们谴责原教旨主义恐怖，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形式的宗教狂热主义；谴责所谓「西方优越性」的说教。声讨日益高涨的种族主义——这只会使侨民小区承受无法忍受的压力；
（7）我们要组织反击来反对西方国家对公民自由权和民主权的正面攻击。现在不再仅是外来侨民小区成为警察监视的目标，毋宁说已扩大到整个社会运动中去了；
从西雅图到日内瓦，又从布拉格到歌德堡，不断高涨的强有力的反对新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正遭受破坏，这就是镇压措施升级得到确证和加强；
（8）反对大规模解雇。经济危机却被利用来作为解雇的借口，与此同时，各国政府正在日益扩大公共资金的支出，以弥补某些资本主义部门收入的下降；
（9）为核裁军及大量削减军费支出而斗争，代之以增加社会支出和大规模开发资金；
（10）反对在世贸组织框架内开展新一轮协商的计划，因为这计划旨在扩大对农业和服务行业的新自由主义进攻，而且是以牺牲全球最穷苦居民的权益为代价的；
（11）随同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和征收税金，要求消灭逃税现象和洗钱网络。
在尊重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群众动员及其动机的多样化同时，国际激进左派有义务把反对各不同方面的资本全球性进攻的群众斗争，大力地推向前去。
2001年10月29日
萧明译
原载《国际观点》2001年12月号 |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帝国主义停止侵略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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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停止侵略阿富汗！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
9.11自杀式袭击造成的可怕大屠杀，绝对不容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及其同盟者作为借口，向世界上其中一个最穷国、最山穷水尽的贫国进行可鄙的轰炸。在过去10年来，美国自封为这个行星上的执法者，自己既是法官又是诉讼人，它走上这条道路已经愈来愈无节制。在10月7日，美国凭着所谓一个「犯罪证明」而向阿富汗发动大规模侵犯；这个「犯罪证明」只向过它最亲密的盟友展示，并且得到其盟友参与和支持这次侵略。这场进犯，势将为阿富汗继1979年苏联入侵以来带来再一次血腥遍地、血流成河。当年出力帮助塔利班夺取喀布尔政权的美国，再一次用支持此一个原教旨主义者来反对彼一个原教旨主义者，这一次，它支持的是「北方联盟」。这表明了美国对民主原则和妇女利益是完全漠不关心；美国只在它的战略性利益受到威胁时，才假惺惺的掉下鳄鱼眼泪，声称坚持民主原则和维护妇女权益。乔治．布殊和「北约」、沙地王国和车臣的刽子手俄国连手，组成一个多么美妙的民主同盟！
这次进侵阿富汗之与1991年波斯湾战争的不同处，乃在于这次是要在歼灭拉登的网络之余，要把塔利班政权推翻。美国对伊拉克是选择维持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因它恐怕侯赛因的倒台会在该地区「引起动荡」。而在阿富汗这个作为石油要道和中亚细亚的通衢要津闻名的国家，美国的首要目的，就是在喀布尔设立一个驯服的政权。为了制约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国家愈来愈侵略性的行为，现在比过去更刻不容缓，要用更大规模的动员来反对这场10年来最大规模的帝国主义战争。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反对随着这次进攻而发生的、对民主权利和社会权益的攻击。
帝国主义这种行为，只会助长盲目恐怖主义的倾向，而盲目恐怖主义的受害人，将会是进犯者国内的平民百姓。只有驱除「恐怖主义」的最终目的，即，以美国政府承担最大责任的、在全世界横行无忌的不公义，才能结束「恐怖主义」。
2001年10月8日
史丹译
原载《国际观点》2001年11月号 |
第四国际关于东帝汶的声明（199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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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关于东帝汶的声明
（1999年9月27日）
由印度尼西亚军队督导的东帝汶民兵在进行一场恐怖大屠杀与大破坏之后，联合国终于派遣军队到东帝汶，而印度尼西亚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撤退。多得东帝汶人民的英勇反抗，及其为自决与独立而进行的数以十年计的斗争，才能有今天的局面。八月卅日的巨大动员及全民投票的结果无可置疑地表明——若果此前的一切还不足以表明的话——东帝汶要的是独立。
另一个因素是过去几个星期在各国的群众动员及国际舆论的压力。数以千计的人出于国际团结的精神走到街上抗议，以图阻止屠杀。这迫使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及联合国不得不同印度尼西亚的将军保持距离，尽管他们过去许多年都支持他们。
这些团结运动再次说明，公众舆论的动员是能够改变事情的发展的。东帝汶的最重要教训就是它教导我们全球起来反抗不公义的重要性。我们要追求及创立一种团结的新政治，一种群众性行动及活泼的民主的新政治。这也是我们有责任继续为东帝汶的自由而斗争的原因之一。联合国的部队进驻东帝汶，不应亦不能视为须要团结抗争的代替品。
东帝汶人民正苦于缺少物资、药品供应及其它种种人道援助。屠夫仍在。他们采取了焦土政策，并把数以万计东帝汶人迫迁，把东帝汶抗争运动的全国委员会及东帝汶游击队的领袖消灭，尽管后者正在还击。事实上，大屠杀是印度尼西亚军方控制下的全民投票的结果，目的是使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同帝国主义国家维持良好关系。
第四国际要求印度尼西亚军队全部立即撤出东帝汶。联合国部队要保证数以万计的难民安全回乡，包括那些逃到东帝汶山区的，包括那些被强迫迁移到印度尼西亚境内的，包括东帝汶反抗运动的代表例如古斯芒。
联合国部队亦要保证立即解除由印度尼西亚军队创立及支持的民兵的武装，拘捕其领袖，审判其罪行——他们要对所有屠杀与强迫递解负上责任。同时，所有那些支持过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国家都有责任在经济上支持东帝汶的重建。他们对东帝汶人民所受到的破坏与痛苦本该负有部份责任。
第四国际不能接受联合国部队最终仍驻守东帝汶，因为这意味着把东帝汶游击队解除武装。如果驻军是符合人民意愿，那么，联合国部队必须把指挥权交给东帝汶反抗运动的全国委员会，承认游击队是确保东帝汶领土安全的合法武装力量。我们坚拒任何强加于多数人民头上的、企图分割东帝汶的主意。
第四国际同样不能接受那种见解，即联合国部队应用来保证维持资本家在东帝汶的利益。例如，东帝汶海床的石油今天是被印度尼西亚与澳洲联合剥削的。两国签署过一份可耻协议来达成合作。
第四国际继续谴责那些出售军火给印度尼西亚将军的军火商，尽管他们满口承诺不会这样做。英国贝理亚政府就是这样。同时，我们继续与所有在印度尼西亚或受印度尼西亚压迫的领土的、为解放与民主而斗争的进步力量团结一致。
第四国际认为上述只是这个新国家开始重建的最低条件。我们致力与东帝汶反抗运动团结一致，去争取独立的胜利。第四国际要求，一旦东帝汶反抗运动的全国委员会认为宣布立国之时机已临，所有国家立即承认东帝汶的独立，承认其临时政府。 |
第四国际的危机（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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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的危机（概要）
社会主义行动（美国）
世界帝国主义经济的长期的稳定，再加上工运未能解决其领导问题，对于工运产生了可怕后果，使它始终为改良主义思想所统治。
这种长期的经济稳定并没有改善世界上最受压迫的一群的生活。在发达国家，更多低下阶层的人生活恶化；中层的人也只能靠增加出外工作的家人，来维持生活水平。不少人始终为资本主义传媒支配着他们的思想，有时连自己也相信，生活恶化是自己所造成的。这使他们更难于进行持久而有组织的反抗。
尽管如此，他们反抗的潜能，总能在间歇性地爆发的行动中得到印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有效的而又忠诚的领导。目前的改良主义领导已经改变到简直同资本主义党没有分别的地步。正是因为工运这个主观领导的问题迄未解决，所以才造成今天这个形势。
那些比阶级合作主义者较左的流派，也纷纷在这个右转的的气候中随波逐流。就连我们的运动，也没能从这种主观及客观力量所造成的逆境中得到幸免。许多地方的组织都造成挫折、分裂、士气低落，结果造成一种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纲领的质疑，尽管这些思想一再光辉地经得起事变的考验。
真正失败的，不是过渡纲领，而是四际的多数领导，而且首先是表现在它虽然经过了事实的证验，仍然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相反，它里面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程度地在背离着阶级独立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原是我们的世界运动的历史性纲领的核心。无数经验证明，人们往往爱以“战术性”理由去解释自己背离原则，但是，一旦“战术性”的估计为事实所否定时，那些拒不认错的人就总会进而拒斥原则本身。
如何解释这种背离托洛茨基主流的现象呢？那是因为，今天在生的人当中，只有很少见过四十年代结束之前所发生的、工人在大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法国的一九六八所造成的影响，在力量上已被现今的右转气候所掩盖。许多人开始怀疑，也许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在过去是有的，但现在也不再有了。从前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的老办法已经行不通了。
关于过去错误的简史
在这里回顾一下国际领导的过去错误，不是为了算老帐，而是因为，倘若要寻找我们的运动的目的偏差的根源，回顾过去错误是难免的。
在1953年，当时的多数派采取了“进入主义”的错误政策，实际上变成迁就斯大林主义，而且在长期加入斯大林党及社民党之后，损失了许多干部。多数派的政策造成了四际内长期十年的分裂，但它从未对此承认错误。后来，由于新的革命新潮——匈牙利1956，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革命等——使彼此间分歧缩小，最后在1963年重新统一。不过，1969年由于就拉美革命问题的分歧，四际内又重新发生派别斗争。多数派主张在拉美长期地采取游击主义。1976年多数派终于在一个文件上承认错误，认为一小撮孤立于社会之外的游击革命家不可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多数派之承认错误促使了两派的解散，虽然在其他问题上（例如迁就激进学生分子的政策）它仍然没有认过错。尤其在1979年的尼加拉瓜革命中，多数派虽然在最初还对FSLN之没有追随不断革命的逻辑而有所批评，但随后却在1985年忽然说尼国已成了“工人国家”，虽然尼国的资产阶级财产制度从未被取消过，而且到了1991年，FSLN已成为与资产阶级的联合政府中的小伙伴。在这个情况下，多数派还视尼国是“工人国家”么？还是已经是资本主义“复辟”下的国家？
多数派之所以不断犯错及不承认错误，是因为长期以来他们都企图寻求成功之捷径，在工人阶级以外去找足以改造社会的力量。最初寄望于斯大林主义官僚，然后是那些主张游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再后是激进学生运动。
在前苏联问题上的错误
当戈巴乔夫在1985年开始走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时，多数派再一次向之迁就。他们批评地支持他，或更准确地说，他们支持他在政治上的“开放”，而反对他在经济上的“整顿”。但问题在于，“开放”的目的是要把资产阶级党合法化，并以之作为“整顿”的第一步，以便使经济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而加以改造。所以，对戈巴乔夫“批评地支持”，等于对斯大林1936年的新宪法加以“批评地支持”，到了现在，多数派不仅没有改正错误，还一错再错，把政治革命所需的力量寄希望于斯大林党。
再谈阶级独立性
在秘鲁，四际支部解散了自己，加入了“团结左派”中，而这个“团结左派”有资产阶级的代表，包括一个将军。这种无原则的政策得到多数派的支持，说“团结左派”不是人民阵线，因为工人在其中有“领导权”。
在菲律宾，多数派跨过了阶级界限，在政治上支持阿基诺夫人，在墨西哥，支部PRT深陷于改良主义泥泞中，在选举中支持资产阶级党的候选人，而此政策同样为多数派支持。
关于重组
到了现在，多数派又发现了“新”的捷径，而这一次就是不仅要同斯大林党，还要同那些一直蔑视托派纲领的其他流派，实行“重组”。在多数派之下，一些支部已经解散、与其他流派“重组”。在美国，多数派的支持者现已参加了“团结”派，虽然“团结”派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
帝国主义的稳定行将结束及其后果
帝国主义的稳定已经快结束了。目前的过渡期正孕育着新的阶级斗争的兴起，因此也为世界革命党之崛起奠定了客观基础。在这个形势下，将会出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重组。社会主义革命者必须负起艰难的任务，使群众免于因走上错误路线而幻灭；他们必须懂得怎样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促成联合阵线；必须懂得提出一些既适合群众情况、又能挑战资本主义权力的要求。
四际必须为此而作的准备，包括不可避免的重组。革命党不可避免会继续在分裂与统一中建立起来。但在下一阶段，即革命进潮的阶段，将会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四际纲领上统一起来的任务提到大家面前。这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把过去四十年的经验加以总结，那就不能做到。过去的重组不是以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为基础的。我们所主张的重组则不能这样。而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将来的机会作好准备，这包括了：掌握每一个机会去参与阶级斗争，同时与其他工运流派保持对话，并随时准备在具体行动上合作。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行动”的团体，随时准备与所有同意我们的前瞻的革命者合作。 |
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美国「社会主义行动」1998年8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政治决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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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
美国「社会主义行动」1998年8月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世界政治决议（摘要）兆立译
《社会主义行动》编辑部按：世界性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组织，第四国际，为了准备下一次世界大会，现在开始进行文件的讨论。作为对这个讨论的一个带头的贡献，我们在下面刊载了（美国）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在1998年8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世界政治决议的主要段落。
1997年十月在东南亚的所谓「新兴经济」中爆发的金融危机，证实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以下基本论题：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烂熟，但是主观因素——革命无产阶级领导层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虽然这些「亚洲老虎」只代表世界经济制度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困难却是发展中的全球生产过剩危机的征兆。
最立刻可见的是，这些困难已经极度地增加了日本的经济困难，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对日本的经济本来有很大的利害关系。可是，超级利润来源的突然瓦解，已经把它们转变为超级损失了。
结果，当我们正在草拟本文件时，日本的经济，自从九十年代初以来，本来已经濒临崩溃，现在，似乎是非常接近三十年代式的经济大萧条了。还有，如果日本崩溃了，它也威胁着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各个强国拖着与它一起崩溃。这样的一场灾难，可能会触发一次全球危机，其严重的程度，会远远地大过当年的经济大萧条。
可是，对于只看表面的观察者，以上的这个估计，似乎已经被过去五十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相对平衡和扩张所驳倒。依据最庸俗的华尔街财务「专家」的意见，全球的利润制度已被凯恩斯这位著名英国经济学家改变为一种高品种的资本主义，使得30年代式的全球萧条一去不复返。
这样无理性的乐观主义，当然有一点点真理在里面。资本主义的确已经被凯恩斯主义关于使世界货币制度与其黄金本位分离的战略所改变。这个逐渐引进的改变，让世界各国的货币，主要地而且非常不准确地，以彼此较量的结果，而不是以与商品世界的较量，来表达它们的价值。
但是，正像人们不能欺骗自然规律一样，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规律也不能——至少不能在长期间内——被欺骗的。
将发生的经济危机
过去，凯恩斯主义战略的成功，在于它比以贵重金属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容许更大程度的经济调节。这种无本位的纸币制度，容许信用贷款能够前所未有地膨胀。这种信用贷款的膨胀，在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制度中，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此，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已经容许世界资本主义延迟了重大的生产过剩危机，但是付出使每个国家都变成负债国家的可怕代价。还有，除了每个国家欠债数字的大小有变化无常、上下波动之外，一般趋势是，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死死地压住全球资本主义。
于是，像凯恩斯本人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必须付出可怕的代价，那就是，公私债务继续增加，终于上升到无可支撑的高度。光是债务的利息，就要在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结果，整个地球的极度膨胀的货币制度就注定要崩解了。
这基本上就是引起东南亚泡沫经济崩解的原因。无法偿还的债务，要所欠银行利息得到「支付」，才可支撑下去。当债主们只是认为那个欠债的国家不再能够付得起利息，他们就攻击它的货币——考验它的准时支付的能力。如果该国的货币通不过这个考验，他们就把欠他们的那磅肉割走！
因此，1997年在东南亚，这些国家的货币，一个接一个地遭到投机倒把者的攻击。受攻击国家的政府债券也几乎同时受到攻击。货币债券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暴跌；接着，帝国主义世界就快速地从那个地区撤走他们的投资。根据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结果几乎是经济、财政和货币的完全崩溃。
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帝国主义的其他机构，由于它的基础受到冲击，就采取步骤，使这些在崩解中的亚洲经济「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但是，这种摆脱困境的行动决不是慈善的行动。他们首要的关心，是把紧缩政策与摆脱困境的方法连在一起，使得欠帝国主义财政机构的一切债款的偿还，得到保证。尤其是，如果没有帮他们摆脱困境的话，整个地球的资本主义就会陷入致命的危险之中。
日本与美国的较量
为了对世界资本主义所面临的困境有更透彻的了解，我们必须对它在日本如何发展，作较深入的观察，特别是要观察一下后者的美国「批评家」是如何看它的。由于这些批评家的别有用心的动机是与他们的真正的关心有机地连在一起的，他们对于如何「解决」日本当前的困难，一直在提供免费的意见。
首先，他们用以下的由我们变换了措辞的论点来教训日本：
那是你们的错，你们的方式的高度调节的「官僚」资本主义，才是你们八年停滞的原因。还有，你们让你们的银行胡乱借出数以万亿计的日元——主要是借给那些直接或间接与生产生产资料有关的工业。
你们应该知道，你们这样做会引起像汽车工厂、高层办公大楼那样的东西的生产能力过剩危机——远远超过市场所能负担的能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宁可称之为生产能力过剩（over-capacify），以避免使用马克思使之出名的较确切的词语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你们的无理性盖楼狂，反过来，过份地提高了可盖大楼土地的价格。这就更加激起你们的银行对债务的投机热。
你们也犯了为东南亚的同样投机热提供资金的错误。现在这些亚洲老虎〔在不止一个的意义上〕已变成纸老虎了，日本的股票市场已下降了60%，土地价格已下跌38%，而你们的银行中的大部分事实上已经毫无希望地破产了——坏账的总数达到30万亿日元之多（相当于2,330亿美元）。
1998年3月21日的《经济学人》（上述这些统计数字和变换了措辞的论点的来源）埋怨说，日本不但不让市场尽它的功能，反而一直试图以提高税收、削减公共费用、提高雇主们应缴的福利税和采取其他紧缩措施来减少它渐增的预算赤字。
《经济学人》说：「〔以这些措施的〕净结果，是使需求数量减少了9万亿日元。」
这份在经济问题上一直跟着美帝国主义走的英帝国主义喉舌，这次又重复美帝国主义的论点，认为日本必须增加它的已经高到危险地步的预算赤字，把大量货币注入经济中，来吸收剩余的货品——严格地符合久经考验地经济调节原则，他们争辩说。
但是，在经济显示复苏征兆的时候——那就是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削减政府费用，正是符合这些凯恩斯主义的原则。
《经济学人》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同时又不再考虑这一点。它的论点是，这些批评家觉得，日本的「错在于桥本先生的时机掌握。政府当时以为，去年春天的复苏是真正的，而随着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再次下降，日本已经安然度过后泡沫时期的最坏几年。」
（该杂志之高超的判断，说那个「复苏」不是真正的，只不过是人们在时间已经解决了是否真正复苏的问题后所获得的那种智慧而已。）
美帝国主义在强调显示它的伪善的同时，也正在要求日本让它的连年亏损的银行破产，以便自由市场的原则能够使它的「受到高度保护、缺陷非常深刻的银行系统」恢复稳定。
事实上，日本的经济只不过受到较多一点的高度保护而已。所有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在竞争上处于劣势的部门采用保护主义。
但是，日本的资本家不是傻瓜：他们知道，让它的大部分银行倒闭，会使它的大部分财政事业让美国接管去！因此，日本是否——或者更确切地来说，有多少程度——会被迫向美国的压力低头，且等以后看吧。
不管怎样，英国的这份杂志开始认真报道日本的绝境的基本事实：
「没有人在说〔日本首相〕桥本的整顿预算的决心是错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后泡沫时期的头几年所积累起来的赤字，已经几乎与该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一样大了（现在已大于该国的GDP）。【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少了」。——录入者注】
「当养老金债务加上去以后，政府就面对一个比〔日本的〕GDP大一倍的大空洞。单单支付那些债的利息，就要花掉国家预算的极大部分（22%）——比教育、国防和养老金的总支出还要多。」〔后一句的着重线为引者所加〕
日本不是陷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的唯一国家：这是后凯恩斯的全球金融制度的进退两难的部分表现。因为它还是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规律所支配，它不能够永远延迟大的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仍然受制于一个致命的矛盾：竞争推使每一个资本家，无奈何地在与它的竞争对手们的无休止的竞赛中，生产更多、更便宜的货品。而且，因为那是由机器代替人的劳动所达成的，劳动人民作为一个阶级所得的工资总是少于这个阶级所添加给它的劳动生产的总价值。
亚洲前段时期的繁荣，不是建立在坚实地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被膨胀了的货币所支持的大量信用贷款上。由于同样的理由，它也意味着，世界帝国主义所享受的后二次大战的「繁荣」，是一个大量扩张的信用泡沫——这个信用泡沫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
通货膨胀从美国经济中「消失」
但是，如果所有的货币，包括美元在内，都在继续失去价值，那么怎样解释通货膨胀在美国经济中「消失了」这个奇怪现象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即使是最诚实的政府统计，也不记录真正的通货膨胀率，因为，商品下降的价值没有被估计在内：生产力的稳步增加，意味着有关商品的每一单位的价值，趋向于按照同样的比例而下降。因此，更便宜的商品的下降价值，都没有成比例的表达在它们价格的下降上。
（要不然，人们怎样解释，现时在一般的劳动阶级家庭中，要有两个人工作，才能维持比上一代只有一个人工作就可享受到而且还要低的生活水平呢？）
其次，今年美国通胀率似乎接近零的原因，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一直把他们的剩余资本渐增地投资在美国的股票、债券及其他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上。资本的这样流入美国，主要是由于两个理由：
1）过去几十年来对美国工人水平的进攻，已经增加了剥削率，因此有利于增加美国的平均利润率。
2）这也是世界的资本家们存储资本（至少在目前不能在其他地方作有利润的投资的）最安全地方（日本的被认为是最安全债券的平均利润率是0.5%，而美国债券的平均利润率是5%，比日本高十倍。）
流入美国经济的这些资本，大大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因此，根据供求规律，美元的价格，或者与其他货币相比的价值，已趋向于上升，而其他货币的价格，由于需求少了，就往下降。但是，所有货币的价值，包括美元的价值在内，与它们的真正购买力相比，都在下降。[1]
但是，考验美元及所有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的真正价值的日子一定会到来，正如考验所有货币的日子最终也会到来一样。我们在下一节，将会看到，这样一个日子也许不会太遥远。
日本有能力报复
日本有它能使用的金融、经济的武器，来保卫它的经济利益，以抗拒美国的压力。它的最强有力武器之一，是它所拥有的大量美国长期国库券和其他美国资产的财产。如果美国资本主义太热切地想把日本人逼上绝路，他们就会选择把他们的外国财产一部分兑成现金。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声称，这些财产合计有8千亿美元在外国资产上、2千亿美元在外国储备货币上。（一个不很隐约的威胁——被世界资本主义的金融专家所充分了解。）
因为它的许多财产，如果不是大多数财产，是在美国资产和货币上，如果日本被迫在世界货币市场上抛售它的美国长期国库券，单单这件事情就能够引起美元的相对价值大跌。
到了那个时候，如果那样做还不能逼使美国后退，日本最后一招的武器，就是逐渐在世界市场上抛售它的所有财产。那个行动就能够使所有货币跌到它们真正价值之下！那就是市场制度运转的道路：商品（甚至以商品形式活动的纸币）的价格总是高于或者低于它们的真正价值。
甚至于销售不太多数量的美国国库券（日本也许会被迫这样做，如果它的货币受到攻击的话），也可能会戳破这个凯恩斯主义的纸泡沫，造成一般商品价格爆炸性地上涨。同样地，这可能会引起美元价格的下降，最终造成世界上所有货币价值的下降。
这样一个局面的含意，是在货币政策方面玩与冷战时期所玩的「核子胆量比试」相同的游戏。
可是，正如冷战没有以核子毁灭告终一样，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胆敢冒着采取如此极端的报复性经济行动的风险——除非他们的经济生存明显地成了问题。因此，世界的资本家们必定要寻求一条不太冒险的道路，使他们自己及他们的世界制度从目前的困局中解脱出来。
所以，桥本一直在采取步骤，最近一次是在1998年4月9日，朝向过量的增加赤字开支，以重新启动衰退中的日本经济。他也向美国的要求让了一点步，让日本的经济大门打开一点，使全球竞争者的货物和资本可以进来。
这证明他不看轻克林顿在几个月前的警告：「不要试图用输出来克服你们的经济衰退。」他知道，不听克林顿的警告，就会招致非常有效的报复行动：关税和其他壁垒会在美国和其他地方设立起来，以阻止太多便宜的日本货在世界市场上替代其他帝国主义竞争者的生产品。[2]一连串像这样的无约束的保护主义，是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部分重要原因，增加了三十年代大恐慌的严重性。
但是，甚至那些迫使日本用花钱来避免即将发生的经济崩溃的美国人和其他人都已指出，这也许（而且可能）不会行得通！在那个情形下，将还会需要花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赤字开支——增加日元遭受攻击的危险，以致可能推使日本越过边缘而堕入金融混乱以至经济混乱之中。
世界上许多金融专家公开担忧，他们的经济制度，似乎已经进入一个新局面，过去半个世纪对它非常有用的措施，也许不会产生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这个现象最突出地显示日本在中央政府债务的多寡上，其数额已经多过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日本的GDP估计是接近4万亿美元。）这个超过4万亿美元的中央政府债务，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却不包括地方政府债务，又不包括已经积累的或者筹划中的新赤字。
它也不包括日本金融、商业、工业机构所积累的债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声称，这些债务中很多是隐瞒着不向外公开的。（单单日本的银行就承认有6千亿美元的贷款极难收回。）
还有，日本政府不但在帮助银行脱离困难，而且在把政府基金投在股票市场上以防止它的暴跌，因此，以上所说的这个巨大私人债务，正一步一步地转变为公债。
在这同时，日本的GDP已开始下降，这就意味，税收也将会下降——使政府更难支付公债的利息。这一切，将使破产率越来越高，而且使日本国家本身有破产的危险。
因此，世界资本主义之所以对日本的危机大为惊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统治阶级们警告，如果日本的经济垮了，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可能一个接一个地下沉，而整个世界将会面对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灾祸，他们这个警告是对的。
1998年4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为了反映越来越多人对股票市场将会暴跌的警告，特地在其星期评论副刊的头版上，以超过半版的篇幅，用图表来比较1989年日本人在其「牛市」高峰时的狂喜，与今日美国人对其疯涨的「牛市」的狂喜之间的惊人相似。
该评论指出，「这个怪异的相似提醒人们，当繁荣时期引起繁荣心态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能够发生。……美国人所讲的话，越来越像日本人在1989年末、刚好在他们达到山顶、盲目地踏进空虚之前所讲的话。现在，用某些尺度看，连美国人的行动也开始像他们了。」
《时报》非常清楚地说，这当然是一些使人担忧的事情！
全球化
一群正在扩大的改良主义团体和出版物，向工人们指出了他们称之为「工业全球化」的危险性。他们争辩地说，民族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正在越来越多地失去它地位居中心的调节其经济事务的能力。
这群新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说，代替民族国家的，是数量日益增多的强大跨国公司，其收入越过许多国家（包括像意大利那样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他们说，这些强大跨国公司甚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受它们的控制。
但是，我们首先要指出，那决不是新鲜的事。15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描写过资本主义的集中和垄断化的过程。
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人们在许多年前就注意到，民族国家是为其统治阶级的需求服务而组织起来的，而且一向是隶属于它的最强大的资本家们——这些资本家也趋向于控制跨国公司。因此，国家在每一个领域——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上的职能，就是要满足他们的需求。
可是，跨国公司（从经济方面来看不管有多大）没有私人军队来保卫它们的利益。它们不需要自己建立军队；它们有它们的民族国家的军队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军事同盟来保卫它们的民族和国际的利益。
「工业全球化」（或者列宁时代所称的「超级帝国主义」）的反对者们要求：所谓民族国家，用数量日益增多的世界贸易、银行机构撤退的方式，来夺回它们的主权。那就是说，他们要求使决定基本经济政策的权利（其实这个权力从来没有丧失过）重新回到目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那就是回到同一个控制跨国公司的资本家们的手中。
大多数反对全球化的人们争辩说，劳动人民现在有一个隐藏的敌人，一个远离他们国境的敌人，一个有无上权力的、独立于任何国家而活动的敌人。
这些改良主义者，其中一些人还称他们自己为社会主义者，否认劳动人民的真正敌人，是在他们自己国家活动的资本家阶级。假装资本主义国家已被不怎么隐秘的跨国公司所取代，是一种托词。它是用来把注意力从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那里移开，而且把每一个国家的资本家阶级所实行的反工人政策，卸责在别的地方。
绝不巧合的是，它也被他们用来对他们的以下的做法作合理化的解释：使工人们的阶级利益隶属于保持他们的资本家们对其他地方的资本家们的竞争（读作「获利」）能力。
欧洲的工人们阻挡了资本家的攻势
我们世界运动的纲领把「按实际情况规定工资和按实际情况规定工时」，列为第一个过渡要求，这决不是意外。在今后的岁月中，整个世界的工人阶级将会面对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威胁。在最近几十年中，要求以较短的工作周来对付工作（职位）的日益缺乏，已经（在美国）少到自从30年代、40年代的工人怒潮以来的最低点。
这个表面上似乎是对于在不减少周薪的情况下减少工时的兴趣降低，既不是意外，又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本性因客观情况变化而降低。
特别是美国的工会官僚，一直在超时地工作，使工人们相信：除非「我们的」资本家们「竞争力量大」（读作「赚钱多」），否则的话，我们的国家将会在市场争夺战中失败——结果，「我们的工人们及其工作，将会与他们的老板们一起，走向末路。」
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一直在快速地加紧一样，在各个地方把工人们引入歧途的工会领导们，也在加紧使他们的基层会员相信「我们大家都要为我们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在世界上所有的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们和工会官僚们之中，美国的工会官僚，在使工人们相信他们的命运是与美国资本家们的「合理」利润息息相关方面所下的功夫，一直是最成功的。
欧洲的改良主义者们、工会官僚们，在替「他们的」资本家们的利益服务上，其辛勤工作的程度并非较少。但是，虽然有这些错误领导们的辛勤努力，以较短工作周来抵消日益严重的事业情况的运动正在欧洲日益扩大而且加速地进行。
法国的社会总理若斯潘是以支持工人们要求在不减薪的情况下实行35小时工作周而参选、当选的。可是，他选上已经一年多了，35小时工作周尚未付之实施。
这个延迟，正被若斯潘的社会党及他在法国政府中的盟友们用来使法国工人阶级相信，资本家们决不会接受这个较短工作周的要求，除非它不使他们要花费更多的钱在周工资上。那个奇怪的政策怎样实行呢？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奇迹，社会党政府和法国资本主义就精心地制定了这样的计谋：在原周薪的基础上减少工时，老板们可以接受，不过，为了获取「更高的效率」以弥补改变了的工作周的较短工时，工人们也要同意老板们的要求：弹性工作时间、轮流班次和操作更多的工序。
那就是说，在35小时外做39小时或更多的工作！
1998年4月19日的《纽约时报》上，一篇文章描述了若斯潘成功地把法国预算赤字减少到稍微高于欧元的创始会员国所必须的3%极限。
这篇文章的用意，是要美国资本家放心，若斯潘并不是要以牺牲利润为代价解决法国的失业问题。作者写道：
〔若斯潘的经济部长〕兹陶斯·坎说，〔只是因为工作周在法律上是35小时，并不表示每个人将要工作35小时。〕到现在为止，合法的工作周是39小时，但是，有些公司有人工作43小时、有人工作32小时，要看轮班是怎样安排、它们是做什么生意。
这个变化的主要冲击，将会来自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超过法律限定的钟点，会被付以25%的超时工资。一个公司，如果决定停留在每周39小时的制度上，那末将要付4小时的超时工资，等于付40小时的工资给每周做39小时工作的工人……。
这里也有一个甜头。如果一个公司在2000年〔想必是法律生效的日期〕之前采用35小时工作制，国家将会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使它比较容易这样做。
事实上，法国的社会党领导的政府，力求使他们的资本家们更有竞争力来创造更多的工作，因而在世界市场可争得更大的部分。但是，在今日世界，法国这种「减短」工作周的做法，决不会减少法国工人们的失业。
还有，即使他们用了这种「减短」工作周的方法使他们的资本家们更有竞争力，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官僚对手，将会加倍努力来帮助「他们的」资本家们变得「更有竞争力」。
在这种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原文ratrace，字面意义是老鼠竞赛〕中，不但老鼠不会赢，任何其他的物种也不会赢的。它是一个无法做到的、反动的目标，因为在一个有限的、正在缩小的世界市场的架构之内，不可能有解决方法的。
欧洲的工人们知道得很清楚，抗拒失业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减短每周的工作时间，但是收入不能减少——否则的话，就要增加剥削率了。他们也向世人昭示，失业率可以被像提早退休那样的改革所减少。
因此，法国工人们在1995年底、1996年初，在铁路及其他国有企业中，发起了广大的动员。而在那年下半期及下一年，法国的运输汽车司机工人们也为了提早退休及其他的福利而发动罢工。后一个罢工，证明越来越多的法国工人意识到，要使罢工得到胜利，决不能靠遵守资本主义敌人所定下的阶级斗争规则。因此，运输汽车工人们最近的罢工，就包括了阻塞法国主要公路的策略。
这些工人们的罢工，还在法国的边界，阻塞了法国与大多数周边国家的汽车运输。在有些情况中，从受这些罢工影响国家来的运输汽车工人们，在他们自己国家里，发动了以推进他们自己事实上相同要求为方向的支持行动。
所以，即使在全球经济崩解之前，示威游行，罢工和其他以争取在不减薪情况下真正减短工作周及其他保卫生活水平的措施为目的的行动，将会大大地增加动力。
我们所看到的、正在法国开展的这个进程，与欧洲其他国家所发生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德国、意大利、希腊和最近丹麦的工人们，都已经、而且正在为了保卫他们的生活水平而发动斗争。他们的最积极的行动也会具有攻击性的内容。例如，五十万丹麦工人是以罢工行动、争取每年假期从目前的五个星期增加到六个星期，来参加反对失业的斗争。
各个改良主义的错误领导层，都把工人阶级利益附属于对抗这个日益增大的、推使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压力。但是他们能走多远就要看许多因素了。世界上每样事情都有它的极限。以下的古语在这里也适用：事情在变好以前往往会变坏。
斯大林主义的崩解对经济政治的冲击
随着斯大林化的苏联的崩解，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抑制独占资本主义向世界市场的每一角落渗入，同样理由，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越来越尖锐的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
没有「冷战」来限制资本主义的竞争与有关的政治矛盾，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没有节制了。还有，根据资本主义竞争的性质，资本之集中为数目越来越少、范围越来越大的全球性的庞然大物，正在更无节制地加速。在这场经济战争中的失败者则被胜利者吞没，后者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竞争，因而在世界市场上夺取更大的部份。
我们可以从最近几年的加速的「合并狂」中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一个资本集中、资本独占化的新阶段。大银行、大公司正发现无法有效地与比自己更大的竞争者竞争。所以，为了要赶上别人，你必须超过别人。
这不是往好消息的方向走；它反映竞争尖锐化的后果，这又反过来加速、预示将来的经济崩解。
这些征兆中最不好的，是万国宝通银行与Travellers之间至今为止最大的合并。这个合并根本是不合法的，因为它把交易股票、债券的经纪行和其它财政机构，与持有受政府保险的存款的银行结合起来。
上面引过的1998年4月12日《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说：「它明显地是应被大恐慌时期通过的格拉斯——斯德尔法案禁止的，因为当初制订这个法案的目的，是不让财政机构把受联邦政府保险的银行存款与华尔街的交易混在一起」。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牵涉到许多许多亿美元的合并破产了的话，就像最近一些日本巨大机构所发生的一样，大部份的损失将会由美国政府来赔偿！
在此同时，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掠夺者们，根据弱肉强食的法则，你争我夺。虽然他们都以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剩余价值为食粮，但是，当机会来临时，他们就以彼此为食粮了。
但是在这个名字叫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工人们是十足的输者，因为他们所生产的越来越大部份的财富被剥夺了——一部份是在生产的时候，一部份是把税的负担从资本家那里转移到工人阶级的肩膀上。
可是，那就有内在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两个不同、但是有机地连在一起的形式：
剥削率越高，劳动力队伍越小（两者都是资本家们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减少真实工资及以机器代替人力的无可避免的后果），社会上的购买力就越少。
富人虽然变得更难以置信地富有，他们只需要这么多的房子、汽车、多重的全部服装、多种多样的住处等等。结果，世界市场越来越少能够吸收越来越大量生产出来的货物。
在这同时，利润率也往下降，因为，与工资相比，机器在投资了的资本中构成越来越大的部份，而机器是不产生新的交换价值——那就是剩余价值——的。
机器和其它生产数据，只不过把「死劳动」——被活劳动混合在机器中的交换价值——转移到被越来越少的工人们所生产的大量商品中。但是，只有活劳动才产生比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所付出的价值还要多的价值。
换句话说，利润不是加到生产成本上的东西，而是从活劳动所产生的价值中减掉的东西。价值超过生产成本的这个剩余部份，是工人们的劳动产物被资本家们所剥夺去的那个剩余部份——较通用的名称就是利润。
可是，利润率是由利润与生产总成本——机器、厂房、原料等等以及工资——相比而得出的。因此，当利润在总投资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时，平均利润率就下降了。
还有，因为资本家们只投资在利润率与风险相称〔即风险大利润率必须高、风险小利润率可以低些〕的地方（而所有资本主义的投资都有或多或少的风险），平均利润率就倾向于下降到无可接受的水平。
世界资本主义需要一个仲裁人和强制执行者
美国帝国主义之决定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建立它的绝对权威，在发展的危机中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它正在持续地扩张它的世界警察的角色。
美国统治阶级，一直到最近，还以联合国为它的「警察行动」作掩护。但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最近以狂炸来威胁伊拉克的发言中，却清楚地说出，从现在开始，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认为需要，他们就要采取行动，不用任何外衣了。
还有，美国帝国主义对古巴的长期、实际的封锁，已因赫尔姆斯——伯滕法律的通过，成为明确的事了。所以，如果它的帝国主义伙伴（更不必说较小的世界强国）胆敢违反美国的法律，美帝就威胁要处罚它们！
攻击伊拉克的目的也是一样。每一次这种不受挑战的行动，加强了华盛顿所声称的在任何地方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权利」，因此把它自己建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不管是朋友或仇敌——之间的利润争执的最高仲裁人！
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目的，是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利益协调一致：
所有的资本家们都了解领导的必要性。他们知道，保卫他们的世界制度的利益需要决定性的行动，所以，他们决不能让他们对次要问题的争吵从中作梗。因此，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中，当他们的阶级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把他们的最尖锐的分歧放在一边。
但是，当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负起保卫利润制度的责任的时候，它很少把它自己的行动限制在仅仅那样做。必然地，这个成功地把它自己建立成为最高仲裁人的国家，会利用它的权力和权威，以它的伙伴们为代价，为它自己的狭隘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由于以上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当已经是问题重重的全球经济变得更坏时，美国与它的帝国主义竞争者之间的冲突一定会变得更深化。
还有，正如我们将要在本文讨论堕落的工人国家的章节中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朝向俄国边境的扩张，不只是威胁到该国的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竞争者，而且还有更大的坏作用。
这个被美国所主宰的北大西洋军事同盟，正使它自己处在更容易镇压工人暴动的位置，因为他们预料，当变了资本家的官僚们企图毁灭十月革命所遗留的成果时，工人暴动极有可能发生。
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有效反对
里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的标题为反对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斗争那一节中，以以下的话语为开头：
整个世界形势，以及由此而生的个别国家的内部政治生活，都给战争的威胁笼罩了。……在下一时期，一个革命政党要想取得胜利，首先得依赖于它对战争问题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政策由两个要素构成：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采取不可调和的态度与能够把党的政纲放在群众本身经验的基础上的能力。
这里应该叙说一点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即是在1938年9月的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这个《过渡纲领》之后的几乎一年时候爆发的。
在当时，抵抗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群众运动，已被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对一连串的、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的革命时机的叛卖所破坏。接着而来的战时生产，让世界帝国主义在法西斯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用当时是世界上最大量的财政赤字，来复苏它们的停滞的经济。于是，当战争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们被送上战场互相残杀——以便「他们的」资本家们可以赢到超级剥削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的权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十年（甚至在更早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法国或西班牙的胜利是大有可能的。只要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激化、增强争取一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使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难以爆发，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话。
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革命的动员又在意大利、法国和希腊自动爆发了。
意大利工人阶级的抗战战士们于1944年捕获了企图逃避革命正义的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将他吊死，并倒悬曝尸。他的政府没有其它选择，只好向它的帝国主义敌人投降。促成那个决定的一个不小的因素，是意大利败军的不可靠。他们需要他们以前的敌人的保护，来对付他们自己的人民。
法国的抗战战士们解放了早先被纳粹军队占领的巴黎，因此加速了德国的失败。接着，在那以后的几年中，法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未卜。
希腊的同样力量，在逼使法西斯占领军撤退之后，也在实际上控制了那个国家。
权力在这三个国家中落在群众的手上。同时，因为大多数本土的资本家们留下来与法西斯占领军合作，他们在任何部份的人口中都得不到什么支持。可是，斯大林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与失去人民信任的资本家们组成联合政府，来阻挡这些国家和欧洲其它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些叛卖替冷战、帝国主义向亚、非的民族解放斗争所发动的反革命战争奠定了基础，并且加速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腐蚀。
因此，正与1938年的情形一样，战争问题，仍然是一个正确政策的最重要部份，而且，从那时以后，一直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指导。
战争与社会主义革命
第四国际有原则地反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
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解释恰恰相反，我们认为，这个战争根本不是民主与法西斯之间的斗争。
我们解释，它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了重新瓜分、统治殖民地而起的一个斗争。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其腐烂时代的一个内在倾向。这个世界资本主义腐烂的时代延续到今天。
与此同时，我们站在苏联的一方，支持苏联的完全保卫性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德国。我们也站在中国的一方，支持半殖民地中国为了自决而进行的保卫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侵略。
这个三边的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镇压民族民主革命和支持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构成了《过渡纲领》的心脏和灵魂：「它尤其是对于如何处理『团结群众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这个中心问题，提供了一个接近的途径、方法。」[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五年，美国帝国主义以联合国为外衣，侵略朝鲜半岛。美国托派不管当时的歇斯底里般的反共政治迫害，反对由美国领头的对朝鲜半岛的进侵。
然而，在当时这种反共狂的歇斯底里下，在这个国家〔美国〕，对美国在朝鲜半岛所进行的反革命战争，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对运动，证明是几乎不可能的。
接着在六十年代初，美国帝国主义采取行动来击碎越南人民的自决权——包括进行革命权。这个行动，给了我们的世界运动，特别是在这个恶魔的腹地里，非常成功地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的机会，虽然我们在这个国家中的力量是非常有限。[4]（4）
我们终于在争取大多数美国人民反对对越南工农的反革命战争上，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
我们提出「马上撤回我们的军队！」为中心口号，来对抗斯大林派、自由派的「马上谈判！」的口号。它也对抗极左的口号：「让越南革命得到胜利！」[5]
这个争取双方谈判的「要求」，认定美国帝国主义有权谈判越南人民的前途和认同斯大林派领导者的方针。
要美国人民赞同越南革命得到胜利的这个「要求」，则远远超过他们的意识水平，而且与他们的非常健康的反战运动的目的冲突，因为美国群众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儿子、兄弟和丈夫送到一个否认越南群众有他们的基本的、民主的自决权的战争中去死亡。
然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在「社会主义者行动」这个组织中，以甚至更小的干部力量，却能够再一次地在三藩市【即旧金山——录入者注】，动员了将近二十万人民，反对美帝所发动、指挥的攻击伊拉克的战争。
可是，美国对伊拉克所使用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使那个事件有了一个快速而且悲剧的结束。
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让萨达姆·侯赛因的政府继续掌握政权。布什知道，要移除侯赛因，就要在进攻、长期占领整个伊拉克的过程中，牺牲无数美国人的生命。
所以，他转而向伊拉克人民强加严酷的制裁，希望侯赛因会因此而对美国帝国主义对伊拉克的统治，停止任何进一步的抗拒。
那个情况并没有发生。侯赛因在寻求保卫、推进他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时，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那就是为什么克林顿在1998年初要对伊拉克发动一次新的攻击。
克林顿的动机不止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它也是为了要建立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庞然大物在它的盟友们犹豫不决或公然反对的时候独立行动的权利。
对于美国要对伊拉克及其人民发动另一轮的大规模毁灭这个威胁，我们又协力动员了一次反对，参加人数多到相当惊人（要知道这个动员发生在美国人的生命有任何损失之前）。
还有，国际上的反对也来自法国、俄国、中东、以及大多数的国家。法国、俄国，由于已与伊拉克作了开采、输出其石油的交易，非常反对美国阻止它们实现利润极高的合同的制裁。
国内、外的抗议使克林顿暂时地住手不采取行动。但他还是把他的手放在引爆器上，准备在他认为有心要争取美国帝国主义的目的时按下去。
俄国总统叶利钦在这个危机的高潮中警告克林顿：轰炸伊拉克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个警告震惊了全世界。可是，大众传播媒介斥之为叶利钦的另一次失言，因为他是以作出鲁莽的、使他的政治朋友们尴尬的评语出名的。
但是，这一次的叶利钦主义是有真正的实质的，虽然这个世界还看不出帝国主义之间的发展中矛盾的深度，及其潜在的、可怕的军事后果。
总的来说，自从1938年以来，这个世界当然变了很多。但是，就帝国主义及其战争而言，唯一真正地改变了的，是氢弹时代的军事技术的破坏力。
古巴
1959年的古巴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岛上的经济和社会的生活。革命后的两年内，资本主义制度已被我们所称的「工人国家」所代替了。
古巴创立了一个计划经济，使几乎所有工业、大商业和大型土地所有权不再由私人所拥有，不再为私人利润而经营，而是为大众福利而经营。
我们在寻找恰当的名称来描述古巴时，一向反对使用「变态的」或「堕落的」工人国家等名称。
古巴的工人民主当然有了变态。但是，在我们的术语学中，「变态的工人国家」这个名称，既是描述性的，又是纲领性的。它在政治上是相等于这样的观点：这个国家是被一个结晶化了的官僚阶层所控制，而这个官僚层必须以政治革命来推翻之。
正如约瑟夫．韩森（JosephHansen）在他的《讨论古巴是为了什么》一文中所用的，我们在描述古巴为一个工人国家时，加了「『还缺乏民主无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这个修饰词，意思是：虽然它不是像有了斯大林主义者当政那样的『变态』，但这个国家并不是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控制之下的。」（引自《古巴革命的动力》）[6]
而且，从开始，古巴的行动革命者们就已抵抗苏联和古巴的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的压力。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1962年，当他担任整体革命组织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政府总理的时候，领导了第一次公开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右派宗派主义的斗争。
这第一个交锋发生在埃斯卡兰特企图以官僚手段来接管整个革命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时候。当时，埃斯卡兰特是整体革命组织中的斯大林派的一位领导人，而整体革命组织是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及与之同盟的小团体与埃斯卡兰特的人民社会党合并的结果。卡斯特罗在他的1962年3月26日的演说中正面地攻击斯大林主义者们，其打击之大使他们从此以后一蹶不振。[7]
而且，甚至现在，在它目前这个紧急的存在关头，卡斯特罗派领导层仍然继续努力地阻碍结晶化了的官僚层的形成。据报导，古巴共产党的卡斯特罗左派，在该党最近的大会上（1997年10月），对其右派施以重大打击。
而且，在菲德尔．卡斯特罗1998年7月26日的演说中——这个演说曾被古巴所有电子、印刷传媒所传布——他重申了他的党和政府对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这个目标的承诺。
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从开头，便已向工厂中、田地上的古巴工人们、无产阶级的所有天然盟友们的阶级利益，显示出忠诚。但是，至于缺少苏维埃式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他们却建立了他们所称的「人民权力」。可是这种「人民权力」，离真正的工人民主，还有一大段距离。
真正的工人民主，对古巴的社会主义前途，至关重要。它是以俄国工人们为了实现十月革命而创立的、在政治上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些机构为模型的，并不是被斯大林在其政治反革命之后所强加的那个被剥去了精华的版本。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人民权力是，或者被设计成为，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一个形式，像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所设立的那样，用来动员非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以支持官僚阶层向资本主义过渡、向资本家阶级蜕化的企图。
议会民主，其更好的名称是金元民主，给「每个人」选举的权利，但是，塑造、制造「民意」的权力，却操在有足够金元名副其实地垄断传播媒介、有足够财力收买政治家、国家官员的极少数人的手上。
总之，人民权力不是韩生所说的工人民主的制度化。但是，它也不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
当然，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在古巴活跃的落后、反革命的力量，也许会给人民权力加入资产阶级议会的内容。在另一方面，古巴社会中的革命力量，也许会设法将这个模棱两可的选举指示转变为工人阶级政治专政的一个真实的民主机构。
这些反对的倾向，不但含盖在古巴当前力量关系中，而且含盖在世界当前力量关系中。
古巴的党和政府的革命骨干份子，当然知道因开放经济让外国资本渗入所带来的真正危险。古巴的革命者们完全知道，渗透入工人的民主机构、工会和工人政党中，腐蚀工人领袖并把他们转变为资本家们的劳工及（或）「社会主义」副手，则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第二天性。
因此，这个充分有理的恐惧，也许使他们看轻了工人民主对保卫革命的果实所能作出的决定性的贡献。
那个想法，依我们的观点，也许是或者不是对工人阶级及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的这个有历史意义的角色缺乏信心。无论如何，这些模范的革命行动家所推行的绝大多数政策，就表示他们对工人阶级及对人类所面对的历史抉择有信心。这个抉择是：不前进到社会主义，就是走向野蛮主义，或者，它的命运更坏。
再者，我们不应该如此自大，以致过份简单化这个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国家所处的困难地位：被有史以来最残忍、最强大而且离它的海岸只有90哩的帝国主义巨兽所孤立、封锁。
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敌人，其杀伤力之大，可以把地球上全部生命的数倍毁灭。这个敌人曾经重复地显示：当它相信杀死任何和每个要威胁它的阶级利益的人是世人认为它应有权利的时候，它对于将死亡和毁灭如雨般降落在城市和人民的头上来保卫它的这种权利，决不会犹豫不决。
古巴的革命行动家们充分知道他们所负的责任，而且在比他们相信当前客观阶级力量关系将会容许走得更快更远之前，他们将会三思而行。
我们应该继续保持与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团结一致，而且对它的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领导层批判地支持。这个领导层，几乎在每个紧要关头，都选择了革命行动的道路。
古巴领导层的性格，具有一个比许多自认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派别更接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还有，古巴共产党的领导层曾经显示出一种高度不寻常的、从它自己和他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也曾显示出它有根据它的信仰而行动的勇气。
古巴继续是唯一尚未受到结晶化的官僚层所统治、尚未对在古巴投资的外国资本家们作出基本上但非策略性的让步的工人国家。她作出策略性的让步，是在一个被离它海岸90哩的残忍的帝国主义巨物所统制的世界生存所必需的。
他们目前的焦点是要冲破美国佬帝国主义四十年来的封锁和经济破坏。这个工作焦点，是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必不可少的。一切迹象显示，革命的古巴已从斯大林主义的崩溃、苏联的解体中学到，古巴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秩序的骨架之内是没有希望的。
似矛盾而正确的是，发展中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迫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到古巴来投资，特别依据在目前情况下古巴可以接受的条件。这就反过来为美国大企业之尽管是半心半意的反对海尔姆斯——伯顿法案〔美国国会所通过的、禁止美国资本家（甚至全世界在美国有生意的资本家）到古巴投资的法案〕，增添了压力。
美国资本家们也被他们自己的狭隘的经济利益所驱使，因为他们想利用古巴这个有可能赚钱的市场，为他们自己的剩余货品、剩余资本寻找出路。
当然，这对古巴有很大的风险。一群群资本主义企业家们的到来，带了大量美元来投资，将会有矛盾的效果。在一方面，它可以帮助减轻目前这个「特别时期」的极端困苦。在另一方面，带了大量美元来的投资家们，为了想在有地位、有影响力的圈子中争取朋友，也能对古巴社会有着非常有害的影响。
这就是一部份日益增多的美国资本家们赞成与古巴贸易的根本原因。他们知道，就这个观点而论，这也是一个冒险，但是，他们争辩说，由于封锁了许多年都起不了作用，何必不打进里面去，也许可以使一大部份的古巴人民腐化。
可是，卡斯特罗主义者们的经历显示，他们非常清楚这些风险。但是他们有充分的权利和对革命的责任心来试图突破美国帝国主义者的封锁。
而且，我们对古巴革命家们所知的一切，也就是以上所说过的一切，都告诉我们，他们深刻地了解，他们目前的贸易政策，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法。
上面曾提过的卡斯特罗1998年7月26日的演说告诉我们，古巴的前景，仍然是与他们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就定下的前景一样——将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全世界。但是，经验教育了他们：他们早先的战略有很大的缺陷。同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开展中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就会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触发一段革命前的阶级斗争时期。
当世界危机爆发的时候，它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把世界上的革命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野蛮主义和社会主义世界秩序之间的全球性斗争中，带到古巴的一边。
没有人能够预测，当世界资本主义的平衡崩溃的时候，古巴的革命行动家们，或者就这件事情而论，世界工人阶级中的任何其它派别——包括许多声称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准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派别——将会做什么。不管怎样，我们不能事先贬低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领导层之奋起迎接那个对他们的革命前途以及人类前途有决定意义的挑战的能力。
在六十年代初期，古巴革命的卡斯特罗／格瓦拉领导层，主要是寻找将他们的革命扩张到拉丁美洲去。这个前景，对他们而言应该是相当有道理的，因为当时拉丁美洲的工农们，在古巴革命的感召下，是处于革命之前的酝酿时期中。
可是，由于古巴革命行动家们的错误的游击战略以及由于他们没有与拉丁美洲的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搏斗，他们就错过了那个机会。
这一次，他们承诺要用不同的做法。除了从他们的错误学到了东西以外，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动力，有希望使古巴的革命领导人们比较容易地接受以第四国际《过渡纲领》的方法为基础的革命无产阶级斗争战略。
虽然在目前我们的世界运动还小，我们可以扮演一个主要角色来帮助古巴共产党在将要来到的斗争过程中得出正确的教训。但是，除非我们仍旧站在第四国际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理论和纲领的坚实基础上，否则，以上这点决不能做到。
前苏联及其它蜕化中的工人国家
欧、亚蜕化中的工人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比任何人所预料的，都困难得多。世界各国的资本家们都承认，在这些国家的经济真正由市场来推动之前，亦即是真正变成资本主义之前，还有一段长长的道路要走。
虽然它们在走向私有化的道路上，都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但是，这些社会的生产力基本上仍然是停滞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中，群众的生活水平——除了狭小层份的企业家、官僚和小资产阶级之外——已经走向严重的衰退。
即使这些经济中的某些部份有所扩张，它往往是限于经济中的商业、财政部门和轻工业制造部门。
然而，重工业部门仍然很难私有化，因为，要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将这些古老的苏维埃式的工业恐龙现代化，将会是无望地昂贵呀！
帝国主义试图摧毁这些国家的基础工业。在今日的收缩中、高度竞争性的世界市场之中，把它们私有化、现代化不能被认为是好办法。就算这些国家建造了新的、最新水平的钢铁厂、汽车厂和其它基本工业的工厂，被关掉的旧工厂工人太少会被重雇，因为今日计算机化了的工厂只需要先前工作大军的小部份。
使坏事情更坏的是，从基本上仍是国有的重工业中所得的利润，最后就进了日益壮大的企业家阶级、变质了的官僚和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外国银行户口。
但是，这些掠夺物的极大部份进了他们的帝国主义伙伴们的账户，极小部份，如果还有剩下的话，重新投资在工业发展上，这极小部份是工业发展的唯一真正的来源，因此是更合适地满足群众需要的一个根基。
在这同时，当工业工人实际上收到支付薪金的支票时，他们的工资，往往是低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做类似工作的工人所赚取的工资水平，更不必说西欧、日本和美国等先进国家了。
况且，这些蜕化中工人国家所生产的输出品的有竞争力的价格，事实上，是由国家为着官僚、本国和外国资本家的利益而津贴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津贴的泉源，就是这些社会还剩余的社会战利品。那就是，像非常低廉的房屋和公用事业、免费医疗服务、廉价公共交通——以及甚至于替代工资的实物支付——那样的福利，都是隐藏的成本。这些成本都没有加进卖到世界市场上的货品价格中去。
蜕化中工人国家的农业
这些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在国有集体农场的基础上经营的。
这些国家的农业已经证明是比工业更难私有化——因为小家庭经营的农地，即使有拖拉机，也比不上大型机械化集体农场的高效率。
再者，小型、私人拥有的家庭农场会很快地被迫破产，如果土地被回复为可以被抵押、被买卖的商品。
而且，如果资本主义式、大型工厂式的农场开始吞没濒临破产的家庭小农场，大量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会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于是，我们就会见到数以百万计的、以前是相对地宽裕的集体农场工人们（那就是他们在前苏联集团国家中的身份）堕落到我们今天在中国所看到的那种集体贫穷。
即使如此，尽管集体农业的残存，它的剩余产品的相当多部份，结果会通过这个或那个管道，落在官僚及其它寄生虫的手中。这些产品也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出售。
因此，这些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社会、经济成果，也作为津贴农业输出品之用，使它们的价格可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
前苏联集团正在经济上社会上被转变为依赖他人的国家。因此，如果复辟者们成功地使这些国家完成向市场推动的经济过渡的话，那末，它们就会变成为在帝国主义资本的支配下的半殖民地——不会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国
自从斯大林主义崩溃、苏联解体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在兴高彩烈之中。但是，像这个世界的其它事情一样，外表常常是骗人的。
现在，美国和世界的帝国主义开始领悟：总的来说，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之企图重新引进市场推动的经济制度，不但没有扩大了它的世界帝国主义，反而——直接、间接地——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收缩的内在倾向。
跟随着帝国主义的冷战胜利而来的兴高彩烈，已经转变为它的相反面了。
第一，苏联的瓦解和冷战的收场，在全世界的资本家们之间，放纵了一向被抑制的、尖锐化了的、争夺收缩中的世界市场的更大部份的竞争。
第二，在蜕化中的工人国家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推动的经济制度的转变，不但受到仍遗留的反资本主义机构的日益增大的抵抗，而且受到工、农业工人阶级因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而起的日益上升的抵抗。
虽然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一直在快速的进行，而且（与俄国不同）它的经济一直在扩张，但是，它的发展是极为扭曲的，而且将会像东南亚和日本所发生的那样突然收缩的。
再者，像前苏联集团的国家那样，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在商业和商品化的建筑、现代化通讯系统的发展、原材料和能源的采掘与输出、轻工业生产的扩张以及建立为新、旧精英份子、新生中产阶级而设的超级市场、时装商店和奢华购物中心。
但是，在中国让资本主义渗透的这种可疑的开放的背后，它的基本的工业基础结构——例如钢铁、电力、汽车、卡车、拖拉机、金属制造等等工业——所需要的资本，也就是仅仅为了维持它的过时的工业基础结构所迫切需要的资本，却正被耗用了。
（这些工业的现代化是绝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只会使世界市场上的产品更加过剩。因此，世界资本主义决不会让它的资本用在这种目的上。）
没有它的工业基础的现代化，中国及其它蜕化中的工人国家只能变成半殖民地社会，在经济上受帝国主义世界的支配。
在这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先前受雇于巨大的国有企业的中国工人、数以千万计的农场工人和农民，正被从工厂和集体农场颠沛到街头、从乡村颠沛到城市，白费气力地寻找根本在哪里也不会再有的工作。
但是，在中国，正像在所有这些蜕化中工人国家一样，国有工业基础结构，虽然一直在被磨损，但仍然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在这些国家发展生产力的顽强障碍——在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进化的这个时刻，这样一种发展（即在这些国家以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生产力）是不可能的！
美国认为中国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太慢
克林顿总统于1998年6月底到中国去，为中国之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说明了他的条件。克林顿政府一直在要求中国更快速地移除让美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中投资的一切障碍。
美国帝国主义目前的要求可归纳为两点：一、更快速地拆去中国的国有基本工业；二、中国必须对国内外的产品、对美国及世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结束它的大部份仍然是未经触动的中央政府控制。
尽管这个斯大林主义政府准备慢慢地满足这些要求，克林顿却不顾一切地要它走得更快——而且当然要它在规划中的、帝国主义接管中国经济的最好部份的时候把首位预留给美国公司。
（那就是资本主义传媒独占关于美国要求「中国停止违反人权」这种宣传的真谛。美国帝国主义者在越南、古巴和伊拉克——这里只举出太多受其害的国家中的三个——之违反人权是太出名了，难道认真的人真会相信他们要「保卫」中国的人权吗？）
（美国资本主义也是以世界上从以色列到非洲、亚洲、中南美洲、甚至美国本土最坏、最血腥的人权违反者的主要保护人出名。）
而且，使中国统治集体的不牢靠的地位达到最高点，他们正以极大的恐慌观察亚洲崩溃的经济。他们看到，日本和太平洋周边的国家正以贬值的货币和更廉价的输出品，不但使整个世界市场不稳定，而且大大地削弱他们的输出。
（中国威胁要贬值人民币，迫使美国和日本支撑日元，至少直至克林顿访华以后。）
再者，中国的政府，怀着严重的预感，观看帝国主义怎样通过它的贸易、贷款机构把「紧缩措施」强加给世界的依赖国家。
它看到国际货币基金会怎样毫无顾虑地迫使印度尼西亚把严苛的紧缩措施，强加给该国极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低下中产阶级。它也看到那件事情怎样导向一种「社会不安定」，迫使那个专以屠杀来镇压人民的苏哈托独裁者退位。
最后一点是，中国的统治集体知道，印度尼西亚的「社会不安定」只是暂停而已，所以，群众们在获到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以后，会评估这个新局面，当他们明白「新」政府不能也不会结束他们的痛苦的时候，另一个更广大的暴动一定会发生的。
因此，中国斯大林主义复辟主义政权虽然想达成协议，它还是很怕太快地把太多人赶离他们的工作。他们完全了解，资本主义传媒所称的那个「社会不定安」，正在蠢蠢欲动，正在他们自己的镇压政权的盖子下，积累着爆发的压力。
1998年6月22日的《纽约时报》展示了美国统治阶级的看法：
中国对于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所必需的经济改变还没有准备就绪……，虽然希望成为这个全球贸易团体的会员国曾经是中国领导人们的政治目标……。
在一个大部份仍然是国营的官僚经济中，有些部门和工业不但担忧国内境况不佳的工业过早暴露给外国的竞争，而且担忧国营的商品贸易商[8]和银行、保险公司及其它服务部门的独占地位会完结。
该报较早前（6月17日）的一篇报导日本下降的币值——这使它的输出品更便宜，因而伤害到中国的输出——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减慢意味着失业的剧增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不安定的可能性。」
这份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喉舌埋怨说：「中国与大多数其它亚洲国家的一个主要不同是，它的货币不是完全可兑换的，因此不容易受到投机性的攻击。」[9]（3）
所以，中国的货币是否贬值，不是要看投机者，而是在于它的政府的决定。因此，中国这边也有力量，克林顿也必须作出让步。
因此，据报导，克林顿必须在访问中国时，试图说服主人「抵拒任何要它贬值的诱惑」。
1998年6月28日的《纽约时报》引用了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C.FredBergsten）的警告：「中国一定要守住这个堡垒。如果守不住，如果〔阻挡全球货币混乱的〕强大中心垮掉的话，马上就会一片混乱。」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对它的货币以及对它整个经济的还遗留着的控制，以及最终地中国对其所有内部事务的政治控制，不是让位给帝国主义的要求，就是让位给中国工农的革命要求。
蜕化中工人国家的综合革命
不管朝向资本主义的「进步」有多大，快将来到的全球经济危机将会摧毁这些混合社会。国有工业、国有集体农场受危机的影响可能会最小，而且更能够保持生产——因此证明它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国有的优越性。
官僚管理及其贵族层，因为早已被人看不起，就会开始自动变弱，因此会比较容易被推翻。被偷盗的国家财产将会倾向于再度被受苦难的工、农业工人所没收。
紧急援助这些经济，即使在目前，也是超出资本主义世界的负担。到了全球资本主义发生一次崩溃的时候，祈求帝国主义来紧急援助这些或任何其它国家，更是不可想象的。
唯一的力量，能够阻挡反对官僚——资本家及来自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的混合政权的一次综合革命的，可能会是帝国主义的军队。
但是，进行这样一种反革命干涉到底需要多大的帝国主义兵力，是难以想象的——不过其规模一定会在越南、其它殖民地国家或前南斯拉夫所需要的大得很多。
然而，如上面所指出的，世界帝国主义之把北约组织深深地扩张到俄罗斯近邻的前苏联集团国家，就是准备让它的军事力量去镇压将来必然会兴起的综合社会、政治革命。
但是，美国、欧洲军事力量企图在起义的前苏联集团国家重新建立表面上的秩序，可能会面对极大的潜在地革命的力量。再者，仅仅因为革命起义而派遣军队去镇压，首先就会引起几乎是全球的反干涉运动，也许甚至在开始开枪以前就会发生。
把不断革命的逻辑推衍到它的终极的结论，北约的军队，也许终极地会被派遣去镇压世界帝国主义自己国家的起义。
在帝国主义世界的各地，革命工人与侵占部队之间的亲善，会难以防止，因为语言文化的隔阂要比在亚洲、非洲小得多，更不必说阶级团结这种社会本能的革命影响力了。
最后分析起来，世界资本主义前途暗淡的程度，在帝国主义心脏地带，不比在东欧、亚洲、非洲少些。危机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是，不解决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问题，最有利的革命时机也将会失掉的。如果那情况发生的话，历史将会进入一个可怕的资本主义野蛮主义时期。如果它不是被烧成核子炭渣或者被辐射尘所破坏的话。
但是历史有另一条道路能够走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第四国际是1938年由托洛茨基创立来实行将近一个世纪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开始的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的斗争的。它的建党的纲领文件，《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纲领》，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需的主观和客观的因素，它由《过渡纲领》的开头几句简洁地总结如下：
「世界政治的整个形势，其主要特点在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一种历史性的危机。
「无产阶级革命之经济的先决条件，一般的已达到了资本主义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人类的生产力停滞不前。新的发明与改革已无从提高物质财富的水准。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恐慌的条件之下，行情性的经济恐慌嫁给群众的剥夺和痛苦更其沉重。而不断增长的失业反过来又加深国家的财政恐慌，且破坏不稳定的通货制度。民主政制与法西斯政制一样，狼狈地从一个破产走到另一个破产。」
没有群众性的世界革命工人党，社会主义革命及它的充分兴旺是不可能的。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才能挽救人类。
〔全文完〕
译文原载《十月评论》1999年总198期、2000年总199及200期。共分三期刊完
多多罗录入及校对
[1]自从这段文字在1998年夏天写好以来，发展中的全球生产过剩危机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出现了——通货紧缩：价格的必然的降低，反映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的每一个单位价值的降低。在目前的情况中，价值、价格的降低是从基本的工、农业产品——石油、煤炭、钢铁、谷物及其他原料——开始的。但是，普遍化的通货紧缩是必然要发生的。
[2]也是自从这一段文字写好以来，1999年3月中的报道说，虽然有了破纪录的赤字开支，日本在1998年底的经济已经连续地收缩了五季了。
[3]这段文字是从《过渡纲领》一书的序言中引来的。其中的引句〔用横线划出的〕是托洛茨基本人的话。
[4]在美国干涉越南的初期，美国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有略少于一千人的党员。
[5]这包括斯巴达同盟、其它极左的组织、以及第四国际领导层的多数。虽然我们支持越南革命，而且把这个重要问题包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宣传中，我们认为这个口号不符合群众反战意识的水平。因此，这个口号能够动员街头群众的能力会比较小，因为动员街头群众是我们在这个恶魔的腹地中能够帮助实现越南革命胜利的唯一方法。见FredHalstead所写的优秀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的历史，《OutNow!》（纽约寻路人出版社）。
[6]我们对古巴的立场仍然是与我们过去的决议一致的。这些决议包括约瑟夫．韩森（JosephHansen）的《古巴革命的动力》（纽约，寻路人出版社）一书中所收集的；社会主义工人党1979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保卫古巴革命》和社会主义者行动1992年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受包围的但是无畏惧的古巴革命》。最后一个文件已被Walnut出版社出版为一本小册子。
[7]见Walnut出版社的卡斯特罗1962年3月26日演说词的小册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谴责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
[8]「国营的商品贸易商」是指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仍然余留的、虽然已被减弱的成果之一——国家对外贸的垄断。
[9]这代表他们的反资本主义革命的另一个仍然余留的成果。 |
俄国军队滚出车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5年3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俄国军队滚出车臣！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5年3月
进攻车臣的战争是反对车臣人民的战争！攻击杜达耶夫将军的“不合法”政权，或者反对黑手党的斗争，都只是借口。车臣民兵反对俄军的抵抗行动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这个抵抗行动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车臣人民的民族主义，不管它有什么形式，不应该被看成相当于俄国帝国沙文主义。后一主义是俄国试图重建一个强大的、压迫性国家的（思想）基础。我们再次见到，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其本身就不能有自由。最近在俄国所推行的禁止新闻出版自由的措施，就是证明。
西方列强之于那些应对进攻负责的人串通，是极之明显的。我们只要把他们的鼓励解散南斯拉夫联邦的做法，与他们用来替俄国控制车臣辩护的论点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虚伪。
“负责任”的左派对这个危机的怯懦的静默，也是一样坏的。在这个肮脏战争中的唯一一线希望，就是在俄国发展起来的抵抗行动。在那里，传媒拒绝只传达官方文告，而几次反战示威游行都比组织者所期望的大。
但是现在，要等到多少个车臣人被杀、多少个俄国士兵装在棺木中回来，抗议活动才在世界的其他角落组织起来？
不管我们在何处抗议，紧要的是，我们不但要要求俄国军队立即无条件的退出车臣，而且要要求尊重车臣人民的自决权！
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95年，176期
龚绛录入 |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不要依种族来瓜分（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3月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不要依种族来瓜分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5年3月决议
兆立译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下简称波黑或波斯尼亚）的战争，是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在这次战争前想出的瓜分计划的结果。这些计划被当作“和平计划”，而且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下称塞族）和克罗地亚族（下称克族）的民族主义政党所执行。从1992年春开始，拉季奇的波斯尼亚塞族民主党及其“切特尼克”，保班的波斯尼亚克族民主团体及其克族民主会议民兵队，都各自建立“国家之内的国家”。每一边都被它的“祖国”及其军队所支持。
三个民族主义政党在这个共和国的1990年第一次民主选举中之走上政权，和波斯尼亚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的SDA所追求的重新伊斯兰化穆斯林的目标，都在内部弱化了这个多种族的社会。这在乡村特别真实，因为那里的各族群是并列的多、混杂的少。政治上的这些情况加深了波斯尼亚的两极化。在一边，有那些仍然不顾一切忠于这个国家、认可混合身份——特别是在城里的人们。在另一边，则有那些塞族人和克族人，他们要转到“重新加入”他们的祖国的民族主义计划。
这个战争，既是一次外来的（由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所发动的）侵略波斯尼亚的战争，又是一次内战。随着时间的迁移，第二个性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米洛舍维奇和图季曼的首要利益还是巩固他们在各自国家内的权利。没有在波斯尼亚的所有族群之间达成协议，没有与它的邻国建起联系，将不可能挽救这个多种族的国家。对鼓励人民后退到各自族群的那种真正恐惧（恐惧失业、恐惧失去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的生命，如果不跑到“正确”的边界之内的话）作出反应，也将是必要的。只有在不同种族根源的情况下，通过保护个人和集体的权利（那就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且依靠追寻战犯（在这同时反对谴责整个族群），才能把信心重建起来。
这些是主要的政治前提，以提出一条与瓜分波斯尼亚的计划不同的出路。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完全的独立，而且对所有目前的政府，对所有排他的民族派系，在波斯尼亚及邻国内，采取批判的态度。
在这个冲突中，有一个大的不对称。火力的不平衡只会加深这种不对称。塞族、克族的民族主义，总是否认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这个种族——民族族群的存在。分割这个国家的计划，就包括消灭穆斯林文化地所有痕迹。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推动这些分割计划的人们，就已通过谎言来宣传穆斯林人等于原教旨主义者这个公式，要使西方接受他们的政策。事实上，在战争以前，穆斯林人是这三个族群中最没有宗教气息的，因为他们的城市化、非宗教化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之久了。
在我们谴责丑化穆斯林人的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姑息原教旨主义的倾向，不管它们在那里表现出来。SDA高层领导人反对混合婚姻的演说和文章，从穆斯林慈善机构来的要求戴头巾、上清真寺的压力，正如另一方的原教旨主义者的类似演说和实施一样，都是必须抗争的现实。（被伊泽特贝戈维奇以温和的方式提出的）要求波斯尼亚伊斯兰化的方案的存在，正如它所寻求、得到某些反动阿拉伯政权的支持一样，是明显的。
但是，这并不使整个SDA（或者波斯尼亚军队或政府）变成原教旨主义。最近波斯尼亚统治层五位成员对波斯尼亚第7军的伊斯兰化公开谴责，军官们和萨拉热窝的非民族主义报刊对这个问题所发动的公开运动，都证明伊斯兰化是一个斗争，不是一个已完成的过程，更不是这个国家已成功地完成的伊斯兰化。
虽然1990年所选出、由SDA所控制的政府的统治多元主义徒具形式，今天的SDA只不过是共同总统制内的一个少数派。非民族主义的反对党（社会党、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参加波斯尼亚议会，而且为法治而战斗——特别是在他们有多数支持的图兹拉。
尽管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逻辑是建立波斯尼亚国内的国家及替其祖国争取领土扩张，穆斯林SDA的非宗教派系的逻辑却是要保持波斯尼亚国家。但是它要尽量在那里建立它的专权。波斯尼亚统治层之依附他们的国家，表达了争夺权力和争取私有化的计划。这些计划，再加上旧的单一统治党——目前的民族主义政党——所有的方法，可以与其他前官僚统治层的计划和方法比拟的。波斯尼亚政府的本性可从它这样的方针上看出来，即主要依靠外国军事干涉来保卫波斯尼亚国家的边界。
一部分军队的军事动力，只要这个军队还是受SDA控制，首要的是也能够收复领土的动力，而没有任何能够吸引所有族群的严肃的政治方案——或者更坏的是怀着专一的控制所收复领土的目的。
我们的角色，是谴责那些爱好、鼓励原教旨主义的言论和实施——首先要从穆斯林人成为主要受害人的那个战争，以及依据种族的分歧来瓜分波斯尼亚的那些计划开始。我们也应该支持那些抵抗原教旨主义的“坏穆斯林人”（坏天主教教徒，坏东正教教图）。特别是支持妇女。
但是，如果相信我们在对伊斯兰化的政策，特别是SDA的政策保持静默的同时，可以抵抗原教旨主义（就像波斯尼亚目标的许多保卫者所想象的那样），却是天真的、会产生相反结果的。如果把对这些政策的每一个批判性评论斥为“亲塞尔维亚”或“切特尼克”，那就更坏了。
不管成功的机会有多大，面对着各方面来的反动势力联合攻势，我们之保卫一个多种族的波斯尼亚，应该竭力将它自己建基在大家应该生活在一起这个传统上。不管种族纯净化是在那里发生，我们应该尽量支持、建立抵抗种族纯净化所有政策的运动。
谴责列强的政策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一个影响区域的气氛就成为前南斯拉夫及巴尔干半岛各国的特征。没有一个列强，要巴尔干半岛发生战争，或者要与叶利钦的俄国发生敌对状态。就俄国而言，它也要在世界外交中扮演这样的角色：不反对西方的基本选择。当然，每个帝国主义大国都有它特有的联盟（美国要在穆斯林世界眼中像个好人；德国过去支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现在则支持美国立场的反塞尔维亚的动力；法、英两国已把赌注压在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政府、米洛舍维奇的政府上面，希望他会与图季曼联手来反对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但是，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要在一个它们看不出有重要战略利益的泥沼中，丧失任何军队。这就解释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姿态”以及那些在地面上有军队的、（被切特尼克民兵队当作人质的）强权与美国（和德国）之间慢慢地沸腾的冲突。后者，由于在地面上没有军队，因此愿意实行更“有力”的空袭，只要炸弹是从很高的天空上丢下来。
面对着被当作人质的平民老百姓的悲剧，面对着战争的主要受害人要求军事干涉的呼吁，北约组织和联合国都已陷入丧失名誉的地步。但是，它们所受到的责备，并不是参加了战争。所以，我们不得不要反对任何幻想，以为通过外国军队的干涉，波斯尼亚危机就可以解决。
保卫被围困的城市之明显无效，使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进行：
·批评联合国和北约组织的本质和功能，指出所谓“国际社会”及其所保卫的秩序的真正本质，指出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矛盾、北约组织最后通牒的虚伪。
·谴责联合国维和部队要威胁撤退，指出这种威胁只是以放弃当地人民来逼使地方政党在“和平计划”上签字的又一个方法。我们应该着重指出各国政府应对联合国维和部队之无法执行命令负责。在不可能把这个国家瓜分成纯粹的种族小行政区的情况下，称为“安全地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已经是规则而不是例外了。这些小块地区只是难民营而已——在种族清洗的不断威胁下，又不能逃到“堡垒的欧洲”。
·着重自卫的权利——同时要区分武力抵抗种族清洗和种族清洗本身！我们应该把这个合法的自卫，与动员有关人民的政治方案联系起来，以致他们能够主宰自己的前途。
·在波黑内部能够发展这些斗争的观点和轴心的左派微弱，就是我们微弱的主要原因。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已经在有政治意识及反帝或反资的组织中，造成了戏剧性的崩溃。但是，我们不能利用这点来软化批评我们自己的失败，以及西欧工人运动、左派在波黑战争和前南斯拉夫的危机方面的重大失败。我们也不要利用这事来停止在工会、妇女组织、青年中建立起“从下面来的”团结运动，以反对战争、反对种族清洗、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多元的传媒。这个团结运动的目的，不但是使在实际情况下表达另一种选择成为可能，而且是支持有组织的抵抗去反对反动政策。
我们必须支持像萨拉热窝的99集团这样的团体，以及波斯尼亚联邦的各种塞尔维亚咨询会议。这些组织，不但正在与卡拉季奇的切特尼克斗争，而且正在争取把这个联邦转变为一个现实的国家，会保证公民权利、使所有人民平等权利、发展能够保证每个人尊严的方案。
克罗地亚——穆斯林联邦已经明显地扩大了非民族主义派系之要求自我表达的机会。它也提供了一条处于萌芽中的出路，不同于瓜分波斯尼亚的计划。但是，它还是像克族民族主义政党与穆斯林民族主义政党之间的联邦那样的脆弱。它是否能够独立发展，将要看“小行政区”这个联邦的基本单位，如何在实际情况下运转。如果这些小行政区实际上是像莫斯塔尔的情况那样，在完全排他的种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话，这个联邦就会突然破裂。从这点来看，多元文化的图兹拉，仍然是需要保卫的象征——一个今天正在受到威胁的象征。国际工人援助会，这个集中精力要与图兹拉工人建立工会团结的组织，应该是我们优先进行的运动之一。
至于谈判，我们应该着重：
·承认保证波斯尼亚及巴尔干半岛各国的人民必须有真正的自决权（那就是应有选择是否生活在一起的权利，以及如果回答是愿意，应有选择如何生活在一起的权利）。还有，在自决过程中，所有派系都应该能够表达它们自己，不要像目前的谈判那样，只限于排他的民族主义势力和军阀能够表达。
·我们必须以保卫民族权利同排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斗争。
·在一个非殖民性的、多民族的、种族杂居的国家内，如何运用自决权，是没有简单或一般的公式的。
·我们反对建立只依血统、不依居住的准则来给予公民权的国家。
·人人必须有界定他或她自己身份的自由。
·某一族群的自决权不能以牺牲另一族群为代价。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必须判断每一个潜在的新国家的具体社会——政治、经济动力。如果不同时保卫一个建基于每个公民有个人权利、构成这个社会的各少数民族和族群有集体权利的国家，就不可能与要创立纯种族国家的派系斗争。
我们必须坚持：
光是靠冻结军事势力的均衡那样的快速安置的程序，是不能解决目前危机的。因此，要有永久的和平，就必须对所有的族群都是公平的，它也必须给目前这个危机前后一致的有系统的回应。
任何根据种族来分割杂居地区的“和平计划”都是一条死巷。在这样的计划中，种族聚居地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像数以十万计的难民的持续悲剧那样。
虚伪的政客也许会谴责这个战争，但他们却关闭他们国家的边境，不让逃离者和难民进来。
武器禁运使战争中的火力不平等、复杂化。它的目的，事实上是以击碎某一族群来强行和平。在这同时，我们反对针对一整个民族群体的任何军事活动，反对所有的报复、以军事行动恢复领土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使波斯尼亚人民能够在一起生活。我们反对任何只有反塞族动力，而没有击败排他政策的解除禁运运动。我们很着重需要这样一种政治失败。但是，我们应该承认，这件事情的发生，只有在以下情况中才有可能：以军事运动抵抗各种各样排他的民族主义方案的做法，不但剥夺了这些民族主义者的群众基础，而且能够对以种族不同来分割这个国家的计划提出另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致使每个民族群体找到它的位置。
考虑到必须与战争的受害人实行最宽广的团结，我们必须不让解除对穆斯林人武器禁运的问题，造成各团结的反战协会之间的分歧。
由于这个地区的许多民族，特别是阿尔巴尼亚族、塞族和克族，分散在好几个国家之中，只有一个巴尔干联邦才能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如果它能够给予这些民族共同的公民权和平等的待遇的话。这个联邦就会成为稳定这些国家之间边界的主要条件，打开边界让人民自由来往。它也会让那些自认为是有混合身份的人们找到他们的位置。
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之要发动军事攻击来收回被塞族叛军所占领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的领土，不是打破极端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统治的最好途径，也不是促使30万左右克罗地亚难民回归的最好途径。比较好的途径是，与作为克罗地亚人的法西斯主义定义、与“作为文明西方反对巴尔干野蛮人的堡垒”这样的民族观念斗争，保卫赛族群在克罗地亚的位置以及所有的宗教、语言的权利。我们也应该鼓励塞族、克族的家庭能够穿过边界自由来去的要求，这些边界本已经消失了几十年，现在又恢复，而把他们分隔开。
还有，要避免阿尔巴尼亚问题变成巴尔干半岛另一场大火，便要再给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群所有的、它所正当要求的民族权利（例如，上使用他们自己语言的学校及大学的权利）。科索沃也应该重新获得它先前的政治自由，以及给当地居少数的塞族一切保证。科索沃也应该被允许与隔邻的阿尔巴尼亚发展多重的联系。
因为波斯尼亚人口中的一部分赛族群、克族群认为他们安全的最好保证是建立与他们“祖”国的联系，所以一个多元的波斯尼亚，只有与邻近的——也是多元的——国家保持联系，才能生存。
欧洲联盟的政策，是选择较富的国家和地区，然后使它们结成一个联盟。这个政策只能促成分离的动力。但是，没有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公正，没有发展一个以减少整个地区的不平等为目的的纲领，没有与一个合作的、而不是自由市场观念的欧洲发生联系，则巴尔干半岛各国仍然是具爆炸性的。这样一个方针包括对单一党制度的强烈批评。这个单一党制度极度的毁坏了社会主义、自我管理这些目标的形象。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267期1995年6月号
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95年第3期
龚绛录入 |
第四国际召开第十四次世界大会（《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报导，199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召开第十四次世界大会
《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报导1995年
兆立译
这次大会在1995年6月间举行，有四个大问题讨论。第一个是关于全球的一般局势。它有三个主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现时期的主要政治倾向及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拉丁美洲的现状与远景，而且特别注重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的演变。第三个问题覆盖了西欧的社会-政治局势的一般倾向，而且特别注重左派的现状及它对欧洲联盟的反应。第四个问题有关于在全球的新时期建立革命党和国际的战略及问题。
大会还举办了专题讨论会、工作小组会议和委员会来讨论女权运动、青年工作、生态、与波斯尼亚及（墨西哥）恰帕斯的团结运动、及取消第三世界债务的运动。大会对好几个国家的几个团体的组织问题进行考查，并作出决定。大会也注意到国际力量在德国、墨西哥的分裂，而且寻求使这些有关政党互相合作的途径。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继续不断的（与70年代开始的危机长波的延伸有关联的）危机，都有矛盾的效果。在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面对实际存在的市场经济，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神话和幻想都已经消失了。但是，在社会主义方案失去可信性的这个时期中，对社会-经济危机的反应，时常采取了具有族裔、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性质的反动倾向的形式。因此，目前就迫切地需要重建一个世界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运动。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不但要以社会主义远景，而且要把因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双重失败而引起的、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人运动再结合考虑在内。
在全球力量平衡倒向帝国主义的情况下，反资本主义的左派的政治混乱，已经造成了许多政治上的，甚至意识形态上的投降。但是，它也导致了对斯大林主义的存在所产生的教派传统，作出了惊人的克服。几十年来，这些教派传统，曾经在反资本主义的左派中生根。在许多国家中，决定要从斯大林主义这个历史性的坏东西中得到教训，继续逆流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力量，正在进行再团结的运动。这个运动的规模是如此大，以致推断它在新时期中会成为一个一般趋势，则是完全合于逻辑的。
这个过程可以采取各种形式。在有些情形中，在大的构成分子主要来自、但非专一地来自分解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地方，反资本主义力量有了广阔的再团结。在其它情形中，以在革命左派内部进行的突破为基础的倾向，却进行了较狭窄的再团结。有的时候，这采取了创立新政治构成物的形式。这些新的政治构成物是在民主多元主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他们尊重各构成分子的差异和个别特性。它也注重联合行动和集体纪律。它们在选举方面和在一般的社会、政治斗争中，都奉行这个原则。
在这些可能性之间，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存在的一切国家中，第四国际的组织，已经为了要成为再团结的一部分，做好准备。我们认为，这个过程是朝向全世界反资本主义左派改组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国际平面上，第四国际由于具有长期与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抗争的优良传统，所以是再团结活动的一个积极参与者。
150位参加者包括与国际有关联的35个国家或地区的组织的代表。此外，有9个国家的组织不会来参加大会，许多是为了财政理由，其它的是由于签证问题。
来宾包括澳大利亚民主社会主义党、比利时的联合左派和三洲中心、巴西工人党、团结（美国）、祖梯克（巴斯克团）、工人斗争（法国）、菲律宾3个左派团体、俄国劳工党、共产主义重建党（意大利）和非洲民主社会主义党（塞内加尔）的代表。
大会也收到许多贺词，包括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的贺词。 |
在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成立左派倾向宣言书（1995年5月11日提交）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1990年代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少数派
DECLARATIONOFALEFTTENDENCYINTHEFOURTHINTERNATIONALFORTHEXIVWORLDCONGRESS
在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成立左派倾向宣言书
由﹝英国﹞克里斯·爱德华兹（ChrisEdwards）和亚历克斯·艾奇逊（AlexAcheson）、﹝丹麦﹞耶特·克罗曼（JetteKromann）和英格·索伦森（IngeSorensen）于1995年5月11日提交
陈湘译
以上四位领导同志宣布在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內成立“左派倾向”（LeftTendency）。确定“左派倾向”的表决纲领包括以下两个文件。左派倾向将提交其他文件以供讨论。
1.《建设今天的国际？——什么国际？》（BuildingtheInternationalToday?--WhatInternational?，1993年3月），由弗朗科·格里索里亚（FrancoGrisolia）提交给1993年3月国际执行委员会（IEC:InternationalExecutiveCommittee）会议。
2.《建设第四国际和在各国建设群众性托派》（BuildingtheFourthInternationalandMassTrotskyistPartiesinEveryCountry，1994年12月）[1]，由弗朗科·格里索里亚（FrancoGrisolia）提交给1994年12月国际执行委员会（IEC）会议，然后由本“宣言”的签署者重新提交给第十四次世界大会讨论。
克里斯·爱德华兹（ChrisEdwards）是国际社会主义小组（ISG:InternationalSocialistGroup/英国）中央委员会成员。亚历克斯·艾奇逊（AlexAcheson）是一位资深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第四国际英国支部（1938年）的创始成员，也是国际马克思主义小组（IMG：InternationalMarxistGroup，ISG的前身）的前国家财务主管。耶特·克罗曼（JetteKromann）和英格·索伦森（IngeSorensen）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AP：SocialistWorkersParty/丹麦）的成员。克罗曼同志曾任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为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在第四国际建立左派倾向的呼吁书〉的签署者，索伦森同志现任社会主义工人党《社会主义信息》（SocialistInformation）杂志编委会委员。
意大利第四国际的主要同志，包括马可·费兰多（MarcoFerrando）和弗朗科·格里索里亚（FrancoGrisolia），也支持“左派倾向”，尽管意大利支部的危机使他们在第四国际中的成员资格问题被提交给第十四次世界大会。费兰多和格里索里亚同志是第四国际协会（AQI:theForthInternationalAssociation/意大利）政治局的前成员，是“为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在第四国际建立左派倾向的呼吁书”的签署者。费兰多同志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PartyOfTheCommunistRefoundation,PartitodellaRifondazioneComunista,PRC）中最着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是该党全国局委员。格里索里亚同志也是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全国局委员，也是意大利劳工总同盟（CGIL:theGeneralConfederationofItalianLabour）全国局委员唯一的托派成员。格里索里亚同志在第十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IEC）成员，并向1994年12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IEC）会议提交了本文件，在第十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之前，他被视为观察员。意大利支部的危机是由于在对重建共产党（PRC）的干预政策上的尖锐分歧造成的。费兰多和格里索里亚同志是第四国际协会（AQI:theForthInternationalAssociation/意大利）中少数人中的一员，他们建议托洛茨基主义积极干预重建共产党（PRC）。他们帮助创办了《宣传》（Proposta）杂志，并以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为基础，在重建共产党（PRC）成立了一个派别。第四国际协会（AQI）的多数派拒绝以公开的托洛茨基主义为基础介入重建共产党（PRC），也拒绝与重建共产党（PRC）的领导层对抗，并宣布少数派因执行其积极主义政策，退出了第四国际协会（AQI）。但少数派同志仍自认为是第四国际（FI）和第四国际协会（AQI）的成员，但1994年12月的国际执行委员会（IEC）会议裁定他们已退出了第四国际协会（AQI），并将把他们承认为第四国际的独立组织的问题提交十四大。本宣言的签署者邀请那些想讨论这些文件或同意他们的总路线并且想加入“左派倾向”的同志写信给：英国，曼彻斯特，邮编M11HW，牛顿街1号，88号公寓，克里斯·爱德华兹（收）（ChrisEdwards,Department88,1NewtonStreet,ManchesterM11HW,BRITAIN.）。
原文链接：http://www.progettocomunista.it/95XIVWCUSFIDeclaration.htm
[1]摘译见：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fourth-international/marxist.org-chinese-FI-1995-1.htm |
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新时期里建造四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的新时期里建造四际
MATHIEU，RECHAL（法国）
1989年柏林围墙之崩溃，标志着1945年雅耶达会议之决定把欧洲分割的局面，宣告结束。新的政治时期已然开启。史大林主义官僚正同帝国主义联盟以便恢复市场经济；帝国主义在自己各国亦向工人采取攻势。
为了使革命先锋得以发展，我们须先分析史大林主义之演变及其对帝国主义之影响。
帝国主义并非是史大林主义崩溃之最强力受惠者
推翻官僚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从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官僚专政使计划经济失败，无法再改良。由于恐怕会有另一个团结工会产生，所以官僚越来越转向帝国主义，在其帮助下复辟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来说，他们的军事及经济压力当然是史大林主义崩溃的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史大林主义崩溃之迅速，连帝国主义也措手不及。帝国主义一直希望退公戈尔巴乔夫更有力地控制住人民以及攻击工人的革命成果。他们并不愿见到前苏联各国的民族独立，也不愿见阶级斗争之再现。即使在德国，前西德有条件把前东德收买过来，但是现在它也不易消化前东德，而德东的工人阶级，由于德西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帮助，可以比东欧诸国工人更快组织起来。事实上最近两年都见到东西两部工人举行大罢工。
说史大林主义之崩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产品炮轰”所造成的，是错误的。如果当时群众对市场经济有幻想，那么，经过数年的复辟，其后果应当使群众抛弃幻想了。复辟的动力其实是来自官僚。帝国主义正是企图同官僚联盟。不过，帝国主义今天没有力量实行第二次的“马歇尔计划”，尤其因为在前苏联，政治相当不稳，投资者不会愿意投资进黑洞。但帝国主义总是希望前苏联的官僚能维持一个强势政权。
过去帝国主义虽不满于失去了前苏联及东欧的市场，但毕竟史大林主义构成了雅耶达会议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其中一条支柱。在这种虚假的冷战对立中，是很不易有机会让新的革命运动的兴起的。但史大林主义崩溃使旧的世界秩序崩解，使民族独立运动兴起，使更多第三世界人民起来反抗IMF政策和工业国。
在海湾战争中，美帝在国内也要步步为营，恐怕会激起第二次反战运动。同时这次战争也激起了阿拉伯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由于没有革命领导，群众的这种愤慨被导引到伊斯兰的宗教热潮中。
帝国主义及联合国对索马里亚、波斯尼亚及卢旺达的干预统统失败了。只有在海地，美帝的干预没有直接造成灾难。
1989年开启的新时期，是充满动荡、战争与革命的时期。这对帝国主义而言是一个难题。他们为了补偿其经济衰落，可以发动战争，以及支持官僚。而官僚自己，为了拯救自己，也可以变成民族主义领袖并发动战争，就像前南斯拉夫的米诺索维奇一样。
不过，帝国主义不可能同时面对东方、第三世界以及自己发达国家的危机。在帝国主义欧洲，工人阶级受到削弱，但他们还没有决定性地被打败。他们本来就是最有组织的。资产阶级每次攻势都引起工人强大反抗，而被迫要作让步。它自己也问题重重，包括政治经济的危机，帝国主义之间的更尖锐的竞争等。它相对工人阶级施以重大打击。但是，这个决定性斗争还是在我们面前，有待我们好好准备。
史大林主义崩溃既非完成亦非确定
史大林主义崩溃使前苏联及东欧之工人长期受全面镇压的时期已然过去。工人阶级在91-92年间，在推倒苏共权力中起了决定性因素。随后的时期，是以罢工、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等为标志。官僚力图搞垮工运（通过所谓自由企业改革以及震荡治疗）。而工人没有来得及去有力反抗私有化。但我们不必认为，政治革命是直接发展的，当然也不是像统一书记局多数所认为的，政治革命的后来发展变成灾难性的。他们看到的只是混乱，及处处都丧失了前瞻。工人阶级当然要从零开始组织力量，而这需要时间。但是，目前距离资义复辟之完成仍远，而工人亦正在学会怎样反抗官僚。种种震荡质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复辟到处都引起严重抵抗。在复辟过程中，随时都促成饥饿动乱。私有化没有促成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只是使大跨国公司及黑帮得益。
现在，各派官僚也认识到要把“改革”速度减慢。军事工业的头领号召要停止所谓“自由企业”政策。他们不反对私有化。但是他们害怕工人反抗。工人在此期间可能在局部斗争中测试自己的力量，并组织起来。工人中自然仍有各种问题，例如矿工领袖被收买了，工人之间的分化等，但是，有越来越多年青人上街反抗私有化，取代了过去主要由老人拿着史大林照片游行的时期。工运将不断地分裂和重组。
有些工厂的经历拿工人工资去投机，造成晚发工资给工人。工人因此反抗。旧的工会在一次工潮中出卖了工人，因而使工人要组织新的独立工会，发动罢工。这反映了工人努力寻求新的组织去代表他们。我们也见过一些工人组织号召建立国际性的工人党。
现在叶利钦与鲁茨科伊已经恢复对话。他们在民族团结与大俄罗斯主义的旗帜下和解，而这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在复辟速度上有别。后者之反对叶利钦并不代表另一种立场。真理报上面拿“为了工人的私有化”来向“为了富人的私有化”抗衡，反映他们的走资路线。真正的出路只有是工人直接掌握经济。这当然是两翼官僚掉不能接受的立场，其实，真理报的支持者就正在同极右派结盟。
叶利钦要发扬大俄罗斯主义，方式就是用红咖联盟的语言说话。这点是所有官僚都支持的，因为这样可以转移人民的视线。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幻想，以为可以同旧共党分化出来的流派结盟。但似乎我们在俄罗斯的同情者对此并不清楚。我们必须改弦易辙。第一个革命核心正在那里形成。目前的私有化正促使工人反抗。我们必须利用形势建立组织。但我们必须对过去立场作出总结。明显地，并没有什么三角争斗（官僚、资产阶级及工人）。多数立场已证实错误。
在中国，官僚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共党仍维持着有力控制。它复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它防止着俄式的黑帮及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但控制着巨大工业企业的头头，在复辟中尽量避免引起工人阶级反抗，避免像苏联那样的社会崩解。官僚保持住控制，使它们成为帝国主义投资的最佳保证者。帝国主义乐见中共不搞民主。可见复辟并不同民主携手并进。同样官僚并没有两面性。它在帝国主义携手复辟。它本身就是复辟的工具，虽然它同资产阶级也有矛盾，因为后者胃口太大。多数派的梅唐（LivioMaitan）说中国情况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说官僚之比较紧密使复辟出现障碍，是与事实不符的。
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得享受更多消费品，但大多数人民在贫困化。工人受着物价高涨的压力。贪污普遍。虽然受着压制，工运正在发展。官僚最害怕各种工人组织串连起来。有人情愿要求罢工权及工会权。政府也多少要作让步。1994年八月，它立法承认罢工权，尽管是在非常严格限制之下。四际须努力介入这些反对运动。
对于古巴革命，我们从来都把它从史大林主义区别看到。古巴革命本身是违反了前苏联的政策的。七月廿六运动也并非史大林党。它在帝义进攻下大胆进行国有化，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古巴人民虽然不享有民主，但他们同政府的关系，与史大林主义同人民的关系并不相同。过去，反对孤立古巴与保卫古巴革命，同保卫卡斯特罗是二而一的。
但是今天，情况已发生负面变化，质变已经发生。卡斯特罗多年来追随前苏的外交路线，不再高举古巴革命的榜样，反倒承认许多腐败政权。79-80的尼加拉瓜、格林纳达革命本可打破古巴孤立，但它们的随后失败反倒加强了古巴孤立。长期孤立，人民又没有民主，使官僚变态更为严重。卡斯特罗多次演讲反官僚并没有什么用。1989年古巴处决两个战士（他们参与过尼加拉瓜革命）前所进行的审判，可以必得上苏联人的卅年代大审判。官僚特权对人民来说已变成不可忍受。
在重重压力下卡斯特罗正在模仿中国改革（而非模仿前苏联），一方面压制民主，另一方面让少数特权分子从经济之美元化中得益。而最近的难民潮，同从前不一样，主要有穷苦黑人构成。最近有一个三千人示威被政府镇压。
所有革命者必须打开眼睛看看事实。古巴人民长期没有民主。古巴何时及如何从官僚变态，变质成结晶为官僚特全层，自然可以讨论。但质变已经发生迨无可疑。而且它也同样在走资。
美国也正在促进古巴进行中国式的改革。而古巴也已经容许外资设立拥有49%的股权的企业，并且开放市场。
我们要发起运动要求废除封锁，但同时要求民主，要求工会全，要求废除一党专政。为达目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号召推翻一党专政，进行政治革命。为了抗拒封锁抗拒，拒绝市场化，首先必须让人民有权决定。这就是四际应采立场。
古巴已有成百的地下组织，四际必须努力介入，提出我们的纲领。
结果如何，决定于工人的革命国际主义党的出现
我们的中心问题是：怎样建立革命领导？以什么纲领为基础？多数派认为史大林主义崩溃宣布1917年俄国革命这个参考点已经丧失作用了。其实，俄国革命，自从其动力消失了之后，早就失去对工人的吸引力了。斯大林之反革命，它之促使纳粹上台，等等，早就使斯大林主义变成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的障碍。
在四际内的论争，并不是关乎世界形势究竟是悲观呢还是乐观，而是在史大林主义崩溃后，对建立革命领导应当是悲观还是乐观。而悲观派所说的就是一个自我证实的预言：在实践中无所作为，质疑我们的纲领，然后发觉在建立领导方面毫无进展。
史大林主义无数次把工运引上同资级结盟的思路。但是这个障碍已经消除。左派都在重新思考关于民主，关于阶级团结及阶级独立的问题。
我们在巴西工人党内的同志也质疑，工人党同资级政党结盟是不是犯错。工人党以为降低其纲领便可吸引中产阶级投票支持它，但结果还是要落空。
墨西哥的支部支持资级政党也是错的。
南非国民大会与白人资级组成联合政府，是背弃了人民的期望。
这些事例一再表明，保持阶级团结与阶级独立是非常重要的。忽略上述原则而去追求重组是危险的。
四际的纲领并没有过时。相反，它是不可代替的。而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不是从意识形态的论争中产生的，而是从千百万人民的需求与不满中产生的。我们必须向人民显示出，帝国主义不推翻，文明就只会变成野蛮主义。我们必须把民主要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环保、解除核武，保卫少数民族等各方面结合起来。国际主义是我们纲领中的基石。
录入：战鼓声
200810040134 |
建设四际及在每一国家建造群众性的托派党（草案概要）——ChrisErswell（英国）JetteKromarn,IngeSorensen（丹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建设四际及在每一国家建造群众性的托派党（草案概要）
ChrisEdwards,AlexAcheson（英国）
JetteKromann,IngeSorensen（丹麦）
一、世界形式之转变及托派的任务
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以及政权性质的改变，乃是世界形势的关键所在。这次崩溃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工人阶级的退却的其中一环，它不仅意味斯大林主义的危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阶级的力量对比。
二战以来，阶级的力量对比有五个大原素。一个是俄国革命这个历史事件，仍然对当代阶级斗争有重要影响。第二是俄国革命的堕落。斯大林主义之胜利表示官僚层已成功夺权并拒绝把无产阶级革命扩展至世界；苏联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不再是那么直接，而是因官僚之梗阻而减弱。第三是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之增加，包括东欧、中国。第四是苏联阵营的存在促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第五是苏联之存在让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可在冷战中求得平衡，并利用这个形势来在亚飞地区达至非殖化。
总之，苏联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乃是战后世界秩序的重大因素。它一面使俄国革命在工人意识中保留，在一个限度内帮助反帝斗争；但另一方面则为了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存”而组织社会主义革命之扩张到世界其他地方。
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在目前而论，是工人阶级的大失败，不仅是物质上的大失败，而且是工人阶级意识上的大失败。对许多工人来说，社会主义之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的另一出路，是行不通的。世界上多处的工人阶级的意识都有所降低。在前苏联及东欧尤其明显。那些走资政府已经上了台五年，而工人阶级并没有起来保卫集体财产，甚而连贯彻始终地保卫其生活水平也没有。在发达国家，过去工人一般都有一种工会意识、改良主义意识。现在连这种意识也受到挑战。在半殖民地，那些民族主义运动过去一直在两大阵营间平衡，但苏联之崩溃驱使他们转向IMF，使支持他们的工人感到被出卖。
总之，斯大林政权之崩溃使工人怀疑他们的改变现状的能力。
不过，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相反，还因此而深化，因为斯大林主义者不能在约束住工人的斗争。所以，资本主义的胜利是充满极大矛盾而且是不稳定的。这个情况为托派争取部分工人先锋分子提供更多机会。工人阶级的领导危机是那么严重，使弱小如托派那样的先锋力量，也获得大好机会来发展。
今天的托派运动必须比过去更为大胆，更要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我们所面对的工运，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开放的工运，虽然另一方面，工运的意识，尤其是年青一代的意识，有些方面接近一百年前的工人阶级的水平。我们必须指出及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及政治权力的真相。这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任务，也不仅是“参与斗争”的问题。我们必须既要避免抽象的宗派主义，也要避免运动主义。我们必须以教育工作联系于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教育工人阶级。
在如今大大改变了的世界形势，其中一个特点是：在世界工人运动里，现在比过去更少了一些共同基础。过去斯大林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多少在工运中代表一种凝聚力量，尽管这种凝聚力从来不是绝对的，而且在冷战结束前一段时间已开始崩解。各斯大林党都要各按其民族国家的情况而摸索自己的道路。现在呢，连那种凝聚力量都消失了。代之而起的，乃是民族经验，它成为工运中的压倒性因素。
托派必须根据其国家情况而灵活地干预事变，同时始终以在各国建立群众性的革命党并使之成为四际支部，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灵活性的意思是，可能在某些国家，即使只有十个同志，也须要宣布建立独立组织，高举其旗帜，号召人家跟从我们；但在另一些国家，即使托派比较大，也须要小心从事，须要参与另一个党。
一般而言，比较合于常理的做法是：十个人该参与另一个比较大的党，而有一千个人的组织则该自行建党。但这个问题是政治问题，不是组织问题。我们必须拿工运现状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建立群众性的托派组织，意味着把工人阶级的先锋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上来。
在某些特定情况，例如那里的工运很有战斗性，但是政治上缺乏经验，又没有一个业已巩固的官僚领导。在这个情况下，以立即独立建党的方法去争取大多数先锋分子，是有可能的。即使是从一个小组织入手也是有可能的。中国在廿年代就是一个例子。当时的中国，在建党时只有五十二人，五年之后已发展为五万人。工农群众看见俄国的榜样，因此响应中共的号召。
在另一个情况下，立即建党可能是错误的。巴西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的巴西支部现在从工人党中分裂出来，即使它现在力量大到有条件办一份周报，也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那会使我们的同志在广大的工人先锋之外，孤立起来。
新的革命领导的发展，需要种种条件配合，例如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阶级斗争的计划，先锋工人的激进化，托派之重组为群众党等。但是，客观形势与建党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关系，即使在客观形势大大改进之前，托派都要致力于建立革命群众党作为四际的支部。
我们正处身于的工运，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工运。有些国家的旧工运、旧领导分子正在重新思考立场，这就为托派提供干预的机会。例如意大利的共产主义重建党。但同时，各地的年青人都在摸索出路。新的工运还没诞生，但已在诞生的途程上。这也提供机会给我们。托派必须把我们在旧工运与新工运的工作联系起来。在一些国家，我们可能要多强调前者，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要多强调后者。
我们不必等到工人阶级的失败与政治上的混乱已经克服了，才去建立托派党及四际，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是企图把建党的工作寄托希望于他人，以为别人可代我们解决任务。
我们所面对的形势，是充满矛盾的。尽管工人中存在政治混乱，但托派仍有机会建立有相当力量的先锋组织。我们还未能争取大多数先锋，但在他们那儿，仍有不少斗争在前面，仍有不少人在反思，这些都足以促进我们发展。
二、不要什么“新国际”，要建造就建造第四国际！
四际内一直在进行着有关建造党的讨论。有人主张建造四际；有人主张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国际”。这两种组织路线，一旦同政治上的抉择联系起来，便变得异常对立。
在法国，中心问题不是如何解决法支的组织问题，而是应当提出什么纲领，什么路线。究竟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是否仍有效？列宁主义的建党路线是否仍有效？托派能否通过过渡纲领的方法去争取大多数先锋？法支的组织问题，其实是因为对上述问题作出错误或含糊的回答才派生出来的。
巴西的问题也不是是否要从工人党分裂出来，而是我们承认不承认工人党是改良主义党，它是否会在得到议会权力后才去反革命路线。在上述问题上含糊不清，使人们否定了在巴西有建立列宁主义党的必要，进而在战术上前就工人党的改良主义领导。
巴西工人党是不可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群众党。一旦这个战略问题得到澄清，就能够接着解决组织问题。我们的一般方向是：在工人党内以过渡纲领为基础，去建立一个派别，并争取党内多数。这同时意味，与改良主义领导决裂是早晚的事。
四际的关键问题是政治性不是组织性的。组织问题源于政治问题。我们的问题不是组织不够大，而是没能一贯地捍卫及发展革命纲领。我们企图，至少是在一段时期内，企图拿一条激进民主主义路线来代替社会主义路线。
对于托派纲领之独特的重要性含糊不清，对于革命党之政治独立性含糊不清，无可避免引致灾难。秘鲁的同志因为这样，所以在搞了一段时间联合阵线（他们以为是同革命派合作，其实是同中派合作）之后，毫无收获可言。
四际必须拒斥那种认为四际已经失败，必须另建新国际的观点。正如托洛茨基在过渡纲领中指出：
“我们这样答：四际是必须被‘宣布’创立的。它已存在而且正在斗争。它薄弱吗？使得，它的队伍的人数并不多……他们主要还是干部。但这些干部却是未来的保证。除了这些干部之外，在这个星球上目下尚没有一个革命派别真正与这个名字相称。”
关于建立“新国际”的主张，要么是一种幻想，要么就是以此为外衣，好掩饰他们企图修正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拿一个混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纲领来作代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派主义组织。我们反对这种实际上四际纲领决裂的“新国际”的主张。
一切历史经验表明，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危机，唯有世界革命，而世界革命本身需要有一个世界党。只有这样一个党才能克服民族经验的局限性。阶级斗争在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形式上则依民族不同而不同。所以革命者的任务，在本质上是各国一样，而形式则依各国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建党的战略也是各国一样，只是具体战术各国不同。尽管各国形式不同，为了确保大家都有共同的革命的国际本质，就必须有四际。四际之目的不是方便各国同志“分享民族经验”，而是形成一个一般战略，在这个范畴内去检视在不同民族国家内所采取的战术。
三、世界托派运动与四际
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不仅造成工运的思想混乱，而且在四际内也同样引起思想混乱。自此之后，托派运动的分裂现状有增无已。
托派之重组既须要政治上之澄清，也需要组织上之统一。我们不能简单说：“政治澄清第一，组织统一第二。”政治的澄清，必须在努力为组织统一而奋斗的过程中，才能够得到。反过来也一样。组织统一必须在政治澄清中得到。有些人拿马克思那句话（“实际运动的一个步骤，比一大纲领重要”）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辩护。其实那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说理论上之论辩，与建立革命组织，二者之间是辨证的。任何理论上之辨明，若不相连于建立革命党，那只是无关宏旨的练习。
在今天情况下，为托派重组而奋斗，是理论上的辨明的最好范畴。在重组的过程中，各种理论立场互相论辩，而且可以在实践中考验真伪。这样，理论才会是活生生的，而非仅仅一种思想。
追求托派重组，而不是因为大家既然有共同传统，自然就有道德责任这样做，而是因为，若要托派产生影响，就必须有起码的人数。托派重组可以增加我们的力量。例如，倘若法国的所有或主要的托派都统一起来，那就能够建立一个足以引起斯大林党的党员的注意的党。但法国的托派的分散，使他们没有起码的力量去干预斗争，去考验自己的政治路线，因而也就没有办法去解决彼此的政治分歧或纠正彼此的错误。最后只有从事纯粹的思想斗争来解决分歧，但是这很少有效，而这些论辩最后只有作者才有兴趣去看。
因此，我们重申在十三次大会时所提出的主张：四际有必要制定一个把革命托派重组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影响到先锋工人。
四、纲领、方法与组织
一个党的本质，就是它的纲领。在四际而言，那就是过渡纲领，以及按照过渡纲领的方法对之所作的发展及阐释。过纲的本质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就是把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使无产阶级自觉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夺权及改造社会来说，是必要的。
要把工人阶级争取到政治觉悟上来，关键在于把其中的最觉悟分子争取到托派纲领及托派党上面来。建党的工作需要我们把宣传、鼓动与行动结合起来。过纲的方法，并不仅指要争取最激进的工会要求，而更在于把这些要求同工人阶级建立双重政权、进而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
以失业为例，革命者不仅支持工会的“每周工时削至35，但照领全薪”的要求，而且要在宣传与鼓动中将之联系于真正有效的反失业斗争，包括了：争取按通货膨胀调整薪金及工时、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把破产公司国有化、工人控制生产等等。这些要求把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以及工人组织起来夺权的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
我们必须想方设法，把我们的过渡要求联系到实际斗争，而这就需要我们向群众组织及工人群众提出来，而提出的方式，有时可以是宣传，有时是鼓动，有时是号召行动，总之按照形势及自己的力量便宜行事。
在四际内，一直有一种倾向，要否定宣传的重要性，也就是否定了提高先锋并争取他们占到托派纲领上的重要性。
有时候一个小的托派组织，也会因为遇到天赐良机，而必须按照鼓动性团体而非宣传性团体的方式工作。在另一些时候，即使是比较大的托派团体，或者因为孤立于工运之外，或者在工人先锋中有明显的重组机会，而变得要更注重宣传。怎样平衡宣传、鼓励与行动三者的关系，全仗形势而定。
国际的民主集中制的意思，是共同讨论总的任务，以及国际对支部的总的监察。这意味着国际不是一种联邦，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党，其作用与任务同各国支部的是大有分别的。这并不表示每个支部都做同样工作，也不表示，由一个最高领导指挥一切，而不管支部的意见。国际的民主集中制，比诸于支部的民主集中制，尤需灵活性和具体。不论说国际领导每一次都要支部奉行它那经过多数决定的政策，还是说国际领导每一次都要迁就支部的多数意见，都是错误的。
如果国际多数认为某个支部采取某种行动更好些，而支部多数则持另一种意见，那国际可以让支部自行决定并在行动的后果中考验其决定，但也可以坚持支部奉行其决定。这一切端赖于问题的严重性。
五、战术——它的方法、它的例子
四际必须在下一个时期中保持其战术上的灵活性。现在四际一般都太松散，但在六十年代末却曾经滥用权力，企图把某几个国家的经验机械地扩张到整个四际。这种方法在今天尤其错误，因为目前的世界形势，使民族经验对工人阶级的意识的影响空前地大。这就需要我们战术上保持灵活，其中包括下述问题：究竟是独立建党呢还是参与现存的工人组织。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的目标要始终清楚明确，那就是争取多数先锋，从而争取工人的多数。采取多数先锋，意即争取他们站到托派纲领上，组织为列宁主义党。我们必须拒斥任何“例外论”，即认为某些情况下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列宁主义党去领导工人。
需要一个列宁主义党，是托派的纲领。不论是在我们战术性地参与一个改良主义大党，还是战术性而又没有期限地留在一个大的以选举为重的党（如英工党），这种立场都是正确的。在这些党里面，托派要提出他们的纲领及前瞻并努力争取多数，将之变成群众性革命党。如不能，则右派迟早会开出他们，又或他们因其领导之即将犯下罪行而不能不退出。分裂出来之后就要另行建党，而这时可望比从前是有所扩大。
进入他党是一种策略，它不一定是短期，也不一定是长期。要有多久，决定于成绩。当我们已经尽了力争取部分先锋，又或我们争取先锋的工作为党官僚所妨碍，那就有分裂的需要。
六、结论
我们的国际面对一个极其矛盾的形势。一方面斯大林主义政权之崩溃，造成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的混乱，使我们工作更困难。但另一方面，深化中的资本主义危机，斗争之无可避免，以及工运领导上的危机，却向托派提供新机会。
如果要利用这些机会，四际必须在纲领及战略上非常明确。我们在过去错失太多机会。
执委会多数的文件（“建造四际”）只是提出了更多的政治混乱。它侧重指出形势恶劣，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只要在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目前的矛盾形式仍可让我们继续前进。它只是坐待“群众积累了新经验、获得了局部胜利以及新一代的激进化”。
四际须要在政治上重新确定取向。我们可以在战术上和组织上保持灵活，但是，我们的目标要始终清楚，那就是在每个国家建立群众性托派党并使之成为四际支部。其中也包括了要统一托派运动。如能达到这点，我们就可以大大增加影响，并在民主集中制之下解决彼此的分歧。四际必须在托派运动内促进政治上之辨明及组织上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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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的危机——第四国际1995年第十四次世界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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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的危机
OntheCubancrisis第四国际1995年第十四次世界大会决议
1）古巴危机已进入第五年。由于和苏联及经济互助委员会之间的交易中断，美国禁运升级，及指导经济更进一步加强官僚集权化，这三种因素累积下来的影响，在古巴革命中触发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和危机。
从1990年“特殊和平期”（相当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开始物资普遍匮乏、人民生活条件持续贫困，迫使卡斯特罗领导层在1993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最初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包括了开放外汇和发展旅游业，以扭转驱使1994年8月逃亡潮发生的经济大衰退和民生迅速恶化。
2）1994年8月的逃亡潮和示威，表现出局势演变的转折点，并且对经济改革发生催化作用，加速了改革的进程。自1986年以来，农民自由市场首次重开，由供求关系厘订价格。卡斯特罗领导层在古巴共产党第三次大会上，会以“拨乱反正”的名义作出（禁止农民自由市场）的决定，在粮食计划失败、粮食质量低下、无法达到承诺的指责、地下经济和黑市美元活跃发展的因素下，迫令卡斯特罗领导层改转辕易辙，更改前议。
从而，私人积极性重新得到建立和鼓励，至少在小农、手工业者和服务业方面是这样。非集权化的发展，是旨在市政会面方面，促进围绕著旅游业的兴旺而发展起来的独立活动，及非正式经济（娼妓业是其中最负面的后果之一）。
农民自由市场保证了对富裕者的供应--在这种市场内，价格十分昂贵，但由于都是用披索交易（黑市市场都用美元），致令没有美元的人也可以购买。
3）不过，普遍的贫困仍是十分触目；在欧洲的金融机构和拉丁美洲政府压力下加速进行的经济调整，令日常生活更加恶化。除了由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之外，国家机关和企业合理化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有50万名裁员。部分保留原有工资及（主要在农业方面）在十分严苛的条件下另开工作的可能性，俱不能抵销收入所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社会成果，（暂时）仍未受到威胁，但服务质量已严重下降。用以扩大劳动生产力的措施（节约冗员、生产奖金、用美元付花红、提高工作纪律）增加了受新工人的压力，却没有给予工人对企业的控制权，或由群众参与市政府和邻里管理方面作出补偿。
工会方面的角色，是刺激生产，在工作线的“效率会议”的框架上推广经济改革，行谈当前变化所带来的后果。
混合企业（合资企业）方面，受薪者只得到工会和共产党小组的有限保护，但他们的工资及其他物质利益，相较于国营企业的工人要好些。这就解释了为何有更多人投向混合企业。古巴经济现时在这两种速度下发展。
4）互相矛盾的政治计划，是造成当前变化的结果。在领导圈子、知识阶层、研究员和专业人士间的辩论，对经济开放的必然性，取得了暂时性的共识。但他们间的概念各有不同。部分看法认为，不该让经济开放威协到政治制度。然而，从中国“例子”中得到启发，对古巴并不适用；至起码的原因，是华盛顿容许北京去做的，却不会容许夏湾拿加以效法。
对另一些人（从社会民主主义得到启发的那些人）来说，经济改革应该是导致政治机构进行激进任命重组的前奏。按这些人认为，只有议会民主体制和全盘性的市场经济，才会令华盛顿撤销经济封锁；而如果没有华盛顿的撤销行动，则还不能有经济复元。
只有很少数的政治领导和研究员认为，经济开放是在国际孤立这个岛国的局面下逼不得已的政策；而这种“新经济政策”，应该和政治变革相辅相承。政治变革的方向该涉及到改变“人民权力”机体现行的运作方式，从而走向扩大受薪工人的决策权力、扩大基层民主、扩大反官僚斗争。扩大民众控制权的方向，一方面能约束工作条件和工人的生活水平不再恶化；另一方面，能改进？？身则贸易的官僚和旅游业、商业农业人员的水平。
5）当前的改革，损害了政权的社会根基。意识形态混乱、缺乏前瞻，及尤其是革命忍受性到腐蚀所带来的不良效应，在都和经济短缺同样严竣。尤其至者，由于欠缺有助于集体发展出中期性的生存方案的辩论和接触，更令困惑加深。在革命斗争普遍低落的国际情势下，古巴几近于截然孤立；有鉴于这个事实，要是没有政治机构（人民权力）的民主化，要挽救古巴革命的可能性，更形险竣。
卡斯特罗派享有的权力垄断不错是较少专制，领导层是续有更新，古巴共产党的角色是弱化了，而知识分子能更多的自由表达己见。然而，在古巴共产党内部或古巴社会，都不容许有组织的政治派别，在书写或口头上有异于政权的政治见解，但禁止在报刊及传播媒介上发表。对异议者的压迫，仍然存在。
因此，30多年来，古巴人民仍然是受困在一个不能由他们自己解开矛盾下的囚徒：在帝国主义者的统据下，沉默的接受体现着民族和革命忍受性的人物的权力，以保卫民族主权和辛苦得来的社会成果；或是起义反抗民族之父卡斯特罗，从而却威胁到民族独立。
之有这矛盾，是地缘政治的力量对比造成的结果；这种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对古巴革命极端不利。
6）卡斯特罗政权的生存，主要是受到美国政府从没间断的侵挠所威胁。没有哪个国家会承受过这么长久的磨难。对越南，美国已撤除禁运。中国享有最优惠的民族地位，而美国政府也不犹疑对北韩进行谈判。然而，美国经济对古巴进行单方面禁运35年后，在1992年通过法案，把制裁升级；在1994年夏天，由克林顿总统颁布更严厉的措施；以至最近，由共和党多数控制的美国国会，正在密锣紧鼓，准备通过由国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提出的法案，封锁对古巴的外来投资。外来投资是古巴能获得到资本的技术的唯一来源。
美国政府公然明示，其目的是要消灭卡斯特罗及他的政权；她的用意，是要显示出西半球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如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和中美洲的前例。假如卡斯特罗派的革命倒台，设定给古巴的命运，将要比尼加拉国瓜更凄惨，更会是代表着历史的重大倒退。古巴人民深明这点；他们的沉默，是对当前的僵局和欠缺前瞻的表白。这个地区的唯一可能性，即拉丁美洲的经济融合，现时的风险，是将会在华盛顿的主宰下发生。在签订《自由贸易协议》1年后，墨西哥的危机，显示了从阿拉斯加到美洲大陆南端划出一个自由贸易区的效应。
7）我们保卫古巴革命，因为我们反对强势欺压弱小，因为我们支持一个小国的独立性，反对世界军事力量领导的霸权意志。
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她最先的方案是本世纪最富有国际主义的方案之一，并由此而获致大量重要的社会成果，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无出其右。这项事实，说明了这个民族为何能挺身面对北美洲的侵略。要是没有来自苏联的援助，这个小岛诚然很难在冷战的境况下坚持太久；不过，这种援助，也带有鲜明的副作用：“国际社会主义”的劳动分工，把古巴维紧在从属于经济互助委员会的状态，并禁止古巴自有一套自我管理的经济发展。
作为处在地缘政治边界的囚徒，这个国家也多少受惠于冷战的保护，但却从来不是自身命运的主人。谢·格瓦拉在告别信上提到导弹危机的戏剧性的一幕，正是古巴命运的悲剧性写照。古巴和越南一样，替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执，付上了高昂的代价。
8）官僚变质、压迫性的做法，以及卡斯特罗军事首领式的运作方式，在都使革命影响力陆续下降。然而，35年来一直处在战争中、备受围困，而又没有能源资源的国家，不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模范。较诸苏联来说，一个小岛显然更不可能行社会主义。不过，卡斯特罗的失败，不足以为他开解他之没有回应帝国主义在人权问题上的宣传。卡斯特罗的罪过，乃是在柏林围墙倒下之后，没有和斯大林主义脱离关系。
我们的批评，主要针对古巴没有政治多元化，及以民主权利施加迫害；但这与那些要求“自由”选举（如以迈亚米为基地的政党所主张的）、退还没收的私有财产，务求做到像尼加拉瓜反革命“民主”胜利的那类主张，完全不可以混为一谈。在古巴当前的条件下，反革命势将带来内战。
要求对民主权利作出尊重，必然导致争取民主权利的最大基础而斗争——要求无条件撤除美国禁运、无条件停止侵略和勒索。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站在古巴人民和卡斯特罗领导层一边，反对帝国主义。
不过，反帝国主义的团结，绝对不等如是支持卡斯特罗领导层去剥夺人民进行抗义和自管权力。当古巴人民为反对官僚层而起来反抗时（在当下是采取了沉默），我们会支持在保卫革命成果的观点下进行的所有争取改革的斗争。“人民权力”的各个机构（从地方到全国议会）必须民主化，容许不同派别表达多元见解；群众组织必须停止作为党的输送带；工厂议会必须对现行的经济重整有控制权。
美国的侵略有利于保持官僚统治。只有停止这侵略，才能催生古巴群众起来而独立动员；群众的独立动员，是古巴革命生存的必需条件。
卡斯特罗被迈亚米势力推翻的话，将不会是古巴革命的信号，却会是反革命的胜利。
（史丹译） |
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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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Confrontingcapitalistgloblisation——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目前这十年，仍被在衰退长波中停滞不前的世界经济所主宰，标示积累逻辑有了深刻转变。这个转变，在时间上处于70年代初，曾经伴随着力量关系在世界层面上的激烈更改：主要的更改则是官僚社会的崩解。现今资本主义的运转方式，已经显出了两个基本极限：第一，它是一个越来越不能使生产力发展满足大多数人民需要的经济制度。第二，即使它今天几乎毫无例外地支配了整个地球，它已经显出完全无力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
1、长波的几个阶段
自从1974—1975年第一次一般化经济衰退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进一个衰退长波，从这个长波，无前路可以预见，因此，它成为现时期总经济架构的特征。
1．1转向
但是，在这个长波之内，好几个阶段可以识别。这些阶段的发展应该加以分析，那未我们可以准确、具体地说明现在到底处于那一阶段，扩张长波的结束日期是70年代初。这个从扩张长波到衰退长波的转向的明显标志，是1974—1975年的一般化经济衰退。这个衰退，使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发生了“危机”。这个“危机”一直延续到现在。紧接着那个衰退是第一阶段。与这个阶段相配合的，是追求凯恩斯主义政策，企图对待这次衰退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那些衰退一样。在这同时，石油美元被再循环，慷慨地借给第三世界借债人，以致使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企图，不但在国内推行，而且超越国家界限了。
1．2转到新自由主义
随着第二次一般化经济衰退在80年代初的发生，这种治疗之不合适，变得非常明显了。这是第二个重要的转换点，过了这个点以后，新自由主义政策，以非常相似的目的与方法，就在世界各地散布开了。第三世界国家多少年来本来具有缓冲世界经济放慢的职能，现在却沉重受到债务危机、利率升高的打击。在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深刻的重建时期，伴随着日增的失业，特别在欧洲开启了。
我们现在明显地所处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可以分为几个次时期：攻势期（1980—1986年）、表面成功期（1987—1990年）、旧毛病复发期（1991—1993年）和接下来的再兴期。80年代的前半期是有系统地向劳工进攻的时期，这时期的口号，是可变通性。这种可变通性，不但运用到工资上，使它受到紧缩的打击、生活费用津贴被取消，而且，更一般说来，牵涉到领取薪资的工人们的全部生活条件（社会福利保障、工作权等等）。真正的进展以及所遇到的抵抗是变化无定的，但是，这种政策的一般化，再加上世界各地的工资要求之受到抑制，使得快速退到再一次一般化经济衰退，成为可能。
1．3一时成功的理由
由于里根主义政策所引起的世界要求，特别是军费方面，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的爆发日期，被延续到90年代初了，世界经济发生了非对称的布局，在这布局中，美国的庞大的预算赤字，以利率上升到史无前例的水平为代价，被日本、德国资本所资助。在这同时，国际商品贸易和投资加紧了，但是主要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
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内，工资紧缩的通常的衰退性影响，被收入的渐增的不均等分配所抵消。利率的上升也在这里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它不但保证美国赤字受到资助、第三世界负债国家受到掠夺，而且被用来更改收入的分配，对公债、股票持有人有利。有些人所称的经济财政化，因此就显露它自己为剩余价值重新分配的巨大过程。
1986年的石油大跌价，减少了非产油国家购买石油的支出。1987年10月股市暴跌，经过了国际资产阶级的正确控制之后，却自相矛盾地刺激了真实的经济。因此之故，80年代后半期，资本积累的情况，就逐渐恢复原状。这就被呈现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胜利：紧缩与失业，只不过是适应技术改变所付出的代价、新经济秩序的担负者和新的增长逻辑。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一边到它的那一边，数以百万计的工作被创立了，失业率开始下降了。
在这同时，官僚社会的裂缝及日后的瓦解，使资本主义表现出可能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无可避免的前景。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这个恢复的极限和矛盾：它不是持久的增长，而是一次周期性运动，它的主要基础，实际上是投资在剩余价值的世界分配的支撑下，作一次机械上的推动而已。
1．4旧病复发期
90年代初的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解决了这个争论，开启了一个以重要倒转为特征的新阶段。从这个观点来看，海湾战争的作用似乎是次要的，因为这次衰退，不但在几个国家中是在石油危机前开始的，而且比战争延续得更长久，所以最终地说来，这个战争对经济的影响，严格地说来，还是不十分重要。以下所举的关于这个第三次经济衰退的特征，就清楚说明了目前这个时期的性质：这次衰退特别深刻，时间延续得非常久，而且使许多人失去工作；与上两次经济衰退比较起来，它带来一种相对的非同步性，显露出经济全球化和保持民族轨道之间的日增的矛盾。
尽管有了像里约热内卢高峰会议那样的倡议，无可控制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几乎在世界各地增加对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
2．世界经济的充满矛盾的均匀化
2．1再度向帝国主义国家集中
80年代的标志是经济活动日增的全球化。这个现象，可以由例如世界贸易的增长来度量。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差不多比民族市场的总和的增长速度快两倍：商品贸易，主要是在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已经加紧的进行。同样过程，也可以在直接投资活动上，及在合并和联盟上看出。这个活动，并不依从国际劳动分工的分割部门的纵向联合而举行的：投资活动，基本上与商品活动一样，都是牵涉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在这过程中，朝向第三世界的非地区化，扮演十分次要角色。
有些人为了反驳这个解释，就以投资再向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转移，不是证明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的成功，就是把从低工资国家来的竞争戏剧化。在拉丁美洲的情况中，这些资本的移动，主要是与股市及私有化浪潮所吸引来的投资相应的。它是投机性、非常多变的资本流入。
亚洲的情况不同，它包含多个因素。南韩和台湾都已沿着它自己的轨道进行。这些轨道已允许它们脱离了从属国家的行列。这是非常明显的，不管是你用那一个标准（收入水平、生产机构的结构等等）。如果我们加上两个主要是金触上的中心，香港和新加坡，这就创造了一个强大增长极。但是，继续用一个非常紧密的贸易投资网络来建造这个地区的，则是日本。在这个帝国主义中心的边缘，你可以找到像马来西亚、泰国或菲律宾那样的国家。这些国家都融入了国际劳动分工，它们的角色都已定得清清楚楚。这就是为什么南韩的道路不能重现：该地区的第二等国家，以低工资劳动，尽量供应该地区资本的功能，所以不能够加入工业强国的行列。
但是，最近十几年来的大的经济成功事实，却发生在中国，这个国家，在十年中曾经在生产上，显示了10%以上的增长。考虑到它的庞大的人口，这可说是罕见的表现。这个成功是基于以下四个因素的非常特有的混合：农民经济的解放，群众性国内市场的发展，大力鼓励自由贸易区的产品输出，和最后一个因素——野蛮的镇压。
2．2国际金融
与新自由主义一致，80年代也发生疯狂的解除金融方面的管制。这种解除，不但从下面支撑，甚至扩大了全球化过程。与理论的预测相反，这个运动并没有减低真正利率。利率仍然一贯地停留在史无前例的极高水平。
为了哀叹资本之选择投机性的金融投资、不选择生产投资，而使用金融化这种名称，不但是非常浅薄，而且显示出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性质缺乏了解。利率的上升，是在每个国家及在世界规模上重新分配收入的一个经济协调的工具。为了使美国赤字能够支撑到第三次一般化经济衰退延迟了几年的经济增长，高利率即是应付的代价。在欧洲，德国经济和货币则是造成经济上升的第二个杠杆支持。
这个世界性的金融整体，实现了特定功能。但是，它们并不全部有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资产阶级一致谈论利率水平过高。但是这种谈论，只是局部地被有效行动所加强。高利率，不但阻碍经济复苏，而且滋养了全球货币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导致欧洲货币制度的瓦解。利率升高的主要影响，不但是促使预算赤字的扩大，而且滋养了公共债务的增长。这种增长，是与减低金融收入的税项对应的。
2．3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
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但是，它之所以全球化，在原则上是与财政、货币的不稳定无关的。这个不平衡的主要来源是在于以下这个在历史上尚未见过的事实：这个全球化过程，使得生产力水平非常不同的经济地区，直接发生关系。这个情况是与资本的国际化不同的：到现在为止，跨国公司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在被主宰的国家中的代理人，而且，由于政治统治的制度，与它们建成一对一的关系。就全球化而言，这些关系从开始就是多边的，跨国公司集团已经在国际化上，进入另一个阶段，这种国际化逐渐导使它们不受起源国的管制。
所以，注意到与地区结构相反、具有非常多变形式的倾向的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惊奇。有些人所称的三极鼎立，不但表明对世界经济的三极统治（美国、日本、欧洲），而且表明这三个极和每个极的影响区的结构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关系。可是，这个布局并不是和谐、稳定的，因为它伴随着基本的非对称。这三个大区，各有其不同的聚合性。
亚洲区的保护工作、组织工作做得最好。日本和南韩虽然打进了全世界的市场，但是渗透进它们的国内市场，在实际上却是极端困难。该地区的经济同轴心圈的组织，以及中国在这个结构中建立它的地位的方法，都向这个整体提供可畏的经济效率和商业的侵略性。
欧洲则是完全不同。它是级别差不多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混合体，而这些国家大都接纳外来的竟争。欧洲不太参与第三者市场，而且，尤其是已经显示出它自己不能有力地建立它的天然边缘：地中海及东欧。
至于美国，它在整个美洲大陆操纵局势的才能，再度被它与加拿大、黑西哥所签订的条约所证明。但是，南、北美洲发展的差距是太大了，能实际做到的很有限。
这些差异，与在世界规模上所负担的政治功能，不成比例。在纯粹经济的力量关系和政治统治的等级制度之间，建立了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它最近的发展，导致以下的注意：目前趋向似乎指示美国已重新建立它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的至高地位。由于日本经济的放慢、美国技术的复苏，这个运动，已经取得美、日共管的形式。如果这个不平衡继续存在的话，这个布局就会使得太平洋区的出现成为可能，它会在今后的世界经济中，构成一个有力的极。
2．4建设欧洲时所遇到的矛盾
欧洲似乎是三极鼎立中最弱的一极，其理由不单是由于它的内在经济发展水平。欧洲国家必须解决的基本困难，包括建立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在欧洲平面上实现通常是为国家而保留的基本功能。三极鼎立的另两个极，则是围绕着一个民族国家，依照等级体系而组织起来的，这个民族国家，仍旧替占统治地位的集团构成活动的基地。欧洲的情况则是不同的，特别是因为那里的跨国公司集团，很少有才能依照一特定的欧洲逻辑而运转。因此，建立欧洲的过程，有一种与在美洲、亚洲所签订的条约不同的性质。
这个过程是对欧洲资产阶级的清楚要求的一个反应，但是它并非没有矛盾。马斯特里希特条约所选择的道路，也许是最快速的。无能如何，它是最有约束力的。它的失败不但是由于它对民族经济特征的低估，而且，甚至更是由于构成欧洲联盟的每一国家的不同形式的阶级社会关系。
这种聚合性的缺乏，每一次与其他两个帝国主义强权打交道时都显现出来。最近的关贸总协谈判，使我们可能测量这些关系缺乏对称的程度。欧洲是充分地玩自由贸易游戏的唯一地方。它的经济的渗透性，减弱了它面对竟争者时的竟争力。因此，由于它的多重失衡，帝国主义的共管，在潜在力上是一个充满了冲突的共管。除非它发展出一种欧洲“民族主义”，而且这种民族主义并不相依于某大集团、或者某一个大民族的利益，欧洲资产阶级将会持久地被暴露在目睹退回较传统的民族主义的过程。
2．5东方与南方：相似的插入
南方东方各种国家的非常不同的表现，并不使整体地考察它们的情况不可能实现。一个非常突出的趋向是，几乎普遍选择被输出所推动的增长模式。这个普遍的做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像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那样的国际机构强加给所牵涉到的国家的。因此，世界经济的整个逻辑是基于这些国家之间，在低工资或者其他特定益处的基础上，为了极端多变的投资或者非常不稳定的市场进行竟争。这就导致一种新形式的依赖性发展，勾划出可称为新帝国主义的轮廓。
在这个游戏中，每个国家不能都是赢家。主要理由在于算术方面：与南方国家的总数比较起来，帝国主义国家的总吸收量是有限的，而且将会停留在这种情况中，如果前者成功地为了这些成功的社会效果继续将货品卖给后者。在这样一种市场中，“报价者”亦即低工资国家，就被绊在一个循环逻辑中，这种逻辑就使报价者减低了他们的“相比较而言的益处”，那主要是在于他们的低工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竟争中，低工资国家的商品输出者，势必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所以为了减低成本，势必使他们在自已国家降低工人们的已经是很低的工资。]所以，这种布局，不是发展的一个模式。这是与南韩轨道不同的。任何新国家，欲想在国际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使它的工业部门完全被掌握，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不太有系统的成功，也许可能，不过，这些成功将常常是相对于邻国竟争者的成功。
这个进化，并不只是不平等、变异的来源。它也提出了一连串补充的问题：生产货品远离消费它们的地方，并不是个新现象，但是它现在牵涉到更多分量的原材料和商品，所以，从能源过多的消耗、道路网络的兴建、污汽的散射等方面看来，这就代表相当大的生态代价。
这样一个模式，也导致工作条件、安全、健康及生命方面的降级。工作场所的意外事件、生态环境的灾祸也会增加。在有些情况中，造成污染，或者危险的工厂，就干脆从北方搬到南方来。有毒的或者放射性的废料也是如此。
富国除了在经济上实施保护主义以外，在移民政策上也实行保护主义。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国家所支持、所发展的全球制度的负面影响的一个反应。
同样的考虑也在东方国家复辟过程中起作用。这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东方国家，不但不构成一个新边境、一个可使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地区，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一个国际资本无法接纳的负担。德国再统一的经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即使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志、巨大的财政资源，它的同化仍是一个矛盾、困难的过程。对于太穷、或太大的国家，这样的同化更难实现。这里，占主导地位的逻辑，又是在这些国家中，选择一些呈现充分兴趣、能在某些程度上与资本主义欧洲聚结的国家。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波兰似乎是处于最优良的地位。这就意味，其它国家将会被放在一边，如果不被袭击的话。南斯拉夫前例，无疑是一个两可间的情况，但是，它的内部紧张状态，却明显被欧洲对南斯拉夫的不同部分所施加的不同吸引力所增强。前苏联在未能稳定其不平衡或紧张地区之时，必须在达到某一程度前，恢复它在乌克兰国家中的经济中心的角色。
外来替换人员的缺乏，将会以强调发展一种寄生资本主义的趋向，给这种恢复过程一种特定色彩。这种寄生资本主义，是相对地不可能抓住经济的中央核心的控制权。在这些东欧国家遭受非常深刻的社会分解过程的同时，被人认为属于它们的、在劳动力的训练和技能方面的优点，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消失了。它们“第三世界化”的那种假设，正快速地变为现实。
3．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现有模式
3．1一种退化的运转
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提供了这样的证明：新自由主义解法方法，并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回到60年代的道路。利润与销路之间，还不能够出现发人醒悟的结合，而目前局势是由一个相对新的现象所主宰：获利的条件已被重建，但是伴随它的，却是在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和大量失业的持久之间，找一个折衷办法。现在的资本主义，已经露出真面目：它是一个具有具体运转模式的极端矛盾的制度，这个具体的运转模式，倾向于使利润和销路脱离关系，甚至使两者对立。
这个矛盾在今天，渐增地取得了这样的形式：资本主义虽然能够、知道如何有利润地生产，却不能满足人类最紧要的需要。由于社会需求被不再使生产力可能增进的货品所替代，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增进，大部分是在扩张长波中积累的，已使寻找可以用同样利润前景再投资的部门，变得十分困难。换句话说，与利润率保持协调的真正工资增长，被一个相对剩余价值的前景所限制，以致60年代的互相配合的行动，通常称为福特主义的，不能重现。这个困难，以其本身的方法，被资本主义的逻辑所约制。这就是，不生产没有利润的东西，这就是失业的根源。这种失业应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式的失业。
3．2有限的合法性
这个分析的推断结果，是资本主义运转模式的有限的合法性。为了不在事后把它的成绩加以理想化，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在其扩张时期的强处，就是它在自己的逻辑之内，对付需要和渴望的能力。在那个时期，它在按照增高的购买力，以相对的平等主义的方式，重新分配因发达而得来的收获时，也有能力保证这个发展能够持久。无论如何，它如此充分地这样做，以致使它自己在外表上表现出非常有效率。随着时间的飞逝，大家越来越清楚，这个时期——最后分析起来，一段在历史尺度上较短的时期——只是一个快速结束的插话。资本主义已经倒回“正常的”运转，那就是较慢的、受狂野摆动所支配的增长率，大量的、永久性的就业不足，日增的社会不安全，以及在国际平面上的、综合及不平衡发展的最古典特征的尖锐化。
不平等的扩大，包括国际平面上，从现在开始，甚至比过去更加是，资本的一个中心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是如此：不平等的扩大是与调整销路结构来适应有利可图的生产结构，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的恶性循环，真正牵涉到拒绝生产及把整个社会层份和人口搁在一边。严厉分隔的丑恶面孔是每个社会组成物的一部分。这种排除在外的机制，在到处运转，即使在不同形态之下。除去社会内容不同之外，帝国主义国家之内的失业人数日增，被支配的国家的非正式部门的扩大，都是由同一结构决定的。
3．3不受约制的资本主义
官僚社会的垮台，构成了工人国家长堕落过程的可预言的最终结果。后者有着如此灾难性的结算表，它们的社会成果似乎如此不值得保卫，以致资本主义的复辟看来好像是最容易的道路。这个不可挑战的历史裁定，一旦时间过去了，将可能会被另一方面所完成：在战后时期的欧洲的革命威胁，以及在接着的几十年中的第三世界的革命威胁，将会在实现较好的、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的成分时成为重要因素。那个较好的、受到调节的资本主义，特别能够在先进国家保证充分就业。但是现在，一切事情却在这样进行：被信以为真的抉择，不管是官僚的或是改良主义的，其失败已经使场地的门大开，让当代的，后退的资本主义运转。
3．4福利国家的衰落
渐进地折除所谓福利国家，是新自由主义攻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潜力而言，一切工资关系被整理成法典和社会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今天都要受到攻击和摧毁。这并不表示，这个攻势是在无阻碍的情况下进行：关于这一点的结算，以乎是含糊不定。挫折、失败都有发生，虽然它们是局部的。例如，撒切尔的、在体制上减弱工会的政策，就深刻地修改了力量关系。但是，在这同时，也存在了非常强大的社会抵抗。这个抵抗已经阻挡了会破坏重要部分的社会安全网的议程实现。在某些情况中，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成功，已经导致如此严重地障碍机能，以致福利国家的主题正在重新出现，虽然这个重现是接近于对穷人的施舍，而不是社会的规则化。
这个趋向与全球化的后果结合起来，发展出一个可能会使民族主义复苏的经济架构。民族国家的这种关节断离及其相对地失去实质，使工人群众处于渐增地不稳定、不牢靠的生活条件之中，因此创造一个要求使人安心的社会秩序的欲望。
3．5充分就业的终止
资本主义之失去合法性，可以从它之无能力保证回复充分就业上看出。这里的大新奇，是资产阶级明显地、高声地宣布：从现在开始，任何回复“好的旧日子”，不再是他们的目标一部分，因为那样做简直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承认深刻地在意识形态上改变了力量关系，因为资产阶级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对失业问题，不再有一个合适解释。在今天以前，它总是把失业归因于劳动市场的过多规则、工资过高、青年及工人之训练不够、现代化的要求和技术的改变。自从经过了15年的工资紧缩和平均技术水平增进之后，失业继续存在以来，失业的根源必须从经济制度本身去找。现在是更容易向工人们证明这一点了，特别是对那些本来是最不受失业影响、现在正被要求向其他人“看齐”的社会层份和国家。由于有关资本主义制度可自我脱离险境的能力的错误解释及幻想之逐渐消失，可以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矛盾的一个显露阶段。经济恢复的某些因素正在数个国家显现出来，而资本主义当然对增长率之每半个百分点的增长，不会放过大叫他们已经胜利的机会。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且由于最近衰退的严重性，这个过程在某些国家也许相当深，但是它决不能修改我们在中期的看法。所有这些恢复的运动，都是周期性的，而且在中期会朝向持久的社会退步。
要在质量上倒转事件的进程，必需增长率在连续几年中等于、或高过扩张年份的增长率，即5或6%。发生这种局面的结构条件并不存在，而且是当代资本主义所无法达到的。要做到这一点，工作时间必须大大地减少，生产必须在满足人类需要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不用说，这种做法，就其本性而言，是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相异的。
3．6一个无法支持的模式
资源之不受节制的消耗，是形成整个不平等到制度的一面。因此，它不能向世界上的每个人提供同一生活水平。但是，即使事情是不同的，要把这个毫无节制消耗资源的模式一般化，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资源的有限分量、多少年代的浪费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无法持久的。强化农业，过分开发海洋，使用非再生性的能源，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及核子废料，所有这些事情的后果，都使这个模式在空间、时间上的扩张有着一定的限制。
4．十字路口
战后扩张长波已经完结了。返回现在看来似乎是“黄金时代”已经是不可能了。资本主义已经在某些方式上，回到它的“自然”运转方式。这个“自然”运转方式的特征，就是不平等、无政府状态、没有社会保障、战争。但是，这个退步却发生在与所有先前时代在质量上非常不同的社会成果和技术潜力的基础上。今天，为每个人保证合适的生存条件，应该是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它目前运转的基础上稳定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设想一个能够利用时机上、结构上的条件的社会运动终于恢复活力，并不是荒谬，这些时机上、结构上的条件，在即将来到的年月中，是可以预期的。从时机的角度来看，即将来到的经济恢复，不管它是如何有限，将会有利于工资斗争、有利于反对剥削劳工的弹性做法。
但是，由于这个制度的根深蒂固缺点的持续，工人们已经感到这个制度的限度，甚至资产阶级都承认是如此，我们觉得自己正处在新开始的局势中。在这个局势中，幻想已经局部地消失了，提出与占主宰地位的经济制度的意愿相反的要求，也已变得可能了。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劳工运动，至少对它的有些部分而言，将从一个被某些士气低落所弱化的防御态度，转移到对这个制度及其运转方式提出正面要求的条件已经成熟。资本主义的演变，正为这个转移制造客观条件。就是在这个转移的进程中，一个复苏的反资本主义运动，也许会诞生了，那末，它的基础会是什么呢？
主要的困难是与新国际主义的出现有关。只要资本主义全球化，在使整个世界的工人们互相对立的同时，创造了团结他们的战斗的条件，这个出现，在客观上是必要的、可能的。近代资本主义在各地所强加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特别有系统的，另一方面是特别不完全的。非常有系统的是，它对所有国家都似乎是漠不关心的：在帝国主义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基本上，与强加给南方东方国家的结构调整政策，没有什么不同。世界革命的三大部分，迄今为止相对地不同的，已经在实际上被资本主义全球化统一起来。全世界的工人们对于终止关系到他们大家的、把他们的生活水平向下拉平到最低公分母的过程，有共同的利益。
明显的是，客观条件并不足够，意识上的延迟才是本世纪末最严重危险之一。这情况发生在全世界工人的身上，欧洲工人也不例外。后者因被马斯特里希特的逻辑推使去进行彼此之间的竟争，在目前，还没有像资产阶级协调其攻势那样，找到道路来采取一个联合、协调的反应。对这种意识的、物质方面的主要阻碍，在于留给每个国家来执行的职责的持久性。虽然，使社会退步的政策越来越多地以外来约束力的名义（马斯特里希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或者国际货币基金会）来推行，但是它们仍然被民族国家来推行。再说，这种对全球逻辑的屈服，甚至在资产阶级内部，也有矛盾的；老板中间，存在了多个非霸权主义的部门，这些部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建议的。有些潜力上是供资产阶级抉择的解决办法大纲制订出来了，可是，除非两极化到了极右的时候，它们尚未成形。新自由主义建议，并不对资产阶级继续统治的一切必要条件作出回应，但是，它的内部逻辑是相当前后一致，而且消除了自我中心的变异，因为它是以国际资本最强大、最有动力的派系的积累动力为基础的。
从被剥削者的观点来看，这里有一个滑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诱惑的大风险，它的吸引力是在于两个因素：在一方面，是这个事实在这个一般化竟争中，不是每个人都能打胜，所以你必须保护自己；在另一方面，则是这个含糊感觉：没人控制世界的进程，所以还给民族国家再度调节经济的必要方法，是必需的。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观念并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但是，就这个术语的原始意义而言，它是反动的，因为它不但试图回到资本构成的一个先前阶段，而且只能使它自己建基在资本的少数、甚至落后的部门上。我们必须像避免瘟疫那样，避免我们的意见与对资本的这种批评汇合一起。我们必须以清楚定出反对野蛮的自由贸易的进步目标来区别我们自己。
这样做的最好方法，就是使用一个更新的、完全符合目前要求的过渡纲领的逻辑。这么做的起点，是一个不同的、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经济方向在世界各地都是可能的这个观念。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它在根据自己的标准所乐意生产与人类优先需要之间，引进了一个日渐加深的扭曲。这种扭曲，在帝国主义及被支配的国家都存在，，而向资本主义提出基本、具体的要求，不但显出它的局限，而且证明了用其他方法组织经济的必要，不管我们怎样称呼这个其他的方法。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样一种接近方法的要点，是减低工作时间：如果这样一个要求能够正确地提出的话，那末，为它而动员起来，就会渐增地导致对整个制度的批评。这个方法并不是分担失业。它提出了为重新分配收入而战斗的必要。它也不是意味着接受劳动强度的增加，因为它再次提出了工人控制劳动组织的观念。它反对廉价劳动，因为这就意味着逐渐要求实现不同标准的经济效率，特别是监督投资的社会有用性的权利。
在被支配国家中，人民议程的要点是相当容易识别的：废除债务、农业改革、增加工资、税收改革及订立对社会有益的预算。还有，每个国家的资源必须被不同地使用，而且必须被重新导向国内市场及满足当地需要，打破输出有绝对优先权的倾向。主要的经济规则应该是：不要把与世界市场规范的任何联系，当作独一无二的经济标准。它之盲目应用，在事实上，只能导致整个社会层份之被驱逐。我们的主张就不同：我们必须接受和找出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方法，即使这意味着国内市场的价格比世界市场的价格高。没有某种程度的分离，真正的发展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世界上有国家需要社会条款，它们当然是南方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被迫用不平等的手臂与世界上最有竟争力的工业竟争。
关贸总协及世界贸易组织的首要功能，就是禁止任何措施让南方国家实现与世界市场的任何分离。反对这两个组织的斗争，就展现了使各地人民的利益汇合的道路。这就提出了产生新国际主义的可能性。其实，满足世界各地工人的需要，在客观上，不应该有矛盾的。某些人的安乐，不应该由其他人的绝望无助的贫穷来滋养，使一群人与另一群人相斗，在事实上，只会导致每个受损害。
至于生态环境，全球人类的安康不能分区来处理。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稀薄和森林的毁坏，也许不会每个人有同样的影响，但是总有一天，人类本身的存在会受到威胁。
从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工人在世界平面上的命运的改进，可以产生合作、相互支持的关系。如果世界经济有了激进的改组，贸易对每个人有利的观念，将会取得一个真正的意义。这种激进化的必要性，不是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相反地，它是一个制度的进化的产物。那个制度，已经把对尊严、公平的最合理、最基本的渴望，转变为无法达到的目的。这样一个差距的存在，已经把一个革命方案的再度实行，放上议事日程，没有这个革命方案的再度实行，这个差距就会被野蛮主义所填补。
[兆立译] |
世界新局势的挑战——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世界新局势的挑战
Challengesofthenewworldsituation——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上一次世界大会是从1991年1月柏林墙倒塌了一年、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的前夜召开的。它开始注意到世界大转变的动力。现在我们必须客观、合理、恰当地评论这个转变点。
a)我们必须对这些已经继续了十年的变化作出估量，而不是拿一些关于经济周期或斗争周期的观念来安慰自己。我们正处在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公共机构、文化）过渡中。社会力量及其政治表述的改组，是一个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斗争形式和新组织形式，将会随着结构变化（其宽度可以与本世纪初帝国主义和战争给工人运动带来震动的结构变化相比）、社会构成的演化而发展起来。这就表示，必须有新经验、新一代。
b)我们必须对过去几年所面对的大问题，就我们之间对事件及任务的基本协议作出检视。没有这个基本协议，一个有组织的国际激进派别，就会很快地在行动上失去它的有用性，而会减缩为一个基于过去留下来的密切关系的智囊团。
c)我们必须开始对纲领进行再下定义的必要工作。我们的传统和遗产，令我们仍可理解这个正在成形的世界。没有比为了狂热赞扬空洞的新奇事物而忘了我们的整个过去更无建设性的了。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个国际运动，如果不帮助分析这个大转变，如果对真正新的问题不帮助大家作出反应，就会快速地被看成为无用的组织。
要分析的问题是实在的、大量的：全球化的后果，国际劳动分工的改组，民族国家的危机，地区经济、政治实体的形成，国际机关的发展和新司法关系的发展。虽然我们应该小心使用类比，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可以比拟于工人运动在踏入二十世纪时铸造其理论、政治文化的时候所面对的任务的：帝国主义的分析，对民族问题的争论和关于政治、社会、议会组织的形式的斗争。
Ⅰ.一个新的时代？
1.在过去几年的大政治事件的背后（柏林墙的倒塌和德国的统一，苏联的解体，海湾战争和非洲的军事干涉，巴尔干半岛上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增长发展期的衰竭。工业化国家从1945年到1970年的平均增长率是例外地高：5%。相形之下，1914年至1950年之间约只有2%、1973年以后只有2.5%。全世界生产量增加了7倍，贸易额增加了4倍。这个迅猛的增长，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提供了社会妥协的基础，塑造了这些社会妥协的主要角色（改良主义议会党、工会运动、第三世界的民粹、反帝运动）：
●在帝国主义中心造成了福利国家、崇拜进步的发展，改良主义立场的增强、高压性社会协约和官僚现象的加深；
●东方国家的官僚层对短期内赶上、超越资本主义和西方的狂喜（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头几年）；
●万隆会议和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地化及发展的方案（新世界经济秩序、技术转移，以大力推行输出为主的工业化）。
这个布局，鼓励了向统治制度作激进挑战的表现：民族解放斗争（阿尔及利亚、古巴、印度支那）反对传统形式的殖民化和依赖关系；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的群众反官僚斗争；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青年运动、群众罢工运动。
2．正在发生的大变化，时常以全球化这概念来概括：全球化有时候为了对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唱出近代化的赞歌“没有边界”，有时候却相反地给说为恶魔，为倒退性的反弹用作借口（经济保护主义，社会条款，反移民的落后措施）。因此，明确说明正在进行中的变化的现实，极限和矛盾，是重要的。全球化真的在加速进行。国际贸易量比相关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量增长得快。自从1975年以来，外来直接投资已比国内投资增长得更快（从1980年到1988年，在美国——日本——欧洲这个三角关系之内的外来直接投资，增加了三倍）。公司的相互渗透和合并，正在创造寡头卖主垄断。这些寡头卖主垄断与其起源国的联系，正在消退中。国际贸易作为积累基础正在取代国内市场的发展（见FrancoisChesnais的《资本的全球化》一书，第184页，1994年出版。我们能作出“世界市场已经创立了”的结论吗？这个说法是如此的一般性，以致必然暖昧不清。虽然全球化的加速不容否认，但是以1990年为例，国际贸易量只占总交易的20－30%，而外国直接投资只占全世界的国民生产总值的1%。虽然资本与货物市场日益联成一体，劳工市场却不是如此（富国的3亿5千万个工人平均每小时获得18美元的工资，而穷国的12亿工人平均每小时却只有1或2美元的工资。虽然许多跨国公司在数大洲运作，并在数十个国家进行生产，它们仍然依靠占支配地位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外交、货币和军事的权力。最后一点，在最近几年中，资本的全球化，是在迅速转为金融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我们正面对着一个中期过渡的局面，一个旧调节模式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效应，已经可以察觉了：
a)社会结构的变异；
b)政治、经济圈的分离（导致民族国家、统治阶级的危机）；
c)市场及公共机构试图进行地区性的改组。
3．在社会冲突中被上一个增长期和模式所形成的演员们，已经在危机和自由主义的攻势、生产机构的改组的效应下程度不一地被瓦解了。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劳工相当显著地下降（工作组织和技能上的变化，个体劳动化和弹性），而服务劳工则上升；尤有甚者，是长期失业和持久的被排除、城市空间的改组和工人阶级集中地的局部解体（过去用于决定社会团结的工厂——工人区），郊区、妇女和青年的边缘化等方面，都有了惊人的增加。在工资劳动占80%以上的积极人口，和传统的初级团结机制（扩大的家庭，与农村的联系）已被粉碎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够预测到历经数十年的这些现象的结果。
在前苏联及东欧，依赖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再加上第三或者第四世界的新形式，将会对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有破坏性极大的影响。这个过程，暂时被私有化的局部性所减慢（与混合性财产形式有关的低官方失业数字），但是城市危机已经非常严重，而且会引起向农村的倒流（城市人口外流）或者向西方移民。
一连串依赖性国家，不但见到了工业化模式被替代的结束，而且见到了二元化现象的越趋严重（自由贸易区，黑市经济，农业问题）、原始物资主要输出品的削价出售（北方国家的技术变化、不平等的交换及这些市场的金融化）。城、乡的危机已到了如此地步，以致没有认真的农业改革就看来无法控制。这种农业改革，只能直接与土地方面的寡头势力有联系的统治阶级发生冲突。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及难民，正达到史无前例的比例；同时，企图控制这些流动的干涉（海地）及排外的立法措施（中根协定，加利福尼亚州的第187号议案）也是如此。
从前一个斗争周期中出来的，有组织结构的力量（社会运动，政党、工会）已在社会地位上被削弱了。在下一个斗争周期的新组织中心尚未出现之前，在富国（英国矿工，意大利的浮动计算法，法国的钢铁工业）、穷国（玻利维亚矿工，墨西哥的农业反改革），都遭到意义重大的失败。从这个观点来看，巴西工人党是上一个增长时期（工业奇迹）的遗留物的成份，多过是未来的一般模式的成份（在许多国家中，尽管独立阶级党的问题仍享有全盘的宣传乃至鼓动价值）。在增长时期所锻造的“民族妥协”的松懈，阶级运动的挫损，都助长人们发生对身份的恐慌，寻求其它种类的社团（民族、种族或宗教的）。在上几个动员周期中锻造起来的社会力量和组织形式，差不多是精疲力竭了，而新一代的激进份子却还没有明显地出现。青年的角色（由于惯例）和妇女的角色（由于更特定的理由——见IIRE〔国际研究教育所〕1995年出版的NSR22〔学习研究笔记本第22号〕《Women’sLivesintheNewGlobalEconomy》〔新全球经济中的妇女生活〕的“WomenandEconomicIntegration”〔妇女与经济相融合〕一章），在发起新的动员周期的时候，将是决定性的。
4．全球化的大后果之一，是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分开的倾向。在50年代，各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经济，形成相当一致的整体，把市场、领土和国家连结在一起。国际竞争和撤销管制规定，带来了经济逻辑与政治主权的破裂。在很多情况中，说出一个产品或一个公司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变得困难了。在全球化中，赢家与输家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不但在国际规模上，而且在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内，都正在加深。加深的程度，使得福利国家的社会妥协正受到粗野的考验：“当我们不再是一个经济的一部份的时候，我们仍是一个社群的一部份吗？”（〔美国劳工部长〕雷奇的话）。像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有点夸大（特别是就美国而言）；不过，它表达一个真正的倾向和真正的悲痛。
事实上，这个危机影响到国家在过去培育了相当社会内聚力的再分配功能。对于被私有化（私有经济权力的再度加强）、全球化（从经济、货币关系上的失却控制）和撤消管制规定的联合冲击所驱回的社会公共机构而言，这已导致它们失去合法性。这个现象并不限于依赖性国家或仍未站稳的统治阶级，而且也开始影响到欧洲的某些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改建，国家（例如美国、意大利及比利时）及地方的债务，将税收负担转移到最穷人民的身上，以及公共财政的严重危机，所有这些不但造成对福利国家机制的挑战（生活费用津贴、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对工资、福利个人保险和慈善事业的削减），而且造成地区不平等的增加。
经济、财政权力之以公共服务、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私有化，不但使贪污舞弊飞速发展，而且使黑手党式的现象激增。在依赖性国家中，这个一般性倾向，已经令人民主义制度产生了一般化的危机（墨西哥、阿拉伯国家、次撒哈拉非洲），及在债务压力和输出推动的资源（原材料）受损害下的私有化、美元化和丧失主权的过程；对某些国家而言，更产生一种“非自愿的脱离联系”。（从1966年到1987年，虽然新工业化国家在世界总输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1%上升到5.5%，西方国家的总比重却从23%下降至15%，而拉丁美洲的比重则下跌至3%）。微弱的地方“精英”所遭受的这种大失败，由于不能够借着能独立生存的民族方案而使他们自己均匀化、稳定化，所以就加深了贪污，加剧了受保护人之间重新分配清闲的优薪厚职工作，而且也加深了某些国家沿着氏族、种族的界线而支解的倾向（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墨西哥、阿尔及利亚所经历的危机，特别发人深省，因为这些国家经验过革命或激进的解放战争，本应是最能克服依赖性的。今天，墨西哥正从与其北方大邻国作出有损其社会的结盟中寻求挽救，而阿尔及利亚则正在其前殖民统治者的仲裁下，陷入伪装成内战的混乱中。就是在这个情境下，我们能理解社会暴力、政治暴力及“阴影身份”的兴起。这些“阴影身份”的兴起，是与阶级身份、团结的弱化成反比的。
5．统治阶级由竞争所造成的分裂，只有通过联合它的国家方案，才成其为统治阶级的存在。民族国家方案（它在上一世纪是在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出现；而在这世纪，是在非殖民地化、独立的过程中出现的），由于没有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出现，已经耗尽了它的融合、统一的效果。现存的国家，仍然是阶级统治的必要形式，但是就全球化的主要倾向而言，已经不再是合适形式。这就解释了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人物的非稳定性。这个非稳定性，到处可察觉到；迅速增加的贪污、附庸主义和毒品走私；冒险家的兴起（藤森、科洛尔、伯路斯科尼）；最不能够接受国家主权的丧失、最不能够适应自由主义竞争的结果而无法统治力量挑战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层份，在资产阶级政党中产生身份危机及领导层之间的一些分裂现象；大企业中间因眼前前景和解决方法而起分歧的迹象（欧洲，北美自贸协，世界贸易组织和美国的罗斯·佩罗特）。
在这方面，意大利尽管有其特殊性，也有相同的征象。在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在印度次大陆？），官僚人民主义周期，正是山穷水尽了。在非洲，许多个脱离了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还没办法巩固民族现实或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贪污和附庸主义在过去所产生的再分配的结果及阶级之间的团结，正在消失中。买办精英也正在消失。许多个既不能进行结构调整、又不能让社会分解的依赖性国家，已变得越来越脆弱了（埃塞俄比亚、苏丹、阿富汗、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甚至那些在为独立而斗争中无论其形式和长期后果上都是最激进的国家（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安哥拉、莫桑比克），人民主义政权已经耗尽了它们的历史动力；它们的官僚和资产阶级精英，则在事实上或在法律上已接纳了主权的部分丧失。新殖民主义的关于儿童——人民的不成熟、需要“良性”指导的论述，仅仅在20年前尚是无可想象的。今天，这种论述攻势，只不过是这种局势的一个反映而已。
在官僚政权中，一个有企业进取心、有动力的资产阶级的出现，已经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不同层份的官僚层的分解，却产生了投机资本主义与官僚附庸主义的混合物，产生了一种买办式、黑手党式的原始资产阶级。
6．社会主义方案不是处在危机中的唯一方案。在前一段时期共存、互相冲突、互相补充的许多不同的世界观也是如此——万隆会议、资产阶级民主的普救论和幻想在大步向前，及将在2000年得胜的生产主义共产主义。自由市场和议会民主的二马拉车的胜利，没有生存很久。即使在军事、政治的思想方面的历史性类似是有点无可避免，但是，由于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变异的深度及将会产生的结果的不确定性，通过类比（例如推衍到本世纪或者30年代）来推理，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仍旧非常注意不可预见的事物，非常注意旧矛盾的特定的当代形式。我们不再处在1968年的政治时期。我们还没有走出衰退长波的经济周期。我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的文化所开启的一个时代（包括它所产生的政治文化）的末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创立的不稳定平衡的破裂，并没有像〔美国前总统〕布殊所宣布般产生了一个新秩序，却在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中，产生了新的、无可避免的冲突（不平等、依赖性、种族隔离），及暴力的（海湾、南斯拉夫、卢旺达）、不稳定的冲突。我们现在正在对付一种（在文化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倒退的反改革。对于这个反改革，我们不得不要开始抵抗。资本主义的反改革打击一切民主和社会成果，而带来长期失业、岌岌可危、新旧形式的贫穷、排他主义、流行病、某些人口的绝对贫穷化、生态大灾祸、新技术和道德危机。解决经济危机，总是有办法的。但问题是以什么代价，对什么人。目前危机不一定会产生一般性的大灾祸，但是不平等的缓慢扼杀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加深，能够采取同样暴力或同样野蛮的形式。在周期运动之内，渐增的矛盾，就成为这个制度的本质上特征：市场尺度之既不能调节复杂工作的交换，又不能使社会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关系井然有条。就在危机中，出现了新的潜在调节模式的因子（新技术、新产品、新的劳动部门和组织）；然而，这些因子仍然是局部的；它们尚未被制度化。
要重新建立积累、持久增长的新阶段，不但要看是否能够在主要国家更改力量关系，且要是否能够重组市场、领土、公共机构和法制。紧要的问题是状况的变化程度：依赖和统治之间关系的再分配；地区实体、地区集团的出现，和能够约束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国际协定、国际团体的巩固。这就引致了好几个越来越可怕的问题：
a)全球化的政治工具、机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帝国主义军事同盟、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新形式的问题；
b)与具有非常不同特征的地区实体的出现有关的种种问题：货币和政治统一的企图（欧洲联盟）；在富国与依赖性国家之间的、在帝国主义霸权下的共同市场（北美自贸协）；依赖性地区的共同市场（墨西哥与中美洲自由贸易协议）；一个或多或少地有组织的自由贸易区（石油输出国协会）；和
c)在数个国家的危机和分解；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地区冲突的多重性。我们将要简短地讨论这三大题目的每一个。国际组织——哪个是一个不太大的组织——的功能之一，是在实际上以设法完成一次纲领的刷新，引导我们通过这个过程而作出贡献。这个纲领的刷新，必须在某种限度之内与20世纪初的大争论可以比拟。20世纪的这些大争论，决定工人运动的不同构成部分的政治文化，几乎达一世纪之久。
Ⅱ.新问题？
7．民族国家之尽到连接货物及资本市场、劳工市场和政治机构空间的功能几乎已达二个世纪了。全球化不能保证会把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单纯地转移至一个较大的领域。资本的一个部门是直接国际化了。在这同时，合并和集中，正在画出资本的（在欧洲大陆）地区部门的形成草图。资本的另一部门，仍然是民族。这个过程是综合性的；并无自动的经济机制。组织市场、锻造政府的政治意志也在起着作用，但是没人能预测怎样的政治机构形式会在将来占优势。就目前而言，联系着全球化的民族国家、联邦计划（欧洲）及公共机构是在过渡的过程中结合起来的。无论我们观察世界贸易（关贸总协——世界贸易组织）政治协调（建议中的联合国改组）、债务管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甚至生态管理（里约高峰会议），国际机构似乎是越来越明显可见和活跃。有些人走得太远，作出结论说，一种有组织和超帝国主义已经到来了。在这种超帝国主义中，无国籍的有机寡头卖主垄断和世界范围的原始国家机构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们尚没有到达那个阶段。但是，全球化的工具，已经向我们的分析和干涉提出了我们应该面对的问题。
a)从关贸总协到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战后所建立的制度（布雷顿森林制度、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份，关易总协是列强所控制的自由化贸易机制之一。这些机制的目的是永久维持不平等交换和依赖关系。在自由贸易的信条后，隐藏着以下的现实：结构调整的勒令，为富者而设的隐藏的保护主义，各类服务撤消管制后所增强硬的文化、金融霸权，自然生长的遗留物的“专利”等等。参比依据马拉喀什协议，从关贸总协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谨慎转移（偷偷摸摸的议会批准），意味着在使国家、民选政府（包括坏政府）及法律受世界市场霸主及其规章法令（条约的第16-4条文）的控制方面，有了新的方法。
b)在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压力下，债务继续对依赖国家扮演了约制的角色。即使世界贸易组织保留了国家代表制，在国际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平面上，却没有这种东西。它们体现了资本的毫不掩饰的法律：你有一元，就有一票，有十元，就有十票！当然，这些机构的决定权是有限制的，是与主要跨国公司的份量成比例的：国际货币基金会控制的资产货币互换力少过相当于百分之二的世界输入额，10个跨国公司所获得的总利润，却几乎相当于190个第二大公司和500个世界上最大公司，并且，更无视于它们日增的利润，平均每年解雇40万员工。但是，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却有管理第三世界、东方国家的权力。另一个世界范围的合作、增长模式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代替世银/国际货币基金会/世贸组织七大工业国家的国际调节机构；在同等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之间有计划地作出有害于穷国的财富转移；允许各式各样的发展方案存在的新贸易规则；在世界市场依旧受到商品交易及纠正价格的政策支配下，与它作局部、有条理的分离；在这架构内协商移民政策。
c)这个制度的反常性，可由关于一个假设“社会条款”的争论来清楚说明。这个假设“社会条款”是反对从被支配国家的输入品。在富国，任何关税障碍，只允许用来惩罚搬到其它国家、利用该地廉价和无保卫能力的劳工的工业（欧洲行为法，或者为了那些在制裁南非时期投资该国的企业而订的沙利文原则）。援引第三世界的竞争来解释工业化国家内的失业，纯粹是在变戏法。
富国与依赖国甚至新近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可带来职位的丧失。然而，就资本的流通而言，一般说来是有利的。因此，有没有工作的问题，主要不是竞争不公平的问题，而是经济逻辑本身，也是有较高生产力的工作响应社会需要的问题。
由于撤消管制的结果，遂令搬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好处正倾向于减少，而搬到其它富国地区的好处已在增加，因为在富国也各有社会保证、社会规范的不平衡发展（甚至在欧洲联盟之内，工资差异已变得相当大）。
此外，劳动密集部门（例如纺织或电子零件）的这些进口货，大多数来自为了逃避工会而迁移他国的工厂。这些工厂，大多数属于以帝国主义国家为基地的工业集团，只有少数属于以输出国为基地的公司（例如南韩）。所以，主要问题不是对富国的进口货收取社会税（它的管制及终极结果无论如何是不确定的），而是如何管制在国外生产的跨国公司（破产管理，全部或者局部的没收，税务改革），或者是有别于大资本主义方案（例如七大工业国的电讯计划）的方案。
8．世界领导层的重组，是从这个危机中崛起的政治条件之一。美国已经衰落到如何程度呢？
●自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已经利用其军事优势及国家权力来重新确立军事、外交的霸权。它也开始发展在某些部门的生产竞争力。但是庞大的预算、商务赤字的残存，突出了这个进化的脆弱性！欧洲的僵局与日本的局限，在短期内堵截了出现一个能取代美国位置的真正世界领导的可能性。美国的政治力量与其经济弱化之间的矛盾，就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矛盾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改组、缺乏新的货币秩序、军事公约重新定义，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付列强的隐蔽的保护主义时的处境岌岌可危。
●美国（及主要的欧洲强权）在伊拉克还没有进攻科威特以前，就已依据新的战略局势（在阿斯彭所宣布的国际关系原则），改变了它们的军事政策的方向，主要用来对付第三世界的不稳定。所以，在海湾战争以前，这个新的国际关系原则就已准备好，而且在以下地方试验过：快速部署部队的使用，所谓低强度的战争（中美洲），及直接的短期干涉（格林纳达，巴拿马）。在世界新力量关系的背景上，海湾战争被视为是一次过重型攻击的类似行动中第一个大规模的例子。在欧洲的政治——战略性蜂起的推使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新被界定的角色，从一开始就要服从这个全面政策。
●军事干涉在得到人道主义的合法化依据后，就成为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从围堵到扩大》文件上的第四个战略平面。干涉（和相互关系）的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在道德义务和政治权利之间摇摆。这里所谓的义务，就假定干涉者的干涉是完全无罪的，仿佛过去的历史、干涉者的利益、联合国安理会的等级制度及其常任理事国等等事实都不再存在了。
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是帝国主义者想找出一个新的国际法。这个国际法，不但可以反映新的力量关系，而且可以使已被殖民战争，特别是被长期越战所消灭的维持世界秩序，再度成为合法的行为。对海湾、索马里、海地、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等地的干涉，已经在这个法律——意识形态的论据中，清楚地显示出实际上的矛盾。谁决定、谁应应用（联合国的决议和在战地上实施的军事命令）？国家正式宣布的主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单方向的权利可不可倒过来使用：不单是富国对穷国的干涉，并且是反之亦然？
●联合国新世界秩序中，据说是四海为家的权威，却很快地显露它自己仍然是给帝国主义行动作掩护、合法化的“装饰品”。联合国出产公报。它的宪章及国际法上的法律漏洞，则允许多重干涉，而各有依据。最白热化的例子有，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下的美国干涉（波斯尼亚），或者在美国指挥下的干涉（海湾），或有意干涉的任何国家、利用联合国的地位来进行干涉（法国在卢旺达，美国在海地）。雅尔塔双极合伙关系的结束，清楚地显示了这些国际机构的代表性问题；而且，除却用根据上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力量关系标准（在上一次世界大战后占主导的力量关系，包括安理会、影响圈、军事力量、或人口比重，等等），它们亦很难重新定义它们的组合的基准。
雅尔塔所留下的等级制度，已无束缚力，但是，超越国家或国家联盟的调解的国际民主主权，尚未存在。因此，以下两方的矛盾仍然充满了爆炸性：一方是需要建立一个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全球化有关的货物及资本市场、正式或非正式的货物及资本市场转移（涉及主权）的国家规章；另一方是由劳工市场的支离破碎引致的、主要是民族的社会规章。
9．马斯特里希特条约代表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在一个货币合并先决条件都有制肘的约束下，推向一个欧洲的政治组织。在这个条约被各国正式批准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反对它。我们的抗争不是像爱国主义右派那样大声喊叫维护民族主权，而是以阶级观念主张被欧洲自由主义者所痛恨的社会团结。我们的口号是：一个社会团结的欧洲，一个被他们的非民主、金融的欧洲有选择性、反平等主义的效果所损害的社会团结的欧洲。原先的马斯特里希特方案，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经济方面也有（技术官僚们没有想到那个自从1992年以来破坏了欧洲货币制度的危机会是如此的野蛮），政治方面也有（东方集团的崩溃及地缘政治上的扩张必要性）。但是这个不成功并没有停止这个方案的进行。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根据单一法案及马斯特里希特的精神（不是字面的，因为那已经用不通了），提出了一个多速度的欧洲的观念（一个自由贸易区及一个一直扩张到俄国的政治协作网络，组织一个以德、法为中坚的母国），作为对这个新局势的一个反应。
●虽然我们不是从头开始，虽然我们局部地是被已经做出的决定（单一法案，马斯特里希特，扩大过程）所控制的人（这里附带说一句，德国基督民主党的文件从上述决定中取得它的一些论点，我们不得不要使欧洲方案恢复原状。欧洲将会依据采取主动、决定它的内容的社会力量，变得不同：
●加阔、加深政治联结和社会汇合以反对货币的约束性措施；立即有协调地减低到最多不超过35小时的工作周；全欧工资与生活指数挂钩，及全欧性的最低工资；按最高所得改善社会保障；制订一个运输、通讯及能源方面的公共工程计划；工业方案及战略跨国公司的“欧洲化”。
●建立一个属于公民的民主欧洲：欧洲公民权及欧洲机构（所有居民均有投票权）；妇女应有真正平等的社会权利及人权；召开欧洲大会，及各国议会都有否决权；废除申根协定，废除所有的像帕斯卡法那样的歧视措施。
●适当地使用附属的事物：把附属的事物的民主内容定义为权力的新分配以及在国家、欧洲联盟及国际平面上的主权特性的新分配。这样一个架构，就会使解决向超国家前进、承认集体民族权利（巴斯克、科西嘉等）成为可能；
●一个和平团结的欧洲：核子裁军，取消债务，新合作形式，生态措施。
10.在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现存国家的效率和合法性的危机、劳动分工的重新调度、人口的新混合的现状下，那些投向国家形式存在的民族，不再能够扮演上世纪或非殖民化时期的民族国家所扮演的融合角色了。这就解释了寻求神话式的（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烈士）、带着净化幻想的以种族或以身份为基础（沙文主义及排外主义）的合法性的倾向。南斯拉夫不是个例外（以色列、德国〔也一样〕）。在这些情况下，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能够快速地转化为压迫性的民族主义，反对它里面的少数民族。如要有一条站在阶级立场的出路，就要比以前更需要民族民主方案和国际远景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地区性的反应，交换的再定义，有别于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结构调整的另类办法），而且需要把地区性或种族的民主要求插入更广大的团结架构中，以避免微型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僵局：
●公民权比民族性重要；
●自决及志愿结合（附属）的权利；
●保证少数民族的（语言、学术、文化的）权利。
11.过渡要求是从回应急迫需要的立即要求到夺取权力的桥梁。但是，这些桥梁和通道，在今天是十分不稳固的。要夺取的权力在哪里？这个权力仍然集中在真正存在的国家机构中，但也正被委托给区域和国际的机构了。这是统治阶级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同一的政治、经济和领土空间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这样的空间是否会在较高的（洲或区域的）平面上重建起来，现在还不能确定。资产阶级内部已经显出以下三个资本部门的相互矛盾：直接全球化的资本、仍被民族机构所保护的资本，以及以中层重组为目的（欧洲联盟）在这三个资本部门之间所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中间形式的资本。
●这对工人运动是个大的战略问题，因为几十年来，工人运动的政策是在民族国家及其革命变种（国有化、单一银行、外贸垄断、双重政权）和改良主义变种（民主化和凯恩斯政策）架构中形成的。
今天，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作决定的中心（在地方、民族、区域及全世界的平面上）的分散，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过渡要求所建立的途径趋于向所有方向进行。值得注意的是，巴西工人党的政纲，比1970年的智利人民团结党的激进改良主义政纲温和得多了，而某些欧洲国家现在的激进政纲（减少每周工时、移民者的权利及债务的延期偿付、非军事化）时常比70年代的改良主义政纲（国有化、工人自我管理和管制）微弱得多了。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派系，面对着不改革的改良主义的无能为力，不是向自由市场适应（现代化社会民主党），就是往内转向民族主义（各种各样的共产党及前共产党）。
保卫社会权利和社会收获，依靠现有法律和机构；但是，寻找有效措施来减少失业，建立一个满足人类需要的经济制度，就需要在区域或国际的范围内，进行有协调地缩短工作周，联合培训政策，投资方案及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或社会化）。所以，从人民的斗争及经验开始，不管这些斗争和经验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都必须为二十一世纪定出及实施一个过渡的取向。围绕着简单的、可达到的主题，我们就能给正在进展中的再组合一个有动力的内容，使它脱离战术性的、自我寻求的惯性。我们必须再度定出一个能够向整个旧秩序挑战的取向。
a)公民权和（政治及社会的）民主。反对限制人权、民权和（移民、妇女、青年的）权利平等、民权和社会权利（男女平等）的普遍化、社会权利和公共服务。
b)反对市场独裁，其短视后果及其反平等主义的逻辑；生存权是从工作权和保证最低收入开始；使生产力的增进再循环（房屋、教育和保健），这就意味着扩大免费服务和侵犯私有财产权。公民有处理社会财产、处理企业的权利，包括有作出对他们现在、未来生活条件有重大影响的选择、决定的权利；这个处理社会财产的权利，并不一定牵涉到国有化，但是却牵涉到有效的社会化（使用者自我管理、非集中化、计划的权利）。
c)辈代间在社会保障上、生态上的团结。
d)超越国界的团结：裁军、债务、区域政治空间、社会权利的国际化。
对依赖国家（债务、土地改革、区域合作），对东方国家（取代私有化的另类道路、民主、民族问题）应该做同样的工作，从最急迫的问题做起。
Ⅲ.作为一个试探性的结论
12.当然，经济有周期性。当然，斗争的浪潮有起有伏，而我们一定会参加爆炸性的情势、动员和各地的热烈抵抗运动。但是，这些善意的提示，使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正在进行中的变化不是时机性的：我们正在目睹资本主义积累式的历史性变异，它的全部重要后果，我们尚不能预见。至少，仔细估量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是太早了。“革命领导层的危机”，已经变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危机。在这个历史前景中，这个危机变得更为重要。世界局势总是显现出各种矛盾的倾向。然而，就过去十年而论，实在不能说得上发展孰好孰坏。例如，墨西哥奇阿帕斯对尼加拉瓜，南非对巴勒斯坦。情况各有不同。人们只需要听听、读读因绝望而起暴动、反对自由主义现代化的后果——萨巴达主义者的宣言。至于种族隔离的结束、官僚独裁制的崩溃，有好几个因素在起作用。群众动员和对民主的渴望，当然起了作用，不过，这些因素也与资本的特定需要结合在一起：种族隔离制度渐增地与自由主义化、撤消管制的意念发生冲突。
这个动力一旦发动了以后，它的进展就大部分要由世界力量关系来决定了。所以，一个倾向明显地击败了其它倾向，这并不是基于计算，而是由重大事件所证明：苏联在没有开始政治革命以前的变位，在东方占支配地位的复辟主义动力，帝国主义的统一德国，中美洲革命的失败，海湾战争，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协议，古巴革命的渐增的孤立和耗竭。因此，领导层的危机和工人运动政治计划的危机，就来自以下三个因素的结合：长期的社会危机（社会变异）的后果；改良主义、人民主义领导层的政策在面对着这个危机的第一震波后所积累起来的混乱结果；“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破产的深刻后果。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斯大林主义政党使革命声誉被败坏，社会民主党人使改革声誉被败坏。现在，这两种政党都没有实行与过去相同的职能。前者不再把身份建基在社会主义阵营方面，而且只能把自己转变为民族改良主义政党，如果它们有机会在这个角色上取代社会民主党，则落入了自由主义忠诚管理的漩涡、民族凯恩斯主义药剂的僵局，所以与欧洲资本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要成为马斯特里希特欧洲的急先锋。它们越来越成为无改革的改良主义的化身。工人阶级运动的代表的这个危机，也在工会运动的效率、代表性的危机（这因国家而异）、阶级意识的支离破碎上看出。在东欧国家、前苏联中，由于阶级论述属于旧时权力的言词完全失去了意义，而由于社会的民主渴望和阶级运动没有合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低水平的群众反资本主义斗争又说不上是个正面的参照（与1968年所发生的事件相比），这些事实都成为再生一个独立于资本的社会运动的障碍。这个社会运动却在官僚的小派系中找到再生的机会。
在依赖国中，进步的反帝国主义派系能够与潜在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部分订立一个带有矛盾的同盟；随着国际力量关系的改变，已经引致了一连串的“现实的”重新结盟（与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调和与妥协）。在石油输出国组织似乎成了一个信号浮标的时期，继承自殖民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所可允许的周旋余地，看来已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石油价格上升把局面掩藏了一段时期，但是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大跌价，这个制度在70年代末期开始崩溃。这个崩溃，败坏了反帝运动的社会基础和自信。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及海湾战争的世界政治关系变化，就是最后的打击。现在，先前阶段的激进反帝国主义的形式（如在巴拿马、海地），不但有了一个彻底、非常时机性的危机，而且有着强烈倾向，用虚幻的“现实主义”的名义，破坏性地向倒退的立场适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南非）。就目前而言，在世界规模上占优势的倾向，是社会运动（首先是工会运动）的弱化。虽然选举方面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例如意大利），但是这些转移，很少对工人政党有利，更少对有别于这些政党的激进出路有利。军事独裁者、人民主义组织，甚至极右政党，通常是从这种对传统政党的不满中第一批得到利益的人物。与我们在上一次世界大会上所注意到的人与事比较起来，革命左派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下破裂，而且变得更弱了（主要的见证是，中美洲组织的危机；菲律宾共产党的分裂和南非工会左派的退却）。我们正在相当恶化的条件下，进行重建一个革命方案和一个国际。
13.为了避免对我们先前的讨论有误解，这里需要作一些澄清。同志们已经就我们是否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这个观念，进行了许多讨论。让我们把它弄简单一点。历史学家为了表达历史分期的节奏，发明了极端精炼、精密的类别（如周期、时期、阶段等等）。我们在此只是试图强调我们正在经过的，不是日常的上升、下降的交替。一个布局正在结束，而与资本重组有关的变化，真正提出了新的问题。即使全球化的论调是用作意识形态的作用（来辩护没有国界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及对因它而来的约制的屈从），全球化仍然是真实的情况。它决定社会转变的动力、政治的破裂及国家的不稳定化。
其他同志强调一个可想象的新规范的元素已经出现。这是真实的，也是合逻辑的。历史上没有断然的决裂。新东西是从旧东西而来，而解决办法的元素是在危机中成熟的：技术、劳动组织、新市场和新产品。但是，在目前，这些现象还没具有启发一次持久增长的新阶段所需的份量（一般化）和一致性。因此我们才强调，走出这个衰退长波需要政治上及机构上的条件。这并不意味，这些出路条件必定要采取大灾祸或世界大战的形式。我们在这个报告中提到了慢慢绞杀的假设，那些有全球意义的地方冲突（例如波斯尼亚）可能是其中一种。
总括来说，我们要问一问，花这么多时间在一个对于“世界新秩序”的毫无结果的辩题上，是否真正必要？仿佛（多数派）有些人被一种极严重的悲观所冲击，相信这样一个秩序已被普遍接受，而其他的人（基于革命信念）仍然对群众的能力保持信心。其实，上一次世界大会的多数决议，已经（从它的标题开始）强调了新的无秩序（例如湾战及将来的湾战）。你必定是长了内视眼了，才会每天打开报纸都找到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证据！敌对、冲突和斗争是这个制度所固有：这是不会改变的。但这只是问题开始的地方。葛兰西说得好，我们只能预见斗争的到来，但是不能预见它的后果。
革命是一定要的。我们正在斗争，使它可能胜利。但是，它不是确定的，而且，首要的是，我们不得已要用过去革命的形状，设想一个革命方案，就像将军们一样，总是落在时代之后，因为他们不得已要用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来理解目前，然而一个初生的社会运动，可能将会带来没有人能够预见的答案。
14.有些同志似乎被这个报告所提的问题——要夺取的权力在哪里？——所震惊。是的，人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就如从马克思到托洛茨基的经典所说的：阶级斗争仍然在本国的角斗场上开始，而它的战略远景，仍然首先是在全国平面上夺取权力。这还是不错的，但是已经不再是完全对了。我们在这报告中，已经清楚地排斥了一种会真正把民族国家减低到残余状态、使在全国平面上的斗争成为不重要，这种观念，在这个情况下，斗争全球化（或者国际主义的复苏）这个值得赞扬而却遥远的目标，会成为向新自由主义动力屈从、被动和适应的藉口。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国家及其所表达的权力，正在对越来越大部分的生产过程、货币流通和资本的运动失去控制。这就表示，在全国平面上争夺权力的斗争越来越紧凑地交织在一起。我们不再能够用我们在70年代一次在法国讨论左派共同纲领时所用的方法，来回应所谓“外来限制”的问题。
从现在开始，过渡的途径必须直接地把保卫全国范围内成果的要求，与提出在至少一个洲的架构上进行转变的要求结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把主动性让给资产阶级。对于依赖国家，我们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陷入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其策略空间已弄得相当狭小。我们已经强调过，巴西工人党的纲领（意思是我们所采纳的纲领，不只是卢拉竞选所用的纲领），已经比智利人民团结党的纲领温和得多。而且这还是在巴西。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这种工业化和生产能力水平的国家，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在何种情况下，与世界市场脱离关系，仍然能够构成一条推动发展的道路？什么才是有些经济学家所称的非志愿脱离关系的后果：把整批国家或地区丢到边缘去？
【兆立译】 |
帝国主义欧洲的政治形势——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1995年）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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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欧洲的政治形势
ThepoliticalsituationinimperialistEurope
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1995年）文件
I．欧洲新危机
1．1．动荡的新时期
在数年间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治动荡，构成了国际形势新的和重要的一面。深刻而迅速的调整，造成了上述结果。在衰退长波期的情势下，这些结果影响到所有社会结构、政治与国家制度、工人与社会运动，以及社会阶级和个人的行为和意识，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些大趋势无疑存在；但同时又在不同国家各有不同反映。因此，看似荒谬地，我们记录了极大的差异性，并将从这种差异出发，逐个地对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工人运动、社会民主化，以及在这些方面出现的左派思潮回归等等，作出具体分析。
1．2．两种社会危机
欧洲大陆正陷入两种具体情况和地理幅员各不相同的广泛的社会危机中。
在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体制的崩溃导致工人阶级的失败。不过，从而开始的向资本主义过渡正面临着极大障碍。这造成了动乱的形势，有可能引发社会、国家和军事的大爆炸。
在西欧，刻薄的中产阶级紧缩政策遇到了来自工人和社会运动方面的强烈抵抗。工人和社会运动虽然已受到削弱，但对于欧洲资本的经济和政治需要来说，它们仍是“过于强大”。欧洲联盟曾经一度被看成是摆脱危机的希望，现在则在群众的眼中已与社会倒退和专横的精英政治联在一起。怪异的是，在东欧，欧洲联盟仍然以海难和风浪中的救生艇的形象出现。
1．3．东欧失控崩溃的危险
在短期乃至于中期内，东欧及前苏联国家完全并迅速地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吸纳是非常不可能的。帝国主义欧洲处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分立中，没有足够的手段用“外部”介入来稳定在东面的国家。欧洲两部分之间的这种互相作用继续延续这种动荡。在东欧，突发和无法控制的危机（如战争、内部冲突、社会动乱、政变、军事或法西斯独裁）的风险，给帝国主义西方及其较为稳定但也岌岌可危的政局带来强大压力。这些压力包括：移民的流动随时可能演变为难民潮；一个既统一又割裂的劳动市场的形成和投资政策的重组（通常伴随着重新布局）恶化西欧工人的社会状况；民族主义上升的势头在西欧漫延；在东欧缺乏独立和大规模的工人及社会运动成为分裂和削弱帝国主义欧洲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因素之一；东欧核力量的无序解体构成在生态、军事方面的直接威胁，等等。
从现在开始，工人运动及其革命左翼在制定纲领立场、策略和行动时，不可回避地要对这片大陆的现实给以考虑了。
1．4．欧洲联盟碰到了无数困难，引发了严重程度大小不一的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来自于看似互相交缠的三方面因素：
●由上层制造一个基于广泛统一市场的超国家的原版国家的内在困难。
国家主权（货币流通、财政预算、政治竞争、财政政策、警察、军队和外交）的有效转移，是与这些国家及其政府间广泛差异的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在全球市场中的特定地位、统治方式以及社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工人和社会运动的特定位置等等）相冲突的。
●来自工人、妇女以及日益把欧盟看成是大资本反社会攻势的工具的青少年中各种形式的抵抗。他们构成了欧盟区域自上而下同一化的重大障碍。对此，在一些国家还可以加上少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对。
●使上述困难和抵抗形式趋于强化的国际经济形势。
欧洲统一的最初承诺（缔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区域，为全欧洲带来繁荣民主，以至提供一条摆脱经济危机的出路）没有兑现。
不过，虽然有这种种困难，处于欧洲资产阶级核心的当权派怀着牢固的政治意志，仍要在欧盟的基础上把欧洲的统一进程推行到底，因为这样做符合其巨大的经济利益（内部共同单一化的交易、多国资本的集权化、世界经济竞争）。但是，这是与大国（德、法、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间不间断的争斗联系在一起的，这种争斗中显现出对立的短期利益，但也必然会渐渐被中期性的共同战略目标所吸引。对他们来说，是拒绝有意识地通过政治进程瓦解欧盟的。由客观巨变（银行及国家货币的破产、欧洲大陆上的大规模战争、帝国主义间的贸易战）引起的剧烈动荡不能排除，但是难以预料。
计划在1996年间召开的欧盟政府间会议，起着专制君主的立宪会议的作用，将是一个争辩有关趋势和各种各样选项的主要汇集场所。
最终，欧洲联盟要踏出新一步，就须要实行两大反动攻势：
●“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大规模社会性缩减。
●大肆削减民主，随之确立半专制的国家结构，以便控制这个日渐各异国家的混合物。
工人及社会运动尤如一个完全被动的观众，旁观着欧盟的这些颠动和接近。其状况在许多方面令人忧心忡忡：
（1）它远落后于资产阶级。
改良派领导层（社会民主派、基督教民主派及前共产党人）已放弃对欧洲委员会采取任何独立政策，反而给予所有现代和社会美德的恭维。他们为此还以欧洲的名义，对所有在欧洲层面进行的社会抗争加以责难。在欧盟各国的国家层面上，他们试图阻止动员群众，以帮助“他们的”老板在欧盟的核心中占据有利地位。他们以此给在欧洲层面形成一支活跃的工人运动的努力设下了双重的障碍。
（2）其结果，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竞争激烈，因为在欧盟框架内既没有一个制度化或有组织的保障，亦无最起码的社会立法或活跃而警觉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因此而落后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尽管是全国性的广泛社会斗争，但却是以分散的方式并且没有统一的呼声和要求，这就是原因。
（3）作为一个欧洲国，欧洲联盟的局部成就将因其内在逻辑而使每个欧盟国家内部正在推行的专制（反民主、反工会、反移民法例等）得到强化。
（4）针对欧洲联盟的促进团结和均衡、民主和国际主义的优选方案进展迟缓，给民族主义、社会人民主义右派及极右派的发展创造了空间，让他们在分化人民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欧洲主义的广泛不满方面取得成功。
1．5．帝国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虽然已经部分地融进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但仍然是世界无产阶级中最有组织的核心。其在工会层面的组织程度，继续日复一日地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及企业老板形成压力。即使社会民主派机制带来工人的严重失业及其意识形态与实践的退步，工人阶级在社会斗争中表达重大要求并在某些国家甚至可以引起影响深远的社会冲突的能力，对欧洲资产阶级的计划构成了重大障碍。因此，帝国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在保卫工作条件及其生存、对抗一个统一的帝国主义超级强权的出现和维护与南半球及东半球人民的坚固联系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帝国主义欧洲的无产阶级的致命之处，在于其现有的这种抵抗能力与缺乏一个可以发动其能力的总的政治展望，缺乏一个切实可以取而代之的社会主义政纲，以及迟迟未出现适应当今形势的工人与社会运动的群众性先锋组织，这三者之间的矛盾。一个历史周期正在结束，而新的周期迟迟未至。
开辟一条在新基础上重新组织（异变）工人及社会运动的通途，对于迎接来临中的社会政治大博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II．西方的危机
2．1西方危机的动力
由于帝国主义间竞争而加速，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衰退长波化而激剧，欧洲统治阶级被驱使着转而对抗整体组织较好并且比其在日本和美国的主要竞争者取得更多社会利益的工人阶级。因此，带来的社会效应整个就是深渊而且极难掌控。资产阶级图谋以福利国家的（部分）解体完全限制国家的分配职能。劳动中的剥削则更通过其经济体系的广泛重组进一步加深了。
在七十年代，因为一次简单的颠覆1968—75年之间的力量平衡的凌厉攻势，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凝聚力的日益关注开始了。普遍失业和改革阵营的倒戈助长了这一状况。
在这个1980—1985年间第一个重大退却的基础上，技术创新被资产阶级用于其弹性化和反常规化的多方位攻势中。它带来了现在影响着整个社会和政治领域甚至个体行为的真实政治文化巨变。这种在延长经济停滞的前后关系上是分裂和社会性不平等的恶意政策，破坏了社会的脆弱外表。它影响广泛意义的社会肌体（“公民社会”），但也影响中介性的支撑形态的社会体（家庭、学校、军队）。与这一政策的实施结合在一起的那些政治工具已臭名昭著（“国家政策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政治体系已经极不稳定。
西方社会政治凝聚力的维持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头怪物。
社会对决和政治动乱在就要到来的时期中将不可避免。
2．2．欧洲资产阶级：在阶级调和与专制主义国家之间
2．2．1．资产阶级攻势的性质和形式
资产阶级已经无情地增强了它围绕其基本目标对劳动者的进攻：劳动生产力猛增；基本工资相对和绝对减少；降低广泛的劳动成本（社会收益）；公共服务（私有化，置于市场规则）和一般国家机构的重组；偏爱国民中境况较好部分的财政政策；对扩张性商业政策的支持；等等。它毫不犹豫地宣布并最终完成了不论是国家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军力测试。但它避免与改革派机器的阶级调和框架最后破裂。
这种政策取得形象是成功还是失败，因国家（及其传统）而异。
在欧洲独一无二地，撒切尔政府把工人阶级推向了如此的顶点，使它最终造成了不列颠工会运动的一次决定性失败。但它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在此前已经自我削弱了的劳动者对此的帮助，成功领导了一场反对劳动政党左翼和劳工联合会的激烈斗争。
在意大利，贝卢斯科尼设法推行（类似于欧洲所有国家那样的）反社会纲领，不得不同时解决意大利政权制度的巨大危机。他决定结合利用公民投票和媒体，倒向有着反议会基础（“战斗意大利”加上“意大利社会运动”加上基督教人党的右派）的波拿巴主义解决方案。这与鼓吹阶级调和的工会官僚们的紧追不舍是不调和的，而这些官僚们还面对着水平不断提高的工人的战斗性。
在法国，维持着议会中庞大的右翼多数的巴拉杜政府面对其中明显是青年人的大规模社会动员，在两年中退却了三次，害怕出现一场比虚弱且不可靠的阶级调和秩序更无法预料和无法掌控的社会爆炸。
大资产阶级强烈意识到工人阶级依旧展现（有组织的）实力，以及因而必定为实现相反的变革而对其造成突然打击。由于缺乏残酷而突然行动的能量，它无情地以许多不同途径追逐其在企业内和社会上造成工人阶级持续性和习惯性削弱的目标。
资产阶级一边打碎1945年以来由社会立法、工会力量、遍及企事业层面的无声势力以及国家和社会支柱机构中的政治势力（压力）相互促成的“客观的”阶级调和；一边瓦解工人阶级的主要堡垒和先锋队，并企图断绝汇有正统无产阶级积极性组织性传统遗产的“新”成分和工人新生代。
从政治观点来看，欧洲资产阶级并不寻求用大规模的直接镇压来消灭改革派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其政治架构目的是通过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深刻重组削弱它，亦即一般所谓的社会冲突“美国化”。
这其中包含了双重分离。
其一是将工会运动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分离，后者成为了民主进步党派，“缓解”了工人阶级的有组织性压力。第二层分离是，一方面，国家的或中央的工会官僚只在将其与老板和政府相联系时才继续“表现为”工人；另一方面，地方的和企业的工会仅有调节企业内老板与工人的纠纷和反映具体的社会经济诉求的职能。这样，不可避免的和时而激化的社会冲突就受到地域和社会的局限，所有制度性意义或政治动力都被从中分离掉了。
通常这种方式显然适合政治生活的深刻演变。这些演变有：公民活跃的参与性和响应性消退；社会非意识形态化和党派的政治忠诚消失；政党向选举联合体转变；遵从“市场规则”的竞选活动“商业化”；公众意见被电视及民意调查“控制”等等。
因而，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国家机器的不断强化携手并行。但是，这只能走到社会与大众抵制的被动性和弱化所容忍的那么远。
2．2．2．50年未见的政治制度危机
这个危机的深刻程度部分地被工人运动无力利用它所掩盖。这是被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整个经济的、社会的、民族与种族的、文化的及军事的进程所震撼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均衡已经受到不可逆转的侵害。面对漫长的经济危机、经济全球化、国际原型国家机关的发展，源于全球性社会危机的紧张以及改革措施所需社会架构的缺失（传统工会的弱化、社会民主政治的危机）的紧张局面，资产阶级在奉行其阶级调和政策的同时为建立一个更专制的政权而战。这种选择与法西斯主义不同，因为它基本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化，而不是通过激烈的非议会斗争清除工人阶级和民主自由。
这个政治危机，首先表现为政治表现形式即议会和政府（在欧洲、国家、区域及地方的层面）、传统政治党派、大型社会及民众组织的危机。但是这种泰山压顶般的不满，根本不是涉及这些组织形式或这些组织的所谓政治文化，而是它们解决社会问题的无能，或更糟的，是它们寻求以残酷破坏普通民众的生存条件来解决社会问题。腐败丑闻令这种局面更恶化，并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工人运动具有强大的挫伤作用。
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这也是民主政治的危机，就是说，愈来愈不可能让一般的工人及公民积极参与和决定什么是“共同利益”。
（1）对轮流选择行政班子的议会实行普选，在15年后已经显示出无力阻止新自由主义；
（2）金钱（即市场）公开而独特地朝着日益不平等的方向对经济以及直接影响人民生活的选择作出决定；
（3）“社会”政治民主在混乱中，因其工会无所作为，不声不响地离工人而去；
（4）电视和公关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政治圈子，把公民无论在选举期间和其之外的自由选择和自治活动视为无物；
（5）经济全球化及如此程度准国家机关的出现，破坏着人民和权力间早已支离破碎的传动带（企业的、市政的、民族国家的等等）。
在最基本层面上，这是一个深刻的反民主步骤，因为它是反政治的。但是即使“政治”这个社会的以及实体经济、社会和文化取向的选择也失去所指了。坚固的经济理性（市场）正在无形的和不可控制的精英政治机器助推下自我取代。在这些条件下，“民主的”活力本身，即通过自主行为和自主组织，来产生影响的能力，只能逐渐凋敝。资产阶级只认为这多半是政治麻醉，因为这意味着客观社会矛盾的通盘把握。因此，他们追求以法律限制约束民主自由的各种形式以及国家机器的强化。
这种初露端倪的资产阶级解决方案无论如何不能归结到调整旧的议会体系的方面。反之，他们增强国家行政机器，以此来损害民选的各式审议议会：
●直接选举总理、市长、政府官员等；出自立法机关的政府（即当政府弱于国会多数派时将会不经选举立即被对立的多数撤换）；立即就为整个时期做出具体决定的无数的“金融法”、“预算法”、“竞争法”（明显地派生自欧盟、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法条），等等。
●选举改革试图把政党重新塑造为普选制所代表的社会意愿的自由完整表达的破坏者：限制（斯文地禁止）比例代表制；提高竞选门槛；多数制，二轮甚至一轮简单多数制，为竞选保证金提高资金门槛，……
●不平等的传媒使用权，尤其是电视。约束政治权利（新闻、罢工、示威、企业工会活动）并且实际上的强迫和控制在日常一天天增长。欧洲联盟的建设和移民的处置成为发展进程的重要杠杆。
有三项元素直接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政策：
●电视愈来愈大的作用；
●特定强力国家机关的非正统职能（赋予军队人道主义使命，司法机关打击政治领域的腐败、警察与军队打击毒品及有组织犯罪）；
●现代波拿巴份子（左的和右的）出现，这些自信者、野心家、传媒明星如同政治阳痿和绝望的救世者般充斥着政治空间。
与工人阶级和青少年仍然富有力量相比，这种专制的“解决方案”的基本弱点是，当爆发超出政治权威所确定框架的社会和政治冲突时，资产阶级只拥有大受削弱的政治工具（党或政治组织）来动员和组织其社会基础。强力国家机器以及依靠电视引导都不能给以足够的保证。朝着这样一种专制政体演变将自始至终不会是渐进和无痛苦的。因此，在数个国家重新动员和重新构建好战并活跃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尝试，伴以更加活跃的人物出现在其核心中，使这种强大国家远景具体化（法国的帕斯卡、意大利的贝尔斯科尼和菲尼、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内的人物等等）。
2．2．3．法西斯分子及极右党派的抬头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法西斯右派完成了其选举突破并设法形成了巩固的组织、纲领和建党战略的政党。这种成功首先是反动的反移民情绪在社会上广泛发展的结果。群众中大多数低下弱势阶层（赤贫者、被排斥者、孤独者、绝望者）和某些中间阶层如财产持有者或有薪水的工人担心自己的未来，更是欣然接纳这些党派以表达对“体制”的不满。他们中一些人无庸置疑地认同当前极右派论坛的中心主张：驱逐“移来的”人口。
但是到现时为止，在建立一个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用法西斯鼓动来反对工人社会运动、社会斗争、民主自由的实施等等的国会外运动方面，这种选举突破尚未取得结果。法西斯活动真的是那些游荡在极右派外围的纲綷小团体的本行。与其相反，这些党派选择的则是一种议会式兜圈子的民主政治，一种在民选的国家议会中的、寻求与（右派的）右派结成联合阵线的、即使在后排位置合法分享政权的存在。
这种“民主的”绕圈子不引人注目的形象，与客观的政治形势、他们的活动水平的弱点以及大资产阶级的计划是互相呼应的。
大资产阶级通过与传统劳工运动的高层合作结合着有分寸地增强国家机器，寻求强加政策、稳定社会、保持社会凝聚力。这种政策明显与把法西斯党派纳入其政治阵容暂不相容。
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个方向可能受以下两项因素影响而根本改变：
●社会危机急剧恶化，以及发生超出议会制度能力和改革派架构控制的新的社会冲突；
●通过对工人阶级及其组织渐进和有步骤的削弱推行大规模台面上的改革这种战略达到了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专制国家的登场就会成为清晰可见的远景。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折点，大概会在个别国家首先发生，而肯定会在整个欧洲激起震荡并对欧盟造成重大后果。
这样一个转折点，自然将扩展法西斯党派的政治空间及其进行煽动的条件。这并不依赖于资产阶级在建设一个强大国家并支持国家有步骤打击工人与社会运动中是否直接寻求他们合作。
同时，法西斯党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产生了既重要而又相悖的影响。一方面，他们有助于造成政治制度无信用和不稳定（目前这是占优势的一面）；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为资本阶级扮演了有用的角色：
●他们拿走了改良主义工人党派的部份社会基础，从而对削弱和分裂工人阶级做出了贡献；
●他们对工人之间竞争的尖锐化以及破坏支撑着民族认同意识的阶级团结情绪做出了贡献；
●他们把一部分人民包括显著影响着革命左派的年轻人对政治机体怀有的初步激进化和异议引向极右；
●他们对所有传统党派（资产阶级和改革派）施加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人物选举方面的压力。
存在着已得到社会若干部份包括青少年的认同并已被普选票以及在国家机器的机关内出现所合法化的法西斯党派尤其危险，因为假如资产阶级需要以镇压来挽救其制度，法西斯党派随时候命。
3．工人运动的退却、改组或分裂和转变
3．1．“真正现有的”工人运动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危机，看不到明显的出路。
这一危机削弱引发它的改良主义潮流，但也如此严重地削弱深陷其中的工人阶级，以至于在退却中迟迟未出现可以取而代之的（有章程、政治路线、干部、组织的）左派领导层。
危机归结为三个方面：
●普遍失业损害了工人运动中的政治及工会一翼的社会基础；
●在老板进攻的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真实结构的变化渗掉了其“天然”的社会凝聚力，减轻了工人在社会的固有份量；
●三个政治周期的结束促成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危机：
——始于1968年的政治周期的结束，给革命左派党当头一击；
——始于1917年的政治周期的结束，诚然是摧毁了斯大林派的世界模式，但也播种下对于一个将资本主义取而代之的社会“可能性”的迅速蔓延的怀疑；
——始于19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政治周期的结束，这期间创造了庞大的无产阶级，为现在都在衰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会及“社会主义的非主流文化”扎根提供了起始点。
上述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考虑，不会用魔法赶走把社会转变引向力量对比变化的决定性政治原因，即参与管理危机的改革派机器奉行的政策，正是意味着工人阶级回应和反攻的沉寂。
无处不及的影响不仅是直接对工人阶级的社会凝聚力、生存条件及工人运动的活跃性造成威胁，也直接威胁工人阶级一个多世纪来极其艰苦斗争所累积下来的成果。
改革流派的选举得票在那之后正经历着时而灾难性暴跌的“持续流失”，其退却在意识形态影响方面及其传统基础的忠诚和社会有秩序运作的能力方面是有重大意义的。
经过了15年的分崩离析后，“共产主义的”人造卫星运行已经解体并正在进入各自的不同运行轨道。这对那些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举足轻重的工会运动构成威胁。同样非常引人触目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衰落，它曾在欧洲南部成功地从共产党的衰落中得利，巩固其选举和工会观众。
这是有着历史地位的转变。因为从20世纪之初，这两个流派即以其各自的样式（一方依靠“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另一方依靠斯大林主义官僚），通过其路线斗争的能力和对资本主义体系从目的到形式相一致的要求，并通过其随时粉碎任何创立革命社会主义新途径的尝试充分准备，在拯救资本主义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个转变，发生在政治极大混乱、群众政治意识下降以及广大先锋队伍中政治组织的高度完善性衰落的时候。
在工人和社会运动的历史上，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无论如何，问题已不再是一个（改革派的）领导层被处于一个稳定并且活跃而日益强大的传统工人运动核心中的另一（革命的和反资本主义的）领导层所取代，而是在历史性危机中通过整个工人运动的转变带来这个政治再定位。
没有群众活动的根本好转、新势力的爆发以及立即采取适应于当前改组状态的战略，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
3．2．正统工人运动的内部结构正在变化
由于失去改革派政党（社会民主党派、基督教民主党派、后斯大林主义者）的代表性和忠诚性，（宽泛意义的）工会运动正在成为整个工人运动的引力中心。它不仅是抵抗老板攻势的主要工具，而且是绝大多数有觉悟工人的活动场所。这种出现在实际领导工人的工会活动家与“政治圈子”之间的距离形成新政治势力浮出的一大障碍。
3．3．传统的工会团体正在自身停滞，有时甚至戏剧性的组织衰落，这是由于
●工会活动的内在危机在于普遍而持久的失业以及资产阶级的凌厉攻势（“反改革”）。这是包括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与反官僚政治左派在内的一个主要困难。
●改革派工团主义在改革之外的特殊危机。
●缺乏全面的政治主张。
所有的工会同时处在危机中，虽然出于不同原因：（社会民主派工会机器与苍白的政纲有关；（法国总工会之类）未能持续的那些偏好主张；以及那些在局部斗争或广泛动员方面缺乏政治或纲领意义机缘的战斗准备。
3．4．改革派领导层在工人运动中引发危险的社会和意识形态衰落，甚而又甚地缩小产生工会要求的社会基础和能力。他们的优先权是：
●作为（企业里的）生产者那样的工人；就处理新开发领域和再生产方面的无能而言；
●作为在岗的工人（对于未被雇用工人和从未就业的青年的损害者）；
●（那些有工作者的）工资，这给了工作岗位的毁灭和忽视工作条件（节奏、时数、强度……）以可行之道。
工会领导们自己证实没有能力对这个危机的社会影响完全承担责任。因此他们不会充分替妇女、青年和外来人口的要求说话。当然，在诸如健康工人这样的一部份情形，这些群体加入工会并以他们的某种关注对难得一见的工会领导人施加压力。在其他情形，这些群体被限制于部分时间的临时性工作，受尽过度剥削。
这种循环往复的运动状态加重传统工人运动的凝滞：
●存在一种在工人的（男性、某些年龄段、仍全日工作并有无期限劳动合同、获取一份相对丰厚的薪水）最有特权阶层中加强“劳工贵族”风气的危险，但他们常常就是最有组织和最有觉悟的工人，并且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欧洲工团主义的根基。
●在被传统工团主义遗弃的范围内“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因其表现出的无力于跻身真正可取而代之的社团，助长后一种危机；但这些社会运动实在没有足够的实力去改变力量、政府或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利平衡。准确地说，如果他们不比工人运动更进步的话，他们今天就更不“完整”，因而对资本主义更不具威胁。
3．5．工团主义的重组提上日程
传统领导层深受怀疑和他们自己的活动基础中社会主义化降低开创了争论和行动的广大空间。
占据这个空间首先意味着毫不妥协地保卫工人阶级的生存和工作条件，他们一派被改革派领导层抛弃的倾向。我们不得不发展根本的民主实践：工会机构核心的“公开化”；斗争时期的组织民主；完全的情况通报，尤其是对老板的谈判情况；工人自身活动的发展。最后，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在社会上、追究所有剥削和压迫阶层的责任上的政治定位的纲领的根本转变，一个公共活动的领导方法和机能的根本转变。
很明显，并列地存在国与国不同甚至一个国家内部也不同的两重动态。几乎在每个国家，大的工会联盟对于大规模动员群众是实质性的。这的确是他们保持了工会代言人的准垄断权的事情（在所谓的北欧）。但即使在工会局势比较复杂的国家里，中央工会官僚也受制于来自（已被倾向联盟者或中立联盟接手的）基层要在大社会运动中取得领导权的压力（如在西班牙、意大利）。
在某些国家发生了具有标志性的工会重组。为了朝着一个新的工会远景前进应该对他们进行详细研究：（不列颠）劳工联合会议的斗争、失败和最近的复苏；在正处于形成一个新的跨职业间“群众性阶级工会”前夕却未能产生跨越的意大利EssereSindacato(在意大利总工会里)的失败；在法国发生了国民教育中心（FEN）的左派大多数分裂。弱小但具有冲击力和强大合理性的“阶级斗争”工会在他们当地，特别是在意大利（COBAS等）和法国（SUD,healthsector等）。迄今为止他们尚未组成新的群众性工人协会。
我们需要一个针对（按照各国家）使现有工会组织及其外部积极力量的重组好转的战斗的详细部署作全视角观察。需要解决的难题在于工会重组的战斗与政治流派或政党的改组之间如何具体联系。
4．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工人阶级中一个派别的历史性衰竭：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分离
4．1．1989—1992年标志着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演进的双重转折。
首先，在1975年到1990年间，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力在全球层面空前扩展。在欧洲各地，它成功地在选举和公共机关层面甚至常常在工会层面把共产党及革命左派边缘化，把“戈尔巴乔夫主义”纳入它的范畴，并争取到大型革命组织或第三世界解放组织。继而，从1991年的年中开始，空前的衰落启动了。始自接连在几个国家的一系列走入坟墓的选举惨败，揭开了一场批发式的方向性危机、组织坏死、不折不扣的认同逆转。
这场历史危机一点也不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直线性消失。因为，只要庞大的工薪阶级还要为其生存条件而斗争，还要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中运用工会并因而“用水泥粘和”在这个制度的立法及体制层面，就仍会有空间创办一个与工人运动分离的政党。
占优势的倾向是，以社会民主党派为一方，以工会、工人运动及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发生半自发、半有意识的分离。这种情况加速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向着试图极尽所能摆脱工人阶级（以及它的要求、它的群众组织、它的社会势力）压力，同时又在其需要时立即抓到选举票数并继续呆在社会运动顶端的民主、进步的党转变。
4．2．这种动力在四个层面发生作用：
●社会民主党15年来借助“对抗疗法式政府分享”摆锤，有规律且机械地，“无穷尽地”占据国家机构的一流选举策略已经失败。资产阶级居于把社会民主党推向反对派、或留下它、甚或对其分享政府划定条件的地位。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任何一点远离都会动摇“现代”社会民主党及其机器的存在理由。
●其民众基础的全部份额已经在选举层面上（向右派或极右派方面）消失；传统的效忠正在衰退，而且未从有薪水的或生活舒适的“现代”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加入得到补偿；这个阶层的支持更不可预知和有限；
●社会民主党官僚心中在政治和工会两部分之间的裂隙和时而令人瞠目的深堑，导致这两者相较于资产阶级的结构性弱化，也是工人阶级看在眼里的。
●社会民主党通过公开废弃“改变社会”的全部主张和“左派凯恩斯主义”措施的传统武库这个社会民主主义基本平台，发生了真实的纲领性剧变。这个平台中的后者悄无声息地遗留在新自由主义前面。
4.3.这种演变改变了社会民主党在由“官僚政治机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组成的三角中所占的社会位置。
试图不惜代价而留踞或重踞权力宝座的社会民主派领导层，被资产阶级置于强大压力下，去公开并长期与工人阶级对抗，按照无情的严厉政策和经济机器重组的需求把工人阶级编组排队。
这对于工人阶级已经是格式化的政治经历。
社会民主党进入了其整合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新阶段，一个在其发展为独立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的长过程中的实质性阶段。由于其与工人阶级的有机联系减弱以及成长着的选民不稳定性，它作为特权官僚机器的存在就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跻身国家机器中以现时拥有的私人资金使用权。在这种情况下（对此还应加上大败士气的许多丑闻），其传统的社会主义改革者整个（新）身份已经消失殆尽。
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易位，诱发了社会民主机器核心本身的社会移位：８０年代选出了与资产阶级、行政官员、管理层及传媒精英息息相关的新领导层。它的兴起，它的生活水平和事业前景，都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及它在社会上降低工会份量和加重民众贫困的能力和直接相连。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特权阶层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民主党派具有大的影响。
社会民主主义的新阶段，是与８０年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新阶段相联系的。它由社会民主主义领导的贯穿于1980年－1992年的打击工人阶级及青少年的政治斗争所带来。总而言之，它象征着社会民主派与劳工之间组织和社会心理联系的急剧恶化。
4.4.必须强调这种分化趋势的局限性
没有不具结果的情形，不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仪器。我们不得不弄清楚这种趋势，但不是以可能消失而是以它的一个历史新阶段的意义。在这层面上，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真实的质的飞跃。假如这种状况明朗化并持续下去，就意味着与真实的工人运动（全面的或局部的）分离。那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转折点，因为正是19世纪末两者之间的融合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
但这并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不可救药地难于在政治上“翻身”。
首先，社会的堕落和选举的消失不能混为一谈。伴着所有执政党的普遍失去信誉，选举的摆锤往回摆终有可能。不过，每次“卷土重来”都必然将检视在社会民主主义、工人阶级及其组织之间的联系发生什么变化。第二，领导层的某些部分也明白当时情形的机制。他们会寻求使自己与新自由主义政治保持距离，并再次以一定的自主缚牢，而不致于有脱离政治权力的危险。事实上，针对经济政策变化而在资产阶级中间可能出现的反驳是紧跟在社会民主党政策的这种可能勇气的身影后面的。（请比较包括欧洲社会民主的左派在内围绕“克林顿主义”的热情的政治重聚）。
尽管社会民主主义趋于分化和重组，但与我们的组织和选举弱势相比较就显而易见，我们不应低估这股社会民主主义在成员、活跃分子层面所保持的物质及社会实力，其在工人和青少年中、在工会运动方面、以及尤其在局部和地方的政治生活等方面的直接影响。
4．5．社会民主主义的全面演变，解释了为何在整个80年代任何一个帝国主义欧洲的政党内部，都未能形成在规模、政治平台及战斗性意义上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左翼（“中间派”）。这些政党的内部重建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幻想。
4．6．倘若分化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趋向，我们就不得不知道它的模式、它的节奏、矛盾和具体政策。尤其，在欧洲北部和中部与南欧诸国之间一开始会有社会灌输和历史的差异。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某些社会民主主义历史性地占有工人阶级大多数的国家（北欧和中欧），它已成功地深深扎根于劳动人民中，达到了构成一个真实的“对抗社会”的程度，同时也经历了与国家机器相融合的过程，而且70年来在相当程度上也与经济机器相融和。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社会民主党与工人阶级在社会联系上拉开距离并废止其作为工人活动的党，这在过去的超过25年间不断加速。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发生在一个非常大且非常紧密的社会肌体上。在南欧各国，社会民主流派的根须从工人运动一开始就较为薄弱。另一方面，在1970-1990年间，社会民主派经历了引人注目的选举和组织的高涨。它今日面临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更为引人注目和危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与社会民主主义在过去30年来的发展相比，这就是决定着“传统”工人运动的实实在在的辩证法的共产党面临的危机和突变。
III．我们的解释
5．1．当前的时期和主观因素的危机
资产阶级世界范围多方位的攻势不可否认地引导社会向右转，将工人运动推入防御并相当程度削弱革命和反资本主义的潮流。
这并不意味着能被一次社会动员迅速纠正的力量平衡的简单倾斜。这完全是“主观因素”给予的迎面一击。
这场危机有三个方面组成：
（1）一次急性政治虚脱，当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全球化发生时缺乏有效的政治和组织手段对付它。
（2）人类社会主义前途的一次深刻危机（从关于这一社会的构建的观点到实现目标的具体策略一样严重）。这一因素是政治无能的一个组元。
（3）影响着工人运动（它的力量、它的特性、它的信心、它的意识）的空前修正以及影响着所有取独特路线的流派（社会民主主义、四大利主义、革命左派）的一次政治剧变。
这场“主观因素”的巨大危机有两大现实的结果，对于工人和包括革命左派在内的社会团体都是重大的：
（1）群众中自发的社会主义意识的程度，连同斗争的活力和激情戏剧性低落；
（2）最先进部分的真正政治活动和组织联系的程度非常明显的低落。
简要地说：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无革命的时期，带有如下的相互关联的基本要素：
（1）世界资本主义以其政治经济学（全球化+无序化+无限制竞争）充当先锋的冷酷进攻；
（2）“世界新秩序”在不同层面上的显著不稳定：经济上的（有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烈矛盾），政治上的（缺乏能在全球层级发挥规范作用的制度手段；各个地域圈子内尤其是在欧洲的大国所发生的巨变），社会上的（对进攻作出反应、爆炸性局势、大规模聚众行动等等的）威胁。
（3）具有许多不同形式的众多反对派的持续，其活跃性比之有利于自身的条件要显著得高，而其策略性和组织性的水准比之1980年代尤其是1989—90年是完全不同了。
这个无革命的时期主要特征不是斗争的消失，而首先是分散和交错的特点，还有无决心性以及更形象地比作两次斗争高潮之间的势头的局部退缩。
这种在作为一种取代/记忆/底层基础/可选项的工人之中传统机能的广阔（政治的和工会的）势头，其弱化加重了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垮塌。目前，这助长在阶级与其群众团体之间联系的弱化，并间接地助长大动员及其伴生的激进活动不再本能地引起高涨的重政治化和政治卷入这一现状（尤其是在青年当中）。
这种广阔势头的、激进精神和有组织卷入的政治信念的衰落更直接地源自主观因素方面的危机。这明显比其中诸势力“天然的”社会平衡的衰落更剧烈。
我们需要一次敌对阶级机器的根本性、显著性和引人注目的崩贵，以打开突破口，逆转事态趋势并重新揭开社会主义前景。只要这个中间阶段在持续，有组织性反抗的和恢复基本力量的斗争就必须加强。
因此，这个无革命的时期允许我们投入奋斗并开启大胆创新的政治主动。同时，它既在革命组织的建设之上设置障碍，也打开了遵循一项重组方针回应当前思想和组织水准之路。
5．2．保卫我们团体的政治和组织成果
5．2．1．我们的团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程度不同地积累了大批政治和组织成果，但没有达到作为工人运动中大型重要政党的程度。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威信扫地未能把革命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地推到最前沿是一个失望。我们的纲领还没有成为工人与社会运动及其先锋队新的重组的主轴线。
相反的，无可阻挡的出现一个新的无革命的时期已经削减了这些政治和组织成果。它甚至没有留给我们一张重新获得发展的蓝图。取得这一成就的政治一代受到比将要大批地来接替他们的政治新一代更大的打击。
5．2．2．保卫我们的组织因此而成为基础的斗争。（依照规模和地区性政治地位）一般而言，这不意味着如这个词的严格意义那样为生存而努力，而是为了政治循环一旦重新开始就在最好的自身条件下发展组织保存一支必要力量。
在西欧自1945年以来的（革命的和半革命的）激进周期被无期限地推延并将其范围局限在政治清算。历史进程的这种迟缓趋向于毁灭已经赢得的成果，停止成长过程，持久的社会灌输，持续时间的明显政治存在。
5．2．3．我们必须顶住解散我们的团体的压力。我们的经验表明在纲领和组织原则上让步无助于我们维护和发展我们自己。
整个客观和主观形势要求保持一支既了解现状又指引我们在阶级斗争中日复一日发挥作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潮流，并且也要求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景，因为正是放弃这一前景成了对革命左派真实清算潮流的基础。
保卫建立起来的组织和保卫我们这一派的总纲，并不能解决有关分别具体的、政治路线的、群众参与的以及党的具体组织体系的任何问题。但是基于“保存我们的成果”提出一个党建规划将导致宗派主义的边缘化和组织涣散。
关于保卫我们的组织的成了堆的争论停留在了当前条件下我们的党建策略的重新定义上。
这不是一个“保藏而幸存”的问题，而是一个“为了壮大而发展”的问题。
5．3．我们的组织有必要转型
我们必须带来一个切实的有步骤的转变和一个政治上的重新定位，以使党的建设事业跟上当今世界的变化。
5．3．1．重新形成一个新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一份全面的政治蓝图是决定性的问题。
这不是打算放弃对于斗争的控制。但是还这些斗争以改变社会的充分力量和他们已极大损失了的显示度，则是完全不可缺少的。
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而空前的危机。缺少了反官僚政治的革命，“真正的社会主义”具有比想像更大的破坏性结果。
马克思主义本身正在受到工人和社会运动的怀疑。今天它在工人和社会运动以及在社会会上被边缘化了。其设想显然不再被认同：存在一个剥削工薪阶层这个社会变革根本力量的阶级；其通过征服政治权力和取代统治阶级的集体行动获得解放的能力；基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新式集体生活的计划经济统一起来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他解放的“范例”（生态学、女权运动、第三世界主义、人道主义道德规范，等等）走向左倾，暴露出传统工人运动的不同流派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差距。他们展开了一场在其一派中间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他们已经在持批评态度的左派当中赢得了大批观众。他们揭开了具有全新尺度的重大社会问题（全球经济危机、持久稳固的压抑妇女、堕入“第三世界”深渊）。
更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意味着立即放弃“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只要其基本设想不被置疑和社会主义前景被普遍公认就对有益于日常行动并在社会及社会运动中起着一定作用的思想，显然在阶级敌人是不怀疑的和承认的。这种更新必须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及其适应当今世界新鲜事物并大胆着眼未来的能力的耐心再形成过程。为了“为马克思主义辩护”，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重新开始的对于旨在强化我们的特性和达到削弱革命斗争目的的目前的“现代”矛盾的根本批判。
5．3．2．我们的有步骤回应是不够的
第四国际的各个部分在一个新纲领的精心策划之下已经由于其介入到斗争中及其政治影响而逐步繁忙起来。在进行形势分析和发现左派当中能一起行动的新的共鸣方面，经验证遭遇到巨大的困难。
直接影响过渡纲领的是：
●我们不是处在一个“临近革命的激动、宣传和组织”（托洛茨基，1938）时期，反而是处在一个群众及其斗争被剥夺了足够的政治和组织工具并且不存在可能改变社会的希望的真正是政治无能的无革命时期；“过渡”显然是不在普通民众的议程上，而且由过渡产生的新社会在今天显然没有清晰的轮廓。
●第二，今天我们能如何建立从“工人阶级广泛阶层的现实条件与现实觉悟”通向“一个并且唯一一个结论……：由最底层阶级夺取政权”的“桥梁”。这个今天的“觉悟”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能有效的“令人信服”呢？
●第三，怎样恰当的使我们自己在一个“继续背负着其旧纲领消磨自己的一代”位置上转而年轻？
转到一个基于过渡方法的新纲领，困难是相当大的。
●一：我们的纲领的更新不能由先前存在的纲领拼凑而成。我们只能重新用一种形式表述新的纲领内容对世界新形势和代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运动作出回应。
●二：明显地，庞大的纲领基础以及又处于多样性之中的工人运动至少口头上共享50或70年的一系列主张已经被分裂了。今天要想把一系列反资本主义的主张整合到一起，把我们自己定位到工人群众及其组织当中，把鼓动继续进行下去也就是有效地引导整个工人和社会运动在行动上团结一致，是相当困难的。
●三：在其改革派领导层指挥下的工人运动不是今天撬动社会反抗的不言而喻的杠杆。这个阶级的“现实运动”（卡·马克思）将在那里发生？关于工人阶级和青年在其重新出发时将选择什么道路，政治形势暂时没有给出清楚的迹象。
在这局面下，通过争论、建议、共同行动等等重建现有社会运动之家的联系，是采取过渡方法的必由之路。
5．3．3．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党建策略
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结算单很清楚：我们在建设革命的团体上正遇到困难。这种困难在1989—91年之后引人注目地增大了。我们的活动性与实际作用在数字上的缩减使我们作为一个党所占据的政治空间处于危险之中。
这已经激起了我们的党建策略上的讨论。没有简单答案，没有快捷出路，没有近道可走。既不能是笼统的也不能是主要的。它将采取逐项具体的形式：阶级斗争的国家条件，工人运动与左派的特性，我们团体的规模与影响，以及我们实际有效的方法。
6．我们的党建策略
6．1．独立自主策略
通过建立在作为一个党派介入斗争和以直接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为目的的社会运动基础上的独立自主策略，延续党的建设事业是可能的。这尤其是在已经开始具有影响和组织的地方如此。参与斗争，使用一定的特殊手段（例如青年组织），以及进行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今天已知道的影响这一事业的全部主观困难。我们也无法消除我们自己对于当前条件下在我们团体的政治和组织机能方面将导致拖延自主性建设的影响的关心。
6．2．政治重组策略
几个分部已经在进行政治重组或已经打开了这样的前景：延长选举同盟，永久政治结盟，进入其他政党，自治政治组织的联合，“新的”政治运动，与传统工人政党的派别“来自外部”的和解，等等。在每一种情况下，组织都必须重新定义其政治机能和重新考虑其内部机能。
重组的策略并不意味是同化策略，而是对非常重要的影响工人和社会运动的转变以及贴近从中脱离出来的左翼流派的无论具体组织形式如何的政治必要性的一种政治共识。
两个注意事项应作为指导方针：
●把我们自己置于工人运动的最佳政治地位，以参与到来的突破；
●要成为所有左翼流派组成的集合体的核心，并重视大的传统团体的衰败；
组织化的目的是找到新的杠杆来建设我们的团体，团体的量化实力、政治影响力、自信心。
6．3．“重组”的概念不是新的
自30年代以来，我们从未设想革命党的建设会使一个平直的过程，因为一个极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之核面对着一个巩固的、有着深厚根脉、群众性的和由官僚改革机器控制的工人运动。
在30年代，我们的“联合劳工”不局限于一个大型改革团体的联合阵线，而且也致力于中/左议员团体的政治上实际上的融合，开始迈出我们向多数派革命党的实质跨越。“短期”打入主义策略就是这一方法的组织结论。
战后年代，对大的改革主义政党（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的打入主义策略基于同样的总体设想，但却是在一个不同的政治时期（阶级行动骤减；工人运动传统机器的准垄断；世界战争前景；还有特别发生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内的工人领袖的缓慢成熟过程）。
从1968年开始的时期，向独立自主的党建转变占了上风：全世界包括帝国主义欧洲在内革命的现实状况；从激进青年中迅速赢得许多活跃分子的可能性；影响社会和工人运动的主动与大规模活动；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特定领域中从外部包抄社会民主主义或斯大林主义的可能性；对这些党以及传统工会的基础有吸引力的中心。
如果存在某些重组策略（无论针对传统工人运动的左派或是针对其他的革命流派），都会被考虑为独立自主策略的从属和补充。
后来，由于政治形势恶化，这变为干预衰落中的革命左派危机以保存其残部的一种手段。
6．4．作为新时期党建主轴的重组政治现状
两个主要的主观因素左右着走向：
（1）革命左派明显地停止了增长。它正在为生存而战，尽管它保留了人数上可观的财富。
（2）影响重大的变化正在传统工人运动或者脱离它的群体内部发生，多半在工人阶级当中更明显。
这次，改组不是发生在高涨中的工人运动并且正在脱离这个基础；相反却是发生在衰落和解体中的传统工人运动。
6．5．在当今工人的和社会的运动中出现某些大致的趋势
6．5．1．（在1966至1970年代末）将广大先锋队的激情推向革命左翼的政治动力已经停止并走向反面。
（a）尽管被削弱并成为很小的少数派（特别是在选举层面），它还是在个别国家、在稳定的国家机构中、以常常很好地植根于社会运动的干部与积极分子为资本、并且带有某种公众知名度和主动能力，取得了成功。这种“最小化”结果是与政治活动热情的普遍下降、社会民主派的内部症结、企业中工会队伍的削弱、共产党的消失或者削弱，以及相对于绿党要建成活跃的政治团体所固有的缺陷（比如其选举结果及其物质手段）相比较而言的。
（b）革命左派必须从阶级斗争新高涨的一开始就展现出誓夺胜利的雄心。
但是这个新的起飞取决于党建事业的重新定义，使它充分贯穿于当前时期。这一挑战在这些团体内部引起激烈争论。为生存而努力、为保存自己而战斗，常常助长政治的和内部的宗派主义。
一般来说，一个先融合步骤或一个朝着其他极左派团体的重组几乎无用。这并不是拒绝合作的方式。
6．5．2．主导性变化：对于反抗资本家进攻依然是策源地的传统工人运动，不再是无剥削无压迫社会的解放事业的唯一代表。
（1）其他的政治纲领性“设想”，其他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改革派的和革命的）、“新”社会及社会运动（宗教、生态保护主义、女权运动、第三世界主义、和平、贫困、城市问题、人道主义/道德等等）时常给予资本主义文明的破坏，占有重要地位。在他们里面存在整个一系列的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和潮流。他们有其自己的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并且试图跻身政治和制度领域。然而他们常常来不及形成政党或政治团体，以进入现有的政治党派之列，或将其自身置于一个类似于政党与社会运动之间“列宁主义党”型式关系的组织系统领导之下。
在对待他们时，我们不能不充分重视估价这些细节。
（2）在个别国家从七十年代后半叶夺得一大批青年而开始的绿色运动潮流，有时是“低强度”激进派的代表者。
最初与生态危机相联系的绿色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政治运动。他们把生态问题提高到了一个将取而代之的社会的事业并以完整的纲领介入政治。在1968-75年间革命左派毫不意外地失败时形成了一个被工人阶级接受并被选票认可的政党，绿色运动潮流在夺得年轻选民的选票亦或分裂出传统工人政党方面取得了成功（西德、比利时、当然还有法国、以及其他地方）。他们因此形成了对我们的政治与制度突破以及在青年中间灌输的强大障碍。此外，他们在扩大特定工薪收入阶层中的影响和功过其余部分传统工人运动的联系方面却得了成功。
在其他国家，对绿色的敏感已经部分地或很大程度地引入到左派或极左派团体中（葡萄牙、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制约着他们独立的政治表达。
今天，绿色党派转而朝着按照其实力分享（中央政府、地区、城市各级）政治权力的方向。他们受工人改革主义的突出矛盾影响。他们在并入资产阶级政权及其何为大资本的危机共担责任方面走得越远，他们内部产生冲突就越大（“不左不右”、不同政治路线、作为自给自足政纲的生态学派）。介入绿色运动的这种僵局是关于广泛政治重组的路线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6．5．3．传统工人运动的当前衰落对于其内部的（政治的和工会的）左翼的形成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在这个阶段，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忠诚远比对后斯大林主义更多。
（1）除了在1982-83年被工党右翼击败的贝尼特流派之外，80年代以来在社会民主主义内部没有形成实质规模的、反资本主义纲领基础上的、牢固组织程度的左/中/中左流派。即使个别的、局部重组的、有象征意义的社会主义左派无庸置疑的存在，他们也没有成功地获得最小程度的一致性和凝聚力。在15年的剧烈社会危机和社会民主派领导层围绕新自由主义政治的总结盟之后，这构成了一个主要的事实。这是发生在30年代和50-60年代的情况的主要区别。它是社会民主主义在80年代走过的政治和组织恶化新阶段的直接结果。
结论
这使30年代（与中左流派融合从而建立一个革命党派）的战术计划失效。
这展现出特别对于劳动阶级或作为社会主义政党的优先前景，或者从外部看来，有助于社会主义政党的左派。
社会民主主义党的成员仍然无处是用来与工会左派共同工作的实际前提。
这使50年代和60年代进入主义“独特性”的计划失效。
社会党内的左派通常显现出与改革派左翼外表上相同的弱点。可是在选举方面，社会党留有工人运动中最强大的流派。在许多国家中，大部分工会和社会活跃份子都是其成员。但是与（远的和近的）过去所发生的相反，社会党已不再是实际领导者活跃和进行组织的场所，已不再是通向工人运动的必经途径了。
一般而言，这表明已无须要一个总体的或概要的步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计划。另一方面，并非反对与社会党的左派共事，也不是对社会民主主义采取政治上的消极主义态度。
（2）世界斯大林主义体系的消失，使各共产党陷入持久而复杂的危机。同时也使斯大林派过去不同周期的评价面临一次逐一进行的重新定义和随即给与的政治上的重新定位。这涉及到共产党内具有不同轨迹的不同辈代和不同人物。
结果是各共产党间分崩离析和每个共产党的内部分歧。这种转换在各党之间差异极大，取决于这些共产党是声音微弱甚或仅是个小团体，还是在工会运动或资产阶级国家的民选机构（有时甚至是行政机关）中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党。
（a）一些政党或流派（前欧洲共产党人）已被融入到社会党或绿党中而社会民主主义化。
处于本质变化中的意大利共产党（现在是民主社会党）正试图占据由社会民主党空出来的左翼位置，但也要看本世纪末的条件合适。
（b）另外一些流派或政党（也是前欧洲共产党人），努力以并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主义基础上的组织自治投入阵营，却仍然带着其特殊来源和历史的标记。
（c）某些流派把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方针与保卫多多少少显然是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或对前苏联的忠诚结合起来。
（d）另一些流派和政党（包括法国、葡萄牙）已经明白某种程度的政治适应是势不可免的，但随之而来的演变看不出其对党本身或全部工人运动有任何正确的勾画。这些演变发生在其党内机器的严厉控制下，不存在真的坚定信念（伴着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曲曲折折）的驱使。这是这些政党与西班牙的共产党、西德的社会民主党和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的区别。
（e）还有其他一些（单个的积极分子和干部、流派或党组织）则谴责共同管理经济危机的社会民主党道路、采取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路线以及采取积极反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路线，但带有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上的混乱。
他们中的最大者（包括意大利的重建共产党、西班牙的共产党、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似乎是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的政治引力中心，揭开一场关于真的阶级斗争运动的广阔的政治性和纲领性讨论。同时，其党内权力的民主化（与斯大林派传统决裂），也已显示出它们在意识形态和纲领层面上的重大的异质性。
在更广泛的左派内部，这些党成功地形成了具有吸引力的新的一极。
这个演变的结果是未可先决的。自从世界斯大林主义体系崩溃后，这些党派没有了坚实可靠的参照点（因为他们也发现自己置身在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央的工会官僚之外），他们正试图在寻找新重心的过程中稳住阵脚（尤其是在全国政治棋局及其政治组织机器中的位置）。他们的主轴是其在民选议会（国家议会，欧洲议会、市政府）中的存在，有时也会放在局部的行政机构上，并同时支持或催化国会外的反对派。
这些演变充分改变我们与这些共产党以及尤其产生的流派之间的联系。首先是因为他们释放的多多少少对于国家是重要的积极活力和根本信念，第二是因为他们能加强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的重聚甚至构成反对制度的震源地，最后一点是因为在那些我们享有共同参照点的政治辩论中他们可以是有兴趣的对话者。
6．5．4．工会运动越来越是工人先锋队一天天富有战斗性的特权位置，也是劳动者抵抗老坂攻势的超群手段。
在这框架内，我们需要考虑工会重建的两个方面：
（a）第一，在工人运动中建立可取而代之的领导层这一决定性问题仍然完整地留在那里，尽管形成了群众工会中的左翼和工会联合会之外的少数派工会。
大型传统工会内的左翼一般是十分弱小、缺乏组织以及在这些关健问题上没有可选择的政治回应（如首当其冲的失业问题）。意大利总工会（CGIL）的左翼“EssereSindacato”的经历就是夺取意大利主要工会组织控制权的不成功的例子。
不带偏见地关注这些大的工会联合会内发生的工会改组是必要的，但是也须注意其外部，那里似乎显示出真实的主流性和大规模的行动。
朝这个方向工作对于建立我们的组织建设和置身于政治上的重聚仍然是个关健。
（b）第二，工会官僚对组织机构、积极份子和工人当中不同层次的控制明显受到削弱了。这（在几个国家内）导致两个前所未有的结果：工会架构内政治争论的空间扩大，有可能燃起取而代之的战火；由工会架构或透过工会架构采取主动，就政治工会态势向社会和工人演说的可能性。
这个思想是基本的：没有工人阶级中重要部份的参与，“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真实基础就不会出现。
6．6．现阶段
6．6．1．我们的政治组织目标应当是在传统工人运动拖延日久的危机和绿色运动的死胡同中成为左派重组阵营中的重要一极。
这一前景如此不同于向一个新的建立在完善纲领之上的“共产主义的”或“革命的”党那样。
在实践上，它意味着把从传统工人运动产生的重要碎片重归一处（或者由此形成联盟），摆脱那些对经济危机难逃干系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我们还尝试造成吸引社会和工会运动中积极部分的动力。
6．6．2．哪里要努力打开局面，哪里就会遇到前进的困难，不论重组采用什么形式。
首先，这样的重组应避免小团体边缘化（这意味着相当迅速地被选举和制度合法性所征服）和讨论俱乐部（这带有政治和社交方面干涉的真正意图）这两种危险。
第二，由传统工人运动产生的重组必须克服其原有的特性并迅速展现其要更新方式和面貌的决心。树立新形象的工作常常是必不可少的。
要开创这样的新阶段，从社会运动或有知识的氛围中产生出特定的群体或个人是决定性的。
经常，一个酝酿的“瞬间”对于克服旧组织的界限以便混合各有不同的活动习惯是必需的。这符合于由新一代开创并带入的左派新历史时期的思想。
它完全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政治观点和组织界限。反而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对话能力。
甚至更为强大和更为稳定的重组也逃不脱这个分化的辩证法，因为它们被锁定在政党型式的重组中（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西班牙联合左翼,西德的民主社会主义党），更要利用在纲领、组织体系以及更一般的政治行为层面的广泛更替。
政治重组的这种短暂面貌不是要我们在重温独立自主建设战略的第一个机会眷顾下临时应场。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地参与这种重组，只要它符合我们赋予它的作用。
6．6．3．至于独立自主的党建策略，改组中的这种策略带有其自身的风险，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清楚：与重组的介入模式适合的节奏、语言表达方式；在重要政治争论的情况下我们的介入受到阻滞的风险；在与合作者因对社会及工人运动的看法相去甚远而出现的障碍是得自治组织停顿于曲折冗长的争论中，对自治组织的保有和能力方面的损失，等等。
6．7．政治重组策略不是反对我们组织的结构，恰恰相反，这一策略正是要巩固它。
6．7．1．我们组织的活力对于策略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不能有销蚀我们组织的问题。显然，需要在这一策略的框架内重新界定它们。
6．7．2．相对于任何销蚀我们组织的主张有三个有利因素：
第一个，也是基本的一个，因为改组/重组并非解决建设一个革命政党的问题本身，仅仅是为我们向当代具体时期前进而创建另一个混合的和短期的架构。我们的政治重组策略要求保持一个大规模阶级斗争和出现一个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广阔前景。
第二个，既然重组是一个成功，其开放性、广泛性和激进左派性质就是不受保证的。也不保证对于大的工人与社会运动的改革派团体来说是一个无宗派主义的组织。打通政治的和组织的障碍需要有一个大的分析研究和领导层次的能力。
最后一个，被定义的改组将包括几个流派和具有各不相同的政治一致意见的敏感性。内部的政治斗争有时不可避免，特别是当推选成员进入公共机构的职位或在大的政治性纲领性战斗期间。
在重组的内部与外部都将会发生新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分歧，尤其是通过来自阶级斗争的实践检验。
6．7．3．参与一次重组需要我们具有清晰的政治策划和精心的组织体系，确定我们的前提、我们的行动和我们要构建的体制。
尽管有类似之处，议程中的重组并不是（30年代或50—60年代那种）著名的进入主义。这也许因为重组仅限于我们直接地增强政治上和实际上的职能这一点（丹麦的Enhedsliste，瑞士的Solidarité，比利时的GauchesUnies，等等），或是因为我们直接参加一个大党但不是像正统的斯大林党或社会民主主义党，并且我们真诚参加其建设（例如：Rifondazione、西班牙联合左翼等等）。不过，我们知道有政治纲领的局限和当前影响着每一重组计划的政治动态的不确定性。我们只能从这连个观点的现实主义考虑开始。这能够引致以我们流派的三种自治性政治活动组织的前提参与重组（如同参与一个重组计划）：
●以一种定期刊物（或其他舆论方式）发表我们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观点。
●一种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进程。
●一种青年中间的活动（如果必要：以一种组织），由一个关于当前其政治发展的正确道路的考虑所推动。
基本思想是获得一个强大的（在我们方面）政治活动组织的工具。……
6．8．改组的方针会引导其他左派与社会民主主义左派相适应，这不会使我们与处于危机中的工人运动那些大的改革派团体拉开距离并重新推向政治社会事态。
6．8．1．首先因为，即使处于危机或处于衰落中的传统的改革派团体也仍在很大程度上占有工人的主力，青年只是少数。他们继续组成左派中政治活跃部分的重要份额。变弱的传统工会保持了（很少有例外）保护物质利益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在他们的工人同伴的利益方面继续组织极大多数的工人活动。甚至像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和西班牙联合左翼这样的党（不涉及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也在社会上留有一点前锋作用。
6．8．2．面对政治和社会生活重大的事件，诸如老板们反对工会运动的大攻势，极右势力的恐吓或对民主自由的侵犯，新自由主义政治的绝望和局部的经济复苏等等，改革派领导层保持不动是很不可能的。改革派政党和工会官僚们可能采取重要的政治主动，包括整个左派的重组。浙江立即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左派重组构成挑战。
6．8．3．尽管在现阶段不是完全排除社会党内广泛而巩固的反资本主义左派的出现，这一点也不排斥在社会民主主义机器内部（在工会中或在政治的与传统工会的各部分之间）新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他们的政治容量将受到限制并受两极化制约（与20年代、30年代、60—1970年代的“官僚政治左派”无法相比）。但是来自工人运动上层的这样的斗争将对劳动人民具有一个大冲击。它将使工人阶级的一大层积极分子重新燃起激情和政治热情，并促使他们投入争论。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将为政治改组，包括为可以取而代之的左派，创造新的机会。
6．9．重组/改组方针当前与特定一代人政治上战斗力的局限性以及阅历的程度有关。
通向真正发动最初的改组和“社会主义的重建”将必须依靠两个因素：
（1）工人阶级的社会性表现的爆发。改组将要把自身置于最有觉悟和积极的基础之上。
（2）新一代的政治性表现的爆发。这将明白无误地剪除掉传统在他身上留下的陈腐之物。
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我们赋予这场“重建社会主义”的斗争以一个群众性革命党的构建的前景。
【史凡译，略有删节。现由TianLin增补完整】 |
建设今天的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决议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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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今天的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第14次世界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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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oftheFI:WorldCongressDecisions:14thWorldCongress-1995
1.自从我们在1991第十三次世界大会上通过了关于世界局势的决议以来，力量的均衡，已经在那个决议所注意、所分析的一般趋势的架构中，继续往不利于劳动群众的方向恶化。全世界斗争的辩证逻辑，已经有了不良的效果，为解放运动带来许多挫折、失败或孤立。我们的派别，也被这个负面的辩证逻辑所影响、所弱化。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组织，由于没有任何派别的外壳来保护它不受到社会、政治斗争的实在进程的感染，这样一个结果，几乎是不能避免的。
苏联斯大林主义制度的最终崩溃，导致官僚层中的亲资本主义部份及其它支持市场经济、私有化普遍化的人们发动了广大的攻势。大多数在官僚“社会主义”的瓦砾上繁衍的民族运动，在朝向沙文主义、好战性的趋势方面有增无已。这个反动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70年代中的经济衰退以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激进化的衰落所造成的。
更一般说来，所有仍旧在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发展的社会运动，例如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紧缩、反对市场经济的有害结果、反对生态的遭受危害、反对对妇女的压迫、反对军国主义等等的社会运动，仍然在四分五裂。能够提供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官僚“社会主义”的灾难性经验，可供选择的道路的社会主义方案，却缺乏可信性。严重地阻碍了这个方案的，除了有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第三世界”人民民族主义的总结算，还有今天提出这个方案的人的弱点。
在许多被支配的国家中，广泛的先锋力量现在都怀疑用革命来打破帝国主义束缚的成功机会；而鉴于世界权力的新均势，他们也怀疑夺取权力、保持权力的可能性。其它并非无足轻重的力量，也公开与这个前景决裂：光是在拉美洲，〔萨尔瓦多的〕马解、〔尼加拉瓜的〕桑解的一部份领导层、巴西工人党内的一个派系，就已经这样做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的趋势就成为以现实主义的名义，作出适应和妥协。在危机、远景不足或缺乏远景的冲击下，政治力量向右转的连锁反应，已变成为压倒之势。这个结果，即由影响到大政党的群众基础的长期积累而引致的变化而来，也是由一些运动多少是突然而来的转变所致。这些运动的社会根源，使它们有可能向任何方向转移。因此，资产阶级人民主义如社会民主主义之类，已经转向到“社会”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斯大林主义党已经完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化；而许多前革命者，在他们还没有用上自己的方法“越过阶段”以融入“社会”新自由主义的烟雾时，却已经采纳了最右派的、阶段论的斯大林主义立场。
在这些情况下，革命国际主义似乎是个乌托邦。但是世界经济中史无前例的全球化（资本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作用、由各地市场在通讯技术以高度发展下可以同时运转而来的市场全球化，国际交易较诸民族经济活动益增的比重等）、劳动全球化（不管是通过劳动力的迁移或是通过资本和工业的移动），及政治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全球化（在美国这个世界警察领导下的重大合作的时代）──凡此种种加起来，更足以令到现在较诸以前任何时候更需要有一个工人国际，以能够从事反对全球资本及其它地方部队的斗争。
因为政治周期从来不会完全与社会──经济周期分离，而资本主义无法令贫穷现象不被人一眼看穿，不屈不挠的革命希望，就从社会紧张状态走向恶化的强大趋势中，取得营养料。因此，有关柏林墙的废墟上兴起新自由主义胜利的幻想，现在已大部份让位给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现正反过来，反对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妄自尊大的虚荣心，在对其本身毫无危险的情况下，打败了伊拉克的“世界第四大军队”的幻景，在今天，已被它们在波斯尼亚、索马里、甚至海地所显示的无能无力，而弄得烟消云散了。〔美国前总统〕布什把越南综合症埋葬得太早了。从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激动人心的动员那里所得到的有利因素，仍在制约着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干涉的能力。
所以，保持革命希望的火焰继续燃烧的理由，并不缺乏。但是，如果在建设既是革命的、又是国际主义的先锋组织方面有一次新跃进，就需要积累群众经验、局部胜利和新一代激进化的新积累。事实上，革命先锋的危机，不能再用30年代的调子来提出。今天，它不但是一个改变破产的领导层的问题。今天，必要的改组，决不会局限在现存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力量均衡的改变，而且还要通过不同的社会解放运动在国际范围上进行逐渐的改组。这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许会由世界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增加其速度。
2.然而，全球局势的一般趋向，对不同国家的形势有不均等的比重，并结合着地方的结构上或暂时的特殊性。
不管怎样，千真万确的是，没有群众斗争或巨大社会冲突的世界，是个妄想。资本主义世界性的危机在先进和不发达国家中对社会、生态环境的打击（这种打击常常是灾祸性的）、新生一代在社会斗争方面的突破、相对年轻的工人运动在新工业化国家或在局部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后斯大林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对其居民的灾祸性影响，都是斗争正在增长而不是消逝的因素。
在工人阶级、工会和政治先锋队的普通成员中，斯大林主义制度崩溃的正面作用，是严重地动摇了反对我们的教派主义偏见。资本的必胜对所有现在意识到自身弱点的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也起了促进统一的效应。特别在工业化国家中，我们今天更能够在斗争中，与直到最近尚不太愿意与我们讲话的力量，建立活动份子之间的团结、联合的关系。
我们的国际网络，使我们能够对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汇集，作出决定性的贡献──特别是在欧洲的平面上，那里，由于资本主义的联合（不管它的时停时起的行动）会汇集的需要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了。但是，我们的微弱，在这方面仍是严重的阻碍。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虽然对危机置之不理，但由于参与了资本主义欧洲的建设，仍然有着我们无可比拟的可信性。
此外，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可信地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后卫”或“老大哥”而自居，因此，我们能与依赖性国家的革命对话者，在不带任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下，就国际主义的定义，重新进行更严肃的──但愿如此──辩论，将会是可能的了。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经过了尼加拉瓜革命的孤立、南非的妥协、古巴的窒息等等经验以后，社会民主党必定会利用它的外交网络及其在民族和国际机构中的地位，以破坏战斗性团结的传统。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以下这个矛盾的幅度：目前的情势结合着以下的特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机，在中期中，开启了讨论和政治重组的新前景。而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力量均衡，却在建立一支有世界规模的革命先锋方面，暂时阻碍一切质的增长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应该是我们今天建设第四国际的政策指引。
3.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最后结算表，以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许多与我们的传统不同、保持它们自己的革命目标的组织，修改了它们的历史参考点。虽然我们确信，我们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已经在本质上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且比任何其它理论做得更好，我们却不否认，世界性的政治动荡，已经在这个问题上影响到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过去已令到“托洛茨基”派在极左派中与其它人历史性地定出界限。
因此，对斯大林主义苏联的分析，与俄国左派反对派的历史性斗争的认同，以及与第四国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轨道的认同，将会在革命组织的章程中，逐渐失去其独特性。虽然对我们而言，这仍然是一笔相当大的政治资产，但是，只当新生一代的战士们是在彻底改变了的世界形势中受到教育，它在未来的战斗中，失去直接、决定性的相关性的重要部份。反之，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我们对官僚层之作为一个有特定利益的社会层份的分析，以及我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却会在任何对于官僚现象、代替主义现象的全面研究中，成为无可规避的一环。这些官僚现象和代替主义现象，不论在革命之前，或在革命之后，都会败坏社会解放运动。这在革命组织的形成中，已经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因此，在过去被看为“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特征的标志，在将来，可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来考虑了。对于30年代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裂、复杂裂缝的某些历史事例，将会变为相对的，须对“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若不算作社会民主派和反资本主义者之间的话）的经典的、基本的分野重新评价。
因此，这不但趋向于改变某些团体、流派参加我们的国际的可能性，而就长远而言，也趋向于改变我们与其它团体进行政治、组织、或政治及组织的融合的条件。发源于毛派、卡斯特罗派或者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流派、团体或者派系，可能会向我们的立场移动。我们现在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方案、我们的纲领这边来。这意思是说，他们与他们遗产中的斯大林主义部份作更深的决裂，但是不必与「托洛茨基主义」等同，也不必符合其延续性。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目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在许多情形中，不是正在导向接纳更革命的立场，而是导向投降与快速地融入占支配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也应该对使新生一代感兴趣的，从当前开始将在「后斯大林主义」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新政治思想作出反应；新意识形态信念和经验，必须与经历整个世纪的、再三被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所证实的教训结合起来。对政治思想的新题材作出反应，并不单单是一个对斗争中的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而更是一个能否详尽阐述理论、更新我们的纲领、吸收新的政治经验、吸收斗争的创新形式和主题、吸收社会──经济的变化等等基本问题。
我们希望实行一次第四国际的真正变更，我们希望更加发展第四国际，同时小心地保持它从几乎60年的存在中所获得的成果。我们要改变，但不是大多数左派组织在过去几年中那样改变：当受到侵略性的资产阶级攻势的挑战，就越来越从原来的立场退却。我们的非教派主义态度的长处，在过去几年中，让我们不再被看为只是芸芸团体中的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团体，而是被看成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份，把国际主义的团结和反压迫者的斗争的利益，放在任何派系打算或任何意识形态分歧之上。对此种非教派主义态度的长处，我们再次肯定并会深化下去，我们希望把那些未必自认为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不一定认同我们的历史，但在一个真正的纲领会合的基础上加入我们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欢迎到我们的队伍中。从较长远的方面来说，我们希望确立为一切健康的、富于战斗力、彻底反资本主义的先锋力量的一个吸引和国际性重组的中心。这些先锋力量在目前世界工人运动的乱局中，继续或正在以原先的方式复苏起来。
4.今天第四国际仍然是唯一一个具有相同的总纲领方向的有机性的国际性革命组织。这个纲领方向包括以下各点：
●争取工资劳动者的种种当前和过渡要求。
●争取民主权利和公共自由。
●争取与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的决裂；争取以生产者自己的国家管理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在被支配的国家，争取从民主与民族的斗争进至为革命的反资本主义的斗争。
●争取建基于社会生产资料的社会财产、工人的自我组织、人民的自决和保护公共自由权的民主社会主义；争取政党与国家的分离。
●争取群众运动、人民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在民主基础上团结；尊重多党制，尊重不同倾向的出现和确保它们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国家。
●争取在斗争中扩张自治组织及尊重民主权利。
●反对一切支配群众组织的、寄生的（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工会、民族主义……）官僚层。
●反对压迫妇女；争取自主的妇女运动。
●反对压迫同性恋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性压迫。
●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尊重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自决权和独立权。
●反对种族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沙文主义。
●反对宗教排斥；争取宗教与国家的分离。
●从反资本主义、反官僚的前景，争取保护生态环境。
●争取积极的国际主义和国际的反帝国主义的团结；在每个国家争取保卫工人群众的利益，反对排他主义，反对教派主义，反对对外交或功利主义的考虑作任何屈从。
●建立积极党员的革命、无产阶级、女性主义、民主的政党；在这些政党中，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组织派系或倾向的权利，不但受到承认，而且得到保证。
●建设一个群众性的、多元的革命的国际。
这个纲领性方向包含了过去30年来革命与抗议的新的经验，和更早以前的第三国际及1925至1940年的托派运动的革命资产中许多元素。因此，在这些年中，我们的政治凝聚力，已因持续吸收新收获和重估旧收获而锻炼起来。当然，新问题、新经验经常发生，要求我们继续加以理解和详尽阐述。这就是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能够避免硬化、能够丰富起来的唯一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够作为群众行动的一个指导。
5.今天第四国际中的革命组织，是基于这个共同的纲领方向，来合力建立的。
我们的国际，就世界革命运动所需要实现的任务而言，仍然不是很大。然而，作为分享那些（特别是与革命运动相关的）较具战斗精神的民族组织的非常不同政治经验，我们的国际，却是一个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工具。这种综合的能力，就是国际必须存在的理由之一。它是消除民族孤立、消除只靠地方经验来理论化的最佳救药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组成它的各个组织而言，决意要对建设国际作出贡献，不但是建立自己“民族”党的工作的一部份，而且是令不断的民族压力及由压力引发而来的歪曲视野受到制约的一个方法。
当然，光有国际本身，并不能就充份保证对世界现实及作为它一部份的民族局势有正确的观点。错误也能够是集体的；但是，参加讨论、发展立场的不同观点越多，错误就越少可能发生；发现和改正错误，也越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是对平衡地掌握世界现实的一个必要条件。
只有有机的骨架，加上集体的讨论规则和阐述方法，才真正提供这个长处，才能比组织之间的双边对话更有系统，更一般地提供这个长处。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各成员党与国际之间，都互相得到好处。
6.要加强国际，必须要从加强和扩大我们在每个国家的政党做起。正如在各别的国家那样，建立国际，是重组劳工运动的问题。并无现成的网络，等着革命团体来使用。
过去两个群众性的国际，是在高涨期建立的。对第二国际而言，社会民主的基础是数以百万人计的劳工运动的新兴起。对第三共产国际而言，它的基础是吸引了世界各地工人的俄国革命。
第四国际在1968年后的那几年，也经历了同样但规模较小的兴起。但其间不同之处却很大。兴起的规模有限得多，特别是在工人之间。劳工运动已经经历了好几次分裂，而第四国际则看来只是许多可能的组织形式之一。建立一个基于理论纲领的国际组织，与建立一个其纲领在实践中连续受到试验的国际，也有很大的差别。
要在今天建立更强大、更广大的国际，就需要进行不同种类的团结工作；不但是在各别的国家之内，而且要穿过国界。但是我们所指的“团结”是甚么意思呢？我们把团结工作分为三种：
A)在具体斗争和在群众运动中的联合阵线
这是，而且一直是三种团结工作中最重要的层面。当我们在工会中工作、当我们组成委员会来阻止兴建影响环境的道路工程、当我们帮助组织一次学生的示威游行，我们就寻求最广大而具体的团结。
基本问题始终是：甚么是推进的最好方法？我们并非试图寻求最“革命”的纲领。我们试图建立有广大劳动人民参加、围绕着他们利益而集合起来的运动。在这些斗争中，我们以自己的党和第四国际的身份参加，但是却怀着谦逊的态度，尊重在我们这边战斗的人们，不操纵他们，也不持教派主义态度。这种团结工作，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最重要一面──即使是带着比较有限的建党目标，它却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重新组织、重新建造工人运动，而只当这个运动在今天及明天的斗争中形成，建党目标才做得好。
B)与其它革命组织的团结
第四国际从来没有佯称自己对革命的思想与行动有专利权。其它革命组织，世界各地都有；有些领导了我们完全支持的战斗。可是，事实是，在目前，在我们的队伍之外，没有一个大的组织，在理论和实践上与我们分享上列的整个纲领架构。
可是，除了一些细微差别之外（一般说来，是关于民族或国际组织的观念），有些组织几乎可以同意每一点。一般说来，我们寻求与这些组织（除了极端教派主义者组织以外）保持友好和团结的关系。它们之没有加入我们的国际，可能是由于来自不同于托洛茨基主义的政治传统、来自另一种历史演变或其它的经验……。如果那只是唯一的困难，毫无疑问地，随着目前政治的动荡，我们应该努力把我们的力量团结起来。
光是就苏联的堕落及由此所产生的斯大林主义现象有不同诠释，不能为维持组织分立而辩解──假如这些不同诠释在当前斗争中并没有在事实上隐藏着相互矛盾的纲领性方向（例如对正在后斯大林主义社会进行的私有化的态度）。任何试图把分析上的一致作为组织统一的条件，而又没有举出因理论分歧而起的重大政治后果的论证，都是来自一种教条主义、教派主义和磐石般的组织观念，常常涉及不民主的内部运转和旨在操踪的行径有关。
照我们的看法，在具体斗争中的政治会合，和我们所要建立的革命党必须是多元和民主的这个观念，比共同抽象地联结整个理论纲领更为重要，从这观点出发，对一个包含着一大批各自分离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所谓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我们不予认同。因此，我们肯定不会把光是在有共同参考点的基础上“重新统一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看为是件应优先处理的工作。我们与其它所谓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的关系，也是从属于以上所提的一般考虑。
过去的十年却有极少数几次成功地与其它革命组织团结的例子。不是偶然的是，我们之参加其它更广大而有群众影响力的阶级斗争力量的经验，到现在为止，一向是更正面的。对党员不多、没有多少机会能在共同经验中考验路线的小组织，压力是更强大的。
一般说来，我们认为在像目前这样的时期中，参加其它小左派力量时，应特别小心。像共同的历史参考、组织文化和语言等等，我们要克服的事，在衰落和防御性斗争的时期中，的确起着重大作用。历史证明，在向上转的时期，当种种组织为回应阶级斗争和合作的紧急需要而焊在一起时，以上所说的却能（而且必须）更容易克服。
这不应该被看成为采取教派态度的论点。但它端是个论点，即不把政党看成为能够给制造为有精良表现效率的机器人，而是把政党看为由“主观”事物连在一起的活生生的有机体，会有自豪感、自尊心、共同经验和习惯等。在目前这样一个敌人采取严厉攻势的时期，我们必须了解失去那一切的风险。
C)与其他左派组织更广大的重新团集
这种工作并不是用来代替我们在工会、学生会、妇女运动等群众组织中的工作。与其他左派组织进行广大的重新团集，可以有不同的目的。第一，我们可以与其他组织的会员接触，与他们分享共同经验。其次，我们可以增加在社会中的共同听众，变成为更可信、更强大。即使在我们数量上较弱的地方，社会抵抗运动依然重要，仍在议事日程上带来政治结果的环境中，工人运动、其他社会运动和传统领导层的危机会创造出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为了一起在政治生活中同甘共苦，及使我们自己成为在工人运动及左派战略辩论中的参与者，把力量团结起来变得可能了。
能让这几种重新团集发生的条件，明显地不能事先决定，也不能事先决定它们的范围、政治纲领或组织形式；所有这些即使不是由地区和地方的现实所决定，也视乎民族的现实。这些问题，可以是在非党派的骨架中再组合反资本主义先锋力量的新政治运动，也可以是在经过共同的竞选活动继续合作；也可以是参加从工人运动的危机中出来、保持了群众影响力、在实践中发展出一条抵抗新保守主义政策路线的政党。不管是哪种情况，都是把左派和工人运动的再结合看作一种动力过程的问题。在这样一种动力过程中，不但政治上有组织的力量发生作用，连个人（工会份子、女性主义者、知识分子、社会工作者等等）也发生作用。在有可能就具体任务在激进力量之间建立联系的每一时机，第四国际不但采取这样的团结行动，而且对任何其它这样的主动作出回应。
在国际平面上，我们参加一切表明容许左派政治力量辩论的论坛，即使这些力量远非反资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的。例如，拉丁美洲左派会议就是这样的论坛。明天的欧洲、非洲或其它的会议也可能是这样。尽管这些会议参与者的成份很复杂，它们对于在新时期中为革命派系重新下定义却是有用的目标。我们自己也可以在东欧、印度次大陆、黑人非洲或阿拉伯地区促进这种会议。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要不断地把团结与我们进行战略汇合的力量和倾向，作为优先处理的工作。重要的是，这种运动及会议，一定要有明显、可见的目标。更有决定性的，是这些发起行动须有民主，而不是由上到下来进行。
7.这些形式的团结工作能导致新的、更广大的国际的形成吗？
历次国际都呼应着与社会政治重大演变有关的新任务。现在，对于1989年以来的全球局势的动荡，人们至少可以说，它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提出之前的革命问题及分歧的架构。首先，我们必须对于这些变异作出估量，而且必须在一般教训及对革命活动造成的效果上取得协议。同时，也须在行动中测试由对事件反应而来的政治协议。因此，在未来时日，对一个在质量上比我们现有的国际更广大的新国际的任务和结构下定义，也许是可能的。
就目前而论，一个革命力量参加没有确实目的──例如支持正备受危险的革命──的世界会议，会是无前景的、不协调的集会。要使它不是这样，参加这样一个会议的人，在纲领和政治方面应该有最低限度的相同点，而且对追求共同的组织目标，应该有真正的兴趣。再者，把所有可能参加这样一种集会的人集合在一起，而不歧视最穷的人，就要对平等地分担这样一个倡议所必然付出的财政负担，取得事先的同意，这种做法并不是容易的。
实际存在的世界革命运动，是这数10年的，以斯大林主义及其解体为特征的结果。它的组成份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金塔尔和青梅瓦尔特会议的参与者，更不均匀，后两会议的参与者都来自第二国际及其传统。所以，在革命力量再次大团结的条件成熟以前，我们所需要的，是一段长期的形成过程、共同的辩论和体验，以发展出互相的信任。
在目前，在这个历史前景中，在我们觉得依据具体任务在革命力量之间有可能建立联系，及把他们之间的讨论向前推进的每一次机会，我们都投身采取主动，或热衷地响应别人的主动。这不但适用于新力量，也适用于与我们起源不同的、在目前世界发展的冲击下演变的革命组织。这不但适用于有群众影响力的力量，如巴西工人党，也适用于初生的革命组织，例如东欧及前苏联的激进社会主义左派。它在开头可以在政治运动中表达出来，或者在公众会议中表达出来。它所能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地区性会议、民族组合，或者密切的双边或多边的关系。按这个观点，我们已经常地我们的国际干部学校的大门，向革命运动的其它力量开启。
8.建设我们自己的派系第四国际，和努力在将来成立一个国际革命力量的再团集，这两者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更有互补的作用。我们认为，这种互补的作用是紧要的。我们排斥对建设我们自己的运动采取任何教派主义态度，也排斥对将要建立的国际再团集采取任何磐石般的、非多元主义的观点，不管它是一个简单的论坛，或者是一个新的国际。
我们在民族平面和国际平面，都承认和保卫形成不同倾向的权利。再者，在世界革命运动如此多种多样性的情况下，国际的再团集越广大，导致我们保持我们的国际倾向的机会也就越大──最后分析起来，这个自由选择，将视乎我们对再团集的共同纲领的估计，及我们的派系特征在我们盟友的关系中的份量。
不管怎样，讨论这点的时机绝对尚未成熟。目前紧要的首先是对世界革命运动在民主多元主义的基础上再团集的这个原则，取得一致的意见。今天，革命运动的团结虽然有可能在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取得进展，但是这些过程是如此的不平衡性，以至革命者在世界范围内的再团集，遗憾地不会出现在可见将来的议事日程上。这当然不妨碍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人们却不应该把在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与超出国界或洲界所可能实现的混淆起来：这两者之间，有明显的质量上差别，有根本的非连续性。
总之，我们应该永远避免两种错误：
●只考虑建设国际，而罔顾在某些国家可能出现的革命左派统一的可能性；
●只考虑国家的骨架，冲淡或放弃我们特有的、无形的国际革命者组织的纲领原则。
还有，我们对大一统主义的拒斥，并不只限于保卫倾向的权利。广义来看，多元主义包括新的、运转方法且不简单限法律上的权利。企图使我们的女性组织化而提出的课题（不管个别事例的成功程度是多少），代表着响应经验差异的方法。着重女性化的驱动力，从来不单是致力改进妇女在组织中的统计地位，我们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中，已经学会了引进了新的内部传统，引进了方法以结合和珍重所有党员及其局部经验的贡献，离开了过去几个辈代的模式。
在这广义上继续丰富我们对多元主义的了解，对于从新辈代中更新我们队伍的这个紧迫的任务，是十分紧要的。在客观情况正普遍对社会主义方案缺乏信心下，年青的战士们不是（也不应该是）单单基于组织倾向的权利来判断革命组织的反官僚主义的、民主的传统。在现代的组织民主和多元主义的观念中，这些权利给看为是完整、必需的一部份，但仍是有所不足。
9.就我们的建党任务而言，今天的国际情况的主要特色，决不能是即时的革命前景的弱化，不管这个现象是多么真实、多么无可否认。按照定义，即时的革命前景上下波动很大，多份要看多变的政治现象。从另一方面来看，世界左派的政治景观的普遍重组，影响到一个更重要的结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往后立即出现的主要趋向是怎样），斯大林主义的垮台，首先是释放了被当权或在野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锁锢了许多年的巨大阶级潜力。接着，被斯大林主义宣传的反托洛茨基主义偏见也毁灭了。在我们国际过去不能活动的国家中，以及在我们的支部可以在先锋队及在群众运动中争到信誉、争到影响力的那些国家中，虽然目前仍有困难吸收党员，我们的运动有真正的（虽然是不太大的）扩展，依旧是可能的。
在我们参加其它力量来共同建立一个政党的情况中（与在群众性改良主义政党中进行纯粹“进入主义”的介入不同），我们是在真正战斗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建立一个共同的组织。然而，要使这个过程进行得顺利，必需要有一机制，使我们能够在民主骨架中，监督与我们的盟友取得政治上战略上的协议的进展。这就是我们为甚么要为我们的流派的支持者，要求参与和保持第四国际党籍的权利。参与和保持的方法，当然可以商量，但必须允许他们充份参加第四国际的生活（在这同时，完全忠于共同的本国组织及其纪律）。只有最高水平的政治一致，即前面所提出的，我们为之奋斗不懈的纲领，才使得完全取消我们的独特存在而融入一个共同组织言之成理。而在那个情况中，共同组织若没有参加到国际中来，也应该能够与我们的国际发生密切的关系了。当这些条件没有实现的时候，过早地自我解散，永远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赌博。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的实验失败，就是这个事情的见证。
同时，我们需要使我们的伙伴们相信，继续成为国际的成员，不该在统一的架构中成为紧张状态的泉源；它应该是保持健康、坦白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应该能够使他们相信，教条主义或教派主义无法移动我们国际党籍，对我们而言，它是我们投身的革命社会主义方案的一个关键部份，决不能够放弃。在没有危害统一后的革命组织的不可违反的民主多元主义原则下，我们的党籍，是不能用统一之名被要求放弃的。我们之推动统一的组织与我们国际之间尽可能紧密地协同工作，这个事实正是我们的忠贞和革命坦白的证明。特别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才邀请统一组织中的盟友，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我们的国际会议。而且，整个国际必须显示出它的有用性，使统一的组织相信，第四国际的党员在该国的组织是个正数，而不是障碍。
每国的情况诚然都与他国不同。实行地方重组的政治条件，永远是不同的。纲领、政治和组织的进程，因此永远是特定的。我们不要为再团集和统一阐释任何一般理论。此外，现在的国际局势，并不有利于单一性的国家再团结过程（假如是由一个大国的革命胜利引致国际的建立，一如第三国际的历史先例，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0.真的，以上的整个论点，只有当它关系到我们在这些年中由经验和错误所形成的对第四国际的观念，才是有效、可信的。
特别是在1985年的第十二次世界大会上，我们再次拒绝了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的建党政策须由国际中央来决定，而各个支部也必须实施普遍或地区性的相同方向。我们已经拒绝了我们是「革命的世界党」这种产生于另一时代的自称，而选择清醒地自我定义为世界革命运动的一个处于少数地位、然而是明确又紧要的支派；一个提供共同思考、为各国组织提供进行政治和战斗协作的骨架；一个有伸缩性的、民主和多元主义功能的国际集团。
第四国际并不是由受“中央”束缚的地代理机构所组成的。它的各国组织合力工作以建设国际，甚至向它提供人力和物力，而它们却是植根在本国实在的阶级斗争上。国际的民主集中制，不是──没有堕入官僚集中制的话就更不能是了──本国组织中的复制品。第四国际支部保卫多数的立场，不出于强制而是发于自由同意的。它并不是通过纪律而强加的；居少数的支部可以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只要不违反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极限，因为这种违反等于与国际决裂。
事实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已经在组织内实施了多元主义；我们声称这个作风是当前革命纲领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份。第四国际内部的各种观点的民主多样性，对我们不但不是个障碍，反而是我们的强处之一。这种多元性自然地从我们的共同纲领方向而来，通过战略性的汇聚架构而实施的。并且，也显现在我们的各支部对世界不同大事常常在未经商议之前，已产生基本上相同的反应上。
11.国际以至第一时期的共产国际的集中主义观念，即使现在必须放弃，革命的国际主义却不能够只限于推动团结和交换网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石，向来是，而且比过去更是需要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联合地面对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的具体存在渐增地成为全球性了。这种需要甚至变得更清楚了，因为帝国主义所统治的国际机构，不管是政治性的像联合国，经济性的像国际货币基金会，都比过去任何时期更活跃了；至于资本主义的机构，也在地球上的广大区域设立起来，例如马斯特里希特条约下的欧洲，或北美自由贸易协议。
在目前，以至考虑到历史的演化，我们需要的不是少些国际实践或只是保留既有的，而是更多的国际主义、更多的政治和组织的协调、更多的跨越国界的革命组织联合组织的协调和活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单一主义的不幸的兴起，及由之而来的疯狂屠杀和蹂躝，这个要求就变得更紧逼、更尖锐了。今天，国际主义再次在这个世纪中，成为野蛮主义的直接对立面。可是，没有充份的政治和织做法，没有在建立本国组织的同时参加建立国际，充份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就不能够全面发展。
我们必须建设的国际必须是：
●一个有机的工具，能够在全世界、主要区域及一群国家投入联合工作，成立多种类的政治运动和活动。
●一个具有资料及干部的工具，为在许多国家中仍处在胚胎阶段的革命运动提供坚实的援助。
●在改良主义者领导的工人运动或民族主义者指挥的民族运动等等的运动中，作为有组织的工具，发展革命社会主义者派系的工作。
世界革命运动所积累的延迟是巨大的。不幸的是，在今日世界上有最大进展的，不是革命，而是右翼的极端主义。这种极端主义正在这个新的、可怕的资本主义衰落的时代，在世界各地兴起。仅仅依赖自发性或者简单的团结工作来应付以上所提的任务，或用尊重民族特殊性为借口，就等于犯罪。我们应该自觉地为这个目标而工作；而要实现，就需要一个国际组织。
12.这就是为甚么（不管目前在某些国家进行再团集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与我们的盟友就建立一个国际再团集或甚至建立一个新国际的问题，而进行争论的必要性有多大）我们必须在各国及世界的平面上不屈不挠地追求建设第四国际这个“真正存在”的国际的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来改进它的内部运转，增加它的结构和机构方面的坚固和效率。
在没有我们组织存在的国家中，对享有独立章程会有助推进革命斗争的新组织，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来帮助它发展与我们国际的联系。在此引用一段我们在1991年通过的关于组织运转的决定，是切合时宜的：
“……决定建立一个支部，宣布自己是个支部，是国家的即时任务，可不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教条主义的原则。这是小教派的方法。这些小教派认为支部是世界中心的一个‘地方代理人’（这个世界中心，实质上，常常有一个无上权力的本国领导层）。对我们而言，支部是由本国的革命任务所决定的；是这些任务决定了支部的建立。除了选择建立自主的政党或选择在一个较大政党中建立倾向（当公开这样做是可能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之外，在有些国家中，还有对已经存在的革命组织作出判断的问题：它是不是正在对它的国家中的革命任务作出回应，因此正与我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会合？或者它正在堕落、正在退化？如果答案是后者，那末它是否已达到无可挽救的地步？”
“因此，就短期或中期而言，建立支部的决定，并不是在每个国家都是理所当然的。反之，和不要建立支部的决定相并行的，必须是在本国散播我们的纲领的收获和我们的出版物；特别是在革命者中间，应以尽量使人家相信我们的见解为目的。同样，国际必须与好几个国家中的革命组织建立起来合作和信赖的关系，以有助于把他们争取到重建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的前景。”
事实上，对于革命运动的前途，及我们自己的国际的正面改变而言，把我们的国际和已经有真正的社会根源的革命或激进党派的命运联系起来，以帮助他们、向他们学习，乃至一起建立革命组织的做法，要比在可能会变成不毛之地上匆促地树立旗帜更有积极意义。
13.在这个有深远意义的政治重组时期，组织上的挑战，提出了另一个相关面：理论和纲领的详尽阐述有了特别的重要性。这个看法，来自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持的开放和批判的观念，也来自我们相信不是对每一件事情都有答案，和重新考察旧的观念是必要的。我们在1979年所写的关于妇女压迫的文件，1985年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文件和1992年我们的宣言，都是希望把我们的纲领翻新的见证。我们正在起草的社会主义生态的文件也是如此。
世界在最近几十年中的演化，打开了非常多（有时候非常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今天是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研究的广大园地。我们应该用所有的余力，来促成这个研究，促成这个翻新纲领的努力。这个努力愈是集体努力，则成果会更大。我们不但要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进行集体研究（虽然这种集体研究既不明显又不自动），也要与我们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盟友，及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界的特有伙伴进行集体研究。我们的国际教育──及研究──机构，通过各种研究会和研究班，尽管规模不大，就已经是进行这种集体努力的确实可靠的地方。我们必须要证明，国际也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代替的工具。
14.在今日世界中，新的国际社会主义方案是否可信，大半要看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是否有能力重新发动群众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以及在面临着资本主义及其国家结构当前，是否有能力体现革命的社会政治方案。处于“中心”的国家，仍然是世界性反资本主义战略中的关键性联系。那里的阶级力量对比，对于整个世界的斗争结果极为重要。被支配的国家的斗争所能号召的唯一盟友，就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只有它们才能够制约或瘫痪帝国主义国家行动。海湾战争就是这个现实的一个显著、悲惨的证明。
●要使国际被看为一个参考的指引，它必须能够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令自己成为一支可信的政治力量。但是，在目前，和近十年来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变化不无关系的，是那里的第四国际组织却非常弱。在德国、日本和美国，我们的支部非常弱，而且是分裂的。在英国，我们的力量更远及不上两个一向对我们采取教条主义态度的革命组织。在法国，我们的组织曾在80年代受到弱化，而且目前还遭受内部的分裂。
改变这个趋向是刻不容缓了。应该大大地注意这个问题；因为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假如没有一支有份量的力量，我们就不能在今日世界中声称作为一个国际而存在。
鉴于这些国家对被支配国家的组织经常作的捐献大有作用，所以我们在被支配国家的组织将会迅速受到威胁。
●另一项对恢复社会主义方案的信用极有份量的斗争，就是在后斯大林主义的社会里，出现一支兼备有反资本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的有力社会主义派别。我们在不持教派主义作风的理解下，把在这些国家的建党任务，放在国际的诸种首要任务之列。
总的来说，我们的决算表，就像其它反资本主义左派的决算表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第一个理由是，正是在这些国家中，由于明显的理由对社会主义可信性的丧失至大，而对资本主义的幻想则最是普遍。但是，当面对着资本主义复辟的折磨的具体经验时候，这些幻想就会很快地消褪。那就是说，我们切莫放弃在这边世界的努力。相反地，我们该和这些国家的同志们，讨论对他们的国家最合适的宣传和建党的方法──一个经常犯的错误，就是复制用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形式。
●在今日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中最弱的环节，仍是被支配的国家。目前，最有可能建立革命的或具有革命群众党潜力的政党，仍是在这些国家。我们的国际所花的人力、物力最多的就是在被支配国家上，我们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做，尤其要探索经历新激进化的国家所提供的机会。
15.可信的社会主义派系的出现，也要看它是否能够被看成为代表所有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的渴求。这不是陈腔滥调。
第四国际对妇女斗争、妇女及女性主义运动的了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上一次世界大会，首次提出了一个特定的决议，讨论妇女被排除在政治过程和政党之外的动力，以及它在第四国际中的影响。大会通过了这个决议，从而就妇女在第四国际中取得应有地位的正面行动作出了明确说明。
这个决议，对我们理解如何建立我们的组织、如何使之与群众运动发生关系等等，代表一个重要的进展。
可是，我们没有足够地探索，妇女斗争是如何地表达了社会的变化，及优先处理女性化是如何直接连系到我们已有和将会面对的斗争的新任务、复苏的形式及主题。
我们对任何特定的社会、政治局势的潜在后果进行分析时，必须把妇女之作为妇女的特定情况而来的因素，与她们的阶级、种族或年龄结合起来。
首先应该是继续使妇女大量地融入工作大军──不管是正式、非正式或失业工人──尽管当中带有尖锐的以性别分野的形式。这样一来，会使妇女更多地卷入社会，不管是作为工人、城市居民、农民、消费者……。
可是，妇女最近之参加工作大军及社会运动，但又被排除于政治和集体生活之外，令妇女在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组织中，多份处于边缘的位置。不过，当时候到来，能够被推到更激进的方向，作出反抗传统领导层的行动。
由于妇女运动所进行的战斗，令妇女平等、妇女权利的一般观念继续向整个人口渗透，影响了妇女提出保卫“传统”要求的方式（如把要求提高工资的战斗，与提高一般认为“女性”工作的地位，连在一起）。可是，普遍所接受的妇女平等权，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右翼及特别是日益壮大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都特别把妇女和家庭问题当作攻击的目标。没有妇女的有决心的反应，这些攻击决不会被打败的。
可是，由于激进的有组织的女性运动的一般衰落，令这个有决心的反应不一定发生。妇女运动由于部份资产阶级政治组合恢复元气而日益制度化，或与非政府组织融合，再加上“后女权主义者”意识形态上的攻击，令女性主义的革命、反叛的一面受到挫弱。这个女性主义，在早先一段时期，曾在争取妇女到革命前景方面扮演过重大角色。在更新女性主义的论述、要求和观念上的失败，使这个局面变得更坏。
可是，这不单是妇女运动特有的发展结果，而且是革命激进主义的衰落和解放前景缺乏的一个反映。在某些情况中，对于对她们的攻击的反应，可以激发一般的政治激进化，特别是对较年青的一代而言。普遍的女权观念和特定的攻击（如对堕胎权的攻击）之间的矛盾可以是这样一个导火线。
要使工人运动的组织及革命组织能够吸引这些潜在的新激进化的层份，他们必须克服激进妇女对传统形式的政治社会组织所表达的特定不满，而且必须在不同的基础上把自己重建起来，包括对同等的观念，即妇女应该有充份的一席位来作出决定。在目前时期中，对这些组织而言，这样一个纲领上组织上的更新，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样的努力及结合妇女的贡献，发展一条全面的社会主义出路，将是不可能的。
我们把这些因素结合在我们的分析之中，并不简单是一个抽象的承诺。它应该决定我们如何了解革命介入的优先次序。这应该是第四国际所有支部及同情组织的外观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除非我们在国际平面及在我们的本国组织内，实行上次世界大会的决议中的种种提议，否则这还是不可能达到的。
16.好多今日的革命组织，包括第四国际的组织，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斗争和讨论的推动下建立的。现在，不但这个推动力已经消逝，它所产生的政治辈代也亟需更新。这就特别地要看青年激进化的新浪潮。由此我们更要作出紧迫、优先的努力来吸收青年，教育年青的政治干部，并使我们的领导层年轻化。“把应有的地位给予妇女及青年”，是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切合的原则。
这当然不单是更新领导层的问题。在妇女和年青人之间发展起来的斗争和反叛，以最惊人的方式表达了社会中的变化。把我们的组织进行女性化和年轻化当作优先工作，因此，也是一个使我们与斗争和解放运动的新任务、更新形式和主题更为合拍的方法。
【兆立译】 |
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
DocumentsoftheFI:WorldCongressDecisions:14thWorldCongress-1995
ResolutiononLatinAmerica
关于拉丁美洲的决议
——第四国际第十四次世界大会（1995年6月）通过
前言
在数个拉美国家中，开启一场令力量关系对比转而对大多数人有利的社会、经济演变的前景，再一次推延了。这个前景，本来可以由这片大陆上最近举行的几次选举所可能产生的民主及/或社会主义左派政党或联盟组成的政府所引起的。不过，选举的负面结果把这个可能性推迟了。
在经济领域方面，1994年12月在墨西哥爆发的危机，戏剧化地呈示了1970年代以来推行的政策所带来的效应。在墨西哥的独特事件之后，我们目击到，在经济范畴内，一个受着自身的内在矛盾所挫害的模范正在崩溃。资本主义日趋严酷的重组结构的大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愈趋恶化的结果，在接着来的年月中，必定会和大陆上兴起的斗争和抵抗的新形式发生冲突。
在控制下撤去军事独裁后，在八十年代引起的政治及社会动荡，加上在“浪费掉的十年”引起的负面效果，把拉美大陆重新插入世界新区分所导致的错位，不仅没有令到社会两极化消失，更反而令之长期化。我们不仅没有得到扩大民主权利和自由，反而，更是减少，并且面对着专制主义以更尖锐的形式卷土重来。
1．经济图景
1．1八十年代初开始强行的“结构性调整”方案，一改四十年来奉行累积的管治方式，而把这个大陆置于所谓竞争插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框架之中。这种质的嬗变，意味到资本累积的中枢将调向发展对外市场、多边性合一条约，决定性地更改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并进而为国家、社会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缔造一个新的关系架构。
这种所谓竞争插入，意味着隶属到由各个主要帝国主义势力所划定的强制性的一体化过程；尤有甚者，这个过程又会在各个从属国家之间引发及再选出不同等级的一体化形式。从墨西哥和中美洲诸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和“安第斯山系条约”里，已可见一斑。
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美国的策略之一，用意是想扭转近年在国际竞争范畴上不利于她的力量关系。这条协议和诸如欧洲联盟之类的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所不同，因为它意味着一个附属性合一的经济的深切依赖性，情况一如墨西哥要承受帝国主义主要强国强加给她的发展动力。自由贸易协议是试图令墨西哥经济现代化的大规模项目之一，把墨西哥划到国际劳动分工中享有特权的从属伙伴。
在同一时候，由美国所鼓吹、旨在建立一个由其规定游戏规则的自由贸易区域的政策在稳步前进；毫无疑问，一个在全世界层面进行重组经济集团的活动正在本地区发生，哪怕拉美间的若干商业经济部门正在面临或将要面临目的不遂的障碍。
这类协议的特点之一，是并无对依赖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间日益扩大的经济、社会和技术鸿沟所造成的死胡同提供出路；当下的重整结构及一体化过程的关键特点具有排他性、险恶及冲突化的性质。
和转向对外导向的经济并行的，是对整体生产结构造成深刻影响的一律开放贸易。这种方案之施行时期，正值帝国主义势力加强保证主义措施（限制钢铁、纺织、香蕉出口及“自愿”协约等）及对世界市场严加控制的时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世贸组织），开放贸易遂令部分或整个生产部门拆散、崩溃以至消失，把成千上万人驱离生产线，却并无造就真正的非工业化。玻利维亚、秘鲁和阿根廷的经验，足以为鉴。
1．2资本主义结构重整的局限和幅度有目共睹。拉美国家在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50年的12%，持续下降到1992年的3%。尽管在此时期，构成本地区大部分国家增加出口的基础的制造业生产续有增加。把发展的优先项目调向外部市场，更进一步巩固了社会的尖锐分化。同样地，在部份拉美资产阶级的努力及若干国家之间的异议下，仍然无法改变出口主要仍是原始资料的事实；而鉴于生产过程的变化，这些原始资料正慢慢在经历着不可挽回的毁坏，从而限制了在国际市场的讨价还价能力……
1．3许多国家获得了正面的增长率，但却不等于它们能重新收复在“浪废掉的十年”中所失去的根据地。资本投资仍然低过1982年时，尤有甚者，本地区又再一次进入了衰退期；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或甚至在巴西已有所显示。新自由派政策向来把国民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的增加及通货膨胀减低视为主要“成就”，将之等同于生活水准及就业的提高。但实情正好相反。从1990年至1993年，在本地区出现的每十个职位中，有八个是和非正式经济及微型企业有关的。增长是有的，但财富更形集中有极少数的社会层份的手上。
在八十年代，贫困更加恶化。超过46%拉美人（1亿9千6百万人）备受着资本主义结构重整所煎熬。贫困盛行于农村地区（61%），但在城市地区也有陆续增加。在巴西、智利、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贫民窟的居民及流浪穷人的人数不断上升。当中意义，已超出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性”的单纯意思了，它更意味到有愈来愈多人住在两个不同的社会世界，而被人排斥的人占了人口的大多数。
正在进行中的资本主义结构重整所造成的赤贫化，并非无足重轻的事实；这个过程严重损害了各种社会抵抗形式的肌体，亦无助于左派在选举或其他方面得到强化。反之，还孕育了愈趋暴戾的环境，为各种委托政治缔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更由于它不能对任何个人提供最起码生存条件的保障，从而令民主空间减少。……
1．41985年后，拉美的公营部门私营化速度有增无已。许多有战略重要性的经济部门或以全部或以局部给转移到私人资本手上去。这样一来，公营部门在七十年代作为“修理有问题企业的医院”的作用受到摒弃，而改由“市场自由处理”国家的一大部份财富，而此举，实际上是鼓励把资本集中到在大型垄断集团手上。……
政府又同时把土地私营化扩展到农民及土生居民社区所属的土地上。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展开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农业反改革，和剥夺了成千上万人赖以生存的最后资源。数十年来，地方上的民粹主义与家长式管治政权有着关联亦被国家用作为控制重大部份人口层份的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现在已经让位为粗暴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把亚马逊河流域的土著社群摧毁，污染了环境、破坏了森林，亦摧毁我们人民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并且成为拉美土著人民及墨西哥、巴拉圭、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危地马拉等地农民爆发社会动乱的导因。
1．5外债问题仍然是堵塞本地区有可能稳定而长线地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透过一系列外债协定的安排，令到从本世纪早期生产出来的一大部份财富乃至于民族主权付诸东流。外债为国际货币基金会及世界银行的介入广开门户。
1．6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发生了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转向。为求提高剥削以期提高利润而进行的工作改组（而此正是克服危机的主要机制），致力于除去工人在工厂内的力量，挫弱工会结构。……
2．不间断的社会政治动荡
2．1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无法重整或更新行之至七十年代的管治机制。随着依赖地位日深及全世界层面正在发生的变动，他们不仅无法解决任何新老问题，并且再造出资本主义结构重整的最坏可能，令社会两极分化更加趋激烈。失业、贫困和日增的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及激进化的主要因素。
排斥对社会及政治参与具有直接影响。对那些被排斥的人来说，他们最即时的首要关注是怎样生存，因而很难作出政治行动。排斥因而意味着有系统地（并且是反民主的）消减公民地位。然而，此种状况不应和非政治化、非动员化或民众不存有进取性的状况混为一谈；同样，这也不意味着一部份社群在抵制现代生活。情况只是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在结构上无法满足大多数民众的需要而已。所以我们才既要谈现化的恶行和冲突性，亦要试图理解斗争的词汇和形式是如何发生变化的。
在过去数年间，站在斗争最中心的，是那些最激进的被剥夺层份，如农民、土著人口、贫民窟人、妇女、老人及年轻人。他们所领导的起义、斗争和反抗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是由于所采取的形式（半起义、焚烧政府建筑物、全国游行）、组织结构和手段（集体领导、自治组织的过程）及所形成的要求，即提出了最广义性的民主问题。
2．2推进某些要求的渠道一经封闭后，诸如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尼加拉瓜、阿根廷的埃斯蒂洛和尤尤伊、巴拉圭和厄瓜多尔所爆发的社会动乱，就应运而生了。这些抗争虽没有构成确实的方向，但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和无法管治的过程的派生物。同样，在促使海地总统亚里斯蒂德胜利回国、迫使巴西的科洛尔和委内瑞拉的佩思辞职、令危地马拉的塞拉诺强要留在权位的试图失败，局部成功的抵御梅内在阿根廷的攻势及抑制了墨西哥政府对萨巴达民族解放军的种族灭绝屠杀，都是不同的社会层份成为公民而动员起来所造成的胜利。……
在这些事态中，有些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发、混杂着不同层份，并且时断时续，缺乏确定的阶级属性。正因如此，它们才不堪一击，绝不能给看成模范。然而，由于它们包含着巨大的颠覆潜力，所以亦不该受轻视；其中，在委内瑞拉卡拉卡斯的民众起义可见一斑……至于在厄瓜多尔组成的“土生民族联会”及危地马拉的土著人民运动，则具有明晰的身份（农民——土著）、组织及政治纲领。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做到刺激起政治的两极化，并作为社会重要一员的身份示人。
在上述运动中，有些是从特定的社会要求发动的（如保健、房屋、工资），不过，当要求在逐渐成为政治要求的过程中，这些运动就超越了在建制层面斗争的框框，进而寻求参与的新形式，因而挑战到各政党及它们奉行的等级主义。还有另外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些斗争在近年间把一些重要的社会层份推向左倾，而这个过程反过来又把斗争引向激进化，并且透过投票选举表现出来；在数个国家内，民主派左翼流派近来的得票率增加正反映了这种状况。
资本主义结构重整除了推使社会两极化，亦令斗争的情状有着重大改变。在本地区的主要国家里，工人阶级（有稳定收入的工资收入者）构成重要的社会层份，不过，作为一个阶级，它在社会变革的斗争方面已局部地失去了作为引导力量的中心作用；工人现在以公民一部份来表达自己，而非作为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演员。之所以如此，或出于工会组织正深陷危机或已经堕落（机构腐败或领导层的叛卖），或由于在政治党派间缺乏有信用的另类政党。
2．3在墨西哥，萨巴达民族解放军（萨解）的出现，构成了我们人民用以反抗帝国主义企图强行加诸我们身上的日益贫困、排斥、压迫和剥削的特定表现。“萨解”向“制度革命党”政权挑战，向联邦军队宣战，要求所有墨西哥人都有民主、正义、自由，谴责全社会对土著民众的歧视，并且荷枪以待地要求最基本的公民及民主权利、有尊严的生存权和作为国家一份子的权利。
新萨巴达派和拉美其它社会组织不同，它有清楚界定的民族政治计划；其社会政治目的超出一镇一地的地域性层面，跨越社会层份（虽然“萨解”深植于墨西哥恰帕斯的土生社区）。军队和政府不能完全抹煞他们斗争的正义和合法性，并非出于偶然。
新萨巴达派的起义深化了墨西哥党国一体的政权（从1988年开始）的危机，令政权宣称把墨西哥带向空前繁荣的新自由主义计划的矛盾露出真面目。“萨解”精简的纲领结合了墨西哥人民的热望，获得了十分广泛和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界别（有组织或无组织的）支持，同时亦得到几乎所有独立的社会组织、大量非政府组织及参与民众斗争的基督徒的支持。“萨解”燃点了强有力的争取有正义尊严的民主、反战争反国家军事化的全国性动员浪潮，亦唤起了国际声援浪潮。我们必须透过所有可能手段增强国际性的支援。
萨巴达派的正义要求令上述一切成为可能，再加上他们在战术上的弹性，从而能够在整个社会上围绕某些共同目的而搭起了桥梁：为结束党国合一的政权、召开立宪会议并制订新的宪法框架而斗争。一句话，就是不排除任何道路（包括和平的道路）以争取在墨西哥达到民主而斗争。这种战术灵活性和策略清晰性及种族尊严结联一起的状况，在墨西哥左派间并不常见。
新萨巴达主义在打击党国合一的国家政权方面的卓越贡献，不仅令之成为墨西哥历史上的分水岭，同时更代表了左派的转折点。一方面，它带出了左派的种种弱点、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缺陷，障碍着民主运动发展及达到质的推进。另方面，亦昭示了左派方面有需要来一次在纲领、组织和动作方面的重新建构。“萨解”本身的经验就对某些必须重新制订公式的方面有所启发。
2．41995年初在厄瓜多尔和秘鲁军队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就有领土冲突问题），为这地区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自1970年代初发生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战事以来，这是首次同类性质的冲突。……
战争对两国政府带来利端。厄瓜多尔总统利用之宣扬“民族团结自卫”，取得了一般民众以至大多数左派的响应，从而令政府增加了认受性。在秘鲁，战争对Fujimori(藤森——校者注)的大选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两国左派组织几乎全无反应,标示了它们在国内岌岌可危的状态。
2．5复杂的社会形势一直令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其他社会层份的动员的不同步，不可能克服。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哥伦比亚、巴西等发生了重要的工会斗争，呈示了工人阶级重新整合的开始。然而，在阿根廷东北部的抗争、玻利维亚的可可种植园工人的斗争、厄瓜多尔的土生居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巴达运动和委内瑞拉反佩雷斯运动等主要的社会动员中，大型的工人联会及工人阶级的主翼都没有置身其间起着领导作用，如这个阶级在70年代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由资本主义危机及这个大陆上各社会关系急激变动所造成的阶级性的薄弱，给新的社会力量的斗争开放了空间，令新的潜在革命主体积极成形。我们必须密切追随这些社会力量的发展，利用其经验以克服前面所述的缺乏同步性。……
2．6……
2．7本地区的资产阶级和世界市场的关系较之过去更加紧密，而政府为此更不惜牺牲国家运作的需要，把民族利益从属在私人利益之下。因此，这些政权和政党在过去数十年来所赖以支持的社会基础都一一割断了。由此所致，从80年代开始的危机，在扫荡了大多数民族主义——人民主义的政府和党派后，更令所有管治结构无一幸免。体现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方面的党国合一的危机，正是这种危机的突出例子。而近似例子也出现在委内瑞拉、阿根廷、乌拉圭、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和巴西。在这些国家中，传统的政党制度正在分崩离析或解体。……不过，我们应注意不要落入印象主义之中。光凭传统党派的危机及现存的社会两极化，并不足以带来政权统治的危机。要是没有另类的民众及民主力量起来斗争，与现状决裂，资产阶级仍然会继续统治下去，只在形式和人事上有所变动。
3．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和选择
3．1在美国，共和党落败及克林顿登上作为帝国主义主要势力和政府的领导人这点，对拉美不无后果。民主党政府既宣扬自由贸易及大陆一体化，又加强巩固保证主义措施；更重要的，是收紧移民措施，令地区性的人口流动稳定化成为当前战略的关键性一环。在缺乏战略性的敌人之下（“共产党主义已荡然无存了”），传统上的介入主义政策现在以扫荡毒品及毒贩行动的姿态出现。这种手段背后有着系统的做法，既可阻挠人民之间的自我组织，亦能对浸淫在毒品政治泥沼中的政府起着要胁作用，如墨西哥、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例子所示。
3．2在80年代，美国政府把打击危地马拉、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进程放在首位；到目的已遂，帝国主义又转而对付海地和古巴。
在海地，人民出于渴望民主，为了扫除所有杜瓦里亚主义的残余而动员起来，是促成亚里斯蒂德在1990年上台的基础。军事政变令新政府推行的措施荡然无存。军事政府立即采取恐怖手段，以摧毁一场在过去十年来达到极高觉悟水平的社会运动（这在同期间的拉美和加勒比海是独一无二的），所用到的种种恐怖手段，比诸杜瓦里亚独裁统治时期更过之而无不及。几乎全部民众都一致坚决地反对残暴的军事独裁，成千上万名海地人逃到美国寻求庇护所造成的压力、亚里斯蒂德本人的坚决、美国菲美人社群在大选期间的作用，加上华盛顿意图把这地区纳入经济一体化的计划，在在都导致克林顿决定对海地进行侵略，并在美军森严监管下给合法政府复位。
美国政府成功把以民主拥护者而非政变鼓吹者的脸目示人，令到侵略看起来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在美国占据拉美国家的历史上，这次是第一次（虽然为期短暂），美国的占领行动获得了认受性。
亚里斯蒂德在流亡期间，基本上是指望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自相矛盾而重返权力，因此，他把国内抵抗运动的发展扭转成为他的外交活动。他之重反海地，是海地人民的胜利，不过，胜利所依赖的条件已经和他赢得选举时有本质上的分别了。亚里斯蒂德现在的政策重又落到人民主义的巢臼，成为美国战略中的全球结构调整计划的一部份。那些把亚里斯蒂德视为变化的同义词的人，在幻灭之余，声言要发起一场更深入的消极抵制。不过，当下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
3．3美国政府的更替及柏林围墙倒下后造成的政治孤立，令到拉美部份左派声言美国政府已有重大改变，并甚至将之看作关键的盟友。部份左派的观点之有这样激烈的转变，基本上是由于左派在制订一套因应社会变化的可信策略时遇到莫大困难所致；然而，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寄予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及任何以为可以无须和统治权力决裂而能达致社会变革的幻想。这类立场本身就带着调和的方向，把社会动员、自治组织和激进的民主突破的需要从属于“可管治性”的专横性之下。
3．4墨西哥现在的危机，从许多方面都是现时拉美局势的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党国合一的政权以至整个政治统治制度都到了深重的危机以至临界终结的局面。墨西哥的萨里拉斯政府是和美国一体化的依赖性经济走得最远的政府，迄今成为拉美所追随的模范。在签订并实施“自由贸易协议”的掩护下，在1982年以来推进的政策所引起的灾难性社会后果得到了掩饰。透过把公营企业私营化而取得的资源，令政府可以借着“国民团结计划”来实施“社会自由主义”。这项计划的用意，是企图改善（而不是克服）人民间日增的赤贫化；更重要的，是把接受生产主义论述的社会运动纳入建制之中。1992年在农业经济展开的反改革，构成该国历史性的运动。同时，亦在左派间划出了分水岭，令计划的支持者或摇摆者与正确地从一开始就反对计划的人之间分裂，从而，为近年最激进的社会危机爆发广开门路。
组织在“全国民主会议”周围的社会和民主运动诞生了，这是一支有着民族（及国际）重要意义的政治——军事力量。另一边厢，是四分五裂的执政党的领袖纷纷转向毒品政治（这是墨西哥政治动荡的主要泉源）及经济计划破产所造成的近数年来最恶劣的财政危机和披索大贬值。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及革命左派与借着1994年选举舞弊上台的新政府将要作出较量。
由萨巴达份子起义所体现的民主突破的开端，被1994年的选举舞弊及左派低估墨西哥政府及资产阶级的应变能力所暂时中断了。一场漫长、反覆和危险的过渡业已展开。墨西哥左派结束这个古老政权的能力将受到考验。假如后者得以令发展中的社会动员淡化，就会令“萨解”走上失败而收服失土。另一方面，组织在“全国民主会议”的社会力量（这个组织是激进的新卡登主义的社会基石）和“萨解”在政治运动中的共同携手，便能在一个不长不短的时程下有利于民主的激进突破，把现行政权结束。
3．5本地区内的主要国家巴西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社会及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让资产阶级得以设立社会隔离，把经济增长建筑在排斥大多数人民之上。巴西上层精英间发生的深刻的政治危机、社会的两极化，加上团聚在“工人党”周围的强大的人民——民主集团的存在，令到在1992年迫使科洛尔辞职的社会动员成为可能，给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施予沉重一击。
继科洛尔辞职后，保守势力联盟与“工人党”争夺实行不同社会计划及大多数人民间的霸权地位的斗争在1994年选举中达到高潮。斗争结果对巴西人民、左派及巴西以外那些希望“工人党”得胜的民主及革命力量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失败。
巴西及国际间的权力精英小必翼翼地防范了卢拉的胜出。巴西资产阶级为了战略性之目的，放下内部纷争。他们利用了上千百万巴西人的贫困和边缘化，利用卡多佐这个人物重构了资产阶级中间派，组成巴西社会民主党和自由阵线党阵线。现在，资本得以前进，强行保守的重整结构的方案。
“工人党”和人民——民主集团失败有几项因素。科洛尔推行的新自由主义计划把巴西带到深重的危机，带来严峻的社会后果。从1990年开始，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开始退却，而人民——民主运动无法制止政府的进攻。“工人党”干练的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分裂和大众传媒把民众动员上街，但无法把胜利运用到接管政府方面的斗争去。在伊塔玛尔政府下，动员持续已大不如前。
再者，“工人党”的领导层低估了资产阶级吸收1989年选举经验的能力，及调动资源以阻止“工人党”胜利的决心。在1994年上半年，“工人党”在首轮投票的胜利下失去警惕性，致令许多战士没有动员起来；同时，党对“真实计划”的争论及含糊的立场令党瘫痪下来。到了大选，当“工人党”已经临近接管政府之时，社会两极化已远非1989年那时那样尖锐了。
卡多佐的胜利令巴西的社会政治图景大为改观，并且有终结一段历史时期之险。“工人党”从而被迫对过去数年来的政治取向进行检讨，并重新检视党在社会上建立的方式、在资产阶级机构内的活动，而最重要的，是怎样表现党作为卡多佐及他的社会民主党的一贯反对派。卡多佐有意识地争取“工人党”历来所依赖的一些社会层份的支持；他从当选之初开始，已经显示出决心，务必要推行一套势要摧毁所有社会抵抗的资本主义结构重整的激进方案。卡多佐对1995年5月石油工人罢工的反应，显示了政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一举打败工会，尤其是“单一工人联会”。政府这种深富专制性的方向，必须经常打击各种程度的社会反抗。因此，“工人党”要维持与政府正面对抗、不断动员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3．6在乌拉圭，随着三大主要政治势力在实际上联结起来，令到传统的两党制无可逆转地破裂，使政治制度的危机更进一步深化。这个国家富有抵抗文化，左派对民众运动享有威权，从而，即使在不利的国际形势下，“扩大阵线”运动仍能做到一方面应用和统治制度公开冲突的论述；另方面，亦能在选举和社会方面壮大。
“扩大阵线”透过群众动员的大型行动，令阵线的总统候选人巴斯克斯能借着揭示科罗拉和布朗哥的传统两党制和阵线所提的社会计划之间的本质分野，令社会趋向两极化。左派得到最贫困和边缘性的社会层份的票数的这个经验，和拉美其他国家的选举进程大为不同。
选举结果震动了乌拉圭的政治制度，令到不稳定及不可管治性现在有可能成为主导特点。因此，不能排除桑甘尼蒂政府可能转向专制统治的局面，尤其当桑甘尼蒂与国民党联盟失败而经济危机继续深化的情况下，这种转向更有可能出现。现在，“扩大阵线”和团聚在“民众参与运动”的革命左派，正面临着把支持民众所提出的要求赋予具体形式的挑战，从而就意味到，必须对阵线内的调和份子所宣扬的“可管治性”的理论所派生的所有妥协，一概加以拒绝。
3．7其他几个拉美国家的情形和墨西哥、巴西和乌拉圭的局面相同，即是，在近期举行的选举决定着政治进程。由于民主或革命左派的流派有实在的可能性得以组织新政府（如在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因此对扭转这片大陆上的力量对比关系而进行的斗争，缔造了较有利的条件。
资产阶级及其政府都一无例外地结成牢实的阵线以阻止左派得胜。国家机器被调动了来为资本家的候选人服务，通过修改现行法律（如墨西哥、巴西）、恐怖主义（萨尔瓦多、墨西哥）、选举舞弊（委内瑞拉、墨西哥）；此外，还有新闻媒体、国际资本的支持（萨尔瓦多、墨西哥、巴西）和左派本身的错误。
左派低估了形势。而有许多次，左派更在避免害吓怕潜在选民支持者的借口下，有意识地使用了避免引起社会两极化的论述。尽管国际的情势迫使论述以至政纲要作出些调整（革命不是指日可待），但亦必须指出，那种沉迷于要展示出一个可信的选择的心态，导致了另一种心态，就是认为因此就要限制社会冲突的水平，唯恐被当权者所否决更甚于争取一无所有者的一票。以至到了最后，一无所有者感到被排挤。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日益深重，无疑加多了帝国主义借此在经济和政治上加以要胁的阵地，然而，更因为这样，对任何寻求得到政府权力的计划而言，更印证了把社会动员和尤其是自我组织作为关键元素的重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需在吸取教训，重新订定过去的策略；若要寻求民主突破，左派便不可能把寻求“可管治性”置于实践中心，将之置于动员民众之外，或优于民众动员；并且，也不能把建制内的斗争缩减成只是竞选问题。尤其当我们知道，资产阶级随时都有办法更改选举游戏的。若要令左派所征服的建制空间（它曾在历史上取得最良好的结果）有用处，就必须把它变为民主的对立权力的真正泉源。必须与渐进主义者和调和派作斗争，反对他们的立场。这批人在选举失败后，声言胜利是不可能的，倒不如现在就用主张“联合政府”、“国民协议”或“共同政府”等和当权政府达成和约。
3．8……
4．若干辩论和左派的形势
4．11990年创立的“圣保罗论坛”是最重要的国际性尝试，用以为左派创造一个共同参照点和讨论架构；论坛有着多元性和民主，促进着必要的辩论。不过，从既有五次会议看来（尤以在乌拉圭召开的第五次会议更甚），它的主要弱点是讨论和实干之间没有关联，并且站在建制左派与社会左派分途的距离上。而正是后者，建基在民众运动周围，承担了反抗新自由主义计划的最大重任。许多论坛成员声称要保卫的国际主义并没有超越狭隘的利益顾虑。譬如，论坛的大多数成员和与会者在1993年马那瓜会议上拒绝谴责墨西哥的选举舞弊，他们的“言之成理”是当中许多势力与墨西哥政府有关联。此外，论坛亦无意在大陆上发动支援萨巴达派起义；对论坛成员之一的“自由玻利维亚运动”对玻利维亚人民的镇压不予批评；对秘鲁人民和厄瓜多尔人民被拖进去的两个交战保持缄默。我们没有忘记，论坛不是一个齐一的运动，革命流派只占少数，而刻不容缓的，是要促进一场有关组合及怎样把论坛的宣言相符、注入内容的辩论。只有这样，才能令这个有用的工具不致会付诸东流，再次成为拉美左派失之交臂的计划。东欧危机对拉美及国际间的各种左派带来打击，其影响还会持续一段时期。除了古巴共党外，仅存的共党在这场危机下荡然无存。那些自视为马克思派或革命派的组织已转到自由主义的立场。当中例子，包括有前身是“人民革命军”的萨尔瓦多的“人民新表达”中的多数、巴西“工人党”内的“激进民主派”及尼加拉瓜的“桑丁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的部份领导层。至于其他情形，如我们的国际流派，在适应新政治形势所形成的困难局面上亦变得薄弱了。除了东欧危机的影响外，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的失败及古巴革命的危机也带来影响。
4．2在尼加拉瓜，我们目睹了革命成果在性质上的逆转。在属于“工人财产的领域”变得高度官僚化；农业改革和教育等方面的成果，在奉行尼加拉瓜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者和投资者的利益下，给全部或部份地摧毁了；军队及警察作为人民保卫者的远景被腐蚀，至于国家整体，则被战争和外债带来的破坏而弄得疲惫不堪，继续屈从在帝国主义的压力和美国、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的要胁下。
“桑解”在沉痛的内部斗争后分裂了。部份领袖转投了自由主义，一些为墨西哥政权找到遁词，一些在“稳定”的名义下令镇压民众的动员，另一些则用不民主的方法强行实施决策。“桑解”的部份社会根基，出于对领袖们所实行的政策的不满，或出于不满用军事领导的方法来窒息民主运作，纷纷离开了“桑解”。这些情况，在“桑解”第二届大会上显露无遗。
我们在1991年世界大会上指出了尼加拉瓜1990年的选举结果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失败；我们希望“桑解”能够抵御这种局面，重组人民以重获政权。在今天，这种假设已成疑问，尽管“国民反对派联盟”已经解散。在限制社会动员、“桑解”抗拒民主化及分裂成两个对立派别，以致令它在政治和社会上薄弱了，凡此种种，令到保卫革命尚存的成果变得更为困难。即使自称享有桑丁诺主义传统的任何一派在1996年再度出任政府，已不会意味着重掌政权或恢复在1990年被打断的领导地位。
4．3在萨尔瓦多，国际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其革命进程。对于签订和平协议、大选结果以及“法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法解”）解散后的状况，有需要重新作出若干评估。在10年内战期间，“法解”显示出它的政治——军事能力，激励了整一个辈代的战士。不论帝国主义所支持的敢死队或八万多宗暗杀平民事件，俱不能制止这个组织的锋芒，令它成为群众运动无可争议的先锋。
随着1989年攻势的失败、国际形势转变、人民对战争感到疲惫（当中包括了最政治化的层份），令到“法解”开始寻求和谈以结束武装冲突，并且达成和约，以在不是战败的地位上保证和约执行，展开了不平坦的过渡时期。
从1989年攻势开始形成的两派，到了1992年和谈完结时成为了对立两派。一派认为（即ERP和“民族抵抗”RN中的多数派），革命不是一次突破，而却是一个过程。而另一派（“人民解放力量”FPL和“中美洲工人革命党”PRTC）则认为和平协议只是一个段落（即政治革命），接着应该推行社会革命。这两派的共同点是都认为要展开一场民主革命的进程（以达到新的经济、社会和民主秩序）。
和平协议只不过是解决武装冲突的开始，然而，ERP和RN的主要领袖转向自由派和变节的立场，彻底动摇了“法解”的微妙平衡。“法解”自1994年选举失败后，爆发了由ERP和RN部份成员支持“国民共和派阵线”政府所引致的危机。“法解”在失去团结一致的共同目的后，朝着两个不同的计划方案发展。一方是共产党-FPL-PRTC和从ERP中分裂出来的一派的计划方案；另一方，是脱离“法解”后组成“民主党”的维拉路保派和RN派的计划方案。必须强调一点，就是有极多数的干部和战士正确地坚持必须把透过民众动员放在首位来确保和平协议受到尊重。国际必须面向这个部份发言，参与斗争，确保和平协议受到尊重。同时，亦须进行斗争，反对那些企图令无产阶级革命历史变质的派别；这些派别现在企图把这段历史说成是一小撮人的冒险，在过去十年企图有“武力夺权”。
4．4对中美洲革命的评估，必须根据其经济上的极端薄弱和依赖性的特点，及现行国际形势的条件下作出。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地的革命都英勇地和美国的政治——军事机器对抗；战争造成的人命伤亡和资源损失（十年战事令两国共有15万人丧生）不该被遗忘。社会结构的军事化和革命组织的军事化并行发展，从而令到等级主义大行其道，取代民主动作而行，所造成的结果，令到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它们与其他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大受影响。
国际间虽然有声援两国革命的运动，但应该承认，这些运动实在不敷革命进程的需要。尤其在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派运用各种手段来破坏革命的时候，声援运动更是远远不足的。所以，国际间的左派、十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工人的冷漠和各国的国际主义普遍衰落，对中美洲革命的失败都要负上责任。在中美洲革命危机扩大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对这个地区的政治方向再一次进行讨论，汲取其中经验，并且参与到国际间的声援运动正在进行的辩论，以解决支持哪派和运动目的等问题。
4．5从1991年到现在，我们这个派别在拉美的力量愈来愈薄弱，在数个国家甚至停止存在。我们尚存的战士核心在过去10年的活动确保了政治运转的持续性和条理性。必须建立新的集体领导。在这段时期，有些团体和组织加入了国际，但这仍不足以克服危机。当我们辩论到我们在拉美的前景，这个辩论必须放在有关国际未来的讨论的大局之内进行。在一些我们仍然保有组织的国家，有着强有力的社会扎根，我们必须据之为基础，迎接新挑战。新矛盾、新斗争形式和新的演员已经冒现，迈向激进突破的可能性继续存在的。我们只是这个地区上革命左派的一部份。我们必须把努力放到把可能性变为现实上去。
（史丹译，略作删节） |
八一九政变后的苏联——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92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历次世界代表大会决议及主要文件
八一九政变后的苏联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92年1月
1．
1991年8月19日的政变企图，证实了“重整”作为苏联统治官僚层一个可行的政治选择的终结。“重整”的破产，一年多以来已经明显；亲资本主义的倾向已经采取了进攻。政变的失败引发了苏联被压迫民族反抗强加他们身上的联邦的斗争的重要进展。它亦显示了反抗强加独裁的企图的胜利动员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动力已被加强，只能由工人阶级的胜利有效地制止。最后，政变的国际后果和它的政治结果再次证实了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唯一超级强权的地位。美国并没错过利用这个机会，特别是迫使克里姆林宫牵涉在美国对古巴和全球各地的解放斗争的攻击中。
8月19日的政变是官僚的“保守”派新斯大林一翼企图维持它对国家政权中央机关的控制和保存被现在巨变（新联盟条约）所威胁的机构。政变领袖曾经尝试在国会取得同样结果，但失败了。
政变的情况仍然有部分不清楚。我们可假设政变者寄望戈尔巴乔夫愈来愈不受欢迎和在苏联群众之中所谓支持一个“强人”的共识，以及军队的纪律和KGB的支持。这些假设证实是错的。尽管戈氏不受欢迎，但一部分群众认为他被消除，会是走向暴君独裁的一步，人民是不惜代价拒绝的。因此，主要中心的群众动员反对政变。同时，军队和KGB比预期更为分裂。莫斯科军营的最技术先进部分，特别是空军，并不支持政变者。他们甚至威胁介入反对他们。在这些条件下，政变像纸牌般崩塌。它的社会基础太狭窄，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这个政变是完全反动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独裁的政权，压制人民法理上或实际上享受到的民主自由。政变者要终止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政治组织——包括工人阶级组织——的权利。他们企图重新控制传媒。它的目标并不是停止私有化或是停止与帝国主义合作。
必须百分之百反对政变。必须参加群众示威，将它扩展和组织起来。必须组织所有反政变斗争网络。
2．
在缺乏代表劳动群众目前利益的重要政治力量的情况下，反抗政变的胜利，被引导向和被叶利钦派系吞食了；这个派系是官僚的活跃亲资本主义派和“自由派”一翼。实际上，政变的失败，造成官僚内部权力转移，不但移离“保守派”，也移离以戈氏为主的“中派”。
这个转移毫不代表人民权力或制度化民主的巩固。后者在今天，正如政变前，仍不存在。必须指斥叶利钦流派的反动性质。它不单只是一个清晰的亲资本主义倾向，还代表一个清晰的专权的、民粹式的倾向——明显地表现为走向一个总统政权和以有损民选的苏维埃而加强行政机构。
叶利钦的相对受欢迎，是由于他与他所出身的机构的冲突、他与苏共党的决裂、他的充满社会经济矛盾的蛊惑民心的承诺，以及他支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共和国主权。但在这几方面，叶利钦受欢迎程度肯定会被权力的考验所侵蚀，他的独裁倾向肯定会加强。
3．
叶利钦在政变失败后最触目的行动，是禁止苏共的活动和解散它的中央机构。这个党早已不再是布尔什维克党——它已在1930年代的清洗中被斯大林摧毁——，甚至不是一个政党。苏共已被转变成一个党国，亦即一个权力机构，它的上层享受巨大物质特权。如果它过去真正维持一定的社会基础，更少是由于它的成员认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更多是由于受保护和个人或集体提升。在数以百万计党员中，可以找到各种政治意见，从撒切尔主义到真正马克思主义。
这个机构早已在人民眼中失去合法性。它最近所受的打击，只取得人民的赞同或漠不关心。它是官僚保护权力和特权的工具。但是，我们反对解散共产党和取缔它的刊物，这是违反民主权利的。无疑，打击苏共的措施，反映了大部分群众由于它的历史而对它憎恨。我们支持剥夺这个党对国家机构、传媒等的垄断。但尽管这个党代表官僚层，它有像任何其他政党一样组织和出版刊物的权利。我们争取在政治上打败这个党，但必须由群众在公开的政治斗争中打败它，才能保存民主权利。
然而，应该精确表达苏共党机构实际和完全解散的看法。实际上，只是苏联的中央党机构受打击，加上苏联本身的解散（党机构是苏联的主要基础）。在一些共和国的平面，甚至在很多俄罗斯城市和地区，机构继续大致上行使它的特权。
4．
苏联的解散和变成一个很松散的联邦，是91年机构最激烈的转变。这是针对一个压迫性的中央和20年代以来一连串事件令民族问题取得爆炸性力量后果的合理反应。这一连串事件包括：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各种民族压迫的表现；社会经济不平等（尽管较沙皇时代较少）；对一些民族的大规模迫害；自从勃涅日涅夫时期以来愈来愈大的倾向：民族官僚在共和国兴起，从民族主义之中寻求支持，甚至鼓吹它；有利于民族主义（以至在一些地区的原教旨主义）上升的、极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
但是，苏联的解散带来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在它处身的深刻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苏联不单只是一个支配性、武力和民族压迫的结构：它是一个经济结合统一体，基于地域性劳动分工的地区生产和分配专门化。当然，官僚的极度集中主义剥夺了有关社区的权力，是巨大浪费和经济效率愈来愈低的泉源。但它过渡向一个为共和国的需要而优先生产、甚至接近闭关自守，将会需要一个巨大的改造过程和导致收入剧烈下降和大量失业。而且，这样的过渡在短期或中期是不可能的。
同样，任何将主要的共和国的经济改为面向世界市场的企图也是在短期或中期不可能的。很多在这些共和国的货品，在苏联政权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找到顾客，但在世界市场上不会有竞争力。这样改变，会导致以万计企业倒闭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后果。
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是叶利钦派系中最坚决支持市场经济和激进私有化的人，也倾向选择有节制的架构的经济联盟。但货币问题牵涉到共和国主权的范围和局限的问题，特别是在于私人和国家的资本借贷者的关系方面。
但是，如果共和国之间的互相依赖是大的，它们之间的自由货物流通，在货币或金融方面，却是不再有保证。卢布的崩溃正成为在这基础上调节交换的一个障碍。以货易货的做法正在迅速增长，是对中央分配制度崩溃的反应。但它的极限很快会达到。
一个共同货币的原则，加上旧有联邦内（除了几个共和国之外）维持劳动分工，表示需要有一个中央银行，要筹划联邦的预算，要有一个共同的财政甚至贸易政策。因此，将会在正在诞生中的经济联盟中产生严重紧张关系，特别是如果俄国企图支配它。一个持久不稳定的时期因此已开启，伴随着有各种限制和调节。情况将会距离共和国真正“独立”和经济“自由主义”很远。苏联的加速解散和自由市场的冲击，将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不平等。
5．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民族自决的权利，包括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虽然他们自己不会提出这个要求。苏联作为一个联邦而解散，正伴随着复辟“资本主义”过程，这个过程对苏联所有民族带来负面影响。但这两个过程未必一定要一同出现，人们也不能保卫一个强制结合的联盟来有效地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人们必须反无论是以军事或经济来企图将不愿意有这种联邦的人民强制一起：这些人民今天正要求独立——我们支持这个不可消减的权利。
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下，从联邦过渡到一种或几种邦联的形式，是唯一能在明天达到享受真正平等权利的共和国之间一个新的真正民主联盟的道路。这个联盟将需要自由地谈判得出。
民族自决的权利是一个重要的民主权利，但它不超越其他权利，例如结社自由、投票权利、新闻自由。特别是工会自由和罢工权利。必须斗争反对反动民族主义领袖限制这些自由和在当权后转而对付本身的少数民族的企图。今天发生在格鲁吉亚、亚塞拜疆、立陶宛、摩尔达维亚和其他地方的事，显出了这点。
在必须分辨受压迫者的民族主义与压迫者的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仍然强调真正国际主义的精神，亦即工人互相团结支援，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不论种族或国籍。我们反对任何“纯种族”国家的逻辑，反对利用合理的民族情绪来鼓吹反动的意识。
6．
8月的危机应该放在苏联经济局势迅速和不断恶化的环境下分析。这种恶化不会由于叶利钦派系当权而停止——恰好相反。
它基本上是由于“指令式经济”——它有一个走向停滞的倾向——正在解体，而没有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制度取代它。在这些情况下，“指令式经济”愈来愈不运转的负面效果，结合着一个开始中的投机性和不受控制的——即使不是公开的“黑手党化”——市场经济的负面效果。
共和国和企业的更大自主性，已将它们以往的供应阻塞了，在缺乏一个真正资本货品市场的情况下，生产减少了。去年每季的生产下降了5-10%。国家无能力一贯地管理这个混合情况，加上共和国倾向限制或终止支付联邦预算，为公共开支带来巨大赤字，推动了野马式通货膨胀的过程。这必然导致收支平衡的愈来愈大的赤字。尽管苏联将手中的黄金储备变卖，它可能很快便不能偿付外债。
帝国主义因此有兴趣给予“8月以后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政权援助和贷款，多于给予先前的戈氏政权。但并不存在“马歇尔计划”，能令苏联经济能够真正重新起步。援助会像眼药水，一滴滴挤出来。特别是它的形式会是给苏联贷款从东欧国家购买食物和日用品，以达到三个目的：援助莫斯科，支持东欧经济和保护西欧市场。
这个援助也将会以合资形式出现，透过它，国际资本会尝试取得苏联工业中的一些肥肉。一个优先目标会是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从而减少帝国主义国家对石油输出国家的依赖。但最主要地，这个援助将会用来增加政治和社会压力及勒索——例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件——，目标是将私有化的重担强加在工人群众身上和鼓励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在苏联出现。
7．
1991年8月19日政变及其即时的影响，提出一个重要问题：要解释为什么群众反应是这样有限。大部分人民事实上保持着“等着瞧”的态度。
当然有群众动员反对政变。叶利钦号召总罢工，在矿工中得到一些响应，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很少，甚至没有大工厂采取罢工行动。在各省工业中心，群众动员差不多是零。
群众动员的细小规模可由几个因素解释。一方面，大部分群众仍然非政治化，因为数十年的独裁和分化；另一方面，反对党和组织的极度弱小（除了在一些边缘的共和国）意味没有工具（即使是畸形的）来组织反抗。仍然没有群众的任何自我组织。
但最重要的事实，是群众首先关注眼前的问题：缺乏基本物品；通货膨胀带来购买力下跌；对就业的威胁；对社会保障的攻击。对于现有任何主要政治力量带来真正和迅速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的能力，存在着巨大的怀疑。
普遍来说，在投票支持“自由民主派”与实际上动员保卫他们的意欲之间，似乎有分别。在选举中，人们倾向在意识形态上做选择，而不是直接联系到实际利益。但在实际政治层面，当受到迫害或失去收入或职位的威胁时，取向是更为现实。在这个层面，普遍认为没有真正的选择。
然而，政变者之被打败，能够加强部分群众的感觉，认为有可能抵抗专制的措施。
8．
苏联八月政变不但加速了堕落工人国家瓦解的趋势，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但决定这些过程的标准，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或象征性层面上，而是决定于财产的地位、基本的经济结构、外贸的真正性质以及整个政权决策中心各种功能的转变——尤其是镇压机器（包括军队、国家警察）——的再转变及更换。
但现在只是上述各种过程的开始：复辟力量正向国家及政府各级部门进攻，目的是要改变社会经济结构，但这正是最大障碍之处。
毫无疑问，现在有一个资本主义复辟计划，但这还未实行、苏联的经济远远未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运作。如果苏联真正复辟，那么国营企业本身就必须服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表示，在现有的条件下，会发生大量的破产事件以及大量裁员。
况且，现在没有一个企业家阶级在苏联有效率地以利润为动机而活动。有不少百万富翁在苏联涌现，这些暴发户当中有来自官僚层的传统官僚，也有来自黑帮，但他们只从事投机和暴利。甚至集体农庄的农民也对集体农庄缺乏兴趣。
而且，大企业的私有化最少要投资一万亿美元。这些资本无论在苏联国内或国际上也没法获得——尤其现时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缺乏信贷的情况之下。如果要集得以上的资本，需要一段长时间累积才行。最后，大企业私营化的社会代价非常高——三千至四千万人失业，六千至七千万人贫困化，这足以造成群众愈来愈大的反应，最后真正的社会爆炸必会发生。
叶利钦派之中最具代表的经济学家及顾问愈多愈多表示：要保护全体人民免受“五百日计划”之类计划的“休克疗法”打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种深刻的社会不稳，亦是使国际资本在苏联不准备作大量投资的原因之一。
9．
群众的抵抗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障碍。但群众的抵抗，甚至可能出现的爆炸性抗议运动，并不一定会朝着自我组织的一般倾向发展，更未必发展一种有别于官僚专政或资本主义复辟的第三条路。这种倾向及计划在今天来说是极之缺乏的。要出现这种情况，还需要很长时间。
在这些情况下，以下三种针对苏联社会解体危机的基本解决方法，甚至在中期内都不能实现：新斯大林主义政体的持续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最后复辟，或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工人政权。
今天走资倾向占主导的苏联制度，必然要经历长期的、混乱的解体，当中有可能出现几种不同形式的巨变。
具体来说，这表示有三种不同的利益势力。第一个势力是那些传统官僚的其中一派，他们仍然准备保卫他们有别于新兴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第二种势力是新兴资产阶级，他们不但得到传统官僚中不断壮大的另一派的投靠，同时得到一个很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和“新中产阶级”的支持。第三种是无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劳动农民，后者的期望与工人相似。
官僚实用主义地保卫他们的利益，而且会根据各大小地区以及全苏联或大或小的势力范围去选择那一个阵营。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之中，不同派别的方针及利益时常是矛盾的，尤其发生在那些从传统官僚中蜕变过来的新资产阶级以及那些代表私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资本家之间。工人阶级亦充满着社会及职业上的分化，而民族的分化就更不用说了。
官僚中新斯大林主义一翼，并没有受到致命性的击败，他们在政治上仍有能力作出反扑。这在俄罗斯，尤其是那些最穷的共和国中，是很明显的；官僚各派别不断企图赋予反自由化意义的民族主义。新的政变和类似的企图，是仍有可能发生的；但可以肯定，新斯大林主义者不断企图要建立的，是以铁腕政策来推行市场经济的专制政权。
10．
在这个时期里，各社会主义力量必须进行一个综合的斗争：
——保卫及扩大已有的民主权利，并使其制度化。这包括政治组织及意见表达方面的完全自由，尤其是在工厂及军队里面。
——保卫民族权利，包括那些在各共和国内的少数民族。反对行使这些权利时所有附加的限制。
——反对大企业、银行、社会及文化服务的私有化。全面的就业保障，保证每个人获得最起码的收入。每个人有平等机会获得满足基本需要的物品。
如果不能有效地保卫社会财产以及不能废除那虚伪的关税及帝国主义不断实施的禁运，使苏联产品能打进世界市场（这意味废除巴黎委员会的控制及其他帝国主义的制裁），苏联的经济及社会崩溃、长期的失业以至饥荒是没法解决的。
——削减军费，废除军事等级阶层的特权，解散镇压力量，停止正着青年人入伍；支持单边裁剪核武器的措施，这是全球裁减核武的最佳贡献。
11．
要这斗争能逐渐展开，而且长远来说使劳动者重新产生政治上的阶级觉悟，必须建立起真正政治组织上的自治以及他们必需的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
为了推进这些目标，所有目前企图把那些十分弱小及分散的社会力量以不带有宗派主义及排他性，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反映最广泛的民主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努力，都值得鼓励和批判性地支持。这个过程适用于筹建中的工人党。
在这些重新团聚起来的组织里面，马克思主义者会毫无保留地保卫他们自己的纲领及政治立场，但同时在各组织的协议基础上，忠诚地尊重行动的整体以及所有其他流派的自由。只有当这些新组织的内部民主受到充分的尊重，只要当他们的方针是支持劳动者为他们眼前的利益而进行的所有斗争，并实际介入他们的斗争，只要当他们拒绝以任何所谓现实政治的理由（不论是选举亦或是“经济表现”的理由）去限制群众运动的自由发挥。那么，这些新组织才能有助于达到他们的目标。
由于阶级斗争由国际化的倾向（这反映在最近帝国主义不断介入前苏联的辩论及斗争），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在理论上及实际上保卫以下主张：同时建立全国性和全球性的组织。在我们看来，在独联建立一个第四组织的努力，与我们现在团聚一起是一致的。
在世界规模上，阶级力量的关系以进一步恶化，有利于资本而有损劳动者。只有很少几个国家是在这个总趋势之外。但长远来说，群众性的工人斗争会在前苏联及东欧几个国家复兴（尽管这些斗争没有清晰的政治觉悟），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上述的劣势。
同样地，长远来说，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为群众运动及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重新组成，提供更大的空间。现在没法预估这主要以什么节奏及主要在哪一些地区发生。
但上述的重新组合不会在连成串的斗争浪潮中自动产生出来，它需要有一个为群众所认同的社会主义方案，一个全球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和官僚专政的）、对立的社会模式和政治阶级独立性，达到夺取政权的目标。这个转变只能长期才能够实现。
12．
苏共党中央权力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已加强了下列倾向：对于苏联、东欧、帝国主义国家和几个半工业化第三世界国家的大批群众来说，十月革命再成为历史性的借鉴。同样的倾向也可以在大部分国家的先锋和极左派之中发现。
这个负面的总结被国际资产阶级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势所加强。这个攻势嘲讽地将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反革命的结果）与革命的成果等同起来。
所有这些类似斯大林主义者所犯的历史神秘化和伪造。但是，群众目前以这个神秘化的方式看历史，这个事实，变成影响历史真正途径的一个因素。
我们不会向这个压力屈服。我们将继续保卫十月革命的正统性。我们会继续有批判性地继承它的遗产。
幸而有十月革命，俄罗斯能够从特别压迫农民的野蛮制度中解放出来。它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落后的半工业化国家自己转变成为全球第二大工业强国。
十月革命并不是政变。它是历史上其中一次最广泛和最激进群众运动的结果。它的社会经济结果，尽管被官僚堕落所局部拆毁和愈来愈剥夺了原有内容，但仍然容许了数十年不断提高（尽管是温和的）的一段时期。这些成果——基本上是大型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国有化、经济计划和国家垄断外贸——仍然是真正的成果，尽管存在着官僚独裁；但这些成果愈来愈与经济和生态浪费及官僚的巨大罪行缠绕在一起。
但是，正如托洛茨基预见到，十月成果的正面效果愈来愈被官僚化所挖掉，特别是当它有必要从外延式发展到密集式工业化，从以数量为优先转到以质量为优先，从建立一个工业结构转为要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的时候，官僚证实了它不能实现这些转变。它逐渐变成苏联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制动机。
为了这个原因，加上广泛有关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战后长期繁荣时期生活水平相对上升的消息，苏联群众逐渐停止将十月剩下来的成果当作为真正的成果。
但是，这并不适用于从这些成果之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社会成果：数十年的全面就业。苏联人民仍然高度珍视这个成果，甚至本能地将它认同为一个与基于私有财产不同的经济制度。他们将会见到：尽管苏联过去十五年来社会成果明显退步，但资本主义复辟将不会带来这些成果的改善，反而是它们的摧毁。
13．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苏联的分析，强调了由斯大林主义在1930年代完成了的血腥反革命所建立的政权的过渡（临时）性质：这个反革命将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剥夺了。这个分析强调一个事实：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热月反动和拿破仑主义一样，它并不是一个意味着回复到旧政权的社会反革命。它强调了苏联被阶级斗争在国际上的发展所主要决定：它谴责“在一国或一个阵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个反动乌托邦。
托派的阐释，一方面强烈指斥官僚独裁的压迫性的、反工人阶级、反民主、沙文主义、反女权等情况，同时指出：维持国有化财产和中央计划（尽管是官僚的）令经济发展和重要的社会成果——全面就业——得以成为可能，这些成果将会被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置于险境。它见到官僚包含着各种复辟倾向的巨大破坏力量，但同时注意到：在一个可以存在一段长时间的历史时期，官僚层可以保卫它的权力和巨大物质特权，反对资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它坚持说：在历史的层面，除了复辟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官僚革命两者之外，并没有其他前后一贯的出路。
所有这些概念已证明能一般地足以了解苏联的性质和发展。它们正确地意味：有需要坚决地基于群众的利益，斗争反对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同时斗争反对官僚暴虐；这个结论是支持对苏联性质有其他理论的人所更难一贯地、优先地保卫的。
14．
但这并不表示今天我们能够满足于说“我们是正确的”。无法否认，我们不曾预见到苏联在1991年实际发生的事变。因此适宜同时开始进一步思索，将我们对过渡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即时修订。
i)我们较迟才认识苏联制度危机的“质跃”——经济增长的减慢和所有因此而来的社会后果。这个质跃毫无疑问在70年代后期发生。
ii)同样地，我们严重低估了官僚独裁对苏联无产阶级的阶级觉醒、无产阶级的分子化和由此而来的很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所造成的长期效果，以及所有这些在官僚制度破裂时会如何影响发展动力。
iii)我们同样也迟了（虽然不是太迟）认识到社会主义可信性在全球无产阶级不少部分（特别是在东欧国家和苏联）的普遍危机的政治影响。事后看来，我们可以将这个“质变”定在雅鲁泽斯基政变的时候，亦即从1982年开始。还要加上柬埔寨灾难和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综合影响。
从这时开始，类似1956年匈牙利、1968年捷克或1980-80年波兰的东欧和苏联群众的政治取向，变得非常不可能。独裁政权的解体，却伴随着排拒一个等同为社会主义的制度和错觉地寻找与资本主义市场有联系的解决方案。这个转变在世界革命后退的一个广大背景下发生：自从1979年尼加拉瓜以来，便没有其他革命胜利；在80年代，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没有总罢工。
15．
再者，有需要进行政治和理论工作，以深化我们对苏联的历史总结的分析。它必须包括下列各点：
i)在过渡时期的政治权力的制度化，即是说，将直接民主机构、代议民主机构、保证两性和民族平等的机构等等结合起来的方法。
ii)同时对抗国家专制主义（指令式经济）和市场及金钱的专制主义第三“模式”的经济发展的实际内容；生产者和消费者民主的模式（包括女权和民族的空间），更精细的界定在不同地层面和考虑到生态需求的社会主义计划的形式；界定使用市场机制的形式和限度；讨论如何结合不同的财产形式；讨论群众的消费需求和保证增加平等的手段。
iii)全面反思民族问题在苏联和中欧的矛盾动力，厘订完整的纲领性答案，以满足国家和民族解放的双重需要，和克服民族国家的限制性架构。
iv)这个战略的国际主义的一面。
这种厘订必然会是实验性质的。它会大大受到在苏联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所取得的一连串所标志，特别是透过与世界其他部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讨论。
事实上，我们过去数十年的理论发展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我们与在苏联内的任何政治实践的割离，这个鸿沟现在已被克服。同样地，苏联无产阶级的，部分（数百万的罢工者）所重新开启的运动（尽管现在存有理论上的混乱），成为官僚独裁解体的主要正面影响。
因此，在前苏联和国际上建立一个社会先锋的统一组织，对我们来说是与建立第四国际不可分割的，这对我们来说，有特殊的意义。
199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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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纲领性宣言：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199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在21世纪前夕，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主义？
第四国际纲领性宣言（1992）
杜畏之译
I.利害攸关
·1.在扩大中的危险
·2.没有软着陆的方法来脱离萧条
·3.灾难已在第三世界出现
·4.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危机
·5.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排除市场的统治
·6.工资劳动仍是异化劳动
II.必须克服的障碍
·7.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
·8.消费者社会及私有化
·9.“反主流文化”的衰落
·10.工人阶级领导危机的新阶段及其客观根源
III.目标：全盘解放
·11.总目标
·12.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13.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与“新社会运动”
·14.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
·15.争取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斗争
·16.没有社会主义便没有有效的挽救环境的斗争
·17.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
·18.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
·19.恢复争取国际主义的斗争
·20.恢复希望，为幸福和每个人的尊严权利而战斗
·21.我们是革命者！
·22.争取新的群众革命政党，争取一个革命的群众国际
世界正处于十字路口。现有的知识和生产能力，足够满足我们整个星球的基本的物质、社会和文化需要。但是，甚至在最富裕的国家，饥饿和无家可归者都在增加。千百万人由于受到可医治的疾病、工业意外、污染的影响而成为残废或死亡。由于在很多穷国发生的杀害女婴、对妇女的忽略医护、超时工作和其它形式的歧视，估计有1亿妇女从全球现今人口中消失。
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在1960年，全球人口最富有的20％与最穷的20％之间的差距是60倍。在1990年，这个差距是150倍。
尤有甚者，自我毁灭的威胁──来自积存的核子和生物武器或对生态环境的毒害──笼罩在人类头上。尽管不断有反对和斗争反抗压迫──在世界三个部份（帝国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和东方国家）以不同方式进行──然而，所有这些祸害的根源──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帝国主义），似乎比过去几十年更为强大稳固。它广泛宣称在意识形态上“战胜了社会主义”──将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垄断社会错误地等同为社会主义。
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在群众眼中作为一个国际前景的可信性的危机──这个危机至少从80年代初期已在发展。它是群众醒觉到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粹式民族主义都全部证明是破产的结果。
官僚独裁崩溃，却没有伴随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这个特殊的发展方式，有力地加强这个可信性危机。危机转过来又给人民群众抗议运动加上割裂、不连接的性质，阻塞了紧急的人类存亡问题的任何眼前解决方法。
归根究底，只有当人类工作的异化性质能决定性地被克服，只有当绝大多数男人和女人成为生产、消费和社区的主宰者，威胁人类存亡的危险才能解除。
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必须赢得能够有意识地、自由地和民主地决定这个目的的权力。这正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和一个更优越的文化的意义；对我们来说，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I.利害攸关
1.在扩大中的危机
虽然有核裁军协议，但军备竞赛仍在进行着。积存下来的武器最后会被使用，带来严重的后果。自从1945年以来，已经发生过超过100次所谓局部战争，造成超过2000万人死亡。帝国主义1991年对伊拉克的血腥侵略就显示了军备竞赛的致命后果。巨大的军事储备，化学武器及生物武器的发展，还有核电站的扩散，即使在传统的战争中也会转化为众多的核灾难──这些都能在肉体上消灭全人类。温室效应、臭氧层的破坏、热带和温带雨林的毁灭、海洋、河流及水库的毒化、空气污染、表面泥土不断流失、生物种类大规模灭绝（正在以快过自然规律一千倍的速度消失）、城市窒息、郊外退化──这些威胁综合起来，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基础。
饥荒日益威胁着不少民族。这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力不够，而是因为太高了，以致不能保证最富的国家获得足够的利润。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正拿出补贴，有系统减少农田，“为了维持价格”。但是冒着一种风险，假如连续来几个歉收年，人类的全部粮食储备将会用光。
从70年代初开始的长期的国际经济萧条时期，对于几乎整个第三世界的人民的生活条件是灾难性的。根据联合国一份正式报告，用一个很保守的定义，全球目前也有10亿贫民。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截至今天为止，是靠工人们类十年斗争所赢得的社会保障及工人阶级力量，限制了这个危机的影响。但是失业却大大增加了。今天在最富有的国家中，失业者已增加到4000万，相比在70年代之初，有1000万人失业。数以百万计的“新贫民”，约占全人口的10％到35％，随各国的情况而异。
临时工增多，不稳定也加剧，社会上的不安全和困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走向国家政治之强化，压缩政治自由（特别是压缩工会的权利），又表现为种族主义及仇外思想之增长，对妇女及同性恋者权利的攻击，及新法西斯极右势力的复活。在全世界已经有60多个国家有系统地采用酷刑及国家恐怖主义，其中也有几个帝国主义国家。
在“第三世界”，反抗压迫（包括绑架和失踪）的斗争，在今天为争取民主的斗争加添意义。这是在正式宣布废除奴隶制150年之后，但全球有100万人再次成为奴隶。
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不会让自己被动地拖向灾难，这些灾难正威胁着他们的未来，甚至威胁他们的生存。在最近几年中，成百万的男男女女参加反战、反核、反军国主义的运动，要求保护环境，保卫堕胎权，要求被压迫民族的自决，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贫困和失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饥饥，反对“第三世界”的债务折磨，反对官僚的特权和独裁。
这指向一条走出危机的道路，以维护社会解放的可能性，以履行人权的解放理想。这里所包含的不仅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也包含社会权利：劳动权，享受良好生活水平的权利，尊严，以及医疗保健、教育和住房的权利。
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及官僚主义的独裁都不能应付这个挑战。一个能解决文明危机的国际社会主义方案，是要基于推翻这些制度。它的可能性，是来自无产阶级和被压迫者的战斗和创造潜力。
说甚么忍耐的牺牲及合理的改良就能排除这些危机，那是致命的幻想。改良主义的说教向来就没有阻止过危机，没有避免过战争，也没有控制过社会爆炸。它将来也不能做到。退让总是证明比斗争付出更多得多的代价。
2.没有软着陆的方法来脱离萧条
有些人因战后的繁荣而陶醉，把他们的全部信心都放在以和平的资本主义来保证社会公义、充份就业和实际工资的不断提高。现在，他们的幻想都破灭了。有些人相信，只要被剥削的人有更多的忍耐和作更多的牺牲，便能逐步走出萧条；他们不懂得，威胁我们的灾难和普遍化的市场经济之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恶性的竞争，不管对整个社会产生甚么影响；无休止地追求短期利润和积聚私人财富，不考虑这种疯狂的竞赛要付出多少人类的代价，也不考虑对大自然产生多少无可补救的损害；还有个人与个人之间、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行为与侵略行为之扩展；还有普遍化的利己主义、贪欲及贪污，还有弱肉强食法则，“把最弱者推向绝境”！
七十年代初所开始的长期萧条，就是这个残酷逻辑的后果。当然也不能排除经济回升的阶段。但是这种回升却意味着，日益把这个萧条的代价转嫁给“第三世界”及帝国主义国家中最穷苦的人。即使在最富有的国家中，他们也不能减少失业。长期的萧条，对于穷人，对于住在垃圾堆上的人，已经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恶梦。
尽管战后数十年的衰退没有以前50年的衰退那么猛烈，但自从70年代以来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成功地克服这个难题：或者是通货膨胀加剧，或者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加剧。类似1931年的新的银行金融崩溃，即使仍然不大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由于技术发展屈从于竞争和利润的狂想上，或屈从于官僚们的不负责任上，把我们引向灾难，而不是由于技术或科学本身有甚么“不可控制的任性”，把我们引向灾难。科学屈从于短期利润追求的狭隘命令上，引起一种本身具有危险性的技术的增长。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基于个别资本家、企业、地区等的利害关系而作出的决定，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可能带来完全不合理和毁灭性的后果。
人类并不是需要更少的科学进步，尽管不能幻想它们会自动带来益处。人类需要更多的科学，但必须与长期社会利益相协调；需要更多的技术，但必须屈从于生产者的集体理智和道德──意味着全人类解放和互助的目标。我们也不是要返回到蒙昧主义的迷信和神话。
为争取全世界人权而战斗，是这个战斗的核心。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其主导原则是尊重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和利润的优先地位，就不可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充份地完全享受到基本的民主和社会权利。工人运动必须变成民主自由之最坚决的拥护者。把争取民权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但只有把这同一原则应用在自己的队伍中，必须在自己掌权的国家中拒绝接受对这些权利的侵犯，这样，才能赢得信任和威信。
强大的利益集团反对普遍裁军，反对制止空中、海上和陆地的污染，反对终止饥饿、贫困和对每日生活的绝望忧虑，反对克服日益增加着的致命毒药，如酒精和各种毒品。
想象能有一个不存在生产过剩危机（1825年以来已有22次）的资本主义，这是幻想。这等于是要资本主义生产的货品超过它能有利润地出售的限度，而不是超过人类能使用的限度。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是对人类的最大侮辱，使数以10亿计的人的最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想象资本主义能没有失业、没有贫穷、没有对妇女、青年人、老年人、移民及少数民族的歧视，没有种族的歧视，没有种族主义及仇外思想，这也是幻想，这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它们在以往未能避免，在明天也是无法避免的。生产力更趋国际化，牵涉资本国际化的倾向。它尤其意味着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越来越全球化，现在只能透过一个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在全球范围内解决。
但是，尽管帝国主义在国际政治上有广泛而临时的霸权，但它没有能力控制这个国际化。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竞争，由于萧条而变得更厉害，加上现存民族国家的架构的束缚，和全球人民重要部份的挑战，令帝国主义今天不能像以往法西斯主义那样将本国人民击败。
但我们仍见到强大国家政权的发展，为一个种族主义和前法西斯的文化散播种子。在这些现实面前，视而不见是不行的。拒绝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危险和谁要负责，正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广岛轰炸视而不见一样，是不负责任和怯懦的。
3.灾难已在第三世界出现
在全球绝大部份人口生活的各个附属国中，野蛮主义正在横行。在评判资本主义时，不能只看世界人口中极少数人的生活条件（如最富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及最高薪的工人）。
在过去十年，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活水平都灾难性地降低了，几乎无一例外，导致非人的生活状况。绝对的贫困化往往超过1930年代，而维持生活的农业所起的缓冲作用越来越少。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下降了约50％。在最穷的国家，一半人口的卡洛里水平接近1940年代纳粹集中营内的水平。地方性的失业达到有能力工作人口的40.5％。
在这些国家，每年有1500万儿童死于饥饿、营养不良及医疗、药物缺乏。每5年，这个不声不响的杀戮就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数，包括了各个战场及广岛的大屠杀。自1945年以来，儿童的死亡数已等于好几次世界大战。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人命账单。就全世界来看，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这些儿童，给他们治病，提供房子和教育，只要不把这些钱浪费在军火上，和把这些钱重新分配，以救济那些最需要救济的人，而不是由那些唯利是图的人控制。
现在是有计划地把污染从帝国主义中心国家出口到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已变成了危险的、不可回收的工业废料的廉价垃圾堆。沙漠化在扩展，热带雨林在迅速地遭到破坏，特别有害于环境的工业被转移到第三世界各国。这将迅速地造成更恶劣的生态灾难，较那些已受影响的较富国家所受灾难更为恶劣。
为了寻求硬通货以偿还外债利息，以及有系统地发展出口农业，就损害了基本的粮食生产，因而加强了营养不良及饥荒的趋向。
穷国现在向富国输出资本，更不用说“第三世界”统治阶级的腐败及为中饱私囊而盗用资金及社会救济金的后果了。债务扼杀了穷国中最贫穷的人是从属和不发达的集中表现。
反对债务──要求立即和完全撤消本金和利息──的斗争从每日的斗争开始，反对紧缩工资的政策（它对购买力造成重大压力），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命令的大规模削减公共教育和卫生开支，反对广泛解散公共部门，反对由于资本的野蛮入侵所造成的生态灾难。
工人、农民、城镇及贫民区被剥夺权利的居民，都在抗拒他们生活条件无法忍受的恶化。在拉丁美洲，在亚洲，在非洲，都已不断发生罢工，占领土地，农民叛乱及城市贫穷群众爆发的浪潮，也曾发生过一些选举上的胜利、总罢工、企图建立脱离国家及资产阶级控制的政治组织及工会组织，有时还有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抵抗。
4.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危机
这个危机已酝酿多年。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并非引发它，只不过把它揭示出来而已。在苏联和东欧，这个危机特别表现为：经济增长的减慢，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的日益显著的工艺落后，社会停滞和退步，新的广泛的贫困，深刻的道德危机及生态危机，政治机构的极大地丧失信誉。
此外还加上越来越缺乏工作的动力，对投入公共事务的明显减小──不少群众转向私人生活和合模主义──无疑延长了官僚独裁的寿命。尽管工人的自信有复苏（即使只是局裉在企业之内），和在细小团体内有独立的公众意见逐渐诞生，但只是部份地、不足够地抵消了上述的倾向。
这个危机既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危机。
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不但需要劳动力成为商品，也需要大的生产手段成为商品，能在市场上买卖。它也需要货币资本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和目标。但上述条件全部都不是前苏联的经济特点。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离不开劳动的高生产率和群众的消费要求得到满足的。它的先决条件是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最大的民主，思想的自由对证，群众组织独立于党和国家，群众自己行使权力，群众自治。社会主义从来没有在这些国家中存在过。把社会主义这个词联系到官僚们的暴政（如古拉格劳改营，增长着的不平等，普遍的贪污，加强将妇女束缚在核心家庭之内，由官僚们对青年人，对科学和文艺创作进行使人窒息的控制），只是斯大林的罪恶之一。
这个危机是一个后资本主义过渡社会的特殊危机。这个社会已被那从人手中篡夺了政权的拥有特权和寄生的官僚层的重压所破坏。这个社会的特征是，在社会进步潜力和官僚独裁所造成的经济混乱、不平等、压迫和贪污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爆炸性矛盾。
为了挽救他们的政治权力（这是他们各种特权的来源和最终基础），官僚们也能实施一些改良。但是，铁托、赫鲁晓夫、毛泽东和邓小平所试行的改良，虽然也曾获得一些初步的成功，结果还是以失败告终。
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也遭受相同的命运。不过，他们已经使深刻的社会分化成为可能，其中也包括官僚层内部的分化。于是就涌现出一批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以及在工人运动基层出现了群众活动的复苏。这都是自斯大林反革命以来苏联所从未发生过的。
苏联及东欧群众对日益增长的制度危机之反应方式，自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以来，也在逐渐发生变化。对于这个变化，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察觉得迟了一步。群众的态度影响了短期或中期出现有利于社会主义进展的可能性。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断的压制。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工人中的不同政见者都遭到严厉的攻击，而逐步被打垮。1981-82年团结工会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潜力被压制。但是，除压制所产生的作用外，还必须加上，在这几年内，制度日益增长的危机也开始自我暴露出来，因而也产生一些客观后果。群众生活条件开始恶化，他们越来越觉察到官僚主义国家半计划和伪计划的破产，并且把它们等同为社会主义计划，因为官僚层声称代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而资产阶级的宣传也是这样说。
此外，国际工人运动未能及时支持从1953至1981年的反官僚的斗争，也影响了这个发展。当东欧官僚国家终于崩溃时，冒起的群众运动并不是望向全球工人阶级，而是望向国际资产阶级寻求意识形态和物质支持。
由于这些原因，从1953年的东德起义、1956年的波兰群众运动高潮、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81年波兰工人群众运动爆发的社会主义自我管理的潜力之间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到了1989-1990斯大林（后斯大林）独裁政权崩溃时，东欧的群众不再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的阶级选择。官僚中的各个派系，包括公开赞成资本主义的势力，以及“自由派”（由于私人积累的理由而拥护“自由市场”的新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得以独占了主动权。
令到官僚政权摧毁了基本民主自由和个人自由，因而在群众的眼中，资产阶级各种政治机构（被虚假地等同于“民主”）得到新的评价。但是，即使是初步试行私有化、对国际资本敞开大门和开始复辟资本主义，都已带来严峻的紧缩政策。假使完全恢复资本主义，这将是一个历史倒退，必将产生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在这些国家的“新贫民”中，再增加数千万的失业者和贫民。新政权越想向这个方向走，越会引起日益增加的猛烈的群众性抵抗，特别是在工和青年之中。我们可以预见更普遍的抵抗，反对令妇女状况恶化，特别是攻击堕胎权利的企图。
面对着这种抵抗，彻底经济自由化的拥护者不但不会保持现有的民主，反而会企图恢复对各种民主权利的新限制；如力量对比对他们有利，他们甚至会进行独裁镇压。
各种民主权利的普遍化及巩固，畏有一个制度化的工人和人民政权。在缺乏这种权力的情况下，由于可以预见的群众反抗的规模，所以这些国家会出现一个持久的混乱不稳定时期，而工人胜利的条件可能会在这时期之中逐渐成熟。
因此，在苏联和东欧将需要一段时间和斗争经验，工人才能重新取得胜利所必需的阶级政治独立性和醒觉水平。
5.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排际市场的统治
面对着苏联和东欧的巨大经济危机，在（东方及西方的）劳动人民中有很多人消极地认为，让市场经济支配总好过官僚主义的混乱。从这里到颂扬“市场社会主义”只是一步之差。现在，这一步已被几乎全部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思想家所采取。但是，“市场社会主义”在名词上已是一个矛盾。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自己可以决定──至少是粗略地──将生产甚么、怎样生产和怎样分配。民主的经济管理，有意识地、集体地决定优先满足甚么需要和怎样去做，这和市场竞争的盲目法则是不兼容的。丰裕的共产主义社会能满足一切合理的人类需要。但在共产主义社会出现之前，任何经济制度都经常受到某些生产资源相对缺乏的限制，这就是说，要满足某些需要就要牺牲另一些需要。那些控制社会剩余产品的人（统治阶级或像苏联官僚层那样的阶层）拥有权力去最终决定相对缺少的资源要优先使用在哪里。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各大公司及最富有的人按照私人资本的利润及积累的迫切需要来决定。“市场法则”，就被这些制约和需要反射了。在建造豪华别墅的同时却有成百万无家可归的人，即使在所谓富有国家中也是如此。单是在加州便有数十万个私人泳池，但全球有17亿人没有自来水供应。花费大量投资去制造日益无用的，甚至危险的东西，但几10亿人的最基本需要却得不到满足。
在官僚控制的苏联及类似的经济中，资源使用的优先权也是用专断而任意的方式强行决定，因而导致巨大的日益增加的浪费。
在生产者──消费者──市民所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这种优先权是由劳动群众以民主方式作决定。这样决定下来的优先需要，就成为计划的基础。要保证这些优先需要得到重视，一定需要有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计划。它能够防止经济发展中的某些倾向，在工人的背后“放任自流”，保证工人们能自觉地决定问题，特别是关于就业、劳动时间长短和强度，扩大平等，优先着重卫生保健、教育、环境保护及文化保护等问题。正是这个有计划的、民主的自我管理与满足消费需要的关系，令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优越过资本主义（包括后者的“福利国家”伪装）。它联系着多种财产形式的结合：大的生产和流通手段属于市和区域的集体财产，较小的则属于合作社和私有财产。
联合的生产者将会成为谨慎而节俭的管理人员，释放出巨大的创造潜力及发明潜力，因为他们从实践中看到这样能够保证高质量商品及高质量服务。从这一点来看，所谓“企业精神”按照这个名词的合理意义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法则下，只不过是少数私有财产拥有者（在工业化的国家中，其人数往往不到经济活跃人口的10％）的专用物，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扩展到生产者的广泛大多数。以计算器技术的巨大潜力为根据，加上以大大缩短工作时间作为鼓励，加上家务越来越社会化，结合着各种生态环境的考虑──自治的民主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将显示它比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更为有效率，更为合理，更为人道。
南斯拉夫的经验悲剧地证明，局限于一个企业内的“工人自管”，从长期来看，是和市场经济互相排斥的。工人们可以享受到一个工厂范围内的重大特殊权力（包括撤换经理的权力）。但一旦工厂的前途是依靠它的市场表现，而市场表现又依靠众多的因素，这些因素与工人的意愿毫不相干（例如最初的技术水平，产品垄断的范围，不平等的信贷拨款，更加不平等的硬通货门路──这些硬通货是进口机器、原料及零件所必不可少的──等等）这时工人就发现，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他们是受到市场的惩罚。他们的工厂可能濒临破产。这时的工人自管权中，除了解雇自己的权力之外，还剩下甚么呢？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求助于市场经济还是必要和有用的，特别是在某些部门，因工作的客观社会化还不充份，没有准备好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例如手工业、某些分配和服务部门（如修理工作）等等。在农业、零售业及某些服务行业中，专卖制度常常不能充份考虑消费者的需要，这时市场可以打破专卖，用市场机制去消除商品的缺乏，但有一个条件：不能由私营专卖取代国营专卖。
但是，要利用市场而取得正面的效果，只能在下列的情况中进行：要自觉努力逐步减少市场关系和保证多党制社会主义的统治能让所有范畴的决定权掌握在群众手中。因此，稳定货币的采用，市场局部而临时的运转，只能在民主计划经济的范围之内，要有一个全面的政治决策，以保证这个局部的市场机制不会扩大社会不平等，不能干扰那个保证所有市民基本需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会令妇女的状况变得更坏──妇女作为工人和消费者都是特别容易受伤害的。它的假设是要强化民主社会主义机制，要强化对所有经济生活机构、社会生活机构的公众控制。
如果没有工人们的实际政治控制，即使是局部地加强市场机制（远非走向公开性和民主化），也会加强官僚化及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加强特权阶层剥夺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能够透过预定的大纲或简单的公式来解决。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以一个开放和非教条的方法对待这些问题，希望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和根据这些经验修改他们的立场，不断地与其它流派和群众中最战斗性的部份交换观点。
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真正的历史实验室，并没有既定的道路，也没有一个永不犯错的教皇来引领历史。错误是无可避免的。
主要能够保证这些错误可以迅速改正而不会阻碍进步发展的，是群众通过广泛社会主义民主来克服错误的能力，以及革命者尽力令实践严格符合原则的决心。
6.工资劳动仍是异化劳动
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已经成功地把作为消费者和作为市民的工人“整合”起来，经常以此自豪，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人们可以怀疑，整合的程度有多大，但是它无疑地有某些客观根据。在官僚支配的国家中，长期压制民主自由，同时，他们又没有能力满足群众对高质消费品的需求，也帮助了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宣传。
不过，根据最近数十年的经验，也不能否认即使是最富有、最“开明的”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服工人接受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者角色。工资劳动注定仍然是异化劳动，它的根源是每个资本家公司对利润的追求。工人的需要仍然要从属于这些公司的需要。
工人不断受到短期或永远失业的威胁，在生病、身体虚弱、或年老时失去收入。
工资劳动必然和社会不平等连在一起。不管工资是多或是少，总是要花费在实时或推迟的消费上。工资不能帮助工人积存钱财，因而可以不需要工作而生活──这仍然是资本家阶级的特权。
此外，在消费品的满足方面，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住房、保健、教育和文化方面。同样也在生命与死亡方面有不平等。
最重要的是工资劳动是被异化和令劳动过程异化。为了把劳动从属于实现利润的需要，资本家一定要在生产过程中把工人加以经常控制。他们要控制使用工人工作时的每一分钟时间。工人是机器和时钟的奴隶，而且越来越是办公室、服务业和工厂的奴隶了。
即在新型的工作安排中，如所谓“质量圈”及小组工作取代传送带制度（现在只有少数工厂采用这种新形式），工人们也没有成为工作过程中的主人。他们不能决定将生产甚么，怎样生产，甚么人将消费这些产品。
无论如何，他们仍然是底下的人，要受低级或高级主人的管制。在工资劳动之下，产量和利润仍然是目的。生产活动不是容许全部男女工人发挥其创造潜力的方法。它本质上依然是获得金钱的方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避免的是绝大多数赚工资的人都变成异化的人，这是他们每天主要活动所产生的后果。他们作为消费者，也被损害，被异化了。大众文化变成了被动地接收影像（例如电视），而不是积极地用脑思考阅读或进行真正的社会交往。怪不得人们更加想用酒精和毒品来找出一条冲出绝望的道路，想用这个方法去消除疲倦、单调的生活，孤独及绝望。
任何产生这种结果的社会都不可能成为自由的社会。人类的自由只能立足于废除工资劳动上面。
各方面对人的异化，特别包括将人从自然环境中分割出来，人们住在一个越来越人为、与自然隔绝的地方，面对更多障碍，难以了解人类与自然如何互相交往。
异化也包括人性本身的异化，否定了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动物，会着重与其它人有更丰富的关系，而不再是将它屈从于无理性地积累越来越没有用的物质货品。
消除工作上的异化，并不是一个良好愿望或幻想。它是反对在现存社会中心发展的所有形式的剥削和压迫的真正运动的目标。
革命社会主义者不是以预设的标准来接触这个运动。我们对它的判断，并不是看它能否被建制吸纳，是否渐进式或非渐进式。由于它的解放性质，它有潜力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心脏作出打击（积极罢工）。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实现这个潜力，透过我们的支持和政治实践和理论创意来激发它。我们特别尝试逐步团结这个运动，直至它全面地向资产阶级混乱进攻。
II.必须克服的障碍
7.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
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继续抵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及官僚独裁的罪恶。不过，这种抵抗暂时还伴随着对一个社会主义解决方案的可信性危机。这种可信性危机已发展了超过十年。这种危机是由于广泛群众及其政治觉醒先锋层份都察觉到，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及社会民主改良主义，以至在“第三世界”的民粹民族主义，都陷于实际上及政治上完全破产。因此，今天没有一个群众认为可以实现的全面社会重组模式。这个事实，不仅在群众意识中抹去了对十月革命的向往，也消除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以来广泛的一个希望：用积累议会胜利和改良的方法去实现社会主义，即一个根本有异于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群众的斗争就变成零星分散的。工人也时常参加这些零星斗争，但只是以一个市民甚至孤立的个人的身份参加，并不觉得与工人运动有联系。但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并不是绝对的。它较多出现在传统的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国家中；在这些国家，失望、不满和以往的失败重重地压在他们的身上。但在巴西、南非、南朝鲜等国家，无产阶级是相对年轻的，没有这些失败的重压。在某些东南亚国家，危机也没有那么显著。
妇女一直以来都没有强烈地认同传统的工人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数十年来都倾向忽视妇女的特殊关注问题，而且大部份由男性垄断的领导层也几乎毫不例外地表现了傲慢、庇护者式和轻率打发问题的态度。因此，今天参与斗争的妇女亦会较少受到这个可信性危机的影响。同样，更老的一代一般比年轻一代更多地被这种可信性危机所缠绕。
但是，随处都能看到这个危机的消极影响，不过影响之大小有所不同。要了解这些现象的原因，必须指出两个主要的因素。
一方面，广大群众在八十年代首次认识到斯大林主义新近的严重罪行（压制团结工会；波尔布特在柬浦寨的罪行；苏联侵略阿富汗；广场的镇压，等等）。与此同时的是警觉到社会民主党在雇主紧缩政策进攻下的可耻投降（如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委内瑞拉、奥地利、新西兰、瑞典、希腊、芬兰等国）。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同他们传统的群众性政党的依存关系（比过去已经相对削弱）出现质的转变。这些政党越来越不被视为代表走向社会主义的希望，而是基本上被视为一个较小的恶，得到的选票数目也愈来愈动摇不定。
在另一方面，过去这十年也没有出现具有反资本主义潜力的普遍化的群众斗争，比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大为逊色。自从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之后，没有发生过一次胜利的革命。自从葡萄牙革命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中没有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也没有发生过长时间的总罢工。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自从1980-81年波兰团结工会爆发以来，没有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工人起义。
对于另一个社会模式选择，群众是抱怀疑态度的。这不仅是由于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后斯大林主义及社会民主党机关之明显的政治破产，同时也反映了群众本能地认识到全球的阶级力量对比变得更不利于无产阶级。这个不利的力量对比变化是不可否认的，虽然没有各种意识形态家说的那么严重和普遍，却已阻碍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其它受压迫群众的普遍政治投入感。
8.消费社会及私人化
长时间的战后“繁荣”，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及较小程度上在某些半工业化的附属国家，令“中产阶级”及上层工资劳动者扩大了购买耐用商品的能力。事实上，房产、家具及汽车的大量销售（时常以信贷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个“繁荣”。由此而产生消费习惯的改变，其所采取的形式是个人的日益增长的“私有化”。
我们不能过于斥责这种消费习惯的改变，它的局部解放冲力是不能否认的（特别对于过去被判定要做使人累断腰的家务的妇女）。要是说：过着稍为舒服一点的生活就是“资产阶级化”，这种说法是极为反动的。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会宣扬刻意的节欲主义。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命定要满头大汗地过日子。
某些激进生态学者从这种迷信中覆制出的言论也同样不公正的。说甚么世界上没有足够的资源去保证全体居民最低限度的舒适，那是不真实的。到二十一世纪开头时，地球也能养活世界的人口，──只要能将现有资源加以合理的使用，只要根本地禁止浪费，禁止生产有害物品，特别是武器，只要将足够的资源用在找寻新的对环境无害的能源、技术和生产，取代目前的浪费和污染的制度。
有一种经济选择，要有意的牺牲现存的人的需要和生存，以借口照顾未来人类的假想优先需要，而这需要在今天又没有人能够确定的──这样的经济选择是不人道的。
但是劳动人口某些层次中的消费增长虽有正面作用，也有反面的后果，它在走向解放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物。
资本控制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导致资源的浪费和不合理使用。它牺牲了社会集体消费（社会服务），而鼓励了个人消费。产品的质量是有系统地降低了，其目的是使迅速的更换成为必要。人为的“需要”被刺激起来。通过广告和市场技巧，鼓吹了对“新产品”的狂热超消费。晚期资本主义孕育了一种持久的不能满足需要的气氛。这就产生了持久的普遍失落感。
还有，消费范围内私人化的增长，越来越剥夺了每个人的人际关系上的基本组织。粗暴的利己主义原则，“每个人都为自己”，本来已经是支出、收入及工作范围内不平衡、危机及日益增长的无理性之根源，现在又践踏进消费和闲暇的领域中。私人化把男男女女永远投进孤独、冷酷和心理低沉之中，减少他们相互沟通力，减少友爱和相互同情，这些东西只能是或小或大的群体生活中的产物。这个发展又在他们获得社会主义意识和参加争取高质量社会制度的战斗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严重的障碍。这些障碍并不是不可超越的。但它们是实际存在。必需制定具体的战略去克服它们。
在“第三世界”国家，追求一个“消费社会”的情况特别表现在城市中心。这较少是由于收入的增长（除了很小部份人口之外），反而更多是由于透过传媒（收音机和电视）传来的大都会国家的“消费模式”的形象引致的。在乡村地区，这个倾向便微弱得多。
9.“反主流文化”的衰落
劳苦大众某些部门中私人化倾向和有关的集体思考和行动模式的普遍衰落，所产生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反主流文化”的衰落。
每个阶级社会中的统治意识形态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若是希望那缺少足够经济力量的无产阶级，能在推翻资产阶级社会之前就争取到意识形态的独占权，那是空想。但是，在我们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时，并不是说那是唯一的意识形态。在那个社会中，至少有三个意识形态并存，即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前资本主义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工人阶级的“反主流文化”，后者至少部份地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感应。
这个反主流文化的范围之大小因时代而不同，因国家而不同（在某些国家中还因地区而不同）。但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段群众性工人运动的发展时期，在大部份帝国主义国家及某些半工业化国家中，在无产阶级内部是这个“反主流文化”占有领导地位。
这个“反主流文化”是以团结及协作精神为根据。它影响了、鼓舞了数千万人，并给他们希望和前景。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些人的日常行为。这个“反主流文化”体现为一个影响儿童、青年、成年、老龄退休人员的组织网络，贯穿在他们大部份生活之中，如工会、政党、“人民议院”、儿童组织、妇女组织、保健互助组织、体育组织、话剧社、合唱组、音乐组、象棋俱乐部，以及其它娱乐团体。群众性工会是这些组织中最重要者。工会至少能鼓舞某种政治意识之启蒙或某种选举选择，尽管并不是起着决定性作用。
伴随着私人化在“消费社会”中之扩展，这种网络开始解体了。群众性工会较之其它团体所受破坏较轻，但是也削弱了。所有其它网络都在衰落，有些还衰落得很严重。
工人出版物之衰落表现得最具戏剧性。在过去，全世界工人运动所发行的日报有一百多种，发行量数以百万份计。今天，在选举中仍然强有力的社会民主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奥地利社会党，他们在选举中拥有大约40％的选票，但是连一份日报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了。
工人阶级“反主流文化”的衰落，对于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肯定还没伴随着直接的选票衰落，甚至有时还同时获得工人选票的增加，因为工人认为这些政党还是“较小的恶”。但是，这也使某些工人阶级层份更容易接受以狭隘私利为主的“解决方案”，因而更容易受反动的意识形态影响。一些极右组织在少数无产阶级中有日益扩大其种族主义及仇外的意识形态影响，就证明了这个危险倾向。当传统的工人政党为了纯选举的目的而作出可耻的退让时，情况就更加如此。
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乡村社区内的团聚力，尽管受到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渐增的社会分化所破坏，但仍是一个有效的平衡力量，阻止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完全支配。
在前苏联和东欧，工人文化及与它有关连的价值制度的衰落，是有特殊原因的：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的所有弥天罪行，令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失去信誉，被人们错误地但有效地等同为独裁政权的罪行。结果做成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危机，在最初阶段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群众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倾向。
反动和退步的意识形态流派侵入了由此而出现的真空：迷信、宗教原教旨主义、沙文主义、崇尚暴力、公开排斥全球确认的人权、反对性别平等、歧视女性、仇外和种族主义──鄙视甚至憎恨地球人类不少的一部份。
说这些基于协作和集体团结支持精神的反主流文化的衰落有其负面性质，并不等于说要排拒个人发展自己个性的权利。“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并不是必需互相排斥的。能互相排斥的，反而是社会经济集体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前者为所有人的解放创造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后者只是为社会很少数人保证个人自由的物质能力。
10.工人阶级领导危机的新阶段及其客观根源
人类的危机，说到最后，还是工人阶级领导及阶级觉悟的危机。第四国际早在它的成立大会上，在“过渡纲领”中宣布了这一点。自1938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推翻这个历史性诊断，反而是证实了它。但是，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已长达十年，这就给这领导危机及意识觉醒危机增添了新的规模。传统工人政党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减弱，特别是在工厂、办公室、工会及无可争议地在“新社会运动”之中；但这并没有在它的左边涌现出新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引向革命组织之重大强化。
群众对那些不同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的广泛社会方案普遍抱有怀疑态度，因此倾向于把大众抗议和起义零星化。这种零星化使这些反抗的时间缩短，助长了传统机构在选举中收复失地。
同一理由，经验的集中化、干部的积存以至维持一定水平的战斗性，都变得更困难。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万的（假若不是几十万）积极的模范战士──工人干部和领袖、女权主义者、反战份子、为支持“第三世界”而奋斗的人──在这个时期都和共产党及社会民主党断绝了关系。但今天的情况是，他们中的大部份对于有无可能创造更好的未来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都退向地方性及偶然的活动，甚至退向私生活。
对于迅速地建立一个强大的革命组织的可能性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对于整个工人阶级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因为这些战士和干部常具有宝贵的斗争经验。对于这种趋势的客观及主观原因必须有所了解。
自七十年代开始，传统的工作条件、劳动组织及阶级斗争都在逐渐变化，特别是在老的工业化国家中，就业机会大规模地从制造业和矿业转向服务行业。连带地最大工厂中的就业机会也减少。以输送带为基础的劳动组织，本可作为工人控制工作节奏的萌芽形式，现在也开始缩减了。
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内在转变，是工资劳动进一步女性化。妇女有较大可能因此取得独立收入，无疑是走向她们的解放的一步。但是，与此同时，它常常伴随着她们的物质条件的恶化（双重工作天），因为她们没法令男性参与家务工作，也缺乏令人满意的社会机构网络负担起大部份传统家务的责任。这便越来越迫使妇女受着异化和机械式的工作的束缚。这种形式的工作已越来越成为以雇用妇女为主的服务业的现实情况。
这种情况更由于工会的妇女化步伐缓慢而显得更突出，令妇女更难收到真正劳动价值的报酬，也更难为这个问题组织起来争取。
与此同时，传统工人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官僚越来越溶入国家机关及准政府机关。有些政府机构甚至成为传统工人政党的主要支撑，代价是牺牲传统工会与工人本身的联系。由此产生的，是越来越重大部份的工人阶级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认同的危机，及这个运动本身内部危机增加。
工人突然面临一种新情况，他们不能大规模地去自发地应付这些情况。因此他们就被雇主及政府的强大攻势迫退到防御状态。他们的传统组织也在这种攻势前屈服了。这样，就导致广泛的迷失方向和混乱。
这个败退虽然好像已达到最低点，但仍需要有一些防御斗争的成功，以逐渐克服那些因客观形势变化而产生的主观后果。
尽管如此，工人对资本家攻势的反应已开始采取新的激进的形式：主动罢工；扩大罢工行动以吸引消费者参加；增加对国家的“反叛”态度。
逐渐地，工人运动将会在一个新的基础上重建自己，而且很有可能是建基于以下各部份的汇合：群众运动中较具战斗性的部份、争取妇女权利的战士、青年人中最有远见的层份、目前没有加入工人组织的工人，以及新社会运动内激进化的部份。
革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任务，不仅是参加这种激进化，并激励和协助组织它，而且要克服它的零星化及偶然性，要把它普及化，要在工人的反击中帮助重新发现广泛团结的出路和价值，要把它深化，优先保护阶级中最弱部份：妇女、移民工人、被压迫民族工人、青年、失业者、养老金领取者、病人及残疾人。
重新组织永久的架构和新的斗争网络，已成为迫切的需要。在战后的“繁荣”中，很多任务人无可否认地是提高了生活水平，并滋生了（包括正面及负面意义上的）保守思想。他们倾向优先保住现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即使有时这表示与他们自己的统治阶级结盟，而不是与其它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结盟。这个做法，最终会阻碍他们保卫以往的成果。但要克服这个障碍，仍需要时间。今天的萧条如果延续，将无可避免地带来对这些阶层的生活水平的攻击，会迫使劳动人民面对这个两难局面。
最后，1968及其后斗争中的“老战士”，其中有很多人可能在七十年代下半期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站稳了脚（在未来数年中这种可能性就减少了）。工人阶级因此损失了不少宝贵的、原本可以支持工人阶级斗争的活动份子，革命组织也损失了很多战士和干部。但是有一些相反的趋势和力量，是不能低估的。
从长远来看，这些趋势和力量有利于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及意识危机。除了在异乎寻常的革命时刻之外，革命者在工资劳动者中总是少数，过去如此，今天也一样。无产阶级经常是处于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之下，这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十分矛盾的现实的结果。
革命社会主义者今天正进行一个艰苦但崇高的历史性的上坡斗争，重构社会主义的远景，使之在广大先锋队及广大群众的眼中重新成为可信的。他们手中有几片王牌是他们的祖父手中所没有的。压在工人阶级头上的传统的官僚机关，比起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及四十年代是更弱、更无力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他们的所谓“价值”的野蛮性及非人道性，已更广泛地被认清楚了。广大的青年群众倾向用更激进的方法来怀疑他们。
革命社会主义者需要利用这个新局势引导一个对人类前途极为重要的斗争：要把无产阶级重新变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重炮手。这个战斗的胜利是完全没有保证的。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更多的想象，更多的牺牲。这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斗争。但这个战斗，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III.目标：全盘解放
11.总目标
世界危机的根本解决，包括反对普遍化的市场经济，反对生产和交换手段的私人占有，反对为利润而生产，反对民族国家主权，反对官僚掌握社会保护系统。这就是主张有一个民主的、多元的自治的世界社会主义联盟。
人类智慧和慷慨所含有的进步潜力，只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下才能开花结果。在那里，科学和技术是为人类的需要而服务的，并接受公开的批评性的公共控制。文化和高深教育首次对一切人完全开放。这会带来文化创作的繁荣，解放巨大的尚未发展的智慧潜力。零星的、一再重复的、机械的、单调的劳动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一种折磨。科学的发展能把男男女女从这种劳动重负下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创造性地使用技术。但是，如果没有自由联合生产者的负责任的集体行为，如果没有普遍化的自我管理，创造性地使用技术是不可想象的。
一个根本不同的经济行为动机，其所依据的就是，所有的人都想持续不断地减少机械的、重复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是大多数被迫劳动的生产者都亲身经历过的。新公民权的实行，会首次建立社会对国家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制（这些机关是注定要消亡的）。这便需要大大地缩短工作时间。一天工作四小时，将会有效地消除对专业官僚的需求，容许工人有足够时间来真正自己管理社会。没有它，自我管理基本上仍然是空谈。实施它的话，对全世界都有强大的冲击。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试验性措施（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之中）。这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空想，而是有坚固客观基础的。
即使是根据一些比较保守的材料所估计，全部生产潜力有一半是没有运用，或是花费在破坏性和有害的目的上（军火生产），或是平白地浪费掉。如果在尊重生态环保需要的情况下，合理地和有建设地使用现有的资源，不但可以减少工作时间，走向消灭“第三世界”的贫穷和落后，而且同时还能在所有国家改善生活质素和消灭贫困。
为数不少的人今天已开始怀疑所谓“工作伦理”及把积存更多更多的物质东西作为人类生存的最高目标。对于千百万人，为了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而减少工作，比起单单是增加日益变得毫无意义的消费，是更为重要。对于已经意识到生态灾祸临头的千百万男男女女，生活的质素、环境的保护、尊重大自然（我们都是大自然的组成部份），比起无穷地积累物质财产，是变得更为重要了。
我们所追求的总目标，是全人类的更大解放，脱离今天仍然压在人类身上的每一种形式的剥削、压迫、异化和暴力。社会主义将会是自我管理的、民主的、多元的、多党的、尊重女权的、生态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同时也是废除工资劳动的，否则就不存在社会主义。
12.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设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男女工资劳动者，是唯一能瘫痪并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并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合作团结为基础的社会的力量。正是因此，广义的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一切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团结骨干。
毫无疑问，在较老的工业化国家中，在巨大制造企业和采矿企业工作的工资劳动者，比起在所谓服务行业中的工资劳动者，是相对地减少了。但不能夸大这个趋势的份量和结果，也不能夸大这个趋势对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所产生的远期主观影响。
在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采矿工业及五金工业中的传统工人“堡垒”，现在是部份地削弱了，但是绝对不是消失了。在所谓服务行业中，就业却大大地增加了，但是这些工作实际上只是工业的一个分支，如像电讯和运输。在那里，工资劳动者有新的重要的大规模集中。工业化及机械化之增强，使那些部门的工资劳动者比过去更富于战斗性。银行工作者、电讯工作者、在能源部门中的工人，比以往的工业工人更能有效地使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社会瘫痪。
现在的无产阶级，人数比过去更多，而且更熟练，总人数已超过十亿。现在世界各地主要趋势是雇佣劳动的扩张而不是缩小，包括最发达的国家。当然这种扩张并不是在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工业部门、每个分支中都一样。一个地区的增长时常陪伴着另一个地区的相对降低。但是这个变动的总结果却是朝向扩张而不是朝向降低。无产阶级要逐步获得经验和觉悟。为了在革命前夕及革命危机的决定时刻成功地进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种经验和觉悟都是必要的。为此，过渡性要求的宣传和鼓动，以及如可能的话，它们的开始实施，都比过去更要多做。这些要求包括：争取工资跟随物价自动提升，工人控制生产，公开大公司的账目，充公银行，没收“经济制高点”，压制军事预算，以及巨大私有财产及遗产的高额征税。同样，联合战线政策仍是完全必须的，特别是在抗拒侵犯人权及抗拒极右势力抬头的时候。
具体的过渡性纲领要求，永远必须从群众的真正关注点开始，考虑在斗争的每一个时刻能够提出甚么要求，以能让群众自己认识到有需要争取推翻资本主义及夺取政权。
自从工资劳动开始以来，无产阶级便一直存在参差不纯。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是劳动市场划分所产生的结果。除了是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有意的政策之外，它也是由于生产力是不平衡和综合地发展这个基本现实的结果。这些因素维持和加深了内部分化。从地球的这一端到那一端，它都表现为不同人的工资的差别：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男人和女人之间、在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本地人和移民之间、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更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较少工业化国家工人之间‥‥
目前的危机加剧了差别和不平等。在许多国家中，青年失业者人数暴增，产生了一个从没有工作过的阶层，再加上被赶出劳动市场之外的移民工人和妇女等，形成了一个亚无产阶级阶层，他们被边缘化，置身于传统无产阶级团结的范围之外。这样就在工业化国家之内产生了一个双重社会，在无产阶级之中有一个毫无保障的部份，被迫忍受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条件，其情况类似十九世纪的城市或今天的“第三世界”。这正符合了资本家深思熟虑的计划，想就此一劳永逸地削弱工人运动。面对这种情况，工人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透过要求大大缩短工作时间，而不得减少报酬或增加劳动强度，以争取全面就业。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崛起和第三次技术革命，客观上有利于所有国家的工人的要求、联系、斗争和组织的逐渐汇合在一起。
无产阶级包括农业工人群众；他们在全世界有好几亿。对整个活跃人口来说，他们的社会分量是降低了，但是在有些国家中，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及、巴基斯坦、墨西哥，他们的绝对数量都在上升。一个模糊不清的界线，既分开了又连结了城市无产阶级和田野中的半无产阶级（独立的农民，他们没有足以维持全年生活的土地，被迫外出做临时工），也包括贫农在内。日益发展的占领土地运动，将土地用在生产上，已显示了这些社会阶级的动员潜力。这将是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组成部份。
“第三世界”城市中的广大的边缘化半无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这些人是最具爆炸性的力量之一，与现存社会秩序相冲突。他们可能成为民粹派或反动势力所利用的基础。不过，虽然直到今天，工人组织及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还没有成为贫苦无告者的保护人，还没有保护他们的物质利益及社会利益，还没有促进他们自己的组织起来，但“城市改革”的斗争，可能成为低工业化国家中的不断革命的驱动力，和土地改革的斗争齐头并进。
在许多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其显著的如美国、印度、墨西哥、阿根廷、埃及、伊朗），无产阶级还没有争得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主要的还是被民粹派的势力在政治上领导他们，或是受传统的资产阶级势力的领导，在这些国家中，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仍是一个首要的任务。
13.无产阶级、其盟友与“新社会运动”
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虽然是逐渐没落，但仍超过10亿人。他们是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统治斗争的最重要盟友。加上城市中一部份被边缘化的人口和部份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可以被动员争取反帝国主义的目标。他们是这些国家解放的不可缺少的部份，即使是不主角的话。
在过去数十年内，社会运动在很多国家发展，如女权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争取和平运动、反种族主义运动、男女同性恋者的解放运动等；它们都是在工人运动的边缘上展开的（有时还是对立的）。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官僚社会中各种各式压迫的更广泛更深刻的警觉表现。它们把广泛的人民群众结合在斗争之中，特别是青年人。
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必须用全力进行这些斗争。但在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这样做，这些运动也大部份是自发地发展。这样缺乏联系的责任，首先要由工人组织的传统领导层负责，也在某个程度上由于革命左派的弱点和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落后的取向。
我们要积极地参加这些运动，醒觉到它们的反资本主义潜力；我们争取这些运动和工人斗争及工人运动结成战略联盟。同时，我们也要尊重这些社会运动的合法自主权，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吸纳在工人运动之内。
帝国主义中心地区，正如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方国家一样，无产阶级（加上贫农）是这样的力量，不但能推翻现存秩序，而且能为一个基于自由和人类团结的新社会建立基础。但是，正当资产阶级比上一世纪在国际上更有组织，工人阶级却不是那样有组织。必须透过发展新一代的战士、从过去吸取教训、积累新的局部胜利以帮助群众重新取得信心、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和官僚社会的工人之间重建被中断太久的对话，以及透过彻底重组群众运动和它的最先进层份，来克服这个政治领导危机。
14.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
女权运动是响应人类所知道的最古老的压迫。它保卫超过一半人类的利益，是所有争取人类解放斗争基本的一面。
妇女占世界人口53％；把家务劳动和工钱劳动加在一起，占世界实有工作时间的大半。但在报酬方面，和男人相比就太低了。妇女普遍被排除在权力位置和决定权之外。在大部份社会，她们还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对自己的生活都不能作主。抚养照料下一代的责任都落在妇女肩上。她们做这些工作时，既缺少必要的经济和实际的手段，而且多半得不到男人的帮助。这种情况使妇女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处于一种脆弱的地位，忍受着卑视、疾病、暴力和性虐待。
虽然妇女的情况在各国有所不同，虽然在大部份先进国家在避孕和堕胎方面有重大进步，在就业方面也达到较高水平，但仍然可以说，到处的妇女都是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各种各式的灾祸（如干旱、贫穷、战争、经济紧缩措施、萧条和失业）首先就落在妇女头上。妇女是劳苦大众中最脆弱的一部份。因此，妇女和儿童占世界数千万难民的85％。
因此，为反对妇女压迫而战，是社会解放整体斗争的一个主要部份。这不仅是一个民主要求和公民权利问题，虽然那些也很重要。终止妇女压迫，是为较美好的社会而进行任何成功的斗争之一个基本部份。
这里包括：妇女有支配自己身体的绝对权利；自愿堕胎和避孕权；抚育儿女时有权得到足够经济和社会支持的权利；工作上及培训上的完全平等；性自由；摆脱性虐待及性暴力；终止家务奴役。
我们全力支持妇女们为终止其从属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及她们的自我组织。我们无保留地承认妇女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个斗争是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份。没有社会主义，就是说，不废除资本家的及父权制的私有财产，就没有妇女解放；没有妇女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当人类的一半仍在压迫着另一半的时候，两者都不会自由。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管男的和女的，作为投身这个两面任务的一部份，都要为社会各种团体的女权化而战，这里也包括工人运动的团体及其政治组织。
15.争取男女同性恋者权利的斗争
在世界各地，男女同性恋者已经自动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反对国家暴力和街头暴力，反对意识形态上的压迫，反对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异性恋主义态度和实践。这种斗争时常采取为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形式。男女同性恋者的解放斗争可能走得更远，而不限于性少数的法律平等。这是对现存其中一种最根深蒂固的偏见的挑战，因此有助于斗争反对存在于工人之中的所有分裂和各种偏见。这也是对父系家庭的挑战，反对强加的按性别作劳动分工的挑战。按性别的劳动分工是妇女压迫的支柱，是社会控制的支柱，不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附属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官僚社会，都是一样。
社会主义必须将解放所有人类免受扭曲个人发展的性压迫，作为一个清楚直接的目标。革命社会主义者因此鼓励和参与男女同性恋者的斗争和应该支持他们争取全面的法律保障，免受任何基于性倾向的歧视。
16.没有社会主义便没有有效的挽救环境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察觉到资本主义式生产破坏自然界的倾向。恩格斯在晚年清淅地描绘了人类为了要机械地支配自然力量而付出高昂代价的危险。但这些生态醒觉的预见，并没有被有组织工人运动发扬，也被恩格斯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忽略了。相反地，工人运动，包括它的革命一翼，容许自己被一个不计算生态代价在经济模式之中的一个社会主义概念拖着走。
今天的社会主义者因此要多谢环保者，包括“绿色人士”重新发扬19世纪社会主义者对生态的醒觉。
改正这方面的社会主义教义，是自我批评的一个任务和必须的责任。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绿党的渐进式和新改良主义的根源，正如它们的社会民主党对手、斯大林主义者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趋向一样。他们倚赖一种哲学，“现实政治”式地参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日常管理。这令到他们越来越难保持对原来的生态信念的忠诚，也令他们不能明白到：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便不可能有消除所有危害我们自然环境威胁的斗争。
明显地，解决这些困难的主要障碍，并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由于污染仍然比其它保护生态的选择带来更大利润。而且，帝国主义将“第三世界”人民保持在贫困之中，迫使他们寻求眼前的方法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而不能顾及后代的利益，因此帮助制造了一连串问题，例如摧毁雨林、捕杀面临绝种的生物及加速沙漠化的农业措施等。
在一个建基于追寻利润和私有财富的社会，在一个被竞争、利己主义和短期经济成果支配着的社会，资源的运用是不理会长远的后果的，因此不会理会它们对环境的影响。纵使有环保关注者促成某些法律上的限制，但永远会有企业家逃避这些限制以积累私人利润。
所有企图以“污染者自付”的名义减少现生产的生态代价的法例，都只能取得局部成效。当“污染者”是最强有力的企业时，它们会将大部份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要有效地斗争反对污染，要有系统地保卫环境，要持久地寻找可再生的资源，要严密地控制使用不可再生的资源，都因此需要将有关投资的决定权和生产技术的选择权从私人企业的手中转到能够民主地作决定的社会集体的手中；也需要令这些私人利益没有力量干预这些选择和优先权。因此，这需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
一个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权不单只要消除经济制高点的私有财产，还要关注生态问题。它更不能是一个由官僚支配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在前苏联和类似国家的经验，显示了狂妄和不负责任的官僚造成至少相等于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态灾难悲剧。
在“第三世界”的人口爆炸，被某些人当作是威胁环境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这个基于草率引申的理由是引人怀疑的。
事实上，人口爆炸既不是永久的，也不是由于某些种族需要或文化必然性。它是贫困等等的产物，是缺乏合适的社会保障架构的产物。儿童被用来代替这个架构。它甚至是压迫妇女、迫使妇女接受怀孕、文盲、家庭计划教育不足、不能得到避孕品的产物。教会的原教旨主义派，特别是梵蒂冈，在这方面要负重大责任。
没有社会主义和没有决定性的妇女解放，是没法合理地控制人口增长的。
17.反对压迫民族的斗争
民族问题仍然是世界上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在“第三世界”之中，仍有一些国家是殖民地（波多黎各、安提拉、卡纳吉等）。但即使是在其它国家，“非殖民地化”并没有实现有关国家的真正民族主权。无论是直接军事政治统治形式或者是财政、技术、文化上的倚赖，都使这些国家仍处在帝国主义的霸权之下。在债务的枷锁和私有化及非国有化措施（特别是由国际货币基金会强加的）影响之下，这些国家的倚赖性变得更糟了。
以反对毒品走私为借口，帝国主义重新恢复了它在拉丁美洲的直接军事存在；看来这个现象有可能扩大到世界其它地区。跨国公司及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着电台、电视通讯（包括编制各种节目并通过卫星来播送），使他们获得更多的文化操纵手段。在“第三世界”多个地区建立纯人为的国家，以及帝国主义所扶植的民族主义统治精英，导致民族被分割在几个不同国家之内，以及多个少数民族及少数种族被压迫。
甚至在帝国主义核心地带，虽然那里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已从18世纪开始，但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如美国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魁北克人、爱尔兰人及西班牙的被压迫民族）。在很多国家，这种民族压迫已引起了强大的群众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采用血腥镇压与有限政治改良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企图，都遭到有关人民的反抗。有人认为可以在欧洲共同体组合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幻想。相反，欧洲共同体所引起的经济不平衡、社会不平衡和领土不平衡，还有可能使这些没有解决或没有妥善解决的民族要求死灰复燃。
政权从80年代发展的危机，特别是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也同样表现为群众性运动及民族要求的爆发。这些运动表明真正的民族民主权利是不能与官僚警察独裁（民族沙主义是它的意识形态武器的组成部份）共存的。在这些国家中，民族压迫的沿用形式是十分多样的。群众的反官僚渴望，常常透过民族要求作出全面的政治表现，其中有语言、文化、经济、生态方面的各种要求，也有关于民族主权和独立要求。
具体的政治解决方案，不能用一个笼统的方法去界定，应按照各个不同的情况，并应以革命民主原则为出发点而界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是国际主义者。我们永远捍卫一切民族的工人的共同利益，不会将他们屈从于某些民族或地区利益。我们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仇外思想、沙文主义、仇恨、种族蔑视、迫害及所有对任何民族及种族的暴力，不管它们的客观根源是甚么，也不管其主观动机是甚么。
但是，一切真正国际主义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严格区分被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及压迫者的民族主义，其基础是毫不妥协地反对压迫者，无条件地支持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斗争。这表示无条件捍卫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就是独立的权利或者以自主的方式和其他民族一起组成联邦或联盟，可以自由参加，也可以自由退出。为了这个目的，统治民族中的工人必须积极地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不仅是为了加强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斗争，也是为了削弱同样压迫他们自己的国家。
不过无论如何，两件事需要加以区别：一是争取民族自决权的群众运动，这是我们无条件支持的；一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及政治教条的民族主义，其中也包括在被压迫民族中的。
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力量从掌权的时刻起，便开始怀疑、限制、甚至否认其它民族的民族和民主权利。借口是很多样的：为了国家安全、保证国家的统一、语言的需要、恢复其历史边界、使外国的侵略更加困难、保证稳定性等等。就这样，这种民族主义在获得国家独立之后，很快便变成了压迫者，更往往变成扩张主义者，正如南斯拉夫的例子悲剧地显示。
还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基于某种信条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即使是被压迫民族的；这个信条，就是阶级合作：本民族的雇主与雇佣劳动者（或官僚与工人）应该团结起来去反对“外国敌人”。这和一切劳动者不分肤色民族、性别和信仰的国际主义团结，是背道而驰的。
只有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是结合着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国家（例如古巴和尼加拉瓜）之中，这些危险才能尽量避免。最清楚的例子是桑定尼斯达政府如何在初期严重错误地处理尼加拉瓜东岸的印第安民族之后，能够改正它的政策，尝试即使在反康特拉战争期间的极困难环境之下，与印第安民族建立基于互相尊重和团结的关系。这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民族独立的口号和人民就这个问题大规模动员，并非必然与国际主义目标和前景相矛盾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建立一个无国界的世界而斗争，为废除一切特权而斗争，为将世界所有民族都结合于世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中而斗争──在这个制度中，共同的世界文化和所有的民族文化及种族文化将共同繁荣。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不仅要求取消一切民族特权和语言特权，要求取消对最弱小民族的各种形成的支配，而且要采取有利于被压迫民族的那种“积极行动”来改正千百年来的民族和种族压迫。只有这样，才在一切民族之间建立严格的平等。
反民族压迫的斗争就是这样被列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景之中。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要站在反民族压迫斗争的前列，不是站在这个事业的外边，而是作为被压迫民族和“种族”的先锋队而活动，同时还要维持与一切工人斗争的国际主义团结，其中也包括压迫者民族的工人。
18.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
1960年代以来一个最触目的发展，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出现的群众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重新军备竞赛和战争。例如在亚尔及利亚和越南，普通的法国和美国市民扮演了重要甚至在某几方面是决定性的角色，迫使停止屠杀。西欧80年代的反导弹运动，是这些国家历史上青年的最大动员。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任何群众行动，只要能阻碍帝国主义干预细小国家的事务，都是一个积极的发展。我们会尽我们之力，只要有机会，便激发和建立这些运动，特别强调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一切企图（包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违反所有民族有自决权利的原则而决定“第三世界”或东欧国家前途的行动。美国、资本主义欧洲或日本并没有任何合法角色来决定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东欧或太平洋岛屿区的前途。
最近，在欧洲很多国家和日本的年青人之中，出现激进运动，拒绝资产阶级军队、军役和武器生产。这些运动从根处攻击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军事机构是它的基石。他们也对军事工业集团构成潜在威胁；这些集团是资产阶级国家另一个重要支柱。因此，这些运动值得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支持。
19.恢复争取国际主义的斗争
在最近几十年内，生产力的国际化正在加速进行。统治世界市场的，就是不到七百个跨国公司。它们日益摆脱任何政府的控制，连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政府也在内。它们把投资、生产及分配中心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其唯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生产力、资本、服务行业及劳动分工的国际化，导致阶级斗争日益国际化。
在一百多年前，创立了最初的工人国际；这样，社会主义运动就能采取主动。保守主义及沙文主义却带来退却，走向和“本国的”老板合作，脱离了反击托拉斯的国际战略。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这种离开国际主义的退化，有时采取传统的沙文主义形式：“德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美国人”，不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都被看作是影响“我们”失业的原因！也可能采取一种新形式，即站在老板和托拉斯的欧洲一边；这是一种富裕的“欧洲沙文主义”，其实只是反动民族主义的变种。
对付跨国公司的这种全球战略，其唯一有效的回答就是：每一个国家的工人都参加国际团结，以反对本国的老板，也反对外国的老板。想做到这一点，可以透过工会活动，超越国界，互相配合，为提高各国的情况更差的工人的工资及改善工作条件而战，而不是降低较高生活水平的工人的工作条件。这种配合决不会损害“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及就业机会，而是用一种消灭贫穷、扩大国内市场和大量转移最新科技到这些国家的方法，取代那以出口低工资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债权国的工人运动应该提出立即全部豁免“第三世界”及东欧的债务这个要求，并为这要求动员起来。对最不幸和最受剥削的人给予基本的援助，这是基本的义务。今天的国际主义，也是反对工人阶级的分裂，反对帝国立义核心国家中这种分裂所产生的种族主义及仇外思想后果（特别是仇视移民工人），反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法西斯动力。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更不是甚么“国际颠覆中心”所搞阴谋的产物。帝国主义曾经和现在还在把剥削制度与独裁政权、贫困与屈辱强加于人。群众奋起，正是反对这些政权，没有甚么在背后操纵他们。但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却曾输出过，而且现在还在输出反革命。
所有反资本统治的革命（从俄国革命、芬兰革命、匈牙利革命，到西班牙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反殖民主义奴役的革命（从中国和越南革命到非洲解放战争），以及反新殖民主义暴政的革命（古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等等革命），都曾经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干涉及军事威胁。
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群众的革命援助已在决定性时刻证明是有效的。瑞典工人运动阻止了瑞典资本家反对挪威1905年宣布独立而进行的干预战争；在1920年，英国工人运动的支持，拯救了俄国革命，免被英帝国主义通过波兰干涉所打垮；大规模的支援，阻碍了对古巴及尼加拉瓜的军事干涉，虽然没有能打破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封锁。不过，在很多地方，例如越南和尼加拉瓜，反革命干涉所造成的代价是极大的，使其人民困苦不堪，留下一个破烂的经济，使之不能保证其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改善。各种形式的积极支持，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快的胜利，这是对付反革命国际化的必要反应。
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越来越具有全球的规模，要想对裁军、能源、生态及生物圈的破坏、“第三世界”的饥饿及疾病等等关键性问题加以认真的解决，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是无法做到的。在每一国家，都能而且必须去应付这些灾祸。但是，只有全球规模的行动才能克服它们。
戈尔巴乔夫放弃了在一个国家或一个阵营内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神话，而强调这些重大问题的全球化。他这个诊断较为现实一点。但是他没有做出和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结论：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人类的危机。
反之，戈尔巴乔夫的取向却导向另一个反动神话：加快对帝国主义进行和平合作，就能解决人类的问题。但任何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或投降，就帮助这个制度的延续，长远来说，会无可避免地漂向灾难。
20.恢复希望，为幸福和每个人的尊严权利而战
资本主义虚伪地责难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牺牲了个人及个人幸福的追求，而热衷于“乌托邦”或“国家强制”。工会官僚、斯大林主义者、后斯大林主义者，还有社会民主党流派的各种行径，无疑都帮助加强这种宣传。但这个说法厚颜无耻之处是十分明显的。
并不是“社会主义乌托邦”，而是资产阶级社会自己扼杀了这个行星上绝大多数居民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在“第三世界”各国，即在比较富有的国家中也是如此。物质的约束和限制、社会上的不平等、异化的工钱劳动、被操纵的群众“文化”消费、缺乏真正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中，都成为扼杀个性的原因。
将一个争取个人自由及幸福的合理斗争演变成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腐朽“价值观”的斗争，是必须的，正如将争取人权的贯彻始终的斗争演变一样。新保守主义的伪自由派，正像他们那比较进步的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的前辈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陷入根本矛盾之中：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个人幸福，但不能和“自由市场铁的法则”相冲突，即是要保卫资本的利益。我们拒绝接受说有甚么永恒的经济规律，甚么无人能逃避的必然经济“效益”的束缚。按照现有的物质财富水平及劳动效率，全世界的居民完全能够在即使是相对稀少的资源的各种优先使用权之间，进行有意识的选择。所有人都能，而且将要获得选择的自由，基于个人幸福的权利，去选择真正实现自己的潜能。
保守主义的新自由派，歌颂这样一个社会：获取财富之所以不平等，是由于个人能力不相同。实际上这个“能人政治”掩盖了基于剥削和压迫的社会不平等。对那些本来占有很多东西的人，就给他们更多些。
对那些本来占有很少甚至甚么也没有的人，就继续给他很少，或甚么也不给他。贪婪、贪污及犯罪的“成绩”，作为取得并保持财富及超级财富的过程，正正暴露了这个“能人政治”的谎言。
和这种神话相对抗，我们提出，每个人平等的社会机会，作为以自己的方法追求幸福的基础。任何社会组织，任何社会力量，不管是国家专制主义，或是自由市场的“效率”，或是父权社会架构，都不许违背个人的愿望而将一种假定的幸福强加给个人。在争取人类存亡的斗争的同时，这成为现今社会主义者的主要推动力。
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中心，是争取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所有人的自由发展是建基在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上。在一个走向混乱、怀疑、玩世不恭和沮丧的世界前景之中，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基本目标，包括了争取恢复希望和幸福的斗争。
21.我们是革命者！
要建立真正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同资本主义及官僚独裁决裂，并经过群众动员，一句话：经过革命，来推翻它们。
即将结束的世纪之账单上，不单有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同样也有社会民主派和“第三世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破产。社会民主派已日益并入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之中，它忠心耿耿地极尽全力地维护帝国主义的利益，它和资本家伙伴结为神圣同盟。“第三世界”国家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也没有能力去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二十世纪还不是一个逐渐走向和平进步的世纪，这是一个革命、战争及反革命的世纪。
群众只是在罕有的情况下，为需要所迫，才作出革命性的行动。但是，当他们再也无法忍受那难于忍受的情况时，他们会作出重大转变，在一个革命危机过程之中改变，并打破屈从的圈子。这种危机是周期性地无可避免的。
对这个现实有所认识的先锋队，其任务就是帮助群众每日每时地积累经验，帮助把最有战斗性的力量团聚和教育起来，并促进能引向革命胜利和防止反革命的目标；多年以来，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已为革命的失败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要紧记的。
剥削者和他们的政府总是把革命等同于暴力及恐怖，把后果和责任混淆起来，把革命的代价和反革命的牺牲都加在一起。然而，他们所崇尚的“秩序”，正是每日的暴力、性别歧视、贫穷、饥饿、强迫劳动和战争，其实这些东西比任何革命都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反革命和极权独裁（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或半法西斯独裁，在历史上所发动的暴力，比真正革命实际要承担责任的暴力，是天渊之别。
古拉格劳改营中成百万的死亡，并不能由俄国革命负责，而是由斯大林主义反革命负责。美国轰炸印支半岛所造成的死亡和破坏，比越南革命更甚。
有人说，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那是属于已往的世纪；现在，在全副武装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势力面前，革命已变得不可能了。所有这些说话，以前都有人说过。但是，越南的解放斗争却终止了美国使用前所未有的方法所进行的干涉；古巴革命战胜了野蛮的帝国主义巨人；尼加拉瓜的革命也在世界警察的后院推翻了索莫札。
“小恶主义”的说教人仍然说，宁可忍受资本主义和它的蹂躏，也不愿冒极权主义的、似乎不可逆转的官僚独裁的风险。昨天他们还宣称，“在共产主义统治之下”，国家这个恶魔已经吞噬并毁灭了社会。
但是，今天我们却看到，这个社会已经苏醒，并进行反击。它推翻了官僚，打碎了枷锁。一个新的历史篇章已开始了，斯大林主义这个障碍的消失所带来的长远正面影响将会显现出来。
●在东欧及苏联，新的群众斗争在两条战线上爆发：争取民主和反对私有化。在这些斗争的进程中，一个复苏的政治劳工运动的战略目标会逐渐显示出来：群众组织独立于国家；任何一派官僚都不得独占政治权力；党国分离；由劳动者及市民用民主方式选出的团体来行使政权；保证妇女和少数民族的代表性及平等；解散一切镇压机关；普遍化的有计划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施政。
●在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战略将会把二十世纪前半的遗产和六、七十年代从1968年5月到葡萄牙革命的遗产结合起来：更多群众运动走向倚靠自己的力量和自我组织，包括环绕工人阶级斗争、妇女的自主的群众运动、青年的反军国主义斗争，与及有关生活质素的斗争。
●在附属国中，根据其重要经验来看，胜利也好，失败也好，都确定只有两个选择：是社会主义革命，或是革命的讽刺画。这并不是低估民族任务和民主任务，也不是把革命过程的开始和最后阶段混淆起来。这也不是否定联盟的可能性，而是排除将工农斗争屈从于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之下。
官僚化的危险并不只是在政党之内才不可避免的。其根源在于国家作为一个专业的权力机关而存在，在于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及工作条件，在于工人运动受到分工的影响。工会和团体的官僚化危险，并不比政党小。传播媒介的鼓动家之中，甚至是“无党派”的，也有不少官僚。要逐渐控制和减少官僚化的危险（它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其唯一途径就是基层的一贯持续活跃，透过所有组织各个平面实行内部民主，努力纠正并反对内部的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及文化不平等，以及吸取历史经验教训。这可以透过教育和集体实践，加强醒觉和参与，增强和持续的会员活跃性（没有它，内部民主只能是虚假的），以及吸收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在架构上保证工人民主方面（例如有成立派别的权利）。
22.争取新的群众性革命政党，争取一个革命的群众性国际
苏联当局正式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这显示了1923年之后的左派反对派及第四国际自1938年建立以来所领导的反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官僚堕落的不懈斗争之意义。由于留在苏联进行反斯大林斗争的那些人的坚定和勇敢，由于托洛茨基及其身边那些人为建立第四国际的决心，今天，我们面对苏联工人、东欧工人及中国工人时，不会有羞愧或罪过之感。
对于我们来说，在每一个国家中，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来建立革命组织，与之同时，也建立一个革命国际，这是符合客观情况和帝国主义时代需要的一个原则问题。对于一个革命者，正如其它人一样，是由存在决定意识。国际团结，在斗争中互相支持，交换经验，这都是必要的，但是不足够。
只有透过积极地与其它国家的革命者共同建立一个国际和集体地制订一个纲领，这样，我们才能现实地希望能通过苏联妇女工人的眼睛，通过进行反官僚斗争的中国学生的眼睛，通过“第三世界”受超级剥削的劳动者、农民和妇女的眼睛，通过英国矿工、日本汽车制造工人或美国电子技工的眼睛，同时去看这个世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贯地同时站在东方反官僚斗争的一边，同时站在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摧残的人们的一边，同时又能站在帝国主义城市中反老板反政府斗争的工人的一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无产阶级的总的社会和历史利益当作我们唯一的指导原则和罗盘，而不是把某些国家、某些“阵营”或某些“集团”的特殊外交利益当作指导原则和罗盘。
今天，虽然有各国的革命组织存在，并能真诚地，有时更是英勇地为消除他们国家中的剥削制度而战，但不幸的是，除第四国际之外，并没有一个有力的流派能立即把建立革命国际这件事安排在它的议事日程上。
其它革命流派不愿意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是有深刻根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初起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其主要政党及领袖们作了沙文主义的投降，使人们认为：国际主义仅仅是一些善良的愿望，在实际上，当群众性政党面临危急状态时，它就破碎了。
列宁死后的共产国际的经验：强行改变成员党的方针路线、撤换领导人，引起了对国际官僚集中主义危险性的强烈而应有的不信任。同样灾难性的经验，是党政不分，“兄弟党”必须屈从于“社会主义祖国”（不管是苏联还是中国）的国家及外交利益；这些事都加强了许多革命组织对民族独立性的关注。
最后，官僚国家的物质压力，沉重地压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头上，也压在革命组织的头上，为了希望物质援助仍源源流入而避免政治对抗。有些组织放弃了对官僚主义受害者的工人和人民的国际主义支持。
无论如何，在一个日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主义并不是一个简单道德准则，而是一个策略和战略上的需要。建立国际，这是一个急迫的任务，不能把它推迟到明天。今天，第四国际是唯一朝这方面前进的无何代换的工具，尽管只是一个谦卑的工具。
我们知道，在许多国家中建立群众性革命政党和建立群众性革命国际，未必是要用同一速度进行。在任何时候，只要在一个国家中有可能建立一个独立于国家、资产阶级及官僚之外，并保证内部有就政治辩论成立派别的权利的群众性民主工人政党；任何时候，只要有一个组织，其目的和方向是与我们一样，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我们就没有理由站在旁边搞宗派活动。相反，我们会建议，把所有革命者都团聚在本国之内同一个民主组织中，最好把改良主义者及左倾的民粹派也团结在一起，并建议进行各种平面上的反帝、反资产阶级、反官僚的联合行动。
但是，当我们还不能说服我们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伙伴，使他们相信有必要和是时候去马上建立一个立足于保卫一切国家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利益的纲领，并沿着这些路线采取联合行动的革命国际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权去公开进行这个工作。
只要在关于基本任务及实际行动上有协议，就能同其它派系立即建立国内政党，并不以建立国际的计划的协议为其先决条件。然而，在本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并没有一个中国万里长城分隔着。在这个世界上，阶级斗争比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国际性。因此，国内问题并不是唯一的热门话题，国际问题也不仅是一个未来的问题。
我们忠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没有甚么特殊利益把我们和整个无产阶级分开。我们不界定任何特殊原则去塑造工人运动。我们只在两点上有别于其它工人政党：第一，在不同国家的工人斗争中，我们把不因民族而异的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加以肯定并放在首位；第二，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不同阶段，我们总是设法表达整个运动的历史利益。
我们相信，无论何时何地，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日常实际工作必须严格遵守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明确规则：以道义责任投入斗争，争取消灭一切将人类异化、侮辱和压迫的情况，无论是那种社会力量导致这些扭曲。只有当我们这样做，才能克服社会主义的可信性危机。
第四国际号召联合斗争，以反抗世界各地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压迫；号召社会主义的多元民主；号召由自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接管大规模的生产、交易及交通手段来满足以人民需要为基础的、有计划的、自管的经济；号召完全的普遍裁军；号召妇女解放及两性平等；号召国际主义的国际团结；号召保护这颗行星，保护人类的生存。 |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1年第13次世界大会文件：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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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与生态保护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1年第13次世界大会文件
一、前言
对于人类，生态的问题虽然不是新鲜发生的，但是其目前的范围及强烈程度却使它有了新的特性。
许多例子可以说明，环境的危害可以为人类和自然造成必然的、负面的后果；核子反应炉的意外事件可以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有生命的危险。
工人运动的传统改良主义领导层，已经在它们大部分的历史中，忽视或者轻视生态问题。甚至在今天，研究过程还是可悲地缓慢、困难，而且常常只局限在环境的修补上。
从自我批评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指出，甚至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包括我们的派别在内，在充分掌握后期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爆炸性潜力以前，也需要重新考虑它们的立场。
许多推行生态保护运动的不同团体和绿党，不顾工人运动对这个问题的反对，把它放回议事日程。他们所做的工作当然值得我们的认同。但是，在他们所建议的解决方法中，许多具有幻想的性质，因为他们无法认识到，环境的破坏，是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或者与过渡社会中的官僚统治，有密切的关系。要严肃地看待生态危险，就必须超越利润动机或官僚统治，依靠民主地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生态危机的现况
生态危机是人类对自然的冲击的后果。危机的危急程度，已经达到人类生存都成问题的程度。
由于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我们在一方面面对日增的新生产形式，它们在生态方面的后果到现在还没有得到适当的调查。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较旧生产形式的明显的继续，虽然它们的有害的效果早已为人所知。所有这些的背景，就是技术对自然愈来愈大冲击，那就是，它搞乱或破坏自然的能力大增。
工业革命是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以排放物和工业废料，增加了环境的污染，同时，为劳动人民和城市人口，增添了危害健康的因素。一般地说来，它扩大了来自人类的生态震波。但是，今天的生态危机，并不是十九世纪以来工业发展的直线的后果。它是在50和60年代经济繁荣的架构中，质的跳跃的后果，这个跳跃的造成，是通过石油用途的大量增加和汽车工业的巨大发展，通过化学工业的发展，和它向人类活动每一部分的全面渗透，特别是以化学肥料和杀虫剂向农业的渗透。70年代以来，这个质的跳跃被官僚计划经济的危机所加强，因为官僚计划经济危机加剧了经济运转的不合理性。这个质的跳跃也特别猛烈地被“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没有节制的、狂野的工业化结合所加强。
空气污染
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性物质有：
1）从矿物燃料（煤和石油）的燃烧而来的物质；这些主要是二氧化硫、碳的氧化物和氮化合物。
2）致癌的有机物质，例如苯或者甲醛。
3）重金属，例如汞、镉和铅。
4）微小的石棉纤维和灰尘。
5）氯化的碳氟化合物。
这些物质是依靠工业生产过程、车辆或者消费品而排放到空气中。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毫无控制、以及表面看来是无法控制的增长，已经使它成为二氧化硫和多氧化氮的主要来源，比私人和工业保暖设备所排放的，要多很多。发动机的燃料也是苯和铅的主要来源。甲醛、汞和石棉是工业污染性物质，但是它们也在普通的消费品和建筑材料中产生（甲醛和石棉），而且在电池中产生（汞）。
这些物质在空气中的集中程度，在城市要比在乡村大一千倍，空气污染已经在富有国家的大城市中变成一种瘟疫，而且在贫穷国家的大城市中已经呈现特别巨大和无政府的比例。它已经使城市中的呼吸器官疾病（儿童的哮吼（假白喉）、哮喘、支气管炎和肺癌）惊人地增加。
石棉已经在船厂和建筑工人中引致与癌症有关的极高死亡率。由于这些形态的癌症处于潜伏期，这个问题的真正严重程度只在未来的岁月中才能显出。石棉危险的发现，已经引致富有工业化国家大大地减少使用它；然而在“第三世界”，仍在增加使用它。
二氧化硫和多氧样化氮是引起酸雨的物质，对北半球温带区树林的逐渐破坏有很大的责任。
矿物燃料的燃烧和砍伐后的森林燃烧，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的成分增加，极可能会使二十一世纪的气候恶化，造成地理的大变迁，使某些地区的经济有着灾祸性的后果（温室效应）。根据目前的趋势而得出的预测，这些气候变化，将会与到达地球表面的容易引起癌症的紫外线的增加，结合起来。这个增加，是由高气层中好几个污染性物质的积累，特别是氯化的碳氟化合物所引起的。这些物质主要是由喷雾罐和破裂的冰箱所排放。这些物质在初射出时是无害的，但当它们升入高气层，就触发化学反应，让较大比例的紫外线到达地球表面（臭氧层的破坏）。
水污染
地球上的水正被用来作为人类活动的副产品（家庭和工农业的副产品）的巨大废料堆积处。受到影响最严重的，是海洋、江河和湖泊，虽然河流和沿岸城市正渐增地造成海洋的污染。最严重的后果是，汞，镉等重金属的积累，加上极毒的有机化合物在沉积物中，而且，比较重要的是，在水的本身积累了脂肪物质、硝酸盐和磷酸盐，造成某些水中植物的无可控制的增长。当这些植物分解了，它们就吸收水中的氧，把它转变为在水生存的动物的大坟场。这样恶化的情况正在渐增地影响海洋，再加上从油井和油船所漏出的大量石油流入，以及有毒的、化学的和放射性的废料被倾倒，所造成直接污染，使海洋情况更加恶化。
除了水污染以外，还有土壤的污染。这是某种形式的空气和水污染的结果和原因。跟这个土壤污染有密切关系的，是农业方法受市场经济约束所造成的后果：密集耕种（滥用和依靠肥料及农药）、单元种植和不适合当地生态系统和气候条件等的作物。我们正面对着对全球土壤的大量破坏。这种对土壤的破坏，是污染、耗尽、枯竭和大量的侵蚀等等因素结合起来的效果。这个效果是与使“第三世界”五亿人民受饥饿的经济、社会因素分不开的。
森林的破坏
在关于生态危机的较戏剧性揭露中，对全球森林的破坏，由于它的后果严重程度，是一个特别使人困扰的因素。热带国家特别受到影响。在工业化国家，森林区的范围还是相对地稳定，虽然由于空气、土壤和水污染的危害性结合，森林也慢慢地死去。但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生态危机的特征，就是森林的破坏。在1980年至2000年之间，“第三世界”将会失去40%的森林地带。由于热带雨林的特殊性质（世界三分之一的植物，极端稀薄的表土），这个森林的破坏将会有可怕的后果。
1）在地方上，由于枯竭和侵蚀的相互作用结果，它会严重地加深农业危机和饥饿。
2）在全球规模上，砍伐后的树林的烧毁会加强温室效应。
工业的灾祸
人类活动的破坏性极大的后果，也可以在工业——例如在化学或核电厂——的大规模意外事故或这些事故的潜在风险上看出。
由于核子工业的可能负面后果和它的长期效应的特殊性和不可预测性，它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决定的特别惊人例子，特别是因为世界上也存在着可以替代的能源问题解决方法。
结论
这个生态危机结合起来的因素并不创造了使“传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边缘化的新重点。相反地，它们是相互交织的。
亚马逊区的破坏和巴西的依赖他人的城乡人民斗争之间的关系，或者喜马拉雅山森林的破坏、孟加拉国的社会力量的对比和该国的自然灾祸（洪水）之间的关系，都证明自然和政治之间的密切相互作用。生态危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继续存在的现象，发生着地区和局部的灾祸，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实例与可以逆转的损害的实例混合在一起——不管在近期或中期或在两、三百年（许多树木的年龄）。一切事情都依靠人类社会自觉的决定。
三、环境危机的结构性原因
环境的破坏与污染，表现出人类在生物圈（指地球上生物可以生存的区域，包括陆地、水界和大气层）中合宜地组织社会生活的失败。正如前面关于全球环境情况的粗略大纲所显示，在过去几年中，这个失败不但增大，而且变得更清楚。在过去两个世纪，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全球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组织形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通过工资劳动的扩展和生活的所有部门加紧资本化，整个地球的人口已经渐增地依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环境情况的评价，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评价。
这也适用于世界上那些部分，它们经过了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或多或少紧张的解放斗争和革命以后，越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围。在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计划经济的一切企图，在实际上，仍然很大程度上依靠由帝国主义列强所决定的全球性的经济关系。通过全球性的市场、劳动分工和贸易关系，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仍然影响东欧、东亚和古巴的中央计划经济。
然而，致使这些国家受到生态危机特别重大的打击，有许多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它不能逃避自然规律，在某些方面，与自然及其发展过程，存有基本的矛盾。社会生产是多种过程的合成物——只在地球与宇宙其他部分的关系所定出的限度之内是由热力学的规律所决定的。根据这些规律，能量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只能改变它们的形式。还有，带来这些变化的过程，是不可逆转的，而且依循能量和物质的普遍而任意的分配（热力学函数规律）。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自然界的组织渐增地被经济需要所扭曲变形。为了能够被组织起来生产商品，自然的组织比过去更甚地被分为微细的部分。价值规律的量的部分（劳动——时间——金钱的关系）压倒了所有其它东西。质的、“整体的”关系却不能进入这个方程式。
在这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是建基在尽可能短的、可逆转的过程上。投资的资本可以通过这些过程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持续不断的重复，从资源中挤取最后的一滴。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重复，再加上它把渐增的分隔化当作经济“测量”的先决条件，就把上述热学函数提升得很快。这个矛盾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自然过程，强加一个异样的步调。现有资源的开发时间，不能与它们的自然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一样，而商品生产也不能注意它所遇到的社会生活的现有形式。维持生产、保护新的能源与运输路线所需要的领土扩张，不得不忽视自然环境、植物和动物聚居地。这种破坏式地发展的原因，因此不是资本主义的无理性，而正是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因此，社会民主党对“质的增长”的要求就在“利用逻辑”中缠住了：质的增长和价值规律是相互排拒的。
资本主义生产被现有环境日增的分隔化所决定；同时，其中的社会秩序、财产关系和权力关系却以日增的集中化为标志。今天，一群跨国公司决定地球的最偏僻角落的命运。资本主义的时空观念更加加强了：地球被分为成工业区、观光区、贸易区、原材料基地，等等。关心过去，和供应将来，都同样地缺乏。
资本主义的理性决定了个别资本的行动。但是，由于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整个制度才是不合理性的。发展生产、资源的经济利用、环境保护所需要的独创性，只存在于工厂大门之内。这就在所有那些“没有人”觉得有责任的地区，造成对大气层、水界和土壤环境有害的效果。竞争也导致周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大量的能量和物质投资在买不出去的商品上。此外，市场也强加了像广告、有瘾性迷幻毒品和军火那样的产品，它们作为使用价值是多余的，但作为交换价值却产生极高利润。结果，竞争与争取利润和额外利润的斗争，就是连资本主义规则也认为不合法的行动的根源，那些行动包括忽视环境禁令，毒化产品，对产品试验马马虎虎，伪造物品的成分，非法地丢弃废料，等等。
在过去150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经在土壤、原材料、水，特别是大气层的结构和分配中，产生巨大的变化。这就证明，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热力学函数的增加，正在达到不再与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继续存在协调一致的地步。在这同时，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却被阻碍，并遭受积极的对抗。
帝国主义中心的生态危机
在已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前存在的自然社会与历史的条件的“经济变态”正处在最先进的状态。生产的分隔化和同时发生的财产关系集中化，已经在这些国家中达到最高的水平。商品生产已经在整个社会中变成绝对的决定力量。在这同时，生产的社会过程更加分散，而财产关系——被生产资料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保持在动态中——却更加集中。这就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引致同样的生态问题——这就证明，这些问题并不是“损坏”和“失败”的结果，而是这个制度的国际性的逻辑结果。
●由于工业区、贸易中心、购物中心、住宅区、游览或娱乐中心，以及行政区的兴建，经济已经发展到最后的平方厘米，使往返时间大为加长，虽然需要是没有什么改变。这个发展，再加上交通政策根据个人使用内燃机，已经在各大城市中造成过分依赖私家汽车，致使交通系统有完全打断的危险。
●集中化的财产关系，特别是在能源供应方面，已经引致一条朝向大规模矿物燃料或者核子发电厂的方针。这就意味着朝向一种能源供应，以致一方面对大气层和人类健康产生不良的结果，另方面也是完全违反对能量的经济使用。尽量销售能源的政策，是完全违反尽量减少热力学函数增加的政策。
●生产的日益分隔化，以及个别资本家的自我中心的逻辑，应该对废料问题负上主要责任。丢弃、存放、或者把生产不需要的东西烧成灰，变得愈来愈“划算”。堆积成山的废料，特别是对人体有害的废料，已经变成为资本主义版本的富足社会象征。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化学工业和制药工业都体现了生产过程分隔化的后果。简单容易的生化过程和生化材料，都能带来极高的利润。这结果，一方面是物质的自然分配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了第二个“人造”性质），另方面则是，生物过程的加速、膨胀和日增的独立性，造成谁也不知道它们的潜在后果。
但是，这些基本的生态问题的后果是有名称的：自然景色的城市化和破坏，交通阻塞和私家车辆致使的空气污染，从化学工业来的有毒污染物和对化学工业的依赖，烧矿物燃料的电力厂和原子能的放射性污染对大气层的破坏，堆积成山的废料。资本主义没有能力倒转这个“错误的发展”。那就表示，对资源的小心使用变成唯一的行动指导。但是这样做法，却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假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资源可以像水、空气和土壤那样“自由地”使用，那末，它们主要是在没有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关系具有控制力的权威之下，被使用、浪费、变成有毒的东西。它们不仅仅在经济的意义上是“外在的因素”。但是，如果它们“连结”在资本主义的意义上，那就是说，成为私人利润有关的对象，或者，换言之，如果它们以“经济数字表示”的话，那末，自然资源的基本上供不应求，就只会被购买者体验到。销售它们的人就对扩张有基本的兴趣，而且会抗拒各种节省或经济的使用。
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同样地显示出，制度之内的改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改正，要么就与广泛的社会计划和规定有关连，要么就建立在价值规律会分辨出“好的”（即是对环境有利的）利润和“坏的”利润这样的错误假定。但是，前者在目前资本主义要求解除政府规章的运动中只会受到排拒。因此，帝国主义国家被迫采取一条企图在事后修补的政策，这政策只能说是在附带触及的修补和遏制的措施方面，假如使用多孔过滤器和清理排气管和液体废料，宣称得到有限度的成功。
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也面对着逐渐扩大的保护环境，运动的挑战。在这些运动的压力下，若干条国家规章和指导原则则被通过了。虽然这些规章和指导原则在减少对环境有害的生产上有所贡献，但是，由于它们可以抑制抗议运动，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而言，花在这方面的钱也是值得的。
资本主义生产也使消费者符合它的形态。在这方面，个人行为是增加生态危机、阻止它的解决的一个因素。资产阶级思想的信条（“人民要对这个危机负责”）就是直接利用这个因素。但是，个人消费态度的改变，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上反生态环境的本性，只能有小小的影响。
附属国家的生态危机
联合国环境组织作了一个研究，得出了比较清醒的结论，那就是，“第三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是贫穷的问题。这个贫穷不是命运播弄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和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实包括在这个结论中，那就可说是完全正确了。虽然把这些事实倒转过来，而且把帝国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转变为“富足社会”，而不是市场经济的结果，那是可能的；亚、非、拉三洲的附属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连，则是十分明显。对于这些国家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而言，生态环境和他们的生物圈的日益破坏，以及每日为生存的斗争，成为他们的直接和共同的经验。五亿以上的人营养极差；每年有四千万人死于饥饿或与饥饿有关的疾病。将近二十亿人没有正规的食水供应，造成了每年二千五百万人的死亡。一百五十万人极端缺乏木柴——这常常是他们唯一的能源。在这些国家中，食物、水和燃料——人类生存的三种最重要条件——的供应，严重地失去平衡。根据联合国的计算，大约五亿人已经成为“生态环境的难民”，因为干旱、洪水、土壤侵蚀、农业输出品被替代和其他的“生态环境因素”，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所以，世界这些部分的生态危机，并不是“定时炸弹”或者“将来的”问题，而是现在的生存危机。
贫穷和生态危机的明确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以及帝国主义者所主宰的世界市场，已经使附属国家的生态变成为经济剥削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经济剥削，要比在帝国主义国家更直接、更野蛮。根据世界市场的指令和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在这些国家瓜分自然，是对历史发展的社会结构和传统生活方式更大的违反。帝国主义在这些国家所特有的“时空政权”，可以在基本上定性为：一个几乎是排除其他一切地以依靠帝国主义的经济活动中心需要为方针的基础机构。与这有密切关系的，是“原材料中心”、贸易区、旅游区和出口产品的种植园和草原的分配。对这些过程的受害人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以及对被忽略的乡村区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职能的替换，比在资本主义的中心进行非自愿的环境和人口的改变要大很多。
因此，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也能看出，“综合与不平衡发展规律”比附属国家所产生的致命后果。世界市场正把它对生态环境有破坏性的动力，它与自然的最高度发展的矛盾，输进世界最“落后的”区域。而且，哪里的后果是无比地大，反对它们的力量是无比地弱。以下是这个发展的几个机构上的特征。
●为了世界市场而对原材料（矿物、木材、棉花、橡胶等等）的直接开采，而且在同时又通过交通路线、铁路、电力厂等而发展土地。
●通过严重地清除森林土地转变成为出口生产的农田或牧场。其特点是对人造肥料和杀虫剂的高度依靠，以及由这些化学物所造成的污染。
●以上这两种过程都使土地问题成为大多数依赖性国家的最迫切问题。农村人口正被迫迁移到无法长期安居和从事农业的土地区域。他们不得不砍伐丛林区域，以及使用加速土地破坏和土壤侵蚀率的耕作方法。树木被砍光的山坡，烧光的热带雨林区，在干旱和洪涝地区的居住，以及肥沃土壤层的流失，所有这些都会引致长期的气候变化、饥荒和“自然灾祸”。
●由特别的经济结构和土地问题所带来的扩大城市化。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附属国家的城市扩张速度要比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快三倍。
在这些城市中可以发现，我们所熟悉的生态问题，占有更大比例，对自然和人体的破坏性更大。从汽车和家用燃料而来的空气污染，尖锐地威胁人体的健康。食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性质，是附属国家城市的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垃圾的处理。在亚、非、拉三洲的大多数城市中，垃圾不是堆积在垃圾堆上，就是在露天烧毁。
●对于附属国家的大部分人口，能源供应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一百五十万人光是为了寻找木柴（或其他可燃烧的物质如粪便、垃圾等）每年所花的劳动时间，已经增加了许多倍，在有的情况中，每年要花190至300工作日。在许多地方，所有树林区，特别是在市镇的郊区，也在许多其他地区，树林都被砍光，主要是因为缺乏燃料。
●被人提得最多的附属国家的问题，就是欠帝国主义的银行和政府的债款。这个问题对生态危机的影响，就是更加倾向于输出产品，人民更贫穷和大量逃离乡村区域。在这同时，没有钱来进行水土保持的工作。所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使人民和自然为了债务危机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就相等于帝国主义公司所长期推行的一连串破坏自然环境和其他生态环境的直接行动。例如，危险的生产线（特别是在化学工业方面）时常被转移到附属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便宜，环境又可以随便污染。帝国主义国家经常把有毒和放射性的废料输送到附属国家。
大多数附属国家的政府对生态危机束手无策，他们对帝国主义利益的依附，以及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就是增加经济的依赖，加深生态环境的危机。甚至某些国际性的援助计划(消除饥荒，解救环境灾祸，或者最近的以局部取消债务来换取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的建议)，都以变成附属国家统治层精英额外收入的受欢迎来源而告终。
没有不受帝国主义干涉的独立，则在附属国家解决生态危机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以用信用和债务来“购买”现代化的形式，作为解决最迫切社会问题的方法，不但已经证明失败，而且已经在事实上弄坏了它试图解决的问题，对环境的后果已经变得更坏。贫穷的经济依赖，逼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做出对生态环境有高度破坏性的行为。这些行为却代表他们在目前情况下得以生存的唯一机会。为了要成功建立起应选择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反帝国主义的“不断”革命的过程，一定要开始处理生态环境的问题，而且要把它们与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纲领联系起来。
过渡社会的生态危机
自从戈尔巴乔夫一派在苏联掌权以来，过渡社会的政治转变的浪潮，已经使人清楚地看出，官僚中央计划经济下的生态环境情况，不比其他地方好多少。至少在空气、水及土壤污染和城市中心的问题方面，情况要比帝国主义中心更坏。
造成这种情况的理由，就是这些社会只能局部地克服资本主义价值规律以及所伴随的、它对生产所施加的客观压力。在数目相当多的主要生产部门，存在着对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无法打破的依赖。以输出为目的的经济所作的经济数量化和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再加上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技术的依赖，也已经导致对这些国家生态环境的破坏，其破坏程度，甚至可与附属国家的情况相比拟。
在这同时，相当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不得不直接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防卫设备上。从丘吉尔所说的必须把布尔塞维克婴孩扼死在“摇篮里”，到美国政府关于在尼加拉瓜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公告所说的“砍掉苏维埃鸡的头”，需要推行集中化的军事防卫，已经对过渡社会的发展，对他们的生产方针，产生决定性影响。
所有目前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都是在经济发展不足的条件下，或者甚至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开始发展的。他们的“社会主义”只是需要的分配。随着他们的推翻帝国主义权力的失败，它们的困难日增。“为生产而斗争”，在对生态目标——假定这些目标受到承认——关心不足的情况下，对经济结果作短期的改进，就决定了这些社会开始发展的条件。
因此，说资本主义生产也应该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负重要责任，也不过分。
过渡社会生态危机的几个原因，不得不也要从这些社会的特殊结构，官僚层的建立中去寻找。这个官僚层，不但为了他自己的私人消费和享受，侵吞了相当大部分的社会剩余产品，而且利用一个无所不在的镇压机构，和一种歪曲社会主义理想的意识形态，来保持它的独霸权力。从建立之日开始，第四国际已经分析、批评这些决定过渡社会的制度的关系。今天，紧跟随着斯大林主义现存的危机，他们正为世界人民所知，而且正让人民首次得知真正的情况。
计划经济是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制度的企图：它的劳动直接有社会的性质，与资本主义以市场决定劳动的可用性（即“可卖性”）不同，非资本主义社会试图先决定社会需要，然后根据这些需要来计划生产。只有在人民的不同需要和兴趣，在民主决定的过程中，一起考虑计划，这种方法才有成功的希望。当这问题变成为在整个社会中客观地分配现有缺乏的东西时，对民主的需要就更为迫切了。但是，过渡社会的官僚化却有系统地减少民主。在由上面所支配的中央计划中，人民的各种社会、民族、文化和经济的需要，是被强制地成为一律的。这种计划的基本特点，必定由纯粹数量上的标准和增长率所组成，因为所有在质方面的特点都与民主一起被埋葬。因此，过渡社会之朝向生产数量增加的倾向，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得多，这种倾向，完全是由政府或党的命令所发动，而且由镇压手段所强制执行。在这样的计划中，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只发生在数量的术语上（污水清理厂的数目，过滤器的数目、预算的消费量，等等）。这样的计划，在本质上就充满了错误和巨大缺点，而且会浪费很多资源。这些错误、缺点和浪费，只当“高层”在事后注意到，才会发现。
排除人民群众在社会计划之外，以及建立镇压的、等级的权力结构，只会导致人民对生产的疏离和异化。对社会财产的兴趣减少了甚至被压制下去了。
在这同时，虚伪和欺骗的制度发展起来了。在这种制度内，“实现计划”是以纯粹虚假的方法，用难以数清的诡计和欺诈来“完成”的。这种虚假的计划实现和幻影经济的制度，是巨大的浪费资源和随意地忽视生态关系的原因。
计划的个别部分也是由各种官僚集团所支配的，因此产生了苏联及其它有关国家所特有的好大喜功。一件工程愈大、愈集中化、以及愈能吸引全球的人的注意（例如，西伯利亚的河流改道工程），它就愈能显示官僚层的权力。掌管环保的官僚从70年代以来已经存在了，但是他们是没有影响力的，只是一个事后放在行政机构内的小部门而已。这些官僚根本没有办法滋生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兴趣。东德的褐煤矿及苏联的灌溉工程，都是计划失败的后果和整批土地被破坏的例子。
官僚层的意识形态竭力鼓吹对进步的应尽乐观主义和信念。这种在意识形态死板规定的、本末倒置的“社会主义”的后果，就是它的对立面（即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在群众心目中的国际化。对这点的回答，就是承诺“两种制度进行竞争”，或者“赶上”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对生态有害的消费和近代化模式被重新提出，而且被采纳为极端重要的意识形态目标，因此，结果就决定了中央计划的形式。
甚至当另外一种把环境考虑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模式也存在的时候，它们也在行动方面受到反对压制和打消。每一种形式的反对，不管是以什么问题为中心，都是对官僚统治的威胁。官僚层所能接受的唯一模式，是那些以自然资源的数量化为基础的模式（那就是，对保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模式相似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森林、空气、自然环境等价值的数量化，要么是太武断了，要么具有这样的“动力”，以致无法适合官僚层的严格计划。
因此，斯大林主义官僚们，对于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力推广到超越客观所必需的程度，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整个社会的模式，把资本主义以前的、“封建的”特权和专制主义，与要建立比资本主义更成功的东西的诺言，结合起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发展，却受到有系统阻碍。
只有在今天，经过了官僚化社会打开民主缺口，以及他们的深刻的危机，保护生态的团体和社会主义反对党才得以崛起，而且显示出在民主计划经济和自我管理的制度下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与资本主义在群众心目中秘密培养出来的“有利点”对抗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得到机会，则是渐增地——也可说是悲剧地——明显的了。
四、生态保护与工人运动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著作中好几个主要地方，讨论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就对这个关系作了以下的总结：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中译文直接引自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5页）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公式化的表述，被【他们】视为空洞的“资产阶级句子”，根本不应该放在社会主义纲领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文明角色”作锋利的分析时，这样说：
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只发展了生产的社会过程的技术和结合，而且在同时，破坏一切财富的源泉，那就是地球和工人（转译自《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3卷，第529页的英译文）
我们不能而且不应否认，甚至马克思主义经典也显示出对事物的“过分乐观”观点。我们至少会偶尔觉察到这样的观念：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大部分环境问题会被消除。
自然科学在这个世纪的巨大进步，已经使我们至少能够逐渐地认识到我们最正常生产活动的长远后果，以及如何去控制它们（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马恩全集》德文版第20卷，第453页）。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一般说来想得很周到的立场，却逐渐地被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改良主义所埋葬。正当改良主义一步步地融入资产阶级社会而且接受后者的中心机构（国家、军队、法律等等）时，它也逐步采纳了那些唯生产力的模式，那些马克思所批评的“资产阶级用语”。由社会民主党人占主导地位的德国金属工人协会在十九世纪末期所发表一篇有力的文告中，曾经如此肯定地说出：
技术发展愈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愈快达到如此地步，致使它自己不可能，而且不得不被更高的生产形势所代替。
苏联早期领导人作政治转圜的客观余地无疑是很有限的。内战激烈进行，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上横加干涉，国家经济濒临破产。国内到处发生饥荒和缺乏甚至最基本的物品。因此，快速发展生产成为必需的事，因为革命的命运依靠它。德国革命的胜利就会开启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可是，苏联仍然是孤立的。
生产力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传统方法（对工作人员用铁的纪律，工厂管理人员拥有独裁权力，竞争，计件工资制，泰罗制——残酷榨取工人血汗的制度）。对于客观的困难和情势的压力，一般都是不太重视。这是从必要中得到的效力。列宁清醒认识资产阶级进步的矛盾心理。他对资产阶级技术生产的矛盾性质的了解，却在斯大林时代完全消失。对生产力的偶像崇拜，达到荒诞不经的高潮，对人的胡乱的过度掠夺（斯达哈若夫运动），对自然的胡乱的过分利用（例如改换西伯利亚的河道）变成正规化。
到今天为止，社会主义革命尚不能在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以及因此而需要发展生产力、弥补战争破坏和限制饥灾及贫穷等事实，都成为一种重要因素，难以进一步质疑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限制。
怪不得，在政治上被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冷战和“经济奇迹”所削弱的工人阶级，没有花时间去质疑历史所给予的生产模式。因此，针对把“自然界当作随意拿取东西的超级市场”这个观念的后果提出警告的，却是科学家、小团体、地方运动、罗马俱乐部等等，那就是工人运动以外的人士和组织。这些批评者的一般政治立场时常很混乱，甚至有点反动，因此使工人运动的传统领导更容易谴责他们，而且把他们当作“疯子”，一笔勾销。
因此，只有等到反核运动到来，传统领导层才面对那些超越他们控制的广大进步力量。
生态灾祸的继续重现，环保运动的增长和(局部)成功，以及政治组织（绿党）的形成等等，（加上资产阶级阵营的分化），都导致工人运动产生各种立场。除了孤立的革命团体（它们把目前社会对自然界的关系进行基本分析，而且从分析中演绎出要与现有政治、社会和技术条件的架构“决裂”以外，我们可以在工人运动中看出三个主要派系：
●“石墙派”，即是继续如常地、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的派系。可是，由于灾祸性的生态发展，这个派系不得不要对他的立场做出某些改变。因此，他们今天要求订立汽车排气标准、催化式排气净化器、国家规章等等。他们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短视看法，只同意环境的“修改”，特别是可以从中赚钱的时候。
●疾书专家派系。这个派系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可以通过科技来解决。事实上，这时常意味着把问题推给别人，而没有解释许多问题，例如，大量已用过的过滤器、从污水处理工程而来的污泥，以及其他的“残渣”应该如何处理。德国社民党的格洛兹宁愿与资本的“管子尾端技术”派合作。“传统左派、技术精英和有志发展的资本家少数有思想的人之间的联盟”应该会导向“对社会有利的创见”。他特别反对质疑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第三个派系也许可以称为“生态环境改良派”。这一派也不太愿意谈论财产关系。资本主义被可耻地描述为“工业社会”，被他们再一次清除掉它的“过分”，这一次是有关他违反生态环境的罪恶。德国社民党的“基本价值委员会”的前任会长埃普勒就这样说过：
社民党的任务，应该比过去更需要推行一项对工业社会作民主、人道和生态环境改进的新改良政策。
从正面来看，我们可以注意到，在好几个国家中，整个工会运动，或者至少是它们中相当大的少数派，反对“和平”核动力（意大利的CGIL工会、英国的NUM工会等），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态问题显示出渐增的关注（巴西的CUT工会、西德的IGMetall工会等）。
苏联目前的改革开放政策正为生态问题创出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它有更大的控制余地，更多的生态的主动和抗议运动。另一方面，强制引进“市场经济”，却使利润动机占上风，而不重视货品的使用价值。
五、生态运动的成就与局限性
由于生态运动在环保问题方面带来了深远的思想改变，它的基本成就，就是认识到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界的意义。对自然界的破坏已经达到威胁全人类的程度。在这里——正像防止全球核战争的问题一样——也是“全人类生存的问题”。但是，与核子破坏相比，这时常是“新闻”，因为他的情况愈来愈坏，他的表现愈来愈清楚：气候变化、地中海和北海的生态不平衡等等。
但是，辩证地来看，这个基本的成就同时也是基本的局限：承认这些问题对全人类的重要性，却同时企图以阶级合作方法来解决问题，避免使用适当的斗争方法（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生态运动的另一个收获，是质疑“进步”这个意念。这也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中的一个弱点：我们不再能够谈及生产力的正面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的确是正面发展，只受到资本主义占领范围的限制，或者只对无产阶级不利。由于资本主义已经“残存到”比发展生产力“所必需”的历史时期还要长，他正开始渐增地把生产力转变为破坏力，以消除他们对生产关系的“爆炸力”。这也表示，它们不能够只被“释放”：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被用于谋求大众的福利；而且表示，需要有一个批判性的选择。这不单是理论的问题。对于斯大林官僚层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而言，这也是实际的问题。
此外，生产的物质方面（使用价值）和劳动的异化第一次有了更详细的分析。对生产的物质方面的分析，是要找出那些产品在生态方面和社会方面是符合需要的。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是对生产线上工作的盲目孤立或者更小、更“广泛的”单位，作一选择。可是，辩证地来说，这些成就也有负的方面，因为它们排斥“大规模工业”即是排斥“经济增长”，而且有倒退到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反动愿望。
当生态运动经过1968年的高潮，开始回落以后，就把“空想的”尺度带回政治中。它开始专心讨论如何对社会制度进行基本的改变，以及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上面提过的关于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讨论中，它注意到生产应该对社会有用的观念，发展出新的社会空想，而且宣传具体的“改变计划”。
但是，由于他们不大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这些空想的方案都不能广泛应用的。因此，生态运动中的这些空想主义者，因为没有自觉地宣扬反资本主义的立场，所以天生就有堕入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的倾向（与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一样）。
生态运动的无可否认的成就，过去是（而且在今天还是，不过只是有限的）动员和至少局部地激进化广大群众，特别是在西方工人阶级在今天或者过去都还是采取守势、阶级斗争没有全面发展起来的时候。在奥地利、瑞士和西德等国家，大规模示威游行、封锁、占领等具体而英勇的斗争形式的发展，以及群众请愿、行动日和全民投票等政治形式的使用，是与生态斗争的发展紧密连接的。虽然阶级斗争方面继续平静，在生态斗争方面仍然有一些成果（例如奥地利成功地举行反核动力的全民投票）。这些成果，对这些国家的抵抗文化一般地有正面影响。在大型示威游行时，这些成果也加强了激进的左派。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动员却在大多数情况中也将其矛头针对传统的工人运动，因为这些工人运动趋向于与资本站在一起，维护破坏生态的方案。所以，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分离，甚至仇视他们，是这些动员的主要弱点和局限性。
在许多国家中，生态运动推使众多改革得到通过。这些改革，都有助于局部减慢爆炸性地增加环境破坏的速度。这从几乎完全停止兴建新核电厂、减少个别的化学品（卤化碳气化合物、肥料等）、订立汽车和工厂的排出废气标准等，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态环境工业已日增地发展起来。甚至资产阶级政党也提出和争取实现生态改革的要求。在这方面，一部分是生态运动低估了资本主义同化反对力量的能力，因此犯了相信危机会“自动”发展的旧错误。
可是，虽然有了这些改革和生态环境工业，对全球环境的损害，仍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大。海洋的污染、热带森林的破坏、臭氧层的破坏，都明显地表示，改革顶多不过是轻微减慢我们之走向全球大灾祸而已。从这个远景来看，生态破坏的程度已经达到无可改良的地步，而需要对我们社会作基本的改变了。
一部分生态运动，已经联合了部分的和平运动和妇女运动，组织起政党来。他们已经认识到需要找出影响全社会的解决方法，所以他们的组织已经超过了委员会的水平。另一方面，绿党（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也清楚显示出生态运动的基本局限性：部分的原因是他们把自己看成为“没有阶级区分”，因此就没有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观念，所以就几乎没有与工会接触。由于内容和社会构成方面的局限性，就决定了生态运动的范围。由于它既没有全面的革命纲领，又没有把自己建基在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上面，它就根本不能达到成为革命运动、成为能够代替、或者至少能够继承工人阶级力量的目的。不过，除了为数极少的明确的资产阶级或反动的团体之外，它仍然是革命者在反对资本主义利润制度的全球斗争中一个重要的盟友。
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生态危机
人类社会的生存基础，受到现在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气候、空气、水和土壤质素的破坏，已经达到新的水平。理由如下：
●生态危机的全球性。它只能被看成为资本主义竞争逻辑之内的共同罪恶。
●生态危机的起源，一半要从历史上去找，一半是几个个别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那就是说，它的时间的和生理的起源是很难明确决定。克服生态危机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投资。这里所需的时间和投资的数量，会使所有关于资产阶级的输出循环的观念完全不能实行。
●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只能在较小程度上被推使为生态危机付钱——与典型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的社会罪恶、甚至军事冲突的后果相比较。即使如此，我们必须了解，特别是在依赖的国家中，生态危机的后果，首先而且主要地必定由穷人和被压迫阶级负担；由于社会、经济和生态危机的综合效果，这更会如此。
对生态危机的增加的认识，以及因此而来的，从70年代初到现时生态运动的出现，已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心观念之一的大攻击，那就是，对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会使“大家都能进步”的观念，对不断征服自然界是件好事的观念，以及对所有与之有关的问题都能完满解决的观念，进行大规模攻击。
即使对生态破坏的批评以及对有害环境的个别方案的群众抗议都很少直接攻击资本主义制度，广大的群众却开始对资产阶级的进步观念不予信任。他们开始寻求社会发展新模式和“新的思想方法”。后者很快吸引了大群科学家和专家。
资产阶级政府以平常所熟识的压制手段来对付抗议和群众动员；面对着思想的挑战，资产阶级在70年代对于生态破坏的思想作了一连串现代化的企图。第一个受国际人士注意的企图，是1972年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个报告详细叙述了日增的生态破坏，要求对人口增长、原材料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等问题，作国际性的政策协调。在这份题目为《增长的限度》的报告以后，有一连串同样的研究，其中最出名的是对美国卡特总统的《2000年的地球报告》。这个报告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资产阶级科学和思想开始谈到生态环境，而且开始辩论预测与要求。另一方面：这个报告对世界前途，产生更悲观的观念，因此越发刺激生态运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秩序失去了它的优越和不可改变的形象，它的功能开始受到从内到外的质疑。同时，这些研究报告的实际政治后果是，对经济的全球计划和政治管制的要求编目分类。这就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制、经济自由主义和那时正在世界各地大肆推广的撤销政治管制的企图，发生尖锐矛盾。
到了80年代中期，资产阶级需要在生态政治上发动第二次攻势。这一次攻势才能够应付主要是在实际政治方面的矛盾。关于这点的表现，可以从联合国大会在1988年通过的（题目为《我们的共同前途》）勃朗特兰报告中看到。这已完全由资产阶级自觉决定，而且断然主张，虽然有了资本主义污染环境的不幸事实，必要的补救措施还是可以制订出来的。这个报告要求更能注意到环境问题的全球发展的形式。它所提出的解决危机方法，包括修补、限制有毒物质的生产，限制继续破坏自然资源，以及研制新的“软的”技术。这也明显地被看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那就是跨国公司可以从它那里得到好的利润，因此被认为是进一步的、平衡的、“持续增长”的因素。
许多资产阶级政府明确地欢迎勃朗特兰报告。社会主义国际（第二国际）的政党们特别感到他们的姿态，因许多社会民主观念（环境保护作为未来迅速发展行业、更多约束条约、国家重建计划等）包括在报告中，得到证实。从生态观点来看，报告所建议的修补是非常有限的。报告连对最大的问题（保护雨林、南极、核能的使用）也没有提出激进的解决方法。
现今实际的生态政策，是每个资产阶级政府工作的一个基本部分。这通常是由建立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限制所组成。在这上面，还有处理过去生产的危害物和逐步减低其上限的计划，这些就是国际协定的主题。但是，这样的政策只是别无他法以后的拼凑物——从生态环点来看，总是不充分，而且远远落后于真正的破坏水平之后。但是，愈来愈重要的，倒是声称代表某些形式的“生态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纲领。企图让资本主义经济自动朝向实际的生态保持，到现在为止，还只是理论。保守的经济理论家（特别是在美国和西德）正在宣扬一个对生态友善的市场经济观念。他们的方法就是引进证券，容许持有人制造一定分量的污染。这些证券就可以像股票一样进行买卖。他们的价格因此就用来调节环境的保护。在过去，“免费的”自然界也可以被“利用”，而且会在公司的账目中出现。
保守的和改良主义的政客都主张征收环境税。对能源、空气、水、重要的原材料征收使用税的用意，是鼓励节省。可是如果不干涉价格政策（因而增加国家管制）的话，这些税将会是对大众收入征税，政客常常会不顾后果。
同样是纸上谈兵的，是社会民主党所建议的促进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复苏的计划。这些计划是要通过国家利用新技术来发展和重建生态环境。利用环境保护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浪潮的动力，仍然是一个幻想，即使这些政策在反对取消政府管制的保守分子和反对公司的短期和中期的利益方面，有某些进展。
此外，在资产阶级国家的环境政策方面，穷国是和富国不同的。过去十年，帝国主义国家至少曾经控制了一些较厉害的污染和破坏，但是，较穷的国家，由于缺少基金——以及个别的公司从对环境的损害中获得利润——不能够采取最基本最必须的步骤。
七、生态运动中的政治组织
生态运动的纯粹专门活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愈来愈多的国家有绿色组织或政党。在西欧，他们在像西德、奥地利、瑞典、意大利和葡萄牙那样不同国家的议会中有代表。在依赖国家（例如巴西和土耳其）和在过渡社会（东德、匈牙利、捷克），也有绿党。
绿色组织和政党的出现，不能充分地以逼近的或未来的生态危险来解释。对他们起源的分析至少必须包含以下的因素：
●工会运动的传统领导层一般地缺乏远景（特别是面对渐增的危险时），以及他们的继续不肯正视事物，不但是在生态问题上。
●西欧在1968年以后缺乏革命的突破，激进左派的破碎和激进政治一般的衰退；东欧反对派运动的长期受镇压和“精疲力竭”。
●我们自己的政治错误和我们不能在许多国家成为激进左派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力量。
●只存在着互不相联的“运动”，是不足够的；需要有另一个全面的政治出路（但不是对不同的运动的自主权提出疑问）。
把绿色政治的不同方面包括在一起，是错误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特殊个性，不同的国家起源、政治文化、具体的历史起源。他们的倾向则从强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改良主义团体，一直到左派出路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派系。我们可以一般地说：
●他们企图在政治上组织起比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传统领导层还要左的团体。
●虽然他们时常有高达75%的工资工人的社会构成，他们并没有认为自己是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部分因为对“老的”工人运动有反感，他们的思想时常很混乱（“我们不右也不左”，以及从“小就是美”理论那里借来很多东西）。
●虽然时常以一个零散的、以生态问题为中心参考点的选举纲领为出发点，但是一旦被选进议会，绿党分子时常对许多其它问题（例如，社会政策、军备竞赛、“第三世界”等）采取批判的立场。
●在大多数情况下，绿党的议会党团窒息了整个党的活动。这样做法只会有利于把“运动”的局部革命立场变成议会的琐碎事情的倾向。
在这方面，绿党几乎是过渡现象的典型例子。由于他们是在工人运动的普遍危机时期中兴起的，他们一直到今天还是不能够和不愿意把无产阶级看成为社会变化的决定性的担当者。因此，他们的行动的特征，就是对某些区域的社会不平等的正确的批评与幻想的“改良”战略相结合。譬如，在西德绿党日常政治行动中，主要的着重点，仅是改良，不是基本的社会改变：他们渐增地陷入议会代表制的机构之中，而且，愈来愈不注重议会外的动员，因此得出一个“代替主义”的政治观念。毫无批判地保持这个倾向，就导使绿党完全失去他们的乌托邦因素，而且使他们走上另一个“改良主义政党”的道路。
无疑地，绿党迟早会面对“显示他们本色”的必要性，那就是面对着要作出不含糊阶级立场的尖锐局势。但是，推测这种局势何时发生，他们可能采取的路线以及绿党的决定会改变他们的性质到什么程度，是没有用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判断政治舞台人物，并不是主要看他们说些什么、他们的政纲是是什么，或者他们怎样看自己，而是看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真正作用。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这样说：绿色政党和组织的出现，尚没有退步的影响，反而在许多情况中增加了左派的转圜余地。
我们的基本立场仍然是：我们不能跨过传统工人政党而走捷径，因此，联合阵线仍然是有效的方法。在一整批国家中，只有社民党和共产党发生分裂，以及阶级斗争的派系从工会中出现的时候，有强大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才会出现。
在西欧目前的阶级斗争水平和政治分化的情况下，以上的过程尚没有在任何国家直接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在某些国家却出现了绿色抗议运动和政党，不但吸引到大量选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居然能够把社会上大多数有批判能力的人组织起来。所以，我们应该制订一个积极朝向他们的政治方针：联合行动，讨论他们的理论观点，等等。每个支部应该具体考虑：参加他们的组织、从里面鼓励进化的过程，是不是有用的选择。
八、第四国际与环境危机
第四章中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对资本主义中的生态环境作出激进的批评。可是，这个问题没有在早期的第四国际中占据显着的地位，正像在工人运动的大多数力量中一样。譬如，你在第四国际的建党纲领、1938年的过渡纲领上，就不见提及这个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充分知道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空气与水的污染，但是，他们把它看成为爆炸性的、不人道制度的许多破坏性后果之一，不把它看成为正在破坏地球基本生存条件的全球性现象。
这个态度在70年代初改变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破坏的倾向变成大众讨论的题目，甚至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注意。在这同时，我们的同志所写的文章和研究报告出现了。
反对原子能的群众运动的出现，特别在日本、西欧和美国，给工人运动的政党重大的考验。几乎每个国际的支部都参与这个群众运动，但是，当这个运动衰退时，有少数几个支部成功地巩固了它们对生态问题的工作。
国际的过去几次世界大会都讨论了这些运动的经验。虽然第十次世界大会决议案没有提到生态问题，1979年的十一大却有了改变。这里，反核能的斗争被看成为“工人阶级生存的问题”，所以国际及其支部的任务是“以吸引产业工人阶级加入斗争来增强这个运动”。1985年的十二大更加精心阐述这些立场。它的几个决议案对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作了比较彻底的分析，而主要的决议案则要求国际及其支部“渐增地在宣传和一般活动中提出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与生态运动采取联合行动”。
今天，第四国际认为生态的破坏是人类所面对的最尖锐危害之一，是罗莎·卢森堡的出名的说法“社会主义或是野蛮主义”的一个当代版本。国际把争取工人运动及其组织到反对破坏地球的斗争的工作，看成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他希望为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联合行动作示范，不但反对各种形式的环境破坏，而且反对散播它的制度。国际希望参加生态运动的讨论，打破对“干净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的普遍幻想。国际也在许多国家参加当前的斗争，例如在巴西反对雨林的破坏，或者在墨西哥反对拉果纳·维达核电厂的兴建。西欧的一些支部对于在绿党内建立社会主义左翼作出贡献，其它支部则在生态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第四国际的分析中，生态问题被看成为目前重组工人运动所注意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有这些并不表示，在把这个“新问题”融入我们运动的工作中的时候，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许多同志继续把生态危机看成为资本主义的许多矛盾之一。认为这些矛盾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他们看不出争取工人阶级生存的斗争、反对非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斗争与反对战争威胁的斗争之间的密切联系。大多数支部只当其他社会力量把环境问题搞成大标题时，才进行这个工作。在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基地的扩大，可能已使某些支部更容易受到改良主义的思想压力，包括有系统地忽略重要的问题、存在的重要性——一种发生在低的斗争水平、难以接受的改良主义。
这个现象的结果是，国际内部的讨论发展得很慢。其它的流派和个人曾经考察社会主义和生态问题很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却几乎一直沉默。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把它们的方法应用在这些问题上。光是提起几个生态批判的因素，而把它们涂上“红色”，是不可能的。
第四国际不但要参与制订具体的生态政策的讨论，而且要采取激励群众活动的政治和组织步骤。因为，只有群众动员，目前情况才能改变，工人阶级才能变为社会转变的推动人，一个“自为”的阶级。
九、行动纲领
全球有很多个反对过度剥削和损害自然的运动。第四国际支持或者参与这些运动——有时保持批评的态度，因为有些生态运动分子的一般政治观念时常是混乱的。生态运动的经验证明，只有广大的动员和群众抗议，才能达到普遍的了解和真正的变化。因此，第四国际的目标是使工人组织参加这些斗争，成为它的主要工作之一。危害工人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冲突，能够与其他斗争在一起，提供联合行动的机会。
我们主张：生态运动应该充分独立于资产阶级国家和过渡社会的官僚层。我们在这些运动之内工作，但是不要操纵它们。更有甚者，我们相信，由于光是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都不能是对付自然资源威胁的保证，所以，即使在自由的和多元的社会主义中，生态运动，像妇女运动一样，必须继续脱离政党和国家机构而自治。
在与生态运动团结一致而且成为它们的会员时，我们首先希望强调两点：第一，即使是相当小的改良生态的企图，也会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或者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统治发生冲突。它不是把社会转变的观念人工地移植到激进的生态批判上去，而是了解到他代表的逻辑后果。第二，把生态批判付之实施，需要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由于它的客观地位，就具有潜力，能够建立一个不对人类和自然界进行剥削的社会。工人阶级应当把自己看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斗士。我们要为建立生态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而战斗。
以下是一些最急迫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纲要。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代表着人类的生死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国际协调的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集中资源的地方（例如透过我们运动的跨国架构）以鼓吹我们的抉择，令这种抉择像我们的信念一样，定能变成现实。
要求：
●与产生饥饿和贫穷的依赖国家农产品输出计划的剥削制度彻底决裂。
●立刻禁止整个核动力循环。
●立刻禁止有毒和危险的物质如碳氯化合物和石棉的生产与使用。
●反对对南极洲作经济性的掠夺。
●反对热带雨林的破坏，反对对工业化国家森林的致命污染。
●停止所有在工业化国家破坏土壤的农业措施。
●制止将废料倒入海洋、河流和湖泊。
●阻止像（巴西的）卡拉尧和（印度的）沙洛凡那样危险的——而且像在“第三世界”屠杀亚马逊印第安人那样灭绝种族的——核电厂计划。
●禁止所有有害废料的运输，禁止把有害身体的生产过程转移到依赖国家。
我们所选择的解决方法：
●在依赖国家建立主要是朝向使人民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农业制度。
●生产民用而不是军用的物品。
●不要过分利用無可再生的能源，要妥善地、有计划地使用能源；发展其他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源，等等。
●耕作方法要考虑到保护生态环境。
●发展公共运输系统，特别是地方运输和铁路，不要发展私人的、个人的运输系统。
●过滤器和污水处理工程是不够的。所需要的是基本的工业转变，禁止从开始就污染环境。
●推行再循环和彻底避免废料的政策。
如何使我们的抉择付之实施？
●在依赖国家彻底推行土地改革。
●完全取消依赖国家和过渡社会的债务。
●由生态和工人运动联同进步科学家发展可供选择的能源计划。
●取消只为掩饰例如氯化氟碳化合物的散发水平的商业秘密：强制引进详细记录与生产有关的物质的法律，人民有权观看这些记录。
●订立新的公共工程计划，以转变生产。
●通过工人管制生产来建立“生态环境双重政权”；工作大军应该有权否决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的生产。
●把经济的主要部门转移为在工人、消费者和生态运动控制下的公共财产。
●以满足需要、不是满足利润或者官僚统治的原则为基础，建立对生态环境无害的生产。
●争取建立自由、民主、多元化、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
【译自《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91年春季号】 |
苏联官僚政权解体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决议（199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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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官僚政权解体与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
——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大会决议（1991年2月）
一、世界的转折点和一个时代的终结
1）震撼了苏联和东欧的事件，代表着快要结束的世纪的一个极大转折。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事实不单基本上助长了新一轮反对最保守政权的浪潮（从中国到捷克、而且包括前东德）也终止了苏联会干预的恐惧。但是，戈氏的解决方法并未能提供完整的方案，去克服危机以及对抗资本主义的逻辑。柏林围墙的倒塌，以及东欧国家的党、国的垂死挣扎，却反过来加深了经济危机，促使“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而且加剧了苏联、华沙公约和经互会国家的纷乱动力。从斯大林主义和雅尔塔协议发展出来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凭着反对官僚独裁的初步胜利和由此而解放出来的群众力量，许多可能性得以开展。
2）但是，这危机还没有触发一个透过对生产和分配资料的民主社会的控制，来挑战官僚浪费的群众性自我组织运动。主观上，对于向资本主义挑战的可能性，存有普遍和深刻的疑惑。就此来说，这不单只是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也不仅仅是它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的危机；在工人运动中，现在许多人质疑的，却是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意念。
东欧国家刻下的崩溃，证实了托洛茨基的判断：若生产力和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扩阔，而非如70年代中期那样逐渐收窄，便会出现与世界资本主义交锋的致命危险。
当资本主义经历全面的科技变化之时，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的社会经济在80年代却恶化，60年代、70年代的改革和现行“经济改革”又失败，而面对危机时官僚混乱更加剧，加上在世界众多国家中，均缺乏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由此而令人民希望以自由市场来解决种种问题。这些想法甚至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它们似乎把反官僚的急进主义、效率和民主结合起来。我们也要同时考虑，苏联用坦克在捷克进行了20年的“正常化”，中国和越南的官僚政权实施镇压，对古巴政权失望，以及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尚未发生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对整个东欧较年轻的几代人造成了怎样负面的政治影响。简言之，就是缺乏了正面和可信的全球性社会主义典范例子。1968年在捷克所发生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运动的失败，正像在南斯拉夫一样，改变了人民的思想。工人运动的程度，以及波兰团结工会的渴望自我管理，都表示我们低估了人们所存在的思想混乱的程度。工人阶级仍然是唯一有潜力抵抗资本主义复辟的力量，但这并不表示它在每个情况下都有办法如此做。太“客观主义”的看法，往往会导致低估了冲击工人阶级的思想，以及因而冲击它的动员能力的种种政治和社会因素：主要为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并为此而引起的社会主义回应方式的可信性）、过去经验（和失望）的累积，以及极不信任与斯大林主义有关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个问题的成因不能只理解为由于缺乏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或基于组织的弱点，因为这个弱点本身就是整个力量关系的产物。譬如，这种力量关系现时导致前东德的工人认为，只有信贷和资本主义方法才能带领他们国家摆脱危机。经验正在并将会改变意识；在德国，它已令人们对资本主义统一的结果有更现实的看法；此外，苏联和东欧发生的新斗争，正开始展示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抗拒。还有，人们亦对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的）方法不信任和抗拒，失望正在并将会快速地形成，但面对自由市场主义走向死路时，这种失望就会立即引来深刻的思想混乱，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反应。一般人民的感觉是，除了资本主义以外，就没有完整的解决方法。
这就是我们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力量面对的基本困难，而这困难迫使我们要负起仔细地制定新的策略和纲领的工作。
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在崭新的、不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出现。在德国形成的复辟条件与其他东欧国家或苏联不同。朝向这个方向走的方案及法律措施，与完全的复辟，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应该对这些不同的情况做出仔细的研究。
这些研究应令我们有可能对一下的问题做更进一步的理论讨论：官僚问题、这些制度的性质、在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过程中饱受动乱影响的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复辟（它的具体过程、它的定质跳跃、革命和反革命引起的匀称和不匀称的界分后果）的问题。
3）目前，从柏林围墙和执政共产党倒台中，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的，是小资产阶级而不是社会民主党。经济上，资本主义要从这危机中得到其所望的利益，将会有较多困难。基于此，这些事件不单止代表资本主义的影响和利润全面扩张，同时还有更大的能力，在第三世界的所谓地区性冲突中，进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
二、从市场改革到资本主义复辟
1）在国家机构、党和经济不同的层次内，极大部分官僚层转向亲资本主义立场这一事实，是由于官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加深。这证实了其根基的脆弱，以及为了挽救自身而试行改革所陷入的死胡同。它突出了过往官僚统治机制的特殊性。
2）官僚整体代表着一个由不同成分组成却享有特权的社会组别，他们骑在工人背上，以工人的名义来统治。寄生剥削的机制和官僚与工人间的合作、矛盾关系，基本上是在非市场的制度内，长期超越价值规律而发展出来。经过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后，这个政权能够扩张和持续数十年，其历史因素包括以下数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含糊特质，由斯大林主义与资产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者充满矛盾的同盟，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而告终：即使资本主义在战后有所发展，但亦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攻击苏联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会得不偿失。马歇尔计划对已非常衰弱的西欧（及德国）的重建提供了主要的支持；相应地，反法西斯的胜利合法化了斯大林和东欧国家的执政共产党。这一点亦使苏联致力于工业化和偏重重工业得以“合理化”。
·赫鲁晓夫以来的政治改革，转过来压制了斯大林主义最血腥的方面，改进了消费，助长了好几轮社会主义革新的希望（直至1968年），让官僚和单一政党有更大的转圜余地（特别是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她们转过来成为其他地方的未来改革潮流的主要参照典范）。
·与此同时，殖民地革命的局部进展使帝国主义采取守势。
3）由于过度中央化行不通，以及试图解决本身政府的困难，促使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官僚，几十年来求助于市场改革和向世界开放，但他们目的并不是要恢复资本主义。
改革这个制度的压力来自两方面：从下而来的不满和关于世界贸易的渐增约束（在东欧较强大，而在苏联比较小，因为苏联收到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东西方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制约。这委员会的规则限制苏联与资本主义直接交易，因而加强了她的自给自足的特征）。
在这个改革前进和倒退的螺旋中（东欧国家和苏联数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经历过），官僚层总是对环绕着三个中心问题的社会对抗，采取不同的反应：对工作权的挑战、价格变化和工资差异。这种抗拒受到被改革威胁的官僚派系的利用，即使中央权力愈来愈难以控制自己的机器，亦周期性地产生重新中央化的倾向。
虽然在70年代末期前，除了数个例外，增长率一般是正数，但愈来愈差的效率，不单使外债在80年代大为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价值规律的压力，债权人所要求的紧缩政策开启了一个更尖锐的两极化时代。
4）当过往改革中表现的复辟主义压力仍然受约束和处于边缘上，80年代末期却标志了一个历史性转变：向市场开放的新计划中较占优势的动力不再在不变（国有化）的财产关系架构下，以矛盾的方式把中央计划及局部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这种动力也不是在引进或利用市场，来为工人自管扩大非中央化的权力（正如60年代的南斯拉夫以及80年代末期几乎所有东欧国家，均模仿苏联在1987年所通过的企业法）。在恢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过程中，来自亲自由市场的反对力量的派系，连同很多官僚，首次赞同重新引进劳工市场和资本，并反对任何形式的工人自管权。多元主义的爆发，对党、国的挑战，以及党、国的衰落，转而加速了经济危机：“指令”制度这旧机器已失去官僚制度给予它的小小内聚力。官僚从它而得的物质利益不再受到保证。每个人的精神特质正在发展，增加整体复辟主义动力的混乱。
5）转投资本主义复辟的官僚们，希望从新的国家权力中取得官位上的特权。他们准备向新的权力出售他们的服务，或者更好地把这些特权转换为可换为金钱和财产的特权。他们的唯一逻辑就是要有权力（以便更好地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这些官僚在面对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半吊子混杂改革的死路时，加重了复辟主义的动力，因为他们均要从对工人的不同形式剥削中得到利益。
但恢复资本主义并不容易——找工作也不容易。这要看过去所占的位置，及因此要看再转有多容易。故此，基于实用理由，也会有反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和各种各样的新共产主义或自称“社会主义者”从共党、国家危机中冒出。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一方面官僚并不是一个有相同特征、一致的社会类别；另方面，因资本主义复辟会很困难，旧有官僚机制内便会出现政治与社会的两极分化。如果工人的反抗发展，来自旧制度的许多工会与政治派别便会试图利用这些反抗，来保持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特别是，如许多事例般，当这些反抗会强大到足以排拒资本主义的逻辑，但不足以发展出一条社会主义、反官僚的出路。故此，发展反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或工人主义，现在以至将来都是比较有吸引力的。这些主义不单结合了过去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及或多或少的带有独裁和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甚或最终会取而代之，并以严厉及爱国主义的道德来装饰自己。
6)虽然所有东欧国家及苏联均存有亲资本主义压力，但情况却要按个别事例来研究，特别是当较早的经验会影响其他地方的反应时。前东德在统一的资本主义德国内的同化是特殊的（德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以及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存在和实力；民族问题增加了经济同化的吸引力和可信性；许多因素有利于快速及和平的复辟过程，即使它不会毫无问题地实现）。东德地区将成为一个强国的贫穷地区（虽然也有正面的效果）；但对于所有其他国家而言，主要的风险是走上拉丁美洲的道路。
7）初期的狂喜过后，资产阶级现时的主调是怀疑和谨慎。在1990年的最后数个月内，便有大规模从苏联或东欧撤回私人贷款的活动。工业方面的私营化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真正的开始（甚至在东德，破产的企业也找不到买主）。
事实上，资本主义复辟正与危机本身（双方面的）和由官僚独裁统治的社会的本质发生矛盾；这些社会缺乏资产阶级。许多官僚均建议由他们来出任。但是，与能够私有化的生产资料来比较，资金实在太少，只集中在一群官僚阶层手中——其实在苏联，他们是令人憎恶、满身罪恶、投机倒把的官僚黑手党。这显示出，私有化在什么情况下会显得如此不“合法”、如此没有效率：关于有利于前官僚的“不受羁制”的私有化的丑闻正在匈牙利流传，并且导致计划取消及引进国家管制的架构。但这些措施与时下极度自由及脱离国家控制的自由市场逻辑背道而驰。
绝少农民准备把自己变为富农。过去的创伤只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对某种程度的社会保障的渴求、农民传统的丧失（除了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部分地方以外），以及一些敌视私人自肥的人们（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小生产者或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来说，自由市场并不是解决办法。
自由市场派系缺乏社会基础。为了各种力量的关系的理由，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找寻合理性：当斯大林主义政党还是攻击目标的时候，这很简单。当达到首个目的后，所有困难突然出现。他们因此试图投过工人的股权在工人之间令私有化得以合法，（并解释说只有这样子，工人才能在资本主义下有权利）。有些人甚至建议极低的价格或自由分配。但是，拥有不能获利的公司的股票，若只是为迟些要被迫接受紧缩政策和冒失业的险，又有什么好处：买房子或吧储蓄转为硬货币可能还好些。
至于外国资本，大家的看法还是很模糊（既是所有经济问题的最可能解决办法，亦同时是对主权的威胁）。但主要的事实是，外国资本不会涌进如此破烂的经济内，局势又不稳定，而且又没有资本主义企业赖以运转的市场关系网络。从全球而言，可供生产性投资的资本量亦很小。在东欧和苏联，投资的获利能力不肯定，或者更有长期性及可疑的风险。现在和将来最好的交易，是最投机性及动用最少资本的交易。放贷者所希望的国家保证，取决于不同国家架构间的执政政权的不稳定及就主权的冲突而定，特别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情况。
8）并非所有已建立自由市场的政府，皆会享有像波兰般的蜜月期——甚至在波兰，喘息空间也只是非常短暂。复辟的内容是利用政府的改变，来开始转变国家和经济的本质。但旧政权已使群众不耐烦于美好将来的承诺。来不及等待更好生活的心态冲倒了柏林围墙。人们需要确实的结果来缓和紧张。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代；当中成败攸关的是国家性质的转变。
政府的转变和挑战斯大林主义机构是“最容易”达到的目标，因为那是广大人民的共识。财产法的改变尚未定下来。赖以支持彻底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警察、行政或军事力量，尚未建立起来。
私有化和脱离国家管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目前的处方。但如果处方行不通，这个世界资产阶级的机构便会宁愿资助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的变种。这变种开初的特征是，维持占支配地位的政府和强大的国家，在外国资本的配合下，负责更新基础设施及准备在下一阶段推行私有化。
三、苏联的危机
1）这是一个影响自斯大林以来，保证官僚统治的所有机制的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及道德的危机。
官僚在其统治的每一个阶段，都试图对其权力赋以合法性：一方面意识形态上，透过提及十月革命和列宁，以及被其所有敌人围攻的“社会主义祖国”；其后透过赞扬在对反法西斯斗争中，苏联（主要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然后再透过赫鲁晓夫在80年代实现共产主义的承诺……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把自己建基在工作保障，以及直至70年代中期为止，普通但有规律的生活水平改善之上。
如果苏联的历史仅被归纳为杀人及不变的斯大林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宣传仅建立在谎言上，则我们不可能了解官僚的寿命、拒绝贬斥过去而“受欢迎的”新保守主义在苏联的存在、或者“苏维埃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这个制度在近十年内的实际堕落，也不应该掩盖对过去这段历史的了解。
朝向停滞的结构性趋势，削弱所有官僚控制的支柱。戈尔巴乔夫希望要出新招以找出新合法性的基础。期初，他开动改革的角色扩阔了他的活动的余地。但后来，改革引发的民间运动的动力、对斯大林罪恶和“指令制度”造成的损害的逐步揭露，以及最终市场的经济机制所引起的资本累计过程的本身，都转过来反对他。这些因素正加深官僚统治的合法性的史无前例危机，并与社会本身的认同危机结合起来。
2）改革由中央政治机构的“开明”派所发动。他们知道，“停滞”会导致爆炸性的危机，全面威胁官僚的权力。
70年代末期，形势愈趋紧张，增加了军备竞赛的外在压力。与其同时，世界资本主义部署的新技术，加深了苏联生产能力的落后性。虽然是有收入短暂地舒缓了危机的影响，但原材料价格下跌，却对作为出口国的苏联构成很大的打击，导致它的输入量减少。那就是说，在道德危机加深的同时，虽然可分配收入和资历水平的逐渐增加刺激了需要，这个制度却不能（在质和量上）在各方面满足这些需要，情况日益恶化。
主张改革的压力，愈来愈直接地来自国家机构中有资历层分，以及一部分知识分子。这些层分在70年代的社会比重由于需要新技术因而加强了。但是，这些“能者”层分的晋升却被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阻挡。经过了支持“戈尔巴乔夫主义”的整个时期以后，他们成为激进自由市场派的主要培养者。
改革的时代从安德罗波夫开始，旨在寻求更有效率的再集中化（制定企业与中央之间更直接联系的经济计划，为了加强纪律推动工人卫队实际参与）。但这些措施却特别地遇到两方面的抗拒：一方面是公认的所谓“平均主义”的逻辑；另方面是在政府部门和共和国的行政机构的高官中非常普遍存在的各种小集团和黑手党。他们在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之下发展起来，具有它们的追随者的网络和对社会基金的欺诈掠夺，更大地削弱经济收归中央控制的能力。同时，它们已经曲折地反映了各共和国政权渐增的自治化。戈尔巴乔夫为了要从上而下地整肃这些地方的黑手党，以加强（主要是在亚洲的各共和国中的）俄罗斯干部的势力，因而与各个民族的民族感情发生正面冲突。
安德罗波夫在遇到抵抗和改革产生不平衡的压力之下，改革方案已经出现变异（或多或少地求助于政治的和市场的自由主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叶利钦的实用主义更分道扬镳；在这些人身上体现了在同一官僚机构中对于渐增的危机所做的不同反应。
3）跟过去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试图的改革一样，戈尔巴乔夫的方案，也是透过提高效率（结合了整肃、重组结构和向某些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求助）以达到永久维持官僚层统治的目的。但是，这场“经济改革”结合“政治开放”的改革，由于它的政治层次，使其与别的实验不同。它的目的是在国内外，借着扩大中央政权的政治和物质“信用”，来引进市场改革。这个政治层次解释了戈尔巴乔夫对相当大部分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因为在那里，他被看成为“真正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更新和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人。这也是为什么“非正式”的组织，雏形的苏联独立组织，以及也许除乌克兰外，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民族阵线，在最初的阶段都支持改革开放，以对抗保守分子。
戈尔巴乔夫班子在障碍物愈来愈多的情况下，也确曾与利加乔夫派划清界限。它试图有限度地求助于国家机器以外的社会力量，来削弱机器内的保守力量。戈尔巴乔夫班子这种做法，便把重要性赋予了这场改革：部分历史真相的翻案；自治自管口号，以及有限制地“重新搞活”官僚化的、无权的苏维埃。
重新定义党国功能和建立“法治国家”，都是为了官僚主义的一党专政政权，以及为了协调这个政权想自我开放却不准有社会主义民主的矛盾目标。这些矛盾的目标包括：同时合法化和控制私人的主动；以保护公民不受到官僚的胡作非为和给以某些自由，来巩固政权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合法性，但也反过来保护官僚免受“不受控制的”来自社会民间的主动的打击。因此，讨论罢工合法性时又要限制罢工；赋予示威游行权时又加上很多限制……民族权利的情况也一样，它在联邦的第一批方案中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政权同时又继续确认自治和经济权下放的原则。只要基层人民运动还可受控制的话，（重组过的）一党（翻新过的）“领导角色”原则，就一直会是保卫官僚利益的制度的核心。虽然有了公开的意见分歧，中央委员会意见永远一致的规则一直保持到1989年。
但是，“由上而下的”改革，以及要求人民主动反官僚的呼吁，有利于“由下而上的”运动发展。这个运动支持改革以后，就日益走的更远。
改革的动力，在政治上和在经济上，将会是愈来愈不受控制。
4）在苏共内部所组织的各种不同刚领的出现，为了选举而对政治多元化的实际上的肯定，因物质的匮缺和改革的停顿造成工人斗争和社会不满的增长，以及东欧国家的一元独尊主义的急速崩解，在90年代初深远地改变了局势。
i）苏联不再是各种不同的战略方针相互争锋的唯一场地：一方面，它因民族的分裂也分裂为与共和国的数目一样多的、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或多或少地寻求基础的苏共党。另一方面，保守派和自由派也尽量要在党外寻找群众基础（保守派有“俄罗斯工人联合阵线”、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的“联盟阵线”；自由派有“俄罗斯民主阵线”）。最后一点是，许多政党开始组织起来，但是在目前任何一个都不足以与苏共抗衡。在这个情况下，苏共几乎自动地放弃了勃列日涅夫为了巩固“党的领导角色”所引进的宪法第六条条文。但是在党机器和苏维埃的机构之间，即使不是一种双重政权状况的话，也是愈来愈多的冲突，许多苏维埃机构正落入“自由派”的控制。政权四分五裂，陷入全面危机。
ii）自由派已经加速推行复辟主义的路线。他们得到了因以下三个因素而享受暂时声望的叶利钦的加入。第一个因素是，他与官僚机构的冲突和他过去反对特权的演说。第二个因素是，他宣布到那时为止尚未存在的“俄罗斯联邦”应该有主权，得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非俄罗斯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的响应。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正确地谴责代表俄罗斯人民的机构并不存在。非俄罗斯的自由派和民族主义者则在他的宣言中看到他们自己的主义或独立的宣言得以合法化。他们在叶利钦的宣言中，不但看到可以极具削弱“中央”权力，而且也看到可以在共和国之间，就相互的条件和关系进行直接谈判。第三个因素是，急迫的鼓吹自由市场的演说似乎是对维持现状的一个回应。自由派像保守派一样，会不惜以群众幻想的结束来换取品尝权力的经验。
iii）现在的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已经超越了中央机构所定的极限。戈尔巴乔夫给他自己的“全权”，将会与共和国所宣布的主权和区域、市镇甚至企业的要求增加独立自主的倾向发生冲突。结果将会是社会和各民族反对中央和反对其瘫痪的怨愤增加（要求一双强手来恢复“秩序”，又责备戈尔巴乔夫犹豫不决，说明了群众性的含糊矛盾……）。
无论这是独立还是主权的问题，被共和国所激烈地推翻，是中央和各共和国之间的权力系统的整体。共和国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它们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另方面是面对世界市场的问题，最后一方面是它们自己境内的少数民族对主权的要求；这些少数民主可能会要求中央政府保护他们不致受到共和国政府的镇压。
iv）一般来说，1990年6月的企业法的改变，不但表示放弃“经改”的最初的特征，也表示转向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方向：它的逻辑变成为私有化和依靠股份拥有的经营权，对在开头给予工人集合体的（虽然有限度的）权力不利。在这个进程中，非常着重对西方贷款的期盼，这也反映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机构中的人对复辟计划愈来愈支持。但是，这必然是黑手党等势力控制市场。这些势力正利用合作社来非法地掩护和扩大目前所积累的基金。此外，日增的混乱，反引起要求集中主义的求存措施，并且使向自动的市场功能的转化不但愈来愈困难，而且成为无法控制的爆炸的缘由。
在开头，“急进派”——包括提出“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五百日”计划的人们——保持煽动性的语言（叶利钦，像华里沙一样，允诺有了市场私有化以后，每个人的生活就会马上过得很好）。但是，自由市场改革就是民主的说法，愈来愈受到主张以强硬手段实行市场的人们的公开挑战。他们现时在几个市镇和共和国的苏维埃中，有一些起决定作用的建制的支持。人民大众似乎极度撕裂在恐惧更坏前景和气恼目前的僵局之间。
这个不稳定的局面，一方面反映在戈尔巴乔夫总是在各种不同的改革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另方面也反映他到结果还是要求助于直接控制的方法，越过形式上宣布了的财政自主性。整体来说，官僚的“人性”的改革计划已经失败，戈尔巴乔夫的中派主义的支持基地已经崩溃，他在保守派和急进自由派之间耍花招的余地仍然是来自他们方案的弱点，而戈氏与其说是进行改革，不如说是执拾乱摊子。他要求助于格别乌和军队中的党机构来保持中央的权力，阻止苏联四分五裂，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地上，因为整个制度的危机是如此深刻。无论是信斯大林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不同势力，都有可能进行镇压。自由派的假民主主义者只是当镇压手段是用来保持旧政权时，才会反对进行镇压。只有群众的反抗才能够阻止以武力来消灭正在发展的社会和民族的冲突。
v）有了矿工的罢工，苏联工人阶级首次经历了标志将来的斗争的自我组织的经验。工人阶级在社会政治或者工会的平面上独立地重新组合，在不同的平面上繁殖起来，在各地区零星地发生反对官僚政权的行动，再加上大量地参加选举和民族阵线——这些都是政治大觉醒的征象。但是，现在还没有独主的组织提出完整的纲领来使群众避开以下虚假的反对派立场：新保守主义采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或者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使用急进的反官僚语言。我们在苏联的中心任务是协助打破这些虚假的反对派立场。我们的做法是支持工人所有朝向自我组织的经验和步骤，不管它们是多么脆弱，多么混乱，多么不成熟。这种支持不但是在公会平面，也是要使自我管理的种种形式。
四、我们的纲领立场
1）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来克服危机
i）保卫“正式的自由权利”的责任，不能让给支持资本主义的人，这是很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不需要这些自由权利——这是斯大林主义的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动讽刺。社会主义需要自觉地建立起来，这要求尽量广泛的自我组织和表达。没有任何组织能够以为独一无二地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并以此消除所有内外的“偏差”。因此，第四国际既尊重群众组织的民主及其社会方案，也严格遵守自己内部运转（主要是组织不同倾向的权利）的民主。它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纲领，采取罢工权和最广泛的民主自由：政治多元化，新闻、宗教、结社自由，示威自由，表达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以及反对新闻检查和以言入罪。因此，我们支持苏联所有朝向这个方向的斗争，所有谴责以操纵选举来永久维持党专政的斗争。
但是，社会不管在民族方面或其本身，不是没有分歧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广泛，并且允许人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各个主要方面都有民主的选择。投过深入到生产活动中，社会主义民主应该使公民和工人得以重新统一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把从生产到分配的所有计划机构，放置在多元的、普遍的社会控制之下；对分配的主要优先次序和标准，进行多元化的讨论和以全民投票作出决定，以及在地方、地区和共和国的平面，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我组织。我们因此认为，社会主义过渡经济是有需要的。这个经济制度，将要把保证实际体现发展优先次序和整个平衡的民主计划，与市场和合同机制的使用结合起来。技术发展和工作重组，应该有助于创立一个以人类需要为主的新的生产逻辑。社会控制和自管，应该变成新经济效益的主要源泉，为最丰富的社会需要服务。克服了过去市场和国家所造成的劳动分工和异化后，应该可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自由协作社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活。
因此，那些最直接受影响他们的决定所威胁的人，应该在苏维埃运转架构中拥有否决权。这个否决权，不但共和国（如果它们感受到联邦抉择的威胁）应该有，工人（例如当设计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应该有。除了通过直接普选的选区代议制外，我们也赞成共和国和民族自行决定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总而言之，我们支持有系统的、多元化的候选人制度和罢免权。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惨痛经验后，正确的做法是要特别着重扩展和实施互相配合的法规和权利，以保护公民对抗当权者，不管他们是谁。
要实现上述目标，就要有真正的革命。这个革命要结合民主任务和社会主义任务，包括民族解放和男女的社会解放。这个革命不但旨在推翻官僚政权，而且同时将会有不可或缺的社会深度，因为它会挑战官僚层赖以获得特权的各种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ii）面对着严峻的局势，我们提出以下的紧急控制和保护措施：
·由工人、使用者，特别是妇女，成立委员会，去确保真正免费的保健、托儿、学校服务，他们应该控制其质量，并在各级苏维埃决定必要的扩展。
在对大众有用的工作方面，保障和创造工作机会。若无维持资历、工资的保证，则不得以调换单位去削减职位。倘若要调换单位，则需予以赔偿，并维持转工期间收入不变。调换单位不能强行实施，而且一定要考虑对家庭的影响。建立有效的网络，安排工作和重新训练，成立由工人管理工作转换的特别委员会，并且调拨资源让这种假自由的选择，优先投资在家庭护理服务和产品上，重新评定妇女的工资，妇女应有较多发展技能的工作。
·取消讲究排场的花费，取消特权阶层的特殊商店，取消官僚特权。大量削减军费和行政费。省下来的钱用来提高入息最低者的工资、退休金和补助金，并须与物价指数挂钩。
·工资按生活指数调整以抵消通胀。
·推行广大的运动，来清查、盘点所有资源和提议减少无用的投资和浪费。
2）民族问题
i）斯大林主义和民族问题
在苏联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压迫作为官僚压迫的一个层面，引起了最大的动员。除了在文化领域的压迫外，在警察、投资选择、污染等等权力层次的问题也突现出来。
斯大林主义是与民族统治并行的。列宁临死前也谴责了这种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苏德协定的后果，以及由于整批少数民族因被指控为集体通敌而被镇压和驱离原居地，民族统治发展地更为强烈。苏联官僚层的俄罗斯成分，加上各共和国的土生官僚层的支持，经常地蔑视十月革命国际主义的平等原则，偏好以“俄罗斯霸主”自居的监护人制度。当然，这个民族压迫只不过是官僚层普遍地窒息苏维埃民主的其中一面。俄罗斯劳苦大众也在这种窒息中受苦。同时，跟大俄官僚层一样腐败的地方官僚派系，又利用苏联边区星期的民族主义去镇压民主。这种情况自斯大林去世后尤其严重。斯大林主义在本质上并不限于俄罗斯。
然而，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实质特权地位，以及大俄罗斯官僚层在大国民族主义权力基础上滋长出来的、自大的、沙文主义的行为，都成为当前苏联和民族之间危机的基本原因。再加上官僚独裁在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恶行，就解释了这个危机的爆炸性。
ii）民族斗争现在的动力
第四国际认为：苏联被压迫民族运动的兴起，是苏联群众自我行动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改革派对“开放”和自治的号召，推动了通常由生态运动引发的民族群众运动。它们有时会获得部分改革派的支持，至少在运动初期。改革派本身的策略也是利用这些运动的力量和动力作为基础去发展。
非俄罗斯人的庞大群众运动，已主要地表达了有力的民主和反官僚的渴望。他们提出的进步要求可分为三大方面：1）语言与文化方面——在民族语言被窒息的地方；2）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挑战中央强加的官僚式工业选择；3）政治方面——谴责斯大林主义在战后对一个个民族所犯的罪行，以及特别是包括分离权在内的民族自决权斗争。
但是，同时发展的事情还包括：1）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特别是在富有的加盟共和国内；2）官僚间为了争夺地方权力的冲突，可能会利用不同的民族的民族主义；3）原教旨主义流派、种族主义流派，以及被压迫的非俄罗斯民族有时对自己境内的少数民族进行集体迫害；4）新兴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历史记忆”）；旧斯拉夫民族极端派；惧外、仇外、反犹太人及大俄罗斯的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会视苏联的分裂为“民族监狱”的解体，因而不妥协地维护民族权利。了解这一点，并不是要对民族主义运动有任何美化了的看法：与社会运动一样，他们也必定包含所有目前的危机和取向（即使就少数民族而言，也不一定是进步的取向）。
iii）我们的立场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一个没有边界的世界、为取消各种各样的特权、为所有文化、民族、国家均能发展又融合一起并携手并进的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世界而战斗。要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不但要求取消所有民族或语言的特权、取消对任何民族或种族团体的各种形式的监管，还要求对被压迫的民族和少数民族实行积极的正面行动，来补偿数世纪以来的民族或种族压迫的恶性，以帮助他们在各个领域的解放。只有如此，所有民族、语言和种族团体之间才会有真正的平等。
社会主义计划本身必须受到有关者的控制，在这形式中实施。现实上，这个计划在尊重民族权利及民族认同上远优于市场的无形、专权的独裁。特别是，它在选择技术和优先次序时，能把地区和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异考虑在内。虽然我们相信超越国界的经济和文化是有益的，但为了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达到平等和消除压迫，这样的过程一定要受到控制。民族之间要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必须以公开、互利和共同决定为基础。是否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员，必须是自由的、经民主做出的决定，以及为求计划可行而可以让成员自由地恢复原状，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自愿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反对任何不顾人民的自觉选择而强加于他们的官僚独裁或（计划或市场的）虚假经济合理化。
我们因而无条件地支持自决权以及国家的分离权，但同时我们会考虑民族、社会和政治问题、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的内容，而得出我们自己的观点。我们反对任何限制工人自我组织的逻辑：民族运动的反官僚程度，将由他们鼓励和支持工人和公民的自我组织的程度来衡量。我们一贯地反对官僚层虚假地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之名，来阻碍民族自决权和镇压民族权利。我们相信，全苏联的劳动人民能够团结起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他们的独立权。同时，我们对抗只有附属于外国资本架构中才能独立这个幻想。我们了解民族和反官僚革命结合的性质，并且以行动来同时推进这两方面。这个导向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不论左或右的其他所有派系不同，因为其他派系把民族斗争看成与无产阶级革命对立。
·由于苏联民族问题的多样性，令保护每一个民族权利的最合适方式，难有超越主权以外的单一答案。此外，关乎什么是最好架构的看法，也演变了很多，视乎整体政治条件及历史差别而定。苏联政权和经济全面危机的加深——不但在外围地区，还在俄罗斯中心——正产生不同的效果：一方面，它鼓励放弃这条下沉的船和这个压迫者的国家；另方面，它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新近宣布拥有主权的共和国政府之间，基于新协定而重新界定联系。在这个背景下，即使整体动力是挑战中央权力，但有不同的选择仍是正常的。在某些领土的“权利”上存在真正的矛盾，也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些地区，好几个民族曾共同生活或者互相继承过。滋养沙文主义的社会文化问题应该正视，并应该接受许多事情不能“单单”由公式来解决。解决这些事情的方法，是要那些有关的人自由谈判来寻求妥协，以及反对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最后，对于与世界资本主义交往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要寻求在那些苏联和其他地方与过去“社会主义模式”决裂、并同时受国际货币基金会单方面苛刻条件所威胁的共和国及独立国家之间，建立不同形式的非资本主义经济联盟。
总而言之，在民族及少数民族之间所建立的新联系，如果要作为新国际主义的基础，便只能是建立在民族权利之上。只要社会主义仍被认定是一个强加其决定的压制政权，则社会主义本身在苏联和全世界人民的眼中，仍然会是失去信用的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第四国际无条件地支持苏联境内所有被压迫的民族、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自决权——即是他们可自由地选择与其他民族及少数民族采取何种联系的权利。这主张从根出去任何压迫性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的遗迹。我们怀着这个目标，为民主的全面政治和社会发展儿战斗。这表示，公认的自我组织应该反对所有的官僚操纵、任何形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尊重民族权利——特别是支持少数民族反对任何朝向“纯一种族”国家的动向。我们反对维持强制性联盟和官僚的中央主义，而赞同充分地确定苏联境内所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主权——它们可以有分离或自由结合的权利。即使分离的愿望是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压力结合在一起，仍需如此。对于这个问题，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一样，都很不清楚；当东欧人民看到毫无保护地开放予世界市场所造成的后果，便实用主义地改变立场。
实际上，对于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共和国的干预，第四国际无条件地支持这些共和国人民经由全民投票证实的愿望——从苏联分离出来和宣布独立。不管我们与现行的民族主义运动或其当权政府有任何分歧，我们仍反对阻碍他们尝试试行这权利。克里姆林宫对民族运动进行的军事干预，阻碍了每个共和国对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重要的澄清，也是尝试组织人民初次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反对价格飞涨。如果所有军队不撤离波罗的海共和国，如果境内所有民族及少数民族自由决定自己前途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权利不受尊重，就不会有自由的选择。如果这些民族及少数民族继续受迫害、受军队和警察或压迫性国家行政机构的压力和控制的话，自决权便只徒具形式而已。对于面对苏联中央政权的波罗的海三共和国和所有其他类似情况，以及受新的共和国政权压制的少数民族，如格鲁吉亚共和国的奥塞族，全部适用。
3）两个阵线的斗争
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被人认为是体现了反对官僚层的民主斗争，事实上它却准备要与黑手党结盟，而且准备接受各种形式的外国干预来强加市场。如果它的私有化计划得逞的话，就会是文化和社会的大倒退。但是这种倒退不能够靠保护旧制度来阻挡。要保卫工作、教育、免费保健和人人有屋住的权利，以及要保证社会能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只能靠在各领域正面地抗击官僚管理。
所以，已经存在而且继续会有两个阵线的斗争：反对（受到一部分官僚层和全世界资本主义所吹捧）资本主义复辟的倒退，以及反对旧官僚秩序赖以躲藏的任何形式。与这个分歧混在一起的，还要官僚层各派系所利用的民族分歧。“左”和“右”的标志都混乱了，因为有两个判断轴心并存：一方面是反对官僚层（支持多党主义、反对所有形式的沙文主义）；另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动分子在两个轴心内均存在（在第一个轴心有亲资本主义者；在第二个轴心有保守的官僚和沙文主义这）。社会主义左派若要保持进步的实质，就不能只在一个阵线战斗。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讨论应该转移重点：看看在市场或计划、由合作社或国家拥有私有财产，以及在外国投资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因此来看出到底谁在做决定，谁控制了什么，满足谁的需要，为了谁的利益等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知识分子和劳工、工业和农业工人、各民族的男人和女人、工厂和住区、地方和地区、以及每个自治区和共和国之中，发展群众的自我组织，是非常必要的。
这也是为什么工人的利益不能被等同于为新斯大林主义流派所煽动起来的狭隘的、落后的工人主义：我们要的是工人阶级固有的价值——团结与平等主义——能够发展出来，从被压迫者（妇女、少数民族）的反官僚的渴望、保护生态的斗争、不附属于金权利益的资历、责任和创造性的最高文化要求等发展出来。
如果以反对斯大林主义建制为中心的阵线在开头有存在的理由的话，民主——即是在厂内和社会经济选择中的民主的问题——的内容和范围就很迅速地冒现出来。目前的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显示：把市场和民主等同起来的观念是多么天真。因此，在这些认为市场非常主要、而且要强制实施市场的人，与认为民主非常主要、而且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民主的人之间，已经开始有了分歧。
要澄清这些不同的选择，必须要有政治多元化的发展。
4）建立第四国际来帮助建立真正的工人政党
今天在苏联，正像在东欧一样，有许多实验性的反复试验和暂时的新组合。苏共仍然是一个混杂的组织，而且作为官僚层的工具，它必须爆炸和消失，然后，真正的工人政党才能建立起来。工人政党必须向官僚层和对劳动人民不利的私有化进行斗争，支持所有民族的工人的团结，以及不屈不挠地保卫民族权利。它必须要能够欢迎所有愿意民主地共享这些目标的流派加入它的队伍中。
社会主义的、支持自管的知识分子流派的存在——即使是在边缘上，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是将来有利的、决定性的潜在力，虽然我们不能预测它们的真正影响力。不管这些流派在目前处于边缘，如果它们开始结成一个民主的、自管的阵线来反对自由主义者、黑手党和国际资本的联盟，那对将来会非常重要。它们要求工人集体、地方苏维埃和享有主权或独立的共和国等拥有全权，这些要求把重点放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由谁来做决定？
社会主义一定要从这个危机中恢复原来的地位，重新下定义，重新思考。这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因为社会主义是唯一能够回应两个现存制度危机的解放方案。但是，这需要时间。
这就需要争取公开关于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及它的斗争的全部真相，因为它与苏联本身的历史，对斯大林主义的解释以及站在社会主义者的立场与它战斗的可能性，有密切的关系。那些使托洛茨基从历史上消失的人，或者那些在昨天还骂他站在资本主义立场反对斯大林的人，却在新的官方历史中把他写成跟斯大林一样（如果不是比斯大林更坏）的独裁者。还有一些人虽然赞扬他对斯大林和资本主义不屈不挠的、不断的斗争，却责备他要实行世界革命……这跟愈来愈多地以列宁为攻击目标、把十月革命贬为“布尔什维克的唯意志论”和血腥的过激行动的长篇大论，是同一调子。
如果不对所提出的新旧问题进行辩论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抵抗伪造。我们一定要与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者一起，重新捡起历史的线索和回忆，来评估以往在什么环境做出什么选择、改变方向、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需要评估世界变化的现状，以及这些变化所包含的意义。最后，社会主义的方案一定要经过重新的思考，把苏联二十年代大辩论的丰富资料、在全球规模所积累的重重经验、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受害人的感触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人道主义的全貌，融合在社会主义的方案之中。
第四国际已经和一直会参与这些讨论。在苏联和东欧建立支部的前景之中，它要把所有这些准备保卫它的纲领和方针的人们，组织在它的队伍中。在同时，他们应该鼓动广大的社会政治和工会的重新组合，以进行争取工人与苏联人民的自我组织的斗争，反对压迫，建立一个民主、正义和团结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感谢尹铭录入 |
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第二部分世界政局）（乔·格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第一部分）
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
第二部分世界政局
乔·格林（出席第四国际13次世界大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ISG党员）
姜君羊译；季耶校对
译按：这篇文章是乔·格林写的有关第四国际第十三次世界大会的报导第二部分的第三章。写得虽然很简略，但也可从中看到在国际局势的问题上讨论的情况一斑。特译出，以飨读者。
世界大会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解决新的世界局势问题。自从1985年上次世界大会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一些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不只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和东欧斯大林主义崩溃的结果，而且是那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受到挫折和尼加拉瓜桑地诺阵线失败——正确地说是选举的失败——的结果。这次世界大会不解决建设政党的问题。开展建设政党问题的讨论将继续到1991年12月间IEC会议召开的时候，并且一直进行到下次世界大会的召开，大约有三年时间之久。
有关国际局势讨论得最多的是探讨了国际力量均势。世界大会是在海湾战争进行的中期召开的。所以争论的各方都以这次战争作为衡量工人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力量对比的一个指示器。
对于海湾战争的原因，大会的看法是一致的，认为这不是历史的偶然。伊拉克的目的是使它成为这个区域的强国。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不具有民族主义的，或反帝的目的，而只是为了达到成为地区性强国的目的而取得更多的物质资源而已。我们谴责入侵科威特并非出于法律的原因，也不是为了科威特的任何自决。伊拉克的革命者要求撤出科威特。我们要求所有帝国主义部队都撤离这个地区。
非常清楚，帝国主义者并不同伊拉克进行协商。它们在战争开始，和地面战争开始之前，都可能迫使伊拉克撤出科威特，但帝国主义需要的是摧毁伊拉克三分之二的军事力量，以便使伊拉克不再成为威胁帝国主义利益的地区性强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帝国主义者不需要百分之百地摧毁伊拉克的军事体制，因为它们还需要给未来任何一个伊拉克政府有能力来“稳定”伊拉克，以制止国家的少数派从伊拉克分裂出去。伊拉克战争的样板更似巴拿马战争，而不似越南战争。在使用B25轰炸机轰炸了一周，达到杀害千百万伊拉克人之后，这将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自然，海湾战争对帝国主义来说是有风险的。但帝国主义处在攻势地位，它们主动、毫不勉强、或犹豫不决。帝国主义这种行为表现，同十年前不大相同。这是由于力量均势发生了变化。最近十年来事情的变化使得帝国主义者有信心在沙漠地区埋葬越南综合症。
如果要问海湾战争证实了是建立第四国际倾向派（TBFI），或者是IEC多数派对国际力量对比的分析正确呢，这对每个人来说，答案是十分清楚的。
当美国有能力把政治和军事力量引向海湾战争（它喜欢通过联合国）的时候，它在同它的帝国主义对手：欧洲和日本的关系，在经济上是较弱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力量的转化必将反映到政治力量的转化上来。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未能阻止这一力量转化的重新组合。工人阶级是失败了，虽不是历史性的失败，但究竟是失败了。这使得资产阶级有可能把一切费用转嫁到工人阶级身上。
帝国主义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等）对工人阶级的进攻，在第三世界是更为严重的，而且造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所不需要的社会破坏的后果。尼加拉瓜的情况表明要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是多么困难。尼加拉瓜在政治上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FSLN在国际上的孤立造成的。
苏联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正在为政治革命或资本主义打开通道。在德国，出现了民主德国在经济上被并吞，这是帝国主义的一胜利。东德的一半人口已陷于失业，他们要进行反击。统一的问题，比科尔当初想象的更为棘手。看来结果会是工人阶级要作出巨大的牺牲。
同1980—81年比较，波兰的结果是失败。1985年的世界大会谈到两重政权的问题，这是过高的估计了形势。这里并没有出现政治革命。为谋取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已被拒绝，这使工人阶级意识消沉。资本主义国家和过渡社会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增大了。在东欧，人们有许多幻想，他们愿意有个像瑞典那样的资本主义。工人运动更多地处于守势。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在东欧完全巩固下来了，当然更不必说苏联了。复辟是一个方案，但这需要时间才能达到，在苏联，这个方案更易引起混乱。
因为没有解释清楚已经发生的变化，第四国际曾过分乐观地期望在苏联和东欧很快会出现政治革命。这里有一连串理论问题，第四国际中还没有一个人打算清理过。在历史上，社会的倒退都曾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官僚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原有本性——在资本主义复辟以后，其中的一部分正在变成一股社会力量。
行将离职的第四国际领导提出有关国际局势的决议案，概括为如下三点：
a）在整个80年代，国际力量均势出现了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变化。例如：德国的统一，桑地诺阵线在尼加拉瓜选举中的失败，中美洲和南非的发展，对古巴的威胁，东欧民主社会主义力量的边缘化和帝国主义中心：美国、日本和西欧处于守势的工人运动。
b）虽然力量均势对帝国主义有利，但局势既不巩固，也不稳定。帝国主义的领导危机正在继续着。在苏联、东欧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案面临着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种种障碍。从70年代开始的经济衰退的长波并未得到克服。第三世界状况的恶化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虽然工人阶级遭到严重的失败（典型的代表如英国矿工和意大利的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的工人），但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未能如同30年代那样把工人阶级决定地击溃。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仍保持着自己的社会凝聚力，并具有进行反击的能力。
c）由于局势的不稳定，可以期望即将到来的时期会出现更大的对抗。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改良主义政策没有收到效果，和官僚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的总破产，都造成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怀疑。这虽然没有排除社会破裂、自卫斗争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但这些社会斗争并没有明确的提出改造社会的要求（例如在1968年以后的十年间），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严重打击了阶级意识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没有为革命党人有可能迅速打破局面的形式。但可以期望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会出现工人运动在国际水平上的重新组合。
来自建立第四国际倾向（TBFI）的玛蒂在他的反报告中争辩说，他拒绝说我们是处在退潮、倒退、失败时期的说法，也反对说我们是处在建立第四国际的困难局势的说法。自然，存在有地方性的倒退，但一般的倾向是存在有建立第四国际的巨大可能性。“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不需重新考虑。时刻已经到来。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托洛茨基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来自左翼倾向（L.T）的代表说，他不同意多数派，也不同意建立第四国际倾向（TBFI）。“玛蒂的乐观分析，在群众觉悟的问题上是站不住脚的，而群众的觉悟是相当重要的。在多数派与建立第四国际派之间的问题是：他们都把政党建设当成是客观形势的结果。而这个客观形势在建立第四国际派（TBFI）看来是好的，而在多数派看来则是坏的。但是，政党建设有其自己的规律，如果我们在纲领上有自信和对诸多失利解析清楚，我们就能够建立自己的组织。”
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贯穿于关于阶级力量均势，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危机”，关于第四国际在当前局势中有何作为的可能性的讨论之中。
来自少数派的几位发言人批评“社会主义危机”的说法。按照多数派的观点，由于东欧的崩溃，使社会主义方案已经名誉扫地。自1985年上次世界大会以来情况更为严重。在那里，各种斯大林主义者日日都以其行为损害社会主义思想。少数派为此进行争辩。多数派受到几篇来稿的批评。一部分是由于过于乐观和不了解激进化的过程，一部分是由于把行将到来的时期的政党建设建立在乐观的希望之上，又一部分则由于宗派主义认为在斯大林主义崩溃后第四国际便成了唯一的选择。
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多数派是不是悲观主义的问题。说我们是处于全球性的防御地位，这不是悲观主义。这种防御地位不是从东欧斯大林主义的崩溃开始的，而是在10—15年前便开始了。在行将到来的时期重要的阶级斗争定会发生，如果我们正确地加以干预，我们是能够支撑起工人运动的重新组合的。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决定地被击败，防御性的斗争可以留有余地地以便进行反攻。如同在30年代，例如在法国、美国，在西班牙还发展成为内战。
本扎伊尔德（Bensaid）在他的概略发言中说，看来少数派在描绘玫瑰色的现实关系中反对任何微小的思想差异和稳健的做法。——行将离职的领导提出的决议案，经过某些修改，为大多数所通过。（77票赞成，8票反对，2票弃权，3票没有投票） |
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第二部分世界政局）
出席1991年2月第四国际第13次世界代表大会个人报告
乔·格林（出席第四国际13次世界大会的英国代表团成员，ISG党员）
姜君羊译
第一部分
绪言
此次世界代表大会一共开了11天，讨论时间共用100小时。单就这一点看，想用一个报告去概括一切，是很困难的。因此，必须有所选择。要选择，就难免有主观性。我们出席大会的代表是齐娜，戴维斯和乔·格林。我们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有两名委员（哈德逊和克拉尔克）。此外，我们在国际执行委员会属下的妇女委员会中也有1个代表，名叫英格里菲德。再加上几个担任技术工作的同志。
我把这个报告分成两部分来写。一部分内部使用，一部分对外。中央委员会1991年4月21日的会议通过了下面的决议（表决时9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2票缺席）。由政治委员会决定对外的世界大会报告的内容及公布办法。政治委员会与报告起草人协商之后，全权决定，将公布些什么。
1.第四国际的现况
大会上曾有一个口头报告，我这里可能遗漏其一部分。有3个国家支部没有派人参加大会，就是突尼斯，以色列和瑞士。前两者缺席，是由于忙着进行反海湾战争的活动。第四国际的成员（不包括青年组织，同情者和支持者），在欧洲是4100人，在拉丁美洲是3800人（其中2600人在墨西哥，700人在巴西），在非洲的是40人（不包括毛里求斯的80人）在北美洲是350人。这名单不够完备，因为我们在亚洲和阿拉伯世界还有一些同志。从1985年最后一次世界大会以来，共增加了6个支部（包括葡萄牙，意大利和我们）。第四国际在42个国家中有战士。另外，还在20个国家中有强大的影响。自1985年以来，我们在欧洲的党员减少了25%。但在拉丁美洲，却增加了50%（在墨西哥和巴西）。
各支部的出版物（周刊或月刊），在欧洲共销售了28000份，比较稳定。在加勒比海沿岸各国，则销售12000份（自1985年以来，减少了50%）。
第四国际党员的平均年龄，在欧洲，1985年是29岁，今天是33～34岁。在拉丁美洲，在1985年是27.5岁，今天是30岁。在非洲，无统计材料（大概是25岁）。在北美是35～40岁。
第四国际只在欧洲有青年组织，有青年成员750人，比1985年减少了50%。
在欧洲各支部中，妇女占党员人数35%。15个支部中的6个支部，妇女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比例较之在党员总数中的比例还高。在3个支部中，妇女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比例较小，其余6个中相等。在5个支部中，常务领导人中没有妇女。在3个支部中，常务领导人中的妇女数较之在中央委员会中的人数为少（按百分比）。但在2个支部中，这个比例却较高。在拉丁美洲，党员的20～30%为妇女，但在中央委员会中，却只有较少的代表。
2.在西班牙的合并过程
我和另外几位代表，请求西班牙同志安排一次公开会议，以说明并讨论他们和“共产主义运动派”（MC）合并的经过。他们安排了两个会，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英国。在这两个会上，“共产主义运动派”都参加了讨论。
摩罗同志介绍说，在巴斯克地方，数星期内即可合并。但在西班牙其他各地却还没有日期。在4～6周内可准备好一个合并公报。在西班牙，有两个文件供成员们在全国代表会议上讨论。一个文件是关于总的合并过程，另一个文件是关于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派”。这两个文件都在LCR（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了，只有1票弃权，无反对票。
LCR和MC都承认，他们两派之间还有纲领性的和理论性的分歧。这就有可能导致策略上的分歧。他们试图寻找一个共同纲领，并澄清在哪些方面有分歧，在哪些方面没有分歧。在那里将有一个最大限度的内部民主和统一，包括成立派别的权利等等。关于和第四国际的关系这个问题，该组织将出席国际会议，并建立一切必要的双边关系。第四国际所出版的《国际讨论公报》（IDB）将分发给每一个想阅读的党员。如果中央委员会在世界大会开会之前有什么决定，也将把他们的意见加以考虑。（我问，如果在世界大会之前不举行讨论会，这些所谓考虑又怎样兑现呢？但没有答复）。可以给第四国际以财务上的捐献，但对第四国际不作政治上的认同。统一后的组织，在它的出版物上可以公布第四国际的论文及决议。党员们将在三月间的代表会议上决定统一问题。并将为代表大会准备一个关于纲领、党的前途和政治远景的文件。虽然不作第四国际的支部，却不改变我们对国际主义的立场及对第四国际的看法。但我们有必要达成和MC的统一。
LKE（我们在巴斯克地方的同志）的代表彼得鲁说：民族主义运动在巴斯克的地方选举中得票达17%，它的带头者是一个武装组织。所以一个革命组织必须有一定的规模。HenryBattesuna是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组织。巴斯克地方的合并，其最可能的结果将是联合选举运动，我们在选举中的分量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能选上国会议员和参议员。因为我们在联合组织中有650个成员，有300个同情者，还有300个青年，所以有可能同HenryBattesuna发生摩擦。我们在工会中已经占有重要地位，我们领导着反军国主义运动。
在西班牙，在最近20余年中，革命的左派已减到两个组织，一个是LCR，一个是MC（共产主义运动派）。在已往10年里，这两派密切合作，并无策略上的分歧。两派的合并，并不是质量上的越近，不会增加很多党员MC和LCR是在工会中合作的两派，它们在工人委员会中占有8%的席位。没有两派参加，妇女运动就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没有MC和LCR，反海湾战争运动和反军国主义运动都是不会有的。
关于纲领的讨论正在进行之中。分歧何在？还没有弄清楚。但是，已经有一个深刻的政治上的一致性，有共同的革命意志，关于国家问题、改革问题，关于民族问题，对社会运动的评价，对现存制度的看法，对革命的国际主义组织的必要性等等，都是一致性的。对某些理论概念（例如工人国家等等）是有些分歧。但对支援尼加拉瓜的必要性则没有分歧。
在和MC谈判时，有三点是一致的：①赞成一个多元性革命政党；②不作第四国际的支部；③和第四国际合作。这三点被认为是一个整体。MC和MKE认为，第四国际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组织，它是“左派反对派”的延续。他们都很尊重第四国际。我们不想把我们历史上和理论上观点强加给MC和MKE。我们接受革命阵营的多元主义，但要在联合组织里面建立第四国际的派系，却不强拉这个组织走向和我们同一的方向。要成立一个第四国际的核心，这是一种十分奇异的联合方法。我们（西班牙的同志）将不允许MC和MKE参加其他国际组织。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在西班牙的做法可成为其他支部的样板。对我们来说，脱离第四国际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并无幻想，但我们有信心。
联合秘书处的加勃里尔同志对于这个讨论作一次很长的发言。他说，联合秘书处委员会有必要继续和西班牙的同志争论那个和MC联合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没有与之相类似的情况。MC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不像意大利的DP（无产阶级民主派），也不像丹麦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后者建议和我们的丹麦支部合并。当我们同法国的“工人战斗派”进行讨论时，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连串的分歧，因而使谈判停顿下来。但我们的英国同志和SWP曾有过10年的共同工作，我们对联合建议将采取什么态度呢？我认为，在法国，有两个革命组织，都同意携手工作，如果LCR有机会进行这两个组织的联合，则其大多数同志将会冒着风险去干这件事。如果MC和MKE的人能成为第四国际的同志，这将改善第四国际的工作。这就是我们要同MC讨论的事。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保证，这将是一个成功的合并。而且如果发生巨大的国际变化，它能经得起考验吗？我们对此需要进行集体的讨论。
一个MC的同志说，MC和第四国际之间过去并无关系。至于如何建立国际组织，MC也没有确定的建议。我们不愿意参加第四国际。因为将使我们脱离其他革命传统。
摩罗的结论是：我们必须知道，其他革命者之看待第四国际，是看它现在怎样，而不是看它将来能变成什么样子。可以推进互相接近，互相了解。我们将继续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及欧洲政治局的会议。
我的印象是，TBFI（第四国际建党派）在原则上反对在西班牙进行的合并（其原因是MC的性质）。而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则不同意于合并的条件。
3.各个委员会的报告
各个委员会的报告经过整两天的时间才搞完。我只讲一讲委员会的结论，英国例外。
美国：3个派别都照旧拥有相同的地位。SA建议，承认它作为一个支部。TBFI分子支持这个建议。SA的成员共有122人（在最近的兰伯特分子退出之后）。FIT有同志58人，FIC有同志78人。
厄瓜多尔：MRT分裂为两派。现在两派都被承认为同情者集团。
哥伦比亚：原PSR已和ALuchar派合并。那里已经不存在第四国际的支部。玻利维亚：POR-U还是支部。
智利：RSP（革命社会主义党）不再是一个支部，只作为一个同情者组织。
阿尔及利亚：成为第四国际支部，有党员450人，领导着群众运动，特别是妇女。
斯里兰卡：NSSP（新平等社会党），下次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将正式承认它是一个支部。据称，有党员2750人，主持一个工会，有国会议员1人，等等。
日本：妇女从支部中分裂出去，原因是严重的性骚扰。现在两派都被承认为是同情者组织。
德国：原有西德的党员都参加了VSP（统一社会主义党），原东德的党员则参加GRS（德国革命社会主义党），都算是第四国际的个人党员。
香港：RCP（革命共产党）被承认为支部，而RML（革马盟）则作为第四国际的个人党员。
土耳其：RCL成为支部。
突尼斯：那里的小组被承认为支部。
加拿大：那里的小组被承认为支部。
毛里求斯：那里的小组被承认为同情者组织。
英国：在世界大会开会之前，国际局曾经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到英国，去监控两派组织（SL和ISG），特别是要监控SL如何落实联合秘书处及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解除两位ISG的同志作为SL出租房屋担保人的身份。该委员会发现，5年以来，事情毫无进展，这使他们很生气。
英国委员会建议，给与SL和ISG以相同的支部地位。但有一个条件，即在没有解除两位ISG同志的担保人身份以前，SL不能参加第四国际领导层的会议。ISG的代表说，只有ISG可成为第四国际的支部。但对此还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决定。实际上，英国委员会的建议是ISG的巨大胜利（参阅世界大会所通过的英国委员会文件的附录）。
SL提出两个文件：一个文件是关于SL和ISG之间的政治分歧，另一个文件是关于如何解决担保人问题。文件中有许多谎言，其中一个谎言说，ISG中的联合秘书处拥护者将脱离ISG而参加SL！！！结果，在表决无条件给与两派以相同的地位这一议案时，SL只得到1票。
我想，关于担保人问题，ISG应在SL未破产之前采取主动，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世界大会的支持。
4.领导层的选举
提名委员会已经编好了一个名单，在经过长时间激烈争论之后，仅作了少许修正即被通过。在经过良好的10天政治争论之后，世界大会开始觉得有些麻烦了。为了透露一点幕后情况，有必要说明一下，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选举是怎样进行的。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共有55名正式委员，20名候补委员，。各支部都按照其党员人数而提出自己的委员（墨西哥的席位数偏低，因为派人到国际执行委员会来，是要花很多钱的；而法国的席位数偏高，因为国际局的专职干部中有很多法国同志）。既经决定每个支部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有多少席位之后，选什么人进国际执行委员会这事就由各个支部决定了。每个支部可以决定，按照国内各派人数比例而分配其人选（如法国），也可以不给少数派分配名额（如意大利）。世界大会无权改变各支部所推举的进入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人选。除各支部所推选的委员之外，还有4个名额，可以代表他们的工作领域而进入国际执行委员会（例如国际干部学校，国际执行委员会属下的妇女委员会等等）。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妇女委员数已从4人增加到14人。TBFI派的马蒂建议，不再为特殊个人或特殊工作领域分配名额，而只由各支部推选。如有必要，某些支部可以增加其选入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额，这样就有4位个人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但马蒂的建议被否决了。马蒂又建议，“左派”应有人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即便是一个候补委员也好。这建议以1票的多数通过。我投票反对马蒂的这个建议，因而受到哈德逊的批评（“粗暴”，“不民主”等等）。因此，我要在这里作一个简短的说明。我认为，意大利的支部应在它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席位中安排一个“左派”分子，因“左派”在意大利是一个代表30%党员的少数派。但是，“左派”在别处却很难得到支持。该派的佛朗哥说，他们在5个国家中有支持者。但是他没有说，在丹麦仅有两个支持者，而在其它各国，其支持者并不是这些支部的党员！“左派”人数仅占0.2%，因此，按照比例代表制，他们不能进入国际执行委员会。如果对这样小的派系也给与委员席位，这只会鼓励在未来世界大会之前竞相组织这些派系。最后，我敢断言，“左派”将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每个议程中提出它们的反报告（只对妇女问题不作反报告）。
马蒂又建议，TBFI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应有较多的席位。因为他们的文件在世界大会上得到了9%和13%的赞成票。但他的建议被多数派拒绝了。因为在主要文件上，TBFI仅仅得到按TBFI纲领而选出的代表之赞成票。该派别所选出的代表数还不到大会代表数的7%。多数派表示一种意愿，可以让少数派在联合秘书处中安插熟人，并作为国际局中的专职人员。
最激烈的争论是关于阿图尔是不是应该在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占一席位。阿图尔本是波兰人，但自1981年起即定居法国。现在他的大部分时间（据说是80%）都花费在波兰。目前，他将出任一家报纸的主编。这报纸是两派第四国际支持者中的一派所办（这一派又刚好是支持TBFI的）。问题在于，阿图尔实际上并不住在法国，他能不能作为国际执行委员会中法国代表团的成员。多数派认为，不能。我弃权。在争论时，很多代表退出会场（阿图尔也在内）。
5.结论
虽然大会煞尾时是不愉快的。但是我看，大多数的到会人都会认为，这是一个良好的大会。很多有兴趣的政治争论都是在同志般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对于代表们和技术干部们，却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全部通过的决议都将在IV（《国际观点》）的特刊上发表。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在大会之前没有讨论过将选派什么人参加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合秘书处。这是一个错误。ISG参加大会的代表作了这个决定，但我们没有同意。
在大会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联盟。在大会期间，SA（美国社会主义行动派）和TBFI曾讨论过，他们是不是可以结成一个集团。TBFI中的ISG成员反对这个建议，但TBFI中的LCR派的成员却好像赞成这个建议。有兴趣地看到，在大会进行表决时，TBFI中的LCR派成员往往投票支持SA的决议，而TBFI中的ISG派成员却投票反对或弃权。如果ISG多数派领导人采取修正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的办法而不是参加到TBFI中去，则定可能对大会的结局发生更大的作用。 |
社会主义者对南斯拉夫危机的立场——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1年10月会议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社会主义者对南斯拉夫危机的立场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1年10月会议通过
第四国际：
●谴责侵犯克罗地亚主权的战争，谴责欧洲体及其他国家所强加的禁运军火命令的虚伪性，因为这个禁令不但对侵略者和受害者不加区别，而且没有着重指出交战双方军力的悬殊。
●支持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的邦联。这样的邦联，不能用武力强制实施，而且只要克罗地亚仍受到大塞尔维亚主义的主宰，也不可能实施。由于南斯拉夫军队已经转变为塞尔维亚军队，所以一定要区分清楚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和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
●支持民族自决权——那就是说支持独立权——反对军队的干涉；不预选规限自决所创立的政权的社会性质。但是，这个自决一定要一视同仁，决不要用来反对共和国之内的少数民族。在种族非常复杂的地区，例如波斯尼亚——赫齐哥维那，企图强加纯粹种族的国家是极端反动的。
避免不断战争的真正方法，是边界逐渐消失，增加分布在不同共和国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以及建立巴尔干半岛和全欧洲的连系。
●主权的意思是充份的民族权利——它应该与沙文主义或者国际货币基金会所强加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同。
●反对支持任何一边的列强在冲突中进行军事干涉。解决冲突的方法只能由直接有关的人民去寻求。派遣外国军队只会巩固大塞尔维亚阵线。这样的军队不会局限于“保持和平的角色”；它会面对政治的选择例如塞尔维亚所占领的“自治领土”的问题。这样的干涉，会进一步开先例，加强欧洲共同体机构的藉口，变成“欧洲”秩序的最高裁判者。
●要求军队从所有冲突区域撤退，而且支持军官和士兵拒绝干预这些冲突；支持打破大塞尔维亚同盟的斗争；呼吁塞尔维亚士兵逃亡，保卫逃兵；支持克罗地亚人民保卫领土的政治动员——以及争取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为维护克罗地亚主权而斗争。
●号召所有在共和国中真正想保卫主权的力量团结起来，利用他们在联邦机构中的地位，停止战争和保卫所有少数民族——不管他们对南斯拉夫前途的立场是怎样。由于这个理由，反对传媒的沙文主义操纵，力图促进公民动员。
【苏群译自215及217期（1991年10月28日及11月25日）《国际观点》】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91年第6期（总第158期）1992年1月10日出版 |
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后记
当我们译完本书的最后几行时，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袭上心来。我们感到欣慰，这是由于我们的辛勤耕耘即将结出果实，更是因为22年前异国的一位著名学者关于李大钊思想研究的学术专著终于能够与中国人见面了。尽管书中的一些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我们衷心期望它对中国的李大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有所帮助和促进。今年正逢中国共产主义先驱李大钊诞辰100周年，这本译作的问世，也是对他的纪念。由于我们的知识水平和翻译水平所限，难免有不准确、不妥善之处，敬请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谢荫明（序言，第一、二、五章）、侯且岸（第四、六、七、九章，尾声）、姚桓（第三、八、十一章）翻译，侯且岸、姚桓进行了校对。
在本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中，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张静如教授非常关心这项工作，并且写了序，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为编辑译稿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译者
1989年4月 |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椿园载记》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劳动音》
·《工人周刊》的创办
·印刷与发行
·声援罢工斗争
·坚持阶级教育
·工人心目中的《工人周刊》
·《工人周刊》社与劳动通讯社
·《劳动界》与《劳动周刊》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
《劳动音》
《工人周刊》的创办要溯源到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早期的刊物《劳动音》。
一九二〇年上半年，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酝酿组成后，会员—面研究和译述马克思主义著作，一面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与实践。部分会员分赴铁路、矿山和工厂进行调查、访问，获得了有关工人劳动、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体察到一些问题，包括如何在工人中传播阶级革命的思想，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等。其中一些调查报告曾发表于当时的报刊上，但为数有限，影响也不够深远，大家感到有必要自办一个刊物，专门研讨和报导有关工人方面的问题和消息，以唤起社会的广泛注视。随后不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诞生，这种想法就更趋迫切，为创办一个旨在工人中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刊物，已是势在必行了。于是，与上海小组的《劳动界》、广东小组的《劳动者》创刊的同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也应运而生了。它于一九二〇年的十月革命节出版了创刊号。我参加了编辑工作，但主要编辑者是北大学生陈德荣。陈是湖南浏阳人，北大旁听生，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劳动音》的宗旨，在它的创刊号上《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一文中，曾表示为“使国内各工人容易联络，及使留心社会问题的人，做研究的资料，使热心社会改革的人，去求解决的方法，更使世界的劳动者和社会改造家，明白我们国内的劳动真相，来设法帮助我们解决，共促文化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
这时的《劳动音》，还不能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内部思想也不统一，多少带有学院式的气息和无政府主义色彩。
不久，发生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无政府主义者退出的事件，这对于加强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无疑是好事。此后，《劳动音》的出刊工作就由我承担了。
《劳动音》在长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区发行后，颇受工人欢迎，每期可销售二千份左右，办到五、六期时，因言论杵及当政者，而遭到北京军阀政府的查禁。有人说，后又改名为《仁声》[1]继续出版，我已记不清了。那时我正忙于在长辛店筹办工人补习学校和组织俱乐部工作事宜。刊物没有能维持多久，就停刊了。
《工人周刊》的创办
次年的四、五月份，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一次会上，讨论到如何加强党的宣传教育问题。这一时期，我们在长辛店、南口等地的局面已经打开，长辛店的工人补习学校，已是遐迩皆闻，外地工人纷纷来信询问，工人俱乐部也在组织酝酿中，工人运动的经验急需交流推广。于是，有人建议恢复《劳动音》的出版。我建议新办一个刊物，作为宣传品，介绍各地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启迪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动工人运动。既是党的喉舌又是工人自己的言论机关。对此，大家不谋而同，一致主张立即办起来。有人还提议办成一个《工人日报》，大家随即考虑到人力物力不济，一时不易成功，最后决定先办一个《工人周刊》，并推定我来主持筹办工作。开创的经费由同志们筹措，各人当场认捐，集资八十多元，已够办创刊号的费用。守常说：“最近可再拿出五十元，一定要办好这件事。”就这样，大家齐心协力开始了筹办工作。当时新闻纸是从日本或瑞典进口，价格昂贵。幸得北大印刷厂工人大力赞助，设法弄来一些廉价纸张，并承担印刷任务。经费方面还得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各地工会、俱乐部及工人的多方支援。
《工人周刊》从刊头到版面设计都是自己动手，甚至捡字、排印，我们也和工人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去做，这样可以节省开支、缩短时间。创刊号的版面是由子青设计的，宋天放亲题刊头，由于刊头一时不易制备，他又亲自用木头雕刻出《工人周刊》四字，制成印版。这样，《工人周刊》终于按原定计划出版了。
创刊号大约在一九二一年六、七月[2]间出版。
印刷与发行
《工人周刊》是党在北方的主要党报，它始终旗帜鲜明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鼓吹工人运动，因而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所深恶嫉视，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尽管秘密印刷出版，但仍屡遭查禁，报刊工作人员横遭缉捕、关监。加之，刊物经费主要仰仗党员自筹，经费十分拮据，以致经常脱期，停而复出不知几多次。其艰难困苦程度可以想见。但报社同志屡败屡战使刊物得以继续出版，坚持下来。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到一九二六年止，前后有五年之久，累计期数约在一百五十期以上，成为大革命时期持续最久的党刊之一。可惜这份刊物留传下来的期数很少，不到十分之一。最早的一期为一九二一年十月九日出版的第十二号，最晚的为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一三七号，现已经中国革命博物馆汇集整理，准备重印。
《工人周刊》在长期出版过程中，印刷地点几经更易，最早是在北大讲义课所属印刷厂印行的，曾得到当时任讲义课主任李辛白先生的协助。李系安徽人，一九一九年八月自办《新生活》周刊，常因拉稿关系与我认识，我曾为《新生活》写文和荐稿，往还较熟。因请他协助承印《工人周刊》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一些文件书刊，李欣然同意。双方并言定印刷费用只算成本。印刷《工人周刊》事对外严守秘密。时北大印刷厂领班工人郝克勤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借助于他，我们得到许多便利，每遇经费困难，一时难于筹措时，即可通融记帐。《工人周刊》的印刷多挤工余时间进行，工人亦多方赞助，有些人后来加入了工会或党组织。
郝克勤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工人周刊》被京师军警督察机关查封时，被牵连入狱，禁锢二年。中共北方区委设法营救，得释后，介绍郝到河南工作。在工作中郝取得中共党籍。后于赴洛阳途中为当地驻军所捕，解往开封。某军阀见郝佯示优容，郝向他侃侃而谈革命道理，冀以感动他，该军阀断定必为中共重要分子立判死刑，杀郝于开封南关外。
“二七”后北大印刷厂不能再承印《工人周刊》了，便改在虎坊桥商务印刷厂秘密印行。当时，那里已有一个工人党支部，后来又改在大栅栏里一个小印刷厂印行，直至一九二六年被军阀政府查封止。
《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一千五百份，逐期增加至二千份，后来发行激增，由三千份最高升到六千份，以后长期稳定在五千份左右。该刊发行范围不仅限于北方，遍及全国，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参崴和法国等地华工中间，影响很大。
每逢《工人周刊》出版时，大家都齐集参加义务劳动。其中有的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或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和党小组同志等。大家齐心协力，包扎付邮，如遇所需邮票不足，即由参加人员自动捐贈，务期当天将全部《工人周刊》发出，才算完毕。
如遇星期天或假日，往往是我和宋天放、李梅羹、缪伯英、席咏怀、王复生等，分途乘车亲自将《工人周刊》带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各工厂送发，并就地征求工人对报刊的意见，和邀约通讯稿件。
当时，我们在各地都聘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开始《工人周刊》是作为非卖品，由当地经理人员负责发送到工厂工人俱乐部或工人读者手中。凡索要者都可向当地经理人员联系。后来，随着读户的稳定，为减少同志们的负担，约在一九二二年后，改为销售，每份一枚铜元，基本作到独立维持。此后，仍由当地经理人员销售，他们既是经理者又是通讯联络员，成为《工人周刊》社的派出代表，他们还肩负调查工作，经常将当地工厂中工人劳动状况、工人的要求和困难反映到劳动组合书记部来。
随着发行量的增大，读者分布亦愈广阔，运送刊物的工作交由史文彬、孙云鹏、张清泰等负责。他们通过各条铁路机车与各路车务工会负责人进行运送，采用此种方法，迅速可靠，避免反动政府的检查，尚可节约邮资、简化手续。
声援罢工斗争
在《工人周刊》创刊号上，宋天放就手书有“为工人阶级的喉舌，为工人阶级呼吁”及“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等语。此刊在其漫长的发行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一方针。
我为创刊号写了发刊词，其中大意是：中国工人阶级是我国历史上新兴的阶级，他赋有改造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重任，是革命的力量，但在历史舞台上，他长期受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没有政治、经济的自由，本报是广大工人阶级的喉舌，将为保卫自身的权利而说活。
《工人周刊》从创刊起，就积极报道各地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困状，刊载工人劳动、生活状况的调查，如对南口工人的调查报告。如介绍长辛店工人斗工贼、建立工人俱乐部的情况，特别着重报道工人反抗压迫、要求改善经济现状的罢工斗争。每有大罢工发生时，除积极宣传介绍外，并号召各地工人团结起来，声援罢工斗争的工友。如对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陇海路第一次大罢工，一九二二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路八月罢工，京绥、正太、津浦、道清、粤汉、京奉等各条铁路的罢工斗争，开滦煤矿大罢工，京汉“二七”大罢工、焦作大罢工等，无不作了详尽的报导和声援，并由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派往领导罢工的人员亲自撰文报导。
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期间，《工人周刊》从第十八号直到第三十号，连续报导罢工情况，并发表评论号召各路工友急起援助，直到取得胜利。我代表北方区委和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前往参加领导陇海路大罢工，曾以记者名义发表了《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详记这次罢工情景与工人组织情况，后又以笔名慕敢写了《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的评论文章，着重号召各路工友以实际行动从经济上予以声援，现分别援引如下，以窥一斑。
调査：陇海路劳动考察记（记者）
我此次因陇海路罢工，特专程前往考察，此行有几层重要意思：（一）调查风潮真象及援助。（二）调查劳动组合实况。（三）说明工人对于社会改造的重大责任。（四）宣传劳动组合的意旨。（五）介绍世界劳动运动潮流。现在漫游归京，特将重要各点简单记出，以供热心劳动人士参考。
查陇海路此次罢工前后经过十日，参加罢工工人计两千余人，路局损失约七十余万。真可谓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桩极可惊异的事了。但是问他们为什么能做这般巨大的事业，必须先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要明白他们觉悟的程度必须看他们组织的情形。该路工人半年前，可谓毫无动静，数月以来，内受洋人的虐待，外感宣传的影响，沿路四大站（开封、徐州、郑州、洛阳）均已先后于一月内成立工人团体。现将他们组织的内容略述于下，
（一）开封
开封工人组合机关现名“老君会”是一九二一年十月廿一日成立的。地址原在车站南庙拈梅寺，十一月十七日移至鼎济亨第一号。计房屋十三间，每月房金十五元，内分账房，招待室，老君堂，演讲堂，教室等。……会员一百八十人，会长林芝荣，副会长张良彦，熊福海，会计方立荣，凌必应，正干事魏荣山，文牍任子湘。行车升火的工人有五十人，小工六十人，大工三十人，木工二十人，铁工二十人。行车工人的工资，自二十六元至四十六元，小工的工资自七元五角至九元，升火工人的工资，自十三至二十一元，大工的工资自十九元半至三十元，木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二十元，铁工自十八元至二十七元，各种工人都有家眷，家眷概居工厂附近。工人子弟，多半在私塾念书。会员每月捐一工工资，会中每月共收一百八十元。每星期集会一次，每晚八人值日。会中设备了许多报纸乐器，每星期集大会一次，每年阴历二月十五全体宴会一次。
（二）徐州
“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是该处工人一九二一年十月十日成立的。地址在北关外北站观音庙，计房十一间，每月房金十元，内分讲室，会客室，寝室等。……会员三百人，行车升火工人五十人，大工一百五十人，小工百人。他们的工资：升火工的工资自十二元至廿一元，行车工的工资自十八元至四十元，大工工资自十八元至五十元，小工自六元至十元半。会中的正会长是宋桂森、副会长宋启勋，朱明勋。总干事代表陈仲山，副干事代表陈风，王汉卿，杜玉田，王思义，酆明喜，傅阳春，朱占魁，王琏魁，张云峰，谭金玉，黄金才。评议员六人。调査刘吉祥。招待三人。干事员二十六人。文书王哲堂。庶务员二人。会员每月捐一天工资，会中每月共收百三十六元。开支相同，内中设有阅报室。藏书很多。集会的期间不定，遇着相当的时候随时召集。
《工人周刊》第22号1921.12.18.
评论：各铁路工友应急起援助陇海路罢工（慕敢）
这次陇海全路工友罢工的举动，是为铁路工人争人格，争生存的最大关头。本来无论何处工友都应该向他们表十二分的同情，然最当急起援助的便是铁路工友。因为他们这次的起因是受总管虐待，生活不安，等等。这些事既可在陇海路发生，也可在京津、京奉、京汉等处发生。外路工人如果今天袖手旁观，往后这些虐待轮到自己的时候，也会无人帮助你们了。所以现在表面上虽是援救他人，实际却是为将来援救自己。也许因这次各路互助的声势，可以増加铁路工界的威权，使资本家畏惧，可以无形中消灭将来的虐待。那么，援助陇海罢工，更是各路工人应该做的事了。
至于援助的办法，各地工人也有已行的（参看本号劳动新潮栏陇海路罢工续志），大家自然可以仿效，但是最要紧的便是援助经费，因为罢工中工友们的生活费和其余的活动费，在在需钱，如果经费不够马上便难支持，支持不住便要失败了。如果失败那就不独陇海工人的不幸了，恐怕凡是铁路工人都永会变成了奴隶牛马。工友们！这是大家的生死关头，大家努力捐输罢！攻破这个关头，以后的好处正多着呢！
《工人周刊》第19号1921.11.27.
一九二二年一月爆发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我们闻讯后，即在《工人周刊》上广为介绍，发表综合文章《香港海员罢工的现状及各地援助的踊跃》、《香港海员罢工快要得胜利了》、《海员罢工之最后五分钟》，一面鼓舞罢工斗争的海员工友，一面教导各地工人从声援中吸取罢工斗争的经验教训，如平日要多集“准备金”、要注意加强与各工人团体间的联合、只有组织强大才能与资本家斗争而取得胜利，从罢工中学会罢工。
一九二二年十月爆发的开滦五矿同盟大罢工，《工人周刊》对此不遗余力，派遣记者及其所属“劳动通讯社”人员，分赴天津、唐山进行采访报导，并向全国各大报刊发稿。可惜这一期间的《工人周刊》荡然无存，不能引述以飨读者。
—九二三年举世闻名的“二七”斗争，《工人周刊》更是站在前列。从一九二二年底就不断报导京汉路总工会各地分会筹建和活动情况，著文《为什么要组织总工会》号召进行“行业”的大联合，还积极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对此进行讨论，借以提高广大工人对总工会的认识和觉悟。由于《工人周刊》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政府的坚决斗争态度，号召工人逐步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深为反动军阀政府所嫉视，京汉路大罢工伊始，《工人周刊》就迅即遭到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无端加以“实含过激主义、关系地方治安颇大”的罪名予以查禁，工友遭逮捕，编辑人员遭追缉，致使本该一月底出版的第六十三期无法付印，刊物濒临绝境。
《工人周刊》全体同志，经历“二七”惨杀后，部分同志遭监禁，余下同志不顾军警缉捕，仍然坚守岗位，再接再厉，一面进行大量善后救济工作，一面冒着危险迅速编辑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揭露敌人的狡猾凶残。经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此书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即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奋力赶排出版。该书成为我党全面报导“二七”斗争最早和最翔实的一本历史文献。
接着，于是年五月一日，又使延误已久的第六十三期作为“五一特刊号”和读者见面了。该刊转载了我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的自序，君宇、树彝、先瑞和我都在刊内写文抨击吴佩孚军阀政府的罪恶行径，并总结了“二七”大罢工的教训，指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目标。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年年五月一日》一文，痛斥了大小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罪恶。从该文可以看到当时的宣传情况。该文的内容如下：
“自一八九〇年五月一日起，这个五一劳动节来了又去，真不知有几番岁月了。我们对于平常的节日，总不免带有许多伤感过去的情绪，只有对于五月一日这一天，却是一年一年的翻新，很含有未来的意义。因为自一八九〇年到现在，世界的无产阶级是一天盛似一天勃兴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经占据世界最广大的疆土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在苏维埃俄罗斯之前后发抖了。所以我们以过去的五一推测未来的五一，是可以预卜资本主义的灭亡的。
我看看桌上的赤色工人日历，知道几年来的今日，真有许多壮伟的举动，是很可感念的。单就德国说，当一九一六年德国的军国主义疯狂的时候，全欧洲被战云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各国政府拿爱国主义的招牌鞭策成千成万的青年工人和农民到战壕中去死。这些被骗的人如饮狂药一般，视死如归去替资本家军阀拚命，谁也不敢说一个不字。独有柏林的共产党和工人等，看明白了这个骗局，乘着‘五一’这一天，结队千万人，举行要求和平的大示威运动，要给资本家军阀政府一个很大的打击。这次运动死伤很多，我们劳动界领袖最可钦佩的加尔•李卜克内西特就在这天被捕了，后来更被杀害了。从此德国百年来的霍亨坐伦皇朝也随着倒了，德国的共和国出现了。
一九二〇年今日，正当苏维埃俄罗斯内忧外患交乘的时候，欧洲各国正竭力图谋扑灭劳农俄国的基础，不断的明抢暗劫向苏维埃俄国进攻，那天就有德国共产党和独立社会党在柏林举行赞助苏俄的大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的结果，唤醒许多欧洲的工人和资本家隔绝，使劳农俄国明白变成世界工人的袓国，使许多不成材的国际主义者受了一场很大的教训。
到了去年今日，德国全部，无论是乡村也好，小市镇也好，到处均有三个社会党人的大队伍游行示威，罢工巷战，弥漫全国，也是给了全世界资本家军阀一个很大的威胁。
劳动界的兄弟们啊！五月一日四字真是启示我们向仇人进攻的符咒啊！你们有未了的心事么？有不两立的仇家么？封闭我们五十多个工会的是谁呢？杀我们开滦煤矿的十数个劳动弟兄的是谁呢？枪毙我们的指导者施洋的是谁呢？杀我们江岸、辛店工友四十余人的是谁呢？驱火车头轧毙粤汉工友的是谁呢？囚辱我们的兄弟在保定军法处和其他监狱的是谁呢？开除我们无数的工友，使我们全家冻饿的是谁呢？伙同仇人们压迫我们的又是谁呢？兄弟们！我们的仇家谁也知道是现在到处的大小军阀和军阀的走狗，洋资本主义者更是我们仇敌中的最厉害最可恨的呵！
五月一日告诉我们向仇敌进攻了，我们快挽着手前进罢！”
“五一特刊号”在《五月一日》的简介中，说明“五一”节的来由，并号召市民起来争取六件事：
（1）农工集会结社自由！
（2）打倒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锟！
〈3）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
（4）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
（5）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6）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该月出版的《工人周刊》第六十四期上，我以文虎的名字写了《本号发刊的话》，讲述了刊物发行的困难，准备改为出版有关劳动的书籍，当时已出版的有《京汉工人流血记》和《五月一日》两种。现将该文录后：
“亲爱的阅者诸君！大家想必都知道，‘二月七日’惨杀以来，我们劳动界的形势是怎样的情形了。一方面，我们劳动界的兄弟们看清了敌人的真面目，无情的向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和洋资本主义进攻，一方面仇敌方面的反动也是很厉害的：囚辱我们的同志，断绝我们的交通，禁止我们的言论，甚至要将我们的工会全数摧残。在这样情景之下，我们发表言论的刊物自然更困难了。本刊是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我们相信曾经对于我们劳动界有不少的贡献，我们的阅者至少在五千人以上。但是这几期来，因为印制的监视，邮局的检查，及本社所受万恶政府军阀种种摧残和压迫，竟使我们不能如期出版，想读者诸君早已明白这些原因了。所以本刊在此期内，便改变计划，刊行有关劳动的书籍，现已出版的有了两种。我们的意思便是要有系统的宣传我们的主义，想尽点较大的义务。
但是就最近时候看来，外界要求的十分迫切，使我们这个周刊再不能不按期出版了。不过因为我们的精力大部分既用在编书上面，所以本刊的篇幅更不能不改订一下。故自本期改成现在的新篇样。我们一方面竭力图谋对劳动界尽本社原来应尽的义务，一方面还请读者原谅和指教。”
我们还看到，在第六十四期的杂感《忘不了》中说：“我们相信无论处在何种轻视和压迫底下的工人，对待自己的权利一定忘不了。……现在潜伏不动的工人，对于这些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定忘不了。为反抗和支配而结合的营垒——工会，被摧残了，封闭了，这是工人的第二生命，我们相信除一时都死掉，绝了种，不然，图谋恢复和发展的思想，一定忘不了。”又在《慰勉京汉工人几句话》中说“各路团体都坚如铁石，且都能表示他的精神所在。我们京汉路工人遭了这次惨杀后，受了种种困苦，团体进行，势不得不暂取守势，然亦事在人为，他们各路都能干，难道京汉路就永远除外？干！干！干！恢宏前业，慰死的灵，吐活的气。起！起！起！大家联合起来，干事要干到底。”《去年“五一”的回顾谈到今年“五一”》中说“想要自己解放自己，就要自己得着支配权力。人类自从有史以来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阶级征服一阶级。现在无产阶级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惟一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勇敢的精神，自己跑到权利路上去，掌握政权，毫不容讲客气就算举起铁腕权力，屈服一班被支配阶级，到那时无产阶级方可仰首扬眉吐气了。”
在这两期的《工人周刊》，集中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惨案后的风貌，他们并没有被压服，而是对反动军阀怀着满腔的义愤和切齿的仇恨，并且正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准备重整旗鼓继续斗争。同时也认识到“要消灭经济政治上的压迫。”唯一的方法就是夺取政权。表明我国工人阶级，经过“二七”之役更加觉悟、更加勇敢和更为自觉了，工人阶级已成为我国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容忽视的伟大力量了，我们党也经受了锻炼而且成熟了。回顾所走的历程，也不过三年时间，这一进步是何等巨大！
坚持阶级教育
《工人周刊》始终把阶级教育放在优先地位，报导和声援各地工人罢工斗争自然属于其中内容之一。另外，在报导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的同时，揭露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资本集团和军阀们的伪善面目，也是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方面。在每期的《劳动新潮》和《调查》、《特载》等栏内，都载有各地工人的组织情况和活动。在《评论》栏中，编辑以评论方式对该期某些内容加以引申，如之君的《敬吿陇海路工人》（第二十号），《读了〈本社旅行记者的来信〉以后》（第二十一号）等，我在第十二号中以景云的笔名写了《我们工人所感觉的“双十节”》一篇评论，揭露军阀官僚的虚伪性，工人不应首从附和，振奋起来求自身的解放，涤荡“双十节”的污痕，重新估定其价值，其全文如下：
“我写下这个题目，心中说不出有无限的感叹，我们如果在这个庆祝声中，昧着良心，追陪大家闹嚷一回，倒也没有甚么可说；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无意识的举动，我们是不甘附和的。简单一句话：这‘双十节’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工友至少应该认识他一下才对。
说到这里必定有人以为奇怪，定会问到：‘国庆日岂不是已过了十次，难道现在才去认识他？’这却不然，听我细说。
大凡一个纪念，必有他自身的真正价值，换句话说：我们所纪念的日子，必定他实在值得纪念。如果他本身的价值于我们无甚重要，甚至于有害，我们反去纪念他，这不是很愚的举动吗？我们是工人，试想当年十月十日所谓‘革命’于我们有什么关系？一流士绅阶级个个存着功名利禄的心事，摇着革命的旗子，干他们自己的把戏，除却少数死事的外，一旦高官厚禄便什么都抛却了。他们的事业不过写了一块共和招牌，连清室皇帝的名号都没有动弹着；他们的伙伴大部分厚拥资财在租界内堕落，八九年刀兵水旱尽交给无辜的柔懦的同胞去承受。——然而这还不过就普通的情形说说，论到我们工界的事那更不消说得了：我们的罢工权，他们的法律承认了么？我们生活卑陷，他们行政上看到了么？大多数国家工人的参政权他们容纳了么？我们颠连困苦的境遇，是不是做了他们的牺牲？……不必细表，大家一想，便知道这流士绅阶级对我们的冷酷了。那么，他们的举动在我们看来，根本上已无甚价值，还值得去纪念吗？
回想今日以前，年年今日，我们每次都要加百十倍的痛苦，但是每次总有些虚伪盲从的庆祝，甚至全国烽火，军阀官僚私斗最厉害，人民被戮辱最残酷的时候，偏偏北京的长街马路还是满目‘普天同庆’，‘共享升平’的许多彩楼，这样无耻的行为，难道不是无聊的吗？是工人应该盲从的吗？
工友们呵！这不值得庆祝的纪念日，我们再也不要无意识的附和他了。我们倒要借着这个机会，唤醒同阶级朋友的觉悟，示威！反对！求我们的自身幸福，扑灭士绅阶级，解放全人类，才是我们正当的态度！所以我们希望全国工界同胞自此以后振奋，团结，发一个大誓愿，到明年今日至少要做到我们的事业一部分，要扫荡廓清十月十日的几条污痕，要重新估定十月十日的价值，这才是我们的伟大的责任。
进一步说：我们要将这类的纪念节的精神，完全改造（如法、美共和成立纪念日，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务使部落的化为国际的，阶级的化为平民的，暗淡的化为光明的，简单一句话：我们有一天要联合世界的工人，一脚踢翻现代恶社会的种种坏制度，建设劳动者理想社会，这便是我们理想中的大可纪念的日子了。”
《工人周刊》以通俗易解的形式，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如江囚（何孟雄）的《无产阶级战术》（第三十号），在分折了资本主义“营寨”赖以统治的基础，是“组织得很精密的”以后，接着肯定了工人阶级是人类多数，必胜无疑，但要战胜资本家只有联合起来，组织无产阶级自己的军队，进行阶级斗争，第一步，把国家变成无产阶级的国家，定出无产阶级的法律，剥夺有产阶级的所有权，工厂中一切的管理归工人自己去管理……。这种以马克思主义鲜明的阶级立场，对工人进行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思想教育，成为《工人周刊》的经常内容之一。又如江囚在第二十九号的《谁是工人之友？》一文中，教育工人在为自身解放斗争中，如何识别真假朋友，不致上那种打着工人之友的旗号，实际上却是资本家的走狗和暗探的当，只有象马克思、列宁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工人求解放的真正朋友。
《工人周刊》在积极宣传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建的必要性时，还翔实地教导工人如何按照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组成全国铁路总工会。
此外，《工人周刊》还辟有专栏《工人常识》，向工人教授文化、技术知识。《工人谈话》、《工人之声》专栏则直接刊载来自工人的要求和呼声。《工人周刊》当时已成为工人不可缺少的读物。
工人心目中的《工人周刊》
《工人周刊》自发行以来，倍受工人的爱戴和欢迎。各地工人把它作为自己的指导机关，成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代称。如在一九二一年陇海路罢工胜利后，陇海路工会致《工人周刊》社的函中称：
“……同人饮水思源，知道此次罢工的所以致胜，是由于各地的联络；但是联络的指导，则赖贵社的功劳，同人深感大惠，没世不忘！但是同人知识浅乏，以后究竟应怎样进行？千祈贵社不弃，时常指导！则同人更感激无量，此致大安——洛阳陇海路同人俱乐部启”。类似的函件，不遑悉举。
工人和《工人周刊》关系十分亲密，工人对《工人周刊》爱护备至，各地工人生活尽管十分穷苦，为了使刊物得以维持，不时捐赠款项，集腋成裘，三元、五元不等，补助刊物邮费纸费，一般我们都在《工人周刊》上予以刊载、鸣谢。《工人周刊》也不负工人愿望，如给郑州京汉工人俱乐部的复信（十九号）中重申“敝社当不畏强御，申张公理，拥护工人，特此奉闻。”它以实践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工人周刊》篇幅适度，文风最讲实际，体裁自成一格，长短不拘，其长文如江河，波涛滚滚，短文似剑光火花，笔触犀利，词旨明白畅晓，言简意赅，最能指导工人运动的斗争方向。
《工人周刊》每遇重要文章均经编委会成员集体讨论，然后才发稿。因此该刊文章在工人中极有威望，并受到各方赞誉，认为她“办得很有精神”、“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是全国劳动运动的急先锋”，是“为全国铁路工人谋利益的”。这些誉称，对于《工人周刊》是当之无愧的。
《工人周刊》社与劳动通讯社
一如前述，《工人周刊》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但是以《工人周刊》社的名义对外发行。一九二一年十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分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共北方区委也在这前后建立。一次区委会议上，决定扩大《工人周刊》的发行，扩大《工人周刊》社，凡是各地工会或工人愿意加入的，都可以成为社员，作为社的通讯联络员和经理发行人员。同时在《工人周刊》上发表启事如下：
“本社现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内容愈加扩充，并于介绍各地劳动界消息尤其注意，国内外同志如有以各该地劳动界新闻投稿的，毋任欢迎。”（第十二号）
这时的《工人周刊》已成为中共北方区委的党报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机关报了。不过对外则仍以“工人周刊社”名义出版。而“工人周刊社”也就成了北方劳动组合书部的别称。
《工人周刊》设有编委会，一九二三年前曾任过编委常委的有李守常、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和我，我担任主编。除上述诸人外，还有编委杨明斋、缪伯英、陈为人、吴汝铭、王忠秀、李梅羹等。发行部负责人刘伯青，成员有郝克勤、陈楚梗、舒大桢、李启元等。
在《工人周刊》编委会下附设有北京劳动通讯社。劳动通讯社在各地招聘有通讯员和特约记者，他们采集了大量的新闻报导，除部分供《工人周刊》选用外，还向国内各大报刊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等发稿。劳动通讯社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有王有德、高君宇、韩麟符、吴容沧、王儒廷、于方舟、黄璧成、缪伯英、李梅羹、黄绍谷、邓仲懈、梁鹏万、阮章、黄日葵，杨明斋、马素英、王立刚、王懋廷等。发稿负责人为刘铭勋。各地特约通讯员和记者有王英谐（台湾人）、李凤池、高步安、金太瑺、许兴凯、阮啸仙、赵醒侬、孟冰、李书渠、李树夷、席咏怀、唐橵等。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大”会后，我调往中央局常委工作，《工人周刊》交由吴汝铭负责。一九二四年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工人周刊》改为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刊物，归属中共中央铁路职工委员会宣传部。时我兼任铁委宣传部长，曾兼管过一段时间，编辑发行地点，亦由北京迁往当时铁总所在地郑州。后来，《工人周刊》于一九二六年改由李菩元任主编，编辑发行地点迁往天津。一九二六年北方局势益趋严重，大部分北方干部南下，《工人周刊》在一九二六年底停刊。
“劳动通讯社”后与《京报》合作采访，邵飘萍亲加指导，业务蒸蒸日上，邵于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被北京政府所杀，其“罪状”云：“邵振青勾结赤贼，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枪决，以昭炯戒。”故邵实为“劳动通讯社”而致死。邵既被杀，劳动通讯社被迫停止发稿。
《劳动界》与《劳动周刊》
《劳动界》周报创刊于一九二〇年秋，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主编为陈独秀，编辑有：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吴芳、李少穆、李震瀛、陈为人、袁笃实等。该报于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停刊，共出二十三期。因独秀于一九二〇年底已离沪去粤，所以未能继续出版。
《劳动周刊》创刊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廿日，由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编辑主任张国焘，编辑李震瀛、李启汉、李新旦、刘荩人、董锄平、汪洋、韦素兰、杨慧贞等。先是李震瀛为主编，一九二二年春李震瀛调来北方，改由李启汉主编。一九二二年六月李启汉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该刊亦于六月被勒令停刊。
有人说，《劳动周刊》被封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至北京，《工人周刊》改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刊物。实际上，《工人周刊》早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以前，即发表启事改为全国工人言论机关，远在《劳动周刊》查封以前，二者并无关联。另外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各地分部并无垂直领导关系，从未发号施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要管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工人运动，各地分部则受当地中共区委和中央领导。一九二二年六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已属名存实亡，以后只作为一种名义，用来对全国性工人活动发布文告而已。
《工人周刊》建刊时的主要编辑人员
高君宇——高君宇原名尚德，一八九六年生，山西静乐县人，山西第一中学学生，一九一八年进入北京大学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担任学会英文翻译组长，任《工人周刊》编辑。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日出席莫斯科远东大会，返回后担任北京《政治生活》周报主编，并加入书记部工作，自强不息，闻过必改，对工人革命有卓识，尝云：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使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他说：“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正确发挥政权作用更为重要，善于运用政权主要是珍惜人民权利。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消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否则彼此以诈伪相尚，革命便失去诚心，人民痛苦亦将原封不动。这样，以革命始必以反革命终，如此陈陈相因，实属出尔反尔，此与过去朝代更迭何异？何必多此一举。”因此，君宇痛恶一切偶像与专制。君宇在工作中废寝忘餐，为工人运动打头阵，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与“二七”斗争，曾为我著的《京汉工人流血记》写后序一篇，强调革命性的党的作用。后因积劳体弱，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以肠炎病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君宇自题像云：“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为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即此可以想见其为人。君宇去世后，其未婚妻石评梅（山西人，女师大学生）经理其丧事，葬于北京南郊陶然亭锦秋塾畔。一九二八年石亦病殁于京师，骈葬君宇墓傍。我于一九三一年过北京时往谒其墓，憩慈悲院，悼以诗云：
浩浩愁怀棘满园，
城南零落旧山川，
一腔孤愤双人冢，
寂寞寒烟又经年。
杨明斋——山东平度人，清代秀才，家贫，少时出国至海参崴作华工，俄国十月革命后，参加革命，徒步西行经黑河、赤塔至莫斯科参加工作，为苏俄党员。他曾向守常道及经历，守常大加赞赏，称他“万里投荒，一身是胆”。一九二〇年返国，初任国际代表翻译，继留北方，在济南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旋到北方区委工作，亦在《工人周刊》工作。杨时年已四十许，独身无家室，朴实好学，具工人本色，住北京地安门大街鼓楼福祐寺偏院，翻译著述所有收入除少数自维生活外，余数均作为党费交出，暇时为书记部同志讲解俄文语法课程，炕头中西书籍散乱。他无嗜好，所著《评中西文化》一书，蜚声国内，其书内容分四卷十六章，一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二评“先秦政治思想史”，三评“农国辨”，四总解释。全书主要在解析中西文化之由来及其社会进化史之结果，并说明中西政治、经济民族性格不同之所由然。
明斋平日自甘韬晦，埋首革命，后来不知所终。
云南三王：王复生——字儒廷，原留学越南中学，后来返国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深邃于法国文学，主持法文翻译事。其弟懋廷亦在北大法文系。一九二六年任黄埔政治教官，后改名王德三，任云南省委书记。又一九二一年王有德亦为《工人周刊》工作，自称：“拙有余而巧不足”，主持德文翻译组，对一切新要求有从头来的勇气，初进北大时欲习德国文学，但德文无根底，他遂从头学习德文。以上三王均云南人，即所谓夜郎三王，擅长文字，醉心民主，均长期在北方党报工作。
[1]《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一文中提到此事，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文件》。
[2]据现保存的稍早一期第12号，按日推算，若不脱期，约在七月下旬，但当时由于种种原因，脱期是经常的。据《共产党》月刊第6号（1921年7月7日）报导：《工人周刊》已出六期，按此推算，当在五月中旬，但该刊本身已是延期出版了。 |
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
《椿园载记》
罗章龙
三联书店1984年版
自序
一、新民学会
二、北京大学
三、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四、“五四”运动
五、曦园
六、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七、北京中共建党小组与社会主义青年团
八、“亢慕义斋”及其活动
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
十、中共北方区委
十一、中共北方区党报——《工人周刊》
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十三、东方民族大会
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十八、“二七”大罢工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
尾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尾声
1927年4月6日清晨，当时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派遣大批的宪兵、警察到北京的使馆区。根据西方和日本驻华使团的事先安排，张的部队和警察顺利通过使馆区大门，直趋苏联使馆内的兵营。他们包围、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机构，查封了所有的文件，逮捕了大约一百名俄国人和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
接着，北京政府发出官方通告，指控苏联驻华使馆违反外交豁免权，为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李大钊）提供避难所。但是，这种特殊的指控缺乏足够的证据。中共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勉强地承认李被迫在苏联使馆寻求庇护，并且说李被捕前曾“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继续领导北京党组织的活动。共产党的活动分子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内的兵营里与他会面，他就住在那里。有时，李还秘密进城在会议上发表演讲，参加地下党组织的活动。
李大钊的长女星华曾经记述了她父亲被捕和遇难的事件经过。她回忆道，事件发生以前就有了危险的先兆，在她家遭洗劫前的几个星期，张作霖已经派特务在她家周围活动。4月初，她家的两个工友冒险进城买东西没有回家。这时，大家都想他们可能被捕了，全家充满了忧虑的气氛。“几天以来，也常有父亲的朋友们，偷空来劝父亲离开北平；父亲对他们的劝告，反倒不很注意。母亲当然时时为父亲担着一份心，……但是，这对父亲也是毫无效果的。”[1]
星华回忆说，4月6日早晨，她正坐在外间屋的长木椅上看报，父亲在里间屋伏案写作。突然，她听到枪声，连忙跑进屋里。父亲要她不要害怕，迅速从抽屉里取出一支左轮手枪。
“一会儿，外面传来一阵沉重的皮鞋声，迎接着这响声，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我没有哼气，只是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亲。
“‘不要放走一个！’粗暴的吼声在窗外响起来了。
“那穿着灰制服，长筒皮靴的宪兵们，和穿便衣的侦探，以及穿黑制服的警察，一时蜂拥而入，挤满了这间小屋。他们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每人有一支手枪；枪口对着我和父亲，发出无情的冷光。在这许多军警中间，我发现了前几天被捕的那位工友阎振，用小白绳给牢牢的拴着胳膊，被一个肥胖的便衣侦探，像牵一匹狗似的，毫不放松的拉着；从他那向两边披散着的长发间，露出一条苍白的脸来。一看便知，显然他是受过苦刑的，他们把他带来，当然是叫他认人的。
“那粗大身格，满脸横肉，有一双阴险眼睛的便衣侦探指着父亲，向阎振问道：
“‘你认识他吗？’
“他只简单摇一摇头，表示不认识。
“‘哼，你不认识吗？我可认识他呢！’他在狡猾的冷笑着，又郑重的吩咐他的左右：
“‘看好，别让他得空自杀，先把手枪给夺过来！’
“他手下的那一伙，立刻把父亲的手枪夺过去了。随后，很仔细的在父亲身上搜了一遍。父亲是永远保持着他惯有的严峻态度，没有向他们讲任何道理，因为他明白，对他们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在残暴的斥叫下，父亲束手受缚，我眼看着他们把父亲拖走了。我当然也免不了要被那群暴徒们牵走。”[2]
同一天，李大钊的夫人和次女也被逮捕，关押起来。10天以后，星华和她的母亲、妹妹被带到法庭，在那里，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李大钊像往常一样，身着传统的灰色学者长袍。法庭审讯之前，李恳求法庭释放他的妻女。他说，他的妻子是一个纯朴的乡村妇女，两个女儿年幼无知，都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于是，法官立刻命令把星华和她的母亲、妹妹押回监狱。
大约两个星期以后，李大钊的夫人和女儿在牢里感到十分虚弱，命运未卜。结果在4月28日晚上她们终于被释放。第二天，她们从报上得知，父亲与另外19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于昨日被处以绞刑。
李大钊被害的消息传开以后，各界人士无不愤慨，强烈抗议奉张的暴行，报纸也普遍谴责奉张的罪恶行径。北京政府害怕李的葬礼会变成反政府的示威活动，拒绝把李的遗体交还给家属，暂时停放在一所寺庙里。4年以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代表李夫人介入此事，政府才准许为李大钊举行正式的葬礼。葬礼期间，张作霖在1927年所担心的政治动乱终于发生了。下面是当时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新闻报道：
“已故的前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袖李大钊的葬礼昨日清晨变成激进的示威活动，导致40名学生被警察和宪兵逮捕。
“大约有700多人，其中多是学生和工人加入送葬队伍，他们从宣武门外的一所寺庙出发（自从李在1927年4月被张作霖处死以后，他的遗体一直停放在那里），当灵柩到达市中心的西四牌搂时，为了作街头公祭，32个抬棺人停了一会儿，一时间这里围观的人越聚越多，人群拥满马路，各种车辆全都断绝了往来。这时，一些激进的学生高唱国际歌，散发传单。
“警察和宪兵立刻进行干预，企图阻止学生们的行动，但学生毫不畏惧，根本不理会他们的警告。在冲突中大约有40名学生被捕，其余的人得以幸免。20名学生被带到警察局，其余的人被押往宪兵司令部。后来，送葬的队伍继续护送灵柩去西山。下午，在那里举行了葬礼。
“已故领袖的朋友和崇拜者送了各种各样的挽联和祭文，一个名叫山田的日本人送的祭文上写道：‘李大钊同志，我们敬爱的无产阶级领袖和导师，虽然你的遗体很快将被埋葬，但你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你流的血已经成为我们行动的力量源泉。大钊同志，安息吧！我们决心战斗到挣脱枷锁，获得自由为止。’一位朝鲜共产党人送了一副用朝鲜语写成的挽联。”[3]
1951年，在中国发现了李大钊被害的线索。香港《大公报》刊登了由沈阳发回的一条电讯说，从事反革命活动的赵玉书被逮捕，由此发现了罪犯“过去所隐瞒的一段罪恶历史。1927年，他曾担任张作霖的上尉副官，率领大帅府的40名士兵，逮捕了我们的革命导师李大钊和另外20个人。罪犯是第一个绑李的人，在李向法官据理力争时，他竟拉紧绳索，用拳头打李。……他还扒掉李的衣服，抢走李的钱。……罪犯已被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并于1951年2月22日执行死刑。”
尽管当张作霖命令对李大钊施以绞刑时，李年仅38岁，但是他的命运似乎比他的朋友和同事陈独秀的命运更少些悲剧色彩。他们在一起共同战斗，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陈避开了1927年的绞索，但以后的岁月充满着沮丧和挫折。他要对导致1927年中共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过失负全部责任。由于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被免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两年以后，他又因有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之嫌被开除出党。又过了半年，他被投入国民党监狱。1941年，他死于癌症。陈独秀是一个典型的悲剧性、幻灭性人物，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他仍旧徒然地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其前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主义信仰结合在一起。
虽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公认的领袖，共产党人宣称是这场运动的合法继承人。但在中共的史书当中，他在那一时期的作用完全被忽略了，他的名字出现时，通常被作为“大叛徒”的象征。垄断现代中国政治的两种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之间，既没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地位，也没有积极的自由主义运动的地位。而它们本来可以在陈独秀活着的时候为他提供一个政治避难所，或者在他死后提供他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发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的真实记录。
不可能有人知道，假如李大钊还活着，他会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发挥怎样的作用，也没有人敢肯定，像后来共产党的历史记载中所宣称的那样，李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是高呼“共产主义万岁”。但是在有限的范围之内，据我们所知，在他牺牲时，头脑中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不可动摇的。无论是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动荡的早年，还是在1927年的灾难之年，李大钊都在为自己1919年开始革命生涯时所建立的革命目标而奋斗，他曾经表示：“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4]
今天，在中国，李大钊被誉为最英勇的革命烈士。在共产党的历史著作中，他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真正领导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在这些著作中，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被夸大了，以至于有失历史的真实。尽管在最近的一些著作中，当涉及到对他的评价时，他没有能冲淡毛泽东的光辉。应该说，对李大钊的赞美与对陈独秀的诽谤，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了寻找英雄与异教徒这种政治上的需要。由于李是革命的唯意志论倾向和民族主义冲动意识的先驱者，这两者始终支配着作为马列主义翻版的毛主义。而陈代表着国际的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势力，这种势力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将逐渐消亡。
目前，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倾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源于李大钊的思想和著作。因为要让那些自称自己在理论上已经做了历史的、普遍的正确创新的人承认思想上受到别人的恩惠，那是很不情愿的，即使在他们充分意识到这种恩惠时，也仍然如此。然而，问题本身似乎是完全可能的。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先生对毛泽东思想发展所做的优异研究当中认为的那样，青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受益于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李不仅在1918至1919年冬向毛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毛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员），而且还向毛讲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以及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因此，毛泽东很可能受到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中所夹杂的民粹主义观点的影响，特别是李在1919年曾经向年轻的知识分子发出强烈的号召，要求他们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为农民的解放贡献力量。1925年，毛重新发现了农民，但正像施拉姆所指出的：“李大钊很可能在1919年就开始走上那条重新探索的道路。”[5]
在1919年中发表的青年毛泽东的早期政治性著作中，他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布尔什维主义等问题上都同他的师长的思想发生了共鸣。他们都认为，整个中华民族是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的统一体，要相信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坚信，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伟大的，未来是繁荣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将成为席卷全球的伟大潮流。这些都是毛在1919年从李那里接受的观点。此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紧密地遵循李大钊所提出的原则。无论是屈服于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法则，还是最终放弃这一法则，他们都相信人的意愿和觉悟是塑造历史本体的无穷的力量。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限制直接革命行动的机会。事实上，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客观先决条件的真正缺乏似乎要求中国人不断地发挥实现这些先决条件的巨大力量，而且把这种条件看作是使中国能够更迅速地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前进的有力条件。
李大钊和毛泽东都认为，有必要找到客观的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理想的主观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历史唯物论，他们都确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但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根本不是以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作用充满信心为基础的。相反，他们完全信赖人产生的现实内在的主观力量的能力，即李大钊所主张的，在中国已经过几个世纪积累的“过剩的人的能力”的巨大宝库。思想、意志以及人的自我觉悟将真正决定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种由民族主义的冲动所激发的能动的、唯意志论的冲动，甚至于反过来又增强了民族主义的冲动。对于毛泽东和李大钊来说，他们最关心是中华民族的救亡和再生，但这将是社会主义的再生。尽管中国处在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却不允许它落在历史的进步发展之后。要实现这种再生，不仅要接受而且也要改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改造过程中，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包括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内容代之以救世主的民族主义形式的内容。这种民族主义认定，中国不仅完全有资格加入到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当中，而且她在世界革命中注定要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李和毛关于中国的再生的设想中，革命的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成为支持这种设想的两个不可分离的因素。虽然他们相信这种再生要以人民的力量为基础，特别是要以那些将根据从西方传来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价值观书写新的中国历史的青年为基础。但是，这种对旧中国传统价值观的真正厌恶又伴随着一种眷恋传统的民族主义感情，以及赞美中国历史的骄傲情感。
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也反映在他们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上，这一理论同政治实践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李还是毛，他们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然而，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比根据客观社会阶级标准为基础分析政治形势的需要更多的斗争观念。“无产阶级觉捂”比无产阶级自身更重要。由于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中国“无产阶级”所处地位的优点，李大钊明确地把“无产阶级”的内在觉悟赋予整个中华民族。这种思想在毛泽东的文章中也有反映，在他的这些文章中，其主要兴趣并不在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而在于中华民族同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观点不仅反映了对历史的经济力量的唯意志论的急躁情绪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冲动（即使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放弃中国社会唯一进步的社会阶级的意愿。这个阶级是仿效西方的偶像形成的，而不是扎根于广阔的革命的“民族”土壤。
大概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直接导源于李大钊，如果没有李，毛也完全可能产生同样的思想，走上同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道路。然而，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浸入中国社会产生了特殊的思想、理论倾向，这些倾向与中共推行的政治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27年以前的几年，李和毛的政治观点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这中间尤以政治与思想意识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李那样，毛热情地而不是勉强地支持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因为他完全寄希望于全民族的革命力量，而不只是单独的社会阶级。最终，李和毛都放弃了特殊的统一战线，参加和领导发动农民的斗争，着手组织农民暴动。20年代中期，毛大概不依赖于李的政治领导，但却依靠李在1919年的理论的指导。但是，他们拥护根据相似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设想所制定的相似的政治战略。
1927年以前，中共革命战略的两个基本要素是统一战线、农民革命，后者尤其重要。在此基础上，中共最终取得了胜利。在运用这些基本战略的过程中，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特殊的创新，这些创新，又为中共的成功提供了保证。正像研究者经常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创新是成功的，但毛的真正创新在政治战略和策略领域，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作为这些创新的先决条件的思想、意识因素往往被人们忽略了。在中国，共产主义以农民武装暴动的形式出现（事实完全如此）并不是预先规定的。假如我们设想20年代中期兴起的农民起义完全是自发的（这是错误的历史设想），在纯粹农民自发性基础上，而不是在理论观点和理性倾向上赞美农民的造反力量、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战略；那么，恐怕有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接受这种可能性，而有些则不能。
李大钊之所以想放弃西方城市和无产阶级对中国农村的影响的原因和理由，也同样适用于毛。在巧妙地运用群众运动的组织手段和方法上，毛是列宁主义的小学生，他比李更关心维护出现的正统理论。然而，从根本上讲，他和李一样，都对马克思主义作出唯意志论的解释，怀有民族主义的感情冲动，思想上受民粹主义观念支配。这些理论要素构成毛主义农民革命战略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
当然，有一种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特殊决定论变体倾向于把中共看作不过是巨大而深厚的社会力量手中的玩物。对这种“科学”理论的实践者来说，在研究当中，科学似乎无足轻重；因为他们相信，不深入到创造历史的人的思想感情，照样可以进行历史分析。对他们来说，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民族主义因素可能与共产党浸入乡村所发生的作用毫无关系。然而，那些到乡村去工作的共产党员在离开城市之前都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渴望。事实上，在农民身上具有特殊的民族主义天性，乡村的环境无疑又增强了农民的民族主义。但共产党员在改变中国农民内在的排外感情，输入真正的民族主义情感方面并未发挥重要的作用。“群众民族主义”有时并不是从乡村的基本力量——农民那里表露出来，最终传达到毛和他的同事那里的。准确地说，民族主义是由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根据其主观意愿塑造历史的杰出人物从外部灌输给农民的。
李大钊没有活到亲眼见到他所开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但是他所建立和倡导的理论指引着他的后继者取得了这一胜利。他几乎从没有对毛泽东提出的非正统战略表示过疑义，因为他奠定了发展这条战略的基本路线。他可能没有看见他曾经设想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将带来的共产党中国“真正的人生”。但是，中华民族的再生与中共政权的建立足以使他感到欣慰，因为“少年中国”之再生的观念始终是他整个世界观的真正核心和感情寄托。
注释：
[1]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15—16页。
[2]李星华：《十六年前的回忆》，《中国共产党烈士传》，东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17—18页。
[3]《华北明星报》〔NorthChinaStar〕，天津，1931年4月25日。
[4]《李大钊文集》（下），第118页。
[5]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纽约：普雷格出版社，1963年，第14—19页。 |
第十一章农民革命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十一章农民革命
尽管李大钊或许是最早主张同国民党结盟的共产党人，但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也正是他率先放弃了这项主张。可以说，放弃国共合作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李大钊在政治上的失算。其原因在于，他所规定的国民革命的目标已经远超出了国共合作所能承担的限度。但是李大钊放弃国共合作的直接原因恐怕源于中国北方特殊的政治形势。
19世纪20年代，反动的北洋军阀集团控制着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和北京。在这里，不仅共产党的活动处于隐蔽状态，就连国民党也难于发展，尤其是那些倾向于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员，更禁止他们的活动。在北方的国民党组织中，右派占据着绝对优势。国共合作的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一经批准实施，就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坚决反对。因此，北方与南方不同，北方的共产党只能和少数国民党左派结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而在南方，国共两党既贏得民众的支持，又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
毫无疑问，北京共产党组织自身力量的薄弱，是由于国共合作政策在北方贯彻不利所造成的。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使得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工作陷入严重的混乱。自此，党组织的活动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党不仅失去了其组织基础——无产阶级，而且党组织本身也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局面，即使是零星的活动，也随时会遭到镇压。因此，为了躲避北洋军阀的镇压，李大钊在迁徙中渡过了他一生最后四年的大部分时光。
1924年1月，李大钊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从广东回到北京，北洋军阀政府便发布了逮捕他的命令。为此，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到距北京150华里、地处河北东北部的昌黎五峰山避难。在那里，他在大女儿星华的陪伴下，在一座寺庙中住了三个星期。据说，在此期间，李大钊花了一部分时间，写了一些具有中国传统儒家风格的诗。回到北京以后，他的情况仍然异常危险。1923年6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秘密前往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假扮成商人，乘火车和大车，取道蒙古进入苏联边境。他在苏联逗留了约六个月。在此期间，他写了大量赞美苏联社会生活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上海的《国民周报》上发表。
1924年12月，李大钊再次返回北京。当时，北京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是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得到苏联给予的军事援助，发动了“北京政变”，废黜总统曹锟，建立了政治上较温和的段琪瑞政府。基于冯玉祥“国民军”的出现，在1925年，北京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复苏。但是，尽管反共的气氛暂时有所缓和，共产党的活动仍受到周围环境的严格限制。与南方和中部地区相比较，在北方地区，还很少有产业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迹象。而在上海，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事件，由于英国警察枪杀20名示威学生，直接导致了城市工人阶级的武装反抗。而且，从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共合作在南方达到了全盛时期，无论其本身的力量，还是发展的趋势都向更激进的方向发展。相反，在北方，国共合作正受到来自于强烈反共的“西山会议”派的严重破坏。当时，“西山会议”派的势力正试图控制北方的国民党组织。
1925年，李大钊的活动也反映了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薄弱。尽管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经为国民革命规定了更为激进的目标，他在北京继续培养数量极少的党的追随者，还派党员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却很少忙于具体的革命事务。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关心着国民党的党务，对于孙中山为使中国重新统一，通过召集国民大会而做的种种努力非常感兴趣。他试图进一步保持共产党与在北京建立的任何国民党左派团体之间的工作联系。同时，他还充当了冯玉祥与加拉罕之间的中间人，协调二者的关系，后者是苏联驻北京政府的使节。
李大钊的激进理论主张与其未能持续很久的温和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由于1925年1月孙逸仙使团赴京的失败，3月孙又在北京病逝，1925年下半年，冯玉祥的势力倒退，倒向北洋军阀。这样，北京的共产党人又一次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在冯玉祥国民军的暗中支持下，段琪瑞政府确定了反对国共两党的政治目标，共产党的活动再次列入政府的镇压之列。此外，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病逝以后更加紧进行活动，巩固他们在北京的国民党组织中的支配地位。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公开要求结束同共产党人的合作。据国民党的记载，1925年底，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会议，解除了李大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因此，1925年11月，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向在上海的党中央报告称，“几个月来在北方国民党中反动的空气非常浓厚”[1]。
由于统一战线被削弱，使得共产党失去了任何真正的同盟者。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面对着处于完全敌对的军阀政府的镇压，到1925年底，北京的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党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仅限于在北京大学的学生和肄业生中进行活动。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限于孤立，又一次成为主要的危险，这正是李大钊在1919年初所最为担心的事情。像在1919年所做的那样，为了摆脱这种困境，李大钊把目光转向农村，注视农民的反抗斗争，力图将知识分子的斗争和农民的斗争联系起来。
《土地与农民》
1925年12月30日至1926年2月3日，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上发表了题为《土地与农民》的长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试图把农民革命的力量看做是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群众基础。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生涯的早期阶段，他把中国农民的解放看做是中国的解放，号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如今大约7年已经过去了，在这7年间，他很少评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这也许是因为，在他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理论体系中，农民的作用、倾向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压倒优势的国家，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在李大钊看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反抗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必须依靠农民，农民在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马克思、列宁都没有估计到。此外，李大钊一直存在着厌恶城市的情绪和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影响到他对中国无产阶级的认识。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李大钊对中国农民寄予厚望，对乡村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
然而，在1920年至1925年期间，关于农民问题，他并没有做过多的明确的评论。为数有限的几篇文章也没有背离正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1921年，李大钊在追溯了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后曾经写到：“实际上，没有农民参加革命运动。俄全国人口有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是农民。农民不满意他们的境况，但他们除了土地的改革，种植的改良，稍微留心以外，旁的事全不管。他们有时候也不恨皇帝，可是有反对大地主资本家的……俄国改造社会的使命，就在少数的智识阶级肩上负着。”[2]1923年1月，李大钊在分析农民为何对待社会革命持犹豫的态度时指出：“农民渐富，他们都不愿牺牲他们偶得的富裕。”[3]
当然，以上这些论述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李大钊对待农民问题所持的态度，他是否仅仅是在简单地重复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革命能力始终抱有的怀疑。在这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在上面两段论述中，李大钊都没有涉及中国的农民。第一段，他讲的是俄国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在第二段中，作为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注释，他只是一般地提到了农民。应该说，直到1925年底，李大钊可能从没有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潜力产生过任何怀疑。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他又重新详尽阐述了他早在1919年就形成的富有民粹主义精神的观点。
与李大钊后来在1926年对农民革命发出的激进号召相比较，《土地与农民》则显得相对温和一些。这篇文章用了很大的篇幅对周朝以来的“均田制”做了历史的考察，并且对现代的土地占有状况以及农民的生活做了详尽的分析。如同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他特別注意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他强调，这场农民起义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新时代的开端。他还认为现代农民起义愈演愈烈不仅是由于农民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压迫，而且也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直接后果。孙中山的共和政权曾积极贯彻“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但没有成功。因此，农民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依靠“现代中国广大的工农阶级革命力量”。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则必须在“耕地农有”的口号下进行。[4]
在写《土地与农民》时，李大钊仍然认为，在巩固广东国民政府、完成民族革命大业的过程中，农民革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第一位的。他预言道：“如果能够把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众组织在一起的话，那么，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为期不远了。”然而，这些迹象表明，他对农运的看法已经开始超出统一战线所规定的限度，背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革命能力的估价。一年以后，1927年2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李大钊明确地指出，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农民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5]
如果必须有农民的参加，国民革命才会成功，那么，应该如何组织农民？农民革命怎样进行呢？首先，李大钊认为，乡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必要的。长期以来，“乡村中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仅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6]农民革命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不行：“非由贫农、佃农及雇工自己组织农民协会不可。只有农民自己组织的农民协会才能保障其阶级的利益。”[7]
尽管共产党员要到农民运动中去开展工作，帮助农民建立农民协会。但李大钊的视线主要集中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民协会。他指出，在北方诸省，农民本能地意识到，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军阀土匪扰乱活动”，“组织农民自卫军是非常必要的”。[8]河北、热河、山东、河南等地相继发生了反抗奉系军阀统治的“民团运动”。奉系军阀崩溃以后，“各处的民团运动一时呈出极盛的现象。”除了农民自卫军这些新式组织以外，像哥老会、红枪会这样的组织实为中国传统农民自卫组织的复兴。[9]
既然广大农民能够自发地组织自己的武装，举行武装起义；那么，共产党员在农民革命中怎样发挥他们的作用呢？李大钊认为：“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知利用农闲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需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10]
到1925年底，在中国共产党内，对农民的革命潜力发生兴趣的，已经不止李大钊一个人了。1925年初，前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他的故乡湖南组织了农民协会。在此之前，另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彭湃已经在广东进行了组织农民运动的尝试。到李大钊写《土地与农民》的时候，广东的农民运动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922年，在共产国际做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估计以后，迫切需要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和研究。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都开始注意农民问题。到1926年，由于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动，农民运动走向高涨，农民问题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它已经成为共产党战略、策略的重要组织部分，并且在党内引起争论。尽管大多数共产党员都不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着某些作用，但是，对于如何估价这种作用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陈独秀与瞿秋白论农民
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公开化主要涉及到瞿秋白和陈独秀关于革命领导权的分歧。这一分歧的主要理论问题是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李大钊在世时，陈独秀和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在党内占（尽管不是完全的）统治地位，并且反映在党的政策上。
如前所述，与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有着显著的不同，陈独秀是带着强烈的反传统色彩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他最痛恨的莫过于被传统牢牢束缚的农民身上所表现的愚昧和落后。虽然他对大多数农民群众的悲惨生活寄予同情，但他却无法理解，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最落后的这部分社会力量竟能在社会改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在1919年李大钊发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倡议时，他不屑一顾。1920年，陈独秀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像很多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现代西方文明中最先进的思想文化。他认为，在政治上，落后的乡村必然要依附于先进的城市，城市无产阶级和城市资产阶级将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主宰力量。
1923年7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了最新指示，从战略上要求中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绝不能忽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陈独秀勉强地承认，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革命“不能忽略农民的力量”。同时他警告，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大多数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在乡村发动农民进行革命绝非易事。[11]几个月以后，陈独秀又对农民的革命力量表示怀疑。他在评价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时指出：“与农民的力量相比较，资产阶级的力量更集中。”他承认，这种革命必须要贏得农民的支持才能形成群众运动，但是，对这种可能性他并不乐观：“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他还认为，“农民的私有观念极其坚固”，假如与他们的利益发生根本冲突，要他们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无地的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心理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于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12]
陈独秀对于农民的革命作用所做的悲观估计在逻辑上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所做的分析大体上是一致的。1923年，他在接受国共合作政策的同时，也接受了如下观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场革命的胜利者将是民族资产阶级。农民仅仅是作为城市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追随者参加革命，农民运动的要求只能被限定在改善农民现有的经济条件的范围之内。陈独秀还预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以后，将有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将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乡村中的发展和农业无产阶级的产生，以及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因此，随着城市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开始，乡村中社会革命的条件将逐渐成熟。在革命进程的最后阶段，农民革命将再次成为城市政治发展的附产品。诚然，“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需要获得农民的同情与支持”，但为了有效地进行革命斗争，由强大的无产阶级作为主要力量是必不可少的。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依然根据这些相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来分析中国的政治现实。在他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构想当中，无论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农民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
从瞿秋白在1927年对陈独秀忽视农民的革命潜力所做的激烈谴责来看，我们惊讶地发现，瞿秋白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与陈独秀出于同一理论体系。1923年，瞿秋白在一篇同立宪派章士钊就土地问题论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经济关系在性质上已经资本主义化，中国正在迅速地转变成为“商业资本主义国家”。瞿秋白坚定地表示，“依历史的逻辑”，中国“正由宗法式的农业国向商业工业国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是被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所制约的消极力量。“中国不但早已非农业国，而且政治运动之中已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混流并进的现象。”[13]他指出，如果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会从农业方面开始，那将是不可思议的。瞿秋白和陈独秀都把城市资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看作是社会革命中仅有的两支社会力量。
1925年—1926年，各地的农民运动的发展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决定都使用了更为激进的术语。然而，正像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始终服从于斯大林的错误理论，斯大林最关心的是维护同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那些表面上似乎激进的政策完全被他们在国民党的权威下订立的契约所限制。斯大林公开发布命令，国民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而且这个党在农民运动中至少占有名义上的优势。这意味着共产国际代表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必须注意防止农民采取过于激进的行动促进农民革命、破坏统一战线。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第三次中央全会，着重解决日益髙涨的农民暴动所引起的问题。会议认为：“各地的农民运动都存在着越轨行为，口号和行动都是极端左倾的。”据此，中央委员会开始着手控制各地的农民运动，减弱它的革命性和独立性，并且以“我们的政策不是要孤立农民”为托词，号召组成有半自耕农、雇农、农业工人、佃农以及小地主参加的、反对“反动的大地主”的统一战线。同时，要求“那些尚未积极从事压迫农民的活动的大地主”完全保持中立。显然这是贯彻一种温和的统一战线政策，它表明：“不可有常备的组织，因为有了常备的组织，便免不了因权力关系而时引起与各方面的冲突（如地主民团驻防军……等）。”[14]要禁止建立农民武装，因为“素无组织训练的农民，在有了武装之后，很易发生超出于客观限度以外的行动”[15]，其后果不堪设想。
会议还认为，像红枪会那样的传统的农民秘密结社组织的活动值得警惕：“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红枪会的指挥权，常常落在土豪手中，变成土豪利用的工具。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又常常成为土豪最得力的基本群众。”[16]尽管中共中央勉强地承认北方的红枪会运动是“民族革命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但经过慎重研究所做出的决议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红枪会与其说是农民运动的宝贵资源，还不如说是农民运动的危险所在。出于现实的需要，或许可以暂时利用红枪会，但中央经常告诫在农民运动中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注意控制和改造红枪会，尤其是改造它的反动性，“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17]。
当然，现实的群众运动缺少激进色彩，总会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感到棘手。尽管党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用激进的政治术语所修饰，但7月中央全会限制和禁止农民革命自发倾向的意图仍旧是十分清楚的。决议中有些内容的确给在农民运动中从事实际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决议指出：“对农民要求，当设法知道，设法提出，有时客观环境不能提出时，亦当详为解释，并慰勉他不要丧气，切忌简单的将其压下。”[18]后来，1927年3月，几位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在向国际的报告中公开透露了党的农民政策的基本内容：“镇压乡村斗争与阻止一般的农民运动这个旧路线，仍旧当令。……对于农民运动的恐惧，存在于党内，而且至今还存在着。”[19]
目前，没有材料证明，在1926年至1927年初，无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他们曾对限制农民运动的官方政策表示过任何真正的非议。事实上，陈独秀从未完全接受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他不同意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共产国际担心，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将会无形中破坏国共合作。与此相反，陈独秀恰恰是根据他的正统马克思观点来贬低农民革命作用的，他极力维护城市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政党的一致性和纯洁性。尽管如此，即使有不同的看法，陈独秀还是完全服从共产国际关于限制农民革命的政策。
陈独秀与瞿秋白关于农民问题产生分歧大概要追溯到1927年。当时，瞿秋白想尽可能利用农民问题攻击陈独秀的领导权。如果瞿秋白想这样来证明他对国际路线的忠诚的话，那么，他却没有能证实他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以及对农民的态度与陈独秀相比究竟存在多大的分歧。即使他在1927年对陈独秀进行攻击时所做的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貌似激进的建议在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付诸实施，这些建议所带有的激进色彩也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尽管客观情况证明这些政策越来越难以实施，但瞿秋白仍然坚持他的意见。1929年，当城市的工人运动实际上已经处于低潮时，瞿秋白写了一篇关于农民问题的长篇论文[20]，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坚持农民革命必须接受城市无产阶级的领导。他认为，为了保证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城市的工人组织要同农民组织结成“兄弟”关系。同时，他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指出，党内存在的忽视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民粹派”倾向是十分有害的。
总之，与陈独秀相比，瞿秋白或多或少承认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从属地位。他们都把城市无产阶级看做是中国革命的真正动力和领导者。在这方面，他们的认识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也反映了在毛泽东担任党的主要领导者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
尽管李大钊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但他没有出席在1926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全会，也没有就党对农民运动的决议发表评论。当时，北京的政治状况异常险恶，他正隐居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内，躲避北京政府的追捕。从1925年底起，共产党与段琪瑞政府的关系日趋紧张。1926年1月，冯玉祥宣布下野，国民军一军暗中支持段琪瑞，从而导致共产党与北京政府发生了公开的冲突。1926年3月17日，共产党与左翼国民党人组织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拒绝执行在义和团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拆除国民军在大沽的炮台。而段琪瑞政府已经准备接受帝国主义国家就此发出的最后通牒，他们派军警驱散请愿队伍，致使数十人受伤。第二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天安门组织群众示威，以抗议政府的罪恶行径。当示威者（大部分是学生）行进到执政府时，遭到了军警的野蛮镇压，造成40多人死亡。李大钊以个人名义参加了示威，头部受了轻伤，好容易才摆脱了军警的追捕。
这次政治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之为“3·18惨案”。惨案发生以后，段琪瑞政府通缉逮捕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示威组织者。这样，很多北京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相继离开北京，前往南方。然而李大钊却留在北京，在苏联大使馆避难。在他牺牲前的最后几个月，他和他的夫人及孩子们一直住在大使馆内的一所房子里。据说，他在那里仍然尽自己的最大努力领导北京共产党组织的秘密活动。
1926年的“3·18示威”是北方地区国共统一战线的最后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动。此后，国民党左派在北方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了，而共产党的组织也陷于混乱。在这场灾难以后出现的唯一有希望的迹象是，农民革命的战斗性有所増长。在中国南部和中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1925年，在北方各省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南方，农民协会团结领导着农民革命的力量，这些农民协会最初是由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它们深受共产党的影响。在北方各省，共产党员参加农民运动，1925年，李大钊曾经派出大批干部到乡村去工作。但是，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带有更多的自发性，原因在于，其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农民传统的秘密结社，而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协会。
到1925年底，李大钊已经把注意力转向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3·18”以后，他将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农民暴动。1926年夏，在他发表的最后一篇题为《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的政治论文中，表达了这种愿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公开阐明了对中国革命应当遵循的发展进程的看法。与六个月前写的《土地与农民》相比较，文章透露出更为激进的情感。在那篇文章中，他一直十分关心广东国民政府如何发挥农民运动的作用。而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全被农民革命的自发力量所吸引。最初，他曾经号召在北方建立类似南方和中部各省已经建立的农民协会，而现在，他的目光则完全集中于通过北方各省现存的农民团体——武装的农民秘密结社来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
李大钊在1926年所写的文章充满着对农民的信任，他相信，农民自己有能力实现革命的目标。他指出，乡村是革命的策源地。“可以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这样的农民运动中形成一个伟大的势力。”[21]李大钊毫不隐瞒他对武器的热情，他预言：“红枪会采用现代新式的武器，这一个事实，将要在中国农民武装自卫运动史中开一新纪元，可以说这是中国农民运动的一大进步，同时亦可以认作乡村中少有产者起来反抗兵匪一个表征。”[22]他坚信，只有把农民武装起来，才能消灭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最终结束中国的政治分裂：“河南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国民二军的军阀势力，陕西的红枪会可以消灭刘镇华的军阀势力。”[23]农民革命武装胜利的最大障碍是农民的分裂和武装的农民组织被军阀利用。“同一农民，守着他的阶级，则可以战胜一切军阀。”[24]
李大钊认为，要实现农民的团结，用阶级的力量吸引那些正在为军阀服务、尚在军阀营垒中的农民是绝对必要的。这种召唤必然会引起共鸣，因为“农民的乡土观念颇含有其阶级觉悟的质素，农民不忘其乡土，便是没有忘了他的阶级，即在军队中的农民似乎亦还没有完全与其阶级断绝关系。”所以，农民运动“不但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用他的阶级的力量召还军阀营垒中的农民，使之回到他们的乡井，保卫他们的闾里，这样子不但可以增加农村的壮丁，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25]
李大钊认为，农民运动的力量并不完全限于夺取反对军阀的武装斗争的胜利。农民自己还有能力掌握和管理社会机关，武装的农民结社可以成为新的政治权力机关的核心。他说：“山东汶上、宁阳的红枪会据城七月，所住的地方都是庙宇学校公共机关，所吃的东西都是自己携带的大饼馒头，丝毫不扰及人民。洛阳的红枪会，当冯毓东为警备司令时，在城内清街查匪，在城外保护行旅，均是红枪会负责，并且红枪会所驻的地方格外安静。”[26]
假如农民自发地具备这样可靠的革命能动作用，那么在农民运动中党的作用表现在哪里呢？城市的政治斗争的发展同农民革命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反复强调，农民革命是农民自己的运动，中国农民绝不能向外界乞求“救世主”；他们必须懂得，“自己起来革命可以救”。李大钊认为，引导农民进行革命的口号应该是：“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谁也解放不了我们，只靠自己救自己。”[27]
但是，即使农民有能力自己解放自己，他们也还是需要共产党员帮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真理。共产党员要使农民认识到他们有组织的政治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抵制和消除农民传统的对“真主”充满幻想的消极情绪。
此外，共产党员还必须纠正农民运动中存在的其他“缺陷”。首先是农民的盲目排外主义，要将他们的排外主义转变为革命的民族主义。李大钊认为，盲目的排外情绪在红枪会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从根本上说，这种情绪是“农民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感觉着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些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些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我们应该给他们以正确的解释，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帝国主义者压迫中国剥削中国农民的行动和工具上去。”这种认识将消除农民的“狭隘种族观念”，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知道“全世界革命的工农民众，都是他们的朋友”。[28]
共产党员必须防止和纠正的另一种缺陷就是乡村中的迷信和对现代武器的鄙视。当然，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农民自己解决。他们从自己的痛楚经历中已经认识到竹竿、木棍、大刀、孔子的牌位以及关帝的偶像敌不过洋枪、大炮。此外，李大钊注意到，那些加入过军阀部队的农民知道如何使用现代的新式武器，他们回到家乡，把新式武器介绍给乡亲们。
李大钊警告说，在农民运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最大障碍就是农民的狭隘的村落主义、乡土主义，它们“可以把农民运动分裂，可以易受军阀土豪的利用，以致农民阶级自相残害”。因此，共产党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农民灌输阶级意识：“我们应该使一般农民明了其阶级的地位，把他们的乡土观念，渐渐发展而显出阶级的觉悟，知道农民的团结应该是扩大的而不应该是狭隘的，应该是联合的而不应该是一村落或一县邑的分立的，……为的使他们消免相互间的冲突，我们应该使他们有集中的组织。”[29]
李大钊的农民革命理论带有典型的民粹主义特色，一方面，他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另一方面，他又确信群众运动必须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去发动和领导。他始终主张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求得自身解放，但他也同样认为，共产党员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将农民运动纳入正确的轨道。他把农民的乡土观念视为其阶级觉悟的雏型。但只有依靠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帮助，才能克服乡土观念，使之转变成为真正的阶级觉悟。再有，一方面李大钊对自发的农民暴动和现存的传统农民组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他又号召创造新的“集中的组织”，以保证农民革命取得成功。不论李大钊怎样要求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农民群众相结合，也不管他如何强调知识分子应该深入农村、帮助农民不断改善他们的组织和他们独立进行的斗争，他不过是在暗示，由于知识分子具有非凡的组织能力，以及对社会发展和政治斗争的深刻理解，他们实际上将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者，决定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方向。
李大钊在关于红枪会的文章中着重分析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在农民运动中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他写道：“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同志们，水深火热的沟洫中，倒卧着几千百万倒悬待解的农民，他们正在那里渴待着你们去导引他们走出这个陷溺，转入光明的道路。”[30]
尽管自发的农民运动“澎澎渤渤”，农民还是要接受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引导才能摆脱“水深火热的沟洫”。但是，如果共产党员领导农民运动，他们必须立足于乡村，而不是城市。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在那里扎根，参加农民组织，更新革命的手段。确切地讲，李大钊关于红枪会的文章以及《土地与农民》这两篇文章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在于，他在文章中完全避开了农民革命是附属于城市政治斗争发展的任何建议，没有忠实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看来，农民革命仅仅是城市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农民运动应该由国民党领导，或者至少是实现国民党的意图）。他也没有在文章中提到城市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甚至于都没有表示到乡村去的共产党员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代表。
李大钊对城市革命的轻视进一步反映在他拒绝像第三国际和中共的出版物所做的那样，运用城市的阶级划分方法来分析农村的不同社会阶层。他把农村中的社会阶层仅仅划分为富农、中农、小自耕农、佃农以及农业工人。需要指出，即使是毛泽东，也是以城市的社会阶级划分标准为依据区分农民阶层的。1926年3月，毛泽东写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他把自耕农划为小资产阶级，将半耕农、佃农、贫农视为半无产阶级。李大钊不同意这种阶级划分模式，根本反对把农民简单地视为城市各阶级的变体和附属物。
李大钊在城市革命与农村革命之间的联系这个关键问题上背离了列宁关于农民的革命作用的观点。在列宁主义者的革命战略中，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始终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列宁的观点经常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必然引起争论）。但是，列宁始终坚持农民参加革命的两个条件。首先，无论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在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迅速地向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农民都将是依附于城市资产阶级或城市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其次，特别是当迅速实现重要的革命转变的时机成熟时，农民革命和由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觉悟”统率的一般革命步骤是必要的，它将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社会基础。
上述两个条件在李大钊的农民革命理论中都没有被提及。李将农民运动视为一支独立的革命力量，这支革命力量将不受城市政治形势的左右。他并不重视城市无产阶级的作用，尽管他曾经提到农民革命需要共产党员的领导，但他却没有把共产党员看做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像在1919年那样，1926年，李大钊将农民暴动的力量视为全部中国革命运动的源泉，把农民的解放看成中国的解放。
李大钊的农民革命理论不仅背离了列宁主义理论，而且也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认为，农民的秘密结社，特别是红枪会，“基本上是反动的”。然而李大钊却把它们的存在看做是农民革命力量的一种纯粹自发的表现。当李大钊号召加强农民的武装斗争时，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则试图限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他们害怕农民革命的迅猛发展会破坏同国民党的不稳定的合作。
既然李大钊一直热情地拥护国共合作，那么为什么他表面上又不关心国共合作的发展呢？部分原因是，他对国民革命前途的理解与国共合作的目的将限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一致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方的国共合作陷于崩溃。然而，李大钊逐渐对统一战线的发展缺乏兴趣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国民革命的理想。他对国民革命的解释是，整个中华民族，由于她在国际社会中的无产阶级地位，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力量有着内在的联系。当统一战线出现破裂、农民开始举行暴动的时候，在农民身上发现革命潜力和潜在的无产阶级觉悟并不困难。李大钊准确地将这种精神完全民族化。如同他所指出的那样，农民不仅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在他们身上也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如果李大钊号召中国农民同本国压迫者进行阶级斗争，那么，与他所宣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被国际资本主义压迫的“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多少有些不一致。毕竟阶级斗争是全民族中大多数人民反抗少数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者。
1926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带有明显的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倾向，并且最终付诸实践。由于中国在经济上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又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非常弱小，无力承担革命的重任，也由于实践已经证明，与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不是独立的革命机关。要有效地克服这些弱点，必须依靠当时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应该利用农民的革命力量，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同世界革命力量结成统一战线。
但是，李大钊革命的唯意志论也有其不足，他竭力赞美农民的革命潜力和民族主义。大多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厌恶建立在乡村的中国的民族特点和传统，而这些东西对李大钊却颇具吸引力。李同意托洛茨基的革命唯意志论，而不同意他的国际主义。托洛茨基曾经写道，中国农民无力进行政治活动，“由于它的全部历史和它的存在条件，是所有阶级中最缺乏国际性的。农民正是所谓民族特点的主要源泉。”[31]托洛茨基所认为的农民身上的缺陷，在李大钊看来正好是农民的主要优点。像陈独秀那样具有较多国际主义和西方倾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用西方人的想象力塑造中国社会各阶级，他们认为，有必要使中国的城市无产阶级同国际无产阶级一致起来。而李大钊则认为，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是农民，在他们身上不仅有巨大的革命力量，而且体现着中国的民族传统和伟大的生命力。
注释：
[1]中共北方区委：《我们最近在北方国民党工作中应取的态度》，《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2]《李大钊文集》（下），第460—461页。
[3]《李大钊文集》（下），第611页。
[4]《李大钊文集》（下），第824、831页。
[5]《李大钊文集》（下），第824页。
[6]《李大钊文集》（下），第833页。
[7]《李大钊文集》（下），第833页。
[8]《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9]《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834页。
[11]陈独秀：《中国的农民问题》，《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12页。
[12]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7页。
[13]瞿秋白：《现代中国的国会制度与军阀》，《前锋》，创刊号至第3号合订本，第21—22页。
[14]《农民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4页。
[15]《农民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4—305页。
[16]《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9、310页。
[17]《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8页。
[18]《农民运动议决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06页。
[19]那桑诺夫、福金、阿尔勃雷希脱：《上海来信》，转引自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王凡西译。
[20]瞿秋白：《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的策略》，《布尔塞维克》第3卷4、5期合刊。
[21]《李大钊文集》（下），第871页。
[22]《李大钊文集》（下），第875页。
[23]《李大钊文集》（下），第872页。
[24]《李大钊文集》（下），第873页。
[25]《李大钊文集》（下），第873页。
[26]《李大钊文集》（下），第872页。
[27]《李大钊文集》（下），第874页。
[28]《李大钊文集》（下），第873页。
[29]《李大钊文集》（下），第875页。
[30]《李大钊文集》（下），第876—877页。
[31]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8页。 |
第十章民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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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民族革命
1921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李大钊认为中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未发生重大问题”。[1]因此他承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不会像人们期望的那样迅速到来。然而，李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关注的正是这一“未发生的重大问题”。从1919年末到1923年初，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用于组织中国城市工人阶级。促使李进行这些活动的并非他自己对中国现实的理解，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第三国际向羽翼未丰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第一次所谓“建议”。这一建议在党的一大上被正式接受。在那次大会上，六、七十位青年知识分子[2]被告知，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军队”[3]。大会决定：“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4]
作为北方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执行这一指示的努力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中国北部在这个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里是工业最薄弱的地区。然而他的努力并非徒劳无功。李的学生追随者响应他“到受苦人中间去”的号召，于1919年建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在此基础上，李和邓中夏、张国焘在长辛店建立了京汉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学校，出版了工人杂志《劳动音》。不久，铁路工人组织了工会，成为北方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和北京、天津建立的其他小型工人组织一样，这个工会的活动始终直接受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李大钊的影响，这一组织是在党的一大之后，在共产党人领导下，为团结分散和弱小的工会这一特定目标而建立的。
然而，即使在共产主义运动初期，李大钊的政治活动也并不限于尽力唤醒无产阶级。当时，第三国际对于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很感兴趣；并且断定，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愿意同共产党人合作。1921年，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去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途中在北京停留，与李大钊商谈建立一个“阶级联盟”。他认为可争取军阀吴佩孚，吴把持着大部分北方地区并时常控制北京政府，1920年后，他与敌手进行的战争从未间断。作为对苏俄支持其反对其他军阀的回报，吴允许共产党在其控制的地区活动。由于李大钊与他在北洋政法学校的同学、时任北方军阀政治顾问的白坚武的私人友谊，他在谈判建立松散的联盟过程中充当了主角，并在维持联盟的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然而李未发表对第三国际这一特殊战略的看法，他可能认为，这样做非常有利于他此刻正从事的组织工人的工作。京汉铁路工会的创立成功可能是与吴佩孚达成协议的重要标志。
不过，这一成功是短命的。1923年2月4日，京汉铁路工人开始罢工。三天后，吴佩孚的军队进行干涉，残暴地镇压了罢工，导致了著名的“二七事件”。据说有44名工人被杀，上百名工人负伤，还有一些人被捕或被迫从吴佩孚军队控制的地区逃走。这场政治镇压之后，北京地区的许多共产党员被捕，一些人被害。北方共产党的基础实际上被迅速地、无可挽回地摧毁了。通过这痛苦的第一课，共产党人懂得了第三国际主张的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危险性，尤其是当资产阶级全副武装而共产党人手无寸铁的时候。
“二七事件”标志着李大钊一段特别痛苦的经历。因为他不仅非常熟悉许多被害者，而且令他感到内疚的是，自己对他们的死负有责任。因为他在与吴佩孚建立的导致不幸后果的联盟中处于领导地位。李还认为白坚武在镇压罢工中的作用是对他们两人友谊的背叛，他愤怒地给白写信，断绝了和他的一切关系。
随后数月中，李大钊一直为自己因私人友谊模糊了政治观点而感到痛心。1924年“二七罢工”第一个周年纪念日时，李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激动地表示自己对事件负有责任。他把死难工人比做辛亥革命前被清朝政府杀害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高呼，这两批烈士的血“同埋下第二次革命的种子，将来不久是要爆发的”[5]。
京汉铁路工会的失败不仅使北方无产阶级运动失去了物质基础，而且也使李大钊抱有的由城市无产阶级进行中国革命的微弱希望破灭了。然而，还在“二七”之前，欧洲和莫斯科发生的相关事件大概已经使李的注意力从组织中国无产阶级转向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革命策略。随着列宁的欧洲革命希望的落空，特别是共产党人在德国三月革命中企图夺权失败以后，亚洲在莫斯科的战略计划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为亚洲共产党人制定新的更加具体的政策，是苏俄稳定其国际地位、实现与西方外交关系正常化努力的一部分。外交利益高于世界革命利益是莫斯科的一条原则。亚洲业已存在的反帝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起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和弱小而又正在组织的无产阶级运动来说，对苏俄外交更有帮助。因此，依靠他们是更合乎逻辑的。据此，在1922年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代表被告知，中国革命仍处在民主革命阶段。不久莫斯科进一步断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是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
虽然由于列宁的健康状况和他对苏维埃国家事务的影响的减弱，使他在共产国际制定有关中国的特殊政策时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但是，这些政策仍然直接遵循了独特的列宁主义革命战略。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者中，唯有列宁试图分析和估价亚洲民族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他对亚洲的兴趣不是基于对该地区民族主义运动的同情。亚洲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被认为可能对欧洲特別是西欧的革命形势发生影响。列宁确信，世界革命的决定性战斗将在那里爆发。正是这一点，使列宁在观察世界革命时，把注意力转向“落后的亚洲”，而不是考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冢。在观察亚洲时，列宁首先关心的不是东方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而是它对西方资本主义生存的威胁。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许证明亚洲在世界革命中能够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但是，导致列宁提出这一理论的问题早已使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苦思考。为什么资本主义的矛盾没有像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毁灭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西方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应方式不符合马克思的预言？这些问题，爱德华·伯恩施坦曾提出过，现在列宁再次提出，他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
列宁对此的解释，简单来讲，是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通过剥削殖民地廉价劳动力和掠夺原材料，以及在其控制和影响的地区占有市场以吸收剩余产品和资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效地建立了控制内部爆发革命的安全阀。况且，殖民掠夺的另一个后果是，腐蚀了资本主义宗主国的无产阶级，造成了“工人贵族”阶层，从而部分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生气，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生命。
从对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存条件的解释出发，列宁提出了世界革命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可能在其最薄弱的一环，即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打破。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切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经济动脉，从而引起先进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
假如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在世界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也许是不可缺少的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那就产生了这种革命属何种性质的问题。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去领导这种革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十分清楚的。他指出，亚洲落后国家的革命（他把落后俄国的革命与此相对照），将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将努力以民族主义的方式团结各阶级。然而1917年以后，亚洲将要爆发的革命运动的性质就由于下面的问题变得复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方式是否适用于亚洲国家？如果适用，需要哪些国际和国内条件？列宁把根据十月革命经验发展而来的理论公式应用于亚洲，特别是异想天开地提出“工农民主专政”，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民主专政”的理论来自列宁的这样一种认识：软弱的俄国资产阶级无法承担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即推翻沙皇和铲除封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根据列宁的公式，无产阶级将和农民结成联盟，承担起资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实现民主革命。这看起来似乎以灵活的方式加速了历史进程。然而，当面对由谁掌握民主专政的政权、政权的社会目标是什么、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的两个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否能结成联盟这些基本问题时，这个公式就显得含混不清了。抑或整个革命过程将由优秀的“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民主专政”的目标仅仅是建立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关系，还是将超出这一范围过渡到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当1917年政权事实上被无产阶级单独掌握，更准确地说被宣布自己是无产阶级觉悟的代表的党掌握时，这些问题至少在实践上解决了。“民主”阶段“迅速转入”社会主义阶段。列宁把它叫做“民主专政”，而托洛茨基称之为继续革命，除术语不同外，一切分歧都解决了。但是，尽管实践解决了含混不清的问题，这些问题仍存在于列宁的理论公式之中；而且列宁的公式和十月革命的榜样都将被亚洲的共产主义革命战略家所效法。
然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十分清楚地指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主要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进行。当他于1920年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时，显得不那么坦率。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他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观点，成为后来中国共产主义战略的正式理论基础。这些观点由于可以因不同目的而做不同解释而出名。在一个场合，列宁宣称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必须支持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解放运动；而在另一场合，他则强调必须立即建立苏维埃。他否认处于前资本主义关系统治之下的国家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必然性；同时也否认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典型的模棱两可的公式是这段叙述：“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6]
因此，列宁否认亚洲革命可以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实行“共产主义政策”的希望。如果革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谁来领导？是由于农民经济占优势而将革命限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还是很快转入社会主义改造？那里的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真正领导和组织农民实行共产主义政策，还是仅仅对可能由非共产主义力量所领导的农民给予“实际上的支持”？对这些关键问题，列宁的公式没有留下答案。
也许可以解释为，论述中的矛盾是有意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亚洲共产党人的革命期待而作出的一种让步，但论述中的主导思想是显而易见的。1920年，列宁的目光还停留在预期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西欧，所有关于亚洲国家迅速实现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意见和预言，至少以在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这使人想起列宁的观点：如果西方无产阶级不接过俄罗斯点燃的革命火炬，苏维埃国家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
大概可以说，1922年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与1920年列宁对亚洲的论述基本一致，因此它又成为许多亚洲共产党的策略。列宁通过西方国家发生革命的希望来判断亚洲革命的前景，当1921年欧洲时局极少显示出这种希望时，他合乎逻辑地否认亚洲革命的可能性。革命理论和苏维埃国家的眼前利益自然促使他求助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公式。
然而，不管这一公式多么符合苏联的利益，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理论却与中国共产党人展望的革命前景背道而驰。在中国党领导人中间，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不同认识已经开始显露，尽管他们被不明确的理论公式搞得糊里糊涂，并且不得不对互相矛盾的政策作出明确的表态。陈独秀倾向于使用中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术语。李大钊则依靠全民族的革命力量。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这个革命力量将与世界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但在这一点上，李大钊、陈独秀及其追随者都是一致的，即中国将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在1921年讨论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时，这两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之父都明确否认需要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甚至两人都未提到实现工业化之前可能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只是在直接和迅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上有所不同。这一希望在1922年第三国际粗暴干涉下破灭了。
那年秋天，苏联关于亚洲革命性质的新意见直接传达给中国党的领导人。在杭州举行的特别会议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告诉党的中央委员，中国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国民党是这场革命的核心。不仅共产党要同孙逸仙的革命力量合作，共产党人也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行民族革命，摧毁封建势力、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从统一战线这一目标出发，按照几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是把国民党看作一个社会阶级的政治代表，而视为各个阶级的同盟。这一政策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被正式接受。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建者，被十月革命传来的福音所鼓舞，满怀对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从事政治活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一直确信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组织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改造。无须怀疑，当他们听到革命还仅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其它党来领导；他们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这个党时，多数人会多么失望。根据陈独秀1929年的声明，1922年秋天那次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包括李大钊，都反对第三国际的新政策。陈独秀说，直到马林搬出第三国际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才同意与国民党合作。[7]一份写于1926年、反映官方意图的党史对此说得很含糊：“这个决定是一致通过的，而且在党的队伍中，除个别同志外，这个问题没有引起特别的疑虑。”[8]
毫无疑问，陈独秀作为党的领导人有责任忠实地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但他最初对统一战线抱有极大的顾虑。党的其他领导人也怀着同样顾虑。然而除了陈1929年的声明外，没有证据表明李大钊和其他人一样反对新政策。他作为一个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已经把中华民族同世界无产阶级视为一体，倾向于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团结。1922年初秋，李大钊成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而为用一年多时间才建立的统一战线树立了一个不寻常的典范。在以后的岁月里，他赢得了应得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要倡导者的声望。
根据早期的正式记载，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2年底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激进的一派包括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和朱务善，他们都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受李大钊影响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他们认为党的主要力量应用于继续组织城市无产阶级，民主和民族运动要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因此共产党员不需要加入国民党。以邓中夏为首的温和派认为，中国内部条件不适于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迫切需要进行“民族革命”，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合作最有利于革命成功。据温和派说，他们经常得到李大钊和第三国际的支持。然而，激进派的朱务善认为李大钊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据朱说，李不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而是调和于二者之间。
尽管李大钊可能调和于他的同事之间（他的个性和策略使人相信这一点），他仍然很早就站在第三国际主张的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的立场上。他在使统一战线发挥作用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后成功地争取到北京大多数共产党员同他站在一起。1923年初，是李大钊派邓中夏去上海同孙逸仙讨论改组国民党和正式要求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当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准改组国民党并和共产党人结盟时，是李大钊向他们保证共产党不会在国民党内部建党，并将忠实于国民党的原则。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是被孙逸仙选进大会5人主席团的唯一共产党人，他还是参加由24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三位共产党员之一。
李大钊的思想和个性使他适合于充当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发言人。尽管他已宣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有理由被非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忠实的民族主义者。这种声望因传闻他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加入同盟会一事而增高。即使李实际上未曾加入同盟会，但他很早就和非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他信奉布尔什维主义之后，仍然通过在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保持着同他们的联系。事实上，正是那个学会的成员张继，于1922年请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在统一战线中同样重要的作用是他品性温和，能与他人建立个人关系联络感情，因而成为“每个人的朋友”。与通常被看做态度粗暴、性情急躁的同事陈独秀不同，李大钊极力避免由政治分歧导致反目为仇。例如，李保持着和胡适的良好关系，尽管1919年他同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问题上曾经交过锋，并且随后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921年，胡适力图把《新靑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回北京，因为在上海陈独秀已把《新青年》变为共产主义的喉舌。李支持胡的徒然无效的努力，以防在最早的一批《新青年》同仁中发生最后的分裂。他的这种近乎天生的“统一战线”作风，在1920年和1922年一再表现出来，那时他和胡适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共同声明，号召建立政治自由和民主政府。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政治分歧，1930年胡适在他的一本选集上题词纪念李大钊，以示不忘他们之间牢固的个人友谊。
由于这些性格上和政治上的特点，特别是由于他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担负领导责任，李大钊始终被人描绘成中国共产党内的温和的渐进主义者。然而，如果根椐拥护或反对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来把这一时期的共产党人划分成“温和派”或“激进派”的话，那是极大的误解。因为绝大多数赞成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人，像李大钊和毛泽东，事实证明他们都是最激进的共产党人。鉴于第三国际的要求，所有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同意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怎样全心全意地支持统一战线，而在于他们如何解释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目的。
李大钊之所以赞成统一战线，与其说是由于他服从第三国际的纪律，还不如说是由于他独特的思想倾向。自相矛盾的一点是，促使李大钊发现民族革命的主张和合作政策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真正思想倾向，最终从根本上离开了共产国际战略赖以建立的前提。那么，李怎样看待统一战线的目的和他所积极促进的民族革命的性质呢？
答案只有到李对中国城市无产阶线的革命地位的评价中去寻找。尽管直到1923年2月李的主要政治精力用于直接组织中国北方的无产阶级，但他没有像早期的陈独秀那样相信在中国能够进行严格意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在《劳动问题》一文中感人地表达了对在压榨中生活的中国工人的同情和对压迫者的激烈谴责，却没有指出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无产阶级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些文章显露出强烈的反城市偏见——这一主题早先出现在1919年他的“民粹主义”的文章中，现在不同的文章中再次出现。文章与其说是论证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业，还不如说是把健康的农民生活与有害的工业生活相对照。在1919年讨论提高工人阶级的教育水平时，他认为传统农业的优点是把学习和耕作结合起来，从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实现马克思所谓“真正人的生活”的范例。1922年他指出，农村生活的优点是“时时与自然相接”，并把它与工业生活的缺陷相比较。一年后他又说，工厂工人仅仅活到四五十岁，而“田家的白发老农夫，是常在每一村子里能找到的”[9]。当李大钊观察未成熟的中国无产阶级时，他注意到资本主义工业的弊端，但没有看到它也造成了历史的进步。
李大钊根据一种相当古怪的论点来清楚地表明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缺乏信心。这一论点出现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文章中。该文写于1922年2月，“二七罢工”之前一年，当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无产阶级更加集中，并“找得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时，李认为：“中国的劳动者，情形就不相同，他们既没有集合的地点，更找不着资本家的门，同他们对抗！”[10]如果中国工人“找不到”资本主义剥削者，那么如何解释剥削呢？他没有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却提供了答案：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中国工人的悲惨遭遇。李又回到他早些时候的主题，指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民族工业，把中国工人置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榨之下，其程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遭受的更为深重。同样，外国帝国主义迫使成百万中国人背井离乡，去海外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又处于外国资本主义压榨之下。他认为，由于这些原因，中国工人尽管未遭受本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却和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有共同目标，能够建立牢不可破的同盟。
尽管李大钊表现出对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关注，他的观点却意味着在更广的范围内寻找革命力量。如果主要敌人不是中国资本主义而是国际资本主义，中国革命力量将不限于无产阶级而包括社会各阶级，因为除买办和军阀外，所有中国人都处于帝国主义奴役之下。这个观点（出现在第三国际向1922年7月党的二大首次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之前）与他关于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相同。无疑，李大钊十分重视组织中国无产阶级的工作。但他倾向于把整个无产阶级化的民族都看作革命力量，而不是仅仅依靠作为民族一部分的一个阶级。事实上，这个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思想与李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及中华民族和世界革命的关系的理解有关。
如果说这些思想倾向使第三国际的目标对李更有吸引力，这不意味着，在和国民党结成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性质和目标上，他的解释是莫斯科的翻版。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主要是因世界革命的前景暗淡，为了在悲观的形势下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一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中国革命处在资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当革命进入更高阶段时，共产党人必将放弃统一线战，引导历史向既定的方向发展。以后斯大林赤裸裸地指出问题的实质：国民党将被“利用到底，……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的柠檬一样扔掉”[11]。
对于李大钊来说，民族革命不单是社会和政治进步过程中的独立阶段，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也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他把二者看做是中国革命独特性质的合乎逻辑的表现，将这场革命视为整个中华民族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群众起义。中国革命是以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起义为开端的连续过程，它将逐渐地、不可避免地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汇合。正如他1922年11月所写的：“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在阶级间是无产阶级，在国际间是弱小民族。中国人民在近百年来，既被那些欧美把长成的资本主义武装起来的侵略的帝国主义践踏摧凌于他的铁骑下面，而沦降于弱败的地位。我们劳苦的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个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十月革命，不只是劳苦民众应该纪念他，凡是象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躇踌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12]
为了证明中国革命有着与世界革命相联系的传统，李大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令人不解地把历史上的秘密团体天地会当作马克思的第一国际的分支。天地会1865年后吸收了许多被打散的太平天国余部。他断言：“这一个天地会与第一国际发生关系的事实，可以证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可以证明中国革命自始有与世界无产阶级提携的需要与倾向。”[13]他还认为，这种倾向进一步表现在孙逸仙领导的革命中。孙逸仙承接了太平天国的革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开创了一个把中国的民族运动与世界革命联成一体的阶段。“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结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换句话说，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直到中山先生晚年的奋斗，才真正确定了他那接近世界革命潮流的倾向，而完全汇合一起，就是依了中山先生的指导，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以达于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建设。”[14]
大概是出于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现实政治考虑这一动机，李大钊放弃了在理论上证明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系的努力。如果不这样认识，那么就从逻辑上离开了李1922年以前的世界观的基础。他把人民当做有着基本共同利益的单一实体的民粹主义倾向，与他把中华民族看做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他关于民族革命的解释的主要作用在于，既满足了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又满足了他的革命激情。
李大钊不愿意把民族革命简单地解释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肯定地表示，中国的反帝运动将成为确定整个世界革命斗争结局的决定性力量。为了证实自己的观点，李大钊利用了似乎完全没有把握的材料——马克思的著作。从1850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论中国的文章中，李找到了能证实他关于中国革命特殊性质和在世界范围内作用的观点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作用的描述，与他著名的论印度的著作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在论印度的著作（指《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马克思把传统的印度描绘成一个萧条的、半野蛮的、停滞不前的、与世隔绝的社会，它有着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这种社会结构适于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寄生的原始专制国家的基础，并永远表现为半文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入侵了。马克思的主要观点是，不管英帝国主义抱着怎样自私自利的动机，毕竟扮演了推动历史前进的角色，它瓦解了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带来了真正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也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社会基础，按照自身的资产阶级形象在那里创造出一个世界。但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的主要之点，既不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也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这些文章表达了一些完全不同的思想。《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分析了太平天国起义对欧洲政治形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谈到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时，马克思作了惊人的发挥：“‘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了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15]
马克思认为中国事变影响欧洲政治形势的根据是，太平天国起义将减少对华贸易，这将加剧刚刚开始的全欧洲的经济危机。他写道：“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接着设想将会有这样一个“奇观”：“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16]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论中国的文章除了指出东方的“火星”将在西方引起燎原大火之外，强烈地谴责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文章很少提到在论印度的文章中所说的帝国主义的客观“进步作用”，而主要从法律和道德的观点分析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关系。文章抨击英国的“海盗式的敌对行动”和他们从事的“极端不义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17]此外，一篇由恩格斯所写，但得到马克思赞同并由马克思署名的文章指出，中国可能进行“全民战争”反对英国入侵者，太平天国起义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18]
论中国的文章产生于特殊的情况下，当时马克思愤怒地讨伐帕默斯顿[19]的外交政策，说他扮演了沙皇扩张主义角色。但这些文章确实标志着马克思开始为欧洲革命寻找刺激物的倾向——当1870年他对俄国可能爆发革命感兴趣时，这种倾向再次出现。这些文章也预示着马克思对整个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看法的重要改变。在1869年的《爱尔兰问题》[20]一文中，他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正式的根本性的修改：“我长期以来就认为可能借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高涨来推翻统治爱尔兰的制度；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总是维护这种观点。但是我更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现在又得出了相反的信念。只要英国工人阶级没有摆脱爱尔兰，那就毫无办法。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因此，爱尔兰问题才对整个社会运动有这样重大的意义。”[21]马克思第二次提到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进步作用。1881年他写道：“譬如说东印度，……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22]
李大钊是第一个认识和利用马克思著作中反帝国主义观点的中国人。他曾在美洲社会主义刊物上读过马克思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再版本，并立即着手把它译成中文，于1926年初刊登在北京的共产主义刊物《政治生活》上。尽管马克思关于中国的论点并不完整，论中国的文章只限于理论上的意义，但对于李大钊来说，他关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的观点得到了权威性的支持。李在介绍他的译文时写道：“我们现在要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就中国现在的民族革命运动寻求一个显明的分析，最好是一读马克思当时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文。”[23]然而，李绕过了马克思所说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而非社会主义的这一事实，紧紧抓住马克思关于中国革命会给欧洲革命提供刺激作用的观点。他在结束译文介绍时再次强调：“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这种英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造成了中国革命；中国革命更以其影响还答于英国，经由英国还答于欧洲，造成了英国革命，欧洲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关系。在马克思生存的时代，就是太平天国动乱的时代，是如此；即在今日，中国全国爆发了反帝国主义运动的时代的，亦还是如此；直到世界革命完成的那一天止，总是如此；不过这种关系的暴露，一天一天的明显，由中国革命以趋于世界革命的倾势，一天一天的逼近罢了。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主潮，自从太平天国动乱以还，总是浩浩荡荡的向前涌进，并没有一刹那间的停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只有日益增加；故中国民族之革命运动，亦只有从而日益强烈……因为对于压迫的还答，只有反抗；对于他们镇压我们的‘秩序’的酬应，只有我们反抗他们的骚乱，这便是革命。依‘礼尚往来’的礼让，这个骚乱，亦必然的要输运到欧洲去，输运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国家去。帝国主义者倘如横来干涉中国民众的运动，马克思说的好，这个干涉，只能使中国的革命运动日趋于凶猛，只能致列强在中国的商业日趋于停滞。屈指一算，现在距马克思作这论文的时候，已经七十三年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一天一天的扩大，欧洲的危机，一天一天的逼近。最近两年间，中、英两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大有一日千里的势子；在全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竞赛中，有首屈一指的进步。现在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普遍全国的今日同时，英国工人号召了一个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未有的大罢工，……这是不是英国资产阶级以其用军舰装来的‘秩序’，由中国换去的骚动？这是不是中国革命的火星已经进入欧洲产业制度积载过重的地雷上，将要产生一个大爆发？那逼在眉睫的革命的历史事实可以证明。”[24]
这种认为中国革命的刺激和推动将决定欧洲革命未来的思想表明，自从李大钊最初宣布忠实于布尔什维克事业那天起，他的基本革命观念没有什么改变。1918年，他指出中国将对于他所确信的正在横扫世界的革命作出卓越的、不可缺少的贡献。现在他以同样的方式肯定中国民族革命的作用。在促进民族运动与支持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的过程中，李大钊仍然认为，中国将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特殊的、创造性的作用。
李大钊用“民族革命”而不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表述中国革命，而这两个概念在这一时期中国其他的共产主义者的著作中交替出现，这是意味深长的。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民族革命的性质丝毫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多次采用“民族革命”作为表述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同义词，以证明亚洲各国可能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他在1920年写道：“毫无疑问，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25]
李大钊不愿意把中国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他从未真正相信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条件之下有存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可能性。如果民族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它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呢？至少是在1924年，李曾断言：“在国民革命中当先锋的亦只有无产阶级。”[26]然而从他关于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来看，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模糊的。他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的目标，并非是由于无产阶级和作为无产阶级觉悟化身的共产党的实际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他曾经把太平天国起义归于无产阶级性质的运动，尽管他完全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这场起义是农民运动。在描述中国革命的过程时，他的兴趣并不在参加革命运动的实际阶级成份，而是更多地注意运动的趋向和主观目标。“民族革命”属于“无产阶级”性质，是因为他确信革命目标和发展趋向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
在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民族革命观点，却反映了完全不同的思想倾向。陈最初曾激烈地反对过第三国际关于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建议，但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建议，一方面是因为他要服从第三国际的命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1923年“二七”罢工之后无产阶级运动的前景暗淡。面对国外第三国际的压力和国内形势对共产主义运动范围的严格限制，陈接受了统一战线政策，把它作为唯一可行的选择。
但是，正是在这一政策上，陈独秀接受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宿命论观点，并且求助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他宣称，现代革命只有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前者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采取了独特的民族形式，但它决不是与客观经济发展相分离的政治阶段，它将满足于本国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他强调，工业发展将推动中国资产阶级实行民主革命，革命不是产生于主观愿望，而是产生于客观的经济和社会条件。
至于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来说，还处在遥远的将来，它是单独的政治发展阶段，是准备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力量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客观的力量是随着资产阶级之发达而发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既然不能成功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无产阶级便是不用说了。”从这一新观点出发，陈不再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东西，他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而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27]
所有这一切当然都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陈独秀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最终接受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以进行民族革命的方案。但是，他的接受是有条件的，他坚持国共合作采取统一战线的形式，统一战线由两个代表不同社会阶级利益的独立政党组成。他自己从未承认国民党是个超阶级的政治统一体，而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其中。他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该同资产阶级合作进行民族革命，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弱小，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也因为这两个阶级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共产党应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直至无产阶级成长壮大到能够独立地进行革命的那一天。但是在1923年，对陈独秀来说，那一天的出现还很遥远：“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是随着产业发达阶级分化而发生而强烈起来的，不是人力的提倡可以发生”[28]。同时，他对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性质不抱幻想。他宣称：“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29]
陈独秀和李大钊对民族革命概念迥然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两种极端对立的倾向。陈独秀承认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是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前景的悲观估计；而李大钊接受统一战线，则源于他对中国革命充满信心，中国正处在行将到来的、普遍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至于接受民族革命的政策，陈承认资本主义可能有一个延长发展的阶段；而李则认为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力量，无论其阶级构成如何，天然地倾向于社会主义。陈以刚刚树立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信赖，取代了对弱小的中国无产阶级直接革命能力的信任；而李的信念与其说建立在承认社会力量的客观作用上，不如说他更相信人们的革命意志。陈倾向于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支持他关于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新观点；而李则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动论证明中国民族革命的激进性质。在李大钊看来，中国革命具有可称之为“永久性”的特点；中国革命是个连续进行的过程，它必然达到社会主义。他相信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有着密切的、甚至是本质上的联系。这样来解释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革命的唯意志论和中国的民族主义便有了共同的根据。
如果说，陈独秀对中国革命进程的看法从列宁主义滑向孟什维主义；那么，李大钊则更远地走向列宁主义的对立面。尽管列宁主义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可能性，但它却很难容忍忽视革命运动的实际阶级构成，模糊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的革命概念。更重要的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列宁主义设想，革命愈发展，它的社会基础愈狭窄，革命方向愈来愈由无产阶级或它的政治代表所掌握。但李大钊认为，中国民族革命将按照相反的形式进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将扩大，参加反帝运动的社会成份将增多，运动将更加接近社会主义，与国际革命力量更加团结一致。这里，分歧的中心在于，列宁依靠有组织的、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政党来领导和指挥这一阶段的革命运动；李则更多地指望中华民族固有的无产阶级意识。
在李大钊对中国民族革命的理解中，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绝不是一种基本的策略。很明显，迫切需要一个组织能够把中华民族的基本力量团结到一起，以反抗帝国主义及其雇佣的中国军阀。但李大钊对于采取怎样的组织形式没有固定的看法。他真诚地赞美孙逸仙，但并非不批评国民党。1923年，他指责国民党过多地反映其发起者海外华侨和最早的广州成员的思想主张，对群众运动的真正意义缺乏认识，还不具备民族主义政党的特点。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缺点，国民党仍最有希望成为进行民族革命的组织工具。还很弱小的共产党显然不能完成这一巨大的任务，也没有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有影响的其它反帝组织。因此，李大钊号召把国民党改造成为“普遍全国”的组织，能够真正成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只要他对国民党能成为这样的组织还抱希望，他就仍然是合作政策的热情支持者。
注释：
[1]《李大钊文集》（下），第454页。
[2]原文如此。——译者注
[3]《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4]《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5]《李大钊文集》（下），第708页。
[6]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0页。
[7]参见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8]纳乌莫夫：《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中共党史资料》第81辑，2002年3月，第194页。原中译文为本书译者从英文直译，现由录入者改为当前译文。迈斯纳原引文为所谓《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葛萨廖夫著）的英译文。该文中译文最初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名现于《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见该书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册，第780页），后因翻译质量拙劣，1953年《党史资料》刊载了新的、由英译文转译的中译本。迈斯纳所使用的英译本是以1953年版中译文为底本，参照其他英译本校订的译本。由于1953年中译本颇多删改，故迈斯纳此处所引文字不见于该中译本。后经石川祯浩考证，此文即为纳乌莫夫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述》（见《由考证学走向史料学》，《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43—747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该文流传、翻译过程复杂，此处《中共党史资料》的译文与迈斯纳的引文在文字上有一定出入。——录入者注
[9]《李大钊文集》（下），第685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546页。
[11]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第69页。迈斯纳原文是转引伊罗生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9章中的引文，该引文与斯大林原文略有差异，现以斯大林原文为准。——录入者注
[12]《李大钊文集》（下），第577页。
[13]《李大钊文集》（下），第882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883页。
[15]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90、692—693页。
[16]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95页。
[17]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704页。
[18]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710页。
[19]帕默斯顿，1784—1865，曾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20]英文原文也是如此，不知是否是这封信英文版的题目。——录入者注
[2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1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2卷，第398页。
[22]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第448页。
[23]《李大钊文集》（下），第855页。
[24]《李大钊文集》（下），第864—865页。
[25]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献·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230页。
[26]《李大钊文集》（下），第708页。
[27]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3、635页。
[28]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7页。
[29]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369页。 |
第九章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三部政治
第九章列宁主义与民粹主义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在这段话中，年轻的卡尔·马克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即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认为，认识和实践是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只有通过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才能使人们对世界有正确的认识。能够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也就是说，改变客观现实的革命实践活动的发展必须与其内在的可能性相一致。马克思认为，理论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接受人们的实践活动的检验，它也将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得到修正。任何一种新的、可能更高级的理论的产生都将被用来指导人们的更高级的、更有意义的革命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上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满足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要求，也满足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要求。它可以激发人们的革命积极性，对于那些带有强烈的政治热情的人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它为革命家、理论家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正确的标淮。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要符合客观实际，列宁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恰好符合这个要求。由于李大钊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又由于他相信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改变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还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早期阶段，他就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产生浓厚的兴趣，便不足为怪了。
1919年夏天，在他和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论战的过程中，他已经在很多方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说，对大多数人仅仅谈主义是不够的：“高谈却没有甚么不可，也须求一个实验。……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他认为，理论在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将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2]
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以后的岁月里，李大钊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方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一经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这种丰富和发展就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受到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思想的影响，也不能全部满足纯理论上的需要。他热切希望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能够有效地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的理论体系。他完全赞同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变成改造世界的实际运动。
我们要理解李大钊在20世纪20年代所鼓吹的革命战略，首先需要涉及的问题是，李大钊的革命战略是否出自列宁的战略构想，其理论是否以列宁业已提出的革命战略为依据。因为列宁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一种适用于中国和“非西方”世界各地区的革命理论，他受到共产党人的尊敬和信任。列宁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战略、策略的修正，它主要包括两个基本的原理，这两条原理尤其适用于中国。首先，列宁在他所勾画的世界革命的战略框架中，强调了在“落后国家”中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在《帝国主义论》中详细论述了这方面内容。其次，列宁通过阐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构想，强调了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列宁主义最基本的理论特色在于他强调党组织概念的学说。简单地说，作为一种服务于革命精英夺取政权的政治组织方法，列宁的党组织概念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并且能够相当独立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众所周知，列宁主义的这种组织手段对于那些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政治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被他们有效地加以利用。但是，如果将列宁主义看做是一种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毫无关系的、夺取权力的有效的组织手段，那就会把各种权力追求者变成为“列宁主义者”。然而，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特殊的政治组织手段，是建筑在最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列宁没有详细地论述这些理论的含义，但是他在1902年所写的《怎么办？》一文中，相当真实地阐述了自己的理论构想。也只是在这篇文章中，他论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后来，他在革命战略上出观的偏差亦导源于此。
《怎么办？》一文直接涉及到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的自觉性是如何形成的。列宁试图将“自发性”和“自觉性”两个概念与他所最关心的两个社会集团——城市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统一起来，从而解决这个问题。列宁指出，工人是唯一有“自发性”倾向的阶级：“‘自发的成分’实质上正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3]因此，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它不可避免地是客观物质因素所导致的后果）是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觉悟的基本先决条件。而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向无产阶级灌输。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者，正是他们对无组织的群众运动施加革命的“自觉性”影响。在列宁看来，这种影响主要是思想上的影响。他指出：
“我们说，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4]
可以说，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觉悟的革命作用是列宁主义最显著的特色。像青年马克思那样，列宁强调自觉性的重要性。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认识源于黑格尔哲学。正如列奥波尔德·海姆松〔LeopoldHaimson〕所指出的，列宁作为唯意志论的信奉者，他对黑格尔哲学颇感兴趣。他们都认为意识不单纯是一种本质的反映，也是一种外在于本质的现象。但是，马克思却认为，自觉性体现于无产阶级自身。而很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多少倾向于重视历史自身所发生的作用。列宁则毫不犹豫地把自觉性的増强同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历史作用在于将自觉性注入工人运动。
列宁通过分析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与群众的“自发性”之间的关系，进而论述了他的建党理论。由于列宁担心出现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压倒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自觉性”的危险局面，并且对工联主义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影响十分忧虑。他号召建立“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利用它把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与宗旨灌输给工人群众。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如果没有坚强的革命家组织领导，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真正的‘阶级斗争’。”[5]
列宁认为，只有集中的职业革命家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而能满足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培养工人阶级的自觉性，使他们的“自发倾向”变成有革命意义的政治行动。他说：“冲击是常备军的攻击，而不是群众的自发的爆发。”[6]在这里，群众指的是无产阶级，但它只是列宁主义革命策略当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再是革命的原动力。真正的原动力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人物、优秀分子，正是他们，有能力向“群众”灌输“自觉性”，领导“常备军”。这样，列宁赋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以新的形式，无产阶级由革命运动的主体变成革命运动的客体。
那么，在李大钊关干中国革命的论述和看法当中，怎样反映了列宁的上述理论观点呢？应当指出，李大钊的观点与列宁的观点相比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李大钊并不重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既没有把它们视为革命的主体，也没有将它们看作革命的客体。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首先是整个中华民族，然后是农民，而农民又在整个民族中占压倒优势。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对于组织和训练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李大钊是如何认识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接受了列宁的观点，强调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特别关心组织建设。
毫无疑问，李大钊非常重视自觉性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也十分注意主体因素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他和列宁都摆脱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束缚，但他比列宁走得更远。列宁在强调发挥人的积极能动作用的同时也在寻找与此相关的客观因素，而李大钊则很少关心后者。他认为，自觉性体现在能够主宰历史发展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们是革命运动的决定力量。因为自觉性表现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他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坚持这个观点，而在他明确表示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也没有放弃这个观点。1919年，他提出解放农民的主张，但他没有把这种主张的实现寄希望于农民，而是寄希望于城市的年轻知识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开发农村、唤醒农民。他希望他的学生到农民中去，而不能指望那些“最苦痛最悲惨”的人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他说：“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7]
以上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中，李大钊基本上沿用了列宁主义的政治术语。到1920年1月，李大钊开始运用革命“先驱”的概念表示知识分子。他指出，经过五四运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8]
尽管“先驱”一词用在这里清楚地反映了流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对李大钊的影响，但却没有理由认为他着重强调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思想是从列宁思想演变而来的。李大钊相信，“觉悟”的知识分子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思想和意愿改变现实。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这种认识在他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同时，必须指出，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唯意志论所做的解释当中。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并没有到列宁的著作和理论中去寻找答案。而且，尽管李大钊十分重视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的这种认识与列宁的认识还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从实质上说，李大钊正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需要得出了这种认识，他的理论带有他个人思想的特色。明确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分析李大钊和列宁的革命理论存在着哪些相当重要的差异。
这些差异部分反映在李大钊1921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当中，这篇文章主要论述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史，并且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列宁的生平和他对革命的贡献。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标题为《列宁》的一节中，李大钊没有过多地讲述列宁，相反却用大量的笔墨记述列宁已故的哥哥亚历山大的事迹。亚历山大曾经是革命的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的成员，因密谋暗杀沙皇而受牵连，在1887年被沙皇杀害。李大钊在文章中歌颂了亚历山大的英雄事迹。在他的笔下，亚历山大成了具有自我献身精神的革命楷模，他甘愿放弃舒适的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和美好的前程，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李大钊认为，尽管列宁反对恐怖手段、恐怖主义，但他的思想深受亚历山大的影响，同亚历山大的思想很相似。李大钊十分注意考察列宁的青年时代和家庭环境，列宁的身上深深打上家庭影响的烙印。他指出，亚历山大的影响和他的死决定了年轻的列宁走上革命道路。李大钊还对列宁兄弟做了比较，他赞赏列宁知识渊博、兴趣广泛、品格高尚以及为了解放被压迫的民众甘愿牺牲一切的精神。总之，在李大钊眼里，列宁是一个英雄、一个富有自我献身精神的革命者，而不是一个强硬的、毫无感情色彩的革命组织者。
李大钊并非对于列宁对党的建设问题的特殊兴趣毫无意识。他注意到列宁在1903年曾经鼓吹要建立集中的党，这时正是列宁全部革命生涯的关键时刻。然而，李大钊只是附带地谈到这个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列出的列宁最重要的19篇著作中，他仅仅承认读过其中的一篇文章，即《国家与革命》。[9]这篇文章无法证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和必要的修正。
在李大钊看来，列宁与其说是一个革命的组织者和理论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革命英雄。他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观点。李大钊经常在他的著作中引用马克思的论述，但是列宁的名字却很少在他的著作中出现，只是提到列宁同情亚洲的民族主义。1924年，当他得知列宁病逝的消息后，为了纪念列宁，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指出：“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10]他还说：“列宁是弱小民族的良明，是被压迫者的忠仆，是献身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仁勇的战士。”[11]因此可以说，在李大钊心目中，列宁能够感染他的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和对中华民族的真诚友谊，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组织的创新。
那么，为什么李大钊没有把列宁看做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这大概是由于他所接触到的列宁著作是很有限的，唯一熟悉的著作就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应该说这本书的主要特色在于它重申和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任何非议。即使李大钊非常熟悉列宁的著作，要他不加思考地欣然接受列宁的非正统理论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带有列宁主义显著特征的革命的唯意志论在列宁的著作中通常只是一些暗示，这些暗示又深深地隐藏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体系当中。甚至于比李大钊更恪守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人也会发现，仅仅通过阅读列宁的著作就基本把握他的非正统观点相当困难的，除非是他读过《怎么办？》一书（李大钊没有读过这本书）。
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李大钊为什么忽略列宁的理论创新的话，那么，对于李大钊很少提到列宁对组织需要以及党的作用的强调，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鉴于李大钊和列宁在自觉性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在以列宁主义党的学说为基础的基本原理上观点十分相近，李的这种做法就更令人感到惊讶了。然而，李大钊的著作同他的学生毛泽东的著作形成了鲜明对比。李几乎完全不关心组织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首先放在中国社会内部自发的革命力量上，根本不考虑革命过程中党的作用。
李大钊不重视列宁主义理论，这既不能解释为列宁主义理论是含糊不清的，也不能说李大钊不熟悉列宁主义理论。如果说，列宁的理论当中有其精华的话，那么，其精华就表现为他的建党理论。事实上，李大钊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自己正是根据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是这个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当然，李大钊与列宁在建党问题上也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产生可能要归于他们对民粹主义理论的不同认识。更准确地说，李大钊没有从民粹主义理论中得出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结论。
研究者常常认为，列宁的唯意志论源于俄国的民粹派思想，特别是同俄国民粹派之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中，列宁领悟到很多东西。他确信，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高度自觉性的人能够根据他们的思想改造世界。这种认识不仅突出人的主观作用，而且也反映出一种急切的革命能动性。将它们溶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形成了带有显著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
李大钊和列宁都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他们都认为，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将在革命进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列宁从民粹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得出了更为激进的新结论。他断言，在某种程度上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同群众的“自发性”是对立的，它们是一对矛盾。正如列奥波尔德·海姆松所指出的，列宁不仅把自发性看作是无产阶级缺乏革命信仰的表现，而且也认为自发性否定了人们摆脱感情冲动的能力。同时，没有引导的、被“自觉性”支配的行动也需要受到党组织的约束。知识分子的自觉性必须纳入到集中的政党当中，否则，这种自觉性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集中的政党可以训练群众的自发性，亦可以训练革命的知识分子，防止他们由于经常的冲动而出现过激行为和偏向。
李大钊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列宁的观点和结论。因为他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性的作用往往要联系民粹派的基本观点，而列宁不同意这些观点。比如：民粹派认为，人民群众自己具有潜在的“自觉性”，不能人为地约束这种自觉性，必须发挥其作用。民粹派的这种认识在李大钊的早期著作中有所反映。李大钊认为，“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12]。因此，应当提倡“唯民主义”。
在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并没有抛弃民粹主义的观点，仍然把人民群众看作是拥有“共同意愿”的统一体。这种认识不仅残留在其思想当中，而且由于他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使得这种认识变得更为强烈了。互助论的主要内容是：整个人类内在的、不可剥夺的合作精神在形式上表现为存在着一种“共同意愿”。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释时，他发现仅仅有从现存经济基础出发而建立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无产阶级乃至全中国人民潜在的精神力量。为此，他采纳了互助论。
如果把人民群众看作是一个具有“共同意愿”和潜在“自觉性”的整体，那么这个整体在革命过程中应当包括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是其中的精华，只是人数有限。但是他们的作用却尤如施放群众自发感情的催化剂。所以，当李大钊在1919年2月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到农村去”的号召时，他没有谈到需要有任何形式的组织机构，使农民获得彻底解放。相反，他设想，一旦知识分子的启蒙驱散乡村的“黑暗”，农民就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月以后，李呼吁他的学生到农村去接近那些“苦痛和悲惨的人”，并且向他们保证，尽管社会是黑暗的，但所有人都有“不灭的人性”。年轻的知识分子“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13]李大钊把知识分子的作用看作是一种促进作用，它能重新唤起人们的自发力量，这种自发力量大概就是潜伏在人们心中的“不灭的人性”。基于这种认识，李大钊不同意用组织观念约束群众的自发性。他正是带着这些民粹主义观点开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生涯，民粹主义也成为他的革命理论的基础。
在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的上述观点被视为激进民主主义观点的变种，并且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在其思想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李的著作充满了对民主的浪漫的描写，1922年，他曾经写道：“‘平民主义’是一种气质，是一种精神的风习，是一种生活的大观；不仅是一个具体的政治制度，实在是一个抽象的人生哲学；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理解的产物，实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那有诗的趣味的平民主义者，直想向着太阳飞，直想与谢勒、惠特曼辈搏扶摇上九霄。”[14]
李大钊关于民主“不单纯是政治制度”的论述不仅反映了他对于任何形式的组织约束的厌恶，也反映了他的民粹主义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要求人民的精神和意愿不受压抑，不能把民主简单地看作是外在的组织形式。1923年1月，他发表了《平民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真正的民主不是一种政治制度，它并不表现为多数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少数人，它只是意味着要达到人民全体的“自由认可”。此外，李大钊还坚持要把民主翻译成“平民主义”，而在当时，民主一般被译为“民治主义”。他指出，民治主义与古希腊Democracy的语源实相符合，系demos（人民）和kratia（统治）的组合。但是，民主的概念从古至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时用这个字，含有强制或迫人为所不愿为的意思。”尽管统治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中仍然存在，但是当代真正的民主已不含有任何统治的意思，统治与被统治的任何差别都不复存在了。[15]
李大钊把“民主”（平民主义的现代形式）和社会主义看作是两种正在汇合的广泛的革命潮流。他坚定地认为，它们都是巨大的精神力量，它们的目标是“废除属隶与统治的关系”，消灭把人类当做工具的制度。[16]为了描绘未来社会主义民主的这种美好憧憬，李大钊又借助于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乌托邦思想。他将“真正的民主”明确规定为“对事物的管理或执行”[17]。他还提出：“官吏与公民，全为治理国家事务的人；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非属隶，……这里所谓治者，即是治理事务的意思，不含有治人的意味。”[18]
尽管李大钊的上述观点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鼓吹的乌托邦观点有相似之处，但它还是反映出李大钊政治观的非列宁主义特色。因为《国家与革命》基本上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写成的，这本书所宣传的乌托邦思想同列宁自己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在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就列宁而言，《国家与革命》中所表现的激进民主的马克思主义暂时背离了列宁自己早已确定的革命道路。而对李大钊来说，这些乌托邦观点正是他所信奉的革命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李大钊的革命理论固然并不完全来源于列宁，但他同列宁的观点有着很多重要的联系。像列宁那样，他非常重视思想的作用和人的作用，以及在社会改造、政治改造中主观因素的作用。他们都是唯意志论者，把马克思主义“改变世界”的教导视为使理论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需要的特殊要求。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自觉性”将在现代革命进程中起“先锋”作用。然而，透过他们对于“自觉性”作用的一般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观点有着重大的区别。列宁为了克服在民粹主义传统中由于过分崇拜革命知识分子的自觉性而导致的杰出人物与民主倾向之间的矛盾，主张组织一个集中的党，这个党能够将自己的世界观灌输给人民群众，并且善于控制和巧妙地利用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李大钊则没有能解决好上述矛盾。他曾试图把人民群众中存在的潜在的“共同意愿”与“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调和在一起。他相信，自觉性并不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属性，而是所有人固有的属性。只有在革命和改造的过程中显现出普遍存在的自发性力量时，知识分子才有必要介入，努力发挥人们内在的自觉性。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是否需要包含着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和监督。李大钊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列宁关于党必须发挥集中统一作用的教导对他也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李大钊关于革命进程的民粹主义观点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或者说是强加给他的。但是，对待强调纪律和组织约束这类问题，李大钊总是十分嫌厌的。而这类问题正是列宁主义的基础。从总体上讲，李大钊在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与人民群众的“自发”能力和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了民粹主义观点，认为这种关系是不确定的。他与列宁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为对发展中的列宁主义革命战略的特殊原理的不同解释。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8页。
[2]《李大钊文集》（下），第33—34页。
[3]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38页。
[4]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29页。
[5]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28页。
[6]列宁：《怎么办？》，《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66页。
[7]《李大钊文集》（上），第666页。
[8]《李大钊文集》（下），第208页。
[9]《李大钊文集》（下），第480—481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707页。
[11]《李大钊文集》（下），第709页。
[12]《李大钊文集》（上），第124页。
[13]《李大钊文集》（上），第667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569页。
[15]《李大钊文集》（下），第589—590页。
[16]《李大钊文集》（下），第592页。
[17]《李大钊文集》（下），第503页。
[18]《李大钊文集》（下），第592页。 |
第八章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八章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
卡尔·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表现，民族主义一种暂时的、非自然的现象。将人划分为对立的民族国家不仅使他们相互之间被人为的民族界线所分隔，而且也使人与自己的人的本质相异化（因为民族忠诚会使人将自己的力量归结为一种他从不认定为自己的创造物的实体——民族）。简言之，马克思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看作是人类崇拜和服从自己制造的偶像的方式。
尽管马克思在理论和革命战略方面对民族国家制度和民族主义感情作了许多的让步，但他仍然确信，现代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造成的“世界主义”的力量正在迅速破坏民族主义的基础和民族国家自身。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满怀信心地写道：“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1]
不仅现代资本主义的力量正在努力实现统一，“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产生了现代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克服异化的所有形式（包括民族主义），重新恢复“人的本质”。马克思的名言“工人没有祖国”并不意味着否定工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但它却更强调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是世界性的。无产阶级的任务不仅是解放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是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宗旨既带有鲜明的国际性，又必将在国际范围内进行。
马克思这一学说的现代命运带有矛盾的特色，这种矛盾表现为马克思深刻的国际主义理论的第一位中国支持者李大钊是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他甚至生活在有浓厚民族主义气氛的环境中，并且以直率的民族主义乃至沙文主义倾向著称。可恰恰在他宣称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着手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之际，他表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有共同点。
如果把民族主义说成是促使李大钊信仰共产主义的唯一因素，那是荒谬的。因为五四运动时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他们后来大都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但是，民族主义是促使李大钊响应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因素，尽管他的响应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中间不具代表性。显而易见的是，民族主义给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其他的奠基者以巨大的推动。像陈独秀，他或许比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更接近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但他最初响应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出于基本的民族主义原因。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曾宣布自己是“世界主义者”，但他后来对卡尔·马克思的世界主义学说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直到他被由山东问题和五四运动激发的民族主义感情所感染，才发现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情况。
由于民族主义原因，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国际主义思想；出于民族主义目的，运用这一思想，这仅仅反映了在中国的环境中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如果对比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创立者——李大钊和陈独秀在1919年到1920年间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就会发现深一层的矛盾。那几年里，李大钊是热诚的民族主义者，但他拒绝表示自己的爱国主义，宣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同一时期的陈独秀，当他第一次表露了早就潜藏在心中的民族主义的激情时，他在《新青年》杂志的知识分子同仁中最倾向于国际主义。尽管不久前李一再表明他比陈更具有民族主义热情，而陈比李更多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他们在1919年到1920年的态度说明，在陈1919年以前的世界观中，并非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冲动，而李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思想，也可以根据新的经历和观念加以修正。当以后李大钊的极端民族主义重新表露时，他将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新信仰相互交融，对民族主义作了修正。新的信仰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民族主义的内容和形式，以及它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也许有些不伦不类，然而它却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政治形式。
国际主义者阶段
1918年，当李大钊宣布支持十月革命时，他直接面临着一个任务：要把最初驱使他成为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冲动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统一起来，因为后者当时正是布尔什维克理论的主要原理。在列宁夺取政权之后的最初岁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尚未提出，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期望，几乎占据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及其支持者的思想。列宁坚持认为，世界革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也是俄国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就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和对世界革命的希望达到高峰时，李大钊宣布他信仰布尔什维主义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无须强调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倾向的矛盾。对“少年中国”必然再生的信念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世界观的核心。除去对西方思想家的特殊兴趣外，他对外部世界的关心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这个范围之内。他把中国的困境归于“诛夷”的入侵，认为中国的新生将伴随着物质发展过度成熟的西方国家的衰落。从中他得到了安慰。
直到1918年他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阐述自己的观点时，他的眼界才超出对中华民族现实状况和未来繁荣的关注。他号召以融合东西方文化为基础，建立新的、统一的世界文明。他大概受到1917年两次俄国革命的影响，以致在文章中提到俄罗斯是唯一能调和东西方文化的角色。但文章主要还是受到民族主义动因的激励，这种动因曾使他提出保卫中国传统、反对全盘西方化的主张。他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号召，是对陈独秀及其他新派知识分子的回应，他们坚持认为传统文化毫无价值。李大钊则与之相佐：中国传统不仅具有有价值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将为建立世界文明做出主要的、无比宝贵的贡献。
尽管李大钊构思的世界统一是令人振奋的，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处于困境的中国，他要使中国摆脱困境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事实上，他承认实现世界大同至少是艰辛漫长的过程，连他的一般行动纲领，也不是出自对东西方文明最终融合的笼统构想。
虽然东西方文化未来融合的思想没能有效地影响李大钊对中国现状强烈的民族主义关注，但十月革命产生的国际主义吸引力却立即改变了他对中国面临的基本问题的看法。布尔什维克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面对的外部威胁和内部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释，也提供了全面的政治行动纲领，从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能立即付诸实践的行动方案。同时，它还提供了这些行动所朝向的世界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对这一目标有历史保证且它的实现迫在眉睫的信念。
最初，李大钊曾把中国的灾难归于“欧洲之弹烟血雨”；现在，他把国际资本主义看作是罪魁。以前，他曾孤立地关注中国的命运；现在，他把中国的未来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以前，他的目标是融合东西方文化而达到世界大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到遥远的未来；现在，他把布尔什维克革命视为正在席卷世界的主要潮流。在1918年，对李大钊来说，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世界面临的现实。正是这一点，对他的所有思想形成了制约。
在为布尔什维克纲领所吸引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没有人比李大钊对世界革命抱有更大的希望。甚至当最初的革命激情开始冷却下来时，他仍然坚信，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千禧世界很快将到来。1919年12月，他写道：“世界上的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象唐山煤矿坑上的建筑物一样，他的外形尽管华美崇闳，他的基础，已经被下面的工人挖空了，一旦陷落，轰然一声，归于乌有。”[2]
李大钊对世界革命的爆发充满信心，这犹如一股巨浪迅速淹没了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他在关于十月革命意义的最初评论中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国际主义目标的特殊重要性。1918年6月他表示，俄罗斯革命比1789年法兰西革命更有意义，因为俄罗斯革命具有国际主义内涵，而法兰西革命则始终仅仅局限于民族主义。他写道，而法兰西爱国的精神维持法兰西人心，俄罗斯人道的精神唤起全国的自觉。法国革命根于“爱国的精神”，而俄国革命倾于“人道的精神”。[3]然而，在其明显的国际主义立场背后，仍然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因为在李大钊首先把十月革命解释为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开端时，他就坚信中国将在其中发挥特殊的作用。然而，不久他放弃了调和两种互相冲突的文明的作法。1918年11月，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写道，俄罗斯革命不再是融合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步，而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4]。
此时，李大钊已经明显地注意到他过去著作中的排外情绪和民族主义与他现在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矛盾。在1919年至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他一直极力表现出自己是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不再提中国的再生，而是讲“人类全体的历史”和“人类伟大的使命”。他的目标已不是简单地再造中国，而是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1919年1月，他对当代世界政治本质的见解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新目标：“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5]
李大钊在爱国主义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1915年和陈独秀的短暂争论中，他认为爱国心不是达到知识分子的“自觉心”的障碍，相反是它所需要的前提。以后他的著作始终坚持这一观点。然而，当出卖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和会召开之后几个月内，民族义愤和爱国激情的浪潮席卷全国。这时，李大钊却努力劝告中国知识分子避开爱国激情，不要过分冲动。“五四”运动之后数周，他写道，反对《凡尔赛协定》，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6]。1919年11月，他明确指出：“以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7]
以后，他精心阐述了对“五四”运动的这一看法：“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当新的苏维埃领导人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在中国的特权时，他认为，不应当出于爱国感情而赞美他们：“我们决不是因为收回一点物质的权利才去感谢他们的，我们是因为他们能在这强权世界中，表显他们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才去钦服他们的。”[8]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是李大钊在20年代初经常写作的主题，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似乎增强了他对爱国主义价值的清醒认识。在1920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劳动专号上，李大钊指出：“到1914年，大战勃发，劳工阶级解放的信念，一时遭到了爱国主义马蹄的蹂躏；各国社会党，多有为爱国的狂潮所卷而效忠于资本家政府之前的。”[9]
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同伴中宣传他的国际主义新信念。少年中国学会是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堡垒。李是这个1918年由归国留学生组成的有影响的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并有着和这个组织相同的强烈民族主义倾向。他曾以著名的文章《青春》证明自己完全赞同少年中国学会的观点。然而在1919年9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他劝告同伴抛弃“少年中国”思想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树立国际友谊的更伟大的目标：
“我们不要受腐败家庭的束缚，不要受狭隘爱国心的拘牵。我们的新生活，小到完成我的个性，大到企图世界的幸福。我们的家庭范围，已经扩充到全世界了……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我们的‘少年中国’观，决不是要把中国这个国家，作少年的舞台，去在列国竞争场里争个胜负，乃是要把中国这个地域，当作世界的一部分，由我们居住这个地域的少年朋友们下手改造，以尽我们对于世界改造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少年中国’的范围，决不止于中国：有时与其他亚细亚的少年握手，作亚细亚少年的共同运动；有时与世界的少年握手，作世界少年的共同运动，也都是我们‘少年中国主义’分内的事。”[10]
当李大钊1920年着手组织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时，他不像五年前和陈独秀争论时那样，把爱国心说成是知识分子自觉心的前提了。
李大钊新的国际主义信念与他对中国传统的严厉批评联系在一起，这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他曾经抨击专制主义的和不适应现代生活条件的儒家传统，但他仍然尽可能多地利用过去的遗产。例如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写的《新的！旧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等文章中，他竭力把传统中国的价值与现代经济因素和西方观念融合起来。但透过世界革命的新棱镜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他现在看到了一种不同的传统中国的写照。1919年初，他得出结论：“百千万亿年”的中国生活“毫无意义，毫无趣味，毫无祝贺的价值”。他宣布，新纪元已经到来，旧的生活将被彻底扫除。[11]
李大钊关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典型地体现在对“以夷制夷”的中国传统外交政策的评论上。他认为“以夷制夷”不仅反映了古老中国的“弱点和惰性”，也反映了它的“狡诈和卑鄙”[12]。他批评中国全部历史是“乡愿与大盗结合的记录”，“大盗不结合乡愿，作不成皇帝；乡愿不结合大盗，作不成圣人”。[13]
在李大钊1919年到1920年的文章中，还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对传统中国的讽刺性批评。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批评并不是从严格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他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习惯必须被打破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已成为民族进步的桎梏，不利于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他还强调，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以前的道德导致人与真正的自我相分离。他谴责儒家哲学“不是使人完成他的个性，乃是使人牺牲他的个性”[14]。传统的文官考试制度“蹂躏人格”[15]。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变为商品关系”、“人们彼此相隔绝”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批判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号召建立新的普遍的道德标准。他指出，无论中国的家族主义道德还是西方的国家主义道德，都是断不能存在于“世界经济时代的”[16]。这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彻底否定，与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完全相左，同他所采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必将胜利的期待是一致的。
新亚细亚主义
1919年至1920年，李大钊的著作如此突出地宣传国际主义是因为他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带来全世界的革命变革。但是，当1920年以后世界革命的前景变得暗淡时，他的著作中反映的国际主义旋律开始减弱。不过，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生涯初期，他对国际联合与统一的渴望不亚于任何真正盼望世界革命的人。
正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最初认识并不是来自列宁，而是受到富于想象力的托洛茨基的影响，他的国际主义和对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特殊追求也深深地打上了托洛茨基思想的烙印。本书曾指出，1918年末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托洛茨基1915年的著作《大战与国际》的启迪，他读过该书名为“BolshevikiandWorldPeace”（《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的英译本。李大钊被书中的结论深深地吸引住了：“可知托洛茨基的主张，是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线。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世界革命中的一个，尚有无数国民的革命将连续而起。”[17]
托洛茨基在同一本书中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民族主义国家的衰落，无产阶级的任务不再是保卫过时的民族国家，而是创造欧洲联邦，作为世界共和国的基础。伊萨克·多伊彻指出，“欧洲联邦”的提议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18]，这反映了托洛茨基对行将到来的革命的国际性抱有不可动摇的信心。事实上，在革命之前，这个口号就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引起过争论。1915年，列宁批评托洛茨基使用这一口号，因为它意味着俄国革命不过是同时发生的西欧革命的一部分。列宁认为，革命有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
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争论主要反映了他们的性格和强调重点的不同，而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战略上的分歧。他们都认为革命将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而俄国革命的成功将刺激欧洲其它地方发生革命。他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托洛茨基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比列宁更乐观，他设想西欧将更为迅速地响应俄国革命，而列宁则不是这样考虑的。
当李大钊在1918年无意中了解到“欧洲联邦”的观点时，他很可能完全不知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分歧。但是，他立即被托洛茨基有争议的设想所吸引，并且毫不怀疑把它看作是可以接受的布尔什维克原则，将它引申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方案。如果将来可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欧洲联邦”，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建立同样的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联邦？联邦制的概念之所以吸引人，似乎是因为它能被容纳到布尔什维克理论当中。在1919年2月《新潮》杂志一篇题为《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的文章中，李大钊提出各种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来证明联邦主义组织形式的普遍性。以这些观点为依据，他提倡建立三个大陆联邦：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亚洲，第三个在美洲。以这三个联邦为基础，“合欧亚美三洲组成世界联邦；合世界人类组成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19]他认为，受压迫的亚洲国家需要以实现每个民族的自决权作为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步。民族自决不是结果，而只是实现超国家组织和最终建立世界联邦的前奏。
李大钊用“新亚细亚主义”来表达他关于亚洲联邦的建议，以便和日本倡导的“大亚细亚主义”相区别。他断言这二者的目标和方式都是相反的。“大亚细亚主义”不过是通过实行门罗主义的亚洲翻版来统治亚洲。这“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20]另一方面，新亚细亚主义是亚洲人民的自由联盟，是建立“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的基础。[21]
李大钊断然否认新亚细亚主义的概念含有任何种族界限。它严格地以地区为界限，而不是以种族为界限。他写道：“我们画出亚细亚来，不是要分什么黄白人种的界限，只是提出我们所居的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一个改造的区域。”[22]他着力指出，旅居亚洲的欧洲和美洲的居民，如远东的俄罗斯人，也包括在未来的亚洲联邦内。[23]
他还认为，亚洲联盟所以特别需要，是因为对亚洲人民的最直接威胁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亚洲人：“我主张的新亚细亚主义是为反抗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而倡的，……亚细亚境内亚人对亚人的强权不除，亚细亚境内他洲人对亚人的强权绝没有撤退的希望。……我们只有希望亚人大家起来，扫除大亚细亚主义，破坏大亚细亚主义，这个责任，不只在中国人、朝鲜人身上，凡是亚细亚人——就是觉悟的日本人，——也是该负起一分的。”[24]
李大钊机敏地反驳了那种认为新亚细亚主义将使亚洲同非亚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分离的批评。他指出，“新亚细亚主义”仅仅意味着“打破种族和国家的界限，把那强者阶级给我们造下的嫌怨、隔阂，一概抛去”[25]。亚洲联盟不是把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相分离，它是“适应世界的组织创造世界联合一部分的亚细亚主义；不是背反世界主义的，乃是顺应世界主义的。压迫亚人的亚人，我们固是反对，压迫非亚洲人的亚人，我们也是反对的。强权是我们的敌，公理是我们的友。……人类都是我们的同胞，没有我们的仇敌。”[26]
毫无疑问，新亚细亚主义的概念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动机，因为在李大钊看来，在实现世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亚洲与工业先进的西方国家发挥着相同的作用。当然，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准确应用来看，这个观点不完全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标准。然而，李大钊建立亚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要求，并没有超出托洛茨基建立欧洲社会主义联邦的要求。他除了要使亚洲在世界革命中占有平等的地位之外，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在他所期望的世界革命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新亚细亚主义似乎与他当时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完全一致。
阶级、民族和人种
就在李大钊的著作中国际主义主题十分突出的时期，他开始发展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如前所述，他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在1920年1月。他断言，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整个中华民族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中国完全有资格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
这一理论的高度的民族主义联想是相当明显的。隐含着一种假说，即在中国的外部敌人面前，中国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消失。如果整个中华民族都是“无产阶级”的话，那么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就是同义语，中国的民族主义利益和民族主义目的将因它们对世界革命的贡献而得到肯定。进一步说，这个理论表明中国将在国际无产阶级斗争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如果整个中华民族已经无产阶级化了，那么，中国大概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革命。后者可能会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但是，它们在世界上仍然属于帝国主义侵略国家。这样，李大钊通过阐述新亚细亚主义而为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中提供了平等地位，又根据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提高到优于西方国家的地位，因为革命不再是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斗争。“无产阶级”的中华民族是被压迫民族的先锋。
最初，这些民族主义的内涵并不显著。只要李大钊还抱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希望，中华民族特殊的“无产阶级”地位就只能是暂时的，因为所有民族分歧都将很快在全球性的伟大革命中消除。直到这种对世界革命的使徒般的希望被无情的欧洲现实和中国政治所粉碎，“无产阶级民族”理论的沙文主义内容才开始亮相。第三国际发起的国共两党统一战线为这种亮相提供了舞台。
1924年1月，李大钊被选入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而使1922年夏开始的创建两党统一战线的事业达到圆满成功。统一战线产生于第三国际在亚洲和中东推进民族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政策——这一政策是中欧、西欧革命失败的直接产物。李大钊在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他对统一战线的认识留到后面讨论。这里只需要指出，在统一战线组织中，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信奉过的国际主义已经让位给新的和极端的民族主义。
由于国共合作政策强调中国各民主力量有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它很适合许多中国共产党人表达自己的民族主义义愤，有时甚至是沙文主义情绪。李大钊带头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倾向，但他绝不是孤立的。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指出的，这时，毛泽东原来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民族主义的复活首先表现在，1922年后的著作中不再有他早期关于爱国主义与中国革命原则和目标相矛盾的观点。他不再怀疑爱国主义感情的价值，也不再继续攻击中国的传统，这种攻击在1919年至1921年其信奉国际主义期间一直没有间断过。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传统做新的民族主义的评价。在写于1924年的《史学要论》中，李大钊号召中国历史学家发展“民族经历论”，进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他写道：“我想一个民族的特性，可以造成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民族特性，即是使各民族各有其特殊经历的最有力的原动力。”[27]
1924年5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作《人种问题》[28]的讲演时，他重现的民族主义倾向达到顶点。这篇讲演力图对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给予类似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却恰恰重现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排外主义倾向。讲演开始时，李以温和的语调、学者的风度讨论和解释“国民”、“民族”、“种族”等问题。然而，学者风度很快就代之以反西方的激烈言辞。他大声疾呼，民族冲突在处处増长，民族冲突背后有深刻的种族分歧和种族偏见。谁要对把种族争端变为世界政治问题负责？责任完全在于“欧洲人的世界观”。对于欧洲人来说，“除了基督教之外，再没有别的可说”[29]。根据欧洲人的世界观，一切有色人种注定永远处于劣等地位。
不言而喻，李大钊不难发现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这当然是人们早就指出的例子，外国人控制通商口岸，中国人在自己的城市中被迫屈辱地忍受傲慢的外国特权者的支配。此外，也不缺少欧洲种族主义者的著作。李大钊在讲演中提到的这些著作有：戈宾诺的有名论著《人种不平等论》和帕特南·威尔的《毛色之争》。他指出，后者预言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灭绝战是不可避免的。从“欧洲人的世界观”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不仅改变为民族斗争，而且成为种族斗争：白种人自己认为，“白人在世界上居于引导文化的先驱，视异色人种为低下阶级而自居于高上的地位，因此人种在世界上也成为阶级的问题，于是世界上就形成了相对的阶级。……这斗争或许为白色人种与有色人种的战争而与‘阶级斗争’并行呢！我们于俄国革命的事实可引为例证。俄国革命虽然有白色人种，然而参加有被压迫阶级的有色人种，其目标则同是反抗压迫阶级的白种人。可见低下阶级的有色人种与高上阶级的白色人种之‘阶级斗争’已粗具雏形，其进展则方兴未艾。”[30]
讲演接近结束时，李大钊提出了比较克制的阶级斗争观点，他号召中国人与“世界人民”一起努力，进行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但这一参加“国际主义”革命的呼吁，也充斥着现代中国沙文主义的口号。中国将以“民族复活”的精神加入世界革命，“使新的文化、新的血液日日灌输注入于我们的民族”。而且，中国要加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充分施展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31]
李大钊提出了阶级斗争转变为白种人和有色人种之间冲突这一十分重大的理论问题。应当注意，1924年5月的讲演是他公开和明确地讨论阶级斗争是种族冲突问题的最好机会。那一次，他是向有民族主义倾向的非共产主义的学生团体讲话，此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前途似乎十分光明。毫无疑问，种族问题是激发中国青年反帝圣战热情的有效武器。这些青年已经痛苦地感受到西方广泛存在着种族主义态度。尽管李大钊肯定是利用种族仇恨达到现实的政治目标，然而，如果他自己不抱有这种仇恨，很难想象他会采用如此尖刻的话语。此外，李大钊在《人种问题》的讲演中得出的结论似乎是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如果阶级斗争可以解释为民族冲突，当然也可以把它看作种族冲突。大多数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民族是“白种”人，他们的牺牲品，如同李大钊所说，是黄色人种和黑色人种，这一点对于各种各样非西方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最明显不过的。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暗示着无产阶级种族的观点。
到1924年，李大钊的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压倒了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由于李大钊的极端民族主义与他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深刻矛盾，他没有仅仅成为一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民族主义者。他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点中吸取的有益成份，使他的民族主义目标更坚定，并体现在实际政治活动中。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在1924年复活了，但没有采取原来的形式。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某些成份和政治策略相调和，成为极易引起争论的革命混合物。
李大钊像过去一样坚定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目标。如同他一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一样，他也极力利用民族主义思想为共产主义目标服务。如果说在《人种问题》的讲演之后，他早期赞成的国际主义原则几乎消失了，他进行世界革命的许诺却保留下来，尽管他做了十分清楚的解释：有色人种，特别是中国人，将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先锋。李早期对布尔什维克的热情受益于托洛茨基，但他却是托洛茨基早就警告马克思主义者要去反对的“促使人们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做是注定要把人类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民族革命救世主”[32]的倾向。这种倾向近来更多地体现毛泽东身上。毛也象李一样，献身于中国民族主义和世界革命，而且论证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种族冲突的一致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就李大钊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来说，他没有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把一般黄种人、黑种人特别是中国人看作是无产阶级民族，从中必将合乎逻辑地得出否认中国内部阶级斗争存在的结论。然而，李大钊总是在将要迈出决定性一步时停住了。大概没有其他任何标准能够比这种决定命运的选择更能区分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界限了。当1920年初李大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时，他已开始组织中国北方少数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党的组织。直到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被血腥镇压，他的主要精力始终用于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甚至1923年之后，他谴责中国资本主义也不比谴责外国资本主义为少。他对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民族中的军阀、官僚、地主的攻击也更甚于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攻击。1926年，他表明自己是中国农民反抗本国阶级压迫的热心倡导者。如果他真的相信中华民族已变成“无产阶级民族”，这却并不妨碍他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促进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如果他确实认为阶级斗争在种族之间进行，在他看来并不矛盾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白种的阶级压迫者”更可恶。在李的阶级斗争性质理论和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在欧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总是与保守派和修正主义联系在一起。大多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托洛茨基经常使用这一观点批评斯大林的政策。托洛茨基指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都是为那些旨在限制革命任务、降低斗争规模、加强民族保守局限性的倾向辩护和找依据，把它们神圣化，对此没有也不能有任何怀疑。”[33]
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联系可能会被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证实。事实上，第二国际和苏维埃国家的历史都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大量依据。然而，它没有被中国的经验所证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民族主义不是与温和的、保守的政治倾向有关，而是与最激进的和唯意志论的倾向相联系。李大钊，同样还有毛泽东，他们的民族主义冲动并没有“降低斗争规模”，反而助长了革命斗争情绪，民族主义没有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更得人心，但却为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活力，增强了它的领导人的使命感，这在其它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倾向使李大钊及其追随者能够更迅速更充分地找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真正机会。民族主义提供了通过统一战线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并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和农民起义争取革命的胜利。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291页。
[2]《李大钊文集》（下），第111页。
[3]《李大钊文集》（上），第573页。
[4]《李大钊文集》（下），第599页。
[5]《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
[6]《李大钊文集》（下），第1页。
[7]《李大钊文集》（下），第101页。
[8]《李大钊文集》（下），第214页。
[9]《李大钊文集》（下），第219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45页。
[11]《李大钊文集》（上），第606页。
[12]《李大钊文集》（下），第2页。
[13]《李大钊文集》（上），第619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
[15]《李大钊文集》（下），第120页。
[16]《李大钊文集》（下），第152页。
[17]《李大钊文集》（上），第602页。
[18]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19]《李大钊文集》（上），第626页。
[20]《李大钊文集》（上），第610页。
[21]《李大钊文集》（上），第611页。
[22]《李大钊文集》（下），第213页。
[23]《李大钊文集》（下），第108页。
[24]《李大钊文集》（下），第110页。
[25]《李大钊文集》（下），第213页。
[26]《李大钊文集》（下），第111页。
[27]《李大钊文集》（下），第735页。
[28]《李大钊文集》（下），第766页。
[29]《李大钊文集》（下），第769页。
[30]《李大钊文集》（下），第769页。
[31]《李大钊文集》（下），第772页。
[32]转引自多伊彻：《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879—1921》，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33]托洛茨基：《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
第七章历史哲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七章历史哲学
1920年，李大钊发表了《史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欲得一正确的人生观，必先得一正确的历史观。”[1]他如此重视历史研究不足为怪，因为要想对历史发展作出正确的解释，必须对历史有深刻的理解。他在最早表示支持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文章中还表示：“故有权威之历史，足以震荡亿兆人之心，而惟能写出亿兆人之心之历史，始有震荡亿兆人心之权威。”[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还未完全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他确信，历史研究必须为政治服务。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就认为：“国家兴亡，民族消长，历史所告。”1915年，他同陈独秀发生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他呼吁有“自觉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挽救中国必须积极参与政治。[3]为此，他转向哲学领域，力图从理论上把经院哲学同历史发展动力融为一体。因此，根据他的哲学沉思而形成的历史观成为其政治参与要求的理论基础。
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李大钊更加重视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它为人们把握当代历史提供了保证，不仅能够指导人们的现实斗争，而且也能指引人们去创造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对此，李大钊是坚信不移的。从1920年一直到他去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始终怀有极大的理论兴趣。在期此间，他发表了大量有关历史哲学问题的文章，其中包括在1924年公开出版的《史学要论》。在北京大学，他还举办了讲座，讲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其在中国史学中的运用等问题。此外，他还收集了大量有关历史理论的外文书籍。
由于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曾经直率地批评了历史唯物论中反映的决定论倾向，他不遗余力地推广和普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少会使人感到惊讶。尽管五四运动以后，他已经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不再明确反对、非难历史唯物论，但他十分强调自觉性和人的能动性作用。这说明，他并没有完全克服自己之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保留态度，同时他的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的行动主义冲动在很大程度上残留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但是，他1920年发表的几篇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完全赞同决定论的表述，用种种方式反复表示：“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4]不过，李大钊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复述这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要进一步发展历史唯物论，为他的政治行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唯意志论的解释寻求理论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能够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因为这一理论不单要正确地说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证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生产力运动所决定的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首先要揭示“人创造历史”的奥妙，最终要描绘出为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的美好远景如何充分发挥人的一切潜力。因此，哲学把历史当作人类在主宰未来的奋斗中自我创造的过程，人的自我异化源于此，最终人获得了真正的自觉，而只有实现了自觉，才有可能使人类从“必然王国”到达“自由王国”。
像黑格尔那样，马克思从历史当中发现了一种精神逻辑和客观内涵。历史是进化，这种进化完全是必然的，始终是理性胜利所决定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内容与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内容相比，是有深刻区别的。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的真正主体是世界精神，它是一种通过人的行动而运动的力量。马克思则认为，历史的真正主体是人自身，以及他们创造的生产力。然而，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都倾向于，历史正朝着一个终极目标前进，尽管他们对这个终极目标作出了不同的定义。
如果我们把唯物史观看作不过是一种毫不涉及终极目标，只是以客观经济准则为基础的分析历史本体的方法；那么，我们分析它的理论魅力或者它在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都将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克罗齐所指出的，假如历史唯物论失却了终极性和必然性因素，它就无法分析和论证社会主义及其它社会形式。也像罗伯特·米契尔斯写到的那样，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将是静止的。准确地说，只有通过深刻的历史分析，才能预见到未来社会发展的远景，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魅力所在。也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才能激发人们去改造现存的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当中，“唯物论”和“决定论”这两个概念常常被人们混淆在一起，引起误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是一种特别的唯物主义，因为它基于这样的前提：一切物质力量和客体都不过是人的活动的表现或物质化。虽然就它将社会主义的实现视为历史的必然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但它又要求人的参与和行动，以实现这种“必然性”。马克思指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5]“人创造历史”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正核心。
还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是变化的（在马克思主义观念中，这种变化是历史性的，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变化过程），但这绝不意味着是进化论的变化。它是一种从量到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它表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将会发生突变。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和社会力量的逐渐成熟，而且也意味着同过去实行彻底的决裂。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从人类的“史前时期”向“真正人类历史”的飞跃。
人虽然被历史所创造的，同时也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向乌托邦目标运动；承诺同过去进行彻底的、革命的决裂——对于唯物史观的这些观点，李大钊能够并且确实用来支持自己的唯意志论倾向。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著作中，他一直很少关心历史的阶段性、周期性问题，也不满足于简单地重复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反，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最有价值的观点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激发人的革命积极性，创造美好的未来。
这种看法在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篇文章中已见端倪。1919年初，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中，他曾经对唯物史观中很多决定论表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还发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绝大功绩在于，它承认“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6]。可以说，李大钊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的观点就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李大钊历史著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十分关注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以及这些看法怎样影响人们现实的行动，而不大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1920年，他写了《史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强调正确的历史观对于人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文章以类似四年前《青春》的宇宙论笔调开始：“人类的历史，果何自始？曰，不知所自始。果何由终？曰，不知所由终。在此无始无终、奔驰前涌的历史长流中，乃有我，乃有我的生活。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苟不明察历史的性象，以知所趋向，则我之人生，将毫无意义，……有如荒海穷洋，孤舟泛泊，而失所归依。故历史观者，实为人生的准据。”[7]
李大钊认为，“正确的历史观”的端绪应追溯到欧洲的科学革命。他写道，开普勒和牛顿的思想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编篡学，它经由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等人加以发展，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哪里达到巅峰。这种新历史编篡学旨在使人的头脑摆脱传统的神学史观（这种史观将历史事件归于超乎人的行动和控制之上的力量）的束缚。李大钊认为，这在中国是一项尤其重要的任务，因为孔子的历史编篡学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退落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回望古代的黄金时代，并且强调神的力量和伟大人物的作用。孔子的这些恶劣影响在当时中国人那里仍然存在，因为李发现，在像梁启超、章士钊这样的当代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中，也有传统的“退落的历史观”。
李大钊还赋予了历史理论以行动主义的作用。这在他的《史学要论》一文开头对于历史的本质的规定中得到了体现。李宣称，历史“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8]
在历史的真实究竟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上，李大钊有时持相当相对主义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十分重视历史观中蕴藏的心理因素。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一方面明确指出，“马克思把历史真正意义发明出来”；另一方面又写道：历史“是可以改作重作的，是必须改作重作的。但我们改作重作的，就敢断定是真实的、一成不变的吗？历史是有生命的，僵死陈腐的记录不能表现那活泼泼的生命，全靠我们后人有新的历史观念，……果然后人又有了新的理解、发明，我们现在所认为新的又成了错误的，也未可知。我们所认为真实的事实，和真理的见解并不是固定的，乃是比较的。”[9]
尽管从表面上看李大钊非常强调人们对历史的感觉、解释以及历史观念，但是，他并不否认在人们观念形态之外，存在着客观历史进程。在《史学要论》中，他写道，历史事实“是一趟过去，不可复返的；但吾人对于那个事实的解喻，是生动无已的，随时变迁的，这样子成了历史的事实。所谓历史的事实，便是解喻中的事实。解喻是活的，是含有进步性的；所以历史的事实，亦是活的，含有进步性的。只有充分的记录，不算历史的真实；必有充分的解喻，才算历史的真实。”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历史的真实，亦只是暂时的。”他承认有实在的“过去”，但是“实在的过去，是死了，去了；过去的事，是做了，完了；过去的人，是一瞑长逝，万劫不返了；在他们有何变动，是永不可能了；可以增长扩大的，不是过去的本身，乃是吾人关于过去的知识。”[10]对此，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有更加明确的论述：“实在的事实是一成不变的，而历史事实的知识则是随时变动的。”[11]
对于历史的实在是否独立于人们对它的认识这个形而上学问题，李大钊并不太感兴趣。事实上，他完全相信有客观的历史实在，而且他也试图去相信存在着能够发现的、历史演进所遵循的科学规律。但是，他并不关心过去所遗留的历史事实，而是关注现在的人如何解释自己的过去。他的着眼点在于，需要创造一种能够在此时此刻鼓动政治行动的思想和心理氛围，而他历史理论方面的著述正是服务于这种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由人创造而不是由“外在力量”决定的观点所产生的巨大感召力的背后，也正是这种需要。
必然性问题
无论是在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以前还是在他完成转变以后，他都始终相信人们有能力再现历史的真实，这种能力又同表面上看似乎相矛盾的另一种认识相联系，即认为存在着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非个人的和不可改变的力量。在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以前，他把历史决定论看作是使整个宇宙达到有序的基本的精神力量。它表明，个人的自我实现与民族的必然的兴衰循环过程是一致的。历史循环论对李大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坚信，中国的再生与复兴是必然的；同样，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武力侵略之下，中国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他思想当中关于历史偶然性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逐渐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观点所取代。他不再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循环过程，而是把它看作为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与此相对应，他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再生与复兴是同社会主义的实现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李大钊公开表示，历史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能够科学地确定历史的发展过程。1920年，他写道：“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无所差异。……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12]由于李确信客观历史受其内在规律支配，他的历史观不仅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而且也接近于持普遍主义史学家的历史观。这个史学家阵营上启康德，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继其后。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读过圣西门的书，也可能还读过孔多塞、孔德的书。他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产生了很大兴趣，这一切促使他深入研究马克思和其他西方史学家的历史理论。1920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专门论述孔多塞和圣西门的历史思想，把这两位史学家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前辈。这两篇文章是十分有趣的，因为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
在《孔道西的历史思想》一文中，李大钊列举了孔道西（孔多塞）的积极品格：他的“自然的乐天主义”，他对“开明与社会幸福的无限进步”及其进步方向可以预见的信念。李认为：“在孔氏眼中，文明史的研究，有二用处：一使吾人能建进步的事实；一将使吾人能决定其方向于将来，由是以增如进步的速率。”他宣称，孔多塞相信：“假如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为人所知，预见事变，是可能的。这类法则，从过去的历史中能被查出。”[13]
然而，孔多塞没能发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并不是说这种规律不存在，而是他探索这种规律所用的理论和方法是不科学的。他将社会进步视为“智识进步”的结果，这就使得他对未来的预见流于哲学的空谈。与此相反，李大钊指出，历史进步的源泉在于“人民群众”：“人类种族，是由些全靠他们自己工作的果实生存的家族的群众成立的。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14]在圣西门的历史著作中，特别是其晚期著作，强调经济的作用，对“人民群众”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虽有涉及，但是对它的认识还是肤浅的。李大钊说：“桑西门认产业者阶级为社会的基本阶级，为历史的原动力。”他还进一步发展了孔多塞关于历史发展存在着普遍规律的思想：“确立一种历史的法则，认历史过程，惟有经由产业组织的变化，才能理解；将来的社会，亦惟依产业发达的倾向，才能测度；……后来，承此绪余而建立唯物史观的学说者，厥为马克思。”[15]
尽管李大钊没有写过专门评述孔德历史思想的文章，但始终把孔德看作圣西门的继承人、马克思的前辈。他还赞扬孔德“已于历史发见一定的法则”[16]。他厌弃机械唯物论，也没有在文章中提到“知识阶级”的杰出作用，而这一点，无论在圣西门还是孔德的历史著作中都是反复强调的。像马克思那样，李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与圣西门和孔德不同的是，他把“群众”视为“历史的纯正的主位”[17]。总之，李大钊试图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证明历史是人与他们所处的客观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机械唯物主义时也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8]
毫无疑问，李大钊从孔多塞、圣西门、孔德的历史理论中得到了启示，他们的很多理论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乐观地相信人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合理性，承认历史发展在本质上是进步的，确信理性将战胜一切，自由和平等是必然的。更重要的是，李大钊还从他们的历史著作中获取了力量，建立起预见未来的信念，这种信念增强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认识。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一文中，他郑重地指出：“科学的社会主义，把他的主张置在唯物史观的上面，依人类历史上发展的过程的研究，于其中发见历史的必然的法则；于此法则之上，主张社会主义的社会必然的到来。由此说来，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是运命的必然的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19]
应该指出，李大钊主张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与他提出自觉的人类活动能够重新塑造历史的观点是不矛盾的。既肯定必然性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独特现象。例如：宿命论的加尔文主义的教义说，救世主是命定的，即使在上帝创世之前，他已经拣选出自己的选民，弃绝了罪人。但是，在加尔文主义中，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述：“每个人都有义务相信自己是选民，……缺乏自信就是信仰不足……使徒要人‘坚守’一己召命的劝勉，在此被解释成个人有义务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赢取自己已得拣选与义认的主观确定。……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20]因此，尽管救世主是命定的，但救世主的形迹却要在尘世上的人的活动中去寻找。
很多非宗教性哲学也以不同的形式强调客观必然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比如：19世纪60年代俄国的唯实论者，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他们坚定地认为，根据客观实在的逻辑法则和科学规律，社会向着理性的目标发展。但是，他们对于客观性的实在论信仰却是与一种特殊的要求相联系的。这种要求表现为他们试图根据自己意识的图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坚信社会主义是历史进程内在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它把社会主义作为革命行动的号召。列宁主义则更注重必然性和能动性这两种因素的结合，列宁强调主观作用，即革命知识分子的意志和觉悟。他认为，这种意志和觉悟不仅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决定论相联系，而也与具体的客观现实不可分离。如果说相信必然性在逻辑上同强调人们积极参与创造历史的观点有矛盾的话，那么，这种矛盾恰恰证明，理性世界同历史环境虽有差别，但在精神上却是协调的。李大钊和他的前辈都持这种观点。
不过，李大钊也意识到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他担心有人会凭借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原则，从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宿命论结论，把未来看成是命定的，人们无所作为。因此，他继续投入极大的精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精神作用的问题。他感到，必须反复重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觉悟”，而不能鼓励淸静无为。他根本不承认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信仰与政治行动之间存在着任何矛盾。还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他就认为复兴中国的必然性与他个人的政治活动是一致的，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更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不能离开人民积极的行动和斗争。在1919年，他曾经对人们为实现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必要尝试和基督教的传布作了一番比较。他认为，既然基督教对千禧年到来的信念并不妨碍传布福音经典；那么，为什么社会主义者信仰社会主义必然性之说就会阻碍他们为社会主义的实现进行斗争呢？显然，这是毫无道理的。[21]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指出：“马克思一派的经济的历史观，尤能与人以社会主义必然的实现的确信。”[22]李大钊像马克思和列宁那样，把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仅仅看作是他们全部行动纲领的第一步。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发展当中存在的决定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但是，光宣传这种观念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必须深刻理解决定论的含义。尽管在宣称其必然性之前马克思无疑向往着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和历史研究才使他充分相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矛盾（这是一般而言）并且尤其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但是，马克思也认为，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绝对的实体，它决定着历史进程的方向——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实现。
李大钊从没有获得马克思主义这种对于历史的决定性力量的信念。在宣称社会主义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时，李大钊的真挚是毋庸怀疑的，因为他坚信千禧世界正在到来；但他对历史力量的信念，从未坚定到使他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对中国历史进行一番严肃的考察来检验自己的信念。李大钊史学研究的重点是历史观，他不太注意研究具体的历史过程。而且，他特别强调人的觉悟和实践作用（相对来说，不大强调物质的先决条件），极力主张精神的变化胜过物质的变化，历史规律的作用并不是绝对的。在他看来，历史规律固然存在，但这些规律却不是人的活动必须服从于它们的客观力量；它们不过是有意识的人的活动的表现，它们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在人们的意识和行动中得到确证的。
时论
李大钊的历史理论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要算时论。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如前所述，他的早期思想源于爱默生。他同意爱默生的看法，“今”是世上最宝贵的东西，它为人类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无限的机会。无论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在哲学上都着力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了创造美好的未来，必须立足于今，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内在的积极性。为此，他尖锐地批评了所有忽视“今”与人的内在积极性的思想。
最初，李大钊的时论建立在一种先验哲学的框架中，这种哲学坚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在无尽的宇宙和无数个人的“自我”中流淌的“大实在的瀑流”，一种普遍的青春精神。这条瀑流辩证地运动着，并在不断的“流转”中展现自身，而这种“流传”通常出现于“今”的无限系列中。李大钊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依然在自己的著作中宣传这种先验的哲学观念，而且对“今”的感情升华使他在很大程度上超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1923年初，他发表了一篇题为《今与古》的论文[23]。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重申了上述哲学观点：“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驰，不断的流转，过去的一往不还，未来的万劫不已。于是时有今古，人有今古，……今古的质态既殊，今古的争论遂起。”因此，这种“今古的争论”成为文章的主题。李大钊写这篇文章的要旨在于反对历史编纂学当中的“怀古派”。为此，他对一部分欧洲17—18世纪的哲学家的著作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如让·博丹、弗朗西斯·培根、笛卡尔以及英国神学家乔治·黑克威尔，他把这些人看作是“崇今派”，从他们的理论中得到了重要的启示。他指出：“鲍丹（即博丹）学说的重要，不在他的君政论，而在他企图立一普遍历史的新学说，以代中世时史学界流行的黄金时代说（TheoryofGoldenAge）。”[24]培根则发现“循环说为知识发展上最大的障碍，每致人们失所信赖与希望”[25]。笛卡尔敢于批评古代权威和古典文化的精神令人可敬。而黑克威尔认为，历史“退落说可以腐痹人的元气，世界普遍衰朽论，销沉了人的希望，钝滞了人的努力的锐利”[26]。
李大钊认为，上述观点表明这些具有“乐天努力的历史观人生观”的启蒙哲学家都有正确的时代观，也就是说，他们崇今。这种观点与爱默生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爱默生主张：“昨日不能唤回，明日还不确实，你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27]李断言，这种时代观能够激励“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28]。
1923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时》，这篇文章重复了他过去的哲学观点，明确地阐述了对时的领悟与对历史的理解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说：“一生最好是少年，一年最好是青春，一朝最好是清晨，……天运人生周行不息，盈虚消长，相反相成。逝者未逝，都已流入现今的中间，盈者未盈，正是生长未来的开始。时是无始无终的大自然，时是无疆无垠的大实在。……时是伟大的创造者，时亦是伟大的破坏者。历史的楼台，是他的创造的工程。历史的废墟，是他的破坏的遗迹。世界的生灭成毁，人间的成败兴衰，都是时的幻身游戏。”[29]
对李大钊来说，时有着玄妙的含义。从中国的道家到西方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都曾试图尽力说明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都只能与吾以一部分的解答，不能说出他的真实的全体”[30]。这是因为：“时的问题不能研究，且亦不必研究。说来说去，言人人殊，时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31]如果“时”如此变幻无常、难以捉摸，以至于不能真正被人认识；那么，我们就必须紧紧把握住我们所能理解的东西，这就是今。因此，李写道：“过去未来，皆赖乎今，以为延引。今是生活，今是动力，今是行为，今是创作。苟一刹那，不有行为，不为动作，此一刹那的今，即归于乌有，此一刹那的生即等于丧失。”[32]
这种珍惜片刻的感情促使李大钊萌生了一种想法，在他看来，人生在世，每个人都有无限的美好机会，为了不失去这种机会，必须最充分地利用他们占有的每一时刻。他还认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珍视今天的创造机会。对时的错误认识必然导致对历史的错误理解，而对今的错误估价也同样会产生错误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是逆退的，是静止的，是背乎大自然大实在进展的方面的，是回顾过去的，是丧失未来的”[33]。但是，“要知时的首脑，不在古初，乃在现在，不是向广漠无涯的过去奔驰，乃是向广漠无涯的未来奔驰”[34]。如果谁把今看作是“时的首脑”，那么，谁就“能得到一个奋兴鼓舞的历史观，乐天努力的人生观”[35]。
李大钊关于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主张现在包含着过去，而且为未来作准备，要放眼未来，对未来充满理想。这些都符合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然而有必要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实现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的历史进程是有相对严格的历史时代规定的，而过去在时间上则是根据特定的、必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区分的。这种历史发展阶段是具体的社会经济运动的结果。不仅过去如此，未来也是被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限定的，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就被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上，即资本主义的崩溃时期。
此外，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客观决定作用不仅适用于过去和将来，而且也适用于现在。马克思认为，人们创造历史，但仅仅是在特定的先决条件下创造历史。“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36]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时机都对革命有利。实际上，有利的时机是相当罕见的。这种时机的出现，是由生产力运动决定的。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引起革命的社会政治条件以后，才能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时机。所以，正如卡尔·曼海姆已经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把时间看作是“一系列战略点”[37]。而不是像李大钊所主张的，时间是一系列意义均等的“今”。同样，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能动性也并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它建立在承认决定性和历史的客观作用基础上，同时亦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它以对任何历史时机都作具体的分析为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一般是根据他们对历史决定力量的分析，对政治行动作出不同的规定。然而，无论如何，他们的行动要符合客观的历史条件，而客观的历史条件对革命的冲动起限制作用。这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色。
李大钊的历史观几乎完全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特殊的理论原则，他的时论基本上排除了以客观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时代区别，他崇尚的今除了具有创造性和活力以外，没有任何时代意义。在展望实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时，他并不注意历史的客观力量所起的作用，而是强调人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觉悟。他认为，这种愿望和觉悟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正确的时间观念，也就是说，要使人们都知道在“今”当中存在着内在的潜力。应该说，李大钊所说的“今”意义十分含蕴，人们需要通过自己的行动去理解实现无限的内在机会的真实含义。既然存在着一系列无限的“今”，那么可以说，李的时论就是一种永远行动的哲学。
李大钊的历史理论也是一种能动的哲学。它要求历史研究的首要目的不是去发现作为政治行动基础的客观历史发展趋势，而是创造一种从事政治活动的心理环境。历史理论的作用不在于使人们从历史当中获取科学的想象力，而是提供给人们一种勇于创造未来的精神力量。在李大钊看来，受到一种“正确”的历史观（以及正确的时论）的鼓舞下，人们会去塑造历史；他们不会被历史所束缚。
中国历史
尽管李大钊经常号召历史学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但是他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机会承担这项工作。虽然他在北京大学举办过中国历史讲座，并且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以前一直担任该校历史系教授。不过，在讲座基础上出版的讲义表明，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理论熟练地运用于研究之中。他关于中国史研究的代表作题为《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这篇文章以中国古典文化变迁为基础分析远古的中国社会。但李大钊写这篇文章时，似乎没有运用任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领导人期间，更无暇从事严肃的历史研究。1927年4月，他不幸被军阀杀害，年仅38岁。从此，他失去了从事史学研究的机会。我们感到，由于他完全致力于历史观的探讨，所以不大重视对于历史过程本身的研究。无论如何，在他那里，运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始终是第二位的事情。
尽管李大钊缺乏机会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但他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在他的政治著作或者历史理论著作中，他从不勉强地表示对中国历史的看法。在这些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问题的著作里经常出现两个主题，这也是后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遇到的问题。一是，李大钊否认存在着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二是，他对中国现代历史作了高度民族主义的解释和概括。
有一种观点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按照马克思所勾画的西欧历史发展模式演进的，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实际上，这种设想在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中都没有成为定论。马克思相当明确地否认，他关于历史发展阶段的规定有普遍的应用价值。他指出，那只是“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而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38]虽然列宁一直夸大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但他却从没有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阶段方案完全适用于俄国历史。显然，这种方案对亚洲国家的历史来说，影响更为有限。事实上，关于历史发展的单线模式论是斯大林理论的独创性产物。由于斯大林牢固地控制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的单线模式论虽不具有任何普遍意义，但还是被各国共产党人当作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接受了。在中国，1929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运用这一理论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然而，20年代初，在前斯大林主义阶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不要求对一切历史问题都持普遍论的态度。李大钊也感到，不应该强迫人们对历史作出普遍论的解释。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奴隶制，也没有必要把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归于封建制，更不需要在19世纪以前的中国寻找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迹象。因此，他只是满足于用最为普通的术语把传统的中国社会描绘为“农业经济组织”，它延续了两千多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39]1926年底[40]，他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土地私有制（这种财产联系形式与马克思给封建制下的定义是完全矛盾的）一直是自周秦以来中国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41]。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换了多种说法来证明马克思的“封建制”范围内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土地私有制，但李大钊却没有作出这种理论解释。
他从不把中国历史生硬地套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模式，总是强调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仍然坚持东西方文明存在着明显区别的观点，主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东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形式，并进而号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立新的、全面的“民族经历论”，“比较种种民族的经历，研究普通于一般民族经历的现象”[42]。
他还把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差异归因于地理环境的作用。他认为，中国良好的自然环境产生了相对稳定、静止的农业体系，它成为传统中国有特色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基础。相反，由于自然资源的贫乏，刺激了西方工商业的发展。[43]
应当指出，李大钊的上述观点并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推论出来的，但是他确实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中获取了重要的启示。虽然马克思主义者断然否认不变的地理环境能够解释历史的变化，但是事实上，地理环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析的起点。马克思自己就非常强调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在历史发展当中的作用，他重视“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他写道：“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44]而且，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认为，资本主义只能在温带发展。另外，马克思的许多继承者也十分注意地理环境的重要性，普列汉诺夫就曾指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随着经济关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45]
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基础。这一理论一般用来解释非西方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这些民族出于经济的需要，由国家来管理大规模的水利灌溉工作。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包括《资本论》）中，这种理论被作为一般的社会历史概念，马克思用它描述传统的印度和其他社会（但却没有用以分析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然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即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当作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途径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前奴隶制阶段）。
李大钊反对历史发展的单线论，把地理环境视为决定东西方文明差异的主要因素，但他却没有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解释这种差异。虽然他读过《资本论》，可他却接受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定义，只是把它看作现代欧洲的古代经历，[46]对分析中国历史不会起任何作用。
李大钊一方面反对用单线论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全人类的革命前途将是同样的。他对社会主义道路终将导致世界大同充满了信心，相信世界大同必将打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的民族差别和种族差别。但是，中国历史毕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中国社会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怎样保证中国的未来同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国家的未来汇聚于一点呢？李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曾认为，未来的世界大同将以东西文化的综合为基础。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不再满足于单纯从文化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时，他感到，如果中国成为世界历史发展主要潮流的一部分；那么，就必须根据经济基础而不是文化作用来解释世界大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证明了这一点。李大钊指出，外国帝国主义经济上的压迫不仅已经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农业经济组织”，也改变了中国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因此，把中国推入世界现代历史的发展阶段。[47]他还多次提到，西方的武器、技术、思想输入中国，使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从千年的沉睡中猛醒。[48]
对于坚定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来说，承认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了客观的“进步”作用，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价值观念。然而，承认这种历史作用，并没有妨碍李大钊对中国现代历史作出另外的判断。他和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认为，中国现代历史是中华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像他的继承者那样，他特别重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没有把这次起义解释为反清运动，而是把它说成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序幕。实际上，李大钊把自太平天国以后中国所发生的每一个历史事件（即使是传统的农民结社）都纳入到反帝斗争的范围内考察，这样，像太平天国时期三合会等秘密会党的活动以及义和拳的造反都被当作“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的一部分。[49]
在这里，无须讨论李大钊对中国现代史所作的具体分析，因为他的分析和结论同最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史的解释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也应该指出，他的主旨并不仅仅在于赞美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他说过：“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50]他倾向于把中国参加国际革命运动的“开始”作为中国现代史真正的发端。据此，他曾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确实发现了一条线索：中国太平天国时期的天地会与马克思的第一国际有联系。[51]他还从马克思论中国的著作中得到了对太平天国作民族主义分析的理论根据。总之，李大钊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他以这种观点为指导论述中国现代史。
注释：
[1]《李大钊文集》（下），第264页。
[2]《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3]《李大钊文集》（上），第145—152页。
[4]《李大钊文集》（下），第715页。
[5]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第118—119页。
[6]《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
[7]《李大钊文集》（下），第264页。
[8]《李大钊文集》（下），第713页。
[9]《李大钊文集》（下），第674、677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717—718页。
[11]《李大钊文集》（下），第266页。
[12]《李大钊文集》（下），第347页。
[13]《李大钊文集》（下），第328、329、330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330页。
[15]《李大钊文集》（下），第339页。
[16]《李大钊文集》（下），第745页。
[17]《李大钊文集》（下），第330页。
[18]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5页。
[19]《李大钊文集》（下），第334页。
[20]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0—91页。
[21]《李大钊文集》（下），第65页。
[22]《李大钊文集》（下），第610页。
[23]该文写于1920年，发表于1923年2月。——译者注
[24]《李大钊文集》（下），第271页。
[25]《李大钊文集》（下），第273页。
[26]《李大钊文集》（下），第280页。
[27]《李大钊文集》（下），第238页。
[28]《李大钊文集》（下），第238页。
[29]《李大钊文集》（下），第665页。
[30]《李大钊文集》（下），第665页。
[31]《李大钊文集》（下），第666页。
[32]《李大钊文集》（下），第666页。
[33]《李大钊文集》（下），第668页。
[34]《李大钊文集》（下），第668页。
[35]《李大钊文集》（下），第668页。
[36]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532页。
[37]参见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2页：“一个战略计划。”
[38]参见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3卷，第341—342页。
[39]《李大钊文集》（下），第178页。
[40]应为1925年底。——译者注
[41]《李大钊文集》（下），第822页。
[42]《李大钊文集》（下），第734页。
[43]《李大钊文集》（下），第177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7页。
[45]《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65页。
[46]《李大钊文集》（下），第58页。
[47]《李大钊文集》（下），第180—181页。
[48]《李大钊文集》（下），第588页。
[49]《李大钊文集》（下），第847页。
[50]《李大钊文集》（下），第881页。
[51]《李大钊文集》（下），第882页。 |
第六章决定论与能动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二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
第六章决定论与能动论
在接受布尔什维克能够在世界范围的革命转变中取得辉煌胜利的思想之前，李大钊就深信人类在变革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能动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对觉悟的中国青年充满信心，这些青年是国家复兴的播种者，“能够创造一切”。1916年他指出：“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之自我。”[1]他希望青年立即行动起来，摆脱对过去的传统主义感伤和对未来毫无希望的乌托邦梦想。
在这种积极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李大钊接受了十月革命带来的救世福音。十月革命的胜利将成为冲破旧中国死寂的藩篱、释放少年中国被抑制的能量的革命浪潮的第一波浪花。他相信，俄国革命预示着中国即将发生巨变。
1919年初，当李大钊开始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他决意放弃关于历史变化建立在精神和心理基础上的信仰，接受（至少在形式上）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普遍原理。然而，他没有放弃对有意识的、有主动性的人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改造社会的信心，也没有完全接受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规律在历史中不可抗拒地发生作用的观点。如果他那样做，将宣告中国要经历长期而沉闷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同时也使自己成为这种漫长痛苦经历的消极观察者。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接受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同时对他们倡导的革命运动将或多或少加快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抱有希望。由于受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也由于托洛茨基所系统阐述的不断革命论的启发，李和陈（及其他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成为共产主义的信徒。1917年，列宁所阐发的这种理论，意在为经济落后国家指明希望。这些国家由于极端落后，能够通过迅速改造而走向世界文明的前列。然而，立即拯救中国的革命愿望和马克思主义某些基本观点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因为历史唯物论给这些新的、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国人带来的启示是令人沮丧的：中国几乎完全不具备实现马克思社会主义纲领的物质条件。
没有人比李大钊得到这个启示后更感到失望。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能动论思想，以及对千禧精神，使他不能接受任何限制人的意识和活动的作用的理论，也使他不相信千禧王国十分遥远。因此，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坦率地指出了马克思理论中的经济决定论和马克思强调的政治觉悟重要性之间的矛盾：“那么，历史的唯物论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2]他坚持政治力量能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主张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要像完成物质改造一样完成精神改造。更重要的是，李大钊注意到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可能会得出宿命的结论：“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3]
李大钊以宣传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起初，他感到还能相对自由地修改甚至删去马克思理论与他的革命愿望有冲突之处。但是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后，当他开始形成比较坚定的政治信念时，特别是1920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他完全不可能再忽视与其能动性的冲动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原理。如果要成为政治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成为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其中的基本观点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至少是合理的。所以，协调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立即采取革命行动的愿望之间的关系是必要的，而这种协调又必须限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范围内。
李大钊在1919年提出的决定论和能动论的矛盾是马克思学说中非常复杂的基本问题之一。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意识和能动性对历史的作用，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以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关系这样一些极端重要的问题。李在所有问题上都完全脱离了欧洲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如果不了解他所思考的理论的实质，就不能充分评价这种脱离的意义。所以，在考察李大钊的观点之前，应当研究他在力图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革命事业时遇到的一些理论问题的发端——卡尔•马克思及其后来者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能动论
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和能动论的特殊混合物，因为二者都是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也是革命实践的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它的客体；既是自己过去历史的产物，又是自己未来的创造者。
尽管卡尔•马克思把他的理论看作一种普遍的、客观力量决定人的活动和思想的科学，但首先关注人的状态而非客观因素的哲学前提，却是与他的理论相伴而生并且渗透期间的。这种哲学关注的是人丧失了人自身、重新恢复人的本质以及发挥人在现实社会中的能动作用。决定论和能动论的因素，都集中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目标上。马克思借助历史的客观力量来阐明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也强调人的“自觉性”和“自觉活动”都是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基本的主观因素。
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决定论“规律”占支配地位，他的直接追随者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规律”。然而，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能动论因素，对于解释整个学说有重要意义，也鼓舞和帮助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支持他们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新的、变化中的历史环境。能动论因素特别关系到在怎样的前提条件下实现以及如何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理想这一关键问题。这里的论述将揭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决定论和能动论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批判社会以及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异化概念。马克思用“异化”来描述这样一种情况：人的力量和产品成为异在的、独立的实体，与自己的生产者相对立。对马克思来说，历史不仅是人创造自身的进程，也是人日益自我异化的进程。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与自己和他人日益异化，日益成为自己通过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劳动而生产的产品、观念和制度的奴隶。宗教、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都人自我异化的一种形式；它们是本来由人所创造，却反过来统治人，阻碍人过上真正人的生活的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人自我异化的最近、最严重的形式，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已经完全异化了。工人已成为机器的附件，他的劳动产品，以资本的抽象形式压迫和剥削他。马克思写道：“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4]
尽管资本主义是人类自我异化最严重的形式，但也是最后的形式。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完全异化的、失去个性的无产者，迫使这个阶级认识到自己的生存条件并竭力改变它。为此，无产阶级必须起到一种普遍的、世界性的作用，因为没有全社会的解放，无产阶级也不能解放自己；实际上，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最重要的信条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信无产阶级是拯救历史的动力，深信资本主义要不可避免地造就“自己的掘墓人”，以及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部分的国际主义。
异化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理论的基础，它强调人的意识和能动作用对创造未来的重要性。假如人与自我、他人甚至他所创造的世界相异化，那么要克服这种异化（即人对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有所了解，认识到他曾归结于外部力量的力量正是他本身），必须以一种革命行动作前提，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正如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区分“意识”和“自觉”是很重要的。“意识”是指任何地方、任何时期的人都具有的特性。不论是社会阶级利益的直接表现，还是人头脑中的宗教幻想，意识都不过是人与他的生存条件相分离的一种反映。实际上，它是虚假的意识——之所以虚假是因为它没有认识和实现人的潜在能力。另一方面，“自觉”是人克服自我异化而恢复人的本质。这种自觉性不仅是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的产物，也是实现理想所必需的转变的产物。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的“意识”转为“自觉”，同样，人的“活动”转变为“自主活动”。因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通过反对现存的异化世界的彻底的革命，通过“改变自我”和“改变环境”相统一的斗争，通过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人才能克服自己的异化状态而认识自己真正的人的潜能。马克思在他纲领的结尾提出了能动论的要求：“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6]马克思相信人的自我异化源于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及社会劳动分工；但是，人类物质生活条件是由人自己创造的，也只能由人的活动来改变。通过“自我改变”达到“真实的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进程观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进程指向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
假使通过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革命行动来克服异化，实现自由，怎样唤起这种觉悟呢？人们怎样得到“革命实践”所需要的自觉性呢？马克思的回答是无产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转为自己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事实上工人所受的非人待遇，使他决心要成为真正的人。他还认为，工人一定会树立这样的自觉性，引导人类从“史前时期”走向“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然而，如同戏剧中未出场的人物一样，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无产阶级是特殊的经济组织的产物，即发展了几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的产物。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现代无产阶级的产生，马克思对历史做了阐述，这种阐述后来被不大精准地称为“唯物史观”。这种理论提出了支配社会发展和人的活动的普遍规律，也回答了是什么力量决定着人的意识，还回答了怎样形成和提高无产阶级的意识。这种历史观最明显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固有的决定论和能动论的矛盾。
历史唯物论力图阐明人的意识和物质生产过程的关系。其基本假设是“存在决定意识”。对马克思来说，“存在”基本上是经济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及其组织力式。“生产力”构成经济基础，在其之上建立了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意识”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不仅包括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他方面的思想和观念，而且特别指阶级意识，它是进行政治活动的首要条件。以下是马克思对历史变化过程所做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7]
这种唯物史观的基本论述似乎说明各种形式的意识和有意识的政治活动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及其变化决定的。然而，观察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哲学前提时，会发现对决定论的阐述是不同的，这种哲学强调人的“自觉”和活动都是历史进程的真正创造力。虽然在马克思比较“成熟”的著作中，经济决定论的论述更多，能动论处在附属地位，但它终究没有消失。甚至马克思阐述决定论最详尽的著作也充满了对现存社会的激烈批判，它明确表示社会改造不是通过对“历史”过程作抽象的预想，而是通过人的革命活动来实现的。马克思反复强调是人创造了历史。尽管马克思指出要依靠客观物质世界来解决人的自我异化问题；他始终坚持世界是人创造的，也只有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才能改变世界。
这种“人民及其意识”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承担者”[8]的观点，对于解释“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是十分重要的。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写道，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必须“超出单纯的理论，成为实践的问题。只有当存在的核心表露出是社会的过程时，存在才能被看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虽然是至今未意识到的产物，而这种活动本身又会被看做是对改变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9]
从辩证法观点看，人从“必然王国”（在那里人被自身创造的异化世界所统治）发展到“自由王国”（在那里理性的人成为自身外化自然的主人），是一个不能与人的“真实的意识”相分开的过程。但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敏锐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革命取决于物质文明发展的程度，也相信客观条件“只有依靠一个有意识的已在头脑中具有了社会主义目的的活动的指导，……才能成为革命的条件。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不是客观需要或无意识的活动能保证的，……自由和理性的实现需要那些已具备它们的人的自由理性。”[10]
对于马克思关于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关系的论点，卡尔•洛维特写道：“实际上，人的自我异化是由物质生产条件的发展程度和方式，由劳动分工和他生活的具体条件的总和决定的。但这些条件是与人的社会性结合在一起的，人是他自己的世界的人，其自觉性是世界的意识。这种条件的总和不能从抽象的经济因素中引出：抽象的经济因素必须与人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人的真正本质通过行动反映到存在中。”[11]
上述问题实际上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涉及到复杂的学术性问题，即是否存在着能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和更加相信决定论的“成熟马克思”的区别。然而，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关系到认识马克思主义许多基本的、浩繁博学的著作。这些著作无疑是根据他早年的哲学观点写成的，或者被认为是主张革命的、非决定论的世界观，它强调意识和人的能动作用，而不是简单地肯定非人的经济力量的作用。这种能动论倾向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书中号召为理想中的千禧世界而革命。这种倾向也体现在论1871年巴黎公社的著作《法兰西内战》中，他在书中真诚地宣传乌托邦理想。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些论断是马克思著作中最有影响的内容。即使像《资本论》这样主张决定论的著作，显然也是根据劳动异化的观点写成的。在中国，研究《资本论》主要不是科学地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而是控诉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公平和非人性。
就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关系而论，“存在决定意识”的决定论含义往往是不确定的。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两种力量之间关系的表述，就像决定论中“存在”和“意识”的关系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把经济现象看作是社会“基础”的一部分，它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而政治力量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虽然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承认他们以前有时不恰当地强调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因素（因为恩格斯称他们的对手完全忽视了经济）。然而，他像每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做的那样，重申经济因素归根结底起着决定作用。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时，恩格斯在1890年写道：
“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2]
普列汉诺夫更简明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关系的理论：“毫无疑问，政治关系可以影响经济运动；同样，毫无疑问，政治关系在影响经济运动以前，是由经济运动创造出来的。”[13]尽管这样的陈述在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可是马克思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处理和对当时政治事件的反应，却又表明他坚持一种更灵活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相信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政治力量有它独立的作用。在他关于欧洲从封建主义转变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专制主义国家的论述中，在对1848年法国革命和拿破仑三世独裁的解释中，在对印度历史上“东方专制”的说明中，这个观点十分清楚。在欧洲海外扩张历史等其它一些论题中，马克思力图证明政治力量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更有意义的是这样的事实：马克思思想中非决定论的倾向是，只要存在有希望的政治形势，革命就有希望，即便当时还缺乏客观的经济前提。这种倾向还表现为马克思早年对德国革命充满信心。德国是当时经济最落后的西欧国家之一。他却认为当时的德国比法国和英国这些经济发达国家更接近于发动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始终认为经济和政治不可能完全同步发展，他把英国看作经济发达的典范，而把法国看作政治革命的典范。马克思急切的革命能动性，在1870年更明显地表现出来。当时他陶醉于俄国革命之中，认为俄国可能跨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改造。他在1853年发表的鲜为人知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太平天国的造反可能激发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总的看来，马克思确实肯定革命所需要的一定的经济成熟和政治成熟是互相联系的，同时，他也有大量的论述反映了唯意志论的观点。
应当着重指出，马克思的早期理论与他后来所阐述的理论是不一致的。他关于存在与意识、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关系的决定论观点受到早期著作中人道主义哲学的挑战，也受到其以后著作中突出能动性的挑战。甚至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的代理人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核心——也含有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矛盾。自觉性和能动性等主观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进程学说的核心，即使无产者的出现和革命前提条件的产生被认为是历史发展必然造成的客观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最终的分析不能摆脱这一悖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历史的客观规律又通过人类表现出来。调和历史必然性的理论同意识和人的政治实践活动之间的矛盾，是马克思在其思想生涯中始终面临的一个难题，他没有解决这个难题，把它留给了他的继承者。
马克思没有完全解决决定论和能动论的对立，这一事实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矛盾的存在，特别是它可能被后来生活与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思想倾向各异的马克思主义者出于不同目的而提出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至少在形式上都赞成决定论，但他们认识决定论的方式不尽相同，对“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理解差异更大。所有马克思主义者都认识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或者说“真实”的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他们对这种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前提的解释却大相径庭。无产阶级要不断地进行斗争，但他们的斗争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些区别深刻地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其他问题的理解，也影响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政治实践的方式。
只要把马克思主义限定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社会主义意识和革命行动的产生（或者说预期中的产生）就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成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大都满足于坚持马克思遗留的决定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最初不主张物质决定论，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看法，转而强调物质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倾向表现在恩格斯晚期的著作中。这些著作把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点从历史（在那里有意识的人是行动者）转到自然世界（那里由科学的进化论的决定论支配）。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发展起来的唯物辩证法观念，以及他把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等同起来的作法，使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人的努力的结果，而是自然演化的抽象过程的必然结果。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普遍的科学定律的倾向，在恩格斯之后两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结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理想色彩，它不再是革命行动的哲学，而成为以历史进化必然性的信念为基础的思想体系。
当马克思主义向东传入完全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的俄国时，正统的“科学”的决定论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要在经济和社会落后的俄国环境中坚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需要一种只有最有耐性的革命者才具备的对历史力量的信心。列宁决不是最有耐性的人。他能够理解历史决定论，不是凭着他的性格和智慧，而是他受到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和以后的政治对手普列汉诺夫思想的影响。
列宁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对俄国的特殊情况及其影响所作出的反应是，提出“社会主义意识”最初不是无产阶级本身创造的（如马克思所说），也不是所谓“历史”的产物（如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说），而是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创造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就是将“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自发的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他由这一思想引申出来的革命策略，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突破。他领导的革命成为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到亚洲的桥梁。
人们往往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是以列宁主义的形式传到中国的。然而这种看法是含糊的。应当指出，在俄国列宁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回事。而假定列宁的著作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知识界的口味，这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这种说法有待证实，在很多方面尚有疑问。
首先是列宁主义的性质问题。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主要“贡献”不是在理论领域，而是在政治策略方面。关于列宁所发展的政治组织方式、革命战略、战术，已经有了许多研究，这里无需赘述。然而，这些研究往往未能指出列宁并没有修改马克思的思想以适应他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列宁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列宁没有能够从他倡导的新战略中引出理论性的结论。
当然，列宁为了论证他的革命战略也做了一系列理论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他是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能动论和乌托邦理想做这种解释的依据，而这些已经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忽略了。他吸取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黑格尔的思想，用以增强他对人的意志力量以及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信心。他对马克思的革命乌托邦主义的强调明显地体现在《国家与革命》中。这本书坚持了《共产党宣言》和《法兰西内战》中指出的原则。尽管列宁的论述离开了以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修改马克思的思想。
同时，列宁也经常以坚定的态度重申马克思的决定论。实际上，列宁主义的许多“原理”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在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外表下面的列宁主义策略的理论含义，并指责所有与它相矛盾的策略是对马克思的歪曲。因此，列宁主义在实践上比在理论上更多地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束缚。虽然列宁主义的实践已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对于刚刚皈依布尔什维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既不明确又难以认识，就像他们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感到陌生一样。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本原则。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福音，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包括由城市无产阶级承担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传到中国。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继承了唯物史观和唯物史观关于存在与意识、经济力量与政治力量关系的决定论观点，以及对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的完整的设想。
这些马克思和列宁共同的理论遗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阶段引起李大钊及其同事们的关注。其实，当李大钊满以为解决了使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适合于中国情况的问题时，他只是广泛地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对列宁的著作则了解甚少。在1919—1921年间，李大钊确实在马克主义理论的许多关键问题上掌握了基本观点。到1921年底，他已经解释了（更准确地说，是重新解释了）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人的思想和觉悟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等问题。这些解释反映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认识，这些解释也体现在他有生之年的政治活动中。然而，在写于1921年夏的一篇文章中，他相当直率地承认，关于列宁的著作，他只读过最近列宁和托洛茨基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讲演集、列宁的《苏维埃政府大纲》和《国家与革命》（他读的当然都是英文译本）。这些书中，唯有《国家与革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该书表述了列宁对未来无国家的工人公社的乌托邦理想，这种表达丝毫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传统。
因此，李大钊的早期著作中既没有提到列宁也没有着力运用列宁主义的原理，就不足为怪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与其说受到列宁的影响，还不如说他受到自己的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当时中国紧迫需要的关注的影响。
阶级斗争理论
当李大钊最初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他对人的意识和能动性能够改造社会现实的信念协调一致时，他立即被阶级斗争理论所吸引。1919年初，李大钊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尽管他直率地批评了唯物史观中包含的决定论和宿命论观点，但他却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并且宣称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成就”，因为它证明“离开了人民”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深信，赞成阶级斗争原则就可以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不必放弃自己的能动论。
李大钊把能动论归入阶级斗争理论，并通过与胡适进行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强调了能动论的作用：“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14]他紧紧抓住阶级斗争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明确表示人要自觉参与历史的创造。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这个理论把历史的基本经济规律和人的政治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
然而，在李大钊领悟的阶级斗争理论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意识和政治能动性等因素受到客观环境的严格制约。社会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仅仅是物质生产力作用的结果。而这些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活动必须与他们所处的实际经济和社会地位相适应。马克思断言：“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15]
但在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中，社会集闭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而在描述社会性质、评价阶级的政治作用时，则更加重视道德的、心理的和实用的标准。然而，这种变化没有清楚地反映在理论上。列宁主义严守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意识的存在是以经济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列宁始终未放弃马克思主义原有的信念：无产阶级革命最终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任务，即使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输入给无产者。需要再次强调，尽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被列宁主义者的实践所吸引，但马克思主义要求他们，理论必须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情况。
李大钊所主张的阶级斗争理论几乎完全脱离了阶级斗争所依存的社会经济基础，统统集中于思想意识之上，同时又呈现出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因此，理解李大钊对阶级斗争理论的看法，需要转向我们迄今只简略涉及过的题目——他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态度。
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李大钊没有像新派知识分子那样密切注视社会达尔文主义。[16]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术语曾流行于爱搬弄名词的中国知识界，也偶尔出现在李大钊的著作中。但它对李的思想发展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原因是李大钊对于人能把握自己的环境和人的良知能塑造社会现实抱有乐观的信念，这种信念根深蒂固，以致他不能接受反映决定论和悲观主义的观点。
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中，李大钊找到了抵消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工具：“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你们应该牺牲弱者的生存幸福，造成你们优胜的地位，你们应当强者去食人，不要当弱者，当人家的肉。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助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17]克鲁泡特金的理想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进步不是来自斗争，而是通过合作的精神取得的；人不再被残酷的、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所控制，他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不管历史的所有邪恶势力怎样强大，人的互助精神依然存在，它是不会泯灭的人的良知的反映，它将给人类指明真正解放的道路。
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曾接触到互助论。但令人费解的是，直到他宣布拥护布尔什维主义以后，互助论才成为他的著作中的一个显要主题，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大概是由于他在接受西方思想时要做认真的选择。很明显，李大钊发现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不仅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武器，而且也是减弱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影响的武器。可以用它来修正阶级斗争理论，使之与自己强调人的能动性意识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1919年夏撰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李大钊试图调和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他指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是纯粹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我们要晓得人类社会的生活，永远受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就可以发见出来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何时何处，都有他潜在。不论他是梦想的，或是科学的，……都把他的概念建立在这个基础上。”[18]
尽管李大钊注意到阶级斗争理论与互助论的矛盾，但他坚持认为，现实中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确实说过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李大钊认为，马克思运用这一观点时，排除了古代公有社会和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他指出：“阶级竞争不过是把他的经济史观应用于人类历史中的前史一段，不是通用于人类历史的全体。他是确信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19]
他还写道，在这“前史”时期，当人的自我异化与阶级斗争把社会弄得四分五裂时，“互助的观念”仍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当今社会处于阶级斗争的最后时刻，这个斗争要彻底消灭社会阶级而迎来真正的人类历史。值此之际，“互助论精神”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这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20]
这样协调阶级斗争理论和“互助论”，李大钊是满意的。他深信，阶级斗争在当前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他认为，阶级斗争取决于生产方式，同样，更取决于人的精神力量。他明确指出：“良心的威力全系自发的。”[21]因此，革命的社会主义意识不必完全依靠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即使无产阶级的存在尚属疑问，但仍可以发现无产阶级的意识。
阶级斗争不是在社会阶级必须受到特定民族的经济和历史状况规定的各个国家内部发生的过程，而是一场单一、总体、最后的世界性斗争，这种倾向驱使着李寻求革命意识。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在以国际资本主义为代表的黑暗势力和代表世界潮流的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力量之间进行。然而，在他得体的国际主义立场中却包含着深刻的民族主义内容，这一点明显地表现为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
在发表于1920年1月，题为《从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这一引人注目的文章中，李大钊首先提出“无产阶级民族”的理论。如题目所显示的那样，文章中很多内容是决定论的公式。然而其中的一个论点改变了他对中国历史所做的完美经济解释的全部含意。他认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决定因素是经济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外来势力入侵的结果。与此相反，西方国家的经济变化则是由其内部的发展所引起的。因此，中国人民在世界资本主义压迫下遭受的苦难比西方各国的无产阶级更深重，因为他们只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如此残酷，“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22]。
这个观点很清楚，如果中华民族是个无产阶级民族，中国人就具备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李大钊在总结该文要点时指出：“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他又重申在中国盛行的“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23]。这些新思想显然是他正在宣传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这一观念符合中华民族的无产阶级地位。根据李大钊的观点，尽管存在着落后的经济民族的和农业的社会结构，中国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都完全有资格参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华民族已经被改造成为革命的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是革命思想存在的前提。这样，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经济决定论立刻被用来证明唯意志论和民族主义。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自身会产生无产阶级意识，列宁发现革命的知识分子具有这种意识，并把它灌输到无产阶级运动中。李大钊则更广泛、更深入地寻求这种意识的来源。他根据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无产阶级地位，把社会主义意识既看作整个中华民族的特征，又看作人类精神的内在天赋。
李大钊把阶级斗争的基础从阶级转向民族，认为阶级斗争主要在国际范围内而不是在国家范围内完成。他的观点与国民党右翼思想家戴季陶后来所形成的有些相似的看法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戴把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为民族之间的战争，用这种民族主义观点否认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而李大钊则要求加强国内的阶级斗争，决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即使阶级斗争表现为民族斗争的形式，他关于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的思想仍然把官僚、劣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中国买办从民族成员中排除出去。同以后的毛主义一样。李大钊的阶级斗争理论反映出民族主义和革命的唯意志论倾向。他夸大意识的作用，目的是把阶级斗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决定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使它以最大的灵活性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所以在适宜的政治形势下，这个理论可以促进内部的阶级调和，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这常常与共产党人的目标相吻合）。它也可以在新的情况和方式下促进内部革命的阶级斗争，而这种情况和方式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未曾预见的。
意识在历史上的作用
1919年夏，李大钊在和胡适就“问题与主义”辩论之后宣称他无条件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撰写长篇文章旨在证明人的各种思想意识都不过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他说：“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24]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中国所有的新知识分子运动都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言归于好之后，李大钊仍不满足于把中国前途置于不可靠的、非人格的历史的经济法则之中，他不准备放弃人的自觉性能够改变客观现实的信念。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后，他的著作中仍然充满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前对人的良知的信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要求之间的矛盾。在一篇说明道德仅仅是变化着的物质实在的本能的文章中，他提出，道德既是人的天赋特征又是独立的社会力量。他写道：“自然科学哪、法律哪、政治哪、宗教哪、哲学哪，都是学而后能知的东西，决不是自然有权威的东西。惟有道德，才是这样自然有权威的东西。”[25]这种“自然权威”不是上帝赐给的，而是人人心中发出的声音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虽然道德原则来源于人与大自然的斗争，然而它一旦形成，就变成固定的“社会本能”，它给人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和“把个人奉献给社会全体的愿望”，没有这种精神，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
道德原则不但是维持社会结构所必需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这协力互助的精神，这道德心，这社会的本能，是能够使人类进步的，而且随着人类的进步，他的内容也益益发达，因为人类的道德心，从最古的人类生活时代，既是一种强烈之社会的本能，在人人心中发一种有权威的声音，到了如今我们的心中仍然有此声响，带着一种神秘的性质，不因外界何等的刺激，不因何等的利害关系，他能自然挟着权威发动出来。他那神秘的性质和性欲的神秘、母爱的神秘、牺牲心的神秘，乃至其他生物界一般的神秘是一样的东西，绝不是超自然的力，绝不是神的力。”[26]
然而，李大钊并没有试图调和独立的创造作用（他把这种作用归于人的良知的力量）与他的文章中的主要论点之间的矛盾。他的主要论点是：人的观念和道德原则只是物质存在的反映。他完全拒绝把人的意识和人的物质生活状况统一起来。这反映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前的基本思想倾向，也表现出他仍然关心着与中国现时的社会状况密切联系的政治形势。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否认在中国落后的社会环境中有发生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可能性。
李大钊在坚持马克思的决定论的同时，仍然相信人的能动意识能够创造历史，这种认识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一篇题为《唯物主义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的文章中，该文发表在1920年12月《新青年》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作用在于激励人们的革命行动，而不是预先设计历史发展的模式，调和了决定论和能动论的矛盾。他认为，马克思之前所有对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肤浅的，就是带有神学色彩，这种解释把历史事件看作是人不能控制的力量造成的，从而把“个人的道德的势力，全弄到麻木不仁的状态”[27]。所有对历史诸如此类的解释都只能有利于统治阶级，因为它让平民百姓相信他们的困境是注定的，劝导他们屈服于现存政权。
然而，历史唯物论对人的精神的影响完全不同，因为它主张在社会的实际物质生活中寻求历史的推动力，并“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28]。李大钊坚持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解释社会的变革是人自身努力的结果，那么这个观点就可以给人“很多的希望与勇气”。人能看到“一切进步只能由联合以图进步的人民造成，他于是才自觉他自己的权威，他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而取一种新态度”[29]。在其他各种历史理论中，人“不过是一个被动的、否定的生物”，但根据历史唯物论，人是“一个活泼而积极的分子”，人认识了自己的潜在创造力并准备“愿意把他的肩头放在生活轮前，……这个观念，可以把他造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人，他才起着在生活中得了满足而能于社会有用”[30]。很明显，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影响的讨论中，马克思主义关于通过实现“自觉”努力克服人的自我异化的观点对李大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李大钊这样解释唯物史观，是为了满足他的能动论需要，这种解释使他避开了发挥人的自觉性需要经济条件这一难题。他预先消除人们可能产生的顾虑，即他所接受的经济是社会文化发展基本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他所强调的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独立作用是明显矛盾的。他认为，这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有些人误解了唯物史观，以为社会的进步只靠物质上自然的变动，勿须人类的活动，而坐待新境遇的到来。因而一般批评唯物史观的人，亦有以此为口实，便说这种定命（听天由命）的人生观，是唯物史观给下的恶影响。这都是大错特错，唯物史观及于人生的影响乃适居其反。”[31]
李大钊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曾明确反对决定论，这是由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能动论在他的世界观中占支配地位；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并没有因为自己转向唯物史观就放弃能动论。他不过是为了适合自己关于人的意识和能动性对历史的作用的观点，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也被他用来激励中国现时的革命行动。李大钊世界观中意识的支配地位影响了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性质的完整理解。在他看来，有时并不需要用经济关系对社会主义做基本的说明，相反，社会主义是人的知识、感情和意志产生的现象。例如，1922年，他对社会主义的起源作了如下解释：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都尚在孕育时期，故在今日尚不能明了的指出他是一种什么制度。但在吾人心理的三方面，可以觅出他的根蒂：（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种使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32]
关于社会主义与工业化的辩论
在俄国革命的历史中，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先决条件问题首先由普列汉诺夫，继而由列宁提出。在与民粹派论战时，他们两人都坚持资本主义的成长是历史发展中必然的、进步的阶段，它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创造必要的先决条件。其后，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重申了许多列宁本人的观点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纲领。
在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先决条件问题是由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为公开辩论而提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者在辩论中自相矛盾地运用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俄国争论中用过的论点。
1920年12月，与进步党有联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派成员、记者、哲学家张东荪，围绕中国是否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挑起热烈的辩论。他的论点是，中国的贫困只有通过工业化去克服。这一点，最初得到他的马克思主义对手的赞同。但张东荪主张，中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实现工业化最有效的途径。他认为，只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经济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工业无产阶级之后，中国才适宜搞社会主义。
张东荪的论点主要是受到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的启发。1919—1920年，杜威在中国讲学期间，不仅一般地讲述了各种主义的关系，而且指出由于工业化水平低，中国完全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罗素应梁启超和其他进步党成员之邀来华讲学，他于1920年10月到中国，逗留近一年之久。他批评苏维埃的经济制度，认为俄国不久会恢复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最好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完成。他的论述加深了一些人对马克想主义现实性的怀疑。罗素本人是知名的社会主义者，这一事实无疑使他的话在许多同情社会主义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更有份量。张东荪的文章多处特别提到罗素的著作和讲演。
虽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所持的论点完全是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学说。然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张东荪对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展望，立刻激怒了陈独秀和上海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坚决主张，中国能够幸运地在工业化的社会主义新方式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旧方式之间作出选择，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结果。既然中国资本家不过是外国资本的代理人，而外国资本主义是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那么，后一种方式就没有被选择的余地。因此他认为，只有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府才能促进中国的工业发展。他宣称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证明，实现由封建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迅速转变是可能的。
李大钊没有直接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辩论。但他在1921年初写给费觉天（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成员）的信表明他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封信后来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为题发表。由于信中提出了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理论解释。信的全文如下：
“中国今日是否能行社会主义，换言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在中国今日是否具备，是很紧要而且应该深加研究的问题。我且简单的把我的意见陈述于下：
“要问中国今日是否已具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须先问世界今日是否已具实现社会主义的倾向的经济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再看中国在国际上地位，人家己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势力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营的组织，不能有成。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33]
李大钊在这里提出的论点基于一个假设（他曾在理论上用过这个假设）：中华民族是一个“无产阶级民族”。虽然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的工业前提，但中国已经准备好参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因为全中国人民深受国际资本主义枷锁的煎熬。
李大钊坚持社会主义革命适于中国国情，他在这方面没有采用托洛茨基后来运用的假设：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现在资本主义已占优势。实际上他承认：“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未发生重大问题。”但是，他确实寄希望于托洛茨基运用过的“不平衡发展规律”。1927年，托洛茨基放弃了中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的论点。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不取决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经济情况，而是决定于“世界发展的趋向”，世界政治形势最终胜过经济条件：“具体的、历史政治的、现实的问题不是归结为中国在经济上对‘它自己的’社会主义是否已经成熟，而是中国是否在政治上已经成长到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步。这两个问题之间根本就不能划等号。把它们等量齐观并不是由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个规律适合并完全适用于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34]
李大钊力图用当时托洛茨基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解决使马克思主义决定论适用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难题。同托洛茨基一样，他认为，不仅中国国内形势，而且国际政治形势都有利于也有可能在中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而且，他重新解释阶级斗争学说，并且强调唯物主义能动论的影响，着力说明，不是中国的经济成熟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人民的政治意识和他们的实践能动性将最终决定在中国能否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行动纲领。
不过，比理论上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李大钊与托洛茨基的分歧。尽管托洛茨基寻求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产生的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他仍然相信世界革命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人们长久期待的西欧工业化国家无产阶级的崛起。然而，李大钊却完全否认这一点。进而言之，托洛茨基认为，与俄国相似，中国的产业无产阶级队伍无论多么弱小，其革命运动都应被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可是，李大钊已经认定中华民族是“无产阶级民族”，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存在的必要。实际上托洛茨基会厌恶“无产阶级民族”的观点，因为他受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传统的束缚。
李大钊有意把中华民族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等同起来看待，这对他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认识在他最初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态度上就有所反映。他把布尔什维主义看成是人们长久期待的中华民族复兴的预兆，把中华民族的复兴看作是以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为代表的人类新生力量的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有其特定要求，但值得考虑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应妨碍中华民族与世界上新的历史改造力量联合起来。李大钊用乐观主义和辩证的观点看待这种联合，他认为，实现这种历史性的联合就是把不利因素转变为有利因素。假如中国缺少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那么，必须把整个民族视为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一部分。假如中国缺乏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那么，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实现这个前提就更加必要了。
注释：
[1]《李大钊文集》（上），第204页。
[2]《李大钊文集》（下），第66页。
[3]《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42卷，第9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5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页。
[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32—33页。
[8]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8页。原中译文为“民族及其意识”，但迈斯纳在此所引述的英译文为“人民及其意识”，其差别应当源于对于德文原文“Volk”一词的不同理解。卢卡奇文中是用这句话描述黑格尔哲学的，因此“民族”的翻译是正确的。但按此处上下文，则仍然保留误译“人民”。——录入者注
[9]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9—70页。
[10]参见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9—270页。
[11]卡尔•洛维特：《早期马克思著作中人的自我异化》，《社会研究》（1954年夏），第230页。〔KarlLowith,“Man'sSelf-AlienationintheEarlyWritingsofMarx”,inSocialResearch,Summer1954〕
[12]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696页。
[13]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80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37—3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99页。
[16]李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反感并没有殃及达尔文主义本身。他赞赏达尔文，并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将达尔文对生物进化研究的贡献与马克思对理解社会变革的贡献相提并论。——迈斯纳注，录入者译
[17]《李大钊文集》（上），第607页。
[18]《李大钊文集》（下），第16页。
[19]《李大钊文集》（下），第18页。
[20]《李大钊文集》(下），第18—19页。
[21]《李大钊文集》（下），第138页。
[22]《李大钊文集》（下），第181页。
[23]《李大钊文集》（下），第184页。
[24]《李大钊文集》（下），第139页。
[25]《李大钊文集》（下），第135页。
[26]《李大钊文集》（下），第137页。
[27]《李大钊文集》（下），第362页。
[28]《李大钊文集》（下），第362页。
[29]《李大钊文集》（下），第363页。
[30]《李大钊文集》（下），第363—364页。
[31]《李大钊文集》（下），第364页。
[32]《李大钊文集》（下），第573—574页。
[33]《李大钊文集》（下），第454—455页。
[34]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1925—1927）》，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7页。 |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五章马克思主义与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1919年5月1日，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出版了[1]。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未像五四运动后那样迅速扩大，而且“研究专号”中的文章在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方面，也是相当有限的。那些即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团体中成员的出类拔萃之辈，除李大钊外，没有一个人是“研究专号”的撰稿者。而那些撰稿人，除李大钊外，也没有一个后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和鼓吹者。那些文章一般说来都缺少独到见解，只是从学术的角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方面。而且有几篇文章显然是对马克思持批判的态度。其中一篇依照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另一篇则重复伯恩施坦和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的非议。
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主要是阐述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主要概念。那些理论观点是他从一些马克思著作的日译本中概括出来的，这些著作是《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资本论》的最后一部分。在1919年秋国民党领导人胡汉民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发表之前，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是中国当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严肃、最系统的论述。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大都不加自己的评论，那些论述所显示的正是他对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印象，也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哪些部分感兴趣，对哪些部分不愿意接受。李大钊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问题，将在本书第六章中进一步论述。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一份令人诧异的文章，该文对马克思主义似乎不是全心全意地赞同。李大钊看出马克思主义将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是“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的正宗。但在阐述这一正宗时，却进一步提出了几点与之相悖的、值得注意的观点。
总的来说，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强调政治行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是倾向于接受的。这些观点预示着一个更为迅速的革命变革。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论的学说持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种理论似乎在鼓励消极性，或者意味着革命的政治变革必须以一个长时期的经济发展为先决条件。相反，李大钊立刻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这一理论一旦离开经济先决条件的限制，则着重强调自觉的政治行动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李大钊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现象，这就是：有产者和无产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的内在冲突。进而言之，阶级斗争的理论也是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要达到自我发展和完善这一普遍趋势的必然反映。因此，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对于中国的知识界并不陌生，因为这一概念总体上来说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并可以在斯宾塞的著作中找到。对于进化论和斯宾塞的观点，中国知识分子早已熟悉了。李大钊还意识到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的论述有某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如马克思否认阶级的行为能够决定生产力的运动，但又宣称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还断言社会阶级的行动可以影响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李大钊明显地欣赏后—种说法，信奉阶级斗争本身在历史的发展中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他在解释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性吋，经常把它比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原理各个组成部分的一条“金线”。
李大钊赞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的原则论述，完全同意资本集中的“法则”。这一法则宣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然会越来越集中于少数的寡头集团手中，从而导致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惊心动魄的最后搏斗。关于资本主义的“自然和必然”的发展趋势，是为其自身播下毁灭的种子这样一种信念，在当时非常富有感染力。
李大钊并不是完全倾向于历史唯物论的，他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对历史发展的一般解释来理解。但他对于历史是不可抗拒地向着光辉的前程发展的论点很感兴趣，尤其是对社会上层建筑的全部因素，即政治、思想及宗教现象，都不过是经济基础及其运动的反映的定律；以及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解释十分重视。李大钊在论述这些问题时，既赞同也批评马克思的观点。他以一种片面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方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其中一点上不正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观点，即宣称：上层建筑的诸因素对经济基础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影响。而这一结论正是李大钊明显地不愿意接受的。另—方面，李大钊又保护马克思主义不受到那种老生常谈式的批评，那些批评说：在历史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矛盾，因为全部历史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所以自觉的阶级斗争就变得毫无意义。李大钊解释说：这一明显的矛盾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张“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李大钊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仍“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但他把这些矛盾归结为在创立一种新学说时不可避免的“夸张过大”，这些“小小的瑕疵，不能掩了他（指马克思——译者）那莫大的功绩”[2]。
谈到自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见解时，李大钊明确指出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他列举了欧洲历史中的某些例子，如诺曼底人入侵英国的结果是维持住了大地产制。李大钊特别反复论证了政治力量和“自觉的群体活动……可以改变经济现象的趋势”，由于没有明确把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区分开来，所以李大钊不能肯定自己的观点是否与马克思的观点相一致，因此在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以支持他的政治能动性立场的同时，他给人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历史唯物论还需要进行修正。李大钊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历史发展中政治和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这也是后来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感到特别烦恼的问题。
尽管李大钊对唯物史观的态度是含糊的，但由此可以清楚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降低道德与精神在历史上的作用感到非常不快。他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有着很深的道德根源的，他批评马克思主义把道德观念的作用推迟到革命后的未来，也就是当“人类真正历史”取代了阶级斗争的“史前史”的时候，并指出：“当这过渡时代，伦理的感化，人道的运动，应该倍加努力，以图划除人类在前史中所受的恶习染，所养的恶性质，不可单靠物质的变更。”[3]在这一点上，他直率地申明“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4]。他主张人类精神的改造和经济组织的改造应当同时进行。在谈到某些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试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马克思主义与康德的道德观学说融为一体时，李大钊满怀希望地宣称：人们将会看到，重新注重于伦理的运动、人道的运动的倾向，将作为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趋势而出现。.
李大钊还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动摇的基础上表示“极大的遗憾”。虽然这个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初的反应是持批评的态度。最后，他将马克思主义与所有学说一样，看作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在工业革命的时代，经济势力兴起，其影响压倒了宗教政治的势力，“有了这种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5]。
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提到的都是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在这一长篇文章的两部分中，没有一处可以看到列宁主义的特殊影响。鉴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概念，已包括了列宁主义的内容，所以从这篇文章看不出李大钊是否了解列宁在思想意识方面的突出贡献。李大钊也没有提到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即列宁关于革命的前夜的概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正是由于列宁的这些发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一种适用于那些资本主义制度尚不发展国家情况的革命学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李大钊对列宁的那些伟大的理论观点不感兴趣。在李大钊自是表述马克思“正宗”正在“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而发展的文章里，却没有出现列宁主义理论影响的事实，恰恰证明了这样一种说法，即：李大钊之所以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者，并不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念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为普遍的革命行动所激励，为广泛的革命预言，特别是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奥妙所激励。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与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有很大差别，他沉浸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中，并把这一胜利看作是即将来临的人类解放的信号。他不愿意将这一预言放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中，用严格的经济的和历史的法则去检验。虽然李大钊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投身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但他仍保留了这样一种权利：自己来决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哪些因素是可以接受的，哪些因素是应当修改或扬弃的。
如果一开始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社会分析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宗教启示般的教条，那么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是赞成这种观点的：纯理论的阐述应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变化，不断地作变革和修改。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概念中，确实已包含着理论应在革命的实践中加以改进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应把李大钊1919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抵制。不久，许多批评就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或至少变得不那么鲜明了。然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提出了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应当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并预示到马克思和列宁经典理论中的某些根本区别。这种预示，不仅是李大钊的思想，而且也出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毛泽东主义的发展过程当中。
五四事件
1919年春，李大钊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鼓吹者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促进者，实际上是完全孤立的。除了少数学生追随者外，在中国的知识界中，还没有人对李大钊关于十月革命预示着随之而来的整个世界文明的重新建立这一充满激情的预见有所反应。正如他在1919年3月所写的那样：“实在讲起来，现在我们国内最新的议论，不晓得跟过激主义还差几个千里呢？”[6]甚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没有任何兴趣，对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只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态度不明朗的评论。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风暴，使这种局势戏剧般地改变了。在凡尔赛和会上，协约国决定将原来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划归日本，这一轻率的决定，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那难忘的一天里，北京5000多名大学生举行了抗议示威。在示威达到高潮时，学生们袭击了北京政府中几位臭名昭著、勾结日本的内阁成员的住宅。这一暴力行动导致了与警察的冲突，一些人被逮捕。于是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示威，并且迅速地发展到全国的各大城市。虽然这个运动开始仅局限于反对日本侵略行为和中国政府的卖国行径，但不久以后，整个中国就被淹没在民族主义者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行为的浪潮之中。许多教授和产业工人、商业界人士一样，也加入到学生们的行列中。整个5月和6月，发生了一连串数不清的示威、暴动、罢工和罢市，以及大规模的拘捕。曾经在如此长时期内似乎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社会，随着政治和文化的骚动，突然沸腾起来了。
关于山东问题的《凡尔赛和约》，是对中国民族自决原则的公然侵犯。不仅如此，鉴于日本对中国有着日益扩张的野心，这种野心早在1915年的“二十一条”中，在不断地向中国要求其“特殊”地位时，就已充分暴露出来了。因而，《凡尔赛和约》无疑对中国形成了更加严重的威胁。《和约》在倾向西方民主的中国知识分了中激起了愤怒，促使其中许多人投身到革命的政治运动中去。
当协约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在中国传开以后，李大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们一样，表述了吃惊和失望的心情，“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或者有点人的世界的采色了。谁知道这些名辞，都只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7]但这种震惊和失望也许在李大钊身上比在其他人身上要小些，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中国新知识界中对西方的那种信任。《凡尔赛和约》对中国利益的出卖，对于他与其说是幻想的破灭，倒不如说是进一步证实了他长期以来对西方世界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怀疑和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早在1914年他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所有的外国人都是“褊塞阴狠者”，中国的问题“不可与客卿谋”。[8]在以后的那些年中，也没有任何迹象看出他改变了自己对中国与西方关系的观点。这一观点一方面表现为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事业的敌视，—方面表现为他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和响应。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事件的前几个月，李大钊的文章就已响应苏俄领导人关于亚洲人民站起来，反对“欧洲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号召。1919年1月，李大钊写道，只有“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才能废除“秘密外交”、“常备兵”这类“鬼祟的事情”，在维持国际秩序的招牌下，帝国主义列强却“总是戴着一幅鬼脸，你猜我忌的阴谋怎么吞并、虐待那些小的民族。虽然也曾组织过什么平和会议，什么仲裁裁判，但在那里边，仍旧去规定些杀人灭国的事情。”[9]一个月后，李大钊已开始预见到在他称之为“欧洲瓜分土地会议”上对中国利益的出卖，他警告说：“如果欧、美人不说理，想拿我东方的民族作牺牲，我们再联合起抗拒他们不迟。如果那排斥亚细亚人的问题，还是没有正当的解决，还是不与平等的待遇，那真是亚细亚人的共同问题，应该合我们亚细亚人的全力来解决。为争公理起了战争，也在所不惜呢！”[10]
凡尔赛和会的结果，为李大钊关于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观点作了最后的论证。长期以来，他一直在宣传这一观点，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又抓住时机进一步阐述了他的看法：
“我们历来对外的信条，总是‘以夷制夷’；对内的信条，总是‘依重特殊势力’。这都是根本的大错。不知道有几多耻辱、哀痛、失败、伤心的陈迹，在这两句话里包藏。而从他一方面，又把民族的弱点、惰性、狡诈、卑鄙，都从这两句话里暴露出来。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人，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11]
五四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义在于，中国恢复了李大钊曾为其失落而倍感痛惜的“独立的生机”。从1919年到1920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在感情和文化上抛弃了对西方的依赖，重新唤醒了中国人民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这一运动标志着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何等深远；恰恰相反，它正是这一影响将要迅速消亡的开端。的确，《新青年》所传播的西方自由和民主化思想培育了新一代青年学生，正如周策纵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在许多方面是1915至1919年西方化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们所做努力的实际体现。然而，五四运动并不简单地只是前一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结果。因为新一代知识分子已抛弃了他们的先生们最基本的和始终不渝的信仰。在1915年至1919年间，“新青年”派的知识分子自称为自由国际主义者，他们大都不关心外国帝国主义的问题。而五四时期的学生们却首先是革命民族主义者，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使中国免受帝国主义威胁的保护者。大多数“新青年”派的成员因专心致力于变革中国文化和道德的问题，放弃了政治上的参与。而生活在充满着政治行动主义精神的环境中的新一代青年学生，则要求立刻采取行动，以解决中国最紧迫的问题，并希望有一个能够解决社会总危机的根本的办法。虽然这些学生活动家和教育过他们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都是反传统主义者，但年轻的学生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漫长的吋间，以便重新教育中国人民和树立一种崭新的文化。尤其当他们面前的敌人——中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已构成严重的威胁时，当运动取得早期的成功时，青年们就更加不能等待了。
年轻的一代仍旧热烈地信仰着民主和科学，他们仍指望西方提供文化知识上的引导。但是他们不再把西方看得那样光明，也不再对西方的思想意识那样感兴趣了。对于五四时期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曾经向中国传播民主和科学观念的那个自由、进步的西方形象，已经被永远地淹没在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浪潮中了。他们胸中燃烧着“拯救民族”的烈焰，因而感到越来越难以接受西方的双重身份——既是先生，又是压迫者。与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不再崇拜西方的力量、财富和文化，西方的出卖倒是给他们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因此，那些在五四事件后变得非常著名的西方思想和意识，都是谴责西方现存制度的学说。
在本世纪初的20年里，达尔文、穆勒、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那种传统的、不带政治色彩的理论曾经普遍地、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如今这些思想都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学说淹没了。圣西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罗素和柯尔的行会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社会主义，都是新一代学生们抱着极大的热情去探讨和研究的思想和学说。虽然这些新的、以社会主义为共同目的的理论无论在设想上，还是在为实现这些设想所采取的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但它们的流行本身，已说明了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上一代人的思想中已含蓄地表露过，而今则明显地、正式地表现为对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接受。正如罗素1920年在中国周游演讲时提到的：在青年人中间，一种获取西方知识的热烈愿望和眼前西方罪恶的现实交织在一起。他们希望获得科学的知识而不是机械的常识，希望实现工业化而不是资本主义。作为个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正如他们中最优秀的分子大多是中文教师一样。
对社会主义的渴望不单纯是在文化方面，它更多地反映出对西方资本主义深刻的民族仇恨。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最高级的、尚未实现的西方民主方式，同时也是反对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和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现存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主义的信仰肯定了新一代西方文化的遗产，同时也与构成了当时文化和政治倾向的强大的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潮流相一致。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年轻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既能抵制旧中国传统势力，也能反对当前西方统治的办法。
五四运动创造了以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政治行动的推动力为主导的新的文化环境，从这个新的环境中，产生了中国现代史上两股主要的政治力量——新生的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这两者之间的分歧最终导致了一场长期的流血战争，但在1919年，双方的领导人却站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上。
在五四运动前期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中，没有一人能像李大钊那样预见并引导了后来的文化和政治趋向。洋溢在李大钊著作中的民族主义热情、深刻的反帝情绪和他世界观中所包含的政治能动性成分，把他同“新青年”派的其他成员鲜明地区分开来。加上他于1918年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已成为革命思想的先驱者，这个革命思想体系证明了刚刚开始广泛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极端重要性。
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几个月的文章中，提出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既要成为反帝战士，又应是政治活动家的要求。1918年，他第一次鼓励他的学生们组织开展政治讨论的团体，并始终提倡这种团体要付诸行动。此外，他热切地号召青年们“到农村去”，解放中国的农民。李大钊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一文，可称之为他努力使学生们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并且向他们灌输社会责任感的最典型的作品。此文刊载在1919年3月中旬北京《晨报》上。文中，李大钊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向学生们发出号召：“新世纪的曙光现了！……我们有热情的青年呵！快快起来！努力去作人的活动！”到社会中去，“那里有悲惨愁苦的声音”，“尽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时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牺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发生出来。只要你的光明永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呵！猛进呵！我们亲爱的青年！”[12]
五四事件的前夜，李大钊发表了一篇题为《“五一节”MayDay杂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号召在庆祝日这一天采取“直接行动”。虽然李大钊承认中国很少有人被直接行动的精神所感动，但他预言：“明年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13]
李大钊满腔热情地鼓励学生们投身到政治运动中去，因而在五四事件后，学生们都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第一次示威行动后的当天夜晚，学生领袖们就来到早被称之为“红楼”的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向他汇报当天所发生的事件。在以后的两个月里，红楼成了学生们制定其行动计划的会议地点之一。与此同时，李大钊还要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将五四运动扩大到其它城市中去。在响应这一号召的人当中，有李大钊的学生、后来成为杰出的共产主义者的邓中夏。邓中夏出发去上海，并参加了6月初在那里开始的工人阶级大罢工。
政治上自觉的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的极大增强一样，是五四时期的两大进步之一。1919年，虽然城市工人阶级相对来说人数很少，不足200万。但由于世界大战的进行，中断了外国商品的进口，刺激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数量奇迹般地增加了。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察觉到了这个新生的无产阶级的存在。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及其他一些人，在1918年就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1919年2月，李大钊写了一篇关于《劳动教育问题》的文章，刊登在北京《晨报》上，他在文章中指出：资本家剥夺工人用于“社会精神上修养”所必须的休息时间，甚至比对工人进行经济上的剥削更为可耻。1919年3月，在关于河北省煤矿工人生活状况的报道中，李大钊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矿工的生活条件连矿上拉车的骡马都不如。在同一个月中，李大钊鼓励学生团体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的工人区从事教育和宣传活动。但直到1919年6月，当上海的工人举行罢工以支持学生运动时，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中国城市无产阶级的政治潜力。到五四时期，随着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终于得出了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适合于中国情况的结论。
后来，李大钊在评论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将五四称为“中国学生界的MayDay”，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14]的一天，“也是学生整顿政风的纪念日”[15]。五四带来了新的希望、自我牺牲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感。它使人们有希望看到一个新生的、完全置身于现代世界变革中的中国。它与李大钊所预见的世界革命发展前景完全吻合。在这个革命发展的浪潮中，中国将与苏俄一样，起着突出的、必不可少的作用。由于组织起来的学生和工人在1919年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中，证明了他们具有影响事态发展进程的能力，因而使政治行动主义的精神受到了激励，使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宗旨。
充满政治色彩和反帝情绪的环境，促使陈独秀及其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事实上，1918年12月，当陈独秀与李大钊共同主编《每周评论》的时候，就已经放弃自己不参加政治活动的立场了。《每周评论》为陈独秀、李大钊提供了一个不受《新青年》编委会审查限制的、评论当时政治事件的论坛。在1919年初的几个月里，陈独秀的文章采取了越来越激烈的语调。但直到五四学生示威运动之后，他才愿意亲身参加政治运动。五四事件后，他深深地投入到学生的政治运动中。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闹市散发传单时被捕。他被控印刷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材料，被监禁了83天。李大钊感到自己对陈独秀的被关押负有个人的责任，因为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主编，曾批准刊登他的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答复胡适时说：“或者因为我这篇论文，给《新青年》的同人惹出了麻烦，仲甫先生今犹幽闭狱中，而先生又横被过激党的诬名，这真是我的罪过了。”[16]当陈独秀在9月获释出狱时，李大钊作诗欢迎他的归来：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话：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愁着孤寂没有伴侣。”[17]
陈独秀为避免再次被捕，辞去教授的职务，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不到一年，他在上海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走后，李大钊成为北京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公认的领袖。
与陈独秀不同的是，李大钊是在五四事件之前而不是其后宣布自己赞成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五四运动与他的信仰的转变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仍证实了这一运动与他的新信念之间的联系。在1919年年中一系列令人振奋的事件的冲击下，他打消了对死水一潭的中国社会观状的焦虑，这种焦虑曾深深地困扰着他。他重新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感情。与此同时，那些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表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不同看法，也被新的政治运动的浪潮所淹没。
由于五四运动呈现出越来越激进的色彩，“新青年”派开始解体了。由胡适在1919年夏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宣告了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在这场争论中，李大钊作为胡适的主要对立面，完全投身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中。
问题与主义
1919年夏，约翰·杜威教授在中国讲学，当时恰逢他的得意门生胡适大肆宣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时。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日益传播，胡适明显地表示不满。他主张知识分子的精力应当放到研究具体的实际的社会问题之上，这是一项艰苦的任务。而不应把精力用于不断地“空谈好听的主义”。在7月20日的《毎周评论》上，胡适提出：所有的学说，都是特定时代、特定的社会需要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其它的时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但那些引进外国理论却又不了解产生这种理论的背景情况的人，忽视了这一原则。主义更为危险，因为它们很容易被那些无原则的政客利用，以达到他们自私的目的。尤其危险的是使用诸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它们可以被解释成许多不同的意思。虽然胡适一再表示，他并不想打击对理论与主义的研究，但他的主要观点很清楚：那些鼓吹一个包罗万象的最根本解决的学说，不但于解决社会问题无益，而且实际上还会妨碍寻找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李大钊非常明确地指出，胡适的文章是对自己信仰的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他在昌黎五峰山（距李大钊河北老家不远的偏僻山区，在北京当局政治镇压期间，李大钊曾撤到那里居住）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反驳胡适道：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18]。人们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李大钊指出，首先必须将一种自觉的观念灌输到他们当中去，使他们能将自己的个人问题与社会问题联成一体。正是在这里，主义起到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作用，因为它给了人民“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这样社会问题才能被理解和解决。因此，胡适这个实用主义者，才真正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人，“你尽管研究你的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点不生关系。那个社会问题，是仍然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那个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不能影响于实际”[19]。
只有在“纯理论的讨论是无效的”这一点上，李大钊和胡适才趋于一致。但从这个表面一致的地方，两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胡适的观点强调：知识分子应使自己脱离政治领域，才可能冷静地研究“实际问题”。而李大钊的态度则充满了对政治行动的渴望：我“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20]。
李大钊不仅明确地表示他要投身的“实际的方面”，就是参加社会主义政治运动，并且继续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应当应用于中国的实际，“用它作工具，去驱除那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21]。李大钊进一步说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能在应用于中国具体环境过程中加以改进的学说。他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可以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那么，先生所说主义的危险，只怕不是主义的本身带来的，是空谈他的人给他的。”[22]
然而李胡之争的焦点，既不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也不是对主义信仰的价值问题，胡适本人就信仰过多种主义，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实验主义。争论的中心是一个实践性很强，也很迫切的问题，即中国的问题究竟应该通过政治革命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缓慢的、改良的和非政治的社会改革来解决。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言论中，胡适尤其激烈地反对任何提倡“根本解决”的学说，他声称：这些学说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23]在另一篇文章中，胡适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24]
与其相反，李大钊再次重申他的观点，即：一个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是达到解决一个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的先决条件。他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25]
无论是胡适所关心的对个别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李大钊宣传的“根本解决”，这两种对立的方法都不能离开它们所要面对的中国的特定的环境。胡适根据美国哲学和社会学的传统思想提出自己的观点，但美国的传统出自一个稳定、进步、能现实地将自己的问题作为“各个分散的社会调节的技术问题”来研究的社会。约翰·杜威的哲学和社会学无需将社会的结构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因为可以乐观地设想，在美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社会整体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假设改革发生在现存制度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杜威的观点基本上是保守的。但杜威的思想毕竟是一个可以产生保守主义的社会的产物，这个社会具有现成的社会结构，有与社会进步方向一致的、能够解决自身的社会问题的功能。
如将杜威的纲领用于中国，那它就既不是保守的，也不是激进的，而是毫不相干的了。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着一个社会、文化和大规模的政治分裂的危机。中国人民大众极端贫困、缺少文化，加上缺乏哪怕是最起码的可靠的政权基础，从而否定了杜威纲领中预先假定的前提，即基本的社会统一性。由于内部全面的危机和来自外部的侵略威胁，当胡适与李大钊争论“问题与主义”之时，中华民族的存亡已经成为迫切的问题。主张研究具体的问题，提倡缓进的社会改良，就是设想已经存在或将要出现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问题可以研究，改良也可进行。但这种设想，无论从当时的局势或是今后的发展上看都是不现实的。从整个中国的危机来看，杜威的纲领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回音仍在中国知识界中回荡的吋候，杜威纲领的失败已经是必然的了。虽然胡适提议将杜威的哲学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但到1920年，他和他的自由主义同伴们却没有去研究社会问题，而是转向了更深奥的问题，如考古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历史的研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校勘工作。正如周策纵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1920年，“多研究些问题”的建议提出后不久，几乎没有一个自由主义者参加社会调查和劳工运动，反倒是许多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伙伴开始到工人和农民当中去，研究他们的生活状况。
胡适的纲领注定要失败，但并不能否定他及其他自由主义者们的真诚和良好的愿望。虽然胡适由于其性格和哲学的引导，使他站到了革命思想和革命政治运动的对立面，但他毕竟为自己祖国的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忧心忡忡。他没有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任何有效的贡献，正好说明他犯了自己曾认为他的激进派的同伴们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引进外国理论，却没有对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反对参加政治运动、强调研究基本问题的同时，胡适仍旧坚持那些曾支配过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思想倾向。他继续坚持这种倾向是由于不信任民族主义，拒绝把帝国主义看作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也由于他专心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并且喜欢以渐进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变革。由于五四运动越来越猛烈，由于民族主义、政治行动主义和急于寻找使中国摆脱困境的方法的情绪已在文化环境中占了统治地位，胡适显得更加喜欢听到已经成为过去那个时代的声音。
隐藏在“问题与主义”争论背后的，是两种势不两立的行为准则。这两种准则被马克斯·韦伯称为“根本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信仰“根本目的伦理”的人，遵循抽象的个人道德标准，是一种良心伦理观。在这种伦理观念中，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以理解社会现实，而且只能用与自己的道德标准一致的方法，去改变社会的现状。在他们看来，首要的责任，不是行动产生的实际社会效果，而是必须维护自己动机的纯洁性。但是在一个视道德而言，大部分问题都是模棱两可的世界里，这种伦理观，不过是耶稣教义中的道德，是脱离尘世的圣人的道德。相反，每一个有良心的政治家，都要奉行“责任伦理”，他不仅要对自己良心的要求负责，也要对社会负责，他还必须对那些不道德的、有时甚至是罪恶的手段负责，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目的而不得不采用的手段。他们必须认识到：不论他们自己处在如何自相矛盾的情况之下，他们都必须担负起这种责任。
对“根本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者生涯和政治生涯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的态度，存在着接受和反対两种因素。这种既接受又反对的特殊心理背景，是非常令人难以理解的。这种难以理解的矛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它曾经出现在儒家文化的为国家服务的理想之中。尽管儒家的伦理原则认为，国家应建立在统治者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行为标准的基础上，但它又要求学者作为一个官员，参加到使用暴力的政治组织当中去。这两种伦理观还非常尖锐地表现为官员和道士的矛盾，即：是献身于公共事务，还是致力于陶冶身心，寻求知识。如同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那样，甚至儒家传统本身，也存在着参政和脱离政治生活的矛盾。
我们已经知道，注重为民众服务的儒家精神对早期李大钊的知识分子生涯有一定的影响，1915年李大钊在与陈独秀就“自觉心”问题的争论中，又强调了参与政治的迫切性。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最终选择了“责任伦理”。在选择政治生涯的这一决定时，他就已经准备牺牲掉自己的许多信仰和原则，以获得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最终胜利的信仰。从俄国革命当中，他发现了使世界新生的力量，同时他也深深地理解了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负的个人责任。
而胡适却宁愿遵循“根本目的伦理”，他愿意作为一个纯学者，致力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在这些纯学术问题上，他可以成为一个科学的考察者和无党派的导师，他不愿使自己染指于肮脏的和不相干的政治事务。但结果正相反，胡适和其他的自由主义者都未能脱离实际的政治纷争。在现代中国的革命风暴中，政治信仰的压力非常强烈，不允许有纯学者的生活存在。胡适事实上追随了国民党，而许多其他自由主义分子转向了共产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被迫加入了共产主义的行列）。在中国政治环境中，自由主义者多半为相互敌对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却不能够影响那些政党。结果，他们既失去了保持由“根本目的伦理”决定的、诚实的个人标准的可能性，也先去了对勉强接受的政治角色负责的可能性。
8月17日，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不久，这一期刊就被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查禁了。这一争论由胡适在上海的《太平洋》月刊上继续进行。以胡适的反对者、记者蓝公武为代表的进步党（其支持者当时大多是行会社会主义的鼓吹者）认为，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年底。而这时李大钊已经不再注意或至少是收起了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表示的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异议，他已彻底投身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治行动中。
早在1919年8月，李大钊第一次就“问题与主义”回答胡适时，这一变化就已经十分明显了。在五四运动激动人心的形势鼓舞下，在已被释放出来的行动主义的冲动中，面对胡适对自己信仰的挑战，李大钊不再为自己的哲学见解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分歧争辩不休了。在回答胡适反对“最根本的解决”的观点时，他对于历史唯物论的论述，没有谈到他在两个月前还坚持的观点。现在他认为物质上的改革必然伴随着精神上的变革。“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26]
可以肯定地说，李大钊这时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自觉的、以阶级斗争形式出现的群众运动，经济革命是不会实现的。这只是朴素的马克思主义。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李大钊更加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他在1919年12月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中宣称：所有的道德体系都不过是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抨击儒家教义为历代统治阶级的工具，并试图将现代中国所有文化的变化，都解释为中国经济变革的必然结果。他指出，“新的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27]。到1920年底，他已通过清楚地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剔除了极端决定论的观点。在一篇题为《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的文章中，李大钊试图通过强调阶级斗争理论的作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物质生产力的主题中，为他信仰的人的能动性和自觉性的力量找到一席之地。也正是在这时，李大钊在某种程度上，思想和马克思达成了一致。
陈独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的信仰，确立得比较晚，也比较突然，但总的来说并不亚于李大钊。1919年间，陈独秀事实上一直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问题保持缄默。的确，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不仅批评了胡适，也批评了陈独秀，认为他对十月革命甚至连讨论讨论也不愿意。李大钊的批评并不都是公正的，因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随感录”专栏和《新青年》中曾几次评论过苏维埃革命，只不过非常简略，并且也没有表示赞成。在1919年4月的一次评论中，陈独秀写道：“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28]1919年12月，陈独秀简略地解释了“布尔什维主义”一词的来源，并反驳指责布尔什维克威胁着世界和平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支持约翰·杜威关于在小的自治团体基础上建立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的渐进主义纲领。1919年底，陈独秀还满怀希望地相信中国可以把英国和美国作为她效仿的模式。
然而，几个月之内，陈独秀的观点完全脱离了杜威的渐进变革论，并注重于研究“劳工问题”。他所形容的西方形象，再也不是进步的、民主的国家，而是资产阶级无情地剝削工人阶级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宣称：“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9]而杜威的纲领，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那样，将需要“数年平凡的脚踏实地的工作”，知识分子应当“去扮演一个荫蔽在幕后的谦虚的角色，不要抱有取得轰动一时的直接结果的希望”。五四时代的激情和行动主义的热烈情绪，使陈独秀脱离了渐进改良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巴黎和会的打击，使他对西方的信仰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因此，1920年中期，陈独秀坚定地站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营之中。1920年11月，陈独秀在回答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就“国家、政治、法律”问题提出的批评时，果断地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行动纲领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民主”这个曾经占据他心目最中心位置的概念，也变得不过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30]
陈独秀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差不多比李大钊晚了两年，他对十月革命没有他年轻的同事所怀有的那种炽烈的热情。在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没有出现任何李大钊著作中出现过的疑问和非正统的观点。他笼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像他过去接受民主和科学—样。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和大多数现代西方的进步思想一样，取代了民主的思想。
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思想上的信仰，也要求政治上的行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在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行动主义的因素已上升到这一学说的首要地位。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反对西方的运动中，逐渐克服了对参加政治活动的抵触情绪。到1920年中期，他对于担任政治组织者和革命领导者角色的热情，丝毫不逊于李大钊了。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都已经奠定了。长期以来，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组织被一个神秘、复杂的网所笼罩，而中国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却几乎不曾揭开它。由于共产主义的神明毛泽东既是中国的列宁，又是中国的斯大林，所以很少有人注意毛泽东未直接参加的那一段党的历史。因为在1921年7月毛泽东参加党的正式成立会议之前，他在中国共产主义活动中，仅仅扮演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
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工作的开始，首先应当归于第三国际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第三国际的代表维经斯基于1920年动身来北京。在他到达之前，党成立的基础已经打好了。五四运动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增加了，左翼学生组织已有许多。1919年，许多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已经活跃在一些政治性的组织当中，如工读互助团、新民学会和觉悟社，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勤工俭学组织。一些学生组织，如平民教育讲演团，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到1919年末，上海地区的学生团体也组织起来了，其目的是联合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
中国北方最早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可以追溯到1919年春，即李大钊的几个学生（由邓中夏和张国焘率领）开始在北京的工人区进行宣传鼓动和教育活动的时候。他们在北京郊区的铁路枢纽长辛店建立了一个讲习所，长辛店后来发展成为组织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中心。1919年李大钊和他的学生追随者还在天津开始组织码头工人的斗争。根据苏联的资料记载，两位年轻的苏俄共产党员，由于西伯利亚内战，偶然到了中国北方。他们在维经斯基来华的前一年，曾协助李大钊组织过工人工作。其中一人叫莫勒，他记录了自己和另一个叫鲍尔曼的苏共党员，1919年至1920年间在北京和天津的活动。
“鲍尔曼甚至在我到达之前，就已经和北京、天津高等院校里的进步学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与李大钊教授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鲍尔曼称李大钊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1919年9月与鲍尔曼会面时，这些关系依然保持着。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个又一个的团体到我们的公寓来。
在学习和讨论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过程中，我与中国学生逐渐熟悉了。并经常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分析孙中山的著作，还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领导作用。
我很快就使学生们懂得，他们必须与天津的纺织和码头工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要着手组织当时还没有的工会，这些也是鲍尔曼与李大钊讨论的话题之一。
1921年1月初，在我们离开中国之前，一个由4名学生组成的小组已经与码头工人建立了联系，并已开始从事组织工会的实际工作。”
五四运动前夕，马克思主义更加迅速地传播。1919年2月，李大钊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不久，他把这个副刊变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具。除了李大钊的文章外，《晨报》副刊还在1919年5月9日至6月1日连载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这是1912年上海《新世界》半月刊发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片断以来，第一次刊登的马克思著作的中译本。1919年，恽代英（后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翻译和出版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一书。到1920年4月，一部由陈望道翻译的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上海出版了。而第一部列宁的著作是在1919年末翻译出版的。
李大钊在1918年末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1919年12月，被基础更广泛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所代替。不久以后，它宣布已拥有110名会员，其中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他们由李大钊领导，曾在北大图书馆举行过会议。但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行会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不久就分裂成了各个不同的团体。马克思主义者于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重新组成了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据该组织的成员之一，北京大学学生朱务善回忆，李大钊就像学生辩论会中的专职顾问，在开会时，他通常都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般不直接答复学生们向他提出的问题。虽然许多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研究会的成员，但它的会员并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家。并且还曾在一次研究会的会议上，就中国是否真正具备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辩论。
虽然李大钊和他的学生追随者们，还没有起到一个列宁式的政党组织的作用，但他们已经开始进行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的一个行动，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阶级。这样，当维经斯基到达北京时，他已经站在一块孕育着共产主义组织的肥沃的土地之上了。
与维经斯基同来的还有他的翻译杨明斋，他是在十月革命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山东人，并在那里加入了俄国共产党，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国教授将维经斯基介绍给李大钊。维经斯基到达北京的准确日期始终未能查清。但根据中国共产党最近的报告，他到达北京的时间是1920年3月，与李大钊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同一个月。李大钊和维经斯基在他图书馆的办公室里，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李大钊表示接受第三国际使者的建议，但建议维经斯基首先与陈独秀取得联系。于是维经斯基去上海，他在那里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随后，陈独秀在5月份组织了由7人组成的共产主义小组。后来，陈独秀又邀请李大钊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沪，制定组织全国性政党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决定陈独秀在南方负责各省组织共产党。李大钊则在中国北方各省实现这一任务，从此，“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提法广泛地传播开来。1920年夏至初秋期间，采用各种名称的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和杭州等地建立起来了。同年末，陈独秀应广东新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出任该省教育委员会主席时，又在广州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
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某种程度上，还不是列宁主义式的、由有献身精神和纪律严明的革命者组成的组织。在这些早期的成员中，有很大数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如后来成为国民党右翼领导人、蒋介石主要理论家的戴季陶。李大钊组织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8名成员中，就有6人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
然而在几个月之内，无政府主义者（和戴季陶）便离开了组织，取而代之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更富于献身精神的学生。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一个学生党，当这些小组成立时，除了40岁的陈独秀和31岁的李大钊外，组织成员大都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在北京，李大钊吸收了一大批他最欣赏的学生，其中包括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何孟雄和刘仁静（后来中国托派的领导人）。根据中国共产党的记载，毛泽东自1920年2月第二次去北京后[32]，就回到湖南从事共产主义组织的工作，并与李大钊有着密切的接触。周恩来1920年初在天津觉悟社和社会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中，也与李大钊有过来往，这是他去法国勤工俭学前不久。在法国，周恩来加入了由蔡和森在巴黎中国留学生中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
李大钊之所以能吸引许多重要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主要是因为李大钊与他们有着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是他在五四运动前后，与学生活动家们建立起来的。对他的学生们来说，李大钊不仅仅是一位导师、一位文化的引导者和政治预言家，而且是一位能在他们的个人问题上给以指导，在他们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以帮助的前辈。当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高一涵曾回忆过李大钊与学生们的关系，以及他个人品德的一些真实的事例。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发起成立了一个援助经济拮据的学生的组织，他本人也经常将自己的钱借给或送给急需的学生。这种慷慨大度明显地引起了家庭的不和。这种情况严重时，李大钊夫人只好直接找到校长蔡元培，抱怨没有足够的钱维持家计。此后，蔡元培只发给李大钊一部分工资，而将其余大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五四时期建立起来的、亲密的师生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个运动是由两位核心的教授领导的，是他们从自己的学生中吸取了追随者。当然，这些新的共产主义小组马上着手开展工作，努力改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结构。在上海，陈独秀开始在码头工人中组织工会，1920年秋出版了一份工人的刊物《劳动界》。在北京，李大钊也创办了一份类似的刊物《劳动音》，并成功地将铁路工人组织在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周围。1920年5月1日，李大钊领导长辛店工人进行了“五一”示威活动，并帮助他们组织了最初称为“工人俱乐部”的工会。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还进行了第三国际要求其成员应做的其他工作。1920年秋季和9月份，一个共产主义的青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成立了[33]。《新青年》自1920年7月发行特刊始，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一个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共产党》在上海创刊了。
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参加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后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辰被后人所纪念。陈独秀当时在广州，代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会议的是周佛海（后来是汪精卫的追随者，并成为上海汉奸政府的成员之一）。李大钊派张国焘代表北京的小组。就这样，代表全国57名党员的12名代表，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创立了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所女子寄宿学校里开幕，却闭幕于浙江省一个湖中的游船上。会议通过了列宁式的建党纲领和党的纪律，成立了中央委员会，并选举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虽然有了列宁主义的门面，但这个党在其早期，无论从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不是一个统一体。李大钊领导的北方组织，虽然不是直接对峙，但实际上对上海的中央委员会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循着“南陈北李”的原则，一直到1927年。
中国共产党在1925年春以后，明显地扩大了。但相对来说，只有少数人真正参加了她的早期活动。这反映了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与十月革命后，在西欧国家老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共产党不同，总的来说，中国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除了少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作为扩大党的所需要的干部基础。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及其俄国顾问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因为这不仅妨碍了吸收新生力量，还会因此导致俄国人所抱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学说十分幼稚的理解。但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中，却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阶段的空缺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认为因此便可以使中国免受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恶劣影响。
缺少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是优点还是缺点，虽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得益于中国对商业的传统的敌对情绪和几乎是天生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赞同（马克思非常喜欢引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格言“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受到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的崇拜，并不包括这种民主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国也没有1900年后，沙皇俄国出现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宣传民主的自由政治运动。俄国的这种制度得到知识分子的拥护，所以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竞争。那些反映中国特定环境的因素，则使从西方民主信仰到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比在其它情况下要容易得多。
李大钊和陈独秀正式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真正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李大钊和陈独秀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表示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保留态度。1919年春，李大钊在支持十月革命后，他对马克思学说中有关经济决论的说法还存有异议，因为这个观点与他的能动性的主要倾向是冲突的。1920年前，陈独秀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但这个目标只适用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五四运动带来的政治运动的冲击，暂时淹没了这些疑问。但随着共产主义政治运动的开始，它们又重新出现了。现在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到中国的实际环境中去检验了。
可能会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的问题应由它所指导的政治运动的成败来断定，但对从事发起这一运动的实际工作的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在他们全心全意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有效地用于政治斗争之前，这个理论不仅必须对他们所处的环境提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而且还应当成为激励有意义的政治活动的方式。这个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产生所依赖的先决条件，也是对所有介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的人们，在科学和感情上的要求。而最终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还有待于实际政治运动发展的进程及其成败。
[1]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新青年》第6卷第5号）标的出版时间是5月，但据考证，实际出版时间应为1919年9月。——译者注
[2]《李大钊文集》（下），第64页。
[3]《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4]《李大钊文集》（下），第68页。
[5]《李大钊文集》（下），第68—69页。
[6]《李大钊文集》（上），第657页。
[7]《李大钊文集》（下），第1页。
[8]《李大钊文集》（上），第110页。
[9]《李大钊文集》（上），第608页。
[10]《李大钊文集》（上），第610页。
[11]《李大钊文集》（下），第2—3页。
[12]《李大钊文集》（上），第663、666、667页。
[13]《李大钊文集》（上），第681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464页。
[15]《李大钊文集》（下），第656页。
[16]《李大钊文集》（下），第36页。
[17]《李大钊文集》（下），第924—925页。
[18]《李大钊文集》（下），第32页。
[19]《李大钊文集》（下），第32页。
[20]《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21]《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22]《李大钊文集》（下），第34页。
[23]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期，1919年7月20日。
[2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25]《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26]《李大钊文集》（下），第37页。
[27]《李大钊文集》（下），第184页。
[28]陈独秀：《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月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
[29]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30]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6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57页。
[32]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12月，翌年4月离京。——译者注
[33]上海、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时间分別为1920年8月和11月。——译者注 |
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
·“青年与农村”
1918年的最后几个月，正当李大钊满怀希望地期待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风暴席卷中国大地的时候，在北京大学，一个规模不大、但不久便颇具影响的学生团体开始聚集在他的身边。是年底，李大钊在图书馆的办公室便成了这个激进的学生团体举行会议的中心。在这里，他们正在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1920年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做准备。还在这年秋天，李大钊就曾经鼓励学生们建立新潮社，为了给他们的活动提供便利，他在学校图书馆专门腾出了一间房子。李大钊的得意门生之一罗家伦担任《新潮》杂志的编辑，后来他成了国民党要员。罗家伦十分赞成李大钊把俄国革命视为行将席卷整个人类世界的伟大潮流的观点。李大钊还赞助救国会的活动和出版物，救国会是由他的另一位弟子、未来的工人运动活动家邓中夏在1918年下半年创建的。
大约在此时，李大钊率先开始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1日，他发表了题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篇论文，刊登在《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尽管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要远逊于他对俄国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敬意，但他坚信，要适应世界的伟大变革，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是必要的。为了促使在他身边的青年学生去研究这一学说，李大钊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团体。至于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建立的日期，应该同后来的“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创立的时间加以区别，实际上，后者根本没有明确地建立起来。也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实波多野健一经常发表的见解：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在1918年春天就组织起来了。事实上，李大钊在1918年7月发表的关于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中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或概念。因此，判定他在初春就已经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根据他的著述，直到1918年7月至11月《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的发表，在这段时间里，他对马克思主义尚未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在1918年岁末以前，马客士主义研究会没有建立是完全可能的。
然而，毋庸置疑，到1918年底，李大钊已经开始带领北京大学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自由讨论。这些讨论通常是在晚间，在李大钊的图书馆办公室里秘密地举行。据记载，就在第一次会议上，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传记作者曾经指出，在毛泽东第一次由湖南来北京逗留期间，他曾参加了在李大钊的办公室举行的讨论会。
1918年9月，毛泽东来到北京，由他在湖南的启蒙老师，也就是他未来的岳父、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介绍，与李大钊相识。毛泽东在他的自传中写道：“李大钊安排我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月薪八块钱。”直到1919年初，毛泽东一直待在北京。后来，他回忆道：“我在李大钊的关怀之下，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从那时起，我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
不单是毛泽东，北京大学的很多青年学生，后来也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是通过李大钊在五四运动前几个月组织的讨论会而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在他们当中，有瞿秋白，他专攻俄国文学。还有邓中夏和张国焘，他们既是李大钊先生的学生，又是他的政治信徒。后来，他们都成为大钊先生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支部的重要成员。同李大钊一样，他们的结局都是不幸的。这些学生与他们的同学一道，经常出没于李大钊的办公室，到这里寻求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指导，并且秘密地从李大钊那里借出他收集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办公室很快就成为闻名于世的红楼，也就是红色的堡垒。
尽管北京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昂，但李大钊却仍然被一种强烈的隔离感和孤独感所困扰。1919年岁首，他怀着虔诚的信赖感，满怀希望地注意着从俄国不断传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来驱散心中暗淡的悲观情绪。虽然行将席卷全球的伟大革命潮流尚未影响到中国，但李大钊坚信，布尔什维克革命象征着“新时代的曙光”，尽管它在当今“黑暗的中国，死气沉沉的北京”还仅仅是“一线微弱的光明”。但同时，使李大钊深感忧虑的是，惰性不仅充斥于中国，而且似乎还被看做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现象。1919年1月，李大钊以他通常所用的那种乐观主义笔调写道：“人类所以总是这不长进的样子，实因社会上有一种力量作怪，就是惰性。他的力量，实在比进歩的力量大得多。”[2]尽管如此，他仍然确信，革命的潮流将吞没整个旧世界。但这股潮流现在似乎将通过一条更加迂回的道路才能达到中国：“可以断言，久而久之，必将袭入西欧，或者渡过大西洋到美国去观光，或者渡过印度海、中国海访问日本。我们中国也许从西北的陆地，东南的海岸，望见他的颜色。”[3]李大钊对待社会革命所抱的希望之所以减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同时代欧洲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影响。当时，革命失败的情绪已经在整个西欧蔓延，而俄国革命似乎正处在毁灭的边缘。到1918年底，布尔什维克政府在外部受到了外国军队武装干涉的威胁，在国内又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政治动乱和经济危机）的威胁。这种情况，在李大钊年初发表的著作中均有反映，并且严重地动摇着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信心。他不得不表示，尽管革命形势会立即出现，但无论如何，它不能在“欧洲的某一角落”持续很长的时间。同时，他对俄国反动势力的不断增长亦表现出严重的关切。
在中国，政治形势是毫无希望的。1919年初，共和政体的中国似乎愈来愈深地陷入到政治混乱之中，而这种政治混乱，又同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出现的经济混乱交织在一起。各派军阀以及他们在国会的傀儡们，为了控制在北京的中央政府竞相争斗，愈演愈烈。在李大钊看来，中国政治生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4]更可怕的是，对于国内的政治分裂和经济上的崩溃，以及如何有效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日益增长的威胁，国人一筹莫展，国内尚未形成革命的形势。李大钊认为，面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和存在于国内的危难，中国社会似乎处于瘫痪的状态。
需要指出，李大钊着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认真的研究，大概也是出于他这几个月来心中的悲观厌世情绪。不管怎样，他或许可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解释，但他却无法回避这样一种矛盾，即他对中国革命的期望，与他专心致力于的正统理论所建立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来对他产生了影响，使他确信，人类社会终将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也使他认识到，世界革命的潮流将不会波及到中国。
鉴于李大钊对社会革命发展的前景持怀疑态度，他越发注意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和他们脱离民众的问题。因此，李大钊和他的学生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举行各种政治活动，努力发动群众。这些活动几乎占去了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然而，这些活动似乎很难扩展到北京大学以外的地方。这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中国，“新与旧都深深地陷入僵死的环境之中”，而在其他国家，“新的思想潮流尤如燎原之火”。基于这种原因，李大钊感到痛惜，中国的“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总是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维持自己的生存”[5]。
随着李大钊对世界革命所寄予的厚望和热情逐渐减退，他开始寻求一条使知识分子摆脱他们脱离社会生活的具体途径。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基本上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所约束，他第一次把自己的目光直接转向农民，应该说，这是第一次重要的转变。1919年2月，他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系列文章，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号召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的解放，离开城市，“到农村去”。今天回想起来，《青年与农村》应该被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一篇最为重要的历史记录之一。李大钊在文章中毫不隐讳地提出了许多建议，他鼓励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效法俄国民粹主义的“到民间去”运动。因此，在研究《青年与农村》之前，研究李大钊希望中国青年竭力仿效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性质，似平是必要的。由于民粹主义的概念是同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指出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体系上的一些主要的区别，也同样是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
19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的极大影响和激励，俄国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并且迅速地成为一种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民粹主义发展的初期，民粹派的活动在70年代达到了高潮。当时，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摆脱了对农民的偏见，试图与农民联合。他们甚至认为，在农民中存在着革命的活力和内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农民是“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庄稼汉”。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就是要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释放出来。然而农民对民粹派的活动却非常冷漠，甚至敌视。民粹派还遭到沙俄政府的残酷镇压，不久便失败了。10年以后，这些激进的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都放弃了在农村的公开的活动，而去进行推翻沙皇独裁政治的恐怖活动。他们认为，俄国的独裁政治是培养农民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一个主要的障碍。而另外一些人则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向马克思主义靠拢。1880年以后，普列汉诺夫很快地由一个民粹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俄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些仍然信奉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分裂成各种政治团体，其中有些团体主张改良主义，而其他一些团体则转向政治恐怖主义。
19世纪末，当民粹主义运动沉寂了10年以后，又进入了它的复兴时期。1901年，各种民粹派团体合并，组成社会革命党。在本世纪初年，社会革命党对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那些公开提倡并实行恐怖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人所采取的策略，与19世纪70年代的“到民间去”运动所坚持的策略相距甚远。但是，他们仍可以算作民粹主义传统的主要继承人。
尽管民粹主义观点是十分庞杂的，但其基本的精神为人们所接受和理解并不困难。民粹主义信条当中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对农民在感情上的依恋，并且对于农民自身具有社会革命的本能和生机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然而，民粹派所不能明确的问题，大概就是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样儿？不管各种民粹派团体所实行的策略如何不同，他们却都承认，农民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最主要的受益者，而且他们也是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群众。
与上述民粹主义倾向相联系的是民粹主义信念，它的核心在于，欧洲资本主义是一个魔鬼，俄国不仅能够而且也应该避免资本主义。农民的俄国或许可以不经历欧洲社会的所有发展阶段，它可以通过发挥聚集在“村社”（俄国的农村公社）中的农民的集体化天性来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在民粹派看来，俄国社会经济落后，对于社会主义的实现，倒是一个优点，一个有利的方面。俄国社会受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比较小，资产阶级非常软弱，这些都使得俄国人比西欧人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俄国的民粹派通过强调村社在俄国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的地位，进一步阐明了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基本特征，即俄罗斯民族对于历史发展的独特设想。那就是，俄国正循着一条特殊的历史道路前进。这条道路能够使俄国避开那令人痛恨的西方资本主义。革命的民粹派所做出的这种很具民族主义精神的设想，远没有脱掉带有俄罗斯民族精神早期形式的斯拉夫理想。
此外，民粹主义运动也带有一种虚幻的唯意志论色彩。民粹派认为，理性和意志是决定历史发展的积极因素。在他们看来，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政治事变完全是由具有“决断性思想的人”所决定的。他们能激发“民众”内在的社会主义倾向和革命的活力。然而，民粹主义团体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他们都认为，知识分子的干预能够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民粹派坚信，俄国农民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天性和传统同无政府主义的“普遍的愿望”是极为相似的。实际上，特别是那些在民粹主义运动后期采用恐怖主义策略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思想体系，同那些天生具有共产主义“愿望”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他们都受到了国家的残忍的强力和资本主义的“异己”力量的压制。一旦这些外来的障碍被革命知识分子的行动所排除，那么，人民的社会主义理想就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圆满地完成。
当然，这里所列举的主张和设想并非民粹主义运动所独有。实际上，很多主张也曾经被无政府主义者接受，有些主张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托洛茨基就曾认为，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对俄国革命来说，是一个优越的条件。虽然一般意义上的革命，是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发生社会主义的武装起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列宁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影响，他为民粹主义理想所吸引，特别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待革命所采取的唯意志论的立场和英雄史观。民粹主义关于避开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即便是在列宁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早在1881年，马克思本人曾经粗略地探讨过俄国利用村社制度直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虽然如此，但民粹主义还应被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思想倾向，因为其最基本的理论前提是，真正的社会创造力体观在农民身上，只有把握住这一理论前提，把握住这种与农民和村社生活所固有的感情关系，才能确定俄国民粹主义与其他各种信仰和思潮之间迥然不同的思想特征，以及其特殊的历史形式，
尽管民粹派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公开表示，他们是在为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列宁受到民粹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是，不能否认，民粹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区别。这种区别不仅表现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问题上，而且也表现为他们对待历史、革命和国家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884年，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普列汉诺夫在其著名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文当中，曾经对此做了详细的描述。他批评民粹派知识分子奢望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强加给人民，并把俄国社会生活的古朴形式理想化，将它视为革命的希望所在。他还指责民粹派盲目地采用阴险的布朗基主义策略，试图用知识分了的意志代替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以委员会的主动取代阶级的主动，把国内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变成秘密组织的事业。正如列宁后来在他的长篇论文《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论述的那样，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出，作力民粹主义信仰核心的村社制度正在迅速地被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所削弱。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仅正在摧毁村社制度的残余，而且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村社中的阶级矛盾；并使政治斗争的中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普列汉诺夫还认为，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壮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样，由于俄国城市无产阶级的发展，将为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由于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他们相信，在农民身上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天性”；他们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革命愿望决定着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对此，普列汉诺夫着重指出，民粹派完全忽视了俄国革命斗争的阶级特点。需要说明，民粹派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的正确性，他们当中很多人倾向于接受这一原理在西欧的适用性。民粹派并不否认在俄国存在着阶级的分化。但是，他们把阶级分化归结为“非人道的”和“外来的”因素所造成的悲剧，归结为国家干预的结果。这一点，正是马克思主义观和民粹主义观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认为，阶级斗争是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发展引起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又导致国家的出现。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所有分歧当中最根本的分歧。民粹派认为，农村公社正在外来政治力量的冲击之下遭到瓦解，随着国家的消亡，这种瓦解才会停止。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公社的瓦解将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抗拒的规律。普列汉诺夫断言，俄国农村也不例外，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这里同样适用。对普列汉诺夫和他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来说，经济发展将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必要的先决条件；而对民粹派来说，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恰恰建筑在维护俄国经济落后的社会基础之上。民粹派将革命的希望归结于农民所固有的社会主义传统；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寄希望于城市和城市无产阶级。民粹派信赖知识分子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觉悟，而像普列汉诺夫那样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上。李大钊试图使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条件，因此，曾经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派所争论的上述理论问题中的大多数问题也在中国重新提起、再现。
“青年与农村”
同盟会时期，中国的革命者曾受到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宣传的重要影响。而李大钊则不同，他被俄国民粹主义早期“到民间去”的运动所吸引，欣赏在那些试图与农民结合的年轻知识分子身上反映出来的时代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像俄国早期的民粹派那样，李大钊极度重视知识分子与民众相脱离的问题。所以，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首先提出，如果“观代文明”被引进中国社会的话，那么，知识分子与“劳工阶级”的联合将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实现这种联合，李大钊指出，19世纪俄国的“到民间去”运动是教育20世纪中国青年的典范。一场革命决不会不经过曲折，就能达到目的；相反，它需要经过那些具有彻底的献身精神的人们的长期努力，才能够实现。李大钊强调，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应导源于年轻的民粹派在俄国农村的早期活动。他写道：“俄国有许多志士文人，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抛弃了，不惮跋涉很难的辛苦，都跑到乡下的农村里去，宣传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道理。有时乘着他们休息的时间和他们谈话，有时和他们在一处工作，一滴血一滴汗地作他们同情的伴侣。有吋在农村里聚集老幼妇孺，和他们灯前话语，说出他们的苦痛，增进他们的知识。一经政府侦知他们，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罗网。在那阴霾障天的俄罗斯，居然有他们青年志士活动的新天地，那是什么？就是俄罗斯的农村。”[6]
虽然李大钊也承认，中国的社会历史状况与半个世纪前的俄国社会相比，会有所不同。但是，他仍然主张，“我们的青年应该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
像毛泽东在大约10年以后所预言的那样，李大钊也断言，中国革命将是一场农民革命。“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去开发他们，使他们知道要求解放、陈说苦痛、脱去愚暗、自己打算自己生活的利病的人。”李大钊认为，只有解放农民，才能解放中国。但他并不主张农民经常进行自发的反抗，而是希望知识青年应当让农民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促使他们要求解放”。李大钊还指出，“除了我们的青年”，整个民族都处于黑暗当中。农民将是中国获得新生的基础，他们和年轻的知识分子将为中国的新生焕发出活力，并且确定前进的方向。李大钊在文章中还把农民的愚昧和软弱归结于忍耐封建贵族、官僚的压迫，归结于知识青年集中在城市、不愿意到农村去。他还说他们“专思在官僚中讨生活……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把那清新雅洁的田园生活，都埋没在黑暗的地狱里面，这不是我们这些怠惰青年的责任，那个的责任？”[7]
为了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回到农村去，李大钊不仅对那些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发出呼吁，而且也求助于那些相信通过宪政政治就可以使中国摆脱困境的青年。他指出，在民主政体之下，最大多数的选举人在农村，只要农民理解和拥护选举制度，民主政治就能够在中国发挥作用。李大钊认为，当今共和政体下选举制度的腐败，主要是由于“在农村中，根本没有能够真是农民伴侣的青年人，告知他们那选举的道理，备他们选出的人物”。因此，在共和政体之下，拥有所谓议会“选举权”的是城市的流氓和强盗，他们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然后便去欺诈乡里的父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唯一希望是那些以唤醒农民为己任的城市青年。“立宪的青年呵！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若想有个立宪的民间，你们先要把黑暗的农村变成光明的农村，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只要农村有了现代青年的足迹，作现代文明的导线，那些农民自然不会放弃他们的选举权，不会滥用他们的选举权，不会受那都市中流氓的欺、地方上绅董的骗……他们来到议院，才能替老百姓说话，也就是老百姓说话……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柢，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在这一方面活动的青年，才算是栽植民主主义的工人。”[8]
年轻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将不单是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而且他们还可以从城市的腐败影响中挣脱出来。李大钊在他的文章中用一种特别低沉和忧郁的笔调描述了青年人在城市的生活，他们天天在都市上漂泊，乞求大人先生的青睐，愚蠢地为自己的官僚生涯而竭尽全力。一旦他们“弄不到一个饭碗”，他们的精神就彻底崩溃了，成为“绝望的人”。李大钊还写道：“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们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方而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9]
要把李大钊对中国乡村生活的同情与贯穿于大多数欧洲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对“乡村生活的愚昧”表现出的轻蔑加以比较，并且突出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然而，把乡村看作是最完美、最纯洁的地方，同时又掺杂着对污浊的城市生活的极度反感，却是李大钊思想中独具特色之处。在他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种思想感情在他的重要论文当中仍然存在。最迟在1922年，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但是，他依旧把传统的中国农村生活描绘成为一幅质朴的田园图画。他写道：“从前的生产场所在农村，在山林，在牧场，工作的地方空气鲜明，景色优美，时时与自然和接，可以减少疲劳与烦厌。现在的生产场所都在大都会的大工场，机声轧轧，人迹纷杂，虽然机械的力量代替了好些人力，而精神上的疲劳与烦厌，则有增加无减少。”[10]
应当指出，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李大钊将厌恶城市的情感与青年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揉合在一起。他们有义务去唤醒农民，并与农民相结合。他说：“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你们在都市上天天向那虚伪凉薄的社会求点恩惠，万一那点恩惠天幸到手，究竟是幸福，还是苦痛？……曾何如早早回到乡里，把自己的生活弄简单些，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只要知识阶级加入劳工团体，那劳工团体就有了光明；只要青年多多的还了农村，那农村的生活就有了改进的希望：只要农村生活有了改进的效果，那社会组织就有进步了，那些掠夺劳工、欺骗农民的强盗，就该销声匿迹了。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这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1]
根据李大钊的早期著作，就认定他曾经直接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理论的影响，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如果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他就知道在俄国存在着民粹派的活动，那是不可能的。当然，在那时，他有可能从第二手历史资料中收悉“到民间去”的俄国革命者的情况。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开始研究俄国革命的历史。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而是过去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引起了他的想象，似乎这些事迹可以在中国仿效。然而，确实值得引起注意的是，《青年与农村》和早期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着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像俄国民粹派那样，李大钊也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成功以前，中国将不能容忍资本主义的发展。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他指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目的在于，“向农民宣传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理”。后来，他又明确地提出，对中国来说，避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必要的。
在李大钊对城市生活的腐败和乡村生活的纯洁所做的比较当中，也包含着民族主义倾向。中国的知识界普遍认为，现代中国的城市（包括这些城市的很多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人的作品。由于李大钊把中国农民的美德和缺陷视为中华民族的美德和缺陷，对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做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他在文章中特别强调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并且谴责在外国人统治的城市里，特别是在上海，生活中的不公正。尽管从那些温文尔雅、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当中，无法发现中国乡村生活的任何实际价值，但还是有相当多的保守的知识分子，例如章士钊以及一些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像廖仲凯，他们注视着农村，并且试图寻找与现代社会文明相一致的中国传统因素。而在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中，李大钊的观点则是别具一格的。他非常同情乡村生活，把城市生活比做“魔鬼的生活”，这就不能不使人们联想到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民粹派认为，都市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东方的产物，它冲击着俄国的民粹传统。
李大钊关于在解放农民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也同俄国民粹派的革命的唯意志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里，他没有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也并不完全寄希望于等待经济的发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相反，他认为，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就可以使他们在社会解放中采取直接行动，发挥他们的决定性作用，以实现他们的愿望。的确，在俄国民粹主义运动产生的初期，一些城市中的失意知识分子在乡村中找到了慰藉。但是，李大钊并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杰出作用的真正价值，尽管他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当然，他也不具有像斯图尔特·施拉姆所描绘的那种毛泽东的“列宁主义冲动”。
最后，像大多数俄国民粹派那样，李大钊倾向于把农民看作是一种纯朴和团结的集合体，他们的一般权益和要求，就在于要消除农村中可能存在的任何阶级差别。在下面一段话中，李大钊谈到了阶级分化的问题。他把地主看作是“民众”的一部分，并且指出，乡村中的倾轧是外来的政治干预的结果。“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那些老百姓，都是愚暗的人，不知道谋自卫的方法，结互助的团体。他们里边，有的是刚能自给的有土农夫，有的是厚拥田畴的地主，有的是专做农工的佃户，有的是专待雇佣工人。他们不但不知道结合起采，抗那些官绅，拒那些役棍，他们自己中间也是按着等级互相凌虐，去结那些官绅棍役的欢心。”[12]在李大钊的晚期著作中，他仍旧对乡村中的阶级分化问题怀有怜悯之情。他特别强调，要反对乡村中的外来敌人。
尽管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同早期俄国民粹派的思想有着上述重要的相似之处，但还是存在着显著的区别。俄国的民粹派把村社——传统的农村公社视为俄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独特方式。但是，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私有制发展比较充分，因而根本不存在用以发挥农民的“自发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条件。虽然李大钊曾经认为，那些与土地打交道的人具有“人道主义”天性，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中国农民具有社会主义的天性和传统。尽管李大钊非常尊重乡村生活的价值，但他却从未对中国农村的传统抱有幻想。恰恰相反，近百年来，中国的农村饱受压迫和欺凌，农民浑浑噩噩地生活。因此，李大钊认为，解救农民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而农民则必须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教育。因为在中国农村根本没有天生的集体主义者，这里也根本不具备迅速地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此外，李大钊并没有像俄国民粹派那样，对西方的工业化持厌恶态度，尽管他充满感情地注视着乡村和那里富有中国传统的前工业化生活。这种对乡村的依恋与其说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倾向，还不如说是一种情感的流露。李大钊不倾心于中国的过去，而是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寄希望于工业化的未来。他也并不像许多俄国民粹派那样，迷恋小规模的村社工业。
最后，还必须指出，虽然李大钊提出“到农村去”的口号，但他并没有指望迅速地爆发一场社会革命。相反，许多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好战的民粹派，则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革命的爆发。事实上，正是国际事件和中国残酷的政治现实，使广大民众产生的要立即获得解放的愿望难以迅速实现。因此，李大钊才呼吁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以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民粹派为榜样，“到农村去”。由于李大钊考虑到中国革命还处在民粹主义阶段，他朦胧地认识到，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很可能要比他最初所预想的要长，要困难得多。
尽管存在着上述区别，《青年与农村》大概仍然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史上，对俄国早期民粹主义精神最准确的表达。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民粹主义倾向的意义并不在于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去农村，还是应该留在城市。其意义在于，《青年与农村》一文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与俄国民粹派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这些东西，都严重地影响到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也影响到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的看法。虽然，我们还不能把李大钊算作是纯粹的民粹派；但是，由他介绍的民粹主义思潮却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广泛流行起来。
在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策略当中，《青年与农村》所阐明的斗争策略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的革命者经常谈论老百姓的解放，但是他们采取的策略往往是军事阴谋和暗杀，发动武装政变以及与军阀结成总是招致不幸的联盟。1918年，蔡元培、陈独秀和李大钊反对上述特殊的革命策略，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并极力主张组织群众教育，设法沟通知识分予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为了实现“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的联合”，李大钊首先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行动计划。1919年初，他反复强调，要年轻的知识分子“努力去作人的活动”，认识“劳动中有无限的欢乐。”“最苦痛最悲惨的人，恐怕就是这些劳动的人。所以我们要打起精神来。寻着那苦痛悲惨的声音走。我们要晓得痛苦的人，是些什么人？痛苦的事，是些什么事？痛苦的原因，是什么地方？要想解脱他们的苦痛，应该用什么方法？我们不能从苦痛里救出他们，还有谁何能救出他们，肯救出他们？”[13]对于沟通知识分子同劳苦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大钊所倡导的这种民粹主义方法，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因此，1919年9月，他又对“到农村去”的口号做了详尽的阐述。他断言，中国需要物心两面的改造，并极力主张知识分子“不该常常漂泊在这都市上，在工作社会以外作一种文化的游民；应该投身到山林里村落里去，……一锄一犁地作那些辛苦劳农的伴侣。吸烟休息的时间……都有我们开发他们，慰安他们的机会。须知‘劳工神圣’的话，断断不配那一点不作手足劳动的人讲的；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中国今日的情形，都市和村落完全打成两橛，几乎是两个世界一样。都市上所发生的问题，所传播的文化，村落里的人，毫不发生一点关系；村落里的生活，都市上的人，大概也是漠不关心，或者全不知道他是什么状况，……在文化较低的国家，全仗自觉少年的宣传运动，……那些天天和自然界相接的农民，自然都成了人道主义的信徒，不但在共同劳作的生活里可以感化传播于无形，就是在都市上产生的文化利器——出版物类——也必随着少年的足迹，尽量输入到山林里村落里去。我们应该学那闲暇的时候就来都市里著书，农忙里就在田间里工作的陶士泰先生，文化的空气才能与山林里村落里的树影炊烟联成一气，那些静沉沉的老村落才能变成活泼泼的新村落。新村落的大联合，就是我们的‘少年中国’。”[14]
北京大学的一些学也最早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与劳工阶级联合”。1919年5月，由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等人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们说，组织平民教育演讲团的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唤醒民众的斗争意识”。最初，演讲团在城区的工人阶级当中建立了四个演讲会场，演讲的形式有平民文学、星期论坛等，演讲的时间一般都在星期日。演讲的题目包括社会主义、“互助论”、日本侵略的威胁、读书的意义、破除迷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到1920年初，学生的演讲活动便扩大到北京近郊的村庄。
1919年的五四事件以后，北京地区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范例被全国其他地区竭力仿效。同时，各种激进的学生团体纷纷建立，其中的一些团体与农民发生了特殊的联系。它们的建立，促进了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这些团体公开表示，改造中国社会是工人和农民唯一的责任，因此，“凡知识阶级里面觉悟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念，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15]
1920年夏天，上海的青年学生抱定“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干农活”的目标聚集在一起。一年以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彭湃开始在广东的农民中间进行组织活动，并最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苏维埃政权。彭湃同李大钊一样，在日留学期间，曾经深受日本农业社会主义传统的影响。1925年，在农民运动的早期阶段，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学生利用休假深入农村，努力地帮助农民建立农会；两年以后，农会为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提供了组织基础。
除了北京的团体以外，李大钊没有直接与上述活动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然而，自从1919年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以后，他就热情地鼓励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联合，来完成中国的变革。他始终认为，这种设想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事实上，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对于造成五四时代的高昂革命气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根据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向来看，《青年与农村》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也就是说，它是运用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准备一场知识界的新思潮所做的尝试。1926年，在李大钊写《青年与农村》一文的七年以后，他在沿着非正统倾向前进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2]《李大钊文集》（上），第618页。
[3]《李大钊文集》（上），第629页。
[4]《李大钊文集》（上），第676页。
[5]《李大钊文集》（上），第661页。
[6]《李大钊文集》（上），第648页。
[7]《李大钊文集》（上），第650页。
[8]《李大钊文集》（上），第650—615页。
[9]《李大钊文集》（上），第651页。
[10]《李大钊文集》（下），第558—559页。
[11]《李大钊文集》（上），第651—652页。
[12]《李大钊文集》（上），第649页。
[13]《李大钊文集》（上），第665—666页。
[14]《李大钊文集》（下），第43—44页。
[15]转引丁守和、殷叙彝、张伯昭：《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1页。（原译者搞错了该条脚注所涉及的书籍，所以相应引文也就只好自己翻译。而迈斯纳自己在这条注释中将页码也搞错了。在此纠正。——录入者注） |
第三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三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
·十月革命
《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马克思提出的“最先进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采取的10项措施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最早中译文。《共产党宣言》这章的译者是朱执信（1884—1920），一个年轻的中国学生，流亡日本的孙逸仙革命团体的成员。朱执信于1905年末写了题为《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的两篇系列文章，他在第一篇文章中附上了马克思提出的10项措施。该文于1906年刊登在流亡日本的同盟会喉舌《民报》上。文章还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简要生平。第二篇文章则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著名竞争对手费迪南·拉萨尔。
还在朱执信的文章出现以前，一些反对满清的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至少已经知道了马克思的名字，梁启超是第一位介绍马克思的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他于1902年写的一篇关于英国社会思想家本杰明·基德〔BenjaminKidd〕的文章中，用尖锐批评的口吻简单地提到马克思。大约在此时，在日本的激进的中国学生和流亡者开始阅读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1903年，两部倾向马克思主义、记述欧洲社会主义历史和思想的日本通俗读物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然而，直到1905年俄国革命后，社会主义才对中国革命政党产生广泛的影响。流亡日本的孙逸仙的追随者，为俄国革命的榜样所激励，他们把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和反对满清王朝的斗争加以对比，欣喜地发现两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对俄国革命者感到亲切。就是在这种对社会主义理论普遍感兴趣的刺激下，朱执信写了关于马克思的文章。
从1905年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段时间，在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所研究的许多社会主义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似乎最不引人注目。那些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政党中有强大的影响。一般地说，中国革命政党都同情社会主义，但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显出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有任何共同之处。在朱执信不久后发表的文章中，也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他后来成为国民党左翼，没有再写文章提到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小团体中，有些人继续以喜悦的心情关注俄国革命运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政党的恐怖行动所吸引，而不是关心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国革命者专心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他们感兴趣的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想，而不是那些马克思主义教条。
然而，那些年，在中国激进刊物对俄国恐怖活动的赞扬声中，也不时显出关心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迹象。190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恩格斯为该书写的英文版序言的中文译本，发表在《天义报》上，这是中国学生在日本出版的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报纸。同年，《天义报》刊登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的译文。1912年，上海的《新世界》杂志刊登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译文，这是到1919年为止，中国国内能看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唯一著作。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在日本的中国人和懂西方文字的中国人能在更大范围内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
无论是朱执信和其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译者，还是他们的读者，都没有被这些思想所打动，去从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也没有耐心、严肃地研究它。这并不证明中国知识分子不够激进。那些年，声明赞同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极端手段的人并不少见，有些人毫不动摇地为之鼓吹，甚至在有机会时付诸实践，进行政治恐怖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兴趣的原因不难说明，通常的解释是：十月革命以前，列宁主义阶段之前的马克思主义，其理论依据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城市无产阶级的充分发展。缺少这些条件，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对政治行动的指导意义。对向往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仅仅是西方众多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中的一个——实际上，他并不比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甚至圣西门、乔治·亨利更令人关注。因此，虽然马克思在本世纪初就被中国知识分子所知道，但他的思想没有引起共鸣。
1911年辛亥革命后，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似乎普遍衰落。许多长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同盟会成员，例如汪精卫（1883—1944），失去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心，倾心于国民党的实际政治事务。1915年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新青年》杂志的诞生，新的知识分子小团体出现了。对知识分子来说，社会主义问题不再是有意义的争论。随着传统价值观念的变化，青年知识分子关心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文化，而不是反对西方现存秩序的革命政治运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广泛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相反，西方化的知识分子赞扬同时代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却极少赞扬它的基础——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人们普遍赞同把社会主义当作最终目标，但仅仅是讨论而已。十月革命前，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颇具代表性。1915年，陈把社会主义、人权学说和进化论看作现代西方文明三种最先进的思想。他写道，现代社会主义，作为达到社会和经济平等的运动，发源于法国，通过马克思和拉萨尔，在德国发展起来（他没有区分马克思和拉萨尔）。他希望，社会主义能促进政府和有产阶级推行社会改良，以调和资本与劳动。1917年，一位《新青年》的读者写信说，他相信社会主义代表现代最先进的思想，质问这份通常提倡先进理论的杂志，为什么很少有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陈扼要地回答道：“社会主义理想甚髙，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
十月革命前，尽管李大钊对社会主义表现过短暂的热情，但就社会主义对中国的意义来说他不比陈独秀了解得更多。在1913年去日本之前，据说他倾向江亢虎（生于1883年）的温和的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一个建立于1911年末，短命的、微不足道的团体。李也表示赞成孙逸仙的民生主义。不管这是否通过赞成孙而表示他对社会主义的最初同情，显而易见的是，李没有超出两千多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家主张的传统原则——关心国计民生。在日本，李更多接触到社会主义，如圣西门的著作，特别是乌托邦式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在李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有相当多的追随者。
李大钊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始于留学日本期间，尽管最初对它的了解程度很不够。高一涵（1885—1968），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曾写道，当他于1916年初在日本第一次见到李大钊时（李争取高加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李正忙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据高介绍，李终日手不释卷，如饥似渴地读着日本著名的马克思著作宣传家、翻译家河上肇的著作。尽管高一涵对李第一次接触马克思主义做了激动人心的描写，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未能征服李大钊。李无疑读过河上肇的书，可能他此时正攻读政治经济学课程。到1918年底以前，在李大钊的文章中没有发现马克思影响的迹象，甚至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他显然没有被马克思的学说所打动以致进一步研究它。他在日本度过的最后一年中，所关心的是为自己即将从事的政治活动寻找哲学根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不大可能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得到鼓励。
1918年以前，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条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也没有显著影响。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布尔什维克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产生了内在的影响。欧洲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政治行动之前，就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长期研究。中国的共产主义信徒与这些人不同，他们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之前，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表明他们对布尔什维克革命意义的理解，几乎全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畴之外。许多人发现，不拘泥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会使这一理论更容易修正和翻新以适应中国的需要。
虽然一般地说，在中国，人们的革命倾向发生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但这一事实并不否认未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将以不同的方式对俄国十月革命作出反应。这种不同不仅反映出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世界观和个性的差异，也反映出整个知识界面临的现实分歧——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同态度。因此，在讨论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之前，需要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二月革命
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的几个月，北京已取代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中心。1916年12月，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1876—1940）成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着手改造学校。蔡元培任用教授时宣布：“他们的学识是主要的事情……他们在校外的言行纯属个人私亊，学校不对其言行提出要求，也不对这些言行负责。”在这种自由气氛中，北大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避难所。1917年，蔡元培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一年以后，1918年2月，李大钊由陈独秀推荐担任学校图书馆主任，兼任经济学教授，继而又任历史学教授。这期间，其他的《新青年》同人也进入北大。
1917年，当激进的知识分子集结于北大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第4个年头。战争结果猛烈地动摇了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领袖的思想基础。这场战争不仅使列宁得以在俄国夺取政权，而且打破了中国知识分于关于理性的、稳定的、民主的西方是科学进步造福于人类的圣地的梦想，经历了战争残杀和战争余波之后，对西方的幻想已所剩无几。当协约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平会议上轻率地默许日本对北部中国的野心时，许多愤怒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反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
还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会议戏剧性地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注意俄国之前，有一位新派知识分子已经为探索革命而放眼世界。当1917年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推翻专制君主时，李大钊把它看做中国发生类似革命的先兆。1917年3月，他说：
“今以俄人庄严璀烂之血，直接以洗涤俄国政界积年之宿秽者，间接以灌润吾国自由之胚苗，使一般官僚耆旧，确认专制之不可复活，民权之不可复抑，共和之不可复毁，帝政之不可复兴。……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吾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1]
李大钊并不是唯一对二月革命发生兴趣的人。中国其他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一致欢迎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和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然而，李大钊希望俄国革命将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造，其他人则更关心这件事对欧战结果的意义。
1917年初，中国参战问题已成为激烈的政治争端和知识分子文章中辩论的课题。2月，北京政府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为宣战作准备。8月正式宣战。和《新青年》杂志有联系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赞成中国政府参战的政策，他们把战争看作英法进步民主力量反对德国军事君主制度的斗争。他们设想，人道主义压倒军国主义，民主压倒专制的胜利，将给中国政治带来有益影响。事实证明，这种坚信协约国为世界正义事业而战的想法加速了他们对西方最后的幻灭。
但在1917年，对于陈独秀这样赞同中国对德宣战的人来说，俄国革命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影响战争进程。因此，他的《俄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一文，很少说到二月革命和中国觉醒。该文的基调是促使中国加入协约国方面。陈独秀宣称，中国完全需要对德宣战，因为德国一年前曾支持袁世凯。对于二月革命，他说：“吾祝其成功。吾料其（指俄国临时政府）未必与代表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德意志单独言和，以其革命政府乃亲徳旧政府之反对者，而为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之空气所充满也。吾料世界民主国将群起而助之，以与德意志战，且与一切无道之君主主义、侵略主义的国家战。”[2]
李大钊的文章和陈独秀的文章不同，李没有提到协约国事业的结局。事实上，他认为协约国的胜利并非是民主的胜利，它只有利于拥护官僚政府的人们。李大钊对战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由他的“辩证的”哲学所决定。这种哲学坚持历史是各个国家盛衰兴亡必然的、无穷尽的循环过程。这种历史观相信，旧中国内部的再造力量，将为新中国的复兴作好准备。这种历史观使李大钊确信，西方先进国家在衰落，未来属于新的正在摆脱苦难的国家，尽管这些国家目前还未发现通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的道路。因此，他于一年前即1916年写道：“欧土名邦，若意大利，若法兰西，若西班牙，若葡萄牙，若荷兰，若比利时，若丹马（麦），若瑞典，若那（挪）威，乃至若英吉利，罔不有积尘之历史。以重累其国家若民族之生命，回溯往祀，是等国族，固皆尝有其青春之期，以其畅盛之生命，展其特殊之天才。而今已矣，声华渐落，驱壳空存，纷纷者皆成文明史上之过客矣。”[3]
除了著名的俄罗斯外，衰落国家的名单几乎包括了1916年站在协约国方面的所有主要国家，徳国和奥匈却在名单之外。事实上，李大钊预言，由于德国是世界舞台上新兴的国家，它将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尽管李大钊在1916年对德国的同情是短暂的（至少亲德感情没有再流露于他的文章中），但这证明，他不像陈独秀和《新青年》同人那样同情协约国的事业。
十月革命
李大钊和陈独秀对战争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看法上。陈独秀坚信协约国为民主和人道主义而进行正义的斗争。他全心全意地欢迎二月革命，不仅因为这是一次民主革命（这一点使他关于战争性质的看法更有道理），而且因为俄国临时政府继续保持军队以反对同盟国。但当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政权后单独与德国媾和，从而对协约国造成严重威胁时，陈独秀几乎对俄国革命丧失了热情。最初他肯定不能接受列宁关于战争是掠夺和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说法。因为他是如此相信民主的西方。
由于李大钊不具备陈独秀那样的战争观和对西方的信心，他更能够领悟1917年俄国两次革命对中国的意义。他对二月革命的反应已经预示了他对十月革命的反应。这种反应既表现在把俄国革命作为中国革命行将到来的信号，也表现在他使用的描述方法上。李大钊早就持有这种历史观：每个世纪都只发生一次波及世界的革命浪潮。所以，他把二月革命看做20世纪反官僚政治的巨大浪潮必然波及全世界的第一次证明：“前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对于‘君主政治’、‘贵族政治’而革命；今世纪初期之革命，其主要目的，乃在于对于‘官僚政治’而革命。”[4]他在写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宣传革命合理的《暴力与政治》一文中说：现代世界的民主潮流“如百川东注，莫能障遏”[5]。李大钊认为革命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观点是他描写俄国革命的突出特点，这种观点也深深铭刻在他的北大学生追随者心中。
与近年来共产党人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解释相反，俄国十月革命并没有像惊雷一样唤醒中国知识界。直到凡尔赛会议和五四运动之前，除李大钊外，几乎没有中国人发现十月革命对自己的国家有任何意义。即使李大钊，中国第一位宣布忠实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重要的知识分子，也直到1918年夏季才公开表达他的观点，那是在列宁掌权七个月之后。
反应迟缓不能归咎于对俄国消息的闭塞。二月革命之后几周，李大钊和陈独秀秀对事件作了介绍。布尔什维克胜利之后三天，中国报纸已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此后，苏俄情况经常出现在中国报纸上，引起中国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
最初，国民党人对十月革命的兴趣甚于那些最终成为共产党人的知识分子。1918年1月，上海国民党人的喉舌《民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表迖了对布尔什维克目标的赞同。很快，孙逸仙给列宁发去贺电。虽然《新青年》同人保持沉默，但有一点是无须怀疑的，许多新派知识分子在愿意公开发表评论之前，就被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所吸引。他们不能不感到中俄两国政治和社会的相似，不能不对布尔什维克迅速改造经济落后国家的许诺毫无印象，不能不对消灭阶级和官僚、所有人平等地享受最先进的文明成果的灿烂远景无动于衷，与这些吸引人的因素相反的是另一些考虑。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情协约国，更强烈地感到中国需要输入西方文化以作为社会改造和政治行动的前提。由于这些自相矛盾的心理，直到1919年事件的高潮（指五四运动）之前，他们对十月革命不是毫无表示，就是见解含糊不清；许多新派知识分子既不赞扬也不批评布尔什维克。在这同时，他们仍满怀对民主和科学的信仰，等着看战争带来的结果。
虽然李大钊不像他的知识分子同伴那样怀着对战争的希望和对中国文化缺陷的偏见，但是也有一些顾虑使他没有立即奔向布尔什维克的旗帜。那就是他曾怀疑布尔什维克能否保持住政权。从欧洲发来中国的报导描述了革命爆发后的可怕景象和极度夸大的政治经济混乱。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是被造成严重威胁的内战所推翻，欧洲列强的外部干涉也将把它摧毁。因此，即使为布尔什维克的榜样所吸引的人，也担心革命流产而未表示赞成。
由于中国知识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西方先进国家的依赖，因而他们对十月革命的反应更为冷淡。同盟会时代那些老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在精神上接近俄国革命运动。新的知识分子与之不同，对俄国很少表现出兴趣（除俄罗斯文学外）。从民主和科学已经获得胜利的法国、英国、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转向落后的、农业的俄罗斯，以便得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指导，这是在紧要关头重新定向，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即使李大钊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的热情不像他的同事那样高，他仍然主要从先进的西方思想家那里汲取知识的力量。除托尔斯泰之外，他几乎没有受过俄国思想家的影响。
结果是，起源于彼得格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中国人听起来十分陌生。在1917年，人们不知道怎样用中文解释“无产阶级专政”和“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的词句。中国毕竟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几乎不能提供理解和响应列宁主义纲领的基础。在革命之初，难以理解的俄国事件及其思想所引起的反应，与其说是赞成或指责，不如说是好奇。
也许由于这些原因，直到1918年夏，李大钊才愿意表达对十月革命的看法。然而，当他作《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表达这一看法时，已经毫无疑问地建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信仰。他认为十月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6]。他经过比较认为，法国革命代表19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俄国革命在20世纪扮演同样的角色。五四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不断重复着这种比较。
李大钊认为，虽然这两次革命反映两个时代的历史趋势，俄国革命代表更高的发展阶段。法国革命基本上“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国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1789年革命的推动力是“法兰西爱国的精神”；1917年革命的基础是“俄罗斯人道精神”。“法人当日之精神，为爱国的精神，俄人之今日精神为爱人的精神。前者根于国家主义；后者倾于世界主义；前者恒为战争之泉源，后者足为和平之曙光。”[7]因此，“国家主义”的法国革命没有影响到中国，国际主义的俄国革命则具有普遍意义。在俄国革命影响下，中国能进入世界历史的舞台，跟上世界进步的强大潮流。
李大钊强调俄国革命的国际主义，第一次表明他开始否定自己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然而，他的这篇文章中仍有许多民族主义的痕迹。他赞扬十月革命是“重建第三种伟大文明”的伟大的第一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将在这次重建中发挥主要和基本的作用。1918年，十月革命对李大钊的最初吸引力在于，只有俄罗斯精神能够融合东西方文明，因为它位于欧亚之间，受到两种文明的影响。“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人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8]。因此，如果俄国担负拯救世界的历史使命，中国也将为完成这一使命作出独特的贡献。通过俄国的媒介，中国将在保持自己民族个性的同时，跟上世界进步的潮流。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之下，中国将接受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而又保持自己国家独立的地位。李大钊满怀信心地宣布：“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立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9]
更重要的是应当注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最初反应的发展，因为这对于理解中国革命的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十分重要。李大钊相信落后确有好处——俄国和中国这样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孕育着进歩和青春的种子——而物质丰富的西方将走向衰退和腐朽。他对俄国历史表迖了下面的观点：“由文明史观之，一国文明，有其畅盛之期，即有其衰歇之运。欧洲之国，若法若英，其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越此而上之进步，已无此实力足以赴之。德之文明，今方如日中天，具支配世界之势力……过此以往，则当入盛极而衰之运矣。俄罗斯虽与之数国者同为位于欧陆之国家，而以与上述之各国相较，则俄国文明之进步，殊为最迟，其迟约有三世纪之久。溯诸历史，其原因乃在蒙古铁骑之西侵，俄国受其蹂躏者三百余载，其渐即长育之文明，遂而中斩于斯时，因复反于蛮僿之境而毫无进步。职是之故，欧洲文艺复兴期前后之思想，独不与俄国以影响，俄国对于欧洲文明之关系遂全成孤立之势。正惟其孤立也，所以较欧洲各国之文明之进步为迟；亦正惟其文明进步较迟也，所以尚存向上发展之余力。”[10]
既然李大钊相信俄国因落后而“尚存发展之余力”，他一定会感到中国的发展余力更大，因为中国更加落后！所以，我们遇到了中国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怪论：俄国特殊的条件为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思想和心理的土壤。那就是：落后的社会和经济，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轻蔑地称为僵死的具有“东方”特征的俄国思想和文化。
俄国革命能够改造落后社会的许诺，不久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李大钊持有辩证发展和再造的观点，这种许诺更迅速而强烈地吸引了他。对再造的青春的中国的理想，迅速而有力地打破了他的沉默，使他不像以前那样对俄国革命静观默想。这次革命也符合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世界观。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忽然成为现代文明的前哨，大胆地向西方挑战，这件事不仅激发起他的民族主义感情，也使他更加坚信万物都走向自己反面的辩证法思想，落后的俄国的新生不过是更为激动人心的中国的再造的前兆。
李大钊关于俄国（还有中国）的落后预示着它可以跃入文明前列的想法，类似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在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西方发达社会的工人阶级更能进行不间断的革命，由于不发达地区资产阶级的软弱，无产阶级尽管人数有限，仍能掌握住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控制权，并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随之又能刺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托洛茨基于1906年宣布了与马克思相反的著名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较低的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将比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地夺取政权。
李大钊和托洛茨基所持观点的前提不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之内，以分析物质生活条件为依据；李大钊以精神力量的运动和“发展之余力”的积累为依据。托洛茨基坚持革命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努力为基础（尽管无产阶级自身还不够发展）；而李大钊并不关注社会各阶级的作用。托洛茨基与李大钊不同，他设想，经济落后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要保持下去，归根结底要依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尽管存在着这些区别，他们仍得出了明显相同的结论。他们都发现了落后地区政治和社会迅速进步的原因；都指出了经济落后地区在全世界革命中起的创造性作用。至少，从非严格的意义上说，李大钊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有点像托洛茨基主义者。同时，他又是“毛主义”的前驱。他坚信中国的落后对它未来发展的内容和速度都十分有利，旧中国所有的弊病都将通过“再造”而转向它的反面。李大钊已经预报了同时代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主题。
毫无疑问，《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的发表，证明了在1918年中期，李大钊已成为十月革命的热烈拥护者。但并不证明他已经严肃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他当时认为，历史的和革命的力量，导致精神领域和人们心理上的变化。他解释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区别是因为“时代精神的不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历史者，普遍心理表现之记录也。”[11]可见，他仍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物质前提。这不仅表明他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肤浅的；也表明十月革命对他的吸引远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上。到1918年夏为止，李大钊甚至于还未了解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相反，他为布尔什维主义所吸引，是因为他感到革命带来了“自由和人道主义的胜利”，以及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伟大开端。
然而不久，李大钊认识到，接受十月革命，就意味着承认马克思主义是普遍正确的。这时，他才在1918年11月那篇有影响的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宣布——几乎是用一种新发现的口吻——布尔什维主义是“德国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继承者。这个世界性的伟大斗争不再被看作两种不同的“时代精神”的冲突；它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布尔什维主义的目标不再是调和东西方文明，它是“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12]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李大钊嘲笑中国的参战——没有一个中国士兵打仗，没有将军调兵。他嘲笑中国人为协约国的胜利而庆祝，也嘲笑那些在中国的协约国军人。甚至认为他们庆祝胜利毫无意义，因为西方列强政权不久也要和德国军国主义同归消亡。真正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和平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3]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受到这种思想的感染，即认为世界将经历巨大的改造。布尔什维主义正成为伟大的、不可抗拒的、横扫全世界的伟大浪潮：“象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为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这大群众里边的每一个人……集中而成一种伟大不可抗的社会力，……在这世界的群众运动的中间，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14]李大钊采用他喜爱的比喻方式写道，俄国革命是即将到来的大改造的信号，好像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15]
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反应，不能完全理解为受新思想的影响。他是被非常的革命行动所鼓舞，被他期望中的太平盛世的即将实现所打动。他过去没有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热烈鼓吹者，则是受马克思和托洛茨基教条的影响。
他在1918年8、9月间的文章中已不大关心太平盛世，而是关心此时此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不认为革命专门反对压迫者，而把革命看作伟大的、普遍的、改变世界秩序的力量。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工人阶级的特征只是附带地提到。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16]。在1918年的李大钊看来，革命仅仅是真正的价值和创造力量的源泉。
卡尔·曼海姆写道：“超越现实是认识千年福音说的信徒的特征的唯一真实的、也许是唯一直接的办法……一个真正的信徒，他的内心具有强烈的爆发力量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愿望，因而总是要打破现实。”这是认识李大钊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向往的最好方法。信徒们置身于伟大的革命之中，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特征则是抱负宏大。对于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李大钊来说，这种反应也早有苗头。李大钊对于再造中国的信心和对现代革命的兴奋感，来自爱默生所说的时代观念。这种热情和信心预示着他将以欣喜若狂的态度对待十月革命。
李大钊心中充满了对无比壮阔的世界革命浪潮的憧憬。最初，他倾心于托洛茨基的著作甚于列宁，这并不奇怪。托洛茨基是世界大革命的鼓吹者。他对俄国革命惊人的描述，犹如点燃燎原烈火的火星，很容易引起李大钊的共鸣。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列宁提得不多。托洛茨基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与世界和平》（写于1915年）对此作了长篇论述。李大钊引用过托洛茨基的一段话：“我们自觉我们将为未来唯一无二创造的势力。”[17]李极力赞扬托洛茨基的“拿俄国的革命做一个世界革命的导火索”，赞扬托洛茨基“所亲爱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庶民”。[18]
李大钊坚信“俄罗斯式的革命”是世界舞台上壮丽的一幕，对于欧洲迫在眼前的革命，他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自信。不仅在德国和奥匈，而且在荷兰、瑞典和西班牙他都看到了行将到来的革命迹象。那么中国呢？令人向往的横扫世界的革命浪潮和祖国现实的对比，使他难以接受。军阀在中国政治中的专横同过去一样无情，农民从20年前举行过义和团起义后，在政治上十分消沉，从下层看不到革命意向。即使先进的、有政治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欢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胜利，而不是庆祝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李大钊在一次庆祝战争结束的会议上发表演说指出，他十分担忧中国的困境。他认为，世界将进行巨大的、历史性的改造，它将成为劳工的世界。在那里，只有做工的人有吃饭的权利。他发问道，在这样的世界里，“如何能有我们这样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李大钊讲话的最后向听众建议：“诸位呀！快去作工呵！”[19]
[1]《李大钊文集》（上），第364页。
[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7页。
[3]《李大钊文集》（上），第199页。
[4]《李大钊文集》（上），第364页。
[5]《李大钊文集》（上），第517页。
[6]《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7]《李大钊文集》（上），第573页。
[8]《李大钊文集》（上），第576页。
[9]《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10]《李大钊文集》（上），第573—574页。
[11]《李大钊文集》（上），第575页。
[12]《李大钊文集》（上），第600、699页。
[13]《李大钊文集》（上），第598—599页。
[14]《李大钊文集》（上），第602—603页。
[15]《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16]《李大钊文集》（上），第603页。
[17]《李大钊文集》（上），第602页。
[18]《李大钊文集》（上），第602页。
[19]《李大钊文集》（上），第596页。 |
第二章革命的前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二章革命的前奏
·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玄学体系
鉴于在日本的最后几年里，李大钊的思想见解充满政治激进色彩，所以，当他问到袓国后立即投身于政治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回国后的前半年，李较多地参与了进步党的活动，首先在上海，然后到北京，为了参加反对袁世凯行将崩溃的独裁统治的运动，他加入了汤化龙进步党中的小团体——宪法研究会，并以汤化龙私人秘书的身份服务其中。
李大钊抵达上海不到两个月，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随后，党派政治家们犹如疾风冲击北京，要求重新召集被袁世凯1913年解散的议会。然而，当他们正在庆祝这一本属于他人的胜利时，形势很快就明朗了，政治生话中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不得不依靠那些不断变卦的地方军阀，而不能以政党的身份处在军阀的对立面。因为正是地方军阀造成了袁世凯政权的垮台，自然也成了袁世凯专制独裁先败的主要受益者。1915年12月，蔡锷将军的护国军在云南起义，标志着分裂进程的开始。接着，南部和中部省份的军队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地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之中。到1916年初春，已经有8个省分别声明从北京中央政府的统辖下独立出来。各政党扮演了促成这些反叛的角色。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军阀们按照他们的意图，窃取了各地的权力。到1916年8月1日国会召开时，中国的政治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在省或县的军人手上。政客们在议会内外的权力绝对超不出那些相互对抗的军阀所给予的恩惠范围之外。
正当中国陷入更黑暗的军阀统治的时刻，李大钊随汤化龙来到了北京，汤收回了他过去的诺言，当上了代议院的发言人。由于汤在上海的推荐，李大钊被聘为北京《晨钟报》的主编，该报实际上是进步党的机关报，李大钊也变成了研究系的成员。研究系是通过各种政治手段，由进步党和其它宗派联合组成的一个议会集团，它由汤化龙和梁启超领导。
回顾这段历史，似乎是令人惊讶的。李大钊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把自己与进步党这样的一群保守分子联系在一起呢？并且此时距他后来热烈地欢呼十月革命仅仅相距两年的时间。在所有反君主政体的政党中，进步党是最保守的。在它的左面是国民党，这是一个仍然由孙中山领导的、组织松散的革命党，其中温和稳健的一翼，已成为这个党最基本的成份。再往左，在中国政治的外延，是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李大钊离开进步党的决定不能被解释为政治上的投机主义，因为正是在个人政治前途显现出非常灿烂光辉的关头，他断然切断了与保守派的联系，结束了他在政治生活中暂时的退却。
毫无疑问，李大钊感激汤化龙对他的资助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是李与进步党建立联系的直接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他的政治思想特点所决定的。回国时，他在日本逐渐形成的革命的、辩证能动的世界观，实质上还没有能够指导他确定自己主要的政治主张，而且实际上他也没有这样做的可能。黑格尔很久以前曾论证过：革命的政治学未必要遵循革命的哲学。如同黑格尔和马克思曾经通过不同的途径所证实的那样，辩证法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主张政治是不可避免地向前发展的，而不论任意确定的是什么目标。1916年，李大钊还没有任何确定的目标，至少世界观和实际的政治目的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他的哲学和政治学之间仍然隔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他在中国需要一个立宪政体的范围内，发展自己具体的政治目标。然而，确信建立立宪政体的主要倡导者们，也就是进歩党的领导人。
在日本时，李大钊就开始相信立宪政治，宪政政府的优点已经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托尔斯泰的著作中得到充分的论证和发展，美国和英国的不知名的宪政理论家也做出同样的解释。李大钊回国前不久，撰写了一篇长文，试图证明一个民主的立宪政体适于中国的条件和需求。他的论点建立在“民彝”概念的基础之上，所谓民彝，就是“人民的法则”，这是李大钊自编的一个术语。他明确地表示要反对“宗彝”，即“宗族的法则”，这些传统的规范一直统治着中国社会。李大钊把民彝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志。决定所有的政治事务，检验任何东西的正确与否是人民固有的权利。宗彝能够被改变，但民彝是永恒的。当然，许多民彝也会被历史的非自然力所压制，但它们必然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而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1]
李大钊将民彝确定为“唯民”精神与政体代议制形式的结合。他以欧洲和美国这些先进国家作为范例，在那些地方，民彝的原则正处于兴旺的时期。他认为一旦民彝的原则得到普及，中国将追随先进国家，建立一种议会式的政体。
通过李大钊对于代议制度和议会统治的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西方正统的民主理论的认识，在他的论述中，穆勒关于议会的论述被大量地引用，他不得不承认拥护输入完全与中国的传统相反的西方思想。在勉强承认与西方比较中国是政治上不发达的国家的同时，他又说：“民权自由之华，实已苞蕾于神州之陆。”[2]在李大钊的早期论文中，他曾发现，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国就有过关于共和政体主张的先例。当时，周国的民众发动起义，推翻了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暴君商纣。尽管李把中国历史上民彝的被压制，归于中国传统的压抑性和人们对圣贤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使他们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但他本人还是认为必须要以有吸引力的贤人为支柱。在一段回忆孔子的化身——康有为的文章中，康是作为一个现代立宪民主主义者出现的。李还认为，孟子是一个未被理解的个人主义的提倡者。而“过去之历史，既为乡愿大盗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典谟训诰为护符”的历史。[3]然而不论李大钊怎样试图从中国的过去寻找根据，他提倡政治变革的实质是十分明确的：英国和美国式的政体是中国应当效仿的原型。正是在这方面，他与进步党领导人的思想有共同点。
李大钊关于立宪制度的议论始终体现着强烈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他认为，宪法和议会仅仅是表达众多的、不可分割的民意的手段。政体的基础必须是民意。他否认个别英雄在历史上的作用，热情地拥护托尔斯泰所强调的“众庶”的创造力量。而且，他对那些即使是最先进的西方立宪制度能否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意愿，也抱有几分怀疑态度。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里，李谈到了中国官僚政治模式和传习的劣根性，他发现官僚主义正在败坏法兰西的民主政治和英国的议会制度。即使以平民政治号召于世的美国，似乎也已屈服于邪恶的任官制度的常例。[4]
导致李大钊同进步党决裂原因，也正是他的立宪主义理论。他曾幻想进步党领导人的议会主义与他的民粹主义和民主信仰是一致的。但是不久他意识到这是错误的。重开议会的典礼刚刚结束，争夺议席就明显地成为梁启超和汤化龙的目的。他们很快地注重于权力的如何归属，并试图和北洋军阀集团有权势的新首领段祺瑞结成某种联盟。1916年10月末[5]，汤化龙和梁启超禁止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一篇含蓄地批评研究系支持段祺瑞的社论。在抗议声中，李辞去了他在该报的编辑工作，从而结束了他与汤化龙之间的交往。
由于失去了报纸编辑的微薄收入，李大钊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只好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这个朋友是北京政府中的一个小官员。这时，李对议会中的政客已经丧失信心，但他还没有放弃建立立宪政体的想法。1917年1月，李接到章士钊（他的亲密朋友和中国立宪主义的主要拥护者，此人始终未加入任何政党）的邀请，请他担任章提议在北京刊行的一份报纸的编辑。李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的职务。在以后的4个月里，《甲寅》日刊为他提供了一个评论时政变化的机会。
李大钊文章的激进风格，在《甲寅》日刊上逐渐地表露出来，章士钊害怕因此招来军阀政府的镇压，结果李和章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但不论他们的意见多么不一致，他们的关系还没有破裂。6月上旬，《甲寅》日刊被禁止发行，当时北洋军阀手中的权力已达到可以实行政治镇压（包括解散议会在内）的程度，章被迫逃离北京，李也离开了北京，前往上海避难，这一年的下半年，他都是在那里渡过的。
与进步党决裂之后，李大钊的著作显得格外激进。从直接的政治事务的连累中解脱出来以后，李开始更多地运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国的传统，他对在中国实现立宪政治的怀疑逐渐增加，这种怀疑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1917年初的几个月，他与章士钊及《甲寅》日刊的合作，标志着他原来信仰的最后阶段，那种信仰认为，中国的状况可以通过议会制度的建立得到改变。
李大钊新的激进倾向首先表现为抨击中国的传统，这种抨击比他过去曾经做过的要严厉得多。他过去往往是把传统的东西请出来，以支持当今社会和政治的变革，现在则完全相反，他把整个孔子的遗产看作是“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6]。他把孔子本人描绘成“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7]所以，当俄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李大钊是把它作为中国革命的前奏来欢迎的。
在一篇写于二月革命前不久的短论中，李大钊思想中的激进色彩变得比以往更加显著。在这篇文章里，他不得不归结出这样一个结论：除了实行革命以外，中国的政治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篇名为《暴力和政治》的短论刊登在1917年10月15日的《太平洋》月刊上，该文标志着李大钊最终抛弃了对立宪制度的信仰，在卢梭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确立革命理论的尝试。
《暴力和政治》是对政治能动性和梁启超哲学的批评，同时它也标志着李大钊断绝了与进步党的关系。李一方面批判了梁与军阀实际上的政治协作，另一方面批驳了梁反对革命的理论。李大钊承认，革命也许是令人不快的，但是当政权建立在强暴的基础之上时，革命是必然要发生的。他认为，中国的政权被强盗阶层窃夺，他们在专制独裁的程度上，超过了土耳其的苏丹和俄国的沙皇。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意不能够被理智地采纳，那么它必然要以强制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当梁启超支持军阀采取“不受约束的暴力”反对革命时，暴力不可避免地孕育着革命。在镇压革命方面，梁无异一个恶沸而益薪者，因为“反对革命而适以长革命之果，依附暴力而适以受暴力之祸。即彼暴力之自身，亦将破毁于暴力之下而澌灭于不断转轮之中”[8]。
联系到梁启超认为主张权威依靠强制和暴力的卢梭学说是邪恶，反抗这种权威的革命是正当的观点，李大钊的论述表明他对卢梭学说和中国的状况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年前，他从卢梭那里得到了民众主权的思想，以证明立宪政体恰好适应中国的需要。现在他发现卢梭理论的革命一面更适合于中国。
但是，李大钊思想中不断增长的过激主义和对革命的兴趣，并没有引导他去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政治运动或是无政府主义的团体。相反，他被“非政治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团体所吸引，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松散地联合在陈独秀和《新青年》（这是明显西方化的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机关报）的周围。1918年1月，李大钊正式参加陈独秀主编的这个刊物，成为编辑部的6名成员之一。
《新青年》之群体在1915年底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也许可以说是联结后来的“过渡型知识分子”。陈独秀和他的追随者们公开宣布完全否定中国的礼教和文化传统，信奉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念，把它们作为新文化和新社会建设的唯一有价值的基础。他们还否定民族主义，宣称自己是为中国引进广泛而健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国际主义者”；他们关心中国的生存问题，也关注抵御帝国主义者侵略的危险；他们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持公开的怀疑态度，因为任何对民族主义的公开表达都含有用旧中国的道德标准反对现代西方进步力量的含意。《新青年》之群体是一个与社会分离的团体，由于他们的理性准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同所生活的城市的商业社会严重地脱离开来，就如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城市的环境已使他们与乡村的农民群众和乡绅阶级分离开来一样，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出身于乡绅家庭。
正如本杰明·史华慈所指出的那样，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权的疏远，与19世纪俄国的知识分子相比，具有一种非决定性的特点，但是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强权去促成这种疏远的意识，知识分子至少也会半自觉地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因为《新青年》编辑部的成员总是企图回避政治信仰，他们首先避开的恰恰是有关政治的争端。
李大钊自身正在增长的分离和疏远意识使他转而拥护陈独秀和《新青年》的主张。1916年他涉足议会政治，结果落得个凄惨的失败，他怀疑立宪主义是否适应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他认识到排外的民族主义是对中国苦境的无力回答。这样，李大钊就失去了迄今为止始终制约其思想发展和政治倾向的两条重要原则的支持。他十分茫然，尽管他深深爱戴自已的国家，但是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有给他提供参与和贡献的机会，与过去相比，他现在很少提出有关使中国复兴的具体实施方法。他与进步党在政治领域的决裂和他在外国统治下的上海的生活经历，无疑加剧了他对政治的淡漠意识。
这一时期，他开始对过去很少关心的问题发生兴趣，个体和社会，究竟何者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断然地站到了赞成个体的一边，他宣称“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9]仿佛是为了证明他同中国社会和政治日益疏远的作法是有道理的，他写到：
“苟其言之确合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不听吾说，且至不容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逡巡嗫嚅以迎附此社会；苟其言之确背乎真理，虽一时之社会欢迎吾说，而并重视吾身，吾为爱真理之故，而不敢有所附和唯阿，以趋承此社会。……前者则幸免于自欺，后者则已陷于欺人。”[10]
这种必须由自我检验真理是否可行的见解，是李大钊读了爱默生的书受到启发后得出的。的确，爱默生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学识和伦理上的个人主义，对于爱默生来说，个体是裁定和解释任何事物的唯一的标准。当然，李也同意这种见解，即个体对真理的解释应当同他所领会的那样，无论后果如何，个人主义都不应在这种解释中带有明显的世界观特征。
然而，1917年，李大钊对个人在追寻真理时，也许不得不孤独地站在社会对立面的认识，使他同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在信仰上达成了一致。同样，在许多其它方面，李与他们的认识也是完全相符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导致他公开地表示对中国传统价值持反对态度。他拥护《新青年》为民众服务的精神和它的信条——中国的出路依赖于青年，他们将扫除“陈腐朽败”者，创造“新鲜活泼”的社会。李大钊对民主的关心丝毫不弱于对科学的关切，尽管在关于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方面，他还没有多少具体明确思想。像与《新青年》有关的其它知识分子一样，李大钊现在发现他自己还缺乏有条理的政治信仰。
尽管存在着这些共同点，但是在十月革命前的几个月，李大钊思想中的许多地方与陈独秀及其追随者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别。陈对任何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政治见解表示深深的怀疑，李则带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继续探索各种政治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出路。在陈独秀所写的，《新青年》的第一篇宣言，著名的《敬告青年》中，陈提出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口号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调。但是在李的文章里，却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国际主义情感的表示，即使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也从没有真正地为马克思的国际主义而抛弃中国的民族主义。
虽然李大钊同陈独秀一样，注意从西方寻求理性的指导，但李既没有对孔子的传统加以彻底的批判，也没有经常对其进行轻蔑的讽刺。而这些作法，正是陈独秀、胡适及其他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领导者的文章的共同特点。在后者的笔下，中国的过去完全被描述成停滞的和愚昧的，他们直接了当地号召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而李对传统道德的抵制更多地是源于他对孔教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倒退作用感到厌恶，这种厌恶超过了对顽固的、令人讨厌的传统本身的厌恶。陈独秀热情地赞誉法国文化，把它作为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试图用这种文明代替几乎被他完全抛弃的中国传统文化。而李只是对那些严密的西方思想和严肃的西方思想家表现出热情，而不是全盘地接受全部的西方文明。
李大钊的政治能动性精神进一步使他与陈独秀及其他新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相距甚远。1915年秋，当《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声明该刊将回避政治的纠纷，甚至拒绝讨论政治问题。1916年，陈因为反对参与政治而受到批评，他的批评者认为，陈独秀的意见只会助长政府和政治中的官僚政治倾向。陈在复信中答复说：“立宪政治之精神”的缺少，使得政治只能产生出苛政，政党不可避免地要变成私人的派系。[11]11917年，他再次肯定：“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12]尽管他也对其主张做了修正：“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在承认政治是重要的同时，陈仍坚持他的基本观点：“一群之进化，其根本固在教育、实业，而不在政治。”[13]一直到1919年，陈独秀始终一丝不苟地遵循政治上不参与的原则，在这方面，他既助长又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公认的领袖们主要的倾向。
与之相反，李大钊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政治运动当中。尽管1917年李和陈一样，脱离了政治舞台，但这种脱离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被迫做出的决定，而陈独秀脱离政治完全出于自愿，是有其理论基础的。在这一段隐退时期内，李并没有放弃那些激励他走向政治能动性的企图，并且还试图将它们纳入一个更全面的哲学体系之中。
政治能动性的激励，减弱了李大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热情，而《新青年》的知识分子同仁们则热烈地拥护后者。1917年，李大钊指责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尔萨斯理论导致了战争。他认为地球上的物资资源和人类利用它们的能力，足以消除民族之间的战争灾难和人们为生存而发生的斗争。李没有把战争归咎于马尔萨斯主义和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鼓吹的宿命论的“无抗之法则”，而是归咎于人类心理的卑弱，特别是人们的“贪与惰之根性”。他认为：“人间种种罪恶，皆丛伏于此等恶劣之心理。”[14]然而这些心理缺陷不是固有的，它们能够被克服，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对于人类能力的乐观信念，是李大钊政治能动性思想的延伸和作用的结果。实际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具有悲观主义和宿命论的本质，这种理论对他的信仰似乎是一种挑战。
当然，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一定必然会阻碍政治行动。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强调也许能够激励政治能动性精神，而且确实也是如此。正如本杰明·施瓦茨所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吸取的不仅是对宇宙的决定力量的解释，而且把它作为复兴中国社会的行动方案。的确，陈独秀和他的追随者不仅把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于政治行动范畴，而且把它看作是对传统的中国道德标准已经过时的论点的一种鼓励。他们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说明，在现代世界，中国要想在“物竞天择”的竞争中生存，必须毁灭古老的道德，采用全新的文明。陈反对政治参与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想致力于文明的更新。而李大钊则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抱有疑虑，他担忧人们可能从这一理论中得出宿命论的结论，这种结论只能助长人们的惰性，阻碍他们参与政治，使得人们“自忘创造文明之努力”。[15]
虽然与《新青年》相联系的知识分子是中国知识界的一部分分裂势力，但李大钊也许是他们中最少具有分离倾向的人。他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拒绝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和政治能动性的激情，使得他与中国社会分离的情绪较为和缓，而且还造成了他思想中相对保守的特征，尽管这一时期，他的文章的主题都是与进歩党决裂的内容。十月革命前夕，李大钊在阐述许多重要的思想时，注意避免使用激进的措词，而陈独秀则恰恰相反。在《青年与老人》一文中，李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得到了发挥，该文发表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杂志上。这篇文章提到了密尔和中国对老年人的尊敬，提到了隐藏在《新青年》撰稿者中的批判倾向，这种批判要求发扬青年人的优点，谴责他们自己的祖先。李指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贵族与平民协力，资本家与工人协力，地主与佃户协力，老人与青年亦不可不协力。”[16]
这是李大钊第一次明确地区分资本家和工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提倡阶级合作而不是阶级斗争。对于一年多以后成为中国最早拥护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李大钊来说，他对社会关系的看法是相当奇异的，同样使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对世界进化的解释：
“群演之道，乃在一方固其秩序，一方促其进步。无秩序则进步难期，无进步则秩序莫保。阐论斯旨最精者莫如弥尔，……世界之进化，全为二种观念与确信所驭驰以行，正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双翼，二者缺一，进步必以废止。此等观念，判于人之性质者，即进步与保守；判于人之年龄者，即青年与老人而已矣。……轻蔑老人为蛮僿社会之恶风。”[17]
李大钊断言，社会的进步依赖于青年的活力和老人的知识经验。因此他告诫青年要注意与老年人合作，老人则应当运用他们的知识为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而不是“展转于病榻之间”。
李大钊认为复兴中华的主要责任在于“新中国之新青年”，但是他把着眼点放在革新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相互依赖之上，比起《新青年》通常发表的文章，这是非常温和的观点。陈独秀在李大钊文后的一则附言中客气地写道，他同意李的看法，但是，他马上又转而采用另一种激进的语气说；“李君此文，引弥尔、古里天森氏言，以明社会所需进步保守之量，义极精确。劝戒青年不可轻蔑老人。愚亦以为有至理。惟吾青年对于李君之教言，不得不有二种感想。其一则吾国社会，自古保守之量过于进步。今之立言者，其轻重宜慎所择。其一则此时国人之年龄与知力为反比例。倘由知力之深浅而判崇卑，则吾国之老人，当敬礼少壮。”[18]
革新主义和保守主义相互依存的思想，在李大钊《新的！旧的！》一文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这篇文章发表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上。在该文中，李发现现代中国社会充满了矛盾，产生了普遍的令人不安不快的感觉。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新与旧的冲突，这种冲突存在于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冲突不能靠老的被抑制，新的优势上升来解决，相反要通过他们的调和来解决。李大钊再一次运用了车和鸟的比喻，他说：“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19]并把这种分析作为他的主要论点。虽然李大钊呼吁消除当时中国社会的矛盾，依靠中国的新青年创造一个新生活，但是他所设想的这个进程将要建立在新与旧，至少是它们部分的和谐基础之上。
李大钊的文章立即引起了自由主义者钱玄同（1887—1939）的极度反感。钱是李在《新青年》编辑部时的一个同事，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知识界的领导人物。钱玄同在李大钊文章后的附录中声明：“守常先生要新青年创造新生活，这话固是绝对不错。但是我的意思，以为要打破矛盾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似乎不必请他享新文明的幸福，尝新生活的趣味，因为他们的心理，只知道牢守那笨拙迂腐的东西。”[20]
陈独秀和钱玄同的评论，含蓄地批评了李大钊对温和主义观点过分的支持。这一事实表明，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并不像现在中国共产主义史家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激进主义的先锋。从李关于有秩序地发展的号召中，在他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的倾向中，以及他对传统的依恋中，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比陈独秀及其追随者更保守，并且甚至因此引起了他同时代人的注意。那么为什么是他而不是陈独秀首先对十月革命的革命和国际主义的信息做出反应呢？为什么会是如此呢？答案似乎应当从李所具有的独特的世界观中去寻找，它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范畴。
东西方之间的差异
当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开始严肃地看待西方的思想文化时，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性质差异问题便会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个问题曾引起一系列无休止的争论，这些争论使人们对东西方思想和文化的价值模式，以及它们各自的长处和不足产生了沉思。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知识界事实上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对西方的主要形象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中国人的争论中，像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伯特兰·罗素这样杰出的外国人物，也成为直接的参与者。尽管知识界在这方面消耗的精力总和是令人惊异的，但在中国，这个问题的讨论所起的启蒙作用超过了它的其它作用。通常这种讨论会蜕变成表达文明虚无主义或文明沙文主义的手段，或者转移到诸如西方的“唯物论”能够与东方的“唯灵论”和解这样的陈腐不堪的话题上来。
虽然东西方之间的差异问题，在中国早就被提了出来，但它又被陈独秀引入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的辩论之中，并且成为随后20年中国思想史上的主题。尽管那些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这种争论失去了兴趣，转向了对新主义的信仰。但是在他们思想的前马克思主义阶段，他们的注意力一直停留在这个主题之上。尽管这个论题实际上十分贫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理性上、心理上的基本倾向，他们根据这种倾向看待所面临的更重大的问题。
1915年，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西方的活力源于奋斗的精神，而东方的衰弱在于稳定、惰性的气氛；西方的社会是建筑在个人主义的原则之上的，而东方人的生活是围绕着家庭进行的；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在这篇文章和陈的其它文章中，陈从不怀疑他信奉的价值观。不仅纯粹出于能够在现代世界上立足的目的，中国必须采纳西方的价值观，而且从道义上讲，西方的文明也是优越的。陈独秀认为两种文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21]在陈独秀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贡献于当今的文明，西方的文明是年轻的，正在生长，而中国的文明已经陈旧，正在衰落。他着重强调：唯一的解决方法是完全摧毁旧的文化，由现代的民主和西方的科学文化取而代之。
当然，陈独秀关于中国传统的观点是过激的，这种观点当时为大多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所共有。在一些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往往是非常偏激的，例如在胡适的文章中，他经常猛烈地抨击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低下和落后。然而，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否定，这种传统似乎与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与这种否定相联系，他们认为传统文化根本上是腐败的，甚至是未开化的反映，大致就是如此。这种看法在鲁迅的著名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这篇小说刊登在1918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
鲁迅笔下的“狂人”是一个患妄想狂的人，他被自己是一个食人阴谋的受害者的恐惧所困扰，他是精神错乱的社会的产物，但通过他的非常疯狂的病态，可以看到鲁迅对这个社会的基本弊病所作的诊断，“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总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还写着两个字是‘吃人’！”[22]
这个“狂人”很快揭露出使他战栗的吃人习俗不仅古代有，而且“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这种弊病自从传染开后，从父亲到儿子，似乎都已经不可救药，“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这种苦恼是那样的普遍，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习俗的腐败的影响，“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这是唯一的一线希望。
《新青年》的许多领导人都认为，中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中国文明的缺陷，在于中国人自身的心理缺陷。如同陈独秀和胡适所信奉的那样，中国文化是那样的低下，那样的僵化，已不可能恢复它的特色。像鲁迅所体会到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延续了四千年吃人习俗的地方，中国的弊病只有得到最激进的、最彻底的药剂才能治愈。如果像他们所理解的这样，那么必须根除任何保留这种旧文化和旧传统的根源，彻底肃清这种文化传统的残迹，人们的全部思想基础都要加以彻底改造。在新的东西被引进之前，要把旧的完全消灭。但是，没有任何一次完全的、道德上的改造可以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实现。因此，鲁迅的“狂人”喊道：“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
这些看法的政治含意是什么呢？如果中国的危机从根本上看，是由中国人思想方式的特性产生的，如果主要的弱点在于民族的文化和人们的心理缺陷，那么就没有为运用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提供任何希望。改变人们的思想，创立全新的文化的先决条件，首先是进行教育，努力引导青年，不让他们被病态的文化所感染。这将需要几十年，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参与病态社会的政治只能使努力完全付诸东流，结果使他们自己受到感染。因此，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普遍地拒绝参与政治，便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这种态度在决定对俄国革命的反应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陈独秀也许只是对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目的抱有好感，这些目的与他所关注的国家在灵魂上和精神上存在的严重弊病，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当中国文化经过改造之后，才能为中国社会的复兴提供真正的希望，只有那时，才能产生大量的政治思想。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他相对晚一些接受布尔什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久，发生了1919年的风暴事件，迫使他更加关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然后才是中国的传统问题，使他理解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政治能动性内涵。
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上，李大钊基本上是处于《新青年》派的异端之列。在他的文章《东西方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李先做了与陈独秀相类似的分析，虽然多少更详尽一些。他把东方文明看作是自然的、安息的、消极的、依赖的、苟安的、因袭的、保守的、直觉的、空想的、艺术的和精神的。把西方文明描绘为人为的、为战争的、积极的、独立的、突进的、创造的、进步的、理智的、体验的、科学的和物质的。他把所列举的这些差异都归咎于地理的影响；东方人受益于自然的好处，因而他们努力与自然和谐相处，西方人生活的地理环境较为险恶，所以他们自己在与自然的博斗中经受了锻炼。他特别强调寄希望于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产生的西方文明的积极的冲击，因为东西方文明“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23]
在指出东方文明的缺陷时，李大钊也像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一样，态度是十分严厉的。在这些缺陷中，他着重抨击了生活中的厌世主义观点，惰性，个人主义的缺乏，对妇女的歧视，同情心的丧失，对神仙和独裁政府威力的过度强调。他对东西方之间差异的描述与陈独秀有些类似，但他却由此得出了惊人的不同结论。
“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24]
意味深长的是，李大钊把俄罗斯文明作为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一种可行的媒介。但东西文明真正的融合，则必须有待于两种文明自身之觉醒，“即在东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容纳西洋之动的世界观；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制其物质的生活，以容纳东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25]
李大钊认为，尽管传统文化存在着缺陷，它仍然具有普遍的号召力，对传统文化应当加以改良而不是摧毁。这与他认为西方文明的缺陷比起中国文明的不足来说毫不逊色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中国以抛弃他的文明要素为代价，接受现代的西方文明，那么作为相应的补偿，西方也必须接受中国的世界观。通过他的改造，中国将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独一无二的角色，中国将创造出他所说的“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26]民族主义的色彩笼罩着全篇文章。例如，李大钊不可能抵御无名的、年轻的英国教授对中国文明优秀本质赞扬的诱惑，他引用了这些赞誉。他也不可能抵御这样的诱惑——用当时各种各样的、历史的和地理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必须由中国而不是印度来承担东西方文明的融合的责任。
这种观点涉及到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约瑟夫·列文森正确地论证的那样，中国的民族主义无疑是起源于传统文化的转换。但是，如果说事实证明前一代知识分子在理智上与民族主义、传统主义是势不两立的话，那么对与李大钊、他的同龄人以及他的继承者们来说，他们也只是在感情上接受了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在西方人既是先生又是压迫者的现代中国的历史环境下，事实上，民族主义和传统主义这两种倾向往往是相互补充的。当民族传统受到敌对的西方挑战时。民族主义者（当然也许他们自己有许多地方也脱离了传统的标准）经常感到不得不保护传统，或者至少保护这种传统的某些部分。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大多数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和毛泽东）一般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文化之中，或者正在寻觅这种学识。
目前争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李大钊关于东西方之间差异问题的观点，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含意。他关于使两种矛盾的文明融合的论述也许没有什么独创性，并且落后于潮流。但是，它可以使李摆脱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因为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它经常被迫为传统辩护。这种文化融合的见解本身不能促进政治参与，但是它也不是参加政治活动的一种精神障碍。况且，李大钊几乎以救世主的身份确信，在东西方文化融合，创造新的、一致的文化的过程中，中国要扮演一个充满活力的角色。这不能不激起他过去已经对政治能动性倾向所抱有的希望。因此，他最后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屈服于如下结论：只有经过彻底的文化和道德上的改造才能挽救中国，使中国走出困境。
玄学体系
1916年底，李大钊一度脱离了社会政治生活，他曾经发觉自己又有机会进行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所从事的哲学思考，在他于是年9月发表的文章《青春》中，隐含了能动的心理意识，而发表在1918年4月《新青年》杂志上的《今》，则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哲学基础。
李大钊的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围绕着“大实在的瀑流”这样一个信条建立的，这种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它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这种“大实在的瀑流”是一种普遍的潮流，它不代表上帝的意志，而代表着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的自然的生命力。这是宇宙间所有事物运动和变化的本质，尽管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大实在的潮流”却是无限的、永恒的。它超越了无数个体的“自我”和生命，“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27]这是“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28]。
李大钊的“大实在的瀑流"的产生，与亨利·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和柏格森一样，李的思想是与运动相联系的，并且经历了柏格森所说的“持续”。他的哲学价值观也和柏格森一样是运动和变化的，而不是静止和非时间性的。像柏格森那样，他设想实在是通过时间和单一的个人的性格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循环不止遍布于生活各个方面的生命力。虽然李没有明确地引用柏格森关于实在只有通过反省和直观才能被领悟的结论，但这个结论在他的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似乎已经有所表露。李大钊从他的哲学体系中得出的结论，对于政治能动性来说是合理的。有趣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许多鼓吹“直接行动政治”的年轻法国知识分子，以同样的看法解释柏格森的思想。虽然正如斯图尔特·休斯〔StuartHughes〕曾经指出的那样，“直接行动政治”观点是与柏格森的定义相矛盾的。
李大钊的“实在的瀑流”是在辩证的方式中前进，而不是单向的前进，“一成一毁者，天之道也。……况其间所包蕴之万物乎？”因而有生与死，繁荣与衰落，青年与老者。但是，每一种现象又产生出它的对立面：死孕育着生，衰落孕育着繁荣，年老孕育着年轻。这“无非青春之进程……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29]在李大钊看来，生、死、再生的自我更新过程不仅是自然和人类生命周期的基本特征，也是民族生命周期的基本特征。
从这些辩证的宇宙观中，李大钊推出了两条原理，具有二元论的含义，根据这些原理，所有的事物都必须经过对立求得发展，没有任何东西是孤立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对立面，同样不可避免的是，它们之间的斗争还会达到新的统一。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在历史当中完全消失。如果综合地表述对立面的统一（更确切地说，是对立面的无限延续），那么任何特殊的历史综合都是不一致的，产生对立现象的双方都应当得到保留。无论怎样，过去总是现在的一部分。因而他得出结论：“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30]这种论点作为一个哲学支柱，为他关于任何人都不可能从民族文化遗产中摆脱出来的信念服务。他坚信，传统的中国文化不可能简单地被消灭；不可能借用外国的形式重新建立一整套全新的文化价值准则，因为这样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由矛盾的双方所构成的两种对立力量（或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的冲突。
历史现象是永远不灭的观念，导致李大钊主张建立一种相当严格的、特殊的社会道德和历史责任。“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31]
不能把《今》简单地视为对玄学的探究。在《青春》里，李大钊首先关心的是激励人的能动性（即政治能动性）的问题，以便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把辩证发展的观点与个体的实际生命历程联系起来。它表明，在宇宙力量的巨大辩证运动中，具体的、特殊的活动既是需要的，也是有意义的。当李大钊得出所有的历史现象都是永生不灭的，因而每一个个体及其运动对于历史都是有责任的结论时，他只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文章《今》中，他阐述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人的能动性的心理障碍。
李大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建立在现在既包括了过去又包括着将来的辩证原则基础之上的：“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他认为，现在或“今”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他还引用了爱默生关于为什么现在是值得热爱的话。并且，由于宇宙间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今”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32]
为了使人们真正懂得现在，他列举了三种普遍的看法。有些人憎恨现在，注重过去；有些人憎恨现在，指望将来；还有一种人仅仅是享乐当今。当第一种人为了复古而徒劳地浪费精力时，第二种人“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虛无缥渺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最后一种是乐“今”的人，他们满足于现实，因而他们认为不需要变革。由于他们不懂得“今”的真正意义，他们阻挡进歩的潮流，实际也是对“今”的仇视，“‘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任’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33]
因此，李大钊的整个哲学体系可以看作是他强烈的能动性冲动的表达。这一哲学鼓励人们“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目的是为了激发人的能动性。他认为，个人现在的积极努力（这种努力是“人生本务”）应与伟大的、进步的、“实在的瀑流”一致起来，以达到一个“宇宙即我、我即宇宙”的未来。[34]
但是如果个体在现在是能动的，能动性在20世纪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表现呢？如果宇宙的辩证发展的法则要求不断地向越来越高的状态前进，那么，应朝着什么样的历史目标和方向运动呢？李大钊还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面对着如此普遍的强力，很清楚，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直到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才使他对未来有了一个完整的设想，才有了为实现这种未来进行独特行动的实践方式，他在前马克思主义阶段提出的问题，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1]《李大钊文集》（上），第164页。
[2]《李大钊文集》（上），第158页。
[3]《李大钊文集》（上），第164页。
[4]《李大钊文集》（上），第51页。
[5]应为1916年9月初。——译者注
[6]《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7]《李大钊文集》（上），第258页。
[8]《李大钊文集》（上），第527页。
[9]《李大钊文集》(上），第446页。
[10]《李大钊文集》（上），第445—446页。
[1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27页。
[12]《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25页。
[13]《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25页。
[14]《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
[15]《李大钊文集》（上），第367页。
[16]《李大钊文集》（上），第368页。
[17]《李大钊文集》（上），第368—370页。
[18]陈独秀：《读李大钊〈青年与老人〉有感》，《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1日。
[19]《李大钊文集》（上），第537页。
[20]钱玄同：《〈新的！旧的！〉的附言》，《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2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70页。
[22]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5月15日。
[23]《李大钊文集》（上），第568页。
[24]《李大钊文集》（上），第560页。
[25]《李大钊文集》（上），第560—561页。
[26]《李大钊文集》（上），第564页。
[27]《李大钊文集》（上），第534页。
[28]《李大钊文集》（上），第196页。
[29]《李大钊文集》（上），第196—197页。
[30]《李大钊文集》（上），第535页。
[31]《李大钊文集》（上），第533页。
[32]《李大钊文集》（上），第532页。
[33]《李大钊文集》（上），第533页。
[34]《李大钊文集》（上），第535页。 |
第一章早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第一部一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早年经历
第一章早年
·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爱国主义、悲观主义和自我意识
·再生的辩证法
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河北省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中心之一。公元前4—5世纪，这里是著名的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所在地，燕国包括大略为现代河北的地域，它的首都就设在今天北京的位置上。在这个从前燕国的东北方，在临近黄海的平原上，1888年10月6日李大钊诞生了[1]。
李大钊的少年时代正处于中国古老的社会制度进—步瓦解的时期。垂死的清王朝，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打击下，处于屈服投降的地位，极不体面地、蹒跚地步入它的最后20年。新的经济力量正由海外冲蚀着这个古老的农业经济结构，加剧了传统经济的危机。同时，由于这一变化，传统的统治方式也面临着挑战。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先是改良主义者，接着是革命者开始对清王朝发起最后的攻击，很快地使旧秩序完全崩溃。随着满清皇帝的退位，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官僚政治制度，留下了一个只有共产主义者才有能力填充的权力和思想体系的真空。
即使前清朝廷最后严密控制的、保守的河北省，也不能够逃脱新势力的冲击。1878年，河北省东部的唐山煤矿成为中国最早采用西方采矿技术的企业。西方的商业、宗教和教育的影响正在从天津这个通商口岸向着农村扩展。尤其是1900年义和团暴乱被镇压下去之后，西方的新学在河北省的学校里日益流行开来。
然而，古老的传统继续存在，中国人依然受到儒家教义的束缚，相信那些教义里有永恒不变的人类的生活理想道德价值和社会准则。孔子的思想在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汇集和中国历史档案中随处可见。李大钊年轻时深受中国历史传统，特别是战国时期英雄豪杰的传奇故事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提及这类乱世英雄的内容。他写的若干短篇作品具有屈原《离骚》的风格。《离骚》是公元前3世纪著名的诗章，屈原这位不幸的政治家在诗中充满激情地表露了他对祖国命运的担忧，和对曾放逐他的君主的无限忠诚。忠与孝的儒家观念，正是屈原英雄形象的特征。这一切培育了李大钊一种髙度的侠义气质、一种强烈的民族爱国精神和为祖国为人民效力的迫切愿望。李大钊后来的生涯确凿地证明，这些中国的传统能够为激进的、反封建的目的服务。
李大钊出生于乐亭县大黑坨村，当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年仅19岁，是一个地主。在李大钊刚满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去世了。几个月以后，他的母亲也不幸故去。20多年后，在东京的英文考试中，李大钊用不熟练的英语，在一篇名为《我的自传》的文章里描述了他童年时代的悲惨经历：“当我刚刚两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去世了，第二年我的母亲又去世，丢下了一个十分需要她照看的可怜的婴儿。我没有兄弟和姐妹。于是我和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但等我长到15岁的时候，他们又留下我孤独地生活在这世界上。我是多么不幸啊！”[2]
尽管这篇回忆文章的语气是凄惨的，但这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与他的祖父、祖母相处得很好，他的祖父精心抚养并教育他。与一个年长而又非常溺爱他的监护人一起生活的经历，确实大大促进了李大钊个性的形成。在中国，如同在许多其它国家一样，祖父母和孙子的关系往往特别亲近、温暖，当父母不在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可以想象一下，幼年的李大钊和他的祖父母之间被感情的纽带联结在一起，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联系使李大钊后来对老人和他们的传统表示同情，使他本人养成了热忱、豪爽的性格。在他开始步入成年的时候，他就作为“每一个人的朋友”而闻名于当时的知识界，后来又被他的北京大学的追随者看作一个乐善好施的、慈祥的顾问。即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后，李大钊依然继续与许多非党知识分子保持着私人的联系，避免个人之间的争论，在党内宁愿扮演一个调和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独裁主义的领导者。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可以看到李大钊的早年教育对他个性发展的影响，这也清楚地说明，李大钊的政治激进主义的根源必须在多种因素中寻找，而不能像—些片面的、简单的理论所归结的那样，人们之所以成为革命者，是因为他们处在与父母权威对立的地位上。
李大钊的早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尽管他并不是完全置身于农民之中。像毛泽东一样，李大钊出身于一个中国农村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祖父在他很小的时候靠着从事商业经营积累的资本购买土地，成为一个农村小地主。从土地有限的收获中，生活有了着落，并有可能资助他的年幼的孙子受到教育。李大钊4岁时，进入乡村私塾，在那里他开始学习四书五经和中国悠久的历史。1904年，李大钊的祖父去世，但他留下一部分遗产供他的孙子完成14年的教育。1906年，17岁的李大钊离开他的家乡，考入一所县级中学。在那里，传统的学习方式与西方的知识相结合，李大钊在英语作文《我的自传》中写到：“第二年我到了永平府，在中学校里学习启蒙科学。这是我学英语的开端，在那里我度过两载光阴。”[3]
李大钊的个人生活，像他所受的教育一样，具有保守的特征。当他11岁的时候，他的祖父依照农村的习惯，为他娶了邻居农民的女儿，一个缠足的年轻姑娘，她的名字叫赵纫兰。不像大多数履行过包办婚姻，后又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通常所作的那样，这种婚姻以离异或更多地是以遗弃而告结束，李大钊维护着对赵纫兰的忠诚，他们共有6个孩子。除非万不得已，否则，他要使自己适应传统的处世方式，这正是李大钊所特有的性格。
不管李大钊的早年生活多么具有传统色彩，但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这种传统的方式已经不可能持久了。李大钊所接受的儒家道德教育，正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武装侵略的挑战。当年轻的李大钊正在接受古代经典训练的时候，虚弱的中华帝国蒙受了极大的耻辱。1895年，它落得个输在现代化的日本军队手下的悲惨结局。这种冲击接踵而来：各国列强开始瓜分中国领土；1898年受西方影响的政治家们的改良运动流产；1899年至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接着是外国军队镇压义和团的武装干涉。到19世纪末期，中国面临的外来压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不容忽视了。即使一个被培养成信奉“天道不变”年幼的孩子，也根本不可能不去注意天道实际上已被深刻地改变了。
由于处在这些引人注目的事变所构成的年代里，李大钊对儒家价值体系的态度是与从前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的。那些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在1895年及以后的灾难前达到成熟的知识分子，尽管是青年人，但仍然是死气沉沉的。当他们受到儒家经典教诲、正在为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进入仕途这一陈旧的愿望而钻营的时候，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带来的影响相隔绝。只有当他们逐渐成熟起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完全意识到这是对传统社会制度的挑战。不论他们的回答是顽固地维护传统思想，反对来自国外的威胁；或是用“西学”攻击中庸的传统道德和社会准则；还是提倡全盘西化，他们都关注着传统道德和社会制度的命运。就连未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他出生于1880年，长李大钊9岁）也经常关心传统的伦理道德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全盘否定旧传统，把旧观念和旧习惯视为改造中国社会、挽救中华民族的主要障碍。然而，他对传统道德的抨击和为西化喋喋不休的呼喊却反映了那些道德曾经施加给他的影响。
李大钊对传统世界观和现代西方观念的对抗，并没有表现出像陈那种明显的态度，这是因为在1895年事变使中西文化出现尖锐的对立之前，李大钊虽然受到传统文化的洗礼，但传统道德对他的最初影响并不是根深蒂固的，所以他也没有像陈那样强烈地反对传统。尽管他的思想发展的确受到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的影响，但它们从未成为一种负担。李大钊关注着中国传统能否适应于现代世界的问题，但他绝不纠缠于此。这样，他可以相对自由地分析传统观念，相对自由地继承或舍去其中的不同部分，相对自由地运用他认为正确、可以接受的东西，
李大钊也不可能指望仕途上的发迹。1905年，他进入永平府中学堂。这一年，皇太后废除了陈旧的科举考试制度，但没有提出其它正式的政府官员的录用标准。对于研究儒家伦理的中国学生来说，通过这种研究步入仕途的期望显然十分渺茫。这一变化加速了新的、非学术性的知识分子的形成。像老一辈学者那样，他们有政治上的判断能力，但是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疏远现行的政府。而上一代知识分子则通常要在进入西式学校和接受传统教育以获官职之间作出痛苦的选择。李大钊把接受西方教育看作是自己最佳的选择。
从毗邻的山东省爆发的义和团起义，在河北省达到了高潮。发生在李大钊青年时代的这一事件，使他的思想发展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轨道。义和团运动是群众排外主义的反映，当义和团被外国军队的武装干涉镇压下去之后，反而唤起了中国人更强大的排外情绪，年轻的李大钊自然关注着这一事态的发展。在他早期文章中，明显地暴露出强烈的排外倾向，这种倾向完全出自于他的世界观。不像他未来的共产主义同事陈独秀，陈认为义和团是中国社会唯一最落后、最保守的组织。李后来却把义和团起义看作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历史上光辉的一章。
1907年，入中学堂学习两年以后，李大钊决定用他祖父留给他的一部分钱，到通商口岸天津从事对西方的研究。他放弃了进入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的机会，参加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考试，该校是以日本现代教育为模式的。据说，在李大钊求学期间，留在农村老家的妻子鼓励他去天津实现他的计划。
从1907年到1913年，李大约用了6年的时间，在天津专攻政治经济学，并且学习日语和英语。他没有选择接受技术和科学的教育，并且有意避开那些由于经济发展而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反，他花费了大量精力与一群和自己一样拒绝从事职业工作的年轻知识分子一起，像他们的儒家前辈那样，献身于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
1911年至1912年间，当李大钊在天津学习时，发生了激动人心的事变，传统的君主政体终于被推翻，新的、强大的共和制在中国建立了。对此，李倍受鼓舞。然而，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共和政体被军阀统治的暴虐和混战所代替。
在清朝灭亡之后，关心中国命运的年轻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国家的利益能否与维护儒家道德相一致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老问题，因为他们不再可能从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找到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很清楚，他们也不再可能忠实于国家，在军阀混战当中，政治权威已经不复存在。面对清朝灭亡后遗留的混乱局面，首先需要建立一种值得信任、对人民有益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但是，李大钊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领袖们认为，在新秩序的建立中，首要任务是引进新的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李大钊具有政治天赋，他一生都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服务于袓国和人民为理想，除了通过政治行动以外，他不能接受任何其它的行动方式。
在李大钊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他本人不仅委身于政治，而且还认为政治是生活的宗旨。对于他来说，政治是一种爱好，而并非职业。他一生都关心着中国的解放，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了服务于民族、牺牲个人的精神。而忠的观念又总是与他心目中的中国古代英雄（特别是屈原的传奇故事）联系在一起，李大钊经常将屈原与那些和他同时代的慕权逐利之徒进行比较。1916年，在他写的著名短论《青春》中，他把那些追逐利禄的人比喻为“如蚁之就膻，蛾之投火，究其所企，克致志得意满之果，而营营扰扰，已逾半生，以孑然之身，强负黄金与权势之重荷以趋，几何不为所重压而僵毙耶？盖其优于权富即其短于青春者也。”[4]在李大钊宣布信仰社会主义后不久，1919年他以殉难者屈原为光辉的榜样，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5]
1912年至1913年，出于政治兴趣，他参加了新闻界的活动，担负北洋法政学会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天津的学生团体，他们的目的是调查研究政治和社会。郁嶷（李当时的密友）在给李大钊的信中写道：“同人组织之北洋法政学会成，佥议创《言治》杂志，用泄积年蕴蓄，且徵进德。君翩然赴众人中，偕余朝暮径画。”[6]通过《言治》月刊，李大钊第一次开始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在政治舞台上树立起了自己的形象。1913年初，他的一些文章被报纸和杂志转载。这一年夏天，他从北洋法政学校毕业，随即去北京编辑《法言报》。除了从事新闻事业的尝试外，在天津的最后两年里，李大钊还受聘翻译日文书籍和文章，这些著作和文章包含有关中国国际法的长篇论文和对托尔斯泰原则的解释，这些著作影响着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发展。
在共和的第一年，李大钊的政治见解实际上是儒家道德观念和西方改良宪政理论的混合物。他对清官的作用抱有信心，确信中国需要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意愿的政治体系。像共和初期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君主制被推翻了，但他对于新中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只有非常朦胧的想法。在天津期间，他广泛地阅读了19世纪欧洲的宪法和民主理论，初步认识到人民的权力和代议制政府的必要。他探讨了中国应有议会或是两院制立法机关的问题，叹惜清王朝的官僚政治机构又被带进共和政府内的现实。他对在中国建立新制度几乎不抱有坚定的信心，也没有提出有关这一制度的具体建议和方法。1913年，他很少参加实际的党派活动，那些党派的活动是建立在“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人民更幸福”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在许多方面，李大钊的政治思想仍然停留在这样一个传统范围之内，一个好的社会组织是由富裕的农民和有道德的统治者组成的，他说：“富强之本不外振农、通商、惠工。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苟有善治者，不待十年，丰庶之象，可坐而睹。”[7]
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文章里屡次出现富强与复兴的主张，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改革家们文章中的共同主题。“复兴”这一名词通常用来表示对增强国家实力必要性的关切。李大钊也非常关心中华民族的强盛和中国抵御外国列强侵略的能力。然而，不管他怎样表示对民生的关心，都没有把民生与国家利益孤立地等同起来。他表达的“复兴”的观点，与民粹主义密切相关。在这一观点中，人民群众被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国家被看成是对人民天然的社会生活的持续威胁。他的短论《大哀篇》写于1913年上半年，该文的小标题是“哀吾民之失所也”，正是“国家的统治者”使人民失去了他们的“天秩自由”。李大钊指出，自公元3世纪秦王朝建立之后，这种剥夺持续了一千多年。在“异族专制之下”，这种剥夺更为严重，1911年以后地方官僚的暴政和地方军阀的权力之争，更加剧了这种剥夺。
上述论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正统的儒家观念的影响，那就是国家不应该干预人民的生产活动。然而，李大钊对传统儒家学说体系的恢复并不感兴趣、而且这一特殊的正统观念导致他产生了一种非常不正统的思想，即首先把民众权力的学说作为保护民众免受国家干预的工具。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民粹主义倾向。
随着1913年的到来，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新出现的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对时政充满了失望和悲观情绪。他们退出乃至拒绝参与社会政治，以学生或流亡者的身份到国外去，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和写作。一年前在人们的热切希望中诞生的脆弱的共和政体，在几个月之内便瓦解了。政权终于又落到了陈独秀称之为中国的“三大不幸”的政客、官僚、军阀的手中。在后者之中，最危险的是袁世凯，1912年3月他接替孙中山担任民国大总统。一年以后，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的心腹暗杀了重新组织起来的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是年夏天，袁世凯恐怖独裁的统治进一步加剧，使得孙中山在反抗先败之后，开始了流亡生活。
袁世凯统治下中国政治生活所特有的腐败和玩世不恭的状况，使李大钊深感失望，以至于他表示出这样的忧虑：“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8]他写到，辛亥革命的烈士们已经做了“殉国成仁杀身救民”的工作。他们“所以舍生命以赴之者，亦曰：‘是固为斯民易共和幸福也。’吾民感先烈之义，诚铭骨镌心，志兹硕德，……而骄横豪暴之流，乃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且悍然号于众曰：‘吾固为尔民造共和幸福也。’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9]共和不仅没有能够减轻旧制度的罪恶，而且似乎还加重了这罪恶。“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其力复散在各省，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10]
虽然李大钊依然坚信通过忘我献身于祖国的人们参与政治，中国将得到拯救，但是他对于牢固的政治忠诚的探索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民国的混乱状况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又有可能压制人民的“天秩自由”，李大钊处于这二者的矛盾和烦恼之中。在袁世凯当总统的第一年，李大钊建议袁的政府需要及时整顿秩序，北洋法政学会事实上与袁世凯有紧密的联系。它接受政府的资助，并为其提供政治培训，训练北方的军阀和年轻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以后成为袁的追随者。尽管李大钊并没有走上那条独特的官僚政治的道路，但他后来写到“一世怪杰的袁世凯，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11]，间接地承认他早期是支持袁世凯的。当李大钊发现袁世凯将背叛人民的意愿时，这一认识还不是很明确的，宋教仁的被暗杀似乎最后打破了他对袁世凯残存的希望。
李大钊早期对袁世凯的支持和他对孙中山原则的赞许似乎并不矛盾。尽管辛亥革命时期，李大钊不可能如同一些共产主义者的小册子所说的那样，参加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同盟会，但李大钊1912年和1913年的最早的几篇文章表明，他佩服孙中山尤其是孙中山的亲密同僚宋教仁。他早期的文章强调“民生”或者说是人民的生计问题的必要，“民生”是中国一个传统的名词，也是孙中山所制定的三民主义政策之一。李大钊文章中对清朝统治者的罪恶的谴责，在孙中山阐述种族主义的著作中同样可以找到。有感于宋教仁被人授意暗杀，李大钊写了一篇哀悼的短文，悲痛地悼念宋的逝世。他赞誉宋教仁是当代贤豪之一，并认为他不单是死于暗杀之手，而且也是死于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12]
1912年至1913年期间，李大钊钦佩孙中山和宋教仁，但他并没有把国民党看作是一个整体。而且在他早年的文章中有一篇卓越的论文[13]谴责了政治的宗派主义，指责政客们的机会主义，对共和制下中国社会的混乱和堕落负有责任。这些政客当中最著名的是一些国民党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妥协，一些人堕落，逐渐发展成为袁世凯的代理人。
李大钊对政客的憎恶和他对袁世凯统治下的共和制的失望，并没有使他接近这一时期中国最基本的政治潮流——无政府主义运动。他在1913年春天和夏天写的两篇文章中，明确地表示他对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和作法都持反对态度。在《暗杀与群德》一文中，李大钊提到了恐怖主义问题，他的基本观点是反对无政府主义（他们中的少数人提倡恐怖主义）的。他认为，只有在群德标准高的时候，暗杀才能成为武力反对暴政的一种手段，正像战国时代和中国爱国者摆脱清王朝统治时期所发生过的斗争那样。但当社会道德衰败时，恐怖主义就变成了一种完全有害的、无道德和荒谬的现象。他反复强调：“神州光复之后，吾群德之堕落，乃反有江河日下者哉！”[14]因此，恐怖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最恶劣的局面，它刺激起人们最有害的本性，革命的恐怖英雄们已经变成了杀人犯。他感叹道：“熟知夫昔以殄民贼者，今乃伤我国士；昔以功我民国者，今乃祸我民国。”[15]
在《是非篇》中，李大钊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一步明确。在这篇文章中，他运用相当保守的、几乎是儒家式的观点，分析了自由与秩序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反对清朝专制主义的斗争已经走向极端，结果正确和错误的标准变得混乱起来，大量的政治团体参加到威胁民族生存的党派斗争之中。他还写道：“吾更有哀者，此次革命血浪中仅涌出有数人物，幹国之英，胥在乎是。……莽莽神州，至竟无一完人。”[16]
这些看法涉及到李大钊对待政治权力问题的相互矛盾的观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对置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天秩”状况之上的政治权力的干扰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正如在《是非篇》中所建议的那样，他寻求秩序和民族统一的担忧，超过了他对反对独裁主义社会和政治束缚的考虑。他似乎认为，自由必须服从于维护国家的组织，尤其当国家受到来自外部威胁的时候（无疑这是李大钊早期支持袁世凯以后的观点）。尽管这些矛盾的观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他此时正在探索的民权前途的视线，可能会使他对于政治权力的看法，留有明显的、矛盾的特色。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李大钊发现在清王朝被推翻以后的混乱情况下，恐怖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冲动与当时中国的需要是不一致的。当清王朝仍然在行使专制权力的时候，无政府主义看上去好像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反应。的确，在本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想已经在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中间有了相当普遍的影响。但是清王朝的垮台改变了环境，出现了产生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的社会环境。处在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面临着官僚独裁的国家政权，而是面对着一个不可挽回的政治混乱、社会崩溃的国家。虽然许多人反对遗留的儒教的克己学说，但他们还是怀着追求稳定的秩序和团结的动机。1911年以后，无政府主义在激进的知识分子范围内的有力的影响并不长久。当一个社会需要摆脱混乱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的冲动已经变成了时代的错误。事实上，与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相比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诞生更多地受到了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传统的影响（更准确地说，是受了这种传统的启发）。
不过，1911年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思想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许多未来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毛泽东，也或早或晚受到过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些影响的许多特征证明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从许多不同的西方理论家那里有选择地引用他们个人需要的思想，目的经常是为了要在这些相距甚远的理论的前提下，建立他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例如李大钊似乎非常赞成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但是克鲁泡特金的影响，最强烈明显的表现在1919年李大钊已经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这时他运用“互助论”的目的是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做出明确的重新解释。
到1913年年中，李大钊仅仅与新成立的立宪主义者组织——进步党发展政治联系。当时，进步党与袁世凯政权保持着一种不稳定联系。他与相当保守的进步党的联系，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相互吸引的结果，因为当时李大钊深为进步党领袖所提倡的自由宪政哲学所吸引；另一方面是以更世俗的契约为基础的，即汤化龙为他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汤化龙是一个著名的君主立宪主义者，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与梁启超一起，成了进步党的主要发起人。当李大钊还在天津读书时，汤化龙就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倾向。在天津读书的最后两年，汤就为李提供经济援助，以后又资助他，使他在1913年秋得以赴日留学。
然而，尽管李大钊拒绝了无政府主义和国民党，他还是不愿意完全献身于进步党。因为进步党与其说是一个政党，不如说是一个内阁政客的松散的团体。在李大钊看来，进步党并不是表达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意”的最合适的工具，那时李大钊很热衷于支持“民意”。到1913年春，建设性的政治参与似乎已经毫无希望了，关于贪婪的政客掠夺民国，以及为了他们自私的目的牺牲国家利益的内容，成为李大钊这一时期杂文中一再出现的主题。急进和保守的政客似乎同样都有罪。他把保守的政客描绘成“狡狯万恶之官僚”；把急进的政客说成是“蛮横躁妄之暴徒”；而中间派不过是“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17]
李大钊变得很失望，以至在一个时期内似乎想隐退到佛教净土宗去。净土宗是一种通俗的、有简单的普济教义的佛教宗派，是中国人困难时传统的求助方式。他在他的简短自传中写到：“当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恰好在这时，我的朋友要我到东京来与他们一起继续我们的学业。”[18]李大钊的同学和汤化龙把他从佛教中挽救出来，后者出钱供他到国外求学。虽然李接受了汤的经济资助，但他并没有接受汤的政治宗旨。带着对知识和政治的满腹疑问，在对国内政治状况绝望心情的推动下，1913年冬，李大钊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在一封告别信中，他的朋友郁嶷描述了他的动机：“君顾自视缺然不足所储，更欲游学日本专究社会经济学。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归而造德蚩蚩，其志远而识阔，余与君之又何克尼也。”[19]
在日本的政治活动
1914年秋，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馆里。在此之前曾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卡瓦·阿瑟·鲁宾逊讲授的英语班里学习。在日本留学的二年半时间里，他全面接触了西方的思想。然而，他的兴趣与其说在学术上，不如说在政治上。同时他把自己看作既是留学生，也是一个流亡者。如同他1914年所写的那样：“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20]因而当国内政治形势成熟时，他等不及接受学位就急急忙忙赶回了中国。
在东京，他和中华革命党一起密切合作。中华革命党是孙中山1913年6月反对袁世凯的起义失败之后，在日本创立的秘密组织。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李大钊组织了“神州学会”，试图动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
在东京的几年里，李大钊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充分显露出来，这种情绪最初是由青年时期的经历诱发的。毫无疑问，日本的环境是刺激民族主义感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尽管在1894—1895年的战争中，中国很耻辱地败给了日本，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仍然很崇拜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日本成功地抵御了来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侵犯，事实上，1905年日本在军事上彻底打败了欧洲大国——俄国。当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的侵略本性暴露出来，并威胁中国时，这种对日本的崇拜转化为愤怒，并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表现出来。
还在1915以前，李大钊就在已发表的著作中表达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1914年，袁世凯的宪政顾问、美国政治学教授弗兰克·古德诺博士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说：由于政治传统及社会习惯所决定，代议制政府对中国人来说是不适宜的，君主制政体起码在目前更适合中国的情况。这时，李大钊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甲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愤懑的文章，以回击弗兰克·古德诺的观点。在这篇文章里，他指责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了解中国，他说不管外国人怎样真诚，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们的民族局限性，他们关于中国的观点是表面的、浮浅的，甚至往往是有害的。
“今国人信为足与谋国情者，为日人有贺长雄与美人古德诺。二氏学诣之所造，吾不敢知。但知古德诺氏之论国情也，必宗于美，否亦美洲人目中之中国国情，非吾之纯确国情也。有贺氏之论国情也，必比于日，……幸而与谋国情者仅一美人一日人耳，而新约法之毛颜已斑杂二种。设更得黄金百万，开馆筑台，延纳列国博士，相与辩析天口，文擅雕龙，抵掌而论吾国情，……将亦为天下挟策干时之士裂矣。”[21]
李大钊继续写道：“邦国之际，利害相反者有之，使其人而褊塞阴狠者，忠于己不必忠于人”，因而他宣布“国情之不可与客卿谋。”对于中国劣于日本的说法，尤其使他愤怒：“吾亡国民生计，……较之日本，尚称富裕，胡以日人有参政能力，而我独无也？”[22]
李大钊在这篇关于中国历史及传统中国国家性质的长文中，驳斥了古德诺的观点。他写道，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族关系及村落组织为基础的。因此，国家的权力和组织是很有限的，除了收税及维持秩序外，国家不干预人们的生活。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无需对政治发生兴趣。只要中国与外界力量隔离开来，这种以家族为基础的杜会及传统的政治体系就能保持下去。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入侵下，国家的军事、财政和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变得日益沉重起来，“夫前之漠然于政治者，以国家权力之及乎其身者轻耳，今则赋重于山矣，法密于毛矣，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23]他认为这种国家的压迫是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人们被迫受到各种政府机构的控制，他们纷纷起义，要求得到政权和代议制政府。
在李大钊的文章里，有一种对过去稳定的政治制度的令人费解的怀念，有一种卢梭主义式的对政府干预社会自然状态的厌恶。这种态度仍然属于儒家的世界观范畴，但是他的综合反应很难说是儒家式的反应。他呼吁人民大众管理新的国家政权，而不是排除国家的作用，回复到过去的样子去。尽管在回击他认为是外国人对中国的民族传统的攻击时，他不得不为传统辩护，但是他知道不可能倒退。他说：“奈世无兹大力者堪与时势抗耳。”[24]不管怎样，旧的社会已被现代世界的潮流所破坏，政府的权力为适应新情况已经扩大了，为保护人们的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损害，为确保中国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的安全，都有必要建立一个代议制的共和政体。
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无耻的“二十一条”，是推动近代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大隈政府利用西方列强正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1915年1月递交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上，要求对全中国实行政治和经济的“保护”。当文件的内容在这一年的初春泄露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反日情绪达到了高潮。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尤为愤怒，4000名学生立即放下书本，集体回国以示抗议。那些留下的学生也不甘示弱，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李大钊，受委托以总会的名义写了一篇名为《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长篇宣言，送交了北京的中央政府。不久，他又写了一篇考察中日关系历史的文章，这篇收入《国耻纪念录》中的《国民之薪胆》一文，由标题上即揭示了该文的主旨。
在这些文章里，李大钊的民族主义情感达到了一种沙文主义的程度。他极力赞扬中国的传统优势，哀惜所有外国的影响。“前此四千余年，吾民族既于天演之中，宅优胜之位置，天道未改，种性犹存，胡竟昔荣而今枯，昔畅而今萎。”[25]中国的困境是由所有外国人造成的，而日本帝国主义是最直接最邻近的侵略者。“梦寐弗忘之亡国惨祸，挟欧洲之弹烟血雨以俱来。”[26]
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不断提及“吾祖宗袭传之光荣历史”，必须为民族雪耻，“可告无罪于我黄帝以降列祖列宗之灵”——所有这些，使人联想起陈旧的战斗口号“驱逐鞑虏”，但是这些怀旧的戏剧般的梦幻和外国人的背信弃义与民族耻辱的感受复杂地混杂在一起。提出中国人自身的缺陷，对于“此弥天之耻辱”的境况也是有责任的。鉴于李大钊在这方面讲得非常少，因而显得有些不足。在这之前，他曾叹息自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士气衰落。现在他只是重复关于共和制政治家们的不道德行为的告诫，重复着中国人民从前还没有自我觉醒体验的议论，而且他担忧年轻的下一代中国人“犹今之视昔”。
这一时期，亡国的思想经常困扰着李大钊，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亡国”通常意味着一个王朝的垮台。这一时期，李大钊用民族统一的方式表达他对外国掠守的忧虑，表达他对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濒于即将崩溃边缘的担忧。他不仅指出了印度、越南和朝鲜这些当代亡国的实例，而且还提到了犹太人的困境：“犹太遗民，梦怀故国，文豪富贾，屡出其热烈之文章，宝贵之黄金，以求一地，聚族而居，累世远谋，卒无所成。”[27]犹太人的例子也许与中国的情况不完全贴切，但是它可以使人联想到李绝望的程度。
李大钊在反对“二十一条”时体现出来的剧烈的排外激情，应与中国过去的排外主义相区别。从前的排外主义是为保护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思维准则的防身术，而李大钊思想里的排外成分没必要保护旧的传统。从“文明主义”到民族主义这个痛苦的转变，毁掉了前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但却没有扰乱李大钊的思想发展，从他成熟的理论生涯一开始，他的忠诚就是奠定在忠于中华民族，而不是效忠于特定的社会准则及过去信仰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他思想里的排外倾向和这种忠诚相融合，加强了他的现代民族主义义务，即中华民族在民族国家竞争的世界里的生存与强大。
受1914年和1915年的事件影响，李产生的沙文主义情感不久也有所改变。他较谨慎地看待中国和外国列强之间的关系，也注意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许多外国入侵，而在于中国对此的反应。即使在他的思想中仍然遗留着具有强烈的排外倾向的民族主义，他也不再用极端的方式来表现他的民族主义情感。他的全部思想精力用于考虑所有西方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不顾一切地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存亡和复兴的民族主义者，李大钊发现，既排外又渴望从外国人那里了解到民族的成功的秘密是可能的。因而，尽管保守的、东方传统的民族主义依然占着统治地位，李大钊仍然试图向西方思想靠拢。在日本，新思想似闪电般地迅即到来，以至于几乎不可能将他们接受的东西进行严格的加工，不可能估量他们的真实价值。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知识分子们对能在几年内赶上外国建筑在许多世纪知识发展基础之上的思想感到振奋。年轻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存亡的担忧如同他们对知识和感情的追求一样必要，他们被迫去寻找出路，要求尽可能多地运用新的思和理论体系来思索。他们希望吸收两方所能提供的一切，他们几乎同时获得了许多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的皮毛。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从完全接受一种哲学到另一种哲学的、如同实验一般的转变过程，有时还需要挑选不同思想的不同方面以适应知识、感情和政治的直接需要。
在这里没有必要全部列出李大钊在日本二年半期间所接触过的许多西方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名录，他涉及的面很广，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弗朗西斯·培根和黑格尔，他们中包括了英国功利主义、立宪主义思想家以及法国和日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倡导者。然而，亨利·柏格森、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哲学体系对李大钊的思想发展起了更加直接和深刻的影响。在1915年夏，李大钊和他未来的共产主义伙伴陈独秀就“自我意识”问题交换看法时，反映了这种影响。
爱国主义、悲观主义和自我意识
1915年秋，陈独秀结束了在日本的半流亡生活，回到中国组建《新青年》期刊，他公开陈述了关于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价值的观点，1915年4月[28]，他的短评《爱国心与自觉心》发表在自由立宪主义者章士钊在东京主办的《甲寅》杂志上、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1915年至1919年期间，对于扩大陈独秀和《新青年》在知识分子团体中的影响，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陈独秀认为：范围天下人心者，情与智二者而已，注重激情的人们往往容易受到特殊问题的刺激，不能保持一定时期的思想情绪。他们通常是些勇于自我牺牲的人，感情思維的缺陷使它常采取无理性的行动，它源于学习和认识的不充分。陈独秀指出屈原即是标准的感情型的例子，误入歧途的忠诚的观念使他投河自杀，陈独秀把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等同于激情的思想。另一方面，智识者具有精确的理论和认识，它是真正自觉心的基础。老聃是纯粹智识者的最杰出的例子，在他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这类人的品德和弱点，他领悟了人生的意义，但是却退出了人们的世界。陈独秀为当代中国描绘了一幅黑暗的画面，它的人民缺乏真诚的感情和纯正的理智，这样的中国既没有真正的爱国者，也没有真正的自觉者。在这样的境界下，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是值得怀疑的。
陈独秀认为，爱国主义是构成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又具有另一番含意。在西方国家，人们将国家看作是为他们自己谋福利的机构，爱国情感是以人民的权利为基础的；但是在中国，人们仍将国家看作是皇族的私有财产，人们盲目地效忠皇帝，他们必须为皇帝作出牺牲。陈独秀断言，以爱国主义代替知识与自我意识是既愚蠢又有害的，特别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将意味着国家对人民的奴役。中国首先需要知识，中国需要的是有自我意识并能清醒地思考具体问题的人，而不是感情激昂的爱国者。他指出，只有在发展个人意识后，爱国主义才会变成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力量。
8月份，李大钊以《厌世心与自觉心》为题，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回击陈独秀的观点。在这里，李大钊用“厌世心”代替爱国主义，他认为前者才是实现自我意识的真正障碍。他的语气说得很委婉，因为陈独秀比他大十多岁，并且当时已经是新知识界的领袖。李大钊很感叹陈独秀的文章被人们所误解，他对陈的批评就是以这种方式提出的。李大钊写道，这种误解带来一个不幸的后果，那就是使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悲观情绪加剧，青年知识分子在读了陈独秀的论文之后，往往会曲解他关于个人意识的呼吁的涵义。他还指出：“欲寻自觉之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29]
接着，主要争论点并不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而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人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中的位置。李大钊承认，东西方的国家和政治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差别，然而，不论中国的政治生活多么可恶，为激励人们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国家，爱国情感是必需的。“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以侪于无国之民，……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我则何独不然？”[30]因为国家是人们的宇宙，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是“改变国家”，李因此问道：没有人民的爱国主义怎么能改造国家呢？
毕竟李大钊对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呼唤是一个古老的主题，与此相对应，他对隐含在个人意识当中的能动性作用的强调则是他思想中的一个新的因素。不久他告诉人们，这个新的因素来源于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吾人不得自画于消极之宿命说，以尼精神之奋进。须本自由意志之理，进而努力，发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适于所志。”[31]
这样，李大钊不仅批评了陈独秀在鼓舞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方面的错误，而且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及政治中的角色的、与陈独秀完全不同的概念。陈独秀认为个人意识是由于一种由感情激发且误入歧途的爱国主义观念，知识分子不应在中国政治的泥沼中浪费精力。他们首先应该获取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即首先是学习与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应该从政治生活中退出来，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直到社会与政治条件为更加有效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为止。相反，李大钊通过强调人类活动在人们自觉地改变现实过程中的作用，事实上是在呼吁知识分于积极地参与政治。他发现爱国主义与自我意识并不矛盾，甚至将爱国主义看成是发展人们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本身是一个好的因素，并且对于激励人类的活动是必需的。李大钊看上去不赞成弥漫在知识界的厌世主义情绪。这一态度不是起源于对中国状况的过度乐观的评价，他対中国政治腐败和中国人惰性的认识，毫不亚于陈独秀，他不满的是这种悲观情绪会导致人们从社会和政治活动中隐退出去，他认为屈原及老聃的悲剧就在于悲观情绪使得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与社会隔离开来。
李大钊强调个人意识，但他反对鼓吹个人主义。他关于个人意识的概念要求个人参与复兴民族的公共事业。他的“自由意愿”并不意味着个人行动的自由，而是指自觉的人们在改变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时的责任和能力。在某些方面，李大钊的“自由意愿”概念与当今中国共产主义思想中民主术语的提法有些相似，这里所说的民主并不是个人自由，而是个人参与的责任。
尽管李大钊并没有以个人主义的倡导者的身份出现，但是他强调有觉悟、有活力的人们改变环境的能力，这就使他摆脱了中国传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主张要人类的活动适应自然及传统，而不是去改变自然及传统。由于李大钊强调人类意识的作用，他对中国面临的问题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仅仅在几个月之前，他还将中国的混乱归罪于外人的干涉，现在他则主张：“国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国之罪，无与于人，我自尸之。”[32]他认为，不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人，都应对他自己的现状负责，并且能通过有意识的行为改变它。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李大钊开始观察中国和中国人的缺陷。这并没有降低他的民族主义热情，只是他的民族主义开始抛弃了嘈杂的排外噪音。
李大钊与陈独秀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然而，将他们1915年时的思想倾向做一比较，已经能明显地看出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陈独秀从来不信任任何公开的民族主义宣言，李大钊则赞美爱国美德。尽管他们两人都已抛弃了传统的世界观，并转向西方寻求新思想，但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更加敌视。最重要的是，陈独秀实际上把自我意识看作是获得具体问题的知识和教育的一个手段，而李大钊的自我意识则意味着有目的的人们积极地参加改变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作用。因此到1915年，李大钊已经从心理和思想上自觉地找到了一条拯救中国的道路。李和陈思想上的这些差别预示着他们后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分歧。陈独秀以正统的、决定论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但对于李大钊来说，假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与革命实践或李本人的政治活动需要相矛盾，他会很快地抛弃那些教条。当然，不应过分夸大陈独秀和李大钊在1915年的差异，与其说这些差异使他们分开，不如说使他们更加靠拢了。他们的分裂不在于思想与意识形态，而在于性格和感情爱好的差异。.
李大钊对于陈独秀悲观主义的暗含的批评很出人意料，因为他自己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抱有怀疑和担忧。的确，1915年没有什么政治亊件可以印证李大钊新发现的乐观主义，如果说有什么政治事件的话，那就是中国的危机变得更加尖锐了，代议制政府的前景空前黑暗。仅仅几个月前，即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除了最极端的几条之外的所有要求。正当李大钊批评陈独秀的悲观主义不恰当时，消灭共和与袁世凯称帝也正好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李大钊的新乐观主义到哪里去找它的源泉呢？
看来似乎正是在深深的绝望之时，李大钊有意识地从西方哲学那里寻求对未来充满希望的观点。最初影响他的是柏格森的自由意志观念，李大钊激奋地把这种观念作为人们能够改造政治及社会现状的证明，这种观念所具有的乐观主义又得到了爱默生的具有活力的乐观哲学的支持。当时爱默生在日本很时髦，在1916年初李大钊所写的诗体杂文《青春》里，爱默生的影响表现得特別明显。
再生的辩证法
在191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李大钊进一步提出了人们可以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去改变客观世界的观点，由此形成了他的更加完善和抽象的世界观。还在日本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有影响的杂文《青春》，这篇杂文直到他回国后才发表，这篇杂文是他世界观发展的一个基本标志。以后的几年里，他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所以，这里有必要讨论一下《青春》的主题，该主题直接关系到李大钊和陈独秀1915年的争论。
李大钊写《青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给他的政治行动主义、民族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倾向寻找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关于进化过程的辩证观点，即所有事物的死亡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再生的种子，他用自然界里随着季节变化而显现的死亡和再生的生命周期，比喻说明人生和人类历史的整个进化过程。
“生死、盛衰、阴阳、否泰、剥复、屈信、消长、盈虚、吉凶、祸福、青春白首、健壮颓老之轮回反复，连续流转，无非青春之进程，而此无初无终、无限无极、无方无休之机轴，亦即无尽之青春也。青年锐进之子……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33]
就像自然界和人有生命周期一样，国家也有生命周期，有年轻和衰老的时候。李大钊问道：中国是年轻的，抑或是衰老了呢？
“异族之觇吾国者，辄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洪荒而后，民族若国家之递兴递亡者，茻然其不可纪矣。……由历史考之，新兴之国族与陈腐之国族遇，陈腐者必败；朝气横溢之生命力与死灰沉滞之生命力遇，死灰沉滞者必败；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支那自黄帝以降，赫赫然树独立之帜于亚东大陆者，四千八百余年于兹矣。历世久远，纵观横览，罕有其伦。稽其民族青春之期，远在有周之世，典章文物，灿然大备，过此以往，渐向衰歇之运，然犹浸衰浸微，扬其余辉，以至于今日者，得不谓为其民族之光欤？……至于今日，残骸枯骨，满目黤然，民族之精英，澌灭尽矣，而欲不亡，庸可得乎？”[34]
但是，中国的“残骸枯骨”可以抛弃，中国可以再生，残骸枯骨仅仅是一个外壳，在它的里面已经萌发了再生的种子，就像花儿可以结果，然后果实又生出种子一样，“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本以胚孕之实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白首中华者，渐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有渐即废落之中华，所以有方复开敷之中华。”[35]在这一比喻中，再生的种子就是年轻的中国，“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盖尝闻之，生命者，死与再生之连续也。今后人类之问题，民族之问题，非苟生残存之问题，乃复活更生、回春再造之问题也。”[36]
李大钊卓越的辩证的进化论和再生论哲学，不仅在他自己的思想进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先驱们主要思想的早期体现。从一个即将垂死的文明的发源地再生出青春的中华的信念，激励着年轻的知识分子和因活跃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而著名的政治领导人的全部成长过程。以后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许多形式和内容，也都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激动人心的信念之中。
中国政治的发展几乎没有为乐观主义提供任何根据，而辩证法的宇宙观和中国的再生的信念，则为李大钊提供了高度乐观主义的人生观。当西方思想的影响实际上正使他日益与那些传统的社会准则疏远的时候，这种人生观满足了他维护民族主义、依恋传统准则的需要。根据这种辩证的观点，应该摒弃把中国的传统简单地扔到历史的垃圾堆去，代之以新的思想和外国文明的作法。而且，它认为不管怎样，现存的、新的、年轻的中国的出现与过去的、古老的中国有着某种有机联系。
在李大钊的哲学中，尤其在《青春》一文的辩证思想中，可以找到一些传统的中国思想先例，如复活更生的佛教学说，传统中国的历史循环观。但是最直接的启示似乎来自爱默生，而不是来自古代的中国哲学。李大钊把爱默生的先验论和强调个人作用的思想用来增强他自己的反传统理论的说服力，这就是：为了直接的政治参与，人们有能力改造他们所处的环境和表达他们不断增长的欲望。
“现世有现世之青春，来世有来世之青春。为贪来世之乐与青春，而迟吾现世之乐与青春，固所不许，而为贪现世之乐与青春，遽弃吾来世之乐与青春，亦所弗应也。人生求乐，何所不可，亦何必妄分先后，区异今来也？耶曼孙[37]曰：‘尔若爱千古，当利用现在。昨日不能呼还，明日尚未确实。尔能确有把握者，惟有今日。今日之一日，适当明晨之二日。’斯言足发吾人之深省矣。盖现在者吾人青春中之青春也。青春作伴以还于大漠之乡，无如而不自得，更何烦忧之有焉。”[38]
用柏格森的自由意志理论、“无如而不自得”的信念和爱默生的“把握住现在”的格言武装起来的李大钊，当时已经28岁了，他对在日本背井离乡的生活已经明显地感到不耐烦了，渴望回国参加政治斗争。不久，1916年初，袁世凯在中国搞的帝制活动垮台了，他的专制统治摇摇欲坠。进步党现在成了公开的反对党，在日本的两年多时间里，李大钊一直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4月，李大钊接到他的资助人汤化龙发来的一封紧急电报，汤的报告说：反袁运动达到了高潮，李大钊应当尽快地回国。没有等到参加早稻田大学的最后考试，李大钊便匆忙地乘船回到了上海。
[1]此处有误，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日。以下译者对原著中的岁数及年份做了必要的更动。——译者注
[2]《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
[3]《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
[4]《李大钊文集》（上），第204页。
[5]李大钊文集》（下），第118页。
[6]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言治》第1年第4期。
[7]《李大钊文集》（上），第6页。
[8]《李大钊文集》（上），第5页。
[9]《李大钊文集》（上），第4页。
[10]《李大钊文集》（上），第5—6页。
[11]《李大钊文集》（下），第239页。
[12]《李大钊文集》（上），第22页。
[13]《李大钊文集》（上），第56页。
[14]《李大钊文集》（上），第22页。
[15]《李大钊文集》（上），第22页。
[16]《李大钊文集》（上），第60页。
[17]《李大钊文集》（上），第5页。
[18]《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
[19]郁嶷：《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言治》第1年第4期。
[20]《李大钊文集》（上），第93页。
[21]《李大钊文集》（上），第110—111页。
[22]《李大钊文集》（上），第110、112页。
[23]《李大钊文集》（上），第114页。
[24]《李大钊文集》（上），第112页。
[25]《李大钊文集》（上），第140页。
[26]《李大钊文集》（上），第115页。
[27]《李大钊文集》（上），第123页。
[28]应为1914年11月。——译者注
[29]《李大钊文集》（上），第146页。
[30]《李大钊文集》（上），第146页。
[31]《李大钊文集》（上），第148页。
[32]《李大钊文集》（上），第149页。
[33]《李大钊文集》（上），第196—197页。
[34]《李大钊文集》（上），第199—200页。
[35]《李大钊文集》（上），第201页。
[36]《李大钊文集》（上），第200页。
[37]即爱默生。——译者注
[38]《李大钊文集》（上），第203—204页。 |
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序言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时期结束于1927年。7年前,陈独秀、李大钊在他们的一小批忠实的学生追随者中，创立了弱小的共产主义团体，这些团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以空前的速度迅速成长。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富有战斗性的工人和学生组织、农民起义，以及沸腾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伟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参加和领导了这些斗争，并且从始至终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共产主义者早期的成功应当格外予以重视，因为他们的斗争发生在一个缺乏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几乎完全不具备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物质前提的国度里。尽管如此，这些不足已经被中国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们转化为积极的有利因素。这些缺少“辩证”观点的理论家们一般倾向于把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功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1911年清王朝的崩溃，以及军阀分裂统治的动乱和接连不断的国内战争，使政治生活出现了真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以共同的策略因素为基础的，当时被称为“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即实现了第三国际倡导的与国民党的联合。但是不久，这种初步胜利又几乎导致了他们的毁灭。与孙中山的国民党结成的统一战线，为共产主义者接近民众运动提供了机会。但是这个同盟的军事力量仍然牢牢地掌握在国民党人手中。1927年春天，蒋介石决定付诸武力消灭他的共产主义同盟者，4月12日，上海突然发生了毁灭统一战线的武装政变，在这个中国中部的主要城市开始了镇压共产党人和工人运动的恐怖的血腥统治，几乎消灭了这个政党。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六天前，在北京，这场即将落到中国共产党身上的灾难，已经开始有了严酷的先兆。当时，北京处于既敌视共产党人，又敌视国民党人的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4月6日，中共北方党的领导人李大钊在北京苏联大使馆院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士兵逮捕。三个星期之后，他被秘密地处以绞刑，年仅39岁。
现在，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真正的领导人和最伟大的烈士受到尊敬，他不是中国的列宁，因为这个荣誉已属于毛泽东。但是李大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象征着老一辈东方民主主义者与新文化运动前期（1915—1919）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在后者当中，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颖而出，出现了新一辈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1927年后，他们掌握了党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主义者试图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的这个连续完整的链条中，李大钊正好是毛泽东之前的一环。
身为北京大学的历史教授和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是第一个声明拥护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他还以中国共产党两个主要创立者之一、以不幸的国共合作的主要设计者的身份著称于世。然而，就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来说，与其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治领袖，还不如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解释者。李大钊最先承担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使它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且还对未来即将发生的变化作出预言。他的著作代表着我们时代最易引起争议的革命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解释与好战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深深地影响着未来整整一代中国共产主义领导人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中最杰出的一位是1918年冬至1919年春这段关键的日子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年轻助手——毛泽东。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研究。下列各章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哲学的世界观，是一种对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说明，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尽管我有时把注意力放到李大钊在政治实践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分析方法之上，但本书不想对摇摆不定的“党的路线”和带攻击性的文章的任何细节进行研究，因为它们是与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策略和内部争论直接联系的。我们的研究开始于这样的假设：马克思主义理论由于它的正确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推动历史的动力，它塑造和反映了中国的现实。进一步的假设是：中国共产党所运用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策略，是中共领导人用自己的方式和思路，领悟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质的产物。至少部分如此。
这种研究是有道理的，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确性经常出现问题。对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正统观点的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正统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社会环境所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似乎已经处于被曲解的畸形状态，由此可见，在中国从未有过严肃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说法已经得到证明。为一个新的统治集团辩护的强烈兴趣，似乎比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做得更认真，理论解释得更完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被断言是实用主义的组织方法和贯穿整个思想体系的策略胜利的历史。而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被说成是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
现在仍然还有这样或与此类似的说法，这些说法全都趋向于否认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明智的历史学家的正当事业，抹煞人们创造历史和人们的行动都是以他们的思想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人们的意识和他们所生存的历史环境之间，存在着无数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思想的研究是探讨整个历史经历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这种认识至少对于中国的历史来说是正确的，除非认为中国的现代历史是命中注定的，否则人们在确定目标，作出客观形势下所允许的主观选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被认作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当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中国的具体社会环境时，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基本方面引人注目。在每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地融合于历史环境之中，理论和“客观”实际之间尖锐的对立趋向消失。首先，马克思主义原则中那些明显的和隐晦的变化被看作是20年代及其以后中国历史形势的反映。但是，这种变化绝不是中国客观实际的反映，它们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实际的想象的反映——这些想象本身被观念中的马克思主义范畴所制约，
其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种理论尝试，它试图对共产主义的政治实践作出解释，对朦胧的历史实际做出解释，以及按照马克思主义对隐匿着的中国共产主义实践的实质作出解释。然而，就思想体系而言，没有必要制造意识上的骗局。神话通常被认为是真理，这是因为它变成规范，从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乌托邦——一种激进的，对历史、社会和未来前景的新的解释，它一直倾向于超越和改变现存的历史条件。这个新思想的实质是作为一种鼓舞的力量，服务于按照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政治行动。这个思想和目标在中国的形成过程是由各种各样现存的、文化和知识的因素决定的，同样也是由从事革命行动的实际可能性决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目标和他们对中国实际的想象，而这种对中国实际的想象又修改了他们所运用的马克思教义的内容和这个教义提出的目标。
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历史，不仅要从中国的历史状况与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方面研究，而且还要从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他特定的知识和感情倾向方面进行研究。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形成相同的模式，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是由于各不相同的原因，遵循不同的途径；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同的知识经历和倾向，对他们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他们透过同样原则的棱镜着眼于中国的实际时，他们看到的是不同的画面。
以下篇章仅仅涉及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传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但是，李大钊所解决的问题，是所有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要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及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与他同时期的图书馆助手毛泽东那里，在毛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引起了特殊的共鸣。
莫里斯·迈斯纳
1966年9月于加利福尼亚斯坦福社会学高级研究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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