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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967）
中译本序
10年前，我在《努力提高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水平》一文中说过：“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所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是一本研究李大钊同志思想的专著，它对李大钊同志的思想分析得很细腻，特别注意反映其思想中特色的东西，使人看后颇有启发。这比起我们有些文章(包括我写的在内）那种‘大而化之’的毛病不能说不是一种优点。”此后，我虽几次想找我的学生把这本书翻译出来，终未如愿。1985年，迈斯纳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提到：“大约十年前，两位日本学者将我研究李大钊的著作译成日文。”这就使我更觉得迈斯纳教授的书应该有中译本。恰好，谢荫明、侯且岸、姚桓三位青年也认为这本书有价值，决定译出来。小侯到我家，提及此事，我表示十分赞成。青年人做事快，不久即译出。我看了，觉得很好，翻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是给中国人看的，直译不行，而意译又容易走样。现在的译文既保持了原著的本意，又适合中国读者的文字习惯，译者对这段历史和李大钊的著作很熟悉，使译文没有出现什么差错，三位青年为中国历史学界作了一件好事，应该感谢他们。
迈斯纳教授把李大钊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联系在—起，并以此为书名，确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作者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思想发展的研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的研究”，更是真知灼见。李大钊是五四时代知识精英中的杰出者，是最先认识马克思主义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的思想家，他率先在思想界倡导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批知识分子，使之成为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他不仅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形成一些重要的认识。所以，研究他的思想，对考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以及这个过程的特点，有重要意义。
迈斯纳教授在书中用很大篇幅想说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非正统性，如第四章民粹主义倾向中，作者指出李大钊的“《青年与农村》和早期俄国民粹主义之间存在理性上和理论上的共鸣。”“它是运用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讨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问题，准备一场知识界的新思潮所做的尝试。”又如第六章“决定论与能动论”中，作者认为李大钊是唯意志论者，指出“他坚持政治力量能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当他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与人的意志可以改造社会现实的信念协调一致的吋候，紧紧抓住阶级斗争理论。但他“几乎完全脱离了社会经济分析，而集中在思想意识的论述上，同时又加上了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类似的说明，在全书的许多章节中都有。所谓“非正统性”，照我的想法，是否可以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得出的结论，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原理未必一致，但并非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是在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出现理解上和运用上的走形。我认为，这种走形最突出地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没有弄清楚，因而丢掉了生产力这一最终决定力量，认识一切问题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兜圈子。尽管李大钊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时候，曾经认定马克思主义本身存在着理论上的矛盾，对马克思的决定论表示了保留性意见，但总还是比较忠实地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说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高动因。但一到实际运用的时候，特别是在同持对立观点的人争论的时候，往往就有意无意地不再讲中国社会自身的生产力状况。由此出发，使相当不少的观点，出现不同程度的走形。我的这种说法，与迈斯纳教授的观点不尽一致，但所指内容却有很多是相同的。
对迈斯纳教授关于造成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非正统性”原因的分析，我十分赞赏。如他谈到李大钊的民粹主义倾向时指出：“不是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而是过去那些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迹感染了李大钊。”我觉得类似的倾向，不仅在李大钊的身上表现出来，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联系他们都忽视生产力，就感觉到李大钊和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被一种共同的意识，即长期居于中国社会主意识之一的农民意识支配着。他们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意识的影响。由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不能不以农民作为主力军，尤其是在城市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只好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方面固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对农民进行教育，并可努力提高自身的无产阶级意识，但另方面就更加大了抵御农民意识侵袭的难度，从而不可避免地使“非正统性”增长。
迈斯纳教授学识渊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近代历史也很熟悉。中国的研究者肯定可以从这部书中得到启发，进而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当然，对于这部书中有的观点，我觉得还值得商榷。另外，某些史实也并不准确，但其责任主要在我们。因为许多史实，过去中国学者没有把它搞清楚，致使迈斯纳教授无法依据准确史实进行分析。
三位青年要我为译出的这本书写序，不知写什么好。看了译本，发生一点感想，写出来，权为序。
张静如
1989年3月29日 |
制止帝国主义侵略伊拉克——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1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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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帝国主义侵略伊拉克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1年2月4日）
1月16日的夜间，布殊出动他的军队，以前所未有的火力，向伊拉克攻击。
历史上最可怕的、最暴烈的、最尖端科技的空中攻击正在进行，而且，在本声明执笔时，似乎无困难地达到其目的。这个行动，只有对于那些相信帝国主义传媒所煽动的『新希特勒』『拥有世界上第四位强大军队』的说法的人们，以及对于阿拉伯群众中相信萨达姆·侯赛因说法的人们，才是意外之事。
所有在战争爆发前的争论和猜测，现在都可得到解决了。首先是关于战争的真正目的。不管人们对科威特问题的看法如何，美国大军集结海湾的真正目的是超越了『解放』这个酋长国，现在已不再有人有丝毫怀疑了。美国既得权力集团中的某些人，由于惧怕军事行动会对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和穆斯林教国家的利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来希望上述目的可以不必流血地通过长期封锁而达到。
但是，这不是布殊及其帮手们的目的。这个自己任命的世界警察头子片面地派遣大军到那个地区。这个行动，不但超越了保卫沙特阿拉伯王国——另一个得克萨斯州[美国产石油最丰富的一州]——的必需，而且超越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联合起来的大强国所颁布的禁运命令的需要。正如我们多次所解释的，华盛顿的真正目的，从开始，就是要消灭伊拉克的军事潜力。
布殊在1月9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两国外长会上致萨达姆·侯赛因的信中，将此目的说得清清楚楚。这封信并没有说：『离开科威特，否则我们用武力把你赶走』，而是说：『无条件地离开，否则你的整个军事结构将会被消灭。』由于事情已到此种关头，伊拉克独裁者有充分理由相信，即使他退兵，法国所答应的并无任何危险的允诺，顶多只是巴黎的天真愿望。
美国官员和专家们已重复地说过，即使伊拉克决定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兵，萨达姆的伊拉克还会受到制裁，继续禁运以及其它形式的骚扰。其目的，不但要使他为了进攻科威特时出代价，而且要摧毁他的军事潜力。
美国把这个行动的第一阶段的目的定名『沙漠风暴』，就是极有力的证明。目前并不是驻扎在科威特的伊军受到攻击，而美军的攻击也不限于能用来直接支持伊军的导弹和其它军事手段。
在这一阶段所用的巡航导弹和可怕的飞行大队，已经以有广义的军事潜力的伊拉克目的物为其攻击目标。那就是说，不仅仅是现有的军力，而且包括可以让伊拉克在将来重新建立其军事力量的一切东西，例如核子，化学和军火工业。
那个阶段的军事行动，一般是敌人会战斗到底的意向非常明显时才使用的，现在却成为首要的行动，那就是，美国空军的闪电式的、大规模的夜袭。那就是说，这个首要阶段的行动，就是有意地侵略伊拉克完全超越了科威特或者侯赛因政权的问题。
美国及其联军要毁灭伊拉克潜力的目的，是要消除一个地区陆的强权，因为这个强权不但胆敢违抗在该地区的计划、威胁华盛顿的阿拉伯财政支持者和被保护人，影响世界石油市场，而且也打破已经存在了四十多年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力量的战略上的优越地位。
这些才是美帝在海湾危机中从开始就有的真正目的。那些装着相信美国行动的『国际合法性』、而反对大众意见的和平主义倾向的人们，像社会民主党之流，终于玩起美国老大哥的游戏。法帝国主义政府把它的参与『局限』在攻击科威特，显然不能够在阿拉伯世界说服任何人。苏联官僚层，在这个危机中表演它的角色时，已经降低到犬儒主义的最低一层了。在它因在联合国中与华盛顿勾结而受到重赏之后，它却乘机企图用野蛮手段来制服立陶宛。
在海湾所发生的，是布殊最心爱的『新世界秩序』的第一次大战。它决不是最后一次大战。目前一代的阿拉伯群众，应该从这一事件中，得出与1967年的一代人所得出的、相同的教训。那一代人不但看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行动，同时也看到几个阿拉伯政权使人丢脸地被以色列击败。
腐败透顶的资产阶级独裁不可能对帝国主义进行胜利的抵抗行动。帝国主义的技术优越，只能够由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的运动所支持的、长期的人民大众的革命动员，才能把它击败。
对于该地区的群众，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支持，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需要。使他们能够摆脱所有压迫他们的暴君，首先而且主要地，我们要争取到所有参与这场罪恶侵略的帝国主义军队立即撤退。
（91年2月4日《国际观点》）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1年3月第1期（总第153期） |
帝国主义军队必须撤出波斯湾（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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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军队必须撤出波斯湾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90年9月6日）
帝国主义军队不断调派往阿拉伯——波斯湾区域，现已超出印支侵略战争时期以来的调动。多个帝国主义强国的可怕战争机器已经开动，它准备不仅进行封锁任务，而且打算直接攻打伊拉克。
华盛顿、伦敦、巴黎以及各地的战争贩子，竞相作出嗜血的威胁；核武器的使用已不是神话。苏联的阻吓性力量很大程度上受到斯大林主义目前的崩溃所瘫痪，以致美帝及其伙伴可以横行无忌。
与此同时，对未来利害攸关的是帝国主义军事系统的重组，北约的发展，以欧洲统一自主的“防卫”系统最终达成。美国在今次辩论中试图阐明这点。
在这次冲突中，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与帝国主义同谋，是无论如何不能辩解的。帝国主义介入部队在“国际合法性”的旗帜下开进，不管表面上订定有什么限制，实际上美军的集结及配备电子仪器战斗年代的最新毁灭性科技，用意显然是要进攻。
帝国主义战鹰并不隐藏它们真正的目的，是要粉碎伊拉克的军事力量，这点是不可以通过妥协方法达到的。
美国寻求重建霸权
帝国主义列强有几个动机。它们正向全球显示：它们不会容许地区性势力坐大——假如后者的野心是与帝国主义利益相悖的话。帝国主义强国其实容许每天都发生的占领、吞并、违反联合国决议等行为，但仅限于其俱乐部的会员，非会员就会严禁这种行为。美帝自认是世界的主人，要以最专横暴戾的方式，使其他势力臣服于其军事霸权之下。
在这次冲突中，美帝积极出动介入，保护它的特权服务对象——波斯湾的石油酋长及王朝，后者的生存与持续要依赖世界帝国主义。
这些全球最腐化无能的政权，囊中有数以十亿美元计的石油收入，并没有用来满足阿拉伯人口的巨大需要，以致大多数阿拉伯人如第三世界其它国家人民一样，陷于贫困苦难之中。
这些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财，以最无耻的方式存放或投资在帝国主义经济之中，同时不受石油出产国地区任何颠覆活动所影响。正当世界资本主义面对正开始的新衰退时，这个资金来源就更为可贵了。正发生的冲突也适时地为帝国主义者提供借口，用以解释正在发展的经济危机。
石油出口国，尤其是阿拉伯人，又在此被舆论认定为导致经济衰退的罪恶根源，这就可以掩饰了在新的波斯湾危机爆发前，实际已出现衰退的走势，而“新的石油震荡”被大大夸大，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油价只不过稍微上升罢了。这种推销战事、戏剧性地类比反希特勒战争的蛊惑人心的言论，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可以辩解要群众既接受更严厉的紧缩政策，又支持庞大的军事开支。
整件事件中最讽刺的是，侯赛因政权之所以能生存，有赖于那些今日称之为希特勒但昨日视之为盟友的势力。
伊拉克的残暴独裁政权，在侵略伊朗的疯狂战争中，得到帝国主义的鼓励和支持。正是由于得到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法国）、苏联及波斯湾石油酋长们的支持，伊拉克才可以抵挡伊朗1982年以后的反攻，而在两伊战争结束时独裁政权更为牢固，军队也尤为强大。今天派遣军队保卫科王朝的各国，在当年伊拉克国内库尔德民族被侯赛因用毒气进行灭绝性战争的时候，都到哪里去了？
当巴格达的屠夫与科威特的君主进行战争（后者有沙特王朝支持，而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及帝国主义则付钱让各阿拉伯政权加入战圈——埃及就是以其同谋获取慷慨赠物的），阿拉伯的工人和全世界的工人是毫无好处的。他们必须拒绝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充当炮灰，不要替侯赛因的野心服务，也不要替侯赛因敌人的利益服务。
但与此同时，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介入，该地区及全球的工人却不能保持中立。
要进行坚决战斗
他们的利益是坚决战斗，要帝国主义军队撤出，否则，发生大残杀的话，全球人民都会在某种形式下受到损害，付出高昂代价。假若发生冲突的话，他们必须力求令帝国主义遭受挫败，不能让它继续对第三世界人民进行侵略。
革命者必须紧急动员，争取：
·帝国主义军队立即撤出波斯湾地区；
·结束对伊拉克的封锁，解除对其海外资产的冻结；
·反对所有军事介入的支出，立即取消军费开支，立即取消强加于群众身上的紧缩政策措施。
1990年9月6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十七卷，1990年第七/八期，总第150期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 |
保卫尼加拉瓜革命——对右派在大选中胜利的声明（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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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尼加拉瓜革命——对右派在大选中胜利的声明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3月）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解）在2月25日的选举中遭受出乎意外的失败。这个结果，是在尼加拉瓜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在2月21日首都马拿瓜的巨大集会之后发生的。
尼加拉瓜这次选举的特点，是美帝国主义针对一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小国家所进行的侵略政策。这场战争，不但使七万多人丧生，大批人受伤，而且耗费了尼国一半的国家预算。虽然美帝国主义没有得到军事胜利——反革命军队从未得到足够的人民支持去组织临时政府——，但是它却深深地搞坏了尼国的经济，因此使这个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社会破裂。
为了企望早日结束美帝的侵略战争，桑解政府提早宣布大选。这个态度必须进一步被认为是桑解的深刻民主性质的标志，因为它组织了这个国家以及其它许多国家历史上最自由的选举。
帝国主义的侵略限制了民主
但是，选举的民主性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不是因为桑解有甚么独裁的野心，而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当侵略战争仍在进行，当反对力量接受了那么大笔的助选基金（美国国会拨了一千万美元给全国反对党联盟作竞选经费），当尼国现任总统一直在恐怖主义者威胁之下，当反革命军队不顾中美洲各国总统签署协议要它解除武装而仍在边境大肆活动之际，民主选举是很难想象的。全国反对党联盟的选举胜利，就是帝国主义者这种侵略政策的结果。
仅仅从成功地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军事计划、保持民主气候以及不诉求镇压机器等事实，也可以看出桑解领导层的优良的质量。今天，桑解虽然在选举中失败，但却获得全世界的政治尊敬。从中期看来，这会对革命的发展有利。
从尼加拉瓜革命一开始，第四国际就已站在它的一边。我们对这个革命的支持是无条件的。
因此，我们觉得我们分享了它的成功，我们对这个失败也是同样的看法。由于这个观点，我们不得不要与桑解同志一样，对革命所面对的问题以及革命的弱点，进行反思。
帝国主义对尼国人民的侵略，破坏了该国的整个经济。它导致高度的通货膨胀，因此，大大打击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尼国政府所推行的整顿政策，虽然减低了通膨速度，但也更加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导致了非常广泛的不满，反过来又增加了全国反对党联盟的选票。尼加拉瓜人民投票所反对的是：战争、低工资、贫穷和饥饿。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民以为他们是这样做，其实他们是把票投给造成这些可悲情况的人们。
这个趋势被以下的事实所加强了：在革命时形成的社会组织，被社会破裂所破坏。同时，另一个大弱点也显露出来。无疑的，议会民主的存在是必需的，但是，为了巩固革命，是否也需要扩大直接民主的要素。这种直接民主能够使广大群众决定主要的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创立这样的结构，不但对争取选举胜利有极大帮助，而且也会刺激革命过程的巩固。
另一个对桑解不利的因素，是帝国主义者鼓动起来的广大的反共运动。他们已经要把所有的社会主义方案，等同于东欧官僚社会的危机，等同于对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主义可怕变态的憎恶。桑解对这些国家的人民的正义斗争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但是，斯大林主义危机的意识形态后果却伤害了他们。
国际支持运动的弱点也要考虑在内。由于侵略的性质，支持运动的反应应当更为强烈。但是，工人运动的传统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却扮演极有限的角色。他们不但没有成为国际支持的力量，而且，就社会民主党而言，反而与全国反对党联盟的人马结成同盟。
尼加拉瓜的斯大林主义者（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和尼加拉瓜共产党）的角色更为负面。他们成为全国反对党联盟的一部份。采取了这种态度以后，这些政党已显出与帝国主义结盟的真正面目。
巴拿马事件证明，戈尔巴乔夫的与帝国主义达成新交易的政策已经给布殊总统的更侵略性政策提供一个基础。
我们今天所作的这些评估并不导致我们与桑地诺革命保持距离。正如桑解领导层所决定的，今天的基本任务就是保卫革命的成果。我们一定要保卫农业改革和推进加深农业改革的斗争。我们还要保持银行的国有化、对外贸易的垄断、城市人民群众的房屋所有权，反帝的外交政策，和特别是桑地诺人民军队。所有这些措施都被1979年7月19日的革命所合法化，因此继续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查莫罗夫人的政府，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很可能要取消这些革命成果。对这事的反应之大，一定会超出她和她的国际支持者的想象。革命已遭到挫折，但是未被击败。桑解在选举失败以后立刻采取动员群众这条正确道路。今天，这是最好的道路。只有走这条路，过去的错误才能得到改正。
呼吁国际支持
因此，我们再度声明对尼加拉瓜人民及其先锋队桑解的支持。虽然革命尚未失败，但帝国主义者和那些要把国家卖给它们的人，却在准备击碎革命。第四国际再度呼吁国际支持运动，誓言要把这个运动建立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尼加拉瓜的兄弟姐妹们能够有个较有利的力量关系，以便在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没有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的斗争中，能够大踏步前进。
最后，我们要大众注意美帝国主义要消灭古巴革命的意图。虽然我们与古巴领导层有着意见的分歧，我们的另一个国际任务却是保卫这个革命，阻止布殊政府的攻击。
萨尔瓦多的局势是相同的。帝国主义者和萨尔瓦多的克里斯蒂亚尼政府，正在对马地解放阵线施加极大的压力。萨尔瓦多革命正受到各个敌对政府的包围。只有重新使支持运动活跃起来，才能打碎这些侵略的计划。整个而言，中美洲革命需要我们充份的支持。第四国际誓言要把这个工作推行到底。
[兆立译自1990年3月5日的《国际观点》180期]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第十七卷第2期（总第148期） |
政治革命与德国统一问题（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2-3月会议的两份决议案，1990年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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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革命与德国统一问题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2-3月会议的两份决议案
以下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在二、三月会议讨论的两份决议案。第一份议案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东德的情况与我们的任务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多数意见）
一．
自从89年10月底以来，东德经历着政治革命的开始。群众运动的急激上升，赢取了大量胜利。群众扬弃了德共政权，越来越觉察官僚统治造成的浪费和不可忍受的特权，终于动员起来，推翻了官僚独裁，将它从根震撼。
但群众在大规模自发动员的同时，却在自我组织和具体权力目标方面，出现明显的阻延。并没有革命先锋，更不要说革命领导了。由于对德共独裁政权的不满，缺乏可信的出路和在经济和社会没有实质的改革，所以在工人之中，出现更大政治混乱。大体上，群众将社会主义等同为已完全破产和被扬弃的斯大林主义。
在这情况下，短期内贯彻政治革命的可能性被排除，群众的态度出现了转变。
二．
正如任何革命一样，东德的政治革命提出了政权的问题。理论上，谁统治东德的问题，有三种可能性：
●官僚委任统治的重新建立。在目前国内和国际力量对比下，这个可能性极微。
●由劳动群众民主体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政治革命的胜利。短期内，它的可能性似乎被排除。
●复辟资本主义，由一个资产阶级政权统治，经济受大资本控制，即是说，一场社会反革命。鉴于国内没有大资产阶级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弱小，复辟的唯一可能，是由西德吞并东德，将西德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在东德人民头上，由西德大资产阶级控制东德经济。
在目前情况下，两个最可能的发展是：
●或者是上述般复辟资本主义；
●或者是东、西德经过一个趋向统一的过程，在数年后达致资本主义统一（单一的国家、军队、警察、经济结构、法律制度、宪法）。无论怎样界定这个中间阶段——邦联；逐部门统一；局部统一；或是货币、关税、贸易统一—它的特点会是缺乏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政权，即单一的军队、警察、司法制度、经济结构、法律和宪法。
这个邦联会结合由联邦银行控制的货币统一、巨大的中小企业私有部门和开始在东德成立大的私人公司，而同时会维持大多数公有部门的大企业，维持独立于西德的军队、警察、宪法、法律制度和国家机构。在这期间，甚至会有一部分官僚尝试结合在资产阶级之中，另一部分官僚则准备结合在统一的德国国家机构之内。
在这个中间过程的期间，可能会有利于东德工人阶级取得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这会带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整个东德社会主义左派的具体任务，而这些任务在东德群众斗争中是仍未提上议程的。这段期间的特点会是由于国家的极度软弱，因而东德群众会有很大的活动自由。
三．
东德的发展动力与东欧其他国家不同，因为：
●群众意识之中对德国统一的渴求，特别是由于西德较高生活水准的吸引，对东德迅速和彻底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怀疑，和西德传播媒介狂热鼓动造成的民族主义情绪；
●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传统，尽管主要透过社会民主主义。
这两个特点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或几年内影响东德政治、经济和社会对抗的发展。
在目前，主要的政治倾向是透过由西德吞并东德而迅速达致统一。群众倾向统一德国而不论其社会和政治内容。经济危机越深，对改变的怀疑便越大，涌去西德的难民便越多，东德经济完全崩溃的危险便越明显，特别由于高尔政府可耻地拒绝经济援助东德。
德国的资本主义统一会代表东德、西德和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严重挫败，德国帝国主义至少在短期内加强力量。而且，工人取得权力的问题，在东德提了出来，但在短期或中期内仍不会在西德提出来，也不会在资本主义统一的德国提出来。
任何国家的人民群众都有民主权利决定自己属于哪个国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个权利。但他们同时有权利和责任将真相告诉群众；东德被西德吞并，即使是经过群众的多数决定，仍会代表群众的重大后退，因为这会是在东德复辟资本主义，应该被任何觉醒的工人或社会主义者拒绝。
以后的发展不会太久便会显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是对的。他们会在群众中扩大听众，尽管目前是逆流的。
四．
事实上，当东德的转变变得更清楚时，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会成为群众的日常关注问题。它们会逐渐结合统一的问题，减低后者目前的绝对优先性，特别是如果分阶段统一的期间是较长。
这些关注问题特别包括：
●保证充分就业；
●维持廉租和社会服务；
●维持或在宪法加入就业、受教育、医疗、住屋和法律援助的权利；
●大企业的真正所有权问题，不论抽象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结果；
●扩大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和权力；
●拒绝交还土地财产给1945年以前的业主。
在这基础上，统一问题的具体方式和内容会逐渐取代抽象、没有内容的统一，成为政治分界线。
因此，最重要是争取时间，让群众能在德国统一国家的阶级性质长期决定下来之前，有机会取得这个经验。
在过渡期间就上述问题的斗争也会逐渐在西德激起分化甚至政治激进化。逐渐地，一个社会主义的统一德国的前景将会形成。
在这情况下，第四国际对德国的目前优先目标是争取保卫东德工人在不受外来干涉下决定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利。这意味着在未来贯彻政治革命的可能性，尽管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对这个极小的可能性抱有幻想。
五．
西德要短期内吞并东德，在西德也会遇到严重障碍，目前只是被横扫全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掩盖着而已。
●它迫使资产阶级选择巩固欧洲共同体或是吞并东德的优先次序，特别是在财政角度上。德国资本不能同时负担建立欧洲共同货币（要以联邦银行的外汇储备为主要支柱）和以西德马克支付吞并东德的代价。每个行动都要用数以百亿计的西德马克，因此不能同时进行。它们更会激起整个资本主义欧洲的加速通货膨胀，提高利率，窒息经济增长，尽管西德资本吞并东德和进占东德长远来说会刺激经济发展。
●它令劳动群众恐惧工资和就业会由于生产转移到低工资的东德而受压力，及社会保障和公共房屋的危机加剧。
资产阶级尝试将统一的代价转嫁到工人身上，更会加深这些恐惧。
六．
西德要短期内吞并东德，在国际上也会遇到严重障碍。
帝国主义列强在这点上是分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重点是维持与苏联的“缓和”。它想避免激起苏联的敌对反应。后者不能接受统一的德国在北约之内，也不能接受德国复仇主义者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东欧边界，特别是波兰边界和苏联前东普鲁士边界。
而且，美国帝国主义不会反对由于德国统一而拖慢巩固欧洲共同体的过程。绝大部分欧洲资产阶级却要优先巩固它，认为德国迅速统一会阻碍它。但大部分欧洲资产阶级觉得必须将统一的德国纳入北约之内，以减少德国帝国主义军事力量的威胁和保证美军继续留在欧洲。德国资产阶级的高尔派也支持第二点。
“德国问题”的国际形势令所有反战的要求有特别重要性：
●从两个德国撤走所有外国军队；
●在两个德国解散所有军队和镇压力量，德国非军事化；
●反对在统一的德国保有核武器，要求签署反核扩散条约，在所有东西欧国家摧毁所有核武器。
就这几点已可能在东德和西德发动广泛群众运动，并在欧洲以至苏联和美国取得广泛支持。这些群众运动会在资本主义统一德国的路上形成更多障碍。
七．
除了这些共同政治要求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会争取东德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力量接纳一系列过渡要求，保卫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成果，扩大民主自由，反对目前逐渐将群众置于西德大资本剥削和控制之下的过程。这些要求特别包括：
●由正在成立的合资开始，争取工会在企业管理上有否决权，由每个企业全体工人民主选举的代表运用；
●成立基金，尽快将西德与东德的工资拉平，消除对妇女和移民劳工的歧视；
●争取措施以防止出售国家财富，特别是土地，给资产阶级谋利和被官僚层变为己有。
在这些问题上，西德工会和工人支持东德工人先锋，是明显符合自己物质利益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些问题上，建立跨越两国国界的广泛联合阵线。他们也有共同利益反对雇主、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派所谓德国立即统一最重要而企图打击争取35小时工作周的斗争。
这些要求必须透过争取重大扩展民主的要求，伸延到政治领域：
●不受限制的多党制，在国会、地区和市议会选举实行比例分配制；
●不受限制的示威自由，特别是废除西德现时的严格限制；
●人民可以按人数标准使用传播媒介，后者完全独立于国家机构、私人拥有者和专业协会；
●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特别是代表可以立即被罢免；选举法官和高级官员；扩展陪审团法庭；所有男女在法律前平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选择经由全民投票决定；地方议会对威胁环境的投资和发展有否决权；工作间的妇女委员会对影响妇女的管理决定有否决权；广泛行政非集中化；
●彻底解散政治和国家警察；
●重大扩展企业内的民主；由全体人员选举管理委员会；工人监管普遍化；不受限制的工会自由；不受限制的罢工权利；
这些要求必须伴随一个有异于高尔和莫德罗的经济路向的大纲，特别是包括维持与经互会的经济结合，以保障那些不够欧洲共同体竞争的企业在等待现代化的同时，能维持充分就业；扩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协议，尤其是改组东德的能源供应，以保护环境；只由最现代化的企业面向欧洲共同体市场，以抵挡竞争，保卫职位；经过广泛、多元化、公开、民主地讨论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后，制订整体经济计划；优先投资改善东德的灾难性生态情况。
即使是在迅速统一的情况下，这些要求也可以保持他们的动员潜力，保卫东德工人对抗统一的短期负面打击。
在目前，西德大部分有组织工人运动现在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之下，完全接受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所以不会支持这些要求。但它们会在工人阶级较先进的一翼和“新社会运动”中，取得更大反响。
它们也能提供具体内容给“第三种模式”：基于群众在各方面的自治和民主主权，既反对官僚独裁，又反对市场独裁的民主自治社会主义。
这会为政治革命的胜利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的政治宣传是基于下列的主题：
●保卫东德群众运动，对抗官僚和帝国主义压迫。
●反对所有对东德的外来干涉，支持东德群众对自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自由、自主的自决权。
●反对由西德吞并东德而复辟资本主义。
●争取东德政治革命的胜利，作为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的跳板！
●争取德国的社会主义统一！
斯大林主义危机与德国问题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少数意见）
以下议案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二、三月会议上得到少数支持。
如果要目前东欧群众运动的民主胜利成果不被摧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提出一个超越企图“改良”制度的政治革命纲领。必须独立于官僚地组织，以摧毁它的权力，争取基于群众自我组织的另一个权力和政府机构。
两部分德国人民的自决和统一权利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支持。不是由高尔霍莫德罗来列出条件。如果东德群众的愿望是要统一——事实上也清楚如此——便应该统一。应该召开立宪议会，自由和民主地决定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我们则会争取新的统一德国为社会主义，争取最高水平的社会和民主权利，等等。
目前情况下的政治革命的主要要求是：
●立即自由选举立宪议会；
●传播媒介自由，所有民主组织可自由使用；
●集会、示威权利，罢工权利；
●解散秘密警察和所有镇压机关；
●公开所有秘密档案；
●公开审讯所有涉嫌官僚贪污和对人民犯罪者；
在目前开展的阶段，下列要求极之重要：
●新的独立工会；
●工作间和军队有民主的委员会；
●办公室和工厂由工人监管，公开账目；学校由学生监管；
●民主计划生产和工人自管。
这个结合了最低、民主和过渡要求的行动纲领必须因应每个国家的情况而修改。但是，要工人阶级能保卫社会成果，反抗私有化和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这个要求纲领是必需的。
除了这个行动纲领之外，还需要宣传以基层兵士委员会重整军队。必须反动意识形态斗争，解释什么是民主计划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马克思主义批判，解释社会主义民主的作用和工人委员会自治。这些论据特别适用于反对东欧的生态危机的斗争。此外更需要提到针对双重受压迫者的要求。
德国问题
德国问题是整个欧洲开展中的斗争的关键。东德是东欧指令式经济之中最成功和工业化的，因此是最无产阶级化的。无可避免地，政治革命从第一天开始，便与民族问题——德国的统一——纠缠在一起。
虽然我们支持东德人民自决，包括与西德统一的权利，但必须提出对统一问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意味清楚拒绝高尔的分阶段资本主义联盟的十点计划，和其他会令东德合并入西德的类似计划。我们赞成统一，但会争取它以社会主义基础实现。另一方面，因为高尔的计划目前占据了政治上风，我们因而排拒统一，只会令马克思主义左派完全被孤立。
越来越大的德国统一民主要求是不可挡的。基本问题是哪一个阶级会实现它：资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目前，资产阶级拥有所有主动。
但无产阶级面对的战略选择，并非高尔所提议的资本主义统一和复辟，或是东德一些左派所提议的在目前东德国界内一个民主而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后者不但得不到群众支持，在未来也不会激励工人和建立整个德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我们的出发点必须是阶级的整个客观利益，即德国和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而不是一些“较少祸害”的权宜主张。
明显地，德国问题需要从社会主义前景来看。我们的纲领立场是支持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作为走向泛欧洲社会主义团结的一步。今天具体来说，是提出要求，令工人阶级在这问题上采取攻势，而不是放弃阵地给帝国主义或部分官僚，后者只会带领阶级往失败和灾难；是提出西方和东方工人都能接纳的要求，提出两德工人阶级建立联合阵线的任务。要求统一中立的德国脱离华约和北约，可以是反战宣传的起点。
西德资本只会接受它的条件下的统一：打败和分化东德工人阶级，终止他们的动员；建立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摧毁广泛的福利制度；将大批东德工业摧毁和变卖其资产；将未来的统一德国保持为帝国主义北约的一部分。单即使没有统一，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在进行；反对统一也不能保证能保卫东德工人的社会成果！高尔政府恐怕东德持久危机的后果和真正工人阶级方案的出现是，所以采取颠覆和迅速吞并的政策。统一的速度，包括今年内统一货币的建议，令统治阶级和北约之内出现分裂。
多个提议会被提出来谈判。在这情况下，我们的运动必需倡议一些要求，能开始将帝国主义在民族问题上变得被动，假如它们能被新论坛、联合左派等接纳的话。它们也会为东德工人创造条件，共同保卫和扩大他们的社会成果，同时与西德工人阶级建立联合阵线。
因此，除了上述行动纲领外，在东德我们应该要求：
●从两个德国撤退所有外国军队，作为走向非军事化和无核欧洲的一步；
●德国脱离所有军事联盟；
●工资拉平到西德水平，福利权利均匀到两国的最高水平；
●均匀拉高堕胎权利、分娩和托儿福利；
●东、西德都有不减工资的35小时工作周；
●不得裁员，没收所有裁员的资本主义企业；
●扩大人民和社会形式的民主，争取工作间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制度；
●争取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德国，作为东、西方工人的欧洲的一部分。
即使马克思主义者未能争取到所有这些要求被立即接受，但这个纲领是符合东、西德工人的利益的。社会主义左派必须领导争取德国的统一，盖过高尔和莫德罗的阴谋手段。上述纲领会是帝国主义或官僚自己完全不能接受的。但这些要求会被越来越多的东德以至西德战斗工人成分觉得合理。东德工人应该向西德工人呼吁建立联系、共同行动和支援，即是在行动中建立真正的团结——东、西方工人的联合阵线！
实际而不只是理论上关乎重要的，是全欧洲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合作的可能性。虽然欧洲共同体有讨论与东欧建立政治和经济联系，但经过多年谈判和顾及所有不同民族利益而建立的机构，并不能为泛欧洲的合作提供架构。
相反地，高尔政府推动统一德国的行动，正在现有资本主义俱乐部之内造成巨大压力。
在整个欧洲，左派必需提出另一条结合全欧洲的、能尊重各民族自决权和民主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出路。我们的支部不但要帮助在东方建立第四国际的支部，还要在西方介入现有工人运动，推动全欧洲主动发展一个泛欧洲社会主义前景。
载于《十月评论》1990年3/4月，总第148期
感谢赤心录入 |
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90年10月5日
张维尔译赤心校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编按：1990年6月10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层与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冰岛、新西兰和瑞典的支持者一道，给第四国际执委会发信正式终止与第四国际的关系。以下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SFI）1990年10月5日通过的声明。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WorkersParty(SWP)），第四国际的创始组织之一，已断绝了它与第四国际兄弟般的关系——连同若干与社工党保持政治团结的小组织一起。这表示我们的运动遭到了无可置疑的挫折。但它也是社工党长期以来逐渐放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核心原则的必然结果。
在1979年世界代表大会上——会上社工党撤回支持它自己曾参与起草的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决议——它的领导团体质疑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的意图第一次显露出来。那时候全盘把握这一意图还显然不可能。但一进入八十年代，社工党领导人就开始越来越公开地修正起我们的理念了；不仅有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不断革命论、反官僚政治革命、过渡方法以及革命组织运作的民主准则。
不用说，我们的政治与理论立场当然可以被反复讨论，也可以受到质疑。而当组织的领导或成员认为有必要引进一些新思想时，正常的程序是，先清楚地阐明这些观点，然后详细明白地交由他们自己的组织和整个国际进行讨论。虽然巴恩斯（JackBarnes）和其它社工党领导人得出结论说社工党的和第四国际的纲领必需彻底更改，但他们却没有照此行事。他们首先否认（特别是在1981年8月的社工党大会上）他们想质疑不断革命论，同时又选择通过个人文章和演说（就像，例如，道格·詹内斯（DougJenness）1982年的两篇文章和杰克·巴恩斯同年12月《他们的托洛茨基与我们的托洛茨基》演说）而不将这些问题经由法定机构讨论，后者的正常运作事实上已经被阻断了（比如，原定于1983年8月的大会被推迟，借此阻止党员对巴恩斯前述演说中的论点发表意见）。如此他们以官僚主义的方式逐渐把一个“新路线”和一个新的纲领基础强加给他们的党，同时又采取极为专横的组织手段对付表达了反对意见的党和领导层的成员。1985年世界代表大会谴责这些做法并要求社工党领导人重新接纳所有已被开除和停职的党员。但社工党领导人并没有做出任何这样的举措。
他们完全没有做出过任何努力去在国际内促进就他们提出的改变进行实际讨论。特别在1985年大会后，社工党代表已越来越少参与国际领导团体的工作，而最后他们不给出任何严肃的解释就彻底停止了参与。尽管本来是可以的，他们却没有参与国际内关于政治和纲领的讨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一手挑起的问题。事实上，他们为了争取一些小的支部、其它支部里的少数派甚至是个人，将自己局限于背地里从事的派别活动上。
不仅如此，正好在已开放我们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的时候，他们正式传达了与支持者一道脱离第四国际的决定，而他们本可以借此机会积极参与讨论，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他们无视这点，仅仅宣布了离开的事实，连最简单地清算下在第四国际体制内的经验得失都懒得做。
社工党带来的分歧，其关键是，他们在国际革命运动的大厦上逐步采取的立场。从1979年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革命胜利时起，他们就拥抱了这样一幅幻景，即从政治上和组织上看齐靠拢那些他们认为是卡斯特罗主义国际流派一部分的运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新宝石运动，首先是古巴共产党本身。
不用说，严肃的革命者总是会响应任何可以联系起其它革命流派共同建立一个群众性革命国际的机会，包括那些并不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或不曾以托洛茨基主义传统为基准的。但只有一个条件——在世界革命的不同部分的革命战略关键问题上存在着真实的纲领和实践的趋同。
这可不是社工党寻求与“新领袖”联系起来时的道路。相反，他们开始视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要素——到最后是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组织，第四国际——为通往他们目标的一个“障碍”。首先且首要的是，他们开始视不断革命论为他们计划中的向这些力量，特别是古巴共产党，靠拢之路上的主要困难。
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压倒性多数认为尼加拉瓜革命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基本主张。社工党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说通往无产阶级专政道路上的中间民主阶段在每场革命中都不可避免——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道路就此向全面拒斥不断革命论敞开了大门，也差不多向完全接受第三世界的革命“阶段”论张开了怀抱。
向古巴共产党的纲领让步变得越来越明显了，使得我们多党制和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民主理念遭到排斥，甚至导致接受古共威权主义的与家长式的内部体制乃为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所当采取的。讽刺的是，对古共路线的迁就最终使巴恩斯领导层和他们在国际上的志同道合者批评起了桑解领导层一些最好的特质——特别是从性质上来说比存在于那些堕落畸形的工人国家内的制度都要更民主的结构体制。建设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重组队伍，第四国际，作为我们已拥有的建立未来群众性革命组织的工具是一项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对这种任务失去耐性是我们运动史上一再可见的现象，就这样社工党成为它的牺牲品。这种急躁心理，还有寻找只存在于幻觉和空想中的捷径的心思，总是使人抛弃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关键部分。
社工党和国际领导层在关于伊朗霍梅尼政权的问题上也产生了严重分歧。国际毫不犹豫地支持伊朗新政权反抗帝国主义打击，但同时也揭批其资本主义的和反动的本质，强调要建立工人阶级与农民的独立的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反之，社工党的报纸《战士报》（Militant）将霍梅尼政权描绘为“反帝国主义的”，把这个僧侣建立和控制的反动组织说成是群众运动真实且合法的表达，就不去发动任何保卫工人、农民、学生、妇女、库尔德人和其它被压迫民族的运动了，更不用说那些遭受日益严酷镇压的革命活动分子了。
社工党与国际领导层间有关其它问题的重要分歧随后浮现出来，例如关于南非问题。1985年8月做出的一份报告中，杰克·巴恩斯阐释道，排在这个国家日程表上的仅有一场“民主革命”。根据他的说法，只要这个国家“现代的阶级”还没有得到发展，任何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的谈论就都应该作为左翼怪论予以拒斥。这观点从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不加批评的支持中产生。
不过社工党领导团体的渐变，首先体现在其对古巴领导层的态度上。古巴革命——斯大林主义取胜后第一场由非斯大林主义力量领导的胜利的革命——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的领导团体，尤其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给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他们身上有革命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同官僚主义堕落斗争的愿望。在所有这个方面国际多数与社工党领导人并无半点不同。可一旦他们把与革命的团结与对待其领导人的辩解态度混淆起来，问题就产生了。事实上，他们很快就抹杀了所有与古巴领导在政策和纲领上的分歧，由此他们绝口不提菲德尔过去曾将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官僚领导层理想化，也由此他们认为古巴专制主义的一党体制是正确的。古巴道路被他们毫无保留地赞扬成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整改过程被歌颂为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古巴则被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盛行的国度。
这就阐述清楚了它的思想和态度缺乏一致性，它曾经并将继续不停地摇摆下去。例如，正是此类歪曲下，它声称我们关于保卫工人国家的理念应当含有保卫至少一部分现存国家机关的意思。可一到官僚政权随着1989年强大的群众运动开始受到震撼并崩塌时，社工党出版物转而支持起这些运动来，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官僚的分析，且把自己同古巴领导层的态度区分开。但他们没有做出定论：仍然没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明确批评，尽管有一切证据，古巴对社工党来说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典范”。
让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不认为国际始终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们视其为一件工具——我们今天拥有的唯一工具——为建设一个群众性革命国际而准备。过去所有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上都能给出丰富的教益。好多次，各种流派、团体和个人曾出现在我们的队伍内外，他们为寻找更好的归宿选择了自己的、也是反对我们的道路。他们都只获得了恰恰相反的结果；他们要么差不多很快就消失，要么在规模极为可怜的国内的和据说是国际的组织里相互摩擦。
社工党领导的决定将会给社工党和所有追随它的人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现在改变路线避免这种结果还不算太迟。我们呼吁所有的同志争取撤销对我们宣布的决定。考虑到与第四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我们认为应该在短期内号召开党的大会，且无论如何要在我们明年二月的世界大会前。还应当组织一场有国际领导层代表参与的民主讨论。
译自美国《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BIDOM]），1990年12月刊。 |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简介（﹝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Introductionto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简介
﹝美国﹞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2020年
Moses翻译、温谦校对
《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IDOM，以下简称公报）于1983年12月开始出版。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每年出版11期的月刊，其中7-8月为双月刊。到1994年底，该刊的出版计划逐渐转向双月刊。作为双月刊一直出版到1998年7月至8月的第142期。此时，该刊过渡为一份名为《劳动标准》（LaborStandard）的刊物（该刊物很快完全在网上出版，于2019年停刊）。公报反映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取向，该取向源自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JamesP.Cannon）领导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多年来该运动的代表是社会主义工人党（SWP）。在它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面，公报都与一个名为“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的组织有联系（关于该组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保罗·勒布朗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的文章，以及相关资料，可浏览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document/fit.htm）。
起源、结构以及“我们是谁”
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工会主任弗兰克·洛弗尔（FrankLovell）发起并监督公报的出版，并将其描述为被开除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的出版物。这是在与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协商后完成的。乔治·布赖特曼是一位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曾负责编辑和出版列昂·托洛茨基的著作，并因帮助宣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思想而闻名。后来在1984年，这些被开除的成员正式加入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IT）后，公报成为该小组织的出版物，由一个对FIT负责的小型编辑委员会制作。（有关政治背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在他为《保卫马克思主义文集》所作的介绍性评论中的论述）。
20世纪80年代是全球计算机文化普及之前的时代。因此，编辑委员会很快（由居住在美国各地的成员组成）通过定期邮件和电话进行沟通。不久后，频繁地使用电话会议和传真机，使公报在思考和制作过程中实现了真正的集体民主。从1984年到199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其他人也提供越来越多的支持，但是史蒂夫·布鲁姆在帮助协调公报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从1992年12月到1994年7月至8月，在FIT解散后，保罗·勒布朗一直担任公报的执行主编，作为仍然活跃而充满活力的编辑委员会的一部分发挥作用。从1994年9月起，总编辑一职由乔治·桑德斯（GeorgeSaunders，实际姓Shriver）和汤姆·巴雷特（TomBarrett）（实际姓Bias）共同担任。而编辑委员会则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更多的顾问角色。汤姆是一名排版工作者，他不仅在公报编委会任职多年，还负责数百篇文章的排版工作，并监督杂志的设计；他是一名热心的工会活动家，对美国工人阶级的现实和国际事务等有着敏锐的理解。乔治是国际知名的翻译家，他帮助数百万英语读者阅读了托洛茨基、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罗伊·梅德韦杰夫（RoyMedvedev）、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等人的作品。
在其存续的大部分时间里，公报在其封面内页上印有“我们是谁”的声明。声明简要介绍了公报是什么、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寻求实现什么目标。该声明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最初，承诺争取社会主义工人党回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与列昂·托洛茨基等人在1938年建立的第四国际相联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声称自己是第四国际或声称支持第四国际的团体层出不穷——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报、FIT和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与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利维奥·迈坦（LivioMaitan）等人有联系的团体）。
1990年，当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正式脱离第四国际时，该杂志的宗旨转向重新团结美国的存在于不同的团体中的第四国际主义者。经过多方协商，1992年，FIT决定解散（大部分成员加入了一个名为“团结”（Solidarity）的组织，其中包括一个无定形的FI核心小组），而公报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美国所有第四国际主义者的团结。
人们所希望的第四国际主义团结从未实现。加入团结社的大多数FIT成员也没有在该组织中长期留任（尽管有些人继续认同并支持公报）。但在90年代初期至中期，劳工运动中出现了一个似乎很有希望的发展——“劳工党倡导者”（LaborPartyAdvocates）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该组织涉及数千名工会激进分子，包括多个工会的领导层，他们赞成在“老板有两个政党——我们需要一个自己的政党”（thebosseshavetwopoliticalparties–weneedoneofourown.）的口号下发展劳工党。那些仍在公报周围的人认为，这可以为革命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个具有强大现实意义的环境，他们强调建立工党是他们的中心目标。不久之后，公报更名为《劳动标准》。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种种原因，这样一个工党实际上不会成立时，该杂志失去了它的目标感。
丰富的内容
在“我们是谁”的声明中包含了这些文字：“我们致力于澄清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理论——讨论其在国际和美国国内阶级斗争中的应用。……此外，我们的成员也参与了阶级斗争”。"在这十五年的动荡岁月里，我们在这里看到几十个人参与、报道、反思和分析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其结果是，我们对大量的历史有了极其丰富和多方面的认识。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作家集体，鼓励所有FIT成员以及许多非FIT成员参与其中。这个集体遍布全国和世界各地，成员来自不同性别、不同性取向、不同教育程度（自学程度较高）、跨代、多种族——总之是一个经验丰富、文化素养较高的独特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蓝领产业工人、白领服务人员，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处于就业边缘，技能水平参差不齐。这个集体的内部文化有利于共同工作和相互学习（也从周围的现实中学习），非常重视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简单地跟着走，同时，共同的参照点、共同的目标感和对未来的希望也使他们充满活力。
无论这些文章是否有说服力，是否令人满意，但它们往往信息丰富、令人感兴趣、具有挑战性，而且对人们理解1983-1998年的现实以及之前的大量历史很有帮助。
当然，对劳工斗争也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在许多情况下，这涉及到那些在工作场所、社区和更大的社会中进行劳动、组织和斗争的人们的第一手资料。在一些左翼圈子里，强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消失，虽然这一点大致表现事实，但这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深入的报道和分析，而且往往是第一手的资料。让人感受到美国工人阶级内部激进思潮的逆流涌动。这些报道和分析来自于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人，包括弗兰克·洛弗尔（FrankLovell）、戴夫·里尔（DaveRiehle）、比尔·奥纳施（BillOnasch）、梅拉妮·本森（MelanieBenson）、杰里·戈登（JerryGordon）、汤姆·巴雷特（TomBarrett），以及一些需要使用大卫·威廉姆斯、理查德·斯卡利和查尔斯-沃克等笔名的人。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涉及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的各种形式压迫的现实以及与这些现实的斗争进行持续而深入的思考。我们经常明确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交叉性”。与此交织在一起的还有相当高水平的经济和政治分析。
贯穿公报内容的还有始终如一的国际主义。每期杂志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大量报告和文件，以及对不同国家的详实分析：阿富汗、巴西、英国、加拿大、智利、中国（包括中国香港）、古巴、萨尔瓦多、法国、德国、格林纳达、海地、印度、意大利、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牙买加、科威特、马来西亚、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菲律宾、波兰、南非、土耳其、苏联（及其解体后的国家）、南斯拉夫（及其解体后的国家）。这份名单远不止这些国家。
关于这一时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危机和内部反对派的发展，公报有幸能够分享目击者的深入报告，以及大卫-塞波∕大卫-曼德尔（DavidSeppo/DavidMandel）和玛丽莲-沃格特-多尼（MarilynVogt-Downey）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收集的引人入胜的原始资料。Marilyn还获得了前左翼反对派人士米哈伊尔·拜塔尔斯基（MikhailBaitalsky）的大量回忆录，他能够分享自己从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一名年轻共产党员时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期间被捕和幸存期间的生活故事，我们将其作为“给孙子们的笔记本”在公报上连载（后来汇集成同名书籍）。
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家和革命领袖中，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利维奥·迈坦（LivioMaitan）、迈克尔·洛维（MichaelLöwy）等第四国际人物经常出现在公报的版面上。我们还可以在杂志上看到不同观点的表达。这不仅仅是针对与FIT有分歧的个人或团体的论战文章，也是社论对写给编辑的批评信件的耐心回复。公报为读者和作者之间更实质性的批评交流留出了空间。
我们可以找到美国社会主义团体“团结“（Solidarity）的领导人乔安娜·米斯尼克（JoannaMisnik）对比尔·奥纳施（BillOnasch）的一篇文章的批判，该文章探讨了应对杰西·杰克逊（JesseJackson）的彩虹联盟（RainbowCoalition）的最佳方法。劳埃德·达吉拉尔（LloydD'Aguilar）对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关于桑地诺主义者（Sandinista）在尼加拉瓜失败的分析（尤其是关于“混合经济”和桑地诺主义者未能遵循“古巴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析）提出了同样尖锐的批评。
围绕黑人民族主义问题，罗伊·罗林（RoyRollin）、彼得·约翰逊（PeterJohnson）、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克莱尔·科恩（ClaireCohen）以及伊夫林·塞尔（EvelynSell）的立场各不相同。公报的常客塞缪尔·亚当斯（SamuelAdams）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就波兰反对派工会运动“团结工会”（Solidarność）的政治轨迹以及革命社会主义者对其应采取的批判态度展开了辩论。围绕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的两部分文章《建设革命党的注意事项》（NotesonBuildingaRevolutionaryParty）也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文章分析了社会党衰落的根本原因以及这对未来建党工作的影响（使用了“劳工激进亚文化”（labor-radicalsubculture）的概念）。这次讨论共涉及六个问题，引来了四位公报支持者的批评意见：汤姆·巴雷特（TomBarrett）、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彼得·约翰逊（PeterJohnson）和玛丽-斯卡利（MaryScully）（后者在由两部分组成的论战中断言，勒布朗将列宁主义等同于宗派主义）。
提出的每一个挑战都得到了关注和尊重，目的是接受有益的纠正、澄清分歧、鼓励批判性思考，帮助推进正在进行的斗争。
不断发展的出版物
上文有关“我们是谁”声明变化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公报是如何发展的。但有更多的评论是关于其发展的其他方面。
多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杂志的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从第51期开始尤为明显——力求更加专业、更具视觉吸引力。在编辑委员会成员罗伊·罗林（RoyRollin）的大力推动下，图形和插图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公报》设计的戏剧性。至少从第100期到第121期，还有（经常在简短的“编者按”中强调的——这是另一种创新）第116期中描述的东西：“每期都有一个‘焦点’——几篇文章集中在一个特定的主题上。在某种程度上，焦点的转移具有钟摆式的特质：涉及与阶级、种族、性别相关的各种斗争，然后又回到阶级这一核心现实；从国际问题到国内问题，再从国内问题到国际问题；从当今现实到历史视角，再从历史视角到当今现实。”在最后几年，我们还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双刊，这反映了编辑们工作过度的繁忙，但也反映了编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收录他们认为引人注目和重要的内容。虽然有些读者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但其他读者肯定会对与他们分享的丰富资料表示感谢。
然而，公报的一个始终不变的特点是，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怀念那些在斗争中死去的同伴的：书中随处可见讣告和悼念逝者的文章——缅怀多年前的逝者，尤其是那些年长（但也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即使是与他们在政治上有分歧的人，也试图从他们的宝贵贡献中汲取灵感，并从他们的政治努力中学习。通过这种方式，逝者也将为那些继续斗争的人注入生命的活力。对于那些希望了解20世纪末革命运动、斗争和愿望的学者和活动家来说，这也是一份宝贵的资料。读者会注意到，公报最后一期的开头是对其创始人弗兰克·洛弗尔的大幅讣告。
政治背景的后记
关于政治背景的更多讨论，可参阅史蒂夫·布鲁姆和弗兰克·洛弗尔为公报合集撰写的介绍性文章，以及本节结尾处的建议读物。希望以下总结性评论也能有所帮助。
多年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前身在美国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社会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党因激进主义的强势复苏而焕发出新的活力，尤其是在青年中。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老一辈领导层兢兢业业地努力实现领导层的过渡，这将有助于确保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持续相关性。
在杰克·巴恩斯（JackBarnes）的领导下，一批年轻的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职务。然而，到了1981年，巴恩斯领导层正在秘密策划对该组织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放弃托洛茨基主义观点，放弃托洛茨基创立的第四国际。取而代之的是向巴恩斯所认为的更具革命性的“新国际”靠拢，这种“新国际”大概会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Castro）和古巴共产党的领导下形成，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革命浪潮中。（事实证明，这种革命性的“新国际”的具体化实际上从未实现）。
针对这一事态发展，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成立了几个反对派团体。在此，我们将重点关注公报的成立。
这些同志倾向于成为古巴革命的批判性支持者，他们深信，新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决定抛弃托派观点，并通过不民主的操纵来实现这一目标，这将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革命社会主义运动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为了推行自己的新方向，巴恩斯领导层已经开始对组织进行骇人听闻的收紧（谎称这是“列宁主义”），并准备在1983-1984年期间以莫须有的罪名掀起一波驱逐浪潮，将数百名实际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分子赶出社会主义工人党。一个名为“布赖特曼核心小组”（theBreitmancaucus）的非正式组织应运而生，它以弗兰克·洛弗尔（FrankLovell）和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创建的第四国际核心小组的形式正式出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中。1984年1月，在党领导层进行了最后一波驱逐之后，乔治·布赖特曼（GeorgeBreitman）、乔治·施莱佛（GeorgeShriver）和纳奥米·艾伦（NaomiAllen）正式宣布成立第四国际主义倾向（FIT）。
FIT是被赶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人组成的最小的组织（其人数最高峰时约有70名成员）。围绕彼得·卡米约（PeterCamejo）的一股短命潮流——“北极星网络”（NorthStarNetwork）——试图建立一个广泛的左翼潮流，但没有提及托洛茨基主义观点，也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观点建立联系。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由纳特·温斯坦（NatWeinstein）、林恩·亨德森（LynnHenderson）和杰夫·麦克勒（JeffMackler）领导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托派组织，约有200-300名成员，其方向与1979年前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一致。从“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中分离出来的一大部分成员与另外两个小型社会主义团体合并，成立了“团结”（Solidarity）组织（该组织包含一个相当被动的核心小组，由那些希望与第四国际保持联系的人组成）。“团结”（Solidarity）组织约有200-300名成员，并将自己视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替代组织。
FIT在政治上以乔治·布赖特曼和弗兰克·洛弗尔的思想为指导（实际事务最初由史蒂夫·布鲁姆、比尔·奥纳施和伊夫林·塞尔负责），摒弃了将自身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替代组织的想法。相反，它试图做三件事：（a）捍卫托洛茨基主义观点，用这些观点——以批判性的创造力——来分析和解释我们周围不断变化的现实；（b）对社会主义工人党如何以及为何堕落进行记录和解释，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及（c）将美国所有第四国际主义团体和个人（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聚集在一起，开展严肃的政治讨论和辩论，并在这种政治澄清的基础上，重建统一的第四国际。
延伸阅读：
在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InternetArchive）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ETOL）的这一部分中，可以找到大量有关第四国际主义倾向的资料，可通过此链接访问。在该网站上有三本相关的书，分别介绍了由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和萨拉-洛弗尔（SarahLovell）编辑的《为美国托派辩护》（InDefenseofAmericanTrotskyism）一书中关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危机、驱逐和善后的内容。
对于概况介绍，可以阅读乔治-布赖特曼（GeorgeBreitman）、保罗-勒布朗（PaulLeBlanc）、艾伦-瓦尔德（AlanWald）：《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TrotskyismintheUnitedStates：HistoricalEssaysandReconsiderations,SecondEdition（Chicago:HaymarketBooks,2016）。保罗-勒布朗、布莱恩-帕尔默等编著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USTrotskyism：1928-1965年的兴起、忍耐、复兴》，共3卷（Chicago:HaymarketBooks,2019）.
与此相关的还有巴里-谢帕德（BarrySheppard）的两卷本著作《1960-1988年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回忆录》（TheSocialistWorkersParty1960-1988:APoliticalMemoir），可通过马克思主义文库（MarxistInternetArchive）的《托洛茨基主义在线百科全书》（ETOL）（EncyclopediaofTrotskyismOnLine，ETOL）中的这一链接查阅），以及彼得-卡梅乔（PeterCamejo）的《北极星，回忆录》（NorthStar,AMemoir，（Chicago:HaymarketBooks,2010）.
一个提供一些关于被希望成立的工党的信息（虽然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但从未真正实现）见莱斯·利奥波德，《讨厌工作和热爱劳动的人：托尼·马佐奇的生活和时代》（WhiteRiverJunction,VT:ChelseaGreenPublishingCo.,2007）,pp.433-488. |
《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创办（﹝美国﹞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2020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TheFoundingofthe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
《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创办
﹝美国﹞史蒂夫-布鲁姆（SteveBloom）2020年5月
QNG翻譯、树林校对
首先，感谢马克思主义文库将这个资源放至网上。《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The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下文称BIDOM）从来都不是广为流传的刊物。它的发行量未达千份。然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它参加了美国第四国际运动核心问题的政治讨论，我认为，任何想学习本国革命思想史的人都会对此颇感兴趣。
这本杂志是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社工党，SocialistWorkersParty，下文简称SWP）的领军人物弗兰克-洛弗尔的心血结晶，几乎是弗兰克单枪匹马创办的——尽管他在创办之前确实咨询过乔治-布雷特曼、莎拉-洛弗尔（弗兰克的妻子）、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意见。创刊号出版于1983年12月，在位于纽约下东区弗兰克和莎拉的公寓的厨房桌子上所被制作，当年早些时候，弗兰克和社工党全国委员会的其他三名持不同政见者：纳特-温斯坦、林恩-亨德森和我（下文将详细介绍）一起被开除出党。
因此，为了理解BIDOM的诞生，了解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些背景知识会很有帮助。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美国迄今为止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持有托洛茨基传统的组织，该组织与被驱逐的反对派之间形成了内部政治分歧。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堕落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意识形态一向基于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辩护并认为其是苏联斯大林主义独裁政权建立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延续。党是建立在这种政治理解的基础上的，它也根据那段历史和传统所招募和培训干部。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后），以杰克·巴恩斯为中心的党领导核心开始质疑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基础。他们尤其断定一向被（正确地）理解为托洛茨基主义分析核心的不断革命论是错误且需要摈弃的。
这里不是讨论不断革命论的地方。（你能在BIDOM的自身页面中找到大量相关材料）然而，请允许我在此指出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从而对于可能尚不熟悉它的读者来说，其并非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
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常常起始于民族自决革命，因此，从完全意义上来说，它只能达到民族自决，然而，它是否也可成为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和建立工人国家的革命。
这是社会主义工人党思想的关键基础，但巴恩斯领导开始拒绝它。
当然，任何革命组织的领导者都可以断定某一革命理论原理是错误的且应被改变，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在我看来，事实上，革命的标志之一便是对自身的不断革命，以更好的思想取代此前的思想。放弃参与这一进程的革命者常迅速转变成宗派主义者。
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问题在于巴恩斯派企图修改党的理论时并未开诚布公地与党交流。相反他在未经承认的情况下，隐秘地开始改变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基础。他们就一些重要方面写出了一篇遗漏特定问题的文章，或是发表了一份缺少其应有清晰和准确性的声明——同时却还声称自己完全效忠党的历史传统。
逐渐遗漏和不精确的表述对越来越多的人而言越发明显。
此过程中一个低点发生于1982年，当时《战士报》（TheMilitant）发表道格·詹尼斯纪念1917年十月革命七十五周年的长文，其中詹尼斯在提及托洛茨基时并未将其作为一名俄国革命参与者，而只将其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者。当一些党员质问此事时，激进的编辑与其他党员的回应是：这是詹尼斯的签名文章，所以说这只是他的意见而不是该党的正式声明，因此其中任何错误的陈述及遗漏都无关紧要。
多数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不够熟悉有关理论及历史，更无法理解错误的陈述及遗漏破坏了纲领的基本原理。他们接受了巴恩斯领导层对于不改变党的任何理论的保证，认为所有的反对和抱怨都只是少数对此不满的异见者的烟幕，但没有合法的反对理由。然而，即使在詹尼斯文章发表之前，就已有足够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反对派的发展。这仍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员中的极少数，但其中包括了一些突出的历史领导者，其中一位（除了弗兰克·洛弗尔）便是乔治·布雷特曼。
在1981年8月党代会召开前，布雷特曼对巴恩斯领导层所提出的有关古巴的决议提出了一系列修正案。但这些修正案还未明确集中于有关不断革命的问题。布雷特曼针对这一经多数人同意的决议所提出的反对意见仍是涉及文件中错误的陈述及遗漏。但事后我要争辩说（虽然可能有许多人会反对我），布雷特曼认为此决议的严重问题仍然是不断革命的问题，因此需要纠正。
1981年，弗兰克·洛弗尔与我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布鲁克林支部当选为大会代表，以支持“布雷特曼修正案”，全国各地同时也选举出另外三名代表。
此时，乔治由于多年来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而病得很重，他自认为已无法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再连任2年。他让我作为党团代表做大会报告，此后，我们有权依据他的修正案在大会代表中获得的票数在党的全国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结果则是弗兰克与我都在那次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我们两人当选后不久（1981年12月）便宣布：基于对党领导层错误立场的担忧，而当前这种错误已远大于古巴，我们将在党的全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并将其称为“第四国际核心小组”（FourthInternationalistCaucus，下文简称FIC）。
“反对党集团”和党内清洗
同时党内出现了另一个反对派（事实上其出现时间甚至早于我们围绕布雷特曼修正案进行整合的集团），其中心是旧金山党支部。该反对派在全国委员会中有两名强有力的支持者——来自旧金山的纳特-温斯坦和来自明尼阿波利斯的林恩-亨德森。纳特和林恩还在全国委员会中正式成立了一个核心小组，他们将其称为“托洛茨基倾向”（TrotskyistTendency，下文简称TT）。如同FIC，TT也提出了与党的理论传统相关的问题，但它更为关注美国的阶级斗争，尤其在工会中面对其直接问题时，而在这方面巴恩斯派已明显转向了弃权政治。TT对于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等中美洲国家的革命斗争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立场，例如其对桑地诺主义者在推翻索摩查之后并未采取有力的社会化经济的措施提出批评。
弗兰克和我很快得出结论，认为亨德森和温斯坦对巴恩斯集团与美国阶级斗争的政治关系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为全国委员会中所有反对派结成联盟奠定了基础。1983年初，我们宣布成立“反对派集团”，以迎接定于当年夏季召开的党代会（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其从未召开过）。
然而在反对派集团内部，两股潮流间仍存在着明显的重要差异：在与多数派的辩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理论上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放弃，还是眼前的美国阶级斗争问题。此外，如前所述，FIC认为桑地诺主义者在尼加拉瓜的政策与不断革命论完全一致，而TT则坚定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此外在反对党集团成立时，党的领导层开始以最站不住脚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个别异见者。我们在集团内部的观念分歧也表现在如何应对已经开始的党员清洗问题上。
温斯坦和亨德森认为巴恩斯派已经明确巩固了对党的控制，而不可能受到有效挑战。无论如何，进一步的反对活动只会导致同志们被开除。而那些留在党内的同志如果想在任何群众舞台上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就都会被受到束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好还是离党，在那里，同志们至少可以不受阻碍地开展群众工作。
不同于温斯坦和亨德森的看法，弗兰克和我则认为党领导之所以驱逐持不同政见者，正是因为他们害怕对理论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因为这将暴露出他们对托洛茨基纲领的抛弃。由于党规被硬性解释为除在正式的会前讨论外，普通党员禁止以任何形式谈论党的政策，因此在下一次会前讨论开始之前，无法进行及其重要的理论辩论。因此我们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多的成员能幸存于清洗中，直到1983年5月讨论再次获得批准。届时我们将能够为SWP的历史性纲领进行最有力的辩护。
因此，尽管在反对党集团内部我们就大多数政治问题均达成了实质一致，纳特和林恩却对肃清行动相对漠不关心，甚至如果有时他们认为这样做能有效地发表政治声明的话，还鼓励一些人采取可能会被开除党籍的行动。
在1983年5月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党领导层找到了一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将宪法规定的大会（至少两年一次）推迟到了1984年夏天。当然在取消1983年大会的同时，会前讨论也被取消了。直到1984年初，巴恩斯派正式完成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的清洗，也因此避开关于其纲领变化任何有意义的政治辩论。
完成清洗的一部分是在1983年8月本应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期间开除反对党集团的四名成员，如果遵循党章，大会通常会在这个时候举行。从形式上看，我们四人只是被“停职”，因为党章也禁止除大会外开除全国委员会成员。但实际上，从1983年8月我们被“停职”后，我们就被排除在党内生活的各方面之外了。
社会主义行动的成立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的出现
1983年秋，被开除的党员在芝加哥会面，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两种观点，这与我在上文谈到的反对党集团内部关于如何应对党内政治清洗的分歧并行不悖。弗兰克和我支持一项动议，即成立一个目标明确的由被开除的党员组成的公共派别，在所有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上“完成与社工党多数派领导层的斗争”。
然而在芝加哥会议中多数人回绝了这一做法，且投票通过了一项替代提案：推出一份新的公共报纸和一个新的革命组织，与会者决定将其命名为“社会主义行动”（SocialistAction，下文简称SA）。每个人都仍承诺，我们将在新组织中为两种倾向留出空间，既要照顾芝加哥那些希望与巴恩斯派进行纲领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人，又要优先考虑成立一个新的革命集体。
该承诺将很快经受考验。从芝加哥返回纽约后不久，弗兰克-洛弗尔便向新当选的社会主义行动党政治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发行直接面向那些仍留在党内的人的公报。该公报将直接转载自1981年大会以来巴恩斯派禁止党员阅读的文件。这些文件包括第四国际主义核心小组和反对派集团向全国委员会提交的决议，以及对当时臭名昭著的道格-詹尼斯关于俄国革命七十五周年的文章的批判。弗兰克建议他和一小群对SA感兴趣的成员可制作这一份公报，而不需要耗费任何人力或财力，否则芝加哥方面便会实施其成立一个新组织（即SA）的方案。
SA的政治委员会在答复弗兰克时断然拒绝了他的建议。结果便是弗兰克辞去了新组织的职务，以个人项目的形式创办了BIDOM。结果，就在第一期刊物问世前几周（1984年1月），社工党领导层在全国各地有计划地驱逐了所有剩余的已知持有不同政见的党员。
乔治-布雷特曼目睹了弗兰克“面向社工党成员发行公报”的提议被社会主义行动党领导层草率驳回的过程，尤其在他被开除出该组织后，他便再不想加入了。他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行动党正在发展一种与社工党相同的基于多数派、专断领导风格的组织文化。因此，他说服了一群思想家直接向第四国际发出呼吁，要求承认他们是被排除出党的独立派别，他们称之为“第四国际主义倾向”（The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下文简称FIT）。我没有参与到第四国际主义倾向的成立之中，因为我决定不和弗兰克一起退出SA。我仍然是SA的成员，试图说服SA的领导层来改变其做法，并在事实上履行在芝加哥做出的承诺，为新组织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内部运作机制。但很快我发现这样的努力毫无结果，于是在FIT实际成立几周后，我辞去了南澳大利亚州立大学的职务，加入了FIT。
作为首批行动之一，FIT将BIDOM作为正式出版物并任命了一个包括弗兰克和我在内的编辑委员会。1984年3月所出版的第4期BIDOM首次将FIT命名为出版机构。从那时起BIDOM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两人的集体项目。
鸣谢和特别补充事项
除了弗兰克-洛弗尔之外，莎拉-洛弗尔和乔治-布雷特曼也是帮助构思和启动BIDOM/FIT的关键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在早期参与了这些工作——他们都曾在某些时候作为文章作者出现在期刊上，但他们也值得在本引言中加以介绍：他们是双子城的比尔-奥纳施和洛杉矶的伊夫林-塞，他们和我一起担任了FIT的首批全国协调员。
克利夫兰的让-塔西、芝加哥的亚当-希尔斯、西雅图的丽塔-肖、新泽西的拉里-斯图尔特、布鲁克林的戴维-魏斯、费城的哈斯凯尔和纳奥米-伯曼，以及新泽西的汤姆-比亚斯（他不在被开除的社工党成员之列，但很快加入了我们的项目）。我肯定遗漏了某个人，或者不止一个人，因为这已经是四分之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一些名字仅凭记忆难以全部回想起来。对于我应该感谢却没有提到的人，我深表歉意。
还应当提及的是，在双子城，不仅仅是比尔。共有七名同志被社工党明尼阿波利斯分部集体开除，其中大部分人后来加入了FIT。戴夫-里尔和梅兰妮-本森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明尼阿波利斯成为我们在纽约之外最强大的支持基地。在此，我还想提及保罗-勒布朗和卡罗尔-麦卡利斯特的贡献，他们分别于1985年底和1986年初加入该项目，使匹兹堡成为FIT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之一。
在某种特殊背景下，我还想提及社工党密尔沃基支部。我们的做法是向党的每个支部邮寄一份BIDOM，希望有人会真正看一看，并给予关注，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否会真的发生。1991年，当社工党密尔沃基分部解散后，比尔-布雷汉与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一些前成员提议加入FIT时，我们才发现这一点。那次经历深深地坚定了我对盲目信仰的信念：即使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你的想法产生了影响，也值得假设你的想法产生了影响，并且不放弃。在此期间，让-塔西总是不断地提醒我：不要忘记分子过程，虽然你看不见，但它们一直在进行。
有几个笔名要告诉大家：切斯特-霍夫拉就是乔治-布莱特曼，斯图尔特-布朗就是我。塞缪尔-亚当斯是杰里-戈登，琼-马丁是玛丽莲-沃格-多尼，阿尔伯特-哈里斯是保罗-勒布朗，芭芭拉-温特沃斯是卡罗尔-麦卡利斯特，克劳迪奥-曼加尼饰是维奥-梅坦，大卫-塞波是大卫-曼德尔，拉斐尔-萨巴蒂尼是基思-曼恩，大卫-琼斯是大卫-里尔，梅拉娜-马尔尚是梅拉妮-本森。
关于弗兰克为杂志选定的名称，有必要说明一下。该书收集了托洛茨基在1939年和1940年间撰写的所有文章和信件，这些文章和信件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卫苏联的政治纲领，反对那些呼吁建立“第三阵营”的人，该阵营建议在战争期间采取反对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立场。用托洛茨基的这本文集来命名杂志，是弗兰克对社工党历史上这一时刻的一种隐喻和批评，当时出现了一股挑战纲领性基本原则的潮流，有可能将党引向偏离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歧途。
最后，当您阅读这本文集的内容时，您会发现BIDOM的早期刊物都在致力于实现弗兰克最初向社会主义行动党提出的建议：记录社工党内的斗争，与党内的清洗运动和巴恩斯派的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斗争。随着BIDOM越来越关注美国阶级斗争中的问题——工会运动、反战斗争、黑人和女性平等——以及国际事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做出了许多重要贡献，但我想特别指出其中一项：玛丽莲-沃格特-多尼发现并翻译了米哈伊尔-贝塔斯基的俄文手稿《给孙子们的笔记本》，以便我们能在期刊上连载。贝塔斯基的作品是对苏联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感人至深的诗意悼念。当我回想起BIDOM的所有主张和成就时，它仍然令我印象深刻，是我们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字工作的组成部分，当时几乎没有其他左翼期刊可以与之相媲美。 |
苏联的改革（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198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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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改革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1988年12月）
以下的决议是第四国际国际执行委员会在1988年12月的会议讨论后所采纳的。该会议接纳此决议的一般路线，为准备下一次世界大会讨论的初步工作。有关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中。以后陆续提供的决议，将会集中在民族问题和外交政策上。
（一）一般的结构
1.苏联目前的动荡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主要事件之一。这些动荡不但显露了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的官僚统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空前危机，而且使和平共存政策有个新表现，不但对那些依附帝国主义的国家有不同的反应，而且也改变了苏联的形象（一个证明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的转变）。
2.苏联危机的主要因素，显然是它的经济失败所积累的后果。但是，使它显得特别严重的原因，是前所未有的政治合法性的危机。目前还是不太容易衡量这个危机的后果。
3.目前的动荡是在不满气氛下产生的两个因素结合造成的：一方面，新一代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为了追求物质的、文化的（甚至道德的）利益所渐增的社会压力；另方面，官僚层最高层意识到一成不变会产生的危险。最高层对改造社会既没有（也不能有）一致的看法，也没有办法（只要看看官僚层内部对后一问题的分歧就够了）。在目前，它依靠以下两种人实质上的联盟：一种人要扩张市场而认为民主是有害的；另一种人则需要民主而认为市场是必需的邪恶。根据过去的经验，后一种人认为他们的方法是对抗官僚层的非唯意志论（非官僚式）的唯一方法。虽然这个由上层建议（甚至强行）的改革，目的是保持其实质——经过改制后的官僚层特权，我们也要了解这个运动的动力。
4.在目前的危机状态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却非常不同。自从三十年代以来（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外），我们第一次看到苏联群众广泛动员的开始。
工人阶级的动员出现了初步征象，但在知识分子和一些少数民族方面，已是羽翼丰满的景象。不管苏联内的战斗的短期效果怎样，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局面，不会回复到原先的状态。
（二）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1.旧的计划，特别是旧的行政方面的（物质和思想方面的）的刺激，显然是失败了。因此，给生产者物质刺激，似乎是唯一的急进的解决方法。由于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的理由，官方的改革者主要是用最狭隘的眼光看待这个物质刺激：它的目的“自然地”是把工人的收入和企业的实际生产联系起来。
不管改革者如何小心地表达这个联系，他们的逻辑就是，要使脱离了行政管制的、完全由竞争来决定的物价和工资，来担任这个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新的改革和六十年代的改革没有什么不同。所以它大部分仍旧停留在纸上，“很难大规模地实施”。
2．反对改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有几百万“保守的”小官僚的反对，不但是因为他们的位置使他们不可能接受戈尔巴乔夫的全面的观点，而且是因为，在“适当的人担任适当的位置”的口号之下，他们显然得不到什么利益。
另一方面，大多数工人阶级期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们不但体会到目前的物质生活还是很困难（如果不是更困难），而且担忧失业的威胁和工作速度加快对健康的影响。
3．目前的改革方案与六十年代改革的不同之处，是在政治方面。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知道，在困难日增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他们不但要减少保守分子的权力，而且要动员某些层份的群众。因此，他们才重视开放、某些历史真理、自我管理的口号（主要是经理人员的选举），和在他们控制下的苏维埃的“复苏”。
4.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政策还是建基在“对克里姆林宫好的（或者似乎对它好的）就是对世界有利的”原则上。所改变的只是优先次序而已。为了赶快地达到成果，苏联的外交已经固定在两个目标上：第一，创立一个裁减军备的环境；第二，向西方获得借款和技术。苏军从阿富汗的撤退（对于此事，官方甚至宣称，要保卫苏联，好的名誉比军火更有效），以及苏联本身的自由化，显然是对苏联有利：例如，由于美国政府的星球大战政策，它的政治地位却非常不利。
在其他东欧国家，广泛相信苏联的干涉是比过去困难多。这就逼使反对力量重新考虑他们的战略。就目前而论，新的政策可能会使改革者恢复一些信誉，但是，整个来说，它却增加了下层群众采取主动的可能性。
苏联今天对发展不足国家的外交政策，已经完全除去了“社会主义”的外衣，而采取实用主义的、商业性的方法。这种外交政策使它的“援助”显得更容易破碎。它的官僚的犬儒主义在中美洲显得更明显，因为它准备为了所谓国际关系的缓和，牺牲所有的反帝国主义斗争。
5.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正在试图经验主义地解决的难题是：一方面要动员官僚层以外的一些力量来减少官僚化，另方面则要控制这个过程。为了要避免扮演像1968年的捷克的杜布切克所扮演的魔术师的学徒的角色，戈尔巴乔夫必须十分确定，党才是执行改革的主要工具。要达到这个目的，党本身必须要改革，必须要消除“犯罪的官僚分子”。建基于法制的国家就要一方面保证（以及限制）公民的私有化行动，使他们不受到官僚的专横干涉；另方面则要反过来保护官僚层不受到“不受控制的”行动干涉。
6.但是，在目前苏联的半混乱情况中，不但许多被解放的力量已经得到了一些自主性，而且在权位结构上的人，甚至党或国家的整个机构，都能够（暂时地或永久地）被卷入混乱之中。了解到这些分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并不表示我们对制度的可改革性存在什么幻想。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就需要对制度的革命。
（三）“托洛茨基主义”
1.现在必然要重新考查托洛茨基的角色。对于官僚层而言，做这个工作比考查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角色，更要痛苦。支持着托洛茨基的，有左翼反对派和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斗争，这些斗争就排除了这样的借口：在那个困难时期，每个人都错了或者已投降了。因此，官方的最近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托洛茨基这个人和他的政治活动愤慨。对于他这个人，官方可以除去最荒唐的罪名。所以，经过那么多年把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连在一起以后，现在却要把它们分开了。
使人迷惑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指责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以后，现在官方却指责托洛茨基的路线实际上与斯大林的路线差不多。
2.因此之故，重建有关托洛茨基的真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斗争。它接触到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而且是彻底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条件。这个斗争将会由许多苏联公民负起。他们进行这个斗争的理由是道德完整的成分比较多（同意他的思想的成分比较少，因为目前还是很少人知道他的思想）。列夫·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不妥协斗争之间的唯一历史联系。
还有，对托洛茨基的许多攻击，将会不再来自怀念斯大林主义的人们。这些攻击会来自那样的人，他们在目前（为了策略上的理由）还不能从正面攻击列宁，从正面挑战十月革命。日渐增加的，要保卫前者只能通过保卫后者。这就是为什么重新考查左翼反对派的纲领是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步骤。
3.但是，“托洛茨基主义”主要不是为一个被谋杀的人或他的著作进行辩护工作。通过我们多年来之作为一个积极活动的组织，我们已经能够从工运历史中得出教训，特别是，我们已经观察了与“非斯大林主义”有关的一切痉挛。这并不是我们要在苏联揭露的永恒的真理。它只代表真实的资本。我们一定要参加目前在苏联发生的讨论，不但要从中了解，而且要对它有所贡献——这两者是互相联系的。
4.基于我们过去所得的的经验，同时也基于苏联工人能够从今天学到的经验，目前的选择并不是补修旧制度或全力发展市场经济（或者是这两者的任何怪异的结合）。我们必须帮助苏联找出另一条通路。因此，我们保卫以下的意见。
（四）我们的任务
关于经济改革（Perestroika）
1.波兰团结工会的僵局已经向我们证明，反对力量所提出的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重要得多，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是由市场决定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今天必须要作出的选择，除了它们的将来含义以外，是与会否立即引起社会动员，有极密切的因果关系。
2.事实上，在苏联大规模地扩大市场关系，不但不会保证增加大多数人民的供应，而且会使物价大幅度提高，工作速度大大地加快，并会面临失业的威胁。在这方面所作的实验，虽然是小心翼翼地进行，但却触犯了工人的正义感——他们常常为了上层分子所造成的生产失败而受到灾殃。对于这些生产失败，工人是没有责任的。
从反方面来看，由于市场条件（对于市场条件，他们也是没有责任的），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所获得的收入，与他们的工作量也是没有关系——从许多方面看来，这是现有的联合企业和投机行为的合法化（例如，第一批合作社充满矛盾的“成功”）。工人不会对这种方案关心。
这就是为什么负责经济改革的人要用权威的手段从上而下地引进改革（甚至以中、下级官僚抗拒改革为借口），虽然他们不停地求助于民主。最近的发展已愈来愈明显地显示，人们把市场与民主等同起来是天真的。
3.因此，唯一能够剥夺官僚权力的力量，是工人群众的动员。只有那些不懂得有此必要的人才相信市场会“自然地”治好官僚的毛病。不管它的表面现象是如何，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对目前反官僚斗争面临的问题提供抽象的解答。以较长期的解答而论，南斯拉夫的经验证明，虽然市场可以改革官僚层的特性，但它不能完全废除官僚层，在那里市场使自我管理“制度”变得内容空洞。
在已经主要地废除了市场规律的官僚化工人国家里，民主要求很快地具有革命的动力：政治和经济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官方改革者的希望之一是，市场关系的扩张，将会减少和分散冲突。简而言之，在目前的危机中，市场对于官僚，是救助成分多于威胁的成分。
4.反对以市场关系的扩张作为目前计划制度危机的解救方法，不应该被等同于对导致目前浪费的斯大林主义计划制度理想化。它也不是单纯地反对使用市场范畴和机制——或者是反对私人的主动，特别是领受和某些服务业方面。在每次争辩中，我们都应该指出这个分别。
5.我们可以从下面三个主要范围，来讨论与目前改革主题有关的反官僚和市场的方法：
在就业方面：官僚计划所产生的充分就业，并不表示工人们都从事良好的、熟练的工作，他们工作起劲、负责、而且不受异化。以失业来代替这种充分就业，显然表示工人情况的恶化。而且，与“专家”的意见刚好相反，这种以失业来代替斯大林主义计划的充分就业并不能全面地增进生产力和效率，支持工人的立场应该从下面两点着手：
（1）关于目前的生产效率是否高的问题，不应该从地方和短期来看，应该考虑到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看法（最好的社会成果并不是以利润为尺度的地方效率的总和）。
（2）应该设立机制，保证工人在接受训练以后能获得新的工作，应该使这种机制受工会和民主的苏维埃监督。
在生态保护方面：要保护环境（及将来的环境），就需要社会控制。这种控制就需要农民、科学研究人员和社会的群策群力。这种控制就不但要反对官僚的逻辑，而且要反对利润的逻辑。在苏联，这就立即影响到加盟共和国和中央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就牵涉谁对不同的选择作出决定的问题。
在公共服务方面：官僚计划所供给的免费保健、免费教育、廉价房屋和廉价交通设备等等，并不表示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很适当。它们的分配是不公平的，是在某些职位或职业享有特权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服务的私有化，只是以合法化的金钱来代替特权而已。至于所提供的起码公共服务，其质量则是恶劣的。
可以用以下两种程序来反对利润的逻辑：
（1）要求在全国平面上讨论公共服务投资的优先次序；
（2）发展各级苏维埃和生产者、消费者的自我组织的作用。在发展消费者自我组织的作用方面，首先发挥妇女所起的作用，因为妇女是目前保健和公共服务的悲惨情况的首先受苦者。社会控制服务的质量和分配，是一定会同官僚主义和市场利润的逻辑相冲突的。
6.总而言之，为了对抗披着急进主义外衣的市场支持者，和自认要维持社会成果的保守分子，我们提出另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还未在苏联生根），结合政治和经济的民主：电气化加上苏维埃权力。
关于开放
7.几十年来，我们第一次见到政治活动成为苏联的一个群众性现象。改革所创造的新情况、发展的快速，以及苏联之与东欧邻国的特殊关系等等都显示，群众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没有足够时间来反映这些经验。这就使我们对政治问题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策略的问题。
依据过去的经验，反官僚的斗争结合反对现有机构，主张彻底的民主化，和创造自我组织等口号。提出现有机构要民主化的口号，并不是对这个目的有幻想。在很多情形中，这些机构将会爆炸；但这个口号会是提高群众政治意识的一个必要阶段。随着改革政策的推行，组织那些保卫工人权利的工会，将会是紧迫必要的。官方的群众团体民主化和苏维埃活力化的口号，只是要把“从下面来的运动”带入歧路，但是这些口号也会鼓励群众的运动。全国性的人民阵线的设立就是明证。
群众团体的民主化，必定会提出选择多样化的问题——特别是多党制以及党任务的多元化。它会导致以下三个要求：
（1）党和国家的分离；
（2）苏联共产党的民主化；其逻辑的发展就是它分裂；
（3）成立其他政治组织的权利。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显然是最具爆炸性的问题之一，也是最复杂的问题之一。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的看法仍然太一般化。
斯大林主义的中派主义需要苏联的俄罗斯化——但是在反对这个俄罗斯化的强大民族运动中，官僚层也能够把自己建基在腐化的“民族”传送带上。
我们无条件地支持民族的自决权，甚至民族的分离权。但是，这并不意味，分离的口号已经在议事日程上，或者已是一个合宜的口号。如果苏维埃架构的发展太慢，不适应各共和国的民主化动力，那么，分离的口号可能是合适的。这个问题应该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而且还要考虑哪一个口号最能鼓励反对民族压迫和政治压迫的斗争。
在目前，改革正在激起一些民族争取在联邦之内实行自治，至少在民主化的远景在各地区以及全联邦的范围内还被人相信的情况下是如此。
在考虑苏维埃联邦内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互会的各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要排斥在官僚层和市场之间作一选择。民主的计划能够建基在它们之间的团结和互助上。
要促进民族之间的互相信任，就要对过去的历史作诚实的批判，而且对华沙公约也要重新商谈。先决条件是华沙公约的军队退出捷克。
8.苏联和东欧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一定要：
（1）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系；
（2）使反官僚斗争具有充分的解放的性质；
（3）与世界各地反对剥削压迫的战士保持政治联系。
只有这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派系才能以其反官僚的经验丰富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欢迎从外面来的国际主义观点，因为他们光是在苏联境内是很难形成这种观点，虽然这种观点对于他们的斗争是不可缺少的。
他们也应该与在“人民共和国”内进行同样斗争的所有同志联系起来。只有以他们的反大俄罗斯主义的立场，他们才能够帮助这些同志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倾向。
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591期1989年3月20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十六卷，1989年第五/六期，总第143期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 |
来自莫斯科的讯息——在第四国际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报道（﹝英国﹞彼得·弗莱雅，1988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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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莫斯科的讯息——在第四国际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报道
﹝英国﹞彼得·弗莱雅（PeterFryer）1988年10月9日
彼得·弗莱雅（PeterFryer）是《匈牙利悲剧》（HungarianTragedy）的作者，他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时被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工人日报》（DailyWorker）派往匈牙利采访，苏军镇压后一周离开，目睹全部事变经过。但是，英共不但拒绝登载他的报导，还把他开除党籍。弗莱雅在1958年加入了“社会主义劳工同盟”（SocialistLabourLeague）。今年（1988年）秋天，弗莱雅到莫斯科旅行，目睹苏联社会种种现状。回到伦敦后，他在“工人革命党”（WorkersRevolutionaryParty）出版的《工人报》第135-137期撰文讲述他的见闻，并在10月9日“工人革命党”举行的纪念第四国际成立五十周年的群众集会上演讲。
物资奇缺
据弗莱雅说，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已有三年了，但经济困难并无好转。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能提高物资供应，但戈氏的改革却不能。所有东西都缺乏——轮候房屋要等三十年；糖的供应奇缺，许多地区糖要配给；日用品如剃须刀片、灯泡等都严重缺乏。哥斯曹马市（Kostroma）离莫斯科300公里，以产肉类闻名，但该是居民没有肉类，没有乳酪产品，糖要配给，在冬春季节没有蔬果，要肉肠则要跑到莫斯科去买；而道路太差，以至工厂要用直升机运送牛奶和芝士。
莫斯科的大百货公司门口总是长长的人龙；妇女没有卫生巾，要每月清洗布条。工人工资一般是50卢布（官价1卢布兑1英镑，黑市价则是5卢布兑1英镑），但一对女装鞋价值30-50卢布，一顶帽40卢布，到餐厅吃饭最便宜的一餐也要5卢布。
同时，特权者都有专门店供应价廉物美、应有尽有的物品。一名异议者西维力夫（Zverev）指出：“戈氏所做的，是完全不侵犯官僚层的特权的；事实上，他会说官僚层应份享有特权。”
社会阴暗面
在莫斯科的酒店，娼妓有几百人之多。官方报纸《莫斯科消息》9月18日有一篇文章讲述这问题，标题是“晚间活动等女士和流动的音乐家”，文中指出最昂贵的娼妓聚集的具体地点，其中有十几岁的女孩子。在日本则出版了一个名单，列出“200名莫斯科女士”的相片、三围和电话。性病死灰复燃，艾滋病例也有80个。
另一方面，民众积压的不满和苦闷，通过酗酒来宣泄。全国人口有7成经常性的暴饮，而1成人则是酒鬼。由于父母酗酒，越来越多婴儿是天生残疾的。
有人告诉弗莱雅：“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人都偷东西，从工厂拿走任何想要的物件。工人的工作士气当时和现在都在最低点。人民处在一种麻木之中，什么都不相信，而广泛存在的对世事的轻蔑冷漠，至今仍一样。”
政治变化
目前的局势被形容为不稳定的僵局，而民众的不满每周都在上涨。不满的不仅是局势没有好转，而是官僚层的“开放”一翼日益倾向于专断。
人们在讨论关于未来发展和各种可能性，有人忧虑会出现军事接管，有人认为会出现局部地区的自发暴动，有人认为开放改革路线会逐步调低调子，有人估计会发生群众起义。被问及群众起义这个前景是否有真实可能性时，答道：“当然有。唯一不真实的是西方的所谓苏联专家的看法，他们只看到由上而下推行的有限度的改革。不过，及时开放改革政策推行的头两年，也已显示绝对无可能避免整个过程激进化。他们根本无可能从上头加以控制。1985和1986年的改革是在控制下进行的。但从1987年开始，已经不受控制了。戈氏领导层现在只能试图保持平衡，但这个平衡是不稳定的。到某个时候，形式就会像这个或那个方向急速发展。民族运动是一个指标，环境保护运动也是——它已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而在全国也出现了许多未被报道的罢工。”
在开放政策下，政治上的自由化取得了某些进展。列宁图书馆藏有3千5百万本书籍报刊，共247种文字；最近，它将斯大林时期被禁制的6千余本书解禁，放回书架上；目前，其中800本作公开展览。弗莱雅目睹人们热情的翻看这些书籍，并抄写笔记。但当弗莱雅去参观藏有1万3千件历史文物的中央列宁博物馆时，他寻遍博物馆内34个房间，只找到有一处提及托洛茨基——《真理报》1917年11月载有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成员的名单。斯大林也几乎被消灭了踪影，弗莱雅只找到他作为中委会成员时的两帧小照，以及他出席雅尔达和波斯坦会议时的照片。历史仍是在统治者的意识形态下玩弄之物。不过，最近的历史考试都取消了，因为学童以前读的历史教科书突然被舍弃。
人们利用开放改革政策说话和组织。今年5月，一个名为“民主联盟”的组织成立了，创办人是诺和沃斯加雅（ValeriyaNovodvorskaya），这位女士在1969年曾被捕及送往劳改，原因是她从苏维埃宫的露台散下传单，反对苏军入侵捷克。“民主联盟”自称是政党，有两个主要派系，一派是社会民主党人，一派是欧洲共产主义者。这个组织的徽号是狮头羊身蛇尾。
弗莱雅也会见了贾加里斯基（BorisKagarlitsky），他的重要著作是《思想的野草》，（TheThinkingReed:IntellectualsandtheSovietStatefrom1917tothePresent(1988)）描述1917年至8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该书已译成英文出版）。贾加里斯基所属的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主动”，出版的刊名为《左转》。贾氏在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因出版这份刊物被囚年半，他推动组成的组织决定再版这个刊物。他们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他们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组织，而作用则是培训干部以发展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弗莱雅询问他如何可协助他们的组织，贾氏说，他们在莫斯科只有一本《被背叛的革命》，大家只能手传阅读，他们希望多取几本《被背叛的革命》，也希望取得任何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东欧等的分析书籍。
当权者的压制
面对民间的反对声音和反对力量，当权者并非不断做出妥协。最近，当局成立了一支防暴队，专门用来镇压示威。同时，又在7月29日通过一项法例，规定任何人如果参加未经许可的示威，可被罚款3百卢布或监禁15日；一年内第二次被捕则可被罚款1千卢布或两个月的强迫劳动。
所以，当权者可以平反50年前的审讯案受害者，却不敢让一批民众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
在纪念第四国际成立50周年的集会上，弗莱雅用以下的话结束他的演说：
“目前这个过程是政治革命的开端。但是，革命从来不是可以预测的过程，它不会按事先计算的工整公式来发展。苏联和东欧的政治革命正以非常复杂、矛盾的方式展开，也定会以此方式继续……
在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所有物的群众，正蜂起反抗富有的、特权的人，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共和国在动荡中。中国有许多罢工，以致我们昨日在《独立报》上读到中国官僚派人到波兰接受防暴警察的训练。南斯拉夫在动荡中。阿尔及利亚是如此。缅甸是如此，智利是如此，巴勒斯坦是如此，南非是如此。
第四国际经过头五十年异常艰困的境况后，预告它的最后胜利的第一批钟声现已敲响了。而苏的工人现正开始斗争，导向重新夺回他们在1917年10月取得的所有成果，并将十月扩展到地球每一角落。”
译文原载香港《十月评论》杂志1988年11-12月号
龚绛录入 |
阿富汗：苏联不得与帝国主义交易！——第四国际声明（198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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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苏联不得与帝国主义交易！
第四国际声明（1988年3月21日）
在2月8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军队会在1988年5月15日起10个月内，从阿富汗撤退。
在决定撤军的时候，“导致军队在该国出现的原因”——援引布里兹尼夫当初进军时的用语——并没有消失，反而更为活跃；这个事实本身便充份证明行动的失败。8年多以来的干预，总结是极之负面的：
●苏联陷入侵略的沼泽之中，带来屠杀和庞大的破坏。
●它的干预受到阿富汗大多数人民的深刻仇视。
●阿富汗的“进步”政权比苏军干预之前更加不受欢迎，且更为脆弱。
●美帝国主义及其地区伙伴——尤其是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透过援助“起义军”——更大规模地干预阿富汗。
●美帝及其欧洲盟友，从全球公众舆论——包括工人运动——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的广泛反感之中，取得不少政治利益。
●在苏联本身，这个“肮脏的战争”在军队之中造成“道德败坏”，在人民之中造成深刻不满，尤其是在“回教”共和国之内，让反共的伊斯兰宣传取得数十年来所没有的活力。
我们为什么呼吁撤军
第四国际正确地判断：苏联军队的大规模入侵，不但违反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利，而且违反整个地区被剥削被压迫者的斗争和苏联国家的真正利益。延长这个干预，只能加深损害这些利益。这是第四国际呼吁苏联撤出阿富汗的原因。
到了戈尔巴乔夫所宣布的撤军决定执行的时候，它希望加以限制的破坏，已经极为重大了。
在2月8日的声明中，戈尔巴乔夫明确地拒绝将苏军的撤退连系到与美国和巴基斯坦有关成立新阿富汗政府的协议上，后者是巴基斯坦独裁政权所要求的。戈氏说：“这纯粹是阿富汗内部问题。只有阿富汗人才能解决它，即使他们属于不同的、甚至敌对的阵营内。当有人提议苏联必须参加谈判，特别是与其他国家谈判时，我们清楚回答：不要计算我们在内，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你们的。”
这个态度，与苏联军队在1979年12月粗暴干预的态度完全相反，也与苏联官僚历史上很多次与帝国主义谈判其他国家的命运，然后强迫它在这些国家的盟友遵守谈判结果的做法相反。
未来的日子将会证实戈氏宣布的原则是否只是偶然的论点，特别是鉴于在他领导之下，莫斯科现时正在鼓吹全国性“和解”，其特点是最坏的“和平共存”的幻想，这个和解道路在阿富汗已显出无效：纳吉布勒政府的“全国和解”建议被反动伊斯兰联盟鄙弃。
但这并没有阻止戈氏在2月8日的声明中，表示希望在中东、南非、柬埔寨和中美洲有同样的“和解”！我们会反对苏联任何企图施压力迫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接受与他们最坏的敌人的所谓和解。
苏联的责任是：无条件地提供援助，给予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的斗争中人民。只有这些斗争运动的领导人，才有权与帝国主义及其伙伴谈判协议。苏联当初要美国和巴基斯坦停止援助走访军，作为它从阿富汗撤军的条件，但它迅速面对美国的新条件：苏联在撤军后停止援助阿富汗政府。
苏联与美国的这种交易，越过它们的盟友，归根到底只会伤害更先进的革命斗争。例如，为了满足在阿富汗的要求，苏联可能以尼加拉瓜为代价而作让步，后者对它本身安全较少重要性。因此，我们在原则上反对这种交易，呼吁苏联不要与美国谈判便从阿富汗撤军。苏联必须立即从阿富汗撤军，和继续提供援助予阿富汗进步力量，斗争反对封建部族和伊斯兰反动派，后者得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回教国家的支持。苏联应该遵照它在3月17日的宣布布撤军，即使没有与巴基斯坦和美国取得协议。但苏联继续表示希望取得这种协议。
美国提高条件
甚至在苏联的决定还未实施之时，在敌人阵营内已造成深刻混乱，在国际平面上亦然。最反对的帝国主义国家由于可能失去近年来最主要的反苏论据而觉得厌恶。有些甚至谴责苏联撤军的决定是“马基雅维里式”（即玩弄权谋）的！为了令苏联更难撤军，美国正提高它的条件。
另一方面，基地设于巴基斯坦境内的伊斯兰联盟的不同派系，过去藉反抗苏联侵略者而维持团结的外貌，掩饰着分歧和仇视，现在正越来越公开地互相冲突。最近，最强大、同时也是最狂热和最反动的派系，取得了联盟的领导权。随着苏军撤出，起义军组织将会失去里根所说的“自由战士”的彩环，而暴露出真正的性质：极度腐化反动的组织，反映着互相争持、无可妥协地争夺权力的野心。
但即使阿富汗政府证明不能够克服苏军撤出的难关而倒台，也起码没有像苏联无限期地泥足深陷于阿富汗那样坏。无论如何，长远来说，撤军会有利于在阿富汗及其邻近国家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发展。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88年3月21日
[译自《国际观点》第138期]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3/4月出版 |
以色列军队撤出占领区！——第四国际声明（1988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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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军队撤出占领区！
第四国际声明（1988年3月21日）
进入第四个月的西岸和加萨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标志出巴勒斯坦人民自1936年起义以来，最重要的斗争阶段。
目前起义的主要特点是：
●它爆发的自发性质和从一开始便具有庞大的规模，卷进了被占领区人口的绝大部份。
●运动的先锋作用，由三个社会层份扮演；
1、新一代的巴勒斯坦青年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是鉴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层的政策已走入穷巷。
2、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中，妇女扮演了、且将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并未能反映在1967年以后的巴勒斯坦组织领导层构成之中。
3、始于1948年的难民营的居民，在起义中成为先锋。这点证实巴勒斯坦人民受到民族压迫，并不是只限于1967年6月被占据的西岸和加萨，而是主要由于1948年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立，作为一个基于驱逐和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主义国家。
卓越的自我组织
●起义从最初几个星期便出现卓越的自我组织。在西岸和加萨的城市、乡村和难民营内，成立了委员会，主要由以往没有组织的青年构成，显出了自发的运动。
与此同时，起义的一个“联合领导”成立了，作为运动之内的主要政治流派的结盟。这个领导的功能只限于号召集中的动员，即号召多天的广泛斗争，成为起义的高潮。但起义的最主要推动力量，仍然是各地委员会的分散的斗争，进行“流动的示威”，打击到犹太复国主义镇压机器失去了平衡。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深刻分裂
●在犹太复国主义国家1948年立国的土地上，起义不但激起了40年前留在这块土地上取得以色列公民权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积极支援，而且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内造成深刻的分裂。
上述的起义的特点，是与召开“国际会议”的呼吁互相矛盾的。该呼吁要求这个会议由帝国主义列强、苏联、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和邻近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参加，以决定“解决”以色列与阿拉伯人的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
由于会议假定是依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号1967年决议的立场而召开的，所以这个矛盾特别明显。该决议提议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稳定和被承认的边界内存在的权利”，以交换局部撤出1967年被占领的土地，以及保证它的安全和保安（包括与这国家接壤的地区非军事化）。
现在这个计划违背了西岸和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民甚至只是局部的真正自决权利。“国际会议”只会成为强迫成立巴勒斯坦附庸国的工具，这个附庸国会受到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和约旦王朝两方面的控制。唯一能符合巴勒斯坦起义者，特别是它的青年先锋的愿望的口号，是以色列军队立即、全面地而且最重要的，无条件地撤出1967年6月以后占据的土地。
这是唯一能切合西岸和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民局部自决的口号。它是起义的即时目标，透过由这些地区的人民自由民主选举自治政府机关的形式实现。依照这些口号，结合着全部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的口号，我们会奋力组织积极支援斗争中的巴勒斯坦群众。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88年3月21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3/4月出版 |
停止压迫泰米尔人！——第四国际执委会（1987年6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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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压迫泰米尔人！
第四国际执委会（1987年6月声明）
斯里兰卡种族主义、亲僧伽罗族的资产阶级政府，近周来骤然加强镇压北部及东北部的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政府除了在地面调动部队和炮兵攻击外，还派空军轰炸。
数以千计的平民被残害、残杀，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设立于北部的羁留营内，数以千计十四至三十岁的人遭肆意逮捕、盘问和虐待。尽管泰米尔战士顽强的抵抗和印度的压力已制止了军事进攻，但这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斯里兰卡政权避过了应得的国际谴责，部份原因是帝国主义有重大的利益牵连，它们要维持亚瓦德纳政府的稳定。美国认为与斯里兰卡政府搞好关系，对其在印度洋的战略大计十分重要。英国、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都在协助增强斯里兰卡政府的镇压机器，像派遣雇佣兵为斯国特别保安机构提供训练，以及供应空军设备等等。
必须指出，尽管贾夫纳的泰米尔战士被迫寻求印度政府支持，但是战士们不可对印度有任何幻想。
印度资产阶级国家在该区有野心，要在南亚洲建立霸权。因此，如有需要时，印度将为其私利而叛卖受压迫的泰米尔群众的意愿和期望。
印度政府希望将双方推入军事及战略僵持的死局。这种情况将让印度国家有最大摆布余地，向双方施予最大压力，以达致它想要的“谈判解决”，而不是泰米尔人所要求的：全面的民主权利、有尊严的和平以及真正的自决。我们呼吁：
●斯里兰卡统一国民党政府停止暴力镇压国内泰米尔人，特别是北部的泰米尔人；
●结束对贾夫纳的燃料和民用所需的禁运；
●释放所有政治犯和被拘禁者；
●谴责并制止帝国主义及其盟国支持贾亚瓦德纳政府；
●国际劳动阶级运动严厉谴责斯里兰卡政府，并要求全世界向这政权施加精神与物质压力；
●结束紧急状态，恢复全民（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的全面的民主权利；
●不得限制“锡兰商务工业及一般工人工会”和“工业及职工总工会”等的工会权利，也不得限制任何为苦难群众的合法要求而斗争的任何组织的权利；
●承认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保卫政治前途的权利；这是他们民族自治无可置疑的权利；
●各国政府庇护所有希望入境的泰米尔难民。
（欧炀刚译自《国际观点》1987年7月13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4卷第7期（总第127/128期）1987年7/8月出版 |
民众抗议奥拉里亚被谋杀——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86年11月24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相关链接：第四国际民众抗议奥拉里亚被谋杀——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10／11月第十三卷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奥拉里亚受虐杀的尸体在11月13日在马尼拉市郊被发现，引起了全国震动。奥拉里亚的父亲在1983年从狱中被释放后不久死去，他是菲国阶级斗争工会运动的中心人物，创办了『五一运动』。他死后，儿子奥拉里亚接替为『五一运动』的负责人，85年8月更被选为新成立的左翼政治组合『人民党』的主席。奥拉里亚被杀后，民族民主阵线宣布中止与政府的谈判。11月14日，以千计的示威者要求国防部长恩里莱辞职。以下，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致送『五一运动』和『人民党』的函件，表达对菲国工人运动的完全支持。『五一运动』和『人民党』的同志们：我们得悉『五一运动』和『人民党』主席奥拉里亚被残酷谋杀的消息时•感到十分震惊和哀痛。在这个哀伤的时刻，我们向你们表达完全的支持。我们请求你们向奥拉里亚的家人和朋友转达最衷心的慰问。我们呼吁所有工人阶级和进步、民主活跃份子加入抗议行动，在全球许多国家对谋杀事件作出反应。奥拉里亚之所以被虐待和谋杀，是因为他已成为菲律宾工人运动、阶级斗争工会运动和菲国战斗性左派的象征。奥拉里亚死后，仍有许多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干部，失踪了和不断失踪。然而，资本主义反动势力这次新的罪行是尤其严重的，因为这是首次有一名合法左派的民族领袖被绑架和残杀。军方正发动许多挑衅性行动，尤其是在10月逮捕色拉斯（色拉斯被指为菲共1977至1986年中的主席)。这些行动的目的很明确：阻止民主权利扩展，初期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自86年2月以来争取到的斗争成果，重新制造恐怖气氛•为回到独裁统治铺好道路。奥拉里亚被谋杀，不能也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他为工人阶级和菲国贫苦群众进行的斗争，会持续下去。今天，更迫切需要建立积极支持菲律宾工人运动和人民／运动的团结行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86年11月14日（《国际观点》86年11月24日)图：奥拉利亚举殡——装载着遇刺丧生的劳工领袖奥拉利亚及司机的灵柩的卡车，周四缓缓驶过马尼拉街道。数以万计支持者送殡。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不得迫害矿工！——第四国际声明（1985年4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不得迫害矿工！
——第四国际声明
经过一年的英勇罢工行动之后，英国矿工被迫恢复工作。他们的罢工是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历史上最长的群众罢工，以坚决反对资本主义的失业和紧缩政策，激励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但矿工及其家庭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两名矿工在纠察线上被杀；一万一千矿工被警察拘捕；超过700名矿工由于参与罢工而被解雇，接近100名矿工正被囚禁在监狱。数在百计的矿工将会在未来几个月被控于法庭。长达5年的严厉刑期落到肯特郡的法兰治等矿工身上。一些罢工者正面临更严厉的惩罚。那些被判有罪的矿工，不但面对监狱刑期，更面对一生的失业。那些被法庭判罪的矿工，被煤矿雇主解雇。他们亦被加上仍在罢工的藉口而被剥夺国家福利。大赦的要求被拒绝。解雇行动被用作削弱工会组织运动的一部份。
现在需要一个国际性支援行动，要求英国政府大赦被解雇和被囚的矿工，和为他们家庭筹款。
罢工所得到的庞大国际支援，标志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认同矿工的斗争。现在，同样的力量必须投入紧急保卫这场斗争的受害者的运动内。
英国国家和煤矿雇主的目的并不只是迫害矿工战士。如果这个报复运动不受到制止，其政治后果是恐吓英国和各国工人坚决保卫工作职位的斗争。成功反抗这个迫害浪潮，将会大大帮助击退管理局对全国煤矿工会的进攻。
矿工的罢工是为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而进行的罢工。保卫那些被迫害者的斗争，是保卫全体工人的斗争，包括那千千万万在未来岁月会模仿英国矿工的勇气、战斗性和坚决精神而投入斗争的人。
不得报复迫害！
大赦被捕罢工工人！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85年4月26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5年第12卷第5期（总第101期） |
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于1月召开——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5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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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于1月召开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5年2月18日
赤心译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于1985年2月18日发表以下声明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代表大会于1985年1月召开。参加此次大会的有约200名正式代表，兄弟代表，观察员和特邀人士。
议程上有六份决议：
·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决议，重点是世界革命不同部门中的危机的影响和发展——特别注意反紧缩和军事化的斗争——并着重于国际及其各支部的活动和运动的优先事项。
·关于中美洲革命的教训和前景的决议，其中特别注意吸取尼加拉瓜革命的战略教训，并确定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团结运动和声援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人民的团结运动的当前背景。
此外，还讨论了桑地诺政府的性质、其经济政策和萨尔瓦多革命的现状。
·波兰的政治革命和反革命的决议，讨论了反官僚群众起义的最大经验，团结工会的收获，以及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权下的抵抗任务。
除了这三份涉及当前国际事件的主要问题的文件外，另外两份文件涉及较一般性的纲领问题:
·第一份，关于不断革命论和工农政府概念的相关性，根据阶级斗争中发生在的主要事件，重申了第四国际形成的总体纲领框架的有效性和相关性。
·第二部分题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它延续并结束了上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开始的讨论。它总结了第一批工人国家的官僚退化和反官僚主义斗争在革命政府与民主之间关系（革命后党、工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民主权利的保障、多元主义、经济计划优势下民主的功能特征等）问题上给我们的教训。
·最后，一份关于《建设第四国际的现阶段》的书面和口头报告提出了今后几年的展望和任务，并讨论了国际及其各支部之间的关系和其他革命流派的问题，各支部的社会转型问题和它们在主要工业部门和民众运动中的扎根问题，国际本身的运作和领导结构问题。
所有这些决议都是报告和反报告的主题，这些报告或由公开的国际倾向（其中有两派）提出，或由代表各自支部多数派的代表提出。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即将离任的多数派提交的文件赢得了绝大多数投票，根据主题的不同，得票率从66%到80%不等。它们将在一份特别出版物中出版。
大会还收到了即将离任的领导班子关于其整体活动和干部教育政策的书面组织报告。
大会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各委员会的会议和报告，研究特定支部的情况。根据资格认证委员会的报告，承认了第四国际的五个新支部（巴西、乌拉圭、厄瓜多尔、塞内加尔、冰岛）以及若干国家的新的同情团体。国际今天总共在大约50个国家有组织。
大会在其工作结束时选举了一个新的国际执行委员会，其成员少于之前，以便改进其职能和定期召开会议。执委会依次选出书记处。
国际执行委员会由来自27个不同支部的成员组成，书记处由来自12个不同支部的成员组成（由每次执委会会议重新选举），负责领导国际直到下一次世界代表大会。
第12次世界代表大会以致敬自上一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去世的成员为开幕，以声援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斗争中的所有积极分子和战士的宣言闭幕。
除了大方向的决议外，大会还通过一系列动议，声援英国矿工、4月20日即将举行的美国反战示威、爱尔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叙利亚的政治犯和我们被囚禁的日本同志。
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第23卷第6期，1985年4月1日出版。 |
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一九八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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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一九八五年二月）
[编者按：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在1985年1月间召开。参加会议者有200人左右，包括来自五大洲的50个国家支部的正式代表，和同情组织的代表、观察员及特邀人士。
大会在讨论后通过了五个决议，它们是：《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中美洲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建立第四国际的现阶段》。]
（一）总的世界局势
（1）最近15年间，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世界工人阶级的领导层危机，都已加深。
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其特征表现在以下各因素的结合上面：
·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是长期经济萧条及长期的、影响深远的社会危机，更有日益严重的环境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国际力量关系恶化，1975年帝国主义在印支的失败，就是这种恶化情况最明显的表现；
·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资产阶级领导危机加剧，特别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
·工人阶级组织力量空前强大，是战后长期经济扩张的产物；
·在受强国支配的国家，社会及民族解放运动力量增大与扩张。
（2）由于伊朗王独裁政权被推翻，尼加拉瓜桑地诺解放运动取得革命胜利，和萨尔瓦多的内战，上节所述的危机在1979年大大地加深了。
对帝国主义而言，社会主义革命在中美洲的扩张，是决定性的挑战。这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的独占区域内发生的。由于群众运动正在震撼拉丁美洲的南半部，社会主义革命在中美洲的扩张替这些群众运动开启了革命的远景。这解释发为什么美帝的反应如何激烈，而革命运动要争取新的胜利如何困难。
更一般地来说，在一连串半殖民地国家所发生的经济灾难及资产阶级统治的结构性危机，由于其严重性及野蛮性，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爆炸。在同一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巨大组织力量，也正在一步步地反抗资本家的紧缩政策及军事化攻势。
在波兰开启的政治革命，也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有影响，特别是在欧洲。它证实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以及总的解决人类危机的能力。波兰工人在81年12月以后的抵抗力量，仍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因素。
（3）国际力量关系在结构上的恶化，对帝国主义不利，但并不意味它已无力作出反应。美帝在印支战局失败后或在伊朗王及苏莫沙下台后，在政治上所表现的半瘫痪，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几个因素结合起来的关系。这种局面有其政治理由，主要是与美国国内政治有关。
从1979年开始，帝国主义的反攻已经愈来愈明显；里根政府一年后上台以后，这个反攻更为加紧了。
反攻的目标，首要的是中美洲及中东的殖民地革命。在帝国主义国家，反攻的方式是打击工人阶级的紧缩及重整军备的政策。它对苏联施加愈来愈大的军事及经济压力，虽然还没有进入新的冷战时期。帝国主义的用意是要迫使陷于困境的官僚层，与它商议，使后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对世界力量关系作出新的调整。
（4）在短期内，帝国主义反攻的目的，是阻止新的革命在半殖民地和半工业化的国家爆发，而且打算击败像在尼加拉瓜那样已经得到决定性胜利的革命。
在帝国主义国家，它以减低群众的生活水平及长期失业——以减弱工人运动的组织力量——来创造条件，大规模地攻击工人阶级的社会福利和民主权利（罢工权利、组织工会的自由、示威自由等等）。
1980年9月，独裁政权在土耳其建立，帝国主义的反攻已经使土耳其的群众遭受严重的失败。它也使巴勒斯坦、黎巴嫰的群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遭受惨重的失败。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反革命干涉，促使该岛革命失败。它具体地证明美帝的意图是用军事力量来攻击中美洲的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某部份工人阶级也遭到了局部的挫败。
但是，帝国主义的反攻，既没有决定性地打败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稳定大多数半殖民地和半工业化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它既没有击退正在前进的群众运动，也没有在任何己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恢复资本主义。
因此，它还没有基本改变全世界的力量关系。
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长远方法，不单是局部的军事或外交的胜利，或者工人运动力量被逐渐侵蚀。它需要在一连串主要国家使工人阶级组织发生质的恶化及遭到彻底的失败。
以下这些过去十年中有效的「安全活塞」已愈来愈不能吸收危机的震波了：向「第三世界」的半工业化国家输出资本；在这些国家及属于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国家扩大市场；发展东西方贸易；生产中心移向其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的有限度改变，并不足以保证利润率适度上升。要这样做，一定要野蛮地削减工资，大量地瓦解社会保险制度，大量的失业，更低的补偿金等。
（5）目前世界局势的动力，首要地是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官僚化工人国家统治制度的危机、和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危机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动力。
一、苏联官僚层趁印支革命胜利和帝国主义暂时瘫痪之际，打算以不太大的代价来改变地区性的力量关系（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使力量关系对它有利。
但是，从帝国主义反攻开始，克里姆林宫就采取一条与帝国主义全面商谈的路线，在必要时牺牲某些国家的群众运动。这个路线可以从1982年6月犹太复国主义进攻时它对巴勒斯坦运动的态度得到证实。
以不妨害全部商谈为前提，苏联官僚层继续帮助某些民族解放运动。但同时，它也要限制对它们的援助。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与帝国主义的交往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苏联官僚层也要考虑那些大半是不受它控制的社会政治力量。同样地，帝国主义也不再控制所有的反革命力量。
至于中国官僚层，经过它与帝国主义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资产阶级「缓和」，它不但大大地帮助了东南亚资产阶级的反攻，而且帮助限制印支革命胜利的影响。在它全部「转向」和「非毛化」的结构内，它去年又重新与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苏联官僚层与中国官僚层对帝国主义及世界革命的基本态度的背后，是他们基本的反革命保守主义。
二、从紧缩政策攻击开始，改良主义官僚由于与资产阶级订定了一连串社会协定与社会契约，以及慢慢地向大资本的经济社会目标投降，所以已经在政治上解除了工人阶级的武装。因此，他们造成了几个重要国家的有组织工人运动的减弱。另一方面，采取阶级斗争路线的派别，以及能够代替改良主义官僚的革命领导层，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至少是局部地）消除官僚叛卖的不良影响。因此，在以社会主义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道路上，主要障碍物仍然是无产阶级的领导的危机。
三、最后，虽然帝国主义的经济危机及其军备竞赛的威胁如此大，但由于苏联、东欧或中国的官僚政权把「社会主义出路」弄得丑恶不堪，因此阻碍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在较少程度上）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运动走上反资本主义的道路。
柬埔寨悲剧及中越战争都使社会主义蒙羞。苏联之干涉阿富汗，占领该国，以及苏联军队所实行的战争方式，都有利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反攻及其丑化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
1981年12月13日波兰改变所发动的政治反革命，更加使人们怀疑社会主义。
这些丑事对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的直接影响则较小，特别是因为苏联的生活与文化水平看起来要比那些受帝国主义掠夺的国家高得多。同时，官僚层也已经给某些革命运动有限的但实在的援助。然而，由于发展中的群众运动经验的结果，在克里姆林宫与这些国家的各种不同流派之间，可以开启新的政治空间。
（6）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其技术的选择和消费的模式，一向由短期和中期的利润动机决定。这些利润动机由各个公司根据其特殊利益分别计算出来。这些选择和模式已经被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当权官僚层模仿。所有这些过程把世界更带近生态的灾祸。自然资源之被破坏，以及实际发生的大灾难（例如印度的博珀尔省漏毒气事件），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特别是在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国家。
约9百万种合成化学产品会不会导致癌症，到现在还不知道。水与空气的污染已经对海洋、江河和森林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原子能的「和平」运用已经在帝国主义和东欧国家产生了灾祸性的意外事件。每一年有3%热带森林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木浆的需求和家畜饲养而消失了——这就导致沙漠的产生与扩大、水灾、及可耕地的破坏。
（7）由于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是世界性的，因此，在主要的帝国主义或半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之内，群众运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直接地提出用革命来夺取政权的问题——这是站在被剥削群众的利益立场来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方法。
所以，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中，还继续会有长时期的痉挛性的变乱，重大意义的斗争，前革命的危机，之后的事变性的退潮，又或甚至新的革命爆炸。
决定人类前途的，就是这些斗争的结果。从长远看来，资本主义的危机或会产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或会使人类倒退回野蛮状态。从历史上看来，如果不解决主观因素的危机，就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因为主观因素愈来愈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了。
（二）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
（8）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是由长时期的经济萧条引起的。这个长时期的经济萧条，从六十年代末期开始。它已经产生了一连串愈来愈严重的经济衰退（1970－71，1974－75，1980－82）。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周期的逻辑，它也能够有短期的生产和国民收入的恢复，例如像1983年开始的这段时期。但是，整个趋势还是长期平均生产率下降。
经济萧条的主要特征，是长期的结构性失业增加，和持久的通货膨胀。以帝国主义国家为例，官方的失业人数统计，已从七十年代初期的1千万人，增加到1975年的2千万人，再增加到1982年的3千万人。再过几年，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4千万人。这还不包括「自动从劳工市场撤退」的——特别是妇女——而且不再包括在失业数字内的人们。
虽然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减低了些，特别是因为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采取信用紧缩政策的后果，但是通货膨胀率还是跟「稳定的货币制度」相差太远。因此，生产的下降未及1929至32年的时期。然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使世界信用和银行制度有崩溃的危险。
这个崩溃危险的威胁，使国际资产阶级面对一个惨痛的选择。如果它要不惜代价来限制通货膨胀的话，它就继续加强限制信贷；这就不但使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工业部门有崩溃的危险，引起世界贸易的急剧的、灾祸性的减低，而且可能会引起世界市场的混乱。如果它为了吸收危机而让通货膨胀猛烈地发展下去的话，它就有直倒向财政「崩溃」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结算银行等组织所设计的保险措施，会碰到一个决定性的障碍物：在一个大银行面临崩溃威胁的时候，怎样在几个中央银行，换句话说，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配挽救行动的费用。
其实，助长战后长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首先就是信贷的膨胀，因为这个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是信贷扩张到资本主义公司、消费者、帝国主义及半殖民地国家的政府。
为了吸收1974－75年的经济衰退的效果，就发生了信贷激烈地扩张到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及官僚化工人国家。今天，公共与私人的负债总额达到大到难以相信的7万亿美元的数字，其中「第三世界」国家负债总额是8千亿美元。
在这个巨大的债务中，私人资本主义公司——其中有很多是在破产的边缘（包括重要的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法国、意大利、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丹麦）占了很大的数额。这债务大都集中在几个银行的手中。这些银行的实际的财力是顶不住无法偿还的债务的。
「第三世界」的几个大债务人（债务国家）的破产，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银行挤提，终于使银行本身倒闭。帝国主义统治者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想办法不让这个局面发生（譬如在墨西哥所达到的协定）。不管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如何有效，他们也无法消除这个世界信贷危机的根源。下次发生的时候，就会有大批国家的债务所引起的严重紧张状态多重化。同时，国际机构（主要地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会扮演更强的「管制」的角色。因此，反对资本主义解决债务问题的方法而进行的斗争是主要的任务。
由于1929－32年的「经济大恐慌」的教训，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创立了控制银行的全国制度，以便在危机时，由中央银行来帮助有困难的银行脱离困境。但在国际平面上，并没有一个「最后关头的贷款人」。在国际平面的「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就需要有一个国际性的资产阶级国家，换句话说，需要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消失。在危机的时候，这不但不会使危机减少，而且会使危机加剧。
不管想出的是什么方案，不管帝国主义之间的妥协是怎样造成的（经过愈来愈顽强的讨价还价及尖锐的冲突），银行崩溃的威胁还是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虽然我们不应该过份地相信世界必然会发生「黑色的星期四」，但是为了在几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要采取的行动，以及为了改变世界上的力量关系，我们应该把这个危险所永久包含的东西考虑在内。
（9）当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加剧的时候，它产生了非常强的保护主义的压力。这表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自由贸易是有限度的。每个帝国主义国家就想以输出来解救自己，换句话说，因为输出的总量是无法增加了，所以大家就想把失业输出给别人。
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剧烈化，是在美帝的优势大大减少的情况之下发生的。美国几十年来比日本及欧洲的竞争者有更高的生产力，现在已经不如从前了（汽车、钢铁、机器工具、电机设备、机械人）。
在亚洲的重要区域，美帝已经（在输出、投资方面）全部被日本资本超越。而且日本与欧洲帝国主义试图在中东与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甚至于在美国国内市场，向美国资本的独霸挑战。虽然欧洲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与美国有经济和政治的矛盾，但是欧洲帝国主义却在欧洲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市场上建立了桥头堡。美帝补偿这个弱势的方法，就是重新工业化（特别是在高技术部门），操纵货币，及利用它的还非常强大的军事优势。它比欧洲许多竞争者优胜之处，是它有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机构来帮忙它实现这些目标。但它也有一个大的危险。如果它滥用它的政治军事的优势来减弱或者压榨它的欧洲盟友兼竞争者，它就会推使它们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甚至建立独立的军队（包括核武器）。欧洲帝国主义早已有能力这样做。
更一般地来说，帝国主义之间竞争的加剧，会迫使美帝采取置其本身利益在帝国主义制度总利益之上的政策。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最初在每个大帝国主义国家显现，现在倾向于转到国际平面。从第二次大战直至七十年代初期，美帝的霸权本来是帝国主义制度相对稳定的因素之一；现在，华盛顿的政策却变成在国际平面上使资本主义秩序不稳定的因素之一。这个不稳定是因危机而造成的，它又反过来使危机加深。
欧洲经济共同体已经经受严重的紧张关系，这可从它之不能够稳定欧洲货币制度，多次改变欧洲参与国之间的汇兑率，及极难设立一个有动力的、有效的工业政策等等上看出来。其它问题包括农业政策的矛盾的加深以及许多参与国反对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加入。但是，在商业上，以及在军事和太空生产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完整性却经得起经济萧条的震波的考验。保护主义倾向的大规模重现，主要是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日本和美国之间，而不是在共同体的参与国之间。最强硬的保护主义政策又更加影响了被支配半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品的输出。
西德帝国主义本来是战后经济扩张的「动力」之一，也是在七十年代「缓和」危机的因素之一。它之所以有这个独厚的环境是因为它在世界市场（机器、电器、汽车）上所争到的地位。而其主要原因是生产力的进步与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的比较稳定。它的这个国内的稳定主要是社会民主党当政时所实施的改革所造成的——长时期的经济发展反过来使它有可能实施改革。
但是在社会民主党领袖舒密特执政的末期，这些优点已经消失了。东欧及半殖民地半工业化国家的欠债，阻止了德国出口的扩张。经济发展速度的减退，再加上1980－82年的经济衰退，使德国的财政及社会福利制度方面发生赤字。这导致资产阶级实施紧缩政策。继任的基督教民主党政府更将紧缩政策升级。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被破坏，所以就有利于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回复及工会内部的分化。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期，还在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中加强它的地位。到今天，日本经济奇迹已达到终点了。1980－82年的国际经济衰退的恶化，标志了日本商业扩张的极限。某些工业部门，如钢铁、造船及汽车，已经像北美洲与欧洲一样，受了生产能力过剩与销路缺乏的影响，虽然这些情况比北美与欧洲迟发生几年。公共消费的危机似乎愈来愈严重。像它的竞赛对手一样，日本也不会再有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的高度生长率。
（10）这个危机对帝国主义国家内社会和政治的力量关系的影响是不平衡的。
资产阶级为了克服危机而对自己有利，必须把紧缩政策强加给工人，而且要粉碎工人的抵抗。它已经发动了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的攻势来实现这些目的：
·削减工作及降低生活水准的攻势；
·对社会保险及社会福利制度提出质疑；
·把国有化部门私营化；
·攻击公共部门与公共教育；
·推行种族主义的宣传和实施反移民的政策；
·对雇用就业妇女进行攻击；
·发展一个充满最反动观念的思想攻势。
这个政纲已经开始在右派政党执政的国家（美国、日本、英国、西德……）大量地应用，但是，虽然比较片面地，也在工人政党执政的国家（法国、西班牙、希腊……）应用。对资产阶级而言，它不是「最高的」政纲。资产阶级必须专横地强迫施行它的解决方法，以致危机能够被解决到对它有利。
这个攻势已经产生了第一批结果：失业人数大为增加。这里我们应该提一下，在开头，失业只影响工人阶级中最脆弱的部份，现在则打击到工业的据点。
工人阶级传统领导层的态度，大大地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攻势——当他们面对资产阶级的计划，就产生了共谋关系的被动性；当他们执政时，就向资产阶级的要求屈服；当工人动员起来时，就分裂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已经不遗余力地抑制、分散工人动员，而且不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发动全面的还击。
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密特朗（法国）、龚沙勒斯（西班牙）、帕本德里奥（希腊）与资产阶级的计划站在一起而准备右派的回朝，正像加里汉（英国）和舒密特（西德）替撒切尔夫人和高尔的当政铺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克拉克西是基督教民主党的拐仗。在比利时，政治的及工会的分裂，使公共部门的工人动员得以被阻止，而且使政府苟延残喘。
传统领导层的政策已经让资产阶级得以对工人阶级作严重的打击。工人阶级已经在一连串国家里遭受重大的局部的失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制订策略时，应该把这点考虑在内。
工人阶级起初的还击之所以有限度而且不平衡，可以由危机本身的结构来解释。最先受到打击的是无产阶级中比较脆弱的而少组织的部份：移民工人、妇女、青年、老一代工人——所有都没有获得全面的阶级团结的足够保护。
反动力量利了这个局势，也利用了所有涉及移民工人的改良主义政策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的影响。他们发动了畏惧与憎恨外国人的运动。这个运动在人民的某些层份有了一些听众。工人运动的大队伍只有在后来才开始受到重大的打击：在1979－80年左右，比利时瓦龙区、法国、英国及西德的钢铁工业；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公司；英国莱伦汽车公司，德国的德律风根等等。当危机加深以及社会保险制度受到紧缩政策打击的时候，群众的反抗运动就会开始在工人阶级的主要部门集结力量。
更一般地说来，自从1975－76年以来，欧洲工人运动不得不采取守势，其原因不但是经济危机，而且也是政治因素的关系。几个主要的工人政党主动地帮助葡萄牙「民主反革命」的胜利。他们赞成在西班牙建立议会的君主制政权，以及稳定被第一批危机的动荡所震荡的资产阶级政权。
最后，工人阶级先锋队在1960－75年的扩张时期所用的还击形式已经失去效力。改良主义者所实施的社会契约和紧缩政策，已经增加工人阶级的混乱。在很多国家，工会官僚的重要部份（包括被认为是左派的人）支持一部份老板所推动的保护主义运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深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而且是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无法团结起来进行大规模还击的理由之一。
工人运动面对危机时所呈现的混乱，以及它在经济与政治方面所遭受的局部失败（譬如在英国）已经使某些国家（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的工会运动变弱，尤其是工会会员人数下降。但是：
一、这个倾向并不是普遍的。小的北欧国家就没有这个倾向。西德则刚刚开始有这个倾向。
二、在大多数国家，这个倾向与失业人数的多少没有关系，换句话说，目前的情况与1929－34年的危机不同；那时候，失业情况愈严重，工会就愈弱。
三、这个倾向是很矛盾的，因为虽然工会会员减少，但是（西班牙的）工厂委员会的选举的投票人数并没有减少，而且工人阶级在工厂、在工业区、或者在工业城中所表现的战斗精神并没有减少。
从另方面看来，改良主义政党在法国、希腊和西班牙，以及较小程度在瑞典的选举的胜利，隐隐约约表现出基本的社会力量关系，和劳苦群众反对失业的增加与生活水平的继续降低。这个反对情绪，由于缺乏阶级斗争的道路，就表达在选举上。但是，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些「改良主义」的胜利的动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胜利发生在工人运动的挫折与分裂的时期以后，而不是工人阶级强大动员要求马上采取反资本主义措施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当然觉得改良主义政府还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它们并非首选。
（11）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局势还远未稳定化。
一、各种不同形式的资产阶级政府都无法克服资产阶级的领导危机。
·西德反动政府正处于失去信用的过程，它在1987年的重选，受到联合政府中的伙伴自由党的衰落的威胁。如果资产阶级政党在1987年的大选中只得到少数的选票的话，这就会使在帝国主义欧洲的心脏地区所开放的不稳定时期严重地急激化。
·不管哪个政党执政——资产阶级政党或是社会民主党——在最近几年，我们看见工人阶级的抵抗运动正在发展中。较广大的工人阶级的斗争的复苏现象已经在下列国家出现：葡萄牙（1982），比利时（1982－84），意大利则有工厂委员会的令人可畏的还击，与工人阶级反对有关工资与物价比例相应调查制的法令（1984春天），西德则有在工程与印刷工业中为35小时工作周而进行的罢工（1984），西班牙则有反对关厂的抵抗运动。
·这个抵抗资产阶级政府的紧缩计划的高潮，就是英国矿工将近一年的罢工。这个罢工表现出目前的抵抗运动的潜在力。
二、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攻击，已经触发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这个群众运动，一般说来，是不受旧有的工人阶级组织控制的。在西欧，几百万人民第一次动员起来这个帝国主义反攻的支柱。大多数人民都是第一次质疑西德、英国、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国际战略，质疑他们的亲美立场与作为北大西洋公约国会员的身份。由于旧有的工人阶级组织持有同样的观点，所以群众运动在影响旧有的工人阶级组织的时候，也——特别是在西德——质疑「一致同意国际政策」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一致同意」一直是社会安定的一个基石。
三、在过去，改良主义的领导层及组织，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或者是斯大林主义，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之内建定了地位以后，就向利润的逻辑低头。因此，他们就自然而然地跟从资产阶级的对付危机的社会与经济政策。在这些情况之下，旧有的群众组织内部的分化就比较复杂，依国家而不同。
欧洲工人阶级内部的唯一的「古典的重新组合」是在英国发生。在工党（以及在工会）内出现了左派。这表示，将来在其它国家，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大多数原先是斯大林主义的政党，都出现政治方向产生深刻的危机，有些政党（如西班牙共党、荷兰共党、英共及比利时共党）处于分裂的过程中，有些政党（如法共）则元气大伤。但是没有一个党内部出现了真正的左派。同样地，这个对旧有领导层的不抱幻想，只表现在工会的内部由于某些问题而产生小派系（如意大利和比利时），但是这并没有向旧有政党把战斗性引导到选举方面的能力挑战。在西德以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失势引起一个新的「另一党」或者「绿党」的组成。这些新党抢去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也很大程度阻碍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化。
所有这些发展需要第四国际欧洲支部作出特殊的反应。
这个过程虽然会受到国际的阶级斗争（如今天的英国矿工罢工）的影响，但是会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走不同的路线。我们不能排除一个可能性：旧有的工人组织，由于危机的政治与社会的效果，而产生动荡与重新组合。这就为革命者创造了新的活动的机会，他们的任务在于加深这些分化（分化也在架构内存在）。
（12）但是，罢工运动停滞不前或者暂时下降，年青人似乎对政治不感兴趣，和右派和极右派的思想攻势，都不表示我们应该对整个局势得出印象主义的结论。在资本主义欧洲的议程上，资本主义要解决危机，并不能通过工人失败的积累或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反抗也不是革命出路自行垮台。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群众对危机的打击感到不可忍受，以及工人运动开始重新组合。同时，我们将要看见改良主义对工人的士气与斗志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两个过程中，其中一个最后一定会赢，另一个一定会输。资本主义危机的加深，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工人阶级照样保持斗志，以及工人运动重新组合的开始，所有这些表示在一连串的国家里，局势可能会有急剧的改变。
在美国，工会官僚屡次出卖给帝国主义和老板，资产阶级国家机构与两党制彻底融合，工业逐渐地向大多数工人没有加入工会的南部和西部移动，这些已经深深削减工会运动。资本主义的反攻比在欧洲、日本、澳洲或加拿大收获更大。但是工人阶级开始出来反对在里根政府之下老板和国家从工会官僚那里所取得的无可忍受的让步。一部份工人阶级与黑人群众所发动的初步还将会继续发展。这些斗争，特别在黑人群众中间，可能会提出工人阶级政治的独立和与两党制决裂的问题。争一个独立于资产阶级的群众工党和黑人党出现的斗争，是日益迫切了。
（13）第一件紧急地要做的事，是反对任何失败主义，也反对任何低估危机的严重性、长度与后果（穷困、更多的反动政权、独裁、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
决定性的斗争是在我们前面，不是已经过去了。
工人与社会运动的斗争能力还是很巨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能会建立我们的组织：不管是怎样暂时的挫折，我们并不是在工人阶级愈来愈被动的时期。但是将来能否胜利还是要看能否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地实践它的任务的革命领导。
这并不会自动地发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着挑战。而对着无数次资本主义欧洲的激进化和重新组合所走的「弯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根据每一国家的特殊情况来应用它的知识库中所有的战略与策略，譬如在其它政党中作为一个小派系而工作；与其它革命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包括合并，实行进入主义等等。
但是，不管所采取的是什么策略，我们在资本主义欧洲的国家中所采的政治路线的中心点，必须是工人的联合阵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现在还在改良主义的控制之下，因此我们的策略决不能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如果我们不把工人的联合阵线当作政治路线的中心，我们就不能得出面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
为了要在工会中建立进行阶级斗争的派系，或者为了在某国家采取政治的主动力，我们应该扎根在工人阶级中间。这个工作应该是不断的工作。任何上述的策略都不应该被解释为抛弃这个不断的工作。
（三）不发达国家的危机
（14）占有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工业化国家，突然地在1979－80年进入危机。其中很多国家还在帝国主义国家进入危机之后进入危机的。他们的情况在1981、82、83年变得更坏。
他们原先已经经常地遭受失业与就业不足的折磨，现在他们更遭受了生产下降、输出品数量与价值降低，及就业人数剧减。他们的平均收入因人口增加更为减低。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层份受的打击最大也最直接。城市及乡村的小资产阶级的收入急速地下降。社会不平等无情地增加。本已稀少的公共服务与设施正分崩离析。营养与健康情况惊人地恶化。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已经作了一个新的跃进。
在过去几十年中，这些国家与世界市场更彻底地融合；1974－75年的经济衰退的最先的后果就是国家财政赤字增加。他们的债务滚雪球般增加，在1982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潮，因此给帝国主义很大的借口来催逼与强加特别野蛮的紧缩政策，因此更加加深了社会与政治的危机。
而且，危机的来临更加扩大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分化。
（15）在最穷的国家，主要是在非洲，但是也在亚洲南部与拉丁美洲，危机已经达到灾祸性的程度。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已经降落到世界银行的恶棍们所定的「最低限度」之下。更多更多的人民不能得到他们的地区的居民每日所必需的食物摄取量。
在以下几个国家，大多数人民在挨受饥灾：撒黑尔、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乍得、孟加拉国、巴西的东北部、扎伊尔、加纳。在最近几十年，饥灾的范围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却推行一个补助的政策，来减少谷物的产量以提高价格。
市场关系一旦在某个国家的乡村发展起来，这些市场关系不是导致粮食生产接近完全毁灭，就是导致大量地减少在农场上消费的粮食生产——因为如果农民要获得他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货物，他首先要为市场而生产。这些国家的农业结构经受到极深的变动（变动部份是由大农业企业所推动）。结果，这些国家不得不愈来愈多地输入粮食。这些国家的收支，本来已经很不平衡，因为输出品的价格下降，输入的工业生产品的价格增加，能源价格增加，债务的利息也增加，现在，这些粮食输入品更使收支不平衡恶化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的「稳定化计划」，只会扩大与加深经济衰退的潮流。这些依靠他人的经济，由于要屈服于价值规律的无情的逻辑，更加被这种屈服推向落后。社会分解的过程产生了两重后果：一方面是饥饿，大量的失业与就业不足，收入剧减；另方面是统治阶级的毫无限制的贪污和「世界末日」式的政策。
这些最穷的国家，除了他们自己的最特别的特征以外，还呈现了半殖民地国家的所有的典型特征：农业及农业生产占主要地位，输出主要以原料及农业品为主，弱小的工业基础几乎完全朝向消费品生产的最后的过程，工业无产阶级微弱，农民的比重大及社会分化愈来愈厉害，帝国主义对重要部门有直接控制。
因此，其中的某些国家面临尖锐的社会爆炸与政治痉挛。这可能导致革命前夜或者革命的危机。
（16）在过去十年来，这群半殖民地国家中，出现一些半工业化的国家。这些半工业化的国家，虽然还被帝国主义经过技术、信贷、商业关系（保险、运输、分配）及机构的连系（国际货币基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贸易协定）等手法所控制，但是不再有所有的发展不足的特征了。
即使这些国家比过去更依赖帝国主义的借款，但是依赖帝国主义的借款毕竟与本身是帝国主义的财产不同。
某些半工业化国家已经发展了永久性的工业基础，甚至于重工业部门，而且输出这些工业品。它们的资本结构中不但有很大成份的帝国主义公司的参与，而且也有它们的「民族」国家的参与。这些国家包括：巴西、墨西哥、南朝鲜、阿根廷、土耳其、南非、台湾、新加坡。其中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占工作人口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在质量上已经比最穷的国家强得多。
它们其中的一些国家已经积存了很大资本储备金：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波斯湾酋长国。它们其中的最后一批原先就有工业基础：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伊朗。
在所有这些国家，国家在动员资金方面（经过银行及各种金融机构），在投资方面（在重工业，也在其它部门），因此直接或间接地在巩固民族资产阶级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这个资产阶级的工农业劳动大军是决定性地由国家所管理。这个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因帝国主义的扩张而造成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支配，另方面也尽量要在统治集团的等级制度中改进它的地位；因此它是在臣服与企图打开控制之间摇摆。但是经济危机已相当大地缩小了这些资产阶级的玩手段的余地。
这些国家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进入危机；这情况由下列因素所决定：
一、过去的经济的持续进展，是由于国内市场扩大，输出品增加，或者新的自动的工业化的推使。现在这些机会都完结了。这个经济的穷途末路已经大大地改变了社会与政治的气氛，使之与以往时期不同。因此，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正在寻找与跨国公司和银行密切联系的机会。他们的目的，不是经过技术的输入来企图改变现有的以输出为主的工业部门的地位，就是以部份的帝国主义的直接投资来代替新的债务，因为现有的债务已经达到极限，又或者就是动员资金。
二、半工业化已经相当大地增强了工业无产阶级的社会比重与政治任务。危机及紧缩政策使得超额剥削变得更加厉害（对工资的直接攻击，野蛮地加速工作速度，加长工作日），而且在同时也引起工人的反抗运动。
资本主义加速向农村渗入，一方面已经使新的农民层份无产阶级化，另方面使愈来愈多的小地主、农民及佃农受资本主义农业的需要的支配。这已经引起农村中的工作关系很深刻的变异，而且使农业问题重新具有爆炸性。这个农业危机又反过来造成农村人口大量地涌向大城市，特别是涌向大城市周围的大贫民区。这些贫穷的被驱离土地的农民，形成一个劳动的后备大军，使资本家可以随时召来用在建筑工业或者其它的半工业化的包工合同网上，正像大地主在收获季节使用他们一样。这些贫苦群众的「边缘化」适合了资本积累的需要。超剥削采取了最猛烈的形式：童工的增多，工作日的极度延长，最临时性的雇用条件，缺乏任何合同，缺乏最起码的社会福利，严重的意外事件。
三、这些事实表明，除非没有解决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以外（土地问题，对帝国主义的独立，独裁政制的消灭，基本民主权利的获得，宗教与国家的分离，妇女的民主权利的争取……），靠工资为生的贫穷化的城市群众的社会要求现在也被提出来了。
在这些半工业化国家，由于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的计划投降，因此造成可怕的后果。由于通货膨胀、国家所强加的冻结、与工业后备军的压力等的影响，工资已经暴跌了。就业情况也在急速恶化。公共消费特别是社会开支正在收缩。在真正需求的减少与公共消费的限制的双重打击之下，投资也减少了。
所有这一切已经引起人们质疑这些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祝福下所实行的发展模式。除非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否则新的输入波潮（这次是在机械设备货物方面）是不大可能出现的。
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排斥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统治阶级可能会煽动性地玩他们的民族主义的牌子；另一是统治阶级中间会出现一些派别，暂时性地尝试挑起人民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因为这些资产阶级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程度之深，以及被剥削群众的组织及思想的进步，这种企图利用人民的民族主义来使他们的统治合法化的行动，是不会成功的。墨西哥政府在1982年要把银行国有化的例子就是明显的证明——政府立即对国际资本让步，因此这件事的政治影响非常狭小与短暂。相反地，在另一些国家，由于社会的分化不大，而且虽然城乡居民的贫穷化也在增加，但是他们的社会比重与组织还是有限，因此，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的力量能够出现。他们的力量来自小资产阶级与一般平民。这可能是某些非洲及亚洲国家（如伊朗、加纳、上伏尔泰）的模式。
（17）在愈来愈多的被支配国家里，群众之流向城市以及无产阶级的力量的不平衡的壮大，已经引起了工会组织的出现（有时候限于单一部门）或者现有工会的快速的「群众化」，以及有的时候一些原来受国家机构或依附它的政党所控制的工会的一部份或多或少明确地宣布脱离它们的控制（巴西、墨西哥、南非、突尼斯……）。
甚至于在非洲及亚洲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城市化已经相当大地改变了工人阶级形成的条件。比数愈来愈大的男女工人，即使他们的工作是临时性的，现在来自城市的环境，而且读过几年书。国家工业部门的扩张，常常雇用劳动阶层的组织的第一阶段提供有利的环境，虽然国家之作为雇主会使国家机构建立起对工会的控制。因此，在所有的被支配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是，工会增强，扩大，或者重建。这是为阶级独立而斗争的起点。
为了企图消灭这些工会，雇主或是聘用无产阶级中「最下层的」人群，没有工会合同的工人，临时工人（看看老板对1982－83年的印度孟买市纺织工人罢工的回答），或甚至于经过官方或非官方的渠道对工会中的战斗分子作最严厉的镇压。
在上一时期，被支配国家的大部份人民的实质工资常常停滞或倒退，现在，工人阶级正在拼死地抵制严苛的紧缩政策。印度的纺织工人、巴西和墨西哥的金属工人、玻利维亚的矿工等的罢工斗争中，工人们提出一连串主要的要求：统一的最低工资，工资随着物价上涨而增加，稳定的就业情况，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会活动分子，甚至在玻利维亚的矿山上，工人提出对生产与管理的控制。只要他们通过了某种临界点，这些斗争就会提出如何使这些要求得到更多工人的支持（公务人员的停工或者总罢工）及这些要求应该与怎样的政治总前景联系起来等问题。
（18）农业危机已经引起了庞大的农民动员与斗争。它们的形式有时候是农民夺取土地，有时候是农民保卫自己所开拓的土地反对大地主的接管的威胁，有时候是农民为了收成卖给跨国公司及国家的价值而斗争，有时候是为了获得信贷的条件而斗争……。同这些斗争一起，贫苦农民群众的农会组织也开始出现（在巴西、墨西哥、玻利维亚、秘鲁、菲律宾……）。这个农会化的过程就把与大农业公司及大地主所订立的合同有关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大农业公司及大地主是决定通往耕地的通路使用自然资源（水）的通路，及大农场上的工作环境及卫生和食物的标准的。
这些动员提供了譬如在菲律宾的棉兰老岛上的武装斗争运动的力量来源。在这个岛上，工业及商业的收成占了全岛土地的一半。农民的斗争常常与民族的要求（语言，传统的合作形式）结合起来，这在菲律宾、危地马拉及玻利维亚可以看到。
贫民区的居民，贫穷化的农民，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不同形式及众多的联系，就替他们的斗争的汇合提供了肥沃的基地。虽然这个汇合并不是自动发生的，但是，只要工人及工会运动中富于战斗性的部门自觉地对于这些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原动力的群众要求提出全面的反应，他们的具体物质利益的渐增的接近，就会使这个汇合成为可能。
（19）一方面是社会及经济深刻的危机，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与被剥夺最深的社会的分化程度；另方面是在国际规模上缺乏革命的领导层。这两方面的矛盾是相当强烈的。从这个矛盾产生了被支配国家的悲剧与痉挛，譬如尼日利亚驱逐了几百万非洲工人，或者在印度阿萨姆来自孟加拉国国和尼泊尔的难民被屠杀。
在这个帝国主义腐烂透顶的时代，民族解放运动所争得的局部的胜利（譬如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或者群众运动的进展（巴西、玻利维亚）能够快速地被破坏。帝国主义与剥削的资产阶级的结合的力量，决不会停止对群众发动新的攻击，把群众打退。当工人与人民运动所公认的领导层已经帮忙创造了幻想，说革命一定要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或者，在不稳定的民主「缺口」发生的时候，说革命应当满足于利用新的机会，而不应该自觉地准备无可避免的摊牌，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任务就更容易了。
1983年3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表明被支配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决定集中埋怨其增加的债务，而不提起他们在七十年代所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要求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及更多地分享剩余价值。这个退步的思想证明了危机和帝国主义的反攻所带来的力量关系的改变。
虽然社会爆炸性非常高，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及政治不稳非常明显，群众动员接连不断而来，但是殖民地革命的进程并不是直线上升。它的进程是不平衡的，常常有间断的。
（20）印度是一个特别的情况。在各依赖性半工业化国家的资产阶级中间，印度资产阶级是对帝国主义最独立的。印度独立后，它的资产阶级就把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孤立起来，为的是在将来能够更有效地与世界市场融合。这就使它能够在1980年以后维持每年4.5%的增长率；在这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与依赖性半工业化国家却接连地受到经济衰退的打击。
在目前阶段，外国资本和输出品所起的作用日增。但是印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地还是朝向国内市场。阻碍它发展的是贫穷和经济发展尚不能克服日增的失业，内部结构上的阻塞现象，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不平衡。
印度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与其特有的政治不安定的危机，刚好成一尖锐的对照。国大党在传统上扮演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角色，但是自从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以来，它的专权却受到侵蚀。统治集团内部（特别是在工业资产阶级和富农之间），以及工业与农村无产阶级和剥削者之间的紧张状态日渐增加。紧张的结果就是暂时的妥协，但是妥协却使双方愈来愈不满意，因此就更短暂。在拉吉夫‧甘地的新领导之下的国大党在1984年12月的选举中的大胜，并没有克服这个不安定和特有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在这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土，愈来愈求救于印度民族主义作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只能加深政治的危机。
在印度次大陆，工人运动已经连续地遭受了十年以上的不断衰弱。衰弱的特征有以下几点：印度工人阶级遭受严重的失败（七十年代在孟加洛的公用事业工人罢工失败及83－84年的纺织工人的长期罢工）；巴基斯坦的军人独裁制的建立；斯里兰卡工人阶级传统政党的群众影响衰微——该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很成功地强加给群众一个在两个资产阶级之统治型式之间的选择。这个恶化的原因，基本上是工人运动和其它被压迫的阶层的传统领导层一直至今的阶级合作路线。这个路线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及不同宗教思想之间的分歧。当然，印度合斯里兰卡的资产阶级国家也操纵这个分歧；这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人运动的衰落。
但是种种迹象显示，在不久将来，这个倾向能够被转变过来。我们应该全面地看整个次大陆，而不应该简单地把它当作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孟加拉五个民族倾向的总和。最后分析起来，印度资产阶级在建立控制该地区的长期计划的时候，必须负起保证整个次大陆有个相对安定的资产阶级秩序的责任。
（21）在几国伊斯兰教国家，民族主义的经验（首先是纳萨主义，然后是巴斯主义）由于经济政策的社会后果（只暂时地被石油价值的暴涨所掩蔽），由于在统治阶层之间像个坏疽那样散布开的贪污现象，由于日益扩大的私人资本积累过程，以及由于对帝国主义的需要作愈来愈大的适应，碰到难对付的问题。
镇压和石油收入的长期的减少，大大加深了这些社会矛盾。这些政权在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上所表示的懦弱态度，已经在广大的群众面前，大大地打击他们的威望。这就替伊斯兰原教旨派提供肥沃的发展基地。认同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组织的偏狭的观点、他们之接受作为当政的政权的辅助者、以及当政的官僚失去了人民的信心，都帮助这个派别扩大影响。
原教旨主义是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者及其国内的代理人。这就使它在人民大众之间得到听众，而听众的压力又反过来使它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但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还是传统的中、小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在民族主义政权或伊朗国王那样的独裁政权的庇护下得到发展，这些中小资产阶级碰到很多困难。这些层份就在原教旨主义中找到了表达他们的期望的工具。
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极度反动的。它反对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部份的任务与要求。它猛烈地反对群众的独立组织，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
（22）在中东，美帝和犹太复国主义赢占了上风。当黎巴嫰被进攻、巴勒斯坦人民被屠杀时，阿拉伯资产阶级一点行动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的目标，其实与阿拉伯资产阶级要消灭动荡的黎巴嫰的大有可能的革命温床的欲望，两者是有共同利益的。这个共同利益是由于这个地区发生的社会、政治及经济的变化所带来。这些改变反映在那萨死后埃及局部之持续演变上、在沙地的王朝甘做帝国主义的走卒上、以及叙利亚和伊拉克政权受各方面攻击（少数民族、原教旨主义派，人民群众）以后力图巩固它们的阶级特权上。
苏联在叙利亚的主要目的，是要自己介入这个地区的外交解决，造成对它有利的国际力量关系。
（23）在伊朗，在传统的伊朗资产阶级的重要层份与一部份政府官僚的支持下，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领导层是由霍梅尼所领导的一部份什叶派教士所构成。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层是巴拉维政权倒台以后资产阶级秩序的主要的维护人。
这个领导层应该对初则引导、继则阻碍、分离、与镇压工人、贫农和被压民族的群众运动负主要责任。
伊朗革命的悲剧性的演进，以及霍梅尼领导层能够把自己扮成反伊朗王的群众领导所走的路线，再度证明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霍梅尼领导层能够把自己建基在以下几个客观的因素上，所以才能有效地实践它的反革命行动与稳定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
1、在经济上存在着不是无足轻重的转圜余地——石油收入以及与一连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西德、英国）保持连系。
2、结构上的因素：伊朗王统治下的工业化比较微弱，以及因这个微弱的工业化而起的、一方面没有在工人集中的工厂所具有的组织与斗争传统的「年青」工人阶级，和另方面却常常失业的、靠国家及教士手下的救济品过活的数目众多的人民大众这两者之间的数量上的不均衡。这些数目众多的人民大众是从农村中涌来，而且能够直接地受霍梅尼派的结合反帝的煽动与伊斯兰教的救世主式的辞令所迷惑。
3、从伊朗王政权接收过去的恐怖的军警机构和政府官僚的物力与人力——整肃只限于几个领导人。
4、什叶派宗教阶层本身的结构，及其几百年来的政治斗争的传统，其组织上与财产上的独立，以及其建基于落后的、反动的世界观和富于战斗性的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连贯性；它的任意授受官职的权力网。由于什叶派担任了群众运动的领导，而且又管理国家的财政，这个任意授受官职的权力网已发生本质的变化。
不过，政权之能稳定，主要因素在政治上。那就是伊朗的左派组织不能够针对霍梅尼领导层的方案提出另一条全面的革命道路。
这种无能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杜德党[即伊朗共产党——译者]和苏联及中国官僚层在伊朗王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前夕，仍一直支持伊朗王，因此他们在群众面前失去信用。另方面是各种工人运动的组织说霍梅尼政权是反帝的，因此常常对它作毫无批评的支持。同时它们在实践上非常教派，因此拒绝组成工人阶级的独立及统一的组织（工厂委员会、工会）。他们拒绝首尾一致地保护所有的民主权利。所有这些使另一条全面的革命道路不可能出现。
把几百万暴动中的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结合在一起的几次群众动员、总罢工、推翻伊朗王的武装起义、后来的占据美国大使馆，甚至于两伊战争的开始时期，都因为主观条件的缺乏，没有使伊朗革命在质方面加深，把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和私有财产提上议事日程。当霍梅尼派对上列群众动员取得全面的控制时，群众运动就日益被操纵和被分裂——一部份群众被挑拨起来反对另一部份群众。
巴格达政权在该地区的几个最反动的阿拉伯政权的支下，应该对两伊战争的发动负直接的责任。正是两伊战争，使霍梅尼能够在稳定政权方面以及在控制和镇压群众运动方面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场战争的目的——公开地被霍梅尼派提出——是推翻巴格达政府，代之以伊拉克教士中最反动的分子组成的「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战争是与两个国家的工人、贫农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相违背的。
这场战争客观上有利于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混水摸鱼。霍梅尼领导从事两伊战争的唯一动机是：完全窒息群众运动；替所有对基本民主权利的血腥攻击以及镇压工人运动作辩护；维持与巩固巨大的军警机构；因此尽量拖延政治与社会问题的爆炸。
这就是为什么该地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马上停止战争。在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及法国），革命者的任务是谴责他们的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的政府正阴谋恢复对中东的控制权。
目前阶段，伊朗革命者正在为了革命复苏而斗争，这革命既反对帝国主义的混水摸鱼，又反对霍梅尼政权。反对把这两个斗争分开处理，反对把第二个斗争置于比第一个斗争次要的地位，反对把保卫伊朗被剥削被压迫群众的一切利益加以限制。
帝国主义的威胁并没有改变伊朗的阶级斗争规律。为了打破伊朗对帝国主义的依赖，任何有效的反帝斗争，势必导致阶级矛盾的恶化。这个斗争只有建基在满足工人、贫农和被压迫民族的需要并扩张他们的一切权利上，才能有效。
伊朗革命的过程已经证明伊斯兰共和国政权不能满足民族民主革命的全部要求（土地改革、民族独立、民主权利、被压迫民族的自决）。
只有向社会主义革命进展，只有不断革命的过程加深，才能实现与巩固这些要求。当把握了这个逻辑以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就能够指出伊朗群众在推翻霍梅尼政权以后向前发展的道路。
（24）在东亚，国际局势的尖锐矛盾表现得很清楚。1975年帝国主义在东亚经历了最惨的失败之一。在那里中苏冲突和中越冲突产生最大的冲击，特别是在1978－79年。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转变非常深刻而残酷，同时造成几个工业化的中心的出现（南韩、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及农业企业的快速的扩张，产生新的农业危机（泰国、菲律宾）。
原有的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正因美帝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而崩溃。多重的因素——中国的外交政策、柬埔寨革命在波尔布特领导下走向悲剧性的堕落、中越两国因越南干涉柬埔寨而爆发了军事冲突——使帝国主义重新获得政治的主动。
在目前阶段，印度支那革命正受非常严酷的外在压迫。他们革命前进的客观环境是非常困难。领导层所走的方向很不适合解决一连串大的问题，因此，社会与经济矛盾更加尖锐。泰国革命力量本来在1973至1977之间曾有认真的发展，目前却面临深刻的危机；泰共甚难从它的领导层的失败中恢复过来。
在南韩，莫斯科、北京与平壤的官僚层的政策，以及美军的驻守支持独裁统治，沉重地压在南韩人民头上，阻碍他们的社会斗争。但是，帝国主义的反攻也遭遇不少困难。南韩光州的暴动证明南韩这个发展模式所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的矛盾，是多么严重。
在泰国，泰共的失败以及政府军攻打共产党游击队的成功既非表明群众已被击垮，亦非表现群众运动已经经受了像1965－66年的印尼那样的历史性失败。
泰国革命左派的力量现已分散，所以现在面对非常严重的局势。但是，它正在经历一个缓慢的重组过程。这将使它在将来重新获得主动。
自从七十年代后半期以来，菲律宾的社会和民主的斗争已经慢慢地扩大。共产主义运动和游击力量已有重大的进展。马可斯政权未能对摩洛民族的斗争找出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法。自从暗杀了阿奎诺以后，马可斯政权的危机已逐渐加深。群众斗争已经进展到一个新的层面。革命力量（主要是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及民族民主阵线）已能采取新的主动。这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可以从两个巨大的美军基地的设置上看出。但是，这个国家正处于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它已作为高度的阶级斗争的场所。这证明革命已经提到该地区的议事日程上。
（25）在国际资本主义危机和中美洲阶级斗争普遍化的双重冲击之下，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资本主义统治危机已经快速地加深。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的胜利在这大陆上开启了一个新局面。由于这个革命的胜利，革命的过程已扩展到整个地区——一方面是萨尔瓦多的马地民族解放阵线和较小程度的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合阵线（URNG）的进展，另方面是帝国主义把整个中美洲并入它的反革命计划后所采取的反攻。
危机展开由几个拉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开始。工业化，几个首都的城市的扩大达到爆炸性的地步，以及农村经济的重要性的减弱，这些都是世界经济的重建过程所加深的变化。
拉丁美洲的某几个国家，特别是其中最工业化的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由于它们加入新的世界劳动分工，已经改变了自身的社会构成和帝国主义的控制形式，己更容易受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危机所影响。
在巴西、秘鲁、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军事独裁制已带来经济和社会的真正灾祸，因而加速了政治危机。以不同的方法，而且依照各自的传统和特性，在不同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的危机也随着延续的经济危机而加深起来了。
工人运动与群众运动的重新组合，也是拉美资产阶级政权所经历的危机的中心。群众运动正面对着政府和资产阶级所推行的紧缩政策，因为政府及资产阶级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赞助下「处理」危机的。由于工会的建立与重组、社会与经济的斗争、以及群众的追求民主与为工会民主所作的斗争，已以不同的方法及经过不同的程度，鼓励了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以及工人运动之间的协调与统一。巴西的工人联合会（CUT）和全国工人阶级会议（CONCGT）的存在，乌拉圭的工会联合全权会议（PIT），阿根廷的劳工总会（CGT）的重新统一，秘鲁工人总工会（CGTP）的复兴、哥伦比亚的工会重新统一的过程等等，都表达了工会团结与重组的倾向。
经济危机与资产阶级统治危机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为社会和经济的要求的斗争和为民主的斗争能够汇在一起，从此使工人运动政治化、激进化。工人不但要保卫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且必须为民主权利而斗争，才能保卫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几十年来大大地限制了这些权利的独裁或专制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活生生经验，使工人们反对在他们自己组织中的专制和官僚的方法。这迫使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工会中以及他们的一切社会团体中，要为民主而斗争。
拉丁美洲的经济的转变已经导致某些城镇范围的爆炸性扩展。这就产生了为自己的要求而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力量颇大的半无产阶级层份。他们的政治化和激进化，使他们作为群众中的一个基本部队，他们的斗争就具体地与工人阶级的斗争走在一起。在秘鲁、乌拉圭、墨西哥、「新城镇」、「悲惨地带」、与低下阶级地区，已爆发了重大的斗争。甚至于在尼加拉瓜的首都马那瓜，这些层份在暴动时都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要求和他们的斗争，与工人运动的要求和斗争交织在一起。
同样地，在一连串拉美国家里，几年来已进行着农民运动的重组与协调的过程。这类农民运动是以不同的方法与工人运动联系。玻利维亚农业工人联合会之参加工人联合会，秘鲁农民联合会之组织农民加入秘鲁工会，一个简称为CONTAC的巴西农民组织加入工人联合会，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立农民运动，一个简称为CNOC的厄瓜多尔的组织，墨西哥的一个简称为CNPA的组织，这都是在不同的国家的工人与群众运动进行重新组合和重组过程的重要例子。它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劳动人民之间要求团结的倾向的深度。
这个过程甚至还采用清清楚楚的政治形式。特别是巴西的工人党（PT），秘鲁的联合左派，玻利维亚的联合革命领导（DRU），就是如此。墨西哥的ANOCP的组织也初步地把经济要求与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些团结的政治团体已经被中美洲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马地民族解放阵线、危地马拉民族革命联合阵线所显示的团结范例所鼓舞而茁壮起来。因此，无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以及在独立的阶级的派系与革命者之间的不同形式的团结和联盟，已经变成比过去更切合更具体了。在墨西哥，革命工人党设想建立一个革命者的政党的可能性——那是一个由各种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流派组成的政党。
在反对资本主义重新稳定经济与资产阶级政权的基础上，推行独立的阶级政策，选举已经成为主要的机会，以建立统一的、独立的阶级阵线，来反对陷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政党。在秘鲁、巴西、乌拉圭和墨西哥，都有很丰富的有关的经验。
在这个长期的危机的情况下，由于工人运动与群众运动的新的兴起，资产阶级正在企图重新建立它们的阶级统治。我们看见资产阶级企图（在阿根廷）设立「受控制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或者（在巴西、乌拉圭、和玻利维亚）设立半宪政的政权。在这些国家里，军队仍旧保持它的力量不变，而成为「另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这个替当地的资产阶级「开路」的或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重新武装的政策，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与资产阶级内部的继续磨擦，已经产生了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像秘鲁或者玻利维亚这些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危机、群众运动的兴起、和强大群众组织的存在这三个因素，革命的局部大有可能爆发。
被压迫的人民与不同倾向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客观上走在一起，即使这仍非常有限，而且只在危机的时候才发生，也标志着在针对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计划而组织独立的阶级行动上，有了巨大的进展。
民主是今天拉美国家极大多数群众所深刻地具有的思想感情，资产阶级政权及它们的政策是不能满足这个要求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斗争影响所有的劳动人民，联合一起，而且强有力地增强不同的要求。
最近几年的拉丁美洲社会的所有转变，把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变成核心，同时也刺激了强大的同盟军的出现：小农、中农、大城市的半无产阶级群众，这些人潜在地改变了整个力量关系，使之转变为不利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革命的力量与创造力也许会经过各种因素的难以预测的结合而发展起来，这无疑是重新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正确性。
（26）在非洲南部，帝国主义之打算恢复失地，为其政治与经济的统治建立较好的条件，以及避免社会爆炸的发生，颇为成功。
在津巴布韦，独立斗争的动力被莫加比领导层所阻挡。土地问题与基本民主权利问题都没有解决。原来的民族主义领导层转变为特权的、镇压的统治阶层后，很迅速地把群众的希望扑灭了。这个统治层逐渐臣服于帝国主义。统治党所用的「社会主义」的煽动的句语，只不过是替加强一党制准备条件。
在安哥拉，1974－76年的内战，破坏了该国的经济与社会资源。帝国主义利用这个局势，对统治党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施加压力。以利用和直接帮助南非与安哥拉全国独立联盟的军事行动，帝国主义设法减低安哥拉政府的转圜余地，以加速这个国家回到西方阵营，和减少安哥拉之要求纳米比亚的独立。
但是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之无力动员群众、无力争取农民的信任、以及无力从事反帝斗争，大大地帮助了上述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在反对腐化与特权所走的路线，结果就与南非政权取得协议。解放斗争以后，社会与政治的情况变得更坏。它本可不必在内战中扼杀群众运动、压制街坊的人民委员会，及镇压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会活动，来对抗帝国主义。在实际上，领导机构却自觉地决定和帝国主义妥协，这结果只会是变坏的依赖形式。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莫桑比克，连年旱灾使它的从殖民主义者手中接收过来的经济局面变得更坏。完全靠南非支持的莫桑比克全国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已经在经济上社会上把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使国家不得不把一部份收入用在军事上。
但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层面对眼前的困难，还未找到革命的解决方法。对群众的态度、国家机构及党的贪污腐化的发展狂热的官僚化、对城市工人不相信及采取专权的态度，已经证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要地要巩固它的国家权力、增强它对群众的控制、以及与帝国主义妥协。
它与南非政权所签订的柯马地（NKOMATI）互不侵犯条约与睦邻政策，并不能以策略性协定来辩护。当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领导层赞美这事为「革命」的继续时，它是充分地知道它自己行动的性筫的。这个协议被南非群众解释为一刀刺在背上。非洲国民大会的政治和军事行动部份地依靠它在莫桑比克的地位，现在却要减低它在莫桑比克的工作人员到几个人，而且停止游击队活动。
所以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都表明无法把解放斗争转变为革命。这些领导层既非在政治上、又非在社会上准备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的压迫。所以在非洲南部的全部力量关系上，已经有重大的缓和。
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已经逐步打破它的区域性的孤立。从现在开始，莫桑比克要对南非的投资、援助与旅游事业开放。南非政权打算以强加该地区其它国家对它的依赖来使它自己受益。柯马地协议已被国家如毛里求斯、塞舌尔、及赞比亚用来作为与南非建立更重要经济关系的借口。
非洲南部的国家之间的重新组合并不表示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正在解决它的一切困难和矛盾。刚好相反。它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达致协议的时候，南非的群众运动正在激进化。
南非的黑人群众的意识和组织的发展极其重要。与小区组织（邻居、运动……）和工会有关的被压迫民众的斗争能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增强。在将来的交锋的远景之下，这个群众运动的政治领导层的问题现在是尖锐地提出来了。（见关于南非的决议案）。
在埃塞俄比亚，革命危机的结果就是王朝的崩溃。它结合古典形式的反封建革命与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缺乏革命的领导层，城市和乡村的群众运动，渐渐地被下级军官执政团所控制。因此，后者能够把基本形式的自我组织的内容抽走，把它转变为支持军人执行的政权。不是所有的社会力量都准备用同样方法来结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埃塞俄比亚民族和地区的问题，是基本的问题，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厄立特里亚民族的独立权的问题。下级军官执行团所保障的社会、政治的利益，是与对这问题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看法相矛盾的。我们可以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军事集团的「雅可宾式」的中派主义与专制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终于把自己「意见」强加在群众的头上，阻止种族与民族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阻塞了总的革命过程。
（四）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
（27）苏联、东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早就存在着官僚统治的危机。超过十五年以来，尤其是在苏联，这个危机反映在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减缓上。这个危机因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而加剧，但它并非简单地是后者的伸延。它有自己的特有的原因与根源，是官僚管理计划经济的内在矛盾。
官僚统治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两方面的愈来愈尖锐的矛盾：一方面是基本生产手段为集体所有，另方面却由产生的官僚层管理这些生产手段。在官僚专政之下，生产手段的国有化却不能带来生产手段之逐渐社会化。官僚计划并不能够发展为建基在生产者的渐增的合作与协作上的生产关系。要达到这样的生产关系，生产者必须自己有权决定及民主地控制使用生产力的优先次序；生产者必须在真正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环境中，对经济与政治的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具有作出选择的能力，换句话说，能够自己行使权力。
资本主义被推翻，已经解决了生产的渐增的社会化与占有的私人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被推翻，使生产力有可能有巨大的，而且有时是急激的发展。但是，现在，生产渐增地社会化的同时，占有却没有渐增地社会化：官僚管理制度已经从生产力发展的相对的制动力变为绝对的制动力。推翻了资本主义以后所产生的正面的经济效果已被官僚政权所减弱。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已被阻塞。
（28）在一方面，因为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外贸垄断、和中央经济计划并不是建基在协作的生产者之间的真正的关系上，所以它要靠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和官僚的计划来使经济运转。这个官僚计划具有无上权力来规定物价与工资的水平和生产量。因为官僚之运转经济，除非增加与稳定它们的物质特权和保证这些特权的地位以外，并没有其它的利益要关心，所以这个官僚计划并没有生产全面的经济合理性。它就在官僚集权制的死巷中愈走愈远：大量浪费，生产过程连续性遭到破坏，劳动生产力低，不同经济部门之间愈来愈不平衡，等等。
但是在另一方面，工人主要是以工资的形式取得消费基金，而且公司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还是市场关系。即使这些形式上的市场关系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但他们并不从属于新的协作的生产者的关系。在生产者的关系缺协作的情况下，官僚层也可以利用残存的市场关系来加强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因此它从资本主义学到资本主义的工作组织的方法，譬如计件工资，生产线等等。
但是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并没有真正的「劳工市场」，也没有工业后备军，因此这些从资本主义学来的工作组织方法并不足以保证在国有化的公司中有持续的、恒常的生产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官僚层不得不限制市场机制的应用。结果，这个制度既没有一般化的市场生产的「合理性」，也没有社会主义计划的合理性。
经济的官僚管理，阻碍了把工业，尤其是农业，从粗放式发展型式转向为密集式发展型式。要实现这种转变，一个新的、合理的、自觉的工作组织，各种生产力的计算，以及发展计划之及时完成，都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这个转变更为必需与迫切。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过去的随意乱用，自然资源储备已差不多耗尽了；二是（在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劳动力的全面缺乏与个别公司的劳动力「过剩」之间的矛盾。这个转变也是绝对必要的，其原因，一方面是消费者（不但是劳动群众，而且是官僚层中许多层份）的要求；另方面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与劳动生产力的进展，对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经济所加的压力。
向密集式经济发展之转变是与官僚统治不可调和的。这转变只有经过以下两条路中的一条，才有可能实现：
（1）扩张市场关系。这就使工厂级的官僚不受官僚计划的控制，且重新建立劳动力市场、生产手段市场与资本市场。
南斯拉夫在这条道路上是走得最远的。它的经验证明这个方法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且会妨碍集体所有制的生存。这个方法的动力一定会使工人的社会处境更加恶化，所以会引起工人的反抗。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有一个真正的社会反革命来恢复资本主义。这个做法只不过以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来代替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特有的危机，而且会使这些社会受到超级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的半殖民主义式超级剥削。
（2）建立协调的自管制度为基础的民主计划，而且使在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所必然残存的市场关系从属于这个民主的计划经济。要达到这一点，工人们自己必须真正地与民主地在国家与经济的管理上行使权力。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或者道德的模式。计划经济要顺利运转，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因为工人群众是唯一的社会力量，能从经济制度的合理与自觉的重组与管理上得到真正的物质利益。只有工人才会对挑战消费品的质量与数量和减少生产消费品的时间和精力感到兴趣。工人对这两件事的渴望表示他们希望这样的经济制度减低成本和增加生产力。
比较起来，对于官僚层而言，即使当它的「物质特权」表现在实现计划的企图上，它的保护与巩固它的物质特权的努力，仍总是远远超过生产的合理性和群众的消费的改善。更有甚者，它的物质特权是因官僚层的等级与派系的不同而有分别的，并不是全阶层都是一致的。
在臃肿的中央机构和不同部门与不同区域的压力团体之间，反对的倾向是会发生的，因为中央机构深怕一旦企业官僚占了上风以后它就会失去影响力，但是不同部门与区域的压力团体却希望削弱中央机构来增加与巩固它们自己的特权。这种紧张状态会存在，甚至会动摇国家或党的政治机构。但是官僚层基本上是要独霸权力的——权力是它的物质特权的唯一基础——所以它只好用半吊子的改良和犹豫不决的政策来应付这些矛盾与工人阶级的反抗。但是官僚层不可能使整个制度的运转合理化。
（29）苏联由于参加帝国主义重新发动的军备竞赛，使它的官僚计划经济的危机变得更坏。中国的军费则要负担起帝国主义与苏联官僚层的双重压力。
官僚化工人国家仍然要继续依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这个依靠带来商业与财政方面的后果。
在六十年代，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官僚层试图克服向密集式发展型式转变的障碍，方法是加强「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扩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贸易。贸易很快地就扩大了。官僚层希望这些扩大输入所引起的生产增加，会更大地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消费品的需要，人民群众就不会发动大规模抗议行动。这个做法在匈牙利得到了暂时的成功，特别是因为农业的现代化与专门化解决了整段时期的供应问题。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恶化，上述计划的矛盾在1980年公开地爆发了。它的范围之大与时间之长，使苏联与东欧的官僚层不但大为惊奇，而且乱了阵脚，正像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官僚大为惊奇一样。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生产品在西方国家的市场收缩了。这就导致它们与西方国家间在收支平衡上出现赤字，使它们难以偿还七十年代所积累的债务。因此它们不得不减少高质消费品与生产品的输入。原先的缓慢发展现在变得更坏。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每个成员国家的官僚层的特殊利益和沙文主义，更加使七十年的经济转变遭到局部失败。面对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后果，苏联官僚层在开头试图令各附庸国家更结合入经互会内。它希望东欧附庸国家的严重债务情况和财产危机的教训会使这些官僚层更加顺从。这样做应有一些成效，但是当这些官僚层看见克里姆林宫不遵守诺言时，就难保不再采取抵抗的态度了。
（30）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群众不满正在上升，虽然是不平衡的。这有好几个原因：
（1）除高质消费品的供应有问题外，有时候（如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还加以一般性的物资短缺；
（2）过去二、三十年来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有实质的进步，加上官僚许下诺言，群众的期望愈来愈大；
（3）通讯方法改善，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模式在今天有更多人知道，有更大的吸引；
（4）推翻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被犬儒主义、钻营主义和贪污腐化所窒息，因而群众对于平等、自由与真理有社会的甚至道德的要求；
（5）这些社会受到深刻的思想危机冲击。这个危机又被缺乏晋升机会所加深。这危机的最集中的表现，就在社会的最高层的老人统治（苏联，中国）。
群众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民族的压迫，特别是在苏联（乌拉圭、格鲁吉亚、波罗的海国家、苏联亚洲的少数民族、犹太民族）及在中国（西藏、内蒙等）。在这两个国家，很多少数民族在大俄罗斯与大汉族沙文主义压迫下生活。保加利亚对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压迫及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的压迫都是同样的情况，虽然程度有点不同。同时，斯大林主义和帝国主义都应对瓜分德国、瓜分欧洲最强大的无产阶级负上历史责任。
但是，群众自发的革命爆发仍面对很大的障碍。首先，因为官僚政权强使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分化分裂，而且阻止群众形成独立的组织与自由地传达讯息。在这些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能够很费力地和缓慢地积累经验与发展阶级团结。
而且官僚统治的镇压机器正在加强，虽然它目前的镇压方法限于有选择性地镇压首先出现的反对派核心分子和任何形式的工人反抗，而不是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用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但是波兰的情形却证明官僚层有能力在紧要关头动用公开的军事干涉，包括暂时把独裁政制军事化，来解救它的统治危机。但是后者的方法并不排除利用社会与文化的利益来分化工人阶级——工人国家的官僚总是经常使用这个方法。
但是这些阻止群众运动发展为政治革命的障碍物总有被破除的一天。工人在工厂进行消极反抗，反映了官僚层不能够在生产过程中有效地控制工人阶级。在这种情形之下，可以有许多方法激发积极反抗。由于没有失业以及国家是唯一的雇主，阶级团结就能在斗争中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一次重大的社会爆发事件，即使是地方性的，也能够导致广大的社会运动。
（31）在波兰，就是因为有一连串自发的爆发事件以及吸收这些经验，才导致积极分子的核心（主要是社会自卫委员会）与较广大的工人先锋队的形成，它们的形成又反过来帮助克服上述障碍物，开启了1980年夏天的罢工运动。这就解释了在1980年7月至1981年12月之间的群众自发组织的快速成长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一千万工人能够团集在团结工会之中而争到一系列民主自由。双重政权的局面开始出现了。
这是东欧到今天为止所经历到的雏型政治革命中最深刻的经验。波兰的尖锐的民族感情以及教会作为民族感情的体现物的历史角色，加速了这个过程。官僚层对天主教高层让步，局部地容忍教会维持作为一个反对的中心。官僚层宁愿对教会让步，而不愿让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或工人的反对核心进行任何合法的或半合法的活动。
以后的事件证实了过往事件中吸取的教训——1953年东德的爆炸性斗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56年的波兰革命的开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官僚化工人国家中，除非真正的反官僚政治革命以外，没有其它出路。任何人希望这些国家会由于官僚上层的发动或官僚层的分裂及群众的压力而进行一个渐进的、和平的民主化改革，都是幻想。官僚层也许会对次要的问题让步；但是它决不会对主的问题让步，换句话说，它决不会放弃独裁统治，因为它的物质与社会的特权是从独裁统治来的。政治革命是真正的群众革命，它的意义就是打破一连串的特别的国家机构，包括镇压的机构。
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曾对阶级敌人作真正的政治让步而成功地保卫了它们的统治（例如，封建主义下的社群自治，资产阶级国家的全民投票）。官僚层明显地是不合理的——僵硬，只说明了它不是一个阶级，它的统治是比一个统治阶级的统治无比地更不安全与不稳定，它没有任何必要的经济功能，它是永地与有效率、合逻辑的计划矛盾的。
波兰的经验证实，官僚层只有在受了压力与逼迫以后才暂时地对民主自由给予作些让步，但并不会把这些让步在法庭上或宪法上正式的规定。它暂时作退让，是要在日后反攻而取回过去所给的东西。因为政治革命的兴起并没有达到工人夺取政权的结果，所以雅鲁泽斯基将军的反革命行动是必然的。
同样的，波兰的政治革命和官僚的反革命已经证实，如果没有自觉的与有决心的革命领导层，即使有数百万工人的动员，起初是自发的，然后逐渐地变为有组织的动员，也不能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推翻独裁政制。一般地说，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已经证实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急切需要进行政治革命，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起主导作用，而工人会自发地倾向于自我组织及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
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以及工人倾向于自己接管工厂与管理经济，就成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保证。但是，较长远来说，不会自动保证资本主义复辟一定会被击败，因为复辟的倾向是有其社会的原因（市场机能的残存，资本主义经济的压力，小商品生产的自发倾向）及政治的原因（几十年来官僚独裁制度在政治与思想上的灾难性结果）。只有出现在工人阶级中生根的言行一致的革命领导层，以及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再生，和革命向国际上扩张，才能够最终地击败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
波兰无产阶级在1981年12月13日遭到了实际的失败。官僚层取得了一些策略上的胜利，但它的独裁统治并没有重新稳固下来。一些工人组织仍保留下来，虽然这些组织比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之间的所有的合法组织有较多的限制与较小的效力。他们还保有极大的抵抗与还击的能力，特别是在团结工会已重建的工厂中与那些工厂之间的协调已经出现的地方。
（32）毫无疑问地，南斯拉夫是矛盾与离心力最具爆炸性的一个官僚化工人国家。不同的民族主义的兴起，最近的科索沃暴乱，经济的严重支离破裂，使得计划、市场、自我管理或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都没有办法强加一个有条理的规划，这些因素使大战以来的南国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在重重困境下，南斯拉夫得到了新的借款和重新安排偿还二百多亿美元外债。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和国际货币基金宁愿对付一个单一的，「负责任的」伙伴，而不愿意对付一大堆的南斯拉夫公司。这些公司都个别地负了债。这情况是如此荒谬，以至西方银行家都鼓励加强国家对外贸与外汇的控制。
因此，南斯拉夫逐渐向联邦制度的过渡被停止了。但是较富的地区如斯洛文尼亚及克罗地亚却强烈反对这个做法。同时，南斯拉夫当局则指望通过市场竞争使经济回复统一。这个新的「自由的」转变无疑地要同时进行清算，因此会遇到工人阶级的剧烈抵抗。直到现在为止，工人已经利用了他们的自管权来阻止解雇（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利用这种权利来雇用几十万正在找工作的青年、农民与妇女）。这个转变也与减缩各地区之间的贫富不平等这个目标相矛盾。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只会使民族之间的紧张状态火上添油。最后，引诱人们在私有部门的投资——其目的是解决失业问题及移民工人不愿把存在西方银行的120亿美元存款汇回国内的问题——则与限制私人致富的财产措施相矛盾。
南斯拉夫的人民目前正在辩论制度的好坏问题。争论的中心是多党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但有责任参加这些争论，而且要尽使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知道有这么一个辩论，因为南斯拉夫的制度在自我管理方面的经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争论可使我们了解整个社会主义自管制度如何民主集中运转的情况。
（33）苏联社会无法在许多方面前进，已经在布列日涅夫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除非工业生产的增长率降低以外，还有以下几点：技术逐渐落后；经济失败；机构僵化；官僚层本身的意识形态与道德的危机愈来愈尖锐；特别是农业危机的恶化，以致愈来愈难于供应肉类满足人民的需要。尤其是由于卡达与里根所发动的战争热狂，苏联目前正和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争论，苏联依靠美国谷物的大量输入，不但是经济的弱点，也是思想与政治矛盾的泉源。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一方面不要低估苏联的经济实力（它现在还是世界第二个工业强国）与国家的生活水平在过去30年来的实质进展，而且另方面决不应相信苏联经济必定要「瘫痪」的幻想，但是一定要着重地指出苏联社会的各个领域皆有停滞不前的倾向。安德洛波夫时代开展的特征，如果说他在官僚层内某些派别的顽固抵抗下，有能力强行推行改革，不如说他只是有改革的愿望。这个意思就是，官僚层在安德洛波夫时代，比在赫鲁晓夫时代或布列日湼夫时代，更难有转圜的余地来玩「消费者社会」（消费主义）的牌子，以减消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这表示危机已经恶化。
（34）中国官僚层，为了避免在内部发生新的爆炸性危机，旁敲侧击了一段长时期以后，最后公开地决定走非毛化的道路。这包括实质上解散「人民公社」，更大地利用市场机制，更大地向世界市场开放，着重现代化，放弃毛泽东主义的某些理论上的戒律，抛弃了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中苏联最富于侵略性的概念，恢复承认苏联和东欧官僚化工人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定义，以及企图同苏联达到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邓小平派上台时，遇到以下的矛盾与危机：
（1）官僚管理和不断的经济政策错误导致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的生活水平低下，不满日增，消极抵抗普遍。
（2）官僚层内部经常发生剧烈派系斗争，原因一部份是政策和统治手法上有意见分歧；部份是由于互相争权夺位。
（3）党的下层成员和群众，对党的领导层产生「三信」危机。
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年青一代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反官僚斗争的传统，举起了「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斗争大。「北京之春」的「大字报」运动散布全国，各地都有民刊和民间组织产生。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民主运动」阶段。这个运动的主流肯定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提倡多党制，反对一党专政。
除此以外，邓小平派在击败了党内其它派系以后，在群众反对毛派的压力下，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所犯的部份错误。
所有这些，在最近几年中，加速了经济发展与群众生活水平的局部提高。但同时，邓派却开始镇压「民主运动」。因此，民主运动中某些分子对邓派的幻想打破了。邓派也恐怕波兰团结工会例子会在中国触发工人阶级采取同样的行动，为此，邓派废除了宪法中的罢工权利条文，以阻遏工人罢工和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活动。
同时，中国官僚层的「新路向」，包括对小商品生产者私资本原始积累作重大的让步，大大地扩大了社会不平等。中共又建立「经济特区」，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它也在扩大私人企业在商业、小工业方面投资的机会，使他们更多地利用雇佣劳动力。中共也鼓励富农与城市中的私人资本家的数目大量增加（第一个中共党员百万富翁已经出现，并受到中共报纸宣扬）。同时，愈来愈多的贫农则沦为雇农雇工，被迫出卖劳力给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以避开他们在农村中的悲惨生活情况。整个过程必然会产生新的紧张和新的冲突，包官僚层内的冲突。
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共仍然对越南仇视，并继续支持柬埔寨的「三角联盟」（波尔布特、西哈努克，右派资本主义力量」。虽然北京不再提议与帝国主义结成反苏统一阵线，而且已经撤回关于苏联及东欧官僚化工人国家已经复辟资本主义的界定，但这并不意味中国官僚层已结束它在北京/华盛顿轴心与北京/莫斯科轴心之间摇摆的外交路线，尽管中共与苏共及东欧共党之间关系已有改善。
（五）帝国主义的战争攻势与保持运动
（35）资本主义的危机，正在加速资本主义的重新武装的趋势，加剧全球的战争危险。帝国主义在七十年代末期所发动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是符合下面几个即时目的的：
1、成立一支机动的有效的攻击力量，以镇压半殖民地和被统治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革命；
2、提供一个更大的「替换市场」，使它能够在不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条件下，让利润率（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上升；
3、使苏联在军备竞赛的特别沉重的负担之下，经济被压倒，社会矛盾被加剧，以致克里姆林宫官僚层被迫在比较不利的力量关系之中进行全面的谈判，并减少它对由民族解放斗争而建立的政权援助；
4、以充分发挥美国的军事优势来重新建立美国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霸权，并制止「缓和」政策所增强的离心倾向。
长远地看，军备竞赛的目的就是替帝国主义准备重新征服工人国家，因为这个只有经过战争才能实现。但是短期的目的则是发动地区性的反革命战争，来对付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中东和非洲南部的解放斗争或革命。（在非洲南部，安哥拉、莫赞比克和津巴布韦三个国家，处在得帝国主义支持的南非联邦军队的射程内。）
但是军备竞赛并不仅仅在于核子武器的升级。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10%的美国军事预算用在核子武器方面，25%用来干涉「第三世界」的国家，剩下的65%用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研究工作。但是，核子毁灭的幽灵，并非什么非理性恐惧的产物。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毁灭性手段的质的转变。三十年来，它们的杀伤能力的进展之快，大于从有史以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杀伤力的总和。
在八十年代已经存在的核子杀伤力，等于一百万枚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它可以杀死全球人类二十次。光是法国的核子武器的库存——虽然看起来很小——就代表四千枚广岛原子弹。核子世界大战的来临，表示人类退回野蛮时代，而且可能会毁灭全球的人类。
在目前的情况下，意外事故和地区性核子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是由于以下几个政治及军事的原因：
1、全部尖端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发展。这些尖端武器开始弥补常规武装与核子武器之间的空隙；
2、核子武器的扩散，像以色列或南非联邦等反动政权都拥有核子武器；
3、持续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某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某些战略专家认真地在考虑「有限度核子战争」的可能性。这「有限度核子战争」具有引起全球性核子冲突的危险。
这样的战争跟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完全不同。它不再是一支军队与另一支军队之间的对抗，而是以中子弹和化学武器、生物需要等等邪恶的方法来消灭全体的居民。今天破坏手段的本质，使得在社会主义或野蛮主义中作一选择，是比过去更为急迫了。
世界无产阶级或者工人国家都不可能在核子的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核子世界大战一旦爆发，就会使建立社会主义甚至人类的生存作为不可能。我们之反对这样的战争，并不是完全基于「道德的」理由，而是基于唯物主义的理由，并没有离开阶级标准——保存人类的生命以及解放全世界的工人。所以防止核子世界大战的发生，是无产阶级的中心战略目的。
（36）美国帝国主义已经两次用核子武器来攻击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它曾经发出威胁，说要用它来反对中国、越南、古巴的革命。它还没有实现这个威胁的理由之一，就是苏联的核子军火库的阻吓力。只要帝国主义仍在继续保有、增添和改善原子武器，苏联的核子武器的军火库还是必要的。对特别严重政治后果的恐惧或者抗议游行，都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再度使用广岛式行动来对付「第三世界」的革命中心。但是从长期来看，苏联的核子阻吓力也不能防止核子战争的爆发。人类的生存不能无限期地依赖核子恐怖的不稳定的平衡。
帝国主义战略专家正朝向「有限的核子战争」的方向来寻找出路。所以认同工人运动的力量，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来主张另一个出路：完全禁止核子武器及摧毁所有核子武器的库存。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国家应该采取惊人的主动力，来部份地减少它们自己的核心的、化学的、生物的武器的军火库——这样就在政治上构成对帝国主义计划的打击，而且作为动员群众反对战争的最有力的鼓励。
这就是增强工人信念的最好方法。这个信念就是：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最后地结束人类毁灭的威胁。
但是官僚层不会采取这种政策。它把自己困在军国主义的逻辑中。因此，反对官僚层的军国主义的斗争，是政治革命的纲领的一部份。
只有在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推翻帝国主义制度，以及在苏联推翻官僚层，人类才会最终地免去战争的威胁。
（37）虽然所有一贯地、坚决地反对原子武器的人们，能够而且必须团结一起，形成最广阔的联合阵线，但是问题就变为：用什么方法来推动员这个裁军计划呢？
我们反对消极的失败主义观念——说核子战争的爆发已是命中注定的。我们也反对另一个观念，说永远的谈判与「两大强国」之间的连串协定就可以阻止核子战争的爆发。我们也反对那个幻想——说长期来看，核子战争将会由于帝国主义慢慢被削弱而得以避免，而它被削弱的因素是：帝国主义在愈来愈多的被统治国家中被击败，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经济与军事潜力增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分歧，保持运动有所进展。
战争的推行和原子弹本身不是健康的人的脸上的一些肉瘤。它们也不是神志昏迷的统治者的玩具，以致我们只要叫这些统治者理智一下即可以解决问题。军备竞赛生根在阶级社会里。它是帝国主义制度在危机时所需要的东西。武装冲突的形式可以改变，但是它们不能逃离阶级斗争的逻辑。因此，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的斗争，隶属于几个社会阶级之间的神圣联合，来反对核子威胁这个神秘的魔鬼。
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向帝国主义的中心扩张并取胜，才能解除战争贩子的武装，以及挽救人类免除核子大灾难。
（38）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才是主要的战争贩子，是和平的主要威胁者。他们所发动的新的朝向全球残杀的推进，是部门世纪的第三次——第一次发生在世纪初，第二次发生在三十年代。在前两次，他们不能用「苏联集结军备」这个借口。他们现在制造这个借口，就是要使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接受天文数字的军费。
事实上，三叉戟导弹，MX导弹和巡航导弹的计划，早在六十年代末期，而且在人们谈论苏联的SS20导弹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已设想好了。潘兴导弹与巡航导弹的部署，在越南战争结束以前就已经在准备了。里根所付之实践的战略现代化的计划，早在1972年就已开始了。军费在1977年卡特政府任内已开始不断飞涨。拒绝批准第二轮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定，以及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于1979年对于潘兴导弹的部署的双轨决定，都已经在苏联干涉阿富以前发生，更不必说波兰的事件了。
替帝国主义军备竞赛升级辩护的借口，不但被军备竞赛的年表证明为谎言，而且也被事实所击破。美帝及其盟友仍旧在常规与核子武器方面保持数量上、质量上、战略上的优势。它们的军队，按人口平均计算或按绝对数字计算，都超过苏联与华沙公约国的军队总和。单是美国的欧洲同盟军的地面军队约有217万6千人，但是整个华沙公约国（包括苏联）的地面军队约有261万7千人，而且苏联的军队还要驻防亚洲的其它前线。已经在西欧部署的导弹，还不是在欧洲以苏联为目标的唯一设施，这些设施还要包括美军基地与装有海神式导弹的核子潜艇。这些艇上的导弹不久将会被三叉戟导弹所代替。
在欧洲部署由美国直接指挥的潘兴导弹，带来新的不平衡——不但在技术特征上，也是在战略功能上，因为它把苏联的致命中心置于美国需要只几分钟的射程内。
这个巨大的军备集结，意味了加紧掠夺半殖民地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施展更严苛的紧缩政策，向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民主权利进攻，否定民族国家的主权。
（39）我们必须反对在工人国家（即使是官僚堕落的或者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复辟资本主义的任何企图。我们承认这些国家有权利用必要的武器（包括核子武器）来装备自己，以阻吓帝国主义。但是，核子武器只是阻吓的武器，而非能在战争中用来胜利地保卫苏联的武器。
保护苏联及其它工人国家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动员与革命的扩张。但是，由于一个寄生的官僚的少数人的集团已经在这些国家篡夺了政权，因而把国家（包括军事机构）转变为统治无产阶级的工具。对群众自主活动的镇压，和对经济的不合理管理，损害了工人国家保卫自己的能力。
反官僚革命的胜利，就能使工人国家保卫和发展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且发动国际工人阶级广泛动员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是为什么保卫工人国家不能与推翻官僚独裁制度分开。
因此，声明官僚化工人国家有权以阻吓性的核子武器来装备自己，并不表示支持苏联官僚层的军事选择或者把那些部署苏联导弹的国家置于的官僚层的管理之下。这些选择是防御政策的一部份。这种政策跟官僚层本身一样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有助于保卫工人国家（正如斯大林洛勒保卫战或者对北越的军事援助）。另方面，它保卫官僚层自己的利益来反对工人国家的工人（匈牙利、捷克、波兰）或者反对人民的自决（阿富汗）。因此，防卫的需要，是与高压的统治手段，是与从社会福利及民主权利的角度来看的军备政策的成本，是与核子武器在外交上与政治上的应用，分不开的。
事实上这个军备是掌握在完全不受控制的官僚层的手中。这个事实会使军备被滥用的机会大增。在官僚层统治下它马上作为一个恐吓群众运动的手段，一个与帝国主义谈判与妥协的工具，一个向同盟的半殖民地国家又或者在官僚层与官僚层之间的冲突中施加压力的手段（如中苏之间）。
官僚化工人国家不停地增加军事费用负担，不能单以帝国主义的压力来解释，我们必须把官僚层的军事政策的反动本性与它的经济管理的不合理性考虑在内。拒绝把保卫工人国家的任依靠群众的自卫和工人的武装，就导致依靠技术的方法而不是群众的动员。这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发展更大更先进的军事力量。但是官僚的统治在本质上是非常浪费的；在军事方面也不例外，它使群众的生活水平一直保持在低下的状态。
虽然，继续军备竞赛的主要责任，应由帝国主义负起，但是由于以下三件事情，官僚层却使帝国主义减轻了这个责任：
1、官僚层把它的阻吓政策转变成跟帝国主义的政策非常接近的军事政策；
2、官僚层派兵到阿富汗去；
3、官僚层镇压波兰工人。
因此，安德洛波夫以威胁要在捷克和东德部署新的导弹来回答美国部署潘兴导弹，便大大打击了西欧的单方面裁军运动。这就是为什么要求帝国主义单方面裁军的斗争，与工人国家的群众要控制本国军力的生产和使用的斗争，与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结构之下将工人武装起来的斗争，以及与为了建立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的外交政策的权利而作的斗争，是分不开的。
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以苏联的核子军火库所代表的威胁来为它自己的高度武装辩护。那就是帝国主义企图要破坏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重整军备的途径。官僚层的政治方法——它与帝国主义的军备竞赛——帮助了这个行动。
从另方面看来，我们从不以为苏联对越南革命或者古巴革命的有条件的、吝啬的军事援助是危险的「苏维埃扩张主义」。我们反而时常谴责这个援助的不足及有时所附带的条件。
（40）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平运动表达了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攻势的意愿。群众的斗争是不受领导或部份领导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的。它的行动的目的，是要求帝国主义单方面裁军，因此构成帝国主义的备战道路的主要阻力之一。这个运动的存在，证明改良主义组织历史性地没有能力负担反战的斗争。同时它也表示群众对资产阶级政府和战争贩子极端地不信任。群众动员的逻辑的发展，就会使群众质疑帝国主义的军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战后的「秩序」，以及资产阶级国家背着群众决定战争或和平的问题的权利。
只要这些动员是反对帝国主义，建立军火库，而且没有提出任何交换的先决条件或要求，而且它们的行动是独立于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的话，它们就扮演非常进步的角色。群众和平主义不应该与和平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混杂起来。如果它在实践上反对帝国主义，即使它不懂得战争的威胁是包含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内，它也在资本主义欧洲、美国、日本起积极的作用。
我们完全有义务参加这类动员，而且要用以下的口号在最大可能的团结的权上，组织与扩大这些动员：不要潘兴导弹！不要巡航导弹！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要中子弹！不要法国与英国的核子武器——它们是整个帝国主义战争机器的一部份！帝国主义军队退出中美洲、中东、格林纳达、乍得……！要求一个从波兰到葡萄牙都没有核子武器的欧洲！
比较起来，「不要潘兴导弹！不要SS20导弹」的口号，如果它的目的是把排斥潘兴导弹与撤退SS20导弹联结起来的话，虽然在外表上很简单，但在实际上却引进混乱。因为这样一个偏见，倾向于把反战运动转变为对谈判施加压力的手段。如果它真正地要表示热烈地拒绝所有的核子武器，它应该不但包括潘兴与SS20，而且包括美国的MX和法国及英国的弹头。虽然我们不赞同这个口号，我们也不要求人家放弃它作为参加反战运动联合行动的条件。
从另方面看来，改良主义领导层打算以苏联官僚层的裁军作为帝国主义裁军的条件，来补偿他们的「非志愿地」卷入反帝运动。他们之所以提出双方性的口号，只不过想把反帝运动转变为向两大「强国」之间的外交谈判施加压力的工具。
群众的反帝动员是生根在人民中的广大层份要求生存的欲望上。他们与所谓「欧洲民族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
这个民族主义的具体措施，就是用联军或个别的资产阶级军队，在有或无核子武器的帮助之下，保护资本主义欧洲。因此，这个观念是极端反动的。但是这样一条政治路线，是某些改良主义派别所得出的，现在还只是资本主义欧洲的群众和平运动中一个少数意见。
在这个情况之下，德国的分裂的问题又被提出来，对于这个问题，上次世界大会的有关决议案在现今更为适用：
德国的分裂是维持现状的一个主要因素。它是对欧洲最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制动机。但是，从另方面看来，德国一部份群众动员的兴起，一定会影响到德国的其它部份，以及整个的欧洲。
我们把结束德国的分裂与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统一德国联系起来。这个联系的关键就是德国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革命和德国联邦共和国的社会革命。我们反对任何在肢解德国民主共和国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上统一德国的建议。
我们支持从德国民主共和国和德国联邦共和国撤退占领军——即美国军队和苏联军队——的要求。事实上这个双方的驻军是用来在帝国主义阵营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主要交锋区的中心线的两边保持政治与社会局势的稳定而已。较长远地看，这是用来阻止德国联邦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德国民主共和国的政治革命。
在德国的两部份都驻扎装有巨大核子军火的庞大军队，就会有核子战争的危险。这对整个人类的将来都有极大灾祸性。
把反对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斗争尽可能地与反对向弱小国家发动军事侵略与反对资本主义的紧缩政策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就给反战动员一个阶级的内容。这个阶级内容不但是反帝国主义的，而且是反资本主义的。
我们要用反战运动证明，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所内含的战争危险，已经在帝国主义向殖民地革命所发动的远征行动上显示出来。这样就会给反战运动一个充分的反帝色彩。人民解放斗争不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阴谋的结果，正像波兰工人的斗争也不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或梵蒂冈天主教廷的阴谋一样。这两种斗争都是国家机构无法控制得了的社会矛盾的表现。
同样地，我们把反对军事化的斗争与反对紧缩政策与反对军事预算的斗争坚持起来。我们的口号是：「钱用在社会服务上，不要用在战争上，消灭核子弹，有计划地改装军火工业，保卫兵士的物质要求与民主权利。」因此我们尽量要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工人政党与工会，参加反战运动。
在欧洲，反对核武器与核子战争的运动的力量，是被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新的世界大战将再度以欧洲为战场这个感觉所促进。各种各样的理想家和领导人，为了保卫资本主义的欧洲，就把这个感觉导向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或所谓「武装中立」，或所谓「不结盟」。但是，就群众运动水平而言，反对核子军备，以及不满美国和苏联当局背着人民作决定，会转变为既反帝国主义又反官僚的新国际主义精神，并提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前景。
（41）我们支持独立于国家或政府的和平运动，譬如在德国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或苏联出现的和平运动。我们支持他们的独立地组织反战斗争的权利，以及他们抗拒官僚层的核子及军事政策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做法在客观上具有反官僚的动力。
废除秘密外交，废除把资源的使用当作军事秘密，要求把资料广泛地供给工人们，以及要求人民有决定自己的命运的权利，代表着逐步理解军国主义危险的第一步。
我们支持反对社会军事化、反对军国主义及沙文主义的教育、反对镇压群众运动、反对苏联在东德与捷克部署核子武器的斗争。我们从不以为华沙公约是自由结合的工人国家之间的自卫的条约。正像我们反对「有限主权」的「布列日涅夫主义」，我们也主张东欧国家有离开华沙公约的权利。我们同时认为，这种离开的合宜性、以及重新商议加入公约的条件等问题，是每个国家的工人群众依据具体情况所应解决的策略的问题。
几十年的官僚专政以及它对人民最基本民主权利的否定，有可能在东欧的和平运动之中培养一个观念，认为官僚统治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个立场会使他们支持帝国主义以保卫「民主」反对「专制」为名来重整军备。我们在与这些立场斗争时决不让步，我们支持独立的和平运动中最自觉的部份所提出的要求：帝国主义与官僚层都应激剧裁军。
（42）我们无条件地支持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军事冲突发生时，我们毫不含糊地希望被侵略国家取得军事胜利，帝国主义遭受挫败（例如马维纳斯岛战争）。这个对在交锋中的一边的无条件的支持，并不表示主张被侵略国家内的被剥削群众和统治的资产阶级之间进行休战或者结成某种方式的神圣同盟。只有承认民主权利与工会权利、加强劳动者的独立组织、扩张土地改革、及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等社会措施，才能够使群众充分地动员起来，才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有效的防御工事来反对帝国主义。
在英国侵略马维纳斯岛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远征的斗争，主张帝国主义远远军无条件撤退，以及承认阿根廷对马维纳斯岛的主权。他们特别地反对那些说这是「民主」与独裁之间的斗争的人。这种说法事实上支持侵略行动。
在阿根廷，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支持该国反侵略的保卫行动，他们也要继续与劳动群众并肩地为保卫工人的政治与经济的利益、保卫工人的民主权利、以及推翻军事独裁统治而斗争。他们一定要谴责军事独裁统治在军事方面与经济方面（指他们拒绝把英国财产国有化）之无能进行反帝的坚决斗争，谴责它的行动的冒险性与不负责任。他们一定要证明军事独裁统治是阿根廷国家争取正义要求的主要阻碍物。
被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遭受的危机，也反映在军事冲突的增加上。最近的军事冲突发生生非洲、中东（两伊战争）及拉丁美洲（秘鲁与厄瓜多尔）。这些冲突大都是帝国主义要在全世界强加「巴尔干化」（即像南欧的巴尔干半岛一样的四分五裂——译者注）的直接产物，反映了帝国主义控制被剥削的、被压迫的人民的决心。
这些冲突是帝国主义实施压力的方法之一；这些压力可以导致军事冲突。帝国主义期望利用这些军事冲突以削弱摆脱其控制的政治力量，来对抗苏联官僚层在某一地区的影响力，甚或较公开地攻击一个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在某一国家，譬如安哥拉，在所发生的内战中，帝国主义总是支持反动的力量。
因此，不管军事冲突是国际性或局限于某一国家，为了决定革命者在军事冲突中的任务，为了学会如何把反帝的任务与对抗本国资产阶级以保卫工人阶级独立的任务两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必需在每一具体情况中对于阶级斗争与帝国主义政策的现实和动力下个定义。
帝国主义总是有系统地利用被统治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为自己谋利。今天的许多「危险地带」都处在帝国主义视为经济或战略上的要冲地区，决非偶然。但是，事实是，一连串军事冲突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决策的结果。这些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展了相当庞大的军事力量来对付上升的社会冲突，以镇压来巩固他们自己的统治。这些资产阶级为了要把群众对社会与民主的期望导入歧途，常把古老的领权的要求复活，或者发动民族主义的运动。
在此类冲突中，我们的基本指导原则就是：为被剥削阶级的独立而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我们指出人民群众的道路是向帝国主义及剥削者斗争。我们认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之间所遗留下的争执，有必要以政治方法解决。
（六）我们的任务
（43）从长远看来，只有世界革命才能阻止世界核子大战。这个意思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他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把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的目的从属于反帝运动，也不是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把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从属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把反战反帝任务提得比世界革命还要高，就意味低估了继续会在帝国主义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兴起的客观的革命运动。只要帝国主义还在它的主要基地生存的话，这也意味低估了核子战争爆发的威胁。
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苏联或中国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以及主要的被统治国家的不断革命的进展，今天已变成人类生存的问题。只有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并置于工人的管理与大规模的公共控制下，只有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形成世界社会主义联邦，才能够经过同时的摧毁核子武器的库存，以及经过确实的禁止核子武器的生产和将它放署在所有的潜在的生产者控制之下，永远地消除任何核子战争的危险。
在世界革命三大部门之间预先决定哪一个部门最重要，是从一条战略路线而来的——这条战略路线认为在帝国主义国家与官僚化工人国家（从苏联开始）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比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重要。
是的，不管官僚层的政策是什么，苏联的存在有助于南斯拉夫、中国、越南及古巴革命的巩固。但是，在世界革命上升的每个决定性的阶段（如1935－39年的欧洲，1943－47年及60年代的拉丁美洲，阿根廷国家和南亚），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不但有其附从资产阶级，而且也有统治的官僚层与工人运动中的官僚机构。帝国主义与官僚层之间的必然的冲突和矛盾，不应该使我们减少波兰的政治革命与苏联官僚层对它的反革命的干涉在整个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性。
在国际规模上的阶级矛盾的加深，愈来愈深刻地显示出世界革命三大部门之间的辩证的统一。这个统一反映了整个世界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不能被简化为两大「阵营」之间的交锋——一方面有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阵营」和进步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最近的中美洲、拉丁美洲、中东及伊朗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官僚层的被动，及它在它自己的经济困难中陷入困境，以及阿根廷国家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侵略黎巴嫰所施行的政策，也都证明了这一点。
从战略的意义上看来，工人解放的意思就是推翻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势力及统治的官僚层。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危机是必然会发生的。任何忽视这些国家的官僚层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或者把这些冲突作为相对物来处理的企图，必定会在实际上向斯大林主义及官僚层让步或投降。
（44）在目前阶段，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应该负起的任务，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而来的：
1、在世界革命的三大部门中群众所面对的问题；
2、群众与传统的组织和领导的关系，因为这些领导还继续控制大部份的群众；
3、群众开始认同的新组织的崛起。
在群众面对的问题中，支持受镇压的或受反革命攻击的革命运动，在国际的规模上，还要有优先地位：支持独立的波兰工人运动，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支持非洲南部的群众以及菲律宾革命斗争。
这些支持运动是非常紧要的。它们是在工人与人民运动中不同的派别采取主动情况下发展出来的。所以他们应该定出具体的、明确的目标，使群众运动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集中意志的动力。
此外，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站在前列，支持那些受了土耳其、阿根廷、智利及伊朗等反动政权所镇压的工人阶级组织与活动分子。这些运动配合在那些国家所发动的反对「失踪」、虐待、暗杀等等的斗争，而且是一个重新激起反对这些独裁制度的主要因素。
（45）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优先做的工作是反对资本的紧缩政策的攻势与重整军备。
第四国际的各个支部，应该尽量地刺激与统一工人反对减低就业机会、工资与社会保险的斗争。他们应该在能够动员靠工资过活的人们的种种问题上推动群众运动，而且扩大他们的反紧缩政策的斗争、排斥任何形式的紧缩政策是他们的宣传与鼓动的核心。
我们的支部在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应该从工人群众的实际的要求出发，定出广大群众的集体需要的口号：
1、保护工人生活水平、工资按物价指数而调整、按照市场情况的变化调整工资。为了保护工人的购买力，我们一定要战斗到底，一寸也不要退让，而且要用所有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反对老是准备在这个问题上的退让改良主义领导人。
2、保护工作的稳定，反对任何形式的解雇，主张工资不减少的三十五小时工作周。
3、当反动的「新自由主义分子」为了上流社会主张选择、竞争与利润而反对「福利国家」的时候，主张民主权利。
4、保护移民的居住权、工作权与选举权。
5、保护青年的权利：接受免费的、非宗教的、公共的教育的权利，文化的权利与民主的权利，反对军事主义与战争。
6、保护妇女的权利：选举权、同工同酬、堕胎与避孕权。
7、保护非宗教的教育与免费的教育的权利。
8、首要地保护罢工权与没有任何限制的工会自由。
最近几年来欧洲工人几次巨大的斗争已经证明，工人阶级的组织的主要骨架还是工会。只要有广大动员的地方，工人就要真正地利用他们的工会组织。我们已经特别地在英国、意大利、西德、比利时与丹麦看到了这点。虽然主要地，在工人政党当政的国家，工人阶级对其领导的不信任的增加，表现在工会会员的减少上，而且工会领导层明显地以紧缩政策的共谋者或者直接代理人的姿态出现。但是我们可以着重地说，即使工人中有他们自己的组织，工会组织仍旧是工人动员的主要工具，因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也没有超越工会。
当这种斗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见到工会内反对派运动的开始。这些反对力量倾向于与传统的领导层争取工会的领导权，使工会恢复它们的真正的作用——不妥协地保护工人的要求。
旧领导与阶级斗争工会运动者之间的分歧，就是后者随时准备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而前者并不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介入工会是国际各支部的首要任务。
除此以外，支部会尽量提出一条全面的反资本主义的路线，来对抗资产阶级与改良主义者的政策。这条路线可以用一个行动纲领来表示它。这样一个行动纲领必须要把反对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的各种派别联合在一起，而且要说服更广大的层份，有必要与资产阶级、其利润逻辑、其国家以及其国际制度决裂，而且走向工人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资产阶级处于尖锐的政治危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样一个行动纲领和为精确的政府口号进行鼓动结合起来，这样将会在群众的眼中体现了与资产阶级的必要的决裂。
对于所有在实际上愿意公开地反对紧缩政策的力量，各支部应该尽量地促进他们在行动上最广泛地团结起来。虽然这些行动不应该受官僚政策的控制，但是它们应当作为团结所有工人组织的联合阵线的政策的一部份。
保卫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层份（移民工人、妇女、青年、社会福利的接受人）应该作为这个政策的一部份。
要保卫妇女的权利，我们应该主动地组织或者支持妇女独立地动员起来反对失业、反对「保护家庭」反动政策、以及支持堕胎的权利。同时，我们主张整个工人运动应该为贯彻这些要求而斗争。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移民妇女所受的三重剥削。
工人运动应该对极右派及法西斯主义者所煽动起来的种族主义与仇视外国人的情绪的兴起采取对抗行动。对殴打和镇压移民工人坐视不管的话，日后就会引起对革命组织、工会积极分子以及整个工人运动的攻击。
除了进行反对核子武器和反对帝国主义军事条约的斗争外，反对军事集结的运动需要一个持久的斗争，反对资产阶级军队，以及支持兵士的包括组织工会的权利在内的民主权利。反对紧缩政策和反对军事集结的双重斗争，是以推动「政府经费要用在社会开展的上，不要用在军事上」、「要学校与医院，不要火箭」、「要工作，不要炸弹」等口号为中心。
（46）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生态的运动或政党都组织起来了。由于传统的政党还没有对环境的问题作出有效的反应，这些保护生态的运动或政党通常常都被引导去与工人运动保持一段距离。在落后国家，灾祸的生态状况、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依赖和对当地人民的压迫之间的关系愈来愈明显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反对派运动讨论因官僚的生长形式所引起的生态的危险。
事实上，生态的问题包含了超越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的制度的动力。在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导致生产手段由谁来管制的问题。在落后国家，这个问题与经常的反对帝国主义控制和根本上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斗争分不开。在官僚化工人国家，这个问题导致对官僚的权力的挑战。
在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危机的深度下——我们需要重新确定基本的原则：要保证替下几代人保持自然资源，工人政权是必要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些自然资源，人类文明的繁荣及人类本身的生存都会受到致命的威胁。
因此，胜利及其支部必须愈来愈有系统地把生态环境的问题包括在它们的宣传与一般的活动之内。它们应该尽量地与保护生态的运动采取共同的行动。
（47）半殖民地与半工业化的国家，为民主、反帝国主义以及反独裁制度的结合的斗争，扮演中心角色。
在渐增的贫穷与危机的情况之下，动员广大的人民层份为基本权利而斗争，深刻地破坏了军事独裁制度以及所有的统治政权的基础。因为帝国主义会在危机时期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粮食的武器、及直接的军事干涉来进行更明目的、更侵略性的干涉，争取民主权利与反帝斗争之间的关联加强了。尽管债务的偿还实际上遥遥无期，但要求废除外债的呼声愈来愈高涨。
反帝斗争也包括谴责地区性的军事条约，特别是在东南亚、太平洋（澳纽美三国公约）、和中东，以及谴责一些地方军队（在格林纳达的加勒比各国的资产阶级军队，乍得的军队等等）在帝国主义的计划中扮演辅助的角色。
我们也支持群众要使印度次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没有核子武器的地区的斗争。
争取民主与反帝要求的斗争，包括争取土地改革的斗争。有关的支部应该尽量制订一个具体的土地改革纲领。这个纲领不但要考虑到各地区的情况的不同，而且要着重于帮助贫农、农业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动员组织起来，而且还要响应他们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水源、肥料的来源、工具与农机、信用借贷、销售网、社会内部的结构，以及工作机会的渴望。
我们一有机会就必须推动或者帮忙扩大群众的农业工会或农会，而且鼓励他们进行有效的夺地行动。更一般地来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其它的革命的或者战斗的社会主义倾向组成联合阵线的基础上，推动农民、贫民区居民、妇女、青年、失业者之间组织群众性的团体。这些群众性团体的目的，不但是提高这些受剥削最深的层份的自己的活动与自己的组织，而且要鼓励他们与工人阶级结成联合行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群众性的团体中，采取主动与领导的地位，将会对建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半无产阶级和住在城市边缘的人们所处的令人触目的环境，显示要求城市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改革应该包括马上满足贫民区居民在公共服务（自来水、下水道、电力），房屋，公共交通，教育，卫生，价廉物美的日用品的供应等等方面的需要。
由于几个半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与都市化的结果，工人阶级的这些要求，从群众运动的开始，就与民主的与反帝的要求愈来愈交织在一起。这个相互的关系，因危机与紧缩政策对生活与工作条件的影响，更为加深。所有这些不但导致一连串反对紧缩政策、反对打击工人阶级的法律的要求出现，而且也导致像目前的玻利维亚洲那样的过渡要求与反资本主义的要求出现。这要求主要地针对大量的失业、饥荒、营养不良、通货膨胀和过度剥削。
这个生根在不断革命的纲领上的总方向，需要我们有系统地动员和独立地组织无产阶级和贫农，有系统地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而斗争，且建立起青年大众、劳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弃民都要参与的工农联盟。争取阶级的政治独立的斗争能够建基在全部或局部的现有工会结构上。它也能够从工会会员与工人的政治激进化中兴起，巴西工人党的成立就是个例子。它也能够从工会有很大影响力的工人运动的组织所成立的广大联合阵线中兴起。秘鲁1980年所成立的革命左派同盟就是个例子。
显然，各国不同的条件会产生不同的道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争取阶级政治独立的斗争中，必须包括主动接触朝向反资本主义路向的人民党的或民族主义的流派，争取他们过来，建立一个独立于老板和国家的工人政党。在反帝斗争与争取阶级的政治独立的斗争交叉在一起的情况之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斥与资产阶级的部份人成立协议的可能，但要这些资产阶级在实际上采取行动反对独裁政制和帝国主义，即使这个协议仅仅是暂时的，而且围绕着有限的几个问题的。这些协议或策略上的同盟，必须在明确的目标之下建立起来。伴随着这些协议，我们还要向群众有系统地说明这些资产阶级迟早总会走到反革命阵营去的。
与一部份资产阶级取得这样的、紧要关头的协议的时候，指导革命家的原则必须是：严格地保持无产阶级与贫农的阶级的、政治的、与组织的独立；群众应该有无限制的自由为了提高他们自己的阶级的要求而动员、组织起来；分头前进，共同攻打。他们必须依据过去的经验的总结，依据一波又一波的镇压、政变和个别国家的反革命的外国干涉，而特别地提出群众自卫的政策。工人与农民必须以他们自己的群众组织之内的军事准备为出发点来准备反击。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着重地认为，在革命危机时所提上议事日程的暴动的任务，应该与一般的政治军事的任务结合起来。
此外，在一些受到严厉镇压的国家，革命道路可以通过革命活动的直接军事活动发展为反对政权的群众性革命战争，只要该组织有力量和有插人入去群众组织，使之能避免采取冒险主义或「盲动主义」而贯彻这个路向。革命并没有一般性的「灵方」；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各国的特殊的道路。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本国的革命战略，并为此战略，与有共同结论的其它革命力量并肩战斗。
（48）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准备政治革命，换句话说，是用革命来推翻官僚层。这是紧缩政策还遗留在这些国家的革命成果、扫除在向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的障碍物的最好方法。具体的任务可以借鉴波兰的经验。为了开始克服工人的分散的现象，具体的任务就从争取工人的基本利益与民主权利开始，一直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与建立（或恢复）社会主义民主。
反官僚的政治革命需要一个革命先锋队的党，能够把群众运动的能量集中在紧要的任务上，能够提出帮助实现战略目标的策略，以及能够推动群众运动自己组织起来与集中起来。如果这样一个党的核心分子能够与群众运动中最进步的倾向取得密切的联系而影响它，如果这个核心分子能够把握着群众运动的成熟的征象与真正的动力，那末这样一个党才能起以上所说的作用。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建立这样的核心是今天一个紧迫的任务。
这个处理事情的方法，表示要排斥某些「异议分子」所宣传的立场。这些「异议分子」认为苏联工人的被动反了他们接受官僚的政权，或者反映了他们宁愿选择官僚管理的过失，因为这种形势容许他们把低的生产努力的成果与一个基于个人的机智的「制度」结合起来。
这个处理事情的方法，也排斥把东欧的政治革命发展臣属于苏联的广大群众性反对运动的崛起的任何失败主义看法。波兰事件刚好证明了相反的一面，那就是无产阶级具有巨大的动员、创造力与组织的潜在力，而且当它一旦代表了积极的人口的大多数的时候，它就有能力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组社会。在将来，其它东欧国家也会经验到同类的爆炸，而且在苏联或者在中国的官僚统治也不会保持安定的。
保卫工人国家对抗帝国主义，仍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在当今时期，苏联受到直接军事入侵的可能性并未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今日尤其重要的，却是保卫古巴和尼加拉瓜抗拒美国直接的军事威胁，和保卫印支国家抗拒帝国主义复仇性政策和中国官僚层的威胁及东亚官僚政权之间的冲突的后果。
（49）我们继续不屈不挠地在每一个地区建立群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和群众性的革命国际。
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革命组织仍然是一个优先的任务。这个优先的任务，一方面相应于阶级斗争的渐增的国际化，因为阶级斗争的国际化正是生产力的渐增的国际化的结果；另方面相应于在世界规模上的革命领导的危机。
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发动的思想与政治的攻势，必须被我们强有力地抗辩。跟30年代的情况不同，现在的群众不再认为社会主义的计划是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的自然解决方法，因为他们把这个计划与苏联和东欧的官僚计划及其矛盾等同起来。这个混乱的看法是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和西方的改良主义官僚所培育出来的，虽然他们各有其不同的理由。保卫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意义，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所了解的传统的意义，都要与目前阶段的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机会融合起来。
因此，一个结合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被支配国家内的不断革命过程，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纲领，一个要在世界的规模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第四国际的支部要努力于贯彻与丰富这个纲领。它们所要用的方法就是加深他们在工人阶级和青年之中的根基，以及表现他们有能力与基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阶级斗争经验而转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倾向会聚与合并。
由于他们已经努力地这样做，所以他们才作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的无可替代的工具。 |
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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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陇海铁路大罢工
·陇海路工人的境况
·罢工的缘起与爆发
·罢工胜利
·王会长舌战西宫
·游天洋
·白眉珊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爆发的陇海路大罢工，似惊雷震响在西起观音堂（河南境内）东至连云港的千里铁道线上，自此以后，我国工人运动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这次罢工的最初发动者是洛阳大广的工程师游天洋（游泳），罢工开始后，中共北方区委立即派我前往协助和领导这次罢工斗争，罢工坚持了近十天，最后以实现工会提出的经济要求和撤换法人总管若里等条件而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可说是我党初出茅庐，直接领导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罢工斗争。当时距我党正式成立还不足四个月，党员人数很少，没有实践经验。但是同志们却抱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笃实信念，以不计成败，勇往直前的精神去干，最后终于开拓了道路，团结统一了陇海全路的工会组织，涌现和锻炼了一批受群众拥戴的党的优秀战士，为北方地区以后进行的大小数十次斗争奠定了基础。取得这些成果是我们开始所未料及的，也使我深深感到马克思主义只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就会出现奇迹般的力量，改变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的面貌。这和当时的一些空谈的改革家们和所谓的社会党人以及国民党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陇海路工人的境况
陇海铁路是横贯河南、江苏二省的国民经济大动脉，它在郑州和徐州与京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相交，在政治、经济、交通运输和军事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陇海铁路被三大反动势力统治着。陇海铁路是靠比利时借款修建的，根据合同规定，比利时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掌管着路政大权。他们掌握着铁路上的计划、人事、财务、材料、行车调度的权力，事实上又有确定铁路客货运价的实权。这是陇海铁路上的第一种势力，也是最主要的反动势力，代表着帝国主义的利益。第二种势力是北洋军阀政府以梁士诒、叶恭绰为首的交通系的政治官僚集团。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内阁虽然经常更换，但交通总长多由交通系充任，他们的爪牙布满了各条铁路，在全国铁路上的势力已根深蒂固，对陇海铁路进行着严密的控制。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战争后，交通系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下组织了内阁，由梁士诒任总理，叶恭绰任交通部总长。交通部设立职工教育委员会，在各路开办学校，如郑州就组织了“交通传习所”，在陇海铁路上，指使其爪牙利用同事同乡的关系拉拢一部分工人组织团体，破坏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争夺铁路工人群众。第三种势力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事政治集团。当时，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的军队进驻河南，坐镇洛阳，在陇海铁路沿线的洛阳、郑州、开封、商丘等地驻有重兵，对河南和陇海铁路实行反动的统治。这三种反动势力之间虽有明争暗斗，但对陇海铁路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却是完全一致的。
陇海铁路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生活上受虐待，过着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生活。陇海铁路工人的劳动时间很长，全年的工作日数为三百四十天，星期日亦不停工，多是每月在分班时休息一日或两日。工人又被分为长牌工（即长期工人）和短牌工（即临时工人），每天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至十二个小时，最长的达十六、七个小时。但工人的工资却极其微薄，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廉价劳工最好的猎取市场”。铁路上雇佣外籍人员很多，而比我国人员的薪金要高数十倍或上百倍。例如：当时外籍会计处长月薪为二千六百法郎，车务副处长月薪为二千四百法郎，如以六法郎折合一银元计算，均在四百银元以上，并且还享受有回国休假、旅游报销等待遇。而中国的一般职员月薪为三十二元至四十元，工人的薪资却仅有四元至十二元，悬殊如此之大！而当时的米价每石要十六元。我国工人生活之苦可以想见。工人为了生活，不得不仰鼻息于工头。工人为了进厂工作，必须先向工头缴纳一笔贿赂金；进厂后，为了保持工作，还须给工头一笔酬劳金，逢年过节要送礼物。河南地处中原，是军阀混战的战场，直系军阀旲佩孚不仅截取车辆，强迫工人运兵运粮，还经常霸占路款，克扣工人工资，有时只发给工资的八、九成，拖欠薪资更是常事。他们奴役和惩罚工人的手段，更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对工人任意虑待、污辱、打骂和惩罚。工人在政治上也毫无自由可言，组织工会和罢工，是非法的。陇海路局以北洋军阀政府制订的“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治安警察法”为依据，明文规定，同盟罢工者，要判处有期徒刑或处以罚金。“最高当局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宁……决定采取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甚至明文具体载明禁止工人在以下情形中举行集会：“有领导怠工情形者，有领导罢工情形者，有领导要求增加工资情形者，有破坏社会秩序及公共安宁者，有违反一切良好道德习惯者。”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生活折磨，使陇海铁路工人心中蕴藏着民族恨，凝聚着阶级仇，反抗的情绪十分激昂，一触即发。
中共北京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分重视陇海铁路工人运动的情况。当.时的陇海铁路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非常尖锐、非常突出的地方。由于陇海铁路工人长期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侵略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最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加之，陇海铁路有五千左右工人，又多集中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有利于阶级的团结和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当时几年间，全路有些地方时而发生过一些自发性的小型怠工斗争，带有浓厚的帮会色彩，迫切霜要有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基于上述特点，我们把陇海铁路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之一。
早在一九二〇年秋，与我党有过联系的唐山交通大学毕业生游天洋同志到洛阳陇海路局工作。他平日利用自己工作的方便，深入调查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了解工人的要求，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工人周刊》征聘了一些通讯员，并在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大站设点，设有经理人员，散发《工人周刊》，经常不断地介绍国内国外劳工解放运动的消息，开拓工人的眼界，促使广大铁路工人从沉沦于数千百年的旧传统中觉悟过来。还邀约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工人来长辛店参观、学习办工会的经验，为此，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罢工的缘起与爆发
一九二一年三月，陇海路局把洋员若里派到洛阳充任机务厂总管。他为人奸险，一味强横虐待工人超过历届前任。他还使用了法属安南殖民统治的一套方法，这就更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促成工人迫切要求组织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进行斗争。于是游天洋在克服了重重的困难，仿效长辛店的办法，最先在洛阳建立了工会组织。
导致陇海路罢工的近因，则是徐州站“八号门事件”，那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八日下午下工时间，厂方虐待工人，有意延长工时，将八号栅门锁闭，工人气愤不过将门挤破。事后，厂方想借此破坏该厂工会团体，无端开革工人领袖二人，工人起而抵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月十七日，洛阳机务厂又发生比国洋员狄孟（Dimon）殴打前去上工工人，工人不服，群起评理。狄孟强词夺理，反而开除为首的二十名工人。而这时的工人已不是一年前的工人了，他们已经在“老君会”的名义下组织起来了。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十七日），陇海路洛阳老君会在游天洋的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详细地分析了机务厂和全路的形势，认为要使比国资本家屈服，非采取罢工手段不可，而且要把机务厂的斗争扩展到全路去；联络全路工人实现总同盟罢工。根据会议决定，成立了游天洋、白眉珊、黄文渊、王符圣等人组成的罢工委员会。并即时派人来京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联系，请求派人指导；同时派人到郑州、开封、商丘、徐州等东线各地联络。洛阳机务厂从十七日起首先举行罢工，如得不到答复，则于二十日全路响应，实现总同盟罢工。于是，一场革命风暴在洛阳上空迅即爆发了。
罢工开始后，工人向路局要求撤换狄孟、不再有虐待工人的事件发生，限三日内答复，讵料路局无视工人要求，反加训斥。工人闻讯，莫不义愤填膺，全路其他站老君会组织亦纷纷致电响应洛阳老君会的罢工号召，成立罢工委员会，准备全路总同盟罢工。
―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后，陇海铁路线上的洛阳、郑州、开封、徐州等地火车头汽笛齐鸣，冲天怒啸，此起彼应，宣布了陇海全线罢工开始了。当时的《申报》、《晨报》曾作如下报导：“陇海路洋员管理路政，平日本属严厉，工人皆啧有烦言，自新总管若里接办后，对于工人，犹为峻厉，因此工人‘反动’愈甚，竟于今日（二十日）实行罢工。今日开封西赴郑、洛，东赴归、徐之车，均未开驶；而由徐西驶、由观音堂东驶之车，均未到开封；陇海全路工人完全罢工，已可证明。”千里陇海铁路，象断了脊骨的蛇，僵死在中州大地。
罢工实现后，陇海全路机务工人以汴省陇海老君会的名义，发表了《敬告全国各路同胞同业弟兄们恳乞救援》宣言书。宣言书在深刻地揭露了陇海铁路大总管若里的十大罪状和这次罢工的起因之后，庄严宣告，陇海铁路“同人等不能受亡国奴之耻，作无人格之工人”。提出：“务恳我各路工人协力，与本路工人作同一之举动，以救同人，为中国争人格，不受外人无理之欺凌。”为争国格，正义凛然！
罢工开始后，游天洋曾派急使来北京，向北方书记部报告详情，并请求支援。但该使在途中被阻，未能及时赶到。因此北京方面对此急剧发生的愴况，知之不详。十一月十八日清晨，我同马净尘夫妇因事乘车去长辛店，在车站上偶遇电报房工友，他悄悄地告我：“郑州东西两路客货车都已不通了。”我忙问发生何事，他说：“还不太清楚。”我立即赶到前门站火车房，问一个刚从郑州段来的司机，从他口中知道陇海路工人确于十一月十七日举行罢工，至于详细情况他也不十分明白。并说，连日此路交通系分子很活跃，谣言蜂起，郑州已戒严，检查过往客人极苛！我想此事关系重大，应与同志们立商对策，沉闷的陇海路局势或可借此打开，乃匆匆搭乘十二点五分的班车回校。
是日下午二时，我到图书馆办公室，会晤守常，把在长辛店所得的陇海路消息详细告诉他，并请召集区委扩大会议商讨对陇海路罢工的支援办法，守常听后很兴奋，立即让刘伯青通知，今晚七时举行区委扩大会议。六时半起，大家陆续来到，会议准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李守常、罗章龙、何孟雄、高君宇、李梅羹、王仲一、缪伯英、王铮等。守常首先说，今晚的会系临时召集的，但很重要，时间可能比平常要长一些，请大家认真讨论。我便将陇海路罢工消息作了说明，以及同守常交换意见后的建议也在会上提出。当时会场讨论十分热烈，大家对陇海路罢工寄予很大同情和希望，但也存在一些困难，主要是陇海路到目前为止，既无真正的工会组织，也缺乏较强的党、团力量。当时究竟从何处下手，可说茫无头绪。会议沉静片刻后，守常问陇海方面有无支部联络？我答：“那方面尚未建立支部，但是《工人周刊》却有几处通讯关系。”当时书记部初期除在辛店、南口，唐山等少数地点设有工作站外，大多数地区和工人并无组织联系，只是派人以书记部名义或《工人周刊》名义分别在各路聘有特约通讯员、发行员等。郑州、洛阳、徐州等处亦属这类情况。梅羹接着说：“石家庄以南无正式工会组织，郑州、洛阳有《工人周刊》通讯员兼发行站，洛阳有《工刊》通讯员游泳，开封、徐州力量更弱。”素喜说话的孟雄此时发表意见，他说：“陇海路向来是交通系势力根深蒂固的大本营，上层员司的组织极有力量，工人待遇很低，缺乏斗争训练，对书记部来说是最薄弱的一环，最好在罢工消息证实以后由书记部发表援助罢工公开宣言，看形势发展，再采取具体对策。”但君宇不同意这样做，他说：“陇海路政治形势不宜于采取这种宣传方式，应设法深入罢工斗争中去，正确了解敌情，推动工人群众向革命工会走。”仲一适从太原来，列席会议时附议君宇的意见，朝着孟雄悻悻地叫道：“人家已行动起来了，我们却在说空活，看你有啥用？照你的话，那么书记部的招牌不如索性摘掉吧！”仲一性格历来是长枪大戟，对人不讲情面的，一席话说得孟雄哑口无言，也把大家提醒了，于是众人都主张采取积极办法去领导陇海路罢工，会上讨论渐集中在如何行动起来的问题，经过半小时讨论，大家意见逐渐一致，认为陇海路既已罢工，书记部理应去领导，纵然有困难也应立刻派人前往。
经过区委扩大会议讨论，会上作出如下决定：（一）以书记部名义派人前往洛阳与陇海铁路罢工指挥机关联络，对罢工给予全力帮助，并发挥领导作用。（二）书记部准备力量在时机许可时派一个组前往协助工作。（三）通知各工会公开捐款援助陇海路罢工，并通电各公众团体支援，同时决定以中共北方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进行下列工作：（1）设法筹建北方铁路沿线各车站、矿山、城市党与团的组织工作；（2）建立上述各地革命工会组织；（3）建立上述地区宣传联络及党报书刊通讯网；（4）搜集敌方反宣传及反动组织活动情况。
当具体讨论派人去洛阳时，书记部同志人人都争相表示愿意前去，但讨论了很长时间没有作出决定。最后守常捻须颔首以目视我说道：“还是你去走一遭吧！至于书记部的事，人手不够，我可以抽出时间帮同照料。”我正在踌躇未及作答，仲一忽催促道：“不容迟疑，放大胆些！”此时大家都主张我去，遂决定下来。接着守常问我打算几时起程，我不加思索回答：“今夜就走！”守常说：“行！越快越好！但你这次赴洛阳距西宫不远，这事却千万不能让当地军阀知道，以免别生枝节。”我说：“对！我一定注意！您放心吧！”守常立刻告诉大家协助我成行，并帮同办理各项工作交代等事，当场又决定在我离京期间书记部事务由伯英、孟雄代理，《工人周刊》主编由梅羹、王铮代理。散会后，守常和我又谈了些问题，向我说：“交通部素来注视我们行动，你不要大意，应谨慎应付以防万一。”又嘱咐道：“陇海的事‘大而化之’完全交你去办”（大而化之是守常平时说话时的口头语）。我答：“我一定尽心力去执行区委决议，随时向您报告！”我与孟雄立即回到西斋交代工作，伯英代整行装时，并随手取书一册放在提包内，预备车上阅览。君宇、仲一忙于筹措旅费和到车站购票，一时间大家分头忙于办理诸事，孟雄陪我到车站附近小餐馆等候。顷之，君宇、梅羹、伯英均到，伯英转达守常的话，说钱不够用，来信再汇。她并送来半新旧长毛围巾一条，高檐吕宋帽一顶，既可御寒又可化装障面。君宇说：“伯英对事、对同志真是细心，想得周到！”说罢快到开车时间，我请他们先回去歇息。当晚十二时，火车自北京出发，我静坐车厢，思潮激涌，回味北京会议上讨论情形，心怀惴惴，惟恐虚此一行，辜负众意，久久不能入寐。车过漳河，已进入河南地界，南下客车沿途旅客上下频繁，我独坐车厢，静聆旅客们谈话，其中偶然也听到关于陇海罢工消息，传说不一。有的说罢工风潮已经平息，有的说沿途桥梁被毁，工人被押数百人，更有的说陇海全路都陷入恐怖状态。我心中疑惑不定，暗自忖度，“百闻不如一见”，想到这里，心也就安定下来了。
车到郑州，但见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郑州街市旅店客满，浴室、饭馆席地坐卧的人弥望皆是，闹成一片，大多是因陇海路罢工无法转车的旅客。我正在为难，找不到落脚地点，猛然想到扶轮学校[1]有《工人周刊》投稿员赵天俊与钮传琪。就扛起被盖行李前往扶轮学校访赵、钮二人。赵适外出，只见到钮，我说明来意后，钮说：“车既不通，外人自然无法前去，交通系对外封锁极严，沿途军警密布，预防局外人插手罢工，你只好在此等候几天再说。”
正在无法可想时，忽闻钟声响，钮即携书去教室上课，临行时嘱我在房内坐候。顷之，有一青年工人抱皮球从外进来找钮传琪，见房中有客，遂坐下攀谈，知我从北京来，青年亦有表兄阚育先在北大读书，常寄《工人周刊》与新文化书报与他。二人谈话渐及陇海罢工问题，因问我在郑住处，我以路过此地，西行无车事相告。青年工人自言姓黄名璧成，现为陇海路火车房擦车学徒，其父任陇海铁路郑州车房司机，人缘颇宽，可以设法找车西去。说后，黄即带我到钱塘里会见其父，并怂恿其父设法找车，其父允诺，外出时嘱其子陪客人在家坐候。黄父名文渊，清末时为秀才，应试不第，弃儒为工，自号工隐，言谈不俗。黄有二子，均扶轮高级班毕业，长子钰成，在徐州站电厂任职，幼子即璧成，新补学徒，好高骛远，自云喜读奇书，其父多纵容，不甚干涉其行动。璧成素好交游，奋志进取，受阚影响，并有弃工赴京读书计划。
黄父当时到车站去约一小时，即匆匆回家向我说：“今晚陇海路有公事车开洛阳，系工会专车，已与司机说好，可以附乘前往。”我即回到扶轮学校取行李，璧成亦同行，二人在外进餐，谈话范围很广，同时璧成又细细询问到北京有关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情况。届暮时黄璧成代负行李，向车站走去，及我到月台时，黄父子二人已先在，即登守车（即公事车）。黄父又把司机找来郑重介绍，附耳叮咛数语，始与我握手而别。公事车深夜始开出车站，我在车中静坐一隅，筹思到洛阳后行动计划。车行极速，颠簸殊甚！思潮起伏，―种患得患失心情搅扰，竟夕不安。公事车于沿途加水停车时，司机王符圣时来找我谈话。王是砀山县牧马集人，与黄文渊为结拜兄弟，时任陇海路司机工会委员。王与我谈话情感颇为融洽。车快到洛阳，王问我到洛阳找谁？我答：“看望一个朋友。”王又问：“贵友为谁？”我率直告他：“找游天洋。”王闻言大为动容，见左右无人，低声说：“你是从北京大学来的先生吗？天洋是咱们的军师哩！”我就将来洛阳的使命，向王符圣实说了。王喜不自胜，满面笑容说：“果不出我与老黄所料，下车后我陪你去找天洋，如果你一人去是见不到他的面的，你来洛阳的事千万不能让洛阳的狗子（指交通系人）或鬼子（指法国洋人）们知道，否则就要误了大事。”
下车后，符圣引我先到他家中歇息，向家人介绍佯认我为东路亲戚，晚饭后亲送我到天洋住处，符圣手持电筒，撑手杖在北风疾劲、崎岖多石的山坡小路上摸索前进，行约半小时，抵达一所小洋房，此即罢工工人地下指挥部。二人抵小洋房门外，符圣先去叩门。门启，有一老工友向王低声问活，再次通报往返，始邀二人进入室内。但见天洋睡衣拖鞋从内急忙迎出，一见而紧握我手摇了几下，说道：“您一路辛苦！我前已派人到北京请你去了。”边说边把我们往屋里让，我进入天洋卧室，但见桌灯明亮，炉火通红，桌上堆着文件，架上满列着中西文书籍，壁端悬挂长剑一柄，油画数幅。三人坐定，谈了片刻，符圣即告辞回家歇息。
天洋开始谈了一些陇海铁路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罢工的远因和近因，根据天洋的分析：陇海路一般工人的生活地位比较京汉路要差，洋人对工人的虐待很凶，交通系员司的势力相当强大。平时员司和工人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次罢工天洋以中间立场尽力调和两者间的冲突，但是，双方隔阂并未完全消除，目前员司不愿罢工扩大，怕因此增长了工人的志气，所以主张早日结束。反之，工人惧为员司所卖，总是不很相信他们。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员司与员司间还各存在着帮派的界限。我们谈着谈着，话题随即转到罢工策略问题上，天洋郑重说道：“我们起初一鼓作气，把全路罢下来了，工人群众热情固然很高，也很勇敢，但是，我们没有罢工经验，目前工人队伍是很散漫的，因此大家有些着慌，怕失业。敌人以逸代劳，老是照着我们的弱点发动反攻，加以交通系施出种种阴谋分裂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看形势很难乐现；又交通系很想借助于当地军阀武力镇压罢工，工人领袖中有人胆小怕事，惟恐闹出乱子，下不了台。因此罢工正面临着胜败关头，成功固有希望，如应付不好，也难免不遭到失败。”
我从天洋简短的谈话中了解到罢工的整个局势，一方面敬佩这个青年人聪明练达，同时也看到罢工确实潜伏着危机，于是将自己的见解向天洋坦率陈说。我说：“只要工人内部团结一致，就没有什么可怕！军阀武力也不是轻易可以出动的。我们应全力把工人组织起来，维护罢工秩序，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达到要求。”天洋听了感奋非常，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拟成一个坚持罢工方案，才告休息。这个方案包括下列几点：（1）选出七个具有代表性的罢工中坚分子组织中心行动委员会（工人与员司为五与二之比），统一领导罢工委员会。（2）加强罢工中的团结一致，经济公开，一切日常工作经过民主讨论决定。（3）坚持条件，非达目的不止。（4）欢迎书记部派员指导全路工作。
第二天清晨，天洋立即通知罢工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在会议开始时，天洋即席介绍我在会上讲话。在介绍时，天洋说：“我们罢工已经过五天了，我们保证胜利就在不远。今天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来到洛阳。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全国工人斗争的参谋部与司令部，它代表千万工人的力量，有了书记部的帮助，我们的力量更增加几倍了，胆量更大了。”会上的人很感动，齐声说：“请北京书记部主任先生讲话。”
我随在会议上作了简短发言，主要意思是代表书记部慰问陇海全路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勉励大家奋勇向前，工人阶级作事要敢作敢为！事在必成！书记部决以全力为陇海路工人作后盾，并当场表示，“陇海路罢工不胜利，我决不离洛阳他去。”大家精神大振，感奋非常。接着开始讨论坚持罢工争取胜利的议案，首由各委员分别报告。据说，罢工是在发薪后二日举行，罢工后工人及家庭生活尚能维持一个时期。据东路电话报告：开封、郑州形势非常紧急，当罢工进行到第四日还没有解决时，沿路积压客货车辆极多，特别是郑州车站旅客众多，一片混乱，秩序很难维持。当地军警特别感到焦急，纷纷到路局质问几时可以通车，路局无法应付。军警动火说：“如果你们路局无法解决的活，让我们来办吧，只要镇压几个煽动工潮的分子，工人们就没有主张了，到那时他们能不上工吗？”至于东路工人组织本身，敌人也有隙可乘，这就是开封老君会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工人为了达到加薪要求，目前应该咬紧牙关渡过困难，不吃苦头，就不能达到目的；不付出代价，就没有收获。
会上认为一部分工人群众害怕饿饭失业，想早些结束罢工，应针对此种心理，在物质上作好准备，加强互济组织，保障工人及其家属的最低生活。委员们报告毕，天洋发言说：“我方有不少缺点，但都可以纠正过来，只要大家齐心守纪律，就是最大力量的源泉，敌方的弱点比我们更大、更多，路局损失更大，但他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正是我们下手打蛇七寸处。我们要设法突破交通系组织，从他们中间拉出一些正直的分子到我们队伍这边来。”他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后，又接着说：“同时我们一定要扩大与充实工人组织，吸引全体工人（各阶层）组成工会，使全体工人均有参加罢工具体工作的机会，并立即组织纠察队、宣传队，公开活动，这样罢工队伍表现出严肃而有秩序，罢工战线就会更加坚强起来。我们同时应筹备设立互济机构，从事募集款项，预备储购粮、煤及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以便对贫苦工人家属办救济饭馆，预作长期罢工打算。”这一切随即作成决议，交罢工委员会分别办理。最后由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工商学各界人士通电及致路局信，晓以大义，并发布告军警机关及兵士书与敬告旅客书等。
计议已定，罢工委员会分途派人到东西两线活动，慰问罢工工人，加强各站组织，讲解罢工委员会主张。天洋留守洛阳罢工总部，我即偕王符圣同往开封协助解决东线问题。
所谓东线问题，乃指开封、徐州老君会问题，此处顺便加以说明。陇海路原有洛阳、开封、徐州三个工人组织，平日互相对峙，虽说这次陇海路全路工人已举行罢工，但尚未成立正式全路工会组织，所以彼此独立。开封、徐州铁路工人是在老君会名义下组织起来的。当地工人认老君（有说老子为孔子的师傅，系道教师祖）为铁工祖师——相传华山上有一段登山铁链工程即老君所修，称为老君犁沟，各铁匠炉均奉老君为祖师，加之老君会又是历史相沿流传下来的秘密反叛团体，因而工人组织多取名为老君会。开封老君会成立很早，人数仅次于洛阳而占全路第二位，开封工人大部属于湖北帮，老君会总干事为湖北人魏荣珊。魏本人读书多年，笔下能文，且能操法语，看图纸操作，办事能干，具有江湖气派。他在陇海中段工人群众中很有地位。这次魏代表湖北帮工人出头领导罢工，颇为群众所信任，但魏与交通系及当地官绅均有往来，平日自恃能干，不欲居人之下，时想独霸一方。罢工后，对洛阳工会亦有时服从，有时阳奉阴违，交通系深知魏的脾气，所以常派人向魏游说，劝他服从路局命令，并许以种种好处。魏亦深知政客们手段朝三暮四难以尽信，因此他一方面挟老君会以自重，另方面对外多方联系，借以确保个人位置。他为人持重，不愿开罪官方，但对北方书记部也不很了解，常说：“交通部与书记部两家都可得。”想从事交通部与书记部两家搭桥的工作，主张河水与井水互不相犯。
据东路电话报告说：魏在开封自成风气，如果罢工迅速胜利，魏当无问题，如果旷日持久，魏可能首先动摇，致使开封可能中途先行复工，则影响全局皆败，因此罢工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派一专人前往开封，加强该方面罢工组织，整理内部，只要开封不发生问题则全路罢工战线可保无事。这次会议上乃决定推王符圣到开封去负责整理开封罢工阵营事。符圣自觉为难地说：“老君会的老魏能说会道，口若悬河，我一人去可不行！”因提议：“请书记部罗主任同到开封去。”我立即表示同意前往，当晚我们乘坐罢委会派出的公事车，翌晨到达开封。下车后即往南关老君会访问魏荣珊，魏即出迎。魏年四十许，浓髯拂胸，仪表颇英伟，对客落落大方，初疑我为广东人，试操粤话接谈。我笑道：“我们是大同乡，可说家乡话！”魏爽然自失，随留客下榻老君会，并循俗例，请我与符圣到南大街浴堂洗澡，浴毕到相国寺餐馆设宴招待，魏待客客气，但神情飘忽，避谈罢工事，且频频外出，历久始返。魏最后乃引我回到老君会，坐定，魏忽屏人向我言道，“魏某初不知先生来历，故未敢倾心畅谈，请您千万勿介意。现在确知先生来自北京，关心我们工人利益，非他人可比，我们一定披肝沥胆，听书记部话，陇海东路一切由我承担下来。您有什么指示只管说吧，兄弟无不照办。”我趁势向魏进言道：“我和王司机是代表全路工会来开封讨论坚持罢工问题的，这次罢工的成功与失败关系到全路几千人命运，事情办好了，就是为大家争得生存权利，挣得工人的面子；如果办坏了，误了大事，个人也不光彩。今天正是胜败关头，只有大家坚持下去，同心合力向路局和军阀政府、法国资本家争取工人大伙利益，千万不能中敌人的反间奸计，使工人造成内部失和。”并晓以革命大义：“工人阶级创造万物，顶天立地，但一笔难写一个工字，工人阶级应无条件统一和团结起来。”劝他认识工人阶级的事业是正义的，工会群众力量比官府强大得多。
魏听后心情颇感激动，忙作分辩道：“任何来自非工人方面的话，我一概不理。我魏某人是手艺工人，靠劳动才能生活一辈子，官场政界的荣华富贵，我都看作水上浮萍，今后书记部的主张就是开封工人的主张，先生你尽管吩咐。”此时符圣从外进来，高叫一声“魏会长”，一边笑道：“梁山泊的弟兄不打不相识，现在咱们该办正事了。”说罢把洛阳罢委会紧急会议的文件送给老魏，老魏不禁哈哈大笑，连说：“我心里已通了，应该把这些道理向大家讲透。”立即传话召开全体工人大会。一会儿大众到齐，魏会长说：“工人阶级应居四民首位，书记部是工人阶级的参谋部，大公无私，一心为革命。现在洛阳罢委会已加入书记部作为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我们陇海工会也要加入全国工人队伍作为一个小兄弟。我们开封老君会从今天起也要同洛阳一道加入书记部，改组成为统一的陇海产业工会，这样才能争到我们罢工胜利！”到会会员几百人一致举手赞成。
大会是在老君会前广场举行，场北面摆了几张大方桌，搭成高台，魏荣珊随即请我登台讲话。我首先代表劳动组合书记部慰劳开封罢工兄弟，次说明统一组织建立全路产业工会的理由，说明充实罢工机构，加强工会基础组织，建立宣传、纠察、互济等方面组织，加强斗争力量，准备长期作战，一切服从陇海全路总工会，不得总工会命令决不复工！最后，把党的政策、北方书记部计划详加说明，强调工人阶级内部应不分彼此，团结一致对付帝国主义、军阀、财阀和官僚，工人内部的问题可由书记部统一公平合理地加以解决。我报告约两小时，听众反映良好，到会全体工人群众对总工会决议热烈欢呼：“陇海工会要统一！”“北方书记部好！”口号声此起彼落。附近中学校师生围观、听讲者亦数百人，魏荣珊捻髯含笑，高叫“好啊！好啊！”大会当即通过决议，拥护洛阳陇海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选举开封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封工会（老君会名称停用）。
大会后二日内魏接连召开执委会，成立各种新机构，罢工阵营大为加强，并凊书记部加派专人驻汴会工作。这一切决议实施后，开封工会面貌焕然一新。开封老君会问题解决后，徐州方面也好办了。东线问题基本解决，我与王符圣于次日同车返洛阳。
在返洛途中，符圣给我解释“梁山弟兄不打不相识”这句活的意思。据符圣说，我到洛阳不久，路局即微有所闻，徂无法侦知我的下落。事后，《晨报》亦曾报导此事，其中云：“京汉工人俱乐部，由京致陇海工人一电，略言北京劳农会长[2]，日内即可到郑援助一切，望坚持到底。”工人舆论对劳动组合书记部不仅不反对，反认为是工会上司。交通系诸人见木已成舟，无法再反对书记部了，因此凭空捏造一个谣言说，来到陇海路的人并非书记部的人，而是南方政府的探子，派到北方阴谋捣乱的，并特意将这些话通知沿途工人组织，示意他们一体防范，如有发现立即报告路局军警拿获究办，对报告人可以提拔加薪，允许加入交通系。魏荣珊早已闻悉此事，“今见你到来，口操南音，大启疑窦，因请你赴浴，趁你入浴机会，魏亲自搜查你衣袋文件，并将你手携提包详细检视，除盖有北大图书钤记书一册及借书证外，他无发现，遂断定交通系所言不实。由此，魏才对你由虛伪而真诚的欢迎。”
罢工胜利
东路问题解决后全路工人众志成城，声势益张，罢工阵容坚强如铁，无懈可击。于是交通系、路局、外国人等一切威胁利诱、挑拨离间种种阴谋均无所拖其伎，敌方气焰一落千丈，武力解决既不可能，旷日持久，损失益重。路局与地方军阀现已失去再度进攻的勇气，舍俯首就范以求速决外更无他途，因向工会表示愿意承认工会所提出的条件，双方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正式签订了复工条件。其内容有十条：
第一条，机务总管，全体工人不承认，兹从宽办，限两个月查明再议。
第二条，因八号门锁闭被诬革罚之二人，准其一同上工。
第三条，洋厂长狄孟，因虑待工人，准将取消。
第四条，因工作忙，夜间加点，以六小时算一工。
第五条，每年终加双工资，每月有两个星期日休息给工资，中国三大节歇工，照给工资，每年应有两星期官假，照常给工资。
第六条，司机、生火，在车应做十小时，以外另行加点，饭资司机每日五角，生火三角。
第七条，按年准给回家来往免票，司机及工头二等票，其余工人三等票。
第八条，各工人加薪，因公受伤者，照给工资，自己生病者，―年愈后准复原差。
第九条，如因工亡故者，恤赏六个月工资；若因病亡故者，恤赏三个月工资。
第十条，开工后小过不准裁人，大过任行。
于是延续近十天的陇海路大罢工遂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会取得胜利后宣告结束。陇海铁路督办施肇曾和路局代表被迫签订十条复工条件的消息一经传出，全路工人欢欣鼓舞，洛阳、开封、徐州各工会同时奉总工会命令复工。
罢工胜利后工会开会决定（一）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庆祝胜利；（二）通过组织陇海全路总工会，一切按照书记部所规定工会规章办理；（三）陇海铁路总工会加入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会员；（四）请书记部正式派专人驻徐州、开封、洛阳工会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不久开始在沿路各站建立党组织。
罢工胜利后，洛阳工会组织工作已复行巩固，乃依白眉珊建议扩大工人子弟学校班次，并加设工人夜校。洛阳以西当时尚无工厂，道棚工人仍有几百人尚未过工会组织生活，并对工会诸事隔膜，当经工会商定由天洋陪同我去西路巡视，并将分散的道棚工人组成小组，能经常过工会生活。当时陇海铁路修到陕州观音堂，乃由工会派轧道车送我们至会兴镇并在道棚住宿一晚，道棚工友从此对工会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事毕天洋与我东返，车行抵洛阳迤西五公里处时，突有一个着军服大汉在道旁土山上瞪目窥伺，及车驶近时大汉忽叫嚷停车，工人见其行迹可疑，似为暴徒，大声呵斥。大汉向前接近轨道，意欲拦车，工人不理，加劲摇车，飞驶而过，遥闻大汉仍顿足大骂不止。当时实不知此怪汉为何许人，且意欲何为。事后道棚工会负责人查明，系当地交通系所派遣的刺客云。
从会兴镇返洛阳后，我拟动身经郑州返北京，天洋告我陇海全路只有徐州工会处在最东地区，平日几乎鞭长莫及，愿乘此机会陪我循陇海路东行，直到徐州，借此可巡行全路一次，为巩固基层作些工作。我当即赞成，遂决定东行。工会乃派天洋及二委员陪同前往。我遂于十二月初乘车向郑州进发。临行，白眉珊率学生一队到车站送行。学生唱自作陇海罢工胜利歌，握手道别时道：“此地一别，不知何时复会？”
车到郑州时，郑州陇海路工会及京汉路工会黄文渊父子等五十余人均到月台会见，文渊对我说：“东去沿线安徽帮工人居多，可令璧成同往，诸事方便。”我和天洋遂请璧成登车同行。
我们一行五人同车东驶，车过中牟，璧成言：“前面商邱站为东路大站，有程胜贤为皖帮工人领袖，下车可见到东路工会规模”（程在桥梁厂作领工，桐城人）。因事先已电话征求程的意见，程表示欢迎。车到商邱站时，程胜贤已率领下班工人数百人到站迎候，引导我们到工会住宿。当晚召集全体工人讲演大会，讲演后并依照洛阳工会规章，选举各部门组织，至是工会阵营更趋统一。
次日，程送我们登车，各馈香芹一束，情意至殷。并以电话告知徐州车站工会沿途招待。我们一行离商邱车站向徐州进发。车抵铜山北站，时已日暮，徐州工会会长及黄钰成等人在车站迎候，工人数百聚集月台，手执灯笼火炬，引至工会休息。但见工会内外电灯通明，门外旷场高悬煤气灯，中央扎彩搭台，室内炉火熊熊，所有木器家具床褥均系新置。工人家属妇孺熙来攘往，如过元宵灯节。饭后即举行欢迎兼同乐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演出山东、河北琴书，池州小戏节目，会场群众称兄道弟，欢笑喜谑，热情洋溢，直闹到深夜始散。
工会会长当晚召集工会委员座谈，在座诸人来自全国各省，亲友遍布南北铁路、矿山、轮船及诸大城市工厂，彼此互相介绍，提出一张几十个同乡、熟人的介绍名单，作为推广书记部报刊通讯联络参考之用。这个礼品后来为书记部在全国范围内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徐州停留几天，璧成与钰成夫妇导游云龙山、戏马台、子房山诸胜。我离铜山时，正值深夜，璧成、钰成、天洋、符圣以及当地工会委员、工友群众数百人齐集月台相送。天洋在车快开动时与我握手惜别，口称：“文虎兄，你此来可谓雪中送炭。”
陇海罢工胜利后，工人群众阶级觉悟普遍提高，沿路各大站开始建党建团活动，于是下列诸处在一段时期内先后建立有党组织：洛阳为王符圣、游天洋、白眉珊以及后来的王忠秀等；郑州：魏士珍、李泊之、郭启先等；开封：魏荣珊、马景山；徐州：程胜贤、黄钰成等；商邱：王连陞、姚鼎三；连云港：萧学文、韩森青；观音堂：傅敬宗、水湛寅。同时并成立社青团的组织。
我从徐州北行至德州，瑞俊来会，报告山东近日情事。抵天津北站，安存斋来见，三人同车返北京，时已十二月上旬（10日），此行前后历三星期。三人先到区委见守常诸人，久别重逢，晤谈甚欢。守常说：“文虎长时行旅劳顿，且先回西斋，洗浴换衣休息，明日长谈。”
翌日为星期日，天气晴明，守常邀大家到西城后闸寓所召开北京区委全体会议。会前厨司老李做了一顿白菜饺子，大家饱餐后开会，先由我汇报了陇海路罢工情况，大家谈了意见。为了表示庆祝，会后，由到会诸人自由唱歌，弹琴讲故事，说笑话，并未讨论其他繁剧问题。
会后，梅羹说：“文虎离京数日渺无音信，道路纷传河南拿获煽动罢工南方乱党，北京区委乃派老曾前往查明事实真象。但是他到郑州后，无法赴洛阳，又见风头不妙，乃在郑州住了几天，悄然回到北京，向区委谎报：陇海罢工业已平息，文虎下落不明。守常初信以为真，十分着急，数日后始得确实信息，非常生气，责备老曾荒唐，说他‘平日无一事可靠’云。”又吴汝铭言：“陇海路罢工胜负未明时，该路交通系员司组织原想把持洛阳工会，收为己系工具，后来各项阴谋均未奏效，眼睁睁看到陇海工会正式加入北方书记部，不胜气愤，逢人便攻击书记部做不花本钱的买卖，全凭口舌之力把陇海铁路工会几千人一古脑儿拉过去了！”
后来洛阳吴佩孚特派白坚武到北京大学向金刀（指守常）追询此事经过，守常略具以告，白回报大帅。吴说：“这次北大书记部人在北方铁路与交通系斗法，居然神出鬼没，打败南方财阀，他们确实有些办法哩！”
王会长舌战西宫
不多日子，眉珊托人自洛阳捎一信来北京，他向我详告陇海西线新闻颇多，并说：陇海罢工胜利消息传到西宫后，吴子玉大为震怒，对左右说：此举扰乱治安，目无法纪，工人无知，谅不敢出此，必另有人煽动。吴左右对云：“听说北大学生，什么书记部从中策划。”吴说：“此断非小事，亟应查明实情，以凭究办。”因派副官田某到工会传会长到西宫问话。工会主席王同志闻讯坦然前往西宫会谈，座中军法处长出见，态度傲慢，出语不逊，发问道：“大帅有令，你们工会目无法纪，行动自由，按法规难容，以后诸事要小心在意！”会长大声抗议道：“快快收起你这套屁话，否则咱就拒绝和你们谈话了！”其时，吴的秘书在旁见军法官谈吐粗野，王的态度倔强，知其不可以力屈！乃起立转圜，向王婉言道：“请您千万不要动气，不必计较。我们大帅对工会是很尊重的，有话请从容细谈，平心静气。”王会长答道：“咱来是同你们讲理的，不是来同你们抬杠的。”秘书说：“欢迎评理！谁敢逞强！”王接着说：“你们是扛大枪的，咱们是开火车的，挥鎯头的。师长是属陆军部，咱家是属书记部！谁也管不了谁！咱工会权利条约是经北京政府交通部同意批准的，想大帅也知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礼尚往来，说公道话，那么你好，咱好，大家好，以和为贵。如果有人要逞强的话，那么就是破坏和平，文来文对，武来武打，咱们也不怕。书记部一声令下，全体铁路工友就行动起来，那时再见高低吧！”
这番话，理直气壮，把对方听愣了。秘书半晌不语，仔细一想，双方再僵下去，恐怕会闹出乱子来，那时就不好办了，不如顺风转舵，乃改口道：“我们大帅也是一片好意，千万不要误会！我们既是一家，以后有什么事，大家尽管好好商量。”王会长顺口答：“这样就好，大家省事，和气生财！”说毕，扬长而去！王离去后，吴同幕僚商量，大家觉得“劳工神圣”通国皆知，工会羽翼已成，人多势大，气焰正盛，不可轻侮。如一味硬碰，火上加油，再出现罢工情事，舆论指责，反棘手难办，不如因势利导，顺应舆情，实行釜底抽薪，方可以收拾人心，减少阻力，以图大事。吴闻此议论，亦以为然，于是决定发布谈话，通电全国，声称“保护劳工”。并派秘书到工会解释一切，宣布政府德意。工会见吴软化，经委员会开会研究，决定将计就计，乘机要吴禁止军人干涉工会，两相和好，如同一家，吴亦应允。于是工会借劳动节机会举行工兵联欢大会，西宫士兵纷纷来参加，双方群众意气融洽。事后吴闻悉，大为不安，说：“工会此举显系拆我的台”，但既允于前，亦无可奈何。
由此以后，吴乃包藏祸心，待时而发。
陇海路大罢工胜利结束。过了些时，中央及国际代表先后派专人北来考察此次罢工详细经过，并带有总书记陈独秀写给我的亲笔信，信中有云：“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陝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已派大汉[3]等北来，盼兄放手做去，勿稍停步，如有需要，当尽力之所及，作君后盾。”何孟雄笑道：“这总算是好话头！我们大家鼓足气力向前干吧！”
陇海铁路工人一九二一年举行的这次全路性大罢工，确实是我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一次创举，一次大规模的尝试。参加领导这次初试的许多同志，如游天洋、白眉珊等，大都在大革命前后牺牲了，他们所开创的事业，和他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永远流传，他们个人的事迹亦应得到褒扬。但由于年代久远，留在我记忆中的具体情况已经很模糊了。所幸的是，上海“一大”纪念馆收存的一本由我在一九二六年编写的小册子——《革命战士集》第一集中，尚保有纪念游天洋同志的一篇短传，现援引如下，以志怀念！
游天洋
天洋名泳，福建闽侯人。年十八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即北洋路矿学堂）。一九一九年，被派往粤汉铁路武昌城外鲇鱼套车站实习。君幼性孤介，随兄游学南北，卓然自异。学成后见社会黑暗，民生惨淡，慨然兴改革社会之志，自到鄂任事，常觉职务与所志相距甚遥，居恒郁郁寡欢，纵情游览，不以职守为念。
武汉三镇为长江上游最雄胜之地，江山风物，壮观绝伦，又兼轮轨四通，产业茂盛，为多数人口集中之区。天洋初至时，徘徊其间，胸襟为之一振。旋见帝国主义的疮痍遍地，军阀政治之横暴腐败，劳动贫民生活之黑暗惨酷，惄焉心动，屡思辞去职务投身其间，终以人地不习，情格势禁，无入手办法。
时北京政府为北洋军阀段祺瑞当政时代，段氏鹰犬张敬尧盘踞湖南，仇视湘民，肆意劫掠屠杀，蹂躏三湘七泽几无一片净土。他犹以为不足，听了一位湘绅的建议，划分湖南为九大鸦片区域，勒令全湘农民栽种鸦片，由张按亩抽税，预计一年收入可达一万万元以上。张敬尧发现这一金穴，于是秘密向外购得大批烟种，由湘鄂铁路运入湘境，强迫农民播种。
一日，天洋在车站办公室运货单上忽见有七十万包鸦片种子待运长沙，大为诧异。后多方访问，才知道上述原委，不由气愤已极。他想，如果这大批毒物运往湖南后将发生一场怎样悲惨的结果！湖南全省人民均将被这批毒物坑杀，就中最受影响的要算是贫苦农民了，因此，他便决定破坏张敬尧的计划。此时车上已满布武装兵士，是预备押运烟种往长沙的，一切布置停妥，只待下次货车起运。天洋即日将这消息暗中电告长沙、上海、北京各公团及报馆，要各地发起严重抗议，一面秘密向武汉各界及旅鄂湖南人民团体报告，要求他们即日用群众的力量截运，自己却驰回车站设计将车厢压住。
自天洋将这消息公布后，果然不到两天，全国舆论沸腾起来，张敬尧闻讯大惧，深恐功亏一篑，急电鲇鱼套车站火速起运，并严厉责备押运军官迁延误事。军官再四交涉车辆，均为天洋从中阻止。事为张敬尧所闻，便下令捕杀天洋以泄愤。当军队到车站谋杀天洋时，天洋前数分钟已得报告急避匿一货车内，卒为兵士发现，弹如雨下，向货车袭击，天洋急逃奔另一月台。适遇武汉学生队伍来站堵截烟种，群众呐喊之声自远而至，才将军士逼退，救护天洋出险。经过这次事变，张敬尧的罪恶愈形暴露，湖南人民驱张的空气骤行紧张起来，张氏为固位计，遂将烟种全数销毁，以谢湘人。因此衔恨天洋益甚，声言非杀天洋不止。天洋为避仇计，随即辞去粤汉路职务。
天洋自离武昌，仍回北京居住，情怀落寞，无以自遣，后来独自一个赴蒙古作长途旅行，张家口、晋北、多伦、库伦，满洲，均有他的足迹，历尽塞外险要而归。在这次旅行中，天洋身体与精神均受了一番自然的陶冶，信念愈坚。他自言，从那时候起决守独身主义，以便无挂碍地献身社会革命。
一九二○年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风云渐渐越过西伯利亚的莽原吹向远东来了。天洋在当时报纸和杂志上常常注意世界革命的消息和理论。一天，他猛然省悟，组织群众是革命事业的基本战略，劳动群众尤其是革命的先锋队伍，他自觉应该即刻投身到工厂做工去。于是便到洛阳在陇海铁路局觅了一个员司的位置。他到洛阳后渐渐觉得所要做的事稍有门径，他开始联络铁路工人，指导他们组织。可是事属创造，社会人士讥笑他和反对他的人正自不少，即工人自身亦沉沦于数千年封建的传统中而不容易觉悟。天洋经过众多的障碍，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几个月后，陇海路工人便在老君会名义之下号召起来了，组织略为就绪，陇海路总罢工潮，便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第一次爆发。
正是一九二一年冬季，天洋领导工人群众，宣布陇海路总罢工，并提出有名的十四条件，发布反对法国总管宣言。此时北方社会骤见到空前的大罢工，人心惶恐不可名状。北京政府尤为震惊，陇海路工人的革命烽火在天洋煽动之下照彻大河以北，大有使军阀官僚不敢鄙视之概。
陇海路上爆发的罢工在中国北部既是一种惊人的创举，军阀官僚的交相破坏，社会人士的怨言毁谤，危疑震憾，艰难自不待言。天洋奋勇格斗，不稍顾忌。经过一星期后，胜利毕竟属于工人了。罢工胜利后，天洋在陇海工人群众中俨有宗教的魔力，会务发展日益千里，天洋便乘机整顿全路组织，引导他们走上正确革命的大道。
先是罢工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文虎君（即罗章龙）闻讯前往，抵洛阳得晤天洋，与共议攻守之计，事后即介绍天洋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至是陇海铁路工人组织之老君会遂正名为陇海铁路总工会。
陇海铁路罢工胜利的影响广泛深入全国工人群众，尔后，一九二二年，铁路、海员、矿山、机器等工人异军纷起，摇撼整个军阀政治，构成中国革命历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便是继续这次罢工的扩大运动，所以他的意义是很伟大的。天洋自是索性辞去路局职务，专任陇海铁路总工会秘书。他对于工会运动、革命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后来渐有科学的认识，天洋的思想已走上科学社会主义的正轨。
正当陇海路总工会形成的时候，敌人反攻的战垒亦在开始构筑了。法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交通系等，对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陇海罢工下之盟是不敢忘记的。他们痛恨天洋，屡以高位厚禄相饵，天洋屹不为动；又屡以武力威胁天洋，亦无效。最后，法帝国主义便建议收买一部分贵族工人，分裂工会以与天洋决胜负。
铁路工人的工资等级是相差很远的，故他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往往不能一致，遂启敌人觊觎之心。此次路局采用欧洲资本家智慧实行分裂工会的政策，用重赂贿收买少数工人后，陇海工会极少数职员便发生了右倾的错误，这个倾向的渐渐发展，工会内部组织便随而松懈起来。天洋睹状愤慨万分，尽力挽救颓势未见即时恢复。敌人审天洋性忭急，屡遣使激怒天洋，天洋忧愤无极，深自怨愧，遂决计出巡全路，唤起多数群众，驱逐敌探，改组工会。行抵郑州，因过度劳瘁，益以强烈刺激，卧病旅次。天洋在病中越想越气，越气越病，又闻敌方谋之益极，顿失恒态，于某日卒患脑充血症，医治不及，逝世于郑州医院。对一九二二年冬季。
天洋是北方第一个身殉劳工运动的战士。死后，陇海路工人在郑州召开的追悼大会，为北方民众空前悲壮的集合。天洋致死的原因除凶狡的敌人设计倾陷外，最主要的还是他的偏急的个性使然。因为他自到洛阳经过长期繁剧的工作后，性情越发刚暴了，他的处事临变有如暴风骤雨，蓬勃的火焰，令人不可向迩。以这样纯感情的生活，置身极复杂极矛盾的工会运动环境中，自然烦愁与恼怒是时常困扰袭击他的。天洋的生命便在这万分愁劳中负有极重的伤困了。
天洋为人外表颇峻峭，内心充满无限同情，生活真实，奇怀磊落，独来独往，大有古游侠之风。逝后陇海工人群情悲愤，当即激起一个拥护工会的大运动，誓一致团结为天洋复仇。工贼见群众义愤磅礴，相率隐遁，陇海总工会赖此卒保持其统一，历久不衰。至今，河北劳动群众无不知有天洋名姓者。
白眉珊
白南薰字眉珊，河南洛阳人，清末秀才，曾任陇海路洛阳劳动补习学校教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已四十二岁。一九二一年冬，文虎为陇海铁路罢工事至洛阳时，白自诸参加罢委会工作，参加决策，多出奇谋。并亲任向导，随同分赴工地从事宣传、组织工作。罢工胜利后，曾至北京，遍游长城内外各地，自言：“河源飞鸟外，雪岭大荒西”皆曾亲历其地。据称青年时期曾步行经年探黄河河源，河源在西宁西南方玛多县，距西宁二千余里，高山湖泊错列其间，藏族居住地人烟稀少，全县不足万人。归途又探汉水源，在皤冢山，其地虽迩，但居民稀疏，住户也少，在高山洞壁里有远古文字图形云。其汴梁怀古诗云：
驱车过宋门，城阙荒草深。
昔年魏公子，访隐见侯嬴。
笑谈决大计，功名安足论。
慷慨思猛士，卓荦殊不群！
怅望樊楼渺，俯瞰大河横。
萧萧疾风劲，日暮卷黄云。
眉珊尝说：“今日国事紊乱，主要由于物质与精神俱失去重心，所以人心思乱。因为物质平衡则万物互致其用，偏则助长私欲，怀忿逞争，举国不宁。吾人今日从事工人革命亦所以顺应时势，如峻坂走丸，非及地不止。”
我在罢工斗争胜利后离洛阳东去，登车前夕止宿于洛阳子弟小学，与白眉珊联床夜话，聆白所言，学识渊博，高人一等，深觉吾辈生晚，相见恨迟。
临行眉珊出纸笔，嘱留书作纪念，我即书一联相赠，联云：
东观沧海月
西揽太华峰
上联指连云港，下联指陕西华山。
一九二三年，我离开北京到上海中央局工作，旋又出国赴欧洲工作。由于天各一方，工作繁忙，迄未通音信，稍后乃知眉珊与王忠秀诸同志，均不幸遇难牺牲，悲不自胜。
[1]扶轮学校，由交通部直接开办的中学和小学，又称扶轮中学、扶轮小学。
[2]北京劳农会长即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文虎。
[3]大汉即李震瀛。 |
中美洲革命——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198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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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革命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1985年2月）
·第一章局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升级
·第二章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第三章尼加拉瓜革命
·第四章萨尔瓦多革命
·第五章危地马拉革命
·第六章建立支持革命的运动
第一章局势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升级
（1）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社会主义革命在古巴的胜利，开启了世界革命的新阶段。美国帝国第一次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新宝石运动」于1979年3月在格林纳达夺取政权，并建立了革命政府。这就打开了一个新的缺口。格林纳达成为加勒比海区域的英语部份和西班牙语部份之间的革命连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解）于1979年7月在尼加拉瓜夺取政权，更进一步促进了这个对美国有战略价值的地区的长期的革命过程。索莫沙政权之被推翻，代表了长期隐藏在国民卫队和索莫沙独裁政权背后的美国势力遭遇失败。萨尔瓦多今天的革命是该地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表现。在中美洲（主要是危地马拉）和加勒比地区（多米尼加曲、海地、牙买加）的其它国家的革命和群众斗争，也在向美国的统治制度挑战和将社会主义革命扩张的动力之下，激烈地展开了。
地缘政治深深地影响了中美洲革命的各方面。革命发生在完全依靠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旧政权都是由美国所「创立」的。从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生长出来的国家——古巴和尼加拉瓜——是第一批真正的民族的和独立的国家。它们是这些被压迫民族一向渴望民族自决以及被剥削群众一向要求改善生活的结晶。这些革命因为发在美国保安区域，所以面对帝国主义的反革命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中美洲革命在目前国际的阶级斗争中扮演中心的作用。
（2）世界上很少有地区像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域那样成为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目标。八十五年来，它老是受到美国的干涉。美国总是认为它有权利强迫这个地区接受它的法令。它认为整个区域是它的「防卫系统」的一部份。所以在那边有四十至五十个军事基地。它还在建造新的军事基地——其中一个是在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间的洪都拉斯的丰西沙弯。在1982-83年度，20%的美国军事预算用在这个地区。
这个区域是通讯与贸易的主要通道，同时也是自阿拉斯加和中东来的石油输送到美国去的转运与炼油站。它是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城市之间非常重要的贸易通道（巴拿马运河）。它还有好几个第一流的逃税胜地（巴拿马、凯门岛、巴哈马群岛）。
这个区域有很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它原料的蕴藏。
里根的「加勒比贫地」——美国也包括在此盆地之内！——的计划的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当作设立贪求廉价劳动力的工业的地点。华盛顿和华尔街想在该地区强加一个更大型的波多黎各式的发展模型！一百多个大公司被邀请参加戴维·洛克菲勒所领头的「加勒比中美洲行动组」。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完全支持里根的计划。但是里根的计划是军事及战略的利益大于直接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即投资）。
美国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致同意之下，要求在这个地区有「绝对的霸权」。对它而言，批评这个霸权，不容许他人的共享，就是对它的国际信用的一个试驗。目前的革命就威胁了美国帝国的「后院」。而且，这个「后院」的问题正要变作为美国国内的问题——因为该地區的10%的人口现在住在美国。
接着古巴革命之後，尼加拉瓜革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其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可以在一个最靠近帝国主义心脏的地区，打败美国的霸权。还有，这些革命虽然遭到五角大厦制造的骚扰，但是，因为它们是受人民群众支持的，它们就能够开始满足大多数人民的基本需要。同时南美洲南端的国家正受到经济灾祸的严重打击——人民的广大层份正在加速地贫穷化。所有这些都使南美洲的阶级斗争与中美洲的革命有更密切的连系。这就增加了这个正在开展中的交锋所牵涉到的利害关系。
（3）与古巴革命的时期比较起来，革命在加勒比海区域的兴起，是在美国帝国主义遭遇到长期的经济危机而且它的霸权正在衰落的时候发生的。它的霸权的衰落是由越南战争的失败和它的一个战略上的盟友——伊朗王——被推翻所尖锐地显示出来的。因此，中美洲革命变成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反攻的目标。桑解在1979年7月胜利以后所受到的攻击就是以下的全球政策的一面：对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野蛮地攻击；惊人的再军事化和对苏联增加压力；为了要重重打击在被统治的国家所爆发出来的革命而加强军事干涉的能力；最后一点是将被统治国家的经济置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紧密管束之下。
事实上这个危机和战争的政策的发端者，就是美国前总统卡特。民主党政府本来想成立一个没有索莫沙但基于他的国民卫军的政权，但几次都失败了。它打算叫美洲国家组织来支持一个直接的反革命干涉，以获得美国与国际上的较广阔的支持。美洲国家组织却破天荒地拒绝这么做。
帝国主义很快从这个经验中得到教训。它提高了地区性的军事联盟的重要性。
早在1979年秋天，卡特导演了萨尔瓦多的罗麦洛的政变，增加了对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军援，而且还准备了条件，把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转变为将来干涉尼加拉瓜革命的基地，保证了索莫沙的国民卫队的残部继续接受军事训练，增加了驻在该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与装备，而且利用选举的把戏导演了牙买加的孟利政府的下台。对古巴的威胁也增加了。
自从1980-81年以来，五角大厦继续推进战争。它有以下的几个特点：
（A）重组萨尔瓦多的警察和军队（把后者置于美国军事高级司令部的保护之下）。就情报的收集、空中侦察、精密的军事装备维修、以及在战地上指挥军事行动而言，美国「顾问」的参与是愈来愈多了。没有美国的援助、训练和进行结构上的改变，萨尔瓦多军队在「马地民族解放阵线」（以这简称「马解阵线」）的军事攻势之下，一定会瓦解。
（B）增加美国、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之间的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这些演习是在洪都拉斯的丰西加湾（尼加拉瓜及萨尔瓦多的边境）举行。有些演习一定也在萨尔瓦多境内举行。这些演习的作用是要巩固地区性的军事联盟——作为直地运用更大量的美国军队的必要条件。这些演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帝国主义无法把中美洲的战争「拉丁美洲化」。这个「拉丁美洲化」的计划本来是要利用阿根廷等国家的军队。但是由于马尔维纳斯战争和南端的几个独裁政权的危机这两个因素，这个「拉美化」的计划不得逞。美国对格林纳达作反革命干涉的时候就开始利用这些区域性的军事联盟。但是，事情往往很凑巧，美国的这种措施却使它不可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警卫」队。
（C）洪都拉斯已被转变为真正的美国「航空母舰」。二千多名军队长期驻在那里。这还不包括组织尼加拉瓜反革命军队的中央情报局人员。派尔麦洛拉基地是美国的战争活动的战略中心。各种各样的军用飞机可以在该基地起飞或降落。洪都拉斯的「国防系统」包括十个军用飞机场。一个可以容纳一千三百名兵士的训练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军队的中心，自从1983年以来，已经在运用了。一个既可对尼加拉瓜发动空中攻勢又可作为永久性空中侦察之用的雷达网已经设立起来。
这个重大的美国影响力却在权力结构的内部引起了分解和腐化。三个因素——这个重大的美国影响力，发生群众所反对的战争的危险，以及經濟危机——结合起来的效果，也正引起人民的反感。但是，因为革命的政治力量还很弱，所以很难使这些人民的反感独立地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政权的某些部份与军方的最高层有很大的矛盾，而军方最高层本身内部也存在矛盾。各种不同军队的存在（从反对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军队到美国军队，而且不要忘了在洪都拉斯受训的萨尔瓦多军队）也是另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军队的领导圈子完全依赖美国，但是却站在自己的利益的立場与美国谈判援助的问题。他们也想保持比该地区的其它军队（如萨尔瓦多军队）更强的军事力量。
在下一段时期，美国帝国主义打算在哥斯達黎加增强它的军事地位。
（D）一个以哥斯達黎加和洪都拉斯为基地的反革命军队，在中央情报局人员的参与、财政支持和训练之下，已经充分发展。它有一万五千人，主要由前索莫沙国民卫队构成。这些雇佣军已经对尼加拉瓜发动了全面的战争，造成了很大的生命与财政的损失。
（E）在加勒比海，美国舰队不但经常巡逻，而且时常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所谓海洋冒险行动）。加勒比区的几个国家的警察和军队也正在重组。一支包括多米尼加、安提瓜、圣路西亚和巴巴多斯等国的联合军队已被组织起来阻止「新的格林纳达」的发生。
（F）华盛顿依靠以色列来扩大该地区的战争。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在武装与训练危地马拉的镇压军方面扮演前锋的角色。它是一个将近代武器供应给该地区独裁者的主要供应国。它的顾问不但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達黎加，而且在反对尼加拉瓜的反革命军队中间活动。台湾的蒋政权也参加了这些反革命活动。它不但在财政上支持反对桑地诺主义的分子，而且在军事上武裝和训练危地马拉军队。
（G）美国军队之占领格林纳达，就是向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及美国的盟友显示华盛顿的真正意向。它同时也向革命战士显示：面对着美国所部署的海空力量，他们别想得到任何援助。卡斯特罗曾正确地着重指出，要阻挡这樣的侵略以及在必要时抵拒这样的侵略，开展中的革命必定要从动员的程度、群众和革命力量的准备、和他们的领导层的素质中得到力量。这个做法不但能够把帝国主义采取侵略行动时所要付出的代价提到最高，而且还可以得到该地区的革命力量的某些援助。但是格林纳达革命的进程却使这种做法不可能做到。
（H）自从1981年以来，里根政府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基于一些陈旧的公式，把大规模的直接干涉行动在国内与在国际上合法化。这个方案的第一点是声称美国一定要在中美洲抗衡苏联；第二点是说马解阵线只是古巴与苏联的同盟通过尼加拉瓜所支撑起来的，因此萨尔瓦多是外国侵略的受害者；最后一点是说萨尔瓦多的垮台会替「俄国渗透」危地马拉及墨西哥铺下道路。美国面临这个危险就有责任抵抗「俄国扩张主义」。这个方案把美国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所推行的政策描述为「东——西」冲突的一个因素。
里根和五角大厦在外交上所耍的花招完全配合这个图式。他们的外交目的既是对国内的又是对国外的，而且还要对中美洲的开展中的战争产生直接的影响。美国帝国主义一向的做法，就是搞些选举，然后披上民主的外衣，譬如在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这些做法是以「维护民主」的名义来使加紧的军事援助或者直接的干涉成为合法的行动。这些做法也代表最后的企图来消解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最后一点是，这些做法也是用来引起反帝与反独裁的阵线的分裂，以及使人民中某些层份迷失方向。
（4）但是我们不应该忽视主要的问题。正如代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基辛格的报告所说的，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古巴工人国家和尼加拉瓜是「内部的范围边缘」上的几个反常的事物。它们一定要在短期之内被包围，而且，可能的话，被消灭。这个基本的目标是所有的美国资产阶级势力认同的。他们根据各自对美国国内局勢的特有看法，而会对实现上述目标的方法有不同的意见，是用各种各样的压力呢，还是赤裸裸的侵略？但是，他们对于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萨尔瓦多胜利、阻止尼加拉瓜的革命与国家的巩固、以及使危地马拉游击队遭到极大的失败等几点上，却有一致的意见。
美国帝国主义正在计划全面的升级。这个全面升级的目的就是加紧对尼加拉瓜的包围、在政治上与军事上巩固萨尔瓦多新现政权、而且利用这个巨大的压力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打击革命势力。欧洲国家（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拉丁美洲国家（像委内瑞拉，甚至于墨西哥）正在运用经济武器使尼加拉瓜就范。它们之支持萨尔瓦多的杜埃德政权是基于同样的看法。还有，欧洲的一部份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以及拉丁美洲的某些资产阶级参与从事这些政治与外交的花招，有双重的目的：用各种各样方法对革命势力（及那些多多少少愿意帮助他们的人士）加以极强大的压力；以及一旦华盛顿决定作质的升级而直接运用帝国主义军队时减少它所付的政治代价。
中美洲的反革命战争的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五角大厦的整个战略是，恢复对加勒比地区的霸权，而且使这个攻击成为美国帝国主义的全面反攻的一部份。这就说明马解阵线所领导的斗争的性质是与古巴的七·二六运动和尼加拉瓜的桑解不同，因为后二者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才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革命的存亡，是极端重要的。所以，对全世界的工人、革命者以及反对帝国主义重整军备的人们而言，帮助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革命运动得到胜利，以及无条件地保卫古巴和尼加拉瓜，是无比重要的。
第二章革命的特征和性质
（1）中美洲地峡的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人们现在不再甘于受欺压了。他们从70年代初就开始反叛，反叛的一个原因就是生活水平的颇严重的恶化。其它原因包括政治的渴望老是受到挫折、民主权利永远被剥夺、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美洲的人口增加了三倍多。45%以上的人口不到十四岁。大多数的年青人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危险分子。索莫沙和危地马拉的军事当局最公开地证明这点。
半失业与失业的人数愈来愈多。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失业情况变得极为严重。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更加重了收入分配的极端不平均。几乎65%的人口生活在「穷困」中，而且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穷困」之中（在萨尔瓦多是57%）。营养不良、营养不足、极高的婴孩死亡率、文盲、一般地缺乏水、电等基本服务、流行的地区性疾病等，是极大多数正向帝国主义、它所扶植的政权、及或多或少受它公开保护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的人民每天所面对的现实。
由于农业危机和工业化的影响，城市人口快速地增加。所增加的城市人口极大部份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集居在大城市的、特别是首都的下层阶级的地区。在过去十五年中，学生人数大为增加。他们构成一股社会与政治的势力，将会在政治斗争和革命组织的生长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农村人口还是很大，还是占人口的多数：平均起来，占人口的55%以上（萨尔瓦多、洪都拉斯、以及危地马拉也有特别的比重）。农村的劳动人口继续增加，因此半失业的情况也大为增加。在农业转变的影响之下，地区性的中心也生长起来。这些城市和农村的「群众化」就是人民斗争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对这些国家的脆弱的、畸形的、和依赖的经济的打击，使这些经济走向它们的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结果与具有广阔农业基础但是新近才城市化和失业半失业严重的国家的经济危机结合起来。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恶化，小农、农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半无产阶级已经加速地走向贫穷化，而且连中、小资产阶级也免不了受灾殃。整个社会结构已经动摇了。
（2）寡头政治的破裂，成为一个有利于革命过程的因素。当权的寡头政制，由于完全参加经济「现代化」，正在局部地被转变，所以正在经历分化的过程。这在有些时候是内部紧张的表现。这个过程也在军队中发生。军队本身就在「转变」。这些寡头政制不能对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破裂、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跨国公司的进入等等）所产生的社会与政治效果作出反应。中美洲共同市场刺激了这些变化。虽然60年代末期发生经济危机，但是中美洲共同市场也相对地加速了经济发展。这个发展和现代化在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从这方面看来，经济的发展是片面的、表面的、而且变形的。以农业为例，只有外销的部门才与这个过程有关，而这外销部门还与土地的集中有密切的关系。以内销为主的农业（基本食粮）的情况则愈来愈坏。工业化正在起飞——它在国内总产值中的份量在十五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但是它还是非常脆弱，而且并没有改变外销农业所占的优势。
寡头政制不能够永远维持旧有的统治方式了（只有哥斯達黎加是个例外）。资产阶级之间的内斗愈来愈频繁，而这种内斗甚至在资产阶级国家中表现出来（危地马拉的几次政变；萨尔瓦多因莫里纳将军的农业改革而引起的几次矛盾；尼加拉瓜在1975年以后的几次愈来愈强烈的冲突）。但是，这些寡头政制只想在资产阶级之内独霸权力，所以不但不能建立起新的联盟，而且也不能进行机构上的改组来巩固霸权。
所谓「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时常去推动一些改革。但是，所有的改革计画都是短暂的，不是被军人政変所破坏，就是局势被专制者所把持（1963年危地马拉的约瑟·阿勒凡洛；1972及1977年萨尔瓦多的基督民主党和杜埃德两次被「剥夺」了选举的胜利；1967年及1972-73年尼加拉瓜的自由党与保守党的公约）。「再生的力量」（即资产阶级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译者注）恐惧群众像恐惧瘟疫一样，所以通常都是以停止抗议来交换与寡头政权、军队和帝国主义的讨价还价。帝国主义总是维持寡头政权作为盟友。
目下这些政权的结构都不能够阻挡群众的抗议运动的兴起。他们连局部地控制这些运动的孔道也无法建立起来。因此，政治与社会的不安愈来愈厉害了。这些寡头政权完全贬低资产阶级民主的各个构成部份的价值（议会、选举、独立的法律制度、新闻自由等等）。
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寡头政制及其盟友比较多地向老板与专业协会求援，较少向政党求援，因为政党的角色只限于在选举的闹剧上，所以它们的用处是暂时的。寡头政制的「为了秩序而牺牲进步」的思想与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黏在一起。这就显示了他们的历史的弱点、与思想贫乏——虽然他们的武装设备是极好的。
寡头政权之向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求援，在政权进入最深的危机以前，是得到天主教最高层的祝福的。当统治阶级面对群众斗争的崛起而难以维持阶级的统治的时候，国家恐怖行动与军事独裁就是他们所选择的反应。这并不排除更综合的（政治的与镇压的）行动。这些行动已在洪都拉斯或者在目前的危地马拉或萨尔瓦多施用过。但是在危地马拉，这些行动是属于其军事当局特别设计的「反暴乱」的政策。
上面所提出的这些要素，可以使我们了解中美洲革命斗争（除了哥斯達黎加以外）的情况与拉丁美洲许多重要的国家的情况的不同，因在拉丁美洲国家，统治阶级可以求助于其它方法，而且还能够玩玩「受控制的、但是动摇的民主櫉窗」的把戏。
（3）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经常在该地区进行干预，民族资产阶级很难形成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进步同盟」及其它架构的影响之下，以及经济的相对生长，这些资产阶级稍为巩固了一点。但是他们仍然是民族与历史的根基非常微弱的社会力量。这一点已经被危机以及1979年以来的革命暴动所尖锐地证明。军队的巩固以及可以与美国谈判的军事政策（危地马拉）并没有大大地改变这些基本的因素。他们的「独占的」特性（少数几个家族和新上升的军事领袖控制国家的大部份财富，特别是土地）和他们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臣服，表示有系统的镇压仍然是他们的统治方式中一个主要因素。他们的经济政策，除了超级剥削和与帝国主义的资本连系以外，就是资本的逃离。目前的局势明显地证明这点。他们「牺牲」了将来的阶级利益，来迁就目前的急迫的要求。这证明了他们的寄生性质。他们假装为国家的前途操心，其实准备出卖国家。
到结果，这要靠人民——被压迫的群众——来建立国家，来建立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且，只有靠这个广闊的社会与民族的动力，才能够动员广大的人民群众使革命胜利。革命的胜利就更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这是我们从桑地诺主义者的反索莫沙政权的斗争中所学到的主要教训之一。
（4）中美洲的群众运动，从30年代的斗争的历史中，得到他们的力量。这段历史锻练出好几个反帝与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伟大人类。桑地诺和马地就是其中两个著名的人物。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时期的经验及其所推动的改革也在历史上留下了烙印。最后，危地马拉的阿本兹政府的时期（1950-54年）也是这个历史遗产的一部份。它一方面显示资产阶级农业改革的极限，另方面也顯示了紧张的群众动员。
自从70年代初期起，群众斗争也经过了几个阶段，导致了公开的军事冲突——其冲突的程度依国家而不同。
自从1972-73年以来，通货膨胀开始减低人民的收入。教师、大学教授、银行雇员、社会福利与卫生工作人员等等社会层份变为激进化。工会扩大其影响，所以罢工的次数愈来愈多。城郊贫民区居民和「移居者」开始动员与组织起来。无地的农民也组织占领土地的行动。这是最有效的违抗法令的行动，可以打破农民的屈服的与宿命论的思想。农民之进入政治舞台就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裂隙。革命组织积聚他们的力量。抗议和社会与经济的运动公开地组织。直至1977-78年这些运动有时还是合法的。
新演员参加了人民革命的行列：反对高阶层的天主教徒和教士；在危地马拉占贫农中的多数的印地安人；妇女组织和政治犯与「失踪者」的家人的协会。
资产阶级改革在那时候的失败使人民不相信可以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斗争。
自从1978年以来，公开与地下斗争，合法与非法斗争愈来愈结合在一起了（占领工厂与土地，贫民区居民之自卫与武装行动」。镇压大幅度地增加。教士、工会领袖、学生、农民和工人被绑票与暗杀者数以千计。恐怖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一个新的社会分类被创立起来：国内及国外的政治难民。这就证明整个区域的穷人的情况是多么不安定。
劳苦大众，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愈来愈了解，他们之为民主的、社会的、与经济的权利所作的最基本的斗争，已被转变为与当政者的政治交锋。推翻独裁政制可以说是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条件。各种不同的社会层份的斗争集中起来。作为受剥削和受压迫群众的的领导力量的政治军事组织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社会的交锋必定以群众起义、武装人民运动和人民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还具有阶级战争的意义。尼加拉瓜的群众起义（1979年）之推翻了索莫沙的国家机构，以及萨尔瓦多的广大的群众动员（1980年）就是这么一个转捩点。
这个区域的革命发展的新架构是桑地诺革命、其国家、与其军队的巩固，萨尔瓦多的内战的开始，和美国直接的军事与政治的干预。
（5）即使在像萨尔瓦多这样的国家，阶级的结构使政治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意义尖锐化，但是革命的动力不是社会学的決定论的产物。如果不认识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军事组织的存在，人们就无法了解这个革命的动力。这几个政治军事组织是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建立起来的。
这些组织采纳了中美洲的最好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遗产和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的传统。它们是长期历史的产物。它们证明可以深深地在民族的现实中生根。这点，再加上它们与古巴革命的不可破裂的联系，就足够证明它们是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领导层有质的不同。
除非上面所说的政治与组织的分歧以外，我们还可以找出这些组织的主要的共同特征：
（A）这些组织已经吸收了古巴革命的经验。它们主要地得出了以下的战略教训：在美国的后院发动新的革命是可能的。二十年来这个战略教训一直是它们的思想与实践的指导路线。一个开头是反独裁的、民主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能够经过群众的组织与动员、否决帝国主义的干预、夺取政权、和拒绝与资产阶级的任何部份共享军权等等过程，而被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拒绝与资产阶级共享政权的目的是在推翻了独裁制度以后拒绝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群众的组织与动员的目的是保证群众的确定的领导地位。
（B）古巴革命和拉丁美洲国家组织将武装斗争提上议程，换言之，认为需要以武装斗争来推翻当权的独裁政制。这意味它们已经和「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决裂。这也表示再度与共产党的政策决裂。共产党，要不就认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起领导的作用，而在此革命中跟着资产阶级走，要不就是与资产阶级结成政治同盟。这政治同盟，不但直接被资产阶级领导，而且还意味保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共产党也把自己限于合法的、工团主义的、工人主义的活动，因此不能够发动穷苦的城乡群众的斗争。
采取「武装斗争的战略」，并不排除堕入「游击中心」的理论的歪路的可能性；「游击中心」理论会导入死巷及失败。特别是，政治行动被忽略了，而且常常被同化为改良主义。这就留下一个地盘，让共产党及其它改良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势力打进去。
中美洲革命组织的一个好处就是，认识到「游击中心主义」已经失败，所以要对它进行有系统的重新思考。这些中美洲革命组织包括这种游擊战经验没有发展起来的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但是，就干部或者具有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的组织（如桑解）而论，这种重新思考是在经验的连续性的范围之内举行的。这是这些组织之所以成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虽然这些组织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有短暂性的分歧，但古巴之作为一个「后卫」也是这个政治与组织的连续性的一个构成分子。
（C）越南革命也鼓励这些革命组织的许多干部进行重新思考。它重新确定了政治工作、党的任务、以及使群众参加武装斗争的覌念的重要性。结果，军事问题首先被看为政治问题。除了乌拉圭的杜巴马洛斯和阿根廷的革命工人党所组织的城市游击队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以外，越南的经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经验事先向中美洲革命组织提供了如何组织军队和群众性的阵线的方法。在萨尔瓦多，真正的革命军队是在1981年以后创立的。
提到越南的经验的时候，人们就会直接考虑到在革命组织夺取政权以前美国会不会干预的问题。美国的干预就会使阶级斗争具有解放战争的性质。
因此，印支革命偶而会引起一些图式的一般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对革命可能会是危险的。印支革命具有反对占领军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性质这个事实，就使一些革命组织（如尼加拉瓜桑解中的GPP倾向）得出一个战略，就是以准备对抗将来到的帝国主义的干预的战争为主，目前的政治与军事行动就要附属于这个主要的战略。因此，这个战略，就抛开了在帝国主义干预以前采取政治与军事的攻勢，推翻獨裁制度而夺取政权这件主要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看来，它准备反对明天的敵人的斗争多于反对今天的敵人。它忽略了政治要求与组织群众的工作。「（游击队所佔領的）山头」就变成唯一行动的地方。这个「山头」很可能会在全国范围中被孤立起来，组织工作就只有这个「解放区」的人民群众部份了。
（D）革命组织自70年代中组织起来，它们都能够具体地而且每次都能够用一个独特的方法把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斗争结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在领导工会、乡村群众组织及城市贫民区居民与武装斗争之间，建立了有机的联系。它们反对自发的暴动论，认为这种暴动是自卫的产物。它们重新把暴动这个远景和武装及发展到最高水平的群众行动（群众总罢工、为暴动而举行的总罢工）结合起来。所有革命组织在任何时候都在关心如何组织群众运动和积聚力量。斗争的经验、自卫力量、和武装派遣队都在这个过程中结合起来。到了某一阶段，武裝应该在城市中、山上及乡村中发展起来。
它们提出一个民族的政治方案，而且变成政治冲突的主要人物。它们从改良主义势力的手中夺走群众运动的控制权——包括组成群众组织。
（E）这些组织排斥了共产党所推动的联盟政策。这个政策是「两次革命」的覌念的一部份。共产党一方面对革命力量采取非常教派主义的态度，另方面却跟着资产阶级组织走——顶多只不过打算经过包括在选举阵线中的外围组织来改善力量关系。
革命组织反对这条政治路线，因此马上被群众看成为独裁政权的第一号敵人和自决权的斗士。它们与资产阶级反对派争辩谁是民族的与反帝的利益的最坚决领导人。从这方面看来，它们对于谁是革命的动力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工人、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所有这些特别的因素（階级的组织，军事力量等等）都是为了要在这些层份的范围之内保证它们的独立与领导权而设立的。因为在这些以民族民主任务为开端的革命中，它们把握着这些层份在反独裁与反帝的斗争中的效用。但是桑解的一个领导人威洛克，对于这个联盟政策的本质作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的联盟政策的轴心不是资产阶级，而是人民。这不是煽动式的宣布。这是基本的真理。我们的政纲以及我们的力量所牵涉到的计划都是基于具体的现实。我们有武器及人民和我们在一起。它是一个反独裁的、人民的、革命的层份。」
有了这种看法以后，革命组织才能够把不同形式的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带入反独裁的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大熔炉。这些不同形式与不同程度的激进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派、「解放神学」的支持人、激进的民主力量、以及决心要夺回他们的尊严的印第安人。
（F）最后一点是它们发展出一个国际主义的政策。它们已经表示出它们对地区性的与整个洲的革命过程有很好的了解。它们已经成為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国际主义外交。这个外交不但在反帝国主义干预的斗争中搞得很好，且在展开全世界群众的团结运动上也搞得很好。世界各地所组织起来的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区的兄弟姐妹们的斗争团结起来的运动就是明证。
这些革命组织——如桑解或马解阵线——现在正站在工人运动及其前锋在国际上重新结合的过程的前列。这些派别的发展使我们的纲领和远景在国际上的影响大为增加。为了产生这个效果，第四国际及其支部，除了进行团结支援工作以外，必须尽量向这些同志学习斗争的经验，尽量与他们交谈，而且在与他们讨论的问题上尽量使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在这些国家的第四国际的同志们一定能够充分地参加由这些组织所领导的斗争，而且把我们运动的整个立场向他们解释。
（6）中美洲革命因此吸取而且深化了古巴革命的教训，在那里发生了一个从民主的反帝的任务进展到社会主义任务的不断革命。国家机构及其镇压力量（军队、警察、特种单位）的破坏和独立于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革命政权的建立，是保证民主的与反帝的措施的实践以及使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转变的必要条件。帝国主义的反应，以及它与一个愈来愈多地进行经济破坏与军事和政治攻击的资产阶级联系，表示工农政权（这个建立在军队、民兵、和群众组织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必定要愈来愈多地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向社会主义的措施转变，就是巩固和扩张社会收获和民族独立的保证。
第三章尼加拉瓜革命
（1）1979年4、5月间所开启的双重政权在7月19日有了质的改变。在革命推翻了索莫沙与瓦解了国民卫军（事实上是完全与索莫沙政权一致的）以后，决策权和人民政权的领导都操在桑解阵线的手中。
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主要部门——它的镇压力量——已经被击碎，而且一支革命军队已经建立起来。这支革命军队的起源、成份、领导结构和训練，都是桑解阵线发动的革命战争的直接结果。就像在所有革命中一样，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国家并没有一下子被消灭（譬如行政机构、中央银行、一部份法律制度）。但是它的主要支柱已被打断，而且被一个不同阶级性质的国家机构所代替。表达劳苦大众愿望的桑地诺军队操纵了这个国家的实权。
资产阶级以前及现在继续保有相当大的经济基层。然而它的传统的政治弱点；它之无法在革命战争后期抓住反索莫沙斗争的领导权的一部份；而且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它不得不尾随桑地诺主义而生存；所有这些因素使它更不能够把它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力量。它是有组织的——主要是「私营企业最高会议」，一些表达意见的孔道（如其主要的报纸普伦沙报及私营电台），天主教高层内的有影响力量的盟友，以及几个微弱的政党。它在一部份国家机构（行政部份、银行、法院）之内有支持的力量，但是这些人对整个国家的方针是没有决定权的。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不仅仅再度产生我们已经在其它革命过程（古巴）中所见到的东西。如果我们要用适当的词句去表达的话，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也与双重政权的相对短暂和桑解阵线所追循的政治路线（如国民重建执政团在1979年6月成立）有关。因此，在7月19日以後这个双重政权的某些因素仍旧存在。但是，这些因素是在权力集中在代表工农利益的桑解阵线手中的情况下存在的。根本没有相对抗的分子之间平均共享政权的情况发生。天平杆是决定性地一面倒。政权转移在工人的手中。
政权的夺取以及对国家权力主要部份的控制，是任何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而且使桑解阵线有工具来保卫革命、加深革命、扩大与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发动对资产阶级财产的侵犯、以及把经济的方向转变为符合创造革命的阶级的利益。这些革命行动的步伐——特别是在一个生产力非常弱、极端地依赖他国、面对着极大帝国主义压力的国家里——还是依靠一连串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因素。
1979年7月19日标志了建立在工农联盟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步，也即是建立工人国家的初步。这个工人国家，就像任何新兴的工人国家一样，必需加以巩固。在这个意义上，巩固与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财产关系的社会经济的阶级內容（私有部门的比重）是和这个新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内容互相矛盾的。但是这个矛盾是被压缩在新政权的外壳之内。这个矛盾表达在桑解阵线已经夺取了政治权力——那就是建立了专政——但还没有通过没收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财产以及通过引进集体化的财产关系来巩固这个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支配国家这个工具——开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政治权力的阶级性质和经济关系的阶级性质之间，可能会有矛盾。当然，在最后阶段，经济基础对工人国家的巩固会有决定的作用。任何革命都要经过这种交叉路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指导所有措施的方针，才使革命的阶级与它的社会内容取得和谐。
我们只要考察过去五年中革命的措施和收获，就可以证明这个新的工人国家——美洲第二个自由领土——的力量已经增强了。
（2）7月19日以后，桑地诺领导层在作主要的决定时，需要考虑三个问题。第一，这个对中美洲的现状作的激进挑战，一定会在短期内引起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要在政治上巩固革命和在军事上加强国防，它就要争取时间，寻找不同国家的（即使是薄弱的）支持，以及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其次，在桑地诺革命的冲击下，中美洲各地的革命的步伐加速了。从那时候开始，尼加拉瓜革命的方向就与这些革命的进展、和帝国主义及其盟友的反革命活动联系在一起了。最后一个问题是，桑解阵线如何对付这个规模相当大的经济灾难。
在这个情况之下，它很快地巩固了政权的主要工具；工人、农民、和半无产阶级的专政。
（A）这个新国家的基石就是革命军队。建立桑地诺人民军队并使之专业化，自然是首要的任务。它的核心是由五千人左右桑解阵线的旧有的「正规军」所组成。桑解阵线在这些战士之间进行了识字和政治化运动。整个指挥系统是在桑解阵线的手中。在那个时候，亦成立了桑地诺警察。它的大部份成员是因战争而失业的反索莫沙的工人阶级战士。
虽然在革命胜利后初期组织桑地诺人民军队是优先任务，桑解阵线领导层也在准备建立民兵。桑地诺人民民兵于1960年3月成立。人民参加民兵是完全自愿的。好几万工人和青年很快地参加了民兵。
关于内政和国防部的种种决定，是由「九位革命指挥」所组成的桑解阵线联合全国领导层所决定的。
（B）革命初期所发生的政治冲突显示出谁掌握真正的决定权。桑解阵线已经在1979年12月决定重组政府——指派它自己的人员担任三个重要部门的首脑：国防部长由奥提加（H．ORTEGA）担任；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長由威洛克（J.WHEELOCK）担任；计划部长由鲁易兹（H．RUIZ）担任。
从这时候开始，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即集中其火力对向一个目标：「桑解阵线必须减少它对军队、警察和桑地诺防卫委员会的控制」。
在1980年3、4月间，国民重建执政团因国务会议的构成问题而产生分裂。稳定多数的席位被指派给群众组织及表达人民多数意见的政党。从几方面看来，两个资产阶级代表（查莫罗和罗贝乐）之离开国民重建执政团是有相当象征意义的。5月4日国务会议即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建立起来——那一天刚好是1927年桑地诺虽然遭到资产阶级出卖但仍起来进行反帝斗争的周年纪念。辞了职的位置并没有马上填补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党直接与九位「革命指挥」交涉，因为他们知道，归根到底，这九个人是掌握决定权的。执政团的新成员是由这九位「革命指挥」所提名的。他们并没有顾及到过份的礼仪。两位新的资产阶级人物（克鲁兹和科多巴）被包括在执政团了。私营企业最高会议被解除武裝，就公开同意执政团的新成员。接着，私营企业最高会议就要求召开立宪大会，使桑解阵线和国家机构分离，执政团成员有否决权，控制司法制度和财政，以及正式地保障私有财产。
对国务会议这个咨询机构组成的争执从两方面显示了谁掌握大权。在一方面，桑解阵线领导层表明它掌握国家大权，因此对资产阶级一点都不让步。在另方面，两个资产阶级代表被另外两个代替，证明什么都没有改变。资产阶级代表完全处在附属的地位。即使克罗兹当了资产阶级的新代表，他与罗贝洛一样在新的国家机构中拿不到决定的力量。
1980年7月，奥提加答复私营企业会议的要求，宣布1985年举行选举。这里再度表示出谁掌握决定权。更好的是，这位国防部长还宣布，真正的民主应该是社会不平等的减少，并不单单是选举。选举的目的是「使人民权力达到完善的地步」。
在1980年底，资产阶级发动一个新攻勢。这个攻勢使用了现在常常听到的主题：桑解阵线独霸权力。但这个主题与首次以武裝攻击革命的行动结合起来。资产阶级反对力量又叫它的成员退出国务会议。几个月以后，国务会议就被那个已减少到三个成员的以丹尼尔·奥提加（D.ORTEGA）为主席的国民重建执政团所改组了！
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渐增地集中其火力在经济阵地和军事阵地上。由于经济方面的攻击，执政团不得不于1981年9月宣布经济和社会的紧急状态。由于军事方面的攻勢,执政团不得不于1982年3月宣布全国的紧急状态。资产阶级并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玩花招。他们只不过以政治花招来补助经济破坏与或多或少地公开支持以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为基地的反革命军事行动。
（C）新政权的基础，除了桑地诺人民军队和民兵以外，就是群众组织。好几个群众组织是革命的直接产物（如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农村工人协会）。
群众组织主要有以下几个：
·桑地诺防卫委员会，对于团结人民中的不同的阶层有很大的贡献。
·桑地诺工人联合会，第一次在全国规模上组织了大多数的工人，而且（经过了几次挫败以后）对团结独立的工会运动作了持久的努力（在1980年2月组织了全国性的工会联合委员会）。
·农村工人协会，不但触发了土地改革，保卫农村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而且密切地监视地主的举动。由于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和农村工人协会之间有机的联盟，工农联盟得以实现。
·全国农民与牧民协会，组织目标是对粮食生产和合作社的发展有决定作用的小农和中农。他们的支持对于打败反革命有极大的重要性。
·尼加拉瓜妇女协会，任务是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妇女在革命中扮演很大的角色。
·桑地诺青年团，是在扫除文盲运动和学生生产队的推动下组织起来的。扫盲运动是提高城市的和特别是农村的群众政治意识的广大运动。
带有工会性质的组织是独立于桑解阵线的。即使桑解阵线的政治影响是举足轻重的，但它没有强加它的独霸。这些组织的门户是对任何人都打开的。它们的壮大是这几年的特征之一。它们已经使群众的意识和社会的权力机构发生深刻的转变。
它们的功能和目标，虽然没有常常实现，但可以总结如下：
·鼓励人民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生活。
·帮助人民中的不同部份团结一起，来保护它们的利益，表达它们的需要，提高它们的阶级意识，以及使它们与桑解阵线及有关的政府部门发展（有时候是冲突性的）对话。
·参加政权的机构——以它们在国务会议中的代表的比重或者以它们在市政府中所起的作用来证明。
·支持经济重建，共同推动或领导教育运动、公共卫生运动，和维护地方设备，以提高人民中最贫穷层份的生活水平；它们也通过计划与组织它们的活动和任务，来教育担任管理与行政方面的人员，而且训练各级领导。
·保卫革命，使之不受错误的宣传运动和破坏的影响。
·在一个过去充满了腐化现象的社会中，提倡道德与文明态度，而且向「滥用职权」、自大、和官僚化现象——这是这样落后的情况中所内涵的危险——进行斗争。
·这些组织把以革命的实践改变社会和经济环境与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转变」结合起来。
从革命的最初的日子开始，桑解阵线就以政治力量来组织和扩大革命群众的队伍，而且发动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D）桑解阵线是真正的权力中心。它巩固领导权和合法性，并不是用预先与1979年6月的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方法来达到的。它是因为具体的任务和选择才与资产阶级分子决裂的。这些任务和选择是从革命的必要的进展而来的，而且是有利于群众意识的进展的。资产阶级每次失去常态，它就被暴露为与「桑地诺主义的计划」破裂，而且被群众视为反对「反帝的」民族统一和「国民重建」。
桑解阵线的方法表示出它能够抓住民族和反帝意识的成熟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成熟之间的关连。一个澄清化的过程在运转（而且现在还在运转）；在这个过程中，桑解阵线日渐地不再使它自己仅仅作为推翻独裁政制的派别，而是作为领导人民走向「新社会」的力量。由于资产阶级——特别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的联盟——还有一些实力，在这点或那点上对资产阶级的让步，如果我们要正确地评价它的话，必须要从全面的动力和加强劳动人民地位的角度来看。
桑解阵线之所以有政治的领导权，一方面是因为它在反帝与反独裁政制的斗争中所争取到的权威，另方面则是因为它能够把全国的积极参加建立「新尼加拉瓜」的力量团结起来。它的这种能力就在实际上证明它比其它政治、社会力量优越。
桑解阵线不断地争到领导权，是以多元化为先决条件，特别是因为尼加拉瓜革命的思想基石是建基在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特别是古巴）、以及一支准备为民族和社会的独立而进行最坚决斗争的基督教派之间的联盟。
（3）桑解阵线称尼加拉瓜的经济结构为「混合经济」。这里，如果我们不把向帝国主义的支配作出的挑战和现政权的性质考虑在内的话，我们是无法了解这个「混合经济」的。我们必须看看这个情势的演进。
事实是这样的：桑解阵线之对于1979年7月以后所建立的国家的控制，已经把它自己的痕迹印在经济的「混合性」上面。这是因为它有资源和社会基础，不但用来增加它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而且扩大已受它控制的范围（如外汇、分配、信用等）。它的功用，不但是一个经济改变的杠杆，而且是一个永久性的强制作用的工具。很明显地这个控制还没有消除经济的不同部份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是消除革命的社会、经济目标和另一方面是世界市场的压力，以及私有部门的再生产规律（它在具有战略价值的农产品输出部门仍然普遍）之间的尖锐矛盾。但是现政权能够在由保卫革命所指定的优先次序的基础上解决这些矛盾。国家的「经济以外」的性质就变为经济的力量。
（A）在这整个时期中，桑解阵线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能够与以下的几个因素分开来看：1979年的经济情况；国际的因素；它从古巴的卡斯特罗领导层在革命初期采取的措施中所得出的经验。
我们应该回忆一下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
·索莫沙政权和内战所遗留下的状况：
五万人死亡，大约十万人受伤，工业大量破坏，两个农业周期的失调以致大大影响粮食供应和输出；每人平均的国内总产值已降落到十七年前的水平；大量外债，几乎完全缺乏外汇，高度的通货膨胀；国家预算完全不平衡，再加上大量的「社会亏损」（文盲、健康与房屋）。
·发展十分不足的资本主义经济（比1959年的古巴还要差），因此城市与农村的无产阶级的数量非常少而且是最近才形成的，而且只有薄薄的一层技术人员（听说农业方面只有四百人！）。
·国家要依靠农产品输出来赚取国外的收入，而后者对外汇汇率的变动和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市场的要求特别敏感；农产品输出部门的发展，除非洲发生国内粮食的缺乏以外，还使输入品（肥料、化学品、机器及零件）的「平衡」变形。
·经常有经济制裁与经济封锁的威胁。
（B）新政权，面对着如此困难的局面，快速地控制了经济的四个重要部门：索莫沙及它的支持者的财产（这个部门提供了公有部门的主要骨架）；财政与保险；对外贸易（逐渐地国有化了将近七成的输出部门）；和自然资源。
桑解阵线说，由于以下的几点理由，它认为不应该要马上接收农产品输出的部门：
·资产阶级的脆弱和缺乏内聚力，使桑解阵线有转圜的余地，而且有利于「促主生产的同盟」——资产阶级只能寄望于在新的「壕沟战」中有占据经济阵地的可能性。
·这个联盟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马上获得主要的贷款和延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的束缚。新政权快速地在有利的条件下得到十五亿美元的贷款。在革命以后的头三年，除了古巴以外，没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热切地提供大量援助。除此以外，这个援助只相对地符合即时的需要，而且各种不同的援助和贸易是反对华盛顿的战争行动的一个积极的政治因素。
·公有部门需要很多的很复杂的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组织来避免额外费用的过份膨胀。这些额外费用在过渡时期是必然会发生的。在这个优先工作和其它的优先工作之间存在着特别紧张的状态。而这紧张状态多份是因重建的过程而起的。为了使公有部门赚到很大的盈余，它必须发展比较有效率的行政管理能力。这个有效的行政管理的能力帮助它日后接收新的农业与工业公司。但是桑解阵线只争取到少数的干部，而且工人在这方面的水平非常低。
·生产力的微弱的社会化（由于小商品生产的、手工艺生产的、小农和中农的份量）使中央计划成为一个问题；它的应用范围应该快速地扩张。同时，因收入的分配的变化而产生的需求的结构，与公共部门的供应，常常接不上头。计划也需要它的过渡。
桑解阵线因此选择了直接控制占少数的公有部门与间接控制私有部门（用对外贸易、信用、按契约而生产、工資的的决定等等方法）的结合的方法。它同时也顾及到在阶级矛盾时这些控制方法本身所具有的极限。制订公有部门的计划，并且使它在第二阶段能够地区化，是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实施。这时所决定的就是有关于大的目的与任务的每年一次的计划。
桑解阵线已经清楚地强调，它的中期目的是使国有及合作社所有的部门变为经济中多数的而且占优势的部门。
（4）为了适应群众的要求，以及对付资产阶级的破坏，桑解阵线不得不定出对旧的统治阶级不利的规则：
（A）1980年春天，反对资本逃离（资本逃离、破坏生产资料和原料、囤积居所）的法律的通过，使它能够以全部或局部没收土地或工厂的方法，来制止这些不法行动。农村工人協会和桑地诺工人联合会在区分谁是「响应重建号召」和谁是「破坏者」的工作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前者政治的红利。对外汇交易所的控制逐步增加，以至全面控制的制度在1983年5月建立起来。
（B）土地改革是革命以后经济斗争的一个主要武器。它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把贫农在革命初期所占领的土地没收过来，交给贫农使用；其次就是降低地租。然后开始土地改革的新阶段：把大地主所荒弃不用的或不好好种植的土地，转交给无地的农民及贫农、有时也转交给国营农场。这是对大地主财产的直接攻击。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自愿组织生产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从短期和中期看来，它们比公有部门更易于对紧急的失业问题作出反应。它们使大多数的小农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与革命认同。这些农民对于粮食生产是极端重要的。
土地改革的第三个阶段是在1984年初开始的。这个阶段的要点，是把土地所有权交给耕种土地的小农，特别是在「农业前线」的小农。这就是对反革命游击队想在农民中寻找支持的一个回答。
土地改革的每一阶段，是与有系统地组织农民运动分不开的。
就国家而言，它保证在困难时供应定量的消费品和服务。它以保证的固定价格购买一部份产品。它就这样地控制了大约40%的基本食粮的分配。一连串重要的农业和农用工业的计划已经发动了。
农业已经一方面真正恢复经济方面的活动，另方面局部地改变社会关系。这个困难的双重挑战，是每个急进的土地改革必须面对的。
与国家及合作社部门比较起来，大地主的影响力已经减少了很多。在1979年7月，（占地五百西班牙亩以上的）大地主控制了36.1%的可耕地；在1984年7月，他们只占11%的可耕地。在私有部门，联合生意方式（合作社）的数量增加，已经导致深入的分化，破坏了反动的尼加拉瓜职业农民联合会的基层。在1984，四万四千农户在土地改革中受益，其中二万五千户现在在合作社中从事农业生产。服务合作社控制了8.2%的可耕地；生产合作社控制了10.7%的可耕地，而公有部门控制了18.3%的可耕地。
土地改革是革命推动者手中的一个工具。野蛮的高度剥削不但在国有部门完结，而且在农村工人协会的力量能够及到私有部份终止。尼加拉瓜的农村正在发生剧变——除非合作社的进展以外——农民群众的政治与文化水平也在加速转变。
（c）相随着所有这些进展，是教育、卫生、房屋、社会服务方面所作的大跃进。所有这些进展是将来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四章萨尔瓦多革命
（1）自从1979年以来，一个革命局势正在萨尔瓦多展开。这个革命的蠭起牵涉到工人、农民、人民群众和学生的斗争，总罢工、半暴动，地区暴动，游击战和内战。这种兴起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虽然美国对该地区渐增地进行干涉。
资本主义产生关系野蛮地向该地区扩张，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再加上人口密度高，使萨尔瓦多的农村产生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个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再加上人数还少的工人阶级和穷困的手工人，就是1932年无产阶级暴动的原动力。这个暴动在当时被血腥镇压下去。从70年代末期开始发展的斗争就是继承了这个群众对寡头政治的野蛮手段的痛恨。
工业从60年代开始发展，特别是在「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冲击之下发展。肥沃的土地愈来愈集中在少数几个家族手中。然后，寡头政治执政者，就利用从土地上赚来的，开始投资到各种行业去投资到农业企业、进出口贸易、财务、甚至于工业。帝国主义资本占这个投资的一部份。这个投资发展终于产生了一些新的资产阶级层份。
从这些转变中，工人阶级的力量增强了。1967年发生了第一次以争取经济要求为目标的总罢工。
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历了极端贫穷化的过程。愈来愈多农民既无土地又无工作（在1975年，41%的农民家庭没有土地），或者跑到城市去当小贩，变成比无产阶级还要低的阶级。
1969年的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之间的「足球战争」，引起了中美洲共同市场的危机（战争原因是洪都拉斯要保护它的国内市场）。它对萨尔瓦多的寡头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几万名萨尔瓦多的农民移民被洪都拉斯野蛮驱逐出境。这个结果不但使萨尔瓦多的统治阶级不能打开较大的市场，而且使它的「人口活塞」也给堵住了。
这些新的难民，本来在洪都拉斯的农场里经历了一些工会斗争的经验，现在就组织游行示威来贯彻他们的要求。这是自从1932年以来农民第一次进攻城市。
「足球战争」也许左派中间引起了政治危机，特别是在萨尔瓦多共产党内部，因为萨共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是支持政府的。在70年代初期局势开始转变了。
（2）从1970至1979年，萨尔瓦多发生了一连串爆炸性事件。这些事件对整个70年代的政治局面有决定性的作用：政治军事组织形成，群众性人民组织创立，基督教社区急进化，和选举「道路」被证实为一条死路。
（A）在1970年4月，一部门与工会运动有关联的萨共领导层，跟党破裂，成立一个政治军事组织，称为法拉本多[b]·马地人民解放力量（FPL）。从急进的基督教层份发展出来的人民革命军（ERP），也在1970年成立。这两个组织在1972年首次进行武裝行动。
所以，与尼加拉瓜或危地马拉比较起来，武裝斗争的组织的组成比较迟。当然，它们必定要对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地理的特殊条件（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道路与通讯的数量多，及「国防的屏障」根本不存在）以及1932年的「创伤」作出反应。在这段时期，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政治军事思想是最突出的。它的领导层有丰富的工会传统。它懂得需要把被压迫群众的暴乱的心理，用新的斗争方式装备起来。下面的一句口号总结了它的这些覌念：「我们的山就是人民。」城市游击战的经验也刺激了它的反射作用。严格说来，它的武裝斗争覌念是它的整个思想发展的结果。它的覌念就是把以下的力量联系起来：民兵（在街区、工场的群众自卫工具，并准备暴动），游击力量（在固定地区战斗的有限的力量）和在更高平面上的革命军队。
在早期，人民革命军的强烈标志就是军事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立场。这些立场是建基于把整个局势定性为自从1972年以来已经是革命局势。这条路线使它与群众的某些部份切断联系，所以作为1974年的分裂的主原因。分裂的结果形成另一个革命组织：国民抵抗军（FARURN）。从1975-76年起，人民革命军开始改变路线。
在1979年，虽然这些革命组织还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却被遗留在幕后，或者被暧昧不明的句语所掩饰起来。在这情况下，这些革命组织在以下问题上开始融合起来：自卫，游击斗争，革命军队，以及把革命战争和以击碎镇压的军队与镇压机关为目的的群众暴动联系在一起的需要。所有的革命组织都着重夺取政权的远景。
（B）群众性的革命人民组织是在70年代中期出现的。这证明，群众在生活水平残酷下降的影响下，需要找到新的手段、新的方法来抵抗镇压的力量，来克服一连串限制罢工权的法令。最后，这些组织认为萨尔瓦多共产党对待在新成立的工业中的工人的斗志所使用的方法是错误的。
人民联合行动阵线（FAPU）在1974年成立；革命人民集团是1975年由人民联合行动阵线中分裂出来的人所成立；2.28人民同盟（LP28）在1977年成立。这些组织是由工人、农民、贫民区居民、教师、学生、小贩等社会阶层的小团体所联合组成的。这些社会阶层的小团体，不是早已存在，就是以后经过革命群众组织所建立起来的。每个群众性革命组织都与政治军事组织有关连：革命人民集团与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有关，人民联合行动阵线与国民抵抗军有关，二月二十八人民同盟与人民革命军有关。
妇女在这些政治军事组织和群众性革命组织中扮演了史无前例的角色。她们也参加这些组织的领导层。这不但反映了大学和各级学校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而且也反映了妇女在城乡的反对镇压力量的组织中所起的作用。
从1970年至1979年，工业斗争的次数愈来愈频繁。这些斗争的形式跟过去的单纯的罢工大有不同。它包括占领工厂与自卫的罢工、占领大农场、同情罢工、支持斗争的游行、占領教堂和大使馆，自卫的和武裝力量的群众示威游行。虽然有阻止它们的企图和野蛮镇压力量的合法运用，但这些斗争还是争到一些成果。
革命人民组织从萨共夺去了工会运动的控制——除了建筑工人工会以外——使工会运动有了一个激进的新方向，特别是萨尔瓦多工人联合工会。跟国家有密切关系的工会戏剧性地减少。人民组织在农民运动中有惊人的发展，因为农民运动几乎不受萨控制。到了1978年，政治军事组织和群众性的人民组织赢得了对大多数群众运动的控制。革命局势成熟了。
（C）教会也发生「转变」。这个「转变」特别是对大学和乡村有极大的影响。基督教「基层社区」提高了被压迫的与被剥削的农民的意识，大大有利于革命先锋分子的工作。因为这些革命工作者多数有基督教的背景，因此使他们的行动在农民的眼中合法化。
（D）1972年的总统选举，1974年的地方与议会的选举，以及1977年的总统这些选举，都变为公开的闹剧。在人民的眼中，政治等于镇压。
主张改良主义的国民反对派联盟（UNO）是由基督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革命国民运动、和与萨共有联系的国民民主联盟所组成。他们这种基于选举道路的改良正在严重的挣扎中。寡头政制和陆军的主要部门对要求改良的呼声一点让步都不肯作出。他们更不会接受土地改革。这种爆炸性的局势就跟1979年尼加拉瓜爆发的局势一样。
（3）从1979年10月至1980年中，革命的步伐快速地加紧。
（A）1979年10月15日，陆军的一派，在帝国主义的鼓励之下，进行防止性的政变。它的目的是阻止群众运动兴起，使群众组织失去群众支持。执政团，在真正的权力操在军人手中的情况下，把表面的权力分给「诚实的技术人员」，或者给基督民主党或者革命国民运动。萨共的国民民主联盟参加了政府。为了要占领政治地盘以及使人民与革命组织推向边缘化，执政团尽力与人民论坛（由基督民主党、革命民主运动、国民民主联盟和工会所组成）对话。它宣布了一个外表非常冠冕堂皇的改良政纲。
1979年10月是革命组织的一个试金石。它们以打乱改良主义的政治陷阱的方法来维持革命的远景。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指责政变的「目的是将人民的视线转移到选举的过程上。」2.28人民同盟即刻离开人民论坛，而人民革命运动将政变的性质定为「帝国主义和寡头政制的新花招」。国民抵抗军——人民联合行动阵线踌躇一会儿，就着重地指出执政团的内部矛盾。然后，它攻击改良主义者的修修补补工作。假如革命组织支持了或者参加了执政团，它们就会使群众迷失方向，而且会有利于帝国主义推行其政策。萨尔瓦多的革命分子，不但谴责改良主义的死巷，而且发动半暴动的军事行动和组织游行支持群众的要求。执政团的政纲的本质就被这些创举的行动和社会经济斗争暴露出来——群众所得到的，不是政纲的兑现，而是大屠杀。
从1979年10月开始的第一个执政团，是受到第二国际和基督教民主世界联盟的支持。从1980年1月至3月的第二个执政团很快地破裂了，因为独立的「技术官僚」、革命国民运动、萨共、和DC的代表离开执政团。从1980年3月起，只有杜埃德的基督民主党和军官代表留在执政团中。但是，人人皆知掌握大权的人是谁。
（B）1980年的春天开启了一个革命危机。在这个革命危机中，双重政权的构成因素开始形成了。一方面，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加深了。财阀所控制的政治机构死命地反对执政团的改革政策和基督民主党所起的作用。这就大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威信。由于寡头政制所施的花招，军队中的冲突导致了几次流产的政变。基督民主党分裂了。所宣布的改革一点进展也没有，因此使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尖锐化。执政团的行动只不过把镇压一般化：紧急状态（在3月宣布），军事占领大学，公共事业军事化（在8月发生），国家干涉工会活动，和大屠杀。保安部队从事恐怖行動,連基督民主党都不豁免,所有这些都造成执政团在国际上的孤立。
在另方面，革命组织知道如何利用1979年10月以后所立即开始的有限的局面。它们断然地使群众知道它们的政治立场。人民组织不但吸收了很多干部，而且在群众中建立基地。它们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使民主的、改良主义的反对力量扮演次要的角色。虽然执政团进行大屠杀，但是群众斗争变成特别强大，于1980年夏天达到最高潮。革命人民组织在3月17日召集了总罢工，痪瘫了全国七成的经济活动。圣萨尔瓦多市的罗麦洛大主教于3月24日被刺，死后，它们发动了八天的罢工。在6月24日，一次政治性的罢工几乎痪瘫了整个国家。它事实上提出了谁掌握政权的问题。大家觉得8月13、14日的罢工是个转折点。它把总罢工与首都及其郊区的居民的军事行动和暴动趋向结合起来。但是参加罢工的人数没有6月的罢工那么多。军队在极右派的驱使之下进行反攻，从事恐怖行动，以及使整个社会军事化。这使恐怖行动对全国人民有一点影响。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在1980年11月被保安部队所暗杀，象征了革命这个阶段的结束。
（C）从1980年2月开始，革命阵营开始组织联合的政治结构。这些结构不但增进了革命阵营的权威，而且推动了群众的暴动。
革命人民集团、人民联合行动阵线、2.28人民同盟、以及国民民主联盟于2月成立了群众革命协调会。它的纲领明确地指出夺取政权的战略已经提在议程上。它的目的是毫无疑问的：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政权和建立一个领导人民走向新社会的革命政府。而且只有革命才能实践所有这些任务与目的。民主革命政府将会包括革命与人民运动和民主党派的代表，以及愿意实现这个纲领的组织、社会群与人物。
这个政府将会建基在广大的社会与政治的基础上。这个广大的基础首先包括工人阶级，然后是农民和进步的中间阶层。这个进步的中间阶层包括所有接受这个纲领的社会阶层：小型的和中型的工业家、店主、手工人和农业生产者（小型和中型……）。
除了社会的、经济的、与民主的任务（垄断资本的国有化和激进的土地改革）以外，它还着重即时的政治要求，以及创立一支「在革命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人民军队」。……这支军队可以包括现政府的军队的士兵、中下级军官和高级将领，如果这些军事人员采取正确的态度，排斥外国对革命的干涉，以及支持我们人民的解放斗争。革命民主阵线（FDR）于1980年4月在群众革命协调会的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它是由革命国民运动、从基督民主党分裂出来的社会基督教人民运动和过去已经组织起来的力量所组成。它表达了革命组织所争取到的政治上的领导权。到了5月底，从这些革命组织中，形成了联合革命领导。这个联合革命领导代表这些政治军事组织走向统一指挥的困难的道路上的第一步。
（D）马解阵线的现任领导认为它在1980年的这几个月中失去了夺取政权的「大好机会」。革命力量的斗争方法具有以下的几个弱点。检讨这段时期的经验，才可以帮忙我们了解所失去的机会的要点是什么。
人民斗争的浪潮极度地高涨，但是革命组织的统一阵线却建立得很缓慢，跟不上群众运动的要求。
这个统一阵线经过一段时期的延迟才建立起来，而且它的战略与策略的政治内容都极不充足。这个过迟的统一阵线却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来，因此在这个紧急关头上，它对于以下几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方针：领导总罢工、分裂军队、实践策略上的联盟、如何把当时尚小的军力联系与集中起来，如何进行共同的革命外交以帮助革命斗争等等。
群众阵线本来是革命分子争取劳苦群众的信任的一个主要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却变成建立基层的联合阵线的阻碍物。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在各组织之间还存在着教派主义；第二个原因就在于他们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覌念上。他们忽视了基层的团结。每个组织都紧紧地控制与它自己有关的群众运动。上层的团结以及组织的力量已经足以号召和组织特别大规模的总罢工。但是，策略与战略方面的不同意见以及基层的缺乏统一的组织，破坏了暴动的准备工作。还有，联合阵线委员会的缺乏，不但表示群众深深地感受到各组织之间的分歧，而且也表示基层没有强烈地向领导要求团结。
在这种情况之下，萨共的作为是耐人寻味的。是的，它为了生存曾实施了彻底的转变：不但参加了群众革命协调会，开始进行武裝斗争，而且放弃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应当由资产阶级来领导的战略。它宣布了「以消灭资产阶级的官僚与军事机构来夺取政权」，和在目前阶段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它还替它在1979年参加政府的行动辩护。它的借口是「它一定要跟着民主势力走，直至这个政策失败为止，这样才可以使民主势力不会在失败后分散。」它也继续认为「军人中的民主分子」在其战略中占據重要的位置，而且不排除与后者取得战略的协定的可能性。
（4）1980年的最后几个月，整个局势变为更军事化。马解阵线在准备1951年的攻勢。
1980年9月以后，传统的反动部门重新取得军队的控制权。在美国的庇护下，它又与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军队合作。美国不但防止萨尔瓦多的经济崩溃，而且让杜埃德于1980年12月当上总统，说他是49年来第一个文人总统。它的目的是使这个政权在国际上比较象样一点。
革命力量也在这时巩固军事力量。它们为了计划直接的攻勢，就把许多干部从群众工作（由于镇压，很难在群众中工作）调到军事工作。他们的军队占领了很多城市，使人民群众在将来到的暴动中占主要的作用。联合革命领导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教训，而要从美国局势（1980年的大选）中得到利益。他们在卡斯特罗领导层的鼓励下，在统一各革命力量方面，有很大的进展，所以在1980年10月成立了法拉本多·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简称马解阵线）。它不但包括了联合革命领导，而且扩大它的范围至包括中美工人革命党。它还设立了总指挥部，由参与的五个组织各派一个代表组成。代表们一致同意准备发动军事的总攻勢（在开头称之为「最后攻勢」）。
总攻勢在1981年1月10日发动。最猛烈的战役延续了八天。但是，在1月14日马解阵线就组织撤退。「最后」攻勢虽然失败了，但是马解阵线并没有在军事上被击垮。这个攻勢的重要性和结果可由以下两个因素来解释：
在一方面，指导新攻勢的思想，在许多方面看来，还是1981年1月攻勢的概念。
在短期之内经过暴动以及以军事力量促使政府军队的瓦解而取得胜利的覌念，还是马解阵线的主力的战略传统——虽然他们对于这些因素的结合和实现这个远景的步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尼加拉瓜革命已经深深地影响了马解阵线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之对萨尔瓦多的不适宜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在另方面，马解阵线认为1982年选举并没有使帝国主义解决问题。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它的构成分子却不能取得出一致的行动策略（军事制裁抑是政治指责）。这个混乱的结果是相信明显的：马解阵线对于选举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政治立场。
1982年3月的选举以后，马解阵线对选举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他们讨论中得出三个主题。
·如何帮助那些被「国家恐怖行动」禁止发言的人们来表达他们对马解阵线的支持呢？在这一点上，马解阵线的弱点并不止是军力的不足。
·如何在美国的渐增的干涉、国民共和同盟所扮演的角色、经济危机、和资产阶级领导危机的情况之下引起政治力量的分裂和分化，以扩大反对政府和帝国主义的阵营？这个意思就是提出同盟的问题，提出革命民主阵线向团聚在1980年成立的民主人民联盟那样的势力伸手的问题。民主人民联盟是由萨尔瓦多公有联盟、建筑工会、和小工业家和小店主协会等团体所组成。它支持基督民主党，但也表示支持主张改革的人们、反对盲目的镇压、和支持双方的「对话」。
·与群众运动在1980年中所达到的高潮比较起来，这个攻勢发动得太迟了。从1980年中开始，政府的军队即在首都和重要的城市中增防。恐怖行动和革命干部的失踪减弱了群众工作。
·在首都的贫民区所发动的暴动只是孤零地举行，并没有大规模的总罢工加以支持。因为革命军事行动不足够保护群众运动，所以群众运动就极难施展它的力量。在各个战斗的地区并没有发生连续的暴动。
还有，集中火力于军营，期望能对敵人作重打击，太耗费兵力，因此使反革命军队有较大的活动余地。最后一点是，马解阵线的各军事力量之间的协调工作做得不好，而且所期望的军营中的起义也没有发生。1981年1月以后，真正的内战就开始了。
（5）在1981年1月至1982年6月这段期间，革命和反革命都在重组他们的结构和行动计划。
（A）单从军事上来说，马解阵线之发动1981年1月的攻勢也有好的收获，那就是使它能够积累军事的力量与经验。在1981年中以前，马解阵线的行动主要在于保卫它的阵地。它消解了政府军队对它的「扫荡」战。经过了这个攻勢，马解阵线才能够获得控制区——不是解放区——来使它进行以下的工作：增强军队的训练；解决供应的问题；设立计划将来新攻勢的基地；设立无线电广播电台；以及开始建立真正的人民军队。控制区内的农民群众也慢慢地被组织起来，不但去保卫他们自己，而且使他们的经济活动配合战争的需要。这就是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所称的地方人民权力。
从1981年6月底开始，马解阵线就能重新采取攻勢。它攻打防护军，占领了几个市镇，损伤了政府的战略结构，而在1982年1月攻打依洛潘各空军基地。到了1982年初，对市镇的压力加紧了，这就替1982年3月的军事运动铺下了道路。这个军事运动就是马解阵线对政府的选举的反应。
（B）这些由美国制造的1982年3月的议会选举，并不代表美国的胜利。美国本来寄望基督民主党与军人集团取得协议。但是，经过寡头政制的传统的党，国民协调党，和国民共和同盟之间的联盟，基督民主党却被降低为次要的地位。寡头政制及其盟友之所以支持这个（最近才成立的、法西斯的）联盟的目的，一来就是反对任何的改革，二来就是指责军人执政无法击垮马解阵线。国民共和同盟不但组织了一个「群众基地」，而且有它自己的武力（即暗杀团）。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因此而变得更尖锐。
大量的公开欺骗，国民共和同盟的选举的进展，以及马解阵线的军事力量，大大地减低了这些选举对美国的好处。不过，选举还是举行了。一部份人口（大约一半）参加投票，虽然许多人是被迫投票。选举暴露了资产阶级阵营的惊慌和人口中某些部份的不安。除了军事攻勢以外，马解阵线的反应不怎么全面性。
·为了使因前两次攻勢（1981年1月和1982年3月）而沮丧的群众对革命军队恢复信心，为了使革命军队对政府军队发动新的攻击，马解阵线在需要巩固它的军事力量的问题上得到一致的同意。实在说来，美国也在打算重新建立萨尔瓦多军队。它的做法包括：在美国训练特种部队，重建指挥系统，以及美军直接参战。
（C）在外交方面，里根政府，一方面打算复活地区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协议（民主的中美洲社会），另方面却把萨尔瓦多革命当作「苏联、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干涉的后果」，而且以此为借口来替它的干涉政策辩护。
这个政策又被1981年8月的法国与墨西哥的联合宣言和墨西哥总统波梯洛的和平建议所抗衡。即使法墨联合宣言被南美洲南端的独裁者和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在美国的压力下）所坚决反对，但是马解阵线因此在国际上争到外交地位。
从1981年底开始，马解阵线把和谈转变为斗争的武器。它证明战争与和谈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在国际上，它正确地提出「没有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参与，是无法解决这个冲突」的覌念。在1981年10月，尼加拉瓜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和平建议」，要求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与政府的执政团之间马上无条件地开始谈判。
（6）从1982年春季末到1984年3月的总统选举以前，萨尔瓦多革命的特征是：马解阵线的攻战能力增强；美国帝国主义紧援助来支撑萨尔瓦多政权及其军队；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内出现一次严重危机；马解阵线在革命民主阵线重新制订其政治纲领；最后，革命运动在城镇的力量虽然还少，但已经围绕社会与经济的要求慢慢地恢复元气。
（a）自从1982年6月以来，马解阵线愈来愈多地以突击来试探反革命军队的反应。这些突击常常集中在某些特别的目标。因此，它能够达到以下目的：打败整个连的军队；增加捕获敵人武器的数量；使敌军活动困难；定出对俘获与投降的政府军队的政策；暂时占领比较重要的城镇；更好地协调属于马解阵线组织的不同阵线的行动。
从1983年中开始，帝国主义也推行它的「军事与民事的活动」（「收复全国战区委员会」）。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消灭支持革命力量的社会基础。所用的方法是：轰炸、迁移人口、平民巡逻队、机动的军事小组。
但是，马解阵线又在1983年9月打破帝国主义的计划。它占领了该国的第三大城市，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军营，而且有三个省完全在它的控制之下。
这些军事行动不再是短期的暴动计划，即所谓「最后的战争」之一。这些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使革命者掌握主动向群众证明独裁政权无法控制的地区愈来愈大；它們也减低政府军的力量，抵销美国军援的作用，吸纳更多人参加马解阵线，而且也可以达到改变力量关系与扭转局势的目的。马解阵线总指挥部之在1984年1月发动政治与外交攻勢，基础就是优先发动这些军事行动。
这个战争发展的趋势提出两个主要的问题：
·由于帝国主义日增的介入——因为萨尔瓦多军队没有能力实现它的反革命目的，除非有帝国主义扶植——因此内战愈来愈变为民族解放战争。
·怎样在军事的进展、马解控制区以外的群众的活动以及作出政治反应三者之间建立关系。
马解阵线在1982年3月以后所开始的讨论又再度活跃起来。
（b）马格那在1982年3月的选举以后所设立的「全国统一」的政府，经过了重重的危机。美国本安排萨国在1983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但被延迟到1984年。所谓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则被束之高阁。
在这个情况下，「民主人民联盟」在1983年9月包含了小农与中农的社会与经济的抗议。由于马解阵线在城镇的影响力减少，「民主人民联盟」填补了马解所留下空隙。公务人员和许多工厂工人开始罢工，抗议购买力下降和高度的剥削。对工会的局部的承认，产生了单一的工会和「萨尔瓦多专业人员运动」。
马解阵线的力量还不能够广泛地影响这个抗议运动。在城镇，群众运动之失去干部以及内战的结果，已经改变了力量关系。工人表达意见的渠道时常与资产阶级的政党和组织有关联。工资的要求、民主要求和「和平的愿望」等等口号现在都变得非常重要。这与同情马解阵线在内战中的活动并没有矛盾。
（c）马解阵线继续它的政治与外交上的压力。它暴露了美国和执政团成立「和平委员会」的诡计。这个诡计，一方面是推行「没有直接谈判的对话」，另方面是打算拿出一条路线来骗取一部份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人士参加将来的选举。马解阵线向这个委员会提出三个问题：美国退出萨尔瓦多；在萨尔瓦多境内举行双方的对话；停战和参加选举的条件。「和平委员会」只获授权讨论参加选举的问题。但是，对马解阵线而言，只有成立一个「各界参加的政府」（1983年9月在伦敦所发表的宣言）以后，才可以谈到参加选举的问题。
这个政府的提议变成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政治与外交反应的一个重要因素。1984年1月底，由于1984年3月的选举将来到，它提出了形成「各界参加的临时政府」的建议以及一个政纲。这个临时政府即时的任务是：
·解散镇压机关；·解散保安警察、暗杀团、及它们的政治组织「国民共和同盟党」；·遣走北美的顾问，停止军事干涉、军事援助以及军火供应；·经过充分的调查以后，使那些对屠杀、政治罪行、拷打、绑票、违反人权负责的文武官员受到法律的公正制裁；·恢复所有民主权利；·（举行一连串的）基本社会与经济改革来改变现在的结构；
实践这个建议以后，准备和组织大选的条件才会成熟。
只有大家同意这个「不会维持长久的」政府的任务以及实践这个纲领的时间和方法，才能决定如何建立政府的结构。
这个过程必须导致形成一支单一的国家军队。这支军队应该由马解阵线的军队和去除坏分子后的政府军队所组成。马解阵线和政府的军队还是保留武器，直至谈判中止为止……
工人运动、农民、教师、专业人员、白领工人、大学组织、各政党、私有财产业主、马解阵线、及重整后的政府军队，应该各派代表来组织这个政府。
寡头政制、反对这个政府的人士、或者主张维持独裁制度的人士将会被排除在这个政府之外。
这个政府不会由单一的力量所主宰，所有赞成推翻寡头政制，赞成恢复国家主权与独立，赞成私有财产及外国投资应该不违反社会利益的政治力量，将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
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所提出的谈判并不是以此来代替军事行动，而是伴随军事行动的。它特别地不包括在「谈判成功」以前放下武器。它主张谈判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在谈判以前，应该有直接的无条件的对话。」这个主张是反帝的「保卫国家的独立、主权、自决权」的一部份。这个要求是根据对以下诸事的判断；美国、军队和杜埃德联合推行的政治攻勢的本质，美国干涉的愈益扩大，冲突的可能的区域化，萨尔瓦多被转变为美国的保护地。与1980的主张在短期內奪取政权的纲领比较起来，这个纲领标志一个改变。这个改变应该被融合在国内与国际的背景中。
（d）1983年4月，由于安娜玛丽亚被暗杀和马息尔自杀，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因此，对萨尔瓦多革命造成极大损害的方法又被用来解决内部的困难。这些悲剧事件的背景是极度困难的军事斗争，组织的军事化，和敵人军队的诡计。但是客观条件或者「与阶级敌人斗争的必要」，都不能替在工人运动中使用这些方法来辩护。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和马解阵线所发布的几个「解释」这个事件的公告，不但几次改变解释，而且在既无证据又无对革命有利的政治解释的情况之下，也招来严重的指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接受他们的解释。
自从1982年以来，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之内的争论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工农联盟和与其它社会阶层的联盟之间的关联，以及在这些联盟中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被提出作为政治解决的政府的构成的问题，以及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之间的关系。
·城市群众工作的发展和形式，以减弱敌军的势力为目的的工作应如何进行以及如何利用敌军内部的矛盾；外交斗争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它与武裝斗争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一旦这些分歧与建立一个联合组织、不仅是马解阵线内的每个组织和马解阵线以外的组织（如萨共）在这个联合组织之内的地位的问题牵上关系以后，这些分歧就变成特别尖锐了。
1983年9月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全体委员会宣布要选出新的领导层。它指出两个过去所定的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线上加紧革命人民斗争，以建立一个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政府」和「在里根政府渐增的干涉主义政策之下，尽全力地发动反对干涉的斗争，以保护国家主权和人民自决权。」
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内部争论产生了重大的分裂。有两个组织分裂出去——「革命工人运动」和「克伊阵线」。这两个分裂出来的组织把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路线的转变归因于好几个国际组织对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和马解阵线所施加的压力。革命工人运动，与克伊阵线一样，认为它们自己坚持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原先的方向——「长期的人民战争」。这两个组织还认为它们自己坚持原先的方案，使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成为马解阵线之内的唯一的革命无产阶级党。因此，他们推行了一连串教派主义的和最高纲领派的批评。但是他们对萨尔瓦多革命的当前问题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政治方向。
（7）对美国帝国主义而言，1984年3月至5月的总统选举有三个作用：
·对反对革命力量的新的军事升级，提供合法的、民主的外衣；
·結束萨尔瓦多政府在国际上的孤立,而且使战争和外交压力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企图改变国民共和同盟与基督民主党之间的力量关系，因此在更有效的「改良主义的反叛乱」计划的范围之内增加杜埃德的反革命政府和改造过的军队的效能。
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谴责这个选举笑剧，但是它并没有把选举当做军事行动的目标——除了人民革命军这个组织采取了一些道德行动以外。但是马解阵线拒绝在这段时期宣布停战。比起1982年3月，它所控制的领土可由政府不能够在八十九个选举区（约占全部选举区的34%）放置投票箱这个事实上看出来。
（a）在1984年头三个月中，美国国防部和萨尔瓦多总指挥部都想得到选举上与军事上的双重胜利。他们以「空中侦察」来阻止马解阵线革命势力集中，而且来帮助追踪它的单位。他们也加紧地轰炸马解阵线控制区内的人民。
革命力量虽然缺乏技术的资源，但是它不但能够保卫自己，而且还可以还击。在它们的活动中经济破坏（能源、运输、和农业输出业」占极重要的位置。它们甚至于（在1984年6月）占领了切罗水坝，而且在新的地区发动行动。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构：自从1981年以来萨军虽然增加一倍，但不能够击退人民军队。在一方面，反革命军队在整顿它的指挥系统上遇到以下严重困难：军官贪污；军事人员不断递换；逃兵和士气低落。在另方面，反革命军队所得到的后勤支援和美援，使它不但能够进行反暴乱的战争使农村的人民受到很大的损伤，而且能够对马解阵线保持更一致的军事压力。这个军事压力的目的就是想用把马解阵线赶出它的「控制区」以及特别是使它极难集中军力的方法来夺取它在策略上的主动。对帝国主义而言，美国干涉的性质已经缩小了靠五角大厦所带领的萨尔瓦多军队来打击马解阵线和用直接的大量的干涉来打马解阵线之间的分别了。
（b）美国帝国主义正在发动一个紧张的运动使新的杜埃德政府得到国际的外交的支持。世界基督教民主联盟保证它会得到许多欧洲资产阶级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不但用慈善的眼光看杜埃德政府，而且像墨西哥一样认为这个选举是合法的。这些活动的意图是想从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手中拿去「和平解决」的大旗。
但是一连串的矛盾破损了杜埃德政权：
·它很难同时满足全国私有企业家協会和社会经济抗议运动的要求。这些社会经济抗议运动的范围愈来愈大，包括私有部门、邮局、教師、自来水厂的工人等等的罢工。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冲突。所有这些都会在民主人民联盟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应而且使它与基督民主党的关系更加紧张。
·制度的和政治的危机将会继续下去，而且在杜埃德政府和极右派（国民共和同盟）之间将会有更多的冲突。
·杜埃德要在军队身上所披的民主外衣不能长久地欺骗人民。·经济的崩溃，再加上结构的障碍，使人民根本不会相信改良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方案和经济的复苏。
对美国，杜埃德政府似乎是选择大规模进攻以前所能玩的最后一张牌。对帝国主义而言，在尽可能控制众多的国家与地方的机构的基础上，巩固杜埃德和军事指挥部之间的联盟，则是最有价值的做法。
在策略上，杜埃德及其美国顾问，以表面上使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政治组织」参加一些模棱两可的选举，来分裂革命力量。社会民主党的国际组织和拉丁美洲的资产阶级正以下述论点来支撑这个诡计：停战，一个被理解为朝向放下武器的阶段，就会创造出双方对话的理想条件。事实上，美国帝国主义所要的就是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的完全失败；那才是有效的谈判的先决条件。
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坚定地拒绝杜埃德的建议，而且宣布，只要帝国主义和政府维持目前的立场，他们就需要「和战争一起前进」并且「继续前进」「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斗争」。
马解阵线的五个司令已经公开地宣布创造「双方对话的有利的和必要的气氛」的最低条件：停止北美洲的直接参与战争，立即停止轰炸平民，释放政治犯，和消除拷打、暗杀和「失纵」。
（8）马解阵线之内（特别是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之内）在1982年以后的讨论，一方面是有关于自从1981年1月以来革命发展的变化，另方面是有关内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之间的过渡局势，因为帝国主义已经决定干涉萨尔瓦多和中美洲的事务。
（a）马解阵线面对着一连串有关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战争的社会的与人命的代价，人民必定会对战争的厌倦和他们对「公正的和平」的渴望。·帝国主义在政治上与外交上所花的气力，与1978-79年的尼加拉瓜的局势比较起来，帝国主义在开头就开始干涉。·在与民主人民联盟有关联而又不属于它的社会层和现政府之间可能会发生矛盾；城市群众运动的复苏，因为这个运动与1980年时的动力还差得很远。
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马解阵线要领导革命战争向前发展，它不但要提出政治的解决方法，而且要在谈判方面采取主动。它需要实行以下的迫切的任务：
·保卫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会在政治的层面采取干涉，使帝国主义无法从选举和杜埃德政府的建立中得到它所期望的结果。
·以集中反对杜埃德政府对付革命民主阵线的政策的社会力量，来扩大向美国、军队和寡头政制的政策发动斗争的阵线。以扩大政治影响来重新动员城市群众。
·继续进行分裂反革命军队的工作。
·积极地进行外交活动，使美国帝国主义在中美洲地区的战争的升级在政治上遭到困难。
1984年1月的纲领不能与马解阵线和群众在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分开，因为他们所处的局势已经与1980年不同。这个纲领的目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我们如果要判断以谈判的方式成立一个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这个方向，对革命是否真正有推动的力量，我们就要考虑以下的因素：1·美国顽固地拒絕与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直接谈判，因为这种以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为交战的对方的谈判会使美国的参与在法理上站不住脚。2·萨尔瓦多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采取同样的态度。3·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两极化。4·人民军队及其控制区的存在。如果我们要判断这样的纲领是否有效，我们必须要与马解阵线的目前的做法一起考虑。至于革命力量自从1983年以来所发展出来的路线如何具体化的问题，其中一个因素就是马解阵线和革命民主阵线内部的力量关系的变化。这个力量关系的变化与阶级斗争和军事局势的现况以及全世界对萨尔瓦多的压力都有密切的关系。
（b）马解阵线在提出谈判建议的同时，维持持续的军事斗争行动。
它寻求令群众看到，一方面它提出政治建议，以「推翻旧寡头社会及其代理者——国家」，另一方面鉴于帝国主义杜埃德的政策，它必须继续进行人民战争，而两者是相关连的。它的呼吁对象，是那些「投票支持杜埃德是为了支持和平」的人，以及那些反帝情绪加剧的人，他们看到在美国及其附从杜埃德的阻碍下，战争似乎没有出路。
与1980年的政纲比较，今次如此重视民主要求和反帝要求，是因为要适应目前革命斗争的局势的要求。资产阶级力量所有的权力金字塔，都依赖帝国主义援助这个支柱。「遣走北美的顾问，停止干涉，停止军事援助」，这个斗争就如在古巴和尼加拉瓜革命进程中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干预的斗争一样，且决定性意义。
「解散镇压性机关和国民共和同盟」——寡头政权的政治据点——就是要粉碎它的主要支持基础。这点已确定为任何真实的谈判过程的起点。这是要回应广泛民众层份的一个深厚的情绪，他们到处寻求在寡头政制和杜埃德所提出的政治计划之中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
要巩固群众的行动，不能只透过争取眼前的要求。目标应该是令这个运动从实际出发，发展与现政府的现实政策作政治冲突的动力。要做到这点，运动必须具备一个全面的前景，能将民主、反帝和眼前的经济要求连系起来。用这个方法，就能动摇群众组织的领导层——它们想将群众的活动从属于政权的需要之下。「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政纲可以达到这个效果，虽然它完全不能回应城市群众工作的辣手问题，而且这也不是它的功能。
1984年的政纲，已取消了把「垄断性」企业国有化的主张。但在这个范畴上，真正的问题是会否尽力去满足大量无地和贫困农民群众的需要，这些群众是革命进程的根本支持基础。「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政纲，呼吁推行一个完整的土地改革，「保证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农业工人能自由参与」。重要的是这个土地改革的真实内容。
将「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沒收要求范围缩小，是为了扩大联盟。这里牵涉两个问题，是不应混淆的。
第一个问题是联盟的概念。阶级斗争的现实，令绝大部份资产阶级都不愿采用罗比劳的手法。在实际上，联盟政策更多地是朝向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层份，或反对寡头政权的资产阶级的很少层份，例如「民主人民联盟」的层份界定「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的成份（在社会力量的层面），也进一步与这个现实相适应。正如「革命政治运动」表面说的，联盟政策不能预先要求要对群众运动取得新的领导权。相反地说，它是一个手段，用以再次扩大「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对这些层份的影响并使之与他们自己的政治——军事力量结合。同样地，全面的政治主张是不可分开的。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的问题。「各界参与的临时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主张是非常含糊的，并标志了与1980年的政纲最重要的不同点。这些主张有可能只是战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1981年10月在联合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是完全不同的。
但这主张可以在马解阵线一些层份的较一贯路线上产生回响：关于与「军队的健康层份」联合的问题上，意义不是加速军队的崩解，而是尝试与这些层份取得制度性的协议。这个立场可以套入权力过渡阶段的实际计划（这与尼加拉瓜所具体发生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工、农及其盟友建立政权之前施行。
在萨尔瓦多的具体内战情况下，这个建议在最好的情况下可被视为利用军队内冲突的战术，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可以引起混乱。许多情况都令这个将「清洗后的军队」和马解阵线部队结合的建议的意义相对削减，——这些情况包在实际上排拒实现真正的长期停火和摧毁武器（即拒绝将斗争从属于谈判之下，并视谈判为斗争的辅助性工具），强调要解散镇压性机关，无条件地反对美军介入，谈判过程时提出的形式，等等。
如果这个主张开始改变马解阵线的实践，导致现今马解阵线领导层的重要分裂，那么它的危险将会呈现。
苏联官僚层处理萨尔瓦多革命的手法，是以它自己与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依归的。它通过援助能取得最大利益的地区，来增加它对中美洲革命的控制。在国际事件的发展下——包括该区军事压力的增加，中美洲革命面对更多困难，美苏谈判有所发展——它有可能透过萨共领导层来施加压力，方向则取决于它的利益。
（c）1984年秋天杜埃德政府和「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代表举行的两次会议（在那巴尔马和阿也瓜劳两地），证实了革命力量采取的方向。杜埃德不能用它提出的谈判建议消除革命力量的警觉。政府建议谈判，部份是因为国际因素的压力，但也与社会上争取工资要求的运动有关，后者由「民主人民联盟」的基层和和中层提出，它们认为如果没有「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稳定化或任何形式的经济好转。而且，谈判也具有选举的考虑（1985年举行立法议会选举）。
然而，杜埃德及其顾问指望能在军事上削减马解阵线。这就能使他们与革命力量谈判时，后者不再对该国某些完整的区域作有效的控制（双重政权状况）。但这个计划似乎没有基础，尽管「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遭遇军事困难，必須調整它的军事战略來应付萨尔瓦多军隊及其顾问的联合军事行動（空中轟炸和偵查、直昇機接載军隊、電訊等）。
在兩次会议期間，「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强调这些和平具「社会」意义，民族主权是必需的（美国顾问要离开），民主权利要受到尊重，特殊的镇压机关要解散。「阵线」继续进行军事行动，不会机械地将军事行动从属于谈判之下。它的革命能力再一次在政治——军事平面显现出来，尽管它陷于极大困难中。
在目前，杜埃德只有放弃这个花招，因为军事力量的对峙仍继续，在亚提政府面对政治困难，中央指挥部和美国采取军事政策，以及「马解阵线——革命民主阵线」有能力在政治上利用谈判的开展。
（d）在马解阵线内部的中心讨论，一直是（现在仍是）统一的问题。在萨尔瓦多的革命阵营内，教派主义的传统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分裂的情况产生的负面冲击，影响了群众运动、自我组织的过程和军事行动的进行。教派主义的讨论方法——如「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和「革命政治运动」/「克伊阵线」之间的冲击继续显示的——是削弱革命运动的一个因素。
革命战争需要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同时，群众运动急切地需要集中力量成立统一的基层结构，它们必须能够发动和带领群众的战斗性
在群众运动平面和在军事指挥及军事行动平面发展一个统一的过程，是实现创立一个统一的革命党这个目标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只是存在一个阵线，已显示不足以应付革命目前的需要。
各组织各自的历史轨迹，它们的政治——军事影响力的界分，都令到一个尊重各组织的贡献并进一步超越的合并问题成为既艰难也微妙的问题。合并是不能强行推动的。政党更不能是一元化意见立场的——除非要付出分裂和取消内部民主运转（在战争条件下许可的范围内）的代价。反对建立这类单元性政党，是实现一个真正的合并、击败分裂性花招的必须因素。今天，马解阵线宣布它在一个「长期望的结合过程」上前进，它应导向一个更高的团结平面。
第五章危地马拉革命
（1）危地马拉，由于它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约八百万人）、经济比重、资源（石油与镍）、反革命军队的力量、和革命势力的发展史与成果，是中美洲的革命与反革命交锋中一个主要的环节。
帝国主义「要扑灭美国后院的火焰」（里根的话），就包括与危地马拉的反革命军队配合起来加紧扑灭该地革命的火焰。1983年8月8日发生的政变，把在1982年3月将取得政权的蒙特将军赶回去研究圣经，代之以维克托勒斯将军。这个政变就是帝国主义把政治与军事的措施统统合并在「戡乱」计划的一部份。
与中美洲多数的国家比较起来，危地马拉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所谓1944年的「革命」）经历了广大的群众运动，而且还经历了一段少有的民主时期（1945-50年的阿勒法洛政府，和1950-54年的阿本兹上校政府）。
就是在这种政府力量打算减少一点点帝国主义的控制的情况之下，群众运动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斗争，组织而且争到了某权利（譬如1947年的「劳工法」）。虽然这段时期的工人（工业与农业工人和公务人员）的组织大有增加，无产阶级的发展还是有客观的限制。
1952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替日后的大规模的土地没收铺下道路。有些没收的土地是有赔偿的。赔偿金等于业主报税的基价（这基价很明显地被业主所低报）。如果是荒废的土地，则没有赔偿金。因此，联合水果公司这个农业的独占资本受到这些措施的重大打击。虽然这个土地改革法还不够扩大，但是它表示这个政治和社会的过程对美国帝国主义和危地马拉寡头政制有很大的威胁。阿本兹上校的政府就在1954年6月被政变推翻。
从那时开始了有系统地对劳动人民及其组织镇压的长时期。陆军是镇压行动的先头部队。它愈来愈管事了，特别是渥苏罗政府上台（1970年）以后。大批的高级军官利用官位积累财物和地产，而使其社会地位提高。他们因此进入本国经济的上层圈子。
这个情况产生的，不但是国家部门在经济中占有特殊作用和统治阶级局部地重新组合，而且也是陆军内部及统治阶层内部产生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
（2）危地马拉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以出口为主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矿业工业（石油、矿石）和大多数印第安人所从事的小型农业（特别是在山区）的相互共存。印第安人大多居住在与资本主义市场远远隔离的地区。
自从60年代以来，像中美洲其它国家一样，危地马拉也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是由中美洲共同市场所刺激起来的经济的蓬勃发展。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加速发展，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渐渐瓦解，愈来愈多人开始使用货币（自给自足的制度开始衰退）。从这时候起，农民群众就愈来愈受到经济循环振荡的影响了。
虽然危地马拉的经济发展是扭曲的，而且社会不平等的现象愈加厉害，但是它的发展速度还是中美洲最快的。它在1980年达到最高点。从那以后，经济就走下坡了。
危地马拉所经验到的所谓现代化，产生了极大的后果。資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增强了，它与其它层份（农业、工业，甚至于财政、转业军人等等）之间的力量关系也改变了。这个变化并不是没有内部的紧张，也不是不需要改变统治的方式。但是，击垮群众运动和消灭革命的军事力量，则是公认的优先事项。
在同一时候，工业部门（食品、化学、轻工业、开矿工业）、农产品出口部门（糖、棉花、香蕉）以及其它的附属部门的无产阶级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城市的半无产阶级层份快速地增长。这个无产阶级正在巩固它的社会地位，但是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利。它经常地面对着残忍的镇压机器。
（3）经济危机以全力袭击危地马拉。1982-83年和1984年的生产急剧地下降。生产再度降至1972-74年的水平。这个被统治的、依赖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有限的国内市场，与出口货物的价格升降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结构上的弱点在这次危机中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1980年经济萧条发生以前已开始的资本外流，由于社会和政治的原因更加增加了。由于贪污者肆无忌惮，而且国家的投資大多基于当政的吸血鬼的短期利益，很少顾及长期的发展计划，经济受了很大的损伤。外债大增，再加上国家的财政危机，由印刷钞票来「解决」——其必然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被1978-9年所开始的革命运动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打乱的中美洲市场，现已发生深刻的经济危机。外汇储备金的数额下降，影响到进口以及整个生产过程。该国货币相对于美元事实上已经贬低，引起黑市货币活动，而且产生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压力，更打破这个重重地依靠国家的投资（1983年以来公共消费大为减少）的经济「模范」。
对群众而言，这个危机增加了他们的贫穷化。对大多数人民而言，日常生存成为主要问题。
（4）从70年代中期开始，群众斗争重新活跃起来。这并不是单单因经济危机而起，事实上还是经济生长的表现。
教师早于1973年即进行罢工，好像作为群众运动开始上升的象征。罢工散布到全国。一个广大的支持罢工的运动组织起来。他们在残暴的镇压之下还在首都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支持罢工的游行。铁路工人、电力工人和烟草工人也举行罢工，不顾渥苏罗政府的镇压行动。工会开始激进化，这就妨碍了国家控制工会的计划。
1976年可口可乐工厂的工人发动罢工。这个罢工代表了工人斗争的转折点。它不但质疑雇主解雇工人的权利，而且还提出工会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在1976年的地震后，解雇事件层出不穷）。这个斗争变成日后的工会统一运动的催化剂。它把六十五个工会团结在一起，形成「联合工会全国委员会」。这六十五个工会包括「全国工人联会」；后者后来脱离它与基督民主党的关系。
1977年11月，以印第安人为主的矿工组织了在首都进行抗议游行。1978年9月，公共汽车司机罢工导致危地马拉圭达的暴动，反对政府提高车资。
从1978年5月1日开始，农民运动在社会政治舞台的前列出现。经过一段长期的秘密组织工作后，「农民统一委员会」公开出現了。它是革命力量的三重努力的表现：农民的广大组织；拉丁种人（即欧洲移民的后裔）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协调；反对分解印第安人社区的斗争。
农民受到最野蛮的镇压。1980年1月政府决定把数十位和平地占领西班牙大使馆抗议军事镇压的农民活活地烧死。1980年2-3月，「农民统一委员会」组织了全国性的糖业工人罢工。同年8月，大西洋沿岸的香蕉园工人也发动罢工。
在同一时候，社会的其它部门开始表示他们的斗志。学生和贫民区居民创立了一个组织：「全国贫民运动」。1978年，基督教基层委员会开始在社会的不同层份工作。教会架构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
在一段短期内，群众运动打开了几个缺口。从1978年開始，最野蛮的镇压企图封闭这些缺口。「联合工会全国委员会」的全部领导人于1980年6月被暗杀。
事实上，如何秘密地进行群众运动的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公开讨论。为了使群众运动有生气，就要尽可能地利用最小的缺口，同时要考虑到保护群众运动的架构和干部的安全；在如何同时进行这些活动上面，困难就显示出来。某种程度的乐观可由以下的事实来解释：自从1978年以来，人民斗争的兴起被尼加拉瓜革命的正面的发展和萨尔瓦多革命的有利的远景所鼓励。
（5）如果我们不了解革命组织是如何结合政治与军事的活动，我们就无法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群众运动的发展。
经过了60年代的重大打击以后，这些组织慢慢地在危地马拉恢复元气。从1972至1978-79年，这些组织大多数从事于缓慢的、秘密的、艰辛的工作来重建它们的力量、机构以及社会基础。
吸收和反省本身的历史的过程，导使它们不同程度地超越「游击中心主义」的观念。
主要的政治军事组织有四个：「贫民游击军」、「反叛军」、「武器人民革命组织」，和「危地马拉工人党全国领导核心」（危工核）。最后一个组织是1978年从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派别所组成的。分裂的原因就是对武裝斗争的不同意见。
这些组织各有工作区域与工作对象。它们之间没有冲突。譬如「贫民游击军」着重在魁息、维拉派兹、休黑德南哥等印第安人地区中散布种子。此外，它也在首都和沿海地区活动。它在建立「农民统一委员会」上起了主要作用。「反叛军」在60年代即开始活动。它在城市居民、工会运动和沿海的农场地区有意义重大的活动。1978年以后它们在北登和齐马德南哥巩固它们的游击阵线。「武器人民革命组织」虽然在1971年从反叛军与危共的联盟中分裂出来，但是在1979年才公开出现。它的工作主要在于团结印第安人，而且，由于它还没有得出一个有效的群众工作的观念，它只在魁沙德南哥、索罗、托托尼各潘和休黑德南哥区域活动。「危工核」的工作主要在城市的工人运动中。
它们对革命人民战争有一个共同的一般观念。这个观念就是把革命的社会动力融合在军事的交锋上。他们虽有共同的一般观念，但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却有不同的意见。共同讨论的过程已于1979年在「贫民游击隊」、「反叛军」、「危工核」三个组织之间开始。1980年「武裝人民革命组织」也参加讨论。
1982年1月，四个组织在统一协议上签字，产生了「危地马拉革命联盟」（危革盟）。这个统一还不是完全在纲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的基础是一份叙述共同的意愿和一般目标的文告。在这段，各个组织都面对猛烈的戡乱的攻勢。这需要比上一阶段更高层的计划与（军事与政治方面的）战略协调。
在同一时期，若从地区的角度看来，这个统一表示自从1978年以来这些军事政治组织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在1979-80年，它们证明能够在全国的四分之三的土地上建立军事的阵线。
事实上，从1981年开始，军事问题已经变成危地马拉的政治社会局势的一个主要的因素。这些组织在社会中散布种子、武裝斗争的一般化、以及鼓励群众起来行动等等工作上，做得很有起色。事实上，它们已经开始与阶级敌人及其军队争领土了。
但是，在城市与沿海地区领导群众运动来配合持续的军事斗争的要求，它们的能力还是有限的。
军事组织的力量还不能补偿这个弱点。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有以军事力量代替群众工作的倾向。除此以外，这些组织有以下的政治障碍物：如何占领政治上的新阵地？如何在中等阶层之中创立一个政治阵线来向政权挑战？如何把联合阵线的政策和所希望的政治军事的后果结合起来？「反压迫民主阵线」在1979年建立，代表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但是它还是对政府的压迫政策防御性的反应，而不是一个基于革命人民战争的进展而设立的政治阵线。它的缺点很快地显露出来。
（6）帝国主义、统治阶级和军队很快地懂得无可逆转的革命过程的危险。从1980年开始，阶级斗争基本上集中在「戡乱的力量」与革命人民战争之间的冲突。
戡乱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群众运动。它的目的是在社会上孤立革命力量。它企图剥夺革命力量在市镇中的物质基础，而且阻止他们对农业输出业进行破坏活动。戡乱政策集中在主要地区，目的就是要剥夺游击队的军事主动力。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政府特别推行反情报的工作。军队的主要活动是阻止革命力量集合，阻止革命运动协调，以及破坏他们的供应与通讯网。
这个阻碍革命阵线的（特别是「贫民游击军」的）活动的企图，包括消灭人口及迁移和集中人口在特别区（所谓战略村）的计划，以及「焦土」政策（烧毁森林、破坏土著的农作物）。为了使革命力量脱离人民群众，反革命军队在帝国主义、以色列和台湾的援助下，企图瓦解土著的集居地。这个「保卫西方」的政策导致：三万五千人被暗杀；大批土著妇女被强奸；一百万以上的人民被迁移至他处；数万农民被迫逃至墨西哥边境避难（而且被墨西哥军队严密地管制）；九十万人参加「民防队」，其目的就是使他们与戡乱计划有关，因而控制他们。
自从1983年，军队的攻勢就针对革命小组，目的就是消灭他们。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这不但证明革命的军事力量的巩固，而且也证明它们的社会政治的收获，及这个国家的历史危机的深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脆弱。
（7）由于未能消灭革命力量，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在1984年发动了反革命反人民计划的新的阶段。
虽然军事计划是戡乱计划的主要部份，但是戡乱计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战争与镇压仍是决定性的因素。所有军事力量改组的目的就是继续反人民的战争，而且继续让军队操生杀大权……，但是这个军事力量的改组是和社会「改革」（结构的改革，战区的农业计划由军队所控制）和政治「改革」（选举）结合起来。
这个政治上的反攻本来是要剥夺被削减的革命力量的政治基础，而且要以扩大统治集团的政治基础来改组这个政治集团。它同时想减少在政治平面过于暴露的军队的内部矛盾。政治改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危地马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外交活动上起一点作用。虽然帝国主义和地区政府之间会有紧张关系，但是，归根究底，它们之间的关系的「稳定」还是要靠戡乱计划在地区与全国范围内的进展。这可见于危地马拉和美国在1983年以后的关系的改组。
但是，反革命计划遇到几个障碍。经济危机打乱了原已非常有限的「社会改革」计划。这个危机必然要使政府继续紧缩政策，因而对人民群众和中等阶层施加很大压力。中等阶层渐渐地变成贫困了。
自1982年以来，革命力量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危革盟」的采取主动的能力还是该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危革盟」之内的革命力量正在进行较高层的思考过程。这是阶级斗争发展到极高阶段的产物。经济危机以及戡乱计划的社会效果已经决定性地显示出统治阶级的破产。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人民力量及其盟友需要提出一个真正的民族自救的纲领来取代统治阶级的行动，因为统治阶级的行动缺乏真正的前途。
危地马拉的革命者只有详细地设计出这个纲领，把「危革盟」的军事行动的能力和群众运动汇合起来，然后再把（城市中、沿海地区和戡乱行动推行得最起劲的地区）所组成的各种阵线连结起来，才能粉碎反革命的计划。这个反革命计划可以说是统治阶级、帝国主义及其盟友所搞出的一个最野蛮的计划。政治的讨论和一致的行动不但会使「危革盟」在政治上统一属下各革命组织的过程前进一大步，而且也会对选举这个策略方面的挑战作出对应。不但如此，它还可以对群众工作和革命人民战争等战略方面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反应。
危地马拉革命的前途不能与中美洲革命的前途分离。危地马拉的人民和革命者已经在最高的平面证明他们要为民族自决、尊严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的愿望，比帝国主义的所有的计划还要强烈。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在根据过往经验保持连续性和连续地进行战略思考的革命组织中表达出来，那末在1979年在尼加拉瓜所开始的革命过程，会在危地马拉表现出来，尽管会有事态性的起落。
第六章建立支持革命的运动
帝国主义在中美洲干预的升级已经采取一个全面侵略尼加拉瓜的战争的形式。支援中美洲革命的运动比过去更为重要。它是整个第四国际的中心任务之一。它包括：
·对该地区的解放斗争作政治的与物质的援助；·对帝国主义干预的本质作经常的有系统的报导，以对抗资产阶级新闻界刻意的「错误报导」；·想办法制造一个局势，使帝国主义的干预在中美洲以外遇到强大的支援运动的反抗。这个反抗就是在该区所发生的力量较量的重要性的活生生的表现。
在美帝国主义直接进行大规模的干预以前，国际性的支援运动已经存在。而且除了联合阵线委员会这个支援运动的主力以外，许多国家还有强大的反战运动。在帝国主义干预升级的时候，这个反战运动开启了在质上扩大支援运动的可能性。最后一点是，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区域向它挑战，以及桑地诺革命的本质，已经在广大的青年群众之间不但再度触发了国际性的动员，而且自从越南革命以来第一次认同开展中的革命。
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在下一段时期，把支援运动做好，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即使美帝国主义在尼加拉瓜的海港布置水雷的罪恶事件并没有获得支持运动的适当的抗议，但是，由于反革命活动加紧进行，以及桑解阵线赞成成立一个联合的、不排除任何团体的支援运动，保卫尼加拉瓜革命的运动已经得到新的推动。
在另方面，支持萨尔瓦多人民斗争的运动，在1982年中以前，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注意，但是，从那时以后，却做得没有过去那样的起劲了。首要的原因是，在这个运动开始时，大家以为革命会很快得到胜利，到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充份地参与这个战争，大家就要重新确定他们的任务了。它也受了法拉本多·马地人民解放力量的内部危机的影响。
今天，我们一定要扩大支持运动，把保卫尼加拉瓜革命和保卫萨尔瓦多革命的运动团聚在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干预的联合运动中，而且极力地主张中美洲人民有自由决定他们的前途的权利。
这个运动应该全力地宣扬马解阵线和桑解阵线的建议和立场。但同时，它应该保持这个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直至最后胜利的运动在政治上的自主权。
从整个国际的立场来看，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运动，所以支部的负责这个运动的人这些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有计划地采取主动，来实现上述目标。
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小组在这几年来已经有计划地推行支持运动。它们不但是较大的运动的主动力，而且也是它的最一致的活动中心。要使这个运动达到它应达到的目的，我们应该以联合委员会和联合小组已得到的收获为基础，扩大这些反对帝国主义干预的力量的联合阵线。扩大联合阵线可由下列几个方法完成：
·首先要做的工作对象就是朝向工人运动。这要通过将工厂相联起来，将某部门（例如卫生部门）的资料巡回展览，在地方的工会中筹募基金等等。譬如像1984年4月在尼加拉瓜的首都马拿瓜为和平所举行的工会大会，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工作的例子之一。·然后就是朝向反战运动。我们可以在导弹运动中愈来愈多次地提出反对在中美洲进行侵略的战争。
·最后就是朝向宗教和人道主义的团体。这个工作就要通过筹款运动及国际性的信息大会等等。
组织支持运动所要进行的活动包括以下各项：
·经常进行传播資料的运动，使人民大众了解美国侵略尼加拉瓜的真相，反革命的罪恶、美国之轰炸萨尔瓦多平民，以及桑解阵线和马解阵线对国内及国际的大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继续和扩张物质和财政的支持。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情况，这个支持工作一刻也不能疏忽。要直接地把各工厂与各组织联系起来；
继续建立尼加拉瓜工作队。这有提供物质支持和提供資料的双重功能。它们的存在是过去的收获：这是第一次这么多不同的政治、工会和思想背景的进步分子能够有机会从开展的革命中得到直接的经验。就是这个力量使支援运动充满生气。
对国际本身而言，加紧支持运动的意思就是：
·加强各支部的负责这个运动的领导层的职责，而且积极地推动这个工作；
·特别注重推行这个工作的第四国际的青年组织；
·改进我们的报刊上有关于中美洲局势和支持运动的资料和分析；
·增强与中美洲革命组织的联盟。
（兆立译） |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椿园载记》
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
·“三大”前后
·中央执行委员会
·关于中央通告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
·三曾里三户楼
·国际代表马林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
·国民党“一大”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
·补录：《亢斋载记》存稿之《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
―九二三年六月，我离开多年战斗和工作的中共北方区委，去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这次会上，我被选进中央局工作。
“三大”前后
—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二十年代我党最重要的一次全国大会。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是年五月间，中共北方区委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决定在下月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北方区选派代表出席，代表人数根据北方区内党员人数比例，约十至二十名党员中选派一人。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其次为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事后，发通知到所属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的党组织，说明中央即将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同志们重视这件事，及时选派代表。对较为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南口、洛阳等产业工人区，要求他们选派当地的代表参加。
通知发出不久，又接到“钟英”（当时中央的代号）给李守常和我的信，内容是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情况；补充了出席“三大”应该注意的事项，多半属于事务和保密工作问题；信中还要求李守常和我都出席“三大”。当时北方区委书记是李守常，我是区委委员，兼管组织工作并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中央希望我们去，以便于全面了解北方区的工作情况。我们两人也经群众选举，通过为出席“三大”的代表。北方区在所属铁路、矿山及地区支部，经选举产生出席“三大”代表共十二人，居全国各区代表人数之首位。其中有：
李守常（北方区委代表）
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兼全国铁路系统党团代表）
王荷波（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仲一（津浦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王俊（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张德惠（京汉路长辛店工会党团代表）
何孟雄（京绥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邓培（京奉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孙云鹏（正太路总工会党团代表）
陈涛（北京地区工会党团代表）
刘天章（陕西中共支部代表）等
为安全和保密起见，代表们分批出发，尽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车，不坐同一条船。我是先坐火车到天津，转乘海轮去上海，再坐船到广州的。和我同船到广州的有湖北代表项德隆。到广州后，我们立刻换上了一套半长不短的“唐装”，一副广东人打扮。广东区委派有专人负责接待。当时广东区委对外的代号是“管东渠”。我没有固定住所，时而在谭平山家中，时而在广东区党委机关，有时还住在第三国际代表马林的住所（开滦罢工期间，他曾亲来北方，深入基层，视察工人情况，与我过从较密）。我第一次到广州，道路很不熟悉，几乎每次开会都有人来指引，带我们去会场。广东区委同志担负大会后勤工作是很尽力的（当时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没有住在大会会址）。
出席大会的代表，除上述北方区代表外，还有南方各地代表，他们是：
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朱绍莲、林育南、项德隆、陈潭秋、恽代英、王用章、谭平山、阮啸仙、刘尔嵩等
还有一些代表和没有表决权的列席人员、以及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的代表等。总计有三十多人出席了这次大会。这次大会代表的组成，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其中以铁路和矿山工人运动中涌现的新人物占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前两次大会所未有的。
“三大”的筹备工作从五月就开始了，到正式开会约近一月时间。筹备工作主要由第三国际代表和二届中央委员会主持。各地代表齐集广州后，在正式会议开幕之前，上届中央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准备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准备“三大”的各项问题，由国际代表马林主持。
在扩大会上，马林报告了国际形势和国际工人革命斗争的概况，并强调了建立国际工人阶级革命的联合战线问题。他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文件，是关于指导国共合作问题的。文件是由英文打字机打印的，由翻译译成中文，全文有几百字，大意说：中国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国民革命，中国革命发展很迅速、前途很乐观，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联合孙中山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共同革命。这个文件无疑对这次会议起了指导作用。这次会议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准备了决议案。
“三大”的事务性准备工作和生活安排，统由广东区委谭平山、刘尔嵩、阮啸仙等人负责。
“三大”正式召开前，马林还事先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内容主要是交待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这一问题，对工人代表来说是一个新课题。过去各地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做工人运动，对国共合作多不理解，马林的谈话就很必要了。除此之外，马林还向代表谈到了下届中央的组织安排，党章和决议的准备情况，并不厌其详地反复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理由。马林在提到“三大”的组织路线时指出，下届中央要多选一些工人同志到中央来，包括长期在基层做工运工作、能联系群众的同志。他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除国共合作的政策外，还谈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和政策。在大会期间，马林是每会必到的。
大会的地址，是在永汉路太平沙望云楼，即陈独秀的住所。他家有一间较宽敞的客厅可作为大会会场。会议有时也在春园马林的住处召开。会议的日程安排有：国际代表的报告，“二大”中央报告，各区工作报告，并分组进行讨论。还成立了若干小组，分别起草决议和文件。这次大会通过并公布的文件和决议有：
一、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二、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三、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
四、劳动运动议决案
五、农民问题决议案
六、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
七、青年运动决议案
八、妇女运动决议案
九、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
十、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
十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
“国共合作”的问题，是“三大”的中心议题。这个问题在报告和决议案准备小组会上讨论费时较多，最后大家接受了国际代表的意见，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国共合作”的问题，如果从酝酿时算起，时间就比较长了。早在建党初期，苏俄和第三国际就着手联合国民党的准备工作。当第三国际派代表东来帮助建立中共组织时，苏俄政府也同时派人来中国活动。先是在陈炯明驻防漳州时，苏俄曾派某海军大将亲率军舰悄悄进入闽南，访问陈炯明，表示愿以军火资助陈扩充军队。陈当时受宠若惊。但是，由于漳州海港设施简陋，海轮不能入港，无法起卸大宗军火，致未实现。一九二〇年冬，陈炯明攻占广州后，引孙中山入粤，于是联合国民党事复又积极进行。
中共“一大”前后，陈独秀曾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随后，陈又介绍国际代表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当时马林化名为西蒙博士（Dr.Simon）。张太雷系马林的翻译，亦随同前往。双方在会谈中，广泛涉及苏俄对远东的各项政策。一九二一年岁杪，马林始返沪。旋又到北京，在北方区委会上报告赴广西与孙中山晤谈情况。其双方谈话内容：（1）有关革命的三民主义理论问题，赋予三民主义以革命内容。（2）建立有广大工、农、学生为基础的群众性的新型政党，涉及未来国民党的改组问题。（3）建立革命性新军队，同时改造旧军队，设置军校改革军事教育。（4）苏联以实力援助广州政府，包括财政、经济、军用物资与专家等。
经过这次双方会谈，孙中山同左右详加研究与突破现状有关问题。这样酝酿经年，直到一九二三年全国工运兴起后，孙对中共与苏俄才有了新的认识，最后，孙中山终于下了亲俄决心。他对左右亲信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说：苏俄是社会主义大国，国力强盛，可与为友。中共是中国新兴势力，我们在推翻清朝革命运动中，黄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二百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革命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动中外，其势尤不可侮！左右听后，亦以为然，联共政策，遂确定下来。
在这期间，国民党酝酿改组。一九二二年九月六日，成立修改党章起草委员会，并延聘陈独秀加入委员会。十一月十五日提出修改草案，十二月十六日通过。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公布党章，同时发表宣言后成立上海执行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孙中山得滇军杨希闵、刘镇寰之助，击败陈炯明。一九二三年三月孙再回到广州，国共合作条件遂经双方正式商定，即自上而下，在中共协助下改组国民党（包括中央及地方），接受苏俄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意识形态各面），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在此之前，一九二二年十月，越飞（Jeffe）来华，旋赴日本与廖仲恺会谈合作问题，表示愿提供物质援助，并晓以利害。越飞后来又访孙中山，双方谈话结果，发表了一个公报，即所谓“孙越宣言”。
又据国际代表报吿：一九二三年前国民党以中国革命正统自居，一部份人认为中共在中国社会尚无政治力量与地位，实在无资格与国民党谈合作，因此主张只联俄不联共。直到“二七”前后多次大罢工发生，中共政治声望猛然增高，孙中山才断然赞成与共产党全面合作，借以增高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的影响。
溯自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始，中国共产党在党报《向导》上先后刊布了几个文件，包括党的宣言及陈独秀的署名文章。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即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日，陈独秀在《向导》第二期发表《造国论》，主张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倡议组织真正的国民军，创造真正的中华民国，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釆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向导》第二十二期，刊布了陈独秀以《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为题的文章，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据该文论证：（1）革命的资产阶级，如华侨及长江新兴工商业家之一部份。（2）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官僚资本家及买办资本家，如新旧交通系。（3）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不问政治，采取中立立场，如小工商业家。（4）革命的资产阶级应该和无产阶级联合打倒共同敌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上面两篇文章可作为当时主张国共合作的代表理论。国际代表马林以孙铎的笔名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亦表达了同样性质的论点。
“国共合作”在共产党内也为许多人所不理解，特别是工人和作工运的同志，因为国民党并不注重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影响甚微。而国民党脱离群众，成份中官僚、政客不少，鱼龙混杂，却为人所共知，许多同志不愿与之为伍，反对加入国民党，形成一股阻力。直到这次会议，经过多方工作，“国共合作”始为全党所接受。陈独秀在会上多次提出中共应全力帮助国民党，各级组织应派出最得力的干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自此，“国共合作”乃成为全党的一项中心任务。
对“二七”斗争评价，也是会议郑重讨论的议题。“三大”正值“二七”斗争四个月之后，为总结这次罢工经验教训问题，首由北方代表，书记部负责人提出“二七”斗争的详细报告。报告后展开讨论，有人认为“二七”罢工与军阀武装冲突，如以卵击石，伤亡重大，得不偿失，是闯了大祸，并提出要处分闯祸的人。但是绝大多数代表批判了这种错误意见。在讨论中，马林发言高度评价这次罢工的政治意义，肯定了这次罢工的重要价值，并总结了罢工的经验。我记得这次讨论会是在春园举行的。
原来对于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问题，在“三大”以前，二届中央曾召开扩大会议（杭州会议），作出了决议。这次大会着重总结其经验教训，重申二届中央决议，认为：“二七”事发于北洋军阀统治强盛时期，犹如万马齐喑之会，风雷乍起，给予北洋军阀一大闪击。事虽未成，但在政治上确有极大影响，足使曹吴气夺，令天下振奋。事后证明，“二七”的政治影响确实很大，北洋军阀从此陷于与全国人民为敌的困境。反对封建军阀的伟大统一行动，由此酝酿臻于成熟。
国际代表在会议上还强调，北方开滦罢工与“二七”罢工从表面上说来，虽都不算成功，但却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规模战斗。开滦反帝斗争、“二七”反军阀斗争与党的纲领要求完全符合，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才真正登上世界政治舞台。“二七”后共产国际来电，亦云：“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行列里了！”在“三大”会上，秘书处并以《京汉工人流血记》作为正式文件分发给各代表。
中央执行委员会
经过讨论和选举，“三大”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的中央委员九人：陈独秀、李人钊（守常）、毛泽东、罗章龙（文虎）、王荷波、蔡和森、谭平山、项德隆、朱绍莲。新中央委员会名单，系由国际代表向三届大会提出讨论后通过的。国际代表强调，中央委员会组成应以工人运动领导者占多数，其中必须有产业工人。这一原则，为大会所接受，认为是进一步发展工人党的组织的重要保证。因此，“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显示了工人革命政党，阵容颇为严整，工作效能亦高，为前两届中央所不及。
“三大”选出了五人中央局，其成员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和蔡和森。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委员长主持一切中央局及中央全会会议，与秘书共同签署一切公文函件，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通信及开会记录、管理党内文件等，会计管理全党财务行政，并对中央机关和各区各地方机关财政、行政负审议之责，主持审计财务预算和决算有关事务，稽查现金出纳等项工作。中央委员李大钊、王荷波、项德隆、朱绍莲则分別参加北方区、上海区、鄂区及湘区的委员会工作。
“三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原在广州，后因地处偏隅，交通不便（当时粤汉路未通），对指导全国斗争不利，中央乃决定迁回产业工人聚居的上海，留中央委员谭平山在广东工作，并改选王荷波入中央局。
中央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和荷波都到中央局工作。我们二人原来均在北方区委工作，同时又都担负铁路工运工作，唯恐同时离开北方会影响北方区工作，所以有些顾虑，想保留一人在北京工作。我于是将此意见报告中央，并表示愿意继续留在北方区工作。中央乃将我的来信转商国际代表，意思说，文虎本人有意留北方区，由荷波一人南行，这样可减少北方当前的人事困难。中央和国际代表考虑后表示不同意，批示说：“文虎不能留北京，应该从全局着眼，三代会既已作出决定，就应该全部执行。”国际代表坚持让我和荷波二人均应到上海中央主持工作。
北方区委乃立即举行会议，商定关于我离京交代工作诸问题。长辛店、石家庄、天津、唐山、南口等处党的负责人均应邀来京参加会议。会议对当前工作及人事调整等均作了具体决定。会毕，尽美和我共赴天津，抵津后又参加了天津市有关工作交接事宜。天津会议结束后，决定派尽美回山东报告北方区委决议案。我于一九二三年七月乘津浦路火车南下，尽美亦同车到济南。时尽美患病颇重，临别时，我再三嘱咐尽美去青岛德国医院检查身体，作作透视，并休养一个时期后再工作。我对他表示：“一年期满，我仍当北来，望多保重。”尽美说：“我自觉体力日弱，不知以后如何变化，党需要兄方面甚多，不必一定要回北京。”
车次浦镇，王荷波得信到站相迎，并领我至其家下榻。其室内只有一双人铺，因嘱其夫人至邻家借宿，留我共榻。我遂传达中央来信旨意，荷波漫应之。荷波夜间向我谈说：“虎兄，你大嫂闻你在火神庙蒙难，曾亲往寺院祈祷，她并求签问卜，据称，你在三十六岁还有一‘跳’（即惊险事故），当小心在意。”我听后，暗自好笑，因答道：“我们天天在‘跳’，何待三十六岁？”荷波道：“那是自然，娘们的话，信之则有，不信则无。”二人一笑而罢。次日，我劝荷波就此同行到沪，荷波初尚感犹豫，说不愿离开工厂，怕脱离群众。其夫人在旁催促他说：“你走，我同你一道去好了，是真神到处可以显灵。”荷波遂决定离开多年的工作位罝，携眷赴中央工作。
车抵上海，我与荷波寓火车站界路旅社，随至中央接头处。晚间，仲甫来寓，倾谈至深夜始兴辞而去，并约定举行中央局会议。
当时出席中央局会议除中局委员外，尚有共产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等。会议首由国际代表马林致词，接着是委员长陈独秀报告政治问题及中央局今后工作纲要。报告后即席讨论工作纲要，并进行具体分工。其后，润之因事赴湘，改由我任秘书兼主持宣传部工作。王荷波则任会计，监察财务。蔡和森负责《向导》编委。当时，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是恽代英。代英因事离职期间，有一个时期由我兼代团中央书记。
在这期间，中央发出的重要文件都由委员长和秘书联署，方发生效力。一般信件则仅署名钟英（中央代号）。中央代号也时有变动，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至一九二四年上半年，中央连续发布的通告，大多由独秀或我起草，并由我们二人共同联署。如目前保存下来的十三号通告，就是经中央局讨论后由我起草的。该件的署名：委员长T.S.Chen是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Dshan-Lung是罗章龙的德文签名。
国际代表经常列席中央局会议，因我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大家对国际代表很尊重，实际上很多决议都经过国际代表同意。
随着工作开展，中央局成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和宣传教育委员会。
秘书处：掌管文告、总务、对外联络、交涉等事项。
组织部：主要负责组织、建党、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组织部长为毛泽东。
宣传教育委员会，主要负责宣传工作、教育工作。宣传方面主要是办中央的党报——《向导》，后又加了《中国工人》，并协助国民党办了上海大学，邓中夏任上大总务。还办了训练班，组织学生出国学习等。我兼负宣传方面的工作。
还设有几个委员会，主要工作是设计、规划、制定方案。有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稍后成立了军事委员会。
工委：王荷波为主任。
青委：实际就是共青团，书记为恽代英，委员为李求实等。
妇委：向警予为主任，下面设妇联。
“三大”后的军事工作，属中央局直接领导，中央及各地没有正式设立军委。
另外各省还有民委，党中央没有。主要是做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也就是后来的统战部。
三届中央的全部工作方案，主要可分为党的日常工作与“国共合作”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党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工人运动、农民协会、青年、妇女工作等。后者包括有关改组与加强国民党等工作。
日常工作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大”以来在工人运动方面作了新的部署。其重心特别放在当时比较薄弱的上海、广州与武汉等处。于是开始集中干部在上海建立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林育南、邓中夏、何今亮、李震瀛、刘剑华、李立三等先后调到上海沪东、沪西二区主持工会工作，从而揭开了上海工人斗争的序幕。随后纱厂、丝厂罢工相继兴起，影响波及武汉、广州、青岛及北方各地，工会运动风起云蒸，经时约一年遂汇合成为全国范围内的“五卅”运动、省港罢工运动和全国总工会的建立等，这是三届中央坚持工人运动均衡发展新方针所获致的革命成果。在农民运动与军事工作方面，当时亦渐渐开辟道路，积极建立新的群众组织。
帮助国民党改组，其中包括建立黄埔军校，目的是为了争取工农运动进一步开展。当时最迫切的工作是筹备北伐，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力量，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三大”在中共党史上，在大革命高潮进展中，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关于国共合作，从一九二三——一九二七年都贯彻这个精神，原则始终没有变动。这个时期国共合作，对方是孙中山。孙中山当时特别重视双方平等合作，成立了改组委员会。国民党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共产党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苏联派来了特别顾问鲍罗庭。孙对鲍的意见很重视，鲍在两党合作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现今留有一个文件，记载了孙中山聘请鲍为总理特別顾问，国民党中央常委，总理如果缺席，会议由鲍罗庭主持，会议决定的问题，要得到鲍罗庭同意。意思是：鲍在国民党会议上有“否决权”，可代行总理职权，权力相当大。为了国共合作，苏联派出以鲍为首的广泛的顾问团。有政治的、军事的（海陆空三军）。军事顾问团以加伦为首席代表。加伦是军事顾问团总顾问，如东征、海南岛战争、北伐战争，加伦决策起了重大作用，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广东政府海空军方面，苏联顾问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有十几架飞机，由加伦领导。并曾由中共中央派刘云等到苏联学习航空专业。各军政治部主任及政工人员，也由苏联顾问及共产党共同协商派出。
黄埔军校，原来是清朝训练海军的地方。新建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多半是中共和苏联顾问所任命，经费全部由苏联供给。苏联前后分批送给一万多支枪，各种型号的轻重武器都有，质量很好。苏联在莫斯科办了一个专供国民党留学生学习的“中山大学”，去学习的人不少，有名可查的就有一、二百人。我党还派出了一些军官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当时，中国的军官主要来自保定、清河两个军官学校。海军方面，最大的一条舰是中山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舰长是从北方区烟台海军学校党支部挑选出来的。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任务是帮助改组国民党，不少中央委员做这项工作。国民党省党部的改组工作，中共也投入了不少力量。北方是北方区委主持，南方是广东省区委负责。通过改组国民党造成一个国民革命的高潮。第十三号通告前段主题就是讲这件事。
十三号通告后段讲的是争取关税独立自主问题。当时，这件事比较复杂。孙中山的口号是争“关余”。北京政府段祺瑞的意见是与帝国主义协商，稍为提高一点进出口税率，使北京政府财务上有所增加，这个要求最低，当然说不上维护国家主权及人民的利益。“关余”问题是南方政府关心的问题。因为北京政府外债太多，以海关收入担保，还本付息。每年关税实际收入比还债数额多些，多的一部分叫“关余”，孙中山当时在西南组织了一个西南政府，北洋海军有几十条军舰拥护他，纷纷把兵舰开到广东，因此孙要把“关余”争来发海军军饷。共产党认为“关余”是临时的财政措施，我们的目的应该是收回关税自主权。在中共策动下，后来全国爆发了关税自主运动，北京政府被迫召开关税会议，帝国主义亦被迫让步。
关于中央通告
为了执行“三大”的政策，三届中央产生后，从一九二三年六月至一九二五年一月，前后签发的正式通告约二十四、五件，目前保留下来的很不完全。
“三大”中央拟了一个全国工作规划，内容包括有宣传教育、建党建团、工运、农运、妇运、青年团工作等。各项工作还分别有所规划。中央的通告反映了上述规划的内容。当时的大部分通告由委员长陈独秀和我共同签署。一九二四年夏我以中共中央代表名义被派出国工作，我出国期间的通告则由陈独秀和毛泽东共同签署发表。
目前中共中央机关保留下来的由独秀和我共同签署的中央通告还有五号、九号与十一号、十三号等。现已公布的有第十三号通告，该通告是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前部分专说国共合作问题，后一部分说的是收回海关问题。
通告十三号
各区执行委员会并转各地方同志们：兹有两个重要工作，望同志们努力进行。
（一）国民党改组问题
自大会议决本党同志参加国民党扩大运动以来，以种种障碍未能见诸实行。第一次本党执行委员会开会时，适值国民党有改组之议，遂议决关于国民党进行计划，以冀实行大会之议决案。此时国民党之改组已着着进行，颇有振作之希望；广州已设有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其驻沪执行部业已成立；广州上海二市，已着手党员重新登记，定期开全体大会，分区组织；明年正月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赴此大会之代表，每省六人，由当地推选三人，由总理指派三人，其曾有组织之处，业已准备推选赴会之代表。中局方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各地方同志在此工作中，望依下列步骤切实进行：
（a）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即将同志非同志可加入国民党之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局，以便中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
（b）在国民党已有组织之地方，本党地方会应即与S．Y．地方会合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以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改组分区事竣，即应由两地方会在各区指定我们的同志一人组织国民党委员会，受两地方会之指挥。
（c）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全国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望各区委会与地方会员预商当选之同志，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旧国民党员中，我们也应该出力帮助其比较的急进分子当选。代表选定后，即报告国民党总部（上海法界环龙路四十四号），川资由总部发給。
（d）此次国民党大会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党纲章程（其草案均见《向导》）及对于时局之策略，代表动身前各区均应详加讨论，俟各省代表过沪时，我们的同志再集合议决一致的主张。
（二）收回海关主权问题
协定关税制，税则与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者致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进口税，以遏外货之输入；不得列强之许可，不能自由增加出口税，以遏原料之输出；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行外货之市场。
目前广东海关问题，广东政府原来之目的固然仅在关余，然相持之际已发展到用人问题。我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以排斥英货美货为武器，若军阀有表同情者，虽与之合作亦所不惜。
各地方同志们应立即尽力之所能设法联络各团体，以地方公团名义，散放传单，通电全国，游行示威，发起排货。此主张一时未必即能贯彻，然我们断然不能失去宣传的机会。
以上二工作，为本党目前最急要之工作，各同志接到此通知后，拟如何进行，并已进行至何程度，各地方务须随时报告区委员会，各区会务须随时报告中局，中局即以此二项工作进行如何为各地方工作勤惰之标准。
十二月二十五日
委员长T.S.Chen
秘书LeoDschan-Lung
“三大”前后发行的主要报刊
中共“一大”前，最先刊行的党报为《共产党》月刊，至“一大”时停刊。“一大”以后，党以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当时上海党报为《劳动界》，由独秀主编。北方党报为《工人周刊》，由我主编。
中共“二大”后，国际代表马林来京时，向北方区委提出建议，出版一种英文日报，争取在中国外交界及国际工人运动中扩大党的影响。区委讨论后，决定创办英文日报，并定名为《远东日报》，由北方区委负责筹办，并在南池子冰窖胡同租定报馆馆址，克日开始筹备工作。
《远东日报》编辑部，主要由马克思学会西文翻译组负责。在筹备过程中，立案事宜发生波折，而且一时亦无法购置英文排字机。由于上项困难，经中央商议决定作罢，改在上海出中文周报，即《向导》周刊。
《向导》周刊，原定名为《政治向导》，后简称《向导》。《向导》主编陈独秀，早期编委会成员有国际代表马林、伍廷康以及高君宇、李守常、罗章龙、张国焘、蔡和森等。编委会下设翻译室，有英、法、德、俄、日五个组。《向导》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旬集稿，每周星期三出刊。独秀主编《向导》，他几乎每期都执笔写文，仅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出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时中断了一个时期；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独秀患慢性肠炎卧床不起，《向导》遂改由我主编了几期。
《向导》编委要求熟悉各国党的过去与现在的政治文献，须经常阅览中、西文报纸，如康民特尔、朴罗芬特尔出版的报纸与刀刊，及英、德、法文版国际通讯等刊物。《向导》编委会对读者所提意见十分重视，一般均须作答，或在通讯栏刊布，或个别函复。《向导》编委在集稿前一、二日，齐到编辑室漫谈，交换对于下期题目及内容的意见。有时谈锋所及漫无界限，谈毕亦不必写成文。即令写成文章，由于篇幅所限，亦不一定全部刊出。
《向导》与一些党内刊物、书藉一度曾在北京印刷、发行。由于政治迫害，没有固定的发行机关。如第一期至第三期，总发行所为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三号徐白民。第四期起始办妥邮局挂号手续。第六期至七期，在北京后门内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一号。第八期至十一期恢复徐白民，加北京大学第一院收发课转罗璈阶（我的学名）。第十二期，北京发行改由刘伯青负责（他同时是《工人周刊》助理发行人）。第二十期公开发行集中在北京。第二十一期至二十五期，除北京外，再加广州一处。第二十六期，北京照原址，取消广州发行处，改由杭州马坡巷法政学校安存真（安体诚）转。第二十九期，杭州发行处撤销，仍恢复广州昌兴街二十八号。第三十期至三十三期，又取消广州发行处，恢复杭州原址，第三十四期又撤销杭州发行处。第四十二期，恢复广州发行处。第四十三期起，独存北京一处，其他撤销。第四十四期起，又恢复杭州原址。一年间《向导》发行不断变易地址，可见其处境的艰难。前后发行人与发行地址，大多数都被军警机关传讯或搜查过。北京大学、杭州法政学校就常为此遭到检查，发行人受到侦缉。
《向导》文风泼辣、形式多样。政论文章如刀枪上阵，言辞锋利，英气勃勃，凌厉无前。以笔名只眼、独秀、孤松所为短文及诗，则语调幽默，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一次，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有“延误革命的佳期”的句子，独秀偶然看到，失声笑道：“以革命与佳期联用，实为新颖，形象非凡，气氛乐观。我们平日草文，均属一时急就的篇章。如从文艺角度看，竟无一是处。”三届中央还出版了一种党内刊物《党报》，记载党内文件和通告，但出版期数不多。
《中国工人月刊》：一九二三年中共中央曾决定办一种工人运动理论刊物，但因人力不足，久未实现。一九二四年，中央再次作出决定办一个革命理论与实践综合性的工人运动刊物，定名《中国工人》，我适由欧洲回国，遂推我负责主编，并组成编辑委员会。一九二四年十月，创刊号问世。后刊行国际职工运动专号，销数很大。至一九二五年五月前后，共出五期。经编委会审定的稿件，累计约几十万字。参加写文者有下列二十余人：邵时威、李守常、徐典、刘伯青、林伟民、若愚（林育南）、邓中夏、赵世炎、项英、辟世（任弼时）、张伯简、.张特立、吴南铭、罗亦农和我等。
《中国工人》当时在国内与《向导》平行发刊，销路仅次于《向导》，而为革命阵营第二大刊物。“五卅”运动发生后，因编委会重要成员工作繁忙，且分居各地，集稿发生困难。一九二五年六月，经中央决定，暂时宣告停刊。一九二九年重组编委会，由沧海（即我的笔名）、石溪（育南）、项英三人负责。一九三一年后，印刷厂因故复停，《中国工人》便成绝响！
《中国青年》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创刊的，由恽代英主编。社址设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一八六号。一九二六年五月移广州，改由李求实主编。一九二七年五月移到武汉出版，十月迁上海，易名《无产青年》。一九二八年十月，改名《列宁青年》（化名《光明之路》），一九三二年停刊。
“中央出版委员会”，是一九二三年十月，中央局会议讨论关于党内外出版方针与机构问题时，决议由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合组而成立的。以我、徐白民、恽代英、顾琢之、苏新甫等为委员，并指定张伯简、成伟、郭景仁等参加专门筹议有关出版事项。第一次会议决定统一中共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出版发行事宜。原在上海南市民国路小北门设立上海书店，经整顿后，由徐白民任上海书店经理。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建立全国书报刊物发行网。各地负责人为：
广州《新青年》社苏新甫（一九二六年改设国光书店，由黄国梁任经理）；
武昌利群书社林育南（一九二七年设立长江书店）；
北京大学刘伯青；
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安体诚；
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太原晋华书社杜时；
济南齐鲁书社王尽美。
又决定自办国民印刷厂，厂址设在闸北香山路香兴里，延聘胡忧天任经理。
三曾里三户楼
党的“三大”在广州召开后，决定“三大”中央设在上海，“三大”中央局的常委全部到上海集中。常委们陆续到达，有的由湖南到上海，有的由北方到上海，有的由广州到上海，到达上海的时间路线都不一致。到上海后，在闸北找了一所房子作为中央办公处，这就是三曾里三户楼。
三曾里的房子是王荷波租的，离闸北火车站一二里路远。在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地方有个小里弄，称三曾里。这个名称很费解，后来才知道这个里弄只有三个门牌，由此而得名。
三曾里的房子结构是普通的二层楼房子，用上海话说叫做两楼两底。我们决定找这地方作办公地点，是因为此地属于中国地界，周围有几十家缫丝工厂和一些手工业工厂。居民以广东.人最多，其次为江北人。这个地方既不是贫民区，也不是绅士区，五方杂居，环境条件对工作很有利，所以才定了下来。这个房子，楼上楼下大小共有八、九间房，当时没有户口制度，但住房必须有个户主，我们三户联居，称它为三户楼。毛泽东、杨开慧一户，向警予、蔡和森一户，我一户，大大小小算起来有十口人常住。对外就说是―家人，向警予是一家户主。
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栋房子的前厢房。那时杨开慧身体好，虽然有了孩子比较劳累，但她仍然挤出时间做了很多工作。
蔡和森和向警予带着小孩住的房间和润之的房间只隔一层板壁。向警予在中央参加工作，负责妇委，兼做工人运动。在三户楼中间，她是年长的一个，做事很有经验。我们推她当户主，中央开会和里里外外的事都由她安排、照顾。
另外，有一个管事务的女同志，叫王熙春，共青团员。她是扬州邗江人，原上海某教会大学英文班学生。她排行第九，外号九姑娘，主要是在秘书处领导下负责对外联系，管理机关内一些政治性和事务性的工作，包括警卫、后勤等。房子上有一个警报电铃，也由她管。熙春同时负责女工运动，组织领导丝厂工会斗争，曾被捕过一次。我们还请了一个娘姨，叫魏贞秀，苏北盐城人，是个丝厂女工，有三十多岁。她是工会成员，不是党员，但很忠实可靠。
三户楼设有公共伙食，由向警予管理，平常吃饭有七、八人。每月休息时间由向警予和王熙春规定。为了工作，我们口头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成文的公约，即不准到外面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上海街上游逛，休息时间和业余时间如要出外，可在空旷的地方散步，假日可到吴淞炮台，兆丰公园，或远处如松江、太湖、虎丘、苏州等地旅行。
中央机关不止这一处，英租界威海卫路瑞兴里也有办公处，其他如共青团中央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辣斐德路等处，国际联络处即外白渡桥苏联领事馆，太平洋工会书记处设在英租界汇山路。
经常到三户楼来的有王荷波，他住在英租界同孚路，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大的，约四十多岁。国际代表也来开过会，他不常在上海，有时到广州等地去。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的书记，中央开会他也要来列席会议。陈独秀不住在这里，离这里有一、二里路，但在三户楼设有床铺，开会晚了或有事不能回去就在这里留宿。我们这个“家庭”对外以“报关行”作职业，即帮人填外文表格到海关去报税。经常来的这几个人对外就说是亲戚串门子的。其他人非经允许不准来。例如，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陈，王熙春不认识她，不让她上楼。还有一次，湖南有个青年从长沙来找杨开慧，杨问明来意，知道他头次到上海，很想在此留宿，杨说不行，叫他回去。这个青年远道而来，很难过，杨说你一定要离开，以后也不能来，就把他送到了车站。这只是一个例子，足见其严密了。一些特殊的、经中央允许的人和来接头的人可以来住，这个地方是不公开的。苏联领事馆派专人和我来往，他可以进我们的房子。当时，常委会在楼上的客庁举行。
在三曾里，我们订了《新闻报》、《申报》、《新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天津的《益世报》；订外文报有《密勒氏评论》，这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家外报。还订了一些外国杂志，主要是第三国际的英、美、德、法各种文字的报刊。润之主要看中文报，代英、荷波、仲甫和我都看外文报，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谈论有关报刊内容诸问题。
毛润之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的记录下来或剪下来。我们的报纸头天取回来，第二天仔细看，主要是了解政治情况。报纸中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申报》、《新闻报》的北京专电，可借以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向。我们的报纸不是送到所住的地方，而是送到信箱，由小王每天去取。我们的信箱不止一个，在北四川路离苏州河不远的邮政局地下室，也有我们的信箱，也可以收到报纸。
三曾里离环龙路执行部比较远，我们坐车子前去办公，大家指定一个地方集合，然后坐车前去，大部分坐出租汽车。当时出租汽车很多，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上车。就是专车，我们也不让他开到住处，让它在指定的地点停下来。
我从一九二三年秋搬到三曾里，第二年六、七月才搬走，住了近一年。后来我出国到欧洲工作，以后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向警予住在此地，到丝厂做女工的工作也很方便。这附近有个湖州会馆，是浙江大资本家盖起来的，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时，它是最著名的司令部所在地。
三户楼诸人，平日生活十分紧张，如草拟文件、决议，为《向导》及党报撰文，经常静思澄虑直至深夜，但大家以革命为信仰，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进工作，生活又十分有朝气。“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团结一致，同舟共济”是我们遵守的信条。当时，我曾有诗记述三户楼：
黄浦①激浪雪山倾，淮海风云会郡城，
东楚山川多壮丽，西方瘴疠②满神京，
亡秦主力依三户，驱虏全凭子弟兵。
谊结同心金石固，会当一举靖夷氛！
①黄浦指进浦江；
②西方瘴疠指西方帝国主义侵略。
按一九七〇年上海房管部门查到解放前一张房产建筑的旧图纸，确认三届中央办公处是在上海闸北区中兴路与香山路交叉的三曾里。但是，原房屋在“一•二八”时，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了。现在原址建筑了一座新楼，三曾里已看不到了。
国际代表马林
―九二一年至二四年间，国际代表长期在中共中央工作者主要有马林与伍廷康等，二人对中国革命均有劳绩，而以马林的贡献最为显著。
马林自中共“一大”以来便在广东、上海工作。北方会议前后，马林作为国际代表曾留驻北京多日，参加北方区委会议，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研究国共合作问题，并提出方案与建议。马林全名：HenkerSlievliedMaring，原籍荷兰阿姆士特丹（Amsterdam），在荷京大学读完政治经济学课程后，投身荷兰工人革命运动，担任荷京港运秘书，周游世界多地，后遂侨寓泗水。一九一四年成立东印度社会主义联盟。一九一五年出版荷文《自由呼声报》。一九一八年出版印尼文《人民呼声报》。一九一八年间，马林因迭次著文抨击荷兰政府的殖民政治，被驱逐出境。一九二一年受第三国际派遣来到中国，帮助中共推动工人运动，有运筹帷幄之功。
当时，马林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非寻常之见所可比拟。仲甫对马林颇尊重，但二人秉性均倔强，如遇议论不合时，互以盛气相凌。一次仲甫尝向马拒绝国际经费支援，说道：“何必国际支援才能中国革命！”马林颇为难堪。仲甫亦自觉失言。马曾戏称仲甫为“火山”。又一次在中央会议上，仲甫与马因争论，致使会议不能进行，我当时任三届中央常委会秘书，只得宣布暂时休会。马林心平气和去邻室抽烟，陈仍余怒未消。片刻后我说：“时间已到，继续开会。”马问：“‘火山’是否熄了？”我说：“熄了！”马林说：“革命党头脑应该冷静。”时润之亦在场，会议结束后，润之提议：以后开会，大家不能发脾气。我们均表支持。
马林关心工人运动，身体力行，在北方时，尝不顾环境险恶参加工人支部会议。某次在会上与铁路工人谈话，有人发问“革命主要目的何在？”马答，“首在争取政冶自由，实现政治自由以后，经济各项改革自然水到渠成。”又问，“敌势强大，如何着手？”马答：“从组织群众力量入手。敌人对我施百吨压力，我们以千吨革命强力回报。”马林这些简明有力的谈话曾给予参加会议工人以极强烈的印象，亦是他长期从事实际工作，锻炼出来的战斗意志和语言。
一九二二年我在唐山领导开滦煤矿同盟罢工，斗争很激烈，双方冲突，死伤很大，罢工遇到重大困难。我即发了一个西文急电到上海中央，时值中央开会，陈仲甫和张国焘之间因意见分歧，相持不下，马林接电说：“目前唐山问题是党的首要问题，要全力以赴！其他个人争执均属次要。”于是大家转入讨论支援唐山罢工问题，及时作出决定。马林还为此事亲临天津和我见面，反复商讨罢工问题。
“三大”会上，代表们对“二七”罢工问题，认识不一致，马林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文件，对“二七”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同意国际的看法，以理服人。马林对确定“三大”路线，贡献亦大。
国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第三国际授权马林具体执行。中共“一大”后，仲甫与孙中山交换对时局意见，即介绍马林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由张继陪同前往桂林会晤孙中山。直到党的“三大”，马林在这一期间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对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马林对中国革命视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议，不稍瞻顾。他曾担任《向导》编辑，很刻苦，每篇稿文都要我翻译讲给他听，不对的地方，就提出看法，要求我们改正。对他自己亦是如此。他在上海时曾向工委提议组织北方矿业工人联合会问题，当时我心不谓然，乃将此事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会议上详加讨论后，认为北方矿区分散与铁路性质迥异，目前只有开滦、焦作煤矿尚有基础，六合沟、枣庄、阳泉与淄博次之，其他矿区尚无眉目。认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策略原则，北方至少须有几个大矿工会作基础，才能成立联合组织。目前尚无此条件，因此对马林提议决定缓办。此项决定尚未正式通知马林以前，马林托春木（张太雷）送来亲笔德文信一封面交给我，封面上书Mandat（命令）字样，内容仍是坚持限期成立矿工联合会事，我即往见马林，将会议讨论情形详告。马不悦，说这是“外交词令”，但亦未坚持下去，此事遂作罢。事后马林自觉前信失之操切，乃在出席会议时加以解释，并撤回前次提议，同时，对中央工委处理问题态度认真负责加以赞许。由此一事可见当时国际代表与中共组织关系互相遵守民主原则，故能同心协力共赴事功。
马林在中国工作颇称顺利，自一九二一年至二四年，中国革命循序渐进，收到确实成效，马林之功不可抹煞。但由于当时国际东方部倾轧排外政策的结果，马林于一九二三年下期被调回莫斯科，改派伍廷康继任。伍为俄罗斯人，原先来过中国，后回国，自此以后长期代替马林职务。马林回莫斯科后与东方部意见龃龉，众口烁金，马林遂辞职重返荷兰，一年以后，我们于阿姆士特丹又曾相逢。
马林自离开中国后即返荷兰担任码头工会秘书，在汉堡参加国际运输会议，我们同时出席，在会上相遇。会后他约我到荷京阿姆士特丹一行，我乃与马林同往荷京访问，约经一周时间，即暂寓其家。其夫人热情招待有如家人弟兄，亲切异常。荷兰是世界闻名的航海国家，其海员工作效率为欧洲之先进。阿姆士特丹，港政修明，足与汉堡相埒。但见海上艨艟巨舰，往来如织，工人组织极严密，生产与文化均极可观。马林尽数日工夫陪同参观造船厂、堤防口工程以及近郊农场，其中奶油乳酪、蔬菜生产量丰质高，不愧为欧洲诸国的“厨房”。几千年东方专制大国毫无民主传统，视此蕞尔小邦，经济、政治、文化均远所不及。马林对中国革命备极关怀，他告诉我说：“中国是农业大国，无民主习惯，推翻一代统治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平常，但要建立民主制度却有重重困难。今天唯有通过工人运动可以接近民主，纵有困难，不宜灰心，舍此以外更无达到民主的道路。”①在马林家连夕倾谈，情谊隆重，临行时，夫妇二人依依惜别，请留诗以作纪念，我用当地文体写了“十四行”诗相送，他们夫妇均曾学习过汉文，又要求把诗译成中文，我勉译成下列绝句一首：
①关于马林在中国工作的概况及其评价，我以后在本书下集中还准备详细加以说明。
海国西来万里轮，
威廉①霸迹巳成尘，
唐山、辛店惊风雨，
话到当年情更亲！
①威廉Wilhelm系荷兰开国君主。
夫妇两人阅后，喜甚，互道珍重而别。
环龙路国民党执行总部
国共合作具体执行时，中共曾多次郑重地进行讨论，各次会议均有国际代表参加。中央局会议曾作出决定，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中共中央采取下列原则，即：
（一）中共保持独立自主原则，中共党报及中共各级刊物对国民党施政得自由批评，不受限制。
（二）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组织不受国民党及其政府干涉，工会、农会享有集会、结社、罢工、纠察自卫之自由。
（三）中共党员（包括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任群众工作，但一般不做国民政府官吏。工人运动领导者及中共所属工会会员不得加入国民党。
（四）在组织方面，自一九二三年七月起，中共中央由仲甫代表中共出席国民党最高会议。党组织自中央到省市各级按系统派遣党员分别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协助国民党工作，扭转该党在民众中的不良影响，帮助国民党改善军事教育训练，建立革命军队等。
根据上述原则，中共中央政治局派政治局委员（时称中央局常委）王荷波、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参加国民党执行部，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事宜，后又续派中委李守常、谭平山等协助国民党在北方及广东的改组工作。中共各省委、市委分别派遣中共党员参加当地国民党省市委会的改组工作及军队改建工作。现就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与国民党执行部、黄埔军校的建立诸项略述大要如次：
国民党“一大”
—九二三年十月成立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召开。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曾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
（一）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为跨党党员。
（二）原有国民党籍之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国民党“一大”中委会，人名为：林伯渠①、沈玄庐②、邵力子等。上述名单是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的。
①林祖涵（1886－1960），字伯渠，湖南临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日本留学，1909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海）曾任零陵镇守使，曾起义，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并参加改组国民党工作。
②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萧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借此与我党接近，随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后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省政府委员。
（三）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俨、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作为跨党党员得当选为国民党机构委员。
（四）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如罗章龙、王荷波、项德隆、上海总工会负责人李震瀛、何今亮，北方工运负责人何孟雄、王仲一、张昆弟、邓培、孙云鹏、安幸生、康景星、李宝成，湖北工会负责人林育南、许白昊，江苏工会负责人朱宝庭、孙津川、姚佐唐、佘立亚，浙江工会负责人沈干城、朱阿堂、赵济猛，江西工会负责人陈赞贤、王凤飞、袁孟冰，广东工会负责人阮啸仙、刘尔嵩等，均不加入国民党。
独秀对于我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的意见开始不同意，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会。
（五）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议主要包含下列几点，
（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
（2）提出联俄、联共与赞助农工的政策。
（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
（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
因此，国民党“一大”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的施政总方针。
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置国民党执行部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四十四号，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执行部内主要设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等部及秘书处。国民党派定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于右任、叶楚伧、茅祖权等分任各部部长。中共方面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恽代英四人参加指导执行部工作（恽代英系代表团中央参加执行部工作），遇有特别重大问题则由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中共中央书记陈独秀协商决定。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干部沈泽民、邵力子、瞿秋白、施存统、邓中夏、向警予、杨贤江、沈玄庐、张秋人、李成、刘伯伦等参加执行部各部门宣传与组织的基层工作。当时上海社会传称环龙路四十四号为“国共群英会”。
―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是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日，上海执行部国共两党工作人员齐集莫里哀路孙的住宅举行纪念活动。并在孙寓的花园中合影留念。当时参加者每人都有一张。六十年后，仅中国革命博物馆馆藏一张，但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张相片中，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徴和向昆等十六人。中共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十一人。总计二十七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设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三十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且都是双方的主要主持人。因而这张相片也就成为当年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合作的真实写照，珍贵的历史见证。不仅如此，在党的“六大”以前，中共中央的同志如此众多齐集一起留影的相片也是绝无仅有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告诫全党党员，不计较权位，不营求私利，努力实干，相忍为国，把完成国民革命视为当前的迫切任务，耿耿此心，薄海皆知。
在国民党中，胡汉民与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左右手。孙的亲信大都为广东同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胡孙二人后乃分道扬镳。
胡汉民，原名鸿衍，字展堂，清末举人，一九〇三年赴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平日对人称“位不过贤书”（意指最小的芝麻官），但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回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也称他为胡代帅。
胡头脑冷静，能诗文，吐属隽永，外传说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重要政治文告及悼刘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他尝戏用广东方言写咏史诗多首，亦极有风趣，其《垓下诗》有句云：
八千子弟向秦封，
破釜沉舟究不同。
咁样多人为你死，
因何冇面见江东。
胡对中国文、史、书法颇有研究，在办公室有暇辄练字，一心不乱，临“曹全碑”极为神似。
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某某“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他讥评尖刻，往往而有。他对我党诸人初亦不甚重视，不久态度渐改，尝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其属下曾说：“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胡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一天会后，闲谈中俄关系，他说：“俄国即殷高宗时的‘鬼方’，当时中俄双方打了三年战争。”语意双关影射时事，因询问我：“罗先生对中俄关系掌故了如指掌，以为然否？”我已知其意有所指，因答道：“此乃先生创见，极可参酌，但就‘地望’而言，显属似是而非，且孟轲有言：‘此一时彼一时也’，战争与和平本是常见的事。”胡聆言嘿然，忽扬声鼓掌道：“高见！高见！”遂彼此一笑而罢。
一九二五年胡因廖仲恺被剌案涉嫌，亲往苏联报聘，以贵宾资格出席第三国际第六次大会，其祝词云：
“……我以中国人民、中国工人和农民的名义，对允许我出席这次国际代表会议表示感谢。只有一种世界革命，而中国革命就是它的一部分。
国民党口号是：为了人民群众！这就是说：政权应由工农来掌握。”（一九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胡汉民在共产国际开幕会致词）
这是胡言不由衷的例子。一九二七年胡是发动并亲自主持清党的大员。
汪精卫与胡性格各异，但极能干，故时称“汪胡”。汪敏慧过人，善属文，兼擅长演讲，激昂慷慨，感染力极强，满座为之倾倒。汪为人圆通无棱角，善窥人意，对人彬彬有礼，故人乐与往还。在大庭广众间，汪对孙中山称先生，对独秀称仲甫先生，对鲍罗廷称鲍先生，对其他诸人词令婉约无不气顺言宜，即偶发笑语亦令人觉其真挚可亲，故人称其为“政治尤物”！汪对当时国共合作政策始终毫无间言，热诚拥护，对中共遇事体贴入微，奉国际代表若神明。迹其用意无非是想在合作过程中博取个人超额权益足以凌驾胡之上。一次，我与汪精卫同车到静安寺路中华书局工人进德会演讲，汪在车中与我攀谈，郑重说道：“我参加革命以来，由于个人学无专长，至今一事无成，今后愿诚恳向中共工人同志学习，多读革命理论书，在即将来临的国共政府中，贡献微力。”①由此可见汪说话动人处，“巧言如簧”，真是当之无愧！
①汪精卫与我谈话时初读《京汉工人流血记》，误以为我是京汉铁路工人，故有意说向工人学习等语，后汪获悉我为北京大学学生，始知其误。
张继，字溥泉，直隶静海人，是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孙中山指定他专门同我联系，加强执行部的日常政务工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他在日本东京时与独秀友善，回国后时相往还。国共合作，张溥泉实为居间奔走撮合之人。在上海执行部成立前，国共双方接触频繁，多在法租界蒲柏路巨赖达路某里张溥泉寓所。一日，我至溥泉家商谈有关国共合作问题，谈锋所触极广，张性豪放，纵情高论，更无拘束。张云：“同盟会革命得日本友人助力不少，今日苏联拥有红军几百万，只要从库伦出兵，中国局势立即可以完全改观。”张又云：“我们过去从事中产阶级革命，十几年间浪费光阴，今后应改弦更张，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还可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张继性情豪迈、健谈，其夫人亦身裁祁硕，丰仪俊秀，对客常提说我们溥泉是个直爽人，赤胆忠心，革命阵营少不了他，却不会做官……云云。张以目止之，夫人佯做不理，侃侃而谈。故外间流言张有“季常之癖”，未知确否？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仲甫笑颔之。张去后，仲甫对我说：“溥泉说‘国共合作鲍姥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姥做良媒罢了。”（鲍与炮谐音）从此以后，张溥泉乃成为国共合作狂热拥护者，直到一九二六年间，张溥泉忽一变而为仇共最力之一人。他向上海驻军李宝章献谋，派大刀队肆意砍杀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要“一个不留”。前后竟判若两人。
叶楚伧在国民党原是很重要的人物，叶是上海《民国日报》的主编，同他打交道的人比较多；他又是江浙人，为照顾上海地区，让他来参加执行部。他表面中立，内心非常抵触，我们那时不把他当左派。他是做青年妇女部工作的，我党派向警予做助理，实际上是向一手把工作做起来，叶是不甚管工作的。
于右任，代表西北国民党的势力，是执行部内的左派。于曾任陕西三原靖国军司令，诗文与书法独步一时，有“北方之强”的气质。尝自述身世，言其少而孤贫，有“我亦凄凉托外家，如今橐笔走天涯”之句。为人倜傥风流，不拘细行。如在上海闸北青云里办上海大学时，于对我说外间称上大为“野鸡大学”，并解释说，野鸡投宿榛莽，故与一般大学不同，上海大学是革命逋逃薮（如刘华、余泽鸿、黄仁诸同志均上大学生）。他当时支持国共合作，将工人部交给我们。在上海大学当校长时，亦将整个权力交给中共同志。他曾到苏联去过，后把在苏联所作的歌颂十月革命的诗写给我看，以表白他内心是拥护苏联和共产党的。他口诵七绝一首，云：“三原征战绩已陈，我亦关西一老兵（于常以“关西老兵”自称）；万里投荒阿穆尔，老而不死做诗人！”亦可见其性情为人之一斑。
另外，谢持代表国民党中国西部力量，辛亥革命时是四川省长，是右派代表性人物。孙让其参加执行部工作，不过是表示团结的意思。茅祖权是长江中部同盟会负责人，当过安徽省省长。在执行部任调查部部长，与仲甫同乡。
以后，戴季陶、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等也先后参加上海执行部工作。戴季陶原名天仇，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会员。讨袁失败后，政治失意，生活潦倒，流寓上海，混迹于证券交易所，慕陶朱公（范蠡）为人，易名季陶，后愿望落空，乃乘轮返川，在宜昌投江自杀，为一渔夫救起。其人文风平庸，但能阅日文书刊，抄译成篇，颇自矜持。平日好饮酒，醉后尝失言。在一次会议上，戴对《向导》文字不满，悻悻地向我说道：“你们太霸道，目中无人，要知你们是‘客卿’，我们随时可以下逐客令！”时汪精卫在傍，对其言感到惊讶，随笑道，你又说醉话了，我们并无主客之分，国共同志，大家都是好兄弟。几句话敷衍了过去。但戴心里并不悦服，耿耿于怀，现于词色。戴在宣传部任部长，旋开始宣传正统思想，扶植政治偶像。以上事例可见他与中共同人貌合神离，意见渐不协调。
在执行部内，左、右派斗争相当激烈。
当时，组织部有一个决策，凡是国民党老党员都要重新登记谈话，每人必须填一张表，经审查同意后，方是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胡说，这是新规定，先生（孙中山）也同意要我们这样做的。此人将桌子一拍，就是不肯填表。汪精卫也出来说：上有总理，下有组织部。意思是要他向我们说。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胡汉民、汪精卫也填了。要遵守孙中山先生的意见。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后来谢持还是填了表，但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准备召开一个会议，成立上海第四区国民党党部。四区就是环龙路所在的法租界地区，有许多下野的国民党政客住在那里。有的当过军长、师长、部长、省长，大约有千余人。审査后发了党证，同时还清洗了好多。他们在审査时一下子送来许多表，企图蒙混过去。在这个成立会上，国民党左、右派斗争表面化了。右派酝酿要争得更多选票，争取区党部的多数。他们自己估计没有把握，准备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合法的争取多数，请孙中山先生出来说话。二是如果办不到，就纠集一些流氓，在会上抢主席台、制造武斗，以破坏选举。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认为会一定要开好。于是决定我们全体同志，党、团员及同情我们的左派都要出席会议，保证会议胜利开好。右派曾经去请示孙中山，孙没有表态。胡汉民、汪精卫说，开会那天除极少数人留室办公外，其余的人都去。还让新闻记者去采访。当时上海有许多外报记者。当时执行部决定，这个会最主要的是要组织好，主席台不能乱，万一他们武斗，我们要出面制止，使他斗不起来。同时又成立了纠察队，严格控制会场，制止武斗。由王荷波领导组织了一个很强大的纠察队，从主席台到门口设立岗哨。布置好了以后，王荷波对我说，现在准备齐全了，他们如在外头闹，我们就在外头制止他。开会那天决定我担任区大会主席。第二天我们开会，右派就在外面扰乱，我们内外配合把会场控制得很严，流氓想进来，纠察队把他赶走。右派头子高冠吾多次捣乱都失败了。这一次斗争，右派失败了。他们不服气，在上海各报纸上写文章大肆攻击中共中央，攻击四区会会场主席，当时上海《中新》等报，曾记其事。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而成立黄埔军校，由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渐产生和发展，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补录——
《亢斋载记》存稿之《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
罗章龙回忆录中编（《亢斋载记》存稿）之《五、环龙路国民党执行部》注云：“本章内容《椿园载记》己刊，此处有删节。——补注”。应该说，两文互有删节。兹将《十九、中共“三大”及中央执委会》中未刊载的部分补录如下：
―、国民党诸政治人：“政治人”一词与近代流行所谓“经济人”相平行。经济人指在经济上以自私自利为主旨而活动的假设的人，政治人与他相仿，不过其自私自利行为是偏重在政治方面。政治人是只知有己，所以极其所至乃变成暴厉恣睢，不知民主为何物，更由此发展到党内互相倾轧、伙并与仇杀，其行为则与政治野兽无异。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以前为民族革命政党，其初期成员颇多志士仁人，献身革命，推翻满清专制帝政，其功实不可掩没。但自辛亥革命成功后，孙、黄与袁世凯妥协，当时所谓革命党人如章太炎、吴景濂、谭延闿、阎锡山、胡瑛、林森等人，大都投降袁世凯担任官职或议员，博取衣禄。孙虽力图再振，但几起几落，终不免仍与南北军阀勾结，沆瀣一气，实行地方割据，专制自肆，涂毒人民。由此可知国民党于民元间，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实与其他政治派别同流合污，可称一丘之貉。特别是国民党号称革命党，而内部互相残杀与互相践踏，在民众中更留下极坏的印象。如谭延闿谋杀焦达峰与陈作新，四川两广国民党自讧自屠，湖北张振武被杀，黄岗许雪秋被杀，胡汉民与陈炯明抢夺广州政权，不惜造成内战等。在人民群众看来，国民党无是非公道，是与国内其他军阀完全没有区别的。
二、总理龙头气派大：诸政治人品格虽属极其卑污，但毕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混了多年，并栽过不少筋斗，所以显得有些江湖本领。国民党上、中层人物多属非生产性分子，文人无拳无勇，脱离工农群众，本身却无实力，所以要求结伙，共同拥戴孙中山为头领，以资号召。他们称孙为总理而不名，有时则称先生，自居徒弟之列。国民党员虽共戴孙为党魁，但组织松弭，更无革命原则，朝秦暮楚，视为故常。独秀尝云：“混蛋的中国社会才会有混蛋的政党”，最初本为讥评国民党而发。中共参加执行部主要工作同志某次由孙邀请茶话座谈，表示联欢。时汪、胡等侍侧，不敢就坐。孙谈三民主义包罗万象，自矜创获，语多浮夸。会毕辞出，有人问仲甫，孙言论疏放，可谓“盛名难副”。仲甫说：“他向来就是如此！”（按：孙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张继等首先加盟，并怂恿独秀加入，独秀不允，盖认为孙为不学无文，后尝戏称孙为江湖医生，因孙本业澳门医师，又称孙为大圣。）孙好色好货与常人无殊，其所居法界花园洋房价值钜万，出入有汽车游艇，其纳◇◇◇为妾事，引起党内轩然大波，孙科及其卢夫人首先反对，孙置之不理，其左右亲信如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均表示反对，向孙力诤，并痛哭陈词，谓此事有失体统，损党魁威信，将丧失党员信任。孙恼羞成怒，声称此系个人家事，与党无涉，你们如再反对，即将开除党籍。汪胡等慑于孙之积威，不敢再持异议。但此事传出后，议论纷纷，因此荷波说：“孙龙头气派很浓厚，起居特殊，生活豪华，太不象话。孙妻、妾、子、侄、姻娅如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均富商巨贾，我们与此等人做朋友，无异帮他背黑锅（即代人受过的意思），劳动人民对此举将发生甚么感想呢？将来会有一天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三、国民党诸左派：孙左右亲信以汪、胡为著（均粤籍），汪、胡原书生，无武力作政治资本，故奉孙为偶像。二人在孙左右互相争宠揽权，自余诸人对孙关系，依违两可，饥附饱扬，视为恒态。其中如陈炯明拥兵自重，恶孙独裁，素不直孙夸张，诋为孙大炮，孙陈最后交恶，乃以兵戎相见。孙尝挈其妾出入会场，参加阅兵照相，陈大愤，因此孙在韶关阅兵，就非常大总统职时，陈竟拒绝参加，后竟詈孙为民贼，炮轰观音山。
四、胡与汪平衡力量：孙派政治集团大都为广东同乡，其左右亲信中心人物为胡汉民与汪精卫，外间称之为国民党平衡力量。二人初则狼狈为奸，后乃分道扬镳。
1．胡汉民捉刀能手：胡汉民原名鸿衍，清末举人，一九三〇年赴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习速成师范，最先加入同盟会，为孙中山所倚重。胡头脑明晰，善观察事物，但城府极深。胡能诗文，吐嘱隽永，外传孙中山所刊布三十三年落花梦序、政治文告及悼刘昆一诸作品，均胡等捉刀。胡自负极高，先是一九二二年五月，胡以代大元帅名义率师由韶关北伐，进入江西，攻下赣州，随闻陈炯明倒孙，即返师驰救，北伐遂无功而还。但胡对此颇炫耀，其部属时称胡为代帅。胡平日高自期许，于人鲜所许可，尝在办公室当众评论汪精卫华而不实，戴季陶有流无源（指戴作文多译自日文书报），廖仲恺周而不到。民国日报文字散漫无章法，其它讯评刻毒，往往而有。胡对中共诸人初亦不甚重视，历久态度渐改，对人言执行部中共党员各有长处，不可小觑，至于中共群众组织势力更不可侮。胡对陈独秀称“仲甫先生，戛戛独造，究竟与众不同。”
2．政治尤物汪精卫：汪与胡性格各异，但极有能干，故人称汪、胡。（以下文字与《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相关一节完全相同，略去。——录入者）
3．张溥泉狂热拥共：张继字溥泉，直隶沧州人……（以下文字与《上海执行部国民党主持人》相关一节完全相同，略去部分。——录入者）不久，鲍罗廷来到中国，张闻讯十分激动，走访仲甫，谈话中张幽默地说：“仲甫说国共合作，鲍（罗廷）实良媒，老实说不过‘炮’作良媒罢了。”……
五、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经年之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开幕。此次会议，中共方面全力以赴，动员党内大部人力协助筹备大会诸事，中共中央决定自中央到地方，派遣多数干部参加一代会中央工作。派遣干部时经过详细讨论，决定原则如下：（1）领导工人运动中共中央委员及各级工运干部，原则上不参加国民党一代会中央。（2）指定李大钊、张国焘、韩麟符、毛泽东、高语罕、恽代英、谭平山、瞿秋白、于树德等参加国民党一代中委会。（3）原系国民党籍之新加入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提名参加一代中委，其人名为：林伯渠、沈玄庐、邵力子、吴玉章等。上述名单中共向国民党提出。（4）省、市党部委员，由国共双方经地方党部决定。其人名为夏曦、董必武、宛希严、于方舟、侯绍裘、江浩、李锡九、谢晋等。独秀对于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不参加国民党中委的意见，开始不同意，反驳道：“如果这样办，那么只有送些二流子去参加国民党中委会，怎能说得过去？”但是，中共中央大多数中委都不同意独秀的主张，所以结果仍然决定，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委等不参加国民党中委。
[注1]：林祖涵，字伯渠，湖南澧县人，常德师范毕业，东渡赴曰留学，一九〇五年归国，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处任吏员，其兄林建藩（修梅）曾任零陵镇守使，与国民党有渊源。林于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共，时年四十五岁，发须全白，有人问他何必再干革命，林说：“我干我的，反正发已不能再加白了！”人服其勇。后经中共介绍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赴苏联避难，居莫四年，一九三一年归国入瑞金任财委。
[注2]：沈玄庐，原名定一，浙江肖山人，家资豪富，有沙田千顷，清末以捐款报效得任云南霑益知县，任满家居，有妻妾仆婢甚多。后在衙前做农民运动，藉此与中共接近，随后于一九二二年取得中共党籍，旋因其媳他恋迁怒于党，遂脱离党，积极参加国民党清共工作，得任国民党中委及浙江街政府委员，一九二八年被刺身死。事后刺客远逸，亡命东北，在哈尔滨戎通公司船坞隐慝。数年后刺客醉后失言，案情外泄，遂被逮，押还浙江，处以十二年徒刑。
六、向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提出大会决议草案及宣言内容，决定主要包含下列几点：（1）对三民主义注入革命因素，重新作解释。（2）肯定联俄、联共与工农三大政策。（3）国民党组织从总理制改革为委员制。（4）选举时尽量引进国民党左派进入新中央委员会。因此，国民党一代会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体现着两党平等精神，从理论上奠定了名实相符的合作基础。两党联合会议决定了国民政府施政总方针，因此有人说这与◇◇◇放弃原则，皈依三民主义，以护蒋独裁为主的所谓国共合作根本上完全不同。
国民党执行部成立以后，继以召开一代会及成立黄埔军校，于是建党建军工作着着进展，在两党合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冲突亦渐渐酝酿，逐次产生，至一九二七年而更趋显著。 |
十八、“二七”大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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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二七”大罢工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风云突变全线罢工
·自北而南——京汉路工人惨遭屠杀
·《京汉工人流血记》
“二七”斗争是中共建党一年半以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北方区委诸同志躬亲其事，共同奋斗，倍历艰辛，今将事变过程纪要如下：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溯自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所组织的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的开滦大罢工。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北方区委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认为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条铁路多组织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应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规划具体方案。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积极成立铁路总工会，首先是成立各路总工会，其中以京汉路总工会最成熟。早在上年四月，首由长辛店俱乐部发起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并成立了总工会筹备会，当时，全线十六个站已先后成立了分工会，连郑州原为交通系所辖的工人传习所的工人也都悉数加入工会，全路形成了统一局面，决定二月初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这一方案已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候，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这个决议随后提到在郑州举行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上，经决定在二月一日在郑州公开举行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在这次区委会上，守常还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工作请文虎负责。”（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上曾刊载了李守常先生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其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说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他到武汉讲学的事）当时，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以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需他定夺。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吴佩孚驻地）想无意外？”守常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即吴佩孚）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后，住在一品香饭店，曾给我来信，告知旅途情况，未及其他。
当时，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所以我们按原定计划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并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当年的报纸曾对大会筹备情况有如下的报导：“总工会组织，在数月前便已着手，现在才告就绪，定期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因为郑州居京汉路中心，全路工人，赴会较便，先期并请了全国各工团代表，和各界人士，到郑观礼。武汉方面前往郑州的，共有三四百人，并赠送总工会匾额和其他物件多种。其他各处代表到郑的，亦颇不少，郑州各大旅馆，一时顿现人满之患。总工会会场，设在普乐戏园，座位极宽，预备大众听讲，其他设备，都费了好些时的布置，数千元的代价，满拟此簇新的工人团体，立时就要涌现在吾人的眼帘，发生吾人的许多美感。”
为使这次成立大会得以顺利召开，京汉路总工会筹备会将召开大会的时间、地点，事先通知了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于二十五日密电吴佩孚，加强反革命部署。二十九日，吴佩孚在给靳云鹗的密令中说：“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饬预为防范，切实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等语。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吴佩孚。艳（二十九）。”
大会未开，已为隐忧所罩。
—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鹛、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魏荣珊、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共三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认为京汉路总工会开会是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负责人为罗章龙（党团书记）、王仲一和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震瀛）、项德龙、吴汝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皆为党团成员。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大造社会舆沦，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的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活，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等等，所以吴遂决定采取强硬的办法来对付我们。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风云突变全线罢工
二月一日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和罢工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咳！意外的悲惨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遗弃道旁。我们神圣的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行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于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策，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呵！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处长冯澐丧心病狂，捏造谣言，唆使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们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武器了，我们要发出全体动员令了，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处长冯澐；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长官到郑州分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并照发工资。……”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策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工委负责人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励、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迷惑敌人，不致引人注目，决定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而实际指挥机构——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则移往北京，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
二日，我偕罢委会部分成员赴汉口，并南至长沙，会见湖南书记部负责人毛泽东、郭亮等，商讨声援罢工事宜，接着又赶回汉口。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余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准备就绪，秩序井然。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汉路总工会党团向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汉路总工会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钧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但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历，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冬。”
这样，京汉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同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辙、电报、电话、火车头、轧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现在回头来分述京汉路几个主要大站，如长辛店、郑州和江岸等分工会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斗争情况。这些曾详载于我当年所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之中，其中包括许多历史文献，现略作补充援引如下，以飨读者。
在长辛店：该处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事项。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玛澐，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殴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匾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匾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匾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有打破之匾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匾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冯澐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察。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此电未直讦吴佩孚、曹锟，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但文电俱在，岂能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自北而南——京汉路工人惨遭屠杀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罝，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吓的活，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來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定要来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并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査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们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的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冯澐，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示。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抻，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
在郑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辩，将总工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听总工会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义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挟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
在江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德隆、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亦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詈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全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此次大罢工，为我们全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而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权利的保卫者，工友们！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是如何重大呀！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薰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前锋，前进啊！勿退却！”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武汉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啊！”群众于愤怒之余，遂举行游行大示威，由江岸经过汉口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方散，此种闯入租界示威，实为创见。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但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仍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六日深夜，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晚，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书记部小刘（刘伯青）乘交通专车赶到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前，当地驻军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吴春溪、杨锡珍、王永泰、卜润舟、李柱、易顺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来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了旗帜标语和“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现，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涌来，立即后退，举枪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抢，工人纠察队副认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混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洪、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让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导罢工。
回到北京后，袁之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日）接列京汉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萧耀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被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萧耀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其（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长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或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押保定严刑拷打。郾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斌、秦均、梅启发、吴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炳、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见上），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
“二七”大罢工，由于京汉工人阶级遭到了反动军阀的残暴镇压和血腥屠杀，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1）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2）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3）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4）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沿线各站，京汉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为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査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査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缇骑密布，陷阱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的工人刘监堂和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坛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
远在南国的中国海员总工会在追悼大会召开之际，也拍来电文：“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慧，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党员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直鲁豫巡阅使署军政执法处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汛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京汉工人流血记》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
关于《京汉工人流血记》的编写经过，先是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屑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第二十三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全貌记述出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记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开始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大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搜集资料、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材料太多，后精简大部约有十万字左右，至三月下旬完成。剩下的资料照片，原准备以后有条件再印，后因地下机关被破获，都丢失了。开始动笔时在高师宿舍，后因环境纷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个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笔，日夜不辍，边写边印。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由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的。当时还收集了几十张照片和图片，由于做铜版很贵，受到限制，未能刊出。在编排时，中间有些空白，我们就把平时学习翻译的马、恩、李卜克内西的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自译稿）择其名言，以革命语录形式付印其间，还把德国革命诗人海涅的诗《宝剑火花歌》和自编的诗句补在空白处。全书的排版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负责，封面是三色套版，绘一挥大锤的工人，封面题字是由宋天放书写的。编成后，我写了序，由高君宇写了一篇后记。当时由于印刷工人不多，且都是以义务劳动额外承担的，人手不够，于是我们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组版、摆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员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写稿到排字、组版印刷等全部工序。后来对这些工作我们都能干得很好。
《京汉工人流血记》除序言及后记外共十章，并附有“二七”罢工工人死伤调查表和第三国际执委会告中国铁路工人宣言。各章题目是：
第一章京汉工人的狂飚运动
第二章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第三章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第四聿惨杀以后
第五章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第六章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第七章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第八章全国一致的不平鸣
第九章国会方面的调解
第十章结论
在书的序言中，我首先向世人扼要地讲明了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目的，并批驳了种种诽谤“二七”罢工的谣言，指出，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妒，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汛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视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了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批驳资本家及其走狗们所散布的颠倒黑白的谰言，更重要的是促使社会上一般人士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所认识。序言以较多的笔墨论述京汉路二万多工人举行罢工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并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也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还，政象纷变，元恶巨憝，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踞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哪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黑暗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即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势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的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的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无时无地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廷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同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在序言的结尾，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哪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地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接着，该书分章叙述了京汉路工人斗争的史实和“二七”惨案及其后的救援工作。该书于三月底在北京初版，约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
—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向导》上曾介绍此书，说：“二月七日京汉路的大惨杀，不仅是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大事；而且为民权运动史上一大事。发踪指使的不仅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等，而且为英国领事、英国烟厂、棉厂各大班。故是役之意义不仅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劳动运动的新势力，而且为军阀与外国侵略家打破国民运动的新势力。是书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
《京汉工人流血记》的出版、发行，其影响有一点我们当时未曾意料到的，即这本书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加强国共两党的合作也起了一点作用。有一次，孙中山的代表张溥泉在上海曾当面告诉我说：“一九二四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见孙中山，向他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孙开始对同共产党合作理解不足。马林曾把《京汉工人流血记》、《向导》等刊物送给孙中山阅看，孙看后向左右亲信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不动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从这一点看，我们还不及共产党。’”孙中山从中国南北多次大罢工认识了共产党的群众基础。所以，后来马林再访孙中山时，孙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国共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开展了革命合作。
《京汉工人流血记》是记载当年“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革命历史文献。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斗争。“二七”斗争距今已六十年了，在此悠长岁月中，年堙代远，史迹沉霾。本书从三十年代起被列为禁书，几历沧桑，始得于一九八一年重版，获见读者，此书的重版，也可以说是对“二七”烈士们的一种纪念。
综计自《京汉工人流血记》出版后，当时，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件与当时史实不符，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一书是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的名义编印的。杨德甫等人在罢工紧急时逃往庐山，离开岗位，只有施洋、林祥谦、曾玉良等共产党人坚守岗位。这几个离开的人在罢工失败后，对党抱怨，发起宣传攻势，攻击共产党。这些人到上海后与反共的军阀政客相勾结，在上海租界挂起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牌子，同共产党对抗。他们将《京汉工人流血记》的文章剽窃了一些，又加以篡改，改头换面，编成《二七工仇》这本小册子。例如，说他们是真正的工人，暗示中共是知识分子；又说他们不卷入政治漩涡，不介入政治，不跟共产党走。《京汉工人流血记》中有第三国际高度评价二七罢工的电报，他们给删掉了。后来，主持编印《二七工仇》的杨德甫等人曾到东北，找到张作霖说：我们是反对吴佩孚的，是京汉工人。张作霖讲：反吴佩孚是好事，你们有什么要求？杨等讲：我们名义上反对吴佩孚，实际反对中国共产党。于是，张作霖送给他们几万块钱，他们用这笔钱作活动经费，进行反共，到后来，这些人彻底降附军阀，干着工贼的勾当。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纭，不少人还投来书信，指责、非难这次斗争，有的则表示怀疑，还有一些好心人规劝以后不要采取这种得不偿失的斗争方法……。为了回答某些人的责难，向那些不明事实真象的人们说明“二七”罢工的原因，除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外，北方区委还让席咏怀代笔，作了“二七”复信，信中指出：目前，罢工斗争是我国工人阶级反对军阀、财阀，所必不可少的斗争手段，工人阶级为全国人民争自由、争民主，为的是使我们国家摆脱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建立一个繁荣富庶、人民丰衣足食、礼让廉洁的新社会，今天流血牺牲是值得的，今天流血斗争，就是让我们的后代不再进行这种斗争。
党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时，第三国际发来一个正式电文给中共中央，转到北方区委，表达了第三国际对“二七”斗争的支持。
第三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第三国际的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做“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第三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还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写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一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二七”烈士，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是令人永志难忘的。 |
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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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正太铁路罢工
·石家庄早期的党员
·九项要求与五项条件
·高登五巧计退敌
·罢工胜利
当年，石家庄正太铁路是在福建派和法国人把持之下。帮派势力相当雄厚，监督丁平澜，参赞许柯山，机务总管施恩孚等。这一帮人从清末到民初三十多年间曾在福州经营产业，后又来到正太路，因此人们说正太路是福建铁路。确是如此，他们把持铁路，任用私人，恣意压迫工人，只要他们的亲信到铁路上工作，不论技术如何，工资至少三十元。当时铁路各工厂的一些工头陈顺来、姚福祥等在大桥街明盛园饭庄外院租一所房，成立石家庄正太铁路工业研究会，每月收工人一日工资作为工人会费，工人多敢怒不敢言。大小工头们每天在会里喝茶闲聊，不为工人谋一点福利。这种研究会只不过是法国人、福建帮的御用组织。
石家庄地方不大，但它处京汉、正太两路的交接点，那时两个车站并存。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所以北方区党组织对石家庄比较重视。工人运动在长辛店展开后，中共北大支部就派人沿京汉路南下，到石家庄发动工人。
石家庄早期的党员
孙云鹏是石家庄铁路工人中第一个党员，系由我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长辛店有了俱乐部后，我便同史文彬一起到了石家庄。史文彬在石家庄铁路上熟人很多，他有一些亲朋好友，还有不少徒弟。我经史文彬介绍，认识了孙云鹏。
孙是当地工人的一个领袖，初次见面后，对他的印象是朴实无华，但觉悟不高。在我略略说明来意后，他率直表示不愿参加我们的革命工作。他自找理由说：“我文化水平低，干不了。”虽然孙云鹏拒绝了我们，我还是决心再做他的工作。因为他在正太铁路上群众基础好，很有威信，对打开局面很有作用。于是，我就留在他家住了两三天。一天孙夫妇二人陪我游览石家庄附近名胜和井陉煤矿，该煤矿是德国侵华军人汉纳根（Hanaken）在远东的一个冒险乐园。在游娘子关时，孙夫人还兴致勃勃地指点雄关，向我口述唐太平公主率娘子军攻城夺寨的传奇故事。在旅游期间，我也乘机向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和苏俄产生的变化，以及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工人也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等等。他们也向我提了一些问题，我都给他们逐一解释了。我对孙说：“你是铁路上的，到北京很方便，有什么想不通的，可随时跟史文彬一块到北大西斋找我。”经过几天的工作，孙云鹏的认识有了转变，并表示愿意做些工运工作。这以后，陆续有书记部工作人员和他联系。一次，他到北大找了我，这次见面，大为不同了，他主动说：“共产党是正派人，处处为工人着想，你们大学念书的，出校后就有官做，但你们为工人利益东奔西跑，不求官禄。我们工人自己为什么不关心自己的事呢？”又说，“以前我听人说过共产党不可靠，现在看来，这是造谣，是昏话。”孙云鹏的觉悟提高很快，他出身工人，很容易接受党的教育，一旦觉悟，作用就很大。经过多次交谈，我有意发展他入党，我向区委提出了这个意见，经过党组织讨论，约在一九二一年冬至次年春季之间，孙云鹏成为正太路第一个工人党员。孙云鹏入党后，接着又发展了一些进步工人入党，其中有施恒清等，后来又建立了党小组。孙云鹏入党后，工作更积极，他们又把工作推进到阳泉、太原以及整个正太路。
一次，孙云鹏提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有吴雨铭协助工作，石家庄是否也能派一个同志常驻那里帮助开展工作呢？我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就是以后张昆弟去石家庄正太路工作的缘由。先后被派到正太路工作的干部为数不少，除张昆弟，还有袁之贞、刘明俨、贾纡青、高克谦、吴先瑞等。
张昆弟，湖南益阳人，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二一年回国后，我介绍他在北方书记部工作，一九二二年入党后，继又派他到正太路任特派员。张昆弟办事稳重，在群众中有威信。
袁之贞，河北霸县人，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到法国当华工，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回国，在北方书记部工作。他虽是工人出身，文化程度较高，法文、中文都不错，当时约三十来岁，很能干，善于联系工人群众。我们派他到石家庄工作。后来，他成为正太路的一个重要人物。张昆弟有些办不到的事，他却能办好。因张昆弟是南方人，他的话北方人听不大懂，袁是本地人，没有语言口音问题。当时，他负责党的宣传、教育，训练等工作，工作很有成效。
自张昆弟、刘明俨、贾纡青、袁之贞他们到石家庄正太铁路后，组织了工会，在工会中建立了党团组织，张昆弟任党团书记，直属书记部领导。共青团的领导由另一位同志张廷瑞负责。孙云鹏的女儿孙素华当时是团员，也担任团的工作，表现很好，后来我们选送她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孙云鹏的家属高登五很能干，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为工会做了不少工作，石家庄工会中的许多事她都积极参与，那时许多机密会议都在她家开，她也参加，很有主见。她的轶事很多，十分大胆泼辣，一九二四年孙云鹏被捕，关在天津监狱，高登五亲往天津，一天拦住省长王承斌汽车，上前告状请求释放云鹏，王亦无可奈何，后孙经党营救，适逢冯玉祥政变后，孙云鹏出狱。一九〇七年石家庄总机器厂洋总管唆使工贼李某毒打孙云鹏，高登五知道后，亲到洋总管家问罪，对方自知理绌，道歉了事。
曾派到石家庄工作的贾纡青，湖南郴州人，他到石家庄工作不久，又调往他处。同去的还有吴先瑞。吴是湖南宁乡县人，北方书记部工作人员，先在庞山作工运，后被派往石家庄。那是在石家庄第一次罢工时，他和我一同去石家庄的。还有一个叫刘明俨的湖南人，因说不了北方话，去石家庄不久即调离了。
经过一段努力工作，正太铁路工人的队伍齐整了，斗争情绪也高了。当各条铁路工潮勃兴时，正太铁路工会也跃跃欲试，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一九二二年十月前后，他们向路局提出了九项要求，路局延宕经月，没有下文，于是工会决定罢工斗争。罢工前，张昆弟从石家庄来唐山找我，我正在料理唐山罢工的善后问题，已是十一月底了。他见到我后，说：“老孙让我来找您，让您去石家庄一趟，我们初次领导罢工，没有经验，怕有失误。”看来，孙云鹏稳健持重，很有心计。我于是从唐山带了张隐韬、吴先瑞去了石家庄。隐韬是北方书记部中懂军事的人，对作战、训练都很在行，由他负责武装纠察队的工作，所以派他到石家庄领导和组训工人纠察队。吴先瑞一直在唐山工作，领导过罢工斗争，积有相当的经验。我们几人来到石家庄后，立即召开了党团会议，讨论解决三个问题，（一）大家分析了罢工的准备情况，认为时机成熟，可以罢工了；（二）讨论加强宣传组织工作；（三）敲定罢工日期，由孙云鹏正式向全体工人宣布罢工命令。会后，我又赶回唐山，隐韬和先瑞留下帮助云鹏他们领导罢工。
九项要求与五项条件
—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张昆弟、孙云鹏、刘明俨、贾纡青、吴先瑞、张隐韬、施恒清等领导下，正太路工人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罢工委员会发出正式罢工宣言，要求路局履行工人所提的九项要求。其条件如下：
（―）加薪分三等：（甲）现得薪金十五元以下者，加日薪二角。（乙）十五元以上至三十元者，加日薪一角五分。（丙）三十元以上者，照原价加十分之一。
（二）以后每年按第一条之规定，加薪一次。
（三）路局增用工人，须先尽容纳工会之所介绍者。
（四）凡车务处工人以及夜间守厂与屋外操作工人，均应由路局每年发给羊皮大袄一件。
（五）星期日，国家例假日，及重要劳动纪念日，均须放给例假；按照员司成例，并每年给二十天特假。例假及特假，仍给工资。倘若于假期间加工，而得工人同意者，给双薪。
（六）路局每月须辅助工会所办之每工人学校二百元。开办费由路局全给。
（七）工作时间，不得过八小时，否则，照所增之时间增薪。
（八）工人因工受伤，除应由路局供给医药费外，其因伤不能做工者，仍发薪，治愈而成残废者，照最后工资给予抚恤至死后三年为止，除由路局给予三百元之丧葬费外，并照最后工资遗恤金于其家属至三十年。又在路局服务，满二十五年，或十五年，而年逾五十五岁者，应照最后工资给予养老金，至死后三年为止。
（九）由路局发给工人本路常年免票，及无限制之家属免票。并每年发给全国铁路免费通票三次。
宣言发出后，路局仍无反应，罢委会于十七日又发出第二次宣言，除前所要求的九条外，又提出五条，内容如下，
（一）路局应承认正太铁路总工会有代表全路工友之权。
（二）罢工期间不得扣薪。
（三）不得因罢工而借端开革工人，以后路局处罚工人，亦须先得工会同意。
（四）本会会员有因小故而被革除者，应即复职。
（五）短工均改长工，以后新上短工，满一年后，亦须改为长工。
同时提出：“这些新旧条件，共计十四条，倘铁路当局不予我们以满意答复，我们决不上工。”
正太路工人在党的领导下，态度十分坚决，各地路局也纷纷来电，表示声援。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津浦路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京汉路长辛店俱乐部等以及筹备中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都来电和实物支援。
唐山京奉路职工总会电云，北京晨报馆转各界同胞：正太铁路的工友们，因为生活问题提出最低要求九条，当局始终无诚意解决，乃于不得已之中实行罢工。迩来军阀及资本之势力到处皆是，同胞若不急起援助并监督这二种势力的行动，则唐山矿局事件难免再见发生。并愿同胞督促正太铁路局及交通部速将该项罢工解决，免得风潮扩大，工友受罪，敝会本同一阶级的友谊表示以实力援助。
汉冶萍总工会电云，全国各报馆各工会转全体工友赞各界同胞钧鉴：顷接正太铁路全体工人罢工宣言，真令人读之酸心，闻之流泪。作工二十余年没有加过一次薪，工资又极低，不但使工人家中的老小得不到安然生活，就是工人自己也吃不得一顿饱饭，穿不得一件暖衣。请看社会上的生活程度，比较往年增高了多少倍，工人的工资依旧同二十年前一样。以那时所定的工资，谋现在社会上的生活，怎样不饿肚皮，现在就是想拚命工作也快要无命可拚了，慢说一家老小哭哭啼啼望着要吃要穿呢。全体工友们！各界同胞们，这是何等的伤心惨目呀。
全体工友们！我们工人为世界的创造者，为社会尽了无穷的功绩，倒落得自己啼饥号寒，那创出来的利益，全部的被个人或最少数的资本家独占。正太铁路是我国最富的一个运输道路，那些外国资本家操纵我国经济命脉，掠夺我国的贫苦人民，逼迫我们最亲爱的正太铁路全体工友走最后的路，再三要求不遂而至于罢工以求解决，这是何等悲壮的事。那外国资本家只顾他几十万的利益，那管我中国的国弱民穷，他更是最希望中国永久的国弱民贫呢。现在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为争生活的安宁，和改善起见，自动的向掠夺中国人的外国资本家奋斗。他们正在万分痛苦之中，凡我国人都应起来援助这艰难困苦中奋斗的苦同胞——正太铁路的全体工人呢。
坚韧不拔的正太铁路的工友们！你们在痛苦中与外国资本家奋斗，我们万分敬佩你们努力的精神，要抱定宗旨，坚决向前，我们工人所受的痛苦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给我们的。我们中国的工人现在是受国际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的压迫，特别厉害。我们要一致努力打倒国际资本主义，铲除外国资本家，争得我们工人应有的权利和生活的安全。看你们最低限度的要求条件，是十分正当的，为要求生存权和劳动保护权是我们工人应做的事业，何况逼得我们工人受不堪的痛苦呢。
各业工友们！正太铁路的工友们，正在艰难奋斗之中，我们要—致起来作实力的援助呵！
浦镇津浦路工会代电云，正太铁路总办鉴，昨贵路工友罢工宣言，敝处工友诵读之下，不胜愤激之至。我中国铁路工人近来感生活之苦，待遇之苛，群起纷争，罢工之声相继而起，贵路待遇我们工友素较别处苦甚，今值此工友觉悟之际，不作设计改善待遇，反加压迫，视我工人如牛马奴隶，置众工友之要求条件，至今三月有余若无所闻。汝等洋资本家残暴贪婪之欲完全表示出来，真世间罕闻见之事也。盼望贵当局早日醒悟，尊重我中国工人之人格，速允要求条件，实汝等洋资本之福利也。
为支援正太路工人的斗争，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也发出通电，揭露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迫和剥削，其电文曰，正太铁路为全国铁路中第一腐败，实权尽操在外人之手，外人以掠夺金钱为目的，遇事贿赂，平素对于工人，视若犬马之不如。十年以来尚没增加一次工资，工人谋一工作，非事先以重金运动不可，一般狐假虎威之员司，以虐待工人向上司讨奖。工人处于九层地狱之下，已非一日。因此工人乃前聚集筹商救命办法，向路局提出九条哀求增加工资，提高地位，当局竟置之不理，酿成工人罢工，交通停止，路局应负其责。至今路局不仅毫无诚意，并求来大兵弹压工人，故意欲陷全路工人于死地。全国同胞，工人罢工，出于路局虐待之所至，工人向路局之所要求，出于救死之一途，万请即本人道上之主张，迅速援助正太全路工友。万一正太全路工友要求之条件一无所得，反遭屠杀种种祸害，即全国同胞之良心必不能忍，凡属于工人阶级中的队伍，尤望本同一阶级切肤之痛，实力援助，使正太工友得到最后胜利。不然，一处工友失败，各处工友都有关连的。特此电闻。
正太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之如此坚定，除因得到各地工人的有力支援外，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们有了一个后方，就是京汉路。从长辛店、保定、正定等地工人都给了正太路工人的斗争以巨大的援助。在罢工斗争的相持时期，京汉路工会向政府和各工团发出呼吁，其文曰：
（一）北京国务院参众两院洛阳吴巡帅保定曹巡帅太原阎省长，暨各界公团各地商会农会学生会各报馆交通部正太铁路局均鉴，正太路工为生活压迫提出要求，而该路局蔑视工人，竟置之不理。他们现在，已经万不得已罢了工了。唉，苦哪！为痛苦而罢了工，更是天下最痛苦悲惨的事哪。盼望诸公俯体苦工人之衷怀，援以鸿力，施以臂助，俾得早日解决，而救彼辈于水深火热之中，则感大德于无既矣。细査该路工人所提条件，于要求中可想其待遇状况之难堪。夫当此生活程度日益增高，社会经济日加迫亟，以十余年前之所定工资，来度今日米珠薪桂之生活，虽三尺童子犹知其不可，况终日营营之资本家乎，是诚资本家和劳动者挑战也。而洋资本家每年在华掠夺金钱不计其数，彼之丰衣美食，高楼大厦，罔不由工人血汗得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是洋资本家真无人心也。我们同属于工人阶级，今为一致攻击我们的敌人——资本家起见，特此对此麻木之社会呼号，仁德之诸君子请命，此而不灵，亦惟有一致实力援助，以表示社会之悲哀，人形之惨淡而已。倘能借斯转变，转祸为福，使正太路工友同登任（衽）席之上，是所望矣。
（二）全国各工团各报馆以及各界团体钧鉴：正太的路工弟兄们，已于十五日宣布全路的总同盟罢工了。我们还记得，在最近的以前，唐山五矿的洋资本家曾用过手段雇用军阀的走狗——杨以德——去摧残过我们的矿工弟兄，现在正太的工友们，为压迫的苦痛、苛酷来罢工，要知道亦是英国的资本家呀。我们已经注意了！我们绝不放任他们去失败呀！绝不能叫军阀走狗再来摧残他们的呀。危急了！我们京汉和他们是唇齿相关的，决要起来援助的。并希望他们得到大家的帮忙，快快解决，胜利。
高登五巧计退敌
正太路的罢工正值年底，天气寒冷，工人生活益发困难，但他们仍坚持着。家在外地的工人，每天由工会发给每人四个馒头。家在附近村庄的工人，每天回家吃饭。由于路局迟迟不答复所提条件，工人们干脆用苇席搭起窝铺，昼夜值班，严守各厂厂门，工人们用道木横架拦住，不让机车行驶。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仍无结果，工人们不气馁，就地搭起锅台烧饭，坚持斗争。但经济的确愈加困难，正在这时，京汉铁路正定工会委员长康景星从正定把各路工会援助正太路罢工斗争的现洋运到石家庄。这批现洋运到后，高登五想出一个办法，把现洋分别装在几个箱里，因现洋不多，箱底就垫上一部分杂物，现洋放在上面，在发放救济款时，有意让工人都看见，工人们以为满箱都是现洋。当工人群众领到救济款后，都相互转告，说不要紧了，各路工会支援我们许多现洋，可以继续坚持斗争了。这样一来，人心就更为安定了。
当罢工斗争进入关键的时刻，有人从中破坏罢工，但一时査不出来。一次召开工会会员会议，按惯例，每次召开这样的会议，会员都得凭证入场，而这次会议之前，高登五却暗中告诉纠察队长，让门卫先不要检查出入证，待开会后再说。会议刚一开始，她突然登台宣布说，请每个到会会员亮出自己的工会证，并按组坐好。随即派纠察队逐个检査，有些混进会场的人被査出来，并拘留审查，结果，破坏工人罢工斗争的坏人被查出来了。
罢工胜利
经过整整十天的坚决斗争后，路局无奈，他们派警察所的丁镇金到石家庄找孙云鹏，示意要解决这次罢工。孙回答说，只要允许我们的条件就开工，否则，决不开工！过了一、两天，即二十六日，厂方果然通知接受复工条件，共十四条：（一）加薪，除十一月已加一成不计外，凡工人薪金在十五元以下者，一律月加三元，十六元至三十元者，一律月加二元五角，三十元以上者，一律月加二元。（二）以后加薪办法，照京汉路新章程办理。（三）雇用工人，工人代表可以向路局介绍。（四）本路所有打旗挂钩下夜护勇查道护勇，各给皮袄一件，每隔二年一换。（五）放假，本路放假日期，一律给薪，放假期内作工者准给双薪。（六）工人子弟学校，照京汉京奉各路，呈由交通部办理；（七）做工钟点，照京汉长辛店钟点。（八）因公受伤，所有工人因公受伤者，在医治期内概不扣薪。因公受伤立时毙命者，路局给予一年薪资。（九）工人免票，每年准给三次。（十）罢工期间，不应给薪，兹为体恤起见，准给七天薪资。（十一）罢工工人，本路不因罢工开革工人，准一律上工。（十二）已革工人复职，毋庸议。（十三）短工改为长工，凡短工到工满一年者，路局准其改为长工。（十四）加点，打旗挂钩照司机升火一律加点。
正太铁路罢工计十二日之久，路局损失达三十万元以上，终因路局让步而复工。开工那天，全路工人欣喜若狂，上街游行，庆祝胜利，工人手执“罢工胜利”、“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旗帜，并发出开工宣言，气势雄壮，其文如下：
胜利了！我们此次罢工，得到最后的胜利了。我们的胜利，虽不能说十分圆满，但是这种小小胜利，已不是和我们早先一样的散漫群众所可得到手的，是我们有了团结之后才能得到的。劳动者要解除痛苦和压迫，须得团结起来，这又是一次证明了。团体既然这样有价值，我们以后便当尽力把团体更坚固起来，更扩大起来，以便努力于解除一切痛苦和压迫。又此次罢工，各地的劳动团体，援助我们的力量很不小，在他们固然是因为有了阶级觉悟，明白了直接或间接的利害相关的地方，可是使我们不能不极端的感激他们。还有各位调停人，为我们的事，也费了许多力，也是我们所深深感谢的。我们于今天开工了，在这一天，我们更感觉得劳动者阶级的团结之必要，所以我们要高呼“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并祝“劳动万岁”。
这次正太路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尽管遇到不少困难，但最后终于取得胜利。经过这次斗争，更进一步扩大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全路工人的斗争信心，使全路工人更为团结。同时，它的胜利，对正在开展罢工斗争的全国南北各铁路、矿山和城市的工人群众，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正太路今后的斗争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
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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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京绥铁路罢工
张家口的工人运动，最早是铁路工人带头发动起来的，随后逐渐发展到其他各业工人。在初期，工人斗争是自发性的。一九二〇年，京绥铁路工人为要求发欠薪，举行过一次经济性的罢工。到一九二一年，因路局不遵守签定的规约，又进行了一次罢工。京绥路工人的斗争是有传统的，党在京绥路发展工人运动虽是循序渐进，但也有曲折和反复。
一九二一年夏，我曾到南口访问，我在车站认识了一些司机、扳道工和调度工等，从谈话中，知道他们中间很多人参加了“精业传习所”，传习所是以传授和研究技术为主的团体，成员中大部分是技术工人和下级员司，以天津人为多。他们成为一帮，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向路局作一些斗争。该团体的主事人张齐贤是一位热练的技术工人。他读过很多旧书，性格爽直、热情，重江湖义气，和我一见如故。当时铁路上敌人眼线很多，为了不引人注意，我和工友们经常在火车的守车上攀谈。一次，我和张齐贤同坐在一节守车上，车厢不大，中间支了一张木床，平时我们盘坐在床上聊天，入夜则抵足而眠。这天，我们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阵后，他对我说：“我平生很想做一番事业，为此要结识一批有才识的人，也就是招贤礼士，我虽比你年长一些，但我看你很有胆识，你肯来帮我的忙吗？我还希望你多多介绍一些北大同学来。”张流露出对北大学生的一种敬慕心情。就这祥我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又交结了一些人。逐渐地我向他们宣传一些革命道理和共产党的主张，我和张齐贤也谈得比较深远一些。他听后，对我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朝代鼎革也很多，社稷的基础和国家力量的源泉虽是我们劳动人民，但是多次革命对劳动人民来说都未彻底成功，现在世界形势确已大变，闭关自守的时代过去了，北大同学提倡工人出头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新兴势力，我是工人当然是很赞助的，理应积极参加和支持你们的工作。但是我们的敌人很强大，我们工人目前的力量却很小，阻力很大，我愿意尽自己的力量，不过我个人力量是不足道的。”他的言谈表明了他裹足不前的态度，思想顾虑重重。接着他又补充道：“不管今后情势如何变化，我是不会反对你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的确他在后来的工会运动中起过相当的作用，帮过我们不少忙，但始终未站到党的队伍来。他的谈话也使我得到一些启发，上层工人由于客观条件不同，内心顾虑很多，畏难情绪很重，于是我下决心去大厂做发动工作。
我找到南口机车修理厂（通常叫大厂），大厂的工人工作累一些，力气活多一些，工资收入也较少，他们受压迫深重，因而革命性强。我在大厂认识了一些工人，其中有一个叫张太清的，为人正直，在工人中也有威望，我依靠他联络了一些工人，他后来成为党员，大革命中牺牲了。当时大厂工人还比较散，帮派也多。我就向他们宣传组织新式工会的必要，只有工人团结起来，斗争才有力量，工作条件和生活境遇才会改善等等。在一些觉悟工人的带领下，工会组织起来了，果然很有势力，慢慢发展到车务工人中间，原来传习所的一些人也倾向过来，合并后组成了京绥路车务同人会（当时工会组织的名称很不统一，有叫俱乐部，老君会或同人会的，往往视各地历史情况，和工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情形而定）。这是我们党和京绥路工人建立的初步联系，也为进入张家口市工作开辟了途径。
后来，我忙于陇海路的工作，就推荐何孟雄到京绥路工作，他到那里继续开展工作，进一步打开了局面，成绩显著。一九二一年冬舂，书记部就正式任命他为京绥路工会秘书和党团书记。
一九二二年，以张家口为中心的京绥路工人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开始，同人会组织中员司占的比重大，会中的权利多为员司所把持，组织比较松散，经何孟雄积极整顿，同人会精神为之一振，会务更有春云渐展之势。
时值直奉军阀战争后，路局拖欠京绥路工人工薪达七个月之久，工人的生活非常困难，实在难以维持。同人会派出代表，多次到路局交涉，要求发放所欠工薪，要求承认同人会的权益。但路局态度蛮横，拒不承认同人会有代表工人的资格，对所提要求也置之不理。于是工人们十分愤慨，要求工会采取行动向路局示威。
这时唐山五矿罢工斗争正在激烈进行中，北京区委派人到唐山，要我回京商议京绥铁路工潮事，同时我也接到南口工会来信说，南口斗争局势紧张，如箭在弦，一触即发，要我抽空到京绥路一行，以便共决大计。于是我临时召集唐山党组织会议，共同讨论去京绥路的事。会上有人认为唐山形势正急，不主张我即离唐山。尽美却力排众议，说：“五矿事，看来双方已成相持局面，恐还须经些时日才能解决，为了五矿罢工胜利起见，文虎也应到北京报告实况，调集支援力量；同时京绥铁路亦事关全局，十分重要，如京绥路能速决胜利，对唐山形势也很有利。因此，文虎必须前往，不宜坐失良机。俟京绥路部署就绪或斗争结束，再返唐山也不迟。”大家听后，又议论一番，最后均同意尽美主张。我随即动身返京，并于十月二十五日下午由京直抵南口，找到京绥路工会与孟雄见面，经孟雄详细介绍情况后，遂共同商议方案，决定实行罢工。并通知沿路各站统一行动。我们当即与工人代表研究罢工细节，并强调罢工期间的纪律很重要，是关系罢工成败的，为了对付敌人的破坏，还决定组织敢死队、纠察队。同时还组织一个宣传队，在罢工期间，宣传鼓动是必不可少的，对稳定罢工队伍的情绪，揭露敌人的破坏活动都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切都是连夜准备停当的。次日（十月二十六日）又向路局正式提出“补发所欠薪金”，“承认工会的权利”等要求。路局仍然置之不理，工会又提出如不答复，则全路将要罢工。路局认为象过去风潮，不以为意，竟讥讽工人：“看你们如何罢工法？”工人闻讯后，非常气愤，齐集工会，要求拚死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时，工人莫不万众一心！于是，工会决定在向路局提出条件的二十四小时后宣布罢工。十月二十七日，京绥路全线车务与大厂工人近一千五百多人开始了总罢工。
罢工后，工会向各界发表宣言，表示这次罢工实出于不得已，路局迫使工人走投无路，只有采取最后行动，进行罢工，以待解决，并在宣言中将七项要求附后，布告全国，其条件为：
（一）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
（甲）工人月薪，无论多少，一律加增二元。
（乙）人跑车饭费，一律加至三角。
（丙）每年加薪一次，至路局工人薪资表最高资额为止，但遇社会生活程度超过此项高资额时，须重新定薪资表。
（二）每逢礼拜日节日、路局官假、及工人应休息之假日中作工者应给双薪。
（三）工人因病身故者，给全薪一年与其亲属；因公遇险身故者，给全薪二年；如系积劳或因公致病者，其假期不论长短，均不得扣薪。
（四）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在官假中曾作工者，请照局电，一律补给双薪一月。
（五）承认现在的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工人之权。
（六）局中因故开除工人，须先期以充分理由通知车务工人同入会，俾有辩护余地。
（七）工人亦须一律发给与本路下级员司同样的制服。
罢工宣言张贴通衢要道，工人们正气凛然。工人纠察队、敢死队巡行车站、道口。宣传队走上街头，向群众讲演。京绥铁路充满革命气氛，口号声荡漾山城，张家口一派沸腾景象。
罢工坚持两天，一切运输陷于停顿，货物积压，路局顿陷恐慌之中，指使机务段工贼开出车头，企图破坏罢工，同人会会长李连升闻讯，率领敢死队，立即赶到新安街东口一带，截住机车。当时正值初冬，塞外寒气逼人，李带头甩掉上衣，赤膊躺在道轨上。在他的带动下，敢死队队员们也甩掉上衣，挨个卧轨，足延绵半里多远。这时车头步步逼近，队员们毫无惧色，均置生死于度外，场面极为动人。李连升眼看车头逼近，乃挥舞手中旗帜，工人们随即呼喊，声响震天，工贼胆怯，车头被迫停止，这一回合胜利了，工人们无不欢欣鼓舞，认识到众志成城，团结斗争力量强大。反动路局见此招失败，恼羞成怒，加派二百名警察前来镇压。工人们则对警察宣传罢工理由，争取警察对工人的同情。在工人们的宣传攻势下，警察采取了中立态度。随后，察哈尔都统张锡元，派其参谋长率一营武装士兵包围车站，声言要捉拿李连升，想借此恐吓工人，达到复工的目的。我们估计到敌人的阴谋，要求工人中的党团员和活动分子坚决顶住，在这关键时刻不能退让，要他们以行动鼓舞大家，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于是工人们在工会党团的组织领导厂，团结一致，顽强搏斗，李连升据理力争，在群众的护卫下，敌人终未敢动手。至此，京绥路的后台、吴佩孚御用内阁的交通总长高恩洪感到无可奈何，指示路局答应了工人所提的条件。罢工仅历时三天，经过了激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书记部在该路工人群众中威信大增。该路工会以外的群众组织大都解体，其工人均投奔同人会接受党的领导。
在罢工胜利结束后，我又连夜赶回了开滦。 |
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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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北京迤东地区的罢工斗争
·规划和起步
·山海关与唐山罢工
·开滦五矿沿革与斗争形势
·开滦罢工的准备
·羽檄纷驰声援罢工
·募集罢工基金
·矿务局让步与复工
·铁牛事件
·罢工经验与教训
规划和起步
―九二一年底，在陇海路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北方书记部进而考虑下一步工作，为要贯彻党中央大力发展工会组织的指示精神，亟需对北方地区作全面规划，提出一个方案来。北方书记部一向把产业工人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摆在优先的地位，经过多次研究，除对几条主要铁路工会作了规划外，还着重讨论了在北京迤东的工业地区开展工作的问题。这里包括从山海关到天津、唐山一带，是北方最大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总计约五、六万工人，他们分布在京奉路各站和唐山铁路制造厂，以及开滦五矿、启新洋灰厂、华新纱厂等大型工矿企业中。
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它还是北方的交通枢纽。京奉路斜贯其中，经山海关直达东北三省，为去东北必经的咽喉要道，东面临海，有当时北方最大的吞吐海港秦皇岛，可通往南方各口岸和世界各地，为国际贸易的重镇。开滦的煤矿资源丰富、质地优良，生产我国唯一能用于出口的原煤，当年主要为英国所垄断。唐山地区在国际贸易中居重要地位，因而它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一定影响，曾是英、日等帝国主义争相角逐的场所。它的位置又密迩首都与天津，对国内政治也是敏感地区，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如能在这一地区，发动数万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斗争，这对全国的影响能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
由于这一地区的重要，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政府、北洋财团、交通系等等官僚政客集团都插手其间，也是他们利益的所在，因此控制也是十分严历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觊觎”。可以想见，在这里发动工人斗争，其阻力和将遇到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当时，书记部同人都很年青气盛，在认准其重要意义后，就不计成败，努力去做，务求有一结果。事后回顾，虽有考虑欠周的地方，但毕竟通过实践，收获是不小的。主要是锻炼了干部，增长了才干，扩大了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工人出身的革命领袖，如邓培、梁鹏万、王麟书、阮章、只奎元、李兴昌、袁乃祥等和一些优秀干部如王尽美、吴先瑞、彭礼和等。
书记部的规划，是从京奉路入手，组织工会，逐步扩大影响，使开滦煤矿和唐山的一些城市工厂也组织起工会来。而京奉路则又以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为基点，建立一个全路的统一工会组织。与此同时，开展建团、建党工作。在铁路、矿山和城市工厂工会的组织初具规模后，一伺条件成熟，就发动一场全区性的经济和政治的同盟罢工，以求改善工人的境遇为目的，从而使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日臻巩固，才能把所有的工人都团结在革命工会的旗帜之下。这一种设想和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虽然有限。但在当时，要实现这一目标，发动一场同盟罢工，真正把工人都组织在书记部领导下的工会中来，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京奉路的工作当时已有了一些基础。很早我们就到过唐山从事调查。我们和当地唐山大学（原北洋路矿学校）的同学有过联系。我记得第一次去找线索，是我和两个北京的学生到唐山大学的。我向那里的同学说明来意，想找唐山地区铁路、矿山及其他方面的工人聊聊。他们当即表示愿意一道来做，于是我们双方联合进行。首先调查唐山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调査之后，曾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登在《新青年》（七卷第六号）上。通过这次及其后多次调査，使我们对唐山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感性认识。当年，京奉路在唐山有一个广东会馆，在铁路、矿山工作的广东籍技术工人都集中于此，所以我们就从这里着手。我们通过访问工人，慢慢地发现了他们当中有一个叫邓培的，是铁路车辆厂（南厂）的技工。于是我们就去见邓培，前后找了他好几次，他很健谈。我们对他也逐渐有了了解。
邓培是广东香山人，祖父、父亲都是产业工人，邓培进过技术学校，能看图纸操作，还懂得英文并能讲点英语。不会说普通话，有时他说广东话，我们听不懂时，他就用英语来表达。邓培为人正派，思想开朗，手艺好，技术高，带有几班徒弟，在工人中间很有威信，是事实上的头领。他告诉我们，唐山在民国元年，就有人来组织过工党，让他去参加，他没有参加。当时参加的人，不少都是技术工人，这些工人受过英国工党的影响，想在中国组织工党，加入的都是技术工人。当时已有了个雏型的组织，但因中国没有建立工党的条件，人数又不多，还没有形成势力，就很快消失了。以后，陈翼龙在北京、天津组织社会党，公开活动，也派人到唐山组织社会党支部（当时宋教仁从日本回来，想在中国搞议会道路，陈翼龙原系日本留学生，可能是受了宋的影响，到唐山来组织社会党）。后来袁世凯下令封闭了北京社会党总部，并将陈翼龙下狱处死。自此以后，唐山工人中再没有人来组织政党活动。所以邓培说：“现在你们来组织马克思主义的工会，我是赞成的，但鉴于前两次的失败，你们要作充分的准备。”并表示他愿意参加此项工作。唐山地区的工作，邓培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南厂也通过邓的关系，工作慢慢发展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经我提出，最后经过北京区委的讨论研究，决定发展邓培为中共党员，他是北方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之一。邓培入党后，唐山地区的工作进展更快了。这时，唐山工人俱乐部已经组织完善了，邓培是俱乐部的负责人，后来又办起了唐山铁路工人图书室，陈列有各种适于工人阅读的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工人周刊》、《劳动周刊》等。随后，唐山的党组织也建立起来了。
山海关与唐山罢工
一九二二年初夏，尽美新从苏联东方民族大会回来，主动提出到山海关工作。山海关西靠燕山，东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为军事要塞，时为直系军阀所控制，对工人防御亦极严密。当地工人帮派分歧，相互嫉视，开展工作极为困难。但尽美深入基层，亲作苦工以接近群众，进行宣传说服，终于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博得工人群众的拥戴，约经三个多月，才建立起京奉路山海关工人俱乐部，同时又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是年秋天，京汉路八月罢工胜利后，一次我与邓培、尽美三人同登山海关，会见了山海关俱乐部和党的负责人佟惠庭，共同研究山海关的形势问题。时适山海关俱乐部发动撵走工头赵某后，其余党陈宏经怂恿路局无端开除俱乐部委员佟惠庭和景树庭二人，恣意破坏工会，工人十分义愤。在此情形下，究竟应采取何种对策，大家分析后，决定趁此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抗议斗争，以求彻底解决增加工资的问题，并作好罢工斗争的准备。这一工作由王尽美会同俱乐部负责人佟惠庭主持。与此同时，唐山也开展经济斗争，准备必要时发动罢工，与山海关相策应。由邓培准备，我赞襄其事。
唐山制造厂有三千多人，因邓培是制造厂的工会负责人，又是中共唐山地区的负责人，他对唐山地区情况很熟悉。唐山罢工决定由邓培主持。长辛店八月罢工的胜利，对京奉路各站鼓舞很大，工人为改善工资待遇也跃跃欲试，九月十一日，我偕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须永德到唐山沿，见到邓培，了解当地佾况后，建议他立即组织罢工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邓培、王麟书、刘玉堂、阎福堂、罗占先、李福庆、李显廷、梁鹏万等。罢委会组成后，讨论了向厂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并推我执笔，写了一个简短的宣言，提出所议的五项要求。宣言历数了工人的苦况。其文如下：“我们在黑暗地狱的唐山制造厂工作，迄今十有余年。悠悠岁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终日精疲力竭，执奴隶牛马之役，为的是资产阶级的繁华富丽。到而今工人的生活，竟至辗转沦落，每况愈下……我们怀著无限悲愤，到此万不能隐忍了！所以于今日提出最低限度条件五则，向路局交涉，限期答复。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起码的要求，只有全部允许，决无磋商余地。现已全体公决，誓非达到目的不止。”
接着提出了如下的条件：
（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
（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按月薪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者加—成。
（三）以后每年应如薪一次。
（四）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应照车房例，包含下列各项，（1）三年须有二月例假。（2）每年须有两星期例假，假期中发给全薪。（3）病假须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一次。
九月十三日，向厂方正式提出上述要求，并限三天答复，厂机务处未予理会。我与邓培商议，认为有必要召集全厂工人大会，讲清情况；同时进行宣传鼓动，要作立即罢工的准备。会上可请长辛店工人代表介绍八月罢工斗争胜利的经验，以壮士气；同时可联络山海关、秦皇岛等地工会派工人代表出席。于是，于十四日午后，全厂自动停工，举行群众大会。会前我们做了充分的组织动员，结果全厂三千工人都出席了大会。主席邓培宣布开会的意义后，首由长辛店工会代表王俊演讲，大意谓：唐山工人旧有南北界线，大家要明白这是旧社会的坏习气，工人应不分南北，团结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斗争。继续发言的是长辛店工友须永德，介绍长辛店八月罢工的经验。随后有山海关代表佟惠庭演说，唐山与山海关工人应密切联合，一致奋斗，互相支援，“打虎需要亲兄弟”，只有团结起来才可以很快达到目的；并报告了山海关正在做罢工的准备。大会后，全体工人敌忾同仇，战斗精神大为提高。遂于次日再次派代表向机务处交涉，厂方仍一味拖延，迟迟不予答复，直到十月初，工人忍无可忍，乃举行大会示威。厂方才不得不商量退策，经路局同意，答应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工人坚持必须承应全部的条件，否则于十月十三日一律罢工。厂方未予答复，于是酝酿一月之久的罢工，遂于十三日凌晨爆发了。
罢工开始以后，全厂各门派人把守，纠察队长刘玉堂带领近千人的纠察队伍，巡行维持秩序，工人个个精神焕发，与平日大异。厂方这时见工人组织纪律严明，非同小可，十分惊恐，请求警察厅出兵保护。保安队逮走了一些出外联络的工人代表。工人闻讯，积愤愈烈。罢委会随即组织群众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捕我工人，要求立刻释放被捕工友。
罢委会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路局用大量金钱雇买工人来破坏罢工。纠察队就一面查获破坏事件，一面揭露敌人用金钱收买工人的阴谋，劝告受蒙蔽的工人，不要轻易上当，自相残害。路局吁请当地美国驻兵出来镇压，纠察队就沉着应战，并致函美国兵菅，质问他们是否明白国际法，如无视驻在国主权，激起暴动，就应由兵营长官负责，所以美兵也不敢妄动。
罢工坚持近八日，当局无法制止，厂方怕殃及周围厂矿，扩大事态，不好收拾，乃不得不作出让步，答应将所扣的工友放回，并与俱乐部商议办法，基本上答应了所提各项条件，于是在十月二十复工。
现在补叙一下山海关罢工事，先是，王尽美赴山海关与山海关俱乐部主席佟惠庭积极筹备，组织罢工。在唐山罢工正在酝酿时，尽美来到唐山找我，商谈山海关罢工斗争诸问题。尽美说：山海关俱乐部已于九月二十号左右向路局提出六项要求，条件如下：
（一）速开革陈宏经，请我们的代表佟惠庭景树庭二君复职，并将二君停工期间工资完全发给。（二）每星期日及各种假日，均要休息，并须发给全薪。（三）凡工人一律加薪，按十五元以下者加三成，十五元以上者加二成，五十元以上加一成。（四）以后每年加薪一次。（五）此次直奉战争工人所受损失极大，应照火车房例，同样发给奖佥。（六）关于待遇平等，包含下列各项。（1）每年须有两星期假，假中发全薪。（之）每三年须有两月例假中发全薪。（3）病假必须发给全薪。（4）工人向厂买物及购煤，必须与员司受同等待遇。（5）工人家眷来往乘车，须发给全免费票。（6）每年发给五路乘车免费票一次。
此外，尽美还谈到，廿五号召开露天大会事，当时，全体工人表示，如果路局不答应所提条件，决心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工人情绪十分激烈。我们对山海关斗争情况分析后，认为工人决心很大，罢工准备也已成熟，可以不等唐山，先进行罢工斗争。于九月三十日，我偕尽美同去山海关，正值路局发布一告示，宣谕工人，对工人所提条件几乎未作答复，工人对此愤懑已极。我和尽美见此情形，知道不采取罢工手段，当局是不会理睬工人的要求，遂决定次日下午召开露天大会，进行动员。开会时，满场白旗挥舞，口号声此起彼落，会场四周大幅标语，琳琅满目，气氛十分激昂、热烈。工人确已发动起来，罢工条件已趋成熟。主席佟惠庭宣布开会，并发言表示俱乐部决心奋斗到底，直至取得胜利为止，工人报以热烈掌声。接着唐山工人代表和秦皇岛工友俱乐部代表相继发言，表示愿与山海关工友一致行动。王尽美也上台讲演，鼓动大家努力奋斗。群众情绪这时达到高潮，高呼“驱逐工贼陈宏经！”“打破奴隶制”等，观者极为动容，足见尽美平日工作之深入，他已深得工人的爱戴。最后主席宣布，限当局三号晚答复，否则举行罢工。
十月四日，山海关工人开始罢工，尽美起草宣言，吁请各地工友实力相援，一时京津各报纷载山海关罢工消息。这时唐山工人也正准备罢工事，决定加快步伐，提前罢工声援山海关工友。
罢工后，山海关路局见工人团结坚固，知不可轻侮，并风闻唐山工人要于近日罢工，若卷入唐山工潮漩涡之中，将益发不可收拾，路局即于十月十二日接受工人所提条件，并由该路局长明文批示：“陈宏经立即革除；佟惠庭、景树庭二人复职，补发全部工资。”于是，山海关罢工胜利结束，前后约历十天。
山海关罢工的胜利，曾给随即发生的唐山罢工以很大的鼓舞，唐山制造厂罢工从酝酿到胜利，历时较长，困难程度也比山海关要大，但山海关的胜利给唐山工人带来了斗争必胜的信念。而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的胜利对开滦五矿工人又是一种促进；对于即将进行的开滦五矿斗争也是一次小练兵，大家更觉有把握了。在山海关和唐山制造厂罢工时，开滦五矿的斗争已在进行中。本来书记部准备同时进行，来一个北京迤东地区的大规模同盟罢工，但由于各处情况复杂，准备工作难易不同，发展形势变化不一，人手也告不足等等，遂造成相继罢工的形势，而又以开滦五矿同盟罢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最艰巨。但干部、群众有前两次罢工的胜利，信心充沛，始终顽强战斗，不溃散、不分裂、不叛变，足以坚持到最后，使开滦罢工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开滦五矿沿革与斗争形势
开滦煤矿创于一八七八年（在此以前属于手工业式经营），是最先采用近代技术经营的本国采煤企业。庚子条约以后，引进英国资本，变为中英合资公司。该矿由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胥各庄五矿所组成，幅员几百里，年产煤平均为四百五十万吨，当时占中国新法开采煤产景的五分之一。开滦煤矿地跨开平、滦县地区，其中唐山煤矿产量最大，品质优良，靠近海港车站，水陆交通便利，中国北煤南运由此发生。自是以后，天津、上海、香港、新加坡、马尔他等地英国企业用煤、船只用煤与海军的大部分用煤均由此处供应。开滦公词名义上中英合办，但实际经营大权为英方所把持。中国方面以袁世凯及其他北洋军阀股票最多。英国方面东印度公司股东居多。每年纯利平均二百五十万英镑，最高时达一千万英镑。
这次开滦五矿罢工，其矛头不仅是指向英国资本家，而且也指向由北洋政府和军阀官僚所控制的华北财团。
当时，华北财团辖有三个银行，其中，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名义上是官商合办的银行，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中国银行享有铸币、发行纸币，代理国库和代募公债等特权。辛亥革命后，中国银行的大权，由北洋政客王克敏、李士伟、徐恩元等长期把持。交通银行是北洋政府国营交通事业轮、路、邮、电四政的金融机构，该行大权归政府独揽。从一九一四年后，它也成为国家性质的银行。这个银行的领导权，开始由旧交通系梁士诒、周自新等所把持，后来又由新交通系曹汝霖、陆宗舆等接手把持，一直是北洋政府新旧交通系官僚们的主要经济活动地盘。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在当时号称为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
在华北财团各银行中，军阀官僚个人的投资和存款，占有很大比重。据估计，北洋政府主要军阀官僚七十二人，拥有私产总数达六万六千五百四十万银元之巨，其中拥有千万元以上私产的共有二十三人，曹锟和张作霖二人各五千万元。这些军阀官僚通过搜刮民脂民膏而积累的巨大财富，大量存入银行，成为大股东或总裁，把持着银行的大权。在开滦煤矿的投资中，北洋军阀银行的股票不少，毫无疑义，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是对他们的直接打击。因此，他们与英国资本家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运动，也是必然的。
英帝国主义在秦皇岛驻有重兵，中国军阀通过天津及当地驻军也对矿区十万中国居民进行统治与剥削，方式极为复杂，镇压与欺骗各显其用。开滦矿工在经济与政治高度的专制下面，生活非常贫困，工人每日平均工资二角，工作十二小时，下井一次常把两周的劳动在一周做完，劳动十分紧张。因工死亡仅得恤金四十元（死骡马一匹赔偿金约一百元）。长期以来由于技术设备逐淅陈旧，不断发生矿井淹水、瓦斯爆炸与井道陷塌等种种事故。如一九二〇年唐山九道巷煤矿瓦斯爆炸，造成死工人432名，伤122名的重大事故，数十里矿区哭声载道。工人自称备历水、火、刀、兵诸劫，并非虚语。因此，工人自发斗争如厝火积薪，时有所闻。据工人谈，开滦过去自发斗争层出不穷，如一八八二年矿上北方工人曾为要求工资平等（当时南方工人工资高于北方工人）而罢工一次；一八九一年工人为了反抗外国工程师虐待又发起斗争，结果有五位工人被捕。由于英国资本家势力雄厚，而且对付工人斗争有丰富经验，因而矿工面对的是一个相当凶狡的敌人。
开滦罢工的准备
北方书记部于一九二二年初，开始在矿山广人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会的工作。北方书记部负责人以身作则，动员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非宗教同盟会员，社青团员走出课堂、实验室，投身矿区从事艰苦工作。当时北方书记部的人来到矿并，带有《工人周刊》等各种革命书刊，向工友们介绍一些革命道理和工人进行斗争的事例，如陇海铁路、长辛店罢工斗争的经验。有些来自长辛店的工友向矿山工友进行现身说法，这对于后者启发特别深刻。由于北方书记部同志深入矿井，耐心刻苦工作，与广大工人群众取得联系，在唐山开始建立了地下工会。在组织工会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联合当地矿工各主要帮派，当时唐山工人主要分成南北两大帮派。南派以广东人为主，工程技术人员居多。他们在广东街设立广东会馆，用以团结本帮工人。北派工人人数最多，又分为河北与山东二帮，河北省又分为大名、保府与河间三帮（保府，河间二帮合称顺直帮），北方各帮大多为一般井下工人，其他地方工人数量较少，附属于附近地区帮派，矿区家漓、市民合计十余万人。各帮派彼此之间常因就业问题或语言隔阂发生争执，互不团结。书记部同志来后，晓以革命大义，使他们化除畛域，统一组织工会，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五矿工会领导机构大都是吸收南北各派中的革命意志坚强的，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所组成。当五矿分别成立革命工会后，又联合成立五矿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是领导全矿的总的工会机构。俱乐部成立后，就为改善工人的境遇着想，前面提到一般工人生活的苦况，就是技术工人也因十几年未提过工资，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生活亦很艰难。这是全矿工人最切身的大事。俱乐部为此准备了向矿局提出改善工人生活的要求，同时也作了必要的组织和各项准备。
十月十六日，开滦五矿工人正式向矿务当局提出改善待遇的起码要求，它是通过一封英文信向矿务局提出的，这封英文信由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英文组的同学执笔，采用外交词令，文宇风格力求“西洋化”，是几经推敲，三易其稿，然后打印发出的。
信的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叙述矿局对工人待遇不公，列举事实，使矿局感到无词推托。第二部分则明确提出六条要求，合情合理，并不苛刻。六条内容如下：
1．按下列的标准增加工资：甲、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下者增加百分之三十；乙、每月工资在十五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二十；丙、每月工资在五十元以上者增加百分之十；
2．每个年终发给奖金一个月。
3．星期和新年假日停止工作并发给工资。
4．廉价煤和慰劳金应和中级员司同等发给（凡支月薪十二元，应有享受这个利益的资格）。
5．凡服务年限超过二十五年者，应给予和工资相同数目的养老金，如无严重的过失不得撤职。
6．凡因公受伤者，应继续发给工资，而因公死亡者，应给予和五年相同数目的抚恤费作为慰劳金。
该信是指挥部第一个对外的英文文献，信中措词不卑不亢，颇为得体。另外还大量印发了中西文宣言和传单，向中外社会舆论呼吁，争取对工人的同情和支持。
英文信递交矿局时，并派八名代表前往交涉，代表态度坚决，限当局三日内答复，否则以罢工对待。这八名代表的情况，现查出的记载资料为：
张瑞峰唐山井下看守人五十岁
李新章唐山铸工三十八岁
刘河林西骡夫三十五岁
刘宜美林西骡夫四十一岁
孙家辽林西机器匠三十二岁
刘忠赵各庄机器匠三十三岁
葛定东赵各庄并下机器匠四十五岁
廖洪祥秦皇岛机器匠，秦皇岛矿务局工友俱乐部的委员长二十五岁
矿局接信后，见内容清楚具体，无回旋余地。总矿师杜克茹（A.Dosgties）一贯傲视矿工。他对此十分恼火，蛮横地对代表说：你们的条件可以考虑，但劳资双方不能处在政治上平等的地位来谈判，工会不能成立，矿务局也不承认俱乐部是合法团体。代表据理驳斥，终使总矿师词穷，改称需与天津总公司经理商议后再作答复，借以拖延时日。谁料他返回唐山后，竟带来两个保安队约二百多人，驻扎矿区监督工人劳动，其态度复又如前，同时出布告晓谕工人：不要受人鼓动、利用，凡提出无理要求或作扰乱的举动，本局是一定不能答应的。他又假惺惺地说：“目下粮米高贵，各样花费又大。本局打算给赚小工钱的人加点工钱。从本月起所有每月赚三十块钱以下的工人，都照加一成。”这和工人提的起码要求相去甚远，尤不能容忍的是派保安队对工人实行监督，实属人格侮辱；且无视工会的存在。这时工会已把上万工人组织起来，岂能受此政治上的漠视，于是五矿俱乐部召集代表开会商讨对策。会议正在林西召开时，竟被矿局侦知，派保安队来驱散，并当场抓走表示抗议的六名代表。工人闻讯后，群情激愤。只奎元找到我和邓培商议，认为罢工势在必行，工人情绪高昂，特别在唐山、山海关、京奉路罢工胜利的鼓舞下，干部都跃跃欲试，俱乐部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团结更广泛的群众而巩固发展。这也是半年来书记部所预期的计划，几经考虑，认为应当机立断，否则敌人将更有准备，于是决定次日五矿全体罢工，当晚各代表分头通知各矿工会传达罢工命令。于是从十月二十三日起，唐山、林西、马家沟、赵各庄、胥各庄同时举行罢工，井上，井下，机务各处总计三万多工人全部停止工作。一场震撼中外的开滦五矿同盟罢工就此开始了。
矿局方面，对罢工是早有准备的，其主要人物是比利时籍的总矿师杜克茹和英国籍总经理杨氏（Young），起决策作用的是英国董事会。英国是一个工矿业多，工人罢工也多的国家，英国统治者积有对付工人的丰富经验。平日，他们就和当地军阀政府相勾结，采用现代的侦缉手段，注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当唐山铁路制造厂的罢工还在进行时，矿局就和直隶警务处互通情报，对工人严加防范。这里摘录一段事后得悉的他们往返的函告，就可管窥他们所持的一般态度。警务处给矿局的信函中，通知矿局，京奉铁路职工已罢工，很可能也影响到矿区，并说：
“现闻林西矿工人已被铁路职工所引诱，铁路职工答应给予他们数千元作为进行罢工的开销。据说该工人等对于他们的斗争表示热烈同情，并已决定与他们采取—致行动。此事现正在秘密进行，尚未泄露。当探知这种阴谋时，立即派出得力警察和便衣侦探到各处秘密调查，但是因为他们严密地进行阴谋活动，尚未能探出他们的机关所在以及其首领的踪迹，至于已探得的消息可以概括如下，他们拟借煤斛加价为名要求增工资。他们打算提出以下五项要求：（一）在开滦矿务局服务二十五年或超过二十五年的工人每年绐予慰劳金。（二）因为生活高涨，全体工人应增一定数目的工资。（三）建立工人医院，工人病伤得在此医院治疗，由开滦矿务局负担花费。（四）工人死亡，开滦矿务局应给予埋葬费。另外，工人因公受伤，在医疗期间，应照付每日工资，不得扣减。（五）全体工人在星期日免于工作，如果需要工作，这天应给予他们双薪。以上五项要求将在他们罢工开始之前提出。如果他们的要求不蒙允许，他们将以罢工相威胁以求接受他们的条件。这是我们所探来的全部消息，……。查唐山路工罢工风潮现时尚未平静，矿厂相距甚近，煽惑引诱亦势所不免，除饬该署长督饬官警，受姚队长指挥，严密防范，一面晓以大义，切实开导，俾知其各人切身利益关系以维公安外，相应函请査照。”
在另一封信中说：“制造厂罢工现已四天，连日局长（指公安局长）随同路局人员与工会代表讨论要求各条件。该代表等坚持甚力，一时恐难了结。”
矿局给警务处的回函中说：
“近来有煽感者到达矿上，他们为了政治缘故，正在试图制造工潮。这些人引导工人组织联合会，并向敝局提出许多要求。”这里的“联合会”就是指“五矿工人俱乐部”。他们之间互通情报，往还紧密，对俱乐部的活动也早有觉察。
后来在警务处长杨以德绐陆军部的呈文中提到：罢工中发现“山海关京奉铁路工友俱乐部”的传单，其首端标有（锤子镰刀）符号。此符号即系俄国过激派。并由此下结论云：“查此次罢工风潮，并非纯系工人生计问题，内中因有由京来唐过激主义杂手其间，前日在唐山罢工机关内查获函件，均属传布过激主义函件。”由此概见当年杨以德坚持施行铁血政策，是认为开滦罢工是一个政治事件，而对书记部的一些活动，又十分警觉，在其发布的布告则更露骨宣称：“查此次工潮，迹其种种行为，确系有奸人主动，图谋不轨，若不赶紧取缔，诚恐祸成燎原。”
为了领导好这次罢工斗争，中共北方区委与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组成强大的五矿罢工指挥机构。决定让邓培脱产，以全部力量投身于开滦罢工斗争，让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王尽美参加指挥部。这些都是北方区委所采取的重大步骤。同时我也参加了罢工委员会，任中共党团组织负责人兼指挥部主任。先后在五矿罢工指挥部工作的主要人员还有：梁鹏万、阮章、袁乃祥、彭礼和、李梅羹、吴先端、李星昌、只奎元、董鸿宾、阮永、王麟书、王德舟、贾纡青、王宝仁、金满等二十余人。
这次罢工组织是相当严密的，领导罢工的机构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仍用五矿俱乐部的名义，罢委会系由各矿工会的代表和北京区委（罗章龙）、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王尽美）、唐山地方党（邓培）的代表组成。执行机构为罢工指挥部，以下是各矿基层组织，全体罢工工人都组织在“十人团”中，每十人组成一“十人团”，选团长一人，负责组织和召集团内活动。指挥部还设有调査部和纠察部。调查部从事调查内外奸细，查处破坏工会的事宜，如有情况立即报告调查部长，提到罢委会中讨论。纠察部下设纠察队，共有纠察队员近两千人，分设几个大队和支队，纠察队由张隐韬等同志训练，纠察队员中有不少人是经历过行伍生涯的。他们具有战斗经验，由他们督导上阵，能做到见阵不惊，勇猛顽强，这种精神在和敌人多次枪击的激烈冲突中完全体现出来了。平日，他们巡行于街市，保卫厂矿，守护矿井，维持开会会场秩序。开滦矿工的纠察队在北方的各次大型罢工斗争中，是组织得最好的，远近闻名，当年报刊曾有过详细的报导。
罢工指挥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有时设在铁路与工矿中心地区，有时改在唐山大学办公，均以取得广大革命群众的掩护与支持为条件。
罢工指挥部事前充分估计了敌人的反动本性和可能采取的手段，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指挥系统始终分散隐蔽，罢工指挥部设在南厂（即唐山铁路机车厂）附近。宣传机关则分设在各矿厂郊区工人住宅内。掌管工会基金的财务机关设在较安全的山海关铁路工会附近。在五矿罢工期间，还在天津租界设置罢工事务联络站，由宋天放、李梅羹等在联络站负责，所有关于罢工新闻公告文件等，均在天津秘密印刷发布，并开辟有内部交通接头处。同时，在开滦罢工期间，党集中了唐山地区的党员，其中包括铁路机车厂（即南厂）、开滦五矿：水泥厂、秦皇岛桥梁厂、唐山大学等处的党员，组成开滦罢工中共党团，成为罢工斗争的核心机构，一些重大决策都须经党团讨论。罢工党团设在市外，以备随时转移地址。当时唐山党的领导力量是很强的。在罢工期间，斗争形势瞬息万变，并且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党组织面临繁剧任务，始终保持步伐整齐，临危不乱。这些都说明唐山党组织确实具有相当强的组织与指挥能力。
矿局对付罢工，诡计多端。归结起来，其第一个办法，就是武力镇压，以保护英人利益为名，四处求援，调动军警来镇压罢工。第二个办法就是从内部离间工人的团结，瓦解工人组织，派遣所谓“和平使者”向工会活动。第三是用经济围困方法，威胁工人生活，借以使工会就范。矿主既采用上述各种方略围困工会，工会亦针锋相对，组织反击，如此相激相盈，造成长期罢工局面。
罢工以后，矿局外籍员司感到非常恐慌，一面请天津英领事派兵增援，到矿场保护；同时又请曹锟加派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协防。当年开滦五矿虽是一个工矿企业中心，但同时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天津迤东、唐山、开平、滦州一带，军阀政府的军队计有开平镇守使殷本浩驻军一师；滦州第十五师（师长彭受莘）、十三混成旅董政国一旅驻军；天津直隶警务处杨以德所辖的保安队共五大队约三千人。此外，外国军队驻唐山者有英国、印度兵一中队约五百余人，由英国人斯莫莱（Smalley）上校统率：林西、赵各庄分驻英兵各一队，约三百人，由芬尼士（Finnes）上校统率；秦皇岛有英国兵一队约五百人，由詹姆士（Jams）统率。总计在这一地区约有兵力上万人，故英国矿业资本家在获悉罢工消息后，第一是给曹锟发了一个电报，要求曹锟政府尊重条约，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于是，曹锟就派了一个师到矿山来镇压工人罢工。第二是英国董事会在罢工期间，又前后送了一百二十万元给天津警务处处长杨以德，重贿杨以德。杨主张借武力解决，派了大量保安队进驻矿山，伺机镇压罢工。这样，罢工期间，矿上有帝国主义的军队、曹锟的军队，还有天津警务处杨以德的保安队等，构成了对付工人的强大军事镇压机器。
面对上述强大的敌人武装势力，罢委会曾作了详细分析，认为：开滦五矿工人的罢工，仅靠二千徒手的工人纠察队是无法对付上万的武装军队的。如果敌人的这些武装力量都联合一致，对罢工采取强硬态度，那前途就非常可虑。罢委会研究决定，采取分化的策咯，争取能同情工人的部队，而孤立顽固的势力。于是指挥部通知各矿工会组织宣传队，分途向各驻军宣传罢工的起因，并指出罢工的举动是文明国家的通例，是民主国家工人的正当权利，不可用武力干涉，而这次罢工实出于争取生存权利，是被迫出来的。工会也向军队写信，说明工会态度，揭露英国资本家欺凌工人的罪行，希望驻军不要同工会对抗。我们不仅向兵士做宣传，也向驻军长官做宣传。士兵听后甚为感动。殷本浩、董政闻等平日对英国资本家及唐山的洋员横行本怀不满，又见保安队军纪败坏、鱼肉乡民的行为，亦大不以为然，群众对保安队更是人人切齿。殷、董在我们做了工作后，采取不干涉态度。某军官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钱，工人又都是我们的乡亲，我们没有义务来屠杀工人。”他们保证不开枪打工人。殷本浩还主动要矿局让步，提出调解方案，并愿意在必要时出面调停。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对付杨以德的保安队了。我们对保安队则针锋相对，保安队巡逻，工人纠察队也巡逻，互有冲突。工人纠察队并不示弱。遇到保安队抓人，纠察队就去把人抢回来。有时，保安队出来巡逻，我们纠察队巡逻的人也抢他们的人。在罢工期间，工人纠察队同保安队诸如此类的冲突为数不少。我们集中力量对付杨以德的同时，对外籍军队也极力做争取工作。工会特地用英文书信、传单向英兵解释，英国既称民主政治，工会有罢工自由，更应尊重中国主权，和平相处。我们还招请外报记者，说明罢工要求条件及工会的态度。外籍军官詹姆士表示，英军保持中立，不介入罢工事件。经过一系列工作，在保安队中除一部分特别顽固者外，其他都对工人按兵不动，这样就减少了双方不必要的武装冲突。
当时，英矿局规定，自总矿师以下外国员司一律驻守厂内，守护发电厂、锅炉间、电机绞车、水泵及其他重要部门。但工人及市民平日对矿局的英、比籍高级员司的专横态度，深恶痛绝，因此罢工后，外籍工程人员时恐报复，不敢外出，好象当年义和团再临眼前似的。
一次，工人纠察队在赵各庄阻截比国工程师马孟达（Malmendier）外出求援兵，双方遂起冲突，指挥部闻讯前往解释，马已面无人色。有些外籍员司乘机请假避往天津或竟辞职回国。他们到外地和回国后，造舆论写文章，大肆污蔑说：“现在唐山又出现了新的义和团，是新的土匪。”以致引起英国朝野大为震动。《泰晤士报》曾著文报导此事。
矿局在调集军队对付工人的同时，还从外地招募工人（“夫役”）进矿工作，借以破坏罢工，约在罢工开始后的两三天内，就招来“夫役”约三百名，以后又陆续招来数百名，其中包括一些技术工人（机器匠和电机匠等），大多是在天津招募的，分派到各矿企图代替罢工工人的工作。我们闻讯后，就派工人纠察队设法赶走他们。杨以德则出动保安队保护他们所招募的工人下井劳动，纠察队就把住井口，不让他们下井。总之，敌人施出计谋进行破坏，我们就和他们斗。尽管敌人力量很强大，但我们除注意策略外还广泛动员群众，他们亦不敢小视。在双方搏斗中，情况也十分惊险，十分激烈。在斗争中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工人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革命精神。
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发生在罢工后的第四天，十月二十六日晨八时，罢工纠察队正巡行于西大街，突与保安队遭遇，双方发生冲突。保安队势众，当场抓走纠察队员张隆、高金声、刘福存、高振中、张永利、张永顺、杨荣林等十余人，押囚在警察局。工人闻讯后，群往营救，保安队见工人来势勇猛，遂开枪射击，当场重创倒地者七、八人，轻伤无数。枪声愈响而工人来者愈多，保安队不敢再开枪，只得退守在警署门口，相持数小时始散。这次事件工人表现十分英勇。但事件发生后，也有些胆小怕事者，于是谣言纷起，加之敌人从中捣乱，一时人心惶惶。罢工委员会召集工会代表讨论，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这不过是敌人有意制造恐怖，罢工委员会应力持镇静，毋稍示弱，使敌人狡诈阴谋无法施展。指挥部派出宣传队、救护队和纠察队及时援救受伤工人，并到街头演讲、巡逻，劝慰大家不必自相惊扰，罢工秩序因此复获安定。同时罢委会通过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北方区委，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使杨以德和矿局甚为被动。
矿局对罢工采取所谓“糖、棒”政策，在一面重贿杨以德，借武力解决罢工的同时，一面又唆使唐山天主教堂神父、荷兰人薛里渊（Soherion）出面，劝告矿区中信仰天主教的工人“不要为过激派利用，或受人煽动”，企图使工人脱离罢工。他们分矿区进行玻坏，以蚕食手段，分裂罢工阵线。秦皇岛经理处运输处长李克碑（Rickeyby）用钱收买一小部分工人破坏罢工，其中一些被罢委会的调査部侦知后，派纠察队制止。敌人所谓“糖”就是对工人作很小的让步，或是收买部分工人，进行破坏，或是派出如薛里渊之流伪装慈善面目，祈祷和平，达到分裂、瓦解罢工队伍的目的。而所谓“棒”就是拒不承认工人自己的工会组织，不承认工人有罢工权，不与五矿俱乐部作对等的谈判，搬出刽子手杨以德，杀气腾腾地采取铁血政策，镇压罢工。
罢工指挥部的干部，为数众多，如邓培、只奎元、王尽美、罗占先、张瑞峰、董宏猷、梁鹏万等，他们密切联系群众，站在斗争第一线，有勇有谋，在资方采取“糖、棒”政策时，依靠指挥部，依靠工人群众，作到了运筹帷幄，及时针对敌情作出决策，使敌人的“糖、棒政策”未能奏效。
资方在开始的几个回合失败后，未能平息工潮，便进一步实行大规模缉捕罢工领袖。十一月中旬，矿局与直棣警务处密谋，指示警察当局逮捕指挥部领袖邓培、只奎元等，并同时派警察到北京会同京师警察厅带眼线韦振清到打磨厂聚泰店及玉隆店缉拿董宏猷、刘国木、常振庸、刘明达、梁鹏万、曾子才、伍有临、邓扬、万安全、萧渊、白天柱等十一人。他们是应书记部邀约赴北京出席路矿联席会议的，军警到达打磨厂时，他们已迁移住址，幸未被捕。但随后在赵各庄破获工会机关一处，并捕去工会委员张志业；又在马家沟拘走二人。不久，杨以德又从各方面探得矿工会罢工指挥部机关人员名单一份，便广派探警，分途搜索，指令保安队、警察局务必拘捕煽动工潮学生及罢工领导机关人员到案严办云云。并在矿区张贴布告，扬言根据冶安警察法，对罢工者要严加法办，“工人之中有一部分不安分、不明事理及法律之人，妄听奸人煽惑，以罢工为要挟”，“意图扰乱，定即会同军队严拿惩办，勿贻后悔”云云。军警巡行街市，查封罢工机关，大量拘捕工人，书记部工作人员彭礼和亦不幸被捕。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唐山地区。
羽檄纷驰声援罢工
在开滦罢工期间，为扩大影响和揭露敌方阴谋，我们积极开展了宣传工作。当时我们宣传着重从约法精神、民权保障、革命的正义与革命人道立场出发，借以动员中外舆论，孤立敌人。当时全国工会函电交驰，纷纷申讨英国资本家与北京政府。
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处，启新洋灰公司工会，秦皇岛工人俱乐部，唐山大学学生会，长辛店、石家庄、南口等地铁路工会，津浦铁路工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革命团体，均发出通电，呼吁援助开滦罢工。函电内容极为生动，大义凜然，仿如海宇春雷！其中文字多属上选，于此足见革命文风傲睨一代，有不可逼视之处。
罢工期间在北京曾举行过招待会，北方区所属工会、学生会、各法团、参众两院议员与中外新闻记者等出席参加，会上介绍工人斗争情况，揭露敌人残杀工人的暴行及其所施阴谋伎俩等，效果很好。罢工委员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布新闻消息。北京《晨报》、天津《泰晤士报》、《工商新闻》、上海《申报》等都及时报导了罢工消息。
十月二十六日枪杀矿工惨案发生后，我与罢工委员会商议决定，以开滦工人名义通电南北政府议院及全国公团，声讨直隶省和警务处杀人罪行，在致参众两院函中云：“杨以德残杀工人，媚外贪财”，矿务局以巨款贿买国贼杨以徳，“残杀工人六名、受轻重伤者五十七名，又失踪已查知者三十一名，失踪而未知者尚不知若干……”“望诸公早日将杨以德提出弹劾，免职惩办。”函电在报上刊出后，在国会内引起震动，杨以德残害工人罪行昭示于天下，南北各公团声援五矿罢工之呼声大增，如浪潮遍及各地。议员胡鄂公、蒲伯英等三十人联名于十一月二日为开滦矿务局勾通军警惨杀工人案，正式提出质问，质问书云：“为质问事，窃查开滦五大矿工人总同盟罢工风潮，早已发动多日，乃当局不思设法调处，冀求解决，反用武器压服，以至迁延至今，愈趋险恶。”“方今国会重开，法律彰明，究竟政府对于保护劳工，有无诚意？”“派兵残杀工人，究属根据何项法律！”“对于杨以德，开滦矿务局及该局洋人等……均应一并严行查办、分别惩撤。”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各报，又全文刊载了参议院议员张汉章等人的质问书和议员江浩等二十八人的质问书。张汉章等在质问书中质问：“查此次风潮，缘于工人受经济之压迫，同盟罢工并非叛逆行为，何物杨以德竟敢令保安队开枪射击，死伤多人”，“同盟罢工，此事在外洋视若寻常，即吾国近年亦屡见不鲜，何有罪名之可言”，“杨以德据何法律，而敢处工人以死刑，是其滥用职权，已构成刑事杀人之罪。”张汉章等二十一人依法提出质问：政府究竟如何处置？议员江浩等的质问书，亦对矿局的违法行为要求立案处理。议员们纷纷向北京政府提出质问，在上层造成了声势，使矿务局与杨以德更处于四面楚歌的孤立不利地位。
先是，北方区委很早就注意团结思想比较开明的旧国会议员，让他们理解我党的政策。在开滦罢工中，两院议员对于直系军阀镇压罢工，屠杀工人的罪恶行径，也无不表示义愤，仗义执言。当时参众两院议员江浩、胡鄂公、张汉章等具有代表性的三份质问书，都是在北方区委影响下所采取的同情罢工的行动。参众两院议员前后列名提出质问与弹劾者为数不少，声势之大可以概见。当时议员中靠拢党的有江浩、范鸿均、胡鄂公等。
十月二十六日惨案后，我们还设法向国外发通电，由于费用太贵，我们就采用新闻方式，向路透社发消息而间接传至英国国会和政府。电讯揭露开滦英国资本家的罪行，说英国自称为自由民主的国家，焉能坐视不理。于是英国国会有议员提出质问，英国工党执政大臣到会答辩说：“在工党统治下是不做屠杀工人的事”，意思是说英国工党政府未参预唐山屠杀工人的事件，实属掩耳盗铃。他在国会还要装腔作势，一摊手说：“我的手上没有沾工人的血。”尽管如此，对执政工党也不无影响，后来矿局也受到英政府的一定压力。
在各界对开滦罢工的援助声中，值得提出的是唐山大学的罢课声援。他们由声援罢工转变成驱逐校长的学潮，前后竟长达半年之久。
唐山大学系北京政府交通部主办的专科大学。该校学生曾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小组，随后发展了中共党与团的组织，党员有董宏猷、许元启等。
杨以德屠杀开滦罢工工人的事件发生后，唐大学生出于义愤，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宣传，声援罢工，反对政府屠杀工人，罢工进行到二十天左右，斗争处于艰苦时刻，唐山工人到校演讲深得唐大学生的同情，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援罢工工人，学生会决定举行罢课、上街募捐，并发表公告，痛陈矿工之苦况。今将《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公告》援引于下：
全国各学校、各工商团暨各报馆公鉴，欧战告终，真理显彰，世人皆知，世界之和平，人类之幸福，非武权之为力，实劳动之为功。而彼致和平造幸福之工人，处此物质文明生活高昂之世界，加以资本家之苛待，外界之藐视，反恩人为奴隶，天下至不公平者，莫甚于此！欧美工声，日甚一日，奔走呼吁，以谋增工资、减工时之胜利，辄以极大之牺牲，达其最后之目的。迩者吾国开滦三万余苦工，因生活困难，受迫不堪，方群起向当局要求加薪，及改良待遇章程，此未始非我国劳动界进行之曙光也。夫矿工为人中之最苦者，终日匍匍暗道中，面目黔黎，手足胼胝，其不受矿毒，不死于夭折者幸矣。凡目睹其状，耳闻其情者，当如何悯恤，为之设法以改良此蛮无人道之生活也。今彼工人宣言罢工，已三星期于兹，其始也，矿务局由津雇人替接，以示拒绝，并由保安队来唐保护；后两方相起冲突，保安队即鸣枪轰击，工人受伤者不可胜数。血肉横飞，哀号呻吟，稍有人道者，何忍出此！日前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来唐，复用种种威言，恫吓工人，冀其屈服开工。身为厅长，不察事理，反一味袒护矿局。然各工人已饱受资本阶级之苦虐，此次忍无可忍，不得已而出此举动，是以坚持到底，非达目的不止。夫劳工神圣，人所共知，矿工为同人辟利益，原为我人增幸福，其服务于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者何如？我人知矿工在社会中，所处之重要，知矿工所受之苦痛，即当与以特别之同情及援助。且该矿工所请条件，皆出于至诚之心，实至微之要求，可谓让步极矣。今矿局以图利心切，拒绝要求，日以武力压制，我人纵不愤矿局之斲丧天良，独不悯工人之痛苦乎！同人等肄业唐地，闻见较详，爰本赈助之意，认为工人略述苦况，哀告于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以冀有援助，则不特唐地工人之幸，抑亦劳动界前途之幸也。再者：五矿罢工已越三星期，工人之资斧窘极，维持困艰，危在旦夕，诸君子能解嚢慨助，敬请早日赐下，并请汇寄敝会会计贾存鉴代收。
唐山大学学生赈工会谨启
原载1922年11月16日天津《泰晤士报》
唐山大学学生会的行动，使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十分恼怒，已伏下镇压之机。矿工俱乐部不断派人前往学校帮助学生会工作，同时也邀请学生给工人讲演，同学在矿工支持下热气很高。事为教育部和交通部所悉，急令在京的唐大校长俞文鼎由京赶回；俞文鼎返回后，不顾学生反对，竟无理开除五名学生代表。并威胁学生们说：“学校是靠政府交通部给钱办的，现在你们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政府，我们学校还能站得住吗？这岂不是等于自杀吗？”他的这套言辞，对学生根本不起作用。于是校长又邀保安队进校弹压。这样一来更使学生气愤，且俞文鼎自长校以来恶迹多端，同学遂转而向学校当局展开斗争，实行罢课。十一月十八日，俞忽出布告，以学生行为过激，奉交通部令，着即解散。五名学生代表送天津警厅关押，强迫学生收拾行李，由军警押送天津。同学受此压迫，遂向各界呼吁，并向政府与国会请愿，要求撤换校长，风潮愈演愈烈。这时开滦罢工已经结束，各界转向支援唐大学潮，终于使俞文鼎被撤换。此次学潮，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告结束。
募集罢工基金
准备罢工时，书记部在北京召集路矿联席会议，专门讨论支援五矿罢工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为罢工经费问题。矿工俱乐部代表提出报告，估计当前罢工最大限度以二十天为期，按这一期限计算，工会罢工基金准备尚嫌少，大多数计日发工资的工人更须依靠工会救济，因此决定成立罢工经费募捐组、保管组及监察组，募捐组由各主要铁路工会负责人组织。保管组由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只奎元等负责（书记部人员规定不参与财物保管）。监察组由矿工会代表李兴昌等三人和铁路代表甘达等二人共同组织，以邓培为主任。同时，由北方区委报告中央，函达全国各工会就地成立开滦五矿罢工经济后援会，大规模进行支援及捐款活动。
当时书记部曾有规定，书记部工作人员不参预钱财的管理和出纳，完全由工人代表和当地干部经手，书记部只提建议。
最先由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宣传筹备募捐事宜，随后唐山大学也成立了矿工罢工后援会。同时，中国南北各工会，各学生会，国际革命机构，海外华侨各团体纷纷成立开滦五矿罢工后援会，一齐动员，奔走呼号，集腋成裘，募集寒衣药物，源源送到矿区备用，有力地支援了罢工。当罢工面临紧急关头时，罢委会报告存粮存煤将罄，急需补充，否则有断炊之虞。尽美建议急电上海中央，催促汇款，我即用英文发急电（SOS）致上海中央，文云：ShanghaiCommecialPressMissDshun-yinTanshaninDancerDragon．即“上海商务印书馆钟英女士，唐山危急，龙”。此电由唐山在天津联络站派宋天放到北京拍发，第三日即得中央回电。事后据说当时中央在开会，大家正为某项问题发生分歧，各逞己见，互不相下，忽接此电，国际代表马林说：一切纷争应立即停止，率先抢救开滦罢工。中央竭力罗掘，得款一万元，即派专使携款到天津，我将款送交保管组负责人领收。当时收款人问道“此款抬头用啥名宇？”梁鹏万说：“就写新加坡工党吧！”此款到后，使罢工委员会及时解除经济危机，使局势暂获稳定。
在罢工期内募得的捐款约为五万元，其中党内外募捐一万余元；铁路、海员工会二万元；国际工会方面一万五千元，由魏尔德（Wild）交来；其他方面机关团体五千元。上述捐款均由罢工委员会统一收支。据杨以德当时搜查所获，事后公布的矿工会一部分账簿所记：京奉铁路工会一千元，香港海员工会二千元，驻马店工会机器研究所一百七十元，浦镇机器研究所一百元，大槐树机器研究所五十元，山海关铁路工人俱乐部五百元，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二百元，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三百元，南洋新加坡工党一万元。以上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元。实际上当时按各地工会捐款系分批汇寄，如长辛店前后寄款三次，其中一次曾寄三千元，其它各工会亦然。估计全部罢工款项总额约在六、七万元内外。
当时北京《晨报》亦报导过捐款情况，其中记载有“北京方面得款三千八百元，南洋孙某汇来万元，广东海员工会二千元，安源一千六百元，京奉全线助款约七千元，以上共二万六千四百元……”上述记载略有出入。
国内外募集支援罢工经费积有成数后，源源汇寄工会，其中还有少数实物，如医药、寒衣、日用品等。罢工一开始，罢委会就动手考虑困难工人的救济问题，办理粥厂，搭盖临时伙房，安设巨锅，对于急需救济的工人及其家属按户登记，分区供应稀饭，窝头或其他面食品等。工人在这个“免费食堂”排队依序进食，有条不紊。
罢工委员会负责人每天饭后分区召集群众开会，报告当前罢工新闻，听学生演讲，念罢工小报，当众散发工会宣传品。有时自己带头执三弦或小鼓、竹片，高唱罢工歌曲，杂以鼓词、快书，兴尽始散。时有当地民间艺人演唱“矿军下江南”鼓词，内容是说江西矿山工人在嘉靖四十五年起义，诛杀贪官污吏，占领江西、浙江十余州县，建立平民政府等。这些内容极为新颖，听众叫座，欢呼不置！办起这个“免费食堂”效果很好，增加了团结战斗的气氛。
开滦罢工正是煤炭产销旺季，书记部在准备罢工期间，考虑到罢工的基金可能问题，曾向各路工会及其他工团作了动员，加紧募捐工作。罢工开始以后，捐款已达到一个相当的数目，但开支也逐渐加多，特别在罢工进行二十天以后，正值天寒岁暮，经费更感紧张，加之，十一月中切又因机关被抄查，捐款损失了一部分，由于党内外再次积极筹款，才得以维持。大灶食堂直到最后，仍照常进行，始终没有停伙。
矿务局让步与复工
这次罢工，工会原订计划以坚持二十天为期，届时资方损失巨大，将寻求解决。但罢工到二十天时，筹募的罢工费已大部用罄，而来源渐少，时届旧历年关，冰雪冱寒，工人及其家属数万人，嗷嗷待哺，啼饥号寒，工会多方筹措，设法渡过难关。但当时有些家口众多的少数工人，见资方仍顽固不化，主张无条件复工。罢委会便多方抚慰，号召大家坚持到底。正在此时，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据英国公使馆提供的罢工情况，“开滦工潮主持者，正在准备发动全国的铁路工人，发起更大规模的反英杯葛（Boycott）运动，如果这样，英在华北利益将蒙受重大损失。”因此他们为了在华北的长远利益起见，决定对工人做出适当的让步。而杨以德等人仍主张与工会对抗，蛮干到底，并多次向天津开滦矿务总局申言反对和平解决，开滦矿务局董事会，权衡利弊，拒绝其请求。事实上，矿局已因罢工风潮损失浩大，据事后获知的材料，一九二三年二月二日开滦总经理致矿局董事会伦敦开平公司的信中称：“此次罢工意外的直接支付的开销是181,563.94元，同时总稽核估计总损失包括售煤与直接支付的开销共为746,000元。”实际损失要比此数更大。除十月与十一月直接售煤的损失外，车皮已被分散，正规的营业计划受到障碍等等都未佔计在内，至于进行贿赂和收买工人的款项，更是无法估计。
十一月十五日矿局派人向工会表示愿意接受部分条款，杨以德亦将保安队撤回天津。罢工委员会即开会讨论。大家认为距原六条较远，少数委员仍主张罢下去，不达全胜决不上工，但罢工势难再延，因此党团会议又详加研究，鉴于当前局势难以扭转，便作出决定下令先行复工，以待来春再战。经罢委会作最后裁决，遂于十一月十七日由矿工俱乐部下令复工。复工那天，矿局总矿师宣布承诺工人部分要求，其余以后再作商议，矿区保安队全部撤离，释放被捕工人，矿局为工人鸣放鞭炮，欢迎工人进矿上工，于是开滦罢工宣告结束。此次罢工历时二十五天，英资本家共损失达一百五十万英镑。罢工结束后，当地党与工会组织随即转入罢工善后安排和从事保障工人既得利益的工作。不久，我回到北京，此时邓培、王尽美均已在京。北方区委详细讨论了五矿罢工的经验与教训问题。在区委会上，有的同志愤愤不平地批评罢工缺点，说自书记部成立以来，领导了十多次罢工，结果都获全胜，哪一次不比开滦的结果强！但区委决议认为一切斗争要从全局考察，不能片面地挑错儿说话，罢工斗争如同作战，胜败乃属常情，不宜自馁。
另外，开滦煤矿股票在国际市场急剧下跌，在开滦五矿罢工之前，开滦的股票是非常稳定和值钱的。自开滦五矿工人罢工后，股票市场纷纷拋售开滦股票，致使股票价格一直下跌，资方因此也吃了大亏。
铁牛事件
在开滦罢工两个星期僵持不决之时，工会中有些急进青工，不能忍耐而主张采用激烈手段破坏矿井，与敌同归于尽，并想借此手段，令其无法生产，以挟迫矿局屈服。有的甚至说：“与其不死不活，不如奋勇向前，宁可人头高挂，决不输却威风！”一时附和的也大有人在。当时全市讹言盛行，一夕数惊！军警戒严，风声鹤唳，真是草木皆兵！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负责人即将此问题提出讨论，会议上大伙认为遵循正当罢工斗争途径，竖持不懈，估计可以达到胜利。如改途易辙，必须重新部署，不说困难多端，即使勉强执行这些主张，也必定有害无益，况工会大多数会员都不同意这种做法。因此，指挥部决定向这些人多做解释说服工作，顾全整个斗争阵营，坚持原定斗争部署。他们最后明白了，也就不再坚持了。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发生一件极不利于工会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京东地区向有秘密帮派组织，并有矿工加入，他们平日结党自卫，渐至为害一方。马家沟、林西一带帮派组织横行事，所见亦属不鲜！五矿罢工后，当地帮派头领起初是坐山观虎斗，不愿积极参加罢工斗争，更有少数游手坐食之流，颇思乘机捞一把。据邓培谈，某帮头目竟异想天开，说书记部以巨款援助罢工，本身当为一大财主，因此颇思绑架书记部负责人，或勒赎，或送官，可借此掳得一笔横财。他们正在设法踪迹书记部负责人行止时，事为罢委会所侦悉，乃转告邓培，因此让我多加小心，注意防范，免堕陷阱。我说：“既有此事，便不应仅作消极防范，这是工人内部的事，要认真考虑，彻查明白，然后予以有效处置。”随即交有关方面加以调查研究，终于把问题弄明白了。原来，在组织工会的过程中，最初是把力量集中在技术工人方面，借以带动一般在册的工人，工会会员也主要是以上述两种工人为成员。但事实上五矿地区范围广阔，加上生产方面存在某些劳动力不均衡现象，因此矿局经常招募一批季节性工人，这些工人名不在工册，叫做短牌工人（临时工）。短牌工人系临时性质，没有被组织在工会以内。他们在工作与生活方面所发生的问题也就在客观上被忽略了。当全矿进行同盟罢工，面临巨大斗争场面时，数以万计的短牌工人没有组织在战斗系列之内，这是非常不宜的事，果然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当时短牌工人人数既多，其中自发性的帮派组织和秘密结社习惯也是普遍存在的。在这些群众的自发组织中，有一派势力较大，共奉一个绰号为铁牛的工人做首领。这一群青年工人沾染旧社会习气颇深，平日自由放纵，游侠自喜，身藏利器，横行无忌。他们自觉没被工会吸收，有问题既无法提出，也无人理会，于是对工会渐生隔阂与误解，时时抱怨工会对他们不公平。有时工会内外双方群众甚至发生冲突。他们中还有个别人异想天开，打算绑架书记部负责人进行勒索，以泄私愤。此事的缘由弄清后，我感到问题重大！当时有人主张派纠察队以武力压制，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认为这样他们就不敢乱动了。当指挥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家认为对短牌工人动武的办法不妥，如果这样，会造成工人内讧，影响大局。经过考虑后乃决定派人把铁牛请来说理。
在工会的一间小平房里，铁牛偕同亲信三人被引进来，他们开始神情有些局促不安（屋外有纠察队站岗），我便向前招呼并同他们握手，他见我服装不整，风尘满面，有些疑虑，问道：“你是大当家吗？”站在一旁的同志答道：“这就是咱们的大掌柜！”铁牛自觉有些尴尬，嗫嚅说：“我们一伙董事会不重视，工会也吃不开，实在无办法！”纠察队长从旁说道：“书记部是工人本身的组织，对书记部绑架行为无异与工人为敌，工会不能坐视。”铁牛闻言，惶恐愧怍，连称“对不起！”我安慰他说：“目前罢工工会工作繁多，实在忙不过来。许多事考虑不全，照顾不周，请兄弟们大家互相原谅！目前我们应该首先向敌人进攻，共同一致，齐心协力，打倒洋资本家的气焰，关于工人本身利益问题，才有办法解决。”铁牛沉吟片刻，叹了一口气说：“我们也是莫可奈何……！”这时邓培正色直言说：“工会基金筹来不易，是罢工成败所关，所以由专设机构严密保管，谁也不能乱用一文钱。千万不能胡思乱想。关于短牌问题，罢工提出条件中已经提出，不分长牌、短牌，通是一样。今后工会决定加强组织短牌工人积极参加罢工斗争，也可入纠察队编制。大河水涨，小河自然也水满，不必过虑！”一席话说得铁牛连连点头，他坦白承认了错误，表示今后永不反悔。最后双方商定由铁牛所领工人另成立一纠察支队，隶属总纠察队建制。短牌工人经济、生活问题由工会全面安置，同样处理，在政治、组织等方面一律平等。这样，一场风波方告平息。铁牛后来率领其徒众，亲到工会道歉，表示永不再起异心，随后纠合大伙积极参加罢工纠察队工作。他们亲眼见到工会会员万众一心，努力向前，甚为感动，对伙伴说：“书记部经手募款钜万，账目公开，不沾分文，自老罗、老邓起，他们带头随同大伙一道喝稀粥，睡冷炕，我们如果再有歪心那就真不是人了。”把这部分群众争取过来，又加强了斗争的力量。
有一次我和邓培等正在新街开会，偶然被少数侦缉人员发现，冲进屋内，当场逮捕了几个人（我和梅羹在内），出门后适遇铁牛领纠察队巡査路过，他们人多势众，见状立即上前动武，驱逐侦缉队，夺回被捕人员。在罢工斗争期内，工人与军警双方直接斗争中，铁牛不只一次戮力向前，才使危局转安，因此多次受到指挥部的表彰.
罢工经验与教训
五矿罢工结束后，北方区委首先在全体委员会议上提出讨论，作了初步总结。后我出席中央会议时作了详细报告。国际代表也参加中央会议。中央对于五矿罢工经验与教训经过郑重研究后，一致认为：近一年来北方书记部领导各铁路罢工，迭获胜利，但开滦罢工结果却未完成任务，这项事例须认真总结经验，正视缺点，加以改正，争取在最近期间重新开展斗争，获得全胜。两次会议中谈到这次罢工的认识与估计问题，认为，英国是世界煤矿垄断资本最突出的国家。英闻煤矿存一千多处，近三西年历史中，年产约三亿吨（一九一三年），占世界煤产量五分之一，煤的出口居世界市场首位。在英格兰（约克、德尔比、洛丁汉为中心）与南威尔士〈温西、加底孚为中心：），煤矿工人超过百万以上。他们生活条件低下，因此罢工频繁，此起彼落。许多罢工迁延长达四、五月之久，不以为异。故煤业资本家对付罢工诡计多端，积有许多经验，成为工人阶级的劲敌。在此次北方三星期罢工斗争中，中国工人受到了很深刻的锻炼，吸取了丰富的经验，数万先进产业工人与北方区委党组织成员，在与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的英勇斗争中，团结一致，出生入死，蒙受重大牺牲，坚守岗位，与敌长期周旋，博得中外革命团体的赞扬，实具有深远的重大政治意义！
中共中央为了研讨各铁路与开滦五矿罢工经验，曾举行座谈会，在会上详细交流各方经验，检査缺点。出席会议的同志指出，全国铁路与矿山斗争战线广阔，经验丰富多方，得失互见，应加以详细研究，以寻求其中胜负真正原因之所在。至于这次五矿斗争中以极少数人力物力，尽力支持了二十五天，党在北方工人中的威信有所增加，这是事实。随后，国际代表为了解开滦罢工详细经过曾来到北京，当他聆悉关于开滦罢工全部情形后，郑重发言说：“象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老奸巨滑的英国资本家与野蛮的中国军人面前，居然坚持相当长时期的斗争，这在欧洲国家也不是常见的事。”他勉励大家鼓勇再来，不要斤斤计较眼前一时的得失。
会后，国际代表问我在罢工中花费了多少钱，我以实吿，国际代表聆言笑道：“太节约了（biliger），若在法国，虽十倍于此数目还办不到呢。”后来职工国际专文叙述开滦五矿斗争时说：“中国唐山开滦五矿罢工虽没有象当时铁路工会斗争一样取得预期的胜利，但是由于这次罢工人数众多，时间延续颇久，在罢工中又表现出工人具有强大组织能力，引起世界舆论重视，因此开滦大罢工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实具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总之，这次罢工，书记部全力以赴，经过充分准备，使罢工的组织完备而又严整。为了指导这次罢工，北方区委和北方书记部派人亲临指导，设立指挥部有效地指挥和领导了斗争的开展，使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不容否认的。尤为重要的是，从斗争中，我们学会了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工人斗争，经验是极为宝贵的。指挥近五万产业工人，面对强大的敌人，坚持二十五天的激烈鏖战，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一点，为当时的中央会议和共产国际代表所一再肯定。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仅一年多时间，在其领导下，显示了我国工人阶级团结的巨大威力，已使阶级敌人胆战心惊，认识到工人革命力量不可轻侮。这次长期的大规模斗争对于北方工人阶级来说，也是继陇海铁路大罢工后又一次创举，其业绩足使青史留辉。
在开滦罢工过程中，罢工指挥部工作的同志，所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都一无例外地参加战斗。他（她）们坚守罢工阵地，艰苦卓绝，积极战斗，负伤不下火线，在敌人严密通缉、可能逮捕入狱、重刑拷打的情况下，仍然奋不顾身，如五矿八代表，北方书记部干部、唐山大学的党、团员和唐山地区的干部等，他们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仆后继，奇情壮采，尤为不可胜纪。
但是事后有人因身处局外，不明真象，甚至虚构事实，颠倒黑白，借以贬低这次罢工的意义，这都属别具成见与违背历史的不负责态度，理应加以明辨。
开滦罢工人数众多，经时颇长，敌我双方事态繁复，斗争激烈，而且双方互相封锁情报。因此当年除身历其境的主要负责人员外，一般局外人士对于罢工斗争内幕，是难以悉其底蕴而窥其全貌的。
长期以来，对于开滦罢工这一段历史，由于文献不足，当事者风流云散，更增加了研究方面的困难。
开滦罢工一文写竟，已届午夜，怀念往事，怅触前情，援录旧作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以殿本篇。
开滦罢工纪事诗（四首）
（一）
登山海关
风雪榆关道，同君到海隅。
地掀千嶂起，波涌片帆孤。
海岳兼形胜，天人辟坦途。
叮咛五矿事，喜汝建良图。
同游者邓培与尽美。
（二）
开滦半壁半修罗，
五矿由来半份多。
慷慨悲歌新乐府，
万人齐唱罢工歌。
修罗即地狱。半份指矿井无完全身份的短牌临时工人。
（三）
大地煤山万壑陈，
熊熊烈火耀星辰。
如今春动龙蛇起，
冀北千秋史册新。
（四）
林西査哨
锦头镰刀大纛旗，
同君会哨到林西。
短衣皂帽齐眉棍，
众志成城话战机。
于林西露天食堂座上口占。同行者英韬与咏裳。 |
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罗章龙->《椿园载记》十四、京汉铁路八月罢工的胜利·制定斗争方案·八月罢工·八月罢工谢函·粵汉路罢工陇海铁路罢工胜利后，北方书记部开始筹划北方各大铁路矿山的大罢工。按照当时的情况及力量对比，计划首先从京汉铁路实行中心突破，俟京汉铁路罢工胜利后，以次扩张到粤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胶济铁路，并向唐山煤矿、焦作地区与六河沟扩展。当时，长辛店是京汉铁路的中心，因此，中共成立之初我就和张国焘、李梅羹、吴雨铭等先后到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创办了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建立工会。一九二一年七月七日出版的《共产党》第六号刊登的《长辛店工会成立》的消息，对当时的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状况，作了生动的描述，其文如下：“长辛店的工人，自‘五四’以来，就有点觉悟了，对于公共的事，很是留心的。今年一月间，他们办了一个劳动补习学校，除招收学生外，还预备好几种报纸杂志，给同人阅看，并且常常请人讲演吸收新思想，所以工人求知识的机会越多，各人的脑袋，也比前清楚。开会的方法，结团体的能力也渐渐地训练好了。五月间他们又组成了一个工会，办得很有条理。工会的组织，取代议制，由厂里每科选出来的代表，组织一个代表会，代表会推出正副两个主任。工会所有进行的事务，都由这个代表会议决，再由代表会选出几个干事，去执行议决的事项。代表会定每两个星期开一次常会，有问题就讨论问题，没有问题就自由谈话。该工会现在办了一个《工人周刊》，已出六期，办得很有精神。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制定斗争方案工会成立后，我们开始了建党建团工作，由亍长辛店地位密迩北京区委，各项工作能及时得到区委的指示，加之本身条件好，所以京汉铁路各站建党工作得以顺利进行。长辛店铁路工人中最早吸收入党的有史文彬，后来又发展了王俊、陶善琮、陈励茂、葛树贵、崔玉春等，成立了党的小组，京汉路的党组织发展较快，后来党在沿线各站如：高碑店、保定、正定、石家庄、新乡、郑州、信阳等站也都发展有党员，当时各站工会负责人和书记部特派员大都由中共党员和社青团员充任。一九二二年初，陇海路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各地后，各路工人都很受鼓舞，也想大干一番。长辛店的史文彬、陶善琮等更是常来西斋计议“大举”（意指罢工）的事。大伙说：“陇海已走在咱们前头，咱们再不能伏在窝里不动了。”我对他们说：“京汉铁路工人的组织力量原比陇海要强，但是京汉工人面对的敌人也比陇海路敌人更凶恶，所以不能轻率举动。”老陶说：“这倒是的！凡事应深谋远虑，才能旗开得胜。”大家经过多次商量后，准备集议具体实施方案。这时正值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一九二二年四月的一天，我们约定在长辛店集议具体实施方案。奉直两军在长辛店作战，一时京郊火车停驶，我先期来到长辛店。二十六日那天，我偕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员及工会负责人赴铁路东芦苇荡中开会，见到奉军高级指挥十分轻敌，在指挥车上只顾打牌喝酒，当吴佩孚军队从两侧包围上来，未经激战，奉军即溃败。我们在野外边观战边谈论，最后研究确定了一个方案。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时已形成一个坚固的领导核心。工人顺口溜评议俱乐部领导成员时说：“陶（善琮）善谋，史（文彬）善断，王俊能说会道，冲锋陷阵靠的是崔玉春和葛树贵，天大事有北方书记部扛得住。”俱乐部组织亦日臻巩固。开始规划筹备京汉全路总工会，四月上旬在长辛店曾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讨论成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并以三个月为期，发展和健全基层组织。所以，这次初步方案也和严密基层、肃清内奸有关，组织不纯就无法进行对敌斗争。另外就当时工人存在的最迫切的要求和生计问题，集中成十二条，作为向路局斗争的要求，发动俱乐部的工人进行讨论，最后再由俱乐部审慎研究确定。五月，长辛店俱乐部将十二条取舍整理成简单明了的八项条件，作为向路局提出的要求，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加紧准备。其时，北方书记部经常有人驻守长辛店，领导基层会议，反复研讨各项具体问题。某日，在俱乐部会议上，在讨论到行动问题时，吴容沧说，“现在俱乐部一般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要打大仗，目前应先打一个小仗。”史文彬接着说：“不错，老吴说的有理，家贼不除，工人不得安宁，这一仗是少不了的。”随后大伙把话题转到如何对付大工头邓长荣的办法上。原来，邓长荣是京南一霸，从长辛店建厂以来便独霸一方。他纠合无赖，自组帮会，部下人手颇多，可谓文武齐全，同时邓又是交通系走狗，专事欺压工人，工人们无法对抗，只得忍气吞声。平时他还勾结地方官吏，经常对居民作威作福。不斗倒邓长荣，不用说工人抬不起头，就是地方居民也不得安宁。最后，吴容沧说：“我看这家伙很顽固，别的办法不一定有效，还是先揍他一顿再说。”此时大家都表赞同，当即推定老吴、老崔几个人负责，由陶善琮制定斗邓长荣的周密方案。这次采用的是武斗方案，在年初，我们就委托留学巴黎的罗海潮先后购买勃朗宁手枪几枝运回国内，方法是他在巴黎旧书店买大型字典一册，将书内按手枪形式挖空，其形状与手枪相吻合，把枪嵌入其中，然后将书密封交邮，寄到北京大学，因字典又重又厚，国境检查容易忽视，得以蒙混耳目运到国内，工会有了少量手枪，与邓长荣斗争，遇到发生武斗场合，大家也就不怯场了。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一天中午，邓长荣下班返家途中，走到两个小土丘的夹道处。只见老吴立在土丘上，大吼一声，预先埋伏的一队工人奋力向前，真是迅雷不及掩耳，邓长荣还没有弄清情况，已被工人推翻在地，拳足交加，狠揍了一顿。邓的手下人闻声赶到，向前施救，又被埋伏在旁的另一队工人挡退。邓见势不妙，跪地求饶，老吴当场教育了他一番，然后才放他回去。陶善琮事前告诫行动的工人，对邓只施薄惩，促其醒悟，不得流血，不准伤筋动骨，造成重伤。这次行动就是按此计进行的。行动结束后，即由吴春熙等具名向宛平县递了一张诉状，诉说邓平日劣迹，近又于某日下午因细故在厂殴打工人，工人同他说理，邓不但不听，反追逐工人至厂外大打出手，并列举人证物证，请求拘邓到案究办云云。同时又向北京地方法院、检察厅提出诉讼书，诉邓平日作恶行为等事。邓既受创，忿忿不平，一面声称要施行报复，一面往法院申诉。据此，俱乐部乃部署更大规模的决斗，严阵以待。并动员俱乐部全体工友与邓对抗。同时书记部通过劳动通讯社发布新闻，并由北方书记部在北京邀约记者前来，报告邓的劣行及殴伤工人案情。一时京中各报舆论，纷纷表示同情工人，不直邓长荣所为。邓归厂后，正图谋报复，并要宛平县发拘票捉拿工人，县知事说：“此事越闹越大，已引起舆论界注意，况俱乐部方面上千人，书记部上万人，人多势众，不管用文用武，人家都比你强，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你下不了台。”随后，地区检察厅传邓到案听讯，各地工会申讨邓罪行的文告如雪片飞来，邓自知处境险恶，乃央求俱乐部成员谢徳清等致意俱乐部，表示愿意服罪，请求撤回诉状。史文彬乃决定允其所请，并由长辛店俱乐部向邓长荣提出：要邓向工人谢罪，限于一星期后离开长辛店回天津老家去，同时向法院撤回自诉，邓都一一应允。从此长辛店巨憝既去，人心大快！对这次斗争，《晨报》曾连续作了报导。该报于六月二十日发表的《长辛店工人驱逐工头胜利》一文中说：“长辛店工人，攻击工头邓长荣”，“态度极其坚决，誓非达到驱邓目的不止”。“经过坚决不懈的斗争，结果，邓于十四日下午出具悔过书，声明‘誓不再在长辛店工作，为工界罪人’，并亲向宛平县声请撤销控告学校教员及俱乐部职员之案。于是此事遂告一段落，一时长辛店工人为之大快云。”《北方红星》一书也曾记载当年长辛店车辆厂木工马朝龙纪述此事所编写的一首肷谣。后来据说，邓长荣在离长辛店时向其亲信说：“我半世英名，竟为几个毛头小子（指书记部学生）所毁，这番算把我断送了，真是意料不到！”八月罢工工人内部主要障碍既已排除，人心振奋，于是全路大规模斗争的时机更加接近，全体工人众志成城，人人思战。八月二十日左右，书记部召集长辛店党与俱乐部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讨论有关发动斗争的行动规划。会议对罢工纲领、组织行动等作出了最后决定，并确定二十一日向路局正式提出八项条件。北京方面并将有关罢工宣言、传单等印好，送往长辛店备用。我也于同日晚乘车到达长辛店，住在俱乐部罢工指挥机关铁匠营附近的工友家中。上项条件提出后，路局届长赵继贤故作镇睁。赵为人极为狡泎，平日对书记部防备极严，屡思拉拢工人领袖，行釜底抽薪之计。他曾设法妄想收买书记部，并暗中窥伺俱乐部弱点，竟欲蹈瑕抵隙，出奇制胜。因此他第一步采取拖延政策。俱乐部烛知赵的奸谋，立即决定举行罢工，予以反击。再次日北京各报（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刊布了长辛店工人全体罢工的消息。《晨报》在《京汉路工人昨日罢工》的大标题下，详细报导了这次罢工的有关情況：“京绥路局职工罢工风潮，尚未完全平息，继之而起者，咋日（二十四）又有京汉路大罢工事实发现”，“先是京汉路局全体工人因生活日昂，工资不琢敷支配，向该局要求加薪，并对于工人之待遇上，亦提议请稍加优渥。路局当事左支右吾，毫无确切之表示。迨二十二日，工人方面作最后之要求，路局始漫应于二十三日正午十二时当有圆满之答复。及期，工人代表晋谒路局当事，仍是敷敷衍衍。工人大为愤激，各代表遂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集议，讨论对付方法。结果决定坚持永久罢工，不达目的，誓不转圜。此掀天动地之罢工潮，乃一发而不可遏矣。”“工人既全体议决罢工，于是由北京、长辛店、琉璃河及各地铁路之工人，集于长辛店者有三千余人，共同议决八个条件。”工人向路局提出八项条件后，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情愿一死”，“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打倒国贼高恩洪”等字样，满布于长辛店一带。这次罢工开始后，长辛店大厂工人全体罢工，长短客车亦一律停驶，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井井有条。罢工后一日，交通系即谣称罢工乃南方乱党谋乱，并指使流氓分子阴谋混入厂内进行破坏，阴谋嫁祸工人俱乐部，以便为军队进驻工厂造成口实。但俱乐部预见及此，早有防范，当场捕获破坏分子谢德清、韩哲、于庆江等。政府当局见俱乐部布置周密，敌忾同仇，万众一心，无懈可击，一切狡计无由得逞，深惧罢工扩大，影响其他各铁路，不堪收拾。乃于罢工第三日双方举行会议，同意下列各项条件：（一）开除总管郭福祥，另有数人查实撤革（工头黄绵锦、王龙山、谈荫棠、徐家楣均革职）。（二）工人俱乐部有推荐工人之权。（三）北段自九月起，中段自十月起，南段自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角。（四）短牌换长牌，凡做工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长牌为正式工人）。（五）司机工薪凡递进至最高工薪者即为头等工资。（六）凡奉直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应开列名单候奖。（七）北京、琉璃河、高碑店等处须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八）长辛店酌筑休息房。（九）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承认在罢工期内不扣薪。路局签署条件后经过长辛店工会委员会同意，乃于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下令复工。罢工结束后，工会提出解除法国厂长札曼（Chaman）职务，遣送回国。一九二二年八月罢工以前六任长辛店大厂厂长均法国人，至是废除外国厂长制度。八月长辛店罢工结果，据路局估计，全路工人，每人每月增加三元，每年增加三十六元，全路三万人每年应增加工资一〇八万元，附列经济条件并入计算，不下二百万元。其他各路若准此推算，路局增加开支近千万元。低工资工人每年增加三十六元，生活亦有所改善。当时工人中流行一白话词云：“书记部，真不赖！（意为真不错）立工会，多自在！领头罢工有担戴，长工钱，歇礼拜，年节包饺子，姑娘把花戴！今后谁禁咱罢工，咱就打破他们的脑袋！”此词传为陶善琮等共同写作。京汉路罢工伟大胜利就北方全局说，可说是对敌人施行中央突破，连弩射敌，敌方遂陷于全线动摇。随后粵汉、京绥、正太、津浦、道清、沪宁、沪杭、胶济各路，远及关外中东铁路等风起云蒸，连续爆发近十次的大罢工，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造成空前壮举！八月罢工谢函京汉铁路八月同盟罢工的胜利，是京汉路广大工人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坚决斗争所取得的一次辉煌胜利。这也是和全国各地工人群众积极声授和支持分不开的。八月罢工胜利结束后，全国各地工会组织函电交驰，纷纷询问罢工经过。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后由我执笔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写信给全国各地工会，公开答谢各地阶级弟兄的支援，该信现存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兹录全文如下：职工会列位工友钧鉴：我们罢工风潮已解决了，已于二十六日照常工作了。我们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二十四和二十五两天——可是经过的困苦却不少了！如狼似虎的军阀，竟以为我们是暴徒！但是早在我们预料中，所以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可笑我们只坚持两天的时日，那班军阀和京汉当局就屈服于群众势力之下，把我们所要求的条件俯首应允了！我们知道你们很挂念着，所以特地将这个喜信报告于你们，一方面还要特地感谢你们！你们这种互助精神，我们真是刻铭肺腑呵！此后，还望彼此努力，同奏凯旋之歌！敬祝劳动者胜利！顺祝工友们康健！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敬启八月二十七日这封信的前段说，这次罢工经过的日子不久，但经历的困苦不少，“我们万死不辞虽肝胆涂地而勿怯。”的确，八月罢工从四月初准备到八月底胜利，是经过四个多月激烈复杂的斗争，全体工人不畏艰险，英勇战斗，胜利真是来之不易啊！感谢信的后段对全国工会站在革命正义的立场，大公无私地对八月罢工给予全力支持，包括道义的与物质的慷慨援助表示感谢，这种出自阶级友爱的互助使人铭刻肺腑，同时也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工人阶级精诚团结、奋勇克敌的大无畏精神。粵汉路罢工八月罢工的胜利，推进了各路工人运动的高涨，罢工斗争接二连三地兴起，粤汉路最先接火，举行了罢工。八月二十七日，京汉铁路工会决定下达复工命令。一周以来，为了应付瞬息多变的斗争局面，大家白天黑夜，通宵达旦，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至是始获休息。当大家正在开会讨论复工后有关问题时，忽北京来人说，区委有急事要我火速进城。会议开完后，我立即往外走，大伙说：“吃饭再走。”来人说：“回去再吃。”老史、老陶齐说：“我们送老罗回北大去。”于是四人乘车回京，在车上一面谈工会事，一面啃着火烧馍。火车到站后我立即赶到北大西斋。时粤汉路工会已派人抵京，报告该路正酝酿斗争，郭静笳來信称该路形势十分紧急，要求北方书记部派得力人员前往该路助战。同时，京奉铁路、山海关、唐山及开滦五矿亦来人报告正在准备斗争，因此，我回京后，北方区委立即召集会议。在区委会议上由老史报告长辛店罢工经过及胜利消息，大家甚为振奋，会场上顿时充满一片欢快声。会上讨论了粵汉路、京奉路及开滦五矿斗争问题，讨论结果，会议决定由长辛店工会选派两人偕同粵汉路代表即日动身回湖南去，帮助他们组织斗争，并由长辛店将罢工中的存余款项先行提出一部，作补助粤汉路办公费用。关于京奉、开滦方面问题，决定我即日动身往唐山，先召开唐山党团会议再行酌情决定。北方书记部也派人前往粵汉铁路帮助组织罢工，不久，粵汉铁路罢工于九月八日爆发。对此，北方书记部发出通知，要全国各铁路工会给予有力的支持，在必要时准备各路同盟罢工助战。粵汉路经过十五天的罢工，终于胜利结束。当时北方书记部主要任务为开展北京迤东地区铁路矿山工人联合大罢工，我自唐山返回后，复于十月一日前往唐山，随即驻唐山参加领导京奉路与五矿罢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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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1985年2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决议（1985年2月）
·第一章政治革命的兴起
·第二章为什么反革命会胜利？
·第三章波兰政治革命的经验教训
·第四章群众坚持抵抗以及它的主要意义
·第五章波兰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
·第六章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第一章政治革命的兴起
1）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工人奋起反对官僚层极权统治的所有政治革命中，1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兰革命，无可争辩地是最前进的。虽然我们不应该期望工人国家的每一个革命的兴起都代表上一次的革命的直线上升，但是波兰最近一次的革命却证明是沿着上升的方向前进。不但如此，它还在实际上提出了以革命来推翻官僚政权的问题。
除了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以外，在过去几次的革命中，没有一次是由工人自己制订直接地夺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任务的。从来没有像这次的革命那样，有那么多工人自觉地广泛讨论革命的策略和制订实现目标的方法。的确，他们只有在最后的几个月，在最后的几个星期，才达到这个成熟的阶段。甚至在当局宣布紧急状态的几个钟头前，团结工会全国领导机构仍未达到采纳由工人夺取政权的战略的阶段。但是，工人和群众运动的领导层，已公开承认政权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来，而且发动了广泛的讨论，以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这是波兰革命的一个独创性的特征，它不但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反映了整体的政治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个质的跃进。因此，波兰的群众运动及它的主要组织——独立的自管的团结工会——的收获远远超过了1953年东德的罢工委员会、1956年匈牙利与波兰及1968-69年捷克的工人代表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最先进的收获。
波兰1980-81年的反官僚革命，是在一个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度里展开的。其中某些特征是该国特有的，对革命的影响是无可否认的：
（A）工业高度发展，相应地工人阶级受过良好教育。这个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和社会比重因几个工业区高度集中（有些工厂雇用几万工人）而显得更为重要。大量农业工人涌进工业，并没有如官僚所意图的使工人永远处于政治「青春期」状态——官僚希望这个过程会抵消工人的社会力量。相反地，工人阶级的力量并未被异化的社会环境所冲淡；社会反而变得更无产阶级化了，因此在挖掘官僚政权的坟墓。
（B）波兰工人阶级有进行暴动反对官僚政权的传统和经验。1956年6月的波兹南、1970年12月的格但斯克和什切青、1976年6月的雷多姆和华沙的乌苏斯工厂，都发生工人爆炸性的抗议运动，它们使波兰工人能够：
（1）不再相信官僚政权（或官僚层的任何流派）有能力实现工人的渴望。最初由戈慕卡和其后由盖莱克所体现的「负有使命的人」，不再对工人有影响作用了。（2）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相信自发运动是有局限性的，因而自我组织是必要的。（3）走向新的斗争方式：群众性的罢工与占领工厂。1944-45年和1956-57年的工人自我管理运动的经验，已经替工人创立了工人管理生产与工人管理工厂的传统；这个遗传下来的传统令1981年的政治革命比较容易在工厂及在国家找到工人夺取政权的道路。
（C）官僚层的权力相对地微弱，不但要对付一个强大的、有经验的工人阶级，而且也不能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
波兰的强迫农业集体化并没有把农民吓唬到接受官僚的枷锁。农业的主要部门还是在个体农户手中。独立农民有很大的转圜余地，可以与国家对抗。此外，天主教会的力量与影响也产生一种经常的反抗力，令官僚层不得不与它妥协，保持不稳定的但持续的平衡。在1971-80年间，尤其是1976年工人暴动以后，天主教上层便企图发展在工人阶级的基础，想由此令教会在社会的影响不致降低。在一个迅速城市化及工业化的社会，天主教的传统基础——农民——已经相对地削减了。因此在许多场合，教会集团出来保卫受压迫的工人，提出民主要求和有关劳工的立法（特别是休息的权利，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等）。这些立场帮助加强天主教教会，令教会貌似受压迫群众的盟友及支持者。天主教会的存在及力量不但表现成为在政治上及思想上与官僚层相抗衡，同时也推进多元的世界观的发展，因此多少推进了社会上的批评及独立的思想。可是，如果说在对严密社会控制打开了缺口，是有利于自主的群众运动的再生的话，则天主教上层基本上保守的态度，却会阻止革命的进程。
（D）官僚层与某些资本主义势力的关系愈来愈密切。在70年代，波兰经济在财政与技术方面愈来愈依靠帝国主义国家。这使一部份官僚层与外国的垄断资本建立密切的连系，而且被外国垄断资本腐化了。同时，官僚层中另一部份人与本国一些因投机而积累了大量商业资本的中等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官僚层也鼓励农业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而且与这一部份建立密切的关系。官僚层成功地取得将它的一些特权合法地遗传给后代的权利（譬如，在1972年，「在党、国负责领导工作的人」可以把国家保证给他们的资源与养老金的权利传给第三代）。它愈来愈被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所迷惑，并宣传赞扬消费社会的典型。但事实证明，这典型并没有作为一个长久的现实，反而增加了社会上对它失望的怨言。
（E）波兰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是史无前例的，最显著的例子是1979-81年全国总生产减少四分之一。这危机的根源是社会及政治的。盖莱克集团所犯的技术性错误只是次要因素。这危机是官僚管理经济的制度所产生的。一方面，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已经不断地扩大，而且大型的生产资料已经成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在另一方面，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却对生产资料与社会剩余拥有专权，而且可以依靠个人、集团或阶层的利益处理这些物资。官僚特权来自其职位，机构的每一官员都自觉到，失去这些职位便失去特权。只有建立一个有利的力量关系——各机构官僚的联盟——才能保证职位上的稳定。由此便引起各集团官僚间的竞争。
为了保持他们自己成员的特权，这些官僚集团必须不断地巩固势力，并消除其它竞争者。这些集团为了能够扩大其控制的部门职位，便寻求在其控制的范围内将投资扩充至最大限度。这种社会现象损害及扭曲国家的计划，官僚间的拉拢疏通，使得计划本身成为筹码。这现象是目前所有被官僚统治的社会的趋向，而在波兰，它的程度更甚。首先主要是因为盖莱克领导层的弱点。1971年以来，它要对付工人阶级，向它的压力让步（1971年2月罗兹罢工后，取消物价上升，实行物价冻结）。同时1971-75计划直至1973年才肯定地通过，因而大大削弱官僚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不同官僚集团因此能够强行推进他们自己的投资计划，从「天赐」般的西方贷款收到利益，巩固自己的地位，防范恢复以前的状态。因此，计划越来越形式化，各部门企业及工业组织间的非法协议，封盖了经济计划发挥调节作用时出现的间隙。由于制度的庞大浪费造成物资极度缺乏，而要取得西方贷款也越加困难，由此推动了压力集团的发展。企业要依靠计划来得到物资供应，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愈来愈困难了。波兰因这些压力集团所作的疯狂投资，导致国民收入中的消费部份日益减缩，同时积累部份增加。在工人阶级要求下实行的物价冻结，引致消费品更加缺乏，导致生产率降低，工人阶级不满增加。贷款的偿付（主要是1972-74年借贷的）以及寻找新贷款的困难（至少部份与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有关），导致要减少进口货物，这就增加了主要材料、货品及零件的短缺，造成工业出产减少。由此，倒退的螺线便开始了。盖莱克政权企图用降低工人生活水平的办法来解决这危局，但他并没有力量。
（F）自从1976年的反抗运动发生以后，官僚层被迫局部地容忍反对派团体在工人阶级中活动。这些团体在准备1980年8月的运动时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支持1976年罢工后被官僚镇压的受害者而创建的「工人自卫委员会」，能够不断发展保卫民主权利的行动，特别是罢工和组织的权利。从1976到1980年，工人自卫委员会的行动象征了统一及独立的反对官僚政权镇压的行动。工人自卫委员会推进了广泛的政治觉醒，发展了「社会」自主的动员行动及必需的观念——尤其是社会上最受压迫及积极的组成分子——工人阶级。由于坚持自管的作用与建立社会自卫组织及自由工会的需要性，工人自卫委员会，虽然人数很少，但已获得工人阶级广大的回应。它在帮助地下工会及工人报刊的发展上发挥下列作用：
（1）将1976-80期间多方面的工人斗争转变为新的先锋队的共同经验；（2）提供公开讨论反官僚斗争策略及战略，扩大争取眼前要求的斗争至社会运动的组织、自治和民主的展望。
最出名的反对团体是工人自卫委员会，除此以外，还有《工人》、《海岸工人》等地下工人报刊。这些反对团体在1980年8月之前的斗争中起了基本的作用，打破了战斗工人的孤立状态，鼓励交换经验，帮助发展纲领要求及争取人们对自由工会的要求的广泛支持。它们经常组织保卫受迫害的工人的行动（通常是很成功的），这就大大地促进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再生。最后《工人报》及《工人权利宪章》阐释的第一份工人行动纲领，虽然有它的局限性，但对于广大工人阶级前锋的政治化及一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1980年8月工人斗争胜利后——这斗争超越了反对团体所定的战略范围——不久反对团体解除了武裝并倒退在群众运动的后面了。1980年8月以后，从工人自卫委员会与其它反对派组织发展出来的团体，不再扮演以往《工人报》与工人自卫委员会的先锋作用了。相反地，从工人自卫委员会及《工人报》出来的战士所鼓吹的「革命自限战略」——团结工会领袖及专家们也鼓吹这战略——经常成为运动的制动器，对运动的失败要负上重大责任。
2）波兰革命跟过去几次东欧的政治革命的开端有质的不同，它具有以下特点：
（1）这是一个非常广大的群众运动。将近二百万工人直接參加1980年7-8月的罢工浪潮。一千万以上的工人——那就是波兰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积极地参加1981年3月的罢工的准备工作。这个罢工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除此以外，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参加了1981年秋天的学潮。在农民中间也产生重大的群众动员，虽然它的人数比罢工工人人数少得多，而且它在地区与时间上比较分散。
（2）虽然革命的浪潮不可避免地有所波动，但是革命的浪潮延续了很长时间。官僚政权只在革命的第十八个月才决定用武力来进行反革命的军事镇压。革命在1981年12月13日没有被击败，也未撤退。群众运动反而在几个星期前进入了急速激进化的新阶段，整个国家直接处于革命的政治危机的阵痛之中。军事镇压以后那几天的情况证明，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力并没有耗尽。虽然团结工会的组织与领导机构被强大的镇压行动摧毁，但是工人抵抗军事独裁的行动差不多达到总罢工的地步。在许多工厂，特别是在矿山，警察与军队要用暴力才能破坏罢工。
（3）在群众运动的社会构成方面，工人阶级占支配地位。工人阶级不但是波兰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也是它的指挥力量。这是所有参加革命的其它力量所承认的、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些其它的革命力量，包括造反的学生，民主的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农民中的积极层份。高度集中的工业区是群众运动的中心，而大工厂则是革命的堡垒。这些地区定出了斗争的形式、群众的要求、组织的形式、以及工人动员的进度，因此他们就在开展中的革命上盖上了工人阶级的印章。运动的所有非工人阶级部份，都知道他们的斗争能否成功，完全要靠大工厂的支持。（4）即使群众运动的力量来自运动的自发倾向。群众运动还是有独特的组织。工资工人的组织水平最高：在一千三百万工人中，九百四十万工人是团结工会的会员。组织最好的是重工业的生产工人。在其它社会层份，组织的水平就不怎么高。只有少数的农民与学生青年组织了农会和学生会，虽然学生在某些场合也有很大的组织能力，譬如在占领学校的罢课中所表现的。
（5）群众运动是独立于国家或者党的官僚层的，而且毫不妥协地保护它自己的独立性。这个立场的证据，就是团结工会坚决反对官僚层利用法庭来干涉工会围绕会章的争论。工人阶级的高度的独立性，在1980年8月的罢工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工人不再像过去那样，大批地离开工厂到波共的省党部前面集会。他们死守着占领了的工厂，因此逼使官僚政权的代表要跑到他们的阵地上和他们谈判。这个独立性，在以后组织独立的工会——这是工人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要求——的时候，就被确定了。群众运动在好几个月中真的还对与官僚层谈判的可能性具有幻想，真的以为官僚层还有可能在承认工人阶级及整个社会所争到的民主权利的基础上与它们妥协。群众运动之中也有人以为官僚层中某些人物和某些派系是怀有好意的。但是工人拒绝把运动隶属于官僚机构的某一部门，而且也拒绝承认这种官僚机构有什么合法的地位。
3）革命兴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斗争和组织的形式，使工人更接近夺取政权。第一种组织的形式是工人的自管运动，它在工厂中的具体形式是工人会议。这些工人会议首先在地区层面，然后在全国层面集中起来。团结工会在监督日用必需品的分配与配给制度方面所作的试验，对工人管制经济方面有很大的推动，虽然这个试验只限于一个地区。群众运动要求对全国议会、省议会及市会议进行自由选举，同時与这些要求相应的是人民自管形式的出现，大大地加剧了群众运动对官僚层的挑战。在12月13日的前几天，所有这些运动与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交缠在一起。工人阶级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向官僚层的权力挑战，首先要向它的经济权力挑战。
波兰经验新的程度在质量上与以前东欧国家经验比较，无论在范围、持续时间或者阶级独立的深度方面，最后都总结在它在纲领性平面上提出的自管制度，——自管作为双重政权及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胚胎。
过去1956年波兰政治革命主要的胜利成果是工人的工厂会议的建立；官僚首先是要解除这些会议的武裝，最后便将它们废除。为此他们在1958年强行用「工人自管法」去代替工人会议对生产的管理，在形式上设立一个「合作管理」机构，称为「工人自我管理大会」，但无论如何，波兰工人阶级不让他们对自管的渴望被官僚压下去。
团结工会建立之时，取名「独立自管工会」，就是证明群众要独立于国家的愿意，并在自管的原则下由工人组织自己的愿意。当达到第一阶段的斗争时，即独立工会建立时，群众运动的动力便导致与官僚独裁在两个主要日常方面的对抗：一方面是生产及分配的无政府状态；另方面是国家委派的厂长享有的全权。面对这问题，团结工会自发地首先采取的措施，——便是否认「工人自管大会」的合法性，并且抵制它，继而要求真正的工人自管，并开始建立类似于1956年的工人会议。
1981年1月以后，工人会议首次在工厂中成立，开始执行工人对生产的控制，并为争取工人的自管而斗争。在这斗争中提出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权力归于工厂工人。许多企业对厂长任命纠纷的事件也有增加。团结工会要求厂长的任命不再是基于党的提名而由国家来做，而应只由工人会议根据公开考试独立地提名。许多企业的厂长经理因而被开除或被迫辞职，而由工人会议组织厂长职位的考试。
工人会议或是由团结工会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控制工厂的管理工作、工资状况、工作条件，甚至制订组织企业、寻找企业间的合作、选择投资方案和生产计划等，以能符合满足社会所需的准则。
官僚企图以缩减性的方向去限制自管运动，以收复失地。对于官僚层的一部份（改良主义技术层份）来说，自管只能注定是有生产工人参加的合管，这样能够保证经济的改造计划得以推行而且改良限制团结工会的作用。这是独立工会合法存在时期的乌托邦理想，但这计划在12月13日以后并未被完全放弃。此外，工会本身也存有另外一个对于自管的狭隘观念
1981年春天主要企业网的建立，证明自管的要求与实行已广泛传开，第一步迈向各地之间的协调，并指向双重政权扩伸的动力。
大企业网是团结工会内的压力集团，它将发展自管架构的必需性问题提出来在团结工会内作战略性辩论。但它的方案却围绕一个改良方案提出，这方案构成团结工会与官僚政权新的妥协的基础，因而不可能对扩大自管架构引带的问题有所解答。
与这企业网联系的经济专家对一个符合「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感兴趣，他们支持自管运动只是要这运动施加压力于中央官僚，迫使后者在这种改革方向上作出某些让步。
同时，他们反对工人会议朝向集中化的趋向，因为这是与「市场社会主义」计划相矛盾的。他们也反对自管运动的激进化，因为这违反了他们与官僚妥协的愿意。这些经济专家的干涉，以及他们在会场的走廊上对团结工会及工业网的领导施加的压力，使得自管斗争的集中化及激进化进展缓慢，也使得群众运动对权力问题的立场，进展缓慢。
「庐布连集团」在7月成立，就是对这些困难作出反响。这集团坚持各地区性工人会议通过永久的机构互相协调，而且必须为首次全国工人会议代表大会准备条件，并在国有化经济的部门建立一个整体的工人自管系统。这集团认为需要「阐述及提供一个指挥计划给工人自管机构，策划短期内的活动」，并进一步作详细的发挥。
最后，在1981年秋天的高潮阶段，团结工会的纲领提出一个「自管共和国」的前景作为波兰工人斗争的总目标。同时，对自管实际经验的需要正在增长。在社会贫穷的条件下，由团结工会组织的「冬季突击队」负起粮食供应责任的观念已经形成。此外，罗兹及某些地区的团结工会和工人会议，将积极罢工作为扩张及实践企业自管的手段的观念已变成真正的展望了。庐布连集团积极地支持这观念。由于「建立全国自管联盟委员会」的产生，工人自管运动的协调及民主集中化也有进展；这委员会由地区工人会议协调委员会产生，它们在全国二十多个地区存在。
因此，在危机的每一阶段，工人自管作为行动的手段也作为总目的，显示了它对于整个阶级而言的过渡的及统一的性质，即使某些层份与最先进的分子比较起来仍是落后的。
第二章为什么反革命会胜利？
4）对群众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在政治上的激进化，官僚层的回应就是12月13日的镇压。官僚层在那天发动政治反革命的目的，是要支撑将要倒台的官僚层政权，保持这个寄生阶层的特权。它要使用军队及建立军事独裁，反映了中央行政机构瘫痪的程度以及波兰共产党危机的深度，因为建立军事独裁的做法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是史无前例的。党已经被敌对派系的严重内部斗争和二百多万党员（大多数是工人）的脱党所震撼，因此已经没有能力发挥它的「领导作用」了。只有镇压的机构——警察及军队——还有能力重新建立官僚的统治。这就是它不得不使用坦克和枪炮的理由。逮捕与关禁几千几万人、禁止国内旅行、切断通讯网、宵禁、大批地解雇工人、以及种种其它威吓的方法，都是斩割工会、强使包含一千万人的社会运动沉默的必要手段。波兰无产阶级被挫败的程度，可以见于工人阶级在十八个月的猛烈斗争从官僚层手里辛苦争取到的民主的工会权利的丧失上。一夜之间，无产阶级被剥夺了罢工的权利。工作周被野蛮地延长，主要的生产企业转为军事化，团结工会和学生与农民的组织被禁制，所有的言论自由被废除，所有这些很清晰地显示，统治集团决意要把群众运动镇压到底。
工人可以自由地组织自己的工会的权利，无疑是比起过去所有在匈牙利、捷克及波兰本身的革命运动进展的最重大的政治成果。这个权利被废除，中止了双重政权工作的发展。因此，它突然地阻压了工人阶级表现它的自管能力的革命过程。
从这方面看来，12月13日对波兰工人阶级的打击的严重性是不可低估的，因为那最后几个月时局势的革命性已经非常清楚。这实在是政治反革命的开始——它的目的，就是要在仍有时间的关头击垮群众运动。
5）1980年8月31日所订定的格但斯克协议，承认工人有权建立自己的群众性的独立组织。这个协议代表波兰工人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这个协议也代表一个妥协，因为官僚层的权力虽被削减，但未被推翻。官僚还使这个协议正式承认他们独霸政权的权利，因为协议上有一项条文说，将成立的工会承认「党在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但是，当官僚层证明无法满足工人阶级的社会需要，甚至无法按照过去的水平生产的时候，这种形式的正式承认并不能够保证官僚层继续控制政权。工人很快提出罢免不称职官僚的要求，令这些官员有「失业」的可能，换句话说，有失去地位与特权的可能。而且，抵抗运动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份。工厂中关于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冲突正在增加，工人会议不但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而且在地区的以及在全国的基础上联成协调的团体。这些发展有把分散的斗争联结在一起而专门对付中央政权的趋势。在摇摇欲坠的官僚政权与崛起的工人权力之间，一场生死斗争已经展开。双方的交锋已无可避免。
6）格但斯克协议不但没有引进一段稳定与和平共存的时期，反而导致局部的和地区性的冲突增加。工会的温和派，由于得到大多数的专家和天主教高层的有力支持，打算把运动引导到安全的孔道去，以阻止正面的对抗。在开头几个月，团结工会显然受这一派的影响。但是在一个生产手段国有化的社会里，所有经济问题马上带有政治性。工人所提出的所有要求马上牵涉到生产的重组、计划的修改、经济的改革等等问题。所提出来的问题是：谁管理经济？为谁的利益来管理经济？由谁来统治？由工人阶级还是官僚层来统治？
温和派看见没有办法把工会局限于物质要求方面，就提出革命「自我限制」的战略。支持这条战略的人认为可以用渐进的方法来使波兰官僚层一步一步让步。这个逐步推进的方法切莫超过某种限度，特别是切莫向这个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挑战，这样才可阻止苏联的军事干涉。他们认为，正面冲突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官僚层，不是来自波兰官僚层，因为后者是分裂的、微弱的。保证苏联的利益，容忍官僚在波兰的有名无实的权力，就会使波兰避免正面的冲突。这个判断低估了波兰官僚层作为一个对手的能力，也低估了它要拼命保护自己的利益的决心。这一点，在「自我限制」战略的支持者提出要为「国民协议」而谈判的过程中，可看得最清楚。因为官僚层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步来换取团结工会的妥协，所以它要求团结工会完全隶属于它能完全控制的团体。它之要用尽方法来保障特权的决心，可以从12月13日的镇压清楚看到。这个军事镇压却使那些以为军事干涉来自苏联的人们，不但惊愕而且思想混乱。
除了希望避免正面冲突的幻想之外，团结工会之中还有另一个幻想。这个幻想的根源是十八个月斗争的历史，因为在这十八个月的斗争中，工会虽然常常犹豫不决，但是总有办法从官僚层争到新的让步。许多积极分子就认为运动可以继续不断地寄托在它自己的胜利上，认为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以及运动本身的力量——一千万工人准备以总罢工来保卫他们的工会——足够使政府退让。
7）这几个幻想使运动没有好好准备正面的冲突。事实上，主张工人控制生产与分配的革命派，不但首先提出积极罢工的观念，以及了解协调工人会议之间的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清楚看出创造一个更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必要。但是，他们来不及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他们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的领导层中也没有几个发言人。
团结工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确定自管国家的目标——这观念还存有许多弱点和缺点，这是群众运动不可避免的——亦即一个基于生产手段社会化、计划经济及政治多元性的民主工人国家。
但由于没有革命战士重要的参与和切实的干预，因此全体会议没有清楚地提出这样一个共和国家怎样去建立的。会议也没有提出或讨论政权的问题，又或是强调走向夺取政权的战略性及策略性道路的问题。因此大会选出的全国领导层对这问题各持不同的见解，而且也只能部份地、不完全地代表一个月后在基层出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进展。
这就是为什么在1981年秋天的那几个决定性的星期中，团结工会对它所要追求的目标，没有一致的看法，也缺乏实践这个目标的方法。因为它对于敌人没有正确的评价，所以工会的领导层不能及时地订定一个战略来代替「自我限制」的战略。全国委员会所作的决定，常常是互相矛盾的，不能执行的。面对着政权的问题以及下层分子渐增的激进化，领导层犹豫不决、把握不定。在反革命的前夜所召开的全国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困扰组织的矛盾很显著。一方面有罗兹、克拉科夫与华沙的领导层所制订的反映革命观念的政纲，另方面则有华里沙的踌躇不前和鲁莱夫斯基的举行自由选举的建议。这个建议并没有考虑到需要采取主动来与官僚层对抗。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能够瘫痪群众运动，而它自己不受总罢工所瘫痪。在革命中，就跟在反革命中一样，那一边先采取主动，就占很大的优势，因为它能够集中力量来对付对方的分散的抵抗。
8）12月13日的挫折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一方面，官僚层所能调遣的军队并不可靠。广大的兵士还没有准备让自己卷入内战中，同时他们也没有准备走到工人那边去。兵士与工人之间的友善关系需要工人运动在很早以前就准备。工人运动在这方面的活动，应该包括为兵士的权益而斗争，支持兵士有组织不受军事当局控制的独立团体的权利，保卫在军事机构内受压迫的人们，以及建立工会与军营之间的组织的联系。由于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对波兰军队存有幻想，认为它是反对苏联敌人的一个自然的盟友，所以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形外，他们没有采取以上所说的任务。除此以外，还必须着重指出，要使兵士走到工人一边，必定要使兵士相信，目前的斗争并不只是一个小小的冲突；工人决定要干到底，以他们的政权代替官僚层的政权。一个全国性的罢工，以及在罢工之中由工人控制生产，就能够创造上述条件。
虽然团结工会的一些地区性的领导层和自管运动已经在最后一段时期开始精心设计紧急状态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在1981年12月13日以前完成这个工作。
很明显地，他们的工作被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温和派的保留的态度和有时强烈的反对所阻挡，因为温和派正确地看到，积极罢工的策略牵涉到政权的问题。团结工会是全国的——而且常常是某一地区的——唯一能够在1981年秋天发动和领导积极罢工的机构。工人会议还没有在所有工厂存在，又或者只刚刚设立，工人会议的地区的协调机构还没有在全国各地存在，而且只刚刚开始组织起来。「全国自治联盟」还没有在群众眼中取得完全的合法性。
当大家看出全国领导层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主动的时候，某些地区决定不再延误，开始准备积极罢工。这些地区包括罗兹、西里西亚、华沙、史塔洛华、伍拉。但是因为时间不足，他们没有完成这个使命。全国性的争论只在镇压前几个小时才公开化，才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人之间有力地提出来。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事情的背景，特别是当华沙的救火员训练学校在12月13日的前十天被强迫驱赶的时候，团结工会的领导层没有叫工人起来总罢工，虽然工人——至少在几个地区的工人——已经有这个准备了。这个总罢工本可使工会重新取得主动。
在1981年秋天，官僚层与社会运动都在争取有利时间；社会运动的重要层份刚开始通过积极罢工而提出政权的问题。但官僚层知道发生什么事，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即使在政变的前夕却一无所知。从这事实看来，社会运动没有政治及军事的手段来对抗官僚层。造成这局势的主要因素，是缺乏一个革命的组织，来作关于政权问题的宣传，来准备这个冲突。加上缺乏一个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流派，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积极罢工观念时宣传这观念，并及时提出工人保卫队的建议，因而令这些流派不能在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中取得对这意见的支持。
如果当时在波兰有一个革命组织存在，它应该：
（1）支持及宣传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在各地区提出游行，使得这样一个罢工很快成为全国性；
（2）在社会运动内发展及引进鼓动，以支持士兵（包括征役及职业士兵）及警察组织工会。兵士及警察可以期待得到社会运动广泛地支持他们组织工会的权利及罢工的权利——这样一个斗争必须得到军队的支持。士兵及警察必须赢得工人支持他们的要求，例如有权选举上级，有权属于工人的工会，有权拒绝接受有伤害他们尊严和打击群众民主成果的命令。最后，革命组织应为解散那些国家特别镇压机构（摩托警察队、宪兵）以及军事法庭而斗争。
（3）争取工人委员会的集中化和发展，并在全国范围组成代表它们的第二议院——这是走向工农议会全国会议的第一步。这样的一个议院毋需和自由选举国会的要求相对抗，因为在一个数十年来饱受官僚独裁痛苦的国家，后者是一个自发及自然的要求，虽然第二议院应行使经济全权，以取代官僚计划的机构。这些官僚机构的无效率及无能毋需再进一步指出了。
（4）在群众运动的中心，特别是在工厂工人会议中，提出全国及地区的集中化的工人自卫队的观念。这个自卫队，除了工会的自卫外，可以保证主要交通工具及电讯为全社会服务的运转及安全，而且可以阻止官僚层中止这些服务或只限于为官僚层服务的任何企图。
（5）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工人觉悟到他们的斗争性质必须是国际性的，因此他们要建立对抗官僚权力的力量关系也必须是国际性的。团结工会与许多西方国家工人组织建立连系，并向东欧工人作出呼吁，已是运动朝这方向走的第一步，但还是很不足够的。团结工会可以而且应该设立一个阐释他们目标及斗争的外语信息服务，向每一个支持者呼吁要求他们在本国散播那些信息，采取主动以求至少在其邻国（东德、捷克、苏联）传达他们斗争的消息。团结工会可以同样地在国内及国外散播有关这些国家反抗压迫斗争的消息，支持他们的斗争（特别是苏联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斗争）。一个革命组织将不遗余力地首先促成它的斗争与和平运动在国际上客观地结合在一起——以令这客观的结合转化成一个主观上的共同体。这可以构成波兰革命施加于官僚的政治力量关系的一个重要成份。而且，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将会调动所有资源去保证团结工会支持受压迫人民反帝国主义及反独裁的斗争——首先在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智利及南非；因为这立场，同样可是增强团结工会对抗官僚的力量关系对比的一个重要因素。
（6）建议团结工会连同地区性的工人会议及「全国自管联盟」，合作制订一个迫切的经济重建计划，重新恢复生产。这样一个在全国水平上的计划，能为工人会议管理生产的行动争取到宝贵的支持。将它付诸实行——连同积极罢工的支持——将能加强工人的紧急权力及创造推翻官僚政权的主观条件。
在1981年秋天，采取上述措施的条件已经成熟。而且，群众已经准备走这条道路。所缺乏的是当时群众所承认的领导层并不知道怎样去采取这些措施，所缺乏的是革命工人运动的经验，而这样的经验只有革命的组织才可以带给群众。革命的组织不是自发地建立的，尤其是在工人运动数十年来第一次成功建立一个独立运动的形势下；波兰革命的高潮，很特殊地持续长久，重新证明革命组织是如何必需。第四国际尽管自1956年以来已经作出努力，但对于波兰革命蠭起后这样一个革命组织（即使是胚胎组织）未能出现，也要负上责任。如果下一次波兰的革命蠭起要取得胜利，这个性质的组织必须建立起来。
第三章波兰政治革命的经验教训
9）波兰1980年夏天以后的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1981年12月13日的反革命的鎮压，对于存在于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专政所统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提供了新的经验。震动波兰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思想冲突的性质，以及整个革命的动力，与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工人革命有质不同。斗争的焦点，不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废除特权官僚层以「党的领导任务」的名义，对国有化财产与国家的管理的专权。波兰1980-81年的社会与政治斗争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官僚权力还是工人权力」的问题。
经济危机的性质，以及各方面提出的解决方法的性质，与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虽然有人说它是「国家资本主义」。它没有商品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它只有使用价值生产不足的危机。它没有因工厂的亏蚀或倒闭而引起大量工人被解雇。它只有原料、零件、消费品的缺乏，和支付手段的相对过剩。
使用价值的生产不足，原料、零件的缺乏，独裁与不平等计划等的实行，全部只是为了官僚的利益——所有这些是整个波兰革命要推翻的。
革命提出的基本问题是「由谁统治？」将真正社会主义是什么内容的问题提了出来，因此，对于大多数波兰工人来说，反对经济强迫管制（价格上涨，贫穷……等）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按「资产阶级」社会财富方式决定的不平等分配，而是反对决定政策的方式，反对权力架构中工人被迫绝对服从、接受牺牲、忍受不平等而没有决定权，也无法控制社会财富的运用状况。
分配及分享问题只是冰山的一角，中心的问题是经济决定的权力，是官僚对组织的垄断，是生产的方向和控制。
所有上面的缺陷都是经济政策的后果。这个经济政策是为了满足一个内部有很深分裂的寄生阶层的利益而设计的。这个寄生阶层因控制社会财富而起的内部斗争，反映在它的混乱无计划的决定与极端的缺乏远见上。这些缺陷的后果，就是计划已经达到如此彻底破产的地步，致使中央计划只变成一个讽刺物了。工人不但愈来愈多地要求消灭因资产阶级分配方式而起的社会不平等，而且要实行社会控制，来阻止官僚层利用这些分配方式增加它的特权、分裂工人阶级。工人大多数直觉地了解到，分配问题和政权问题有直接的连带关系，特别是和生产的组织、方向、控制的问题有直接的连带关系。
存在于官僚行政和企业工人之间这个基本的冲突可以解释工人运动及团结工会为何围绕自我管理口号，并通过自我管理议会和工人控制及权力架构，走向阶级分化。与工人利害没（攸？）关的，是他们渴望在企业及全国对生产机构能直接管理。在这基础上，波兰工人对过渡的问题作出全面的反应，并同时开始付诸实行。
这种觉醒的兴起并不是直线进行的。我们不能说在革命过程中运动在各地在同一时间以同一方式作出回应。积极罢工运动明显表现了这点，但工人继续走向成熟，朝着由工人掌管生产手段及生产协调的方向。
波兰工人明显地要求在社会主义企业内享有直接权力，（经济学者李平斯基（EDWARDLIPINSKI）在团结工会大会上宣称「没有人提出将生产手段私有化」）。但也有一些经验及著作证明，有些经济部门或有些企业部份地、受管制地恢复市场规律。
在官僚政制全权控制经济及造成对经济损害的情况下，上述各种考虑，无疑将在东欧未来的革命发展中重新提出来。
虽然有这么多的压力，而且不管这些压力来自中央政权还是来自自管运动的技术专家一翼，工人都以他们自己的基本阶级态度，来对抗当局用企业与企业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竞争来解决危机的蛊惑言词。对于所谓市场经济价值这个被推崇的意见，工人提出生产者的合作来对抗。对于企业与企业间竞争的计划，工人开始提出各企业的工人会议，在民主地设计与民主地采纳的计划的基础上进行合作，来加以对抗。
他们所期望的出路，是由工人发挥团结的力量，是由工人自己接管企业的管理与企业之间的协调，是以集体的智慧来决定资源使用的优先次序，是反对常常导致事半功倍的过多的经济投资，是要提高社会的投资来改变分配上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所有这些对计划的彻底改组的关键性价值取向，包括计划的目的、方法、组织性的结构，都很明显地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些价值取向证实了，如果反官僚政治革命成功的话，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的基础就会巩固，而不会被削减，更不会被摧毁。
10）同样地，波兰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1981年12月13日反革命的开始，证明官僚层不是一个像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奴隶主那样的阶级。官僚层不是某一生产方式的代理人。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它自己独特的根源。今天与昨天一样，它的统治对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一点贡献都没有。它在经济上没有必要的功能，在积累的过程中也没有必要的功能。因为所有这些理由，它要去否认自己的存在，把自己的功能隐藏在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功能之后，而且继续说它自己主张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它把马克思主义改头换面，利用这个变形的版本为它自己的目的服务。
当官僚层发现自己处在永远与一千万工人公开冲突的情况下的时候，它这些声称的荒谬性就变得非常明显了。从这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官僚层所篡夺去的管理职能可以由工人阶级来履行；官僚层不但不能保证现有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再生产，而且由于官僚层本身的矛盾，它反而会破坏这个制度的基础，使这个制度的潜在力量不能按照制度的内在逻辑充分发展。在过去几次反官僚革命中，官僚层的寄生性质，没有像波兰这一次政治革命般使群众看得更明显了。
上面这一点，不但反映在官僚层与渴望工人自治的工人之间对企业管理问题所发生的猛烈争论上，甚至更清楚地反映在工人准备积极罢工的行动上。布勒哥夫斯基（STEFANBRAFKOWSKI）1981年10月写给波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上，警告说：「企业将在罢工期间照样开工，生产与交换照样继续，只是政府没有发言权而已。」他反映了愈来愈多工人的态度。工人已经了解到，官僚层作为统治层实在是多余的。工人完全有能力不需要经过官僚层来从事经济与国家的管理。
但是，官僚层不是一个阶级这个事实，并不意味它没有自己的资源，或者，一旦无产阶级开始反对官僚层的时候，官僚层就会自动失去权力。官僚层的权力就在于以它独霸了的国家权力，来控制生产手段与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
此外，官僚层非常重视它自己的集体物质利益。它死命地抓住权力，甚至在遭受最坏的暂时性挫折的时候，它还会显示出孤注一掷的勇气。只要它能够继续控制权力的中心，只要它还能够准备镇压性的反击，它就能够进行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就能够暂时地退让，它甚至于能够在原则问题上作形式上的让步。
这就是为什么认为官僚层会朝着民主方向改良自己的观念，是一个幻想。说官僚层的权力可以置于社会管制之下，说官僚层会被迫接受民主地选出的工人代表来参加国家大事的决定，也是骗人的。这些观念都是自我限制战略与达致全国协议战略的内在思想，是团结工会领导层中的许多专家以及工会领导层中的多数派所提倡的。他们还认为达到全国协议是历史性的妥协。但是，团结工会的群众，由于与官僚层几次交锋的经验，却慢慢地离开了上述这些观念。事实上，官僚层本身也认为这些观念是不能采纳的。其原因倒不是思想方面，而是官僚层只有在无产阶级保持分散与被动的情况之下才能保持它的权力与特权。只要真正的工人民主有一点点实现的话，无产阶级的分散与被动的情况就不存在了。
11）在官僚层行使极权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及其不同机构的镇压机器，是社会躯体上的寄生物。工人阶级在反官僚政治革命中的主要政治任务，就是破坏这些镇压的机构。工人阶级、贫农、以及社会上所有其它被官僚所压制的阶层的利益，是与这个任务符合的。在官僚专政的过渡社会中，所有这些阶层在官僚机器压迫、打垮、剥削他们这个事实之下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推翻这个机器，必然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官僚层与资产阶级不同，它在社会经济制度中没有很深的根基。所以它要死命抓住供给它生计与独霸权的国家机构。在政治革命中，官僚层被迫使用比平常更野蛮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工人。这就导致它加强国家机器。
托洛茨基把政治革命的任务定义为「用暴力推翻堕落的官僚层的政治统治」，这个定义是从以下事实而来：「这个危机没有和平的出路的，没有一个魔鬼肯自愿的斩断自己的魔爪。苏联官僚层不会不经一战而放弃权位。这个发展明显地会带动走上革命道路。」
「如果人民群众行使了强有力的压力，以及政府机构在这种情况之下必然的解体，当政者的抵抗也许会比表面上看来弱些。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作假设。无论如何，只有革命的力量才能把官僚层推翻。事情往往是这样的：攻击愈勇敢，愈决断，牺牲的人就愈少。」（《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50页，译文略有修改）
另一方面，政治革命本身不能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问题，并不能消除建立一个解决这些问题的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它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不但要与无产阶级融合在一起，而且特别要在军事、司法、行政、经济方面接受无产阶级的控制。在这些方面，波兰革命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
譬如，波兰工人在反官僚的斗争中所得到的第一次胜利，就是破坏了一个官僚层的权力机构。罢工委员会在1980年8月争到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这个胜利，在团结工会出现以后，斗争拆除与破坏了国家所设立的工会机构。（这个斗争没有完全破坏国家的工会机构，因为官僚层还抓有权力。）虽然官僚层的权力并没有受到全面挑战，工人自己的组织却粉碎了官僚统治的国家机器的一个机构。
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改革运动开始发展的时候，由官僚层操纵经济权力的国家机构受到工人很大的压力。工人要消灭这些机构。工人常常发动猛烈的斗争，反对波共根据它们自己的名单来任命工厂厂长。工人也要解散强制组织起来的企业协会与工业部。工人提出了各种不同方法来代替官僚机构，包括：工厂的工人委员会发动公开竞选工厂厂长的运动；工厂管理部门应当实践工人自治组织的决定；各企业的工人委员会自愿联合起来组成企业协会。
另一方面，波兰革命的基本弱点，就是它没有集中所有力量来消灭官僚统治的镇压机构。团结工会的确要求过，警察机构的一部份，特别是它的房屋，应该归还给社会，用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它支持组织警察人员的独立工会。在12月13日的前几天，团结工会中的革命派要求组织工人卫队。但是，在军队之内或者在军队之外，都没有组织起消灭军队中的官僚机构的斗争。军队就是官僚层的最后一着，它是靠军队来实现政治反革命的。
12）在波兰革命这个反官僚政治革命中，第一次群众运动找出解决工人自治组织问题的方法。在过去所有的政治革命中，如1953年的东德革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1968年的捷克革命，工人阶级创造了政权和双重政权的机关（譬如工人会议，或者是要转变为工人会议的罢工委员会），但是工人阶级没有创造永久性的自我组织。这就是波兰经验优越的地方。
1980年8月的在企业之间所组织起来的罢工委员会，并没有转变为工人会议，但是却作为工会的组织委员会。绝大多数工人参加了这个工会。团结工会并不是按照职业或工业而组织起来，而是按地域而组织起来。按照工业而建立起来的工会——所谓垂直的结构——也有，但是很少。平行的结构——即按照地区建立起来的工会——远远超过垂直的结构。这种组织的方法，保证所有工人，不管那一个行业或工业，都能够团结起来。所有工厂工会结合成地区工会，所有地区工会结合成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是团结工会的一个特点。
团结工会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内部的民主具有工会会议的许多特征。
就是因为这些特征，团结工会才成为代表大多数工人的组织。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趋向于成为另一权力中心的机关。
波兰工人能够组织一个保护他们权益、尊严、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工会来与国家对抗，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称国家为「老板」。这反映了在如此一段历史时期中的工人情况。在这段历史时期的过渡社会中，国家、官僚层、以及官僚的变形所造成的危险，都继续存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官僚层控制了几乎所有剩余产物，因此替它自己的特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人自己组织起来去反对的，自然就是这种像寄生虫一样的剥削。工人的工作被减低为仅仅要获取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而工资常常非常低。从这个观点看来，工会的任务，就跟资本家所雇用的劳动力是商品的时候的工会的任务一样。工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求国家老板改进工人的工作情况，解决劳动力的报酬问题。
「工厂之转变为国有，只在法律上改变工人的地位。事实上，工人还要在贫乏中生活，而且还要为一定的工资而工作一定的时间」（《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10页）由于这个事实，「在苏联政权之下，工资劳动者并没有失去低下的奴隶身份的性质」，托洛茨基说。一般说来，虽然这些国家不再有像阶级剥削那样的剥削，但是还是有：
（a）利用像托洛茨基所说的「剥削的形式」来榨取剩余产物。而且工人对榨取的程度及剩余产物的使用，没有决定权，也没有否决权。托洛茨基在谈到官僚专政下的过渡社会时说：「换句话说，收入的差异不但决定于个人生产量的不同，而且还决定于暗中侵吞他人劳动生产品的多少。」（《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10页）。这些剥削形式只有在一个让工人阶级决定自己牺牲的程度和目的的全面自管制度之下，才会消失。
（b）马克思所说的寄生的剥削。那就是说，寄生的官僚层没收了一部份社会产物作为他们的特权的基础。
此外，正是这个官僚层以它的特定的阶级的利益来决定工人的生活水平，而且常常野蛮地拒绝保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除了劳动力局部地保留商品性质这个事实以外，上面所说的，就是工人需要工会的理由。
严格说来，劳动力不再有商品的性质。这个主要的差别表现在较慢的工作速度，工资率不由劳工市场而由其它标准来决定。
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情况下，对工人的保卫应该保持和加强，即他们有权利要求不再仅仅是雇佣劳动者。这个想法应该在工会平面反映出来：
（I）反对任何以经济的理由赋予工厂经理重新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企业的关闭决不应该是为了市场的自动的机能，而应该是某一地区性（地区的、区域的、全国的）主管单位的与自治组织的有关决定。所有有关的工人应该马上被其它工作单位雇用，待遇至少应该与原有待遇相等。
（II）要求工人有权利决定全部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关于这方面，可以有几种选择。所以「工资」的要求不应该与其它要求分开。这点恰恰反映官僚的职能可以由工人来负担。经过争论以后，工人应该有权利决定以下事情：
（a）如何将剩余产品分配给生产性的投资资金，那一部门应得优先分配；
（b）那一部份作为集体的消费，那一部份作为免费的物品与服务；
（c）那一部份依据全国的标准作为工资分配。这里，只有公众的讨论才有可能得出一致的标准（而且依据已经取得的发展的经验与程度来调整）。这种公众的讨论才会克服以下情况：
（a）市场对收入发生影响，加深收入的不平等；而不顾及所投入的有效工作；（b）根据工作的「质素」而产生的收入不同，事实上，是一种没收一部份剩余产品来饲养社会特权的隐蔽形式。
除了这些以外，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主要效果，并不是在分配的领域，而是在生产的领域。打破官僚在经济方面的专权，并不仅仅是拒绝它有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使用的权利，而且也拒绝它有决定社会剩余产品的范围与局限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整个历史时期建立战斗性以及自治的工会，牵涉到工会的参与决定工作的组织（速度、测量工作的方法等）的权利。
这并不是说，工会应该有管理经济的责任。后者属于工人自治的机构。
13）波兰革命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工人阶级质疑当政的官僚层所提出的社会财产的观念。波兰工人拒绝承认国有财产与社会财产是一样的东西。自治运动在7月8日在格但斯克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工厂还给我们！」这个口号，就非常具体地表示了这个反应；正像工人提出以「社会财产」的观念来对抗国有企业的观念，或者区别开生产手段的法律上的占有权与社会的控制，也同样反映了这个质疑。
从这个立场看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支持波兰工人争取工人自治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同意以下的口号：「我们要求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那才是社会主义。」
把从资产阶级手中没收来的生产手段转变为国有财产的行动，显示是形式上的法律行动。这个行动对生产手段的社会化非常重要。但是，正因为在工人国家，国家权力可以由工人又或者可以由官僚层来实施，所以，对生产手段的控制权，可以在工人阶级的手中，又可以在国家的官僚机构的手中。财产形式的真正的社会与经济的內容，就是由这个问题来决定。
官僚层从国有化生产手段中取得利益的方式，就好像是它真正地拥有这些生产手段一样，但是它并没有负起拥有人的责任。在受官僚控制的过渡社会中，有一个很普遍的感觉，那就是，国有财产事实上并不属于任何人。上面所讲官僚层的双重性格，就是这种感觉的基本原因。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工人国家中的国有财产，反对任何要复辟主要生产手段私有制的内部的或外来的威胁。但是，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倡把国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无疑地，生产手段完全社会化，只有在社会阶级、商品生产、国家都完全消失以后，才有可能。但是，波兰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下所发展起来的自治运动的经验，帮助我们澄清主要的生产手段的社会化是从那一点开始的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对官僚极权政权的批评中，清楚地指出，生产手段的社会化，只能在国家开始消亡，即国家的功能开始被自治的社会所吸收去的时候，才能开始，才能向前发展。他说，社会财产的起点，并不是私有财产的终点，而是国有财产的终点。这观点在团结工会的群众运动中慢慢地得到大家支持。
像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经验一样，波兰的经验虽然都用工人自治的名义，但是它的多样化的计划都显示了把工人自治简单化的危险。这个简单化的工人自治的性质，是各个工作单位管理本单位内的工作，它们之间由市场联系起来，所以，为了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有所进展，我们要从开始就发动一个斗争，不要使工人自治运动被国家或者市场改变方向。我们认为，波兰运动对这一点的了解是不够的。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的历史经验使人们反对所有集中化与所有强制性的计划。但是，实践证明，当分散化和市场的逻辑主要地决定收入及投资的时候，指令性的计划，或者是用来加强团结的原则的社会基金，都不足以抑制社会与地域的不平等的增长。
*市场似乎能够保证被高度集中化的官僚计划所践踏的自由以及某种程度的经济合理性。但是这个观念只是个幻想而已，所以我们提出另一种合理性：建基在工人会议的政权上的工人民主。这一个合理性一日还没有在某处被人实践，亲市场的观念一日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工人对市场规律运转的抵抗一向很大，以后也会很大。但是他们认为能对熟悉的东西（如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作间）管理得比较好这个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整体的及有协调的自治矛盾的。因此这就使某些人倒回去依赖市场、专家及其它「有能力的」经理。这样一来，当真正的分散化实践了以后，几千次罢工也不能把工人阶级的团结重新建立起来。
这并非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反对采取市场机制。我们的原则立场只是反对引进资本主义的市场。在某些范围内，非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是过渡至社会主义时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坚持的是，市场关系与工人阶级的平等主义社会价值之间永远会存在矛盾，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队必须经常地在处理这些矛盾时，尊重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愿。因此，在1980年8月，格但斯克的二十一项要求，特别着重支持配给原则，反对自由价格原则。
幸亏波兰工人的广大部份开始了解生产手段社会化的过程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国家消亡的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他们立刻进行把国有化部份以及国家本身社会化的斗争。争取工人在企业中的自治的斗争，很快就扩大了范围。群众运动要以不同的机构来代替官僚的国家机构。这个过程就会保证真正的工人与人民民主的存在与扩大。团结工会的纲领所提倡的建立「自治的共和国」的建议，就是要成立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机构。换句话说，当这些机构与群众融合起来，接受群众的直接控制而且与群众直接行使政权有关连的时候，国家就会渐渐消亡。像讽刺画一样的官僚计划就会被精心制作的民主计划所代替。这个民主计划是要经过代表工人与人民的机关的广大的参与与讨论不同的提议以后才精心地制定的。
14）波兰革命再度证实，在所有工人革命中，不论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或者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工人阶级要在它自己的代表会议民主（COUNCILDEMOCRACY）的机构中体现它的政权。这些代表会议民主的机构把群众直接民主的好处与代表民主的好处结合起来。当群众运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时候，群众运动所产生的夺取政权的机关（或者双重政权的机关），在企业中自然而然地趋向于采取工人会议的形式，而在地区之内，则趋向于工人代表会议的形式——这两个机构的历史先例就是1917年俄国革命中的工厂委员会和苏维埃。
上面我们说过，团结工会在企业中，在地区之内，以及在全国的平面上的领导机构，事实上就是工人的民主的对抗力量的新生机构。在这些机构内所实践的工会民主，是有会议式的民主的特征。在工人的群众大会（或者是在大的企业中工人的代表大会）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工人会议、工人控制生产的机构以及工人为企业中的自治而斗争的机构，刚好就是这种新的机构。工人会议的地区协调机构，就是在地区基础上的工人权力机构，而全国自治团体联会筹备会的出现，表示了在全国的规模上集中权力的倾向（筹备会正在筹备召开第一次工人会议代表大会）。独立的农民运动，在组织了私有农民的团结农会以后，也要求在乡村群众大会的基础上成立新的权力形式。在大学中出现的新的民主管理机构，由于要求自治，所以非常类似代表会议的形式。
工人阶级才是朝向代表会议民主的流派的历史担负人。波兰革命证明，当工人阶级在群众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的时候，它所提出的民主模式和民主机构模式，就会被参加革命的其它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密切地——无可避免会有变化地——仿效。很多其它革命也有一样的情形，譬如俄国革命中的贫农会议，俄国、德国、西班牙革命中的兵士会议。
这并不是说反官僚革命的进展或者胜利，立刻会导致议会民主的机构的消失，立刻会导致代表会议的全面统治。
虽然议会（PARLIAMENT）的形象已经变得非常暗淡，但是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专政在东欧的创伤经验，已经毫无疑问地重新擦亮了议会的形象。议会选举的观念，如公民有真正权利提出几个候选人而在其中选出他们的代表，在波兰革命中很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如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广大群众所提出的这些合法的民主要求，则是非常不恰当的。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因此而放弃对议会民主的批评；他们必须清楚地指出议会民主的局限性。主要的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议会式的机构在工人国家中的权限下个明确的定义，使这些议会式的机构不会损害工人代表的权力，因为工代会的民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的要点上——生产物质财富的人必须对物质财富的使用有首要的决定权。朗寒（OSKARLANGE）已经在波兰提出这个观念。以后，团结工会重新提出这个观念，作为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这就是国会的第二个议院——即社会与经济或自治议院——这个观念的来源。根据团结工会最进步的计划，这个第二个议院将由直接的生产者选出，而且要将国家所有经济权力集中在它的手中。这样一个机构，可以被视为在议会民主的机构仍然存在的环境之下，向代表会议民主转变的一个过渡形式。同时，它并不是全国工人会议代表大会的或者是这个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永久性机构的代替物，虽然它与后两种机构并没有矛盾。
「自治共和国」的计划，综合了自治会议直接民主即与经济及政治权力代表会的形式。由此，人们致力于建立直接民主与代表民主的辩证的联系，打破制度化的部门分化，例如经济机构是独立的。
此外，在国会内建议设立第二议会——一个自治的议会——是朝向全国平面发展双重政权及协调自治会议。由此第二议会便会成为与官僚的国会永久抗衡的力量，朝向自治共和国发展第二议会由工人选举产生，不会代替自治会议的计划及决议，相反，通过其制约作用，可以保证各会议在政治上及经济上团结一致。它也可以保证小生产手段的拥有者取得民主表达权，而这权利只有有组织的无产阶级才能保证。但这两个议会确实的范围以及它们与自治会议的关系，并没有清楚地阐明。
在过渡时期规定国会类型机构的任务范围很是必要，以令工人的直接权力不受削减，但另一方面，由全民投票选出各会议形式及自治会议，可能在革命的进程中出现并在过渡时期继续存在。
这两个要求之间的关系，要看在事实上直接民主机构发展的水平，以及这些机构互相协调的水平。由不记名的直接全民投票产生的议会，可能抗拒官僚化，因为自治会议间互相协作时的确有官僚化的可能性。
在过渡时期议会的存在，反映无产阶级在立即建立一个完全民主系统时的困难，因为存在分工以及多元化。
就是从这观点出发，我们相反地认为，通过自治会议的成长及协作，无产阶级有可能扩充它的权力，减低重新建立传统的国会制的危险，这国会是因为有第一议会才造成的。
过渡状况的辩证性，表现在这两类制度之间的关系，如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所解释的，「工人国家最后的面貌，是由它的无产阶级倾向及社会主义倾向之间的关系改变所决定的。」
在一个各种不同的生产手段所有制形式仍然残存的过渡社会中，工人自治制度并不代表所有直接生产者的权力，而只是代表国有化经济部门的生产者的权力。工人阶级虽然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必须保证所有直接生产者（包括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在经济权力机关中能够民主地表达意见。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工人阶级是朝向政治民主的流派的言行一致的担负人。原因是，工人阶级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这个新的生产方式，在它的最高阶段，将会建立起无限制的民主制，换句话说，将会建立起在消亡过程中的民主的工人国家。
在攻击官僚政权的时候，工人阶级不但渴望以工人民主来代替现有的官僚专政，而且要保证所有公民能享有民主的权利。工人民主依靠生产者的合作。它的主要基础是在工厂中成立起来的工人会议。波兰革命的经验证实，当公民民主在工人阶级所领导的革命中出现的时候，它是与资产阶级民主完全不同的。公民民主虽然与工人民主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但它却借来了后者许多特点。这点，在波兰革命的后期，在工人自治的刺激之下的地区性的自治组织中，是非常明显的。新出现的地区性的自治组织，并不是基于市场的公民民主，而是基于消费者和邻居间的互助，或是家庭间的互相支持。
15）甚至在革命中，工人主观思想的成熟也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个成熟的过程由于充满了矛盾，所以各阶段可能会较长。在波兰的政治革命中，工人要经历了差不多一年半的尖锐斗争，才丢弃幻想，而决定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在主观的成熟之前，有一个客观的成熟。这反映在他们的活动上特别是他们的斗争形式。这是波兰革命的伟大教训之一。
自从1980年8月以来，换句话说，自从革命开始以来，波兰工人的主要斗争方式，是群众性的（消极的）罢工加上占领工厂。团结工会在以后的斗争中也是采取这个方式。当这个斗争方式成为一般化而且变成主要的斗争方式的时候，这个斗争方式的重要性就比它在开初出现时重要得多了，以下是托洛茨基对于这点所说的话：「在罢工者的要求之外，工厂被暂时占领，给资本主义财产以一记打击。每一次静坐罢工都在实际上提出谁是工厂的主人这个问题：资本家呢还是工人呢？如果静坐罢工插话式地提出这个问题，那末工厂委员会便给它有组织的表现。」
非常类似的情况在官僚层统治下发生。静坐罢工在实际上提出谁控制工厂与产品的问题：工人阶级呢？还是官僚层？波兰罢工运动的形式表明，工人能够使他们所占领的工厂，以及工厂中所有的生产手段，为整个社会以及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托洛茨基也注意到，在静坐罢工中出现的工厂委员会，在工厂中创造了双重政权的形势。团结工会的各企业委员会、各地区的领导层、以及全国领导层，事实上已经在所有这些平面上创造了双重政权。
从夺取政权的客观的成熟到主观的成熟，还可以从更多的工人阶级参与与更高的静坐罢工形式上看得出来。这里我们是指团结工会中的最革命的派别所号召的积极罢工。根据这个在团结工会内部所发展的观念，积极罢工并不局限于提出实际的经济权力的问题，而且要用革命的群众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据罢工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工人的行动不只是静坐罢工，而是要超过静坐的范围，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恢复生产。这种方案就反映了真正的社会需要与优先次序。罢工委员会一定要使工人的控制包括分配的领域。
同时，他们一定要组织工人自卫队。经过地区性的积极罢工，以及经过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把这些罢工协调起来与集中起来，形成全国性的积极罢工，工人阶级就可以从官僚层手中夺回经济控制权。当经济权牢固地握在工人手中以后，罢工委员会就会把经济权转交给在积极罢工中巩固起来、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集中起来的工人自治机构。积极罢工的胜利就会表示，工人已经积累足够的力量从官僚层手中夺回其余的政治权力。这个积极罢工的策略是团结工会对政治革命的一般战略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因为这个策略是在工人运动中自然地生长出来的。
16）如果革命照这条道路发展下去的话，特别是，如果整个无产阶级夺到政权的话，这个发展一定会在群众之中，因社会的利益与政治方向的不同，引起尖锐的分化。这个趋势在1981年12月13日的镇压前几个月已经在酝酿了。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与大多数的独立农民的物质利益，与小资产阶级的及享有物质特权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的技术人）的物质利益是不同的。这不但在眼前的意义上，而且在历史的意义上，都是如此。群众对经济改革的争论，就足够把因不同的社会利益而起的分歧显示出来。但是所有这些阶层有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要从官僚层的不可忍受的监视之下解放出来。
因为阶级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别还在社会存在，工人阶级不能够为了那个社会的一些虚幻的一般性利益，而冲淡它自己的历史利益或减少它所夺取的权力。作为社会主义的建造人、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民主的实施政权的方法，来保证它的最高权力。但是，在同时，工人阶级不但要把包括农民及其它独立生产者在内的最广大的阶层争取到革命阵营，而且要保持与他们联盟。这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工人阶级的周围团聚起来的广大社会群，在政治革命中共同地进行反对官僚层的斗争。这就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一个坚固起点。
除了国家政权的基本机构以外，只要以下的因素存在的话，工人阶级就会在资本主义以后的自治的社会中保持最高的权力：
（1）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应该占全面优势。这虽然不排拒农业与小商业中的私有财产的存在甚或盛行，但是一定要排斥私有财产的动力慢慢地向其它经济部门扩张；
（2）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逐渐限制残余的私有财产与商品生产；
（3）基本上以国家的外贸垄断来保护国民经济，使之免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同時渐增地与其它没有官僚压制的工人国家合作；
（4）建立其它政治与经济的机构，来阻止私有商品部门与国际资本汇合，不致使计划的规律隶属于市场的规律；
（5）有系统地限制与改变所有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6）在社会投资、国家运转、正式教育、以及——逐渐地——每日的经济生活中，团结的原则应该超过物质利益的原则；
（7）传布及实现真正的国际工人的团结，不要使一个民族臣属于另一个民族；对所有仇视外国人的种族主义的偏见，应该有系统地发动斗争，以克服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增高。
要使苏联官僚层的东欧卫星国之内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取得胜利，需要实践以下各点：
（1）要对军事干涉的压力及威胁或侵略的行动进行自卫，不管这侵略的行动及威胁来自其它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层，还是来自帝国主义国家；
（2）保护国民经济，使之免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同时渐增地与脱离了官僚压制的工人国家进行经济合作；
（3）对世界革命的所有部门进行国际主义的援助，首要地要对政治革命的最密切盟友——官僚专政仍存在的工人国家的工人运动——进行援助。
第四章群众坚持抵抗以及它的主要意义
17）官僚专政于1981年12月13日转向公然的政治反革命，实行武裝镇压，给波兰的政治革命重大的打击，但是，它却无法利用这个优势把群众运动完全拆散、完全击垮。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发动群众抵抗运动；抵抗运动到今天还在持续，构成工人运动史上没有先例的政治现象。
这个抵抗运动时间之长、坚持之久、范围之广，使它成为历史上最光荣的工人阶级斗争之一。它证实了我们较早时的看法，即1980-81年的波兰革命是本世纪最深刻、最有动力的无产阶级革命之一。而且革命时期展延得特别长：直至12月13日那一天，革命非但没有耗尽动力进入下降时期，反而愈来愈猛烈了。这从以下的趋势看得非常清楚：1982年5月劳动节游行；5月13日15分钟罢工；8月31日庆祝格但斯克协议的周年纪念。在这个周年纪念日，群众响应团结工会地下领导的号召，在八十个以上的城市走上街头，把主要的工业中心和城市中心转变为向镇压力量作猛烈斗争的场地。
18）12月13日以后，广大的抵抗运动还在继续，这事需要解释。光说波兰革命在反革命进攻下仍在全力推进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革命的质的方面。就政纲及政治水平而言，这个革命有很严重的缺点，既无革命工人党，也无革命社会主义核心组织，而且政治分化还在初期阶段，可是，就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的阶级觉悟程度而言，一般是非常高的。这是官僚统治的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特殊性质使然。
从一方面看来，在「平常」时候，工人阶级的独立活动和自我组织是不可能的；分散现象非常严重；镇压机构能比资本主义的同样机构干涉得更快；局部的胜利成果很难维持。所有这些阻止了（或至少大大地阻碍了）工人阶级在不同行动中和争取短期要求时的经验积累。因此，全面的、长期的斗争只能在以下情况才发生：广大的工人阶级积累了过去的斗争经验，吸取了教训，同时达到相信高的、差不多同一的觉悟程度，而且还能具体表达出群众当前的迫切要求。
这就是1980年8月波兰所发生的情况。全国性罢工发生的时候，波兰工人阶级（至少是它的主要部门）已经学到怎样提出大家都能认同的要求，怎样以一个同一的集体来进行斗争。
从另方面看来，一当官僚层的统治受到了起来斗争的工人阶级的挑战而产生危机的时候，它的结构上的弱点就显示得非常清楚了。波兰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官僚层很难用它的统治的「正常化」来克服这个危机。在这点上，波兰事件对于我们关於苏联与东欧国家的阶级性质的传统理论，提供了极好的经验证明。我们不但不应该怀疑这个理论，而且应该保卫它为唯一有充足理由的理论。群众在1980年8月所达到的觉悟程度，被以后十八个月的艰苦斗争、与官僚层统治者的交锋、寻求抵抗官僚政权的攻击方法、以及以后怎样管理国家等等经验，所大大丰富起来。虽然群众所达到的成熟程度以及相应的组织形式，并未能够防止12月13日的失败，但已替抵抗官僚反革命的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无可否认地，参与自治工会的经验，很快地引起工人期望把这个经验总结出来，并建立自治共和国。要建立自治共和国的观念，并不局限于那些完全了解政权问题并要用革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们。这情况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一个政治决定、一个国家施政，除非与团结工会讨论过、商量过，否则就不是合法的；这个感觉在波兰工人中间极为普遍，极为热烈，而且它有自己的动力。工人认为他们的工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合法性的唯一泉源，而且也是国家的合法性的唯一泉源。光有这个信念是不能使波兰革命达到胜利的，但它却能够引起广大的、长期的抵抗运动。这个信念是抵抗运动的主要主观因素，反映在团结工会积极分子所喜爱的说法上：「我们是主体，不是客体。」
19）团结工会在12月13日的战争状态宣布以后的头几天号召总罢工。群众运动在总罢工中采取的策略是消极抵抗与逐步撤退。这个策略对以后进行继续斗争的能力有决定性的帮助。即使在那些工人在初期决定积极地保卫自己而且在必要时准备破坏主要的工厂与工业设备的地区，大多数工人被争取过来对力量关系作比较现实的估计，而且采取比较正确的政策——对于镇压机构的打击，避免不必要的暴露，以保存群众运动的实力。
团结工会并未作好准备去抵抗（更不必说有效地击败）这全面的反革命政变。12月13日就是显示力量关系对群众运动不利这个事实的日子。只要那个地区工会领导分子逃脱了头几个小时的大逮捕，在工厂内领导大罢工，并好好地组织撤退，使损失减低到极少，日后的抵抗运动就发展得最快、最有组织、最有内聚力。下西里西亚的情况特别如此。上西里西亚的情况就不同，那里的属于团结工会的矿工自发地组织积极的抵抗或者占领矿场，直到他们体力不支，口渴、饥饿、体力的耗尽，迫得他们不得不投降。他们在有些矿场里，用土法制造了一些枪枝，对波兰的秘密警察（ZOMO）发动了英勇的抗争。因此，「伍杰克」的矿工便成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新烈士。这些抵抗的形式使团结工会失败得更惨，因而大大地减低了那个地区的抵抗运动。伍杰克矿工的模式行动再三地证明，武裝工人和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是与镇压机构斗争的有效策略，但是，在当時那种情况下，他们的斗争是注定失败的。这一后果使许多波兰工人认为群众性的暴力行动是无用的，应予排斥。但是下西里西亚的主要工人领袖却正确得出相反的结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自己的守势的抵抗运动是唯一可取的策略。不过他们也承认，如果全国工人都像伍杰克矿工那样准备积极抵抗的话，就会不但证明这个斗争是正确的，而且也会可能打败反革命的政变。可惜现实是，只有几个先进分子得出上述结论，广大群众仍没有。
20）12月13日的失败并不是决定性的失败。团结工会最积极的分子还能走入地下。抵抗官僚反革命的群众性运动发展起来了。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了「秘密社会」（有时候也称为「独立社会」）的观念。如果这个观念是指另一个社会能够自发地生长，是鼓励人们去幻想能够避免与官僚统治交锋的话，那末这个观念就是暧昧含混的。但这个观念的政治价值在于它能正确地了解，抵抗运动必须依靠广大社会阶层的活动，来保存与支持群众内部的积极分子的力量。
经验证明，地下团结工会在工厂中的存在不但可能，而且能够变成「秘密社会」的骨干。事实上，所有事情都要靠重新建立这种组织：日常抵抗运动的效率，采取拒绝立场的阵线的工作，独立社会意识的发展，局部经济及政治斗争的结果，将来的罢工或者其它主要战斗的准备与成功。团结工会在能够继续维持地下工作的地区所收到的会费，成为抵抗运动特别重要的物质基础。这些会费使地下的委员会能够供给会员物质援助，成立借贷委员会，分发援金给被拘禁及被解雇的会员的家庭，以及替工人的子女与家人安排假期。团结工会在工厂中的力量，保证它们有效地排斥国家所成立的「新工会」，能对劳动视察员加压力，而且迫使工厂经理不得不考虑工人的利益。在某种情况下，这些工作能够正式经过工人委员会公开地进行，或者非正式地经过工厂中的工人代表公开地进行。
在某些工业中心的工厂中，团结工会的扎根比较顺利，因为在这些工业中心，地区领导层最了解工厂组织的潜力，最了解工会在「秘密社会」的结构与活动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在这方面，自觉的领导层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工会的扎根，跟工厂委员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团体相互之间的协调的能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协调组织首先由所有大工厂的代表在地区层面建立，然后在地方性层面，在邻近的工厂之间建立。如果地区层面的团结工会领导层支持特别分散的组织与活动，而忽视各工厂的工会团体之间的协调工作，这就业团结工会及整个「秘密社会」都有很大的损害。
「秘密社会」是指在各种各样行业中秘密地自发地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活动、主张和组织形式。它的目的就是阻止官僚统治者及其镇压的、政治的、思想的机构，用分裂、隔离、腐蚀工人阶级及其受压迫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方法，来击散社会的先锋队。「秘密社会」可以保存社会运动的最积极的力量，争取新的力量。在波兰逐渐成长的地下报刊的数量（不同的刊物及每种刊物的印数）之多，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此外某些地区还有出版书藉及地下电台广播。所有这些活动，创造了一个独立的新闻网，和一个有生气的交换与讨论经验的论坛。流动大学和自我教育俱乐部，代表了「秘密社会」的另一面。虽然它们比新闻流通活动的范围小很多，但是它却创立了独立的学习、独立的教育、独立的文化的地方。它们促使了思想自由，把文化传播给青年及许多工人干部。它们使工人阶级与民主的知识分子中最积极的、最忠实的分子之间的联盟得以活跃。
只要建立「秘密社会」的政策主要是集中在重新建立与活化工厂中的团体的话，那就可以使大部份地下报纸直接在工厂中出版，而且可以把自我教育的工作集中在成立工人大学与工人讨论会上。但这情形不是所有地区都如是的。一般说来，如果「秘密社会」与地下工会的关系非常密切的话，「秘密社会」的基础就非常强大；如果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忽视了工会的活动，把学习、出版及其它独立活动集中在知识分子的话，那末「秘密社会」的基础，特别是它的结构以及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就会比较脆弱。
建立「秘密社会」这个观念——只要它是集中在工人阶级上——就是团结工会在反革命局势中对群众性抵抗运动的总战略一个主要的贡献。
21）1982年4月出现的全国性的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为「临协会」）替抵抗运动的中央领导层的形式创造了条件。工会的战斗分子早就深深地感觉到有这么一个领导层的需要。事实上，12月13日以后，团结工会已经卷入差不多是永久性的领导的危机，因此对整个群众运动产生不良的影响。中央领导层难以存在，自有它的客观原因。甚至于在「临协会」形成以后，它的内部还发生了主观方面的问题，以致它不能够坚定地负起领导团结工会的责任。在实际上，它的道德权威的成份比较多，真正的领导或真正的协调的功能比较少；这就反过来削弱了它的道德权威。1982年秋天，政治上的摇摆不定、前后不一致、错误、以及有时候的极端的经验主义，使领导层的危机变得非常尖锐。事实上，「临协会」未能够把8月31日的巨大的群众运动所显示出的战斗性的与激进化的庞大潜力开发起来。这就自然导致运动分散；波兰议会于10月8日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时，团结工会惊惶失惜。
领导层的危机反映在它没有能力为团结工会提出一个适宜的战斗战略与政纲。在抵抗运动的第一年中，导致团结工会12月13日失败的「自我限制的革命」的老战略，还是「临协会」的主流政治观。「地缘政治的宿命论」——这个论点认为任何对官僚统治的严厉威胁就会马上引起苏联华沙公约同盟国出兵来镇压群众运动——有瘫痪人的效果。它继续培养一定要与波兰官僚层妥协的幻想，以为妥协才会使独立的群众运动和官僚统治共存，而会迫使后者自由化。这个宿命论的态度导致在总罢工战略方面采取了一条前后非常不一致的路线。
「临协会」内较激进的流派与大工业的工人有较直接的关系，他们主要由下西里西亚的领导所代表。由于这个流派施加压力，「临协会」的内部才有脆弱的妥协与不稳定的平衡，而且才有可能于1983年1月通过一个纲领式的文件。这个文件代表了克服战略危机的一个真正进步：除了把「秘密社会」中所体现的收获加以系统化以外，它再一次公开地指責追求「全国的和解」的努力，承认有需要推翻12月13日以后的官僚政权，而且指出总罢工是团结工会应着重的一项主要工作，所以它的目标不但要抵抗，而且要「击碎独裁政权」。
但是，这个纲领式文件并没有导致政治上的真正的转向。这个文件之所以不能起很大的政治作用，是因为一方面它不能在行动上及在过渡纲领上把这些收获具体化，另方面「临协会」的一些成员反对这个新的路线。因此，它在群众中很少支持。就因为它没有提出具体的任务，也没有设计出与它所提倡的目标相应的组织形式与行动，所以它结果还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
在讨论领导层的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应当着重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在团结工会的合法时期成为它的干部的成千成万的活动分子中，大多数是政治与工会活动的新生分子。因此，地下运动主要地只好依靠在十八个月的时期所收到收获；这就可以解释他们在克服这些障碍时所面临的困难。
22）但是，团结工会内部，特别是它的政治上最先进的部门，已经有一连串收获，可以帮助解决这个战略方面的危机。譬如，某些先进分子已经把创立「秘密社会」的努力主要地集中在重新建立工厂中的工会组织上。他们已经通过协调委员会在某些地区建立了与重点工业有密切联系的真正的领导层。这些协调委员会把重点工业代表和企业间的委员会代表集合在一起，而且依据在工厂中所得到的民意测验作出他们的主要决定。他们也清楚地把战略目的定为总罢工。他们相信，主要的问题就是无法强迫推行「正常化」的官僚统治者与已经积累了巨大潜力的社会运动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他们预测，这个不稳定的平衡在任何时候都会打破，而且会突然破裂。如果这个破裂的发生对群众运动有利的话，就会产生总罢工的动力。
经验证明这个分析是正确的。1982年8月31日的群众游行发生以后，下西里西亚区的大工厂中的八成工人已经作好总罢工的准备。地区领导层也同意总罢工。但是，当它了解到全国的准备是不平衡的，而且单个地区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到最后就退却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后，在10月12日，格但斯克船坞的工人，为了抗议团结工会被宣布为非法，主动地号召一次罢工，罢工可再度发起。他们把这次罢工看成全国性占领工厂罢工的开端。他们的号召得到许多大工厂的工人的极好反应。这些工人似乎要步格但斯克工人的后尘。只有当他们发现了「临协会」决定要在迟一点的日子发动一天的全国抗议运动的时候，他们才放弃原先的罢工计划。这个全国抗议运动的决定却导致1982年11月11日的罢工的惨败。在社会的紧张的状态非常剧烈的时候，任何同样的号召都会触发总罢工。
关于这方面，下西里西亚地区的团结工会领导层已经对于总罢工的战略提出几条非常重要的论点：
一、他们认为工厂的工会组织应该为了目前的要求，发动局部的斗争。这种要求能够提高工人的组织能力、社会意识、战斗决心。
「临协会」在1983年1月所发布的纲领或文件，就认识到：一般而言，经济斗争与局部斗争构成了团结工会活动的主要部份。这些斗争常常是短暂的罢工或者警告性罢工。它们已经在许多工厂中发生，抗议非常恶劣的、有时候是非人道的工作环境，抗议官僚层所强加的低工资，保护因从事非法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工人，等等。但是这些斗争的弱点是缺乏相互之间的联系。沃洛克劳地区的主要工厂在地区罢工委员会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抗议周」证明这种联系是可能做到的，而且会把这些局部斗争提高到更高平面。二、他们认为在总罢工时保护工厂来反对镇压力量的攻击是非常重要的。1982年夏天，一些比较先进的部门已经得出12月13日的失败的教训，而且讨论「积极地保护工厂的总罢工」的观念。至于下西里西亚区的团结工会领导层，已经开始体现这个观念。它建议在主要的工厂中成立工人自卫队，而且由地区领导层集中领导。三、在团结工会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正确地把苏联军事干涉的问题与力量关系的对比连系起来。他们认为，群众运动的组织水平、动员情况与决心愈弱，干涉的危险就愈大。四、他们试求定出使总罢工胜利的必要条件。他们相信，決不应该把总罢工限制于重获工会自由上，应该要导引工人去占领工厂、工人控制生产，或者进展到更先进的管理经济的形式。
这个波兰工人阶级应该采纳的、促进新的政治革命兴起的最先进的战略思想，有一个弱点就是没有提出处理镇压机构——军队与民兵——的问题的办法。到现在为止，虽然有了12月13日反革命政变的教训，即使是团结工会中想得最遠的层份，还没有了解到在镇压机构的基层人员之间从事宣传与鼓动工作的重要性。这个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瘫痪与分裂镇压机构，在与官僚统治者摊牌的时候，把穿制服的工人争取到工人阶级的事业这一边来。
甚至于头脑最清醒的领导人们还是怀有幻想，以为镇压机构不需要经过社会运动最积极的最自觉的力量的事先的政治干涉，就会自动地解体，就会在社会运动中瘫痪。还有一点就是，在团结工会内部，支持总罢工战略的人还是少数，而且他们在政治上有时也会摇摆不定。
23）12月13日的失败迫使群众运动局部撤退走向教会。当官僚专政镇压了所有独立的社会活动的时候，教会变成至少维持一些自主权的唯一的机构。寻找自由的地方与集会的地方的群众，自然而然地转向教会。这个撤退颇有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后果，譬如群众的宗教热情增高了。这又反过来加强了教会的「精神力量」。罗马天主教教宗约翰保禄二世返回波兰的访问，只不过证实了现有的局势。
但是，这并不自动地表示群众把教会当政治机器来支持。团结工会的存在，证明工人阶级即使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虽然非常依恋天主教，但是却有真正的能力保持对教会的政治独立性。红衣主教格莱姆代表天主教会的上层所表達的妥协政策，并没有被群众接受。相反地，它常常受到地下报刊及群众运动的广大部门的尖刻批评。
与前一段时期比较起来，群众对教会的批评态度已经增加了很多。同时，群众退到教会之中以后，却带进了非常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是教会上层难以克服的。许多教区的教士开始与群众运动和地下团结工会合作，在星期日的布道中表达了群众的愿望。在一部份低层的教会人士与教会上层之间，发生了相信激烈的政治争论。某些主教，特别是那些与农民非常接近的主教，不但采取严厉责备官僚专政的态度，而且提出达到工农联盟的具体方法。
教会上层为了快速地在教会中充分恢复纪律，竟向官僚层的压力让步，命令低层的教会人士停止及拒绝执行「颠覆行动」。它愈来愈坚持要求教区及个别的教士放弃与地下运动的联系，不要再发布支持群众运动的文告。这似乎是群众运动及团结工会对教会愈来愈不满的原因。
24）地下群众运动的发展，和官僚层的全面危机，使雅鲁泽斯基集团进行1981年12月政变时所自吹自擂的「正常化」政策失败了。他们在经济、社会、政治的平面上都失败了。
1981年秋天所粗略地订立的「经济改革」，主要是要给予工厂较大的自主权，以及扩大市场机能。这个改革在开始实行以前就被架空内容了。
官僚层采取了一连串与原先的分散经济的管理与计划的意图完全矛盾的措施：
（1）1982年2月以前，大多数货物及服务的价格已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2）几乎五成的工业生产由「运算的方案」来管制。所谓「运算的方案」，事实上，就是决定某些部门的生产以及某些产品的优先次序的法令。
（3）主要工厂被军事化。它的用意就是把所有决定权交给官僚的中央机关。由于代替工厂的经理人员对工厂管理没有经验，这就引起前所未见的混乱与浪费。
（4）急剧地减少最消耗外汇的两种项目（谷类食物与科技）的输入，以减少外债。这就在农业与工业上引起了流通阻塞的现象。
农业危机仍在持续。由于缺乏机器及基本材料，官僚层不能改善农民的情况。粮食及饲料的输入大量减少，实际上只分配给国营农场及集体农场，极大多數的农业生产者都没有分到。以培植玉蜀黍代替输入的粮食的计划落得个惨败。农民缺乏必要的机械。农产品的运输情况没有多大改进。储藏设备及其它服务都很差劲。
1983年7月，官僚层见到部份农民组织了停止上缴农作物的运动，就答应农民的一个主要要求，企图中立农民。这个得到团结工会支持的要求，就是宪法保证私有农民有永远使用土地的权利。
官僚专政的一个主要的失败，就是没有能力在生产过程中重建工作的纪律。这有客观与主观的原因。由于工厂难以得到原料与零件，生产过程常被中断。这逐渐推使工厂经理实施劳动密集的政策。换句话说，工厂经理要用增加工资成本的方法来增加生产成本，这样子他们才会减少因这个局势而起的财政损失。这就是保证补助与特权的另一个方法，因为补助与特权是依某一定的生产成本水平而增加的。
为了利用因此而起的对劳工的巨大要求，工人自觉地或非自觉地采取了抵抗官僚层的方法。因为劳动的流动性的大大增加，工人毫不犹豫地离开太难或待遇太差的工作，转向较轻松的、待遇较高的工作。政府企图通过限制工人转换工作等等方法来使某种「强迫劳动」的形式成为制度的一部份，但是这个企图至少是局部地失败了，因为工人不愿意在有这种硬性规定的地方工作。更一般地说来，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工人的反对，官僚层以扩大工资的差别及分配特权为武器来分裂工人的企图，只有极少数的成功。
所以，经过了两年的「正常化过程」以后，难怪官方的报导说波兰经济的主要特征还是无政府状态、散乱、不稳定。甚至政府所有的专家都说「改革没有什么效果」。
官僚层本来要利用「新工会」为输送带，对工人实施直接控制。但是「新工会」的建立明显地带来了惨敗。地下团结工会号召工人对「新工会」联合抵制，获得一般工人响应，特别是在大工厂与团结工会的重点。在有几千个工人——甚至有几万个工人——的工厂中，官方的「工会」连几百个会员都没有。何况官方的数字常常是夸大的。
政权能够在传统上组织较差的部门和较小的工厂强行推进官方的「工会」，但并不能掩饰一个事实，就是只有45%的波共党员加入了这些工会；人数如此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地下运动的积极分子对他们报复。
像新的工会一样，以团结「广大群众」为目的的「全国再生爱国运动」的组成，并不能在群众之间产生能够久存的幻想。由于它的官方代表未能提供会员的人数及活动的分类，官僚层马上停止宣扬这是「走向团结和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一个新的进展」。
政府主要用直接及野蛮的镇压才得到一些收获。它用秘密警察来追踪地下运动的活跃分子。团结工会许多领导人因此被捕、关禁、判刑。但是不同的机构——如军队、民兵、秘密警察、行政机关、党组织——的代表之间的斗争，官僚层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鹰派」与所谓「鸽派」的「自由分子」对于使用镇压力量的问题所表示的不同立场，证明局势是不稳定的，力量关系的对比是易变的。
第五章波兰事件在国际上的国际
25）战争状态的宣布，不但对于波兰的无产阶级是个重大的打击，对于国际的无产阶级也是个重大的打击。团结工会领导的几百万工人的斗争，本来是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史上最先进的一页。它不但是反官僚专政斗争历史上一段史无前例的经验，而且也代表了工人渴望生产手段与社会财富都真正社会化的愿望。
在这个官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斗争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完全站在群众的一边。现时并不是帝国主义企图在工人国家恢复资本主义。在波兰本身，没有任何重要的力量希望或者能够重新引进生产资料私有制。受攻击的是官僚层及其专政，因为它在工人国家中篡夺了权力。无产阶级要用激进的手段提出质疑的，就是这个由整个镇压武器所支持的少数特权层的权力。官僚层被消灭，只会在国际平面上增加而不是减低无产阶级的力量。
官僚权力被消灭，就会在现实上在全世界群众眼中证明，经济制度及社会是可以由全体工人来领导的。这就表示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大地进展了一步。它就会深深影响苏联与东欧工人的行为，会大大地推动反官僚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从华尔街到克里姆林宫出现了反对波兰革命的「神圣同盟」。
克里姆林宫可以高兴了，因为它的「忠告」被广泛应用了，而它不必被迫要用大军来直接镇压。从政治上及从物质上来看，这种镇压的代价会非常高的。雅鲁泽斯基将军及他的集团，在企图打坏团结工会的支柱时，不但是保卫波兰官僚层的利益，而且是保卫全体官僚政权的利益。官僚层的自卫行动反应得非常过敏。官僚阶层的团结是非常完全的：这就是他们所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跟雅鲁泽斯基的立场站在一起的人们，不管提出什么理由，事实上都是保卫官僚层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在这方面，古巴与尼加拉瓜的领导人的动机显然与葡共领导人的动机完全不同，更不必说东德共产党与美共的领导人了。但是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有同一的客观意义。
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要求人们积极地支持波兰工人，积极地与波兰工人团结起来，反对波兰官僚层与苏联官僚层。
26）国际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就是要遏止波兰的反官僚政治革命惊人的兴起。这里涉及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不但怕工人自治的经验会蔓延到资本主义国家去，而且还怕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债务与经常要支付的利息不会偿还。这就是为什么在雅鲁泽斯基镇压以前，帝国主义最具代表性的发言人，主张以「恢复秩序」与「工人复工」为重新安排债务偿还日程的条件之一。镇压后的第二天，大资本家的喉舌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西德与英国政府发言人，再度采取同样的立场说：「大多数银行家相信极权主义政府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强行实施纪律。」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保持这个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与它在全世界所采取的反工会、反工人阶级立场完全一致），同时，它发动煽动性宣传活动，假装责备镇压者，假装保卫团结工会；这个做法的犬儒主义非常明显。这事实上是完全骗人的行动。它的目的是要趁机利用国际工人阶级广大阶层对于波兰政府镇压工会所自然而起的反感，尽量把这个反感导向亲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方向上去。这个混水摸鱼的行动，是要达到以下几个思想的与政治的目标：
（1）华盛顿以需要抵抗「苏联干涉」与「极权主义」为借口，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提高对中美洲血腥独裁者的援助，而且要求解除对北大西洋公约堡垒土耳其独裁政权的军事援助的限制。
（2）几个帝国主义政府发动一个运动，来为他们重整军备及因此而减缩社会福利费用的行动辩护。波兰的将官、波共、与克里姆林宫已经让反动的势力取得理想的机会来击退群众反战的动员。
（3）最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得到了工会官僚、改良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力量无价的帮助，打算把一切事情转向有利于它们自己。它们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面对以下的困境：要么接受「民主」之下的紧缩政策，要么就冒险过「极权主义社会」的生活，而这种社会也会强行实施紧缩政策。资产阶级利用后一个论点来加紧一般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宣传。
帝国主义力量在反工人阶级的大合奏中协调它们的声音。但是在经济危机与殖民地革命有新进展的情况之下，波兰危机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产生新的恶化。西德资产阶级领导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反对任何报复性措施升级，因为报复性措施会威胁到它在苏联及东欧的投资。美国帝国主义除了农业方面的贸易以外，很少牵涉到东、西方的贸易。所以它能够挥无经济禁运的魔杖。帝国主义同盟中每个参与者都把它的保卫一般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追求它自己的特殊利益结合起来。
27）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对于波兰无产阶级所受到的失败所作出的反应，只能在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危机的情况下去了解。它们对波兰当局宣布战争状态采取不同的立场，除此以外，改良主义机构对于波兰工人的斗争，不是表现极端的的保留态度，就是或多或少地表示公开的仇视。它们以原始的反教权主义和简单的「阵营主义」之类的思想理由自辩，但这些理由都不重要。真正的理由要从其立场的物質社会基础上去寻找。波兰工人的斗争与组织的动力，迟早会对官僚机构的控制带来很大的打击，特别是现时它们正对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采取妥协甚至投降的态度。这些官僚机构恐惧波兰无产阶级的斗争，主要是波兰无产阶级的为自治的工会运动斗争，换言之，为工会民主斗争。事实上，官僚机构对团结工会的保留与仇视，反映了官僚的国际性团结。另一方面，改良主义机构利用波兰工人的失败来反对跟阶级敌人正面冲突。根据它们的理由，这种冲突也会在西方带来雅鲁泽斯基式的镇压，换句话说，会带来「强人统治的国家」。它们以此来替自己对资产阶级采取合作与投降的政策辩护。
西德、英国、奥国的社会民主党，基本上维护本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虽然它们反对冷战式的政策，但同时也反对在阶级的基础上动员工人来保护波兰工人被雅鲁泽斯基所践踏的权利与自由。它们的动机与本国资产阶级的动机一样，都是抓住东西贸易的利润。甚至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左派（如英国的本恩（TONYEBENN）派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常常保持沉默而接受领导机构所强加的政治解释。
在法国，由于工人的压力、极左派采取主动的能力、社会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竞争、以及社会党及由它领导的工会（CEDT）的领导层为了它们自己特殊目的所作的推动，抗议运动得到了较多群众参加，而具有支持波兰工人的阶级动员的性质。
波兰政治革命的兴起，以及官僚反革命的发动，使各国共产党的危机达到一个新阶段。这个危机在多数国家中早就被内部的阶级斗争的发展所激化。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离心倾向加倍地成长。认同苏联与介入本国现实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刻了。所有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每个国家的情况，每个共产党的历史的进程、每个共产党与该国的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各国共产党采取不同的立场上。
法共、葡共、西德共党，丹麦共党的立场是一系列政治倾向的一极，基本上，这些党支持宣布战争状态，因为这样做会「使社会主义的波兰逃脱反革命的致命危险」。奇怪的是，（但是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融合的结果），其中一些共产党，认为镇压比苏联干涉好一点。它们的意思是任何支持团结工会的动员，只能够「在伤口上加盐」「使伤口更痛」，而且会阻止全国军事委员会实践逐步达到「自由化」的承诺，
在一系列政治倾向的另一极，有意大利党和西班牙党。他们谴责雅鲁泽斯基的镇压，要求释放政治犯以及恢复工会自由。它们与莫斯科的冲突已经相当厉害，意共甚至走得更远，以至声明「十月革命所开启发展社会主义的局面已经耗尽了它的潜力」。但是意共所提倡的立场，却是要工人阶级与教会及小资产阶级势力密切合作，而不是建立工人民主的政权。这其实是意共所追随的阶级合作政策的翻版。这个立场导致它们要与法国、德国及北欧的社会民主党建立更友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部份有战斗精神的工人不赞成他们的领导人对波兰的路线。这並不是说，这些战斗性的工人留恋斯大林主义，而是对于领导者对阶级敌人作出新让步的一个直觉的反应。
英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的共产党，虽然没有正式以书面谴责12月13日的镇压，但它们的立场是在两者中间。
波兰群众兴起的形式与性质，以及各共党之间与党内部的矛盾，使几个欧洲国家的工会运动内部产生分化。
与1953年的东德工人暴动失败、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失败、与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失败时的情况相比较，这次国际工人反对官僚镇压的运动，并不局限在帝国主义国家之内。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在一连串半殖民地国家之内，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等等），工人运动中相当重要的部份表示与被镇压者团结在一起，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上街游行。官僚层的辩护者企图把所有反对官僚专政的人列为「客观上亲帝国主义」的势力，尽管这些人在该国家内占工人阶级的多数。但是这个企图已经开始在反帝运动中失去支持。世界革命每次新的兴起，只能加速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苏醒。
对那些不支持团结工会的共产党与民族革命运动中的活跃分子，第四国际应该向他们解释，若要在西方国家增加反帝与反资的力量，就要运用联合阵线的政策；联合阵线应该包括天主教及社会党的工人及其群众组织。如果仅仅为了反对改良主义的反共思想而拒绝与他们组成支持团结工会的运动，就会大大地阻碍联合阵线的实现。事实上，支持团结工会的联合阵线，正如支持中美洲革命的联合阵线一样，总是与保卫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结合在一起的。这个纲领包括反对错误的、反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斗争在内。
28）波兰事件对其他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应仍很难估计。明显地，波兰无产阶级的兴起没有立即引起这些国家的群众的反应。由于经济与社会危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工人阶级的先锋部份在重新发动他们自己持久的斗争经验上，落在波兰工人阶级之后，更加上各个官僚层对波兰工人斗争消息严厉封锁，所以上面这个反应并不使人惊奇。
但是在波兰事件的消息能传播到工人中的某些国家，工人的先锋部份表现出热烈的反响。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直至1980年8月底都对波兰工人的斗争有详细的报道，中共以为苏联可能干涉，随之便是反「超级大国」的「民族解放斗争」。团结工会成立之后，官方报纸态度改变了，但民办刊物仍然继续对波兰事件的发展作出反响。
波兰工人的斗争对中国有特别的影响，因为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同一时期展开，波兰工人的胜利成果鼓舞了这运动的活跃分子，他们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年青工人。波兰工人二十一项要求及《工人权利宪章》，曾在民办刊物转载；中国各地有十多份民办刊物讨论波兰事件，并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多党制已提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议事日程」；「罢工是提高工人阶级地位和在目前社会主义制度下克服官僚统治的一个方法」；「官僚特权统治的丧钟敲响了」；「官僚的统治不能以资产阶级的统治来代替；在这特别的历史过渡时期，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这影响不只限于理论上的启发作用。官方及民办刊物报导中国各地有一连串组织独立工会的企图，1981年4月，爆发了全国逮捕大多数民刊编辑及组织者的浪潮；1982年4月，中国宪法中保障工人罢工权利的条文被删除；这些都表明官僚层面对会在中国出现的「波兰例子」，是多么惊惶失措。官僚层改变态度，并在物质上援助雅鲁泽斯基军事独裁，就不是偶然的了。这显示了各国官僚层，尽管它们之间有不同点及矛盾，但在镇压工人阶级时，却有共同的利益。
此外在东欧的国家像罗马尼亚及苏联，基本物品供应的危机已经烂熟，引起了群众极大的不满，这与波兰在1976-80年时的情况差不多。在其它国家，如匈牙利及东德，青年及知识分子之间已经有了政治反对派的倾向，他们并逐步寻找与工人阶级系盟的道路。官僚们完全知道这些事实，而且被这些事实所吓怕。在所有这些国家，他们深深地惧怕「波兰的例子」（即工人愤怒的爆炸导致群众罢工与工人自治组织）会在他们本国重演。
官僚层对这个威胁的反应，显示它缺乏明确的方向，反映了它的混乱与危机。虽然它自然地倾向于对「政治上的异见分子」采取较严苛的镇压，但它却不敢对工人的行动发动全面进攻。它指出1970年在波罗的海几个海港的浴血斗争，就是波兰以后事件的开端。这个说法并非没有理由。几个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层从波兰事件中所得到的教训似乎是：一方面进行选择性的镇压；另一方面则准许工会组织在争取经济要求方面有较大的自由。
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中消息比较灵通与经验比较丰富的部份，对于波兰的兄弟姐妹的行动非常同情，只是还没有找出将这个同情转变为行动的方法。但是「波兰模式」无疑会对许多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
29）波兰革命的兴起，一方面再度证明，当无产阶级集体地团结地动员起来的时候，它就有大规模地采取主动、行动与自我组织的能力。另方面，波兰革命也证明了工人运动的另一历史教训：群众的自发性活动是有不可克服的局限的。革命发展需要明确定出团结工会所要达到的目标——经济改革计划，换句话说，经济在新的基础上重組，不同于官僚层各派系和小资产阶级等提出的建议，也需要设计一套战略和一套具体的策略，来保卫团结工会对抗官僚专政的拖延政策（后者发展为1981年12月13日的镇压），也就是说，要有一套夺权的战略。可是，光靠基层群众的自发行动（多少在地区性或区域性组织上表现出来），就不足以提出清晰的、正确的路线了。因此，在事后可以看到，工会运动犯了很大的有决定性影响的错误，譬如它没有一条路线，向兵士提出他们在队伍中应该有民主权利与自我组织的权利。更一般地说来，在每个革命中，具有以集中的力量来争取主动的能力是必要的有利条件，这个有利条件只有作为先锋的领导层才能够把握。波兰就是缺乏这么一个有组织的先锋，导致残酷的结果。
当然，官僚的官方宣传机构令人作呕地使用从工人的革命传统中拿来的名词。同时西方的资产阶级宣传又把官僚的统治与马列主义等同起来。这种种做法，使得极多的波兰工会活动分子极端地厌恶「革命先锋党」等等观念。这就需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细致的教育工作，使这些活动分子相信有建立这个党的必要。分析1980年夏天以来或1976年工人反抗运动以来震动波兰的事件，就能够很具体地、清楚地证明这个必要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党，当然是能够在确立它与工人的群众组织的关系上清楚地定出它本身的任务与目标的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在波兰建立的革命先锋党，并不要取代无产阶级行使政权的机构：政权必须由工人在推翻官僚专政以后在国家平面创立的机构来行使；这些机构就是在地方的、地区的、全国的平面上民主地选举出来而且互相之间结成联盟的工人会议（WORKERSCOUNCILS）。
党的先锋分子将会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在这些工人会议以及例如团结工会那样的群众组织之内，保卫他们的政治立场。他们仅仅会在对工人阶级及其运动的基础上，在显示阶级团结的精神与为共同目标而牺牲的精神上，以政纲与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来争取及保持工人的信任。他们会拒绝享受任何物质利益或经济特权。但是，只因他们体现波兰与国际工人阶级的集体历史记忆，体现波兰与国际工人阶级从一百五十年的斗争经验中得来的教训，他们才是一支先锋力量。这样一个党的存在，也符合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在1981年12月13日以前，这样一个党本可加速使群众运动面临的许多具体任务得以实现。
30）有人恐惧，这个相对地很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活动分子的核心，工作效率不及与团结工会组织上不分离的活动分子。对于这个恐惧，我们的回答是：波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小的核心在有利的环境中能发挥功效。从1976年开始，几百个主要是属于「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活动分子，在联系不同工厂的活动分子的工作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联系大大地有助于1980年夏天的罢工得以成功，也有助于团结工会得以崛起为群众组织。
但是机械地把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党与在工厂及群众的自我组织中所自然地崛起的阶级的领导层对立起来，也是不对的。首先在政纲与政治的基础上汇聚起来的活动分子，只不过是一个党的首批核子分子。他们不能自称是「工人阶级的领导层」，这种一厢情愿的讲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他们要以干预行动来赢得工人阶级的信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吸收在自我组织过程中崛起的最优秀的工人。他们只有在工厂内与工人阶级的自然领袖混合起来，才能成为实在的领导层（换句话说，他们要在群众的眼中争取得实在的领导层的资格）。
有人恐惧，一个党的崛起会分裂工人阶级，会加深群众自我组织中的政治分裂。对于这个恐惧，我们的回答是：由于群众一定要面对庞大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问题，而且极难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一千万工人之间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
事实上，在团结工会公开活动的十七个月中，这个分化已经发生，并在目前的抵抗运动中继续发展。一个尊重群众运动内的工人民主模式的先锋党，出现的唯一意义就是它会令斗争进行得更有效率，促使从许多个不同的立场中选出最适合整个无产阶级的立场。建立革命的先锋党，与努力推进行动上的团结是并不互相冲突的，与建立最广大、最民主的工人联合组织也不互相冲突。相反，这是党实践它的政纲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努力推进的中心目标之一。
有人恐惧，建立革命先锋党，会使少数人操纵群众。对于这个恐惧，我们的回答是：缺乏这样一个党，更会使少数人操纵群众。在群众的自治的团体中，对于每个斗争阶段所产生的问题，必然会出现不同的意见与不同的解决方法。这时可以选择的，并不是:或者是无可能达到一致的意见，或者是「少数活跃分子」「操纵」多数。实际选择是：或是多数人被少数人控制，或是通过投票取舍政纲后得出多数意见。在前者的情况下，控制多数的少数人，往往是不公开露面而在背后行事的小集体，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纲，或是跟在有魅力的领袖或专家的后面，接纳他们的「科学」的信任状或简单化的煽动建议。在后者的情况下，清晰的、首尾一致的政纲，是群众的代表根据广泛而民主地流通的资料，在明确地了解所讨论的问题的基础上，对不同倾向的立场作选择。
这就是为什么第二个解决方法到目前为止仍是较民主而较少操纵性的，因为实际的决定权是操在全体工人群众手上。要达到这一点，革命的先锋党不能够享受任何特权。同时，所有的工人都应该有权利在自治组织内组成任何政党、协会、流派、倾向。这就是为什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为多党制原则而斗争，并把这个原则写在他们的政纲内。
31）（a）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重建与扩大团结工会在工厂内（特别是在大工厂内）的地下工会组织，是群众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秘密社会」的中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局势的分析，深信客观条件有利于建立这些组织，以及把这些组织转变为对抗官僚专政企图正常化的抵抗中心与工人群众斗争的中心。工厂内的地下工会组织，在发动防御性与攻击性的局部斗争和准备更有战略价值的斗争上，有决定性的作用。
（b）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宣传围绕局部的或者过渡的要求发动斗争，在可能情况下参加斗争。过渡的要求包括：
（I）反对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争取较高工资，争取按生活指数的变化而调整工资；反对强迫劳动；反对工厂中的专断制度，主张管工应由民选，反对工人因政治活动而受迫害；
（II）争取全面地、无条件地大赦所有被检控的工会会员及所有政治犯，争取独立工会活动的权利及多个工会存在的权利；
（III）争取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活动，等等。
经济上的及政治上的局部斗争，是提高工人的自我组织、政治醒觉与战斗能力的一个决定因素。
（C）在群众运动中，特别是在团结工会的地下工会组织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保卫总罢工及占领工厂等革命战略。只要群众的生活水平或者社会与政治的先锋份子水平许可的话，他们应该在所有这些工厂与地区，在政治、组织技术方面，准备这样的罢工，而无须受群众反抗独裁的一般水平所影响。为了总罢工，他们应该提出包括以下要点的行动纲领：
（I）重新争取工会自由，使这个争取工会自由的动力朝向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
（II）以社会的力量控制经济，从工人控制生产开始，逐渐使这个动力朝向于把这个斗争转变为争取工人自管的斗争。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无限期的全国总罢工业必然会提出政权的问题，但是它不能靠它自己的本身來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击碎为官僚专政服务的镇压机构及其它机构，才有可能在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情况下解决政权问题。总罢工业只有导致双重政权局面的出现，才有胜利的可能，而这双重政权局面则要基于经济上大致已发展了的社会控制模式。只有双重政权才能够使群众运动保持在胜利的总罢工中所争取到的成果，同時积累必要的力量来推翻官僚统治。
（d）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将会影响总罢工的或者任何与官僚统治直接交锋的结果的一个主要工作，是团结工会直接地、自觉地干预镇压机构，目的是使大家（特别是兵士）认识到有必要反对当局运用军队来镇压工人，同时也提出兵士及民兵有组织与团结工会联系的独立工会或民主委员会的基本民主权利。摧毁官僚专政的镇压机构的工作，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而且通过眼前的、局部的、过渡性的任务，结合成为政治革命战略的一部份。
（e）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反对「地缘政治宿命论」，相信群众的团结一致与高度的社会与政治的组织，再加上保护革命果实的火红的决心，才是消除苏联及华沙公约国的干涉的最佳方法，才是抵抗它们干涉的最好的准备工作。革命工人政府的组成以及群眾的全面武裝，会大大增加苏联官僚层直接军事干涉的代价，而且可能会阻止这个干涉。
32）反官僚斗争要取得胜利，像反资本主义革命一样，需要群众认识清楚谁是国内及国际的敌人，谁是国内及国际的盟友。波兰官僚层对这个问题是有很清楚认识的；虽然它内部矛盾重重，虽然它的干部的脑子很陈腐，但它始终从清晰的战略角度来看待它被迫接受的妥协。对于工人来说，国际工人运动所积累的经验是提高这认识的一个主要部份。这个经验要有用处，必须是全面性的，换言之，它必须既反映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也反映推翻官僚专政的斗争。第四国际是推进这个双重斗争的唯一组织。关于波兰，第四国际将依据它的资源进行以下工作：
（a）在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尽量让人民知道波兰的真相，并推动围绕政治革命经验的辩论；
（b）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鼓励工人阶级的支持运动；
（c）在落后国家中，虽然要继续站在保卫古巴和中美洲革命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前锋，但并不犹豫地采取支持波兰工人的立场，反对古巴及中美洲革命的领导层的取态。
在波兰本土，波兰文的《国际通讯》的流通，证明了当革命进展的时候，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很大潜力的。
我们知道，比起为了确保取得胜利所必须做的事，第四国际所做的只是很微小的。但是，所有赞成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主要工作的人，都应该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的国际组织可以对波兰革命有所贡献，但是我們也有很多东西要向波兰革命学习。我们的任务是要保证，在将来爆发的政治革命中，波兰工人的特殊斗争的教训，将会反过来变为一个教育的资源。从这角度来看，波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波兰的范围。推翻官僚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斗争。如果同志们能够不受群众动员的兴衰影响，保持继续不断的活动，就是向下一阶段前进的巨大跃进。
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除了再次证明第四国际关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性质与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必然性的纲领是正确以外，也显示以下的要点：
（I）工人阶级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中的位置愈来愈成为中心，而且在革命中传统的无产阶级的斗争与组织的形式愈来愈普遍了；
（II）世界革命是统一的，而政治革命在其中有很大重要性；
（III）为了历史的、战略的和当前的理由，需要把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及阶级斗争的日常实践推上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无条件保卫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工人阶级的权利与自由，反对任何攻击或者镇压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不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臣服于任何「基地」或者任何「阵营」的所谓「更高」或者「更优先的」利益。只有在实现这种国际性阶级团结的基础上，国际无产阶级才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包括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时候保卫苏联及所有工人国家；
（IV）需要建立一个革命国际及建立各国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些工作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不但可以推动国际团结运动及回到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且特别地可以保证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
第四国际将会尽量地用宣传所有这些主要观念的方法来参加关于波兰事件的国际讨论。第四国际相信，这些主要观念为那些被波兰革命与反革命所困扰、动摇、或者迷惑的共产党、社会党、革命民族主义组织、工会及中派主义组织等等的活动分子提供一条向前发展的政治与组织的道路。但是第四国际认为，这样一种宣传性的干预，必须与一个行动方针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个行动方针就是组织一个广大的阶级支持运动，支持受官僚所迫使的波兰工人与工会会员。事实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只有在这个行动之上进行，才充分有效。
33）要使波兰无产阶级相信它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它必须积极地进行其它国家的工人支持波兰团结工会的运动。
第四国际将会全力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推动支持波兰无产阶级群众的运动。所有拒绝在工人运动中推动这个动员的人，是在它们自己的国家里及在国际上分裂工人阶级。
反对波兰政权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而进行的动员，既表示支持波兰工人，也表示保卫土耳其、巴西、萨尔瓦多、西班牙、罗马尼亚的所有工人的政治与工会的权利。要求废除镇压性的法令，要求恢复所有民主权利，要求集会与组织的权利等等的意义，就是要保卫这些自由，反对帝国主义与极权官僚的攻击。今天积极地组织支持波兰工人运动的意义，就是要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也可促进和准备对萨尔瓦多人民所发动的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反对美帝的伟大斗争，作出同样的积极支持！这才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最基本教训！
在过去几年，在波兰工人的独立与自治的工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之间建立起来的所有联系，必须被用来打破雅鲁泽斯基蓄意造成的波兰群众的孤立。将物资、食物及医药品寄到波兰去还是一个目前急切要做的工作。这个工作应该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重新与波兰工人建立起联系，可以向他们传布消息，以及让他们知道最支持他们的人是他们的阶级兄弟姐妹，而不是帝国主义的银行家，因为后者是欢迎军事镇压的。
这个物资的援助能够帮助重新建立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联系。如果工人运动能够派遣工会的调查委员会到波兰去实地调查团结工会的活动分子所受到的压迫，他们就能揭露说要「尊敬自由」的官僚层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的虚伪，因为帝国主义完全闭眼不看波兰工会的活动分子所遭受的待遇，——正像他们对待土耳其工人运动的活动分子一样。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工人运动中有系统地解释团结工会的目标与行动。工会的民主的作风，工会的主要政治立场被广泛地、民主地讨论的方法，对于自管的争论，工人管理与社会管理的经验，等等，都必须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财富。这就是削弱那种「官僚的团结」的最有效方法。自1980年以后，我们已经看到，「官僚的团结」的运转形式，或是各国工会领导层表现漠不关心，或是采取公开的仇视态度，或是歪曲工人目标的说法。后者非常适应改良主义组织所提倡的阶级合作计划（如共同管理、「历史的妥协」）。
如果我们能够尽量在阶级统一与阶级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起这样的工人阶级支持行动，我们就能够局部地击败帝国主义利用波兰事件来加强它的思想与政治立场的企图。
第四国际把它的支援团结工会的运动与它的反对重整军备、反对北约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帝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所发动的罪恶行动等密切地联系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一致性是非常清楚的。对支持波兰工人的运动采取保留态度，只会阻碍与分裂反对欧洲重整核子武器以及帝国主义侵略中美洲的运动。同样地，对反对北约支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人民的革命斗争等群众动员表丕漠不关心或者反对态度，只会减弱支援波兰群众的抵抗运动，缩小运动的范围。
支援团结工会！
打倒官僚层的军事独裁！
释放所有政治犯、工会会员、知识分子、学生！
重新恢复所有政治权利、工会权利、公民权利！
全世界工人们支持保卫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解放斗争，结成国际团结运动！
所有解放斗争形成一个为明天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单一的、统一的斗争！
（兆立、何清合译） |
第四国际：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一九八五年一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国际第十二次世界大会通过
（一九八五年一月）
[兆立译]
〔说明〕译文中的“工人议会”统一改为“工人代表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目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专政的不同观念的争论，是除了十月革命以后的那几年以外最深入的争论。产生这个争论是由于1968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斗争以及反帝斗争有所增长，也由于资本主义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同时出现危机；而且也由于国际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及一般的官僚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因素，使这个争论不再局限于学术性，而具有实际政治的意义。为了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对这个问题需要有明确的立场。因此，第四国际需要表明它对这个问题的纲领性立场。
一、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等等问题，各种派别的改良主义者和中派主义者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者）之间的基本分歧，在于以下各点：
（1）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国家都有阶级性质，而且国家这个机构是统治阶级保持其阶级统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国家都是专政。资产阶级民主也是一个阶级的专政。
（2）改良主义者和许多中派主义者认为「民主」或者「民主的国家机构」是超越阶级和超越阶级斗争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看法是个幻想，所以排斥这个幻想。
（3）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即使是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其国家机构只是支持资产阶级的权力与统治（在帝国主义国家，更是支持它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的剥削）的工具。因此，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决不可能成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及把政权从资产阶级转移至工人阶级的工具。
（4）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必定先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而首先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军事和警察的镇压机构。
（5）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为了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需要提高工人的觉悟及发展工人的群众组织。
（6）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如下结论：工人阶级只能经过一个与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完全不同的国家机构来行使政权；这个国家机构是从独立自主的。民主地选出来的、集中的工人代表会（苏维埃）而产生的；这个工人会议的基本特征，已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包括——所有公职人员、法官、工农民兵的指挥官，及国家机构中所有劳动人民的代表，都应该由选举产生；选举出来的官员应当经常轮换；他们的收入不应超过熟练工人；人民有随时罢免他们的权利，苏维埃式的机构应该同时行使立法及行政权力；大量削减永久性的行政人员的数目，越来越多地把行政权移交给劳动群众的团体。换句话说，这个国家机构不是议会民主制，而是苏维埃式的代表民主，同时结合着日益增加的多类型直接民主形式。
列宁说过，工人国家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支持大多数人民的统治。反对少数的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国家。「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这些工作，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越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越不需要了。」（《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至407页）因此从纲领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与工人民主绝不矛盾。「从它的本质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是而且必定是最成熟的无产阶级民主。」（《托洛茨基文集》，法文版第5卷，206-7页）。
以上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及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的一个基本部份。「专政」这个名词有它的具体的意义：它是工人阶级解除资产阶级武装、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行使政权的工具，是防止资产阶级重新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及恢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工具。
但是「专政」的意思绝对不是对大多数人民实施独裁的统治。共产国际成立大会的宣言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必然使民主的形式和机关发生变化，而且，一般说来，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能空前广泛地实际享有民主。实际上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确是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有实际享有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在最好的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8卷441-442页，《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的报告》）
这样的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只是在有需要「剧烈地镇压已丧失政权的阶级的反抗」的时期，才发挥国家的职能。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专政的时期。「从它成立开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不再是旧有意义上的国家（即要维持大多数人民臣服于其下的国家）了。物质力量与武器一道，直接地、实时地转交到工人组织例如苏维埃的手里。」而这个国家，「一个官僚的机构，就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日开始消亡。这就是至今仍没变的我们的纲领。」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这样写道。
显然，当资产阶级的反抗已在新的工人国家中被击溃，但如果这种朝向国家消亡的变化并没有实现，反而官僚化的过程却发展了，那我们面对的，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而是它向官僚化国家形式的堕落。
因此，我们排斥改良主义者与许多中派主义者（他们受了资产阶级思想或斯大林主义独裁政制的辩护者所影响）的辩解，说赞成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之间的基本分歧，在于前者赞成一党制而后者反对一党制，或者在于前者要严厉限制或镇压民主自由，而后者坚决保卫民主自由。历史事实证明上面这个论点是非常虚伪的，因为当资产阶级制度有被群众推翻的危险时，改良主义者不但极愿意严厉限制群众的民主自由，甚至于要用警察及军队来镇压群众；改良主义甚至不能而且不愿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采取有效行动保卫群众的民主自由、反对极右分子的威胁，因为这样做会招致群众的广泛动员，包括群众的武装。
第四国际保卫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些传统观念，反对许多共产党和中派主义组织公开地在政纲上修正马列主义。如果没有生产资料与社会剩余产品的集体所有制，如果没有全体工人阶级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工人代表会来实施经济计划与经济管理，换言之，如果没有劳动者的计划管理，是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除非工人阶级没收了资本家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而自己行使国家政权，否则社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民族国家狭窄国界之内是不可能产生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根据所谓欧洲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其它几个国家的共产党、以及中派主义的组织、各社会民主党等现在所共有的改良主义的思想，劳工运动是能够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结构中，经过议会选举，以及渐进地夺取「权力的位置」，来完全达到它的目标。但是，特别是经过了智利的悲惨经验以后（这个经验证实了这么多历史的教训）；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并暴露它的下列本质：它用来掩饰它放弃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掩饰它放弃了为没收资产阶级财产、为经常保护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路线；以更有系统地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来代替一贯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在资产阶级所发动的暴力之下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因此，在资产阶级遭受到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严重危机时，表示了向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投降的趋势。在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改良主义政策确定成为劳动者的政治态度的话，这不但不能减低「社会转变的成本」，不但不能和平地即使是缓慢地达到社会主义，反而会导致德国式的、西班牙式的、印度尼西亚式的、智利式的血腥的失败与大屠杀。（在德国式的失败的原因中，还要加上共产国际的罪恶的过左的「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二、工人代表会的权力与劳动群众
民主权利的扩展
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内容，即无产阶级民主，表示国家政权由民主地选举出来的苏维埃，即工人代表会，所掌握。马克思与列宁对资产阶级的民主局限性的整个批判，就是基于以下的事实：私有财产与资本主议剥削（即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再加上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的分离与疏远、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镇压机构的职能，等等），在甚至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以暴力限制极大多数的劳动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与享受民主自由。
从这个批判所得出的结论就是，无论从经济及社会的平面来看（如工作的权利治生活的安定。免费教育。空闲时间等等），抑或从政治及社会的平面来看（如工人及各阶层的劳动者所享有的民主权利的范围与程度），工人民主必定比资产阶级民主优越。与无产阶级在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之下所享有的民主权利比较起来，如果让一个党或者让这个党所控制的「群众组织」或「职业团体」（如作家协会）垄断了印刷机构、电台、电视及其它大众传播工具及集会场所，事实上是限制而不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劳动者（包括持不同意见的劳动者）应该有权使用民主自由（新闻、集会、游行、罢工的自由等等）所必须的物资设备，同样地工会应该独立于国家而且不受当权的政党所控制，这都是很重要的事。因此，如果要使劳动者享受到比在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下所享受的还要广泛的民主自由，那末就不能限制他们有在政纲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组织政治团体、政治倾向或政治党派的权利。
而且，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劳动群众的自我活动与自我管理的方式一定会多姿多彩，他们的「政治活动」、「政党」、「政纲」及「民主权利」的观念一定会比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各种政治生活更扩大更广泛。这不但表现在代表制的民主的更先进的形式（如代表会大会）和直接民主（即用民意投票的方式使群众直接决定某一政策中的主要的问题）的结合；而且连「政治」内容的本身也会如此。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的形态之中，价值规律，即不受人们意愿管制的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基本上调节着经济生活。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人类有可能大踏步地走向自觉地调节其经济及社会的命运，而不是盲目地受经济规律所支配。这个过程只能在全世界社会主义社会之中才达到完满的和谐的程度，但这个过程的开端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即自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对社会化的经济作自觉的计划。虽然在这个时期，价值规律的影响不能完全消灭，但是应可限制它的支配作用，否则经济就无法计划化了。
但是计划的意思就是依照社会所决定的优先次序，而不是依照盲目的巿场力量及利润的规则来分配经济资源。优先次序的决定牵涉到以千万计、以亿计人的生活，而且它的含意、后果反过来会影响生产者及劳动者的行为，所以问题是谁来决定这些优先次序呢？
基本上来说，只有两个方法能代替价值规律的统治：由上而下的强加给群众（生产者及消费者）的官僚方法（不管它们的起源及性质如何，官僚方法包括温和的专家人员的家长式统治及斯大林式的极端横蛮的专制政治）；或者，经过民主集中制的工人权力机构，亦即经过社会主义民主的机构，由生产者自己来作决定。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政治辩论及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作这个选择。
经验已经证明，第一个方法是非常浪费、非常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不但是资源及生产能力的直接的浪费及计划的失调，而且是有系统地窒息工人阶级的创意力与生产潜力。理论的及经验的分析得出以下的结论，即第二个方法能够而且一定会大大地减少上述的缺点。无论如何，第二个方法是达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自己管理的无阶级的社会——的唯一的方法。
然而，经验亦已证明，如果没有独立于苏维埃国家机构的辅助性监督机构作为制衡，光是这个工人代表会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工人权力机构也不能全部解决建设社会主义面临的社会及经济问题。为了保证能保卫工人的需要及保卫其生活水平免受工人代表会的一些决定所侵犯，尤其是免受管理机构的任何任意的、官僚的举动所压迫，因此有必要成立独立的工会，并实施保障工人罢工权利的劳工法。1956年的匈牙利经验，1968年的捷克经验，1980年以来的波兰经验，都证实了这是经历过官僚独裁统治的无产阶级最基本关注的事。虽然在原则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在单一的民主的工会中组织起来，但不反对工人有权成立多个工会。工会独立性的一个要素，是负责工会中央领导工作的人不同时兼任一个政党的中央领导工作。
建立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亦牵涉到改造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的巨大过程。它牵涉到要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分配方式、劳动过程、经济与社会的管理方式，大多数人民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方法等等。它牵涉到要基本上重建各方面的生活条件：城巿重建，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恢复与保护生态环境平衡、技术革新以保持稀有的自然资源，等等。
在过去，统治阶级总是霸占了文化的丰硕成果，而且让知识分子享有特殊的权利。这个特殊的集团的成员替统治阶级传布和发展科学与艺术，并为统治阶级提供各种专业人员。
当群众渐增地吸收过去的全部的文化遗产而且开始创造无阶级社会的文化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慢慢地消失。这样子，「劳力」与「劳心」之间的区别也会消失，同时每个人将会能够发展各人的能力与才干。
关于这方面的努力，人类都还没有蓝图，因此一定会发生重大的思想和政治的争论与斗争。围绕这些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同政纲，将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建立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即从无产阶级的全面的阶级利益而不是从部分的利益的观点来看，用任何借口（以这个或那个政纲「客观上」反映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压力与利益，「如果实行到底」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来限制这些争论和活动，就只会妨碍在这些问题上得到大多数人同意的最有效的答案之出现。
必须指出，一些社会罪恶在阶级社会根深蒂固，不会随着资本主义剥削或者雇佣劳动的消失而立即消失；因此，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反对社会罪恶的重要斗争还会继续。妇女压迫、对少数民族及少数种族的压迫、对青年的压迫与疏离、对同性恋者的歧视等，都是这些问题的典型例子，它们不能简单地归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个类别，除非我们像毛派及一些极左派一样，反对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范畴的唯物的定义。
社会主义民主之下的政治自由也包括群众有组织及行动独立的妇女解放、民族解放、青年运动等等自由，这些运动比工人阶级这个字的科学意义更广泛。
革命政党将能在这些运动之内争到政治领导地位，并在意识形态上击败各种反动思潮，所用的方法并不是行政或者镇压的手段，而是在群众中间推动最广泛的群众民主，而且毫不妥协地支持所有的政治倾向都有权在整个社会之前为其政见与政纲辩护。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工人国家所特有的形式是集中和分散的独特的辩证的结合。国家的消亡从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便应发展；它的过程；是在国际上，在同一国、一区、一地（公社）等等平面，将广泛层面的社会活动（卫生、教育、邮政铁路电讯等）的管治权力逐步下放，转移到自管机构手上。工人代表会的中央代表会（即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将会经过大多数票数的决定，将社会的全部物质和人力资源分配给各部门。这也表示政治辩论与政治斗争的形式，不能简化为单纯的、机械的「阶级斗争准则」。
最后，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群众的参与不但表现在多少是被动的投票上，而且也表现在积极地参加各级的行政工作上；参与者并不能如工人主义者所主张的只限于「在生产单位」或者是工厂中的工人。列宁说过，在工人国家中，大多数人民都应该直接参加行使「国家的职能」。这表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苏维埃，不但是工厂会议，而且是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工厂、商业单位、医院、学校、运输与电讯中心、街区（地区单位）的群众组樴。要把最分散的、常常是贫穷的最受压迫的层分融合在自觉的、活跃的工人阶级之中，这是不可缺少的过程。这些层分包括妇女、受压迫的民族、青年、小工场工人、退休老人等等。这也是巩固工人阶级与下层的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所不可缺少的过程。这个联盟对于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以及减少革命胜利及建设社会主义所需的社会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一个制度性的保证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架构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正确关系，它要在所有层面、所有范围建立——政治的、文化的、教育的、军事的。如果这些国家的行政机关的权限没有严格限制，如果它们的权力不是减到最必要的最低限度，如果它们不是完全从属于社会主义民主架构（工人代表会）之下，那么，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工人代表会在权限上应该对所有战略性和策略性的决定拥有全部主权。行政机关只负责执行这些决定，仅此而已。
行政人员应该在审查其技术方面的能力和专业经验的准则等基础上选任，不应由较高级的行政机关人员委任，而应由各有关代表会委任，并可由这些代表会随时撤换。
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
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的兴起
统治阶级利用一切由它支配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来宣传资产阶级议会机构与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巩固是利益一致的。譬如在欧洲、北美、日本及澳洲，资本主义统治者要在工人及平民群众眼中扮演「民主」的斗士。这个印象由于法西斯及斯大林主义的反面经验而大大增强。
争取群众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响应群众对民主的要求，适当地加以表达，以对抗改良主义者全力抢夺民主斗争领导权，并将它带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死巷中去。
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享有的民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组织工会及工人政党的权利，到普选权及堕胎权——都是经过群众的斗争而得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争取在资本主义下可能争取得到的最广泛的民主权利。民主权利越大，工人及其盟友为自身利益而斗争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准备与资本主义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的阶级力量对比便越有利于无产阶级。
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工人阶级一定要保卫群众的每一个斗争的成果（包括民主权利）而反对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历史已经．证明，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一贯地这样做的阶级，而且工人的联合阵线是成功地组织反法西斯或反军事独裁的最好的工具。同样地，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斗争中，我们不信任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任何机构。资本主义国家每一限制民主权利的行动，势必以十倍大的力量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反对它的革命的一翼。只有工人阶级及其盟友联合起来的独立的群众动员，在有自觉地领导的联合阵线的群众斗争中，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
在衰亡阶段的资本主义滋养了反动力量。群众在某一国家在某一时刻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与自由的的程度是由阶级力量的关系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是：随着阶级之日趋分化，群众的民主权利会越来越受限制。
特别是某一资本家阶级觉得其经济及社会的危机越益加深，其物质基础及后备力量越益薄弱的时候，就越会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许多野蛮的独裁制度中清楚地看到这一趋势。
因此，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自改良主义者的手中夺取群众的民主运动的领导权，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明确的纲领及宣传工作，特别是反对改良主义和议会政治的幻想的斗争，虽然非常重要，但是仅此还不足以达到上述目的。群众在每日的实际体验中学到经验；因此需要天天与群众一起来体验这个经验，才能得到正确的教训。
当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时，工人就渐增地在各个层次向统治阶级的权威和特权挑战。工人经过自己的组织——从工会、工厂委员会、及工人管制机关到工人代表会（苏维埃）——就开始取得更重要的政治及经济的决定权，因此也就对本身推翻资产阶级国家的能力更有信心。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更有效地进行斗争，并最广泛地卷入更多群众参与，工人将看到最民主的组织形式的必需性。通过由自己民主管理的组织及自己的斗争经验，群众就会体会到比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所能体会到的更多的行动自由与权利。这就是从资本主义统治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连串事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也是建立工人国家的民主模式时的一个中心经验。因此，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所成立的组织——从民主的罢工集会及民主选举的罢工委员会到双重政权的普遍制度——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最好的学校。
四、一党制与多党制
如果没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充分的自由，劳动群众就不可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与自由。工人和贫农，以他们的自由投票来表示他们需要哪个党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享有组织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自由。「没有苏维埃党派的合法化，就不可能有苏维埃的民主化」（第四国际《过渡纲领》）。没有这种自由，没有这种不受意识形态限制的自由，就没有真正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也就不能由真正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行使实际权力。
所以，限制组织团体、派别、政党的自由，并不是限制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而是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由传统上是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群众领导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在进行这个艰巨任务时，势必遇到无数的策略、战略、甚至理论（纲领）的问题。工人阶级集体地作为一个阶级，若想在这些问题上达到共同的或者至少是多数的观点，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有组织党派的自由。除非群众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自由，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代替主义的、家长式的、精英主义的、官僚的异端，这个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及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行使国家权力，都是革命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来代行，或者最多是取得无产阶级的「支持」而代行。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是名实相符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就是马克思及列宁的理论传统所明确地包含的，即工人阶级的（「联合的生产者的」）阶级统治；如果无产阶级只能经过无产阶级本身的活动，而并不是经过由慈善的、开明的革命的行政人员所「教育」起来的被动的无产阶级，才能达到它的解放，那末很明显地，革命党在夺取政权中及建立无阶级社会时所起的主要作用，只能是：在政治上领导无产阶级的群众活动，在这个逐步加强活动的阶级中争取到政治领导权，以及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用行政的或压制性的手段，向本阶级提出建议并争取大多数的支持。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完整形式之下，国家权力是由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行使的。革命党争取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争取在工人代表会内取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是取代他们。党和国家完全是分开的、不同的实体。
只有当群众有权不受限制地选举任何他们想选举的人，而被选的代表不会因思想或政治信念而事先受限制，才能产生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这当然不适用于从事武装斗争反对工人国家的政党，即不适用于内战、或者革命危机及武装暴动的情况，关于后一点本决议案的后半段会谈到。）同样地，只有所有选出的代表能够有权利组织集团、派别及政党，能够有权利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能够有权利在群众面前提出不同的政纲，能够有权利辩论以及由经验来检验这些纲领，工人代表会才能民主地行使它的职责。限制代表隶属任何政党，只会限制了无产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自由，也就是限制了工人民主。这种限制违背工人阶级的历史利益，违背巩固工人政权的需要，违背世界革命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
明显地，进行反对工人国家的内战或武装行动的政党、团体或个人，不会获承认享有上述权利。这些自由也不包括组织性质上是种族歧视的行动或示威的权利，也不包括主张民族或文化压迫的行动或示威的权利。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党制是工人政权、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先决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或托洛茨基的理论著作中，及在列宁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纲领文件上，我们根本找不到一党制的建议。以后所发展的理论，诸如在整个历史过程中社会阶级老是由一个党来代表的这个粗劣的斯大林主义理论，根本在历史上是错误的，它的目的只不过替苏联官僚层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思想的继承人之独霸政权辩护而已。这种独霸政权是靠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才可能存在。
历史——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波兰、南斯拉夫、格林纳达、尼加拉瓜的事变——已经在反方面证明了托洛茨基的立场的正确，即：「阶级不是匀一性的，为了内部矛盾常致四分五裂，只有经过内部派别、集团和党派互相斗争，才能够达到共同问题之解决。……一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的例子，在整个政治史上也找不到的——除非你将政治外形当作实体来看」（《被背叛的革命》，中文版，第232页）。这对于封建制度下的资产阶级是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也是如此，对无产阶级专政下以及建立社会主义过程中的工人阶级也将会是如此。
如果有人说，只有不具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政纲或意识形态的，而且「不从事反社会主义或反苏维埃宣传或鼓动的」政党及组织才能有合法的地位，那末他怎么样来区分呢？如果一个党的大多数党员是工人阶级分子，但其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它应被禁止吗？如果应该被禁止，那这个立场怎样与工人代表会的自由选举相协调呢？「资产阶级政纲」与「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改良主义的政党也应该被禁止吗？社会民主党应该被禁止吗？
无可避免地，依据历史的传统，改良主义的影响，还会在很多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里，残存很长的时间。行政的镇压并不能使这个残存的时间缩短。相反地，这种镇压反而会使残存的时间延长。反对改良主义幻想和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方面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另方面创造使这些幻想消灭的物质条件。在行政镇压以及缺乏自由讨论及自由交换意见的情况下，同改良主义的斗争就会失去效果。
如果革命党号召镇压社会民主党或其它改良主义政党，它就会发现在自己党内想维持派别的存在与活动是千倍的困难。工人阶级的政治的不均匀性必然会在单一党之内反映出来。
因此，真正的选择并非只有下述两种：要么是只给具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政党（在思想上及在纲领上支持苏维埃制度的政党）以自由，要么是所有政党的自由。真正的选择是：或者是真正的工人民主，劳动人民有权选举任何人为苏维埃的代表，以及所有被选者（包括在思想上不支持苏维埃制度的人们，只要他们在实际上遵守苏维埃宪法）的政治组织的自由；或是限制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以及因此产生所有后果；有计划地限制政党就会导致有计划地限制革命先锋党内部的自由。
当我们说我们赞成所有苏维埃政党享有合法地位，即所有实际上遵守苏维埃宪法的政党享有合法地位，我们并不低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这些政党所宣传的错误的纲领，及在劳动人民之间所散布的异阶级的影响，所可能招致的政治混乱、错误、甚至局部的失败。我们不会号召工人在我们认为错误的政纲、政见或政策的基础上建立政党，我们也不会推动工人创立如此的政党。我们只是说，用人为的行政方法镇压这些政党——所谓人为，其意思是即使这些政党已被合法地镇压，它们仍会继续反映群众中的思潮——不但不会减少且会增加这些危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文化上要达到均匀化，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工人群众能够以自我管理的公民的自由的集体来取代残存的国家机构（即能够达到社会主义的建立及国家的消亡），是巨大的历史任务。这不但跟显而易见的物质的先决条件有关，还牵涉到特殊的政治训练。「有批判性头脑的人、反对者、异议者、不满者、反动分子等的存在、使革命有生命和力量。分歧和争辩的冲突，帮助人们发展「思想和政治筋肌」。它是一种持续训练的形式，是瘫痪和消极的治理剂。」（《TomasBorge的讲话》，格兰马报，法文周报版1984年10月7日）
同样地，卡斯特罗在与艾斯加朗辩论时曾说：革命必须是无思想限制的学校。即使实践并不经常符合这些言论，它们却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命题上的纲领性持续，必须坚决保卫，反对所有否认这点的人。
历史的经验证明，除非有真正的工人民主，否则训练群众自我管理的过程势必被延迟，甚或被倒转过来。苏联的情况就是如此。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如果没有多党制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民主。
五、政党代表什么？
有一种自发主义的幻想是，即使没有自觉的先锋队，即使没有建基于由历史所证实的革命纲领上的、有组织的革命先锋工人党，即使没有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教育出来的经过长期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经验的干部，即使如此，无产阶级也能够经过自发的群众行动来解决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时所面临的战术与战略上的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排斥上述这些自发主义的幻想。
这个幻想论点的来源是无政府主义，极左的「工人代表会派」亦接受这个论点。根据他们的论点，政党的本质是异于无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构成物，它们在工人代表会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伪政党具有篡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的倾同。这个论点，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政治上是有害而且危险的。政治团体、派别及政党并非只在现代资产阶级兴起以后才出现。在政党这个字的基本的（不是形式的）意义上，政党的起源更早些。当社会中，特别是阶级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时（例如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巿民主制），当不同形式的政府出现而比较多的人民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时（不是小村落社会或是部落社会），政党也跟着发生。换句话说，基于不同的物质利益的社会冲突发生的时候，政党也发生了。这些冲突并不局限于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它们也能反映某一社会阶级之内的利益冲突。
在这个真正（不是形式的）意义上，政党是历史的现象，但政党的内容因时代的不同而变异。譬如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政党就有不同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也将会有同样的结果。只要基于不同的物质利益的社会冲突还存在的话，政党也会存在。除非充分发展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终于建立起来，否则政党是不会消失的。我们可以有信心地预测，在真正的工人民主之下，政党将会具有更丰富、更广阔的内容，将会进行更广大的群众政治斗争，将会有更多的群众参加，即使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比不上的。这些政党中将会有许多是新型的，换言之不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的政党的继续或残余。
其实，一当政治决定超出可以由少数人来处理和决定的、数量不多的日常问题时，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便需要对很多互相有关的问题作出有系统的、完整的选择。换句话说，需要对不同的政治路线、纲领作出选择。归根到底，这些不同的政治纲领反映了不同阶级及不同阶层的利益。这就是政党所代表的。
如果不采纳上述的总体方向，不但不会使多数人得到更大的表达自由与选择自由，而且会使工人代表会不能管治。不可能由一万个人在五百个方案中选出一个适当的方案来。要避免政权落入蛊惑民心的或者秘密的压力集团（为影响政策或者舆论而组织的集团）手中，就需要在少数几个有系统的完整的方案之间，亦即政治纲领及政党之间，进行自由的交锋。这种交锋应该是没有垄断的、没有规限的。这种做法才会使工人民主具有意义而且可行。
还有一点是，无政府主义者及「工人代表会派」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应有政党的存在。他们这种想法是（一）一种良好愿望而已（即希望劳动群众不去组织或支持具有不同政治路线及政治纲领的集体、派别及政党），（二）企图阻止及压制所有一切要在多元主义的基础上从事政治活动的劳动者。在后一种情况下，这只会在客观上促成官僚专权的形成，而这恰恰同这些自由主义者的愿望相反。
很多中派主义及极左组织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苏联无产阶级被剥夺直接行使政治权力，基本原因就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组织观念。他们认为，由于布尔塞维克尽量要在革命中建立一个领导工人阶级的工人党，必然导致党与劳动群众之间产生家长式的、操纵的、官僚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导致一党专政。
这个论点不但不合历史，而且是唯心的历史观。就历史事实而论，这论点也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即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苏联无产阶级被剥夺政治权利，主要原因是物质上的、社会经济上的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的或是纲领上的。如果俄国革命继续孤立的话，那么，俄国的普遍贫穷又落后，以及无产阶级在数量上的相对微少和文化上的落后，都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长期行使政权。这不但是1917-1918年的布尔塞维克派的共同的意见，而且是当时所有自认为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意见。在俄国，由于内战、外国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及亲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的破坏等等，生产力急剧下降，导致物资极端缺乏，因此才造成特权滋长。同样的因素使本已数量很少的无产阶级在质量方面更加薄弱。此外，无产阶级政治先锋队（这些最有资格反对资本家及官僚层的人们）在内战中死亡或者离开工厂而大量地参加红军及国家机构。
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经济开始复苏，但是大量的失业及因世界革命的退潮与失败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慢慢地助长了劳动群众的政治被动性及政治活动的普遍衰落，以致在苏维埃有同样情况。因此，工人阶级不能够阻止特权层的生长。这个特权层为了维持统治，逐步限制民主权利并毁坏苏维埃及布尔塞维克党本身（虽然还用它的名字）。这些才是官僚篡权，才是党与国家及经济管理机构融合成一个特权官僚层的主要原因。
列宁、托洛茨基、其它的布尔塞维克及以后的左派反对派，不但没有赞同官僚的兴起，反而要反对它的兴起。这个斗争之所以没有成功，不是由于「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的理论」，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微弱。还有一点，布尔塞维克在列宁死前所采取的措施——例如在第十次党大会上暂时取消派系的活动——也许造成先锋队的微弱。
「禁制反对党导致禁制党内的派别；禁制党内派别导致禁制思想，除了永不犯错的领导者外，党的警察式的一元主义之后，就是官僚的腐败行为，这是成为所有挫伤士气、贪污腐化的源泉。」（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然而，这些都只是次要的原因。
官僚化过程有其客观的、物质的、经济的及社会的原因，我们应该在当时的苏联社会的底层结构上找寻这些原因，而不应在政治的上层结构上，更不应在组党的观念上找寻这些原因。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但不是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产物，它反而要摧毁整个布尔塞维克党，才能建立其专权统治。布尔塞维克党是工人阶级的工具，是官僚层的敌人。完全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先决条件就是在政治上扼杀党。
在另方面来看，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在缺乏领导的或有极大影响力的革命党的时候，工人代表会就不能维持很久，而且不会比俄国的工人代表会长：1918－19年的德国及1936－37年的西班牙就是两个显著的例子，更不用说1956年的匈牙利和1973年的智利的例子。
六、革命先锋党的重要性
工人阶级由于其成分不一致，其不同阶层的觉悟程度参差不齐，许多成员的政治及社会活动又断断续续，因此就需要把工人阶级中最富于自觉的、最能持久活动的分子组织成一个独立的革命的先锋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到领导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与走向社会主义，都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在这些条件下，这个革命先锋党的不可替换的作用就更形重要了。
力量增强的列宁主义群众党必须领导工人来管理国家及建设新社会，一直至资本主义在全球灭绝以至无阶级社会完全建立起来。决定经济发展的不同速度问题，稀有经济资源的分配问题，各种形式的个人及社会消费的较快或较慢的增长问题；如何减少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工人国家如何增强国防以防止资本主义强国的进攻的问题；如何建立群众的革命的国际来扩张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如何消除两性之间、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种族之间的从过去遗传下来的偏见、反动观念及不平等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是不会自动解决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政党的干预。
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反对物质特权与官僚层的兴起的斗争，更加需要一个革命的先锋党。要实行像目前这个纲领这样彻底、这样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民主的纲领，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先锋党是决不可少的。党要用自由选举及群众对它的政治信心，而不是用行政的方法，来运用它的权威。
劳动群众的自由而民主的自我组织，和革命先锋党的政治与纲领的明确清晰及领导，这两者的辩证的结合，给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与继续执政，提供更好的条件为了防止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领导工人阶级的先锋党滥用权力，第四国际坚持以下原则：
（1）党内应有充分民主，党员有组织派别的权利，不容派别被禁的充分权利；派别之间在党大会之前能够公开争论。
（2）党与工人阶级之间应维持最大可能的密切联系与互相渗透。革命的工人先锋党，只有获得大多数工人的政治信任，以及争取到大多数的先锋工人成为其党员时，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有效地领导工人阶级。
（3）严格禁止党干部或党领导人享受物质特权。不论是党领导人，全职党员还是普通党员，若当选为工人国家或其经济机构、以至其它社会机构的领导人，其工资一律不得高于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
（4）先锋党不能在政治上或思想上垄断或控制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坚持多党制原则。
（5）党机构与国家机构完全分开。
（6）党要真正地参加革命国际，而且接受其它革命组织的同志式的批评。任何在工人国家当政的党不可控制国际。
七、对社会主义民主有明确立场，是争取
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必要条件
改良主义领导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反复灌输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与幻想，因此，保卫一个清晰明确的工人民主的纲领，是反对改良主义领导的斗争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所展开的政治革命过程中，保卫这个清晰的工人民主纲领，也是与反对各类亲资本主义的幻想与反苏维埃偏见的斗争不可分的。
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西斯主义与其它形式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独裁制度，另方面是苏联、中国、东欧及其它官僚政权的经验，这两方面的悲惨历史经验，使资本主义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以后所产生的任何形式的一党制及对民主权利的任何限制，都是极度怀疑的了。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给人任何印象，说工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比资产阶级民主有更少的政治自由──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组织反对党的自由、出版反对意见的报纸的自由──那末战胜议会幻想的斗争，若非注定失败，也会特别困难。革命的先锋分子在这方面任何踌躇与含糊，只会帮助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走狗来分裂无产阶级，而且推使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以保障民主权利为幌子，走到保卫资产阶级议会之路去。
有人争辩说，上面所有论点，只能应用在雇佣劳动阶级已占经济活跃人口的大多数的国家里。不可否认地，独立小生产者仍占人口大多数时，这种社会力量的关系在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障碍物，而且客观上导致工人国家官僚化的现象。但是我们首先要着重指出这些经验的特殊性，指出这些经验在大多数半殖民地国家不会重复。
其次，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些工人国家官僚化的极端形式，即使在落后国家，也不单是不利的客观环境造成的，而且也是领导建立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畸形变态的产物。
由于渐多的半殖民地国家正在局部地工业化，他们的无产阶级在经济活跃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比1917年的俄国或1949年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比重为大。从革命危机一开始，（智利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无产阶级根据自己的斗争经验，就会很快提高其意识及自我组织的水平，以至将组织苏维埃式的机关提上议事日程。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而且特别因为这可以应用到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上，第四国际主张这个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的工人代表会民主的纲领，在基本要素上就是世界革命的通行纲领；这个纲领基本上与工人阶级本身的社会性质、历史需要、思想方法及群众活动相适应的。这个纲领并不是专为「最富有的国家」的工人阶级而设的「奢侈品」，虽然因为某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占人口的比重特别小，它的具体应用可能会有某种限制。
同样的，我们需要在观念上及在理论上区别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与无产阶级民主机构，资产阶级民主机构主要在帝国主义国家兴盛，这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数以亿计的工农群众的超级剥削及最残酷镇压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的结果。无产阶级民主机构，包括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建立的核心组织，是工人阶级经过几百年的自我组织的斗争、牺牲、成功，并提高其阶级觉悟的结果。资产阶级民主正遭受历史的唾弃，一定会消失。无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斗争之中和以后，以及在建设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势必获得前所未有的生长与发展。
显然，要工人民主得以健康运作，首先社会要有普及的起码的文化水平和工业化程度。当社会状况是劳动人民中一大部分是文盲时，统治模式变得官僚堕落的可能性更大了。因此，列宁才在他晚期的著作中不断强调有需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在古巴和尼加拉瓜进行的扫盲运动，是值得仿效的模式。
可是，在落后国家，初阶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未必会实行各人口层份按比例产生代表，而是有可能公然让工人阶级的代表获得较大比重（相对于农民来说），正如1918年的苏联宪法所规定的。
八、社会主义民主纲领何以至今未广泛实现？
我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不是「规范的」，而是纲领式的。正像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纲领一样，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观念只是一个客观历史趋势的自觉的表现，是工人阶级在革命危机的情况下自然地提出来的要求。历史显已证明，从巴黎公社到最近几年的革命，即从1905年的俄国及芬兰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1918－19年的德国革命、1918－19年的奥国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1919－20年的意大利革命斗争、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1925－27年年的中国革命，以及包括许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所有大洲上的无数国家的无数总罢工的经验，工人阶级都显示出有成立自己的组织、工人代表会或类似组织的趋向。我们坚决相信，这个由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和卢森堡所清晰地理解而归纳成纲领的历史趋向，定会在目前及未来的革命中显示出来，而且比过去的革命时期更明显。
反对上述看法的人，引证说，到现在为止，所有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总是导致由少数人、一个党或者那个党的领导机构实行专政的政治制度，不是由全体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我们不同意有些人说，建立坚定持久的工人代表会政权之所以会迟迟未能实现，是因为无产阶级先天地缺乏行使政治或经济权力的能力，必然要将政权交给特权的少数人去运行。工人代表会的政权在苏联的确存在了几年，虽然资产阶级及官僚层日后伪造历史，说它没有存在过。我们至少要说，这样一个结论，在目前阶段还是言之过早，正如在最初几次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说资产阶级统治是与普选权不相容的讲法，同样是言之过早。
恰恰相反，在现有的工人国家里，到现在为止，工人代表会的政权，还只是例外的现象，而不是存在的规律，基本的原因，很大程度是无产阶级在这等国家的创建过程中所占的份量非常小——在1917－23年之间苏俄的无产阶级不但非常微弱而且愈来愈加微弱。
下述一连串的历史因素起着交互作用——俄国的落后，俄国革命的孤立，苏维埃官僚层之取得绝对权力，共产国际内斯大林派的胜利并主要由此「胜利」招致失败所发生积累的影响，国际无产阶级的其它较好的革命领导始终不曾出现，传统的官僚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够控制工人阶级，革命的兴起主要采取持久游击战形式而且其领导层受斯大林主义意识影响——上述诸因素带来了在一段时期中新的工人国家产生，但从头起无产阶级所占的比重非常小，也没有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
此外，工人阶级在中国及越南等国家中的比重之小，再加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所面对的问题的特殊性质——在比俄国还要落后、还要缺乏资源的情况下，要开始工业化以及开始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的问题——都在走上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产生了额外的客观障碍。
由于所有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在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从一开始就官僚化，工人阶级从来没有直接地行使过政治权力。
但在目前的时期，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具体进程中的比重比之1945－68年是大大增加了。这是由于许多工人国家和半工业化的倚赖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了质的增强。新一轮的革命斗争，可以举1968年5月法国和1974－76年葡萄牙革命为代表，并继之以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兴起（捷克、波兰）。要证明这点，可看近年来在不仅是智利和葡萄牙而且是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革命蠭起中，重新出现总罢工、城巿群众起义和苏维埃式的自我组织形式。同时，在群众的意识无可避免地经过落后于现实的这个阶段以后，世界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了解斯大林主义的真正的本质（他们在1936年或1945年都没有了解），坚定地拒绝接受类似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型式」。不但在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而且在东欧、中国、巴西等国家，无产阶级都是如此。
我们的基于工人代表会民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纲领，既不是「抽象的模式」，也不是乌托邦的空想，而是反映真正的基本的历史趋向。这个历史趋向，虽因二十多年世界革命失败所产生的客观及主观的结果而一度受到抑制，惟现已更有力地重新确立起来。
我们也不能接受一个论点，说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的话，即只要保卫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及革命的国际扩张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中心问题时，工人代表会式的民主政权是「不实际的」。我们相信，相反地，工人代表会的民主势必加强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势必加强它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的吸引力，也就是说，有利于反帝的斗争及革命的国际扩张。
九、答复来自斯大林主义的教条
官僚统治层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一向是实用主义的。但是，支持这个意识形态的是几个理论和教条，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贯性，而又是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矛盾的。官僚层的意识形态的中心思想，就是由一个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统治；尽管这个意识形态并非经常可以明确地表述，但也可以综合如下：
（1）「领导的党」或者其「领导核心」（「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即使还不至于垄断科学知识，但至少垄断了最高的政治意识，因此保证在政治上永不犯错误（「党永远是正确的」）。
（2）工人阶级，尤其是一般的劳动群众，因为政治上太落后，太受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帝国主义的宣传」影响，太喜欢为了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反对长远的历史利益，所以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不能容许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来直接行使国家权力。真正的工人民主就有可能会带来一连串有害的「客观上反革命」的决定，这就开启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或者至少会严重妨碍及延迟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
（3）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无产阶级的领导党」来实行，换言之，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党的专政，这个党或是代表基本上被动的工人阶级，或是主动地建立于「群众的阶级斗争」，但群众本身是没资格、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通过制度化的权力组织来直接行使国家政权的。
（4）因为党（也只有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工人阶级的利益被认为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所以「领导党」本身基本上是一元化的。任何反对派倾向必定是以某一形式反映异阶级的压力及异阶级的利益（毛派的结论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永远是「党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些观念的逻辑结论就是单一的党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实施一元化的控制，党应该直接控制「巿民社会」的所有部分。
（5）另一个主要假定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阶级斗争会愈益加剧（这些假定假如不与上面几个假定结合起来就不一定达到同样的结论）。从这个假定就得出，即使生产手段私有制早已废除，不管生产力达到什么发展水平，资产阶级权力复辟的危险是愈来愈大的。资产阶级复辟的威胁常常被描述为在这个或那个社会、政治、文化或者科学部门的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的机械的后果。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被赋予这么大的威力，对客颧上代表这些思想的人的镇压，就成为这个假定的一个必然结论了。
所有这些假定与教条，从一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都是不科学的，而且从苏联和其它国家的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及其后发展的真实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看来，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假定与教条，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使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遭受损害，而且阻碍了反对资产阶级及其思想残余的斗争。
但是，正因为这些假定有其内在的一贯性，而且已被斯大林时代的各国共产党普遍地接纳为教条——反映了官僚层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物质利益，而且为其独裁统治辩护——从那以后他们从来没有被任何共产党明白而彻底地加以批评或排斥。这些观念继续苟延存续下去，至少局部地在共产党及社会党的许多领导人及干部的思想里，即是在工人运动的官僚层的思想里；它们继续成为替限制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的各种形式辩护的思想来源。
必须注意到，除了受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组织外，也有一些组织在这方面提出类似的观念，以替他们自己内部所实行的部分类似做法辩护。因比，我们更有必要强调这是与列宁和托洛茨基（更不用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我们的历史运动所鼓吹的完全相违背的，为了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必须对这些观念和他们引发的实践作出明确的的有系统的批判。
第一、认为工人阶级是单纯一致的，只要由一个党来独霸代表即可的观念，既不符合一切历史经验，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时代和推翻了资本主义以后的现代无产阶级的实际成长的分析。人们顶多只能为以下的论点辩护，即只有革命的先锋党才能在纲领上保卫无产阶级的长远的历史利益及无产阶级的目前的整体阶级利益，以反对民族的、区域的、地方的、特殊部门或特殊技术的、过份享有特权的局部利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采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而不是采用唯心机械的观点，我们会补充说，只有党真正取得大多数工人的政治领导权以后，才可以说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阶级利益的真正的而不是理想的结合已在实践中达到，因而犯错误的机会大大减少。即使如此，仍不能排除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党仍可能犯错误。
事实上工人阶级的分层化及工人阶级的意识发展的分层化是确实存在．而且是由客观决定的。同样地，在工人运动中目前利益与历史目标之间的斗争是非常紧张的（譬如工人国家中的目前消费与长远投资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就是因为有这些矛盾，所以才需要革命的先锋工人党，而不是需要一个「包括所有工人在内」的单一个工会。这也表示，人们决不能否认，对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对目前要求与历史目标之间的关系，会有不同解决方法的不同的党，可能而且已经在工人阶级之内产生，而且真正地代表工人阶级内部各不同层分的利益（不管是纯粹的局部的利益、享有特权的一部份人、异阶级力量的意识形态压力等等）。
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一个国家内出现几个革命政党，它们之间的分歧未必能在革命前通过合并来解决，而这个局势会迫得需要寻求各个党大致上紧密连系的阵线，以决定共同的政治行动。
第二，实行党内民主的革命党大大有助于对社会经济及政治的发展作出正确分析，而且能够对这个发展得出正确的战术上及战略上的解决方法；因为党可以用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总结和概括所有过去的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个对目前政治局势所作出的纲领，使革命先锋工人党比工人运动的其它倾向，比工人阶级的未曾组织起来的部份，较少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较少可能得出不成熟的概括，对未能预见的发展较少可能作出让步与从事无原则的政治妥协等等。
但是，并没有永不犯错误的党，没有永不犯错误的党领导层、或个别的党领袖、党的多数派、「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等等。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从来不是一定能够达到的纲领。分析新局势决不能全靠历史的先例。社会现实经常在变。新的不可预见的发展经常在历史的转折点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分析过恩格斯死后的帝国主义现象。布尔塞维克未曾遇见到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的延迟。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堕落没有被列宁包括在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托洛茨基也没预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革命群众的斗争而建立的许多（从开头就已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南斯拉夫、中国、越南），会由非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等等。在经典著作或在现存的纲领中，找不到对新现象的完全的现成的答复。
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新问题一定会发生，对于这些新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只提供一般的参考架构，不能提供现成的正确答案。为这些新问题找寻正确答案的斗争就牵涉到理论的政治的分析及讨论，和革命的阶级实践之间的经常的交互作用。最后的决定还是要靠实践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对政治及理论讨论的限制，以至进一步地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的限制，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限制，一定会阻碍革命党得出正确的政策。因此，如果要成功地沿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上述的限制不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无效用的、有害的。
一党专政的制度，缺乏多元性的政治团体、政治倾何及政治党派，用行政方法限制自由的政治及思想的讨论等等，其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当工人国家的政府犯了错误时，很难很快地改正错误。在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工人国家的政府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正如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其不同层分，不同政治组合也会犯错误一样。只有自由的政治讨论、反对派团体自由的运用大众传播工具、群众的高度政治觉悟与广泛参与政治生活，以及群众控制各级政府与国家的活动，才能迅速改正错误。
一党专政的制度缺乏上述改正错误的方法，所以更难改正严重的错误。斯大林主义制度所建基的党永不犯错误的教条，不但否认党政策的错误（寻找自我辩护，寻找替罪人），而且会尽量延迟错误的改正。从经济的损失方面而言，从劳动群众所遭受的不必要的、客观上可以避免的牺牲而言，从劳动群众所遭受的阶级敌人导致的政治失败、以及从无产阶级的政治上迷失方同与丧失士气而言，这个一党专政的制度所付出的代价是令人震惊的；1928年以后苏联的历史就是明证。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斯大林及其门徒，在农业强迫集体化带来灾祸以后，还要在农产品收购价格等细节问题上，顽固地坚持他们的错误政策——这当然只能用苏联官僚层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利益来解释——这就使苏联人民遭受了整代人粮食缺乏的恐慌。其所产生的坏结果直到五十年以后的今天，仍未消除。如果当时的苏联在选择不同的经济及农业政策方面有政治讨论自由的话，上述灾祸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限制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是有利于逐步「教育」所谓「落后的」劳动群众──这观念简直是荒谬的。不下水怎样学会游泳呢？群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及从这些活动的经验中学习以外，没有其它方法可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只有具有犯错误的权利以后，才能从错误中学到东西。说群众的思想「落后」的这种家长式的偏见其实就是对群众活动怀有保守的小资产阶级的恐惧，这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官僚层之所以极端地恐惧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出于「纲领」的理由，而是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政府形式与官僚层的物质特权不兼容，更不必说与它的权力不兼容了。马克思主义者之赞成充分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因为他们相信，以群众会犯太多错误为借口来限制群众的政治活动，只会使工人对政治越加冷漠，换句话说，这种解决群众落后性的办法恰恰是在加强群众落后性。
第四、在生产手段及社会剩余产品全部社会化的情况下，少数人长期独霸政治权力——即使这个霸权的革命党在开头有最纯粹的革命动机——就会有很大可能刺激官僚化的客观倾向。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之下，谁控制国家行政机构，谁就控制了社会剩余产品及其分配的权利。特别是（而且不只是）落后的工人国家里，经济的不平等在开头还是存在的；这个经济的不平等就能够变成贪污和物质特权与社会分化的泉源。「政权的取得，不但改变了无产阶级对于别的阶级的关系，而且改变了无产阶级内部的结构。执掌政权变成某一个社会集团的专门事业。这集团愈把自己的作用看得很高，就愈急于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中文本第93页）
因此，在客观上就有必要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真正地控制决定权，而且还可以有无限制的机会来谴责包括最高层在内的工人政权各阶层对物质的偷窃、浪费、滥用及非法的没收。如果反对派的倾向、团体及党派没有行动、宣传、鼓动及利用大众传播工具的充分自由，则群众性的民主控制是不可能的；这里唯一的条件是反对派不用武力来推翻工人政权。
同样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甚至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各种形式的社会的劳动分工不可避免会残存，从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工人组织形式及劳动过程也是不可避免地部分或全部残存着，这使生产者的创造能力不能充分发挥。这些不利的条件是不可能如毛派所主张的用思想灌输、道德规劝、或者周期性的「群众批斗」所能改正过来，更不可能用神奇的权宜措施如干部及领导人每月或每周做几天体力劳动就可改变的。在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道路上，只有生产者群众（首先是最受剥削的体力工人）对「仍具有功用的」特权层实施真正的政治及社会控制，才能阻止上述客观的障碍物变成物质特权的强大来源。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条件就是所有工人的工作日要急剧减低、要有最充分的苏维埃民主，以及快速地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充分教育机会。
为了免得受权力被专门人员操纵的侵蚀，革命党要反对其党员在国家机关和党领导层恋栈权位。
官僚化工人国家目前的情况使它很难向无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上前进。只有在下列的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发生的时侯，目前的情况才会有质的改变：（1）一个或数个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革命就会大大推动全世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而且马上会开启急剧提高生产力的可能性，消灭物质缺乏的现象。这物质缺乏的现象是寄生的官僚层得以巩固的根本原因。（2）在官僚堕落或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如苏联或中国爆发政治革命。这样不仅带来官僚层及其「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终结，还带来无产阶级民主的崛起，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政治革命成功以后，就可以在所有工人国家实现共同的经济计划，因而保证生产力的大跃进，帮助移除寄生的官僚层的经济基础。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及生产手段私有制被废除，并不会自动或同时带来个人财富、文化遗产、及思想影响方面的特权的消失，更不必说商品生产的所有因素的消失了。在资产阶级政权被推翻、资本主义财产被废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能够保证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动出现与巩固的时候，小商品生产的残余及货币经济因素的残存，还可能使在这环境里的资本原始积累重现。同样地，在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已失去了统治阶级地位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社会及经济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还会残存；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风俗、习惯、文化价值等等的影响还会在社会生活的较大的圈子及较大的层分中继续存在。
但是，如果从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以，为了不要使这些「资产阶级影响的小岛」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基地，工人阶级才少不了国家权力）得出结论，说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用行政方法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则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经验曾相反地证明用行政方法反对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完全无效的。事实上，长远来说，因为无产阶级缺乏真正的政治斗争和思想争论的经验，而且因为官方的「国家理论」缺乏可信性，这种行政的镇压方法只会加强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对无产阶级的支配，而且使无产阶级群众在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被解除思想武装。
为了消灭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劳动群众的影响，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
（1）与所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收归国有化同时进行的，是将印刷所、电台、电视广播站等等收归国有，即是说，解放传播媒介，使之不受广泛散播思想的大企业的物质支配。
（2）创造使这些思想失去再生的物质基础的客观条件。
（3）在意识形态及政治方面对这些思想发动毫不留情的斗争，这种斗争只有在公开的讨论及公开的针锋相对的情况下，换句话说，这种斗争只有在思想反动的人可以有保卫他们的思想的自由时，在有思想及文化的多元主义的自由时，才能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只要思想反动的人不用暴力行动来反对工人政权。
只有那些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及唯物论的优越性，对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没信心的人们，才不敢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跟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作公开的思想斗争。一旦资产阶级的使用大众传播工具的机会与其人数成正比的时候〔注：有读者来信指此处似有疏漏：原文为Oncethecapitalistclassisdisarmedandexpropriated,oncetheirmembershaveaccesstothemassmediaonlyinrelationtotheirnumbers…所以应该译为“一旦资产阶级被解除武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一旦资产阶级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机会只能与其人数成正比的时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就没有理由惧怕经常的、自由的、坦白的意见交换。这种观念的交锋是工人阶级在思想上教育自己，而且脱离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唯一方法，如此，则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便充分地显示出来。
国家若用行政和镇压的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更不必说对马克思主义作特别的解释）在意识形态及文化方面占据独霸的位置，只能使马克思主义从批判的革命科学，从解放无产阶级及建立无阶级社会的武器，倒退成了无生气的令人反感的国家教条或国家宗教，使它不断地在劳苦大众尤其是在青年之间失去吸引力。这情形在今天的苏联非常明显，因为「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所占的独霸地位，掩饰了在一切领域上，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贫乏。马克思主义本质是批判思想，它只有在充分的讨论自由及经常与其它思想针锋相对的气氛之下，也就是在充分的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多元主义的气氛之下，才能发扬光大。
十、工人国家的自卫问题
很明显地，任何工人国家必须保卫自己，反对任何推翻它及公然违抗它的基本法律的企图。在解除了资产阶级武装和结束了内战以后而崛起的具有工人民主的稳定的工人国家里，宪法及刑法都禁止私人占有生产手段或私人雇用劳工，正如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及刑法禁止个人侵犯私有财产权利一样。同样地，只要我们尚未到达无阶级的社会，只要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还残存，只要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还存在的话，无产阶级专政的宪法及刑法就会禁止及处罚武装暴动的活动、用暴力推翻工人阶级政权的企图、对工人政权的代表施行恐怖主义的攻击以及替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当间谍进行破坏等等。不过，只能对有证据确凿的行动或积极的准备工作予以处罚，隐含地或公开地为资本主义复辟作一般性宣传则不予处罚。这意思就是说，所有在实际上遵守工人国家的宪法而且在其机构（即苏维埃）的合法范围之内活动的人，包括亲资产阶级分子，换言之，所有那些不以直接行动从事推翻工人政权及集体财产制的人们、都应该有组织政治团体的自由。
工人不需要把「教唆」他们将工厂及银行恢复私有的言论当作一种有致命危险的宣传。大多数的工人不可能会「听信」那种宣传的。帝国主义国家。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及愈来愈多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已是足够强大了。所以不需要把「言论犯罪」及「反苏的鼓动」的观点引用到刑法上或者成为工人国家的日常措施。
把煽动人们用暴力反对工人政权，与赞成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意识形态、立场或纲领，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很重要的。工人国家应该镇压恐怖行动，但是对付反动的政策与思想，就应该用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方法，这不是「道德」或「软心肠」的问题；基本上这是实际的长期效益的问题。
在寄生的官僚层所统治的国家里，斯大林主义有计划地滥用「与帝国主义勾结」、「替外国政府充当间谍」、「客观上为帝国主义服务」、「反苏」或「反社会主义的煽动」、「破坏及误导别人的活动」等诽谤性的指控，来谴责及镇压任何形式的政治批评、反对行动或非正规行动，而且以这些为借口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的镇压。斯大林主义的这种灾祸性的经验，使一般的工人对于它的滥用司法刑警机关或精神病院，采取极度的（基本上是有理由的）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及其国家之运用镇压性的自卫行动以反对用暴力来推翻工人政权的企图，应该限于证据确凿的行动及罪行，绝对不应该牵涉到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及文化方面的活动。
第四国际保卫而且要扩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刑法及司法方面所得到的最先进的革命成果，而且要为把这些成果写入社会主义的宪法及法典而斗争。这些成果包括以下的权利：
（1）应订定一套成文法；不应追溯既往的罪行；提供证据的责任在于控方；在没有犯罪的证据以前，应该假定被告人无罪。
（2）任何人都有充分的权利，自由决定其辩护的内容；法律辩护人不应该为了在审判中所用的辩护文件或辩护方式而受到检举。
（3）反对个人犯罪要由团体、家庭等集体负责的观念。
（4）严禁任何形式的酷刑逼供。
（5）除了内战及战争时期以外，严禁死刑。
（6）扩大陪审团的公开审判制度，而且使这制度普遍化。
（7）所有法官都应民选，劳动大众有罢免法官的权利。
工人国家能够慢慢地吸收更多的群众参加法律的工作，来代替职业性的司法人员制度。这工作可以从地方及较轻的罪行方面做起。
很明显地，所有这些事情，以及在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停止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刑法制度的运用和法典的最后的审定，都要由工人代表会作最后的决定。我们只向工人代表会提出纲领式的建议，而且用政治的方法在工人代表会中争取多数的支持。防止国家误用这些镇压制度的最基本的保证，就是劳动群众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有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废除由少数人垄断武器的特权，换言之，武装全体无产阶级。我们相信工人阶级决不会误用它的权力，也不会失去必要的警觉来保卫它自己的专政，以反对任何恢复资产阶级的剥削的、压迫的统治的企图。
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无产阶级已完成社会革命，并不足以将它变为圣人，也不会使它免犯错误和摆脱弱点。」正因此，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革命共产主义者不应放松警觉。共产主义前卫者必须揭露「官僚主义」的最微细的证据，谴责和打击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滥权的情形，确保平等主义和民主的原则受尊重，保卫妇女的利益以及种族、民族和宗族的少数者利益。总而言之，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也要扮演共产主义前卫的角色。
我们的原则性纲领性立场是：一切在实践中尊重集体财产及工人国家宪法的人，都应该享有无限制的政治自由。这并不是说，不管具体情况都一定要全面贯彻这样的标准。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由革命的危机而发展到起义，是不可避免的。在起义以前的时期以及起义的时候，当政权由一个社会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的时候，暴力事件的震蘯以及法治的缺乏的情况会发生。只有当起义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雇佣劳动者的大多数——至少在那些雇佣劳动者已经是最大的社会阶级的国家里，无产阶级才能得到胜利。支持这个起义的群众的动员越广泛，因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暴力与横蛮行为就愈少。
同样地，在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以前，内战或者外国军事的干涉可能会发生；换句话说，旧的统治阶级及其国际的盟友可能会用武力来推翻工人政权。在这种情形下，应该应用战争的法规，这时候，也许需要限制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没有一个社会阶级、一个国家，会让积极用武力推翻他们的人享有充分的权利；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点上也不能例外。
更具体来说，所有参加或者被确凿证据证明积极地支持或者准备反革命的暴力行为的个人、组织及党派将会被镇压，而被放置在不能再从事这些活动的环境中；镇压的程度及具体的方式要看某个国家或某些国家当时的情况和力量关系而定。
在建立成功的工人国家的第一阶段，为了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或者资产阶级推翻工人国家的企图，成文的刑法——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可能会被延迟，因为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危机的局势，这不能等到法治建立以后才去进行。历史经验已经再三地证明，击破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的过程愈快愈激烈，实际的内战时间就愈短，在社会变革中所付出的人命代价就愈少。
决定革命的长远效益的准则，是把眼前的权宜之计，同社会主义新秩序的巩固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且这个新秩序要以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和群众参与为基础。对阶级敌人的权宜之计，甚至于在内战的情况下，要真正有效，必须能够提高而不是降低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及信心，它对于建立工人国家及无产阶级社会的能力的信念，它的积极的支持及参与国家的管理，以及他的动员及自我组织的能力；甚至在内战的情况下，上述的基本标准决不能忘记，特别是因为未来的革命能够在远比俄国1919或1920-1921年好的力量对比下发展。
关于上面的情况，托洛茨基在1940年说的话表达得最清楚，他那时说的话更适合现在的情况：「根据预测，我们可以定出以下法则：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国家愈多，则其它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抵抗愈弱，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性质愈低，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愈不强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愈短，在新的、更充分的、更完善的、更人道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的诞生就愈快。……如果社会主义不但不能够带来人身自由在法律上不可侵犯，而且也不能充分地保证人类品格的所有的利益，则它便没有价值了。」（托洛茨基：《世界局势与前景》，1940年2月14日，见1939－40年托洛茨基文集，155至I56页）
我们也应该强调指出，在内战或战争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之受到限制，应该由资产阶级反革命及国际帝国主义直接地负政治上及物质上的责任；这就是说，要向整个社会，及向过去的统治阶级的残余分子，清楚地指出，对付他们的方法，归根到底要视乎他们的实际行为而定。
十一、国际革命与反革命
只要帝国主义至少在几个主要的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生存，它决不放弃以经济压力及军事力量阻止社会主义的扩张，也不会放弃收复资本无法直接剥削的领土（开头是收复一部份，以后是全部）。这种复辟决不可能用渐进的和平方法，正像推翻资本主义也不会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一样。
因此就有以下的结论：任何一个由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工人国家和任何工人国家集团，不管其官僚化或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度如何，将会与国际资本处在武装停战的状态，在某种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公开的战争。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从物质及人力的角度来看）在军事上作持久的准备，以对付公开战争的挑战。
虽然我们并不同意说核子战争必然会发生，但我们也不同意说，仅靠资本主义国家劳动阶级的宣传、鼓动及阶级组织就足以阻止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旨在反对新、旧革命的侵略战争。只要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仍未推翻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反革命战争的危险便一直存在，当权的无产阶级必须对这种危险作好准备，正如它要帮助其它国家的起义的群众对付国内及国际反革命的武装干涉一样。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保持军事准备，意思就是要拨出资源来生产战备，这些资源本可以用来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原因再次推翻说可在一个或几个国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的反动乌托邦。
工人民兵和人民民兵是工人国家武装自卫的基础，但工人国家也需要维持一队军队，有专门使用尖端武器的技能。工人军队本身将会是新式军队，反映出它的阶级基础，像苏维埃共和国所创立的红军初期一样，它将要废除官员等级制度，用兵士代表会和民主选出的指挥官来取代它。一般来说，「正规军与民兵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显示实际朝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程度」（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英文本第218页）。
但这句话绝不表示由于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施加外在的压力，因此工人国家必然会产生官僚堕落或对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作出严格限制。
首先，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兴起和胜利，并不是资本主义包围苏联的直接的自动的后果。它的产生是以下几个因素独特地结合起来的结果：俄国相对落后；俄国无产阶级相对微弱；世界革命初遭挫败；资本主义包围；无产阶级先锋队对官僚的问题在政治上没有准备；官僚权力逐渐兴起，影响了全世界革命斗争浪潮的结果；除了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以外，别无其它无产阶级领导。这些因素因国际革命屡遭失败而更加深。但是，这些因素的结合极不可能会再度出现，尤其是当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工业上远比I917年的俄国或1949年的中国更进步的国家时。
即使是在今日，俄国的落后程度与国际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已不怎么严重，俄国无产阶级的客观力量也比1923年或1927年的无产阶级大得多。如果现有的工人国家的相对的力量，再加上西欧、日本、或最大的拉丁美洲国家——更不必说美国——的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那么，与国际资本的力量关系对比就会有很大的改变，资本主义就会大大不利并大大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环境的压力和加强军事准备的必需性，不会再构成严厉限制社会主义民主的客观原因。
再者，如果由于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世界上富有的资产阶级还存在，迫使现存的工人国家在长时期之内面对持久的有可能爆发的武装交锋及国际战争，因而工人国家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威胁，但这并不表示要把有可能发生的战争的状况与真正发生的战争状况等同起来。混淆可能发生的战争同实际发生的战争，正是斯大林主义者及各种亲官僚层分子不断用来替寄生性官僚统治之扼杀民主行径辩护的借口。
而且，苏联、东欧及中国今日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在战争或内战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立刻复辟的危险。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所面对的问题，是特权官僚层对经济、政治及社会生活的独裁控制。这种控制导致巨大的恶果，使这些国家的群众对自己国家的认同大大动摇——因此，从长远来看，削弱了在将来帝国主义军队有可能入侵时群众成功加以抵抗的能力。
因此，更为必需的是保卫所有的民主权利以反对官僚层所强加的限制，以及推展反官僚层的政治革命斗争。这样做，将会增强而不是减弱工人国家抵挡帝国主义侵略的能力，包括其积极援助世界革命过程的能力。
最后，整个论点应该反过来说。我们否认：为了成功地保卫胜利的革命及将革命向国际扩展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因而要限制社会主义民主，以至要实行官僚专政，认为那是必定要付的代价。恰好相反，我们认为：这种限制势必减弱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上及在军事上反对帝国主义的能力。
劳动群众的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社会主义信念，高度的政治活动、动员及警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与活动，凡此等等，都能够增强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及军事力量。
历史已经证明，归根到底，任何国家的最强大的自卫能力主要靠以下两个因素：人民群众对本国有较高度的社会团聚力和政治认同；以及较高度的平均劳动生产力和生产能力。社会主义民主愈广泛，限制愈少，则绝大多数人民对工人国家的认同就愈高，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就愈快，达到比帝国主义更有决定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及对正在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的世界局势中，社会主义民主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即使在纯军事方面，还是工人国家手中的主要武器。
上面是从防御的观点看这个问题；从进攻的观点看，也是如此。因为帝国主义对过去及现在的革命发动军事冒险就必会引起国内的强力反对，因为帝国主义一定要渐增地运用镇压及限制群众的民主权利来减弱反对力量，因此，工人国家的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会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安的、受压迫的群众产生渐增的吸引力，这就削弱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有利于革命的国际扩张。
工人国家针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进行军事上的准备，必须包括实行特别措施以反对间谍，反对国外派来的破坏者，反对可能持续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的其它方式的反工人阶级军事行动。但是，工人国家自卫的特别的技术性措施，但这种需要决不应该用来限制工人民主；决不能因为公民行使批评和反对的权利而说他们是「间谍」或「破坏者」。事实上，群众的政治活动、自觉、及社会团聚力愈高（这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充份发展下才能实现），真正的间谍及破坏者就愈难在仇视的环境中活动，工人国家的自卫能力就愈高。
十二、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无产阶级专政、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兴起
从理论观点来看，苏联及其它官僚化的工人国家是极端歪曲的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所创造的经济基础还没有被官僚层所摧毁，在这个意义上，保卫苏联及各工人国家，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复辟表示历史的大后退），是根据这些国家仍然是堕落的或变态的工人国家，即堕落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这个事实而来的。
但是，却不能由此推论说：无产阶级专政有不同的历史形式，它们是差不多相同的，而我们的纲领描述社会主义工人民主只不过是「理想的模式」，只是现实偏离了「理想的模式」，而且在将来还会大大偏离。
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一个目标，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个手段，它的目标是创立世界性的无阶级的社会，使劳动得以解放，使所有被剥削被压迫的人们得到解放；这是解决人类所面对的所有紧急问题的唯一道路。是避免人类陷入野蛮主义的唯一道路。但是在极端堕落的官僚专政之下，「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但不能向目标进展，反而使社会的进展停留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而变成了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只有无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才能移开。因此，社会主义民主，即由劳动群众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及人民代表会的统治，绝对不是许多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中的其中一个形式，而是与社会主义目标相符合的唯一形式，是走向世界革命和全球社会主义的有效武器。我们之所以为而且只为这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奋斗，理由并不是出于道德的、人道主义、或历史唯心论的原因（亦即企图对历史过程「强加」某种「理想」形式），而是为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世界社会主义利益的眼前的及历史的必要性。
还有，「官僚的」无产阶级专政之能够兴起——譬如在苏联的兴起——只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官僚层所灾难性地及长期地击败的结果。托洛茨基用「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被官僚层所剥夺」这个公式并不是偶然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对我们的阶级的政治上的成败问题，并不采取中立的或冷淡的态度。我们要保证它的成功，我们要用所有可能的方法来避免它的失败。因此，我们只能为可以带来这种成功、可以避免失败的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只有政权掌握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代表会的手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保证它的成功，避免它的失败。
在政治上而言，这个问题并不是纯学术性的；这是所有那些工人阶级已经深切体会斯大林主义及一般工人官僚的罪恶及本质的——不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急迫的问题。在所有这些国家，如果不管工人阶级对国家及经济的控制的具体情况如何，只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与国有化财产等同起来，就会成为朝向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上的重大障碍物。这就会在客观上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及各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束缚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范围之内。
在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这是更急迫的问题，因为政治革命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些国家，如果企图把工人民主以外的其它形式当作革命的目标，就难免使那些这样做的人，在兴起中的群众面前自陷于极端的孤立，甚至使群众对他们产生像对官僚层（即「新主人」）那样的仇恨。
从那种政治的观点看来，我们所保卫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是符合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群众的需要及渴望的唯一的纲领，是代替官僚专政的唯一道路。我们要再三地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在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准备阶段、兴起、胜利及事后的整个过程中对保护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的干劲及决心有任何躇踌或三心两意的话，这势必在客观上帮助了复辟势力，使官僚专政倒退至资产阶级民主，而不会进展到社会主义民主。
从1956年10-11月的匈牙利革命、I980年8月至1981年12月的波兰革命（它在全国发动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路上走得最远）以及：1968-69年的「布拉格之春」的具体经验，已可得出政治革命动力的非常重要的结论。「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政治革命的优点是发生在社会、经济及政治上非常有利的国家，因为无产阶级占经济活跃人囗的绝大多数，而且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工会群众组织的传统；在波兰，还有反官僚工人起义及争取工人自管斗争的丰富经验。
这三个政治革命发端的经验证实了我们的纲领中所提出并在论述中进一步作解释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个内容，只是数百万工人及劳苦大众起来反对官僚层的专横统治时的自觉表现。
反对秘密警察，要求释放政治犯，反对官僚统治层镇压那些威胁其权力专制的政治及工会活动，反对新闻检查，反对人治（即要求一切法律必须是成文法及被告人有依法审判及辩护的权利），反对一党制度，反对官僚层对经济制度的控制，反对官僚层的超级物质特权，要求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平等权利要大大提高——所有这些纲领要点是使匈牙利及捷克群众走上街头反对官僚层的主要动力。这些口号一定会在明日使苏联及中国人民走上街头。
工农群众并不是要使私有财产恢复或是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主义者之作这些诽谤，是为了替自己动员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或捷克，或在波兰实行军事戒严以反革命的镇压这些反官僚群众暴动而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口号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也无关。
在1956年的匈牙利，各地的工人代表会及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经过长时间的剧烈辩论以后，主张保护国有化资产，主张除了法西斯主义者以外所有政治党派均享有自由。在捷克的布拉格之春的时候，运动的最激进的份子首先提出要求给予各种政治组织、政治俱乐部、政治倾向及政治党派以无限制的自由；这个要求被共产党内的几个大的派别所采纳，而且被运动后期所兴起的大多数的工会及工人代表会所支持。那些与苏联官僚层的反革命干预的军队合作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发言人，集中火力，向「不负责任的」「亲资产阶级的」作家开火，不惜用任何代价来摧毁他们的言论的表达自由。但是，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却支持作家的写作自由。
在I980-81年的波兰，工人阶级在16个月时间内，推进了在工人国家内争取政治民主的最深广的斗争经验。一千万有组织的波兰工人在「团结工会」内所采取的内部民主，显示工人阶级是奉行无产阶级民主原则的。群众运动提出的口号——「生产资料及计划均社会化」，「建立自管的共和国」——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希望从官僚层手中夺回对经济、对国家的控制，并将之归由工人集体民主管治，而这个渴求体现在争取工人自治、建立工人代表会及其协调组织等斗争上。团结工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声称「在自治共和国内，民主的基础必须是意识形态上、社会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多元化」。它更说：
「波兰的社会生活必须进行一个深刻的改革，以达致最终能实现自治、民主和多元化。正因此，我们的斗争是同时争取国家机构的改变和独立自治机构在所有社会生活上的建立和发展。」
在保卫「市民完全有自由结社权」时，纲领说：
「我们相信多元化的原则必须应用在政治生活上。我们的工会对于向社会提出不同社会、政治、经济纲领的做法会加以协助及保护。」
同类的冲突很有可能在将来每一次政治革命（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发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犹豫或骑墙，也不能说这是纯粹策略性的选择。他们必须与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联盟，保卫大众的不受限制的民主自由，反对官僚层的新闻检查与镇压。
在政治革命实际爆发的初期，劳动群众会将官僚层分为两派：一派是狂暴地（包括使用武力）反对群众的动员与组织，另一派则不管出于何种动机，会对群众让步，而且似乎赞同正在高涨的群众运动。劳动群众会把前者排除在所有新生的真正的工人组织及群众政权之外；对于后者，则予以容忍，甚至与之建立策略性的同盟，特别是当群众受到官僚专政的最可恨的代表所攻击的时候。
在组织工人代表会政权的最后阶段，劳动群众可能会采取任何适当的措施，来保护他们在新生的苏维埃中取得数量上、社会上及政治上的优势，目的是避免日后遭受技术官僚及「自由派」官僚的支配。
特殊的选举法可以使这些成为可能，所以不需要对与革命群众建立暂时联合的官僚层中某一特定党派或思想倾向加以任何禁止。
在整个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斗争过程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及无产阶级革命家要克服的巨大障碍。这个障碍就是斯大林、斯大林主义及其不肖门徒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的名声造成的损害；这些损害导致群众把可恨的压迫性的统治与这些伟大的解放思想等同起来。第四国际的成立者及其战士，具有五十多年反对压迫统治的毫不妥协的斗争纪录，是能够成功地克服这个障碍的。但是除了有这个纪录外，还要加上一个大胆的具体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在群众的眼中看来，包含了推翻官僚层统治，代之以工人阶级自己的统治，而且保证我们决不会让工人的政治及经济权力再被社会中任何特权层剥夺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综合了所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在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几亿无产阶级的眼中，将使社会主义的目标恢复它的可取性。
十三、社会主义民主的纲领
——世界革命纲领一个组成部份
我们对苏联六十年的官僚统治所作的总结（从斯大林政权的崛起一直到近卅年的世界斯大林主义危机），可总括如下：
（1）尽管欧洲和亚洲工人国家之间有不少分歧，尽管这些国家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它们的共同的特征是缺乏制度化的、由宪法保障的直接的工人权力（即民主地选举的工人代表会或实施直接的国家权力的工人与贫农代表会）。到处存在一党制度，表明特权官僚层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有完全的独占的权力。由于在单一党内缺乏组织派别的权利（这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在行使国家政权时更为强化了独占的权力。享有物质特权的官僚层的寄生性质，表示在不同程度上在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增加了额外的严重障碍物；因此，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受阻滞，创造力被窒息，巨量社会财富被误用与浪费。
（2）虽然自从战后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以来，各种各样的思潮（狄托主义，毛泽东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意大利、西班牙及西德型的左倾中派主义等等）都对苏联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了很多局部的批评，但是没有一个派别曾经提出一个与苏联斯大林模式根本不同的模式。针对这个官僚的权力结构，没有一个派别提出直接民主的工人政权。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把官僚层解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就不可能真正的了解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如果不在制度上确立由民主选举工人代表会（工人及劳苦农民代表会）的直接工人权力、多党制、劳动者有充份的民主权利，及由协作的生产者进行有计划的民主集中的自我管理的经济制度，就不可能取代官僚的统治（或资本主义的复辟）。
大部份的西欧共产党，虽然批评苏联及东欧官僚层的教条与措施，并扩大克里姆林宫的争论，但极其量只是对斯大林主义统治的最丑恶的劣行提出改良，而不是提出革命性的变革。这些政党尚未切断与克里姆林宫的连系，还继续对官僚层的过往罪恶及官僚统治现存形式的许多方面，提供「客观主义」的辩护。此外，在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及在群众斗争大规模爆发的时候支持资产阶级统治的一般路线，当然使他们在工人运动之内——特别是他们所控制的群众组织之内、在他们政党之内——排斥民主。在他们的批评中，在对抗苏联东欧与中国的一党制度的幌子下，他们有意地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与工人民主之间的分歧。他们事实上为之辩护的观念是：代替一党制的官僚统治的唯一道路就是接受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样一来，他们就把古典的社会民主党的「和平」及「逐渐」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个一般观念再度灌输到今天的工人运动。
鉴于上述的失败经验，第四国际的纲领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的直接的工人阶级统治及苏维埃内的多党制，是唯一具有一贯性的、认真的出路，它有别于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独裁统治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双重修正。
这个纲领的基本主张，继承了马恩的巴黎公社的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国际头几次会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文件等传统；这个纲领又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纲领性文件、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第四国际的文件等等对无产阶级革命及工人国家的堕落与变态的多次的分析所丰富。这个文件，可以说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的当前思想的总结。 |
南非群众斗争的新浪潮——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4年9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
南非群众斗争的新浪潮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4年9月9日）
南非受压迫群众的斗争最近有新的发展。在几个星期之内，我们见到一系列的：
——为了杯葛“有色人种”和“印度人”议会选举的动员（这些议会与二千万黑人无关）；
——学校罢课和学生示威；
——一些黑人居住区的暴动；
——矿工准备进行罢工。
而整段时期的特征是工厂内的工人斗争日增，独立非各族主义工会的壮大和统一过程上的进展。
人民坚决反对和拒绝种族隔离主义的最有力证明，是1984年8月底的杯葛种族主义选举运动。少过两成的“有色人种”和少过一成的“印度人”投票参与了总理波大策划下的选举把戏。但波大仍然继续推行他的宪法改革，他刚被委任为联邦总统领导由三个基于种族标准成份的议会所组成的国会。在一些外交胜利（包括与安哥拉和莫三比各签订协议和波大到欧洲访问等）的鼓舞下，这个种族主义政权以为可以和平地改善种族隔离主义的形象。它已得到里根政权和普遍所有帝国主义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在今天，它却面对着国内的种种问题。事实上，这些门面式的改良，加深了种族歧视，并没有在南非群众之中造成幻想；群众的组织程度更在增加。最近的动员证实了独立工会和市民组织发挥的重心作用。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妇女和青年已加入这些组织。
最近的斗争也显示了在政治上集中化的需要。联合民主阵线和全国论坛，各以自己的方式企图填补这个真空。它们立即受到镇压，正如在地下活动的非洲国民议会的战士受到镇压一样。
最近事变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出现了社会、经济和政治要求的结合，以及广泛群众运动层份同时加入斗争。学生要求承认学生议会和禁止体罚；黑人居住区的居民拒绝接受加租；矿工要求增加工资。但所有这些要求结合了争取民主和工会权利的斗争。所有这些社会成份都明白到这个斗争是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主要对抗重点。
这显示了局势的爆炸性、积聚下来的社会紧张的广泛性和民族问题的剧烈程度。各种要求的结合，显示了受压迫群众不要政权的改良，而要推翻种族隔离主义和剥削。
数以十计的领袖和数以百计的示威者的被捕，和数以十计的黑人在最近的示威中被杀害，显示了种族隔离主义“民主化”的真面目。这是种族主义政权对抗每一次群众动员的唯一对策。因此，南非受压迫群众必须得到有系统的国际支持。工人和民主运动一定要给予南非黑人群众成立的组织不断的支持，他们一定要组织和动员反对帝国主义和其他国家与南非政权的任何合作。
我们一定要给南非最大程度的关注。
第四国际呼吁所有支部和成员参加与支援南非受压迫人民的动员行动，保卫他们所有的组织。
1984年9月9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4年第10期（总第94期）1984年11月30日出版 |
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而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4年4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为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而斗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4年4月4日）
欧洲议会第二次选举将于84年6月举行（第一次是79年）。尽管欧洲议会只是咨询性质，并无实权，但选举对现今政治局势是有影响的。
直接代表雇主的政党，想将这次选举变成人民大众支持紧缩政策和装置中程导弹计划的民众投票。它们的代表，包括英国的撒切尔，法国的维尔、戴斯坦、锡克，西德的高尔，荷兰的纳拔时，意大利的基督民主党，丹麦的当权资产阶级联盟。
至于法国、意大利和希腊的改良主义政党，也正推行紧缩政策，并将军事竞赛升级，不过它们的形式较为温和，在政治上采守卫政策，未能提出回击资本主义攻势的可行办法。
反对欧洲共同市场——银行和托拉斯的工具
欧洲共同市场是雇主的欧洲，它的设立不是为工人的利益，而是为加强欧洲托拉斯和跨国公司的权力。欧洲委员会现正联系全欧洲对钢铁工人的攻击。
现在有呼声提出要成立一支欧洲军队。这样的武装力量只会好像美帝军队和各欧洲帝国主义『民族』军队一样，威胁着和平和人类的未来。
第四国际呼吁欧洲的工人不要信任资本主义将欧洲结合起来的意图。欧洲资本主义并不比美国资本主义来得进步。因此，我们支持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同志反对本国加入共同市场，也同情英国和希腊的左派要求本国退出共同市场的宣传运动。
然而，另一方面只是依靠资本主义的『民族自主国家』，并不为工人提供更好的处境，而只是让雇主有借口以保卫民族工业抗拒外国竞争为名推行更苛刻的紧缩政策。
为了抗衡这两个幻想——资本主义结合或资产阶级民族自主，第四国际呼吁各国工人，为争取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进行共同的斗争、共同的团结，以争取共同的社会主义前景。
紧缩政策并不制造就业机会
有了各个政府的支撑，共同市场十个会员国（以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产阶级，成功地进行了对工人阶级、社会福利受惠者、妇女、移民、青年等的广泛进攻。为了保卫紧缩政策，各个政府提出了进行国际间竞争，于是导致购买力和社会福利的不断下降。
只要一个国家降低『劳动力成本』，邻国就会找到借口为了『国家利益』而实行大幅缩减开支，这是资本家的阶级合作，受益的只有雇主。事实上，说紧缩政策会制造就业机会，是假的。自从欧洲推行紧缩政策以来，失业增加了超过三倍，从四百万增至一千七百万。资产阶级机构的专家，也预言西欧失业人数将升至一千八百万。
争取全欧洲每周35小时工作制，工资不减
要推行另一种经济政策完全是可能的。但它的基础不是资本、竞争、利润的逻辑，而是劳动者、受剥削者团结的逻辑。它将优先照顾到全面就业和群聚的基本物质需要。
79年6月第一次欧洲议会选举时，第四国际的呼吁说：『我们有接近四千万人组织在工会里，如果这个力量被动员起来，它能够争取到每周工作35小时，工资不减，损失的工作时间会制造新就业，也使工人能控制工作速度，以阻止加强劳动强度的企图。』
这个呼吁反映了一个真正的需要，因为，今天，西德钢铁工人工会已发动了一个大型的运动，包括罢工等行动，争取每周工作35小时制。其它国家许多工会也支持。现在，已是时候组织一个全西欧的运动，包括各行各业，争取立即推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
现在，也正是时候，所有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国会议员在本国议会及欧洲议会同时推动法例，将合法工作时数减为每周35小时。西欧的工会，也应该呼吁美国和日本的工会参加这个运动。这是唯一的有效方法，阻止职位的裁减，避免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对工人运动做成的挫伤士气的影响，迫使国际资本主义付出它所造成的危机的代价。
立即行动反对欧洲装置导弹
资本主义欧洲的政府正裁减社会开支，但却拨更多的钱给军事开支，支持它们在马尔维纳斯、黎巴嫩、乍得、爱尔兰的帝国主义军事介入。它们用利润收获作为量度教育及医疗的开支，但从不用此标准来量度其军事开支。
欧洲的劳动群众，越来越反对这个疯狂的军事竞赛，它威胁着将欧洲大陆变为幅射性灰烬。反对装置飞弹的示威，有前所未有的人群参加——西德有几百万，英国和意大利有超过一百万，荷兰有超过五十万，比利时有四十万。在英国，格林翰的妇女继续进行反对北约基地的斗争。
这个群众性的反对导弹运动，方向明确地指向反帝国主义和单边裁军。这个动力必须以在国际平面组织配合的特定行动建议来刺激、加强和普及化。其中有两项建议是特别及时的：要求举行全民投票，反对在各个国家的土地上设置或保有欧洲导弹；工会组织一个全西欧规模的总罢工，反对装置导弹。
争取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
工人运动必须组织反对运动，在国际规模反对雇主、跨国公司、紧缩政策和军事化。工会运动仍未能做到这点，钢铁工人仍未能争取职业，每周工作35小时制也未争取得到。
近月来，有一些大型的工人斗争，例如比利时和荷兰公务员罢工；意大利工人动员起来反对通货膨胀，要求工资随物价调整；英国矿工罢工；西班牙工人反对紧缩政策等。但在这些斗争中，工人的战斗情绪遇到了工人运动传统领导层的分歧，领导层拒绝组织斗争或支持反资本主义的取向，它们向所谓国际约束和『竞争的约束』投降，亦即向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投降。
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典、希腊、葡萄牙、德国，政府内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并没有回击紧缩政策和北约军事主义政策对工人的进攻，原因是这些政党和工会领导层拒绝攻击罪恶的根源。
为了拒绝危机的后果，有必要打破银行和金融集团的权力，将它们无偿地收归国有，置于工人控制之下。目的必须是使工人政府掌权，工人政府必须由在工厂及小区动员和组织起来的工人支持。这表示要基于工人的民主计划来没收经济。
这个斗争与反对东欧国家的官僚层的斗争是连系着的。在东欧，一个独立的和平运动正在开展。（我们必须声援这个运动，反对它受到的镇压。）这个斗争将会打开通向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的通路，这是唯一可行道路，解决今日分裂——西欧有资本主义危机，东欧有官僚统治危机。
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不但为欧洲大陆的劳动群众提供有效解决方法，也会为『第三世界』受超级剥削的人民提供一个有力的支持，协助他们挣脱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下的贫穷。欧洲如有社会主义突破，将会为全人类提供希望，走出饥饿、失业、独裁、战争的日益加深的阴影，走向进步的未来。
争取欧洲所有工人积极团结起来为阶级目标而斗争！
争取所有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全球性团结，尤其是中美洲、近东和南非的人民的团结，他们是帝国主义直接行动的受害者。
争取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1984年4月4日
联合签署：
比利时：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西班牙：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CL）
法国：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CL）
英国：第四国际的英国支部希腊：希腊国际共产主义者组织（OIC）
爱尔兰：人民民主党（PO）
意大利：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CL）
卢森堡：革命共产主义同盟（RCL）
荷兰：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葡萄牙：革命社会主义党（RSP）
西德：国际马克思主义组织（IMG）
丹麦：社会主义工人党（SWP）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5月第十一卷第5期（总第89期） |
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198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TheCannonTradition:“Don’tStrangletheParty!”
原书的这部分内容在1986年由美国第四国际倾向（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以小册子的形式单独出版，书名为《不要扼杀党！》。乔治·布雷特曼在序言中对每篇文章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
詹姆斯·帕特里克·坎农（1984年）
译者：毛线、雪球校对龚义哲
序言（乔治·布雷特曼，1985年5月）
1．不要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
（Don’tTrytoEnforceaNonexistentLaw）
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生存之道及其在六十年代再现生机的原因
（ReasonsfortheSurvivaloftheSWPandforItsNewVitalityinthe1960s）
3．一个错误的趋势
（ATrendintheWrongDirection）
4．社工党的伟大传统
（TheSWP’sGreatTradition） |
美国滚出格林纳达！停止帝国主义侵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10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美国滚出格林纳达！停止帝国主义侵略！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10月29日）
美国军队10月25日登陆格林纳达是一个反革命的侵略。它的目的是歼灭这个加勒比海小岛上的革命，这革命自1979年3月13日推翻独裁者加利以来，便一直在进行着。
这次侵略继承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血腥罪行传统：从本世纪开始占据古巴，到1965年4月四万名海军陆战队进占圣多明各，以及自30年代以来大规模及长期地介入中美洲。
里根出动了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来镇压格林纳达11万人民对独立民主和社会改革的愿望，里根希望将这次军事行动变成一次力量的显示，并警告在斗争中的人民。
美帝国主义企图向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大陆的所有正受危机、贫困和饥饿折磨的人民显示，如果他们坚决斗争、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话，美国将要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四年来，格林纳达“新宝石运动”的革命政权，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条件，发展了医疗和教育服务，并拒绝了帝国主义的威胁。这种胆量和勇气，在这个被美国视为“后院”的地区，将会传染开去，美国于是要杀一儆百。
美国陆战队的侵略，也是对中美洲和古巴的革命者发出警告：为了阻止新的革命政权在这个地区巩固下来和扩展革命，美国会使用怎样的军事力量。因此，登陆格林纳达，构成对萨尔瓦多革命、桑解管治的尼加拉瓜和古巴工人国家的直接警告。
美国这次行动完全没有通常的外交藉口。毫无疑问地，里根也想试验他的盟友，以及试验美国和国际的公众舆论对这个地区其他重大军事行动的反应。排拒在战斗之外的巴柏道斯和其他加勒比海岛国的300名士兵，并不会为美国军队带来“国际”性的掩护。相反地，帝国主义操纵加勒比海国家来对付格林纳达，显示了同样操纵中美洲国家来对付尼加拉瓜的企图。
从一开始，美国发言人就坦白和直接地解释他们的意图，表示他们想惩罚他们所谓的“左派恶徒”和“匪帮”。这与尼克松将北越当作“国际匪帮”而轰炸北越堤坝，是同样的行径。
但是，美军登陆行动并不是临时计划的。它很早以前已经计划好。从“新宝石运动”取得政权以来，美国已准备着这个罪恶阴谋，组织了对这个岛的完全经济封锁，加强了军事挑衅。
美国不能忍受这个地区的一个民族在数十年帝国主义控制之后，将自身命运控制过来。美国不能宽恕毕晓普政府1979年7月在美洲国家组织反对挽救苏莫沙（索摩查）政权的行动。
有好几次，包括今年3月，毕晓普命令全岛居民警戒美国入侵而作好准备。当时里根仍然很难找寻任何藉口进行他的以反对独裁主义为名的十字军行动——当时，革命的格林纳达政府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正筹划一个民主的宪法，并预期进行选举一个民众的国民议会。这时，美国则正支持海地的独裁政权和危地马拉及萨尔瓦多的残暴军事独裁政权。
因此，里根迫得要等待时机，一旦格林纳达革命显示弱点，美国海军便进侵该岛。“新宝石运动”内的冲突，毕晓普被推翻然后他与几名内阁部长在10月19日被军方杀害，都令格林纳达群众产生混乱，有利于美国的军事行动。人民保卫毕晓普的示威（疑脱漏“被”字）镇压，民兵被解除武装，群众被戒严所瘫痪和拆散。
面对这些发展，古巴领导层谴责了杀害毕晓普及其同志的行动，宣布为他们进行3日的哀悼，与奥斯汀将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保持政治距离，但维持与格林纳达的经济合作。
10月20日，古巴国务院和古巴共产党政治局发表声明：“没有任何自命革命的主义、原则或立场可以为杀害毕晓普这件残暴的罪行辩护。毕晓普及他的友伴被杀的真相必须澄清。如果他们是被冷血杀害，有罪者必须被严厉惩罪。我们在深深震惊的同时，优先考虑到格林纳达人民的利益，所以维持两国间的经济及技术合作。但是我们与格林纳达新领导者的政治关系，将会被认真、深入地分析。”
这份声明也表明，“现在，帝国主义会利用这次悲剧和格林纳达革命者所犯的严重错误，来击退革命进程。”
尽管美国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该国不同地点在几天内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美国将消息封锁，外间不能得知死伤人数。登陆的海军有三千人，相等于当地人口的3％，亦即一名海军对35名岛上的居民。这次军事行动甚具规模，相等于在古巴登陆30万海军。
然而，海军登陆地点（两个机场），山间和首都圣佐治等地的逐步抵抗，显示要“安抚”这个细小的岛屿并非如预期那么容易，美国军队在树立一个“美国制造”的政府时也将会有某些困难。
为了重建华盛顿声称“被践踏”的朗奴里根式“民主”，美国军队将要镇压一个过去4年来曾浓度了民主的民族，解散或践踏各个群众组织，安置一个亲美的傀儡政权。
格林纳达革命战士的军事抵抗行动，增加了帝国主义为其罪行要付出的政治代价，显示了帝国主义进行的“正常化”计划，并不保证成功。它推翻了里根政权及其地区性傀儡所谓保护“自由、民主”的言论。最后，它表明了帝国主义筹划了的干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古巴等的计划，将会遇到更激烈的抵抗。格林纳达革命战士的决心，鼓舞了其他民族的解放斗争，成为最迫切的国际团结声援的呼吁。为了消灭这个抵抗，美国海军无疑会不惜进行大屠杀。
当这个艰难抵抗还在进行之时，各帝国主义政府——里根的盟友——的虚伪就最为污秽。当里根侵犯格林纳达的主权时，他们就转过头去，以“国际法规”为原则坐视不理。密特朗、撒切尔、高乐斯、高尔等，都没有甚么困难地吞下并消化了美国这个既成事实。
最高耻辱奖，无疑应归给各社会民主党；尽管新宝石运动是它们所谓“社会主义国际”的一份子，它们也不过作出一些温和的抗议。葡萄牙的社会民主党首相苏亚斯，竟甚至支持美帝“恢复该岛和谐”的行动。至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则难以提出抗议，因为它们与美国的黎巴嫩（对法国来说则更是在乍得）处于同一阵线，而它们也正在要求美国导弹在欧洲部署。
至于苏联，则只限于简单的，形式化的抗议，并不能向古巴或尼加拉瓜保证苏联在同样情况发生时会对它们作出的支持。
在拉丁美洲的各个资产阶级政府平面，最强烈的谴责来自墨西哥，它的经济危机，使它害怕美国军事行动升级的后果，可能会唤醒或加剧拉丁美洲群众的反帝情绪。
美国对格林纳达的侵略行动，给帝国主义的丑恶脸上再加上一条疤痕；帝国主义在拉美已昭彰——英国介入马尔维纳斯岛，帝国主义剥削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在处理这些国家的外债问题上推行饥饿政策等。
因此，格林纳达的例子，显著突出了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基本利益冲突。数以万计的工人已显示了他们了解到这点，因而在墨西哥和圣多明各，群众示威反对美国的介入。
古巴和尼加拉瓜，是呼吁群众动员保卫格林纳达的唯一政府，而各国的支援中美洲委员会、革命组织及共产党，正开始发动在打丁美洲、欧洲和美国进行街头示威。这个国际动员必须继续发展和扩散，要求所有帝国主义力量立即撤出格林纳达，不论它们以甚么人为掩护——国际部队、美国海军、英联邦部队等，以及反对美国干预中美洲的威胁。
同时，也必须拒绝承认任何在帝国主义干预下在圣佐治树立的傀儡政权。
——反对侵占格林纳达！美国军队及其支持者滚出格林纳达！
——拒绝承认由帝国主义树立的政府！
——立即释放战俘，格林纳达人民要享有民主自由！
——完全支持萨尔瓦多革命！
——不得插手古巴及尼加拉瓜！
1983年10月29日
【微丝译自《国际观点》1983年11月24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3年第十卷第11期（总第83期） |
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声明（1983年9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80年代）相关链接：第四国际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声明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十卷第十二期（总第84期）1983年12月前参议员阿昆诺被剌杀后，非律宾政府部队几次袭击反对者的示威，企图以暴力镇压示威者，十余人已被杀害。今天，马可斯总统重提恢复戒严令——戒严令在1972年实施，两年前宣布取消。大规模的群众示威，要求政府辞职，杀害阿昆诺的真正凶手被正法；面对这些群众动员，政府便加强镇压，以恐吓人民。马可斯政权被深远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所震撼。社会动员和群众斗争日益搪大，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力量正增强，南方的摩诺民族解放阵线和当地人民发动了更顽强的抵抗。同时，中间阶级的不满日增，资产阶级内部出现分化，政府的声望在国际舆论上每况愈下。十年来，马可斯政权将国家不断军事化，随之而来是一连串的抢掠和屠杀。无理拘捕、无故失踪和酷刑等都增加了。但镇压却不能阻止群众斗争的发展。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民族民主阵线等，都在领导及扩大这些斗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律宾的民主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支撑着政权的，有军队的力量和美国的直接支持。美国在菲岛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军事基地。特别是美国印支战争失败之后，菲律宾就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部署海空力量的重要基地。在所有属于『东协』的政权中，菲律宾政权最接近也最依赖华盛顿。而且，菲国的资源被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和日本)所掠夺，也被马可斯家族、亲信等侵吞。反对马可斯独裁政权的民主斗争，同时也是劳动人民和被压迫者向帝国主义发动的斗争。菲律宾人民的斗争，将会影响不但非国人民，也影响将来东南亚以及全球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所有民主、进步、革命的力量，急切要作出积极的支持。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呼吁扩大及加强声援运动，共同进行反对马可斯独裁政权的斗争。菲律宾人民与马可斯政权及美国势力的斗争，绝不能孤立地进行！1983年9月25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反对斯里兰卡的反动恐怖（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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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斯里兰卡的反动恐怖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8月1日）
一个星期以来，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少数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怖浪潮袭击。泰米尔人占人口的20%，现在数以百计的泰米尔人被集体屠杀，许多男女及儿童被活生生杀死，一些被折磨至死。超过五十名泰米尔政治犯在监狱内被野蛮地杀害。
这些屠杀和泰米尔少数民族在这个情况下采取的自卫行动，被查华丁保守政府利用作为借口，进行一个全面的政治迫害运动。大部分泰米尔民族主义组织和3个左派组织——共产党，人民解放阵线JVP和新平等社会党NSSP（从平等社会党LSSP分裂出来的左派）——被查禁。超过150名工人运动领袖和活动分子被拘捕。左派被指斥为有系统地组织科伦坡的暴动、屠杀和抢掠。这是一个彻底的谎话。
这个反动恐怖浪潮要在过去几年的斯里兰卡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广泛层面来分析。
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联合政府联合了改良主义政党（平等社会党和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斯里兰卡自由党SLEP），通过它对人民解放阵线青年人起义的镇压、它的反泰米尔政策和紧缩政策，令工人群众严重分裂和消极化。这为保守党的上台铺平了道路，由查华丁领导的统一国民党UNP在1977年组成政府。这个政府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施行有系统的政治攻击，它粉碎罢工，限制民主权利和改变了宪法以维持执政权。工人运动被迫采取守势，又由于传统领导层的信誉破产而呈现混乱，因此更加被削弱，不但是在国会方面（现在已没有来自工人政党的国会议员），还在工会方面。保守派希望借这个做法，能鼓励帝国主义资本在岛上投资，带动经济运转，脱离班达拉奈克时期的停滞局面。
但国际经济危机稍后打击了负债累累的斯里兰卡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加强紧缩措施，特别是反对津贴食物价格、免费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大众的生活水准开始下泄。人民开始再次政治化。在1982年10月的总统选举中，根据官方数字，47%的选民——在南部和西南部工业地带和北部泰米尔区更是占大多数——投了反对派。
明显地，今天的反动恐怖的目的是阻止这个政治化过程、加强镇压和企图取缔工人组织，保持一个强大的、更为依靠资产阶级军队的国家机器。
第四国际谴责锡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对泰米尔少数民族和斯里兰卡劳苦大众的血腥罪行。
它呼吁全世界的工人和民主组织保卫斯里兰卡在镇压下的受害者和要求恢复不受限制的民主权利。
它呼吁所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战士前来帮助斯里兰卡的兄弟姊妹。
释放斯里兰卡所有政治犯！
解除对所有泰米尔和工人组织的禁制！
所有斯里兰卡群众有全面的民主权利！
泰米尔民族有自决的权利！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
1983年8月1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十卷，第八/九期，总第80/81期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 |
反对战争，反对核导弹！——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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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战争，反对核导弹！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3年5月）
[按：以下转载的声明，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在今年5月9日至14日在柏林举行的裁核军备会议上派发的。该会议由罗素和平基金会和欧洲解除核武装运动主办，与会者三千人。声明的英文稿载于《洲际通讯》83年6月27日。]
1983年将是反核斗争和反战运动发展的决定性的一年。面对着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强国战争攻势的升级，要求裁军的群众动员日增。在1982年，欧洲、美国和日本共有三百万人参加示威游行，今年四月的群众行动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必须尽所有方法建立这个动员行动，要求单方面裁军，以击退列根、撒切尔一伙的罪恶计划。
列根现在已经可以一按钮就触发相等于一百万个广岛原子弹威力的核武器。但他们未满足！从1980年到1983年，美国的军事开支实际每年增长12％，从1420亿美元增至2,570亿美元。这个走向大毁灭的疯狂竞赛，揭示了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以往他们尝试以维护人权的虚伪宣言来掩盖着的真面目。
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将军事化和核武器生产不断升级，将经济资源、智力、技术等全部动员来为破坏行动服务。单是中子弹就显示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它的复杂构造，只杀害人，却保护财产的完整。这正证明了这个制度以财产权凌驾于人权！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紧随着美国政府的核武竞赛。英国已决定推行一个扩展计划，用三叉式导弹来武装其潜艇。法国政府计划将其军事战略转向建立一支更大的核武器攻击力量。这个战略包括建立一个五万人的快速行动部队。几乎相等于美国的快速特遣部队。如果罗查士计划在欧洲推行，那么，所有西欧国家都会大量生产常规武器。
帝国主义不仅造成导弹仓库内储存着潜在的『广岛』、潜艇、或是核弹，它更造成悲惨与饥饿——它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造成这些国家每日有四万名儿童死亡，大部份由于营养不良。
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是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受到紧缩政策攻击，同时各国政府却在增加军事支出。在法国，社会党——共产党政府已准备生产中子弹，并刚刚通过一个值1,200亿美元的五年军事预算。同时，它又攻击工资随物价上升而调整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等。『要工作不要炸弹！』的口号，被大型的反核动员采用，总结了反对军事竞赛的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紧缩政策的斗争之间的必然联系。
此外，帝国主义的实质，不但是核毁灭的威胁，而且首先是帝国主义在目前发动战争来打击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今天，美国和中央情报局正直接介入武装侵略行动来打击革命尼加拉瓜。
美国政府公开支持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独裁政权。萨尔瓦多政权已经要对三年内五万人民被杀事件负责，这个人数比例相等于法国、西德或英国这类国家人口的五十万人。除了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受到威胁外，古巴革命也受到美帝的攻击威胁。
在中东，以色列总理贝京得以进侵黎巴嫩，并企图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行动，因为他有美国的物质和政治支持。
传播媒介为列根或撒切尔的建议大事渲染，也在日内瓦谈判的外交手段上大做文章，但这些都不能掩盖帝国主义不断干预和战争的战鼓声。
军事竞赛的根源，首先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危机，以及它需要维持帝国主义秩序，以抗击工人斗争和被压迫民族（他们被驱赶至绝望边缘）的不可避免的爆炸。经常提起的所谓苏联的军事优势，或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不过是为战争趋向升级辩护的借口吧了。
一些美国专家的研究，指出：
●美国比苏联仍有更多核弹头。
●美国政府发展更多新的导弹，目的是令其核武装在质方面比苏联更为优越。潘兴二号飞弹的用途，首先是向苏联发出突击攻势；由于它们的爆炸力较有限，而准确性又较高；因此可被用来进行『区域性』核战，即是说，使核战『有限度、可控制和可接近』。
因此，它们揭示了帝国主义新军事竞赛的目的——将其军事势力伸展到远离美洲的地区。阻吓逻辑遂被证明为勒索逻辑。
●帝国主义者常用的论证，是说美国和苏联用于军备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不同的百分比，这种比较是没有意思的，因为虽然美国军事开支占国民总产值7％，苏联的军事开支占估计国民总产值15％，然而，美国的总产值此苏联多一倍。因此，在绝对数字来说，帝国主义的军事开支比苏联的为多。
苏联的军事开支对苏联是一个重大的负累，令经济和食物供应问题日趋严重。此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中心的统计数字指出：在1980年，在全球军事开支总数中，北约组织占43％，华沙组织占26％。
帝国主义仍是主要的战争贩子，仍是对和平的主要威胁。
支持东欧的和平运动
苏联和东欧国家当权官僚层的军事政策，有它反动的一面，这个反动性源于它的国内和外交政策：
●它们的外交政策，不是基于战斗性的国际主义、基于全球工人和民族之间的团结，而是基于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或划分地区势力范围的合约或协议。
●它们的国内政策，并非根扎于群众的民主动员，而是否定最起码的政治、工会和民族权利，正如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1968年捷克事件，及1981年雅鲁泽斯基强硬镇压波兰工人等事件所显示了的。
●因此，我们支持在东德以及较有限地在其它东欧国家已出现的反对军事竞赛的流派。它们的发展，将会大大激励西欧的反战运动，对帝国主义的打击，比起苏联多几个导弹所造成对帝国主义的打击，要优胜一千倍。当东欧独立于国家的群众反战运动要求对国际政策及外交政策实行公众及民主控制时，运动将无可避免地发展反官僚的动力。
群众行动才能击退战争贩子
核战为人类的存亡带来前所未有的阴霾。抗议或是维持恐怖力量的均衡，都不是阻止核战爆发的保证。
只要帝国主义政府仍有这些屠杀工具在手，核毁灭的危险将会继续存在。
阻止战争的唯一机会，是解除战争贩子的武装，在它最强大的地方推翻资本主义。这是这些国家的工人的任务和责任。
反对战争趋向的斗争，人人有责——受到紧缩政策和失业影响的工人，受剥削和压迫的妇女，失业和迫于服兵役的青年人。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不能任由外交家或秘密高峯会议谈判的政府来处理，只有群众动员才能阻止战争贩子。
在1982年和1983年春天，以百万计的工人、妇女和青年在全欧洲动员起来，参与示威，反对部署核导弹——例如在英国、西德、比利时、荷兰、意大利、丹麦——以及主张拒绝加入北约，将北约基地撤离西班牙和希腊。
然而，单是示威并不足够。要动员群众，斗争必须在工作间、学校和工厂内组织起来。许多本地的或地区性的工会组织已经通过决议案支持今春的示威。许多工会领袖在示威行动中发表演说。我们必须以此为基点，建议发动一些能动员工人群众的行动——例如正在荷兰工人运动中讨论的一小时或廿四小时罢工。
西欧各地可以达成协议，共同进行最广泛、最团结的行动，反对今年年底预算部署的核导弹。
㈠从西西里岛到英国，反对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
㈡撤走北约基地！拆除美国在欧洲的前哨基地！打倒土耳其独裁政权——它令土耳其成为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堡垒！
㈢反对法国和英国的核武器，它们是帝国主义军事机器的一个完整部份！
㈣争取一个从波兰到葡萄牙，从西西里岛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没有核武器的欧洲！
㈤要大量裁减军事开支，要将军事工业全面国有化改设为其它工业——要工作、不要炸弹。
㈥完全支持服役于资产阶级军队的士兵，及受特殊法律限制（在军事工业中限制其雇佣及工会权利）的工人应享受民主权利。
㈦停止帝国主义在中美洲的干预！
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完全投入反对战争趋向及紧缩政策的战斗。全欧洲必须发出同一声音，反对部署导弹，反对军事开支，反对危机的后果（失业、裁减工资和社会服务、右翼力量进行种族主义的煽动等）。在每一个场合都必须发出这个声音。到秋天，各国已发展的动员应该采取一个新的步骤，共同组织一个大型的全欧洲示威。
第四国际的欧洲支部将会尽其全力参与这场战斗。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7月第十卷第7期（总第79期） |
阻止以色列的侵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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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以色列的侵略!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2年6月13日）
附录：建立国民抵抗政府抗拒以色列的侵略——第四国际黎巴嫩支部执行局的号召
犹太复国主义者国家发动了一场侵略黎巴嫩，目的在粉碎巴勒斯坦抵抗的新战争。贝京和沙朗毫不迟疑地采取了最富毁灭性和最罪恶的做法，完全不分民居或军事目标，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进行了残忍的攻击和轰炸。
这场战争宣布已经有上万的人伤亡。每天的损耗都在增加。数十万人放弃他们的家园和职业，投入已经够大的难民行列。城市和乡村造成了巨大的物资破坏。按照贝京和沙朗的计划，是要以一支军队对巴勒斯坦进行史无前例的攻击，来达到“最后的解决”。
以色列的进犯是早有预谋的，只是等待一个有利的时机才发动罢了。1978年同样发动过类似的行动，那实在是今日这场战争的排演。当时形势上巴勒斯坦的抵抗仍能够保持其大部份实力的，也没有受到接二连三的小规模冲突的破坏。
因此，巴勒斯坦抵抗的问题在军事层面继续存在。尽管以色列在大卫营协议上结果获得了有利条件，但问题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他们便是不能接受这点。
而其他促使复国主义领导人这样做的原因，是占领区局势的演变。主要是西岸的群众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者在那里面临着群众反抗的增长，和戈兰阿拉伯人的决定性斗争，他们的罢工抗议已持续了好几个月。
阿拉伯群众的兴起，是更为困扰的事。因为它使以色列各阶层的人民都受冲击；像3月27日在特拉维夫那次示威表现出来的。对经济方面的影响同样是严重的压力。以色列群众生活水平的下降，这是第一次。人民对未来感到悲观和没有安全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国家被抓住在死巷里。
面对这些问题，贝京需要努力实现一些能够创造新局面的、引人注目的招数，用以巩固“一个新的1948”即——以色列国家成长进入新阶段的开始——的宣传。
军事进攻的主要目的在于给巴解一个历史性沉重的打击，因此也给占领区群众反抗一个政治上的挫折。
同时，贝京试图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削弱叙利亚，施压力使叙军退出黎巴嫩，这样可以把黎巴嫩摆脱在没有巴勒斯坦的影响下，移交给最保守和最反动的势力，这些势力正准备同意一个在帝国主义监管之下的所谓“和平以色列”。这表示在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力量平衡来一个大转变，得益的当然是后者。
贝京认为在现在燃起这场战火有好多有利条件。这些包括：大卫营协议使埃及继续中立；黎巴嫩的崩溃；黎巴嫩左派的削弱；伊拉克不可能采取任何行动；再加上叙利亚国内的问题，使她不可能从事大规模军事对抗的风险。
贝京知道得很清楚，美帝国主义只会装腔作势地反对，因为他们可以在巴解的瓦解、叙利亚的被削弱和以色列的壮大中分得杯羹。他同时又知道，西欧的那些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做出任何具体行动阻止他们的。
贝京要好好表现出以色列和沙哈皇的伊朗不同。由于它有强大的武器力量，强大的政治内聚力，在这个地区里，是代表唯一团结巩固的反革命战略的基础。
他的计算证明正确。美国甚至在联合国反对通过谴责以色列侵略行为的决议。那些西欧国家，连“社会主义”的法国在内，他们都虚伪的除了发表些空洞的谴责外，什么都没有做到。苏联在舞台后面使手段，主要关心求援它在大马士革的同盟者，对巴勒斯坦的抵抗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在缓冲的责任上，联合国并不重视履行它的任务。
阿拉伯国家都保持被动。“阿拉伯劝阻军”（ArabDissuasionForce）——实际上是叙利亚军队——尽一切可能去避免作战。
在以色列国内，劳工反对派无条件拥护了这次侵略，那些反战的示威，只有几百人参加，他们受到了犹太国家团结拥护者的凶残袭击。
停火协定要以色列和叙利亚双方分别结束战争，是美国提出的，他们害怕贝京走得太远会触发起这个地区的混乱，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伊朗决定派军队去帮助巴勒斯坦抵抗，便是第一个警号。
巴解把最初的停火看成为出卖，显示了叙利亚政府关心他自己的命运多过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手段的压力下，巴解转而同意停火，这是极靠不住的。贝京已经毁约了好多次，毫无疑问，当他想到又可以从中获利时，他是随时又可以毁约背信的。
贝京可望从帝国主义和当地反动势力的半直接同谋中，获得大量的援助。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袖们希望在国家的历史中和在中东的统治打出一个新阶段；不过，这个愿望已正在触礁，陷入极大的危险中。战争的主要目的没有达到。巴解虽然蒙受了极其严重的冲击，失去了地位，要承担十分惨重的损失，但以色列也不能把它消灭。
以色列闪电攻击的新战果——战果还会不断地增加——使它能够在不问军事冲突的胜败如何的情形下，在中东谈判中占据强有力的席位。
巴解游击队继续英勇地作战，受到敌人猛烈攻打的城市的巴解中心，也没有被消灭。
当贝京的军队开到贝鲁特郊区时，他立即开始表现出犹疑，因为他把自己暴露在以色列也无法摆脱的死巷中。
巴解不是一伙恐怖主义者，在黎巴嫩首都和郊区，大约有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决心要自卫到底。当人民已为争取独立和生存表现出雄心壮志时，要想粉碎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和组织，犹太复国主义者只有发动一场种族灭绝的大屠杀才可以达到。以色列并且还要面对广大态度不明朗的民众。
此外，还未曾克服内部分裂的黎巴嫩的反动势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的。
要建立一支好像哈达德在南黎巴嫩边境地带领导的傀儡军队，只有在人口比较稀疏的有限地区才有可能。这样一个行动，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帮助以色列军队避免长期干预的代价。
当攻势的成败、伤亡的战果明朗化以后，便可以知道侵略所造成的损失了。比起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来说，以色列的伤亡实在很有限，但在以色列人来看却很严重；因为他们不准备为胜利付出高昂的生命代价。
要动员全世界工人运动去迫使犹太复国主义者立即停止这场罪恶的侵略、同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团结一起。必须提出以色列军队和一切占领军从黎巴嫩和所有占领区撤走；恢复黎巴嫩的自主权；保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基地、军队和组织。
必须谴责贝京和他的同谋者美国，以及那些虚伪的西欧国家，他们曾用经济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冲突中的阿根廷，但丝毫没有具体行动去反对以色列的侵略。
应该号召所有工人国家向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运动，及和巴勒斯坦人民并肩作战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黎巴嫩武装队伍，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停止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
以色列军队立即滚出黎巴嫩！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
1982年6月13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七、八期合刊，第九卷（总第67／68期）
附录：
建立国民抵抗政府抗拒以色列的侵略
——第四国际黎巴嫩支部执行局的号召
【原按：正在参与贝鲁特保卫战的第四国际黎巴嫩支部——“革命共产主义组织”，向各国战斗的黎巴嫩组织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并经由电台读出，在报刊上登载。信件反对在美国特使监督和以色列的枪炮的威迫利诱下，在黎巴嫩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政府。“革命共产主义组织”提议各战斗者应组成政府共同抵抗以色列的侵略，并排除所有拒绝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资产阶级力量于新政府之外。以下是该文件的节录】
……同志和兄弟们：
避免我们人民的牺牲及无谓的伤亡的唯一途径；保存爱国军队及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使贝京、里根打击我国民的战役流产的唯一途径；以及打败他们的攻击的唯一途径——只能够由下列的各种措施所实现。我们以千千万万殉难者所流的血液之名，呼吁你们去推行：
1、继续斗争到底去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占据，使它不能稍遏一刻，并为此每一刻钟都得付出昂贵的代价。
2、拒绝加入不结盟军队——无论那是合法叛徒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或是帝国主义代办国的军队。
3、拒绝一切由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策划的方案，因为（疑脱漏了“那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继续占领和合法叛徒的合谋。
4、认清所有黎巴嫩“合法”组织俱为叛徒。成立一个包含所有真正跟犹太复国主义敌人战斗的力量的国民抵抗政府。
5、推行地区议会的计划，使议会能够在贝鲁特组织起所有形式的抵抗。
6、联合所有军事力量及将之集编为国民警卫队，以增加这些力量的功能，并遏止某些可疑团体运用武器去进行与国民抵抗无关的目的。
7、要求世界上所有反帝国主义国家——如苏联和古巴——的立即军事介入到黎巴嫩、巴勒斯坦抵抗方面，直至犹太复兴主义军队全面和无条件地，从黎巴嫩领土撤军为止。
1982年6月15日 |
进行示威反对战争贩子罗纳德·里根（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82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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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示威反对战争贩子罗纳德·里根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82年5月6日）
在六月初，罗纳德·里根将访问几个欧洲首都。在法国他将参加在凡尔赛宫举行的富有工业国家的高峰会议，在西德波恩将出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高峰会议。
仅这两个会议就总结了几个方案：一小撮帝国主义强盗剥削整个世界，发展核竞赛打击世界人民的自由。
罗纳德·里根是最强大帝国主义国家的首脑。
他主张在未来几年在欧洲部署美国核导弹。
他主张今年耗资约二千五百七十亿美元在军事开支上，尽管全球每日有四万名五岁以下的小童因饥饿致死。
他主张镇压中美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他主张支持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血腥独裁政权。
他主张以军事压力和骚扰来干预尼加拉瓜革命。
他主张以进行细菌战的威胁来对付古巴。
他主张公开支持英国在南大西洋的军事进侵行动。
在八一年十月，接近二百万人在西德、英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进行示威，反对美国部署核武器和反对北约基地。
在六月，这个帝国主义主要代表必须受到他应有的接待。已经计划好的示威，有六月五日在巴黎和罗马，六月六日在伦敦，六月十日在波恩。另一个大型示威也在美国本土组织，准备在六月十二日在华盛顿举行。数以十万计的工人、青年和反对帝国主义者，将团结起来走向街道，要求：
●反对核导弹，反对北约基地！
●不得插手中美洲人民的解放斗争！
●打倒战争贩子罗纳德·里根！
第四国际各支部将努力使示威的规模切合这个事件的重要性。
在进行示威反对罗纳德·里根之时，他们同时是示威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反对追随帝国主义重整军备和紧缩政策的政党。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九卷，第六期，总第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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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得插手马尔维纳斯群岛（第四国际书记局声明，1982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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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不得插手马尔维纳斯群岛
第四国际书记局声明（1982年5月1日）
马尔维纳斯群岛正处于战争状态。这并不是一个“民主政权”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它是一个帝国主义强权与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冲突。
马岛被英国从阿根廷手中夺取过去，是它的武装殖民主义扩张政策的一部分。群岛被英国帝国主义用作保卫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的通道的主要海军基地。它们亦为对付拉丁美洲大陆的军事行动提供基地。
这场冲突的争端并非撒彻尔夫人所谓的岛上居民的自决权。而是：
*反动的撒切尔政府的生存和声誉；
*南极洲的资源；
*马岛在南大西洋的战略地位；
*在群岛周围发现的石油
这就是英国帝国主义所要保持的东西。它的公然的虚伪，可以由下列事实显示出来：它曾经援助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和甚至部分地帮助了它上台。向英国舰队发射的军火也大部分是由英国供应的。
在这场冲突之中，国际工人和革命运动给予阿根廷全部和彻底的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一定要确定和毫无保留地得到国际承认。英帝国主义的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战争。我们一定要为打败它而努力。
第四国际呼吁所有国家的工人在这场冲突中支持阿根廷。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工人群众，一定要正面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竞赛。
第四国际呼吁欧洲迫令他们的政府停止对阿根廷的制裁和经济杯葛行动。在这场冲突之中，这些措施并不是为了打击军事政权。它们是为了对付阿根廷。阿根廷群众和镇压的受害者并不会因为它们而受益。只有英国帝国主义才会取得益处。欧洲工人阶级对于支持帝国主义联盟毫无益处，这只是他们本身的剥削者的联盟，用来对付阿根廷。
第四国际呼吁英国工人及其组织坚决地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他们应该好像在五六年苏伊士冲突中一样，以万计地显示力量，制止这国家的战争贩子的罪恶之手。不应该为福克兰公司的利益流一滴血。
带动这场冲突的人是在英国为造成三百万人失业、令社会保障制度解体和在英国各地加深贫困要负责的人。英国工人的天然盟友是阿根廷工人和阿根廷民族，而不是英国资本家。
第四国际呼吁阿根廷工人以持久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保卫阿根廷对马岛的正义的主权。在争取赢得这场战争的同时，工人们不能在任何时候放弃他们对抗血腥军事独裁政权的斗争，他们将继续他们的努力，以推翻这个政权，代之以一个工人和贫苦大众的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以社会主义的道路，完成将国家从帝国主义魔掌中解放出来，坚定地保证广大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解决严重经济危机的任务。
打倒英国帝国主义对阿根廷的丑恶战争！
立刻和无条件地从南大西洋撤走英国军队！
打倒大资本家对伦敦的国际支援！
打倒帝国主义对阿根廷的经济制裁！
美国不得介入调停，联合国不得干预！
华盛顿不得插手马岛！
国家工人支持阿根廷工人和民族万岁！
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
感谢赤心录入 |
波兰的工人代表会和自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波兰的工人代表会和自治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1．自八一年夏天以来，波兰政治革命的上升，进入了新的阶段，工人代表委员会及其地区性和地方性联系出现了。因此，自治运动具有爆炸性的反官僚动力。政治革命这样跨前的一步，乃相应于双重政权状态的进一步两极分化；自从工人群众的自我组织在“团结工会”和各种“社会运动”中有力地上升以来，双重政权状态就成为波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特征。
经济危机的严重性，令工人阶级的广大层份日益感到需要由工人发动和直接控制有效应急措施。经济危机包括以下各点：工业生产下降，消费品缺乏，城乡经济联系腐蚀，黑市价格狂涨，配给制度失败，建屋进度严重地下降，无数生产性投资计划取消，等等。
抗议物资缺乏或抗议当局各种威吓性措施的运动和罢工，继续爆发。群众自觉到的力量，他们的一般态度以及他们对抗官僚政权而采取的反叛性主动，都迫使后者退让和增加后者的瘫痪状态。
在这个情形下，群众主动寻求通过自我组织，填补政权留下的真空。他们从抗议和控制的阶段，走到作出决定甚至管理的地步。这点在“团结工会全国大会”上表达了出来，它不只采用“自治的波兰共和国”这个主题，而且明确地质疑政府和党以工人名义作出重大社会和经济决定的权力。（大会要求就自治问题举行全民投票，接着决定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讨论国会通过的重大法律问题。）
2．由于官僚层无可能正面抗击强大的群众运动，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的方针，是拖延时间，作出协议，然后反悔。他们寻求分化“团结工会”，甚至想将它的部份领导人招纳，并限于有选择性的镇压行动——今日已有超过二百个控诉“团结工会”战士的悬案——以便加剧独立工会干部的分化。
在疲倦与基本物品供应危机等反面效果的“协助”下，官僚层希望带来群众动员首次下降的趋势。冷热风不断吹。它发出“全国一致”的呼吁，同时试图将经济危机恶果的责任推在“团结工会”肩上。事实上，所有这些都必然制造条件促成更严厉的镇压和官僚为保卫权力及阶层特权而进行的反攻。
对官僚层来说，“理想的解决方法”将会是一次反革命干预，而克里姆林宫武装部队只在幕后支持。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个牵涉民族问题的冲突，避免令民族问题起着对波兰和苏联官僚层来说是个中心和灾难性的角色。就是在这个前景的设想下，波共一些部份正努力准备军队和警察中的特别干预部队。
工人群众的自我组织、政治化和激进化的不断上升过程，在波共内产生了反响，增加了官僚统治的危机。一百万党员同时是“团结工会”会员。尽管波共是官僚统治层的党，但这事实并不表示它就不会受到波兰工人阶级蠭起运动的波浪所冲击。波共的解体过程先于并且伴随着国家机器的极深危机，因此它需要先行自理门户，然后才能“恢复”国家的“秩序”。危机的深度和群众运动的广度，令它不能在“保持现状”的路线上达到上述目的。波共必须有一个“革新”大会，其目的是令官僚层重新确立党内控制权，在最少损害的情况下达到它的基本目的，就是重新确立它对国家的控制，引导、阻塞然后击破群众运动。今次的波共大会却不能解决官僚政权的危机，也不能改变官僚层和群众之间的力量对比，这对比是越来越不利于前者了。
而且，波共内部的激进反对派（平面联系组织）遭受挫败，也加强群众的感觉，认为卡尼亚式的“革新”并非官僚政权真正的改革，而只简单是转移工人视线的策略。工人并非愚蠢的。不过，党机器毕竟恢复了某些控制，可是它仍很脆弱，在上升的政治革命的撞击下，党内新的分化将会出现。
波共大会刚召开，权力真空的感觉就被进一步证实了。群众日益难以忍受经济危机及其恶果。造成有群众基础的新的大胆主动的条件，很大程度存在，例如“反饥饿游行”。反对政府委任生产厂长的权力（如在波兰国营航空公司和新卡托维兹企业），反对新闻检查的斗争等等。
3．一旦经济危机及工人群众自我组织起来这两件事令全国感到需要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时，工人自治便成为波兰当前的问题。
官僚层和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预防性的，当时正值“团结工会”和工厂内都提出这个问题。但在第一个时期（持续了将近一年），争取自治的斗争遇到了三个障碍：
（1）它迷失在一个主要是观念和法理的辩论中，反映了专家的份量，而专家与工人阶级主要关切的问题脱节，他们有时受到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
（2）许多工人干部回忆起一九五六至五七年自治试验的可悲失败，当时自治试验完全被官僚层重新吸纳和结合了。自治斗争也与一个愿望相矛盾，那就是人们想维持“团结工会”最主要作为保卫工人眼前利益，尤其是对官僚层的决定有控制和否决权的工具。
（3）它最初也受一个广泛存在于群众中的幻想所阻碍，群众幻想“团结工会”可以迫使政府实行一个考虑到工人利益的经济政策。
从一九八一年六、七月开始，工人阶级前锋的态度开始转变。由于官僚层所预备的“经济改革”的拖延、不协调和反工人性质，以及生产日益混乱，因此大工厂许多工人开始采取控制手段，清点存货和讨论生产计划。实际的生活经验和实践，解决了“团结工会”结构应否用作经济管理的问题。为了做到这点，工人自己建立了工人代表会，它们紧密地与“团结工会”联系。代表会或主动筹备这类代表会的委员会，今日存在于一千间工厂内。在不少地区，如罗兹、卢布林、华沙、西里西亚等地，都成立了“工人代表会合作立宪委员会”。
在“大工厂联系网”和“各区工人代表会合作组织”的发动下，组织了几次工人代表会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各区工人代表会合作组织”希望发动各代表会的全国协调。
工人自治运动因此正明确地朝向建立新的特别组织，倾向于接管经济的管理。辩论日益从观念的辩论转向自治如何实际运转的几个方案之间的冲突。
4．如果扼要地说，可以区别到三种不同的自治方案，它们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政治选择，相应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不同的社会层份。
（1）政府的方案，表达了官僚层（党和国家官僚层）领导层份的利益，它主要企图将群众对自治的期望抽空其内容。关键性的决定将留在官僚层手中，市场规律将会进一步更广泛地使用。在工厂平面，被选出的工人代表将会与行政工作联系起来，他们也将对一些他们无权作出决定的基本政策负上责任。这个方案的明确目的，是要工人对紧缩政策负上责任，逐步分化他们和挫击他们的士气。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形，这个方案也只能令自治成为官僚管理的一个小改革（如匈牙利模式）。
（2）“团结工会”温和的专家和“独立”经济学家的方案，表达了官僚层内一个经理层份的利益。这个所谓自治，首先基于企业的财政和决策自主。它包括给予厂长扩大的权力，同时广泛地使用市场调节规律；它与真正的计划经济的需要和工人的利益（在社会和管理方面）是对立的。
（3）一个相应于工人阶级利益的方案，它的几个构成部份已被“团结工会”内部的一个工人阶级左翼所界定。为了要作为实际可行的选择提出来，它必须更为明确地保卫从所有平面表现出来，因而是民主地计划的工人自治。官僚集中的计划，将会被民主的计划取代，计划的中心目标和优先发展事项将会由全体工人在全国公开讨论和辩论后民主投票决定。工人阶级整体的选择，可以由这个结构表达出来。自治将会在生产部门、地区、地域和每间工厂内运行，每一层面作出其份内的决定。直接咨询全国人民，工农大会，生产者消费者大会等，将会完成工人自治的架构。
这三个方案并非只是技术上不同；它们实在表达了不同的社会利益。坚强争取第三个方案是必需的，因为它是唯一符合工人阶级的眼前和历史利益的。另外两个方案不容许工人对自己生活（无论作为生产者、消费者或市民）有真正的决策权。在这两个方案中，真正的经济决定将会被官僚层或“市场规律”或两者一起强加于工人身上。这两个方案都倾向于大量增加社会不平等和将工人的团结分裂成为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集团或不同地方等的利益，这些利益日益变得互相矛盾。它们也表示必然攻击全面就业，失业将大量重新出现。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第三个方案才是表达工人自治的真正社会主义前景。
5．朝向经济自治的运动，也提出了直接由工人行使政治权力的需要性。即使“团结工会”自限于控制和质疑政府决定的行动，工会所行使的却实际上是对立政权的作用。
争取废除新闻检查、自由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斗争，实际上是打破波共和官僚层的政治权力垄断。这个动力应该无可避免地导致争取倾向以及政党合法化的要求。“团结工会”全国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包括了政治多元化的主张。如果加上民兵开始大规模工会化和“团结工会”支部向士兵作出的呼吁，我们就可以了解官僚层的权力受到何种程度的挑战了。
工人群众中产生的对自己力量的强有力的自信，是由过去一年来所赢取到的许多胜利所滋养的。从这个角度看，“团结工会”全国大会代表了政治层面的一个转变。官僚层作出威吓以迫使大会的第二部份比第一部份后退或最少令激进化不致加剧的企图，更是失败了。政府与“团结工会”主席团关于自治的妥协已经弄翻了。
波兰工人的自信，首先表现于这次“团结工会全国大会”期间工人民主的可敬畏的爆发；工人民主不只在大会平面存在，而且也在各工厂平面存在，在各工厂内，差不多每天都有会议讨论大会的进程。由“团结工会”各支部发出的数以千计的讯息和电报，向大会的代表施加经常的压力。这种自信在大会第二部份表现为对加价决定的抗议，以及部长（他在大会上被迫解释自己及政府的政策）被迫辞职。这次第二部份的大会实际上是一个最高议会的大会，是今日波兰正上升的胚胎工人权力的议会。
6．双重政权形势的深化，在政治架构的平面提出了类似自治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关于需要建立新的政治架构的问题，在“团结工会”内部提出的不同方案，表达着代表不同阶级和社会层份利益的不同政治和思想流派。
在目前阶段，最能顺应工人阶级利益，以达到政治革命目的的方案，主张由所有自治组织依据多个候选人名单进行自由选举，选出国会的第二议院、工人代表会议院和其它自治组织（如区域性的）。
这个方案不但容许双重政权组织的建立和现存组织的集中化，而且推动工人群众经历真正工人权力的初步经验。在这些情况下，很快地，国会的第一议院的权限将被降到最低限度。在今日的波兰，工人阶级的社会比重将保证它在这类议院中取得大多数。
自由选举国会这个主张，明显地是无可拒绝的。但今日如果将群众活动集中在这个要求上，就会导致与官僚层的冲突，而对群众来说，这个范畴不及自治问题有利。而且，这个提法并不让我们能解决面对波兰工人的基本问题：官僚政权还是工人权力。
最后，将自治集中在国会第二议院（而它并不与市平面及地区平面的自由选举要求相对立），确能更有效地抗拒官僚层挽救其权力的最后一次企图：官僚层试图通过一次“全国和谐调解”的手段，将“团结工会”领导层内温和、妥协的一翼，与波共和教会统治集团拉拢在一起。在经济危机极为严重这个借口下，波共领袖奥尔绍夫斯基、有代表性的天主教知识分子和某些“团结工会”领袖，共同作出了这类建议。这种“全国统一”的政府，目的将会是令“团结工会”共同承担处理危机的责任，继而快速打破工会及工人阶级的团结。但是，选举一个“自治”国会，则能够维持工人的团结，并最明确地表达他们走上权力的道路。
任何工人自治及自治集中化的方案，都必须提供一个答案，满足工人和独立小农的需要。事实上，官僚强加的限制，和分配中间性或生产性货品（如肥料、农具等）给独立农民的财政条件，加剧了农业危机。这个危机引致工人阶级及一部份农民之间关系紧张，甚至有可能加剧。为了对付危机和加强工农联盟，工人代表会和组织在“团结农会”内的小农需要发展紧密的合作，以能控制分配，并优先发展为农业而生产的制成品。
7．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和“团结工会”干部的激进化和政治化，是在日益激烈反对官僚层、其政府及党的基础上发展的。这种激进化无区别地有利于所有表现为最敌视统治政权的倾向。这点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三十年的斯大林主义独裁统治和官僚层令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备受质疑，造成思想的混乱。此外，也是因为教会所占的份量：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官僚层希望和容忍教会扮演国内唯一半合法的反对势力。民族主义或右翼倾向（例如“独立波兰同盟”）因而能够在工人阶级内取得某些根据地，也是因为一些倾向在面对官僚政权时动摇。
在围绕经济自治和群众政治权力制度化的问题上，正发展政治分化和选筛过程，导致各政治力量的“重组”。在选举“团结工会”主席和全国领导时，不同的倾向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它们从右派的“独立波兰同盟”一直到革命的社会主义左派，后者尤其代表了工人自治的动力。这个“选筛过程”和分化，将会持续并扩大。
如果群众渴望民族主权，曾是今日运动蠭起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民族问题现正成为政治分化的一个显着因素。尽管官僚层提出民族主义的意识，但它仍表现出是靠克里姆林宫的支持才保持权力的。右翼政治倾向表现自己不只是波兰官僚政权的最坚决反对者，而且是面对苏联官僚层时民族主义理想的体现者。这是他们取得群众支持的两个主要泉源。
可是，工人激进化和政治化有任何进展，都会越来越尖锐地刻划出“独立波兰同盟”及其它所有在波兰出现的右翼政治倾向的矛盾和含糊性。工人日益要求民族主权与工人的政治及经济权力结合起来，而“独立波兰同盟”和右翼倾向是反对工人权力的。民族主权表示波兰工人群众应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可是，右派鼓吹对西方经济更加开放，会将波兰经济的决策权交给“世界市场”、西方银行家和“国际货币基金会”手中。秘鲁、土耳其和扎依尔的情况，显示了在这些条件下“民族主义”成了什么样子。
因此，只有革命社会主义者日益表现为民族主权、工人权力和真正的工人自治的真正而不妥协的代表。工人自治必须基于群众运动的特别力量，而群众运动如果“自我限制”，就会冒被磨蚀之险。
8．帝国主义及其同盟和苏联官僚层及其同盟，都继续对波兰上升的政治革命施加不断的压力。无论施加这个压力的技术性变化是怎样的，但它的唯一的目的是：阻止波兰工人阶级夺取及直接行使政治权力，摧毁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达致“缓和”然后将“团结工会”结合入官僚制度之内，和准备进行镇压，都是同一政策的两面。
在苏联官僚层方面，如果说它的攻击一直较为公开和少隐藏（军事威胁，冬天来临时进行经济封锁的威吓等），那么近几个月来它就同时企图分化“团结工会”的领导和最少与工会领导的一翼联系起来——这政策与波兰官僚层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个方向最引人注意的行动，是匈牙利国家工会主席格斯柏写信给“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的第二部份会议。这些手段也反映了苏联官僚层在面对波兰例子有可能蔓延到苏联国内及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时，作出了较为特别的反应。“团结工会”大会向东欧国家的工人作出呼吁，并以各国文字大量印发这呼吁，构成对官僚层一个新的、焦虑的警报。同样地，官僚层也必然非常焦虑于工会向波兰军队作出的各种呼吁，例如彼得库夫省首府彼得库夫．特雷布纳尔斯基的“团结工会”地区领导呼吁士兵保持“与我国团结”，“不要让自己被利用来保卫一小部份因官方委任制度才掌权的人的利益。”
帝国主义以公开表示同情的声明，掩饰背后对波兰革命不断施加的经济压力。可是，实际的情况是更为明确的。财政压力仍然很大。偿还债项的期间得以延长，是同时要付高昂利息的。西德的资本家提出了要波兰附属于“国际货币基金会”。食物援助完全不能满足波兰的需要，也不超出帝国主义国家能力之外，因为帝国主义国家沉重地负担着滞销的食物储存，而许多食物是终被毁灭了。
到目前为止，西方工人运动支持波兰工人的努力，大致上是不足够的。作为不行动的借口的，时常是说“团结工会”内存在支配性的天主教影响。事实上，这种消极状态最主要是由于工会官僚（包括共产党的和社会党的）害怕：真正由会员管理的工会、承认倾向有权存在的模范工会民主、以及走向真正工人自治的动力，会蔓延地影响资本主义欧洲的工人阶级。由于所有这些工会官僚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处理”资本主义的紧缩政策，因此，波兰“病菌”对他们来说，正如对苏联官僚层一样，是危险的。
面对着这些威胁、攻击和不足的支持行动，第四国际必须继续倾全力推动在最大可能的团结基础范围内动员一个广大的运动，有效地支持波兰正上升的政治革命。这个支持运动的主要轴心如下：
——不得插手波兰工人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斗争!
——立刻延缓债务的偿付，且要取销波兰所有外债!
——争取国际工人运动所有群众组织以及声称支持工人运动的所有政府与“团结工会”联络，以便保证在工会控制下大量食物和医疗援助能到达波兰工人阶级手上!
推动并实现这个支持运动，将会促进波兰国内反对亲资产阶级和反动思想倾向的斗争，并会让正开展的支援全球的革命反帝运动，得以在波兰扩展。
要将这些转为行动，正如要将波兰政治革命的所有任务转为行动一样，就要求所有革命社会主义者紧密团结，不懈地抗击资本主义剥削、帝国主义政府和波兰及苏联的官僚层。 |
进行中的波兰政治革命的初步教训——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摘要）（资料来源：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进行中的波兰政治革命的初步教训
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摘要）资料来源：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在波兰，从八○年七月开始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成为在一个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升起的最广泛的经验。它也是在全球上工人动员的一个最充分的例子之一。
第四国际必须从实际局势中取得这个经验的初步的理论、策略和政治教训。
（1）在波兰开展的是一个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即是为争取社会主义民主来临而进行的斗争，这斗争能扫平独裁者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设立的障碍。政权的问题在各种事件中表现出来，包括：群众运动的差不多没有中断的扩展，企业工人，及其后的贫农、学生以及——初步的——干部，自发地组织起来；群众的多元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活动，他们在社会生活的所有平面上的倍增的积极性；在企业和地方及省计划上与当权者的对抗，包括重复的以其它人员替换当权者的要求；『工人卫队』、罢工纠察队和工厂联合委员会的初步出现；不受检查的刊物（联合罢工委员会的省报有数以万计的发行量）和在厂内的卡式录音带的交换网的出现；团结工会对电视台的使用权（虽然是有限度的）；消费者合作社和住客组织的出现，后者更占领了一些房屋；全国性联络的工人大学和生态组织的成立。军队中出现初步的对抗现象。但镇压架构还远末达到解体的地步。
团结工会日益担任了工人阶级的初生的政权组织的角色。在团结工会一方，是占全国工人百分之八十的受薪工人。另一方是官僚的政权、官僚的独裁。这是两政权的抗衡，如果还不是一个双重政权存在的话。这是在新生的工人政权和衰落中的官僚政权之间的对抗。
（2）这个群众运动的激流，顺随了那些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普遍特点（即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被官僚独裁阻止了向社会主义前进），和一九七○年以来波兰本身的社会发展。
波兰事变证实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掌权的官僚，并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波兰官僚面对群众运动升起时的软弱，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时资产阶级所能组织的反抗力量，是成了强烈对比的。波兰官僚的主要皇牌是苏联入侵的威胁。这个分别的主要原因是：官僚在生产过程中缺乏真实的根，没有必需的社会经济功能，只是社会寄生性质，其经济及社会特权是不能获公开承认的。官僚的统治是倚靠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波兰的工业化使工人有能力为直接掌权而斗争。在这个政治革命中，民主要求会立刻打击官僚独裁，所以这些要求十分重要。官僚政权不能长期与民主共存。因为在缺乏私有财产的情况下，民主不再是形式上，而是引导工人走向直接管理经济和国家。
波兰三十五年的官僚专政，客观上造成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政治实践中断，主观上贬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令宗教和社会民主派思想复活。虽然波兰工人的阶级本能仍会阻止资本主义复辟，但这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主义的幌子下，以『民族利益』为重，这些因素都是快速走向政治革命胜利的障碍。
（3）波兰经验证实了：工人阶级是所有争取政权的斗争的主角。波兰工业化令无产阶级的比重增加。现今的小商品生产只占国民收入的一成半至两成。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迫使官僚自去年的群众动员开始以来，采取谈判和玩弄阴谋的手法，以避免直接对抗。官僚的战略是要分裂这个运动。但官僚为争取时间而作出的让步，却触发了群众运动的扩大和深化。团结工会去年以来的战略，在巨大的群众动员支持下，亦取得更多胜利，更加改变了双方力量的对比，也令复辟资本主义更加困难。波兰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胜利，会加速在波兰、东欧、苏联、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全球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斗争提供巨大动力。
（4）『波兰之夏』的根源，包含了几个特点：
■更高度工业化令波兰出现更年轻的工人阶级。
■一连串的工人骚乱（一九五六、七○、七六、八○），和六八年学生骚乱，产生了工人的领袖和干部。
■这些工人先锋与反对派知识分子的联盟，特别是七六年之后，令运动当初能走向政治化，将全国集中在一个共同的立场上。但知识分子，包括在团结工会中的专家顾问，在无产阶级的更激进层份中扮演一个温和派的角色。
■工人有系统地拒绝官僚为克服经济困难而实施的『合理化』措施（如加价等）。官僚被迫实施强迫工业化，向外国借债等，令矛盾更加加深。
■七六年骚乱以来的局势的严重性令政府容忍工人先锋和反对派知识分子半合法地活动。
（5）在波兰的权力问题表现在两种意义上：一、群众的不断动员和介入行政和政治层面，阻碍了官僚行使权力；二、群众的要求迫使自己逐渐在企业和市政上担承权力的任务。到目前，这些倾向控制和反对政府的决定，但会逐渐走向提出工人阶级本身的解决方案，以对抗官僚的方案。
（6）虽然外国大量援助，但波兰的必需品供应情况日差一日。官僚的有意的经济怠工，无组织和浪费的阴谋手段日渐明显。这些手段目的是对群众动员施加压力，特别是妇女，破坏他们的士气。此外，对就业问题的攻击，和要制造技术性的失业，如缺乏原料和电力，停止投资等，对工人阶级的团结是重大的威胁。
面对这些紧缩政策，团结工会的一些领袖并没有准备对策，反而接纳了官僚的在『民族利益』的名义下进行『合理化』的见解。部份领袖希望以移民出国将失业问题输出，但西欧的情况并不容许这样做。解雇和失业是官僚用来分化工人的最佳武器。
（7）目前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持力量，是落后于波兰国内形势的需要的。波兰工人阶级面对的不只是波兰官僚，而且是整个苏联及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现在的形势是：一、在波兰政治革命的开始与其它东欧工人国家的群众的醒觉之间的差距；二、东欧政治革命与在苏联的政治革命之间的不平衡的发展；三、波兰政治革命与资本主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平衡的发展。虽然波兰无产阶级目前要独力对抗苏联官僚及其盟友，但现时的退让的策略是否唯一可行的呢？首先，不能假设苏联军事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入侵的代价如果由于波兰工人阶级抵抗而变得更高昂，则会更增加东西欧其它革命浪潮爆发的可能性。加强团结工会自治组织及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联系，会令入侵代价更高。但任何工会内的分裂或镇压不同意见的流派或其它不民主的行动，都会削弱工会的力量。目前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政策：一种相信可以令苏联和波兰官僚与团结工会共存；另一种政策则明白到，要保卫斗争成果是要靠不断和无可避免地与官僚作力量对峙。两种政策都不排除妥协或让步。但要这些让步不会危害到无产阶级的战斗潜力，就一定要坚持这些让步是经过运动内部民主辩论而同意作出，而不是运用阴谋手段等。
即使苏联入侵，也未必是政治革命过程的终止。如果波兰工人能积累经验，作出大规模的反抗，则这个入侵可能对官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孤立的波兰工人不可能战胜苏联官僚的集中的力量。但官僚也不能够打败在工作间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持久的抵抗，还有民族问题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反抗。这些都是苏联对入侵犹疑不定的原因。
（8）波兰无产阶级站起来，对各工人国家的官僚的权力工具和国际上各共党都有深远影响。在波兰，更严重震撼着波共党。党内部出现『党更新运动』的流派，在地方和省际的平面上组织起来，争取党内民主化，包括自由选举代表和中央委员。这是党内基层企图依照工运所争取的内部民主的模式进行的。而强烈的反对苏联干预的民族主义压力，亦在党内造成分裂。在六八年捷克的例子之后，波兰的经验再次证实了：当整个社会被上升的群众运动严重震动时，作为官僚特权工具的共产党，亦会基于党内各种社会利益而解体，从最上层的实际掌权的阶层到工人阶层，后者可以在社会危机时作为工人革命在党内的输送带。正因为官僚还不是一个阶级，所以它不能完全地与工人阶级割断所有关系。党要在工人阶级中维持一种真实的影响力才能掌权。党基层水平面的活动削弱了党的官僚集中制，在党内反映了无产阶级与官僚的社会和政治冲突。
波兰例子会刺激奋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起来。迫令波兰工人站起来的情况，在这些国家亦同样存在，如党国合一、官僚对消息的完全封锁、对工人组织的压制、民族压迫等。正是因为害怕波兰事件会在东欧及苏联出现，令官僚失去权力和特权，所以苏联官僚是如此恐惧。波兰开始了的政治革命，开启了斯大林主义世界性危机的新阶段，比『布拉格之春』和苏军入侵捷克更有重要意义，且不要说中苏冲突、古巴革命胜利。苏军入侵匈牙利、苏共二十次大会，以至苏南冲突了。
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主要神话是：各工人国家是由工人阶级当权的。但波兰事件证实了这个神话的破灭。工人阶级与官僚对立和冲突。所以西方共党的困难是在冲突之中站在那一边。即使是最批评苏共的西方共党也支持波共卡尼亚，而对激进工人运动不表示支持，因为这样会损害他们在本国的渐进式、议会式和改良主义的政策。各社会民主党则企图利用波兰来打击共产党的力量，更希望维持东西方贸易，所以对波兰工人也不热烈支持。
（9）不应该由于共党受群众运动震撼而对官僚自我改革有任何幻想。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波兰以往的经验，都证明这些设想是乌托邦式的。重要的是在波兰社会实际出现政治多元化。无论是党内出现分歧或是团结工会内出现派别也好，实际上出现了代表和保卫各不同利益的组织，如工人、贫农、知识分子、学生等的组织。正由于对广泛问题的不同意见促进了革命的政治多元化。缺乏一个代表大部份工人的革命政党，及缺少对不同政治力量容忍共存的政治经验，加深了这些分裂。
波兰群众中存在着强烈的天主教思想，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斯大林式民族压迫复活了天主教教会在群众眼中的保卫民族象征的形象。二、一九四九至五六年间教会受到的迫害，加强了它在群众中的声望。三、一九五六年以后政府与教会协议，让教会变成半官方的反对力量，在群众中成为唯一合法地发泄不满的途径。四、教会因此担任一个合法保护者的角色，特别是对罢工者，官僚政权的受害人等。虽然教会在离婚、堕胎或避孕方面的立场反动，但这个角色仍在群众中取得声誉。五、战后，大地主被清算，令教会失去传统上的支持，亦因此改变了农民群众中的教会形象。六、斯大林主义独裁打击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令一些知识分子投向教会。因此，教会在波兰重新得到影响力，是斯大林主义的后果。
教会在群众运动和工会之中的角色，要从两个角度考虑：首先，在波兰的天主教会并不是单纯一体的。较接近工农群众的教士，与教会机构是有分歧的。此外，波兰的教会很大程度倚靠群众的捐献，所以对群众的压力此较敏感。但教会受梵蒂冈的大力支持，极力制止群众运动发展，以维持『秩序』和『稳定』，所以教会支持波共政权。因此，波兰的情况并非『教会力量』与『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战斗，而是部份受到天主教思想影响的无产阶级与受到天主教架构支持的官僚之间的斗争。
（10）帝国主义企图在波兰危机中取得思想和政治利益，以支持其国际性扩充军备和反工人、反社会主义的紧缩政策。但帝国主义不希望见到波兰千万工人的胜利在欧洲造成普遍不稳局势，也不容许失去波兰这个市场及其二百三十亿美元外债。因此，帝国主义，特别是西方银行，是不会对波兰群众运动给予援手，只会是官僚的客观上的盟友。
（11）波兰经济改革有两条『改革』道路：第一条是『技术官僚』道路，即匈牙利式改革，给予价格优先的地位，以市场关系为主，重整每间企业的个别利润，以对抗整体经济上的浪费。这种改革与官僚维持权力和特权并无矛盾之处。它会带来短暂的后果，但不久便重现当初所有的弊病。它必然带来的紧缩政策和失业，在目前的局势中，是不会被群众接受的。
第二条道路，是工人的民工集中制的自治，不是由市场来调整经济，而是生产者在全国范围的有意的调配计划，决定生产重点，以社会需要来决定各种优先权。群众运动显示了极强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上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比物品短缺和低生活水平更令群众反感。而『技术官僚』的道路会加深社会不平等，无论在企业内、企业之间或地区之间。所以是与大部份工人的愿望相违的。只有第二条道路才符合群众的要求。
因此，选择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要决定谁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无产阶级还是官僚？谁会真正掌权呢？这是一千万团结工会会员要选择的问题。
（12）工人的自治组织在它的主要盟友之中带动了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如小农、学生、知识分子、白领。所有这些无产阶级的盟友，都自动采取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以往在苏联、德国、西班牙的苏维埃、委员会等，如今在波兰的自治工会。
农民团结工会的创立容许了工农联盟建基在一个新的、更坚固的基础上。农民自治运动的最初目标主要是保护小资产的自耕农，免受官僚的无理剥削。所有强迫性的集体化政策都证明是失败的，而这运动会让小农得到互相合作的经验。这再一次以事实证明了在波兰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正障碍是什么。
（13）第四国际反对官僚对马列主义的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歪曲。官僚宣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就是我』。波兰工人则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应该是所有接受工资者的专政，特别是现今之波兰，无产阶级已占生产者的绝大多数。
在这个意义上，波兰工人一定要以工人的解决方案对抗官僚的政策，要提出一套工人的计划对案。这套计划应该是一个中央化的、代表了整体工人阶级利益的计划，以对抗官僚的无组织及经济破坏所带来的分裂和削弱战斗性。量度计划的成功与否，不应以企业的利润为准，而是要以工人和消费者的控制为准。市场规律当然可以用来避免价格太过受歪曲，及量度经济补助的限度。但这些规律应该为辅，而以有理性、民主的准则为主，以决定投资的优先。在新的斗争中，这个工人计划对案将会代替『官方』计划，迅速成为波兰政治革命的中央经济的过渡性要求。
工人要坚决反对所有以他们和贫农为受害者的紧缩政策。他们不应对官僚的错误和贪污负担后果。官僚会以裁员、关厂的威胁来分裂工会和阻止工会动员，工人要对抗官僚这些武器，要保护最先受这些武器打击的妇女和社会上最受压迫的阶层。波兰现在的主要潜能来自工人的工业技能、智慧和生产潜能。要解放这些潜能，就一定要由工人在所有层面作决定、民主集中的工人自治，而非物质刺激，才是短期和长远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
在农业集体化的问题上，农业逐步集体化一定要基于农民的自愿结合，而不是强迫集体化。农民自治不应只限于个人的耕地上，而应包括管理市政、交通、物品供应和销售。这样，农民的合作性会加强，工农联盟及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
兵士没有组织的权利，是资本主义独裁的反动法律。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法律，争取兵士和民兵组织自己的工会，将他们结合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令苏联入侵的代价更高，从而减少入侵的可能性。同时又要有理性地组织群众反抗苏联的可能的入侵，包括准备总罢工和动员群众。
面对政权的瘫痪，工人的主要政治要求是在所有层面建立民主的组织，可撤换的代表，公开传播的辩论等。要争取群众的完全的民主自由，包括对所有派别、思想的言论自由、组织自由。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应该容许不同的派别对危机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自由地辩论和对抗。
（14）波兰工人阶级的领导，到目前为止，证明了它的方法之可行性，显示了它对群众运动的巨大前进力是敏感的，对政府的镇压是可以作出反击的。这个领导主要是实用主义，但仍能积累到不少胜利。但是当对抗达到提出权力的问题时，一定需要一个整体的纲领和策略。在斗争之中，工会的战士加强了对团结工会力量的信心，并更为激进化，导致工会内包括领导层都出现分化。
团结工会领导的重要部份实行与官僚的所谓温和派妥协。这个策略会使这些领导人希望脱离工人的控制，从而对工会团结和民主运行带来负面的影响。数十年的斯大林式压迫亦在工会领导中留下痕迹，特别是在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国主义解放斗争方面。虽然这些地区的革命是不平衡发展，但仍要与他们联盟反抗苏联入侵的威胁。
波兰经验证实了主观因素在革命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它显示一个少数的先锋队，与工人阶级联系并被接受，能够发挥一个引燃的决定性作用。它亦证明了：在波兰仍然缺少了一个革命的领导。政治革命的前途决定于这个领导的创立。它的创立因为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击而受到阻碍。但波兰出现的自由工人运动会使马克思主义复活，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会逐渐涌现，他们认同工会运动和团结工会，与工会内亲官僚的一派分别出来。
（15）苏联和波兰官僚会尽力阻止工人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工人的解放是工人本身的事业』。第四国际必须扩大支持团结工会的国际支持运动。以宣传和刊物让其它工人国家的工人知道在波兰实际发生的政治革命的真实情形，寻求传统工人组织在政治和物质上支持团结工会。极力反对苏联入侵的威胁。保卫、宣传和加强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对群众反官僚独裁和为全世界革命的前进的斗争支持到底。
（小点节译自一九八一年七月六日的《国际通讯》法文版) |
世界局势与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1981年5月会议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世界局势与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国际执委会1981年5月会议通过
·一、世界局势的一般特点
·二、殖民地革命的形势和前提
·三、波兰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
·四、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
·五、世界革命的统一性，第四国际的必需性及其纲领的现实性
·六、建设第四国际的当前阶段
今日世界局势的特点，一方面是革命蠭起和继续有进展（中美洲、波兰、伊朗），另一方面是帝国主义反攻在升级。自从群众在尼加拉瓜和伊朗分别胜利地打倒苏莫沙和王朝后，帝国主义已重组其力量，发动了一连串反攻。这个改变可见于以下的不同中：在尼加拉瓜事件中，美国帝国主义相对地瘫痪，而在萨尔瓦多的情形，美帝则显著地介入。帝国主义反攻，土耳其及其它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的胜利，或西班牙形势的恶化，都未有在质方面改变国际平面的阶级力量对比，可是，它们却在劳动群众可能取得胜利的道路上设置了新的障碍，因而更加剧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一、世界局势的一般特点
（1）在最近的时期，世界革命发展并不平衡。
今天，三个斗争构成无产阶级进展的最显著例子：社会主义革命在中美洲的上升，波兰工人斗争和自我组织的令人敬畏的动力，和伊朗群众动员的持续。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日益扮演着中心的作用，无产阶级斗争形式日增：总罢工和起义式罢工蠭起，独立群众组织成立，委员会和民兵出现，等等。工人阶级，尤其是工业中组织得最好的部门，正确立它领导被压迫被剥削者的作用。
目前，革命过程正在中美洲扩展。在尼加拉瓜，桑定斯特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线）正在巩固其权力。它正在武装群众，预备与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摊牌。萨尔瓦多革命的进展，代表了对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挑战；美帝一开始便增加努力，以图阻止该国重演尼加拉瓜独裁政权被革命推翻的事件。在地球这个区域，正进行一个重大的力量考验。
波兰无产阶级的广泛斗争，「团结工会」的成立和生长，以及「团结农会」的成立，是国际官僚层自巩固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打击。「团结工会」组织，正日益扮演与官僚层政权相对立的权力作用。政治革命已在波兰展开。它对于其它工人国家已有影响。
波兰工人动员及组织起来争取的目标，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赞成社会主义的最佳论据。它削弱了资产阶级重新发动冷战空气的企图——发动冷战是资产阶级达到全面重新武装和重新军事化政策时必需的。工人领导知识分子、农民、学生的领导作用，已清楚显示了。
伊朗王独裁政权被起义推翻，开启了第三次伊朗革命，相当严重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具有战略重要性区域的一个主要基地。经过了两年，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特别是库尔德族人）保卫成果的斗争升势还未被击退。伊朗革命正在继续，有利于整个区域工农的动员。
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工人在74至75年普遍经济衰退之前所积累到的成果，令统治阶级不能成功地利用经济危机在质方面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他们。当然，统治阶级的紧缩政策攻势，迫使工人运动采取守势，但后者主力的重要部份并未受影响。因此，尽管生活水平下降，失业大量增加和间中甚至工会化水平后退，一连串国家却仍在有可能性，将大规模防卫性斗争转变为工人阶级的反攻。
严重失业和剧烈通货膨胀这双重灾难，显示了任何纯粹部份的或个别部门对抗危机的行应，是难收实效的。英国工党左转过程中工会的工业力量日益的介入，以及密特朗被选为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所显示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都指示了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可以发展的情况。寻求危机和紧缩政策的解决方法，可以刺激传统组织内左倾流派的出现和重组。
（2）1975年越南革命胜利，标志了帝国主义遭遇的一个重大挫败。
1975年以后，因此发觉自己相对地瘫痪，因为它面对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它的国际战略系统中两个要塞被起义群众推翻：中东的伊朗独裁王朝和中美洲的苏莫沙政权。
由于这些事件有可能在这些地区重复上演，帝国主义于是转而采取反攻。它沿着这个反攻路线走的第一步，就是试图利用伊朗的美国「人质」事件和发动所谓「苏联军事优势」的蛊惑人心的宣传，来制造世界舆论。
列根就任美国总统，象征了美帝采取了更强硬路线和反攻的意愿。美帝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来投入这计划，从77、78年卡达政府发动军事竞赛新升级时起，这些资源就开始被动员起来了。
美帝一直有系统地准备新的直接的大规模反革命干预的可能性。它支持南韩的横暴镇压；它成立了更快速的干预部队，可以随时在中东、加勒比海、中美洲和印度洋行动。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被组织起来在非洲、中东和远东协助同样的路线。
列根政府正加快和扩大这个行动方向。具体的例子有：在中东增加干预；给与南韩全斗焕和智利皮诺锡更多援助；财政预算中的军事开支大增；尤其是对萨尔瓦多反革命干预和对尼加拉瓜革命及古巴的威胁。可是，这个反攻的进展，却必然激起美国统治阶级中心内的新矛盾。
国际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攻势和它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攻击（自80至81年新衰退以来更加剧），成为它试图使力量对比有利于己方的另一面。这个攻势扩展到攻击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西班牙的军事政变企图（它能够基于佛朗哥独裁政权遗留下来的架构）是统治阶级先进反攻的一个尖锐表现。
这个反攻表示帝国主义随时愿意作出更大冒险行动，所下的注码也增大了。但这些攻击已激发起群众新的反击和反抗。资本主义如果不能打击国际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而赢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无法解决它的社会经济危机。危机因此会是长久存在的。帝国主义反攻可以在某些国家取得一些成果，但它无法以任何方法稳定国际形势或是阻止新的斗争或爆炸浪潮。
（3）克里姆林宫官僚层的国际政策，重要地有助于帝国主义加强其基地的企图。
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苏联官僚层支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后两者的作用仍然是疏导和误导群众运动。它支持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腐败、压迫性政权，例如印度的甘地夫人政权。它支撑一些血腥的军事独裁政权如阿根庭政府。它是承认玻利维亚军事独裁政权的最早一个政府。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它维护符合它的外交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权，例如西班牙的王朝和法国戴斯坦政府，后者它一直支持到底。
它的独裁政权，严重地影响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群众。它在世界无产阶级重要部份的面前，使社会主义蒙污。它对波兰工人的反革命攻击，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反共宣传。这就更加给帝国主义的重新军事化和紧缩政策攻势带来思想上的支持。
它的国际政策，目的是维持现状，避免有可能最后影响它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控制权的革命危机。
对于波兰事件，在克里姆林宫的需要和帝国主义愿望之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前者要在长远来说打垮危害到官僚政权的运动和组织，而后者则要避免政治革命发生，怕它有利于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蠭起。
然而，斯大林主义者官僚层要维持国际现状，并不一定表示它完全静止不动。在面对阶级斗争兴起和帝国主义采取主动时，它也会干预以扩展其战略性地位和保卫其利益。这就可能导致它与帝国主义或亲帝国主义势力的有限度的、事态性的冲突，只要这些冲突不导致严重的对抗。
介入阿富汗事件，显示了这个政策的整个负面效果。介入阿富汗，目的是为了官僚层的特别利益，方法是克宫的传统介入手法，侵犯着人民自决的权利，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思想；它便利了反动势力在反对入侵的广泛自发抵抗运动中工作，分化了该国、该区及国际平面的反帝力量，给帝国主义者提供在全球进行反革命干预的掩护物，并为帝国主义增加军事准备措施制造了借口。
至于中国官僚层，它在反对苏联官僚层的斗争是首要的这个名义下，今日支持帝国主义政策及其最极端的代表（例如撒切尔），也支持最反动的政权和独裁者。它继续威胁着越南革命，在帝国主义经济封锁之上加上军事压力。
可是，波兰政治革命的开启，影响到大部份官僚化工人国家的严重社会经济困难，中国官僚层在企图稳定其政权时遇到了障碍等，都标志着官僚层支配系统新的加剧的危机。
（4）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有着世界性性质，不能仅视之为反帝斗争，因为它也包括了在帝国主义中心国家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在半殖民地国家进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战斗。
但是，任务以不同方法提出，而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领导层的危机有着特别的性质。
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牢固地组织在国家机器周围，拥有重要的资源；它们充分利用改良主义结构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来发展紧缩计划，它要基于这些改良主义领导层的公开合作或分化政策。工人对危机如果作出有效的反应，事实上就表示他们提出的要求和解决方法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的规律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存在作出挑战。这就是为什么工人的积累的力量和战斗性，并不构成作出全面反攻的足够条件。反资本主义战略和有能力实行这战略的前锋，成为日益急切重要的需要。
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斗争，是世界革命的一个完整部份。归根到底，这样的革命是唯一方法阻止官僚层破坏工人国家的基本根基。而且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令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觉醒得以成熟。在这个情况，质疑官僚层的管理和控制，质疑官僚的专横和浪费，将令迅速提出基于最大群众民主的民主计划的需要性。同样地，它会在议事日程上提出过渡社会经济的最复杂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兴起的国际影响这个问题。
在开始时，政治革命可以在民族范围内大规模地发展，可以利用该国官僚层的相对脆弱性——官僚层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一样在生产关系中有自己的基础。可是，这个蠭起要取得永久性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领导层，意识到成立民主化结构的工人权力所牵涉的问题及其国际意义——开始是需要在「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国内各无产阶级反对派力量之间建立联系，即使这些力量仍是胚胎式的。
在较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继续有极大的物质和政治弱点。他们缺乏任何坚固的社会基础，显示了崩离的迹象。
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其标志是苏莫沙独裁政权被孤立，资产阶级分化，帝国主义暂时麻痹——尼加拉瓜革命能够推翻独裁政权，采取走上在「桑解阵线」领导下成立了工人国家的道路；「桑解阵线」官僚层学习了古巴革命和拉美阶级斗争其它发展的教训。
这个经验证实：即使革命马克思党不存在，但在特别的情况下，在一国平面取得政治权力方面，无产阶级领导问题的危机可以被克服。不过，这些官僚层并没有结合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就可能导致他们一方面在界定拉美革命战略时特殊经验错误地一般化，另一方面则对于世界革命三个部门的无产阶级斗争采取错误的政治立场。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无产阶级及其战斗性的集中，是连系于镇压性机构的加强和统治阶级新的政治组织的成立（例如武装部队的特别作用）。因此，民主和反帝任务直接地与反资本主义任务连系起来，要求革命前锋有更深的组织和政治准备。
（5）世界革命兴起的目前阶段，特点是群众组织内分化日增，改良主义和民粹主义官僚层的控制受到周期性的质疑，与这些传统官僚层决裂的流派和组织开始出现。
古巴、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和萨尔瓦多的领导层，坚强地抗拒了帝国主义加剧的攻势。无论这个流派的全面弱点是什么，它的方向反映了这些国家的前锋的政治坚持是进步的。这个流派拒绝投降于美帝的激烈进攻，推动中美洲发生社会主义突破，制造了条件令它的基层可以重新开展关于革命战略的讨论。我们能够在联合阵线的基础上支持它，就可以促进我们的前瞻的努力，保证世界革命面对这个流派能得以进展。
在波兰，群众斗争的上升，生产了一个真正的工人领袖层份。他们今日领导着「团结工会」的全国性、地区性和工厂平面的组织。这个领导层一方面激发工人的自我组织，另一方面在与官僚层冲突的过程中，本身经历着分化的过程，反映许多政治和思想倾向。这就制造了斯大林主义在二十年代巩固以来最佳的形势，让东欧国家成立工人阶级前卫，让这个力量内部进行政治澄清，让新的流派可被争取到革命的立场上。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正寻求政治答案，解答他们面对的全面问题。他们寻求答案的方法，激发了工人运动左翼的重新组成。因此，建立阶级斗争左翼流派的条件正在出现。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阶级领导干部联系的新的可能性正在出现。
然而，在世界革命的各个部门，问题仍是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到现在为止还未容许革命所需的客观条件的成熟性与主观因素的弱点之间的鸿沟能得以横越。
（6）国际阶级斗争发展，日益紧密地互相关联。现在的前景，是殖民地国家严重社会不稳定，会有挫折但也有真正的革命危机，而在一些工人国家官僚控制有着尖锐危机。在帝国主义国家，对紧缩政策的抗拒（紧缩政策可以生产强硬的、爆炸性的斗争）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即使它在短期内不导致决定性的胜利。
革命保卫了一国或一区独立被推翻，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但自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反革命取得胜利后，没有一个革命能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危机。
要解决这个领导危机（争取工人政权的斗争的历史性结果依靠着它），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群众共产主义国际，其基础是一个世界纲领，能结合所有国家阶级斗争的最先进经验。朝向这个目标，是「第四国际」存在的理由。
二、殖民地革命的形势和前提
（7）由1968年开启的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看到了75年越南革命的胜利。今日，中美洲革命的兴起，加速了在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建立工人国家的进程，并导致萨尔瓦多「马地民族解放阵线」与取得帝国主义直接支持的军人政权之间的全国性军事和政治对抗。现时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动力，高潮在中美洲。它构成对美帝的重大挑战，而美帝自60年以来就不断企图阻碍新的古巴出现。
1979年7月由「桑解阵线」领导的尼加拉瓜人民起义的胜利，发生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下。在另一方面，革命要在危地马拉扩展，就必须对抗帝国主义与中美洲独裁政权和政府（如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协议进行的大规模政治和军事干预。该区正描划出力量试验。古巴革命是这个力量试验的一个完整部份，它的领导层正为它作出准备，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新发动地区性民兵。
但是，中美洲如发生革命力量和国际反革命的直接对抗，将会激发拉美群众的一次巨大反帝情绪和政治激进化浪潮。一些拉美资产阶级主要就是惧怕这点，所以才表示不太赞成美国的「大棒子」政策。在这个原因之下，还可以加上一个因素（例如在墨西哥的情形），就是他们考虑到与中美洲的特别经济关系中的利益。在帝国主义本身的堡垒内，反对直接干预可以引起类似反越战运动的反响。显示了这点的，是反对干预萨尔瓦多的首批反应。
中美洲如果有一两个新的工人国家巩固起来，将会开始打破古巴革命经历了的二十多年的孤立，增加社会主义革命对拉美劳动群众的吸引力，并协助与卡斯特罗主义一致的力量的重组。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其「助手」如果挫败萨尔瓦多革命，将会立刻加强反革命威胁和行动，打击尼加拉瓜和古巴革命。
玻利维亚1980年7月的政变，严重挫败了工农，明确地显示了在一些拉美国家进行「民主开放孔道」和「制度化」的努力是如何脆弱的。
尖锐的社会矛盾，因中美洲的深刻经济危机和革命蠭起而加剧，激发起拉群众斗争的重新涌现，即使它们是不平衡地发生的。资产阶级希望以「民主开放孔道」的有限度结构来控制群众斗争，但这只限于一定的程度。这点就是「制度化」、改变或加强镇压三者交替地或犹疑地采用的基本原因。帝国主义和统治阶级在一连串国家（智利、乌拉圭、阿根庭、玻利维亚）将群众挫败，这点继续大体上成为拉美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过去几年秘鲁的发展，尤其是巴西政权遇到的困难，都显示下一阶段有爆发重大危机的可能性。
（8）帝国主义在印支受到挫败，以及葡萄牙萨拉利政权倒台之后，安哥拉、莫三鼻给和畿内亚比绍/佛得角在多年武装斗争后赢取得独立。在安哥拉内战中，「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争取安哥拉完全独立全国工会」UNITA取得的支持，以及南非的军队的直接干预，都失败了，这些要归功于古巴武装部队给予「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的支持。这事件大大地协助加强非洲南部的斗争。可是，帝国主义希望在安哥拉重新取回军事和经济领地的行动计划仍继续。
帝国主义力图找寻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法，以维持它在非洲南部（首先是津巴布韦）的全球利益。79年12月在伦敦兰开斯特议院达成的新殖民主义协议，目的是在保卫帝国主义和富有白人殖民主义者的基本据点情形下，容许将「爱国阵线」代表结纳。
1980年2月莫加比和「津巴布韦非洲人全国联盟」（津非全盟）ZANU取得了选举胜利，表达了群众的战斗性，他们认同于解放战争的最强大和最不妥协的组织。在这个意义上，「津非全盟」的选举胜利，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失败，对整个非洲南部群众是一个鼓励。
然而，「津非全盟」领导层同意尊重伦敦协议的结构（该协议是帝国主义旨在维持其影响而强加的）。
在2月胜利后的时期，当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时，莫加比毫不犹疑地镇压围绕社会和经济要求而爆发的运动。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领导层退缩下来，不敢提出能够有效地切合工人、贫农和前解放战士的要求的社会/经济政纲。为了试图遏制破坏新殖民主义协议的任何爆发，他们便试图将这个动力引导为「津非全盟」与「津巴布韦非洲人人民同盟」（津非人盟）ZAPL之间的剧烈派系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激进的民族主义宣言被用来掩盖其真正目的。如果这些领导层对群众运动的支配仍维持，就会最后导致新殖民主义国家巩固起来，不管派系冲突的问题是什么或由此引起怎样不稳定的局势。
「莫三鼻给解放阵线」从1979年底80年初以来追随的路线，是推动走向新殖民主义进展的突出例子：开放给帝国主义资本，重新活跃私营部份，支持兰开斯特协议并保持在与南非经济联系的架构内，愿意接受洛美LOME协议，将群众运动解除动员和严格控制。目前经济危机造成的局势，和苏联官僚层与一些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建立的联系，令到这些国家滑向新殖民主义计划时，可能同时与「经互会」有关系，甚至与克宫的主要国际政策有某些结盟。在「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下的安哥拉政权，也倾向于走这条路，他们参考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论」思想。
在战略上，帝国主义展望在非洲南部建立新殖民主义政治解决方法，以斩断对它来说是危险的动力，即令群众激进化的游击运动和武装对抗。
可是，这样的选择要具体化，只能在保证不摇撼南非种族歧视政权的情况下才做到。而且，种族歧视主义的游击队，在与伦敦和华盛顿的关系上有其自主性，他们对安哥拉甚至莫三鼻给进行越来越多的军事攻势，并阻碍联合国目前提出的关于纳米比亚独立的协议，使其不得完成；现在他们更为放肆，因为他们指望会得到帝国主义更野心部份的支持。
南非政府这些主动，并不表示南非的重要资本部份在基本上不支持新殖民主义的政治解决方法。长远来说，这些解决方法最能保证南非出口货品有稳定的市场；南非出口不断增加输往一些非洲国家，后者期望帝国主义提供援助，因而与南非建立了经济联盟。可是，对南非政府来说，与兰开斯议院协议类似的协议，甚至是更不利于群众的协议，也只能在政治和军事力量关系足以保证协议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接受。为了巩固其地位，对「前线国家」和各解放运动增加压力，南非政府将会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打击解放战士（如「西南非人民组织」SWAPO）用作「后方」的国家。
为了对抗这个侵略，革命者必须表明自己坚决支持受到攻击的国家进行军事防卫（安哥拉、莫三鼻给），但同时不会对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新殖民主义路线保持缄默。
埃塞俄比亚王朝被推翻，是帝国主义在一个重要地区遭到的另一打击。埃塞俄比亚革命扫除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残余，在农村群众广大动员的影响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土地改革，革命仍未能耗竭其潜力。由于得到苏联和古巴的援助，达吉政权能够击退国内的反革命和部份由索马利发动的扰乱安定的企图。可是，达吉政权利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试图粉碎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运动，严厉地镇压「民间左派」，管辖群众组织，并宣布职业军队在执行社会变革过程中处于优越地位。因此，在面对经济约制和地区性政治紧张时，它阻碍着社会变革过程的深化，而展望求助于帝国主义强国（欧洲共同市场）和苏丹等政权。
中期来说，非洲南部革命的新进展，引起整个非洲有反响，是与南非黑人群众动员的力量紧密连系的。重要工业部门和公共服务行业的罢工，学生的罢课，以及成为独立工会的普遍要求，表达了争取民主权利、民族解放和推翻种族歧视主义政权的斗争在每一平面加速上升，同时显示了它的社会动力。在这个帝国主义堡垒，由于一方面是白人资产阶级政权，另一方面是黑人工人阶级发展并自置于斗争领导地位，因此，出现有着完整革命方向、能够统一斗争来推翻种族主义政权的无产阶级领导，是必需的。它必须能够结合民族解放斗争的任务和为群众取得民主权利、为无产阶级取得独立组织的任务。从一开始，它就应该发展一个国际主义革命政治路线，因为南非革命有其国际意义。这个领导将会在不断发展的斗争中锻练出来，它的力量将来自领导罢工、贫民区斗争和青年学生运动领袖。
在过去一段时期，欧洲和美帝国主义主义者在非洲加强了介入；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打击非洲的革命蠭起，即使他们要为这个反攻冒付出重大政治代价之险，因为种族歧视主义政权在帝国主义国家劳动群众中间的形象受到严重的破坏。
（9）伊朗王朝独裁政权被起义推翻，相当严重地削弱了帝国主义在一个重要战略地区的其中一个主要基地。两年来，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尤其是库尔德族）为保卫其成果的斗争并未被击退。
伊拉克巴斯特政权策动的侵略，未能达致其政治目的：推翻霍梅尼政权，以能击退革命，因为革命威胁着在伊拉克人民的重要层份，而且更普遍地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得到日增的反响。
两伊战事的爆发，导致阶级冲突加剧，领导层内不同派系对抗和霍梅尼领导发生更普遍的危机。政府在军事和经济范围的无能，促使工人和部份群众希望自己接管事情，他们想利用早些时革命蠭起留下的手段（工人代表委员会、街坊委员会、人民民兵的经验、土地革命的扩展等）。
工人代表委员会已被扩展。在各种现存联盟的基础上，作出了主动，让工厂工人受军事训练。两伊战事爆发后，数百万农民开始动员，目的是结合反伊拉克入侵的保卫革命的行动和争取合理生活水平、争取土地、消灭大地主统治的斗争。自战事爆发后，农民已在数以千计的村落自我组织于代表会中。
阶级的两极分化，可以大致在事态上比较于伊斯兰共和国领导层内不同派系的分界。问题是把握到这些群众动员的真正社会内容和意义，超越对霍梅尼领导层或教士的「激进」派别的目前的指望。
「伊斯兰共和国」的原教旨主义者和党员，正增加其压力，以图控制国家机器的所以主管职位，确立其支配地位。他们正加强打击库尔德族的军事袭击行动，干预民主权利，并时常直接攻击工人、农民和进步团体及工人组织。
在争取严格地保卫民主权利的掩护下，统治集团的一些派别（班尼沙萨德尔）实际上领导着一场争取控制国家机构的战斗。他们想稳定局势，巩固资本主义控制的工具，以便制造条件重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群众活跃性的主要刺激，仍然是他们深刻的反帝情绪，证实这点的是他们乐意抗拒伊拉克的侵略，渴望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这点推动他们反对私有财产制和资产阶级国家。战争将这两个要求进一步结合了。资本家囤积生产必需品，生产停顿，通货膨胀，裁员，政权无能援助一百万难民——群众视这些为践踏他们基本利益、客观上破坏抗战努力的行径。这解释了一方面是宗教统治集团和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层，另一方面则是劳动人民越来越多的部份，两者之间日增的分化。但是，从不信任领导层派系（他们作出许多「全国团结」的呼吁）到无产阶级采取阶级独立的政治立场（独立于资产阶级或其间接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并非是自动地过渡的。
由此可见极为重要的，是在先进无产阶级层份领导一场战斗，加强政治思想自主成份，脱离现领导层各倾向流派。作为开始，是保卫革命的所有成果、群众提出的民主权利和要求、以及他们建立了的组织手段（如独立代表会）。
如果工人和战士的大部份（他们在反伊朗王的斗争中站在前列，也领导了反伊拉克进攻的群众斗争和反资本主义破坏的战斗）不学习这个自主性，革命的成果就有被损害之虞。
事实上，革命两年了，群众的基本需要并未真正解决。反革命力量可以利用这个僵局、经济混乱和组织散漫状态，重组它的军队和国家机器的力量，发动反攻。外面的反革命，也等待最好时机尝试作出一击。美国帝国主义在该区已巩固其基地，将会用不同的策略慢慢重建在伊朗的地位。
（10）在殖民地革命的一些其它部份，挫败或过去的倒退继续重压在群众运动之上。
在不拥有大量油元的阿拉伯国家，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在埃及尤甚；沙达作出的经济转向和与美帝达成的协议，并未收到这个政策发动者预期的效果。群众最初被戴维营协议（它被描述是恢复和平的）弄得混乱，但已几次发动了围绕社会和经济要求的非常战斗性的运动。可是，这些运动没有普及化，因此未能成功地击退对他们已经低得可怜的生活水平的攻击，或争取到真正的民主成果。
巴勒斯坦运动仍未克服70年代遭受的失败的后果，但它在最近一段时期在以色列占领区有所增长，在这些地区，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影响的流派赢得了日增的影响力，因而加剧了与犹太复兴主义国（以色列）的矛盾。后者在日增的经济和社会困难重压下正在增加它在黎巴嫰的军事活动。它支持黎巴嫰的右翼势力，与进步的和巴勒斯坦的力作战。而且，以色列正试图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新的打击。
在非洲北部的阿拉伯国家，有工人斗争兴起，镇压也未能将它粉碎。突尼斯是特殊的例子。政权在78年1月26日试图进行镇压，粉碎运动，但只取得了短暂的结果。工人阶级没有消沉，经济和社会运动继续发展，工会已重新组织了。最后，政权作出了让步，释放被囚的工会领袖，放弃安置「傀儡」工会领导层的企图。
如果群众兴起和重要斗争所形成的局势未能带来革命危机或推翻现有政权，那么主要原因是传统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层及受莫斯科影响（或被斯大林主义观念支配）的共产党的路线和方法。这些领导层表现了他们没有能力完成阿拉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甚至没有能力保证群众取得的成果。因此，它们日益失去影响力，被内部危机弄得四分五裂。它们的失败，导致了回教原教旨主义流派得以发展，这些流派的成份绝大部份是极为反动的。它们能够在群众的平民部份和受社会经济危机打击的小资产阶级层份中树立；不过，他们没有能力对群众的需求作出具体的反应，因而他们的影响是不稳定的。要与传统领导层和原教旨主义流派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口号和主张，要切合贫苦群众的需求，也要能在工会内和在政治上令无产阶级独立地组织起来。他们保卫纲领和民主要求的非宗教性。工会活动是他们工作的重要部份。
（11）由于经济和社会矛盾具有爆炸性，统治阶级又相对地弱，因此群众运动重新兴起和社会政治动荡在半殖民地国家中也是会经常地维持的。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延长的危机，严重地影响到大部份半殖民地国家，将群众已可怜的生活水平再度不可容忍地减低，因此，经济和社会矛盾更为加强了。
南韩1980年5月爆发的事件（几个城市被占领、民兵建立、等等），菲律宾和巴勒斯坦明显的危机症状，印度农村贫富之间无数的冲突对抗，各阿拉伯国家的工人斗争浪潮，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但是，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危机，而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较为强大这两者结合的情形，在较落后的中美洲、非洲或亚洲的国家，是非常不同于巴西、墨西哥、印度和南韩的。
上述两者结者的情形，决定了在一些特别落后的国家，即使缺少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也有革命胜利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世界中较「强大」的国家，蠭起和对抗的连续周期性发展，在缺乏这类政党时就带来失败。
做成这些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因素，可以描述如下：
（1）一系列的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在过去几十年来进行了半工业化的过程。半工业化是基于战后长期的「繁荣」时期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相对地巩固，帝国主义工业结构性转变，和解放运动蠭起的社会政治「结果」。
资产阶级，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是作为「附属合伙人」将半殖民地国家的帝国主义控制由直接转为间接的。它协助继续维持资产阶级秩序；作为报酬，它要求并部份地取得更多地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国际性分配和对本国工人阶级的剥削。它当然可以向帝国主义强国施加压力，但它也利用一些反帝宣传来阻止或延缓无产阶级争取阶级独立的过程。资产阶级对群众的支配和剥削，是连结于帝国主义间接管辖和剥削的延续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立，是在世界规模有限度地重新分配剩余价值的过程的最显著例子。
因此，许多依赖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比起旧的寡头统治集团有更多政治和镇压性后备和资源，能够向群众施以沉重的打击。
「不结盟」政府的组合，表现了一些新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企图在面对帝国主义时乘机利用本国群众的激进化，他们也尝试将群众激进化引渡使之不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工人国家政府参加这些「不结盟」会议的动机并不相同。要衡量它的策略有用性，必须看它们保卫的是什么路线，和它们是否拒绝认可新殖民主义政权和血腥独裁者（他们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本国的代理人）。工人国家政府与资产阶级政府同共参与「不结盟」运动，不能代替一个真正的反帝联合阵线。
（2）工业化进展和资本渗入农村，同时令到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在大部份这些国家作为社会力量出现。
从这时候开始，这个力量的统一和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除非无产阶级争取到政治独立性，而基于这点有可能领导其同盟（平民群众，赤贫化的小资产阶级，学生和农民等），否则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严重挫败群众的能力不会受到挑战。无产阶级从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间接的小资产阶级代表，这情况造成革命胜利道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宣判了革命蠭起的停滞然后失败。乌拉圭、玻利维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例子证实了这点；智利亦然；在智利，改良主义领导层将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自我保卫的发展从属于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尊重。因此，争取无产阶级政治独立的战斗，必须用反帝、反独裁、民族民主任务来表达；这些任务在所有国家都保持其适用性，而在今天帝国主义采取攻势时，尤为重要。
在所有最发展的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的加强和无产阶级取得的中心地位，令到需要有更精细的战略，异于中国、越南、古巴或尼加拉瓜各革命中所使用的，也需要一开始便有一个基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领导层。
（12）资本主义在一系列国家被推翻，而革命群众党并不存在，这个现象可用一些因素的特别组合来解释，这些因素是关系到统治阶级及国家的极度分解的。由于缺乏小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因此它的最好成份，尤其是知识分子，被推向寻求与无产阶级联盟或时常与无产阶级共同在一个组织的架构内团结。在这个情况下，无产阶级没有或只有有限度的组织或自我组织，本身并不构成在先进国家那样绝对的障碍。
但是，具有决定性的是有政治力量推动群众动员，领导它们，正面地对它们的压力作出反应。这些力量的行动基础，是他们的干部在斗争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他们在夺取政权的前景下教育的作用。在一个特定时刻，这点被转为最后阶段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决定。最后，其它工人国家已经存在，因此容许革命后新的国家在面对帝国主义威胁和封锁时能生存。
尼加拉瓜革命再次证实了这个既定事实。苏莫沙政权的高度解体，资产阶级的破裂，美帝的暂时性瘫痪，以及在革命蠭起时一个很小的工业无产阶级动员和组织过程所引起的次要作用，提供了客观的结构。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尼加拉瓜革命具体地提及古巴经验（「古巴典型」），「桑解阵线」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有密切联系；「桑解阵线」统一，加强组织和重新组合，导致一个前景，其目标是保证在与「资产阶级的反对派」的联盟制度上取得明确的领导权，同时限制后者有效的实行；以及群众的不寻常的起义性动员，导致苏莫沙军队完全被摧毁。
尼加拉瓜革命过程反过来证实了不断革命论的第一个论题：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反帝和民族民主任务要得以完全实现，就必须摧毁资本家的国家，建立基于城乡平民群众和贫农的无产阶级专政。
尼加拉瓜革命的所有进展，尤其是现今中美洲的巨大冲突的局式，显示了以下各点：
□非常脆弱的资产阶级分子，曾被迫接受与「桑解阵线」临时合作，最后是一个一个走到反革命阵营；他们到最后仍抓住私有财产不放，并尝试将尼加拉瓜经济结合入世界市场内。
□群众试图改善状况的活动受到牵制，就只会损害到反帝和激进民主任务的完成；群众通过革命中的主动和争取到的力量，令资本主义财产和私营部门的权力受到挑战。
□要完成这些任务，包括激进的土地改革，就需要最后决定性地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与世界市场决裂，深刻地改变社会关系，亦即进展到社会主义革命。
□与帝国主义政治和军事对抗，意味着资产阶级残余部份扮演「第五纵队」的客观作用，它们受到了充满反帝情绪的群众的激烈反对。
正是关系到这类问题，因此需要判断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某些部份进行联盟或暂时性结合的问题；因此，阶级政治独立的真正、有效内容，仍然是进行革命的必需条件。
在如尼加拉瓜那样受独裁政权统治的落后国家，如果说革命进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是最后胜利的条件，这并不表示革命开始时就拒绝在资产阶级部份和无产阶级力量之间达成一些策略性协议（协议围绕具体的民主要求和实际行动）。之后，当资产阶级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之间有利益的基本对立，表现为完全对立的战略时，那么，决定性的问题是要知道：
□是否在与一个资产阶级部份达成协议或暂时性结合的名义下，对群众动员和群众组织加以牵制？（在这个情形下，群众组织有「民权保卫委员会」，民兵，「农业工人联会」，「桑定尼斯达工人联盟」——「尼加拉瓜工会协调委员会」，「桑定尼斯达保卫委员会」，「桑定尼斯达人民民兵」……）
□是否以首先实现反帝目标的名义，放弃对工农全面利益的一贯保卫？
□群众对资本家的不信任，是否在每一具体情形都发展，并准备与资产阶级摊牌？
尽管有摇摆和有经常混淆的提法，「桑解阵线」对于这些关于群众取得阶级政治独立和革命必须前跃的问题，一般的反应是积极的。它已知道如何认识到群众的要求和压力，它已发展了群众的动员。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积极地、无保留地支持革命的所有具体进展。他们必须认识到革命领导（如「桑解阵线」和围绕着「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的革命组织）的政治路线和发展实际内容。但同样地，有重大重要性的，是他们保卫自己的所有纲领性立场，不向混乱的理论或提法（如「工人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中间国家」或非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的「混合阵线」）让步，而这是有实际原因的。
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越工业化，整个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敌对就越直接和尖锐，也就更难有以下情况：资产阶级或其代表的一个派系达成临时的、策略性协议，并不自我限制将别的无产阶级要求或动员，或不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治独立性的路途上设置路障。任何资产阶级，如果比尼加拉瓜资产阶级有更多储备资源、更广泛基础、更多历史经验而玩弄政治手段的能力也更广泛的话，就不会将自己的命运如此长时间与苏莫沙家族这样的独裁政权联系在一起，或者最低限度在形势急转直下无可挽救之前进行一些政治转变，因而不会被迫接受像尼加拉瓜资产阶级在1979年7月以来接受的妥协。
对于这些问题有任何混乱，将客观因素一个非常特别的组合形成的特别策略错误地一般化，都有给所有主要半殖民地国家革命斗争的进程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危险。
三、波兰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
（13）在欧洲的官僚化工人国家，一方面的大量的工业化和劳动力的集中和渐增的熟练化，另方面有官僚的管理，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经接近爆炸点。这个官僚的管理已日益被显示为经济发展的障碍物，它搞乱了生产和计划，只靠警察国家政权的镇压和压迫才能维持下去。
此外，武器竞赛的加速，使苏联官僚层经受了严厉的考验。虽然这个竞赛在武器方面缩短了苏联军队与帝国主义军队之间的差距，然而军事费用却占有了苏联的全部经济资源的极大的、极不成比例的部份。在经济发展继续放慢的情况下，武器竞赛的再度的加速则会成为苏联经济的极重负担，而且会迫使克里姆林宫及其幕僚更要停止逐渐改进群众的生活水平的政策——这个政策本来是抑制无产阶级重新独立活动、重新政治化的最好的减震器。
目前在东欧及在苏联因粮食缺乏及其它因素所引起的不满，能够产生严重的政治危机，特别是有了波兰工人的大规模迸发的经验。
（14）波兰工人动员起来，组织起独立于官僚的国家机构的工会，是个重大的里程碑，是政治革命的斗争中最先进的经验。波兰工人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基本因素是：无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的加强，在交锋中积累的经验，极强的反对克里姆林宫的压迫政策的民族感情，以及经济危机的加深及其在官僚层中产生的后果。
除了苏联以外，波兰是自资本主义被推翻以后经历了最重要的、最一般化的工业化过程的官僚化工人国家。自从盖莱克为了企图平静人民群众在1970年罢工所表示出来的不满而不惜任何代价来进行经济扩张及发展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以来，上述的工业化过程在最近十年中更加快速地发展。因为这个缘故，波兰才迅速地培育了一个年青的、集中的具有反叛精神的工人阶级。
这个工人阶级还保持了1970年和1976年的斗争的回忆和传统，一部份还保持了1956年的斗争的回忆和传统。被官僚镇压，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战士的核心分子，就是从这个工人阶级中来的。在1980年夏天，这些战士大都是罢工委员会、厂际委员会和罢工组织骨干的联络网的发起者。波兰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运动，从波罗的海的几个港口开始，在一种动力的推动下向全国各地蔓延。这个动力使一个异常的自发力量与工厂领导人结合起来；这些领导人中的一部份，与1976年罢工以来，所成立的半合法的反对派团体（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工人报》）有密切的关系。
最后一点是，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道德的危机的加深，才使群众运动的力量壮大到可以向官僚专政作直接的政治威胁。盖莱克政权的经济政策的破坏、粮食供应的危机、社会服务与房屋的危机、以及贪污与不公义的普遍性及严重性，使得官僚层及其所有派系的政治权威丧失殆尽。今天的波兰情况，与1956年和1970年的波兰情况，或者与1956年的匈牙利，或者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都大不相同，因为在官僚层之中根本产生不出一个「天命之主」能够体现波兰群众的期望。今天的波兰群众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与创意力，才得到重大的胜利。
（15）从一开始，波兰无产阶级的动员就结合了经济和政治的要求。从1980年7、8月的罢工开始，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就包括明显的政治民主的要求：不受国家干涉的工会，罢工的权利，不受新闻检查的工会报纸，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自由，工会有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自由，释放政治犯，调查1970年的血腥镇压……所有这些要求都是格但斯克协议（及什切青、卡托维斯协议）所争取到的，而且从此以后由于官僚层食言而导致工人要以新行动警觉地保卫着它们。
自从这些协议订立以来，工人提出了其它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有：承认「团结农会」，承认独立的学生会，彻底削减镇压力量的权力和行动，以及控告和铲除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和各级政府机关中最腐化最无能的领导者。
自从1956年以来，天主教会被群众认为是唯一独立于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组织形式，因而教会集团就利用了它在群众眼中这个声望，来照顾1970年及1976年的镇压的受害人，以达到缓和和阻塞工人斗争浪潮的目的。虽然全国一切保守力量都在客观上联系起来，但是官僚层的权力与无产阶级的真正独立的组织的发展，还是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由于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现有的社会关系，由于生产手段的国有化以及中心化的计划经济，如果工人阶级要保卫它的眼前利益，则必然要向社会经济管理的选择和优先次序挑战，因而也就是向官僚层的选择和和优先次序挑战。独立于官僚国家的工会在地方的区域的基础上联系起来，这个事实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工人的反官僚层的权力中心的蓓蕾——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头团结工会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工会。今天，至少在地方及区域的基础上，团结工会的客观功能已经愈来愈像个双重政权的机关，换句话说，反官僚的政治革命，事实上已经在波兰开始了。
只要工人与小农之间的联盟继续巩固起来，整个力量关系是对工人有利，对官僚层不利的。波兰统一工人党被无产阶级的蠭起所冲击，内部出现了战斗性的，激进的反对派团体，所以是愈来愈不稳定了。这个党的组织，面临着好几条必定要选择的道路，继续处在分裂的状态中。官僚层因而不得不耍弄花招，为了要争取时间及挫败工人的斗志。它目前正在采取攻势。它企图分裂工人的运动，向团结工会中最激进的部份集中攻击，而且开始镇压；在另一方面，它又企图中立化团结工会的一部份领导机构。它已经拼命地指望经济的解体，消费品的供应的渐增的困难、对饥荒及对失业的恐惧，以及对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干预的恐惧（这恐惧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但是这个官僚层自己本身却没有力量来阻挡波兰群众的令人可畏的战斗力和激进化的动力，因为在许多市镇与区域，波兰群众比他们的领导人走得更远；这些领导人的战略只是要改革官僚政权。交锋的双方并不只是波兰的官僚层和波兰的无产阶级及其盟友，另方面是苏联官僚层及其代理人。就是这个基本的冲突，才使双方要作力量的较量不可避免。
（16）如果波兰无产阶级的经验向苏联及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层显示它的例子有向他们的国家蔓延的真正危险时，上节末段所谈的力量的交锋更会是如此。基本上说来导致波兰危机的客观原因存在于所有的欧洲工人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工人先锋分子还没有成熟，而且还缺乏与群众性的政治反对力量结合的机会。
虽然关于波兰事件的新闻经过了过滤与歪曲，但是能够通过的新闻一定会在长时期中引起一个与工人阶级联系的政治反对力量，和主张独立的工会组织的运动；所以克里姆林宫真是进退两难。如果让波兰官僚层独立玩花招的话，就有眼看着工人运动向外扩张而且在内部巩固的危险；如果决定出兵干涉的话，就有面对群众性的无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抵抗力量的危险。这个抵抗力量在工厂及农村都有很深的根基。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大的交锋，将会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本身有着不可避免的反响。
这个冒险相等于其中的利害关系。假如苏联官僚相信：波兰党的危机太深，国家机器之内的分歧太大，使用国内的镇压力量太困难，波兰统一工人党重新控制群众运动的机会大为减少，那么，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干涉就会是它的最后一招。
经过了东柏林、匈牙利及捷克的经验以后，波兰的经验证实了官僚层社会地位的极度脆弱，和它玩弄花招能力的极度有限。波兰的经验，说明了在官僚化工人国家提出民主的和民族的要求，是具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内容的。它也证明，在群众动员的压倒性冲击之下，党的下层中迅速地产生反对派，而且党也有分裂的趋势。但是归根到底，党的权力还是由国家的镇压机器（必要时由华沙公约国家的镇压机器）所保证的。这些镇压机器是不能够民主化的或加以改革的。这些镇压机构必须要被推翻。
这个经验也特别显示了政治革命的任务的复杂，以及需要高度的自觉才能成功地实现这些任务。在政治革命的斗争中，必然会碰到以下的中心问题：过度的经济和民主计划、工人管制和自我管理、政治机构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革命向国际扩张的必要性。政治革命的动力，事实上是与直接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的；它必定要包括在国际性的战略之内。
（17）文化革命和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官僚层还不能团结在一个新的领导层的周围，也不能扼杀所有的群众运动的自发活动。邓小平领导班子对群众所作的经济和政治的让步，只能给中国官僚层短暂的喘息。只要新经济政策还是加深社会的不平等，使生活费用高涨，产生失业，以及产生官僚特权，在另方面却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人民的不满就会增加。
自7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官僚层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修正了「工作投资」及「自力更生」的政策，积极地进行将中国经济重新纳入世界市场的计划，以便迅速地在「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工业化。
这个政策开头有点成功，以后就碰到以下的矛盾：外债急速的增加，没办法有效地利用现代技术，工业与农业以及不同的工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逐渐增加，预测的赤字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结果，就是彻底地修改所有宏大的计划，采取一个限制与紧缩的政策。这个政策在1980年底大力地进行，因此更增加群众的不满。
由于经济的困难，党及其所有派系在群众眼中失去声望，加上辩论和争执的增加等等，官僚层的内部更加分裂了，军队和党的一些中级干部继续抗拒非毛化。邓集团企图把所有的麻烦归罪于华国锋的过渡性的领导班子。党上层的新的派系的形成是极可能的。邓小平领导班子在群众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以下的摇摆的态度，更会促成新的派系的形成：「四大自由」的承认和以后的废除，民主运动的容忍和以后的镇压，工人在工厂的权利的承认和以后党又要一切都管。
因此，民主的开端只延续了一个春天。但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和群众，并不像苏联的群众那样被支离分碎、被非政治化。他们经历了最近的动员（农民、学生、年青的失业者等的动员）的经验，还是非常积极，还是能够对官僚的权力发动更大的挑战。
在目前，虽然遭遇镇压，「民主运动」的发酵正在继续，而且向外扩张，这包括在工人阶级之内组织了地方的圈子和联络网，甚至于罢工运动。在1980年的下半年，一个民刊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这个反对力量的特征，就是对官僚层内的所有派系极不信任，而且向党的「领导角色」挑战——他们把党与官僚层同等看待。因此，官僚层已经逐渐加紧了对反对力量的镇压。
安定、官僚层内部的冲突、和群众活动的时期的拉长，提供了反官僚反对力量成熟的可能性。
（18）官僚化工人国家之间的紧张的关系，特别是中越之间的危机，已经到达了史无前例的强烈的程度。斯大林与狄托决裂以后，南斯拉夫不得不勇敢地面对苏联官僚层的极严厉的抵制运动。中苏破裂以后，莫斯科也向中国施行极强的军事压力，双方曾有过几次有限度的军事冲突及潜在的战争状态。这个结局，对于有关的国家，对于东南亚的革命运动，以及对于世界的工人运动，都是惨重的损害。
中国官僚层反对越南的理由，就跟苏联官僚层在50年代及60年代反对北京的理由一样：它要孤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因为它不能够控制它的领导层。它的目的是要阻止那个区域的革命斗争向外扩张的动力，而且要保证政治上的独霸主义。官僚层如要毫无顾忌地实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的外交政策，而且要阻止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量的扩大，这种政治上的独霸主义是不可少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官僚层就用克里姆林宫对付中国的同样方法来对付越南：经济的故意破坏、外交的孤立、军事的压力、政治的排除、对少数民族的干涉……除此以外，中国官僚层还要玩弄印支革命的特殊的紧张关系，特别是罔视赤柬政权的罪恶的政策，巩固这个政权，而且供给它武器来反对越南，这个反革命政策还与保持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立的外交与经济的封锁和通过东盟各国特别是泰国来施加压力等政策结合起来。
胜利以后的五年，为了使国家随时应战，不但造成越南经济发展计划的失效，官僚化的恶化，而且使越南南方的一部份人民疏远中央政府。官僚的方法与领导层的选择，也造成了那种疏离。
在柬埔寨，群众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在1980年改进了很多。在它的国内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反对驻军的力量。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援助，赤柬军，自由高棉，及施汉诺派都想成立一个共同的军事阵线，但是这些派别现在还是与广大的群众脱离的。
韩桑林政权的组成分子，是参加反对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的不同政治流派和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这个政权的极弱的力量，其组成的条件和国家的现状主要还依赖越南及大量的越南军队来维持它的存在。这个局势很可能会在下一阶段使民族问题成为非常爆炸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张柬埔寨群众组织和武装起来，越南军队撤退、和组成一个真正独立的政权。如果这几点不能做到的话，有效的自决权就不能得到保证，民族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在尊重每个民族——包括柬埔寨民族——的基本权利的基础上，永久地保持三个印支革命的团结——在反革命的压力下和由于重建家园的任务的沉重，这个团结是必不可少的。
在老挝这个经济上最脆弱的工人国家，由于泰国在边界的封锁和北京与曼谷所支持的新游击队，使发展的机会受着很大的阻碍。
印支还是民族的与社会的矛盾、中苏两个官僚政权之间的冲突，以及革命和帝国主义与该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政权所支持的反革命之间的交锋的场所。华盛顿则通过泰国向该地区施加外交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压力。北京所扮演的角色，则是训练游击队，鼓励在这三个印支国家的军事活动取得协调，而且继续在其边界施行压力。群众目前的利益，需要实施一条坚定的国际主义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才会对整个地区反帝斗争有极大的帮助。群众目前的利益，也需要在帝国主义、该地区的新殖民主义政权，和中国官僚层的反革命行动的压力之下，进行国际主义的团结运动。
（19）由于中美洲和波兰的革命的兴起在共产党之内所产生的影响，由于渐进主义思想的没有出路，由于极端尖锐的经济危机，由于中苏分歧的恶化与它在东亚和东南亚所发生的后果，半殖民国家的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更加深化了。
当革命的发展和桑解阵线与卡斯特罗领导层所扮演的角色在拉丁美洲的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对革命战略的争论时，中越冲突之猛烈以及北京对东盟各国的反动政府的态度的改变，虽然还没有使该地区从前曾是毛派的共产党脱离毛思想的影响，但是使他们对中共目前的政策保持距离。
采取这个立场最明显的，就泰国和菲律宾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本来属于毛派，而且有长期的革命斗争传统。在国际的平面上，他们在某一程度上保持独立于中国官僚层的反帝路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党员之中就开始了关于前途的争端。这个争端又可以与目前在全国的和在地区的规模上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问题的争论结合起来。特别是如果国际工人运动以及它的先锋分子能够与他们团结一致的话，这个讨论就能对这些运动重定其政治方向及重整其行动纲领有很大的贡献。
四、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
（20）从1968年开始的这个时期的特质，就是在资本主义欧洲的几个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抓起了革命前夕的危机。在1974至75年的经济衰退以前，欧洲的多数国家经历了相对的充分就业。在这些国家里，产生了以下几个因素的汇合：工人斗争在质方面提高不少，而且有作为一般化的趋势；一般性的及工厂中的工人组织的力量增强很多；一个先进工人层份的出现。这不但增援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及在斗争中改变他们自己，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要求改良主义领导改变方向；被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所带动的社会层份（大中学青年、新的受薪阶层、妇女解放运动）向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动员。这样一个所有社会关系的危机，正影响到资产阶级社会。
但是，即使无产阶级有了最强的动员，也不能够超越某一界限。其原因很多，以下是几个主要的：官僚机构的政策与影响；缺乏一个在群众的主要部门有权威的革命领导层；资产阶级利用所积累起来的后备力量玩弄花招的能力。因此，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蠭起，却不能够产生一个能够很快地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成熟的，在质上增强革命的党的，以及准备与资产阶级国家作决定性的交锋的真正双重政权的局势。
葡萄牙革命的经验，说明了这点。它的国家机器已动摇得很厉害，群众的自我组织的运动在1975年已经有很大的进展，虽然这个运动的中心还没有建立起来。经过长期的独裁统治以后，因为群众还缺乏一个比较长期的集中的自我组织的经验，以及缺乏一个组织阶级独立的政府的远景，所以民主的反革命才能凭借社会民主党的努力保卫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以这议会制度对群众的吸引力而建立起来。葡萄牙共产党的政策，就是支持军队运动，挤满国家机构，分裂群众运动，和赞同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反攻。
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即使是「穷」的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所指望保卫其政权的资源。如果在前一段长的时期之内没有锻造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层，就不能扫开这种障碍物。
（21）1976至77年以后，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阶级斗争的危急的情势开始改变了。美国的情势有点不同，因为在前段时期，美国并没有工人斗争或工人运动的蠭起。
资本主义已经利用了改良主义者的阶级合作政策所创造的没有出路的局势。在政治的平面上，资产阶级已经得到一连串的利益。它利用这些利益来打击工人阶级的经济力量。
资产阶级的政治收获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葡萄牙的革命运动于1975年11月停止，接着是民主联盟的选举的胜利；虽然有工人阶级的斗争及政权的尖锐的危机，意识的基督教民主党还保持政权；西班牙新成立的议会的君主制度能够指望佛朗哥主义所遗留下的强迫机构继续下去，这情况的实际意义可以在1981年2月的没有成功的政变上看出；由于法国共产党没有动员群众，以及由于法共和法国社会党在1977年所造成的分裂，这就保证吉斯卡政府延续到1981年；美国保守党于1979年重掌政权。
在这些情况之下，由于1974至75年的一般化的经济萧条，失业的严重化，就有助于紧缩政策的发动，这些政策或者是直接由改良主义领导层（英国、西德、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和比利时）所执行的，或者是经过资产阶级的默契（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而被接受的，或者事实上是改良主义者拒绝采取动员的政策（法国和葡萄牙）以后而被接受的，前段时期攻势的热劲已被中断，工人阶级正在角落里作防御性的斗争。
这个政策改变的原因并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在结构上有什么弱点，也不是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斗志大大降低。这个政策的改变，这些是由社会党的，共产党的和工会的官僚机构的政策所引起的。由于这些官僚的一般的政治观点一直保持不变，所以很难在短期之内对资本主义政府的危机提出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三十年来，改良主义的领导层接受了资产阶级的神话，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保证充分就业和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当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的危机爆炸出来的时候，这个改良主义领导层的轻信，也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经济预测的改变，使有效的群众动员的方式受到限制。在前一段时期，这种动员的方式可以使工人阶级对通货膨胀及对资本主义的劳工组织进行反击。
（22）但是，在多数的国家，工人阶级组织的程度，以及工人阶级的斗志和在过去一段时期中所夺取的斗争经验，促使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强烈地反对紧缩政策的第一道浪潮。一般说来，工人阶级的主要部份的购买力只受到些许的影响。紧缩政策主攻击的目标是就业情况，这主要是影响到青年、女工和移民。在结构上有危机的工业部门（如纺织和钢铁），正遭受就业人数的激烈的降低。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个紧缩政策的第一道浪潮并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
第二道进攻的浪潮，是与1980年的经济萧条同时开始的。工业结构的重新改组以及就业问题上的痛苦解决方法，被扩大到工业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主要基地了：汽车、化学、石油化学、重工程、及电机工程。老板们在使生产力合理化和提高投资方面，使工作的机会消失，而且还企图修改劳动力的训练和组织（判工、雇用零工、临时工和修改工人的法定地位等等），这些攻击特别影响到女工：限制妇女领失业金的权利；在雇用政策上对女性歧视；限制堕胎的女工领社会福利的权利；和对堕胎法作限制性的解释。
总括说来，政府和资本家的政策的后果，创造了大量的长期失业。老板们企图利用这个政策来开始粉碎工厂中的工人的自卫机构，来减弱工会组织的势力，及攻击工人已得的利益。
工人阶级在紧缩政策的第一个阶段所面临的不利条件还存在在目前的阶段：官僚机构不去动员的、不去团结的政策；能够发动先进工人中主要部份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潜力，而且能够提出另一条政治道路的政治力量还是很微弱。
但是工人阶级在1968年至76年间期所积聚的力量，以及工人阶级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经验，表示总的抵抗能力还是很大，虽然这还是不平衡的，因国家而不同。这些经验和反映这些经验的争论，如果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的进程结合起来，就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化和阶级意识的提高。在工会运动内较富于战斗性的一翼的推动下所实行的行动，能够阻挡资本家的压力。
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层份，已经意识到目前存在着抵抗和还击的可能性，而且也意识到主要的问题在于这个还击的组织和方向。工人阶级的这种意识，以它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力量关系的本质。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领导层的危机久久得不到解决的主要原因。这个领导层的危机，因国家而不同，其主要的表现在于资产阶级的选举立场和议会立场的不稳定，资产阶级政党的内部的及各政党之间的冲突，和国家的某些政治人物在群众面前失去信誉。
在爱尔兰北部的六郡，虽然有英国军队的占领，但在过去几个月中，却发生了群众运动的再度崛起和群众运动的政治化。
在西班牙，因为工会运动不能够在经济危机发生以前充份地巩固起来，它的力量大大地被减弱了。西班牙资产阶级击退了1981年2月的政变以后，通过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谋，开始了向工人运动攻击的时期。所以工人运动正受到国家的严重的威胁。
只有在土耳其，资产阶级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实力的支持，才能够使工人阶级遭到严重的失败（大规模的镇压，工人组织之被解散）——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组织比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细小很多。
里根之当选美国总统，主要表示资产阶级的保守一派能够趁机利用大多数人民见到失业与通货膨胀严重而对卡特的民主党政府的不满。工人的社会力量和主要的工会组织的保持——虽然这么多年以来工会组织开始腐烂——还是整个局势中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中期来说，对工人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水平重新的攻击，很可能会引起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传统的两党制的较深刻危机。由于美国尚缺乏一个非资产阶级的群众党，通货膨胀在目前对于里根还是一个好处，但是里根的目前的好处可能是不稳定的。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派（这个流派的力量正在扩大）还是认为在民主党内工作是比其它的工作都重要。如果民主党的领导还明显地主张紧缩的话，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派主张在民主党内工作的方向，就会受到反对。因此，美国工人运动认识到需要在政治上采取阶级独立，并形成一个工人党，就会向前进了一步。
1968年所开启的时期到现在尚未结束的主要原因，是无产阶级的抵抗的能力和资产阶级的领导的危机。资本的攻势没有在任何国家产生危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今后若干年，许多猛烈的工人斗争会发生。在这斗争的过程中，无产阶级队伍中会积累爆炸的潜力。不同的经济、社会及政治事件，可能会引起局部的急剧转变。防御性的斗争的波潮可能会启发工人阶级的反击。工人阶级就会很快地感觉到有进行反对老板及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总罢工和推动全部的运动的需要。
（23）米特朗当选第五共和国的总统，纲领地改变了法国的政治局面，而且在欧洲的大部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会有反响。然而工人组织在选举方面得到进展之前或者之中，都没有群众斗争的巨大的浪潮。
但是，这次选举却使工人阶级成功地反对了传统机构的分裂技俩。由这次选举所产生的强大的要求团结的动力，不但提高了工人阶级对他们自己的力量的信心，而且使工人阶级更有决心地及更有效地反对关闭工厂及失业。它把为三十五小时工作周而斗争这个紧急的要求提上议事日程，这个要求实在是反对紧缩政策的一个一般化的利器。资产阶级在货币政策上搞得一塌糊涂以后，正要重整其力量以及破坏米特朗的经验，因为在纲领的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之间加紧竞争的时期中，即使是比较轻微的改革，也与资本的要极力恢复原有的利润率之间不能调和。
这个已变化的政治局势，即使在初期会对社会党有利，也会加强工人运动的重新组合，大大地鼓励工会化的浪潮，以及扩大新工人干部的队伍。社会党领导的政府所追循的极端改良主义的阶级合作路线，只能逐渐使工人疏远，包括那些因米特朗的经验在新近所组织起来的工人层份。
（24）战略上的危机，已不同的程度影响到改良主义的政党。他们被夹在以下的矛盾之中：一方面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而且所强加的紧缩政策，已经变得非常的紧要和非常的野蛮；另方面工人阶级中所产生的先进的工人层份，则意识到他们有反击的必要和可能性。
在许多工人眼中，资产阶级积极推行紧缩政策，表示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以及缺乏具体的前景。工人的最重要的收获（工作方面，工资按生活指数的增加而增加，及社会保险）正受到挑战；某些主要的工业部门（汽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电机工程）正在大量地解雇工人；改良主义的政党组织能在资产阶级组织机构之内或者在其经营的国营部门之中增强他们力量的机会是愈来愈少（例如国营企业之恢复私营，国家预测的缩减而影响到市政及地区的结构等等）。大多数工会领导放弃了为减低每周的工作时间而斗争，为的是屈服于资本家的增加生产的命令。但是这种屈服不但导致了失业人数的增加，而且也使工作条件恶化。
「接受牺牲」的结果，不但是在朝向恢复资本主义的利润率的通路上走了一步，而且在政治上也增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几年的「社会契约」或者与资产阶级成立「协议」，已经更清楚地证明不可能从紧缩政策的协商中得到问题的解答。工人组织为了这么一条政治路线，也在选举方面，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这种情况之下，眼前的要求与整个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是更密切了。因此，紧缩政策和「重新军事化」同时进行了。那表示全面的反应是非常必要的，那就是说把反对军事费用的口号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失业的口号结合在一起。从开头先进工人和党的及工会的斗士的问题和批判的思想，就已经成为一般的政治方向的问题。表现这些批评意见的场所，可以是工会，或者是党，或者是两者的同时发生。这个分化的过程有两个特点：第一，反对力量不但发生在工人组织的周围，而且发生在工业工人的内部，甚至于影响到党与工会的组织；第二，所提出的批评和问题，不但与眼前要求的方式有关——这可以是一个出发点——而且与斗争的方式和总的政治方向的定义都有关。
这些分化还是在初步的阶段。其发展的范围及速度，要看以下几个因素：向外散布的不满经过长时期的积累，这个不满反映在大部份工人干部的活动上；工人先进分子的份量和政治成熟的程度。这个先进层份不但领导斗争，而且领导工会中的反对派的活动；工会组织中的小派别与工会和党的中央领导层之间的矛盾；革命者在政治及工会的平面上发动斗争的能力。
不论这些批评的形式是怎样，这些批评的逐渐成熟，使一些工人向他们自己提出一个中心的问题：需要哪一种政治工具策略实现不同的政治的前景呢？革命组织目前的微弱以及缺乏可信性，不但使工人先进分子踌躇不前，而且常常推使他们在改良主义政党之中寻找另一条道路。因此这些党的危机正在开始。这个过程将会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个过程若与斗争结合起来，就是使工人中的先进层份的政治意识成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社会民主党中群众分化的过程达到最先进的程度，就是英国工党之中本恩所领导的倾向（伴随着这个发展的是工党极右派如詹肯思及威彝士之流分裂出来另成一新的社会民主党）。这事件有两个现象。英国工人之团聚在本恩及其纲领的周围的目的，一方面是寻找另一条反对现任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攻势的道路，另方面是表示对工党卡里汉的领导不信任，因为卡里汉已作为紧缩政策的保证人。本恩不仅得到工党地方支部的支持，而且在工会中也有很大的支持。
在各共产党的内部，改良主义的危机的一般形态与斯大林主义的危机的特殊形态混合在一起。
有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则看到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受到挑战。这个挑战大都发生在工会的内部，而且能够有不同的形式：他们领导的工会中所产生的反对派或者是来自与社会党有关的工党的竞争——（法国民主劳工联盟与总劳工联盟之间的竞争，西班牙总工会与工人委员会之间的竞争）。在选举中，这个挑战也发生，不过比较有限。共产党在选举方面没有起色，反过来，却促使了总的政治前景的危机。这个危机是与以下两的困难中的一种有关系的：第一种困难是在于那个已经商谈好的但不能履行其诺言的紧缩政策；第二种困难是在于那条分裂的，和欺诈的行动主义的政治路线，由于这条政治路线，所以在政治上产生不出良好的结果。
欧洲共产主义被宣布以后已经有好几年了，这个思想在目前已经是毫无出路了。事实上，紧缩政策以及工人运动所受的打击，已经很快地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人民的信心。这个主义只不过是古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缓进思想和议会政治的翻版。离心的力量，已经逐渐在这些党中形成——特别是工人基础施加极强压力的地方。
在意大利，意共的领导层正在进行许多策略上的转变和左右摇摆，因为它被挤在两种力量的中间：一方面是由党内以及受党的影响的机构之内，先进分子所鼓励的工人抵抗的力量；另方面则是所谓「历史性的妥协」战略所产生的贫乏的结果。
在其它的情况（如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主义党中的一派，和法共），着重点又被放在苏联及其政治上。这表示有必要来堵住被社会党的竞赛所扩大的裂痕。欧洲共产主义的主题，不足以解答下层的不安，也不足以反映社会党的竞争。因此，为了保证党的内聚力和党的特性，他们又提出两个主题：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的和唯一的党，共产党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
这个做法注定要失败，一方面是因为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制度的动摇，使任何以苏联官僚层为中心的联合非常的不稳定和具有爆炸性。另方面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党员之间的反对官僚主义的动力，和前几年的关于「现存的社会主义」的争论，使许多斗士向他们的领导层的阶级合作路线以及苏联官僚层的国际的路线与国内的政策挑战。
当然，一部份不受这三个党的领导集团的特殊利益所影响的工人阶级，对于由这些领导层的阶级合作的政策所引起的不快，能够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个传统的观念中得到满足。意共及西共领导层对帝国主义所采取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也助长了这个反应。还没有走到革命道路的战士，也以这个方法间接地表示他们对领导层政策的不满。归根到底，加泰隆尼亚联合社会主义党的工人阶级党员排除西共领导人加里洛的路线，可以从这种批评中得到解释。
但是，这些党的另一部份，由于其基础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而且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很少，所以提议以加重社会民主化的过程来解决目前的困难。
共产党的领导层继续中断及改变他们的路线。这个做法使他们内部的离心倾向变得更坏，在另方面也证明危机已经深入到共产党的工会基础，而且它的效果正在开始。
波兰工人不但动摇了华沙官僚层及其它东欧国家的官僚层，而且使资本主义欧洲的共产党的处境非常困难。
波兰工人蠭起的本质，及其在帝国主义阵营中所引起的忧虑，已经使一些共产党的官僚分子，无法重新使克里姆林宫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作为他们的中心课题。
波兰的政治革命，开始在许多战士的心中，产生了两种心理的汇合：一种是对共产党领导层的阶级合作政策的批评；另一种是对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自我改良的可能性发生怀疑——意共及法共曾经自吹这种可能性，而且死命地替它辩护。因此，从革命的反资与反官僚层的角度看来，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正在成熟。
（25）1968年以后，群众组织中的「左的倾向」的出现，显现群众运动的半自发性以及一些引导这个运动的企图。阶级斗争的形成的改变，已经显出改良主义组织中或者中派主义的组织中的这些倾向的内在弱点。
长期的经济危机很快地明显出以下的弱点：当经济动员的要求，即使是激进的要求，只集中于工厂之内的劳工关系改组的时候，经济动就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要求也不稳定；半自发的斗争的一般化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障碍，需要一个总的前景来集中这些斗争；有必要把所有的要求连系起来，工人的组织要在阶级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左的倾向」及中派主义的组织，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面对着资本的攻势，所有的中派主义组织都不能够针对官僚层的政策提出一条有连贯性的战略方针。他们不是提出团结，就是提出分裂运动来达到与官僚层合作的目的。他们不能够提出一个联合阵线的权及阶级独立的战略，使官僚机构付些许代价就使他们投降了。要不然，他们就自动解散了。
「左的倾向」之向改良主义领导层的政治适应和中派主义组织的严重的弱点，对群众党内的分化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从各种反对派的形成这个现象上，我们今天看到两种力量还合在一起：一种定要对紧缩政策采取一个比较富于战斗性的反应的工人，另一种是要激进地改变改良主义组织的战略和任务的一群战士。这两种力量之要与中派主义的或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在政治的，特别是在工会的平面上，采取联合行动，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进化的程度。它表示在群众党之内未来的中派主义倾向有向左移动的可能性。
因此，在目前正在发展的分化过程之内，我们不要把在改良主义组织中的底层战士和中层干部的政治阶级意识的成熟，与能够成为这些流派的领导层的计划与政纲混在一起（在本恩派底层与领导层之间的关系，在加泰隆尼亚统一社会主义党中，在意大利的左翼的工会反对派之中，在比利时等等）。
五、世界革命的统一性，第四国际的必需性及其纲领的现实性
（26）不同的国家，因其关系结构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目的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权而且直接地行使政权。
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就是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而来的。
生产力和资本的加速国际化，表示阶级斗争本身也愈来愈国际化，这斗争包括提出立即的要求，以反对跨国的剥削者（即跨国公司的老板们）。
虽然革命一连串的获得了部份的胜利，但只要资本主义还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保持权力，只要它的平均劳动生产力比工人国家高，它还是主宰着国际的劳动分工和世界市场。
这就是为什么甚至于在无产阶级得到重要胜利（如中国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还能够重新稳定它的权力，而且还能够发展。这也说明了，只要帝国主义还没有在西欧、美国、或日本这些主要的基地被推翻，它就不会蒙受决定性的失败。如果政治革命在苏联或在中国得到胜利，那就大大地有助于无产阶级在这些帝国主义的要塞里得到胜利。
还有，国际资产阶级决不会甘心让世界的一部份永远不能成为它的市场或资本投资的地域的。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共存，只是力量关系所迫使的暂时休战。一到适当时机，这个暂时的休战一定会破裂的。资本主义之在帝国主义国家及在正在工业化的半殖民地国家继续存在，便不断地给工人国家施加压力。这同时也加强了官僚化过程的基础。
最后生产力的国际化，愈来愈和国家的维持发生尖锐的矛盾。它向人类提出了与他的前途有决定性关系的问题。如：防止核子战争，解决饥饿和营养不良，反对污染的斗争或阻止沙漠扩大。这些问题已不再能够在国家的范围内或在一个洲的基础上得到解决。
只有全世界的资源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下重新加以组织和分配，才能合宜地解决这些巨大的问题。
（27）世界规模上的基本矛盾，并不在于国与国之间或两个「阵营」之内。最后分析起来，这矛盾在于两个基本的阶级之间。在所有国家之内无产阶级应该在政治上独立，而且毫无妥协地保卫它自己的利益，这样才能够在实际上促使国际工人的团结，来推翻资产阶级和官僚专政的统治。
自从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认为组织一个（无产阶级）国际是其政纲的逻辑，并将之在组织上具体化以来，到现在已经一个多世纪了。第二国际在第一次大战时最后破产了；而第三国际，这个世界革命党被斯大林主义在政治上破坏了以后，也终于在1943年由斯大林正式把它解散了。在今天，只有第四国际才是一贯地保护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和在所有国家中坚持动员的一个组织。
它的纲领有机地结合了全世界工人运动全部历史的战略和策略上的教训。像任何科学理论一样，它也被所有新的重要阶级斗争的发展和革命经验所丰富。巴黎公社、俄国革命，德国的几次革命，西班牙、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的革命以及官僚化工人阶级工人的蠭起，都丰富了这个纲领。
最近几年来，一连串有广大基础的社会运动的兴起，也丰富了这个纲领——这些社会运动提出了有关于人类的解放与人类的前途的主要问题：首先是妇女解放运动，其它如反核子战争、保护生态及青年运动等。
但是在这许多新的运动中，没有一个会使我们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下列的基本观念提出疑问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它的帝国主义阶段、和衰落阶段的分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现实性，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不断革命论；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和团结的必要性；过渡要求的战略、统一工人斗争的工人联合阵线与领导工人斗争以提出政权问题的策略；工人国家的本质和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必要性；官僚层的本质和在为社会主义民主而斗争中反对官僚层的方法；一个先锋党和民主集中的国际组织的必要性。
（28）除了长期的逆流斗争以外，第四国际的活力不应单被仅仅缩小为只是顽强地保护这个纲领。它的活力也被实践所证验，被它对世界革命事件的任务，特别是对新的胜利的革命态度所证明。它不必对革命的领导层作出让步，不必寻找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可以知道怎样去支持南斯拉夫革命、中国革命、古巴革命和越南革命。它更了解尼加拉瓜革命过程的重要性，要发动一个国际革命，动员它的所有力量来保护这个革命。对于中美洲和波兰的斗争，它也做着同样的工作。
这个态度就使它和团聚在「平权委员会」（「国际委员会」）中的一些倾向大有分别，后者对改良主义的或民族主义人民主义的领导机构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同时对革命运动（特别是像尼加拉瓜革命这样的真正的革命）采取教派主义立场。1979年在第四国际中所造成的分裂，他们拒绝承认桑解阵线正在领导尼加拉瓜的革命，反映了这个教派主义的立场。
（29）斯大林主义依然是解决构成主观因素危机路程上最难克服的障碍。
社会民主党的官僚，要负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同时亦要相当大地分担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革命可能发展的责任。它要直接地负起自1975年夏天以后恢复葡萄牙资产阶级秩序的责任。它已经作为在整个欧洲北部，保证资产阶级秩序相对稳定的主要政治工具。
但是社会民主党之能够继续影响无产阶级且又可能够周期性地复苏过来，可说大部份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攻势。如果没有斯大林主义的力量的加强，30和40年代的革命危机一定会产生出群众的革命党。
斯大林主义要直接负起以下几次无产阶级的重大失败的责任，特别是在1933年的德国，1936-1937年的西班牙，1944年的希腊，1945年及1953年的伊朗，1965年的印度尼西亚和1973年的智利。
即使在一些帝国主义（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造成流血的失败，斯大林主义也已经破坏和导致了许多本可获胜的群众动员走向失败。而且，它还在广大的群众中加深失望情绪、制造分裂，歪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观念和运用，把它等同于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辩护。经过几十年推行阶级合作政策和错误教育工人阶级，我们可以说，斯大林主义在很多国家里已挫伤和倒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意识。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就是斯大林主义首先是俄国革命的孤立和工人国家在社会经济落后状况下官僚化的产物，但是却变成这个堕落主要的动因。苏联和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之所以有一个压迫工人，以至剥夺了他们本在资产阶级政权之下，都能争得到的政治与工会自由的政治制度，斯大林主义应该负责。
日常的压迫，群众缺乏真正的政治权力，对匈牙利和捷克政治革命进行军事干涉，威胁波兰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这些作风都在使世界极大部份的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深深怀疑，使社会主义在他们的眼中失去信誉。官僚层愈要想尽办法来称它的政权为「现存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那就愈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动思想的及政治的运动，来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而且在工人的队伍中散布怀疑情绪。
（30）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虽然在苏联兴起而且取得政权，但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国际下的各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化以及各共产党之臣属于官僚层的利益的过程，并不是同时发生，而且程度也是不同的。
在统治阶层腐朽的例外情况下，中共、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越共都是由共产国际中斯大林主义兴起时所形成的队伍所领导的，而且具有经验主义和官僚的犬儒主义。但是这几个党都有夺取政权的意志。他们不顾斯大林的意志、计划和命令，领导革命直至推翻资本主义。
有些共产党接受克里姆林宫反革命政策代理人的任务，达到了要破产以至自杀的程度，倾向是中共、南共、越共这三个党却不同；他们在群众的压迫之下，知道怎样领导反对占领军和帝国主义，以及同时反对本国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看来，他们履行了革命的任务。
但是，由于他们的斯大林主义教育，对群众的专横态度，窒息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以及接受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新的工人国家的功能和结构，从开始就已官僚化了。这个事实也大大地加速了官僚层的生长。
（31）古巴革命产生了西半球的第一个工人国家。这个革命的特点是它由非斯大林主义的队伍所领导的。
这个领导层并没有指望在一国之内建立社会主义。它反而要提出至少要在美洲大陆，推广革命的问题。它在1960年发展了一条可以用「社会主义革命或革命的讽刺画」这个公式来表示的路线。这可以说它在它的经验的基础上是走得最远了，因为这个路线和不断革命的方向非常接近。它与群众的关系与中共或越共领导层之对群众的官僚控制完全不同。
由于以下的因素，卡斯特罗领导的原先的特性已经开始变化而且继续在变化：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武力直接威胁之下保卫古巴工人国家的必要性；对苏联官僚层的军事与经济的依靠；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起伏不定，及其对古巴群众的动员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后一点是这个已经吸取了苏联官僚层观念的重要部份的领导层的思想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社会、国家和党已开始官僚化，但是这个官僚化尚没有产生政治的反革命和硬化的官僚层。因此古巴还是一个带有官僚畸型现象的工人国家。
由于世界革命正处在兴起的，而不是在衰落的时期，古巴领导层坚定地支持中美洲的革命斗争。在新的革命胜利影响之下，这个领导层还可能在不断的分化与破裂中继续演变。
从官僚特权巩固的程度，群众与领导层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层与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等角度上看来，并没有理由要在古巴号召政治革命。
政治革命问题只能在具体经验与阶级斗争的事件证明已经没有可能改良的情况下提出：像群众和领导之间已经有了不可弥补的间隙；官僚层为了保护其权力与特权，要以专政来粉碎群众；在国际上采取反革命的政策。
说没有理由要在古巴进行政治革命，即用暴力推翻政府，并不是说在对付卡斯特罗领导层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放弃他们自己的纲领。
第四国际的纲领是不能分割的，这个纲领是一个整体，应该在这纲领的基础上在全世界建立第四国际。
（32）波兰政治革命的开始已经特别尖锐地证实中明世界革命的一致性。由于目前波兰无产阶级的战略地位基本戱上是与苏联官僚层对抗，因此政治革命无法在波兰境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波兰工人的革命运动不但需要在东欧和苏联得到支持与扩张，而且需要在资本主义欧洲及全世界得到支持与扩张。
在世界的保守势力——从西方的银行家到克里姆林宫，从梵蒂冈到国际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波兰无产阶级的大胆行动的情况下，波兰无产阶级自然的同盟军就是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使后者认识到，在这即将到来的较量中的利害关系，是一件迫急及必要的事。
波兰政治革命的胜利，会促进政治革命向其它官僚化工人国家的扩张以及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一连串资本主义国家重新兴起。相反地，如果克里姆林宫用野蛮的武力将这革命镇压下去，这就会对整个世界的工人运动施以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对资本主义欧洲、北美洲及日本的工人运动。
当然，被1980年7、8月以来的波兰无产阶级的巨大的蠭起所激发出来的力量是如何此的广泛，所以它不会遭受到像1956年的匈牙利或1968年的捷克那样惨重的失败。从中期和长期看来，抵抗运动的继续和斯大林主义世界危机的加深，就会成为解决主观因素危机的动力。但是在短期内，克里姆林宫的干涉会在全世界引起恶劣的效果，这个可能性决不能被低估。
六、建设第四国际的当前阶段
（33）最后分析起来，人类的危机可归纳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危机。
以第四国际纲领为基础建立群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则是革命在世界规模上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它的原因是：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暴动和群众动员中，城市和农村无产阶级占有压倒性比重；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要击败的敌人不论在社会经济方面和在政治方面都比前几次成功革命中的敌人要强得多；在革命蠭起中所面临的任务是非常的巨大，也非常的复杂的。
建立有群众的第四国际，是开始解决这个历史任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实践这点有很多困难，其原因是：阶级斗争的开展实际上发生在国家的或地区的范围之内，由十分不同的社会构成，而且还具有因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实践和意识方面的障碍与矛盾。
为了综合经验，逐渐使无产阶级队伍的意识能够一致，除非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份毫不妥协地保护每一个国家受剥削的人和受压迫的人的利益和斗争以外，没有其它的道路。这个保护无产阶级当前历史利益和直接参加三个部份的斗争的做法，就表示第四国际及其纲领体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总利益。
在世界革命的三个部份之间，没有什么事先规定好的优先程序。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在每个部份中，革命前夜和革命中的危机，都依照其各个社会具体的特殊矛盾，经常地爆发出来。革命者必须支持所有的无产阶级动员。这个支持决不能从属于所谓全球的优先程度（譬如优先保护「社会主义阵营」，优先进行反帝斗争，或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斗争等。）
第四国际的发展是直接与群众的反对资本主义活动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意识的进步有关的；这附带地解释了第四国际发展缓慢的客观原因。这也可简括为世界无产阶级意识水平的平均减低。其基本原因，是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在1923年至1943年间长期引致世界革命受严重失败积下来的后果。这个后果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的蠭起，被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之叛卖政策所加强。自从1968年以来，建立第四国际的客观的和主观条件已经改变了。第一，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它的斗争方法已变得越来越（日益）占优势，而且反官僚的动力也变成工人动员中的一个经常存在的因素。其次，当工人阶级一般的阶级意识开始上升的时候，一个政治的和工会的战士层份，经过不同的孔道，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工人阶级和它的改革联盟者内部出现。一切斯大林主义、改良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在思想和政治上对这些战士们的控制已开始衰落了。
在政治平面上，上面的事实是由这些战士——团聚在一个政治组织之内或者偶然在群众组织之中——所采取的立场和第四国际立场的会合所表示出来。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事实在目前阶段构成建立第四国际的架构。
（34）尽管在1976年至79年时期第四国际的建党工作进展得稍为缓慢，而且1979年的分裂也加重了这个停滞，但一般说来，这个建党工作，自从1968年便有了重要的进展。第四国际经历了有意义的地域扩张。好几个支部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相信大规模的组织机构和影响力，以致可以保证它们的政治发展并开始锻练成真正的全国性的领导层。
建立第四国际工作上的任何进展是与阶级斗争的发展，与它政治干涉的能力，和与它特殊重要的组织概况有密切关系的。
在建立支部的时候必需有确定的范围和坚实的结构，必需有一份定期出版的机关报和稳固的组织机构。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对先进的工人层份和其它的革命组织有真的吸引力，保证任何重新组合过程的可能性。
由于斗争的复杂和阶级意识的发展，革命的政党不能是一元化，革命的国际更是如何此。他们从成立开始，一定要能够保证丰富的内部讨论，接受不同意见的存在，同时依据多数决定的路线，实现行动上的统一。
因此，从成立开始，每个支部必须包括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一，明确地保护少数意见为他们立场辩护的权利，直至保护他们在行动纪律范围之内有组织倾向和派系的权利。第二，各级组织之中应当执行集体的活动——这就成为少数派权利的保证，而且也是反对永久的派系主义，小圈子主义和其它长期作宣传团体残余最有效的方法。从这点出发，领导应向任何使他们萎缩为派系间层份联盟的内部力量斗争。他们必须成为整个组织的领导。
国际的建立不能降格为各支部的总和。对国际政治基本特征的了解，对最重要的斗争组织国际性的团结运动，对支部的建立的援助，与对全国性新的革命流派的讨论及交锋——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不光是简单交换资料，而是一个真正有组织的国际。所以这个国际在下一时期的特别任务是：考虑国际及其支部的具体的发展阶段，重新加强国际中心，各国支部的领导不断增加参与这国际中心及国际间的活动，定期出版通用语言（如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的国际机关报，设立国际性的干部政治教育中心，以及使国际机构具有真正集体主义的功能。
（35）把支部转变为在无产阶级中具有真正群众基础和影响力的政党，主要地要靠以下两个因素。第一是，工人先锋队和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成熟。第二是，对工人在深刻经济危机和不稳定社会和政治局势中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能够有给以具体答复的能力。
因此我们极需要用全力使我们的支部在主要的工业部门中生根。领导层应该有系统地和集中地推动这个「转向」的政策，使支部的多数党员参加工业工人的队伍。这个政策应该使工人的客观要求和特别专心的事务成为领导层注意的焦点，其结果应该是支部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个政策应该使我们加强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有机的连系，而且有利于我们在日常斗争中及在工会中采取联合的行动。这个政策应该有利于我们对党及对工会进行干预，使我们可能把联合行动、政治争论与纲领的比较等工作有效地结合起来。
我们的支部之能够在无产阶级之间播种，以及我们的支部之能够对先进工人提出的所有问题进行干涉，使我们有可能争取他们来参加我们的斗争。这样，这个先锋队就能够充分地表现出向斯大林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民族的民粹主义者挑战的力量。
因为工人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将会愈来愈大，左的倾向将继续在工会中发展，所以使我们植根在工厂的政策将会更重要。建立支部的成绩是否会有质的不同，是否会有巨大的进展，就要看发生斗争的工厂与工会之中是否有我们的力量，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发动在改良主义政党中的工人和工会会员激进化的原动力。
（36）工人阶级的青年（年青工人、学徒、受技术训练的青年，年青失业者等等）在青年动员中扮演逐渐增大的角色。与60年代比较起来，即使学生还能发动广大的斗争，但他们已不再是年青人斗争的主要部份。
年青工人已经参加过不同主题的斗争：反对种族主义，争取工作机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事主义，妇女运动的要求（堕胎权）等。这些对不同主题的感受，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官僚层压迫的感受，反过来就促进了整个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阶级意识的提高。
政党和工会的组织机构对这些层份的控制，不像对其他层份的控制那么强。在工人的蠭起中，一部份青年工人直接参加革命组织的可能性比其它层份大。这反映了阶级意识的形成与激进化的不同方式，而这点与年轻一代的兴起是有关连的。
历史上很多例子证实了这一点。
因此，从建党工作的各方面看来，都迫切地需要创立与加强革命青年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支持支部的立场，但在组织上独立于支部。这个组织是吸收年青工人及教育工人作为党未来干部的最合宜的工具。
这个组织也是在青年学生中介入学生运动及保护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别工具。
这个组织可以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因为这个组织会把青年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和年青妇女反对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因此，在不久的将来，由于青年组织中年青女工数目的增加和更加女工负起领导的任务，这就会有助于支部构成的改变。
青年组织样能够在工会工作方面与支部合作，因为工会是形成革命的工人战士的一个良好的场所。
为了能够接触广大的青年层，革命青年组织应该集中他们的力量在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上，且应该通过一份有生气的全国性报纸来发动这些运动。他们应该以这种方法来满足激进青年愿意采取行动的要求。
青年组织的建立，如果与工业转向的政策连在一起，就是形成革命领导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革命领导将会有领导斗争的经验，有策略的头脑，有察觉工人群众需要的触觉，而且有吸收运用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的能力。
（37）改良主义群众党和工会内部的分化和派系斗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了阶级斗争的白热化。虽然它们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它们也反映了无产阶级中重要层份的激进化。这些重要层份的激进化是因为对官僚机构所提出的实际建议的前后不一致所引起的。
虽然这些分化还是很局部的、很有限的，但是一旦了解了这些分化的客观原因以后，我们就能同时掌握住这些分化所解放的动力和官僚机构中的较激进的派系的政治功能。这些较激进的派系，是靠着一部份群众的左倾运动而取得它的领导权的。这些派系的领导不能够与阶级斗争的新领导的萌芽等同起来。基本上说来，他们还是建立阶级斗争的新领导道路上的障碍物。
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这种反对力量蠭起的时候，决不可以因为以上的结论而采取教派主义的谴责态度。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要了解，他们的产生是有利于动员，有利于在工会中发动群众，有利于政治辩护——因为这些都是帮助工人的意识进步的因素。
就是为了支部不要把这个社会的政策现象和已被大众所认知的领导（英国工党的本恩，加泰隆尼亚总罢工社会主义党的左翼，意大利的金属工人工会联会，比利时的社会党和比利时总工会）的规划和战略混淆起来，各国支部应该支持和鼓励工人运动寻找另一条政治出路。
在目前这个时期，这个区别在政治上和在实际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其理由有三点：第一点，是阶级矛盾的情势。当一个斗争的运动决定性地发展起来和动员起来时，即使是基于有限的要求，也会牵涉到反资本主义战略的问题。所以，许多工人马上看到一个矛盾的现象，就是这些领导支持立即的经济要求，但却拒绝组织和集中斗争，发展它的民主的自我组织，和提出政治的解答。第二点，在这些左派的中心，由于官僚机构和先进工人层份之间的关系起了变化，我们发现许多战士正准备在战略和纲领的平面上，采取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第三点，由于我们的组织力量虽然有限但也不小，我们的实际建议，也有不少的听众，所以我们可能在这些反对力量中争取政治的领导地位。这些左派的底层和中层干部，能够发展到比他们的领导更左的立场。
从政治和工会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和反对力量能够从工人阶级中吸收他们的力量这个事实之间的相互影响看来，支部在工会反对派组织中所争取到的地位，与他们促进团结的力量和行为，主要地决定了他们影响左派力量政治思想的程度。没有这种在工会内部的工作，我们就可能会变成这些反对力量的「宣传」顾问，而且会有采取教派主义或适应主义的危险。阶级斗争倾向的建立，会逐渐地与改良主义党内部的分化和政治的发酵联系起来。
因此，支部一方面应该具有干涉这些派系的能力，并在某些联合行动的具体建议基础上刺激他们的发展，另方面就不应该向他们适应，政治上被他们内部给「融化掉」。支部必须对领导这些派系的官僚分子所散布的混乱思想加以清晰的答复，提出适当的建议来发动他们，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和他们辩论战略的问题及建立革命党的必要性。
支部应该尽量掌握机会，与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党员，甚至于他们的干部进行对话，以及与这些党的各个部门及其青年部门采取较长久性的联合行动。这种对话和联合行动主要依靠支部在政治上采取主动的能力，以及他们的工人战士在工厂和工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定。
在改良主义党的各个部门中所展开的纲领和战略的辩论，有的时候也会触发中派主义组织的政治（有时候也是组织的）危机。从现阶段开始，朝向他们的任何攻势，发动任何的共同行动，一定要采取联合阵线的方法。中派主义组织的力量比我们的力量大得多。与中派组织统一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主要的战略问题上，在民主集中制上，及在建立第四国际的必要性上，都要有一个极清晰的观念。
如果我们对这时期的战略任务有清晰的观念，与中派主义力量的融合和重新结合就能触发改良主义党和工会之内的分化。
在改良主义组织之中的长期的工作，只要基本的前景是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就能依照改良主义组织之内的政治发展，得到真正的成果。但是，为了有成功的希望，这个工作需要政治认识非常结实的干部，小心的领导和较强大的组织力量。
（38）苏联和中国官僚层的反革命路线，半殖民地国家的极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波兰的爆炸和官僚统治制度的分裂，以及世界革命的主要发展等等事实，都促使在实践上与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人民民族主义决裂的政治力量的兴起。他们的观点在很多地方是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
第四国际对于这些流派的政策，就是第四国际能否建设起来的量尺，也是第四国际能否与先锋分子的发展过程取得联系的考验。
使这些先锋分子的政治进步不会遇到障碍的必要条件，就是保护第四国际及其纲领。没有这个政治的斗争，某些接近我们的立场的战士及流派会参加托派中的教派主义的组织——这些教派主义以纲领的宣布代替与真正的革命过程联系——或者停止在中途，或者甚至于会迈向斯大林主义的立场。
（A）中美洲革命的发展，使孤立的古巴革命在拉丁美洲中打开一个缺口，而且开启了在这个区域的阶级斗争经验的新的一章。
所有的革命者在以下几点对桑解阵线和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的经验都会特别感到兴趣：
（1）政治组织，群众工作（特别是工会工作）与不同的武装斗争形式之间的联系。
（2）群众组织的任务及其结构，如国内防卫委员会或准备和发动暴动的民众委员会。
（3）就马地民族解放阵线而言，它之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它在1979年10月之拒绝无条件地接受属于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党所合作的改良主义运动，有密切的关系。
（4）革命组织在马地民族解放阵线——革命民主阵线这样一个阵线中能够建立起在政治、工会和军事方面的政治及实际事务上的统制权。
这些贡献以及他们在阶级斗争中所采取的组织形式，表示有自觉的先锋分子在思想上逐渐接近革命马克思主义。懂得如何去认识到这一点，如何与这些力量对话，以及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斗争，就是建立第四国际的一个条件。
像桑解阵线和马地民族解放阵线这样的组织，是一个首创经验的成果，这个首创经验是在二十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中积累出来的。所以在某方面，比古巴革命的经验更丰富，更先进。从古巴革命的经验中，他们也综合了越南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虽然他们主要地是受了卡斯特罗领导层的影响，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特性。
这些组织结合了主要是在革命中锻练出来的干部和战士。他们必然会遇到以下的问题：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及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而斗争；官僚层的本性和任务；对波兰工人斗争的态度；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的任务；过渡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他们的前途与许多强大的国家因素和国际因素有关。但是我们不要先验地对他们的发展和进化定一个极限。
从现在开始，中美洲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全成为这些组织的战斗的一部份，必须完全成为建立先锋党的计划的一部份，而在这先锋党之内为他们的立场而辩护。因此他们应该能够干涉这些派别的发展和方向。
（B）革命之在中美洲扩张，它与帝国主义矛盾的尖锐性，以及这些组织的具体经验的有利条件，反过来都可以在卡斯特罗领导层内部产生一个新的国际主义的突然兴起或重新组合。
卡斯特罗领导层之站在支持中美洲革命的前列，提高了它之作为反帝战士的声望与权威，同时也增高了它对于无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革命先锋分子的吸引力。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这个承担的义务。他们从这些经验中学习。但是这个态度并不意味与古巴国家目前的外交立场站在一条线上，也不意味，当卡斯特罗领导层采取一个违反群众利益的错误立场时，要保持静默。
如果不支持古巴在安哥拉反对南非联邦的军事干涉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在非洲建立革命的组织，但是如果不挑战卡斯特罗领导层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埃塞俄比亚的军人执政领导层和政权的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在非洲建立革命的组织。如果在许多拉美国家中不反对古巴支持资产阶级政党——像墨西哥的制度革命党——的政策，就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更明确的是，如果不批评古巴的支持苏联干涉捷克及其对波兰事件的态度，我们也不可能在东欧建立革命的力量和与先锋分子联合。
古巴领导层领导古巴的革命过程和支持革命向某些国家（如中美洲）扩展，在这方面看来，这个领导层是革命的。但是从整个世界革命的观点看来，古巴领导层一方面支持革命的扩展，另方面却与苏联的国际政策某些主要的立场站在一条线上，所以在这方面，古巴领导层却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了。这就使它采取了违反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立场——这可由它对波兰工人的重大斗争或对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某些政治发展的态度上得到证明。
在某些平面上，我们需要与这个派别采取联合行动和合作。同时，为保卫工人阶级的总利益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政治斗争，是保证第四国际生长作为群众的革命国际的唯一方法。
（C）关于一个正在展开的革命，如伊朗的革命，第四国际要区别阶级力量的动力和群众所认同的思想。而且，当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吸引中心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第四国际了解传统的民族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所产生的效果，所以它要尽量地解决先锋分子之中形成独立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不平衡性。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与中派主义和激进的反帝派中有明显政治思想的力量、工厂委员会中的先锋分子和被压迫少数民族运动中最激进的派别对话。
（D）在所有「人民民主共和国」和苏联阵营，波兰目前具有能够比较大规模地使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复兴的最有利条件。
革命社会主义派的形成，必将牵涉到以下的斗争：保护马克思主义，保护明确的反帝立场，坚决地巩固团结工会，保证团结工会的民主，以及为波兰工人的斗争澄清战略的目的。
在组织团结工会展开的斗争与巨大努力中，领导人、先锋分子的核心和波共产党员都会出现向马克思主义认同的。他们在实践中会很快地学到许多东西。
革命马克思主义战士应该和他们在一起，共同地建立群众组织和所有反对官僚层的统一斗争组织。同时，保护第四国际的国际立场，保护政治革命的纲领，以及保护在这个基础上的先锋分子的组织，是准备必然到来的新发展和力量较量必不可少的因素。
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崛起，亦代表了最近几年里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发展之一。
在文化革命时红卫兵的经验和群众几次三翻的动员被断绝以后，被一直存在而且常常是严厉的镇压所锻练起来的民主运动，已经把自己强加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它的活动及它的思想还是很多样化的。但这个运动中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一翼，常常在发动民主运动上及其间加深的政治辩论上，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与这个流派联系及参加这些纲领的辩论，是中国真正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再生的条件。
（39）国际及其支部必须将它们的力量致力于三个重要的运动上。第一是支持中美洲的革命蠭起，第二是给波兰工人可敬的反官僚斗争最大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资本主义国际性的紧缩和再军事化的攻势。
（A）自从对越南的反革命干涉以来，帝国主义已经在中美洲和在加勒比海地区发动了最重要的反攻。它直接地支持独裁者和反动的政权。它的目的就是阻止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工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以及阻止革命向中美洲（首先向萨尔瓦多）扩展。
保护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和萨尔瓦多的革命，支持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的解放战士，和保卫古巴工人国家，是国际及其支部的中心任务。
这些运动必须加强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行动与反帝的意识。
这些运动也提高了学习这些革命经验，和进行与站在反帝反资斗争前列的力量对话的机会。
（B）苏联和波兰官僚层一刻也不会放弃阻止工人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名言，即「工人的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变成现实。
共产党希望官僚的秩序会被挽救过来。
帝国主义已经宣要波兰「稳定」，而且同时正在准备利用苏联的干涉来证明它的反革命国际行动的正当。
社会民主党基本上采取同样的立场。他们了解波兰工人阶级的行动在实际上与它们在帝国主义国家抑制工人斗争的政策有抵触。
对于团结工会、它的要求，以及工人所发动的行动，第四国际必须更要扩大现有的国际团结运动。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坚持不懈地支持群众推翻官僚专政和建立工人会议权力机构的斗争。
第四国际的支部，特别是西欧的支部，为了克服波兰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孤立，应该有系统地建立与推广团结工会与他们自己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
具体说来，我们的目的必须是：
（1）在物质上支持团结工会，使它的组织能巩固起来。
（2）清楚地告诉苏联官僚层，如果他们进行军事干涉的话，工人阶级一定会有巨大的反应。
（3）要求帝国主义政府接受波兰债款的延期偿付，或者索性取消它；另方面要求帝国主义采取各种方法（如粮食援助等）来减轻波兰的经济危机。
（4）向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和干部证明：有系统地寻求东欧、西欧和苏联工人阶级支持的必要性。
以此第四国际能够加强它与波兰工人先锋分子的许多联系，而且激发起在世界革命前进范畴内主张政治革命的力量的重新结合。
第四国际的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已经大大地被增强中的波兰群众反抗党和国家官僚层的斗争所证实。第四国际一定要保卫、宣传和丰富这个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
（C）资本家反对工人阶级的紧缩政策，已经在全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了好几年了。现在更把这个政策的攻势和重新军事化的攻势结合在一起。其结果就是社会保险、教育和公共卫生经费的削减，工资的减低，使广大群众的反感加深。
第四国际一定要把反对紧缩政策的斗争和反对重新军事化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反对失业、争取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和反对社会经费的削减的斗争，和反对在欧洲装置中子弹或巡航导弹、反对北大西洋公约、争取单方的核子武器的裁军和主张大量地削减军事费用的斗争之间的联系是清楚不过的。 |
保卫波兰政治革命！（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1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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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波兰政治革命！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声明（1981年4月3日）
超过二十万军队，正继续参与波兰的军事演习。苏联官僚层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现在直接攻击“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的领导层：“华沙党组织并没有发动任何对抗反对派的思想进攻。”——该报的华沙通讯这样说。最后，波共领袖已清楚指出他们所认为的利害关键所在；在八一年三月廿九日召开的中全会上，作报告的政治局委员在谈及团结工会计划的总罢工时说：“现在已不再是向政权施压力的问题，而是反党、反国家、反社会主义的一场公开斗争——它已经是一场争夺政权的斗争。”
波兰官僚层面对着一个今天通过波兰心脏内的反对派运动而传散的群众反抗，对局势的控制力已越来越弱了。波共会利用群众运动任何暂时性的削弱，或群众运动领导层任何犹豫，来实行它的解决方法，目的是按照克里姆林宫要它做的方式，扭转事态的发展。因此，波兰和全球的工人运动必须准备好以预防与官僚层的冲突。
维护工人团结发展运动内部民主
由于负责谈判的“团结工会”代表团在未咨询“全国统筹委员会”的情况下，延缓三月三十一日总罢工的号召，因而开启了工会内部一个危机。运动内部分歧的威胁，正好出现于它最需要团结以便能对抗官僚层玩弄手段的时候。
只有进行对目前任务和运动战略的广泛、民主的讨论，以及对领导者作用有明确界定，才能促进“团结工会”更强大地走出这个危机。
在这个架构内，必须明确界定全国领导的权力，这权力是在讨论后经由大多数战士同意才授与的。特别是，必须严禁秘密协商的情形，正如八〇年八月罢工时期所禁止的那样。
至于专家，他们必须服务于工会：他们并非被选举出来，也没有获授权，他们不应在任何时间取代工会的名分。他们只能在得到工人授权后，才可与当局代表接触。如果他们超越这些权力，就必须明白表示“团结工会”对他们不信任。
要令“团结工会”更加强大，就意味要争取在它力量仍弱小的地方发展，例如在各行政部门。这也意味要争取所有国家雇员有权成为工会分子，尤其是士兵和民兵成员。这也意味要支持“团结农会”取得注册的胜利。
作好准备是避免冲突的最佳方法
“团结工会”今天将波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组织起来，它又代表了其他社会层分的很大部分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官僚层来说，工会意味着致命的危险。如果有需要时，官僚层将不会犹豫于依赖克宫的帮助来摧毁它。
为了准备好以防武装侵略会发生（工人绝不希望发生），就表示要在“团结工会”内部开展如何对付它的具体措施的辩论，辩论要由最高层至最基层都进行，在所有工厂和区域、以及在全国层面进行。这表示宣布它的一千万会员都随时准备以任何手段保护八〇年八月取得的成果，而这些手段包括进行总罢工，占领工厂和停止所有公众服务。这表示会以激烈反应回答任何镇压，回答全国领袖或地区性、地方性干部和战士的被捕，回答任何对于工会的自由运作的限制和对工会会员选举领袖的干预。
发展和加强国际间对波兰工人斗争的支援
波兰工人最可靠的盟友是国际工人运动，后者从波兰工人斗争一开始就站在它这一方，就表明这点。今天，面对着打击“团结工会”成果的日增威胁，事实上是它作为独立于国家权力的单一工会的存在受到威胁，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必须加紧他们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利益与波兰工人的利益一致：要建立由生产者自己管理的社会，亦即要建立社会主义。
第四国际呼吁所有工人组织、政党、工会和协会：发展和加强对“团结工会”工人的支援！他们的胜利将是你们的胜利！他们如被摧毁，将是我们全体蒙受严重的挫败！
我们必须强烈排拒和公开反对如下的诽谤（它即在今天仍被官僚层发言人用来辩解军事入侵波兰）：“团结工会”对波兰的“社会主义”或“人民政权”造成所谓“威胁”。这完全是假的。“团结工会”代表了波兰受薪工人的绝大多数。自己管理自己的独立工会及其成员都明确地宣布：他们赞成维持生产资料和全国经济制度所有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同时，他们也声言，他们在一切场合支持巩固工农联盟，这是波兰“人民政权”的基础。在这些情况下，那些声称团结工会的鼓动是“反社会主义”的人，并不讲社会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财产的取消，或资产阶级政权的倒台，或工人阶级在经济和国家的领导角色，而只是将它完全等同于官僚层的权力垄断！
波兰当局正对波兰工人进行丑恶的敲诈。当局利用自己造成的经济困难，向工人说：如果你们罢工，全国就有饥荒。如果你们罢工，我们就不再能够偿付外债，而外国的粮食援助就会停止。西方资本主义政府给了波拉当局宝贵的支持。各国工人运动必须接受挑战，要求：立刻延付波兰的外债和利息！不得用饥荒来勒索波兰工人！无条件的粮食援助！
波兰官僚层想剥夺工会运转的方法。工会仍未能使用官方传播媒介；工会极为缺乏物质条件，去用事实抗衡由政府新闻检查控制的传播媒介的谎话。官僚层也尝试将“团结工会”与世界工人运动割离开来，阻止波兰工人吸收后者近十年斗争的经验。
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抵抗这些，方法是发展工厂与工厂、地区与地区、工会支部与工会支部之间的直接联系，而通过这些联系将他们需要的物资援助（尤其是印刷物资），给予波兰工人。
面对着波兰工人运动受到镇压的威胁，全球的工人组织应该立即承担义务。它们必须警告那准备进行镇压的人：如果波兰工人被迫走向公开斗争，它们就会加强对波兰工人的支持；国际工人运动将会保卫波兰政治革命，正如它过去保卫俄国革命、西班牙革命、越南革命，和今天保卫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革命一样。
不得干涉波兰工人！争取成立所有工人组织的联合阵线，支持波兰的反官僚革命！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八卷，第五、六期合刊，总第53/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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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群众运动的进展和官僚的反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81年2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波兰群众运动的进展和官僚的反攻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81年2月1日）
（一）
从去年11月底以来，波兰的局势是多变的，其标志是，自从7月和8月以来的工人自治组织的惊人的力量，正如工人阶级在什切青、格但斯克和卡士维斯协议中所获得的重要胜利一样。这些变化可以综合为下列四点：
1、工人阶级的激进化（特别是年轻工人和大企业工人）继续加深。为了得到八月协议中的5个工作日的实现而由团结工会在81年1月24日呼吁的罢工，有大量工人支持，尽管政府和传播媒介施加重大压力；大企业有八成工人没有上班。在一些地方，工人比八月协议走得更远。他们直接采取行动，支持“团结农会”的合法化。在列士苏，工人罢工支持贫农盟友。工人亦参与更激进的行动，例如占领公共楼宇，要求将被认为是贪污无能的党和国家的地方、省的官员撤职。这些官员包括一名内阁部长，一名前任的党省委书记。在波兰西南部的贝斯高拉省发生的罢工，就同样是因为这个目的而举行。企业的领导人被工人撤换。官僚的挑衅行动，如拒绝给予独立工会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权利和企图检查“团结工会”的刊物，开始遇到英勇的反击。1月27日在罗兹和比列斯托的4小时罢工，维路高的激昂的行动，什切青的罢工，都打乱了官方媒介的宣传。
所有这些行动，都显示了工人群众自治组织和自管倾向与官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两者在客观上的不调和。它们亦显示了越来越大部分的工人阶级觉醒到这个不调和。群众运动因此是不断处于上升期。所有的重要的工人斗争，总的来说，继续是胜利的，尽管其中达成了一些部份的妥协。
2、在同一时期，卡尼亚领导的官僚，在克里姆林宫和东欧官僚盟友的支持下，一同开始了反攻行动。
八月协议以来，首次发生了民兵介入将工人从占领的楼宇中赶走的事件。八月协议中一些比较重要的条文，如废除新闻检查，“团结工会”可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等，都被拒不执行。“团结农会”这个有力表示工人和农民联盟的组织，也被拒予承认。总检察官以法律程序和拘捕行动，打击不送往接受新闻检查的刊物的编辑和工作人员。此外，还威胁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等。克宫亦攻击波兰工人的主要胜利果实：罢工的权利。
虽然，官僚这些挑衅行动毫无疑问会加速大部份独立工人组织的激进化过程，但它们却是为了本身的明显的战略目标的。
在得到天主教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华沙的一些知识份子、一些作为“团结工会”的专家的“改良主义”流派的支持下，官僚中卡尼亚一翼企图破坏工人的士气。他们企图证明独立工会不能替工人带来经济、物质利益。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官僚毫不犹疑地公开采取破坏经济的做法。
卡尼亚之流企图将“团结工会”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后者以独立工会的一些省区领导层为主）。卡尼亚企图运用传统的“香肠”策略：首先将“团结工会”的激进领袖和专家孤立起来，然后将他们消灭；最后，等到运动开始退却、群众运动的一部份开始迷失方向和丧失士气时，就进行总攻击。
3、“团结工会”内部开始出现巨大分化的过程。它是由于波兰客观形势的内部逻辑发展，和官僚进行的反攻造成的后果，但亦是“团结工会”内部初期缺乏政治以及思想指引，同时缺乏明晰的中期、长期的纲领目标的必然后果（与此对比的是对目前要求的明确和团结性）。
在“团结工会”的会员和地方及省领导之中，一个更激进的左翼出现了，而同时另一个更公开地愿意与官僚妥协的一翼亦出现。在这两个极端中间，有不少中间派在这两个流派之间摇摆。一个最好的例子是瓦文萨。虽然他由于八、九月间表现了极大的决断力而极受欢迎和有很大权威，现在却在天主教和官僚的“自由派”与来自各地越来越激进的基层的压力之间摇摆。
在全国平面缺乏关于工厂和各工会的集中消息，在客观上亦助长了这个分化。
4、最后，工人对本身力量、自治管理和工人民主愿望的巨大决心，开始在波兰共产党内部造成影响。由于工人浪潮的程度及党的规模，这个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这段时期局势的最主要转变。正当官僚层的不同派系寻求方法保卫官僚对政权的垄断时，波共基层亦出现有力的倾向，不单为了全面调整共党的政策而斗争，更为了党的民主化而斗争。
这个倾向的重点是争取举行党特别大会，而虽然中央委员会明令阻止，地方的战士已开始了以民主的基础选举他们的代表。在罗兹、波兹南、土伦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了这种情形。
在“团结工会”内部的较左的派别之中，由这些波共党内的反对派构成重要的一部份。来自波共基层的日增的压力，无可避免地会在官僚内部造成新的更深刻的分化。实际上，所有中央头头和官僚高层的各派，都全部是不支持工人和党内反对派的激进要求的。波其官僚，特别是苏联官僚，准备以任何代价在波共下次大会上开启波共内部的“正常化”过程。
（二）
卡尼亚领导的波共官僚的计划，得到来自天主教势力、一部份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所影响的“团结工会”领导中的一派的支持（这些势力的聚集是能影响工人群众的很大部份的）。这个计划主要基于两个论点，而这两点是不停地被大众传播媒介所重复，亦在独立工会运动内部由妥协的势力宣传。这些论点就是：基于波兰经济的恶劣情况，是不可能对工人和农民保证经济让步，和不可能给予工人新的政治让步（在“团结工会”合法化以后），否则会触发克宫军事入侵，“威胁到波兰国家的存在”。因此要停止罢工和其他斗争行动，以无止境的谈判和更差的妥协来代替。
这种诡辩的目的，是为了分裂和打击工人的士气，宣称所有新的斗争是不能达成任何成果，而只能摧毁和冻结80年8月的胜利果实。
虽然这些诡辩表面上似有理由，但它们是彻底错误和可以很容易被驳倒的。所谓没有物质基础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完全是假的。这个无耻谎言的最佳例子，是官僚广泛解释说，将每星期减为工作五天会降低生产一成。这个解释被工人在不少企业所作的实际调查完全推翻了。调查显示出，无论在事实或在数字上，由于减少工作时间而引起的生产损失，可以从废除官僚对经济的恶劣管理而得到补偿。例如，消除原料和能源供应的中断情形及由此引起的每星期不少时间机器不能开动的情况；消除官僚造成的混乱和走弯路——这些令到很多产品不能经由正确由计划预定的分配途径进行分配的现象；矫正很多不可想象的无秩序和“计划”（或可称之为“无计划”）的不平衡等。
如果官僚层拒绝承认这些明显事实的话，就让他们向“团结工会”和工人阶级公开国家经济的“账簿”吧！让我人和贫农扩展他们在全国范围的工人控制吧！让“团结工会”制订和在大众媒介发表另一个经济计划，显示出实际上可以保证群众更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不会减低生产吧！
假如说，“团结工会”领导层更趋节制，逐渐放弃民主要求和在经济事务的执行上要有更大改变的要求，便会有效地避免克宫军事入侵，这是完全错误的；除非我们忘记了下列客观事实：一千万波兰工人已站起来，大批地激进化的事实。没有任何节制措施，即使是一种策略，能够阻止工人在争取完全控制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条件的道路上前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苏联的干预实际发生与否，完全取决于苏联官僚怎样判断这种干预会带来甚么利益或害处，而考虑的角度是要保卫官僚层和保守派的权力和特权。这个判断极受在波兰、东欧、苏联以及全球的力量对比的发展影响。
任何削弱波兰无产阶级的团结和内聚力的行动，即使没有打击他们运动的基本发展，也只会客观上有利于苏联的军事干预，因为这减少了干预所要付出的代价。工会领袖的节制和妥协的政策，如果本身不能阻止波兰群众运动的上升，也仍然会有扰乱和打击部份无产阶级的士气和方向，即使其他部份继续激进化。不要忘记，在捷克，杜锡克追随了这样一个节制的政策，仍绝对不能阻止苏联军事干预。
相反来说，任何会加强独立工会的整体团结、内聚力和决断的行动，只会提醒克宫：假如军事入侵，每一间波兰工厂都会转变成为反抗中心。虽然枪炮可以做很多事，但它们不能强迫一千二百万不愿意的工人与被憎恨的领导合作，或是更努力工作，除非进行比56年匈牙利或68年捷克更残酷的恐怖和血腥镇压。
反抗军事入侵的有效的拦阻力量之一（虽然仍不足够），是坚决保卫工人的利益，坚决要求全面实行去年八月的协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实现工人控制的纲领，要求加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最后一项会通过“团结农会”的合法化和“农民自治管理”，帮助解决粮食危机。“农民自治管理”显示现在的小农在保卫他们的小块农地的行动中，开始明白和利用自愿的、自由的合作和共同拥有拖拉机及其他现代化农业生产设备的优点，因为在一公顷土地之内实行自治管理是没有意义的。这远比起没有原则的妥协政策更为有效。
要注意的是直到目前，卡尼亚的路线并未能做到阻止工人斗争的发展，或阻止他们走向胜利。这表示官僚和克宫的信誉在迅速下降，而“团结工会”内的“妥协派”的信誉亦同样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和苏联官僚内部倾向于采取公开镇压的一派，只会加强势力。他们明白到在这个国家内，一个双重权力的局势正在自发地发展。
（三）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已重大地改变了他们对波兰发展中的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态度。对于马列主义革命者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清楚明白到帝国主义是害怕波兰工人阶级的活动和自治组织的伟大发展的。这些发展对资本主义制度就好像对官僚独裁者同样具爆炸性的。波兰工人的榜样，可以很容易地鼓舞西欧及其他地区的工人，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工人也会跟随这个榜样。
虽然当初帝国主义隐藏他们的恐惧，在口头上作出同情波兰工人的抗议，利用人们害怕苏联军事入侵，以加强其反共狂热和掩盖他们加强军备的行动，但是，当波兰斗争中心围绕着五工作天这个问题时，情况便急剧转变了。这个转变并不单是因为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是全球工人为面对资本家和政府的攻击而作的主要的保卫自己的行动（特别是在西欧的争取每星期工作35小时的斗争），而特别是因为波兰官僚欠下西方银行二百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会的银行家为他们本身的利益担心，正对波兰官僚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们采取所有“必需的措施以生产货物”，即是说要他们对波兰工人阶级实施紧缩节（疑脱漏“约”字）的政策，而不是作新的经济让步。
这已公开地由西方报章证实了。《国际先锋论坛报》一篇社论和《世界报》一个重要经济学者的一篇文章，都呼吁“团结工会”领导层“妥协”，正如教宗、波兰天主教势力、卡尼亚官僚层和克宫的语调一样。他们要求“团结工会”的领袖放弃“不可实现”的目标（立即实施每星期工作五天）。塔斯社亦同样转载和完全同意法国总统狄斯唐对波兰事件的温和评论。
因此这是另一个理由，国际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特别是被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南斯拉夫及其他共党控制的工会，需要全力和无条件地支持波兰工人争取每周工作40小时的正义要求。这只是“团结工会”要优先寻求这些工会及工会战士的兄弟间的支持的另一个理由。这个支持只曾替克宫决定采取反革命干预增加更多困难。
在这个情势下，要特别注意全球的大部份共党，从匈牙利到古巴，意共到法共，巴西到墨西哥共党，都是追随卡尼亚的路线，这个由克宫鼓吹的路线动员所有在波兰的保守力量，企图打击工人的升起。所有这些共党都将“团结工会”的很大部份划为“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这只能为苏联军事入侵作政治上的铺路，所以这也是另一个理由要努力发动和呼吁各工人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党控制的工会对波兰工人的支援。这是一个紧急的任务。
（四）
“团结工会”及其活跃份子的一个主要的弱点，是这些战士、激进的年轻工人、知识份子和“团结工会”领袖中的激进左翼和波共党中的左派反对份子，继续分散地行动。他们没有普遍的共同纲领，没有清楚明了到怎样在政治上前进以保证在未来的无可避免的对抗斗争中，得到绝大部份工人和贫农的支持。而他们的敌人却知道他们要求甚么，并下在有计划地行动以达到其目的。
下述理由可以解释这个弱点。年青的运动和工人升起的时间比较短，未能容许一个被承认的新领导出现在全国平面上。运动的区域性组织未能由工会的全国性和由民主选举出来的组织足以补救其缺点。数十年的大规模的非政治化，斯大林教育的歪曲和教会的深远影响，都仍然在思想上做成混乱。还有强大天主教势力的反动角色，多得斯大林官僚政策令天主教成为二十五年来唯一的半合法的反对力量所带来的声望。在“团结工会”的不少激进干部和普遍左派中，存有纲领性的混乱。最后，还有因为缺乏自由工会在全国层面和民主的、有力的组织架构的因素。在此同时，这个运动却要面对一个拥有全国性组织的官僚架构，虽然这个架构呈现分裂和更为不肯定采取哪条路线。
我们认为在运动的这个阶段，这些障碍是仍然可以克服的。但如果延迟采取行动以达到这个目标，成功的机会便会减少。
要抵挡保守力量的共同袭击，便要采取一些起码的行动，最重要的包括：
1、要由始至终保持“团结工会”的中心思想：每个人为全体，全体为每个人。不要歧视，不要镇压，不要排拒，不能用行政手段解雇“团结工会”干部，一千万波兰工人团结一心，便能够成功地抵抗卡尼亚的“香肠”战略，要令每个人深信：打击库伦和米奇尼克的活动，和打击格但斯克、华沙、什切青、卡吐维兹、罗兹、土伦、比多兹和雷顿的激进份子的活动如果成功的话，只会是打击整个自由工会运动的攻势的开始而已。
2、在为准备一个真正民主的“团结工会”大会的范围内开幕词一个全国性的纲领、思想和政治辩论，及促使所有激进力量和“团结工会”内的左翼，包括波共党内的反对派，在全国走向共同行动。在这个辩论中，要空话优先讨论解决现在经济危机的方法，而所有左派，激进和勇敢份子和党内的左派反对派，都应该企图订定一个工人控制、工人自治和工人权力的实际纲领，一个以百万计的工人和贫农可以因此动员起来的纲领。还需要令现时已在“团结工会”和波共党内开始了的辩论发展下去。这个辩论的重点是成立一个革命党，一个由工人领导以实现他们的理想的真正的先锋党的必需性，这是波兰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它会揭破克宫及其盲从者所宣传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谎言，帮助这类宣传的还包括教宗、天主教势力和国际银行界这些“社会主义的忠实盟友”。以下总总都显示出在工会内保证不同派别的权利的必要。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的联络组织，要能将这些思想和纲领辩论扩展到全国各地。这是向前迈进的重要的一步，在过去几个星期来，这样一个过程正通过工会的地方及省组织在省的水平发展。但大部份“团结工会”的会员仍未知道它的存在。
正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及其工人报的小小组织准备及帮助了去年七、八月的巨大罢工浪潮一样，现在的更为强大的自由工会也能通过在全国传播思想辩论和促使激进化的方法，打破官僚对消息的垄断，将事变的真相告诉工人群众，从而扫除了官僚阻止他们使用大众传播媒介的障碍。
3、当波共领袖在工会争取星期六放假的斗争中企图分裂运动失败后，眼见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加强团结，被迫作下列抉择：再给予工人阶级新的重大让步，或是准备组织军事进攻工人运动。如果党领导选择了对抗的途径，则所有波兰工人的全国动员将会是绝对必需的。在这个形势下，正如所有工人、农民和学生一样，士兵必须正视他们的民主自治问题。
我们第四国际的战士，与波兰工人阶级的活跃及激进的群众并肩前进。虽然波兰工人的伟大运动肩负重大压力和威胁，但我们没有理由低估波兰工人的非凡的力量。群众运动一直在向上升。为争取每周工作40小时的斗争，争取废除新闻检查制度，让“团结工会”及其内部各派别自由使用传播媒介的斗争，都是可以而且应该胜利的。
在左翼团结在一起的条件下，这些斗争会带动绝大部份的工人和贫农坚决反抗官僚的进攻。
波兰工人和贫农对官僚贪污和腐败的管理造成的经济烂摊子不应负任何责任，不能对他们实施紧缩节约政策！
支持全国性的工人控制和工人自治！
支持社会主义民主！
支持工人提出计划对付官僚的破产的经济计划！
尊重和让波兰真正行使民族自主权！
拥护波兰工人支持世界各地工人运动和反帝国主义斗争！
为波兰整体工人权力的实现前进！
1981年2月1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1年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
支持波兰工人对抗官僚层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1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支持波兰工人对抗官僚层的斗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1．经过牵涉二百万以上工人的两个月罢工后，波兰工人阶级赢取了巨大的胜利。自斯大林主义独裁官僚专政在苏联形成并在后来扩展到东欧以来，这是第一次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赢得自己组织的权利、罢工的权利、新闻检查部份取销、可使用大众传播媒介、更多宗教自由、因声援罢工者而被迫害的政治犯被释放、以及官僚层承认过份物质特权的存在。这是波兰工人阶级和全球工人阶级的历史性胜利。
尽管官僚层尽其所能孤立和分化罢工者——封锁消息，向一些工人让步但拒绝另一些工人，绝望地企图防止罢工集中进行——但是波兰工人却证明了他们卓越的团结和阶级组织性。
罢工始于乌苏斯工厂，那儿是七六年斗争的前线。运动从一个工业中心蔓延到另一个工业中心。最初，一个通讯网（通讯员在七○年和七六年罢工之后产生，与《工人报》联系）将初期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散。后来，半秘密、半受政府容忍的工人动员委员会在几个工厂成立，协助将运动扩展。
自七月十七日乐布连铁路工人罢工（离开苏联边境六十公里）以后，运动采取了半总罢工的性质，牵涉了十七间工厂，令该市经济生活瘫痪。当罢工运动到达波罗的海港口，即在七○年和七六年罢工中取得最多经验的工人阶级部份，运动就取得了更高水平的组织和政治化。联系不同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出现了。格但斯克—格定尼亚—苏波区的罢工委员会是由来自五百间工厂的八百名代表组成，他们廿四小时在列宁船厂开会。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委员会。这个罢工委员会成为其它许多地区仿效的范例。在上西里西亚区（它较后期才加入斗争），罢工者由于煤在波兰经济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煤出口赚取了波兰外汇的最大部份）而占重大比重，他们成立了一个罢工委员会，有来自七十二间工厂的代表。煤矿工人比格但斯克工人赢取了更大的胜利。格但斯克罢工委员会的二十一点要求成为许多地区工人要求的范例。当官僚层向格但斯克罢工者投降时，罢工者正在研讨将全国的罢工委员会集中成立一个罢工中央委员会。
罢工者及其领导表现了良好的策略意识，他们现实地估量了力量关系的对比和官僚层的性质。他们不让自己被挑衅所欺骗。他们将工厂改变成为工人阶级的堡垒，拒绝在任何其它地方谈判，拒绝在共产党或是政府办公室谈判。他们避免街头冲突。他们在斗争进程中建立自己的组织，依靠群众民主大会同时选择正确的策略。谈判是在罢工者控制下进行。经常性的罢工者群众大会以全面的、无限制的民主辩论来批判地审查每一个行动。
罢工者在某些要求上妥协，如果官僚层要在这些要求上作出让步，就需要自杀或会激发它与克里姆林宫公开决裂。罢工者考虑到，虽然罢工者取得普遍同情，但直接牵涉的只有工人阶级的少数部份。而且，他们要考虑克里姆林宫直接介入的威胁。在当时的力量关系对比下，问题是要巩固他们的自主组织，达到对抗官僚层的初步胜利。而不要立即面临与官僚层的摊牌对抗。结果是不言而喻的。罢工者总数不超过二百万，但现在在工人所称的“自治”工会内，人数已有两倍。正因为八○年七、八月的模范斗争，波兰工人现在已达到比罢工时期还高水平的组织。
2．工人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胜利，原因是斗争的广泛，组织性的高水平，全国的巨大同情，以及国际和国内力量关系对比变得此五六年或七○年有利得多。
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更深的危机，西欧工人阶级对资本进行的紧缩攻势的抵抗，在群众打击下苏莫沙和伊朗王独裁的倒台，西欧共产党对克里姆林宫不民主实践的某些方面的批评，苏联入侵捷克的长期反响，所有导致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因素，以及世界革命的新成果，所有这些都令到苏联更难于入侵波兰。
如果看轻这个入侵的威胁，将会是不负责任的。可是，这个侵略比起以前来说将困难得多，而苏联官僚层将要付出更高昂得多的代价（包括在苏联国内）。整个国际形势鼓舞了波兰工人，并协助令波兰官僚层作出真正的让步。
在波兰国内，社会力量对比有了改变。工人阶级现在是国内占多数的阶级。比起五六年，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减弱了。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了扩展，无产阶级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有了提高。
在工人阶级内部出现了一个先锋战士层份，他们经历过七○年、七六年和八○年的反官僚斗争而变得有经验和有战斗磨练。他们对于官僚层改良自己的可能性的幻想已有很大部份消失，在五六年（高木加经验）和七○年（盖莱克经验），这些幻想很明显。
官僚层发觉陷于经济绝境中，因而它玩手段的能力受到限制。自七○年危机之后，政权首先激发了一个经济蓬勃时期，但它的燃料是欠下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大的债务。官僚层企图以工人生活水平的上升，来作为它重新稳定控制的基础。可是，官僚层的浪费和疏忽，投资的重复和“地区性、企业性自成中心”（缺乏工人真正控制时，这是无可避免的），以及官僚层所不能预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效果——所有这些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尤其是涉及工人取得的食物和消费品供应；政权两次尝试解决这困难（在七六年和七九至八○年），方法是削减工人的生活水平。工人两次都以日益强大的力量作出反应。
官僚层分化反官僚反对派的努力是失败了。共产党无一派别能提出群众眼中可信的政治出路。在六八年，声援“布拉格之春”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反对派大致上是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的。在另一方面，七○年的工人反抗差不多在知识分子中全无响应。可是，在七六年至七九年的时期，盖莱克的声望被七六年的罢工和他迫于作出的让步所削弱。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重建了一个政治反对派，他们在实际上争取了半合法表达意见的权利（“社会自卫委员会”、《工人报》、天主教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团体）。在共产党内部和周围，怯弱的反对倾向重新出现，可是它们无能力提出有群众支持的纲领或领袖。因此，当许多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教会倾向乐于避免与官僚层直接街突或避免任何群众斗争，只安于对官僚层施加压力时，八○年夏天工人斗争的汹涌浪潮在质方面改变了形势。事实上，它团结了城市和农村极大多数人民支持工人的罢工。
因此，差不多整个国家都意识到震撼社会的深刻危机，但却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赢取了反官僚的反对派的社会领导权。除了苏联军队在五六年十一月入侵匈牙利之后数星期外，这是第一次在一个斯大林主义极权工人国家有如此广泛和持久的斗争。这是苏联将来政治革命的吉兆；在苏联，社会力量关系的对比在实质上可比拟（即使不是更胜于）波兰。
在今日议事日程上的，不是社会反革命或资本主义复辟（这点在波兰只有很小的社会基础）。在议事日程上的，是要以工人阶级通过本身的民主组织来取代官僚层的独裁专政。工人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一刻也不会受到挑战，这点在匈牙利和捷克之后又再在八○年夏天由波兰罢工者的行动所美好确实。波兰工人斗争的客观冲力是工人民主和社会主义。
3．虽然波兰工人取得了大胜，但是他们仍未取得征服官僚层的最后胜利。后者仍是国家机器的主人。它继续控制了社会剩余，也因此控制了社会活动的所有决定性部门。官僚层的权力未被推翻。它受到挑战、震撼，并被迫作出一些早些时无可想象的让步。可是，它的权力仍在。
波兰工人阶级赢得的让步，长远来说是与官僚层继续统治不相容的。官僚层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它在社会里并不扮演不可或缺的经济作用。工人阶级完全可以行使被官僚层盗占的领导作用。极权官僚专政在长远来说要能存在，只能基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冷感和分离状态。如果工人继续大规模地向官僚管理挑战，官僚专政将会被宣告灭亡。
因此，出现涉及数百万人民的大规模有组织工人运动，是对于极权专政的一个死亡威胁。两者不会并存太久。不是独立的工人阶级通过连续一系列冲突之后取消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进行胜利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建立民主选举和集中的工人委员会的政治权力，就会是波兰官僚层在苏联及东欧的“兄弟国家”的强力支持和鞭策下逐一消灭工人在八月底九月初取得的让步。
在这个将来对抗冲突的阴影下，波兰政治反对派、工人阶级和甚至领导罢工的先锋等内部的某些流派，正试图避免这个冲突，寻求将新的独立工会的活动限制于只是保卫工人的目前经济利益。官僚层方面则推进同样的方向，作为它磨蚀、限制和最终消灭八○年夏天的工人成果的企图的一部分。
可是这个企图是注定失败的。在一个建基于主要生产资料和贸易都国有化的社会，任何经济问题自然成为政治问题。在消费领域任何有广泛基础的工人要求，就立即会提出一些问题，涉及重组生产、经济政策和计划，以及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国民总产值在主要部门间的分配（消费资金和投资资金；生产性消费资金和非生产性消费资金；工业和农业的投资资金，生产、分配和运输的资金；个人消费资金和社会消费资金；等等）。
波兰工人完全意识到由于官僚计划内有的不合理投资决定、由于浪费、疏忽和计划的任意制订而没有群众的改正控制，因而经济出现昭彰的失调。工人提出两个答案来答复以下的论调：“如果生产不提高而工资增加，就自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简直不会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首先，工人指出，进行消费的不单是工人，而且是富裕的官僚和富有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减少他们得到的部份，削减他们的特权，增加平等，就可以增加工人的消费而不一定需要增加生产。
第二，增加生产不一定连系于投资的新的增加，而要以减少工人消费为代价。生产的增加，可以通过更好地运用众所周知的极低利用率的生产资源，更好地平衡农业和工业生产，消灭官僚管理的弊病（它们引致工人对生产的冷漠）。
这样提出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问题，——朝向工人控制，这个要求已在许多工厂和城市提出来。
换句话说，在有如今日波兰的工人国家的架构里，任何工人目前的经济要求，结果成为别于官僚层提出的经济政策的其它政策。这点可清楚见于格但斯克罢工委员会最初的廿一点要求。现在仍然过早谈及这些不同的经济政策的制订，会否由新的工会或其它如“工人委员会”的组织提出，后者从四五年和五六年以来仍然在法理上合法存在（虽然它们已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但无论表达工人要求异于官僚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渴望的是什么组织，与官僚层统治权力不兼容的是这个趋向本身而非某个特别组织。但在一个工人国家，任何独立工人群众组织都有朝向这个发展的倾向。因此，在八○年夏天诞生的独立工会与官僚专政之间的冲突是无可避免的。它们要被迫消灭对方。
在八月和九月初的协议达成之后，官僚层便立即寻求蚕食罢工的成果。它有系统地阻碍波罗的海港口区以外的新的“自治”工会的建立。在每一处，包括在格但斯克，它都试图阻挠（即使不是阻止）由工人自己控制的工人报纸的出现。它施压力于工人，威胁他们如果脱离“官方”工会就会失去他们的社会福利。又或者，它试图改变后者成为新独立工会的完整部份（在由上委派的领袖领导下），以便削弱工会。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初步的小型战斗。其它的更尖锐得多的冲突将会发生，包括使用镇压。到目前为止，工人针锋相对地作出回答，毫不犹豫地威胁进行罢工，甚至真的再进行罢工，以便迫使政府尊重八、九月的协议。
4．反对官僚层政治权力的斗争，因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出击能力、自信和组织能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政治阶级觉醒的不平衡和不足两者之间的矛盾而受到障碍和变得复杂。东欧工人蠭起的不平衡发展以同样方向运作。这无疑是现今波兰危机的主要矛盾，如果不是这个矛盾，官僚层的权力就会一击而被扫到旁边去。
矛盾从两个平面表现出来。首先，在“自治”独立工会本身内部必须辨别最低限度三种明显有别的工人：一种是经历了八、九月最先进的组织形式的（尤其是波罗的海沿岸和上西里西亚区，但无疑也包括乌苏斯和其它一些主要工厂）；一种是参与七月至九月的罢工运动但没有达到这类组织形式的；一种是在八○年夏天并没有参与罢工，但在后来加入新工会的，特别是华沙和罗兹两个主要工业中心大部分的工人。工人先锋的份量，尤其是广大群众所承认的工人领袖的份量，在三个类别中是肯定不同的。
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波兰工人来说，阶级本能、显著的基本阶级意识和低政治阶级觉醒三者之间有显著的对比。换句话说，波兰无产阶级一个重要部分仍然有明显的政治—思想混乱，显示于宗教和天主教教士在工人中间很强大的影响，显示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流派的存在，显示于比正建立的独立工人运动更左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影响。
这个政治—思想混乱的基本原因，绝不在于波兰本国的小资农民背景的压力或是周围资本主义世界的压力。相反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这些压力在当时更为强大时，波兰工人阶级从政治觉醒水平来看是欧洲其中一个最先进的。
波兰工人运动的政治传统是其中一个最感人和灿烂的。从波兰的犹太工人中间产生了沙皇俄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同盟”，它后来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由此产生的。在第二国际时期，罗莎•卢森堡的波兰及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教育革命社会主义干部，他们在最少三个国家协助散播共产主义。波兰国际主义者与俄国布尔什维克派和德国斯巴达克同盟者并肩，在青梅瓦尔特和对抗社会爱国主义的斗争中走在前锋。在一九一八至二五年间，波兰共产党是欧洲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
目前的政治和思想混乱的基本原因，是斯大林主义四十年来对于波兰工人运动的灾难性影响。
斯大林主义首先摧毁共产党的精神和政治完整性，方法是支持一九二六年的比萨斯基（PILSUDSKI）政变。接着是盲目的派性宗派主义，令党更孤立于工人阶级。接着它正式解散共产党，在三七至四一年间肉体消灭了差不多它的所有领导干部。它扶植平庸的官僚，这些腐败和给予克里姆林宫无条件的支持的官僚，大部分是由一支外国军队带入波兰的，群众视他们为外国间谍。最后，在过去三十年来，它有系统地以沙文主义情绪“教育”无产阶级（这是违反波兰工人运动的真正国际主义传统的），窒息来自工人的任何自主或批判性行动的迹象，而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将天主教会僧侣集团的活动提升到全国唯一的半合法群众反对派，但同时以千样卑劣的干涉来骚扰教会。
在这些情况下，当马克思主义被扭曲成为替极权官僚统治辩护的理论，宗教比起一个似乎等同于可恨的官僚专政的思想能在群众眼中有更大吸引力，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思想混乱表示，即使工人阶级已经在反官僚反对派内取得社会领导权（而反对派包括了波兰国内很大多数的人民），它还未取得反对派内的政治领导权。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国家的政治演进、与官僚层对抗的结果、正来临的政治革命的成功机会——全都很大程度上要看工人阶级有多少能力在取得组织独立后重新取得它的阶级政治独立，即是说，取得社会主义民主取代斯大林主义官僚专政的明确概念。
正在建立的群众组织的存在，以及工人正经历的斗争经验，都会大大促进政治领导权的重取。一个根基于工人阶级、支持群众所有要求和斗争、并坚定主张基本的纲领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存在，毫无疑问将会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能够反对天主教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工人阶级的蒙昧主义影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明白波兰工人阶级政治觉醒正进行的特别情况。尤其重要的就是所有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共产主义的人要不妥协地在最广泛层面保卫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我们保卫的不但是罢工权利和组织自由（包括政治组织自由），而且是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无限制的宗教自由。我们不但不批评或是反对格但斯克罢工者争取到的教会使用电台电视的权利，而且欢迎这个朝向打破官僚垄断大众传播媒介道路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正确地给予天主教流派的权利也应同时给予工人阶级和反对派内所有流派：“社会自卫委员会”、工会流派、不同社会主义流派；共产主义反对派。
以行政手段或镇压手段反对宗教和教士，是完全无效的，而且只会加强它们在群众里面的份量。反对反动思想的唯一有效斗争是进行公开的思想和政治辩论，迫使僧侣集团对于重大的日常政治问题表示他们的立场（例如韦辛斯基主教在八月呼吁秩序和走回工作岗位；例如教士反对节育和堕胎的立场）。只要有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其它群众出路存在，这就会帮助减少教会在无产阶级和年青人中间的影响。
此外，说罢工中和反官僚反对派中的教会和小资产阶级力量起大作用的指责，纯粹是虚伪的。官僚专政的辩护人很容易与这些力量找到共同的政治语言。官僚层有关“民族利益”和民族主义的呼吁，以及拒绝明确基于工人阶级的利益的立场，容许了官僚层最有弹性的一翼在知识分子、天主教僧侣集团和一部份工人阶级中间取得共鸣。但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和自信越是增加，这些意见就越会丧失它们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
5．另外两个社会阶级在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波兰社会有比重，虽然它们的比重大大小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波兰农民比起一九三九年或五六年的社会比重小了。它在五六年争取到强迫集体化的结束和私有财产的恢复之后。它在今天是极为分化的。大部分小农非常贫穷，只有一公顷至一公顷半的农地，而土地的开垦是古老的、缺乏机器工具的方法。它已带来重要的斗争，例如七八年的牛奶罢工。它正开始自我组织起来。这些小农群众了解八○年夏天工人罢工的合理不满，并公开表示他们的支持。他们已经开始发展自己的组织，相等于“自治”的独立工会，能够与有组织的工人共同制订解决为城市供应食物和给农村供应工业产品的最迫切问题的方法。
在目前时期这类独立的“自治”组织的合作，将会准备坚固的工农联盟的领域。在政治革命胜利之后，贫农自由地、不用武力地创立农民合作社，同时有现代化农业机器大量引进合作社内，这就会保证合作社成员从一开始就享有优越于现今苦况的生活和文化水平。
因此，今日成立的独立工人工会和独立贫农工会两者的联系，可以成为明日民主社会主义波兰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和贫农委员会两者的合作。在农村中三、四百万半无产阶级（这些小农同时是在市镇中工作的雇佣工人）的存在，造成了两个阶级之间一个自然的社会联系，方便了首先是农民工会然后是农民代表委员会的出现。
与这些小农群众并存的是少数富裕的农民，他们在过去廿五年来显然致富了。他们每个农场有大约十公顷至廿五公顷的土地，有许多机械，容许他们有盈利地进行现代农业耕作。这个较富裕的农民层份欢迎五六年的改革，认为是一大胜利。它同时与官僚层坚固联系（它很好地结合入官僚层内，尤其是在地方性平面），也与天主教僧侣集团坚固联系，它成为它们两者的中间社会联系。这个层份垄断了剩余的食物，它将剩余供应城市或出口。现在迫切的是将工人阶级从对这个富农层份的依赖性解放出来，方法是发展现代化的合作部门，有着高度劳动生产力，它可以产生自重组的工农联盟。
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识字的快速发展，产生了一个比以往大得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层份，（现？）在这层份可以加入（尤其是在五六年和七○一七一年的改革之后）一个服务部门的独立小企业者层份，他们像富裕农民一样很快就致富。
后者与官僚层处于共存的状态，主要是基于贪污和互惠。但知识分子层份则与专政有矛盾的关系。它在几次（一九五六年、六八年、七○至七一年和七六年）表现了不敬的批评精神，在艺术领域（在戏院、剧院、画报、和诗歌）以及某些社会科学上尤其清楚表现了出来，可是，它特别偏向于政权的民族主义论调，而与马克思主义只有很弱的联系。
这个层份接受官僚层一系列的政治格言，在七七至七八年间倾向于认为打击工人阶级的紧缩政策是不可避免的。它乐意让步于打击工人斗争的“苏联入侵”论调的要胁。它的影响甚至存在于“社会自卫委员会”内。但是，八○年夏天工人大罢工的兴奋经验无疑将会激发知识分子中间新的分化。被斯大林破坏了的波兰马克思主义光荣传统将会主要在工人中重新兴起，但也将会被愿意坚定站在工人阵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
6．波兰官僚层已被罢工浪潮深深震撼，它内部也因如何作出反应这问题而越来越多分歧。当全国总罢工的幽灵出现时，官僚层内的分歧变成恐慌。只有从这个恐慌的角度看，方可解释八、九月的投降。
官僚层最后选择的策略，是不惜任何代价停止运动，因为它不能镇压、阻遏或分化这运动；官僚层指望迟些当运动退潮时再取回作出的让步。这个过程也需要最高结构的大改组。当一个独立工人运动不是退潮却反而是蓬勃扩展时，官僚层面对的越来越复杂的策略性问题将无疑引起许多新的分歧和重组。
苏联官僚层首先是恼怒于波兰官僚层在重新建立对工人阶级的控制上明显的无能，接着是深深忧虑波兰政权必须给予罢工者的让步的程度。它正确地恐怕这些让步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在苏联本身所引起的国际性反响。
它在同时于不同平面上作出反应：以静默淹埋罢工的发生和重要性、罢工者的要求、协议的内容等；大力诬蔑罢工者、罢工委员会，尤其是独立的“自治”工会。说它们由“渗入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所摆布，同时也等于中伤波兰工人阶级本身（有完全工人民主的四百万工人被说成被敌人摆布）；威胁会停止经济援助，并不甚掩饰的军事干预的要挟；以及试图联系东欧所有官僚主义政权共同对抗“波兰病毒”。
到目前为止，它这个策略有某些成效。尽管匈牙利的加达政权显示某种“独立性”，“人民民主”国家的官僚层由于全都恐惧本国工人阶级因波兰例子而鼓舞唤醒过来，因此全都与克里姆林宫联合在同一阵线；它们全都施压力于华沙，要华沙逐步令形势“正常化”。的确，东德官僚层未能在东德无产阶级之前隐瞒波兰工人的要求或是波兰工人争取到的胜利，因为东德人民能够收到西德电台电视而得到全部资料。但这并不阻止东德官僚层高声尖呼警诫“电报指导罢工委员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就如布拉格（捷克）、索非亚（保加利亚）和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官僚层的反应一样。
中国官僚层由于本身的原因，采取了一个不同的路线。它同情地公布罢工者的要求，似乎要准备发动中国人民大动员反对它以为会发生的苏联的快速干预。它已经自食其果，因为许多工厂的中国工人将要求波兰工人所争取到的同等权利。
在目前，克里姆林宫仍然依靠华沙官僚层逐步重新控制波兰工人阶级，同时准备更彻底解决的阵地。波兰官僚层越是显得无能力停止波兰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治化。这个蠭起浪潮对其他官僚化工人国家造成的反响就越大，克里姆林宫想军事介入的企图就更大。只要政治革命仍未同时在几个“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而群众政治活动的觉醒仍不影响到苏联本身的无产阶级，那么，军事干预仍然在技术上和政治上是可能的。
但是，所有这些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和独裁专政的危机，正是朝这个方向逻辑发展。波兰罢工的初期直接反响并不激烈：东德“德意志铁路”工人的罢工（但他们住在西柏林），和几个东欧国家一些异议组织和一些年青人小团体进行声援运动。但独立“自治”波兰工会的存在、合法运作、纲领和有效作用越为人们所知，它们的吸引力将会越加影响“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工人阶级部份。
这就是为什么时间对于波兰工人阶级是有利的，只要它的群众运动和活动不退潮。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干预的唯一保证，是这个运动的国际性扩展。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今日是波兰工人阶级明显的政治需要。
资本主义欧洲和帝国主义整个资产阶级对于波兰工人阶级蠭起的恐惧，是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那样害怕。他们担心这个例子对他们本国工人阶级会有影响，担心西欧、北美和日本的工人会采取“波兰式”反应来对付资本家的紧缩措施。这个恐惧同时发生于工会官僚、共产党和社会党身上，他们害怕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会要求“自治”工会，亦即有工会民主，罢工委员会在罢工者群众大会上如波兰工人那样民主选出。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反动势力（包括所谓欧洲共产主义政党）一方面“口头”支持波兰工人和寻求利用罢工来达到反共产主义宣传目的，而另一方面如释重负地欢迎罢工结束，欢迎华沙避免正面冲突的“明智”。
国际资产阶级给予华沙政权的实际支持，并不限于柏拉图式纯精神上的声明。它所采取的形式，也包括超过十亿元的贷款，让波兰官僚层可以渡过偿还巨额外债的实时困难，让它也可以有更多余地与波兰工人和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周旋。
资产阶级与官僚层一样，恐怕波兰会有胜利的反官僚政治革命，视它为致命的威胁；它将会有力地刺激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欧及苏联的政治革命的扩展。在雅尔塔会议（1945）和波茨坦公告（1945）所创造的欧洲无产阶级分裂状态的整个架构将会受到威胁。
对于一些人说华沙官僚层权力被推翻就会给欧洲和世界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我们回答说这是一个可耻的谎话。东欧和世界工人阶级越是强大和活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就越退缩。工人阶级以百万计地动员时（如六八年的法国和八○年的波兰），就是对抗世界大战疯狂自杀的最佳屏障。欧洲（无论东欧还是西欧）的无产阶级胜利将会在美国和苏联无产阶级中有深远的震荡反响。那些促进、鼓励或是容忍核武器竞赛的人，和那些令工人阶级沮丧、分化和消极的人，实际正鼓励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动力，而不是那些走上工人阶级夺权和行使权力的道路的人。
7．罢工以及二百万波兰工人的胜利，强调了在整个世界革命过程中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日益重要性。它越来越确证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所有三个部门已起的支配性作用；三个部门是半殖民地国家的不断革命，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极权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它又一次压倒性地驳斥了所有那些理论家，他们用自己个人的失望来分析历史，倾向于拒绝无产阶级，因为世界革命的不平衡节奏并不尊重他们的任意和先验的时间表和图式。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后，在意大利工人阶级近十年典范的战斗性之后，在巴西工人阶级壮大的蠭起之后，在伊朗和尼加拉瓜的惊人城市起义之后，波兰罢工再一次证实以百万计的工人在团结的、集体的斗争中的典范能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
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以日增的同情和热情跟随了波兰工人阶级的兄弟姊妹的典范斗争。当独立工会组织、发展和保卫八○年八、九月的成果，并试图实现工人阶级制订另一社会和经济政策取代官僚层的能力时，这个同情就会连同有新的意识的出现，认识到社会主义真正的性质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行出路，就如“布拉格之春”的时候一样。对我们这些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敌人来说，我们只会欢欣，因为这个日益提高的意识将会越来越培育在资本支配的国家内的反帝和反资斗争。
可是，正因为悬在“波兰夏天”之上的主要威胁仍然是由苏联军事干预支持的镇压，同时因为“波兰夏天”是无产阶级世界兴起的重要部份，因此这个普遍同情必须转化为真正活跃的声援运动，令国际力量对比转变到有利于波兰工人阶级。声援运动越强大，镇压性干预就会越困难。战斗将会决定于国际平面。国际有组织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可以转变力量对比使有利于波兰的兄弟姊妹。
尤其是在工会运动内，现在是有可能建立与波兰独立工人运动的团结联系。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可以派遣代表团到波兰收集资料，诚实地将波兰“自治”独立工会的真实情形告诉他们的工会会员，以便对抗官僚层和资产阶级的错误资料。得到资料后可进行具体支持：波兰工会分子需要援助，包括忠告、技术和经济援助，以及建立独立工人报纸的协助。支持可以导致工会支部间相互紧密联系，以及建立工人阶级内大型资料宣传运动（关于波兰无产阶级的组织的实际意义）。
这类有系统的声援宣传运动有一个特别的重要性，就是抗衡主要由共产党影响的工会联盟内克里姆林宫的压力（意大利的CGIL，法国的CGT，西班牙的CCOO，葡萄牙的CGTP，和半殖民地国家各类联盟）。其中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联盟与联盟之间、和越来越多国家的工会联盟与波兰“团结”之间的正式联系。
同时，重要的是继续战斗对抗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北约组织、巡航导弹引进欧洲，等等。这个战斗有一部分是要反对美国“劳联—产联”最高官僚架构的“国际部”的反共产主义阴谋手段，反对美国东岸码头工人工会的打击波兰货物的反动杯葛，以及反对任何同类亲帝国主义行动，它们只会伤害波兰工人的奋斗事业。
第四国际成员在发展声援波兰工人的支持运动中有着特殊的责任。第四国际完全赞同他们的目标。发展声援波兰工人的运动，是建立第四国际的一个完整部分。
国际工人与波兰工人团结万岁！
波兰独立工人运动万岁！
打倒极权官僚专政！社会主义和民主波兰工人共和国万岁！
克里姆林宫不得插手波兰！波兰国家有自决权！
打倒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争取东欧和苏联的政治革命胜利！
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
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万岁！ |
声援萨尔瓦多人民！声援马地民族解放阵线！——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1981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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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萨尔瓦多人民！声援马地民族解放阵线！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呼吁（1981年1月13日）
在马地民族解放阵线（马解阵线）的呼吁下，起义运动在1月10日星期六在萨尔瓦多全国发动。
自那时起，马解阵线战士的进攻，已对军政府的军事力量造成严重的打击。
在1月11日，当数十个目标被同时进袭时，许多军官和士兵加入起义者阵营。
在首都几个中心地区和城郊，全部市民都起义了，并筑起路障。
革命军的旗帜，在Chalatenango，Metapan，Zacatecoluca和Perquin几个地方飘扬。
当它的正规部队扰乱国民警卫军和空军总部机关时，马解阵线呼吁人民在各处成立人民权力的机构，加强和组织动员工作。
1月13日，发动总罢工的呼吁已作出，尽管罢工者受到威吓、强迫工作，甚至冷血地和作为儆戒地被谋杀，但是交通系统、商业和工厂在罢工运动开始后数小时，就大致被瘫痪了。
军政府的新的大屠杀，自1月11日以来被它取去的数百（即使不是数千）性命，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的文人代言人的弥天谎话，都无法改变现已在萨尔瓦多开展的新局势：在革命民主阵线和马解阵线的呼吁下，绝大多数人民作出反应，起来要结束文盲、痛苦、饥饿和死亡，要终止这个政权、寡头独裁者和美国帝国主义强加他们身上的超级剥削和恐怖统治。
究竟需要多少艰苦的战斗、新的牺牲和更多的苦难，才能使萨尔瓦多人民取得坚稳的胜利？
军政府无法令局势重新稳定，已向里根发出直接的呼吁。卡特已作出反应，恢复和增加军事援助。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独裁政府的军队，已经集结在萨尔瓦多边境了。
在古巴革命胜利22年、苏莫沙（即索摩查）倒台18个月后的今天，萨尔瓦多胜利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第四国际各组织和战士正动员起来，争取萨尔瓦多人民及其前锋马解阵线取得胜利。
立即地以任何形式组织大规模的和战斗性的声援，是首要的事情。这也是今日反帝的国际主义的斗争的首要事情。
反对任何帝国主义干预萨尔瓦多！
美国、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委内瑞拉不得插手！
与军政府断绝所有关系，要承认革命民主阵线！
保卫尼加拉瓜革命和古巴工人国家，它们支持萨尔瓦多的斗争，而且受到帝国主义反攻的直接威胁！
支持萨尔瓦多人民打倒压迫者和屠杀者！
胜利属于马地民族解放阵线！
1981年1月13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1年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
答允爱尔兰绝食者的要求！——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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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允爱尔兰绝食者的要求！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2月15日）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重申它支持现今囚在长基监狱（即麦兹监狱）H座和亚尔马女子监狱的爱尔兰政治犯。
我们特别声明我们绝对支持现在进行绝食至死行动的政治犯，他们正以此来争取政治犯的待遇。
他们的要求包括：囚犯有权穿着自己的衣服；有权不做监狱工作；有权自由与他人结合，并组织自己的消遣和教育；有权享用刑期的宽免日；有权接待访客和收邮件。
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曾宣称不会向犯人作出任何让步。
这些权利在1972年曾赋予爱尔兰政治犯。英国政府在四年之后任意将之取消。英政府宣称有的犯人只是“一般罪犯”，这是完全虚假的。犯人是在无陪审团的法庭上受审这个事实，是他们性质特殊的一个明证。
此外，有声望的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特赦会”曾报导说，这些囚犯有许多被施酷刑，以迫使他们签署“四招供”书。在百分之九十的情形，这类“招供”书是犯人被判有罪的唯一根据。
爱尔兰共和党囚犯被禁锢，只为了一个原因——英国继续占领爱尔兰东北部。英国在爱尔兰建立的监狱，是人民反抗英国占领的后果。
自从英国帝国主义在违反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意愿的情形下强迫爱尔兰分割为二，至今已六十年。在爱尔兰东北六个郡建立人为的、英国占领的小国，是对民主和自决原则的践踏。因此，继续抵抗爱尔兰被分割的人，是为了民主而进行抵抗的。
对爱尔兰共和党囚犯的严酷对待，一点也没有减弱这个抵抗运动。相反地，绝食抗议已触发起过去八年来最大规模的街头人民游行。在绝食抗议行动进行前夕，在11月22日，同等数目的人参加了都柏林的一个抗议集会。
英国帝国主义为了对付这个抵抗，在北爱维持超过三万名警察和军队的“保安力量”，以便控制少于150万的人口。英国统治阶级也拥有右翼的、亲英国的“保皇党”匪帮支持者，后者现正威胁会发动一场对抗北爱尔兰共和党领袖的战争。在这个情况下，发动国际运动以支持爱尔兰的反帝抵抗运动就更为重要了。第四国际誓言支持这样的声援运动，并在向绝食者的英勇精神致敬的同时，认识到解决爱尔兰冲突的唯一持久性方法，就是英国立即完全地撤出爱尔兰。
【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1980年12月15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第2期第八卷（总第50期） |
立即停止屠杀支援正在斗争的萨尔瓦多人民——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立即停止屠杀支援正在斗争的萨尔瓦多人民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2月5日）
军政府及其反革命党徒在美帝支持下正对萨尔瓦多人民犯下更多的罪行。自今年年初以来，被镇压的受害者已有一万人。
Chacon，Alvarez，Escobar，Mendoza，Hernandez及其他政治流派和群众组织的领袖，最近被刺杀了。乡村和农业收成被毁，农民受到野蛮报复。最基本的民主权利被完全镇压，所有不站在凶手一方的人都受到暴虐的恐吓。这就是在1979年10月建立的政权的结算表，这个政权获得美帝、拉美的“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及其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的国会团所给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
里根将上台成为美国总统比他的前任人更少兴趣于人权宣传，有可能更加鼓励萨尔瓦多政府发动最坏的独裁政权也很少可以比拟的反动暴虐。
可是，萨尔瓦多人民身受的极度痛苦的损失，以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日增的介入威胁，并无收到统治者所预期的后果。相反地，工农群众、学生和其他被压迫层份进行的斗争不断增长。今天，革命组织得到从未有过的大量支持，虽然不断遭遇困难，但它们已成功地在更高的层面团结起来，对抗日益失信的军政府——军政府甚至已失信于以前曾支持它的那部份人。解放战士人数现已达几万人，而一些地区（如摩洛赞Morazan）已全都为他们所控制。反抗政权的新攻势现在计划中，对军政府及其帝国主义主子们进行越益猛烈的打击。在解放区成立革命政府的议程正在讨论中。
美帝及其欧洲和拉美盟友的领袖，从其观点出发，完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们知道在不久将来，萨尔瓦多群众可以赢取到历史性胜利。他们也知道危地马拉实际上是一个火药库，该国的力量对比正演变成有利于群众及其组织。他们认识到尼加拉瓜革命正深化，而“桑定尼斯达（即桑地诺）解放阵线”领导不但没有受慑于资产阶级的手段花招及帝国主义者发动的罪恶行动计划，反而决意前进，国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认真对抗它。他们知道古巴工人国家保证积极支持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今日正斗争中的人民。
帝国主义在这里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如果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胜利了，帝国主义在这个关键性区域的战略地位（1979年7月19日的尼加拉瓜起义已严重削弱了这个地位）就有可能瓦解。正因他们估计到现今事迹的重要性及其可能有的动力，华盛顿及其盟友才明显地增加了他们给予军政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他们将会尽其所能避免遭受挫败，这个挫败将会比他们因古巴革命遭受的挫败更具灾难性。
他们仍然在运用非常可观的资源，如果低估他们将会是一个错误。如果直到现在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都证明不足够，那么他们就可能发动军事介入，或是透过第三者，或是直接地介入。因此而引致的冲突可能导致一个大的国际对抗。
国际工人运动必须意识到中美洲危机的所有意义。它必须动员起来履行其国际责任，援助萨尔瓦多人民及其革命组织。发动一个国际运动的行动，必须放在议事日程之首。工会组织，尤其是在拉美、西欧和美国的工会组织，必须投身于前列，不能坐视整个国家的人民受到有系统的屠杀。
应该组织行动，要求：
●立即停止镇压；
●尊重民主权利；
●释放政治犯；
●惩罚犯罪行者；
●所有国家断绝与凶手军政府的外交关系。
同时，可以且具体的经济和医药援助送给“马迪民族解放阵线”及其组织，以表示声援。必须警觉起世界舆论提防帝国主义介入的实际危险。必须表达出对于介入的最强烈反对。
打倒军政府！
国际声援萨尔瓦多人民及其战斗组织！
支持“马迪民族解放阵线”！
反对帝国主义介入中美洲！
声援危地马拉群众的斗争！
不得插手尼加拉瓜革命和古巴工人国家！
1980年12月5日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第2期第八卷（总第50期） |
介绍菲律宾新兴的几个群众政治组织（毕迪尚，1986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介绍菲律宾新兴的几个群众政治组织毕迪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3卷第12期（总第120期）1986/12在推翻马可斯独裁政权的过程中，民众广泛动员；86年2月阿基诺夫人上台后，民族民主任务仍急待解决，这就引发起左派力量进行热烈的辩论探索，同时，民众的组织也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少新的组合。86年12月8日出版的《国际观点》，载有一个菲律宾特辑，其中一组文章是三个新成立的组织的代表人物在86年8月接受访问，介绍这些组织产生的因由，谈论它们的立场和前景。读者可以通过这些访问记，了解今日菲国活跃多元化的政治局面，以及探究推广民主参与，落实民众权力的方法。以下是三个访问记的节译。*****组织：推广人民民主志愿者组织（VPD）VOLUNTEERSFORPOPULARDEMOCRAGY被访者：杜力EDICIODELATORRE被访者背景：『圣言组织』神父，初为了自由农民协会』牧师，后来激进化，72年成为支部『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CNL）的主席。73年『民族民主阵线』（NDF）成立时，他已是其中一名领袖，后被捕，在狱中度过5年多。8O年去罗马，82年4月返国时再度被捕，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获释。今天，他与莫里尔HORATIOMORALES（『民族民主阵线』前主席）共同领导『推广人民民主志愿者组织』。问：『推广人民民主志愿者组织』（以下简称『志愿者』）在菲律宾左派之中占什么位置？答：我们获释前几天在狱中开始讨论发动这组织。我们分析政治局势和必须的任务时，得出结论：虽然阿基诺夫人做了总统，但独裁制度仍未完全瓦解，因此斗争必须继续。为了对抗想巩固『精英者民主』的势力，我们认为必须推动人民民主的兴起。人民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名词，它所包含的内容有直接民主——不倚赖于传统的政党，同时有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度。由于有必要推动符合人民需要，重组左派和中派力量的政策。因此应成立一个政治联盟。此外，政府内新任命的进步官员叫我们协助他们推行工作，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组。所以，『志愿者』一方面设立工作组协助政府内开放、进步的一翼，另一方面在政府之外干预群众运动，协助成立一个政治联盟。问：你们与『新爱国同盟』（BAYAN）和『人民权力』（LAKAS）是什么关系？答：我们本可参加『人民权力』，但支持阿基诺夫人的一些派别和民族民主派一些人士都不想加入『人民权力』，而我们也不想加入『新爱国同盟』。所以，我们选择不是成立第三个联盟，而是作为一个连系，连结起『人民权力』和『新爱国同盟』。我们不想成为一个新的政党，也不想认同任何现存的政党，但我们认同民族民主运动。『人民灌力』也像我们一样，正发挥『人民权力』这个主题．我们应该帮助它将理论付诸实践。问：你们其中一个工作是支持政府内进步一翼。这样会否被人视为合模于资产阶级政府？答：我们对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全无幻想。到现在仍没有任何重要的社会或经济变革。但二月以来，却事实上有了一些改变，我们要最大地利用目前局势所赋予的机会。我们要在两个平面活动，一方面是与所有民主份子形成一个共同阵线来对抗新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推动人民民主以对抗精英者民主。问：你能否解释人民民主是什么意思？答：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研究，也未曾试行人民民主的真正形式。每个人对人民民主会有不同的定义。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是人民议会（POPULARCOUNClLS）。菲律宾大学法律中心在讨论宪法问题时谈到这点。我特别重视随时撤换代表的权利，在选举和制定法律上人民有直接主动的权利和进行全民投票等。这些都是人民民主的一些内容。我们希望能在一些市长是进步人士的省份进行人民议会的具体实验。问：『二月革命』后，左派内（包括菲共内部）进行了一连串讨论。你有什么评价？答：我认为这些辩论对于整个左派来说都有正面意义。菲共的自我批评和内部辩论，在左派中引起不错的反应，认为终究仍可在菲共内部进行辩论。但辩论本身并不证明是民主。我认为左派仍要继续发挥民主精神。值得重视的是不同的意见现在可以得以表达。在菲律宾左派中间，多是口头的讨论，文字的讨论仍极为不足，这点有待改善。问：你能否简介『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答：它可称是『民族民主阵线』内的宗教一翼。它最初发展时是自发的。1972年实行军法统治后，菲共成为唯一能够保护活动份子免受镇压的组织。『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也受到菲共领导的地下工作网保护。1981年『基督徒争取民族解放组织』召开第二次大会，决定进行它自己的一项工作，就是改革教会。在菲律宾马克思主义方面。关于教会的问题仍是一个理论空白。问：『民族民主阵线』代表什么样的阵线？答：『民族民主阵线』受到军法统治（1972—86）的深刻烙印。在军法统治下。只有菲共和回教的『莫洛民族解放阵线』能够有效地活动。所有地下组织都要接受由菲共领导的联合阵线，舍此无其它选择。因此，『民族民主阵线』是菲共领导的运动，其中一些参与者并不属于菲共。这个阵线是所谓『民族民主派』合作的场所，他们都参与争取民族民主目标的长期斗争，但不加入菲共。1982年，曾有尝试结合不是毛派源始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派人士；当时已草拟好一个『民族民主阵线』新的政纲。这个结合并无实现，却也克服了以往的敌对关系，建立了实际合作的非正式关系。将来，本身是联合阵线的『民族民主阵线』，有可能与其它力量结成一个更广泛的联合阵线，进行合法、半合法的群众活动以及地下革命斗争。我觉得菲律宾的进步运动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联盟，并结合一些国际因素（例如苏联阵营的作用）和国内因素（例如社会民主派的作用）。*****组织：人民党PEOPLE'SPARTY（PNB）被访者：西松JOSEMARIASISON被访者背景：1967年因批评党领导，被亲苏的菲共（PKP）开除出党；1968年12月创立『新』菲共（CPP），任主席，直至1977年11月被捕。阿基诺夫人上台后获释，不再在菲共内起领导作用。在西松发动下，作为表达民族民主流派的人民党在86年8月成立。问：人民党将会扮演什么角色？答：民族民主运动第一次采取政党的组织形式。以往，民族民主群众组织在政治平面的活动太狭窄，经常没有任何选择，迫得要支持上层阶级的代表人物，支持传统的政党，这就方便了上层阶级的政党从它们那里吸收党员。现在，有了人民党，可以填补这个政治空白。人民党的民族民主政纲．与其它许多民族民主联盟类似。我必须指出人民党党章的一个规定：不少于6成、不多于7成的市级以上机构的领导者必须来自工人、农民群众运动，这就可保障党的人民性质，也可在劳动群众中间培养领袖人才。人民党也重视政治教育工作，它围绕与群众有切身关系的问题来组织、动员群众，所以，人民党不像一般传统政党那样．只在竞选期间才活动。人民党会不间断地与压迫、剥削人民的人斗争。在现阶段，人民党提出的口号，可能是反对失业、贫困和无耕地。争取就业和土地改革的要求，易于立即团聚全国的群众运动。在提出这些要求时，也就会同时批判引致失业、贫困和无耕地的社会制度。问：人民党是合法的政党。它与菲共和新人民军是什么关系？答：我不能替菲共说话，但我可以尝试比较人民党和菲共的关系。人民党不是菲共的竞争对手或敌对者，也不是菲共的延伸或取代物。我觉得菲共继续会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党。领导菲律宾革命和广大的菲国群众。人民党并不自称为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党，它甚至不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举例来说。你接受了革命观，那么，你会怎样比较斗争的合法形式和武装形式？当然你会把武装斗争放在首位，因为它此合法斗争更为重要。不是吗？问：那么．人民党的成立并不表示菲共已放弃武装斗争路线？答：如果我回答你的问题，就等如承认人民党与菲共之间有某些开系。不如这样说，我个人觉得，人民党的作用不及革命组织大。后者能更有效地彻底地改变菲国社会。但人民党有自己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它与其它组织例如菲共有共同立场。人民党会避免会令它受到法律制裁的组织性连系。人民党的成立并非菲共的合法化。我认为共产党争取合法化的最佳途径，是夺取到政权，又或争取成为新的联合政府的一份子，而同时能继续维持它的革命事业。问：人民党会否参与竞选？答：会。今天有可能这样做。今天有许多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但选举斗争并非首要的。我们有必要建立支持人民党的广泛群众基础，也要面对传统政党背后的金钱势力。问：人民党有多强大？答：党员已有几千。[按：从8月成立到12月底，党员已逾10万]『新爱国同盟』的成员组织有2百万会员，他们是人民党吸纳党员的基地。可以说，它是我们发展的潜力。我觉得人民党可以是由南至北广泛扩散的，马尼拉则会是其中一个主要据点。可以肯定的是，新爱国同盟强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民众沿民族民主方向趋于战斗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问：这是否表示人民党取得的群众支持可达1千万？答：它有潜力达6百至1千万。但人民党要自己做功夫，不能依赖其它组织。事实上，它吸收党员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开始时，人民党的干部成员来自民族民主群众组织和群众联盟。然后，人民党就发挥本身的动力，有本身的政治和组织特性。问：你觉得人民党能获得多少选民支持？答：它肯定可以在全国成半至两成地区成为第一大党。在其它地区，它的候选人也可以与其它政党联盟而获选。问：菲共对于在总统竞选中采取杯葛政策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你有什么意见？答：菲共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错误，它令革命左派不能取得更大成果，但这并不表示它失去了以往的支持。菲共并不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它并不认为武装斗争已不需要，或是武装斗争要从属于其它斗争形式。问：你曾说人民党将来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已有几个群众组织存在了……答：人民党始终会需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但它们会与其它民族民主组织有合作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5千4百万人，而最大的民族民主组织『新爱国同盟』也只是组织了2百万人。更多的民主努力不会对革命运动有害！从一个非常革命的立场来看，可以说，只要仅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和一支人民军队，那么．群众组织的民主扩散就是很好的事情。问：照你看，经过最近的事变，菲国左派今日的发展有什么特点？答：菲律宾的基本问题，例如美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没有解决。二月激情过后，明显地，菲国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仍持续。在今日的政府和军队中，已有3个派系互相倾轧。我认为，统治制度正腐化，革命力量则在巩固力量。问：你认为联合阵线的实践，在二月前和后有无分别？答：联合阵线作为一个阶级路线是一贯的。它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基本的联盟，它们是革命联合阵线的稳定根基。然后就是联合阵线的第二层次，就是劳动群众加城市小资产阶级。再然后就是中产的资产阶级，最后，就是利用剥削阶级中间的分裂和矛盾。联合阵线所有层次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孤立和消灭最反动的势力，使我国从外国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拉则会是其中一个主要据点。可以肯定的是，新爱国同盟强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民众沿民族民主方向趋于战斗性的地区，人民党也会强大。问：这是否表示人民党取得的群众支持可达1千万？答：它有潜力达6百至1千万。但人民党要自己做功夫，不能依赖其它组织。事实上，它吸收党员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开始时，人民党的干部成员来自民族民主群众组织和群众联盟。然后，人民党就发挥本身的动力，有本身的政治和组织特性。问：你觉得人民党能获得多少选民支持？答：它肯定可以在全国成半至两成地区成为第一大党。在其它地区，它的候选人也可以与其它政党联盟而获选。问：菲共对于在总统竞选中采取杯葛政策作了自我批评检讨。你有什么意见？答：菲共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策略错误，它令革命左派不能取得更大成果，但这并不表示它失去了以往的支持。菲共并不认为杯葛政策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因为它并不认为武装斗争已不需要，或是武装斗争要从属于其它斗争形式。问：你曾说人民党将来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这是什么意思？现在已有几个群众组织存在了……答：人民党始终会需要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但它们会与其它民族民主组织有合作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有5千4百万人，而最大的民族民主组织『新爱国同盟』也只是组织了2百万人。更多的民主努力不会对革命运动有害！从一个非常革命的立场来看，可以说，只要仅有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和一支人民军队，那么．群众组织的民主扩散就是很好的事情。问：照你看，经过最近的事变，菲国左派今日的发展有什么特点？答：菲律宾的基本问题，例如美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都没有解决。二月激情过后，明显地，菲国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仍持续。在今日的政府和军队中，已有3个派系互相倾轧。我认为，统治制度正腐化，革命力量则在巩固力量。问：你认为联合阵线的实践，在二月前和后有无分别？答：联合阵线作为一个阶级路线是一贯的。它首先要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民有基本的联盟，它们是革命联合阵线的稳定根基。然后就是联合阵线的第二层次，就是劳动群众加城市小资产阶级。再然后就是中产的资产阶级，最后，就是利用剥削阶级中间的分裂和矛盾。联合阵线所有层次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孤立和消灭最反动的势力，使我国从外国势力和封建势力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组织：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协会BISIG被访者：聂文祖FRANCISCONEMENZO，协会主席戴卫RANDOLFDAVID，协会副主席问：这个新组织在86年5月组成。能否简介它的性质？戴：BISIG是『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协会』的简写，但这个字也可解作手臂、劳工、协会或工会。它还未是一个政党，但也不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的成员是社会主义者，来自多个思想或实践源流——马克思主义、基督教信仰、基层小区工作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官僚式或专制式的社会主义，即以国家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我们都觉得，适合菲律宾的那种社会主义，应该彻底地异于国家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它应该是明显地带有民众色彩的，起关键作用的不应是一个中央全权的政党，而应是众多的群众组织。我们都在探索政党以外的可能性。问：协会是否二月革命的产物？聂：协会是86年5月成立的，但它的政纲却早在85年12月便确定了。我们觉得，从未有人向菲国人民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被人歪曲嘲弄，而自称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的人，却不去保卫社会主义本身。因此，我们将会进行一个推广社会主义的运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保卫它不受歪曲，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目的是为在菲国成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作好准备。即使菲共也是经常以民族主义姿态出现，甚少正面保卫社会主义。问：你们是否想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组织？戴：协会成员来自起码4个思想传统，但我们不是想将这几类人连在一起，而是想基于各人的经验，共同探索前景。我们用了足足一年时间，进行每周研讨，才决定正式组成协会。这些研讨有很大教育意义，它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例如，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优点，在于它保证了生产力的继续发展，但另一些人指出，同样重要的优点，是社会主义在道德上的优越性，马克思就谈到了关于异化的问题。所以，我们尝试发展适合我们状况的菲律宾式社会主义，并自觉地避免任何教条主义倾向。聂：当我们谈及菲律宾式社会主义时，我不希望引起错觉，以为我们有偏狭性。相反，我可以说，在今日的菲律宾，我们的看法是最国际主义的。菲共不愿在国际问题上表态，社会民主党也是。旧菲共的国际主义，则只是重复莫斯科的路线。但我们却对全球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展、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等，都非常关注。问：协会的产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戴：我们大部份人曾参与旧菲共、菲共、民族民主阵线、社会民主党等组织，但发觉与这些组织有某些基本不同点，所以离开，也有些是独立左派活跃份子，在这些组织内尝试注入他们的观点。1983年阿基诺被刺杀后，曾经有人尝试成立有独立性质的联盟团体，但两次都失败，一次是成立『为阿基诺及所有运动争取正义』（JAJA），一次是『争取实现民主的组织同盟』（CORD）。当后者尝试成立『新爱国同盟』时，它策划的基础是一般的分类：『民族民主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但这个分类并不包括所有现存的组织，于是不属于上述三类的人士，就团聚在一起，成为『独立民主主义者』，以集体身份参与『新爱国同盟』。后来它名为『独立核心』，在积极参与『新爱国同盟』一段时期后，它就脱离出来。要注意，它不像社会民主主义者或自由民主主义者那样在5月的大会上退出，而是其后才退出，是在尝试与民族民主主义者建立一个即使有限度的联合阵线的企图也失败之后。『独立核心』的成员决定继续发展，于是开展每周的讨论，来界定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又是什么特殊的政治前景使我们有异于其它团体。这个讨论进行了一年。我们全都自认是社会主义者。我们觉得在目前阶段要将社会主义提上议事日程。菲共本应也鼓吹社会主义，可是他们在公开场合仍不提出来。我们则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前景，以便工人能认同这个前景，进行一个有社会主义内容的长期斗争。问：所以，协会是多个小组织共同建立的？戴：『独立核心』是由几个组织和个人成立的。但在建立『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协会』时，我们不想用行政手段吸纳成员，例如某组织的领导成员加入了协会就等于全组织加入这个做法是有欠妥当的。所以，加入协会是以个人名义而非组织名义，我们也发动各组织讨论协会的社会主义前景。现在，已有约5成组织完成讨论基本文件的过程，愿意全体加入。聂：以个人身份吸纳成员的好处是，协会虽不会一下子膨大，但加入的成员会认同属于同一组织而不是一个联盟内部的不同流派。尽管各参与的组织仍保留着，但协会却是多个流派的合并多于简单的联盟。问：协会主要基地是什么社会层份？聂：我们最优先是在劳工运动和小区内工作。小区工作其实也是组织工人的一个途径，因为在菲律宾，有时难以在工厂内组织工人，而要在他们的住处组织他们。有人以为协会主要是以菲律宾大学为基地的知识分子组织，其实不然，因为协会内最大部份的成员是城市贫民和小区组织者，继而是工会活跃份子，接着是学生，学者只占第5位。我认为在对学术界（尤其是菲大）的影响方面，我们此其它流派有更大影响。但在我们自己组织内，我们只是一个少数。在农村．我们很弱。吕宋中部有一个团体参加了我们，但它也不是从农村来的，而是当地城市的。所以，目前我们没有多少农民干部。这是一个弱点。戴：我们的组织者大部份在农村工作，也有在农会和渔民组织工作的，但我们谨慎地不会将我们活动于其中的团体也自动地纳入协会，除非它们也认同协会的原则。问：协会成立大会上，为现阶段确定了什么主要任务？戴：自二月革命后，菲国开始有一段民主时期，不论这时期会持续多久，但我们要把握来做组织和政治工作。我们觉得起码要做两件事。一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并将社会主义者组织起来。目前，许多政治活跃工作都是围绕民族主义和民主，从不谈及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即使现在不是社会主义者能夺取政权的时候。但也不应放弃表达，解释和发挥社会主义社会政纲。二是要促进进步力量的联合阵线。菲共虽是最大组织，但它也认识到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夺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它也提出要建立联合阵线。然而，联合阵线的前提是有其它同样组织起来的进步力量存在，因此我们要发动其它组织。我们也可以扮演一个连系各进步力量的功能。问：协会有丰富的联盟和联合阵线经验。你们可否谈谈？聂：自50年代以来，一直已有建立联合阵线的努力但每次都是在一个单一的先锋领导下的联合阵线。戴：主要的问题出于在各种联盟或联合阵线中，一个最活跃最强大的组织有明确的思想立场，但其它群众组织却没有。于是，存在的不是一个联合阵线，而长一个一党阵线。另一障碍是各团体之间互有猜疑。许多合法存在的群众组织与地下的民族民主阵线或菲共有某些联系，于是其它组织会猜疑在联合阵线之外有秘密的立场。可是，以往的做法却是试图将分歧压下去，而不是互相争论澄清。然后寻求联合行动的具体基础。结果是，在合作的过程中，分歧就表面化，导致许多联盟瓦解。问：在未来半年最主要的政治事件是什么？戴：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的谈判会是第一件政治事件。第二件是军方势力在政府中的角色，尤其是恩里莱想加强他的势力。第三件是地方选举的问题，许多人都注视着阿基诺夫人会否成立她自己的竞选政党。第四件是宪法委员会提供给全民投票的宪法草案；目前仍未知各组织自采取什么立场，是反对，接受还是杯葛；但在草拟宪法的过程中，一些重要问题已浮现：经济自主化（外国在菲国的投资应扮演什么角色）、美军基地、核武器、土地改革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引起重大争论。我认为以上政治问题会在未来半年占主要位置。当然，马可斯政权的残余支持者对政府仍有威胁，但我深信他们完全无能力夺取国家权力。但如果他们与军方恩里莱一翼连手，就可以对阿基诺夫人政府造成严重威胁。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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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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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Ø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
Ø爱尔兰独立运动（1980—1981年）
Ø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
Ø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Ø韩国工人运动文献（1980-1989）
Ø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5年）
Ø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
Ø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
Ø南非工人斗争
Ø当代美国工人运动
Ø妇女运动特辑
散篇
Ø约翰·列侬访问记（1971年）
Ø论武装斗争——智利和秘鲁的教训（乌戈·布兰科，1973年）
Ø杭州发生了什么事？（军行，1975年8月15日，《十月评论》杂志第10期）
Ø我怎样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个尼加拉瓜游击战士的自述（1977年6月）
Ø三哩岛的核子灾难（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战士报》，1979年4月2日）
Ø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齐觅，1980年6月27日，载于《十月评论》1980年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
Ø英国工党大会──左派胜利还是右派反击？（微丝，1980）
Ø工党左派能够解决问题吗？ChrisHarman，1980年
Ø日本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斗争（酒井，1982年5月）
Ø“甘地传”与甘地正传（1983年4月）
Ø苏联工人阶级的现状（卡尚科，1984年）
Ø秘鲁左派的团结与「光明道路派」——秘鲁革命工人党领导人雨果·布兰科的访问记（总第89期，1984年5月）
Ø法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潮转，总第121/122期1987年1/2月）
Ø悼念格莱斯（李福仁）（罗维尔，1988年5月）
Ø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训（丹尼尔·本赛德，1997年11月）
Ø解放三十年以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社会活动家段的访问录（2005年4月） |
菲律宾政府陷入严重危机（费达文，1986年12月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律宾政府陷入严重危机费达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3卷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1986年10／1111月23日，阿基诺总统命令内阁全部25名成员辞职，并宣布她已接受国防部长恩里莱的辞职。恩里莱及其军方支持者曾威胁要采取行动，迫使阿基诺政府实行他们的政策。同时，她向民族民主阵线发出最后通牒，要在11月30日前达成停火协议，否则『终止所有进一步的谈判』。民族民主阵线是支持游击战运动的一个政治联盟，它的一位谈判代表奥金保说会谈将恢复。自从奥拉里亚——菲国最大工会联盟『五一运动』的领袖——被谋杀后（许多人相信事件与军方有关），谈判即已终止。奥金保说：『撤除恩里莱后，我们便可与政府展开谈判。』阿基诺任命伊里托为国防部长，取代恩里莱。伊里托曾在西点军校受训，50年代率领军队镇压一次农民起义。伊里托上任后，声言会部份同意阿基诺的停火谈判。政府的改组，发生在一连串工农与地主、资本家日益分化的事件之后。阿基诺面对重大压力，使它未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来压抑群众争取变革的斗争。11月20日，几十万人在马尼拉市中心游行，为奥拉里亚和他的司机阿里尼举殡。示威者要求恩里莱辞职。两日后，驻守宿务和棉兰老岛军营的军队进行集会，支持恩里莱，政变的威胁日增。宿务市上空更有军事飞机散发传单，要求阿基诺辞退『左倾』内阁成员，以及早日召开总统选举。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拉莫斯命令军官拒绝听从国防部和恩里莱支持者的指挥。接着，恩里莱被撤职。拉莫斯协助阻止恩里莱支持者的政变企图，但为此，他尝试也向阿基诺施加压力。11月21日，他与阿基诺会面，表达军队的要求——撤走一些内阁成员，对叛军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据说，军队的主要目的，是削弱阿基诺助手阿鲁约的权力，和撤走劳工部长山齐士。他们两人都是律师，都曾反对当灌者违反人权。山齐士也曾反对国防部长动用军队来对付罢工。恩里莱被撤职后，一名高级军官向纽约时报说。『危机尚未过去。政府还要依我们的要求办事。』菲国的天主教会支持阿基诺。11月21日，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宣布，会发出教会通讯，呼吁赞同阿基诺提出的新宪法，亦即确定阿墓诺六年的总统任期。87年2月2日，全国将进行全民投票，决定是否赞同新宪法，然后在5月11日，将进行选举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投票。工人阶级的期望马可斯独裁政权倒台，令工农存有新希望，但在现实中，他们却面对莫大的阻碍，这个期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加深了政府的危机。菲律宾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亚洲大部份地区。工人并不能从新政府处得到协助，所以他们要发动几百次罢工，争取组织权利和改善工资及工作涤件。有时，他们面对国防部派来的破坏罢工的军队。政府也没有履行诺言——撤消马可斯的反劳工法例。而军方却不断要求镇压五一运动。政府也未惩罚谋杀五一运动领袖的凶手。与此同时，在国际市场上，糖和其它农业出口产品的价格急剧下降，使菲国农村更陷困境。糖业巨子仍保有土地、财富和私人军队，但农民就面对饥饿威胁。尼格鲁岛有74％在15岁以下的儿童，营养不良，几间医院挤满垂死的儿童，他们都是因饥饿引起的疾病而永远元法复原的。根据华盛顿邮报报导，阿基诺任命为尼格鲁岛代理总督的人，正积极进行土地改革，这个改革是：蔗糖种植园园主可以向政府出售3成土地，以便成立商业农场，邀请外国公司投资；另外1成以低价卖给种植园的工人，使每户可以有四分一顷地。种植园园主可以保留其余6成土地。这个差劲的土地改革不能拯救目前在死亡边缘的儿童，但即使这样的土地改革，也遭受种植园主势力的反对。最近安里莱去访问尼格鲁岛后，园主更受到鼓舞。由于阿基诺政府不愿打击地主的势力，因此尼格鲁岛大量农民继续支持游击运动。9月13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对于游击队员，例如37岁的农民嘉约约来说，唯一选择是继战斗。他认为，只有一个革命政权才能给予他应得的土地。他说，『我们要继续斗争，我看不到这个政府可以做什么。』」费达文（《战士报》1986年12月5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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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
·马可斯的帽子戏法（1981年3月）
·阿基诺事件剖析（1983年10月）
·支援菲律宾人民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声明（1983年9月25日）
·菲律宾国会选举与社会局势分析（小点，1984年7月11日）
·菲国群众继续动员推进革命！（社论，1986年2月28日）
·马可斯倒台与菲政局分析（小点，1986年2月）
·苏、中对菲律宾政治斗争的态度（军行，1986年2月25日）
·美国在菲国大选前出手脚（1986年2月）
·阿基诺夫人会给人民什么？（1986年2月）
·谈反对党胜利的可能性和前景——菲共主席西松访问记（1985年12月26日）
·塞翁失马聚又散（毕迪尚，1986年2月10日）
·菲大选令菲共阵营分裂（马红，1986年2月28日）
·菲律宾革命往那里去？（符连，1986年8月）
·菲律宾政府陷入严重危机（费达文，1986年12月5日）
·民众抗议奥拉里亚被谋杀——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86年11月24日）
·介绍菲律宾新兴的几个群众政治组织（毕迪尚，1986年12月）
·菲律宾——社会危机持续（夏雨，1987年4月）
·菲律宾共产党内的辩论（毕迪尚，1988年5月） |
保卫伊朗！对抗伊拉克和帝国主义的进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0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链接：★《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5年）
保卫伊朗！对抗伊拉克和帝国主义的进攻！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0月3日）
伊拉克侵略伊朗，是对伊朗革命的一个新的进攻。它符合了帝国主义的利益；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削弱和最终粉碎革命，方法是强行扶植一个公开亲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恐怖主义政权。
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一方面宣称“中立”，一方面在伊拉克进攻的掩饰下在该区建立它们的力量，并威胁会进行直接军事介入（假如它们估计能顺利进行的话），它们的藉口就是“经济利益”受到威胁。卡达已经加强沙特阿拉伯独裁政权的军事机器（沙特阿拉伯政权与伊拉克结盟），准备扩大对伊朗的可能的进攻。庞大的美、英、法海军部队已经集结在波斯湾。
任何直接的帝国主义军事介入，无论以何种藉口（包括保卫石油供应）都不过是对伊朗革命的一个武装进攻，正如美国的塔巴斯突袭行动一样。
伊朗和全世界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谴责伊拉克的军事进攻，要求所有伊拉克武装力量立即无条件地退出伊朗。我们谴责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阴谋诡计，要求帝国主义海军舰队立即无条件撤退，谴责帝国主义将武器运送给沙特阿拉伯，警诫人们提防帝国主义进一步行动的危险。“帝国主义不得插手伊朗革命！”
伊拉克向忠于旧伊朗王朝的军官和士兵提供支持援助，他们在奥维斯、巴利斯班和巴提雅的领导下受训和组织起来。他们正尝试建立一支“白军”，由帝国主义支持和武装，以便能趁机干预伊朗。
在任何政变企图中，这个流亡反革命力量将会勾结伊拉克军队内的密谋者，他们在城市和农村的大财产拥有者中间有着重要的支持网。今年七月揭发的密谋政变的企图，只揭发了一部份密谋者。在这点上，伊朗国内寻求与帝国主义更密切联系的人，可能试图利用伊拉克的进攻来解释说，为了“军事原因”（武装供应），必须与帝国主义恢复正常关系。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呼吁和协助动员伊朗的工农，在军事上保卫伊朗对抗伊拉克的侵略。我们与霍梅尼政权一起作战，对抗帝国主义、伊拉克和伊朗反革命推翻革命的企图。只要工农群众仍未能以他们自己的政权来取代现今的资本主义政权，那么，霍梅尼——班尼沙达政府如被反革命力量推翻，将标志了血腥恐怖开始，伊朗革命成果被取消，群众被镇压。
对现今伊朗政权的军事保卫，并不意味对它或是对伊斯兰共和国的（仍是资本主义的）架构给予政治支持。事实上，现今政权的路向，已削弱了对革命的最有效军事保卫，包括以下几点：
●它企图保留旧军队的军事等级制度，后者已显示出反革命政变的军事密谋和准备的培育地。由基层士兵清算所有反动军官，可以加强抗战的努力。
●它企图阻碍被压迫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包括使用军队，特别是对库尔德族人民进行血腥军事进袭。这就削弱了伊朗所有革命民族在对抗帝国主义和伊拉克受帝国主义支撑的进攻时的团结性。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的坚决立场，不但会激发大部份非波斯族伊朗人的浓厚热情，而且会进一步削弱伊拉克自称是他们救星的残破吹嘘，并促进伊拉克国内抗拒巴斯派政权的库尔德抵抗运动。
我们支持“二千万军队”的呼吁。如果劳动者民主地组织起来，成立民兵，在武装部队里成立基层士兵委员会（如1979年2月起义时一样），就会唤起伊朗人民的激情，“二千万军队”将会是保卫伊朗最有效的方法，会帮助阻止君主主义军官的政变阴谋。
更进一步的保卫成果和深入推展伊朗革命的步骤，可以通过发展劳动群众的独立组织，通过工人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并且通过他们在工厂和土地上的权力得以扩展，他们表达和组织的权利得以扩大。工人和农民的需要和要求得到满足，被压迫民族的自决能够实现，就只会提高他们的革命投入感，更能对抗所有反革命进攻。
巴格达政权进攻伊朗的藉口，是巴格达与伊朗王在1975年签订的条约。可是，这个条约本身标志了巴格达转向与伊朗王勾结合作。伊朗王同意停止对伊拉克的库尔德叛军的所有援助，换取阿拉伯水道的分用，和伊拉克放弃被伊朗王在1971年抢去的波斯湾三个岛屿的阿拉伯主权。这项协议有深远的后果。伊拉克也同意停止她在波斯湾酋长国国内和对伊朗国内阿拉伯人的“颠覆性”宣传，截断给予南也门的军事补给、给予抵抗阿曼苏丹的杜法叛军的军事补给，以及停止援助俾路支（巴基斯坦一省份）的叛军。同时，伊拉克开始将经济开放给外国资本。
最后的结果，便是伊拉克政权和伊朗王日增的合作。无数在伊拉克避难的伊朗反对派人士被送交给伊朗王的刽子手。最后，当1978年10月伊朗的叛乱达到群众性规模时，伊拉克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以向伊朗王表示友好。
巴格达在目前战争的目的，是抑遏和削弱伊朗革命，可能的话推翻伊朗政府，以及加强她在该区的势力。这些目的在目前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伊拉克政权觉得伊朗革命可能扩展和深化，对它是一个直接威胁。伊朗革命可以是一个传染性的例子，而且不限于影响伊拉克国内的什叶多数派。自从伊朗王倒台后，巴格达已较疏远苏联，与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寻求更密切的关系。如果伊拉克和波斯湾国家所宣称的协议目标是反对大卫营协议，那么，明显地，对于他们每一个来说，主要的问题就是反对和抑遏伊朗革命。
同时，伊拉克希望利用伊朗军事力量的削弱，来增加她在波斯湾所起的作用。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入侵伊朗可能造成的上述结果所抱的态度，反映于华尔街日报：“当革命的伊朗在中东引起这么多紧张局势，华盛顿显然会欢迎伊拉克可能起的稳定波斯湾的作用。”
伊拉克尽管石油收益大，却无法克服低发展的问题，而巴斯派政权又对群众进行残酷的独裁专政，对宗教和民族少数派也不例外；在这个国家，伊拉克群众面对的真正问题如要解决，就不是要打击伊朗革命，而是支持伊朗革命，并将革命扩展到伊拉克，将巴斯派独裁政权推翻。
巴格达和帝国主义最初希望伊拉克能取得快速的胜利，可是这个期望受挫，主要因为伊朗群众动员起来对抗伊拉克的侵略。要对抗帝国主义在该区的谋划，就要迫切广泛提出下列要求：
伊拉克军队立即撤出！
帝国主义不得插手伊朗！
完全支持伊朗群众打败反动黑手的努力！
保卫伊朗革命！
1980年10月3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0年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9期） |
伊朗政府的反动镇压（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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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政府的反动镇压
（1980年）
伊朗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争取权益的斗争，在哥柴斯坦省——伊朗石油工业中心，人口半数以上为阿拉伯人——最为激昂。巴扎根政府在五月底对争取民族权利和工会权利的阿拉伯工人进行镇压，首先拘捕数十名工人领袖，然后在五月三十日派军队突袭两个阿拉伯文化中心。愤怒的阿拉伯人，走上街头，与中央政府军队发生冲突，两日内有二百人被杀、六百人受伤，另二百人被捕。政府并宣布该省实施戒严令。这是王朝被推翻以来首次实施的戒严令。但政府只能控制两个城市，其余地区仍在阿拉伯争取自由的战士手中。
政府一方面镇压工人和少数民族的斗争，同时打击伊朗的托派“社会主义工人党”，在五月三十日和六月一日拘捕了九位社工党党员，将他们殴打及囚禁于阿瓦士监狱，九人生命正受到威胁。
巴扎根政府要镇压哥柴斯坦省的阿拉伯工人斗争，因为在伊朗各被压迫少数民族中，阿拉伯人最为无产阶级化（有六、七成阿拉伯人是工业工人，主要是石油工人），因此他们的斗争在全国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中产生很大反响。
至于伊朗社工党，在本年一月组成时，只有数十人。但由于社工党在王朝被推翻后，一直积极将革命推进：提出明确的阶级斗争具体纲领；分析伊朗政府经济各问题的社会主义解决办法；毫不畏惧政府和各敌对党派的压力；坚持站在工人、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利益立场；提倡人民进行广泛的政治讨论，以决定关乎自身权益的问题；主张伊朗立刻举行民主的立宪议会选举，在代表人民真正意愿下制订伊朗的宪法；因此，他们在群众中声望和影响日增。举例来说，在四月十一日，托派领袖沙莱尔和政府发言人萨迪在全国电视广播上作政治辩论，估计有二千二百万人收看。政府惧怕这类讨论造成的反响，于是禁止他们两人原定的一连串电台辩论。在五月三十日，两人第二次进行辩论，地点是德黑兰一间教育学院，有七万余人出席，次日几份大报发表辩论全文。此外，社工党党报“工人报周刊”每期售出三万五千余份。这些都显示社工党在工人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当中获得的尊敬和支持。因此，政府便实行拘捕、囚禁、殴打等，企图以此起吓阻作用。
伊朗政府这次的反动、无理拘捕和镇压，已引起许多国家进步人士和工会组织的抗议，要求伊朗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者（包括九位托洛茨基主义者），停止任何无理的迫害劳动人民的行动，保证伊朗人民的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包括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不受侵犯。
1980年 |
抗议捷克当局镇压《七七宪章》的运动！（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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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捷克当局镇压《七七宪章》的运动！
（1980年）
捷克的人权组织《七七宪章》成立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它要求政府实行捷克法律所保证的基本公民权利。签署这份宪章的已逾一千人；宪章亦受到西欧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支持。捷克当局曾多次声明它不会用镇压手段对付签署宪章的支持者。
可是，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凌晨五时，捷克政治警察逮捕了《七七宪章》十名领袖和两名发言人。在被捕各领袖中，彼得·欧尼（PETRUHL）是第四国际的同情者；他是《七七宪章消息公报》的编辑，亦是「保卫被无理拘捕人士委员会」（捷克反对政治镇压的极重要组织）的最活跃份子。因此，他的被捕对于整个宪章运动是一大打击。
被捕后，欧尼被控进行颠覆活动，而“颠覆活动”的定义是“目的乃破坏市民对国家权力机关的信任的活动”。如果罪名成立的话，可被判由最低三年至最高十年的监禁。
欧尼及其他宪章运动领袖（他们同时都是「保卫被无理拘捕人士委员会」的成员）的被捕，是政府试图粉碎宪章运动的行动。我们谴责捷克当局镇压宪章运动，要求释放今次被捕和已往被囚禁的所有宪章运动人士，并要求捷克政府尊重人民的公民权利和自由。
1980年 |
声援玻利维亚群众的反抗行动——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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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玻利维亚群众的反抗行动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年7月25日）
玻利维亚军人发动了又一次政变，推翻了基以那总统GUEILER，成立了以麦沙MEZA将军为首的军政府。
同样的政变在去年十一月由毕殊BUSCH将军发动，推翻了亚斯ARCE。但群众运动作出强烈反应，全球各国甚至军队一部份也对他加以谴责，因此毕殊迫于放弃权位。
麦沙将军曾参与毕殊的政变计划，当时被任为军队总司令。虽然几日后随毕殊撤职，但在今年五月又复职。两个月内，他就准备好新的政变。证据显示麦沙自毕殊下台已开始筹备政变了。
今次的政变行动筹备得更周详，阿根廷『顾问』也参与其事。从外面看，军队内部似乎没有分歧，政变的成功，有赖于军队的团结和军方迅速地广泛递捕或谋杀一些政界和工会领袖。虽然政变之后，发生了广泛的总罢工和勇敢的群众反抗，一星期后煤矿区的反抗仍未被镇压下去。
玻利维亚军方解释说，政变目的是阻止苏亚梭ZUAZO（『左派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获选总统。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年的大选都是没有结果的，一次因舞弊作废，另一次导致柏里达将军PEREDA的政变，推翻了亚斯。
今次，军人的干预更为直接和坚决，他们将政权夺取过来，就像以往军事独裁者巴里图BARRIENTOS和班沙BANZER一样的手法。
苏亚梭代表了资产阶级温和派，主张『制度化』和与工会及工人政治组织关系正常化。他个人并不威胁到本地的统治阶级或帝国主义，后者事实上赞成苏亚梭做总统，并到目前为止仍公开谴责今次政变。
可是，军人显然恐怕苏亚梭无法控制和开导群众运动，尤其是在严重经济危机时期，即使最少让步也无法作出。
政变以极残酷手法进行。受害者已不计其数。矿工站在英勇反抗前列，正面对更凶残的镇压，首都拉巴斯的露天运动场挤满了囚犯，给工人战士和民主权利保卫者带来呕心的回忆。
最近的政变，再一次显示了统治阶级的一部份和帝国主义所鼓吹的『制度化』是如何狭窄的，也揭露了只要独裁专政的镇压性机器仍未摧毁，民主权利的恢复是如何不稳定的。它以最激昂的方法证实：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要保卫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最基本利益，避免成为统治阶级野蛮镇压的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广泛、团结的组织和自卫团体。
不幸地，我们必须认识到，过去许多教训都未结出果实。今次政变是意料中事；事实上，人人都等待它发生。然而，必须的准备工夫全都没有做到，以便有效地抗衡政变。尤其是在去年，『玻利维亚工人联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支配着它的领袖，却不能或不愿确保有效的团结。尽管他们作出种种声明，但他们没有认真地组织工农保卫自己。
玻利维亚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活跃份子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工人运动现在面对最严重的镇压，一个智利式政权可能会成立。
玻利维亚工人运动需要国际工民（疑为“人”）运动给予立即的和大规模的支持。
玻利维亚政变者的行动是如此的可恨和残暴，以致到今天为止仍未有一个声音是替他们辩护的。即使他们在玻国国外的同谋者也未敢公开承认牵涉在内。
现在仍有可能令群众的反抗免被粉碎，令军人不能巩固他们反动的独裁政权。每一个国家的工人政党、工会、和保卫民主权利的委员会必须立刻动员。它们必须参与正进行的抗议行动，例如占领玻利维亚领事馆及其它行动。
我们必须要求立刻终止所有镇压性行为。我们必须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给予工人运动所有组织充分的民主权利。
任何国家都不应承认以军事强权支撑的总统！新政府应该得不到任何军事或经济援助！
声援所有再次必须逃亡国外的玻利维亚人！
反对麦沙的军事独裁！
声援玻利维亚的工人和农民！
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译自一九八○年九月一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
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
声援南韩群众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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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援南韩群众的斗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年6月）
自从美国撑腰的独裁者朴正熙在1979年10月被刺杀后，南韩政权进入公开的危机。学生运动急剧高涨，无数大学校园被学生占领。大量罢工爆发，最强大的是釜山的矿工罢工和钢铁工人罢工。街头也进行了富战斗性的示威，反对军事独裁。最后是光州的城市起义，它蔓延到全罗南道许多市镇，而光州早期的街头搏斗已显露了军队瓦解的初步迹象。南韩的美军指挥部让独裁政权用军队压平这次叛乱。这些就是过去几个星期的危机的相继发展。
危机的近因是南韩群众近乎一致地排拒美帝自1960年强大的学生示威之后二十年来在南韩建立的军事政权。朴正熙刚死后，军队产生分歧，一部份希望开展政权若干“自由化”的“像样”的前景。资产阶级政治领导的危机更加剧。1980年5月18日日，恢复了公开的军事独裁和最残酷的镇压，当时基督教资产阶级反对派所有领袖被捕，包括前总统候选人金大中——自由派基督教政客，他被荒唐地指责为“受雇于北韩”；这就激发起五月下旬的大爆发，以光州城市起义达到顶点。
但这个危机更有深远的原因。1980年的南韩不同于1960年的南韩。在这二十年内，资本主义历史上其中一次最急速的工业化过程，令南韩在绝对数字上说成为资本主义亚洲第三大工业强国，在以人口和面积的比例来说成为第二大工业强国。但伴随这个极度现代化工业的，是一个大而集中的无产阶级在大都市成长起来，例如汉城今天有七百万居民。“南韩经济奇迹”的基础，是对无产阶级的超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工资不足温饱，独裁又将他们保持在分散状态。可是，在近来一段时期，工资在“景气”的影响下开始增长，激发了投资减少和增长率减缓。1980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
因此，学生不再像1960年时一样要单独面对军队。一个真正开始蠢动的工人阶级将日益站在他们一边。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煤矿工人提供了炸药给光州学生，学生便威胁说如果军队攻击光州市，他们就会炸毁政府大厅。军队也不再如五、六十年代时一样，是主要由农民组成。这两个改变都是对帝国主义和南韩资产阶级不利的。
目前，先于全国各地而爆发的光州起义，未能成功坚守。为了企图防止光州例子鼓舞同类型的斗争，独裁政权和帝国主义发动了一次打击学生和工人先锋的血腥镇压。我们必须动员国际舆论反对这次镇压，尤其是动员日本和美国的工会运动。国际工人和反帝运动必须团结一致地保护光州和其他地区的英勇战士，对抗新独裁者全斗焕的刽子手。
在伊朗王倒台后，在巴西群众运动激烈兴起后，已摇撼南韩政权的危机，表明了帝国主义制度受到的威胁，不但来自它最弱和最落后的环节，也来自被认为最可靠的“半工业化卫星国”。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将会拼命保卫它们在这个国家内的权力、利润和财产。美国航空母舰留驻日本海，美军和基地在南韩与韩军共同隶属联合司令部，以及向平壤作出的明显威吓，都明白地显示了“大资本”决意占据着南韩，即使是要付出极血腥的代价。
南韩的群众今日正集中斗争焦点于争取民主权利抗衡军事独裁。第四国际完全支持这个斗争。在独裁政权后面撑腰的，是决心保卫它在这个国家的利益的帝国主义。一个有一贯带领的反独裁斗争，是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美国军事占领的斗争互相连结的。这个斗争的成功，将依赖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和动员，强大工会组织的形成，群众工人党的建立，以及革命先锋党的出现；这个党要扎根于南韩工人阶级，基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和不断革命的纲领，并以建立工农政府为最高点。这个斗争将必然提出韩国重新统一的客观需要（韩国已被分裂了三十五年以上），开启由南韩社会革命和北韩政治革命后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韩国的前景。
打倒南韩的军事独裁政权！现在就结束戒严状态！立即重新恢复充分民主权利，没有任何限制（包括对共产主义者）！
立即召开全权的立宪议会！
立即撤除所有帝国主义基地，帝国主义军队立即撤出韩国！
给予南韩被镇压的受害者积极的国际声援！
1980年6月
【译自1980年6月16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80年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7期） |
保卫萨尔瓦多革命！抵抗帝国主义的干预和血腥镇压——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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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萨尔瓦多革命！
抵抗帝国主义的干预和血腥镇压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4月10日）
萨尔瓦多群众斗争的大蜂起，引致帝国主义和寡头独裁政府在七九年十月书屋日除去罗米路将军，但群众蜂起自那时至今仍继续蔓延全国。斗争蜂起在八〇年一月廿二日，首都二十五万群众大示威（由“群众革命统筹委员会”召集）达到第一个高潮。
尽管镇压不断加剧，但至今已爆发了两次总罢工：一次是在八〇年三月十七日，当时有工人占领工厂；另一次是人民对罗微路大主教被刺杀而以总罢工抗议。
在大主教的葬礼上，以十万计的人群再次在首都街头示威。同时，日薪散工和无地农业工人进行的土地占领也日益增加。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不断加剧他们打击群众运动的恐怖和威吓行动。
这些都证明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局势正急剧演变到摊牌地步。
帝国主义和寡头独裁政府，已从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和索摩查政权及其镇压性机器完全被摧毁的先例中吸取教训，现正尽其能力阻止尼加拉瓜革命重复在萨尔瓦多发生。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建立起一个“民主”军政府，答允“改革”，企图解除群众蜂起的革命和反资本主义潜力的爆炸性。他们尽所有努力去争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流派几个部分的支持。
事实上，“基督民主党”有一部分直到今天仍继续支持军政府，虽然军政府要对几次大屠杀负责任（不到六个月已有超过一千人被杀）。“共产党”和它的合法一翼“民族民主工会”，以及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它是第二国际正式成员），在最初也曾参加政府。
成立表面“自由化”的玩弄手段完全失败了。由于社会矛盾加剧，革命组织力量日增，因此群众斗争和动员并没有减弱，也没有等待政府宣布“改革”。相反地，斗争更加蔓延。
军政府对这些发展的反应，是加强镇压，致令改良主义幻想更无地可容。举例来说，伴随军政府的“土地改革”的，是宣布进入戒严状态。实际的结果只不过是军队占领大农庄，发动了打击农业工人和贫农的血腥镇压。
而且，正是这些罪恶昭彰的屠杀，才引致罗微路大主教呼吁士兵不再服从长官的杀人命令。军方发言人江沙力上校形容大主教的呼吁是“可耻的罪行”，遂定下了萨尔瓦多大主教的死亡命运。在八〇年三月廿四日，大主教被极右派雇用的刺客枪杀。
萨尔瓦多阶级斗争在“自由化”手段失败之后明显地已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帝国主义、寡头独裁政府和萨尔瓦多极右派正作出各种准备，企图摧毁革命组织和它们的群众支持者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萨尔瓦多反动者不但可以依靠帝国主义继续增强其实力的良好训练军队，而且更依靠独裁政府和各右翼恐怖主义组织（如“民主民族主义组织”ORDEN）的私人军队。这些由以千计人组成的势力，是以农民落后层份为基础的。它们由军队和警察的领导干部所成立和训练，并与后者紧密连系。
反革命势力因而是比在尼加拉瓜曾经存在的反革命势力更大更强，而它们是萨尔瓦多寡头独裁政府的政治表现形式。无论独裁政府内存在什么策略性的分歧，它是有不少进行血腥镇压的经验的。在一九三二年，寡头独裁政权粉碎了年轻的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屠杀了三万贫农和农业工人。
闻名的“十四家族”——他们拥有六成土地，控制工业、金融和批发贸易的很大部分，因而他们发展了与资产阶级广泛成分的联系——并不准备没有生死挣扎就将财富和权力交给人民。他们随时准备进行的罪恶和屠杀并无限制止境。
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深深牵涉入与寡头独裁政府联手对抗正上升的萨尔瓦多革命的战斗中。帝国主义不但继续给它们扶植起来的军政府提供不断的经济援助，以便抗衡近月来资金大量外流造成的影响；它而起增加军火武器运送给军队，并虚假地借口于古巴正援助左派游击队。
帝国主义正大施压力于中美洲和《安第斯条约》国家的资产阶级，阻止他们采取“不介入”或拒绝支持军政府的路线。这个压力在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已取得可观的成功，该两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对萨尔瓦多的革命组织表示了非常明显的敌视态度。对比起来，他们在尼加拉瓜曾桑解阵线提供某些援助以对抗索摩查，目的是企图将桑解阵线维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办法是取代索摩查但令这个架构不受质疑。
在未来的星期里，不能排除帝国主义进行更为直接的反革命介入的可能性。一个庞大的美国军事代表团，由大量“顾问”组成，已经抵达萨尔瓦多。我们应该记得，美帝在六十年代初期反对越南革命的大规模干预，也是始于派遣大量美国“军事顾问”协助西贡独裁者吴庭艳。
就在与危地马拉接壤的边境外，一万名反对古巴革命的军队和前尼加拉瓜国民警卫军成员随时准备介入。
面对这些无数的威胁和挑衅，萨尔瓦多工人群众和已成立的四个革命组织——“人民行动联合阵线”、“二·二八人民联盟”、“人民革命联盟”和“人民解放运动”——正面临着比尼加拉瓜桑解阵线当时面对的更为大的困难。但它们也有一些较大的有利条件。
它们所面对的困难有：
☆萨尔瓦多的统治阶级比尼加拉瓜组织得更好，武装得更优越、而在小资产阶级中有更大的基础。
☆比起尼加拉瓜的地理，这里的优势（大平原多）较不利于大规模游击斗争。
☆革命者不能在边境外设立军事基地。
☆各革命组织之间有着较大的分歧，其中一些在与对方交往时有着宗派主义的传统。
☆在居民区和乡村没有真正的基层团体。
萨尔瓦多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有：
☆索摩查独裁政权倒台和尼加拉瓜革命取得的成就，对于整个中美洲群众的战斗性有着积极的影响。
☆萨尔瓦多的无产阶级，数量比尼加拉瓜的为多，而且有更多经验和战斗传统。
☆农村人口很大部分是半无产阶级性质（农村人口有八主要靠工资维生，虽然只是季节性的）；他们习惯于工会或半工会的组织中。
☆阶级斗争传统在萨尔瓦多比在尼加拉瓜发展得更好。一方面是“寡头独裁政府”和“民族主义”资产阶级，而另一方面是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众。两者之间的直接冲突长期以来已深入革命组织的思想意识和战略中。（同时，部分原因是一个右倾的共产党比重较大，它到今天仍深陷于阶级合作的路线中。）
在目前阶段，萨尔瓦多群众及其革命组织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军政府、极右组织、帝国主义的直接代表、帝国主义的以色列和越南雇佣军等的血腥镇压。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有工农组织最广泛的行动团结，不但是在上层——八〇年一月十一日成立的“群众革命统筹委员会”——而且，更特别是在基层。群众组织和工会的统一，是最适合的手段，以超越如下的阶段——每一个革命组织成立各自的“群众阵线”而排拒其他组织的成员、同情者或不隶属任何政党的人。这类统一，也是发展受所有城市和农村群众支持的大型自卫组织所不可少的，正如在尼加拉瓜所发展的民间自卫统一委员会一样。
自卫、抵抗镇压、抵抗反革命等任务是紧密联系于萨尔瓦多革命本身的重要直接任务，而这些任务只能通过人民全面起义才能完成。这些任务大致上已总结在八〇年二月廿八日刊印的《革命民主政府的政治纲领》中。
“群众革命统筹委员会”的政纲内的任务包括：完全摧毁独裁政权的政治、军事机器，这些机器已存在了半个世纪，亦即是要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决定性地结束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依赖；保证民主权利；彻底的土地革命；通过国有化、建立起集体企业和合作社，将基本的生产资料——特别是生产和传发电力的公司、金融机构（银行和保险公司）和大的工业、外贸、分配系统、交通运输——转移到人民手上。
这个纲领比桑解阵线在反索摩查斗争最后阶段的纲领更为激进，它明确地打开革命的前景，这个革命将不受中断地由反帝国主义和反寡头独裁政治的任务走向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
一个政府如果执行所有这些措施，就不能再服从于资本家和军事阶层，而会是一个保卫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阶层利益的政府。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为一个没有老板和将军的工农政府的前景，一贯地不妥协地斗争。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就需要群众最广泛动员、组织和武装起来。这个过程可以引致在城市和乡村成立民主选出的人民委员会的大结构网。这就反过来会给予资产阶级的整个经济和政治权力最后一击；这个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对过去半世纪萨尔瓦多人民的苦难和施在人民身上的所有罪行，是要与帝国主义和寡头独裁政府共同负起责任。
当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正铺好基础以实行他们的血腥、大规模镇压的政策时，他们又企图改变革命组织的方向。当群众继续兴起而镇压政策失败时，这个压力将会变得更大。准备取代军政府建立另一政府的力量的扩大，将会是玩弄这种手段的时机。
任何与资产阶级结合的政治联盟，将阻碍着群众统一动员和独立组织以完成前面提到的中心任务，就会成为对萨尔瓦多革命的制动而不是进展。它在客观上会便利统治阶级及其他形式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来取代独裁政权的国家机器，而这些国家机器是革命组织和群众随时准备摧毁的。
在八〇年四月一日，“群众革命统筹委员会”发出了一个要求给予萨尔瓦多斗争国际性团结声援的呼吁。第四国际呼吁中美洲和整个拉丁美洲、美国、欧洲和所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反帝运动，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公布加勒比海局势的真相、正在发生的血腥镇压、以及对萨尔瓦多革命更大镇压和帝国主义直接介入的威胁；第四国际呼吁工人和反帝运动组织一个广泛的宣传运动，给萨尔瓦多革命国际声援团结。
帝国主义希望付出任何代价将尼加拉瓜革命周围密封，以阻止革命蔓延整个地区。如果帝国主义成功做到这点，尼加拉瓜革命被扼杀的危机，和古巴革命受到新的进攻的危机就会增加。
但如果萨尔瓦多反革命被打败，如果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整个反革命三角——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就会被打碎。加上尼加拉瓜革命的影响，这就会是整个拉丁美洲革命向前踏进的一大步。
所有革命者、所有工人阶级和反帝活动分子，必须充分意识到现在在这个小小的中美洲国家酝酿的摊牌所牵涉的利害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责任是动员我们的所有力量和将我们的资源投入，以阻止帝国主义和中美洲寡头独裁政权的罪恶黑手。
不得插手萨尔瓦多革命！
立即停止运送武器、“顾问”和帝国主义雇佣军到萨尔瓦多！
一分钱也不要给军政府、刺客军队或是半军事性党派如民主民族主义组织之类！
立即取消戒严状态，恢复所有民主权利而没有任何限制！
我们必须保卫所有与帝国主义和寡头独裁政权战斗的人，以及保卫被压迫的受害者！
支持萨尔瓦多群众的四个革命组织——“人民行动联合阵线”、“二·二八人民联盟”、“人民革命联盟”和“人民解放运动”！
所有权力归“群众革命统筹委员会”！
载于《十月评论》第七卷，第五期，总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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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胜利后的津巴布韦——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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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胜利后的津巴布韦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3月29日）
穆加贝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简称津非联盟）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对于津巴布韦人民是前进的一大步，对于帝国主义和南非种族歧视政权是一大打击。
白人殖民者的代理人史密斯，曾多次夸说他有生之年永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西方资产阶级传播媒介一直对津巴布韦游击队进行无间断的攻势。帝国主义政客曾宣称游击队是“恐怖主义者”，在津巴布韦本国并无支持者。
英国保守党政府曾希望大选结果非决定性，那么约书亚·恩科莫就可以在玩弄政治手段下被推上联合政府的领导职位。罗得西亚保安部队曾试图特别安排诬蔑、恐怖主义和恐吓来破坏津非联盟的竞选活动。在大选前的一段时期，发生了：
·两次刺杀穆加贝的企图。
·一连串火箭和燃烧弹袭击津非联盟官员及其家人的居所。
·一万名津非联盟的成员和支持者被捕，有些更受到白人保安部队的残酷虐待。
·在其中一个选区，津非联盟被禁止作竞选活动。
·臭名昭著的塞卢斯侦察队进行了两轮轰炸，并试图将罪责推在津非联盟身上。
·设置各种障碍以阻止津巴布韦难民回国，令他们无法投票。
虽然遭受上述障碍，津非联盟的竞选集会，却是津巴布韦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和乡村群众动员。这个过程也反映在投票站内。尽管有种族主义恐怖；尽管南非军队挑衅性地留驻在拜特布里奇；尽管穆佐雷瓦主教的流氓暴徒（所谓“辅助部队”）任意行使暴力；尽管白人罗得西亚军队在部分地区宣布戒严；尽管苏亚斯决定恢复紧急状态及伴随而来的一切——新闻检查、强迫劳动、戒严、有权逮捕和不用审判的拘留、以千计的民族主义囚犯等等；又尽管种族歧视的传播媒介进行经常的攻击，但是，帝国主义者和白人民族者却遭逢大败。
津巴布韦群众蜂涌到投票站，利用这个首次机会来表达他们对曾经进行不懈武装斗争对抗可恨的殖民者政权的组织的态度。津非联盟取得60%的选票，而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简称津非人盟）以恩科莫为首取得了24.1%选票。这些解放战争政党合共取得了87%的选票，赢得了八十黑人席位中的七十七席。
津非联盟取得大胜，直接原因是它在反抗白人殖民政权及其帝国主义盟友的解放战争中，是最富战斗性、最投入最不妥协的代表者。
穆加贝常被指责为马克思主义者，会“将共产主义强加于”津巴布韦。这是罗得西亚宣传机器每日灌输给群众的思想。人民在投穆加贝票时，表示了他们愿意走这条道路。他们的期望被“津非联盟”的允诺所唤起，而他们的决心因殖民者的种族主义宣传而变得更坚强。整个非洲南部的黑人群众视津非联盟的胜利为他们自己的胜利。
当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的白人统治者不能压抑他们的愤怒而在选举次日就作出军事威胁时，索韦托的黑人群众却热烈地表达了他们的欢欣。因此，胜利的影响远达至津巴布韦国界之外。纳米比亚丛林内的游击队也将津非联盟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
但是，津巴布韦黑人群众——特别是英《土地分配法案》和其他种族主义法案而被剥夺土地的群众——的动员和期望，造成对该区帝国主义和白人殖民者利益的最大威胁。
但同时应该注意，虽然津非同盟在选举中获胜和在非洲南部各地的群众中产生巨大的回响。但是白人殖民者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关在津巴布韦大致上仍然完整。
当葡萄牙帝国于七四年至七五年间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崩解，当南非的索韦托起义发生后，帝国主义必须寻找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法，以保存它在整个非洲南部的全面利益。
白人殖民者少数显然无法在津巴布韦对解放力量作出决定性的军事挫败，而事实上武装反抗斗争在过去三年更壮大，令帝国主义及其本地盟友更急需找寻政治解决方法。他们需要的是：容许成立一个政权，“爱国阵线”的领导作用不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地位和白人殖民者的特权有任何基本质疑。穆佐雷瓦主教领导的政府的经验，显示了如果不容纳爱国阵线的力量，这个安排会不稳定。因此，有必要有第二个方案
爱国阵线在黑人人口中的日益影响，和史密斯—穆佐雷瓦政权基础的日益削弱，造成更困难的局面。帝国主义因而需要取得临近国家——赞比亚、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博茨瓦纳和安哥拉——政权的帮助，以此对爱国阵线的领导者施加压力。
英美帝国主义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显著地增加对这些国家的压力，要她们令爱国阵线力量明白“道理”。它们利用这些国家正经历的深刻经济危机，和对进口食物的迫切要求，设法迫使她们采取一致步骤。南非政府更特别灵巧于利用它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举例来说，赞比亚大部分依靠南非作出铜矿投资。莫桑比克亦因南非出口品必须经过她的铁路运往贝拉港而得益甚多；她也向南非输出部分劳动力。而且，莫桑比克本身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正在加深。
此外，每次谈判达到棘手的阶段时，罗得西亚军队就发动凶狠的攻击，攻入这些国家的领域，目的是作出恐吓。解放运动是在这些邻近国家成立行动中心，一方面是物资补给，另一方面是训练军队。这些国家的政府因而对津非联盟和津非人盟有重要影响。帝国主义强国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同时依靠她们，因此能够从民族主义运动处较易取得让步，并且在七几年十二月令后者签署一个协定，后者几个月前曾拒绝接受的。这就是兰开斯特议院协议。
罗得西亚内战对南非政权构成一个危险的脓肿。南非一直期待与该区较为稳定的新殖民主义国家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它寻求重要的新市场和投资机会来发展它自己的经济。
英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它们在南非的战略和经济利益，能够“安抚”非洲南部对它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南非和各新殖民主义政权也以各自的方法和为了各自的利益，寻求结束罗得西亚的冲突。帝国主义调配了有效的压力手段，向爱国阵线力量和白人殖民者同时施加压力，以达成兰开斯特议院协议。
强加于群众的新殖民主义协议
爱国阵线在兰开斯特议院签署的文件，是一个强加于津巴布韦群众的新殖民主义协议。过渡时期本身包括英国再次承担殖民者权力，派遣一个背后有一支大部分为英国军的一千二百名英联邦军队支持的总督。游击队要到集合区自首，在那儿他们会有轻武器装备，并处于罗得西亚空军的摆布之下。
在兰开斯特同意的宪法，保持了许多民族主义领袖以前激烈拒绝的内部协定特点。兰开斯特协议总的来说不能达到爱国阵线力量多年来提出的要求。
宪法包括保留国会议席的20%给白人殖民者，虽然白人只占全部投票者的2%多一点（在七百万人口中白人占二十万）。宪法也完整保留了军队、警察、司法机构、和其他由白人殖民者少数控制的国家机器特点，并在未来一整个时期拒绝土地改革。
到目前为止，穆加贝一直致力于执行这个协议。他邀请反动的华尔将军（即进行反游击战争的罗得西亚军队司令）继续留在现职。华尔将军将监督津巴布韦“新军队”的成立，亦即将白人军队和两支前游击军结合。以前阻碍着穆佐雷瓦政府令他不能采取任何独立主动性的行政委员会继续在运作。虽然一些种族歧视的法官被移走，这只掩护了一个种族歧视的司法机构的继续运作。
因津非联盟选举大胜而取得政权的穆加贝政府，将自己放入新殖民主义协议的架构内。内阁大多数成员是津非联盟成员（有十四名），有四名是津非人盟成员。可是，代表白人殖民者的有两名部长。一个是大卫·史密斯，大地主和罗得西亚阵线的成员，担任工商部长；他曾参政于史密斯和穆佐雷瓦的政府。另一个是罗文，农业部长；他是大资本主义农场主，在一九七八年曾为罗得西亚农民全国联盟的主席。
协议是否为群众所尊重？
穆加贝政府宣布土地问题将会以分配白人地主休耕的土地和以组织合作社来“解决”。可是，按照它目前的声明，白人殖民者的实质利益将不会被涉及。
前游击队将会加入军队和警察的队伍，而为了保证他们的结合，许多旧游击队的中层干部将会提升到军官地位。
穆加贝没有显示任何向英美和南非公司（它们控制近65%的工业投资）的利益和特权挑战的意图。
他指出，要实行协议，就需要帝国主义国家可观的财政援助，而这些国家乐于答应。他又强调因同样原因而必须与强大的南非邻国达成经济协议。
帝国主义的计划很明显：尽速试图成立一个新殖民主义国家，其基础为在政治和社会经济平面达到民族主义组织和白人殖民者之间的特别联盟，而在帝国主义“保护”下。
一个因素可以剧烈摇撼这些计划：群众运动有力的上升。穆加贝取得政权，群众认为是他们的胜利。迫使白人种族主义者同意选举因而引致黑人多数国会的，是武装斗争。争取全民投票和平等权利的要求，是津巴布韦工农动员的一个有力促进因素。只要民族压迫的许多情形一日仍存在，民主、社会和经济要求就会激发起新的斗争。
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土地问题。黑人人口有83%住在农村，但细少的白人人口却拥有最好的50%土地。这个不平均的分布，已导致“归部落管理的土地”出现严重人口过剩情形，那儿的黑人迫于从事仅足以维持生计的农耕。
这个后果便是移徙劳工制度，与南非的情况相类似：人们被迫在一年某段时间到白人拥有的矿场、农庄、工厂和家庭做工。所有黑人家庭的60-75%要依靠某种形式的工资劳动来维持生计。
农村，特别是“归部落管理的土地”，被种族主义保安部队蹂躏。卫生和教育计划毁坏。红十字会指出两成人口营养不良。
有七十五万“流离失所人士”住在贫民窟，在边境另外有十七万五千难民。此外，估计还有二十二万五千人住在所谓“受保护”村落，而他们正设法回到原属地区。
要令“归部落管理的土地”回复生气，估计需一亿美元。就业是严重的问题。而且，在工资水平、社会保险津贴和教育等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公平。
面对津巴布韦黑人的所有这些社会和经济情况，形成了一个极具爆炸性的形势，将会激发起对协议内容的挑战。
在主要城市的工厂和在首要的金矿（丹尼矿场），黑人工人已经采取了罢工行动。老板的反应如预料一样：他们立即解雇大批工人。
穆加贝的反应是肯定的：工人应该通过法律程序——由史密斯订立的——去提出他们的要求，而所有“非法行动”将会被大力镇压。因此，兰开斯特议会协议的裂缝将会在社会平面上出现。
长期的不稳定
兰开斯特议会协议的新殖民主义内容和穆加贝政府的初步行动，仍远未足够于完全适合帝国主义者的需要。社会和政治矛盾依然尖锐，而不稳定继续笼罩着整个地区。
比勒陀利亚将难于把南非受种族隔离歧视的黑人群众，从黑人多数统治和完全政治平等的不可抗拒的吸引上转移开去。特别是现在，对于被它占领的纳米比亚的争取独立的斗争，它会加倍作出抗拒。
帝国主义强国、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和津巴布韦的白人殖民者，将会用所有办法来保卫他们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他们希望穆加贝会强硬对抗工农的斗争，而他们不会犹豫于使用经济勒索和恐吓来迫使他就范。特别是南非的资本家，正作出各种军事威胁，并会继续伺机干预。
争取津巴布韦完全独立的斗争，是围绕着以下的目标：彻底的土地改革；没有限制或歧视的完全的民主权利；摧毁殖民地行政机构、军队和殖民国家遗留下来的警察制度；没收外国拥有的公司。
许多民族主义领袖，现在提升到联合政府的部长，将会试图令群众组织从属于政府。这意味建立独立于国家的工会和黑人农民组织是非常重要的。工人阶级独立政治组织的前景是必需的。
而且，白人殖民者和南非政府进行恐怖主义攻击的威胁，尖锐地提出了将群众及其组织武装的问题。
加强团结声援
在未来的斗争中，声援团结的主要比重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身上，特别是英美两国的工人阶级，因为这两国爱该区有大量投资。
工人阶级要组织支持声援，反对帝国主义在该区（包括纳米比亚）的阴谋。我们应该保卫穆加贝政府抵抗所有反动阴谋和玩弄手段。
但同时，我们誓言协助和援助工农，包括他们建立独立群众组织的尝试。
我们将会以下列口号进行这个宣传运动：
“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
“保卫津巴布韦革命！”
“美国、英国、南非：不得插手津巴布韦！”
一九八〇年三月廿九日
载于《十月评论》第七卷，第五期，总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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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释放金大中和所有政治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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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释放金大中和所有政治犯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
南韩新独裁政权继血腥镇压光州起义后，在八月十四日开始对反对派领袖金大中和其他廿三名反对派活动份子进行军事法庭审判，罗织的罪名包括在背后操纵内乱阴谋，“容共”等。在九月十七日，军事法庭判处金大中绞刑，其余入狱二至二十年。这项判决不但是全斗焕及其军人政府意图在肉体上消灭反对党派，更是新政权向整个民主力量大举进攻，企图以恐怖手段威吓人民，令群众退却，挫损群众士气和斗志，迫他们在高压下屈服和承受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困难。因此，金大中受到的个人迫害，同时关系着南韩人民民主的命运；保卫金大中的运动，也就是保卫南韩人民的民主和自由，反对现今以全斗焕为首的独裁政权的运动。
自从军方在五月十七日逮捕包括金大中在内的一千二百名南韩民主运动人士(他们包括教授、学生、工人、作家、诗人、前政府要人、反对党成员等)之后，国外支持被捕人士、反对军事独裁政权的呼声四起。在六月十五日，东京七千人集会，抗议军方血腥镇压光州起义，并发动保卫金大中及所有政治犯的运动。在八月八日，东京一万人集会，差不多所有左派力量都参加，要求释放金大中及政治犯，并谴责南韩政府对人民的镇压。
当金大中被判死判，其他反对派人士被判重刑二十年时，立即掀起国外的广泛抗议。各国政府如西德、澳洲、西班牙、挪威等都表示“极度担忧”，希望全斗焕能明智地不会处死金大中；资产阶级政府的忧虑，主要在于南韩政权这种深深引起民愤的镇压和迫害，只会加强人民推翻政权的要求和决心，极可能会从根本上危害到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在南韩存在。因此，判处金大中死刑，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利益来说，是极不智之举。
各国人民，尤其是学生和工人，均反应极为激烈；他们反对处死金大中的要求与各国政府的出发点不同。群众不是惧怕势力均衡将被打破，“稳定”局面不能久存，而是真正要声援南韩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判决发表后，日本、泰国的学生和群众作出了激烈反应，除绝食抗议，举行大集会，到南韩领事馆示威，发动签名运动等政治形式的抗议外，更要求本国政府对南韩实行经济制裁。日本大阪在九月十六日晚有工人、市民和学生一万人大集会、示威游行，高呼“不准杀害金大中”，“全斗焕滚下台”等口号。在九月十七日，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扩大会议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强烈抗议全斗焕政权的军事法庭判处金大中死刑，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对全斗焕的支持和援助，指示属下工会在十八、十九日举行抗议大会，以及到南韩领事馆示威，并将发起拯救金大中的一千万人签名运动。
我们保卫金大中及廿三名被告的民主运动人士，要求南韩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和释放所有政治犯，反对全斗焕独裁政权继续迫害进步人士和镇压人民民主自由，并将支持任何新的光州式南韩群众的蠭起。我们在此呼吁所有保卫人权、民主、自由的进步人士、工人和学生加入这个保卫行动！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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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工人斗争与资本主义复辟（1975—1993年）
团结工会的兴起
·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东升1975年10月）
·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丁杰1976年8月25日）
·波兰：官僚的迫害和工人的反抗（丁杰1976年9月28日）
·东欧反极权统治的动乱在增长（护理1977年3月21日）
·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维护工人继续斗争（1977年3月21日）
·争取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波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声明（1978年9月10日）
1980年
·波兰的社会危机（1980年8月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小点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的曼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工人权利宪章”（译者：本刊资料室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献给妇女——格旦斯克罢工工人之歌
·社会自卫委员会对罢工的声明（译者：微丝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罢工工人接见总理的那天（杜维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兰妇女挑重担（译者：星荧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1980年10月采访，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1981年
·波兰——新时代的开端（[法]于迪，《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霍理，《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附录：支持波兰工人对抗官僚层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1年1月）
波兰群众运动的进展和官僚的反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81年2月1日）
·波兰工人斗争日益高涨（微丝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
·波兰纪念七○年死难者（小点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
·波兰政府的支持者——天主教教会（小点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
·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库伦，《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什么样的团结？什么样的共同管理？（史拉法，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小点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的“团结农会”（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附录：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
·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励思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波兰经济问题探讨（[法]艾莉欧，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
·进行中的波兰政治革命的初步教训——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摘要）（1981年7月6日）
·波共党大会前夕的局势（小点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
·1981年7月14日波兰共产党特别大会参考资料三篇（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
·波共新攻势与工会内部的发展（小点，第8卷第8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总第56期）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第9期，总第57期）
·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第一轮会议文献（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要点（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国际通讯》社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筹款呼吁：以波兰文出版社会主义文献（第四国际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
·波兰的工人代表会和自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决议（1981年12月）
·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法]杜维，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的竞选发言（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访问记（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
军事管制时期
·波兰共产党的恐怖统治（史慕嘉，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团结工会并没有屈服——波兰军变目击记（[法]何文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战时令下华沙流传的工会传单（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波兰工人的英勇抵抗行动（小点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西欧群众示威支持波兰工人（《国际观点》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
·“团结工会”地下领袖访问记（《华沙周报》记者，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
·附录：波兰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危机（第四国际《世界局势与建设第四国际的任务》第三节，1981年5月）
·“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特讯：《成立宣言》、《致全国人民呼吁书》（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
·波兰反抗运动的呼声（史慕嘉，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
·波兰工人之春开始了（史慕嘉，1982年5月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
·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高华鲁斯基，1982年5月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
·不打无把握的仗！——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陈玲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从消极到积极——军管六个月后（的曼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波兰工运何去何从？（阿里奥，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你们有历史性的机会（库伦，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第三选择”（告鲁斯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阵地战”（保泽克，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
·附录：捷克官僚恐惧波兰的冲击（安娜·里伯拉，译者：励思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
七七宪章支援波兰人民（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
捷克工人支援团结工会（译者：的曼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
苏联异议者给波兰工人的呼吁信（译者：小点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
对波兰军管的反应（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
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反对军管（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
·团结工会与自管（庄义保译者：小点，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
·团结工会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小点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
·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
·附录：波兰事件在南斯拉夫的反响（韦娜译者：黎思，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
·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波兰总局势（[法]杜维，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
·华里沙获释后的局势（史慕嘉，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
·华沙工人给西方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
1983年
·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小点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
·波兰反抗运动文件选辑（译者：小点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合刊，总第74／75期）
·波兰反抗运动的团结声明（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总第74、75期）
·华里沙给雅鲁泽斯基的第二封信（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总第74、75期）
·释放罗曼索夫斯基等团结工会领袖！（史慕嘉译者：微丝，1983年4月第十卷第四期，总第76期）
·波兰经济状况和工会的发展（小点1983年5月第十卷第五期，总第77期）
1984年——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涓滴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神父被杀前后的波兰局势（小点1984年11／12月第十一卷第11、12期，总第95／96期）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上）（1985年1—3月第十二卷第1—3期，总第97—99期）
·附录：波兰的革命与反革命（1985年2月）第四国际第12次世界大会决议
·团结工会三领袖被判刑（1985年5月第十二卷第5期，总第101期）
·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威健士、史慕加，1986年5月第13卷第5期，总第113期）
1988年
·全民投票挫败波兰军政权（韦健士，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
·政权在全民投票受挫败反对派面对新挑战——团结工会三位领袖访问摘要（史慕加1988年1／2月第15卷第1期，总第133期）
·“以社会压力令制度转变”——列坦斯基访问记（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
·“我们要代表受压迫者”——平里奥访问记（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
·“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格维兹达访问记（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
·关于波兰前途的访问——统治危机与经济危机·市场经济还是工人自管？（《新苗》双月刊1988年11月20日第9期）
·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黎思，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
·“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
团结工会政府与资本主义复辟
·波共历史性失败的后果——波兰联合政府的建立（史慕加1989年9／10月第十六卷第6期，总第145期）
·评波兰的新政府——“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1989年11／12月第十六卷第7期，总第146期）
·工会活跃分子评价马佐维斯基政府（史慕嘉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
·弗罗茨瓦夫省区交通工人团结工会领袖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1990年1／2月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领袖平里奥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1990年1／2月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
·波兰新左派的发展历程（平里奥，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革命左派流派”的纲领（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
·工厂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保罗域基等，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
·来自波兰反对派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驻伦敦代表，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
·团结工会中反对华里沙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驻伦敦代表，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
·波兰——迈向民主的国家？（陈东，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
·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某区工人委员会宣言（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
·《东欧前途讨论会初步概要》（15国家与会代表，1990年2月10日-11日1990年3／4月第十七卷第2期（总第148期）
·工会政府还是政府工会？——波兰全面走资下工人现状（译者：许由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4月20日第16期）
·访问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领袖皮诺尔（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4月20日第16期）
·工人阶级与民主革命（西斯等4人，1990年5／6月第十七卷第3期，总第149期）
·团结工会二届大会显示的矛盾（史慕加，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
·波兰铁路工人挑战团结工会政府（史慕加，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
·波兰的政治及政党情况（平里奥，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
·东欧：帝国主义打进来了（麦唐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
·乌托邦的贫困（马勒夫斯基1993年6月第二十卷第2期，总第165期）
·波兰和“社会正义的神话”（库伦，1993年6月第二十卷第2期，总第165期）
·病态的波兰民主（马勒夫斯基1993年12月第5／6期，总第168期）
相关文献
·《波兰变局》刘荣锦：“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第10至20章(1992)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之《第六章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楼国华：波兰往何处去？(1981.4.20)
·［英］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1999）中有关东欧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市民社会的章节
PDF文库
·各国共产主义政党文丛关于波兰目前局势
·波兰在十字路口(团结工会前后)
·波兰团结工会成立记
·十二月转折——（波兰）米契斯瓦夫·弗·拉科夫斯基
·瓦文萨自传
·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从工会运动到军事镇压.pdf
·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波兰政府总理）
·波兰工人运动(1945-1990).zip（《人民日报》资料汇编） |
第四国际举行世界代表大会（1979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举行世界代表大会
1979年12月3日
志愿者翻译
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重新统一后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于11月17日至25日这一周在比利时举行。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四十八个国家的支部和同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
世界代表大会的讨论是在以伊朗和尼加拉瓜为代表的国际阶级斗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进行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这表明第四国际自1974年上届世界代表大会以来在地域上的扩展以及它深入扎根于世界革命斗争。
大会赞扬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尼加拉瓜人民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索摩查政权的行动，并承诺帮助建立世界范围的声援运动，援助尼加拉瓜，保卫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
世界代表大会是第四国际的最高机构。参加大会的各国支部代表是经过广泛的民主辩论和讨论，包括国际书面讨论后选举出的，体现了对国际内考虑的问题的不同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大会通过了经多数投票赞成的决议：
1．世界政治局势和第四国际的主要总体任务。
2．在资本主义欧洲建设第四国际。
3．拉丁美洲。
4．国际妇女解放运动。
5．尼加拉瓜革命。
为准备即将到来的重大阶级斗争，大会也决定作出激进的转向，将国际各支部前段时期争取到的大部分干部安排进产业。
《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这个决议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运动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形成这样一个全面的纲领性文件。
大会对《关于印支冲突》和《社会主义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两个决议进行指示性投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将继续进行，之后会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决定。
大会选出国际执行委员会，这是世界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领导机构。执委会将一年举行一次全会。大会结束后，执委会将立即选出统一书记处，这个较小的机构将在执委会会议休会期间代行其职责。
译自《洲际通讯》第17卷第44期，1979年12月3日出版。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南非工人斗争
·蔓延南非的黑人抗议浪潮（丁杰，1976年8月）
·南非洲的新形势：民族和阶级解放斗争新的兴起（史骊，1976年）
·南非军队的血腥罪行·南非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升级（1980年6月）
附录：南非群众斗争的新浪潮（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4年9月9日）
·南非政权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涓滴，1985年9月）
·外国在南非的投资——南非种族压迫制度的支柱之一（夏殊，1985年9月）
·南非群众运动的战略、策略辩论（小点辑译，1985年10月）
·南非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夏殊，1985年10月）
·《自由宪章》（1985年10月）
·《阿桑尼亚人民的宣言》（1985年6月）
·全国论坛委员会议决案（1985年6月）
·南非工会面对的挑战（小点，1986年6月）附：南非三大组织的会议公报（节译）
·矿工工会——南非矿工斗争的成果（夏殊，1986年4月）
·美国制裁南非的用意（1986年11月）
·保卫南非工会大会！——《国际观点》社论（1987年8月）
·南非工会文件选辑：南非工会大会87年新年文告（1987年8月）
·南非工会文件选辑：民族和阶级斗争不是对立的（武法马地，1987年8月） |
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和布尔什维克派发起的分裂——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声明（1979年11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和布尔什维克派发起的分裂
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声明1979年11月17日
赤心翻译
第四国际重新统一后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前夕，两个团体，“布尔什维克派”[1]和“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2]脱离第四国际。1979年11月17日，世界代表大会就分裂问题通过以下声明。
第四国际遭受了一次严重打击我们运动的分裂。考虑到在帝国主义和堕落或变态工人国家统治官僚阶层的综合危机框架下，世界范围内革命斗争的普遍兴起，以及这次世界代表大会决定彻底转向产业工人阶级以深化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我们相信我们的运动有能力迅速克服分裂在人数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国际及其各支部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
“布尔什维克派”和“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LeninistTrotskyistTendency）的领导层公开试图为他们的分裂辩护，指控第四国际的多数势力“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理由是他们保卫尼加拉瓜革命，这次世界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不民主。事实并非如此。
第四国际对尼加拉瓜革命作出革命的回应，分析尼加拉瓜革命的当前阶段，友好地对待领导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索摩查独裁的革命行动的桑解阵战士，因此指控说第四国际“正在清算”托洛茨基主义简直是荒谬。面对活生生的革命，任何其他立场都等同于宗派主义的不干涉论。
世界代表大会是以完全民主的方式筹备的。布派和列托倾向享有在书面讨论和各支部中根据它们本身商定的准则提出意见的充分权利。他们的理由是编造的，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布派和列托倾向恰好在世界代表大会的前夕分裂了，甚至拒绝在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面前陈述他们的情况，这暴露了他们对我们运动的大多数干部的蔑视，以及他们拒绝我们运动的民主讨论和决定。
布派和列托倾向有充分权利就尼加拉瓜问题和本次世界代表大会议程上的所有其他问题发表意见。部分拒绝分裂路线的列托倾向事实上就是这么做的。布派和列托倾向提出同样的借口，即自从四个月前推翻索摩查以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开始讨论尼加拉瓜问题。相反，像第四国际这样的革命组织有责任对尼加拉瓜革命这样重要的事件迅速作出反应。虽然布派和列托倾向单方面不参加这类讨论，面对帝国主义对尼加拉瓜革命的仇视，在国际声援运动的架构内，随着革命的开展，第四国际内还要继续这类讨论。
布派和列托倾向在国际内发表意见的权利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受到挑战。他们的分裂在政治上是不正当的，因此也是无原则的。
这次分裂追溯到尼加拉瓜革命爆发前。几年来，布尔什维克派一直作为一个比较公开的派别运作，无视第四国际的决定或准则。它逐渐将自己定位为与第四国际平行的组织，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分裂我们的力量，建立他们自己的国际机构和财务体系，与国际的这些机构竞争，把他们的同志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而不顾有关支部的利益，不受国际常设机构的控制，甚至不与它协商。尼加拉瓜事变前，他们受到警告，世界代表大会将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这种公开的派系活动。这种运作方式在尼加拉瓜的“西蒙·玻利瓦尔旅”的行动中达到了犯罪的顶点（见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关于西蒙·玻利瓦尔旅的声明，发表在《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1979年10月22日这一期第1033页）。
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派就以这种派系的方式构想了这个旅，而不是从尼加拉瓜革命需要的观点出发。布尔什维克派背着选举出的第四国际领导层，组建西蒙·玻利瓦尔旅，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变第四国际内的力量对比，以便它接管第四国际的领导权。这支队伍伪装成桑解阵的军队，以桑解阵的名义，欺诈性地筹款，迷惑那些认为它代表桑解阵的工会组织和群众团体。在一场活生生的革命中，这种彻头彻尾的无原则行为意味着将他们在第四国际内的派系和宗派主义方法延伸到整个拉美工人运动和整个尼加拉瓜革命中。西蒙·玻利瓦尔旅的行动是对尼加拉瓜和第四国际犯下的真正罪行。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在推翻索摩查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要求布尔什维克派给西蒙·玻利瓦尔旅下命令。书记处警告布尔什维克派终止它在中美洲的公开派别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这次世界代表大会会要求他们停止违反国际章程和准则的一切活动，停止他们的公开派别活动，所以布派领导层决定分裂。
西蒙·玻利瓦尔旅的可耻冒险注定会以灾难告终，结果也的确如此。那时，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层将他们的公开路线从试图用桑解阵的威望来掩盖自己转变到公开攻击桑解阵，说他们是巩固尼加拉瓜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这就为他们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以及重建第四国际组织委员会[3]联盟打下了基础。
列托倾向和重建四际组委会两者都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尼加拉瓜革命。类似于他们对待阿尔及利亚革命和古巴革命的态度。在这两个例子中，全世界多数托洛茨基主义力量都表明了他们有能力正确理解活生生的革命，以及在革命进程中崭露头角的革命斗士，同时在这些革命中，保卫和应用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但这两次革命发生时，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总会出现宗派主义倾向，不承认活生生的革命。重建四际组委会的领导人，只是在最近，事变发生后二十年，意识到古巴建立了工人国家！这些革命的领导者没有完整的列宁主义纲领，这些宗派分子从这个事实推断出，正确的立场是，无论他们在动员和组织群众、采取反帝反资本主义措施等方面具体做了什么，在任何时候都要谴责他们是叛徒。
这种宗派主义的立场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参与革命进程的群众眼中，会让托洛茨基主义名誉受损。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在尼加拉瓜发生过。除了布派采取的立场之外，哥斯达黎加社会主义工人组织（其领导人是列托倾向的成员）和尼加拉瓜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LMR）的立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例如，社会主义工人组织的报纸将尼加拉瓜政府采取的货币措施描述为反工人阶级的措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试图描绘一幅错误的画面，认为尼加拉瓜今天是镇压工人阶级的温床。11月13日，重建四际组委会、布派和列托倾向在巴黎联合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也是这个。这些势力拒绝组织帮助尼加拉瓜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声援和援助运动，他们错误地认为这只会帮助尼加拉瓜的“资产阶级”政府。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起国际运动，反对尼加拉瓜革命，把那些推翻了帝国主义支持了四十五年的血腥暴政的人说成是暴君，组织像11月13日那样的会议，只能给他们提供援助和安慰。革命者的批评，包括对违反工人民主的批评，必须在不同的框架内，即无条件地声援革命，保卫革命，反对在革命前进时试图将它扼杀在血泊中的帝国主义，用友好的态度对待尼加拉瓜的革命者。
在尼加拉瓜革命的影响下，重建四际组委会改变与第四国际重新统一问题上的路线。几年前，它与第四国际接洽，提供讨论，之前它是1963年拒绝与第四国际统一的势力。最近，重建四际组委会将第四国际及其支部认定为革命组织，并同意在为世界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基础上与我们进行讨论，目的是试探与第四国际合并的可能。第四国际内部在尼加拉瓜问题上出现分歧时，随着布尔什维克派、列托倾向以及重建四际组委会之间立场的趋同，重建四际组委会的多数派以他们之前的老一套宗派主义的条件反射来回应。他们实际上将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代表团排除在他们国际会议的讨论之前，而原先他们要求统一书记处参加这次会议。此外，他们还决定邀请列托倾向和布派参加会议，即支持这两派与第四国际公开决裂。重建四际组委会再次开始在其出版物上攻击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和同情组织，包括特别对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诽谤攻击，称其为“修正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事业。
重建四际组委会这种逆转近乎于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即寻求所谓的暂时派系优势。探索一条与第四国际进行原则统一的可行道路客观上是需要的，对解决一些关键国家未来阶级战斗中出现的革命领导危机也是重大贡献，但重建四际组委会背弃了这种客观需要。他们自己对世界形势的分析以及克服无产阶级领导危机的必要性都突出了这一决定的无原则和不负责任的特点。
重建四际组委会，列托倾向和布派呼吁成立“重组（重建）第四国际平等委员会”，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进一步分裂和攻击第四国际。其内容是清算作为一个组织的第四国际和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他们号召那些寻求破坏第四国际的人召开“公开会议”。这次“公开会议”本身不过是一个清谈俱乐部，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将第四国际建设成世界党。很明显，重建四际组委会，列托倾向和布派在当今阶级斗争的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反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即民主集中制。他们的计划将无果而终，就像重建四际组委会本身未能按照这些原则建立起一个替代第四国际的组织一样。这只会使数以百计的宝贵干部士气低落，遭到毁灭。
通过这些行动，重建四际组委会，列托倾向和布派今天已经放弃将第四国际建设成一个组织。同时建设民族工人阶级革命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原则。这个时代是帝国主义的时代，是生产力日益国际化的时代，是阶级斗争的时代，是世界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任何企图在不管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革命政党，而不同时建立革命国际，都将使其实践者不仅在国际上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在阶级斗争中犯严重的错误。
重新统一后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重申和捍卫第四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政党，作为一个基于在国际层面上应用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的完整，以此来重申并捍卫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在纲领和组织上的完整。
第四国际号召重建四际组委会，列托倾向和布派改变他们的路线。世界代表大会确认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布派的最强大组织，应该成为第四国际的阿根廷支部。我们坚持我们在原则性融合和重组问题上的总体方针。我们重申一个基本理念，即建设群众性的革命工人党和群众性的革命工人国际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仅仅靠个别的人加入现有的核心组织，即第四国际及其各支部，而必须包括同已经存在的或将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其他组织进行合并。它重申它的信念，即第四国际及其各支部对合并机会的反应方式在现在和将来都是对其革命能力的重要考验。
我们从1963年就开始寻求托洛茨基主义力量的重新统一，在目前分裂的影响下，我们不会改变这个方针。我们准备按照统一书记处在过去几年中所采取的方针，同工人斗争为代表的倾向进行讨论。在此之前，重建四际组委会必须扭转其目前的路线，并确认第四国际及其所有支部是革命组织，这种讨论的目的是在总体上与它们统一；根据这个立场采取行动。
在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的前提下，我们将采取任何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接近目标的举措，同时捍卫我们组织的完整和严格的组织边界。我们将建议我们的各国支部也这样做。
第四国际在原则立场上丝毫不让步，即任何此类讨论的目标只能是增强第四国际作为一个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世界政党。
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第17卷47期，1979年12月24日出版。
[1]“布尔什维克派”（BolshevikFaction），原先是第四国际内的一个国际派别，其主要力量在拉丁美洲。核心领导人物是阿根廷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纳韦尔·莫雷诺。1969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多数派支持在拉丁美洲整个大陆实施游击战路线，莫雷诺支持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的少数派立场。1973年，第四国际内形成两个派别，多数派的国际多数派倾向（IMT）和少数派的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LTF）。1974年世界代表大会上，多数派仍不改变其在拉丁美洲的战略路线，会后，莫雷诺要求少数派改变在第四国际内公开斗争的方法，形成公开的派别，遭到少数派的拒绝。1975年，莫雷诺决定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分裂，实施自己的战略路线。
[2]“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LeninistTrotskyistTendency），主要力量在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约有350-400名支持者，1976年这一派曾参加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后来国际内多数派承认拉丁美洲战略路线的错误，少数派投票解散列宁主义-托洛茨基派，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表示反对。
[3]重建第四国际组织委员会（OrganizingCommitteefortheReconstructionoftheFourthInternational），其核心领导人是皮埃尔·郎贝尔。1963年第四国际内的国际委员会派和国际书记处派统一时，英国的希利派和法国的郎贝尔拒绝统一。这两派曾一度接近，后分道扬镳，朗贝尔建立了自己的国际。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曾与莫雷诺派短暂联合。 |
4．社工党的伟大传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
4．社工党的伟大传统
（TheSWP’sGreatTradition）
1967年6月27日
致政治委员会，纽约州纽约市
亲爱的同志们：
我反对政治委员会提出的立即暂停斯瓦贝克同志的党员资格的动议。
你们都知道的，对于由斯瓦贝克写给希利的信所引发的问题，我赞成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阿特·沙伦（ArtSharon）来见我的时候，我已经向他解释了我的观点，我相信他也已经转告你们了。乔尔·布里顿（JoelBritton）也给我看了他写给全国办公室的信的副本，在那封信里，他记录了全国委员会委员在这里的一次会议上的讨论内容。
在政治委员会决定建议暂停斯瓦贝克的党员资格的那次会议上，会议记录中并没有记下这些不同的观点，我认为这是非常遗憾的——如果记下了这些不同的观点，全国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在投票之前，或许就有机会去考虑与讨论它们了。
我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斯瓦贝克在写给希利的信中，谈到了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问题——中国的发展和我们在反越战斗争中的方针政策，而这两个问题，现在在国际运动中，和在我们党内，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我们在做出任何纪律处分之前，都应该先与国际的同志，特别是英格兰的同志密切协商，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再进行处分。
2、由于我们才刚刚开始进行代表大会之前的预备讨论，斯瓦贝克提出的各种问题，都应该在预备讨论的议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如果我们把一位对党的立场和行动做出了有力的批评的人给暂停党员资格，以此作为预备讨论的开端的话，那将是非常令人难堪的。在我看来，直接发表斯瓦贝克（写给希利和多布斯）的信件，并把全面、详尽的答复一起刊登出来，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如果说过去的经历是一本入门书，那么这个办法就会对党的新一代的教育、党的意见的联合统一起到更好的作用。纪律措施服从于更重大的政治教育的目的，这种做法，是有丰富的事例支持的，在1939年至1940年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作斗争时发表过的记录中，在1944年至1946年就戈尔德曼—莫洛事件[31]进行的内部讨论公报上，都能找到大量的这方面的事例。
在反对党的政策的这些年里，斯瓦贝克在讨论中还是尽量保持了克制，使党对新的挑衅做出的反应，在短期内不至于产生太强烈的影响。但是，这对党的政治教育，对党为了应对以新形式出现的老问题所做的准备，会产生十分巨大的长期影响。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员，和整个国际运动，都能够再次在我们党的领导层身上看见它发扬了自己的伟大传统——不受个人好恶的影响，为了我们远大的政治目标，冷静而从容地采取行动。
兄弟的问候
詹姆斯·帕·坎农
注释
[31]坎农论述社工党内由菲利克斯·莫洛（FelixMorrow）和阿尔伯特·戈尔德曼（AlbertGoldman）领导的反对派团体的信件与演讲均收录于他的著作《狱中书简》（LettersfromPrison）与《“美国世纪”的社会主义斗争”》（TheStruggleforSocialisminthe“AmericanCentury）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1977年）。——原注 |
3．一个错误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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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个错误的趋势
（ATrendintheWrongDirection）
1966年11月12日
抄送：
艾德·肖，纽约
珍·西蒙，克利夫兰
瑞芭·汉森
纽约州纽约市
亲爱的瑞芭：
这是给你11月2号那封信的回复。就是那封附有珍·西蒙10月12日信件的副本的信。珍在信里要求修改党章，把原本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监察委员会，变为全国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要把它变成政治委员会的下属委员会，这让我非常惊讶和关注。这实际上就等于废除了监察委员会原有的职能。
党章之前一直对党起着良好的作用，但是，我发现那些意在“加强”集中的折腾党章的提议提案，在目前代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党（还有青社盟）已经够“加强”了，再这样搞下去，会有扼杀党的危险。
我记得，设立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监察委员会的提议，是在老头子被暗杀之后的1940年秋天召开的全会和工人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的。你应该记得，那个刺客认识我们的一位党员，靠这层关系混进了科约阿坎的宅子[28]。老头子被暗杀后，政治委员会忙于处理政治与组织问题——它如果正常运转的话，总是会忙于这些事务——没空去对个人进行调查和安全检查。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专门的机关来进行这项工作，对各种传闻和指控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与建议提交给全国委员会。
如果说保证党的安全是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之一，那么它的另一个职能——重要性不比前者低——就是向任何被指控或被怀疑为不应继续留在党内的党员，提供最大的保障，使他们能够获得最充分的调查与公正的讯问或审查。大家觉得，要想把这两方面的职能给执行好，最好是把它们交给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机关，这个机关要由老资格的党员组成，最好是那些因公正持平、富有献身精神而得到全党尊重的人。
我还记得监察委员会在这两方面尽心尽力地为党服务的许多例子。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以前有一位党员，他是海员工会党团的成员，在遭到两名全国委员会委员的指控后，他被洛杉矶支部开除了。这名海员便向全国委员会提出上诉，于是这个案件交由监察委员会调查。我记得当时的政治委员会驻监察委员会代表是多布斯——监察委员会对整个案件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个指控缺乏可靠的证据，便建议恢复他的党籍。这个案件就这样结案了。
再说另一起案例：沙赫特曼分子和党外的一些人曾散布流言，污蔑全国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对党不忠，监察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彻底的调查，收集了各方的速记证词，最后宣布这些流言纯属无稽之谈，遭到指控的这位党员洗清了冤情，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在其他案例中，也有经过调查之后，发现指控属实，并建议采取恰当措施的情况。
所有这些经历都有力地证明了独立的监察委员会的必要性：它由德高望重的同志组成，负责对每个案件进行彻底的调查，不受个人或派别偏见的影响，也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影响，它的全部职责就是全面、公正、公平地调查每一个案件，并上报它的调查结果与建议。这不仅是保障党的安全的最佳办法，而且也是尊重每一个案件中的被告人的权利的最佳办法。
据我所知，近期，在监察委员会遭到的所有批评当中，唯一正确的批评，是它在一些案件中没有按照这样的规矩来办事：即所有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必须参加所有的议程——亲自出席也好，通过信件联络也好——并让全党相信：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是彻底的，它的调查结果与建议是公平公正的。
※※※
我还得指出一点：设立一个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独立的监察委员会的主意，其实并不是我们最早想出来的。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党的组织原则与职能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一样，监察委员会这个主意也来自布尔什维克。俄国党很早就建立了独立的监察委员会。我也许还应该指出一点：十月革命后，新政府设立了法院[29]。它还让独立工会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列宁曾在一次论战中指出，即使是对那些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工会会员，独立工会也有义务去维护他们的权利。当然，这一切在后来都改变了，党的书记处垄断了一切权力，所有原本应该是独立的机关都变成了橡皮图章。但我们绝不能朝这个方向走。列宁—托洛茨基时代的形式与方法依然是我们最好的指路明灯。
※※※
党章中有条款规定，被暂停党员资格或被开除党籍的党员，拥有向代表大会上诉的权利，这项权利是不可动摇的，而任何可能削弱这项条款的提议，都让我十分担心。在全国委员会的权力可能遭到滥用的时候，这项条款就能明确清晰地维护每个党员的权利。绝不能只为了表现出我们自己是彻底的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的分权制衡思想”不作丝毫让步，就废除或削弱了这项条款。著名的《权利法案》就是典型的分权制衡，我希望我国未来的工人共和国宪法能吸收《权利法案》，至少能吸收它的大部分内容。我们党章中关于上诉权的规定也属于“分权制衡”。这有助于促使革命工人相信，我们党是一个真正的民主组织，既能保障各项权利，做事又认真负责，这样一来，我们对革命工人就更有吸引力了。
我相信，与党的过去三十八年的历史相比，如今这些考虑更有意义。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考虑到党的成分正在改变，必须灵活地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至少得把90%的强调都放在民主这一边，而不是那些为了使党“更高效”、让党变得敌视疑问、压制批评与讨论的馊主意上。在党展现出它如何能够吸引新一代人、发展青年党员之前，这些馊主意就会扼杀了党——青年人还不知道该从何起步，他们得在自由、民主的气氛中，通过解释与讨论，才能学到东西，才会成长起来。
在一次反对斯大林主义的论战中，托洛茨基说过，即使是在内战期间，党内的讨论也“像泉水一样地涌流不息”[30]。这些话，与托洛茨基在《新路向》中首次向斯大林主义发起进攻时写下的其他话，都应该向我们党的年轻的新党员重新解释一遍。而解释这些关键的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亲身践行我们所宣扬的一切。
兄弟般的问候
詹姆斯·帕·坎农
注释
[28]列夫·托洛茨基，也就是我们的“老头子”，在1940年8月不幸遇害，刺客是一个伪装成第四国际同情者的苏联特务。——原注
[29]坎农说的应该是工农检查院，该机关的前身是1918年5月成立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20年2月7日改为工农检查院。——校对者注
[30]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柴金如译，三联书店，1963年12月，第154页。——校对者注 |
菲律宾国会选举与社会局势分析（小点，1984年7月1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律宾国会选举与社会局势分析小点十月评论第11卷第6期（总第90/91期）1984年6/7月出版正如所料，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5月14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之中，保证了他的政党取得大多数的议席，成功地给予他的政权一个合法的掩护。但菲律宾的严重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并没有因此成为过去。它们继续以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选举举行了两个月之后，仍有4个议席未有公布结果。在其余179个议席之中，马可斯的『新社会运动』取得了108席，反对派和独立候选人取得了71席。而在马可斯一手制订的宪法之中，他还可以任命17个议席，构成200人的国民议会。因此，无论其余4个议席结果如何，马可斯的政党已取得足够的大多数，在国会之中继续为这独裁政权提供合法的掩护。虽然如此，马可斯在这次选举之中已遭受到重大挫折。这个操纵选举结果的能手，在选举之前『预测』反对派只会取得55席，独立候选人（其实是马可斯的支持者）5席，而他的『新社会运动』会取得其它所有议席。虽然他以各种手段操纵选举和影响选民的投票，包括阻止一些选民投票，在贫民之中买票，以至造票、舞弊等，但也不能阻止反对派在马尼拉和其它几个主要城市取得重大的胜利，赢得了这些地区议席的大多数。在马尼拉，只有一个政府候选人——托伦天奴——能逃过落选的厄运。他亦在政治上比较独立于马可斯。部份由于马尼拉这个选举形势的关系，他被马可斯委任为外长，代替前外长罗慕洛。权重一时的马可斯夫人也没有在选举中当选。在另一个意义上，选举的结果只反映了这次选举的其中一面。杯葛选举的运动构成了另外一面。菲律宾各反对派对这次选举持有不同的策略。『联合民族民主组织』主张竞选，说只有共产党才杯葛它。但非法的『全国民主阵线』发动了全国性的杯葛行动。在菲律宾，投票是强迫性的，杯葛意味着罚款、坐监，甚至受刑或被谋杀。但在全国2,900万合法选民之中，只有900人登记为选民。『联合民族民主组织』领袖罗雷尔也承认，只有3成的马可斯反对者支持他，其它7成支持『全国民主阵线』及其杯葛运动。无论如何，马可斯举行国会选举的政治目的大致上是达到了。呈现严重分裂和在总的策略上表现得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并未能在大选中对马可斯造成重大震撼。更重要的，是自从去年8月阿基诺被谋杀以来一直持续的政治危机，并没有带来成功的果实——推翻马可斯独裁统治。在这次选举之中，马可斯证明了他安然渡过（起码到目前为止）这场18年统治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也证明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缺乏足够的政治领导能力以取代马可斯。此外，藉着这次选举新的国民议会，马可斯希望可以造成国会合法代表性和受人民委任的面目，以帮助推行另一轮经济上的紧缩政策，企图缓和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的经济危机去年8月菲律宾政府连续收紧货币供应，促成全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阿基诺被杀后的动荡政治局面，也导致大量国内资金外流。马可斯声称这些资金数达10亿美元之多。庞大的外债和沉重的利息，以及支付进口石油、药物、肥料等的需求，令国家的外汇储备陷于衰竭。到了去年12月，菲律宾宣布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马可斯得到『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紧急援助，得以暂时渡过难关。但要继续得到它的支持和贷款，菲律宾需要遵从它的指示，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6月5日，菲政府宣布实施一系列经济紧缩措施，包括将国家预算开支减少5％，对出口商征收暴利税，提高进口课税，将货币兑外币改为自由浮动制等，目的是节约政府开支，促进出口，减少国际收支赤字。披索改为自由浮动后，立即开始贬值。第二天的汇率从14跌至18披索兑1美元，即贬了近3成，黑市价更跌至23.5披索兑1美元。这次贬值是12个月来的第3次。在83年初，9披索兑1美元，现在跌了一半有多。随着披索的贬值，物价进一步猛升。火水、燃料等费用立即升了2成多。6月9日，政府更将官方订定的米、猪肉、蛋等食物和主要日用品的最高价钱提高14％左右。其它日用品的价格亦随着上升。菲律宾现时的外债高达260亿美元。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国民总产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菲律宾的经济专家估计今年经济可能减缩6％之多。通货膨胀高达年率40％。马尼拉地区的失业率达到25％，半失业和隐蔽性失业情况更为严重。据官方数字，今年以来已有47,500工人被裁员，而商业界估计全年可能有30万人被裁员！福特和另一间日本车厂已宣布停止在菲律宾的汽车生产。马可斯整个经济紧缩政策，都表示要菲律宾工人和农民负担经济危机的代价。他企图进一步减低国内的需求和刺激更多出口，将低下阶层的生活水平进一步拉低。他也明白，以菲律宾目前的生活水平已是全亚洲最低的国家之一，再加上恶劣的政治局势，这些措施无疑会火上加油。因此，他宣布将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19％，达到每日52披索（约港币20元）。即使这样，工人的实际工资仍远追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更不用说很多工人连最低工资也得不到，不少公司由于蚀本而不必照样加入工，而更多工人正加入失业大军的行列昵。事实上，在马可斯18年独裁统治之下，菲律宾人民已普遍成为赤贫。工人的实际工资下跌了40％。在军法统治之前，42％的人口生活在政府承认的贫穷线之下。到了今天，竟然有83％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亚洲发展银行在1978年报告说菲律宾的食物进食量跌到全亚洲最低（尽管菲律宾有丰富的天然资源）！第三级营养不良的比例从3％增加到6％。越来越多的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数也在减少，而极少数人的财富则剧增，其中大部份更落到马可斯家族及其亲信的手中。而在极端悬殊的社会财富分配的背后，更存在着整个农业和工业的重大危机。农村的危机菲律宾蔗糖业的危机具有代表性。从18世纪以来，蔗糖业是菲律宾的经济支柱之一。蔗的种植从开始已是朝向国际市场。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之后，得到原来的宗主国美国的特别优惠条约对待，保证了稳定的市场，因此一直得以维持极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不怕竞争的压力。到了1974年，这个条约届满，蔗糖业因此面对国外激烈的竞争，陷入了重大的危机。在马可斯的统治之下，更利用72年以后军法统治的大权，将糖的贸易完全垄断在他的亲信手中，加强了剥削。数年前，蔗粮业开始机械化，但政府完全没有计划安置或安排被辞退的6成至9成的糖业工人转业。而在整个菲律宾的严重失业情况之下，这些工人更没有条件找寻其它工作，生活陷入了绝境。糖业工人的斗争传统可追溯到对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时期。但共产党游击队运动在最近才开始在这些地区扎根。农业工人工会逐渐将种植园工人组织起来。全国蔗糖工人联盟在1971年成立，到现在已有很多经济斗争传统。但工会的活动面对巨大困难。残酷的镇压是原因之一。而工人的生活情况和受雇条件也有不少影响。全职的工人住在种植园内，在农闲季节要靠园主赊贷食米维持生活，而且负债累累，因此很容易因为进行工会工作而受威胁。此外，临时和流动的工人占了大部份，他们的工资更低，形成一层赤贫的农村无产者，更首先因为机械化而遭受淘汰，其它工人则受到更无情的剥削，往往全家大小出动工作，每人每天只得到一、二披索蔗糖工人的痛苦经验是，种出来的经济作物不能食，糖代表了饥饿。因此，他们期望有一小片土地，可以种粮食。这种强烈的小农心态解释了工会的纲领和斗争路向。它除了争取工人对种植园的控制权、保卫农业工人应有的权利之外，更包括了土地改革：将部份种植园分配给工人，让他们自己决定种甚么。它支持工人在荒废的土地上种植、抵抗地主的激烈反对行动。这是对抗由于机械化带来的失业问题的方法之一。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况。因为随着机械化和农业生产更市场化和国际化，为市场而生产正不断取代口粮种植，这是资本主义式农业现代化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之一。种植新经济作物的庞大利润，吸引了小生产者走向现代化，转而生产经济作物。到了经济作物广泛种植之后，它的价格不断下跌，农民的实际收入一再减少；加上肥料和杀虫药的价钱不断上升，土地又趋于贫瘠，而农民更要倚赖商人操纵价钱，忍受巨大的不平等交换和多重剥削。越来越沉重的债务迫使小农将未来的收成作为借贷的抵押，以至不能自拔。这个恶性循环令小农负债终身，经济作物的收入完全用来还债，仅余下小块土地种植口粮以饲口。经济作物的市场操纵了口粮生产，改变了农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条件，将整个经济结合到全国和国际性资本主义经济之内。随着机械化的不断扩展，更大部份的人口走向赤贫状态，迫使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在城市缺乏足够的职位和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庞大的贫民区产生了。而在农村里，土地拥有权不断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社会两极分化不断加深。菲律宾政府通过对贸易的全面控制，来榨取超额利润。它并不需要全面控制生产，便可达到这个目的。在菲律宾的外国跨国农业和食品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保证超级利润。菲律宾的香蕉业便是很典型的例子。大部份的产品被三间美国大公司控制。它们通过严密控制贸易途径及与小生产者或中等规模的资本主义农民订定生产合同，实际上控制了整个生产过程，但不必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地主农民受到这些公司的压力，只好加紧剥削农业工人，大部份利润却落在这些跨国公司手中。在70年代被誉为第三世界农业革命榜样的稻米种植，不久也显示了它的局限。大部份在这个走向农业现代化的『绿色革命』计划下受惠的农民，很快便发觉负债累累，被迫卖掉刚买回来并继续在供款的土地。其它农业部门，例如椰子业，也普遍受世界性农产品和原料价格下降的打击和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严重影响，呈现深刻的危机。农民的不满演变成动乱，但往往被军队血腥镇压下去。虽然如此，农村的激进化过程仍在不断深化，为游击队活动的扩展提供了基础和人力、物力支持。游击队运动的兴起游击队运动主要有在菲律宾南部的『摩禄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性的『新人民军』。『摩禄民族解放阵线』是南部回教人民三百年以来反抗外国殖民地统治的斗争运动，到现在反抗马可斯政权镇压的斗争传统的延续。虽然马可斯的军队大规模镇压，但摩禄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活动仍坚持不息。不过，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南部回教人民聚居的地区，斗争的目标是抵抗外来的军事、经济、社会压迫，寻求地区性自治或半独立。对此之下，『新人民军』的活动范围逐渐从偏僻的北部山区扩展到全国，斗争的矛头对准马可斯独裁政权。然而，『新人民军』在扩展的过程上，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由于菲律宾是由数千个岛屿组成，岛上山岭崎岖，彼此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构成联络和军火补给的困难，而人民力量分散，加上言语的不同（主要的菲律宾语只在2成人口之中通用），历史的发展也不同，所以各地的社会状况差别很大，各地区游击运动的发展也极不平均。但在马可斯的统治下，极力开放各地区给外国资本，进行经济侵略，并且滥用军队在全国各地镇压，结果形成各地区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斗争对象，以马可斯政权为中心目标。深刻的农业危机、普遍的农村破产，加上军队残酷的镇压，迫使更多人民走向对抗，加入了『新人民军』游击运动，使到后者在过去几年来力量增加得很快，现在估计有约2万名游击队，在全国53个省活动，虽然行动规模此较小，部队的力量又分散在各地，军火来源稀少，补给困难，没有真正的『解放区』，但在不少地区有重要的群众支持基础，亦是现时世界上有数的活跃游击运动之一。『新人民军』游击运动事实上是非律宾共产党的武装分支。而菲共的活动范围也远超过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它还包括了受政府军控制的农村『白区』和城市中心。以菲共为主要力量的『全国民主阵线』，更成为国内反对马可斯政权的主要的力量。但菲律宾共产党运动的发展并非没有起落的。在70年代初期，菲共采取了军事路线。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菲共企图在北部荒芜的山区成立延安式解放区，但在政府军全力镇压下，菲共受到严重挫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到了1977年，菲共改变了路线，在人口较稀密的地区进行政治工作，逐渐在群众中建立基地。菲共也加强了在城市的工作，寻求建立有更多工人阶级成份的社会基础，进行半合法的活动，并推动一个广泛的非暴力运动，争取民主权利，与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结成联合阵线。与此同时，菲共也加强了在游击地区的武装斗争运动。但这两方面的活动也带来不少战略性的矛盾，而菲共的路线也是采取一个渐进的前景。甚至在目前极端动荡和急速转变的政治形势之中，菲共也维持了它的逐步建立社会、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路线，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配合菲律宾革命前夜的局势。广泛的社会动员在城市和主要工业区，工人运动逐渐从马可斯政权的镇压恢复过来。由于军法统治，仅有的工会权利也在各自由贸易区被抹煞掉。但工会运动逐渐出现。在80年，一个激进的工会流派组成一个新的工会联盟——『五一运动』，包括了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工会。它每年5月1日在马尼拉的集会吸引2万到4万工人。它更与其它工会组成广泛的联盟。这些发展朝向一个更广泛、更具战斗性的阶级斗争工会运动。在82年，一次严重的罢工短暂地瘫痪了菲律宾最主要的自由贸易区。83年10月，对工会和罢工纠察队的袭击，触发了14,000工人在自由贸易区发动一次大罢工。在各城市和工业区，传统工业被入口替代工业取替，后者又再转变为出口工业，工业现代化和结构性的转变造成大规模的失业，加上国际性的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金融、政治和社会危机的影响，更多工人面对失业的威胁，工人的战斗性也在提高。在马尼拉周围各主要贫民区，组织贫民的工作不断进行。事实上，在马可斯实施军法统治之后，马尼拉郊区的贫民区是首先动员起来的。最主要的汤道区经历了一段很长和有良好组织的斗争。它的榜样刺激了在其它贫民区的组织工作。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更多层份和地区的人民受到影响，被迫投入斗争行列。马尼拉北部的艇户和居民因为兴建现代货柜码头而受影响，水电站的兴建赶走了山区的部族，都是典型的例子。深刻的社会矛盾，在教会机构内也造成深远的影响。更多的教会基层活跃份子和不少教会神职人员因此激进化，认同了群众反抗马可斯政权的斗争。正如社会因为矛盾而分化一样，教会也出现分化。基层的压力迫使一直与马可斯勾结的教会高层要与政府维持一段距离，大主教甚至拒绝出任阿基诺事件调查委员会，拒绝为马可斯掩饰罪行，而教会基层很多时领导反抗马可斯的运动，其范围和水平有时更超过菲共的城市组织；后者更为积极在城市动员支持在农村里的『新人民军』，而忽视了城市内的斗争。无论如何，菲共『新人民军』和『全国民主阵线』成功地联络、组织、领导了大多数反抗马可斯政权的群众运动，成为反抗运动的重要支柱。但菲共仍然面对很多问题，包括组织上的问题、政治取向和意识形态问题。它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之下，应该与甚么力量联盟？联盟的形式和条件又应该怎样？与其它群众组织的关系应该怎样？工会的工作方针又如何？以往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可算是告一段落，但菲共又要怎样从它的束缚解放出来，研究世界上其它革命运动的经验和分析世界局势呢？中美洲革命经验对菲共起了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些问题上的辩论正在进行中。近几年来菲共及新人民军的急速发展，令到这些问题更形迫切。政府镇压下的社会斗争前景在政权方面，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迫使它更为倚赖军队的力量。虽然军法统治名义上在81年撤消了，但军队的势力仍在不断增强，在阿基诺事件之中，军队的角色不可抹杀。而整个社会更趋军事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军人和保安力量的比例达到全国人口的2％。大量的社会资源用作维持军队的消费。更严重的，是军队在社会的暴虐行径，加深了对广大人民的压迫。以往囚禁政治犯的政策改为法律以外的处决和暗杀行动。军方的暗杀队越来越活跃。国际特赦协会在南部3个省份已列出14个这样的暗杀组织。在政权和军队加强镇压之下，更多人民参加了『新人民军』，其它则支持游击队的活动。政权因此采取了美军在越战之中使用的集中多条乡村村民在一条乡村的政策。军队强迫附近村落的村民晚上集中在一条由军队监守的村落之内，隔开游击队的联系。村民在日间便要长途跋涉往返于田野之间。仅在南部，已有225个地区，30万人受到影响。当地的人民自然更加痛恨马可斯政权及军队。在全国范围内，马可斯及其家族的政治及经济垄断，造成腐败的经济管理、广泛的贪污、巨大的浪费，加深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困难和社会矛盾。连其它资产阶级都或多或少反对他，更不用说低下阶层和中产阶级了。在抗议阿基诺被杀的反对浪潮之中，马尼拉商业区的资本家和白领阶层也公然反对马可斯政权，显示了这个政权的孤立程度。现在，他只有倚靠军队的支持，对整个社会实施残酷的镇压。军方势力不断坐大，令到军队接管马可斯政权的可能性日渐增加，虽然这个国家以往没有军人执政的传统。因此，菲律宾局势正处于十分不稳定的局面。革命爆发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矛盾的深化不断增加，但军事政变的危险亦时刻存在。面对这个紧张局势，社会上反抗马可斯政权的力量却显示了重大的领导危机。菲律宾的资产阶级已在过去大半年的广泛社会动员之中证明了它的软弱无能，不但不能领导各社会力量反抗马可斯独裁政权及其主要后台美国帝国主义，连作为取代马可斯、换上一个较开明、较能缓和社会危机的领导层也不能形成。当然，这是受帝国主义压迫和控制之下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能的共通表现，并非菲律宾独有。他们一方面恐怕国内无产阶级的真正动员会连自己的阶级地位也推翻，另一方面也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紧锁，不能真正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长期以来受到马可斯政权残酷镇压的菲律宾共产党和『新人民军』，再加上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困扰，也在这次广泛社会动员之中显示了巨大的缺点。它极待吸取经验和教训，为领导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作出准备，并且要在政治理论上重新武装，作为推翻马可斯政权、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武器。在菲共之外，还有一些进步和革命的组织，包括由耶稣会领导的『社会民主』阵线，小规模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松散的激进基督教流派，由小资产阶级、专业和学术界组成的『菲律宾主权和民主运动』等。但这些组织普遍欠缺全国性的规模。只有以菲共为骨干的『新人民军』和『全国民主阵线』才能在全国的规模领导和协调斗争，并将政治、社会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而这些条件是经过多年来的工作和牺牲创造出来的。因此，菲共面对更大的挑战，领导菲律宾的社会运动共同斗争，反抗马可斯的镇压和消除军事政变的危机。在目前迅速演变的菲律宾社会局势之中，革命领导的危机正更清楚地显现出来。84年7月11日附图（说明）：防暴警察在棍打罢工工人尤马格斯UMAGAS。尤马格斯已中了两枪，倒在地上。这是在马尼拉市郊马拉邦的一间工厂内发生。警察冲入雅迪发展公司，逮捕了二十七名罢工者。几名罢工工人和警察受伤。马拉邦警察局长吉斯声称暴动中无人被杀死，他修正早些时的报告，当时他说有两名罢工者被警察开枪击倒。工厂官员说仍在查究伤亡报告。一份反对派报纸报导说，相信有五名工人在暴动中丧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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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基诺事件剖析（1983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阿基诺事件剖析涓滴（国际近事述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十卷第十期（总第82期）1983年10月菲律宾反对派领袖阿基诺流亡国外三年之后，刚刚抵达马尼拉机场，在三名军方人员押解之下，竟被凶手在极近距离的情形下从背后被枪杀。事件令举世震惊，纷纷认为菲律宾独裁统治者马可斯对阿基诺之死有极大嫌疑，甚至最温和的评论也认为马可斯要负绝大责任。虽然官方指称凶手是一名当场被击毙的假冒机场人员，但根据一名在飞机上的日本新闻记者的目击报导，阿基诺是被军方押解人员开枪击毙，而该假冒机场人员是被推出一辆军车后被枪杀的替死鬼。从电视新闻中见到『凶手』伏尸阿基诺前面，『凶手』矮过阿基诺，但子弹却是从高向低射中他等事实判断，日本记者之说法可信性甚高。而马可斯政权在整件事件中的角色实在是清楚不过了。马可斯为甚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一个温和的反对派领袖杀掉呢？事实上，阿基诺对马可斯仍抱有幻想，认为他是唯一能和平恢复民主的人（美国时代周刊的访问报导）。马可斯这样做，显示了这个军事独裁政权面对高涨的国内反对势力和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而作出的绝望行动。在忍受了马可斯高压统治18年之后，菲律宾人民的不满，更因为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而达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在政权的军法统治下，菲律宾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极端的程度。菲律宾的贫富差距是全东南亚最悬殊的。四成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菲律宾的经济困难将外债总额推到220亿美元之多。政府实施的紧缩政策更令人民百上加斤，导致罢工和工运斗争浪潮增加。菲共的新人民军在多个地区的活动和南部回教分离主义的反抗运动亦对马可斯政权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面对着严重的社会动荡局势，马可斯政权一年前开始对所有反对派实施镇压，将工会领袖、离心的教会教士和修女、新闻记者等逮捕入狱。根据民间组织报导，估计有约一千人被政府拘留，其中大部份是在菲律宾南部的战乱地区。为了加强镇压，政府前年通过秘密法令，凡触犯『煽动性』文章、演讲、组织反对派集会等『政治罪行』的人可被判死刑。支持马可斯独裁政权维持高压、残暴统治的后台，正是美国帝国主义。历届美国政府都与马可斯政权保持亲密关系。里根政府更是马可斯的强力支持者。菲律宾允许美国维持美国在国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苏碧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作为美军在亚洲的活动据点。美国则以巨额军事援助收买菲政权。今年6月签订的5年协议，包括了高达9亿美元的『租金』。此外，美国政府还帮助镇压马可斯政权在美国的反对者，甚至有迹象显示美国政府在81年两名菲律宾工会领袖在美国西雅图被马可斯特务谋杀的事件中有勾结的情形。即使是在阿基诺被谋杀的事件之后，里根仍然重申对马可斯的支持，表示不会取消原定在今年11月访菲之行。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支持，马可斯政权才可以在严重社会危机之下仍然继续统治。另一方面，菲律宾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亦不能提供一个解决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出路，以取代马可斯独裁政权。他们除了空喊民主口号之外，基本上仍同样是受制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束缚，不能摆脱美国对菲经济的垄断。在阿基诺被杀后，联合了12个反对党和组织的『联合民主组织』更表现得群龙无首。事实上，这也是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能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另一个明显例子。软弱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并不能领导菲律宾人民反抗军政权。因此，一个包括了工会、农民组织、学生运动、妇女组织、教师、律师、新闻记者等的『全国民主阵线』逐渐取得更大的群众支持，甚至超越了反对派的力量。这个阵线在81年成功地组织了杯葛虚伪选举的运动。它亦与新人民军游击队有联系。马可斯政权谋杀了阿基诺，打乱了资产阶级反对派阵营在明年全国议会选举的部署。但这个冷血行动却激起了全国的抗议浪潮。数以十万计、以至过百万的群众在阿基诺供人瞻仰和葬礼期间，在多个城市游行，表示对政权的愤怒。这些愤怒和不满将促使群众激进化，走向更坚决反对军事政权的道路。无论马可斯或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反对派都不能阻止这个过程。9月21日，军法统治11周年的日子马尼拉50万人示威，其后爆发暴动，警察开枪镇压，导致10人死亡，百多人受伤，是马可斯执政以来最严重的暴动。群众高呼『革命』，『马可斯辞职』等口号，并冲击总统府。在稍后的示威中，群众更将矛头指向马可斯的后台主子——美国。在群众汹涌的反政府浪潮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却声言要『非暴力』地推翻马可斯政权。在菲律宾拥有不少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亦呼吁群众冷静，希望将群众运动纳入和平改革的道路。马可斯则威胁要恢复2年前『撤消』了的军管，加强对人民的镇压。群众运动除了面对国内政权镇压外，还要对抗美国帝国主义。新人民军的活动，更需要配合广大群众的基层组织工作。而在长远来说，只有一个受到革命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才能真正推翻菲律宾资产阶级政权和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图：马尼拉学生抗议阿基诺被杀，举起钉上「解除美国——马可斯独裁统治」标语的美国旗回目录下一篇 |
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生存之道及其在六十年代再现生机的原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
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生存之道及其在六十年代再现生机的原因
（ReasonsfortheSurvivaloftheSWPandforItsNewVitalityinthe1960s）
在三十八年前的十月，我、马丁·阿本和马克斯·沙赫特曼——当时我们都是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因为坚持在国际讨论中支持托洛茨基及俄国反对派而被开除，从那一刻起，我们所代表的这个党的历史就开始了。回想起这么多年来我们关注过的组织的死亡率，就会觉得我们党依然能焕发着青春的活力，是一个非凡的成就。这个运动吸引青年人的能力就是它依然活跃的标志。无数人曾尝试建立各种各样的激进组织，他们创立了，又消散了，就这样周而复始。老家伙们停滞不前，新生血液却迟迟没有注入。一个又一个的这种组织，不是消亡了，就是半死不活（这种命运可能比死亡更加残酷）。
在我看来，我们运动得以生存及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有很多，我将列举几个特别重要的原因，逐一详加解释。
1、国际主义与社工党
首先，早在三十八年以前，我们就认识到，在当今世界，革命党的组织不能局限在一国范围之内。今天，世界各国的所有问题都是相互交织的，仅凭一国之内的政策无法解决它们。林登·约翰逊刚刚为这个道理做出了最新的验证。他企图像德克萨斯牛仔一样，用武力来解决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这显然失败了。我们早就决定了要成为国际主义者，自始至终都在坚持这么做，我们不打算按照美国理念去建立一个纯粹的美国政党——因为在创造性的政治活动的领域里，美国理念是很少见的。我们成为了一个国际运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参加到国际合作中去，从其他国家的运动的思想和经验中吸取了大量的教益——当然我们也同他们分享自己的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更好的机会，可以在本国开创一个富有生命力的革命运动。
我认为，这个道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适用于当下。一个非国际主义的政党，已是过时得无可救药，而且注定要失败。我不清楚年轻一代的同志是否已经理解了这个最最基础、最最关键的理念。有时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理念只懂得皮毛，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它，却没有理解它的本质：归根结底，国际主义就是国际合作。第四国际每一个党的事务、困难和争论，都必须得到我们的关注——同时他们也必须关注我们的问题。参加第四国际内的一切讨论，不仅是我们的权利，更是我们的义务；参加我们的讨论与争论，同样是他们的权利与义务。
2、我们的革命延续性
我们党能够生存下来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并不假装拥有新的天启。我们并不是那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你们现在可以在大学附近或其他地方看见这种人，他们到处宣称：“我们得在一无所有的地方重新开始。过去的一切都要抛弃”。正相反，我们郑重地把革命运动的延续性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当我们被逐出共产党时，我们并没有变成反共分子；我们反而认为自己才真正代表了共产党最优秀的传统。如果你们读过现在的文献，就会明白，只有我们挺身而出，捍卫了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然而共产党的正式领袖一点也不想说起这个。但是，当我们在本国开创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正是那富有成果的十年给我们打下了基础。在那之前，我们中有些人曾参加过世界产业工会和社会党，并在全国各地的各种阶级斗争活动中积累了十年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WorkersoftheWorld.IWW）与社会党的继承人，我们继承了它们身上一切优秀的、正确的和革命的东西。我们无比崇敬劳工骑士团[24]与干草市场烈士[25]。我们不是一无所有的新人，我们应该是后继者。
我们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过去。我们可以追溯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以及它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他们的其他著作。我们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我们可以追溯到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左翼反对派的斗争。
我们常说，“我们是后继者”。我们也确实是后继者。我们对这个角色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而且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活跃。这是一个规模虽小、却十分自信的团体的标志。我们同一切妄称自己是美国工人阶级的领袖的人展开了论战：先是斯大林派，然后是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工运混子，和形形色色的自称能解决劳动人民的苦难的庸医们。论战是革命政党的标志。一个“过于擅长”某些人所谓的“争吵”与“批评”的政党，也确实能在政治的漩涡中生存得更久。
在这方面，政治比棒球还要糟糕得多。利奥·杜洛切[26]名声确实不好，但他带领纽约巨人队拿了全国联盟冠军，还打败了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拿了世界冠军。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好人没好报》，解释了这个现象。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政治。
我们如果与其他人有不同的看法，就会坦率地说出来。我们会说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不同看法，这样一来，喜欢追根究底、正在寻找一个能够代表他们的志向与理想的组织的年轻人，就会明白我们党同其他政党有什么区别。当他们关注重大问题时，再没有什么比糊稀泥、混淆双方之间的分歧更糟糕的了。
3、工人阶级路线
我们的运动能够挺过艰难的初期阶段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我们的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始终以面向工人阶级、面向工人阶级的组织为自己的路线。那时我们从来没有过不依靠工人阶级也能推翻资本主义的念头。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资本主义使人类获得了极大的便利，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同时又创造了工人阶级，它的利益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并且也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创造了这个数以百万计的工资劳动者阶级，也就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我们认为，我们的活动、宣传和鼓动，都要以本国的工人阶级为本，这是革命者的任务。
4、将理论付诸实践
我们具有超乎寻常的生命力的另一大原因便是我们不仅仅学习书本上已有的规则和公式。许多人也会学习书本——但他们只会读死书，然后便待在家里不出去。以前托洛茨基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我们的国际运动中有些人只会玩弄词藻。他说：这种人熟知所有公式，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但他们却没有真心理解这些公式，结果这些公式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意义。如果你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式，那么你肯定就会迫不及待地将它们运用到实际中去。
正如恩格斯曾在十九世纪告诉过美国的社会主义宗派分子那样：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谁要是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却不想在工人阶级中间实际运用它的话，还不如直接回家睡大觉。不过我们不是这种人。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经验，但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去这两方面都做得一样好。
5、学习能力
我们能生存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在工作中有一个长处，那就是谦逊。谦逊是学习的先决条件。如果你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了，那还有什么好学习的呢？我们在1928年痛苦地发现，尽管我们经历过那么多、学过那么多东西，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不知道。苏联和国际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和新的复杂情况都要求我们从头学起。而且还要向最好的老师——俄国革命的领袖——学习。自从投身美国工人运动以来，算上参加共产国际的经历，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年的经验，但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尽力向那些在工人阶级历史上唯一一次进行了成功的革命的伟大领袖学习。
我们还要学会如何思考，并充分运用时间去思考。我们相信，纪律严明这个词不只是用来形容革命党的。其他党派，比如法西斯党，也会拥有这个特点。斯大林党就是纪律严明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特之处就是，它的严明的纪律源自清晰的思考。思考是行动的另一种形式。在我们的运动的早期，我们进行过大量的讨论——讨论中讲过不少难听的话，但这帮助我们澄清了不少问题。我们必须学会耐心倾听，并通过讨论制定出我们的政策与纲领。
在我们的运动的初期，我们几乎被彻底孤立，而我们能够生存下来，都是因为我们具备了这些素质。我们相信美国工人阶级，并一直在走向它。当美国工人阶级在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活跃起来的时候，我们制定出了行动的纲领，并走入了工人阶级，开始发展壮大——短短几年里我们就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6、社工党的党内民主
灵活的党内民主不仅是我们党能活到三十八岁并继续成长的原因，现在也使我们获得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不用强力来解决意见分歧。自由的讨论——不一定一周七天都进行，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定期进行，而且少数派的权利能得到全面的保障——是我们这种组织能够保持健康有力的必要前提。
对于派别斗争，并没有一种万无一失的办法能保证它绝不会失控。我并不想鼓吹派别斗争——除非有人故意找我的碴，把党往邪路上带，还不允许我抗议！国际运动的一般经验告诉我们：过分的派别斗争是十分危险的，会对党造成毁灭性的的打击。在我写的书《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27]中，我特别强调了派别斗争在变得无原则之后产生的消极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一个政党多年来一直没有派别斗争的困扰，这似乎也不算是健康的征兆；相反，这应该是这个党懈怠的表现；这样的一个政党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富有生机的政党。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党里头，会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在某件事的评价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才是富有生气的兆头。
7、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
美国激进运动中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我把它叫做“新左派”。新左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用来概括这样一群人：他们不安于现状，想做点什么——但我们不想向过去的经验学习；“旧左派”也好，“旧左派”的思想或传统也好，统统都是不好的。如果你问他们未来是怎样的，他们会回答你“未来嘛，现在还不清楚，让我们再好好想想吧”；如果你问他们现在该怎么办，他们会对你说“我也不知道啊，总有些能做的吧”。这个描述，对这个难以分门别类的新左派来说，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对于新左派，人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而我们还必须同他们竞争。
我们知道自己从何而来；我们要维持自己的延续性。我们也明白自己是世界的一份子，所以必须成为一个国际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全世界的同志一起合作，一起讨论，并且我们还能从中受益。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方向，但新左派却声称工人阶级的时日已尽。这帮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居然自大地把工人阶级给一笔勾销了。在二十年代曾有过一段比较长的繁荣时期，但当时工人不仅没有赢得一点胜利，反而在不断退却。工会也发生了明显的衰退。在所有的基础工业里，所有你现在能够看到大规模的产业工会正在茁壮成长的工业里——汽车、飞机、钢铁、橡胶、电气、运输、海运——当时都没有产业工会，只有四处分散的小工会。在这些大型基础产业中只有一些黄色工会，被老板的傀儡把持着。工人必须对这些傀儡惟命是从，才能保住黄色工会的会员资格。直到三十年代中期，半革命的造反才打破了这种局面，并建立了真正的工会。
这些自大地把美国工人阶级给一笔勾销了的毛头小子说：“马克思从根本上就错了。他以为工人阶级能够发动革命解放自己。只要瞧一瞧工人阶级就知道，他彻头彻尾地错了！”。如果工人阶级发动不了革命，那还有谁能发动起来呢？——一提这个他们就哑了，就像新左派现在答不出来用什么力量才能改变社会一样。
那些曾在二十年代说过这种话的人，已经被证明是错的；现在还这么说的人也将被证明是错误的。我们将坚持面向工人阶级，特别是面向它有组织的那一部分。我希望我们党和我们的青年运动，不仅能够继续保持、而且还会强化和发展自己的论战能力，在即将到来的美国工人的激进化的过程中，同一切企图冒充领袖的人展开论战。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党与我们的青年运动能不断地学习与成长。这是一个革命党能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让我感到厌烦的，不仅是那些不知刚从哪里冒出来，就宣称他们无所不知的新人，还有那些以为自己已经用不着再去学习新东西的老家伙。世界是不停变化的。新的问题出现了，革命运动每走一步都要面对新的复杂形势与情况。一个领导有方的领导层，它的每一个领导人都必须坚持学习、不断成长。也就是说：必须始终保持谦逊。
8、个人的重要性
我还要补充一点，经常有人问我：“一个人能够做到什么？”。世界现状的紧迫性已经成为共识。随着核武器的发展，以及各种足以毁灭地球上全部生命的发现与发明，整个社会问题的紧迫性已经放大了一百万倍。这些武器不仅能毁灭广岛或长崎这样的单个城市，更能毁灭地球上的全体生命。而这些武器却被那些鲁莽的、不负责任的人掌握着。一定要把这些武器从那些人手中夺过来，而这只有革命才能做到。
在这样紧迫的情形下，单单一个人可以做到什么呢？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见伯特兰·罗素接受采访，他是一位英国哲学家、和平主义者，还是反对核战争的战士。他虽然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但却坚决地反对核战争，并预言了核战争可能造成的毁灭。
“在你看来，阻止一场可能毁灭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核战争，可能性有多大？”罗素被问道。
“四成吧。“他说。
“你会怎样提高这个可能性呢？“访问者紧接着问罗素。
“除了全力斗争，尽量提高这个可能性，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罗素这样答道。
假设一下，由于各种抗议，由于我们和别人的大力活动，这个可能性提高到了五成。这时就好像有一个天平，两端是平衡的，只要一根羽毛就能打破这种平衡。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我觉得今天的国际形势就是这种情况——哪怕多一个人参加革命运动，他的活动就有可能扭转乾坤。
注释
[24]劳工骑士团（KnightsofLabor），全名“高贵圣洁的劳工骑士教团”（NobleandHolyOrderoftheKnightsofLabor），成立于1869年12月28日，是早期美国工人运动史上成立最早、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工会组织之一，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盛极一时，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逐渐衰落。——校对者注
[25]干草市场烈士（Haymarketmartyrs）：1886年5月1日，芝加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5月3日，警察开枪镇压，杀害两名工人，5月4日，芝加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警察枪杀工人，游行中有人向警察投掷炸弹，炸死七名警察，警察随即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四人，打伤上百人。在随后的镇压中，8名工会会员被判有罪，其中7人被判处死刑。为了纪念美国工人的英勇斗争，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时，将5月1日定为劳动节。——校对者注
[26]利奥·厄内斯特·杜洛切（LeoErnestDurocher，1905年7月27日——1991年10月7日），美国著名棒球运动员和经理，在执掌纽约巨人队期间，曾于1951、1954年获全国联盟冠军，并在1954年世界大赛中击败了夺冠热门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夺得了世界冠军。“好人没好报”（Niceguysfinishlast）是他在1946年接受采访时说的，原话是“好人只能拿第七名”（Theniceguysarealloverthere,inseventhplace）——当年他率领的布鲁克林道奇队在全国联盟中仅排名第七（倒数第二）；这句话流传开后，慢慢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校对者注
[27]《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一个参加者的报告》，商务印书馆，1963年12月。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cannon/1962/index.htm——校对者注 |
1．不要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
1．不要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
（Don’tTrytoEnforceaNonexistentLaw）
1966年2月8日
仅供全国委员会多数派阅览
致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
汤姆［汤姆·克里］在1月28日的通告中，附上了拉里［拉里·特雷纳］1月15日的信的副本、1月7日阿恩［阿恩·斯瓦贝克］写给拉里的信的副本、12月14日他写给罗斯玛丽和道格［道格·戈登］（RosemaryandDougGordon）的信的副本以及艾尔·A（AlA.）宣布自己决定加入进劳党［进步劳工党］的通告（我之前已经在当地看到过这个消息），对于这些内容，我深感不安。
我之前收到过的斯瓦贝克的信件，以及凯伊［克拉拉·凯伊］的文件，都对党和青社盟在华盛顿感恩节大会[18]上的表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外他们还对党的一般性的政策和措施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批评。
自从我国的左翼反对派在托洛茨基指导下开始工作算起，已经过去了三十七年，在我看来，问题在于如何根据这三十七年来的传统和经验，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党和青社盟的教育工作。也许有人会把这个阶段之前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十年也算进去，至少对于我来说，这十年中走过的弯路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记住了很多东西。
拉里在1月15日的信中提议采取纪律处分，而汤姆在1月28日的信则通知我们，政治委员会已经将纪律处分的问题列入了全体会议的议程。我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
经历了由共产党的十年派系斗争带来的反面教育，也许我从托洛茨基身上学到的最不容易的一课就是：只有当存在争议的政治问题不仅在全国委员会中、更在全体党员中得到彻底的澄清之后，再去讨论组织问题。正是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学到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教训，并将其运用到实际中去，我们党今天才得以存在。这绝非夸张，而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事实。
以我之见，如果从这一点出发的话，即将召开的全体会议应该成为一个学习班，用于学习如何利用在新争论中出现的政治议题，来对全党进行教育和澄清，这些新的争论大多出自旧的争论，只不过多了一些时髦的修饰和谬论。
如果能形成一种没有恶毒的个人攻讦、没有用组织纪律进行阴险的威胁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这些攻击和批评能够一一得到答复，这个目标就能最完美地达成。我们年轻的同志们最需要的就是学习；要想学会这些新的争论中需要知道的东西，这是最好的办法——事实上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他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他们当中有些人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这只会使把全会变成学习班——任何人都能自由提问，并得到耐心的回答——的提议显得更加明智。
如何引导政治争端，用以教育干部，这方面最经典的事例，记载于两本书中，它们是根据1939年至1940年间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原则斗争而编写的[19]。我认为，尽管已经过去了二十六年，这两本书依然鲜活生动，因为它们尝试去回答与阐明这次争端中包含的所有重大问题，并把纪律处分与组织手段暂时搁置，留待以后再考虑。
比起小资产阶级反对派在那次斗争中对正常的纪律规章和程序进行的有系统、有组织的违犯，柯克［即理查德·弗雷泽］和斯瓦贝克的违规行为跟少年的恶作剧没什么区别。然而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所有涉及纪律处分的提议，甚至仅仅是谈及或威胁要进行纪律处分的提议，都要先搁置起来，等到政治争端得到阐明和妥善解决之后再行讨论。在那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党之所以得到了重生，获得了再教育，并且为在紧随其后的艰难岁月中屹立不倒做足了充分的准备，恰恰是因为执行了这个政策。
至于拉里在信中建议的纪律处分，以及政治委员会将这个问题列入全会议程的做法（至少是威胁要这么做），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有些小题大做了。仅仅因为两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外传播他们的批评，我们就要给予他们纪律处分吗？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和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遇到各种麻烦。
我们一直认为，在出现分歧、遇到批评时，妥当而负责的处理过程应该是在这样的：在可以在全会上对这些分歧与批评展开全面讨论、并正式允许在党内开展讨论之前，得先把分歧和批评限制在全国委员会内部。但这种做法对于不负责任的人来说，从来就没有奏效过，将来也永远不会奏效；而且这种麻烦不是靠纪律就可以解决的。
在左翼反对派的头五年里，每当全国委员会中发生争论，无论大小，沙赫特曼和阿本就会把纽约支部也拉进这些争论里去，他们还收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能言善辩的狂人对党的政策的批评——这些人就像主日学校里的乖学生一样层出不穷——进行永无休止的讨论，不停地指责全国委员会里的多数派。对此，除了据理力争，没有其他方法。任何形式的纪律处分都会触发一场分裂，而这种分裂在激进群众面前，是没法解释明白，也没法为之辩护的。
在我回忆里，在我们三十七年的历史中，还没有过一个提出批评意见的反对派，是在等了这么久之后，才在全国委员会之外传播自己的思想的——尽管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不负责任的。几十年来，我们通过在政治上直面一切批评和反对，教育了那些可以教育的人，培养和磨练了我们的干部队伍。
除了上面讲过的与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作斗争的例子之外，我还能列举两个小例子。
1、1941年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之后不久，著名的穆尼斯[20]指责我们在法庭上表现得缺乏“自豪的勇气”，拘泥于合法主义，还犯有种种罪过，耍了不少下流的花招，等等。对于他的批评，我一一做了答复，没有一丝含糊和客气。你们中有些人可能还记得，我们把穆尼斯的信和我的答复发表在一本叫《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辩护政策》的小册子里，这样一来，所有党员，所有可能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就都能了解双方的意见，并做出自己的判断。
那本小册子出版于二十四年前，这么多年以来，我本人再也没有听见有谁批评过我们在那场审判中的表现。相反，我的证词《法庭上的社会主义》以多个版本重印了多次，就我所知，这本小册子一直是党内最受欢迎的小册子[21]。
2、我注意到，青社盟不久前在一个内部讨论公告上，发表了我在1948年全体会议上发表的论华莱士[22]的进步党和我们1948年竞选的两篇演讲[23]。这两篇演讲的背景，与即将召开的下一届全会有一定关系。
华莱士刚宣布代表进步党参加总统大选，斯瓦贝克没有跟其他人商量，马上就在芝加哥宣称华莱士的进步党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劳工政党，我们应该全身心地支持华莱士。全国委员会全会尚未召开、就连政治委员会都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得出统一的立场的时候，斯瓦贝克就急匆匆地拉拢了巴特尔［迈克·巴特尔[MikeBartell]］、曼尼·特尔波维奇（MannyTrbovitch）和当地的执行委员会，在他们帮助下，整个芝加哥支部瞬间就成了华莱士的助选机关，并在基层支持进步党。这个政策在洛杉矶、水牛城、杨斯顿等地的支部都获得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应当先了解这个背景，再来研究全会上的讨论。
我这两篇演讲从头到尾都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政治分析，并逐条答复了斯瓦贝克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有谁想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一些东西的话，他们应该注意到，我一次都没有指责过斯瓦贝克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一次也没有指责过他违反了拉里所谓的“委员会的纪律”。
我没有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尽管他的行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会让人恼怒不已。我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希望全会能全力关注这次争论中涉及到的关键的政治问题，并从中吸取政治上的经验教训。我这两篇演讲，以及其他同志在全会上的发言，都让绝大多数与会者信服，甚至还动摇了反对派对自己立场的信心。在几个月后的全国大会上，党已经紧密团结起来，并且确信我们独力参加1948年总统大选是正确的决定。
委员会的“纪律”源自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而不是由通过党纪或者恐吓产生。我以前说过，在我们超过三十七年独立的历史中，我们从来没有尝试执行这样的纪律。但在我说的这段时间里，共产党却在党内执行过这样的纪律——至少是我们和他们都认为是党纪的东西——这在实际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理论上，政治委员会及全体会议的所有讨论和事项都是应当严加封存的机密。实际上，任何会议召开后不到一天，各派的党羽就已经把整个报告写在秘密的“小纸条”上，传遍全党了。哪怕是极度要求纪律的共产党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些鬼鬼祟祟的行为而处分过任何人。
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更何况这还会扰乱严肃的政治争论，而这些争论原本是应该加以讨论和阐明，用以教育全体党员的。
我希望所有收到1月28日汤姆的信的全国委员会委员都能够得到我这封信的副本。
兄弟般的问候
詹姆斯·帕·坎农
注释
[18]1965年11月25日至28日在华盛顿白宫门前举行的反战大会与示威游行，这次大会是由“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NationalCoordinatingCommitteetoEndtheWarinVietnam）主办的。会上激进派与自由派发生了激烈争论，由此在社工党内引发了关于反战政策的争论。坎农于1965年12月在洛杉矶的演讲中发表了对此次大会的看法，后来发表在1974年10月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并以《反战运动的革命战略》为题重新发表在《社会主义者教育公报》（EducationforSocialistsBulletin）1975年4月号，第12—17页。——原注
[19]这两本书是托洛茨基的《保卫马克思主义》（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和坎农的《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探路者出版社，1972年），它们对由马克斯·沙赫特曼、马丁·阿本和詹姆斯·伯纳姆领导的社工党少数派的立场做了答复，经过激烈的派别斗争之后，这个少数派于1940年脱离了社工党。——原注《保卫马克思主义》可在下列网址阅读：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index.htm
[20]格兰迪索·穆尼斯（GrandizoMunis，1912年4月18日——1989年2月4日），本名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格兰迪索·马丁内斯（ManuelFernández-GrandizoMartínez），生于墨西哥托雷昂市（Torreón）。幼年时随父母移居西班牙。1930年2月参加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国际左翼反对派西班牙支部），并参加了1934年十月起义。在西班牙共产主义左派多数派同第四国际断绝关系后，他与坚持拥护第四国际的少数派一同建立了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SecciónBolchevique-LeninistadeEspaña）。格兰迪索·穆尼斯原本建议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全体参加统工党，成为统工党内的一个派别组织，遭到统工党拒绝，于是西班牙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支部大部分成员便以个人身份参加了统工党，1937年4月5日他们全部被开除出党。此后格兰迪索·穆尼斯参加了1937年五月的巴塞罗那起义，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1938年2月12日被捕。法西斯军队占领巴塞罗那时越狱，潜入法国。1940年春流亡墨西哥，二战后与第四国际书记处产生分歧，1948年脱离第四国际。此后转向左派共产主义立场。1951年潜回西班牙国内，组织工人运动，1952年被捕后被判处十年徒刑。1957年获释后前往巴黎，继续在西班牙流亡者中间进行革命活动。——校对者注
[21]探路者出版社于1973年出版的《法庭上的社会主义》是坎农在1941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审判中的证词，其中收录了《明尼阿波利斯的辩护政策》（DefensePolicyintheMinneapolisTrial）。——原注
[22]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AgardWallace，1888年10月7日——1965年11月18日），民主党人，曾于1933年至1940年任农业部长，1941年至1945年任副总统，1945年至1946年任商务部长，在1948年总统大选期间脱离民主党，成立了进步党（ProgressiveParty），以进步党的总统候选人身份参选。——校对者注
[23]坎农在1948年2月召开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分析了由亨利·华莱士领导的新兴的进步党，并建议社工党在当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这两篇讲话以《论社会主义选举政策的几个方面》为题发表于《社会主义者教育公报》1971年3月号，第21—34页。——原注 |
序言（乔治·布雷特曼，1985年5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坎农->坎农的传统：“不要扼杀党！”
序言
乔治·布雷特曼[1]1985年5月
1983年4月8日，社会主义工人党旧金山湾区总支部（由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的支部组成）在圣何塞召开了党员大会。大会听取了关于一系列开除中的最近三次的报告，开除的决定是由以杰克·巴恩斯[2]为首的社工党“中央领导层”做出的。在讨论阶段，一位来自旧金山的老党员阿舍·哈勒[3]，对最近公布的“组织条例”提出了一些意见，该条例禁止社工党党员与本支部之外其他支部的党员联络，违者将予以开除处分。哈勒认为，假如社工党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帕·坎农还健在的话，也会被开除出党。坎农经常与其他支部的成员就各种问题进行直接交流，哈勒还说，他保存有一些坎农的信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全国监察委员会委员、前全国委员会委员、前总统候选人克里夫顿·德伯里[4]，对哈勒的发言做了答复。他说：“坎农的信若是在今天写的话，他无疑会被开除。”德伯里补充道，社工党比起坎农时代来已经变得“更有纪律性”了。一些支持新条例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也出席了会议，但都没对德伯里的话提出异议。
德伯里的发言，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以书面形式发表出来，但这确实暴露了一些内情。一年多以来，社工党领导层一直在指责全国委员会中的反对派，说他们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即“条例”），而领导层一直在声称自己必须尽力维持与捍卫这个原则。现在德伯里脱口说出了实情：即使是党的创始人，假如他能活到1983年，并且试图按照盛行于他那个时代（从1938年建党直到1974年他去世为止）的组织原则活动的话，也会因为“无纪律”而被赶走。既然这些条例在坎农时代没有改变过，在坎农过世后也没改变过，那么违反党纪的就不是反对派，而是这个领导层，他们重新解释了条例，并且未经正式讨论，也没有对条例进行正式的修改，就把新内容塞进了条例。
次年，社工党领导层开除了所有已知的或者疑似的反对派、异议者和批评者。他们被开除的真正原因是：在领导层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转向卡斯特罗主义时，他们对此产生了政治异议或怀疑；而领导层不敢当着全党的面就路线转换问题同他们进行辩论。领导层明面上给出的理由是：被开除的党员以各种形式违反了党的传统的组织原则，特别是1965年通过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组织性质》这个决议。
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坎农在1966年和1967年间的三封信和一次讲话，它们确凿无疑地证明了社工党当权派对1965年决议的解释根本不会得到坎农的认同。社工党民主集中制的真正传统与当权派体现出来的所谓“传统”大相径庭。坎农就像托洛茨基一样，是不利于巴恩斯集团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修正主义政策的证人。
在1965年，坎农已经75岁，他虽然还担任着党的全国主席，但已不再主持党的日常工作，而由位于党中央机关所在地纽约的政治委员会与全国书记法雷尔·多布斯[5]负责日常工作。当政治委员会决定向1965年代表大会提交关于组织原则的决议时，它任命了一个由多布斯、乔治·诺瓦克[6]和坎农组成的委员会来起草决议。多布斯写出了初稿，诺瓦克进行了修改。坎农收到了草案的一份副本，然后未作任何评论就寄了回去。他认为草稿写得很糟并且在某些要点上含糊其辞，但他并没有对其加以修改或重写。他后来也没有参加1965年的代表大会，那次大会以51票对8票通过了这个决议。
1968年，坎农中断了与纽约党中央的直接联系。但在此之前，他在1966和1967年的一些言论表明，他不同意政治委员会将1965年的决议解释为“加强”党或使党“集中化”的信号，他认为这些措施只会损害党，也许会摧毁党。
1．不要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
这封信是坎农在1966年2月8日写的，其背景如下：过去七年里，党的创始人之一及全国委员会委员阿恩·斯瓦贝克[7]一直在试图让党抛弃托洛茨基主义，转向毛主义。尽管他在1959、1961、1963、196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与大会期间都在竭力活动，但他的小集团在党员中进展不大。他和他的小集团开始越来越无视党内讨论的正常渠道，而是通过邮件直接与他们看好的党员交流思想。这导致了来自波士顿的全国委员会委员拉里·特雷纳[8]要求党对斯瓦贝克及其在全国委员会中的盟友理查德·弗雷泽[9]采取纪律处分。汤姆·克里[10]在一封给政治委员会的通告中宣布全国委员会将在二月底的全体会议上对此事进行讨论。
坎农的信是写给全国委员会多数派的支持者的（即不包括斯瓦贝克、弗雷泽—克拉拉·凯伊[11]派的支持者）。坎农试图让多数派相信，应该用政治讨论和教育，而不是纪律处分，来答复少数派。“根本找不到一则党规党纪或前例来支持这种行为。”他说，“况且如果我们开了这种行为的先例，我们就会在全党以及国际中遇到各种麻烦。假如社工党突然决定要变得比[二十年代的]共产党更为严厉，企图执行一个并不存在的规定，这就太糟糕了，这不可能不激起各种不满和分歧。”（黑体字为编者所加）
这段话写于1965年决议被通过的五个月后。它表明，对于巴恩斯领导层在八十年代援引该条例，作为“党规党纪或前例”，来给自己做出的纪律处分辩护的做法，坎农是绝不会认同的。
1966年二月召开的全国委员会会议认为，坎农的观点是合理的。他们不想在党的历史上开“试图执行并不存在的规定”的先例，所以在坎农逝世之前，这个问题都被搁置起来了。
2．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生存之道及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再现生机的原因
这是坎农在1966年9月6日的演讲，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说过这次演讲“可以说是我退隐之前最后几次演讲”中的一次。这次演讲发表于一次在旧金山附近野营地举办的劳动节周末教育会议上，它的听众显然以社工党与青社盟[12]的成员为主，而不是普通群众。演讲用讨论社工党和第四国际历史的形式进行，坎农借此来表达他自己对社工党在1966年面临的问题、它的长处与短处、它感受到的压力以及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的对现在与未来的教益等方面的思考。尽管演讲主要着眼于历史论述，但有经验的听者会懂得坎农其实是在说：“我认为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最好找到解决的方法。”社工党领导层从未印发这次演讲的文稿，本书中收录的这篇演说，是在发表十八年之后，才由伊芙琳·赛尔（EvelynSell）——在她因反对巴恩斯集团而被开除出党之后——根据录音整理编辑，刊登在1984年12月的第14期《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BulletininDefenseofMarxism）上的。
坎农主要担忧的是，对于“新左派”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中产生的有害影响，社工党和青社盟的一些领导人并没有进行充分的抵制和反对。他直白地说，“年轻一代的同志”让他觉得他们还没有完全消化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他那些强调社工党是“革命的后继者”的话，不仅是直接针对新左派而发的，也是针对那些无视这个因素或认为它不值一提的社工党与青社盟的成员而发的。他要求同这些对立派别开展论战（“革命政党的标志”），这源自他的判断：他认为在社工党与青社盟成员中间，存在着一种不愿公开解释自己与新左派之间的差异的倾向。与这篇演讲的大部分内容相似——这不仅仅是对新左派的批评，也是对那些他认为在同新左派的思想进行的理论斗争与教育斗争中碌碌无为的社工党党员和青社盟盟员的批评。
但是坎农并没忘掉提出党内民主的问题，两年多以来，这个问题始终在他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他首先提及使党能够在历史上存续下去的“灵活的民主”：“我们从不用强力来解决分歧。自由的讨论——不一定一周七天都进行，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定期进行，而且少数派的权利能得到全面的保障——是我们这种组织能够保持健康有力的必要前提。”他从来没有补充说，这些概念已经被1965年的决议取代了。
接着，他提到派别斗争会失控或丧失原则。“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说，“如果一个政党多年来一直没有派别斗争的困扰，这似乎也不算是健康的征兆；相反，这应该是这个党懈怠的表现；这样的一个政党算不得一个真正的富有生机的政党。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党里头，会有不同的意见，比如在某件事的评价上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才是富有生气的兆头。”现在社工党的领导人很少会说这样的话；即使他们说了，他们所表达的意思也和坎农的原意大相径庭。
3．一个错误的趋势
1966年，一些社工党党员提出，在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党章的修正案的形式，将1965年决议的一部分正式纳入党章。一个由政治委员会任命的党章委员会（由瑞芭·汉森[13]、哈里·林[14]、珍·西蒙[15]等人组成）在与全国组织书记艾德·肖[16]磋商后，开始考虑为党章提出修改建议，包括改变全国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和运作方式。
在他的回复里（重印于《保卫马克思主义公报》第8期，1984年6月），坎农对这个提议感到相当不安，这主要因为他将其视为一个危险趋势：“党章之前一直对党起着良好的作用，但是，我发现那些意在‘加强’集中的折腾党章的提议提案，在目前代表着一种错误的倾向。党（还有青社盟）已经够‘加强’了，再这样搞下去，会有扼杀党的危险。”
如果监察委员会继续保持着原来的地位，即由全国代表大会全体选举产生的“独立的”或“单独的”机构，这要比把它变成全国委员会下辖的一个委员会更好，坎农这封信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解释为什么这样会更好。必须“践行我们所宣扬的”现行党章条款，这样“在全国委员会的权力可能遭到滥用的时候，这项条款就能明确清晰地维护每个党员的权利”。他的立场十分鲜明：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考虑到党的成分正在改变，必须灵活地运用民主集中制。我们至少得把90%的强调都放在民主这一边，而不是那些为了使党‘更高效’、让党变得敌视疑问、压制批评与讨论的馊主意上。在党展现出它如何能够吸引新一代人、发展青年党员之前，这些馊主意就会扼杀了党”。
坎农显然并不会认为，“集中的”巴恩斯领导层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1965年决议的名义而做出的不民主的改变，是能够用1965年决议来加以正当化的，或是得到了1965年决议授权的。坎农的信很有效——他所警告的提议中没有一个被党章委员会所推荐或者在1967年大会上通过。
4．社工党的伟大传统
1967年，在社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阿恩·斯瓦贝克事件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那时，斯瓦贝克已经对社工党和第四国际不抱任何希望。他并没有再次去尝试说服党员们，而是给英国的一个对立政治团体（希利派[17]）写了一封信，公开攻击了社工党的政策。由于他蓄意违反纪律，政治委员会要求全国委员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暂停他的党员资格。
无论是斯瓦贝克的政见还是他的组织行为，坎农都不支持，但他认为，用暂停一位对党的立场和行动做出有力批评的党员的资格的方式，来开启全国代表大会与世界代表大会的预备讨论的序幕，是很“难堪”的。因此他呼吁为了解决斯瓦贝克的挑衅，应当将斯瓦贝克的信和一篇全面的政治答复一道发表。这种“纪律手段服从于更重大的政治教育的目的”的做法——他将其称为党的伟大传统的延续——在过去一直对党起着良好的作用，并且在斯瓦贝克事件中比起暂停党员资格的提议，也会“对党的新一代的教育，党的意见的联合统一起到更好的作用。”
全国委员会大多数委员不同意坎农。他们认为斯瓦贝克公然违反纪律的行为是不可饶恕的，而且以前也已经一再对斯瓦贝克做了政治答复，所以这个纪律处分并不代表着悖离社工党的伟大传统。全国委员会暂停了斯瓦贝克的党员资格，可他继续公开攻击社工党，不久之后他便被开除党籍。这个事件中全国委员会多数派和坎农的分歧是在策略层面上的，我们可以在他们各自的角度上看清他们各自的逻辑和随之带来的好处。但也许坎农比大多数全国委员会委员看得更远些。
坎农告诉政治委员会，既然斯瓦贝克已让自己名声扫地，无论他是否被暂停党员资格，短期上，党对他的新挑衅的反应并不会有太大影响。“但是，这对党的政治教育，对党为了应对以新形式出现的老问题所做的准备，会产生十分巨大的长期影响。”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比起斯瓦贝克的命运，坎农所关心的是更重大的事情；他担心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出现失误，将会给党，给党的政治教育，给党执行革命任务的能力带来长期的破坏性影响。
斯瓦贝克事件很快就被遗忘了，可是现在，社工党领导层粗暴地破坏了党的传统——先进行政治讨论与阐明，再考虑动用纪律手段——把所有被怀疑持有异议的党员（不管他们是否公开表达了异议）统统开除或以其他方式赶走，这不禁让人们重新审视坎农曾经担忧过的那种危险。社工党领导层指控那些被开除的人“跟斯瓦贝克一样”，都是捣乱分子和分裂分子，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守纪律、对党不忠才被开除出党的，以此来将自己的清洗“正当化”。但社工党里所有人都知道，大多数被驱逐的人并没有像斯瓦贝克那么做，而是竭力留在党内，还在为恢复党籍而斗争。大多数第四国际的成员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1985年2月的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上，他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要求社工党恢复被开除的党员的党籍。捍卫社工党传统的斗争仍在继续，但社工党的领导层却站到了这个传统的对立面上。
1983年5月，在哈勒与德伯里在圣何塞交换意见之后的下一个月里，全国委员会在纽约召开了全体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派针对巴恩斯集团的立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坎农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立场。巴恩斯最后陈词说道：“看上去我们得用把托洛茨基从宗派主义者当中拯救出来的方式，把坎农从这些人当中救出来。”巴恩斯在1982年12月31日的青社盟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他们的托洛茨基与我们的托洛茨基》的讲话（《新国际》，1983年秋季号），把托洛茨基给“救”了出来。巴恩斯在讲话中，企图把托洛茨基贬低为一个有害的宗派主义者，污蔑他的大部分工作是宗派主义的和有害的，这种拯救真可谓独一无二。与此类似，对坎农的”拯救“意味着对他的工作、他在社工党和第四国际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彻底翻案。就在巴恩斯做出这个承诺——或者说威胁——的时候，各种材料将会被炮制出来，“证明”坎农在三四十年代曾是“斯大林恐惧症患者”或其他类似的玩意。无论这种材料是否会被发表，可以预见到的是，随着巴恩斯集团与坎农及坎农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渐行渐远，他们将会把自身和坎农及坎农主义愈加区分开来。对抗这种倾向的方法包括客观地阅读坎农的著作——幸好其中有不少都以书面形式保存了下来。
注释
[1]乔治·布雷特曼（GeorgeBreitman，1916年2月28日——1986年4月19日），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父亲是一位卖冰人。高中毕业后曾在平民保育团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工作。1935年参加青年斯巴达克同盟（YouthSpartacusLeague），同年参加合众国工人党，后随合众国工人党一起打入美国社会党，并参与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立。1939年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马克斯·沙赫特曼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布雷特曼担任了《战士报》的编辑，此后长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第四国际的新闻出版工作。1981年因反对巴恩斯集团倒向卡斯特罗主义，在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建立了反对派组织，1984年因此被开除出党，此后在病危中领导创建第四国际倾向（FourthInternationalistTendency），1986年逝世。——校对者注
[2]杰克·惠蒂尔·巴恩斯（JackWhittierBarnes，1940——），六十年代在明尼苏达州卡尔顿学院（CarletonCollege）求学期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很快成为青年组织的领袖。1972年法雷尔·多布斯退休后，巴恩斯当选为全国书记。八十年代初，巴恩斯公开宣布抛弃托洛茨基主义，并将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党员全部开除。——校对者注
[3]阿舍·哈勒（AsherHarer，1912年8月14日——2004年2月16日），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加利西哥（Calexico）镇，三十年代在旧金山打工，曾当过旅馆服务员，后来在码头上工作，参加了国际码头与仓储工会（InternationalLongshoreandWarehousemensUnion），从此参加工会运动。1938年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从此为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奉献了毕生的精力，2004年逝世。——校对者注
[4]克里夫顿·德伯里（CliftonDeBerry，1924？月？日—2006年4月29日），生于密西西比州霍利泉（HollySprings）镇，四十年代参加农机工会（FarmEquipmentWorkersUnion），并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后因对共产党不满而退党，1953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曾于1964年和1980年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总统大选。——校对者注
[5]法雷尔·多布斯（FarrellDobbs，1907年7月25日——1983年10月31日），生于密苏里州王后市（QueenCity），1933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匹茨堡煤矿公司工作时参加了卡车司机工会，并参加了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大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期间因反对战争，于1944年至1945年被监禁。获释后任《战士报》编辑。曾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参加1948、1952、1956、1960年总统大选。1953年至1972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校对者注
[6]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1905年8月5日——1992年7月30日），生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曾就读于哈佛大学，1926年获学士学位，1927年获硕士学位。曾在出版业中青云直上，但大萧条令他的思想急剧激进化。1933年参加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1940年至1973年当选为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委员。1937年至1940年曾任“美国保卫列夫·托洛茨基委员会”（AmericanCommitteefortheDefenceofLeonTrotsky）书记。——校对者注
[7]阿恩·斯瓦贝克（ArneSwabeck，1890—1986），生于丹麦，后移民美国。曾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二十年代末因支持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后来与坎农等人一起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五十年代末开始转向毛泽东主义，1967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进步劳工党（ProgressiveLaborParty）。——校对者注
[8]拉里·特雷纳（LarryTrainor，1905年4月20日——1975年7月22日），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波士顿一带的主要领袖，在党内主要从事教育工作。——校对者注
[9]理查德·S·弗雷泽（RichardS.Fraser，1913年6月30日——1988年11月27日），1934年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并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50年代末因为在黑人问题上主张“革命的融合主义”（revolutionaryintegrationism），与主张黑人民族主义的党中央产生分歧，最终导致弗雷泽在1966年与妻子克拉拉·凯伊一起率领西雅图支部脱离社会主义工人党，另建自由社会党（FreedomSocialistParty），与妻子离婚后，又脱离了自由社会党。——校对者注
[10]托马斯·克里（ThomasKerry，1901年6月27日——1983年1月8日），生于波士顿，一战期间参加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一战结束后曾脱离政治活动，大萧条后重新激进化，并于三十年代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立。二战期间曾与坎农等人一起被监禁。多布斯当选全国书记后，克里是他最密切的合作者之一。——校对者注
[11]克拉拉·凯伊（ClaraKaye，婚后随夫姓弗雷泽，1923年3月12日——1998年2月24日），生于洛杉矶，中学时曾参加社会党的青年组织。1945年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同年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1946年协助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西雅图支部。后来与理查德·弗雷泽结婚。因在黑人解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与社工党中央产生分歧，于1966年与丈夫一起率领西雅图支部脱离社工党，另建自由社会党。——校对者注
[12]青年社会主义者联盟（YoungSocialistAlliance）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青年组织，1960年4月在费城成立，此后发展迅速，1971年盟员人数达到了最大值（1434人），此后逐步衰落，1992年因盟员人数过少而正式解散。——校对者注
[13]瑞芭·汉森（RebaHansen）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老战士，她是社会主义工人党重要领导人约瑟夫·汉森（JosephHansen）的妻子。——校对者注
[14]哈里·林（HarryRing，1918年？月？日——2007年4月18日），1936年参加共产主义运动，1938年参与创立社会主义工人党，1954年至1981年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校对者注
[15]珍·雅特洛夫斯基·西蒙（JeanYatrovskySimon，婚后随夫姓塔西[Tussey],1918年3月9日——2010年12月3日），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老党员。——校对者注
[16]爱德华·肖（EdwardShaw，1923年7月13日——1995年10月？日），生于伊利诺伊州锡安镇，少年时叛离严守基督教教规的家庭，四处打工为生。1943年随商船抵达摩尔曼斯克，从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1944年10月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1964年与克里夫顿·德伯里一起参加总统大选。1965年至1968年任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组织书记。1982年退休。——校对者注
[17]即由格里·希利（GerryHealy）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SocialistLabourLeague），1953年第四国际分裂为国际书记处与国际委员会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与社会主义工人同盟的前身“俱乐部”（theClub）参加了国际委员会，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委员会内以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首的几个党与国际书记处和解，双方合并为统一书记处，但希利等人领导的社会主义工人同盟反对和解，依然留在国际委员会内。——校对者注 |
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宣言（1979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资本主义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
──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宣言（1979年10月）
资本主义现正经历着自三十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印支革命的胜利，加强了美国劳动人民的反战态度，这个态度几年来阻止了华盛顿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以打击革命蠭起浪潮。因此，到目前仍没有一个国际宪兵有能力有效地维护世界各处的资本。自七十年代初已影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危机，一来遇上这个情势，二来加强了这个情势。这个经济和政治局势引致在世界规模上阶级力量的对比更不利于帝国主义。于是，这又有助于中东和中美的主要反革命头子──伊朗国王和苏莫沙──的垮台。
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失业继续在增加；即使在长期危机中一些恢复时期，失业率仍然很高。资产阶级政策种种变化形式，都无法控制通货膨胀。信贷的扩张，尺度越来越大，而深陷债务的最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濒临的破产，威胁着国际金融体系。饥饿、贫穷、疾病、文盲等加剧恶化，继续折磨着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
美帝较前更削弱，和帝国主义间相互竞争，导致国际资产阶级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密切地连系于大帝国主义国家大多数面临的资产阶级领导危机，影响它们的除其它因素外是连续的大丑闻（水门事件、洛歇丑闻、捷士加珠宝事件等）。总之，这些危机反映出，资本与劳动力的力量对比，令资产阶级政策现有的变化形式无一能够决定性地重建必需的条件，来重新部署重要的长期资本积累，即使他们能够取得一些短暂的有限的收获。
资本主义的困境，更因所有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危机而加深。世界各地以百万计的妇女，反抗她们受到的压迫。反映这个一般反抗的众多表现之一，是在多个国家已大规模爆发的争取在需要时可自由堕胎的斗争。妇女这样大规模的觉醒，根本的矛头是指向她们所处的从属地位；维持这个从属地位的家庭制度，是保卫和传送私有财产的不可或缺的机构。
这个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潜质现已日益明显。
反对核能发电站的群众斗争，以及更广泛地反对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混乱状态和疯狂追求利润对于自然环境日益增加威胁的群众斗争，构成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挑战的潜在力。
但是，影响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整个危机的严重性，以及世界规模上阶级力量对比的削弱，并不表示帝国主义已被迫退入长期的消极的撤退。完全不是。帝国主义正狂热地准备着反攻。它仍保有巨大的储备可调用。它的军事力量比以前更大得多。华盛顿已经在进行力量的重组，以介入加勒比海、中东和远东，同时已发动宣传来争取美国舆论支持它的战争威胁。此外，在第二次限核谈判的烟幕后，核武器竞赛一个新的阶段已开启。
现在阻止着帝国主义所有解决危机的计划，令它们不能在牺牲国际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工人国家的情况下迅速实现，就是因为撕裂着制度的矛盾之深，需要与危机同样深广的「解决方法」。只有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工业无产阶级的决定性部份及其组织进行沉重的打击，才能达致利润率有重大的上升。只有重新征服因社会主义革命连续胜利而失去的主要市场，才能为新的长期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创造必需的架构。在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法」是血腥的独裁和战争。但要强施这些「解决方法」，首先要向劳动群众施以毁灭性挫败。但现在这些挫败并未发生。决定性的战斗，仍在我们前面而不是后面。我们就是必须为这些战斗作好准备。它们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的未来。如果人类要避免倒退回野蛮主义甚或遭受核战大毁灭的绝种，这些战斗的结果就必须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这是可能的。
保卫和推展伊朗革命
伊朗国王──这个虐待和屠杀数以万计反对派人士、青年、工人、和被压迫少数民族战士的血腥独裁者──的倒台，是近代歴史前所未有的群众大动员的结果。尽管军队进行残酷的镇压，数百万的男男女女仍在接连的浪潮中拥上德黑兰和全国各大城市的街头。以石油工人为先锋队的革命总罢工，瘫痪了全国整个经济。最后，军队在群众斗争的冲击下崩溃。城市起义胜利了。巴列维国王给赶出国外。
可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和莫斯科及北京官僚对伊朗王政权的可耻投降，同时由于传统自由派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衰弱，所以什叶派的教士能够由于霍梅尼的政治不妥协而取得这个群众运动巨大蠭起的领导。资产阶级国家仍保持着，而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及军队是瓦解而非毁灭。经济仍保持是资本主义经济，而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
反独裁、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宗教流派引导，伊朗的革命进程因而处于巨大的矛盾中。虽然他们有不同程度的宗教感情──无产阶级不太甚，而是半无产阶级和城市平民层份──但行动中的群众基本上是由阶级愿望所推动的：消灭大量的失业，反对昂贵的生活费，要求工人控制生产和就业，要求民主自由和工人运动得以自由发展，要求被压迫少数民族有自决权，要求与帝国主义决裂。
霍梅尼政府不能满足这些愿望，因为它不能与资本主义决裂，而在资本主义架构内这些要求是无法满足的政权可以开始攻击群众运动某些部份，正如它八月的行动。政权可以通过教权主义的反动影响来拖慢阶级觉悟的发展，来阻止无产阶级和贫农的政治独立和组织独立的成就。但基于政权与群众的特殊连系，及似乎缺乏有效的镇压工具（即一支资产阶级军队重新建立成为出击的力量），政权是不能挫败群众运动的。政权也不能解决正割裂它的基本矛盾。长远来说，群众必然会对政权不再抱幻想。今日的反帝群众动员，超出了政权意欲之外，只会更加强反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保卫伊朗革命对抗帝国主义（后者正加强侵略的威胁）和对抗通过反动政变来推翻霍梅尼的任何企图。我们的基本方向，是不妥协地保卫工农群众的物质利益和民主自由，促使他们政治上阶级独立，保卫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权利，鼓励群众所有组织形式，以及建立一个革命党──第四国际的伊朗支部。
终止美帝对伊朗的禁运和对伊朗资金的夺取！
停止打击伊朗革命的经济战！
美国第七舰队要离开阿拉伯海！
将巴列维王朝及其同党及勾结者通过将财富运出国外而从伊朗人民处掠夺了的财富归还给伊朗人民！将杀人王伊朗王遣返交回伊朗人民！
从监狱中释放遭受霍梅尼政权镇压的工人战士和反伊朗王、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战士，首先是释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同志和库尔德族民族运动的战士！
工人阶级、贫农和被压迫少数民族要享有组织自由和完全的政治自由！
伊朗妇女要享有完全的政治和公民平等，支持她们经过多世纪来蒙昩主义压迫后提出的特别的解放要求！
库尔德民族和伊朗所有被压迫少数民族要享有无条件的自决权利！
召开独立自主的立宪议会！建立工农共和国！
争取和保卫尼加拉瓜的革命胜利
正如伊朗的情形一样，尼加拉瓜的独裁政权被轰烈的群众动员的最后的广泛城市起义所推翻。但是，尼加拉瓜的革命过程与伊朗不同。在尼加拉瓜，一方面，资产阶级军队全被摧毁，由在反苏莫沙的群众起义中冒出来的「桑解人；另一方面，群众委员会（「桑解保卫委员会」）发展起来和占重大比重，其它劳动群众组织（农业工人工会和贫农组织）也发展起来；它们是桑解阵线推动和领导的。桑解在过去一年来在群众蠭起的冲击下渐趋左倾。他们激发和领导起义，又采取了一连串激进的反帝反资措施。
帝国主义正运用不同的谋略，企图阻止尼加拉瓜革命走向古巴革命20年之前所走的道路。
它在经济援助上附加种种条件，包括食物的援助和如何运用该等援助。它正准备军事介入，又支持国民警卫军重组起来从洪都拉斯发动袭击。
要达到各种谋划，它可以依靠拉美资产阶级的各样主动。美帝和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时期会尝试保证经济的私有部门能稳定和扩大，确保资本主义积累能真正重新发动（亦即限制群众的要求），并将尼加拉瓜经济维持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架构之内。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实行的措施，将中止群众的动员和革命的动力。
但是，尼加拉瓜仍没有什么是确实决定了的。资产阶级仍把持着强大的权位：在经济、报刊、教会僧侣集团、专业联会和商会里。在现今双重政权的特殊局势下，这些权位反映于政府里，而政府仍是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府。
〔世界大会有少数意见认为尼加拉瓜的革命过程已经发展得更深入，认为一个工农政府已经产生。另外少数意见认为现今的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决支持桑解阵线直至目前为止进行的所有反帝反资措施。革命的前进，需要扩大土地改革、推广工人控制、大规模将工人工会化、建立新的「桑解人民军」、通过民兵将工农普遍武装起来、将「桑解保卫委员会」集中化以令它们成为劳动群众的权力机关、拒绝帝国主义利用外债强加条件以图迫使它受帝国主义束缚控制、没收余下的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财物。
实行这些措施，就只会导致与政府和其它国家机关中现有的资产阶级势力决裂。
这条道路的终点，将是资产阶级国家完全被摧毁，工人国家诞生。为了贯彻这些任务，不可或缺的工具是建立一个群众革命党。
帝国主义和拉美资产阶级绝对不会消极地坐看美洲第二个工人国家的诞生。当社会和政治力量聚集起来准备尼加拉瓜决定性的势力考验时，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干预将达至更高的质的水平，包括打击古巴。尼加拉瓜革命恐怕要在孤立的形势下对抗这个干预，虽然它能从古巴工人国家得到援助，而古巴的资源是有限的。有象征意义的是：当群众斗争和武装冲突仍持续时，克里姆林宫竟已承认了萨尔瓦多的新军人政权。这是苏联官僚层明显地向华盛顿表示，它再次愿意出卖中美洲的革命。各官僚化工人国家直到目前为止给予尼加拉瓜革命的经济援助，若比起它们已给予如印度、埃及或印度尼西亚等资产阶级政府的援助，实在微不足道。
尼加拉瓜革命除非将革命深化和在该区域推广，以及发展国际团结，否则它将不能冲出正围拢它的虎钳。萨尔瓦多群众运动的蠭起和革命组织的发展──「自由派」军人政权企图及早推翻独裁政权以控制这个蠭起和发展的努力不成功──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独裁政权的危机、玻利维亚资产阶级在群众对军事政变的大规模反抗后要稳定局势时面临的困难、巴西工人斗争的兴起、委内瑞拉长期以来第一次的群众动员……所有这些都显示：尼加拉瓜革命是拉美新革命蠭起浪潮的一部份。在尼加拉瓜建立一个新的工人国家，将转过来更加速和深化斗争的兴起。
革命者和全世界的工人和反帝运动有责任要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国际主义团结运动，就如反对美国打越战的运动同一类型。
要给予尼加拉瓜立即的、大量的、无条件的援助──尼加拉瓜被苏莫沙独裁政权蹂蹒，这独裁政权是国际资产阶级资助、武装和援助的！帝国主义欠下了尼加拉瓜人民一大笔血债。它现在就要偿付这笔血债！
立即取消尼加拉瓜欠下帝国主义政府和银行的外债！
拆毁帝国主义在关塔那摩、巴拿马、波多黎各、加勒比海及中美其它地方设置的军事基地！
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工人组织直接援助尼加拉瓜的桑解阵线、工会和群众组织！
苏联、东德、捷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大量援助尼加拉瓜的重建！
终止美国对古巴的帝国主义封锁和威胁！
对萨尔瓦多正上升的革命给予团结和支持！
打败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都已发动打击工人阶级和一切受薪者的紧缩攻势。这个攻势的实时目标是令工人担负起危机的损失，并透过缩减实际工资、增加产量而工资不增，面对日益的失业而拒绝削减工作日等，企图提高利润率。政府一方面大幅度削减社会开支（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房屋津贴）；另一方面巨额津贴大资本和不断增加军事开销。
关厂和大量失业，目的是以减少就业和增加生产力来给资本主义工业纷饰合理的面貎。与此并行的，是攻击工人运动某些特别的根据地（如英国的利兰车厂、美国的煤矿业、西班牙港口巴塞伦那的活动中心（SEAT）、法国洛林区和里士区的纲铁工业、意大利的石油化工业），和企图打击工人战斗前锋（意大利都灵的快意车厂开除了61名战斗性工人、英国利兰开除了一名工会领袖）。
长远来说，资产阶级希望通过长期大量失业的消沉士气的效果，来磨耗无产阶级的有组织性的力量，并侵犯基本的工会权利（如罢工权利）。后者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最明显表现出来。通常，所谓「反恐怖主义」法律是用来作为司法基础去削损工会自由和民主自由──正如西德、意大利、西班牙的情形一样。这些攻击可铺设好基础供以后阶段进行对工人阶级权利的一般化进攻。
这攻势在一些半殖民地国家取得重要的进展，在这些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给大幅度降低，特别是在独裁统治下（例如智利、阿限庭、巴西、乌拉圭、巴基斯坦），或半独裁统治下（例如甘地夫人政府的印度紧急状态）；但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国家情形却不同。在后者，经过起初一段混乱时期──因共产党、社会党和工会领袖无耻地携手进行甚至提倡紧缩政策而引起混乱的时期后，工人已作出激烈反攻。他们进行广泛的抗议运动和罢工（特别是在英国、意大利、丹麦、加拿大和澳洲），又经工会组织施加压力（如在西德、瑞典和比利时），从而已经或正在大部份恢复他们因紧缩政策而大降的购买力。
在无产阶级最强大和组织得最好的根据地，情形特别是如此。至于无产阶级中受超级剥削的层份，最没组织的、最易受损的、大工会组织保卫得不好或根本不保护的层份，就蒙受了最沉重的打击：移民工人，妇女受薪者和青年的一个部份，长期结构性失业的受害者。
工人的反攻，首先表现于工会内起来反抗他们的领袖对紧缩政策所给的合作和支持。这个反抗相伴而来的，是工人企图争取工会内部民主、质疑工会官僚在工厂内对于谈判和工会结构的控制。这个倾向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有广泛和重要的发展，而在美国和日本也开始出现。
然而，对资产阶级紧缩攻势的反应到现在仍然有限。紧缩措施现已越来越成为政府政策的轴心。要反击它们，不能单在工会层面。工人群众意识到危机是政权的危机，必须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法。反对限制工资的连续进行的工会斗争，即使胜利，在长远来说也是恐怕会耗损工人的战斗能力──假如它们不导致激进的政治改变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分化政策、零星罢工的政策、缺乏应付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全面解决方法等，对于工人阶级有灾难性的后果。这就等于采取另一种态度：承认危机是无可避免的；因为引起危机的资本主义政权本身并没有受到挑战。
第四国国际反对这种放弃保卫工人阶级目前利益及历史性利益的政策，进行斗争以组织工人有效地回撃资产阶级的攻势：
反对通货膨胀──工资和社会分配要随物价而调整！
反对失业──立即地彻底地缩减每周工作时数（减至35小时！）以便能聘用新的工人，但不能减少每周工资，同时要工人控制工作速度！
反对歧视性和仇视外人的法津──移民工人要享有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反对对劳动群众的分化──工人的群众组织应该支持妇女和青年的要求！
反对「跨国公司」的操纵和攻势──工人要有国际团结和组织，要准备在罢工时期的抗议运动和国际协作！
取消国家对资本家的补贴，改为将受国家补助的企业无偿收归国有，在工人监管下经营！
面对经济的长期停滞，将大工业、银行、保险公司、股票债券公司以及其它金融机构，无偿收归国有，在工人监督下集中经营，以便能基于由工人和广大群众民主制订出的计划，来达到经济复原。
反对分化工人的政策和阶级合作主义！成立工人联合阵线，联合起工人运动的所有组织，推展工厂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的成立！争取工会团结和工会民主化！
将斗争推广，准备联合运动，以建立一个工人政府，一个工人运动的群众组织的政府，来实行广大群众的要求。
反官僚的政治革命
官僚变态或堕落的工人国家，并未遭遇到影响所有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过剩和大量失业的危机，因而证实了第四国际认为这些国家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分析；但是，这些社会一般都已经历一个性质不同然而具同等爆炸性的危机。事实上，今日世界性的危机，可界定为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工人国家的官僚独裁三者结合的危机。
工人国家的官僚独裁危机首先表现于高度的经济浪费，经济生长速度减缓，因为劳动力和原料储备收缩而迫使必须作出有关投资的越来越多的合理抉择，但在没有广泛的工人民主的情况下，这些抉择是不可能作出的。
官僚层不能走这条路，因这样会迅速消灭它的权力和特权；官僚层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被迫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市场经济」，更大地纳入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内，以行政手段强迫实行任意作出的优先发展任务，比例失调地扩大固定投资（工厂、机器等），而后者日益利用不足。劳动群众的需要，随着他们技术、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却不能在官僚管理下得到满足，而工人是清楚知道官僚管理会带来巨大的浪费。这是群众对于提高生产到最高水平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而社会不平等的日益增加（例如为换取外汇而有特别的商店出售质素好的产品），更加强了这个态度。
官僚统治层没有权威或声望。人们普遍憎厌它的贪污腐败、犬儒主义和镇压政策。当官僚独裁的危机尖锐化，当斯大林主义的一元中心渐次崩溃（铁托主义、非斯大林化、毛泽东主义、「文化大革命」、非毛化、欧式共产主义），这时，政治讨论和寻求「另外可行的典范」并不限于官僚层内的冲突。全人口所有层份都开始慢慢政治觉醒。这个觉醒影响南斯拉夫、捷克、波兰、匈牙利和中国的广泛层份。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捷克68至69的「布拉格之春」、中国自66年以来接连的斗争浪潮，这些例子表明：在有利的时机中，这个现象可以具有大规模的性质。
现在，一些工人阶级的先进层份，在经济、政治层面开始觉醒，这在波兰和中国特别明显，而在苏联也开始浮现出来。这个觉醒足以驳斥官僚层和国际资产阶级都同样落力宣传的这样一个神话：反对官僚层而发展出来的政治反对派，将会基本上是反动的、亲资本主义的。提供了一个甚为不同的形象的，是中国年青的异议者在法庭面前理直气壮地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是列宁格勒审讯的被告以「新左派反对派」名义发言，是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罢工者，是捷克七七宪章的领袖谴责「正常化倡议者」。正是这些人，而不是怀念过去的斯大林主义者或亲资本主义份子，体现了未来，开启了通往未来的路，即反官僚的政治革命。
明显地，50年的苏联官僚独裁统治及其所有罪恶可憎的谎话，以及30年的东欧和中国同样的独裁统治，已在这些国家的工人和青年眼中污损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令到年青一代的反叛者更难于重新发展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面目和历史。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所谓「社会主义」强迫劳动营，「社会主义」秘密警察，对思想、讨论、政治社会行动等自由权利的「社会主义」镇压，「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军事冲突等，全都是畸歪的、荒谬的观念。
在官僚变态或堕落的工人国家，官僚统治层享有巨大的物质特权。它利用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的垄断，来巩固其特权，为此，它要拼命保卫它的独裁专断统治。这些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只有以政治革命命推翻官僚独裁统治；政治革命要建立起自由及民主选出的工农委员会的权力，在委员会内各政党合法化，工人有权选择他们自己的代表，而劳动群众充分享有民主自由。
斯大林主义和当权官僚层一个最令人反感憎厌的特点，是它们的狭獈、反动的民族主义，这是「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一国社会主义」是将世界革命的发展从属于官僚层的利益。这不但引致民族压迫现象重新出现（特别是在苏联），更日益毒害了工人国家间的关系。中苏冲突的激化，北京官僚层为了加强其地位而与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力量挂勾连手以对付苏联越南，官僚化工人国家爆发军事冲突，这些都对国际无产阶级造成莫大的混乱。
第四国际坚决断言：这些罪恶是官僚独裁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果。而官僚独裁，在根本上来说，是世界革命遭受失败和延迟、资本主义在工业先进国残存的结果。
在世界革命的所有三个部门〔译者按：资本主义先进、落后国和工人国家〕，无产阶级及其行动和组织的特有传统形式，都日益占着更大比重。它显现于68年5月的法国。它反映于75至76年葡萄牙革命的过程。它显现于「布拉格之春」和波兰的大罢工。它显现于德黑兰和马那瓜的城市起义，显现于巴西的巨大罢工浪潮。怀疑论者和冷嘲热讽者可随意阐扬他们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真正的社会主义──唯一可能实行的社会主义，将会由劳动者在国际规模上共同建立起来，各国的工人将友爱地联合起来，因为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令他们互相敌对。我们将会在「工人和劳动者苏维埃共和国的世界联邦」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将永远驱除所有剥削、压迫、战争、和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帝国主义仍然是阻塞走向世界联邦道路的头号敌人。尽管官僚层有种种罪恶，我们要保卫消灭了资本主义而取得的成果以对抗帝国主义。我们保卫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东德、和其它畸形工人国家，反对任何帝国主义侵略，反对任何恢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企图。
反对打击古巴工人国家及其成果的美帝侵略和封锁！
我们赞成保卫柬埔寨工人国家的金边政府对抗帝国主义、泰国资产阶级、复辟主义的施汉诺势力和自由高棉、及北京官僚层给予罪恶支持的波尔布特残余力量的各种威胁。
不得干涉柬埔寨工人国家！
停止正饿死柬人民的帝国主义罪恶封锁！
停止打击印支革命的封锁和威胁！
所有工人国家组成对抗帝国主义的联合阵线！
解散北约组织和所有帝国主义盟约！
中国不得再对越南作军事侵略！
苏联军队从中国边境撤退！
终止中苏、中越和越柬冲突中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宣传！
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是导致真正社会主义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因此，国际工人运动必须奋力保卫官僚压迫的受害者，争取官僚化工人国家内的工人自由和权利。
立即释放彼得、欧尼（PETERUHL）、哈维尔（VACLAVHAVEL）及其它捷克被囚的七七宪章领袖！
立即释放卡宾诺夫（KLEBANOV）和苏联所有独立工人组织的成员！
释放苏联、中国和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内的所有政治犯！取消强迫劳工营等臭名昭彰的机构，取消用精神病院关禁反对者！
立即在所有这些国家恢复罢工权利、工会的组织权利，工厂工会委员会的民主选举、和工人的政治自由！
工人自己管理工厂，通过工人委员会的议会作出民主集中的计划！
恢复严格尊重列宁主义原则以处理少数民族的自治和自决权。
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前进
今日的世界危机，浓缩地显示了资本主义的所有基本矛盾，显示了当一个制度幸存了半个世纪以上并威胁着将人类拖入可怕的灾难时所带来的激剧的后果。各类会议，演说，刋物，纷纷谈及所谓人口通剩威胁；但同一时候，每隔三四年，主要的出口国家便将榖类大量减产，为的是在世界市场上提高其价格。人们无休止地谈论所谓能源危机，然而资本主义制度有系统地耗费天然资源。帝国主义国家内有2000万工人被迫失业，但同时，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急需拖拉机、肥料、学校、医院和工厂，而这些是上述失业工人容易生产的。当帝国主义被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过多所扼窒时，以亿计的人民极之需要粮食，每年数百万儿童死于饥饿。今天流行有关人权的高谈阔论，但全球超过60个国家却已习惯于行使制度性的酷刑。
第四国际不会袖手旁观任何争取眼前要求的斗争，不管那是经济或民主要求，也不管那要求如何微小。劳动群众只有通过保卫他们所有利益和权利，才能增加自信、加强组织水平和发展阶级意识。第四国际的战士参与这些日常斗争，尝试赢得工友和斗争同志的信任和尊敬，以便能够建立真正的革命工人党，团聚受本阶级承认的工人先锋的大部份。
但第四国际同时警愓工人：资本主义制度已病得太厉害，它的矛盾已太富爆炸性，以致它无法希望通过单是改良的道路和制度的逐潮改革来避免一场大劫难。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无数的殖民地战争、「第三世界」的饥荒──这些就是直到今天这类幻想造成的代价，这类幻想在巨大革命危机时期，当资本主义有可能被推翻时，却决定性地帮助了资本主义制度存活下去。明天，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更沉重。
因此，第四国际呼吁所有国家的工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在全世界推翻资本主义，建立世界性的社会主义秩序，那是唯一真正的「新经济秩序」，而不是诡计或空虚的幻想。消灭基于私有财产、竞争和利润的经济制度，消灭危机和它们产生的可怕浪费；消除军事竞赛，这竞赛本身耗用的资源，多为了在较短时期内缩少帝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工人之间差距的生活水平所需的资源；解放庞大的创造性精力──心智的和体力的──以发明用以满足人类发展需求的新技术，能够重新建立和保障生态平衡的技术──只有以上这些方法，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解决目前的国际危机，保证人类的未来。
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必须同时发展无产阶级及其所有形式的盟友的组织──因为工人的解放只能是工人本身的工作──和建立强大的无产级先锋党和强大的无产阶级国际；它们会奋斗争取工人的共同利益先于所有特殊利益，争取工人达到阶级觉醒以对抗任何暂时性的消极和士气低沉的倒退，争取集中的力量和必须的大胆主动以对抗一个更富有经验和硬化的敌人。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和同情组织只是这个达致胜利必须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先锋的初步核心。但经过反动和倒退时期成功的抵抗后，它们已经结合于各大洲已发生的新的世界性革命蠭起之中。
所以，第四国际对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中的领导作用抱着不能动摇的信心，已继续和深化它的无产阶级取向，途径是急激地转向把大部份干部植根于工业。
它呼吁工会的前锋战士，那些站在反对紧缩政策斗争前线的战士，那些不屑于工会官僚的妥协和出卖的战士，那些反感他们领袖的分化和投降政策──容许资产阶级制度踏在劳动群众身上从危机中脱身出来的政策──的战士，参加第四国际。
它呼吁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参加第四国际（它们到今天仍犹疑未决），合力建立基于民主集中制的单一的世界革命世界党。
第四国际呼吁以下的人：──
争取解放的妇女，要求自决权的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战士；
今天，经过中派和毛派的失败经验后，发觉自己身处死胡同的所有革命战士；
富战斗性的巴勒斯坦人、南非人、阿尔及利亚人、库尔德族人、津巴布韦人、泰国的游击队员、阿根庭和乌拉圭的反独裁战士──因传统领导的无能（即使不是出卖）而迷失方向的战士；
工人国家内富战斗性的共产主义反对派份子和新左派反对派的青年──努力在官僚手中抢回被官僚泥污和血染的共产主义旗帜的战士；
呼吁你们参加它的斗争，冶炼革命群众国际这个达到世界革命胜利的工具！
我们将一起领导劳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世界！ |
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社会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斗争
——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马克思主义对妇女压迫的基本立场，是第四国际纲领基础的一部份。但这个决议是第四国际通过的第一份全面的妇女解放决议。它的目的是拟定我们对妇女压迫性质的基本分析，和拟定这个反压迫斗争在我们对世界革命三个部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工人国家——的前瞻中所占的位置。
（一）妇女压迫的性质
妇女们斗争的新兴起
1.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妇女对性别压迫的反抗日益壮大，全世界千百万的妇女，尤其是年青的妇女——学生、职业妇女、主妇——正开始向妇女受到的数世纪压迫的一些最基本特点作出挑战。
作为群众现象出现妇女激进化的第一个国家是美国。它表现于数以千计的妇女团体的涌现，以及在1970年8月26日数以万计的妇女动员参加纪念美国妇女争取到投票权的50周年示威游行。
但是，北美洲妇女的斗争浪潮却并非是一个例外与孤立的发展；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不久就有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
新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于历史舞台，是工人阶级和世界人口一切被压迫剥削的层份的总浪潮的一部份。这个浪潮采取了几种形式：经济罢工、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学生示威、保护环境的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越南战争的国际性运动。虽然，妇女运动从学生和专业妇女开始，它所提出的要求，结合资本主义日益增长的矛盾，已开始动员更广阔的层份。它开始影响到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里重要部份的意识、期望和行动。
在好些国家，新兴的妇女斗争，在有组织工人的战斗性有广泛转变之前，经已出现。在其它国家，例如在西班牙，妇女斗争与工人阶级斗争在每一条战线上爆炸性的兴起互相结合着。但几乎在每一种情况里，妇女运动都在现存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外，或者独立于它们而出现。因此，妇女运动的发展，已成为削弱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工人阶级的控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妇女运动的迅速生长，以及它在国际和个别国家内加深阶级斗争上所扮演的角色，都肯定了妇女解放的战斗必须被视为世界革命新兴起的一个基本部份。
2.这场妇女激进化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不满，以及它所含有的反资本主义压迫及剥削的斗争的意义，其深度是前所未有的。
在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内，越来越多妇女参加大规模反对反动的堕胎和避孕法例、压迫性的婚姻法例、不足够的育幼设备和对平等的法律限制等运动。她们揭露和抗拒性别歧视在各领域表现出来的形式——从政治、就业和教育，到日常生活最个人的方面，包括家庭琐务的重担，以及妇女在街头和家中所受到的暴力和威吓。
妇女正提出要求，向今天资本主义对她们进行的特殊压迫形式作出挑战，并且对从家庭到工厂里传统深刻男女分工提出疑问。☆
☆她们更多地要求所有场所开启以前对妇女封闭的大门，并克服多世纪以来遗留下来的制度化歧视
她们坚持平等参与一切形式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平等教育、平等就业机会、同工同酬——的权利。
为了使这种平等能实现，妇女企图寻找结束家庭奴役的道路。她们要求妇女的家务社会化，不再编为「妇女的工作」。最自觉的会认为社会——而不是个体家庭单位——应负起照顾年幼、老人和病者的责任。
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最中心的问题，便是为不再视堕胎为罪恶而斗争，并使所有妇女可进行堕胎。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选择是否生孩子、何时生、生多少的权利，是数百万计妇女视之为解放的一个基本前提。
这些要求触及透过家庭来实行对妇女特殊压迫的核心，而且打击了阶级社会的支柱。它们显示出妇女解放斗争，是为改变所有人类社会关系，并置它们于一新的和更高的平面而战斗。
3.作为一个国际性现象的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在世界性经济矛盾在70年代中期加深之前便已出现，这个事实本身足以说明这次反抗浪潮的深刻根源。它是今天资产阶级秩序的社会危机之深刻性的最清楚症状。
这些斗争，显示出过时的资本主义关系和架构能在社会各个方面造成何种程度的日渐深化的危机，并且为阶级斗争的新表现铺下了基础。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推使新的层份与资产阶级的基本需要和特权作直接的冲突，带来了新的盟友，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里加强了工人阶级。妇女反对自身受压迫的斗争之发展，经已夺去了统治阶级长期以来用以分化和削弱被压迫被剥削者的一个主要武器。
4.妇女压迫是历来阶级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但是，根除压迫的根源和反对压迫的作用的实际任务，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之前，是不能够大规模提出来的。妇女解放的斗争，是与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可分离的。它构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前景的一个完整部份。
以更高级的人类关系的组织，来代替植根于私有财产制的父权家庭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基本目标。当新的共产主义秩序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出现时，这个过程便会加速和深化。
妇女解放运动今天的发展推动了阶级斗争，加强了它的力量，并且扩大了社会主义的前景。
5.只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妇女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这个目标只有以动员和组织妇女羣众作为阶级斗争的有力部份才可以达到。这里就存在着妇女解放斗争的容观革命动力，并且是为什么第四国际必须关注为取得自身解放的妇女，给她们提供革命领导的基本原因。
妇女压迫的根源和性质
（一）妇女压迫，并非如某些人争持的那样，是取决于她们的生理。它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和社会的性质。由前阶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进化中，妇女生育子女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她们的社会地位却不是从来便是低下的家庭奴仆，听从男人的管制和使唤。
（二）阶级社会发展之前，在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原始共产主义（仅足生存的社会）的历史时期里，社会的生产是共同组织的，它的产品是平分的。这期间没有一组人或一个性别去压迫剥削另一部部份的人，因为还没有这样的社会关系的物质基础。两性同等地参与社会生产，确保所有人都得到存活男女的社会地位，反映出两者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着不可缺少的角色。
（三）妇女受压迫的起源是和前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纒结在一起的。这一复杂过渡的确切过程，仍是唯物史观的人们研究和讨论的课题。不管怎样，妇女受压迫的基本发展是明显的，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随着人类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发展：农业、驯养家畜、畜牧业的兴起；新的劳动分工；技艺、贸易的兴起；私人占夺增加中的社会剩余财富；和逐渐可能使部份人从剥削别人劳动而致富。
在这些特殊的社会经济情形下，当人类的剥削成为少数特权者致富的手段，妇女由于生产的生理作用，就成了有价值的财富。就像奴隶和牛群一样，她们也是财富的来源。她们可以生产劳动力可供剥削的人。因而男人讲买女人，并包括享有对她们将来子女的一切权利，从而产生了建基于私有财产制的其中一种社会经济新秩序。妇女原来的社会地位，渐次被界定为家庭奴仆和生育工具。
随着私有财产的积累，父权家庭发展成为一个制度，过去由社会整体负起照顾没有生产能力——特别是幼小——的社会成员的责任，转移到特定的个人或小团体手上。这是最原始的社会经济结构，使社会阶级划分的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一面是握有财富，占有别人劳动所造成的财富，另一方面是没有财富，要靠为别人劳动才能生存。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平等传统和公社式结构被破坏，是剥削阶级兴起和加速私有财产积累所必需的。
这就是父权制家庭的起源。实际上，家庭FAMILY这一个字——今天拉丁语系仍在使用——就是来自拉丁语FAMULUS意指「家奴」和FAMILIA意指「属于一个男人所有的奴隶」。
妇女不再在社会生产中占独立地位，她们的生产角色取决于所属的家庭、所属的男人。这种经济依赖决定了妇女的次级社会地位；这是父权制家庭的内聚力及承续性所经常依赖的。假使妇女能简单地带着孩子离开，不必忍受任何经济或社会的艰辛，父权制家庭就不会维持几千年了。
父权制家庭和妇女压抑，与阶级社会出现时的其它架构同时产生，它们用以支持初生的阶级分化和维持私人财富累积。国家、以及它的警察和军队、法律与法院，都加强这个关系。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包括宗教）就在这个基础上兴起，并在解释女性被贬的过程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妇女被认为在体能上和智力上都不如男人，故此「自然地」或生理地成为次等性别。妇女的压抑，往往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结果；但所有妇女，不论属于那个阶级，作为女性的一部份，都备受压迫。
（四）家庭制度是阶级社会的基本架构，它决定和保持女性受压迫的特别性质。
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中，家庭制度证明了它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价值。家庭的形式不断进化，以适应资产阶级变更的需要，作为一个生产的模式和私有财产的方式，经过不同阶段的发展。家庭制度在古典的奴隶状态下，是不同于封建主义下的（并没有真正的奴隶家庭）。两者也不同于今天所谓都市的「核心家庭」。
再者，对于有着不同生产角色和财富权利、利益截然对立的不同阶级，家庭制度同时满足了不同的社会和经济要求。比方说，农奴的「家庭」和贵族的「家庭」是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它们都是家庭体制的一部份；家庭体制是阶级统治的架构，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扮演不可缺少的角色。
在阶级社会中，家庭是唯一的地方，人们能从中试图满足一些人类的基本需要，如爱和友情。无论一个家庭能够提供这些需要是怎样的少得可怜，只要私有财产制仍旧存在，就没有其它的选择。在资本主义下，家庭的崩解，带来了更大的不幸和痛苦，因为更高层次的人际关系架构还不能出现。
但提供感情和友情，并不是家庭制度性质的定义。家庭是一个社会经济架构，其作用可简述如下：
a家庭是个基本的途径，统治阶级藉此取消了对被他们所剥削的劳动力——大部份人——的经济福利的社会责任。统治阶级意图在可能的程度下强迫每个家庭去负起各自的责任，因而令不平等分配的入息、地位和财富得以制度化。
b家庭制度提供一个途径，俾财富拥有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就是这基本的社会机能，使社会分化为阶级能够持续下去。
c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家庭体制提供了最廉价和理论上最可接受的机能，用以再生产劳动力。使家庭负责照顾年幼，意思就是社会的累积财富——被挪用为私有财产，利用作保证劳动阶级的再生产的比例减到最小。此外，每个家庭是个体单位，各家庭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而战斗，这就阻碍了最受剥削和压迫的人联结起来采取一致共同的行动。
d家庭体制加强了劳工的社会分化，妇女基本上被界定为生育工具的角色，工作被指定要直接连系于这种再生产的作用；照顾其它家庭成员。因此家庭制度增强劳工的社会分化，包括妇女的家庭抑制和经济倚赖。
e家庭制度是个镇压性和保守的架构，它在自己里面制造等级分明的权威关系，这是维持整个阶级社会所必需的。它鼓励占有、竞争、侵略等态度、这是延续阶级分化所必需的。
它自婴儿时期直至青少年时期，就塑造儿童的行为性格。它培养、训练和管教他们，教他们服从既成的权威。它遏制反判性、不墨守成规冲动。它压抑性欲，强行将性行为纳入社会可接受的途径，使男女的性行为只扮演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角色。它反复地灌输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标准，藉此维持人们在阶级社会的生存，以及服从它的支配。它歪曲所有人际关系，将它们限制在经济压迫、个人依赖和性压迫的架构中。
（五）在资本主义下，就像在过去历史的时代中，家庭也有进化，但家庭制度继续是阶级统治不可缺少的架构，实现上述所有经济与社会作用。
在资产阶级中，家庭可使私有财产由一代传给下一代。婚姻通常是保证利益的联盟，或大资本的合并，特别是在早期的资本累积时期。
在传统的小资产阶级中，如农民、匠人或者小店东，家庭亦是建基于家庭成员劳动力的生产单位。
对于工人阶级，家庭一方面提供某程度上的成员间的互相保护，但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它是个异阶级的制度；家庭是强加于工人阶级身上，但却是为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的经济利益服务。。然而工人阶级从小就被教导去视家庭（就像雇佣劳动、私有财产和国家）为最正常和不朽的人际关系。
a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人阶级成长，工人的家庭单位已不再是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单位，虽然它仍是基本的单位，由此消费和再生产劳动力被组织起来。每个家庭成员分别在劳动市场出售他／她的劳动力。基本的经济团结，过去曾一度使被剥削和压迫的家庭紧靠在一起——即是说：它们需要一起合作地工作，才能生存——现在开始分解。当妇女被纳入劳动市场。自从阶级社会兴起后，她们第一次达到了某程度的经济独立。这开始动摇了妇女对家庭压迫的接受。结果，家庭制度受到动摇。
b故此，数量日增的妇女结合于劳工市场内，和家庭存在之间产生了矛盾。当妇女取得更大的经济独立和更多平等，家庭制度就开始崩解。但家庭制度是阶级统治不可或缺的支柱。假使资本主义要存在下去，家庭必须保存。
c在劳动力市场内妇女数目日增；为资产阶级造成了深刻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加速扩张的时候。他们必须雇用更多妇女，俾可在超级剥削中获利。但雇用妇女削弱了由妇女负责的无偿照顾儿童的家务劳动能力。所以国家必须开始支持家庭，补助某些过去家庭一向实现的经济和社会作用，如教育、照顾儿童等等。
但这些社会服务比起无偿的妇女家务劳动，是昂贵得多了，这些服务吸收了一部份剩余价值，本来这些盈余是拨予资本的拥有者的。社会服削减了利润。而且，这类社会计划鼓吹一种想法，就是社会而非家庭要对没有生意力的成员的福利负起责任。工人阶级对社会的期望因而提高。
d妇女在家里的无偿劳动——烧饭、清洁、洗衣、照顾儿童——在资本主义下担任着一个特别的角色。这些家务在向资本家出售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是个必须的部份（不论这劳动力是妇女本身的、她丈夫的、她孩子的、或者其它家庭成员的）。
其它的事物尽管相同，假使妇女不是在工人阶级家庭内担任无偿的劳工，普遍工资的水平将需要提高。实际工资要高得足够换取现在在家庭内生产的货物或服务。（当然，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一般生活水平，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是历史决定的。要是工人阶级没有遭受决定性的挫败，生活水平不会急剧下降）。任何妇女无偿家务劳动的普遍减少，都会侵犯到利润，变更利润与工资间的比例，而对无产阶级更为有利。
无论怎样有用，妇女的家务并不能为市场生产商品，产生价值或剩余价值，也不能直接进入资本家的剥削过程。在价值而言，家庭的无偿家务影响着社会剩余价值的比率，间接地增加了社会的总剩余价值。无论家务由妇女担任或者由男人分担，这情形都同样适用。
从妇女的无偿家务劳动中获利的，是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的男人，自然也不是男性受薪者对劳动者家庭的「剥削」，这个绝大部份压在妇女身上的重担，要根除它，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并且使家庭杂务在社会主义的重建过程中社会化。
e家庭扮演的不可缺少的角色，及妇女日益受雇而令统治阶级面对的窘境，在经济危机中最清楚。统治者必须完成两个目标：
他们必须驱使数目可观的妇女从劳动队伍退出来，重新建立一个劳动力的后备军，以及压低工资水平。
他们必须减少不断增加的由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费用，并且将经济重担和责任转嫁个别的工人家庭。
为着要完成这些目标，他们必须发起一个意识形态的进攻，对抗妇女平等独立的观念，以及加强个别家庭照顾自己的儿童、老人和病者的责任。他们必须加强家庭的假像，彷佛它是人类关系唯一「正常」的形式，并且企图说服刚开始反抗她们次要地位的妇女，说真正的快乐，只会来自她们「正常」和原始的角色，即贤妻——良母——管家。资本家今天失望地发现，虽然他们呼吁紧缩政策和警告危机将来临，但是，妇女越是彻底地结合于劳动大军中，就越难难将足够数目的妇女推回家中。
ｆ在工业化的初期，不规则地、无约束地、残忍地剥削妇女和儿童，往往严重地侵犯着工人阶级的家庭结傋，减弱了它作为组织、控制和再生产劳动力的体制效用。
这个倾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英国注意到的。他们预言家庭在工人阶级中迅速消失。他们对于家庭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角色的洞察和了解，是正确的；但他们错估了资本主义减缓内在矛盾发展步伐的潜力。他们低估了统治阶级插手去调节妇女和儿童的雇用，并支持家庭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在工人运动要求改善妇女和儿童的残忍剥削的强大压力下，也为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国家干预了——纵然这会使个别资本家失去了以每日16小时的工作来榨取出工人的每一滴血，并让他们在30岁死去的目的。
g资本主义政客负起制作政策以护卫统治阶级利益的责任，是十分意识到家庭扮演的不可缺少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角色，并且需要维持它，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的社会核心。「保卫家庭」，并不只是一些极右派罕见的陈词滥调。维持家庭制度是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这是出于资本主义本身的社会和经济需要。
（六）在资本主义下，家庭制度亦提供了对受薪女工超级剥削的途径。
a它供给资本主义一个特殊的、灵活的劳工资源，既可以纳入劳动队伍内，又可遣回家中；而比起劳动生产军内的其它部份，带来较少的社会后果。
因为全部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增强了妇女的位置是在家中这个神话，妇女的高失业比率，只引起相对上较少的社会抗议。人们说，妇女工作毕竟只是帮补家庭既有的收入。当失业时，她们可以从事家务，而且也并不那么明显地是「失业」。妇女本可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怨愤，通常都因她们在分立的、个别的家庭中，普遍的疏离和个体化而驱散了。因此，在经济危机的任何时期，统治阶级的紧缩措施始终包括对妇女工作权利的攻击，包括增加压力要妇女接受兼职工作，削减「家庭主妇」的失业援助，和减少托儿所等社会服务。
b因为妇女「正常」的位置被假定是在家中，资本主义将他们的一套理论合理化，使其被广泛接受而持续下去：
（1）雇用妇女作低薪的、非技术性工作：「她们不值得训练，因为她们一旦怀孕或者结婚，就要离职了。」
（2）不平等的工资比率和低薪：「她们不过是赚钱买花戴。」
（3）在工人阶级内加深分化：「她们抢去了男人的饭碗。」
（4）女工并不按比例地结合于工会或其它工人阶级组织之内：「她们不该跑来跑去，参加会议；她们应该在家里看孩子。」
c既然所有的工资结构是由下至上地建筑起来，超级剥削妇女这个后备劳动力，也担任着一个不可替换的角色，去压低男工的工资。
d压抑妇女在家庭制度内，替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预备了基础，使得超级剥削合理。女工不只是作为工资工人被剥削，更是由于性别而被界定为低劳工资源。
（七）由于妇女受压迫是历史地与社会分化成阶级，以及家庭作为阶级社会基本单位的角色纠纒在一起，因此，只有当生产手段私有制废除，压迫才能随之根除。今天，令资本主义制度下个别家庭所负起的社会、经济作用不能转为社会整体负起的责任，阻碍是来自这些生产的阶级关系，而不是人类的生产能力。
（八）对妇女压迫的历史起源和经济根源作唯物主义分析，是发展一个赢得妇女解放的纲领及前景所必须的。否认这个科学解释，难免引致两个错误之：
a许多自称奉行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人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否认或者起码降低女性压迫是遍及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他们看妇女压迫，纯粹地、简单地是剥削工人阶级的一个环节。这个观念认为，只在妇女作为雇佣工人时，妇女斗争才有意义和重要性。它说，妇女会顺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被解放，故此并没有特别需要去组织妇女为自己的要求而战斗。
当他们拒绝妇女为反抗压迫而组织起来，他们只是加强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分立，妨碍正开始反抗次等地位的妇女发展其阶级意识。
b另一个错误，是一些人争辩说男性支配妇女是早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已存在的。他们认为，性别的分工将这个支配具体化。故此，父权制的压迫，必须用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的发展以外的理由来解释。他们将父权制看作一系列的压迫关系，它们与阶级关系并行但独立于后者。
那些人有系统地发展这个分析，通常都孤立了再生产中妇女的作用，并且仅仅集中于这个事实。他们主要忽视合作劳动的卓越、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不重视妇女在生产过程的每个历史阶段中的地位。有些甚至推论出一个恒久的父权制再生产模式，由男性控制再生产手段（妇女）。他们往往提出精神分析的解释，很容易堕入一个超历史的唯心主义，将压迫根源于生理的以及／或者心理的推动，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范畴。
这种潮流，经常组织为「激进女权主义者」里面包含自觉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有些以为自己是个「重新界定妇女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认为妇女压迫是并行于而非值根于阶级剥削的出现和发展的观念，引致最坚定一贯的人提出假装独立于阶级斗争的、基于「妇女主义」纲领的妇女政党。他们敌视和抗拒这个需要，即男性和女性基于革命工人阶级的纲领而组织起来，结束阶级剥削和性压迫。他们看不出与其它受压迫和剥削的人在斗争中联盟的必要。
这两个片面的提法，都否认妇女解放斗争的革命动力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两者都不承认妇女解放运动若要成功，必须超出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范畴。双方都抗拒工人阶级及其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对上述事实的领会。
新的妇女激进化的根源
1.今日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本世纪初妇女斗争的延续。
随着19世纪产业资本主义的巩固，妇女结合进劳动市场的数目日益增加。由封建主义遗留下来给妇女的社会和法律地位，与她们之作为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的经济新地位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对于统治阶级的妇女来说，资本主义亦同样开启了经济独立门户。从这些矛盾之中，逐出现了妇女斗争的第一个浪潮，其目的是争取在法律上与男性完全平等。
为妇女权利斗争的人之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流派。不少争取投票权的领导人物，认为向统治阶级显示出自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心拥护者，便能争取到投票权。有一些则将争取投票权的斗争，结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里支持帝国主义；有些甚至还反对给予无财产的男人和女人、移民、黑人以投票的权利。
但不少国家也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妇女流派，将争取妇女权利看作工人阶级斗争的一部份，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动员工人阶级男女的支持。她们为争取投票权而斗争，并且在一些国家例如美国的妇女运动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她们并且提出和争取其它的要求，诸如同工同酬和避孕服务。
在同一时期，即使如智利、阿根庭、墨西哥等半殖民地国家也出现一些妇女组织。
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通过斗争，在不同程度上赢取到一些重要的民主权利：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参与商业和专业行业的权利、收取和运用自己的工资的权利（这在以前被认为是丈夫和父亲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离婚的权利和参加政治组织的权利。在一些国家，第一个高潮以庞大的争取投票权的斗争达到顶点。
2.妇女投票权，或随着男性全民投票权之后得到，或与它同时得到，是工人阶级已取得的一项重要的客观成果。它反映出，以及反过来帮助推进了妇女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在阶级社会里，妇女第一次在法律上被承认适合于参加公众事务，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单对私人家事，拥有发言权。
尽管妇女的从属地位根源于阶级社会本身基础上，以及源自妇女在家庭里的特殊角色，而不是由于法律对男女平等的否决，但是，妇女的民主权利之扩大，会给予她们更大的行动自由，并且帮助以后的辈代能更深刻地看到妇女压迫的根源。
3.新的妇女激进化的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变化；这些变化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妇女地位和父权家庭制度的矛盾。同样是这些因素，对所有停留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内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影响。不过，由于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的这种变化和矛盾发展得最深，所以今天妇女运动的浪潮首先出现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是不足为奇的。
ａ在节育和堕胎方面，医疗科学和技术的进展，经已创造出容许广大妇女对自己的生殖功能作较大控制的方法。而妇女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前提。
正当医疗技术已可以广泛地应用，被资产阶级习俗、宗教狂热之徒、以及阶级社会的整个意识形态上层结构所支撑着的反动法律，却往往阻止了妇女实践对自己生殖功能的控制。金钱、法律、心理和「道德的」障碍，都被粉饰起来，企图去阻止妇女要求选择何时或是否怀孕的权利。此外，由于资本家对利润的计较，以及对妇女生活的忽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受到限制，意味着妇女使用最便利的节育方法而继续冒着健康受捐的危险。
实际可行的和现实存在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影响到所有妇女的生命。它引发了庞大的争取堕始权利的斗争；这个斗争经已在国际平面成为妇女运动的中心问题。
b战后经济扩张的长期繁荣状况，显着地增加了劳动队伍里妇女人数的比率。
就以美国为例，1950年，18至64岁的妇女中，有33.9%在劳动队伍里面。197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4%。在1960年至75年期间，差不多2/3的新职位由妇女取得。1950年劳动妇女占总劳动队伍之29.1%，1978则占43%。
同样重要的是，有儿女的劳动妇女的比率急剧上升，而劳动妇女作为一家之主的比率亦同样上升。
在西班牙，今天就业妇女是1930年的3倍。
在英国，1881年至1951年间，就业妇女的比例甚稳定，停留在25%至27%之间，但在1965年，16至64岁之间的妇女，有34%全职就业，17.9%部份时间就业，而总共有54.3%的妇女属于「经济上活跃」一类。大约2/3的劳动妇女已婚。
祗有一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保留大比率农业工人的国家里，才有战后出现了就业妇女的减少，这是由于人口向城市迁移，很多妇女未能再参予所谓活跃人口之列。例如在意大利，这个因素又同时结合起「传统地雇用妇女」的小企业部门所出现的大量失业，劳动队伍里妇女所占的比率是下降了。
在那些极萧条的区域，如意大利南部和葡萄牙北部，这种倒退伴随着家庭小手工业的大量涌现，妇女逐在家里的缝纫机旁做计件工，从而使老板省下维持厂房、保健、社会保险等开支，亦避免了有组织的劳动队伍所带来的罢工和其它「问题」。
但随着妇女涌进劳动队伍，对妇女的工资歧视却没有实质的改变。在一些国家，性别的差别事实上被扩大了。
这主要是基于妇女就业的增加并非平均地分布于所有职业部门。几乎每一个国家内，妇女占纺织业、造鞋业、成衣业、烟草业和其它轻工业（即是那些工资最低行业）劳动力的70%至90%。妇女亦占服务性行业的70%，她们大部份受雇于报酬较少的职位：秘书、文件管理员、医院员工、小学教师、计算机打孔员等。
职业部门方面的歧视——又因很多情况里同工不同酬而加重了问题——使到即使在那些工人运动最热烈反对这问题的国家里，妇女的平均工资都仅及男性的75%。这亦解释了为何即使妇女进入经济里的低薪部门就业的机会是扩大了，但工资差距甚至扩大。美国的情况是如此：全年全职妇女的中等收内在1955年是男性的64%，1975年则跌至57%。
尽管妇女在劳动队伍里地位日增，她们除了付出雇佣劳动外，仍然被迫担承大部份——即使不是全部——的家务。结果是，一旦有了孩子，就需要暂时放弃工作，尤其是当她们面对不少钟点的强迫超时工作；而以后找新工作就有困难；假如她们继续工作下去，孩子有病时，她们还是必须留在家中。
这造成了妇女受雇于兼职工作大量增加——有时是因为她们找不到全职，或者若她们不这样做便不能处理家务。可是，兼职千篇一律是较低薪、更少职业保障、更少社会保险福利和更少机会组织在工会之中。
妇女在劳动队伍中日大的比重，对男性工友的态度有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妇女开始打入的一些以前排斥妇女的基本工业中。
但女工仍面对多种歧视和性别歧视凌辱，这是老板推动、组织和维持的。她们的工友经常不觉察这点，而且有时表现同样落后的态度。而工会官僚妨碍妇女用工会权力去克服她们面对的特别障碍——例如不给予有薪分娩假期，对怀孕妇女双倍危险的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以及工头及管理人员利用他们对工作的控制来强迫妇女与他们发生性关系。
c妇女平均教育水平的提高，已进一步加剧这些矛盾。当劳动生产力提高和工人阶级一般文化程度提高，更多妇女完成中学教育，妇女也比以前更大规模地进入高等教育学院。
虽然如此，统计资料显示，取得与她们教育水平相符的职位的比率，并未能追上发展。在劳动市场的每一个领域，从产业到专业，具有较高学历的妇女往往被受较低学历的男性所超过。而且，在整个中小学里面，女孩子还是继续被推向——通过强迫课程或以间接的压力——那些被认为是妇女职业或妇女的角色去。
当她们接受更多教育，以及当社会斗争提高了她们的个人期望后，那令人窒息和令人头脑僵化的家庭琐务，以及家庭生活的限制，就越来越不能忍受。从而，妇女教育水平提高，加上阶级斗争激化，经已加深了妇女显示出来的才能及更大的期望，和她们的真正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矛盾。
d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家庭单位的作用经已不断收缩。它越来越不是小生产——无论是农业或家庭生产（腌制食物、织布、裁衣、制饼食等等）的单位了。今天的城市核心家庭，同以前世纪的生产性农业家庭已有一段遥远差距。同时，为了谋取利润，消费者取向的资本主义产业和广告都企图加剧家务的个体化和重复，使到可以向每个家庭出售洗衣机、干衣机、洗碗机和吸尘机等等。
随着生活水平提升，每个家庭的平均儿女人数急剧地减少。工业生产的食物以及其它的利便越来越容易得到。但是，尽管有科技的进步，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内进行的调查却显示，有超过一个孩子和有一份全职工作的妇女，每星期必须工作80至100小时——比1926年和1952年调查所显示出来的还要多。一方面家庭器具减轻了某些家务，但普遍家庭单位成员减缩，意味妇女更少能够要求祖父母、姨亲或姐妹等来帮忙。
有了所有这些变化，将妇女困在家里的客观基础越来越少强迫性了。但是，统治阶级的需要却强使家庭制度推持下来。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规限继续维持那个反动的神话，认为妇女的身份和才能都必须以作为妻子——母亲——家庭主妇的角色来实现。对越来越多的妇女来说，现实与神话之间的对立是越来越明显和不可忍受了。
这种状况常常被称为「家庭的危机」，它反映在离婚率的急升、数量日增的儿女离家出走和家庭暴力。
4更大的民主权利和更广泛的社会机会，并没有使妇女「满足」，或者推使她们消极地接受低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依赖。相反，它们已剌激起新的斗争和更广泛的要求了。
一般地，正是年轻的、受过大学教育、享受一种相对地更大选择自由的妇女，以及那些受60年代青年激进化影响最深的妇女，最先以有组织的和公开的形式来表达妇女的怨屈。这使到一些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得出结论，认为妇女解放基本上是一种中等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抗议运动，对于革命者或工人阶级妇女群众来说，是没有重大意思的他们是再错误不过的了。
妇女解放运动初期的发展，只不过足以着重说明了妇女被压迫的深度和广度。甚至那些在教育和其它机会上处于优势的人，也被迫采取行动。最受压迫和最受剥削的未必是最先表示出不满的人。
5促成近几年来妇女运动生长，以及增加工人阶级妇女参加这运动的，正是大部份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削减社会开支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工人阶级日益高涨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社会服务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尤其是欧洲的资产阶级，就被迫扩大房屋发展、保健服务和家庭津贴的计划。随后，当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产生对妇女劳动力越来越大的需要时，托儿所和洗衣场亦被扩大，从而鼓励妇女寻找职业。
今天，面对越来越深刻的经济困难，统治阶级削减公共开支，企图将负担放回个体家庭身上，而此举的结果使妇女最受影响。但要求妇女退出她们在劳动队伍里所获得的地位遇到很大的反抗；削减社会福利，例如关闭托儿中心，遇到广泛妇女的反抗，在许多国家引起了统治阶级意想不到的困难。
受到高涨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影响，妇女是比过去更具战斗性和更不愿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时期去承担不合比例的重担。
6妇女激进化有其动力的，它决定于妇女受压迫的特殊性质，和上面所提及的客观改变。妇女激进化不能从今天的一般阶级斗争动员中割裂开来。它不直接依赖其它社会力量，也不从属于其它层份的领导，或者受惠于其它力量的主动。但同时，妇女运动一直与其它社会斗争的兴起深刻地连结起来；而其它社会斗争同样影响了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
a从一开始，妇女斗争的新动员，强烈地受着国际青年激进化运动和伴之而来的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架构日益加深的挑战所影响。年青人——包括男性和女性——开始对宗教提出质疑，拒斥爱国主义，反对镇压，对极权体系——家庭、学校、工厂、军队——提出挑战，拒绝接受一生不可避免的劳动割离。激进青年开始反对性压迫，和向将性爱等同于繁殖的传统道德观念提出挑战。对于妇女，这包括反对一直以来将女子教育为性被动、情绪化、胆小和羞怯。广大的青年，包括年青妇女，更自觉于他们的性困扰，和尝试去找寻有更大满足感的人际关系。
b其中一个有助于国际青年激进化运动的因素，便是殖民地世界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斗争。而且，这对于妇女压迫的觉醒，已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例如：美国的黑人斗争在引起广泛的反对种族主义论调的醒觉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与种族歧视的态度一样，对妇女的性别歧视旧论调也是将他们视为次等、情绪化、依赖、愚笨但快乐的动物，这些讽刺引起了妇女日增的反感和拒斥。
当女权运动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起来，被压迫民族的妇女就日渐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作为被压迫民族，作为妇女，通常亦作为被超级剥削的工人，这些妇女受到双重甚至三重的压迫。她们在社会上的客观地位，使她们在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中，扮演一个战略性重要的角色。
但被压迫民族的妇女，通常不会立刻醒觉到她们身为妇女所受的特殊压迫。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这点：对许多人而言，民族压迫的深度最初掩盖了妇女的压迫。许多激进民族解放运动都拒绝提出妇女的要求，认为此举会分裂民族解放运动。有组织的妇女运动过去常常没有尽责任去致力于最受压迫和最受剥削的妇女层份的要求，以及去理解她们所面对的特殊困难。而且，在被压迫民族的妇女中，家庭观念是特别深厚，因为家庭似乎能够提供一个不完全的缓冲区，去抵抗种族主义和文化灭绝的破坏性压力。
不过，当激进化开展，经验表明：它的爆炸性质推使被压迫民族的妇女走上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领导，这包括在职业、工会、学校、社区和妇女运动中。她们很快明白，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不但不会减弱而且会增强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
c有助于妇女运动兴起的一个因素，便是传统有组织的宗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危机。教会控制的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偶像崇拜和神秘主义的兴起），是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危机之深刻性的突出表现。一切有组织性的宗教，它们之作为阶级社会上层结构的一部份，是以妇女为低级——假如不是罪恶和兽性化身的话——这种论调为其基础，并且加以鼓吹的。标志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基督教和犹太教，常常坚持妇女的不平等，而且还拒绝让她们有将性爱和生育分离开来的权利。
在那些天主教会有特殊强大控制的国家里，激进化了的妇女常常向教会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教会权力挑战：这经已在意大利数万计的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示威中，或者在西班牙1976年反对反通奸法例的示威中显示出来了。
在以色列，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也动摇了贝金政府的稳定性。
在一些像魁北克、爱尔兰和马斯加特（巴斯克地区）般的被压迫民族里，以及在墨西哥族人里，天主教会的压迫性意识形态，经已以一种特殊的压迫方式，结合着「女性——母亲」、家庭为中心的神话，来作为社会、感情及政治稳定的唯一支柱，以及作为逃避民族压迫的愤怒的唯一去处。在魁北克，多年来这个混合物常表现在「摇篮的报复」的思想里，建议魁北克的妇女必须以养育多个孩子去使国家免于受同化。
d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运动，是从妇女激进化派生出来的、互相关连但独特的一部份。
女同性恋者作为同性变权利运动的一部份而组织起来；她们一般觉得有需要在同性恋运动内部斗争，以争取她们作为同性恋妇女的特别要求获得承认。但女同性恋者也作为妇女而受压迫。她们之中有许多人最初是作为妇女而激进化，觉得她们因性取向而受到的歧视，只不过是妇女意图决定本身生活进程时面对的社会和经济限制之一。因此，许多女同性恋者在女权运动一开始便已站在最前线。她们一直是妇女解放运动中所有政治潮流的一部份，包括女同性恋独立主义者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她们也帮助整个运动更觉察到同性恋妇女受压迫的特殊形式。
由于女同性恋运动强调妇女独立于男性而生活的权利，因此她们往往成为反动派的特殊打击目标。从仇视的宣传到暴力的肉体袭击，对女同性恋者和其运动的攻击，又往往针对着整个妇女运动。假如妇女解放的斗争要前进，就必须以明白而不妥协的方式去摈斥一切以对同性恋迫害来分化妇女运动的企图。
e在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移民女工亦同样扮演一个特别的角色。她们不单作为劳动队伍的一部份而受超额剥削，她们还是有特殊歧视性的法例的受害者。作为女性，他们往往无权伴随她们的丈夫去另一个国家，除非她们能够在移民之前经已为自己谋得职业。假如她们找到工作，往往就不能伴随丈夫往别处。最近几年，许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通过削减移民工人的措施，经已使这些法例更富歧视性了。
在例如瑞士的国家，移民工人占工业劳动队伍的接近三成；而在其它欧洲国家，移民妇女是某些职业部门的多数，如医院；在提高妇女运动的政治意识上，移民女工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在要雇用女性工人的产业里，她们帮助领导斗争。更加重要的是，她们帮助刺激在妇女运动内讨论统治阶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一般与移民有关的歧视性法例；排外主义和种族主义；因而造成的工人阶级分化；移民妇女特别受分化影响的种种方式；为最受超级剥削层份的利益而战斗的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的需要性；孤立在家庭和生活周围敌对环境中妇女所面对的问题——所有这些提到妇女运动面前的问题，都帮助提出一个阶级斗争前瞻的一些最重要的问题。
7战后经济繁荣的消逝，以及帝国主义在世界规模上面对日益深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以1974年至75年的国际性经济衰退为最显著，它们引致妇女权利在所有平面受到加剧的攻击。但它们没有引致妇女斗争的退潮，或者令妇女斗争在其它更大的社会力量向前进的时候被挤到一旁去。随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在近几年来的尖锐化，女权意识和妇女斗争不但不会减弱，反而继续扩大，并且与工人阶级男女工人发展中的社会意识及政治斗争性越加深刻地互相结合。妇女对于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攻势的反抗，因女权意识提高而更为坚强。她们的斗争现已成为社会抗议和政治激进化的巨大动力。
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流派的反应
1.为了缓和新兴的妇女斗争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将其激进的动力转移，资本家阶级内部对于如何作出最好反应出现了分化。在初步企图以嘲笑和轻蔑来瓦解妇女运动之后，统治阶级内部普遍的意见，是在口头上同意妇女至少有一些控诉是正义的。他们做出一些表面关心的计划——设立一些特别的政府部门、工作小组，或吸引妇女注意力的计划等；同时又将妇女运动的领导溶化进可被接纳的阶级合作模式之中，在大部份国家，统治阶级都被迫作出一些看来在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造成较小损害的让步——然后却逐步取回它们。
无论以任何战术，每一种情况里统治阶级的目标皆相同：在资本主义最低改良之内，去缓和初生的激进化。
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增加分娩假期，提高分娩假的薪金比率，或者保障无薪产假之后的职位，以放宽怀孕妇女享有的福利。其它国家的政府则夸耀地辩论同工同酬的法例、或离婚自由化的法例的正义性。在美国，两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曾公开表明要在宪法上通过一项男女平等权利修订案；但在实践上，它们企图阻止集合足够的票数去使这修订案成为法律。
但在当前及富有重大经济影响的社会计划——例如育婴设备的扩大——方面，几乎毫无所获。
十年来，打从国际妇女运动誔生以来，它所取得的最重大成就，就是对取得合法堕胎有了重大的扩展。在超过20个国家内，堕胎法例显著地自由化了。
在妇女经已令堕胎成为权利这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每一个国家里，人们都已迅速地看清楚，这项权利无法在资本主义下获得保证。每当妇女开始为控制自身生育机能的权利而斗争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反动维护人就会立即动员起来去反对实现这项妇女解放的基本前提。对于维护妇女压迫的思想基础来说，选择权是太大的挑战了。
可是，要清楚地明白到，那些极右组织，例如「生命自由」、「我们的儿女」、「生命权利」和「保护未生婴儿会」等，它们与仇外主义、教会、种族主义、极右法西斯主义的流源有联系，都是由政府的官方政策所培植的。它们成为现状的最热切维护人，企图求助和煽动深藏于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里的最落后偏见；而它们给予统治者一项宝贵的服务。但假如没有统治阶级的最有力部份在背后——有时是公开的——鼓励，它们的角色就会甚少影响。
2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对所有自称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流派提出了一项深刻的挑战。
斯大林党和社会民主党特别因这个并不将它们看为领导的最大激进化之迅速发展而吃惊。
工人运动里两个巨大的改良主义流派所作出的反应，在各国有所不同，视乎它们的力量、在工人阶级和工会官僚层内的基础、以及在本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替政府负责的轻重等。但在每一个情形里，斯大林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应能力，都是由两个有时互相冲突的目标来决定的：其一，它们对阶级统治机器——包括家庭——的忠顺；其二，如果它们要在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范围内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就必须维持和加强其在工人阶级的影响力。
妇女运动的兴起，迫使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适应改变中的政治局势。1975年特别兴起了一股表态热潮，部份原因是对资产阶级就国际妇女年的主动性作出反应。
3在受部份下层压力的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对女性主义运动一般地较共产党反应为快。尽管社会党官式地犹豫于承认有独立性的妇女运动的存在，个别的社会党成员经已活跃地参与了新出现的组织。
社会党所采取的正式立场往往较斯大林主义党的立场为进步，尤其是对堕始作为妇女的权利这问题上。当社会党有机会以站出来支持自由化堕胎法例这低廉代价便能粉饰其面貌时，它们是毫不犹豫去做的。奥地利的卡伦斯基和西德的布兰德，最初都玩弄这项伎俩。面对澳洲妇女运动的兴起，澳洲工党企图以资助由运动发起的大量小计划——诸如妇女健康中心和保护所——来争取政治支持。尽管这些工作在经济方面只花社会民主派很少钱，但它们还是暂时引开了妇女对整个政策之不足够性的注意力（例如：在堕胎和育幼院方面），并且帮助了澳洲工党将自己描绘为「亲妇女」的政府。
但每当面临资产阶级某些层份的第一个反对迹象时，社会民主党就迅速退缩。
英国工党在记录上是支持堕胎权利的同时，工党对国会内企图将堕胎权利推回1967年以前的反动提议，却保持缄默。新建议由一个工党国会议员在75年提出，欲限制容许妇女进行堕胎的期限、限制移民妇女进行堕胎，以及对违反法例者实行严厉处罚。
到1977年，经过「全国堕胎宣传运动」NAC组织的独立妇女运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运动，同时在自己基层党员的压力下，工党大会才通过了一项决议，维护1967年的法例。
当老板强施节约措施来降低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时，社会民主党证明了它是特别有用的。一方面大声疾呼自己对减轻工人阶级妇女的负担的热忱，社会民主党政府却从不犹豫于实行资产阶级所要求的削减社会服务。在丹麦，他们笔杆一挥便削掉了国家支薪的5000个幼儿护理工作者。
4自三十年代以来，在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巩固了对苏联的控制，并将第三国际各政党转变成为克里姆林宫反革命政策的辩护士之后。全世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路线，便是保卫家庭作为人类关系的理想机构。这不单为苏联本身的官僚阶层的需要服务，并且还同时符合保卫资本主义现状的需要。法国共产党关于家庭的公然反动理论，是当1934年苏联提出新的家庭法律，而堕胎在1936年被禁止时首次被鼓吹的。
无论他们对妇女的双重工作日作多少次的空谈，共产党所提出来的要求，是一般地想将事物来一次重新安排，以便妇女能够更轻易地担负起家里交给他们的责任，从更好的产假，到更短的工作时间、到改善妇女的工作环境，都是以使妇女能够担当家庭琐务——而不是将妇女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化来令她们摆脱家庭琐务为斗争目标。他们有时会提出来的另一个解决方案，便是要求男性在家里平等地担负家务。
但是，妇女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欲压服它的企图、工人运动内其它流派的反应、以及基层党员的压力，在在都迫使共产党改善和调整其路线。即使是那些克里姆林宫最顽固和最死硬的附从，例如美国共产党，最后都被迫放弃部份最反动的立场，例如反对宪法里的平等权利修订案。
激进化越深，共产党就被迫越狡猾地将自己投入运动去玩弄手段，而且采纳更激进的词句。
共产党让妇女成员参加公开辩论，而且对资本主义造成妇女的可悲地位的责任作出严厉的谴责。但每当共产党一接触到纲领和行动的问题时，它之反对妇女解放，就完全是重复着它之反对为工人阶级的其它利益而作阶级斗争。它们为了巩固和维持每一个阶级合作，宁愿搁置起任何要求，或扭转任何斗争。因此，尽管意大利共产党在形式上作了改变，并决定支持堕胎法例的自由化，但在67年，它国会代表却与基督教民主党缔结联盟，去绞杀堕胎法例改革，因为这对于「历史性的妥协」是一个障碍。
此外，共产党的地方性立场（它们有时表示支持建立幼儿中心或堕胎一避孕诊所的斗争）和全国性行动（它们支持节约措施，削减这类社会计划）之间时常是冲突的。
共产党之间的官方立场的差异以及对阶级斗争的叛卖，经已造成了这些政党内部和受它们控制的工会内部产生了一些尖锐的紧张局势。内部民主的缺乏，加深了很多妇女的挫折感，就使这种紧张尤其真实了；她们开始看到，在自己个人对妇女运动的投入与她们的党的路线之间，存在了冲突。她们无法影响自己组织的立场。从而，当西班牙共产党签署了阶级合作的蒙哥亚协议时，妇女在马德里共产党内组织了一个反对派来为内部民主而斗争。
在法国，当共产党内部在78年开始形成反对组织时，妇女党员团聚在「她们看到了红色」这份杂志周围。她们寻求保卫自己的立场，与党的宗派主义政策斗争，因为党拒绝在堕胎问题或任何其它问题上与其它团体进行联合战线行动。
在组织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同样被迫作出调整。在一些国家内，斯大林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成自己的妇女组织。当面对新的妇女激进化，他们毫不例外地企图在工人阶级面前推荐这些组织来作为唯一真正的妇女运动。独立的运动对于他们想作为代表工人阶级妇女发言的政党而言，构成了威胁；而他们的最初反应，便是加深他们的宗教主义立场。
例如在西班牙，共产党所控制的「妇女民主运动」MDM，宣称自己是唯一的妇女运动，而共产党宣称自己是一个妇女解放的政党。但是尽管共产党有势力，MDM并未能控制妇女的激进化；激进化通过西班牙全国各层份妇女小组的涌现而表现出来。共产党不能用命令来搞起MDM，就唯有被迫承认其它团体的存在并与它们一起工作。
5社会民主党之参与妇女运动亦带来类似的矛盾。但与此同时，斯大林主义者与社会民主派之有能力接纳激进妇女所提出来的部份问题，经已加强了他们对运动的总方向作出影响的能力。当这些政党决定支持某一个群众动员，正如它们最近在不少国家有关堕胎问题所做的，它们的改良主义立场对于大量妇女就有更大的影响。轻视它们的政治份量就会是一项错误。
6.毛派和中派主义组织，通常都对妇女运动采取宗派主义、经济主义的立场，认为它是小资产阶级的运动，而且与它们的工人运动概念相冲突。可是，在这些组织之间，基本上有两类反应。一些拒绝参加妇女运动的独立组织和活动。许多这类小集团设立起它们自己的附属妇女小组；这些小组与现存的妇女运动抗衡着，辩称这是唯一真正的共产主义战略路线。
其它的毛派和中派主义团体已转向参加妇女运动。但它们不了解阶级斗争和争取妇女解放斗争之间的关系。它们拒绝联合战线行动的政策，只简单地尾随妇女运动。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造成七十年代末期瓦解许多这类团体的危机。
7工会运动也感受到妇女激进化的冲击，而它的官僚已被迫对来自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部和外面的妇女所造成的压力作出反应。
像斯大林派和社会民主派一样，这些工会官员，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都企图将工会对于妇女要求的责任，局限于纯粹经济问题上，例如同工同酬和产假。他们尽量阻延有组织的工人参加诸如堕胎问题的斗争。可是，工会的群众性质和妇女在基层的人数日增，其中有些越来越活跃于妇女工作小组之内，使工会官僚这种立场变得日益困难。79年10月明显看到这点，当时英国贸易工会大会在本身基层日增的压力下，呼吁进行全国性示威，以保卫堕胎权利。约50,000名男女参加。诸如育幼所和家务社会化、兼职工作条件和定额雇用妇女的制度等问题，今天在工会运动内被提出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多了。在某些情况里，妇女公开地将这些要求放在需要打破传统的男女劳动分工的总平面上提出来。
妇女工人在推动这些问题时，对于改良主义者企图维持经济与政治问题的分立和另外限制任何斗争的发展，提出了疑问。他们帮助工人阶级以更广阔的社会意识去思考，并鼓励工会基层转向及利用他们基本的阶级组织去争取所有需要。
当妇女尝试争取工会的基层和领导去支持她们的要求的时候，她们必然触及工会民主的要求。她们必定为争取下列的权利而斗争：自由表达自己意见、组织自己的委员会或核心小组、在工会领导层获得代表权、和要工会提供种种设施，诸如开会期间的育幼工作，这样才容许妇女全面活跃于工人组织之内。
有些工会出版了特别的书刊，使那残破的妇女工作小组重新活跃，组织妇女工会成员会议，或为妇女工会领袖举办特殊训练课程。在一些国家，工会领导层已组织起全国性、地区性和本地性的特别工会妇女联合委员会。一些地方，在下层的推动之下，委员会被创立起来了。妇女的激进化，以及经济危机的深化，经已在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造成妇女工会化的比例有所增加。
工会内妇女工作小组的创立，大体上获得工会官僚的恩惠。他们希望克制工会内妇女的激进化，将她们的精力引导向不致威胁到任何平面的舒适现状——从男性对工会领导层职位的垄断，到在官僚与老板之间在故意忽视妇女工人的特殊需要这问题上的了解。
但这个发展反映了妇女解放运动已经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工会妇女工作小组在今天越加成为妇女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工人运动的一部份。它们站在两者的交接点上面，假如领导得当，就能帮助两者指出前进之路。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世界的妇女解放
1妇女解放并非只是有着较高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才感兴趣的。恰恰相反，它对全世界的妇女群众，都具有极大的关系和重要性。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并不例外。
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里，经济及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都有很大的差距。有些地区处于极度的原始状态，另一些国家如波多黎各和阿根庭则大量工业化。可是，全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同样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对这些国家的妇女，亦具有特殊的影响。
帝国主义的控制意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加于和结合着古老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将它们改变和纳入资本主义经济内。在西欧，较先进的国家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粉碎了旧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但在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的渗入常常加强了前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特权、等级制和反动传统；这个统治阶级利用一切可能的东西去维持稳定和扩大帝国主义的剥削。
以酷刑、屠杀、强奸以及其它大规模的暴力形式，以及在非洲直接使土著成为奴隶，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横蛮地将拉丁美洲、部份亚洲和部份非洲殖民地化，并且推它们进入世界市场。跟着欧洲和最后美国的征服者而来的是基督教；它常常成为奴隶琐链的中心环节。
对于半殖民地、殖民地世界的妇女来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渗入产生了一个矛盾的冲击：一方面，它引入了新的经济关系，开始为妇女克服她们数世纪以来的压迫铺下了基础；但在另一方面，它接管和引用古老的传统、宗教规条和反妇女的偏见，并着意以新歧视方式和超额剥削来加强它们。
通常，妇女的状况直接地关连到工业化所达到的程度。但某些社会内的不平衡及综合发展，曾产生惊人的矛盾，例如非洲某些地区，对极原始的农业操作有控制权的妇女具有相对的经济独立性。
2在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以帝国主义的需要为依归。为此，工业化发展缓慢，而且采取不平衡而扭曲的形式，假如有工业发展的话。在多数半殖民地国家，大部份人口仍然以土地为生，以及以极落后的方法进行仅足维持生计的畜牧。家庭——通常包括了各辈叔伯、婶母、侄女、姨甥和祖父母——是小农生产的基本单位。
妇女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经济角色。她们不但在田间和家中长时间工作，而且以生育孩子来分担工作责任，以及给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
她们在发育期就结婚，而且往往尽体能许可的程度生儿育女。她们的价值通常决定于她们生产的儿女数目。一个不育的女性会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耻辱和一项经济祸害。不育经常成为休妻的借口。
由于家庭的繁殖角色，它对其成员的束缚——特别对妇女——是很强大的。这与一种原始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结合着，给农村地区的农民妇女带来极之被忽视和低下的地位。实际上，她们甚少有任何作为个人的法律权利或社会权利，而且甚少被当作人来看待。她们在家庭的男性成员的完全控制之下过活。很多时，家庭单位的有限资源被首先分配给男性；女孩得到较少食物和照顾却很普遍，造成不健全成长或因营养不良而夭折。以直接或故意忽略的方式杀害女婴仍然在某些地区发生。妇女文盲率往往接近100%。
3可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无可避免地已对农村地区造成冲击，通货膨胀，以及因无能力与使用更富生产方法之较大单位作竞争，造成了不断从农村流到城市的浪潮。通常，先由家中的男性开始迁移，留下妇女、儿童和年老人担负着更重的担子；她们要靠自己从事农作勉强维持生计。
拼命的寻求工作，结果使千万工人离开出生的国家，移民到先进工业国；假如他们在那里够运找到一份工作，亦得接受可耻的超级剥削条件。
农村地区的孤立和落后传统，不单因人口的移出移入，而且也因为大众传播媒介，诸如电台和电视的散布，而受挑战和遭瓦解。
4随着移民到城市，新的生活和劳动环境开始向有关妇女角色的传统规范和神话挑战。
在城市里面，作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资产阶级式的家庭大部份迅速地消失。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在市场上作为个人来出售他（她）的劳动力。可是，由于就业情况的不稳定，以及由于财政上的负担，城市居民往往要照顾其农村亲属，直系亲属除了父母儿女之外，还有婶母、叔伯、表亲、兄弟姐妹及他们的孩子。
但在城市中等阶级和较稳定的无产阶级层份里，家庭单位开始收缩。
当妇女迁移到城市，她们即有更大机会受教育、有更广泛的社会接触和经济独立性。资本主义需要使数量日增的妇女脱离家庭的孤立，这就和妇女在社会上的角色的旧观念相冲突。当成为工业或服务行业工人的时候，妇女就开始占据了过去因落后偏见和传统而禁止她们去担当的工作。那些能够受教育的，就容许晋身于专业，例如教书和看护；这点即使在不做工的妇女眼中，也可以成为一个与传统态度相冲突的例子，由于这个现实，关于妇女是次等人的神话日益受怀疑，向那一向受嘉赏的顺从性发出挑战。
甚至乎对那些未能受教育和在家庭以外做工的妇女，城市的环境也帮助她们有机会自农村孤立所加给她们的心智监狱中逃脱出来。大众传播媒介的巨大冲击、政治生活和斗争的接触、目睹现代化的家庭器具、洗衣场等等，都会使到这种变化发生。
5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较诸帝国主义国家，妇女一般占劳动队伍里较低的比率。它约占8%至15%，虽然有时高至20%；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则约占30%至40%。
一如猜想那样，妇女集中在较少技术、较低工资、在安全环境和最低工资方面较少受法律所保障的行业里。对于农业工作、外发的计件工作、佣人等有较大比率的妇女所担当的工作，这点尤为真确。女性工人的平均工资，约占男性工人的1/3或1/2。尽管妇女能够受教育或取得一些技术，但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她们甚至更为严格地被限制在某些「女性」职业内，例如看护和教书。
但是，妇女亦集中于诸如纺织、制衣、粮食、电器的产业之中，而且往往构成了受雇于这些部门的劳动力的多数。基于在较工业化的殖民地国家内这类轻工业所占的绝大优势，这意味了尽管妇女只占整个劳动队伍的一个低比率，，但她们却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例如，在波多黎各，妇女是该国重要工业——药品和电器工业——的多数。
对于帝国主义者的超额利润来说，在这类工业中雇用妇女是必需的，因为她们是廉价劳动力的来源，而且亦因为若以低工资来雇用妇女，可以让资本家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并且能保持整体工资在一个低水平。要充分了解帝国主义积累的过程，就必须解释半殖民地国家妇女工人被超级剥削所扮演的角色。
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失业和就业不足已达到危机的程度，而大部份担子就落在妇女身上。为帮助家庭的生计，妇女常常被迫采取不顾一切和不稳定的途径取得入息，例如在街头售卖手工艺品或熟食，或替人家洗熨。卖淫往往是唯一的办法。灾难性的失业往往又加强了酗酒和毒癖，造成了对妇女加剧的暴力和越来越绝望的贫困。
6在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妇女仍然未取得十九、二十世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经已掌握到的基本民主权利。无数国家仍然保存一些置妇女于男性亲属的合法控制之下的法律。例如：它们包括妇女的职业要先得到丈夫的许可的法津、让丈夫控制妻子入息的法律、丈夫对孩子的自动监护权及对妻子住处的控制权的法律。在一些国家，妇女仍然被买卖婚姻。伤害了其丈夫的「尊严」的妇女会被谋杀行凶者不用受惩罚。
在那些法律上作了些改良，给妇女多些权利的国家内，这些权利通常大多是形式上的。由于贫困、文盲、营养不良、经济不独立深重压力，以及由于围绕着她们生活的落后传统，所以妇女并未能在实际上把握到这些权利。因而，帝国主义的垂死挣扎，正成为殖民地世界妇女取得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障碍。
7有组织性的宗教的权力和影响力，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强大，这是因为普遍经济落后，以及帝国主义对宗教权贵维护及包庇。在好些国家内，宗教机器不与国家分离。而即使存在着官式的分离，宗教教义和习惯仍保留巨大的份量。例如，好些最野蛮的反妇女法例，就是根据宗教法典的。在印度，数百万妇女的痛苦受等级制度所加强，这种制度尽管经已不再由法律所认可，却以印度教为基础。在回教国家，妇女蒙面的传统依然颇流行，用意是将妇女完全隔绝于公众生活，并且否定她们有任何个性。在天主教国家，离婚权利往往受限制或被否定。
8以暴力来对付妇女，是由于阶级社会的所有发展阶段里，因妇女所处于的经济、社会和性爱的低等地位而遗留下来的；它现已被帝国主义垄断所制造的矛盾所加强。更多机会接受教育和就业，加上一般地对社会有更大的参与，给予妇女违反古老传统和旧价值机会，去过一种较少受保护但更公开的生活。但妇女之企图利用这些机会和打碎旧角色，常常引致男性亲戚或其它人反对，常常以赶出家门、殴打、使残废、甚或谋杀的形式来对付。这类对付妇女的野蛮暴力又往往得到法津保护。即使是非法的，它们也常常在实际上被广泛接受，而无需受处罚。
9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妇女，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受教育的机会仍然极之有限。这反映于高数字的妇女文盲率。从小学到大学，妇女之被录取低于男性，越是高等的教育水平，一般地这个差距就越大。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教育制度，是用来推行将妇女排挤于社会生活之外，并且用来扩大迫使所有女性儿童去扮演母亲——主妇——妻子的角色；而这比帝国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做得更公然化。男女同校显然较少流行，女校千篇一律地获得较少经费、较少老师和较劣的设备。即使有男女同校，女生仍然被要求去读另一些课程，例如烹饪、缝纫和家政。
但是，在这个不利的基础上，世界市场的压力带来了妇女受教育机会的一些改变。对受过更高度训练的技术层份的需求，已替至少有一个小层份的妇女开启了高等教育的大门。
10殖民地世界的妇女，较之帝国主义国家的妇女，更少能控制自己的生育机能。女性受教育的机会的贫瘠，加上宗教对教育内容的强大影响，使妇女甚少得到对于生殖和性爱问题的科学知识。经济上、社会上，她们都受个人的压力去生殖更多而非更少的儿女。当她们有机会去得到生育控制的知识和设备时，差不多常常就是来自帝国主义所强施的种族主义人口控制计划。在一些国家，政府对妇女群众实行强迫性绝育。在波多黎各，，美国政府推行的强迫绝育政策已令超过1/3生育年龄的妇女受害。强迫绝育计划也用来强施于这些国家的被压迫层份，例如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
即使在强迫绝育并非官方政策的国家，种族主义的人口控制宣传弥漫于社会，构成了妇女为控制自己身体而斗争的障碍。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妇女，常常广泛地用来作为试验控制生育的仪器和药物的不知不觉的试验品。堕胎权利往往带有压迫性，而非自由选择。每一年，百万计的殖民地世界的妇女被迫在非常不卫生和恶劣的环境下进行非法堕胎，造成无数的死亡。
这样，妇女对于是否生育或何时生育孩子的选择就被剥夺了。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人口控制的计划就越广泛，就越像波多黎各的情况，所谓「人口爆炸」就会被归咎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以图转移对帝国主义在做成和维持这种灾难方面的责任的关注。
在外来文化标准的传播下，殖民地世界正面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主义。假如化妆品商人给欧洲和北美妇女所加的「美丽」标准，是在这方面压迫妇女的话，那么，通过广告、电影和形形式式的大众宣传，将同样的标准向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妇女鼓吹，就更加是压迫性了。
11宗教的强大影响力加强了对性爱的极端落后思想，造成了妇女所受到的特殊压制和特殊低下地位。一般的禁制指妇女本身无所谓性需要，但同时她们又要作为满足丈夫的性奴隶；这种禁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比在帝国主义国家里更为粗暴地强加于妇女身上，是以传统、法律和暴力，包括对女孩的性虐待来强加的。女性被认为应为她们的丈夫保持处女之身。很多例子，如果妇女不能给她们丈夫以性的满足，或者假如她们被指责在结婚时不是处女，就可构成离婚的理由。对于男人和女人的性行为的双重标准，较之帝国主义国家施行得更加严厉。多妻制只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而已。
另一个反映人们在性爱问题的落后思想的，便是对男性同性恋和女性同性恋的横蛮压迫。
12殖民地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给合了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关系，而这些关系许多以极扭曲的形式存在；这意味着若要争取自己的解放，妇女和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面对结合性的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控制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常常以未解决的民族独立、土地改革问题，或其它民主任务来开始。
基本的民主要求，诸如妇女有作为个人、独立于丈夫控制的权利，将会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妇女解放斗争里占大比重。与此同时，这些要求会立即提出，并且结合起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沿着社会主义的路线重组整个社会。这些经济问题包括物价上涨、失业、不良健康、教育设备、房屋问题等。它们也包括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妇女运动的一般要求，例如育幼中心、保障妇女有控制生儿育女的能力的权利和医疗设备、受教育和找职业的权利。但是，这些要求中，包括最基本的民主要求，假如没有工人阶级的动员和组织，就没有任何一项能够取得胜利；工人阶级构成了唯一能领导这些斗争走向最后胜利的社会力量。
13由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统治阶级相对性的软弱，公民自由——即使存在着——一般也只是脆弱的，而且通常是短命的。政治迫害十分广泛。当妇女开始斗争——正如当其它层份开始造反——她们往往迅速遭受镇压，并迅速发觉有需要为政治民主——诸如召集会议、拥有自己的组织、拥有自己的报纸及其它出版物、示威等权利——而斗争。妇女的解放斗争是与争取政治自由的更一般的斗争不可分割的。
越来越多妇女参加社会和政治斗争，表现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内妇女在政治犯中占越来越大的比例。在监狱内，妇女受到特别虐待和残忍的酷刑。为释放所有政治犯的斗争，特别要揭露妇女的惨况，经已和将会成为这些国家的妇女解放斗争的一个重要部份。
这项斗争有一个特殊清晰的国际平面。不单殖民地世界有政治犯，帝国主义国家亦有。争取释放她们的要求，将会继续是建立妇女运动的国际性团结的一个团聚点。
14妇女解放斗争常常连结起民族解放斗争。无论妇女做些什么，她们都面对着帝国主义操纵的力量；挣脱这种控制锁链的需要，正是这些国家内一切被压迫者的一项急切而重大的任务，正如伊朗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所又一次清楚显示的。通过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大量妇女第一次开始变成政治活跃。在发展着的斗争过程中，假如要取得胜利，妇女能够而且必须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一点是越来越清楚的了。当妇女做一些旧传统和旧习惯所禁止的事情时，她们就开始转变了。她们成为战士、领袖、组织者和政治思想家。她们生活在深刻的矛盾之中，刺激起她们起来反抗性别压迫，并要求在革命运动内得到更大的平等。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巴勒斯坦、南非、撤哈拉及其它地区，妇女为结束她们所遭受到的最残暴的压迫形式而斗争，经已紧密地与展开中的反帝斗争相连结。
在尼加拉瓜，由「正视民族问题妇女联会」所组织起来的妇女，在准备推翻苏莫沙独裁政权的最后起义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桑定尼斯达解放阵线」FSLN队伍有三成是妇女，她们组织在妇女军旅和结合在其它战斗和支持单位之内。
在伊朗，妇女参与推翻伊朗王的斗争，将以百万计的妇女首次带入社会和政治生活之中，在她们内心唤起了改变其自身地位的欲望。尽管有反动宗教观念和反妇女措施的重压，但是伊朗群众反帝意识和斗争的深化，只会更改善形势，俾妇女能争取更大的平等和自由。
妇女之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亦开始改变男性对妇女的能力和角色的想法。在为反对自身的剥削和压迫而斗争的过程里面，男性对妇女受到的压迫越来越敏感、越来越自觉于需要与这种压迫斗争，而且越来越知道妇女作为一个联盟的战斗力量的重要性。
15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面，亦存在着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例如，在伊朗，被压迫少数民族构成了人口的60%。在拉丁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的妇女面对着双重的民族压迫。一旦她们行动起来，她们的斗争就会以爆炸性的方式发展。
妇女的要求经常结合起被压迫民族的要求，而且互相推动。例如，争取所有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将会结合于争取被压迫少数民族的男女在教育上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
16自本世纪初殖民地革命兴起以来，妇女就投身于反帝运动里面，但却一直未有围绕着作为妇女本身的特殊要求而把妇女组织起来的传统，作为这类斗争的一个明显部份。无论如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已加剧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将会越来越多推使妇女围绕着本身的要求而斗争。
a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段时期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有了增长，尽管这种工业化的程度在不同的国家内大大不同，而且还是受到扭曲去迎合帝国主义强国的需要。这意味着妇女越来越可以得到教育和职业。
b在家庭事务和生育控制的领域上技术进步，尽管未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般广泛地推广，但已开始被认识到：它们显示出妇女从家庭锁务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指出了容许妇女控制生殖机能的可能性。
c1974——1975年的国际性衰退所显示出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殖地世界产生了更大得多的作用，因为帝国主义者企图将危机转嫁到这些国家的群众身上。经济危机的不合比例的重担，以物价高涨、削减既有的保健和教育设施、加深农村的灾难等方式，压到妇女身。从而，妇女可能得到的与现在所得的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d这种矛盾对妇女意识的冲击，今天又因国际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冲击而加强了；妇女运动启发了全世界的妇女，并且将她们的要求传扬和合理化。
所有这些因素都指出了一个结论：妇女的斗争将会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未来革命斗争的一个更重要的部份。
由于古旧的规范和价值，与资本主义技术进步所开启的妇女解放的可能性，两者之间的差距会使妇女的斗争采取爆炸性的规模。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及其附从所维护的宗教的和传统的规范和价值，又与越来越多妇女的生活产生经常性的矛盾。这意味着一旦妇女开始向本身的压迫作挑战，即使仍是在一个初等的水平上，它也会与其它社会的不满相结合，并且十分迅速地走向妇女群众的动员，投入那些采取激进的、反资本主义方向的斗争之中。
17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需要和要求的态度和政策，是对任何渴望去领导反帝斗争的组织的革命能力、前瞻和纲领的一个严峻考验。我们对妇女解放斗争所给予的角色和重要性，以及我们为达到这个解放所提出来纲领，使我们与那些为民族解放斗争领导权而竞争的非无产阶级势力划分开来。
这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纲的显着特点；它已反映于共产国际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大会的决议案内。这些决议案呼吁特别要留意中国共产主义者在1925——27年第二次中国革命之前，组织和领导妇女动员的典范性工作。
假如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看不到组织和动员妇女并在妇女解放斗争中赢得领导权的重要性，这领导就要开放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势力，让它们能成功地取得妇女运动的领导权，从而将它们引向改良主义路线，甚或成为反工人阶级的运动。
18只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能开启一个途径，导致殖民地国家妇女群众生活有质的改变。古巴、越南和中国的例子，对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妇女是有力的导航灯。这些社会主义革命有力地证明了一旦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盟，起来挣脱帝国主义控制的枷锁，就有那些快速进展的可能。当资本主义积累的规律被代之以基于主要生产部门国有化的计划经济，就有可能在半殖民地世界最贫困的国家里将大量资源调配到发展教育、儿童护理、医疗服务和房屋之上。
一旦资本主义被消灭，失业和就业不足就成为过去的苦难。反而是，劳动力的缺乏将妇女大量从家里拉出来，参与各式各样的生产性劳动。当这个改变发展，工人阶级成为越来越大和有力时，植根于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惯例和传统便逐渐消亡。
19正因为妇女面对极极端压迫，而在资本主义下并没有改善生活的前景，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妇女将会涌进为争取社会变革而斗争的先锋队里面。即使目前还没有在政治平面上出现庞大的群众斗争，第四国际的支部亦必须通过内部的读书班和类似的教育性活动，有系统地使本身成员明白到妇女解放斗争的重要性。我们必须采取自觉的态度，争取妇女接受社会主义，以及将最坚决的妇女培养和成为我们运动的领袖。
工人国家的妇女：被背叛的解放
1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每一次的社会主义胜利，都为妇女带来重大的成果，包括给她们更多的民主权利与更进一步结合到生产劳动队伍里。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所实行的措施，给人们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是妇女立即向前进的步骤。
1917至27年间，苏维埃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的法例，第一次规定男女在法律上平等。婚姻变成必须基于双方同意的，一个简单的注册程序。不合法婚姻的概念被废除了。合法而且是免费的堕胎成为每一个妇女的权利。到了1927年，结婚甚至乎无需注册，而且任何一方提出便可离婚。反对同性恋的法例也被废除了。
16岁以下的男女儿童都要接受免费的强迫教育；法侓规定女工有特别的分娩假期照顾等。
1919年的共产党纲领说：「党目前的任务，基本上是在思想和教育领域上工作，彻底毁掉过去的不平等和偏见的痕迹；我们特别要在工人和农民的落后层份中这样做。党不只限于给妇女带来形式的平等，更应该努力把她们从烦厌的家务的物质重担下解放出来，代之以公共房屋，公共食堂，中央洗衣场和育幼院等」。尽管经过近乎十年的战争和内战所造成的破坏，而新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经济落后和贫困的条件下，这个纲领还是在可能程度上实行了。
党自觉地尝试与针对妇女的反动社会规范和态度斗争，这些规范和态度，反映了国内的现实：大部份人口仍是农民；妇女仍只占劳动队伍的较少数；而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封建的传统和习惯仍然力量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不难想象，针对妇女的落后态度，亦反映到布尔什维克党内部，连它的领导也不例外。因此，党对于要实行1919年纲领而要执行的具体而深入的措施，在对其重要性的了解上并非一致。
2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大批伤亡和疲乏，战后西欧革命的失败，都给二０年代以斯大林为首的反革命官僚层预备了胜利的土壤。虽然这个新的工人国家的经济基础并没有被摧毁，但一个大量掠夺新经济制度的利益的特权社会阶层，正以俄国的贫困为他们生长的肥沃土壤。为了维持和扩展他们的特权，官僚层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里都改变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包括以苏维埃民主为基础的政府、工人对经济计划的监督、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等，都给完全改变了。
到到三０年代末期，反革命已消灭了所有仍然生存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者，建立了一个独裁专政，把以万计的人锁在监狱、集中营和精神病院、或是放逐，以及野蛮地镇压每一个反对的声音。
对于妇女来说，斯大林的反革命带来了一个恢复及巩固家庭制度的政策。
托洛茨基形容这个过程道：「如果经济和文化没有普遍上升，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经济单位没有被摧毁，又没有社会化的食物供应和教育，真正的妇女解放是难以想象的。目前由于其保守的本能，官僚层正为家庭的『瓦解』而惊慌。他们开始对家庭式晚饭和洗濯衣裳——即妇女的家务劳役，大声歌颂。尤甚者，官僚层恢复了对堕胎的刑事惩罚，正式把妇女回复到犬畜的地位。统治层因而与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完全相违背，恢复了阶级政权最反动和最愚昩的核心——小资产阶级家庭。」（托洛茨基文集，1937——38年；英文版第二版，1976，129页）
3造成这次倒退的最主要因素是俄国社会在文化和物质上的落后；俄国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建设充足的育幼院、公共房屋、公共洗衣场、家务设备和饮食服务来根除妇女压迫的物质基础。这种落后性也帮助了维持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男女间的社会分工。
除了这些客观限制外，反动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自觉地放弃走向把妇女的负担有系统地社会化的前景。相反地，他们开始赞美家庭制度，企图通过法律限制和经济强制把家庭约束在一起。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指出：「这一倒退不仅带着令人可厌的虚伪形式，而且远超于严酷的经济需要所要求的程度」。
官僚层加强家庭制度的原因，与资本主义社会维持家庭的原因是同出一辙的——以家庭作为培养对权威的驯服态度，以及维持少数人特权的工具。托洛茨基解释道：「现在之所以尊崇家庭，其最迫切的动力无疑是官僚需要一个固定的等级关系，和需要通过40,000,000个拥护权势的家庭来管束青年。」
作为反革命的一部份，旧沙皇时代的反对同性恋法例被重新发掘出来，并加以执行。
家庭的巩固，使官僚层能够维持工人阶级内的重要分化：男女分工——男性是「一家之主和养家的人」。女性则负责家务和购物——再加上任何她可以做到的事情。在更一般的平面上，它意味着维持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分立，它所做成的孤立感，使男女均受其害。对核心家庭的支撑，亦帮助了官僚层去鼓励接受「各家自扫门前雪」的态度；而在甚少地照顾到工人需要的总计划的政策基础上，官僚层可以减少社会服的开支。
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反革命所造成的情况，并没有在所有东欧和亚洲的畸形工人国家中机械地重复。她们之间存在有重要的分别，反映了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之间的历史、文化、经济和社会分野。尽管个别国家的妇女参与生产过程或诸如育幼服务和其它社会服务有善程度上的不同，可是，所有畸形工人国家的官方政策都是维持妇女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以及推行旨在令妇女家庭劳动加强和合理化的政策。
4根据1970年苏联的官方户口统计，90%在16至54岁之间的城市妇女在外就业。然而，苏联的妇女除了在外间工作8小时之外，还要在家里平均每天做4至7小时的家务。
妇女继续担当家庭杂务——如照顾儿童、煮食、清洁、洗衣和照顾其它家庭成员的个人需要——是做成妇女在工作和薪酬上受到歧视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这深深影响着妇女对自己的看法、她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她们希望达到的理想。
六十年代末，一个在捷克做的调查显示出，几乎有80%被访问的妇女接受如下的观念：如果经济不成问题而她们的丈夫同意的话，她们应留在家里直至孩子3岁大。我们更不会惊奇，在同期500个负责监督性职业的妇女被访问时，有一半说她们回到家里也要负责全部的家务（每天4至5小时）。
在苏联，50%的受薪者是妇女；但她们却不合比例地集中在较少技术性的、较低薪的、较次要的工作岗位和传统的妇女职业内。譬如，43.6%的妇女还从事农业工作，而其余的1/4就业于纺织行业。80%的中、小学教师和全部幼儿园教师都是妇女。在1970年，只有6.6%的企业是由妇女管理的。根据1966年的统计，苏联妇女的平均收入只及男性的69.3%，比1924年时是66.4%较为高。
1970年，在整个东欧，尽管同工同酬已实施10年以上，可是，男女的收入差距还达到27%至30%。这反映出妇女并非与男性同工。她们不单被推向低薪的「妇女工作」，不单妇女的资历通常都超过了就业的需要，而且只有少数完成为得到更佳收入、更高技术的学徒计划的妇女（尤其是重工业的部门）留在该部门工作。家庭的责任使她们难于追上本身专业的发展。而且，保护性法例所订下的特殊条件，造成的种种歧视性效果，使妇女不能担当与男性同样的工作。
1976年，在苏联，超过40%的科学家都是女性，可是在苏维埃科学院中的243名正式成员中，只有3名是女性。在国家政治领域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87人中只有8名是女性。政治局中连1个女性也没有。
在苏联和东欧，一如其它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今天有足够的科学和物资财富去大大减轻妇女的双重负担。但是由于缺乏工人对生产的民主操纵，以及有一个特权官僚层垄断造成了对生产计划和生产过程的扭曲，这是不满的根源。妇女在这方面比男性更能感受到官僚层的压力，因为她们被迫以双重的劳动来补偿经济的扭曲。
在过去10年中，这些潜在的、爆炸性的怨愤，已迫使官僚层计划增加消费品的生产和扩展社会服务。可是，消费品的供应仍远远落后于增长中的需要和期望。社会服务仍旧远远不足够。举个例说，根据1978年的官方数字，虽然苏联的育幼服务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得多，但当时的育幼设施仅能收容总数35万中的13万名未入学儿童。
七十年代初期，在捷克和波兰，只有10%在3岁以下的儿童能够进育幼院；至于3岁至6岁的儿童，其百分率只分别是37和45。虽然妇女构成了这两个国家劳动队伍的40%至45%，但情况却没有改善过来。尽管这种情况使妇女们面对种种的困难，但一些斯大林主义官员却恢复起男女之间的「自然分工」理论。在捷克和匈牙利，为了减轻社会服务的缺乏以及为了扭转出生率降低的趋势而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就是在儿童超过三岁前给予拥有1或2个孩子的母亲以「家务薪金」。在捷克，这个制度对第3和第4个婴儿给予更多的分配，而且对以后每一个出生的婴儿更渐次增加生育津贴（几乎相等于1个月的薪金）。明显地，这些措施只会迫使妇女留在家里，在除了外面职业之外，再加上双重劳动。
几乎在所有的工人国家里，公共洗衣场的数量还不足够（在捷克、波兰和苏联，现在的洗衣场只能满足5%至10%的需要）。
同样地，自从五十年代以来，男女工人在公共食堂进食的数量亦急剧减少了，由于价格高和质量劣，造成只有20%的捷克人在外吃主餐；以前则有50%。
所有的环境都迫使妇女埋在家中；官僚通过宣传鼓吹妇女做非全日性工作。例如在东德，每月有好几天是特别给妇女回家做家务的。当然，只有妇女才可享用这项「特权」。
1977年10月，同样的反动倾向出现于修改了的苏维埃宪法内，那是第35条的修订案；它是所谓用来保障妇女的平等权利的。经修订后的宪法这样说：「给有小孩的妇女渐渐缩减工作日。」苏联的领袖解释说：这个新宪法反映了党和苏联国家的路线，它欲改善「妇女作为工人、母亲、生育者、主妇」的地位。
这种男女社会分工的巩固，亦在这些国家的政府政策中表露出来：以图提高出生率，改善劳工短缺的情况。（东德是目前唯一的例外）。正当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妇女有更多的堕胎机会的时候，东欧的所有国家为了促进人口增长而对堕胎采取了限制措施。
事实上，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已违背了列宁和其它俄国革命领袖的看法：无管制地取得堕胎是妇女的基本民主权利。当合法堕胎还在苏联和东欧可以一般地容许时，统治阶层屡次削减这个权利，他们常常给寻求堕胎的妇女提出诸多侮辱的条件，甚至给予经济上处罚（例如妇女请假堕胎时，他们不发病假薪金；或者拒绝将堕胎列为免费的医疗服务）。
除了波兰之外，直至最近为止，大部份东欧的国家还公然否定性教育和广泛传布避孕方法。家庭计划中心并不存在；避孕方法，诸如避孕丸和绝育手术，受严格限制（在七０年代初，只有5%捷克妇女使用这些方法）。可是，这些措施中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地扭转出生率的停滞或减少堕胎的数量。面对着个「困难」，官僚运用很大的想象力，找寻方法来鼓励妇女多生孩子。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却单是没有家务社会化的办法。在波兰，他们推出了「家务薪金」，或向拒绝生孩子的妇女抽调，或者把妇女的退休年龄从60提高到65岁，以抽掉金钱来作为生育基金，或者反过来把妇女的退休年龄降低到55岁，让她们能够在家中照顾年幼的儿童。
另一方面，在中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推行了特别的经济制裁，惩罚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夫妇，以图限制人口增长。但原则则相同。妇女选择的权利被从属于官僚层作出的经济决定。
在所有东欧国家里，官僚都推行性压迫的政策。极度的房屋短缺，儿童在幼年时开始接受的那种教育，旅店经常拒绝未结婚的男女租房，这都反映了主导的社会规范，以及反映出官僚反对任何形式的性解放。由于妇女在家庭里的地位，她们当然会首先感受到这些压迫性规范和政策所造成的压力。
5如果没有一次剥夺官僚层权力、恢复工人民主制的政治革命，堕落和畸形工人国家的妇女不会得到全面解放。虽然现时在妇女压迫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迹像显示出意识的上升，但在这个问题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尤其是在东欧和西欧之间。工人国家的妇女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其它地方的妇女激进化和她们提出来的要求所影响。
妇女为自身解放进行的斗争，将是向特权官僚层挑战、将其推翻，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将家务社会化的要求尤其是未来政治革命的过渡纲领的重要部份。
工人国家妇女的经济独立及其地位，在某些方面与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一个正面的对比。但苏联的历史也有力地再肯定了，家庭制度是妇女压迫的基石。只要它仍然是官方所维护和培育的政策，只要它的功能未为更优越的社会机构所取代，妇女要完全平等地结合进生产生活和一切社会事务是不可能的。妇女对家务的责任，是她们在日常生活、在教育、工作和政治里面对的不平等的根源。
6在妇女和家庭问题上斯大林主义的反革命，以及工人国家中妇女仍然处于不平等状况，构成了要争取今天激进化了的妇女走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障碍。就像其它的问题一样，斯大林主义往往被等同为列宁主义，而不是被看成为它的真面目——列宁主义的反面。各地为妇女解放而斗争的女性经常针对着工人国家说：「如果这便是社会主义所给予妇女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它。」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把工人国家中妇女的状况作为「证据」，指出妇女解放的道路并不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因此，在世界其它地方争取女性主义者领导权的斗争，是连系着在堕落和畸形工人国家中政治革命的发展的，而且连系到我们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能力提出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形像。
（二）第四国际与妇女解放斗争
我们的前景
1第四国际拥护和欢迎妇女斗争的新兴起，以结束妇女多个世纪以来遭受的压迫。我们站在这些斗争的前线，表明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可以提供能够将妇女解放斗争推行到底的领导。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妇女群众的领导和信任，向她们证明我们的纲领和阶级斗争政策将会令妇女压迫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社会的社会主义重建而消失。
2第四国际这个前瞻，是坚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深远传统。它以下列的考虑为基础：
a妇女的压迫出现于前阶级到阶级社会的过渡。它对维持阶级社会，特别是维持资本主义，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妇女群众反对自身压迫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一种形式。
b妇女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也有可能成为在推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的一个强大的盟友。如果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妇女便不能建立她们解放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动员妇女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工人阶级就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消灭资本主义财产，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优先计划，巩固一个以工人及其同盟者的民主组织为基础的新政权，以及继续根除一切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压迫性社会关系，这一切之能够最终实现，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和自觉参与。
因此我们对建立一个独立的妇女运动的支持，是一个革命工人党的策略的一部份。这个策略是从妇女压迫、资本主义本身造成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分工使工人阶级与其同盟者在铲除阶级社会的斗争里被分立和被削弱的特性中产生出来的。
c所有妇女都因为身为妇女而被压迫。围绕着妇女压迫的某个特殊方面的斗争，必然卷入来自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层份的妇女。甚至是一些资产阶级的妇女，当她们从女性的身份来反对其自身压迫的时候，也能与其所属阶级决裂，走到接受革命工人运动作为妇女解放的出路的立场上去。
列宁在与克拉克．蔡特金讨论时曾指出，围绕着妇女所受的各方面压迫而采取的行动，皆有深入阶级敌人核心的潜力，去「激起和增加资产阶级及其改良主义盟友的阵营内部不安、迷惘和冲突……敌人每一次被削弱，就等于我们力量的加强。」
从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妇女对于其压迫的不满，通常是小资产阶级妇女的重要层份激进化的开始，工人阶级必须赢取她们的支持。
d虽然所有妇女都是受压迫的，但对于不同阶级的妇女来说，压迫的作用是有分别的。经济上最受剥削的妇女，通常都是同时受到最大妇女压迫的。因此，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个途径，去接近和动员那些最受压迫的，然而还未受工人阶级斗争所推动的妇女。
e虽然所有妇女都因作为妇女而受影响，但我们要努力建立的群众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组成、取向及领导的。
只有这样一个运动，其根基乃工人阶级妇女最受剥削的层份，才能把妇女解放斗争毫不妥协地推行到底，并与其它跟妇女有着相同或相交阶级利益的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只有这样一个运动，才能够在阶级两极分化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扮演一个进步的角色。
f在这个长远的前瞻里，妇女在其行业和工会里的斗争有特别的重要性，因它反映出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极端重要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冲击。
证实了这点的，是今日工人阶级妇女日深地激进化妇女解放运动内的力量越益明白到她们必须以工人阶级妇女的斗争为取向，以及一些国家的工会官僚有部份愿意开始就妇女的要求而采取一些主动。这些发展都说明了妇女解放运动将来的性质和组成成分，以及将会由那个阶级力量走上来提供领导。
g妇女反对她们作为女性而受压迫的斗争，与工人作为一个阶级的斗争相互关连，但前者却不是完全依赖或者等同于后者。除非与工人阶级有组织的力量联合起来，不然妇女将不能赢得她们的解放。不过这个历史的必要性，并不是说妇女要延迟她们的任何斗争，直至一个重拾起妇女解放旗帜的革命的领导取代了现时的工人运动官僚；也不是说妇女要等待社会主义革命已为她们提供了终结压迫的物质基础。相反地，妇女的解放斗争并不要等待任何人为她们指引道路。她们要主动地开展斗争，迈步前进。这样，她们便能在整个工人运动中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并协助造成在所有战线上前进所必需的阶级斗争的领导。
h性别歧视是统治阶级用来分化及削弱工人运动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武器。但它不单单以男人来反对女人。它的保守力量更超越了性别的界线，同时影响着男性和女性。
它的控制乃植根于社会本身的阶级性质，和资产阶级意识从每个人生下来就反复灌输给他们的多种方法。老板使到工人阶级的每一个部份与其它所有部份对立起来。他们提倡一个信念，就是妇女平等只能在牺牲男性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她们抢去男人的职业、压低他们的工资、又令他们失去家庭舒适。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官僚也当然利用这些分立来维持自己的控制。
围绕着争取妇女的需要的宣传、鼓动和行动来教育工人——不论男女工人，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打破反动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束缚的斗争的一个必耍部份。这是工人运动政治化和受革命教育的不可缺少的部份。
i工人运动唯有开始克服其深刻的内部分化，才可能实现工人阶级全面的团结和力量。要达到这点，就只能够是工人开始明白到，处于工资等级最高点的工人能够拥有较佳的物质条件，并不是因为其它工人受到歧视和特别剥削，确切地说，是老板从这些等级化和分立中收益。所有工人的阶级利益，是和其阶级中最受压迫和剥削的层份的要求和需要一致的——包括妇女、被压迫的民族、移民工人、青年、没有组织者和失业者。而妇女运动在帮助工人阶级明白这个道理上，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j争取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来为妇女的要求而斗争，是教育工人阶级社会地思考、政治地行动的一个部份。这个斗争的中心工作，是把工会转变成为捍卫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斗争工具。
在对抗雇主令工人阶级分化的势力时，我们尽力争取工会的基层，特别是年轻的、富战斗性的反叛者。我们越是能够成功赢得这场仗，我们就越将见到工会官僚分化。那些拒绝维护最受压迫和剥削的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工会官僚，将会越益被推到一旁去。
革命政党在工人阶级中争取决定权和领导权的斗争，与争取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和支持妇女为自己而作的斗争，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k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并不是一件次要或边缘的事。这是工人运动的生死问题，特别是在阶级两极分化尖锐的时候。
由于妇女在阶级社会中的地位引起许多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恐惧，又由于支撑妇女次等地位的意识仍特别是在工人阶级之外维持强大的控制，因此妇女成为一切僧侣、法西斯和反动集团的特殊目标。无论是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或是西班牙的长枪会、或是反对堕胎权利者，反动势力特别去争取妇女的支持。他们宣称照顾妇女的特殊需要，利用妇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从属地位，还答应把她们从每一个社会危机里她们所承受的非常重担下解放出来。
从纳粹运动的「孩子——教堂——厨房」的宣传，到1971年基督教民主党人在智利发动的中产阶级妇女的空饭煲游行，历史已一再证明了「母爱与家庭」的反动神话是统治阶级所创造出来的其中一个最有力的制造保守的武器。
智利的例子悲剧地说明了，如果工人运动不能够为妇女的要求提供和争取一个纲领和革命前瞻，许多小资产阶级妇女，甚至是工人阶级妇女，会走到反动一边去，或者在作为无产阶级的潜在支持者方面变成中立。妇女的经济及社会角色的客观转变，及因此而生的妇女激进化和意识及态度的转变，使反动较难占优势。这是工人阶级革命乐观主义的一个新的泉源。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作为上升的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的女性主义意识的庞大运动，显示了在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刻，教会和国家的思想控制瓦解的速度；甚至在教会思想想相当强大的人口部份中，也瓦解得很快。
虽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能够造成家务社会化的物质条件，并奠下妇女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完全平等的基础，但这个置一切人类关系于一个新基础上的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会立竿见影或自然而生。在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中，根除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样形式的压迫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举个例说，将工作分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分工必须从日常生活到工厂的各个领域中消除。我们要坚决如何最好地分配稀少的资源。一个反映妇女的社会要求的、尽速令家务社会化的经济计划将要设计出来。妇女的自主团体，将继续是民主地达成正确的经济和社会决定的前提。因此，甚至在革命之后，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将在保证整个工人阶级——包括男女工人——有能力把革命推行到底的过程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为反对妇女压迫而战斗的阶级斗争战畧，及我们对如何动员工人阶级令其站到妇女那边、动员妇女群众令其站到工人阶级那边的答案，有以下三个方面：我们的政治要求，我们的斗争方法，我们的阶级独立性。
我们的要求
通过我们提出的整个要求系统——包括处理政治组织的自由、失业、通货膨胀、堕胎权利、托儿服务、工人监督和无产阶级武装等每一个问题——我们寻求在工人群众的当前需求、斗争和意识水平开始，建筑一度桥梁，达到最后社会主义革命。作为这个过渡纲领的一部份，我们提出针对妇女特殊压迫的要求。
我们的纲领，指向着那些令妇女挣脱压迫、向统治阶级的特权挑战所环绕着的事件。它认识到并为妇女在各方面的压迫－法律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性爱的－提供答案。
我们将要求指向那些造成妇女压迫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的人——统治阶级、政府及其代理人。我们将妇女解放运动引导向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我们的要求和宣传：假如社会不再建基在私有财产制、剥削和压迫之上，就能急剧地改变妇女在所有领域的生活。
我们的一套互相关连的任务和口号包括了当前要求、民主要求和过渡要求。其中有些能够和将会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从统治阶级手里夺取得到。这些胜利将会带来鼓舞、更大信心和自立。其它的要求只能部份地实现。拥有私产和财富的人，将对最基本的要求顽抗到底。这些要求只有在夺取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才会争取得到。
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包括解决妇女特殊压迫的要求，和符合被压迫民族和整个工人阶级的需要的要求——的时候，妇女群众将明白到她们所受的压迫，与她们作为阶级统治的牺牲品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为消除妇女的特殊压迫而提出的要求，集中于下面各点：
1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完全平等。
反对性别歧视。妇女应有投票、参加公共活动、参加或组织政治团体、自由迁徙和旅游、自由选择职业等权利。废除所有特别惩罚妇女的法律和法例。将所有男性已取得的民主权利扩展给妇女。
2妇女有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
妇女有全部权利去决定是否防止或终止怀孕，这意味着反对人口控制的计划；这些计划都是种族歧视或阶级歧视的工具，企图把阶级社会的罪恶归咎于工农群众身上。
a终止政府对任何人——包括少数民族、移民工人、和非公民——进行堕胎或避孕的限制。
b有需要即可免费堕胎；反对强制的绝育；反对政府对妇女选择是否怀孕、何时怀孕进行任何的干预。妇女有权随意选择堕胎和避孕的任何方法。
c提供免费的、广泛流传的节育资料和设备。国家在学校、街坊会、医院和工厂里开设节育和性教育中心。
d优先研究及发展给予男性和女性的绝对安全的、100%有效的避孕品；终止一切未经妇女同意、未被充分了解的医学和药物实验；将药物工业国有化。
3终止一切虚伪的、蔑视人格的、强迫性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家庭的法律。
a教会与国家分离。
b终止一切强迫婚姻和买卖妻子。废除一切反对通奸的法律。废除给予男人控制妻子的「夫妇权利」的法律。
终止一切以所谓有损男方「尊严」，而对妻子、姐妹或女儿进行合法惩罚、肉体暴力甚至谋杀的法律——无论这些法律是宗教的或非宗教的。
c废除所有禁止不同种族、宗教或民族的男女结合的法律。
d结婚只是一项自愿的民事注册程序。
e任何一方提出即可自动离婚。国家为已离婚的妇女提供经济福利和职业训练。
f取消「私生子」的概念。终止对未婚妈妈及其子女的一切歧视。终止在未婚妈妈和其它无家可归的妇女而设的特别中心内所施行的监狱般环境。
g社会有责任照顾儿童，为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和教育，而不是看作为双亲的负担。废除父母有权操纵子女及其财产的一切法律。订立严禁虐待儿童的法律。
h废除一切迫害娼妓的法律。废除一切对男人与女人的性生活双重标准的法律。废除一切迫害年青人的性活动的法律。
I终止通过阴部扣锁手术或阴蒂切除手术等习俗而令妇女残废的措施。
j废除所有反对同性恋的法律。终止一切对同性恋者在就业、住屋、儿童监管的歧视。终止所有在教科书和大众媒介里对同性恋者作侮辱的描划、或者是把同性恋关系描绘为扭曲和违反自然的宣传。
k对妇女使用暴力——经常是由反动的家庭法例所制定的——是许多妇女都以某一种形式经验过的日常现实。即使不是极端至强奸和殴打，但在色情书报的广泛流传，和在街道上和职业里，通过淫亵性的评头品足和资态，妇女们仍感受到性侵犯的威胁。
我们要求废除那些以假设被强奸的妇女有罪为出发点的法律；建立一些独立于警方和法庭之外的中心，去协助、安慰和接待被殴打的妻子、被强奸的受害者或遭受任何性暴力的受害妇女；改善公共交通、街灯、和其它令妇女单独外出较安全的公共服务。
对妇女使用暴力，是阶级社会一般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所造成的罪恶产物。在社会危机时，它将无可避免地加剧。但我们要教育男人和女人，告诉他们如果不改变那些造成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性别上低下地位的基础，性暴力是不能根除的。我们暴露种族歧视者利用反强奸法例来迫害少数民族的男子。我们反对一些女性主义者提出对强奸者施以重刑、或者是加强压迫性国家机器的要求；实际上，国家机器的警察才是最臭名远播对妇女用暴力的人。
我们反对不论何种形式的书刊审查，即使该审查是以打击色情刊物为掩饰的。
4妇女完全经济独立。
a保障所有愿意工作的妇女都能以工会订的工资来就业，并且男女工人都能按实际情况调整工资和工时来抵抗通货膨胀和失业。所有工人都取得更短的工作周。
b废除那些反对妇女有权收取和处理自己的工资及财产的法律。
c同工同酬。以工会的标准为基础订定全国性的最低工资。
d商业、专业、各类就业、学徒和其它训练计划中均不得歧视妇女。
e对妇女和其它劳动力中最受剥削的阶层提供优先雇用、受训、升职和资历调整，以克服多年来他们受到的制度性歧视。在传统上由妇女支配的行业和工业中，对男性不提供优先雇用。
f父母都获有薪的、不致造成职位或资历损失的分娩假期。
g子女若生病，给予男女工人同样的有薪假期。
h给妇女提供特殊工作环境的保护性条例亦施行于男性，以改善男女工人的工作环境，并防止利用这些保护性法例来歧视妇女。
i制定男女一致的退休年龄，但男女个人都有权决定退休与否。
j保障半职工人有同样的时薪和福利。
k对在失业期间的男女，包括未能找到生产岗位的年青人，不管他们的婚姻状况或以前就业纪录如何都给予工会水平的工资补偿。失业补偿金应随通货膨胀而自动上升。
5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a所有教育机构、课程，包括在职训练，均要给妇女以完全免费和开放的录取权利。设立特别的优先计划，以鼓励妇女进入传统上为男性控制的领域，学习从前她们被排拒于外的事务和技能。
b终止任何形式迫使妇女学习如家务、秘书、看护、教师等「妇女工作」。
c为了帮助妇女再进入职业市场，应为她们提供特殊的教育和温习课程。
d停止在教科书和大众传播中把妇女渲染成为性对象，以及愚蠢、柔弱、感情上需要依赖他人的动物。应设计讲授妇女反压迫斗争的真实历史的课程。开设体育课程，鍜炼妇女的体力和使她们为自己的运动才能而骄傲。
e不得开除怀孕的学生或未婚妈妈；不得将他们隔离进特殊的学校。
6重新组织社会，根除妇女的家庭奴役。
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不是靠命令可以「废除」的，它只能随时日而消亡。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创造比现在家庭制度更佳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以及即使极为不足，也更好地供给目前由家庭担负的日常需要，从而把人与人的关系从经济的强制变为完全自由的选择。我们以这些要求来抗衡那些提出「废除」家庭的极左宣传和鼓动。
a政府开设免费的、全日的交通方便的托儿中心和学校，开放给所有从幼年至少年的儿童，不管他们父母的收入和婚姻状况如何；提供受过训练的男女职员；废除一切性别歧视的教育方法；托儿政策应由使用者决定。
b给所有儿童的医疗照顾；对生病的儿童给予特别的照顾。
c有系统地发展价廉质高的社会服务给所有人，例如自助食堂、餐馆、外卖食品中心等；以产业为基础组织集体洗衣设备和清洁家庭的服务。
d政府迅速订出一个发展计划，给所有人提供健康的、宽敝的居屋；租金不得超过入息的1/10；对单身妇女和有孩子的妇女不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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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指出了妇女解放斗争将围绕着的事件，并指出了这些斗争与整个工人阶级的需要和社会其它被压迫层份的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沿着这条路线斗争，工人阶级将被教育去明白和反对性别歧视的各种形式和表现。
妇女解放运动提出了许多问题。运动的发展已显示了，不是所有要求都同时并提出来。在一个特殊斗争的过程的特殊时刻该提出那些要求，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来提出个别要求，从而令它为群众所了解，并能动员她们起来，何时提出新的要求把斗争推进——对这些策略问题的答案是革命党的工作，是政治的艺术。
我们的斗争方法
1我们应用无产阶级动员和行动的方法来实现这些要求。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推动群众行动，投入斗争，无论他们现时的意识水平如何。群众并不能简单地从思想或别人的示范行为中学习。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参与，群众的政治意识才会发展起来、成长起来和产生变化。千万的妇女唯有透过她们自己的经验，才能成为革命斗争的盟友，才能明白到消灭基于剥削人的经济制度的需要性。
我们的目标是教育群众依靠他们自己团结起来的力量。我们利用选举和其它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度，来向尽可能广泛的工人明确地提出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以议会以外的群众行动——示威、集会、罢工和占领——对抗对选举、游说、议会、立法、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客的信赖；后者时常纒娆着他们。
我们的阶级斗争方法，是朝唤醒大部份妇女的主动性；把她们团结起来；粉碎她们的家庭孤立和对自己的能力、才智、独立性和力量缺乏信心。和她们一起斗争的时候，我们致力使她们明白阶级剥削是妇女压迫的根源，而消灭阶级剥削是妇女解放的唯一出路。
正当我们努力发展妇女解放运动的阶级意识，我们也尝试争取工人运动参加一切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
在每一次斗争中，我们均致力于使妇女明了是阶级不平等加剧了最受剥削的人的压迫。我们尝试领导妇女运动使它首先着重动员工人阶级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妇女。通过我们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和我们推行的宣传，我们努力使斗争走反对资本主义的路向。我们着重指出这些要求的社会意义，暴露阶级社会的状况和利润的逻辑：它们限制了统治阶级在实践上实现工人在斗争中所取得的让步的能力。
2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构成了她们通过自己的组织动员起来斗争的客观基础。因此，第四国际支持并协助建立妇女解放运动。
我们所说的妇女运动，是指妇女在各个水平上组织自己去斗争，反对这个社会强加给她们的压迫：建立妇女解放小组、意识提升小组、邻舍小组、学生小组、工作间小组、工会委员会、被压迫民族的妇女组织、女同性恋者和女性主义者小组、以及就特殊的要求而组织起来的行动联盟。妇女运动的特征表现于它的不均一性，它渗透至社会的每一阶层，以及它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团体，尽管各类思潮都在其中活动。而且，虽然有些小组和行动联盟是由妇女领导和维系的，但也开放给男性参与，例如美国的「全国妇女组织」和英国的「全国堕胎运动」。
许多妇女组织最初在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之外发展，但日深的激进化已令更多工人阶级妇女寻求方法在本身阶级组织内组织起来。在西班牙，大量妇女参加了「工人委员会」，给她们的妇女委员会带来生气。在法国，以千计妇女现在除了参与家庭计划组织和妇女小组外，也参与工会委员会。在玻利维亚，矿工妻子组成了附属于「玻利维亚工人联盟」的家庭主妇委员会。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那个叫做独立或自主的妇女运动的一些混乱形式及还不很定形的性质。
当我们说独立或自主时，我们不是指要独立于阶级斗争或阶级的需要。相反地，只有将妇女运动的目标和要求与工人阶级的斗争熔合在一起，必需的力量才能集合起来以达到妇女的目标。
当我们说独立或自主时，我们的意思是，这个运动是由妇女组织和领导的；它以争取妇女的权益和需要为首要任务，不把这项斗争从属于任何其它利益；它并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倾向或其它社会团体的决定和政策需要；如有需要，它愿意以任何手段和与任何力量共同将斗争进行到底。
明显地，运动里不是每一小组均能完成和同样地达到以上的标准，不过，这是我们所希望建立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征。
3妇女运动的主导组织形式一直是全女性的组织。这个现象几乎在所有场合——学校、教堂、工厂、工会一皆如是。这显示出妇女自己领导组织的决心；在这些组织中，她们能够学习、发展和领导，不用怕遭遇到男性的排斥和指挥，或从一开始便要与男性作竞争。
在妇女在能够领导他人之前，她们必先要摆脱她们的自卑感和无能感。她们必须学习如何领导她们自己。那些自觉和故意不接纳男性成员的女性主义团体，正帮助妇女踏上第一步去抛弃她们的奴隶心理，恢复自信、自豪和勇气去作为政治的人而活动。
那些在各地兴起的「意识提升」小组，是新激进化的最流行形式，这些小组帮助许多妇女认识到她们的问题并不是由于个人缺点，而是由社会造成且是妇女共同面对的。
如果这些组织保持内向，把它们局限为讨论小圈子来代替与他人联合行动的话，它们便会变成对参与其中的妇女的政治发展的障碍。但它们很多时准备了基础，令妇女首次冲破她们的孤立、取得自信和走向行动。
妇女将自己组织在全女性组织之内的意愿，与那些斯大林主义群众党分别组织男性和女性的青年团是有着相反目的的。后者的目的是压抑性活动和强化两性的不同行为——即妇女的低等地位。今天出现的独立的全女性组织，部份地反映了许多激进化的妇女对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群众组织的不信任；它们可耻地不为妇女的需要而斗争。
我们对于建立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和工作，把今天的第四国际从许多宣称站在马克思主义正统——表现于它们对第三国际首四次大会的决议案的解释——的教派主义团体分辨开来。那些组织拒绝建立任何不在他们党的直接政治控制下的妇女组织。
对于声称基于妇女而组成的妇女解放团体只会令工人阶级之内造成男女分化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这样回答：创造或维持这些分化的，不是那些为反对自身压迫的人。资本主义以性别、种族、年龄、民族、技能水平、和一切其它可能的手段，分化工人阶级。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和支持那些提出代表整个阶级利益要求、并把斗争带向社会主义的最受压迫层份的战斗。那些在旧制度中最受压迫的人将会最热烈地为新制度而战斗。
4我们的行动形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组织面对的具体情况。我们的策略受支配于我们的战畧目标，即教育和在行动上领导比我们大得多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决定力量，以帮助建立一个群众妇女解放运动，加强妇女运动的阶级斗争的一翼，和吸收最优秀的干部参加革命党。
以下的因素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我们队伍的力量、妇女解放队伍的政治水平、性质和规模；我们还要估量那与我们抗衡的中派主义、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队伍的力量；此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工作的一般政治环境。我们应否在一个广泛的社会主义纲领上建设妇女运动；通过现存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组织进行工作，围绕着某一特殊要求发起共同的行动；通过工会委员会或其它群众组织的核心小组进行活动；结合几类这些活动；还是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这些都是策略性问题。
无论我们采取什么组织形式，要决定的根本问题还是一样的：在特定的环境里，我们提出什么特殊要求和事项，才能最有效地动员妇女及其同盟者投入斗争？
5支持和建立全女性组织，来争取妇女解放或提出有关妇女压迫的特殊要求，以及同时在共同的要求下，发起男女均参与的群众行动联盟，两者是不相冲突的。争取堕胎权利的运动，便提供了一个好例子。妇女是这些运动的主干，但由于这个斗争关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的前瞻便是要赢取所有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组织的支持。
6在目前时期，我们，企图动员妇女参加行动的前瞻，最好便是通过联合阵线行动的形式，在具体的要求下作最广泛的动员，如果我们考虑到第四国际各支部的相对弱小，以及自由主义者和我们的对手——改良主义、阶级合作主义者——的相对强大，这便更正确了。对许多男女来说，参加这类运动组织的行动，是他们走向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目标的第一步。无数国家的堕胎运动的联合阵线模式，便是一些好例子。
通过这些联合阵线的行动，我们能集合最大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并教育工人信任他们自己的力量。假如妇女的自由主义「朋友」、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官僚拒绝支持这些联合运动去争取妇女的需要，他们将孤立自己或暴露出自己的不行动和反对，或者是他们把妇女的利益从属于他们与统治阶级「进步」一翼寻求结盟的愿望。如果群众的压力迫使他们支持这类行动，也只会扩大运动对群众的吸引力，并且加深这些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力量的内部矛盾。
正如我们在堕胎问题上所清楚见到的，这些联合阵线式的运动对于加深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相互关系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它们给工会官僚以最大的压力要后者作出反应。
7由于我们的方针是建立一个基本上是工人阶级成份和领导的妇女运动，以及由于妇女斗争与将工会转变成有效地保卫整个阶级利益的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特别注重工厂和工会中的妇女斗争。我们的目的，是组织妇女在他们的工会和在妇女解放运动内积极参与。
在这里，正如在其它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从属于男姓、妇女被歧视为一个次等性别，是出于它的「自然位置」。可是，妇女在劳动中日增的数目和她们日益自觉到她们受到的两重压迫，经已显著地改变了工人妇女的态度，加强了她们组织起来、工会化和为自己的权利进行斗争的倾向。
妇女工人参加的很多斗争，其一般要求是关乎所有工人的经济需要和工作环境。它们也经常提出妇女工人的特殊要求，诸如同工同酬、生育福利、托儿服务、优先雇用和受训等。这些都是妇女运动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中心问题。在经济危机的冲击引起阶级斗争深化时，这些妇女工人提出的要求和斗争将占更重的份量。它们对于妇女解放运动将有越来越大的冲击。
大多数参加这些斗争的妇女并不以女性主义者自居。她们只是简单地认为，她们应与男性有同工同酬的权利，或者，她们认为自己有权受雇于传统「男性」行列的工作。她们常常强烈抗议，否认是女性主义者。
那些参与斗争的劳动妇女，面对着与独立妇女运动同样面对的问题和情况。
她们时常面对她们的管工或监督者组织和推广的性别歧视烦扰和凌辱。即使是她们的工友对她们有这种态度，也时常是雇主倡发的气氛所致。妇女面对有时困难的任务，就是要争取工会为她们作出保卫行动，抵抗管理人员的严重烦扰和迫害。她们要说服工友，让他们知道当他们令妇女在职业上吃苦时，他们只是帮了老板的忙，中了老板分而治之的策略。
当她们活跃起来，担起领导责任，向其它人和自己证实自己的领导能力，建立信心和扮演独立角色的时候，她们将更深刻地了解妇女运动是为什么而斗争的。女性主义运动正确地提出明确的、具体的要求和目标，是接触和动员千百万妇女所不可缺少的；这些劳动妇女的自觉政治发展，始于她们以必须工作来谋生的妇女的身份去试图解决她们身为妇女的各种问题。
8妇女在工人运动中日益重要的比重和角色，对许多男性工人的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们会开始看见妇女是他们斗争的平等盟友，而不是只求保护和溺爱的柔弱动物。
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给妇女在传统男性垄断的经济部门以优先雇用、受训和升职，具有特殊重要性。
a这些要求向以男女性别分化工人阶级的做法挑战；老板保存和鼓励这条界线，是为了削弱工人阶级和降低整个阶级的工资和工作条件。
b这些要求帮助教育了男性和女性工人去重视对妇女的歧视所造成的物质影响，从而采取自觉的辨法来克服数百年来强制的屈辱的影响。
c当妇女开始打破传统的劳动上的男女分界，并建立与「男性」同样的就业权利，和建立像男人般担当「男性」职位的工作能力时，那么工人阶级中性别歧视的态度和假设便被削减了，而社会各方面的劳动分工也面临挑战。
争取在从前被男性垄断的教育、职业和管理领域给妇女大开门户的斗争，以最清楚的方式提出了废除妇女的次等社会地位。它们配合着提高妇女的基本民主权利的要求和把妇女担当的家务社会化的要求（诸如扩大和改善托儿服务），在工人阶级中将有强大的教育性影响。
9这些要求还有特殊的重要性，那便是作为把工会转变为阶级斗争的革命工具，并且向工会官僚的性别歧视偏见作挑战的一部份斗争。工会官僚是建基在最享有特权的男工身上的；这些工人常常把优先权的要求看成是对他们目前特权的威胁。因此，最自觉的官僚份子逐坚决反对那些最受压迫最受剥削层份提出来的、旨在消除阶级深刻分化要求。
我们在工会运动中建立阶级斗争左翼的策略方针的一佣重要部份，就是借助诸如妇女解放运动的力量之日增的份量，来提出工人运动应承担领导角色的主要社会和政治问题。
当工会的基层队伍被争取过来，支持这些斗争，工人运动官僚层反动的反对妇女因此亦是反对工人阶级的政策，就会被揭露，而新的力量将会走上来领导。
10组织妇女工人有许多困难。正由于她们作为妇女而受到压迫，她们较少可能工会化或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她们之参加生产行列，常常是零散的。她们需要负起的双重责任和家务，是消耗精力和时间的，留下很少的精力让她们参加政治和工会的活动。托儿服务的严重缺乏，使她们参加会议特别困难。
由于这些因素，说服工会支持妇女的特殊要求，是与工会内争取民主的斗争分不开的。工会民主不单包括成员对所有问题有投票权、选举领导机关和人员的权利、组织派别的权利等问题；它也包括使妇女有完全平等地参与的特殊措施——在会议期间由工会组织托儿服务、成立特别照顾妇女需要的工会委员会、在有需要时召开妇女核心小组的权利、提供在工作时间开会的条件、和保证在领导机关内有足够的妇女代表的措施等。在工人运动中，向性别歧视态度和行动作挑战，是争取工会民主和阶级团结的完整组成部份。
11如果我们特别注重那些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妇女的斗争，那不是我们低估了家庭主妇所受到的压迫。相反，我们明白到，而且提出一个能解决家庭妇女所面对的深刻问题的纲领；这些妇女绝大部份都是工人阶级妇女，她们除了担当家庭责任外，还会在劳动力市场里花去一生中部份时间。我们提供一个前景，让妇女脱离令人神智麻木的家庭琐务，让妇女脱离孤立，建立家庭主妇的经济独立性，消除由经济倚赖而生的不安和恐惧感。我们提出把家务社会化、让妇女以平等的基础投入劳动行列的纲领，来抗衡反动派所提出的另一出路——歌颂家务和母爱，并给予金钱的报酬，或诸如此类的表面诱惑计划，来补偿妇女的家庭奴役。
当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把越来越重的经济担子压在个体家庭上时，家庭主妇要负起尝试增加家庭收入以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责任，她们每每是第一个走到街上，抗议暴升的通货膨胀和食物短缺。这些运动可以是千万妇女集体行动和走向政治觉醒的第一步。这些运动给工人运动一个介入的机会和一项挑战，给这些抗议——常常会迅速发展起来——提供领导和指出方向。要求成立工人——消费者物价监督联合委员会，给工人运动、抗议的主妇和其它消费者提供共同的基础。
但是工人妇女和家庭主妇不同，前者已在劳工市场里变成半组织性了。她们在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位置，以及她们的经济地位，使她们在妇女斗争和整个工人阶级的斗争中扮演一个关键性的领导角色。
12建立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建立工会、与建立包括男女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三者之间并无矛盾。
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三者都需要。它们有着不同的作用。群众妇女运动动员妇女围绕着自己的需要，和通过自己的独立组织来斗争。工会是工人阶级的基本经济自卫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党，通过党的纲领和行动，为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包括妇女）提供领导，并且毫不妥协地把阶级斗争的所有层面推向形成一个结合的力量，以建立一个工人政府和消灭资本主义。
没有客观基础要建立一个分立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组织。除非在党内男女平等分担成员及领导层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个党又发展出一个代表所有被压迫被剥削阶层的利益的政治纲领和活动，否则党就永远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完成其历史任务。
我们确信纯粹「妇女问题」是不存在的。每一个关乎半数人类的妇女的问题，均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问题，关乎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虽然我们提出针对妇女压迫的特殊要求，我们却没有分立的妇女解放纲领。我们的要求是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的过渡纲领的一个必要组成部份。
13革命政党的纲领，综合了反对所有形式的经济和社会剥削及压迫的斗争教训。政党通过它的纲领和行动，来表明无产阶级的历史性利益。因此它不但以其成员参与妇女解放运动，它亦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要扮演。通过建立独立的妇女运动，我们深化了政党对妇女压迫和如何对其斗争的认识。我们也致力于为妇女解放的有效战略（即是阶级斗争的前景）争取更多的力量。
我们并不要求人们同意我们的纲领，来作为建立独立的妇女运动的前提。相反，一个包括多方面的个人经验和政治前景的广阔基础的运动，若果能容纳民主的讨论，就只会增加运动的政治信心和战斗性。这也会加强运动发展出一个正确的前景的可能性。
可是，我们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来争取妇女运动中所有组成部份的有机统一的。我们只在真实地反映妇女客观利益的要求和活动的基础上，争取最大程度的行动上的统一；这种统一亦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纲领的。
我们尝试在妇女运动中与那些接受我们的阶级斗争前瞻的分子结成尽可能有力的一翼。一个反对妇女压迫所有层面的不懈斗争，意指坚决地打击所有将妇女斗争转移到改良主义的死胡同——设法应付统治者的紧缩政策，或走向个人解决的道路——的所有企图。我们争取吸收其中最自觉和最具战斗性的份子加入革命党。
我们的目标，是在实践上向妇女显示出，我们拥有一个能够引导她们走向解放的纲领和前景，从而赢得妇女解放的领导。这并不是一个教派主义的立场，也不是玩弄手段企图操纵或垄断群众运动。相反，这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只有当女性主义运动向反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才有成功的希望。这个进展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这决定于提出来的是什么要求、女性主义运动倾向于争取什么阶级力量的支持、和她们采取什么形式的行动。只有革命政党的自觉介入，以及有能力赢得为解放而斗争的妇女的信任和接受其领导，才可能为妇女运动的最后胜利提供保证。
14我们关心妇女在各方面所受的压迫。可是，作为一个拥有代表工人阶级及所有被压迫者的历史利益的政纲的政党，我们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引导妇女解放运动走向那能有效地废除压迫根源——私有财产制——的政治行动。围绕着妇女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压迫，我们努力提出向资产阶级社会和经济政策挑战的要求和行动，以及提出那些假使这个制度的一切社会政策都不是以扩大私有利润为依归的话，就可能实现的解决方案。
我们把妇女解放斗争看成为一个显著的政治问题的态度，常常使我们与小资产阶级激进的妇女主义流派相冲突，她们之中的同性恋——分离主义小组，以新的个人「生活方式」的发展，来抗衡反国家的政治行动。她们责怪男性，而不是责怪资本主义。她们提倡改革个别的男性，使他们少些性别歧视，以此方法来抗衡组织起来，反对维护和保持妇女压迫和男性优越的阶级社会机器的资产阶级政府。她们企图在阶级社会里建立空想的「反机构」。
作为革命者，我们知道许多妇女用这种方法去解决的问题，是真实的和令人关注的。我们的批评，并不针对那些企图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他们施加难以忍受的压力下寻求个人出路的人。不过，我们要指出，对整个工人群众来，「个人」的出路是没有的。他们必须集体地战斗去改变社会，才能重大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最终来说，我们任何一个都没有纯粹的私人解决出路。个人逃避主义是一种乌托邦主义，它只能以空想的幻灭来终结，并且将革命力量分散。
我们的阶级独立性
1政治的独立性，是我们在反抗妇女压迫的斗争中的阶级斗争战略的第三个方面。我们不会因资产阶级或改良主义者的政治需要（他们进行议会式与假想对手竞争或作竞选花招）而拖延或压低妇女的要求、行动或斗争。
2我们努力使妇女解放的组织和斗争独立于一切资产阶级力量和政党。我们反对把妇女斗争转移到在资产阶级政党或其政治之内建立妇女核心小组的企图，好像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反对成立一个妇女政党，像那曾在比利时成立的，和已在西班牙及其它地方所提倡的。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或激进小资产阶级纲领上去选举多一些妇女担当公职，这尽管是态度转变的一个反映，但并没有推进妇女的利益。
妇女解放是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斗争的一部份。我们努力使妇女和工人阶级的联系成为自觉的联系。但我们并不拒绝那些宣称同意我们的某些要求和目标的资产阶级份子或政客的支持。那会强化我们而不是他们；那是他们的矛盾而不是我们的矛盾。
3我们争取就特定的要求和宣传运动与尽可能广泛的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改良主义政党，进行联合阵线行动。但我们拒绝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前景。
这两个工人运动内的流派的政策和行为，尽管他们对妇女反抗压迫的斗争作口头支持，却正是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包括家庭——为基础的。他们随时准备把妇女的利益从属于他们目前尝试谈判的阶级妥协交易，不管是与西班牙的王朝、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或西德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斯大林主义者不厌其烦地告诉妇女：到幸福的道路只能通过「先进的民主」或「反垄断的联盟」。他们劝喻妇女不要要求超出「民主」（即是资本主义）所能给予的东西。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特别当他们替资产阶级实行「节约」纲领的时候，他们从不迟缓执行统治阶级所要求的社会福利的削减，这些削减往往对妇女打击最大。
4只有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形式的阶级合作主义作不妥协的纲领和组织的决裂，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包括争取解放的妇女——才能动员成为一股强大和有自信的力量，能够把社会主义革命推行到底。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便是通过对阶级斗争的前景的宣传和行动提供一个领导，去教育包括妇女运动的工人群众。
第四国际今天的任务
1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兴起，以世界规模不平衡地开展，而女性主义意识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革命观念和斗争教训之可以迅速由一国传到另一国，由世界革命的一个部份传到另一个部份，就确保了妇女解放斗争的继续扩展。对妇女传统作用日益广泛的怀疑，创造了不但有利于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具体行动，而且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的气候。通过我们的刊物和宣传活动，第四国际有更多机会解释妇女压迫的根源和性质，解释我们的纲领是要根除那压迫同时根除压迫所根源的阶级社会，并且解释妇女解放斗争的革命动力。
2我们的支部和同情组织在许多国家里参与了妇女解放运动，显示出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让我们以妇女反压迫斗争中所提出的问题，去帮助组织及领导一些行动性运动。这类运动尤其给我们的妇女同志提供机会，在群众运动里吸取宝贵的经验和扮演领导的角色。这常常是一个孔道，即使是较小量的同志，也能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并且在更广阔的力量里赢取影响力。我们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已为我们争取到一些新成员。
第四国际支部及同情组织的路向，是将我们的力量投入建立妇女解放运动，并且以诸如堕胎、育幼、就业权利和我们纲领内其它有关的特殊问题去建立行动性运动。
我们同时在妇女运动内鼓励国际性团结；只要有可能，我们围绕着共同的问题，建立行动性运动的国际性统筹工作。可能进行的国际性统筹工作的一个好例子，就是有关堕胎权利的国际宣传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我们的支部经常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
3除了要参加所有从妇女激进化涌现出来的各种独立的组织形式外，我们一定要把妇女解放的宣传和活动，同我们从工会到学生层份的各项工作领域结合起来。尤其是年青人——学生、年轻工人、年轻主妇——最易接受我们的思想和纲领，以及愿意作出行动。
妇女解放的工作并不仅是妇女同志的责任，虽然她们必定要领导它。正如所有其它问题一样，全体党成员和领导机关都必须知悉我们的工作，集体地参与决定我们的政治路线，并且负责把我们的运动和宣传，带进我们所活跃的所有阶级斗争领域之中。男同志和女同志将同样帮助推展这点。
4要组织并实行有系统的妇女解放工作，第四国际支部就应该建立由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或小组。这些小组依据我们所参加的活动，要容纳男性和女性的同志。
它们应该帮助有关的领导机构，去经常留意围绕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问题和要求上，我们工作的所有方面，包括要建议给我们自己的成员提供内部教育。成立这些委员会和小组，它们与领导机构一起负责讨论和执行有系统的工作，我们就能够最大地利用机会和孔道，并令我们自己的成员充分了解到争取妇女解放斗争的政治重要性。
5在第四国际的支部内，应该就妇女压迫和其斗争的历史，以及有关的理论和政治问题，组织有系统的教育。这些教育，不应局限在某段时期的特殊课程，而是必须成为组织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它们必须成为每个成员的基本政治教育的一部份，来作为让成员掌握并深化对革命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理解。
我们并不幻想我们的支部能成为浮在资本主义泥沼上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小岛；我们也不幻想个别同志能够完全避免在阶级社会中每日求存所受到的教育和感染。性别歧视的态度，有时可能而且实际上也有在第四国际的队伍表现出来。但是，同志和支部的行为，要和我们坚持的原则相一致，这是作为第四国际成员的条件。我们教育第四国际的成员充分了解妇女压迫的性质和表现出来的毒害形式。我们努力建立一个组织，它不会容忍任何对妇女表现出大男人主义偏见的语言、笑话、个人暴力和行动，正如种族歧视偏见的表现和行为是不能容许存在而不受批评的。
6我们组织的妇女成员，面对着因阶级社会对她们的压迫而产生出的特殊心理和物质问题。她们像其它妇女一样，面对着同样浪费时间的家庭责任，特别是她们有了孩子的话。她们亦有着这种标志：接受所有妇女从出生即被教育去视为「自然」的东西，如缺乏自信、胆怯、害怕作为领导等。这些对吸收妇女同志、她们之融合于组织、以及她们的领导能力之发展所形成的障碍，必须在党内讨论和自觉地寻求解决。
正如其它问题一样，领导机构有责任作出引导：
必须对妇女同志的教育、政治发展和领导能力之训练，给予自觉的关注。这应该成为国际以及各国支部的各级领导机关的恒常关注事项。应该向妇女给予照顾，保证她们受到鼓励，而且更重要的是得到帮助去负担一些能激发她们发展自己全面才能的工作——讲授课程、写作文章、作政治报告、当公开发言人、当组织的选举候选人、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只有采取这样有意而自觉的措施，我们才能令我们的妇女干部有最大的发展，并且保证当她们被选入各级领导机关时，是显示出一个自信而强大的政治领导干部之真实扩大，而不是一个对个别同志、或对整个组织都是有破坏性的表面措施。
在这个自觉的领导的发展之一般架构内，我们尽力去扩大妇女在我们的国际、支部及同情组织的中央领导机关内的数目。
由于日益增加的同志将会在争取进入产业工人阶级的非女性传统工作的妇女前锋之内，这就更便利了以上的过程。她们身为无产阶级最强大和有组织的部门的一部份，因而取得的自信，她们从男女工人所赢得的尊敬，和她们作为我们的阶级领袖而取得的经验，这些都是关键性的部份，可以改变我们组织的觉醒程度和发展妇女党领袖。
尤其是对于妇女同志来说，国家资助的托儿设备的极端缺乏所造成的困难，往往成为她们全面参与会议和活动的障碍。当我们的支部增长，并在成分上变得更工人阶级化时，我们将会吸收更多带有孩子的同志。
在我们的公开活动中和通过我们在群众运动内的介入，我们努力令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意识到有组织的托儿服务的需要。我们试图争取工人运动支持和优先重视为争取由社会组织和资助的托儿服务的斗争。我们要求工人群众组织（例如工会）安排会议时间以便利妇女成员参与，并利用它们的资源提供托儿措施。
在我们内部，同志必须经常意识到由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所造成的额外负担和障碍，特别是对于妇女和被压迫民族的同志来说。我们要估及这点，在这个前景上，领导层有义务与有家庭责任的同志一起试图寻求集体解决方法，以令他们尽量减少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障碍。举例来说，当一个有孩子的同志被委派担负一份全职的任务时，领导层有责任讨论和尝试解决特别的经济或其它的需要。
同时，我们认识到党所能做的是有限的。党本身不能承担物质的责任，去消灭由阶级社会造成的同志间的经济和社会不平等。我们不能保证提供资本主义所不提供的社会服务。党没有一个一般的义务要提供托儿服务以便将所有同志的个人情况平等化，而托儿的责任也不能强加于任何同志。
如果采取上述的态度，就会改变了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目的和性质。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是我们要摧毁永远保存不平等的制度的共同决心，我们对为达到这个目的的纲领的一致赞同，和我们对基于这个纲领的党的忠诚。
教育我们成员的过程，会随着我们的支部日益卷入妇女解放斗争而开展和得到帮助。这个斗争对所有同志的态度和意识所造成的冲激，已经是相当深远的了。第四国际的妇女干部的变化，反映我们对妇女解放斗争的参与，是一个具有历史意议的发展。第四国际的妇女同志日益增加的自信、政治成熟性、以及领导才干，构成了在世界规模上革命领导的有效力量的显著扩大。
国际性妇女斗争的新兴起，以及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之前，便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妇女解放运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它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并加强了世界革命成功地完成社会主义重建任务的可能性。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也是防止未来的革命走向官僚主义堕落的附加保证。
把妇女从阶级社会所造成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斗争，是一个把人类关系从经济的强制这个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并且把人类推上更高社会秩序的道路的斗争。 |
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报告（曼德尔，197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第四国际
关于世界政治局势的报告
曼德尔
本文是曼德尔在1979年的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上的报告。
（一）
我们在分析世界局势时，中心意见是自七五年以后，总的阶级力量对比有了改变，不利于帝国主义。导致这个改变的，是帝国主义者在印支遭受挫败，以及自第二次大战以来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爆发了第一次总衰退。
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局势中走向劣势，并非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就军力来说，他们比以前更强。原因主要是印支战争对美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美国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支配相对减弱，以及这些事态发展导致的帝国主义者的严重领导危机。即使是资本主义经济正经历的长期萧条也不过间接导致帝国主义者情势的衰落。目前这种衰落，已导致几十年来（即使不是自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以来）所未有过的局势。在过去四年来，资本主义制度缺乏任何世界警察头子能够派遣大批军队阻挡革命前进。
伊朗王独裁政权（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在中东的支柱）和索摩查独裁政权（反革命在中美洲的支柱），都已经倒台，帝国主义者无法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来拯救他们最可贵的同盟。这些独裁政权的倒台，反过来又令到帝国主义在这两个地区的战略性力量对比有新的衰落。
我们一方面要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减弱和注意正震撼这个制度的危机的严重性以及这个发展所提供的世界革命新进展的机会。在同时，我们要正确估计帝国主义者仍具备的资源，用以扭转局势。
当我们说帝国主义者在过去四年来遭受相对瘫痪，直接原因是政治的而非军事或经济的，这时，我们是认识到帝国主义仍有巨大的力量和储备，使它有能力发动反攻。因此，这些瘫痪只是暂时性的。如果以为中东或远东地区将会有第二个伊朗，或是拉丁美洲将会有第二个工人国家出现，而帝国主义者不会作出剧烈反应（包括大规模军事努力），这就会是严重的错误。
对于这类干预的政治阻碍是严重，但它们短期内并非不可超越。如果不是这样想，就表示忘记了：除非在一个革命局势（这局势今天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否则占支配地位的意识仍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当这个阶级真正想去做，预备付出代价，在本身队伍内已取得一致时，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在大多数人口中扭转反对势力，走向外国冒险行动。
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已经开始准备这类反攻。美国军队正在建立一支十一万至十五万人的特别干预部队，专为在中东采取行动。此外有海军部队（正在增强中）、空降师，以及强大的舰队——美帝已在地中海、印度洋和太平洋驻守这些舰队。独裁者朴正熙被刺后，美军立即在南韩对开海面显示第七舰队的实力。索摩查倒台，五角大楼的反应是成立一个基地和突击队，可控制加勒比海和整个中美洲。美英法的帝国主义者也正准备去控制它们在非洲的主要堡垒——埃及、摩洛哥、扎伊尔、肯尼亚，尤其是尼日利亚和南非。
在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烟幕掩饰下，华盛顿再一次加剧核武器竞赛。它已发动一个恐怖运动，宣称苏联可能在八〇年代中期取得的一些军事进展。这个核武装的新时期在北约的架构内将西欧也卷入。新的巡航导弹、中距离导弹、中子弹等，都不过是这个新时期的初期部分。而且，西欧的主要力量正等待美帝任何微小的犹豫迹象或华盛顿任何新的挫败，以便全力投入一个新的、质方面更高级的帝国主义欧洲重新独立武装的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潜力（它是全球最先进的技术）将令它们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弥补任何落后的情形，包括在导弹和核武器的领域。
当然，苏联的军事力量也有同样的进展，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是特别危险的，尤其在海军和海空军的领域。可是，苏联官僚层的基本保守性、它对世界革命的畏惧、它对现状的依赖（只有当所冒的危险是最少的，如在非洲之角，它才会打破现状），都令莫斯科非常不可能真正运用它已增加的力量，去对抗帝国主义者的反革命干预。苏联军力与其说是为了在“地区性”冲突中真正行动，不如说是用作政治游戏中的棋子。
要界定帝国主义者在力量对比中衰落的真正历史尺度，不是看它的拖长的瘫痪或军事削弱，而是看他们每进行一次新的大规模反革命干预（无论是在世界任何一处）时所要付出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这个代价将会是巨大的，远超于他们在印支进行反革命干预所付的代价。
任何大规模的军事干预中美的革命，将会触发整个拉丁美洲大陆的真正反帝爆炸。对中东的大规模军事干预，将有激发阿拉伯世界很大部分的危险。美国本身的反战反应将会比印支战争时期更强烈得多。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等少数民族对于干预非洲或拉丁美洲将会有特别强烈反应。
假如当西欧一个或多个国家发生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有大规模的军事干预，那么这类反应将更强烈。因此这类干预实际上是差不多难以想象的。帝国主义联盟内的分歧，反帝反资情绪的广泛，以及欧洲和日本反帝反资群众行动的发展，都很可能比美国反战运动的扩展有力得多。
只有当无产阶级和反帝群众在一连串国家遭受严重的挫败，可比拟三〇年代和四〇年代末期的挫败时，情况才会基本改变。而且，假如这事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门已开启。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严重，需要与危机相称的“解决方法”。可是，主要国家的阶级力量对比，令这类挫败在短期和中期极不可能出现。因此，最有可能的变化，是“地区性”帝国主义反攻会延续，而为此，帝国主义者将要付出更大的政治和社会代价。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将会是延续的。
（二）
如果检视经济事态，结论将相同。衰退将会持久，在持续七十年代大部分时间后，可能持续于八十年代。
当然，这个前景不是指衰退直线发展，或是将长期停滞，或是货物生产绝对下降。复原时期将会尾随全面衰退，而不同帝国主义国家，各个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和更落后的半殖民地世界不同部门的复原时期都有广度和深度的显著不同。
然而，结构性失业和整个工业的长期危机会继续影响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六十年代的乐观扩张不会重现。国际金融制度和整个不断膨胀的信贷制度崩溃的危险，会越来越近。同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贫乏——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一份报告说，这些国家有十亿人严重营养不良——和官僚化工人国家极端平庸的经济表现，将会限制了国际资本的“可选择的市场”，远比七四至七五年普遍危机之时和之后的情形为甚。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市场，证实比起帝国主义预期的轻微得多。而且，唯一不断快速扩展的“不选择市场”将会是武器市场，它已经成为四十年来不断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
衰退持续的主要原因，是它不能快速做到生产剩余周期性危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必须客观上起到的作用，即制造条件以使平均利润大幅增加，基础是剩余价值率大量增加，以及重大的资本贬值。挡着道路的主要障碍是工人运动的完整力量和无产阶级的已曾力量。严重的经济衰退，结合着无产阶级已增的力量和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削弱（与二九年之后情形相反，最低限度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是如此），造成了资本家前所未有的严重全面社会危机。
当然，面对着七四至七五年的普遍衰退，国际资产阶级在差不多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了紧缩进攻。当然，在半殖民地国家（失业、暴升的通货膨胀和独裁政权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反攻能力），实际工资受到残酷削减，显著例子如印度、墨西哥、阿根廷、菲律宾、智利和秘鲁。当然，部分国际资本主义工业正重组，走向半工业化的殖民地国家，以便利用当地的社会条件更有利于快速的资本积累。其他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正拼命吸引这类投资，显著的如设立“自由区域”，那儿的工作条件和工资更坏。为了这个目地，从斯里兰卡到萨尔瓦多，政权都发动了打击工人的残酷进攻。
然而，大部分工业资本（它生产世界大部分的剩余价值）继续是投资在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发动的紧缩攻势成效非常小，很多根本给工人反攻所击退。工人的反抗，比老板、政府和向资本家投降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官僚所预期的为坚韧。反抗主要在工会平面，但它的政治反响不久将会被感觉到。
同样地，由于恐怕工人对于失业新的质的增加会作出剧烈反应，因此到目前为止，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还未牺牲不少临近破产的大公司；至于小型和中型的公司的破产则稳定增加。国家的补助正支撑着这些破产的垄断公司。
因此，经济衰退也将会持续，可能会给大资本带来有利结果（原则上不能排拒这点；克宁警告过我们说，“资本主义不会有无望的情形”），但只是当一连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受严重挫败有可能。
在这些情况下，如果卷入长篇大论研究实在的先后次序、地理分布情形、这次长萧条中每个衰退持续的期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类预测必然包含未知的因素，因而会是非常推测性的。一次衰退是否已在七九年在美国开始？我们认为是，但这点仍未完全得以证实。衰退会否在八〇年蔓延到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半殖民地国家）？我们认为会，但德国和日本的情形则仍存疑。
与其将分析工作集中于这些短期的预测上，我们不如澄清这个时期的性质。在这点上是不再可能有疑问的。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长期的战后繁荣已经消退。一个长期的萧条开始，并注定持续七十和八十年代。它对于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的幻想的致命的打击。资本主义制度明显地既不能保证充分就业，也不能保证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收入稳定增加。（在低发展国家，即使在“繁荣”时期这类幻想也不会有任何可信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领导工人阶级由此得出必需的政治结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被推翻，工人阶级必须掌权。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消灭失业和通货膨胀这双重罪恶。
（三）
在上两次世界大会，我们已经指出世界局势的另一个新特点，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长时期相对稳定已经结束。自从一九六八年以来，无产阶级革命（亦即前革命和革命危机）已再一次在议事日程上，不但历史意义上如此，而且是更直接近期的，最低限度在西南欧四国如此。法国六八年五月，意大利六九年五月，葡萄牙七四至七五年革命，七六年上半年西班牙的前革命危机，同时期意大利工人斗争新的爆炸性蜂起和政治危机，这些都证验了这个预测。在资本主义欧洲另外一些国家，尤其是英国，日增的政治两极分化，日增加剧的阶级冲突，工人运动的力量，资产阶级越来越急迫地要与工人对抗的经济需要，都开启了一个比以前严重得多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时期，即使未达到前革命危机的地步。
在不同时候——七五年十一月在葡萄牙，七六年上半年在西班牙，七七年九月到七八年三月在法国和意大利——主动性从无产阶级手上转到资产阶级手上。这个转变的原因将在有关资本主义欧洲的阶级斗争的世界大会议程上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只是事态的变迁，不是时期的转变。上述国家（或其他不提及的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无一能够重新取得五三至六八年的相对稳定性。而且没有一处，力量的对比因工人阶级重要挫败而改变。没有一处，资本家能避免局势突然转变而造成新的革命危机。
可是，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真正过程中日增的比重绝非简单由于革命再一次敲着帝国主义本国的门，而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队伍壮大。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帝国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官僚化工人国家都发生。
无产阶级在正发生的革命过程中比重增加，有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客观原因是无产阶级的人数和经济力量增加，亦即雇佣劳动相对于整个经济活跃人口的比重。这个现象可以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都看到。主观原因是几十年来一直控制工人阶级的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官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机构等的控制有真正的，虽然不平衡的放松；它们之能够控制，是因为革命长时期受挫败令阶级意识水平低下。
从下列数字可见一斑：
产业雇佣工人在全球经济活跃人口中的比例：
帝国主义国家19601977
意大利40%47%
西班牙31%42%
法国39%41%
日本30%37%
葡萄牙29%36%
半工业化半殖民地的国家
香港52%57%
南韩9%33%
新加坡23%32%
台湾11%27%
埃及12%26%
墨西哥20%25%
巴西15%20%
官僚化工人国家
罗马尼亚20%31%
北韩23%32%
南斯拉夫23%34%
保加利亚25%38%
苏联29%46%
捷克46%49%
东德48%51%
匈牙利35%58%
如果在帝国主义国家除工业外再加上服务行业的雇佣工人，无产阶级就构成经济活跃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在美国、英国和瑞典甚至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至于半工业化、半殖民地国家，在上述大多数国家，这个百分比达到或超过百分之五十，阿根廷也是，而该国产业无产阶级正确来说是缩小了的。如果不是看六〇年的数字而是看五〇年或五三年的数字，那么，已发生的改变就更为惊人。
在仍然主要是农业的半殖民地国家，资本加速侵入农村已在某些情形下导致一个农村无产阶级的急速成长，它包括无地的农业工人，他们经常只是季节性就业。这类工人构成今日印度所谓农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如果我们加上工业和服务行业的雇佣工人，我们会发觉，印度的无产阶级化群众构成经济活跃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这个比例是大大超于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更不用说一九四五和五三年的越南了。
这个客观事实已足够解释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革命走的迂回道路已近尾声。有无产阶级特点的斗争形势——即群众政治罢工、总罢工、城市起义等——和有无产阶级特点的组织形式——所有种类的委员会，导致代表会议亦即胚胎的苏维埃或不同成熟阶段的苏维埃——在世界革命所有三个部门都正开始占优势。伊朗革命和尼加拉瓜革命证实了这个分析的正确。巴西工人斗争惊人的上升无疑是这个倾向的最重要历史性表现。
如果世界大会特别强调继续和扩展令第四国际无产阶级化的路线（我们几年来已着力进行），就不只是永远都适用的原则性原因——即是我们运动的社会成分应该相应于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领导。一个快速的生长，像我们在六八年以后在青年运动中经验到的，必要要求有调整适应。
最重要的是由于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真正过程中压倒性的比重，由于工人斗争的上升（虽然主要只是自卫性的）以发对危机和资本家的紧缩攻势，正培育和将培育新的一代工厂内和工会内的战士和激进工人领袖；同时我们的国际也极端需要影响他们和争取他们接纳我们的纲领。我们要能成功做到这点，只有稳固地扎根于大工厂内，不论这努力会需要多少时候，况且这努力会是长期的。
建立群众革命党和群众革命国际，将是我们的核心（因革命性重组而更加巩固）与这个新的无产阶级先锋合并的结果，因为合并将会是与一些朝着我们的纲领和朝向与传统官僚架构决裂的工人运动群众党的流派和反帝运动的流派进行。
（四）
资本主义欧洲和拉丁美洲阶级斗争的现今的问题，将会在世界大会有关议程上讨论。因此，我们希望提出世界大会不会特别讨论的两个重要问题——伊朗革命现今所达到的阶段，以及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官僚专政的危机和政治革命的上升所提出的几个一般问题。
伊朗革命提供了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律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
一方面，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一个最难忘的革命群众动员。数百万人川流不息地走上德黑兰街头。这个动员最后粉碎了军队抵抗的政治能力和精神能力（伊朗王曾以超过三百五十亿美元的最新武器武装这支军队，并以很高的生活水平满足这支军队）。尽管镇压导致革命蜂起和高潮期间数万示威者牺牲，人们终于也赢得胜利。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一派教士——什叶派——接管了运动的政治和思想领导。战斗从反对伊朗王的专制和争取民主自由开始，发展到通过一个宪法，它同样限制民主自由（虽然限制较伊朗王时期小得多），同样建立一种专制——霍梅尼的专制。
霍梅尼的性格在某程度上是这个矛盾的象征性综合物。我们以前在别处说过，霍梅尼的现象在资产阶级革命历史上（更不用说在不但革命过程的最初阶段）是独特的，它结合了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者）和萨伏那罗拉（Girolamo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宗教改良主义者）的痕迹。但我们必须了解到，霍梅尼能够扮演后者的角色，只因为他曾扮演了前者的角色，即是说，因为他在反伊朗王。反巴列维王朝和反君主制的斗争中表现了异常的坚定、不妥协和胆识。这就是他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合法地位的真正泉源，他现在正努力通过反帝鼓动来加强这个声望，群众对这点有强力支持。
基本上来说，什叶派教士在群众中的声望不是宗教性的，而是该教派反伊朗王独裁暴政的政治声望，因此它才能暂时建立“伊斯兰共和国”这个混乱和欺骗性的观念，以便加强宗教的控制。
当然，要解释霍梅尼到目前为止能够较容易地操纵群众，部分原因可以看伊朗大城市中心人口的特殊社会成分；严格来说，刚从农村出来的半无产阶级化层份仍然支配着工人阶级。但是，我们要重复强调，他能够升上来的基本原因是政治而非宗教的，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深入从事反伊朗王斗争的群众政治力量，而什叶派教士又扮演了组织和联系反独裁斗争的角色。在大部分群众（他们仍然只是在政治化的初步阶段）眼中，什叶派教士以革命的真正和合法领袖的姿态出现。这点明显类似许多半殖民地国家（最典型例子如墨西哥、阿根廷贝隆、玻利维亚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和埃及纳赛尔）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革命中起的领导作用。
在我们来说，国家和政府的资产阶级性质和伊斯兰教义的彻底反动性，是无需怀疑的。但我们所明确清楚的，百分之八十的伊朗群众却并不清楚。而且，我们从不令群众运动被临时的领导层所混乱。因此，如果认为伊朗革命已被打败，或是它正走下坡，原因纯是革命过程现今领袖思想反动，那就是荒谬的。在我们来说，基本的标准是群众运动的动力。我们运动有些流派（更不用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了）在一九四四年至五〇年在阿根廷犯了这个错误，导致灾难性政治后果；当时，他们批判贝隆主义者领导的工会运动的情况和性质，是按照贝隆的思想和起源，而不是群众运动的轨道和社会性质。
霍梅尼主义明显包含了三重性的矛盾。
他是在被剥夺社会权利的群众有力动员的顶点中取得权力。群众起来反对伊朗王的独裁专政，不但是要赢得民主权利或被压迫民族的自治权，而且是特别要结束他们的贫困，这就意味不少明确的社会经济目标——数百万失业者要有工作；数百万现在住在贫民窟的人要有不错的居所；百万计的工人要有不错的工资，而且要有工人监管；要终止暴涨的通货膨胀，主要透过国内食品生产的增长；要有一个真正的土地改革，数百万小农要有过得去的生活；要终止多世纪以来对妇女的压迫和令她们无法忍受的重担。
霍梅尼无法满足这些深切的愿望，正如其他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家所不能一样。他现在在群众中享有的政治声望，暂时是唯一的堤坝保护着伊朗资产阶级抗拒革命动员的新阶段；革命新阶段正采取直接反资本主义的性质，真正社会革命的性质。因此，资产阶级容忍着霍梅尼，并利用什叶教派和“伊斯兰共和国”（所谓“伊斯兰社会主义”）这个混乱的概念的影响，来尽可能拖延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组织自主权。
但群众的耐性是有限的，由于霍梅尼政权无法满足他们的物资和民族愿望，决裂将会发生，而教派本身的分歧也将加深。爆发将只会是时间问题。因此，就有需要施行镇压，特别是自七九年八月以后，他们也已开始镇压库尔德族人和极左派人士。但是，群众是富战斗性、已动员和充满自信的。许多工厂委员会正开始或正继续蔑视老板和政府的权威，伊朗王的压迫仍记忆犹新。直接打击这个运动将会自招灭亡。因此，现在有的只是试探式、有限的、选择性的镇压，并时常被迫退却。
而且，要进行直接的袭击，将需要有新的工具，在伊朗就只有军队。可是，军队有分歧、分裂、缺乏自信，尤其是在独裁王朝最后几个星期，军队遭受了创伤性震荡；要将它重整为反革命的有效工具需要若干时间。霍梅尼将无法将这角色扮演到底。他最多可以开其端。
最后，在伊朗资产阶级来说，消灭伊朗王政权的特别目的是令伊朗经济合理化，消灭或最低限度减少裙带关系、浪费、夸大狂、农业被摧毁，以及所有会因大量油元收益的理论上可行的资本积累的有机增长受到阻碍的东西。在资产阶级立场来看，霍梅尼无法令任何东西合理化，除了是控制群众运动，因此便有在同一资产阶级内。在市场内、在国家机器内、在军队最高指挥内，不断发生有关实行什么路线的分歧。
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重要的是正确判断群众运动的动力，不让自己脱离它，将它推向前，不但是反帝和争取民主的要求，而且是反资本主义的要求；我们要成为群众深切愿望的最佳发言人，而且为他们所承认；同时，我们要发动不妥协的战斗，争取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阶级独立。
（五）
有关官僚化工人国家政治革命的一章，比起提交以往世界大会的政治决议的有关章节，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这个进步反映了我们运动对这些国家有更好的了解（原因是我们有更广泛的活动），以及这些国家里面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分化的增长。我们没有什么要补充政治决议草案在这方面的内容，因为这些具体分析和政治策略的问题似乎在世界大会会前讨论里并没有什么争议。
然而，我们有必要大力反对以下间歇地重冒出来的观念：苏联、东欧和中国所进行的经济改革的趋势，以及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与这些国家的当权官僚层之间进行更密切的经济合作，是可以导致资本主义悄然的复辟的。
四十五年多以前，托洛茨基就已正确界定这类假设的错误理论基础，是“将改良主义影片倒后放映”，以为工人国家可渐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正如改良主义者以为资产阶级国家可渐进至工人国家。
《过渡纲领》所称之官僚层的“布登科派”无疑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怀疑官僚层透过它的总经济和政治实践而削弱了工人国家的根基。可是，削弱是一回事，推翻又是另一回事。要推翻一个工人国家，缓慢的渐变是不足够的。所需要的积极的、暴力的、和残酷的反革命，而暴力和残酷将是更甚的，因为反革命将不但要摧毁国家机器，并压制认同于该国家机器的官僚层的不少部分的反对，而且尤其是要克服比以前更强大得多的无产阶级的反抗。
相信韦根、希特勒、罗斯福或杜鲁门在对于帝国主义有利得多的情形下也无法达到的目标，而“卡特的攻势”能够容易达到，那就是完全不明白力量对比关系在世界平面和在官僚化工人国家内的发展情形。在这些国家现正历史性地提到议事日程上的（尽管必然有事态性的上落），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而是反官僚政治革命的峰起和胜利。
苏联官僚专政能够存活的主要基础，今天不再是该国的落后和贫穷，或是资本主义的围攻的压力，虽然这些因素继续扮演次要的角色。主要基础是能够动员苏联无产阶级（它的人数已居世界第二位，达八千万之多）缺乏明确政治出路和无产阶级的非政治化。这个非政治化在最初会逐渐消失，而在“人民民主国家”则会消失得更快，它将会与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兴起同时发生。
正如政治决议所显示，如果我们小心比较毛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就会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苏联无产阶级那么长久的非政治化程度和消极性。
事实上，以下说法并非夸大：在短期内，工人阶级更广泛政治化和我们的意见得到接纳的机会，在今天的中国是大于在苏联的。由于两国发展水平不同，这个无疑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我们应该由此得出全部结论，不但是关于我们所应采取的主动，而且是要分析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
我们一致猛烈谴责北京官僚层外交政策的反革命路线，在上一时期它的最可耻的表现是支持伊朗王和皮诺切特以及军事进攻越南。但我们应该避免两个错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北京的统治官僚层，以及以为北京已经转变成华盛顿的仆从或永久盟友。同样的错误在判断斯大林—希特勒条约时期的苏联时也犯了，引致现已确证的偏差。
中国官僚层的利益（其专政乃建基于镇压私有财产）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之间有着不可挽救的矛盾。北京官僚层在世界舞台上冷然地、无原则地玩手段，就如克里姆林宫一直和现在也正在做的一样，不惜牺牲许多国家的工人、贫农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但它玩手段，为的是保卫它的权力和特权，而非保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权力和特权。正因这些是手段的玩弄，所有没有什么是长久的或确定的。急剧和无法预料的转向是不可避免的。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层这种讽刺性手段的后果，就是给国际资产阶级的思想攻势提供有利的材料，使这个思想攻势能伴随资产阶级的反工人阶级攻势。资产阶级的十字军征战是在“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旗帜下进行。令人痛心的是各共产党（无论是亲苏的还是“欧洲共产主义”的，更不用说毛派的）在这个思想攻势下竟无能应付。第四国际的任务，是坚决带头保卫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来对抗这个蒙昧主义的全面复兴。我们坚信要有效保卫马克思主义，是不能限于维护它已有的成果，而必须在保卫这些成果的同时，进行大胆的理论战斗，通过对新现象的解释（这些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唯一“现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有创意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它不会回避任何新的挑战。
作为一个必需的事件，这个世界大会在可行的国际主义（体现在一个组织内）的旗帜下举行。历史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像过去十二月以来显示的“民族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带来的灾难那么多验证。我们的纲领和历史任务（领导世界革命到胜利）的基本现实主义，也从来没有如此好地表现过。
在帝国主义时期，在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日益国际化的时期，是绝对无法在口头上国际主义而同时在实践上自限于建立民族组织。一个人除非真正同意同时建立无产阶级民族党和无产阶级国际，否则他不能在实际上是国际主义的。
第四国际在世界性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特别作用，可以总结于一个两重性的战斗：一个坚韧、不妥协、日常的战斗，争取无产阶级的自己组织，并争取可行的（和真正实行的）国际主义。但是，与无产阶级本身的深厚性质和历史性任务相符的，是它趋向自我组织的本能的倾向；而无产阶级是唯一的社会阶级可以完全和无条件地接受国际主义。正是它的本质特点，使工人阶级显示了它拯救人类不致走向野蛮主义和自我毁灭的能力。对于这些威胁（它们比以前更真实了），只有一个出路，也只有工人阶级可完成，就是世界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性工人代表大会共和国”的胜利。
载于《十月评论》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感谢赤心录入 |
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世界政治局势与第四国际的任务
──第四国际第十一次世界大会决议（1979年10月）
自第四国际1974年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形势的最重要发展，可概括如下：
一、美帝国主义在印支失败，自1937至1938年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第一次全面衰退，伊朗王朝和尼加拉瓜苏莫沙主义被革命推翻以及因此对中东和拉美造成的影响，这些都更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因而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便继续走向更不利于帝国主义。
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局势仍然保持高度爆炸性。新的社会革命将继续在这些地区爆发，先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胜利，正如在埃塞俄比亚、伊朗和尼加拉瓜发生的情形。但同时，帝国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对世界革命的比重和冲击，继续在加强──这是从1968年以来开展的过程。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强而有力的各对立阶级进行公开冲突的趋势增强；1974──1975年萄葡牙革命浪潮，便是最新的突出例子。
三、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趋势，不单限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阶级斗争，更在堕落或畸形的工人国家日益壮大的政治斗争中。
四、在帝国主义中心和一些半殖民地国家里，控制着工人阶级群众党和工会的阶级合作官僚架构，危机正日益扩大。激进化的工人先锋队正在形成，并在某些重要事件上反对官僚的投降路线。可是，这个工人阶级内政治上参差的层份，仍未能在工会运动内形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或者在群众政党中提出另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出路；如果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影响力不扩大，要完成上述两项工作也是不可能的。
五、革命进程越来越趋于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即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殖民地革命、堕落或畸型工人国家的政治革命──译者）都采取主要是无产阶级的斗争模式，这个模式的主要特征，是阶级斗争激化，群众示威和罢工，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组织在代表会和委员会内，城市起义，在工人组织中互相竞争的政治倾向为争取多数而展开斗争，以及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这些阶级机构争取工人权力的斗争。
六、世界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正连结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危机。
在堕落和畸形的工人国家里，政治反对派继续生长，不满份子越来越敢于寻求机会，去抵抗镇压措施。在波兰，工人阶级是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的中心动力。在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工人阶级渐次增加其在反对派中的比重，反对派是在知识分子和被压迫少数民族中开始的。
同时，中苏冲突在国与国平面加剧，北京路线现时的趋势──日益与反动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联合以对抗莫斯科和古巴，克里姆林宫走向越来越讨好西欧帝国主义，这些都令危机有着特别严重的性质。
七、世界革命三个部门的相互作用日见加强。萄葡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触发了萨拉查──卡丹诺政权在帝国主义萄葡牙的垮台。革命在里斯本的开启，反过来又帮助了萄葡牙殖民地争取独立斗争的胜利。这个回响，同时又影响到西南欧、非洲南部和埃塞俄比亚的阶级斗争。解放斗争的扩大，使非洲成为目前殖民地革命的中心。另外一个例子，便是诸如波兰和捷克等“人民民主国家”内上升的政治反对派、西欧的“欧洲共产主义”现象、和帝国主义国家内工人的激进化，这三者间开始发展更为直接的联击。还有一个例子，是妇女解放运动，从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向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扩展。
八、就其整体而言，世界政治形势显示出第四国际越来越有机会集中于争取工业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主要层份内的干部。当新的革命力量继续形成时，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仍阻止了许多正开展的革命，令它们不能达到顶点，达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新的工人国家成立起来。
一、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展望
1、七○年代初结束的长期战后繁荣，在质方面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客观上，这意味着在那些已被深刻的经济危机，或被工人阶级的庞大斗争深深动摇的国家里，用以重建资本主义稳定的物资被削减了。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竞争亦已尖锐加剧。1971年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开始了挽救美国在帝国主义间竞争的颓势的努力。在1974至1975年的国际衰退中，当欧洲资产阶级，特别是意大利、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按马绍尔计划的比例要求援助时，华盛顿一面在援助数字上诸多计较，另一方面又企图迫使西德和拥有石油美元的酋长国代提供贷款。在这些情况下，资产阶级向群众作出重大让步以软化阶级斗争的能力，已大大降低。
就主观的角度──即从无产阶级的政治认识而言──战后繁荣的终结，使现代资本主义可以实现“全面就业”和“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神话，更易于被揭破。由于繁荣的终结，保留利润率的其中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开始针对工人运动展开进攻。因而，上述资本主义的无能，也尤其突出了。大量失业的重现，对实际工资的全面打击，包括社会保险津贴的下降，更进一步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辩护人鼓吹的神话。同样，这也开始打击到一些人的信用，他们辩称资本主义可以改良并符合群众利益而运作。
2、虽然1974-1975年的国际性衰退并不如1929-1932及1937-1938的危机那般严重，却是自此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正如所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之发生，是由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关系限制下，生产力超出了消费者的购买力所形成的。显然地，“过剩的能力”已打击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很多主要部门。1974-1975年的衰退，和继后的有限度复元，又包含一些特点，例如不断的通货膨胀，和连串的信用危机，后者有可能形成一次世界性恐慌。
虽然这次衰退持续的时间被庞大的赤字开支所缩短了，特别是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以及在较细范围内的西德，但这个事实只不过更强调了资产阶级所面对的窘境。不刺激通货膨胀，便不能抑制衰退。可是，不断的通货膨胀，却会越来越难成为扩大生产的动力，反会越加引起制动作用。国际货币制度所受的打击，和美元的永久性危机再加上限制世界贸易增长的保护主义的恶化，甚至会触发世界贸易总量的新收缩。这个制度的矛盾，正由于在过去几十年以来被新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伎俩所局部抑遏，所以现今爆发出来就尤其猛烈。
累积的证据显示如下的结论：在六十年代末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已进入一个较前20年增长率低降、回升短弱、衰退更深化的时期。事实上，74─75年衰退以后回升的性质，是不平衡、踌躇，带有通货膨胀和缺乏动力的79年年尾，一次新的衰退又在水平线上出现。
这并不表示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在生产和就业上没有周期性上升的持久经济危机时期。这也不是意味着，国际资本已不能恢复利润率和恢复资本累积。但这方面的努力将不但需包括在国际层面上向劳工进攻，更包括竞争的加剧和资本的集中化和统一化的加剧；在这过程中，利润低的企业，甚至国家工业的整个部门都要被消除，以开创利润高的企业。这些尝试，意味会试图重整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包括要在国际帝国主义经济的不同部门间，以及在帝国主义部门和少数较强的半殖民统治阶级间，进行资本的大规模转移。资本的日益国际化，和以所谓跨国公司及泛国际公司来作为最大的托勒斯组织形式的出现，方便了重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的进行。
但要着重指出的，是这种重组政策的深度，以及反劳工的进攻的结果，都不足以做成平均利润率在增加，从而助长资本累积和生产性投资。令经济停滞的仍然是深刻和主要的；资产阶级采用的政策只能局部这些势力；要根本改变这个趋势，就只能诉诸群众的失败。这样就有可能大量地增加军事开支，准备进行战争，以夺回资本因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而丧失的地区。可世界层面上反资本主义力量遭受这些灾难性挫败的机会是极端微小的。无论如何，任何实现这些政策的企图，引起阶级斗争的加剧，使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获得新生。
3、世界形势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便是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支配地位不断削弱。比较起1945-1946年的战后形势，这种衰落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被通胀侵蚀的美元，只是其中一种迹象。
在工业的大多数部门，美帝已给至少一个竞争者绝对科技优势的位置。而在一些仍然保持科技优势的如核子工业、航空、人造卫星生产和计算机制造业的挑战已日益加强。输出制成品的首位，现在已由西欧所代替，而日本也接近夺得次位。在劳动的平均产力方面，美帝已被主要竞争者超越。现在，在资本国际银行业方面，美帝也面临挑战。欧洲和日本的跨越，在数量上已接近美国同类型的公司。它们彼此不但跨越大陆，而且在美国本土上，展开激烈的竞争。
可以肯定，美国帝国主义者相对于其它竞争者，和军事方面的全面优势，在这斗争中仍保持关键的华盛顿的优势是建基于美国经济的巨大规模，对世界原科（特别是石油）较大的操纵，和由五角大楼整装待发的数以万计核子武器上。例如在77──78年，西德的战斗机队数量是六四二架，但美国的战略核子轰炸机却有六四四架，而除了这些“战略性”轰炸机外，美军尚有另外五七九六架战斗机。美帝屡次利用这些军事优势获得经济、财政、尤其政治利益。比美国空军数量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欧洲资本主义面对苏联时的军事弱势，以及欧洲劳工运动更大程度的政治化所引起的更大社会动荡。这种弱势，在任何真正的决战中，就会十分突出。
虽然欧洲共同市场经得起一次卷入其所有成员国的衰退的考验，然而它却未能就经济、货币和政治的进一步结合有任何进展。这种结合停滞不前，除了其它因素外，是由于在任何爆炸性危机中，那些在资产阶级中占支配角色的集团，在现在和未来都只会依赖本国的国家制度。可是，共同市场的继续存在，证明了所有成员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是日益互相依赖。解散共同市场对于大部份成员国而言，都是一场灾难。值得重视的是，共同市场最近取得的最重要“成就”，是保卫主义方面，例如组织钢铁和石油化工的卡特尔，以及限制半殖民地国家的纺织品进口等。同样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但目前不见有任何可行的计划，建立起一种欧洲共同货币，来取代病颓的美元。虽然西德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欧洲内的特殊比重无疑是增加了，但阻止西德支持欧洲的政治阻碍，仍然难以克服。欧洲“超级大国”并未出现。
有一种想法，认为美帝本身，或者与苏联同流合污下，已有能力阻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这并不是对目前世界形势发展的严肃估计。目前历史的趋势，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帝国主义的支配性。近年的证据显示，群众有能力成功地迎接帝国主义的挑战。古巴微小的人口或者印支人民已建立的成就，显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大的无产阶级所仿效。
战后繁荣的结束，无疑已加强了帝国主义间竞争的尖锐性，但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的联盟将会崩溃，使帝国主义战争又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所有这些冲突和紧张，都是发生在帝国主义联盟内部；这个联盟的建立，是旨在抗衡世界革命进程的成功和工人国家的力量，因为这两者构成了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生存的致命威胁。各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在自己联盟内部改变力量对比关系；彼此互相估量，采用威吓，争取每一个利益，无情地企图削弱竞争对手。1974年世界信贷制度濒于崩溃，说明了各国无政府主义竞争的程度，是如何剧烈，令各国竟濒临经济崩溃边缘，才猛然后退，作出共同努力去挽救世界银行制度。但它们并不希望破坏针对社会主义革命进展而组成的共同阵线。它们共同合力来阻止这个进展。
4、世界资本主义面对的最大威胁，便是战后繁荣的终结，以及国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减慢和遇上了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组织力量的加强及战斗性的高涨。同时，社会和政治危机的深度，挑斥了资产阶级通过大量的社会让步和诸如“新政策”形式的改良来收买工人阶级的可能。
虽然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已取得某些成绩（葡萄牙75年11月事件的结果是最显著的例子），但它并未使工人阶级蒙受一次决定性的、甚至是大规模的挫败。尽管在美国和西德等国家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仍然落后于形势，尽管庞大的失业以及由此而加强了的国际反劳工攻势，和尽管叛卖的工会官僚支持资产阶级倡励的节约政策，每一处的无产阶级仍然保持它的战斗能力。美国煤矿工人罢工，和西德船坞工人、印刷工人和五金工人在78年初的罢工，表示了甚至在比较稳定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当资本家加强攻势时，工人阶级能够采用有力的保卫性措施来响应。更多的迹象显示其它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丹麦的工人正反击“节约”攻势。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争取每周工作35小时斗争的逐步扩展，也验证了这个同一的趋势。
当然，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单凭自发性的反抗来反对雇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联合进攻，是不能取得持久胜利的。在意大利，基层工人在过去接近10年来异常的战斗性和持久性的反抗，始终也不能阻遏资本主义力量重新发动的更恶毒进攻。事实上，如果缺乏以社会主义来解决危机的展望，过长的不稳定能构成工人里面的消沉。工人阶级抵抗资产阶级进攻的成功程度，和工人走向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进攻，即提出推翻资本主义的问题于议事日程上的能力，是取决于下面各项发展的广泛路线：
（a）出现日益扩大的激进工人层份；它们在某些国家部份表现于广泛的反对流派。
（b）这个层份组成一个阶级斗争的左翼，对抗工会、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政党的官僚领导的阶级合作政策。
（c）这个无产阶级左翼动员起来，部份基于它在正开展的群众斗争中争取到的领导权威，来进行一场取代阶级合作领导的斗争。
（d）在每一个阶段中，随着斗争份子的政治认识的增加，争取越来越多的战斗份子参与建立革命党的工作。
上述这些不可缺乏的因素的结合，并未在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出现。是这个主观因素，而不是更强大的客观力量或资本主义的弹性，解释了为何资产阶级可以暂时成功解脱它在1974－1977年在西南欧面对的极危险局势（葡萄牙革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上涨、法国的激进化重新兴起）。
资本家仍然未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时期般成功地稳定局势，离稳定还很远．在最近的将来，尖锐的阶级斗争还会继续，特别在西南欧，也在英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有起有伏的持续发展，令阶级斗争的决战或许会延迟一个时期，然而总形势仍是爆炸性的。因此，未来时期的性质是有利于一个有能力迎战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路向、朝革命路线发展的战斗性工人层份的出现。这意味大有机会建立更坚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
5、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机构的政治危机，构成了不稳定的另一个根源。在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危机里，纠结着几种历史的趋势。
美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资本主义世界绝对霸权之被削弱，加上美帝在越南受到挫败的影响，创造了一种局部瘫痪状态。没有另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或各帝国主义强国的任何一种组合，能克服这种局部瘫痪。这造成帝国主义不能或要延迟实行世界政治或经济的不同领域的决策。在74－75年的衰退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危机里，这情况以显著的形式表露出来。
巨型托勒斯（“跨国”公司）不顾对他们本身的政府的公开政策会产生什么后果，而继续寻求超额利润。美国的跨国财团运用其庞大的流动储备金，进行有损美元的投机。德国跨国财团罔顾其政府公布的削减失业政策，而增加资本输出。英国的跨国财团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做着同一件事。法国的核子和航空工业则不管戴高乐派的高调，而与其它欧洲企业进行联营。
国家收支的庞大增加──自30年代以来用来刺激资本累积、保证垄断性利润、扩大军事机器和减弱社会紧张──越来越要求在工人的背上增加赋税的负担。配合着反工人的进攻，资产阶级国家正在找寻方法去打击社会保险，削减公共服务和工人其它既得成果。资产阶级政府必须要这样做，因为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会刺激急速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到世界信用制度的崩溃。但这条道路却与多年来政府公共褔利和其它社会政策上的让步所造成的群众期望，发生直接的冲突。
这些不受欢迎的措施，正好发生在群众对资产阶级政治本质的怀疑日益扩大的时候（例如对贪污、“合法”和“非法”营业的结合、美国水门事件和日本及意大利洛歇丑闻等等）。资产阶级政党的威信，又由于经济条件迫使它们执行“节约”政策，而进一步受到侵蚀。
在最后分析起来，反映了资本主义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的资产阶级领导危机，并不应该使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满。因为这并不意味资产阶级政客已没有能力应付越来越频密的挑战，也并不表示他们再也不能发动对民主权利和对整个工人运动的攻击。事实上，总的趋势正朝向加强镇压性的国家机器，以及剥夺基本的民主权利；也就是，趋向建立一个“强硬国家”。
但至今却仍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能够纠合足够的政治力量，或削弱工人阶级到足以强行军事或法西斯主式独裁的程度。
在一系列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西南欧、某程度上的英国、比利时和丹麦──，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危机，是源于工人阶级采取直接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所做成的威胁之上；至于美国和日本，这个危机的根源却更为复杂。
在美国，这个危机是源于在六０年代及七０年代交错的广大激进化浪潮中，统治阶级一直没有能力找寻到一个能满足群众的解决办法。美国资本主义仍然有巨大的储备和仍然比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其它部份较富有。它还可以同化那些不是由清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来引导的群众运动领袖。很多黑人、波多黎各人、妇女和学生领袖，都就此被收买。资本家靠他们的两党制，会随着工会激进分子层份的日益扩大，而对他们施以同样计谋。这些工会分子，必须为建立一个重新恢复活力和民主的工会运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作为阶级斗争队伍取代目前工会官僚的主要政治成分。
美帝尽管富裕，但仍缺乏资源，足以同时去克服资本累积的危机，保证它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担任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警察，和作出巨大的让步，足以完全使涌现中的群众运动离开正途。越战所走的道路和它的结局、统治者进行夺回过去给予黑人及妇女运动的让步的方式、对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工会权利所进行全面剥夺的方式、使群众性失业──特别是青年失业──制度化的方式、卡特政府没有能力克服由水门事件及越战而产生的对总统及其它资本主义机构深刻的不信任、以及增加的阶级分化，包括右翼煽动的增长，都是美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适应能力”局限性的清楚标记。最重要的是，美国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和社会抗议情绪，提出的广泛社会和政治问题，已在产业工会中得到日益强烈的反映。
加拿大联邦国家的深化危机，及在魁北克当权的魁北克党无法满足魁北克劳动群众的基本民族和社会要求，以及加拿大劳工运动增长中的反抗情绪，基本上都表现出相同的趋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败的日本帝国主义，惊人地再出现为世界其中一个前导的工业和金融强国，这指示出20多年的一些基本趋势：与美帝建立紧密的军事和政治联盟；极端有限的军事支出；在输出和劳动生产率快速扩张的条件下保证三分之一日本工人阶级的就业；高度的内部政治稳定（由同一个政党，即“自民党”所统治）；缓慢地增加对亚洲和东南亚的资本输出，以避免刺激起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日情绪；同时，资本的输出，也被日本不但在亚洲、同时在澳洲、美洲和拉丁美洲部份地区作商品输出所取得的惊人胜利所掩蔽了。
可是，73年以来由于世界局势种种转变的结果，使这似乎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再生的永久性特点，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已被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尖锐竞争所动摇。除非急剧扩大那已达到空前水平的资本输出，否则商品出口扩张率是不能长期保持。甚至大型企业也未能给工人再提供就业保障。军费开支必定要大量增加。所有这些转变标志了由“自民党”控制着的政治制度的深刻危机。在洛歇丑闻时期，如果不是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可恨的错误，这个政治制度或许已被更易了。日本资产阶级所以能够结合反工人阶级的进攻，以及侵略性地发掘在整个太平洋资本输出的新领域，并使其政府的政治制度作出逐渐的适应，而没有触及在短期威胁要推翻政府的政治和社会爆炸，主要因素便是工会官僚没有能力提出有效的、可行的激进出路，可以摆脱日本资本主义危机。但日本却比美国面对更多适应危机的限制。日本资本主义的不稳定，将会在未来几年接连的危机中，得到明确的验证。
6、我们面对的，是早在国际经济形势逆转前已出现的所有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架构的总危机。资本主义欧洲的转折点，是法国1968年5、6月事件和继后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的发展。意大利、美国、日本、澳洲和西德等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激进化，已预示了这个转折点。推动这次激进化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稳定的力量，包括妇女解放运动、青年和学生运动、以及反核能运动。特别重要的，有反对英帝国主义的爱尔兰斗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例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加坦隆和巴斯克、美国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等。
战后资本主义曾经有能力达致的成功（经济扩张、中间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科技进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相对提高）曾滋长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的总危机。资本主义下建立起来的庞大生产力上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引入计划的客观要求，越发跟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关系所强加的限制发生冲突。更加触目的，是群众不断上升的需要和期望（如和平、免于贫穷、自决、妇女解放、有意义的教育、保卫环境、消灭核污染等），正与资本主义无能去满足它们而发生冲突。环境的破坏，现在已成为永久性和累积性的问题，是脱离经济发展起伏形势而存在的。
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激进化和日益的无产阶级化，是资产阶级面对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深度之重要指标。无产阶级以外的庞大力量己被卷入：包括被压迫民族、妇女、青年、农业工人、贫农及下级士兵。这些同盟军的各阶层，混杂在工人阶级里，并有时构成工人阶级的有力部份。他们的战斗会影响工人运动；他们提出号召统一行动的新问题，来帮助工人阶级队伍激进化。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又受到工会和群众政党的态度影响，尤其是受到这方面的强力支持影响。无产阶级里承受双重压迫的层份，受节约攻势的打击最烈。在每一个国家里，统治者都力求加深工人阶级的分化。
由于恐惧不受控制的爆发，阶级合作的官僚，反对鼓励和加强与工人天然同盟军在行动上的联击。他们即使被迫表示支持这些运动其中这个或那个要求，目的也不过是要将它们纳入阶级合作的途径，从属于改良主义规划之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却相反地拥护这些同盟军提出的要求，并呼吁工人运动投入其力量支持这些斗争，目的是推进结合所有这些力量底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那便是摆脱剥削和压迫。
对资产阶级价值和制度的越来越重大的挑战（例如针对家庭、教育制度、军队、政府和国家、资本主义机关的等级结构、特别是工厂的等级结构等），反映了资产阶级秩序的客观危机。
资产阶级反劳工攻势的其中一部份，便是在思想上组织反攻（例如反对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家”、“零度增长”和“生命权利”的理论家等）。过去屡次在资产阶级进攻前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和斗志上投降的社会民主党和共党官僚，大大地协助这场进攻。斯大林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士气上的破产，在苏联、中国和东欧官僚层的现存“社会主义”的可憎形象，都作出特别的帮助。
如果这场资本主义危机由于工人运动不能取代阶级合作的官僚，争取可行的社会根本改组而延长的话，社会挫顿情绪便会上升。本该可以动员成为工人阶级同盟军的激进份子──包括失业青年，便可能消沉，并转向诸如恐怖主义绝望行动路线。最后，这社会挫顿情绪会有利于右翼力量的生长。改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业务性工会主义在为铺这条道路方面所负的罪责，是不能过份强调的。
无论如何，目前的趋势，却是朝向群众激进化的增长这开启了令人鼓舞的机会。例如，被压迫民族斗争的兴起正在帮助其它被压迫阶层，以及无产阶级的主要部份，在政治上醒觉及活跃起来，并且激进化。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已刺激起针对其它方面性压迫的斗争，特别是存在于每一国家里的同性恋者所受的压迫。作为由男同性恋者及女同性恋者所提出的进步要求之支持者，革命者参与反对一切歧视他们的措施的运动。包含着工人阶级青年里重要部份的青年激进化，亦有同样效果。白领工人失业的增加，亦已开始进化这个工人阶级中日益工会化的阶层。农业工人和贫农成为力量的另一个来源。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其中一个目标，便是结合这些不同的力量，成为一个庞大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
除了这些力量外，还应该加上消费者利益的保卫者、生态运动阵在线的战士、及反对核子武器、和由于核子设备不能保险而反对其安装的人们等。自77年开始出现了数以万人的反核能示威，尤其在澳洲和西欧，在美国，反核能运动也同样迅速蔓延，产生出战斗性的示威。在法国和西德，反核能运动已高涨到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反核能运动的方向是针对资本主义及其政府的。抗议者大致上都明了到政府在这方面的责任。同时，反核能运动还隐约地提出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的疑问，因为这个运动揭示了在目前科技发展阶段上因利润动机而带来的危险。
反核能运动有三个方面：（1）它反对建立核能工厂，因为低程度放射、意外的防范、再加工、开采和废料处置等问题仍未解决，所以抗议必定会随着公众对危险程度的较详细了解而增加。（2）它反对建造、试验、储藏和使用核子武器。这造成了承接反战运动传统的群众行动的潜能。这是第四国际甚有理由去提倡的。（3）通过证明社会上的重大决定是脱离人民控制和知晓的，它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局限。
7、工人阶级先锋队对先进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较清楚的了解，明白它不但是在工人及其同盟军的抗议运动中，和在前革命时期群众斗争中的实践结果，也是纲领性问题的明确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越的结果，主要的教训，已在1968年5月的法国、1974－1975年的葡萄牙、1969年和1974年的意大利、以及1975－1976年的西班牙诸事件中表现，从英国、日本、西德、加拿大、美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各种群众运动中也能汲取到宝贵的经验。
工业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有力的社会力量。一旦它的群众动员范围和组织激进形式有质的增长──这是革命危机出现的决定性特质，同时发生资产阶级权力机关的日增的瘫痪和初期解体──那么它对所有其它可能的同盟军的吸引力就会十分庞大。组织上的无产阶级形式，产生目前革命时期的经验──工会委员会、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广泛的工厂委员会、等等──开始采取超越厂平面的被选委员会的形式，将工人组织集中化，越来越以它抗衡已严重动摇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趋向于包括工人阶级同盟日益广大的部份。
在阶级合作者和这些委员会所代表的阶级斗争者之间，爆发了争取群众斗争、工会和其它群众组织的领导权的多面斗争。一个挑选的过程开启了。使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有可能快速生长──但条件是它在这些事变发生之前已经充分生长，在群众面前表现为可信的另一领导；它已经稳固地植根于工业工人阶级中间；它又已经开始在无产阶级先锋中赢得日增的影响和拥护者。这样一个群众党的生长，是决定性的因素，以赢得工人的大多数接受革命前途：没收资产阶级、除去和取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以委员会夺取政权和保证胜利。
在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群众党之间，并不存在着矛盾。这些任务是互相补充的。没有群众动员，胜利是不可能的。一个政党，并不能代替起义的人民，其中工人必须采取革命性的主动力。另一方面，无论群众的参与者多么英勇，没有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的正确政策，群众斗争是不能成功的。正是通过这些相辅相成力量的相互作用，不可抗拒的结合才能创造出来。
当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反劳工政策作出迎头反抗时，可能成为斗争首要问题便是工会民主，工会独立于政府，工人监督生产（反对解雇、阻止歧视性裁员、控制聘请、安全规则、工作的组织和速率、工作日和工作周的长短等等）。工人监督成为计划经济、迈向工人管理的学校。
工人阶级是渴望充分民主的。这最清楚表现于它对保卫民主权利斗争的同情性反应，以及它对工会和群众政党内部民主的关心。由于对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恐怖经验，工人阶级尤其注重民主权利。
因此，在夺取和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工人会发展出一些架构，以最密切和有效的方式结合起无产阶级的不同层份。正如历史经验所显示，工人会寻求建立（除独立工会外）委员会和代表会，以保证在政治平面上能够在所有群众工人组织内自由辩论政策和行动的权利，和不同工人政党有活动的权利。对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提供争取多数同意他们建议的行动方向，和建立群众性政党的机会，后者是使革命形势获得最终胜利的条件之一。如果不是首先令工人阶级信服工人政权即意味着被压迫者政治权力的扩大而不是缩小的话，工人阶级的多数对于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是会犹疑的。
这个观点，曾在共产国际首四次大会，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通过的《过渡纲领》中提出来。
社会主义革命表示了所有社会关系的剧烈转变，涉及的不单止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和国家制度的深刻转变。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工作周会缩短，工资会增加，失业会根除。社会服务，特别是医疗（如研究、建设医院设备和训练人员等）会大为扩大，从而使日益广泛的社会服务成为每一个人都享有的基本人权。多世纪以来歧视妇女和被压迫民族的影响，会在每个层面上遇到对抗。世界性饥荒的灾难将会被克服。配合着这些进步，便是教育会改变，使之符合不同年龄层份的需要，一方面既结合科技的需要，另方面亦配合工人享有更多的闲暇。工作周的缩短、社会服务的扩展和普及的教育，将会越来越认定为工人管理经济、将平等权利变为实在的社会实践、以及国家逐渐消亡的基本前提。
从一开始，一度强力的国际主义动力就会被推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的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一方面会给予受超级剥削的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提供庞大的动力；另一方面会有力地推动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中被压迫群众的斗争。它所树立的榜样，又会给予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者以新的启示。由于它重新坚持要结合资源和设立计划，它将会超越民族的界限。它会鼓励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性联邦。所有这些反响，都指向那能有效地和最终地解决我们这时代的基本问题的唯一途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世界社会主义合众国”。
二、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和殖民地革命的展望
8.帝国主义在印支遭受的挫败，造成了华盛顿作为帝国主义世界监察人的能力之衰降。这开始了世界帝国主义制度危机的新阶段。
英勇的印支人民，虽然本身还不足在军事上给予帝国主义的军队以决定性的击败，但已证明可以在一个长时期内对抗最可怕的现代武器，尤其是大规模的空中轰炸。印支人民坚忍的抵抗，粉碎了白宫妄图轻易取得胜利的幻想，更磨损了美军的士气。美国本土强大的反战情绪，又造成了继续侵略战争的政治冒险成为不能接受。因而，美国的反战运动，成了印支革命最坚强的盟友。这些转变，导致美帝从印支撤退。
这些因素之上更要加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影响。在中苏冲突中，莫斯科和北京竞逐有利地位，加上很多共产党普通党员受印支革命感召而引起不安，使斯大林主义者没有能力去阻碍越南人民的革命胜利。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南北越的统一，一个单一的畸形工人国家在越南建立起来了。
在非洲，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关系的恶化尤其显著，苏联在此扩大其影响力。美国本土的反战情绪，阻止了华盛顿在军事上公开干预安哥拉和非洲之角（非洲东北──译者）的革命发展。认识到华盛顿的暂时瘫痪，古巴在苏联同意下，提供军事援助，包括以千计的军队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及非洲其它国家。福特和后继的卡特，都威胁要进行报复，并准备实行。可是，夏湾拿却甘冒这个险，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以对抗反动的南非军队及与南非联盟的“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FNLA）和“安哥拉全国独立民族联盟”（UNITA），因而赢得非洲大部份反帝战士的感激。在非洲起义的人民中，革命的古巴和反革命的美国的对立立场，是再突出不过的了。
继帝国主义在印支的挫败之后，埃塞俄比亚王朝被推翻，安哥拉、莫三鼻给和畿内亚比绍赢得了政治独立，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南非的解放斗争。
帝国主义的挫败，使华盛顿更在亚洲或非洲大陆卷入新的冒险（美国黑人的同情，构成了对帝国主义额外的难以克服的阻力）。没有任何其它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无论是日本、西德、英国、法国，还是几个国家的联合──有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来加强对亚洲或非洲的侵略达致过去帝国主义在印支、阿尔及利亚、或甚至在马来亚的侵略水平。
这并不表示帝国主义者已没有能力，发动诸如在印支战争初期般的军事行动。恰巧相反，已发生的例子便是法国在乍得、扎依尔、西撤哈拉、吉布提和科摩罗群岛；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在扎依尔；英国在南阿拉伯；南非在安哥拉；以色列在黎巴嫰；以及在联合国旗帜下帝国主义军队在黎巴嫩的干预。
可是，帝国主义透过军事途径来粉碎殖民地革命的能力的削弱，并不反映帝国主义军事进击能力的削弱，它的弱点主要是政治的。华盛顿企图克服这种政治弱点的其中一个对策，便是靠重组国际帝国主义联盟，和任命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担负更大的“责任”来供给代理军事力量。实际上，这会加强日本在东亚洲、西德在北非和中非的角色。他们正扶植南非在非洲南部、以色列在中东它的边界上，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有证据显示以色列已成为一个初等的核子国家，而南非也朝着同一目标发展。
尽管日本和西德的帝国主义者正考虑加入核子国的阵营，但它们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阻力却仍难以克服。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强大的反趋势，例如华盛顿恐惧西德和法国（加上可能成为后备伙伴的英国和日本）在生产高级核子武器和输送系统上可能挑战美国的领先优势，因为在这个战略性的范畴中，比对起其它竞争的盟友，美国仍然取得近乎垄断的地位。
9、由于美国在印支的失败所引起的反响，苏联官僚层获得更大的玩弄手段余地。苏联在利用这个间隙，来加强它在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存”和“缓和”的架构中的谈判地位。苏联的做法，包括对某些克里姆林宫认为会扩大其外交利益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军事援助。
华盛顿却力求阻止苏联及中国官僚层向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任何物质援助，它亟望中苏参加全面“和解”，目的是绞杀革命群众运动。对中东的巴勒斯坦革命而言，这政策已取得若干成效。在那些过去中国官僚层援助地方游击力量的地区，这种政策似乎也正在走向成功。帝国主义在非洲施加同一转变的压力，在中国官僚层身上也得到重大的进展，例如对扎依尔政的支持。他们也取得了克宫默许在津巴布韦进行强迫和解。在最近的将来，华盛顿会继续就总裁军问题，向克里姆林宫增加压力。
但我们不应该被周期性“裁军”的谈判所蒙骗。无论帝国主义还是苏联官僚层，都需要在军事的竞赛的升级上加以某种程度的控制，因为军事竞赛对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特别是对于生产力仍远落后于美帝的苏联经济而言。无论如何，基本趋势并不是走向裁军，而是发展更为恐怖的武器。帝国主义的扩张主义，是这场威胁着以核子战争为结局的竞赛的根由。资本主义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越坏，这种趋势就越是尖锐，一如卡特批准生产“中子弹”所显示的。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便是向群众提出警告，任何建立在恐惧平衡上、或阻吓平衡上的并不安逸而持久和平的希望，只会进一步加深核子毁灭的危险，资本主义一日存在，这个危险便会一日系于地球之上。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在美国和其它占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内取得胜利，才能消灭这个危险。
资本主义一日存在，便不可能有永久和平，但不应该从而得出结论说：帝国主义与苏联官僚层所追随的“缓和”政策，只纯粹是用来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虽然这两股反动的社会力量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利益，但在维持世界现状上，它们不单有共同的利益，而且，军事竞赛的异常沉重压力，以及爆发核子世界大战的真正威胁，也必然使到它们要企图周期性地去改组他们既不愿制止，也不能制止的军备竞赛。
所以，在1969至73年期间，华盛顿和莫斯科达成一连串局部的协议，以第一次限制战略武器协定（SALTI）为顶点。但军事竞赛在量上的限制，便无可避免地助长了在质上的发展。军事竞赛便朝向发展巡航导弹、中子弹、和摧毁力可比拟第一个原子弹的“传统”武器，以及研究在军事科技上的新突破。因而也同时存在了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危机，和反苏宣传及帝国主义恐吓的高涨，部份原因是基于经济危机及非洲革命兴起。
无论如何，核子战争的根本性质，标志了世界仍未进入预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局势仍未绝望到使美帝选择这样的出路。特别是，进行这样一场空前灾难的最主要政治和社会条件并不存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无产阶级仍未遭受摧毁性的挫败。这些国家的劳动群众仍未陷于消沈和分散。他们的战斗能力的状况，使他们不会参加自己的统治阶级所发动的集体核子自杀的疯狂计划。那些大谈第三次世界大战为无可避免和迫在眉睫的人，是罪恶地低估了这战争对所有人类会做成的打击，和不负责任地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关键战斗，经已不战而散了。
10、比较强的半殖民地政权，继续担任帝国主义警察的地区性辅助队，为此他们被慷慨地配备上现代化武器，例如：拉丁美洲的巴西军队、中东的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军队、以及东亚洲的南韩军队。而巴西和巴基斯坦已表明他们愿意成为“核子国家”。
这些政权的出现，是建基于工业化的进展上。好些半殖民地国家，而今已发展至高度的工业化国家与最落后国家之间的程度。这包括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庭，以及较低程度的南韩、埃及和伊朗。依靠工人阶级的规模、工业出产的比重、出口的数量、资本累积率和能够参与金融资本运作的本土银行集团，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今天已比过去掌握更广阔的物质基础。此外，油源的巨大增幅，容许一些国家（如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委内瑞拉）进行投资，企图开始本国工业化，而另外一些国家（主要例子为沙地阿拉伯）则将资产的大部份存放在主要的帝国主义银行内。
但从这个趋势，人们不应论断这些国家已成为独立的帝国主义、“次帝国主义”或半帝国主义的势力。事实刚巧相反。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是半殖民地式，而不是帝国主义式的。而由于半工业化的结果，它们的科技比前更依赖帝国主义，其“民族”资产阶级越来越参加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联合联营”；同时，他们欠负帝国主义银行和货币机构的债务，也恒常地扩大。
同样地，由于这些国家在社会上及政治上的不稳定，以及统治基础的薄弱，形成这些政权沉重地依赖帝国主义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这些国家半工业化的成功是采用一种有时称之为“巴西模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是工业工人阶级和城市及农村穷人的生活水平，在最初时是十分严厉地被压抑下来──而这些国家中独裁统治的功能，便是保证这种压抑的实现。这种模式，使工业产品在这些国家的内部市场变得狭隘，造成不可能有长期累积的资本主义增长并且证验了这些国家在资本主义仍然在持续时，是不可能超越半工业化状态的。近年来，帝国主义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间平均个人收入的总差距已经增加；如果同时计及存在于半殖民地国家内的巨大社会不平等，这个差距就尤其突出了。
在1973-1974年通货膨胀世界性蠭起及继后的世界性衰退中，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比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所受的倒退远为严重。在先进工业化国家，通货膨胀水平达到10%到15%；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通货膨胀则高达25%或以上。半殖民地国家的颓势更为尖锐。在好些亚洲和黑非洲地方，甚至发生庞大的饥荒。外债上升，使很多新殖民主义政权──从秘鲁到扎依尔──的稳定被动摇。
有些半殖民地国家中较强的统治阶级的出现，并没有改变群众面对不断革命的基本战略性任务。但这些政权的出现，的确做成了涉及战术问题的政治斗争的新面貎。一般上，我们可以说，像卡丹拿和贝隆这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他们通过动员群众来寻求支持以反对帝国主义）的出现，已成为不大可能的事。那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最不希望的，是激发起另一次哥多边事件的过程。其中一部份原因便是面对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社会力量的兴起，资产阶级就日益感到恐惧。无论如何，这些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所面对的政治任务，是较过去更为困难了，因为帝国主义者和本国统治阶级经已学会，革命浪潮具初步迹象时，便采取更强力的镇压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建立这样的党，乃是成功地推翻帝国主义操纵，和推翻本国统治阶级统治的一项前提条件。正是缺乏这样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可以解释了诸如在印度尼西亚、智利和阿根庭的反革命政变因何会取得胜利，以及为何尽管有一再出现的深刻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印度的资产阶级却能够维持自1947年以来未有遇过挑战的阶级政治。
在遇到致命的挫折后，半殖民地的群众运动，比起帝国主义国家内的群众运动，会复苏得更为迅速；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内很多社会及经济矛盾具较大爆炸性，以及统治阶级较为疲弱。但只要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治的独立性，以及取得整个革命群众（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及贫民）的领导地位，则运动的退潮、力量的考验、失败、独裁的重现等的危机仍然尖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玻利维亚和阿根庭过去25年来重复了3次这样的循环。
11、在半殖民地世界的主要地区，应该注意到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一些一般特性。
在半殖民地世界里，拉丁美洲有着最高度的半工业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成长（即在经济活跃人口中雇佣劳动者占的百分比）、城市化、及统治“阶级集团”成份的变化（一个既与外国“跨国企业”，又与管理经济重要部门的国家官僚有联系的本国垄断资本家日益占优势）。例如在阿根廷、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传统形式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主要是群众工会）仍然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或改良派错误领导的支配性政治影响之下。由于无产阶级日增的比重、它周期的爆炸战斗性、以及由于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情况下所必须实行的节约政策的本质，对于群众没有余地去作出暂时的经济让步，这都使到这些领导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控制面临挑战。因此，拉美资产阶级在目前阶段并没有能力取得群众的同意，来作为本身的统治基础。
拉美无产阶级和本土资产阶级之间日益深化的阶级矛盾，为获得政治上的阶级独立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正是目前拉美革命受到重大挫折后在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
在无产阶级日增的力量与其在政治上落后的阶级意识和独立性之间的矛盾，是由于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所致；再加上古巴革命的领导层，并未曾提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战略路线，这给反动的独裁政权以取得胜利和暂时巩固其统治的机会。同时，诉诸政变的需要性，显示出这些独裁政体的不稳定性质，在群众运动兴起面前，可能很快瓦解和垮台。群众运动能够再兴起的能力并且向独裁政权及老板挑战，这在资产阶级眼中，削减了独裁政权的有用性，增加了运用“自由化”花招的机会，甚至乎让群众重新取得基本的民主权利。
拉丁美洲的一连串失败，始于1964年巴西军事政权的建立，以1973年智利的宾奴齐政变达到其血腥的顶峰；但在1976年阿根廷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失败时期似乎已完结了。尽管阿根廷政变意味了对拉美无产阶级的严重挫折，而以谋杀、拘捕和大量解雇的方法，已重大地打散了曾在1976年哥多巴苏总罢工中站在工会和工厂前线的工人先锋层份，但它并不曾一如在巴西、尤其在智利一样，能成功地以法西斯式手段粉碎有组织的阿根廷工人运动。阿根廷工人阶级能够参与有组织的保卫性斗争，这已在1977年和78年的罢工中看到了。这反过来又助长了群众运动的再兴起，尤其在巴西、玻利维亚和秘鲁，群众正在越来越广泛的斗争中兴起，从军事独裁处取得重要的让步，从而削弱了军事独裁。
尼加拉瓜革命的爆炸性开启，和与其有关连的萨尔瓦多群众蠭起，就是证实这个新兴起的最显著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恢复宪法统治或文人统治，不是没有可能的；甚至乎可以看到这个或那个“开明”的军事独裁，对工人阶级组织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从具爆炸性的社会及经济矛盾看，拉丁美洲的议事程序上，不会有长期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
在黑人非洲，随着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挫败，除了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等显著地例外的国家外，非洲大陆已完成了将政府权力移交到黑人统治阶级的手里。
安哥拉是主要战场之一。华盛顿企图通过中央情报局以及通过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进行军事侵略来干涉。这个企图，在古巴军队的帮助下，被安哥拉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政府打败了。在打败华盛顿的帝国主义阴谋，以及将南非侵略者赶出国外，古巴的支持是决定性的因素。
非洲南部的斗争于是得到重大的冲击。津巴布韦白人殖民政权的地位变为不能继续下去了，而帝国主义被迫加快寻找新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来保护其利益，还可以说成是体现黑人大多数统治。
在纳米比亚，帝国主义同样被迫采取相类的新殖民主义计划。但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加上白人殖民者及沃斯特政权保卫自身特权的顽固性，使这种解决方法今天难于实行。
在经已工业化的南非，这个非洲的主要资本主义堡垒，本土的白人资产阶级及其种族主义国家机器对抗着一个强大的黑人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在南非已开启的斗争，对于整个非洲革命的进展将会特别重要。苏伟图76年的群众城市起义，直接向种族隔离和班图人的制度挑战，预这着未来的发展。
海利．塞拉西政权，被以前埃塞俄比亚封建帝国里受超级剥削的农奴和被压迫民族的群众斗争和群众动员所推翻。这些斗争和动员，以非洲前所未有的规模继续着。其中一个焦点问题便是厄立特利亚独立斗争的发展。埃塞俄比亚现今的达吉政权，既不愿意与世界资本主义决裂，也不不愿意与私有财产制决裂，但这个事实并不会减低使埃塞俄比亚成为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结合例证的群众动员底重要性。
埃塞俄比亚革命至今为止已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它们包括：（一）彻底消灭了奴隶制和封建主义的所有残余；（二）一场深刻的土地改革；（三）一系列的国有化，包括银行与信贷、公用事业、天然资源及一些工业；（四）教会和国家分离；（五）扩展小学教育来作为克服文盲的初步工作。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欲阻止、推翻或转移埃塞俄比亚革命进程的任何企图，同时却有责任在这里或任何其它半殖民地，争取建立工人和贫农的独立组织，争取工会、代表会和民兵的独立性，争取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及保卫他们的特殊权利，来反对敌人──包括达吉。
在目前情况下，由于帝国主义日益加强其反对非洲革命的进攻，以及加强针对古巴和苏联的宣传战，反帝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就有需要在世界各地将他们的保卫非洲革命，结合起坚决支持厄立特利亚人民的独立权利。古巴政府应继续拒绝参加侵略任何厄立特利亚的土地。
如果古巴承认厄立特利亚人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那就能加强保卫古巴工人国家去反对帝国主义。走相反的道路只会造成负面的结果，不单会伤害古巴革命，而且会伤害到已在埃塞俄比亚取得的重要革命成果。世界帝国主义日益增加在此地区玩弄手段的能力，将会是最后的得益者。
在所有的独立黑人非洲国家，政府和国家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的转移造成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从直接变成间接；帝国主义通过其在经济权力上的关键地位，仍然能够继续超级剥削。但是，一方面是各阶级发展的显著不平衡，另方面是私人资本积累的显著不平衡，便有需要把那些国家分作两类：一是和前资本主义统治阶层结合或不结合的初生资产级统治着的（例如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塞内加尔、肯尼亚、加蓬及扎伊尔）；另一是由那些更明确地说是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如坦桑尼亚、塞拉西倒台后的埃塞俄比亚、畿内亚比绍、安哥拉及莫三鼻给）。无论如何，由于这些小资产阶级保持与帝国主义垄断的联系，由于它们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及由于它们依附于私有财产（包括土地）之上，就使到他们成为拥有财产的本国资产阶级底发展的文化媒介。
所以，基于我们对黑人非洲独立国的各阶级、政府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我们可以摧毁任何辩解；这辩解欲使人相信目前存在着一条有别于以无产阶级为基础来建立革命政党的“非洲式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阿拉伯世界，因犹太复国主义的恐布主义，帝国主义的干涉，来自反动的阿拉伯势力──例如黎巴嫰的马龙派反动民兵及哈辛王朝──的压力、镇压，和其它阿拉伯政府及苏联官僚层的消极容忍，这些结合起来的打击所造成的失败，使巴勒斯坦反抗运动结果走进一条政治死巷。
沙达对贝京的投降使困难加大了；这种投降，纵容了以色列政府开展其长期计划的反黎巴嫰突撃战。
沙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投降，亦深化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危机；叙利亚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类似的日渐加强的投降意愿，达到了实际上的妥协程度，而在阿拉伯统治阶级、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官僚层的压力之下，法塔赫（FETEH．这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里最大的组织，其领导人是阿拉法──译者）亦显示出日益浓厚的倾向，去向这股压力适应，尽管它作出各种口头抗议。所有这些势力，都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庞大抵抗，看成为将中东现状“稳定化”的主要──（即使不是唯一的）障碍；这个“稳定化”就是：以色列的巩固，和承认美帝国主义的操纵。他们准备与任何政治架构（包括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拉拢，以达成瓦解抵抗运动的目标。尽管贝京和犹太复国主义现有架构掌握一定程度的策略上的自主性，能够不但间中使白宫感到尴尬，而且在短期内妨碍某些步骤的完成，但他们并没有力量去改变帝国主义中东的总设计。因此，阿拉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整个循环，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纳塞尔主义”为名的群众激进化而达到顶峰，它现在已走到终点了。这就与其它因素一起，解释了反动流派如“回教兄弟会”的复兴。
英勇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所必须面对的敌对国际力量的联盟，是太强大了，致使分散在黎巴嫩、约旦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内的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本身相对弱小的力量，难以保卫本身的权利。
这些客观的困难，又由于那条依赖阿拉伯政权的物质支持、推行游击战争、以及接受莫斯科象征式援助的政治路线所加深了。
以色列在国际政治战场上日益孤立；美国日益反动的行动（殖民化，轰炸黎巴嫩平民人口，在占领区域进行野蛮镇压）的不名誉造成即使在美国国内的舆论的转移；一个巴勒斯坦的国家存在受到日益承认；在美国黑人小区和除了阿拉伯国家内更在其它半殖民地国家（首先是伊朗）的人民日益同情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色列经济由于占领和军事政策而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以上的情形都激发了前所未有的不满，激发了日益壮大的和平运动，激发了以色列人民中间开始成长的阶级分化。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今日面对的这个危机，远超于领导危机的情形，而是一个日深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美国帝国主义正寻求方法，令犹太复国主义的领袖在有关占领区和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等问题上，采取较有弹性的态度。可是，他们不会采取一个会削弱以色列的立场，而且当伊朗巴列维王朝垮台后，美帝更需要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可行的最好的道路，就是尝试协助动员从摩洛哥到伊拉克的数以千万计的工农的支持。假若有足够规模的这种支持，再加上其它阿拉伯工农的斗争，就能改变力量的关系，使有利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但是，这种革命热潮的广化，与一条在政治上从属于统治阶级和阿拉伯国家之政府的政策是不可调和的。这需要一个与不断革命的过程相符合的战略。
埃及一个庞大而愈来愈不安及活跃的无产阶级的加强（像1977年1月庞大的反政府示威所显示的），以及在三个马格里布国家（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无产阶级斗争的出现，都进一步显示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阿拉伯国家所面临的新机会。埃及的工人斗争浪潮，关连到小资产阶级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危机。这除了是对1973年后美国大力建立以色列军事力量的反应外，还同时反映了沙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实质上并没有减轻而是增加了埃及群众的极大苦难，而且反映了群众拒接受苦难的生活。以换取反犹太复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些空谈。沙达拼命企图与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达成谅解，是企图以减低军事开支的负担，以及帮助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资本去介入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对埃及的危机找出一个经济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成功地压服不满和群众的战斗性。
撒哈拉人民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已经加速了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政权的动摇。波里沙里奥阵线取得的军事和外交成果，增加了摩洛哥政权在半殖民地世界中的孤立。华盛顿的反应，是将大量新军事援助倾注给哈辛政权，企图以一次竭尽全力的侵略来粉碎叛军。在同一时期，阿拉域（居于叙利亚近土耳其边境的回教族人──译按）权力面临工人和工会斗争的新兴起，“民族团结”的神话也正被削弱。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将哈辛二世置于更弱的地位，将会影响到马格里布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阿尔及利亚，布麦丁的经济政策失败，加上社会危机尖锐化，结果引致77年春天和夏天一次重大的罢工浪潮。工人这次大量加入斗争，特别是在国家部门，改变了统治阶级面对的情况。力量对比的改变，加上波拿巴主义的布麦丁的死亡，加速了统治阶级内的政治动荡。工人生活条件继续恶化，增加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力量来行动的倾向。
在突尼斯，达都希政权面对一个激进化浪潮；激进化浪潮将工会组织推前，甚至到将“突尼斯工人总工会”被工人部份占领而成为反对政权的主要反对力量这个地步。面对这个挑战，政府诉诸冲突对抗来结束这个过程，因此有78年1月26日的野蛮镇压。
在这个地区一些最重要的国家内工人阶级独立性的兴起，提出了自67年挫败以来第一次的机会，以另一无产阶级领导来进行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阿拉伯无产阶级的社会斗争，结合于阿拉伯区域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反帝团结的斗争，正日益成为可能。
在印度次大陆，由于印度共产党、印度（马列）共产党、锡兰（斯里兰卡）社会主义平等党和斯里兰卡共产党的叛卖性的阶级合作和联合政府政策，工人阶级遭受到严重的挫折。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曾瓦解了一场日益广泛的阶级斗争的进攻，使工农分化和消沈，并且使到资产阶级能取得主动性，即使在严重的经济及社会危机和资产阶级有内部分化的情况下，也能展开一场反动的反工人阶级总攻势。
在次大陆出现的右翼攻势的形式，亦有扩展至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去；在那里，统治着的军事独裁正向工人斗争、工人组织及罢工权利，发动严厉的镇压。
这些进攻，反映了统治阶级基本上无能力去认真地向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落后和停滞挑战。即使情况最好，他们都只能实行一些缩小差距的措施。无地农民和乡村劳动者人数的不断增加、失业和半失业的巨大数量（尤其在青年人当中）、工业化对群众的生活水平并无任何可见效果（在大部份地区已下降和继续下降）、以及在几个区域内民族压迫继续存在，使到反动政权没有机会获得较长期的稳定。可是，强大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重新出现，会越来越依赖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领导层的变更，以及依赖于一个富战斗性的群众工人运动的再出现，它要提供一个可信的社会主义出路，以取代资产阶级政治。
在东南亚和东亚洲，莫斯科和北京的斯大林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毒害效果，正消除印支革命胜利所引起的刺激作用。北京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当为头号敌人的政策──这是对克里姆林宫反动地在中国边境集结大量军队的一种同样反动的官僚答复──已经引致她与反动的东盟集团的资产阶级政府重新和好。这进一步孤立了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畿内亚从事游击战争的力量。柬埔寨和越南的军事冲突，以及越南和中国自北京的反动入侵后日益加深的磨擦，已在这个地区的劳动人民中，对印支革命的吸引力做成沉重的打撃。这都是斯大林“在一国之内建立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结果；各国的官僚阶层是共同持有这个理论的。
在泰国，1973至1976年发生了异常大规模的学生、工人及农民的动员。这解释了1976年10月政变的残暴。反帝斗争的当前发展，不单是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的回响，它同时反映了在泰国的转变，诸如：日益严重的农业危机、人口的涌出农村、雇佣劳动者的增加、失业和巨大的半失业、以及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加剧。
很多政府（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韩的独裁政权）的腐化和残暴压迫本质，已使它们极之不得民心。所以，斯大林主义政策将会减慢日益上升的群众对统治阶级反抗的庞大浪潮，而不能将之扭转。
12.尽管帝国主义作出各种努力，但它并未能在半殖民地国家内建立起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稳定。只要世界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亦不可能有任何“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资本主义制度，除了能给予一个以剥削──包括对最弱小的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基础的秩序外，是不能提供任何其它秩序的基础的。
一小撮本国统治阶级的力量的上升，是由于半工业化和石油资源所带来的收入增加（在伊朗、科威特、沙地阿拉伯，上述两个现象同时存在），这意味着有限地重新分配从全球雇佣劳动者榨取出来的巨大总剩余价值，使有利于这些统治阶级，有损于较弱的新殖民地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从长远说，这是帝国主义在面对蠭起群众所形成的压力下，对殖民地采取从直接到间接的统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是，帝国主义企图将这些损失转嫁给本国内和较弱的殖民地的群众身上，从而增加了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部门内都推使工人及其盟友走社会主义革命方向的动力。所以，资本主义的国际性危机，加剧了所谓第三世界政权的不稳定。尽管如此，由于苏联及中国官僚层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的局限性，使到半殖民地世界在今天正面对自第二次大战以来最深刻的反帝的领导危机。
北京对白宫的叩头，是对整个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打击。在拉丁美洲，六十年代游击策略所造成的失败，以及古巴对该洲一些政权及共产党政策的改变，已磨损了格瓦拉主义的影响力。在阿拉伯世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的破产，已孤立了阿拉伯南部人民的斗争，而且推使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走入一条死巷去。
随此而出现的真空，已使到莫斯科能暂时采取主动，并且恢复其在各个解放运动里曾失去的影响力。一些共产党在东南亚，以及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反帝运动所采取的游击行动，是不能掩盖这个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里的政治领导的整体危机的；这个危机，标志着第二次大战后开始的民族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阶段的结束。
虽然半殖民地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一般是破产了，但这样一个领导成功地领导群众推翻了伊朗王。可以肯定的是，当革命开展时，这个领导反对了劳动者提出其阶级利益的主张。另一方面，尼加拉瓜革命的开启，是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第一次由一个独立于斯大林主义的流派领导一个正开展的不断革命，它显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半殖民地世界面对的巨大机会。
半殖民地国家革命发展的总趋势，可以用不断革命的公式来决定。我们的政治任务，基本上是由这种模式决定的。我们努力去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群众政党以完成这些任务。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很多群众运动以及革命本身，都会从一些历史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问题开始：土地改革、民主权利、立宪议会、国家与教会分离、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
但是，由于不少这些国家所达到的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的程度，革命的群众斗争并不常常都从这些问题开始。它们可能从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里提出的典型问题而爆发开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到半殖民地国家内不断革命的逻辑；它包含了为当前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对于包括在这些国家的主要革命任务内的反帝和民主目标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永不放弃它们之时，又顽强地为无产阶级的团结、为其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而斗争，以此来作为无产阶级结合着贫农夺取政权的必需前提条件。不建立一个工人国家，革命的反帝和民主任务是不会完全实现的。
三、伊朗革命的前景和问题
13历史上其中一次最持久的群众动员，将伊朗国王可恨的独裁政权推翻，对于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有着深远的意义。
伊朗王政权以前似乎坚不可毁。华盛顿为伊朗王建立了全世界其中一支最大和武装最好的军队。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建立SAVAK秘密警察，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秘密警察网。直到最后拼死的一刻，每一个帝国主义强国都支持孔雀王朝对抗伊朗群众。莫斯科和北京各自寻求与华盛顿“和平共处”，都对伊朗王朝加以支持，而莫斯科只是在伊朗王已显然完蛋时才转变立场。最后一点是，伊朗王以前拥有几十亿油元，而且应允快速的经济进展和社会进展。
伊朗群众藉着他们联合行动地动员时千百万人民的巨大力量，克服了以上所有的障碍。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可以认同于他们所用的无产阶级斗争方法──群众示威，成立广泛的斗争委员会，总罢工，呼吁士兵加入斗争，群众起义，就是这个群众力量，瓦解了伊朗王似乎无懈可击的力量。既然在伊朗可以这样做到，那么，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
在长达一年的群众动员，逐步达到1979年2月9日至12日的起义中，工人阶级走出来，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反映了一个世界性倾向，包括在半殖民地国家，就是群众政治斗争中无产阶级占主导地位。
伊朗王政权被推翻，开启了伊朗不断革命的过程──第三次伊朗革命。这个革命说明了半殖民地国家内民主要求和反帝要求扮演的关键性角色。可是，无论帝国主义和伊朗本国资本家阶级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后者始终要依靠帝国主义。伊朗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有独立于帝国主义的“阶段”。伊朗的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将民主任务推行到底──授地给农民并给予他们必要的钱财去开发土地，给予被压迫少数民族以自由，或给予妇女以平等。
全国性的民主和反帝群众运动（在这运动中，劳动者的阶级要求冒现上来），把王朝推翻。领导者是以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僧侣集团的资产阶级领导。伊朗的统治阶级，正利用这个领导在斗争中取得的声望为主牌，企图恢复一个稳定的国家机器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以便粉碎革命过程，重新发动伊朗的“合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这是统治阶级已开始搞的过程，而帝国主义加以支持。国家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伊朗革命的动力，继续在高涨中。群众动员的广泛，和群众起义的胜利，已在工人、城市的半无产阶层、贫农、被压迫少数民族和妇女中，造成了巨大的期望。霍梅尼政权或任何资产阶级统治形式，都不能够满足这些期望或是在这个阶段通过镇压来压碎群众运动。他们首先要达到社会安定和重建军队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
为了赢得他们的要求，并且在不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强行歪曲发展下搞经济发展，工人阶级及所有劳动者，必须要走向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打碎帝国主义及其伊朗副手的权力，没收资产阶级财产，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的门户。
长远来说，只有两个可能的结果：或是建立无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专政（只有这个才能保证革命胜利），或是反革命胜利。
走向革命胜利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主观因素弱──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领导和阶级意识。伊朗没有革命群众党。伊朗工人阶级仍未取得政治阶级独立性。什叶派教士在反伊朗王斗争中赢得的政治声望和权威，在今天是工人阶级取得阶级独立性的主要绊脚石。为了加强它对群众的控制，教士利用了宗教的反动思想。可是，群众在斗争过程中，将会打破教士这个控制。
14.华盛顿尽其所能支撑伊朗国王，但它却不能派遣军队打击伊朗人民。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也无一能够这样做。伊朗革命给予帝国主义一个新的打击，进一步改变了世界规模上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帝国主义以前依靠伊朗王的政权和军队来作为打击阿拉伯革命的堡垒，作为帝国主义在这个石油丰富产地的利益的保护者，作为“北部防御层”（包括在苏联南部的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资本主义稳定的堡垒。
打破了伊朗王的枷锁，造成了伊朗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复兴的斗争。少数民族构成了人口的六成，包括库尔德族、阿塞拜疆族、巴路兹族、土库曼族、阿拉伯族和其它。这些族人许多散居伊朗边境地区，他们复兴的斗争将会直接影响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对于苏联来说也一样，在苏联，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斗争，将会是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政治革命的一部份。
巴勒斯坦人民也受到一个有力的鼓舞。伊朗从以往的作为以色列的坚决支持者和主要石油供应者，变为今天以色列这个帝国主义滩头堡的敌对者，甚至断绝石油供应。
对南非的石油供应也正式断绝。美国一向用来侦察苏联的基地也被关闭。
帝国主义的反应，是企图在该区支撑与它友善的政权，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寻求伊朗国内的支持点，以图扭转革命的反帝动力。但正如贝金所指出，伊朗已说明没有任何半殖民地国家（包括埃及和沙地阿拉伯）可以扮演以色列所扮演的帝国主义在该区的稳定哨岗的角色，而华盛顿必须比以前更依赖以色列。卡特向沙达施加更大的压力，要他与以色列达成协议。同时，帝国主义一方面利用霍梅尼政权的反动政策为宣传，目的是污蔑革命本身和解释他们以前对伊朗王的支持，另一方面支撑资本主义政府的势力，来堵塞革命潮流，以便它们能够重新巩固它们在伊朗的经济联系和控制。
长远来说，资本主义稳定将需要与帝国主义更密切的联系。但由于群众在革命过程中的有力的反帝觉醒，朝这个方向的公开行动会带来群众的反对。
15.构成伊朗王朝危机的基本原因，是伊朗王在62至63年发动的所谓“白色革命”的失败“土地改革”、70年代由于油价上升而刺激的工业化计划、以及油元的涌入，都没有解决任何多年帝国主义剥削造成的低发展的基本问题。
部份的工业化，并没有结束伊朗对帝国主义的依赖，只是改变了依赖的形式。工业化的情形，是迎合国际帝国主义垄继集团的需要，而不是为达到经济的平衡生长。资本货物（即生产工业品所需的资料）要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工业大多数部门的投资，倾向于产品的装配，作为被垄断集团控制的生产连锁的一部份。一个有力的大石油公司联合财团控制了伊朗石油销售（石油是伊朗经济的“单作物”骨干）。
“土地改革”摧毁了国家的传统农业，但并非益及农民，而是益及伊朗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大型的农业综合企业成立了，它们为出口和为被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的需要而生产，这造成了因消灭传统的种植和灌溉方式而导致的生产力的可怕摧毁。伊朗以前有剩余食物出口，现在却必须进口六成国内消耗所需的食物。
土地改革将百万计的人口驱离土地。人口从农村大量涌流到城市，但政府并没有同时制造足够的工业就业机会将之吸收，于是导致城市中心贫民窟大量增长，居住了工人、半无产者和失业者。
国际衰退及其后果令伊朗经济危机更为尖锐。通货膨胀高升至年率30%以上。由帝国主义强国入口的资本货物的价格，比油价上升得更快，此外更有美元贬值的影响。伊朗开始筑起欠帝国主义者的债台。
王朝大力吹捧的妇女“解放”也是一个假局。虽然妇女获得某些法律让步，一些将她们的压迫具体化的野蛮法律被取销，可是妇女压迫基本上仍未被触犯到。
被压迫少数民族被伊朗王无情镇压，他们被拒享有任何语文和文化权利，而他们比起说法西语的波斯人是次等公民地位。由于农民大部份来自被压迫少数民族，因此，民族压迫是与农民的被剥削、古斯坦的阿拉伯工人的被剥削和许多被压迫从农村移徒到城市的工人和半无产者的次等公民地位相纠合的。
政权拒绝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以改变命运的任何权利。由秘密警察经营的“工会”，确保每一工作间都有秘密警察在场。部份的工业化，是通过残酷剥削工人阶级而进行的。
伊朗王支持发展某些工业，损害了手工业的一些部份。在世界衰退及后果的情形下，政权向“集市”商人强加更高的税款、更高的利率和一些有利于帝国主义者和50大家族的关税政策。它通过冻结工资和强迫实行工人护照来打击工人阶级。这些引致王朝的社会孤立日增，反映于伊朗王无法建立一个基于“白色革命”的亲王朝政党。
事实反驳了所有认为石油收益已将伊朗转变成为“次帝国主义”的理论。相反地，石油收益令一个继续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经济的矛盾更为尖锐。
16.在1976年，在采取什么改策来应付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掌权者之间出现分歧。王朝的一元化外观开始断裂。
在1977年，知识分子的一部份和前“国民阵线”的自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部份，由于受到外国要求伊朗国内人权的斗争鼓舞，开始公开动员起来，要求尊重当时在形式上仍有效的1906年宪法。学生运动也高涨。政权决定以镇压应付各反对流派。
当王朝处于孤立时，加强镇压的效果是令运动得以扩展。标志着整个运动性质的一个动力开始展开：镇压带来更深的动员，揭露了人民对体现于伊朗王政权的镇压、压迫和剥削的深深愤嫉，并表明了人民日益愿意反对王朝而抗争到底。
在78年1月8日，嘉荫这个宗教城市发生群众街头示威，抗议政府报纸攻击被放逐的霍梅尼。警察袭击人群时多人被杀。
一个新的示威浪潮以一个标志着抗议运动的模式在40日后开始，那是继传统的回教哀掉时期之后。当时，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城发生了起义，反映了革命将来发展的一些特点。工人、商店主和城市的半无产群众也加入了。大不里士军营的纪律崩溃，军队无法压制群众。该城被群众控制了1日，然后伊朗王从其它军营调入军队重新取得控制。
示威的循环，在规模上扩展和蔓延到所有大城市，倾向于由回教寺院所组织。寺院是政权和警察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唯一社会生活中心，这是由于旧反对政党（“共产党”、“国民阵线”）的不活动和叛卖，以及受宗教控制更深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什叶派僧侣集团的角色被提到前列。伊朗王的政权引致僧侣集团的反对，因为它在63年强迫霍梅尼流放他国，又不断攻击这个僧侣集团以期减弱它的影响力和对它取得控制。
僧侣集团有一个大组织网可供它调动；它能够因旧资产阶级政治反对派（国民阵线）的微弱和工人运动的组织微弱而得益，由于共产党在第二次革命中的叛卖、克里姆林宫和北京对伊朗王的支持政策、以及官僚化工人国家内政治和宗教少数派受到的镇压，因此，许多富战斗性的、忠诚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便转向“披上伊斯兰色彩的社会主义”等乌托邦主义或改良主义观念，如理论家沙里亚蒂或回教游击组织所提出的。
从较落后的农村大量涌到城市的人口（在农村，宗教的控制传统上较强），令城市地区僧侣集团有着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但无疑，群众如何看待僧侣集团，主要因素是霍梅尼扮演的角色。他在群众中拥有的威望，是基于他拒绝与伊朗王和王朝作任何妥协，即使其它资产阶级反对人物准备妥协。
在1978年9月，工人阶级开始以本身的武器和组织形式加入战斗。到12月，由石油工人开先锋的一个革命总罢工取得了商人和其它社会层份的支持，成为广泛群众斗争的骨干。动员加剧，在1979年2月推翻王朝的起义中达到顶点。
由于国家机器削弱和瘫痪，群众运动高涨，紧接着起义的期间，是有可能决定性地走向将劳动者组织在委员会或苏维埃内。当时缺乏的就是一个能够起带头作用的革命群众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
17.在王朝被推翻后，霍梅尼任命的巴沙根的资产阶级政府上台，试图恢复资本主义法律和秩序，重建军队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可是，实际权力操纵于教士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委员会”。霍梅尼开始实行取代伊朗王而建立另一资产阶级国家的计划。
一年来反伊朗王的动员的性质，决定了现正开始的阶级斗争的情形。群众推翻了王朝，依赖的纯粹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现在期望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期望能够实现。
但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和伊朗继续存在的社会动荡，伊朗经济的危机很有可能会加深，虽然新政权的政策是试图采取措施纠正王朝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造成的极端经济歪曲发展。因此，政权无力向群众作出巨大让步，虽然它迫于要作出一些让步。相反地，它必须强迫工人和其它劳动者更拼命工作，以图建立再次大规模资本主义投资的条件。这就令它与群众有日增的冲突，而群众方面，不但没有受挫，反而是从他们胜利挫败伊朗王的战斗中得到自信。因此，在前面的是主要的力量试验。
到目前为止，新政权与群众的对抗是在库尔德斯坦。在革命起义过程中，库尔德人将自己武装起来，在整个伊朗国内的库尔德斯坦成立了库尔德委员会。当中央政府企图在79年3月重新坚持它的权威时，就引起了主要的冲突。在夏天，霍梅尼发动了一次打击库尔德人的主要军事攻势，向群众发动空中攻击，导致库尔德斗争蒙受一次军事挫折，但斗争并未被粉碎或失败。对于政权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大挑战。最近，库尔德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迫使霍梅尼宣布他准备承认库尔德斯坦有部份自主的地位。
其它被压迫民族也有斗争，包括在库尔德斯坦和波斯海岸的巴路兹人、土耳曼人和阿拉伯人。阿塞拜疆人和其它被压迫民族可能随时爆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政府必须重建一个稳定、集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这表示民族问题将会保持爆炸性，将会是以后一段时期的主要斗争之一。
霍梅尼──巴沙根政权也向民主权利攻撃。它尝试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城市人口有很大部份是武装的。政权在收回这些武器和将曾参与起义的武装青年组织入“巴斯达”（PASDAR），由教士支配的“伊斯兰委员会”所控制的力量，取得了部份成功。
军队被大力震撼，在一些地方给起义砸碎，但一些精锐部队仍保持完整，并被用来对付例如库尔德人。可是，政权重建军队的企图尚未成功。军队的地面部队仍不可靠，而政权被迫依靠“巴斯达”，例如在库尔德斯坦的打斗中，“巴斯达”是冲锋力量。
宗教僧侣集团采取步骤要强迫实行打击妇女的反动伊斯兰教教条，在79年3月激发了在伊斯兰国家从未有过的支持妇女权利的最大规模示威。妇女在反伊朗王时参力动员，吸取了政治行动的经验，并制造了这次反攻的条件。政府因这些动员而被迫暂时退让，但它已通过群众宣传媒介发动打击妇女的运动。在革命以后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期待妇女新的斗争爆发。
新政权差不多立刻就实行对电台和电视的新闻检查，而且新闻自由也受到各种攻击。第一次对一般民主权利的严厉攻击，与打击库尔德人的夏天攻势同时发生；所有左派报刊和一些资产阶级报纸被禁。但是，新闻检查并非全面，所以反对意见开始在其余的报纸中出现。最近，政权被迫退让，容许一些被禁报纸重新出版。
起义发生后，政权进行的打击左派的选择性镇压，是通过教士或“伊斯兰委员会”煽动的暴徒，来袭击售报者，或是由这些“委员会”作出威吓性拘捕等。然后就是更严重的拘捕，例如我们的同志在阿华士被拘禁，成为国内和国际上闻名的案件。与左派报刊在今年夏天被封禁的同时，一些暴徒被煽动袭击左派组织的总部，他们甚至杀害了共产党和自称马克思主义农民游击队的成员。这类袭击现已沉寂下去，可是，左派组织在现在仍不能公开活动。
对左派更多的镇压措施是在预料之中，可是，对先锋者这类打击，将不足以决定性地击退劳动群众，而可以在这基础上与之斗争。
由上而下委派的“伊斯兰委员会”，成功地吸收或取代了在起义之前或当时产生的街坊委员会。它们受到“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指导控制。
在导致起义的总罢工的过程中，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在起义刚发生后的时期，工人在会议上集合，试图选举新的委员会。政权成功地阻碍了工会的形成，而在大多数情形下将委员会结合入政权中。可是，工厂的斗争仍以非协调和零星突发的方式持续。这引致近月来成立工厂委员会的新的蠭起。这些委员会的性质有很大的差别，这要看动员的程度。
与工人阶级摊牌、为革命作出决定性竞赛，都仍在未来。
到目前为止，资产阶级仍未能决定性地扭转群众的蠭起或是达到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政权。霍梅尼要做到这点的计划的重点，是要求围绕着“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团结”。取舍“伊斯兰共和国”的全民投票和选举“专家会议”以通过新宪法，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步骤。可是，明显地，这些步骤未能如政权所愿把社会情况稳定下来。
衰弱的资产阶级要推进它的利益的能力，中心在于霍梅尼在群众中的威望。如果没有这个掩饰，政府就没有希望进行它的反动目的。但霍梅尼的权威不存在于库尔德斯坦，在其它被压迫民族中也已经削弱。虽然它仍存在于德黑兰最被压制的平民群众中，但也受到磨蚀。从79年11月开始就遣反伊朗王的要求而与美国帝国主义的冲突，以及巴沙根政府被撤换，又一次提高了霍梅尼在群众中的地位。霍梅尼的权威，将会在阶级斗争的现实中受到更多考验；如果它直接抗衡群众的目标，就会耗尽。
在这个情形下，统治阶级中出现尖锐的分歧，问题包括如何应付库尔德族叛乱，工厂委员会的成长，镇压和新闻检查的有用性，应该给予教士多少形式上的权力，及其它问题。这些分歧反映于官方巴沙根政府与“伊斯兰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导致巴沙根及其内阁被撤换，而现在，分歧明显见于高层教士之间和“伊斯兰革命委员会”本身的深刻分歧。
劳动群众对政府有多少支持，要看群众对政府的满足基本要求的愿望和能力有多大幻想。现在，镇压不能稳定其基础。在下一时期的阶级斗争的过程中，群众的幻想将会磨蚀，而将可能有新的政府危机，政府及伊斯兰革命委员会的成分及政策也可能会有剧烈转变。
18.阶级斗争的动力将立即的、民主的和过渡的要求，沿着不断革命的路线提到显著的地位。革命面对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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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保卫革命成果，抵抗本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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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召开一个自由和全权的立宪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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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政党有全部民主权利。反对加诸言论、新闻和集会自由的任何限制。将国家与教会分开。一般应有宗教和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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扺抗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后果，工作时间应减少但同时不减工资，以便将现有工作分配开来，而工资应自动随着生活费用上升。急需一个大型公共工程计划来协助应付失业和提供亟需的房屋、学校、医院和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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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向公众打开公司账目，令人知晓有关经济、与帝国主义的暗中交易和贪污等真相。立刻没收皇族的所有财产，没收已逃走或拒绝重办厂的资本家的所有财产。停止资本流出国外。没收经济主要部门，将所有被没收的财产置于工人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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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需要土地，低息贷款，足够的机器、肥料，和有保证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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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争取农民的社会需要紧密连系的，是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被压迫民族在打倒伊朗王的斗争中站在前线。完全恢复这些被压迫民族的语文和文化权利，争取他们的自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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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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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所有旧政权的特别镇压机构。打开他们打击伊朗人民的所有罪行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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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组织有权利保卫自己以对抗伪装成革命者的暴徒和前秘密警察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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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有全部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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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需要民主工会来为他们利益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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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和协调工厂内、农场上和街坊里的委员会。为了要争取工人和半无产城市群众、士兵、农民和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这些委员会必须要独立于国家和宗教僧侣集团之外，并民主地运作。清洗试图渗入这些委员会的秘密警察特务。目标是成立有广泛根基的工人、士兵、农民和街坊委员会的代表会议或代表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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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会与现今政权并肩抵抗帝国主义。其直接走狗或由帝国主义支撑的军事政变来推翻现政权的任何反革命企图，但同时，没有任何资本主义政府可以满足劳动群众的要求。争取一个工农共和国，一个能够做到如下各点的政府──巩固工人和贫农的联结，保证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动员群众没收银行业和工业的主要部门，打破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本地副手的权力，实行计划经济，建立一个基于劳动者的民主代表会议的工人国家。
假如在斗争白热化时能及时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群众马克思主义党，工人及其盟友就可以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同志所订下的任务。第四国际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我们的伊朗同志前进走向这个目标。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营救和要求释放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被捕同志的运动，是由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和同情组织所发动，并取得“第四国际重组委员会”的重要协助。这个运动是我们曾从事的这类行动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成功地阻止了被判死刑的同志被处决。它成为一个例子，证明这类保卫运动的重要性和潜力，它将会继续是第四国际的一个中心任务，直至我们的同志被释放为止。
四、官僚层的危机和政治革命的前瞻
19.苏联、东欧国家及中国的最近发展，明确地肯定了托洛茨基主义对它们的社会关系、国家结构的分析。这分析包括了：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另方面是官僚阶层的寄生体这两者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辩证发展。
Ａ.
在世界工业国家里面，只有苏联、东德、捷克、匈牙利和波兰没有卷入1974年至75年的全球性经济衰退里面；这个事实说明了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它们并没有经历一场全面的工业产品减产；它们没有经受庞大的失业。但同时，这些社会却证明不能免于受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在物价及贸易上的大规模波动所影响。这场经济衰退，帮助了再一次揭露反动的斯大林主义神话；这神话宣称“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建立起来，而这些经济体系可以独立于世界经济及国际阶级斗争之外，在没有基本内在矛盾的情况下发展。
“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生产力，越来越受本身发展的民族架构所滞碍。东欧、苏联和中国要有迅速平衡的发展就需要国际性的分工。因此，有越来越大的压力去摧毁旧斯大林主义的自给自足架构。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加强经济联系，会带来世界市场与计划经济的冲突。只要东欧国家仍继续企图以增加输入先进西方机械来加快消费品的生产，它们对西方资本的直接依赖，以及它们受到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就会增加。因此，这些官僚就被迫更拼命地在国内工人阶级的要求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间玩弄手段。1976年的波兰风暴是一个好例子。官僚们预算出口会增加，于是大量向西方银行借贷。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这些计划不能实现了，官僚们逐削减食物津贴，工人则以自己的方法来回答，发起战斗性的群众示威和罢工。
在“经互会”内部，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运用的民族主义架构，阻碍了通过真正国际性计划的制度来发展合作。这就是说，任何朝向国际性计划的决定性步骤，都只能由一个官僚层（显然是最强大的一个，即苏联官僚层）去建立，并摧毁其它国家的相对经济自主。但东欧官僚层和群众之间的力量关系，则阻止了本国经济直接而完全地从属于莫斯科，否则就会有政治爆炸的风险。因此，在东欧及苏联的斯大林统治的架构之内，不可能有彻底的国际性分工。
这些社会，仍然停留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之间。资本主义仍有可能复辟，而寄生阶层的统治，以它的错误管理，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的扭曲，阻塞了社会主义的决定性前进。
Ｂ.
有一些流派寄望官僚层会改良自己，并且会推行激进改革，或者实行一次“从上而下的革命”，这已被证明为幻想。要结束官僚统治的迫切客观需要，部份解释了官僚层内部日益加剧的分化和纷争。但统治阶层不会自愿放弃那维护其特殊物质及社会利益的权力垄断。任何官僚赐予的改良，归根到底都是为维持其权力和特权而作出来的。
在经济领域上亦尖锐肯定了这点。在计划经济里面──它缺乏类似资本主义竞争般的经济作用来推动劳动生产力增加──若直接生产者对计划经济和对生产单位的管理没有掌握决定权，那就会越来越困难保证生产力稳定上升。但是，要有民主而集中的计划，首先就意味着要消除官僚阶层的权力。斯大林主义的手法，是以减低群众的消费和警察恐怖来保证剩余的榨取；在过渡到高级工业发展的形式时，以及由此而发展的工人阶级的技术、文化要求和社会力量的提高之下，这些手法已经越来越难收效了。所有官僚层改良官僚集中化计划的企图，都未能达成生产的质的跳跃。只有得到工人民主，这才有可能。
Ｃ.
在另方面，官僚寄生主义越来越昭彰，它完全无能力去将本身反动特权的维护与社会计划的需要调和，它无能于发展任何本身的意识形态，它内部不断出现分歧；这些都显示，面对着我们的，既不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也不是一个新的阶级社会，而是在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的一个扭曲现象。在极端的政治危机时期，甚至在紧张加剧的时期，官僚层趋于分裂：一翼疯狂地保卫以最反动的意识形态为标志的立场，另一翼则屈从于企图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群众底压力。1953年的东德起义、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和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都清楚地显示了统治阶层这一个基本型式。在波兰的政治生活复苏里面，亦可以看到这个型式。
Ｄ.
只有一场能消除一切形式的官僚阶层统治的政治革命，才会重新开启走向建立国际性无阶级社会的道路。来临中的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政治革命，将不会改变十月革命留传下来的经济制度的特点──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集中计划、外贸的公众垄断──它们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但是，政治革命不会局限于上层建筑方面。无产阶级民主的运行，将会急剧地改变计划、经济管理和生产过程的组织；它也将会在恢复其它福利时，亦恢复与农民的友好、互利的联盟。它将会标志工人管理经济的决定性决策权，以及家庭生活改造的开端。
Ｅ.
资本主义危机与斯大林官僚阶层的危机互相纠合，再一次指出了全世界斯大林主义反革命本质“和平共存”和“缓和”，并不能消除世界核战的威胁。它们的作用只会是维持目前世界“势力范围”的瓜分，阻止世界革命任何决定性前进。这个目标，与那口头上宣称的阻止战争的目标对立，因为若要消除核战的危险，就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主要中心内推翻资本主义。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坚持阶级合作政策，这个政策最终来说会削弱对经济基础的保卫，而这个基础又正是官僚层特权的根源。只有用对社会主义革命新浪潮的畏惧，才能解释官僚层这种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假若革命在西方爆发，它就会在东欧和苏联感召起同样的浪潮。即使北京也不希望革命会发生。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亦摈斥一种源自毛派的同样反动的宣传；这个宣传说：两个“超级大国”垄断了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从而阻挠了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观念，像“和平共存”的观念一样，否定在未来数十年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立场的反动本质，以及从中引申出来的同样反动的政治结论（诸如辩解她与所有类型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势力以及反动的半殖民地政权结盟），都必须加以激烈反对。
革命马克思主义坚持需要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攻击。在已消灭资本主义的国家内，任何想复辟资本主义的企图，都构成人类的一个大倒退。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别，官僚层与帝国主义的冲突，和官僚统治层与工人国家内被压迫群众之间的冲突，两者是不同的，即使数十年的斯大林主义专政造成了政治异议份子的思想混乱，与帝国主义对抗时，必须要保卫工人国家。在与官僚层对抗时，必须支持群众的斗争事业。
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这个需要，不会亦不能暗示与官僚层结成任何形式的“思想联合阵线”去反对它的政治对手。官僚层的意识形态，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作为一个寄生的社会层份，官僚层的意识形态掩盖着它的压迫性本质。它是必须被推翻的。
Ｆ.
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运动官僚不能提出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民主局限的前途，而苏联及东欧的官僚层仍然紧跟着“和平共存”的前景，即是说，维持国际现状──东、西欧工人群众永久分离；但第四国际为欧洲大陆真正统一在“欧洲社会主义合众国”之下的历史前途而斗争。在这巨大的进步里面，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将会被劳动群众在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国际联邦里的自由联合所取替；这个联邦，将为所有把自己从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各洲人民开放大门。
20.
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统治了苏联至少50年，而同类的官僚层统治了东欧和中国几十年；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政治问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予清楚的回答。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政府乃是苏联国内一个处于危机的政权，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人们必须补充一点：这个政权，虽然经历重复的危机，但对于群众的不满，已显示出比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原先所想象的，有着更大的抵抗能力。这个结果的根由必须加以解释。
苏联官僚层的力量，支撑着东欧所有官僚统治。当官僚专政在激动的群众运动──政治革命的开始──的冲击下开始崩溃时，克里姆林宫依靠直接的军事干涉，挽救了东德（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1968年）等官僚统治层。在1956年，及再次在70年代初，莫斯科从外施压力、及公然干涉的威吓，间拉挽救了波兰的官僚层。
在苏联，自从左派反对派被粉碎以后，公开的大规模反对派的重新出现，一直都是缓慢的。50年来的斯大林主义恐怖，已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使苏联工人阶级分散。在肉体上对干部的消灭，使俄国前革命时期和革命时期各辈代的经验的连续性被打断了。
政治革命企图在东欧的失败，加上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有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这都进一步妨碍了苏联工人阶级的复元。正是为了防止一个有吸引力的“另一种摸式”去急剧地改变苏联的政治局势，克里姆林宫才冒粉碎“布拉格之春”。为这个罪行而付出的代价，相对于政治革命在捷克（它是拥有一个强大和政治上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工业先进国）取得胜利，从而在苏联及其它东欧国家产生反响而言，被认为造成较少祸害。
在政治意识、反对派、群众行动及群众组织方面，虽然东欧工人的水平比苏联工人为高，但是它们的不平衡发展，仍然足以让苏联官僚层有力量去阻止政治革命在东欧取得肯定胜利。缺乏这种胜利，又反过来减缓了苏联无产阶级的战斗性。在面对越来越深的危机时，官僚统治仍得以生存，这是主要的原因。
但是，自70年代初开始，积累起来的迹象显示，这个模式已开始产生反面的效果。世界斯大林主义近期的危机，其标志乃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海外新的冲击，加深了对官僚统治的政治挑战。波兰和捷克出现了保卫宪法权利的运动；被压迫民族的上升反抗，亦以同样方式帮助了这种发展。第一次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抗议形式，事实上在苏联出现了，尽管其规模仍是温和的。地下刊物在警察力求扑灭之下，仍能继续出刊，这是另一个显著的指标。所有这些发展，结合起帝国主义国家内越来越近的革命机会，为苏联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制造了有利条件。
这些向官僚层统治挑战的更有利条件，反映了苏联和东欧社会的结构性变化。经己发展起来的工业经济，加上越来越大的高级技术工人层份的出现，使官僚层实行警察恐怖手段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官僚层现在改为采用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性报复行为，较少对群众实行公然的警察压迫。但斯大林主义的警察机器，对任何想向现行秩序作有组织性的政治挑战的企图，都迅速加以粉碎。
在苏联的工业化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在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曾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吸引到年青的一代。但在今天，斯大林主义官僚层面对的其中一个最爆炸性和辣手的问题，便是青年人中间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反叛。向苏联上层爬升的机会减少，亦消除了工人阶级重新活跃的另一项障碍──即对于“社会问题”希望找到个人的解决方法。
过去20年来官僚层统治的相对稳定，本身造成越来越多的政治问题。由于官僚层的领导人已不再周期性地被激烈的清算所摇憾，他们年老了，使到继承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完全缺乏民主，尤其使问题严重。加上对于资源的分配越来越难作出选择──军事支出对立着民事支出；扩大消费对立着扩大投资；扩大原料来源对立着扩大技术革新──以及官僚阶层积极反对劳动者对这方面的决定享有任何发言权，这使到布列日湼夫的直接继承问题，对官僚层而言，成了一个隐伏爆炸性而复杂的问题。劳动群众的离散，又加剧了上层与社会的脱节，使他们生活在一个人工的世界里，割离于一般人民的世界。
21.
在官僚统治下，波兰及捷克的最突出发展，就是逐渐出现一个使官僚层以一定程度的慎重去处理的政治反对派。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甚至在苏联和东德，情形也部份相似。在波兰，反对派运动发展得很广泛，反对派份子在一些公开和相对大型的政治活动里，已得到一些颇为持续的经验。
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矛盾的深度，官僚层将经济引进明显的绝路，对压迫措施的普遍痛恨，要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澈底民主化的深刻情绪，这些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让政治批评和较一般的申诉，能较大胆地表达出来。
对抗议严重破坏民权、利用各种公开抗议途径的能力具有信心的新一代已成长了。这类行动的显著例子有：1975年末波兰数万人反对修改波兰宪法而示威；1976年6月波兰工人罢工之后，要国会调查警察暴力的广大要求；东德反对驱逐伯尔曼的广泛抗议；捷克人民广泛地拒绝参加官方授命的遣责七七宪章运动，并抗议政府对波得．欧尼及其它七七宪章领袖的审判（抗议浪潮蔓延到波兰和匈牙利）；1977年8月罗马尼亚35000名矿工因工资和工作条件而使用罢工的权利；1978年4月乔治亚人举行公开集会，反对禁止以乔治亚语作为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社会不稳定时期，对官僚层而言，这种争取民权的态度是十分危险的。官僚层面对一个两难局面：回复庞大的镇压──这本身甚至会产生更激烈的公众反应──或者容忍某些反对流派。
一个同样显著的发展，就是对民族压迫的反抗和对民族不平等的不满，在打破官僚统治框框的总斗争里越来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苏联，仅有50%的人口认为自己是俄罗斯族，其它诸如乌克兰人、波罗的海民族、高加索民族、鞑靼人和苏联犹太人，都是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特殊烦恼，因为他们不断提出与民族自决有关的问题。在乔治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1978年4月就民族语言权利问题而举行的示威，从政府处取得一些让步。
莫斯科企图取消民族语言的保证，显示官僚层意图消灭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所有余迹，同时却显示人们对这个政策的记忆仍广泛存在，消灭这政策的企图会遇上顽强的斗争，而人们为这权利进行的战斗，可以迅速爆发并取得官僚层让步。
同样地，在东欧各国，克里姆林宫压迫性的经济及军事控制，使到民族解放问题变得尖锐；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捷克人民为争取华沙公约组织军队的撤退而进行的斗争。在东欧，斯大林主义专制独裁统治、以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奉行，不单阻止了民族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它更具爆炸性。
无产阶级革命者认识到，围绕着民族问题的斗争，是反对官僚暴政、争取工人民主的全面斗争的一个中心部份。问题不仅仅是政治革命将如何推进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而是更决定性地，民族斗争将如何帮助推进政治革命。
第四国际保卫成立独立和真正自主的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口号，同时鼓吹所有这些工人国家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组成一个或几个工人国家的民主联邦。
罗马尼亚国内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被否定民族权利，也，产生了争论。罗马尼亚政权本身却又宣称现结合在苏联的摩尔达维亚人是罗马尼亚人民的一部份。而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之间，又因麦西唐尼亚问题而尖锐地争论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在官僚统治的国家里，镇压的规模和有效性经已降低。这是许多因素的产物：官僚层内很大部份越来越不愿意重新建立一个叶兹可夫式时期──在这时期里，官僚自身有可能成为个别的牺牲对象；除官僚层外所有其它层份越来越抗拒斯大林大规模应用过的恐怖主义措施形式；国际性反对压迫的抗议越来越有效，尤其是来自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的抗议；受压迫者越来越有能力去组织抵抗，这是做成镇压较少効力的一个主因。
可以肯定，压迫仍是严厉的，而且还同时实行可怕的做法，例如将政治异议者关进精神病院，接受精心设计的酷刑。压迫性的措施，在爆炸性的群众运动的第一个阶段，无疑会加强起来。但它对分割社会和工人阶级，以及完全以恐怖来阻止政治异议的有效性，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此外，一连串的结构性变化，经已助长反对流派的再出现。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都要求较开放的空气，至少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在投资及经营的各种途径的争论上需要如此。为了经济上自卫的缘故，官僚层被迫终止苏联社会与外国的隔绝。东欧与外国的交往更多。资产阶级国家与官僚阶层统治下的国家之间的思想交流稳定地增加。苏联、东欧和西方人民之间的接触正倍增，尤其是在科学合作、学生交换和旅游方面。
此外，工业的合作，已带给苏联工人和西方工人之间一些接触。因此，在苏联、东欧与西欧的部份工人之间日增的合作思想和合作行动的可能性，正如加强。
22.
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反对派运动的主要特征，是集中于为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而斗争。他们有形形式式的政治成份，包括非社会主义和非工人阶级的思想。西方资产阶级，尽管几十年来追随一种支持官僚层阻止东欧群众运动生长的政策，却以“人权”的鼓动去粉饰一些反社会主义者，在资本主义进行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中，利用他们作为旗帜。
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复辟仍是可能的。但民权运动内部的反社会主义理论家，却并不形成复辟的动力。复辟的动力基本上来自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国的根探蒂固侵略性（它们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靠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反革命战略），以及来自官僚政制内部的复辟势力和来自那些新致富的小资产阶级。复辟动力能否兴起，将取决于社会各力量关系在世界层面以及在苏联、东欧的演变。而社会力量关系之有利发展，取决于无产阶级下列能力：维护其本身权利，克服其分散状态，克服斯大林主义带给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以及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恶誉。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推翻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层的斗争中，争取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斗争，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当斯大林主义实行镇压民主权利时，它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造成的进步倒退下来。除了是要坚持历次革命斗争所争取的民主权利外，还有一些原因必须坚持将这些成果作为斗争的中心目标。在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里，反对官僚专政，必须取消官僚对于生产和社会财富的控制，群众才能在政治上赢取自决权。很明显的，分散的工人阶级更甚于其它社会力量，将会在堕落或畸形工人国家中争取到民主权利时受益。任何促进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信、发展其独立政治行动的能力，都能扭转局势，有利于无产阶级民主和政治革命──而不利于资本主义复辟“布拉格之春”的总结充分证明了这个理论。
但正由于争取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斗争是向官僚作出挑战，那些从事战斗的人们就必须考虑一系列全面的纲领性和战略性问题。正如官僚试图将它反对公民权利的抗议行动的策略，联系到保卫整个阶层的利益，同样地，从事这个运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就必须根据争取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世界性斗争来决定。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下的观念──东欧和苏联的群众可以向西方帝国主义觅取援助，赢得民主自由。集中于向帝国主义呼吁的民权运动，会引起虚幻的希望，取代了群众的动员。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反对运用任何恐怖主义的方法来从事公民权利的斗争，因为这些方法违反了耐心工作以动员日益广泛的群众的需要。
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能够与苏联、东欧的劳动人民其它的政治、社会或经济要求分割开来。只有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结合于保卫群众社会利益的全面斗争，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才能胜利完成。那些不能超越资产阶级民主视野的人，将不能具体地动员群众进行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成功夺权。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围绕着具体的要求，以建立尽可能广泛的联合行动。但他们保持自己的政治面貎和独立性，争取政治革命、直接的工人政权以及国际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反对将临时的联合阵线转变为基于一个混乱的、折衷主义的政治纲领而形成的组织或流派。
最重要的是，他们将联合阵线活动与反对反动资产阶级或前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政治理论的不懈斗争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和理论，客观上帮助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将正在兴起的政治反对势力诬蔑为亲帝国主义者，而且它们是走向社会主义民主额外的路障。这些倾向是深刻地反工人阶级和反社会主义的。随着斗争的开展和越来越多任务人被卷入，与这些反动势力的摊牌就越益不可避免了。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将其政治展望建基于自发的群众兴起，也不寄望于秘密小团体的孤立阴谋。他们依赖澄清纲领性问题、组织先锋份子和群众、动员群众等因素的辩证相互作用。不参加活生生的群众斗争，就不能建立起一个有经验的、自觉的政治领导。
没有明确的纲领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先锋组织，群众运动就会被官僚层所转移、控制、击败。在东欧、苏联和中国现阶段的发展，宜于将公开行动与秘密宣传和在纲领性基础上成立研讨圈子（导致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立）等活动互相配合。
初看起来，在工人国家里进行这种互相配合的斗争会遭到困难；但工人的独立性组织每前进一步，这任务就容易一点。在争取民主权利的联合阵线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成为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勇敢和最有效的战士，他们也表现为自己阶级──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历史利益的坚定不屈的代表。
如果政治革命先于苏联而在东欧其中一国发生，苏军的压倒性军事优势并不自动保证官僚反革命能取得胜利。在捷克的例子，苏联官僚层为其侵略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它自己在是否发动攻击上，也曾踌躇而且分裂。
经验显示，加强东欧各国和苏联的群众运动先锋份子与西方工人运动的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克里姆林宫动用军队镇压东欧的起义群众，这种联系会增加出现迅速而强大的国际主义响应的可能性，这还能使侵略行动转变为苏联官僚层的灾难：国际官僚层联盟的破裂；西方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党工人广泛动员起来保卫政治革命；苏联占领军普遍士气低落；苏联国内进行声援行动；苏联官僚层内部发生政治危机。无论东欧的政治革命的发展以什么形式和速度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斗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有这样的国际主义的展望。
23.
在政治革命已被提上议事日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革命的一般内容和基本倾向，可以从1953年东德开始的一连串社会危机中群众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判别出来。
政治革命的纲领已经在活生生的斗争中提炼出来。其要点包括消灭镇压群众的机关，争取劳动人民享有政治自由，建立独立的工会组织，施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真正地由工人控制；容许不同党派存在，取消检查制度，保证对社会、科学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有真正思想自由的权利。要巩固这些成果，就必须通过自由选举的群众代表会议行使工人权力（这些代表会议将在反对官僚独裁机构的斗争中出现）；建立工人控制和工人管理；削减技术人员的决定权，使他们成为顾问而不是统治阶层的一部份；彻底减少社会不平等；重建计划制度，杜绝寄生性的消耗，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
政治革命在扫除反动官僚架构、代之以无产阶级民主的过程中，将会显示出其社会性质。形形式式的不平等将会被消除。被压迫民族行使自决权的权利将会得到保证──正如在列宁、托洛茨基领导时一样──如果他们选择，甚至可以有分立的权利。民族问题的爆炸性将迫令苏联调整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妇女会提出她们的特殊要求，她们的要求将立法执行。青年人也一样，社会将会为他们改革教育制度和提供就业机会。作为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一部份，军队将民主化，并置于国际无产阶级支配之下，正如当年托洛茨基建立起的红军那样。工人国家将会成为一个统一战线，这是朝向根据科学计划将它们的经济结合起来的一个步骤。
解放过程一开始就会横扫全国，那时就有可能出现文化新的飞跃发展，科学和艺术进展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这将是1917年革命以来对别国工人阶级最大的激励。苏联连同别的工人国家，又再次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光辉的灯塔。
当然，这些一般公式不能回答所有问题，也不能概括所有变化。苏联社会不同的层份里存在着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他们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但不同意恢复资本主义；这些倾向将使群众的兴起出现社会和政治目标之间不可预见的不平衡发展，使群众队伍产生思想分歧。
现阶段不可能预见西方社会主义革命与苏联、东欧的政治革命确实的相互作用；这方面的具体发展将决定苏联和东欧的无产阶级先锋份子能否迅速地成功建立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恢复阶级觉醒和阶级政治的国际主义成份的领导。世界各力量关系的进一步不利于帝国主义，都会明显地对这个进程有强大的助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或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挫败，都会对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政治革命造成新的障碍。尽管有这些未知的因素，人们今天还是可以体察到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政治革命的主要特征，不仅是基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理论和经验的纲领性的规划，而且已成了我们眼前的真实的社会发展的趋势了。
24.1976年间周恩来在1月8日、毛泽东在9月9日相继去世，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政治转变。要了解这些改变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背景来考虑。最低限度自1959年“大跃进”灾难后、毛于庐山会议居于少数以来，就出现了一场简直绵延不绝的派系斗争，争论的问题包括经济、国防和有关问题。几个竞争的派系屡次企图动员群众以达到他们的目的。有几次，群众动员──官僚层内部不同派系原本打算严格将之局限在与官僚层统治不相抵触的意图上──超出了官僚层预算的限度，提出了群众的真正要求，表现出朝向政治革命的动力。
首先是毛派，在1966年呼吁群众反对中委的多数。毛利用红卫兵作为前锋，成功地动员千百万人民，其中有许多与毛的利益和目的相违，呼喊出对统治官僚层份的特权和滥用权力的不满。但是，客观的结果只是帮助官僚层其中一派代替了另一派。官僚层的其它层份反对这个进程，恐怕会发动了不可控制的力量。
当激进青年开始反对整个官僚的特权、当工人开始接管工厂时，官僚互相靠拢起来。林彪统领的军队，将这些先进的部份无情镇压。一些“上海帮”的领袖，后来被吹捧为官僚的所谓左派，靠他们当时担当的镇压角色而在政府机关中赢得威望。大量红卫兵及城市青年被强迫上山下乡，结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阶段。这个震荡的其中一个结果，是林彪被除去，他的部属大部份被清算。
后来毛派开始利用群众的大规模动员，来推进其派系的目标。究竟在1976年4月1日（应该是4月5日──译者按）天安门广场的大示威──表面上是祭周恩来，实质上是反对毛泽东派──是反毛派策划还是自发的，目前仍难以确定。无论如何，最明显的是，狂暴的镇压催化了新的派别斗争和广泛的群众不满，这在毛逝世以及争夺承继权的斗争高潮中表面化。为了反对以江青为首的一派，邓小平及其集团再次求助军队和镇压力量，乘着反“四人帮”的庞大群众示威，成功地重建他们的最高领导地位。华国锋在76年天安门事件后曾参与清算邓小平派，现在转变立场，支持反毛派的斗争。由于它在68年后的阴沉记录（整肃经卫兵、清算林彪、涷结工人工资、压制起码的民主权利），毛派（尤其是围绕着“四人帮”的毛派份子）在被清算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
由于企图取得人心与安定，新的统治层展开了一个非毛化的过程。关于毛统治下的经济状况的揭露，特别有趣；政府承认生产并不如以前中国报章所宣称的“大好形势”，而是自1966年以来，经济多次倒退，按人口平均来计算没有什么进展。在提高工资水平和恢复高等教育方面，新领导层对群众作出让步。一些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学著作被批准发行。一些政治犯被释放，然而有新的代替他们。自1952年被监禁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有些在79年获得释放。其它人的命运仍未知。
同时，物质刺激、奬励制度、计件工资、工厂盈利等，得到提倡。粗暴的镇压，包括处死政治反对份子，继续施行。正如在昨天的毛派之下的受害者一样，在华邓派之下的受害者亦受到诬蔑，群众无从得悉他们的真正意见。
真正的“解冻”不会发生，官僚层作为一个整体继续统治着。官僚不会进行“自我改革”。反对派的声音（有些甚至发展了批评官僚统治的理论批判）继续出现，但还没有朝向无产阶级民主、工农有民主选举权的政体的转变。组织反对派受到禁止，工人和其它层份的群众抗议行动仍是受镇压的对象。华继续高举毛师承自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旗帜。
毛周外交政策的继续施行，特别有启发意义。六十年代初毛周运用了许多反帝辞藻，指责苏联官僚层对美帝推行阶级合作政策，但当华盛顿一旦改变以往的政策，毛周就突然转而推行“两个超级大国威胁世界和平”的政策，而所谓“后来者”（指苏联）被形容为最野心和最危险。后来邓小平把“两霸”理论发展为“三分世界论”，掩饰中共官僚层追求与极其反动的资产阶级势力合作，这些势力包括美国、西德、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独裁政权（如扎伊尔、伊朗、智利、阿根庭、埃及、及东盟五国等）。
毛逝世后，官僚层内部派系斗争的延续，反映了官僚层不能环绕着新的波拿巴互相靠拢。这个发展以及群众动员所带来的结果，是近期中国发展的特点。在这情形下，中共官僚层未必有苏联官僚层已有的60余年寿命，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许多国家的阶级斗争步伐正不断增强。同时，我们也要注意过去10年来，许多工人和青年已公开表示他们对无产阶级民主的渴求。可以预言，有利于政治革命的压力（在过去一段时间，这压力大大增加了）将会持续，尽管有暂时的间歇或挫败。
五、阶级合作主义的工人官僚危机
25.帝国主义国家的阶级合作主义的工人官僚坚定地指望长时期的经济扩张。例如，1972年6月27日，法国斯大林主义派和社会民主党签署的“共同纲领”，就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相信法国建立一种“混合经济”，就能保证全民就业、消减严重的商业周期循环、稳定地增加实际工资及社会保险。他们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完全没有准备1974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爆发，正如他们面对60年代的激进化和1968年5月－6月的群众兴起一样。
在上述情况下，一系列国家的群众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内的工人官僚的“自然”路向，便是努力推行他们的阶级合作路线。这些官僚份子赞同甚至直接执行各项资产阶级“节约”计划；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转嫁危机给工人阶级，以及透过降低实际工资、社会保险和其它社会服务来提高利润率。
他们也不支持妇女、被压迫民族的工人或移民工人为保卫自身基本权利（同工同酬、工会福利、合理工作环境等）而发动的斗争，因而支持着资产阶级分化工人的政策。官僚们视这些工人为边缘性，从而助长了打击这些工人的性别歧视和沙文主义。此外，最少有一翼的工会官僚，支持不大掩蔽的种族主义及其它反动观念，赞同大企业的“保护主义”措施，要向与“我们”竞争的国家输出失业。
可是，影响着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的严重程度及持久性，加上斯大林主义危机的同时出现，使工会官僚难于一致地接受“驾驭危机”以帮助“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责任。只有在危机是相对短暂，以及工人阶级还处于迷惘和沉寂的情况下，工会官僚才能保持这种一致性。但非常漫长的危机，使工人要起来反对老板及政府（甚至是改良主义者掌权的政府）企图强加于工人身上的更多的负担。工人的反应越剧烈，这些反应就越可能有组织性地反映在工会和工人阶级群众党内部。因此，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双重危机就转化为改良主义群众组织及其阶级合作主义领导层的危机。
工人反抗当然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在经济增长十分缓慢的时期（不用说全面衰退了），老板没有能力给予足够的让步来抚慰工人。资本家甚至试图夺回过去被工人阶级赢得的让步。工人感觉到阶级合作主义的破产，并透过自发的行动或迫使工会官僚行动起来，以保卫自己抵抗资本家的进攻。
但这不足以提出一贯的和可信的选择来取代改良主义的纲领和战略。如果缺乏另一个具有政治威信和强大组织力量的吸引中心，群众组织现今的领袖的地位将会基本上保留着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的政治忠诚，尽管单是在选举方面，而且工人带有越来越强烈的保留。周期性的分化会继续在工人队伍中出现，使越来越多任务人在行动上超越工会官僚。植根于这些工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将能够建立起自己的力量，并在很多国家里加速有组织性的阶级斗争左翼的形成；这个左翼要根据目前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势的需要，提出主要的阶级要求。这个要代替工会官僚的成长中的领导，将能吸引到整个阶级及其同盟者。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运用过渡纲领列举的方法，努力提高这个阶级斗争左翼的政治水平，引导他们朝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前进。
26.
在一系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民主党，作为老板的工人买办，已堕落至新的叛卖水平。例如，在英国、西德、丹麦和葡萄牙，社会民主党政府曾推行打击工人阶级的“节约”措施。他们不单站出来公开支持资本家的利润，而且还同意提高利润，从而打击工资和公共服务。为这项政策辩护的借口，是说在经济衰退时期，必须优先反对失业，而不是去提高工资。这样，那个古老的“较少的罪恶”又被推出来了──假如“我们”不推行“温和的”节约措施，那么反动派就会取得政权，并且实施“更严厉”的节约，带来庞大的失业，并对民主权利作疯狂的进攻。
没有必要去指出这些论点的虚伪性。尽管社会民主党政府已对实际工资开刀，但他们并没有减少失业。结构性失业仍然存在。这些政府绝对没有保卫“民主”反对“反动派的进攻”，反而在几个国家内对民主权利进行尖锐的打击。发起镇压浪潮，并且加强镇压性国家机器。假如因社会民主党领袖引起工人阶级的迷惘及局部消沉，而为资产阶级反动的直接代表的重新掌权铺好道路，后者将会尽量利用改良派经已清除道路上的障碍。
尽管社会民主党已暴露出它是资产阶级政府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一个可怜的代理人，但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较少程度上的）法国，在上一时期它们曾有颇重大的扩展。对于这看来是矛盾的现象，可以有三点解释：
首先，当工人激进化达到能推翻法西斯主义或横暴的军事政权时，他们企图将自己组织起来，在全国平面上成为一支有力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曾有过与公开宣称为资产阶级的党派交往的经验，群众未被拉向那个方向。他们反而走向他们认为是工人的政党──这是从记忆、地下活动消息、或从反对独裁政权的初期实际接触中得出来的结论。但群众大都不知道在独裁政权之下发生的围绕行动的策略和路线等的派系斗争。因而，群众以效率作为根本标准来考验这些政党的时期开始。一个温和的政党，若大力宣传自己又随时用听起来很激进的口号──包括提到工人监督或类似的观念，又为机会主义的理由去领导示威、抗议集会，甚至乎工会斗争──的话，则在它的伪装被揭穿之前，是会大规模地扩大其基层的。
第二点：越来越多的世界无产阶级经已彻底地认识到斯大林主义的恐怖本质，尽管接受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的需要，却给予社会民主主义“再一个机会”。在缺乏革命群众政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重要部份觉得社会民主派比斯大林派即使不更具吸引力的话，也不会更差。无论在任何地方（例如在1974年葡萄牙），当把斯大林派的令人厌恶的政治咀脸连结起公然的阶级合作政策、破坏罢工、公开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和分化工人运动时，就推使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与社会民主党合作。
此外，在“正常”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绝大部份在政治上是不活跃的；但另一方面，在高潮时期，人口稠密的国家以百万计的工人群众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新近政治化的工人，倾向于参加传统的无产阶级组织。其它层份的工人则寻找前进到更革命的水平。西班牙和葡萄牙对这个过程提供了鲜明的例子。
第三点：西方无产阶级的显著增加，以及“中间阶级”的日益无产阶级化，皆扩大了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并且将有相对特权的专业人员的新层份结合进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前者对改良主义过去的背叛甚少或没有认识，也甚少或没有社会主义教育，而且充满着小资产阶级幻想。
所有这些，皆为社会民主党的暂时生长提供一个客基础。
世界帝国主义──尤其是较有弹性的欧洲部份──刻意地利用舒密特、威尔逊和卡拉汉等人，作为其反对西南欧的革命威胁的防卫前线。例如：他们一起有计划地利用及建立起梭亚里斯来作为主要的代理人，恢复葡萄牙的“法律与秩序”，并恢复一个稳定的镇压机器去执行它；从阶级力量关系来看，在1975年至76年间，没有任何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份子能担负这项任务。
但正因为他们植根于工人阶级里面，并且与工会及其它无产阶级组织保持无数连系，因此，社会民主派的群众党不能使自己避免由资本主义危机引起的造反和反对派情绪。所以，社会民主派群众党内政治分化和反对流派的兴起，正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个过程，与在工会和群众性共产党内的类似分化发展连系在一起，而且亦会连带使在整个工人运动内组织阶级斗争左翼的机会增加。
27.
“欧洲共产主义”是取错名的。它与真正的共产主义无共通之点。况且，这个现象并不局限于西欧的群众共产党。它亦牵连到日本共产党、澳洲共产党，以及诸如于1971年从委内瑞拉共产党分裂出来的MAS等组织“欧洲共产主义”的出现，标志了斯大林主义危机的一个新阶段。自从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以及“人民阵线”政策提出以来，共产党所实行的阶级合作主义、选举主义及改良主义实践，在“欧洲共产主义”中取得更有系统的文字界定。它的特征，包括了口头上也放弃了列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党纲内不提列宁主义，加上对苏联及东欧斯大林主义专政的丑恶咀脸发表较批判性的声明“欧洲共产主义”多方面的内在矛盾正渐显露出来。
就阶级合作、政府与资产阶级合作、以及对革命运动的叛卖而言，“欧洲共产主义”并没有丝毫新的东西。。斯大林派于第二次大战前便在西班牙和法国实行这类政策；在那次大屠杀结束后，又再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及其它地方实行同类政策。在这些情形，共产党领导直截挽救了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免被群众推翻。所谓“欧洲共产主义”的新鲜处，在于这些官僚强调他们“独立”于克里姆林宫。以前，他们凭借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威望，特别是在战胜德国帝国主义之后，他们神气十足。今天他们尽量避免因为与克里姆林宫连系得太密切而要付出政治代价。在过去，当国际局势的急剧转变使莫斯科作出全面改变其外交政策的反应时，这些群众性共产党就跟着在路线上急转弯。在目前情况下，这类突然改变会冒惨重损失工会影响及投票人之险。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者并非走向阶级的政治独立性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它们的运动方向，是更进一步结合进资产阶级社会，更公然与他们认为既是死硬的派系敌人、又是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盟友的社会民主派作支持政府的竞争。出于官僚的私己利益，他们被迫维持与社会民主派之间的差异，并且周期性地加强这差异。于是，他们加强工人运动内对其他力量进行分化的政策，1978年的法国大选前夕左翼联盟的瓦解，生动地显示了这点。
尽管如此，“欧洲共产主义”共产党，并没有割断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连系。事实上，他们尽量不使自己对克里姆林宫较具批判性的立场损害到这些连系。他们追随这条路线，是因为大部份这些党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建立起来的庞大架构，基本上是靠帝国主义累积起来的财富储备和超额利润所滋养的；只有巩固及扩大其选举及工会的力量，才能巩固及提高它的特权。为此，它需要一个特殊的政治及思想形像，包含着它与俄国革命、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特殊关系。如果它失去了与社会民主派间的特殊差异，就有被其取代的危险。在事实上，“欧洲共产主义”的官僚很关心本身与苏联及东欧官僚层之间的联系，东欧官僚层亦一样认同于俄国革命──尽管在形式上。举例来说，为了维持与罗马尼亚斯大林主义者的友好连系，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共产党对罗马尼亚1977年8月的矿工罢工视而不见。“欧洲共产主义”者与南斯拉夫官僚亦保持同样关系。
资本主义总危机所造成的尖锐阶级斗争，以及随此而来的工人寻找阶级斗争领导和无产阶级民主的行动，使“欧洲共产主义”对这项问题更为敏感。这是造成“欧洲共产主义”领导的动机的一个中心因素。
另一个因素，就是在工人阶级及在共产党控制下的群众组织内，左倾流派日益加强其挑战。这帮助了解释为何欧洲共产主义政党继续认同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十年革命传统”。它们并不愿意让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轻易地被工人阶级的大部份认识为共产主义的真正代表。
这些共产党的本质并没有发生质变。但是，“欧洲共产主义”代表了一个它们日益结合进资产阶级架构和国家机器的阶段（以托洛茨基的话说：共产党“像社会民主派一样，靠同样的泉源──即帝国主义超额利润──养活”）。这个被托洛茨基于1938年所指出来的趋势，最终会导致这些党转变成社会民主党的同类。
但这些质变仍未发生。转化的条件，包括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深刻动荡、连串的分化和重组、国际局势的重大改变以及工人阶级内各个不同政治流派间力量关系的重要转移。
应该指出，“欧洲共产主义”较坦率的领袖对苏联和东欧政治体系的抨击，已引起克里姆林宫强烈的反击，后者晓得这方面的批评会鼓励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国内的明确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同样地，“欧洲共产主义者”虽然仍然普遍显示支持“社会主义阵营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但一些例外的情况已出现了。在交还千岛群岛的问上，日本共产党支持日帝国主义政府而反对苏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乐于赞成意大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资格，并已公开反对克里姆林宫在厄立特利亚的路线。
“欧洲共产主义”与工人阶级斗争的普遍兴起、工会内部向左方面分化、大量工人增加对官僚主义──工会官僚和党官僚──的批评态度等的同时出现，增加了改变路线带来的紧张。对于共党战士的重要层份，路线的改变无论如何表示了与传统政治模式、习惯和信念的一次根本决裂。因此，由“欧洲共产主义”引发出来的派别斗争，加上阶级斗争，均给以共产党内政治分化以动力；其分化规模是自1920年代以来在大多数共产党内鲜见的。假如反对力量的兴起与工人对由共产党执行或赞同的“紧缩政策”的庞大反叛同时出现，则分裂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了。我们当然不幻想各共产党会由于“欧洲共产主义”而恢复生机，或转变成为中派主义政党。
“欧洲共产主义”者，如同社会民主党一样，寻求获得政府职位，在资产阶级政府及国家机关里建立党的势力，同时在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加强其地位。不过，现时欧洲资产阶级的主力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反对是与对待社会民主派同样的态度有性质上的分别。当群众运动强而有力的兴起达至前革命时期、甚至革命时期，使资本主义的存在受到迫切的威胁，资产阶级才会放弃他们对共党的抗拒，与强大的共产党组成人民阵线作为一条最后的防御线，然后才会转向以极右和法西斯的动员来反对革命。
工会官僚比社会民主党和群众性共产党的领袖，更受到其成员对雇主发动的反劳工进攻的反应的直接压力。无论是由改良主义工人党领导还是参与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政策”、“限制工资”及对工人阶级镇压的法例等各项政策，工会官僚都要分担责任。真的，如果没有他们的串谋，反对这些政策的群众反抗，从一开始就会无可阻挡的了。就算这些政策是由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政府所实施，工会官僚在这些国家──如美国、法国和日本──都要对堵塞群众的反抗行动、分化和孤立纠察队的战斗性表现等行动负起责任。他们甚至公然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的罢工行动和动员，而赞同“政治”的解决，例如通过“历史性的妥协”或选举政治等手段。
在上一阶段，差不多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会，在绝对和相对力量上，都有稳定的增长。现在，其架构容纳了比改良主义政党更多的工人阶级。因此，他们较诸改良主义群众党更受到资本主义衰退和“紧缩政策”所引起的工人阶级不满、不安和反抗的影响。在意大利，共党和工会领导赞成“紧缩政策”，在工会内受到强烈的反对，以致工会官僚要首先化整为零地执行其路线以瓦解反对力量，然后才敢公然向反对力量挑战。在英国，一部份工会官僚也在口头上支持工人反抗“限制工资”，但他们同时极力避免群众为保障就业和实际工资水平的斗争会爆发。甚至在西德，保守的工会官僚经常帮助和支持舒密特内阁推行打击工人阶级的政策，但他们也不得不依从工人不满情绪的增长，在1978年春天组织了一连串正式罢工，以避免失去对群众不满情绪的控制。同样地，美国煤矿工会的阶级合作主义领导也要承认其下层对雇主向工会攻击的强烈反应，同时又尽力削弱罢工和破坏下层的反抗。
更普遍地说，缺乏群众革命政党的时候，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投降，会驱使下层工人转向工会，以填补政治上的真空。当工会对社会党和共产党架构的亲资本主义政策表示不满，和作出一些反抗的姿态，他们不仅在“纯”工会问题上，而且从经济问题开始，以至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表达了其阶级利益。
六、第四国际的当前任务及转向工人
30.
尽管资本主义划分为民族国家，它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它的国际性结构。首先是世界市场的成立，然后是国际分工的不断进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明显地超越民族疆界；由此引申出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国际性。
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生产力的国际化，与扎根在私有财产制和竞争上之资本的民族性和洲际性分裂，两者是基本对立的。对于工人阶级而言，这个内部矛盾并不存在。所有国家的雇佣劳动者的历史利益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在国际范围上，才能废除资本主义财产制、雇佣劳动剥削和压迫，以及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另一方面，无论资产阶级各民族之间的竞争如何剧烈，他们在竭尽全力打击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挑战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反过来，工人阶级就必须通过扩大和加强其国际联击来组织自己，不但是为了推进本身的历史性利益，而且是为了抗拒资本主义的进攻而保卫本身的当前需要和日常生活、工作条件。从而，就有迫切的需要去建立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投身于推进这项任务。
但是，说到国际性协调合作，今日的国际资产阶级远超于工人阶级。跨国集团将一国的工人对立于另一国的工人。即使是各民族资产阶级也能够团结起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们之间有矛盾冲突。
工人阶级、其工会及其改治组织并未能以同等程度的协调向他们共同的敌人发动联合的斗争。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层反之却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并经常领导工人阶级引向保护主义的或狭隘的沙文主义方向。几个改良主义的“国际”，不是协调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却是支持各自的民族组织，企图领导群众去支持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
建立第四国际是必须同时从民族和国际平面出发的。这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或“传统的列宁主义”相反的“托洛茨基主义”的特点；相反地，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纲领和责任的一部份。它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和不断革命论引伸出来的。
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甚至在取得政权后，都要直接对抗国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要对这些攻击作出有效回应，就需要有工人及其同盟者在国际范围上的团结行动。
放弃同时地建立民族和国际性的组织的任务，只会助长对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它助长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在革命运动内出现。它妨碍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在面对新问题时能够作出理论的分析和制订正确的政治路线。
第四国际的纲领总结了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在过去150年来世界范围上的斗争经验。第四国际凭藉的主要文件有：第三国际首四次大会（1919、1920、1921、1922）的决议案，和“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与第四国际的任务”（在1938年通过的“过渡纲领”）。
为了推进建党工作，第四国际在民族和国际的层面上，都遵从民主集中制的规范，这包括保证有组织倾向或派别的权利，正如列宁时代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一样。
关于这一点，第四国际的章程包括了两项民主集中制运作方法的一般性规定：（一）一个民主地组织的世界大会──第四国际的最高机构──采纳多数代表的决定，对所有支部都有约束力。“国际执行委员会”由代表们选出来，是下次大会召开之前的最高机构；对这个机构的决定可以进行上诉，但直到上诉被聆讯和作出裁决前，决策仍然有效。（二）各国支部的成员有选举自己的领导层的权利。民主地组织的全国大会和被选出的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是各国支部的最高机构。它们有权决定本国在所有问题上政治路线，和为支部全体成员解释和判断第四国际作出的决定在本国内的应用。
31.
过去10年来，第四国际得到了组织上的进展，现在在大约50个国家有支部和同情组织。可是，还没有一个第四国际党已取得工人阶级或其战斗先锋的大多数。它目前的中心目标，仍然是要通过加深对阶级斗争的参与，来吸收和训练无产阶级干部；主要就是决定性地转向工业，以便继续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
第四国际成立以来，都追随着无产阶级的取向，而并不忽略在各同盟层份吸收成员的机会。这个取向的精髓，包括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并运用过渡纲领的方法，尽可能介入国内政治和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发展。它也包括认识到，只有当一个党在成份和纲领上都是无产阶级的，并由于它在阶级斗争中的领导角色而取得工人日益的尊重，才能把劳动群众的大多数争取到它的旗帜下，并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领导他们。
在很多国家，大多数同志是工会成员，但还需要建立强大的产业工会工作组。在产业无产阶级中取得收获的新机会现在已开启了。要成功地利用这些机会，就需要特殊的努力，包括动员在过去一段时期中吸收到的干部。在很多国家，这些干部仍未植根在产业工人阶级之中。他们应毫不迟疑地被引导朝着这个方向去。他们从产业工作的基地参与工会工作组的工作，向工人示范怎样从社会角度思考和从政治角度行动──正如托洛茨基在讨论过渡纲领时所谈及的──就能显著地增加党的政治运动的成效；这会助长在建立阶级斗争的左翼时所必须付出的注意力。这会有助改进在群众运动和无产阶级同盟中类似的工作。这会帮助发展与受超级剥削的人──妇女、青年、被压迫少数民族和移民工人──的斗争的联系。这也会提高对工人情绪的敏感性，并增加支部及其工作和稳定性。
在内部层面，这会帮助训练领袖，和解决我们在各方面工作的组织问题。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奋斗，包括自觉地培养领导作为集体队伍来运作；这表示要建立一个以民主和客观方法组织起来的、兼容并包的领导机构，将党内持不同观点和经验的同志包容在里面；这表示要就组织问题的理论和政治的重要性进行教育；这表示要自觉地注意把工人、妇女和来自被压迫民族的同志，发展成为全面的党领袖；这表示要就反对永久性的派系主义和小集团主义进行教育，这些思想是会撕毁年青而缺乏经验的组织的。目标要建立有经验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党，这些工人布尔什维克要成为自己阶级及其同盟者的政治领袖。
32.建立搞运动的政党。当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官僚层的危机互相纠合，日益恶化时，有必要为工人阶级提供一般的政治解决方法，指出走向工人权力的道路。能够在任何特定时刻抓着宣传运动的轴心，将这点推进，是对于一个革命党的基本考验。一些宣传运动在范围和协调上是国际性的，而一些则是着重于在每个特定的国家特有的问题上及时抓紧机会。为了协助第四国际支部在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本国政治地位，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认真的宣传运动的。
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三个部门日增的份量；走向城市群众行动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组织形式的日强的趋势；年青工人抵抗帝国主义日深的危机和资产阶级的紧缩政策攻势而日益的激进化；这些都驱使急剧转向工业成为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宣传运动成功的决定性基础。
在很多进行中的斗争里，经过恰当选择的主动性，能使党得到重大的收获。在选举的领域里，也能够完成有成果的工作。重点是组织一些运动，向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这个或那个部份，提出一些能令托洛茨基主义者产生良好反应、得到新进展的主张。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显示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最有效的方法组织广泛的联合行动的能力，从而在工人阶级先锋中提高托派的声誉。要进行这项工作，需要一份严肃的、发行得很好的工人刋物，来提供对事变的准确报导，就它们的意义提出大众化的解释。这样的一份刋物，在展开和继续运动，并使之得到成功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类围绕着阶级斗争的主要问题，和围绕着国内政治生活而作出的有系统地搞运动的主动性，能决定性地巩固建党的收获，并帮助提出党的纲领，来作为对影响着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各部份的问题的总的解决方法。在目前的失业状况下，一个有计划而良好的争取缩减工时而不减薪的运动，结合起工会内对这个问题日益赞同情绪，是一个重要例子。
将同志送入工业，时常便会关连到在社会民主党或共产党组织、它们的青年运动、和由它们控制的群众组织内进行具体的政治小组工作。
群众斗争的兴起，以及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日增的危机，正发展出一些中派主义流派，由于它们源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内，并朝左方发展，是不同于“毛派中派主义”组织的。今天，在一些共产党已存在着重要的反对派（如西班牙）；一些社会主义党也出现相同的情况（例如法国的社会主义研究和教育中心、西德的青年社会主义者、芬兰的社会党青年）。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密切注意这些倾向，在这些党内部进行着的争论中，对他们在理论上和政治上之不足处作持续批评，同时有系统地提出我们的纲领和批评，并且对当前阶级斗争的主要问题，与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的政策。
33.
鼓励追随第四国际纲领的独立青年组织建立起来。必须视这项工作为成功转向工业的重要部份。在工厂学徒和青年工人、在中学和工业学校的学生、在激进化中的大学生等中间增加工作，会大为有利于这项工作。现在，应严肃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青年组织。
34.
以下是世界大会界定的优先进行的主要国际性协调运动。
（Ａ）尼加拉瓜声援团结运动。我们有革命的、国际主义的责任，去帮助在工人运动内外组织联合阵线的声援运动，要求给予大量援助给尼加拉瓜人民重建被蹂躏的家国。这是第四国际的中心国际行动运动。
我们要求全球各国政府以及工人群众组织、农民团体、及其它非政府组织和机构提供援助。这是尼加拉瓜革命的燃眉需要，尼国新政府和“桑解游击队组织”在呼吁国际援助之时解释了这点。
尼加拉瓜革命的支持者也必须准备：当阶级斗争深化，走向推翻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时，就有可能发生重大的武装冲突。美国帝国主义不会只是静坐着任由尼加拉瓜工农走向建立美洲第二个工人国家。世界事态的发展和在尼国国内或国外阶级力量的对比，可能会阻止美国的直接干预，但我们不能基于这个假设来行动。正如尼加拉瓜的群众一样，我们必须准备要对美国或由美国支撑的直接军事行动作出快速和猛烈的反应。
在发动这个努力时，被动员争取提供援助给尼国的力量，将会成为世界运动的基础，要求“美国不得插手尼加拉瓜！”
这项声援工作必须是第四国际的一个中心政治任务。我们将会参与联合阵线声援委员会，将这个运动带入工会、妇女组织、和被压迫民族的组织。这个运动和报导尼加拉瓜的进展，应该着重地和经常地在第四国际的刋物上进行，尤其是因为主要资本主义传播媒介有意封锁尼加拉瓜革命的消息。
用这个方法将事实真相指出，有其特别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声援努力的中心，是要令北美、欧洲和全球的工人知道他们与尼加拉瓜的劳动者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而该国革命的胜利对他们有重大的影响。当我们抵抗资本家将各国工人互相对立起来的企图时，我们就铺好了必需基础，进行声援正开展的革命的活动。
声援尼加拉瓜的努力，是紧密地连系于保卫古巴对抗帝国主义封锁和对抗当尼加拉瓜冲突加剧时将会升级的军事威胁的努力的。华盛顿增加军事压力，借口是指称苏联在古巴有战斗部队，这点是美国统治者已经开始报复古巴给予尼加拉瓜、其它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的反帝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B）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别问题例如堕胎权利运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方面的参与有显著的机会。至于一些国际性统筹活动，机会也在增加。
现在，第四国际对于我们建立妇女运动工作的性质、我们的妇女纲领和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所扮演的战畧性重要角色等问题，在意见上几乎已完全一致。（见已通过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妇女解放斗争”决议）。
（C）推进反核能抗议运动。反核能运动最近的迅速扩展，是有重大意义的。它的国际性质帮助了在几个国家内统筹抗议行动。托洛茨基主义者在每一处反核能运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显示出这方面开放给第四国际的机会。
与反核能运动同时发展，并时常互相连结着的反环境污染运动，也提供了提出革命社会主义的观点的机会。至于保护环境运动也是一样，这个运动正越来越被公众所接受。（见“转向工业及第四国际的任务”报告）
（D）保卫政治犯
第四国际一直对于它的领袖的生命和自由受到的威胁作出反应。特出的成功是：（一）争取释放布朗哥和恢复他进入秘鲁的自由；（二）争取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十四名被捕战士免于被处决并获得释放。后一个斗争仍是整个第四国际的中心责任。
这些运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能够将世界工人运动和反压迫者的广大部份卷入斗争。在这个意义上，它们也是一个典范。
在这类运动中，我们并不一定需要个别提出要保卫我们运动的领袖。保卫运动也应该围绕着特出的革命者而组织起来，他们不是第四国际的成员，但他们象征了在他们国内的为社会主义奋斗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一个优先的世界性保卫运动是保卫彼得．欧尼及其同伴。
除了继续在堕落和畸形工人国家出现的个案外，要求特殊努力去进行保卫工作的领域正不断扩大。阿根廷、巴西、智利、乌拉圭和伊拉克，酷刑的运用一直都很严重。爱尔兰的政治犯受到相似的待遇，巴勒斯坦政治犯也同样受残酷对待。
在这方面，其中一个最虚伪的姿态是在美国监狱制度的残暴和美国拒绝左翼分子的政治庇护的行为面前，卡特提出对“人权”的呼吁。应对专门从事这领域的工作的组织──如罗素和平委员会和国际特赦协会──的保卫工作给予全力援助。
35.
从我们对世界革命现阶段的分析和我们的无产阶级取向，可以得出以下的中心宣传任务。
（A）保卫印支革命和拯救柬埔寨人民。第四国际通过我们的报刊和代言人，必须解释有迫切需要去保卫印支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日增的压力，今天的金边政权和越南军队正与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力量战斗。在这些冲突中，革命者不能也不会保持中立。我们毫不犹疑地站在工人政权一方面，它受威胁于帝国主义、反动的泰国军事独裁政权、及其它亲帝国主义或由帝国主义支撑的军事力量，如自由高棉、施汉诺派、及波尔布特－乔森潘的红色高棉军第。
我们要求美国在东南亚的全部军事纲要废除；我们完全支持该区的反帝斗争。我们保卫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抵抗来自北京官僚层的压力。
这个宣传运动的具体轴心是：
支持迫切的大量援助给予印支国家，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柬埔寨尤其迫切，金钱、医药、食物和一般物质援助，必须送到金边拯救柬埔寨人民脱离饥饿和疾病，并协助重建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我们努力暴露帝国主义残酷地利用食物武器去削弱金边政府，以及他们对待柬埔寨和越南难民的虚假“人道主义”宣传运动。
帝国主义在79年加强其干预，更指出了要求结束自75年以来美帝对越南的经济封锁，及自79年以来日本和欧洲帝国主义强国对越南的食物和经济援助禁运的重要性。
无论甚么情形下，都不能用给予柬埔寨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掩护物（帝国主义已这样做）来提供物质援助给右派支撑的力量，以泰国为基地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攻击印支国家。
我们要求在外交上承认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政府。波尔布特－乔森潘的军队代表必须被驱出国际机构和联合国之外。
（B）
将工人斗争问题国际化
保卫工会权利和罢工斗争。在某一行业或公司里牵涉大量工人的罢工，提供了全国和国际性团结运动的特别机会。最近的例子是美国煤矿工人的全国性罢工，它得到英国煤矿工人特别热烈的反应。正如英国的根域克（GRUNWICK）罢工所显示，这问题是移民和妇女工人所特别关心的。
最近在斯里兰卡对工会权利的打击，导致了广泛的联合保卫运动，在其中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它例子有：令主要要求普遍化，例如争取更短的工作周，推行运动反对“跨国公司”进行的打击工人阶级的主动，发动几个国家的同一工业部门或同一公司的工人领袖聚集在一起，等等。
（Ｃ）保卫给反动力量突出为特殊军事目标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现今的例子是保卫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政府在美国支持下的军事屠杀。另一例子是保卫南非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白宫的纵容和支持下的掠夺性打击。另一例子是保卫古巴革命，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卫星政权施加的战争威胁、恐吓战术和有系统的经济及外交的压力。其它还包括保卫越南以反对美帝国主义所组织的报复，以及支持爱尔兰人关于英军撤出爱尔兰的要求。第四国际将会继续从事例如保卫津巴布韦人民抵抗帝国主义强加的新殖民主义“协议”等新战线。
我们在工业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支部应特别注重推进或恢复反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事实上，1969年以来，在几个国家的团结性行动已被危险地削弱了，使到对资本主义的干涉难以组织迅速的反应。当法国政府决定了在非洲进行数次军事入侵之后，就显示出来了。我们的青年组织，应特别在发展反帝运动中起推动的作用。
（Ｄ）支持被压迫国家和少数民族的解放斗争。这是一个广阔的领域，从纽西兰的毛里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法国的科西加人、以及爱尔兰人和英国的非白人移民，到非洲南部的被压迫民族、美国的黑人、墨西哥族人及波多黎各人，以及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族人。第四国际在民族自决斗争的领域方面，特别号召关注东欧和苏联。当这些斗争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并在越来越多的情形下，帮助奠立基础把工会变为革命斗争的工具的时候，世界上就会出现越来越多进行这些斗争的机会。
（Ｅ）支持移民工人的斗争并保卫他们抵抗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袭击。移民工人作为劳动后备军的一部份，是“节约”政策首先打击的对象，成为最后被聘请而最先被解雇的一员。他们实际上被工会官僚所漠视，工资最低而居所最坏。他们没有公民权故难以组织抗议行动。他们很容易被驱逐出境。歧视及这些威胁随着失业浪潮高涨而增加。
由于这些和其它理由，面对加强中的种族主义和反移民煽动，保卫移民工人就是第四国际的很多支部的当前重任。第四国际早已参与这条阵线的团结行动。在英国，保卫移民工人已导致与极反动的力量（包括原始法西斯主义煽动者）的尖锐冲突。在较小的规模，这类发展已发生于法国的阿拉伯和非洲工人。最近，这斗争在美国已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墨西哥工人已加强了他们对华盛顿专横的、残暴的移民政策的反抗。这领域的联合行动的效果之一，是加强参与这种联合运动的支部间的友好联系。
36.参加贫农和雇农的斗争。第四国际经常强调农民与城市群众斗争的联系的重要性。在这个领域里，它曾作出贡献；例如在六十年代初期，秘鲁支部动员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
在农民还构成活跃人口大多数、或一个可观的少数的国家（印度次大陆、秘鲁、墨西哥、埃及等）里，农民斗争是最重要的，但也不应低估它在其它国家里的重要性。
在西班牙，农民运动在斗争上和组织上都正在经历一次庞大的兴起。甚至在美国，它只有3.8%的人口依靠农地过活，农民的战斗性部份却发动了反对卡特政府农业政策的示威。这些示威表示出对煤矿工人的强烈支持，他们向罢工工人运送了一车车的食物。
在印度，农村阶级分化的加剧，导致尖锐的冲突发生于一方面是无地的农业劳动者和最贫困的农民，而另一方面是正兴起的农村资产阶级和富农阶级之间。这些显示城市无产阶级在农村有一个强大的潜在盟友。工人运动及其先锋有一项急迫的任务，去建立一个以反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工农联盟，拥护农村贫民要求解决急迫的问题。
37.保卫遭受镇压措施的第四国际支部及其成员。现时，在“与恐怖主义斗争”的籍口下，西德正发起了类似麦卡锡时期的政治迫害。禁制法案被通过了，并用来对付各流派的左翼分子。在几个国家受到最坏打击的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数百人被捕，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被警察施用酷刑和谋杀，如何根廷、巴西、乌拉圭、智利。在西班牙和日本已有几十位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捕。在希腊，托洛茨基主义者也受到类似的镇压打击。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领袖继续被囚禁。第四国际领袖们旅行自由的权利仍然受到严重限制。因此，近年来，保卫我们自己以反对这些打击的问题已日益尖锐。
保卫革命者的最有效方法是让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充分被人认识，及群众自己集结起来去保卫他们。因此，在1976年11月，当西班牙政府拘捕了出席巴斯克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时，团结的反应包括在巴斯克区的大工厂内的工业行动和罢工。这赢得同志们迅速获释。
反对力量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把第四国际描绘成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藉这个特殊罪名来打击托洛茨基主义者。其中两个最恶毒的机关便是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它们的活动，包括迫使“托洛茨基主义者”失业，和流传伪造的诽谤材料以阻止他们找到新职业。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已带头反抗这种政治迫害。他们以一场要求政府赔偿40,000,000美元的诉讼，已能拿出大量证据来暴露美国政治警察的非法活动，并推动其它受政府间谍机关损害了权利的人提出类似的诉讼。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大大地加强了反抗有关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诬蔑为恐怖组织的努力。
促进重组和合并建立一个群众的列宁主义政党，不能只靠个别地吸收成员。在某些时刻里，当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不同层份增加了政治认识，当改良派和中派组织的危机发展时，导向统一的重组问题就会出现。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世界党，今日的第四国际不过是这个群众世界党的纲领的核心。
这个过程，必须从利用目前面对我们的两种机会所产生的不同问题的角度，来反复地检视。这两种机会是：（一）与一般地接受第四国际的纲领、但对某些主要问题在实践上有分歧的组织进行统一；（二）与并不自称为托派、但正沿着一条有可能最后在原则性基础上进行合并的路线演进的组织建立友好关系。
最近，与自称支持托洛茨基主义纲领的组织进行合并的机会是增加了，有可能在最近将来有更多被提到议事日程。在澄清我们与这些组织之间的分歧、深求与之联合行动及合并的可能性的过程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将是，以它们宣称的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忠诚，来检视它们在阶级斗争的最重要事件中所采取的是甚么立场。在这方面的成就，会帮助吸引正在脱离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派主义、但又对托派运动在一些国家的分裂反感的有阶级斗争意识的工人。第四国际欢迎那些导致有原则的合并的做法。第四国际强调：第四国际的内部生活是丰富的，同时它保证少数派提出其观点以及有依据第四国际的组织原则成立派别及倾向的权利。
就合并来说，决定性的标准是在于原则性纲领（包括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上的一致，这纲领明确界定阶级斗争的革命战畧。
至于那些并不自称为托派而左倾的派别，在一些国家内已有可能与之从事共同行动，这既促进了群众的斗争且对相方有利。每当出现有与其它组织采取共同行动和联合政治活动的可能性时，支部的领导应与之开展友好的关系。同样地，关键在于这些组织对阶级斗争的决定性政治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
潘时：古巴——革命二十年（1979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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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革命二十年
潘时（1979年2月19日）
[本文是潘时（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委员会书记）一九七八年末在美国召开纪念古巴革命胜利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词摘要]
古巴革命至今二十年了。在近代史上，革命的二十周年纪念都不常常值得庆祝，只有古巴革命例外。试看看：第一次美国革命后二十年，美国仍掌握在奴隶主和资本家联盟手中；第二次美国革命（内战）后二十年，黑人争到的平等权利和政权被强夺、美帝抬头、工人运动被击退；法国革命后二十年，拿破仑的统治洗去了运动的民主成果，不久更由复辟的王朝所取代；至于无产阶级革命，中国革命后二十年，以十万计的人被拘捕流放、群众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数百万青年被遣上山下乡、外交政策主要为拉拢美国；而历史上最伟大的俄国革命，在一九三七年时，差不多全部老布尔塞维克革命领导者都被杀或行将被杀，城乡矛盾极端尖锐，少数民族受到强力卡压，苏维埃名存实不存，各国工人革命（如西班牙革命）被扼杀，领导层的政策简单一句话就是追随‘一国社会主义’，特权官僚层成了自觉的反革命中心。
但是，古巴革命胜利后二十年的今天，情形又是怎样呢？为什么值得我们庆祝呢？
古巴革命并没有吞噬它的领导人和儿女；革命领导仍健在，只是痛失了在玻利维亚战场牺牲的古瓦拉，和因飞机失事遇难的辛费哥斯。
古巴革命没有走向斯大林式的“和平共处”政策；古巴的领导公开宣布：我们绝不会出卖波多黎各的独立斗争；我们绝不会出卖我们的主权；我们绝不会出卖我们以任何方式（包括出动古巴武装队伍）来响应全世界革命时机的权利。
古巴革命能够维持巩固的基础，是因为古巴工农的革命联盟是全球最坚固的。
虽然严重的官僚堕落和官僚特权的阴影缠绕着革命，但革命领导并不是自觉地发展一个特权阶层、一个凌驾社会之上的反革命集团，而是继续推广平等主义的意识。
古巴是唯一容许“国际特赦组织”派团访问的工人国家；政府并通力合作，容许该团与犯人谈话。国际特赦组织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被古巴政府列为反革命而拘禁的政治犯，都是曾进行反革命活动或属于反革命武装组织的。现在，卡斯特罗对卡特说，这些是你的门生，如果他们想住在美国，你大可以收容他们！
古巴为什么介入非洲？答案是：非洲黑人革命正开展，古巴相信一个至上的规律，就是“扩展革命”，所以它要成为非洲革命的一部分，推动它发展。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古巴知道该国的土地革命，取消封建主义和奴隶，国家与教会决裂，文盲开始消除，国有化开始进行。这些都是表现一个深远的革命正震撼着非洲大陆。
为什么古巴革命和古巴领导的性质如此独特？原因有五个：第一、七·二六运动的成立，是独立于当时古巴的所有组织，包括古巴共产党在内，因此它越超了斯大林主义和美式工会的官僚而免被其扼杀。
第二、古巴革命的领导，不单是手持武器的游击队，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性；军事策略服从于政治战略，对群众、农民尽量作宣传和解说，在全国各城市设立地下网，以真理武装群众，所以当“叛军”开入首都时，群众不断动员，首都以总罢工声援；这就是西半球第一个工农政府，第一个获致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
第三、古巴在革命时虽然只是六百万人口的小国，但它抵挡了美帝的侵略，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击退了甘乃迪的猪湾侵袭，一年后为了抵抗美国正筹备的另一次大侵略，说服了苏联在古巴装置核武器，结果迫得美帝答允不侵略古巴来换取苏联撤走核子导弹。
第四、俄国革命的成果帮助古巴革命保存下去，但斯大林主义官僚却在供给古巴经济援助、石油、蔗糖市场、武器等同时，要求古巴付出重大的政治代价；面对苏联不断的压力，古巴迫得采取了不少错误的政治立场，例如对斯大林主义者在世界的各种罪行保持缄默，对苏联的侵略捷克加以辩护等。古巴无可避免要付出这些政治代价，但它可以避免的就是革命领导层趋于斯大林主义化。幸好这个没有发生。
第五、古巴领导层的政治姿态始终没有改变；优点没有变，缺点也没有变。他们相信真正的革命者要以行动来推进革命。这个方向大致上不错，但它的政治缺点就是可能忽视理论，轻视长久积累的政治教训和经验的重要性。他们又认为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革命是遥远将来的事，因而他们放弃推进这革命的努力。
另一缺点是：古巴领导层从未发展列宁式的党，因此少数派不能在全体党员面前辩论他们的意见。古巴革命发生时，没有同时建立大规模的工人群众民主的委员会——即苏维埃；不然，社会将能更有效组织起来，群众将能动员起来尽全力扩展革命。同时，党和政府也因此混淆起来，卡斯特罗一时是国家元首，一时是外交部长，一时是党领袖，一时又是游击队训练官。
此外，古巴从开始便不加批评地与所有反帝政权友好，不管该政权性质如何（如阿伦第的智利和华拉斯哥的秘鲁）。而对于古巴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国家如墨西哥，古巴却不曾批评他们的反动行动。至于厄立特里亚的民族解放斗争。古巴未能掌握其意义，没有采取正确的立场，支持该民族独立。
虽然卡斯特罗主义有以上的缺点，但它有着极重要的优点：革命的无比大平等主义动力；整个领导层深信革命信念必定要付诸行动；而最主要的是：他们从不放弃争取扩展革命，从不追随“和平共存”路线。古巴对莫斯科和北京最大的不满，就是他们都拒绝更快速地、和以更多武器支持越南反美帝的革命。卡斯特罗和古瓦拉都曾以多国文字印行他们的激烈鼓吹支持越南革命的演说。古瓦拉解释说：如果宣布越南是“不容侵犯的社会主义领域的一部分”，将对越南的侵袭视为对苏联或中国的侵袭，那就不会有越战，同样亦将结束对越南人民的残杀涂炭。
托洛茨基主义者对古巴革命的态度
当革命到来，革命领导出现时，我们能否认识到这个事实？美国社工党创始人加农说：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古巴革命采取正确的立场，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从一开始，我们即支持卡斯特罗的领导，认识到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开展，我们并肩与它作战，对抗美帝和斯大林主义者。
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末期预言说：现时代的伟大革命者，不是像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而是行动家。古巴的发展应验了这句话。我们的任务，就是走前迎接这些行动。
韩生在关于古巴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三个政治中心问题，是保卫和扩展革命的唯一正确战略和方式：
（一）古巴绝对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形式；
（二）列宁主义路线的革命党在本国和国际规模建立；
（三）参与扩展革命的战斗，捍卫革命以抵抗美帝。
我们只有积极进行第三点，才能以行动向古巴领导和古巴全国革命者表示我们的意见是值得听取的。所以，我们要经过第三点向古巴解释第一点和第二点的必要性。
美国托派第一个行动，就是组织“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向工人和群众派传单、放映幻灯、作演说、维护古巴革命。美国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甚至招收新会员时，要以这个人对古巴的态度为鉴定标准。
在支持古巴的人当中是不少黑人民族领袖、诗人、知识分子等。事实上，古巴革命对美国的黑人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因为古巴的最坚决消除种族歧视。美国托派在古巴革命初期的捍卫古巴工作，除了印发卡斯特罗的演说外，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古巴革命的分析和讨论（各资料、论文、决议案等收集于觅路社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古巴革命的动力》一书中。十月书店可代订购。）
捍卫古巴革命的第二阶段就是越战时期。古瓦拉的名言“制造两个、三个、多个越南”并非空话，这是古巴一直自觉追随的路线。全世界的反美帝支持越南革命的示威和行动，给予古巴革命重要的歇息时期，克服一些经济问题，对抗封锁，和预备开入非洲参与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现在是第三个阶段，我们要领导直接保卫古巴革命，保卫正开展的非洲黑人革命。
古巴革命，显示了我们要如何战斗，如何生存，在必要时，如何为人性的解放牺牲。古拉瓦说得对：坚定不屈的革命者，出发点是伟大深厚的爱。
（微丝摘译自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 |
越柬之间的战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评论（1979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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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柬之间的战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评论（1979年2月5日）
在资本主义被推翻后，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民族主义和追求本国狭隘利益的政策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在柬埔寨最近局势的发展中，再次以极显著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资本阵营及混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中，掀起了一阵关于“柬埔寨悲剧”的叫嚷。我们必须强烈谴责这些叫嚷的政治虚伪本质。
美帝国主义猫哭老鼠地哀叹柬国丧失的生命，想叫人们忘记掉印支三国数千万人民自下而上的物质基础之所以完全被摧毁，引致印支三国在革命胜利后，面临极艰巨的粮食与卫生问题，就是由于美帝对越柬的无情轰炸和美帝对柬的侵略，更不用说美帝在南越多年的集体屠杀了。
今天说要维护柬国民族主权的国际资产阶级，正是几世纪以来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建立殖民地政权、剥压这些国家的民族主权，更剥夺了它们最起码的民族自决权的同一国际资产阶级，也就是为了维持其殖民地政制而发动无数恐怖战争、屠杀以百万计男女老少的同一国际资产阶级。即使在今天，它仍然在否定从爱尔兰到巴勒斯坦、南非等五大洲人民的民族权利。
同样，我们必须谴责苏联官僚层的虚假：它竟敢呼吁在柬埔寨维护“人权”，却同时践踏着本国人民最基本的权利，更不用说践踏捷克和其他东欧国家人民的权利了。
至于那伟大而“进步的封建的”（前柬）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我们要提醒他：在他统治下的猛烈迫害，残杀了很多共产党的干部和领袖，波尔布特等人，不过侥幸未遭杀害。
但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除了要说出以上的话，和像往常一样，将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及其仆从走狗外，他们亦不能向群众掩饰当权官僚层的责任。假如今天国际资产阶级能从柬事件中得益——在宣传、政治、甚或将来在军事方面得益——，那么对局势的逆转恶化，当权的官僚层都要负起全部责任，各官僚层之间没有轻重之分。
我们完全有理由描述今次事件是一个灾难。试看看：局势的转变，是在美帝对印支人民犯了罪行，动员了全球舆论去反对它们之后；是当印支人民英勇地顽抗美帝的罪行，激励起全球数百万反帝战士之后；是当各国工人群众已正确地认识到美帝撤出印支，标志着反动和资本主义到处受重大打击，而世界革命向前跨进一大步之后。
可是，在今天，印支革命在全世界劳动者中建立起的深厚同情，已受到很大的损害。对于这个惨重损失，要负责的是所有当权官僚层的罪恶行为；它们将相互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分歧，转变成国家层面的冲突，最初是军事冲突，现在甚至第一次跨入另一个阶段：在柬埔寨进行全面战争。
这个发展就只会令大部份国际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战士产生迷惑、沮丧，和采取嘲讽的态度。
第四国际谴责官僚层造成这些惨痛发展的责任。工人国家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威胁，是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无关系的。它们完全违反了印支、中国和苏联的工农的利益。实际上，它们是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结出来的毒果，这种民族主义和民族救星主义的理论，风行于官僚化的共产党内。这些官僚层每一个都完全漠视国际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更不用说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了；它们现在随时准备保卫自身的眼前利益，同样的，它们与其本国工农的利益相对立，手拿武器去对付在别国当权的“兄弟党”的“共同思想者”！
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工人：今天的事件是一个新的时刻（其重要性相等于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次大会上宣布斯大林的罪行，相等于1956年苏联坦克镇压匈牙利革命，或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去了解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和第四国际进行的为国际主义和工人民主而斗争的历史意义及其重要性。这个斗争，以前和现在都不是围绕着策略问题，也不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个人权力斗争。这个斗争，以前和现在仍然是有关国际工人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是有关共产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
自从美帝撤退，资产阶级半封建制度被推翻后，印支局势的发展，已再次证明了：如果没有国际主义和工农民主二者相结合，该地区人民面临的各主要问题无一可获解决。
苏联官僚层造成了后来悲剧发展的架构：它多年奉行与美帝“缓和”；它只给予印支革命零碎的援助，因而令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延续多年；它集中一枝巨大的军事力量（包括核武器）在中国北方边境；它支持柬国反动的、亲帝国主义的龙诺政权来反对大多数的柬国人民。在这个形势下，幼弱的柬埔寨共产党领袖，就只有完全倚靠中国官僚层。龙诺政权倒台后，兴起的波尔布特政府便越加成为北京的傀儡。
自七十年代初期便已视苏联为主要敌人的中国官僚层，便又利用它对柬共领袖的控制权力，来掀起有系统的反苏和反越运动。它煽燃起柬国民族主义，毫不犹豫地呼吁国际资产阶级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柬国反对苏联和越南两个工人国家。
越南官僚层如果提出一个真正的印支社会主义联邦的选择给予柬埔寨的群众和共产主义者，那么，事情发展的结果起码是不先确定的。那个联邦必须印支三国人民都享有同等权利和一切工农民主的形式，后者能帮助他们支配自己的命运。无疑地，这样的联邦将能解决三个国家同样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艰巨问题——帝国主义侵略的巨大破坏和分裂所造成的问题。
但越南官僚层并不依循这条国际主义路线走，而是将“联邦”的观念变成明显的越南控制和支配的公式。越南官僚层与老挝的关系，在柬国群众眼中是显著的证明。在这个情况下，柬埔寨以往对越南一直存有的民族主义敌视无可避免会再次展开，给予中国官僚层及其在柬国的傀儡，有必须的根基来进行他们反对越南工人国家的不负责任的运动。
反过来，波尔布特政权使用的极端恐怖主义的集体放逐和集体处决手段，引致柬埔寨群众广泛的不满、消极和混乱，因而助长越南官僚层不负责任的企图，希望通过全面（自1978年12月起）的军事侵略来“解决”柬埔寨问题。
第四国际一方面反对越南正规军队侵入柬埔寨，但另一方面则完全不支持波尔布特派那些血腥的恐怖主义者。波尔布特政权是社会主义的一个耻辱，自斯大林三十年代政权以来，没有另外一个政权及得上它。但是，推翻这些独裁者的任务，以前和现在都是柬埔寨工人和贫农的任务；无论什么情形都好，这个任务绝不能给予其他国家的官僚或军队来负起。
越南正规军队继续留在柬国领土内，就不只对于金边新政权自称是代替波尔布特独裁的真正柬埔寨政府是个笑话，不只暴露这个政权是河内的傀儡（正如波尔布特政权是北京的傀儡一样），而且会激烈煽燃起柬埔寨反对外国占领的民族情绪，和触发起长期的群众反抗——甚或是长期的游击战；而且现时的形势，泰国的反对独裁和帝国主义更易于策动自1975年以来对越南革命的第一次反攻。
就正是为了保卫越南工人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所以越南军队立刻撤出柬埔寨，是绝对必要的。
全世界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应该反对联合国介入柬埔寨的要求。联合国的介入——在现时印支及全球的力量对比下是不大可能的——只会是美帝介入的纸般薄的掩饰。美国统治者曾利用联合国来掩饰1950年代在朝鲜战争中的反革命行动和后来在刚果对民族主义势力的战斗。
同时要反对的，是美帝企图利用柬埔寨为藉口，来加紧美国对越南的军事包围、外交抵制和经济封锁。美国的统治教师喧给印支那么多死亡和破坏，他们必须无条件供给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巨额重建援助。
不支持波尔布特政权！
越南正规军立刻撤出柬埔寨！
让柬埔寨的工农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政府！
停止工人国家之间的军事威胁和冲突！
支持所有工人国家的反帝联合阵线！
回到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列宁主义传统！
支持印支人民成立民主的社会主义联邦，三国完全平等！
反对官僚独裁，支持工农民主统治！
不许帝国主义者干涉柬埔寨和越南！
（涓滴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1979年2月5日）
中译本载于《十月评论》1979年3月10日 |
中国军队撤出越南──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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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撤出越南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动了攻击。这个行动，对于因为美帝一九七五年四月在印支被打败而开启在东南亚扩展社会主义的机会，是另一个打击。
中国官僚发动的军事进攻，不能只看作是边境冲突。它是一个战争行动。不单从参加的军队人数和冲突的期间，而且从中国所选择的目标，包括对人口集中的城镇，显示出这次行动的规模。
中国的介入，是对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被越南正规军和柬埔寨联合救国阵线推翻的一个反应。但，它有着更广泛的政治背景，那就是苏中官僚的冲突；对于这个冲突，苏联负有历史上的责任。这个冲突构成中国、越南和红色柬埔寨领导层之间的冲突。首先对中国发动经济封锁、和在边界集结军队的，就是克里姆林宫。
美军在印支受到的挫败，和帝国主义在亚洲地位的削弱，令到帝国更难直接干预，使到奉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官僚之间的冲突，更容易采取一种军事形式。
受严重内部危机困扰的中国官僚，采取了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平共存的政策。它希望能够藉此满足经济上的需求，重建在这个地区的现状，和尽量防止印支革命的扩展。苏联官僚亦寻求在东南亚国家联盟地区（菲、星、泰、印度尼西亚）保持稳定，同时利用对越南政权的联系，扩展它自己的影响力。北京领导层则努力去削弱越南政权及其影响力。
虽然越南的目标并不是在东南亚国家推展反帝的斗争，但它在印支的目的及其与苏联官僚的联系，对于北京官僚在这个它视为自己势力范围地区的计划，是一个危险的因素。
历年来，美帝国主义已尽力对东南亚造成最大的破坏和屠杀，以削弱它所不能镇压的革命所建起来的政权，现在，它尽量利用官僚之间的冲突，来防止印支革命在这个地区巩固和扩展。这说明了为什么它对越南实施经济封锁，扶持泰国和普遍地在东南亚国家的反动政权。
现在，北京正在客观上帮助了这些计划。官僚再一次地表现了它的盲目，因为长远来说，这样一个政策，只能对于反帝而保护中国工人国家的利益，造成伤害。
因此，官僚之间冲突的灾难性逻辑继续存在，而在悲惨的流血冲突中被牺牲的却是印支和中国的群众。这个逻辑亦继续背叛东南亚工农反抗血腥独裁政权的斗争。它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和印支群众历年来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目标。
资产阶级宣传攻势已经开始了。整个世纪以来发动战争，导致千万人民死亡的帝国主义者，忽然成为‘世界和平使者’。官僚化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被说成威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些国际工人运动已响应这个说法。我们的责任就是反对这些主张。我们一定要斥责帝国主义权力维持的所谓世界大战威胁，以及他们对世界人民的不断侵略。我们亦要解释统治官僚层反革命政策的根源。
官僚领导层采取的军事行动，是直接联系到这些政权的本质的。这个政权否定了劳动群众直接参与决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机会。只有通过彻底的反对官僚的斗争，建立起真正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消灭再次发生现今冲突的可能性，和保证实行符合工农利益的国际政策。
国际工人运动有责任全力去制止工人国家之间的冲突，它也有任务发动保卫印支革命，特别是当后者被官僚之间的冲突削弱，而受到帝国主义阴谋威胁的时候。
中国军队一定要立刻完全撤出越南领土！苏联不得军事干预中国！争取建立一道工人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威胁和侵略和联合阵线！
争取工人国家联合援助反帝斗争的东南亚工农！
1979年2月21日 |
日本托派对北方领土问题的立场（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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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托派对北方领土问题的立场
行之（1978）
在去年秋季，由于苏联当局在千岛列岛俘获了数艘日本渔船，而驾驶着MIG2S型战斗机逃到日本的苏联飞行员则被日本政府送往美国，日、苏关系进入低潮，日本的自由民主党政府和资产阶级报章又再次大事渲染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的问题—北海道以北的千岛列岛南部的四个小岛。
去年（1977）十月十八日的《世界革命》——第四国际日本支部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机关报——以四版的篇幅谈论这个问题。它首先指出：“重要的是，我们要正确地，从历史发展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要被激烈的民族主义冲昏头脑。”
它继而解释红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中，根据罗斯福、邱吉尔、蒋介石和斯大林在大战中达成的协议，而进驻那些岛屿。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撤消一切在同盟国军队占据下的土地所有权。但日本政府随即反口，指责苏联偷去这些岛屿。在一九五一年签订日美和平条约时，日本要苏联归还北方四岛的要求得到美国支持。由于苏联不接受要求，日本就拒绝签订日苏和约。
日本资产阶级的目的
在一九0五年日日俄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者都以新耕地和新渔场为铒，来谋取穷困的日本群众支持其侵略战争。这次在北海道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运动也是这样进行，在那些当年逃避红军而离开千岛列岛的殖民者之间则更甚。
“但政府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世界革命的文章问道“明显是要恢复日本帝国的领土。资产阶级首先考虑的是岛屿的军事利用价值，其次是在北海扩大渔区。”
“他们说四岛的总面积相等于千叶城（五千平方公里）。他们说当地是世界第三大渔区，盛产三文鱼、鱿鱼和蟹。他们说岛上的美丽风光，将会使它们成为无可比拟的旅游区。”
“但事实并不是政府谈的‘和平之岛’的景象。我们的读者也许会知道，这些岛屿是沾满血迹。一个岛曾是军事基地，一个岛是屠场，而另一个岛则是监狱。
“请看看这幅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北方领土问题政策协会’出版的地图。国后岛，择捉岛，齿舞岛，色丹岛的颜色当然与日本相同。但为什么库页岛南部和四岛以外的千岛列岛是白色的呢？这是否确切地表示了资产阶级的版图呢？他们只是还没有提出他们对白色地区的所有权罢了！”
日本工人政党的立场
在日本最庞大的两个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都支持日本政府对四岛的所有权。“世界革命”对于它们的立场有如下的论述：“他们基于在历史上‘北方领土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判断（这与政府的主张相同），同样要求归还这些岛屿。可是，他们与政府有两点在‘法理问题上的异议’。”
“第一点是，社会党和共产党提出分两期归还，不同意政府要求同时归还。他们说签订苏日和平条约和归还色丹岛和齿舞岛是第一个阶段，第二段阶是把整个千岛列岛归还给在‘民主联合政府’统治下的‘爱和平和中立’的日本。这两个党都以这个程序上的异议，强调他们的‘现实主义’，而指责日本政府要求同时归还四岛是‘不现实的’，因为这将阻延苏日和约的签订，从而有碍归还岛屿。”
“第二点是，这两个党都宣称要归还整个千岛列岛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三藩市条约（一九五一年美日和约）中政府已宣布放弃对千岛列岛其它部分的所有权，现在更改立场是难为情的。社会党趾高气扬地说：‘正因此，我们反对（与美国）签定独立的“和平条件约”，而坚持“归还我们全部的领土。”’”
从一个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在这方面，是政府“出卖我们的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则坚持了爱国的立场——“不送出我们自然领土一寸。”
日本“新左”中的中派团体，社会党青年团左倾中性派别都采取了相似的立场。
中共的态度是完全支持日本政府要求归还北方领土的。毛泽东还说日本革命者应呼吁保持美日安全条约，加强日本军备以对抗苏联。虽然日本的毛派力量微小，但中国革命的威望还存在，中共对北方领土的立场使大量的日本激进青年，更易于受到帝国主义压力的感染。
北方四岛是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支持日本政府归还北方领土的前提。但千岛列岛的历史都指出了当地的居民是日本资产阶级进行民族压迫的对象。世界革命的文章指出：“正如政府所承认，千岛列岛的居民原是虾夷族人，他们从事渔业和打猎，在几个岛上的村中居住，实行部落酋长制。从十七至十九世纪，他们接触到日本封建政府和俄国沙皇派出的远征队。”
文章叙述了日本人在当地留居的经过。在一八六八年经过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在东京成立了明治政府后，北海道被吞并，大量日本人开始在那里定居。在一九0五年日俄战争中，日本占领了千岛列岛和库页岛南部，从一九0五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人逐渐在那里定居。
虾夷族部落的文化非常原始，他们的宗教是对自然的崇拜，他们缺乏对土地、森林、或渔场的所有权的观念。日本人时常骗取他们的土地。当欺诈行不通时，就用武力。很多部落被消灭，虾夷的妇女被迫下嫁日本人。
今天，只有很少纯种的虾夷族人。在日本虾夷裔人是受着各种歧视的。虾夷族解放同盟正为保存虾夷的居所和文化遗产而斗争。他们反对虾夷人所受的各种歧视和日本政府要同化他们的政策。中国与苏联的官僚，及其他很多左派组织都忽视了虾夷族人民的斗争应是“北方领土问题”的一个因素。
世界革命的文章最后指出日本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对四岛问题的立场：
一，虾夷族人应享受在千岛列岛（包括四岛）建立他们自治制度，利用当地天然资源和渔场的历史性权利。我们拒绝违反虾夷族人的意愿，要他们成为日本人。
在不防碍苏维埃工人国家的军事防卫的条件下，这些权利应立即在实践上得到保障。日本国家必须保障虾夷族人的权利，让他们有自决权，日本必须无条件补偿它对虾夷族人的历史罪恶。
二、日本工人阶级和日本共产主义者有义务支持虾夷族人的要求，对虾夷族运动的组织提供帮助和支持。日本政府当然会试图压制这些斗争，苏联的官僚也不会接受虾夷族人的要求。当我们努力进行为倒我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斗争时，日本共产主义者必须耐心地向虾夷族运动解释只有日本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反苏联独裁官僚的政治革命的胜利，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完满解决。
三，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政府有关“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千岛列岛一定不能成为日帝和美帝的领土。在军事上保卫苏联工人国家是日本工人阶级的义务。我们必须反对日帝和美帝的战争挑衅.只是因为这个理由，因为它符合世界革命的利益，我们必须支持苏联占领千岛列岛。
四，日本政府必须保障前北方领土殖民者的生活，他们失去的财产（除了资本外）应得到赔偿。渔民由于被苏联当局俘获渔船而受到的损失应由日本政府赔偿。
五，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日本工人国家在得到虾夷族人的同意下，会向苏联提议把千岛列岛列为一个共同管辖区，成为一个主要基于渔业的共同计划经济。日本工人国家是没有历史理由“拥有”千岛列岛，苏联也是一样。当世界上再没有疆界存在的需要时，两个工人国家应帮助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保卫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尊重虾夷族人自治的权利。
这是我们对于北方领土的立场。
对于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疆界的，没有领土的。对于我们，岛屿，陆洲和海洋的名字就是崇尚大自然美的古代人类对他们称呼的名字。“北方领土”的问题对于我们人类，不只是政治观点的问题，还是人类与自然的基本关系的问题，我们共产主义者要忠于我们的最终目的。“北方领土的问题”使我们得到多一次教训，认识到如果忘记了那个目的，“共产主义者”会很容易堕入泥沼。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扩张！
北方岛屿属于虾夷族人！
本文取材自《洲际通讯》第十四卷第四十八号。 |
韩生：古巴在非洲扮演的角色（197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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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非洲扮演的角色
韩生（1978年5月1日）
[按：觅路社将于八月出版长达四百页的《古巴革命的动力》DYNAMICSOFTHECUBANREVOLUTTON。本文是韩生为本书写的导言。]
古巴近日由于在非洲的政治介入，引起了国际广泛注意。白宫对于古巴提供的物资援助给安哥拉，然后给埃塞俄比亚，有着强烈的反应。前美国总统福特曾描述卡斯特罗政府为“国际的被放逐者”。而卡达则坚持要卡斯特罗将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否则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国务院已在外交方面施加压力，并已恐吓将会诉诸军事措施。
华盛顿有如此强烈反应，是由于古巴在非洲的存在，表示帝国主义对该区控制的进一步削弱，苏联的影响更加强，而有能力朝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力量获得了新的鼓励。
任何人如果反对战争，支持民族自决权的，都应极之关注帝国主义现在重新发动的反对古巴革命的运动，要在国际规模上组织起来，保卫古巴革命的成果。
古巴今次重新卷入世界政治漩涡，亦引致人们对古巴革命的性质、古巴领导的政治性质、及古巴与苏联的关系等重新感到兴趣。现今讨论的问题有：古巴顾问和军队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和非洲其它地区的存在，是否证明卡斯特罗现正是莫斯科的傀儡？还是，古巴政府正推行自己的政策，刚好这政策在现阶段与莫斯科的目标吻合？古巴在非洲渐增的势力，反映古巴革命现今的地位如何？古巴是否已被一个寄生阶层盘据？革命是否已堕落到一个斯大林政权已夺权？古巴革命是否一开始便是由斯大林主义所领导？还是，新的进展表示一个在国际上推广革命政策正延续，正横越斯大林主义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存”的政策？
以上的问题，在古巴革命的头几年已提出和辩论过；现在古巴在非洲采取主动，这些问题于是又重新提出来讨论了。
要寻求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不能单是详细研究最近的事件发展，何况资料是如此缺乏，例如莫斯科和古巴政府的谋算等。目前，对于这类要点，我们仍只能作出估计或推断。
很明显需要的，是对背境有明确的认识。要深入分析古巴在非洲渐增的影响力，便要同时涉及古巴领袖在古巴进行革命斗争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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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极力鼓吹说古巴已变得完全倚靠苏联，完全服从克宫的命令，而且已派遣军队到非洲为苏联马前卒。这些论点都吻合国务院长久以来的宣传，即描述苏联是野心国，企图征服全球。但事实上：苏联统治层外交路线的主要目标，是要维持现状，即与帝国主义强国和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存”。
假如布里兹尼夫改变了这个政策，转而利用武装力量扩张苏联的势力和影响力，那么，这个转变便是世界局势一个新的大转变，而我们亦需要重新衡量苏联政府的本质，重订革命马克思主义对统治层的态度了。这个看法就等于将古巴改观，看作布里兹尼夫采取攻势的前锋了。
但国务院却不认为布里兹尼夫已采取了阶级斗争路线。国务院将布里兹尼夫和卡斯特罗是分开对待的。美国虽在积极发展武器以对抗苏联，但仍与老布保持友好关系；但卡斯特罗则被列为国务院敌人名单的首位，中央情报局亦几次尝试暗杀卡斯特罗。
美国的态度，是很自然的帝国主义的反应——当它面对古巴领导为保卫其革命而实行扩展革命的行动时。
古巴的行动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古巴革命刚胜利后的激奋浪潮中，拉美发生了一连串仿效七二六运动的事件，而古巴则在政治与物资上加以支持。当时来说，古巴革命的扩展，似乎是延续七二六运动的方法——主要是发动游击战。这个时期的高峰，是一九六七年八月在哈瓦那召开的拉美团结组织会议（OLAS）。会上，卡斯特罗猛力抨击改良主义的拉美共产党，说他们破坏游击战。那时，古瓦拉正在玻利维亚指挥游击战，未几阵亡。虽然古瓦拉这个冒险是一个不妥当的主意，但从这个行动可以看到卡斯特罗部队的国际观。古瓦拉其中一个目标是建立一个新阵线，帮助越南抵抗美国对印支的侵略。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卡斯特罗曾公开提出派遣军队和军火去帮助越共。三月十六日，他呼吁北京和莫斯科团结自己队伍，对付共同的敌人。卡斯特罗说：“我们认为越南应获得所有必需的援助……我们主张以军火和军队去援助……我们支持社会主义阵营冒所有危险去支持越南……。”古巴的派遣“军火和军队”的建议被“民族解放阵线”拒绝了。但，古巴是第一个作出这类公开建议的工人国家。这个发动可能有决定性作用，逼使莫斯科和北京以同样声明来反应。
（二）古瓦拉雄心壮志的计划惨败后，开始了一连串采取游击战道路尝试的失败。卡斯特罗这时便作了一个转变。由于当时离开一九六七年拉美团结组织会议后只有几个月，而当时又没有公开的对以前的路线作一批判性检讨，所以在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中产生了较多的混乱。古巴那时仍对进行拉美游击战的战士加以援助——主要是给予训练，但已不再将游击战看作成功的康荘大道。
经济情况亦令古巴担忧。美国经济封锁开始引起困难。古巴政府提高经济目标，希望尽非常的努力，克服美国封锁的影响。可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显着的如一九七零年生产一千吨糖的运动，结果却令经济计划失调，工人精疲力竭。面对这些后果，古巴政府只有重估优先重点，订立较缓进的目标。这个停顿下来检讨游击战失败的意义，考虑其它可能选择的时期，一直延至一九七五年。
华盛顿显然认为拉美游击战的下降趋势是古巴革命驯化的迹象。国务院的封锁未能孤立古巴，现在开始尝试将卡斯特罗包括在“和平共存”的一般架构内。
（三）葡萄牙帝国的崩溃，殖民地的解放斗争高潮，里斯本独裁统治的垮台，这些都给古巴开启了新的机会。古巴已与非洲各游击队伍建立联系。在安哥拉，古巴给予援助——主要是战斗部队——以抵抗美国和南非阻碍解放斗争的意图。武装部队本身有超卓作用，甚至可撇开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这个古巴信念在非洲比在拉美更明显地受到考验。
古巴的介入，是合法的，因为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MPLA是国际认许的安哥拉合法政府，它邀请古巴派遣物资援助（包括军队）来增强安哥拉的自卫，抵抗美国和南非扶植帝国主义的企图。古巴对这呼吁作出反应，并根据国际法律而行动。在埃塞俄比亚的情形亦一样。今天，非洲不少国家都有古巴顾问。
莫斯科有提供物资援助（首先是军火）给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这点并不新奇。苏联以前已有给予非洲国家及其它地方的国家（最特出的是古巴这例子）以同类的援助。苏联统治层逼于这样做，一来是应付北京的挑战，二来是让其矫饰的社会主义立场有点实质支持，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争取领导那些朝反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力量，以能更好利用这点来与美帝作交换。莫斯科的目标，不离和解这个一般内容。她寻求的，只是更多耍花招的余地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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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托洛次基主义者，对古巴的外交政策有如下几点批评：
（一）将游击战在洲规模上扩展，我们认为是基于对古巴经验和将它重复的可能性一个错误的估计。巴蒂斯达之被推翻，关键在于古巴当时阶级斗争的兴起。这个兴起并非由游击行动“引发”。相反来说，阶级斗争的兴起，令到“在这个事例中”，有可能即使是通过游击战亦能胜利。
当美帝及其抗美的附庸力量得悉古巴事件后，便采用更压制的政权去窒息阶级斗争，因为建立了各军事独裁统治，他们第一个行动便是摧毁所有工人阶级组织。面对着厉害的猛攻，群众后退了，游击运动便越来越难以进展。他们不能解决与群众连系的问题。
由事件的转向得出的总结论是：要带领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便需要比一枝游击队伍更有效的方法；所需要的就是列宁主义式的群众工人阶级党。
（二）古巴为了要建立一个共同阵线以对抗美帝国主义，却不能按政纲去分清这个阵线的成员。所以古巴有时连支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权也向之欢呼，只要这些政权是“进步”的，亦即遣责帝国主义或赞扬古巴革命的。因此便引起古巴革命的支持者产生混乱，结果导致很多支持者走向错误的途径。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古巴给予以亚伦第为首的智利政权的支持。虽然卡斯特罗在访问智利时已预感到智利将有摊牌行动（他送给亚伦第的离别礼物是一枝轻型自动枪），但他所提议给智利政权的支持却好像是支持它追随资本主义。亚伦第不能对军队的叛变者采取行动，引致他自己性命也丢了。但更重要的是，军人政变的夺权，对拉美的社会主义事业是极沉重的打击，古巴革命的敌对政权亦多了一个。
（三）古巴今日在非洲的政策，可以受到同样的批评。古巴并没有将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政权的纲领表现了出来，这些纲领的本质是致力维持该国的资本主义关系。
古巴的主要兴趣，似乎在于表扬这些地区发生的动荡及帝国主义方面；但是，忽略了争取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只会产生反效果。如果相信反帝斗争自然会加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极危险的，这种看法会导致社会主义受到失败，就如智利的情形。在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都已经发生了政府采取压制手段对付革命社会主义者。
在厄立特里亚事件中，古巴政府最初是支持当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当埃塞俄比亚军政府组织讨伐队伍准备以军事手段击溃叛军时，古巴似乎不能决定怎么办——参与？旁观？撤退？从古巴的犹疑，可以看出，不一致的反帝路线会是如何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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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巴在非洲的新角色，可以看到什么是古巴革命及其领袖的本质呢？当古巴响应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要求时，左派圈子盛赞卡斯特罗政权的国际主义，更进而肯定安哥拉政权的进步性。但当古巴同样响应埃塞俄比亚政权的呼吁时，左派圈子又认为这显示古巴革命的堕落了。实际上，古巴与安、埃政权的关系，并不提供卡斯特罗政权的本质及古巴革命的地位等新的迹象。
国务院宣传说古巴在非洲的角色，等于是克宫的代理部队。国务院的宣传，未必表示这说法一定是错误的。但假如我们细看这个宣传，就自然要提出以下的问题：为什么克宫要选择古巴担任这个角色，而不是波兰或捷克？是否因为古巴离现场最远，而运输困难亦最大？古巴的游击战记录是否在最高位？莫斯科是否计算到白宫会对古巴这个选择有最激烈的反应，因而会确保哈瓦那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情况升级？还是克宫有更不可告人的原因，希望煽激美国？
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得出的结论是：卡斯特罗政权在将古巴牵涉入非洲的反帝斗争中，有着某种主动性。
有人说，古巴在非洲渐增的势力，显示古巴本国坚固的官僚层已定形。但是，可得的资料显示情况刚好相反。坚固的官僚层，例如中、苏的官僚层，特色是它的保守性，它的甚至反革命的观点，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因此，它们寻求“和平共存”，寻求“和解”，寻求牺牲群众而与帝国主义国家协议。可是，在非洲的古巴活动，大大增加了动荡，而这是有损帝国主义国家的。卡斯特罗的路线进展，是断绝了而不是招致了与美国的协议。单是这点儿就足以强烈说明非洲的事件并不证明古巴本国官僚层的硬化。
古巴今次在非洲的行动，并不基本改变我们对卡斯特罗政府在革命胜利后采取的行动路线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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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在非洲有如此大影响力，似与这个加勒比小国的大小不相称。这个差异很明显可以解释：就是古巴革命的力量。
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一）以前在美国傀儡巴蒂斯达统治下的古巴和今日在革命政权统治下的古巴之间的对照；（二）今日的古巴与其它的拉美国家之间的对照。古巴说明了在有计划的经济下可以做到的事情，来改进穷人的生活水平。例如智利等国则是刽子手的陈列柜。
推翻资本主义后可达到的成就，是难忘的。这些成就包括消除失业；禁止种族主义；鼓吹男女平等；成立国家规模的幼儿院；建立免费的教育制度，提供学徒书本、食物和衣着，建立模范的社会安全制度，包括医疗服务；进行大规模房屋建设，解决以往严重缺乏的居住情况，土地改革更是决定性地建立了坚固的工农联盟。此外，政府并照顾到年青人的需要；胜利初期，最需要的是可靠的人员，当时，国家让青少年在整个岛上担任要职，今天古巴的年青人所获得的广泛的教育与就业机会，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及的。
古巴这个典范，这个革命带来的成就的典范，就是做成古巴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的原因，也就是做成它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的原因。
本书的文章，着重为初期的革命辩护，并分析这个特别的模式，这个没有一个列宁主义党存在却成功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模式。
古巴革命一开始便已遭遇极大的困难。其中一点是领导力量的不足，而最重要的，是对游击战的极大倚赖，以扩展革命。另一点是不能立刻进展到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
困难主要来自美国帝国主义，美帝立意扼杀古巴革命。卡斯特罗被置于暗杀对象之列；农场牲口被注射传染性病菌，破坏者放置炸弹；两件轰动的事件是哈瓦那港一艘商船被炸毁，哈瓦那一间最大的百货商店被人放火焚毁；更甚的是猪湾被军事侵略；最坏的是经济封锁。小小的古巴，要靠人口石油作为能源，真的是被重重围困的孤立堡垒。为了要捍卫革命，卡斯特罗政府便将古巴置于战时法律下。
每当我们批评卡斯特罗政府的弱点与过失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华尔街及其在华盛顿的政治代理人在封锁古巴革命令其不能自由发展上，是负有全责的。
克宫要负责另一困难来源。没有苏联的帮助，古巴革命定必会被美国摧毁。古巴寻求苏联帮助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古巴应该享受到这个援助，因为这符合于列宁和托洛次基领导下苏维埃政府所坚持的世界革命纲领。
斯大林的继承人觉得不能不答应古巴的要求，但他们却不是提供无偿的援助（他们责任应该如此提供），而是要求代价——主要在政治方面。因此，古巴为了要得到必需的援助，便需要让古巴革命的红色光辉照在赫鲁暁夫和布里兹尼夫身上。
从很多历史记录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是卡斯特罗批评苏联入侵捷克，虽然他勉强支持这行动），克宫所要求苏联援助的代价，令古巴产生愤恨。古巴不能自由发表意见。他们能够及时获取必需的物资援助以保存革命，可是付出的政治独立的代价却是沉重的。
我们在研究古巴官僚化问题时，必须考虑到美国的破坏与苏援的代价。经济封锁将古巴孤立并使她更贫困，因而增加了负责保卫国家那些阶层的社会重要性。在分配缺乏的供应时，优先的是给予军队的；其中一个后果便是产生了现今拉美一支最好的军队；另一后果却是产生了军阶——官僚化的一个迹象。克宫的影响，可见于官僚倾向的渐增。这是巴蒂斯达时期的斯大林主义组织内的重要人物所领导保护的倾向。这些硬化的官僚受到卡斯特罗的迎头对抗。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就是苏联统治层的先例——它取消了列宁和托洛次基培养的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无产阶级民主的典范存在，可以抗拒克宫支撑的极权统治形式。
我们不能说，在古巴，对抗官僚主义的仗已胜利了。迹象显示这深毒的社会疾病反之是增强了，这些可见于军队中与兴起的军阶；共产党内禁止成立倾向和派系；七一年三月二十日有独立思想的诗人百迪拉PADILLA被捕入狱；左派知识分子抗议这次拘捕事件却受到漠视；百迪拉被逼作出莫斯科式“供词”；文化界跟着受到压制，在这之前，古巴人民本希望令革命成为“不受约束的思想学派”，而与官僚作风抗衡。
然而，古巴官僚主义的发展，仍未到下述那样的严重程度；一个硬化了的官僚阶层已形成，行使独裁权力，已不能挽救，而必须进行政治革命。现在尚没有一个质变，可以令人得出以上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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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古巴革命所采取的立场，是得自它对这事件的最初分析，总括来说有三点：
（一）捍卫古巴革命，抵抗所有敌人。身为美国一个政党，社工党认为它本身一个特别的职责，是促进尽可能最强的政治性反对，对抗革命的主要敌人——美帝。这种捍卫是无条件的——它不会受古巴政府的态度或政策所左右。
（二）争取古巴本国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目的是要领导群众最有效地参与决策，因而加强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成立工人议会，将会为古巴革命增加新的力量，使古巴革命成为一个活榜样，证明社会主义主义并非必然会带来极权主义，相反，是将民主扩展至受压迫的群众，这个方法最终会引至国家机关的衰亡。
（三）争取组成列宁主义党，保证内部民主，亦即批判性意见有被聆听的权利。布尔塞维克说明了党在保卫成立倾向和派系的权利时，它的力量是如何大。根据古巴特点而造成的同样事物，可以有力地激发起世界各地成立同类的党。这会大大帮助解决在国际规模上，无产阶级面对的领导危机，因而会确保一连串新的革命胜利。
写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
（星荧译自一九七八年六月廿六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间中略有删节） |
河内金边边境之战争——第四国际统一局声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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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金边边境之战争
第四国际统一局声明（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
在越南和柬埔寨之间已展开了一场血腥的边界冲突。已发生的冲突的真正程度和地面军事形势的真正状况，还难以判断。可是，这些对抗的严重政治后果是不能低估的。
帝国主义在印支失败后，两国就立即发生第一次边界事件，长久以来都没有停止。两国曾并肩作战反对共同敌人的人民，参与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这一可怕事实，已在最近的事变之前有所传闻。
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新的政治平面。柬埔寨电台广播宣布柬埔寨与越南［暂时断绝］外交关系，并斥责越南军队［入侵我国领土］，和涉嫌侵犯柬埔寨公民的［罪行］，它甚至把河内政权比成希特勒的德国。
不久之后，越南政府发表声明，其中声称柬埔寨军队不断在越南领土实行［暴行］，并提出指责。它自称是为了［自卫］而行动，并号召立刻进行公开谈判，以解决边界争执。两个政权虽然都是产生于双连［双连，疑为“相连”之误——上传者注］的解放斗争，但目前分隔着这两个政权的裂缝的深度已突然公开化。
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冲突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是不能低估的。它所造成的形势是能恶化成为更广泛的军事冲突。目前越南和柬埔寨人民所要付出的任何物质的代价已非常高，因为他们都要面对可怕的困境，这是他们前殖民地时期，一个世纪的法国统治，和三十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遗产。这次冲突可能打击到正在东南亚进行的革命斗争，包括在泰国的。帝国主义在印支的失败曾开展了一段有利于他们发展的时期。
国际性的后果也可能被证实为严重，印支人民反美帝国主义斗争曾大大地促使华盛顿丧失政治信誉和道德权威。越南—柬埔寨危机对卡特重修美帝国主义形象的努力，正付给了可观的帮助。
自从解放斗争七五年在越南、老挝、柬埔寨胜利后，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媒体都尽量利用这一或那一政权的官僚和不民主措施，来充实它们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就柬埔寨的情况而言则特别如是，那里的领导层采取了庞大的社会镇压残暴措施。现在传播媒介已利用越南—柬埔寨边界争执来进一步丑化革命斗争、国际主义和争取采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若不考虑过去五十年来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是不能了解两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权之间怎会出现如此冲突，这次冲突戏剧性地说明了，工人由于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还在偿付的可怕代价。斯大林主义以［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名义，固执地保卫克里姆林宫官僚的狭窄民族利益，又以埋葬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国际建立的基础——世界革命的纲领：革命国际主义，造成了第三国际的破产。
这次堕落最坏的后果之一是：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国家摒弃自己的国际主义合作，和发展民族主义的对抗。克里姆林宫支配东欧和中苏冲突的爆发说明了这种倾向，越南与柬埔寨之间的对抗的尖锐程度是不可思议的。
再者，中苏冲突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恶化中，担当了直接的角色。莫斯科和北京所要承担的责任是必须指出的。在过去，苏联领导层以［和平共存］的名义，拒绝向印支人民提供充足的支持，以迅速地终止美国把战争升级，和大为减低这场反对最有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解放斗争的损失。
再者，莫斯科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拒绝与柬埔寨的龙诺傀儡政府决裂，恐惧西哈努克和柬共运动的亲中国立场。至于中国共产党，它为目前的柬埔寨领导掩饰其官僚和民族主义路线，以抗拒越南影响力在当地扩张。
从北京看来，越南领导层因拒绝斥责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为［世界人民的主要敌人］而犯了罪。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冲突中，苏联和中国领导层都为了它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僚的狭窄的民族利益，而为其［同盟］掩饰。
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的份量，与越南和柬埔寨领导层所受过的斯大林主义训练，部分地解释了民族主义在印支复兴的程度。当然也由于帝国主义刻意加剧的历史性仇恨——这是三十多年来长久孤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所塑造出来的眼光，与及现实这些政权的特性——极度官僚畸形化，使没有任何一个领导层——越南、老挝或柬埔寨，能避免走上这条道路。
柬埔寨领导层原则性地拒绝三个印支国家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关闭国家边界，及其政治路线的浓厚民族主义，是这条道路的最极端反映，也显然要对当前冲突的暴力承担一部分责任。可是，每一个政权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性。
当［欧式共产主义］政党正在帮助加强［走到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这改良主义幻想时，印支在成为几个政治辈代的国际主义酵素后，有可能成为民族沙文主义之必然胜利的象征的危险。要抗拒这危险，就必须不懈地为真正的革命国际主义的复兴而斗争，因而要努力建立其必不可少的工具——国际，即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
必须声明，印支工人群众的利益与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在各层面——经济、军事、政治——建立日益增长的合作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做，这些国家就能集合力量，进行重建，以应付帝国主义的威胁。
可是，这些合作是不能强加的。这些合作所需要的联邦结构只能产生自印支群众的革命动员，同时要严格地尊重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因此，国际主义斗争是紧密地连接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争取建立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和争取在印支社会主义和众国建立一个工农议会的政府的斗争，没有一个印支领导层是有能力提出这个社会主义民主纲领。
但，冲突的爆发提出了今天最迫切的问题，这就是立即停止武装冲突的需要。越南和柬埔寨的边界争执恶化中，哪一方面要承担起直接责任，这一点，目前还不可能作出最后判断。每一个政权强加于新闻报道的全面控制，和他们一贯地使用秘密外交，——两者都是违反列宁主义传统的——，显然成为作出判断的重大障碍。但在印支群众和世界工人运动的眼中，那个首先在过去拿起武器（在将来又再次这样做）的，必定要承担起责任。要越南和柬埔寨人民为了一场边界争执和以社会主义之名参与一场血腥冲突，是可耻的。必须禁止使用武器来解决这些问题。边界争执应以开放和公平的谈判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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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社会危机持续（夏雨，1987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律宾——社会危机持续夏雨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4卷第4期（总第124期）1987年4月今年2月25日，150万人在马尼拉街头庆祝马可斯倒台一周年。去年2月7日总统大选后，在2月16日，200万群众在街头聚集，抗议马可斯竞选舞弊，之后安里莱和拉莫斯眼见形势转变，遂发动政变，几百万群众在军营外筑成人墙，阻挡马可斯派来的坦克。25日，马可斯逃出国外。安里莱并不出席今年的庆祝仪式，他说：『什么纪念日?我们的纪念日是2日22日，当日我们发动造反。我们在22日庆祝了。』他补充说：『我对任何人，包括前总统马可斯，都没有埋怨、反感或不满。』25日也有马可斯的几百名支持者进行『哀悼和庆祝』。他们解释说：『2月25日是哀悼日，因为当日马可斯被带去夏威夷；这日也是庆祝日，因为当日我们欢呼他成为总统。』阿基诺夫人政府也利用这个日子大肆宣传，除了黄色的绸带到处飘扬外，军队的『新』的角色被吹捧，以抹去人民对军队的憎恨。大规模的群众集会，被用来向军方内部的反阿基诺派系显示，主要的地主——资本家统治者和他们背后的帝国主义支持者，都打算在阿基诺个人威望后面稳定他们的统治。过去几个月来，阿基诺政权日益向右倾。它自暴出难以为菲国的穷困的、被超级剥削的劳动者提供什么实质东西。农民运动政府不愿实施任何有意义的土地改革。在竞选总统时，阿基诺曾允诺以身作则，将她家族在中吕宋岛的1万6千公顷土地分发给无地农民。这个允诺当然没有兑现。马可斯在1972年推行的『土地改革』，只适用于17公顷以上的稻米和玉米田地，牧场和机械化农场获豁免于土改之外。根据这个『土改』。只有16％佃农有资格而实际上少于2％取得土地，平均每人3公顷。与此同时，地扪公司拥有6万公顷庄园，阿基诺家族拥有1万6千公顷庄园，农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因为阿基诺上台而得到改善。农村3／4人口在贫困中渡日，每日有1千名儿童因营养不良或本可预防的疾病而死亡。(《社会主义行动》87年3月号)尼格鲁岛蔗糖工业的崩溃，令2万5千名糖业工人及其家人生活无着。『糖业工人全国联盟』要求将蔗糖庄主的肥沃土地分发给农民种植食物，免于饿死，但政府没作反应。(《战士报》87年3月13日)盛产椰子的拉冠勒省农民，要将2／3收成交给地主，而农场工人一般工资是1.40美元一日，等于法定农业最低工资的8成，而且就业情况不稳定。自马可斯倒台以来，『菲律宾农民运动』的活动集中在要求分发土地和减租上，它既向本地地主争，也向全国政府争。有时，与地主的谈判没有进展时，农民便杯葛耕种或收获。另一种日渐兴起的直接行动形式是无地农民占领土地。『菲律宾农民运动』报导说，它在全国的成员到今年2月已占领了5万公顷土地。举例来说，在曼柏拉珊村，去年7月蔗糖收成过后，40名村民尝试占领土地，开始耕作，但被军事人员赶走；8月16日，农民组成隶属『菲律宾农民运动』下面的本村第一个农会，在9月6日发动了一次较成功的占领行动，在入村的路上设置路障，10个农户合作耕种约40公顷土地，种子和肥料是向友人借来的。这些土地并不足够，因每户人家需要2—3公顷土地才能勉强生活，所以，他们在农会支持下，准备在3月10日占领整个庄园。(《战士报》87年4月17日)1月中，『菲律宾农民运动』发动了1万名农民到马尼拉『农业改革部』前静坐示威。要求实行土地改革，但政府的答复，是在1月22日当农民队伍游行去总统府时，军队向徒手的请愿者开枪，杀19人，伤几百人。农民说，他们认为大部份政府官员是地主，不想放弃他们的土地，所以实行屠杀。政府的危机1月22日的屠杀事件，虽然不是由阿基诺下令进行的，但它显示政府无法控制军队，也无法改善人民的生活；政府公开地转向右倾，而军队更多地介入政治生活。屠杀事件发生后，在接着的信心危机中，5名阿基诺的『人权委员会』成员辞职，政府与『民族民主阵线』谈判的1名发言人也辞职。1周之后，在1月27日，7百名马可斯支持者发动政变，占领电台，3日后投降。这事件显示虽然拉莫斯成功地孤立了安里莱并显然将政府推向右倾，但军队内一些重要派系仍不满意，较极端的份子公开造反，其它人则不服从阿基诺攻打叛变者的命令，最后叛变者投降才打破僵局。叛变者投降2日后，『民族民主阵线』宣布放弃和平谈判，让60日停火期终止。它指出：「『1月22日的』屠杀事件，反映割裂着菲律宾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在继续发展，并显示一个精英政府的内在性是它无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洛杉机时报》87年1月31日)面对群众的要求，政府只能转向右倾保守，并依赖政府军和地主的私人军队来镇压群众要求。残杀平民的行动不时发生。2月10日，路包市17名农民被军队赶在一起乱枪扫射屠杀，借口是一名军官在与新人民军枪战时丧生。17名被杀农民中，最年轻的2岁，最年老的82岁。(《战士报》87年4月17日)屠杀行动既用来对付农民，也用来对付工人。1月31日，巴单出口加工区工人罢工，军队开入向罢工纠察队开枪，2人被杀，几十人受伤。在2月25目的推翻马可斯政权一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一些宗教团体联署的传单说：「1月22日屠杀惨剧以来，我们的泪还未流干，但这个月来，又有更多寡妇、孤儿和心碎的菲律宾人，因为巴单出口加工区、墨西门、路包……等地继续发生任意的屠杀行动。我们敦促阿基诺政府负起责任，从速伸张正义，而不是依赖一个又一个的调查委员会，因为我们相信『拖延了的正义就是被否定的正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名军事人员被阿基诺政权起诉。阿基诺的允诺无法兑现；去年五一劳动节上她允诺提高工人工资和制订保卫基本劳工权利的法例，但大部份工人今日的工资每日38披索(1.90美元)。妇女更只有1美元，而政府劳动部订定的每日最低工资是2.80美元。于是，政府只能夸夸其谈，并企图把推翻马可斯的人民力量尽量贬抑。副总统劳雷尔在纪念会上，频频提及马可斯倒台是一个『奇迹』，是『人民力量』和『神的力量』顺聚的结果。较开放的《马尼拉纪事报》在翌日的社论说：「昨日的聚会既是庆祝会，也是在重写历史；既是阿基诺总统个人魅力的表现，也是要群众集体地逃同一个神秘的、浪漫的，不很远的过去，逃避开今日的现实，就是，革命胜利后，生活并不比去年2月之前好多少。「如果阿基诺夫人及其支持者(特别是相信奇迹的人)以为人民的期望可以用永不完结的神干预来满足的话，她们就一定是错误地理解了『人民权力』……我国历史上从未有像去年这样的群众动员和政治参与，而这个动员而今仍有动力。」同一日，拉莫斯也发出警告，批评政府内有些人『幻想』可以用阿基诺总统在群众中的威望来打退工农日益深化的斗争。拉莫斯呼吁加强军事行动，打击『叛军』，同时要推行一个广泛宣传活动，令政府作出的社会改革承诺『看来有足够的吸引力以及可行性』。(《战士报》87年4月17日)3月22日，阿基诺在菲律宾军事学院的毕业礼上说：『对付左派和右派的恐怖主义，答案不在于社会和经济改革，而在于警察和军事行动。』(《战士报》87年4月24日)新宪法和五月选举阿基诺的权力，由刚通过的新宪法所巩固。在2月2日的全民投票中，80％选民参与投票，其中76％投票支持新宪法。为什么在人民非常贫困、大部份农民没有土地、失业率高达35％、工人被超级剥削的清况下，群众仍支持新宪法呢?新宪法起草委员会是阿基诺在去年6月委任的，并非由民选代表组成。『五一运动』工会在12月21日350名代表出席的联合大会上，多数通过反对新宪法，因为它保证让美国保留军事基地到起码1991年，保证外资和私人企业获全面保护；即是说，新宪法并不反映工人的利益和要求，而它口头上应允进行土地改革。却让具体方案在将来由地主和资本家组成的参议院来制订。但是，左派对于是否支持新宪法，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极右派希望军队继续干预政治，反对新宪法，加上1月27日马可斯支持者发动政变，群众和一些左派团体认为新宪法可抑制军方的势力。(例如，新宪法有条文规定军队不得干预政治生活，警察交由文人政府而非军队控制。)同时，新宪法应允一些基本民主权利——有组织、成立工会和罢工的权利；有取得医疗护理和教育的权利；有一个人权法案，规定虐待、单独囚禁和非法禁锢是非法的。左派认为可利用民主权利的基本条件来进一步推进争取实现全面民主和经济社会公义的斗争。因此，在工会和群众运动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五一运动』全国委员会和『民族民主阵线』、『菲律宾共产党』的意见，主张反对新宪法，呼吁推进民族民主斗争。『只有通过直接的武装和非武装的斗争，人民才能取得具体胜利』。另一种意见是基层团体或地方工会(例如尼格鲁岛的『五一运动』组织)，主张『批判地支持』新宪法。『新爱国同盟』则不采取任何立场。在5月11日的参议院(24人)和国会(250人)的选举中，阿基诺支持竞选参议院的一个28名候选人联票。在国会选举中，70个政党提出了近1千名候选人，大部份代表地主和资本家统治者的不同派系。阿基诺的右派对手有马可斯成立的『新社会运动』和由安里莱领导的『民主大联盟』。『争取新政治联盟』——一个呼吁结束美军基地，分配土地给农民的联合阵线——也有推出一些候选人。总的来说，左派运动未能提出清晰的方案，来抗衡阿基诺或马可斯支持者的主张。表现于对新宪法的态度上，是不同的步伐、立场。菲共似乎也欠缺明晰的路线，在停火终止后，菲共在军方压力下，恢复农村的游击战，这样却又为反动的军队势力提供借口，阿基诺则向美国国会允诺拿起刀剑来对付新人民军。菲共和左派运动要摆脱目前的被动状况，必须提出解决严重社会危机和满足工农渴求的道路，围绕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工人改善生活的要求进行日常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充份暴露阿基诺政权维护地主资本家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强调文人政府和军队势力的对立，是不能为工农指引阶级出路的。86年2月7日总统大选。2月22日拉莫斯．安里莱叛变。2月25日马可斯逃出国外。6月阿基诺夫人委任宪法起草委员会。8月『人民党』成立。8月5日政府与菲共开始谈判停火。9月28日军方逮捕『民族民主阵线』谈判代表色拉斯，他被指是非共77—86年的主席。11月13日『五一运动』和『人民党』主席奥拉里亚被谋杀。11月23日国防部长安里莱被撤职。12月10日政府与新人民军60日停火临议开始生效。12月21日『五一运动』呼吁反对新宪法。87年1月22日总统府外1万名农民请愿，军队枪杀19人，枪伤几百人。1月27日700名马可斯支持者发动政变，占领电台，3日后投降。1月31日巴单出口加工区工人罢工，军队枪杀2人。伤数十人。2月2日全民投票，新宪法获通过。5月11日参议院和国会选举。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解放三十年以后的越南──法籍越南裔社会活动家段的访问录（200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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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三十年以后的越南
──法籍越南裔社会活动家段的访问录（2005年4月）
兆立译
段：我是每年都回去看看的。今年回去，我看到了“中产阶级”的出现。当然这只在城里面的。现在开了许多公司，工业的、商业的都有。资本来自党员，他们由别人出面，因为根据旧法，党员不可以做生意。也盖了很多新大厦，二十层高的，真正的摩天大厦。
记者问：党员可以当老板吗？
段答：原则上，不可以。但是他可以用一个亲戚或朋友的名字。
问：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跟前苏联的不同是，在那边，前党领导公开变成富人，在这里，却要躲在人家背后而变为有钱人。
答：是呀！大多数干部，有一点教育水平的，都变成大企业家。他们送儿女到国外留学，这些人回来后，变成经理，慢慢把生意接过来。他们在学中国的经验，但落后了很多年。可是他们做得比较快，因为，如果你拿两国人口来比较，这里的干部变成企业家的比例大很多。
不过，虽然这么说，这里却没有像中国有的那种“王国”，因为在中国，一个“王国”可以达到一个省那么大，这就有分离出现的危险了。在中国，某些大企业家不隐瞒其党员身份，因为他们替党赚钱，替国家赚钱。
在越南，党员没有做生意或办工厂的权利，但是我见过有些人，有些军人，他们做生意，他们可以利用军队办的银行。我问他们：“如果你是一个公司老板，你一定会赚到利润的。那么这利润属于谁呢？属于军队或是属于党，因为不管怎么说，军队是受党控制的？他们回答说：“不是，不是！我们有非常特别的制度，这要慢慢解释。一部份属于军队（作为修营房或加薪用）。另一部份则作再投资之用。”
问：那么谁管这些钱呢？
答：当然是企业家自己了，他们自己也拿了一部份……。
问：真正说来，跟东欧国家大的分别，是党还在那里，还在控制每一件东西？
答：绝对是这样的，它还在那里，还在控制每一种东西，特别是在乡下，以及在少数民族中。这些人仍旧信任它。如果你到中部山岳地带去，开始批评区政府，你不会受到很好的接待。胡志明叔叔仍是他们的偶像。在少数民族中，很多人的名字叫志明。当你问他们为甚么不替他们的子女取个有“地方色彩”的名字，他就回答说：这是一种感激胡叔叔的表示，因为他解放了我们，给我们粮食，帮助我们进步等等。在城市里，就不同了，因为党在那里真正有危机。
这件事酝酿了五年了，现在就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现出来了：在报纸上，在给政治局的信上，用互联网这个你可以得到一切你所需要的文件的、威力强大的消息来源……。因此，在经济方面，有了大的进步；但是，还是跟过去一样，普通老百姓并没有得到甚么好处。但是中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精英”就不同了，他们的消费品供应就多了很多。比起一年以前，真会令人大吃一惊。
例如，Cora超级市场在河内及胡志明市〔旧称西贡〕都开了几年了。美国公司Metro也开得很好。它的口号是“你自己选，你付钱，你拿走。”他们买了大块土地，为新阶级的车子盖停车场（不是为平民的脚踏车……）。因为他们比Cora更靠近胡志明市，所以抢去了后者不少生意。
进入Metro，你需要一张卡片，因为他们说这里以批发价钱卖出，只卖给商店、工匠和协会。他们以低于市价向较远一点乡下的农民买农产品（像旋花蔓、柠檬等等）。但是这就开始影响农村妇女的生意了，因为一束旋花蔓的价钱在Metro中比在西贡市场上便宜多了。
问：有钱能买多一点东西的人是人口中少数，还是全部人口，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准都提高了？
答：大家的生活水准是提高了，不过有的人提高多一点，有的人少一点，不是平均的。工人有办法拿到Metro的入店卡，但是小农就有困难了。越南、特别是南部的特色是家庭商业。家庭从离胡志明市15公里的乡村把农产品运进城里，但是因为售价太高，卖不掉。
问：政治方面有甚么新的发展？有人说现在有了某种“开放”。
答：就目前而论，政治上有一点开放，知识分子的角色受到了赏识。过去，他们都要“听领导的话”，现在，可以偏离一点。这与越南现在融入国际社会有关。越侨现在可以在越南买地买屋，即使他们不去住。此外，1975年以后逃离的越南人可以把他们的房子、他们的财产拿回来；如果房子有别人在住，当局就叫过去的房主与租客把事情弄清楚，安排租客到别的地方去住或者给他们一点钱去搬家。目前，所谓“买屋热”正在高涨，房价非常昂贵，因为大企业、大富翁拼命买屋。今年屋价至少比去年涨了80％。每样东西都比巴黎或纽约贵。
现在回到政治。许多年来，许多越南人到国外留学，很多人自费。过去到苏联、东欧或中国。现在，那里都可以去，澳洲、美国、法国等等。你的家里人出钱，或者国家把需要学习现代管理技能的雇员送出去。许多人就这样到外国去，看到不同东西。他们回国后会问：“我们为甚么不这样那样做？所以现在，我还不能说有民主，但是有某些自由。”
问：可以在报纸、无线电或电视上看出这种自由吗？
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不同的意见在争论。许多人只梦想到国外去。过去，他们只派学生到国外的大学去读书，现在，如果你有钱，你可以送至少12岁的子女出去留学。我曾经在〔法国南部城市〕蒙彼利埃见过许多这些孩子，都没有父母跟他们一起，因为那里有一个专门管他们、替他们找地方住等等的团体。
问：我想他们在越南读的历史课本仍然跟着党的路线走？
答：那个没有。仍然有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历史书，如果我能够那样称呼它的话。但是有趣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已被“胡志明思想”所代替。
在另一方面，对于阮安宁〔译音NguyenAnNink〕这个人现在有了明显的开放。阮安宁在1930年代非常出名。他是托派领袖TaThuThan(藉秋收)的朋友，两人曾合办一份叫“LaLutte”〔斗争〕。他自己不是托派，因为他没有加入这个党。事实上，他描述自己是一个“非党的共产主义者”。依我之见，他是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他在胡志明1941年回国以前，替党招募了将近75％的党员。他于1943年死在PouloCondor监狱中。
以前，他很少被提及。提到的时候，只说他是个好人，伟大的爱国者。胡志明好像常常想到他。过去，在吴廷琰政权下，有两条通向西贡大市场、面对面的街道就以阮安宁和藉秋收命名的。这两条街名只在1985年才被改掉。
现在，一条大街又以阮安宁街为街名。至于藉秋收，他们常常谈起他了。书籍也被出版了，特别是范文宏〔译自PhamVanHûm〕的书。他也是一个托派，1945年被斯大林派所暗杀，像藉秋收一样。出版公司“文化与信息”去年刚刚出了一本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我家里有一本。
我对书店的人说，“你在卖托派的书了？”他看看我，说：“托派，是的，是的！”但是他是个爱国者。他的书非常畅销。你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因为只印了600本。至于阮安宁，我们不能说他被平反了，因为他从未受到讉责，只是完全被忘掉了。他们在胡志明市附近，为他盖了一座“纪念馆”，你可以在那里找到各种关于他的文件，包括藉秋收的相片。该馆于2003年开幕。在目前，1930年代的这段时期，常常被各种不同的人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甚至翻译了DanielHémery的《从民族主义到共产主义》一书。
所以我现在很乐观，不过从另方面来看，党内有尖锐的权力斗争。党里有一个代号T2（意思是情报局第二单位）的组织。在这个单位里，有一个代号T4的情报员，专门写出批评武元甲及所有“老人”的报告。我有个想法，那就是他们正在改写党的历史，想把所有“老人”排除掉。所以，他才说了关于这些老人最坏的话。这就是斯大林的方法：诽谤！诽谤！这样就会把人卡住。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开始反对那样做法的运动。
武元甲已写了一封抗议信。我有它的越文本。现在谈谈目前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缺乏一个有水平的领导人。总书记农德孟〔NongDukMann〕只是党内各派之间妥协的结果。我听到一个谣言，说他是胡志明的私生子。记者问过他，他笑笑，说：“你应该知道得很清楚，胡志明是全部越南人的父亲！”
问：所以，明显的是，资本主义逐渐地在越南取得主导地位，但是他们甚么时候承认这一点呢？越南会不会发生像在俄罗斯所发生的那种事情呢？
答：我想不会，因为他们对1989年东欧的事情不作行动：他们虽从1987年开始“开放”，后来看到匈牙利的情况，就赶紧煞车、谴责匈牙利的发展，说匈牙利有了几十个政党等于制造“混乱”。自从他们进行“革新”以来，已有15年了。现在有一个新阶级，这个阶级需要消费品，要求櫉窗里多陈列些东西，要求买汽车：这里卖千万欧元一部的梅塞德斯牌汽车，那里要卖10万欧元。还有，一碗汤的价钱一年涨了一倍。只有出租汽车还没有涨，因为旅客不多，而且竞争很厉害。
问：越南人现在对美国人的看法如何？好像是，跟美国人苦战以后，现在正接纳他们的许多习惯了。
答：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现在美元挂帅呀！他们现在“模仿”美国人。年青人对1975年结束的这个战争不感兴趣，因为已过了30年。那时参加抗战的人，现在不是灰心丧气，就是听天由命。许多人正等着第十次党大会开幕。这个大会应该在明年开。我看，这一次大会除了丢一点骨头给人民啃以外，不大可能有甚么好处。
问：在这个矛盾的情况下，随着资本主义的重新建立和民主开放的开始，我们能做甚么呢？
答：我们至少要要求恢复上一辈革命家的合法地位，而通过阮安宁之受尊崇使所有过去被屠杀的托派得到平反。我们一定要再度谈起1930年代，因为现在的
年青人不知道过去的情况、老一辈的人趋向于不去回忆。阮文宏的书的出版是件鼓舞人心的事。接着，应该出版“斗争”团体所有成员的著作。我们要知道，这个团体开始活动的时候，胡志明仍是个无名小卒……。除了以上这些以外，我们现在能够做的是把托洛茨基的著作以及托派关于越南革命的著作翻译成越文，使大家知道我们在抵抗时期和现在的立场。
〔译自《国际观点》，第366期，2005年4月号〕
来源：http://october-review.org/219/219_s20.htm |
菲律宾革命往那里去？（符连，1986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律宾革命往那里去？符连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3卷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1986年10／11菲律宾的『人民权力』动员了以百万计的工人、贫农和中间阶级份子，反对马可斯独裁。可是，『二月革命』的果实，却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其主要成员包括马可斯的国防部长安里尔。菲国的事变，显示本国统治阶级有能力从一个似乎无望的局势中恢复生机，也显示统治阶级只能走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来达到这个目的。一些左翼组织（包括一些独立马克思主义组织）在二月总统选举中支持阿基诺，他们的竞选政纲自限于赶走马可斯，他们希望能『将阿基诺推到左边』。大部份左派（包括在菲共影响之中的工会和群众团体）杯葛选举，认为选举是一个骗局，阿基诺是资产阶级的候选人。而兴起动员起来的群众，却视选举为表达对马可斯政权的积愤的机会。群众斗争的暂时焦点，是争取自由参与政治行动的权利。由于左派没有提出一个选择马可斯还是阿基诺的两个方案以外的工人阶级的第三个方案，所以，杯葛行动就不经一战地将民主斗争的领导权让给了阿基诺和资产阶级反对派。大选之后，左派组织检讨杯葛策略，承认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一个『惨痛的错误』。不幸地，这些组织的领袖却似乎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批判性参与』——即投阿基诺一票——是唯一的选择。今天，这个意见就引伸为政治上支持阿基诺，反对政府中较右翼的份子。菲共提出，阿基诺政府内的『自由派和进步份子』，『承认有必要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斗争』。菲共机关报《国民》的1986年5月号，主张以友好态度对待政府的自由派一翼，并强调『可以吸引它来支持人民的要求，或是中立它。』菲共强调它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被接受为『过渡性联合政府』的一部份，与亲资本主义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但阿基诺则强调她永不会委任共产党人入政府内。菲共今日对阿基诺的妥临态度，突出了毛派思想对菲共的残余影响。菲共是在1968年从亲莫斯科的共党中分裂出来的毛派组织，最初进行农村游击战争，在70年代中期与中共疏远，在城市也有半合法的活动．毛派的『人民战争』战略。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斗争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武装斗争是为了保卫工农争取具体要求时的动员而进行的，但毛派的军事行动，却是一个长期的战略，而且它的基础是脱离城市中心的农民军队。与这个战略结合的，是与毛派所称『四个阶级联盟』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份子进行政治联盟。所以，菲共号召将外国和垄断机构收归国有的同时．宣称：『工人反帝斗争的一部份，就是与民族资本家联盟，具体来说，就是工人寻求保护本地资本，对抗外国垄断。工人支持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中和在制订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有更大的份量。』（《国民》，1986年5月号）全世界的统治阶级都知道，群众的动员会威胁它们的统治，所以，它们尽量用改良主义的选举方案来制造解决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问题的假象，以便消解群众的愤怒和积怨。历史上有许多例子，显示了如果工人组织不保持政治镯立性，会有悲惨的后果。最好的例子是伊朗工人组织给予霍梅尼『反帝』政府的政治支持。伊朗的左派在反对伊朗王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名义下，协助霍梅尼重新稳定伊朗资本家的统治。不久，工人运动的头颅被砍去，迷失方向，最后力量被打散。在菲国，资产阶级需要控制动员了的群众，但只要工农对阿基诺抱有幻想，以为她可以根本改变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而菲共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又支持阿基诺，那么，群众的幻想会加深，群众的独立动员会被削弱。推翻马可斯并非菲律宾革命的唯一目标。该国斗争的一个中心内容，是解放菲国人民脱离外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在马可斯统治下，世界银行加诸菲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帝国主义资本大量渗入，而紧缩政策和军事统治，则保障了利润。今天，阿基诺的财政部长不敢改变以往的战略，因为要打破帝国主义对经济的箝制，就要动员菲国群众，但一旦群众动员起来，就会推动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的动力，这却是统治阶级最为害怕的。土地改革是斗争的另一主要内容，它关系到不仅是债务缠身的农民、低贱的农产品价格和跨国公司的侵略，还有大量无地农民。身为地主的农业部长，无法超越马可斯推行的蹩脚改革。所有这些政治民主、民族解放、土地革命等民族民主任务，在先进工业国家，都是在资本建立经济统治的过程中达到的。可是，到19世纪末，踏入现代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市场关系在所有低发展国家建立，这些国家便没可能像先进国般有平衡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依赖性的资本主义在前殖民地世界建立起来，这些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即使它最『民族主义』的份子）害怕工人多于害怕外国资本，因此连民主任务也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便落在工人和贫农身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工农联盟。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早年的时候曾强调：『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长期斗争……需要动员所有革命份子，特别因为本地统治阶级倾向于与外国资本妥协，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正如在西方采用工人联合阵线的口号是用来帮助揭露社会民主党如何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一样，反帝联合阵线的口号将帮助揭露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帮助工人群众发展革命意志和提高阶级意识……』（《共产国际首四届大会文献》第415页）在2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共产主义运动趋于官僚堕落时，反帝联合阵线及其与解决革命的民主任务的关系，被歪曲了，从原本是动员群众争取本身阶级利益的策略转变为压抑群众使之与所谓反帝的资产阶级进行纲领性联盟的战略。要与资产阶级联盟，就表示要减弱工农的要求（因工农的要求的逻辑发展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在菲国，由于工人运动不能提出一个政治上的第三个选择方案，阿基诺便填补了空白。二月杯葛是失败的，原因并非因为没有选举舞弊，而是因为群众认为他们的干预可以撤换马可斯。但这并非如菲共后来所说，应投阿基诺一票。选举的时候，阶级利益问题会通过政府表达。为了杯葛舞弊的选举反对独裁者而建立联合阵线是一同事，跨阶级地联合支持资本家阶级的候选人又是另一同事。与压迫者阶级进行这类合作，会令工农无法建立一个独立的运动。阿基诺不会代表劳动者利益，可见于她同意以劳雷尔的保守政党的名义竞选。为此，她降低了取消美军基地及进行土地改革的主张。只当阿基诺拒绝接纳一系列主张后，『新爱国同盟』才呼吁进行杯葛，这时已无法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了。『新爱国同盟』的领导人相信，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独裁者，他们也看不到有必要在政治上组织工农——独立地不依附于亲资本主义的选举集团。如果群众组织尝试推出一个工会或农会的领袖出来竞选，那就不会让资产阶级反对派独占场地了。左派的独立动员是有潜质的，因为有数百万人属于工会、农会和贫民组织。如果发动一个朝向群众行动的竞选宣传活动，就有可能呼吁取滑美军基地，不偿还外债，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召开普选的国民大会，及提出工农争取民主和社会变革的其它要求，通过集会，游行、请愿及其它围绕争取选票而进行的策略，可以动员群众，当群众动员起来时，就有条件实行积极的杯葛。菲共的杯葛策略，根源是它认为农村武装斗争比城市群众动员更为重要。所以，即使是二月革命后，菲共仍说，『武装斗争是推翻反动、法西斯统治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86年3月号）尽管工人和城市贫民同情新人民军，但他们对阿基诺政府实行改良的能力仍有幻想。他们进行的求取每日生存的斗争，是不能用进行农村游击战达到的。他们的革命运动要建立和巩固，就要从工厂和小区的独立动员开始。菲共现正与政府进行停火和谈，其中的议程包括能否容纳菲共进入阿基诺—劳雷尔—安里莱的政府。这显示菲共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一翼的信任。到目前为止，菲共对阿基诺政府的『进步』一翼只作含蓄的批评，对于阿基诺委任而非由人民选出一个草拟宪法的委员会，菲共并不作声。固然．阿基诺政府在群众压力下作出的改革——例如释放政治犯，恢复人身保护令，撤除一些马可斯委任的官员——是应该加以欢迎的。但这并不表示要信任政府有能力解决菲国人民不断面对的问题。正因政府享有广泛民众的支持，所以就更需要建立另一政治中心。虽然独裁者已垮台。但压迫性统治的主要国家架构仍存在。要推进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就不仅支持阿基诺取消军事统治的机构和撤除亲马可斯的官员，还要呼吁全民选举国民会议和地方议会。菲国对美帝的附从，可见于美帝控制的市场支配了农民经济，更见于菲国的26亿美元外债和美军基地的存在。在农村，土地改革是急切的要求，而农业工人（尤其是在衰颓的蔗糖业）则要求有工做，有合理的工资。在城市，保留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斗争，是工人运动的主要斗争。所有要求，都必须结晶在一个战略性的焦点上——呼吁有真正的人民权力，一个工农政府，没有老板，没有富有的地主，没有军官将领。这样的群众运动是有前景的。工人罢工次数不断增加。而在7月6—8日亲马可斯势力的政变企图后更明显表露了阿基诺政府的阶级性质；国防部长安里莱还与叛乱者握手呢！目前，资产阶级尝试依赖阿基诺的道德形象来压抑群众的愤怒，但当政府的改良形象减弱时，资本家就会诉诸更多镇压手段了。如果有独立的取向，工农和城市贫民的群众运动就能采取主动。要能实现『二月革命』未达致的要求，就要坚决地维持运动独立于统治阶级的任何部份。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当群众自觉到其自身的力量、有信心于他们本身的群众组织能构成民主统治的基础时，社会主义革命就会在菲国提上议事日程。（美国《社会主义行动》1986年8月号）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菲律宾共产党内的辩论（毕迪尚，1988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律宾共产党内的辩论作者：毕迪尚（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23期）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5卷第2期（总第134期）1988年5月10日出版菲律宾共产党在70年代末期开始迅速发展。由于这个发展，出现了新的政治问题，开始在党内有限度的圈子内讨论。直至85至86年总统选举、菲共领导层倡议的积极杯葛政策失败和马可斯意料之外地倒台之后，这个辩论才突然扩展到整个组织之内。菲共15年的顽强反抗马可斯军事政权，实际上比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尽了更大力量，为86年2月的反独裁起义铺了路。但正当数以百万计人民走到街上，要求马可斯辞职的时候，菲共发现自己被推到一旁。因此，菲共领导层号召所有单位讨论这次严重挫折的原因。3个月后，菲共政治局对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在85年12月通过的政策，进行初步的自我批评。中央执委会的杯葛政策“政策”呼吁对总统竞选进行积极杯葛，说这次突发选举是政权的花招，企图争取合法性和抢先在民主运动的前面。在独裁政权严密控制下，反对派在这些选举是没有机会的，因为政权最终可以实施军法统治。选举也是为了答覆美国的关注：“美国帝国主义支持马可斯掌权到1992年……资产阶级反对派被鼓励参选，是为了给与选举合法性和保证反马可斯的反动派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美帝在菲律宾的计划合作。美国企图让马可斯的反动反对派分享权力和特权……为马可斯的过渡作准备。“合法的反对派分为3个阵营。保守资产阶级政党同意和参加竞选。最前进的群众组织和联盟反对美国和马可斯的计划，准备好杯葛选举。在中间，以马尼拉为基地的反法西斯者和自由派民主组织对参与或杯葛的问题是分歧的。……虽然大部份人相信杯葛是正义的，但他们认识到杯葛会做成与群众隔离。因此，他们号召参选。在进步群众组织和联盟之中，也有短暂的犹疑。”“政策”指出：“选举是良好机会，彻底和有效地说明党的革命纲领……人民会看到马可斯反对派的真正性质和他们的承诺和行动的无效；美帝的欺骗和反人民的目标会被清楚暴露。另一方面也有危险，大批人也许会走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特别是城市的中层力量……“因此，党的最合适和正确的策略是：发动强大的杯葛运动……配合其他策略性政治和经济斗争及城市和农村游击战。”杯葛的策略有4个基本理由：首先，参选会堕入政权的陷阱和愚弄人民。其次，独裁政权控制了选举游戏，革命运动不能改变它。“结果是预定的。选举只是一场戏。人民和革命运动参加它，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第三，他们没有一个候选人或政党有一个真正的民族、民主纲领。不能靠马可斯的反动政敌促进人民的基本民族、民主利益。他们只代表他们本身的反动和派系利益……如果我们参加他们，我们只会成为反马可斯的反动派的支持者，复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简言之，参与这次突发选举是与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相反的。”“第四，革命运动的基本和首要责任，是启导人民，批示出正确的行动和斗争。有少数人恐惧我们会与群众隔离，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做，大部份人仍然会投票。……即使是现在，大部份人民都能够看透突发选举的真正性质和目的。”在这些情况下，必须接受“与参与和支持保守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盟友暂时疏远和隔离”。竞选期间“亦是准备选举之后的广泛反独裁抗议和群众运动的时候。”上述的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立场，有其一致性和表面上合理地提出革命的主张。但是，这份通告的各种期望，没有一样实现。人民为民主要求的动员，推翻了所有预计的情况，将竞选运动转变为广大的反独裁斗争。选举并没有给政权新委任令，反而暴露了独裁政权和美国政策的矛盾。没有人能预见将会发生的事。但不少菲共党内和党外人士早在85年底已了解到这次总统选举不是一次普通选举，必须将它人微言轻反对独裁者斗争的一个重要阶段来分析。政治局势极具爆炸性。与中委执委会的说法相反，对杯葛的抗拒，不但在马尼拉出现，也在其他省份发生，菲共的战士以多种形式参与了竞选运动。公开的自我批评杯葛运动的失败很快便变得很明显，地方上的菲共领袖实际上更推行不同的政策。似乎在最落力发动杯葛运动的地区，例如在马尼拉，民族民主运动的孤立最为严重。在86年5月，菲共中央委员会刊物《国民》发表了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批评是实际的：“在创立以来的17年之中，党和它领导的革命力量大力帮助揭发、孤立和削弱政权，导致它的倒台。然而，当人民从2月7日突发选举之中，见到致使打击马可斯政权的机会的时候，中委执委会却只当它是统治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吵闹而空洞的政治战斗’。当群众在2月22日至25日自发而坚决地推翻政权的时候，党和它的力量并不在场领导他们。很大程度上，党和它的力量是在一旁，不能领导或影响数以十万计的行动中的人们。积极的杯葛政策，是基于对政治形势的错误理解。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最近将杯葛政策界定为一次重大的策略错误。”政治局指出中委执委会高估了美国控制地方政治的能力，低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坚决性，未能认识到军队内的矛盾的程度，“尤其是它错误理解人民深刻的反法西斯情绪和不惜超越选举过程的限制，以打倒法西斯独裁。其后的实践显示，……选举和它导致的重大事变，是人民反抗马可斯政权的长期斗争的高潮。……在这情形下，革命力量必须在策略上批判地参与突发选举，以能有效地结合和利用所有斗争形式，在政治活跃的群众的前列迈进，在迅速转变的局势中，维持弹性和主动的步伐。只有这样做，革命力量才最能扩大它们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和为革命取得最适度的成果。杯葛政策取消了这些可能……这显示对于这个时刻的政治领导任务缺乏认识，以及对群众参与革命斗争的目前水平缺乏判断，混乱了革命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虽然我们失去了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机会，又因为我们错误的杯葛政策带来其他负面影响，但事实仍然是：2月的事变代表了我们人民争取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斗争的伟大胜利。”《国民》的自我批语以乐观的语调结束（“前途是光明的”），它同时号召在党内发扬“民主精神”以推展讨论。事实上，在2月经历之后，菲共基层已出现辩论，虽然只是零碎和局部的。但到了5月，一份新的讨论刊物《实践》创刊号出现了。它从菲共内部之中，选登了一些文章。大辩论与党内民主《实践》第一期刊登了推翻独裁政权初期的一些批评杯葛政策的文章。它也包括一篇谈论泰国共产党危险的教训的文章。8月出版的第二期刊登了争论性的文章，继续辩论杯葛政策。它也开始讨论阿基诺政权的性质和分析萨尔瓦多的经验。《实践》是在菲共全国领导层同意之下出版的。它的编辑部在第一期表示需要更新党的理论思考：“必须掌握正确的政治取向和策略以及新的任务和工作方法。因此，为了取得胜利，革命理论必须永远与迅速开展的革命局势并肩前进。这是目前对党和整个革命运动的挑战。”第二期刊登了题为“党政策和民主”的社论。它指出部份人关注党内的现况，恐怕反动力量利用了菲共内部的分歧。在保卫党内必须“铁一般的团结”的同时，社论强调培养内部民主的重要性。事实上，直到现在，“党内牵涉大部份党员的活跃和健康的思想讨论的传统，并未能充份发展。”在全国领导层与党员之间和在各个党组织之间的交流远远不足够。“在这些方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仍然充斥在党内，特别是在各层的领导和不同委员会的交往方面。”这情况是有历史因素的。党存在于地下，决定了它的运行常规。在18年之中，菲共没有犯重大的错误，因此没有感觉到需要广泛的思想辩论。在过去，内部政治分歧是处理得很差的，也没有对此作严肃检讨。事实上，仍有很多理论工作要做。“这是第一次重大决策错误，直接影响和激发了大部份党员。”在尊重党政策和集中制的同时，必须发展内部民主。在杯葛运动之后，有关内部民主的讨论变得很敏感，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菲共领导层之中，曾经对总统选举的政策提出几个建议。出版《实践》的一批人亦曾提出另一套策略，将宣传式杯葛运动与反对选举舞弊和恐怖主义的运动结合起来；这样，革命运动便能支持群众的民主要求和与其他进步组织保持团结和合作。中委执委会——一个很狭窄的机构——以一票之微，不理很多其他领导机关的劝告，强行通过了“积极杯葛”的政策，与党大部份传统盟友作出短暂的决裂。这解释了在这条路线的失败变得明显之后，菲共党内的激烈反应。政治局的结论也指出：“杯葛政策……在了解和实行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方面犯了错误。”86年2月前后的辩论并不是有关对阿基诺有多少信任的问题，而是革命者如何能最佳地对复杂和紧急的局势作出反应。它并不是辩论“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的“民主阶段”的领导作用。例如，主要代表民族民主阵线与政府停火谈判的领袖奥金宝指出，支持阿基诺参与选举运动“无疑会加剧阶级矛盾”，令美帝国主义更难控制运动。被马可斯囚禁的菲共前领袖们，在85年底和86年初从监狱中参与辩论。菲共著名领袖西松主张“有限度杯葛”和反对中委执委会的倾向。他却是最坚定批评阿基诺政权的人之一。新人民军著名领袖但迪从狱中争辩，说应该参与竞选：“人民处于革命和起义情绪。这个情绪应该由党引向革命转变。但不幸地，党未能担起这个任务。”●从这个角度看，辩论首先是有关如何选择适合当时任务的策略。它可以综合如下：对于提倡实际和批判性参与阿基诺竞选（无论是否伴以“宣传式杯葛”）的一派来说，总统选举是反抗独裁政权的真正斗争机会，是一场重要的仗。这选举无疑是政权、离心军人派系、反对派资产阶级和美国玩弄手段的机会。整个“2月革命”的历史，正如任何伟大历史事件一样，是很复杂的。但竞选运动主要是真正的力量考验，是多年来反独裁动员的高潮。这是订定菲共政策的起点。必须考虑：独裁政权的倒台是可能的，但不是由劳动群众直接夺取国家政权。马可斯政权的尖锐危机并没有配合着革命危机。如果局势真正是革命性的，则杯葛政策可以是有力进攻的讯号。但“在85年1月，首都和城市都未有准备政治起义”。但我们不能弃权，因为反独裁的真正斗争正在进行，也不能因为局势未成熟而简单号召杯葛。“无产阶级革命者应该走弯路，以引领以百万计的群众更前进，准备向法西斯政权发动直接的革命进攻。但不幸地，他们不想走任何弯路，即使是最微小的转向选举道路的弯路。”●自觉地支持积极杯葛政策而又知道群众不会追随他们的人，希望以不给予“选举道路”和资产阶级领导任何合法性，来维持开放将来道路。顺从群众的“选举狂热”是错误的。在阿基诺和革命者之间，存有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美帝国主义），“是我们所不能妥协的。”“问题并不是首先集中于反法西斯斗争，然后加强反帝国主义斗争，而是只为了赶走马可斯而在反帝斗争的基本问题上作妥协。”在这情况下，杯葛政策不受欢迎，只会是暂时的。在不久将来，当群众失去幻想时，站稳革命立场会取得成果。“总结来说，在上述客观条件之下，党的杯葛政策是唯一适合和有效的策略。我们在选举中并没有抛弃群众，因为我们保卫他们投票的权利和对抗选举恐怖主义。群众认识到即使我们知道他们判断错误，我们仍保卫他们的胜利……如果认为党由于拒绝鼓励群众的错误而与群众疏离，是渺视群众的智慧……民族民主派的参选弯路，并非走向大多数阶级最后解放的弯路，反而可能变为较长的道路，即使没有因此而迷途。”菲共靠边站的严重后果这个策略辩论的重要性是不需要强调的，越来越明显的是，菲共在2月事变时靠边站，有严重和长远的后果。相对于中委执委会的目标而言，积极杯葛政策的后果是相反的。它加强而不是减弱了阿基诺的合法性，她成为“人民权力”和“2月革命”的唯一明显代表。她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她的形象。由于军方极右派的不断压力，广大层份的群众将民主愿望寄托在新总统身上，尽管阿基诺政权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和亲帝国主义的，而且它未能提供社会和经济改革，破坏和平谈判，容许半军事化组织扩展及进行血腥和不受惩罚的镇压。无疑，革命运动有好几次能发表意见。它维持了活动份子和深厚的根底。但到现在，它仍未能夺回政治主动。阿基诺能够在87年2月的宪法投票和5月的立法选举中重新巩固她的权力。新政权证明不能认真地对付令人民受害的罪恶根源。但总统竞选运动代表了该国政治生活的重要转变。“2月革命”的影响并没有在几个月之内消失。所有这些都证实了那些批评积极杯葛路线的人的主要论点。86年2月的总统选举是一场仗、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验。革命左派应该肩负战斗任务，在竞选动员的层面内争取领导民主斗争。它不能以提出本身的候选人来这样做，否则便会更加孤立，因为这个分裂好像会给与独裁政权直接的支持。正如经验所显示，“积极杯葛”政策事实上代表的宣传式被动立场，未能符合局势的需要。任务并不容易，因为局势很复杂，而革命左派在85年12月又已经部份地失去政治主动。只能在清楚明白力量对比和各有关组织的情况之下，才可作出实际的策略选择，即批判地参加阿基诺的运动和将“教育性”杯葛结合着积极参与选举斗争。但菲共本应可以透过它的群众基础和在不反对联合动员的情况下，组织起人民的反独裁愿望，推动成立真正的人民委员会，从而将劳动群众的要求重新带进总统竞选运动之内，而这些要求是阿基诺、劳雷尔和他们的政党所不愿和不能接受的。同时，菲共本应可以融合在选举动员之中，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的大仗，向阿基诺所企图建立的垄断挑战。革命左派要在这几个关键性的月内采取实际主动，领导反独裁群众动员，才能胜过阿基诺的个人声誉。这样，革命运动和人民委员会才会处于有利地位，可以影响2月7日之后的事变。在马可斯倒台后，他们才会取得至少部份“2月革命”的合法性及因此对推进人民斗争的效果。面对新的局势，需要找出新的反应。战略与策略菲共的辩论正是在这个很重要的战略选择的问题上两极分化。在辩论的中心，正是列宁主义的“具体分析实际局势”的论题。党的竞选政策不应是机械式地靠单方面评估总统选举为独裁政权的手段和一般地考虑革命计划的原则，而是应从深刻了解局势和它的创新性质来订定。全国民主阵线正式刊物《解放》的一篇文章指出86年2月“提供新的证明，显示实际生活比最先进的理论更丰富……很少人，甚至没有人预见到人民权力起义会有这样快和决定性的影响……一些民族民主派人士被事变吓呆了，这是可理解但也是遗憾的。现在在事后说来容易。但是，事变的方向，即使不是它们的确实形式和步伐，是可预见的……理论必须不断面对不符惯常形式的力量和事变。政治就是革新。政治领导需要虚心和有弹性。”其他一些文件将辩论扩大。例如全国青年和学生部门以下列作为对杯葛政策一个有力的批评的总结：“最后，我们认为问题远超过杯葛政策。在杯葛政策的背后，是深刻的问题：有关反法西斯斗争、议会斗争、联合阵线、城市群众运动以及总括来说，菲律宾革命的整个策略和战略。这些问题的思想根源自然应该受到细心检视。”除了85至86年的策略的僵硬的问题外，有关杯葛政策的辩论也提出菲共领导层的战略僵硬的问题。全国青年和学生部指出：菲共采取了“战略式反攻的3年计划。基于传统人民战争战略阶段的方程式而订出3年计划，原是没有错的。但错误在于紧守着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从而瘫痪了运动应付政治和历史转变的能力。”菲共干部维拉鲁保斯在3篇讨论文章中谈到战略问题。第一篇文章分析了在多个第三世界革命之中，持久战与起义的转变关系。他总结说：“当情况改变时，不单是策略需要改变。正如其他革命，特别是尼加拉瓜经验显示，当战略证明是不正确或不再适合总形势的重大转变时，它也需要改变。不幸地，我们在菲律宾是这样着迷于‘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即使起义的局势已清楚显示出正在发展，我们仍不愿意对战略作重大修改。……“在80至81年，尼加拉瓜革命后不久，菲共对整体战略作出某些修改。认识到菲律宾较高程度（比诸于中国和越南）的都市化、更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菲律宾政治的悠久资产阶级民主传统，党看到城市斗争和公开、合法的民主斗争在整个人民战争之中有更大的角色。“它认识到三个战略性结合的重要性：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农村的斗争与城市的斗争、国内战线的斗争与国际战线的斗争之间的结合。军事斗争、农村工作和国内战线仍会发挥主要作用，但政治斗争、城市工作和国际战线不会落后太远。但即使这是对‘传统’中国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修改，但党并没有重大离开‘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早在83年，菲共一些人提议在党政策之内加入起义的前景。在同年阿基诺被杀之后，曾有人提议准备经过起义的手段走向胜利的“快线”的可能性（并不是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慢线”）。维拉鲁保斯认为：在84至85年，党并没有战略上的重大改变。他现在认为：党早应在83年或更早转到起义战略；因此，最重要的错误并不是85年12月对形势的策略分析，而是早几年的战略的僵硬。在第二篇文章内，他分析了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农村斗争和城市斗争的相互地位，以及“战略阶段”的说法和革命危机在人民战争战略与起义战略之中的概念。“在阿基诺被杀之后，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局势。或是继续‘持久人民战争’战略，或是走向‘起义’。不能有中间路线……因为每个战略跟随本身的复杂道路走……我们浓度了走中间路线。我们守着‘持久人民战争’战略，却‘开放考虑’转向‘起义战略’。我们等待着，直至事变超越了我们。”在第三篇文章中，他分析了萨尔瓦多79年至80年的经验和它对菲律宾左派的教训。他的论据似乎受到强大挑战，包括一些批评杯葛政策的活动份子，其中包括西松。他倾向于认为中委执委会所犯的“策略错误”的后果是次要的，又肯定了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和策略构想的连贯性。在菲律宾左派之中，更多人表示需要更有系统地吸取其他国家的现代革命经验。关于萨尔瓦多经验的辩论在菲共以外的圈子内也出现了。一个独立社会主义左派活跃份子评论维拉鲁保斯有关起义的结论，认为它不够全面。在86年8月，《卡斯特罗与宗教》一书，激起菲律宾左派对社会主义和古巴的民主的辩论，以及菲律宾人对古巴和尼加拉瓜等同样有基督教文化背景国家的革命的兴趣。辩论的前景在86年底，菲共进入特别敏感的政治时期：政府与全国民主阵线的停火谈判、87年的宪法全民投票、和平谈判失败和立法选举。党的刊物回复到更教条主义。辩论似乎终止了，起码是暂时地。《实践》也可能停止出版。可以想像，在不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持续地下工作条件之下，是不容易组织深刻的讨论的。在86年，菲共经历了政治危机时期；尽管如此，在这年它体验了内部民主的扩大。我们所见到的辩论文章，显示了真正的成熟，并非偶然的讨论。从所提出的问题的幅度来看，这个讨论似乎未有充足时间发展，例如对和平谈判和选举运动问题的尖锐分歧，便是一个证明。我们期望86年开始的讨论可以在将来继续进行，不但会对菲律宾活动份子有益，也对其他国家正在讨论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活动份子有益。后者可以从菲律宾的革命经验得到很多教训。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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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大选令菲共阵营分裂（马红，1986年2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大选令菲共阵营分裂马红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马可斯抛出急促的大选，是要运用一切手段乘乱攫夺连任，然而活动起来的选民是不会于点算票数之后戛然而止的，无耻的暴君赤裸的行为，将原本只是搏一搏但求一变的期望，转化为义愤抗争的动力，汇聚于科拉桑．阿基诺的旗下创造了历史。选举的动力就是这样激化了矛盾，呈现出问题，摧化力量的组合，倒不论它是否一条出路或公正与否。各社会力阵营，正如社会整体一样会出现内部矛盾。如果有能力解决就有机会壮大起来，否则就有被历史浪潮淹没的危险。菲律宾共产党阵营号召杯葛大选，使内部分裂，出现危机。在菲律宾共产党及其推行的统一战线内（以后泛称左派），自从去年初成立了新国民同盟以来。①④连同民族民主阵线，以及新人民军／菲共，目前有三个层次，包容了党、军、工会、农会、学生会、教师会、民权会等等以及其它基层群众组织，无论范围或数量都甚为可观，一致对大选的正式立场都是杯葛。不过，决定这个立场的过程并非没有波折，而表面的一致性底下也不是没有暗涌的。拆伙反共左派同部份反对党派以往曾经连手杯葛选举。早在八四年时，一方面阿基诺被杀案正在激起示威浪潮，另方面朝向作最广泛的人民阵线的新爱国同盟还未产生；冒起头来的反对党派和寻求在城市中扩散的左派，就国民议会的竞选取得立场上和行动上的一致，进行了积极的杯葛。以动员群众来衡量，该次杯葛是成功的，但却为未能达到捣乱选举的成效所盖过。当时证明，群众中的很多层份，对投票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②反对党派跟左派在今次大选中却拆了伙。在八五年尾，成立了不久的新爱国同盟仍未站稳，各在野党正在为原定于八七年举行的总统大选酝酿联合候选人，在左派发动的罢工、新人民军的行动和美国说客（顾问）到访同样频密之际，马可斯于十月骤然宣布在三个月内举行紧急大选，令所有人大吃一惊，阵脚大乱（可见选举的威力）。尽管新爱国同盟马上推科拉桑出来当在野阵营的联合候选人，但保守阵营也随即推出了劳雷尔④，威胁要分薄马可斯以外的选票。在各怀鬼胎的政客、政党和美国势力的斡旋下，科拉桑终被右翼吸纳了，决定放弃用自己所属的『战斗』党的名义，只代表劳雷尔领导的改良主义党联合国民民主组织。与劳雷尔连手，而将左派摒弃。科拉桑选战前的变节应该不是意外。科拉桑来自高旺哥家族，菲律宾的椰子大王家族。她的副总统候选人劳雷尔所属的家族，更是历史悠久的统治阶级家族从他们的背景和在菲律宾的地位可以看到，他们和马可斯并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大家都同意让美基地保留；对他们来说，美资垄断菲经济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土地的高度集中更是他们所不愿改变的现状。不同的阶级属性决定不同的利益在大选中趋向两极化，驱使科拉桑回归地主阶级的怀抱，反美军基地的立场软化，又从同左派合作到声言攻共。于是左派就在十二月间亲眼经历科拉桑的转駄：被新爱国同盟提名；提出共党合法化、特赦、停火及与新人民军谈和等四点令美国憎厌的政纲；与劳雷尔谈协调；向辛海绵主教求教；与美大使博斯禾协商；决定与劳雷尔连手代表劳氏的政党；推翻上述四点政纲；对马可斯指为共党的诬蔑回避；以反共作为竞选宣传之一……被迫隐没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内，对事态的急剧发展感到意外的似乎是左派，显得步伐失调意见纷纭。左派面对突然的大选显得手足无措，反映在以下的事实方面：三大阵线（菲共—新人民军／民族民主阵线／新爱国同盟）之间对科拉桑参选的意义、局势的估计各有不同，在大选期间的杯葛或投入程度有异，而甚至在菲共领导层内部，也对反对派的性质，及应采取的对策，公开爆发了歧见。简单地说来，三大阵线的正式立场是杯葛大选，但实际的表现则可分为：积极杯葛、低调杯葛和批判参与大选三种：菲共／新人民军：基本上没有任何公开宣传杯葛的行动，有点守株待鬼的味道。民族民主阵线：与菲共的路线合拍，对大选持观望态度。新爱国同盟：内部严重分裂，基层性组织积极发动杯葛选举的公开活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持批判参与大选的态度，至于较著名的社会人物则偏向于无保留地支持科拉桑参选。③起初左派最外围的群众组织新爱国同盟提名科拉桑作为所有反对党派的联合候选人，草拟了要马可斯促成怀葛日程下台，总统选举跟地方选举相配合和民主化的参选大原则；但新爱国同盟的属会五．一运动却竟然同时号召杯葛④，称大选为骗局。接着由共党势力占主导的联合阵线民族民主阵线又声称大选不能结束马可斯／美国独裁，于是掀起左派内的激烈争论。与此同时，科拉桑加紧同劳雷尔谈判合作，结果以联票抛弃新爱国同盟告终，之后菲共才正式宣布号召一致杯葛。在新爱国同盟的另一属会公义自由民主全国联盟响应后，以及新爱国同盟的主席和副主席分别请假请辞加盟科拉桑之后，新爱国同盟还想争取科拉桑采纳取消美基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拒绝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的复苏紧缩计划作为她的政纲，遭拒才终于宣布杯葛。到这个阶段左派才有表面上共同的立场，可是新爱国同盟经已出现分崩离析之势，除了主席和副主席的离去外，很多民族主义者和独立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都决定投身入科拉桑的阵营内，试图从中将因阿基诺案而团聚于科拉桑周围的思变的民心加以引导。最初悉先杯葛的五．一运动的两个属会全国劳工联合会（NFL）和酒店职工会（NUHwRAIN）④，菲律宾主权和民主运动（KAAKBAY），以及两名前议员、民族主义者、激进份子廸奥诺和萨朗加，都选择了助选。此外，新爱国同盟棉兰佬岛的支部似乎也介入了支持科氏的竞选活动中。从事发的过程可见左派是被动的，杯葛的立场也可能是因无法参与、无从干预迫于无奈而作出的。体现在社会上，五．一运动于一月底在马尼拉开了个万人集会，二月二日新爱国同盟组织了游行集会，从吕宋岛三个方向前往首都汇集了二万人，之后就再没有大型公开活动，相对于科拉桑的百万人集会或者马可斯的三十万人集会显得逊色。党、军及联合阵线的低调杯葛则不见有任何公开行动，消失了踪影。对此鲜明的批判参与者却是一面消解被称机会主义的指摘，一方争取丰富科拉桑的政纲；既要作内部教育，又要动员群众；不但参加科拉桑的集会，也组织自己的支持集会。至于无批判地参与者既然没有自己的主张和旗帜，也就难以察觉了。总括来说，杯葛令左派退出了舞台，群众的大多数听不见左派的主张和意见，也没有听从左派的建议远离投票站（投票率近八成）。可是，如果杯葛是隐形的，那争论却是外露的；假如说行动上的分裂是迫于无奈，那末也可以说策略上的分歧可能是发自主观的弱点。形势估量从菲共领袖的访问（请参考本期另文《谈反对党胜利的可能性和前景——菲共主席西松接受访问》）、党和外围组织的机关报、各群众性组织负责人的言论可以看到公开的争论分别为：㈠产生提前大选的原因；㈡与之相应的策略；㈢对反对党派联盟的分析和评价；㈣展望大选后和未来的局势。西松的前提是相信美国命令马可斯提前大选赋予马氏合法权以剿共。他形容左派行动上根本必须杯葛，但也容许弹性处理，行动上的分裂实有助反对党派。西松基本上肯定科拉桑／劳雷尔联盟会推进人权、经济、反法西斯、及反帝国主义的价值。在西松看来，既然当前必须联合反法西斯，科拉桑和劳雷尔的阶级属性成为次要；倘若他们获胜，定会进行改革，为革命力量创造机会。他的展望是当马可斯舞弊得逞后，会全面打击左派、群众组织及反对党派，美国会在菲泡制越南局面，倒反令人民武装力量坐大；无论科／劳成功与否，左派都会愿意同其它反对党派合力制订宪法、多党制及议会制。㈠对于西松这套论调，左派的意见不尽相同。当他指出紧急大选是由『美国里根政府命令』举行的，五．一运动和民族民主阵线就称大选为『骗局』、『美国／马可斯的阴谋』。共党和新爱国同盟更进一步称之为『政治大丑闻』，『资本家反对派之间的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反动的马戏』、以至不值得他们支持的『无意义的闹剧』。但实行批判性参与的人就指出，西松在分析大选的导因和预见的结果中，夸大了美国的作用，美国统治层不见得就全都赞成让马可斯连任，否则也不会容许有关马可斯的财产丑闻见报；另方面人民的确普遍极度渴望更换总统，尽管他们有幻想，但也应该给予他们从参与中学习错误的机会。谁知历史的展开竟然是由人民混沌的求变的欲望构成推倒马可斯的主力呢！西松认识『从来都没有法西斯独裁者会在他安排和控制的选举中容许自己落败』是没有错的，但以此出发而认定厂以为马可斯会被推倒是错的』，『反对党派绝对无时间、无可能战胜马可斯的极权』㈤就未免流于静态了。策略运用㈡关于杯葛行动的解释，流亡的党领袖岳鉴波⑥界定『只有那些可以获得基本改革而非只换人』的选举，民族民主阵线、新人民军和共党才会参与；而西松则虽然对反对派在政治上给予肯定，但同时又维持教条，坚持杯葛选举是『革命原则』的问题，『必须』的做法，而且革命党及左派『必须强调政权罪恶的全面性，以及武装革命斗争的必需性。它们[革命党及左派]不以自己的名义从事竞选运动，不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或间接推荐或支持合法的反对党派候选人。』不过，西松也感受到民心普遍思变的压力，又立即出尔反尔，声言在坚持路线的同时，也容许弹性处理，不反对部份左派协助科拉桑！在教会中活动的一些左派中层干部的宣传却成为：摆在人民面前的只有三个选择——投马可斯、投科拉桑或不投票（杯葛）；对于低下阶层来说，其实只有杯葛一途；左派毋须就杯葛动员加强组织，因为已经广泛地于群众间生了根，大选不论是马可斯胜、科拉桑胜、政变或实施军法，人民都会知错回投左派。这种宣传方法显示不了解西松所说的『抉择并非简单化的』，应该考虑『弹性』，令遵从路线的基层产生内心矛盾，在电视转播点票过程时，他们边说毫不觉紧张，一边却死盯着荧光幕的票数。难怪很多群众组织都抱怨左派过于抱残守缺。妇女组织（GARBRIELA）的主席戴维娜（TAVERA）因为新爱国同盟想推该会采纳杯葛的立场而投诉说：『我不明白它们[左派]何以不能视此[大选]为策略问题。』菲律宾主权和民主运动会员翟道兰（FACTORAN）指出，这次大选『肯定的是马可斯同意将总统位拿来搏一搏，道比我们一向渴望的还要多！』《中周周刊》的社论警告说：『如果它们[左派]脱离反对党派，会在人们眼中开始成为罪人，结果会被孤立。这点，其实就正如它们所指出的一样，是选举企图达到的目的。』批判性参与的学界人士由于感到在科拉桑助选团内势孤力弱而深感痛心，责备左派今次脱离大队，分裂运动，将是一个毁灭性的错误，以后就再难厕身于联合的群众组织中间，无法影响形势的推展，自我孤立的结果将令革命由过左走至极左；菲共明白杯葛客观会分薄票数，间接有助马可斯获胜，它似乎预期马可斯选后镇压，会特别搜捕迫害独立的激进人士，迫他们逃亡农村投入新人民军的怀抱；另方面，从马可斯和科拉桑双方都以反共作为竞选内容而被受落，显示群众意识落后，左派思想工作失败，组织影响力低，尽管群众已经兴起，可惜革命领导虚弱。《中周周刊》报导，党内的异议者认为选举『作为策略必须获得认真的看待』，因为这次选举对未来数年间各政治力量的位置、关系和结合都有重大的影响。于是首要的任务是认识竞选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比如人民的政治兴趣热烈起来，正好乘机去教育他们，揭穿改良主义的『大害』是会『拖慢革命斗争的步伐。』在竞选期前后的较宽容的环境、正好从事广泛的宣传活动，激发群众运动，以及暴露出传统竞选活动的『浅薄和破产』。党内异议者的意见看来比领导者更深刻更灵活——对选举的属性和影响，它要求革命党的任务和所提供的机会更了解；倘若依样实行会令左派更能团结。评析对手㈢在评价反对党派的联盟时，连党报都好像有意要跟西松唱对台。他认为科／劳联盟比执政党候选人『远远较好，较可接受』，又说：『凡寻求推翻暴君的力量都拥有及增加正面的价值。』党报《国民》则形容『没有一个候选人维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并指摘科／劳政纲含糊，对美军基地立场摇摆及声言要跟（共军的）起义作战。事实上西松目击到科拉桑的立场在竞选的短短几个星期内，由提议让共党合法化扭转到声称在她得胜后，『假若他们[共党]拒绝放下武器，她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共和国[菲国]的一切力量去攻击他们。』至于劳雷尔警告要把共党视为『人民公敌』，用武力『使他们屈服』就更不会令人诧异。但是，当记者问西松是否担心科／劳联盟的亲美和地主资产阶级性时，他却强调要『首先考虑反法西斯独裁』，『在反法西斯主义上，我们可以对反对党派联盟有高的预期』，只轻轻地带过他们有亲美的倾向和大买办／地主的利益，又似乎忘记了科拉桑曾临阵变节，而笼统地将科拉桑所象征的较坚决地反军法镇压的『战斗』党同劳雷尔所代表的最保守最传统的联合国民民主组织混为一谈④。相对起来，岳鉴波虽未对反对党派的阶级属性和改良主义本质加以清晰深入地暴露和批判，但对科／劳联盟假如上台后的看法较为审慎，他指出这只会是『换人』，认为他们『不能够达致彻底的改革』，『看不见一种美国人愿意支持的新政府会有任何基本的改变』⑥。当然反对党派才刚刚上台，也许有人会认为目下就盖棺论定新政府会如何走未免言之过早，但是，根据科／劳联盟政见闪烁和立场趋向反动，以至其阶级和地主利益的矛盾性，而向广大的劳动者作出警惕，还是有其分析的基础的。否则无异是解除了人们的思想武装。基本路线从西松的言论中，未见其警惕和批判，却只见他的幻想和表扬。他认为：『如果反对党派联盟得胜，它要摧毁独裁就不能排除广泛的民主联盟。如果它实行没有了马可斯的马可斯主义，就要面对自觉被叛卖的愤怒群众』，这些都会『为革命力量创造机会』。他形容科拉桑『没有马可斯那般傲慢』，『她提出停火及谈判的前景是值得称赞的』，『显然她明白有需要去发展尽可能广泛的爱国和进步力量之间的团结』⑤。科拉桑却亲自要替西松打破他对自己的幻想，随即在竞选中宣告：『我不会委任共产党员入我的内阁。』无论科拉桑如何反应，广泛的联盟始终是西松的思路，也是菲共的思路。他自己在访问中有两点总结：菲共『为求推进民族独立和民主会考虑任何诚意寻求国民统一的建议』；『革命力量或合法的民族民主力量都有意打倒法西斯独裁，并制订新民主宪法、多党制和真正的议会制。』他重申一年前发出的号召：党和所有合法民主组织跟反对党派组成联合阵线打倒独裁者，并朝向联合政府共同工作。岳鉴波更阐述，当民族民主革命完成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经济及政治结构，须符合现状的要求，所以菲共仍得培植民族资本家，他说：『[菲共]预见和正在发展的，是让一种仍能发展菲人的企业才能的社会经济制度抬头。让它冒起并凌驾目前操纵着[菲国]经济的外国利益，以发挥菲国人民的潜能，创造力和精力。』⑥由此可见菲共极其重视非左派力量作为盟友，容许对它作出宽松的妥协，而将广泛的联盟集中于极度狭窄的箭靶——马可斯。果然，马可斯被广泛动员和集中抗争击倒了，只是欠缺了菲共的参与，更不为共党所领导。教条主义对联合阵线和联合政府这条『广泛联盟』的思路，并不见有任何异议，在亲共阵营内向来是一致的，它显然是导致党和外围组织有今次大选立场的根源。而更明显的是其中的矛盾。菲共一面只顾声言要打败马可斯，一面又不断宣称马可斯必胜；这边誓言愿意同心协力建立联盟，同时那边却自行杯葛破坏团结。今次大选透过菲共这些矛盾的潜伏、浮现至激化投射出来的画像是这样的：马可斯和美国政府，在人民和共军兴起的压力下，提前大选，以为趁在野力量未凝聚前攫夺连任，可随即先下手镇压反对党派和剿共。群众的耐性，自从八三年来已经急剧趋近临界点，选择支持象征性的科拉桑，决意要在大选中拼到底。过往忽略城市工人阶级工作的菲共阵营，本拟以民族民主政纲提名科拉桑参选。无奈科氏的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利益，驱使她的属党选择抛弃社会力量较弱的菲共阵营，靠拢亲美的右派。相反的阶级背走两极本非偶然，选举于是令左派和反对党派呈现矛盾，力量此消彼长。客观和主观的弱点使菲共阵营宣布杯葛，触发内部矛盾，行动分裂而领导层自我孤立。党领袖尝试公开辩解，却掀起激辩，更揭示出策略和理论的缺憾。同时又展露出党内有认真思考的一派，以及党外有积极摸索的一翼。这批异议者就大选向菲共阵营领导层提出了以下的质疑：在估量马可斯和美国政府的影响力时，是否忽视了人民兴起的因素？摧毁法西斯独裁是否当前唯一应提的革命目标？如何推行联合阵线策略，让革命力量拓大活动面，其间暴露改良主义，又达到某些短期而特定的目标？如何选择批判性参与或杯葛，利用作组织、动员、教育群众，从议会导向革命道路？这些竞选期间提出的问题，即令在大选后仍然有必须解决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固然更为重要的是菲共阵营的思想教条，剖析开来这条思路是认定马可斯能以舞弊获胜，之后会大举镇压，于是跟过往一样，反对党派会与非共阵营搞联合阵线，而新人民军会继续在农村增长。数年后华盛顿会忍无可忍而军事介入支撑马可斯，导入一个美帝侵略、人民反抗的『越南局面』，新人民军将会在部份解放区突然壮大，在区内进行土改，而最终以农民为主的人民战争开创一个联合政府的新政权。菲共这条革命道路，对中国人来说毫不陌生，跟中国的革命历程同出一辙。中共的历史正是加入国民党，被蒋介石屠杀，迫上井岗山，建立红军，进行土改，对日抗战，以乡村包围城市，击败国民党，成立四阶级联盟……。但是中国革命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要付出的庞大代价，如上井岗山是被屠杀被迫的，而后来更形成了一党专政，官僚统治的堕落工人国家，所以它是否适用于菲律宾，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事实上，菲共阵营的异议者也倾向认真积极地推展工人运动，在城市的无产阶级和贫民中细致而耐心地组织和动员，为未来的工人议会创造和培植条件。从对大选的混乱和无能，证验到党的基本路线是条岔道，如果菲共阵营能够认真检讨，也许可以作出调整化解内外的矛盾，站稳阵脚再向前进，相信党内外的异议者在检讨的过程中，将起着主导的作用。1986年2月28日注释：①新爱国同盟成立过程，见另文《塞翁得马聚又散》②附表《近事背景》③附表《促成杯葛日程》④附表《政治组织》⑤西松接受反对派日报《MALAYA》访问⑥岳鉴波（OCAMPO）接受八六年一月二日《远东经济评论》访问图：一、杯葛者提出要求增加工资25％二、交臂表示杯葛，曲指等如共党三、杯葛者认为大选是由美国和马可斯导演的骗人闹剧四、左翼学生示威抗议美军基地和提前大选五、科拉桑：“我不会委任共产党员入我的内阁。”六、五一运动的年青工人游行以示杯葛近事背景83—8阿基诺从美返菲，于军队严密保卫下被刺84—5国民议会选举，反对派联合杯葛动员成功84阿基诺案激起公愤，造成全年全国示威狂潮85—3民族民主运动人民阵线—新爱国同盟成立85新爱国同盟号召“民众罢工”运动获响应85全年近十一万人罢工，比上年激增近七成85全年新人民军进攻五百余次，多出去年四成85美政府代表频频访菲，表示担心共党发展85—10马可斯在美政府压力下宣布提前总统选举85—10马可斯在美政府压力下宣布提前总统选举85—11—30新爱国同盟属下五一运动号召杯葛大选85—12—2新爱国同盟列出三项支持候选人的条件85—12—3民族民主阵线指选举不能结束马可斯独裁85—12—11科拉桑劳雷尔联票代表联合国民民主组织85—12—20菲共正式宣布杯葛指今次大选为骗闹剧86—1—3公义自由民主全国联盟发表杯葛大选声明86—1新爱国同盟主席坦雅达请假去协助科拉桑86—1新爱国同盟副主席巴迪雅请辞加盟科拉桑86—1—6新爱国同盟在科拉桑拒绝合作条件后杯葛附表：“政治组织”革命派（地下组织)民族民主派政治组织主要组织民族民主阵线（NDF)新爱国同盟（BAYAN)主席：萨米尔（ZAMEL)主席：坦雅达（TANADA)支持政党菲律宾共产党（CPP)新人民军（NPA)联盟民族解放基督徒（CNL)公义自由民主民族联盟（NAJFD）工会工人革命委员会（KRM)五一运动（KMU)农会民族主义农民组织（SMM)菲律宾农***动（KMP)学生会民族主义青年（KM)菲律宾学生团（LFS)————————————————————————————————————————————————社会民主派改良派保守派政治组织主要组织人民斗争联合国民民主组织新社会运动（LABANNGBAYAN)（UNIDO)（KBL)主席：科拉桑．阿基诺主席：劳雷尔主席：马可斯支持政党菲律宾民主党——人民权力自由党（LP)国民党（NP)（PDP——LABAN)主席：毕曼托（PLMENTEL)代表：卡尔罗（KALAW)代表：罗尔（ROY)自由党（LP)国民党（NP)菲律宾共产党[旧党]（PKP)主席：萨朗加（SALONGA)代表：劳雷尔（J.LAUREL)主席：拉华（LAVA)联盟精神及目标联合之国国民统一委员会菲律宾意识运动（BANDILA）（NUC)（DAOP—PALAD)工会全国劳工联合会（NFL)自由工人联合会（FFW)菲律宾工会会议（TUCP)农会自由农夫联合会（FFF)学生会街坊青年（KB)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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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聚又散（毕迪尚，1986年2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塞翁失马聚又散毕迪尚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一年前菲律宾左翼组成了一个广泛的人民阵线称为新爱国同盟（BAYAN）。它于八五年三月诞生，五月召开了首次大会，包容了最重要的群众组织，以及工联会五一运动（KMU）、民族联盟（NA），农民运动（KMP）、菲律宾学生联盟（LFS）等等……新爱国同盟号称来自附属团体的支侍者达百万之众，在民族民主阵线（NDF）的影响下，成为民众反政府阵营的主流。但是去年五月及以后几周中，一连串支持新爱国同盟的小组织在全国的层面上退示了（在地区层面上可能不同）。来自马尼拉中心麦加地的一部份『噺派』资本家首先离开，接着是『毕滋』（阿基诺兄弟）和『社会民主』派。『社会民主』派稍后另组了一个竞争性的组织——旗帜（BANDILA）。这里必须指出，『社会民主』派包括了一些从事群众工作的左翼。这一翼既非在新爱国同盟内，亦没有加入『旗帜』。八五年五月的大会之后几个星期间，一些独立的民族主义者领袖，像前参议员荷西．狄奥诺，以及菲律宾主权和民主运动（KAAKBAY），也离开了新爱国同盟而又没有参加『旗帜』。新爱国同盟、菲共（CPP）、新人民军（NPA）和民族民主阵线（NDF）在广大群众之间，代表了一股没有其它可与之分庭抗礼的磁极。可是，到八五年底在竞选的问题上，这股力量似乎此以往任何一刻更形分歧。（摘译自1986年2月10日的《国际观点》）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谈反对党胜利的可能性和前景——菲共主席西松访问记（1985年12月26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谈反对党胜利的可能性和前景——菲共主席西松访问记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西松据称是菲律宾共产党主席，自1977年以来被囚狱中。以下访问记是在1985年12月26日进行的，载于菲律宾《商业日报》1985年12月29日。]问：你认为马可斯为什么要提前举行大选？答：这是里根政府下的命令。美国估计总统选举可以1、吸纳人民不满；2、让马可斯政权取得『新的合法性』，以能继续统治，尤其是镇压革命运动；3、加强亲美的反对党派，以能对抗马可斯政权相革命运动。问：马可斯—托伦天奴联盟与阿基诺—劳雷尔联盟，各自胜出的成会多大？答：如果选举是公平的，如果能够充份动员人民阻止马可斯的舞弊和恐怖行动，那么，阿基诺肯定会大幅度胜出。各反对党派的团结相人民支持反对派的热情，令人非常鼓舞。……为了『胜出』，马可斯将要像1973至78年那时一样，大规模地进行舞弊……反封派面封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对手的舞弊。从一开始，便要预期选举将会作弊。从来没有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会在自己安排和控制的选举中被挫敢。如果反对派赢了选票但输了点票，反法西斯的联合力量将能进而采取有最广泛群众基础的更有效的斗争形式。问：你怎样看待今次的杯葛行动？如果进行杯葛，会不会令反对派丧失宝贵的选票，而令政权取得这些票数？答：如果进行积极的杯葛行动——即呼吁人们不去投票。并尽可能在各地阻止竞选活动——就肯定会从反对派处拿走选票，使政权增加选票。例如，假如积极杯葛行动得到2成选民支持，那么，政权便可捏造这些选票，把选票偷去；这样，反对派会受双重打击，实质失去4成选票。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甚至民族民主阵线，作为坚决要推翻政权、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革命组织，必须杯葛选举。但为了保持灵活性而又能坚守革命原则，他们呵以将杯葛保持到最低程度，只是不公开或直接参与选择总统候选人，竞选活动，或是支持合法的反对派候选人。这样做，便可以让反对派候选人从他们的有组织的群众基础中求取选票，这些选票是可观的，可以是决定性的。一个消极杯葛行动的例子，是美国或是苏联拒绝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但不一定要求所有或大部份国家杯葛。消极杯葛将会刚刚足以引人注意某些原则或某些错误。问：你是否觉察到，某些有共同目标的联盟，组织和人士在杯葛还是参与的问题上有分歧？这些分裂，会否挫伤不仅是阿基诺—劳雷尔竞选拍档，而且是广泛的反法西斯阵线？答：在某程度上我觉察到主张杯葛和主张参与的问题，在于事件性的联盟或组织内引起讨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化的选择——积极杯葛呢？还是无批判的参与呢？在目前形势下，积极杯葛是太僵硬的，因为反法西斯联盟中的许多组织和人士，所有的『反对派』政党、以及民众中的大部份自发者，都是主张批判性参与的。当然，无批判的参与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意味向敌人投降。主张消极杯葛或是批判性参与的人，可以留在同一民主联盟和群众组织内共同工作。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激化争取民族自由和民主、反对法西斯独裁的斗争，同时揭露政权如何运用舞弊和恐怖手段，使竞选活动成为闹剧，成为对人民意愿的侮辱。主张消极杯葛的人，客观上间接支持了反对派，让它尽可能取得选票。主张批判性参与的人，直接支持反对派，但表明他们不会对法西斯独裁政权安排的任何选举活动寄以主要或全部希望。消极杯葛和批判性参与之间的分别，不但不会有损反对派，反而会有利于反对派。主张消极杯葛的人，可以自行举办集会及其它群众性行动，全面表达意见。但他们也可以与主张批判性参与的人、甚至是反对派候选人，在同一集会上发言，而毋须表示直接支持任何候选人。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反法西斯团结。而且，他们更可以在即将来临的地方选举中参与竞选联盟。许多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参与总统选举活动，是因为希望在五月的地方选举中加强他们的形势。问：对你来说，两个候选联盟哪个较好、较能接受？为什么？答：你提出了一个极之容易回答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阿基诺—劳雷尔联盟好得多、容易接受得多。法西斯独裁者寻求新的合法性的企图，是绝对可恨的。它的傀儡性、残暴、贪污腐化和谎言是极之令人憎厌的。任何寻求推翻独裁者的力量，都拥有并增加其正面价值。马可斯誓言要保持他的专断权力．并加剧反对人民和革命运动的血腥行动。相反，阿基诺—劳雷尔联盟允诺摧毁法西斯独裁，实行新民主宪法，恢复人身保护令，取消镇压性法令，无条件释放所有政冶犯，等等。马可斯不知廉耻地以美国、国际货弊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强制盘剥作为其经济方案，使人民受到更大剥削、苦难。阿基诺—劳雷尔联盟有利之处，在于他们能从马可斯政权的悲惨经险中吸取教训，否则只能使国家陷入更深的经济危机深渊中。马可斯表明将会延长美军基地至1991年以后。反对派联盟最低限度并未向美帝保证令本国的美军基地永存，也在某程度上考虑人民要撤销这些基地的要求。问：你不担忧阿基诺—劳雷尔联盟的亲美和上层阶级性质吗？答：无疑，阿基诺—劳雷尔联盟有亲美倾向和大买办—地主的利益。我不会寄望他们彻底反帝或反封建。因此，给他们直接或间接支持时，必须保持相运用批判性，保持民族民主主动。但我们可以寄望他们反法西斯。马可斯的法西斯独裁，是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合阶级统冶的最狭窄的集中，也是这些阶级中最服从美帝的部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受法西斯强国的联盟中，无产阶级及其它革命力量，并不拒绝与反法西斯资本主义及其它反动力量合作。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面对一个法西斯独裁政权。它长久以来与美帝密切连系，积聚了巨大权力和赃物。美国里根政权不愿一次过把它抛弃。美国首要的利益，是通过选举表演，制造民主假象。我们不应视马可斯为容易击败的对手。他乃有能力在再次当选上蒙骗过关，正如他完全粉饰了阿基诺行刺案一样。马可斯通过舞弊和恐怖手段『再次当选』后，一些美国发言人会批评选举活动的不法行为，其它人就会宣称它是公平正直的。大体上，美国会接受既成事实，并推动政权剿杀革命者和延长美军基地的寿命至1991年以后。假设马可斯寿命此预期长，他可能会在武装革命力量比现时增加2.3倍之后，才会退休或以某种形式被美国弃用。即使法西斯政权会抢去反对派选举胜利的可能性很大，民族民主力量必须在竞选运动中给予反对派直接相间接的支持，并提高他们的政冶意识。当独裁者取得虚伪的再次当选时，民族民主力量将可以团聚最大量的人，进行更有效的行动。问：假如反对派联盟胜出，会否从民族民主运动当中取走政冶领导权，只服务美国和反动利益？答：反对派要在今次选举表演中有争夺的机会，就必须取得最广泛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的支持。假如反对派联盟胜出，为了摧毁马可斯法西斯独裁政权．它不可能抛开这个广泛的民主联盟。而且，如果没有一个广泛的民主联盟（其中包括革命力量），就不可能解决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当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尝试推翻独裁者并处理他的罪行所留下的恶果时，这个动力为革命力量制造了极好的机会。革命力量会增加势力，在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的斗争的所有层面中前进，尽管（也是由于）非革命盟友在主观和客观上都有局限。假如反对派联盟胜出，它不可能忽略革命力量，也不可能立即对革命力量采取强硬政策。事实上，新政权将必须与他们谈判。继续实行马可斯的法西斯政策将会是自掘坟墓。新政权将需要一切支持，以摧毁马可斯独裁的残余，并处理人民面对的基本困难。如果它追随没有马可斯的马可斯主义，会在数月内名誉扫地和面对群众被出卖的愤怒，结果将会有更强大的革命运动。问：如果政权骗走了阿基诺—劳雷尔的胜利，你认为接着会有什复发生？答：法西斯政权会尝试先下手为强，在群众反抗兴起之前加强对革命运勤的暴力，也会在言论上攻击合法的反对派，但会避免发动强烈攻势，因为要让反封派参与五月的地方选举。如果有共同民族民主取向的组织不紧密地与合法反对派政党联合，就有可能在地方选举之前受到激烈镇压。因此，它们必须继续发展与合法反对派政党的联合，以阻止共同的敌人向任何组织进攻。法西斯政权在地方选举中取得尽量大优势后，就会扩大激烈攻击的范围，迫击反对派。到下半年，法西斯暴力和人民武装反抗都会戏剧性地增加。法西斯政权会将自己的暴力升级和革命反抗归咎于对方。美国为了保留马可斯作为主要傀儡，将会制造一个越战局势。美国因而可以保留它的军事基地，甚至在短期内增删基地数目，但它最后会完全失去它们。问：万一阿基诺—劳雷尔联盟胜出，菲共与新人民军同停火和与新政权谈判的机会如问？答：我难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可以猜想，他们不会拒考虑任何达致全国统一的认真建议，目的是推进民族独立和民主，反对危害国家的历史罪恶。阿基诺夫人提出停火和谈判的前景，是值得嘉许的。她并不像马可斯那样高傲。马可斯不断扬言革者或是投降，或是被杀。如果我的估计是正确的，革命者或合法的民族民主力量，将有兴趣摧毁法西斯独裁，实行新的民主宪法，多党制和真正的讲会制度。新政权即使不能在短期内与地下革命力量达成协议，它也会很快和合法民主力量达成协议。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阿基诺夫人会给人民什么？（1986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阿基诺夫人会给人民什么？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被杀害的菲律宾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阿基诺的妻子，终于与另一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劳雷尔达成协议，连手竞选对付马可斯。被马可斯指责为亲菲律宾新人民军和亲美的歌利．阿基诺，究竟提出了怎样的竞选政纲，针对菲律宾社会的严重危机呢？她宣称如果获选，便会检控马可斯谋杀她丈夫。她又答允放宽独裁统治。在纲领方面，她表示：『我所能真正唯一提供给菲律宾人民的，是我的诚意』。即使这样，她仍对一些重大政治问题透露了立场，基本上显示了她不准备推行基本的社会改革，在提及对这些问题关心之余，尽量避免答允任何基本改变。就美军基地的问题，她表示支持撤走基地，但未有决定实际的日期，并引她丈夫的意见，不支持立即撤走基地。在极重要的土地革命问题上，她的答复同样含糊：她质疑马可斯推行的门面的土地改革的成效，因此需要重新检讨土地改革计划，却没有提到需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作分配之用，也没有提到现时普遍的佃农制度，令佃农往往要将三分二的收成交给地主。城市工人的微薄工资，庞大失业和罢工者受政府残暴攻击等问题，她也没有提到，只是表示马可斯太多介入商业活动之内。对于新人民军，她表示赞成实行6个月停火和进行对话，但条件是他们放弃所有暴力形式，并表示明白不会取得新人民军的强硬派支持，但希望可取得大多数的支持。她的政策因此并不是寻求方法解决导致内战的各种问题，而只是企图分裂游击队。因此，对于菲律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危机，她并没有提出与马可斯政权有基本不同的对策，充份显示了资产阶级在维护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并不能真正扭转各种严重危机，甚至是不能提出任何改善方法。也许正如她在无意中听说出的内心话：『我所能真正提供给他们[人民]的，只是一个希望而已』。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美国在菲国大选前出手脚（1986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美国在菲国大选前出手脚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外传美国驻菲大使博斯禾夫联同经常批评马可斯内枢机大主教辛海绵是促使科拉桑与劳雷尔联票的人。他们又分隔开科拉桑与一些当初推科拉桑竞选总统的较为民族主义的组织。科拉桑到十二月中时在她的政纲内抽除了民族主义组织想争取的政纲。它们包括承诺取消两个美军基地，特赦政治犯，制订新宪法去取代马可斯七三年的军事宪法。另外，又传说科拉桑曾对新爱国同盟（BAYAN）表示，尽管该同盟的主席坦雅达是她的五十名影子顾问团的成员，她也不能与新爱国同盟一同工作。与此同时，劳雷雨经已多次宣称决定竞逐总统席位，及后突然于十二月十一日接受科拉桑的提议让劳雷尔作她的副总统候选人。劳雷雨改变主意后，科拉桑也随之变卦：起初她遵从较战斗性的人民斗争（LABAN）党要她勿在保守的联合国民民主组织（UNIDO）的旗帜下竞选，但科拉桑后来改变主意，于是满足了劳雷尔所开出当副候选人的条件。人民斗争的恼怒和联合国民民主组织的狂喜加起上来，就等如在科拉桑的竞选运动内取消了民族主义的政纲（劳雷尔的亲美一向被视为无法改变的），令事件性的小团体疏离、以及保证了美国在科拉桑和劳雷尔当选下也是胜利者。新爱国同盟拒绝推荐科—劳选票，但未能决定杯葛，声称『不参与』而对日后是否支持采取保留态度，这将取决于科—劳的新政府纲领会否包括取消美菲军事基地内协议，重新与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谈判菲国外债，以至其它问题。在美国广布棋子，向反对党派施予相当的压力之下，科—劳如要制订一套较激进的纲领，显得越来越不可能了。（摘译自亲左派通讯社《菲律宾新闻及专题》）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苏、中对菲律宾政治斗争的态度（军行，1986年2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苏、中对菲律宾政治斗争的态度作者：军行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菲律宾近年来政局动荡、广大群众反马可斯政权的斗争持续不停。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中国，原本应该以思想传播、实际帮助、典型示范等，推动菲律宾工农的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的马可斯政权的。但事实上，苏联和中国多年来都争相尽力拉拢、讨好马可斯，对菲律宾工农群众的社会斗争，对非共和新人民军，都不加以支持。这在客观上是帮助马可斯延长其统治。直至马可斯临近垮台末日，丧失了合法地统治基础的时候，苏、中两国政府仍然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掩护下，或者是公然继续支持马可斯（如苏联），或者是在表面中立的幌子下维护马可斯。苏、中的统治者都是为了追逐各自的狭隘外交利益打击对手而这样做。在马可斯宣布『获胜』之后，苏联官僚层竟致送了马可斯所得到的第一封（也许是唯一收到的）贺电；苏联驻菲大使向马可斯递交国书时，表达了苏联政府的『祝贺』，对马可斯说：「苏联继续在『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菲律宾的关系」（美联社2月19日马尼拉电）。直至马可斯宣誓就职总统并于即日垮台的那天，仍然未见有报导其它国家像苏联那样做。这样突出地公然承认马可斯空前舞弊为合法的举动，使克里姆林宫在菲人和全世界人民面前大大出丑。相对于美国政府之一面指责大选舞弊，一面支持反对党推翻马可斯，莫斯科在这场外交战中是落败的。中国的态度虽没有苏联那样赤裸，但「中国在北京发出的声明说，不会公开加以评论，因为北京认为选举是菲律宾内政。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两国人民之间存在传统友谊，我们非常珍惜这种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关系。』」（同上美联社电）所谓『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就是指两国政府的关系，亦即北京与马可斯政权的关系。直到马可斯被迫下台而出走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仍然拒绝对菲律宾当前的政治斗争表态，仍然重申『不干涉菲律宾内政』。从大选到马可斯垮台这19天中，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菲人民，都严厉谴责马可斯政府在大选中的大规模欺诈舞弊行为；但北京对此却拒加评论，这实际上是对马可斯的偏袒维护。例如，在北京《人民日报》上，对这种确凿事实一直都没有只字加以评论——除了两次引述美总统里根的话「选举中出现的『弄虚作假……』」（2月13日），和『总统选举有舞弊行为』（2月25日）之外。上述的各种表现，说明了苏、中对马可斯政权的政策的破产；也是一个实例，显示出在『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理由』下，不支持菲律宾群众反马可斯斗争，反而大力维护马可斯。在阿基诺夫人上台之后，莫斯科和北京仍会转变态度，改而支持新政权，继续像以前对马可斯一样，拉拢阿基诺夫人及她的政治合作者；同时在『不干涉内政』幌子下，不支持菲律宾工农、进步群众组织、菲共和新人民军等对资产阶级及其政权的斗争。1986年2月25日附图：阿基诺总统接见中国文化部长朱穆之，态度冷淡。相对她较早前欢迎美国议员索拉斯之亲热情况，有显著分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马可斯倒台与菲政局分析（小点，1986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马可斯倒台与菲政局分析小点十月评论第13卷第1期（总第109/110期）1986年1/2月出版统治菲律宾20年的马可斯独裁政灌，终于在美国推动下倒台。以科拉桑．阿基诺夫人和劳雷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对党派，以反马可斯独裁的姿态，赢取了大部份反独裁的群众支持，组成新政权，企图收拾残局，重建资产阶级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新局势对于在整个大选过程之中呈现策略危机的菲律宾共产党和左派力量，是更严峻的考验。但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民主橱窗时期，城市群众运动有一个发展的机会。严重统治危机和社会激进化经过马可斯政权独裁统治20年之后，菲律宾所面对的极严重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已达到非变不可的地步。在经济方面，菲律宾的国民经济停顿，农业陷入重大危机，外债严重，经济不但没有增长，反而持续萎缩，以马可斯及其亲信、家族为主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还加紧压榨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其它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藉着对菲律宾的经济控制和外债，加紧剥削菲律宾劳动人民，迫使政灌推行更严厉的紧缩政策。在政治方面，马可斯政权和军队的贪污、腐败、残暴、独裁，已令这个国家机器失去可信性。即使在名义上的军法统治被撤销后，马可斯政权仍只能靠国家机器暴力来维持统治，而且越来越难控制国内的政治局面。不但群众对政权架构失去信心，连资产阶级和美帝，也对政权的控制力表现怀疑，要求改革国家机器和军队，能够有效地统治，争取群众对国家政权的信心。菲律宾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将国内社会危机深化。贫富悬殊增大，更多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失业和半失业，影响着一半人以上。政权的加紧剥削和镇压，迫使各社会阶层的更大部份激进化，走上反抗马可斯独裁政权的斗争道路。过去几年来，主要以农村武装斗争反抗马可斯政权的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便是在这种社会和政治环境中取得不断的壮大，在全国大部份省份活动，令全体菲律宾资产阶级和美帝担忧，力谋打击游击运动的发展。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阿基诺在83年被马可斯政权军方枪杀之后，群众爆发庞大而持续的反马可斯动员。这个动员的领导权，逐渐被以阿基诺夫人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取得，斗争矛头也被集中在马可斯集团的几个人身上。虽然如此，社会群众的激进化仍在加强，城市的工人运动也有一定的发展，逐渐克服政权的镇压；罢工斗争也更形广泛和普遍。美国后台寻求消除危机美国帝国主义在这个前殖民地拥有大量经济利益和两个极具战略价值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历任政府都大力支持马可斯政权。为了保护本身利益．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和群众进一步向两极激剧分化，里根政权施压力要马可斯政府和军队作出改革，加强其统治和控制能力，改善其国内和国外的形象；美国政府同时又支持拉莫斯取代马可斯亲信贝尔，以牵制马可斯。当马可斯御用法庭宣布贝尔及其它人谋杀阿基诺的罪名不成立后，马可斯宣布恢复贝尔的军队领导职位，美国政府便加紧施压力，迫使马可斯提早进行总统选举。大选可以澄清国内局势，显示马可斯政权在全国的控制力相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力量对比。如果马可斯不必以明目张胆的舞弊而仍能取得胜利的话，便可以恢复政权在国内外的合法形象，减少资产阶级分裂的危险，延长政权的统治。如果资产阶级反对派力量取得重大社会支持，美国政府便可顺理成章地要求马可斯下台，让权力转移给更能驾驭群众的资产阶级代表。大选更可将群众普遍反马可斯的要求，引导在资产阶级选举的议会政治改良主义渠道之内，抵销群众激化的过程，而且能令主张武装斗争道路、排拒结合合法斗争策略的菲共和新人民军，处于被动和面对内部分歧甚至分裂的压力。马可斯政权完全破产整个大选过程和结果，清楚显示了马可斯政权的破产。在国际传播媒介和国内外监察组织的报导、监察和揭发下，马可斯政权的舞弊、暴力威胁和袭击选民及反对党派、贿买选票、伪造或没收选票、篡改选举结果、操纵点票过程等等丑态无所遁形。广大人民压倒性反对马可斯政权的意向，在这次选举中明确地表露出来。在这情况下，马可斯政权不顾一切，完全放弃任何公正面貌的假装，宣布选举胜利．只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破产，完全丧失了它的合法统治和存在基础。各国政府都明显认识到这一点，对宣布选举获胜的马可斯政权，都企图保持一段距离，以观望局势变化。反而是在幕后推动这次选举和寻求转移政权的美国，却闹出了里根总统乱说话的笑话，令国务院和国会尴尬不已。较具象征意义的，却是苏联政府率先表态承认马可斯政权的愚昧、短视政策，和中国政府打着『互不干涉内政，两国友好』的口号，实质上却是不理会菲人民强烈反对马可斯政权，继续推行它的机会主义外交政策。为了消除菲律宾这次空前的政灌统治危机，化解群众的大规模动员，美国政府加强策动将政权转移给阿基诺夫人和劳雷尔的行动。在美国特使哈比亲赴安排之后，拉莫斯和前国防部长恩里莱率先叛离马可斯。经过四日的内外压力、群众加强动员，在美国要求马可斯下台之后，马可斯终于被迫流亡国外，结束了他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新政权上台马可斯倒台了！受全国广大人民拥戴，连菲共都称许的阿基诺夫人上台了！人民持续动员争取推翻马可斯独裁统治的愿望初步达到了！菲律宾的局势会怎样发展呢？这两年来群众动员的斗争矛头马可斯从政治舞台消失之后，群众运动将会怎样走和面对怎样的政治局面呢？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目前得以缓和，但其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能否得以解决呢？新政权与菲共和新人民军的关系又会是怎样呢？菲共能否克服它的策略危机，甚至是改变其战略和工作重点呢？在考虑这一连串重大问题之时，更需要对新政权的本质、群众运动的发展状况和菲共的表现作进一步分析。虽然阿基诺夫人的原有政党是自由资产阶级政政党，但这次阿基诺夫人事实上是以副总统劳雷尔的传统资产阶级政党的纲领进行竞选的。劳雷尔是马可斯的新社会运动的创办者之一，直到数年前仍然是马可斯政权的重心人物，他现属的党与马可斯的党在纲领上没有基本的差别，在例如对待美国的立场上，可能比马可斯更亲美和软弱。阿基诺夫人在竞选过程之中，亦逐渐改变了几个主要立场，例如不再谈撤走美军基地，对菲共和新人民军的态度转趋强硬，言论走向明显反共等。至于在背叛马可斯过程中起了带头作用的拉莫斯和恩里莱，更是马可斯的长期亲信和左右手。可以预见的，是新政权在对待美国帝国主义的支配、美军基地问题、国际货币基金会和银行界的紧缩政策要求和支付庞大债务问题、国内的土地改革和农业破产问题、经济萧条问题等，都会采取与马可斯政权大同小异的立场，亦即亲美、亲西方、维护国内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固然，起码在执政初期，新政权需要摆出民主开放的姿态，推行一定程度的国家体制和军队改革，消除一些最受人民诟病的贪污腐败情况，重建已经破产的国家架构、军队和法制等的形象，争取人民的信心，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对付菲共和新人民军的政策上，它更大可能采取怀柔与打击、分裂与歼灭的并行政策，更灵活地对付这个革命敌人，尤其是在新政权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在释放政治犯、放松独裁统治、给予人民较大民主自由的同时。新政权将会寻求在意识形态上消解人民的动员，以呼吁全国和解、全民合作、作出牺牲等等，要求劳动人民退回家中和工作岗位上，作出更大牺牲和容忍，负担重建经济的代价。这个策略同样会被应用在分裂菲共和新人民军的斗争动员，扭转这几年的社会激进化和两极分化的情况。新政权除了团结了国内大部份资产阶级外，更得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天主教教会支持，以及在叛变行动中得以保持没有受分裂破坏的军队力量支持。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各帝国主义政权帮助它稳定国内局势的援助。因此对于统治阶级来说，它们现时有着一个良好的机会，寻求缓和国内最尖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打消群众的动员，分裂和削弱菲共等。菲共追不上形势发展回顾菲共过去两年多反马可斯独裁的社会动员，特别是在这次大选期间的表现，便会发现它已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策略危机，令它失去在这个过程中的主动作用，而且往往跟随不上事态的发展，在组织和行动策略上出现瘫痪的情况。面对着新政灌的政治情况和新的压力，菲共能否及时克服这个政治危机，对它未来的发展，会有很重大的影响。毫无疑问，菲共和新人民军在近几年来有迅速的增长。但这更多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危机，加上马可斯政权加强在城市和农村的迫害，在客观上所导致。对于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马尼拉的群众，普遍因为阿基诺被杀案而动员起来，菲共却表现得未能争取到对这些群众的影响或领导权，让阿基诺夫人的政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取得了领导权和主动性。菲律宾人民普遍藉这次大选而进一步动员，大部份人将打倒马可斯独裁统治的希望寄托在这次选举上，寻求以选举阿基诺夫人来反对马可斯。但菲共表现得落在群众动员发展之后，未能迅速掌握人民心理去向，适当地改变党及其群众组织的行动总策略，配合群众当时的意向，积极投入大选活动，提出基本的基层社会，经济、民生、民主要求，结合反马可斯独裁斗争和社会斗争，从行动中暴露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局限，以影响和争取领导群众，独立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事实显示，菲共由于未能适当改变策略，反而让事变的压力在内部分裂成两大主流，分为消极杯葛大选，和批判地参与大选，在组织和行动策略上有陷于瘫痪、无所适从的情况出现。造成这个情况出现的基本原因，是菲共本身的战略和策略。菲共封资产阶级反对派，特别是阿基诺夫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存有幻想，在强调现阶段是反马可斯独裁斗争的同时，认为资产阶级反对派与菲共的目标一致，于是容许资产阶级取得对群众运动的领导权。这正是菲共的阶段革命论的逻辑后果。菲共又认定马可斯政权不会因这次大选而倒台，将积极夺权斗争的时间推算在几年之后，所以忽略了这次大选的群众激烈求变心埋，对大选造成的微妙和不稳情况，以及后来的军方叛变，将政权转移给阿基诺夫人的发展，没有作出准备，陷于被动。菲共的游击战战略轻视了结合城市合法斗争和利用议会选举的策略，在这次事变中反映了它的限制和负面影响。菲共面临新考验新政权带来的新局势及其政策，将会对菲共和新人民军造成很大的压力，迫使它们面对更严峻的考验。以往动员重点是反抗马可斯独裁政权。现在骤然失去这个动员目标，对新政权的资产阶级领导又没有适当的策略准备，很容易会形成政策真空，不知如何应对新的局势。对于新政权即将实施的怀柔、分裂和打击政策，以及如何在群众中有效抵挡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攻势，应付暂获缓和的资产阶级统治危机的政治局面，是菲共短期内面对的主要政治考验。马可斯的倒台，基本上是群众持续动员争取民主化的压力造成的。在这个压力下，新政权的统治班底虽然大致上仍是与旧政权没有重大分别，但至少要开启一个民主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为人民提供一个民主橱窗期。在释放政治犯、恢复人身基本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等之后，社会基层组织活动将会有较有利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在城市的群众和工运组织工作。群众普遍在这两年来取得的动员斗争体验和对本身行动力量信心的加强，也客观上有助于基层组织工作发展。城市工运发展前景过去两年的菲律宾工人运动取得的进展，在今后较长一段有利时期，应该可以得到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尤其是因为社会、经济矛盾并未能在短期内有解决的可能，在经过一段与新政权的蜜月期之后，各种深刻的矛盾将会迫使基层工农群众恢复经济和社会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工运和基层组织的发展。仍取决于基层活动份子的努力和整个运动正视城市群众工作的战略，以及作出适当的领导。在左派力量之中，菲共无疑占了主导地位。因此，它对农村游击战和城市工人运动的战略，将会对城市工运能否利用新局势而扩展，起了不少影响。如果它未能对工运及时提供适当的领导，则工运的发展便端视目前仍十分微弱的独立左派能否补充这个空缺了。阿基诺夫人政权的上台，暂时缓和了菲律宾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和团聚了各资产阶级派系。但它要解决深刻和结构性的社会及经济矛盾，便需要工农群众负担重建的代价。在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之后，这些矛盾便会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矛盾。以菲共为首的左派力量，能否适应新形势，在战略和策略上重新武装，克服目前的内部危机，领导工农，利用新的民主橱窗期，对抗资产阶级和美帝的进攻——这将会对菲律宾未来局势发展有重大的影响。新政权面对的难题（1）菲共新人民军，现时约有一万八千名共党游击队，分布全国74省中的63个；（2）同时，左翼组织『民族民主阵线』控制着全国大部份的工、农、学生及专业组织；（3）廿五万军队的领导问题：恩里莱及拉莫斯曾得马可斯支持者，倒戈是美国压力及授意之行动，磨擦冲突难以避免；（4）外债250亿美元；（5）失业率高达15—40％；600万人（另一资料是30％）（6）出口瘦弱及通货膨胀，工农业一蹶不振；（7）贫富悬殊：国民平均收入只约700美元，富人比穷人的收入多20—36倍；（8）中产阶级反美情绪日益高涨；（9）政府部门贪污情况根深蒂固；（10）美国两大军基地之争议；91年约满（11）美国的干预和在菲国内的影响力；附图：1、马可斯包车派钱载人去其竞选集会，车上人以手号及海报表示支持科拉桑。2、劳雷尔：『共党为人民公敌，应用武力使他们屈服。』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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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国群众继续动员推进革命！（社论，1986年2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菲国群众继续动员推进革命！（社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3卷第1—2期马可斯终于垮台，是菲律宾人民群众广泛动员、反对独裁统治的一个胜利成果。这个胜利成果，对于世界，尤其是亚洲的群众革命运动，具有鼓舞作用和深远影响。菲律宾的经验，证明了独裁者不会容许自己被选票所推翻，也证明了选举途径只能被用来动员群众，积聚人民的力量，而不足以用来夺取政权。反对派之能够取代马可斯，正由于有大量群众动员，令军队产生分化和中立，才阻止了马可斯无法以军事镇压来延续其统治。菲律宾总统大选之前，菲国已处于革命前夜状态：经济危机深刻，人民不满情绪高涨，统治集团分崩离析。资产阶级反对党派的总统候选人阿基诺夫人及其同盟者在大选前后，利用人民的普遍不满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进行竞选，并获得了热烈的响应。在菲律宾局势最危急的数日里，成千上万的民众以赤手空拳和英勇无比的决心守卫在叛军营外，并包围总统府，务求把马可斯拉下马。从群众有力地干预历史进程这个意义看来，这次事变是带有群众革命的性质的。为了阻止群众革命的爆发，维护美帝在菲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里根政府早就积极插手菲国政争。在迫使马可斯与资产阶级反对党派妥临失败之后．美国便支持反马可斯的派系；尤其在两名将领反叛马可斯之后，美国更公开支持他们，明显地要迫走马可斯，以和平地换马，既可阻止革命爆发，免致陷于无法控制的地步；又可把反对党派纳入自己的影响之下，继续维护美国在菲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而阿基诺夫人为首的反对党派，也宁可走向引狼入室的道路，与里根政府密切合作，让后者公然插手菲国的政局。资产阶级反对派藉以推翻马可斯政府的手段，显示它不能领导民众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解决菲国的民族独立和土地问题。检视阿基诺夫人的竞选政纲，可以看到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软弱和充满妥协性。初期政纲中，曾承诺撤消美军基地、让菲共合法化等进步主张；但往后采取了明显的亲美、反共立场。阿基诺夫人当了总统后，迅速宣布美军基地可以保留到一九九一年，之后再作商议。这再次说明，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能提出彻底的民族民主政纲，也无法解决因帝国主义的操纵和剥削而加剧的社会、经济矛盾。另一方面，虽然民众的兴起是促成马可斯下台的关键力量，但由于缺乏革命的领导，以及并非在阶级斗争的形式中兴起，以致不能摆脱资产阶级的领导。菲律宾共产党一向的战略、策略及其在大选前的表现，显示它未能适应局势。菲共的阶段革命论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游击战路，使它在政治上不能清晰有力地揭穿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局限性和欺骗性，无法提出鲜明和完整的民族民主政纲，争取群众的独立阶级动员。在策略上，菲共轻视城市群众斗争的力量，以至未能充分利用合法的斗争途径，壮大左派的群众组织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反而导致左派在今次总统竞选活动中出现杯葛还是参与的策略分歧，削弱了左派对今次群众斗争的影响力。现在，马可斯垮台，公敌一倒，以往被反独裁斗争所掩盖的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地主、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便会表面化。阿基诺——劳雷尔政权面对这个局面，将受到考验。群众在推翻独裁统治者之后，期望民主民生状况能够显著改善。要动员群众就有必要提出完整鲜明的民族民主政纲，它包括：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保障人民一切民主权利；无条件释放全部政治犯；所有政党都有合法平等活动的权利；没收马可斯集团的国内外资产；实行土地分给农民；实行改善民众生活的种种措施。并且，争取在民主普选的基础上修订宪法，改选国民议会。面对今日的局势，包括菲共在内的一切左派力量中心工作是要从资产阶级手中争取到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因此，它们有必要认真检讨以往的各种战略策略，将斗争运动重心转移到城市，利用一切合法斗争手段争取民众支持，提高人民意识，加强工会和基层组织的力量，以切合群众当前需要的政纲，促进群众的独立阶级动员，向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迈进。1986年2月28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vsprite1{background-image:url(http://l.yimg.com/a/i/us/sh/ydeals/sprite_shadow_repeating_091808.png);background-color:transparent;background-repeat:repeat-y;}-->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前言/1PeterGowan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TheGlobalGamble第一部分全球化赌博·导言/7·二“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12·三美元—华尔街体系/27·四美元—华尔街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演变/53·五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82·六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142·七结论/174第二部分全球化时期的政治格局·八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192·九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253·十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332·十一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348·十二北约与欧盟的扩大/390 |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WhoseMillennium?TheirsorOurs?
丹尼尔·辛格
(DanielSinger,1926-2000)
丹尼尔•辛格（DanielSinger），当代西方著名作家、记者、批判理论家。1926年生于波兰华沙，2000年2月逝世。曾为英国《经济学家》、美国《国家》等刊物撰稿，以文笔犀利、行文优雅、切中时弊而著称。
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问题。1968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1970年出版《革命的序曲》一书，为1968年运动欢呼，认为它加速了欧洲历史变革的步伐。1988年出版《社会主义注定如此吗？》一书。
《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是他逝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
·前言谁之未来？
第一部遗产
导言1989年及其一切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第二章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第三章冷战后的世界
第四章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第二部变动中的欧洲
导言光明来自西方？
第五章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第六章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第七章不满的法国冬季
第三部寻觅新社会
导言把握我们的命运
第八章超越劳动和闲暇
第九章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第十章平等的社会
第十一章重塑民主
第十二章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译后记 |
南非工会文件选辑：民族和阶级斗争不是对立的（武法马地，1987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民族和阶级斗争不是对立的武法马地以我们分析，目前局势的特征是政府没有能力改变力量对此有利于它，设法恢复商业大亨的信心(后者开始面对无法避免的人民权力，他们去卢落加便是为了寻求非洲国民大会给予他们政治保证)，和设法订出策略来赢取国际上的同情。这个客观现实的必然结论是革命局势已逐渐成熟。我们还需要看主观因素，评价它的角色和前景。事实上，人民已开始变得无法统治。在所有社会范围，人民开始准备将命运操纵在自己手中。在学校、大学、黑人居住区、乡村、工厂、商店和矿场，人民开始成立并行架构，作为平行权力出现。居住区人民坚韧抵抗国家暴行，显示了他们进攻和打碎种族隔离主义堡垒的决心。孤立敌人，夺取权力在理论上，目前的形势被界定为民族民主斗争。被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并不只限于某一个阶级属性，无论是从它们在生产关系上的地位或是在它们的长远目标方面。我们的多阶级策略，是寻求在夺取权力的斗争之中孤立敌人的策略，从而令敌人丧失权力，将权力置于民主大多数的手中。我们相信，这是解放运动的革命取向。由于在反对派行列之中的其它阶级力量不是一贯的民主，所以工人阶级的政治影响力一定要施加在它们身上，帮助它们清洗前瞻和活动之中的不民主。学究派说，那些以社会主义为答案的人必须将斗争中的其它参与者当作小资产阶级而删除它们。不用说，这个见解是不符合工人阶级纪律的。这是错误的倾向，企图将我们斗争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对立起来。好像两者是在两个不同世界之中。无论如何，普遍都同意工人阶级必须站在斗争的前线。我们相信，这个位置是不能由谈判得来，工人阶级也不可能站在一个它没有参与的斗争的前线。否则，社会主义南非只会是另一个『天国』。86年11月29日是南非工会大会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它的成立，被国内外的进步力量欢呼为将我国从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解放出来的一大步。坦诚地检讨它成立的过程，便显示出我们在所谓工会统一谈判中很不成熟。在其中一个阶段，我们的结论是：在我们界定为进步的工会之间，没有统一的基础。我们将相类似思想的工会组成派别。人们极力寻求证明某些派别是使工人阶级化，从而延长了彼此的敌视。当然，工会大会的成立．证明了这些立场的错误。工会大会的成立．将36个进步工会统一起来。它们有两个不同的结构组成：工业工会和一般性工会。工会大会通过了决议，组织有效的全国工会，统一在全国工会联盟之内，明显地，这个决议要求解放一般性工会。这并不表示我们看轻一般性工会在我国进步劳工运动发展史上发挥的历史性作用。历史证明了，一般性工会容易受到老板、国家和黑人傀儡政权的袭击。这个考虑，加上我们需要在组织上表现统一，清楚显示出一般性工会已完结了它的有用时期。这方面的改组将会消除工会之间无谓的竞争，加强我们采取有效行动的能力。『我们不是另一个政党』南非工会大会成立的时候，正是政权宣布紧急状态以对付广泛热潮之时。在这个问题中，我们的任务是秉着人民的起义情绪，将它锻炼为夺权的有效武器。但是，虽然我们认识到要进行政治活动，我们不能以政党的形式出现。唯一的途径，是透过我们的架构，与现存的进步小区、青年、妇女和政治组织联盟，进行这些政治运动，这使我们成为我国群众民主运动的一部份……工人占领工厂，有长远的意义。它带出了谁控制工厂的问题。虽然这些行动是自发的，但可视为胚胎形式的自觉性。如能有效跟进这类行动，将可解决在推翻南非政权之后怎么办的猜测。但必须指出，罢工斗争本身不能打败资本主义。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不会因为在某大百货公司或一个金矿发生罢工而解体。国家的真正转变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的转变。在这个平面的胜利，取决于社会的力量对此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规模。我们相信是正确的这个取向，清楚显示出工人阶级斗争不是南非工会大会的唯一领域。不幸地，理论并不能显示出革命斗争之中会出现的所有可行途径，因为生活、斗争和革命行动比最微细的理论分析还要复杂。理论结合着实际，将会显示出『对』民族民主『斗争』的态度，是将我们革命的两个阶段视为基本上不可间断的阶段。『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20期』上一篇回目录 |
南非工会文件选辑：南非工会大会87年新年文告（1987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南非工会文件选辑译者：小点（南非工运特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7／8月第十四卷第7、8期（总第127／128期）这里选辑的文件有不同的题材。第一份文件是南非工会大会领导层致会员的新年文告，报导了工会大会的情况，特别强调在每个工业建立一个单一和团结工会的紧迫性。计划中的合并受到延误，而领导层指出不能够容忍继续的惰性，后者主要来自某些细小工会的组织弱点或不同形式的派系主义。这份文件的另一个要点是关于工人自卫。这是首次被作为一个任务提出来。它反映了对工会份子的屡次袭击．特别是受到『因塔卡』的武装组织的攻击。另一份重要文件。是摘自南非工会大会副总书记武法马地向白人自由派学生组织的演词。这份文件的重要性在于他谈到不断革命。他以前是属于联合民主阵线之内的一个工会，可算属于1956年自由宪章的流派，传统上支持纯粹的民族和民主革命。这文件可以显示这流派的现时立场，是被强烈吸引到社会主义的前景。此外，他谈到对综合工会的负面评价，是来自这个派别的工会领袖首次清楚认识到这类工会过往的弱点，大部份这类工会从属于联合民主阵线。他的演讲显出南非工会大会内部的政治重组，移向宪章派的左面，以及传统工会左派支持与联合民主阵线组织结成联合阵线。其它的文件是有关争取最低工资运动的总路线。它们的内容是激进、有教育性和公开地反资本主义的。从这些文件选辑，可以看到南非工会大会和它的65万会员现时的立场(包括工会内对内部民主的不断关注)。对于全球的工会份子，这是值得参考和讨论的。南非工会大会87年新年文告『前途在你们手中』我们以南非工会大会的名义向你们致意。我们在1987年向你们致意，这一年是我们运动巩固和决定性行动的一年。南非工会大会刚满了一年。在今天，我们更接近解放，从贫困、饥饿、剥削和种族主义之中解放出来。但一个长久和艰苦的斗争，仍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斗争走得这样远，是由于以工人和青年带头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斗争和团结行动。我们的道路并不容易；虽然我们将南非工会大会建成为一个群众性工人组织，但前路是更为困难的。在我们面前有更多机会，但也有更大危险。我们受到各方面的袭击：老板、他们的政府和同盟者。他们恐惧、疑惑；在他们的危机之中，他们可以见到我们变得更强大。他们要阻止我们进展，因此他们实施紧急状态。他们拘捕了我们数以千计的同志。他们派遣军队进入我们的居住区、学校和工人集会。他们的同盟者派出暗杀队来袭击和杀害全国各地的工人，例如我们被杀害的五金工人工会的同志。他们设法打垮敢于斗争的工人。我们都知道，情况是严重的。我们都知道，需要最大的团结，来保卫自己和在斗争中前进。我们都知道，需要从错误和挫折中学习，以巩固成果，加强我们的组织，在87年迈进。同志们：在今年，我们要克服我们的困难。在今年，我们要克服我们的分裂。在今年，我们要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最大规模群众联合行动。一个工业一个工会，现在就要!我们要确保所有地方、地区和全国的组织架构是巩固和正常运作的。要有效地做到这点，我们需要每一个工业只有一个工会。在我们大会成立之时，我们保证在6个月内合并和组成巨大的工业工会。现在已经过了14个月，但我们仍未做到一个工业一个工会。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再继续下去。同志们：我们有重大的工作要做。我们要组织数以百万计未有组织的工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要将数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农场、铁路、建筑和公共部门的工人带进我们的行列。我们只能以建立强大的工业工会来做到这点。建立和加强车间代表大会必须加强我们所有的架构特别是地方上的车间代表大会。它们是南非工会大会的支柱之一，确保你们的意见由你们的车间代表在大会上表达。如果区内没有车间代表大会，你们必须争取成立它。建立南非工会大会车间代表大会，作为每个地区工人团结的有组织的发言者。建立工人支援行动在我们成立大会上，我们说：『一人受害、全体受害』是我们的指引；我们亦通过了决议来指导未来的斗争。我们取得一些进展．但并不足够。很多时，当我们的同志独力对抗老板或政府时，我们就手旁观。很多时，当我们的同志被拘留时，我们就手旁观，尽管我们决议以联合行动对抗对我们组织的每一次袭击。而当我们决定采取强大行动，例如在7月14日反对紧急状态或12月1日抗议五金工人工会同志被杀的时候，我们运动内的问题和分裂，削弱了我们的抗议行动。建立群众联合行动群众联合行动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我们一定要吸引以百万计工人、青年和进步民主组织支持和援助我们。这样我们会建立以工人为领导和以我们的要求为中心的联合行动。我们可以预见老板和政府最强烈地反抗我们争取全国联合行动的斗争。他们会更努力攻击我们运动。他们会试图成立暴徒党，特别是用失业者，来分裂和恐吓我们。他们会鼓励部落主义、种族主义、派系和分裂．来削减我们的团结。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同志们：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必须更致力和严肃地建立架构、团结和动员能力。以便将决议付诸实行。老板和政府也见到我们这个弱点。我们发动6月16日和5月l日的历来最大的全国总罢工和矿工工会动员最大的全国工业行动抗议健乐士金矿工人的死亡，都令他们震惊。但他们也见到我们动员7月14日和12月1日行动的失败，因而加强了他们的信心。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力量的基础是在车间之内。我们不能让内部分歧影响行动的团结性。我们之间必然会有分歧，这是在每一个民主组织之中必须的，以能找出最好的前进方法。这正是工人民主的意义。但它的意义也在于：一旦我们作出了决定，我们便全部忠于这个决定，尽我们的力量，以有纪律和友好的方法贯彻推行它。让分歧导致工会的分裂，例如在运输工人工会，或是让它冻结了组织行动，例如在东角城，或是让它削弱地方组织，都是极之可怕的。同志们：让我们保证这些情况不再发生，并以纪律处分那些企图分裂我们的人。行动今年，我们会将决议付诸实行：争取所有工人有最起码生活的工资；争取将失业者组织在南非工会大会之内；争取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全国性联合行动——这些行动是最重要的。争取最起码生活工资的运动是我们今年的主要行动。我们必须特别组织和团结群众力量在一个清晰的、协调的、团结的全国生活工资运动之内，以及组织失业者。这个运动会打击利润制度的中心。我们的要求是要起码的生活。如果老板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为我们提供我们的需要，我们便不要老板的制度。我们要取回我们创造的财富，让我们全体有起码的生活。将失业者组织起来我们要组织以百万计的失业者在我们联会之内，来加强争取最起码生活工资的共同斗争。我们可以施行禁止超时工作和实现40小时工作周的决议。让我们动员支持这个运动，与失业工人共同争取不减工资地分摊工作和由老板支付的庞大公共工程计划；来创造职位。建立工人自卫我们必须组织我们的自卫力量，来保卫我们和我们的斗争，对抗袭击。在很多地区，工会大会的工人已经开始保卫自己。我们要在各地都加强它。对我们的攻击是这样严重，这样多的人已遇害，我们必须在每个车间和每个居住区建立自卫，保障我们取得的成果。没有其它人会保卫我们或我们的斗争。我们必须这样做。建立民主的小区和青年组织我们在工作间和小区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对于影响我们生活的决定没有控制权：被强迫交租、高昂的交通费、居住区的恐怖条件。这些问题直接与工人所得到的饥饿工资有关。因此，工会大会的工人正领导在居住区建立街坊委员会的斗争。这些委员会会提供斗争所需的民主组织、团结和力量，在有组织的工人的领导下，争取影响我们生活的控制权。工人阶级的最强大、最好和最可靠的盟友是青年人。他们不剥削别人，他们与我们共同迈往工人社会，不会失去什么，只会赢得一切。我们必须尽力建立与学生青年及其组织的联系，与他们分享建立民主组织的经验，与他们分享我们斗争的路向和前景。组织农业工人农业工人正开始组织在农民工会之内。在城市工人和农村工人之间，将会建立一道坚实的桥梁。以百万计的农村工人和农村贫民，会与城市的工人携手争取对土地的控制权。我们必须尽力和尽快建立这道桥梁。妇女工人优先在我们运动之中，女工有特殊位置，因为她们承担最沉重的工作。每个工会大会的工人都有责任保证女工的要求、参与和斗争得到加强。如果我们的解放并不能成功制造到每一方面都平等自由的人，则我们不会得到解放。我们争取分娩权利、同工同酬、育儿服务和反对性骚扰和有害的工作的斗争，必须在我们目前所有斗争之中取得最优先权。我们在斗争中的领导角色，是取决于女工的勇气、坚决性和领导力。现在就要一个国家、一个工会联盟同志们：我们处于交叉路口。我们见到了一年来的更多斗争、困苦和希望，现在已是时候了。如果我们要生存，我们便必须共同前进，反抗老板的利润制度和贪婪。南非工会大会是南非每个工人的家。正因如此，老板控制的南非职工大会解体了；正因如此。老板绝望地尝试组织因塔卡的工会大会，对抗南非工会大会。如果我们团结在一起，他们的努力是注定失败的。现在已没有障碍阻止任何民主工会加入我们行列，成为一个国家之内的单一联会。我们的任务我们誓言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今年我们必须巩固和统一我们的组织，在有组织工人的领导下，与其它进步组织进行决定性的联合行动。要做到这点，我们需要最广泛的民主辩论，以能在7月的全国大会之中提出前进的纲领。我们必须以组织力量、团结和清晰的目标，来真正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走向新的革命社会——一个以工人的需要为决定的社会。我们怎样建立这个社会和它会是怎样子的——这些问题必须在大会的前后。在各属会和组织之中深刻讨论。同志们：前途在你们手中，这个斗争完全取决于你。确保你们的南非工会大会是团结的；确保你们的工会充份和积极参与南非工会大会；确保工会大会是民主的；确保工会大会在你的监察之下，做你所要做的事。团结起来的工人，是永不会被打败的。工人能够管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想象一下，即使只是那七大公司是以工人的需要而不是老板的利润来管理，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工人将会把持了经济的駄盘。通过我们的群众民主组织，我们将以全体人民最需要的产品为根据，共同订出计划。我们将会为我们和未来而工作。我们知道这并不容易。我们会有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所有问题要应付，事情不会一夜之间转变。但我们会探索研究。我们需要房屋、学校、道路、电力、排水系统、自来水、体育场、剧院、会堂、戏院、巴士、火车、食物和衣服。我们会见到我们需要多少和什么地方最需要它。我们会以生产这些东西为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会在我们之间分担工作。我们更会在我们之间分享我们所有工作的成果。我们不会全部富有。我们不会全部贫穷，没有人会贫穷。我们会不断共同工作来改善我们生活的质素。一同计划、一同工作、一同分享、一同学习；我们会共同前进，对抗贫穷、无知和困苦。消灭廉价劳工制度最起码生活工资运动，是对南非资本主义的根本挑战。争取全国最低生活工资的斗争，会打击压迫者和剥刽者制度的心脏。种族隔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是建筑在极廉价、极度剥削和极度控制的劳工之上的。对非洲工人阶级的控制，开始于一百年前。种族隔离主义被创立，以帮助老板在金矿业取得利润。金矿业的利润有限，因为金矿石很深和很低成份。昂贵的机器是入口的，而由于金价被固定了，所以高昂的成本不能转嫁给消费者。因此，老板取得高额利润的方法，是用极廉价的劳工，比其它资本主义世界更极度地剥削工人。经过长期的斗争，矿业资本家成功地迫使工人为很低的工资而工作。这是通过强迫非洲人要靠工资生活(1913年的土地法掠夺了他们的土地，此外还加上税项)；控制工人的流动(用通行证法例)和申请职位(用移民劳工制度和劳工部)；控制工人能够居留的地区(用种族地区法、通行证法例)；以及维持庞大的失业大军，永远为争夺职位而压低工资。在当初，这个极度剥削制度是为矿业而设。但其它行业的资本家也利用这个制度来建立企业和榨取利润。政府的任务便是维持这个剥削和压迫制度到今天。一个世纪以来，历任政府一直忠诚地为资本家控制工人阶级。它们不断维持和改进种族隔离主义的控制，以保证高度的剥削。因此，今天的经济是建筑在多个世代受极度剥削的工人的劳动之上。南非的资本主义利润一直是倚靠高度剥削。将经济建基于这样高度的控制和剥削之上，带来本身的政治问题。在这些少数资本家掠取利益的同时，他们也产生了摧毁自己的种子。工人阶级比以往更集中地组织在一个纲领之内，并为它而斗争，这个纲领将社会转变向社会主义。种族隔离资本主义也有它的经济代价。极低的工资带来高额利润，但也同时造成庞大的工人消费市场需求的问题，例如房屋、食物、衣服等。但没有金钱去买它们。由于工资低，占人口大部份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很多有钱消费，亦即对货品和服务的需求低，工业受限制，制造业比正常的少。这造成南非较低的增长和较小职位。老板结果由于付出低工资而取得较少的利润。结果不是一个能满足工人需要的增长中的经济，而是一个带来裁员和贫困的萎缩经济。这是资本家不能解决的问题。他们的逻辑要他们付出更多工资，令更多的金钱能用在消费品上．带来更高利润。但他们的贪婪反对他们的逻辑。他们的贪婪告诉他们：付出更多工资，便会得回更少的利润。身为资本家，他们的贪婪战胜了逻辑。整体经济因此受害。即使老板被迫提高工资，但如果他们能够加价，将增加了的劳动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通货膨胀会加剧，因此即使工人有更多工资，也不能买到需要的物品，结果等于没有改变。这个问题不能让资本家来解决。工人和他们的组织必须夺取主动权，建立对经济的控制。增加工人的工资会长远地改善经济。工人有更多金钱，对货品和服务的要求便会增加，因此带来增长和创造新职位。争取生活工资的要求，会对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带来更多职位和为工人阶级提供较好的生活质素。但只要老板仍然能够以他们的利益为重(采取高额利润)，这便不可能发生。他们或是反对增加工资，或是提高物价。这两方面都不会有利于工人或经济。公开资本家的账簿我们要看你们的账簿。我们要看我们为你们赚的每一分是怎样用掉的。我们不单只要看财政公报，我们要看你们所有收条、支票簿和财政数据。我们需要知道这些资料，让我们能见到你们掠夺我们多少。南非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民主．政府不容许黑人投票或有决定南非财富如何使用的权力。它们甚至在提高面包或汽油价钱时，也不咨询消费者和工人。它们在决定如何使用税收时，也不作任何咨询。它们拒绝让我们在政府之内有任何发言权。它们运用权力，将财富保持在少数人的手中。老板们也是一样，当老板决定如何使用利润时，他们也不咨询创造这些利润的工人。事实上，他们如果可能的话，便不会咨询我们有关我们工资的增加。只要看那些没有工会的地方，例如农场，那里的老板决定增加多少工资，如果有增加的话，只有是透过我们在工会内建立起来的力量，我们才能迫使老板谈判我们的工资增加。对于老板和政府，民主并非是要争取的原则，而是要斗争对抗的东西。他们企图摧毁我们的工会，破坏我们的罢工。他们企图摧毁我们的小区、青年、妇女、学生和政治的组织，拘捕我们的领袖。这完全是由于他们要保有他们的财富和权利。他们最不愿意的，便是我们对国内的财富有任何发言权。以国家预算为例：每年政府取得以亿元计的税项，用在政府和统治国家。我们完全没有被咨询，政府只是独断独行，作出预算案。国家的会计和预算簿应该公开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我们创造的财富怎样用。我们必须有权决定消费的优先次序。在工厂内也一样，我们每日辛劳工作，创造公司的利润．但老板将账簿收起，不让我们知道。由于创造这些利润的人是我们，我们必须有权利看这些钱怎样用。我们必须能够研究公司的纪录来决定如何使用利润。我们更要能够核对老板所说的利润是准确的。他们通常隐瞒利润，或将很多利润浪费掉。我们能确保这些金钱是可作为我们的生活工资。有时，老板说公司很少钱，我们便要找出原因。如果我们的工作为所有人需要而产生的整体计划一部份，我们便永远不会浪费我们的劳动。我们怎样能检查账簿呢?我们可以见到『公共』机构的公司报告摘要。公共机构容许大众购买公司股份。但如果一两个人买了大部份有限数量的股份，他们便能控制这公司，即使其它人也有股份。这些公共公司要向股东发表年报。这些报告列出公司的活动和财政报告，后者列出利润、税务、银行贷款、分给股东的利润等等。但由于这些报告只是摘要，它们并不显示钱怎样赚、经理取得多少薪酬、工人工资有多少、买了什么机器，等等的详细资料。这些重要资料被删掉了。公共公司的工人可以找出有关他们公司的极有限的资料。更详细的检视会显出多很多的资料，如果我们要知道公司是怎样运行和我们创造的财富去了哪里，找出这些资料是很重要的。只要当我们有足够强大的组织，才能要求和迫使老板公开这些账簿．私人公司的工人如果没有斗争和组织。便更难找到这些资料。法律说私人公司除了报告政府之外，不必将利润告诉任何人知道。要找出这些老板怎样使用我们为他们赚到的利润，我们便要要求他们公开所有账簿。从这些账簿之中取得的资料，将会加强我们的斗争，帮助建立我们控制工作中发生的一切事务。老板会尽全力反对我们的要求。对于他们，除了利润之外，再没有其它此这些商业秘密更珍贵的了!我们需要斗争争取公开这些账簿。这个斗争是我们争取最起码生活工资斗争的一个重要部份。7月之前统一我们生活和工作在全球第20个最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我们的经济由一小撮庞大垄断公司支配着。差不多9成的财富由10间大公司控制。我们争取最起码生活工资的斗争，是为了保证我们制造的财富回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在这个斗争中，我们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来向巨大的垄断公司挑战。经验教训我们：在一个地区之内组织的工会，或者无论是在那里工作的工人都成为组织对象的工会，在对抗垄断公司时，是没有用的。它们永远不能够取得所必需的全国工业力量来对抗支配全国和每个工业的垄断公司。正因如此，工人们决定南非工会大会的一个原则是：必须在各主要部门统一起来，成立强有力的全国工业工会。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足够。中央干事会现已决定，所有在同一个工业的工会，必须在7月前合并和统一。到了7月的全国大会召开时，每一个主要工业只能有一个工会。在每一个工业成立一个工会，我们将会取得巨大力量和团结性。南非工会大会将会是一个巨大工业工会的联盟国，将有主要工业的工人联结起来。我们将会史无前例地组织起来。这个全国性工业组织，对于发动例如最起码生活工资的运动，是必需的。我们已经有意志、勇气和纲领。我们现在需要组织，以付诸行动。一个工业、一个工会；一个国家、一个工联会。这是我们需要的将会有的组织。每个工业和全国的工人携手，将会建立赢取斗争所必须的统一、协调和支援。我们会建立全国工业工会。我们会建立最起码生活工资运动。我们会建立我们的未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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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南非工会大会！——《国际观点》社论（1987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保卫南非工会大会！——《国际观点》社论译者：小点（南非工运特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7／8月第十四卷第7、8期（总第127／128期）南非军警在4月29日袭击南非工会大会(下称工会大会)的全国办事处，驱逐了工会干事。南非政权由此对该国的主要工人组织发动公开的攻击。这个攻击发生于两个重要政治考验的前夕：5．1劳动节和5月6日的白人大选。去年的5．1节出现了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这次袭击紧随着一连串对付独立工会运动的严重事件之后。在4月22日，南非警察杀死了6名罢工黑人铁路工人，又捣毁了南非工会大会的办事处。此外，五金工人工会的领袖和4个同志被囚禁了几个月，现正因为领导居民委员会的活动而被指控高度叛国罪，面临很严厉的刑罚。自从86年7月实施紧急状态以来，普通的群众运动受到很严重的打击。现在，工会大会成了政权新的进攻目标。国际工人运动必须保卫工会大会和所有独立工会。如果政权继续镇压工会大会，将标志是政权镇压群众运动的新阶段，而不单是对非洲国民大会、联合民主阵线和全国论坛等组织镇压的延续。以工会大会为首的工会运动，代表了南非历来最高度的团结和战斗。差不多所有政治和工会组织都有参与，在工会的架构内讨论斗争的前景。预定在7月举行的工会大会全体代表会议，将会是巩固阶级斗争工会运动的重要阶段。此外，工会大会加强了与社会粗织的合作，特别是与其中最活跃和激进的力量：青年运动。最近成立的南非青年大会，统一了认同联合民主阵线的青年运动。这个大会与工会大会有联络。南非政权不能客忍所有这些发展，它不能容忍逐渐发展成为群众运动骨干的工人运动无限制地加强力量和激进化。伦敦《观察家》周刊报导：『黑人反抗运动已出现了转变。它已从政治和小区组织的层面走向工会运动。前者受到紧急状态的打击，被严重破坏，但后者抵受了紧急状态的打击，甚至加强了力量』。事实上，这个工人运动刚开始了斗争的另一步。黑人铁路工人的罢工规模，是重要公共部门前所未有的。它结合了已进行一个月的邮政罢工。铁路和邮政工人的罢工，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继超级市场工人大罢工之后，它证实了工人的自信。全球各地的工人，必须取得南非境内的消息。工会代表团应该访问南非，目睹工人和群众运动的发展。斗争中和遭受着镇压的南非工会，必须得到财政援助。国际工人运动必须建立广泛和积极的支持，支持南非独立工会运动。(译自《国际观点》第120期社论)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美国制裁南非的用意（1986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美国制裁南非的用意（国际近事述评，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3卷第10—11期总第118／119期1986/10、11美国国会终于采取一系列此较严厉的经济措施制裁南非。在9月底，参众两院分别以超过三分二的大多数推翻里根的否决。通过实施制裁措施。这个决定是里根外交政策的重大失败。白宫对南非的政策，是等待南非波特政权所答允推行的“改革”。这个政策并没有显着效果。美国国会的决定因此反映了越来越大部份美国统治阶级态度的转变。即使是在保守的参议员之中，也日益恐惧南非出现越来越激进的群众运动。对大部份美国政客来说，维持现行的种族隔离主义，是对美国和整体资产阶级利益的长期威胁。波特政权拖延推行结构性改革，白人自由派则分裂，紧急状态最后仍不能压阻群众运动。美国帝国主义很怕群众运动最后会克服考验而变得更强大和更有组织。国际舆论注意力都集中在对南非的制裁措方面，但其中一部份措施反映了美国企图更直接干预南非的政治活动。制裁法案包括禁止援助任何支持“死亡颈圈”行动和其他“严重违反人权”的组织，它包括4千万美元的援助基金来帮助南非一些团体，特别是在工会，私人企业和黑人社区发展方面的团体。这些行动与南非现时一些白人自由派团体在黑人居住区积极活动，美国工会团体在南非的积极活动不谋而合；美国工会的这种活动正令南非独立工会运动担忧。美国国会这些措施事实上是为了促进类似苏鲁族酋长布特拉西或温和工会主义的解决方案。美国制裁措施包括：禁止新的美国投资和贷款；禁止出售电脑和石油产品；禁止在美国出售南非金币；取消南非航空公司在美国的降落权，等等。取消制裁的条件是：撤消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首先是文迪拉；政党合法化；废除种族隔离主义；与黑人组织谈判。这些制裁措施对南非的影响不算很大。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加剧了过去3年来美国与南非经济关系下降的趋势。而它们的政治重要性更大；南非政府更难于解释说美国国会是牺牲南非给“共产党”的一班人。因此，南非国内的国民党和自由派之中会有更激烈的辩论和分裂。很难说南非统治阶级能否团结内部资源来克服新的困难情况。70年代罗德西亚的例子往往被借用；当年该国能够利用制裁而建立现代化的工业替代货品入口。然而南非的情况甚为不同。一方面，南非经济更为复杂和有更多资源；另一方面，罗德西亚当年可以倚靠南非来绕过制裁，而南非现在却没有后援。最重要的，是南非现在的群众反抗运动远比当年的罗德西亚强大；社会动乱、罢工和对抗严重影响各企业。因此，在这些经济和政治因素打击下，南非的经济衰退将会持续。正是这个经济衰退，而不是什么道德原则，解释了美国企业3年来从南非撤离的原因。恐惧南非群众和工会运动扩大和激进化；南非经济情况的恶化；保卫美国和其他资产阶级的长期利益——这些因素是迫使美国统治阶级实施制裁措施，向南非统治阶级施压力的原因，而不是由于美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已变成诚恳的民主人士，为南非黑人伸张社会正义而作出这些行动。但与此同时，制裁行动代表了美国国内的支援南非黑人运动的胜利。在过去数年来，这个支援运动加强了行动，令里根政权对南非的政策广泛地不为人民接受，迫使国会作出制裁的决定。这个结果也是南非群众运动的胜利。以非洲国民大会和独立工会运动为首的反种族隔离主义运动，清楚地表示支持外国制裁南非政权，反驳了那些说制裁行动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南非黑人的宣传。美国的制裁客观上会有利于欧洲的反种族隔离主义运动，迫使欧洲各国政府采取制裁措施。英国和西德政府以往坚决反对实施制裁，现在便会因此受到更大的压力。但同时在面对着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新政策和政治手段时，民间的支援运动必须更清楚地解释这些政治手段的背后原因。帝国主义一方面希望向南非政权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恐惧革命会爆发，所以它们的政策只会是摇摆不定的。一个真正的支援运动只能基于工人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只有这个独立于官方的运动，才会揭示西方企业在南非同样压迫工人，才会积极支持南非工会运动反抗镇压和不断向南非政权施压力。南非群众运动正期待国际上更多支持，反抗政权的镇压和紧急状态。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矿工工会——南非矿工斗争的成果（夏殊，1986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矿工工会——南非矿工斗争的成果作者：夏殊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5月第十三卷第5期（总第113期）经过数十年的痛苦、低微的工资、没有自己的组织，南非黑人矿工终于铸成了保卫他们利益和尊严的有力武器：全国矿工工会。通过他们的斗争和积极活动，他们组成了全国最大和增长最快的工会。在82年成立的全国矿工工会，到85年底已有25万会员。这个成果得来并不容易．矿工工会是在近几年最艰辛的工人斗争之中成长的。罢工工人不但要抵抗公司的武装守卫，还要抵抗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警察。很多矿工失去了工作，一些更被杀害。即使这样，矿工仍支持着全国矿工工会。他们更取得历史性成果：他们的工资虽仍很低，但已有重大的提高；一些被解雇的矿工重新获得职位；老板被迫承认工会是矿工的合法代表。更多的黑人矿工透过全国矿工工会，走到劳工运动的最前线，对其他工人和被压迫者起了模范的作用，参与了争取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南非的广泛斗争行列。矿工受到多重压制南非矿工工人受雇于整个经济最重要的工业之中，因此握有不少社会力量。虽然随着南非的广泛工业化，矿业的重要性比较上在下降，它仍占了南非国民总产值的2至3成，和外汇收入的6成左右。在多种丰富的矿藏之中，金矿最为重要．是全球已知最大的金矿脉。每一年，矿公司谋取到的庞大利润，全落在南非资本家和国外投资者的口袋中。从矿业取得的巨大财富，主要靠黑人的劳动队伍。在矿业构72万雇员之中，超过62万是非洲黑人；有色人种约占1万，印度人约900；其余8万5千左右是白人，多敷是职员或技术工人。在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制度之下，每个黑人工人都被不自由的工作条件束缚着。国家严密控制着黑人的居住地点和行动，令黑人不能自由地出卖劳动力。种族主义的雇佣制度，阻止黑人晋升到技术工作．严厉的镇压迫害，阻碍黑人工人自由组织起来。黑人矿工受到最广泛的限制；除了种族主义政权之外，他们还受到矿业商会的限制。当局对黑人矿工的最主要控制，来自已有百年历史的移民工人制度。在这个制度下，非洲工人从各黑人居住区受雇。透过集中的雇用机构，约95％的非洲黑人矿工是这样受雇的，其中6成来自南非，其它来自邻近非洲南部国家，如索莱托、莫桑比克等。矿工必须签合约，合约期约为9个月到15个月．合约期满后，矿工必须回家再申请。移民工人必须将家庭留在乡间。这是碛公司压低矿工工资的一个要点。工人家庭在乡间种植的食物虽然很少，但仍容许矿公司将工资压得低于维持矿工及其家庭在城市生活所需的费用。移民工人甚至不能取得其它非洲工人所有限的城市居住权利。移民劳工制度特工人束转在乡间，阻止了他们的完全无产阶级化，即是成为沿袭的无产阶级，后者没有回到乡间土地的前景，将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特和永久的无产阶级。移民劳工制度同时加强了当权者实际控制黑人矿工的能力。虽然很多任务人再次被同一公司雇用。但公司可以很容易地拒绝重新雇用战斗性的工人和『搞事者』。矿公司用集体解雇方式来打击罢工，将工人赶出矿场，因而失去在南非停留的权利，被迫立即回到黑人居住区或邻国。在受雇期间，移民矿工必须住在监狱一样的宿舍之内，这些宿舍条件极之恶劣，20o个工人挤在一间房内，睡在石屎或铁床之上，是常见的情况。这些宿舍只有一个有守卫的出口，甚至有守卫塔，探射灯等，用来防止和控制劳工骚乱。为了分裂和分化矿工，宿舍依照黑人种族和语言分隔开来。矿公司更有意识地制造种族争执，阻止他们组织起来。职位亦以种族界线区分，较高技术和管理职位留给白人和有色工人。工人被分裂和受到严密控制，矿公司老板则组成强大的矿业商会，集中雇用和谈判工资事情。这个组织制度配合着移民工人制度和种族隔离主义制度，将黑人矿工的工资压得此很多其它工业还要低。平均的非洲矿工工资更只是白人矿工的六分一，但比起70年代初期的二十分一，已是很大的改进．黑人矿工受到极度剥削，这亦反映在矿场内的很高的伤亡数字上。在过去10年，超过8千矿工在意外中死亡，另外23万人受伤。估计南非矿场死亡率此英国高6倍，恶劣的工作条件同时严重影响矿工的健康。当他们丧失工作能力后，便被遣回原居地，得不到赔偿。矿工斗争的历史黑人矿工并没有消极地接受这些条件。金矿罢工的纪录远溯至本世纪初。反抗有时以罢工或是“骚动”的形式出现。但在最近的全国矿工工会出现以前，大部份的反抗是没有组织的。在二次大战时期，矿工曾成功组织了非洲矿工工会，并在46年领导7万以上黑人矿工罢工，要求提高工资，但遭受警察镇压，杀害了13人，摧毁了罢工。工会此后一直未能恢复过来。在60年代，南非政权加强迫害非洲国民大会和其它反抗力量，令组织矿工的工作更困难。到了70年代，矿工的不满开始爆发，这部份是由于受到73年德班市的庞大罢工浪潮、非洲南部国家的解放斗争取得进展所鼓舞。74年的一连串金矿罢工，明显超越了官方形容的种族冲突，而是寻求不同种族的团结支持，增强了阶级认同。76年的苏伟图和其它黑人居住区的青年大暴动，加速刺激群众在政治和工业内组织起来。黑人工会会员人数开始有重大增长。政权不能阻止黑人加入工会，被迫改变劳工法例，作出让步和加强控制工会。在79年，政权开始承认非洲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虽然工会仍受到很大限制，但它们已能利用这微小的缺口来加强它们的地位。黑人工会扩展至全国大部份主要工业内。伹矿工面对的特别困难和障碍，阻迟了矿工工会的发展达几年之久。黑人矿工工会化的冲击力，来自82年7月的矿工大罢工。7万矿工为了工资纠纷进行了罢工。警察的镇压造成10名工人被杀；数千矿工被解雇。但这次罢工迫使几间矿公司容许工人进行有限度的工会组织工作，它们的用意是利用“负责任”的工会更有效地控制工人不满的爆发。8个不同的工会随即开始组织黑人矿工。全国矿工工会是其中之一。全国矿工工会的成立全国矿工工会的成立，得助于南非工会评议会的推动。后者的倾导层受到黑人觉醒运动的影响，只开放给黑人加入。由于南非工会评议会以往的表现是很少号召罢工，又参加反共的国际自由工会同盟，所以矿业商会最初估计全国矿工工会会比较其它工会容易对付，于是给与它较多便利，准许它进入矿场、提供办事处等。这种待遇最初受到矿工和其它工会的怀疑。但逐渐地，对工会的怀疑转为积极支持，工会逐渐开展，吸收了更多矿场的工人加入，并在83年取得一些矿公司的承认，更为矿工争取到较佳的工资，从而吸引更多矿工加入。当全国矿工工会建立了力量，并越来越代表会员投入斗争之后．矿业商会对它的态度转变了，不但办事处被收回，进入矿场受限制，而且工会活动份子经常被解雇和拘捕，工人的罢工遭受警察镇压。全国矿工工会差不多比其它所有工会牵涉入更多的罢工斗争中。这些斗争往往由工资、福利、安全、公司迫害和袭击工会份子等事件触发。大部份罢工是实时发动的非法罢工，为期数小时到数天等。虽然一些罢工受到挫败、工人被大批解雇，但矿工继续勇往加入工会。他们被这个工会勇于为他们的利益斗争所吸引。到了85年底，全国矿工工会的会员人数达到25万人，包括l0万付足了会费的会员。有几次罢工是全国矿工工会的重要考验，显示了它的增长中的力量和仍然面对的障碍。在84年9月，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和依足谈判程序之后，工会发动了第一次合法的罢工。伹警察照样袭击罢工矿工，杀死了10人，就像以往的非法罢工一样。工会从这次事件中取得的教训是：它必须更积极组织工人，继续斗争。工会的第二次重大挑战是在85年2月和4月，在一间主要矿场的罢工。公司解雇了4万2千罢工工人中的1万4千人。但经过工会的继续谈判，公司答应重新雇用大部份工人。在85年中，全国矿工工会与矿业商会走向全国性对抗。工会要求大幅加工资，承认5．1为假日和有权参加谈判废除黑人矿工的职位限制等。在商会拒绝要求后，工会号召在6间主要矿公司罢工。这个号召是在南非政权宣布多个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发出的，所以含有向政权政治挑战的意味．在罢工开始之前．工会与其中3间矿公司达成协议，矿工得到加薪22％。这是各矿公司在矿工压力下第一次出现分裂。另外3间矿公司则恃着工会在这些公司力量未稳而选择对抗。结果，2万多罢工矿工的人数此工会预期的少，再受到矿公司的集体解雇打击，不久便失败了。其后，全国矿工工会领导了一连串艰苦斗争。今年1月初和2月初的参加罢工人数都超过2万人，虽然其中一些罢工仍然是失败了。动员基层保卫利益工会采取了多种策略，以保卫矿工的利益，包括直接与雇主谈判；利用工会的实力向政槽的工业法庭施压力，控告雇主违法解雇工人等；组织群众杯葛活动，与居住区的运动相呼应，又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争取所有工人的支持等。面对着矿公司和政权镇压的力量．矿工工会寻求动员会员的力量作为实力基础。工会让矿工主动接触他们，然后协助他们成立筹备委员会，自己组织起来，工会只是协助他们而已。最初，工会企图争取黑人矿工组长，但很快便发觉错误，因为他们有本身的利益，高得多的工资和担任管理职能，与大部份黑人矿工的利益不一样。现在，工会更注重最底层的矿工，因为他们已没有什么可损失。透过进行罢工投票，工会寻求直接动员基层参与罢工。即使在很多会员被解雇的矿场内，由于工会重视会员的积极参与．所以帮助了它从挫折复原过来。工会为所有矿工争取利益的斗争，帮助抗拒和克服政权和矿公司鼓吹的分裂和种族部落冲突。虽然这些冲突仍有发生，但全国碛工工会帮助了特工人的愤怒引导到反抗共同的剥削者压迫者身上。这方面的成绩，导致帮助南非政权管理黑人居住区的黑人勾结者的敌视。全国矿工工会成立之初，是受黑人觉醒运动强烈影响，拒绝非种族的组织形式或与反种族主义的白人合作。但它逐渐改变了立场，支持非种族主义。虽然全国矿工工会是各矿工工会之中最大的，但另外至少有7个矿工工会，包括与联合民主阵线有关系的工会；与白人工会领导层有联系的工会；与黑人觉醒运动亚桑尼亚人民组织有政治联系的工会；指称全国矿工工会是亲雇主，从而分裂出来的工会，等等。多个工会的存在，反映了劳工运动的一个弱点，更容易受矿业商会利用和袭击。团结工运，投入政治斗争为了克服这些组织分裂情况，全国矿工工会在83年底号召不同的工会以『一个行业、一个工会』的口号统一起来，并努力为统一劳工运动工作。当初促进全国矿工工会成立的南非工会评议会，对统一劳工运动存有分歧，加深了这两个组织之间的歧见，包括对基层参与和监管领导、与国际自由工会同盟的关系等。在85年8月，全国矿工工会脱离南非工会评议会。这帮助了它与其它工会在11月底共同成立新的南非工会大会。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代表了南非工运的一个重大进展，它有超过50万全费会员，包括了大部份主要是黑人的工会。全国矿工工会在南非工会大会内有很大的份量和影响力。大会的成立也促进了几个矿工工会之间的统一；大会成立宣告的其中一点便是『一个行业，一个工会』。此外，全国碛工工会亦很重视建立与其它国家的矿工的团结支持。去年11月底，它与非洲南部几个国家的矿工工会成立了南非洲矿工联盟。在英国矿工的历史性罢工期间，全国矿工工会积极作出声援行动。它又与其它国家的矿工士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例如与美国和加拿大的美洲联合矿工工会等。除了建立力量，争取保卫基层矿工的利益外，全国矿工工会越来越多投入反抗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之中。黑人工会运动教育工人不但为了生活而斗争，还要为从压迫解放出来而斗争。以后，部份由于矿工在移民工人宿舍内与其它社区和黑人居住区隔绝开来，所以与黑人居住区的斗争比较脱节。但现在，两者的互相支持和团结已有较大发展。在去年9月的矿工罢工中，联合民主阵线呼吁会员积极支持矿工工会。罢工矿工又取得居民的支持和援助。矿工工会亦有支持其它斗争，例如85年初威胁要罢工，以要求政府重新雇用一间化工厂的罢工工人等。全国矿工工会更积极投入政治斗争。在去年7月南非政权宣布紧急状态时，工会发出激烈抗议声明。在南非工会大会的成立大会上，全国矿工工会的领袖要求南非政权废除通行证法例。在今年2月的全国矿工工会大会上，选了被囚的非洲国民大会领袖曼德拉为全国矿工工会的名誉会长，表现了工会认同非洲国民大会的解放斗争．[小点摘译自《洲际通讯》86年4月7日号]上一篇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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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工会面对的挑战（小点，198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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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工会面对的挑战
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6月第十三卷第5期（总第113期）
去年11月29日至12月1日在德班市举行的南非工会大会(CONGRESSOFSOUTHAFRICANTRADEUNIONS——COSATU，以下简称『工会大会』)成立大会，标志了南非独立工会运动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之前，独立的工会分散地存在和讨论合并的问题。目前拥有50万会员的工会大会。创造了一个新局面，剧烈改变了工会运动的面貌，是走向工运团结统一的重要一步。它更改变了南非的政治和社会局势。5月1日的150万人全国总罢工，便是最明显的表现。
面对着这个新工会联盟的，是很重要的组织和政治问题，需要辩论和解决。
在组织问题上，现在需要依照大会决定每一个行业只有一个全国性工会，进行每个行业内的工会合并；因此，不同的工作方式和传统需要融汇在一起．
在政治问题上，工会大会和属下每个工会，都将要对重要的问题订出立场，例如工会参与政治运动的程度，与社区组织的关系、与联合民主阵线的关系等等。
另外，还有南非工会评议会和亚桑尼亚工会同盟的问题。这两个黑人觉醒运动工会同盟不同意工会大会的非种族主义倾向，指它没有在原则上坚持黑人领导的必需性，接受了白人进入领导层，因此拒绝加入。它们的立场是团结大部份黑人工人，表达黑人的真正意愿，而不是少数领导的意愿；这反映了与工会大会的前景构思不同，后者持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和没有种族分界的南非前景。
此外还有一些受白人工会运动领导的黑人『并行』工会加入所带来的问题；这些工会脱离白人工会的领导，愿意加入工会大会。
但目前最复杂和迫切的问题，是工会大会如何在全国范围和不同行业的工会之中取得团结和内聚力。以往来自南非工会联盟的工会，与来自联合民主阵线的工会在政治态度和基层构成等问题上，有不少分别。南非工会联盟的工会主要来自工人阶级高度集中的工业部门；它们的基础因此比较稳定。联合民主阵线的工会较多来自服务性行业和综合性的工人工会；后者需要依工业部门划分出来，加入不同的工业工会。
在政治问题上，由于工会大会的成立，将以往不同的政治流派带进同一个组织之内，因此将工会运动如何对待非洲国民大会的辩论带到眼前。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固然由于非洲国民大会(简称国民大会)在群众运动之内的特殊份量，同时也由于在目前政治环境之中，不少人表示要与国民大会展开对话和谈判，包括大资本企业的老板和帝国主义代表等，工会运动因此不能不理会这些政治压力而置身事外。
在今年3月初，工会大会的领袖与流亡国外的国民大会和与它有政治联系的非洲工会会议（SOUTHAFRIcANCONGRESSOFTRADEUNIONS——SACTU，简称工会会议）领袖在赞此亚举行会议，其后发表公报，解释了各方面的立场和彼此的关系和态度。(见公报摘要)
在另一方面，工会大会面对与白人政权勾结的黑人居住区傀儡政权的加强压力。它们拒绝实施工会在其它地区争取到的劳工法例，有些更拒绝承认工会权利。工会大会正寻求在这些地区扩展工会的活动，组织独立的工会，改变这种情况。这些行动遭受到傀儡政权的敌视，例如苏鲁族居住区酋长布拉西呼吁苏鲁族工人脱离工会大会。在5月初，布拉西更宣布成立工会，对抗工会大会的影响。
工会大会另一个工作范围，是组织来自邻近国家的移民工人，而且与整个南非洲的进步工会建联系。例如去年底与津巴布韦工会大会举行会议，将是与其它工会的一连串会谈的开始；这种关系更需要从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在整个非洲运作的角度来理解。
此外，工会大会极希望尽快开始组织农业工人的工会，他们人数达到150万人。由于农业工人没有法律承认的集体谈判途径，没有免被解雇的保护，又没有失业救济金，所以在这方面的组织工作会更困难，而且工会组织者会面对更大危险。但任何在这方面的组织成果，即使只是组织起部份的农业工人，都会对社会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将城市的动员与乡间的动员连结起来。
以上便是工会大会在成立大会上承担起的主要挑战和任务，但南非工会运动将无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对待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的问题，作出政治对抗。工会大会成立大会的决议也有包括对南非政权的要求，包括废除移民劳工制度和通行证制度，撤销各地区的紧急状态，释放政治犯，解除被禁组织的禁制令等．并威胁如果政权不答允这些要求，便会发动全国性罢工行动。
面对着工会运动的庞大压力，南非政权作出了一些表面的让步。它宣布撤销一些地区的紧急状态，但事实上军队和警察并没有撤离，对群众的骚乱仍然加以血腥的镇压。此外，政权又宣布停止执行通行证法例；其实，在最近几年，南非政权已放松执行这条法例，部份原因是越来越难控制黑人的涌入，而且整个移民劳工制度对南非经济和社会的代价已越来越大，鄯份白人卖产阶级自由派也要求废除它．
毫无疑问，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是不会进行彻底的改革，即使是有深度的改革也不可能，因为这会代表它自愿放弃白人少数统治，压迫和剥削黑人多数的制度。任何制度上的改良，只是为了限制和打消黑人的动员和反抗。正因为这样。部份白人统治阶级指出黑人的城市化是不可避免和在经济上是必需的，所以要适当放松种族隔离政策，减少黑人在黑人居住区的集中程度，容许一些黑人在城市定居。
因此，工会大会需要面对白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良主义压力，需要为工人提供应付策略和政治解决方案。
在未来一段时期，工会大会将要更加倚重其中一些大工业工会的基层组织传统，来推动内部统一和动员基层，应付各方面的重大挑战；这些传统便是车间工会代表在这些工会组织之内所占的重要性。直到现在，独立工会运动首先组织了黑人无产阶级之中最稳定的部份。全国矿工工会的成长斗争，显示了在移民劳工雇佣制度所造成的脆弱和困难的条件之中，广泛组织矿工的辉煌成果。但全国还有8成半的黑人工人阶级仍未组织起来，这会是工会运动最大的挑战和工作重点。
工会大会所代表的工会运动，比起20年代的工会运动和50年代的工会会议所代表的工会运动，在质和量方面都是优胜得多．南非黑人工人阶级也比以往有很重大的改变。随着南非过去20年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黑人工人阶级的份量，集中程度和觉醒水平，都有重大的增长。工会大会的成立，总结了过去10年的工会斗争历史，更为南非工业工人阶级的斗争提供了一个组织和集中形式。
南非三大组织的会议公报（节译）
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简称工会大会）的执委会代表团，南非工会会议SACTU的全国执委会和非洲圃民大会（简称国民大会）的全国执委会，86年3月6日至6日在[赞此亚首都]卢昔加会谈。
这个会议是由于大家对南非政权造成的基本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的关切而召开的．大家共同了解到南非政权和统治阶级没有能力提供任何解决总危机的方法，只有由国民大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以工会大会作为重要部份的国内全部民主力量．才能提供长远的解决方法。
在这意义上，大家认识到，如果没有被大部份人民视为整体领袖和真正代表的国民大会的充份参与，便不能解决国内最基本的问题——政治权力问题。会议认识到，工会大会是国内的巨大的民主和进步工会联盟．它的成立是团结工人阶级过程中的历史性事件，会大大加强整个民主运动。
经过友好讨论后，大家在一些重要的事项上取得同意。大家同意解决国家面对的问题的方法，是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和非种族分界的南非大多数统治制度。而且在我国的特殊情况之中，这个制度是不可能离开经济解放。胜利必须不单只包括表面的政治民主。
工会大会代表解释．他们组织面对的主要任务是：巩固会员和附属工会，迅速将附属的综合性工会转化为以工业为基础的工会，在每一工业内将全部工人联合在工会大会的工会内，同时在广泛民主斗争之中作为工人的代表，包括作为独立的组织和我国民主力量的基本成份。
国民大会的代表向会议报告了它的政策、纲领、战略和策略。国民大会强调，需要所有人民的最大可能动员，加入对抗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政治行动。它又强凋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以保卫人民对抗敌人武装力量，给予人民从以武力维持权力的白人少数政权手中夺取政权的可能性。
三个代表团同意，必须以更大的强度进行争取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孟德拉的所有政治犯的运动。这三个组织会尽最大努力追求这个目标。
在人民反抗斗争过程中，很多事件会涌现，成为中心动员事件。在目前，整个民主运动面对如何进行打碎种族隔离教育制度，建立单一、民主、非种族主义，自由和强迫教育制度的问题。
同样地，我国工人和所有民主力量必须共同工作，摧毁通行证法例和整个人口流动控制制度，阻止波特政权重新引进掩饰过的这套制度．
在所有这些运动之中，民主力量有责任共同工作，互相咨询，以建立人民的最大的联合行动。
代表团同意波特政权是任何谈判解决方法的障碍，在人民的领袖仍在狱中，和政权拒绝我国应该由所有人民统治的情况下，任何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大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解释说，没有发生任何谈判或是『讨论谈判的讨论』；国民大会答应，如有任何谈判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公开和包括整个民主运动的。
在工会大会与工会会议的讨论之中，双方同意在人民反抗种族隔离主义政权和老板的斗争之中最重要的是工会最广泛的团结。双方同意彼此的分别存在并没有带来矛盾。 |
全国论坛委员会议决案（1985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全国论坛委员会议决案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在发表《阿桑尼亚人民宣言》的全国论坛大会上，另外还有一些议决案和委任令，现摘译如下，对于补充和了解大会的讨论和意见，有一定帮助。省略的部份(……)大意与《宣言》相似。]第二号议决案这个全国论坛指出：l、劳动群众发动的斗争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2、黑人工人阶级是这个导向从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完全解放出来的正义斗争的先锋；3、未来的阿桑尼亚国家应是反对种族主义和民主的；4、国际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度推行班图斯坦居留区家，作为对抗革命力量的反革命因素；并且指出：5、土地的使用将不止是为了阿桑尼亚人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整个非洲，第三世界和国际社会整体的利益；因此议决：l、土地和所有属于土地的资源将由阿桑尼亚人民完全拥有和控制；2、应该期望每个人依其能力提供劳动；3，所有集体劳动的成果将以阿桑尼亚每个人的需要而分配；4，土地的使用及成果应该是以结束所有人类剥削人的形式为目标。通令1有原则团结的基础……基础是：※反对种族主义不但是一个目标，还是一个斗争方法。※我们积极地动员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反对总统委员会的宪法提议和『妨害治安』法案所显示的结合改革与镇压的策略。※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独立于雇主、国家和反动小资产阶级领导层，以积极投入工人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日常斗争作为基础。※我们推广争取工人组织联合阵线的要求，直接反对任何人民阵线的战略。※我们推广和彻底解释争取立宪会议(CONSTITUENTASSEMBLY)的要求，而不是争取国民大会(NATIONALCONVENTION)的流行要求。※我们的合作是基于有原则的团结统一，所有倾向有权宣传他们的纲领和有权作批评，但必须遵从民主地制订的原则和执行经过充份讨论后由大多数通过的决定。通令3土地问题委员会认识到需要一个基于下列各点的行动计划l、拥有权。2、分配。3、使用。拥有权：普遍的看法是土地的拥有权应该属于黑人工人阶级专政。对于为什么土地将会由黑人无产阶级专政所拥有的问题，答复是：斗争的结果不应该与下列事实分开来看：黑人工人阶级应该控制他们斗争争取到的成果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分配：看法是：在一个社会主义的阿桑尼亚国之内，将会期望每个人尽其能力提供劳动，因此，从集体劳动取得的成果将会根据个人的需要而分配。使用：土地和从土地取得的资源的使用，将会是为了结束人类剥削人类的所有形式和方法为目标。土地将会由国家托管，不会异化为对人民不利。土地的使用将不只是为了阿桑尼亚的利益，而是为了整个非洲和国际贸易的利益。土地将作为一个团结的力量。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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