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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尼亚人民的宣言》（1985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阿桑尼亚人民的宣言》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由『全国论坛委员会』组织，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阿桑尼亚人民的各个组织参加的1983年6月11至12日在汉民士卡举行的历史性会议，在慎重讨论有关影响我们国家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波达政府的『新政策』战略（总统委员会，宪法提议和顾可夫议案）的含义之后，议决：1、谴责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谋杀自由斗士的行动．2、发表下列宣言，让人民的所有组织考虑，和在84年复活节的第二次全国论坛上检讨。我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矛头是对正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度，这制度束缚着阿桑尼亚人民，为了微少数白人资本家及其白人工人和黑人中产阶级的反动部份的盟友的利益。反抗种族隔离的斗争只不过是我们解放斗争努力的起点。种族隔离主义将会随着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一同被铲除。受到革命觉醒鼓舞的黑人工人阶级，是我们斗争的推动力。只有他们才能结束现时的制度，因为只有他们才没有什么可损失。他们在一个民主的、反对种族主义的社会主义阿桑尼亚国之内可以赢得全世界。动员城市和乡村贫民和中产阶级的激进层份，以结束白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制度，是黑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历史性任务。成功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倚靠坚定的原则基础，由此保证解放斗争不会被背信弃义和机会主义的『领袖』转变为对付我们人民。在这些原则之中，最重要的是：——反对种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不与压迫者及其政治工具合作。——独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反对与统治阶级政党的任何联盟。依随这些原则，阿桑尼亚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立即要求：——工作的权利。——组织工会以提高革命工人觉醒的权利。——成立阿桑尼亚民主的、反种族主义的工人共和国，通过工人控制生产手段、分配和交换，让工人的利益占首位。——国家为所有人提供免费和强迫教育，这教育要导向将阿桑尼亚人民从所有压迫和剥削形式及无知之中解放出来。——国家提供足够和象样的居屋。——国家提供免费卫生、法律、休憇和其它社区服务，积极顺应人民的需要。——在斗争过程中发展一个全国性进步的文化。——土地和土地所有资源将由阿桑尼亚人民完全拥有和控制。——使用土地和它的资源将是为了结束所有剥削的形式和手段。为了实现阿桑尼亚人民的这些要求，我们誓言不倦地斗争争取：——废除所有基于肤色、性别、阶级、宗教或语言来歧视我们人民的法律。——废除所有控制人口流入城市的措施和通行证法律。——废除所有徙置和集体地区迁移行动。——将当作人类废物堆的班图斯坦[农村居留区]重新结合在一个单一的阿桑尼亚国之内。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自由宪章》（1985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自由宪章》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自由宪章》在1955年6月26日由人民大会通过。该大会代表了非洲国民议会、南非印度人议会、有色人种议会、南非职工大会和民主派议会。下面是宪章的主要摘录。』我们南非人民作出声明，让我们全国和全世界知道：——南非属于所有住在它之内的人，包括黑人和白人；没有一个政府能公义地声言拥权，除非它是基于全体人民的意愿；——我们人民被一个基于不正义和不平等的政府抢夺了与生俱来对土地、自由和和平的权利；——除非我们所有人民生活在友爱，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否则我们国家永远不会繁荣或自由；——只有一个基于所有人民的民主国家，才能为所有人保证他们所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论肤色、种族、性别或信仰；因此，我们南非人民，平等的国民、兄弟，黑人与白人一起，通过这个自由宪章。我们誓言共同斗争，用尽力量和勇气．直至取得下列民主改革。人民将执政！所有男人和女人应有投票选举和被选权，以组成立法机关；所有人民应有权参加国家的行政管理；人民的权利应该平等，不论种族、肤色或性别；所有少数人统治的机构、咨询组织、议会和政权应该被自治管理的民主机构取代。所有民族应有平等权利！．所有民族和种族在国家机构、法庭和学校将应有平等地位；所有人民有平等权利使用自己的语言和发展本身的民族文化和传统；所有民族受到法律保护，免受对其种族或民族尊严的侮辱；推动和实行民族、种族或肤色歧视和藐视，是应受惩罚的罪行。人民应分享国家的财富！所有种族隔离的法律和行为应被取消。人民应分享国家的财富！我们全国的国家财富是所有南非人的承继财产，应该发还给人民；地下的矿藏财富，银行和垄断工业应该转移为人民全体所拥有；所有其它工业和贸易应该受管制，以帮助人民的幸福；所有人民应该有平等权利选择在任何地方贸易、生产和进入所有行业、工艺和专业。土地应由耕作者分有！对土地的限制应予以取消，所有土地在耕作者之间重新分配，以解除饥荒和土地荒缺……所有人应享有平等人权！法律应保证人人有言论、组织、集会、出版、宣传、信仰、教育子女等权利……让所有热爱人民和国家的人说，正如我们在这里说：『我们将会肩并肩，一生斗争争取这些自由，直至我们赢取我们的自由！』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南非革命斗争的新阶段（夏殊，1985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南非革命斗争的新阶段作者：夏殊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录入者注]本篇与上篇同一期，对非国大的判断明显不同。小点所译的《南非群众运动的战略、策略辩论》认为不应把非国大看作理所当然的领导，本篇则有这个倾向。种族隔离制度的根基已被动摇从南非联邦长期动荡的历史上看来，这个国家今天正处于最大的民众暴动的时代。一年多以来，几百万被压迫的黑人群众已动员起来，向着可恨的种族隔离制度攻击。工人、学生、妇女、失业青年、店主、宗教人物、教师、在乡村中的人——所有的人都针对着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贫困和白人少数统治所造成的羞辱与不公正，发动决定性的斗争。他们的斗争目的是自由。他们为的是废除鞭子，有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要做白人主人的奴隶。他们也是为了要拿回从他们手里被抢去的土地而斗争。他们也为了权力而斗争。有群众基础的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齐更说：『真正的问题是人民除了他们自己以外，不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统治了。』为了代替目前的只维护极少数的工业家、银行家与大地主的白人统治阶级的种族主义政权，南非群众要建立一个建基于黑人大多数的政府。斗争的场面过去一年来，已经有几百次民众挑战与抵抗的场面。其中只有好几个场面被电视及新闻传达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大多数的场面都没有传扬开去。但是我们只需要少数几个场面就足以表达这个社会力量的爆炸性：10万以上的黑人挤满了乌依丹黑吉附近的克瓦诺布勒市的足球场，为29位被杀的抗议者举行葬礼。棺材在足球场的正面看台前排列着，上面铺着非洲国民大会的黑、绿、金黄三色旗。拳头高举起来像海一样，群众合呼：『孟德拉万岁!』接着是高呼非洲国民大会的其它领导人的名字。再接着是高呼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力量『国民的镖枪』的领导人的名字。在发生臭名昭彰的1960年大屠杀的城市夏普维尔，几千位居民再度集合起来埋葬他们的死者。当警察进入坟场，哀悼者转过身，直向着警察游行，而且高呼着『杀死我们吧!杀死我们吧!』警察只好撤退。在邻近的西波更，里可亚市镇会议议员——一群替种族主义政权管理几个当地黑人居住区的黑人合作者，在他们的几个同伴被愤怒的居民杀死以后，搬到新的地区去了。这些市镇议员现在住在军区里面，被电力网包围起来，使炸弹及不到他们的房子。当地居民称他们为『流放的政府』。虽然一个市镇议员认为『目前局势是99％正常化了』，但是三十五万居民继续拒绝付房租。三月的一个早晨，依利沙白港的一幢汽车安装工场突然变成静默的，因为没有工人来上班。整个城市被三天的『休假』罢工所关闭。几千位黑人工会会员塞满了开普敦的米歇尔平原的洛克兰市政中心，来纪念五一劳动节。演说词被『政权!』的呼声不时打断。工人们在通道上跳舞。一位开普敦市政工人协会的会员站起来说，他以出席这次开会感到骄傲，因为他是个工人。他接着说：『并不是说做工人是容易的。做工人是很困苦的。但我感到骄傲的是南非的工人已经决定要站起来战斗了。千千万万的工人已经决定不要再等待了。历史已经教导我们，没有别人能够提高工人的生活，只有靠我们工人自己。』『轮子已经开始掉了』从这次群众运动的上升开始，政府的响应就是大规模的镇压。至少有670个黑人被杀死，他们大多数是年青的游行者，被警察枪杀的。政府已经逮捕了几千人。它把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以『叛逆罪』抓来审判。在七月底，它在约翰内斯堡与依利沙白港附近的三十六个地区强施紧急状态。军队也被动员起来帮助警察。黑人对波达的改革的态度，不是不在乎，就是更起劲的反对。这些无法重新建立稳定的控制，已经加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统治危机，而且震撼了南非资产阶级的信心。普里密亚财团的主席布鲁姆，在1984年11月的一次演说中，总结了他的许多商业同行的观点说：『我们的感觉好像是轮子已经开始掉了。』在统治阶级的圈子里，怎样对付群众动员，似乎已经引起尖锐的争论。有些人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改革』以阻止不满的情绪。其它的人却反对改革，说改革只能鼓励黑人为更多的改革而斗争。同时，外国投资者日益减低的信心，已经导致一些资本离开南非、一些银行不太愿意借钱给新户口、以及南非货币兰特的价值日益贬低。这些都是在现有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才发生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目标这次的大动荡，是1976年的青年人反抗运动所开始的，八年的群众斗争的结果。但是，从更基本的原因上看来，这次大动荡的根源是在于白种优越主义的制度的矛盾上。在那个制度之下，以5百万白人这样一个少数民众为基础的政权，要对包括2千4百万非洲人、3百万杂色人和差不多1百万印度人的黑人多数，保持完全的政治控制。它是建基在白色殖民者没收了差不多占87％的非洲人的土地上。剩下的土地，大都是不毛之地，就是十个今天所谓非洲人农村居留区。黑人由于被剥夺了其它谋生方法，就大量地成为无产阶级。由于对他们的过度的剥削，南非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高度的工业化才有可能。为了控制他们，政权不让黑人有任何政治权利：他们不能在任何全国性的机构中投票，不能随意在任何地方居住，也不能自由发言。他们所受的待遇，不是正式的公民，而是像在自己出生的国家里的外国人；他们所遭受的是殖民地的奴隶制度。通过种族的分类、住区的分离、和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的婚姻，以及其它的措施．政府当局寻求把有色人与印度人挑起来与非洲人大多数对抗。通过把非洲人农村居留区提高为基于特别的语言团体的『民族家园』，政府当局打算把非洲人自己也分裂开。这些政策的目的就是阻止统一的黑人国家的出现。与非洲人农村居留区政策有密切关系的政策是，非洲人在城市中所拥有的居住权有系统地被消除。城市中的非洲人都被分类为这个或那个非洲人农村居留区的『公民』，可以被政府从『白人』城市中赶走的。只要他们在城市中还有工作，他们只能够在政府的容忍之下留在城市里。某些工业，譬如金矿，只雇用移动的工人而不是本地的工人。好几百万非洲人被赶出黑人居住区与『白人』乡村。被迫住在贫困的非洲人农村居留区的非洲人的数目，在1960至1980年之间，从5百万人增加到1千1百万人。180多万在乡村居住的非洲人还在受强迫搬迁的威胁；他们包括在白人拥有的农场上的『擅自占地者』，被渐增的农业机械化弄成失业的农场工人，以及少数还没有被赶出他们的土地的非洲农民。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政权把真正建基在黑人大多数的非洲国民大会和其它政治组织宣布为非法。与这事同时进行的是，它直往向前地打算创造一层服从的黑人合作者来代替非洲国民大会。在非洲人农村居留区，这个政策牵涉到把亲政府的部落首长提拔为非洲人民的『天然的』领袖，然后这政策被一层有特权的官员所加强。在城市中的黑人居住区，当地的非洲人商人与其它的显要人物，也由于同一目的，组织了协会。全国性的与当地的有色人与印度人的协会也组织起来。管制减弱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当政者，希望通过这些管制的制度，使黑人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受到控制。但是它们都遇到同一问题：南非愈发展为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它就愈会产生打破这些锁链的社会力量。今天，黑人工人阶级的数量已经达到8百万人。黑人工人对白人工人的比数在几乎每个工业中都有增加。制造业的扩张，也创造了对更安定的城市工人阶级的需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移动的劳工制度。它也证明，把政权所称呼的『多余的非洲人』赶出大城市是不可能的，虽然政权严格地执行了控制非洲人的移动居住与雇用的通行证的法律。在每个黑人居住区，都有几千人非法地居住。巨大的没有被政府批准的贫民窟很快地建造起来，譬如开普敦郊外的克鲁斯路兹。最后一点是，政权无法把南非洲与非洲其它部份的重要的政治发展隔离。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崩解，和安哥拉与莫桑此克两国的争取到独立，大大地鼓舞南非洲的黑人群众。1975—76年南非对安哥拉进攻，被安哥拉和古巴军队击败，证明种族隔离的政权能够被打败。1976年是个转折点这些南非洲国内及国外的发展，重新刺激了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反对种族隔离制度。几十个新的黑人学生团体与黑人社会团体在七十年代初兴起了，其中很多团体提出一个主张黑人意识的、进步的、民族主义的远景。他们排斥非洲人农村居留区的观念，而强烈地主张所有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团结起来。1973年，德班市的黑人工人发动了群众性的罢工浪潮。最有意义的是，黑人学生公开反对政权的种族主义的教育制度，因为这个制度使所有的十五岁以上的黑人中33％为文盲，而且还要打算教导黑人学生接受他们的低劣的地位。当160个黑人居住区中的黑人青年与工人走到街头来抗议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公正的时候，这些从1976年6月开始的游行触发了一个群众性的政治爆炸。但是，这些反叛缺乏整个的政治组织或方向。黑人意识团体只有有限的政治权威，而且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斗争计划。虽然工人们参加了几次学生所号召的总罢工，但他们还没有自己的组织。非洲国民大会还打算从六十年代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它的许多积极份子在国外流放中。然而，黑人居住区的暴动的范围之大，反映了人民愤怒的深度，而且也反映出黑人群众的新的愿望，再度从事公开的斗争。这些斗争标志了新的转折点。镇压与改革1976年的暴劲使种族隔离政权大吃一惊，而且大大地震动了他们，所以政府当局作出了双重的反应。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他们退回到他们最爱用的统治工具——军队。暴动就给活生生地镇压下去，死了六百多黑人。主要的政治团体被宣布为非法团体，虽然新的团体马上来补充。一部份的统治阶级也觉得镇压是不够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运用方面是需要一些改进。在劳工方面，政府作了较大的让步。非洲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在1979年被政府首次承认了，虽然政府加了很多的限制条件。政府的动机，跟其它的『改革』一样，就是重新坚持它的控制权。政府希望在承认黑人有组织工会权利的同时，可以对已经开始出现的黑人工会，强加以漫无边际的法律上的镣铐。像过去的种族隔离的政府一样，波达和马蓝也依靠镇压。事实上，目前的政权正在加紧打乱邻近的援助非洲国民大会的黑人政府和为南非所统治的纳米此亚的独立而战斗的南西非人民组织的安定。它曾经重复地攻击国外的难民营，而且暗杀非洲国民大会的主要领导人。但是国民党的新的『开明的』领导层，不比先前的政府更能绑住这个黑色的巨人。它受了同样的社会发展的阻碍：黑人工人运动的愈来愈大的力量和全体黑人的渐增的政治意识与组织。经济危机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另一个因素进来了——南非的加深的经济危机。首当其冲的就是黑人人口。因为他们本来就生活困难，所以经济危机大大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南非遭受了自从三十年代以来最深的衰退。它的很多的主要输出品(钻石、锰和糖)的世界市场价格跌了。黄金价格不但上下波动，而且有跌的倾向。1982年，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许多年来第一次降低了。汽车、建筑和各种制造业都特别不景气。几百个公司倒闭。官方的黑人失业人数升高到三百万人，占劳动大军的30％。这一年的通货膨胀上升到16％，所以大大地降低了黑人的生活水平。1985年的食物及其它用品的价格比1980年的价格涨了一倍(比1975年的价格高了3倍多)。非洲人农村居留区的贫困情况已加速地增加。1982年的政府数字显示，70％至77％之间的农户的收入不够维持『短期的生活』。非洲人农村居留区内的粮食的种植本来已经是很有限，再加上八十年代初期的严重旱灾，情况更糟糕了。根据救济人员的报告。290万个15岁以下的非洲孩子营养不良。每年有3万5千个至5万个孩子因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而死亡。因为许多城里的非洲人有亲戚在非洲人农村居留区或者自己在两地跑来跑去，他们也感觉到农村的苦难。工人建立工会在1980年左右，甚至于在经济衰退开始使工人严重地受害以前，愈来愈多的黑人工人开始参加罢工。他们不理禁止黑人工人罢工的法令，而且为了争取更高的工资与更多的福利以及使他们的工会获得承认，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厂中放下工具参加罢工。在1982年，平均差不多每天都有一次新的罢工。在l984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比南非历史上任何一年都多。有些罢工被破坏了。但是很多罢工替黑人工人争取到工资增加。罢工行动就慢慢地得到黑人社会的支持。这个支持表现在黑人社会的捐款、政治支持与联合抵制上。跟过去几年的自发的，无组织的罢工比较起来。大多数的罢工行动是有人领导的。自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独立的黑人的非种族主义的工会运动已经像雨后春笋般出现。黑人工人利用了政府对工会活动的有限度的承认，丢开了许多剩余下来的限制，断然主张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的权利。政府无法阻挡他们。今天有50万以上的黑人工人组织了工会。这个还是黑人劳动大军的极少的成分，但是它发展得很快。几年以前，全国矿工工会尚未存在，今天它是国家中最强大的工会，包括了差不多一半的黑人矿工。工人运动仍旧有许多问题。统一的全国的劳工联会尚未成立起来。工会之间，因为组织上的不同意见，战略的运用，以及如何与用何方法把工厂中的工人斗争与更广大的全国解放斗争联系起来，而有分歧。但是。虽然有了这些生长过程的痛苦，强大的黑人工会运动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统治者与被压迫的黑人大多数之间的力量关系。非洲国民大会的作用由于新的政治组织的兴起与非洲国民大会的快速发展的影响和领导作用，非洲国民大会的作用也被改变了。经过了1976年的暴动。非洲国民大会能够在国内以及在几千位逃到国外以避免政权血腥镇压的青年之间，大大地扩大征收会员的工作。用了这个方法以后，非洲国民大会才能够重新结合与加强它与群众的联系。这个联系本来已被六十年代的镇压所减弱。在这点上，非洲国民大会是从泛非洲大会的衰落得到一些利益。泛非洲大会原先是在五十年代后期从非洲国民大会分裂开去的。它在1960年也遭到宣布为非法团体，以后就企图发动武装行动及在地下活动，但是没有多大的成功。虽然今天它在国外还保持外交的地位。而在南非有些残余的支持。它基本上在国内已停止活动。非洲国民大会也能够由于原先的黑人意识运动的分解而填补它的真实。许多黑人意识运动的领导人与活动份子今天都已加入或支持非洲国民大会。只有少数几个自认不是黑人意识运动的团体还存在，最主要的是阿桑尼亚人民组织。非洲国民大会，受了新血的鼓励，以升级它的武装行动，在群众之间提出它的政治远景，以及鼓励人民斗争的散布，来对南非的新局势作出反应。自从七十年代后期以来，非洲国民大会的军队『国民的镖枪』已经大大增加它的活动。根据政府的统计(它的数字大都是保守的)。『国民的镖枪』已经实施了275起武装攻击。这些武装攻击主要牵涉到破坏主要的经济与战略目标，造成了美金5亿元以上的损害。也有过对警察局与军事基地的武装攻击，以及与军队及警察的武装冲突。非洲国民大会的地下政治工作，有地下的积极份子与支持（疑漏了“工”或“黑”字，待查）人帮忙建立与领导工会、小区组织、及其它的在南非公开活动的团体。自由宪章的运动为了要给全国各地展开的群众运动更大的政治方向，而且为了要将它自己的观点普及化，非洲国民大会及其支持者在1980年发动了一个大的运动，让尽可能多的政治活动份子看到自由宪章。自由宪章是在1955年第一次被聚集在约翰内斯堡附近克里普镇的人民大会中的3千多位非洲国民大会和许多不同的组织的代表所起草与通过的。自由宪章是一份革命的民主主义的纲领。它主张让在土地上工作的人们重分土地；工人有自由组织的权利；废除所有种族主义的及种族歧视的法令；把充分的民主权利扩张给所有人；将所有的矿业财富、银行及垄断性的工业国有化；在平等的基础上扩大教育、房屋、卫生和其它社会计划给每个人。自由宪章也要求建立一个『建基在全体人民意志上的民主国家』。1981年，109个团体的代表聚集在德班，开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的』大会。从工会、黑人与白人学生团体、妇女协会、体育团体及地方小区组织而来的代表，代表了30万个会员。这个会议重新确定自由宪章的要求而宣布：『这是一个包含了我们的最低要求的一般性文件。它给我们一条今天所有斗争范围的指导路线。』当自由宪章被愈来愈多人接受，当群众斗争再度沿着八十年代初期的方向而开始白热化的时候，非洲国民大会就成为国内唯一最大众化的政治组织。联合民主阵线当波达推进种族隔离政权的『改革』计划的时候，黑人抵抗运动大增。那个促使了目前的大动荡的争论点，就是建立三重议会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让有色人与印度人选出他们自己的没有权力的有色人与印度人议会。1983年初所宣布的为这些议会而举行选举的消息在有色人及印度人的小区内部以及在非洲人之间，立即触发了反对的情绪。他们认为这一措施是挑衅，是进一步分裂黑人的企图。在开普敦、德班及其它城市，有色人与印度人的候选人遇到了很大的反对他们的游行。在德兰士瓦省、开普省、及那塔尔省，黑人政治团体及一些工会联合起来反对波达的措施。在1983年8月，这些地区的联合团体，加上许多其它的团体，在开普敦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有1万2千人参加。联合民主阵线就在这时候诞生了。在联合民主阵线刚成立的时候，参加它的团体已经有400个，总会员有100万人。它现在有600个团体参加，总共有将近200万会员。它的会员团体包括学生团体、妇女组织、小区临会、工会、体育团体和政治组织。它的会员与领导，极大多数是黑人——非洲人、有色人与印度人——但是有极小部份是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他们在这里面扮演主要的角色。在18个已经加入联合民主阵线的以黑人为主力的工会中，有几个工会是南非的主要的工会，譬如南非联合工人工会、总的及联合的工人工会、和南非工会会议。但是、也有其它的重要的工会还没有加入联合民主阵线，譬如南非工会联合会。大多数参加1981年在德班召开的那个赞同自由宪章的会议的团体，成为联合民主阵线的一份子。它的某些领导人只被大家认为是非洲国民大会的支持者。虽然个别的团体与领导人支持自由宪章，而且期待非洲国民大会，联合民主阵线本身是个更广大的联合团体。成为它的会员的唯一条件就是反对政权的措施。种族隔离的政权，为了要替它的镇压联合民主阵线辩护，常常指控它为非洲国民大会的掩护物。联合民主阵线的领导人则极力否认这个指控。联合抵制选举联合民主阵线主要的首创行动带来了巨大胜利。这个首创行动就是1984年8月的联合抵制有色人与印度人的议会的选举。这个联合抵制运动标志了群众性的大动荡的开始，而这个大动荡现在还在冲击南非。联合民主阵线组织了一个积极的运动，把重点集中在群众大会、会议、与集会上。整个国家，特别是开普敦与德班，有几万人出来谴责整个选举的骗局。印度人之大量地参加群众行动是五十年代以来所少见的。大多数主要的黑人工会要求它们的会员不要去投票选举。非洲国民大会在以邻近几个黑人统治的国家为基地的自由电台上广播说：『不要去投票选举……如果你去的话，你就是投票赞成永久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如果你去的话，你就是投票赞成继续由少数白人来统治黑人。』到了开票的时候，在已登记的有色人的选民中，只有18％去投票；在印度人的选民中，只有15.5％去投票。政权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设置了三重的议会。但是联合抵制运动的成功，已经在全世界的人的眼前，剥夺了三重议会的合法性。联合抵制运动号召了全国的黑人，鼓励他们出来提出他们自己的特有的不满与要求。联合民主阵线的联合抵制运动，因为以南非的最基本的问题——谁应该统治——为焦点，所以也替日后展开的斗争树立了政治的方向。黑人集体地决定不付房租，不付电费。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也发动了。特别受人恨的黑人小区会议的议员的房子给烧掉，有几人在与游行者冲突时被杀死。『所有的议员都要辞职』的要求快速地传布开，而且被非洲国民大会的自由电台传播到各个家庭去。数百位议员因此辞职了。其它部份的人民也进入行动。在过去一年中有几百万名小学、中学及大学学生，在这时或那时，参加学校的抵制运动，以抗议种族主义的教育制度及警察的杀死游行者。南非学生大会在这些学生抗议中扮演中心的角色。这个南非学生大会是一个中学生的团体，是联合民主阵线的一个主要的团体会员。劳工舒张它的肌肉工人继续发动大的罢工行动。罢工的主要目的是经济的要求，但是很多工人与工会也被牵入更广阔的政治运动。在1984年11月初，约翰内斯堡和别勒陀利亚周围的极端工业化的南德兰士瓦区的大部份，被37个政治团体与工会所组成的特别联合会所发动的两日的总罢工所瘫痪。所参加的政治团体与工会中，有些还是联合民主阵线的团体会员。差不多有100万黑人工人因政治的要求而罢工。这些要求包括停止警察的镇压、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及黑人议员的辞职。这是南非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罢工，显示黑人工人阶级的日渐增大的力量。发起罢工的团体认为罢工是巨大的成功。在1984年末及1985年，以政治问题为中心的地区性的总罢工，关闭了夏普维尔、格拉亨姆斯顿、乌依丹青吉、依利沙白港、克瓦舍码和彼得马利兹堡。在某些工厂，工人也为了政治要求而罢工，譬如反对紧急状态。在东伦敦的平治汽车厂，3千个工人在8月28日罢工抗议孟德拉被监禁。不安也开始散布到乡村。联合民主阵线有几个乡村的会员，有些行动是以它的名义在乡村进行的。反抗运动也在某些非洲人农村居留区中爆发。在很多地方，乡村非洲人小区正在抵抗政权强迫他们离开他们的土地。这些斗争已经更有协调，而在今年2月从95个这些小区来的代表在威尔格斯普鲁依特开了一次全国会议，他们宣布：『我们要为我们的前途而战斗』。有些白人也被牵入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南非学生全国联合会(主要的白人大学生团体)和黑色彩带(白人妇女组织)属于联合民主阵线。30个以上的团体已经出来反对征兵。因为征兵影响到所有的18岁以上的白人男子。联合民主阵线仍旧是这些动员的中心，而且寻求给这些动员更大的全国性的方向。为了这个目的，联合民主阵线总会在1985年4月所召开的年会发布了一个深远的政治要求的纲领(注)。以这些要求为基础，公共关系负责人勒柯达宣布说：『联合民主阵线会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街头。』经过它的宣传与它的会员的活动，非洲国民大会已支持与鼓励这个远景。它的口号『使种族隔离行不通，使国家无法统治』，已经在全国的积极活动份子之间流行。『我们已经前进了好多』种族隔离政权之宣布紧急状态及重重地打击联合民主阵线，其目的在于重新得到某些控制。面对这个镇压，拿起武器来抵抗种族隔离政权的情绪正在散布开。这个事实已经被青年人愿意以石头及汽油弹来对付警察，以及常常高呼要支持『国民的镖枪』所证明。这个事实也反映在一些最近的民意测验上。在德兰士凯大学，半数学生赞成用枪与爆炸品为抗议的方法。政权自己的人文科学研究会的一个主要研究发现，在所有接受民意测验的非洲人中。63％『对于用暴力来带来政治的变革有正面的反应』，而在印度人与有色人中，同样问题的响应的数字是40％与37％。但是种族隔离政权还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可怕的对手。它有非常强大的军事与警察机构。它有像布塞来齐那样的黑人合作者，因为他扮演更大的镇压的角色。面对着继续的反对，它能够用强力使黑人死伤更多。跟过去的措施一致，波达政权也在准备更多的『改革』及新的让步，希望使不安失去爆炸性。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征象显示波达的最近的软硬并施的政策有什么持久的成功。动员继续在展开。一个理由是今天的群众领导层是非常广阔的，它往下到达了小区的阶段。监禁联合民主阵线的最高领导人并不足以使群众运动失去领导，而且新的领导继续出来代替他们的位置。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呼声以及渐增的对它制裁的运动，也是加强黑人大多数的政治决心的重要因素。不管目前的大动荡延续多久，或者它要采取何种新的形式，它已经无可挽救地改变了南非的政治面貌。它已经开启了一个革命斗争的新阶段。群众政治意识已经被大大地提高。这并不只是在几个中心，而且在全国的几百个工厂与黑人居住区中。种族隔离政权的一部份地方管理机构已经被几十个居住区会议的倒台所瘫痪。布塞来齐及其它的非洲人农业保留区的人物的角色已被暴露了。黑人合作者已经变成很难起作用，这样就更加限制政权的要实施的措施。黑人人口三部份——非洲人、有色人及印度人——之间的团结已经比以前更加增强。一个还小的(但有政治意义的)层份的白人已经被迫出来讲话，反对以他们的名义而统治的政权的野蛮的措施。有几个人已经选择公开地与黑人自由斗士站在一边。经过他们的罢工，他们的工会的生长，以及他们参加地方小区的反抗运动，黑人工人阶级已经较大地体会到他们的潜在的力量，而且对他们的领导全面的民族解放的斗争的能力有较大的信心。非洲国民大会已经比以前更要扑往向前地作为整个革命民主斗争的先锋。革命民主斗争的目的是推翻白人少数的统治及建立自由的南非。非洲国民大会会长丹波在7月22日自由电台所广播的演说中宣布说：『种族隔离制度正在危机之中。紧急状态并不能使种族主义者摆脱这个困境。它之所能做的，就是加深危机，以及增加结束我们国家的白人少数统治所花的人命代价。我们在实现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非种族主义的南非的目标上，已经前进了很多。现在是没有停止了。现在是不能倒回去了。』(注)400位左右的联合民主阵线的代表在1985年4月初参加总会在伦丰蒂恩附近的阿扎特维尔所召开的为期3日的年会。该年会的主题是『从抗议到挑战，从动员到组织』。总会发布了以下的要纲领。这是从黑人出版的报纸苏威特民众的4月9日版上所转载过来的：立即废除1913年与1936年土地法案以及所有团体区域的法令，终止任何形式的强迫迁移。解散非洲人农村居留区以及结束移动的劳工制度。废除三重议会以及所有其它的在黑人地方当局法案和其它的种族主义统治工具之下所创造的傀儡团体。成立统一的民主的教育制度。废除通行证的法令以及所有其它的限制自由移动的法令。遵照联合国人权契约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宪章，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的权利，集体协议的权利，罢工而不受处罚的权利，有工作稳定的权利，有享有房屋、社会福利、养老金及分娩福利的权利。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开放被禁的个人与团体，让流放者回国，撤消所有限制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令。解散南非国防力量、特别反暴动力量，南非警察，及所有其它的镇压机构。废除所有违反人权宣言中听规定的基本自由的野蛮的保安法令。(完)(本文很长，发表时本刊作了删节)兆立译自《洲际通讯》1985年9月23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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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群众运动的战略、策略辩论（小点辑译，1985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南非群众运动的战略、策略辩论小点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南非有着很悠长的群众斗争历史。非洲国民大会在1912年成立。南非共产党在l921年成立，并超速斯大林化。3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流派。在悠长的斗争中，不少政治团体、工会等出现、没落、重组。20年代和30年代的运动，出现对革命过程的目标、拒绝与政权合作、阶级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性质等重大问题的激烈辩论。这些辩论和斗争经验，虽然受到南非统治者不断镇压，仍得以流传下来。南非的经济发展大大地增加了黑人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同时，黑人小资产阶级内部的社会分化加深。目前的情况显示，虽然有深刻的民族压迫，虽然争取民主的要求是动员群众的重心，与及所有受压迫者必须集中团结力量对抗种族隔离政权，但仍然存在对短期策略和长远前景的极广泛的不同政治见解。由于这个原因，不能将非洲国民大会当作是唯一的民族解放运动，更不能将与它关连的南非工会大会视为唯一合法代表工人阶级的组织。例如73年的纳泰尔罢工和76年的苏伟图暴动，都不是非洲国民大会领导的。前者是一个新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开始，导致数年后新的独立工会运动的诞生。苏伟图暴动则代表了黑人民族主义觉醒运动的高潮，其后对部份工人运动起了影响。非洲国民大会现在进展成为群众运动的主要流派。它的武装斗争政策吸引了流亡国外的黑人觉醒运动份子和国内被囚禁的活动份子等。它现在被部份群众运动视为唯一的政治方案，其中一个原因是其它政治立场并未能向群众表达具体的政治前景。在南非之内，非洲国民大会拥有广泛的活动份子和同情者网络，在小区组织和工会运动内工作。它与联合民主阵线有很深的联系，后者包括了部份教会和白人自由派组织。但它仍未能成功地争取到正在组织过程中的工业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工厂内广泛组织了工人的工会运动，寻求在今年年底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同盟。这些工会运动往往对非洲国民大会抱仇视态度。南非共党对流亡的非洲国民大会的越来越大控制，令后者更像是共党的工具。这在群众运动内激起新的辩论。因此不应该隐瞒现存的政治分歧。南非的斗争正在继续，它会是很长久和很复杂的。政治层面上巨大的变化仍有可能出现．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积极支援群众运动的所有成份，小心分析事态的发展。工人运动的情况南非在65至80年经历了很强的工业成长，黑人工人阶级因此亦有巨大增长。这个年轻的工人阶级面对着一个难题：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工人运动，还是重建旧的呢?由于以往没有这个无产阶级基础，现在应否重新考虑发展工人组织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是大部份工会领袖与共党的分歧所在，而全国论坛一些领袖的看法则与工会甚为接近。共党多次猛烈抨击组织工人运动的说法，因为它认为工人以往已经组织在南非工会大会之内，并有南非共党作为它的政治先锋。直至60年代为止，南非工会大会是一个要的工会组织，但自从那时开始，它已萎缩为非洲国民大会控制下的一个流亡架构。它现时在工人运动之内的影响力，并不像非洲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在群众反种族隔离运动内所似乎拥有的影响力。现时的主要独立工会在黑人工人阶级之中拥有足够的威望，没有让南非工会大会占有那样大的活动范围，不像非洲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能在政治上填补了国内的空间。一些工会领袖强调工会运动组织工人运动的新的责任，表示需要一个长远政治计划，透过组织工人斗争，培植无产阶级领导。共产党则解释总工会的性质令它不能像政党一样进行政治活动。事实上，各方面都了解到这个强大、集中和已动员起来的无产阶级缺乏一个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层，形成一个真空。非洲国民大会可以填补部份真空，但它未能全部填补，部份原因是它亦要作为一个广泛、多阶级联盟的架构。共产党想填补这个政治空间，但它目前在国内很少被人知道，而且不能公开活动。另一方面，工会运动仍是太过混杂和脆弱，未能负起政治责任。所以在这方面，整个过程仍在发展的阶段。在策略政策问题上，亦存有重大分歧。运动内部不同部份对如何重组群众运动有自己的见解。当工会组织在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以来。一些组织，例如南非工会联盟，认为必须策略地利用种族主义政权的一些规例，例如规定工会要取得法律注册或参与工业议会等。另一些组织则认为遵守这些规则是与政权作不可接受的妥协。黑人觉醒运动和非洲国民大会都采取后一个立场。但逐渐地，更多重要工会进行注册和参与工业议会。其它工会则逐渐失去支持力量，在目前进行中的工会统一运动中只能站在一旁。在如何建立群众运动的问题上，一些工会认为必须巩固本身基层，然后才投入其它运动。它们的反对者则指责它们未能采取政治立场。但在去年8月的印度人和有色人议会选举中，它们仍有作出呼吁杯葛选举的政治行动。问题的分歧点主要在于策略和时间方面。有些人认为联合民主阵线所代表的小区组织已是很强，有足够能力大胆动员。其它则认为在冒险行动之前，必须先在车间内巩固工人组织。在工会运动内，一些组织加入了联合民主阵线，例如亲宪章运动的南非联合工人工会。一些工会联盟，例如南非工会联盟，则没有加入联合民主阵线或全国论坛。一些组织，例如南非工会议会，则两方面都加入，但实际没有积极参与活动。工会解释不加入联合民主阵线的原因，包括：工会是单一工人阶级性质，与阵线及其成员组织的多阶级性质不同；工会基本上是群众基础组织，代表工人内部广泛不同意见，必须包括争取经济要求，比较非政治化，与其它主要是抱有相似政治目标和看法的活动份子群众组织的架构和功能不同；对一些政治组织之间的政治权力斗争不满意；当小区组织分裂为两大派系时，工会加入反而会导致本身分裂；优先争取成立工会联盟等。另一个问题是群众运动内的民主问题。几个最大的工会经常声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教育会员工人民主。这点并没有触发争论。但在对联合民主阵线方面，却出现问题。一些工会指责这个阵线只是聚集了一群组织领袖，没有让基层会员决定联合民主阵线的政治倾向。这个问题在85年3月在联合民主阵线与一些工会之间做成磨擦。在号召进行旷工行动上，联合民主阵线赞成进行，工会却要求将行动押后。分歧导致激烈争执，一些工会份子更被指叛卖，受到死亡恐吓。民族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在众多问题之中，民族问题和社会制度问题最为复杂。不同的立场导致不同的行动路线。黑人觉醒运动经历了不少变化，近年变得更分化，但它仍在意识上基于这个思想：所有被压迫者，包括有色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都需要破除奴隶意识和白人的价值观，在心理和思想上解放自己。这个提法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两个国家的理论，即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国家。部份人更认为只有最被压迫的黑人才能成为建立被压迫者国家的先锋。非洲国民大会和共产党则一直坚持『内部殖民主义』或『特殊殖民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现时的种族隔离主义是从前英国殖民统治关系的延续和强化。生产关系不单是经济关系，还反映了不同社会部份的政治地位。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联系在争取从殖民主义压迫解放出来的民族斗争之内。只有民族斗争才能为工人阶级保证解放的必需条件。而在这个反对内部殖民主义的斗争之中，所有受到压迫的阶级和层份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同时，他们认为南非有不同的『民族』，即白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因此主张每个『民族』有各自的政治群众运动，非洲国民大会则代表了非洲人。但事实上，非洲国民大会最近决定让白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领袖加入其领导层。第三个立场特别是以全国论坛为代表，坚持建立没有歧视的平等国家的目标，是要联系在建立非种族主义的阶级组织之内。这些组织是开放给所有种族的人民，对于南非现时的社会制度，它认为是种族主义资本主义，是建基在对黑人的极端歧视和剥削。资产阶级由白人资本家构成，蓄意制造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化，在黑人之中再分化为不同民族、肤色、语言等层份，利便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反对这个归根究底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革命过程中，黑人无产阶级是主要动力和先锋，它的历史任务是组织和动员城市和农村的贫民和黑人中产阶级的激进层份。因此南非民族解放斗争的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立场受到共产党的猛烈抨击，说它是过左。全国论坛指出共党所谓多种族主义或非种族主义，仍然是受种族主义的影响和限制，共党鼓吹联合不同种族的群众组织，实质上加强了种族分界，延续了种族主义，而且加强了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压迫者的力量和对群众运动的控制，以至助长分离主义的倾向。由一个酋长领导的苏鲁族组织袭击其它黑人和印度人的事例，便是一个警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以种族为群众和工人组织的基础，应该建立泛种族的被压迫者组织，让所有种族人民加入，积极反抗种族主义，消除不同种族由历史发展做成的分歧，另一方面却不能轻视或抹煞这些分歧而以单纯的态度看待它们。阶级联盟每个流派对民族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和革命性质的不同分析和立场，决定了它们向那些阶级或社会层份寻求联盟，例如向印度人和有色人小资产阶级或部份白人自由派等。在种族隔离制度之内，非白人的小资产阶级同样受到压迫。但一个坚实、稳定的小资产阶级已存在，特别是在有色人和印度人之中。印度人资产阶级甚至已在商业中出现。如何对待黑人小资产阶级的特权阶层和如何找寻基本社会运动力量，在不同流派有不同立场。全国论坛认识到不同肤色种族的存在，认为澄清阶级、肤色、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这些历史性分歧由统治阶级蓄意做成，所以要反击这些分裂的倾向。中产阶级和形成中的资产阶级份子可以迅速夺取这些基于肤色和种族的组织的控制权，使它们成为自己争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基础。这正是班图斯坦黑人居住区领袖和中产阶级现在的做法。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已证明不能完成民主革命。只有黑人工人阶级才能负起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它是南非解放斗争的主要动力。它需要保证领导层保持在它手中，同时要发挥磁铁的作用。将所有其它被压迫的阶层吸引和组织在解放斗争之中，不断注入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非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在南非是不可能的。对抗资产阶级剥削和种族主义压迫的斗争合而为一，在黑人工人阶级及其组织的领导下，将阶级、肤色和民族融汇在民族解放斗争之中。联合民主阵线一直将自己介绍为多阶级阵线。它接受一个黑人雇主组织加入，便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纳泰尔印度人议会和德兰士威尔印度人议会等加入联合民主阵线，也有被认为是印度小资产阶级施加影响力的方法。这种联合被认为对劳动群众的长远利益有危险。联合民主阵线和非洲国民大会的『反法西斯团结』战略概念，亦被批评者指出会有利于并非『非种族主义』的种族组织加入，阻碍被压迫者的全国团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赢取大部份黑人小资产阶级加入斗争，这是应该肯定的。问题亦不在于白人工人。虽然一些白人工人会被进步工会运动吸引，但大部份是站在右派或极右派的一边，以保卫他们在种族隔离制度之下的劳动贵族地位。辩论的问题反而在于与一些白人社会阶级及其组织的关系上。南非学生全国联会和『黑人彩带』组织的加入便激起争论。前者是主要由白人学生组成的左倾自由派力量，后者是主要基于白人妇女的人权组织。两者都以资产阶级白人背景为主。更广泛的问题在于与英语系资产阶级为主的金融和工业资本部门的自由派的关系。这些自由派在南非越来越活跃，明显地是帝国主义战略的一部份，正如最近南非商界和进步联邦党与非洲国民大会会谈所显示。《自由宪章》要求将银行和垄断工业等转移到社会手中，成为联合民主阵线和非洲国民大会与自由派建立策略性协议的阻碍。非洲国民大会主席最近在答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有关这个问题时，含糊地说南非财富四分之三由三间大公司控制，它们将会被除去，而私人企业将会有很多活动余地。未来的发展甚至可能令非洲国民大会不再将《自由宪章》当作最低纲领，以解决这个矛盾。联合民主阵线倾向于与白人自由派建立联盟和与其它白人组织和黑人雇主组织的关系，往往被反对者指责为阶级合作。此外，非洲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的政治关系越来越表面化。共党长期以来在非洲国民大会内已有影响力，最近的发展则更为明显。共党一名白人领袖刚被选进非洲国民大会领导机关，与及共党对其他流派的宗派主义，触起更广泛的辩论。实际上，联合民主阵线最主要是非洲国民大会与反对种族隔离的部份教会力量的联盟。太过注意自由派的参与，反而会导致低估了教会的作用，即它作为控制群众运动的手段，同时也会低估了群众运动的幅度和激进化，高估了大资本家与非洲国民大会和共党达成类似津巴布韦的协议的可能性。武装斗争的问题在60年代的镇压之后，非洲国民大会选择了从邻近黑人前线国家基地发动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个斗争主要以农村为基础，直到77年都没有取得重要成果。78年之后，它转为在城市地区发动军事宣传式行动。它进行了一些很触目的行动，例如袭击主要的化工厂等。这种宣传式武装行动无疑增加了它在国内的声势，但亦受到批评，说这些行动不负责，连累到活动份子被牺牲和不能削弱政权的镇压机器，最终令那些耐心建立群众组织的人，任务更加艰巨。在现时群众自发性的暴力行动中，非洲国民大会的武装斗争似乎并未能帮助群众自卫。示威者仍然几乎是赤手空拳对抗军队。受到非洲国民大会武装袭击行动鼓舞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现正期望它能有实际行动保卫他们，对抗军队和警察。这对于近年以武装行动建立声誉的非洲国民大会，是更重大的问题。在南非，期望主要由白人资产阶级组成的军队会出现重大分裂，是妄想的。因此更加需要准备群众作武力对抗。但到现时为止，没有任何进步力量能提出满意的解决方案。南非群众运动之内的众多辩论，归根到底是对未来革命的性质的分歧。共党和非洲国民大会清楚提出需要一个民族和民主革命阶段，以准备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条件。在战略上，它们鼓吹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阶级合作的人民阵线，而不是只是工人组织之间的联合阵线。联合民主阵线便是人民阵线战略的体现。黑人觉醒运动的阿桑尼亚人民组织和全国论坛领导层并未完全澄清他们对革命性质的立场，他们本身也仍然是不一致的。但这流派作出一般的社会主义宣传，它的一些文件也似乎显示解决民主任务关连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独立工会的刊物有系统地刊登有关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教育性文章。总的来说，人人都同意群众运动的觉醒首先是在一个争取民主和民族斗争的环境之中发展。分歧在于对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角色和革命斗争胜利后的国家的社会性质。南非的反共产主义法律，限制了这些辩论的明确性。共产党和非洲国民大会的立场可以容易看到，因为它们在南非之外印制刊物和在国内地下活动。其它组织则被迫要小心留意所发表钧言论和文章。因此要更清楚掌握南非解放斗争的发展和不同立场的分歧、演变，便需要更谨慎的分析和更大的努力。而南非在整个非洲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以至对全球革命运动的影响，令这个问题显得更迫切。[辑译自《国际观点》第83期的南非特辑]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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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南非的投资——南非种族压迫制度的支柱之一（夏殊，1985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外国在南非的投资——南非种族压迫制度的支柱之一作者：夏殊译者：小麦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9月第十二卷第九期（总第105期）『外国投资乃是南非实行奴役黑种劳工政制的主要支柱之一』对上述出自权威的南非黑人总工会(BLACKSOUTHAFRICANCONGRESSOFTRADEUNIONS[SACTU])的评价，许多黑人工运分子、小区活动家、学生领袖、宗教界及其它种族隔离政策受害人，都有同感。由于外资公司支持南非政权种族隔离政策，南非黑人现正要求赶走外资。他们并继而要求外国，凡有关贸易、财政、军事、文化、体育等方面与白人少数统治的联系，都必须切断。在外国在南非投资中，其中美资特别重要，背后是得到美国当局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支持。南非当局对有美资的合伙人通常是优渥有加而对黑人则剥夺其起码的权利。美国投资南非，已近一个世纪，一八/九〇年美孚石油与通用电器已开始入侵。美资此后随着南非资本主义发展而不断扩展，已成为该国工业化不可分割部分。到目前为止，约有三百个美资企业直接介入南非，包括五十个美国最大公司的绝大部分，共雇用大约十万名劳工。高露洁、福特、西敏子、兰克斯乐、通用电器，胜家及其它美国出名的大企业的广告牌与标志，在绝大部分南非城镇天空耀武扬威。迄今为止，美资在南非的总投资约有二十三亿美元，占外资五分之一，仅次于英资。当面对被赶出南非的要求时，这些公司发言人总是以一直向黑人提供就业机会自辩。显而易见，雇用黑人决非它们的最终目的。它们是为榨取利润而来——为巨额利润而来。比之世界其它几乎大部分地方，外国投资者在南非榨取的利润率是最高的，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的五年中，美国公司在南非平均获利百分之十六点二。之所以能榨取如此高的利润水平，实拜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所赐。南非黑人大量土地被剥夺，他们唯一谋生之道唯有替白人雇主做工，即使做工，他们也不能自由出卖劳力，他们被剥夺了民主权利，他们及家人的居所均受严格限制，而某些职位又严限仅供白人担任，使黑人过着极度贫穷生活水平——如此，黑人工资便非常可耻地低下而利润便相应高涨了。许多美国公司宣称它们正设法提高黑人工资与工作条件。但事实胜于雄辩。去年，UNIONCARBIDE'SVAMETCO的属下矿场付给黑人工资仅及白人工资三分之一，即每小时二元。联合碳化厂另一附属机构，由一黑人管工殴打黑人工人引起纠纷之后，索性开除全体黑人工人并撤消对工会的承认。轮胎厂(FIRESTONE)汽车厂（CHRRYSLER）可口可乐、标准石油公司及其它美国公司也同样把罢工黑人开除。可口可乐经过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数度工人斗争之后才承认黑人工会的地位。联合技术公司(一间生产升降机公司)与种族主义的白人工会达成内部协议，黑人工人只准参加另一由白人控制的『平行』工会。南非雇用人数最多的美资福特汽车公司，自称为所有南非美资中采取最『进步』政策，同样遭受工人不满。某次工人斗争领袖波搭TOZAMILEBOTHA说：『你们看，对工人的要求，福特事实上毫无反应。』南非黑人工人近年来已有一点收获，这是反对公司当局的斗争争取得来的。除了工资、雇用等歧视外，美资企业主管所持观点，根本与种族统治者，毫无分别。一九六九年福特公司执行董事答复记者有关种族接触问题时说：『在国家事务方面，我把彼此分开，在本公司内，也是如此。』CHRYSLER执行董事宣称：『非洲人并不需要工会，他们不习惯于民主，他们习惯于一种独裁的世袭的部落制度，他们接纳以白人为保卫者。』国际收割机公司执行董事公然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班图人安置区制度，贫困的农村保留地制度，大部分非洲土著都被迫接受分配居住于此地区。他说：『对这个班图人安置区一一我是百分之百同意的。无论从经济与政治来说，都是很合适的。我同情南非政府现在所推行的工作。我不愿意众多的非洲土著在我屋前出没。』外国在南非的投资，不仅带给有关的美国公司以利润，事实上，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也直接关涉到南非政府的生存。美国投资带给南非巨大资金及输入国际上先进技术及生产方法，从而刺激了工业的扩展。在某些关键性的部门，美国投资占了核心的地位。美国公司现在控制了南非石油工业的半数，计算机工业的百分之七十，汽车工业百分之三十。这样的工业扩展——是由众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的黑人在沉重的压榨下完成的——却提供种族隔离政权以资金与经济基础，使此一统治制度得以运转。美国的银行也热衷于支持南非政府，在后者所获国际贷款中，占了三分之一。在1984年，它们借给南非几近五十亿美元。不过，从去年以来，由于黑人反对之日趋激烈，美国各银行开始对南非政权的稳定性担忧，因此目前不敢随便给予南非新借款。美国对南非的贸易同样是南非政府的生命线。因此，美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南非向美国输出许多贵重与战略性的矿产(金、钻石、钒、镍、锰等)，而由美国进口的则为工业产品、机械，飞机等。出口市场对南非统治阶级特别重要。因为黑人收入如此低微，国内消费市场是很有限的，因此，南非资本家必须扩大出口业务。在美国对南非的投资、借款、贸易听取得直接的经济利益的上层，美国更可加强种族主义统治的政治联盟。美国经济方面利益不是华盛顿支持南非政府的唯一动机，当然经济利益是重要因素。如果把美国与南非上述经济联系切断，不但对南非政权打击当然非常沉重，而且是对南非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一个具体的支援行动。非洲国民大会(ANC)这个领导解放斗争的组织，在六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份『向世界人民的呼吁书』：『我们控诉与执行罪恶统治的南非政权积极合作的某些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现在是切断这一切合作的时候了。』小麦译自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的战士报THEMILITANT十月评论第十二卷第9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南非政权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涓滴，1985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南非政权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作者：涓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9月第十二卷第九期（总第105期）正当全世界对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权暴力镇压黑人抗议浪潮表示愤慨之际，以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政权，却仍然坚决站在南非的一边，支撑这个白人政权。南非政权7月中在主要黑人居住区开始实施紧急状态；在8月中的总理演说中，再次强调不会放弃白人少数统治，拒绝任何根本的改革。直到现在，还只是作出门面的改革功夫。在西方群众广泛抗议和舆论的压力下，各帝国主义政府作出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制裁措施，实际上对南非白人政权的影响是很微小的，英国政府甚至连表面的制裁行动也不肯作出。反而是西方资本集团和南非本国的资本。对于南非的动荡和白人政权的前途感到不安，大批撤离南非，导致它严重金融危机。对于一贯是南非政权盟友的西方国家来说，这个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倒台，是不可以接受的。它们在南非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实在太重要，与这个政权的存在不可分割开来。南非的经济与它的主要盟友有紧密联系。英国与南非的关系最密切。这个在1910年之前仍是直接统治南非的帝国主义，现时仍占了外国在南非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美国是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仅次于英国的直接投资者，而且是在南非经济中最具战略重要性的部份，如石油、计算机、汽车工业等。西德、法国、日本和瑞士也是重要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南非的金、钻石、铀矿和其它金属生产、对西方国家也有很大经济和军事战略价值。对于帝国主义来说，与南非的经济联系是特别有利可图的。外国在南非的投资取得全球最高的利润率，因为南非对黑人工人的超级剥削，工资被压至最低，差不多昕有权利都被剥夺。南非也极之倚靠各国的投资、金融、贸易和科技，否则经济便会停顿。各帝国主义给与南非的石油、科技、计算机等，维持和加强了南非国家镇压机器，也帮助了它的军火工业。除了是经济上的重要性外，南非也是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重要一环。南非本身是一个帝国主义势力，在非洲南部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更控制了一个直接殖民地：纳米此亚。它也作为其它帝国主义将势力扩展至整个非洲南部的基地。南非政权是整个地区最主要的帝国主义利益保卫者。它以其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一个强大的白人资产阶级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阻止非洲解放斗争的反动基地。除了以往为殖民统治者，如在安哥拉和莫三鼻给的葡萄牙、罗得西亚(前津巴布韦)等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外，现在仍在解放斗争胜利了的国家支持和扶植反革命力量，并经常直接挥军入侵这些国家，如安哥拉和津巴布韦。除了作为这个地区的警察力量之外，南非也是全球帝国主义军事联盟的重要环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倚赖南非监察大西洋和印度洋南部的航运和在南非的军事港口。南非已拥有核子武器和重要的军火工业，更是全球最大的军火供货商之一。这些事实，解释了南非与各帝国主义的关系及其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西方群众运动大加反对南非种族隔离主义政权的时候，西欧和美国政府只是采取表面上的制裁，丝毫无损南非政权的存在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南非军队的血腥罪行·南非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升级（1980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南非军队的血腥罪行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7期）六月第二个星期，南非军队在装甲车、坦克等支持下，大举入侵安哥拉，屠杀了几百纳米此亚难民和自由战士。侵略行动在六月十四日结束，是南非自第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大一次国外军事行动。南非挥军入侵安哥拉，目的是打击以安哥拉为基地的纳米此亚独立斗争(领导该斗争的是『西南非人民组织』)，尽量剿灭游击队，同时向安哥拉施压力，要它减少对『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支援。南非继七六年入侵安哥拉，被『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万五至二万的古巴军队击退后，一直对安哥拉进行侵略。在七八年五月，南非军队在安哥拉南部屠杀了超过六百名纳米比亚难民．今年三、四月进行了十九次空袭，五月廿一日南非军队深入安哥拉四十五哩，杀死了超过二百名安哥拉士兵。美国国务院不得不谴责南非这次的侵略行动，但它同时又谴责纳米此亚自由战士的游击行动。联合国多次提出要对南非实行经济制裁，因为南非拒绝给予纳米此亚独立，但美国每次都否决这些提案。六月十四日，联合国秘书长华尔海谴责南非侵略行动『严重侵犯安哥拉领土主权。』纳米此亚(又名西南非)在第一次大战前是德国殖民地，大战后南非受『国际联盟』委任管理。在六六年，联合国支持纳米此亚独立，但南非白人政权拒绝，并继续占领这个矿藏丰富的地区，用野蛮的种族歧视和军事镇压维持统治。纳米此亚人口超过一百万，九成是黑人。南非黑人的反种族歧视斗争升级七六年至七七年苏伟图（即索维托）黑人暴动被血腥镇压(几百人被屠杀)下去后，南非人民的反种族歧视斗争激流在八〇年初又开始进涌，在五、六月更渐进高潮。政府已下令军队进入战争戒备状态(在苏伟图暴动期间军队未被召集），显示事态的严重。自津巴布韦二月底大选、黑人游击队领袖莫加此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南非的黑人士气受到很大鼓舞，觉醒和信心都加强。在二月初，开普敦两间中学的有色(即混血)学生罢课，抗议教育质劣和不平等，因为国家每年花在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白人学生平均是九百美元，有色学生是二百八十美元。非洲学生则低于七十美元。学生的抗议浪潮从此蔓延，四月开始趋于激烈。在四月七日，十九间中学的学生成立『学生代表委员会』(它仿效苏伟图暴动的先锋部队『苏伟图学生代表议会』)，负责统筹工作。四月十九日，超过六十间大中学学生发表联合声明，号召全国罢课，罢课学生总数超过十三万人。最初主要是有色学生参加的罢课抗议，渐渐得到非洲学生的支持。学生的斗争目标，是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政权。面对着日渐扩大的学生罢课浪潮，政府诉诸武力镇压。在五月廿八日，开普顿有两名示威学生被防暴警察枪杀，自四月中到六月初，超过一千二百名学生被捕。临近六月十三日苏伟图事件周年纪念日时，政府恐怕会有大规模示威，所以宣布禁止十人以上的集会，警察又粗暴地镇压示威。可是，政府的恐怖统治，激发了更大的叛乱。到六月二十日为止，官方数字说有卅二人死亡，一百七十五人受伤，但医院数字显示死伤人数更多出一倍以上。学生的战斗并非孤立的，与他们同时投入战斗的，是数目日增的工人。工人的罢工自五月以来频频发生，首先是富战斗传统的德班港市纺织工人进行大罢工，资方的反应是开除六千名工人，接着是开普敦六千肉食和织布工人罢工；肉食工人的罢工更得到广泛支持，开普敦的黑人区发动了消费者对红肉的杯葛运动，约四千名有色学生则到白人区超级市场门前示威，声援肉食工人的斗争。到六月三日，四千五百名金矿工人首次加入罢工行列，六月十六、十七日是斗争的一个新阶段，开普敦有二十万工人罢工，占全部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工人除了提出增加工资等经济要求外，更此以前跨进一大步——他们更提出要结束种族隔离主义的白人政权。当学生和工人的斗争走向高潮的时候，南非黑人游击队的活动也升级。最显著的是在六月一日和二日晚．游击队炸毁了约翰内斯堡东南面的三个能源贮藏库，造成了七百三十万美元的损失，由于南非本身非产油国，多国又对她禁运石油，这次能源贮藏库被爆毁对她的主要工业是一大打击。南非有二千二百万黑人，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第安人，白人政权一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但今天．各被压迫民族日渐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南非工人是非洲最强大的工人阶级，而压在他们头上的本国民族资产阶级又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坚固堡垒。因此，南非工人的摆脱种族压迫、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在世界舞台上占着一席重要地位；今天，这个斗争正白热化。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南非洲的新形势：民族和阶级解放斗争新的兴起（史骊，1976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南非洲的新形势：民族和阶级解放斗争新的兴起史骊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12月28日自今年六月以来，发生在南非洲的两件事情，清楚地显示出非洲大陆上的社会矛盾，已日趋爆发的程度。第一件事是横扫南非各大黑人城镇的黑人抗议运动，不单是黑人学生的示威，并且已扩展至其他社会阶层——工人和有色人种中去。其二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三个月内两访南非，与南非种族主义总理沃斯特，和罗德西亚少数白人政府总理史密斯进行会谈。九月二十四日，史密斯政权公布准备接纳美国的建议，在两年后将政权交还多数黑人手中。表面看来，帝国主义者和白人种族主义者似乎已经愿意对黑人民族自决的权利作出一些让步；但实际上，他们除了说说欺骗人的空话之外，不可能作出任何真正的让步。史密斯提出将政权交还黑人多数的条件是：(1)“津巴布韦人民解放组织”必须首先立即停止武装的游击活动；(2)在政权交给黑人多数后，必须保障白人(自然包括主要是英美白人组成的资本家)底安全和利益。这些“条件”，充分表明了帝国主义者的伪善，就算在黑人民族全面的反抗下，他们也要保护白人小数的利益，否则，他们就要以最残忍的暴力来对付。帝国主义者绝不会给与非洲人民丝毫的益处。三个因素非洲南部民族和阶级的斗争底新兴起所做成的新形势，是基于三个此较上最重要的因素：㈠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在过去两年，南非洲的最重大事变，就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莫三鼻给)的独立。这些地方能够取得形式上的独立(它们还不曾真正的在经济和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的压制)，都是经过极其艰苦斗争才取得的。在安哥拉进行了十三年，在莫桑此克则进行了十年反对葡萄牙帝国主义游击战争。这两个国家的独立，一方面显示了非洲民族主义斗争的力量，显示了非洲群众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另一方面，暴露出帝国主义的弱点——不单只葡萄牙无能力进行长期的帝国主义战争(十三年的战争使葡国的经济临于崩溃的边缘，使葡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厌战，最后导引至七四年四月的政变)，并且连“世界警察”的美帝，在国内人民(尤其是黑人)的反对之下，也被缚着了手脚，无从以武力去干预。但帝国主义仍然企图通过其他途径去阻止安哥拉的独立；它们以雇佣兵，南非甚至乎派出本国军队；但事变已证明了这种企图的失败；这失败又反过来给与南非被压迫的广大黑人群众一个启示：南非帝国主义不是不能被击败的。㈡津巴布韦日益加剧的冲突——被二十五万白人少数统治者称为罗德西亚的津巴布韦，有超过六百万的黑人；他们被剥夺了拥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像南非一样被种族隔离制度所压迫。自从一九六五年以史密斯为首的白人政权宣布片面脱离英国而“独立”之后，白人政府就一直恐惧黑人多数之取得政府权力，会伤害白人少数统治者的特权。因此，它动用极之野蛮的暴力对付黑人，终于迫使黑人发起了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斗争。进入一九七五年之后，民族解放运动就更蓬勃地发展，千万计的青年人跑到邻近莫桑比克的边境去参与黑人游击队的活动，显示他们要取得民族独立的决心。㈢南非黑人的抗议浪潮——从索维托区黑人暴动燃点起来的南非黑人抗议浪潮，是非洲南部所出现的危机底最爆炸性的行动。南非帝国主义对于维持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利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南非有二千五百万的人口；拥有现代化、工业化的经济；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因为那里地下藏有大量的黄金和钻石。又由于它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使它不得不以全力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在南非洲镇压黑人的解放斗争。从而，南非白人政权在国内外的每一次挫折，都是直接影响到整个南非洲的斗争的发展。自六月以来，南非黑人的抗议浪潮迅速从约翰尼斯堡近郊漫延至全国，特别是各大工业城市(开普敦，依丽沙伯港等)，而且还动员起更具社会力量的阶层——学生和青年，取得了黑人和有色工人的支持。虽然在白人政府血腥镇压和庞大的搜捕之下，三个月来黑人的斗争仍未被压下去。除了南非本土黑人的反抗外，被南非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府统治着的纳米比亚(西南非)人民，也以实际的行动来争取独立。“西南非人民组织”在北部邻近安哥拉边境所进行的武装反抗，由于得到人民的支持，已构成了对白人特权的威胁，这迫使沃斯特政权在口头上答允在一九七八年让纳米比亚脱离南非而独立。实则上却想拉拢一些上层黑人份子，企图布置出一个傀儡的黑人政府。不过，这却反映了白人种族主义者在黑人为自由而作的斗争和决心面前，已经日益理解到，他们面对着的黑人反抗，假如不断发展下去，不单只可能会推翻白人的统治，并且可能推翻整个非洲南部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目前它们一方面企图依靠暴力去镇压黑人；另一方面却企图寻求一条“政治的出路”。帝国主义的策略帝国主义的整体策略，是企图在不得不作出形式上让这些国家独立的让步之时，也能维持它在这些国家内的特权，特别是经济上的剥削。换句话说。帝国主义谋求在这些国家内，像其它已经独立了的非洲国家一样，培养起一个新殖民地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国家。帝国主义的策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几个月来基辛格之吹嘘要“说服”南非政府不要再支持津巴布韦的史密斯政权，并要通过谈判方式“和平地”将政权交给黑人多数。这项政策，被描写成为美帝对非洲政策的新转变；实质上，它只不过是旧政策的新版本而已。多年以来，南非和那些邻近津巴布韦的所谓“前线”国家(赞此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安哥拉)都曾企图实现这个政策。它的名字就叫做“缓和”策略——因为它正是这些国家内的黑人政府企图与南非关系“正常化”的策略。最好的范例就是这些政府寻求取得南非史密斯政权的“合作”，迫使津巴布韦人民接受一个新殖民地政权的“解决方案”。南非政府至目前为止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项策略。正是它对史密斯政府施以压力，罗德西亚的白人政权才被迫口头上接受了两年后将政权交给黑人。况且，它还想以此来作为开展南非与其它非洲国家贸易与投资的谈判注码；更加希望能够取得黑人新殖民主义者的合作，来对付南非本土内的黑人群众斗争。而其他的非洲黑人资产阶级政府，却恐惧津巴布韦的解放斗争会启发其国内被压迫的黑人起来反抗资本主义。年来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使到这些国家原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增加了重重的困难；资本家就更加要加重对工人的政治压制和经济剥削，并且对其它黑人国家的群众动员也感到威胁，它们利用自己对黑人解放斗争力量的影响力，迫使他们与白人种族主义政权作协议。这条“缓和”策略，虽然在一个短时期内起了一定的抑制黑人解放斗争(赞比亚、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坦桑尼亚政府曾成功地迫使各个分歧重大的四个津巴布韦民族主义组织合并为一个；在一个时期，甚至乎终止了反对白人政权的武装行动)和向史密斯政权施以极大的压力(一九七四年末，南非政府撤退了驻南罗边境的守军，给民族解放战士更大的活动地区；伹南非却同时继续给与罗德西亚以军火和经济的缓助)，但却并未能有效地控制住群众斗争。就算在赞比亚本国内，黑人资产阶级政府的叛卖性的伪装角色，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赞比亚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以便对付反对赞此亚政府串同南非在安哥拉和津巴布韦进行镇压黑人群众斗争的学生。帝国主义者还企图利用各个民族主义组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挑动起派系的纷争，以坐享渔人之利。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初的安哥拉内战中，帝国主义就是利用安哥拉三个民族主义组织(MPLA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FNLA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UNIFA安哥拉完全独立同盟)的冲突，而从中干涉安哥拉的群众斗争的发展。自七四年葡萄牙政变之后，安哥拉的工人阶级以示威、罢工、占据工厂等行动，显示出他们完全有力量去以阶级斗争的方法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以达成民族的真正解放；但三个民族主义组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由于力图保卫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客观上就站到帝国主义一边来，反对并镇压工人阶级的动员。正是由于三个民族主义的组织采取了新殖民主义的亲资本主义道路，使到帝国主义能利用它们之间的冲突而导引群众的动员走上互相敌对的方向。三个民族主义组织之间派系的冲突，并不曾给与安哥拉群众丝毫益处，反而给与帝国主义的干涉机会。南非和美帝国主义者在七四年至七五年初支持着FNLA和UNITA来反对MPLA。它们将此看成是对抗古巴和苏联给与MPLA的支持。但MPLA却又同时自葡萄牙帝国主义取得援助。事实上，每个组织都持着同一的主张——保卫资本主义(从而不得不依赖和同时保卫帝国主义)以反对工人群众。因此，虽然我们应该完全地反对美国、南非、葡萄牙帝国主义干与安哥拉的独立，但却不能支持任何一个民族主义组织去反对其它的组织。我们在军事上应支持与南非对抗的民族主义力量去反对南非军队的进入安哥拉和美帝的雇佣兵，却在政治上反对MPLA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在得到非洲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和黑人资本主义政权的“缓和”合作之下，帝国主义实际的策略就是——压服群众运动的兴起，阻止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来临。总而言之，美帝的政策，正使它日益直接参与干涉南非洲的局势。因为，帝国主义者在最近非洲南部诸国的黑人抗议和斗争中，看到了一个新兴起的威胁力量，足以摧毁各方面的“缓和”政策，致使帝国主义更加要尽速寻求到一个它们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法”。这个力量就是：工人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生长虽然种族主义者企图以法律、压迫和种族隔离来挽救它们的厄运，但实际上它们却日益为自己培养着掘墓人——黑人无产阶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项基本的矛盾表现：资本主义要扩张，就同时要扩大工人阶级的队伍；资本主义的内部机动力要求建立起工人阶级，并且使它越来越集中，从而加强了工人的社会力量和信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性的长期相对繁荣，南非的工业亦有了重大的发展，培养出一个庞大的新兴工人阶级，今天已达六百万人；在各种行业中，黑人的比重都超过百份之六十；再加上其它的有色人种工人，在南非的非白种工人已达百份之七十二。由于人手的短缺，白人统治阶级遂不得不容许一部份黑人参与技术性的生产，从而增加了黑人工人在重要产业里的力量，进而提高了信心。自从七○年代以来，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黑人工人已经从数以百计的非法罢工中，测验过自己的力量。事实上，今天的南非种族主义政府已经不能再进行六○年时沙佩维尔的屠杀。这并不是说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有了改变，而是由于阶级的力量关系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今天，种族主义统治要依赖庞大的黑人工人阶级才能运转复杂的生产制度，它再不能像过去那样，以放逐、射杀、监禁、开除等等来对付百万计的工人。更坏的是，它还面对着一个已经从黑人民族主义反抗葡萄牙的斗争，和从南非在安哥拉挫败中取得教训的工人阶级。安哥拉的工人阶级，亦已在内战中及之后，显示了它的力量，威胁着要推翻资本主义的新殖民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由于种族隔离制度牵涉到南非二千多万黑人的生活底每一个环节，亦由于黑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整体压迫，更由于庞大的黑人无产阶级的存在，每一项民族的、民主的斗争和经济的斗争，都会很容易地迅速走向反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而且，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到黑人民族解放的斗争结合起工人阶级的斗争，使到民主的民族解放任务，结合到阶级的解放任务。才可以加以解决。安哥拉内战的后果更加表明了，形式上的民族独立，并不能使落后的安哥拉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个新殖民地主义的政权成立了，却没有带给安哥拉人民真正的解放。不断革命的逻辑——民族民主和阶级的斗争底结合动力，将会推使革命走向反对资本主义——在南非最近事变裹表现得十分清楚。由语言问题引起的学生抗议，由于受到警察的镇压，迅速地激起各个阶层的响应；短短几个星期内，就发展到反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学生结合了黑人工人，取得了有色人种工人的支持，引起了全国的反抗浪潮；就算是白人少数政府作出让步(例如取消了强迫在黑人学校用非洲荷兰语)之后，也不能令黑人满意；增加压迫亦不能迫使他们退却，他们继续斗争、示威、抗议和集会。他们的要求是清楚的：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这正是种族主义政府不可能答允的，唯一的出路是推翻这个制度，而斗争并不能中途停止却又能有真正的解决方法。南非革命的本质，就反映在民族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底结合——黑人民族主义——之上。这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目前斗争所带来的极大机会是不能过份的高估的。所有有利的条件——葡萄牙殖民地的独立，“缓和”策略的失败，南非在安哥拉的挫折，和无产阶级自身的存在，都不足以带来解放。还需要一个以正确纲领武装起来，而又有可能带领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的领导。我们看到了最近安哥拉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果，在一些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错误引导下，工人贫农的动员被分化成为敌对派系，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最后还是成了一个新殖民主义的国家。我们看到非洲所有黑人统治着的“独立”国家，至今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经济落后，贫困和独裁。换句话说，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斗争，由于着力于保护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度，就必然要依赖帝国主义；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十分微弱，根本无力去反抗帝国主义的控制，而且他们更加害怕工人阶级的动员力量，害怕工人阶级进一步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整个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同时，也反对着资本主义的压迫，谋取自身阶级的解放。因而，我们看到今天非洲南部的黑人资本主义政府——赞比亚、坦桑尼亚等——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结合着南非和美帝国主义者——起来对付兴起的黑人解放运动。资产阶级是不能也不愿去领导民族底真正解放的。唯一能实现民族解放的策略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并不是等如目前安哥拉、莫桑此亚等政府所应用的“社会主义”空话，以局部的国有化来代替没收私有财产，以控制民众的机构来反对真正的工农权力。而是以工人阶级的统治、权力和动员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要达成这一点，就需要一个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工人阶级的领导，而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和新殖民地主义领导。这个领导的形成，就是建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这个政党，不单只坚决反对任何新旧殖民主义，而且也要独立于非洲的黑人的新殖民主义政府的控制之下，要以工人阶级的动员和组织为基础，领导工人阶级，并通过它来领导各个被压迫阶层(贫苦农民和各个民族)走向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底道路。这样的纲领和这样的领导——而不是武装游击战本身——才是南非洲黑人底真正解放的保证。无论武力反抗帝国主义是多么激烈，MPLA、FNLA、UNITA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之陷进新殖民主义，并且最后与帝国主义站在一起反对工人阶级，都显露出没有工人群众和贫农群众围绕着过渡的、民主的和当前的要求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进行争取社会主义而夺取政权在工人贫农手中的话，黑人的解放是不会实现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贫农的动员，在一个正确而革命的政纲和领导的引导下，在民族解放的路途上，是比机关枪和子弹更有决定性作用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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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延南非的黑人抗议浪潮（丁杰，1976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南非工人斗争蔓延南非的黑人抗议浪潮丁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9月28日自从六月中旬南非约翰内斯堡近郊索维托区的黑人，因反对政府强行在教育中使用非洲荷兰文，而引起庞大的反对种族主义和反种族隔离政策时起，虽则沃斯特政权一再宣称黑人区内的抗议行动已受到控制。但事实上这些行动正继续蔓延至其它的城市和其它的社会阶层中去。庞大的群众抗议浪潮于八月四日重新爆发，至今最少已有十二个城市附近共七十个黑人区发生抗议行动。八月四日，索维托区黑人学生集结在奥兰多球场外，准备集合游行至约翰内斯堡中央监狱外抗议，要求释放在六月暴动后被捕的学生领袖。当他们游行至索维托区出口时，警察架起路障拦阻他们前进，并且驱散他们。学生两度企图重新集结，但给警察用枪和催泪弹攻击，立即有三个青年身死。虽然在恐怖镇压和政府禁止集会的命令下，黑人学生第二天又再次企图游行往中央监狱。纽约时报通讯员内翰．奔驰八月五日从约翰内斯堡报导：『和昨天一样，当警察向那些越过设在黑人区周围的保安站岗的游行者开火时，几百个成年的游行者就加入学生中去。当他们行至十字路口的警察路障时，游行队伍最少有五千人了。示威者高举象征黑人权力的拳头，高唱黑人民族主义的歌曲。』约翰内斯堡是南非最大的工业市，索维托区每天有二十多万黑人到那处工作。现在，学生开始直接地向黑人工人发出号召，而且获得颇大的支持，根据奔驰在纽约时报报导称：『第二天，大量的居民放下工作去支持学生的杯葛要求。青年人以手巾蒙脸，明显是用来防止催泪烟，在黎明时份就架设路障，并且在区内火车站实行纠察。劝告工人回家去。『依靠黑人劳工的约翰内斯堡工厂，告假率高达劳动人数之四份一到四份三。学生领袖以此来显示黑人工人瘫痪经济的潜力。』与此同时，庞大的黑人行动，亦自六〇年沙佩维尔大屠杀，第一次蔓延至开普敦(好望角)去。八月十一日早上，数百名开普敦市郊兰格区的黑人中学生游行，高呼『黑人权力』口号；傍晚，放工同家的工人加入学生行列。次天，大约一千名学生和工人在兰格区警署前示威，举起『我们不是打架，不要开枪——只要释放我们的学生!』的标语。警察向示威者报以催泪弹。面对黑人的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浪潮，有产者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保卫他们的产业。每间工厂和商店都加派了警卫和警犭。大银行组织了自己的守卫队，一个由八间安全护卫公司组成的保守协会成立了。黑人的反抗获得了有色人民和学生的支持。南非大约有二百三十万有色人(另外有七十万印度人)，很多是黑白混血儿。虽然长期以来彼多利亚的白人少数政权一直企图对有色人此黑人多作一些让步，例如优先录用有色人等，从而实行分化政策，但有色人民身受的歧视仍然十分深重。就在六月，沃斯特政府仍然否决了一个委员会提出来『急剧地改变宪法』以及停止对有色人民就业和受教育限制的建议。八月十六日，开普敦西角大学有色学生号召罢课支持黑人的行动。七百多学生游行往法庭抗议学生领袖被捕，他们遭警棍驱散。同日，十七个有色人荷兰改良教会的牧师发表声明，『最强烈地摈斥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每一项措施』，『拒绝接受不给与其它黑人小区的特权，并拒绝再被白人政府的分而治之政治所利用』。不只有色学生支持黑人，白人学生也加入行列。开普敦大学的几百名白入学生企图游行至黑人区表示支持黑人的行动。这使白人政府恐惧不已，企图以镇压阻止这种团结，差不多有一百名白人学生被捕。浪潮由开普敦向西蔓延至工业中心依丽沙伯港，华萨基尔黑人区五百名中学生在八月十七日举行了一个集会，纪念被警察杀害的黑人，并且要求释放被捕者。集会后来集结了四千人，并且开始捣毁白人统治的象征!——银行、邮局、就业介绍所。到八月十九日，至少有三十三个黑人在依丽沙伯港被杀。一些黑人保留区——班图斯坦——也发生抗议。八月八日，波克法斯云拿非洲族人保留区的黑人学生高呼黑人权力的口号，烧毁了米法京的主要国会大厦。在粲斯基保留区，警察拘捕了支持黑人抗暴的二百六十六名静坐学生。面对蔓延南非全国的反种族主义浪潮，沃斯特的政府运用一面作轻微让步，另一面加强镇压的手法。根据伦敦一份月刊『非洲』八月号指出，自六月起已经有三千人被捕，至今还没有提控，以及被单独囚禁。大部份的被捕者都是学生运动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几个『黑人意识运动』的组织——『南非学生组织(SASO)、『南非学生运动(SASM)』，『黑人代表大会』(BPC)——严重特别地成为警察的打击对象。而彼多利亚的让步绝不会影响到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沃斯特政府内阁的强人，新闻部长康尼．密特就公然在一次统治党(国民党)的会议上宣布，任何让步都只能在政府政策范围以内。然而，庞大的黑人反抗运动，和工人的动员，也使统治阶层内产生了歧见。密特是主张强硬对付黑人抗议的一帮。另一帮却希望以一、两下温和的让步来缓和一下爆炸的局势。班图区管理和发展部长米高．宝法在八月七日宣布，黑人区将会对区内的事务享有更大的控制权，以作为对城市黑人的『新方案』。几天之后，他又宣布除了开普敦省以外，其它地方的黑人可以自由买屋居住，而无需首先成为班图斯坦的『市民』。这种政策如果可以实行，无疑实际破坏了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项重要歧视措施，虽然仍然不会解除种族隔离。可能白人少数统治者的最敏感和最自觉到自身利益的层份会感到这种让步是太大了。沃斯特已宣布会在九月十日召开国民党国会成员的会议，商讨决策。工人活跃的层份之逐渐加入抗议行列(八月二十日，学生向工人发出号召，从八月二十三日开始，进行三天『留在家中』的罢工)，显示出学生的行动已开始影响到更广大的社会阶层。奔驰八月二十一日在纽约时报报导称：『很多人感到，面对这里的少数白人的最大的威胁，并不是暴力而是有政治动机的罢工，它会瘫痪经济。没有拥有合法承认的工会的黑人工人，已经在矿场和工厂里罢工了。假如全国性地组织起来，罢工此起现在政府仍能控制的黑人区动乱，就更有力量去要求改变。』事实上，目前的抗议行动已不是像六月时一样，只是长期受压迫的黑人底愤怒和挫折的自发性爆发。由于沃斯特政权在六月事件中的血腥镇压，和随后的大事拘捕，都教训『学生们更谨慎地从事组织羣众抗议的行动。学生们在行动前举行广泛的集会，讨论行动计划，派出纠察和岗位，劝告工人进行罢工。而且，六月和八月的黑人抗议行动虽然受到迫害，但至今沃斯特的警察还没有打败黑人的动员。相反，黑人学生和工人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增强了信心。回目录下一篇 |
刘荣锦：《波兰变局》html{text-align='justify';line-height:200%;margin:0px10px;margin-left:30pt;margin-right:30pt}h3{font-size:17pt;letter-spacing:3pt;margin-top:16px;text-align:center}h4{font-size:13.5pt;letter-spacing:2pt}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波蘭變局》劉榮錦：“紅”色的轉折——蘇聯東歐變局（1992年8月初版）第10至20章·波蘭工運簡史（1956～1981）·波蘭國營部門經濟改革·1973年的改革·1982年的改革·波蘭私營經濟·波蘭農業·波蘭經濟危機·幹部私有化·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對話”的階級內容·圆桌会议（1989）·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說明：作者把“變態工人國家中的官僚層”判定為一個新階級——“傳統官僚資本階級”。波蘭工運簡史（1956～1981）波蘭工人是一支極具戰鬥性的隊伍。波變局與波共政府沒法控制工人這點有密切關係。本章粗略回顧一下1956年至1981年的波蘭工人運動，這有助於了解變局的來龍去脈。（注1）1956年6月，波政府提高物價，觸發波茲南（Poznan）罷工。罷工迅即演變成起義。工人襲擊電台、警署及監獄。政府進行武力鎮壓，導致53人死亡。10月，斯大林時代失勢的禾•哥穆爾卡（W.Gomulka）重新上台。哥把工人議會合法化和把八成農業合作社解散，土地分配給農民從事私營耕作，以收拾殘局。為安撫工人，哥加重輕工業比例，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局勢穩定後，哥逐漸把工人議會取締。1958年2月，更取消罷工權利。1970年12月13日，政府宣佈食品和必需品提價30%。是時，格但斯克造船工人正因變相減薪（提高勞動強度，以取消超時津貼）進行罷工。加價宣佈引發格但斯克及基丁尼亞（Gdynai）工人襲擊地方黨總部及其他政府建築物，部份建築物被焚燒。政府再一次進行武力鎮壓。數百人（一些估計數千）身亡。17日，史薩先（Szczecin）造船工人召開工人大會，選出罷工委員會，提出廿二點要求。要求包括成立獨立工會、撤銷加價措施、加薪30%、給予衝突中死亡工人家屬賠償、追究鎮壓責任、撤銷黨政企幹部各種特權等。罷工委員會代表團攜同要求前往市黨總部，但不獲接見（一些報導稱代表團被逮捕）。工人從船廠湧往市中心，沿途高唱《國際歌》。黨總部前，工人與警察發生衝突，總部被憤怒群眾焚毀。工人與武裝部隊爆發街頭巷戰。工人後來撤回船廠及工廠據守。各個企業紛紛成立罷工委員會，由鍋爾斯基（Warski）船廠罷工委員會統籌。18日，蓋萊克（Gierek）接替哥穆爾卡出任黨第一書記。20日，蓋在電視及電臺向全國發表講話，承諾提高最低工資、改善住屋等。22日，政府把起義期間實行的緊急措施全部解除。武裝部隊自格但斯克等地撤離。但政府沒有打算把加價措施全部撤銷。24日，新總理雅魯蘇域治（Jaroszewicz）宣佈凍結食品食品價格兩年，牛奶、蔬菜、蛋類除外。工業品是否恢復原價，視乎生產效率和成本而定。波共的讓步沒有使事態平息。罷工陸續發生。1971年1月中旬，列寧船廠罷工委員會提出多項要求，包括：政府公佈12月起義死亡名單；追究鎮壓責任；釋放被囚工人及其他示威者；把工會民主化；加強及提高名存實亡的工人議會的角色及地位；蓋萊克前赴船廠與工人對話。22日，史薩先各船廠再次被工人佔據。24日，蓋萊克終於親自前往史薩先鍋爾斯基船廠與工人對話。隨同有總理雅魯蘇域治、國防部長魯魯澤爾斯基、副國防部長和內政部長。進入船廠時，工人糾察線檢查各人證件。除罷工委員會外，由12,000工人選出的500個工人代表列席對話（並享有發言權）。談判歷時九小時，直到25日淩晨二時才結束。同日（25日），蓋萊克再前往格但斯克列寧船廠與工人進行談判。兩日談判結果，政府答應提高工資換取工人同意複工及加價措施。數日後，政府提高最低工資，但之後再沒有進一步履行其他承諾。2月7日，洛茲（Lodz）一萬名紡織女工佔據廠房，並在市內設置路障。史薩先、華沙等地工人隨即起來響應。14日，雅魯蘇域治前往洛茲與工人談判。15日，雅在電視宣佈把去年12月以來的加價措施全部撤消，最低工資維持在新水平。局勢因此而終於穩定下來。蓋萊克上台後，仿效哥穆爾卡的政策，提高工人生活水準以撫順工人情緒，作為換取政權穩定的代價。1976年6月24日，政府宣佈加價六成。翌日，全國各地不約而同進行總罷工。該日晚上十時，政府宣佈撤銷加價決定。1976年下半年，一些知識分子成立工人自衛委員會（KOR），為工人進行鬥爭提供後援。後又成立社會自衛委員會（KSS）。一些工人組織地下工會核心。1978年4月，波蘭北部地下工會發表創立憲章，瓦文薩為聯署人之一。1980年6月30日，在西方銀行壓力下（當時，波蘭硬通貨外債高達250億——詳後），波蘭政府削減糧食補貼，宣佈把肉類價格提高50%至100%。國營肉店供應被削減。人民被迫往商辦肉店購買。7月1日至10日，全國各地爆發罷工浪潮，工人相繼成立罷工委員會。政府採取懷柔政策，宣佈取消加價，答允加薪10%至15%，授權企業與工人對話，希望平息事態。但經廿多年的鬥爭，工人不再滿足於自衛反抗的水平。他們現在要爭取主動，把權力的問題提上日程。7月17日，路賓（Kublin）鐵路工人發現一列開往蘇聯的火車上標簽寫上“魚”的貨物，竟然全部是肉食。消息傳出後，路賓全市進行總罷工。8月2日，工人自行選舉新工會代表。8月中旬，政府開始對付罷工領袖。13日，包括瓦文薩在內的三名列寧船廠地下工會分子被解僱。但結果適得其反，解僱行動馬上觸發格但斯克進行總罷工。除經濟要求外，罷工工人提出多項政治要求，包括：成立自由工會；工人透過傳媒發表言論的權利；撤銷壓制措施；取消幹部特權等。8月16日，格但斯克卅二個企業成立廠際罷工委員會（MKS），由每個企業選派兩名代表組成。（企業數目後來增加至400個。）MKS設立主席團，成員多為地下自由工會運動分子。MKS提出廿一項要求。其他地方紛紛成立MKS。工人階級的團結力量終於迫使政府讓步。8月27日，政府同意與格但斯克MKS展開談判。31日，雙方在列寧船廠簽署著名的格但斯克協議，容許成立獨立工會。（政府於同日在史薩先與該地MKS簽署同一協議。）作為交換條件，格但斯克MKS在協議承認黨的領導地位；承諾工會不會轉化為政治組織；表示擁護政府及華約集團。協議簽署後，瓦文薩宣佈罷工結束，呼籲工人9月1日復工。團結工會於是正式成立。格但斯克MKS主席團成為工會主席團。各地MKS變成工會地方支部。9月6日，簡尼亞（Kania）接替蓋萊克出任黨第一書記。11月10日，最高法院正式為團結工會辦理註冊。1981年2月9日，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接任總理。雅建議政府與工人雙方休戰三個月，與團結工會成立協調委員會。（是時，一方面，團結工會與政府就如何落實格但斯克協議經常出現磨擦，另方面，不少工會基層工人和活躍分子對協議不滿，反對工會領導的妥協做法，不時進行野貓式的鬥爭。）3月19日，數名工會分子在一次衝突中被國民警衛隊毆至重傷。全國醞釀於31日進行總罷工。30日，瓦文薩在沒有得到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同意前，自行在電視宣佈已與政府取得協議，取消31日的總罷工。1981年夏天和秋天，各地野貓式罷工、鬥爭此起彼落。為平息局勢，瓦文薩和團結工會智囊奔走全國。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1981年11月19日號評論道：“現時……最大障礙是工會自己的反叛分子。”9月5日至10月16日，團結工會召開首屆全國代表大會（期間9月12日至25日休會）。瓦文薩在主席選舉中險勝（首輪投票中僅獲55%選票微弱多數當選）。10月18日，雅魯澤爾斯基接替簡尼亞出任黨第一書記，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11月27日，雅魯澤爾斯基向國會提交禁止罷工的法案。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相反建議成立臨時政府和國民經濟委員會，以及就舉行自由選舉進行全民投票。就波共而言，團結工會與西方國家接觸（派代表團往美國要求容許波蘭延期還貸等），已超乎獨立工會的角色。另外，蘇聯十分恐懼一旦團結工會成功奪取政權，波蘭會脫離華約集團，而整個東歐會出現連鎖反應。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波蘭軍隊中的一名間諜事後披露，蘇聯一直向波蘭施壓，促其鎮壓團結工會。（注2）團結工會全國委員會提出上述各項建議，無疑是直接挑戰波共的統治地位。此舉把鎮壓立刻提上日程。12月11日至12日，全國委員會在格但斯克舉行會議，討論全民投票、成立臨時政府等問題。會議12日深夜休會，代表返回酒店。12日晚至13日淩晨，直屬內政部的特種部隊在全國搜捕工會分子。雅魯澤爾斯基成立救國軍事會議，宣佈全國實行軍管。從1956年至1980年，波蘭事態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規律。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為解決資本積累困難，幾番企圖加價（以減低補貼），希望提高剝削率。但每一次，戰鬥性強的工人都馬上起來反抗，迫使政府不僅要撤銷加價，更相反要提高工人生活水準，謀求穩定政權，從而更加加深資本積累困難。1950～79年，工人工資上升11倍，物價（不計自由市場價格）僅增加1.7倍。（注3）下文分析，這個情況是波蘭1989年發生變局的重要背景。波蘭國營部門經濟改革政府無法令工人為積累付出代價，使提高企業效益變得更為重要。1956年事件後，政府考慮進行全面經濟改革。翌年，奧•蘭格指導下的經濟會議完成一份改革藍圖，提出以經濟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和設立工人議會（即仿效南斯拉夫的所謂“工人自管”制度）。由於粗放發展仍有發展空間，經改的迫切性不大，政府沒有予以接納。直到1970年，波蘭有著不錯的經濟發展。以1966～70年五年為例，淨物質生產（以不變價格計，下同）年均增長為6%；實質工資2%；貿易額（不變價格計，下同）9%。整個時期，零售價格指數僅上升4.5%（按：主要出於自由市場價格上升）。（注4）但如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粗放發展因遇到勞動力短缺的障礙走向窮途末路。人口增長趨勢下降促使政府在1971～75年的五年計劃調整經濟發展策略。內容為向西方舉債，用於進口先進生產資料，提高積累率，進行集約發展。1970年，政府宣佈進行經濟改革，首先著手提高物價。工人的反抗迫使政府把改革擱置。但取消加價，以及維持最低工資在新水平，加深了經濟困難。經改再次提上日程屬大勢所趨，只是時間問題。1971～75年間，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達10%；實質工資超過7%；貿易額13%。整段期間，實質消費總額增加50%。積累從1966～70占國民收入27%上升至1971年的30%；1974年更高達38%。對西方貿易從1970年占總貿易額三分一增加到1975年接近一半。（注5）同時提高積累和增加消費，為經濟帶來巨大壓力。1970年，波蘭外貿大致平衡。但1971年起，貿赤情況日益嚴重。1961年至1970年，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累計赤字為3億零1千3百萬美元。1971年為5千3百萬美元，1972年標升至3億1千3百萬。1973年至1979年情況如下。1973：13億1千6百萬；1974：22億6千9百萬；1975：27億4千6百萬；1976：32億3千7百萬；1977：24億9千6百萬；1978：20億5千2百萬；1979：16億零5百萬。（注6）【1973至79年數據，原文中，連同上、下段都在同一段落裏，這裏為方便閱讀而分行】政府以舉債來支付貿赤，使波蘭外債如滾雪球般膨脹（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唯幸首次石油危機對波蘭進出口比價沒有產生不良影響。（注7）礙於害怕工人，政府不敢提價，但經濟過熱的壓力自必要有地方疏散。自由市場價格指數從1970年的109.6（以1960年為100）上升至1975年的150.0。整體物價因而在這五年間上升13%。（注8）隱蔽通脹轉化為國營商店供不應求，為下一次危機埋下定時炸彈。在以上險峻的經濟形勢下，波蘭1973年提出一輪經濟改革。1973年的改革別於匈牙利，波蘭的改革採取先試點後推廣的做法。1973年，先由24個國營企業集團（波蘭文簡作WOG）進行試點，占工業產值約20%。國營商店及食肆亦投入改革。1975年，實行改革的工業企業集團占工業產值三分二。（注9）改革內容包括：價格改革；工資改革；企業改革；及外貿改革。（一）價格改革。按原來計劃，波蘭打算仿效匈牙利以雙渠道價格作為出廠價格訂價標準。別於匈牙利，資金利潤率將劃一，連同資金稅，訂於8%的水平。工資稅訂為20%。但政府沒有計劃引入指導價格及自由價格（不計農副產品自由市場）。以上措施未出台前便被放棄。理由是政府恐怕價改會使出廠價格標升，對零售價格產生上升壓力，從而加重政府零售物價補貼負擔。政府退而求其次，容許企業在新產品的訂價不受任何管制。結果是，企業把現有產品稍作更改，當作新產品，肆意加價，使通脹壓力加劇。1970～71年事件令政府猶有餘悸，零售價格改革難以起步，政府給食品和其他工業必需品的補貼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73年，補貼占國民收入10.5%；1975年，上升至17%；1977年，更高達20%。其實，政府可以在提高零售價格的同時給工人發工資補貼，減輕加價的震盪。1966～70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4.5%，比工資增長率3.75%為高。政府在1970年提價時有較好的條件發放加價補貼（而不致於加強通脹壓力），但卻沒有把握這個機會。1971～74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上升至7%，但貨幣工資年均增長率卻標升至8.5%。故此，1976年加價時，政府連1970年一度存在的回旋餘地也喪失了。（二）工資改革。上文指出，匈牙利同時把工資增長和管理幹部花紅與利潤掛鉤。波蘭則引入兩個不同標準：工資增長、幹部花紅分別與增值額、利潤掛鈎。（增值額相等於純收入（銷售收入扣除周轉稅或加上補貼）減去非勞動成本、信貸利息、及折舊。）新政策規定，工資基金增長率不得高於增值額增長率（具體數字每一個WOG都不同，由國家計委決定）。但由於跟匈牙利不同，政府沒有利用累進稅制約工資增長，工資依然以高速率攀升。（三）企業改革。新政策規定，企業純利分成兩個基金：幹部花紅基金及發展基金。兩個基金均需繳納累進稅，前者稅率由10%至80%不等，後者由80%至90%不等。向發展基金征收重稅顯示政府雖然取消利潤上繳，它沒有打算把投資權限下放。事實上，企業以自留資金投資仍然受到嚴格監管及限制，目的在於保障投資與整個國民經濟計劃配套。（四）外貿改革。1970年，政府把外貿權限下放給企業，但繼續把國內和國外市場分開。政府設立一系列價格均等化賬戶（PriceEqualizationAccount）。企業以本銷價與賬戶結算。外銷價和本銷價的差額由賬戶填補。新政策把這些賬戶廢除，從事外貿的企業頓時要面對國際競爭的壓力。（五）把改革廢除。工資增長過速、投資過熱、外部平衡惡化、外債急升等，使經濟陷於危機之中。1976年初，政府宣佈把工資凍結，並開征工資基金增長累進稅。由於企業以新瓶舊酒的手法變相加價，政府新開一項累進所得稅（按增值額計），用以堵塞政策漏洞。取消價格均等化賬戶給從事外貿的企業帶來很大衝擊，迫使政府1975年恢復部份賬戶。其實，1973年的改革本身已非常保守，覆蓋面亦十分有限。1975年和1976年初的刹車使舊體制幾乎完全復辟。1976年6月事件促使政府在七十年代下半葉重新推行一些零星改革。（注11）但政府要到八十年代初才下決心推行全面的經改。1982年的改革七十年代期間，政府依靠貿赤進口西方生產資料，提高積累。可惜，這種冒進的經濟政策（請參考上文表5.3），既沒有把生產效率提高到預期水平（注12），亦未能增加對西方國家的出口。（注13）1981年，經濟情況日益惡化，促使政府成立一個改革委員會，研究經改方向（得到團結工會參與）。6月，委員會完成改革方案。7月，波共第九屆特別黨代表大會把方案通過，1982年1月1日實行。（注14）改革方案與匈牙利的NEM有不少類似的地方，總體精神在於以經濟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國家保留管制進出口及從事大型項目投資。詳細內容如下。（一）價格改革。價格分為三類：指令價格、指導價格、及自由價格。指令價格一般低於成本，適用於食品（政治上極其敏感的產品）和基本原料（為控制其他產品成本）。指導價格水平不能高於產業部門邊際成本，但可高於個別企業邊際成本。自由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情況自行訂定。由於改革針對企業利潤和工資增長而新開兩項苛刻的直接稅（詳後），很多企業不積極於提高價格至均衡水平。微觀市場失衡狀況（一般自然為短缺）因此普遍持續。以下是1982～83年各類價格的比重（表11.1）。表11.1：各類價格比重，1982～83占銷售額百分率消費品工業物資農產品指令37（40）19（20）72指導15（15）5（5）0自由48（45）76（75）28按：括弧內數字為1983年數字資料來源：哥穆爾卡及羅斯杜亞斯基，1984，頁390。1982年，社會產值下挫8.49%，其中以消費品跌幅最大。為紓緩短缺，政府該年春大幅提價，生活指數上漲達56.6%。（注15）1983年，為紓緩通脹壓力，政府把所有生產資料價格暫時凍結，並保留以後根據需要對個別產品價格或加價幅度凍結的權利。1984年開始，指令及指導零售價格每年調整一次。（注16）（二）企業改革。實行所謂3-S原則（指自管、獨立經營、及財政獨立）。自管。根據原來方案，職工超過三百人的企業成立工人議會。1981年12月方案未推出前，這項建議因實施軍管被擱置。1982年12月，政府宣佈1983年4月1日起，全部6500個國營企業成立工人議會。1985年，成立了工人議會的企業數目達6403個。（注17）但即使根據政府自己的宣傳，1988年初期間，活躍的議會僅占總數三成。（注18）議會權力主要在於決定企業福利基金的用途。就生產、訂價、及招聘，議會有被徵詢的權利。1981年9月25日，政府通過法例規定，除一些骨幹企業外，企業主管的任免需要經過一個公開的競爭性選拔過程。這些骨幹企業共1370個，僱工人數約占勞動人口八成。（注19）1982年，政府開除了1000名同情團結工會的企業主管，由產業主管部門直接任命新主管代替，完全無視上述法例。軍管解除後，政府把不受上述法例限制的企業數目減少。1987～88年度，減至400個。雖則如此，企業主管的任免權仍然保持在波共手上。以1986年為例，八成企業主管為波共黨員；三成任職超過15年，一成三超過十年。（注20）獨立經營。理論上，企業的產、供、銷不再受國家指令約束。但關乎“國家利益”的產品除外。歸納在這個類別的產品包括軍用物資、對經互會出口、主要消費品、及主要原料。以輕化工業為例，1983年，全部生產中8%列入這個類別；1986年，上升至22%。1985年，由國家分配的消費品共93類（後減至55種）。（注21）部份其他原料的銷售亦必須透過歸主管部門管轄的供銷單位進行。1982年，經由這些單位交易的原料占總銷售量25%至30%。1983年底，上升至40%。企業享有招聘錄用職工的自由，一般以提高工資的辦法爭聘短缺勞動力。根據原來改革方案，政府控制工資增長的杠杆是累進工資增長稅（波蘭文簡作FAZ）。1983年，政府推行勞動配給制。省勞工處根據政府訂下的先後順序把待業工人統一分配到各個企業。財政獨立。改革新開兩項直接稅：所得稅及工資增長稅。所得稅按企業利潤率計，累進率由40%至90%不等。（政府計劃於1984年改為比例率。）雖然稅率是劃一的，但財政部有權按情況對個別企業作出特殊安排。工資增長稅最初按企業平均工資增長率計，累進率由平均工資增長第四個百分點征收0.25%，到第九個百分點起的每一個百分點征收4%。跟所得稅的情況一樣，計劃委員會有權偏離劃一稅率對不同企業作出個別處理。1983年，工資增長稅改為按工資總額增長率計算。企業從毛利扣除所得稅得出純利，從中再扣除工資增長稅和提留後備基金，餘額用於發放管理幹部花紅和分配到福利及發展兩個基金。前者用於增加工資，後者用於企業投資。政府把所得稅和工資增長稅的累進率訂於高水平，目的有三。一是減低工資增長率；二是減少企業自留資金；三是避免企業利用壟斷優勢在放鬆價格管制後大幅加價。三個目的都是為了減低總需求和通脹壓力。如前所述，高所得稅率確有助於減低價格加幅。就工資增長，以1982年為例，政府的計劃增長率為11.5%，但由於工資增長稅在實施時實行多種豁免，實際增長高達42%。即使在軍管的保護傘下，政府始終未能擺脫工人運動威脅的陰影。企業利潤也較政府預期為高（企業有利用改革加價，只不過沒有加至均衡水平）。1982年3月，為減低企業投資需求，政府突然宣佈向企業利潤額外徵收臨時“穩定稅”（StabilizationTax）。政府不滿足於減低企業自留資金。理論上，企業有權決定發展基金的用途。但政府對企業投資設置諸多管制。再者，全國設立十個部門基金（SectoralFunds），規定企業注資，基金投資由產業主管部門決定。1982～83年，全部投資中88%屬於中央計劃投資（大部份為七十年代開工的項目）。政府表明，1984年企業投資要進一步壓縮。中央銀行亦表明，國民經濟比例由中央政府的計劃投資決定。（三）體制改革。跟匈牙利一樣，波蘭把產業主管部門數目減少，從十二個削至六個。職能部門（中央銀行、價格委員會、財政部）的重要性相應提升。政府把托拉斯解散，以企業聯會（Associations）代替。大部份聯會為自願組合（616個中僅31個為非自願，主要涉及對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骨幹企業）。（注22）令人費解的是，解散托拉斯，目的不外在於減低壟斷性及削弱企業進行杠杆討價還價的實力。但聯會卻剛巧在這兩方面為企業發揮托拉斯的舊有功能。改革方案下，大部份進口仍由外貿部集中統籌，再分配到各個企業。1987年，超過64種從西方進口的主要物資由國家統一分配。（注23）不同出口產品和不同出口企業享有不同匯率。鑒於外債壓力，企業外匯留成比例維持在低水平。1983年，政府通過破產法。資料顯示，政府頗有意思加以落實執行。1986年底，300個企業由銀行監督；60個由政府特派人員接管；兩個建築企業宣佈破產；其他很多企業結束經營。（注24）顯而易見，波蘭1982年的改革仍然屬於保守。政府本身也表明，改革目標要分階段完成。無論是產、供、銷，或是財權方面，企業仍然受到主管部門嚴格控制。1982年的改革沒有解開波蘭的經濟困境（相對而言，農業是唯一的成功）。1986年12月，波共中全會決議進行進一步改革。1987年4月，“第二步”改革方案公佈。內容包括價格改革（兩至三年內完成闖關）；取消補貼；進一步放寬外資投入；更加放寬私營經濟；體制改革（各個工業主管部門合併為統一的工業部、國營企業試行股份制等）；（注25）建立資金市場；容許私營銀行成立；提高企業獨立自主權；等。（注26）1989年1月，數間私營銀行正式成立。政府宣佈對私營和國營兩個部門一視同仁。（注27）總結而論，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不能與匈牙利相提並論。但波蘭經濟於八十年代最矚目的變化，不是國營部門的改革，而是私營部門迅速崛起，以及官僚幹部與私營企業家的勾結、官商的出現等情況。波蘭私營經濟直到1980年，非農業私營部門占波蘭國民經濟的比重微不足道。1946年1月3日，政府頒佈國有化法例，把十七個主要工業產業部門及所有同一班僱工超過50人的企業國有化。（注28）自此，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上限名義上維持在50人。但政府有法不依，實際情況完全兩樣。1955年，政府規定工匠只可僱工一名。1966年，增加至6名（建築業8名）。1948年12月，波共召開合併代表大會（波蘭工人黨和波蘭社會黨合併為波蘭統一工人黨）。大會決議消滅國民經濟中所有資本主義（即私營經濟）成份。1950～55年的六年計劃把1955年定為完成國有化運動的期限。1956年10月，哥穆爾卡上台，波共中全會宣佈容許私營小工場作為國營及集體工業的補充。1965年，哥表示“手工業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有永久性的地位”。雖則如此，私營經濟在哥穆爾卡時代受到嚴厲迫害及壓制。政府經常把經營執照取消。最高入息稅率高達96%。價格也受政府管制。1956年6月，政府規定最高利潤率為10%。六十年代中葉，微升至15%至18%。1966年4月，政府放寬私營企業與“社會主義”部門進行交易的限制。1965～69年，手工業對國營及集體企業的銷售額上升107%。同期，對私營部門及消費者的銷售額上升46%。國營部門甚至成為部份手工業者的唯一經營對象。但1970年，政策出現反覆，導致該年上述銷售額下挫24%。蓋萊克上台後，把管制放鬆。1974年7月，國會通過法例把私營部門的經營範圍擴大，為私營企業者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及退休金。1976年，為彌補外匯短缺，政府容許波蘭裔外國人投資成立“波隆尼亞”企業（“Polonia”Firms）。1982年底，這類企業數目達251個，其中一些僱工數以百計。1978年初，政府推行租賃制。由於租賃經營稅收上得到優惠，又不受僱工人數限制，亦無須擔心物資供應不穩定，發展非常蓬勃。1979年，私營經濟最高入息稅仍高企於85%，但由於估計收入時從寬處理，實際平均率低於16%。但蓋萊克時代仍保留很多對私營經濟的限制和歧視。直到1980年，私營商店只准經營蔬果、花卉、及精品。商人子女受教育的機會遠遜於工農子女。以下是有照私營部門1949～82年的在職人數（表12.1）。表12.1：有照非農業私營部門在職人數，1949～82（千人）總數工業手工業商業運輸其他19494838519912619541955221111121922571958343301844035541963334211842536681969445312722745701971423282442751731982699***4785610263*相等於非農業勞動人口5.9%**1982年法例把工業一併歸納為手工業資料來源：艾斯倫特，同，頁429。八十年代期間，私營部門在政府的鼓勵和扶持下，發展迅速。1980年，政府宣佈切實執行僱工人數上限（50人）的規定，以利私營企業的發展。1982年，私營部門的價格管制被廢除。1986年，1720萬勞動人口中，合法（即註冊）私營部門占490萬，非法私營部門估計占60萬。換句話，合計占總數32%。其中農業占390萬，非農業占160萬（四分三為手工業者）。私營農業勞動人口中，主要或部份收入來自非農業活動的人數先後為92.6萬和151.6萬。（注29）這兩類農民被稱為農民—工人（Peasant-Worker）。七十年代期間，註冊非農業私營部門勞動人口上升43%。1980～87年，標升90%。1980～83年，國營部門流失488,000工人及59,000技術人員（占總數14.5%）。把勞動人口增長計算在內，國營部門共流失102萬職工。（注30）以下是1974～87年註冊非農業私營部門職工增長率（表12.2）。表12.2：註冊非農業私營部門勞動人口增長率（%）19743.819817.119752.0198210.219762.6198312.919774.8198410.319785.819856.619796.019868.519806.7198710.6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同，頁198。根據官方數字，1986年，合法私營部門占國民收入18.2%，其中農業占10.2%，非農業占8%。以下是有關私營部門占個人收入（貨幣計，下同）百分率的一些估計數字（表12.3）。表12.3：個人收入，1986（百分率）官方數字非官方估計（即包括非法私營部門）最低最高國營及集體75.562.054.8私營部門24.538.045.2農業（合法）15.712.913.7非農業（合法）8.814.920.5非法----2.34.1外匯收入----7.86.9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1989，頁198私營活動屬非生產性但仍為私營部門帶來收入，如以指令價入貨再以自由價格出售等。以非官方最低及最高估計的平均數，按以上同一比率把個人收入折回國民收入，私營部門（包括合法及非法）占國民收入31%。由於國家職工享有一些非貨幣性收入，故私營部門實際消費比個人收入為低，估計占總消費20%（根據官方個人收入數字計）；30%（根據非官方最低估計）；或38%（根據非官方最高估計）。值得留意的另一點是，農業占私營部門收入比率僅約30%。如下文指出，自1956年，農業一向以私營為主。私營部門在八十年代的增長主要發生在非農業部門。1980～86年，私營耕地面積只增加2%。政府八十年代放寬私人經濟活動，沒有使非法私營活動減少。相反，這些活動伴隨著註冊私營部門同步增長。據估計，非法私營活動占個人收入百分率從1977年5%上升到1985年12%。1980～87年間，國營部門固定資產投資上升24%。同期，私營部門上升58%。（注31）1982年，波蘭國際收支硬貨幣收入中，私人匯款（很多波蘭人在西歐從事非法勞工）達3.18億美元。1987年，標升至15億。1986～87兩年間，私人匯款占波蘭硬貨幣收入總數一半，與整個國營部門的硬貨幣收入看齊。1983年，個人儲蓄存款中外匯存款占15.5%。1987年，上升至56%。1987年，公眾持有現金中超過四分三為外匯。1984年，政府批准市民把來歷不明（按法例，波蘭人往西方工作屬於非法）的外匯存入“N”賬戶。這類存款不設利息。一年後，市民可把款項從“N”賬戶轉到“A”賬戶。“A”賬戶利率訂於高水平。1987年，三年定息率為11厘，來往賬戶為5厘。1984～87四年間，這類存款猛增八倍，達25億美元。八十年代中葉開始，波蘭實際上有兩種流通貨幣：美元和茲羅提。美元不僅在私營部門流通，政府亦設立所謂“內部出口中心”（“CentresforInternalExport”），以美元交易，替政府賺取民間的美元。1988年，政府批准國家銀行以黑市匯率向公眾購買美元。1986年，全國1008萬個居住單位中，近一半（500萬個）屬於私房。其中農村私房比率高達82%，城鎮亦達25%。為紓緩財政困難，政府一方面向公眾出售公共房屋，另方面削減興建新公房。1986年，新建房屋單位中，私房占40%（以面積計超過45%）。其中城鎮的比率為28%。自1976年，政府經已批准私房買賣（這比起匈牙利更為開放）。波蘭人一般以美元作價交易。1987年，政府進一步批准私房出租，1988年起生效，開通另一資本積累渠道。以下為1986年私營經濟在各部門中所占的比率（表12.4）。表12.4：私營部門比率（按國民收入計，特別注明除外），1986農業80%（官方數字）硬貨幣收入50%（不包括純利息支出）個人服務32%56%62%（官方數字）（最低非官方數字）（最高非官方數字）工業＊6.6%15%18%（同上）（同上）（同上）建築18%（註冊職工人數）零售2.5%12.5%（官方數字）（非官方粗略估計）*主要為中小型企業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1989，頁199私營經濟（包括合法和非法）內部各部門的比重如下（表12.5）。表12.5：私營經濟內部各部門比重，1986年（按個人收入計）農業30-34%硬貨幣收入15-20%工業18%建築業12.5%個人服務11%*零售6.5%*按：1、1981年所有的士中96.9%為私營（注32）2、1987年貨車運輸中私營占42%（注33）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0值得留意，個人服務和零售的比率比一般想像低很多，而建築業及工業（包括手工業）的比率則十分突出。如前所述，非農業私營部門勞動人口中，四分三為手工業者。法例規定，手工業工場最高僱工人數為15人，不包括學徒、家庭成員、“專家”（收銀員亦列作“專家”）等。但由於在評稅時，政府一般以僱工人數為評訂收入標準，絕大部份手工業者都不願意擴充經營規模，改而把利潤轉到其他渠道。故此，實際平均僱工人數很低，僅高於兩人（包括工場主及其家人在內）。七十年代及以前，政府對私營經濟活動進行管制的主要作用在於限制私營部門的擴張。這些管制包括發牌規定、經營範圍限制、苛刻稅率、物資供應的壟斷等。八十年代，政府放鬆私營經濟，但立法速度遠遠追不上實際發展。例如，要到1989年初，成立企業才免於行政審批。（注34）這些殘餘下來的管制措施繼續被官僚幹部用以敲詐勒索。但私營部門的擴張使以前的小貪污現在變成規模龐大的官商分肥。自1981年，政府刻意打破國營和私營兩個部門以前的分隔狀態。國營部門1982年的改革有助於促進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交易。根據官方數字，私營企業總營業額中國營部門所占的比率從1981年44%上升到1985年52.5%。如前所述，政府1976年批准成立“波隆尼亞”企業。但直到1981年，反應不見擁躍，數目僅117間，僱工總數3478人。1982年，政府改例，以提高這類企業的吸引力。（注35）企業數目開始上升。1986年，增加到670間，僱工人數61,619人，平均每個90人。最大一個1984年僱工850人。（注36）1982年，政府通過手工業新法例。1983年，再通過私營商業新例。以上法例容許民間成立有限公司，和容許國營和私營企業成立合資公司。有限公司的發展起步頗為緩慢。1987年中，數目僅400間，職工人數4000。這類公司多為專業服務公司，以電腦及其他技術服務為主。經營者大部份為年青知識分子。但根據最新資料，後來似乎出現了很大發展。例如，Skierniewice地方1987年底註冊的75間有限公司當中，60間成立於1987年。其中，Flamal公司僱工人數達1500人。（注37）關於國營私營合資公司的情況，筆者未能掌握到具體數字。這類公司對私營和國營雙方都有利。前者可因此而解決信貸、物資供應等問題，後者可從中漁利——例如，合資公司給國營企業管理幹部發巨額董事津貼（這一點在第十五章會有所論述）。1986年4月3日，政府通過波外合資經營法例，但波方合資者限於國營和集體企業。由於反應冷淡，政府1989年1月讓“波隆尼亞”企業享有同等權利。一如其他蘇聯模式國家的情況，私營部門的收入十分高。工資中位數比國營部門平均工資高五至八倍。私營企業家的收入較難估計。艾斯倫特八十年代初在波蘭從事研究時，認識一個僱工僅五人的工場主，他1979年純利達國營部門平均工資二百倍。（注38）由此可以想像私營經濟八十年代的蓬勃發展造就了多少個超級暴發戶。波蘭農業1956年事件後，哥穆爾卡放棄把農業集體化的企圖。自此，波蘭農業在經互會成員國中處於獨一無二的位置，以私營農業為主導。以下是農業中各種經濟成份的比重（表13.1）。（注39）表13.1：各種經濟成份占耕地比重（%）1970197519801984私營81797576國營農場15172018農業合作社1244其他3212按：上述數字按使用面積計（國家占地部份用作儲備）資料來源：奎薩，同，頁562；谷克，同，頁408私營農業受到政府嚴格控制。政府給農民規定強制性派購任務，收購價由政府訂定（一般訂於低水平）。一些主要農產品的銷售歸國家專營。農業生產資料和服務、農業投資、信貸均掌握在政府手中。私營農場平均面積很小（1984年為5.5公頃）。根據波蘭農業經濟學院估計，農民要在收入上與工人靠齊，耕地須達15公頃。1970年，這類農場僅占私營農場總數3.8%。43.8%面積小於5公頃。出於這個原因，六成以上農民從事非農業經濟活動。蓋萊克上台後，擔心私營農場會因此而不能物盡其用，決意進行改革。蓋的改革政策分兩方面。一是改善私營農業的經營情況。二是強化社會化農業。就首方面，蓋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七十年代，農產品收購價上升超過兩倍，比農業物資價格及工業消費品價格上升幅度先後超出55個百分點及70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幅中42%緣於提價因素（其餘58%緣於生產效率的增長）。除1975年外，七十年代期間，農民和工人收入差距不斷有所縮減。1972年1月，政府取消強制性派購，以自願性的合同訂購代替。除肉類外，其他產品可在自由市場買賣（有關肉類的限制於八十年代廢除）。自由市場占總銷售量比重因產品而異。最低為糧產品，約占5～8%；其他如蔬果、蛋類、鮮花等占六成以上。政府還改善私營農場的農具和其他物資的供應。又為農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強化社會化農業：政府先從加強對農村各種合作社如供銷合作社的控制入手。例如，1973年，為農民提供各種生產服務的農業圈被歸併入國家行政架構內。政府成立農業圈合作社，每一個管轄約20個農業圈。合作社主任由國家直接任命。七十年代下半葉開始，國家給農業合作社下達生產計劃指標，合作社變成名副其實的“二全民”。1977年，農業部訂下目標，提高社會化農地比重，計劃從1970年占25%（按使用率計為19%——見表13.1），增加至1990年占44%。農民退休必須把土地轉給國家土地基金才可領取退休金。國營農場和農業合作社有優先權向基金購買土地。截止1979年底，私營農地轉到基金名下面積達120萬公頃，令社會化農地比重升至32%（按使用率計升至25%）。國家在農業投資和投資信貸兩方面逐步減低私營農業的比重。前者從1966～70年的49%下跌至1971～75年的45%和1976～80年的33%。後者從1970年的88%下降至1975年的60%和1980年的27%。1970～80年，私營農場固定資產值上升52%；同期，社會化農業固定資產上升193%。事與願違，蓋萊克的農業政策既未能為私營農業注入新動力，又把社會化農業推向破產邊緣。與1966～70年比較，1971～75年間，國營農場、農業合作社和私營農場每一公頃淨產值先後上升17.3%、21.8%、及13.6%（所有農地合計為12%）。但與1971～75年比較，1976～80年間，以上比率下挫至8.2%、-25.2%和2.4%（所有農地合計為1%）。按每一公頃平均增值額計，國營農場、農業合作社、私營農場以上比率先後為：1.8%、10.3%、7.3%（合計為4.5%）（1971～75年與1966～70年比較）；-23.2%、-54.6%、-3.1%（合計為-11%）（1976～80年與1971～75年比較）。1971～79年間，國家給國營農場的補貼從77億茲羅提上升至320億。1979年，三分一國營農場處於虧蝕狀態。儘管蓋萊克意圖改善私營農業的經營狀況，他同時強化社會化農業的政策使人對私營農業的前景產生疑問。與六十年代比較，七十年代期間，農村19至44歲的人口流失量猛升四倍。1981年2月，政府與農民達成力蘇爾（Rzeszow）協議。協議規定：1、保障農民土地擁有權和世襲權；2、農民可優先向國家土地基金購買土地；3、取消農業信貸對私營農業的歧視；4、提高對私營農業投資比重和增加私營農業農具供應；5、透過價格政策把農民收入提高至工人水平等。蓋萊克下台後不久，政府完成社會化農業改革草案。草案建議大幅度削減國營農場補貼；收緊信貸標準；增加社會化農業的財政及生產自主性等。1981年4月和7月，政府先後兩次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一方面為滿足農民，另方面為改善社會化財政狀況。該年農產品收購價指數上升64.7%，農民收入與工人大致靠齊。（留意：工人和農民生活水準如何作出比較還要視乎其他因素，如農民的自我消費、農村社會設施較城市為差等。）軍管實施後，政府依然把力蘇爾協議部份條文付諸實踐。例如，對私營農場的投資比重從1980年36.5%增長至1981年48%和1982年59.2%。1982年，私營農業農具供應占全部供應62%，比一年前高出15個百分點。國家土地基金增加向私營農業出售土地，私營農場平均面積從1978年4.6公頃微升至1982年5公頃。如前所述，1984年再升至5.5公頃。1983年1月，政府通過新法例，改善農民退休金條件。1981年7月和1982年1月，國營農場和農業合作社先後實行改革（按同一個方案）。改革實施後，國營農業的經營狀況稍有改善。1981～82年，補貼減少87億。虧蝕率從1979年的三分一降至25%。但勞動生產率卻依然停滯不前。1982年，農產品收購價指數上升56.9%。但由於農業物資價格升幅較1981年為高，農民收入相對於工人收入再次呈現下降。1984年，跌至工人收入90%的水平。（注40）這個趨勢一直維持到1987年。農產品收購價該年增幅（20%）僅及農具和其他農業物資價格增幅一半。（注41）（筆者沒有1987年後的資料。）自1983～84年度，政府每年7月1日調整農產品收購價。收購價因不斷調整逐漸與自由市場價格拉近。1983年，自由價格指數從102.3（牛肉）至145.4（蛋類）不等（政府收購價格為100）。1984年，牛肉指數下降至98.3；其餘大部份產品價格高出收購價約兩成。1986年，農業收成理想。毛產值上升4.6%，其中糧產上升20%，肉類追上七十年代初期水平（但估計肉類和肉類製品配給制最低限度要維持至1990年）。（注42）自軍管實施後至1986年，對西方及蘇聯的食品出口累計上升23%（部份得力於這幾年間前所未有的良好天氣）。但好景不常，正當波蘭農業達至自給自足的目標在望之際，1986～87年的天氣轉壞。1987年4月，政府公佈“第二步”改革方案，其中關於農業的建議，含有對私營農業不利的因素（農業物資提價；提高農民退休金供款（自1985年已上升180%）；提高稅率；收緊合同訂購條件；物資供應與收購掛勾）。事實上，政府此前已逐步削減軍管後給予私營農業的優待。1985年，農民從國家土地基金買入土地比因退休轉給基金的土地少7000公頃。多數農民寧願向基金租地。這反映農民對私營農業前景缺乏信心。波蘭經濟危機蓋萊克1970年底上台後，宣佈“建設第二個波蘭”，向西方大量舉債，用以同時增加投資和提高消費。投資依然集中在機電工程、化工、鋼鐵和造船這些重工業。（注43）蓋好大喜功，建設多個大型項目（如卡托維奇（Katowice）鐵廠）。不僅這樣，上馬項目數目遠遠超過國民經濟的負荷能力。1975年，所有項目中六成已落後於計劃進度。1982年，政府下令1600個項目停工。停工項目平均完成率僅27%。1983年，政府只批准其中444個項目復工。如前所述，1982～83年，全部投資資金88%用於七十年代開工的項目。根據1986～90的五年計劃，1986～87年度，這些項目仍占用所有投資資金85%。七十年代的超額投資程度可見一斑。蓋沒有利用西方高尖技術生產資料進行技術更新，相反，大規模添置全新裝備。因缺乏配套措施，很多裝置沒法投產。波蘭七十年代期間向西方購入477項技術及知識使用許可權。投產僅342個。其中166個完全達不到預期效益。為求政權穩定，蓋大幅加薪。1970～79年，平均工資上升116%，比物價水平增幅超出39個百分點。1970年，私家車數目為453,000輛。1980年，增至2,219,000輛。西方香煙、耐用消費品等迅速普及化，為潛伏著的經濟危機塗上易於令人產生錯覺的繁榮假象。1976年初，償債率已超越25%的警戒線，達33%。截止1980年，向西方借貸累計總額中，35.8%用於還貸。（其餘31.3%用於投資；14.6%用於糧食及飼料進口；18.3%用於其他進口。）前面指出（見第二章），波蘭工業結構對它增加對西方出口的努力起著嚴重制約作用。本來，蓋萊克向西方舉債，用於投資，是希望能夠提高生產效率，增加對西方出口，用以還貸。但投資卻仍然集中在機電工程等對增加對西方出口無甚禆益的重工業。結果是，硬貨幣外債僅促進了不能賺取硬貨幣的對經互會出口。如前所述，七十年代未完成的投資項目嚴重制約著八十年代的投資比例。八十年代對西方出口的能力因此而受拖累。（波蘭一些輕工業其實達國際高品質水平，但礙於資金不足，得不到發展。）由於出口占國民收入比率很低（約8%），波蘭的外債壓力份外沉重。八十年代初，償債率接近100%，國家實際上已完全破產。1987年底，可兌換貨幣外債達392億美元，其中六成欠下代表西方政府的巴黎會所（ClubofParis）。除此之外，波蘭還欠下經互會各國66億盧布，其中蘇聯占60億。當時估計，到1995年，可兌換貨幣外債將會上升至600億美元。軍管實施後，政府實行嚴厲緊縮政策，企圖從破產中把國家挽救過來。1982年，平均生活水準下降25%。其他各項經濟指標亦一同大幅下挫（物價指數除外）。直到1986年，經濟仍未恢復1980年工運爆發前的水平，與1978年建築在欠債之上的假“黃金年代”的歷史高水平相距自然更遠。以下是詳細情況（表14.1）。表14.1：各項經濟指標（1960=100）1970197519781980198219851986國民生產（不變價格）180.2287.2331.7304.7253.4293.2307.6生活指數120.3135.5161.8188.3471.9768.9909.9社會消費162.1243.0284.3299.9245.0278.0291.9國營部門平均工資119.5169.0176.8187.8144.2152.2156.3投資204.5458.7487.9394.1268.8347.2364.9資料來源：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011986年，國民收入（不變價格計）增長率僅1.7%，比1985年的3.8%為低。該年國民收入比1978年仍然低出12.4%。1987年，形勢更轉趨惡化，實際收入下降4%。物價因“第二步”改革標升100%至200%。900萬人（近四分一人口）生活於官方貧窮線之下。（注44）以下是波蘭1971～85年硬貨幣外債情況（表14.2）。表14.2：波蘭硬貨幣外債情況，1971～85（億美元）19711972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毛額114978145175211250264270264270302淨額*812224141107135169202237247257253241286償債率(%)15233059929987806870109債務率(%)**87120194286333314458470448431500*毛額減去波蘭在西方國家的硬貨幣資產**毛額除以外匯收入資料來源：史洛基斯蒂，同，頁34、36、41、50、64及65。從表14.2可見，雖然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因實行緊縮轉赤為盈（見第十一章，附注9），可兌換貨幣外債在1982～84年間因而穩定下來，1985年，欠債額再度攀升，償債率突破100%。幹部私有化如前所述，匈牙利人均硬貨幣負債比波蘭高出近一倍。但由於波蘭外貿占國民生產比率低，它的償債率為全東歐之冠。1980年達99%。之後最“低”回落到1983年的68%和1984年的70%。但1985年竟突破100%，企於令人觸目驚心的109%。為勢所迫，政府沒有選擇餘地。規模龐大的黑市勞務出口和民間透過這個途徑賺取的黑市硬貨幣收入得到政府默許。私營部門（包括合法和非法）在政府放鬆管制下發展一日千里。兩種流通貨幣並存顯示波蘭統治階級對國民經濟已完全失去控制。整個社會陷於分崩離析狀態。舊有的統治形態和機制自然而然的腐爛起來。各級大小官僚幹部紛紛醉心於借助私營部門的蓬勃發展發財。貪污、官商、官倒、官商勾結、化公為私等現象滲透到國民經濟每一個角落。自然，以上各類活動沒有詳細統計數字。筆者只能根據所掌握到的一些零碎材料作出簡單論述。前面指出，1982～83年，政府通過法例容許成立合資公司，合資者可包括國營和私營企業。按理，國營企業或國家單位出資，股份應全部歸企業或單位名下。但實際上，合資公司每每把部份股份轉到企業／單位幹部私人名下。例如，1989年初，Towimor廠聯同另外兩個國營企業成立一個合資公司，生產恒溫器。合資公司33股中，三個出資企業占20股，其他13股歸私人名下，包括Towimor廠全部四名主管。換言之，企業幹部侵吞近四成股份。（注45）另一種流行做法是合資公司委任黨政幹部為理事、董事或直接聘請他們為行政人員，給他們優厚的“津貼”或薪金，以換取他們為企業搭通天地線、搞關係。（注46）例如，由青年農民聯盟（PeasantYouthUnion）開辦的大型電腦企業Agrokomputer職員當中，有波共中央委員。又如，大型電子企業ELPOL十九名理事中包括一名副總理及財政部和國防部的官員（其餘為國營企業高幹）。（注47）根據達爾考科斯基報導，一名官員告訴他，一間公司願意給他每小時十萬茲羅提的“津貼”邀請他出任理事（當時平均工資為每月45,000茲羅提）。（注48）1988年底，私營房地產大亨亞•柏善斯基（AleksanderPaszynski）公開指出：“今天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黨政官員，熱衷於開辦公司。他們祈求成為公司理事，對擁有公司股權表現得愈加大膽……今天一些理事會主席來自最高權力圈子。”（注49）據傳言，秘密警察在每一個“波隆尼亞”企業都持有股份。（注50）大量官員、幹部紛紛直接從商（多數同時保留黨、政、企職位）。據報導，1987年在格但斯克申請開辦公司的人當中，四分一為官員、幹部。（注51）據一名華沙波蘭社會黨（民主革命）（PolishSocialistParty(DemocraticRevolution)）成員估計，由官員幹部開辦的合作社達15,000個。（注52）團結工會左翼領袖安•茲維亞仕達（AndrzejGwiazda）任職的油煙囪合作社其中一個合夥人，是一個國營油漆廠的董事經理。除分紅外，合作社還給他額外報酬，以確保獲供應走俏的油漆。（注53）茲維亞仕達在接受訪問時指出，很多國營企業主管成立自己的有限公司，作為企業產品的經銷商。由於短缺普遍存在，企業主管便能透過上述安排利用自己的職位發財。（注54）1988年，政府容許國營企業自行轉為股份公司和進行私有化。（注55）又容許國營企業把部門、車間出租。（注56）官員、幹部、民營企業家等擁有原始資本的人以賤價，甚至不用拿出分文，把國家財產吞占，歸於私人名下。（注57）按照法例，出租應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但團結工會經濟學家利•布吉（RyszardBugaj，他為著名波蘭裔經濟學家布魯斯(W.Bruz)弟子）指出，企業有法不依，紛紛進行檯底交易。（注58）馬佐維耶茨基政府成立之後，國會辯論拉科斯基（MieczyslawRakowski）政府的表現。布吉抨擊前政府容許“產權以病態性的方式轉化”。（注59）此前，團結工會候任國會議員馬•佐力克（MarekJurek）接受政府日報訪問時指出：“令人擔憂的是，幹部階級正在把自己轉化為資本家”。（注60）其實，團結工會主流派當初對於官僚、幹部夥同私營企業家侵吞國家財產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工會左翼相反一早便要求工會密切注視這種情況和作出適當回應。《POLITYKA》雙月週刊1989年1月14日號轉載工人小組（見後）的警告：“把自己變成有產者，共產黨官僚不再是共產黨人，但他們仍然是自由工會的敵人。”（注61）備受壓力之下，瓦文薩一夥才於圓桌會議上提出要求，由國會成立委員會代替現有政府委員會執行私有化職能；把私有化交易的審批權賦予企業職工。（注62）团结工会主流派的演变1976年，库伦（JacekKuron）等人成立工人自卫委员会。库伦曾为托洛茨基主义者，1964年与嘉露•莫苏劳斯基（KarolModzelewski）联署《致党的公开信》。工自委会是一个左翼组织，社会主义（对照于共-产-党专政）倾向浓厚。它的理想是一个“自治共和国”（“Self-GoverningRepublic”），反对走西欧的市场经济道路。团结工会成立之初，受工自委会影响很深，把“自治共和国”纳入其纲领。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首轮会议在格但斯克召开。会议对政府的“工人自管”法案加以猛烈抨击；大会决议向政府提出要求，就该法案和团结工会的“自管共和国”纲领进行全民投票；若政府不接受，由工会自行举行。（按：1981年7月8日，波兰工人自管运动（一般称作“网络”（Network）首次全国会议在列宁船厂召开。“网络”为团结工会内部一个以基层为主的自发运动，专注如何落实工人自管。团结工会在制订“自治共产国”方案时，主流派受到“网络”的自管纲领很大压力。）11日，大会休会两星期，代表返回各地与工会基层进行磋商。22日，大会复会前四天，工会主席团以三票对一票（该次会议仅四人出席，投反对票者为工会左翼领袖恩•鲁劳斯基（JanRulewski）造成接受与政府所达成的一个关于“工人自管”的妥协，以及取消进行全民投票。25日，国会通过该妥协方案（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翌日，工会代表大会复会。代表猛烈抨击主席团违反民主原则，自行推翻大会休会前的决议，接受妥协方案。辩论后，大会对主席团的决定提出措辞温和的批判，但同意遵守该决定。瓦文萨赢得一个重要胜利。（注63）“自治共和国”构思中的民主是一种巴黎公社式的民主。群众通过委任权和随时可以行使的罢免权，对代表实行恒常监督，实现真正自下而上的民主自治。但1981年开始，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人和智囊改为拥护精英式的代议式“民主”。1981年2月，库伦接受访问时认为群众没有自治的能力。他说：若我们给人们更多时间实践自治，多数人会把时间用于钓鱼、饮酒或进行性交。（注64）这种把缘于剥削制度对劳动者的摧残的情况视作劳动者的天赋本质的态度，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信念大相径庭。访问后，为免引起争议，库伦不批准访问发表。（注65）无论如何，瓦文萨、库伦一伙在实践上已出卖“自治共和国”的原则，代之以“精英领导”。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背后与政府达成闭门协议（这与1970年工人代表与政府进行公开对话、1980年的公开谈判形成强烈对照），便是这种叛卖的体现。自此，利用群众运动作为讨价还价筹码，以利于与政府进行闭门妥协分赃的寡头式政治，成为团结工会主流派领导和智囊的政治实践。与此同时，瓦文萨一伙1981年开始放弃以前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改而支持市场化改革。（注66）如前所述（见上文《经济改革》一章），政府1981年成立的改革委员会得到团结工会参与。（注67）市场化改革免不了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鉴于此，瓦文萨在公开场合再三避免对这种改革予以肯定。（注68）考虑到工会一大主席竞选投票中，瓦第一轮投票仅以55%微弱多数当选，他隐瞒自己的立场，实为非常“明智”。（注69）就波共而言，团结工会主流派的价值视乎它能否驾驭工会左翼和反叛的基层。瓦文萨等人也深谙这点。他们既需要工人群众保持一定的斗争性，作为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本钱，但同时又要求工人不“越轨”，任由他们摆布。虽然团结工会主流路线于1981年稍占上风，但主流派所表现出控制工运的能力未能符合波共的要求。1981年的波共政权仍然属于一个传统斯大林主义政权。鉴于瓦文萨一伙驾驭工运的能力有一定限度，所以，当团结工会提出分享政权的要求时，作为一个性质如上述的政权，波共选择镇压完全符合逻辑（况且，如前所述（见第十章），还有苏联因素在内）。潜入地下后，团结工会主流派向市场经济，甚至戴卓尔主义的倾斜发展一日千里。在检讨失败的经验时，团结工会的集体主义（对照于个人主义）、左翼、社会主义各倾向统统负上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罪名。1984年，产权理论变成华沙反对派圈子的讨论热点。甚至连著名激进分子史丹尼斯基也成为私人资本的热切拥护者。现在，工会分子作为主流派的英雄人物的地位被企业家所取代。1984年，地下领袖施•恩尼斯（ZbigniewJanas）放弃地下工作，开办一个买卖农产品的企业。他接受访问时说：“发大财不会令我们受到良心谴责……现在，做生意对波兰很重要……。”不少前工会分子争相从商，并以此为荣。（注70）1985年9月，由主流派控制的团结工会地下临时领导机关（波兰文简作TKK）发出一份题为《TKK的经济要求》的纲领性文件。文件与团结工会一大的纲领形成强烈对立，建议建立资金市场、把国营企业私有化、给予外国投资各种保障等。又说：“我们工会不造成冻结物价”（TKK似乎已把波兰工人斗争廿多年的历史抛诸脑后）。（注71）军管实施后，虽然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名字仍然存在于人们心底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它已不复存在。（注72）围绕着主流派分子施•布席克（ZbigniewBujak）的TKK得以维持到1986年5月，其实多得政府故意不拘捕他们（见下一章）。瓦文萨一伙的阶级属性出现根本变化。基于历史渊源，他们不可能完全扬弃以前工运改良主义者的政治角色。况且，一旦工人运动复苏，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以夺取运动的领导权，可为他们提供本钱，与政府进行权力分赃的交易。但从以前的工会分子角色，他们现在已变成民营企业家阶级的政治代言人为主，工运改良主义者为次的政客。（注73）自然，1988年拥护瓦文萨派的人当中包括很多货真价实的工运分子。这点与以上分析并不互相排斥。瓦文萨派以上的阶级属性的演变对于我们理解波兰变局的前因后果十分重要。“對話”的階級內容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遠不及匈牙利徹底。新興幹部階級的形成沒有經過長時期的醞釀及孕育。但波蘭整個八十年代的經濟形勢比匈牙利更為惡劣。社會更早開始瓦解，程度比匈牙利更為嚴重。官僚幹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相互勾結、攜手發財，極盡貪污腐敗之能事。一個新興集團迅速從原來統治階級當中孕育出來。（注74）新興幹部階級和民營企業家兩者的利益息息相關。繼續放寬私營部門和進一步把國營部門市場化，甚至私有化令雙方都得益。當然，兩者也有利益衝突（如上文分析匈變局時指出，國營部門對信貸、物資的壟斷最為私營部門所詬病）。這些矛盾在政治上表現於有關開放政權給黨外力量的鬥爭。就新興幹部階級而言，維持波共的有效統治地位（最理想當然是維持一黨專政）不單有利於使更多原統治集團成員能夠過渡成為私人有產者，亦可使他們在與民營企業家階級攜手發財過程中分肥更多。但是，維持一黨專政面對兩個難題。一、如匈牙利的情況一樣，為免葬身於緣於外債壓力的全面經濟崩潰，結束一黨專政以換取西方的幫助是一個急待解決的嚴峻抉擇。二、新興幹部階級的發展有賴於繼續進行經濟改革。再者，進一步經改也是西方國家（包括國際貨幣基金會等）不馬上把波蘭“清盤”的條件。資本主義的邏輯使然，工人階級必定成為經改的犧牲品。別於匈牙利，波蘭有一個富於鬥爭傳統的工人階級。這一關波蘭新興幹部階級很難越過。除非有一支政治力量可以駕馭工運。瓦文薩一夥是唯一有這種能力的勢力。但他們要求與波共分享權力作為交易條件。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改革派是新興幹部階級的政治代表。他們深切認識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兩者的利益唇齒相依。1988年10月，拉科斯基成立新政府，委任私營經濟巨子美•維曉澤克（MieczyslawWilczek）為工業部長。拉氏原先亦邀請前述的私營建築大亨兼華沙經濟學會（WarsawEconomicAssociation）主腦人柏斯狀況斯基參加房屋部，但為柏所婉拒。理由是作為一個反對派分子（柏的文章經常刊載於地下刊物），柏認為反對派沒有足夠的準備參加由波共領導的政府。（注75）改革派深明團結工會的瓦文薩派對統治集團的利用價值。瓦等人1981年的表現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前所述，頒佈軍管時，雅魯澤爾斯基政權依然屬於一個傳統共產黨政權。（改革派的階級屬性隨著波蘭社會生產關係出現重大變化而轉變是實施軍管後發生的事。）但作為統治者，鑒於波蘭七十年代末以來的險惡經濟形勢，雅氏一夥十分清楚，把瓦文薩等趕盡殺絕對統治集團一點好處也沒有。相反，給他們留一條生路，維持他們在一般工人心目中的地位，為他們製造一個神話，有朝一日，這項“投資”將會為統治者帶來“合理回報”。1981年12月13日宣佈實施軍管，部份團結工會領導人逃脫追捕，潛入地下。地下組織中包括瓦文薩親密盟友布席克，亦包括很多瓦、布的左翼政敵。幾個月後，左傾地下領袖先後一一就逮，幾乎無一倖免。相反，布席克卻能一直“逍遙法外”。根據一名與布一同在地下工作的工會分子柏•巴克科斯基（PawelBakowski）後來透露，他經常發現自己被保安人員監視和跟蹤，但雖然他排名於通輯令前列，他一直沒有被逮捕。布席克本人最後被捕的情況也頗堪玩味。他於1986年5月31日就逮，兩個月後，政府宣佈大赦，布又再恢復自由身。大赦後，保安人員與約三千名地下分子接觸，向他們展示大批有關他們地下活動的詳細資料，顯示他們沒有被捕，並非因為警方沒法追尋他們的行蹤。政府對不同政治傾向的地下分子的差別對待，顯然是出於政治考慮。（注76）波共內部當然亦有保守派。根據本文分析，保守派為以中央部委為核心的傳統官僚資本階級的政治代表，建制內的社會基礎為一些依賴國家照顧養活的企業幹部和低層小幹部。波蘭的經濟險情令保守派不成氣候。舊有統治形態的腐爛蔓延至整個原統治階級。副總理、中央部委高官也不甘後人，參與幹部私有化，在經濟混亂中分一杯羹。當然，抱殘守缺仍有人在。但這條道路只會導致原統治階級與國民經濟玉石俱焚。不論改革派或保守派都認識到這個冷酷的現實。繼續進行幹部私有化，累積原始資本以便能夠在市場機制底下以新的形態保留統治階級地位，成為原統治階級的唯一選擇。改革派能在黨政軍內壓倒保守派，便是以此為客觀基礎。如前所述，1987年4月，政府公佈“第二步”改革方案。政府1982年在軍管下實施第一步改革，已膽顫心驚，在徵收工資增長稅時容許多項豁免。現在工人階級被鎮壓後元氣已開始恢復。生死存亡攸關，政府不敢掉以輕心。1987年5月，政府通過法例，宣佈11月就經改方案進行全民投票。（注77）投票提出兩個問題：1、“你是否贊同全面實施已提交國會的關於徹底把經濟治癒的方案？這個方案目標在於使社會生活情況顯著改善，但［人民］需要渡過充滿迅速改變的兩至三年的困難日子。”2、“你是否贊同［實行］把波蘭政治生活深刻地民主化的模式？這個模式目標在於加強自治、擴大公民權利、和提高公民對管治國家的參與。”（注78）政府刻意把兩個問題複雜化，又把方案／模式的目標加插其中，顯然是希望藉此操縱結果。團結工會馬上作出反應，呼籲人民抵制投票。投票前，政府表明，即使不能獲得多數支持，經改也勢在必行。11月29日，投票如期舉行。團結工會的抵制號召沒有得到人民響應。投票率為67%。兩個問題獲得的肯定答案先後占票數中66%和69%。這相等於全部合資格選民44%及46%。雖然5月的法例規定，要得到全部合資格選民半數或以上贊成方案算通過，但政府依然宣佈結果代表人民支持改革方案。投票結果對政府構成一個不大不小的打擊，但總算不致一敗塗地。於是，政府按原定計劃把方案付諸實行。“好戲還在後頭”，方案實施後不久，令政府寢食不安的工人運動幽靈終於再一次出現。如前所述（見《經濟危機》一章），1987年實際收入已下降4%。“第二步”改革令物價上漲100%至200%。1988年4月底碧高殊市（Bydgozcz）爆發罷工。罷工由官方工會發動；團結工會如在夢中。工潮迅速蔓延到各地，工人自發成立罷工委員會。罷工不僅與團結工會無關，當工潮波及勞華克達鋼鐵廠（NOWAHUTA）時，當地團結工會分子基於不認識罷工領袖的理由，竟指責罷工為政府的挑釁行動！一些老團結分子甚至不願意踏足被工人佔據的廠房、船塢。瓦文薩不愧政治敏銳性強。他知道自己一派的機會已經來臨。列寧船廠一捲入工潮，他馬上返回船廠，“支持”工人。4月至5月的工潮規模絕不能與1980年相提並論。受影響的企業僅數十個。但這經已足夠使政府作出讓步，答應增加工資。（注79）8月，工潮再度爆發。跟4月至5月一樣，這次工潮亦是自發的，團結工會沒有插手。工潮規模和上次相若。政府亦照樣加薪以平息事態。（注80）加薪為黑市外匯市場製造恐慌。茲羅提對美元匯率從5月的1400下跌至2000。年底，更創3400高峰，平均工資以美元計降至僅15元。居民擔心物價會上漲，紛紛進行恐慌性搶購。（注81）政府急於讓步是因為波蘭再受不起另一次龐大工運的衝擊，所以希望儘快把工潮平息於萌芽階段。但政府的讓步對經改構成沉重打擊。茲羅提的貶值十分形象化地把問題勾劃了出來。根據波蘭財政部長說，國際貨幣基金會要求波蘭把人民生活水平削減10%。（注82）面對以上進退維谷的兩難困局，政府唯有打出它悉心經營數年培養出來的最後一張皇牌。早於1988年8月工潮進入第二浪時，雅魯澤爾斯基已首度提出與團結工會對話。1989年1月，波共中全會上，雅魯澤爾斯基、內政部長施•基茨澤克（CzeslawKiszczak）、總理拉科斯基、國防部長科•史柯域基（FlorianSawicki）四名政治局首腦提出要求，把團結工會合法化和與工會展開對話，否則四人將集體辭職。激烈辯論後，由於保守力量沒法提出其他可行方案，中全會接納四人的要求。（注83）與團結工會對話是一張一石二鳥的皇牌。一方面，由團結工會呼籲工人“勒緊褲頭”，政府便得到把經改付諸實行的空間。另方面，對話可成為政府向西方國家求助的談判資本。當然，政府需要付出代價，把部份權力讓出，給團結工會分一杯羹。但既然新興幹部階級單憑自己的力量已面臨絕境，改革派付出以上代價來換取這個階級的發展空間和生機，不失為一宗有利可圖的交易。1980～81兩年，波蘭償債率為99%及87%。論經濟危機，波共政府已前無去路。與此同時，團結工會會員一千萬。面對這種經濟形勢和實力如此雄厚的對手，波共在蘇聯催促下，毅然進行鎮壓。如前分析，考慮到波共政權當時的階級屬性，鎮壓是符合邏輯的決定。1988～89年，經濟危機依舊，但團結工會已徒具虛名（上文已論及這點，下文會有進一步分析），自發工潮規模不可與1980～81年同日而言。政府這次卻相反選擇與團結工會進行妥協。這種轉變不是出於雅魯澤爾斯基等人經過七年變得“明智”。也不是瓦文薩派奉行“見好就收”、“自我抑制”或“自限”策略（注84）的成果。這七年間，波蘭經濟形態出現重大變化。民營企業家階級與新興幹部階級攜手齊齊“發跡”，兩者關係千絲萬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波蘭險惡的經濟形勢無法改善表明，原統治階級的唯一出路，便是繼續沿著這個軌跡發展。向團結工會提出對話的雅魯澤爾斯基政權，階級屬性自1981年實行軍管後發生了重大轉變。政府提出對話的對手，瓦文薩一夥已經不是舊日的工運分子。簡而言之，與一般人的印象相反，圓桌會議談判雙方不是一個斯大林政權和一個自由工會。相反，圓桌會議是新興幹部階級與民營企業家階級在受到工人反抗進一步經改的壓力和威脅下，重新分肥的一場政治角力。諷刺的是，瓦文薩派這一次機遇，是拜工人運動所賜。但工人卻成為上述分肥的局外人和犧牲品。筆者在上文把工運在波蘭變局的角色形容為“催化劑”便是這個意思。應當清楚，即使蘇聯反對這次談判，這只會帶來波共與蘇聯發生衝突。新興幹部階級為了自救不會再聽命於蘇聯。不明實情的人還天真地以為圓桌會議是“理智”、“開明”的事物。誰知它是兩個新剝削階級之間重新分肥、私相授受的勾當。如筆者在第一章指出，不從階級分析出發，便無法理解為什麼1980～81及1988～89會出現相反的情況，而波變局就始終屬於一個謎。有一種意見認為筆者把群眾運動在東歐變局的作用“貶低”，是“太過絕對化”。這種空泛的批評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應該根據事實講道理。當然，東、捷等各國的群眾運動在各國本身的變局中發生一定作用。但就整個東歐變局而論，若非拜波、匈兩國變局及蘇聯對該兩國不干預所賜，上述各國便不會出現群眾運動，而各國政府亦不會那麼輕易讓步。基於波變局在整個東歐變局的角色，波蘭工運是東歐變局所有群運中起著最重要作用的運動。它在波變局的角色也不外如上述。鑒於以上，筆者用“從屬”來形容東、捷等國的群運在整個東歐變局所扮演的角色是否有把它們“貶低”，讀者自必有公論。圆桌会议（1989）1988年的罢工浪潮使团结工会从一个神话变回一个实体。罢工工人发觉以前的团结工会已不再存在，于是自行组织新的团结工会。如前指出，自发工潮爆发之初，很多老团结分子、领袖置身于度外。88年末，他们纷纷再次投身工会运动。前述的恩尼斯表示说到底，自己始终还是一个工会分子。一般而言，罢工工人并不欢迎老团结分子。1981年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达‧积迪纳克（TadeuszJedynak）从澳洲赶回他原来任职的企业，罢工工人最初甚至不准许他进入厂房。类似的情况到处都有发生。工人的政治感觉告诉他们，这些老团结分子现在突然再次出现，是政治机会主义所驱使。新团结工会与81年的团结工会有三个重大差别。首先，它规模小很多。1989年3月，格但斯克所有企业中，少于10%（116个企业）成立了团结组织委员会。其次，1980—81年扮演主导角色的技师、工程师很少参加工会。他们当中很多人拜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所赐已晋身为另一个阶级。第三，工人与工会领导之间存在着一个阶级鸿沟。1980—81年，虽然团结工会基层当中不少人对瓦文萨派不满，但始终，大家都属于工运分子，只不过倾向不同而已。现在，如前所述，瓦一伙的阶级属性已出现了变化。（注85）瓦一伙在新团结工会的领导地位不是通过民主过程产生或确立的。相反，他们利用自己过去的资历和政府有份参与营造的传奇地位，把自己自封为领导。早于1987年8月，工会1981年全国委员会当中22名委员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被瓦文萨拒绝。（注86）团结工会政府成立以前，瓦文萨一伙一直拒绝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他们深知，鉴于很多活跃的罢工分子不接受老团结分子，他们没有把握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成为新工会的领导。不召开任何代表性会议，自发工运便很难产生在全国具威信的新领袖；这样，纵使很多基层罢工分子对瓦等人有所不满，他们的地位仍然稳如泰山，别人无法取代。（注87）工潮爆发给瓦文萨一伙创造了机会，但要把握这个机会，他们必须表现出能够驾驭工运的能力。于是，一如1981年，他们奔走全国，到处努力平息工潮。（注88）但进入1989年初，罢工仍然不绝。瓦文萨1987年8月拒绝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会议后，著名工会左翼领袖兹维亚仁达、鲁劳斯基、和马‧佐锡克（MarianJurczyk）开始组织一股与瓦文萨派抗衡的势力。1988年12月，近卅个全国委员会委员再次要求召开会议，再度被瓦文萨拒绝。12月18日，他们正式成立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工人小组（WorkersGroup，一译WorkingGroup，下简作工人小组）。（注89）如前所述（见《干部私有化》一章），对照于瓦文萨派当初对干部私有化所采取的回避态度，工人小组一早便开宗明义地对这种情况加以批判和反对。工人小组反对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任何改革方案，呼吁瓦文萨派不要出卖工运。（注90）政府向瓦文萨派提出进行对话的条件是瓦文萨派同意：①平息工潮，控制工运；②支持经改方案；③提高劳动生产率；④不接受西方工会物质援助；⑤打击工运“极端分子”；⑥参加非对抗性的国会选举。（注91）显然，政府已显示出容许瓦文萨派分享权力的准备。不用政府提出，瓦文萨派亦会以平息工潮、控制工运和打击“极端分子”为己任。库伦在团结工会机关报《团结周刊》（TygodnikMazowsze）1989年1月25日号说：“我们不会发动罢工，它们是有害的……我们甚至会遏止它们……。”（注92）瓦文萨1989年1月19日发出呼吁：“今天，波兰不能承担罢工的后果，我不希望见到罢工压力增加……”（注93）瓦后来于1989年8月更说：“我不希望建立一个强大工会……今天，人们应该首先把自己视作波兰人，然后才视自己为工会分子……。”（注94）当然，瓦等人以保障国家经济为大前提做借口。但抽象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意识形态。以当时（至今也一样）波兰社会格局而论，所谓国家利益，首先是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两者的利益。波兰工人阶级由1988年起至今被当作改革的祭品的历史，是最雄辩的指证。瓦文萨派对工人小组深恶痛绝（原文“深痛欲绝”）。他们和政府异口同声，一唱一和，抨击工人小组危害改革。瓦文萨本人甚至抄袭政府以前用以对付他自己的手法，暗示工人小组为西方国家敌对势力的傀儡：“当我们在此进行斗争时，他们多人前赴西方，所以他们有钱（用以煽动罢工）。”（注95）除工人小组外，另一支使瓦文萨派和政府头痛的力量是官方工会（波文简作OPZZ）。随着旧政权出现瓦解趋势，OPZZ竟然重新扮演起工运分子的角色。圆桌会议上，瓦文萨派同意限制罢工权利。这不仅在团结基层引起极大反感和不满，OPZZ也加以猛烈抨击。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把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率订于100%。原先，瓦文萨派反对所有自动挂钩安排。但备受压力下，他们终于和政府达成协议把挂钩率订于80%。1980年，团结工会要求划一加薪额（这会缩小不同工资之间的差额）。圆桌会议上，OPZZ提出同一要求，但瓦文萨派相反要求划一加薪率。（注96）可以看到，当政府与瓦文萨派在1989年初同意进行对话时，瓦等人的工运改良主义分子成份十分低。后来，在备受工人小组、OPZZ和工会基层的压力下，他们被迫把这个成份提高。但这没有改变政府对瓦文萨派两者之间的谈判的基本阶级属性。圆桌会议分三个层次进行。最高为所谓“MagdalenkaGroup”，由瓦文萨和内政部长基茨泽克将军各自率领四至五名首席顾问进行谈判。团结工会一方成员包括库伦和亚‧米兹力克（AdamMichnik）。谈判内容涉及最重大的宪制决定，如政制改革、国会选举等。之下有几个小组委员会，分别讨论（宪制以外的）政治改革、经改和工会问题。再下为其它小组委员会，讨论房屋、教育等事项。（注97）1989年4月5日，圆桌会议达成协议，内容包括：①设立由国会选出的总统职位。总统不干预政府的日常运作，但有权进行法令统治；有权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有权解散国会；有权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外交和保安（包括军队和警察）属其职权范围。②1995年，第二任总统通过直接选举产生。③设立100个议席的参议院。参议院通过自由选举产生，就一些特定法案，对下议院的决议有否决权。④下议院（SEJM）460席当中161席（35%）通过自由选举产生。⑤下一届国会（四年一届）全部议席经由直接选举产生。⑥容许反对派出版报纸，电台和电视台拨出一定时间供反对派使用。⑦司法部门独立。⑧把地方政府民主化。⑨工资与通胀挂钩率订为80%。⑩正式把教会合法化；及正式把团结工会合法化，但附加限制罢工权利的条件。（注98）圆桌会议还通过一个经改方案。方案确立：“容许所有制结构自由发展”，换句话，政府对各种经济成份一视同仁；“建立市场关系和竞争”；“废除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残余因素，把计划限于制订国家经济政策，该等政策透过经济杠杆实现”；“以专业能力作为选拔企业主管干部的标准”；“对企业实行划一财政措施”。方案还谈到“把国营企业出售给私营部门”；把国营企业“转化为有限公司或工人合作社”；“出售（企业）股份”；“把长期亏蚀企业清盘”；“废除货品配给和行政订价”，即把价格放开，以达市场供求平衡，换句话，容许物价大幅上涨；“废除行政订定汇率和贴现率”；“最迟于1991年初成立股票交易所”。方案指出：“宪法（应该）保证所有制多元化的永久性”。对外而言：“我们预期波兰的外国伙伴对我国公共事务各方面的转变给予理解和具体支持……西方投资者提高在波兰投资的兴趣……通过非传统的财政解决方法把波兰的外债减少”。所谓“非传统方法”指把债项变为波兰企业股份。（注99）经改方案与拉科斯基政府的改革方案（注100）大同小异，充份表现新兴干部阶级与民营企业家阶级利益吻合的一面。上文论及，新兴干部阶级和民营企业家阶级也有利益冲突。圆桌会议基本上代表这两个阶级重新分配利益的政治角力（说“基本上”，因为瓦文萨派出于其历史渊源和受制于上述的压力，不得不在会议上提出一些工运要求）。雅鲁泽尔斯基同意向团结工会让出部份权力，但没有打算放弃共產党的主导权。对于新兴干部阶级来说，政府保留在波共的领导下十分重要。这点我们在论述匈牙利变局时已有所分析。88年下半年至89年初的工潮规模有限表示瓦文萨派所能从波共争取到的让步亦有一定限度。根据协议，第一任总统任期六年，由国会选出。如无意外，波共在国会得到绝对多数支持应该没有问题。故此，雅鲁泽尔斯基成为第一任总统；波共领导首届任期四年的政府，似成定局。换句话，新兴干部阶级可以有四至六年时间充份发展自己，完成上述的过渡。但一如匈牙利的情况，国内外事态的发展超出了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估计。新兴干部阶级到头来为圆桌会议这宗交易所付出的代价，比预计为高。圆桌会议协议签署后，美国总统布什4月17日公布经援波兰计划，包括给予波兰最惠国待遇、重新安排还债日期、鼓励美国商人投资波兰等。（注101）6月12日，雅鲁泽尔斯基和英国首相撒切尔会面，撒切尔表示会协助波兰向巴黎会所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寻求延期还债。（注102）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6月4日國會選舉投票率僅62%，竟然比1987年11月29日全民投票還低5個百分點，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瓦文薩派智囊布•謝拉麥克（BronislawGeremek）承認：“投票率低是現時情緒的重要標記。部份與反對派有密切關係的選民沒有投票，多半是出於反對與政府進行妥協。”他擔心“社會爆發無法控制的動盪的危險依然存在。”（注103）參議院全部100個席位被團結工會囊括，下議院通過自由選舉產生的161個議席中，團結工會包辦160個。換句話，國會兩院合共560個席位中，團結工會占260個。7月19日，國會兩院投票選舉總統。本來，波共聯同衛星黨聯合農民黨（波文簡作ZSL）和民主黨（波文簡作SD）合共占300個席位（其中兩個衛星黨共占103個），雅魯澤爾斯基當選應該沒有問題。但出乎所有人意料，聯農黨和民主黨議員當中12人（一說11人）竟然投反對票，另外16人投棄權票。由於投票當日有部份評論員制度，上述議員的反叛頓時令雅能否順利當選變成疑問。事實上，倘使團結工會議員全部投反對票或棄權票，雅便肯定無法得到多於半數票。但事態發展卻可謂峰迴路轉。最後進行投票的是一些團結工會議員，他們知道自己的投票起著決定性作用。在此緊急關頭，他們當中7人故意投了7票廢票，雅所需要的贊成票數目便因此而減少。終於，雅以270票贊成，233票反對，34票棄權，一票之微當選。（注104）其實，考慮到當時國內外形勢，部份聯農黨和民主黨議員叛變，不應使人感到太大意外。1989年1月，匈牙利通過實行多黨制。6月13日，政府與反對派召開圓桌會議，討論議程包括訂定舉行完全開放的多黨制選舉日期（原則上已定於1990年夏天前）。蘇聯對波蘭和匈牙利事態發展一直採取不干預政策。6月4日選舉充份顯示波共的脆弱。以上都是促成衛星黨叛賣波共的客觀因素。雅魯澤爾斯基得力於團結工會議員的幫忙才能當選的消息傳出後，引致工會基層極大不滿。這個不滿和波共與衛星黨之間所出現的裂縫，促使瓦文薩一夥決定不再遵守圓桌會議協定。7月25日，雅魯澤爾斯基向瓦文薩表示新政府21個內閣席位中，可給團結工會7個，但為瓦所拒絕。（注105）此時，瓦已和聯農黨和民主黨展開談判，謀求它們協助，阻止基茨澤克組織新政府。8月7日，瓦文薩公開表示：“我對由基茨澤克將軍成立新政府提出抗議。解決現時環境的唯一方法是由一個由團結工會、聯合農民黨和民主黨組成的聯盟成立新政府。”（注106）衛星黨的背叛終於迫使基茨澤克放棄成立新政府的努力。瓦文薩向雅魯澤爾斯基提名三人供他選擇：席倫、謝拉麥克（教授）、馬佐維耶茨基（《團結週刊》總編輯）。8月19日，雅提名馬佐維耶茨基成立新政府。8月23日，國會以374票贊成，4票反對，通過馬出任總理。9月12日，新政府正式成立。23個內閣部長當中，團結工會占12席，聯農黨4席，民主黨3席，波共4席。波共4席包括國防、內政和外貿。團結工會讓出這些關鍵席位是雅魯澤爾斯基同意提名馬的條件。另外，國家銀行主席（為波共黨員）為部長會議（即內閣）當然成員。內閣名單得到國會以402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注107）新政府成立後，立即把圓桌會議協定的經改方案付諸實行。（注108）1990年1月1日，在團結工會政府顧問、美國著名“反通脹”經濟學家薩克斯（注109）建議下，政府推行“休克療法”經濟改革。（注110）“休克療法”推行年半以來，波蘭經濟每況愈下。所謂“屬於工人階級”的團結工會政府向工人展開歷史上罕見的瘋狂打擊。1990年4月19日至24日，團結工會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終於召開。圓桌會議期間，工會內部的反對勢力有一定聲勢。當時，不少人預料茲維亞仕達一派會把工會分裂，另起爐灶，抗衡瓦文薩派控制下的團結工會。（注111）如前所述，選舉投票率低令瓦文薩派對反對力量仍然有一定戒心。但團結工會政府的成立使形勢全面改觀。瓦文薩派的聲望和地位達到新高點，他們現在可以隨心所欲，任意把持工會。不論按照一般會議程序或工會的規章，瓦文薩都應該向大會提交主席報告。但他竟然懶得這樣做。（注112）他把工會基層和代表視作自己的隨從的態度，可見一斑。可悲的是，備受蔑視下，大會依然以78%壓倒多數讓他連任主席。（注113）二大通過的綱領說：“工會將參與把波蘭政治和經濟制度改變，但它會把保衛工人的權利和利益置於首位。”（注114）工會去年多來在“休克療法”下的表現，證明這個承諾僅為花言巧語。綱領給予西方資本主義充份肯定及認同：“經濟改變必須以市場經濟為目標，把資本積累的自由……就業的自由（按：即裁員的權利）與國家介入的成份……結合起來。”（注115）這與一大通過的“自治共和國”綱領形成鮮明對立。前面分析，瓦文薩一夥有雙重階級屬性，以代表民營企業家階級為主。圓桌會議期間，受制於基層和左翼的壓力，他們的工運改良主義者成份有所提高。圓桌會議後，他們這個成份的比重迅速下降。1989年8月19日雅魯澤爾斯基提名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之日，瓦文薩發人深省地公開表示：“我不希望建立強大的工會，因為一個有一千萬會員的團結工會會成為對付政府的武器。”（注116）瓦所指的政府，是馬即將成立的新政府。這個新政府即將盜用“工人政府”的名義，實行犧牲工人利益為代價的經濟方案。※※※1989年8月初，雅魯澤爾斯基辭去波共第一書記職位，由拉科斯基代替。9月中旬，波共政治局向中委會建議把黨變為社會黨。（注117）17日，中委會草擬一份新黨綱，向黨提議更改黨的名字。（注118）1990年1月底，波共召開代表大會，正式自行解散，以波蘭共和國社會民主黨代替。（注119）1990年9月27日，經過瓦文薩、馬佐維耶茨基、雅魯澤爾斯基和格林普主教（Glemp）閉門會議後，國會以325票贊成，4票反對，10票棄權，修改憲法，把雅的總統任期縮短。較早前，國會已於9月21日通過12月前舉行新一屆總統直選。11月25日，總統選舉進行首輪投票。投票率僅61%。瓦得到最高票數，稍多於39%，但遠低於馬上當選所需的半數以上。以建設“一個金錢民主制度”為口號的波蘭裔加拿大及秘魯兩國雙重國籍的商人蒂明斯基（StanislawTyminski）第二，票數近24%。在三個省份，包括工業化重地卡托維奇，他甚至領先瓦文薩。馬佐維耶茨基僅得17.5%。在11個省份，他甚至落後於波蘭共和國社民黨候選人。（注120）12月9日，瓦文薩終於在第二輪投票中擊敗蒂明斯基，以75%票數順利當選，22日正式宣誓就職。（注121）馬佐維耶茨基競選總統大敗後辭去總理職位。1991年1月5日，國會批准別萊茨基（Bielecki）出任總理。別為一名商人，他所開辦的顧問公司於團結工會重新合法化前聘用多名前團結分子。他領導的政黨，自由民主大會（LiberalDemocraticCongress），專注於民營經濟的發展。（注121）蒂明斯基現象既是一個諷刺和一出鬧劇，也是波蘭社會悲劇的寫照。經歷團結工會的叛賣、飽受政府政策的摧殘、打擊，波蘭人民對任何美麗的謊言都願意去相信。工人階級意識形態上現在已完全迷失方向，任由各個利益集團肆意宰割。變局後的私有化情況上文指出，1989年9月團結工會政府成立，對原統治階級的幹部私有化構成一個沉重打擊。雖然政府無從禁制擁有原始資本的幹部繼續進行私有化，幹部私有化的條件勢必較以前為不利。但政府著手控制私有化的步伐比匈牙利緩慢得多。匈牙利民主論壇政府1990年4月上台後，9月14日便成立國家財產局控制私有化過程。對照下，馬佐維耶茨基政府1990年4月才向國會提交私有化法例草案。草案建議成立所有制改造部（MinistryofownershipTransformation），負責把國家財產私有化。私有化分為兩大類。一是由所改部挑選具競爭力的大型國家企業，公開出售股份。小投資者有優先獲得配股權利。企業職工可用半價購買不多於20%的股份。大投資者和外資可從二手市場向小投資者進行收購。第二類相等於匈牙利的“自發性私有化”，適用於中小型企業。過程由所改部監督，以防止“病態”情況出現。草案公佈後，團結工會表示反對，因為企業私有化後，工會議會在前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下所擁有的哪怕是流於形式化的權力，也將蕩然無存。（注122）1990年9月14日，恩•魯雲杜斯基（JanuszLewandowski）被任命為所改部部長。（注123）商業的私有化速度較工業快很多。1991年初，40%已成功或是通過拍賣或是透過出售股票進行私有化。（注124）根據最新計劃，政府於1991年秋成立幾個“私有化基金”。基金由西方專業投資經理人負責。政府1992年給公民發換股證，總額約相等於100個大型企業的三成股權。公民必須把換股證存放於各個基金，由基金或是以投標方式或是以認購方式用以換取上述企業的股份。政府所保留的七成股份部份亦會交予各個基金代為託管。作為企業的持股人，各個基金可從事股票買賣、把企業清盤等。基金行政人員的收入與基金利潤掛鉤。經過一段仍未確定的時期後，公民可買賣他們手上的基金股份。（注125）應當留意，以上計劃只涉及大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的“自發性私有化”依然有效。（注126）顯然，給公民免費發換股證的政治意義比其經濟意義大得多。波蘭人民現正生活於極度困苦中，換股證可紓緩他們的不滿和誘導他們繼續忍受下去。但以為他們最終可以從上述計劃得到一些免費資產是一個幻想。一些捷克經濟學家便批評波蘭的計劃有誤導成份。（注127）很多波蘭企業事實上經已破產。人民到頭來將會發覺他們手上的基金股份大部份其實一文不值。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企業不愁找不到買家。這些企業都會透過出售股份等各種方法直接進行私有化。只有那些無人問津的企業才包括在換股證計劃內。私有化的得益者，始終是外資和國內擁有原始資本的人。國民經濟最肥美的部份變成他們囊中物，將被他們瓜分清光。最近，波蘭揭發了一宗醜聞。由於第三世界無力償還欠債，這些債項在債權二手市場做價一般為債權面值一個很低的比率。1989年7月，拉科斯基政府成立一個償還外債基金（FundtoServeTheForeignDebt），職能為在債權二手市場購回波蘭的外債債權。基金一直存在到1991年1月。此期間，波蘭外債債權做價最低曾跌至面值17.5%。但根據基金報告，它所付出的價錢高達33%。（注128）以上事例不禁令人產生疑問，在原統治集團分子仍然掌握大部份政企崗位下，究竟團結工會政府對於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病態”情況，能發揮多少控制能力？史薩先（Szczecin）造船廠：即什切青造船廠。注1：波蘭1980～81年工運的資料非常豐富，但本文沒有進行詳細資料收集，主要依靠筆者的基本認識及手頭上的一些簡單材料。關於1970～71年工運，讀者可參考INFORMATIONSCORRESPONDENCEOUVRIERES，《波蘭：1970～71》（POLAND：1970~71）（美國底特律Black&Red出版社，1977）注2：見柯斯特，同，頁91。注3：喬•哥蘭基艾域奇（GeorgeKolankiewica）及保•勞易斯（PaulG.Lewis），《波蘭：政治、經濟及社會》（Poland:Politics,Economics&Society）（倫敦，1988，頁105。注4：夏雅爾及溫裏斯，同，頁492。注5：同上注。注6：史洛基斯蒂，同，頁32，表2.2注7：波蘭1971年至1977年對全球的進出口比價指數順序為（1970=100）：105.1；106.1；104.4；102.4；102.8；103.5；102.1。對發達西方國家為（1970=100）：100.7；113.0；107.9；116.6；122.4；119.8。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197-8，表A.7和A.8注8：夏雅爾及溫裏斯，同，頁493。注9：以下有關1973年改革的資料，見夏雅爾及溫裏斯，同。注11：有關這些改革，見溫裏斯，《波蘭經濟改革：1973～79》（“EconomicReforminPoland1973-79”），載《蘇維埃研究》，第32卷第一期（1980年1月）。注12：例如，雖然1987年實質國民生產比1978年低出10%以上（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工業能源及燃料消耗反而高於1978年。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05。注13：1980年開始，波蘭經濟急轉直下，但該年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赤字仍仩於7億美圓的水平。1981年微減至5億。1982年經濟處於谷底（該年國民收入比1978年低出25%），這才使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轉虧為盈。1982年至1985年四年先後錄得6億；9億；7億；及6億的盈餘。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44，表2.10注14：以下有關1982年一輪改革的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史•哥穆爾卡(S.Gomulka)及耶•羅斯杜亞斯基（J.Rostowski），《波蘭經濟體制改革：1982～1983》（“TheReformedPolishEconomicSystem1982-1983”），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注15：安•布洛（AndrzejBloch），《波蘭私營部門》（“ThePrivateSectorinPoland”），載《戴羅斯》，第66期（1985～86冬季號），頁130。注16：胡•奎薩（WolfgangQuaisser），《波蘭農業價格政策及私營農業》（“AgriculturalPricePolicyandPeasantAgriculturein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8卷第4期（1986年10月），頁577。注17：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8。注18：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4。注19：同上注。注20：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0。注21：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1。注22：同上注。注23：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3。注24：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6。注26：由於筆者暫時無法掌握到較為詳細的具體資料，故未能就這些改革加以論述。注27：柯斯特，同，頁82-83。注28：本節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安•艾斯倫特（AndersAslund），《波蘭私營企業的運作》（“TheFunctioningofPrivateEnterprisein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羅斯杜亞斯基，《波蘭社會主義的腐化及私營企業的成長》（“TheDecayofSocialismandTheGrowthofPrivateEnterprisein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注28：這些數字是筆者根據波蘭農村人口構成（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35）按比例計算所得。注29：布洛，同，頁131。注30：《國際觀點》，第163期，頁4引用官方統計年鑒的數字。注31：柯斯特，同，頁82。注32：見艾倫斯特，同。注33：同注3。注34：達爾考科斯基，同，頁59，注解24注35：見布洛，同，頁131。注36：見艾倫斯特，同。注37：同注3。注38：艾倫斯特，同，頁434。注39：本节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奎萨，同；爱•谷克（EdwardCook），《波兰农业改革》（“AgriculturalReforminPoland”），载《苏维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注40：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38。注41：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29。注42：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28-131。注43：本節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第4章。注44：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28。注45：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0。注46：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5。注47：同注45；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3-204。注48：同注45。注49：轉引自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0。注50：同注46。注51：柯斯特，同，頁89。注52：夏雅文，同，頁21。注53：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1。注54：《國際觀點》，第156期（1989年2月6日），頁28。注55：柯斯特，同，頁82。達爾考科斯基，同，頁61。《國際觀點》，第156期，頁21。注56：柯斯特，同，頁90。《經濟學人》，1990年4月14日號，頁21。注57：同上注。注58：《國際觀點》，第169期（1989年9月18日），頁10。注59：同上注。注60：同注53。注61：轉引自柯斯特，同，頁86。注62：柯斯特，同，頁90。注63：以上見戈奧力基，同，頁66-67。注64：柯斯特，同，頁75。注65：柯斯特，同，頁74。注66：柯斯特，同，頁76。注67：布洛，同，頁130。注68：同注66。注69：團結工會一大綱領沒有完全否定市場。它的目標為“建立一個把計劃、自管和市場聯繫起來的新經濟秩序。但重點在通過民主方法制訂計劃和工人自管。注70：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80。注71：文件刊於工會地下週報第141期。見《國際觀點》，185期（1990年5月21日），頁6。注72：早於1982年12月，TKK號召工人該月10日進行總罷工，已經沒有得到響應。注73：如前分析（第八章，注5），這兩個不同的階級屬性統一並存於同一股政治力量，不一定是一個矛盾的情況。鑒於波蘭比匈牙利更為險惡的經濟形勢，這種情況的出現更加易於理解。注74：雖然新集團在波蘭的發展缺乏匈牙利新興幹部階級由來已久的穩固根基，但到頭來，最終結果也大同小異。故此，為文字表達方便起見，本文同樣以“新興幹部階級”作為新集團的名稱。注75：柯斯特，同，頁82。注76：以上見柯斯特，同，頁76。注77：以下有關全民投票的資料，除另加注明外，見占•麥克加力格爾（JamesP.Mcgregor），《經濟改革與波蘭民意》（“EconomicReformandPolishPublicOpinion”），罷工《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頁215-227）。注78：1987年，政府撤銷八個產業主管部門，成立統一的工業部，同時把1800個以前直屬主管部門的企業轉交地方政府。（戈奧立基，同頁73）這是所謂加強自治的其中一個措施。注79：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1；《國際觀點》，第159期（1989年3月20日），頁10。注80：同上注。注81：柯斯特，同，頁81-82。注82：《國際觀點》，第15期，頁11。注83：柯斯特，同，頁83；《國際觀點》，第156期，頁28。注84：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民聯）理論權威胡平在民聯機關刊物《中國之春》雜誌1990年4月、5月、6月、10月及11月號發表長文《八九民運的反思》評論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提出一個叫做“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民運“策略原則”。筆者曾就這個“原則”及胡平對中國八九民運的評論提出詳細的批評（劉榮錦，1991）。注85：以上第一及第二點見柯斯特，同，頁84-85。注86：柯斯特，同，頁86。注87：瓦文萨派不限于把自己自封为新工会的领导。1988年秋，不少老团结分子回流。罢工工人要求以企业为单位，自下而上选举工会代表。瓦文萨派却强行自上而下地把已经离开了企业的回流分子任命为企业的工会“代表”。（史丹尼斯基思，同页49，附注36）这种任命制度与共產党的干部制度（Nomenklatura）同出一辙。无怪工人小组（见下文）把团结工会的Nomenklatura与政府的Nomenklatura相提并论。注88：詳見《國際觀點》，159期，頁10-11。注89：史丹尼斯基斯，同，頁40；柯斯特，同，頁86；《國際觀點》，159期，頁12。注90：柯斯特，同，頁86。注91：《國際觀點》，156期，頁28；《時代雜誌》，1989年2月20日號，頁18。注92：轉引自《國際觀點》，159期，頁12。注93：轉引自《國際觀點》，169期，頁7。注94：轉引自《國際觀點》，159期，頁10。注95：轉引自柯斯特，同，頁86。注96：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5-87。注97：以上見柯斯特，同，頁83。注98：《時代雜誌》，1989年4月17日號；《國際觀點》，166期，頁18。注99：以上見《國際觀點》，163期，頁4。注100：《國際觀點》，171期，頁5。注101：《國際觀點》，163期，頁3。注102：《國際觀點》，166期，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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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态的波兰民主（作者：马勒夫斯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12月第5／6期，总第1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病态的波兰民主作者：马勒夫斯基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12月第5／6期（总第168期）在奥塞夫斯基领导的右翼反共政府不光彩地下台[1]不到一年之后，波兰议会于5月28日以一票的多数通过了对继承者汉纳·苏乔卡不信任的动议。第二天，华里沙总统宣布议会解散，同时要求政府在9月19日大选以前继续执政。这样，它就可以实施被议会所排斥的政策。经过了一年的议会不稳定、散布在各处的渐增社会冲突之后，波兰的问世不久的资产阶级民主现正经历着一次新的、意义重大的危机。自从团结工会份子组成的第一个政府于90年1月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方向以来，这次危机已经是第四次了。新波兰政权所公开宣布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在官僚中央计划经济的废墟上建立市场经济。所使用的方法则是通常的货币主义方法——其初步目标是结束超通货膨胀及保证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的可兑换性。由于新政府与1980—81年的反官僚革命和接着而来的十年地下斗争有历史的个人的联系，它本来可以利用这个威望来减轻货币主义措施造成的社会动荡。但是，历史好像需要标志：对政府不信任的动议是由团结工会出身的议员提出的。在那时候，这个工会正准备发动一次总罢工来保卫购买力。一月以后，它与多年来担任领导和代表人的华里沙决裂了。我们不得不要承认，虽然发生了许多次政治危机，大部份公开宣布的目标却得到实现。1989年，私有成份在不包括农业的国内生产总值[2]中所占的比重只是29％，到92年底，它已达到45％，与1939年的比重差不多。私有成份的比重因经济部门而不同：92年底，在工业部门，比重最低（占31％销售额，24.6％的劳动力）。私有成份占优势的是贸易和建筑（各为90.5％和77.7％的销售额，86.6％和62.2％的劳动力）。[3]政府对公有部份和私有部份所实施的不平等财政政策已造成这两部份的生产增长率的差异。在92年最后一季，私有成份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8％，但是公有部门的生产反而降低了些许——这个差异不能单单用私有企业数目的增加来解释。控制波兰的私有化有好几种形式。第一个阶段是把企业的地位从国家管理（在这种管理形式中，工人通过工人会议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改变为由国库所有、禁止工人会议存在的企业。经过这样的改变以后，财产权转换部就把企业的股份卖给私人（到今天为止，70个企业是这样卖掉了），或者订立一种先租用后拥有的协定（到93年6月底，651个企业是这样处理的）。[4]后一种形式往往对企业的员工有利，不过，大部份的控制权还是操在经理层份手中。另一个方法是经过法律程序将企业停业清理，然后，往往以象征性的价格售卖该企业所拥有的财物。到92年底，大约650个企业是以这种方法私有化的。最后一个方式，就是在华沙的波兰联合工人党（波共）中央委员会的旧址，设立了一家股票交易所，作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点缀品。18个公司在这个交易所里有牌价。股票市场的投机正在飞速地增长。财产权转换部部长勒文多夫斯基在一月间发言时毫不隐藏他的意图：“如果我们能够避免政治崩溃，我们今年就辞别1981年发展出来的企业自治、自主财务和自我管理的公式”。[5]十年来，这个公式曾经是团结工会的准则。加速进行在过去几个月，私有化过程显然加速进行了。另外20家企业的股份已被卖掉，代表着大约30％的增加。4月30日，经过了两年的踌躇以后，议会终于通过了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影响到六百家公有企业，它规定所有波兰成年人都有权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值得一提的是，没有议会中的左派主要组织民主左派同盟的几个领导人的支持，这个法案是通不过的。[6]虽然议会的解散阻止了议员被提名为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监督委员，政府还是决定不要监督委员，将这计划向前推行，于7月14日实施这个法案。好像是，波兰的统治精英要使生米煮成熟饭，使选举后的新政府无法把它推翻。如果结构变化符合于90年所定的目标，经济情况却不是这样。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在1989年是251％，在90年（价格开始开放的那一年）达到586％的高峰以后，于91年降低到70％，92年再降到43％，但是后一数字还是很高。还有，外国和波兰的专家说，压低通胀的过程似乎已走到尽头。财政部副部长宣布来年的预测是32％至40％之间（32％是93年预算的数字）。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能从老百姓的理财门路方面去找，因为他们已经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严重地下降（有工资收入的家庭的实在收入在89年至92年底这期间下降了27％）。确切地说原因是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结构转变过程有直接关系。结构转换的过程包括：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最赚钱的公司；新的私有财产主获得各种免税；对公有部门的不合理抽税，导致产量大减和公有部门的收入显著减少。1992年的工业产量稳定在比1988年的工业产量低了35％的水平。但是，这种稳定立即招致外贸赤字的重现——92年底的估计是250万美元，而93年似乎正在增加。公共财务正经历着越来越大的危机。这个危机的最明显标记就是持续的通胀。国家债务在92年底已达到一万亿兹罗提的天文数字[7]，等于88％的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与巴黎俱乐部（公共债权人）的谈判已成功地把外债减少了一半，波兰的外债继续在增加。它在89年是400亿美元，91年底为458亿美元，到92年底，己超越了460亿美元的大关。我们可以了解与伦敦俱乐部（私人债权人）谈判的重要性，因为波兰政府也要求它将外债减半；但是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成功。波兰政府于7月22日拒绝了对它的私人债务减低30％的提议，因为《文摘报》报道减低30％将意味“我们每年要付7亿美元，而我们只付得起4亿美元”。[8]波兰不得不再度停止付款了。1990年所选择的经济政策原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以下简称国基会）所强加的。这个机构对政府的政策保持紧密的控制，经常软硬兼施。第一个协定是90年初签订的。这个协定本来是为期一年，但9个月后就被国基会废了。第二个协议是延续基金设施的，在91年初签订，为期三年，但在今年7月又被国基会撕毁了，理由是公共赤字增长太快。最后，在93年4月，第三个协定签订了，为期一年。它对预算赤字强加上810亿兹罗提的限制。[9]这个协议，如果不冻结公有部门的工资，是不可能维持的。就是这个协议，才引起议会的不信任动议，以及目前的政治危机。这个协议又规定，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应该从6月开始，今年的通胀率不得超过32％。我们可以预测，国基会绝对不难找出理由来撕毁这个协议，如果它觉得这样做对它有利的话。资本主义复辟走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决定，得到了人民的容忍，因为它是作为解决危机的唯一可能道路提出的。但是，事实上，尽管（宁可说）因为资本主义复辟成功，经济危机还是不能解决，而且离解决的目标很远。人民所要付的代价已经特别大。除了薪资锐减以外，失业人数也大大增加，达到260万人（占工作大军的14％），而且，政府预测，到93年底要突破三百万大关。某些地区的失业率现已超过25％。在92年底，47.7％的失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福利。随着92年1月的普遍征收所得税，以及征收货物劳务税，税收制度的修改已经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CBOS研究所在1月中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10]，四份之一的人说他们的生活很困难，一半人入不敷出，20％说要借钱来买食物，而10％则借钱来付房租、煤气费和电费。但是，也有人从变化中得利。根据估计，1万波兰人有10万美元以上的存款。这些新的民族资本家虽然人数不多，却在传媒上大肆张扬。例如，波兰商会虽然只有22个会员，[11]却在6月间成了头条新闻，因为好几个政党在争取它的支持。它还有办法叫华里沙在7月1日颁布了一道《经济原则宪章》，规定“波兰共和国制度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和自由契约”，而且“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是私有企业和私有农业”。[12]然而，这个集团在国内没有真实社会重量。私有化专家[13]估计，民族资本只能希望获得不超过10％至15％的私有化公司股份。这就显示这个新资产阶级的微弱，而且引致一位评论家作出了这个结论：“我们的国家真奇怪：我们有资本主义，但是没有波兰资本家”。[14]检讨了过去四年政策的社会经济结算表，政权的社会基础已经缩小很多，这毫不使人感到意外。盖达夫斯基这位经常研究工人生活的作家解释说，从91至92年，支持改革的工人越来越失望了。1992年，50％的工人（1991年只有29％）要他们的公司保持公有，虽然80％接受发展民族资本的观念。57％工人反对政府所追循的私有化模式。[15]另一个由吉勒吉科所主持的研究，强调工人的政治和工会代表权的危机。[16]这个去年11月在一个大的公有公司所进行的研究，显示59.9％的工人不感到他们在工作地方有代表权，而只有25.9％列出工人组织（团结工会11.1％％，OPZZ[原官方]工会3.2％，工人会议11.6％）为他们的代表。全国性的数字也相似：56.7％的工人说他们在国家没有代表权；只有16％提到工会（团结工会10.1％，OPZZ5.9％）；而只有8.4％提到各种不同的组织（议会3％，政府3.4％，政党1.5％，教会0.5％）。这些数字证实和加深了在过去两次选举中所见到的现象，那就是90年12月的总统选举有47％的选民放弃投票，而91年10月的议会选举则有57％的选民放弃投票。目前的政府连续性是靠过去十年工人反官僚的斗争而建立它的合法性。它的主要领导人，从华里沙总统开始，个人地代表这个连续性。主要的工会和政治组织支持这个政府。因此，这个政府的社会基础是大的国有企业中的大多数工人。但是，替改革付出了最高代价的也是这个社会阶层。过去一年来，这个社会基础已经开始反叛。92年夏天由（与旧政权有历史渊源的）OPZZ工会所领导的罢工[17]，就代表这种反叛的初步征象。92年12月，由团结工会采取主动，罢工扩大了，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发动了一次长时间的总罢工。93年2月，在团结工会得到OPZZ工会支持的号召下，一次48小时的反对失业的总罢工瘫痪了罗兹省的工业。最后，议会的解散，才暂时地阻止团结工会要发动一次全国性总罢工。虽然所有这些罢工曾被描绘为政治小团体操纵的产物，但并不改变它们受到广大工人支持这个事实，因此也就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越来越多的人民反对政府的政策。然而，这种反对也充满了混乱。因为，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方案本身虽然受到议会中的某些团体（主要是源自前政权的组织［民主左派同盟和波兰农民党］的批评，而且也包括在劳工联盟之内重新团聚的团结工会左派）的批评，但是对于“建基于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却没有人说一句话。没有其它出路总括来说，所有议会中的力量都宣布赞同市场经济，反对类似于前政权底下存在的那种计划经济。因此，除了团结工会在1989年接收了政权时所作的几种选择以外，还是没有其它出路。所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个基本上是神话的观念，继续得到人民大众的支持，是毫不使人感到意外了。9月19日选举的利害关系将不会牵涉到社会的基本选择。顶多，目前的领导班子在国基会支持下，也许会看到他们的垄断受到被人认为不值得信任的力量（源自旧政权的力量）的挑战。民意调查机构[18]，一方面预测大量的弃权率，另方面谈及被一般人认为是左派力量（民主左派同盟、波兰农民党及较小程度的劳工联盟）的进展、总理的党（民主联盟）的衰弱，以及其它政党的瓦解。还有，新选举法规定拿到5％的总选票的政党，和拿到8％的总选票的联合力量才可进入议会，这可能将为数不少的、在上层议会中帮忙组成政府的政党排除在议会门外。所以，现政府和总统所关切的主要问题，就是找出一个方法使得从团结工会出身的精英份子保持权力。6月间，曾在竞选总统时毫不踌躇地向所有公民允诺1亿兹罗提的华里沙，又想出了一个花样：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这个新组织的标志使人回忆起毕尔苏德斯基[19]的标志，它的结构被人相信为真能保证各社会层份的代表权。华里沙勉力争取到团结工会大企业网的支持。这个网络是团结工会中的少数派，由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主要基地的工会委员会所组成。它也指望新资本家（可是这些人宁愿选择多元主义——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民主左派同盟的名单上出现）、地区的政治精英和农民阶级的支持。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的政纲反映它的社会结构：除了华里沙的经济原则宪章以外，它还包括对每个社会集团的承诺。华里沙在7月13日的电视上演说时，以如下的口气，介绍他的倡议：“我在提出组成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时，我心中所想的是保护改革。……许多人把混乱归咎于改革。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实在是没有其它方法。我们的困难不是由于改革，而是由于实现改革时所犯的错误和延迟。……我们需要取得与经济有关的所有部份、例如工人、商人、农民和当选的地方官员的同意。……我之所以提出组成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并不是要以它为统治政治制度，也不是为了它而推开其它政党。我要这个集团推使它们采取行动，说服它们来寻找同意之处。……我之所以提出组成这个集团，是为了所有那些未被政党的口号说服的人，以及所有那些讨厌意识形态分歧，讨厌所有空谈的人……。”[20]左派集团华里沙在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上没有隐藏他对选举结果的恐惧：“依他之见，克华斯也夫斯基和米勒［这两个民主左派同盟领导人］、巴夫拉克（波兰农民党领导人）及他的团体、民主联盟和独立波兰联会[21]，都不会构成联合政府，而只是一个左派集团”。他已经让大家知道，他不会尊重这样的结果，创立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的目的就是要使他脱离这样的极端情况：“我不得不要反对［这种结果］。我要替国家服务，我不要使它陷入崩裂的危险。我正处在一个逼我引进新马的局面。这匹新马将会打开被阻塞的波兰”。[22]前团结工会议员波鲁西维兹因团结工会的六月大会指责他违反领导机构的决定，而离开工会，被邀请加入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他到最后却加入了民主联盟。他解释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华里沙最迟要在94年3月解散新议会而且要成立新的总统党。他会见了华里沙后，对《文摘报》说：“选举并不是永远被组识起来保证民主，有的时候是被组织起来给予非民主的政权合法性”。中立化非政党的支持改革集团的出现，正在使团结工会出身的政治精英分裂，而且正在复活“高层的内斗”。然而，它已经让华里沙中立化各团结工会基地的工会委员会。如果选举结果对自由主义道路不是太不有利的话，那就会允许他在强制规定他自己的条件的同时，支持新的联合政府。如果结果完全不利，他就会有借口使他以总统的资格用强制手段来推行政策的那种策略合法化。不管9月19日大选的结果如何，竞选运动已经显示年青波兰的民主是病态的。这个病态是他们看不出有必要团结工会领导人与其基层力量商讨，而与斯大林的后继人订立不民主的协定所造成的。这个病态是由于它忽视了带它到世界上来的那些人的利益而造成。这个病态是由于它的那些脱离了现实的精英之间无休止的内哄所造成。对于这些事情，华里沙和今天那些指责他推行不民主方案的人们，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兆立译自《国际观点》248期1993年9月号）注释：[1]见《国际观点》第234期1992年9月14日马勒夫斯基和瓦德加合写的“波兰的经济危机与高层内斗”。该文中译文载于《十月评论》1992年第5／6期。[2]从1957年开始，大约80％的波兰农业是私有的。[3]见《经济生活》第8号，1993年2月2l日。又见《紧要关头》一书，DEEFParibaS出版，1993年5月。[l]中所提的文章，对于法律制度被转变为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有详细的描述。[4]《文摘报》第162号，1993年7月14日。[5]《经济生活》第5号，1993年1月31日。[6]民主左派同盟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前波共）和包括OPZZ工会联会在内的20多个其它组织所建立的。1993年6月，细小的波兰社会主义党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它的主席依科诺维兹，加入了它——因此，反映民主左派同盟在选举前的竞选运动中，把它的门开向团结工会出身的左派。[7]按照目前汇率，等于600亿美元，但是兹罗提正在快速贬值。1990年的汇率是9千兹罗提换1美元；现在是l万8千多兹罗提换1美元。[8]见《文摘报》第188号，1993年7月21日。[9]大约45亿美元，于5％的国内生产总值。[10]引句来《经济生活》第12号，1993年3月2l日。[11]要成为会员，你至少要有二百万美元的私人资本和一年做一千万美元的生意![12]见《文摘报》第152号，1993年7月2日。[13]例如在BAA工作的一位专家，见《政治》第10号，1993年3月6日。[14]波克津斯基。[15]引句来自《经济生活》第7号，1993年2月14日。[16]引句来自《政治》第13号，1993年3月27日。[17]一般来说，这些研究所都低估了出身于旧政权的政党的所得票数。[18]毕尔苏德斯基，20世纪初的波兰社会主义党（亲独立派）的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波兰兵团的创建人，1918年的波兰共和国的最高领袖——由于左派所支持的军事政变，他于1926年重掌政权。他所成立的由国家实施强大控制的政治制度得到了议会中的非党支持政府集团的支持。[19]见《文摘报》第162号。[20]由莫克袒尔斯基所领导的独立波兰联会是1979年所成立的一个反对旧政权的民族主义政党。它现在管理从团结工会，分出的小的“反对派”工会，它在民意调查中得到10％的受访者的支持。[21]引句来自《文摘报》第163号，1993年7月15日。[22]引句来自《文摘报》第1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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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和“社会正义的神话”（库伦，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第二十卷第2期，总第16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和“社会正义的神话”库伦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第二十卷第2期（总第165期）[“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是企图通过分配，因而是通过压制市场来实现社会正义这个理想的。”这是波兰的长期持不同政见者、现任劳工部长库伦在他最近的文章（共产主义倒台后的社会正义的乌托邦）上的开场白。以下是该文的摘要。]人人都知道，压制市场的后果是缺乏经济效率。压制市场会造成，需求的暴增，则比较少人指出。在市场上，一个人有多少钱，才能买多少东西。当市场被分配所代替需求就无止境了。这就是说，要用不同形式的定量配给：公开的形式，如票券和排队，以及隐藏的形式——“特许的门路”和贪污。而且，分配时，有人多得，有人少得，有享受特权，有人则分不到好东西。这样一来，社会正义的原则就受限制了。集体恐怖行动在1956年停止以后，社会上要求正义的压力就以罢工、示威游行和以后的大规模组织化运动的形式出现。他们要求结束特权和人人都享有使生活过得好的货品的权利。那就是，他们赞成社会主义，反对它的“变态”。建立市场经济是与整个社会的许多渴求一致的。人民期望生活条件快速提高，而且相信团结工会运动，因为这个运动在提出具体要求时，就让它们自己自觉地变成了历史演员。从开始，市场经济所内涵的社会不正义就很明显。商店在90年1、2月即充满了货物。但是，很少“中产阶级”——这在人民波兰时代，包括技术工人、教员、白领工人、医生及中农——能够买得起。还有，他们开始对像房屋、能源、幼儿园及假日旅行等过去几乎都是免费的货物和服务支付市场价格了。因此，我们现在一方面逼迫政府根据社会正义的原则来帮助人民，另方面则逼迫政府不要花太多钱在教育、卫生、养老金和社会援助上。当预算的主要收入来源（公有工业）收缩，预算也收缩了。私有部门发展很快，但是向政府付的税却很少，因为我们的财务机构还不适于监督数目甚多的中、小企业。旧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崩溃了，新的制度正在缓慢地、困难地发展中。人民对前途很害怕。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失业情况出现了，社会保障和社会补助也需要支付了。对市场失望的同时，对政府的不满也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煽动兴旺了，议会在闹分裂，政府老是在换人。私有部门的发展虽然有这么多困难，许多人民和集团在新情况下运转得很有效率。目前，几乎一半的非农业生产来自私有部门，而十年前，不到10％。私有的非农业部门雇用了42％的劳动大军，而十年前，也只有10％。服务业已发展起来。它今天雇用了几乎40％的非农业劳动大军——而十年前，只有16％。输出日增，愈来愈多的产品达到世界的质量水平。1990年所选出的地方民主政府大都处于良好状态。整个而言，它们的财政状况倒很健全，不像中央政府。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倡议，一系列的基金会和协会出现了。60％的人民认为地方性的改变是有益的。过去的实际上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官方宣传说，工人阶级在社会上扮演特殊的角色——作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作为统治阶级。大企业的工人，不但有优厚的工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享受到国家所分发的货品和服务，如房屋、医疗服务、渡假地、企业商店、餐厅和购买消费品的票券。在这样的工厂中的工人，不但几乎在生活各方面受到保障，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工人阶级的角色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工人阶级的角色却与党领导人和理论家所宣称的神话角色没有共同之处。它在1956年和70-71年中接近那个角色，因为大企业中的工人迫使统治党的领导层和政策改变。80年8月，格但斯克船厂的工人，在与政权谈判时，也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发言。他们把这个政权看成为社会以外的力量。团结工会实现了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力量这个神话！工会围绕着大企业组织起来，而社会的抵抗运动在戒严令下采取许多形式，但是，把将军和党头子们吓退的，则是年青工人的罢工。他们在罢工中，提出了“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当团结工会在89年6月的选举中获胜，一位从工会来的人出任总理而组成政府的时候，工人阶级就停止为国家的领导力量了。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在一段长时间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死命抓住一般的和民族的口号。可是，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口号不过是依附在企业或分会的要求上的装饰品而已。支持华里沙竞选总统的运动，部份是保持工人阶级的神话，和把团结工会在80-81年扮演的角色交还给它的一个企图。在这同时，它也反映了对团结工会所产生的政府政策的一种排斥，因为那些被认为是反工人的。可是华里沙之支持贝尔塞洛维兹出任经济政策主脑，使这些希望成为泡影。真的，连续几任政府已经让公有企业自行发展，希望市场会逼使它们改变。然而，对于大多数的这些企业，这仍然证明是不可能的。更有甚者，过去的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优先发展矿业、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也是不合时代了。这些部门必须合理化，而我们的轻工业，由于不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也必须重组结构。从政府和政治精英的立场来看，这个任务提出了很大的问题，而且需要它持有现尚未有的方法。在这同时，在大工业中工作的工人正被告知，公有企业和他们所工作的部门都没有前途。由于他们不能确定和恐惧将来，他们表达了反对政府的意向。私有化被排斥其实，令人惊奇的是，由于以上所说的种种理由，只有半数在大型公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完全排斥私有化，5％毫无保留地接受它，而40％则承认，他们的企业需要资本和更好的管理。这45％可能是已经进行私有化的结果，因为这些私有化已经使工人的工资有所改进。但是，大多数的工人高估了他们企业的价值和条件，所以把每一个私有化的提议看成为诈骗。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崩溃，还没有给工人自由和作他们命运的主人的感觉。相反地，他们不但失去了特权和社会保障，而且失去了社会地位。还有，他们感觉到像个物体，一个他们无法了解的力量的玩具。他们对这些力量，期待出现最坏的事情。经济改变的过程，置公有企业的工人于困境，而且导致工会的激进化。自从1990年以来，团结工会不管是否自愿，已经把它的名字给了所有的政府。至少，这是社会的看法。在这同时，团结工会的会员觉得，他们是这些政府的政策的受害人，而且在事实上已经被丢在一边了。因此，在团结工会的言语和行为之间，在激进的言词和寻求妥协之间，发生了矛盾。由反对工会与前共产党政府举行圆桌谈判的前工会领导人建立的团结工会，已经前后一致地奋起保卫公有企业。不管它的意向是什么，它在事实上提议回到旧秩序去。在前亲共的旧官方工会（OPZZ）和从它分裂出来的种种小集团之内，主要的路线之一，就是在（新的）现存秩序之内保卫工人的利益。OPZZ的领导人很少进行反对经济改变的斗争。正像团结工会的大多数领导人一样，他们只在公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和政府之间寻求妥协。妥协与交锋因此，两个主要工会（OPZZ和团结工会）都一心倾向于妥协。不幸的是，工人的激进化使这种妥协更难实现。这就形成这样的情况：愈来愈多的工会愈来愈难地招收会员。在企业的平面上，这些工会时常是真正的代表，但是它们之中大约有15个工会已经登记为全国性工会。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体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纲领中，公有企业工人的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妥协是没有用的。在一、两年之内，公有企业和被财政部控制的有限公司，将会减少到经济的边缘。而且，如果在这同时，工会垮台了，那就太好了。当然，他们没有说得这样露骨。不过，如果不是这样，人们怎样解释对政府与工会间进行谈判的攻击呢？谈判的目的，是使工人和工会在公有企业的转变和私有化中，成为经理部门和政府的伙伴。是的，工人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工资小包。但问题是，直到最近，他们还拿得很多，而今天，他们拿的却比其它职业集团还要少。他们认为这点不公平，所以要反叛。我们要么打垮他们的反叛，要么就与他们的代表谈判。无休止的改换政府，使我们拖延了得出全面的妥协。只在公有企业的工人及其工会失去了谈判的兴趣以后，以及当工会已变得更弱、更少权威的时候，才开始这个过程。西里西亚的矿工和铁路工人在92年12月的罢工得到了波兰首都华沙大约一半居民的支持。这样使人惊奇、无私的支持，是什么理由？恐惧和神话在目前普遍的社会不满、挫折和恐惧将来的气氛下，神话扮演大的角色。第三共和国政府的政策正与社会正义这个神话发生矛盾。大多数波兰人把它看成为劫贫济富的政府。如果政府要击毁罢工，它不得不要面对工人阶级被视作为国家而战斗的力量，以及罢工是解决最困难问题的方法的神话；它会依据乐观的看法，社会有一半人反对它。而且，如果还是乐观的话，它可以期望社会的三分之一的人支持它。我看不出在两方之中哪一方会在这样的斗争中得胜。我不相信协定的魔力。要达致协议，必须争取工人和社会的支持。在它们被签订以后，不止一次地发生过罢工，有时是由工会（包括团结工会）组织的。而且，各种社会团体会在社会正义的名义下支持罢工。社会正义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下失败了。我不相信我们能够用排斥波兰人所相信的神话来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共产主义的倒塌，已经意味着对立时代的结束，以及集体行动之作为动力的消失。也许，这种动员的缺乏，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衰退的真正原因。也许，这个能够激发心智的普遍理念的危机，是这个过程的主要后果之一，因为没有这个理念，人类文明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看到例如专一主义、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冒头，有些地方更占了上风。虽然对正义下定义是困难的，但它是一个能够动员个人和社会活动的普遍观念，则很明显。社会正义的观念是特别有份量的。在波兰，它被了解为一个在生活、工作、房屋、医护、养老金、教育、文化和合宜的生活条件方面应该平等的基本权利。实现这些社会正义理想的志向，必须是波兰和整个现代世界的社会运动和政府的任务。我们都已经知道，没有市场就没有自由；但是，过去几年已经惊人地提醒我们，市场和自由不是相同的。大多数波兰人穷到不能从市场提供的自由中得益。我们因此必须在市场上找出方法，满足没有足够金钱的人的渴望。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中，对分配制度所作的不无道理的批评，是与金钱作为良好调节器这个信念并行的。但是，个人和社会的活动也可以作为调节器。这就是政府要通过各种协议和三边会议在不同利益的社会集团之间寻求妥协的目的。互助在这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互助会、房屋协会和人民为他们自己创立的其它同性质的机构，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国家必须用免税以及有时候给他们财政援助来帮助他们。国家对个人的援助，导致社会生活的国家化，而且把公民转变为国家的救济对象。另一方面，一个民主的国家可以为发展各种不同的集体创意力创造条件，因此不可能千篇一律化，而要严格地限制国家化。在这样的模式中，中央化的国家制度的任务就是，在与地方民主的各种结构合作时，向需要它的人保证必不可少的最低份量。[兆立译自《国际观点》93年3月号] |
乌托邦的贫困（马勒夫斯基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第二十卷第2期，总第16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乌托邦的贫困马勒夫斯基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6月第二十卷第2期（总第165期）相关链接：波兰和“社会正义的神话”（库伦）在本文后面择要刊载的文章的作者库伦，曾经是过去30年来波兰的最出名政治人物之一。他在1964年，因革命共产主义思想而受到监禁。出狱以后他即成为1980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反抗运动的鼓舞者之一。1976年，他是工人保卫委员会的创立人之一，他的战略思想在独立工人运动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运动终于在1980年开花结果为团结工会。在1987-88年，他的著作又对制订所谓圆桌会议协议起了主要的影响作用。这个协定导致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政权的终结。今天，他是波兰联合政府中负责劳工和社会保障的部长。在这个联合政府中，他的派别和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都是小伙伴。令人惊异的是，他在我们所登载的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当前波兰现实的清晰了解——日增的社会不满，接受新秩序已经抛弃了社会收获的看法，以及承认新政权缺乏一个能够动员社会、得到它的支持而不仅是容忍的方案。面对着上升的社会不满和由争论所造成的分裂（最重大的分裂发生在支持议会民主的人与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后者寻求强加一个以宗教为基础、专制主义的道德秩序），波兰的新统治者正在寻求恢复元气。它所惯于指望的团结工会的支持，即使因1993年2月21日所签的社会协议而扩大，也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法。虽然三边会议、共同管理和共同负责也许对工会领导人像是个解决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却得不到大多数工人的信任。这就是库伦评论社会价值的背景。本来以团结工会为中心的广大社会运动已经准备好一个社会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却被工会领导人当作是与官僚层谈判的祭坛上的牺牲品。三年的强迫朝向资本主义推进，被大多数支持和信任团结工会的人看成是对他们的权利和渴望的叛卖。就是这一批今天是屈从、冷漠但尚未公开仇视的人，库伦要围绕着他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正义乌托邦动员起来。在进行这个工作中，库伦回忆起他过去的著作。他在1977年12月写道：“没人需要告知，无限制的自我致富权也许会使许多人贫穷。因此，要在社会实践中使每个人的安乐变成为崇高的价值，社会正义的原则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在那时候他以效率为口实，支持自由主义的控制工资原则，他又说：“作为分配社会产物的标准，这些建议是不公正的。”在那些日子中，他认为，“极权主义和在任何社会控制之外生产物资”，是现代世界的两个主要问题，所以他支持“通过广大意义的自我管理来解放劳动。”计划与自我管理其实，他当时提议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自管运动。他解释这种运动应该“把国家计划和社会合作从国家机构中接收过来，而以独立、自管的方法来实行这个计划。这个计划，一方面把应该集中化的东西集中化，另方面却为社会集团、区域和最小的生产单位的独立性创造条件”。可是，选择资本主义的道路（库伦自觉地作出这个选择）静止了这位作者的慨慷意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道路，不但停止了自觉的社会合作和福利国家，而且导致生产低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国家不再具有社会再分配的能力。库伦的劳动部一位下属解释说，他们简直没有能力为饥饿中的儿童提供食物[1]。更坏的是，社会福利的非集中化（库伦是非集中化的推动人之一）正使人民大众受苦，因为为了平衡地方预算，这些援助已被切断。因此，在他企图拾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破断了的社会正义乌托邦的线索时，库伦既不建议解放劳动，又不建议社会控制生产，作为实现他的目的的手段，反而退缩到建议以可能减税的国家援助方式来共同处理贫穷的问题。然而，在波兰目前除了咒骂外、很少有其它声音的政治气候下，库伦文章的好处就是提出了主要的问题。而且，“社会正义”这个名词（这个被极端自由主义者呈现为斯大林主义者发明的名词）即使来自库伦，也是一种颠覆性的声音。[1]引自1993年2月20日第43期的（Wyborcza）报上关于全国各地学龄儿童营养不良的令人震惊报导。 |
东欧：帝国主义打进来了（麦唐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东欧：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作者：麦唐诺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东欧人不大察觉东欧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没有什么重要性。东欧的作用是要成为打开苏联的门坎。因此，西方对东欧最优先的政策，就是要最快、最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变，消灭任何阻延这个发展的政治力量。西方在东欧推动私有化的政策，全部都是为了要在最短时间内达致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结果。当转变已经发生，而且被断定是安全了，这些国家就会完全融合在世界经济的机制中。但是，关于这个过程，还有另外两点值得指出。第一，这些国家之融合到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劳动分工的计划，主要将由该区以外的力量来决定。譬如，大多数这些国家的最关键的部门是农业。对这个部门的前途所要作的大决定，不是来自市场，而是来自公共机构。东欧这个部门的命运主要是由欧洲共同体和欧洲重建开发银行等机构来决定。由于像欧洲重建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把它们的职能看成为策划东欧私有部门的发展，以上所说的型式将会在这些经济的大多数其它主要部门中重复。东欧的计划并不是完结了。真正的战略性问题，还是由计划来决定，但是，是由西方的决策中心作出。东欧蒙受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西方的政策目标已经介入国内生活的国家里，极度的紧张状态已经开始出现。我们且不谈被国际货币基金会弄得四分五裂的南斯拉夫，波兰的情况已可以给东欧其它国家一个前景黯淡的警告。在波兰，所谓贝尔切洛维兹计划已经令今年的生活水平降低了40％——这是战后国际史上少有的大规模的紧缩政策。政府急切地渴望减除西方财政压力的恳求没有成果。虽然新政府已经享有非常大的政治权威，但是，由于它的经济政策冲击它的合法性，政府的权威正受到损害。政治精英层份内部的紧张，已经爆发为华里沙与马素维新基、吉勒纳克、米切尼克政府和议会领导层之间的苦战。如果这个有群众根基的政治运动四分五裂的话，波兰这个新的自由民主秩序就会有崩溃的危险。匈牙利政府陷入危机在匈牙利，由于西方支持“自由民主党”这个匈牙利的毫不合糊地赞成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团体，在最近的选举中得胜的“民主论坛”就陷入危机。虽然“民主论坛”一点左倾色彩也没有，但是西方不信赖由它去实施西方认为必要的严苛的纲领政策。这点正是使“民主论坛”获匈牙利选民喜爱的原因。“自由民主党”可怜的选举结果，带来了西方的迅速反应——财政机构从匈牙利经济中撤走基金和财政支持。“民主论坛”领导人安塔尔起先企图谴责这些行动，但到后来，他不得不作出让步，不但要“自由民主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让该党的领导人担任总统。这些做法却在“民主论坛”中产生很深的分裂，威胁它的团结。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由于共产党并未被推翻，西方的（或者至少是英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通过春天的选举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在这两个国家，西方可用的财政、想济、外交的手段比较弱——罗马尼亚并没有很大的外债，而保加利亚政府却在三月采取了在该地区罕有的步骤，暂时停止偿还巨大债款的本金部份。因此，西方就在反对党上花工夫——美国的基金与指导，不但提供给罗、马尼亚的自由派分子，而且提供给保加利亚的反对党集团。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国民救国阵线”在罗马尼亚获得全胜，而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改革后的共产党）亦赢得极大的多数。西方虽然不能亲自出来挑战选举结果的有效性，但是罗马尼亚却有很强迹象显示有人不但企图扰乱、分裂国民救国阵线，而且以其总统伊利埃斯库为攻击的目标。欧洲共同体之在矿工与布加勒斯特的反政府游行者之间的六月冲突发生以后，马上决定取消它对罗马尼亚的援助，就是一个证明。只有在捷克，西方外交和人民的民主意志之间似乎才有某种程度的和谐。但是，即使在此地，西方的政策也制造了紧张开系。“公民论坛”的竞选宣言与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大相径庭。正像波兰一样，西方外交政策对捷克的冲击，将会在主导的政治团体中，引起纷争。同时，西方财政影响在信用颇高的捷克却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另方面，共产党成为第二大的选举力量，亦给那些企图推行过分严苛方案的人一个警告。可是，“公民论坛”内部因对西方压力应采取什么反应所产生的分歧却已经公开化。这个分歧在今后几个月将会尖锐化。当哈维尔总统企图免去西方偏爱的财政部长克劳斯的职位时，克劳斯却觉得其后台很强而拒绝辞职。对资本主义的热烈推崇西方决策者对资本主义的热烈推崇，当然被东欧各种新的政治领导人所广泛认同。可以说，后者包括旧有的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但是坚决地、强迫地推向社会转变，却不是新政权的领导人所期望的。所以，为什么这条路线被采取，必定使人大惑不解。一部分的答复是，西方决策者知道，东欧共产党在战后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对于很大的社会势力是有真正的吸引力的。“共产主义”从来不单单是超越社会的、以极权主义方法压制所有团体的、外在的行政机器。这些政权确是植根在重要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之上的，即使这些根由于经济制度不能与西方竞争因而更大地腐烂。强行推使向资本主义过渡，便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权威的国家。虽然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新政权主要得到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这些政权缺乏根深蒂固的、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机构和社会过程的支撑，所以它的骨干必须由外在的、外交的源泉所供给。但是，东欧也有可能不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走到底。换句话说，它们可能走出第三条道路的某些变种。这就对西方有损了。假如这些社会能够以正常的国家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架构和劳动分工，那末它们要成功地追循市场社会主义，是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障碍的。卡达尔的匈牙利和雅鲁泽斯基的波兰企图建立市场社会主义但失败，只是因为微弱的政权没有政治权威。但是，如果这个道路是由像今日的捷克这样的强大的有权威的政府所接纳，那末它的结果会怎样呢？这就会对西方社会制度的未来稳定性构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西方的政策决策者而言，东欧的共产党倒台以后的国家多元化政治、公共所有制和社会公民制的结合，是决不可以接受的选择。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东欧目下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只不过是一个由职业中产阶级支持的政策概念而已；那里并没有实际存在的、与资本流通有真正利害关系的资本家。因此，就有这样的风险：如果这些国家被世界经济所管制、所摒除在外的情况在今天取消了，而这些国家推进资本主义的努力在明天失败的话，那末，某种程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必定会是这个过程的后果，而西方的经济外交将会被解除武装。西欧的社会民主党就会难以抵拒在后共产党的欧洲推行的这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影响。社会民主党人苟安的共谋到现在为止，我们把西方的外交攻势当作统一的力量。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这些主要问题上，西方合作的现象是极为惊人的。在最近几个月，西欧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对西方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所作的苟安的共谋也是特别惊人的。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卑躬曲膝的做法的结果，可以从东欧的新的社会民主党在春天的选举中幼稚可笑的表现中，看得清清楚楚。在像捷克和匈牙利的国家，这些政党的纲领与右派没有什么分别，虽然它们在实施这些纲领时还缺乏右派政党所具有的优势，譬如西方资本的信任。如果西方目前的外交攻势在东欧奏效的话，社会民主运动在东欧强大起来的机会就会很小；政治的分裂就更可能使自由资本主义的政党与专制主义民粹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运动对抗。但是，在最近几个月，分歧已经在西方出现，包括权宜之计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权宜之计方面的分歧，在五月间当波兰爆发罢工的时候达到几乎惊惶失措的地步；国际货币基金会企图推卸要对波兰政府整套方案所负的责任，也有人批评以牺牲民主和政治稳定为代价推行资本主义的愚行。同样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不同，也产生战略方面的歧见。意大利和法国政府认识到德国统一的历史后果，不愿意继续进行反对苏联的经济战。它们不但希望保持苏联国土的完整，而且保证它仍然强大到足以在新的欧洲中抗衡德国。法国政府也比别国更愿意接受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现任政治领导层。同建立一个稳定的、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来对抗德国的远景一致，法国总统密特朗已把北约的继续存在看成一个新的、强大的泛欧洲安全骨架。东方被视为朋友，不是敌人，被纳入这个骨架之中。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则非常热切于争取苏联接受欧洲的新平衡。北约是保证它们在西欧的政治影响的主要工具。来自东方的威胁的可能性，增强了这个工具：包括苏联在内泛欧洲共同安全体，则减弱了这个工具。因此，戈尔巴乔夫如果倒台，并被比较反西方的领导层所代替，也不会构成灾祸。苏联如果被巴尔干半岛式的民族冲突分裂，也不会是灾祸。这些中心的政治利益，使美国政府（和撒切尔夫人）倾向于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直至毫无疑问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政府在苏联出现为止。这个政策更应用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所有其它东欧国家。但是，布殊和撒切尔都不愿意给人看成为要对戈尔巴乔夫倒台负任何责任。要对东欧变化的动力有所了解，我们必须先要了解西方国家在东欧国家的内政上所起的中心的政治作用。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起这个作用，是因为西方国家可以用强制的力量，把东方国家排除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政治机构所管理的世界经济之外。西方这个强制力量还受到了西方在冷战中发展出来的经济战的支撑。只要东方的政府对西方的要求能够驯服地听从，它们之受世界经济的机构的排除就会解除，经济封锁的工具就会被搁置在一边，虽然不会被废除，譬如即刻偿还债款的问题会被松缓一下，但是整个债务是不会被勾消的。西方要促进极权主义西方的全部行动是在推进政治民主和消灭极权政治的旗帜下进行的。其实，它的指导原则却是营造极权政治。它的后果，不但很可能是东方的这个脆弱的、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消灭，而且也是渐增的内部冲突。有些评论家宣称，西方只不过是以现实主义为指导，寻求建立一个可行的制度——资本主义，并不是要进行另一个乌托邦实验——第三条道路。这是一个假的论点：资本主义可行，但是集体农场也可行。捷克和东德现政府的一大问题，就是富裕的、生产力高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反对私有化。斯大林的巨大罪行在于方法，在于他所选择的、达到这个理论上可行的制度的道路。但是，对于理论上可行的目的而使用大错特错的、强制的方法，而且产生暴烈的、不可预测的后果，并不是斯大林主义独有的行为。第三条道路也不是乌托邦实验：它只不过是东欧今天的现状——民主的政治制度与由公有部门所主宰的经济制度的结合，但是要加上市场竞争和重新分配的社会政策的机制。更一般地来说，这个调查包含了一个关心北方和南方关系的人们所熟悉的基本问题：一小撮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权利断然主张它们对世界经济有政治控制权？西方的决定性的政治权力是在于那个非常“非政治性的世界市场”以及作为辅助工具的军事力量。只有新的国际主义，产生实行自决权、人民主权等原则，加强对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新的了解，才能够从东欧人民的观点来捕捉东欧发生的种种事件的真正意义。这个立场将会突显出一些跨国财政组织的作用——它们在外貌上是技术性的，在实际上，在阴影中运作，超越政治制度的民族疆界之外，而传媒并不注意它们。[兆立译自190期（90年9月17日）的《国际观点》] |
波兰的政治及政党情况（平里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的政治及政党情况平里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译者按：平里奥是波兰最有名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在今年上半年访问欧洲期间接受多份左派刊物访问。本文辑译了几篇访问，综合了他对波兰政治情况的评论和政党发展的介绍分析。访问原文刊于今年五月的英国《社会主义组织者》、《社会主义行动》及《工人权力》]目前在波兰工人和工会运动之中，对市场和“有人性的资本主义”有很多幻想。但市场改革的结果并非人们所期望的，所以开始出现激进化，反对政府和反对华里沙领导层。在目前，这个激进化在工会和社会的层面出现，而不是在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团结工会是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内有深厚的根。华里沙领导层支持复辟资本主义，又希望将团结工会官僚化。他们是典型的社会民主派。但在波兰，右倾社会民主派没有基础：要做社会民主派，必须给工人一些东西，如医疗、房屋等。这在波兰是不可行的。他们也很难成为新的工人官僚，因为他们要依赖基层，受到基层和社会贫困化的压力。两年前，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以为激进化的工人会走向左，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但它并不是必然的；必须有一个基地，有马克思主义干部，有强健的组织。否则群众会有可能受反动立场吸引。很多反对华里沙的工人战士走向所谓原教旨主义、民粹主义或沙文主义的立场。波兰目前的政治情况是很混乱的，因为没有可信的左派政治出路为社会和工运提供指引。社会上出现不少消沉情绪和挫折感，经济危机很深。有很多右翼政党，左翼则很弱小。右派的上升。是一个危险的趋势，不但在波兰，而且在整个东欧。在波兰，有一个新的右翼、民族主义的基督民主党。又有一个很沙文主义、反犹太人和种族主义的团体。也有一些细小的右翼社会民主派，尝试与帝国主义大资本合作，希望复辟向北欧模式。波共分裂成为两个社会民主党，其中一个得到华里沙的支持；另一个较大，有强大的党架构和资源。这两个党都支持政府的经济计划。但在目前它们都完全没有可信性。斯大林主义工会仍有强大的架构，但亦完全失去可信性。它们口头上反对政府的经济计划，但没有能力组织工人抵抗。目前唯一能组织较象样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可能只是莫扎鲁斯基，他在1964年与库伦一起发表对党的公开信，是一份革命社会主义宣言。目前他是国会参议员，在国会内组织了保卫工人的委员会。他正在向左走，但仍不是一个革命者或托派。华里沙计划成为总统。他支持复辟资本主义、关闭工厂和制造失业，而不是工人监管市场和从下而上的民主。要推行这个纲领，他需要建立极权的国家机器，需要强大的军队和警察（目前它们并没有解体），以攻击民主、自由和工人权利，甚至需要进行军管和拘捕罢工领袖。但这样会令他失去工人运动的根。长远来说，我相信不可能透过华里沙控制局势，所以可能使用更右倾的方法。但在这同时，人们对市场的经验会容许左派争取到对左翼出路的支持。我们今年年初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政治中心，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团体，是在波兰建立一个严肃的左派政党的第一步。也许，当工人动员起来之后，便可能建立政党。这个中心是在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分裂后成立的。在去年底，该党内部出现很多分歧和不同派系，包括一个接近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主义派（托派）、一个开放的托派、一个左倾社会民主派等。各流派在建党的策略上存有分歧：两个托派都希望透过在现存工人运动之内做工作而建党，特别是在团结工会基层之中，而不应像其它流派那样提倡在团结工会以外建立新的工会。另一个分歧是意识形态上：两个托派都相信[俄国]十月革命是一次工人革命，其它流派则拒绝这个传统。在经济上的纲领也有分歧：两个托派拒绝自由市场改革，要求从下而上的计划、民主和自管的社会，以工人民主监管市场。其它流派则赞成自由市场改革。两个托派之间的分歧主要是策略性的：一派要现在就建立政党，我们则认为应先建立一个政治中心，以免在目前情况下脱离群众运动而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两派仍保持合作。斯大林主义的崩溃，替国际工人运动提供新觉醒的机会。这是一个新的局势：有可能成立一个不受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控制的国际工人运动。巴西的工人党是一个扎根于工人运动而又不受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控制的重要政党的例子。我相信在波兰有机会建立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及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左派出路。 |
波兰铁路工人挑战团结工会政府（史慕加，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铁路工人挑战团结工会政府史慕加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在5月底，波兰政府收到两个严重警告讯号：5月27日的地方选举投票率只有42.1％，尽管团结工会取得8成议席；而较早时期，波兰的东北部份被铁路工人的罢工所瘫痪。这是自从团结工会支持的马佐维斯基政府去年9月上台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罢工。经过17天的尖锐冲突之后，华里沙才勉强说服了工人暂停罢工行动。事实上，虽然政府和整个团结工会宣传机器尽力阻挠罢工，铁路工人的罢工一直有扩大的趋势。罢工的起因是政府未能执行去年10月国营铁路局与各工会的协议，包括工资协议。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全国明显增加的不满和愤怒，特别是受到国际货币基金会催促波兰政府实行的紧缩政策所严重打击的工人。在90年头4个月，物价升了260％，尽管通货膨胀的速度3月起开始减慢下来。在这段期间，工业生产平均下降了30％，在一些部门，例如轻工业，更下跌了40％以上。以往的充份就业情况不见了，失业人数激增到4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工资却受压制，只上升了几个百分点，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了5成。铁路工人的罢工行动是由史立斯克区的团结工会活动份子发动的。最初是5月10日有9位铁路工人进行绝食行动。到19日，罢工委员会决定阻止火车行走，更多来自其它地区的铁路工人到来参加绝食。铁路工人继承1980年的传统，夺取了铁路局的通讯设备，用电话开会，并成立了中央罢工委员会，提出l2点要求。罢工者的要求包括：增加工资二成；工资自动随物价上涨而调整；工资、退休金和家庭福利必需起码能保证有象样的生活；改组国营铁路局及其经济制度，工会参与发展计划；暂缓增加火车票价；解雇国营铁路局的总监和地区总监；保证不迫害罢工工人，照顾绝食工人的康复；由全国媒介报道谈判及其结果；等等。团结工会领导层对罢工的反应，是保持不介入。同时也批评政府，表示理解工人罢工的原因。团结工会的态度帮助了罢工蔓延到其它地区。格丁尼亚的罢工工人更考虑将罢工转变为积极罢工（译者按：即是继续工作，但将管理和调配权由工人控制，取代上层官僚管理）。罢工委员会邀请了三个工会的领袖到来会谈，包括团结工会、前波共官方工会和从团结工会分裂出去的团结80工会。后两者都接受了，只有华里沙拒绝；他并且要求工人停止罢工，说它是在工会架构之外进行。罢工工人为了自卫，避免被指为非法罢工，于是成立了全国抗议委员会，取消绝食，但继续阻止火车运行。罢工工人并决定要求政府代表团来当地谈判，而且委托其它两个工会的领袖将工人的要求转达政府。前波共官方工会的介入及受托，被政府和团结工会利用来攻击罢工工人，掩盖了原来的斗争要求，将人们的视线转到团结工会与前波共官方工会的矛盾上。罢工工人受到更大压力要停止罢工。华里沙终于在26日晚上到来，企图说服工人停止罢工，并且在罢工委员会威胁号召全国大罢工后，在27日晚再次到来与罢工领袖会谈，在取得协议后，参加工人大会，面对工人的质询，包括：为什么他提议政府用防暴警察驱散罢工者；罢工是由被迫到墙角的团结工会支持者发动的，因而挑战华里沙所谓只有工会才有权发动罢工，等等。最后，华里沙与罢工委员会发表公报，宣布停止罢工，并允诺“一同争取罢工者12点要求的实现，并告诉马佐维斯基总理，要求由全社会平均负担危机的代价。”但是，几天之后，政府劳工部长库伦宣布铁路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是不可行的。[译者补充：铁路工人的罢工虽然暂时平息，但社会的不满仍在继续酝酿，并不时爆发出来。农民由于政府取消津贴、物价飞涨和面对来自西方的农产品竞争，生活陷入困境，并多次举行抗议行动，包括占领首都的农业部大楼，要由政府叫警察将他们赶出来，以及在全国阻塞公路等。[人民的不满达到爆炸边缘，西方的资本又不见到来，令华里沙与政府的分歧更为表面化。他要求政府加紧对付整个体制内的官僚架构，同时要求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要更快达到市场化，好像现在人民生活受的压力还不够大！他更多次提出要取代雅鲁泽斯基做总统要以自己的独裁推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以华里沙为首的一派，与执政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在华里沙一手创立的公民委员会内公开分裂。这些发展显示了波兰局势的严峻性。）[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87期） |
团结工会二届大会显示的矛盾（史慕加，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二届大会显示的矛盾史慕加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9／10月第十七卷第5期（总第151期）在团结工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之中，华里沙成功地取得78％选票连任主席。第二届大会在今年4月在格但斯克举行，距离第一届大会差不多9年。在这段期间，团结工会经历着雅鲁泽斯基军事政权多年的镇压，起了深刻的变化。如今，团结工会只有二百万会员，而不是81年的一千万。此外，今年所通过的纲领，只是依稀保持81年通过的“自治共和国”计划的影子。更重要的，是波兰工会运动今天不但要面对官僚的力量，还要面对对生活水平和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成果的前所未有的攻击。尤有甚者，这些攻击是来自工会帮助成立的一个政府，而工会一些领袖和专家在这个政府内又扮演着领导角色。团结工会主要周刊在大会前夕说：“团结工会赢取了共产主义欧洲最长的战争。波兰的极权制度的崩溃和新民主秩序的开始建立，显示了它的成功。这个不可思议的胜利也有代价：团结工会的衰落”。提交工会二届大会表决的纲领草案，反映了正在侵蚀波兰工会运动的矛盾。纲领正是工人在去年初圆桌会议上的半成功、半失败的结果。纲领草案一些条文显示了主要的倾向：“工会将参加改变波兰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过程，但它会将保卫工人利益和权利放在最前。经济转变将会带来前所未见和广泛的冲突。要适应这个状况，工会将强调企业委员会的活动和可自由成立架构及弹性组织方法。在不放弃罢工权利的同时，工会将尝试以谈判和协议来应付冲突。”可以见到，它在指出工人要面对重大改变的同时，却强调了吻合工会传统的民主和工人监管的重要性。同样的矛盾倾向也在工会所支持的经济改变的问题上表现出来：“波兰经济必须基于在高度发展国家已考验过的模式，能保证所有市民的生活水平增长。改变经济制度的主要责任落在国会和政府身上。工会将支持这种改变，但它要从它保卫劳动和工人的职责角度，考虑这些转变的取向和影响它的发展。“经济转变的目标必需是一个市场经济，将积累资本的自由、自由的经济主动性和就业的自由，在法律定下的界限内连结在一起，加上国家某些干预，以改正市场机制的一些毛病……我们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将国有财产多样化地转变为更有效率的财产形式……国有财产的改变，将尊重经济规律和逻辑，在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工人代表的监管下进行。”整套计划是很明显的，尽管没有用到有关字眼：团结工会已改为赞成在波兰建立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方法是透过将重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但在此同时，纲领草案说：“工人必须有权影响有关工作组织、使用企业资产，劳动力的去留和选择领导干部的决定。工会将支持工人谋求发展基于广泛不同财产制的企业内的受雇佣者的民主。”要回复到私有制，但同时又要维持有组织的工人对经济的监管：这正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所在。每一句都显示出团结工会的矛盾性质。这个工会的领导层多年来脱离了基层，并作出了由工人阶级付出代价的妥协。同时，它是一个工人阶级组织，起源于自我组织的传统，在与统治官僚的每日对抗之中重建起来，而这个重建过程是真正工人战士的成果。工会的纲领因此是一个妥协：一方面是世界资产阶级及其架构，如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和欧洲共同体；另一方面是工人战士的自发的要求和反应。它形成于反官僚和反合模（？）斗争的传统，并且在马佐维斯基政府政策的初步效果所促成的国内不满所滋养。这个矛盾变得更尖锐，是由于团结工会的深刻官僚化，由一个工人贵族层占据着工会主要职位。但是，紧缩政策令这个特权工人阶层没有生存空间。这个矛盾表现在团结工会仍保持着民主架构这个事实，尽管仍缺乏真正大规模的群众活动。由于缺乏在华里沙领导以外的另一个政治出路，上述这些矛盾在大会内仍然只是潜在着。两个与华里沙竞逐主席的候选人，包括一个长期以来就工会民主问题反对华里沙的史诺域和民粹式极端反共的华赤克，都不能构成威胁。他们也接受政府政策的基调：“没有资本主义便没有救”。人们也认识到还要对官僚打硬仗，这表现为要赶走雅鲁泽斯基总统的愿望，因此解释了华里沙取得大多数选票的原因。在缺乏政治出路的时候，工会代表在辩论时所反映的工人的不满，有可能变成为反动的激进化，将官僚统治下仍然取得的斗争成果与要消灭的斯大林主义堡垒混为一谈。大会通过的另一个决议：要求“保护受精以后的生命”，亦即将堕胎列为非法，尽管有很多弃权票，但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它将工人与女性权利问题对立起来，会严重削弱团结工会的基础。如果教会架构继续在背后推动反堕胎运动，波兰工会运动会面临分裂。团结工会正处于严重矛盾之中，这个危机只有经过保卫工人权利和成果的斗争及资产阶级透过波兰政府对工人的进攻所带来的体验，才能解决。[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85期] |
工人阶级与民主革命（西斯等4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5／6月第十七卷第3期，总第14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工人阶级与民主革命西斯等4人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5／6月第十七卷第3期（总第149期）［以下关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苏联的工人阶级意识的现状的讨论，是由法文的《国际通讯》所安排的。参加者有：西斯（A·Seese），东德学生，莱比锡“联合左派”成员；泰斯凯维兹（M·Tyszkiewicz）（以下简称泰凯），波兰弗罗茨瓦夫市“社会主义政治中心”成员；安多（L·Andor）。匈牙利经济学家及“左派出路”成员；拉逊（P·Larsson），第四国际丹麦支部成员，最近访问了莫斯科和西伯利亚。问题是由《国际通讯》发问。］问：工人阶级对东欧最近的事变采取什么态度？西斯：首先我要说明的是，东德的运动不是工人阶级发起的；它一直是全民运动。很难特别说工人阶级的态度如何。运动带来了政治改变，这些政治变化反过来又鼓励了新的政治活动。早在1989年5月，在上次选举中，已有人进行活动来批评选举的筹划及被官僚层操纵。这是第一步，不是由工人阶级发动，而是由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与知识分子联合发动的。接下来，就是逃亡西方的群众运动！到后来，就是去年10月在莱比锡发生的群众大游行。这些游行的准备工作在一间教堂进行，前一段时期要移民西德的人在这教堂内集会。到了10月，主要的口号变成为“我们要留下来”。那时，当然有很多工人参加，但是工人阶级不是以一个特定的社会类别而参加。罢工只在很久以后以“警告罢工”的形式开始。这些罢工没有组织性，只是工人离开厂，表达要求，然后回来工作，甚至超时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间。拉逊：今天晚上我以名誉俄罗斯人的身份讲话……苏联的工人阶级是一亿以上工人的社会集体。他们现在处于不同的政治水平，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政治斗争，譬如选举等等。在各加盟共和国，又有极大的不同。这里我要就俄罗斯工人的活动举出两个具体例子。在过去几个月，苏联的几个重要工业城，如提奥门、斯威特洛斯克、乌拉尔区和西伯利亚西部，都发生了“暴动”。我所得的资料有限，因为，譬如斯威特洛斯克与其它地方之间的通讯联系都被切断。但是，我们接到消息，那边曾发生大规模示威进行和罢工，以致两市的苏共领导——特别是保守派——被迫辞职。这些事件与苏共内部的震荡也非常大，因为不要忘记，苏共4成的党员是工人。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内部所流行的感觉是反官僚的——这包括保卫开放政策，真正的多元化，以及与苏共领导层决裂。在去年夏天发生重大罢工的各个矿区，矿工曾提出到现在为止最进步的政治纲领。在苏维埃的选举中，这个矿工的运动发展起来，而且在不同的阶段表达了它自己——某些矿工自己出来竞选，甚至于与党的代表对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泰凯：对于波兰大多数工人而言，市场已经成为替代自我管理、社会主义的普遍代替物。在工人阶级的意识中，“社会主义”这个字已经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同义字。在1988年春天和1989年夏天，也即在“圆桌会议”和议签署以前的罢工浪潮中，工人阶级并没有分裂，而且构成一个反对官僚层的集团。“圆桌会议”和议签署以后，工人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支持华里沙和他的政治路线；另一部分上街进行。在最近5个月，自从马佐维斯基的新政府实施紧缩改策以后，第二个部分又分为两群人。第一群人决定再度与华里沙合作，以保持工人阶级的统一；但是，由于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已经与昨天的敌人“波兰统一工人党”（波共）、雅鲁泽斯基合作，“推翻共同敌人”的观念已经消失，这群人中的某些人开始谈及法西斯主义为解决政治危机的唯一道路。他们已经开始要求用“断头台”来“砍掉所有左派分子的头”……不过，这群人人数不多。在工人阶级中，也有很多人对邻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发生的事情（在第二次大战以前，该地区，譬如立陶宛的一部分属于波兰）。德国统一的争论、捷克和罗马尼亚的革命，也引起很大的共鸣。一个常常听到的观念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保持国家独立。一些政府措施被工人排拒，因为这些措施可能会伤害到独立，譬如把波兰工厂卖给外国人。基于同样理由，自我管理的观念已经开始得到工人的注意。但是问题是如何把要求独立的意见和与西方的联系结合起来。后者大家都认为是必要的。安多：关于最近事态中匈牙利工人阶级的态度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清楚指出，匈牙利的情况并不一定与其它国家一样，即使在外表上有某些相同点。你一定要考虑到工人对于匈牙利的所谓“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态度！因为和平演变是匈牙利今天非常流行的观念。这个心态是过去几十年的历史的结果——债务高企，工人被剥削程度恶化，生活水平和真正工资降低。因此，工人对所有那些他们认为是渐增的经济、社会危机的原因的反应非常剧烈。对于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而言，1989年是充满很大希望和幻想的一年。经过了40年斯大林主义的独裁，人们对多元化——以及市场——存有很大的希望，以为它能解决所有问题。人们产生了极大的欣快、极大的乐观。但是，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工人的有效的参与。新政党的组成没有工人运动的基础。当人们知道了这些新党不比原有的单一党好、它们的领袖不是特别地聪明，他们就尝到了第一次的失望了。对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三种态度。第一，在某些工人中，产生了反对所有这些政治表演、所有这些多元主义等等的心态，完全消极的心态。第二群人是那些受了传播媒介的影响而要投右派的票的人，因为这些传播媒介整天报导社会主义代表我们的历史上的一段可耻的插曲、苏联在匈牙利扮演了卑鄙的角色，等等。最后一群人只占工人中极少数。他们是工人会议、工会、左派的小党——以及两个从旧的共产党中分裂出来的政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最有阶级觉悟的、反对和平演变的人们。社会主义有前途吗？问：从你们上面所说的，可不可以像某些人所声称的，说社会主义不再有前途、工人阶级不再扮演中心角色呢？泰凯：我们不能说，社会主义的构思被人了解为正面的乌托邦，因而在东方没有前途。我们也不能说，工人阶级完全被分散，而且被资本主义的观念争取过去了。我可以告诉你，譬如在我的区域的团结工会的上一次大会上，对民主的渴望是非常强的。当然，问题是人们在同一民主的名义下却有不同的实践。在波兰，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当了10年或15年工人，但是现在拥有工厂……这对他们的意识有很大影响。西斯：东欧社会的危机不但是经济的、社会的，而且是道德的——它是方向的危机、前景的危机。在东德的工厂中，我们甚至听到以下的论点：“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如果我们建立了工人会议，我们就会把资本家吓跑，他们就不会来投资。我们就会没有钱，工厂就会关门，我们就会被赶上街头。为了这个理由，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应该搅……或者，我们应该建立像西德那样的工厂会议，提高生产水平，吸引资本家来投资。”还有，东德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水平与罗马尼亚或者苏联的某些部分不同。极端可笑的情况也存在，譬如有些工人的工资比上司还要高。但是，剥削程度并不是由工资多寡来计量。譬如男女之间也有差别，并不是因为没有同工同酬的规定，而是因为女子的传统工作的待遇没有由男人所主宰的工作那么好。中级官僚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太远，两者之间的差异通常是在小特权方面，譬如官僚有特别商店，存货比较充裕。另一个混乱人们意识的制度上的扭曲，就是免费医疗的神话。是的，东方的医生和牙医是免费服务的……但是，人民宁愿付钱给一个在西方真实存在的医生，而不愿意有东方的根本不存在的医生。拉逊：工人阶级在最近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正东德和捷克的起义中，工人有积极参加。工人在捷克的罢工和罗马尼亚的暴动中已扮演了紧要的、有意义的角色。在苏联，有一点是很重要的，那就是，经过了60年的制度化的官僚专政，矿工终于成功地形成了高水平的政治、经济、社会或者生态的纲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高呼胜利而且从这推衍出社会主义天堂已经来临。但是，特别是在苏联，我们却有好的理由来保持乐观。安多：为了真正了解匈牙利局势，你要回忆起在卡达统治下的官僚层的特别的意识形态、那个制度的本质。在那些年头，工人听到这种重复的说法：“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这是好的制度？因为生活水平不停增长。”在70年代中期，那就是当生活水平开始下降的时候，匈共政权被迫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守势。当权的政党开始丧失士气，没有能力面对危机。于是，在自由政治和新古典经济这两支非常猛烈的意识形态的攻势下，所谓的改革就从1987年开始实施。这个“新的思想”现在占了完全的优势。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已经完全销声匿迹；我已经在上面说过，工人和知识分子之中仍有一批先锋分子，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存幻想。但是这批人完全被新闻媒体所忽视，因此很难对社会起冲击作用。工人阶级的组织问：今天的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它对现有的结构采取什么态度？西斯：在1989年10月以前，德国自由工会联盟是现有的唯一工会组织。它不是战斗分子的工会。官方宣传说，财富是集体的，生产资料属于每个人。但是人民并不认为如此。德国自由工会联盟就从它与西德工会的特有的联系中得益。因为后者曾对前者作了大量的财政支持。从10月份开始，德国自由工会联盟的基层开始进行一个改革运动，要使它成为真正的工会。其它的工人先进分子却认为德国自由工会联盟是不可改良的，因此需要创立一个独立工会。但是独立工会的会员仅是工人中极少数，而且只存在几个城市中，如柏林。在另一方面，在莱比锡的一些小企业中，工人已经开始把一些不受工会管制的工人自管形式或者工人会议形式付之实践。还有，除了带有自我改革的传统工会和小型的独立工会以外，有三种工人会议。第一种占少数。它认为工人会议是实施真正工人自管的机构。第二种，我在上面巳说过，是依据西德模式，使工人有权对生产过程发言。第三种主张工人派代表参加行政管理。在最近一次大会上，德国自由工会联盟采用了非常急进的语言——差不多是革命的语言！——来保卫工人及其参加工会的权利。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否会付诸实践。拉逊：苏联也有个官方的工会。它虽有数以百万计的会员，但徒有其名，因为它既没有替工人进行集体协商，没有发动过罢工，又没有为工人提出工资要求！它只有工会的结构，进行一些社会与文化的活动。随着开放政策的宣布和群来的动员，这些官方工会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因此必须寻找新的角色。一件可能做的事就是，采取民粹主义的态度。“劳动者联合阵线”就是一个例子（不要把这个组织与“人民阵线”和古兹巴斯的“劳动者联合阵线”混淆）。“劳动者联合阵线”（以下简称“劳联”）与工会官僚有联系。它运用工人主义的词藻，攻击合作社，新的百万富豪——这倒是正确的——但是把它自己建基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在目前，“劳联”无疑有群众基础——它是工会官僚要在工人阶级中得到某些影响的企图。与此同时，更为积极的、工会式的新结构也开始发展。我要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社会主义与工会联会”，目前，尚难估计其实力。根据其最近访英的一位领导人所说，去年夏天它的人数不足一万，现有六万工人。它的力量在于运输工人、工厂工人、钢铁工人、而且与矿工也有接触。第二个例子更为重要——它与尚未解散其罢工委员会、仍然保持其职能的矿工有关。这些罢工委员会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有些时候接管了官方工会。因此，有些时候在工会与罢工委员会之间，存在了双重局势。矿工已经创立了古兹巳斯的“劳动者联合阵线”，但是官方工会也在同时创立了另一个同名称的组织，来控制该地区的工人。这两个组织间的斗争仍在继续。矿工不久将会组织全国性的集会，这对整个国家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泰凯：今天的波兰也有很多工人组织。有人说一个笑话——每两个波兰人碰在一起，就会搅了三个组织。波兰一共有三千五百万人！我不谈斯大林主义的组织或者与教会有关的组织。我们简单地谈一下一些与80年代的团结工会或者工人阶级的地下活动有关的组织。团结工会本来是个只有一种会员的群众组织。今天，却有一连串小的组织，结构非常复杂。它在全国规模上有两个结构，一共有接近两百万会员。第一个是垂直的、官僚的结构，由华里沙领导。它完全支持马佐维斯基政府的改革。第二个是不同的工业部门所组成的、平行的结构。今天，它有25个这样的组织，由基层工人组成。这个问题是与工人的觉悟、或者是团结工会会员的觉悟，有密切的关系。在开头，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主义”。但是，当人们看到很难找到工作，当他们尝到库伦先生所准备的出名的羹汤，当他们看到了他们所企望的天堂的本质，他们就开始组织起来。因此，在我的地区，以企业为基础的工会一向是把25％的工会会费上缴给地区总会——最近他们却决定减到10％，把省下来的会费留作自己工会用。所以这笔钱大部分是交给平行的结构使用。我们也有地区领域的结构，所谓网状系统。这些主要是同一城市或地区中为了当地活动而将从不同企业来的团体协调在一起的组织。一些团结工会在地区规模上的地下结构仍以地区罢工委员会的名义继续活动。它们的大多数会员也是合法工会的会员，但是仍保持它们在地下之活动时期的结构、装备等等。我必须提起“战斗的团结工会”。这是一个在正式工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地下活动的组织。从政治上说，它有社会民主党的倾向——在军管时期，它有自我管理的激进政纲，以后却慢慢向右倾。另一件有趣的事是，自从一年前开始，军队和警察都相继地组织了工会。小农场主以及在农场上工作的农业工人也组织了团结工会。它们是非常激进的，常常想起生活不太坏的、斯大林主义的旧日子。我也应该提起团结工会的公民委员会。这是在议会选举前成立的政治结构。它们把工厂工人和一部分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想把它们自己转变为政党。但是，与其组织的水平不同，这些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的程度还是很低。在军管时期，以及在那以前不久，存在了一种“秘密国家机构”。它们在不同的平面、在工会、在教堂中都有，是由一群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普通工人所组成。其中一个组织叫“非正式的新闻局”。这种组织在工厂都有，是独立于团结工会的。今天，这种组织非常重要，因为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企图统制新闻媒体，特列是电视。在电视上，从官僚层来的新闻已被团结工会来的新闻所代替。安多：在匈牙利，过去十年的经济危机已对工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工人阶级已被这些工会导向错误的方向，因为，虽然生活水平和工资一直在下降，这些工会却没有保卫工人的利益。但是，很奇怪的，官方工会并没有失去很多会员。它们只不过瘫痪了，失去了动员群众的能力。这就替和平演变的提议人提供了理想环境。在资本主义下，工会只能是问题、冲突的来源，因此，最好在这个演变时期尽量把工会弄弱。因此，就有分裂工会、创立多个团体来分裂工人的压力——“独立工会同盟”和“团结工会”就是两个例子。“独立工会同盟”是受自由民主党所控制。后者是我们的多党制中一个右派组织。当然，在这两个工会团体中也有诚实的工会分子——在“团结工会”中比在“独立工会同盟”中多——但是，对工人而言，这个分裂的效果很不好。右派政党以及这些新的结构不但已经使旧有工会的士气大为低落，而且企图破坏它们。当然，很多旧工会的领导人是很腐败的，他们没有尽到做工会分子的责任，只在袖手旁观。他们无休止地埋怨政策的施行没有事先与他们商量，有时企图组织罢工，但他们已失去了创意力。至于右派团体，他们太注重议会工作，太注重私有化等等，至于没有时间留意工会问题，除非是攻击旧领导人的时候。譬如他们在报纸上对工会领导人的腐败行为发动攻击——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骂这些工会领导人的，并不是后者在政府的决策面前采取被动的态度（因为这些工会的行动变成为政府的传送带），而是后者威胁到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但是，在选举以后，对工会运动的攻击将会更难，而且，就是因为工人的不团结，他们就更难以保卫他们自己。所以，真正的争论就在于必须创立新的、真正的工会结构，来保卫工人的利益。所以工人会议的运动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加以分析。从历史上来看，当工人阶级的声音不能被其它方法所传播出去——匈牙利的现状就是如此——工人会议总是成为救助工人阶级的最后的方法。首先，政府和经济策划人已在准备把国家的工厂和企业卖给外国。很多工人对和平演变的经济掠夺、对国有财产的私有化和出售，有很大的疑问。奇异的、抽象的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之间，当然有一些可注意到的差列。还有，我们有很多例子证明，新的当地资本家或者新的经理人员不是别人，而是发了财的官僚或者前任厂长，那批把经济和企业推向破产的人！这就使人民产生疑问……工人已经知道，他们的工厂将以低价卖出，他们将会没有权利参加企业的决定。所以，他们要事先防止这件事，要创立一个与之抗衡的权力机构——这就是他们要创立工人会议的理由之一。另一个因素是，特别是在小市镇，工人不再希望他们的工厂仅仅是大企业的附属机构，所以要由自己来管理这些小工厂。在工人会议的形式之下，有两个观念和目的。工人会议原先的目的是要取代正在衰落的工会。这些最初的工人会议是由“民主论坛”的支持者领导。这与他们要破坏工会运动的策略有关。以后，就出现了第二个观念，那就是工人会议必须与工会并存，而且扮演相辅相承的角色。今天，这个观念似乎在大多数工人会议中占优势。工人会议的运动正在匈牙利充分发展起来，它们的数目不断增多，特别是在最近三个月。工人会议的第一次全国大会在1989年12月举行，有20个工会代表，以及各政党和其运动的代表参加。第二次全国大会在今年2月举行，有50位代表，而且建立了一个全国总部和工会新闻局。在这个新闻局工作的人员都是同情工人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创立新的会议而改变他们的“信仰”，而是要帮助工人在他们的工厂中创立工人会议。工人与市场问：工人阶级对私有化、市场改革、以及官僚层的企图自我改良，采取什么态度？安多：我们现在不能说匈牙利在进行“市场改革”……。在上一段时期，当共产党发动这些改革时，我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今天，说资本主义和市场要全面恢复，倒比较正确。工人仍保持中立态度。这个政策是由上头决定的，而且只有党的领导才有机会表达意见。工人除了意识到工资在下降、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在上涨以外，实在没有机会意识到国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泰凯：一般来说，市场改革的的问题，一直是与工人阶级对官僚层和官僚计划的态度，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官僚层的问题，工人中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支持官僚层的某一部分，而希望分裂官僚层，利用这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这批人要“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实现市场改革和波兰工业的私有化。我在这里不是指知识分子团体的态度，而是指工人团体的态度，这第一个团体支持华里沙。在另方面，在工人底层，也有一个强大的反官僚层的运动。现在，官僚层已经分为两个“社会民主”党，都是由1980年发布戒严令的人们所领导！因此，像库伦和马佐维斯基这些人，一向认为他们自己是社会民主党，现在觉得很难为情，因为社会民主这个观念失去了信用。马佐维斯基甚至于要写一篇文章来澄清他对这个观念的态度。波兰共和国的新社会民主主义者引用了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思想，玩弄人民对德国统一的恐惧，指责“某些犹太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且在渥塞维兹纳粹集中营近旁的小天主教堂的事件上支持波兰大主教的立场。这是波兰的共产党与教会的关系史上第一次有天主教高层人物的演说词全部登在共党的报纸上。至于改革，政府的发言人一方面吹牛说是他们发动改革的，另方面毫不犹豫地说今天的政府是团结工会的政府，（并不说是共党和团结工会的联合政府），因此说团结工会要对（不得人望的）措施负全部责任……。官僚层利用斯大林主义的官方工会来打击马佐维斯基政府。一部分官僚层继续使自己发财——主要是通过与外国企业的接触，在美元和波币的汇率的投机上大发其财。它扩大了与外国资本家的商业关系，而且替他们作政治的掩护。资本家的回报就是提供99％的资本，但是利润由双方平分。就像匈牙利的情况一样，他们买了过去他们自己担任过厂长或工程师时管理得一塌糊涂的工厂。有好几处的情况是，官僚故意破坏生产以降低工厂的卖价，然后，在私有化完成以后，再赚取极大的利润。市场已经变成官僚计划的普遍的取代物。当你到工厂去问工人是否支持引进市场，他们一定会一致地说同意。但是，如果你问他们市场在具体上对他们的意义，他们就会间答市场的具体意义是没有通货膨胀，低物价，高薪水，每人都发财和快乐！这是对资本主义的田园诗文式的看法。但是，重要的是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实的过程。只要关于这个问题的资料是从西方来的，只要人民意识到波兰在世界市场上是无法公开竞争的，工人阶级就会开始寻求其它解决方法。但是，在目前，除了市场改革以外，人民还看不出另一条可信的道路。工人阶级缺乏真正的创意力。工人知道他们能够发动罢工运动——这是很容易的，他们知道如何做——但是他们没有其它方案。这就导致某些瘫痪。看看在这背景下关于自我管理的讨论如何进展，是非常有趣的。波兰有自我管理的传统，有全国性的结构，譬如“自我管理论坛”已经存在了将近十年。它是由混合结构所组成，其基本会员是团结工会的头一批工人。团结工会和自我管理的结构已经联合在一起，把工厂中的官僚赶走，主要是以它的支持者来代替这些官僚。但是他们却遇到严重的困难——他们无法在单一的工厂的平面上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因此团结工会的（从1980—81年就开始有的）自我管理的共和国的方案，就慢慢地被废弃，许多人已经转到其它模式，譬如美国或西德的共管或者工人参加股份的模式。但是所有这些都还不太具体。拉逊：就苏联而言，我们需要把平等观念和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考虑在内，因为这些观念比东欧其它国家更深地植根在工人的意识中。虽然他们对政权作出所有这些批评，但是工人阶级还是决心要保卫充分就业和某些消费品的价格的稳定。但是极力主张市场的人们在意识形态上，特别是在新闻媒体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三年前，私有合作社的引进，代表了人民对市场改革的反应的第一个重要的测验。在苏联目前经济的一般的无政府情况下，这些私有合作社就有机会赚到极大的利润，因为，由于基本必需品的缺乏，它们可以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这使工人产生极大的反感。譬如，矿工的要求之一就是干脆废除这些合作社，或者至少要对他们的做法加以限制。这些限制已经在全国平面上开始实施。这个经济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已经在社会上产生新的矛盾，因为一部分工人能们从中取利。由于自由的改革，有些工厂能够把它们自己改装为生产较昂贵的货品，因而获得很大的利润。因此它们的工人也得益了。消费品的缺乏已经产生一股很大的主张市场的压力。工人对此当然也充满了我们常常说的幻想。但是，这种机制的使用就会散布一种观念，认为由于供求的定律，市场的引进可使货品的分配更为公平。这个现象是很危险的，因为各部门之间产生紧张关系，而且它们互相指责对方剥削和囤积居奇。西斯：我要再谈一下，到底东德工人对市场的态度如何？目前，东德最流行的口号是“一切自由归于市场……但是要有社会的、保护生态的市场！”大家相信这个口号。事实上这是荒谬的，因为这些问题都没有真正地讨论过——什么是市场，我们怎样能够有保护生态的市场，等等。市场被庸俗地与自由等同起来，计划被庸俗地与牢狱等同起来。如果你跟人讲，资本主义事实上比官僚计划更有计划，而且更“无组织”，你就马上被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人们甚至于以为市场会压制所有行政官僚制度，所有与国家的功能有关联的形式的、官僚的程序。更坏的是，工人认为要求引进市场在基本上是进步的。他们之中很多人说，有了市场，某些物价上涨和某些失业不但是必定发生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失去他或她的工作！因此，从绝对方面来讲，人民要市场，但是他们准备抵抗市场所带来的具体后果，如物价上涨或失业。我们正走向波兰情势。在东德，一部分官僚（那些厂长们）由于涌向西方的新自由，由于与资本家做生意，自己也“私有化”起来，自己也发财了。（兆立译自1990年4月9日第182期《国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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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领袖皮诺尔（译者：陈东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4月20日第1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访问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领袖皮诺尔译者：陈东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4月20日第16期译者按：去年十二月十日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期间皮诺尔接受巴黎一份杂志国际论坛的访问。问：你可否谈谈你们这次大会的最重要的决定？答：我们采纳了一个政纲和一个民主章程，也选举了一个新的全国委员会。我们的政纲号召建立工人自治的制度，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一切形式的斯大林主义制度。我们要在资本主义及斯大林主义之外另寻出路。我们号召建立从下而上的人民民主制，建立工人的自治并以此取代一种由市场控制的社会。雅鲁泽斯基及马佐维耶斯基的联合政府正是要建立一个由市场控制的社会。问：你是否相信现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如果是，那复辟将怎样进行？答：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主席最近来到波兰，提出了一个紧缩经济的政纲，要联合政府实行。实行这个政纲，意味着物价会上升二至五倍，工资冻结，并在钢铁、船厂、矿场中开除三百万工人。我们反对这些政策。我们要组织起工人以便保卫工人的权益。我们在这次大会中宣布自己是政府的反对派。我们号召要争取充份就业和现代化，而不是把国家出卖。若把重要的国营企业出卖，只会造成一次大衰退。问：工人对新政府及当前经济形势采取什么态度？答：紧缩政策越展开，工人就越贫困。但人们对马佐维耶斯基及其自由市场的改革有幻想。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市场。什么叫资本主义。许多人以为，自由市场就会令波兰变成西德或者瑞典。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一个自由市场的波兰只会变成另一个巴西或者阿根庭。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于当前经济形势日益愤慨。生活条件每天都恶化。他们正在寻求出路。例如团结工会，其领导层是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但下层会员却仍是代表一般工人。他们仍对马佐维耶斯基有幻想，但他们也在寻求出路。他们日常接触到工人，工人会问他们：“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此一天差。”问：波兰的新的工业部长最近访问法国时说，未来两年可能要令三分之一的波兰工人失业。会有这个可能吗？答：我想工人阶级会起来反抗失业和关厂。如果政府要贯彻这个政策，就要宣布军法统治并毁灭团结工会。你要知道，尽管工人对自由市场有幻想，但波兰工人天然地觉得工厂属于他们。问：你认为工人会越来越接受你们的主张么？答：现在正在开始。人们对斯大林主义不再有幻想。但现在又对自由市场产生幻想。但倘若改革开始产生恶果，人们就会另寻出路并愿意跟我们讨论。问：你们对东欧的整个形势有何看法？答：我们认为斯大林主义正陷于深重危机。现在正出现革命形势。我们所处的形势，需要我们在整个东欧平面组织起来并互相协调，而不是单独一国的奋斗。我们不相信一国社会主义。问：波兰社会主义者如何对待德国问题？答：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当然有权自决。我们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德国工人阶级是革命赖以前进的锁钥；我们希望德国工人运动能保持其社会主义的性质。德国工人阶级或许会改变欧洲情况。 |
工会政府还是政府工会？——波兰全面走资下工人现状（译者：许由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4月20日第1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工会政府还是政府工会？——波兰全面走资下工人现状译者：许由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4月20日第16期团结工会与波共的联合政府最近采取了一连串措施来拯救经济。这包括了：——开放物价。即使是那些暂时仍由国家管制的物价（如交通、租金、煤电等）也将大幅提价。——兹罗提（波兰货币名称）变成可以自由兑换；废除对外贸易的种种限制并简化关税。——严厉控制工资，力求工资增长慢于物价增长。对于发放超额工资的企业课以重税（达到超额部份的两至五倍）。最终目的是要在本年底把实际工资降低两成半。——为了减少赤字，大量削减对企业及某些日用品的补贴。（但国防及内政部门却削减不多——这两部是由波共所控制）——控制信用，增加信用成本。废除为保护环境及节约能源而设的优惠利率（！）。农庄及住房的贷款利率要提高。——将国营企业大规模私有化，特别是出售给外资。放宽对私营银行及外资银行的限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最近国会还通过了修订宪法，把所有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等词汇删除，甚至连工人应享有工作的权利这一条也删除了。政府的报纸解释：“为了拯救波兰经济，就不能避免造成失业，因此工作权这个概念是过时的。”工人受苦资本家发财这些措施沉重地打击了工人的生活水平。面包价格上升一点二倍，牛奶六成半，香肠一点七倍，牛肉一倍。不要忘记，一九八九年消费物价指数已经增加了八倍，而食物增加了十一倍。单就去年九月至十一月而论，物价上升了一点一倍，而工资只增了七成。商店货物供应比较多了，可是价格高昂，一般受薪者生活困难。许多地方的男孩女孩，跑到深巷里追捕老鼠，为的是充饥。民意调查表明，有六成人口生活水平降低，五成人不再去看电影，八成人不再去看戏剧。但更大的威胁是失业。人们估计，在未来一年里就会造成三百万人失业。这个联合政府不断要求工人作出牺牲，然而，那些官僚资本家们却乘机大肆侵吞国有财产。那些“钦选干部”（即只有波共才有权提名的政府及企业高级职位）在一片私有化之中轻易地把自己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家。据一项调查表明，超过一半的国营企业经理、会计师现在都持有某些有限公司的股票。（即原先的国营企业转变为有限公司）另一方面，外资大规模进入波兰，贱价收购企业。一位美国富商出价四百万美元收购格但斯克船厂；这种可耻价格使许多工人为之切齿。最近，万国宝通银行愿意为波兰还债二十五亿美元，条件是让它在波兰享有特权。个别反抗的出现然而，一般工人到现在仍是拥护政府的。他们视这个政府是团结工会的政府；不少人由于缺乏认识，认为他们的“暂时牺牲”是必不可少的。何况，目前政治上的开放及自由化毕竟也是这个联合政府的功劳。不过，政治上的自由化并没有增加群众的政治热情；恰恰相反，由于经济破产和物质匮乏，群众的政治热情反而大大下降了。民意调查表明，只有四成人口会看电视新闻，二成人口看报纸。团结工会现在的会员人数只有二百万，比八○年的一千万减少几倍。但就是在这二百万会员中，积极会员越来越少。在最近一次团结工会的大会中，在一千六百个分会中，只有七百个派出了代表。在某些地区，只有四成会员交纳会费。一个观察家指出：“尽管工人觉得战胜了波共官僚，可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急降，以及由于对前途悲观或迷惘，他们又感到沮丧和失落。”即使如此，仍然有些工人积极反抗。在某地的矿场，当地的团结工会分会写信告诉马佐维耶斯基：“我们支持马佐维耶斯基的改革，但不会在这些改革要以牺牲矿工及其家庭的健康为代价的时候，我们仍支持改革的。”这些矿工为了保护自己的面包而进行了静坐罢工。有个团结工会的代表到来安抚工人，但被工人驱逐出矿场。在下西里西亚，四千矿工进行罢工，要求改善待遇。有个团结工会的代表来劝喻工人，但工人不准代表上台发言。这种不满情绪还可以在如下的一个事实中表现出来：所有领导这些罢工的罢工委员会，从前的惯例都是团结工会委派的，现在却是由工人自发选举产生的，因为团结工会的上层不喜欢工人罢工。波兰红衣主教针对政府说：“我怀疑，现在这个自由市场是否真是能达到目的的最好手段，尤其在食品市场，那儿价格正在暴涨。”甚至连一个政府部长也说：“在一个短时期，政府会被指责为反工人、反农民、反知识分子的政府，但这不过是为了清除通胀。”短时期？那可要拭目以待呢。 |
《东欧前途讨论会初步概要》（15国家与会代表，1990年2月10日-11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第十七卷第2期（总第1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东欧前途讨论会初步概要》15国家与会代表（一九九○年二月十日～十一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3／4月第十七卷第2期（总第148期）（由波兰、罗马尼亚，中国海外流亡者、东、西德国、南斯拉夫、匈牙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法国、英国、瑞士、此利时、西班牙的代表在预备会议上通过。）一、目前东欧各国都已处在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中。每位代表都有具体的实例来反映东欧各国的现状。谁应对此负责？多年来窃取大权对人民进行严密统治的斯大林主义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是总结教训的时候了。意识到错误的官僚主义和负责人应该向人民交待，由人民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和反人权的罪行进行审判。官僚主义也应对这些国家所负的巨额外债负责。外债不是人民负的。所以不应由人民来偿还。他们也应该对政治上的一党专制和国家的落后负责。二、出路。难道重新私有化是东欧唯一的出路？事实上私营化这种摧毁社会财富的作法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一直所鼓吹。其结果就是失业率升高，物价飞涨。波兰、匈牙利的经验就已证明。我们应该拒绝国际货币基金会（FMI）的计划，这种计划是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也是反民主的。我们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和社会进步应在以下的前提下进行：保证就业，提高购买力。职业训练的权力、教育和健康保健的权力得到保护。三、实行哪种制度才能实现此目标？绝不是特权官僚主义的腐败制度。也不是国际货币基金会（FMI）式的独裁。真正的民主制度是由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组成建立，同时并保证下面的要求：自由集会、结社、组织政党的自由。解散秘密警察及所有镇压人民的机构。成立军人自治委员会取消新生贵族和暴发户的特权。这种制度不能发明，只有通过斗争的手段才能争取到（比如罗马尼亚）。由人民掌握权力，也就是由人民用民主的方式选举和任免。由基础的民主力量组建自治委员会组织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学生，消灭官僚主义。这种权力保护企业中工人的利益和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并在全国组织独立的工会。四、我们认为重组社会的责任是由全体人民共同肩负的。雅尔塔和波茨坦协议所划分的欧洲已不复存在。人们为此提出欧洲将以什么样形式存在。经互会式的？或者是共同市场的大联盟？不，一个单一的大欧洲只能是压迫和剥削继续。一个民主的欧洲应该是维护劳动阶级的利益的，不管是体力还是脑力的劳动。也应该各个民族无论大小互相平等和尊重。这是建立民主欧洲的基础，也是促进全欧人民团结的基础。欧洲不只是要拆除分裂德国人民的柏林墙，也应该拆除这个分离我们之间精神上的墙。五、参加巴黎预备大会的各国代表决定：苏联、东欧各国、中国的民主人士、工人和民运人士组织各自的代表参加明年巴塞罗讷的正式大会。*特别是将有中国工人代表参加这次国际大会。*大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解决苏联和东欧的问题对整个欧洲带来影响。为了一个劳工阶级的欧洲，一个民主的欧洲的建立，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反对经互会和共同体市场的结盟。并迎接明年六月欧洲大会的召开。*另外大会也同时决定成立各国联络委员会，并组织欧洲劳工同盟指导委员会。其原则是联合一切反对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各种独立团体。*最后决定出版由各种语言发表的自由论坛简报。巴黎一九九○年二月十日 |
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某区工人委员会宣言（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某区工人委员会宣言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马佐维耶斯基出任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总理其实显示波共官僚层制度已陷入深刻的危机。其实这种胜利可追索到一九八○年八月团结工会的诞生——一个独立于波共官僚的工人运动。雅鲁泽斯基将军曾用八年时间企图粉碎这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现在已证明完全失败了。但是，马佐维耶斯基政府的成立并不表示社会已经夺得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容许“三成半民主”以及保证不会质疑波共官僚制度的基础。在新政府之下，主要的统治架构——共和国的总统办事处、内政部长、国防部长以及中央银行——不但逃过社会的监督，而且连总理也管不了他们。由于接受了这些条件，新政府并没有好好利用工人罢工的压力及波共的内部破产来使波共屈服。但无论如何，新政府的成立为实现社会愿望的可能性打开缺口。Ⅰ赶走所有极权政体的残余废除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首先必须解散秘密警察、防暴警察和辅助部队，同时要修订刑事法典以保证民主自由。这即是要压抑波共以及与它有密切关系的组织的特权地位，譬如民主党、统一人民党、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波兰学生联合会等等。要保证每个有领导才能的人都在政府部门或经济部门中享有被选权。最后，地区自治政府应由自由、平等、秘密投票、按比例及直接选举产生。保证政治及社会活动的自由：即无限制的罢工及成立工会的自由，这包括警察及军队，也包括被征入伍的士兵。这个要求完全符合格坦斯克跨企业罢工委员会在一九八零年所提出的廿一条要求里面的第二及第七条：“保证罢工者及支持罢工者的安全”以及“罢工者在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由于政党的活动是构成现代民主的基础，亦是使社会成为历史主人的条件，因此不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废除书刊审查制度，保证出版及信息的绝对自由，废除对这些物资及司法保证的垄断，把这些本来被波共所垄断的物资公平分配给所有政治、社会及文化社团组织。电台及电视应由相对有代表性的团体所监管，保证所有政治团体及社会组织都有机会使用。Ⅱ经济从属于社会的需要经济政策的目标必须保证较好的生活条件，即最低限度有权获得健康、足够的食物、较佳的居所以及所有人都能享受的社会服务（如托儿所、育婴院等等）；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有教育及文化。要达到这些目标，必须由生产者本身直接管理经济。只有这样，人类才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才能创造社会解放的基础。但前波共政府却带领波兰经济朝向相反的方向走。这不但扩大那些钦选干部的私产拥有权，以及那些投机及贪污得来的资本的发展，同时也为把全国性生产资料卖给外资造就了条件。再者，政府在食物非常短缺的情况下引进市场机制，即容许消费品的价格无限制地上升。除此之外，它继续把整个官僚经济与市场机制联系起来，这使社会大多数人的物质情况更恶化。团结工会的马佐维耶斯基政府必须彻底抛弃前波共政府的政策。Ⅲ把计划、自治及市场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明白，经济的命运系于工人集体的手上。只有自治及工人的积极性才能粉碎旧国家机器的抵抗和引导新政府制订惠及大多数人的经济政策。在一九八一年全国大会通过的团结工会纲领的第一条指出：“我们要求在各个生产领域引进自治及民主改革，这个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会把计划、自治及市场联系起来……经济的基础必定是社会企业，由工人委员会所选出的工人集体管理，日常则由一个主管领导。Ⅳ在危机影响下工人如何保卫自己经济危机是如此之深，表示现在工人必须立即以集体方式采取自卫的行动。这包括了：——工人控制物价：团结工会的地区组织，应当与商业及服务业的工会监察小组合作，保证生活指数之上升，是每星期经过精算并且予以公布的。在此基础之上，应当采取一种每星期调整的生活津贴的制度。同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阻止物价上升。——对食物分配实行社会控制：根据团结工会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全国会议所采纳的纲领，如果社会出现严重食物短缺，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有责任建立工人监察小组，监督市场及食物供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协调，并且与团结工会的同农民的联系网合作。马佐维耶斯基的政府应当给予监察小组绝对权力，去控制所有销售消费品的商店，包括那些在内政和国防部支配下的商店。——重新评估工资：前政府曾经把国内市场价格调整到眼国际市场价格看齐。为此，劳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大为削减。马佐维耶斯基的政府，在与团结工会取得协议后，应当对工资制进行急剧改革，并且首先使工资所占总成本的比例有所上升，直至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为止。——保证工作的权利：一九八一年的团结工会纲领的第九点说：“我们宣布，我们主张工人有工作的权利，我们反对失业……如果那些工厂预期要收缩，工会的监察机构就要预先作出安排，例如改变工作岗位，或者削减工时而不削减工资。”我们要求每周工作卅五小时，就像西欧工会所要求的一样。——谴责外债：正如新总理在国会所说的一样，“波兰经济现在为外债所压榨。”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外债高达四百九十亿美元。我们还了四百四十亿债，可是（由于利息关系），现在仍欠外债三百九十亿美元。我们的社会不能为“钦选干部”所欠的外债负责，也不能为他们所造成的外债负责——重新争取经济和政治主权：1、我们反对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件。如果接受这些条件，就会使工人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并使波兰经济政策服从外资。2、重新考虑波兰由于她身为华沙公约国及经互会成员国而负起的经济和军事责任。V自治共和国与一九八一年首次大会所通过的团结工会纲领相同：“我们要一个真正社会化的自治制度及自治化的经济制度。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一个自治的波兰。VI自由选举立法会议基本法必须能够表达一个社会的自觉及自由选择。新政治必须使立法会议有自由、平等、按比例、直接和秘密投票的选举，尤其要保证所有候选人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中享有相同的物质条件。VII对权力的质疑自治共和国之路预示着完全废除整个钦选干部官僚层的权力。只有自我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才能完成这个任务。他们在军法统治下从事秘密活动，为争取厂内、地区及国家权力而奋斗，这些活动丰富了他们的经济。 |
波兰——迈向民主的国家？（陈东，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迈向民主的国家？陈东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马佐维耶斯基之担任波兰总理，在许多人眼中被视为团结工会执政的标志。是的，是执政。但并不掌权——这是一些华里沙的反对派对马佐维耶斯基上台所作的表示。这个评价并不是错的。虽然马佐维耶斯基在内阁中享有多数，但是内政部和国防——两个直接关系到军队和国家安全的敏感部门——却仍在波共手中。但更重要的还有其它。目前的国会只有三成半是自由选举，而为团结工会所夺得（所以又叫三成半民主），其余席位仍由波共或其它非团结工会政党所控制。而雅鲁泽斯基依旧担任他的总统：总统权力仍然重大。总之，整个国家机器，基本上仍操纵在官僚手中。所谓“钦选干部”的制度——国家机关中最高级的几千个（以前是几万个）职位按规定要由波共提名——仍然丝毫无损。一句话。波共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仍然相当程度地保存着。波共之所以愿意作出“三成半民主”的让步，并非出于信奉民主，而是要借助团结工会来平息波共的统治危机。波共这个政党本来不代表任何一个阶级，因此并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它只是纯粹依靠政治特权维持统治。从前，在波共仍能多少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波共的统治仍貌似强大；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它的官僚统治已经带来了停滞和破产，而人们也已经受够了，要起来反抗了。在这个情况下，波共立刻陷于孤立。而人们的反抗有两方面，一方面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另一方面，波共党员大批脱党。年轻一辈现在根本不屑再留在党内，更遑论入党了。现在，波共党员的平均年龄是五十岁；它现时的许多基层组织已经完全瘫痪了。这种空前孤立在去年的“三成半民主选举”中暴露得非常清楚。团结工会囊括所有划出来作为自由选举的议席。更可笑的是，另外一些席位本是划归波共单独“角逐”的（即只有波共推举的候选人），但许多人连这种“独家竞选”也输掉，得不到所必需的半数票数。波共走投无路，才请团结工会替它收拾烂摊子。有些工会领袖主张，不能同波共妥协，要么团结工会完全掌权，要么就让波共暂时留在台上，直至完全破产为止。同时，工人发动了庞大的罢工，以表达他们的焦躁心情。但华里沙结果同波共妥协，不仅让波共仍然享有种种特权，而且替波共安抚工人，不许工人进行罢工。所以，毫不奇怪，在马佐维耶斯基被选为总理后第二天，波共一份报章的头条是这样写的：“总理，是你们的；国家机关，却是我们的。”自然，团结工会之组织内阁，在许多工人眼中还是代表了胜利。千千万万工人把这个内阁看成为自己的内阁，并且希望它能真正解决工人的日益下降的生活水平。同时，政治上的局部民主化也暂时加强了这种期望。不过，越来越多事实表明，期望多份只是一种幻想。团结工会的领导毫无打算要彻底清除官僚层。它承认了波共“钦选干部”的特权，以积极方式支持选举雅鲁泽斯基为总统（团结工会的议员以不投票来让雅鲁泽斯基当选，虽然很多工人期望他们会投反对票），接受波共的阻止工人罢工的条件等等。目前团结工会只有二百万会员，同八○年的一千万相差了几倍。但华里沙表示不愿再发展成八○年那样庞大的工会，因为这样会吓怕波共。但是，除开这些软弱立场之外，华里沙的更大的错误还在于走资本主义路线。事实上，现在马佐维耶斯基同波共前任总理并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急剧走资。这包括了：把大批国营企业拍卖给外资或本国资本（官僚从中特别最容易受惠，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家），让亏损企业直接破产，实行紧缩政策、削减政府开支、开放所有消费品物价。上述政策不仅使工人生活水平骤降，而且丧失了就业权利，大批工人失业。物价近月以来增加一倍、两倍。另一方面，那些新生资本家和旧官僚却依旧享尽特权。瑞典一位记者作出这样的报导：一间有三千工人的重型电器设备厂，最近由政府决定把八成股权售给瑞典一个跨国公司ASEA／BROWNBOVERI。买卖协议规定，将要裁减一半工人。团结工会一位高级职员来到工厂处理一些事情，但工厂工人一看见他，便立即围上去，大骂团结工会出卖他们。他们无法相信，所谓改革就是开除工人，也无法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团结工会现在聘请了一位美国自由派经济学家沙赫为经济顾问。这位顾问非常有名。因为他曾当过玻利维亚政府的顾问。他成功地把玻利维亚的通胀率从百份之四万降至百份之十五。成功的代价不过是……一年内把工资削减了四成，失业率上升至三成，而其中最受打击的是一直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矿工；许多工人无法生存，惟有跑到乡村种植可卡因。现在，沙赫正向团结工会作出同样的建议。现在越来越多工人和工会干部明白到这种“改革”，其本质就是牺牲工人来成全官僚层和新生资本家的利益。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起来反对华里沙。一些人指出，现在波兰并不存在什么“工会政府”；出现的反倒是第二个“政府工会”，即华里沙的团结工会。事实上，团结工会的上层领导已经逐渐官僚化；华里沙为首的领导层作风越来越不民主，而且生活日益特殊化。当许多工人仍在挨饿的时候，华里沙已经搬到一所更舒适的大屋住了。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是其中一个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立场的反对派。他们指责团结工会背弃了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团结工会大会的纲领——这个纲领号召建立一个工人自治的波兰。该党的一位驻伦敦代表说：“那些‘钦选干部’正在拍卖国家财产给大资本家，他们正变成新的官僚。但激进年青工人不要什么拍卖，他们要的是工人自治。”（见同期《东欧革命特辑》） |
团结工会中反对华里沙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驻伦敦代表，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中反对华里沙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驻伦敦代表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当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华里沙派同意与波兰的史大林主义官僚层进行圆桌谈判的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全国公众对谈判的争论：究竟谈判是否明智呢？谈判的结果会如何呢？甚至团结工会的出色领袖也开始大声疾呼地反对华里沙及其顾问所提出的政策。其中最突出的反华里沙派领袖有前团结工会的副主席ANDRZEJGWIAZDA、团结工会SZCEECIN、LODZ及BYDGOSZC等市的领导人以及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JOZEFPINIOR等。可惜，这些反华里沙派的特点及观点在全世界的传播媒介主流中极受忽视。譬如统治着美国的资产阶级不但拥有而且控制着传媒。他们引导公众相信整个波兰人口不但无条件地支持华里沙，更叫喊着要求波兰恢复资本主义。美国统治者整天宣传“社会主义已死”，却没有察觉在波兰不断滋长壮大的反对声音。这些反华里沙派不但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建议的紧缩政策，更加反对资本主义渗透波兰。以下的内容是反华里沙派领袖对圆桌谈判及马祖维耶斯基新政府的评价。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JOZEFPINIOR认为：政治的智慧使波兰官僚层要寻求与教会及反对派建立某种协议。他们的策略显而易见。首先把波兰的性质由极权主义过渡到权威主义政体及实施一个反工人阶级的经济改革。这个权威主义政体已透过圆桌谈判达成。它包括有无限权力的总统（即雅鲁泽斯基）、三成半的民主（最近的选举投票限制就是参考这个比例）、波共官僚层对军队、警察以及对公众信息工具的全面控制以保持他们的绝对权力。华里沙派同意支持这个使波共官僚层转化为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他们期望这个改革会使波兰的经济更有生命力。其实，这些改革只是为世界市场提供廉价的劳动，使年青人及工人大多数永远贫困。这正是圆桌谈判的基础。华里沙派要求波兰人负起责任的言论正在全国泛滥，他们呼吁人民要赋予那些曾经实施军法统治及取缔团结工会的官僚层合法的地位！今日，波兰工人的传奇人物华里沙正走遍全国叫工人不要罢工。他讪笑所有那些反对他的见解的人，这实在不知羞耻。团结工会运动——曾经是所有被压迫者的希望——现在已变成像苏联共党那种改革者了。这意味着不久将来，它会成为团结工会的草根阶层的反对对象。波共官僚层提不出任何纲领去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社会需要获得满足。有人以为，对于统治精英之采取资本主义方式去侵吞生产工具，工人可以袖手旁观，这种想法实在愚不可及。※※※波兰团结工会在两个市LODE及BYDGOSZC的主要领导人ANDREEJSLOWIK则认为：一年之前，华里沙的私人顾问认为，替新工会办理注册手续的时刻来临了。我们反对这样做，因为团结工会从未消失过；政府无权解散团结工会。我们认为工会根本无需要重新登记。官方应发还原来的注册登记就行了。我们希望的是团结工会在原来的章程的基础上重新合法化。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工会可以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所以我们要求工资与物价挂钩。我们无法接受以任何形式取消工人的社会保障。我们也不接受增加每星期的工时。我们更不能容忍失业。这些立场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视圆桌协议为一种威胁。我们害怕协议的结果会使工人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我们认为以华里沙为首的领导人在谈判之前并没有预备在工人中层开讨论。譬如在工厂及地区之中并没有一些预备会议，工人没有机会就着协议的内容进行广泛而自由的讨论。我们会在团结工会来临中的大会要求工会采取这些立场。※※※团结工会在海港市SZCEZCIN的主要领导人MARIANJURCZYK认为：我们反对华里沙的斗争的目的是要维护我们工会的地位，因为我们要保卫团结工会的心脏及灵魂，而华里沙及其一小群亲密顾问则在去年四月十七日注册成立新工会。除了团结工会的名称、徽号及主席华里沙一如旧工会之外，无论在形式上或法律上，那都是一个全新的工会。一切都面目全非。这个新工会把旧团结工会原来的章程抛弃了、也把它原来的纲领丢掉。工会的新官——他们从未经任何正式的工会程序选举出来——全都由政府注册。在波兰许多城市中，华里沙与波共协议，在本已有团结工会支部之外另外成立一些平衡组织。我们反对华里沙派的第二个理由是有关圆桌协议的内容。其中一个条款是限制工人罢工的权利。我从来没见过一个真正的工会会同意放弃工人的罢工权利，这种工会根本不能立足于工人之中。我们愿意帮助马祖维耶斯基政府，但我并不认为他的政府的寿命会长久。物价的暴涨将会引发起全国性的社会爆炸。※※※一九八○年曾被选为团结工会的副主席，现时是格坦斯克团结工会的主要领导人ANDRZEJGWIAZDA认为：自八五年以来，其中包括由华里沙委任的工作组，全国决策委员会已不断在其出版物上呼吁：为了使改革获得成功，波兰人民必须接受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个呼吁连华里沙自己也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但其实没有一个工会成员有权说这样的话。其实参予圆桌谈判的只是团结工会的一个派别，他们只代表一部份人。这些人同意华里沙的观点，接受他的委任……团结工会根本从没有派正式代表去这个圆桌会议。团结工会内部曾经有人多次尝试召开在八○年第一届大会民主选出的全国委员会，但全都被华里沙及其小组否决。在一九八六年，有廿二个全国委员会成员要求华里沙召开国家委员会，但他们遭到华里沙及其小组的拒绝。于是他们愤怒之余，其中十六人另外成立了“任务”派。“任务”派的成员各有不同的观点，但所有成员都同意保卫民主原则及程序，即保卫团结工会大会创立时所采纳的章程。工会应该尊重它的章程。团结工会成立的原意本来是保卫工人的权益。这点必须要再予以肯定。在生产领域中，波兰工人只能获得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财富的百分之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罢工都是好的。除非他们能够获得百分之四十，否则我们不会讨论罢工的权利问题。“任务”派现正草拟下一阶段的政治方针，因为现时波兰人民的生活不但普遍下降，并且经济问题严重。例如，按八九年一月一日实施的新经济法例，总理有权使破产的国营企业转到私人名下。一位经济学家指出，这会让官僚把企业直接拨给他们自己或拨到他们其中一些朋友的名下。事实上，一个官员要使一所企业破产，对他们来说这毫不困难。他们会让企业破产，然后使之变成私人企业，归他们或他们的亲友所有，而一毛钱也不必付。这个政策已在格坦斯克的列宁船厂的某些部门实行了。我们认为：现在波兰工人真正需要的是接管他们的企业，而且自己选举他们的经理。这即是说实行真正的社会化。工资必须增加，企业的利润直接由工人决定如何运用及分配。 |
十二北约与欧盟的扩大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十二北约与欧盟的扩大·北约扩张，俄罗斯受排斥·欧洲政治经济中新出现的分歧·结论：满要休克疗法冷战的最后阶段现在开始接近了尾声，欧洲进入了一个以欧洲大陆的重新分割为标记的新阶段。这是北约扩展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欧盟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所谓欧盟东扩的过程中下一步行动的可能意义所在。这似乎是曲解了这个由1997年7月马德里召开的北约最高级会议和欧盟委员会议程2000号文件所启动的进程。毕竟，自1989年始，欧洲大陆在欧盟、北约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已经出现了分裂。难道1997年的决议不是要减少分裂、吸收更多的成员吗？就北约来说，这只有在算术意义上才是真实的，而从政治意义上考虑，却远非如此，因为北约扩大的主要政治意图并非在于吸收波兰，其首要的目的是排斥俄罗斯，它们已经决心努力巩固北约，使之成为欧洲的主要政治机构。就欧盟来说，1989年所寄予的希望和新的现实之间出现断层是一个更为逐步的过程，但是，造成的后果是相同的：欧洲的政治经济再一次分崩离析，尽管与冷战时期的分裂有着不同的特点，但是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分裂程度却很可能是同样的深刻。与此同时，在理解造成新的分割局面的这两个并行进程（一个涉及北约，另一个涉及欧盟）中的任何一方时，都绝不能脱离另一方这个背景因素，其中任何一方的影响都能使另一方产生反作用力。我们将试着对这种新出现的分割局面从特点、根源及影响几方面进行简单的分析。北约扩张，俄罗斯受排斥1989-1990年自由普遍主义者的承诺1989年后，前苏联集团的人民得到保证：一旦他们转变为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欧洲的分割局面就会消除，他们就会被纳入“西方”和“欧洲”。到前苏联和东中欧巡视的北约官员使拥护者们确信，欧洲的和平与安全现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有的欧洲人现在都在“同一条船上”。只要所有的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没有人会受到排斥。随着共产主义和苏联威胁的消失，欧洲——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会变成“完整而自由的”欧洲，处在一个没有敌对联盟的集体安全体系中。这并非只是一些虚饰之词：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全欧洲的安全论坛得到了加强，它被公认为是联合国的一个区域性组织，并被赋予了减少冲突、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任务；并通过了一项强有力的全欧性常规武器控制协议——《欧洲常规武力条约》，对军事力量进行了限制；一直被认为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扩散条约》重新得到了认可，而且核大国方面作出了一项所谓的承诺，要采取行动进一步裁军。所有这些行动都属于一个更为广泛的可以称为自由派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它主张要在欧洲建立一种新的安全秩序，以真正的集体安全为基础，而不是以20世纪30年代和冷战期间存在的那种强权政治对抗为基础。由于德国的政治文化截然不同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和英国），这种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希望似乎更大了，因为后者有着更为强烈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而德国强有力的支持者们希望有一种谋求欧洲发展的多边民间模式。北约在90年代向中、东欧国家所迈出的最初几步，似乎是进一步加强了对于全欧安全的这一承诺：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和平伙伴关系，原则上都是把欧亚大陆视为整体、把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的机构。这种自由主义秩序的萌芽据认为是在北约联盟自身内部孕育的，北约强国声称，它们的联盟不是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上，而恰恰是建立在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学派关于国际关系的主张基础——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体制，及其共同的自由民主社会准则——之上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有理由希望，前苏联集团向自由民主的转变会产生一种类似的和谐：整个欧洲大陆都遵循共同的社会准则，从而实现真正的集体安全，即以大家奉行共同的准则和条例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这就是北约列强在90年代期间所宣告的原则。其实，这也是它们现在所宣称的原则。当然，和平与安全靠的不仅仅是安全和政治机构的计划，它们要依靠一些经济、社会方面的先决条件；没有繁荣和／或经济发展，这些社会准则和机构即使不瓦解，也可能处于极度的张力之下。这正是欧盟和西方政治经济的其他机构给中、东欧地区带来巨大希望之处。正如战后的西欧，现在的中、东欧国家希望它们能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以发展为目的的定向插入；而且这种插入在它们进入欧共体／欧盟后很快得到巩固。即使这个欧盟不会向东扩展到俄罗斯那么远（尽管约翰·梅杰所宣称的目标包括俄罗斯），自由贸易体系将把欧盟和一个繁荣的独联体联结起来。欧盟正是致力于欧洲统一，尽管对是否接纳基辅和莫斯科尚未确定，但它一直承认欧洲包括布达佩斯和索非亚，因此它会进行调整，以接纳中、东欧国家。在这种背景之下，中、东欧国家在过去的十年中一直在使自己的国家向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转化。如今，在整个前苏联集团地区，资本主义私有化和自由民主已成为一种准则，尽管并不普遍。向资本主义的转轨已经使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这个地区的人民大都已经接受了这种种损失，其最首要的原因就是：西方联盟向他们提出的进入具有西欧式的繁荣、民主与和平的俱乐部这一目标。当然，从自由主义准则的观点来看，业已出现的资本主义和民主都绝非完美；但这只会使这些中、东欧国家和与其旗鼓相当的远非完美的西方国家更加相似。重要的是它们已经通过了西欧国家对它们的考验：它们已经得到接纳加入了欧洲委员会。他们是正对目标的。但是现在却有人在挪动那个球门柱。北约的扩张1994年，美国政府表示它支持北约东扩。接着它又有点退缩，没有确定时间，而是促进和平伙伴关系，也许把它作为一种替代。但是等到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之后，华盛顿就把东扩问题提到了北约议程的首位，并在1997年7月马德里的最高级会议上启动了东扩进程，以便能于1999年完成。美国人发起这场东扩运动的方式很有意思，因为它完全缺乏可信度。它使我们相信挑选合适的北约新成员和地理政治毫无关系，重要的是，这个地区有哪些国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民主和市场经济标准而适合加入北约。因而，在1996年北约秘书长索拉纳的中、东欧国家之行期间，北约的一名官员告诉我们：“秘书长将会表明，目前北约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它将根据每一个申请国各自的长处进行评判。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有些国家更愿意加入北约，显然，它们将首批加入北约。”尽管北约还没有确定接纳来自前华约成员国的正式标准，但是“接受鉴定的国家中，那些在民主和经济改革方面进步最大的国家将会获得青睐，这一点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自称北约是一个建立在准则之上的集体安全机构，首先重视的是民主事务，而不是北约主要国家的战略利益，这种惺惺作态是一种大胆的尝试。但是可能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一点。实际上，它们计划中的主要分割线无人不晓，只是对于精确界线的详细内容还不确定。以美、德为首的四方联盟将挺进到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把这些国家纳入北约。同时，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前苏联将被排斥在外。当然，波兰成为成员国的确切步骤还不明晰，[1]但是这些都是些根本无关紧要的细节，它们不会触及到主要问题，即波兰将成为北约军事能力的一部分，而俄罗斯将被拒之门外。这一切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不可避免地给俄罗斯造成了重大的政治打击，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打击会和欧洲原有的分裂一样持久。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西方列强想把俄罗斯排斥在外，那么俄罗斯就无法在中欧和西欧事务的重要政治问题上发挥重要而合法的政治影响。讨论和决策将首先在北约内部进行，只有在这之后，才会视具体情况征求或不征求俄罗斯的意见。这肯定是任何一个俄罗斯政府都无法接受的局面，如果安全联盟从法国的加来延伸到苏联的乌拉尔，从而把英国放在同样一种处境中，英国政府也是同样不会接受的。这只会使尊重俄罗斯这个重要的欧洲强国利益这种说法贻笑大方，更谈不上超级大国了。但是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扩展到波兰只有纯粹的政治意义。即使波兰没有正式地融入北约的管辖范围，即使在波兰地区没有永久性地放置核武器或者驻扎非波兰本国的北约部队，对于俄罗斯来说，波兰的成员国资格还是使军事力量的平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为北约具有了合法资格建设军事设施和协调机制，从而能在危机发生时迅速地在波兰和乌克兰的边界部署军事力量。因此，一旦俄罗斯和美国的利益在俄罗斯的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美国和德国就具有合法资格使用一种更强有力的外交方式遏制俄罗斯。这同样是北约向波兰的任何扩张举动所固有的一部分。有关美国／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磋商等等之类安抚性的言辞是无法消除这一事实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到1989年以来已经出现的军事力量均势方面的变化。如今，北约的军事实力已经是俄罗斯和其余的独联体国家军事实力总和的3倍。随着波兰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加入，北约的支配系数将是4:1。在思考出自华沙或美国的共和党右派关于“俄罗斯的持续威胁”的言论时，这一点也同样重要：用这个来解释北约扩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样一来，波兰成为北约的成员国会全然不可避免地使国际政治重新两极化。有人说俄罗斯应该欢迎北约东扩，因为北约纯粹是防御性组织，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持这种说法的人要么是对国家政治一无所知，要么就是在说谎，因为他们无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俄罗斯在它自己的边界（加里宁格勒三角地带）面临着一个强大的核武装军事联盟，这一联盟的主要强国已经与俄罗斯展开了积极的竞争，以期获得对俄罗斯亚洲部分的能源和矿产这些薄弱部门的影响力，以及对于乌克兰的影响力。因此，任何人领导下的俄罗斯都必然会尽其所能地削弱这种事态。当然，有人提出，俄罗斯会不得不逐渐意识到它必须接受这种新的现实，放弃在欧洲政治中做大国的野心，承认现在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力。按照这种观点方式，北约扩张实际上是帮助了俄罗斯，使之能正视这些事实。但这本身就是强权政治的措辞，它承认了北约的扩张是蓄意维护反对俄罗斯的力量，使其掌权阶层头脑清醒，正视失败。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不真诚的，因为追求经济实力是无法和追求政治影响力相脱离的，尤其在俄罗斯这种情况下，因为与乌克兰、里海和位于亚洲的共和国国家的密切关系能够给俄罗斯的新资金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预测，俄罗斯政府将努力反对北约向波兰扩张。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种努力可能会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可能会以不同的速度展开。俄罗斯可能以在加里宁格勒或白俄罗斯部署大量的战术核武器来威胁波兰；[2]它可能会抛弃《欧洲常规武力条约》，[3]不履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义务；在联合国实施破坏性战术；把波罗的海国家作为要挟的祛码；利用黑海舰队进行威胁；利用它在德涅斯特河的基地构成对摩尔多瓦的威胁；实行更为积极的政策破坏乌克兰的稳定；或者设法扩大它在巴尔干地区的影响力。也许这里没有一种办法能够严重地威胁西欧的安全，甚至它可能会使目前缺乏凝聚力的大西洋联盟得到加强，使美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它却会给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几千万人民带来苦难。尤其危险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将在乌克兰国内展开紧张的对抗。进行这场斗争，俄罗斯具有着强大的优势，特别是它对乌克兰经济的控制手段、它在乌克兰政治核心阶层中的关系以及乌克兰武装力量和政府管理方面的危机（更不必说乌克兰那骇人而全面的经济危机）。同时，美国对于自己在乌克兰拥有有力的政治支持基础所抱有的希望可能证明是虚幻的，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内部就会爆发一场深刻的危机。在那些明确会受到接纳的国家和那些明确会被拒之门外的国家之间，还有一片灰色地带，由那些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纳入北约的国家组成。法国政府会希望罗马尼亚加入，而其他西方国家却不会赞成。德国政府会支持斯洛文尼亚加入北约，但其他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对此却毫不热心。斯洛伐克是又一个灰色地带国家。这些被遗漏的国家将成为俄罗斯和西方政治对抗的战场，而巴尔干地区国家将成为土耳其和希腊政治抗争的战场。事实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这种抗争在保加利亚已经在进行中了。无论如何，这种扩张的结果只会使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局部力量平衡发生倾斜，使得不到接纳的国家更加缺乏安全保障。这些国家往往会担心来自受接纳国家的一种新的褊狭武断，从而把它们那极为可怜的一点儿财力更多地投入军事预算。这样，原本已经是过度紧张的预算和贫困的人民将更加不堪重负。如果罗马尼亚留在北约门外，而匈牙利加入了，那么这两个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潜在争端就会扩大，尽管两国的左翼政府已经签订了条约，对它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作了规定；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右派即使有了协议也决不会和解。如果斯洛伐克被挡在北约的门外，那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另一方面，如果罗马尼亚加入了北约，罗马尼亚政府对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北布科维纳地区）的潜在的民族统一主义计划可能会造成又一个新的紧张地区。1996年秋末，叶利钦暗示可能会和保加利亚结盟，这就预示着未来可能会出现这些对抗：这加剧了那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紧张态势，从而只会进一步加深那里的政治（和金融）危机。保加利亚国内的策略是直接受到北约扩张的计划促进的。由于北约的扩张，巴尔干南部整个地区可能会被迫重新沦为强权对抗的战场。当然，西方的决策者们对这些危险是完全保持着警惕的。他们一直努力强调北约的扩张与美国的强权政治和国家利益没有丝毫关系，而完全是自由、集体安全工程的延续，原因就在于此：一旦有国家证明自己的民主得到了巩固，它就能获得北约成员国资格，而无须考虑地理政治或地缘政治因素。换句话说，那些被拒之门外的国家必须相信，它们没能加入是由于政府没有能够达到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自由权利的标准。只要这一信息能使那些没能加入北约的国家的选民信服，那么，欧洲的分裂就不会给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构成太严重的挑战，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各国的选民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加入西方富有国家俱乐部而责怪西方强国，相反会谴责本国的掌权集团。那些一直在要求人民作出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以便能“进入欧洲”的政客们，不会因此而名声扫地，他们将能够呼叫人民作出又一轮大的牺牲，以确保最终进入西方这个“希望之乡”。但是在靠近土耳其这个属于北约的三四个最重要国家之一的地区，这种公共关系的运用却没有什么分量。土耳其目前正在进行一场对付库尔德人的战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自己的人民实施严刑拷打。因此，他们像俄罗斯人一样问自己：华盛顿到底在干什么？欧洲进行新的分割的真正原因（与新闻操纵的荒诞说法相反的原因）是什么？北约扩张的原因我们可以相信，北约的扩张和如今中、东欧地区所特有的紧张、冲突和威胁毫无关系。如果来自俄罗斯的潜在威胁是扩张的原因，北约就不会向波兰挺进，它会向波罗的海国家敞开大门。然而正是因为俄罗斯具有占领波罗的海国家的能力，北约希望避开这些国家！与此同时，北约挺进波兰，实际上增加了波罗的海地区的不安全因素。从而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北约挺进波兰举措的首要出发点不是俄罗斯的威胁，而是俄罗斯目前的极端衰弱状况。由于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灾难性崩溃，而此时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是集结在西方的门生叶利钦周围的强盗资本家集团，因此俄罗斯目前不可能抵制这种扩张。几乎可以肯定，俄罗斯的这种衰弱是暂时的。我们必须设想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这个国家将重新恢复生机，它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在力量方面强盛今天十倍。因此，北约是在利用一扇“机遇之窗”，它不会敞开很久。因此，这就是要迅速确立一种对付俄罗斯的既成事实。这与“一战”之后德国命运的相似之处实在是太明显了。当时的新秩序就是以德国暂时处于衰弱地位为基础的，德国复苏后，它就努力削弱凡尔赛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建立了西欧机构，就是提供一个战败国实力复苏的体系（或至少在西欧部分）。这一次的战败国就像2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一样，要遭到排斥。换句话说，北约向波兰扩张与加强欧洲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这是一种机会主义，一种冒险，是为了安全以外的其他目的拿欧洲未来的安全去赌博。这种安全以外的目的实际上是什么？对于这一点，西欧外交官中流行的答案往往是迪斯累里在分析英帝国根源时表达的观点的一种变体——这是美国政府在一阵集体的心不在焉时所为：克林顿在底特律演讲时无意中不假思索地谈到了这一点，[4]或许他是为了得到中西部波兰人的选票,或许是别的诸如此类的原因。但是重要的是,既然克林顿已经公开地使自己卷入其中，我们也就陷入其中，并且必须勉为其难。这种种解释都不能认真看待，特别是因为它们对美国决策体制表现了无来由的蔑视。不论美国行政部门的决策过程有什么样的弱点，都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为了芝加哥的选票拿欧洲的未来去冒险。既然扩张的决定会改变欧洲的未来，我们必须设想美国的政策是出于一些同等层次上的考虑，即有关确保美国在苏联集团瓦解后成为世界最重要强国的一些考虑。如果我们在这个层次上寻找根源，我们可以用“倒推式勘测法”，从北约向波兰扩张对美国在欧洲的大国地位的影响出发，然后推理出这一决定的可能动机。一种解释主要有下列四个主要特征：●以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安全通过削弱俄罗斯的方式维护北约的影响力，美国等于是维护了它在欧洲政治中的独霸支配地位，完全是为了决定险地挫败欧洲为建立一个基于准则的、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集体安全秩序而发动的攻势。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区别以准则为基础的集体安全这一概念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意义。一种真正的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集体安全秩序包含三个要素；(1)一种基于明确准则的政策和运作方面的集体决策体制。(2)对于哪些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家行为，以及针对违反准则的国家该采取什么集体行动方式都有明确的规定。(3)对于采取联合行动实施这些规定有明确的机制。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一直反对这样一些观念，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它们会削弱美国在北约内部决策和运作方面的独霸支配地位。加强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会使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凌驾地位降低到只是与其他国家平级领先的地位：凭它的军事实力、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在其强大的媒体力量的帮助下支配国际议事日程的能力，它将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但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不仅仅只是在同等地位国家中居首位，它还一直支配控制着欧洲的重要政治事务。一种欧洲集体安全体制会迫使美国无法通过北约这个机构直接控制欧洲的命运。更糟糕的是，在集体安全体制下，西欧国家能够不依靠美国来促进它们自身的安全实体，西欧联盟可以取代北约成为战略决策的主要核心和西欧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中心。北约充其量只是两大战略中心和两个力量组织——一个美国，一个西欧——的聚会地点。而西欧国家可以坚决要求美国在欧洲的行动，严格符合得到巩固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和其他类似的集体安全论坛所规定的条例。而且如果俄罗斯也包括在内，那么在全欧安全范围内，就有了三个力量中心——美国、（以法国和德国为中心的）统一的西欧和俄罗斯——显然会出现美国以一对二这样一种可能性。随着欧盟向Visegrad国家扩展，美国就会遭遇这种边缘化。涉及到俄罗斯、中欧和欧盟的重要政治问题，可能会首先在欧盟的强国和俄罗斯之间进行讨论，因为北约和俄罗斯或中欧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与此同时，如果俄罗斯被拉进北约，那么美国对于北约内部的决策和运作控制的独霸地位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争议。在这种情形下，假定欧盟扩展到Visegrad地区，而北约不扩张，还是一如既往的话，美国就面临着真正失去控制权的潜在危险。通过扩张，美国就保证了它在机构中继续保持独霸地位：没有独立的西欧安全政策或运作系统。美国掩盖了这些问题，它使用集体安全和“西欧实体”这些措辞，但是意义却大不相同、它所谓的“集体”是指算术意义上的集体——一批国家（在他的控制下）；他所谓的“基于准则”是指可以依赖美国在民主、自由、人权等等这些准则基础上对问题作出裁决，即它将不会受到机构中任何类似准则的约束。至于“欧洲实体”可能是指一种横跨大西洋的劳动分工：军队是欧洲籍的，而指挥却是美国（军事设施也一样是美国的）。●德国和俄罗斯除了有关欧洲安全秩序的当前机构规划方面的这些问题外，还有美国进入21世纪的地理政治学战略这样更为深层的问题。正如1992年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的文件所清楚表明的，美国政府非常关注它在欧亚大陆的长期地位，因为这反过来决定着它行使“世界领导权”的能力。美国在这方面的最大威胁，是德国成为西欧和中欧地区的霸主，然后和俄罗斯确立一种共同统治欧亚大陆的关系。要阻止这一事情的发生，美国在德国与俄罗斯中间的区域占据政治优势就显得非常关键。通过北约扩展到波兰（以及通过美国公司在波兰获得强大的经济势力），美国在那个关键国家的影响力就能得到保证。●向基辅扩张的政策对于美国政策的制定者来说，波兰仅仅是造成德国和俄罗斯分裂的必不可少的地理政治手段中的一部分。从许多方面来看，乌克兰是更为重要的目标。如果波兰—乌克兰这一地带能共同处于美国的领导之下，那么就能决定性地使“欧洲”与俄罗斯分离，并同时把俄罗斯逐出巴尔干半岛，从而极大地有利于美国对黑海地区的控制，连接美国和它在土耳其的堡垒，并为美国实现从里海和前苏联在亚洲的共和国获得能源、矿产资源这一“主要目标”打下重要基础。当然，现在要使北约扩展到乌克兰，势必造成与莫斯科的爆炸性冲突。出于这个原因，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是相当微妙的。1991年，克林顿在乌克兰的首都发表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基辅鸡”演说，抨击了“不现实的民族主义”，当时美国正担心苏联瓦解造成的后果；之后，克林顿与莫斯科结成伙伴关系，以确保乌克兰成为无核武器国家。俄罗斯的政治家没有注意到，如果乌克兰决定继续保持它拥有核武器的地位，那么它本来可以在中期内做到这一点，但这只能通过与莫斯科重新建立安全关系。因此，乌克兰放弃拥有核武器，就使它以后无须如此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同意成为无核国，这样美国既象征性地强调了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又积极地加强了它与乌克的关系。乌克兰现在是接受美国援助第三笔大款项的国家。华盛顿一直在积极地努力加强乌克兰大众媒体的完整性，并以和平伙伴关系为掩护，加强与乌克兰的军事合作，其中特别借助于共同军事演习以及与波兰加强军事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它处理乌克兰的社会经济问题时也显得异乎寻常的有伸缩性。华盛顿现在确信它与乌克兰政府在政策上已达成了强烈的共识，故而乌克兰政府向莫斯科坚持，它有权利通过和平伙伴关系与西方进行合作，坚持它可以摆脱与莫斯科的任何安全公约。开始时乌克兰对北约扩张到波兰表达了强烈的保留意见，并强调了它自己的“中立”态度；但后来乌克兰在说明它没有兴趣加入北约的同时，已经逐步转变成支持北约扩张；到了1996年底，总统库奇马更是进一步表明，也许在遥远的将来，乌克兰自己也最终会寻求加入北约。一旦北约进入了波兰，它就有能力使自己的影响力穿透边界，辐射到乌克兰，从而确保乌克兰能够顶住俄罗斯要求它与莫斯科签订安全公约的所有压力。万一基辅和莫斯科之间发生危机，北约就能够向乌克兰提供巨大的援助。与此同时，通过和平伙伴关系，可以稳定地加强合作和援助。没有北约的扩张，这一切要困难得多。北约向波兰扩张，有着使美国的影响力辐射到乌克兰这一动机，也由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间接地表明了。在伦敦的国际事务皇家学院演讲时，他谈道：“我们相信，波兰加入北约，将使稳定和安全扩散到我们东部边境以外的那一片地区。”这只能是指吸引乌克兰，使之脱离与俄罗斯的安全纽带这个目标。简而言之，北约扩张到波兰表明了强权政治回到欧洲，取代了建立一个广泛的集体安全新秩序的计划。自由普遍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关系并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手段和目的的相互补充：自由普遍主义是实现美国强权政治这一目的的具有说服力的手段。●来自俄罗斯的新威胁针对这种有关美国在北约扩张中使权力最大化的利益所作的分析，有一种明显的批评。这种批评认为，分析过分强调了那种所谓的传统“现实主义者的”国际政治观：它夸大了国家力量中军事战略因素对政治经济因素的支配力。按照这种观点，如今美国确保其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方式，不是通过它的军事能力，而是更多地通过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实现的。换句话说，美国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是通过重组其他国家的内部结构，以便美国的资本家公司进行渗透，并要求这些国家通过参与以美国资本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维持生机。一般说来确实如此：美国在与大多数国家的关系中，军事力量是一种后备力量，不是施加影响力的首选途径。但是这在俄罗斯那里是行不通的，因为俄罗斯有着不同之处：它拥有着巨大的能源和原材料资源，即使它那强盗资本家掌权集团处于扎伊尔式的荒淫腐败中，它也能毫不困难地保持有利的贸易顺差，使西方资金无法渗入。已无须加入世贸组织就能做到这一切。此外，它既能提供能源保障，也能——至少在中期内——向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外其他办法的政府提供相当多的信贷支持。它大笔的资金可能也已经进入了其他国家，并且使自己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在政治经济上有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尤其在至关重要的能源部门。冷战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对共产主义不利，俄罗斯的这种经济力量并没有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随着共产主义的瓦解，俄罗斯在能源部门的潜在结构力量及其资本的扩张能力，对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构成了一种新的威胁。1991年以来，美国政府、美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进行复杂的双重运作，以影响俄罗斯的发展事态。一方面，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盖达尔政府真的会使俄罗斯的经济资产向美国买主开放。如果美国的资金能够全部买下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以及俄罗斯的大部分其他矿产资源，那么我们就不会看到北约扩张到波兰，而把俄罗斯排斥在外。华盛顿就会采纳一种“俄罗斯优先”的政策。但是，尽管西方成功地促使叶利钦于1993年8月违背宪法发动了政变，盖达尔—布尔布利斯运动还是流产了。接着美国发现自己正在支持切尔诺梅尔金式的俄罗斯统合资本主义，对付共产主义的挑战。在这一分歧中，美国不得不支持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但是后者同时也是美国“全球化”资本主义运动的一种潜在的挑战，因为美国的“全球化”资本主义要求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为支持美国跨国公司而制定的市场制度。这样，一等到叶利钦成功地逐出了共产主义者，克林顿政府就前进了一步，促使北约扩张，这一扩张将产生遏制俄罗斯资金在国外扩张的效果。通过波斯尼亚重新确立美国领导地位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暗示了美国在欧洲政治中差不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然而，事实上，尽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维护了它的影响力，但是在爱好和平、满腔热情地要在1990年和1991年间消除各集团之间对抗的欧洲，华盛顿却处于政治上遭受排斥的危险。只有结合华盛顿在过去的六年中成功地重新确立对西欧各国的影响力这一背景，才能理解北约现在的扩张。在这方面，美国努力的第一步当然是确保德国在北约内部获得统一。接下来，美国恢复北约在欧洲的支配地位是通过波斯尼亚争端。1991年底，德国成功地促使欧盟各国承认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对此一直持反对意见的美国这时发现自己在欧洲的重大政治争端中有受到排斥的危险：就是在南斯拉夫国家危机中。这样一来布什政府明显面临着，美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会像德国总理科尔咖啡杯中的一块糖那样溶解的前景。因此1992年1月下半旬，布什政府发起了争取建立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的运动。苏珊·伍德瓦德这样解释美国这场争取建立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的运动：美国“……担心德国‘走到美国的前面去’（美国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语），担心在欧盟（l991年）12月的决议后它已在南斯拉夫的局势中丧失了影响力……”她又补充道：“美国作为已经在欧洲具有活力的均势中的一部分，重新介入南斯拉夫瓦解事件，为南斯拉夫独特的解决方式又增添了另外一种因素。美国尽管要和德国竞争，但是仍然最关心保持科尔政府的大西洋主义姿态……没有出现本来可能会出现的对抗（与德国在承认克罗地亚问题上），相反，美国似乎是转向一种地理政治上的劳动分工，把就克罗地亚问题的主要势力范围让给德国，把波斯尼亚作为自己的职责。正如西欧国家当时所指出的，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波斯尼亚国家会导致战争，而因此造成的战争是重新使北约成为欧洲政治中主要军事武力手段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布什政府发起了北约向东扩张到波兰的计划，目的是为了确保在Visegrad国家被拉拢到欧盟体系中处于德国的庇护下以后，德国不会“走到美国的前面去”，和俄罗斯共同决定东中欧的重大政治问题，从而使美国受到排斤。欧洲政治经济中新出现的分歧1989年的希冀1989年共产主义瓦解时，这个地区的人民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1990年的舆论却迅速地发生了转变，新的掌权阶层（罗马尼亚除外）主张，采纳资本主义模式，他们的国家就能“进入欧洲”，换句话说，就能加入欧洲联盟，并使国家繁荣。这仍然是中、东欧国家的官方方针，但是这个进程给整个地区造成的损失却是骇人听闻的，可怕的经济危机还在继续破坏着俄罗斯、乌克兰和巴尔干半岛地区几千万人民的生活。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欧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运根本不负任何责任：事实上，它们不遗余力地把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的全部责任归咎于这些弱小国家的掌权阶层。然而看一眼90年代初以来这个地区的现实，就能证明，使这个地区经济发生转变的整个体系是由西方强国强制推行的。当然，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中坚力量，大体上是接受了这个体系，并且还设法在这个体系中运作，这是事实。有些还真的对此非常热心，但大部分是不得已才为之。其次，西方国家所强制推行的这一体系，是一个由经济衰弱引发向某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变体转变的体系，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贝克计划——即美国财政部1985年采纳的重组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的计划——的变体。尽管关于欧盟在欧洲内部的权力以及在欧洲的领导能力有着夸张的声明，但中、东欧国家转变的整个计划是美国一手策划，并由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领导实施的，这一事实富有启发意义。第三，尽管公共关系宣传活动与此相反，但迄今为止，欧盟自身甚至还没有迈出过有意义的一步来改变自身内部的一些安排，以适应欧洲政治经济的统一。相反，它对于这个地区在贸易领域的政策不妨可以称做是一种集体商业主义。最后，现在欧盟进入了东扩这一漫长进程的新阶段，却出现了两种声音：一方面是加强东扩方面的象征性政治，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它主要关心的是对那申请加入欧盟的十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获得成员资格设置新的障碍。错失的发展机会1989年，美国还无法启动一项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战略，因为美国财政部当时可以说是囊中空空：一方面要应付巨大的支付款项和预算赤字，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住房金融机构的崩溃，有很大一笔账要承担，因此美国缺乏足够的经济财力来使用积极的经济刺激手段，影响中、东欧国家的重组。1989年夏布什访问波兰时，面对的是里奇·瓦文萨的嘲笑，当时他能够提供的只有2亿美元，而波兰当局一直希望得到至少20亿美元。如果当时这个地区采纳了马歇尔计划式的发展战略，那么美国政府的短处就会暴露出来，德国和西欧就能领先。和欧洲的重要政治领域一样，欧洲的政治经济领域也是如此，1989年东欧地区瓦解的直接后果使美国处于受排斥的危险中。在这种背景之下，在西欧也出现了有影响的呼吁，尤其是德国和法国，要求为中、东欧国家的重组和经济触合建立一个以发展为目的的体系。其中有一项为东中欧和东欧设计的发展战略是德国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赫尔豪森于1989年秋提出的。赫尔豪森和总理科尔关系接近，他主张努力对这个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同时允许它为了本国的产业保持有效的贸易保护。这项计划本来可以使波兰这样的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能在经济复苏而不是衰退的状况下进行，并且同时可以与苏联保持合作。但是，赫尔豪森在1989年11月遭到了暗杀，他的计划也就流产了。[5]一项同样以发展为导向的计划是由法国总统密特朗的顾问贾克·阿达利提出的。这项计划需要一个重要的公共发展银行，既有财力又有委任权，可以在包括苏联的整个中、东欧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公用的和私有的基础设施投资。这项计划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而且实际上也创建了一家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但是其作用和委任权都受到了布什政府的削弱，结果只是成为了辅助这个地区的西方私有部门运作的一个附属机构：禁止它在公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起重要作用；要求它像一家私有银行那样运作，遵守严格的商业规则，但同时却又禁止它承担西方的私有部门经营者可以承担的投资项目。因此，无怪乎银行总裁阿达利在90年代早期经济衰退时，简直就没有办法找到切实可行的、可以接受的投资项目。在这之后，由于英国和美国银行界方面声称他生活过于奢侈，银行在伦敦的总部开销太大，而被逐出了银行。这就是西方转向贝克计划进行中、东欧重组和融合的背景。美国要使自己领先一步却缺乏公共信贷的财力。德国如果和其他西欧国家一起努力，可以有充足的财力提出一项马歇尔计划式的发展计划。但是西欧国家自身内部分歧过多，难以实施这样一种行动：阿达利计划在很多方面是作为赫尔豪森计划的一项竞标提出来的，而美国政府轻而易举就施展策略分裂了西欧，消除了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作为一种真正发展途径的想法。而一旦德国总理科尔意识到欧盟中大多数伙伴开始设法减缓德国的统一过程，使之近于停滞时，中、东欧国家发展性途径马上就遭到了最后一击：科尔选择的实质上是一种合并，从而使联邦共和国（和90年代早期西欧大部分国家）的信贷能力在那十年间转到了它那被吞并的东边国土。这样，中、东欧国家最后落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之中。对于美国来说这是最理想的解决方式，因为它控制着这两个机构，因此它可以调动除它自己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财力，但同时又可以处在它的控制下。此外，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途径，要求重组的最有利背景是经济的衰退而不是增长，因为衰退能对重要的经济参与者产生强大的压力，而且它破坏了劳工在经济政治活动中的社会力量。最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组政治经济的计划正是为了改变相关国家的社会、机构和经济制度，以最大限度地为美国类型的金融和生产联合大企业提供机会。美国进行新的劳动分工方面的国务才能这样，由于疏忽，1989年巴黎最高级会议上的七国集团决议把处理背负沉重债务的波兰经济和匈牙利经济的领导权，交给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而为美国方式完全支配中、东欧国家的融合奠定了基础。这种方式当时已经在南斯拉夫进行尝试了，到了1990年初，美国在使波兰的巴尔采洛维齐计划成为它在这整个地区活动的王牌后，月始在这整个地区实施它的议程。从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得以能够在前苏联集团实施他自己的贝克计划，这项计划曾经在1985年给拉丁美洲负债的经济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影响。[6]研究中、东欧国家体制变革的庞大学术行业看待贝克计划，就好像它主要起源于经济理论或者起源于全球经济和技术活动中的一些自发性过程。当然，事实上，贝克计划是从60年代“围堵自由主义”的失败，以及像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样一些人物的失败中产生的，是在80年代里根右派的限制性政治中形成的。里根政府中像传统基金会那样的智囊团，为美国在经过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的大变动后进行全球性的大反攻、重新确立它的支配地位打下了基础。限制性政策不仅应用于苏联集团、劳工和第三世界的革命，而且还应用于第三世界国家和它们的发展战略，它同时利用联合国、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机构，敦促建立一个国际经济新秩序。对南方不发达国家实行限制性政策的机会是在1982年出现债务危机时来到的。到了1985年，里根时期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准备在当年汉城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公布他要在第三世界实施的贝克计划。贝克计划调整的目标是要对这些国家以及南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从下列两个主要方面进行改造：(1)以西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以及目标国家向世界市场的出口为基础的战略，来取代通过进口替代和国内市场的发展来谋求发展的国家工业战略。(2)以私有金融市场、私有资金掌握经济资产所有权、劳动力市场解除管制，以及西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起重要作用等为特征的体系，来取代国家内部以政府为中心的金融和工业体系。这两个目标都可以用“全球化”这个概念来囊括，当然结果并不排除增长。但是它却使各国的政治经济即刻就要依赖“全球的”市场力量，而且将持久地依赖下去——换句话说，就是要依赖核心国家内部的决策和发展状况，这些改变要求非核心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彻底的调整。有些国家，已经出现了政治分裂（特别在非洲），有些国家则是靠强盗资本主义得以继续存在（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而另外一些国家已经完成了社会政治转变（智利、阿根廷）。但是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其他一些险恶的后果：大部分人民陷入贫困；国家仍然无法使自己摆脱债务，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地干预国家事务；长期地陷入金融危机，国内银行和金融系统出现崩溃。罗伯特·乔特最近在《金融时代》上这样解释：“国际金融机构的注意力现在逐渐转向新出现的市场银行体系状况，而且埋由相当充分。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1个成员国中至少有三分之二国家的银行业发生了危机；在发展中的经济体系和过渡性经济体系中，解决这些危机的总花费接近2500亿美元（1600亿英镑）——就委内瑞拉、保加利亚、墨西哥和匈牙利这些国家的情况而言，占去了全年国民收入10%～20%的数额。银行系统的危机给危机所在的经济体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其中一个原因是许多新兴市场的银行信贷，相对于它们经济体系的规模来说，增长快速。通常这些银行持有相当多的国内金融资产股份，控制着支付体系，并为证券市场提供流动资金。所以，当危机袭来，它们会使经济活动陷于瘫痪，贷款停滞，并给利率和预算政策造成严重的压力。伴随着中、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贝克计划也从拉丁美洲转移到了欧洲的东部，并造成了类似的后果。这个地区有一个国家无法应付贝克计划重建所需要的转变：南斯拉夫，因此它破裂了。另外有国家发展了强盗资本主义——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模式。很多国家受到了金融体系灾难性崩溃的打击一一当前有保加利亚，早先有立陶宛。西方强国要求中、东欧要经历贝克计划中结构转变的这个炼狱式阶段，作为申请加入欧盟的前提。其中一些国家已经经历了这场阵痛，开始恢复了增长——特别是波兰和捷克，以及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匈牙利经历了90年代早期灾难性的经济衰退后，至今还没有出现实际的增长。）但是这些最强大的幸存国家的这种增长是否能继续持续下去还不知道，目前最关键的障碍是持续而严重的贸易赤字。正如1996年底《金融时代》的报道所述：“中欧的外贸账上溅满了越来越多的红墨水”，“国际收支方面的困境也日益逼近”，而这“已经使重要的银行家和财政部长发出警告，1997年将需要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实行紧缩政策，以减少国内需求，放慢进口和出口游资的增长速度”。到1998年后期，贸易上的这种问题还没有得到缓和。这些支付问题并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由经济结构引起的。一方面，新的有产阶级需要的是进口的消费品，尤其是从德国进口的，根据德国中央银行的统计、德国现在向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超过了向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在90年代早期贝克计划造成的衰退期间，这个地区较为先进的工业部门遭到了破坏和严重削弱，现在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的出口集中在以廉价劳动力成本为基础的、为西欧公司进行转包的低附加值部门：“许多西欧公司在转移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线，以便利用就在它们东部边界另一侧的极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问题是，这随之产生的出门产品常常是那些由预先进口的布料或零件制成的成衣和工程分组合件。这意味着大部分出口依赖先前的进口，劳动力是惟一真正的净附加值。欧盟在贸易领域的具体活动只是加剧了中、东欧国家的一种普遍下行调整的趋势，由于强烈的商业主义贸易政策，这些国家沦落为只从事低增加值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经营。这些政策给中、东欧国家农业带来的后果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地区的工业结构也由于欧盟向西方公司出口提供国家出口信贷补助（有悖常情地被有关的国家列为是对进口国家的“援助”）而受到了削弱。欧盟对这个地区的国家惟一一项重要的援助计划——PHARE，似乎主要是为了帮助西方的经济操纵者获取中、东欧国家的资产和市场，它到“受援国”手中的基金不如到西方公司手中的基金多。欧盟：从一条分割线到另一条分割线在过去的七年中，欧盟的领导和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政治中坚一直坚持，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进行的重组，是这些国家的人民“加入欧洲”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准备工作。这个地区的人民大都忍受了90年代的苦难，是因为他们相信，赤贫化、健康问题和基础结构的瘫痪这种种他们已经经历的苦难是进入欧盟的必要前提。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甚至是最富有的国家，与它们在80年代的状祝相比，现在更难以为欧盟接收。要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就需要考虑一下获得欧盟成员资格的主要障碍究竟是什么。在欧盟过去的一些扩展中，关键的问题是关于新成员国是否乐意接受欧盟的环境政策：换句话说，申请者必须准备接受所有现行的政策和目前在成员国中有效的法规，他们不能设法通过谈判谋求改变现有的环境政策，他们必须适应它们，并且承担调整适应所需要付出的全部代价。但是就欧盟东扩来说，主要问题恰恰相反，即欧盟自身准备把所有的环境政策都推行到东部的申请国吗？坦率的回答是：“不！”欧盟把目前的环境政策全部推行到波兰或匈牙利或捷克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其他更东面和更南面的国家了。相反，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一些Visegrad国家融入前先改变环境政策，要么Visegrad国家将作为二类外围国家进入欧盟。而只有这两种选择的主要原因显然在于这些国家人民的相对贫困，而这种贫困由于他们90年代经历的贝克计划“经济改革’而急剧恶化了。表12.1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明了转变时期的损失。表12.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比较单位：美元19891992捷克斯洛伐克90482460匈牙利70293000波兰52571960奥地利1752823491西班牙124931470资料来源：DanielGros和AndrejGonciarz：《关于中、东欧贸易潜力的说明》（法兰克福，歌德大学）。中、东欧地区经济资产所遭到的空前破坏以及这些经济体系的下行调整，绝没有使这些国家难以符合欧盟环境政策的标准。比如说，它们非常乐意支持结构基金、共同农业政策、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等政策，这些都会使它们得到莫大的利益。自从它们的出口产业插入跨国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而逐渐全球化以来，贸易的保护体制大都已经解体了，这时它们发现改变法规和经济机构来满足单一市场的一般性要求相当容易。但是，从加入欧盟的容易性程度方面来看，中、东欧国家所有这些有利因素也正是欧盟成员国强烈反对把环境政策推行到中、东欧国家的原因。这样做，就需要欧盟转移大量的资金。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同样会使大批为贫穷所困的工人从波兰的萧条地区来到德国寻找工作，这个问题还会因为欧盟鼓励波兰政府在正式加入欧盟前要在波兰农业方面进行大的劳动力改组而更加恶化。当然，要改组欧盟的决策机构，使之成为，比方说，20个成员国的欧盟，也有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不管要不要扩张，有些问题已经很尖锐了：不管是否同意中、东欧国家加入，现在的欧盟几乎无法声称具有一个团结、民主的决策机构。在这种背景之下，中、东欧国家的政府和政治中坚力量极为关心欧盟成员国在东扩问题上的真正倾向。迄今为止的报告远非鼓舞人心。迄今为止欧盟的承诺和策略只有在1993年夏，欧盟才在哥本哈根理事会上对中、东欧国家最后融入欧盟作出了其实是相当保留的承诺。1994年11月的埃森理事会没有作出更为明确的承诺，但是的确开始了欧盟和与欧盟有着欧洲协议的中、东欧因家之问的结构对话。同时它还要求委员会制定白皮书，明确中、东欧国家为了使它们的法规和机构符合欧盟单一市场所必须完成的任务。PHARE援助计划也转向帮助中、东欧国家为加入欧盟作准备。接着，在1995年都柏林理事会上，欧盟决定要求委员会准备有关东扩决定议题的文件，文件于1997年问世。这些发展事态的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稳定公约，它是由法国的巴拉杜尔政府发起的，目的是确保中、东欧国家通过有法律约束的条约解决好所有的种族问题和国家之间的问题，以保证这样的问题不会成为欧洲稳定和欧盟东扩的障碍。这一系列事件的每一个方面都始终充斥着摇摆和逃避，而最能体现出这种逃避特点的事实是，它们至今所采取的所有步骤中没有一步是处理为东扩作真正准备的重要问题，即改变当前的环境政策——换句话说，重组欧盟，使之能够吸收中、东欧国家。所有这些事情已经被推迟到1999年，但是给人的普遍印象却是，东扩的主要问题存在于中、东欧国家内部，尤其存在于它们的制度体系和程序方面。这表明了欧盟一方的一种明显的策略选择：拖延和分隔。这种选择包括宣称中、东欧国家或至少是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令人遗憾地还没有完全作好加入欧盟的准备。这种策略的起因是，欧盟拒绝对吸收中、东欧国家，或者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国家作出必要的承诺。但是它们声称许多中、东欧国家未能达到西欧民主和市场的标准，以此来掩盖这个真实原因。欧盟实际的根据也许是哥本哈根理事会的决议条款：“在继续保持欧洲融合的势头的同时，欧盟吸收新成员的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但是官方的根据也许是：许多中、东欧国家还没有实现充分的民主或者自由市场。如果确实如此，欧盟就是参与了一种令人灰心气馁的、虚伪的活动，具有着破坏稳定的潜在影响。令人灰心，因为它会使我们对这个大陆的两半作一个比较，这样一个比较却是令人反感而不愉快的：罗马尼亚的极右派比奥地利或法国的极右派更为强硬吗？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比在德国更为安全吗？斯洛伐克人有一套比英国人的未成文宪法更可靠的宪法安全保护条款吗？对涉及到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新教徒的紧张和冲突的处理，比处理英国有关爱尔兰天主教徒的争端更为尊重欧洲的人权公约还是不如后者尊重？这个地区的国家在公众道德或腐败方面比意大利表现得要好还是要糟糕？同样这在双重意义上都是虚伪的：首先，因为这种标准几乎和实际的标准——关于加入欧盟的欧盟政府决议毫无关系；其次，是因为中、东欧国家民主稳定和经济独立发展的程度，实际上依赖的不仅是这些国家国内作用者的所作所为，同样依赖欧盟的所作所为。选择哪些国家能进入获得成员资格的“快车”道的实际标准既不是民主稳定性，也不是经济实力，而是西方地理政治利益的标准，首先是需要巩固对构成德国和奥地利东翼的那些国家的联合。欧洲的双重分歧伴随着北约扩张所出现的分歧，以及由于欧盟对于申请国的区别对待而产生的分歧相互强化，并进一步深化，这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存在着危险性。北约扩展出现在欧盟扩张之先。其实，与波兰或匈牙利政治家的观点相反，这些国家进入北约不会使它们更快地加人欧盟，相反，实际上更有可能使欧盟国家拖延这一进程。与此同时，那些被挡在北约门外的国家中，可能会出现不安全和对抗性增强的趋势，不仅在前苏联，而且在巴尔干半岛地区都会出现这种趋势，这样一来，预算资金就有向军事开支转移的危险，从而给这些国家处在危机中的经济体系施加进一步压力。同时欧盟暗示，一些副会员国根本不用谈在近几年加入欧盟一事，这一点会使这些国家内部的政治紧张状况加剧，使它们在投资方面的风险性更大，从而增加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款的代价。那些最后会得到欧盟成员资格的国家可能至少还要再等七年。即使是这些国家，它们获得当前全部环境政策的可能性也可以完全排除。惟一的问题是，转账体系是否会依据新、旧成员国之间的某种公平原则进行改革，或者对于新的东欧成员的安排是否会明显地把它们置于次等的成员国地位，就像最近的一份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暗示的那样。结论：满要休克疗法要想法彻底改变欧洲向一个分裂和争端的新时代发展这种趋势，理性的办法就在于让西方国家自己负责目前的问题。欧洲目前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都有一个共同点：认为所有的问题、威胁、不稳定因素和政策上的失败都存在于东方。等到我们承认主要问题的主要根源事实上在于西方之后，才能开始解决问题。主要问题中有两个是根本性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是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无法维持下去；第二是国际政治管理模式行不通，或至少会影响稳定。目前流行的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是“全球化”加上“股东价值”的模式，换句话说，攫取海外市场份额，并把食利者的利息首先投入证券市场。这是无法维特下去的，因为规模巨大,从经济上来说缺乏效率，它也是孕育系统性危机的一贯原因，它同样最终会威胁到西方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而它目前也为西方和东方的极小部分社会团体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这一事实，只会使它变得更加危险，因为这样一来，它就更难以改变。中、东欧国家的全球化使得经济活动从属于金融投机活动，已经对巨额的生产性资产造成了破坏，并且破坏还在延续。1996年，保加利亚由于国际金融投机优先而牺牲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1%。这种种衰竭现象在全球化模式中是属于正常的系统性衰竭：用巴尔干半岛某个国家的某位财政部长的活动来解释，这些问题是颠倒了事实。目前这个体系动荡不安，各地问题层出不穷，七国集团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疯狂而无休止的国家于预，以避免整个体系的崩溃。这种混乱的金融环境和西方工业结构停滞的深刻原因是分不开的。生产性投资缺乏有利可图的市场，助长了这种全球性投机泡沫。它同时预示着，由于各个国家的半垄断企业都试图从它们的对手那里攫取市场份额，一些重要的西方国家之间会爆发激烈的工业战。为了避免这些争端，西方国家设法通过全球化，为它们在东方国家和南方不发达国家的重要公司夺得额外的市场份额。它们同时设法在它们自己的经济体系内开辟一些资金增长的新区域，比如通过私有化，以及努力把福利体系转变成私有金融市场资金增长的领域。贯穿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主题是，世界人口中有更大范围的人群陷入贫穷，最弱小的地区则首当其冲。这些以西方为中心的进程正是中、东欧国家最严重问题的根源：强盗资本家集团、官僚腐败、社会和种族间的紧张态势、绝大部分地方的营养不良、疾病和死亡率的攀升等。这种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都呈负增长的模式，与在根本上存在机能障碍的西方国际管理体系发生着相互影响。把这种模式放在西方资本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中能获得更充分的理解。冷战末期，美国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主要的西欧国家可能会为了它们自己的国际资金积累战略，对欧亚大陆西部的政治经济进行重组。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通过建立一个全欧的集体安全秩序体系，或者通过在西欧的西欧联盟（WEU）和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东部集团安全体系之间的合作性安排，或者通过这两者的某种结合。这样，北约就会衰弱而一撅不振。对于美国，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丧失，具有着危险性。因此克林顿政府开始了一场运动，以确保美国在西欧与欧亚大陆西部其余国家的关系中继续拥有“领导权”，这首先是通过波斯尼亚战争，接着是通过北约向Visegrad国家的扩张。美国对持续控制其西欧“盟友”的担心是北约扩张的根本原因。而这次扩张对于受排斥地区的影响，以及北约在东方所可能起的作用，在这整个进程中都属于次要的枝节问题。西欧国家乐意接受美国的这场运动，因为它们自身国家间的系统已经处于僵持状态：只有德国能够领头，但是欧盟其他主要国家的精力全都用来阻止德国获得领导地位。结果西欧国家能够团结起来采取集体行动的只是在那些它们有着共同利益的方面——在出口国外问题上，它们对于那些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更弱小的参与者实行集体商业主义。欧盟内部国际政治战略的僵持状况为美国恢复它在西欧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后者据认为是作为一种中立性权力，超乎于欧盟和西欧联盟所谓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内部关于一些根本无关紧要的事所发生的琐碎和褊狭的争吵之上。美国关于北约东扩的想法满足了德国急于获得波兰作为它东翼缓冲地带的需要，而法国和英国并没有提出任何积极的可替代方案。西方国家之间如此不择手段地玩弄权术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对待受排斥的欧洲地区的政策，它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之为一种肆无忌惮的特别政策，和一种真正基于准则的、有原则的对待安全问题的态度形成了对照。比如，西方列强在努力重组前南斯拉夫时支持什么样的原则完全是含糊不清的，它们显然不赞成这个地区的小型民族实现种族自决。另一方面，它们似乎也不赞成尊重南斯拉夫瓦解后所产生的现存国家的领土完整。北约声称具有向一个主权国家——新南斯拉夫国家——发动侵略的权利，因为这个国家反对科索沃政府对内实行的强制性政策。但是同时它却又拒绝接受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自决，因为那会破坏应用于代顿的波斯尼亚，以及应用于马其顿王国的那些“原则”。与此同时，北约的美国领导阶层决心要保证它有权利不受联合国原则和决议的约束，能随心所欲，做他高兴做的事。北约一方面努力用人权（而不是国家权利）使自己的强权行为合法化，另一方面它却使用导弹攻击和轰炸袭击这种手段，据认为是为了推行“人权”，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段差距。在这个双重扩张的进程中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支配一切的战略观念，这个战略就是使处于北约安全界限以内的欧洲社会结构美国化，而界限以外的外围地区中美洲化。首先，中、东欧国家已经成为，而且将继续成为西方跨国公司在它那里任意攫取市场份额的一个重要的中产阶级市场，西方跨国公司通过欧洲协议中具体的单一市场规定使它们对市场的支配合法化。第二，中、东欧国家将为西方的跨国公司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劳动力，用于它们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第三，西欧的大资本家会利用这些诱人之处作为向东撤退的威胁，除非西欧使劳动力市场美国化，由福利国家转向最低限度的安全网络，允许英国式或美国式的社会不平等、贫穷、城市腐化和监狱囚犯。西欧和美国的惟一区别之处是西欧内部致命的种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和排外主义运动。逐渐地，因为对于从加里宁格勒三角地带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山区这个由贫穷和政治骚乱组成的、麻烦丛生的弧形地区的忧虑，在安全界限之内的欧洲就会统一起来。这将是目前关于东南欧和东欧受排斥地区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以及目前北约强权计划反复无常的强制手段自然发展的结果。认为俄罗斯、乌克兰和东南欧目前的趋势会继续延续下去而不会带来严重、悲剧性的后果，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但是这种自然发展的趋势是不容易改变的：在欧洲，全球化加上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仍呈兴盛之势，从西方福利国家，中、东欧国家的债务，中、东欧国家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尤其是公共设施的私有化中，还可以挖掘出一条资本增长的丰富的财富矿脉。由于欧盟内部联邦民主的缺乏、欧洲左派的混乱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大国利益，通向可选方案的政治道路也被堵得严严实实。因此要改变欧洲的进程需要的不仅仅是说服力，只有当外来的休克使人们深切地体会到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把资本积累的机构和管理方式联结在一起是不可接受的，这时才能进行治疗。像这样要由休克通向治疗的最佳方式是欧洲各民族展开一场社会运动，要求实行新政。而最糟糕的方式是全球金融体系瓦解，或者是前苏联一些大的共和国秩序全面崩溃。但是，有一种完全可行的可选政策策略可以使欧洲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重新融合，但是它要求在经济学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方式决裂，并与美国在欧洲地区的强权政治策略决裂。这就是说，寻找一种可选方案的障碍并非来自政策见解，而是来自政治倾向。可选策略是以东部地区的市场发展为中心，一种实现东部迅速再工业化的策略，要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程，以及通过发动一场重要的全欧运动，争取实现独联体（尤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所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的复苏。东部这种市场发展的主要经济障碍在于这个地区国家所面临的严重的支付紧张：沉重的债务和目前账目上的赤字。随着欧元的出现，再通过一项涉及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经济政府”的大胆而协调一致的策略，这些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东部的货币就能获得保障，通过在欧盟发行大量公共债券能够筹得大笔资金转移到东部用于基础设施投资，东部地区的政府就能受到鼓舞重新实行对资金账户的控制，在贸易体制和工业政策方面就能够得到新的机动性，并能得到更为慷慨的机会，进入欧盟市场。在这样一个新的战略体系中，西欧经济就能得到复苏，东部的收入就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随着东部收入的提高，沿北约和欧盟界线正在设立的一些新的安全屏障就能消除，欧洲社会模式就能保留下来。这样一种致力于真正的重建和发展的努力，可以和整个大陆正在确立的一种新的、更为名副其实的集体安全体制相结合，后者通过赢得争端双方的信任会具有更宽泛的权力进行调停，帮助维持和平。而且任何这样一种新的策略都必须结束试图把俄罗斯和乌克兰排斥在欧洲事务之外的那种危险倾向。欧洲的东部地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如果在金融、货币和贸易关系方面确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成效的体系，那么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达到10%的年增长率也不是不可能的。这种策略可能会推迟欧盟的东扩进程，但是它会达到中、东欧国家人民寻求加入欧盟的真正目标：一项能使东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策略；西欧方面使这个地区的社会与西欧实现真正平等的一种真正保证。但是这样一种新的策略要求有三个前提条件，却是目前缺乏的：首先，与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决裂。拉封丹的命运表明了我们距离这一步还有多远。其次，它需要在欧盟这个层次上或至少在欧洲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严肃的国际政治领导阶层。这个领导阶层只能来自德国和法国，它们能共同努力，把欧盟转变成能够在全欧政治经济中采取战略行动的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参与者。它需要在欧洲内部发展真正的联邦机构，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实体，没有这些，欧盟的重要成员会认为此项策略过于以德国为中心，而表示反对。但是我们所提出的战略的重新定位还有第三个大问题：对于英美国家和华盛顿的商业中间力量的反对，以及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劳工及其商业盟友的反对，该如何处置呢？这未必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却是西欧的社会民主派不可能有能力解决的，这从它们过去的做法可以了解这一点。采取最低限度的抵制这样的方针要轻松得多。这样，最有可能的策略变体可能是未来的回归：回归到20世纪20年代的方式，西欧国家极端不平等，社会基础狭隘，同时东方政体崩溃；西方排外情绪和新法西斯主义思潮增强，经济停滞继续延续，社会衰退加剧。只有民主不健全的形式可能有所不同。我们过去认为两次战争之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战后的社会进步已经克服了这种背离。但是结果却表明，战后社会的收益是一种背离，而两次战争之间的同家和社会又再次成为标准。战后的社会进步似乎是由于共产主义的挑战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出于战略需要的、偏离正轨的欧洲资本主义形式。有一句话，它那为1989年的人们所深信不疑的前半句是这样说的：“西方式的福利资本主义优越于东方国家的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理解了它的下半句话。这后面的半句话十年前却不为人们所注意，它是这样说的：“……但是西方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只是由于共产主义的存在才存在着。”欧洲似乎正在走向一个四分五裂、动荡不安、险恶丛生的未来。[1]1996年12月北约部长级会议通知俄罗斯政府，北约计划不在波兰境内放置核武器。[2]俄罗斯国防部长伊戈·罗迪奥诺夫警告说，北约的东扩可能会迫使俄罗斯把核导弹瞄准加入大西洋联盟的国家（见《独立》1996年11月3日）。白俄罗斯总统警告说，如果波兰加入北约，它仍然要在自己的领土上保留核武器（见《独立》1996年11月4日）。[3]莱贝德还在担任叶利钦的安全首脑时，在10月布鲁塞尔与北约首脑的会面时就警告，俄罗斯对武器控制协议的态度会发生变化（见《独立》1996年11月14日）。[4]克林顿在底特律的演讲标志着美国明确承诺北约迅速东扩。[5]就在他预定要在纽约把他的计划公诸于众之前，遭到了暗杀。这一事件的责任被推到了红军议会党团身上，但是这次谋杀是一次极端老练的高科技爆炸，只能是行家（职业杀手）所为。与此同时，德国外事处的一位高级官员也遭到了谋杀。[6]1985年，贝克已经是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就是在那一年汉城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贝克宣布了贝克计划。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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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译后记
本书翻译由曹荣湘主持。具体分工为：前言，第一、二、三部导言，第一、二、三、四、五、六、十章，由曹荣湘翻译。第七、十一、十二章，由褚松燕翻译。第八、九章由丁开杰翻译。全书最后由曹荣湘统稿。
在翻译过程中，书中的俄文译名得到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项国兰老师的指导和校对，法文译名得到了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费新录老师的指导和校对，特表谢意。
由于原文牵涉到许多语种，加之作者行文风格略显艰涩难读，翻译中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译者
2002年5月
感谢五叶录入 |
第十二章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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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要不可能的东西，现实点儿。
——法国口号（1968年5月）
这个听似超越现实主义的口号又可以成为新旧千年交替时所面对的主题了。对1968年的叛逆学生和罢工工人来说，它不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就像巴黎墙上同时存在的“把梦想当现实”一样——也不是和假想的敌人作战的形式，而是要号召人们起来反对现存的秩序。实际上，这个口号在今天更值得一提，因为在这个新旧千年交替的年代，现存秩序已经让许多人相信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修补这一体制而已。对这一成功的说教，即改变社会是无法想象的、难以理解的和不会成功的，惟一现实的回答就是把他们所描述的当作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又将反过来引发目前为止很显然是最糟糕的谴责：乌托邦，一个听起来好像被“古拉格”集中营的全部鲜血浸透了的词。
当然，把乌托邦跟极权主义联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歪曲。让我们重复一下，不论苏联领导人犯了何种罪过，他们并不是受乌托邦的鼓舞。斯大林并联没有幻想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取消劳动和等级分工或使国家趋于消亡。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也都没有希望把“联合生产者”的自治政府推广到整个地球。这种说法的明显荒廖性揭露了诽谤背后的狡诈用意。如果要对乌托邦主义进行宣判的话，它也不应该通过这种联系，用人为的诡计来骗人。
按照牛津词典的解释，乌托邦的意思是“无处”（没有任何地方），它来源于希腊文ou（没有）和topos（地方）。这个词起源于一本书，该书描写了一个有完善的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岛屿。当然，把我们的恶劣条件与想象的理想状态进行对比的习惯并非产生于1516年，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出版之日。这种流派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被许多著名的作家如培根（FrancisBacon）、康帕内拉（TommasoCampanella）、贝拉米（EdwaryBellamy）和莫里斯（WilliamMorris）所追随。在19世纪，它还包括了像傅立叶、勒罗克斯（Leroux）、欧文这样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了20世纪，乌托邦的定义有所扩展，出现了反面乌托邦的鼓吹者；如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和乔治·奥威尔的《1984》。大量精彩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我们没有篇幅也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研究，我们仅仅需要重温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批判，它所建立的基础对是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设计，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和冲突。[1]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这里所说的乌托邦只是基于以上想到的非常有限的意义方面来说的，如果任一种改变社会而不仅仅是修改它的企图都被愤怒地轻蔑地打上乌托邦的标记的话，那么，将侮辱变为荣耀，我们就必须自豪地声明我们都是乌托邦主义者。
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从本书最后一部分中吸收的经验和双重教训是，在人类解放的斗争中，所有的要素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合并，就会使我们不可避免地超越现存秩序的禁锢。控制劳动过程的企图必然导致生产和金融的国际化问题。如果不攻击等级制劳动分工，对平等的探索就不会有所进展，这反过来就把发明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提上了议事日程。所有的斗争都是环环相扣的。每一个都有它的重要性，然而，作为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它又获得了新的意义，全然颠覆性的意义。的确，不论环境如何，如果现存制度看上去都那么坚固，如果工人运动或更广的左派非常缺乏战斗力的话，那是因为没有提供一个彻底的可供选择的方案。
由于缺乏这样一种远见，各种抗议、运动尽管很激烈，但不久就到了极限。这是有道理的，如果你同意像现在几乎每个政党看起来的那样——惟一的发展形式只有通过扩展私人企业的利益，那么，你所要求的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组建各种形式的工会，或者要求可持续发展或要求妇女地位的真正平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和现存秩序的逻辑相冲突。然后，你就不得不反对这种体制（你并未准备这样做）或屈服于它。如果用强有力的术语的话，今天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可以被比作形式逻辑的一次练习，一切看起来都是完美紧凑的，只要你不为前提操心。的确，这种游戏的基本原则是：你既不怀疑推理的基本法则，也不怀疑社会建立的基础。只有一个全球性的选择方案，打破所有这些屈从和妥协的规则，才可以给解放运动一个真正的机会。
因此，为了避免在全有和全无之间作出决定性的选择，这种表述就需要几个限制条件。一个限制条件当然来自形容词“现实的”。要使乌托邦变成现实，政治工程就不能是水中捞月，而必须建立在现实社会的可能性之上。这不是说没有激进的破坏，可能性也会变成现实。而是说新秩序的成分必须已经存在于旧社会之中。换句话说，这项工程必须根源于当前的各种斗争。这一理想显然是为了产业工人和技师，为了妇女和生态主义者，他们无法在现存社会中达到他们的目标，不得不展望于新的未知领域。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丢掉“立即革命”的想法并牢记终极目标与当前形式之间的显著差异。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界限有一天会消失的愿望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大幅度减少社会必须的劳动力数量。社会主义本质上是普遍性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革命会同时发生，也不意味着社会需求决定生产和消费的目标就是市场会在一夜之间失去作用。然而，在平时有妥协、有让步的斗争中，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长远的目标。第三个限制条件关系到团结。只有当它是全球性的和综合性的时候，这个激进的选择方案才是有效的。但是，个人的斗争和运动必须保持独立。他们的团结不是迫于上头的压力，而是必须通过下面对公共利益的认识和对共同战略的阐述来达成的。
所有这些限制条件都是问题的征兆，不可否认，至少我们的看法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坚持，鉴于痛苦的先例，人们不会再期望天上掉馅饼。他们可能反抗、愤怒地爆发斗争，但是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会加入长期的社会变革运动，过去常常被认为是霸权的，除非他们知道前进的方向以及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还会要求保证这次进程中的民主本质。另一方面，我们反对细致入微的蓝图，反对领导者已设计好的成熟的模型。然而，说这场运动仅仅需要一个构建不同社会的远见和在路上插几个路标，又是非常不充分的。“否定之否定”，有计划的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特征的，这是不够的。这场运动也许非常需要设计一套复杂的计划，条件是以民主的方式阐述，不是把它们当作神圣的教科书，而是一个草案，一个临时指导手册，它会随运动的进步而被修改、改善、扩充，从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和获得政治意识。
所有这些困难和明显的矛盾都源自这样一种困境：在一个社会结构框架内斗争的任一运动无法在那个框架内找到解决的办法，你如何在不进行堂吉诃德式的冒险或不违背你的根本原则的条件下保持远见和常规的延续性呢？回到20世纪60年代，当欧洲公开声明几乎没有失业现象，而失业率以平均5%的速度增长时，一个用来对付这一困境的策略逐渐形成。在它的发源地意大利，这个策略被称为“结构改革”。在法国，它被贯以一个模棱两可的名称“革命的改良主义”，正是这个新名称使得这个战略得以扩展到全世界。[2]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战略已是对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的适应。工人运动不能静静地等待对抗局面的到来，必须制定对抗计划。每项计划都要能撕开一个口子，以便能够无情地导致下一个一系列的要求。对最激进的倡导者来说，每个战斗过的地方都仅仅是充实力量的地方和发起新进攻的基地。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运动推进到资本主义的前沿及以外。
正如它模棱两可的名称所说的那样，这个战略可以有更多温和的解释，并且最终盛行开来。一些当时考虑怎样除掉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家，现在甚至不再细究资本的统治问题。他们更倾向于攻击一种体制而非个人。以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尼克尔·诺塔特（NicoleNotat）领导下的天主教工会为例，我们视它为1995年法国人民极度不满的制度支柱。这个工会的地位在1968年大动乱期间是非常不同的。那时，法国共和党和它控制下的工会劳工全体联盟（GCL）表明，它们的革命宣言都是空虚的。当那场大的社会运动真正启动时，它们不是帮助运动尽可能向前推进，反而不顾一切地紧急刹车。那时，由于激进学生和罢工工人的加入，玩弄“革命的改良主义”这一概念游戏的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慢慢好转。这些学生和工人意识到，在特殊环境里有机会得到比增加工资更多的好处。为了公平地对待诺塔特，必须加上一句，她不必对这场转变负责，西方的结构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到了高峰，所以宣告这种模棱两可的位置是站不住脚的。[3]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CDL）的领导人必须作出抉择，他们最终选择了温和的改良主义，然后随着让步范围的缩小，他们又选择对资本主义社会反改革分子进行管理。
然而，在激进的对抗计划的战略中还要设计一步步地促进行动，提高意识，直到运动指向值得深思的制度的逻辑。不论今天普遍不满和焦虑的深度如何，那些相信可通过重新设计社会来解决其重大问题的人民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事实上，这一数量比30年前少。仅仅通过向人民展示一个不同社会的光明形象，通过大量的不论多么令人信服的论证，是无法将人民再次动员起来的。他们必须在行动中通过痛苦的经历才能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框架内，他们的愿望和抱负不能得以实现。
很显然，政纲的条款不会与20世纪60年代一样。尽管与以前相比，那时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增长的性质和目的——现在与我们的关系更为密切，然而我们所处的环境非常不一样。那时，妇女解放正处于婴儿期，生态学还没有对这一进步的运动产生影响，经济状况也不完全一样，大量失业、不稳定和攻击福利国家都不是运动所面对的主要问题。西欧也没有相同的需求，需要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制定政策。今天，欧洲的反计划必须明确地阐述如何确保全部就业、急剧减少工作日、通过大幅度提高工资和增加富人的税收来拉平收入；进行民主的改革，而不是削减医疗服务和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如果这样的或类似的计划制定出来，并且企图执行这些计划，那么起草者和整个运动都会很快发现，他们不仅仅与新自由主义或任何其他看法相冲突，而且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是冲突的。鉴于先例，这仍会留下一个未回答的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组织和控制形式来防止领导人再次误导运动，防止从“革命的改良主义”转换为屈服和投降呢？
在通往现实乌托邦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发现了许多障碍，尽管我们还没有走很远。特别是，我们还没有跨过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战线。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不可避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也会有它的力量看起来不可抗拒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证明我们经不起力量的分散，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当代真正的文化统一战线。这一战线是基于社会本质上的冲突的，现在看来是独立于历史之外的，不可改变的。
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的确是艰巨的，因为我们已后退了那么远，以至于有时会觉得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工业革命后，工人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意识到，工厂里的同事是盟友而不是竞争对手，他们的老板不是布施的恩人。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他们和其他工厂或其他行业的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他们和老板有共同的矛盾。他们同样也花很长的时间才将阶级意识提高到国家水平，更不用说提高到国际水平了。既然工人团结经历了一次倒退，就像始终有他们的条件、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生存都依赖于企业的利润（不论这一说法多么可疑，在股票市场上看好的企业都是那些无情裁员的公司）这样一种印象一样，而且就像努力消除产业界或国家的合同而且只要有可能就把收益与个人的表现挂钩一样。现在，把公共领域工作的人和私人领域工作的人团结起来，将那些仍享受工作保险和丰厚福利的人与工作不稳定的人或失业的人团结起来变得困难了。
这种团结使人深信，通过共同行动，不仅可以维护而且可以提高工资单、工作条件或福利，这在西方世界一度曾非常流行。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的意识形态——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很少见，而在法国或意大利却比较常见——它建立在这样一种信仰上：你可以走得更远些，集体行动可以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你的生存环境。正是团结的这个第二种解释现在必须复兴并传播开来，因为只有它可以使工人阶级统一起来，同时为与其他社会运动联合起来做好准备。这种意识对抵制当前对劳动者的攻势也是必要的。这种攻势基于以下几个毫无疑问的假设：私有财产、资本积累、榨取剩余劳动、追逐利润都是生活中惯常的事实。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全球的，都是有益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现存体制要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严格检验这些不成文的许诺，特别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人民大众面前，更是如此。
要确定制度的权力和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就不应忽视可自行支配的物质激励。如果你是一个现行秩序的维护者或把它视为理所当然，那么你显然要比作为公开的批评者更容易获得工作、拨款、职业、提升。随着听众或读者范围的扩大，对宽容持不同政见者的不满就会增加。在一份小杂志上对有限的公众讨论特定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坏处。《经济学家》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才发行不到10万册，那时还只是资产阶级的自我对话，因此可以谈得很公开。而现在其销量已超过60万册，它的思想也并没有改变，但与以前相比，它更大程度上不得不作为宣传的工具。同样，我们说，大众传媒必须比学术界有更多的控制。然而，甚至在大学里，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如何使体制运转要比批判性地检查体制的运行情况更容易获得职位、长期聘用或研究经费——这与大学教师所宣扬的关于“对抗性文化”的新保守主义挽歌恰恰相反。
然而，问题不仅仅只是贿赂或愚蠢的野心。如果那样的话，问题将会简单得多。难题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绝大多数时间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举一个我最喜欢的例子。在我居住的巴黎，电视的新闻播音员们谈到一个“社会伙伴”间的会议是司空见惯的事。他们指的是企业家代表与工会之间的谈判，每个人都认为这个词非常标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播音员说“阶级双方间”的一个会议，就会引发强烈的抗议：对意识形态偏见的强烈谴责。现在，两种说法都是意识形态的。第一种假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第二种假定两者之间是一种冲突关系。但是，前者是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因此不足为奇，而后者因怀疑这种意识形态而令人震惊——它无疑被贴上了意识形态的标签。
通常，适应一种体制比退出它要容易，接受它比反对它要容易，特别是当一切都是为了使现存秩序看起来自然而然，任何逃避它的企图看上去都是不可思议或有害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本权力而不是社会需求主导生产的社会里。许多诱惑刺激发明家创造一种可以同时显示所有股市行情以方便购买全球股票的机制；或者生产一种新奇但寿命不长的商品；或者为工厂或办公室生产一种装置，以便使用它的人即使在持续的压力下也能保持高的生产率。发明家将会发现，他们缺少这样一种激励因素以让他们去创造一种帮助企业把合作作为民主计划的一部分的项目；或者生产经久耐用的产品；或者设计一套把用户当人看而不是利润的提供者的机器。今天，不仅发明家们不被建议去这样做，而且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来解释这些事情与他们无关。
实际上，一种体制的统治或对一种体制的反对都不需要承认它将不是永恒的。不同的是意识形态机制的规模和它在全世界的影响。现在，利益已经穿透了社会的所有毛孔。拥有收视率和广告两项指令的电视比之前的报界和广播更广泛地侵入我们的生活。现在，同样的商业文化已遍布全球。甚至一旦新的潜在的自由空间被发明出来，像因特网，它们也会迅速地被媒体大亨们用来谋求利润。如何能够抵制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压力呢？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浮夸的。尽管批判西方世界的体制需要作出牺牲，但并不需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反对者的英雄品质，也不需要在他的后继者领导下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勇气。毕竟，还有大量的活动空间。
然而，必须避免两个相应的陷阱。一个是这样一种幻觉：因为一个激进分子设法出现在小小的屏幕上或无线广播里，因为批判性文章设法进入主流报纸，因为一个进步的刊物扩大了发行量，或者因为不合常规的教授在一些大学里取得了立足之地，所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面临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体制有相当大的调节空间。要削弱它们的有效控制还要做更多的努力。但是，相反的、更大得多的危险是由无能为力的感觉引起的不作为的预期。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容忍那么多，而现存制度也不会让不同意见发展到真正具有破坏力的地步，那还有什么用呢？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旦形势脱离了控制，要再重新控制它就不会那么容易了。另外，制度的真正威胁来自它本身的矛盾。持异议的智者的任务是，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帮助不满的人们发现引起他们不满的真正原由，以及他们不能在现存制度内找到满意感的原因。必须抓住每个机会，利用每个可以利用的讲坛、报纸专栏和网站来打破常规，反击现存制度的无情的宣传攻势——不是用幻觉而是要有韧劲和决心。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抗议的一些潜在的力量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倒向另一面。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一下在美国如此时髦的、宽泛的后现代主义到底是什么？对一些左派分子来说，它是已侵入美国校园的危险的法国流感。事实上，这种现象还要复杂得多。在它的颠覆性的解构活动中，它经常危害到现存的制度。毕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解构就是社会主义在鼎盛时期做得最好的事——把在欺骗性外表下隐藏的真正利益揭露出来。马克思可以被推举为最有抱负的解构主义者，因为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努力揭示被庸俗经济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描绘的现象所掩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运作过程，而葛兰西的“真理即革命”的宣言可以放在许多关于解构主义的文章的开头。但是问题不在于次序的先后。通过揭露种族或性别的偏见（它们与阶级的联系明显减弱了），解构主义者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接着就是现存制度的统治基础。我认为，如果把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后叙述者”（metanarratives）拿来加以详尽研究，是不会有什么危害的。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只要它称得上这个名头，都会检验那些反对变化着的现实的看法并且经常验证它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后现代主义者的障碍在于当他们攻击“宏伟叙述”时，他们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内容上。他们反对的正是连贯的和完备的东西。他们并不痛惜社会运动被分裂得支离破碎，反而把这种破碎当作优点。他们把这样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权贵集团也对之钟爱有加——全部就是极权主义，整合各种不满并把它们与社会转型这一工程放在一起的努力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危险的。这样，他们通过解构来削弱制度的基础，从而支持以上观点，挽救工作远比破坏工作重要得多，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已多次证明，它能吸收或者至少可以应付各种分散的、独立的抵抗运动，不论它们多么顽固、严重和有力。今天，那些在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做着有益工作的人们将不得不选择他们的立场，尤其是当运动又在校内外获得推动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文化冲突发生在那些相信可以改变社会的人和那些认为至多只能希望在社会内部做些改变的人之间。或者，更精确一点，这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文化战争，因为，这个界线只有在斗争中才会明显地显现出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激进分子与温和的改革者会发现，他们站在同一立场上，他们不像反对社会倒退的支持者那样强烈地反对现状的支持者。甚至在有着最激进传统的国家，像意大利或法国，主张社会应激进变革的人数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在特殊的斗争中——为了就业、工资等，为了由无法控制的生长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为了反对种族主义和寻求移民的保护，为了堕胎和同性恋的权利，为了反对全球攻势来维护社会利益——真正的裂痕才会在那些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正像此前的封建制度一样是将被抛弃的历史产物以及那些在面临选择时会坚守既存秩序的人之间出现。
在运动试图推进它的事业并对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有惊鸿一瞥的时候，知识分子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助一臂之力的。显然，不是作为一些真理的坚持者或预言家，而是尽他们所能去作历史记忆、国际比较、技术或科学知识的提供者，重要的是，作为民主建构的积极参与者。1995年的法国罢工、示威运动伴随知识分子氛围的微妙变化，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当社会力量开始作用时，知识分子就被激起来了。这样，在觉醒后，他们可以反过来有助于社会运动，而在上升时期，两者有希望相互教育。
最后，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我们依然必须对付思想家及其用来支持现存制度的论据。它证明重建社会这一工程是愚蠢的、血腥的乌托邦，并不是真实的。即，它基于对人性的过于乐观的评估，基于卢梭提出的被文明所破坏的“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之上。自相矛盾的是，这样的有关人性的概念并不出现在我们的推理中，但它是最激烈的批判的思想核心。我们的商业土壤不是特别有利于培养圣人，从这一毫无疑问的事实中，他们得出了极端的结论：贪婪是人类行为的动力。为了你的良心或慰藉，你可以有宗教信仰、仁慈和其他的方式，但金钱是社会关系的惟一运转机制，而贪婪是人类的动力。忘记了这一点，就会使经济同社会生活一起走向僵化。如果剥去社会科学家所建的数学模型和冗词，人们就会发现他们已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提到了人性的形而上学的高度。
相反，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人类和社会。他们既非圣人也非罪人，既不是高贵的野蛮人也不是贪婪的恶人。他们是环境的产物，但也是在他们的生理和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界线内，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带来的产物。我们在建造一个不同类型的社会时所依赖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不会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不是从圣徒传说中走出的全副武装的、有着纯正政治意识的红衣骑士。像你我一样，他们都是凡人，有着我们所有的怪癖和缺陷，我们的习惯是由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所决定的，电视和广告扭曲了我们的品位。因为这些平凡的人寻求控制他们的工作和命运，他们将开始改变社会，将会在这一过程中受影响而改变，并继续他们的工作，这项工程的困难和伟大都存在于这种相互作用中，存在于这种渐进过程中。
在这个时期，我们没有必要重复人们不得不希望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理由。每天都会带来一些新的理由，尤其是如果你观察表面现象掩盖下的本质时。我写这些话时，法国正上演一回集体兴奋。好几百万人在巴黎和各省庆祝，好像他们刚刚攻下了城堡。这次特别的庆祝是因为法国足球队在世界杯中取得胜利，媒体极大地帮助渲染了这种气氛，然后把这种庆祝——甚至高于胜利的庆祝看作民族团结以至复兴的象征。关于这种相当疯狂的推理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法国队是由多种族的成员构成的，在这种场合象征胜利的三种颜色是白、黑和beur（一个用于出生在法国的北非人的婴儿的俚语）。这个球队非常受欢迎，它使仇外的勒庞沉默了一段时间，而且的确加强了法国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的概念。
但是这个故事还有另一面。现在，体育成为了百万人的娱乐活动，因此是很大的商业活动。在这种时机，十岁大的巴基斯坦女孩缝制一个足球可得30美分。如果巴基斯坦的小孩可以长时间工作，他们一天最多可赚1.5美元，而伦敦零售店里卖的合格的足球却是95美元。[4]跨国公司销售运动服和运动器械可得上亿元的利润，这种世界最流行的运动会拥有大量电视观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黄金机会。[5]无情的人甚至认为决赛已不是法国人与忘记怎样跳桑巴舞的巴西人之间的比赛，而是他们的赞助者之间的比赛——德国控制的跨国公司阿迪达斯和美国更有实力的耐克公司——赞助者们为了争取更大的足球市场份额，为了取得利用更多的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的孩童和成人的权利而竞赛。人们禁不住想知道人们是如何的孤独，如何渴望一个共同的狂欢，以至于让他们进入狂欢的商业得以成功。的确，面包和马戏并不是现代的发明。然而，这恰是另一个可以采用的例子，它可以证明我们有非凡的能力使任何事物商品化或者使它贬值，包括体育、舞蹈、艺术、文学、私人关系、爱情和激情。我们比能点石成金的麦得斯王（KingMidas）做得更好。我们能把感情变成金钱。难怪人们随时准备附和波德莱尔（Baudelaire）痛苦的呐喊：“这个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6]。
但是我们不想逃避到任何地方，不想逃到虚构的地方，不想逃到人造天堂。我们想要改变世界，因此，我们必须思考，与150多年前的先人相比，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时，或者仅仅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的20世纪初相比，为什么人们现在对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的信心减少了。本书中提到了两个相连的解释网，是围绕着坚信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信仰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制度出人意料的适应力的。
我们否认社会主义曾存在于西欧，拒绝接受斯大林的错误作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是1917年是我们所继承的遗产中的一个日子，我们必须从其后发生的事件中汲取教训。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现在必须详加审查，而且常常还需要抛弃。一种含糊的假设（确切地说，从来没有清晰过的）假设是：一旦革命发生，或多或少总会平缓地、不可改变地向着社会主义未来的方向前进。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寻求社会主义途径的力量在西欧的发达国家中掌权，这种社会转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远非平坦的过程，它会充满困难和危险，它不仅包括推翻原有制度而且包括可能的重建过程。
有两个原因使资本主义制度令人吃惊地长期存在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统治和清除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要比马克思认为的时间长得多。《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向国外扩张的段落读起来就像是今天的全球化。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在退出舞台之前不一定侵入整个地球，不一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它可以而且也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被消灭掉。然而它的扩张空间的确帮助过它，现在在某种程度上仍在帮助它幸存下来。第二个原因在于低估了这个体制造就我们称之为扭曲增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受制造虚假需要和利用率下降所刺激的。正像有些人所评论的那样，广告和退化是比煮咖啡还要熟练的破坏价值观的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精粹之一是关于经济需求和政治愿望之间的微妙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看上去是被历史所谴责的，生产力的客观发展使矛盾激化，但是它只会被主观压力和革命的工人运动的打击所消灭。这更接近于卡尔文的宿命论：你是注定要去天堂的，但是只有通过你自己的行为或服从这种应得待遇时，你才会到达那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第二国际影响下，这个理论被简约成一个非常机械的解释，即生产力或多或少是在预期的消极运动的帮助下自行其是的。然后，在苏联，特别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种整体联合被打得粉碎。他们不需要来自下面的民主压力，因为经济的发展将把俄罗斯带入共产主义阶段。同时，他们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捷径，因为在1936年整肃的高峰期，有人宣称苏联已进入倒数第二个阶段，它已经是站在共产主义地平线上的社会主义社会。重要的是，他们要求苏联人民和国外的信仰者遵守铁的纪律，从而使苏联到达历史终结。我们知道，这种宗教信仰与部队纪律的非神圣的结合导致了什么事情的发生。
如果我们想恢复运动与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必须划清现实性、必要性和必然性之间的界线。社会主义可能具有历史可能性，或者对于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而言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发生是必然的。这种分离享与宿命论是有区别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回到更加遥远的过去，那时不认为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因为，用罗莎·卢森堡的话说，总是存在着野蛮会战胜一切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最终结果的不确定性不应包含消极、服从或放弃。相反，它要求最多的参与，更强的能动性和更高的战斗精神，因为，在客观条件下，未来是由我们设计的，并且这种复苏的信心和行动主义在今天尤其受欢迎，因为统治阶级的权力和理论家的傲慢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的软弱、妥协和对既有游戏规则的接受。
在使批判精神瘫痪，以及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使独立行动的并且也瘫痪了的消散的幻觉和失去的确定性中，没有什么让人气馁的。的确，若不是使地平线变得黑暗的时间因素，我不会对未来这么悲观，在这本书中，我关注的是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欧，我期望下次机遇也将在这里产生。但是，这只是猜测而不是科学预测。世界充满了惊奇，而且，正如恰帕斯的萨帕塔运动或者韩国的第一轮罢工的兴起所展示的，并非所有的惊奇都是令人不快的。重要的是，现在要在国际环境中看待一切事物，而且，时代显然又在变化了，尽管不再预言资本主义制度不久就会灭亡，但要注意到经济危机的不断升级以及由它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仅在一年之内，著名的亚洲虎作为一个经济物种就消失了，在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任何一个失业率急剧上升的地方，随着破产数量的增多，企业和银行生活杂乱无章，贫穷扩散。日本处于区域动乱的中心，经受着下滑的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也深受影响，早晚会作出反应。这次危机不能再被定义为纯亚洲的，而且它从来都不是纯粹亚洲的。1998年8月17日，由于俄罗斯不履行责任，随后卢布贬值，拉丁美洲反弹，所有这些都强调了这次危机的国际性。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利用了这次机会，它们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消除障碍并巩固了它们在亚洲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无法控制的资本运转加剧了生产过剩，从而导致了看似古典的资本主义危机，它们看起来正在丧失对这种危机的控制。对工人运动的直接影响发生在似是而非的表层。好战的韩国工会在显示它们的战斗精神时，被迫处于防守地位；它们的伙伴——印度尼西亚工会，也难以把百万失业的、饥饿的、愤怒的人组织起来攻击苏哈托离任后由军队支撑的体制。但是经济稳定性的下降在亚洲和全球都会产生政治影响，权贵势力宣传家的过分自信有着像西方股市曾升至空前高度一样稳固的基础，谨慎乐观的另一个原因，是现在世界拥有物质和智力手段来处理必须解决的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掌握现代设施和一切，或者，换句话说，宣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社会中。一个描写社会主义的标语：“信息高速公路加苏联人”将是一个拙劣的误解，工作的组织、工具，最终是人们自己的组织，不得不经历很长时期才能转变。我们也不是向往失乐园和苦行者的纯洁，当反抗资本主义的恐怖的浪漫反应引起有价值的批判时，我们不能再回头寻求解决途径。并非所有的时代需求甚至包括那些人为制造的需求都是奢侈的。回到贫困而饥馑的过去意味着回到另一个可怕的社会，在追溯时，我们不应将其理想化，我们拥有教育水平、潜在知识来对付一个新社会的转型，而不需要退回到饥馑的过去或完全依赖现有工具。
在我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世界正呼吁某种国际治理方式。如果我们想避免生态灾难，就需要考虑增长的目的，控制发展，并理性而仔细地决定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化学用品，可容忍什么样的生物变化。我们需要协调处理国际间犯罪，并在全球范模内有效地与疾病做斗争。如果国际合作可以取代目前生产过剩和供不应求之间的矛盾的话，我们可以迅速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失业，消除饥饿和减少贫困。的确，利用我们的知识，为全人类工作，取得一个基本合理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令人恼火的是，这一目标既近又遥远。当我们马上基于这一目标开始工作时，如果我们维护现存秩序，那我们就永远也无法达到它。现实和可能之间的鸿沟，幻想和技术能力以及社会组织的荒谬之间的对照——尽管资本主义逻辑对这种愚蠢作出解释——是这样的话，人们倾向于希望我们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被迫改变方向。
早一些，还是晚一些？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除掉现存制度从苏联悲剧中汲取的经验，并恢复对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及其价值的基本信仰。我们需要时间去重建跨国界的更加密切的联系，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着司令部和顺从的成员的新国际，而是为了交换信息和经验，然后逐步协调策略和战略。我们还需要时间将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这里再次重申，不是详细描述未来的乌托邦，而是在他们所奋斗的世界的主要特征上达成一致——它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没有与生态的有限性不协调的情况，不为资本积累所驱使，把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没有种族和性别的歧视，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和组织。尽管我个人把它称为社会主义，但我们仍可以探讨其形式甚至名称。我并不是说具体细节上的不一致不会将共同探求和共同行动排除在外，事实恰恰相反。
唉，必要的时间总是与可用的时间相冲突。生态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在长时期内会影响全球和物种本身。但是他们并未谈及地理时间。他们严厉警告我们，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与自然之间会出现难题。如果不控制由追逐利润不可避免带来的经济扩张，或者如果不将这种控制限制在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内（像强国购买贫困国的污染限额），我们在新千年开始的第一个世纪就要付出代价。自然资源的耗尽并不是最严重的危险。最大的危险来自扩张生产和损耗生态系统所带来的冲击。没有检测各种化学用品的长期影响就将它们大量投入使用，这对土壤、大气和我们的健康构成了威胁。一定的其他物种的消失应是一个信号：是该考虑人类的命运和更仔细地研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或者可能导致的温室效应的时候了。的确，人们的观点会随危险的大小和发生的时间而改变。然而，最近50年的发展对环境的冲击与过去很不同，如果21世纪仍允许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如果我们不消除只对付症状而不针对资本积累的扩张这一问题的根源的社会体制，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准备不容乐观的明天。
然而，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危险，那就是政治上的危险。像自然界一样，政治也厌恶空虚。如果左翼分子没有为正在扩大的经济和社会创伤提供理性而先进的解决途径，那就会出现反动的非理性的极权，它将利用全球化引起的恐慌和由忧虑加强的偏见。种族主义、武力外交或宗教狂热所激发的对他人、不同的人和外国人的仇视可以导致极大的悲剧。卢旺达的图西族种族屠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南斯拉夫的分裂表明，加剧的种族主义与宗教顽固的结合在今天仍然可以出现在文明的欧洲的心脏：开始于亲缘关系，或者作为忠诚的象征，然后转到对基督徒和回教徒之间战争的历史回忆，最后以邻里屠杀，强暴妇女和大量的流血事件而告终。
欧洲过去的可怕幽灵在雅-玛瑞·勒庞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他及其仇外的民族阵线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得益于经济危机和法国左翼分子的普遍觉醒，他们掌权以“改变生活”，并迅速采取它的前任的保守政策。勒庞巩固了他的地位，因为失业率上升了，通货紧缩的政策使欧洲一体化看起来对许多人来说不是一种机遇而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经济政策在政治上的一致使勒庞得以以惟一旁观者的身份提供替罪羊（移民工人、左派回教徒、外国人）而不是解决途径。这种打击外国人的政策为勒庞在欧洲的其他地方——特别是比利时和奥地利——赢得了追随者。当然，不应夸大这种直接的威胁。由于缺少经济灾难，极权不可能发生在西欧的任何地方。然而，近六分之一的法国选民现在正准备投票给这样一个领导人——他强调了这一点——即对他来说，大规模的毁灭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的一个“细节”：这个事实就是一个征兆，即表明过去的幽灵仍然未被埋葬。
正是这种与潜在的承诺连在一起的急迫感和时间耗尽的感觉可能构成了这本书的基调，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号召行动的呼吁。对付这种谴责，即谴责那些拒绝成为现存社会的囚犯的人是危险的非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者，是很容易的，但是否认这本书除提供客观分析外还包括主观分析——政治义务甚至包括一种帕斯卡式的赌注（Pascalianwager）——却是没有用的。
最简单地说，赌注是这样一种假设，即有需求就必然有满足它的途径，或者以更为精细的方式来说，历史不仅设置了问题而且同时为可能的解决途径提供了元素。这不应简约为一种讽刺或一种粗俗的宣言：资本主义制度与它固有的矛盾一起，会自动产生一个以政治意识全副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它会成功把我们带入幸福的未来。没有任何许诺说社会转型会发生在不远的将来，也没有保证它一定会发生。历史成熟、政治觉悟和大量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对它的预测以及它的实现。然而，我们的社会包含着潜在的转型因素，并且在这种现实的和可能的——一种从现实角度看的可能性，但超越了我们的社会的局限——之间，存在着我们的责任负担和政治行为的动力。[7]
另一个赌注是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人们比较喜欢设计命运而不喜欢成为命运的玩偶。这里，在冒着被谴责通过幕后操作将被抛弃的“人性”带进来的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比较我们的和对手的观点。我们的责难者是既有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并不仅仅主张人类被狭隘的私利所驱使。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高贵的检察官的话相呼应，他们声称人们害怕自由，想要像野兽一样被引导，去服从而不是去挑战。相反，我们的前提是：人类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想做他们自己剧本中的主角。人们还可以争论说，历史本身——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阶级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实际上是人类为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斗争的故事。我不会走那么远，不会将历史描述为线性前进。贯穿这本书的观点是一个更为简单的观点：在现存结构和它们的阶级构成中，人们，包括女人和男人，为他们的遗产和条件反射所累，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并且在这些条件的限制下，为他们的行为负责。
历史时代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对照激发我冒险加上一个个人的想法。虽然自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来已经将近半个世纪，或者自1968年那些急躁的日子以来已经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但当从伯克利到东京的年轻人过早地宣称想象力掌握权力的时候，这些在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眼中真的是相对短暂的时期。然而，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它们却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从青年到老年或到中年的那段日子。在疲倦和失望的时候，人们想知道，如果不看结果，斗争的作用是什么。思想上的慰藉是“革命是‘战争’的惟一形式，完全的胜利只能由一系列‘失败’来做准备”[8]。但是，坦白地说，人们不会留心一个偶然的成功，也不会在意加快他们步伐的一些更多的标志。然而，我们不要因不可避免的失望而过于忧虑。历史很明显并不属于（哪怕是表面上直接的）想拥有这里和现在的一切的可耻的叛徒，当没有即时革命时，为寻求更高的发展，投标人会迅速服务于另一边。在历史的和个人的时间尺度对比中，惟一持久的影响是人们倾向于把希望放在年轻一代的身上。
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时刻，借用惠特曼（Whitman）的话说，社会“处于一个事件终止和另一个事件开始的时期”。不是因为日历上标着新千年到来的象征性日期，而是因为旧秩序正在垂死挣扎，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不能再提供适应社会需求的答案了，尽管因为还没有阶级和社会力量准备将它推出历史舞台，它仍然成功地掌握着权力。旧秩序和新秩序的敌对状态——开始得越早越好——现在从本质上不得不是全球性的，我们已经选出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作为首批可能的战场。尽管从恰帕斯（Chiapas）到雅加达（Jakasta），从汉城到圣保罗已经发生了小冲突。明天的莫斯科、华沙和布拉格可能出现在皈依资本主义后的彻底混乱中，而明天过后，斗争可能会在资本主义堡垒的心脏——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全面爆发。
现在，在规矩地布满破碎模型和破灭希望的基础上，新一代将占领导地位。他们经历过痛苦的磨炼，能够充满希望而不是幻觉，满怀信心而不是过分自信地前进，在重新发现集体行为的精华和力量后，他们能够继续完成社会的彻底转型，但是他们不能单靠自己。我们必须在他们的带领下，对那些鼓噪呐喊的布道者和宣传者——他们叫嚷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的、是乌托邦的、是自我毁灭的、是他们的资本主义主子所害怕的——发出严正声明：“我们在这儿不是修补世界，我们是要改变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给这本书中提出的带修辞色彩的问题——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给出一个积极的答案。而它也是我们能够防止未来成为他们的——天启的或至多是野蛮的——世界的惟一途径。
[1]参见卡尔·曼海姆（KarlMannhaim）有名的著作《意识形态和乌托邦》（IdeologyandUtopia,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36）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的《五讲座集：精神分析，政治与乌托》（FiveLectures:Psychoanalysis,Politics,andUtopia,Boston:Beacon,1970）。近来关于该主题的有趣的著作，主要有米盖尔·阿本索尔（MiguelAbensour）、布罗尼斯拉夫·巴扎科（BronislawBaczko）、米歇尔·罗维（MichaelLowy）和亨利·马拉尔（HenriMaler）等人的著作。
[2]戈兹（Gorz）的书（LeSocialismedifficile,Paris:Seuil,1967）介绍并推广了这个术语和主题。
[3]对CFDT的模棱两可和对它的行为的怀疑早在1968年就有了，参见DanielSinger,PreludetoRevolution,(NewYork:Hill&Wang,1970),99～101。
[4]RobHughe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1～12July1998.
[5]最后一轮比赛拥有2600万法国观众，观看全部比赛过程的全球观众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数字，接近40亿。LeMondeTVSupplement,19～20July1998.
[6]这个标题，最初在英语里说“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但最后到法语里，说成了这个世界（cemonde）。Baudelaire,Oeuvres,vol.I(Paris:Pleiade-NRF,1935),487～489.
[7]自然，我们也可以带着敬意投入已败的战斗，就像1871年卢森堡和1919年黎巴嫩的巴黎公社拥护者那样，但他们通常被看作是一场更大冲突的一部分，就像失败导致最终的胜利一样。
[8]RosaLuxemburg,DieRoteFahne,14January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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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重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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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重塑民主
我们总是揭开社会不平等的坚硬外壳和形式平等与自由的甜美外壳下隐藏着的自由的缺乏——不是为了拒绝后者，而是为了激励工人阶级不要满足于这个外壳，而是通过获得政治权力来创造出取代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而不是把民主也一起消灭掉。
——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
你把自己搞糊涂了，亲爱的天使，你要相信路易-菲力普国王确实在统治，而且他并不和你一样糊涂。他知道，我们所有人也都知道，宪章之上站着的圣徒是尊敬的、可靠的、可爱的、美丽的、尊贵的、年轻的、全能的五个法郎硬币。
——巴尔扎克
再也不能想当然地去看待社会主义民主了。苏联集中营的恐惧、科累马河和弗尔库塔河边的尸体，已经见证了这一点。尽管区分二者是重要的，但对现在的人来说，问一问后资本主义社会将提供何种制度和保障什么自由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不能忽视苏联的罪行，在审判这些罪行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了解事情真相、按照良心自由地说和争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所说的“形式”自由——表达、机会和组织的自由——是多么珍贵，从未像你失去它们的时候那么珍贵。[1]但是，无论多么宝贵，没有社会内容，它们也仍然是空洞、形式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人们实践着的西方民主，如果我们想让工人——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掌握它的话。他们肯定要创造新的民主工具，既保持那种权力，也进行他们自己的转型，而他们的转型不会是一个“S飞跃”，而是一个长征的过程，一个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变的长期过程。
倘若在其历史环境中，我们对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罪行的审判就必须是无情的。问题是，这件事正在被右翼分子用于明显的政治目的——恫吓人民，警告他们，任何激进的抵抗，任何要求变革的认真探索最终都必定以大屠杀告终。让我们以最近有关这一主题的炸弹——《共产主义的黑名册》为例，这本书在法国和意大利都获得了极大成功。[2]人们也许怀疑买这本书的许多人是否是把它看作一场精心编排的运动的一个结果而阅读完整整864页书。但他们和一般大众确实得到了这样一个消息；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屠杀。斯蒂芬·库托伊斯在其引言里说，死了一亿人。我手里的这本书的书皮上说有“8500万受害者”。于是，在批评了这种夸大之后，书皮上的数字下降了。我认为，无论如何，大概有7000万受害者。甚至一个低得多的数字，或者这个数字的一小部分，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怖了。但是，其目的是冲击人们的想象力，其重要意义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管你喜不喜欢，资本主义为你提供了一个安静的生活空间；共产主义，或其他任何试图根本改变这个社会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大屠杀。
这种明显的宣传引起了回应，并不仅仅是大笔一挥就增加或减少3000万的科学严肃性。它促使我们编纂一本关于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的黑名册。即使我们不回到它的源头，不回到悲惨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农民和工厂中被迫接受的无情的纪律，但只看一看我们这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殖民压迫以及像印度尼西亚和卢旺达发生的集体大屠杀等杀戮的可怕世纪，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死亡数字。天平这一端堆积如山的试题在某种意义上必然使人们确信，与阴险而持久的提议相反，他们不情愿地坚持资本主义政权，可并不是买了一个能够保障他们的和平和宁静的保险。
但是，如果想离开它，我们就可能堕落到斯大林所宣传的那种愚蠢的水平上，就像一则关于美国专家团考察乌克兰铁路的古老笑话所阐明的道理那样。尽管铁轨看起来不错，但是当他们斗胆冒险参观时，他们在五天的参观中竟然没有看到一列火车通过，于是，他们得到了不可避免地受谴责的回答：美国对黑人的压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实际上，这样一种求平衡的行为，就会使我们堕落到更低的层次，因为我们总是深信“资本主义从头到脚的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社会主义，不仅在其诞生时——在一开始的暴力之后，当然，暴力的必要性和程度确实都依赖于抵抗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被认为是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把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罪行相分离并强调苏联的特殊性，但我们仍然必须从这种苦涩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我们被剥夺了自由，不管出于什么表面上正当的理由，也不管多么短的时间，让人民再度获得那些自由都是相当困难的。更为一般的是，我们必须扪心自问：哪儿出错了？为什么必须遵守什么样的规则以避免重复？
对最后这个问题，最流行的回答是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讥讽：“没有人假装说民主是完善的或充满智慧的。事实上，据说，民主是除了所有已经被试过的其他形式之外最糟糕的政府形式。”但哪一种民主？雅典式的公民直接参与和不仅排除妇女、外邦人，而且把主力劳动大军——奴隶排除在外的民主吗？或者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流行的，直到20世纪仍然建立在仅限于有财产的人的投票的民主？或者是只是男子的民主，正如1920年之前的美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民主？或者只是白人的民主，就像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南部各州实际上所限制的那样？众所周知的普选的扩张也表明，民主可以被赋予新的内容。事实上，丘吉尔谨慎地在这个名词前加了一个形容词，尽管他为之欢呼的其他的政府形式显然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制度建立在一个奇特的前提之上，即经济差异没有政治相关性，因此，一种制度就显然被用来使既有的经济秩序永存不朽。
问题是，钱确实关系重大。如果我们能够严肃地想象社会不平等没有政治因果关系，盖茨、默克多或者索罗斯没有更大的影响，和他们的同胞公民一样平等，那么，强大的广告商就只能影响消费者而对选民没有任何影响吗？金钱现在实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重要。如果纳粹没有贬低这个词，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制度说成是富有的政府，就像财阀统治一样，但是，既然他们有了，我们就必须明确地称之为金钱统治。正如巴尔扎克提醒我们的那样，这种统治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也不是美国特有的，尽管它已经在美国臻于完美。在美国，至少有一半人口并不参加选举游戏，因为他们确信自己的选票无足轻重，或者，即使选票有作用，结果也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
这种现象在美国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那里，金钱的统治是问心无愧的，不用遮遮掩掩。如果美国的商业——就像卡尔文·库里奇（ClavinCoolidge）所说的那样——是商业的话，那么，美国的各机构正在公开讨论它们应该更多的资助哪个政党，因为这关系到更好地保护它们的既得利益，例如，它们是否应该把给共和党的钱匀出一些给民主党，因为前者在追求宗教权利时表现出不服从的迹象，忘记了来自出口的利润比禁止堕胎更重要。而对政党财政适用的也对个人候选人竞选参众两院席位的竞选基金适用。[3]反对工业家的金融家不是惟一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而支持政客的人——工会同时也在这么做——就是承认我们是在财产资格民主制的一个现代版本中活动的，因为一个雇主，不管他是工业的还是金融的，在这里与无数雇员是平等的。
使美国案例如此具有启迪作用的是金钱在整个社会机制中明显的决定性作用。在选举活动当前的运作中，电视广告是极为重要的，这个花销上不封顶，钱数没有限制。因此，不仅有庞大私人财产的人，如斯蒂夫·福布斯或罗斯·佩罗特等，在作为候选人出现时具有最初的优势，而且在实际竞选开始后的各阶段，较高的基金，不管是政党的还是私人的，都能影响到结局。美国人不像民谚故事中的那不勒斯人那样受贿，在那个有名的故事中，选举前拿出一只鞋子的候选人在选举后一旦当选又拿出另一只鞋子。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昂贵的电视竞选为条件的，特别是通过基金充足的候选人诋毁较穷的对手的品质来进行的。从字面意义看，金钱在美国说话算数，而且，它有权利这么做，因为最高法院判决说，对一个能够花得起钱拍广告的富人进行限制将干涉其表达自由。[4]
西欧的确还没走那么远，在大多数国家，在电视上做政治广告是被禁止的。在竞选期间，按照不同地方的不同标准，政党有一定的电视时间来做政治宣传。在许多地方，对政党的政治花销都有严格的限制，在一些国家，国家用津贴来帮助政党竞选，通常是根据它们在上一次选举中得到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比例来发放津贴。但是，欧洲似乎还是在向美国式的道路迈进。由于电视目前在竞选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竞选不再是以前意义上的竞选了。在学校操场或小礼堂里聚会已经成为历史，挨家挨户送宣传品这种做法也早被人们遗忘，代替它们的是小小荧屏上的一些狂欢会和表演。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也不再是以前的老样子了。拉选票的积极分子、分发的传单和报纸、带粘胶的海报等都逐渐被职业民意测验专家和公共关系专家取代；激进分子的政党有意变成了一种选举机器；所有这些都需要钱，如果不出钱拍电视广告，那就组织光彩夺目的会议，邀请名人和乐队，吸引媒体的注意。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断送另外许多意大利政治权贵并蔓延到法国的腐败丑闻的一个原因就是欧洲政治的美国化——在过去的15年左右时间里，欧洲的政治成本剧增。[5]必须承认，不应当夸大腐败的创新性。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丑闻极大地震动了法国，在这场丑闻中，相当多的政客都卷了进去。区别在于，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金钱现在已经侵入了生活的所有方面，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每个毛孔当中，而金融权力对政治生活的控制因此也就比以前更具侵略性，更深刻、更绝对。
在这种环境下，惟一自然的是，我们应该摒弃丘吉尔以虚假的谦恭之辞所提出的、不比其他模式好的政府模式，而选择罗莎·卢森堡更具雄心的计划：通过从经济上支持现有民主模式并给予其社会内容来使其转型。可能没有比这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更好的向导了，这位伟大的女向导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她的大部分政治战斗是在德国进行的，而且，她把社会主义当作她真正的家。她作为革命家的名誉是无可置疑的。她享有这一声誉不仅是因为她的著作和演讲，她还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1919年1月15日，她的头骨被穿制服的、替社会—民主党政府效力的暴徒击得粉碎。她的革命活动总是伴随着一种向往民主的激情。一般公众非常了解这一特点，因为她公开就这一主题对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进行批评。在她的文章中，这一点通常被删掉了。卢森堡不是反对俄国革命，相反，她谴责西方的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说他们背叛了他们的原则，同时，她表扬布尔什维克挽救了社会主义的荣誉。她也知道，后者在艰苦的斗争中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可怕障碍。不过，她仍然恳请列宁和托洛茨基，如果有解决的办法，就让革命通过更民主而不是民主更少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她也不在假冒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而这种假冒的意义正是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宣传常用的。她呼吁一步一步地前进，她明确地说“自由对于持不同想法的人来说，常常是排外的自由”。而且，她坚持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表达自由，没有观点斗争的自由……那就只有官僚体制仍然是积极因素。”[6]
这实际上不是一种全新的冲突。回溯到1904年，卢森堡已经与列宁就政党组织的性质及其内部等级纪律问题进行了辩论。因此，她已经反对由一个无所不能的领袖自上而下地以一条严厉的直线将意志强加到服从的政党身上，并得出结论说：“从历史角度说，一个真正革命的运动所犯的错误远比最聪明的忠言委员会的绝对可靠更富有成效。”[7]事实上，她的态度来自她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概念，顺便提一下，这个概念就是，现代运动对研究是有益的。她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看作一个建立在工人大众的政治意识——工人们只有通过积极参与这场转型才能获得日益增长的意识——发展基础上的长期的、持久的过程。因此，她在两篇文章里都拒绝现成的计划或规则，拒绝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自上而下给予整齐地向秩序挺进的普通社会成员的礼物，因此，她再三重复要预先选择“最广大人民的积极的、无拘束的、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而不是“中央委员会阁下”[8]。
任何人都不能因为她与列宁之间的意见差异而把她推到栅栏的另一边。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和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的社会民主党继承人——如果不是她的直接行刑官的话，也是杀害她的凶手的煽动者——出于反共产主义宣传的目的，试图选择性地盗用她的文章，这一做法，说得好听点，是卑鄙的。试图让她昄依“丘吉尔牌”民主只能是荒谬可笑的。如果卢森堡偏爱自由辩论和机会，那她就决不相信通过议会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她确信资产阶级统治的超法律特性，她又怎么会呢？在她看来，如果社会主义者得到有力的超议会力量的支持的话，他们能够在议会中做有益的工作。毕竟，20世纪初，在维护革命正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爱德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活动中，罗莎·卢森堡就已经是最积极的活动家了。（在知道了该党后来的历史发展后，这听起来是多么奇怪啊。）对于她来说，民主是劳工与资本之间的关键斗争中的一个舞曲，也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必要的工具。卢森堡深信，她所说的是一种较高形态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代表了反对少数财产所有者及其附庸的既有利益的最大多数工人的利益。事实上，如果想改变把卢森堡当作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改良者的可笑看法的话，那么只要注意一下她对自下而上的自发运动的强调就够了，对于她来说，社会主义民主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名称而已。重要的是，还需要加一句，在说明这个等式的文章中，她还强调说，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到了世界末日、到了“允诺之地”、到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后就可以抛弃的东西，它必须“与摧毁阶级统治同时开始”[9]。
一般读者可能更为熟悉，也更觉亲切的是丘吉尔的民主概念，在清楚地选定了卢森堡的民主概念后，我需要对这些读者解释一下我的偏好。当我们在讨论中涉及民主的基本原则的时候——超越了自由及其保障——可能核心的而且确实使人感到吸引力巨大的思想是平等，无论它在个人中间是多么抽象，正如一人一票这个规则所说明的一样。在这里，我不是试图再老生常谈地说，在过去，一个奴隶主或一个有财产的白种男人都有一票。我所说的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普选，它使你和我能每隔四到五年就选举出一位总统、一个议会代表和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我甚至不质疑我们的选票或这整个行为过程的影响。我只是提议，如果你试图把同样的民主原则应用于你最重要的地方，即应用到你的工作地点，那么，你就可能被当作疯子或颠覆分子，或者是怪人或潜藏的“左”倾分子。工作地点的意义不同是因为，在那里，能力所引起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建议一票会更偏爱技术熟练的和有学问的人。更简单的理由是，丘吉尔式的民主表象隐藏着我们社会的真正规则：我们分享，所以我们投票（对此，我们还可以附加一个推论：小股东的价值就像一粒花生米那样微不足道）。
尽管总是有各种说法说任何替代性道路都不可想象，但认为，在经过长期的有问题的转型期之后，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会出现，这种想象却是很容易的。正是这条道路提出了现实的问题。假设道路上的障碍都清除了，替代性道路的主要特征就显而易见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划时代冲突已经以后者的胜利而告终，这两个主角已经离开了历史舞台——资本是因为被打败了；劳动力则是因为只有摧毁包括它自身在内的所有阶级才能赢得胜利。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里，劳动的分工已经变成了纯粹功能性的，多余的国家机器枯萎了。人们有由自己处理的足够时间，所有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都从竞争占优势变成了合作占优势。产出和消费的组织只是按人们的需要来进行的，而且时刻都考虑到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运作的复杂性——一度曾是可怕的事——已经不再是进行民主的社会控制将遇到的严重障碍了。那么，在国际规模上呢？事实上，只有在世界层面上，一种充分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出现。顺便说一句，那不是我们可能想象的令人厌烦的世界。它是已经消灭了我们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公民们将有他们自己的矛盾和他们自己的热情洋溢的辩论，而他们辩论的主题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我能冒昧地说：弗洛伊德也许还仍然与这个社会有关，但马克思则将被归入历史系，或者毋宁说史前史系。
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即使考虑到这种历史的加速度，我们也有着巨大的差距。显然，现实的问题不是这种社会看起来是什么样，而是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社会，而且是用民主方法达到它。毫无疑问，既然朝哪个方向前进依赖于这一过程中有意识的自下而上的运动，那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工人掌握了——希望没有不适当的暴力，尽管并不只是用投票的方式，由于有可以预料的抵抗和因此而需要的超越议会之外的压力——比如法国或意大利的政权，然后，这一传染性运动蔓延到了西欧的大部分地方，为这一试验的持久存在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它不会走苏联的老路，并且不把我们所想象的社会主义民主变成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呢？在某种意义上，事实是，这种试验将从更令人喜欢的预兆开始，它将在一个没有被一场世界冲突破坏的国家——以我们乐观的假设看——或者没有被内战耗尽精力的国家进行。西欧有着相当多的久经世故和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人，因此，如果一些管理人员或科技人员决定抵制或移民到其他地方，也会有足够的人去替代他们的位置。但是，不能高估这种优势。利益攸关的是，从一个整合的具有凝聚力的资本主义体制转变为另一个有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和凝聚力的体制，就其本质来说，这一转变包括推翻、根除和取代比落后的俄国先进得多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中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旧联系和旧习惯。
一些事情从一开始就需要在底层做，直接民主适用于底层，特别是更能适用人们工作的地方。在将被社会化（我喜欢这个词，它表明整个社会都卷入其中，国有化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接管一切）的工厂和办公室里，即使单一命令的原则会存在一段时间，但不久，不仅经理需要由全体职员选举或任命，而且或者还必须在对诸如生产的组织、工作的进度、工作的分配、报酬的支付方式等事务的辩论和决策中的重要的发言权；工人应该对生产计划和账目行使控制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从一开始就感觉到的确做了摧毁企业专制统治的事，他们能走向一个应该最终走向为了榨取剩余劳动而扩张的社会不复存在了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人类不再屈从于机器。要实现他们的解放的第二部分，即把生产完全与人的需要挂钩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即使他们立即尝试理解他们的工作目的，其社会效用及其嵌入一个更宏伟的计划，这些都将使我们超越一座工厂的大门、超越直接民主的局限。
在思考这种代议制的必要工具之前，我们必须问一下，为什么一个试图彻底改变其政权的社会确实需要一个中央权威，即某种国家形式？一般的答案是：从内到外保护自己不受资本主义的颠覆。毫无疑问，任何国家都努力与容易受到可怕攻击的体制决裂，包括资本的外逃、贸易限制、抵制和可能更为激烈的手段。为了勇敢地抵抗这种侵略，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需要——甚至比中央集权国家更甚的——能力来解释局面、动员自己公民的支持、到边界对面谈话、还需要设法吸引敌国的人民。第二种相关的同样有效的回答是：需要有一个中央权威来保证国家层面上的生产的凝聚力，预防可能会使新政权没有信誉甚至推翻新政权的经济崩溃、经济危机或经济混乱。
但还有其他许多支持中央集权的动机。一个国家还是需要为自己的解散打基础，它需要减少进而逐渐消灭使其存在必不可少的矛盾和对抗。换句话说，它需要处理私有财产、富裕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差距、国家层面上的工资和收入差距。它还不得不彻底检查各种制度、与维持既有政权相联系的成百万种工作。看起来，任务十分巨大，而其重要性使人们产生疑问：国家并非逐渐消失，而是可能再次获得存在的基础，并在一个膨胀的官僚机构的支持下，遮蔽社会的存在。只有在民众机构的时刻警惕下才能避免这种危险。在最低层次的直接民主——工厂和办公室的民主，社区或其他任何小的地方单位——动摇的基础上面，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代议制来保证权力最终总是从下往上流动的。
自然地，没有绝对的规则预先规定什么影响制度应该采取的形式，这些制度应该包括什么保证，以及应该适用什么选举法律。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因大陆与大陆的不同、国家与国家的不同而变化，并与不同的历史传统——包括劳工运动的传统相适应。它们也将依赖于权力被接管的方式。虽然现在没有人真正相信即时的革命，但在一切都朝着正确方向走的时候，权力的转移可以按照遇到的阻力和抵抗的程度采取或多或少的温和的形式。在具有相对连续性的地方，这些问题将会像旧瓶装新酒一样。在真正有缺陷的地方，革新就会比较容易。在所有的情况下，新来者都不得不使制度适应他们的任务：重塑社会。
比如，让我们来看看民众权力的两个机构中的一个，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说两院中的一院，应该在国家层面上代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的工人委员会的代表。这样做会有一些优点。国家不是真正适合直接经营生产的。作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工人是适合直接管理生产的。但是，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们由中央计划部门的服务来配合他们的合作努力，分配供应品，并把有计划的项目推向未来。由于生产转向满足社会需要，计划中心的作用就可以逐渐变化，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它的目标将是会引起争议的和强制性的。如果这个计划机构是代表团利益的大会的一个完整的部分或从属的机构，那么，工人委员会就会更安逸一些。自然，还应该有另外一院，它在地区分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基本上处理像教育、卫生、住房和文化、司法、治安、国防和外交等事务。由两院共同同意的决定应该由一个从两院中选出来的执行机构来执行并对两院负责。
一些人可能会反对这种需要双重投票的选举中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可能争论说，拥有单一的一个院更好，它既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并用其他手段来确保工人委员会的利益。无论什么选择——这只是一个例子——问题仍然是预防当选的议院成为真正代议制的拙劣模仿品——就像大多数西方议会那样，每四年到五年就进行一次选举，而在这四年或五年中，则对所谓的代表或代理人没有任何控制。众所周知，这是一种长间隔的经典的救济方法，但也是对选民无能为力的救济方法。这些方法包括“强制命令”（政党成员指挥他们代表的选票）和取消权。通常，有人反对说，一个代表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妇女或男子，而不是一个政党的奴隶。事实并非真的如此。例如，我们所说的妇女在一个论坛上当选；如果她改变了主意或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新论题，而她与推举她的政党的意见并不一致，这就可能导致她的当选被取消，并进行递补选举，给选民一个交待。另一种方法是实行代表轮换；这可能需要大多数国家修订其选举法，允许选民就一个名单而非单一候选人进行投票。对一些人来说，这个方法有其缺点，即不允许代表有足够的时间适当地学习他的职业。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资产，因为代表不是一个脱离人民的专家。另一种缩小差距的方法是使他或她的工资保持在其选民的工资的主流水平。处于向社会主义转型期中的政权在任何时候都应该这样做，并把它作为报酬的一般水准。
应该引导这样一种转型政府运用所有这些方法和其他方法来使代表尽可能地接近人民。在其全副甲胄中，应该包括一种新的方法，即辅助法，这是欧洲谈判中发明的新术语。字典这样定义它：“它是这样一个原则，即中央政府应该有一种辅助功能，只执行那些在更直接或地方层面上不能有效完成的任务。”在欧洲的行话里，这只是一个使欧洲怀疑论者反对把权力移交到布鲁塞尔的小机关。在一个转型中的社会，最有用的原则是，试图用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来重塑其制度和习惯并担心被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征服。随着组织起来的合作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相当多的事情可以在地方或地区层面解决，这就减少了官僚机构，并避免了沟通成本。这在福利和其他社会服务方面更是如此，在这些方面，国家制度常常被认为是遥远的和不近人情的。在文化活动中，也存在许多地区主动从事的领域。
尽管显然不是所有的事，但相当多事情却可以在地方层面结束，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在转型期需要某种形式的国家权力。我们已经提过最明显的例子。就定义而言，必须在国家层面上为经济整体做计划，期望——除了那些并不持久的阵阵热情冲动之外——地方议会投票将它们的资源转移到较不利的地区是毫无意义的。但向完全不同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深刻得多的变化，包括无数工作的整体转型、生产组织及其工具的整体转型，以及作为一种结果的思想的转变。让我们以最简单的例子——武器的生产开始。转型中的政权可能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保护自己，因为会遇到包围孤立和干涉，但它应该立即选择退出国际武器贸易，而不能躲在关于失业的争论后面推诿搪塞。[10]更为复杂和包括一切的是广告问题。新社会将需要一些人向公众通报各种产品的质量与瑕疵、优点与不足。目前忙于说服我们的游说大军的服务将无用武之地——他们说服我们热爱两种质量相同的牙膏中的一种而非另一种；使我们确信只有这种神奇的面霜使我们永葆青春；生活将因这种最新款的汽车或那种品牌的电脑而更加充实等等。但是，如果你把广告剔除出去，那么，你在国民收入中减去的就比它所占的份额多得多。整个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颠倒，然后就不得不超越公众承认而重塑生产和消费模式。另外，媒体、运动和娱乐业等重要部门的当前结构只会崩溃。
我们再看看制药学研究。在新社会里与许多科学家团队在这方面工作——偶尔还包括同样的领域——也是很好的。但巨大的差别——利润不再是驱动力了——在于他们的竞争将变成合作。一旦我们发现了这一点，结果就会是继续前进。不再需要律师为专利而奋战，不再需要秘密和詹姆斯·邦德那样的工业同行。实际上，整个研究将改变其本质——作为目标和基金转换的一个结果，基础研究逐渐地改变，而应用研究由于全新的目的而迅速地改变。目前，目标是有商标名称的商品生产，与迅速的革新率相伴随的短暂生命周期。浪费嵌入了制度。在新社会中，目的将是生产出建立在人的需要而非利润基础上的有用的和耐久的产品，强调的将是平等和对人类和自然资源的自信的和经济的使用。
如果研究需要经历转化而非减少就业——科学家的数量实际上将增加——则在另一方面，作为最近几年扩张的前哨，金融世界将发现其等级缩小了。随着转型的深入，人们对有限合伙投机基金和共有基金的需求、对商人或投资银行的需求、对商品或股票交易的需求、目前正在增长的涉足小额存款和巨大利润分配的人数、投机服务中的劳动大军的人数等，都会降低。并不是他们所有的想法都应该被抛弃。那些把自己的智慧和天赋运用到欺骗性数字上，以创造各种派生事物并帮助投机者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易的人，也可以将他们的智慧运用到帮助生产者彼此合作与中央政府合作上，由此，他们也能够为改进民主计划做出贡献。
更普遍的是，电力和信息业的专家们——并不仅仅是其中的奇才——能够通过发明适当的机器人和提出必要的计划来帮助消除大量单调的工作，使机器服从于人。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得不站稳立场，决定他们的作用不是使富人更富，而是使普通人，包括他们自己，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因此，尽管成百万的工作可能在转型的最初几年消失，气氛也不会像围绕着我们自己的缩减规模行动一样灰暗的气氛。事实上，它可能更接近值得高兴的“创造性破坏”的东西。与旧社会相联系的工作逐渐消失，这将为其他与新社会相联系的工作提供机会和空间，包括日益增加的终生教育系统、改良的非中央集权的社会服务、消除贫民窟的城市规划、大众文化的创新和传播、环境改造等方面。左右这些工作的，以及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的显著增多。如果不是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改造社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对这种社会转型的几种方案做简要描述意味着确定人们期望的是什么，即如果没有一种肯定能够得到理解的深刻巨变和重新评价，我们就不能实现一种真正的重建，而不可避免地，这将被那些有既得利益要捍卫的人利用。需要汲取的教训是，这种转型只能通过一个建立在坚实的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有效政府来贯彻执行。为什么它要比我们的政府更依赖于民主的支持呢？因为，今天，在所有西方国家中，这些制度都被巧妙地用来使与其相适应的制度永久存在下去。用时髦的话说，它们都是与建立在私有财产原则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大财产所有者——在此对这种制度的主要受益人做一个速写的话——甚至在他们支持的政党失去职位之后，也仍然把持着权力。这并不意味着各种选举不起作用。选举在边缘意义上是重要的。它们并不改变游戏规则或政权的性质。经济体制有其自身的生命力。顺便说一句，与苏联政权相比，这是西方各政权所具有的极大政治优势。与斯大林及其继承人不同，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都不用把人民赶到工厂并给他们强加工作进度。资本主义经济自身无情地执行着这一任务，要求一种良好的法律框架。这种自动的经济强制为大量政治自由提供了空间，特别是因为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逻辑相冲突的任何措施都自然地激起制度的强烈抵抗和反动。只有在深刻的危机局面下，在人民拒绝按照既定的规则继续游戏并大声要求改变政权的时候，我们才应该看看我们的体制——当遇到抵制时——是否愿意以民主的方式离开历史舞台。
向一个不同社会转型的政府——它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将不得不与更为艰难的局面做斗争。就定义来看，它不能适合既有制度和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运作，因为它所负的历史使命是改变他们，它不得不与资本主义的抵制做斗争，而且还得与既有体制的逻辑、习惯的力量和权力惯性等做斗争。有人曾睿智地指出，“没收没收者”比除掉他们的遗产更容易，接管工厂比废除旧的工作方法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命令结构更容易。[11]简言之［注：英文为inanutshell，译者误译为“在一个坚果壳里”，兹予改正。——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运动的工作及其政府的工作就是获得国家权力，改变其制度，使其能够继续工作，然后立即开始拆除国家可能建立于其上的基础。“永久革命”这项任务——如果这样一个生动的词语可以用于包括进步和退步以及前进与后退之间的巩固在内的长期过程的话——就只能在人们对大众运动的支持下进行，而这就提出了民众运动复杂的政治良心问题。
要想正确地看待它，我们就必须说明一些我们的论点中没有写出来的假设。第一个就是，进步力量——在其泛泛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已经通过投票、罢工和民众游行赢得了权力，打破抵制必不可少的联合——这些力量同时代表着他们国家中的大多数。换句话说，对失业、社会不公平、前途的缺乏和生命的荒谬的不满意程度，成了大多数人民发现整个体制不可忍受并决定消灭它的原因。第二个密切相关的假设是，这一胜利是通过一个广泛的联盟获得的。其核心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异质的构成，既包括迷惘的专业人员，也包括正在增长的不稳定的大众。与工人阶级一起，我们就有了“运动”，运动的成员常常本身就是工人，但也有认为自己的日程至关重要的人，例如妇女、有色人种和环境主义者等。
问题是，不仅各种群体可能对转型过程有不同的反应，而各群体中的政治意识也会发生变化，而且并不总是以同样的节奏发生变化。例如，工业工人就不会带着情绪化的向何处去的认识进入这个过程。只有在他们经营自己的工厂并遇到新的困难时，他们才会逐渐抓住他们需要铸造何种社会这一要害。但他们的思想变化一致吗？思想能跟得上环境的变化吗？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第三个没有写出来的假设，即如果一些社会主义模式的尽头出现，那它只能是通过人们自觉地、理性地赢得对其社会的掌握而获得的。如果我们的脑海里有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欺骗或贿赂自己担任公职就毫无意义了。
但如何保证联盟的统一，保证政治意识的发展与事件的发展相一致呢？谁会帮助运动为未来制定计划，同时作其记忆的守护人呢？谁会在运动突然向前飞跃的时候跟上它的步伐，并帮它在需要后退的时候抵抗整装跑步前进的冲动呢？显然，我们不能回避组织问题——称它为政党或运动——社会力量需要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帮助他们。
不论多么尴尬，对组织的讨论仍然有两个好处。既然现在没有人把革命看作两个世界之间的纯粹突然的转换，转型所需要的组织就不必须与要求获得权力的组织迥然相异，换句话说，目前的工具应该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未来。因此，就有了第二个好处：相对现实主义。尽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检查与一个不同的社会转型相联系的问题，但如果读者们认为这种推理纯粹是一种奇思异想，那么，我们也应该原谅他们。对能够赢得权力的政党的反映也可能作为一种一厢情愿而烟消云散，但至少它是属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想法。
惟一的确定性是，没有一个既有政党能够作为一个模范，甚至西欧较大的左翼队伍，现在也呈现出越来越像美国民主党的趋势。它们松懈了与工会机构的联系，选择了消极的支持者而非政治积极分子，它们也在变成平稳的、有效的为赢得选举——特别是议会和总统选举——而服务的机器。由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不会仅仅通过议会斗争而结束，社会的形势也随着忠诚、顺从的选民的排外性帮助而变化，所以，如果其目标是改变人类条件，那么，这些政党也就没有多少用了。就反映来看，当劳工运动的利益通过工会服从于那些议会政党时，庞大的社会民主党很久以前就不再是真正变革的工具了。最初，这还不明显，现在，我们正在处理一个讽刺漫画——它在实践中还夸耀残留的关于捍卫工人利益或作为社会变革的积极代表并花言巧语的政党。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政党——像英国的新工党——甚至已经不再假装真有其事了。
潜在的社会力量可能适于一场巨大社会运动联盟，而其核心是最大的运动——劳工运动，但选举政党已经抛弃了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之所以起核心作用，不仅因为它的规模或它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它还可以作为一个走向无阶级社会的推动力量发挥重要作用。就个人而言，工人现在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锁链，但作为一个被剥夺了生产手段的阶级，从根本上讲，他们在推翻阶级体制上有着同样的利益。套用马克思的想象，在劳动力与资本的历史斗争中，前者，即所说的活劳动，只能通过摧毁包括其自身在内的所有阶级来打败后者，即活劳动的物化体现。它只能终结资本的统治从而获胜。
从这种抽象走向工会真实存在的具体行动的道路是漫长的。从数字上看，他们比以前的代表性小了，可能工团主义者比以前更多了，无疑，他们也更不愿意投身于可能威胁既有制度的任何政治活动中去了。但是，如果他们不希望向下的曲线是致命的，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变得更政治一些。他们不是在做交易和支持选举候选人的意义上，而是在更广的意义上对劳工能够和必须在一个飞速变化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有洞察力。在面对跨国公司、全球资本时，工会不能只一个工厂一个工厂、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反攻，他们必须有一个国家和国际的战略。[12]类似地，如果你相当一部分的潜在成员失业了——就像欧洲一样——或者像在美国那样工作艰难，或者如果他们所干的是社会福利有限的危险工作，那么，你甚至不能假定你将是一个“劳工贵族”的代表，因为后者的特权也潜在地受到威胁。一个组织必须有某种团结，即使它捍卫的是不断变化的利益。另外，一些正在扩展的群体——技师、研究员、程序员——可能实际上对钱的兴趣比对控制自己工作的兴趣小得多。同时，工会也启动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讲坛——平等主义的但同时也坚持商店和办公室中的新权力——长远地来说，也可能在工人大众中获得比在某些部门中失去的更有特权的成员多得多的工人。
我把劳工角色称为核心的，而非不平等的。工党不应该只把它的观点及其策略强加到联盟中的其他社会运动身上。它正试探着想象，如果在过去的百年中，西方左翼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让工会有一种不同的政策，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在他们的议程中把妇女的平等放在接近首位的地方，如果他们拼命反抗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如果他们——不是在一个世纪以前，而是更早的时候就开始——已经思考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不可控制地增长会带来的后果，那么，情况又会如何。也许我们仍然会有女权主义者、某种形式的黑人权力和一种生态运动，但他们将在劳工运动中起源和发展。但是，西方的左翼没有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劳工运动现在必须把妇女、生态、废气排放以及其他社会运动当外人。因此，重要的是，它应该从今往后把它们当作平等的战友。他们必须一起精心制作他们的计划，看看他们应当如何联合起来；劳工的解放斗争怎样才能与妇女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怎样才能不仅消除歧视，而且能得到补偿；所有的发展如何都必须考虑到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用更一般的术语讲，他们必须看看反对不平等、社会不公和等级制结构的斗争怎样才能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把他们的行动团结起来。如果社会运动因此试图在联盟中以民主的方式合作，那么，它就不仅要帮他们赢得权力。这应该是未来的一个好兆头，因为那个转型阶段就是工人们将要接管工厂和办公室的阶段。
说起来很辉煌，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似乎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工会的力量正在缩小，各种社会运动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作，一种重塑社会的共同计划还没有出现。这种期望与现实之间不可否认的对比把我们引向了第三种解决方案，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权宜之计的组织或临时性政党，它们在一个较小的层面上活动，而这正是广泛的联盟仍然不能在宽广的舞台上做的。它应该从工会和所有其他社会运动中重组最好战的以及政治上最有意识的积极分子。他们深深地沉浸于自己的选民当中，所以他们应该知道选民的情绪并能够判断他们在一个既定的舞台上能走多远。在这个临时政党内部，他们应该担负起我们已经列入理想联盟的日程的任务。他们应该比较他们的经验，整合他们的活动，精心构建共同的方案。他们应该展现民众的渴望与既有制度之间的冲突，说明权力的根据地已经不像表面上那么坚固了，因此，就要把广泛的运动领出大门上写着瘫痪的“别无选择”口号的牢笼。
但是，我们在这里难道没有从后门把我们的老朋友“先锋党”夹带进来吗？根本没有。首先，这不是一个由于被迫进行地下斗争而接受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严密组织。相反，它的吸引力应是它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上公开进行的争论。第二个差别如下：它不能有由“中央委员会阁下”制定的自上而下强加的蓝图或现成的计划。它的雄心应该是帮助社会力量找到他们自己的声音，鼓励广大人民政治意识的发展。事实上，一个党也许不是这样的一个组织的最恰当的名称。但如果它不是一个有纪律的革命家的军营，难道它不会踏着社会—民主党的鲜血而屈从于选票至上主义的诱惑吗？从理论上说，它应该不会。即使它为选举推举了候选人——或者直接地或者因为他的一些成员代表自己的选民——它的首要目标也应该是把选举活动当作民众宣传的一个好场所，而这在西欧大多数地方仍然是实情，然后再把议会当作一个永久的讲坛，虽然这个讲坛在这个电视时代不再像以前的那样子了。但如果把这种特性借给临时性政党则能填充差距。像一些政党明确做的那样，它并不想吸收社会运动；它希望被社会运动吸收。只要民众真正行动起来，它就想被运动代替——尽管它自然不会被运动吞没。它渴望到那时放弃它的地位，而把地位让给早已准备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更广泛的联盟。
政党或者运动，不论是什么形式的组织，都必须处理一个主题，也是所有社会主义政党都面对的困境，而且，所有的运动都不愿意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运作。问题在于，他们必须在既有社会的高低不平的现实中做斗争并迟早提供超过那个社会界限的解决方案。如果他们把自己限制在与未来相联系的问题上——我们在本章的主体部分已经分析过了——他们将发现自己在很大的宗派主义孤立中走在运动的前面。但是，如果他们开始陷入日常斗争的困境而忽视了未来，他们就会忘记，他们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改变工人的命运以重塑社会。从先例判断，他们将由此而逐渐走向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作为批判者，然后是作为改革者，最后是作为既有秩序的支柱。现实问题是——我们将在结尾一章谈论它——如何调和二者，然后在既有社会中保护工人的利益，把这场斗争发展成挑战现有体制基础的一种全面攻势。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有疑虑的读者可能又要提出反对了。考虑到西方主流的力量平衡和政治气候，我们需要谈论寻求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现实吗？他们还说，在美国，通过法律和其他方式，一个政党有两个化身，一切措施都用来阻止扰乱这种局面的第三党出现。尽管与过去的几年相比，工会不那么屈服了，但它甚至不梦想挑战既有秩序了。但是，即使我们以法国这个前途看起来不那么灰暗的西方国家为例，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它是一个以利奥奈尔·约斯平为首的所谓多元左翼的政府，社会党占主流，包括共产党人和绿党成员。的确，与其英国或意大利同行执行欧洲的美国化政策相比，法国并不那么热情。在反对失业的斗争中，它甚至还冒险使用了一些并非正统的政策，例如从法律上强制实行一周35小时工作制。但它的计划、方案、政策或行动，没有一个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视野。这也同样适用于社会党人的小兄弟们的提议。
实际上，法国的形势远比这里总结的复杂，从1995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开始，这个国家的情绪就变了。我们看到，独特的反思（penséeunique）不再是主流了。更多的知识分子敢于质疑它的统治地位。批评金钱统治和权贵势力的书籍——特别是在媒体当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左翼的左翼”，即不满意统治联盟的折中政策的左翼甚至在选举中都表现了进步——特别是对共产党提出了问题。[13]如果这些不满的思想得以明确并发展了，他们就会发现——在工会，不管是老工会还是新工会、共产党和绿党中，甚至在普通的社会党人中都有回应。事实上，法国能够为主张根本变革的“临时性政党”提供发展空间。
但在这些早期的激动和真正的挑战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处理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能根据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来思考是否真的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吗？因为这样想，就是不把资本主义当作永远存在的事物，而是一个有着遥远的起源和一个可能在近期结束的历史阶段。
[1]这句话来自约翰·密尔顿的著作：Aeropagitica（1644）。
[2]S.Courtois,N.Werth,andothers,LeLivrenoirducommunisme(Paris:RobertLaffont,1997).这里不是评价这项不均衡的研究的地方，但其主编斯蒂纷·库托伊斯（S.Courtois），以及围绕这本书所进行的政治运作，是明白无疑的。
[3]自然，发现谁从谁那里出于何种理由得到了什么更复杂。对美国政治中的财政迷宫的绝好向导是ThomasFreguson,TheGoldenRule(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
[4]在巴克利诉瓦里奥案中（BuckleyvValeo），最高法院判决认定，限制，特别是对个人向他们自己的竞选捐款所做的限制，是违宪的，违反了第一条宪法修正案对演讲自由的保障。
[5]Tangentopoli—Bribesville,orCityofKickbacks（回扣城市）——都是米兰国家检察官给1992年声势浩大的反腐败运动起的名字，这场运动最终涉及全国数百商人和政客；还导致了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及其同盟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Craxi）的社会主义党的垮台。看到这个国家中对权力的经济和政治平衡受到这场可怕丑闻及其清洗的影响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我们不禁想回应托马西·迪·拉姆佩都萨（TomasidiLampedusa）在《美洲豹》（Leopard）上说的话：“如果我们想让事物维持原样，那么，事物就不得不发生变化。”
[6]RosaLuxemburg,TheRussianRevolutionandLeninismorMarxism?(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1),69,71.
[7]卢森堡1904年与列宁的论战包括在上书中的第二篇论文中。
[8]RosaLuxemburg,TheRussianRevolutionandLeninismorMarxism?(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1),62,107.
[9]Ibid.,77.
[10]一个使用这一争论的左翼政府引来了明确的回答，即哥伦比亚种植可可的农民也必须谋生，与在武器制造厂工作的西方人相比，他们所处的地位更加悲惨。
[11]参见IstvánMészáros,Beyond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3),732。
[12]工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们的有限行动，参见KimMoody,WorkersinaLeanWorld(London:Verso,1997).
[13]在1998年3月的地方选举中，托洛茨基派候选人突然得到了将近5%的选票。共产党面临困难的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在反对改革时期，问题是，是否真正有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政党存在的空间，但如果有两个这样的政党——社会党和共产党，情况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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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平等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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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平等的社会
……买卖是一种完全的欺骗，是从别人手里抢夺和盗取自然的行径：正是这种行径，把一些人弄成了地主，另一些人则成了乞丐；一些人成了统治者，而另一些人则被统治；它把一些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和盗贼送进监狱，而那些小人物或者老实巴交的人，则被绞死……
——格纳德·漫斯坦莱（GerrardWinstanley）：《英格兰贫弱者宣言》
我们千万不要奢谈平等一词，这是在玩火。
——约瑟夫·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25年）
所有的人一生下来或一被创造出来就是平等的，然而，一当我们踏入人生，却发现这句冠冕堂皇的话在我们“现实存在的”社会中乃是一个弥天大谎。不过，对这个原则，或者更确切点说，对这个愿望的信仰，却一直是我们的雄心之源泉，尽管事实一再背叛我们。实际上，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把平等主义——不是某种随意折中的、花里胡哨的版本，而是要扎根于不平等深处的类型——刻画在各种进步方案的核心，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时代。
我们的当局在这个概念面前已显得黔驴技穷。它的宣传家们当然也是很少谈到这个概念的，尽管他们也喜欢把它写进那么多的宪法文献里，例如《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他们充其量能够做到的，不过是把“平等”（equality）简化为模糊的“公正”（equity）概念，或者简化成歧义重重的甚至毫无意义的“机遇平等”概念。当然，他们还能够不厌其烦地说起纯粹形式上的定义，例如，“一人一票”足以保证政治平等啦，反之，法律上的平等，只要是不管比尔·盖茨还是流浪女都没有权利睡在纽约大街上，就足以得到保证啦。（这让人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安纳图勒·法朗士[1]那句有关罗特希尔德们[2]、流浪汉们和巴黎的桥的名言的时代。）
官方对待平等的态度随着社会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在战后那个繁荣年代里，平等被不经意地忘怀了。在理论上，平等主义尽管不是十分切合时宜，但还是被当成富有意义的。随着饼越做越大，每个人都将得到更大的一份，而且人们认为，时间一长，饼也确实会切得更加公平。对此的争论那时就十分激烈，到如今，这样的说法已经和者寥寥了。寻求真正的平等，现在被贴上了危险的、好战的乌托邦标签。不管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它都只能导向斯大林或者波尔布特[3]，导向苏维埃“古拉格”或者高棉人的灭种。
这种新的敌意既是情绪的变化也是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在早些时候，通常的假定是：“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是发达工业社会一种共同的或者普遍的特征。”[4]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5]还能够坚持说：“生产的发展已经消除了与不平等有关的尖锐冲突。”“日益积累的产品扩大了分配的余地，甚至扩大了消除不平等的余地。”[6]由于金钱是我们社会的第一准绳，因此这种理论就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高薪水和低工资之间的鸿沟明显缩小，通过某种形式的分配，大洋两边特别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值在一定程度上比例偏低等事实当做自己的立论基础。然而，要是我们再仔细地看一下，就会发现进步也不是那么大。战后的总财富被低估了，因为它没有包括资本增值和额外利润。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总资本净值比例下降（在英国，从1936年的56%降到1954年的43%；在美国，从1929年的36%降到1954年的24%），部分是由于为了避开遗产税而进行的资产转移造成的。如果看一下最富有的10%人口，降幅就不大了（拿英国来说，同期的总资本净值比例就是从88%降到79%）。其他的研究显示，这种平均化的趋势并没有持续多久，例如在英国，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升高了。[7]有关不平等问题的争论，随着经济状况的逆转而改变了方向。当生产发展的步伐很快慢下来时，认为重新分配不太合理的看法就沉寂了。这种看法在美国占上风，贫富差距不是缩小反而明显扩大之后，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必须对不平等问题加以彻底审视。
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过去是、现在也明显是最糟糕的。世界顶端几百个大富翁的财富和这个星球上近30亿贫弱者的收入相等同，这个肮脏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并不是所有的金钱大腕都来自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生活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穷人还是占绝大多数。[8]其他方面的对比也同样让人恶心。1960年之后的30年里，全世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所得比例，从70%攀升到了85%，而且至今还在升高。同一时期，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所得，从2.3%掉落到了1.4%，到1994年，则掉到了1.1%。顶端20%人口的收入与底部20%人口的收入之比，因此从30∶1升到了令人吃惊的78∶1。[9]
应当承认，在统计数据上做出如此严厉控诉的这些报告，也谈到了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发展中国家里的重大进步，这主要是文盲的减少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然而，这种成就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那些按收入来说做得最好的国家，不知为什么，大都是那些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例如韩国、马来西亚和泰国。然而，它们也正是受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击最重的国家。它们在自己那里也看到了我们的悲哀，诸如大量失业、缺乏社会保护和防御手段，而在西方，这些手段是工人们经过长期斗争才得到的。[10]此外，随着地理位置的改变，第三世界的贫穷也改变了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贫穷从城市移到了乡镇。流离失所的农民在巨大的、肮脏的、不健康的、拥挤的贫民窟里苦苦求活；在墨西哥城里被称作“散兵游勇”（parachutists）的那些大量移民，我们也可以在拉丁美洲的棚户区和小棚屋里，在开罗或卡拉奇的贫民区里找到；据报道：正是在这些人当中，存在着8亿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8亿缺乏卫生设施者，12亿喝不到干净水源的人。这只是些粗略的数据，但却是用血与泪写成的。像传染病一样在非洲和亚洲四处蔓延的艾滋病，不过是在死神面前对人类不平等的最后一次提醒。[11]
南北差距、东西差距、前殖民地与披上新衣的殖民国的差距，并不是什么新事物。然而，只有当不平等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已不再能够掩饰下去的时候，它才会被重新当作一个问题。社会不平等的这种复苏，打破了那个美妙的神话，即我们今日都走在资本主义的大道上，资本主义正在把所有的人带入中产阶级，这样下去，我们就会人人平等。当然，西方也总是有出奇的收入和财富差别的。我还记得1987年时，后保债券[12]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Milken）曾正式向税务当局宣布他的年收入是55000万美元，我把这个数字与一个最低工资美国人的年收入作了对比，得出的结果令人惊愕不已：后者大约要花75000年的时间才能挣到这个数目。这个富翁后来被关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关的时间还不如一个典型的未成年黑人罪犯长，而且，并没有完全失去他的财产——我也就不引他做例子了。后来在1992年，报道说乔治·索罗斯（GeorgeSoros）在一场针对英镑贬值的信心大战中弄到了10亿多美元。由于这位金融家定居在美国，那里的最低工资在此期间并无变动，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能对几周的投机所得与15万多年的劳动所得来对比一番了。
诚然，这些数据只是特例，尽管随着迪斯尼和其他公司把优先认股权分配给它们的董事们，这些数据就不再那么出奇了。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对比和趋势。例如，1996年，一位美国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薪水和红利上升了39%，他的包括优先认股权在内的总收入上升了54%，而一位工厂雇员的平均工资只上升了3%。难怪，首席执行官的全部报酬1965年是工人平均工资的44倍，而此时达到了209倍之高。[13]实际上，“生产而非监督性的工人”、那些处于管理和技术阶层以下的人平均每周的所得，同一时期下降了18%。从1979年到1989年，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上升了19%，如果把纳税优惠计算在内，则上升了66%。在一个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美国人口数增加了15倍多（从1977年到1993年达到99326人）的环境里，这也没什么奇怪。[14]最后，让我们转过头来看一看资产。从1975年到1990年，1%最富的美国人拥有的财富比例从20%攀升到了36%。[15]诸位也许还记得，这正好是1929年的比例。由于数据的来源不一，这里的对比也许不是特别精确，但它确实说明了我们一开始就指出过的事实。尽管美国首当其冲，但它并不是惟一一个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保守的英国甚至有一段时间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撒切尔夫人削减富人税额的幅度甚至比里根还大些。在欧洲大陆，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阻力稍大，因此幅度也略小。彻底解除对资本运动的控制，必然鼓励对上层实行税收优惠，而对底层实行社会抛弃。没有一场工人运动来个政治总反攻，很难看到这种趋势怎么会被扭转过来。
不管如何，要想掩饰说不平等正在消除，或者说它没有什么大碍，不久就会不可能了。当局的仆从们开始重弹人性和物性、前者的自私和后者的残酷等老调子，试图来一个意识形态大转移。他们很快就认识到，日益扩大的差距需要更加积极的后盾来支撑。于是，我们就听到说，人的财富和他的能力成正比，有人收入之所以高，是因为他们值得拿这么多。当然，不会有人公开说迪斯尼公司的米歇尔·米尔肯或米歇尔·艾斯纳比以那些辛勤工作的护士们多值几千倍，但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那些处于收入阶梯最底层的人也就“值得”拿这么少。既不聪明，又不大胆，又没有什么大的功劳，那他们就只有怨他们自己了。在这种新的大气候下，有关种族基因差异和遗传智商的理论又偷偷地复活了。幸运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乐意掉进此类伪科学的泥沼，来替当局的秩序作辩护。尽管在那些体面的人当中，逐渐用仁慈的方式代替平等的要求，成了20世纪最后20多年历史变迁的轨迹，成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向右靠拢的意识形态大转移的标志。但这种大转移也给了左翼某种信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倘若左翼还像以前那样想要继续寻求真正的平等，这种大转移对于左翼的行动来说，就有着根本性的意义。
让我们看一看南北关系的例子。通常的观点是，一个真正进步的政府，或者如果诸位乐意选择的话，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是无法单独在其疆域内消灭剥削的，也无法单独在消灭剥削的情况下运作起来。[16]理想的做法是，应该到发展中国家中去寻找进步的伙伴，一道去开辟另一种不同的合作方式。同时，应该有能力运用其科学知识、经验和资源，在与各个地方社区直接合作的情况下，帮助它们播种长期多产的种子，灌溉土地，改善水利设施，并发展起不可或缺的保健服务。即便是所有这些，也不能真正解决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多数欧洲和北美国家都已经达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制造业就业率下降，服务业中的劳动力增多，并且过多地使用着全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我们这些生活在欧洲和美洲的人，很自然地害怕，假如他们步我们的后尘，就会污染这个星球，浪费其资源并通过释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威胁到这个星球的未来本身。然而，尽管我们在设法减少我们的畸形消费，但我们也很难站在这个立场上去告诉那些贫穷国家按照我们想的去做，而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做。在建议那些生活水平极低的国家不要越走越远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做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消费。我们可以向他们推荐另一种更少浪费自然资源、更加关注人的需要的发展道路，但推荐的惟一方法，便是我们自己身体力行，也转到这条发展道路上去。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转变发展道路的同时，一起找到一种双赢的模式。仔细想来，平等原则迫使我们在国内所做的，恰恰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的：寻找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另一个话题，妇女平等，把左翼往激进的方向推得更远。我们的文化对女权主义和环境主义这两个议题已经不如以前——比如说，30年前——那么反动了。尽管短短一段时间内，我们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兴趣一下子就倒退到黑暗时期去了，其速度在欧洲甚至比美国更快。与“新工党”这位权贵人物比较起来，过去那位自由保守党党员倒显得还要狂热而激进。与这些出身于共产党的“左翼民主党”首脑们相比，意大利过去那些进步的“基督教民主党”党徒看起来倒像是危险的红色分子了。但是关于妇女问题，我们可不能这样说了。在这个问题上，女权主义者们已经用言行改变了一切。她们已经给一些男人洗了脑筋，已经打破了某些职业樊篱，已经消除了少许的偏见。不过，已经取得的进步和尚待要做的事情相比，实在少得可怜。这句话到处适用，并不仅仅是就那些被剥削的地方而言的——这些地方的妇女，乃是受害者的受害者。
尽管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出门工作的妇女即将占到总就业人口的半数，但不管是在哪里，她们的工资和薪水都比男人落后。在欧洲南部国家，这种差距也许比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大些，但无一国家是例外。即便在按劳取酬已成为正式规则的公共领域，妇女的平均报酬实质上也较低，因为诸位可以看到她们在报酬金字塔的底部人数很多，越往上走，人数便越来越少。学术界和专业领域中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领域，闪光灯和镜头只对准几个幸运的明星人物，这幅图景是很难被搞得模糊的。妇女在政党和工会中受提拔的情况也很有说服力，它足以表明，妇女的权利仍然与她们的人数比例没有真正的关联。既然还有如此之多的事情尚待去做，那么，这场反对以上各种公开歧视形式的斗争，这场与其说是法律的倒不如说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斗争，无疑是极端重要的。然而，它还远远不够。
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这些公开的偏见和暗藏的障碍还是存在？根据多次很有意思的、主要由妇女牵头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即使是在夫妻双方都出门工作的家庭里，妇女仍然是家务劳动和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我们必须对这些角色模式，对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抱有的这类价值观念加以深刻的反思。特别是我们这些男人，必须进一步作深刻的自我检查，找出各种世代相传的偏见，看清楚这些偏见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左右我们的一举一动，它们是不是经常使我们好心办坏事。这种全面的、长期的反思对于左翼来说也是必要的。大量的妇女参加进步运动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从数量上说她们占了人类的过半数，而且是因为她们的斗争从本质上来说是与我们身边的等级制度根本对立的。在一个等级化的社会里，妇女的解放无疑是不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听到了如此的叫喊声：“你们这些可悲的平等主义者，你们这些鼓吹单调一致性的家伙，还有你们的政治举措——你们正在摧毁的，乃是以往给生活带来丰富多彩的东西！”真是厚颜无耻！我们这些正设法在集体场景中创造个人成就的人，我们这些正在追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思考过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7]的人，却被你们这些只是把个人主义命题理解为可以随便说“伙计，见鬼去吧你！我绝对不会错”的人，指责为压抑人性。而且更滑稽的是那些资本主义卫士们得意洋洋的样子，似乎他们才是单调性的天敌。他们连自己所珍爱的制度到底做得怎么样都忘记了。远的不讲，就拿英国这个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来说。除了偶尔有几扇门涂上了不同的颜色之外，伦敦那大片大片的平顶屋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那单调的、千篇一律的环境和沉闷的、标准化的生活，造就的乃是这个样子的人：夜晚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却摸进了隔壁的屋子，到早上才发现这个错误；端起牛奶喝，却顺手又拿错了报纸，不是《太阳报》，却是《每日镜报》……
但这种单调性还不是十分够。在这千年之交，如今的资本家们比他们的前辈抱有更大的雄心壮志，他们想把单调性撒播到全球。这不仅仅是吃麦当劳和喝可口可乐。他们想要用灌制好的大众文化和信息高速公路，做得比“老大哥”[18]更加出色，别说思想，就连我们的梦境他们都想控制住。而且，资本主义的这些卫士们敢于指责任何质疑其合法性的人，特别是那些新的平等主义者，说他们企图剥夺这个世界的多姿多彩和斑驳的想象力。事实上，我们最终想要的东西，乃是让女人和男人、黑人和白人平起平坐，或者，在家庭价值的名义下，使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平起平坐。［注：(turn)homosexualsintoheterosexuals。原译“把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有误。——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们的目标是要创造物质和社会条件，不仅赋予人们劳动的意义［注：givemeaningtopeople'swork。原译“让人民感受到劳动的价值”不确。——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让他们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和雄心。我们只需要消除一个东西，那就是社会不公，或者说，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和控制。我们想要把这做得很彻底：不是减少或减轻压迫，而是把它连根拔根。
如此一种平等的概念，一种潜在的平等社会的概念，必须诉诸政治行动。必须把它和那种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区分开来。例如，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那个潜藏着许多混乱的概念，那个经常被高举的口号——“机遇平等”。如果照一些人的解释，我们只能说它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说它是一种社会大倒退，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比如，如果说它只是意味着，应该公平地批阅一个学生的大学入学试卷，或者同等地对待一个刚刚进入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的年轻人，那就等于什么也没说。这种基于阶级、性别或肤色的非歧视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请想一想传承之物的分量有多重——环境的影响，他出生地的邻里的影响，你进的学校是哪所，你在家里吸收的文化是哪种，你的亲属关系如何，你拓展你的学习或者等待一份适合你的工作的能力如何——想一想所有这些，要是还把平等的机遇描写成正式的非歧视，那就不仅需要一种盲目性，更需要一份伪善的心态了。因为机遇要是真正平等，一切障碍和偏见就都必须消除掉。因此，那些在当今时代开口闭口机遇平等的人，只不过是在说如今的平等要小心呵护才会存在，反之，我们这些最热切渴望平等的人却清楚地知道，它无论如何都是很遥远的事情。
遥远但并不是不可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拒绝一切基于相反假设的社会方案的理由。例如，我们不能把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提供的原理当作是一种概念性的律令，他说：“要是中值以上的不平等有助于降低中值以下的不平等，就是可以接受的。”[19]［注：“inequalityabovethemedianisacceptableinsofarasithelpstoreduceinequalitybelowthemedian.”意为：如果某些不平等（即给予“天赋较高者”或上层阶级更多份额）有助于减少下层群众的不平等（或改善他们的处境），就是允许的。——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我们也不会对那些或是公开或是隐蔽地假设说不平等是一种永恒的法则，我们能做的最多只是减缓它的影响的理论感到满意。当然，减缓社会不公的影响并没有错。有更多来自劳动阶级家庭的孩子，更多的黑人和更多的移民，能够获准进入艾维-里格学院（IvyLeagueColleges）、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进入法国的名牌大学，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如果有更多的妇女得到公平的报酬，更少的妇女滞留在她们各自的职业底层，那也好多了。然而，还是有“选民”留在上述法则之外。即使现在，机遇一点儿不平等，但还是有许多穷人家的孩子在入学考试中考得很好，从而的的确确获得了竞争的机会。统治阶级从中吸收了一些最聪明的人，更吸收了一些最有进取心和最顺从的人。但他们被吸收进去，绝不会破坏不平等的结构，更不会妨碍这种结构的再生。
诸位不要有误解。即使权力和制度的变更再彻底，要取代不平等所扎根的现存社会分工，也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由于现行体制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任何能够迎合该体制所包含的不平等的东西，都会大行其道。因此，我们热切渴望积极行动。穷者面临如此之多的阻力，而受压迫者又带有如此之多的缺点，因此，对他们寻求机遇平等的努力的再好的帮助，也只是一时的补偿而已。不用说，这里的平等并不在于采取的方式如何，而在于结果如何。我们的态度非同寻常：积极的行动只是，或者毋宁说应该只是，一种临时的措施。从长期来看，我们必须抓住病因，而不是病情，我们必须撼动不平等的根基。最终的目标是一个平等的社会。
这种未来概念对现实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当它与社会福利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福利国家的进攻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的，到90年代达到了高潮，在此期间，有人居然说因为资金有限，应该把它们留给真正需要的人。可不能把这与积极的行动混淆在一起。比如，给那些因环境不适而没有地方可去的学生在大学里提供一个去所，确实有必要，并因此才有开办专门针对社交能力弱的学生的学院的做法，这是一回事。而通过某种测试的形式把一些人筛选出来作为帮助的对象，则是另一回事。拿政治来讲，比如，把家庭补贴分配给每一个人，不管有钱的还是没钱的，然后再用累进税制把这些钱（甚至更多点）从有钱人那里收回来，是很明智的。一般而言，如果不把社会公益服务的对象局限于穷人，倒是有机会把它维持在一个固定的水平。
如果把平等当作目标，那么像卫生、教育、住房和退休金之类的社公益服务就应该由国家和地方机构在全社会范围内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包括紧缺而昂贵的仪器设备，都应该留给最需要它们的病号，而不是事囊中鼓鼓的病人。同样，应该向教育落后的地区派一些最好的老师或者大批教育工作者。显然，这些都只是抽象的理论。实践中，还得有公共、私人和金钱的支持，乐意把一切转变成既符合理论需要又符合现实情况的制度。
实际上，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的社会公益服务只是新近才有的概念。尽管以前也有教会或国立的学校，但只是到了19世纪的后半期，才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了兴办免费的全民基础教育的现实趋势。在一些国家，这种教育不久就成了义务的。至于免费的中等学校，就得等一段时间了。社会公益服务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一位叫做奥托一维·俾斯麦的人为了迎合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引入了给病弱者、残疾人和老年人提供保险的制度。尽管全民保险制度后来传到了其他国家，并且在两次大战期间仍在传播——特别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20]和美国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但保证其公民防范风险和生活困苦，让他们能够依靠教育求得发展的福利国家观念，确实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扩张和繁荣年代的产物。从那场可怕的鏖战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决心不再回到老路上去，不再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失业、悲惨度日和漂泊流离中去。到处都在呼吁，不管自由多么宝贵，要是没有社会内容就是空洞的自由，社会契约必须包括工作的权利和不因社会动乱而惶恐不安的自由。苏联模式的潜在吸引力是西方各国政府愿意作出让步的诱因。长期的扩张和繁荣创造了这样一种氛围，即劳工组织可以伸张劳工们的权益。劳动人民不仅提高了工资，而且获得了更大程度的社会保障，病人和伤者有了保险，老年人的生活有了保证。在美国，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许多社会福利是在公司和部门的水平上赢得的，而在欧洲，工人运动的这些要求被议会会议转变成了本国的法律。
如果诸位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保障普遍落实之上，再加上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普及，你对前面描写过的氛围的理解就更全面了。在这种氛围中，流行的看法是，不平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平等多多少少在成为一种事实。激进的批评家们在这种现状中寻找漏洞，认为尽管进入生产过程的人们都受过中等程度而不是初级程度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并没有使这些人免受剥削。他们指出，人们之间在卫生、住房和教育方面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劳动场所的权力关系毕竟还没受根本的触动。然而，不论这些批评的反响和影响如何，那时压倒性的感觉还是：我们正在无可阻挡地走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叶开始的结构危机所首次撼动和粉碎的信仰了。
这并不是说社会开支就被立刻削减了。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开支还在增加。这部分是由于医学进步的结果，它的成本越来越高，成功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而且挽救了许许多多老年人的性命；部分是由于没有工作的人的数量迅速攀升，不仅造成了社会开支越来越多的结果，而且造成了税收和保险金收入锐减的结果。风向很快就转了：宣传机器不再刻意假惺惺地说社会渴望平等了。如今的说法是，因为资源稀少，所以应该限制社会福利，如果可能的话，应该只限于那些被贫穷折磨的人，更重要的是，应该严格限制于小部分人。诚然，这样一种策略受到了政治紧箍咒的压制。例如，要想在一夜之间剥夺美国老年公民的社会保障，那在选举上就是自寻死路。在欧洲，贸然进攻福利政策，也是危险的。但这可以慢慢地、偷偷地做到，只要心中别忘了这样一条根本法则就行：公共福利总要被砍掉，私人利益终将大行其道。我们已经朝这个方向走了很长一段路。例如，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为失业保险提供的安全网络比70年代更脆弱”[21]。在英国，全面保健计划乍看起来像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实验，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待执行的时间之长足以显其荒唐了。在大多数大陆国家，长期失业者的遭遇也每况愈下。这种“美国化”（在该词最坏的意义上）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遍及欧洲大陆的强大压力，它借着税收优惠之力，鼓励私人退休基金的发展，而这正是削减（开始时是相对削减，后来是绝对削减）国有退休基金的前奏。这种趋势是一目了然的。曾经被当作一种解决方案、一块在资本主义宽广道路上铺就的平等社会的金砖的社会保障，如今被当成了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而遭抛弃。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迅速彻底地把它卸下来，以便恢复其自身的发展活力。
意识形态也改头换面了。工作的权利，或者免受生活贫困侵袭的权力，不再是宪法中不可抹煞的基本人权，也不再值得提倡了。慈善代替了社会保障。在光环隐退之后，福利看起来就像是《济贫法》的一个现代版本，一种控制和收编“危险阶级”的工具。那些温和的改革派，过去还对反抗社会不公的步骤表示欢迎，如今也在转变立场了。他们曾经乐于接受可导致不平等减少的各种措施，特别是当这些措施能够平息舆论并因此稳定当下的社会秩序时。随着当局开始认为社会福利的增加与现行体制相冲突，威胁到利益激励机制和资本积累的进程，他们的态度也一道改变了。社会权利突然之间变成了坏东西，它们必须服从于现存社会里更受尊崇的私人利益。
当真正的平等主义者听说由于现存社会不堪重负因而必须削减社会开支时，他们说了些什么？他们的回答很简单；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现行制度本身已经在根本上出了问题；需要改变的，不是对人的需要和权利的重视程度，而是这个社会的结构本身。这是一条新的界线，它不仅可以揭开特权捍卫者的真面目，剥去这些虚假平等主义者的外衣，而且，它将迫使不那么虚伪的行动者们作出选择，其中尤其是那些提倡“非营利性部门”，要求极大减少工作时间，要求一份合理的不直接与工作挂钩的“社会工资”的人，以及那些如此要求但没有把眼光放在资本主义地平线之外的人。很快他们就会认识到，尽管在繁荣期这个社会能够作出一切让步，但如果他们持续不断地提出要求，就会与现行制度的逻辑相冲突。因此，他们必须作出决定，是降低要求呢，还是相反，放弃对现存社会的幻想。如果西方左翼把平等放在它的计划的核心，这就是它必须作出重大抉择之所在。选择真正的平等（当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当下的可能性，而是当作一个长远目标和现实理想），就意味着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
平等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这在过去就是明显的、人人皆知的。给雇员与雇主、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购买者之间的关系，贴上纯洁的标签，是不可能的。这是仆人与主人之间的关系，不管股份公司职工持股的遮羞布如何遮掩，都是如此。看上去与以往不同的是，或者更准确点说，如今看上去更加清楚的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能消灭不平等，并不能使劳动人民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西欧战后的国有化浪潮，以及俄国革命所形成的、后来输出到整个苏维埃集团的、更加隐蔽的剥削，都表明了这一点。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口口声声以实现平等为己任的斯大林主义的失败，毫无疑问给资本主义当局复兴私有制神话助了一臂之力。
以一种更加长远的历史眼光看来，战后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兴起的范围颇广的国有化浪潮，以及1981年法国左翼掀起的第二波浪潮，看上去倒像是试图通过增加国有企业的收益来保存私营企业。到如今，一度流行的有关征服“高度发展的经济”的口号，被整个忘记了，这一做法，曾被一些人煞有介事地解释成操纵和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自然，这种做法从来没有被实行过。国家所有的基础产业例如煤与钢，以及财政机构，仅仅是复兴与重振经济的手段而已。有人也许会说，在一些部门，例如电子、航空、化工部门，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的做法，尤其是法国在第二波中的做法（它逆潮流而动，来得迟也结束得早），能够应对国外的竞争，但没有一个地方的国有化部门是用来挑战资本主义方式和劳动人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旦这些企业得到财政的支持，变得有利可图，就会被交到私人资本的手里，如果有必要的话，国家就保留无利可图的部分，例如信件的邮递，而利润丰厚的部分，例如电信业务，则交给私人投资者。如今回过头来看，事情就更加清楚了，整个运用特别适合于这一既定的法则，即公共债务理应成为私人利益的源泉。
未能把公共部门转变成一种真正的替代形式，无疑削弱了抗拒私有化浪潮之力，这股浪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之后席卷了整个西欧。它也并不是没有遇到阻力。人们也曾对仅仅为了支付当前的开支就以廉价甩货的价格卖掉“传家之宝”一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在西欧的许多地方，过去曾有、至今还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不管有什么缺点，公共部门——例如铁路和电信——都是可取的，因为与它那些现实的或潜在的私人接管者相比，它对为有钱人服务的律令并不是那么言听计从。对于雇员来说，除了这点之外，公共部门提供的工作也更加稳定。这种物质好处，不是什么贿赂能够补偿的，也不是私有化公司用较低的价格卖给他们一点股份就抵得上的。毫无疑问，如果雇员们相信他们正在捍卫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人民普遍感到公共部门提供了另一张社会蓝图，那么反抗就会更加强烈。可是人们对当时的国有化浪潮并不那么重视，这就无疑给西欧各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完成鼓吹私有化的任务助了一臂之力，而且，这与苏联模式的崩溃并没有什么关联。
毕竟，在苏联，没有人能够怀疑所有的活动最终都是为了挽救资本家的企业而展开的。但在1917年，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为了说明苏联为什么会走错路，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梅扎罗斯（IstvánMészáros）的理论。这一理论首先严格区分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资本的统治”两个概念。一般认为，古典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俄罗斯远没有在西方根扎得那么深，十月革命则把这种资本主义彻底消灭了。工厂和银行被无偿没收了，但资本的统治，即死劳动统治活劳动、机器统治人，却被保留下来。尽管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随之改变了，由经济机制起作用，变成了党和警察机构所推动的政治机制起作用，但劳动人民并没有掌握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垂直的、等级化的劳动分工依然如故，甚至还被新的上级命令机制加强了。在没有劳动力市场，不怕失业的情况下，劳动纪律的维持、进城农民的就业，就只有依靠别的措施了。只是在官方讲话中，在如今已转向芝加哥学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者的著作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外国崇拜者的幻想中，工人才是其工厂的主人。这种用政治手段剥削剩余价值的制度根本无助于社会主义民主，随着经济增长，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多了。最后一次修补即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试图把它与资本主义市场融合在一起，这是注定会失败的，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其内部矛盾所致。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那些高居权势之位的人，使出浑身解数，企图玩弄权力，让自己的后代来接替自己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巩固自己的权位。工人们是不会为了保卫一个不属于他们自己所有的体制而战斗的，也不会愚蠢到相信那不堪一击的把他们称作苏联统治阶级的说教。
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如今之所以大获全胜，既不是因为人们特别喜爱它，也不是因为鼓吹它的宣传把一切都淹没了。它的成功在于另一方的失败，在于苏联的破产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颓废。干吗要为了某些实质上差不多只是标签不同的东西，为了另一种尽管程度稍轻但本质一致的剥削形式，而去卖命？如要再次使社会所有制变得有吸引力，就必须把它看作是一种目的明确的手段，一种有效的工具，能使“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为其自身的工作、自身的社会环境因而也就是其自身的命运的主人。
诚实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立刻实现的。平等社会一夜之间建不成，原因很简单，旧的等级化劳动分工弹指一挥间是消灭不了的。转变需要时日，哪怕进步运动不再重复它的错误，不再把它的权力轻易交给某个党派及其中央委员会；哪怕劳动人民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对其工厂或部门的运转方式的“某种程度的控制”；哪怕他们从工厂的大门外看到了其产品的社会意义是什么。仅仅这一点，就给民主的想法强加了许多限制，因为不管是在生产部门，还是在各个级别的部门联合体中，都有必要创造各种自我管理的方法，以便把工人自治推广到全国。这还不是全部。很长一段时期内，为了防止生产崩溃的威胁，为了加速阶级统治的死亡，为了在地区和种族、部门和职业之间带来平等，拥有或保留各种类型的国家组织、某种政府形式，是必不可免的。
消灭现存的等级化的劳动分工尚需时日，因为它必然要求对生产及其组织形式来一个彻底改造。要把一种适合于交换价值的、不在乎产品是否符合人们需要能否卖出去的经济，转换成一种其目的必须取决于社会需要的经济，就必须对我们自身的行为重新加以深刻的检视。我们不但要拆除现代经济的核心部分，即由商业广告与或明或暗的推销构成的庞大商业帝国，而且要使我们自己摆脱这种经济的阴影，摆脱犹豫不定的考虑。经过多年的畸形增长和人为创造需求，我们连自己的爱好和性情是什么都忘记了，我们的集体价值和优越性到哪里去了？如今，要恢复这些东西，已是难上加难了，因为我们不可能重新寻回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丧失掉的那些顽强性格。我们只能尽力寻找或者构造出适合当今时代的性格，而这只有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才能形成。
这种寻找还要求我们彻底考察一下生产问题，即不但要考察生产工具，也要考察生产组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生产和一种全新的经济协调起来，因为我们的目标将不再是扩大生产、剥削更多的剩余劳动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是使生产更加适合人的需要。一切工具制造者、方案制定者，都要转而具备另一种新的精神，因为现在他们的任务是让机器服从人，而不是把人交给机器。他们所要考虑的，不外乎如何才能使工作更加轻松，更加舒适，更加有趣。他们还必须考虑产品质量、产品耐用度等问题，而不是变着法儿粗制滥造，必须把不同企业间的合作而不是竞争当作经营的前提。所有这些，反过来又意味着科学在社会中将扮演新的角色——显然不是排斥科学方法，而是对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调整，并迟早改造现有的技术。它也意味着对教育体系来一个根本重塑。还不止这些。在这场打破劳动分工的战争中，最难攻破的堡垒是劳动人民自己。这场战争由他们发动，但矛头又对准他们自身。发动之后，他们自身却被战争进程所改变；改变之后又进入新一轮的发动过程。难怪，和“国家的逐步消亡”一样，等级化劳动分工的消亡也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是不可能由上级命令迅速完成的。每一步变化实际上都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向着新社会转变的一个个关键环节。
即使诸位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我的想象的虚构物，即使你们同意说这样一条道路是存在的，而且会走得顺利，但你们也许还是半信半疑的。你们会争辩说，正如现存的劳动分工的步步逼近所显示的，任何一个平等的社会，都有可能容纳不了天才、天分和差异，因而也就没有给诗歌、美和艺术创造留下发展的天地。对此，我的回答将会像反驳单调性指责那样开始。由于在转变的每一步，人民不仅会努力使劳动变得丰富多彩，而且会努力增加用于其他活动的时间。因此，没有必要等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22]用稍微不那么美妙的话说，也许用不了太久，我们就能想象人民把他们作为绘图员、护士或会计的活动与运动员、歌唱家、园丁和画家、作家、批评家的活动结合在一起。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快乐和需要的满足。随着社会活动时间得到合理的节省和重新安排，每个人都会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安排休假、远足、专业进修，或者完成一些独立的工作。
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创造力水平一定会普遍提高，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例外了，或者就会没有人欣赏他们的作品了。数学和抽象思维的天才、使词句跃然于纸上的非凡才能、用图画吸引我们视线的能力，或者谱写乐章让我们在另一世界里翱翔的天赋，都将会得到充分发挥，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喜爱。惟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给这些成就的回报。在我们这个堕落的社会里，所有的东西都归结为金钱，金钱成了最后一个公分母。只有依靠金钱的激励，才能够“生产”出当今的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和爱因斯坦。但在一个我们所知的分工已经彻底消灭了的社会里，杰出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回报。总之，我们从此将会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这个社会的，不再是“给有的以更多”的戒律，而是马克思在总结历代平等主义者的理想之后所说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23]。
我再次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在你们所想象的路的尽头，也许是一片光明。但是一路上，你们可能破坏掉许多东西。在你们狂热追求平等的路途中，你们不仅会打倒指示我们前进的财神爷，而且会破坏自由女神。”对于诸如此类的指责，一个简单明了的回答就是：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结束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分离，这种两不相干的分离存在的时间已经太久，使得自由都已经戴上狰狞的面孔了。事实上，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自由才能获其真貌。
在法国大革命高涨的阶段，写在旗帜上的有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即“博爱”。它是道德准则的和国际联系的神圣纽带，中心大意说来就是“人人皆兄弟”（今天，应该把这句话改写成“人人皆兄弟姐妹”）。另两个口号，即自由和平等。尽管那时人们相信可以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但这种念头并没有持续多久。革命一旦把资产阶级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它们就冲突起来了。自由把保护私有制当成它的首要任务，慢慢地，它就变成了占有的自由和剥削的自由。而平等呢，这期间只是在通往法国各个市政厅的道路旁边的宣传版画上，才被当作是一种官方形象，一两句口头宣传。反之，在整个欧洲，那些反对现存秩序的人，倒把平等主义当作了战斗口号。
从一定意义上说，事情其实一开始就是这样的。马克思关于能力和需要的那句名言，很大程度上是弗朗索瓦·巴贝夫[24]及其追随者的观念的回声和复述。巴贝夫及其追随者在1795年就说过，“必须依照工人的能力和消费者的需要来衡量平等，而不是依照劳动的强度和消费品的数量”[25]。不同之处是，在他们斗争的年代，无产阶级团体还处于幼年阶段，他们人数太少，力量太弱，因此人们还把他们的斗争叫做“平等派的阴谋”。甚至在80年之后，此时马克思的理论已经成熟，欧洲拿工资的城市人口数还是太少，根本不足以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然而，到了现在，我们这些身负建设一种迥然不同的制度的使命的人，不再是些阴谋分子了，我们已经是绝对多数，足以发动一场浩大的、以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为宗旨的运动了。如今，我们可以先在从那不勒斯[26]到纽卡斯尔[27]的广大土地上开始，过不久再转到汉城和西雅图[28]之间的地区。
说到这里，不存在无平等的自由，已经是很清楚了。在普通人的命运还取决于某位索罗斯的金钱操纵，或者某位盖茨的生产指令的时候，在他们脑筋还被电视和纽豪斯（Newhouse）[29]、默多克（Murdoch）、贝塔斯曼（Bertelsmann）、贝卢斯科尼（Berlusconi）[30]等公司的出版物洗来洗去的时候，硬要说他们真的自由，无疑是强词夺理。问题是，我们能否把自由和平等结合起来，能否在不践踏自由的情况下走向平等，能否创建出使我们一劳永逸地在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里保证个人自由的各种组织和制度。因此，最后但并不是最不值得强调的是，我们应该直面左翼要想重新获得群众的拥护就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可怕的实验和辛酸的教训之后，该如何去重新创造民主？
[1]安纳图勒·法朗士（1844-1924）：法国评论家和作家，他高深且常具讽刺性的短篇故事和小说包括《企鹅岛》（1908年），为他赢得了1921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2]罗特希尔德们：罗特希尔德家族是德国银行世家，包括梅尔·艾姆斯卡尔（1743-1812），创建了莱茵河畔法兰克福一家银行。他出名的儿子萨罗蒙（1774-1855）和内森·梅尔（1774-1836）在全欧洲开设了分行。罗特希尔德在法国是贵族的代称。——译者注
[3]波尔布特：柬埔寨政治领导人，1975年他领导的红色高棉运动推翻了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在他的政权统治期间，估计有300万人被处决或因饥荒而丧生。1979年，当越南人推翻其政府后，他逃离了首都。——译者注
[4]弗兰克·帕尔金（FrankParkin）提到过这个假定。FrankParkin,ClassInequalityandPoliticalOrder(LondonPaladin,1971),116.
[5]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生于1908年，加拿大裔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外交家，曾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作品包括《大撞击》和《丰裕社会》（1958年）。——译者注
[6]JohnKennethGalbraith,TheAffluentSociety(London:Penguin,1962),87—88.
[7]有关数据及其讨论，可参看A．B．Atkinson，ed.，Wealth，IncomeandInequality:AReader(London:Penguin.1973)。
[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占了全世界225个超级富翁中的143个（美国60个，德国21个，日本14个），亚洲占43个，拉丁美洲占22个，阿拉伯国家占11个，非洲占2个（都是在南非）。参看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8(UNDevelopmentProgram:OxfordUniversityPress),30。
[9]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7(UNDevelopmentProgram:OxfordUniversityPress).也可参看1996年的同一份报告。
[10]按照劳动部门所确认的数据，即使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之一的、相对来说“情况稍好”的韩国，也只有一半的正式工人领到了时限为2-6个月的失业救济金。1998年7月官方的失业数字达到了165万人，占总劳动力的7.6%。如果把那些每天工作不到8小时的人算进来，这个数字将会攀升到300万人，占总劳动力的13.8%。参看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26August1998。
[11]在每天感染艾滋病病毒的16000人当中，90%来自于发展中国家。问题并不仅仅限于非洲。印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最多，在300万至500万人之间。泰国有75万，占其全部成年人口的2.3%。参看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8,34~35。
[12]后保债券：一种债券，价格低但风险也大。
[13]BusinessWeek,21April1997.
[14]这里最后的数据来自于《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前面所有的数据均来自：SimonHead,“TheNewRuthlessEconomy,”NewYorkReviewsofBooks,29February1996.BarryBluestoneandStephenRose,”OverworkedandUnderemployed,”AmericanProspect,March-April1997据后来者所说，从1973年以来，美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降低了13%。
[15]HumanDevelopmentReport1996,20。按照《经济学家》(TheEconomist,30May1998)的说法：“美国已经涌现了170个亿万富翁，25万个千万富翁，4800万个百万富翁。”
[16]其中一个例证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话：“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TheCommunistManifesto(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8),P.36.中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中文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译者注
[18]老大哥：BigBrother，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的小说《1984》中的独裁者，主张由专制政府向个人施加强制性控制，是一个无所不在的、貌似仁慈的人物。此处指推行殖民制度和炮舰政策的早期资本主义的西方殖民者。——译者注
[19]JohnRawls,ATheoryofJustice(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
[20]人民阵线：左派政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为反对法西斯而结成的政治联盟，如20世纪30年代欧洲国家所结成的联盟。——译者注
[21]L．Mischel．J．Bernstein，andJ．Schmitt，TheStateofWorkingAmerica1996-1997(Armonk,N.Y.:M.E.Shart,1997)。
[22]参看TheGermanIdeologyinKarlMarxandFrederickEngels,CollectedWorks,vol.5(London:Lawrence&Wishart,1976),47。
[23]Marx,CritiqueofGothaProgram,inibid.vol.2,23.
[24]弗朗索瓦·巴贝夫：（1760-1797）：法国早期革命家，共产主义的早期提倡者，他的推翻政府的计划暴露之后，他被当局所杀害。——译者注
[25]PhilippeBuonarotti,Conspirationdel’Egalite’ditedeBabeuf,vol.1(paris:EditionsSociales,1957),213.
[26]那不勒斯：意大利中南部的一座城市，位于第勒尼安海的那不勒斯湾。——译者注
[27]纽卡斯尔：英格兰东北部一港口，是16世纪以后主要的煤炭出口中心。——译者注
[28]西雅图：美国华盛顿州中西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普吉湾和华盛顿湖沿岸，是美国重要的商业、运输、工业中心及主要进口港。——译者注
[29]纽豪斯：塞缪尔·纽豪斯（1895-1979，美国出版商）所建立和控制的由全国31家报纸组成的庞大的新闻媒介集团。——译者注
[30]由意大利前总理、电视业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所拥有的媒体集团。详见本书第7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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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说明：本章的译文可能存在不少错误，需要校对。现姑且上传，请读者注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九章国际主义与全球化
资本观念本身直接反映了创建世界市场的趋势。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天啊！飞行的时间就是非法入侵的时候。
——兰波（Rimbaud）：《进入地狱的理由》
因为市场信仰没有提供它许诺的繁荣，所以失去了支持；相反，它还制造了苦难与艰辛，所以，我们需要把人们从全球化迷信中拯救出来。有人抗议失业和缺乏保障，以及贫富差距的增大和社会服务的恶化，而新的说教者的回应则是深切的同情和宿命性的顺从。一位法国财政部长曾在里昂举行的西方七国议会结束时这样告诉人们：“别做梦！我们现在生活在全球化的经济中。”西方七国借助真实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资金流动规模和速度方面的数据，为我们这个世界幻想了一个相当遥远的景象。在拥有电子货币、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可以到处移动的未来情形下，国际化公司能轻易地搬迁、关闭、盘点、贮存，而工资差异却是最小的。在此背景下，新信仰的说教者用更严厉的语言向不受警告威慑的怀疑者们布道。这些怀疑者们敢于为了高工资，或者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福利而斗争。说教者告诉怀疑者们：“如果你们赢了，你们将被外国的廉价商品淹没，或者看见工厂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而将工厂搬到海外；如果你们试图发动全国范围内的抵抗，你们则会破产，从而屈服于国内外的流动资金”。
面对如此明显的宣传，撒切尔夫人提出了最新的看法，她认为这种尝试很好，它有效地说明了反抗程度，也能很好地表明，整个争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简单化、部分真实和统计上的花招。事实上，在过去的25年里，随着限制的取消，新通信方式的采用，新仪器的发明，我们已经目睹了金融资本在全球的激烈膨胀。但是，这种膨胀应部分归咎于先前一段时间内的异常控制和限制，如果将边界开放的程度，以及对外国投资的依赖程度与100多年前英镑主导的金本位时代比较，而不是与30年前的情况比较的话，这种差异这不会如此深刻。相似地，如果世界人口被少数几百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它们的海外产出仍然大约占了整个工业生产的15%。虽然这些大型公司受利润驱动，而不是在爱国主义的激励下行动，但它们仍然有很强的民族基础。除了少数公司，这些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在本国招聘的，同时，它们的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国内进行的。[1]
最后，生产投资不应同国际游资（短期资本）混淆。工厂并没有被搬迁到国外。工资不是决定厂址的惟一因素。3/4的外国直接投资发生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1995年，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情况——中国的情况引起了新的关注——相对富裕、高工资的国家仍吸收了新的投资总量的60%。美国和西欧是最大的受益者。[2]
为了粉碎散播某种目的的神话，重述这些基本事实是很重要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它巧妙地强加给人们完全失范的、全球化的世界景象，但这会滋生出一种软弱无能的情绪。为了驱除这种失败主义情绪，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现象是重要的，准备采取行动，以回应近几年发生的不可否认的重要变化则是必要的。对于历史上所有的技术革新来说，全球化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强加和扩大资本统治的又一次努力。资本本性驱使它跨越国界。在19世纪，资本有一段早期的快速膨胀时期，当时，英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它领导了这次潮流。虽然英镑的统治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动摇了，但是英国货币的国际统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才终止。随后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十月革命）——它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是大萧条，法西斯的崛起，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西方强权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采用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人们希望该体系能消除近期的两大麻烦：一是提供新的国际框架的民族主义，二是允许政府控制国际资金流动的臆想。布雷顿森林会议引入的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瓦解，而这给全球化创造了空间。
因此，第二点是：顾名思义。全球化是对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要面对逐渐减少的利率，另一方面，我们则要面对依赖于美国绝对强权的货币机制的崩溃。资本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重组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挥舞的双重武器，它试图努力恢复其生存理由，以及它的本质：可获利性。
但是，第二点使至关重要的第三点更为令人印象深刻：与建立权威相反，全球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由经济进步，技术进步强加的不可避免的选择。经济全球化采取的形式是由政策决定的，金融快速膨胀的根源不在计算机，而在政府解除对国际资本流动限制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这个决定被执行后，技术才发挥其作用。通信和计算的速度使资金的流动达到了惊人的速度。实际上，它为狂热的金融投机提供了机会。据估计，每天大约有价值15000亿美元的大宗国际交易，其中不到1/10的交易与外贸和对外投资有直接联系。[3]
我们的巫师已经驱除了金融妖魔吗？事实上，资本的本性一直是扩张，它跨越国界并渗透到国内尚未征服的领域。今天，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对资本的寻求，这个目的似乎达到了。正如罗莎·卢森堡的著名建议一样，是不是这段历程的结束宣布统治的黄昏过去了，资本主义体制需要征服新的生存领土呢？[4]或者换句话说，可不可以将这种体制在创新工作时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或愚蠢的投机解释为厄运临近的征兆呢。
有人会讽刺说，自由贸易是强权国家的保护主义。英国是19世纪的经济主宰国，它花费了不少时间以完全转变成自由贸易国。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出口制造商们的农业利益的附属物——标志着英国国内的转变，然而，1860年英国同法国签订的科布登—谢瓦利埃（Cobden-Chevalier）条约则标志着它向国外的扩张。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为英国所偏爱的金本位制度发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5]然后，英国成为了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它占据了世界24%的外贸，以及比例更高的对外投资。然而，英国短暂的权力和荣耀已经预示着它的相对下滑。19世纪80年代，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主要的制造商，德国与英国的差距也不大。事实上，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我们经历了一次经济萧条，一次争夺殖民市场的战争，资本主义强权间开始了垄断竞争。
但是，货币体系有时会被条件反射左右。很多年以来，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的中心，将近60%的国际贸易使用英国货币交易。伦敦银行利率的变化影响到所有主要金融资本，引起全球振动。难怪凯恩斯会把那个时期的伦敦银行描述成“国际管弦乐队的指挥家”，然而那时，它只是一个为即将来临的葬礼进行表演的不合格的乐队罢了。1994年，一场恐惧的战争淹没了英国强权和金本位及其他东西。
那场血腥屠杀的一个结果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在19世纪的欧洲，出没的幽灵有了真实的面目，富翁们及其政治食客再不能通过集中维持外汇汇率的措施来从事经营活动。工资和工作条件必定是重要的。
一旦被征服者从急剧的通货膨胀中走出来，胜利者们将试图通过微弱的调整来恢复过去的货币秩序，坚挺的货币在这个货币秩序下被作为储备，如英镑作为储备黄金外汇标准。但是，热那亚会议对这个代替物的准备没能持久。英国不再强大得足以占据统治地位，美国也没准备接手。国际货币的失序和投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惨重的经济衰退，这场大萧条在1929—1932年达到了顶峰。生产崩溃，失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和美国将近有1/4的劳动力失业，德国则将近有一半的劳动力失业。人们没有记住的是，首先，急剧的通货膨胀吞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积蓄，然后是失业大军，也不可能有人能理解，欧洲随着纳粹主义的崛起而进入了黑暗年代。
这场风暴扫除了金本位制。当边界被关闭时，外贸急剧收缩。每个国家都一直试图通过保护措施或竞争贬值来保护自己。经济敌对预示了军事敌对。事实就是这样，经济已经从衰退的底谷中复苏，但欧洲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却将要经历第二次紧接而来的灾难：30年，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发生了两次血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了”。人们对这种屠杀的反感突然强烈起来，以至于即便是政客及其财务顾问也不得于1944年的春季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对这种反感进行思考。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在最大可能的全球范围内恢复资本主义秩序，同时也为了阻止另一场像大萧条一样的灾难，而大萧条已证明了资本控制的重要性。
在书面文件中，起草者创建了一个多边国际机构去处理世界金融问题。这个机构的核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该组织被授权对固定汇率进行例外调整，同时提供货币流动性（它逐渐成为最后放款人）。根据各成员国经济势力决定的配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了一个基金，并对其进行运营管理，各成员国所缴纳的份额也决定着这些国家可以货款的数量。为了提供长期投资资金，这次会议也创建了另一个组织——国际开发与复兴银行，也就是世界银行。美国在世行的份额最大，这样可以防止采取任何未经华盛顿同意的决议。因为一盎司黄金值25美元。所有货币与美元挂钩，但如果只指出美国在世行的份额或强调新的货币体制事实上是一种黄金对美元的兑换标准，这仍不足以显示美国的关键作用。完全公正地说，这种体制本身就是美国统治的工具。
虽然有44个代表团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是对最初文件的起草有发言权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受凯恩斯影响的英国，另一个则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DexterWhite）领导的美国。在会议中，每个代表团的计划都被做了重大修改，然而最终文件是在美国财政部提出的最早的文稿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在议会和财政部门的压力下，会议对此文稿做了大量的修改，但给予美国代表团及其商业利益群体优越条件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经济战争结束后只有一个胜利者。美国大约占了一半的全球制造业生产，1/3的全球出口和61%的黄金储备。[6]某种意义上，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实是一场迟来的权力交接仪式。19世纪的经济由英国统治，20世纪后半叶则由美国来主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发挥了作用，这不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了货币流动性，也不是因为世界银行提供了资金，而是它在一段时间里满足了统治强权的利益。
美国当时的野心是统治尽可能广的资本主义，而如果这个野心得以实现，它就可以把斯大林势力赶回苏联。另外，如果美国要在欧洲实现这个目标，它就必须支持受公愤威胁的西方政体，就要向他们重申红军已经在苏联进一步发展的事实。1947年出台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服务于这个双重目的。这个计划反抗苏联，帮助确定冷战边界。虽然斯大林与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毫不相干，但这场胜利仍激励了美国的热情和坚定了它的决心。为了达到目的，美国准备支持它过去与将来的欧洲对手复苏经济，向朝鲜派兵作战，同时帮助日本经济成倍增长。布雷顿森林货币是有效的，因为富裕的美国愿意对此付款。
实际上，经济援助、军费开支、直接投资的总和很快就会超过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53年开始，除了几年例外，美国的财政赤字一直是巨大的，并且在不断增长。这暂时还不是问题，因为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十分乐意在自己的金库中储备美元。
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变化。德国、意大利、法国已经完全恢复。1956年，它们连同比（利时）、荷（兰）、卢（森保）经济联盟国家建立了共同市场。在美国的认可和推动下，它们重新确立了货币可兑换关系。它们做好了竞争的准备。日本也是这样。但是竞争条件实际上并不平等。虽然美国不再支援欧洲，但是它的帝国主义扩张以及收购外国公司的活动已经超过了它的资源容量。
20世纪60年代中期，外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的黄金储备，而且这种差距在美国对越南开战后扩大了。然而，美国不打算做任何补救。欧洲开始私下里说，美国因为有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以它是惟一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解决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戴高乐将军，这位出入于大西洋联盟的怪人仍然是惟一敢于坚持的人。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揭示说，如果皇帝不是完全赤身裸体，他就即将前途无望。1965年，法国没有储备美元，而是要求把它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德国正轻易地实现这个目的）。
让我们在此做短暂停留，因为这个插曲显示了竞争的模糊性以及资本主义强权间的同谋关系的一些重要内容。在这里，只有那位勇敢的将军敢于质疑和挑战美国对同盟的领导权。但即便是他也不能坚持到底，当有人向他指出整个货币体系会随同美元崩溃时，他退缩了，法国切实地采取了对策，比如建立了一个“黄金库”（Goldpool），以支持美元对黄金的平价。然而，美国华盛顿政府随即认识到，它不再有维持其过去那种优势的办法了，因此，它不得不寻找新的可以维持长久统治的方法。为了抵制德国和日本的竞争，美元贬值是必须的。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兑换窗口，美国不再用美元换黄金。两年后，固定汇率被“废除”，布雷顿森林时代结束。这个货币体系几乎持续了整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差不多3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无规范的投机世界，陷入了混乱。
当然，从来没有清楚的分界线，所以历史学家们也不能把1973年作为划分两个时代的准确分界线。旧的货币体系不仅是它自身解体的种子，而且世界紧随它的灭亡进入了过渡期。不稳定的游资（短期资本）和膨胀的投机部门使旧的规范的货币体系从内部开始衰败。在此，我并不是指没有权力部门的仁慈，海外低税收区（offshorefaxhavens）是不会繁荣的。我是说，这个体制的中心是投机的温床，也就是伦敦的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美元是有权不必提交给美国审批就可以存在海外的美元。相反，第一笔这样的存款是苏联通过Narodny银行储蓄的。这是个逸闻。重要的是，一个大型欧洲美元市场被允许在伦敦大力发展（其它货币效仿欧洲货币市场），欧洲美元储蓄在1970年就达到了美国黄金储备的价值，没有美国和英国当局的心照不宣，这种发展是完全不可能的。[7]那些认为政府后来在市场压力下，别无选择地解除管制的人们通常会忘了描述这些政府是怎样为其不可避免的屈服做准备的。华盛顿允许美国银行的分行使用欧洲美元，也允许它的国际公司在海外储蓄欧洲美元。华盛顿可能已经准备考虑用另一种办法来维持其统治。
20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的激剧增长，中东的酋长们和苏丹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他们将收益存入西方银行，而随着石油美元的收入，欧洲货币市场的规模就发生了变化。顺便提一句，这些资金在发展中国家周转，越快越好。除了富国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改变了经济政策，如加强管制，大幅度提高利息率，这也意味着贷款者为了完成达不到的支出而增加出口。结果，债务危机在许多国家，尤其拉丁美洲国家造成了社会灾难以及难以言说的个人不幸，经济上委婉地说，这是“失去的十年”。
通货膨胀紧随的石油动荡提醒人们，20世纪70年代是一段过渡期，在增长减慢，生产率逐渐下降，利率逐渐下落，石油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这个体制将放弃它在旧的资本主义弱肉强食法则下产生的临时妥协和社会契约。但是经过25年愉快的阶级合作后，这个合作组织里的一些人反对将阶级冲突公开化带来的风险。英国托利党内的自由派分子和未来“撒切尔主义者”之间发生冲突，进退两难。20世纪70年代，人们试图通过某些支出形式克服体制危机，结果生产减慢和价格加速增长：滞胀。这是一种改革导火线。滞胀持续存在。但是，这次还伴随着通货紧缩，还继续威胁着战后取得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全面受困的年代。
通常，那种攻击首先做好了准备。然后得到了思想意识形态运动的支持。被卡莱尔（Carlyle）称为“沮丧科学”（dismalscience）的经济学自然是这支增援队伍的重要一员。比如，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耶克（Hayek），他为反对自由贸易而斗争［注：英文版为：thearch-reactionaryfreetradecrusader。应为“极端反动的捍卫自由贸易的斗士”——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则授予了货币主义泰斗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8]，现在不仅马克思主义，而且凯恩思主义也过时了。前沿经济学家们正在推崇一种自然失业率，它低于其背后危险的经济冒险，当学术权威们因此正在讨论菲利普斯曲线时，大众宣传媒体却重谈陈词滥调，即公共固有的邪恶和私有的内在价值，或自由企业，或被一双仁慈的“看不见的手”引导的市场的完美智慧。[9]
宣传与实践紧密联系，为了坚定地把重心从工资转移到利润，为了牢固地重建资本支配劳动力的规则，各国在国内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这种争斗可以策略性地以美国的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或英国的矿业为例子来证明。它们通过修改劳动法来削弱工会力量。通过法律来保障工资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活动被取消。为了扩大利润范围，在欧洲私有化动机的驱使下，每种公共财产都被出售，开始是工业和银行，然后是铁路业和电信，而在它们的成功的鼓舞下，这次活动的主持者扩大了活动，解除了公共支出。当然不是取消军费和对所有产业进行补贴，而是取消所有社会福利服务、医疗和教育的公共开支。人们应该在这个背景下看待全球化。边界的开放，对资金滚动控制的解除，市场的合并，外国机构对他国政府债券的购买，不稳定的国际短期资金，都在把资本统治这个市场的暴君强加给政府。这些政府迫于本国选民的压力从而敢质问新的信条，这种信条认为对利润和公司有好处的行为也自动地对人们有益。
世界各地解除金融管制运动的前进步伐是不一致的。美国于1974年全面解除了对资金流动的限制。当伦敦市的利益看起来几乎历史性地超越英国产业利益时，英国紧随美国其后就不足为奇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她随即及时地解除了资本控制。事实上，有人曾认为这个过去的统治国家和那个试图坚守强权的国家正兴趣盎然地将重点从金融转移到补偿它们在工业竞争中与德国和日本相关的损失。1981年，德国解除了资本控制，而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虽然它仍有限制，但它的前进方向是一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国为了准备国际资本主义竞争而进行彻底改革的决定是1989年由一届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府采纳的。1988年，一道指令宣布所有欧盟国家的资本控制结束。在解除限制的同时，交易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下面引用的数据可以对它的范围有所了解：“1973年3月，在货币危机期间，每天有30亿美元换成欧洲美元，据估计，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兑换量在1000亿美元。10年后，这个数字达到6500亿美元”[10]。到1995年，国际清算银行估算，每天的兑换量在124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就是个极限。
不可否认，通信方式和成本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了这种惊人的发展。1960年，一条跨越大西洋的电缆只能同时载138门电话，到了1995年，一条光纤可以同时载150万门电话。今天，笔计本电脑的速度是20年前的巨型机速度的数倍，而巨型机价值100万美元，现代计算机的成本却已经降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成本的1%。[11]如此便宜和瞬时的传输不仅改变了生产商与其供应商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国内总部与海外下属公司的关系。它使在全球建立24小时贸易变得容易，同时也使距离遥远的不同市场建立紧密联系变得容易。另外，速度的提高和成本的降低都激励人们精心设计新的金融工具。
同样不可否认，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惊人的，管制的解除为固定汇率的废除提供了大量机会。随着固定汇率被废除，货币可以浮动了。20世纪60年代，美元的升降蔚为壮观，作为主要贸易货币，它促使从事外贸的人们寻求保护，另一方面，国际上变换无穷的资金要求管制利息，促使商人们考虑别的还不清楚的办法。规章制度的解除为国内许多革新创造了机会，这种革新同时延伸到了国际领域。担心交易风险的顾客获得了多种投资办法：在期货市场购买保单以获得一定数量的已知货币（或商品或证券）；也可以得到买卖的选择权，一份保证如期发货的证书，免费与想买你想卖掉的货币的人进行交易或者相反；可以操作更复杂的金融工具，而人们发明这些金融衍生工具，是为了满足各种普通的或特殊需要。顾名思义，衍生工具就是通过对货币、股份、商品的真实走势或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评估，从而衍变出价值。现在，它被最恰当地描述成一个巨大的再保险体制。你可以在这种体制中尽情投资。在对这种革新很为欣赏的报告中，人们承认约1/5的国际交易与外贸以及投资中的交易直接的关系，明显地，在这种再保险体制里，两面投注产生了投机乐土。
衍生工具繁殖的一个国际后果是，只投机某种货币的投机者们，比如说，1992年攻击英镑的对冲基金（hedgefunds）处于强势。他们不仅可以从银行借贷超过自己可担风险的资金，而且“资金的势力现在增大了，因为只有一小部分衍生合同的面值是急需的，换句话说，对冲基金不用花自己的钱就可以进行大型投注”[12]。对冲基金组织在管制解除较早的海外国家和美国注册，它现在已经成为故事里的英雄或恶棍。对财产和英镑成功阻击的分析显示，里拉、英镑只是较大攻击中的受害者之一。[13]
近几年，金融市场极端快速地膨胀，一些投机者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在美国，典型的例子是开放式基金（mutualfunds），它主宰着金融市场膨胀的步伐。对冲基金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1980年到1995年，开放式基金的财产几乎翻了九番，从2930亿美元增长到近2.6万亿美元。它们虽远不及巨大的养老基金——养老基金的资产同一时期从6680亿美元增长到4万亿美元——但它缩短了与养老基金的差距，因为法律约束禁止把养老基金用于某些投资，所以养老基金为了克服障碍就把资金转移到了开放式基金上。通过购买债台高筑的美国行政部门的大量证券和各种性质的证券，包括垃圾证券，开放式基金的总需求得到了满足。表面上，它们很大程度得益于令人无法相信的成功的证券交易，从而有杰出的表现，而当它们在国内得到满足后，它们就去海外冒险，对冲基金作为投资先锋开辟了道路。因为受益于管制的解除，保险衍生工具控制的解除，特别是在欧洲，投资流动性得以确保，所以，养老基金紧随对冲基金到海外投资，它们现在可以购买外国股票或政府债券，也可以随时投资。但并不是只有它们才这样做。大投资银行，例如（Goldman），高盛（Sachs）或者摩根斯坦利（morgan—stanley），这些主要的大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在投机狂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这种投机狂潮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振荡。国际公司逐渐壮大的金融部分也包括在内。正是这些强大的集团，在1996年9月16日——黑色的星期一，成功地阻击了英镑，导致英镑贬值。
养老基金是英国和美国的特产品，假如没有养老基金，年老的美国人就会挨饿，而退休的英国人则会进入佩斯·贝弗里奇（Berereridge）所说的艰难时期。当其他国家，如日本把大量的钱投入保险时，美国人或英国人则把钱投入了养老基金，这就是为什么养老基金进入外国市场被称为“盎格鲁-萨克逊”入侵的原因。[14]然而开放式基金本质上是美国式的，把这种慈善投资机构的国际渗透描述成美国化更为准确。然而，认为美国把资本主义方式带到欧洲和全世界则是可笑的。当资本主义“普通化”后，那就要求不同国家有不同特色。与美国不同，德国银行被允许向工业直接投资，而它们在生产上的重要作用使鲁道夫·希尔弗丁（RudolfHilfeding）在20世纪初发明了“金融资本”（financialcapital）这一概念。另一方面，在法国，大产业集团的相对弱质性驱使集权的科尔贝（Colbertist）政府在组织生产中起到了直接作用。同样，如果认为德国政府不支持美国资本主义也是错误的。事实上，考虑一下五角大楼的采购在IBM和其他电子公司的发展上，在波音和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nellDouglas）的发迹中所发挥的作用，不用说通用汽车和伊斯特曼·柯达的历史，你都会发现这样的论断简直可笑。然而，这种支持行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15]
诸位一定要摒弃另一个明显是在起宣传作用的说法，即慈善投资机构进入世界各地市场，标志着分享民主的国际胜利，弱小者胜利。事实恰恰相反。特权者在这个体制中分得了巨大的蛋糕，而小储蓄者（Smallsavers）则在蛋糕碎末的贿赂下保持沉默。但是后者无权参与政策制定，决定的权力被限制在越来越小的圈子里，而且，它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决于养老金或对冲基金。所有银行由于竞争而压缩规模，它们要求并获得了在新领域投资的权利。你现在经常会看到，不仅同一国家的传统大银行合并，像美国的大通银行（Chase）和汉华（Chemical）银行的合并或瑞士的联合银行（Union）和瑞士银行公司（SwissBankCorporation）的合并；你也会看到，金融大集团，像万国宝通（Citicorp）商业银行和Travellers破记录的交易，荷兰国际集团（ING）银行收购霸菱银行（Barings）（过去叫伦敦商业银行，LondonMerchantBank），或者德国银行（DeutscheBank）收购银行家信托公司（BankersTrustCorporation）；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保险业合并案也比比皆是，不再是大公司吃小公司，而是大公司吞吃大公司，从而获得国际竞争需求的规模。小的是美丽的——那是针对鸟而言的。现实世界不是被弱小者统治，而是被集中在三个由强权公司主宰的金融中心：伦敦，过去的中心；纽约，现在的中心；东京，新兴的中心。[16]
应该用另一种方法和不同背景来解释在全球强加美国金融模式的企图。经历了一段不到30年历史时期的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罕有的退步后，资本主义正在重建。资本主义正恢复正常，回到过去的道路上，但它当然会在新的框架中重塑自己，因而它也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日本生产组织方式证明重申其权力的努力是有益的。就这种制度的巩固而言，美国的管理模式同样被认为是新历史时期最适合的模式。像过去15年一样，这种管理模式加强了金融控制，强调即期利润。在这种体制模式下，慈善机构投资者的权势增强，控股要求的股份比例比欧洲的还少，不满的投资者可轻松地转移到利润更高的产业上，这个体制的重点早已是快速赢利和季度报告。它最主要的成绩当然是“减产”，实际上是减少劳动力、工人数量，减少他们的工资和福利。而且这仅是一个开端。其他方面，特别是研究和开发会受到这种短期行为的影响。这种态度如果从公司上升到国家高度，那它就要求大量减少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和降低公共支出，除了国防支出，还要提供公正契约所需的开销、解决社会纷争所必要的警察和囚犯的开销。
这种模式背负着自负的名称——“公司治理”，国外正在采用这种模式。它的销售商和厂商通常遭到质疑：比如OECD这样的国际组织，它的年度国家报告指责德国仍然背离规定的模式。在达沃斯聚集参加一年一度的自由贸易大会的商人也是嫌犯之一，而经济学家杂志是这样崇拜的主要宣传喉舌；另外，全世界信仰这种舆论的其他人或被收买的追随者都有嫌疑，[17]在欧洲，比如1995年的法国，这种趋势遭到了公众的强烈抵抗。然而，它的发起者坚信，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他们终究会有一天。随着资金流动控制的彻底解除。对外国债的比例升高（这个数字有波动，OECD的平均值在1/4~1/3），不满的投资者可能出售股票或政府债券，并转移到条件更方便的投资环境中去。有人会认为，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抵制这种潮流。现在，他们不仅要遵守资本主义游戏的国内规则，而且也要遵守它的国际规则，因而，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东京，从赫尔辛基到开普敦，美国似乎都是最大的赢家和榜样。
然而，把世纪之交说成美国的强权时代是很草率的。肯定地说，美国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随着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刚刚没落，美国在海湾战争期间一直提醒它的伙伴们，他们和这个世界仍然需要一位“警察”。美国也有它的经济理由。尽管美国事实上自1985年后就成为净债务国，而且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布雷顿森林协议瓦解后的25年里，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国内外出现巨大财政赤字时，英国、德国、日本首先支援美国，大量购买美国债券，而这没有阻止美元继续作为储备货币和主要国际交换工具。当华盛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决定采用其他办法保持美元统治后，华盛顿的确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操作。
然而，美国的优势实际上与过去不完全一样。日本不可能做亚洲的代言人，尤其考虑到中国逐渐加强的地位；而如果不考虑欧元，那西欧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他们明显没有做好冲击美元的准备，因为一旦这个主要支柱倒塌，整个公共利益体系也会瓦解。但是他们也不会完全接受华盛顿的命令。[18]对穷国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它们的规则全都是好的。当美元、日元、马克和欧元的强权代表举行西方七国会议时，他们避免事端或争吵，就像他们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一样。华盛顿不是世界政府头脑。华盛顿第一次置身于一种复杂的、不定型的三边不平等关系中。
1987年10月19日是个黑色星期一，这一天，抛售指令淹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突然崩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全球市场造成了突然的恐慌。1992年至1993年，一小撮投机分子的成功狙击粉碎并几乎毁掉了欧洲货币体系。1994年12月的墨西哥便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和例子。墨西哥人、外国人看到金融市场上的比索和外汇报价狂跌，连同资金一起飞走了。由于这个自吹自擂的“自由天堂”的体制，墨西哥政府走到了倒闭的边缘。墨西哥的经济濒临毁灭。1997年夏天，那些后现代英雄，“亚洲老虎”遭到了投机商的袭击，它们的货币和股市受到了袭击。但这些仅是另一种振荡。
总体来看，在几十年时间里，或在1985年以后，东亚在世界经济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一个直接外国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快速膨胀的时期——1995年，这种投资达到了1000亿美元——而且大部分增长都是东亚带来的。受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条件的吸引，跨国大公司正进行大量投资。日本尤为积极，因此日元相对美元坚挺，并且所有可能受日本影响的国家同美元有联合汇率或其他方式的联系。如果算上过去的“四小龙”（中国香港和台湾、新加坡、韩国）和现在的“四小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以及——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出口中的份额由1985年的13.1%攀升到了1995年的23%，比美国的15.4%（有所升高）和日本的11.7%（下降）高，甚至比欧洲共同体(19.4%)要高。[19]
如果中国或印度尼西亚仍然主要出口消费产品，如纺织品、玩具或鞋类，其他主要的产品如计算机、电子产品或通信产品，那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那些部门的容量已经过大，生产过多，加速了自己的崩溃。随着与日元挂钩的美元在1995年开始攀升，东亚货币随后也攀升，观察家们开始怀疑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否长时间承受这个压力，而游资也开始产生。当1997年7月1日泰铢下跌时，恐慌像着火一样迅速蔓延。货币与股票证券很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下跌。港币也遭到袭击，中国人民币的黑市市场也难逃此劫。当所有这些情况恶化了日本危机时，投资者从“新兴市场”（EmergingMarkets）的撤退击退了摇摇晃晃的卢布，威胁了巴西到委内瑞拉的货币。
评论家们较早的时候就得出了乐观的结论，认为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像过去一样脆弱。1987年，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的价格首次下跌，比1929年的情况更为糟糕，但是这一次，无论是华盛顿还是纽约的金融当局都很快就介入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尔后，外国银行开始设法软化美元价值后来的下降。在欧洲，当里拉和英镑被第一次波动冲击后，法国法郎也几乎被第二次波动吞没，但欧洲货币体系存活下来了，现在形成了一个统一货币。在墨西哥这个案例中，虽然克林顿总统在听从国会及其国际伙伴上有疑问，但为了救助墨西哥政府和投资者——大量美国人仍设法提供了500亿美元（毫无疑问，墨西哥人在高通货膨胀、大量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但这与竞赛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规律在这里不起作用。尽管缺乏自己的货币，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仍设法采取了挽救行动，包括为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俄罗斯提供了大约1400亿美元资金（如果把给巴西元捆绑的资金算在内则超过了1800亿美元）。如果一个西方或美国人，机构的行为相当开放，就有机会促使韩国或泰国更多的向外国投资商开放。然而，虽然这种选择至少跟过去一样痛苦，会有成百万增长的失业和成千万的低于贫困线水平的穷人产生，但这是这种补救措施似乎有相反效用。衰退成了继续恶化的萧条。因为纯粹的心理因素，这种萧条情况并没有扩散。如果俄罗斯或拉丁美洲受到影响，也仅是因为投资者从“新兴市场”中撤出引起的。对亚洲九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需求下降足以使原材料价格下降，尤其是原油价格，而且俄罗斯与拉丁美洲仍然极大地依靠原材料出口获取收益。麻烦变大了，因为世界经济正不断地融合为一体。从泰铢贬值开始的萧条仍没有结束，它也被人们称为全球经济的第一次大生产过剩大危机。
甚至还有更多的麻烦吗？我们的统治者清楚过去的教训，他们总能成功地实施拯救行动吗？有理由认为这个体制是脆弱的、不稳定的，甚至它受到大变动的威胁。事实与设想之间，经济现实与虚构的金融表现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矛盾。听一听信息革命、划时代的变化、工作的终结这些神话，人们就能想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快速扩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就业人口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而消失。而真正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停滞的时期，产出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几乎不到“黄金时代”的一半。如果我们看看国际关系，就会发现同样的悖论。听一听所有关于无情的全球化的讨论，人们必定会断言，国际贸易的扩张已经达到了一个无法超越的速度。事实上，我们又一次错了：它的速度在放慢。外贸的年增长率从1950—1973年的年均7.2%下降到了1973—1990年的3.9%。因为那种增长率的一半不是用新的投资来计算的，而是考虑了其他发达国家中的企业合并和收购，与此同时，追求至上的跨国公司相互争斗加剧。
金融资本的新统治并不是纯粹的幻想。它与经济事实有明显的联系。为了实现财富的重要转移，它为剩余分配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框架和借口。在20世纪最后25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多数国家的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都有明显下降。相伴而来的则是分化的加剧，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距加大。这个趋势在两个与新模式最接近的国家最为突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英国。
然而即使那样，真实的变化——劳动的失败和资本的胜利——也没有证实它们的金融表现，利润率的增长最近相对放慢也不足以说明道-琼斯指数的上升。在国际领域，外贸和投资以算术级数增长，而金融收益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且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增长。
这是一种狂乱的推测，它会变成一种金融虚构，会使人们想起罗莎·卢森堡预见性的话，卢森堡认为，资本的统治仅当存在新的征服领域时才会继续下去。俄罗斯和中国现在正“狼吞虎咽”，虽然远没有消化，但很快就会成功。虚构资本的非理性扩张可能是最终骚动的第一个迹象，它试图通过人为方式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周期。对于我们而言，为解释“兰波”逃离这种体制可能是他唯一的错误而对此表示悲哀完全多余。
我们应该寻找抵制现存秩序的支配地位的方法，而不是强化对现存秩序的预言。因此，我们转过来讨论本章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即国际主义的本质。
全球化不是单一的。它反映了资本主义体制和其正扩大的本质。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在一个短期和异常时期后又回到了常态。考虑到生产的不同结构和发展阶段，今天的国际渗透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两样。如果我们把外贸在国民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当作开放的标准，那么，20世纪70年代我们就超过了19世纪的水平，此后就越去越远。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直接外国投资在世界产出中所占的比重，那么1991年时我们仍然明显落后于1914年的最高水平。[20]认为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独特而且不可比的说法应该是忽视历史而得出的错觉。
但是，一旦承认全球化过去到现在都是资本的一个自然趋势，目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差异也是不可否认的话，那么，对于帝国力量而言，殖民地就是必须的，而且是其产品的销路和原材料的来源。现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厂家，而廉价劳动力则是吸引跨国公司的一个原因。拥有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是在掩蔽墙之后获得一个专有地位，今天，大公司正在国际上为争取世界贸易更大的比重而竞争。大型公司之间的争斗和合并不只限于国际金融领域，克莱斯勒被德国的戴姆勒尔-奔驰汽车制造商收购的案例，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产业合并，虽然这是依据生产能力过剩而判断的，但汽车产业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垄断在电信领域的瓦解已经在AT&T和英国电信等跨国公司之间带来了国家交易和国际联合投机。但是原油、制药、电子和航空、无线电和电视产业的国际集中也正在加速。1997年，全世界的合并和收购额达到1.6万亿美元的纪录。自从1998年上半年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以来，这是一个可能又被超过了的记录。[21]少数正变大的公司主导着大多数部门的生产和贸易，但是他们并没有当即瓜分世界。这些跨国公司与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并不再创造和平，也不分割世界经济，它们甚至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之类的机构支持下建立一个世界政府。[22]即便是资本主义垄断集团也注定有一定形式的竞争。
这样，当“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本质时，它也就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方式。这种影响比第一次世界战争前更大，因为资本同时已经侵入了新领域，更深地渗透到世界经济中，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这个进程实际上从20世纪后期就已经开始。在关税削减和其他壁垒消除的激励下，外贸自从1950年就已经后期开始按照一个比同期生产率高50%的比率稳步增长。我们已经看到，有鉴于1973年后兴起的资本调整运动，以及国际金融的相继繁荣，外贸扩张在“黄金时代”确实更快了。然而，无论周期如何，动机如何，控制的提升和相应的强化是否没有完全改变环境，没有极大地减少单个政府的自治，根除社会激剧变革最初的地域——民族国家呢？
我们试图回答这个关键问题，重要的是，需要重申金融升级不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是命中注定的但是现实存在的。它是资本主义体系结构危机的反映之一。这是重要的，因为人类原则上应该能够改变自己能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任何试图重新控制资本运动的努力都将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它的严重性质可以从一个由更温和的建议引起的抗议中体现出来，这个建议是由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提出来的，他是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建议通过“向轮子里注入一些沙粉”来减少投资范围，可以对国际交易引入一个小额税收。[23]让我们来回忆一下今天民族国家软弱无能的起源：自由化并没有强加给不情愿的政府。他们既没抵制新自由主义，也没有保持中立态度。世界各国政府积极参与了这个转变，包括许多明显左翼的政府（这些政府接受现存社会）也不得不接受正在变化的游戏规则。这个情节显示的不是民族国家的消失或者萎缩，而是它对新的历史阶段的适应。顺便说一句，无政府资本主义这个观点在表述上是矛盾的。如果取消保护私人财产的机构（如警察局、监狱、市法院），取消了获得同意的更为复杂的工具，以及支撑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大量金融工具，无政府资本主义就会像海滩上用沙垒起来的城堡一样坍塌。
实际上，在相对繁荣的战后时期，国家扩大了它的范围。国家增强了它通过发展群众教育来提供熟练劳动力的功能，以及通过健康保险、养老金、家庭补贴和其他津贴来提供“第二工资”的功能。为了帮助公司，民族国家冒险进入了基本生产领域而且在社会关系中充当了裁判员，对“社会契约”保持谨慎的观察。所谓的福利国家就是在底层压力的综合影响下出现的。但是，一旦发展机制陷入困境，整个积累进程就受到威胁，运动就会转向。政府现在不是缓和社会关系，而是实际上出台反劳动法（Anti-labor）,强化阶级冲突中的一方力量。他们对随着失业的增加而显著上升的福利支出进行了改革。他们不仅私下人为地平衡账户而且也有利于其利润的获得。简而言之，国家不是因循守旧的。相反，它已经强化了约束，首要的是它的意识形态功能。把增长的喜讯变成所谓的“自由”和公司的神圣义务，这是不容易的，国家也对“私人企业”增加了资助，尤其是对跨国公司，这些公司超越了国家，但仍需要得到国家的帮助。欧洲货币统一体在建立中存在的一个困难，即对所有的公司合并者来说，遍布欧洲的公司仍然相对较少，布鲁塞尔没有取代其他首都成为跨国公司的保护者。
在讨论目前可能使用民族国家来形容社会变革这一问题，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转向第三世界，出口增加，给制造业的就业带来影响之前，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全球化的一方面：虽然20世纪的最后30年里，无论国内还是国家间的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正在扩大，但是南亚的一些前第三世界国家，即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通过国内控制和外国投资以及技术，已经设法推动生产和贸易非常快速地发展起来，逐渐出口更多高级产品。总之，据估计，西方七国，即欧洲最发达国家、美国以及日本在1968年，只有1%的制造业消费品是通过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来满足的，到了1993年底，这个比例则上升到4%，而第三世界国家则占了所有制成品的10%。这必定影响就业，直接地或通过变化生产方式，尤其是鞋业或纺织品以及电子消费品的生产方式来影响就业，有人已经证明，这种影响在英国或美国比德国或日本大得多。因为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也是技术产品的重要进口国，所以不应该夸大西方国家制造业的就业减少所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个高度公开的威胁影响了劳动关系，以及老板们的进取心。而且工会心照不宣，如果他们不缓和自己的要求，那么雇主，尤其是跨国公司的雇主将会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在发达国家里，如果一个激进的左翼政府将接管这些跨国公司的话，那么就会受到恐吓，因为大的公司实际上依赖于其国内政府，这就使我们开始讨论关键问题：在民族国家里，一个激进的政府能有所作为吗？或者为了真正的社会变革，对于竞争来说，那些边界现在是否过于狭窄了？
在极端的形式下——现在除了国际化不可能有其他争斗——这种看法明显是滑稽的，即便国家的争斗也依赖于地方冲突中获得的战斗精神。比如，假定德国或者法国工会在自己的领域中是被动和抵抗性的，一旦冲突被扩大到了欧洲工会，其战斗性精神就将突显出来。事实上，这个重要的考虑坚持认为，只有综合的欧洲行动才是贴切的，它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很少希望西欧所有的工人运动在不满程度、政治成熟度以及道德上能同时达到同等水平。这个重要的讨论在一个失范世界里所做的事就是让资本自由流动，履行法律，而工人运动或进步运动则将被迅速推向民族国家的边界之外。换句话说，国际主义已经被强加在我们身上。
为了在环境已变化的情况下考证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案例。1981年，统一的法国左派赢得了法国政权，弗朗索瓦·密特朗当选总统。政府的任务包括产业集团和商业银行的国有化，而不足以远到真正地改变法国社会任务，这些任务是相当激进的，它们引起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抗议。然而左翼政府既没有考虑拒绝尊重游戏的资本主义规则，也没有动员其支持者们在这个冲突中支持它。因此，无法回避的事情发生了。当遇到国际市场的敌视力量以及国内联合体的抗议时，左翼政府就直接屈服了。1983年以后，密特朗的所为确实与他的承诺相反，他使法国“标准化了”。他尽最大能力使政府适应资本主义竞争和舆论政治，这在进行过程中破坏了法国左翼传统，而传统相信通过集体政治活动能改变命运。[24]
然而，密特朗并没有彻底破坏它。法国人民在努力强化美国模式的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正如较早就提到的，法国人的不满改变了政治气氛，引发了仓促的选举，1997年6月，联合左派又一次进入了政府，这一次，社会主义者利昂内尔·若斯潘当选首相。他是一个标准的左派，他甚至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寻找“（法国）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空隙”。但是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政府在选举运动期间承诺把工作周减少到35小时，而从业人员不会有收入损失，拒绝紧缩和马萨诸塞条约对通货紧缩的定义——这和新的正统观念冲突。这些差异和已经出现的第一轮迹象坚持已有秩序的规则，它将又一次违背其誓约。微弱的希望是在下层的压力下，政府将被迫坚持其誓约，而且反对国际趋势。因此，基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这个问题就是，政府是否决定履行其任务，情愿破除游戏的资本主义规则，并准备为了这个目的而动员社会。
然而这个框架将发生冲突，这个框架在16年里已经被加以修正。密特朗将会面临老板们的极力反对，他曾断言有更多机动的空间，有更多时间准备。若斯潘则必定会很快将自己推向国际社会的争斗，我们现在可以大胆地对我们的处境给出一个暂时的回答：因为民族国家没有消失，所以民族国家仍然是运动开始的领域，获取权力的领域，社会激烈变革的领域，但它也是迟早会生存下来的领域，所以这个运动必定会向一个更广的领域发展。有多快呢？考虑到国家规模、整合程度和自治程度，这个问题只能勉强给出答案。如果政府决定重塑社会，它将在美国获得成功，几十年来，它可能忽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部分（可能它将不会是必要的，因为它的背弃可能使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突然发生）。在一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国家，充其量将会遇到数年的暂缓发展。现在没有人会认真地考虑一下英国兰开夏、意大利的伦巴第，或者美国的路易斯安那自身发生的激烈变化。[25]欧洲统一体的国家仍然没有处在地方层次。但是因为经济和法律的整合，这些国家也不再是羽翼完全的主权国家，而且共同货币——欧元的采用已经加速了这个进程。可能的激进政府在精心设计它们的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这些都必定是有感染力的，因为新政策为了生存将不得不扩张。它的政府首脑提出的建议，诸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社会津贴，共同应对福利国家的瓦解等，必定会吸引成员国的全体选民。
当紧急情况发生变化时，一个国际范围的需要就是普遍的了。毕竟，跨边界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传统最吸引人的特征之一。在抵抗北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或欧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上，这个特征正在堕落，陷入了混乱，因此，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沦为反生产行为。这样做的语气可能与帕特·布坎南（PatBuchanan）等人的侵略主义语言相混淆。
反对进步的人必定会更直接地说，这不是在为一个抽象国家而斗争而是为防止大企业规则的强化，因此，为了在成员国中实现工会和其他社会运动的联合行动，它将情愿牺牲主权来保护工人们的利益。
需要重申，这些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的国际主义原则。“单一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主义的创造，它在表述上是矛盾的，无论如何，社会主义视角在当前混乱状态中的出现都将不得不国际化，这是真实的，你不可能有一个反对那些不普遍的剥夺、不公正、不平等的运动。你不可能找到一个四周被污染的海洋包围的纯洁的岛屿。资本主义在内驱力的促使下入侵整个星球，社会主义在其自身的方式上也不是普遍的。如果全球化是利润征服世界的道路，那么，国际主义必定是工人们的回应。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它受其国家保护，同时与其大公司的利益冲突，这样，民族国家被生产力的发展在缝隙处撕裂——所有这些都是即将来到的变化的征兆。计算机可能是合作的工具而不是剥削的工具。信息高速公路或数字电视和网络不得不附属于贸易，它们也不得不成为商业文化的工具。我并不是说，同样的工具在社会不同的使用者手中的性质被修改了。科学、技术和其服务的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比那个更为复杂。我只是说，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发展水平允许国际组织有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人们在本能地渴望国际主义。我们看到，无论在阿尔利亚、波斯尼亚、卢旺达，还是在科索沃，由于受所见惨景的震惊，人们不仅正在要求立即加以干预，而且也需要有自己的法庭和强制手段的国际政府形式出现。
在此意义上，问题是此类制度必定会被人们误解，而你们能够想象这样一个谴责和惩罚美国的组织吗？因为美国对危地马拉或尼加拉瓜进行了干涉。我们能够想象美国的当事人，如沙特阿拉伯或以色列正在遭受的苛刻待遇吗？或者我们正在用一个与美国的商业利益无关的尺度来测量它对人权的侵犯吗？然而，如果我们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或其他相反的情况下建立了这样一个实体，并用武装力量来执行它的话，你们就只会为了维持现状而强化了暴力。不过，人道主义的诉求是自然的。
当人们考虑到我们的生态前景时，对一个真正国际化的权力当局的要求就更加重要。为了确保这个星球的生存而做出的努力基本上是全球性的问题，比如土地、空气和水的污染，臭氧的耗尽，全球变暖等问题必须由各地着手处理，但只能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每过几年，联合国就会召开一次环境与发展会议，比如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大会制定了未来计划与方案，结果与1997年的京都会议和1998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一样，有人发现大企业变得比值得赞许的宣言强大得多。
我们稍后将讨论到，资本主义能够发明赢利性的绿色运动，与此同时，它内在地不能确保我们的生态环境，因为它需要依赖交换价值而不是价值来扩张。但是，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另一个局限。
今天，每个人都知道，生物圈无法承受西方富裕国家盛行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向全世界推广带来的压力。那种想在印度或中国拥有两辆车的家庭对于环保主义者简直就是噩梦。附带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关于在全球推广美国生活方式的说法仅只是“闲话”的原因。如果讨论者们再深入地思考一下，他们真的应该记住，富人世界接纳了小部分外部人，却把他们从西方世界好的部分中排除了。无论如何，生态环境可能暂时得以确保，而特权阶级的习性同时只能通过防止世界主要人口实现那些生活标准来得以维持。解决这个两难困境的唯一办法是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新形式的合作——考虑一下那个词汇的真实含义——联合构建新的生产模式和新的消费模式，再次强化从国际角度进行思考的必要性。确切地说，它就是进步运动必须起作用的地方。毕竟，我们不可能装作在国内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在外交关系上却容忍不平等。
[1]高层管理的例外出现在小国家中的大公司里，比如荷兰的壳牌(Shell)，联合利华(Uniliver)，飞利浦(Philips)，瑞士雀巢(Nestle)或瑞典的伊莱克斯(Electrolux)，ABB公司。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见WinfriedRuigrok&RobvanTulder，ThelogicofInternationalRes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5，152~162。
[2]UNWorldInvestmentReport1996（Geneva：UNCTAD，1996）．一旦1998年的统计数据一公布，他们就自然会强化这种看法，因为受1997年的金融崩溃和生产相应下降的影响，亚洲在联合的外国投资中所占比重已经严重地下降。
[3]JohnEatwell，GlobalUnemployment（Armonk，N．Y．M．E．Sharpe，1996），
[4]RosaLuxemburg，TheAccumulationof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68）．尤其是第26章。
[5]金本位是指以一定重量的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体系。货币必须按其面值转换为黄金；黄金必须能自由地输出输入，因此必须有充足的黄金准备以供所需。
[6]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London：Fontana，1989），461．
[7]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简明地指出，欧洲美元市场只有在得到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同意下方能形成，即美国允许不按照美国银行规则进行离岸交易；而英国允许不按英国银行的规则和规章进行离岸交易。YoshikazuSakamotoed．，GlobalTransformation（UNUniversityPress，1994）236：1997年的欧洲美元储备数据，见S．Corbridge，R．MartinandN．Thrift，eds，Money：PowerandSpace(London：Blackwell，1994)，58。
[8]霍布斯鲍姆（EricHobsbawrn）在其著作《极端年代》（AgeofExtrems）（NewYork：Pantheon，1994）中集中讨论了诺贝尔奖金的归属问题。
[9]迈克尔·卡利基（MichalKalecki）预测了他的同行经济学家的作品。1943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充分就业将遇到商业领袖们的憎恨，‘工人们’将失去控制而‘工业领袖们担心’会接受教训······一个强大的阻力在大企业和食利者的利益之间产生，他们可能会发现不止一个经济学家断言，情况明显不妙。”SelectedEssaysontheDynamicsoftheCapitalist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1），144。
[10]J．B．GoodmanandL．W．Pauly，theObsolescenceofCapitalControls；J．A．FriedenandD．A．Lakee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NewYork：St．Martin’sPress，1995)，303．也可以参见“SurveyoftheworldEconomy，theEconomist”，19Semptember1992
[11]“SurveyoftheworldEconomy”，TheEconomist，28Semptember1996
[12]RuthKelly，“Deprivatives：AGrowingThreat，”inJ．MichieandJ．GrieveSmitheds．ManagingtheGlobalEconom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5)．
[13]IMF，InternationalCapitalMarkets．Partl：ExchangeRateManagementand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August1993)
[14]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2年的资料显示，它们的资产在美国达3.3万亿美元，英国6710亿美元，相比之下，日本为1920亿美元，德国为630亿美元。QuotedbyRichardFarnettiinFrancoisChesnais，LeMondialisationfinancière，Paris：Syros，1996．
[15]这一点，参见RuigrokandVanTulder，216。
[16]关于对这些城市的地位和它们中的富人与穷人的差异的集中讨论可以参见SaskiaSassen，TheGlobalCity(Princeton，N．J，：PrincersityPress，1991)。
[17]一些主要的受益人正开始怀疑，是否并没有太偏离平衡(themovementofthependulumhasnotgonetoofar)。乔治·索罗斯（GorgeSoros）是人为称赞的量子基金的领头人，他对英镑的狙击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参见他的文章《资本主义的威胁》（TheCapitalistThreat），《大西洋杂志》（TheAtlantic），第79卷（1997年1月），45~58页。但是他的第二个思想并没有像对资本运动征税一样深刻。关于托宾的建议，可以参见以下的第25个脚注。
[18]1997年9月，日本建议针对亚洲危机组织一次区域性的挽救行动。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了这个建议，而日本东京也没有坚持。这表明，日本与德国一样并不是真的要随时与美国华盛顿作对。
[19]优势被夸大了。因为在亚洲存在内部贸易，而在欧洲则不存在。而这与如下提法相比则不为过了。即亚洲九国的内部贸易占了总数的1/4，而欧洲共同体则为2/3。OECDEconomicOutlook，63，June1998，205~220。
[20]SeeR．kozul-Wright’sessayinMichie，157andtable，158.
[21]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4June1998．根据保障数据公司（引自经济学家）1998年7月4日提供的数据，1997年美国的合并者和收购者达到9260亿美元的纪录，1998年上半年则达到9490亿美元的最高纪录。随着股票价格下跌，这个进程方放缓，而后又随着证券交易的恢复而继续。
[22]1994年，在100个顶级跨国公司中（按其外资的比重来确定），有44个公司是欧洲的，2个是美国的，9个是日本的，3个是加拿大的公司，2个是澳大利亚的公司。这些海外资产总共为1.4万亿美元，而在直接外国投资的全球性股票中占1/3。1993年，这100个顶级跨国公司（INCs）雇用了差不多1200万人或者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估计雇用了7300万劳动力。WorldInvestmentReport，1996，XVI，29~32．
[23]JamesTobin，“AproposalofinternationalMonetaryReform”，originallypublishedintheEasternEconomicJournalin1978，reprintedinEssaysonEconomicTheoryandPolicy（Cambridge，MA：MITPress，1982）．
[24]对我批判性分析密斯特朗的内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DannielSinger，IsSocialismDoomed?，ThemeaningofMitterand（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
[25]我承认有错。比如欧洲转型地区中，富裕地区正在考虑自己走自己的路。莱戈（Legha）正在为帕达纳平原（Padana）的独立辩护。这意味着北意大利的实际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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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超越劳动和闲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说明：本章的译文有太多难以索解的地方，以及许多明显的错误，包括词汇——比如把“工会”（TradeUnion）译为“贸易工会”——和句子。需要校订。《第七章不满的法国冬季》同样有明显误译之处。现姑且上传，请读者注意。——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第八章超越劳动和闲暇
用薪金去敦促人们工作的想法在发展，它不是一个不变的公理。我们一直持有后一种想法，而忘记了其他任何激励方式。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Fulzger-ald）：《天堂此岸》
有人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正面临一个全新文明，借用一本畅销书的书名来说，“工作的终结”是这个时代的象征。[1]因为工作不仅是大多数人类活动的生活来源，更重要的，它也是人们相互交往的渠道，所以它的消失将是划时代的。但少有数据进一步证实这个显著性的论断，即使在失业显著上升的欧洲，就业实际数字在19世纪半叶也并没有下降，而且不及劳动力的增长。美国被认为是未来社会的模式，它可以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保证失业人口几乎不发生变化。但就业不稳定、工作无希望、待遇差则是事实的另一面。实际上，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可能是一个谬论的破灭，而不是工作的终结。
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神话，其不可思议的、永怛的增长机制同样是一个神话，这使带着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景象崩溃了——它假设，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稳定的、或多或少持久的、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持续发展的社会进步将会出现。在美国人眼里，这个故事可以概括为一个承诺，即“明天，我们都将成为中产阶级”。所有那些神话都不再为人们津津乐道，值得注意的倒是它们几乎同时从西方世界消失了。20世纪70年代，现存的世界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它以劳动为其主要目标作出了抵御的努力。80年代末，这种努力是活跃的，劳动法被修改，过去的让步姿态被舍弃。压缩规模、外购资源、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这些都是时髦的术语——以及适应日本的剥削方式，它们使这个机制在15年内设法恢复了均衡，大量国民收入从工资流向利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再次断定，这个时代的基本法则是资本支配劳动。
那么，我们是回到正常状态，还是回到过去呢？我们需要作出判断。资本法则从来没有真正受到危害，恢复也不彻底。虽然存在统计错误，但是认为工作消失的号召者们仍提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意识到了一个统治时期的结束。我们的社会总是在两个矛盾中运动。一方面，为了盈余，我们不得不降低生产商品所需的时间，所以采用机器而不使用劳动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我们不得不创造新的工作。我们很难平衡这两个方面，同样也很难用新创造的工作来弥补消失的老工作，这种困难是有代表性的，尤其是随着技术、科学和知识成果的作用不断增强，更是如此。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就认为“偷窃他人的劳动时间”对于我们的财富计算而言是一个蹩脚的依据，我们应该用闲暇时间而不是工作时间来测算财富。他赞同引用当时的一些资料，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2]。这在当时似乎不实际，而现在却变成了现实。至少在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和闲暇的边界将开始消除。然而可能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进一步地说，我们将不得不再次检验增长的目的，我们也将不得不把受逐利驱动的增长转换为人们对生产目标的确立，这种活动民主地建立在人们的社会需求而不是他们的银行账户上。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改变社会的真正本质。
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大量缩减考察范围，考察问题真正产生的领域。实际上，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它破坏了现存结构，动摇了人们的基础。从而影响到每个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管是工厂还是政府机关，现有领域都直接与工作之外的活动有关。这肯定不符合最穷人的情况。在南亚、南非撒哈拉和拉丁美洲，共有13亿人的日收入估计至少低于1美元。[3]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些人约占了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的1/3人口，他们的当务之急显然是生存。在剩余2/3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中，随着传统农村环境的动摇，人们也正被迫涌向散乱的城镇，在一个非正式的经济中寻找生计。制造业并没有萎缩，它一直在吸纳越来越多的劳动力。1970-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口在全世界制造业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从43%增加到了53%。[4]在快速增加的亚洲国家，这种趋势尤其明显：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这些被称为“龙”、“虎”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体现资本主义优势的模式。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增长因各种反市场行为而突然消失了。
中国是富豪快速增加的亚洲后起国，但在绝对规模上，它无疑是最为显著的国家，这与欧洲逻辑相关。中国的失业人口是巨大的，而现在的失业人口几乎显性化是社会转型的结果，它从主要用政治手段进行开发转变到以更传统的资本手段来进行开发。相似现象在苏联和曾属于苏维埃集团的东欧国家也出现过。这里须要指出，失业人口并不只是在中国才大量存在——并且正急剧增加。大量失业人口的释放显然是进入资本主义集团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灾难是我们的模式在全球推广造成的，这也使得非洲大量人口忍饥挨饿，亚洲相当多的人口积贫积弱。但这与理论家们指出的工作随着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发展而消失的事实不符合。理论家们人为地指出，占世界人口1/5的国家占了4/5的资源和产出。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西欧和北美。
即便在这些国家，也只有不混淆就业人口的减少和工作的消失，这种看法才是适用的。因为工作数量在这个时期确实增加了，尤其是美国。1973年到1996年期间，按照工作年龄人口（15岁～64岁）来划分劳动力，经济学家们所指的参与比率，在美国从不到68.4%上升到77.9%以上，差不多增加了10个百分点。男性参与比率小幅下降，而女性参与率则从50%以下上升到了71%[5]，这个增长是突出的，但是男性参与率仍大于女性参与率。1998年底，欧洲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进一步放缓，参与率水准下降，就业上升，这虽然不是规律性的，但在结束了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后，失业比率下降到了4.6%，就业恢复到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水平。所以，我们可以认为，随着工人抵抗运动的迅速瓦解，美国可以放松它的经济政策，也可以不再用货币工具来降低工资水平。[6]
无论如何，欧洲工人运动被证明越来越强，就业斗争依然没有被解决。随着就业人口比重的上升，欧共体并没有出现与美国相似的趋势。1973年到1996年，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参与率一直相当稳定，妇女就业比重上升了——没有美国快——与男性比重的下降相协调，但男性参与率的下降比美国快，这远远落后于美国。这是因为25岁以下至55岁以上的就业人口比重大幅下降。法国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整个欧洲大陆似乎极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长度。[7]然而，尽管不考虑这个事实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放缓，失业这个几乎被淡忘的指标仍然为突出地在欧洲重现。战后繁荣期一直保持在3%左右的失业人口在20世纪90年代却上升到了12%，而且欧洲很难在随后的恢复中开始认真考虑（getdownto）这个单一的数字。从前的灾难的再现可能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连续性的一个标志：25年前谁能想到，没有一个严重的政治剧变，这一规模的失业人口仍会再现。然而，它也可能被解释为制度的弱质性无法弥补它的“创造性破坏”的标志。当然，不管危机的严重性如何，工作并没有明显消失。既便在西欧，过去20年里的就业人口实际上一直以年均0.2%的速度增加。这个速度低于美国，但它部分低于欧洲1973年前的增长速度。[8]这个前景并不如欧洲的急剧转型突出。认为“工作终结”的理论家们正相当理想化地把“黄金时代”（goldenage）有社会保证支持从而长期有保障的就业情况与今天社会津贴被剥夺，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相比较。
为了合理地对此加以考证，我们必须既考察劳动力结构的长期转变，也必须考察一下它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加快转变的过程。战后的变化强化了这个长期趋势。农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加曾经使西欧大陆国家能够模仿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而现在，土地上就业的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那些在农业经营相关领域就业人口除外）不仅在美国（2.4%）和英国（1.8%）是微小的，而且在曾经是半农业国的国家也是如此，法国（4.4%）、意大利（6.7%）同类指标值也正在萎缩。[9]一定时期内，人口持续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工厂，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和70年代的欧洲的工业人员所占比重开始下降，一旦服务部门有了宽松的环境，它的就业人口就一直增加，现在已经吸收了西欧就业总人口的65%，而美国的比重超过73%。[10]在欧洲，这个工业发展阶段包括移民劳动力的重要流入。虽然这种流入曾在经济危机期间大幅度下降。在整个欧洲，这个发展的第二阶段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从蓝领到白领，同时伴随妇女大量地进入劳动队伍。这个过程现在仍没有完成。
制造业的生产率大幅度上升，而工作时间却少有变化——相对而言，劳动力资源向健康医疗、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转移似乎相当合理。然而，考察一下这些服务领域的就业情况，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部门并不是惟一的增长部门。广告、金融服务、各种与法律和秩序相关的部门，也就是说，那些长期与主要社会组织相关的产业部门的就业也在快速增加。可能马上就有人反驳说，商业文化使年轻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是对社会产生疑问，或者卫生医疗服务部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持劳动力而设定的，它们都是对这种机制的支撑。但是医生、教师、或者甚至电视制作人对那个功能的履行并不像投资咨询人员和财产律师、看门人员、狱吏一样明显。
这个机制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尽管这个机制没有幻想黄金时代，但20世纪60年代随着“黄金时代”而过去了。此后，速度开始放慢，利润下降。1968年，法国工人罢工：次年秋，意大利工人罢工，美国一般称之为“蓝领哀歌”，它暴露了对既有剥削方式的大量不满，以及潜在的对抗。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生存机制的基本原则：资本支配劳动。然而，在经过了25年的高利润和有保证的经营之后，企业不愿破除这个综合机制。它做出了最后努力，试图提高利润率，将其从扩张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没有成功。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下降进一步使计算变得变得复杂。公司设法把生产的不增长与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联系在一起，并创造了一个经济学新词：滞胀。因此，在资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之后，20世纪70年代整个十年都处于转轨时期。
这次冲击进一步发展，并伴随着来自意识形态的攻击，它蔓延了整个西方世界，虽然它实质上并不是同时发生的。1981—1982年，里根政府通过解散航空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theAirControllersUnion）——PATCO——向世界商业表明应该放弃在工会谈判中的让步姿态。1984—1985年，英国发生了最大的工人抵抗运动。在紧张筹备后，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对煤矿工人采取了对策，最后设法击退了他们。因为贸易联盟的领导决定不支持整个有组织的、参加工人运动的罢工者。总之，美国更容易取消社会津贴，美国工人在单个协议中获得或丧失利益都比西欧容易。在西欧，福利国家的消失不得不要求国家出台对策，出台法律。在意大利，指数化的工资水平随价格而调整，“滑准法”（theScalaMobile）直到1992年—1993年才最终被取消。
就资本而言，资本只有改变它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巩固，尤其是在车间一类的场合。日本管理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这种转变值得研究学习，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即所谓的福特主义时代的结束。这里主要考虑两层意思：F·W·泰勒在《科学管理》中研究了时间和动机，他严格区别管理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脑力劳动在汽车流水线和福特的“5美元日薪”中结束了，这表明了通过更高薪金来扩大消费者市场的努力。因此，福特主义简要地表明了20世纪开始形成与发展的管理方式，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则是其辉煌时期。当时，生产快速增长，尤其是耐用的商品快速增长。与此同时，耐用商品的大宗消费也有了发展。在许多人认为它会永久增长之后，这种增长最后结束了，人们不得不调整这个机制。一辆汽车象征性地取代了另一辆汽车，据说福特主义也被丰田主义取代，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工厂在更早的时期都是按照亨利·福特著名的鲁殊河（RiverRouge）工厂模式设计的，仅只是意味着模仿，而且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在当时是最有效的，因而成为劳动力利用的主要方式。丰田阐述的“精益生产”（Leanproduction）是在一个技术发展更高、更先进的水平上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在这里，我也不试图去描绘日本经济怎么运行：它的管理机制是怎样在反对高度垄断社会的斗争后形成的。从目标出发，我将尝试着用大量文献总结这种管理方式的要点及主要特征，尤其是因为它在向一个新的剥削模式转变中为西方世界所采纳。[11]
首先需要记住，日本管理模式的变化是在工人抵抗运动被消除之后就出现的。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立即建立了大量军火贸易联盟，但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这些军火交易联盟都在冷战时期的恐慌性暴力进攻（redscareoffensive）中都受到了挫折。新管理机制随后被采用并加以实施，它只能在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工人或者工会相当驯服从而能完全服从公司的地方才起到作用。这次战后的斗争也表明对日本模式新的考虑，即就业保障（虽然“工作寿命”实际上在55岁就结束了）以及根据资历来增加工资（应该承认，它通过个人评估——Satei（PersonalAssesment）——以及占人年均收入1/3的奖金来调整）。这些收益的维持给服从管理工会提供了一些信用，但是它们仅限于非常大的公司。因此，作为受欢迎的典型的日本生产过程的相关特权实际上被不到全国1/5劳动力采用。因为，“核心”公司和外围公司之间的情况有很大差别。
实际上，日本模式的一个特征是它的松散性，它在垂直的联合中有许多层级。在一个阶段上，丰田（Toyota）有“168个第一层的承包商，4700个次一层的承包商。31600个第三层级的供应商”[12]。社会条件和收益随着每一个水平下降，而在最低一层上，主要是妇女就业和临时工作，薪水只是那些在主要工厂就业的人员的1/4。[13]整个设置好比一张网，核心公司则是布网的蜘蛛。个体工供应商是从属的，并不被给予补贴。他们在法律上是自主的，但又高度地依赖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培训，尤其是第一层级的承包商更是如此，这些承包商反过来又控制它们自己的供应商。
赫赖因（Herein）破除了精益生产的一个秘密。核心公司将每种可能委托的事情剥离出去——清洁、餐饮、安全、财务——以及除了自己能做的之外合作。这在电子产业甚至比汽车产业更为突出。因此，NFC（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松下、三菱（Mitsubishi）和索尼把它们差不多3/4的彩电产品承包出去。[14]综合关系表明了日本生产的另一个特点——零库存（Just-in-time）流通方式，它大幅度降低了存量成本，将部分负担转移给了供应商。然而，核心工厂必须有很大程度的灵活性，因为理想的运营目标只有订单已经登记了才能产生。汽车工厂必须快速地记录，输送物资，建立新流水线。我们必须对柔性工厂里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加以考证。
有人认为，丰田主义（Toyotisn）是福特主义（Fordism）的反面是。它推翻了泰勒曾精彩论述过的脑体分离。如果要评论这种假设的真实性，最好的办法是考察一下美国对日本模式的移用——它按照日本模式组建联合风险公司或工厂。大多数情况下，与传统的美国公司相比，这些公司的雇用过程更加小心，也更有选择。而且花费更多时间训练新雇员——以周计算而不是以天计算——给他们灌输企业“精神”，教他们新的工作方式，这在小的团队尤为突出。在团队中，雇员将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怎么提高效率，减少不足之处。当装配线存在时，工人也可以通过团队组织起来，每人都完成搭档的任务，都能取代他，以至于团队领袖就是最后可以借助的援救者。在这些新工厂里，雇工们描述了其他相关好处，比如，人们会提到清洁而明亮的环境，礼貌的用语，对蓝领工人有明显的尊重（日本仍没有能向西方世界输出他们的主要企业精神，这些企业的雇工“自愿”以正常速度加班或者放弃给予他们的假日）。
如果通过执行者的视角考察一下日本组织，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所谓的“Kaixen”（连续改善）并不是工人自治的亚洲版本。雇员对超时、流线速度或者轮岗没有发言权。[15]所有关键决策都是上级制定的，而工人们在这个框架中才有权利，也有责任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剥夺了自己的自治与自由，而这些是他们过去在传统工厂中设法从雇主那儿“偷”来的。在此意义上说，团队仅意味着无比的压力。我们也不能将轮岗和对自由与技能的保障相混淆。这些任务仍然被分解为用时间量度的各个部分，在泰勒主义者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人的任务成倍增加，而知识却没有增加。实际上，当美国接受了泰勒制工厂时，他们主要雇用年轻的、有足够能力应付工作、乐于合作的职员，他们并不是在寻找熟练的工人。
福特主义的装配线集中体现了F·W·泰勒的雄心，即把所有知识转移到管理上，剥夺了工人的技能，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即便泰勒制工厂能把一些脑力功能恢复到工人手中，它也不可能推翻福特主义，而是对它的最终履行，它产生了一些奇怪的奴隶：机器的附属物。但是它并没有恢复这些功能。如果有区别的话，它把工人降低到了一个更为从属的地位。在那些工厂里，泰勒制成功地控制了思想，它可能已经把奥韦尔所说的伪装的压制视作一些受蒙蔽的人们对这种管理的认同。但从日本开始，一些真正的收获将在整个西方世界迅速发展起来，即被灵活地描述为“压制型管理”的管理模式，但与查理·卓别林（CharcieChaplin）在电影《摩登时代》中的预言相比，这几乎是小儿科。[16]
当然，在资本配置上，剥削的更高形式不是与先进的技术手段相分离的。如果没有机器人，没有电子计算机化的通信和电脑控制，就不会有零库存管理，也不会有今天的丰田式工厂（Toyotist）。但日本模式是在没有大量的技术特征下产生的，虽然今天它运用了这些技术。事实上，技术过程、项目、软件都有了很大发展，这满足了丰田制管理的需要，并且因为存在对这种机制的需求，也因为西方的雇主用新战略和新方法去维持他们对劳动力的支配地位，所以这种管理机制随后走出了日本。如果没有可用技术，这种新机制是不可能想象的。虽然这些技术必不可少，但它们并不是生产者。
大宗产品，比如汽车曾经与自我管理的真正形式，即工人掌握了他们的工作内涵相协调吗？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问题很流行，尤其是在瑞典。当时，瑞典是不符合这个规则的，失业几乎可以忽略，4/5的劳动力组成了工会，因为薪水低下，所以工厂很难招聘到那些乐于在装配线上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认为装配线作业是紧张而且土气低落，枯燥乏味的。瑞典的两个汽车生产商——萨帕（Sabb）和沃尔沃（Volovo）被迫采取措施来降落低这种职业的乏味。尤其是沃尔沃做了多种努力。1974年，沃尔沃在卡尔马（Kalmar）建立了一个工厂，高度分散的工作被更长的作业周期取代。11年后，沃尔沃又在乌德瓦拉（Uddevalla）建了一个新的工厂，装配线被统统取消，沃尔沃组建了由10个或12个工人构成的团队，团队成员从始至终地装配一辆汽车。卡车工厂同样也采用了这种规则。
瑞典的实践当时是有教育意义的，但它不是决定性的。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当工人更了解正在做的工作，能更多地掌握自己的工作，有更大的创造性时，他们对工作的不满就就消失了；我们也看到，尽管管理方式发生了转变，但瑞典的生产率仍迅速达到了高水平（虽然不是全世界最高的）。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方式不是决定性的，因为雇主的主要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一旦瑞典不再是例外，而大量增加失业人员也改变了对劳动力市场的态度，雇主就将放弃这种转变。当然也有一些教训值得汲取。这种行动被证明更为成功，并最后运用到了卡车工厂，在阶级队伍的支持下，工会最终很好地平衡了力量。大量失业对雇主人道主义热诚的治疗被证明是极好的，即便在改革最强烈的时期，雇主们也没有意识把实际权力转移到工人手中。正如安德烈·戈尔兹（AndreGorz）在研究瑞典案例后正确指出的一样，不存在允许生产商和“公民—用户”（Citizens—users）检查产品自身及其社会用途的舞台。更糟糕的是，你不能在单个工厂建立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Self-managingSocialism）。相反，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转向了精益生产和零库存体制。[17]
因为西方企业需要新的管理方式，所以它们很快采纳了日本战略。但由于日本的生产力更高，日本企业开始占领了美国国内市场，美国汽车工业或消费电子领域的大公司就开始大量研究他们的日本对手，他们发现模仿能够获得大量好处，因为日本模式为他们的利润率和劳动力关系这两个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美国人意识到规模没有实际价值，也不需要正式的垂直联合。在直接责任没有成本的情况下，你可能对工业命令和财务控制感兴趣。在大工厂，精益生产中的工人往往联合起来，而核心人员减少，这样意味着工人抵抗减少，薪水下降，社会收益减少。一旦最低一层再次出现，血汗工厂的每一次移动都会恶化。
事实上，这个过程是适应过程之一，而不是纯粹的模仿。因为美国在金融资本正超过产业资本时引入日本方式，所以整个改革就是次要的，而几乎即期的利润率才是必要的。如果规模下降是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那么，企业再造（re-engineering）则是它的更高阶段。产品存量得益于零库存机制，而劳动力的积累则得益于解雇工人或者为了大量追求更大的红利或价值正在上升的证券，工人转向低保障的工作，包括服务产业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日本车间里的剥削与美国财务管理的混合被称为公司治理，它的影响正在扩大，并且开始解决工人抵抗问题。尤其在欧洲，在多年存有希望与幻想之后，我们发现，人们很难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你能够有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收入并不能维持你的生计，或者为了增加私人企业的利润，从而牺牲健康和其他社会服务。
当然，这种方式在每个地方都不得不适应当地环境。比如，有人认为，欧洲对新的挑战作出的反应在意大利东北著名的“网络”也存在，小的专业化公司联合起来一块生产，比如说陶瓷或纺织品或定制（custom-made）工程设备的公司，产业约束使这些公司找到了自己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但把它称为同一模型的另一版本可能更准确。因为在这里，较小规模的家庭所有的供应商由于自我开发（Self-exploitation）而存活下来（同样，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避税）。整个机制可以灵活地描述为“没有集中的集中”[18]网络可能被证明是转型的，因为纺织业的博尼顿（Benetton）或眼镜业的鲁克索提卡（Luxottica）等行业领袖倾向于获得控制权。意大利网络能多长时间控制国际核心公司（spiders）呢？这值得讨论。[19]然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优先权本身是与现象相关的，而不是它的变量，而且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下的工薪劳动力揭示了它的基本担忧，在不到20年里，劳资关系已经被推翻了，关于可靠的“工薪社会”（salriedsociety）的理论已经瓦解，所有这些都是由管理引起的，而不是技术和革命引起的。[20]
革命可能是一个太刺眼的词汇，因为它错误地意味着这个体制已经改变了它的本质，而不是它的一些现象，或者因为它被称作单一的、均质的，或因为它能依据所接受的订单作出精确的反映，从而决定生产，而在理性的和生态的、负责的社会决策的指导下，我们的模型不能被理解为保守主义的进步之一。因为永久增长神话的破灭，已经没有必要替换受约束的、有限的扩张神话。资本主义可能已经改换了地方，但是它没有改变其本质。受逐利动机的激励，资本依然在扩大再生产的内在必要性以及扩张责任的驱动下前进。“武装力量，全球债务，有计划地衰退”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Huxley）的警言，它一直是西方世界的支柱，这取决于梅扎罗斯（Meszaros）所说的“利用率的下降”。因为关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即产品是否能被卖掉：而不是它是否需要——在某种意义上，浪费越多，情况越好。私车比公共交通更能赢利，即卖一个生命周期短的产品比生命同期长的产品更有利可图。然而，那些根本不可能使用但容易销售的产品是最理想的。[21]这种规则现在比以前更适用。如果考虑到冷战的结束，军火支出的边际下降，军火工业大型企业一直是我们生产的核心企业。在其他地方，利用率一直在下降。计算机、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块的生命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我们已经设法减少了产生新模式所需要的时间及其运行成本。广告支出、销售人员支出，游说人们购买东西的费用正在上升。资本主义可能被谴责为根本不在乎人们真正的需要，但它们为了控制生产而约束生产却没有受到谴责。
这使我们在寻找可能的补救措施之前，仍必须解决一个迷惑，即把失业人口及贫穷工人的数量的大幅度上升与生产率增长速度的下降进行比较。过去20年里，在就业期稳定增长后，不稳定性戏剧地出现了，这可能意味着生产率在“黄金时代”一直有规则地增长，然后由于技术变化而剧烈上升，这严重影响了就业。有数据能准确地说明这个相反的事例。尤其是在欧洲，劳动生产率直到1973年都在明显上升，随后上升速度才放慢。必须承认，这些数字不可全信，劳动生产率的计算一般来说是件冒险的事情，就服务部门而言则相当虚假。[22]但是在这里，逻辑似乎以相反的方式在奇怪地运行：随着生产率增长的放缓，劳动力开始大量剩余。
可以大胆地指出劳动生产率下降一些原因。明显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不断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规律性放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也需要加以考证。随着电子产品进入了办公室，秘书、通信工人和银行出纳员的工作与工厂里的工作一样迅速消失了，而资历较浅的管理者也正在消失。然而，这个规则仍然有效。生产领域的工作被消减，而服务部门则创造了工作，虽然这些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不再足以吸收因萧条而出现失业人员。汽车工人现在正被汽车销售人员取代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如前面提到的，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与发展生产相比，有一种发展那些维护现有社会更有用的部门的趋势：各种金融服务部门和法律部门、广告公司或保障机构。除了使用率下降规律之外，也存在所谓的生产性投资被浪费性使用，滥用电子设备，把计算机作为一个较好的打字机仅是一个很少见的例子。最后，可以用传统原因来解释为什么没有生产率的工作仍然存在或者在血汗工厂或比萨饼店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些劳动力是廉价的。当然，我们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和思考来解释这个明显的悖论，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最近几年，工作人员的工作环境正大在恶化，劳动力处于困境中，这不是由技术创新带来的生产率的突然上升引起的。[23]
这里，至少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在19世纪最后20年里，雇主们已经获得大量收益，而工人则遭受严重的挫折。正如一些人指出的，这并不是说，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和劳动力仍被结合在一起；如果前者居主导地位并且没有达到极致，那么，我们就将看到另外一个时代来到的曙光。简单地说，资本不再能以原来的方式运作，它被用来挤压它的搭档——从而取得显著的成功。工人处境的弱化，可能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组织化的劳动力下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多数工人仍然被组织起来了。工会成员在劳动力中的比重虽然已经大幅度下降，但在德国（29%）、英国（34%）、意大利（39%），这个数字仍然较高。现在，法国或美国的同类指标很少在两位数，而且一直在下降[24]，工人的战斗性可以用罢工的敏捷程度来表示，它现在已经进一步下降。
工人情况的恶化还有更深刻的标志。在欧洲，大量的失业人口重新出现而且持续存在，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在美国实际工资现在已经低于越战时期，而且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较明显的特征是“贫穷的工作”。然而这个差别虽然较明显，但也不应该夸大。如果你考虑到有些失业人口在统计上没有数据可考证——那些刚刚失业的人占了美国男劳动力的1%，这个比例就与欧洲的平均水平更为接近了。另一方面，贫穷的工作人员不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萨克逊人这些特权人群。比如，有报告显示，1983年至1997年，法国低薪工人的比重增加将近一半，占劳动力总量的15%，这完全是由于低薪人员的增加引起的（低于工资中位数的50%，或者每月低于620美元），其比例从5%上升到劳动力总量的10%。[25]随着过去被认为正常失业的情况消失，临时、暂时和兼职工作迅速增加，事物的两面被统一起来了，事实上，统计数据并不总能证实这种转变引起的最突出的现象，因此，在美国，临时工作明显地从1973年的16.6%上升到了1993年18.8%，而且大约3/4仍然属于自愿性失业。[26]当然，如果有大量的公定假日，而正常工作时间变短，在兼职人员中占主导地位的妇女的选择则可能会不同。
但是除了变化范围存在不一致外，毫无疑问，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是明显的，西方世界的工人阶级在此时是分散的、分裂的、衰退的。
这种挫折将怎样继续？如何将后退转变为反攻呢？为了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趋势，这种趋势从美国开始。而后得到欧洲左派的认可。他们接受逐步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也寻求逃避，一些人会说这是一个避风港，它是一个不断发展而且定义宽泛的领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部门，而既不是市场也不是政府。如果依据定义，它的边界将有很大变化，其模糊性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把医疗、教育、文化和其他由国家、地方当局补贴的社会服务或由教堂和基金提供报酬的工作，以及慈善、志愿者和社区工作，以及由非政府组织从事的工作考虑在内，你就会看到一个占国民总产值很大比重，甚至在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稍微增大的部门。[27]如果你把这个部门定义为拒绝市场规则和各种交换贸易体系规则的法人，这个区域就会缩小到很小比重。[28]我们将看到，不确定性是和另外一个名字非常模棱两可的领域相关联的——非赢利部门。
根据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的文章来判断，第三部门的出现不能被质疑为企图推翻现有秩序。从里金夫开始讨论是最适宜的，“工作的终结”令人迷惑，因为它在灾难性的判断与温和的补救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我们正面临的前景是一个不需要工作的世界，一个没有工作的星球，国家与大型跨国公司相比则渺小得多。第三部门提供了惟一出路，所以，除了要求“意识转变”和“社区的承诺”外，作者提出了什么具体的建议呢？实质上，各种各样的税收减少了对发起者和参与者的激励。在各种支付方式中，我们可以不理会让美国采用增值税的建议，因为这在欧洲已经存在了多年，而欧洲的失业情况比以前突出了许多。虽然具体性减少，但建议从军队转移一些资源，对跨国公司征收更重的税收则是更大胆的做法。最后，有人提出了诸如有保证的年收入或“对社会经济中的实际工作支付社会工资”等观点，但它们并没有被完全解释清楚，真正的迷惑在于企业无论大还是小，是否愿意接受额外税收，并对一个部门提供比“劳动力后备大军”所需更多的资金支持，因而提高普通工资水平。里夫金认为，大企业的机动空间较小，因为必须在建监狱还是资助第三部门的各种形式的工作中作出选择。有人认为里夫金是在用这种方式号召企业实体自利，因为他的文章中没有真正影响权力结构和财富结构的内容。
同样不能这样看待里夫金的欧洲同行的观点。比如，为了所知而且有独到见解的社会批评家安德烈·戈尔兹（AmdreGorz）最近出版的书。[29]这本书的语言受《经济学手稿（英文版）》（Grundrisse）的启发，与马克思其他书相比，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更坚决地认为，技术和科学在现代生产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与用劳动时间来测量财富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这个矛盾只有当联合生产者接管了才能消失，从而结束资本的统治。与马克思的《经济学手稿》这本书的部分内容一致，戈尔兹断言，在他思考的社会中，“工资收益必定会消失而且会变成资本主义，”然而，戈尔兹也强调资本主义必须谨小慎微地度过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将消失，而且正随着大工厂和大宗产品的消失而消失[30]，麦克罗·雷韦利（MacroRevelli）对第三部门的倡议一直都是理智的，他甚至也没有走得这么远；他没有涉及一个可选择的社会问题。麦克罗·雷韦利不太乐观，他把第三部门视为一个可以喘息的空间，一个历史性的缓冲地带，也把这个被社会经济占的领域描述为一个被解放的领域。[31]
这种解释可能是深思熟虑的，它把我们带回到25年以前。当然，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在第三部门倡议者的著述中开始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情绪，当时，为了寻求快速而激进的变化，社会活动分子、军人们不得不准备进行比他们预期更长的征程。在这个时期，存在主义者相信，你可以不消极地接受被强加的环境，而是把它变成一种行动手段，这种情况与今天讨论年轻人能够把他们的意识变成自我肯定的资源是一致的。这个时期，一些人已经相信世界将被马尔库塞（Marcuse）所说的“流民和局外人“（Out-castsandOutsiders）改变。此时，出现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这也是一个公社时期（commune）。实际上，当时一些事件煽动年轻人退出商业环境，使他们在争论中有效地认识到，革命要求改变人们的意识而不仅仅是改变结构和制度。他们无疑相信，共产公社是多样化的，而且与”“农村包围城市”相似，它最终将包围资本主义保垒。唉，“耶利哥墙”因为道德的鼓吹就不会瓦解了。
流浪者和局外人的数字已经同时成百万地增长，可能会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情况完全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消除任何可能的误解，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正在增加的危机的受害者受到政治影响，这才是关键的。在欧洲，失业人员的动员尤为重要，这也是为什么1998年初法国失业人员进入政治阶段是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当前的发展模式同时产生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失业人员参加下列任何活动是关键的。我们将进一步来讨论。从基金中获得从事改进研究或有趣的社会服务的任何资金产受人欢迎的。从地方或国家当局可能取得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任何资金将被掠夺，尤其是如果这种行为更加民主的时候。如果把社会行动和政治行动联合起来，人们就能获得相当大的最低工资，以及一个合适的失业收益或一个收入没有损失但时间缩短的工作周，而且如果有持续压力，就能够迫使体制做出大的让步。一定程度上，这就与其逻辑不一致——妙极了！然而，我试图表达的意思是，体制有它自己的逻辑，有它的核心，它不会被迫屈服于外围的行动。
第三部门的倡议者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们的国家和大公司的概念相当易变。他们认为，对全球化影响最广的解释已经是一个规则。所以，著名的3700个大跨国公司直接地占了整个工业化国家就业人口的1/5，间接地占另外4/5。但是，当我们只讨论单个国家时，这些公司的力量几乎被遗忘了，相反，在全球化世界中几乎消失的国家又出现了。当然得承认，这是一个相当抽象、没有阶级的国家。比如，你可以从中预期一个体面的“社会工资”，不管你是否工作都是如此，这是一个创新，并足以严重地打乱目前运行的劳动力市场。
这里，对“后市场”或“非赢利”的全部讨论似乎完全模棱两可。有人认为，非赢利既非驴也非马，既非国家也非市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麻烦的是国家和市场不是绝对抽象的。就它们所有的冲突而言，它们具有同样的社会构成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在这个组成中，非赢利机构的范围被界定为很小。
只有当社会不再由资本积累推动发展，生产方式不再由交换价值决定，而是由真正的需求民主地决定时，利润才会消失。同时，如果单独地、狭义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即便最理想化的合作社最终也不能被它们周围的环境摧毁。这并不意味着要号召投降或不行动，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在运动时必然认识到，激烈的社会变革不会一夜之间发生，而且如果当前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没有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也不会取得成功。但是，这也不只是流浪者和局外人的任务。一个主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需要不同的联合和不同的战略。
这种抱负不可能使过去再现——不仅仅因为目标不可能达到，而且也因为它是不合需要的。“黄金时代”只有在当前的异议引起的怀旧情景中才会突显。当自动化使大量痛苦而单调的工作的减少成为可能时，谁能梦想到福特式的传送带会复兴？这应该考察一下当今社会之外的内容。
在发达的西方世界，劳动力结构已经较大地重组，它有一个长期趋势而且突然加速。在过去50年里，这个速度变快了，或者说它已经加剧了变化从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与此同时，长期趋势变得更加根本了。科学进步、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得大量削减所需人力资源成为可能，首先削减生产我们生存产品所需的人力资源，然后削减生产生活稀缺品所需的人力资源。可能马上就会有人反对，生产人类整体发展必需的产品更为重要。潜在的困难是，自由放任的发展是一心想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最后的担忧，而且这也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很久不再履行它所谓的“开化功能”（Civilizingfunction）的原因——为了使人类能不再为生存做单一斗争，需要用一种革命的方式推动生产力。迄今为止，在一个非常的时间里，人为扭曲的增长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仅讨论20世纪下半叶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人类生产率的显著增长与每个工人不得不工作的时间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存在反差。第二次大战以前，工人通过抵抗运动争取到了每周工作44小时的权利，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原则上也是这样的。战后，在可能已经使劳动时间暂时延长的重组之后，有效工作周在43小时到44小时之间浮动。只有在经济危机之后，随着失业的增加，西欧的工作周才下降到44小时水平之下，而美国的工作周时间则实际上增加了，尽管它的经济处于危机之中。从20世纪下半叶的整体情况来看，即便考虑到欧洲工人拥有较长的假期，每个工人每年所需工作的时间的减幅据说从零到30%。同一时期，依靠国家的支持，生产上升了400%或500%。这个反差是有启发意义的。闲暇时间虽然是允许人们发展个性必不可少的，但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它不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们的社会可能更关注可用的、有限的闲暇时间的商品化。
20世纪下半叶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建立在利用率下降原则基础上的一个复杂结构有详尽的表现。它的一个支柱是有计划的衰退，而一度膨胀的广告投资强化了这种衰退。另外一个支柱是，军火工业联盟不仅为最小化利用率提供了发展空间——生产武器不是为了使用或者武器将在第一时间内被摧毁——而且更是政府对生产、研究、发展进行补贴的主要受益者，因此，这些能够被运用到商业领域的补贴可以被用作经济管理工具。在这些帮助下，我们的社会就莫名其妙地在一个扭曲而且人为的增长下继续发展了过来。
下面进行更深层次、更贴切的讨论。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某种意义上，我们与马克思设想的时代明显地非常接近。在这个时代里，“财富的量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支配的时间或闲暇时间，比如为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的时间。[32]这不是说，可用的生产模式能完全转换为一个目的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而“当机器变成相关工人的财产等时，它不会只作为社会生产的媒介”的说法是不充分的[33]。机器、项目和为了剥削而进行的组织方法将不会自动地变成人类解放的工具。它们中的一些将是适应性强的，而另外一些则将不得不一同掉队。然而可以肯定，知识领域的发展和运用使我们实际上可以设想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通过消除那些艰苦、乏味和令人不快的工作来取消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之间的边界是理想化的。同时，为了给所有人提供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大量减少那些仍然必不可少的社会必要劳动力，均衡地分布社会必要劳动力也是可能的。麻烦的是，这种不同的生活要立即为我们所理解但又很难达到。当前的体制能够继续它扭曲的发展，直到它遇到生态极限或者被那些最终发现资本的统治是不可忍受的人民所抛弃时，它才会终止。
如果有人认为一个社会秩序结束了，这可能是奇怪的，因为绝大多数报告判断，这个社会秩序确实设法埋葬了它将来的掘墓者。按照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说法，资本主义正在大量地生产未来的“掘墓人”——无产者。今天，分析家虽然不认为无产者结束了，但他们认为无产者是一个正在萎缩而不是上升的力量。如果你几乎形而上学地看待一个由矿工、工程、修船木工组成的工人阶级——男性，蓝领而且主要集中在非常大的工厂里——这是不错的，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影响消失了。在目睹了欧洲的两次主要剧变——1968年5月的法国和1980年的波兰——我可以证实，人们的意识在大工厂停产时就开始活动了。然而，如果仍按照一个呆板狭隘的定义，西方世界认为无产者的数量正在下降，但按照衣领颜色来判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把工人阶级视作一个自身不得不适应经济扭曲发展的现实主体，那么，这个趋势就会反方向发展。随着农民小生产所有者规模的下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工薪阶层现在占工作人口的80%左右，而我们必须设法在这个松散和四面受困的群体中揭示新的工人阶级的规模和形态。[34]
在描述这个工作群体时，人们习惯从大受益者开始。借用罗伯特·赖希（RobertReich）的词汇来说，这些大受益者的3%或4%是“象征性的分析家”，而另外16%则是所谓的“知识工作者”[35]。如果不是按照哲学家——国王，而是按科学家王后和启蒙的拥护者的说法，现实的鼓励要少一些。这不仅有利于隐藏这些人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组织中所起的作用，而且也有利于给我们带来统治的好的印象。在我们这个不平等增加的社会里，财富是高度集中的。有必要回忆一下，1975年，美国占1%的富人拥有的财富占20%，而1990年则上升到了36%，或者世界上225个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几乎与全球人口中较穷的一半人口的所有收入总和相等。[36]这些超级富豪不是与科学家一起分享这笔最大的收入，而且与商人、管理人员（他们也是股东）共同分享这笔收入，因为首席执行官们（CEOs）现在有股票优先权，从而有巨额薪水。[37]比尔·盖茨在“象征性的分析家”中有比较骄人的地位，他是一个赚钱的人，而不是爱因斯坦的后继者。
所谓的知识工作者处于第二阶层，他们的知识也是相当特殊的。不管他们是在金融部门还是在会计服务或法律部门，或工业管理和研究领域占据一个关键的地位，也不管他们是否在控制人们及其思想上占据关键的地位，比如电视制作人员或广告人员，他们的技能必定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资本主义制度要靠它来运行，而且他们的地位是与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存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考虑一下资本主义制度，即便是那些财产位于上层的人当中，只有演员、歌星或其他艺术家在没有成为拜金主义者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更高兴地履行他们的角色，而在一个相当不同的社会里则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目的。
虽然这些特权群体在统计上被称为工薪人口（主要为了税收目的），但在他们中不会发现工人阶级。为了确定这个阶级，我们必须考察一下就业结构在19世纪后半叶的变化。我们已经知道两个最大的下降：农业就业人员急剧下降，而后，工业就业人员有一个较小的收缩[38]（在德国，它仍然占了劳动人口的37.5%，虽然美国仅占23.8%）。就业人口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的转移不应该被视同为工人阶级的消失。与汽车工业装配线上的男人相比，超市里的女收银员的薪水要差一些，而其工作条件同样也差得远。一般来说，劳动人口中的女性人口由于相当自然的增长（护士和医疗服务部门的其他从业人员，教师和教育行业中的各种从业人员）而极大地增加了。而且总体上，更多人为的增长（在贸易或者管理层中膨胀的行政服务的底层）能够被整合进一个定义灵活的工人阶级。
其他的一些变化是什么呢？敏捷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极端的两极分化已经使得时髦的餐馆、雅致的时装店和漂亮的营业室再度流行，而昂贵的汽车则停在装修一新的房屋外，这些都改变了旧的时髦区域和新的贵族区域的外表，尤其是在大都市里。[39]在数据上，对富人进行个人服务的数量增加比为其企业所进行的专业服务的发展更加明显，虽然这里我们必须小心统计谬误。大公司正为了更简洁的外观而努力，它们减少了所有与会计、交通、安全、餐饮或清洁服务相关部门，因为这些功能社会化（outsource）了。它们也改变了其统计特征：做同样工作的同一个人不再计算在产业中，因为他们是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最后，在独立自主的工作上，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进步，这是一个极端夸大的进步。从这个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这个部门随着农村小生产所有者和小店主的减少而减少。在自己国家以外的土地上工作的人们才是真正重要的，在西欧国家，比如希腊、意大利或西班牙，它占了劳动人口的1/5到1/4。而在其他地方，这个比重在10%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比利时，这个比重在20世纪后半叶的最后20年里有大幅度增加，从7.3%上升到11.9%。[40]这些新的独立自主分子大多数并不是为全球最好的出价者提供服务的奢侈的流浪者。他们通常是那些为了避免失业而在一个安全和收益更好的公司从业的人员。
总体而言，劳动力的变化是深远的但不是根本的，虽然即便在富裕国家，现在不仅有大量生活悲惨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即所谓的“收容人员”，而且也包括劳动大军中不稳定的部分。所以，如果像过去曾经可能的一样，把工人定义为“什么也没损失只是摆脱枷锁”的人就可能是错误的。今天，他们中的许多担心失去房屋和车子，甚至还有摄像机（Camcorders）和蜂窝电话。与通常情况一样，能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因为他们对生产方式的控制权被剥夺，所以他们无法掌握任何工作目标、意义，或者甚至是他们工作的组织。但是近代艺人不曾借助计算机更新他们的工具吗？极端地说，在家工作的妇女是一个囚徒，而不是一个缝纫机前辛勤工作的女缝纫工。一旦存在社会紧张，相应的问题就会出现。这里以膨胀的信息产业中的关键角色——计算机程序员为例。熟练的操作员的薪水自然相对较好。但是，只是他们中的小部分人是“象征性的分析家”，可以创造一些项目以帮助企业加强对劳动力的控制，扩展它的金融网络，强化它对媒体的控制。绝大多数人则正按照严格秩序做着上述困窘的工作。随着社会冲突的强化和成功的中产阶级神话的瓦解，技术人员、研究人员和其他大多数人都将不得不在其坚持特权的意愿下降的情况下决定他们是否支持统治者，或者为了寻求自治与自我运行，他们是否站在旨在瓦解整个体制的工人一边。
工人阶级是否仍然是急剧变革的主要力量呢？这是个决定性的历史问题。就此而言，问题并不是工人阶级的规模，因为从统计数字来看，它还没有萎缩。怎样才能团结工人阶级，怎样才能使这个目的变得普通，尽管它有明显的差异性，并且确实存在着多样性。这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比过去更为明显了。不同社会机制的发展放缓正在使转轨变得更难。而这是矛盾的。把大工厂分解成更小的单元则将使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变得更容易，与此同时，由于随时调整，通信与数字使传输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将使得更大规模上的民主合作能顺利进行。然而可以肯定，无产者队伍的集中是他们进行动员的资本。
如果新的工人运动想把各个部分整合起来的话，它就将而临一个复杂而巨大的任务。它必须劝说那些在相对有保障的公共部门就业的人员，因为如果私人部门的抵抗消除，“你们的工作就不会持续太久”，欧洲电信工人就有这种迹象。但是它也不得不通过工会和社会利益来说服那些在大公司的大工厂里从业的人员，如果没有更安全的避风港，一旦供应商的雇员，以及更小的公司的雇员被尽可能地减少，那就要轮到他们了：换句话说，他们和“意外受难者”以及失业人员有共同的利益。目前，要向那些残存的血汗工厂或企业中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解释以下观点并不是更容易，即他们的敌人不是大工厂的工人，而是他们的老板，或者就单一家庭和朋友经营的企业而言，他们的“敌人”是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开发的机制。在新的情形和正在发生的混乱下，工人必须再次认识到一些团结的基本原则。根据发生的事情来判断，必须再一次告诉他们，是老板的利益把他们按国家、种族起源和肤色划分开来，或者按性别来划分。
与妇女就业相关的问题解释了工会运动的全面复杂性。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妇女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40%，而且按照当前的趋势，她们的比重在21世纪第40年左右将会达到50%，与男性相当。[41]无论取得怎样的进步，现在，妇女仍在薪水、晋升，甚至各种职业准入等方面受到严重歧视。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因为她们还继续履行两个功能（指同时扮演家庭角色和职业角色），所以她们在那些明显“有利”的兼职工作另的地位显著。1993年，妇女从业人员在美国占了兼职人员的2/3，而许多欧洲国家中则占到大约4/5，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兼职工作是相当重要的，在挪威和瑞典，其比重占了整个就业的大约1/4，而在芬兰，则超过了1/3。[42]这些国家一直被认为是替妇女着想的榜样，这更值得讨论。必须承认，如果不得不接受一定形式的灵活性，那么，较容易为人们接受的是工作时间的选择和一些权益的保留，它是由工会协调而实现的，而不是由雇主强加的，然而，从为妇女争取特殊地位的趋势中可以得出一个逻辑推论：这样一个信仰可能会恢复，即妇女的真实位置是在厨房、教堂或护理院里——德国臭名昭著的儿科医生（kinder），厨房（kuche），教堂（kiche）——收入的损失可能进一步强化只轻微动摇的女性沙文主义。
这个例子不仅表明了复杂性而且也表明了工会运动的政治本质。如果以后的工人运动想再一次取得进步的话，它就不可能负担得起老的部门，这个老的部门把贸易工会归纳为面包和黄油问题或者合作运动，而把政治问题留给了政党。如果想要实现联合，就不得不政治化，因为能把各种类型和水平的工人联合在一起的唯一方式是他们对掌握自己的命运有共同的愿望，他们对控制自己的工作也有一致要求，而不仅是它的组织及其社会功能。随着科学带来的技术进步，资本形态的绝对劳动的积累目前已经使得它现存的匹配物减少：为了把机器和知识恢复为对付联合生产者的工具，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打碎资本及其政权。这是一个远期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任务是巨大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不得不解释清楚运动的方案，它必定包括主要的平均主义的作用和新形式的民主。但是我们首先必须回答另外一个正困扰我们的疑问，即在国家边界随着全球化神话明显移动的世界里，工人能否扮演一个历史性的角色呢？
[1]jeremyRifkin，TheEndofWorr（NewYork：G..P.Putman’ssons，1995）。
[2]KarlMarx，Grundrisse，NewYork：vintage，1973，705～706.中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下），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译者注
[3]UNDPHumanDeuelopmentReport1997（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3.
[4]RichardFreeman,”AGlobalLabourMarket”(WorldBank,July1994).InWorldEmployment1996-1997(Genneva:ILO,1997),4.
[5]数据来自“世界就业”（WorldEmployment），19。女性和男性的数据参考1973年和1993年的数据。下面与欧洲相关的数据也来自同处。美国的数据与《总统的经济报告》的数据不同，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以OECD数据为基础）主要用来与欧洲进行比较。
[6]在讨论调整利息率以降低扩张时，人们普遍认为“就业保障的强化”可以使失业在没有严重的压力下保持一个较低的比率。这类术语表明，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目的是降低工资，如参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每年两次对参议院金融委员会(theSenateBankingCommittee)提交报告，1997年2月28日。
[7]关于法国的案例和比较，参见LNSEEDonneesSociales，1996，165～173。
[8]欧洲的落后不是新近的事情。1960—1973年，欧洲的年均增长率是0.3%，而美国是2%。参见国际劳工组织（ILO），世界就业（WorldＥmployment）,1996_1997,20页，表2.3。相反，劳动生产率的落后则是刚出现。在商业部门，欧洲共同体1960——1973年间的年增长率为5.1%，1973——1979年为2.6%，1979——1997年为1.9%。同期相比，美国的数据分别为2.6%、0.3%和0.9%。《OECD经济展望》，1984年6月，284页。差距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以外的生产率。
[9]“QuarteryLabourForceStatistics”，No.2，1998，OECD。
[10]OECDinFigures，1998
[11]更全面但辩解性的阐述，参见J.Womak，D.Jones，D.RoosThemachineThatChangedtheworld（Rawson-MacMillan,1990）..更批判性的方式参见BennetHarri-son，LeanandMean（BasicBooks，1994）：RuthMilkman，Farwelltothefactor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7）；LaurieGranham，OntheLineLineofSubaruIsuzu（Ithaca，N.Y.：ILR，1995）。MikeParkerandJaneSlaughter，Worringsmart，Ala-borNotesBoors（Detroit；LaborNotes，1994）。全球化中的共同体问题参见KimMoody，WorrersinaleanWorld（London：Verso，1997）。日本的背景资料参见WilliamTabb，ThePostwarJapaneseSyste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瑞典的实践参见ChristianBerggren，AltenatiuetoLeanProduction（lthaca；ILR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也可参见PaulBurkettandMartinHarrt-Landsberg，TheUseandAbuseofJapanasaProgressiueModel。“社会主义者登记”（SocialistRegister，1996）对欠熟练劳动（deskilling）整个问题的讨论，参见HarryBraverman，laborandMonopolyCapital（NewYork：mothlyReviewPress，1974）。
[12]Harrson，MeanandLean。更新的数据（230个第一层级的供应商，将近5000个第二层级的，20000个第三和第四层级的供应商）参见W.RuigrokandR.vanTulder，TheLogicofInternationalRestructuring（London：Routledge〈1995〉，53。
[13]Parkerandslaughter，WorringSmart〈230。
[14]Harrison，158
[15]Graham，Ontheline，125。全书都得出同样的结论。
[16]“压力型管理”（ManagementbyStress）是帕克和斯劳特分析的核心，WorringSmart。
[17]瑞典的实践，参见Berggren，Alternatiue。也可以参见LarsHendriksson，TheSwedishModel：ParkerandSlanughter，WorringSmart。参考AndreGorz，MiseresdupresentRichessedupossible（Paris：Galiee，1997）
[18]Harrison，9，他关于意大利网络的批评，见第4章。
[19]在艾米尼亚-罗马涅地区（EmillaRomagna）一类的地区，抵制可能更强大，在那里，超共产主义（ex-Communist）的地方当局对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比威尼托地区（意大利威尼斯省）的多
[20]对“工薪社会”（SociteSalariale）的上升认真研究，参见RobertCastel，LesMetamorphosesdelaQuestionSociale（Paris：Fayard，1995）
[21]lstuanMeszaros，Beyond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5），尤其是第三部分，第14、15、16章。
[22]对困难的分析，可以参见HarryMagdoff，TheMythofpeoductity，TheNa-tion，1982-03-27；1982年7月17日又相继进行了讨论，也可参见PaulSweezy，thedeepeningCrisisofCaptitalism（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1）第11章。
[23]参见RobertBrenner，TheEconomicsofGlobalTurbulence，NewLeftReuiew，229（1998年5月至6月），有助于解除这个困惑。他指出了美国制造业规模的下降和重构最终会有什么影响，劳动生产率怎样提升，尤其是90年代中期的情况。但是，除了制造业，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1979-1990年之间年均0.3%，1990-1996年间年均0.2%）因此，整个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表明，“制造业之外的广大劳动力的低工资经济增长了”
[24]OECDEmploymentOutloor，1997年7月，71页，除了德国（1993），意大利（1992），其他国家的数据是1994年的。
[25]（1997年11月，法国就业和团结部门发布的初步报告）
[26]美国的数据，参见第4章。政府对随机工作定义可以参见（1996年10月），尤其是波尔维卡的文章。也可以参见
[27]1998-05-30，美国1997年的非赢利部门经济占了GDP的8%，劳动力的10%。
[28]在美国、法国、德国，地方交易贸易体制——有各种说法——提供了一个可替代的有限交易体制，它建立在劳动时间作为一个计算单位的服务上，对未来的一个平等社会的全面潜力的讨论可以参见弋尔兹（Miseres，165-174）
[29]Gorz，Miseres，
[30]马克思清楚地指出，这个矛盾将消失，并且只有当“大量的工人…….认同他们自己的剩余劳动”时，才能强调“可支配的时间”，《经济学手稿（英文版）》（Grun-drisse，708）但是戈尔兹则认为这似乎只发生在它自己的力量上（势头），而财产关系没有变化。比如可以参见戈尔兹对年轻领导人中心（thecenterdesJeunesDirigeans）的赞扬（Miseres，128～131）。
[31]MarcoRevelli，LaSinistraSociale（Torino：BollatiBoringheri，1997）
[32]Marx，Grundrisse
[33]Ibid.833
[34]工薪族现在占美国劳动力的89.6%，而在英国为80.8%，德国79.9%，法国为75.9%，意大利为62.3%。1997年的数据（除了法国的1996年的数据以外）来自“QuarterlyLabourForceStatitics，No.2（OECD，1998）。
[35]RobertReich，TheworrofNations（nEwYork：Knopf，1991）
[36]HumanDeuelopmentReports1996and1998（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
[37]据估计，美国1000个最大的公司的管理者现在占了它们的10%左右。参见TheEconomist，28February1998。
[38]1996年的数据来自OECDinFigures。
[39]SaskiaSassen，TheGlobalGit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40]参见，WorldEmployment，26，1973-1993年的英国数据：到1996年底，比例上升到了13.2%（OECDinFigures1998）。
[41]参见DonnèesSocialres，1996，113。
[42]OECD，EmploymentOutlooR，July199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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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把握我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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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寻觅新社会
导言
把握我们的命运
本书最后一部分，旨在帮助左翼力量在复兴之路上能够把握未来，但这一部分必定处处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语气。模棱两可是指，尽管我们坚决相信过去群众所无条件接受的、作为一种模式的社会主义概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同时也主张，虽然人民会反抗，但要是没有一种相当清晰的新社会图景，人民也不会加入到不断的政治行动中去。本书这一部分，将尽力在这两种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压力之间找到一条出路。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但我将会提出一些左翼必须集中讨论的问题。
第一章将关注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社会里劳动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选择，要么是欧洲式的令失业人口越来越多的解决方案，要么是美国式的“有工作的穷人”的分摊（Proliferation）方案。时下流行的说法——“工作的终结”是什么意思？它是不是说，技术进步使我们有可能实现消除劳动和休闲之间的边界的梦想？在一个评价商店生产的标准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价值的社会里，只要工作（work）还是劳动（labor），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不是非商品，那么，这个梦想就难以实现。另一个流行的观念，即可以在同一个社会里既扩大非赢利性部门，又不致触动利润主宰一切的经济体之核心，似乎也属于虚无缥缈之列。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着另一个问题：在重建年代里已经出现深刻变化的劳动阶级，还是不是历史变革的潜在力量？
在我们这个愈来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还能否看到这种转变？这个问题迫使我们看一看全球化的新神话。全球化是上帝的恩惠，是技术进步所必然带来的结果呢，还是相反？是国际化所采取的一种人为的形式，还是资本对其结构危机的反应？不管如何，哪怕属于后一种情况，全球化也的确给我们的政治施加了影响，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即在一个中等规模的民族国家边界内，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
全球化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全球财富的巨大差别上。再也不可能掩饰说有望消除不平等了，因为不平等的程度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最近30年里，20%最富有的国家占全球收入的比例已经从70%攀升到了85%，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国家所占的比例，则从2.3%跌落到了1.4%。在各国国内，特别是在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一差距也在扩大。而且，平等问题不再仅仅表现在财富方面，妇女解放运动也已经把一种影响半数人口的不平等提上了日程。由于得到传统的支持，这种不平等一直被当成是顺理成章的。由于种族压迫毫无收敛，移民歧视也另辟了新路而高歌猛进，因此，最完整意义上的平等主义如今在所有为彻底转变现存社会所制定的纲领中，都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平等问题直接在牵涉到民主问题，后者必须处于所有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核心。这并不仅仅是出现于苏联经验的原因。倘若这一经验让我们想起所谓的“形式自由”的重要性，那么，简简单单地恢复这些自由也是不能让我们满意的，我们自己的自上而下的统治制度每隔四五年就会更新一次，靠的是发动群众来声讨极权统治。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在半斤八两之间作出选择，这种选择每次都要在电视节目上花费大量开支，但这显然不够。假如我们想要人民在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里获得权力，那么，我们不但需要平等主义，也需要全方位地改造民主。
因此，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主要议题是：对当前流行的制度加以隔靴搔痒似的改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当前制度的框架内做斗争，提供的答案必须能够最终让我们超越现存社会局限。忽视后者，与忘记前者一样，都是不现实的。最近30年来，统治当局的巨大成就，就是利用了每一个机会，特别是苏联的崩溃，使得我们相信了自己是现行体制的囚徒，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如今，当局的统治多年来首次受到了撼动。但只有当人民再一次真正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并非注定，他们能够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的时候，当局的统治才会走向严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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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不满的法国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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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不满的法国冬季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雪莱：《西风硕》
1995年11月15日，傲慢的法国总理阿兰·朱佩（AlainJuppé）走进了国会下院所在地波旁宫，他准备提出控制社会支出——特别是国民健康——的计划。他并不知道，当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将在法国引发一系列剧变，而这些剧变如果没有震动整个世界的话，那也至少给了世人思考的丰富材料。每一次风暴似乎都是在万里晴空中产生的，而这也只有在我们回顾这些风暴时才能抓住清楚预示风暴来临的警告征兆。大约一个月以前，法国的公务员们被政府冻结他们工资的决定逼得发疯，于是，他们在全国组织了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罢工和抗议游行，虽然这次罢工历时只有一天，但参加的人相当多。几乎在同时，学生骚动在鲁昂大学[1]开始，然后迅速席卷全国。而在l0月末，刚刚当选的总统雅各·希拉克以一种180度大转弯的面目在电视上露脸，让整个法国大吃一惊：他在竞选中许诺要矫正社会不公平，而现在，他却要求普通老百姓而不是富人要勒紧裤腰带了。
法国人民有足够的理由来表示不满和不耐烦。因为至少12年以前——1983年，当社会党人上台两年后忘了自己的誓言而转向正统的财政政策时——法国人民被继任的由左翼和右翼共同组成的政府告知，他们所做的牺牲很快就会结束了，隧道的尽头是有光明的，完全就业的繁荣前景指日可待。对于公民们来说，这个计划是一个古老笑话的复苏：理发师的门外每天都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明天免费刮脸”。希拉克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恼怒和害怕的情绪，正因为如此，他才在1995年当选为总统。在弗朗西斯·密特朗14年总统生涯——完整的两届任期后，可能没有一个社会党人能够再拥有一个当选总统的机会了。希拉克的危险来自他的新戴高乐主义党伙伴，这位伙伴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成为总理的，而此刻，这位伙伴在民意测验中遥遥领先于他。
为了使他自己区别于华而不实的、保守的、喜欢卖弄的资本家【法国人往往称之为路易斯·菲力帕德（LouisPhilippard）】爱都华德·巴拉杜（E-douatdBalladur），希拉克不得不把自己的竞选建立在平民主义平台上。从1995年初，他就在法国进行巡回宣传，他声称“社会断层”对国家来说是一个道德危机，与失业做斗争是首要任务。他争辩说，较高的工资与较充分的就业并不冲突（简单地说，就是“薪金不是就业的敌人”），他还用相当煽动性的话补充说，不能允许财政政策干预所有法国公民都有权利享有的平等的医疗待遇。的确，他也说过他喜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实行单一欧洲货币，并因此实行紧缩预算。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巧妙的，他并没有明确承认这两项政策之间有矛盾；5月份，他作为被压迫者的斗士当选为总统。而一旦上任，优先权就颠倒过来了。尽管如此，在10月26日的电视讲话中，他还庄严地宣布说平衡账簿是当务之急，这太说明问题了。法国的选民和任何人一样愤世嫉俗，对其政客不再抱有幻想了。但在变心之前，至少还是需要按照某种规则等待一段时间的。这里所说的诺言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及匆忙之间的变心，是如此的下流，使选民们举国震惊。这可能部分地说明了这个国家的情绪，即在冬天的危机中对罢工者的同情。
但是，这毕竟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聪明。在11月的那个下午，朱佩充满了信心，用他自己在此前的某个场合所说的话来说，就是“腰杆笔挺”——不仅是因为技术统治论阶层的天生傲慢，而且还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基础非常坚实。支持他的保守联盟已经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控制杆，包括命令、总统任期、两院中令人开心的多数票以及绝大多数地方议会的支持，并且，保守联盟在最近三年来并没有面临严重的选民测验。这似乎是执行希拉克的平衡预算命令的一个绝好的时机，于是，朱佩带着削减社会服务赤字和减少福利国家成本的计划来到了议院。他请求得到以法令形式来贯彻的支持，从而引进一种特别税，即一种附加税，来偿还社会安全债务；把对社会支出——特别是国民健康方面的支出——的控制权从迄今为止一直由雇员和雇主联合运营的团体转到议会手里；提高工人们可以退休后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等。
但为什么会大惊小怪呢？媒体问道：难道这项计划整体看来不是非常合理吗？毕竟，如果你面临着大约2500亿法郎——以当时的利率计算，大约是500亿美元——的社会服务债务，你就必须做点什么来对付债务。事实上，答案是有的，但这项债务是如何计算的？现在，谁应该承担其主要部分，是富人还是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请诸位稍等片刻，要知道，官方的论点思路是这样走的：既然雇主和雇员联合分担的额度并不包括应该把每个人都包括在内的整个系统的成本，既然国家得支付这其中的差额，那么，议会（在法国，其实指的就是行政当局）就应该控制整个社会的支出。住口！批评家反唇相讥，即使你承认控制权应当从使用者的手里转移到国家的手里——这里强调的是即使——你也应该同时修改财政程序，把这项负担的较大部分放到不劳而获的收入上去。而且，你还应该在从挣工资的人手里征收更多的钱的时候，使用一种累进税而不是比例税。
所有这些观点，尽管听来有根有据，实际上都是谬论。在一开始，每个人就都知道，处于危险当中的是比这更大的事情。朱佩计划只不过是楔子细的那一边。一旦政府获得了对制度的充足的掌握，它就会逐渐采用一种美国式的双重体系，政府提供最低限度的健康服务，最低限度的养老金，而越来越依赖私人保险、养老金基金会和法国金融集团一直梦想的所有有利可图的业务。1993年，在法国的私营企业里获得全额养老金的年限已经从37年半延长到了40年（而养老金的基础仍然是过去的25年，而不再是过去的10年）；现在，同样的规定也适用于为公共服务和政府工作的人了。朱佩还抓住了特殊养老金方案不放，例如那些由铁路或巴黎交通部门独立为其雇员制定的计划。事实上，他同时还宣布了一项重组公共铁路的一般计划，这被想当然地看作是对电信、邮电等部门进行检查和私有化的前奏。
换句话说，这正是国际金融集团一直叫嚷要求的。这是对国民健康计划、福利国家和英国人所说的“公共效用”和法国人所说的“公共服务”的正面一击。也就是说，各部门还没有完全臣服于市场的种种力量和逻辑。媒体也是这么看和提出表扬的。当时的报纸在今天读来令人发笑。朱佩这个直到当时还被当作一个笨人的领导人，一下子就被人们欢呼为英雄了。[2]也许他还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多么有勇气的人啊！一个多么聪明的政客啊！他能够一石数鸟！但是，评论家们不久就食言了，因为总理几乎也成了他想一石数鸟中的一只鸟。
就在朱佩在议会中斡旋的那个晚上，法国电视台第三频道非常聪明地把当前事务节目集中在社会服务改革问题上，并将法国三个最大的劳工联盟的最高领导人请到了摄影棚里。尽管其成员人数在劳工中已经显著下降到不到10%，法国各工会也仍然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可以说是最大的工会劳工全体联盟（GeneralConfederationoflabor，GCL）仍然由共产党控制，尽管它已不再是后者的“传声筒”，那天晚上，劳工全体联盟的代表仍然是其总书记路易斯·维阿奈特（LouisViannet）。其他的劳工全体联盟代表，著名的工人力量（ForceoOuvriere）是一个小派别，是冷战的产物，最初是在中央情报局的金钱资助下建立的，多年来一直是雇主们的主要随从。它正在谋求新形势下的角色，尤其被这种对健康体系组织的干预激怒了，并且，它在行政组织中还有许多成员和官员。它的领导人马克·布隆戴尔（MarcBlondel)也在摄影棚里露面了。另一个主要工会，法国民主劳工联盟（FrenchConfederationofDemocraticLabor,FCDL）的领导人尼克尔·诺塔特（NicoleNotat）也出现在节目中。这个联盟在20世纪60年代放弃了天主教内涵，长期以来向公众表露的是现代、进取的姿态。但是，近几年来，现代化已经被隐藏在一种反动性的退步后面了，民主劳工联盟已经在试图从公和私两方面取代工人力量，成为雇主们最喜欢的合作者。诺塔特在1995年危机中的行为表现清楚地表明了民主劳工联盟的这种渴望。
三个工会领袖被问及对朱佩计划的看法，维阿奈特和布隆戴尔——前者强调了计划对福利的攻击，后者强调了计划所提出的权力向国家的转移——表达了他们对计划的敌意和毫不犹豫的反对。诺塔特并不只是请求表明异议，而是故意挑起了争斗。她比较了朱佩计划的现代性与她的同事们的时代错误。我们应当看到，既然她的观点是在法国知识分子的裂痕中扮演一个角色，那么，重要的是强调她不是中立的，而且，她在这场冲突中自始至终都有所偏袒。她的话一再被官方发言人和雇主联盟的发言人引用；她号召工人们恢复工作，尽管她从未请他们罢工。虽然对于一位妇人来说，最终成为一个重要劳工联盟的领导人是非凡的，但是，我们必须不无遗憾地指出：这位女士是一个工贼。（接受真正的平等意味着承认妇女——例如麦吉·撤切尔和尼克尔·诺塔特——也可能是害群之马和大骗子。）
尽管紧张情绪显然一开始就有了，但从不满发展为一次抗议运动，却经过了九天。在工会的帮助下，一天的罢工和游行在11月24日成功组织了起来，100万劳工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参加了示威游行，并且，参加情况在各个省也出人意料的好。[3]在首都，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被自己联盟的愤怒成员嘘声包围的诺塔特不得不在服务人员的保护下走进自己的汽车。侵犯性行为，特别是针对女士的侵犯性行为，可能不是解决争议的最好办法，如果你既想为政府说话，又想与罢工者一起游行，那你就是自讨苦吃。[4]
但抗议当日的关键之处在于，它只是个开始。当时当地，铁路工人们决定无限期延长他们的罢工，并用每天的投票表达他们的坚定决心，他们的罢工持续了三个多星期。抗议之后的第四天，即11月28日，在以维阿奈特和布隆戴尔的握手（不久以前这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为标志的又一次巴黎示威游行之后，又轮到周围的公共交通因罢工而停滞了。巴黎地铁和公共汽车都停止运行了。随后，罢工又蔓延到邮局和电信业，以及像燃气和电业这样的公共效用部门。这些罢工还影响到许多省份的垃圾清运业和公共汽车服务业。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也时不时地罢工。大学生中的骚动开始得更早，但政府由于受1968年5月记忆的梦魔而竭尽全力贿赂大学生，使他们回到了课堂上。
虽然如此，给外界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地铁的停运，地铁在法国比在美国相对而言重要得多，它的停运使巴黎陷入了全面瘫痪。由于没有公共交通，郊区依赖公共交通上班的人只好试图用汽车来到市中心，而他们的这一举动又导致了首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混乱，道路堵塞数公里。政府租借私人汽车的补救性服务努力结果仅仅是再一次使交通陷入停顿。人们纷纷搭便车、骑自行车、步行，甚至还有穿四轮溜冰鞋代步工作的人——尽管这都成了电视台摄像机的好素材，所有这一切居然都呈现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和善气氛。
由于火车闲置和巴黎的瘫痪，罢工实际上显得比其本身更为壮观。事实上，由于停顿本质上只局限于公共部门，工厂仍然在运营，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像1968年工人和学生运动时期那样陷入停顿，这就是鲜明的对比。实际上，这次运动的真正创新之处并不像民众游行示威，特别是各省觉醒的那种示威。人民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游行，至少一周两次，因为三星期内就有六次全国性的游行示威，这还不算大量的地方性游行示威。这是一次不断上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仿佛官方的咒语和政府中通常有效的饶舌之人发出的警告如今只起到了反面作用，把越来越多的人送到了大街上。11月的时候，参加游行示威的人只有几十万人，而到12月初，人数就猛增到大约100万人，而到12月12日这次运动的高潮时期，人数则达到了将近200万。由于交通失灵，游行队伍分散了，抗议者们在自己家乡的赛马场上举行示威。因此，巴黎这一次并没有打破任何纪录，但许多其他城市打破了纪录。在这次运动的心脏地区马赛，大街上的人超过10万，图卢兹的街道上有将近10万人，而波尔多、鲁昂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上街游行的人也几乎有这么多，而且，在只有5万居民的一些城镇，游行抗议者也有5000多人。[5]为了清楚了解这些数字的意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例如，100万抗议者在纽约游行，20万人在费城游行，将近10万人在亚特兰大游行。再回到法国，这次运动中绝大多数城镇的抗议人数比著名的1968年5月多得多，或者说，比战后任何一次的人数都多——事实上，比此前任何一次运动的人都多。
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面通常是铁路工人，随着夜的来临，他们手中火把冒出的烟给游行增添了一种怪异和危险的气氛。另外，抗议者们看起来既信心十足又非常快乐。他们所唱的曲子也不像1968年罢工者们的那样有着超现实主义的想象力。他们要求——出于韵律和风趣的需要——立即废除朱佩—诺塔特计划。关于福利的主要口号是lasécu，即社会安全的缩略语，但他们又支待国家层面的所有社会服务，auxtravailleurs（面向工作的人），nousnoussommeshattuspourlagagner（我们为获得它而奋斗），nousnousbatteronspourlagarder（我们要为维护它而斗争）。但其歌颂的基调，与1968年的相比，却过于简单了，只是传染性的ouais，ouais，tousensemble，tousensemble（噢，噢，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
被认为“一起来”的都是哪些人呢？那些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工作的男人和女人、有工作的和没有工作的人——所有这些和其他的人。歌颂的基调首先表达了人数众多的喜悦。在成年累月的工作中，他们被告知要按照游戏的规则来玩，要遵守市场规则，因为在市场中无路可逃，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他们很高兴地发现有那么多人都被同样拒绝，都有着同样的动摇意识形态基础的基本思想：如果这就是你们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提供的未来，那么，去你们的未来吧！
对于一个毫不屈服的政府来说，可怕的新闻是这种挑衅在绝大多数人口中得到了同情。作为一种规律，没有什么比交通部门罢工更不受欢迎的了，当人们不得不起大早并花费额外的时间赶路上班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一次，赶路上班的人却没有大光其火。朱佩先生恐惧地发现，在民意没验中，罢工拥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在这期间，支持率大约在60％左右。他的这些发现还得到其他迹象的佐证。占据统治地位的新戴高乐主义党，就像1968年所开的先例那样，向其地方支部发出命令，要求它们建立“使用者委员会”（committeesofusers)，来抗议由罢工引起的种种不便。这些委员会在巴黎以不到两千“愤怒的使用者”进行可怜的游行示威后，整个冒险计划就不得不放弃了。同时，议会在这期间进行的七次递补选举表明议会已经一边倒似的由右转向左了。[6]
在危机最高峰，希拉克在电视台一个诙谐的挖苦节目中被描述成一个教学生朱佩拼写法的老师，而朱佩正在喃喃自语“谈……谈……”，而不能完全拼出谈判这个词。这可是真的，因为总理大人用了两个多星期才提到谈判，这就说明，他最初的想法不是讨价还价，而是把国际金融集团的智慧强加到尚未启蒙的不情愿的法国人身上。但随着罢工每天都被民主决策所推动，没有显露出任何觉醒的迹象，而且罢工者们交换的思想也是颠覆性的而非顺从性的；随着抗议的浪潮拒绝消退并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朱佩再也无法继续傲慢下去了，在12月10日的电视讲话中，他事实上使用了那个可怕的词：谈判。但是，到了这时，关键的问题已经是如何撤退了，政府在说这话的时候运用了比采取全面攻势时更大的战术技巧。
两天前，政府放弃了对公务员实行分离养老金基金的想法；他们的养老金将继续从预算外款项中支付。因此，在其12月10日的电视表演中，朱佩放弃了把公共部门中获得足额养老金的工作年限提高的计划，并重申他的一揽子计划是要修订向下的特别养老金计划。至于铁路的重组，已经被放弃了。由此，政府显得更棋高一着的是，在保留更为严格的国家对社会—服务支出计划的同时，完全向罢工的骨干交通工人让步了。但是，这些让步是与运动的高潮相一致的。两天后，即12月12日，星期二，大约200万杭议者出现在全国大约270个城镇的街道上。而且，这是结束的序曲。不是因为政府及其公务员在告诉罢工者，他们没有理由抗议，他们一开始就这么说了；也不是因为尼克尔·诺塔特声称挣工资的人“只能对取得的成就做出积极的评价”，因为，假如他们听了她的话，他们就会一无所获。这是结束的序曲，因为一个社会运动就其定义来说是不能持久的；如果它不向前发展，那么，它肯定就会消退。这一次，它不能再发展了，因为它没有能够将私营部门包括进来，因为它没有能够动员人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政治纲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运动先锋，即交通工人特定的即时的要求得到满足——工会和罢工者们在他们的集会上认为有秩序地从战场上撤退，为恢复工作而投票，是较明智的。自然而然地，罢工也不是一夜就结束的，又一次民众游行示威在全法国组织了起来。
尽管朱佩在社会支出的核心问题上并没有作出让步，12月16日星期六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大游行却不是一次葬礼游行。全法国100万左右的游行者的心情都很复杂。他们兴奋而骄傲地再度发现了一个重申他们的力量的声音。同时，他们也为没有将这强大的力量用到更大的目标上感到不安。尤其是铁路工人，当跟他们聊天时，你就会发现，他们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就释放了对政府的压力而感到负疚。虽然如此，随着更多的火车和公共汽车发动起来，罢工也就结束了。12月21日政府、雇主和工会领导人之间一次空洞无聊的峰会实际上对三方来说，是一次彼此留面子的做作表演。到圣诞节的时候，罢工真正结束了。
这还并不彻底。一次最后的冲突让人们品味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马赛的市政交通当局认为它已经发明了一种能够克服工人们通过斗争来保护他们已获得的权利的抵制运动的机敏方法。它决定把这些权利留给老资格的工人，而以一种较差的工资和安全条件来招募新工人。它本来是希望分而治之，但实际上却促使工人们采取谈判行动。老工人和新工人一起发动了一场平等主义的成功的罢工。在1996年l月9日，他们胜利地恢复了工作。无可否认，这是一种事后的描述。主要的战争已经结束了。政府还没有放弃它控制和削减对社会服务的支出的企图。但是，由于遇到了不曾预料到的抵制，政府在发起另一次大的攻势之前是会三思而行的。因此，就目前来说，面对面的对峙被推迟了。
巴黎的分析家们忍不住要对1995年的反抗和1968年5月的反抗进行对比，在1968年5月，一次学生反抗导致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全国罢工。类比是很自然的，因为，1995年这次骚动也是在10月份的校园中开始的，并迅速从鲁昂蔓延到整个法国的大学校园。但这一点也恰恰是相似之处终结的地方。法国政府这一次之所以犹像不决，是因为担心学生可能是社会灾难的导火索，因此，教育部长立即获准与学生谈判。当朱佩计划增加了社会爆炸的风险后，教育部长得到了更多的资金和更大的回旋余地来采取机动策略。12月3日，交易达成了：一项紧急计划向各大学提供了额外的基金，在其他事务中还答应再雇用2000名讲师和同样数量的行政管理人员。学生们的确参加了游行——在一些城镇，甚至参加者甚众，例如图卢兹——但就这个集体看，他们只不过是这次运动的小角色。形成对比的是罢工过程。在1968年，学生们处在舞台的核心：充满梦想和理想，他们号召工人们并希望把学生的骚乱变成一次革命。在他们眼里，世界本身就好像并不存在奴役似的，而且，他们还宣称一所重要的大学应该被用来推翻社会。他们1995年的继承者们所要求的是更好的学习条件，以便他们适应社会。（他们提出的更多教师和更好礼堂的要求如果在1968年，会被当时的大学生们用嘲弄的口号——“给我们橡皮和铅笔！”——击碎。)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在1968年，法国只有大约60万学生，经济还有能力吸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当他们说他们是“明天的失业者”时，有一种巧辩或者预言的成分。而在1995年，学生的人数已经超过200万，失业的前景已经不是一个演讲数字。他们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基础上为找到条件好的工作而奋斗：一张纸、一个文凭都有可能增加他们获得一份工作的机会。但如果他们颂扬更多的改革主义措施，他们的不满就会在他们的心中扎下更深的根，而只有在他们抛弃一切成为精英的幻想和充分认识到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社会作用，只能通过激烈变革的社会才能真正改变时，这种愤恨情绪才能得到表达。[7]而在1995年，尽管学生只是他们的前辈的暗淡的影子，他们的潜力却是无可比拟地更具爆炸性。
第二个类似之处，或者毋宁说是差别，与产业工人有关。在1968年，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含混不清，尽管受到共产党的阻止，但学生们的确设法使工人采取行动，参与到运动当中。而正是工厂开始停工的时候，思想真正变成了行动。这一次，人们的觉醒是由交通的停顿激发起来的。工厂却仍然在生产。一些产业工人参加了游行，但即便是象征性的罢工，在私营部门也非常少。在这一点上，停工基本上是由公共部门的雇员造成的。批评家们正是利用这一点提出，整个行动是特权阶层的斗争，他们享受着就业的安全并捍卫着他们的既定利益、挣得万贯家财的大亨和学术界的一些人的厚颜无耻（因为他们靠自己的主流观点从媒体得到了相当的红利），因此就把邮政工人或铁路工人描述成被纵容的或享有特权的，这简直就是卑鄙的做法。另外，他们的箭头直指错误的靶子。罢工者并不只是在捍卫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并不是在说：“给我们的养老金要比产业工人们早。”他们说的是：“如果由于我们的斗争而维护了我们的退休权利，那么，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也能够赢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这是一次开放性的运动：捍卫失业者、移民和无家可归的人的各种联合会在游行中都是受欢迎的。只有那些反对者才试图把这次运动贴上狭隘的自利标签。
虽然如此，产业工人没有直接卷入这次运动却是一个事实，尽管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同情心。相反，记者们和民意测验专家们强调，那些在私营部门工作的人觉得公共部门的雇员们也是在为他们战斗。事实上，这种被称作“代理人式的罢工”（strikebyproxy）以及对希拉克变脸的憎恨是人们出人意料地接受通常不受欢迎的交通业罢工的两个关键原因。但问题仍然是：除却他们的同情心，产业工人没有介入这场冲突。最可能的答案是：在如今民众失业和不安全的年代，产业工人不愿意冒险，除非他们面临着一场至关重要的阶级冲突——而这次运动显然不是，或者除非他们的关键利益直接面临危险，特别是如果他们处于战略上强大的地位，那么，他们就会参加进去。[8]
真正重要的是，如今的形势与1968年的形势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这次运动提出的问题——关于增长的特性和目的，关于受益者同时也是生产模式的制定者——的相关性比以前更强，正是由于相对停滞和民众失业的社会环境根本不同，意识形态框架也完全不同，同时，利益和企业在市场的新信条下也做出了牺牲。事实上，1995年运动的影响由于其本质、要求和新宗教表面上确立起来的规则之间的冲突而显得非常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各政党彻底迷惑了，为什么他们在这次运动中成了旁观者而非真正的参与者（这种批评很自然地并不适用于占据统治地位的保守联盟）。社会党人由于受到最近刚提出的“政府文化”包袱的压力而大大迷惑了。在整个危机当中，已经提到的嘲弄性政纲表明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Jospin，密特朗的继任者）作为社会党领导人，只是一个“傀儡”，只是反复用焦急的语调说：“我真的得说些什么吗？”社会党人可以攻击政府的笨拙，攻击政府自身的不民主态度，但这些并不是政府政策的实质，因为这些政策也是他们自己的意图。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在与过去决裂的努力中，他们竭尽全力不表现出是试图攫取领导权和控制运动的政党。
工会进展得比政党好。他们没有发动运动，但他们与运动一起前进。的确，法国民主劳工联盟，即尼克尔·诺塔特的联盟，在国家层面竭尽全力抵制这场运动。但这并没有阻止联盟内部的各种工会，特别是那些在罢工中非常活跃的交通业和教育业工会这另外两个主要的联盟从一开始就与主潮流相会合。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学到了教训。在此前的几次劳工冲突中，在铁路、医院，以及电信业的罢工中，各工会驻足不前，运动是由普通成员自己通过著名的自治会议即共济会自我组织起来的。1988年的邮政业罢工后，法国民主劳工联盟以过度好战为由驱逐了最积极的成员。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工会，SUD，即团结、统一、民主。[9]至此，SUD在电信业工人中已经比最初的联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所有这些趋势意味着特权、影响和三大联盟成员资格的丧失。这一次，三大联盟中至少有两个从一开始就支持罢工者。他们还允许罢工者自己制定线路，赋予整个运动以高度的民主特征，在每个火车站、每个公共汽车站，每天都举行一次全体大会，检查并就时局进行辩论，投票决定是否继续罢工。和往常一样，当每天的日常生活突然被打断后，它也驱使罢工者们思考超越了他们当下要求的问题。
从逻辑上讲，这次剧变预示着对工团主义的一种重建和一种激进的重新排列。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法国民主劳工联盟——其领导阶层现在显出一种肃清共产党控制的斯大林主义时代劳工全体联盟梦魔的能力——内部罢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一个其生存本身受到自身不能适应经济变化的工会运动中，坚持分裂要回溯到冷战时期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法国挣工资的人必须分裂，那么，他们可以属于两个广义上的联盟，一个是寄希望于在既有社会中讨价还价的人重组而成——评论家们会说其作用是作为雇主的“传声筒”，另一个由那些仍然坚信改变这个社会的可能性的人组成。这样一种二元性将包括所有目前的联盟中存在的分裂和分离。但是，每种理性的事都并不必然发生。制度保守主义、既有利益、惯性——所有这些都反对在可预见的将来进行上述重组。在这场冲突中出现的新的、年轻的、勇敢的劳工领袖，SUD的扩张，在统一工会联盟（FederationofUnifiedUnions，FUU）的更为激进的部分，即分裂的教师工会中获得的显著成功——所有这些都指向上述重组的可能性。我们惟一可以稳妥地说的是：有组织的劳工的戏剧性的衰退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突变就不会被扭转。
这次危机的最后一个令人惊奇之处是知识分子再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从19世纪末的德雷弗斯事件到1968年，法国知识分子都是请愿和拥护道德或政治义务的伟大签名者。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情况发生了难以识别的变化。由于某些奇怪的偏离，把社会主义者雷蒙·阿隆（RaymondAron）放到他的学派同伴前面以区别于艾克尔·诺梅尔（Ecolenormale）和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tre）成了时尚。诺言（Engagement）成了一个肮脏的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谈论超越他们专业范围以外的事情，特别是在电视上谈论这些事时，他们就或多或少成了权势集团的公开发言人。事实上，主导意识形态似乎控制力非常强，以至于这个词——被当作危险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不得不作为独特的反思（penséeunique）被重塑和重新施洗。现在被破坏的正是这种一致同意的控制，矛盾的是，敌意是被权势集团中的“改良主义者”公开的。
托词是所谓的对尼克尔·诺塔特的攻击。一群知识分子和专家松散地与一个一度进步的天主教月刊《才智》相联系，像骑士一样营救她。他们有167人，包括像哲学家保罗·利科（PauIRicoeur）、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LeGoff）和社会学家阿莱恩·图瑞纳（AlainTouraine）等，他们都在1995年12月3日和4日出版的《社交界》（Lemonde）中的声明上签了名。他们表扬了诺塔特的联盟的“勇气和独立精神”。虽然他们质疑了政府政策的若干方面，但他们对朱佩计划报以欢呼，说这一计划的本质是“走向社会正义的一次根本改革”。公正地说，还必须补充一句，当时写请愿书的时候大约是11月底，大多数签字的人大概还没有抓住这些事件的范围和方向。如果他们抓住了，他们就可能不会签名了，因为在反对这个国家四分之一多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社会运动的同时保持他们当中许多人珍视的左翼声誉是困难的。如果你在家乡就因与破坏罢工的核心人物一起处于引人注目的中心，那么，就是到恰帕斯（Chiapas）旅行并站在独裁者马科斯（CommandanteMarcos）身边对此声誉也没有什么帮助。但是，既然已经在文件上签名了，他们就别无选择，而只能捍卫他们的立场，同时控诉“组合主义”和保守主义运动了。
这实际上使他们处于另一立场，即站在官方和雇主立场上，而他们对诺塔特的支持也激起了热烈反响。说反响是正确的，即使意见相左的文章最初并非因此而出，也不是对他们的观点的回答。更多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文章由《社交界》于12月10日刊登后，包括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和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魁特（PierreVidal-Naquet）等大约560人发表了一个迥异的宣言。他们完全把自己等同于罢工者，“为自己的社会权利而战的……为一切人的平等权利而战：女人和男人，老年人和青年人，无业者和工薪阶层，特殊法令约束下的工人、国家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们”。这一次的宣言超越了募款。12月12日，在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爆发前，许多签名的人，例如著名的布尔迪厄，在巴黎里昂公园附近一个属于铁路工会的大厅里与罢工积极分子晤面——不是装作他们已经有了替代性解决方案，而是许诺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此处对知识分子角色看似不恰当的强调有其正当理由，因为这一次法国不满情绪的大爆发的最终影响可能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回顾一下，我们也许会感到是一个幻象的受害者。巴黎瘫痪了，交通堵塞，成百万人涌上街道，世界为之震惊——所有这一切显然没有留下什么切实的东西。政府被迫撤退，暂时放弃了一些即时目标，但它没有放弃对福利国家更为广泛的侵犯。如果说在12月那令人兴奋的日历里发生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人民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不，这不是我们的想象臆造出来的事。为了认识到这一点，回忆一下我们既有的传教士的愤怒和惊恐就足够了。他们害怕是因为他们的教义支离破碎，他们的宗教被丢弃，他们的意识形态突然受到挑战。的确，这一切的发生有其更早期的征兆，即沉思已不再是教派维护者们试图赞成的惟一了。反对更严厉的移民法的斗争，成功地接管并迫使当局征用首都和各省的空房的斗争，妇女解放运动的复兴，11月25日巴黎城中大约三万人的游行，早些日子的民众示威游行——所有这些都是思想控制机制被减轻的迹象。但也只有罢工和抗议游行才暂时使这些机制同时停止运作。
说同样话的头头脑脑们继续老生常谈，重复着对利益的危险、对自由企业的束缚、关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金融市场、货币基金、关于全球化的迫在眉睫等老调。只是这一次，这些话不管用了。被激怒后，他们失去了镇静，提高了声音，但却对罢工者和游行者没有什么影响，对普通大众也影响甚微。这一整段法国故事已经被人们或多或少地描述成反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第一次民众抗议。但说这次运动主要涉及欧洲和外部世界却是不妥当的。因为从定义的恰当运用来看，我们可以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看作对过去20年中提出的所有变化的速写——私营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高歌猛进，个人的贪婪战胜团结，“创造性的”不确定性战胜就业安全——这些变化以欧洲团结的名义和新上帝即全球化的名义强加到题目头上的。正是对这个宗教的宿命接受在12月遭受了沉重打击。
在重建魔力的狂热努力中，新全球秩序的神父和传教士们控诉法国的保守主义运动，说它是试图与过去的年代相联系的时代错误。从正确的前提出发，即罢工者是在为捍卫他们的权利而奋斗，为维护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获得的社会利益而奋斗，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错误——说这次抗议运动是反动的、落后的，徒劳地企图挑衅甚至拒绝未来。如果事情确然如此，如果罢工和游行是落后的、陈腐的，是那些受事件的无情发生谴责的人的最后抵抗，那么，有权势的人就不应该那么不安。我们的大学的主人们的热情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仆人们的愤怒有更多的可靠理由。在多年宿命般的顺从后，法国的抗议者们不是在拒绝未来，而是在拒绝他们的未来。
从一定的距离外透视这次运动，法国在经历不满的冬天后，立即又不再变化，但又与以前很不相同了。从根本上看，社会没有变化，甚至主要的社会前沿也像以前那样静默，例如，罢工的数量不再增加了。但同时，过去几年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也只能被看作是觉醒的先兆。第一个迹象早在1997年就出现了，当年的一次道德义愤运动发展成了社会抗议运动。保守的政府，可能其脑海里还残留着早期的选举，或对或错地确信，外国人的斗殴是颁布另一部限制外国移民进入本国法律的有利条件。法案特别令人讨厌，其中一条规定成为著名的告密人条款：必须向当局报告你的外国客人的离境日期。由于排外的雅-玛瑞·勒庞（Jean-MarieLePen）的民族阵线（Nationa1Front)刚刚在法国南部赢得了又一个市长职位，他的选民这次明显追求表演太露骨了。当一群电影摄制者发表文章警告说，如果法案变成了法律，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服从它，无数人都想加入他们的行列。在一次空前的急流中，大约20万个签名在短短几个星期中就征集到了，在2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10万多人在巴黎城中游行，他们象征性地从犹太人被驱逐的东站出发，要求政府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替罪羊。政府被迫撤销了那条愚蠢的条款，社会党人——虽然至今都并不情愿——许诺说，一旦上台，他们就废除帕斯夸—德布里（Pasqua-Debré）法律。[10]
1997年5月的议会选举是第二个例子。如果不是因为社会骚动，希拉克总统可能不会决定把选举提前一年举行，因为他担心人们的情绪会进一步恶化；“多元左翼”（pluralleft）就可能不会在这场竞争中获胜，由社会党人控制的包括一个绿党部长和三个共产党部长在内的政府就不可能建立。事实上，没有那个不满的冬天，新总理利昂内尔·若斯潘也不可能成为转变信仰的温顺的西欧左翼中一个略显古怪的人了。60岁的若斯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行走着的矛盾。一方面，他在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中的“标准化”活动中起了积极作用，因此，从根本上说，在对待现存秩序的态度上，与布莱尔和施罗德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他是1995年社会运动的一个副产品，没有那场运动，他就不可能走马上任。自然而然地，这第二个因素的影响并不依赖于那场运动的感激之情，而依赖于其力量，依赖于来自下面的压力。但是，若斯潘却不能忽视它，因为社会党人和他们的共产党盟友都很清楚，他们离权力核心越近，他们留给左翼的社会和道德不满空间就越大。
实际上，第三个特点是各种处理贫困人口的社团越来越多的活动，这些贫困人口包括：没有居所的人、没有证明文件的外国人、没有工作的工人。像DAL（意思是“有家的权利”，TheRighttoaHome）这样的组织一直坚持他们在空办公室和公寓里“蹲坐”的活动。当在任的左翼对履行以前作为反对党时所许下的诺言毫无热情的时候，各种保护移民和与排外做斗争的社团有足够的压力采取行动。在失业人口中，抗议运动赢得了最大的基础。在这里，实际上也包括许多工会积极分子的各社团已经在国家层面甚至在欧洲层面上做了初步的组织工作。但其全面影响只在1997年年关才被人们感受到，当时，要求增加福利的失业者侵扰了全国的就业官员，并在巴黎和其他许多城市发动了示威游行。他们的口号很平常：“我们要工作，但如果社会不能提供就业，那么，它就应该给我们维持体面生活的津贴。”必须承认，积极分子们只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小部分。但从20世纪30年代的饥饿大游行以来，这是失业者第一次再度加入运动队伍，但他们不是同情的对象，而是成熟的主角。[11]
最后，在知识分子氛围中，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尽管难以定义的变化。这可以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的语调中衡量出来。他们通常用主导场面的人的沉静的自信说话，但现在，他们用的是那些统治受到威胁的人的恼怒腔调，说明他们恐惧的迹象有很多：频繁见诸报端的质问市场和全球化统治的文章；不因循守旧的杂志——例如《外交界》(LeMondeDiplomatique)的持续成功；由皮埃尔·布尔迪厄赞助的攻击（特别是媒体中的）有权势者的一系列便宜的小书一路畅销。事实上，有趣和有启迪作用的是针对这位社会学教授的激烈指控，由于他的更为积极的行为是在使用作为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CollegedeFrance）成员的特权，因为他对现存秩序进行了攻击。但我们也不应该暗示这种过于暧昧的画面。1995年12月最雄心勃勃的思想已经勾画丰满了。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包括重要的工会领导人，已经在几年当中，在巴黎和一些地方城镇，会晤和讨论了共同利益的主题。但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像计划的那样，通过一次大会来起草这场社会运动的法令，也没有提出一个修订过的新的纲领。正因为如此，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而来自下面的压力也更多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对希拉克的滑稽动作的憎恨、工会的分裂以及请愿者中的冲突都是法国的独特之处。但对福利国家的总体公式却并不局限于法国。试图通过减少劳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来提高利润率的努力，对社会向有工作的人提供保护的攻击，都已经影响了西欧好几年了。而对政府的抵抗也有好几年了。在1994年底，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这个电视业大亨成了意大利总理，他试图降低养老金，当意大利人在大街上发动大游行后，他的计划就半途而废了。在德国，1996年秋天，当工会通过发动游行示威和警告性罢工表达了他们的力量和决心后，政府削减病人福利的计划就搁浅了。在所有这些包括法国在内的例子中，政府都试图在寻找对政府有利的僵局出现的时刻。统治者们放弃的是个人的提议而不是他们的战略。抗议者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此后，由于缺乏目标，就不能发动反攻了。
在意识形态前线，法国也不例外，战场甚至更大，蔓延到了欧洲以外。事实上，沉思对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来说，可能是新鲜事物，但对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可就不是了，因为对他们来说，认同政治是一顶旧帽子。但在过去的20年里，认同已经戏剧性地转到了右翼一方。里根经济政策、柏林墙的倒塌、“历史的终结”都是这条道路上的里程碑。这是蒂娜（Tina）[12]的孪生兄弟，即可能没有替代性选择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法国的抗议者们如今已经在他们的前面猛冲猛打了。
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性方案，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阿莱恩·图瑞纳和他的同事们否定罢工并抗议“社会运动”这一提法，他们争辩说，要想与“社会运动”的提法相符，他们就应该“把一种社会冲突和一个管理社会的计划结合在一起”[13]。这种反驳看起来有些怪，尽管一个名称毕竟只是一个定义问题。也许这些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要想具有支配性，能够从事长期活动，一个运动必须有一个目的和一种先见之明。或者，换句话说，即社会没有变化，“以一种心不在焉的方式”得到了政权。如果不留情面地说，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些作者们——较温和地说——置身于运动之外，就很自然地要极力贬低运动的重要性了。不管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注意到了这些法国事件的一个不可否认的方面。虽然抗议者们拒绝了政府的勒索，即如果不能提出对既有的无序的替代性解决方案，就不能反抗，但他们也确实没有提出一个替代性计划，没有勾画出一个与之不同的社会前景。但所有这些都没有因此削弱他们的抵抗行为的历史重要性。在完成意识形态控制大约20年之后，这次拒绝、反对和抵抗是至关重要的。只要不可能有替代性选择这一思想仍然被明示或含蓄地接受，那么，寻找一个替代性方案的探索就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法国社会运动的重要性不能被低估的原因。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开端。即使这次“法国流感”传播得很快——它也确实如此——并正在削弱整个西欧的主流意识形态，继续构建一个新计划的建设性任务也仍然是必要的。法国不满的冬天的再现，在我们看来是在宣布：“如果这就是政府为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提供的未来，那么，我们就不要它。”拒绝了他们的未来，欧洲的人民现在必须开始认真探索我们的未来。
[1]鲁昂：法国北部塞纳河上一城市，位于巴黎西北以西。圣女贞德于1431年在该市的火刑柱上被烤死。——译者注
[2]例如，1995年11月16日的《解放报》的头版大字标题就是《勇敢的朱佩》。
[3]此处和下文中，我在组织者的热情和警方的虚报低数之间取了一个大约平均数。
[4]这次事故是故意挑起的。要想知道对事情真实发生经过的冷静描述，请看皮埃尔·考斯萨利斯（PierreCours-Salies）的丈章，见ClaudeLeneveuandMichelVakaloulis,eds.FaireMouvement,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8。
[5]朱佩是波尔多的市长。在法国，一个人可以在担任国家官职的同时担任一个城市的市长。一般来说，运动在法国西南地区比在东北地区声势更为浩大，这大概是因为公共职业在法国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重要。
[6]在12月10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左翼事实上获得了原本属于右翼的两个席位。
[7]在法国，每个从高校毕业的人，获得学士学位后，都有权利在大学中获得一个职位。
[8]在1996年11月，卡车工人们严整了这个现点。他们被过长的工作时间逼得发疯，他们一星期得工作60多个小时，而他们所得的报酬却远远少于他们开车的时间所应得的报酬。他们处于一种战略地位，像开坦克一样，他们把卡车开到街上，阻塞了道路，特别是加油站。由于再一次得到了一般民众的支持，他们当天就赢得了胜利，得到了等待时间的报酬和55岁就可以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权利。雇主们并没有遵守诺言，于是，一年后，即1997年11月，他们又发动了一次罢工。
[9]关于这个工会的发展，请参克里斯托牵，阿规顿（ChristopheAguiton）的论文，见阿规顿、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id）主编：LeRetourdelaquestionsociale（Lausanne:EditionsPageDeux，1997）。
[10]他们只是部分地信守了诺言，修订了法律，而没有勇气废除它们，而这在象征意义上很重要。顺便提一句，这些法律中带有提出法案的部长的名字：查尔斯·帕斯夸提出的是原始法案，而让——路易斯·德布里提出的是最近的法案。
[11]至于失业者运动的背景及其前景，请参见玛丽——阿格尼胜·卡姆柏斯克（Marie-AgnesCombesque)，GaSuffitHistoiredumouvementdeschomeurs（Paris:Plon,1998）。
[12]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绰号，同时含有“别无选择”的意思。参看本书前言。——译者注
[13]参见阿莱恩·图瑞纳和其他人的LeGrandRefus（Paris:Fayard,199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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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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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团结工会的悲壮传奇
在我们每个人，某些东西已逝去。逝去的，乃是希望本身。
——奥斯卡·怀特：《观监狱有感》
一名记者或者一名商人在现代化的华沙机场下了飞机。他招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马里沃特或者布里斯托尔，然后到市中心去购物。有人说波兰现在是富裕的西方的成员或附庸，这种印象对于这名记者或者商人来说已经无所谓了。这里的商店灯火通明，街道看起来真有点十五号大街[1]的味道。实际上，它们往往是千篇一律的。如果这位新闻界人士受职业感的驱使，再跑到繁华地带以外的地方去，甚至跑到各省去，他准会理直气壮地报道说：这里的商店同样堆满了商品。将这种情景与他对共产党时代的回忆——长长的队伍、空空的货架、小贩们在大街上兜售卫生巾——作一比较，自然会使他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休克疗法”就像Guiness（原文如此，疑为Guinness，吉尼斯黑啤酒）一样，对于波兰来说是个好东西。
至于波兰人为什么不喜欢他的这种祝福，他可就不想多说了。1989年7月，在一次部分自由的、意味着共产党的统治将会从整个东欧彻底灭亡的著名选举中，只要是和莱赫·瓦文萨合过影的候选人——这表示获得了团结工会的认可——都被当选了。那时，没有谁会想到已经被如此兴师动众地扔进了历史垃圾堆里的共产党人，还会在可见的将来重新崛起。不是别人，正是波兰首要的“休克疗法主义者”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尽管被公认为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共产党人仍然需要与他们的农民党朋友一道组建政府，但共产党已经是当时最强大的党派了。[2]两年之后，在需要绝对多数的第二轮总统投票中，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性情温和、年仅42岁的亚历山大·科瓦涅夫斯基（Alek-sanderKwoniewski)，击败了前任总统莱赫·瓦文萨。此时的莱赫·瓦文萨再也不能用红色威胁的牌子保住自己的面子了。执政两年后，共产党人尽管重新换回了原来的名称，但它已经很难说是资本主义的威胁了。
实际上，由于这些共产党出身的新手们本质上继续奉行其前任的经济政策，只是在形式上更温和一些，因此，他们倒转过来受到了反对浪潮的威胁。团结工会的领导人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MarianKrzaklewski）认识到，联盟只有在变得更加富于战斗力的情况下，才能东山再起。在政治上，他决定把各个极度分散的反对党派联合成一个联盟——团结选举行动（AWS），使之围绕一个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的平台来行动：所谓最坏意义上的民粹派，就是说，它承诺的事情——消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因此有条件地接受波兰加入欧盟——却没想好怎么去做。这个阵线的选举获胜揭开了它的虚伪面孔。在1997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AWS赢得了比民主左翼联盟更多的席位（201比164）。后来它却与巴萨诺维奇的以热衷于新自由主义和欧洲一体化而著称的自由党一道组建起了政府。这个脆弱的联盟存在的时间也许不会比本书的印刷时间长，在后面，我们还会回到它所暴露出的各种有趣的悖论的。诸位只要注意到团结工会要想重获民心，就一定要放弃而不是坚持1989年之后由它自身内部出来的政治家们引入的政策，就足够了。
当一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引起了特别深远的不满时，我们就必须深入到其光彩照人的表层下面，透过光怪陆离的琉璃灯和琳琅满目的橱窗，才能看到事情的真面目。在华沙，我们则必须跨过维斯瓦河，才能看到对岸的贫民区，或者，必须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人称“波兰的曼彻斯特”[3]的罗兹城[4]，才能看到每况愈下的纺织工业。我们也可以穿过由单个工厂或工矿组成的城镇，那里已是一片狼藉，居民生活和收入的主要来源面临断绝或“萎缩”的境地。或者，我们还可以穿越波兰东北部的农村地区，那里的农民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却在城镇里找不到工作。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可以证实这些阴暗面。这不单单是指失业率从几乎为零跃升到15％左右，就拿工业产出和生活水平来说，“休克疗法”也直接造成了急剧降低的后果。只有199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才超过了1989年的水平，但该年的实际工资仍然稍稍偏低。西方报纸津津乐道的巨大成就，实际不过是一场一再被推迟的复苏。
干预时期人民的困苦也许被统计数据夸大了，因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偷税漏税行为，一些很明显的收入都没有上报给税务部门。另一方面，这种状况也许是由新政权的主要特征即日益分化的两极相互抵消所造成。金钱改变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医疗、住房和教育等等之间的关系。当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失业——困扰着穷人，穷人变得越来越穷的时候，以投机家为主体的富人就会变得越来越富。犹如往伤口上撤盐似的，富人们专爱在穷人面前炫报财富，故作卖弄，似乎他们要穷人明白，金钱就是一切。总而言之，波兰人自相矛盾的地方，就在于新政权的先驱即产业工人，不是这场转型的受益者，倒是其辆牲品。
1996年6月，为了庆祝团结工会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发生20周年，在华沙郊外的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团结工会当地领导人加久蒙特·米赫尼克（ZygmuntMichnik）竟然大言不惭地谈论起雅塞克·库龙（JacekKuron）和亚当·米赫尼克等人，说他们“由于害怕波兰化，便玩世不恭地拿我们的不幸、我们的鲜血和我们的天真当儿戏”。几个月前，在华沙一次抗议游行中，示威者打起了联盟的旗帜，竟然说要——尽管只是说说而巳——把共产主义者和犹太佬送进毒气室。诚然，一个派别并不代表整个联盟，但这类人也居然能够被团结工会所接纳，无疑表明了这一组织从1980年的辉煌夏季——那时它是在全世界一片惊叹声、赞美声和羡慕声中诞生的——以来一直走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为了理解现在这一代人，也为了抓住波兰这种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反犹太人、在没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情况下反共产主义的独特性，我们必须回头看一下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毕竟，波兰还是惟一一个靠真正的、自下而上的、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而推翻了共产党政权的东欧国家。
1956年在东欧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以尼基塔·赫鲁晓夫并不那么秘密的对斯大林的指控而开始，以苏联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粉碎匈牙利人的起义而结束。波兰同样参加了这出历史剧。这年6月，“工人的国家”首次把武器对准了他的所谓的“主人翁”，在西部城市波兹南[5]，警察枪击了罢工的工人。但是，波兰共产党和邻国的共产党不同的是，它在党内有另一名可资选择的领导人，这个人还不至于必到死后才恢复名誉。这个人就是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6]。尽管哥穆尔卡是一名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但他确实真的相信有可能在战后举行一次有关“独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对话。冷战开始后，局势越来越紧张，于是他就被赶下了台。尽管坐了牢，但他没有被枪毙，到如今，他已经在做接管政权的准备了。1956年10月，赫鲁晓夫、莫洛托夫[7]一行飞抵华沙，目的是要阻止哥穆尔卡重新上台。在他们看到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受到波兰全国人民的拥护之后，他们也就改变了想法。波兰“解冻的春天”是一个团结而欢欣的时刻，因为农民被允许解散他们的集体农场，东正教也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绷得紧紧的紧身衣开始整个儿变松，斯大林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欢欣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哥穆尔卡从来就没打算得罪现行政权及其苏联后台。他与那帮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即那些仍在梦想着通过党的帮助在现存制度框架内逐渐把现存社会转化为一种模糊不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蜜月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其信号是一家非正统的周刊《直言》被查封。哥穆尔卡与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彻底破裂发生在1968年，这一年，他批准自己的内政部长莫查尔将军发动一场大清洗，借口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实际上是反对全部犹太人。这一年，围绕一部带有反俄罗斯嫌疑的著名波兰戏剧[8]而发生的事变，给了警察以棍击游行学生的机遇。
雇用知识分子比雇用工人更容易。1970年，为了阻止消费超过产出的趋势，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聪明的治国专家们便想出了迅速提高食品价格的主意，提价时间定于12月，圣诞节的前夕。波兰北部沿海地区首先做出了反应。在格丹斯克、格丁尼亚[9]、什切青[10]各个港口，造船工人带头闹事。他们扔下手中的工具，组成抗议队伍，直接前往市政府或党部所在地。镇压是无情的。即使在官方的记录中，也有数十名死难者和1000多名受伤者。从政治上而不是军事上说，“工人的国家”是不可能发动这样一场针对工人阶级的战斗的。哥穆尔卡倒台，他的继任者、讲究实效的西里西亚[11]领导人、曾在法国和比利时以当矿工而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爱德华·盖莱克，现在也只好跑到北方，要求造船工人与当局达成和解。只是到了1971年的2月，当政府面对在罗兹的纺织厂里罢工的女工们的犟劲儿，不得不取消其提高食品价格的计划时，危机才告结束。
波兰因此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一方面，整个国家的结构没有改变，共产党高于一切，权力一级一级往下分配。但在这种依然如故的结构内，波兰工人已经用鲜血争得了某种否决权：没有权力去制定政策，去参与决策的形成，但有一种说“不”的消极权力。它标志着反抗，似乎在警告当局：只有踏着我们的尸首，你们的政策才能通过。为了使自己摆脱因此造成的困境，盖莱克选择了往国外飞行。带着苏联的支持和西方的信任，盖莱克开始推行一种通货膨胀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里，波兰因此被标榜成典范。后来，西方爆发了经济危机，无法偿还因出口而造成的债务。人们认识到，在此时投资乃是十分不明智的。由于有必要勒紧裤带过日子，波兰人民愈发相信否决权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1976年7月24日，星期四，波兰政府宣布了另一项大大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该决定将于第二周开始执行。星期五，从乌尔苏斯拖拉机厂来的罢工工人占领了四周的铁路线，拦住了莫斯科至巴黎的快速列车。而那些从华沙南部的拉多姆[12]来的罢工工人，则重演了1970年的那一幕，他们冲到党部所在地并与警察发生了冲突。然而，此时，运动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就在这个晚上，波兰总理发表了电视讲话，宣布整个提价计划将被推迟执行。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据各方面的报告显示，一场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因此，1976年乃是1970年的压缩版本，两者只有一个历史差别：1976年工人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1968年，在学生遭到殴打、知识分子遭到清洗的时候，工人并投有挺身而出。1970年，当罢工者在格丹斯克举行抗议的时候，学生也没有加入抗议队伍。如今不同了。被迫屈服的当局一直在寻机报复，他们决心要监禁和折磨参与骚乱的工人。然而，受害者这次并不孤独。少数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展开了营救行动：散播消息、提供法律支持和社会援助。从这些行动中诞生了保护工人委员会，按照波兰语的首字母，人们往往把它简称为KOR。一位著名作家、一位知名演员、几位久为人知的社会主义者，以及一帮年轻人，共同组成了KOR(倒也没有形成一个军团的规模）[13]，其中知名度变得最高的，还是激进主义者雅·库龙和散文作家亚当·米赫尼克。尽管遭到逮捕、饱受折磨，他们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好，大约一年之后，所有的受迫害者都被释放了。政府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但结果犯了错误。KOR仍然在活动，它帮助创建了一所”流动性大学”，赞助出版了一系列不同政见的出版物，其中最突出的是《工人》杂志，该杂志在其读者当中宣扬这样的观念：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必须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独立组织。
在此次冲突过程中，波兰表现出了两个独有的特征：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大量涌现，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哥穆尔卡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集体农场，这份恩惠意味着农民开始走向分散状态。如此一来，有四分之一的可耕作土地落入了小农户之手。由于农业仍然吸收了全国30％的劳动力，因此许多人希望政权变更，他们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将会永远保证他们的财产要求。另一个独有的特征，在于东正教会的权威和声望。在战前时期，东正教会的权力主要来源于有钱人、大地主以及大批农村人口的支持。在经历一场政治和社会动乱之后，新的共产党政权赋予了东正教会一种新的无辜形象，把它推到了受压迫者一边。实际上，教会的声望乃是执政党无能的标志，共产党越是坚持不公和剥削，教会的形象就越能博得人的同情：约翰·保罗二世1979年在他的祖国胜利地巡幸了一回，连警察都主动让路，这让一些波兰人觉得自己到底还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的。不过，根本的、越来越剧烈的冲突，仍然是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的产业工人与自称是工人代表的共产党之间的冲突。
有了这些过去的经验，工人和共产党这两个对手终于在1980年正面交锋了。统治者们并没有借总理之口突然宣布提高食品的价格。这次，他们做得悄无声息。当局同时印发了几个秘密通知，要求不管哪里的工人反抗，都应该补偿他们。而工人呢，他们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也学会了如何去消除孤立，尤其是如何利用KOR来建立各厂之间的联系。这样一来，当局的每一步退让，都是一种鼓励，使得另一些商店、另一些工厂敢于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次的浪潮来得缓慢而出人意料。第一次罢工于7月10日在华沙爆发，此时，物价还刚刚涨起来。随后，风波向东转移到卢布林地区[14]，在那里举行了一场罢工演习。不过，从国际的评论来看，真正的戏剧只有到格丹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于8月14日举行罢工，才算是正式开幕了。之所以发生中间停顿，有许多特殊的原因，例如要求恢复一位颇有名气的女性抗议者——焊接工安娜·瓦伦提诺维奇（Anyawalentynowicz）——的工作等。当人们聚集到经理办公楼前面时，另一位丢掉了工作的工人翻过围墙，直接讲起了他的个人经历——这个人，就是37岁的大胡子电工莱赫·瓦文萨。如此一来，一场总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17天的罢工，算是开始了，这次罢工，终于打破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神话，即不管是按照其本来意义，还是按照天生的权利，共产党都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这里不是重温那些热火朝天的日子的地方，我只想从这一系列事件中得出几条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观念在革命环境中成熟得特别快。独立工会的概念在东欧特别不受欢迎。与《工人》杂志关系密切的、在格丹斯克发起工人运动的那些人，甚至不敢把成立这种协会的要求写进自己的第一个纲要里。后来，这一观念如闪电般传播开来，成了一种深刻的集体信仰，以至于当从华沙赶来帮忙的被称为专家的知识分子反对说当局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工会时，格丹斯克所有的罢工者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这点根本没有商量余地。”这把我们引向了第二个教训：在这一幕中，工人成了主人，负责制定决策，而专家，即那帮有着左翼东正教和修正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则充当了助手，负责提供技术帮助和提出建议。
这场运动的另一个特征是，尽管开始时瓦文萨显示出对个人独揽大权的偏好，但总体来说，这场运动还是民主的，来自各个工厂的代表们一道成立了一个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也是公开举行的——群众则站在大厅外收听喇叭。这场运动也带有非常浓厚的平等主义色彩，人们要求增加工资，但不是按比例增加，而是所有的人都平等。惟一的例外是额外补助那些收入最低的人。如果诸位补充说，纵观这场危机，工人们是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整个社会的最高利益的，那就听起来太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是真的了。瓦文萨在自己的西服翻领上别了个圣母玛丽亚像，而阶级斗争也在东正教赞美诗的歌声中进行，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注意，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工人们与之斗争的政权自称是共产党的，但共产党员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就像当时人们所说的：如果这些人的所言所行是社会主义，那就像对牛弹琴——它根本就不懂你弹的为何物[15]！
罢工运动也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例如，让工人们待在工厂里，禁止喝洒，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避免引起当局的反感。它还必须声势浩大，足以迫使当局让步。罢工浪潮再次席卷了格丹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各地，而静坐罢工不仅把船厂，而且把沿海地区的大多数工厂都卷入了其中。十天的施压使政府威信扫地。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却不太愿意涉及关键问题了。冲突一路伴随着各种传闻，据说，俄罗斯的或来自国内的武装干涉马上就要来了。这种传闻更把罢工浪潮推向了全国，罢工者作出了一定的让步——承认“党的领导地位”和“国际联盟的现行秩序”，当局也于8月31日最终在《格丹斯克宪章》上签了字。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波兰是第一个承认其工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可以拥有独立组织的共产主义国家。
紧接着是15个月的事实上的两权分立时期。党拥有历史根基，也拥有地理基础——历史上雅尔塔会议对欧洲的划分，地理上与俄罗斯毗邻。它控制着军队、警察、全部重要岗位（所谓的干部）的任命权，它是不打算放弃自己的特权的。但现在，它必须寻找别的权威来源，必须在不可避免性面前低头：11月份达成了对团结工会的共识，这是一个松散的，但也是全民的工会组织，在此次政治风暴之后它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壮大起来了。它在顶峰时期拥有的会员数是900万名还是1000万名，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一段时间里，团结工会简直成了骚动的波兰的代名词，它宣称自己的会员数大约达到全部非农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不过，把冲突说成是党和工会之间的冲突，是不那么准确的，因为它虽然自称有300万持会员证的会员，但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会员同时拥有团结工会的会徽。
两派都必须面对一场由高工资和低产出所加重的经济危机。对于党来说，当然的出路是通过合作，从团结工会那里得到用威吓的办法从工人那里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接受一个临时的紧缩方案，以便恢复生产。为了这个目的，有必要与工会分享权力，但党不准备做这种让步。团结工会也喜欢像一个工会那样行动，保护其会员，因为任何与当局合作的打算，都会暴露出它自身的内部矛盾。党明白，面对一场群众运动，如果毫无节制，就会引发另一场暴动；工会也知道，如果它任凭自己的行动发展下去，直到夺取政权，那很可能会招来苏联坦克的入浸。因此，这是一场不断打擦边球的实力较量。1981年3月，为了避免一场公开的冲突，工会取消了一次全面罢工。
不过，局势也促使这些主角们走向某种形式的合作。随着经济短缺变得日益严重，随着经济战线日益拉长，人们的情绪日益靠近极限，要想避免一次总爆发，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1981年春，团结工会内部几个小派别重新找回了自我管理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这是一条整体转变社会的途径，使工人有可能掌握自己的工厂、劳动和命运。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工人委员会是一条在现存制度框架内给企业带来自治的更温和的途径。[16]然而，不管持什么看法，制度折中看来是必然的了。由此，波兰拥有了两个议会，一个是已经存在的色姆（国会），它由党所控制，与地理上的强制（imperativesofgeography)[17]保持一致。第二个是经济方面的议会，它由全国各个工人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所组成。每项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获得这两大议会的一致通过。这种折中方案既可被当作两权分立的制度化，也可被当作替逐渐地、缓慢地转变到这种两权分立所做的准备。11月4日，约瑟夫·格莱姆普（JozefGlemp）红衣主教像个媒人似的，把瓦文萨和前一个月才被提拔起来的沃赛奇·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Jaruzelski）拉到一起，人们还希望他们能够寻求这样一种妥协。结果一场空。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分享到权力，它只是在由扮演傀儡角色的共产党组织所控制的机构中得到了一个席位。另一边早就打好了主意。此时，雅鲁泽尔斯基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独揽国防部长、总理和党的领导人的大权。12月13日的黎明，将军戴上墨镜，做好了命令他的部队随时采取行动的准备。
作为一名爱国的人，他是否曾想过极力避免苏联的干涉？我对这种如今流行的观点并不相信，即使在一些俄罗斯档案解冻之后，我也并不真正清楚当时克里姆林宫是如何作出反应的。如果团结工会夺取了政权并把共产党推到一边，苏联坦克是很可能开进来的。但如果团结工会和共产党达成了妥协，而波兰军队又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情况会是怎样呢？对此我只能说，所谓工人党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与工人委员会分享权力。另一点不要怀疑的是雅鲁泽尔斯基的职业手段。他不会把政变搞糟的，就像1991年俄罗斯那几个叛变的将军一样。他也不喜欢流血，这点似乎和智利的皮诺切特差不多。尽管在西里西亚，被军队所杀害的矿工们亲眼目睹了当局为了消灭反抗力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但回头想想，公正地说，当局并没有滥用武力，而是把武力用到了为达目的所需的地方。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开放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也为军队完成任务提供了方便，几乎所有的领导人，不管是国家级的还是地方级的，都可以在一次大的突然袭击中被逮捕和放逐。随着“战争状态”的宣布，通讯被切断，宵禁被执行，严厉的处罚被加到各个主要的“军事化”的经济部门，一个群龙无首、七零八散的闭结工会，就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反对风浪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军事政变成功了。现在，当局要提高物价水平，再也不必担心工人的反对，再也不用害怕工人的罢工了。不过，把敌人打败并不等于敌人就投降了。甚至在收回战争法，特赦一批犯人之后，也没有什么重要人物站到当局这一边来。消极的抵抗仍在继续。阻止工人公开集会是一回事，而动员他们参与经济改革又是另一回事。1988年，团结工会设法在沿海省份举行了一场罢工，尽管它只是以往的大型运动的微弱回声，但雅鲁泽尔斯基还是不得不决定立马辞职，把权力让给人家去分享。随着苏联改革在阵痛中蹒跚而行，波兰的统治阶级也打算试一试市场，考虑向资本主义转变了——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保存其特权地位。为此，它需要找一个盟友。
事实上，盟友和以前也不一样了。如果说军事政变没有打败和取缔团结工会，但也确实改变了它自身内部的权力平衡。是的，工人仍然是主心骨，而且正是他们的不合作态度，才使得当局设法通融。然而，工人在团结工会里头的角色也改变了。七年地下活动期间，团结工会的工作重心己从工厂转移到了报社，重点也从罢工转移到了宣传。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对各项进出特别是资金来源的中央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俨然如避难所和保护伞的教会，其影响仍然在扩大，同时，为地下活动提供资金的外国赞助者，也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我们应该深入了解所有这些势力对运动的政治路线的影响力，但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对话活动所显示出的变化。1980年，在列宁造船厂，罢工领导人及其顾问们是在罢工工人的直接监督下参加谈判的。而1989年，谈判的预备会议在靠近首都的玛达伦卡（Magdalenka）某个偏僻的地方举行，正式谈判地点则在华沙宫，当然，他们发言的名义还是工人运动。
用谈判者坐在“圆桌”边讨价还价的办法，是很难转移权力，很难改变政权的性质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往往比所有参加谈判的人所想象的还要进展顺利和迅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次敌人之间的会议。内政部长彻斯拉夫·基什查克（CzeslawKiszczak）将军带领一支队伍，而另一支队伍中大多数成员都是他的“客人”，是他的监狱和临时拘留所的常客。然而这一次，他们一道坐下来寻求一种妥协，一种双方都想占据主动的让步。统治者们（这是一个比党更准确的定义，因为党现在被一帮统领着军队和警察的将军控制着，他们强迫十分不情愿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这次谈判）知道，要想继续掌权，就得改革经济，而如果没有团结工会的支持，改革就会举步维艰，他们试图用驯服新伙伴的办法来保住权力。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也明白，一切强力工具都操纵在统治者手中，他们还有苏联可以撑腰，尽管鉴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现状，这种支持的力度有多大还不是十分清楚。团结工会希望慢慢地、渐渐地把权力的分享变成权力的独揽。
对话受到了一些风波的影响。因此，尽管团结工会的代言人不久就要诵读芝加哥学派的金融福音，但此刻，他们还记得自己是在代表着工会，是在为波兰的劳动人民争取与物价上涨相适应的工资水平。不过双方时而紧张、时而暖昧的关系，在双方为即将到来的选举所作的制度安排中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反映。从理论上说，占统治地位的联盟是一定能保住它的优势地位的，因为在更为重要的下院即色姆中，它可以保证三分之一的席位：460个席位中，只有160个可以公开自由竞争。同时，赋予共和国总统以更大的权力，特别是掌握军队、安全机构和外交事务的权力的一系列法案也已经获得勉强通过。特别是，让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能够（也很有可能）出现在总统府，乃是稳住俄国人的必然选择。作为补偿，双方同意恢复第二个议会即上院，这个议会的权力稍小，但任何一方的100多名成员都必须经过完全自由的投票才能产生。
有人说，上帝想要毁灭谁，就会先把他弄疯。波兰共产党人在这次选举中的所作所为，就显得疯狂而愚蠢，他们是蒙蔽了双眼呢，还是太专横了？他们本来可以不引起大的震动，可以在只选一名代表的选区中选择比例原则而不是多数原则。很难理解他们想从这些半是自由半是做作的选举中得到什么。只要有一个选区的选举是自由的而团结工会又赢得了选举，那么，所有其他的代表即使合法，也会被剥去合法的外衣。[18]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大土崩。团结工会赢得了全部161个被指定为可以公开竞争的色姆席位，以及100个上院席位中的99个。在这种情况下，数量往往可以起到质的作用。此时还在统治联盟中做共产党人傀儡的农民党和民主党，面对局势的这种戏剧性转变，也突然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独立声音。由于总统只有占到下院议员和上院议员一起投票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因此结果如何，谁也不敢断定。为了避免危机和整个交易破产，团结工会必须替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当选提供谨慎的支持。然而，这种让步是要有一定代价的。为了与米赫尼克写的颇具争议的文章的标题——“他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保持一致，也由于瓦文萨不想干这份差使，有人于是几次请他的主要助手之一塔祖茨·马佐维奇（TadeuszMazowiecki）来组建一个团结工会的政府，一次是在8月，另一次在9月。几个月前，谁也没有想到历史的步伐会如此之快。[19]在随后的三个月内，中欧和东欧的政治局势就完全改观了。
波兰再次走在了前列。诸位也许会说，团结工会组建政府的机会，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措手不及，只好仓促应对。最紧迫的任务是应付经济状况的恶化。马佐维奇政府，与身边总被一帮俨然经济大腕的西方金融家们所包围的巴萨诺维奇一道，开始推行一种后来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经济政策。所有的管制一旦被解除，物价就骤然飙升。倒是工资受到了管制，以使它们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取代了长长的购物队伍。尽管小额存款被扫地出门，但投机家的利润却可以天马行空。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有意识的、无情的、原始性的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运动的一部分。政府对走私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加强食品卫生管理、打击现存的最薄弱的环节即零售贸易中的非法行为，无动于衷。而且，给予私有部门的税收和工资政策优惠，也对大型国有企业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下降，比这一政策的设计者们所许诺的或者说本就盼望的，还要快得多、持久得多。然而，尽管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后果，这场运动还是达到了打碎现行体制的政治目的。
让人十分费解的是，一个其名称含有社会和谐理想的组织，怎么到头来宣讲起满口自私的福音了呢？一场以平等主义开始的运动，怎么就引入了一种专门用来保护特权者，打击贫弱者的制度？一个由产业工人特别是大型企业里的无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工会，怎么就领导了一项必定会伤害其建立者的根本利益的工程了呢？部分的答案就在于，1980年的团结工会是造反者，而1990年的团结工会成了统治者。不能简单地把这种情况理解为波兰工人被知识分子给骗了。所谓的专家是无法随意做到这一点的。假如瓦文萨最著名的顾问塔祖茨·马佐维奇和布拉尼斯拉夫·盖雷梅克（BronislawGeremek)跑到列宁造船厂或任何其他的工厂里，告诉工人们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他们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在一定的时期内，工人们只会听从他们自己人的劝说，例如瓦文萨。因此，整个领导层——工人和知识分子——都必须为这项政策以及转向资本主义道路承担责任。[20]
是谁把他们推到这条道路上去的？尽管东正教会在许多别的事情上对团结工会有着负面影响，但它似乎并没有在决定团结工会的经济政策上起到关键的作用。这一政府刚刚组建时，代表大企业利益的国际组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给该政府施加的压力可谓是立竿见影。但这种基础是早已打好了的。在那些地下活动的年代里，团结工会曾经从西方接受了大量的援助，其中一些来自于它的欧洲同情者，包括各国工会，更多的援助则来自于官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此类机构。根据现在的估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为此投资了大约5000万美元——与在苏联帝国的崩溃上的投资相比，这点钱简直是微不足道。但要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黑市价格把这笔钱兑换成兹罗提[21]，那可是一笔大数目。[22]
所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但它们还是不足以解释团结工会立场转变之迅速。1980年，当他们还把自己的命运与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时，马佐维奇尚是一位进步的东正教徒（与法国左翼东正教周刊《Esprit》联系密切），而盖雷梅克则仍然是一位“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十年过去了，他们一个当了总理，一个则成了赞成政府为了响应金融主义者的号召而把资本主义的苦药灌进波兰人喉咙里的议会领导人。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诸位必须回想一下那段时期欧洲政治气候的总体变迁。80年代初，当波兰工人已经梦想一个平等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时，欧洲部分左翼人士却还在按照既非斯大林的闹剧也非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第三条道路来思考：法国社会主义者进了政府就开始模棱两可地谈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8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成了金融当局的拥护者，撒切尔主义意识形态在全欧洲大获全胜。在波兰本土，梅茨斯拉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lawRakowski）的“共产党”政府正在为转变打基础，正在解除对食品价格的管制，而处在地下活动期间的团结工会，在把自己的愿望落实为政策方面尚无什么实际行动。当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离自己的原初立场如此之远时，变成新生资本家的波兰左翼人士往往借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说词作为辩护：别无选择。从这种历史背景出发，团结工会的领导者们乐此不疲地在工人耳边说，这是惟一的一条出路。这就是东欧工人运动复兴的先锋——波兰——为何也是领导“休克疗法”新潮的国度的原因所在了。
尽管“休克疗法”在一段时期内见到了效果，但团结工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集多年之英雄行动才积攒起来的名望和信誉资本，很少有浪费得如此之快的。正如1990年12月的总统角逐所表明的，光荣在几年之内就暗淡下去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帝国的崩溃，再也不需要雅鲁泽尔斯基去当什么“担保人”了，但团结工会培养出的政治势力并没有面对选举而齐心协力起来。瓦文萨对自己扶持起来的不听话的总理深感恼怒，于是发动了一场“内讧”。这场领导层内部的冲突导致出现了两位候选人——马佐维奇和瓦文萨本人。这位“民族英雄”尽管只获得了40％的票数，还是首先通过了第一轮选举。第二个通过的并不是总理。他被一位粗俗的煽动分子超过，此人名叫斯坦·狄明斯基（StanTyminski)，是一位诡计多端的流亡者，在生意上挣了钱就回国了。确实，瓦文萨没花多大力气就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把狄明斯基给打败了，但后者的首轮胜利已经是一个警钟，表明“休克疗法”己使这个国家变得脆弱不堪。曾经在团结工会的旗号下走到一起的各方势力，不再团结一致，团结工会也因此日渐衰落。1991年的选举则再次验证了这一事实。
不管瓦文萨在竞选过程中有过什么许诺，反正当选之后，他在改变经济政策方面是无所作为的。相反，他挑选的第一位总理让-克泽茨托夫·别列奇（Jan-KrzysztofBielecki）倒是位热心的货币主义者，而接掌别列奇总理大权的让·奥茨维斯基（JanOlszewski）却是波兰极右翼势力的首脑。他整天忙于从床底下逮捕革命分子，以至于没时间干其他的事情。他的政府编造的安全档案是如此令人生疑，结果没几天他就被请出了政府机构。
波兰第一位女总理哈娜·苏绰卡娅（HananaSuchocka）是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接掌总理位置的，她领导着一个由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和反动的东正教徒组成的联盟。她遵循了一条同样不受欢迎的经济路线（受压迫者的代言人雅塞克·库龙在政府中露面，稍稍缓冲了这种局势）。从此，工会色彩越来越淡的团结工会，在两年的内讧之后变得一蹶不振、纷争不断了。没有团结工会的积极的以及随后消极的支持，巴萨诺维奇的政策创新是不可能执行下去的。不过，这种支持的代价也十分沉重。一度曾是波兰工人阶级代表的团结工会，现在只剩下不到200万人，比前政权依据军事原则重新建立起来的官方工会所宣布的人数还要少。要想恢复元气，它必须表明自己与工人的利益还有一定的关系。1993年春，由团结工会直接推举的下院议员们推翻了苏绰卡娅政府，这些迷恋于反共产党的人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把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重新请回政府。
1993年的议会选举，不论是对于团结工会的剩余人员来说，还是对于东正教会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前面已说到东正教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有多大。1989年，教会统治集团或是明智或是不明智地决定要把这种影响制度化。他们不仅要求归还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而且要求归还被沙皇没收的财产。他们声称要对国民的行为加以道德上的控制，重新引进宗教劝戒所，禁止堕胎，并要求各电视台承诺自己的节目不与“基督教价值”相冲突。这种从教室到卧室的全方位监视，是不会引起波兰人的兴趣的。特别是妇女们，她们着实被牧师们反对避孕、堕胎的无情主张弄得大吃了一惊。东正教会的声望一落千丈，在基督教旗号下反对1993年选举的反动联盟，连在议会中拥有一个席位所必需的最小票数都没有得到。[23]尽管东正教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但它的枷锁已被松动。
并不是所有从团结工会里发展出来的党派都受到了同样的打击。其中最大的党——民主联盟（不久又叫作自由联盟）——拥有两位总理和这次运动的大多数领头人物。它位居第三，获得了10.5％的票数。这一票数与团结工会传统的惟一继承者劳动者协会的票数十分接近。后者从一开始就反对政府的经济政策。莱赫·瓦文萨最后一刻才临时凑成的党及其民族主义的、民粹派的组织，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而团结工会作为一种交易才推举出来的候选人也没有通过这次考验。由于团结工会这种内讧和内耗，控制新议会的党派成了两个，它们的得票率都很高，而且都与前政权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在色姆的选举中，民主左翼联盟（首字母是SLD，主要由改弦易辙的共产党人所组成）获得了第一，紧跟其后的是波兰农民党（PSL)，它以前一直是共产党的附庸。考虑到计算太复杂、许多票数并没有在分配席位时算进来等因素，这两个党派能够获得大约三分之二的色姆代表人数，也算是心满意足了。许多评论家对历史如此相似颇感震惊。1989年，为了保证共产党人获得这个比例的席位，有人还必须仰赖法令的作用，把许多有充分竞争力的选区排除出去。而如今，在自由的选举中，公开转变的共产党人倒是靠普选就赢得了这一比例的席位。这都是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及其国内外的支持者一手造成的。
但这无论如何都不是回归到旧政体，旧政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农民党如今再也不是谁的附庸了，它是惟一一个有着小农社会基础的波兰政党，但如果他们国家的农业政策想要仿效西欧的模式，这个政党的社会基础也就注定要土崩瓦解。他们的党可以偏向教会一边，在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堕胎一事）上持反动立场，但他们首先缺乏兴趣的，还是毫无管制的市场。有趣的是，在农民党内部，比起那里共产党出身的、成分更加复杂的党员来，农民代表们倒是不那么急于快速转变到资本主义。
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早在1900年共产党倒台时就成立了。年轻一代的领导人取代老一辈领导人之后，他们甚至比其前辈更讲实用。留在领导层内的，是那些认为重新组建的党应该把新社会当作未来目标的人。此时，这只是一种极乐观的设想而已。在共产党45年的一党专政之后，给乱糟糟的制度留的漏洞是无穷大的。猛然之间，共产党就在国家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里丧失了重要地位，在电视、广播、报刊中的特权地位也是如此。由于选择的道路是转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在经济领域里的地位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普遍同意不把工厂移交给劳动人民，而是创造一个资产阶级来掌管它们，因此，那些懂行的、有经验的、有钱的（这些钱往往是从黑市弄到的）人，就会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抢得先机，而他们中许多人都在以前的政权中与共产党有着某种联系。据此，可以把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分成三个阶层：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由“休克疗法”的受害者组成的：报酬微薄的工人、公务员、失业者和退休者，他们的境遇比以前糟糕多了；第二个阶层由这些人组成：他们不管物质待遇好坏，都对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革命被白白浪费掉抱有怨愤，谁也不喜欢听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生产、研究、教育等等——最终落入魔鬼之手；第三个阶层，尽管人数不是最多但却是最有影响力的，它的成员个人收获不错，却害怕再来一场“红色”清洗，使他们刚到手的一切付之东流。为了调和这三部分人之间的利益，波兰社会民主党必须看起来像个循序渐进的党，既懂得穷人的可怜，又讨厌任何政治迫害。正是由于这场貌似“带着一张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运动，才使它所支持的民主左翼联盟在1993年9月的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跻身议会之后，这些前共产党人知道，尽管自由联盟与他们在经济看法上比较接近，但这个党派是不会与他们合作的，因此，他们只得与农民党合作。为此，他们不惜给了农民党一段时间的总理位置坐坐。新的执政联盟运气不错。已经到达底线的经济，照理说也应该复苏了。这样一来，新政府既可以兑现改善生活状况的承诺，也可以不以任何根本的方式触动现行经济政策。生产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转轨平稳了。外交政策也和经济政策一样改动甚少。如此一来，一场高层对决就只好在1995年的10月上演了，一边是看起来有点发福的莱赫·瓦文萨，五年的总统生涯让他的脾气变糟糕了，另一边是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亚历山大·科瓦涅大斯基，他是一位年轻的、温和的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
这场对决所表明的对立看来既不可避免，也有点做作。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一旦雅塞克·库龙不再是一位强劲对手的事实日渐明朗，为了给对手一副强劲的假象，瓦文萨就只得装出团结工会又一次与红色分子作对的样子，只得发出警告说，勃列日涅夫的坦克已经做好了准备，残酷无情的共产党人将会把一切收归国有并且逮捕所有敢于反抗的人。[24]这种做法在第一轮投票中还可以奏效，从格丹斯克来的瓦文萨再次抛头露面，让人觉得他才是最有可能击退“红色侵略”的人。在第二轮投票中，这种做法就不奏效了。尽管媒体确实偏袒瓦文萨，但这与同样被媒体偏袒的叶利钦只要发动一次闪电战就可以很快在俄罗斯取得满意效果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例如，西方对某个“共产党人”呼吁波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声音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担心，也对某个执政两年之后的党派明白表示要继续转向资本主义不存在什么疑虑。说话更时髦和温和的科瓦涅夫斯基打败了咄咄逼人的瓦文萨。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六年之后，波兰人民选择了一个尽管出生于1954年，但也有足够的时间在旧的政权下爬到显赫地位的人当他们的总统。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控制了政府，也控制了总统宝座。
然而，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在最近的转轨过程中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本身增加一副仁慈的面孔。受转轨之害的人们的不满并没有消失，甚至在复苏期也是如此，它只是在如今还找不到另一条出路而已。由于民主左翼联盟进了政府，而激进左翼即劳动者协会又无力找到一个可行的另类方案，右翼便取代它们，成了不满情绪的代言人。这可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右翼，不是什么尽管向财神低头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举止得体，在关于种族、社会行为、文化自由等问题上稍具理性的右翼——不，这是一个教权主义的、反动的右翼。它给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貌似激进，给社会的政治组织提供的建议则危险万分。然而，这些观念却对团结工会颇富吸引力，他现在也不需要与政府一道来暗中遮掩了，因为它想获得作为一个工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所应有的气势。
团结工会要想否认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反对过“休克疗法”是很难的，因为要是它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就不可能得到执行。它充其量只能说，这个卑鄙的计划是那些外来分子，那些既不是一个好波兰人，也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说白了，是那些犹太人偷偷塞进来的。在这个据《大屠杀》一书所说是反犹太人运动中受害者人数最多的国家里，幸存者转眼间就成了卑鄙的、可笑的人。附带说一句，这种状况也表明了各种宣扬说这个国家开始容忍外来者，外来者不再受本国人排斥的理论有多么荒唐可笑。实际上，波兰并没有多少犹太人。以前充满活力、多姿多彩的犹太社区，人口只有350万，只占波兰总人口的十分之一，而且更多的人生活在小城镇。而现在，留下来的犹太人只有1.5万至3万人了，但这并不妨碍那些右翼的可卑政治家们语中带刺地说，犹太人的威胁已迫近基督教的波兰，也不妨碍他们心中盘算，任何他们想要给他戴上恶棍这顶帽子的人，不管是库龙还是马佐维奇，都可能是犹太人出身（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另一种恶魔，即互济会会员出身）。
难办的是，这样一种卑鄙的意识形态虚构不能真正地用于现实目的；要是把犹太老板赶跑了，可做的工作就会少之又少。但另一方面，那些追捕革命者的人却收获不小，特别是当这种追捕行动扩大到经济管理领域中的时候。实际上，用一句东欧人喜欢的话说，肃清、清洗、驱逐前共产党人，乃是极右翼分子工作的重中之重。这种工作也吸引了部分老百姓，因为许多波兰人觉得，尽管政权改变了，但社会上特权阶层人士的面孔依然如故：雅鲁泽尔斯基走了，干部们还没走。事实上，攻击特权依然存在的各种言论，恰恰暴露了那些即将抓住特权的人在政治上的奸诈和虚伪。
如果说还有许多旧政权下的管理人士待在位置上不走，那不是因为团结工会与以前的统治集团沆瀣一气，而是由双方本质上的一致性造成的。如果工厂的管理立足于1981年就提出过的自我管理，如果劳动人民接管了工厂并且自己决定由谁、怎样来实施管理，那么，许多管理岗位就会消失掉。只有职工才有权批谁将继续留任。但是，谈判者们选择了快速转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偏爱的，却是那些有地位、有合同、有钱、经验老到的人，以及现代的投机者、旧的或新的干部。极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并没有放弃资本主义目标。他们只是在主教的祝福声中，发明了一种空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在那里，谢谢国家对股票的分配，所有的公民（或者应该叫所有的纯波兰人）都是财产所有者，都是资本家。
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的聪明之处，在于利用波兰工人的不满来作为反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本。随着瓦文萨作为一个失败者而日渐失去大家的信任，克扎克列夫斯基就整个儿控制了团结工会，并在工会周围建立起一个竞选联盟——即前面已经提到的AWS——重新纠合起波兰全部的极右翼势力，范围包括从相对理智的社会保守派到极端狂热的民族基督徒协会。在后者看来，世俗的欧盟乃是毁灭之门，善良的纯波兰人东正教徒将会在里头迷失灵魂。他们得到了大众化的、极端反动的电台——玛雅（Maryia）电台所推举的候选人的支持，这个电台把那些赞成堕胎的议员比喻成“与纳梓共枕的娟妓”，也许还把耶一玛丽·勒·篷（Jean-MarieLePen）或者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怀疑成自由主义的异端分子。直接用选举的话来说，这种运作确实见效。一度貌似一个大党的极右翼党派——让·奥茨维斯基的“波兰复兴运动”（POP）被挤到一边去了。在1997年的议会选举中，它仅仅跨过了5％的门槛，获得了6个议会席位。而克扎克列夫斯基的AWS得票率最高，获得了三分之一的总票数和201个议会席位。
但在色姆的460个席位中，201个并不能保证是大多数。为了寻求联盟，克扎克列夫斯基决心把游戏继续玩下去。假如他的注意力真的在于扭转1989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他就会把农民党拉作伙伴的。农民党尽管在选举中失利，但它仇视欧洲一体化和市场力最四处横行，这点还是有着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他选择了自由联盟，这个联盟尽管只有60个席位，是一个不太显眼的伙伴，但它拥有两位特别重要的部长——布罗尼斯拉夫·盖雷梅克[25]，他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欧洲人，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休克疗法主义者”巴萨诺维奇，他是经济界的霸王。这位芝加哥学派的忠实信徒是不会容忍任何拿市场开玩笑的人的。那些真的相信AWS会把国家财富交到人民手中的人，现在只有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整个东欧，这种“分配”计划最多只是一种贿赂，最糟的话，那就是一种欺骗。
这并不就意味着克扎克列夫斯基不能在一段时期内把他的道德高洁与经济清白结合起来。他可以通过给孩子们安排工作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机构中，这种位置多得很。他也可以让他那些右翼朋友们心情舒畅，例如允许他们随便在哪里游荡，在这些地方禁止流产和反对堕胎，或者把一种道德秩序强加到日常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媒体上，总之就是把波兰变成一潭教权化的死水。与之相比，爱尔兰倒显得有点像自由思想家的天堂了。不过，这样一种进攻态势遇到了反抗，其中包括总统的否决。随着经济问题日渐浮出表面，克扎克列夫斯基的乌合之众以及政府本身似乎也要作鸟兽散了。乐观的结果也许是，这种极右翼势力的短期统治将会通过摧毁一些至今仍在波兰政治里兴风作浪的神话，从而把事情搞清楚。玛瑞恩·克扎克列夫斯基也许正在给团结工会的故事划上句号。这不仅是因为工人们在巴萨诺维奇的祝福声中正在从团结工会拥有其坚实基础的大型国有企业里被赶进不允许工会主义存在的小型私营企业里，而且更是因为，在接连受了两次欺骗之后，波兰工人们不会再需要第三次才懂得团结工会并没有真正捍卫他们的利益的道理。假如波兰工人想要停止昔日的斗争，并开始准备为未来而战，那么，如此一种重估就是必要的。要是没有有条件的回应，自由联盟中的新自由主义者和那些出身于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就会走到一起，组成一个代表着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受益者和获利者利益的党派，而社会民主党那些剩下的大多数人，就会与劳动者协会、工会主义者团结起来，捍卫工人、公务员、被榨干的农民，以及一切受压迫者的利益。在此过程中，他们就会勾画出一个崭新社会的蓝图。惟有左翼与右翼展开一次如此坦率的交锋，才能逐渐把非理性的和反动的教权主义所暗藏的危险因子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因为，在一个希特勒曾经设立过毒气室的国家里，当所有的（除了那些已经被杀害的）犹太人还在被当作替罪羊的时候，关键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犹太人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唉，纳粹分子旱已找到了最后的解决方式），而这恰恰是波兰社会内部非理性弱点的表征之一。
如果人们在澄清问题、反对非理性情绪方面无所作为，那么非理性情绪是否还会继续影响到整个国家？这点倒是不明朗的。我的许多波兰朋友在为自由而做的长期斗争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和克制力，可现在，他们也被自己那饱受非理性的、民粹派的浪潮冲击的祖国之前景搞得惊惶失措。之所以会如此，只是因为他们没能看到，他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抱怨自己的消沉，因为，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他们再也没有勇气去反对“休克疗法”了。它已经被当作一种惟一可能的药方被加到波兰头上，并且把本来应该在1989年展开的斗争推迟到未来去了。诚然，时间也许会让波兰人找到他们的方向的。直到今日，他们在自由的九年时间里想方设法制造的政治混乱，还与1980年在格丹斯克造船厂工人带领下、寻求他们自己的、开始走出显然令人绝望的困境的出路的波兰工人在全世界所激发出来的希望，形成鲜明对比。
我得承认，这里强调波兰的困境是有个人理由的。在1980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甚至更早，许多人就以为从波兰工人运动的复兴中看到了一个值得整个东欧仿效的典型，一条走出新斯大林体制的进步的、激进的道路，我也属于这些人之一。请别夸大我的天真。我并没有把格丹斯克的工人描写成戴着社会主义头盔的国际主义骑士。我知道教会、民族主义、被社会主义与政权挂钩的那些年代激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厌恶等的分量之轻重。我没有想到的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声势浩大的波兰工人运动会以政治自杀，以建立一种工人阶级的力量在其中不仅没有壮大反而被削弱的新体制而告终。
有必要从中得出另一个结论：单靠自发性、自然力是不够的。波兰工人运动是有力的，而且不是短时间的，但它最终没能成功，最终没能兑现其承诺。为了完成历史使命，一场运动不仅要有一个清晰的长远计划和目标，而且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它不仅需要控制其力量的运用，而且需要保证其队伍和阵营的愿望一以贯之，也就是说，不致被引到歧路上去。
最后，整个欧洲也许能从波兰事件中得到教训。毕竞，在这个转型不是由上层革命所发动的地方，在这个人民从来就没有走上过舞台的地方，在这个不同政见者即使不算英雄但人数也不少的地方，波兰只是其中的一个国家而已。在这里，当局必须克服来自下层的长期压力，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也与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走到了一起。就算波兰真的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先进的替代方案，那也只能说是在世界的这个角落时机尚未成熟。工人们被抛进了生存斗争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浊流里，他们似乎还无法懂得和争取自己的社会利益。我们为斯大林遗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民已茫然失措。他们拥抱资本主义，把它当作生存之道，没想到它只是少数幸运者的柯纽科巴（Cornucopia）[26]。于是许多人怀起旧来了。他们还必须把社会主义从其新斯大林主义的纠缠中解脱出来，还必须分辨出在新的征程里所收获的自由，他们还需要时间去进行自我教育。由于这些原因，我的印象借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在可见的将来，光明不会来自东欧。我很乐意历史证明我的话是错的。接下来，还是让我们看看西欧给我们提供的未来战场如何吧。
[1]美国著名商业街。——译者注
[2]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RP）的前身是波兰共产党。它是一个被叫做“民主左翼联盟”（SLD）的联盟的主心骨，在1997年9月的色姆（国会）选举中，该联里获得了20.5％的选票和460个席位中的161个。它的盟友波兰农民党（PSL）则获得了15％的选票和131个席位。它们在国会中的席位之所以比例过高，是因为许多选票被“浪费”了，而许多右翼党派则没有跨过5％的门槛。
[3]曼彻斯特：英格兰西北部的一座具有自治特权的城市，位于利物浦东北偏东方向。建于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的定居点上，1301年开始设市。大曼彻斯特区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发达地区。——译者泣
[4]罗兹：波兰中部城市，罗兹省省会。——译者注
[5]波兹南：波兰中西部城市，位于华沙以西。该市建于公元10世纪以前，于会元1793年割让给普鲁士，在一次大战以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6]哥穆尔卡（1905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前第一书记，1926年参加波兰共产党，曾两次被旧政权逮捕入狱。1943年至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5年至1948年任政府副总理，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社会党合并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当选为中央委员，1949年11月被开除，被捕入狱，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同年10月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1970年12月被解职。
[7]莫洛托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1890—1986)：苏联政治家，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1941年）和外交部长（1939—1949年及1953—1956年）。——译者注
[8]指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沙俄诗剧《先人祭》。——译者注
[9]格丁尼亚：波兰北部城市，位于格丹斯克海湾内，在格丹斯克西北部。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波罗的海一个重要港口。——译者注
[10]什切青：波兰西北部城市，靠近奥德河河口。从1648年至1720年被瑞典统治，1720年割让给普鲁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该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译者注
[11]西里西亚：欧洲中部一地区，主要位于波兰西南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北部。公元500年斯拉夫民族在此定居，长期以来各国和各公国都对该地区进行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里西亚被德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割。1938年慕尼黑条约签订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所占的那部分归入德国和波兰。1939年至1945年德国占领了波兰属西里西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波兰合并了大部分德属西里西亚。波兰南部的上西里西亚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译者注
[12]拉多姆：波兰中东部城市，位于华沙市之西。14世纪建成，1795年归奥地利所有，1815年归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归还波兰。——译者注
[13]与杰出的年轻历史学家卡罗·马佐列夫斯基（KarolModzelewski）一道，雅·库龙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多年的时光，并于1964年写了《给党的公开信》。
[14]卢布林：波兰东部华沙东南部的一个城市。1317年被特许建立，1795年被转让给奥地利，1815年转给俄国。——译者注
[15]DanielSinger，TheRoadtoGdansk:PoandandtheUSSR（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82）.
[16]这也许是巴萨诺维奇的路线，他那时候名义上还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对所谓的“网络”倡导得特别积极，鼓吹在大型企业中推行自我管理的模式。
[17]指波兰在地理上与前苏联毗邻，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管，因此许多政治体制须与后者保持一致。——译者注
[18]当库龙告诉我他所担心的选举交易时，我说共产党人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交易的，因为这意味着自取灭亡。然而，尽管我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我的预见却完完全全地错了。
[19]在投票前久，我同马佐维奇一道吃过一次饭，那时他头脑中还显然没有一丝能够当上总理的念头。
[20]除了马佐维奇，还有雷茨德·布盖伊（RyszardBugaj）和其他26名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一开始就在一份反对巴萨诺维奇计划的声明上签了字。他们与另外一些人一道，组成了“劳动者团结”组织，后来被称作“劳动者协会”，从而真正保存了这次运动的原初旨意。
[21]波兰基本货币单位。——译者注
[22]有关梵蒂冈（罗马教廷所在地——译者注），与里根政府的联系，特别是与其安全机构的联系，参看CarlBernstein＆MarcoPoliti,HisHoliness（NewYork：Double-day，1996）。
[23]单个党派所需的最小票数是5%，党派联盟所需要的最小票数是8％。
[24]库龙的党，即自由联盟，通过一个十分微弱的多数而把他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同时选择勒斯热克·巴萨诺维奇作为该党的领袖。这种别有用心的选择确实排除了需要左翼的劳动者协会同时批准的必要性，但库龙的候选人资格再也没有被认可。
[25]盖雷梅克的犹太人出身让玛雅电台有机会抗议说，工作本来应该跑到“波兰种族一极”的。
[26]柯纽科巴（Cornucopia）：源于希腊神话，柯纽科巴是哺乳主宰天地之神宙斯的羊角，也指满装花果、象征丰烧的羊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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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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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俄罗斯选举的奇迹
选举章程显然对叶利钦先生有利，但这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即游戏至少已到了终场哨音的时候。
——利·霍克斯塔德（《华盛顿邮报》，1996-07-04）
一场民主的胜利。
——克林顿总统电贺叶利钦获胜
是呀，真是一场奇迹！1996年开始时，鲍里斯·叶利钦的运气看来真是倒霉透了。在早一年12月的杜马选举中，执政党——“我们的祖国俄罗斯”，由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领导——只获得了10.1％的可怜票数。即使加上那些拥护现政权的团体的票数，也只勉强达到18％。身体显然不行的叶利钦，在民意测验中的得票率也没达到两位数。俄罗斯军队陷进了车臣。在国内，人们已被贫困折腾得筋疲力尽、满腔怒火，被腐败和犯罪搞得胆战心惊。在调查时，大多数人说在旧政权下生活得更好。难怪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如总统卫队长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都在考虑如何推迟选举。实际上1994年发动车臣战争时，他们就打算引入战争法，从而省却像时不时选举这样的民主玩意了。
要想恢复元气是难以想象的，哪怕我们知道叶利钦有不倒的本事，迷恋权术，有国内外银行家的撑腰，也是如此。[1]与现实相比，想象往往是苍白的。当然，说他是戈培尔[2]或者把他与斯大林主义的前辈们相提并论，都是愚蠢的。共产党候选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并没有受到萧伯纳[3]描写的极端的审查制度形式——死刑——的迫害。叶利钦的其他敌手，也没人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去。但是这种选举奇迹还是值得探讨的。它可以表明一个人会如何口是心非地谈论民主，权力和金钱一旦勾搭在一起，会如何左右人们在一场表面看来是在多名候选人之间作出选择的、貌似真正的选举中的判断力。这场奇迹另一个值得看一看的地方，在于当西方政府及其仆从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会如何兴致勃勃地把这场选举闹剧吹捧成“民主的胜利”。此外，这场选举还表明了各个对立派别之间的界限是多么的模糊和细微，人们的头脑是多么的混乱，以及由此造成的下层的压力是多么的缺乏，换句话说，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在多大的程度上还是特权者之间，或者说自命“精英”的各派人物之间的权力斗争。
对于总统鞍前马后的人来说，任务真是繁重极了！首先，他们必须把竞选班子组建起来。到1996年2月1日时，叶利钦已经65岁了。他的身体并不太好。前两年，他就已经挨过了两次虽然不是那么特别但也是挺严重的心脏病。在几次公开场合，他也表现得说文雅一点就是不那么完全清醒：他的“车把式们”第一个紧迫的任务，就是把他们的竞选计划装上马车。接下来的任务则是使他变得适合做一次长久的、令人筋疲力尽的竞选游说。要是在一个奥林匹克年份你知道了医生对运动员有多大的帮助，你对他们的成就就会大吃一惊。实际上，到6月底，叶利钦看起来又像是一个木头人了，他表情呆滞，姿势僵硬，一支胳膊就像粘在了身体上一样，一动不动。现在，该轮到宣传机器发挥作用，避免让他抛头露脸了。但过后不久，也就是从2月15日开始四个月之后，他的竞选运动正式在他以前发家的地方，现在改名叫叶卡特林堡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开始了。他穿过广袤的乡村，讲演、握手、送礼、许诺……他在乌法[4]跳扭摆舞，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5]和摇滚乐手一较高低，并不仅仅是为了拉年轻人的选票，也是为了借助电视工具向广大的俄罗斯公众传达这样一则信息：他又恢复了活力，生龙活虎，又能够应付自如了。
第二步是把他们的候选人装扮一番。如果切尔诺梅尔金在议会选举中表现糟糕，那多半是他们一贯的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的。为了避免这种后果，叶利钦必须把自己的过去炫耀一番才行。他的办法还是老一套的厚颜无耻。他说自己信奉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也就是说，快步扩大自由的领域。由于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表现很好，因此在鹦鹉学舌方面，叶利钦倒是一点都不犹豫的。官方宣传的重点现在应该转到俄罗斯的伟大、独立以及共产党借以获胜的法宝——社会公正。叶利钦宣称，使公正“成为弱者和普通百姓第一位的和首要的东西，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五年里要达到的主要目标”[6]。这话的回音可不那么顺耳：五个月的目标，截至选举结束时为止！
因为总统不能把“休克疗法”造成可怕后果的一切责任全推得一干二净，他便聪明地把责任转嫁给别人。他把火气发在政府和一帮不指名的改革派头上，说他们“没能在社会政策的框架内执行任务”。不过，为了照亮自己的前程，叶利钦还是乐意表明自己改弦易辙的决心的。年末两次人事变动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外交部，技术总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取代了安德烈·科济列夫，后者在俄罗斯是有名的西方傀儡。另一项更有意义的变动，是国际金融当局的红人、俄罗斯私有化闹剧的主角阿纳托利·丘拜斯被免除了第一副总理兼国内金融太上皇的职务，他的位置让给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经理弗拉基米尔·卡达尼科夫，后者则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制造厂AvtoVaz的老总。但随随便便就解除一个有着国外金融家的支持，有着国内投机家身份的人的职务，未免草率了点。在1月16日被赶出前门几周之后，丘拜斯又从后门偷偷地溜进了叶利钦的竞选总部。
第三个任务是把他们的主子装扮成反共产主义斗争的最坚强的斗士，从而保证他出现在决定性的第二轮选举中。在俄罗斯，总统要经过两轮投票产生。要想一轮当选，就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票。要是没人能做到这一点，两位得票率最高的候选人就得参加第二轮角逐。久加诺夫依靠他自己的党以及其他盟党的支持，有望获得三分之一的总票数，这样就会稳稳当当地进入第二轮[7]。叶利钦则不行。实际上，在早些时候的民意测验中，他不仅落在久加诺夫的后面，甚至比不上鼓吹市场但对当局不满的经济学家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比不上强烈呼吁法律和秩序的前苏联将军亚历山大·列别德，也比不上披着“自由民主”外衣的恶狼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要是前两人携起手来，或者再加上第三个候选人——眼科医生、己经形成“第三股势力”的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多罗夫握有的票数，叶利钦也许早就落后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一开始就被抛出了跑道。[8]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争取时间，尽快还原叶利钦反红色威胁的整体形象。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的支持者们同时开动了金融和媒体两架机器。搞一搞假的民意测验，把叶利钦说成是一个与久加诺夫阵营并驾齐驭的阵营的领袖，是特别有用的。俄罗斯人就喜欢这种自圆其说的预测。俄罗斯电视被用来专门关注总统，他的对手们则饱受冷落。分化敌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主意。要是诸位有先见之明，知道叶利钦—列别德联盟早在第一次投票之后就己形成，那你一定会忍不住得出结论说，列别德早就替他的新主子卖命了。实际上，有些评论员确实说形势是在1月份出现逆转的。不过，那时这一切还只是猜测而已。只是到了5月份，列别德获得了一次媒体吹捧，他与当局沆瀣一气的事实才露出苗头[9]。所以，要想真正说清楚“第三股势力”没能出现到底是密谋的结果，还是强力碰撞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总之，不管原因是什么，对手的分化挽救了叶利钦的政治生命。
叶利钦的支持者们之所以能够摆弄局势，是因为他们享有西方记者们委婉称作“任职的好处”的东西。说得更直白点，就是指一个深不可测的钱包和操纵在非极权国家里独一无二的媒体的能力。久加诺夫获得了一些发行量很小的国家报纸以及几家省级报刊的支持。但叶利钦可以依靠其他的媒体。在广播特别是电视里，久加诺夫和叶利钦的差距是惊人的。两大国有电视频道都是总统宣传机构的忠实工具，第二个频道即私有的NTV，则跟着前两家跑，而它的首席执行官尤格尔·玛拉申科实际上已经加入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自然，这个班子可以随意使用这些工具。我们看到，电视一直在帮叶利钦赶超他的对手。它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像亚夫林斯基这些人都在急于跟随叶利钦的领导。从头至尾，特别是在第一轮，电视都是针对久加诺夫的炮火。
中立的立场是不存在的。例如，当久加诺夫在国有电视上露面时，采访人就指责他是“不折不扣的人民党党员，在选举之前搬弄是非”[10]。当亚夫林斯基在第一次投票后出现在屏幕上时，采访者则变得像个牧师：“也许你现在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为政府服务，他们觉得自己难于应付目前的局势，你应该多多少少替他们分忧。”[11]最糟糕的不是叶利钦比久加诺夫在小小屏幕上出现得多，而是久加诺夫老被描画得像个该遭唾骂的恶棍，而叶利钦则像个该受称赞和保护的英雄。这一次，俄罗斯的电视台恬不知耻地充当了它们的主子的模仿秀和传声筒。
但是，难道俄罗斯就没有一个中立的选举委员会来保护那些哪怕是稍加温和的声音了吗？是的，在尼古拉·雷阿波夫的领导下，选举委员会简直就成了叶利钦竞选总部的一个分支机构。它随意作出的一个决定，保证让诸位笑得合不拢嘴：“根据本委员会法律专家的意见，献给鲍里斯·叶利钦的相册不是竞选物品，因此把它们分发出去，并不算是破坏选举法的行为”[12]。事实上，法律包含了如此之多的漏洞，以至于所谓的平等竞争原则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玩笑而己。俄罗斯选举法规定，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不许超过145亿卢布，约合300万美元（个人捐款不得高于600美元，组织捐款不得高于6万美元）。可是，由于宣传费用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赞助，所有这些规定就都成了白纸空文。叶利钦的竞选花费据他的同情者估计有近1亿美元，而据他的反对者估计则有这个数额的5倍多。
这还只是花在宣传材料，花在拉票人、监票人、选举宴会上的摇滚歌星和乐队身上的费用。要是加上大方的太上皇出游时一路上送出的礼品和信物，那数额可就太多了。不管跑到哪里，叶利钦都要送一些东西给当地人。他一路上命令满天飞，把礼品或者不如说是补偿品送给各色各样的人：已经几个月没见工资的矿工或教师，积蓄己花个精光的年迈退休者，还有农民和工人、补锅匠和裁缝。不太情愿的俄罗斯银行被迫从金库中提取出来交给当局的大把大把钞票，也无力供得上他的全部开支。细算起来，还得加上这期间随口许诺所造成的急剧削减的税收、越来越大的预算赤字，以及其他花费的大把大把美元，而不是卢布。显然，对于那些迷恋权力和特权的人来说，胜利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诸位要记住，我们还会回到这次选举运动来的。首先，我们要提出这样一个对于评价这次运动的民主本性来说不可或缺的、尽管在表面上看来无法回答的问题：要是民心民意反对叶利钦及其党羽，他们是否会甘心放弃权力？普通俄罗斯人的答案是明确的，用当时一句时兴的俏皮话来说就是：“久加诺夫会赢，叶利钦也不会输。”事实上，据我所知，不管是叶利钦还是他的主要助手，谁也没有说过假如久加诺夫当选，他们就会一走了之。相反，他们一再强调（这也是官方宣传的老调子），久加诺夫的胜利就意味着内战的开始。你们要再三考虑呀，要是你们胆敢选这个共产党人，我们，我们这些在位者，我们这些现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和未得利益者，就会拿起武器阻止你们，尽管这看起来不是十分民主。鼓吹家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话说清楚，把后果讲明讲透：投久加诺夫的票，就是投流血的票，就是投内战的票，就是投灾难的票。
最好的说法是这样的：叶利钦有两手准备，或者如果你乐意，也可以说是两套政策，两支执行这些政策的队伍。第一支队伍中，为首的人有叶利钦的旧亲信兼个人保镖科尔扎科夫，以及科尔扎科夫的助手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是克格勃）局长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与他们狼狈为奸的还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工程师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他是俄罗斯负责工业事务的第一副总理，曾经当过某大型冶金厂的厂长，据说代表军工企业联合体的利益。在这支队伍看来，关键是叶利钦——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要继续掌权。由于选举威胁到这种打算，有可能的话，最好是用协议哪怕是与共产党的协议来推迟选举；要是不行，就要不顾一切地举行政变，引用战争法。
在另一支意见相左的队伍中，东山再起的丘拜斯作为私人奸商的代言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支队伍也想要抓住权力，但他们认为，不用诉诸武力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向叶利钦进言说：用我们的钱，你的权，我们的贿赂，你的手腕，就能为胜利铺平道路。我们能够在投票时创造奇迹，保住位置。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倾向于第二种意见，而叶利钦则大多时候在这两种意见当中犹豫不定。
科尔扎科夫一伙人也许是在三月中旬丢掉自己的机遇的。3月15日，杜马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1991年的《别洛韦日协议》作废，这个协议曾经决定解散了苏联。在共产党人看来，他们在杜马中占多数，而俄罗斯人又对过去的辉煌恋恋不舍，因此此举一定有助于选举获胜。然而天不遂人愿，许多人认为这一决议违反宪法，是一种危险的举措。要是共产党人获胜，这帮人就会把帝国重新强加给俄罗斯。有人甚至暗示说，由此造成的宪法失效将会威胁到总统选举。于是，17日的夜晚就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晚上和第二天的早晨，代表们发现自己进不了杜马的大门，这里已经被特别行动小组占领了。说法各种各样：有的说是搜查炸弹，有的说是接到了车臣恐怖分子的威胁，还有人说是因为大厦里头的放射性太高的缘故。共产党人立刻说，这是一场“彩排”，他们的预感看来越来越是真的了。叶利钦的幕僚们显然已经在为发动一场政变做准备，这场政变将包括解散杜马、取缔共产党、推迟选举。据说，只是到了那些本打算执行这项计划的人（赫然就是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跑来宣布杜马只是暂时停止工作的时候，人们才知道这项计划被取消了。
大约在同时，叶利钦班子中的权力平衡也发生了变故。起初，索斯科韦茨统领着叶利钦的竞选总部，到了2月20日，他对自己是否还能继续负责总统竞选事务，也不敢抱有什么信心了。两天后，叶利钦提议让丘拜斯加入到他的竞选队伍（这个人，尽管在公众面前不太受欢迎，但他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金融关系网，在幕后用一用还是挺好的）。4月初，叶利钦宣布他自己是“整个参选过程的领导人”。此时，尽管即将离任的总统有可能担任反共产党候选人的趋势日渐明朗，但久加诺夫的影响也不可小觑，尽量避免双方冲突的想法还是值得考虑的。这个月底，一项奇怪的声明在莫斯科发表了。[13]俄罗斯国内13个企业界大亨（4位银行家，2位石油公司总裁，几个综合型大企业的老总）联名呼吁政治家们不要踏上“通往内战与分裂俄罗斯的道路”，要求他们“达成一个富有意义的双边协定，走向政治战略合作，在法律的框架内团结起来”。大企业插手政治难道有什么奇怪的吗？在西方世界，事情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做得比较隐晦些罢了。君不见Chase、通用汽车、Exxon和微软等公司的老板们也曾与一些下属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走到了一起，共同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份文件吗？这份文件要求各位总统候选人达成妥协，最后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俄罗斯的商人们拥有必要的资源和决心，他们一定会去影响那帮太无原则、太过古板的政治家们的。”此时，在俄罗斯，局势变得越来越动荡，但也越来越清楚。企业界的插手并没有激起抗议，所有的候选人，包括久加诺夫，都文质彬彬地回答说：从个人方面讲，他们都是特别理智的。但，唉，从另一方面讲……
科尔扎科夫不知怎么就拉上了金融界的关系。在一次投给伦敦某周报的采访录中，他一步步把问题的结果讲得很清楚，大意是：投票会被推迟，因为俄罗斯需要稳定，而这次选举实在有太多矛盾了。[14]如此坦白的谈话出自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之口，确实引起了相当轰动，于是叶利钦也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了。他说，选举将会举行，俄罗斯人将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科尔扎科夫不应该管政治。当然，叶利钦也没有把自己的忠实亲信说得一无是处，他补充说，在俄罗斯，许多人和科尔扎科夫的观点是一样的。毕竟，有哪个俄罗斯人敢于作出错误的选择呢！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状况至少将会持续到第一次投票时。但是，俄罗斯的富翁们的态度是从来没有含糊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七个最有实力的企业界大亨在2月份就聚到了一起，地点恰好是在欧洲各大财团聚会的地方——达沃斯。在那里，他们决定要尽快救助叶利钦。为此，他们拿出了几百万美元，供他开展竞选宣传。他们把自己所控制的媒体全部交给了叶利钦，其中包括商业电视台、电台和这个国家大部分出版机构。作为他们的代表，丘拜斯返回到叶利钦的竞选总部，担任竞选运动的总策划人。为了拼死保住自己的利益，这个险恶的七人集团可以说是替叶利钦的继续掌权付出了血本。
要讲完叶利钦东山再起的故事，还有两点是必须说明的。首先一个是西方给我们的莫斯科沙皇提供的热情支持。确实，在丘拜斯被解职以后，这种热情也有过一个短暂的降温期，至少在报刊上是如此的。俄罗斯议会风暴是一次保卫民主的行动，但车臣战争却让人惋惜，尽管这次战争有情可原，但毕竟是错误的。不过，把最后一个“休克疗法主义者”从政府中赶走，唉，实在是从良心上说不过去的。诸如《纽约时报》、《经济学家》这样的官方出版物有一段时间老是呼吁，应该告诉莫斯科，在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中，是谁在给吹笛手付钱，是谁给他们定的调子。这种呼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也没有达到法庭申诉的嗓音高度。西方政府是否一开始就知道扶不起来的丘拜斯的倒台只是一种愚弄本国人的竞选策略，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不管是对还是错，叶利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让俄罗斯平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好赌注，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从头至尾给叶利钦提供了鼎力支持，倒是千真万确的。
克林顿总统从一开始就呼吁国际组织去拯救俄罗斯。科尔总理则亲自跑到莫斯科，表示他的国家支持叶利钦。自称对成员国要求颇高的欧洲议会，也接纳了俄罗斯加入它的阵营，仿佛车臣的流血战争是一场为了人权的十字军东征。国际金融组织的执行主席米歇尔·坎德苏（MichelCandessus）响应了克林顿总统的请求，他亲自给莫斯科送去了数额惊人的贷款（3年内102亿美元，首贷40亿）。尽管贷方一再坚持，要是俄罗斯更改政策——通过更改总统？——援助就会中止，但要说这是政治干预，哇，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几个为了反对私人贷款而走到一起的国家组成的所谓的罗马俱乐部，重新给俄罗斯拟定了一个40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资金到位期长达史无前例的25年。七国集团，或者毋宁说八国集团，因为俄罗斯已被包括进去——4月份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会议，并且邀请叶利钦出席在里昂召开的另一次会议，时间定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的前夕[15]。把所有这些努力归到一起说，如果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全体选民只局限在西方各国外交部和金融组织的范围内，那么，叶利钦保证是毫无异议的当选人。
西方对俄罗斯选举的这种偏袒，其影响则是另一回事。到底因此造成的放心感和安全感是超过了亿万俄罗斯人的怨恨感，还是进一步让俄罗斯人相信自己最近几年的兴衰变迁只是西方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我们不得而知。另一方面，西方提到的第二点即车臣战争停火，对于叶利钦来说纯粹是一场好事，是西方给他的一份几乎意料不到的最后一刻的竞选礼物。但在这件事情上，西方的帮助也不大，是因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车臣使团的团长——瑞士人提姆·伽狄曼（TimGuldemann），才在两边起了关键的中间人的作用。
以无端的自大和失策而开始的车臣战争，代表着叶利钦政府的恐怖作为，它显示了这个政府的腐败、无能、盲目和残忍[16]。昔日令人闻风丧胆的苏维埃红军的后代们，如今，连一个芝麻小的国家的民兵都对付不了，这对于喜爱怀旧的俄罗斯人来说，实在是一个国力衰弱的不良征兆。这次远征的组织者们原希望重新唤起俄罗斯人民的极端爱国热情，结果激起的倒是相反的感情。这不过是另一次阿富汗战争，只是更引人注意，更靠近家门，还被搬上了电视。一天又一天，俄罗斯人看到的只有这次冲突的荒谬和残酷、平民的牺牲、自己子弟的悲苦，伴随着遥遥无盼的解决前景。
4月22日，一枚俄罗斯导弹击毙了车臣领导人杜达耶夫，但这也没有带来什么新的解决机遇。5月中旬，伽狄曼还在和杜达耶夫的接班人扬达比耶夫谈判，直到5月27日，后者才同意在莫斯科签署一项停火协议。之后，有关执行停火协议的谈判地点移到了离车臣更近些、与印古什相邻的拿撒勒，6月10日，在那里达成了一项有关撤军和释放战俘的临时协定。这份协定是琐碎的，也常常遭到破坏，但它的生效对于叶利钦的总统竞选来说，却是一个莫大的帮助。这位瑞士人在调解时，是否曾给过车臣人某种郑重的许诺？或者说，车臣人自己是否想到过，俄罗斯的总统选举正是让莫斯科作出让步，从而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血腥动乱的最佳时机？在俄罗斯人眼里，这份协定显然只是一个竞选策略而已，因为就在第二次投票结束几天之后，他们又开始血洗车臣了。他们的进攻在车臣首都格罗兹尼激起了一场更猛烈的反攻行动，给叶利钦的就职典礼蒙上了一层阴影。
但我们也不要对此有什么期望。停火协议还在执行，俄罗斯人还照样在6月16日跑去投票。这次，形势之好就连即将离任的总统也始料不及。这是总统及其幕僚在一阵狂轰滥炸式的宣传之后才做到的。他们极力让选民们相信，久加诺夫站在往日的邪恶一边，试图在未来发动一场内战，而与之敌对的叶利钦，则是能够打败他的唯一人物，因此投任何别人的票都是浪费。最终，他们获得了大量选票，在总共10800万张选票当中占了7500万，几乎达到十分之七。他获得了2770万张选票，是全部有效票数的35.3%，爬到票数最高的位置，确实也是叶利钦辛苦得来的，特别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得票尤佳。但久加诺夫也紧随其后，他获得了2420万张选票，超过总票数的32％。据说，他的票数并不仅仅集中在农村地区，在俄罗斯破败的工业地区，他的收获也是颇丰的。好在有一次最后冲刺，否则事情就糟了，列别德居然离开了与叶利钦的联盟，成立了第三个派别。他带走了差不多1100万张选票（占14.5%）。亚夫林斯基也许是由于他给选民的印象是喜爱与叶利钦“跳艳舞”——一种步伐不定的华尔兹，结果作为第四派只获得了560万张选票（占7.5%)；而日里诺夫斯基也由于他的口号已不那么新奇，由于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挑战，票数也减到430万张（占5.8%）。剩下的每位候选人获得的票数都没有超过1%，有150万名俄罗斯人由于厌恶投票而简单地说他们不喜欢任何一个候选人了事。
事情还没结束。尽管叶利钦做得比开始所想象的要好得多，但仍比1991年总统选举差了很远。那时，宣传费用基本持平，他也轻易地赢得了第一次投票，得票率达到57%，而与他一起参选的另一位共产党候选人尼古拉·雷日科夫，抓到手的票数不超过17％。这次，差距缩小了，而胜利也充满了许多变数。在心里赞同新制度但对引入这种新制度的方式不满的亚夫林斯基，他的选民有可能投叶利钦的票，但也可能投弃权票。另一方面，那些投列别德票的人也可能会这样做，因为这位将军是罪犯的克星、腐败的敌人，并且和他们一样，对俄罗斯的耻辱痛心疾首。要想劝这些人来投叶利钦的票，是有一定难度的。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那些满怀怨愤的选民也是如此。一段时间里，形势确实险象环生。
后来，叶利钦派拉到了一张王牌。亚历山大·列别德突然或者实际上并不如此突然，转到他们这一边来了。星期一，所有的人还在计算和统计大投票的结果，各大媒体却宣布列别德将军将会成为叶利钦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手，被任命为总统安全委员会秘书，这可是一个重要的职务，其权力将被重组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列别德是作为一个重要人物，差不多就是总统法定继承人的角色，加入到叶利钦队伍的，在接下来的两星期里（第二次投票定在7月3日，一个工作日，在这天，那些拥护叶利钦的有钱人是不会躲进他们在乡下的别墅里去的），他将在竞选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
列别德适合于担任这一职务。他长得英俊不凡，拥有一个拳击手的身架和一副军长的洪亮嗓音，轻易就能抢到镜头。他在自己46年的生涯中，有26年是在军队里度过的。在阿富汗战争中，他担任一个伞兵部队的司令，以战功显赫而著称。在摩尔多瓦战争中，他担任第十四军的军长，用软硬兼施的办法把各个对立派别一一制服，而赢得了美誉。通过大胆批评军事当局，特别是批评车臣战争，他为自己进一步提高威望奠定了基础。自从前一年被迫离开军队以后，他走上了一条变化不定的政治道路：他加入的小党在1995年12月的议会选举中连5％的票数也没有捞到，但他本人却进了杜马。谦虚显然不是他的强项。当迪尔·斯宾格尔（DerSpiegel）问他是否会在2000年把自己看作总统时，他回答说：“也许还要早点。”这个人野心勃勃，而且急不可耐。他从来不管什么法律程序，对富有的恶霸而不是对这些人的钱，他天生就有一种人民党党员似的鄙视。他的知识水平显然不高，但他对许多事情有一种朴素的直觉，还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脾气，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可真是难能可贵。“他这个人，动手得最早，笑得最后……上帝创造了大大小小的人，考特上校[17]却创造了左轮手枪把他们一一摆平……这是一位民主的将军，一位（少见得很的）犹太驯鹿手。”
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让他自己的选民相信他的转变是正当的。毕竟，他曾经发动过反对“名义上的资本主义”的运动，抨击过他如今也正在加入的既得利益集团。列别德的解释十分简单——他必须作出这种选择。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了不起的，但可悲的是它不可能在现实中实现。叶利钦推行的是“新观念”，未来一定属于它，不过直到现在，这种观念在俄罗斯的推行还糟糕得很。结论显然就是：不久这一切都会有所改观，而他，列别德，正是去担负这个重任的。然而，有人不禁要问他，在与天然气公司前老板、大富翁切尔诺梅尔金总理，以及不久就要被任命为叶利钦主要助手的私有化倡导者丘拜斯在高层共事的时候，他打算如何去兑现他的承诺——与腐败做斗争？（考虑到列别德的威望还在，人们在第二次投票前还不敢公开讲这个问题。）
由于列别德不太可能扮演经济总管的角色，为了让他显得说话算数，让世人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会设法控制所有的军队，包括治安警察，也许出于同样的理由，还会负责车臣事务。很自然地，任命列别德应和解除他的仇敌帕维尔·格拉乔夫的国防部长职务放在同一天里进行，后者特别喜爱豪华进口轿车而被世人称为“奔驰帕夏”[18]。由于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人很可能不会容忍在自己的王国里出现任何诸侯，因此叶利钦最亲密的助手科尔扎科夫及其一帮人的位置似乎也受到了威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总统属下两派人的斗争中，列别德无意中倒是替自己最讨厌的丘拜斯的胜利助了一臂之力。实际上，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的失宠只是克里姆林宫里能够告诉我们许多有关政坛风云的故事中的一个而己[19]。6月19日，或者说第二天（因为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了），NTV中断了它的午夜节目，突然宣布：从安全部门领导人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那里得到的消息，叶利钦总统竞选班子中的两个重要人物这天下午被逮捕，这是“旨在取消第二轮选举投票”阴谋的一部分。安全部门随后也发布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声明。这两个消息惟一一致的地方，只是“两个重要人物”的名字：一个是谢尔盖·坦索夫斯基，他是莫斯科娱乐圈和广告业背后的大老板，曾经发动俄罗斯流行歌星组成“或投他一票，或一无所有”演出团，全国巡回演出，支持叶利钦。另一个是阿尔卡迪·叶夫斯塔夫耶夫，他以前曾与丘拜斯一道工作，推行私有化，现在加入了叶利钦的竞选班子。据警察部门说，这两个人被拘留，是因为他们在离开白宫时，身上带着一个“办公复印机盒子”，里面装满了来历不明的外币。显然，这牵涉到一笔50万美元的巨资[20]。到了6月20日午餐时间，兴致勃勃的丘拜斯在一次洋洋得意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一个相反的解释。他的谈话被电视直播出来，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他说，这笔钱是一次栽赃，一种挑衅，这场阴谋背后有着更大的背景。科尔扎科夫及其同党是叶利钦政府中的强硬派，他们想打垮“自由”派并想不经选举而篡夺权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不顾一切，甚至不惜动用谋杀。丘拜斯特别提到了两天前针对国家运动基金会前会长鲍里斯·费多罗夫的未遂谋杀事件[21]。不过，现在他丘拜斯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一项总统法令刚刚宣布免去索斯科维茨、巴尔苏科夫与科尔扎科夫的职务，但对于叶利钦来说，赶走他的老伙伴、忠心耿耿的科尔扎科夫，却是心疼得很。我们从他的夫人奈娜口里，可以证买这一点：“这让人觉得就像是割去了心头肉……就像是亲人要离开了……”[22]然而，权力比友谊对叶利钦来说要重要得多。也许，这还是一个让他下定决心的好机会呢，他可以通过纯粹的选举手段，通过欺骗而不是恐吓，来抓住权力。
还有13天就到7月3日了。这个最后冲刺阶段有三大主要特征：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宣传的力度加大，几乎达到爆炸的程度：海报、小册子、搬弄是非的演说、铺天盖地的文章，还有广播和电视的大肆吹捧。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对准了一个目标：紧接着根纳季·久加诺夫法定的、免费的竞选演说之后，是一段收费的黑白图片节目，大肆宣扬各种丑事：劳动营、苏维埃政权早期的大饥荒，年代更远些的长长的购物队伍、空空的货架等。同时，配上这些图片的还有翻来覆去的评论：“1917年时，没有人想到还会有饥荒”；“1917年时，没有人想到兄弟居然会自相残杀”；“现在阻止内战和饥荒的发生还来得及”；等等，等等。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第二次投票之后立即发表的一项报告中，由欧盟赞助成立的、明显偏向叶利钦一边的欧洲媒体协会也不得不叹息道：从媒体的覆盖率来看，1996年的俄罗斯选举与1991年相比明显落后了不少；选举委员会并没有不公正；除了叶利钦（还包括第一次投票前十天里的列别德），没有一个候选人在三大电视频道上的形象是积极的；尽管有人抱怨，但事情在第二轮变得更加糟糕了，叶利钦被电视颂扬了247次，久加诺夫则被贬了240次[23]，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当局居然还没想过要消除歧视。
与之相反，面对叶利钦阵营咄咄逼人的宣传，第二轮投票期间的共产党阵营却仍然态度温和，甚至是缺乏头脑。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缺乏资金和实力来对付敌人的进攻。在第一轮，参选人久加诺夫也曾周游并考察了全国各地。在第二轮，他却把自己锁在莫斯科，只是出席一下每天的新闻会议。这是一个奇怪的举动，因为他知道媒体并不会真心回应他的主张。更奇怪的是，共产党人还出人意料地喜欢与别的党派唱一唱双簧。久加诺夫曾提议成立一个全民和解委员会，成员应包括俄罗斯所有的重要政治家（他们当即拒绝了他的邀请），政府的组成应以这个委员会为基础，由三部分人所构成：三分之一的部长由他白己的“全民爱国阵线”提名担任，三分之一由杜马中的其他党派所构成，剩下的三分之一由现在政府任职的队伍来补充。共产党人的目的很明显。当局把他们看作吸血鬼，他们就要表明自己的温和立场。但这也太露骨了，简直就是一个谁也编不了的暗机关，一个貌似严肃实际上空洞无物的主张。
听久加诺夫在竞选演说中的谈话，也让人莫名其妙。他对叶利钦提出了严厉的控诉，说叶利钦剥夺了俄罗斯人“所有的东西，包括丧葬费用”，他还把俄罗斯描述成“一个坐在西方七国接待室里的乞丐”，丧失了“她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尊心”。但他说，这样说的目的，却是为了与叶利钦一道来组建政府[24]。这不能不让人私下怀疑，这个人也许不想当总统了。仔细想来，真正能够解释久加诺夫这种不愿当总统的态度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当前的局势。如今的经济已处于崩溃，西方也准备趁势捞上一把，握在反对派手中的军队也蠢蠢欲动，现在去掌权，不是太冒险、太早些了吗？再等一等，等到反对派强大起来受到亿万人民的拥护，等到现行政权进一步解体的时候，再去摘这个熟透了但还没有掉的果子，不是更好些吗？
到了此时，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一边是不顾一切地接近权力宝座，另一边则显然不是太急于行动。然而就在最后一周，局势却失去控制了。就像哈姆雷特突然看不到丹麦王子一样，俄罗斯人眼里突然不见了鲍里斯·叶利钦！事情恶化的第一个症候是有传言说，叶利钦巡回各省的计划全部取消了。到了6月28日，星期五，出席莫斯科一次农业会议的国家元首本应是叶利钦，但结果却换成了切尔诺梅尔金。于是，一切就不可能再掩饰下去了。“咽喉痛”是一个未加证实的解释。同一个切尔诺梅尔金还必须代替他出席里昂的八国首脑会议。在随后的星期天，叶利钦也没有参加莫斯科的一次活动，这本来是表明他还在莫斯科的最好机会。之后，星期一，他取消了与乌克兰总统、摩尔多瓦总统的会见。笼里不见了猫！有时也会暂时撇开其老板的政治偏见不管、新闻嗅觉特别敏锐的西方记者们，也开始跟踪这个轰动一时的消息了。是他的心脏又出了问题，还是科尔扎科夫事件加重了他的沮丧心情？是纯粹的疲惫所致，还是他的医生们由于急于治好这个候选人而下错了药？不管西方记者们说什么，他们的俄罗斯同行们就在西方外交官的帮助下加以掩饰和否认。此时，控制俄罗斯媒体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可以在报纸上发表长篇大论的总统访谈录呀，也可以从档案中提出图片重新印制呀？！甚至在7月1日，即选举活动的最后一天，节目策划人不还可以制作一部总统全国讲话的纪录片吗？尽管节目播出来像个机器人在讲话，但夹在一片宣传噪音中是没人会注意到这点的。尽管久加诺夫说俄罗斯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你必须经过严格的健康和酒精测试才能成为一名汽车司机，当一名总统却不必如此，但他的声音是可以拿每小时一次的俄罗斯国歌合唱来淹没的。这样一来，在俄罗斯人眼里，他们的总统的病就只是一种奥威尔式的虚构了。[25]到了7月3日，即选举日，莫斯科市长或者俄罗斯的总管们一要求他们去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就去了，人数几乎和第一轮投票时差不多：叶利钦满意地赢得了4000多万张选票（占53.8%)，久加诺夫获得3000多万张（占40.3%)，5％的选民表示拒绝选这两个候选人。叶利钦的竞选班子终于松了口气，开始忙于准备一次隆重的庆祝活动了。就职典礼时间定在8月9日。既然总统相当于旧时的沙皇，那场面当然要和沙皇的加冕礼差不多。然而事与愿违。就在选定日期的前六天，车臣的战士发动了反攻，他们控制了格罗兹尼和其他两个重要城镇。俄罗斯士兵被屠杀，部队被包围，可谓是军事上的奇耻大辱。此时当然不是在莫斯科兴高采烈的时候。于是，总统就职典礼被一再简化。实际上，确实没什么值得庆祝，也没有人说是在搞庆祝。只有病态焉焉的叶利钦一个人在艰难地宣读誓言。高兴变成了扫兴，这次的典礼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征兆。它不是叶利钦再度执政的胜利开端，却预示着叶利钦统治的末日。争夺下任总统的斗争已经开始：列别德咄咄逼人；卢日科夫雄心勃勃；切尔诺梅尔金顽固透顶；丘拜斯则是一只老狐狸，口口声声要与混乱局面做斗争；久加诺夫则重新组建班子，以备下次竞选成功。这确实是一次远征胜利，一次选举奇迹，但结果只是一场空欢喜。
我花了这么多笔墨去描写这出滑稽剧，是因为它不仅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俄罗斯的东西，也告诉了我们一些有关我们自己的政府如何运作的东西。显然，如果条件一样，叶利钦是不可能打败久加诺夫的。实际上，叶利钦并不是最适合这一位置的人，甚至要不是偏袒的话，他根本就不会被第一轮选中而参加第二轮角逐。如果这也算是一次民主的胜利，那么只要我们心中还记得一些正式的规则，就只能说民主都不知为何物了。如果美国总统真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那么从根本上看截然不同的两种选举——俄罗斯的闹剧和我们在西方所实行的更成熟的选举——之间，就没什么两样了。真正关键的问题，乃是维护这个利益就是一切的社会。在这两种情况下，游戏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如何从头到尾愚弄大多数人。不过，要是仅仅停留在这里，那我们的分析就不全面了。我们没必要去纠正那些西方评论员所举的一些事例，他们曾把久加诺夫的胜利比作“红祸”的重新抬头，却对久加诺夫的对手所犯下的罪行视若无睹，极力辩解。然而，即使叶利钦身边全是些企图巩固新的黑金政治的流氓无赖、投机分子，这一事实也不会把他们的对手衬托成君子。在“全民爱国阵线”内部，有不少斯大林主义的顽固分子，也有许多让任何一个阵线一沾上他们的名字就会臭名昭著的、反动的沙文主义者。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有太多偏见的国度里，反对派的候选人是否有可能赢得选举，或者扯远点说，西方如今是否还能够无论在何处都能阻止建立没有公开实行资本主义的政府，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无可争议的问题倒是，如果开展选举运动的指导思想，乃是不管胜利与否，都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争取一个新社会的运动，结果可能就是另一回事。因此，为了完整地描画出整幅图景，我们必须看一看久加诺夫的联盟，看一看它的民族主义情结，看一看它的未来方案（或者换句话说，看一看它为何没有一个真正的方案），最后，看一看当一种即将爆炸的社会形势与一种没有真正的替代方案的行动关联在一起的时候，危险的程度有多大。
在俄罗斯，我们迎头碰上的是一种双重矛盾。关于第一个方面的矛盾，我们已经讲得够多了：一个在执政期间导致了经济崩演、贫困加剧的人，怎么还会通过全民投票重新当选呢？第二个方面的矛盾是：仅仅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十年、苏联解体五年之后，一个自称是声名狼藉的苏联共产党后裔的党派，怎么会成为俄罗斯的一股主要政治势力？这两个矛盾是密切相关的。在放弃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传统之后，俄罗斯人很快走向了一条按照“现存的资本主义”设计的“捷径”[26]。他们还来不及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检讨，来不及深究一下社会主义的承诺和斯大林主义的兑现之间为什么会存在距离。他们很快被推向一种对自己的过去念念不忘的怀旧之情。固然，没有谁会对“古拉格”和长长的购物队伍感兴趣。但过了几年的“休克疗法”期以后，勃列日涅夫时代仍让千千万万个俄罗斯人记忆犹新，毕竟，不管那个年代有多么单调，它的工作保障和社会福利还是不错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壮大，与其说是得益于马克思和列宁，倒不如说是得益于杰弗瑞·萨克斯[27]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根纳季·久加诺夫结实强悍、精明老到，他确实适合于担任这样一个临时凑合成的处于转型社会中的党的领袖。他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即1944年。他的父母亲都是学校教师，受他们的影响，他也成了一名数学教师。同时，他还爬上了共青团的楼梯，爬到最后，终于抵达了莫斯科，进了党中央委员会一个意识形态部门。不过，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他描写成一个前政权的王侯，即比他大13岁的叶利钦那样的人。久加诺夫从来不是一个热衷于“改革”的人。1991年7月，他在一份声明中签了字，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大多数人都在一个月后的暴动中成了风云人物[28]。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久加诺夫龟缩着并没有参加那次政变。同样的，在1993年10月的杜马风波中，尽管当时的局势对保卫杜马者有利，但他还是没有加入到这一阵营。这个人似乎有一种退让的天才，总能够在悬崖边把马勒住。他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组织者，因为他在把苏联共产党转变成一个只限于俄罗斯境内的群众组织，并使之拥有据说是50万党员的大党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党内，久加诺夫能够投合各方面的心意。他喜欢把“我们的东正教堂和我们的军队”说成是这个国家的“两个最重要的组织”，也曾亲自参加过沙文主义日报《Dyen》的工作，这些使他能够得到传统主义者的欢心。他能够聪明地、温和地表达出对苏联时代的压迫所感到的惋惜之意，说：“没有斯大林，我们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他老想调和古代与现代、怀旧与求新之间的矛盾。
如此一种弹性，对于这位“全民爱国阵线”的总统候选人来说，对于总统选举后立刻成立的名称相同的统一联盟的这位领导人来说，用处可就更大了。首先，这个广泛的联盟包括了各种小而正统的共产党派别，其中最大的是俄罗斯共产主义工人党，此外还有卢日科夫领导的、在俄罗斯日前局势下更加接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以及自身利益独特的农民党。这个联盟给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保留了位置，例如俄罗斯民族联合会的谢尔盖·巴布林、前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他很快就与叶利钦政府达成了和解），以及一些名声更差的排外主义者。似乎，把并未改造过的斯大林主义者与反动的沙文主义者拉到一起，对于这个联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些人有时还真能够在某一个人的旗下和平共处。前面提到过的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前领导人维克多·安皮洛夫，就能够一口气讲出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接着又说他在电视上看到犹太人的脸、听到犹太人的声音就会恶心。这样一来，我们就触及了这个联盟的痛处。说实话，承认俄罗斯政坛上有一些渣滓并不会错，错就错在把所有的污点都往一边推。人们使用并滥用暗指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红褐色”一词，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最最卑鄙的叶利钦政权，实际上，这个世上没有比它更糟糕的东西了。还是不要让我们在这点上有误解吧。举个例子，当《真理报》的编辑在诺贝尔奖获得者、诗人约瑟夫·布罗德斯基[29]（国内通译为“布罗茨基”——上传者注）的讣告上强烈坚持要把他写成一位犹太作家而不是俄罗斯作家时，记者们却视而不见，相反在全身心报道所谓的共产党人及其一帮人带有种族偏见的评论和影射，他们确实是在尽自己的义务。唉，可是当“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爱德华·里莫诺夫和极端反动的亚历山大·巴卡乔夫表达他们对叶利钦的拥戴时，这些记者们却没有兴趣去报道和说明了。这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不存在公正这回事了。假如说有一个党而不是某一个小宗派能够代表俄罗斯政坛的堕落状况，那这个党就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名不符实的自由民主党了。确实，诸位也许经常读到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推举叶利钦，因为他是反对共产党人和日里诺夫斯基的坚强后盾。然而，当总统竞选进入第二轮投票，日里诺夫斯基必须作出选择时，他却说自己两个人的票都不投，特别是绝对“不投久加诺夫的票”。要是日里诺夫斯基说相反的话，给一点支持久加诺夫的暗示，你准可以想象到西方报纸的编辑们的道德谴责和报纸的大字标题会是什么样子。要是他跑去救助叶利钦，这件事就只能在新闻中附带提一提，也许这样一来广大的西方群众也就不会知道这件事情了。顺便说一句，从此以后，日里诺夫斯基的议会部队就时不时地在杜马中帮叶利钦的忙了。
对于我们来说，伪善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一阶段俄罗斯的排外主义——不信任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在大部分的俄罗斯群众中为何如此盛行的原因。亲斯拉夫主义者（他们认为一切希望都只能在本民族中找到）、传统斯拉夫主义者、西化论者（对他们来说，不管是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进步都必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早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说从那时起这种分歧就是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冲突的结果，未免有点夸张，因为亲斯拉夫主义者当中包括了民粹派和社会革命论者，他们试图通过农民的传统主义来寻求社会公正，而在西化论者当中，也包括那些主要的兴趣在于把资本主义的剥削之手伸向俄罗斯的人。不过，上述的定义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在俄罗斯人眼里，西方是与进步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仅是由于它能够用机器代替人的辛勤劳动（一首流行的俄罗斯民歌就把摆弄机器的英国人唱成是聪明的、而把只能依靠他的木制农具的俄罗斯农夫唱成是愚蠢的），而且是由于它标志着社会发展。到19世纪末，大部分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主张从西方引进大量东西，包括生产方式和最进步的社会组织观念，即社会主义。
一个世纪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方仍然保持着最前沿的技术创新，但如今对于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来说，它同时也代表着社会倒退了。西方的胜利，它的制度在西方各国的成功，不仅伴随着生活水平的直线下落，而且伴随着对社会福利政策的进攻，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卫生、居住和教育条件越来越不平等。难怪许多被金钱的魔力搞得神魂颠倒、自尊心严重受挫的俄罗斯人，也会得出结论：所有这一切成就都是外国人有心编造的，而编造这些谎言的外国佬，简直是在亵渎神明，诬蔑东正教的祖国俄罗斯。因此，在俄罗斯国内，所有的另类事物——非斯拉夫的、非东正教的——都成了怀疑的靶子。奥古斯都·巴别尔（AugustBebel）曾说，反犹太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追求的乃是傻子的社会主义。他这个刁钻的定义同样可用到沙文主义和其他排外主义身上去。当那些受到挫折的人看不到任何希望并对自己的厄运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时，他们往往会诉诸非理性，或者找个替罪羊了事。
这一说法的言外之意是，全民爱国阵线，或者俄罗斯共产党，不管它的名称是什么，都没有给俄罗斯人提供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当然也就不能被叫作社会主义政党。看一看久加诺夫在选举运动的后期出台的“社会经济计划书”，[30]，我们就会坚信这一点。这份文件充其量只能说是在含糊其辞地控诉叶利钦五年的统治。它认为，在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的背后，是投资总额下降到了五年前的三分之一水平，轻工业和纺织业的产值下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而尖端科技产业部门全面崩溃的状况更加让人触目惊心。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其原材料基础，日益掉入到第三世界的传统模式。在金融方面，该文件把那被迅猛的通货膨胀搞得收入直线下落的穷人的存款额，与那些在国外找到安全避风港的大富翁的存款额作了对比，指出叶利钦及其政府本生就无力改变现行政策，因为这样做会要“损坏腰缠万贯的买办分子及其本领超群的外国东家的重大利益”。
久加诺夫这份文件的起草人在谈到他们打算用来取代其敌手所拥护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和社会组织时，是不那么明确的。我不认为他们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其实质是为了掩饰他们的设想，不让外国投资者知道，或者是为了团结分歧重重的各个派别，使它们留在竞选阵营里——这个阵营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新政权的受害者，尽管这些人中也包括那些在国家所提倡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有可能发达起来的管理界人士。似乎，他们作为后斯大林主义时代意识形态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被苏联政权的破产吓晕了头，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和他们那些在东欧的、如今提倡“社会民主主义”的同志们不一样的是，他们还没有彻底完成向古典资本主义转型的任务，因此西方反对他们执政，但他们给人的印象则是偏要朝这条道路上走。我们最好把他们所处的阶段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这也许能够解释该计划的初稿为什么会称赞中国的成就。实际上，把资本主义引进俄罗斯有一点是特别清楚的，那就是，弗里德里克·李斯特的学说比亚当·斯密的更有帮助。为了保护和发展一些关键的产业部门，需要在国家的援助和直接投资下，让它们免受国外的竞争。在久加诺夫的“社会经济计划书”中，我们也能够找到这种药方。但是，有一些事情该计划完全忘记了讨论，而一个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如果想要重新取信于民，就必须分析这些事情，特别是在一个有着俄罗斯这样的过去的国家。该计划只字不提工厂和机关里的权力关系、劳动分工和等级结构；也只字不提在一切社会领域创造新的民主形式，防止过去那样的计划经济政策、纯粹的上级指令；更不提技术人员和职业知识分子在把自己融入到工人队伍中去的时候所涉及的一般概念和利益。未能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过去，如此的共产党肯定是拿不出一个严肃的未来方案的。而没有这样一个可信的替代方案，正是久加诺夫为什么不能风风靡全国——也包括人们为什么如此过分地偏祖叶利钦——的另一个原因。
在最初的文稿中，久加诺夫的计划以这样一个呼吁而结束：叶利钦一帮人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所以“必须更换统治精英”。这句话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问题的实质：选举不过是“精英”之间的一场争斗。这并不是说劳动人民就没有参与选举，或被排除在选举之外。我们毕竟可以看到，叶利钦也得巡回全国，也得承诺说拖不了几个月就会发还拖欠的工资。但是，人民只是作为选举素材而参与选举的，并没有在其中唱主角。在以前的政权下，俄罗斯的劳动人民被说成是主人翁，但结果被愚弄；在新的政权下，他们又因收入安全感被破坏而感到困惑不已，被迫起来斗争，争取发还工资。他们还无力超过直接的生存斗争阶段，还无力顾及更长远的利益，无力与别的阶级联合起来重建社会，让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要让他们发展起自己的自觉意识并重新找到自身的力最，该花多少时间才行？在俄罗斯，我们暂时还看不到任何一个党派、任何一场运动，能够帮助他们完成这项庞大的自我教育工程。我们只能警告说，时间是不等人的。如今的俄罗斯的现实情况是：经济危机深重，犯罪活动猖獗，腐败已渗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但资本主义仍然难以在这里确立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刀剑经常被用来打破僵局，而波拿巴主义[31]的阴影则时刻笼罩着俄罗斯。如果没有很快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如果另一派的人相信无情的极权统治是把资本主义融入俄罗斯的惟一途径，而此时一位西方总统居然宣布说，尽管专制也许不是最大的胜利，但它毕竟也是一种民主的形式——听到这一点会让诸位稍觉宽心的。下面是一段关于总统辞职的附文，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即使没有强烈震撼全世界，也把全世界吓了一跳。考虑到俄罗斯经济危机持续时间之长，情况之严重，卢布的贬值应该是迟早的事情了。但政策失误、延期偿付，以及暂停90天偿付一些国外债务、重新考虑短期国库券的偿付期等决定，还是在投机家当中引起了一阵恐慌，震撼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所在地华盛顿。这次破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不过实际上，鲍里斯·叶利钦并没有真正退位，他还赖在王位上不走。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还企图把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再次强行推到总理的位置上去。但现在，议会不干了。不管宪法上怎么写，叶利钦绝对权力的日子己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必须任命一位经杜马同意的人当总理，选择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尤其重要。一位聪明的万事通——记者、经济学家、某学术研究所所长、俄罗斯联邦经济情报局老总，然后是俄罗斯外交部部长，也是一位有许多主子的人物，这些主子中包括叶利钦及其之前的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这位普里马科夫可真是能干得很。他所有的天才和外交艺术都是他所担负的任务即转变俄罗斯所迫切需要的。迄今为止，“休克疗法”已经使俄罗斯人闭口不再谈资本主义，他们大多数人对此极为敏感，而政府实行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带来灾难。一直小心翼翼地在共产党反对派和执政党“我们的家园俄罗斯”之间周旋的新政府，据说能够给俄罗斯人带来一些不同的东西，也即可以忍受的资本主义。它能否带来这种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是另一回事，但整个叶利钦时代已经终结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我将首先简要地总结一下这个政权的末日，接着，在那种消除和歪曲这段历史的努力得逞之前，我将一一记录下所有真正有罪的人的名字，对于由西方怂恿、俄罗斯执行的七年灾难，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6年的总统选举什么也没改变，或者更说恰当点，什么也没有变好。11月份鲍里斯·叶利钦还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拥护者，但他还是像“一个丢了一半家产的地主”一样，利用手中握有的早已设计好的宪法权利，知难而上（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想象力，去提什么真正新颖的主张，但他却有充分的热情去分化敌人、统治天下，打倒任何有可能对他构成威胁的人。列别德将军显然是第一个牺牲品：他被派到车臣去和谈，完成任务后，叶利钦随随便便就把他的功劳一笔勾销了。只是到了1998年的5月，他才去设法竞选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32]地区的领导人，他试图以那里作为基地，为自己参加下一任的总统角逐做准备。
尽管“七邪”[33]不再联手，但奸商们还是在积累财富。银行里那些大人们不失时机地为自己替叶利钦做的事情收取劳务费。丘拜斯不管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方面，还是在捞取私利方面，都是做得最好的一个人。他在叶利钦生病时统领总统办公室，与这位沙皇最具政治头脑的公主塔季扬娜关系密切，后者亲密地叫他“摄政”。因此，有一段时间他实际上是在统治全国。与他最亲近的企业界大腕波塔宁，也因此爬上了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的宝座，这个位置是丘拜斯重返政府的时候坐过的。别列佐夫斯基同时也被任命为安全委员会的二把手，这是总统权力下面的另一个肥缺。但是大亨们对荣誉的兴趣远远不如对金钱的兴趣，正是那些还在被吞噬的公共财产让他们争吵不休。
争吵在1997年的7月达到了高潮，起因是瓜分有利可图的俄罗斯国有电信投资公司。一家塞浦路斯财团马斯特卡姆（Mustcom）购买了该公司2S％的原始股，其中大部分的钱来自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以及波塔宁的宛克斯穆银行。没有购买到该公司股权的失败者们吵得天翻地覆。对此，丘拜斯及其属下“年轻的改革家们”的解释是：由于国家资金严重不足，肥肉必须送给出价最高者。这是私有化的主要设计师坦言不讳的供认。迄今为止的各项交易都是暗箱操作的。如今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不，没有了。对国有电信投资公司的处置、诺里尔斯克镍矿的最终售出以及负责该项事务的部长阿尔弗雷德·科赫的被解职，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诈骗的手段没有变，但结盟的队伍发生了变动：丘拜斯与波塔宁是一边，其他人则是另一边。由于别列佐夫斯基、古申斯基与波塔宁一样，也有自己的媒体帝国，因此一场相互攻讦的大比拼开始了。这场大比拼向公众暴露了一些小小的丑闻。其中之一是：宛克斯穆银行曾把9万美元设法送给了丘拜斯及其属下的另四个人，之所以给这些好处费，为的是保证俄罗斯私有化进程能够继续下去。要是把这场大比拼的前前后后如实写出来，这种小小的贿赂简直就不值一提。
在俄罗斯的政要们纷纷用欺诈的手段从货币市场、利润丰厚的俄债券市场上捞钱时，这个国家也就越来越走向支离破碎了。事实上，俄罗斯有两种并行的经济。几家经营电信和能源产品的大型国有企业，一家天然气集团，一大批大中型石油公司和其他主要从事原材料经营的企业，产品都有国外的销路。围绕这个中心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他们由投机家、进口商、广告商、随从，以及黑手党招募的个人保镖所构成。他们在现代化的办公室里办公，享受着豪华饭店里的特餐，驾驶着大型豪华轿车，在夜总会里逗留到凌晨，在专卖店里购买名牌商品。这一切都给人一种感觉，似乎在莫斯科的部分街区，以及圣彼得堡相对少得多的街区，资本主义已高奏凯歌。但是，紧挨着这幅景象的，却是国家支离破碎，经济倒退到以物易物的水平。一些大型工厂之所以还能开工，是因为那些聪明的厂内中介人知道如何和到哪里去出手各种不同的、用来抵消厂家所进货款的产品。工人们领的是实物，而他们领的则是全额工资。
当一个国家有一半到四分之三的交易都发生在正式的会计账目之外的时候，要得到很精确的统计数据是很难的。按照最乐观的估计，俄罗斯在叶利钦执政的七年转型期内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只有”休克疗法”开始实行前的一半水平。这是一场可怕的危机，它比1929—1932年的资本主义大萧条还要严重，而且至今仍在延续，看不到复苏的前景。问题还不止于此。苏联时期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比资本主义的欧洲小，现在反过来了，俄罗斯已经逐步打破了西方不平等的纪录。因此，诸位不要被俄罗斯人的期望值之低吓一跳，许多早已被人忘记的流行病如今又大肆流行了，俄罗斯男性的平均寿命短了五年。那些所谓的“新俄罗斯人”，或者在莫斯科，或者在法国的里维埃拉，炫耀自己的富有，而千千万万个年迈的俄罗斯人却只能依靠以前的同伴，依靠私人的能够种马铃薯将和蔬菜的小块土地，才能勉强蝴口——对于这种差距，诸位也不要有什么惊奇。
难怪那些被疯狂拖欠工资的抗议者会变得越来越愤怒。1998年，矿工们再次发起了抗议运动，他们封锁了铁路线，切断了横跨西伯利亚的所有交通线。跟着他们一起展开罢工行动并要求总统辞职的，有护士以及其他医务人员，有教师，有学生，还有科学家、国防部门包括核工业部门的工人。有两个原因使当时的俄罗斯看起来还是稳定的。第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已经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它的原材料出口还足以抵得上以食品为主的进口。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在一个以物易物为主的经济体内税收很难征收到，根本不足以应付公共开支，因此俄罗斯只能发行高利息的国库券和债券，而这是外国人最乐意购买的。事实也确实如此。1997年就有大量的资金流入俄罗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因此恭贺俄罗斯的统治者们，说他们成功地防止了通货膨胀。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不知道俄政府实际上正在树立一个坏的典型：为了平衡账目，它既不及时还债也不及时付薪。亚洲危机最终把这种脆弱的平衡打破了。“新兴市场的特性”，意味着非常高的利率，以便吸引外资，也因此意味着预算负担加重。国际石油价格的猛跌（跌了约三分之一），引起了俄罗斯出口收入的相应锐减，也使外国投资者们对俄罗斯宝石和燃油公司的兴趣降低。这个国家日益走入了死胡同。
当鲍里斯·叶利钦决定在5月份改组政府的时候，他是否只是故伎重演，似乎他这个好皇帝被一群坏大臣给骗了？或者，他是不是想要摆脱切尔诺梅尔金，因为这个人在总理位置待了五年之后成了他的敌人？再或者，叶利钦是不是嗅到了危机来临的气味，真的相信一帮“年轻的改革家们”能够帮他挽回面子？如果真是这样，他的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35岁的谢尔盖·基里延科和波塔宁一样，也是从共青团校毕业后进入财政部的，但他的机遇一直不好[34]。由于一点名气也没有，他在国内没有任何背景。为了让杜马接受他，叶利钦花了不少的时间和手段。当基里延科及其一帮人真的动手征收赋税、削减公共开支的时候，恐慌居然达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有人猜测说，他们一定会把国库券利息提高150%，额外的预算开支将会远远超过甚至有可能是虚报的预算节余。[35]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确实曾把丘拜斯——除了他还能是谁？——派到华盛顿去，他在7月份回来时带来了一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的贷款合同：两年内贷款226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原则上到1998年兑现）。但这笔钱也太少太迟了，一看就知道是杯水车薪。如此一来，必须在现实情况面前让步的，不再是任何“苏联大腕”了，而是“年轻的改革家们”。当一个国家连自己的护士、教师、矿工、原子能科学家、士兵和警察的工资都付不出来的时候，还抱着正统的财政观念，不断地支付外国贷款人那天方夜谭的利息，无疑是荒唐的。8月17日，为了避免一场暴风雨，他们宣告短期破产。
不过说简单一点，一致的地方还是有的。人们一直认为，一段历史时期已经走到了尽头，俄罗斯向资本主义的货币主义时尚艰难转型的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历史的重写马上就开始了。千万别否认破产，那太明显了，是掩藏不住的。但要懂得推卸责任。于是，西方那些“休克疗法”政策的鼓吹者们就开始忙于把怒火发泄在除了他们自己之外的随便哪个人头上，也包括他们那些俄罗斯的帮凶们。在他们的清白变成历史事实之前，还是让我们直接把一切先记录下来吧。俄罗斯的统治者们把他们的国家推进了经济恐慌的深渊，并不是因为他们拒绝听从国际金融当局的聪明建议，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听从了这种建议。俄罗斯人民被带上这条灾难的道路，并不仅仅是受他们的共产党干部和他们的有钱老板的指引，而且首先是被我们驻莫斯科的那些人，被那些我们简单地尊称为“民主的改革家们”带上这条道路的。为推卸责任，第一个歪主意是把怒火发泄到苏联时期的企业老总头上。例如切尔诺梅尔金，以及他的天然气公司的各个关系网。但切尔诺梅尔金是在1993年初才被牵涉进来的，那时，“休克疗法”的忠实信仰者尤格·盖达尔把局势己经搞得一团糟——迅雷不及掩耳的通货膨胀，人们的积蓄被一扫而光——但政权是不能被一扫而光的。1998年8月，叶利钦又想把切尔诺梅尔金重新召回来，修复“年轻的改革家”基里延科留下的创伤。诚然，在切尔诺梅尔金在位五年期间，他确实对俄罗斯的灾难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从来就没有被允许独立行动。他总是被一位持有金融正统观念的人密切监视着。事实上，在整个七年灾难期间，俄政府内部总有一个人——盖达尔、丘拜斯、费多罗夫（应该把这个人说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眼线）——在负责监视，观察切尔诺梅尔金的政府是不是在沿着既定的路线走。
另一个歪主意是把责任推到俄罗斯各大奸商身上去，其中主要是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幕及其魔鬼的一帮银行家们。好笑的是，在一些西方出版物里，挣钱用不着多说，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问一下是谁使这些诈骗行为得逞的，是谁帮他们用私有化的手段积累了亿万财富，向题可就不那么好笑了。答案很简单：我们的人——丘拜斯。再说，当1996年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奸商们把他们的肮脏所得以及手中的媒体一古脑儿全送给叶利钦，让他转败为胜，那么为什么又把他们的行为歌颂成“民主的胜利”？我们的当局最好还是承认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承认那些俄罗斯朋友的角色，这样还多少可以说明自己把这次选举称作“民主的”所具有的奥维尔式的幽默。因为，那些俄罗斯朋友是不敢面对人民的判决的。没有谁会真的主张说，尤格·盖达尔、阿纳托利·丘拜斯、鲍里斯·费多罗夫应该参加下一任的总统竞选，也没有谁会相信，只要有一个高效而有钱的竞选班子，他们也能获得两位数的选票。为什么？因为这些西方人眼里的俄罗斯英雄在他们本国的普通百姓眼中，却是另一副模样。他们代表着大众的不幸、个人的贪婪、社会的不公，以及既不道德也不体面的不平等。
推卸责任是有直接目的的。仔细一想，它无非是一个信号，表明西方不乐意改变它的路线。在俄罗斯当前的情况下，任何返回到苏联经济去的做法都是不可接受的。即使久加诺夫打算组成一个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内阁，他也不会朝着这个方向走。这里不存在任何寻找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普里马科夫和久加诺夫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并不比金里奇（Gingrich）和克林顿高。让人担心的是另一些与此完全无关的问题。俄罗斯正在悬崖边上走钢丝，如果再不行动，赶快用共同的经济利益把全国统一起来，俄罗斯也会像苏联那样，搞得支离破碎。目前急需要做的，首先是发还工资和养老金，给那些受到灾难威胁的人们提供一张安全网。第二步是要通过鼓励全国各地恢复生产，使经济摆脱以物易物的状况。为了做到这一点，一定的补贴和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俄罗斯脆弱的工业尚需一定程度的保护，使之免受国外的竞争。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但它是与国际金融组织到如今还在鼓吹和监督着的、无拘无束的全球扩张主义相反的。现在，国际金融组织是否准备让步？
诸位也许会从我的口气中得出结论说，我对俄罗斯的政冶新人不抱多大的希望，对他们打算建设的社会没有什么共鸣，对他们做好已经开始做的事情的能力没有多大的信心。凭什么我要喜爱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对手？因为没有谁是活该受罪的，因为在俄罗斯七年的灾难历程之后，还按照老一套方式行事，无疑是被虐狂的所为。另一个原因是，如今被当作替代方案的东西，事实上只会自取其辱。在今日满目疮痍的俄罗斯，人们的情绪已紧张不安了。用金融正统观念的名义去要求暂缓支付矿工们、护士们、教师们的工资，无疑是自找麻烦、惹火烧身，或者说煽风点火。这个时候，要是在俄罗斯爆发一场暴风雨，其结果很可能是带来一个铁腕专制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寻求社会主义的社会。俄罗斯年轻一代的工人、技师和知识分子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要是学得更快些就更好了。但是，要想消化那段后斯大林主义的过去，并了解资本主义的现在，从而着手创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必得花一定的时间才行。
有人也许会反驳我说，你这么尽拣些容易的目标来攻击？就算西方阻止过在俄罗斯出现一个共产党的政权，但它不是早就在其他东欧国家接受了更文明的应该读作“真正转变过来的”共产党人的统治了吗？再说，俄罗斯不过是一个把“休克疗法”搞得面目全非的国家而已。好，那就让我们转到另一个国家去，在那里，共和国的总统是一位转变过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而“休克疗法主义者”也被当作救世主。让我们把笔头对准波兰，苏维埃帝国的崩溃正是从这个国家迈出第一步的。
[1]“他的朋友，他的姘妇，他的情人，他的爱，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叶利钦以前的新闻秘书弗亚乔斯拉夫·科斯提科夫在1996年2月4日一次有关叶利钦的电视采访中如是说。
[2]戈培尔·保罗·约瑟夫（1897—1945）：德国纳件宣传部长（1933—1945年），他利用德军电台、新闻媒介、电影和剧院发动反对犹太人和其他团体的政治宣传。极端忠实于希特勒，德国战败后他杀掉全家并自杀。——译者注
[3]萧伯纳（BernardShaw，1856—1950）：英国小说家、剧作家，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是费边杜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作品极其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4]乌法：俄岁斯东部一城市，位于乌拉尔山脉的南部的别拉亚河和乌法河的汇合处。乌法河向西北和西南方向流，流程约965千米（600英里）。这个城市初建时是一个驻军要塞（1586年），现在是重要的工业中心。——译者注
[5]罗斯托夫：俄罗斯欧洲南部一城市，濒临顿河流入亚速海一海湾的入海口。该市基于1761年建的一个城堡发展起来，并于1797年被授予特权。——译者注
[6]鲍里斯·叶利钦1996年2月15日在叶卡特林堡的讲话。
[7]在议会选举中，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获得了22.3％的票数，“俄罗斯共产党人”获得4.5%，农民党（theAgrarians）获得3.8%，雷日科夫的“人民政权”获得1.6％。如果再加上前副总统鲁茨科伊的“德扎瓦”和戈沃鲁欣集团，总票数将达到24.8％或35.8％。与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总统选举中的得票数作一比较，可知这是久加诺夫潜在的支持人数。
[8]戈尔巴乔夫参加竞选的决心表明了一个曾经大红大紫的演员是多么难以舍弃舞台的。他最终的得票数是38.6万，只占7560万总票数的一个零头。
[9]鲍里斯·别列住夫斯基现在承认，他在第一次投票前就同列别德谈过了。
[10]尼古拉·萨维斯基在俄罗斯电视频道上的讲话，1996年5月12日。
[11]采访员帕椎尔.洛博科夫在NTV“今日英雄”栏目里的采访语，1996年6月21日。
[12]Itar-Tass，1996年6月7日。
[13]参看Izvestia：《我们必须打破僵局》一文，1996年4月27日。
[14]TheObserver，1996年5月5日。
[15]实际上，这个诡计最后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切尔诺梅尔金不得不代替体弱多病的总统出席这次会议。
[16]俄罗斯前任国防部长帕维尔·格拉乔夫曾经大言不格地宣称，他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用一个伞兵旅就把反叛分子打得粉碎。
[17]考特·塞谬尔（1814一1862）：美国武器发明家和制造商，研制出第一把左轮手枪。——译者注
[18]奔驰：一种德国牌轿车；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的称号。——译者注
[19]关于他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以及他对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的坦率描写，参看A．科尔扎科夫：《鲍里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莫斯科：内参出版社，1997）。
[20]按照杜马安全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人维克多·伊鲁金的说法，这笔钱的来源可以追查到财政部。
[21]在叶利钦政府的一项标准协定中，国家运动基金会早有进口烟和酒类产品的海关特许权。因此带来的利益并没有全部用到体育事业上，部分资金进了党或私人的腰包。据说，费多罗夫遇到了麻烦，因为他改变了立场，并且与他的保护人萨米尔·塔皮什乔夫产生了冲突，后者是体育部长，属于科尔扎科夫一帮人，而且是叶利钦的网球球友之一。这件事的血腥解决就发生在把克里姆林宫和平民区隔离开来的河道不远的地方。注意，大家不要把这个鲍里斯·费多罗夫和那个同名的金融家搞混淆了。
[22]NTV1996年7月4日的采访节目。
[23]参看LeMonde，1996年7月7日至8日。
[24]1996年7月1日久加诺夫的竞选演说。
[25]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作家，他的极富想象力和讽刺力的小说，猛烈攻击了极权主义并反映了对社会平等的关注。其作品包括《动物庄园》（1945年），《一九八四）（1949年）。——译者注
[26]顺便提一下一本有关斯大林时期的杰作：HistoryoftheCommmunistPartyoftheSovietUnion(Bolsheviks)，ShortCourse(NewYork:InternationalPublishers，1939）
[27]杰弗瑞·萨克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曾受俄罗斯政府邀请，担任“休克疗法”经济改革的指导专家。
[28]《给全体人民的呼叶书》，1991年7月23日，第一次发表在《苏雄埃俄罗斯报》上面。
[29]布罗德斯基·约瑟夫：生于1940年，俄国诗人和散文家，1972年离开苏联被流放。他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译者注
[30]至于完全的文稿，可参看《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05-28。至于有趣的初稿，可参看《独立报》，1996-05-25。
[31]波拿巴主义：指主张政治独裁的学说，因法国皇帝波拿巴而得名。——译者注
[32]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联西伯利亚中南部一城市，位于叶尼塞河上游、新西伯利亚以东，1628年，作为一个哥萨克要塞而建立。——译者注
[33]七邪：SinislerSeven，指俄罗斯七大综合性企业的老总，他们曾经用支持叶利钦的办法插手政治，详细过程可参者前面的叙述。此处译作“七邪”，取其大意兼顾通俗而已——译者注
[34]在俄罗斯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的受害者当中，可以找到许多前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非常年轻，足够与利益挂上勾。
[35]不要因可怜的西方银行家们在俄罗斯亏了老本而掉眼泪。当你买一份能够赢利30％、比普通水平高出五倍的国家债券时，你必须明白，你不是在进行一次最安全的投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在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把核大国和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往前推，是不计任何后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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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光明来自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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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光明来自西方？
西欧正处于大变革的阵痛之中。从1999年1月1日起，欧盟15个成员国中的11个已经使用了统一货币。到2002年初，这一统一过程最后完成。马克、法郎、基尔德和里拉将被欧元彻底代替。许多政府在把金融政策拱手让与欧洲中央银行的同时，也会失去控制其预算的部分权力。而且，一旦大的困难来临，它们也就不再能够逃离货币贬值的危机。大企业将会采取新的措施，反对“劳动弹性”（laborflexibility）法令下的工资和工作条件，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要是工会不能很快学会如何把各条战线联合起来，它们就只有投降，特别是在这千年之交的时刻，欧盟东扩的气势咄咄逼人，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已经敲响了大门。
在所有这些新情况的背后，在欧元与美元互不相让的纷争背后，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本身已越来越美国化了的欧盟，能否形成一个新的实体，与美国分庭抗礼？我对此有所怀疑。但没关系，因为让我更感兴趣的，乃是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欧洲能否建设成一个这样的社会，其中的财产关系、社会组织和政治舞台都与美国截然不同？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考察欧洲，看一看在不久的将来突破口在哪里。为此，我们将从东方，从那块革命失败了的土地上开始旅程。
首先是俄罗斯。1996年的总统选举是“叶利钦大帝”时代的最好标志。那时的俄罗斯，黑金政治、腐败横行、生产崩溃，亿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现在，尽管西方一再极力把我们的“民主”标榜得未来无限光明，也无法掩饰叶利钦的统治已破产，留下的只有危机四伏。俄罗斯的现状是如此的难堪，以至于不管是否会爆发危机，但要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恐怕是不可能了。
至于看待波兰的情况，我们应该带有一种历史的眼光，因为今天的失望与昨天的期望成正比。在苏联集团中，波兰是惟一一个其工人成功争取到了自己权利的国家。1980年一个自治的、独立的组织即团结工会的建立，把这场斗争推向了胜利的巅峰。在这里，我们将尽力追寻1989年之后团结工会由胜转败的足迹，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后果，为什么在可见的将来工人运动不可能再次兴起。
最后一个例子，我们将再次从特殊回到一般。1995年的法国动乱是一场迄今为止反抗用来摧毁战后工人运动所获得的成果的资本主义战车的最浩大的革命。资本主义的攻势不仅仅限于法国境内，它还着眼于整个西欧，一开始看起来像是攻击福利国家，现在它已经泛滥成一场针对工人权利的全面攻势了。因此，工人的反攻也不能仅仅限于法国境内。在今日的西欧，有些事情已初露端倪了。因为在多年的忍气吞声之后，法国的抗议者们终于向全世界的工人表明了自己反抗的决心：再也不可能一味顺从了！但要说到光明的前景，就只有等全欧洲的抗议者们都不再局限于满足目前的防御胜利，而开始一道寻求新的未来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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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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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社会民主主义的挽歌
悲伤袭来，不为勇士
而为那密布的战营……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苏联帝国的垮台引来阵阵欢呼，这欢呼，不单是为了庆祝社会主义的灭亡，也是为了欢庆一切革命走到末路。革命的先辈们，例如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奥利弗·克伦威尔[2]，以及革命的理论家们，例如罗莎·卢森堡、卡尔·马克思，都在反思性的非难指责中被搅到了一起。从逻辑上讲，攻击激进变革观念，就应该赞美渐进主义、费边学说和逐步革新观念。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的失败”应该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一道来临。但是实际上，这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与新斯大林体制崩溃一道驾临的，乃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危机。在这里，我们是在严格的意义上使用“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即指对资本主义社会从管理上加以改良的学说。
词语的本来含义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都知道，用斯大林主义及其后果来定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曾对后者造成了严重的歪曲。让我们来更精确地定义一下“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一开始时，这个词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含义是一样的。列宁和马尔托夫，一个是布尔什维克人，一个是孟什维克人，但他们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也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改良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和他的主要批判者罗莎·卢森堡，情形也和这类似。至少从理论上说，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同意最终目标：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生产资料社会化，最终消除不平等。从原则上说，甚至在暴力的运用问题上，他们之间也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因为暴力的运用程度取决于特权阶级的反抗程度。他们真正的分歧在于运动应该持续多久。改良派认为，应该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逐步地、不断地走向那个全新的社会。革命派则认为，假如不打破和彻底重建现行制度框架，就到不了那个社会。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事实上共产党越来越接近莫斯科，而社会党则越来越成为现存秩序的捍卫者，但他们在理论上的目标还是一致的。不过，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社会党仍然花了大量时间去摆平实践与党章的关系问题。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1958年哥德斯堡会议上修改自己的章程的。只是到了1995年，英国工党才在其著名的宪章第四款中删去“生产、分配和交换手段的全民公有”这句话。但这话显然早已是陈词滥调，早已成了过去留下来的废话。法国社会主义者也许是最后一个还在说着“打倒资本主义”这类敷衍之词的，他们把这话一直说到1981年，密特朗执政两年后所发生的事情，相信各位都知道了。今天，人们不可能还有误解。社会民主党也不再称自己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它的惟一目标，就是在这一社会的框架内寻求改良。
然而现在，西欧是不存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改良的天地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的当前危机如此深重的原因。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应该追溯一下战后那段20多年史无前例的、确实有着改良余地的增长期，看一下那段繁荣期包括共产党复兴所造成的意识形态后果，探讨一下这次重新调整与经济危机的发生谋而合的历史悖论，说说随后那重建的四分之一世纪，最后看一下西欧左翼因此而面临的难题。
对于西欧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5年是一段经济增长空前迅速、社会转型空前深刻的时期。这场史无前例的变革是由一系列因素共同促成的。首先，有必要进行战后重建，而美国工业在战时所获得的进步则给西欧吸收其进步成果提供了方便。美国给了投资和援助，这些投资和援助出于与俄国对峙的原因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慷慨许多。其次，随着欧洲内部市场因经济一体化的成功推进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益扩大，西欧已能以空前的规模采用美国的大生产手段了。最后，西欧迎来了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工业革命的冲击最为惊人，因为这些国家在19世纪里的集中化程度远没有英国和德国那么高。
社会领域发生变化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欧洲大陆西半部农民的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法国有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在土地上劳动，意大利比它更多。20多年后，这一比例就接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3]的水平。[4]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的这种大量迁移，很可能是由农业生产力的迅猛提高造成的，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当时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外国工人蜂拥而入，首先是来自南欧，接着就来自海外了。妇女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当中，填补医疗、教育、商贸和公务等工作岗位。如果你从整体上观察这段时期，你会发现，农业劳动锐减，蓝领工作十分稳定，白领工人增长迅速。
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还是国民产值的迅猛增长。如果你不把英国计算在内，那么欧洲各国国民总产值的增长尽管一年好一年坏，但平均增速达到了5%的水平。这种速度维持了很长一段时期，使得劳动人民也有可能沾点好处。因此，差不多30年里，欧洲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消费模式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汽车、洗衣机、冰箱、电视机，总之是那些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品，都在那一代人身上变得十分普通。伴随耐用消费品大量普及的还有社会成就，而这正是欧洲与美国的典型区别。在欧洲，全民致富计划逐渐扩大到了整个洲的每一个人。雇主的雇用权和解雇权也得到了一定的限制。尽管不很体面但意义重大的最低工资有了保障，疾病和失业救济金、老年退休金得到了发放。资本主义欧洲建设福利国家的景象，也使社会民主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美化这段法国人念念不忘的“光荣的30年”。它也有阴暗面：对移民工人的压迫、对妇女在工作岗位和家里的双重剥削、背井离乡的农民的悲惨境遇、拥挤的城市特别是其郊区的紧张和不安全，等等，数不胜数。在我们这个自鸣得意的消费社会的美丽面纱下，掩藏着无数久被压抑的不满，1968—196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和年轻工人就曾把这层面纱无情的撕扯了下来，他们占领了校园，使工厂瘫痪，走上街头，提出了许多时至今日仍未回答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并不算是全部）：增长是为了什么？为了谁的利益？为了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生活？
然而，那时仍在飞速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功抵挡住了这股抗议潮流。今天，回头看看资本主义是凭借什么保护自己，是很有意思的。不无道理的是，当时人们认为惟一可能的另外选择只是“古拉格”，而资本主义却由于其自身的优点，由于这种制度找到了活力永驻、增长不止的秘密，因而获得了人们的垂青。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步消除，对失业的谴责声也日渐沉寂，而危机也被说成是贸易周期中的微小波动。为什么要抛弃一个已设法走出了最低谷的、已用凯恩斯的乐观情调代替了市场的无情法则的、已用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代替了久候不到的救济金的社会？即使在社会主义者并未当政的国家里，社会民主主义也已笼罩了一切。情绪从来就是可以传染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孤零零的共产党人在长期失去自己的苏维埃模式却又老找不到自己独立的社会方案之后，也开始改头换面了。甚至他们的长远目标也不再是改变社会，而只是促成现存社会的内部改变了。历史学家们有一天也许会饶有趣味地写道，只是在需要作出这种战略调整的时期结束以后，共产党才转向了妥协。是的，不管西方的结构危机是与利润率的降低一道来的，还是与石油价格的飙升一道来的，但确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才发生战后时期的突变的。几乎是在30多年史无前例的增长之后，社会民主主义笼罩一切的时期才结束。与经济重建的历史背景相映成趣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是在摇摆了几乎25年后，才倒向右翼一边的。
巴黎是观察意识形态异常大逆转的好去处。在1968年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在法国，我们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支柱看起来岌岌可危。大厦屹然不倒，乃是因为这场抗议运动不能联合成一次总攻击。经济危机此时也阻碍着联合力量的形成。在那些当权者看来，关键是要劝告年轻人，尽管造反有理，但进一步采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既是危险的，也有可能触犯法律。这层意思必须由相对年轻的、多多少少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有一定瓜葛的传道者来散布。“新哲学家们”就担当了这一任务。他们捧出的“菜肴”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既不新鲜也不好吃。都是些老掉牙的、外来的东西：半截波普尔[5]，一点点冯·哈耶克，再加上整篮子索尔仁尼琴。[6]年轻的法国厨子们，只是加了点调味品。从学术上说，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什么成果。但这场宣传战还相当成功。在媒体的呐喊助威下，到处弥漫着这则预言：革命的最后只能是“古拉格”，“总体性”（totality）等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从“一切破坏都是危险的”，很容易就传到了“别无选择”，最后终于转到“历史已经终结”。
要是你从马克思那里读到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句话，那你一定不会对上述现象感到惊奇。毕竟，运动失败了，政权保存下来了，它的霸权依旧。然而事实上，这场意识形态的突变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不能仅仅凭借当局及其走狗的聪明举动就把它解释清楚。要理解它，我们现在必须考察一下最近的25年，或者说，考察一下资本的进攻，工人的退却，以及失败的左翼现在所面临的难题。
要知道我们已在不到20几年的时间里走得有多远，听一听新的“福音”就够了。社会民主主义老讲带着仁慈面孔的资本主义，这类故事早已不攻自破。人们一再鼓吹的，仍是那最顽固的资本主义旧教条。利益就是上帝，一切以之为依归啦。个人是神圣的，而群体则是糟糕的啦。国家的作用应该永远加以削弱，除非——这种情况太少见了——它能够对我们的利益有帮助啦。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纵容和包庇游手好闲、碌碌无为、肆意挥霍之徒啦。而且，假如资本主义碰巧偏袒有钱人而使穷人更穷，那也不是偶然的，而是它的法则的一部分：“给每一个所当给的人”[7]啦，等等。就在法国人所说的“受尊敬的左翼”（更确切点说，即受到现存秩序尊敬的左翼）们不愿意接受幻想破灭的事实的时候，右翼已大胆地发起了进攻。[8]
工会在保护其成员的利益时，处境十分被动。他们不仅仅没有在心理上做好迎战的准备，他们也没有利用好早先的时机使自己适应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迁：不曾在移民和女工中大规模地吸收新成员。现在，经济调整开始冲击他们的传统堡垒——矿井、钢铁车间、船厂、汽车厂，所有这些地方，以前都是他们的大营。有人告诉我们说，只有旧的产业受到了影响，但这些产业中的工作岗位的损失将会被服务业的扩张所抵消。然而实际上，这种现象已非一时了。自从出现了计算机，自动化就开始侵入到银行、保险和运输业当中，以同样的方式削减了许多工作机会。大量失业现在已成了欧洲危机的核心问题。后面我们还将会回到这一问题，这里先让我们看一看危机发生的环境，这种环境并不是偶然光临我们身边的，而是旨在加强资本力量的有意识的政策的产物。
在贸易壁垒早就有所降低之后，全方位地取消对资本国际运动的限制，就成了最近20年来的主要目标。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加快了通信速度，方便了实时交易，使得一切种类的套购交易制度都有可能设计出来，但让货币自由流动的决策则是政治性的。这样一来，如今每日的国际金融交易量已超过了1.5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有成员的全部黄金和外汇储备都高得多。[9]即使考虑到复式会计的因素，这一数字也会让人觉得单个政府的力量实在是弱小。金融资本现在统治了一切，就连中央银行也在它面前俯首称臣。所有的国家都明白，它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现在已受制于资本外逃的威胁了。工会讨价还价的实力也被这种可能性所削弱，因为资本能够自由地寻找更便宜的劳动力了。
西欧远没有摆脱这种趋势的影响。随着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就是现在的欧盟很快的走向一个单一市场并在今天艰难地转变到单一货币——欧元，单个民族国家就越来越丧失更多的保卫其边界、控制资本流动、左右经济运行的权力。然而，这些权力并没有转交给一个更大的欧洲政府——在布鲁塞尔将它们行使，而转交给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帝国，也就是受到了资本的支配。在据说是欧洲统一的指导性文件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中，有一章专门谈论劳动人民的最低社会保障问题，但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表明该条约并没有把工人忘得一干二净。[10]
在这个自由贸易的框架内，欧洲重新响起了大量失业的谴责声。再也不可能掩饰说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是由于经济周期的变动之故了。无业工人的数量在繁荣阶段自然比在萧条阶段多，但如今在每一周期的结束阶段，其数量都比过去的结束阶段多。即便是在老是有所隐瞒的官方数据里，劳动力中的失业比例也达到了过去的两倍。这是资本主义不存在危机这类动听故事的破产，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领域，死劳动取代了活劳动，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失业的后备军。
在资本主义故事的后半部，事情似乎要复杂些，因为资本同时也需要创造新的工作，以便它剥夺更多的剩余价值。但现在有许多迹象表明，它正在失去这样做的能力。我们也许离马克思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描绘的时代越来越近了：“现今社会财富的基础是偷盗他人的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11]这就是我在前面比较我们的技术进步与社会倒退时头脑中所想的。如果我们仅仅为了争论而把自己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我们今天可能就已经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近了劳动和休闲的分界线，尽管为了摆明失业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问题，包括那些和我们的环境有关的问题，我们还既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也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运行这种组织。
请原谅我说了这些题外话。这不是欧洲各国政府和人民从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那里所得到的指示。它们的告诫再简单不过了：仿效美国的榜样。当然，要避免让欧洲人在战后殚思竭虑的美国悲剧：如今美国的现状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低工资出奇之低，“有工作的穷人”、没有医疗保险的人遍地皆是。
这种模式是不是最不值得炫耀的？如果你不喜欢它，你还是必须接受它。你别无选择。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共同建立起一整套国际制度，然后充当这套制度的看家狗。从此，你们再也没能力承担起给一份赖以活命的最低工资、一定程度的工作保障、比较可观的失业救济金和老年退休金。你们再也没办法提供国民卫生保健。你们必须越来越依赖于私营保险公司和私立学校，依赖于两份保健和两次教育。一言以蔽之，你必须加快解散福利国家的步伐，并且，由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赖以得宠和炫耀的地方，因此，此时的危机是最深重的。
社会民主主义的得势并非仅仅是老谋深算的政客和工会老板背叛的结果。这是一种大气候，主要是由在现存社会内满足大众需要的范围所决定的。在战后空前繁荣的20多年里，社会氛围特别有利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繁荣，比较而言，在接下来的25年里条件变得越来越不利。然而只是到现在，危机才崭露头角。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可敬的左翼领导人曾经向他们自己的葡萄酒中兑了许多水。那时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们——在法国是弗朗西斯·密特朗，在西班牙是菲利普·冈萨雷斯——曾经积极参与了解除管制、削减政府权利、招来今日麻烦等行动。那些持反对态度的英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一份充当国际财政当局喉舌的周刊曾经注意到英国工党是如何发明“社会—撒切尔主义”、意大利前共产党是如何找到“自由市场经济”的。[12]
但是，上述反驳是不成立的。我从来没有说，欧洲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激进左翼人士，急于想重建社会。根本不是。他们过于轻信，也许还乐意继续轻信下去。但现在他们面临的压力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要做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者，甚至不要去管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不需要进一步的改良了。有人告诉他们，要放弃战后时期由工人运动所获得的权益，正是靠着这些权益，他们才享有美誉、富有吸引力的。岌岌可危的是他们自身的命运，是左翼力量从此还能否在欧洲（尽管不是在美国）继续存在下去。
另外，据说欧洲左翼的领导人已做好准备，接受美国化的政治后果。在首次竞选成功后，克林顿总统成了伦敦、巴黎和罗马受人尊敬的左翼人士口中屡屡称赞的人物。后来，他的吸引力有所降低，但这并无大碍。第二次竞选成功恢复了他的美好形象，尽管他作出了让步不过是为了竞选的需要。他那愚蠢的性丑闻也并没有提高他作为一个“赢家”的政治声誉。然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工党的温和领导人）、利昂内尔·若斯潘（密特朗不情愿的继承人，在法国的地位和布莱尔差不多）、马西莫·达莱马（为当上意大利总理而第一个转变立场的共产党人）、杰拉德·施罗德（德国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多多少少急于把自己的阵营转变成和美国民主党差不多的东西了。[13]
问题是，即使在今天，这样一种趋势还是和以前有许多典型的差别：与工会的组织联系出现断裂，一度建立在好战分子基础上的各个党派转变成纯粹的选举机器，从社会福利前线发动大撤退。尽管普通人士迷惘不定，混乱不堪，但这也是某种政治传统的产物。他们太迷恋于自己的社会权益了，尽管他们对福利国家的结构和运行一直也抱有某种天然的担心。没有一场斗争，他们就不会抛弃这种传统，换言之，问题不是布莱尔、若斯潘、达莱马和施罗德是否愿意这样做，而是他们还能否做得了。
公正地说，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即选择并不是在投降和维持现状之间。这里主要的理由是，不是简简单单就可以维持现状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也许有意或无意想造成斗争局势的转变。但不管是游戏还是其规则，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而且我这里也不指什么革命行动。那并不在当前的时间表上。单单为了保住其成员的薪水和工作，维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工会和一般所说的左翼力量就得展开斗争，极大地减少工作时间，并且把这种斗争尽快从国家水平扩展到欧盟的水平。换句话说，仅仅为了防卫，左翼人士就必须动员大量群众，在国际水平上思考。好久好久以来，他们就没有这样思考过了。
西欧的左翼现在是否会随着他们的领导人走上美国道路，把自己的传统撇在一边并踏上事实上的政治自杀之路呢？或者，他们会自己动动脑筋，抛弃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能，在努力保护自己眼前利益同时，为我们的时代重新拟定一份社会主义的蓝图？任何时候，或迟或早，我们总得面临这种选择。在这里我只想说，由于西欧的传统与眼前被强加的美国模式之间并不相容，西欧将会成为变革的先驱——也就是，在这个千年之交西欧必须作出选择，展开斗争。1994年末，当西维奥尔·贝卢斯科尼（SilvioBerlusconi）向意大利老年退休金发难时在意大利上演的游行，1995年，当雅克·希拉克同样企图执行财政当局的旨意时在法国发生的使巴黎处于瘫痪的罢工以及随后急剧蔓延至法国各省的史无前历的大游行，都只是这场大战的首次小规模交战。
要是能够说，人们已开始想去掌握政权，而社会主义将在西欧现已残败不堪的模式废墟上复兴起来，特别是这些现象意味着历史已走完一个圆圈的时候，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曾经，我们辜负了人们的希望，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社会的激进转型，反而在西欧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悲剧，那确实是我们的过失，我们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过失。现在，这场悲剧闭幕的时候，正是西方左翼最终着手执行其使命的大好时机。这将给世界作出榜样，点燃人们的希望之火。然而，好事总是多磨的。社会主义者在西欧进行的、既不是开始于也不是结束于1917年的斗争，并不必然就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1]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1758—1794）：以严峻和清廉出名的法国革命家、雅各宾派领袖，后被反对派逮捕并处决。——译者注
[2]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在英国内战时（1642—1649）率领国会军队取得了胜利并要求处死查理一世，后因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而下台。——译者注
[3]即英国人。——译者注
[4]到1996年，法国农业劳动力的比例已下降到4.6%，而意大利已下降到7%。参看OECDiigures(Paris：OECD，1998）
[5]卡尔·波普尔：生于190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以其推动人们对科学推理的理解做出的贡献和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而闻名。他的作品包括《科学发现的逻辑》（1931年）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年）。
[6]索尔仁尼琴·亚尼山大·伊萨耶维奇：生于1918年，苏联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其作品包括《伊凡的一天》及《古拉格群岛》，揭露了苏联劳改营的野蛮残酷，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7]《马太福音》。
[8]“受人尊敬的左翼”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好听的称呼，因为它是在萨特著名的戏剧《受人尊敬的妓女》基础上生造的。
[9]《经济学家》杂志1998年10月3日载文：“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最新数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新加坡和香港加在一起的日均交易量已稍稍多于1.6万亿美元。”
[10]这个“社会政策协议”增加了那些不需要的“全体一致”这个规则即获通过的问题数量。同时，这次欧盟的社会立法也与医疗和劳动安全以及各国保障制度的协调开始有了一定的联系。然而，即使存在着公认的立法——例如，一周工作48小时的限制——也时不时有许多变数使得这些立法毫无效力。经济立法之多与社会立法之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谓的1989年《社会宪章》，也不过是一系列真诚的愿望而已，并不具有强制的效力，也就是说，只是一些宣传口号而已。即使这些，在英国布莱尔政府看来也嫌太多了，但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还是接受了它，尽管它和以前的各界政府一样，也对限制雇主权力的措施表现不出多大的兴趣。至于资料翔实的批评性分析，可以参看Salesse，PropositionspouruneautreEurope（Paris：EditionsduFelin，1997）。
[11]KarlMarx，Grundrisse，NewYork：Vintage，1973，705。中文泽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译者注
[12]TheEconomist，2，September1995。
[13]对于这样一种转变，达莱马没有他的党内同志沃尔特·韦尔特罗尼（WalterVeltroni）那样热心，而若斯潘也不像布莱尔那样，急于进一步向右转。但这种趋势是摆到了桌面上的。要想看看拍马屁的著作，请参考布莱尔的精神领袖安东尼·吉登斯的书《第三条道路》。要想看看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所作的糟糕透顶的描述，请参看LeoPanitch，ColinLeys，TheEndofParliamentarySocialism，NewYork：Verso，1997。为了突出表示这点微小的差别，意大利前共产党一再改换自己的名称。它曾被叫做PDS，这是意大利文“左翼民主党”的几个首字母。但是，自从它把前社会主义者和前基督教社会主义党员吸收进来之后，它抛弃了PDS的称号，而改叫DS，即左翼民主党。
感谢姜晴信录入 |
第三章冷战后的世界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三章冷战后的世界
虚情假意的祝福也可能是诅咒。
——民谚
当一座大厦靠两根柱子撑着而其中一根被抽掉的时候，大厦就会倾倒。然而，苏联的解体并没有证明这个建筑学原理，因为在整个世界已不再是两极的时候，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投向了早先的另一极——美国，试图让它担当过去由两极分别担当的任务。因此，它并不是世界的终结，而是“一个”世界的终结。消逝的乃是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许多人——最近人数有所减少——想当然地相信，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体制正在东方形成。消逝的还是这样一个世界：它形成于雅尔塔，两个全球警察（不久就变成了两个核武器强国），在其中既是敌人又是伙伴，命运一体相依。苏联的崩溃留下了一条巨大的裂缝，也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影响。
我们可以按照地理位置来评估这种影响。我们可以从离那个以前为沙皇帝国，后来首次被革命所撼动，接着又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走向统一的、被称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国家最近的地方开始。你也可以只对那种无所不在的官僚统治的终结、莫斯科大手的放松、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衰落表示欢迎。唉，其实取代这种彻底腐败的统治体制的，何尝又不是同一种东西？在这个曾被认为是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中人为竖立起的边界、关税和惯例，把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压得更低了。四处蔓延的不满情绪激起了一被压制的、只在暗中兴风作浪的地方民族主义。返祖性的仇恨和报复心理一同出现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和格鲁吉亚人之间，或者塔吉克斯坦不同部族之间的流血冲突，足以提醒人们注意，解体是走向末日之途，它本身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俄罗斯军队1995年至1997年陷进去的那场荒唐的车臣战争，表明了一个灾难性的事实：民族主义的苏醒也许是人为的产物。
或者，我们还可以再往回溯，一直回溯到那些红军把纳粹分子赶回易北河时征服的帝国。实际上，那里的解体发生得更早。在1989年那些火热的日子里，东欧人民就轰轰烈烈地登上了政治舞台。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个舞台上待多久。东欧各国面临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的追求、对有钱人的盘剥、对新改革派的失望、旧时代的复辟、改变信仰的共产党——和那些影响俄罗斯的问题是一样的，只是危机没有那么沉重，因为在这些边缘地区，旧的体制还谈不上根深蒂固，而且一直就是外国势力强加的结果。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波兰拥有源远流长的工人运动，匈牙利拥有长期的改革，捷克共和国拥有悠久的工业传统，不过惟一真正的例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教会了我们许多有关统治问题的东西。
每当资本侵入到一个新的地区，它总是尽量破坏一切，以便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一点，顺便也能解释1989年后原苏维埃集团各国经济的形势。它们的经济以前是一团糟，后来显然在走入死胡同。而且，一旦它们面临外国咄咄逼人的竞争，情况就会糟糕得一塌糊涂。）在民主德国，资本的入侵可以摧毁无数的企业，剥夺近一半人口的就业机会。但人们还是认为，随着经济慢慢复苏，受害者们也会从失业中获得他们的好处。联邦德国企业对民主德国经济的接管，得到了联邦德国全国的资助，也得到欧盟的资助，后者必须对联邦德国银行规定的金融政策作出让步。不管这种政策多么不好，都得照此执行。而不成章法的“马歇尔计划”居然要求把如此一种方案推广到整个东欧，包括原苏联各国。联邦共和国对民主共和国这种得到资助的接管，让人想起西方资本对东欧的没有资助的殖民又会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些都是很有趣的话题，但在这里我想还是谈谈别的。1917年革命开始时，它的参加者和同情者都认为它是人类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次大飞跃，是这种飞跃的第一次现实运动。后来，这场运动走向了孤立、僵化和衰落。我们已经在前面对这场悲剧及其衰落在国内的表现作了详细描述，但它对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苏联一方面激起了千万人的激进行动，另一方面又排斥异己，把他们推向了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它曾对第三世界各国的解放事业提供过帮助，后来却用自己的模式把它们禁锢住。同时，它曾阻止了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后来却为美国的一统天下铺平了道路。那么，它的消失又意味着什么呢？具体地说，左翼、劳工、进步运动——随便你怎么称呼——是因此容易完成他们的使命，还是更难了呢？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各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摆脱剥削时，眼前的形势是好还是坏了呢？在这个新的全球化的世界里，苏联的解体是预示着“历史的终结”即资本的永恒统治，还是预示着资本的统治的终结？
对苏联解体的意义加以评判，取决于如何看待它在存在期间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答案是很难给出的，因为苏联本身在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一直也变个不停。它的影响亦复如此。与当前各种摩尼教葬礼词所说的相比，苏联所扮演的角色要复杂得多、模糊得多，因此苏联的影响也复杂极了。
苏联共产党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在现今一些反思性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这一事实：在1919年那些日子里，在工人运动中表现最好、最激进的那些人为了与革命保持一致，为了脱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背叛了它的群众和原则的第二国际，曾经接受了加入新国际所需的21个条件。对于布尔什维克人来说，能否在他们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将取决于工人运动能否扩散到西欧去，因此，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很自然地就成了世界革命的大本营。然而，革命在那时没有扩散，俄国成功了，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它们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别，于是事情开始变坏了。已经把必然性变成现实性的俄国人开始自满起来，以为自己给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型，一个答案。于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还算是小小过失的东西，渐渐成了斯大林的第三国际的典型特征。
这个格鲁吉亚的革命分子对革命思想的惟一贡献，是他独创了一个自相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1924年之前，这个概念还没有被发明出来，而斯大林发明它的用意，乃是为了使他的对手们相信，为了保卫和巩固苏联这个新政权，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当时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一点。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用来团结疲惫的、孤立的苏联人民，而后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影响的学说。从此，人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看作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有许多战线，而最主要的战线是在俄国，未来将由俄国来创造。这就是全世界的革命利益均让位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而第三国际成为苏联纯粹的外交工具的原因所在。
如此想法并非由上头所强加，普通群众对它也是认同和接受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在第三国际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突然改变路线时，普通群众为什么还会表现出相对的忠诚。[1]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第三波”（ThirdPeriod）曾经无意中助长过希特勒的兴起，它的宗派主义阶级路线失败之后，便想方设法在群众路线的名义下寻求最广泛的联盟。苏德和约中断了这场用自由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蜜月。然而，到苏联1941年被入侵时，阵线又反转过来了。为了在战时的联盟中取悦资产阶级，第三国际实际上的1943年5月就解散了。战争结束时，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虽然由于在抗战中起过重大作用因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但它们并没有把这场解放运动转变成现行体制的危机。实际上，在马歇尔计划推行之前，他们一直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直到冷战彻底形成，它们才在1947年9月建立起“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通过这一连串摇来摆去，他们才最终根据军事原则制定了苏维埃战略。
但是，故事到这里才一半而已。甚至像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也鹦鹉学舌似的附和起莫斯科来了。然而在同时，它们也是真正的政治力量，在它们自己国内表达着受压迫者的呼声。如今那些指责西方左翼特别是知识分子被苏联冲昏头脑的畅销书，读起来简直就是鬼话连篇。[2]由于这些作者对资本主义的罪恶轻描谈写，由于他们把大萧条及其带来的大量失业，把社会冲突，把阿尔及利亚、越南或者是反殖民斗争一笔带过，因此，从他们的记述中，你根本无法了解为什么那些站在俄国一边的知识分子会容忍在社会主义名义下犯下的诸多罪行。凡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都可以告诉我们，指责哪一边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在许多重大的战役中都是主力军。
不管如何，在赫鲁晓夫1956年“秘密”指控斯大林之后不久，国际共产主义信仰者的时代——同时也是英雄的时代、恐怖的时代——就结束了。在此有必要揭露某些重要的事实。那一年，所有的共产党仍然赞同入侵匈牙利。12年后，苏联坦克武进布拉格，各国共产党的声音才不那么一致。例如，意大利共产党就不赞同苏联的行动，尽管他们此时还没有完全认清苏联政权的本质。到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谴责声才完全占上风。要说国际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是与苏联国内政策松动、它对外国共产党的控制减弱一道来的，未免有失公允。但苏联国内的重建确实失败了，这种失败在外国也有反映。从托格里亚第[3]的多中心主义，到欧洲中心主义，各国共产党都在寻找摆脱苏联控制的途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大多数最终采纳了资本主义制度，而此时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危机。
在这里，我只是想强调一下事情的发展让人莫名其妙。尽管到1989年时西方左翼与莫斯科的联系已经完全断绝，也很少有人会一本正经地说苏联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普通人还是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是左翼力量、激进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挫折。这种在赫鲁晓夫讲话达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后产生的普遍反应，使我再次回到这一话题。但我要先声明一句，我在这里只想提供一些建议，而不想做过多的解释。人们往往喜欢究根问底，而细想一下，苏联模式尽管在有头脑的人当中死去，但也许在普通人心中还活着。戈尔巴乔夫的成功确实激起了人们的幻想，以为依靠上层的内部改革还有可能挽救社会主义。然而，一旦门户开放，“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状况就让外面的人吃惊。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强大的、全天候开动的西方宣传机器成功地使人们相信了苏联等于社会主义，因而前者的崩溃就等于后者的终结。
这种看法的直接影响显然是消极的。人们的情绪甚至比以前更悲观了，而且，不管人们的不满是什么，对替代社会的信仰还是遭到了不断的削弱。但是，挫折也许只是暂时的。苏联的历史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什么启示，如今的西方激进反对派可以自由地、勇敢地面对它自身的问题并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了。如果真能这样，苏联的罪行和糟糕的模式就不会再妨碍社会主义运动了——当然，前提是它能够设法让人们相信，集体政治活动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
欠发达世界摆脱资本主义轨道的努力，其前景是不容乐观的。因为在这里，苏联依靠其核武器确实遏制了美国的干涉。遏制的程度如何？在开始讨论苏联作为一支世界革命力量所面临的种种难题之前，我想最好还是先作一些初步的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的观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革命发生在落后国家，但按照马克思的定义，这些国家根本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未能扩散开去，因而这场悲剧性的、半途而废的运动，并没有证明社会主义的建立是不可能的，或说缺乏可能性。另一方面，革命未能在它本以为应该发生的地方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这一事实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挑战，那么，这是否是因为与马克思预言相反，资本主义还有着广大的发展余地，还可以获得实际的或人为的巨大增长？还有，苏联到底通过它的政策或形象在推进西欧根本变革方面做出过多大的贡献？我不想假装自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这里，特别要请各位记住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最初的革命之后，苏联就不再依靠西方世界的革命了。斯大林说“给德国配上共产主义简直就像给牛头配上马嘴”，再好不过地印证了这一点。[4]
实际上，莫斯科既不仰赖西方革命，也不希望它发生。因为在莫斯科看来，“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它太遥远了，遥远得让克里姆林宫里那些实用主义的人们伤透了脑筋——准确说来就是苏联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因此，自发的起义、基层的运动、在更加发达的坏境中建立起来的更加完美的体制，所有这些都令人讨厌的东西，都会破坏现存的模式和莫斯科的权威。斯大林惟一感兴趣的就是革命，或者不如说就是权威，就是能够牢牢地掌握手中的权力。他的历代接班人甚至天生就更加保守。假如你要想象出勃列日涅夫或契尔年科正在通宵达旦为在我们的星球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冥想，那你非得要有西方宣传机构的厚脸皮或者幽默感才行。
民族解放运动总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起初，布尔什维克人者坚信中国或印度等国的反帝国主义战争将会极大地削弱资本主义各国的力量，因而在1920年是时，他们就从巴库发出了号召，呼吁受压迫的东方人民起来抗争。一旦放弃西欧革命的希望，东方的抗争就会成为主要的而不是次要的国外战线。然而即使在这里，所有的条件还得在总体上服从俄罗斯的利益。例如，中国共产党在1926年至1927年时就发现，他们的生命正在因苏联与国民党的良好关系而遭受牺牲。事实上，亚洲最伟大的共产主义胜利，即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毛泽东反对莫斯科意见的情况下取得的。[5]其他国家例如越南的共产主义胜利，则更是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结果。事实是，恰恰是俄罗斯人在1972年特意强调与华盛顿和解，从而在莫斯科隆重地迎来了尼克松，而这个尼克松还刚刚轰炸过北越。同样是事实的是，越南人民的英勇反抗得到了苏联军队和政府的鼎力支持，古巴和越南的成功起义也是从莫斯科得到启发的，而与之同来的，既有武器和经济援助，当然也有苏联模式。说得过分一点，生命之吻都不干不净。
除了少数几个坚持到底并加入共产主义集团的国家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非结盟国家，它们政体各异，有时可能把共产党人关进监狱，有时又可能为了摆脱西方势力的主宰而选择苏联作为贸易伙伴、军事援助者，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庇护国。莫斯科并不出于喜恶和革命需要来考虑怎么做。为了使自己比美国更强大，苏联发现最好用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中东或者埃及去。赫鲁晓夫甚至打算倡导机械论。他说，在和平共处的原则下，核平衡能够起到保护伞的作用，它可以保护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顺利发展。华盛顿倒从来没有接受这种学说，也没有试图把它的原则强加到苏联集团严格的边界之外去。由于苏联不愿意直接对抗美国，因此美国附庸的日子也许比受苏联保护的国家的日子好过。而且，势均力敌也给中立国和局外国提供了回旋余地，尽管这种余地注定要迅速减少。
总的来说，加入共主义集团的国家获得的是一个过时的经济框架和一件政治的“紧身衣”。与其走向胜利，还不如没有胜利的好。但现在，就连走向胜利的道路也已经无比艰难了。像越南人那样不怕死的人们也许还能够做到这一点，尽管越南人的遭遇今天又提出了一个在胜利面前如何做的问题。必须估计到，任何想要在今天破坏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国家，必定会面临经济制裁，如果制裁不起作用，那它会面临被侵略的威胁。
这种前景无疑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带来了沉重压力。例如，试想一下西欧社会主义的兴起。它可能用过去的例子来做宣传（请别把这种宣传和强加模式相提并论）。它也可能必须与广大的受剥削国家建立全面的新型关系，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挑战资本的权威。但这样的前景也只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景象的一部分。西方的进步力量已受到极大的削弱，他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宣传手段，给政府施加压力。他们必须依靠群众舆论的作用，积极利用资本家集团与庞大的国际机构之间的内部冲突。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为困难的转型时期。古典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已扩张到整个星球，而如此整齐划一的世界已在呼唤一种国际的民主秩序。然而事与愿违，这世界得到的却只有资本主义的无序。从波斯尼亚到卢旺达，无序产生了可怕的结果，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削除这些结果。困境再明显不过了：在当前的情况下，把国际压迫机制制度化，无疑等于把美国官僚监管下的世界无序加以巩固和认可，而如果什么也不做，那又无疑等于容忍人类的屠杀、掠夺和伦理失落。我们不得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希望人类的罪恶不至于无可饶恕，在任何情况下心里都不停地算计着是否得不偿失。我们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作为一种自发政治力量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登上国际舞台。
这并不是不着边际的议论。我们现在正在触及问题的核心，触及我们曾经生活过和正在继承着的世界，触及一度看来像是两种体制之间、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集团之间、华沙公约和北约组织之间、美国和俄国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到最后，斗争变得复杂了。它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一样，是两个对手兼伙伴、敌人兼帮凶、拥抱着的拳击手之间的一场争斗，要想说清楚它们到底是在试练拳脚，还是在互相推举，实在很难。
严重的分歧还是不可否认的。尽管俄国未曾摆脱资本的统治，但它显然处于古典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王国之外。事实上，苏联领导的是资本在追逐利润的过程中未能轻易渗透进去的一个巨大世界，而它也暗中保护着那些想要离开古典资本主义轨道的国家。因此，我们的鼓吹家们常常重复“誓灭迦太基”[6]的现代版本，就不足为奇了。反过来也是如此。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看来，美国永远是一个危险分子。它的发达的生产力是对经济的威胁，它的高生活水平是吸引全国人民的诱饵，它的高昂的、一再故意增加的军费开支，则是一副不堪忍受的重担。
但是，这两个敌人也是帮凶。特别是莫斯科，它非常希望和其他核大国达成协议，一道建立起共处的原则。[7]然而在更加实际的层面上，这两个敌人谁都少不了谁。大部分时期里，“红色威胁”让西方政府摆脱了法律的限制，获得了高额的军费开支，从而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获益可谓匪浅。面对这种威胁，结盟的必要性使得本来是对手的资本主义各国走到了一起，允许美国在结盟中享有无可争议的领头地位。而那些批判我们社会中的罪恶的人，则被戴上了“莫斯科的喉舌”的帽子，遭到抛弃和排斥，或者像更常见的那样，动不动就拿“古拉格”的例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宣扬激进变革的人的嘴。
此时在苏联集团内部，持不同政见者们也在遭受审判和压制，他们戴上的帽子，则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低生活水平，却被编排成了“保家卫国的当务之急”。冲破资本主义包围圈的必要性，却把愚蠢的统治手段、混乱的经济体制和早已过时的政治体制合法化了。现在我们知道，所谓的反苏维埃运动、全国的攻势，不是促进而是推迟了改革。要说在1945年后的繁荣期内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和劳动人民所获得的进步是西方冷战政策的副产品，未免夸大之嫌。大资本家们之所以愿意让步，只因为他们已经有能力这样做，而各国工会之所以敢于抗争，只因为他们已强大到足以施加压力。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与工人运动的强大，与雇主们愿意让步之间，自然没有什么联系。
冷战对抗当中的两个对手，关系并不总是这样暧昧。开始时确实是你死我活。布尔什维克人把自己当作是国际斗争的先锋，这场斗争只有通过攻击资本主义的主要堡垒即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取得胜利。而后者也以同样的眼光看待苏联。俄国内战时期的外来干涉，就是为了把危险阻止在萌芽状态。近几年来，两边的狂热就只是表现在宣传当中了。随着苏联不再给人以激烈对抗的印象，冲突的性质就开始慢慢发生变化了。
在财产关系和剥削方式上，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截然不同。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由私人掌握的，而剩余价值的剥削实际上靠的是政治手段，而不是市场的力量。不过，除了早期的热情之外，这个社会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联。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并不是它本身的目的所在。从商店店铺到整个国家，这里没有一个地方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管理自己的事务，决定自己的工作和命运。计划采取命令的形式。国家远没有消亡，倒是高耸在社会之上。它不仅和人们期望的相反，没有带来新的自由，新的生活方式、爱和创新，倒是带来了可怕的压迫，而且在这段时间歇之后，复辟了旧的价值观念。
赶上和超过美国！新政权刚刚建立时提出来的这一口号，意思就是一旦俄国达到美国那么高的生产力水平，它就会创一个光明的未来，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大众教育和卫生保健的普及，革命所激发出来的艺术活力，这一切都使人们相信了上述理想，并且，这一幻想长期弥漫在苏联的上空，让一切有条件的反思和充满希望的思考沉迷于其中。但现在，西方世界的激进派们终于明白，苏联模式根本没有解决他们面临的重大问题，现有的答案也只是否定的。还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尽管占领巴黎和罗马街头的年轻起义者们高唱过“国际歌”，但他们已不到莫斯科去寻找启示了。
在第三世界，苏联的吸引力维持得更久些。在这些国家看来，俄国似乎是一个能够实现快速工业化，抵御国际资本势力入侵的榜样。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停滞期，这种吸引力同样下降了，接着也趋于消失。最后一批转变态度的人，可以理解，乃是那些主要的受益者即苏联精英，其中包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们。直到最后，他们也只是送出一个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空头人情，而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自从它变成一种国家宗教以后，就不再具有任何批判力了。他们显然并不相信自己的周末弥撒，而是相信权力万能。如果和西方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那么这种主义也就不值得遵从了。打不过，那就投降吧。于是他们就开始转变了，先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麾下踌躇了一会儿，最后在叶利钦麾下拿定了主意。这就是那段历史时期的全部故事，以挑战命运，挑战资本主义秩序开始，却以卑躬的投降，以东欧人民兴高采烈地庆祝他们恢复了自由而苏联人民并不十分了解有什么值得庆祝而结束。
另一边，我们的当局是完全知道该庆祝什么的。在它的先知和智者、报纸和电视的助威声中，它不停地鼓噪着同一则惊人的消息：苏联搞的是社会主义，现在社会主义彻底垮台了；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现在要统治一切了；普天之下的叛逆者们呀，你们千万要记住：除了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再有其他制度了。至于胜利者们应该抓住机遇在“普天同庆”当中获得政治优势，那是再自然不过了。让人不安的倒是那份轻松，怎么普通大众包括大部分左翼人士这么容易就相信了这则与其说是历史的终结不如说是无论寻找什么替代性制度都是徒劳的消息？
西方宣传机器这种翻来覆去的鼓噪，难道是在表明自信，而不是在掩盖自己的恐惧？也许我们的鼓吹家们比无赖要聪明些。也许，他们尽管在宣扬资本主义的永恒性，但内心十分清楚，1989年的教训只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当一种体制已陈旧时，它迟早是会被推翻的，而当人民受到某种观念的鼓舞登上舞台上演自己的戏剧时，他们就能够创造历史。[8]也许，我们的劝导者们强调的是现存秩序的永恒性，他们对这种秩序推崇备至，因为他们知道，现在正是面临历史宣判的转折关头，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推迟最后审判的来临。
资本主义显然获得了一段新的活跃期。照它的本性来看，它是一种无限扩张的社会形式，征服哪里，就以哪里为生。苏联这个对手的垮台，使它能够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侵入到易北河至海参崴的广袤领土，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地图上添上一块疆域。不管它面临什么困难，也不管这些困难有多重，资本主义的扩张通常都会壮大它自己。然而问题是，资本是否没有必要延伸到整个地球，达到它的最终范围？这场胜利中潜伏着许多失败的种子。
首先，不再有什么共同的敌人使资本主义的对手们走到一起了。以前，每一个联盟的领头者都会强加某些约束。现在，不存在这些约束了，种族矛盾点燃的地区战火，已经遍布波斯尼亚和塔吉克斯坦各地中。而在西方联盟分裂成的各个集团内部，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在西欧，统一后的德国是否会扮演关税同盟中的普鲁士角色，即统一者的角色，然后积极支持并利用欧盟来实现经济的垄断，实在是不得而知。再说，美国是否会不顾利益冲突有多么明显，多么激烈，也会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日本和西欧？
其次，我们不再能够用苏联妖魔来为我们的困境辩解了。假如军费开支还是高得惊人，那就不是为了和苏联竞争，而是由于我们的社会本性如此。假如恰帕斯[9]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那并不是他们的首领被莫斯科的金币收买了的缘故。要给那些痛斥王国已腐朽必须推倒重建的人贴上敌国走狗的标签，已经是越来越难了。把一切认为有可能找到一个全新社会的人攻击为危险的乌托邦分子，这种恶毒攻击也许还能够被我们的先知们拿来使用，不过他们不久就会发现，用翻来覆去的“古拉格式”警告已是无法达到目的了。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胜利的时刻，资本主义已变得赤裸裸，它不再需要任何掩饰了。谈论资本主义，也不再需要扮一张慈面孔了。它回到了老样子。越来越大的差距已不再仅仅限于穷国和富国之间。不管是在受压迫的国家，还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加深。最新的技术发明被用来把文化的同一性强加给全世界。我们的老朋友——大量失业，曾被认为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现在它又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回来复仇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哪怕是在我们的经济处于增长的时候，资本主义都不会垂怜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技术创造力之强和社会想象力之弱之间，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的话，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反差之大触目惊心。
并没有人虚张声势，把自己说成推行凯恩斯政策的社会民主派。相反，有人告诉我们在欧洲的同仁，在这个新的解除管制的世界里，你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再也没能力负担起福利国家、全民卫生保健、合理的退休金方案和较为体面的最低工资水平了。换句话说，工人运动该放弃战后的一切要求了。今日世界得到的，不是美国美梦，而是美国恶魇。
在西欧，新斯大林主义的破产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携手而来。
[1]之所以说是相对的，是因为西方共产党的特征之一，就是很快转向了另一个阵营。例如有些智者就喜欢说，法国最大的政党就是从共产党阵营中分离出来的。
[2]参看TonyJudt,PastImperfec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2），以及FrancoisFuret,TheHistoryofanIllusion（NewYork：TheFreePress,1997）。
[3]托格里亚第：托格里亚第·帕尔米洛（1893—1964），意大利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1926—1964）意大利共产党成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译者注（以往通常译为“陶里亚蒂”——录入者注）
[4]斯大林是在会见波兰流亡总理斯塔尼斯拉夫·米科拉茨克（StanislawMikolajczyk）时说这话番话的。
[5]过去的历史也对斯大林的不情愿作出了解释，因为中国显然太强大了，不可能被当作是卫星国。
[6]“誓灭迦太基”乃是加图时代的“元老们”每逢讲话必定使用的结束语，也是十字军东征抗击“敌人”的借用语——原注。加图：公元前234年—前149年，古罗马政治家、作家，曾任执政官、监察官等职，维护罗马传统，鼓吹毁灭迦太基，著有《史源》等书。——译者注
[7]正是这种打算同时也是导致了中苏关系的突然破裂，因为道理很明显，在冷战的每一边，按在核按钮上的，只能是一个手指。
[8]固然，人民也会因一时冲动，在登上舞台后又马上离开，但这总是不那么经常的。
[9]墨西哥的一个州。——译者注
感谢姜晴信录入 |
第二章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第二章走向资本主义之途
社会等待变革，它总是在终点与开端之间匆匆停留。
——沃尔特·怀特曼：《思想录》，第一卷
人们常说，15年在历史长河中只不过是短短一瞬间，但自苏联改革开始以后所经历的15年，却交杂了重大事件、巨大转变和人们心境的深刻变迁。开始时总是那么堂皇体面，例如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大胆地向着尼基塔·赫鲁晓夫失败的地方进军时，所谓的“公开化”的就是如此。像预期的那样，我们能够看到自由战线在向前推进。苏联正在从它那步履蹒跚的集体夜游症中苏醒过来。人们恢复了记忆。他们也在寻找阅读自由报纸的快乐和自由投票选举的欢欣。在苏联边界之外，这种转变也有反响。事情已越来越清楚了，东欧各国将被允许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的大胆举措，揭露了冷战的危险和荒唐，一次性毁灭地球的武器居然堆积如山！难怪一些西方左翼人士会立即跳出来说，苏联终于踏上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旅程（或者，我应该说，它终于有点漠然地踏上了那方允诺的圣土）。
幻想，又是一次幻想！冷战的结束显然不是长期僵持的结果，而是一次投降，一个超级大国接受了另一个的朝贺。在西方还是一位英雄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很快地失去他在国内的影响，在那里，不满与经济失灵同步增长；在一阵左右摇摆之后，那里的领导层寻找的显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答案。实际上，为了照顾特权者的利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走得太快。人们因此抛弃了他，并爬上了他的死敌鲍里斯·叶利钦的五彩车队，后者倒是毫不迟疑就竖起了资本主义的大旗。1991年8月由保守主义顽固派上演的政变滑稽剧，却被当成了借口；叶利钦，这位反击有功的英雄，就在这年年底设法剥夺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个重要职位——苏联总统，为了顺利上台，他居然无视自己的行动在加速解散苏联。
现在，该轮到叶利钦掉落身价了，他比他的前任掉得更快。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苏联原是个高度一体化的联合体，它的解体损害了所有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在俄罗斯本国，叶利钦那些年轻的、试图找到通向资本主义捷径的顾问推行的政策甚至使其经济受害更深。在这里，就像在东欧的其他地方一样，所谓的“休克疗法”有着巨大的好处，即深受国际金融机构的好评，也有一点不方便，那就是激怒了大批的本国公民。1991年，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号召莫斯科市民保卫白宫，即他们的议会所在地，对抗军人的进攻。两年后，他却派坦克去轰击同一幢建筑，这次，他的后台是西方势力。大概，这次他以为自己找到一种新的议会民主形式，即坦克火力保护下的民主。
这只是这一转变时期许许多多荒唐故事中的一个。看一看整个东欧，谁能够在1989年想到，自从旧的各国政权在本国人民的反对之下跌了跟斗三四年之后，同样是这些人民，如果还算不上复辟旧政权的话，至少也算是反对他们曾经兴高采烈地欢迎过的新政权了？或者谁又敢想，在另一个四年时，在波兰或者匈牙利，他们还会踢开重新上台的前共产党人，然后完全彻底地转向拥抱资本主义的经济？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最好还是少谈那些走马灯花似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这位改革者丢了自己的饭碗；叶利钦，他好像只要一处高位，就会无所适从——而多谈那些正在形成自己一套政策的社会力量。问题是，在这段转变时期，他们的阶级阵营还处在形成阶段，他们的利益还不是那么清晰具体，各种各样变来换去的政治党派都在声称自己代表他们的利益（例如，在俄罗斯1995年的议会选举中，有不少于43人政党推举自己的候选人）。
我们面对的是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欧，资本主义从封建废墟上建立起来，新的阶级形成并夺得政治权力，一共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今日的东欧，新的财产所有者阶级——我是指那些企业界大亨们，当然不包括小店主和技术工人——的形成（即至少通过代理人获得权力）还不到几年的光阴。另一个重要的全新之处是，这里的资本家们刚一出生，就懂得利用一切手段给权力下注了。甚至那些靠掠夺发家的贵人们，也在一处掠夺一边修路建厂了。我们这些东欧的新手们，见到什么现成的东西就要。他们监守自盗——或者，如果您喜欢的话，说他们是我们时代最大的骗子、青天白日的强盗，也没错——这就是东欧的产权私有化的实质。
我得先声明一句，我可不是那些老故事的受害者。我只是说东欧正在建立或重建资本主义，并没有说这些国家以前都是社会主义的。[1]它们两者都不是。同样的，说工人是其工厂的所有者或主人翁，这种说法纯粹是一种虚构。正是这种理论上的财产归属，使得工人为了一句恭维话而放弃了该有的东西。另一方面，那些真正的统治者，他们管理工厂，剥削工人，拿走所有的剩余，而以前他们是无法如此处理财产并把这些财产遗留给他们的后代的。现在他们可以这样做了。在整个东欧，不管是什么好处（票据、免费券、大量的低价股），工人根本就没有接管的份儿。实际上寻找的接管人，只有那些大股东。在这场还没有结束的角逐中，问题是谁将成为主人：是管理者、黑手党，还是有着国外背景的黑市商人？这是一场骗局，一场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大比拼。今日大权在握，你就是财产的主人，而这又给你明天的权力，添了重重一笔。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纯粹是苏联现行体制的产物。他生于1931年，曾爬到苏联南部省份斯塔夫罗波夫省委第一书记的高位。1978年，他调往莫斯科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职务。第二年，他进入政治局任候补委员，接着到1980年，他就成了政治局委员长了。所以，40多岁的时候他就成了地位极高的领导人，在领导班子里的众多老人当中，他无疑显得最年轻。然而，不管他的背景如何，对于“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一点，他还是清楚不过的。至于开始时他是否知道自己会把国家带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是值得怀疑的。他只是觉得此时的变革必须是根本的。
开始时，他感到必须把这个国家从睡梦中唤醒，把她头上那死死的政治紧箍咒拿掉。如果只是在公开化的名义下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解放运动，那么，他就足以名垂青史。在经济领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以一种更为常规的方式开始的。还是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认识到了通盘检视整个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比他那些顾问高明的是，戈尔巴乔夫始终记住要争取工人们的支持，因为在改革的过程中，下放更多的权力给管理者将会损害工人们的利益。一段时期里他确实这样做了，例如，他曾提议由职工选举管理者。但他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多远，也没有走多久。要说他是由于应者寥寥而放弃，似乎也不够。我们必须考察另外两个更深层的原因，它们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下去。
虽然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但他并不像叶利钦那样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他有句话我们必须记住，他说，他的整个一生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说话时，正是他快下台的时候，而这话在当时听来已很难受到欢迎了。这个故事很好地告诉我们，当社会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周末祈祷的宗教，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已不再是福音，当统治者们不再把它们当做替自己辩护的引言的时候，斯大林及其接班人统治下的社会主义观念现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取消社会劳动分工，消灭阶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平等，走向国家的逐步消亡——所有这些，戈尔巴乔夫都是一窍不通，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归根到底就是一种繁荣的资本主义，那时的国家是福利性的，那时的最低工资是体体面面的。在执政的末期，他千方百计想“把苏联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实现卢布自由兑换。[2]由于世界两大体制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存在差距，所谓卢布自由兑换，就是放弃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其结果只能有一个。因此，戈尔巴乔夫毫无疑问转向了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没有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走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对于工人们来说也是一个统治者，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本来是可以选择改革现行体制，并在这一改革过程中自动放弃党的权力垄断的。但为了实现平衡，他又不得不保护特权者的利益。在戈尔巴乔夫还在台上的时候，谁是统治者，谁又是特权精英？显然不包括全部1,900万共产党员。由于一张大学文凭加上一张入党证才算是成功的通行证，因此我们必须到“sluzhashchyie”（职工）中间去寻找那些特权精英，他们大概有4,000万人，其中受过进一步教育的约占苏联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从这份名单中，我们一开始就必须剔除大多数人——他们约有2,300万，只有技术学院的专科文凭，是劳动大军里面的普通士兵。在剩下的1,700万拥有大学毕业证的人当中，我们还必须减去工程师（他们和普通技术工人差不多）和人数众多的教师（他们绝大部分收入微薄，也主要是女性）——所有这些人都既没有特权也没有权力。
按照上述界定和计算，现在只剩下600万人，约占那时苏联总人口的5%。[3]这些特权精英当然包括那些“老党员”（apparatchiks），即从政治局到地方党委的主要成员，也包括那些“干部”（nomenklatura），也就是说，那些在党委正式认可的关键岗位上就职的人。这一精英阶层的范围，还可扩及众多管理者、国家和地方行政机关中资历较高的人物、镇压机器（军队和警察中的官员）和宣传机构（御用文人和专事引经据典者）。因而，真正的统治者在统计数据上隐藏于我所说的特权人士当中。在随后的争夺中，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支持由党的监督和国家的集中控制构成的现行体制，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革派或经理派（managerialwing），主张取缔现行体制。在后一个阵营中，知识分子占了大多数，构成了一群自作主张的知识精英。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公开化的阶段，知识分子确实扮演着进步的角色，大大推进了自由的范围。而当改革进入经济领域的时候，他们就追求自己的利益了。用名利场的行话来说，他们在旧体制下已经做得不错了，但他们想在新体制下做得更好——获得更大的特权，分享更多的权力。这种愿望使他们抛弃了戈尔巴乔夫及其“费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投向了叶利钦及其“休克”战略的怀抱。
这样一来，戈尔巴乔夫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了。他这位新政拥护者当然不能依靠党内的保守顽固分子，也不能依靠军队和警察。实际上，这些人不久就开始捣乱，巴不得他倒台了。不明智的是，叶利钦的道路也是他铺就的。他曾一度提拔叶利钦，但后者不仅抛弃了他，而且成了他的死敌。在克里姆林宫里，变成改革家的党员现在被变成冒险家的党员取代了。
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叶利钦也是一位风云人物，曾在他工作的地区艰难爬到党委一把手的位置，但在他这里，却是一个工业化程度更高、更重要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4]。实际上，在叶利钦的《回记录》中，你能够发现他不无怨言，他说，次要地区的领导倒比他的地位还高。[5]好在戈尔巴乔夫看中了这位雷厉风行的鲍里斯，把他调到莫斯科加入自己的改革队伍中。这位新来的人表现了过高的反对官僚主义、攻击特权制度的热情。戈尔巴乔夫用一种有点像斯大林的方式抽掉了给他搭的梯子，但并没有把他的美好政治前途彻底断送。因此，叶利钦下去了，但没有被开除。在1989年3月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他在莫斯科当选，因而又风光体面地回来了，这次，他还披上了民选代表的彩袍。之后，他又在1991年6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全部选票。如果说我喜欢把他叫作投机主义者（也许把他叫做一个原则性不强的人更为顺耳），那是因为这个人最初是靠把自己说成是特权者的敌人而获得声誉，现在靠着俄罗斯雅皮士的支持胜利了，他却又辩解说，为了胜利，应该有所节制。
他用这条路线赢得了特权者的支持并击败了戈尔巴乔夫。他还用它去获取了西方的支持。应该记住，戈尔巴乔夫不仅仅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情欢迎，他还受到了西方政权的温和对待。毕竟，他拱手送给了它们冷战的胜利，并把苏联体制逐渐转变成古典的资本主义。为了赶他下台，叶利钦不得不承诺自己也会这么做，而且会做得更快、更彻底。当这位重新获生的资本主义者在他的美国之旅中看到货物满架的超级市场时，他的眼前一亮，而这正是他在西方面前晃来晃去的原因。他成功了。[6]在西方政府和许多西方报纸看来，不管他做了什么，不管他的行为是如何荒唐，他的敌人都是那些苏共党员，而他则是民主派，是我们在莫斯科的人。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的高层变化，并没有结束权力和财富的激烈争夺。它只是结盟关系的变动而已。鼓吹共产党的统治和旧的剥削体制的人早就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俄罗斯该不该往资本主义的方向走，而是该走得多快，谁该是主要的受益者。理论上属于人民，实际上由“干部们”掌管的巨大财产，该由谁来继承？
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并没有争斗。争斗发生在统治集团内两大松散的派别之间，他们就谁该掠夺、怎么掠夺争吵个不休。如果像在西方所做的那样，把那些试图保存国有资产的人描写成共产党员，而把那些站在叶利钦一边的私有化者描写成民主人士，无疑荒唐可笑。后面一派，即所谓的“休克疗法主义者”的早期领导人尤格·盖达尔，就是一位第三代的共产党贵族——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休克疗法主义者”代表着投机货币，而他们的反对派则围绕着整日待在工厂里的经理们而形成。争斗只是那些伸手的人和那些不放手的人之间的争斗。
要说工厂经理是国有资产的保护者，未免有点过分，说是看守者可能更恰当些。他们的野心就是，如果可能的话，在一段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型期之后，作为一个资本家继续掌管曾经作为党的代表掌管过的工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想国有资产被瓜分或廉价卖给外来者。“休克疗法主义者”则以外国投机商和国内奸商为靠山，试图以金融压榨的办法夺取这份资产。（公正地说，还必须加上俄罗斯的黑手党。到稍迟一些的时候，上述两派之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
叶利钦总统是被一班“奸党”所包围。这个绰号确实很适合这班拉斯普廷[7]（开始时以根纳季·布尔布利斯为首，他原来在学校里教马列课，后来转向了冯·哈耶克[8]；接着是亚历山大·科尔扎夫少将，他是叶利钦的保镖兼网球友；再后面是背景更加复杂的阿纳托利·丘拜斯，我们将在后面一再提及这个人）。叶利钦选择了支持“休克疗法主义者”，后者很显然也是国际基金组织所青睐的。问题是，他们的“休克疗法”很快就使得本来已境况不佳的国家，变得更加不可救药了。物价飞涨，实际收入锐减，微薄的积蓄一扫而光，穷的变得越穷，富的表面上也越富了。整个国家的情绪由此可见一斑：甚至一开始时是叶利钦死党的俄罗斯议会，也投票反对政府了。叶利钦的反应也富有特色，他一边装出让步的模样，一边作他的复仇打算。1992年12月，他同意解除盖达尔的代总理职务，而代之以一个议会推荐的人——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这个人倒是可以信任，但他以前当过巨大的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的老板，和那些企业界说客的关系显然太密切了。
然而，在财政部里，切尔诺梅尔金被那些保守的货币主义者所包围，不得不坚持走同一条路线。与此同时，叶利钦也在准备发动他的政变了。他制定了一部为他扩大总统权力的新宪法，并决心不管是用诱惑还是用欺骗，一定要把它强加给议会。如果这在法律上做不到，那么对于法律来说，情况可就更加不妙。这导致了1993年10月的流血冲突，导致了白宫的腥风血雨。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两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叶利钦的行为整个基于强权就是真正的逻辑，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保卫议会的人就都是值得敬慕的，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危险的沙文主义者，根本就不配碰一下选票箱。另一方面，西方政府和报纸赞成、支持这次赤裸裸血腥的镇压行为的种种行径，足以让那些天真的相信西方强权会对东欧民主化感兴趣，而不是对利益感兴趣的人们睁大自己的眼睛。
甚至流血政变也不够。在随后举行的全民投票中，显然有必要造成某种“奇迹”，以便新宪法能够按照法定的票数比例得以通过。然而，真正让叶利钦吃惊的地方，乃是新议会选举的结果。在愤怒和迷惘之中，有23%的选民把他们的选票投给了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极端沙文主义政党，该党表面上的称号是自由民主党。改革后的共产党人获得了12%的选票，他们的农民盟友——农民党则获得了8%。由盖达尔领导的半官方政党——“俄罗斯选择”，则仅仅获得了15%的选民的拥护。两年后，在一次新的议会选举中，叶利钦的情况甚至更加糟糕。久加诺夫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CPRF）本身就获得了22%以上的选票，加上更加保守的共产党的选票，共产党一共获得了所有选票的四分之一。而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率减少了一半，只有11%。此时的官方党派切尔诺梅尔金的“我们的家园俄罗斯”，才得到了不足10%的选票。
不管如何，叶利钦在1993年就已经明白，他没法再依靠他那些俯首帖耳的年轻人了。切尔诺梅尔金被给予了更大的权力组建他的新政府。以第一副总理奥列格·索斯科韦茨为首的实业界人士、企业界大亨，开始占了上风。而最显赫的“休克疗法主义者”——盖达尔本人，还有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多罗夫，则被冷落在一边。但那些货币主义说客和国际金融组织却保留了原来的地位。另一个第一副总理的职位，则留给了丘拜斯，他的职责就是设计和监督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
在西方，私有化是指把某些企业转移给某个占主导地位的私有部门，但在东欧却不是这样。在那里，它其实指的是在一片混乱中创造出这样的部门。在俄罗斯就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零售贸易和服务的私有化确实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们只需要很少的资本。俄罗斯私有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特征，却是农民拒绝放弃集体所有制和土地耕作。不过，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把生产资料、中型和大型工厂私有化。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私有化方案中，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证券策略。1992年，每个俄罗斯人都得到了价值1万卢布的证券，大约相当于当时两周的工资收入，就好像这是给他或她的苏联公民权的报酬一样。然而，这点钱根本就赶不上物价的飞涨。可怜的俄罗斯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卖掉这些证券，而那些投机性的投资基金乘机把它们买到手，从而拥有了这些被卖掉的国有企业。
私有化方案的制定者不得不考虑这样一种强烈的要求，即哪怕是以某种不明确的方式，工厂也应该属于它们的职工。因此，他们提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案，工人可以免费获得本工厂20%的股份，但没有表决权，另外，工人加上工厂管理人员的股份总数不能超过该工厂的51%。在那些股份不是太贵的企业里，后面一种情况特别突出。管理人员和他们的职工一起，想方设法排斥外来的人，他们不无道理地相信，他们将很快让自己5%的原始股获得巨大的收益，从而在工厂里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企业拍卖在各地都不相同。然而，要是黑手党看上了哪家工厂，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不要把它们的代理人赶走。另外，整个俄罗斯的企业都不是按照交易商定的价格出卖的。简直就是像扔垃圾一样，它们的价格和价值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经合组织对俄罗斯证券拍卖所做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生产性企业，其市场价值大约是每个职工10万美元。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生产性企业的市场价值，却只有每个职工100美元左右。相差居然达1,000倍！”[9]
证券策略1994年停止实施。从此以后，转变成股份公司的国有企业据说是以现金的方式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这时，最有利可图的企业——主要是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企业——也参与进来了，对这些企业的投标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没人谈起过或者直接或者通过手下监督整个拍卖过程的丘拜斯与这场掠夺大战中的主要受益者之间的暧昧关系，不过，我们还是通过特别是1997年的那场内部争吵，看出了他们之间行贿受贿的蛛丝马迹。但过多地关注少数几个金融贵族的特权地位，也没什么意思。就连丘拜斯的西方崇拜者，也对他1995年下半年推行的“股权租借”计划颇有微词。为了给自己的囊中增加20亿美元，俄罗斯政府在严格挑选的几家银行“拍卖”掉了几笔最有价值的财产。它确实得到了10亿美元，而且按照大多数账目，这笔钱也确实是它自己的钱（政府虽然借钱,但它同样在它喜欢的私有银行里存钱，而这些钱本来是应该由中央银行掌握的）。作为交换，这些享有特权的金融家们以荒唐的价格获得了一些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或其他类型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在以后确定产权的优先选择权。[10]
谁是这场私有化运动的最大赢家？每个人的看法不同，结论自然也不同。他们真正掌握了多少国家财产？其中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的说法最值得怀疑，他以前是个数学家，后来靠倒卖汽车暴发起来，他说，他和另外六个都是大型集团老总的企业界大腕拥有了半个俄罗斯。[11]这个人可能是在吹牛。以前是他的合作伙伴，现在是他的死敌的波塔宁所说的话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他说，10至14个大亨的财产占了这个国家财富的一半。[12]我们还必须加上国家仍然拥有控股权的几个集团。这首先包括巨大的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它生产的石油比“七银行集团”的任何一家生产的都多，它现在的领导人是雷姆·弗亚伊利夫，但仍然与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还有必要加上尤里·雷日科夫的经济帝国，这个人是莫斯科雄心勃勃的市长，他成功地把丘拜斯那些私有化的势力排除在俄罗斯首都之外。最后，还有一些半私有化的军工企业，虽然那时这些企业萎靡不振，但却是不可包忽略的。
在整个重建过程中，除了私有化进程、资本的高度集中之外，还有一些脆弱的、不确定的、尚处于变化之中的因素。原因之一是售卖企业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各大石油公司、通信和电子企业的股份还有待于卖给国内外的购买者，而1998年石油价格猛跌以及随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使得这一过程放慢了速度，以致最终被迫中止。不确定性也许和获益者害怕他们的诈骗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遭受打击有关。为了保护刚到手的财产，他们已经和共产党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现在，他们对雷日科夫满怀疑虑，这个人虽然不是国有化分子（nationalizer），但如果当选总统，也有可能趁火打劫。疑虑还来自这一点：税收水平如何，对国有财产将作何种程度的销价处理，一旦诈骗行为曝光会受何种处罚，这一切全取决于在位“沙皇”及其狗腿子们的决定。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结构太脆弱，它之所以现在还耸立着，只不过是因为还没人用力去撼动它。这个国家虽然没有提供多少补贴，但也没有按照足额收税。工人们虽然没有获得公平的报酬，但他们也没有完全丢掉自己的工作。经济交易至少有一半是实物贸易。[13]再说，绝大部分改革是在产权转移的名义下进行的，而不是打着重建资本主义的旗号。金融紧缩、破产、解雇多余的工人，仍然只是一种未来的趋势而已。当叶利钦向俄罗斯人保证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时，他并没有告诉他们实情。糟糕的失业早晚会来临，而它产生的政治后果，谁也料不到。
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是否确如人们小声议论的那样，是俄罗斯最大的富翁？主管改革的副总理丘拜斯，到底染指了多少私有化的国家财产？诸如此类的传说和怀疑在民间广泛散布，据说，腐败已侵入到整个经济体，渗入到所有的政府机构，而且正向最高层扩散。在一个旧的法律和秩序已松散、新的既没有拟定也没有发布的国家，最高层一个突发奇想，公务员签署出口许可证，都可能把他们看中的东西一夜之间变成自己的巨额财富（当然是以美元计算的）。渎职和腐败到处横行。也许，盼望拥有自己的王国，能够决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种愿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苏联的崩溃，以及为在今日的俄罗斯拥有自己的领地所展开的争斗。特许权的赋予在俄罗斯得到了最大利用，而它们的受益者也凭此胡诌海吹，四处炫耀。
有人也许会反驳说，难道苏联就没有富裕的精英阶层？是的，它也有。但这个阶层的特权是和职务一道来的，也会伴着职位一道消失。现在，特权成了个人的，可以被带走。而它的获利者人数比以前更多，也比以前更加喜欢卖弄。在苏联，虽然也有多年的反平均主义呼声，但那时有者和无者之间的巨大差距，既不合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合。有钱人必须偷偷摸摸地享受它们的奢华生活。但今天，那些从莫斯科豪华宾馆和夜总会里出来，转身钻进由专人驾驶的豪华轿车，或者直奔机场去了法国里维埃拉[14]旅游的时髦人物，不再掩饰他们的奢侈，反而以之为荣了。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而那些食不果腹的工薪阶层，那些薪俸极低的工人和公务员，只好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了。新斯大林主义的伪善已经让位给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
在这种氛围下，黑手党必定会声势日隆。再说一次，大家可别以为有组织犯罪只是新政权的产物。在苏联时代的经济领域，供给和需求从未平衡，管理人员没这么多时间去弥补法律的漏洞，此时，大量的空子就留给这些管理人员背后的“蛀虫”，也留给黑手党团伙去钻了。然而，那时这种现象还是次要的。现在，它是主要的了。在一个合法和非法、成功和犯罪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的社会，黑手党就像腐败那样必定到处盛行。与警方相比，黑手党拥有更快的汽车，更好的通信设备，也有钱贿赂警察个人。[15]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客户或者为自己买到廉价的商品，可以抢银行，也可以开银行。既然总统可以炮轰挡在他路上的议会，为什么黑手党就不能“干掉”那些妨碍他们的人？
如此说来，倒显得俄罗斯的主人们太没有德行。毕竟，洛克菲勒们[16]和卡内基们[17]并不是圣人，谁都不是。对于俄罗斯的新主人来说，麻烦的倒是他们给人的印象乃是不知道该朝哪里走。他们有的只是暴发户的吹嘘，却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信，不知道该如何确立新的秩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还处在快乐的积累阶段，而不是积累的快乐阶段。他们的典型特征，就是大把花钱，大把消费。他们发现，把钱存入外国账户比投入本地生产更安全。纯粹从安全的角度来看，谁又能过分指责他们呢？作为一个俄罗斯人，当你每天看到新的谋杀组织在莫斯科的街头小巷不断冒出，而你又能够回忆起从小学会的经典著作，你一定会记起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以下描述：“资本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8]
大家可以不无道理地指责我，说我对政治家和奸商的描写花的时间太多，却对人民的情况一字不提。但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改革一直就是自上而下的。当然，说人们只是旁观者，也肯定不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集体农场的农民就曾拒绝扮演私有化者指定给他们的角色。工厂的工人，特别是矿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罢工和游行，这主要是为了要回几个月没发的工资。教师和其他职业的人也是如此。但是，他们维护的只是自己狭隘的利益要求，而没有把自己的利益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利益。直到现在，人民还是这一转型过程的客体，而不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
斯大林主义最可怕的后遗症之一，是它留在人民头脑中的混乱。我们可以看一看俄罗斯的工人阶级。它的革命先辈被新政权所吸引，曾在内战中浴血战斗过。接下来的一代人是些背景离乡的农夫。使他们成为真正的市镇居民，习惯于工业生活的节奏，花去了不少的时间。然而，即使是这个全新的工人阶级，也不被允许成立自己的组织，考验自己的力量，思考它在社会中的角色。它知道自己并不是“统治阶级”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当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休战默契不再有用时，工人阶级就处于一片迷惘和内部纷争当中。它反对共产党，因为这个党是它的老板；它模模糊糊地向往市场，因为这意味着现行体制的崩溃，但它又反对私有化带来的一切——无保障的工作、巨大的报酬差别、权力越来越大的老板。现在俄罗斯工人只是把他们的大多数精力花在谋生、做临时工、卖掉手头现有的东西以弥补收入的不足上。
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对运动，能够帮助工人阶级认清自己，能够促使知识分子恢复他们在俄罗斯的传统角色，例如持不同政见者、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者。毕竟，有学问的人并不都是特权人士。况且，技术和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数现在已很多，特权人士要想把他们全部贿赂下来，恐怕再多许诺也不够。假如他们能够获得确凿的证据而不是感觉，证明自己不仅在工作场所——工厂、办公室、实验室，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应该发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强烈呼声，他们就能赢得一切。这也应该是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而人数越来越多、社会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工人，则能够担负起把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的重任。
把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罪行、后斯大林的歪曲区分开来，倡导一种有别于苏维埃命令、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模式，创立各种让社会主义体制切实可行的民主形式——已经是一些过于苛刻的要求。如果你再补充说，俄罗斯需要一场生态运动，妇女的解放也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任务就更艰巨了。而且，说社会主义反对运动目前已方兴未艾，不过是一种过于乐观的夸张而已。随着人民在财富重新分配的目前阶段逐渐睁开自己的眼睛，这场社会主义反对运动是否会更快地兴起？或者说，是否必须等到所有的人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时，这场运动才会开始？
历史是复杂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比我们这些书呆子所想象的要强大得多，也比俄罗斯那些热爱资本主义的人所宣扬和设想的要强大得多。也许，叶利钦的独裁和专制也达不到它的要求。在社会处于彻底僵化的情况下，迎来的可能是踏着军靴的候选人。这就是为什么要加紧行动的原因。另一方面，忘记某些事情，让另一些人重新学会行动，以便社会主义最终能够提上俄罗斯的日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行。这就是历史正在撞响的钟声。
[1]不要把古典资本主义的终极追求（theend）与资本的统治混淆在一起。我是在前一段时间才开始从伊斯塔芬·梅扎罗斯（IstvanMeszaros）那里借用了这一概念的。至于他最近对一概念的完整论述，以参看Beyond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5)。梅扎罗斯认为，古典资本主义与资本的统治不是一回事，它所追求的目标也不能和资本的统治画等号；古典资本主义只是资本统治的形式之一，还有其他许多种资本主义，例如苏联体制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古典资本主义终结了，现代资本主义采取了多种表现形式。因此，梅扎罗斯特意创造了一个“end”来表达这两层意思，因“end”在英文里，既有“终结”又有“目标、目的”含义。这词的汉译很难表达，姑且用“终极追求”来意译。——译者注
[2]参看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7月2日苏共二十七大上的讲话。
[3]参看DanielSinger，TheRoadtoGdansk：PolandandtheUSSR(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998)，102～116。
[4]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苏联欧洲部分东部一城市，位于乌拉尔山脉东部山麓。俄国革命后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可能在此被处决（1918年）。——译者注
[5]BorisYeltsin，AgainsttheGrain(NewYork：SummitBooks,1990),92.
[6]Ibid.,255.
[7]拉斯普廷·格里高利·埃费默维奇：1872?—1916，俄国农民医生，其迷人的性格以及为沙皇王子医好了血友病使其在尼古拉二世宫中大受宠爱。由于其行为淫荡，缺乏知识，王公贵族们因怕他毁了王室而暗杀了他。——译者注
[8]冯·哈耶克：生于1899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英国经济学家，因在能源最佳配置理论方面的研究而获1974年诺贝尔奖，是自由主义市场理论的著名倡导者之一。——译者注
[9]OECD，MassPrivatization：AnInitialAssessment(Paris：OECD，1995),171.
[10]其中一个让人惊讶不已的例子，是与丘拜斯关系最为密切的弗拉基米尔·波塔宁的宛克斯穆银行花了17，000万美元买到了诺里斯克·尼克尔公司的30%的股权。这家公司的镍或钻产量占了全世界产量的20%，其铂金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42%，在转手之后的第二年，年赢利几乎达到了7亿美元。参看BusinessCentralEurope,February1996。
[11]参看他在1996年11月9日《金融时报》上的著名访谈录。另六个人是：V.波塔宁，宛克斯穆银行总裁，主要收益来自石油和通信；古申斯基，摩萨特银行老板，主要收益来自媒体行业；米哈伊尔·科多科维斯基，主宰着梅那特普金融和石油帝国；SBS-Agro银行的亚历山大·斯莫林斯基，以及阿尔法金融集团的彼特·阿维和米哈伊尔·弗里德曼。阿维第七的位置往往被因科姆银行的弗拉基米尔·维诺拉多夫所取代。这些人全部涉足了媒体业。如要了解有关这些利益的英文描述，可参看AnneNivat，“HisMaster'sVoice”,Transitions5(1998)。
[12]参看《莫斯科新闻》上的访谈录，1998年6月5日至12日。
[13]这是最通常的说法。格里戈里·亚夫斯基一次在NTV（1998年6月19日）上说：“75%经济交易采取的是实物贸易，转帐支付和票据背书。”
[14]里维埃拉：法国一个狭窄的沿海地区，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与地中海之间，从法国东南部一直延伸到意大利西北部，里维埃拉在法国又被称为达祖角，是一个深受欢迎的旅游胜地，并以其生长用于出口的香水的花而闻名。——译者注
[15]要想了解详情，可参看StephenHandelman，ComradeCriminal(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95)。按照俄罗斯内务部发言人的说法；“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了550家银行，或者近半数俄罗斯金融机构，以及4万多家企业。”其中包括“500多家国有大型企业、4,000多家股份公司、500多家合资企业、700多家批发和零售企业”（《内部传真》，莫斯科1997年11月26日）。
[16]洛克菲勒：美国的一个大家族，包括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1839—1937），他通过标准石油公司聚积了大笔财富，并把其财富的一半用于慈善事业。其子小约翰·戴维森（1874—1960）继承了父业，他生有五子，其中包括曾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年）和杰拉德·福特任总统时的美国副总统（1974—1977年）的内尔森·艾尔德利奇（1908—1979）。此处为泛指。——译者注
[17]卡内基·安德鲁（1835—1919）：苏格兰裔美国工业家和慈善家，靠钢铁工业聚积了大量财富，并为公共福利捐款数百万。此处为泛指。——泽者注
[18]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70），760页。中文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感谢姜晴信录入 |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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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马克思主义的悲剧
即使最大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最坚韧的革命力量，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也都无法认清楚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也只能在两者之间游移不定。
——罗莎·卢森堡[1]
社会主义的故事还没开始，也没结束，不管苏联的实验多么重要、多么富有启发性和戏剧性，都是如此。罗莎·卢森堡显然不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她说这些话，不是在今天，而是早在1918年。
1914年初，以德国为首的社会民主阵线发起了游行示威，试图保卫和平。其领导人声明说，如果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在一些国家发动战争，无产阶级将会拒绝与自己的同胞兵刃相见；如果他们胆敢一意孤行，广大工人就会把武器对准统治阶级，把战争变成革命。但到了这一重大之年的8月份，同样是这些领导人，他们中除了极少数例外，全都钻进了各自的沙文主义五彩车队。其成员开始兴冲冲地参与到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人类大屠杀当中。在这里，蕴藏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光荣和悲剧。
1917年革命在欧洲所唤起的热情，以及之后人们多年对它的崇敬，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人所起的开拓性作用。他们的行动证明，劳动人民不仅能够夺取政权，而且能够掌握政权。然而，初时的热情还必须战胜战争的恐惧，防止退缩。只有俄国人才最终兑现了他们的承诺。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老板，却把他们的同胞带入了歧途，所以应该为血腥后果负责。
不过，布尔什维克人的荣耀也来自于他们那可怕的处境。他们自行其是的事实，意味着现在某种被提上历史日程的东西，并不是马克思当时所能够看到的——社会主义不是在发展水平、生产力水平、文化和开化水平最高的欧洲国家，而是在落后的、农业的“祖国俄罗斯”首先建立起来的。
在俄国发动一场革命的想法并不新颖。俄国的产业工人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几个大型的工厂里。俄国的农民则贫困潦倒、怨声载道，他们手中只有很少的土地。俄国政府是沙皇专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显然，俄国是欧洲资本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2]。因而，随时有可能出现暴动。实际上，有人甚至已经预见到俄国革命将是“持久的”，将会跨过资产阶级阶段而很快走向社会主义。[3]那时，还没有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相信俄国能够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1920年前的俄国，先是经历了三年的国际冲突，之后又是三年内战，农村被破坏殆尽，工业凋零，工人七零八落（一些工人被新的政府所吸收，一些则回到了农村），以至于有些批评家把布尔什维克说成是“无阶级先锋队”[4]。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单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显然是特别可笑的。
各位千万别误会，我在这里不是去整理从克伦斯基[5]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简史。我只是想摆出相关事实，以便推动解决我们头脑中现在想到的、或者我们今天可以用事后聪明来触及的那些问题。用武器抢夺历史捷径的企图，是否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1917年革命爆发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这些问题，又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相关问题：如果像列宁所说，在孤立的苏联，暴力的解决只能诉诸暴力，那么，斯大林是否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必然产生的人物？在列宁的政权和他的继承人的政权之间，是否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前者是否包含了孕育后者的种子？斯大林是否创建了一种特殊的政体，毕其生不变，并且即使在他死后，仍然阻碍着该体制向着社会主义方向转变？而且在这种体制中，有许许多多的愿望——有些是俄国国内的，有些则是俄国国外的——均被无情地搁浅了？
在那些对1917年2月开始的俄国革命持欢迎态度的人中间，我们可以粗略地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思想流派。俄国的孟什维克人及其外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伙伴们，例如卡尔·考茨基等人认为，由于俄国在实现根本转变方面还不成熟，社会主义运动不应该走得太远，社会主义者应该帮助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麻烦的是，俄国人民同时想要两个东西——和平和土地，但孟什维克人支持的地方政府却什么也不给他们。于是，这一流派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
布尔什维克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认为权力已唾手可得，因而决心10月把它夺取过来。之后，他们开始巩固自己的政权，等待革命蔓延开去。一旦革命重心转到柏林，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建立社会主义的先机。在掌权智慧方面，布尔什维克人各有伯仲，但他们在这一估计方面，却显出惊人一致：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惟一机遇，离不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成功。[6]
持第三种立场的人是罗莎·卢森堡，正如本章开始所引的那样，她对革命不抱任何幻想。和别人不同，卢森堡把革命看成包含整个历史时期的全世界范围的运动过程，是一系列失败之后的最终胜利。在她的分析背后，前提就是：布尔什维克人的失败，只是迟早的事情。列宁也好，考茨基也好，更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坚持原则、试行无产阶级民主，以便在国内外为未来的子孙和未来的胜利打好基础。
虽然我个人完全赞同卢森堡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从良心上说，要是不去具体指责某人，那接受失败就容易多了。今天那些轻易就指责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执著于权力而不顾原则的人应该记住，运动一旦失败，就会招来沙皇军阀的无情统治，轮不到那些文质彬彬的孟什维克人。更一般而言，仰赖运动向西方蔓延，那时似乎也不是什么可笑的念头。谁能够预料到西欧到了世纪末也没有发生革命！仅仅因为我们现在知道捷径变成了死路，并不能断言革命从一开始就走的是死胡同。说已来的必定来，不过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宿命论。
卢森堡认为，处在残酷斗争和极端恐怖的环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人，放弃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忘记了一种可行的方案只能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自由的、热情的政治活动”才能实现。[7]她这种看法让我们想起当前对俄国革命的此类声讨：从一开始，这场革命就是邪恶的。如今流行的做法是，无视早期历史，渲染红色恐怖而闭口不谈白色恐怖；把列宁和他的继承人，把斯大林和牺牲在他手中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混为一谈；甚至把马克思说成是“古拉格”[8]之父。诸如此类的福音，从那些俄国人口中传布开来，但就在昨天，他们还在慷慨激昂地讲授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同样的福音，也在一些西方人口中兜售，同声吆喝的，还有那些以前的造反派，他们过去老是念叨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
这里，我只想反穿衣裳，并不想洗刷灰尘。我们既不能忘记，也不能原谅他们的罪恶。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常行为甚至更可怕，因为这些罪恶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犯下的。然而，谴责不等于可以胡说，可以把牺牲的人数夸大到荒唐的地步。[9]也没有必要把整个苏联时期涂抹成黑色，仿佛在赫鲁晓夫于20世纪50年代释放大批囚犯之后，事情还和斯大林大清洗的30年代一样糟糕。不管我们的判断如何严厉，也不能违背历史的事实和历史的态度，只有这样，判断才是可信的、有益的。
任何对苏联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被列宁时期和斯大林年代在政治和道德氛围方面的差异所震惊。在前者那里，镇压叛乱、限制自由都是用来对付内战和外国干涉的。这类政策的倡导者们天真地相信，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一旦革命蔓延开去就会被取消。而在斯大林那里，整齐划一的政党、自上而下的命令机制、普遍实行的集中制，都是现行统治体制的一部分，而且都是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例子、全世界的榜样而建立起来的。差别还是表现在文化领域。在前者那时候，现代诗人、画家、建筑或戏剧设计师都在未来的战线上百家争鸣；但在斯大林时期，艺术家们必须遵守服从来自日丹诺夫的命令，而所有的作家都必须把他们的颂词献给克里姆林宫的半人半神的天才们。[10]这使得纯粹的无知和异乎寻常的政治偏见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并且最终搅到了一起。
然而，据说，第一个政权确确实实包含了孕育第二个政权的种子。当布尔什维克人替自己争得了政治专断权，取缔了其他所有的政党，之后又于1921年取消运动自身内部的派别时，他们就在准备着建立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和专制的统治了。这首先不是因为他们的党是从沙皇统治背景下成长起来因而习惯不了精细的民主。斯大林主义种子之所以得以萌芽，是因为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是因为社会主义设想和俄国落后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只发生零星几次流产革命的情况下，以权力为后盾的布尔什维克人承担的、使他们的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太过艰巨了。没有外来投资，他们只能自力更生，实现他们自身的“原始积累”。这在西方历史上乃是单独的一幕，马克思称之为“用血与火写在人类耻辱柱上的”历史阶段。[11]我们看到，在此时的苏联，工人阶级人数锐减，农村则被大量的农民（大约2,500万个家庭）所占据，他们现在已经获得了土地，不再害怕反革命分子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人要想通过民主的手段完成他们的任务，无疑困难重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12]的矛盾滋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意思。
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和民主，并不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未来已注定失败。领袖不能随意书写历史，他只能留下自己的足迹和印记。莫斯科审判期间的令人恶心的前后矛盾、东方式的参拜暴君时的赞美诗与和撒那[13]，都可归咎于这位受教于东正教神学院的格鲁吉亚暴君[14]的性格特征。然而，斯大林要为独裁的内容和形式负责。在操纵党的机器方面，他无疑是位强者，也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才打败了自己的对手。然而，莫名其妙的是，他在每次冲突开始时，总是韬光养晦。1917年，当列宁决心夺取政权时，他在是否站在列宁这一边的问题上犹犹豫豫。20年代中期，正是有关经济政策的争论白热化的时候，他还是摇摆不定。实际上，他开始时是和尼古拉·布哈林站在一边的，布哈林告诉农民要他们自我富裕起来，因攻击托洛茨基而获得了“超级工业化主义者”的称号。斯大林关心的是权力，而不是政策。但是，一旦出现一丝机会，他就会立刻加以利用，其无情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往往缺乏准备，随兴所至。
这里不是争论谁对谁错的地方。布哈林鼓吹“小步”发展以便安抚农民，而托洛茨基则把快速工业化看作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即使是托洛茨基，也没能严肃地看待清算富农的举动，而这正是斯大林在1929年最终完成农业集体化之后的首要举措。虽然并不仅仅只有富农才大肆屠杀牲畜，想方设法恢复旧秩序，但斯大林还是掀起了一场足以称得上第二次内战的大风暴。这次风暴对苏维埃政权性质的影响，无疑更为重要。苏联的农业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从这次风暴中恢复元气。革命之初，集体农场被当做是吸引人民自愿走向更高目标的设想，现在它也被这场血腥的镇压弄得信誉扫地了。由于工业现在肩负起了打破纪录从而弥补失去的时间的重任，“五年计划”的制定者们不得不受命制定不可能达到的目标，甚至随后还要求提前（在四年甚至三年内）完成任务。计划不再是民主的手段，倒成了行政强迫和上级命令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被千千万万个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进城农民所重塑。这些农民必须要连威带逼，才肯跟上工业劳动和城市生活的节奏。
现在，我发现自己也快落入只描写苏联发展的丑恶面的俗套了。单靠政治权力，哪一个政权都不能持久稳固。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并不是只有拥挤的城市、个人崇拜和“古拉格”。这段时间，同样是卫生保健、半文盲乡村的大众教育、为工农子弟营造社会进步前景等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虽然那些老爱挑剔的文人墨客遭到了排斥，但该政权也培养了大批专业知识分子。此时的苏联，同样充满了年轻的共青团员的热情，他们在第聂伯河上建起了大坝，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15]建起了工厂。正是这种敢于涉险的在十多年内实现的工业化，为坦克和火炮的生产奠定了基础，而红军正是用它们才把我们从纳粹手中拯救出来。凭着这一点，斯大林才荒唐地发明了“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并把他这种“社会主义”的标签贴到了易北河。[16]
为了避免在与当今主流观点相反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还是让我作出三条重要的结论吧。首先，不管成就有多大，俄国革命成功所付出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生命的代价，不值得我们提倡。其次，如果“社会主义”一词在我们眼里意味着人民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和命运，那么，即使在苏联体制富有活力的时候，也就是说，即使在俄国的计划者能够控制部分大工厂和大工程的时候，苏联体制也没给社会主义做出过什么贡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该体制走的是自我毁灭的道路。设计这种体制的初衷，是统治那支背景离乡的、被迫进城但又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大军；但随着经济和人口状况日趋复杂，这种体制就越来越力不从心。斯大林一死，它就已过时。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东欧时，一定要不时记起这一点。在红军解放并随后占领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他们给易北河带去的，正是这种过时的体制。苏联部队赶走了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因而那时尚不像现在这样不受欢迎。但当冷战把欧洲一分为二时，同样的“单独走向社会主义”的观念却被批判为异端，苏联模式强加到了这一地区。在政治上，这不过意味着斯大林主义在“人民民主”的可笑名义下的自上而下的无情统治。在经济上，它意味着所有这些国家都被斩断了与国际劳动分工的联系。如果它们是出于自身的意愿或压力而在同时加入这种替代性体制的，那倒是得大于失。但那时苏联体制就已陈旧。在这里，你可以找到1989年变化的始因。东欧各国的政权不仅是外来的，而且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们的历史，同样证明了苏联体制的虚伪性和日益明显的脆弱性。
还是就此打住吧。在上面的简述之后，我们还必须看看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党组织的一把手，斯大林是在全体党员的支持下，在那些内战时期以及内战之后入党的、富有冲劲的新人的拥戴下，爬到这一位置的。和传说的相反，他不是一个左右逢源的人，却是平等主义的死对头。他喜欢斯达汉诺夫运动[17]、大的收入差别、少数人的特权。因而，他是官僚机构的拥护者和代言人。但他也是官僚机构的祸根。他那极权统治是不会允许别人和他分享权力的。他那惨无人道的、翻来覆去的大清洗，不但是为了威逼农民俯首帖耳，而且是为了把劳动纪律注入到新的工人当中。另一个目的，则是防止特权精英们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阶层。那些有权有势的、忠诚可靠的斯大林主义者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好运有多久。[18]因此，斯大林创设了一种由特权者掌管的体制，却又极力阻止这些精英们把自己的位置坐稳当。他的后继者们企图在维护该体制的同时，又摆脱盲目清洗的影响。为了这种不致毁灭下一代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可谓尽心尽力了。
到斯大林1953年逝世时，苏联仍有57%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或者，可以说，农村人口当中只占57%，因为更多的人是在工厂里、建筑工地上或者运输行业里劳动。社会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得越来越快。政治的、同样也包括经济的管理方法必须更新。给成千上万拥挤在各大城镇里的新来者提供住房，重新对待饱受冷遇的消费者，替那些更多学识的人寻找新的动力，凡此种种，都是绝对必要的。
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位半是农民半是城里人的、把现状彻底掀翻的、斯大林的忠诚助手，正是一位标志着苏联处于转变当中的领导人。他知道变革的必要性。他给俄国人的，是一种菜炖牛肉的（goulash）[19]共产主义。受1957年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鼓舞，他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生产曲线，发誓要在1980年赶超美国。他的设想是，技术越来越熟练的生产者能够让苏联保持快速的增长率，而更高的生活水平将允许他一步一步地解放现行体制。
实际上，赫鲁晓夫也只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他揭露了斯大林的一些罪恶，之后却因害怕自己也被当作共犯而反对进一步调查下去。他没有进行根本的管理改革，反而制定了一系列计划：种植玉米，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改组各种行政机构。他为什么没有进一步走下去？挑剔党内问题只是他的主要手段而已，而此时的党内，老党员们仍然把持着各个管理职务，因此，他不可能在市场道路上走得很远。然而，他能否不走这条道路？这是否是苏联找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后一次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苏联领导人必须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而这些难题，也许我们自己都解决不了这么多。假如你不想用我们自己的强迫方式，即失业的威胁，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式的强迫，那么，你该如何促使人们去工作？只要你想消灭群体的、阶级的和地区的不平等，计划就是必不可少的，但你该如何把一个计划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民主的、自我组织起来的社会？你也许会说，苏联领导人本来是可以通过向他们的神话中加入一些实际内容，通过不厌其烦地说自己是替工人和农民担当重任从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工厂和集体农场的主人，而迈出第一步。但如此主张，不过表明你的想法和唐吉珂德[20]的差不多。在当权者——老革命、经理、知识分子中的特权人士即我们该把他们叫做“学阀”的那部分人——激烈反对这样一种异端思想时，工人怎么能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呢？当权者想到的，首先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喜欢的只是斯大林主义的位子牢固。只有当现行体制的支柱受到威胁时，他们才反对镇压行动。
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赫鲁晓夫的半截子措施也是不堪忍受的，因为当这些措施有可能威胁到现行体制的稳定时，他们就抛弃了他。那就是1964年的事。他们在他的位子上放上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个人的行为方式恰好相反——不采取任何与现状相反的措施。他靠着这条原则，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待了18年。在病态焉焉的尤里·安德罗波夫短暂的政权之后，当选的则是老朽年迈的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后者的主要声望照诙谐作家阿里斯·阿达莫维奇的说法是“他削尖了勃列日涅夫的笔”。因此，说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奇怪的保守中庸统治持续了21年，并填补了从赫鲁晓夫倒台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间的距离，一点都不过分。它不仅粉碎了赫鲁晓夫的夸夸其谈，而且粉碎了西方左翼人士的普遍怀有的希望，这种希望就是：虽然苏联在1956年入侵了匈牙利，但那是它的经济扩张造成的，因此，一个正在变革的俄国必定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
这种乐观主义的理论根据是：随着苏联越来越城市化，越来越工业化，教育越来越发达，它必定会使自身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其领导人会作出某种让步，人民的要求会更高，在上层改革和下层压力的双重作用下，这个国家将会向前迈进。它将会给自己形同虚设的机构注入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将会给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注入某些社会内容，将会给苏维埃制度注入某些民主。换言之，它将会缩小响亮的口号和可怕的实践之间的鸿沟。在这种乐观主义背后，人们相信苏联社会的基础是牢固的，也多多少少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人们也假定，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有权力这样做：西方的劳工运动在完成其历史任务方面失败了，在那里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了；如果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国建立，那么至少应该是一个有着东欧这么大面积的地区。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理论是错误的，其原因也不仅仅是这些假定缺乏根据。倡导这种理论的人们忘记了手段和目的之间的深刻联系。他们没有认真掂量政治惯性的分量，低估了一个政权在控制所有的权力杠杆方面的能力，这种控制，不是为了避免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是尽量推迟它的到来。斯大林铸造了一种政治体制。他的后继者们一旦坐稳自己的位置，就露出了手段之高明，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持权力结构的稳定，是不惜付出极高的、实际上是不该有的经济代价来对抗必不可免的改革的。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但他们这样做的时间也足以改变历史路线了。实际上，当他们最终被迫屈服时，也不是像乐观主义理论所预言的那样，是经济膨胀影响下的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相反，这种屈服是因为经济停滞已到了极限，在政治上已不可忍受，有可能要爆炸了。
我们可以把勃列日涅夫这段成功抗拒变革的时期称作是共产党最高的也是最后的统治阶段。这段时间如此之长的秘密，就在于勃列日涅夫善于在苏联现状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达成妥协。特别是1973年国防部、内务部和外交部等部长进了党的最高机关即中央政治局以后，这个机关就成了达成各种折中方案的地方。之后，勃列日涅夫也同工人力量达成了交易，这是一项默许的休战方案，其前提是：你让我们想怎么管理就怎么管理，我们就不会把装配线的速度调得太快，让你们有精力从事第二职业（顺便指出，所谓的“第二经济”，即非法的、在官方统计数据上反映不出来的经济，从那时开始获得了飞速发展）。
但你也别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个温和有加的政权。当自身利益看起来要受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及其追随者也可以变得很无情，例如捷克人在1968年的经历，以及勇敢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在面对劳动营、精神病所的时候，所感受到的统治滋味。它只是一个保守的、老化的、疲惫的政权，只能够抓住任何没有风险的东西，却不能够作出任何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举动。此外，这也是一个老人政权，勃列日涅夫周围的亲信们，大都老态龙钟。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上层没有任何变动。究其原因，乃是斯大林的铡刀不再砍落头颅，同时在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政治阶梯是很高的，那些爬到上层、爬到政治局的人，均已不再年轻。
外表上的政局稳定，其真正的代价就是没有变革，只有停滞，只有凶险的增长减速。历届领导人实际上运气并不好。早先，百业待兴，还有可能通过从农村输入新的劳动力来繁荣生产，但现在，这种资源已很快减少，很可能会在80年代中期全部耗尽。同时，投资成本日渐攀升。苏联的金融和外贸一段时间内通过增加西伯利亚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而得以保存。但在遥远的、艰难的环境中开发新的这些原材料资源，则需要越来越高的成本。随着劳动资源的减少、投资回报的降低、增长速度的减慢，苏联经济显然开始走入困境。
说是停滞，并不是太准确，因为在苏联的政治结构已凝固、经济已半瘫痪的时候，其社会仍然在变动。人们依然从农村迁往城市，打破着城镇乐于接受的平衡。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长期在攀升。照赫鲁晓夫的设想，苏联奇迹应该表现在：更大的产出，更高的生活水平，压力减轻，为走向更自由的社会铺好道路。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陷入停滞，这场好梦变成了噩梦。社会发展的范围日益缩小，职业提升的前景日趋暗淡，每个工厂和机关里都坐满了年轻人，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既配不上自己的能力，也与当初的期望相距太远。
此外，军备竞赛也在迫使苏联领导人为了赶上美国而减少国民产出。因而，负担相当沉重，面对如此稀缺的经济，苏联人是不需要拿巨大的国防预算来刺激生产的。然而，这种外来的因素是次要的。根本变化的主要原因还在国内。它的政权已走到了尽头。哪怕是最小的体制内变革，都是不可能的了。需要的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新的国家运转形式。党的领导层是如何不情愿冒险一试，在政治局选择不幸的契尔年科当总书记时可谓是表露无遗；显然，这样做的惟一目的，就是推迟作出决定。但在1985年的5月，它选择了一位年轻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就选择了未知数。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巨大的转变不是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而是人民日益觉醒之后由下面的压力促成的。曾几何时，上层的决策和斗争决定了变革的可能性。但在30年代斯大林逝世以后，有些事情依然照旧，有些事情则发生了巨变。产业工人的人数现在已多得不计其数，他们更少畏惧，教育程度也更高。[21]他们没有传统的拖累，没有往事的牵挂，也没政治实践的经验，他们只是这场斗争的旁观者。在统治集团中，勃列日涅夫的间歇期已改变了权力平衡：有利于管理者集团，不利于老革命家。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称呼俄国日益壮大的统治阶级，在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自信心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增进。那时，这个阶级想要的，只是在和平中享受他们的特权，事事有保障，打个比方说，5点钟敲门的人，准是送奶工人而不是秘密警察。但是多年的机关生活和闲适心情已经激起了他们的雄心。现在，统治者们想要牢牢掌握他们手中的权力，打好坚实的基础，并将之转交给下一代人。除了权力，他们也开始觊觎财富。苏联，或者更准确些说，俄国，已经准备好踏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要不自觉地在这场新的戏剧上，扮演主角。
[1]罗莎·卢森堡《俄国革命》（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1),28.
[2]此时的俄国，产业工人人数不到300万。1913年，工业包括建筑业雇用总人数约占全国总劳动力的9％，农业则占了75％。在13900万总人口中，18％是城市人口，农村人口占到了82％。参看NarodnoyeKhozaystvoSSR1958：9，654。
[3]“持久革命”的观念的首倡者是帕福斯(Parvus)（笔名：AlexanderHelphnd），之后被托洛茨基在一篇于1906年发表的叫做《后果与前景》的文章中进一步发挥。关于帕福斯，请参看Z．A．B．ZemanandW．B．Scharlau，TheMerchantof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
[4]工人反抗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什拉普尼科夫在1922年3月第十一届党的代表大会上给列宁的信。
[5]克伦斯基，亚历山大·费奥德罗维奇（Kerensky，AleksandrFeodorovich，1881—1970）：俄国革命者，尼古拉二世退位后被任命为政府首脑（1917年7月），但由于他的温和政策而被布尔什维克人推翻（1917年10月）。——译者注
[6]此时反对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
[7]Luxemburg，62。
[8]古拉格：苏联劳改集中营系统，泛指政治犯集中营、劳改集中营或监狱，尤指关押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译者注
[9]要想了解根据苏联资料得出的具体相牲人数，可参看下比书的附录：MosheLewin,Russia,USSR,Russia（NewYork:TheNewPress,1995）。
[10]安德烈·日丹诺夫：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任命的政治局委员，专门负责维护文化艺术领域的正统性。
[11]KarlMarx，CaPital，V01．1（London：IawrenceandWishart，1970），669。中文译本参见《马克思思格斯选集》，2版，第2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译者注
[12]关于这一概念，请参看E．A．Preobrazhensky，TheNewEconom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5）以及AlexanderHerlich,TheSovietIndustrialisationDebate1924-1928（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0）。
[13]和撒那：《圣经》中赞美上帝之语。——译者注
[14]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固有此说。——译者注
[15]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苏联乌拉尔河上游城市。——译者注
[16]易北河：流经中欧的欧洲主要河流之一。——译者注
[17]斯达汉诺夫（1906—1977），苏联顿巴斯矿工，因创造单位作业时间采煤新纪录，合理组织劳动并最大限度运用技术，1935年12月，联共中央全会号召全国学习斯达汉诺夫，此后，学习斯达汉诺夫运动在苏联全国广泛开展。——译者注
[18]在1966名第十七届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他们都是“胜利者”——当中，被处死的有1108人。而且，在那次大会上选出的中央委员会139名委员当中，98人披判死刑。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发表的“秘密”讲话证实了这些数字的可信度。美国国务院是在这年的6月发表该讲话的。参看Anti-StalinistCampaignandInternationalCommunis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6）。
[19]莱炖牛肉（goulash）：匈牙利式炖牛肉，牛肉或小牛肉与蔬菜做的炖莱，主要用红辣椒调和，或者译作“红烧牛肉”，意指“大杂烩、杂乱的一堆”。——译者注
[20]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描绘的一位浪漫英雄，喻指沉湎于传奇故事中崇高业绩并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不考虑实际观念的意思。——译者注
[21]1987年，苏联有8400万工人，其中3840万属于工业与建筑业工人。
感谢姜晴信录入 |
导言1989年及其一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导言1989年及其一切
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1989年无疑也是其中值得记住的一个。在人们心中，它总是和柏林墙的倒塌联系在一起，总是标志着新斯大林帝国的崩溃。但这年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地理上说，这场风波从9月份首次建立起非共产主义政府的波兰开始，经德国蔓延至11月份政府垮台的捷克斯洛伐克，再到罗马尼亚，在那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sCeausescu）的统治一个月后即告终结，最后到达苏联本土。这一点必须包括进来，因为从年代上说，1989年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达到了它本身的逻辑高峰——德国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因而，从两方面来说，它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17年上演的雄壮戏剧落下了破破烂烂的幕布，此外还有雅尔塔体系的结束、分裂的欧洲走到了尽头——实际上是两极世界的终结。
苏联解体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让人意料不到的，倒是它结束的速度和传布的广度——一旦莫斯科稍加默许，人民走上舞台，一个个政权就接二连三地崩溃。同样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它居然没有引发流血冲突和真正的反抗，不管是在帝国的周边，还是在苏联本土。另一方面，倒是在我们这一边，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人兴高采烈，把这次事件当做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葬礼，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永存的证明。这种看法取得的巨大成功，倒着实让人吃惊不已。姑且不论宣传机器的力量有多大，我发现，在新斯大林帝国垮台和有可能建设一个不同社会的信仰最终沉寂之间划等号，确实是莫名其妙，因为即使对于大多数左翼人士来说，他们也早已不再相信苏联是一个提供了可行方案的国度。
对于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来说，震惊来自于1956年。那时，斯大林受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指控，这就是说，神坛的守护者告诉大家，你们信仰的神，其实不过是一名罪犯而已。对于这点，以及同一年对匈牙利的入侵，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仍然有所保留。他们认为，苏联体制正在从内部开始改善。12年之后，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从而碾碎了残余的幻想。这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正统的共产党，例如法国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也不再正经地主张说，苏联给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答案，未来正在融入它的地平线。
因此，要回答那些“掘墓人”是很容易的：你只能埋葬一个活着的东西，社会主义在东欧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虽然这种答案无懈可击，但我们可不能以此沾沾自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头脑中就是一个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70多年的一系列事件并不是一段可以视而不见的历史空白。即便俄国从来算不上一个榜样，但我们在没有弄清楚它之前，也是很难举步前进的。
这就是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什么崩溃了以及为什么会崩溃？这一章探讨的，正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旨在解决西欧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与“祖国俄罗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随后引发的致命后果——斯大林主义，它首先征服了苏联，接着侵淫了半个欧洲。我将专门说明，相信经济进步会导致政权解放的乐观假设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我还会表明，本质上不过是特权寄生物的新阶级，即斯大林集团，是如何极力维护其显然已经过时的体制的。
由此带来的停滞当然不能旷日持久。于是统治者们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了，他们既想改革现行体制，又想保有自己的权力。这把我们带到第二章，即“走向资本主义之途”。我们将讨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与不足，解释他那种从上到下的革命为什么会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告终。然而，“现存的资本主义”在东欧人眼里，并不像电视肥皂剧所吹嘘的那样诱人。要想理解未竟的转变，我们必须牢记，权力斗争往往牵涉到财产斗争。这一次转变的独特性就在于，必须在几年之内，而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内形成一个财产所有者阶级。
第三章探讨的是1989年之后全球的外交政策。要想了解苏联解体的深远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在其存在期间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为此，我们将考察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是苏联的傀儡，又扎根于各自国家的现实运动。我们也将考察俄国与历次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联：前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后者，因而损害了后者，但它又保护后者，以之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现在，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失去了它潜在的敌人，它再无对手。但是，它也没了恐惧，没了顾忌，没了约束，恰恰在此时，它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葬礼”是否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有趣的是，事情并不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解除管制，放松国际金融监管，均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降低了它们实行凯恩斯式管理的能力。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现端倪，但只是到现在，西欧才切实感受到了所面临的压力：完全就业、福利国家，总之是工人运动在战后那段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所奠定的一切基础。西欧的左翼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重新创立一种根本的方案，或者投降了事。
这将是第四章的主题，也将是我们的“传统”这一部分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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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谁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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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谁之未来？
随着东欧各国政权轰然坍塌，1989年在许多人眼里成为一个标志，老式的体制终于被扫地出门。难以理解的是，它还被当作是“我们的体制”终将永恒延续的证据。尽管其极端形式——弗朗西斯·福山所谓“历史已经终结”的伪黑格尔式命题——这类宣传早已行不通，但诸如“资本的统治是永恒的，它现在还是胜利者”这类说法，却仍然大行其道。你是否还记得里根对苏联的控诉性描述，似乎那是一个无可逃遁的地狱——现在看来，这已是多么遥远的故事！事情已经翻转过来。有人告诉我们，正是我们的世界——地狱也好，天堂也好，苦海也好——才是无可逃遁的。
你也许会被西方世界搞得失望重重，诸如欧洲的大量失业，美国的工薪阶层贫穷；你也许会被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越来越多的贫穷之间的差距、被“有者”之国与“无者”之国之间的鸿沟，弄得大吃一惊；被失控的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搞得惊惶失措；被大庭广众之下的种族歧视和稍加隐蔽的性别偏见吓得胆战心惊。你也许主张甚至也曾亲手为它做了某些事情。但如果你撇开这些征兆，而质疑这病入膏肓的体制，你得到的答案与别人并无二致：就像某项记录已破一样——你已“别无选择”(Thereisnoalternative,T.I.N.A)。蒂娜（Tina），正是人们送给英国首相玛丽特·撒切尔夫人的绰号[1]，她老是比谁都叫得响亮：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不过，她并不是孤掌难鸣。巨大的宣传机器一开始是铺天盖地，接着是偷偷摸摸，在全球散布着此类言论，它们渗入到了人们的心灵里，侵入到了人们的无意识当中。“别无选择“现在已是所有政治辩论的当然前提。
本书横下一口气，非要打破这神话不可。正是要反驳那无所不在的“福音”，才激发了本书的写作，那“福音”说，利润是人们之间惟一可能的社会关系，市场则是民主的惟一保证。予以回击不仅必要，而且特别重要，因为，不管其风行一时的客观原因是什么，其权力的建构，其喉舌的吹嘘，同样是由于我们的脆弱、我们的沉默、我们的退缩的结果。本书决心抛弃“别无选择”，开始对“可能的选择”展开真正的探讨，在此探索过程中——这可是要冒着被贴上危险的乌托邦标签的——大胆超越资本主义的地平线。
本书的概念决定了它的结构。另一个世界是不可能找到的，这一论点早已被那些明智的对于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实验及其结果的判断所佐证。即使是那些一贯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要在概念上拒绝把社会主义和格鲁吉亚暴君的罪恶混淆起来，也得追寻到过去。[2]因此，本书的第一章面对的就是“遗产”。它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始，这场革命发生在不可能完成其使命的地方，之后也没能扩散到可以实现其使命的地方，本书就试图评价这一矛盾的悲剧所在。但如今，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其“改革”已有近15年的时间，离西欧人民声势浩大地拒绝“现存的社会主义”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也有近10年。够了，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人们发现，“现存的社会主义”并不像它曾经描述的那样引人入胜。第二章试图表明戈尔巴乔夫的努力为什么注定要失败，西欧人民现在是如何的迷茫——在反感于过去和失望于现在之间煎熬、徘徊。第三章探讨两大超级强权之一的突然消失，给这个从来就不是那么完全两极化的世界的影响，其结果就像苏联的外交政策那样复杂而不明朗。这可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现实的实践。
如果上述三章具有内在的逻辑，那么涉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问题的第一部最后一章，则显得有点偏离其逻辑了。本来，人们是可以希望欧洲东半部的革命性冒险的正式的、最后的失败，能够与西半部的费边式策略的荣耀和渐进论的胜利相伴随的。但并没有发生。实际上与此伴随的，却是对在战后那段出人意料的飞速增长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所取得的社会成果直接进攻。由于福利国家的扩张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引人之处，长期被当作是改革者们管理现存社会的手段，因此，此类国家的人为解体就给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不管他们本人是否乐意接受。可不能低估时下流行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对和对美国模式的刻意尊崇，它仅仅是一场针对欧洲社会的因而也是针对欧洲政治未来走向的重大战役的首次小规模交锋。
同时，随着革命计划的夭折和改革式战略的破产，这种遗产已很难说非常有价值了。第二部关注的是“变动中的欧洲”，试图真正探讨一下新的希望之源。对于读者来说，该部分也许只能带来稍许的慰藉：首先综述一下简短的历史，之后是一些事实陈述和三个具体案例研究。本部分的目的，不是苦苦思索欧元如何在美元面前坚挺，或者统一后的德国如何在欧洲一体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它的目的是找到——东风、西风？——真正的变革将来自何处？
第一个检讨的例子是俄罗斯，用的透视镜则是被克林顿总统无意地谑称为“民主的胜利”的1996年鲍里斯·叶利钦当选为总统的不可思议的选举。事实上，它是一个用以表明如何伪造一次自由选举的惊人事例。它显露出新政权腐败之无所不在，私有奸商之横行霸道。叶利钦那些深受奥威尔主义[3]偏见所左右，我们还继续叫他们“民主派”党羽们，以及他们那些西方的帮手们，是无法令我们对混乱不堪、老调重弹、另一阵营——也即共产党人及其民族主义的盟友——的沙文主义视而不见的。实际上，选举的“奇迹”只不过是徒然而已。两年后，苏联的解体和卢布的贬值让叶利钦的统治走到了尽头。本书接着有关还总统制真面目的讨论所试图评价的，则是由西方人发动的试图把俄罗斯转型到古典资本主义的多灾多难的七年。
虽然俄罗斯的苦难谁也没法比，但波兰也算得上是一个可悲的例子。它让人更加沮丧，因为它一度点燃过熊熊的希望之火。毕竟，在东欧，波兰是惟一一个其政权的变更是经过长期的斗争准备，并真正发动过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的国家。波兰工人1980年进入政治舞台全面开启了整个事件的进程，并在表面上展示了一幅新的历史图景。团结工会这一政治团体重新在华沙执政，但现在它显然是一股极端反动的、教权化的势力。第二章追溯并试图解释这一从格丹斯克[4]到如今之地的觉醒之路。把俄罗斯和波兰的例子联系起来，无疑表明——不管是出于何种可以理解的理由，阶级利益的明确是尚需时日的，要看清楚苏联的过去也并非一时之事——在未来几年内，光明很可能不是来自东方。
令人稍觉慰藉的是第三个例子，即1995年法国那个不满的冬季，其罢工和群众游行显示了西欧反抗力量的潜力。确实，未来的历史学家也许会把它当作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折点，是第一次反抗“别无选择”的革命运动。在现存秩序中立刻引起恐慌的则是它那老一套的鼓吹——你必须接受这个世界：马斯特里赫特[5]，市场，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切的一切——对运动的高涨确实一点作用也没有。抗议者平淡的反应则是：如果这就是你们给我们和子孙的未来，那就让你们的未来见鬼去吧！对长久以来的这类欺骗加以拒绝，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要是我们承认自己——哪怕是私下承认——无所作为，我们就真的会无所作为。因此否定才是关键的第一步。不过，否定中有一点也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未来，就必须为自己设计出另一个。这把我们带到第三部也是最长的一部：“寻觅新社会”，在此有必要先说明一下。
即使我狂妄自大到竟然说自己无所不知，也不可能对于真正的群众运动有完美的规划，任何规划都要靠它自己产生。所有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计划都会随时落空。在本书的后半部，我们将会考察这种对领导层所推行的蓝图的明智拒绝与人们的自然愿望之间的矛盾；要采取长期的行动，要对自己的行动方向了然于胸，就必须把这一矛盾考察清楚。在这里，我们也没必要对这种两难选择多加考虑，因为我还不敢对此类规划妄加置评。本书的第三部，与其说是提供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列举问题；如果左翼运动、工人运动或说进步运动——随便你怎么称呼——要想再次贴近现实，要想动员群众，要想帮助他们成为哪怕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自己生活的主角，就必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工作在我们这个巨变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假如我们确实经历了“工作的终结”，那么工人运动就不再能够在这个社会的转型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也许，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乃是“幻想的终结”，这种幻想产生于战后一段时期的繁荣，以为至少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现行体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稳定的、公平的和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如今的问题及任务复杂而艰巨：该如何联合起这个并未消失，却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经受着服务部门的扩张、妇女的涌入以及更近一些的非稳定性、“临时性”就业的大规模复兴的冲击的劳动阶级？而且，就算工人能够重新联合并与其他社会运动走到一起，它是否还能够在这个国境线已被全球化的飓风推到一边的世界里扮演历史性的角色？由于全球化这一术语很明显地用来指一种或者替代或者加强“别无选择”的趋势，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此强调，全球化并不是电脑时代里技术进步的自动产物。经济国际化所采取的形式，乃是资本面对其结构危机时的一种反应。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它改变了游戏规则。比方说，社会的激进转型仍然能够在欧洲民族国家这样的中型国家内发动，但它必定会很快地超越其边界。确切看来，国际主义乃是全球化的回声。
看一看全球图景，你会看到一幅充满了不平等的可怕图景。世界上225名最富的人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地球人口中半数穷人也就是说25亿人的年收入，这一事实比起那些社会批判的洋洋万卷来说，更有说服力。[6]实际上，在我们时代的任何主要领域，不平等都是存在的：国际剥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劳动的等级分化等。当两极化和停滞共舞的时候，再想信口雌黄地说“饼会越做越大，所以不平等只是相对的”已经不可能了。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千万别把它和平均主义(Levelling)、趋同主义(Uniformity)混同起来——在任何进步方案中都是必需的。但是，在我们寻求平等的时候，难道就不会牺牲自由？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第十章集中谈一下民主。民主是基础，这倒不仅仅是由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名义下所实施的恐怖政策反衬的结果。苏联的历史确实表明了所谓的“形式的”自由——言论、集会、选举——是多么宝贵。此外的原因，还在于要想重建这些自由，没有向它们注入社会内容就是不可能的。要想不再重蹈苏联的覆辙，要想把权力真正赋予人民，要打算转型到社会自治，就必须把民主重新置于店堂之内、科室之中、校园之处，总之，置于从地方邻舍到最高部门的所有场所。
本书各章中，有两个主题是探讨替代方案的。第一个是：所有的解放斗争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不管每一次反抗运动多么重要，不管其独立性多么宝贵，潜在的整体总比部分更加重要。资本主义体制是一项精致的工程，它已经历了几个世纪，适应性强，渗透力大。只有依靠另一种能够全面彻底击败和取代它的社会秩序，才能把它赶出历史舞台。至于第二个主题，则是指所有的斗争——为了控制劳动过程，为了更大的平等，为了替人民争取真正的权力——都是在现存社会中开始并促使我们超越其界限的。这就是本书为何在结论部分呼吁“现实主义的乌托邦”的原因。之所以是“现实”，是因为它必须立足于当前的斗争并符合现存社会的可能性。之所以是“乌托邦”，则是因为任何跳出资本主义视野的尝试都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
你是否不曾在纯粹的自由这一外衣下，包庇那些如今已昭然若揭的、我们的困境的制造者、真正的挑拨者和胡子拉碴的大恶人？没有理由去掩藏他们。卡尔·马克思是批判阶级社会、资本统治的伟大分析家；尽管他不是永恒的，但直至如今，他仍然是这颗星球上一抹耀眼的光辉。因而，即使照大多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人们并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位全知全能、永垂不朽的大圣人，他的教导也是最宝贵的。马克思来不及完成对他那个社会的分析，特别是没有达到他研究国家问题的计划目标。尽管他对许多未来的事物作出了惊人的预测，但他不可能考虑到我们社会的许多特征。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到，随后一个半世纪的非凡的技术进步，会使社会组织落后得如此之远。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没有把它当作是神圣的、用来装点苏联领导人的工具和外衣的、空洞说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把它当作探析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在发展中考察自身前提的活生生的工具。[7]
由于我们处于一个忏悔的时期，因此也请允许我承认，本书的作者不是某位“前—”或“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颇受冷落、平平常常的社会主义者——然而，我还希望，本书不仅能受到社会同仁的垂青，而且能得到无政府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的指正。因为它的目的是很简单的，虽然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也颇具雄心。它有志于帮助人们恢复那虽然现在被无情地抛弃但也曾一度十分盛行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凭借集体政治行动来重构社会，你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是的，你自己的命运。
介绍完本书的结构和目的之后，现在让我在批判开始之前简短地谈谈本书的不足。由于本书试图在不长的篇幅内讨论许多重大问题，因此无法保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尽管在我看来生态问题和妇女解放是任何未来计划都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并且希望尽可能把它们写清楚，但我并没有给它们以应有的篇幅。这部分是因为如此做并不符合本书的原意，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作者能够把这些问题写得更好，而且也确实写得好。这样的偏爱有人知道得很清楚，有人则会加以谴责，但它确实说明为什么有人看重波兰超过匈牙利，有人重视法国甚于意大利，虽然你也可以说这只是他的个人选择，不管如何，这种辩解不能用于众所周知的欧洲中心论之类的偏好。这是一个选择问题，因为本书暗含的前提就是：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对福利国家的进攻，对社会控制和政治传统的大众感情虽然削弱但并没有消失——西欧很可能成为新千年面对的第一个地区。假如光明转而从亚洲或拉丁美洲升起，我很乐意被证明犯了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些地区，反对资本全球进攻的行动早已采取了反攻的形式。
毕竟，本书试图推进的，乃是一场无法局限于狭小范围的争论。它期盼来自同样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人们的评论，也密切关注在东京、汉城、墨西哥城或圣保罗市写成的、从另一个角度作出的系统研究。因为斗争必定越来越国际化。历史远未终结，倒是加快了速度。由亚洲金融危机突然导致的低迷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像我们多看以来看到的那样，只是一次衰退。同样有迹象表明，法国并是主流意识形态在几十年的绝对统治之后开始受到质疑的惟一国度。然而，希望与危机并存。倘若我们不尽快找到平息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的措施，前进路上将会有许许多多的夺命鬼等着我们。
重要的是，本书并不是一本宣布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社会主义新千年即将来临的宣告书。复兴这种努力的愿望已受到了太多的打击。但对于行动来说，胜利的确定性并不是必不可少，可能性已足够。《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首先是一种姿态，即反对“别无选择”，拒绝时下流行的顺从式的、随波逐流的、不负责的种种说教。我们和现行体制并不是一体相依，没有人能够阻止我们跳出资本主义的视野。我们不能撒手不管，昧着良心。无能和无力并不是命运注定给我们的。
有时，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过错，亲爱的布鲁图[8]，并不在我们的星球上
而在我们自己当中……[9]
卡西乌[10]也许夸大其辞。[11]主要的过错并不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它存在于我们这个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里，存在于这种与我们发展潜力毫不和谐的社会制度中，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相反，我们的社会组织却越来越原始。我们不是这种制度的囚徒。尽管过去的失败让我们清醒，我们的环境负担让我们难以承受，但我们也能够努力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为了一个崭新的未来而奋斗。
[1]Tina，本是英语里一个常见的女子名，英国人把“Thereisnoalternative”这句话的首字母凑在一起，刚好和“Tina”这个名字一模一样。由于撒切尔夫人经常倡导说资本主义是英国发展的惟一道路，以便推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行的福利国家制度相反的施政纲领，因此英国人给了她这样一个形象贴切的绰号。——译者注
[2]这里特用于提醒那些右翼评论家，他们老爱指责任何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却对苏维埃恐怖政策的受害者的命运无动于衷。本书作者恰巧是一位“犯人”的儿子，后者把他的余生白白消耗在一个糟糕之极的劳动营中。沃库塔，你是那么遥远，啊，那冷淡如冰的北方。
[3]奥威尔主义：指为达到宣传目的而篡改并歪曲事实，——译者注
[4]格丹斯克：旧称Danzig，但泽。波兰港口城市。——译者注
[5]马斯特里赫特：荷兰东南端一城市，靠近比利时边界。建于一罗马居住地的旧址．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边防哨所。——译者注
[6]《人类发展报告》1996年的版本说，356名富翁的财富（按美元计算）超过了世界上45％的人口的收入总和。1998年的版本则认为，1997年225名最富有的人的财富总和超过1万亿美元，几乎和世界上最穷的47％的人的年收入不相上下。HumanDevolopmentRepor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98)。
[7]至于这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例子，可参看IstvanMeszaros,BeyongCapital(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5。该书中文版也在本系列译著当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译者注）。
[8]布鲁图：马库斯·朱尼厄斯，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将军，图谋暗杀恺撒。在后来与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的争权战中，在菲利皮战役中失利并自杀。——译者注
[9]Shakespeare,JuliusCaesar(ActI,Scence2)。
[10]卡西乌：卡西乌·隆吉努斯，公元前85?-前42，古罗马将领，刺杀恺撒的主谋者之一，后组织共和军反抗“后三头政治”，被安东尼击败，自杀。——译者注
[11]莎士比亚遗漏了妇女，而把命运全部交到男人手中，但他那时还是在16世纪的末期。现在，即使真的作如此想的人，也不敢把这种观念诉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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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十一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后共产主义社会党相对实力的源泉·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所处的环境·后共产主义党派的政策倾向·结论当代欧洲政治中的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特点是前共产主义党派所具有的持久的活力。在东中欧的五个国家[1]中，以前执政的共产党派都是作为左派中最有权威的党派，从1989—1990年的选举中产生出来的。这些最初的选举中有六次，它们所赢得的选票都是最多的。随后，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些党派成了最受欢迎的全国性党派。开始向资本主义转轨后过了七年，这些前共产主义党派仍然是这个地区所有国家（捷克共和国除外）左派中最重要的党派。[2]这些前执政共产主义党派迅速声明与苏联集团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一立宪原则，它实际上就是共产党及其联盟的专政[3]——脱离关系。它们全都改换了名称，变成“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留了原来的名称，而罗马尼亚共产党则重组为“救国阵线”，后来于1993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这些转变决定在一些情况下导致了分裂，有少数派试图保留原来的党派，也有少数派希望比多数派迈的步子更大，建立明确的亲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派。[4]1989年后也出现了建立与后共产党为敌的新的社会民主党派方而的努力。这些党派一开始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鼓励，特别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波兰的劳工联盟。其他带有某种程度的所谓的社会自由主义的党派，得到了中间派，特别是匈牙利的自由民主党和波兰的民主联盟中主张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者的同情。然而，除了捷克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之外，所有这些党派，包括社会民主党派和自由党派，都不如前共产主义党派那么成功。本章将设法考察改头换面后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政策动力，从这样三个主题入手：首先是前共产主义者当前仍具实力的可能原因；其次是前共产主义党派在90年代前期所处的大环境：最后是党派领导层针对这种环境寻求应对策略以加强或至少不会削弱其支撑基石的途径。在大致地考察了这个地区左派的演变情况后，我们接下来设法更细致地探究一下四大主要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派的政治：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PR），它是波兰“共产主义者”（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主要继承党派；匈牙利社会党（HSP），它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匈牙利社会工人党）的主要继承党派；保加利亚社会党（BSP)，它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继承党派；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PSDR），是经由初创时期的救国阵线转变而来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主要继承党派。表11.1东、中欧地区1989—1996年期间的投票分配情况（前三次选举中的后共产主义党派、独立的社会民主党派和自由党派）匈牙利1990年3月1994年6月HSP10.933.0HSDP3.60.1HSWP3.73.2AFD21.419.8注：HSP：匈牙利社会党；HSDP：匈牙利社会民主党；HSWP：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后更名为匈牙利工人党；AFD：自由民主联盟。保加利亚1990年6月1991年10月1994年12月BSP47.133.143.5SDP0.1——注：BSP：保加利亚社会党；SDP：社会民主党。波兰1989年6月1991年10月1993年9月SLD11.012.020.4Dem.Union—12.310.6Lab.Solid/UL—2.17.3注：SLD：民主左派联盟，由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SDPR）领导；Dem.Union：民主联盟，后来又称为自由联盟；Lab.Solid/UL：后发展成为芳工联盟的劳工团结工会。罗马尼亚1990年5月1992年9月NSF67.027.5SDP1.1注：NSF：救国阵线，后来更名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SDP：社会民主党。捷克共和国1990年6月1992年6月1996年6月CP13.514.310.3SDP4.17.726.4注：CP：共产党；SDP：社会民主党。斯洛伐克1990年6月1992年6月1996年6月CP/PDL13.814.410.4SDP1.96.1—AWS——7.3注：CP/PDL：共产党，后来和社会民主党（SDP）合并后更名为民主左翼党（PDL）；AWS：斯洛伐克工人联合会，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之后从中分裂出去的左派组织。东德1990年3月PDS16.3SPD21.8注：PDS：民主社会党；SPD：德国社会民主党。后共产主义社会党相对实力的源泉关于后共产主义社会党变得如此强大的原因，人们众说纷纭。有些人认为，这些党派，至少在Visegrad国家，在所谓的1989年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被消灭了，它们能“死而复生”，是由于人们因为向资本主义转轨付出了痛苦的代价，所以投了抗议票；另外是因为对过去有保障的共产主义时期具有怀旧情绪。这种观点暗示了后共产主义者得到的这种支持票将来会逐渐消失。有些分析家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提出，后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整个地区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基本结构只是发生了表面上的变化。这个观点暗示了，除非西方在政治上进行更为积极的干涉，否则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中，专制的后共产主义政体将得到巩固。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存在着这样一些普遍的臆断：执政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最后阶段的民众支持少得可忽略不计；1989年瓦解的实质是，“人民”或“市民社会”组成了一个性质相近的团休，起而反抗（共产主义）国家；这些社会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左翼倾向和右翼倾向的两极分化。这些臆断当然是研究苏维埃领域中主导思想模式的产物；极权主义理论，把共产主义看做是没有社会政治根基的国家强制性管理控制体制。一些国家中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自诩为人民阵线的反共产主义联盟，尽管延续时间很短，但似乎为这些成见提供了实质性依据。这样一来，1989年的瓦解被事先看做是一场民众反对中央集权的革命，于是关于这个地区的政治分析大都被归入了关于所谓的脱离专制统治的一般性分析领域。后共产主义在开始的选举中体现出来的实力被看做是转瞬即逝的，他们期望和以前政权有联系的政治力量会被淹没，在选举中消逝得无影无踪，就像70年代的南欧地区。因而，前共产主义随后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持续的实力使那些执意坚持这种典型思想模式的人倾向于认为“市民社会”的“革命”肯定是表面的：经过了遍及这整个地区大部分国家的这场“革命”，共产党的中央集权主义没有消亡。另外有些人则强调这种复活后面存在着偶然因素（所以也许就是暂时性的）：人们对于休克疗法带来的暂时险阵痛表示强烈抗议的投票，对于有保障的过去有怀旧之情的抗议性投票，或者是1989年之后的非共产主义社会民主派选民开始时拒绝接受右派。但是这个由极权主义理论方面的成见制造的难题有一种更为简单的解释：在整个80和90年代，倾向于支持共产党的社会党选民一直是相当强大的，尽管在Visegrad国家属于少数派。受忽视的社会党选民80年代期间，Visegrad国家和东德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人民中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派支待执政党。甚至在波兰实施军事管制后的1984年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表明，有25%的人民支持共产党的领导，25%反对，还有50%不是没有看法，就是不想发表意见。而且，支持共产党的25%的人民往往持有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观，尤其是平等主义以及支持财产国有化，而那些反对者往往反对平等主义，赞成自由市场。这样，波兰政治上左右两极分化，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支持者为左翼。同一次民意测验还表明，大多数人民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原则中的许多重要方面。邻近国家也得到了类似的证据。自1985年开始，匈牙利举行了竞争性选举，这些选举表明，迟至1989年，匈牙利共产党还获得了30%或者更多的选票，这些选票显示出人民对左翼政治和社会价值观的支持。东德举行的民意测验说明了类似的情况。1989年11月20—27日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获得支持率最高的党派是社会统一党，支持率为31%。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2月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人支持的不仅仅是财产社会化，而且也支持中央计划。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政治发展态势的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是，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官方工会能够在向资本主义转轨期间，作为最有影响的工会联盟保留下来。尽管右派政府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美国劳工联合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这样的西方机构协同努力，想削弱它们的影响，但还是徒劳。在匈牙利，主要的工会中心机构MSZOSZ在1988年有450万成员，1991年还有300万成员。波兰的官方工会全国工会联盟OPZZ形成之初有450万名成员，而团结工会成员是230万名。捷克斯洛伐克也是同样的情况，那里的官方联合会CSKOS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保加利亚，随着新兴工会中心机构劳工联盟Podkrepa带着一股强劲势头的出现，那里的官方工会面临着最为严峻的挑战。但是这种挑战后来也逐渐消失了。劳工联盟的成员从1990年末的35万增加到1991年底的60多万人次，但到了1993年初又下降到约22.5万人次。原来的官方工会成员也呈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底的300万下降到1991年底的250万，1992年底只剩160万，但是它还是保持了其在工会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在罗马尼亚，官方工会尽管在90年代早期分裂成了一些相互竞争的中心机构，但它仍然是最为强大的。这样看来，共产党时期的官方工会原来并不仅仅是缺乏重要社会基础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传送带；在这些组织中还有一大批工会选民，如果准备向左翼党派倾斜的话，他们就能被它们争取过去。那么，如果在政体瓦解时期还拥有25%或更多的社会党核心选民，这些党派在90年代前期能作为左派中最强大的党派，有强有力的表现恐怕就不足为奇了。其实，令人困惑的倒是这些党派在1989年后的开始几次选举中为什么没有更好的表现——为什么它们在东德和Visegrad地区得到的选票会低于80年代的民意测验中所表明的迹象。一种解释可能是共产党以前的支持者们临时被1989—1990年期间向资本主义转轨的热潮卷走，转而支持主张自由市场的右翼党派。这在1990年3月东德的选举中似乎是个重要因素。1990年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东德有超过60%的选民持有社会民主或社会党的政治社会观，然而科尔的竞选承诺却把传统社会民主的撒克逊堡垒中的大多数人拉到了右派一方，使后共产主义的民主社会党只剩下16.3%的支持率，社会民主党只有21.8%的支持率。从表面上判断，别的地方似乎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1990和1991年的民意测验表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绝大部分人赞成所谓的“市场经济”，只有罗马尼亚的情况相反。到1994年这种支持率已经大幅下降（罗马尼亚除外，那里的趋势相反）。[5]但是，大部分选民中对市场经济的这种狂热迹象，却不能说明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对采纳资本主义市场仍怀有敌意的少数派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后共产主义者。实际情况是，有很多人弃权。事实上，弃权人数非常多，那些告诉民意调查人员支持市场经济的人中肯定有很多已经决定了不参加投票。在1989年波兰的选举中，投票给团结工会的选民不到50%：第一次竞选的投票参加人数很少，很多人弃权。1991年波兰举行首次全面的议会选举时，投票总数只有43%。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投票总数（52%）和支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票数都大幅度上升，详细的分析已经表明了，这其中的相关性对于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是极其重要的。[6]匈牙利中间派和右派在参加投票人数少的情况下同样没有能够得到50%以上选民的支持，而相当明确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党派——自由民主联盟，只赢得了投票人员中21%的选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公民论坛组织在1990年的竞选中并没有把自由市场作为它们的竞选纲领。一种可能性更大的解释是，后共产主义党派在1989—1990年期间的支持率下降是因为它们过去的大批支持者决定根本就不参加投票。这种解释也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进一步证实，那就是获得选票比例最低的后共产主义党派是波兰和匈牙利的党派——而这两个国家选民的参加比例是最低的。在匈牙利，只有58%的选民投了票，波兰的这个数字大致相同——顺便提一下，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有反对“极权主义”争取自由的民众革命。波兰和匈牙利的高弃权率却暗示了另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在执政的共产党领导层自主决定（1989年2月）转向多元化民主政治体制，并且几年来它们一直在那里发动“市场改革”运动的仅有的这两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那里的共产主义者是这个地区表现得最糟糕的共产主义党派吗？如果这些选举的重大议题是争取自由（和自由市场），反对极权主义，那么为什么这两个党派的表现比抵制民主变化和市场的那两个政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党派还要槽糕呢？[7]这表明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波兰和匈才利党派的糟糕表现与自由和极权主义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与另一个使这两个党派有别于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党派的特点有关：它们党派的领导层数年来一直积极推进的一些促进市场化和扩大社会差别的政策，往往和党派的社会平等主义思想相矛盾，从而对党派的统治地位所依靠的那部分人产生了越来越消极的影响；这些政策并没有为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党派所推行，但它们那里的经济在中央计划的体制下表现得更为成功。[8]匈牙利的小型党派在选举中的结果表明的迹象往往能证实这样一个观点，即匈牙利社会党获得低选票的部分原因在于它支持市场化的倾向。匈牙利社会党获得了10.9%的选票，另外8.8%的选票都投给了小型党派，主要是投给了那些在市场化议题上进一步向左冀靠拢的党派：匈牙利社会工人党获得了3.7%的选票；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农艺技师团体仅仅凭反对解散农业合作社这个议题上的立场，就获得了3.2%的选票；最后还有一些匈牙利社会工人党时期地方上的政治领袖，他们脱离了匈牙利社会党，独自形成了一个地方领导网络，获得了1.9%的选票。所有这些问题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这里所提供的不过是根据一些经验暗示作出的一组假设。但是它当然可以说明，随着90年代一年年地过去，这些党派总体上有时来运转的趋势：对它们的支持水平恢复到80年代的趋势。尽管反共产主义党派和新闻媒体竭尽全力想使它们失去合法性，它们还是取得了这样的成功。它同时也显示出另外一个结论：有相当的少数选民可能持有比后共产主义党派领导层更左的社会价值观，而且甚至叮能现在还是如此。表11.2共产主义党派的改变原来的名称改变时间新名称波兰统一工人党1990年2月波兰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9月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共产党1990年4月保加利亚社会党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1990年2月破裂阿尔巴尼亚工人党1991年6月阿尔巴尼亚社会党罗马尼亚共产党1990年1月救国阵线救国阵线1993年7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联盟（东德）1990年2月民主左翼党斯洛伐克共产党1990年民主左翼党黑山1991年社会主义民主党同时，在广义上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这个地区，后共产主义党派都在最初的选举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强大的党派。[9]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以及后来的阿尔巴尼亚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它们一开始就取得的成功并不是转瞬即逝的，即使它们后来在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成为了反对党，这些党还是继续得到有力的支持。非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派的命运有些人暗示，后共产党在Visegrad地区拥有实力的首要原因在于独立的社会民主党派方面所犯的错误。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非共产党的社会党党员建立了新的社会民主党派，并一开始就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支持。在波兰，经过了一些错误的开端之后，从劳工团结工会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类似团体，称为劳工联盟。在捷克斯洛伐克，又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它接着分裂成捷克社会民主党和斯洛伐克杜会民主党。在匈牙利，形成了一个类似的党派——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还出现了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也组建了相仿的小型党派。所有这些党派都迅速赢得了社会党国际政治上的支持。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一样，在确保这些团体得到金融支持方面特别积极。因此，这些党派几乎所有的基金都由西方提供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10]然而，除了捷克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例外——当然还有统一后的德国——这些党派都没有能够和后共产主义者进行成功的竞争，争取到左翼的领导权。它们得到的选票在0.1%和7.5%之间。许多党派都输得很惨，原因并不明显:有关民众革命反对共产主义的标准解释会促使我们期望得到与此相反的结果。有人提出，社会民主党派失败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名称因为有着与共产主义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而受到了影响。这一点也许能说明它们为什么得不到右翼选民的选票，但这不能说明它们在左翼部分选民中的失利。另外一些人则提出了一种历史文化方面的解释：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只是在两次战争期间的捷克斯洛伐克起过重要作用，因此，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就部分巴尔干地区来说，这是实情，但是它却忽视了左翼方面的这种传统在两次战争期间的波兰和匈牙利所具有的支配地位；同时它也排斥了当前的政治行动能在当前的地区政治中起重要作用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种更为直截了当的解释是，这些党派的失败是由于它们没有认真地去投合我们上文所提到的那部分社会党选民。许多这样的党派仅仅是强调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派在90年代早期一直主张的要在这个地区内部实行的自由市场纲领。西方的社会党领导层，可以说，在对于东方的外交政策上，常常把国家的利益置于党派之上，主张支持东中欧地区实现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并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他们主张实行的一些政策，首先需要废除平等主义和福利方面的一些安排以建立资本主义，以便日后再建设福利资本主义，这种主张显得不够真诚。这些政策彻底摧毁了巴尔干地区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派。[11]另一方面，在波兰，劳工团结工会作为一个反对团结工会主流——新自由主义巴尔采洛维齐计划（休克疗法）——的左翼反对派的姿态出现，后来演变成劳工联盟。它提出了工人阶级所真正关切的问题，反对自团结工会中产生的政府。同时它脱离了与团结工会及民主联盟在天主教方面的关系，1993年它积极地捍卫堕胎的权力，而民主联盟的新自由派却设法在这个问题上迎合教会统治集团。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劳工联盟在1993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左翼方面的真正支持，获得7.3%的选票。与此同时，这种左派倾向和反共产主义相结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在经济上支持劳工联盟，希望能利用这个组织分裂波兰前共产主义组织。它们把一位重要的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拉门托维奇拉拢到这个党派一方，并想方设法造成后共产主义者内部斯齐莫泽维奇和米莱尔之间的分裂，为此还把后者描述为一名顽固守旧的共产党人。但是这些策略均告失败，反而劳工联盟自身却在1995年的总统大选中出现了分裂，劳工联盟的其他领导在为民主联盟的候选人贾塞克·库隆奔走游说的时候，拉门托维奇却支持后共产党领袖克瓦希涅夫斯基参选，因而被驱逐出党。结果，劳工联盟自己的候选人获得的支持却是微乎其微。但是在这个地区有两个国家，非共产党的社会民主派确实成功地把后共产主义者抛在了后面，那就是捷克和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的这种动态是由南斯拉夫的分裂决定的。尽管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在1990年4月斯洛文尼亚的选举中是最大的党派，但是在斯洛文尼亚脱离南斯拉夫的运动中，它的支持率缩减了：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要求，斯洛文尼亚社会民主党在左翼党派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上述所概述的那种模式中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例外是捷克，它趋向于证实上述所提出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地区其他地方之所以失败的那种解释。在捷克，社会民主党开始时在1990年6月只获得了4.1%的选票（共产党获得选票为13.5%）。在1992年6月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上升到了7.7%（而共产党的选票也上升到14.3%）。但是在1996年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决定性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成为左翼中占支配地位的党派，获得了选票的26.44%，而捷克共产党获得的选票仅为10.33%。这一转变有三个关键性因素：共产党不设法占据中间偏左的思想阵地，却摇身变成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向选民提出左倾方面呼吁的决策；社会民主党建立重要工会基础方面的能力。从西方获得的经济上的支持当然有帮助：这个党派上上下下所有的资金都是由西方提供的。但是如果没有另外几个因素，那么有这笔钱也无济于事。捷克共产党支持率的下降不仅仅是由于它们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传统：其实，1990年后，它们的支持率实际上是上升了，在地方上的选举中，它们几乎赢得了18%的选票——这是90年代早期欧洲大陆所有共产党党派中所获得的最高选票。但是1993年，共产党因为内部的冲突而四分五裂，冲突使它只顾忙于自己党派的内务，最后，一个新斯大休集团被驱逐出党，几个右派团体倒戈；同时，党内的多数派势力没有能够形成党派战略协调一致的特性。与此同时，捷克社会民主派却能够把自己表现为是把新自由主义纳入左翼的一个重要组织。首先，它们招募来经济学家科马雷克，他是“丝绒革命”前克劳斯的老板，由于持有反对共产党提倡经济改革的思想而在1990年变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后来又详尽地用翔实的材料批评了克劳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可选经济策略。在这个地区这是独一无二的：最知名的非共产党经济专家，具有无可挑剔的政治资历，提供了一种可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权威性方案。社会民主派的第二项重要成就，是能够通过它在前官方工会联盟（CSKOS）领导层中强有力的代表，扩大它在其中的影响。这些关系无疑因为德国的工会联盟给予CSKOS的援助而得到了加强。当泽曼接过党派的领导权，并使政策向左翼进一步倾斜时，这种种优势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导致捷克这种情形的另一个因素，并能强化所有其他因素的，无疑是这个国家的地理政治环境和地理经济环境。插在维也纳和柏林之间，捷克共和国接收到了来自德国政府的非常强烈的信号，暗示它将是第一个完全融入西欧体系的围家。这个国家的劳动力技术含量高，历来就具有先进的工程传统，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使它的人民滋生了将来能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这一切情况综合起来，使左翼政治获得了最重要的地位，左翼政治在实际中注重像社会民主党派提出来的一些工人阶级所面临的明确而量化的问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捷克社会民主党在1996年选举中选票的大幅增加，主要地并不是从捷克共产党那里夺过来的，而是由于原来被拉到中间派一方或那些在1990年和1992年的选举中弃权的那一大部分捷克社会党选民，现在又从中间派那边被争取过来了。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所处的环境我们将讨论的四个党派所面临的最为基本的环境问题，是90年代初期使它们国家经济受到冲击的严重经济衰退，与之相关的是经互会地区贸易和支付体系的瓦解、苏联的解体，这个地区的债务和金融危机以及反映西方政府在这个地区目标的国际金融机构对经济进一步衰退的要求。保加利亚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也最为旷日持久、因为它和苏联在经济上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不得不拖欠它那笔沉重的债务支付，这个国家至今仍处于深刻的萧条之中。匈牙利的经济在极为缓慢地从衰退中队复过来，但它的债务问题很严重。波兰和罗马尼亚的经济自1993年以来一直有所增长。在这种大环境之中，这个地区的国家面临着的财力危机多少是严重的，体现为长期而尖锐的财政问题、债务支付困难，并鲜有机会通过从国内外的私有资金市场上借款来处理这些问题。罗马尼亚在80年代就清偿了债务，但是却面临着硬通货严重短缺和预算困难等问题。波兰独一无二地得到了一揽子债务减免的政策，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它使政府中的左翼党派具有了施展策略的一定空间。但是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的金融危机几乎是不间断的。[12]这里的许多问题本来是可以容易解决的，如果欧盟向这个地区的出口尤其是这个地区较为先进的工业部门的出口敞开市场。但是在欧盟各国国内市场处于长期停滞和饱和状态而且失业水平高的背景之下，欧盟各国的政府在经济上是没有兴趣采取这一步骤的。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和国家的财政危机使西方列强获得了一种能支配这个地区政府的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它们可以使这些政府得不到资金支援，它们只要继续保持冷战时期欧共体针对苏联集团实行的禁运政策，就能使这些政府得不到替代经互会的贸易网络。这种影响力是为西方推进的一场野心勃勃的运动服务的，就是要在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社会规划，确立一种新的社会政体：取消这些国家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具有有力保护的政体，代之以社会保护方面还不如英国这样的国家政体，并且使这些国家以“全球化的”机制面向外部世界，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向产品和资金包括短期流动资金开放门户的极端形式。这些政体目标被贴上了“市场经济”的标签，但是实际上却是为确保这些经济体制在所计划的新的欧洲国际劳动分工中处于从属地位，其指导原则源于美国80年代以来所实施的重组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策略，以便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它们本国的资金。苏联危机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的瓦解使全球范围中的左翼都无所适从，变得杂乱无章，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这场运动。在这种种情况下，美国在重要西欧国家的支持下（尽管法国政府也曾半心半意地试图进行部分抵制），觉得有能力在东中欧国家处于危机之时，把这项计划强加于它们头上。这场运动一开始就明显地加剧了这场经济危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西方的影响力。这项议事日程向这个地区的国家提供了慷慨的奖赏，它们可以获得资金或者有可能和西方资本家建立伙伴关系；但是，它往往会使这个地区的多数人成为输家，使相当一部分的少数人贫困化。这后面两类人当然就是社会党派理所当然的选民。因此，从美国策略的观点来看，后共产主义党派必定是一种潜在的障碍，需要积极、努力地削弱它们。但是这些特别为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所提倡的全球政体目标，由于重要西欧国家地理政治上的利益而可能有所改变。从一开始向资本主义转轨，Visegrad国家可能就希望在地理政治上获得超过它们东南面邻近国家的优势：它们处干德国东部边缘地带这一位置，意味着德国政府会有意把它们牢牢地吸引在自己的麾下（主要通过欧盟机制）。这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对于德国来说，这些国家获得一点儿稳定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可能会比总的政体目标更为重要。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样希望通过脱离南斯拉夫，从德国的外交政策中有所获益，但是对于克罗地亚来说，这些利益的获得因为战争而推迟了。波兰也希望利用它在地理政治上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就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而言，西方联盟对它们一开始就没有多少地理政治上的兴趣。1990年期间，后者对它们采取了特别强硬的方针。但是南斯拉夫战争事态的发展（以及希腊—土耳其重新出现对抗）使保加利亚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突出，西方列强在所谓的象征性政治领域缓和了对它的态度。另一方面，尽管有过法国的努力，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国际政治中被冷落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国内政治议程更多讨论的是关于“国家的重建”，而不是所谓的“正常的政治”。议题包括：新的国家和经济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原则；国家和经济都有什么样的机制结构；什么样的宪法、政治体制等等。但是，最首要的还是什么样的阶级结构，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什么样的人组成。在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所有党派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身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主要途径是从西方那里得到权威性认可。在这里，对于中间偏左的党派来说，最为重要的支持来自社会党国际，但是在转折时期的头五年，只有匈牙利社会党从那一方面得到了最低程度的认可，于1992年被授予了观察员身份。另一方面，意大利共产党于1989年转变为民主左翼党，并寻求完全融入社会党国际，它的发展对于前共产主义党派的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间接的有力鼓舞。因此，这些环境状况对于相关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府来说都是极端艰难的，对于左翼政府更是几近于灾难性的。如果是处在一个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它们的行为无疑也会迥然不同的；而且在对它们的行为——特别是执政党的行为——进行分析时很难区别哪些是出于这些党派内部的自发性政策推动，哪些是来自外部环境的约束，或者甚至是外来的明确的绝对命令。但是下面我们将尝试着作一分析。后共产主义党派的政策倾向我们将设法对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后共产主义党派政治活动的有些方面作一考察。这里有三个党派自1990年初以来在名称和组织结构方面都有着连续性：波兰共和国的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但是罗马尼亚的组织演变模式是极其不同的。罗马尼亚的政治转变是由潜在的本质上相对立的两股力量联合完成的：民众造反反对齐奥塞斯库独裁和齐奥塞斯库可怕的禁卫军发动的宫廷政变。政治领导权为伊利埃斯库所领导的共产党中的亲苏联派所攫取。这一集团接着取缔共产党，并同时把共产党的力量转移到一个新的救国阵线中，从而成功地稳固了新政权。1992年，救国阵线分裂为两个单独的运动团体，一个由伊利埃斯库领导，另一个由前总理皮特·罗门领导[13]。伊利埃斯库领导的团体后来在1993年形成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并声称支持社会党国际。同时，由维尔德茨领导的另外一个团体成立了社会劳工党，宣布忠于罗马尼亚共产主义传统。直到1996年秋，伊利埃斯库领导的团体都一直是所有选举中最有影响力的党派。如今，所有这四个国家的后共产主义者都声称忠于社会党国际，宜布维护欧洲委员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原则，并捍卫“市场经济”观念和多元化自由民主原则；同时都宣布它们的目标是最终成为欧盟的成员国。然而，这些宣言性承诺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并且还掩盖了这些党派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异。体制变革方面的差异从体制角度来看，在独党政体的政治瓦解之后，这个地区的国家可以说是把社会所有制形式与政治民主相结合这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民主形式。这些党派的纲领性目标因而就具有了特殊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党派面临的问题就是，它们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废除现存的机制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在体制方面要在多大程度上脱离社会所有制和经济活动中的政治方向。就这个基本的纲领性议题作出决定大都要基于对下列两种情况的判断：它们国家所处的新的国际环境；在这样一个新时代，在它们自己这样一个社会中，它们所能拥有的选择余地。波兰和匈牙利的领导层断定他们的国家即将融入西欧范围，而他们的党派必须接受在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化国家内部属于左翼的命运。就波兰来说，爽直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袖拉科夫斯基在1989年秋的一系列演讲中清楚而详细地阐述了这种背景对党派未来角色的影响：新的党派应该成为波兰政治中最有影响力的中间偏左派力量，与中间偏右党派相抗衡；与此同时，它应该接受一种依靠市场作用力的新经济体制。在匈牙利，从1989年以来，向多元化民主和资本主义两者的转化都为领导高层内部所普遍接受。对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领导层来说，1989—1991年期间的国际事态远不是那么容易解读的。戈尔巴乔夫在苏联重建社会主义的努力仍然有可能取得成功：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西方会有什么强烈的推动力，把它们的国家融入西欧资本主义体系。因此在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一开始把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会成功这方面，不顾西方的强烈反对，准备和苏联缔结一项安全公约，并且把救国阵线的目标确定为市场社会主义：继续走非资本主义经济的道路，拒绝接受西方的政体方案。但是，随着1991年底苏联的瓦解，罗马尼亚在一个以苏联为中心的地理政治和经济空间内发展的这一前景也破灭了。以前的总理罗门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于1992年从救国阵线（现称为民主救国阵线）中分裂出去，并建立了新的救国阵线组织，准备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变，并和一个自称为民主党的团休合并。第二年，伊利埃斯库随着他领导的救国阵线转变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他自己也转变了立场，开始以引进资本主义为导向，但是他的资本主义是强烈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不是“全球化”类型的资本主义。这在罗马尼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中成为一个有力的主题。对国际环境作出评估对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来说是最为艰难的。其国际经济关系主要是和苏联的关系，但是，和罗马尼亚政府不同的是，它正处于两种潜在的迅速扩大的危机的交汇点，而美国政府正是这些危机的焦点，并且插手其中，这两种危机是南斯拉大危机以及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对抗，所以这个国家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的未来定位非常含糊。同时，保加利亚与西方债权人之间还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债务危机。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在对待体制日标的态度上，设法保持某些模棱两可的成分，在一般的公开声明中赞成私有化和“市场改革”，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并不热心。一般说来，党派领导的努力似乎是致力于保存强有力的国营部门和农业合作社形式，抵制西方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强调对资产保持国家控制的重要性。党派组织上的转变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保加利亚社会党都是在前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形成的，并且就新党派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新特点进行了公开的辩论；同时还确定了新的组织安排，并随后定期举行党的代表大会，在党内出现了真正的辩论和明显的分歧。但是罗马尼亚的模式却截然不同。罗马尼亚救国阵线的形成显示出，由下层的造反和上层的官廷政变相结合产生的新政治制度具有深刻的矛盾性。伊利埃斯库领导集团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提出一种能够以某些方式为这两股本质上互相对抗的力量都能接受的一种政治特性，从而形成了含糊不清的救国阵线。后来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形成同样不是救国阵线党内政治分化这个有机过程的结果，而是伊利埃斯库政府的一次主动出击。奠定这个新党派的代表大会并没有采纳明确规定的政治原则，新的名称是由上面在代表大会之后确定的。因此，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着这样的特色：一个由总统伊利埃斯库本人的支持者组成的、特征并不明确的团体。尽管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公开讨论中清晰地反映出来。这样，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类似于所谓的领袖党，它往往用明确规定的一些纲领性因素代替领袖的意志。放弃“党的领导地位”这一原则必定同时会造成社会性分离，前共产党从旧政体广泛的管理层中分离出来——既有政府官员也有经济管理人员。1989—1990年间波兰和匈牙利的这一组织分化的过程规模大，进展迅速，并由于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成为反对党而得到了加强。党组织变成了西方式的、致力于选举政治活动的党派。另外两个国家的分化过程却有所不同，在那里，经过初次选举后，前共产党仍然处于执政地位。结果，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和保加利亚社会党继续行使着政府任命的巨大权力，仍然是要在管理层中谋求利益的焦点。这一点是后来保加利亚社会党演变的特点，其中的一些成员同时和一些强大的商业团体（国有和私有）有着联系。但是保加利亚社会党在组织上转变成一个政治交流和讨论的自治组织，多少是循着Visegrad国家党派的方针路线发展的，而在1991年它成为反对党之后更是如此。在这一领域，罗马尼亚的情况是非常独特的。在某些方面，齐奥塞斯库政权——这个党和政府的复合体的垮台，使上台的政府掌权人物根本没有任何真正的党派结构，而后共产党派形成的过程也是极其缓慢的，并且由居于国家总统地位的伊利埃斯库指挥。救国阵线的第一位思想理论家布拉坎提出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官方思想体系反映了这种社会政治现实。在第一阶段，这一执政集团设法对救国阵线作尽可能少的政治限定，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政治机动性，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同样是由上面的国家总统明确规定的，因此并没有完全划分政府和党派行动的界限，使罗马尼亚90年代初期的情形有点和苏联解体后在独联体的部分地区起作用的那种“权力党派”相似。甚至在建立“社会民主”党之后，它也很少有它自身的党内活动。这样，这个党似乎更像是附属于国家领导层的掌权人物中心，而不像是一个多少自治的集体政治行动者。但是，随着党派竞争机制的发展，罗马尼亚社会民全党不得不更为清晰地规定它的政治权限和组织结构。国内政治分歧和党派的政策90年代期间，各个不同的后共产党党派通过相互交叉重叠的国内政治分化和分歧对自身进行界定。在四个国家中的三个，这些分化对党派体系的影响使左派和右派的方针产生了分歧，但是在罗马尼亚，这种影响的幅度因为民族主义的影响而变得模糊了。●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这四个国家最大的分歧在于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就选举来说，所有这四个国家的反共产主义在转折的第一阶段的呼吁大都已不起作用，因为它已为其他分歧所覆盖。但是，这种分歧仍然是这四个国家更深层结构上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分歧，因为它还是把每个国家社会政治中的杰出人物分成了两部分，而且还因为这些国家的未来尚不确定。在所有相关国家中，这些党派可以通过查询它们领导成员的出身进行识别：来自前共产党核心集团的和并非来自于此的。同样，所有的国家在过去五年中的基本特点是新资本家阶级的形成和合法化，这个过程多半属于政治决策的问题，和私有化（而不仅仅是私有资金在独立的经济领域内的“自然”积累）有关系。因而，存在着党派分歧还反映了掌权人物阶层的社会分歧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这确实是一种重大的分歧，那么要使掌权人物在所谓的国家策略上超越党派的分歧达成一致意见就更为艰难。与此相关的是在关于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一致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所有这些国家仍然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右翼反共产主义党派中间，国家社会主义时期被说成是一个受奴役时期，而两次战争中间波兰的毕苏斯基政权、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以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君主政体和独裁统治却被说成是国家具有可靠性的时期。另一方面，后共产主义党派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具有积极的进步发展特征，尤其是它结束了两次战争中间的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残留思想。搭建跨越这一鸿沟的桥梁本可以由具有强烈未来意识的政治自由主义中间派组织完成，它们没有与两次战争中间的政权相关或与国家社会主义期间相关的传统。在匈牙利出现过这种可能性，自由民主联盟乐意跨越反共产主义这一分歧，和匈牙利社会党结成联盟。另一方面，在波兰，政治自由派迄今一直和反共产主义的右翼结盟，后者承袭着天主教和民族主义，它们摒弃1944年以来全部波兰历史的传统。保加利亚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另一方面，在罗马尼亚，前共产主义阵营和反共产主义阵营都包含着两种思想意识倾向。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结盟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一直提倡一些使人联想起法西斯铁卫团和安东内斯库独裁统治的主题和标记，而反共产主义阵营具有着强烈的君主主义因素。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主题在两大阵营都有提倡。但是一般而言，这种分歧的前景将受到其内部的政治变化的影响，也同样会受到这些国家的国际和经济前景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和社会保护第二大分歧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和这一纲领的反对者之间。这种分歧首先出现在匈牙利，并超越了第一个分歧，使右翼匈牙利民主论坛和匈牙利社会党处于与自由民主派和青年民主派的对立面。在波兰，由于巴尔采洛维齐计划的影响，出现了这一分歧，随着分歧的进一步演变，它造成了反共产主义政治联盟的分裂，并且还使社会民主党（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得以能够在一个扩大的利益集团和党派联盟中占据了领导地位。同样的基本模式还出现在匈牙利，在那里，由于匈牙利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加强了匈牙利社会党的力量，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沦为少数派。在保加利亚，新自由主义分歧仍然只是表面性的，因为民主力量联盟没有一贯地维护这种政治姿态。在罗马尼亚，新自由主义鼓吹者的力量还很薄弱。但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是明确后共产主义社会党所一直在设法推广的、替代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方案。这一分析性问题大半是来源于这些掌权的党派在实践中所受到的极度约束，因此也是来源于如何划分外来约束和这些党派内部自发的政治意愿之间的分界线。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匈牙利社会党以及保加利亚社会党在野时都和重要的工会联盟结成了强有力的同盟。在波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全国工会联盟形成了民主左翼联盟，结果，1993年约有70名波兰全国工会联盟候选人被选进了议会。匈牙利社会党把工会联盟的领袖纳吉·山多尔放在全国党派领导的第二号位置，仅次于领袖霍恩。保加利亚也确立了同样的联合。在罗马尼亚，1990年冒出了许多小型的工会联盟（据有些联盟说，它们是受到了政府的有意鼓励），但是1993年春形成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之后不久，从齐奥塞斯库时期发展而来的主要团体与其他的大型团体合并，形成了一个新的占优势的工会联盟。罗马尼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欢迎这一事态的发展，因为它给正在商谈的产业关系注入了一定的秩序。因此，我们可以说后共产主义党派的一种大体倾向是设法把工会联盟纳入自己的组织，作为它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伙伴，对政府决策具有影响力。与此同时，在执政的党派和工会之间也存在着争端，尤其是在工资政策和福利问题上，而党派无论如何都决不会愿意允许给予工会领导层在与劳工有利害关系的问题上以重要影响力。在波兰和匈牙利，社会党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在自己政府的组建过程中使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消除疑虑。匈牙利社会党就是这样做了，尽管它在匈牙利议会中占据多数，但它还是和自由民主派结盟。同时，它把财政部专门留给了自己的党派掌管。在波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任命了一位无党派学者科洛德克做财政部长，他曾批评过巴尔采洛维齐计划，但他是主张维持较低水平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的正统的捍卫者。财政部长和政府的其他部门之间在就经济和社会政策的重要方面总是存在着紧张的关系，其中财政部长一般会反映来自国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压力。最为典型的是，尽管总统（波兰）和总理（匈牙利）已经表明了他们对财政部通常做法的不满，财政部长还是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获胜。在波兰，财政部长科洛德克和劳工部长莱舍克·米莱尔之间在这个国家的关系重大的问题——养老金问题上展开了一场长时期的较量。米莱尔力争养老金的增加要和平均工资挂钩，而科洛德克要求与生活费用挂钩。最后米莱尔被免去了劳工部长的职务，科洛德克获得了胜利。与此同时，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批评他自己的政府在对待公共开支问题上的态度过于拘谨，而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则改组了各部门，创立了一个综合性的经济部，财政只是它的一个部分。这样，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把捍卫福利国家的思想与全体利益结合起来，非常正统地强调在财政方面要紧缩银根。它之所以能把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是因为波兰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波兰早先在新自由主义政府时期获得了债务减免。科洛德克没有迅速地提高福利开支，而是制定了一项包含重要经济指标的指示性目标以及以后几年的开支目标的中期经济计划，为波兰的选民们提供了一幅未来繁荣的远景。同时他结束了为鼓励私有部门而明显歧视国营企业的政策，并设法通过向国营企业提供更为有利的立法机构使它们得到进一步加强。同时，他还承诺要改善与西方以及更东面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匈牙利没有获得债务减免，因而从90年代早期的经济严重衰退中获得复苏的整个过程极其缓慢，匈牙利社会党政府一直处于国家财政严重紧张的重重围困之中。而国际金融机构以及与匈牙利有关联的金融市场上的主要角色有效地利用了这些问题，它们积极地削弱匈牙利社会党作为一个社会自由福利国家捍卫者的可信度。但是，应该说，金融机构在匈牙利社会党的部分领导层有同盟者。1995年初，匈牙利总理霍恩接受了新自由派财政部长贝凯西的辞呈，而不同意他要把国营旅馆联号廉价出售给西方买主的要求，于是一场危机爆发了。国际金融机构对于贝凯西辞职一事的反应是提出了两项引人注目的要求：第一，要求匈牙利的公用事业公司私有化，主要交给西方来掌管；第二，要求把付费因素引入卫生保健和教育部门，并要求削减养老金和残疾抚恤金。公用事业大量私有化这种墨西哥式的发展形式，在这个地区也是仅此一例，它成为向西力投资者提供丰厚利润的不枯的源泉；而福利削减的一整套计划是为了粗暴地摒弃匈牙利社会党所捍卫的价值观。总理霍恩直接向德国总理科尔和奥地利总理弗拉尼特斯基呼吁，要求他们能介入阻止这一揽子计划，但遭到了断然拒绝。随即出现了一系列要求离开政府部门的辞呈，以及由最高法院作出的关于这一揽子计划很多方面违反了宪法的一系列裁决。等教育和卫生部门职员的大规模抗议和罢工持续到1995年的11月，自由民主派的教育部长也觉得由于教育政策的变化，自己有义务辞职。这一揽子计划的政治特点相当明显：要么匈牙利社会党果断地转向右翼，从而失去其可信性；要么由于西方（尤其是美国）资金撤离布达佩斯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撤消支持，匈牙利社会党政府被一场金融危机所吞噬。西方金融界和美国决策层的期望是，不管如何抉择，匈牙利社会党的整个机构都会遭到削弱，除非它扶持一位新自由派领袖取代霍恩。但是党员们继续支持这个领导层，并坚决反对强加于他们的这些政策。同时，政府大幅增加工资，并提高最低工资额，设法重沟通与工会的相互理解关系。出于不同的原因，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一开始没有遭受匈牙利社会党所面临的那种压力的影响。罗马尼亚没有债务负担，再加上政府对国内金融体系的严格控制，使得国际金融机构和西方金融跨国公司在那里缺乏市场影响力，而罗马尼亚国内强大而一致的民族主义思想意味着与国内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联系也是非常脆弱的。因而，由于罗马龙亚政府寻求进入西方金融市场的努力，而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的计划主要集中在纯粹的财经缩减方面，而不是在社会工程方面。[14]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的私有化方案是为了把大批企业的所有权转移到罗马尼亚人手中，而不是为国外的买主提供大量机会。党派致力于保护一个福利国家，并在工资和一些社会问题上建立与工会的政策对话关系。在保加利亚，随着90年代国家经济危机的持续加深，危机处理成了国内决策的头等大事。由于在国内持续萧条的状况下还要偿还沉重的债务，经济压力非常大。在略高于10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西方的债权人1996年期望拿到12.7亿美元，1997年拿到17亿美元。国际金融机构把这些巨额的还款重负看做是说服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把国家最有价值的那部分企业出售给西方买主，从而可以短时期地引入硬通货以支付西方银行（却从此要承担对西方股东们长期支付股息的义务）的一种途径。因此，到了1996年，当情况清楚地表明保加利亚将再一次没有能力继续支付债务利息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拒绝提供援助，直到最后政府同意把资产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并关闭无利可图的国营企业，致使至少有4万名工人被解雇。保加利亚政府自己的计划——通过国内的凭单销售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对于国际金融机构来说是不够的。也许与西方决策者有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直至1996年，保加利亚的私有部门主要还是由一些联合大企业控制的，企业大都由以前共产党政权中的官员建立，和两大主要政党都有联系，并且许多还同时与俄罗斯的一些强大的商业集团有密切的关系。与这种力量模式发展相并行的是保加利亚和俄罗斯之间又重新确立起来的日益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体现在重要的能源部门，而且还体现在军用物资供应领域。1996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保加利亚社会党之间的僵局造成了国际货币市场于货币价值猛跌，转而又造成了国内通货膨胀的迅速上升，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这时被迫于1996年夏顺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但是恰恰就在这个时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变得更为蛮横，它停止了金融上的支持，要求保加利亚强行建立货币委员会。国家的金融危机迅速升温，使社会陷入了可怕的困境，引起了民众的抗议，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随之垮台。这些事件最有可能的解释在于美国的区域策略：代顿协议意味着保加利亚的政治稳定性变得无足轻重；同时俄罗斯政府作为对北约扩张的一种反应，要求与保加利亚签订安全公约。这些事态的发展使华盛顿无法接受保加利亚社会党政府。●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都仍然强烈地支持一种反民族主义、欧洲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在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反欧洲主义主要出现在右派中，它造成了团结工会政治阵营的分裂。但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同盟——波兰农民党对欧盟对外农业政策的敌意，使之转向采取一种倾向于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与民主联盟不同，在它看来，欧洲主义与支持新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方面的灵丹妙药没有关联，而是相反，它意味着维护民主权利、现世权利和公民权利，反对排外主义和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的独裁主义。但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还涉及到它对于融入西方机构的优先考虑。在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于1993年的选举中取得成功之后，右派的政客们声称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完全致力于成为欧盟和北约的成员国。瓦文萨的外交部长奥莱霍夫斯基声称，他于1995年1月辞职的原因正与此相关，但是这样一些指责在波兰国内外都没有什么反响。[15]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总统后，首次使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在外交政策上拥有了全部控制权，但在这些核心问题上并没有引起明显的变化，优先考虑加入西方组织这一点支配着其他一切事务。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差别。尽管克瓦希涅夫斯基成为总统以后，在促进波兰加入北约方面和瓦文萨一样积极，但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农民党的领导层一开始就接受了北约扩张的可能性，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热中于此。两个党派都希望更着重于发展全欧洲的共同安全体系。在接受北约扩张的同时，它们努力强调，它们在谈论的是一个经过改革的新的北约。它们和整个大陆上具有着不同政治信仰的许多其他党派一样，怀疑北约扩张所意欲达到的把俄罗斯有效排斥在欧洲安全政治之外的这种做法是否明智。同时，如果北约扩张看来是北约的重要强国已经确定下来的决心，波兰左翼将不会对此表示反对。在与欧盟的关系方面，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继续强调前外交部长思库比泽维斯基阐明的观点，希望波兰成为牢固制度化的政治组织——欧盟中的一员，拒绝接受源于英国的松散的自由市场观念。[16]大体上来说，波兰决策者中间对于欧盟在过去的八年中对待波兰的行为普遍持怀疑悲观态度，波兰左派领袖也有着同样的看法，但是这种怀疑态度丝毫没有削弱它们要把成为欧盟完全成员这一目标作为这个国家首要目标的决心。在这四个国家中，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分歧由于与国内党派有关，同时也因为它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匈牙利主要政策的意义最为重大。在一般的意识形态问题上，匈牙利社会党的态度和波兰社会民主党大致相同，而这种欧洲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分歧，由于与匈牙利外交政策的一些重要方面的联系，在大选前的竞选时期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关于匈牙利边界线的确认，以及对于生活在邻近国家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上各党派的看法。直至1994年，执政联盟对这些问题都一直采取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态度，它包含着一种民族统一主义意味，而匈牙利社会党和欧洲主义阵营却谴责这种态度。以前由自由民主派和青年民主派组成的新自由主义阵营，随着民族主义主题在后者中间变得更为突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也日益分化。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派和匈牙利社会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的协议，是这些党派后来能够在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截然有别于波兰。波兰的民主联盟由于反对共产主义，信奉新自由主义，它最后不得不对排他主义的右派作出让步。这种分歧在匈牙利外交政策方面的体现远比波兰要明显。在外交政策的辫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三大议题：融入西方机钩，与邻国之间的关系，维护生活在邻国的匈牙利少数民族的利益。在这每一个议题上，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不同，同时它们对于处理这些问题的先后次序也有分歧。匈牙利民主论坛及其结盟伙伴——小自耕农组织和基督教民主派，执政时往往把捍卫海外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利益的任务表述为一项历史使命，改善与居住着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邻近国家——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的关系是以这些国家能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作为前提条件的。而匈牙利加入北约和欧盟有时似乎是进一步完成有关少数民族这项使命的一种手段。匈牙利社会党努力彻底改变这一先后次序：其使命是加入欧盟，解决与匈牙利邻国的争端是融入西方道路上的第一项必要任务，并认为对于生活在这些邻国的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正得到进一步加强，而不会由于和邻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而有所削弱。以匈牙利民主论坛为首的联盟一贯拒绝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署新条约的意见，对那些国家和匈牙利之间边界线的任何改变都加以否定。它们援引现行的《赫尔辛基最终法案》作为边界线的充分保证，却忽视了《赫尔辛基最终法案》实际上并不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性条约。它们同时还频繁地给人怀有民族统一主义者希望的印象，其中表现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民主论坛的总理们强调他们是匈牙利目前国界线以内和以外的所有匈牙利人的领袖。匈牙利社会党不仅接受了要以条约作为与邻国界线保证的这种看法，而且还保证要寻求一种历史性的方式来解决与这些邻国的问题。匈牙利社会党—自由民主联盟政府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以达成这样的协议。匈牙利社会党指责右派企图在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运动中推销自己的思想意识，而不是设法从邻国政府那里获得对它们权利的充分保证。右翼反过来又指责匈牙利社会党准备把国家之间的关系置于少数民族利益之上，并举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匈牙利社会党承诺的仅仅是就拟议中的条约问题征求少数民族组织的意见，而不是赋予它们有效的否决权。最后，匈牙利社会党批评民主论坛试图利用其与西方的关系谋求胜过邻国的狭隘的国家优势。这就表明了，右派对于迅速加入北约表现出积极性是由于它们抱有这样一种希望，如果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没有加入北约，匈牙利就能利用它在这个组织中的地位加强它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对比之下，匈牙利社会党已经设法证明，北约在进行任何扩张之前，都应该有与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进行广泛合作的这样一个较长的阶段。在北约东扩这个总的问题上，匈牙利社会党和波兰的社会党一样，并不热心。无疑它们会赞成东中欧其他类型的安全体系，一些把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在内的体系，可它们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疑虑。但是，匈牙利总理霍恩坚持要访问莫斯科，讨论并说明他想加入北约的意向，寻求俄罗斯的默许。并且，和其他党派不同的是，匈牙利社会党还承诺已将把匈牙利加入北约（以及欧盟）的问题提交公民复决投票。匈牙利社会党的领导层对于欧盟自己在贸易和其他领域的政策同样完全不热心，但这一点当然只会加强他们突破欧盟屏障的决心。匈牙利社会党的领袖们同样希望，加强与欧盟的联系能使这个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国际金融机构势力的摆布。而民主左翼联盟和匈牙利社会党多少希望，它们能够利用和欧盟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在维护自己国内社会目标方面能增加一些影响力。保加利亚社会党经过初始阶段带有利用反土耳其情绪的色彩之后，在一般的意识形态领域同样逐渐采取了一种欧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态度，并且在9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它一直和土耳其的第三大政党结盟。另一方面，民主力量联盟已经更为明显地变成了民族主义者，在与马其顿的关系上，其阶层中有着支持民族统一主义者希望的极右因素。但是在外交政策领域，保加利亚在加入欧盟和北约问题上的倾向与Visegrad国家的态度不同。尽管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并赞成加入北约，但对于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来说，这种支持纯粹是为了在万一出现北约大范围东扩的情况下，避免保加利亚被排斥在外。而欧盟的成员资格，以及欧盟和保加利亚的总体关系，在目前的背景下无论是对保加利亚社会党还是保加利亚的大部分决策者，都没什么现实意义。西方对南斯拉夫实行的贸易禁令限制了欧盟和保加利亚贸易的发展，保加利亚距离跨入欧盟门槛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坚力量中，对于自1989年以来欧盟一直没有给予保加利亚优先权怨言甚多。罗马尼亚政治在这个领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一开始，伊利埃斯库总统和政府行政部门坚决强调民族主义主题，而反对派举着欧洲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旗帜。有证据表明，国家行政部门鼓励极右的极端民族主义党派的发展，而伊利埃斯库准备与它们（以及民族主义社会劳工党）结成一个统治联盟。国内的这一特点和90年代早期罗马尼亚政府具有的明显的民族统一主义倾向有关联：尤其是想重新把摩尔多瓦并入罗马尼亚方面的努力，以及拒绝承认北布科维纳继续成为乌克兰一部分的合法性。但是从1993年春开始，伊利埃斯库逐渐转向欧洲主义，第一个迹象就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自身的形成。1993年11月，罗马尼亚被纳入欧洲委员会，似乎加强了这种转变。政府放弃了它过去想重新吞并摩尔多瓦的努力。1995年10月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极端右翼大罗马尼亚党的联盟破裂，在一次华盛顿之行中，伊利埃斯库把这个党派的领导人和另一结盟的极右派领导人称为“罗马尼亚的日里诺夫斯基们”。与此密切关联的是伊利埃斯库对1994年匈牙利社会党的当选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体现在他想通过两国之间达成“历史性和解”协议，来解决与匈牙利在少数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争端。在外交政策领域，伊利埃斯库1993年的转变表现得同样显著。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政府宣布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是它的“战略目标”，并且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设法确保罗马尼亚能与任何Visegrad国家在同一时间得到允许加入北约，尽管这是徒劳。很明显政府有着两种严重的担忧：其一，北约的第一次扩大也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其结果是，罗马尼亚也许会被留在一个安全体系的真空地带，俄罗斯会设法填补这一真空，这反过来会使这个国家更没有可能加入欧盟；其二，政府担心罗马尼亚被排除在北约的第一次东扩之外，而匈牙利却被包括在内，这样一来它和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的关系会重新恶化，而且也许会更为严重，这同样会使罗马尼亚更加难以加入北约和欧盟。●现世主义和教会这种分歧在波兰特别重要。在主要是东正教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教会参与世俗和政治事务并没有成为党派之间竞争的主要问题，而在匈牙利，关于天主教会作用的分歧一般就归入其他分歧之中。但是在波兰，天主教教义还是现世主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联盟一起捍卫世俗权利。1993年为了反对堕胎法，波兰天主教统治集团不仅设法从右派那里得到支持，而且还从苏霍茨卡民主联盟政府这一自由中间派组织那里获得支持。工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对此都表示反对，1993年新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彻底改变了这项法律。1995年的总统大选使现世主义这个问题又再一次变得突出，教会统治集团支持瓦文萨，呼吁波兰人不要接受“新异教徒”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克瓦希涅夫斯基。社会民主党也指出他们上台之前拟定的波兰和梵蒂冈之间的政教和约，向教会作出的让步太多。对于波兰知识分子和城市人民的重要阶层来说，鉴于教会统治集团在反犹太主义问题上的业绩，以及在社会政策重要方面有着宣扬独裁主义观念和极端保守观点的历史，这种对现世主义和自由权利的捍卫是波兰共和国社会民王党的一个极大的优势。●国内少数民族的权利在波兰，这些问题并没有严重地分裂重要党派——它们对待西方属地和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态度取得了广泛的一致。90年代，除了红衣主教格伦普发表过几句评论外，反犹太主义只局限于极右派中极为偏激的人群。在匈牙利，少数民族权利的主要问题涉及到对吉普赛人的种族歧视。只有左翼党派对他们的事加以认真对待，这包括匈牙利社会党和小型的马克思主义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在保加利亚，土耳其少数民族的公民权利是共产党政权最后阶段的主要问题，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层试图通过鼓励反土耳其情绪以获得更有力的支持。然而，尽管由于保加利亚社会党领导层在1991年也利用了这种情感，因此受到指责，但是土耳其少数民族党派认为与保加利亚社会党结盟，比与右翼民主力量联盟结盟更为轻松。保加利亚吉普赛人的境况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主要党派并没有认真对待。同样的问题在罗马尼亚表现得更加尖锐。四个国家中在这个领域最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是罗马尼亚的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西方论述往往带有政治党派的偏见，不是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在试着对这个问题作出评价时，应该特别要谨慎。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多达200万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和罗马尼亚政治运动之间的敌意是根深蒂固的，并且要追溯到奥匈帝国时代，当时特兰西瓦尼业的匈牙利地主对待那里臣服的罗马尼亚人民差不多就像对待自己的奴隶。战争期间，德国政府把特兰西瓦尼亚还给了霍尔蒂统治时期的匈牙利。匈牙利少数民族当前的领导层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含有民族统一主义右翼倾向。另一方面，一直到1994年，罗马尼亚的救国阵线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还给予极右派民族主义联盟以支持和鼓励，尽管后者采取了一种使人联想起法西斯主义的反匈牙利偏激态度。与此同时，在这个问题上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设法把自己表现为一股中间派力量，它带着一定的公正态度声称，匈牙利少数民族内部的民族统一主义政治倾向正得到布达佩斯匈牙利民主论坛为首的联盟的怂恿。它认为，一旦匈牙利政府在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中充分保证罗马尼亚的现有边界线，匈牙利少数民族和罗马尼亚政府之间的紧张态势就会得到迅速解决。同时，伊利埃斯库把克鲁日市长盖奥尔格·富马领导的主张极端民族主义的罗马尼亚民族统一党也拉进了统治联盟。[17]其中的一个主要爆发点是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教育权利问题。匈牙利少数民族的主要党派——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声称，匈牙利人的教育权利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与齐奥塞斯库时期相比。在议会中，尽管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联盟进行了积极的游说，它还是没有能够说服自由主义反对派中的大多数成员，或皮特的社会民主派支持这个法案的修正条款，而且尽管伊利埃斯库一再地答应要带着肯定的态度看待这些修正条款，他那党派中只有大约30名代表支持这些条款。与此同时，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争取少数民族权利的委员宣布新法律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另外一些问题，尤其是克鲁日城市的文化象征标记问题，也造成了和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激烈冲突。欧洲委员会提出的主要议题是罗马尼亚政府拒绝给予匈牙利人集体自治的政治权利。但是随着1994年布达佩斯匈牙利社会党政府的当选，在匈牙利对罗马尼亚的国界线作出明确保证，以及罗马尼亚作出一系列令匈牙利少数民族满意的自治安排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时，这个议题上的紧张态势过于根深蒂固，甚至在这样一项协议签署认可后，也不能指望它会消失，而且可能会因为两国民族主义权利而更加恶化。结论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和匈牙利社会党都已经转变成为西方式的社会民主党派，可以看做是它们政治民主一体化的堡垒。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已经由一种靠偏激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独裁主义和寡头政治朝着西方式社会民主党方向发展。保加利亚社会党尽管陷入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面临着由于大部分人民的赤贫化而造成的政局不稳，但它同样发展成为一个致力于民主发展的真正的社会党。但是这些党派的未来决不是万无一失的。在波兰，深深隐藏着反对社会主义、主张独裁主义思想的一个基督教民族主义右派组织，如果联合起来，仍是一股潜在的强大力量，而自由中间派却是软弱无力的，倾向于和天主教右派结盟，反对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这样一来，中坚阶层继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在匈牙利，主张民粹主义的极右派如今是最有活力的政治力量，而国际金融机构利用匈牙利社会党从前政府那里接手过来的经济危机横加干涉，已经深刻地分化了左翼力量，并造成了破坏政府稳定的威胁。在保加利亚，无法排除政治秩序崩溃的可能性。但与此相矛盾的是，经济增长和逐渐转向西方式的民族资本义所具有的广泛的民众支持基础，再加上由于极右派民族主义受到了削弱，似乎为中间左派在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得到发展提供了最有保障的前景，至少目前如此。但是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受到欧盟和其他西方机构政策方针的深刻影响，这个地区在过去七年中的不稳定性大都是西方政策实质内容的直接后果。如果继续存在这种政策倾向，西欧式自由民主的发展——这种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一场强有力的左翼和劳工运动的发展——就有可能受到质疑。看来，就美国关于这个地区政策讨论中有影响的团体来说，它们希望后共产主义党派因此变得不稳定，它们把后者看做是巩固它们所设想的民主的主要障碍。它们认为这个地区的独裁主义和民粹主义右派对它们的民主概念的威胁要小得多。这些看法的来源似乎就是目前美国外交政策中正在宣传的民主新观念：这种民主想促进一种多头政治，民众意见和政策形成的联系应该完全被打破，而且国家为集体目标服务这整个观念被看做是回到法国（以及俄国）革命以来的欧洲集体主义时代的一种大倒退。这种观念对于巩固墨西哥的全球化外围多头政治可能还顶用，但是它们与消除欧洲的分歧毫不相干。[1]东中欧是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后，它们理所当然就变成了六个国家。[2]在其中的四个国家（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它们在90年代期间是最主要的全国性党派。[3]政治舞台上的这种垄断局面，在匈牙利80年代中期以来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而在波兰50年代以后就不是完全垄断了。[4]影响最大的左派分裂出现在匈牙利，有个少数派仍然叫匈牙利社会工人党，并随后在最初的选举中获得4.7%的选票。在波兰，前格但斯克党领袖菲兹巴奇遗留下来的一个团体，由于认为新的后共产党多数派没有进行充分的改造，遂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团体。后来还现了捷克共产党中转向右派的分裂，斯洛伐克共产党中转问左派的分裂，当斯洛伐克共产党在l99l年对自身进行改造时，分裂出去的团体加入了民主党左派。[5]1994年，那些说自己以前支持市场经济，但现在已抛弃了这种观点的选民所占的比例为：波兰是21%，捷克共和国是28%，斯洛伐克是29%，匈牙利是32%，保加利亚是47%。参见欧洲委员会：《欧洲征候调查》（1994）。[6]韦德等人强调，参选率高“也许是左派1993年强劲复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原因”。[7]波兰和匈牙利的党派的表现比东德的民主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还要糟：前两者的支持率分别为10.9%和12%，而后两者则分别为16％和14%。[8]波兰的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1989年6月的选举所具有的偏袒特点：选民似乎有机会抗议波兰统一工人党政府，但政府却没有被淘汰（下台）的可能性。[9]在马其顿，共产党是最大的政觉，但是却没有能力组成政府。[10]社会党国际自身并没有直接提供经济支持。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已经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了。匈牙利社会党于1990年成为其中的成员，但后来被降级为观察员地位。[11]在匈牙利，尽管社会民主党被接纳为社会党国际的成员，但它在1994年得到的选票却从l990年的3%下降到l%以下。[1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包含在第九章中。[13]皮特·罗门的民主党——教国阵线现在已经与小型的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建立了一种选举联盟，联盟称为社会民主联盟。[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实坚持要开设一家股票市场，但结果是建立了一家有12家经过估价的公司的证券交易所，而这12家公司中只有一家是完全私有的。[15]奥莱霍夫斯基辞职实际上似乎是因为民主左翼联盟提出了一项指控，指控他在担任外交部长的同时，还非法地担任一家私有银行的经理，并拿全额薪水，这项指控就在他提出辞职前得到了波兰法庭的确认。[16]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出于波兰和德国关系上的考虑。正如1990年波兰—德国条约所表明的，波兰政府只有在波兰完全融入欧盟后才会对其西方属地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17]1992年的议会选举后，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失去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开始寻求一种大规模的联合，但是在没有能够与反共产主义党派达成一致后，与极端民族主义结成了联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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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十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东欧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特征之一：自由民主的基础结构·新自由主义的还击·市民社会特征之二：建立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特征之三：来自西方的管理·分析呈真空状态·目前实际存在的市民社会的命运·标准人消失的时刻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东中欧地区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坐在书桌旁撰写关于市民社会的论文。1991年的苏联，人们出于同样的目的把书桌清理出来：通过表明在市民社会问题上的立场来获取去西方的索罗斯奖学金。获得者来到像牛津这样的地方参加一系列的研讨会，了解我们那令人赞叹的体制（理所当然，人不能自夸）。对所有相关的人来说，整个经历令人振奋，特别是对于教师。毕竟，这些学生似乎什么都信，而当时很多讲师根本把握不定该思考些什么，尽管他们受到了轰炸：他们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像他们自己所在的自由主义大学、英国广播公司、高级行政机构及其公共服务伦理、地方政府、严肃的新闻界、福利机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工团主义这样的市民社会机构都受到了刺耳的攻击。在辩论中，政府受到了嘲笑，被看做是那些喋喋不休的阶层的闲话作坊。简而言之，正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种观点受到了攻击。攻击使用了最为复杂的整体暗示技巧，特别是用自由主义本身的用语来抨击自由主义。民粹威权主义在激烈地抨击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市民社会。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几十年来，西方自由主义者一直把强有力的市民社会看做是国家内部不可或缺的因素，在确定公共政策方面起着与喜欢遮遮掩掩的国家行政部门以及市场力量相抗衡的作用。市民社会包含着一个由社团和机钩组成的网络体系，其中很多机构是由公共基金资助的，它们施加民主政治压力，对国家行政部门和大企业都可以提出质询。市民社会因为有着一个健全的福利国家而得到巩固，通过它的教育体制、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民用住房和其他地方服务机构，提供最低限度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基础。用国家的自由民主观点看，市民社会起着一种政治作用：确保公共政策是通过广泛的讨论，在公民通过各种各样的社团和机构施加公众影响的情况下决定的。市民社会是一种由法律约束的自由民主，是国家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它总是和国家行政部门以及“资本主义令人难以接受的方面”处于紧张冲突之中。70年代的抨击是相当不成熟的：响起的一片呼声认为，由于民主的超负荷，国家变得过于软弱。所有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当时称为特殊利益）正使西方国家变得“难以治理”。80年代抨击的目标和目的仍然没有改变，但是论证的策略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新自由主义诞生，“个人”正遭到一个贪婪国家的践踏；发起了一场反对“国家”，解放个人、经济和汤姆式逆来顺受的美国黑人的运动。对福利国家的敌意取代了传统的自由主义对国家行政部门的怀疑。现在的威胁来自国内税收，在它后面躲藏着种种阴险的势力，有地方政府社会服务部门、教师、直接劳动力部门的有权有势之人，或者卫生服务部门清洁工当中的工会头目等。自由主义者被告知，不要再为公民权利担心，而要团结起来磨利国家之剑反对那些暗中搞破坏的人。那些反对者被称为是饶舌者，是舆论专业户，或者更难听。新自由主义者还采用了市民社会的特别用语，使自由主义概念完全颠倒过来。它不再是一个监督政府行政部门和市场力量，阐明集体利益和集体事务的，由各种社团和机构组成的网络，而是变成了一个混合体：一方面是为应获得救济的穷人设立的大型商业慈善机构和自助机构，另一方面是许许多多性质不明的非官方机构，用来操纵不受政治影响的、私人化的、公认的被动消费个体。这些新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的机构首先是确保人民不再把公共福利放在第一位，不再寻求集体解决办法来处理社会问题。借着使社会（或“个人”）从（福利）国家中获得解放的名义，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工程师们一直在试图使国家行政部门摆脱社会责任和对市民社会的责任。由行政官员、企业大亨、媒体巨头结成的日渐紧密的各种关系，组成了一张牢固的私人网络，而权利和政策可能就是属于这张网络的独占领域，议会成员会向它们脱帽，希冀得到一份“顾问工作”合同。东欧的市民社会东欧的索罗斯学者们，和那些同样有抱负却不如他们幸运的同行们，从80年代支持东欧建立市民社会的重要人物之一——蒂莫西·加顿·阿希的平静的散文中，几乎或根本捕捉不到有这样一场艰苦的辩论。当我们面临着东方极端的共产党极权主义时，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之间的冲突当然只能算是一些小小的分歧。任何形式的市民社会都肯定优越于极权主义。在加顿·阿希关于80年代东中欧的著作中，他把东方的发展事态阐释为是由“极权主义”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推动的，前者，用阿希的话来说，是设法“统治一个分崩离析的社会”；后者则体现了“社会自行组织”的思想，具体形式为自发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网络，用阿希的话来说，它们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市民社会，有着许多自由、真诚地结合在一起的中间阶层”。这些主题，加顿·阿希在他早先的作品《逆境的用途》中就进行过阐述，先后取自于亚当·米奇尼克的著作。当然，这种社会自行组织的范例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尤其是它的知识阶层网络。但是随着“共产党极权主义”的不复存在，东方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完全变得更加复杂了，当然也微妙了。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们也开始在那里行动起来了。与此同时，在牛津，加顿·阿希的努力由于圣安东尼学院——迈克尔·伊格纳蒂夫的新的努力得到了加强。我们将设法追溯一下这些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市民社会特征之一：自由民主的基础结构1990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就1989年东欧的变革出了一本薄薄的书：《关于欧洲革命的思考》，它对关于市民社会对于前共产主义国家应该具有的意义作了相当经典的西方自由主义的论述。有意思的是，加顿·阿希对达伦多夫的这本书表示了赞许，认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达伦多夫把市民社会视为自由国家不可或缺的机构和关系系统，他倾向于仿效卡尔·波普尔，称之为开放社会。因此，他支持通过公开讨论进行治理的思想，采纳层进式决策，决策中的每一步都是行政机构和公众组织磋商的结果，获得绝大部分多元化民众机构支持的政策就是正确的政策。这些在文化、观点和利益方面都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的团体，通过参与公开讨论将会得到加强。他的建议接近哈贝马斯的关干努力实现正常的公众交际空间的想法。它们重申了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的著名观点，认为复杂的社会是单个“科学—理性的头脑”无法理解的，因此通过许多特殊团体和观点对最初看法的影响、改变，甚至是“扭曲”一些纯粹的概念，使之适应这个复杂社会的特殊性以“蒙混过关”的政策才是最佳政策。达伦多夫因此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社会工程师们的诱惑：规划者及其提供的体制。如他所述：“东、中欧国家还没有为了接纳资本主义制度——不管那叫什么——而摆脱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它们为了创建一个开放社会已经放弃了封闭的体制。”没有“正确的道路”，只有通过建立一个范围广泛、由名种成分组成的主观意识间的市民社会进行试验和反复尝试。而且达伦多夫特别担心新东欧的领袖会接受兜售给他们的、教他们如何管理新型国家的西方二手模式。“我们今天所操的共同语言并不是西方语言，现在才为东方使用。它是一种固有的普遍语言，不属于哪个特定的人，因此属于每一个人……如果说在过去一年的事件中有什么信条已经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走向未来世界的前途未卜的旅途，不得不用反复尝试的方法对一些有可能无须流血实现变革的体制进行摸索。”新自由主义的还击即使是忙得最脱不开身的新自由主义计划者也不能对此不加理会。尽管杰弗里·萨克斯有着非常紧凑的日程安排，1989年要对南斯拉夫的联邦政府进行研究，接着要处理波兰的问题，最后还要在1992年应付俄罗斯这项最为繁重的计划工作，但他还是飞到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系进行了反击。萨克斯如是说：“达伦多夫教授提出东欧还没有摆脱共产主义制度以接纳资本主义制度，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正是它们已经完成的事情，它们的所有行动都是针对这一目的……如果不是如此，它们的宗旨是某种开放式实验，我怀疑究竟会不会产生什么变革，至少不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走一些危险的弯路是不可能实现的。”萨克斯绝不是好挑剔挖苦之人，他热忱地相信自己的休克疗法。萨克斯也不一定完全支持新自由主义阻止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纲领——尽管他并不是福利国家的支持者。重要的是萨克斯是职业社会工程师，而在设计过程中，做事必须有条不紊——做完一件再做另一件。而整台机器的市民社会部分必须在最后阶段装配，而并非在初始阶段：首先是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和失业）；其次，随着私有化出现资产阶级（资本家）；然后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迅速增长的）经济增长；然后，而且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机制才会得到稳定——即一个稳定、自由、民主的市民社会。也许你会问，在此期间，有什么能支撑人民渡过难关呢？萨克斯有两个答案：首先，我们可以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障碍和阻力都撂在一边，使这段时期缩到最短；第二，拿西方的钱对资本主义的支持者给予鼓舞，对反对派进行收买或削弱。市民社会特征之二：建立中产阶级在他较近的著作中，加顿·阿希一直在进行概念上的偏移。他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达伦多夫，向着萨克斯方向摆动。阿希声称反对萨克斯式的目的论。他说：“我们不知道这一转变朝着什么方向”，他认为那些假装知道的人，“最后常常是相当不成熟地把竞赛中的名次分加给民主：‘捷克领先，波兰略微落后，乌克兰殿后……’”但这里作者似乎在寻找托辞。对于未来，新自由主义目的论者并没有作出明确的断言。他们知道遇到的敌人会干扰他们的计划，使他们规划的目标脱离原来的方向。计划者们确实拥有的是衡量相关国家是前进还是倒退的评估标准。其实，像达伦多夫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他的标准肯定是巩固开放社会，拥有有力的公众网络，以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市场力量。而正如在同一篇文章中所表明的，阿希也是如此。或者更确切地说，阿希提出了两种迥异的基准尺度——一种含糊不清，一种非常清晰。第一种不仅含糊而且还模棱两可。他宣称在那些社会，“市民社会得到了发展，具有着中产阶级和市场经济成分，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而另一些前苏联社会落到了最后面。然而这使人相当费解：毕竟，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几乎还说不上已经具有了阿希意味上的市场经济成分。而当萨克斯提出，俄罗斯的，比方说，中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是指知识阶层——在比例上和一些国家相比，如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规模要小，这时我们同样并不清楚他指的是什么，而且也没有明确说明哪里谈到了市民社会。然而，在同一篇文章的后面，阿希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完全更为清晰的判断成功的标准观念。他陈述道：“……转变的社会方面是受到忽视的第三个方面（介于经济和政治方面之间），而这常常是成功与失败的区别所在之处……”但是这里的社会方面不再是指市民社会网络，而完全是更为实在的东西：资本家阶级，资产阶级。他说道：“马克思主义者给自由民主贴的标签——‘资本主义民主’，包含着事实真相。”这正是萨克斯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然后可以加上市民社会等等作为体制方面的点缀。阿希没有这么说。他不赞成利用国家行政部门靠休克疗法的锤炼来锻造出这个资产阶级。但是他赞成萨克斯的先后顺序：首先是资本家阶级，然后才轮到其他。市民社会特征之三：来自西方的管理阿希小心翼翼地讨论这些问题时既全面又得体，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迈克尔·伊格纳蒂夫，他一面与东欧的新政体发生抵触，一面又设法努力解决市民社会的概念问题，同时却又缺乏应有的圆通。在《外国事务》中伊格纳蒂夫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传统的观点，如他在1989年所说的，“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地区，市民社会已经战胜了国家。”接着他用几页的篇幅论述了市民社会理论，最后才回到东欧，结果发现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所有那些后共产主义政府名义上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权力手段仍然掌握在原来的特权阶级手中。”我们不知道他在文章一开始为之欢呼喝彩的胜利结果怎么会变成了幻觉：对于1989年和1995年间这个地区市民社会的实际命运，他未作点滴的分析。但是伊格纳蒂夫提出了下列力量的设想作为他的解决方式：一个有力的国家行政部门，能够用武力强制维持社会秩序，防止社会之魔挣脱樊笼。他宣称，“无形之手无法取代执法官之剑。”同时，他使我们相信，除了南斯拉夫，东欧的“国家结构还有足够的实力遏制种族冲突”。但是这个地区所有的社会仍然都面临着危险，它以民粹威权主义形式出现，国家执法官之剑还不足以把这个魔怪刺死。正是在这里，伊格纳蒂夫发现了市民社会观念的实际用途。市民社会将作为一种对付民粹威权主义的武器注入这个地区。市民社会将和执法官之剑一起，共同安抚这个地区的人民。这就是伊格纳蒂夫所谓的市民社会策略。它意味着通过西方管理机构对政府进行操纵，以改变东方人民行为的一种努力。伊格纳蒂夫进行了如下详细的阐述：“这意味着向独立的媒体提供资助；不仅要维持与政府、政权的联系，而且也要和它们的反对派保持联系；提供援助以加强市民社会的重要机构——法庭、司法部门和警察机构；发展那些慈善和自发性组织，以便使人民不再依靠政府，而是开始依靠自己的实力……”他说，我们必须开始“寻找政府、主要政党和政府机构以外的伙伴”。这里伊格纳蒂夫提到了应该鼓励人民不依靠政府而是靠自己的力量，这话也许会使一些读者吓一跳。听起来有点像民粹威权主义者号召人民武装反抗执法官和执法官之剑。但这样想就是曲解了伊格纳蒂夫的新自由主义准则。他是指社会不应该通过民主国家寻求公共途径来解决它们的问题，它们应该靠自己的努力私下里解决它们的问题。他的市民社会的关键性内容包括“拒绝把公共目标置于私人目标之上，（而且）坚持自由只会包含消极成分，而不是积极成分”。换句话说，伊格纳蒂夫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力的网络，它使人民不再参与民主政治，而是倾向于寻找自己的途径，最好是私下里进行，而把自由理解为摆脱民主国家的干涉。分析呈真空状态围绕着市民社会这个主题出现的这些令人困惑的论证上的变化表现出了两个显著的特点。阿希和伊格纳蒂夫两人都对东欧目前的局势表现出一种不满和厌倦的态度。其次，他们二者对实际存在的民众团体，以及对这些团体在1989年据认为战胜了“国家”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提供任何分析。他们对这个地区的这种温文尔雅的恼怒态度与杰弗里·萨克斯教授的乐观满意形成了对比。总的说来，萨克斯对1989年以来自己在休克疗法方面的努力感到特别满意。在最近的一篇为他的业绩辩护的文章中，他提到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服用了他开的良药。他确实提到乌克兰落在了后面，但自从他开始写这本小书以后，乌克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萨克斯满意的是，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在资本主义市场方面已经有了进展，已经建立了一个大批人失业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许多工业已经私有化，预算赤字已经得到了解决（换句话说，削减了福利、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开支）。萨克斯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分析这些国家在过去五年中的公众团体机构组织上面。这些是未来的任务。目前实际存在的市民社会的命运要是80年代的东中欧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可以说是出现了市民社会，那肯定就是波兰，那就是它在1980—1981年间兴起的团结工会。在这方面，波兰1989年的事件是否是“市民社会”战胜国家的一次胜利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搁在一边。但是毫无疑问，马佐维耶茨基的新政府领袖得以掌权是由于他们在团结工会中的基础，团结工会是波兰独立的公众网络的堡垒。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由休克疗法支配，由杰弗里·萨克斯已经普及的那些观点所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连续四届都声称忠于团结工会传统的政府，使这种休克治疗得到了接受。社会利益网络不在考虑之中，没有被纳入机构之间讨价还价、意见协调、互让了结的程序中，它们给草草地处理了。提出抗议的第一个团体是波兰私有部门的主力军：私营农民。到1990年夏，他们已经不得不上街游行来维护他们的机构和他们的利益，反对休克疗法运动，但一切努力只是徒劳。但是推动着波兰政治发展的主要争端存在于团结工会的工业核心，以及得到国际金融组织支持的政府新自由主义者之间。团结工会的工团主义者希望继续保持并加强他们的自治机构对国营企业的控制。但情况却颠倒了过来，权力集中到了国家机构的手中。工团主义者希望私有化会把企业移交给企业职工，这种要求遭到了拒绝。政府强行对国营部门实行无情的工资控制，并拒绝停止这种做法。工资控制没有应用于私有部门，为了给私有公司税额优惠，国营企业面临着沉重的赋税负担。这些由于世界银行的制约而强行通过的措施是典型的社会工程方面的努力，目的是在国营企业的职工中产生希望按照政府的条件进行私有化的要求。在波兰创建一个涣散的、不受政治影响的漠然社会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选举的参与率急剧下降，和匈牙利一样。而在据说是落后的乌克兰，选民的参与率却要高得多。而与此同时，团结工会的工团主义核心内部和选民中间的政治见解却开始有了发展。1993年夏，团结工会采取行动反对的正是它自身所孕育的这个政府，并和前共产主义社会党及其联盟——农民党结盟。这一结盟导致政府下台。波兰的选民也采取了行动，他们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前共产党和农民党联盟，使它们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按照阿希的观点，这些被说成是极权主义机构的政党，力图分化民众，但实际上只有它们这些政党有着真正的社会联系，在这些地区拥有着数目可观的积极支持者。这种趋势在这个地区非常普遍，立陶宛、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爱沙尼亚等国，和波兰一样出现了同样的趋势。在俄罗斯，人们也注意到了同样的趋势。1992年初，叶利钦采纳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后，议会中的多数派就赋予了叶利钦以不同寻常的特殊权力，尝试全面的经济改革。休克疗法带来的后果使议会转过来反对这项计划。《经济学家》（1993年5月1日）没有认识到议会态度的变化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变化，并给予应有的重视，而是强烈要求叶利钦摒弃治理这个国家的宪法，也就是使叶利钦得以当选为领袖的这个法律制度。五个月后，叶利钦在来自西方的一大批所谓的市民社会和自由价值的支持者们的掌声中，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建议（见乔纳森·斯梯尔1994年的著作《永远不变的俄罗斯》，它以令人钦佩的客观态度，叙述了俄罗斯1993年的危机）。结果在1993年11月的选举中，不仅共产党的支持率得到了急剧增长，还有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率也上升了。对于这个地区前共产主义党派重新获得支持这一事实，阿希在《以欧洲的名义》中宣称：“我非常坦率地承认，我认为这不仅令人不快，而且也令人费解。”这一难解之谜的答案也许在于90年代这些社会的另一个侧面，一个阿希和伊格纳蒂夫都认为无足轻重的侧面，因此在他们关于这个地区市民社会命运的作品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对于这些社会的绝大部分人民来说，每天的生活已经成了灾难和不幸。贫穷和营养不良现象在很多国家变得更加突出。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对俄罗斯的一次研究中，把贫困线界定为：个人收入仅能购买最起码的食物，以维持处于平均活动水平的身体的正常体重——按西方的标准，这是个苛刻的定义。这一调研表明，1992年俄罗斯有37%的人口处于这贫困线以下，而15岁以下儿童处于线下的数字更惊人地达到了46%～47%。由美国援外合作署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于1992年进行的调研发现，俄罗斯的平均抚恤金低于世界银行所估计的维持一个人生命所需要营养的最低限度。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轻微营养不良的定义，波兰在1989年患有营养不良症的人口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1992年已达到了17.9%。在东欧其他国家也能发现同样的问题，以及健康、住房、预期寿命等问题。看到西方对于东欧社会问题的讨论中都忽视了这些问题，是非常令人不快的。然而放在这个背景之中，我们才能评估伊格纳蒂夫对于未来的一些建议。我们也许会指望他能就如何改变那些因为西方的休克疗法政策而破裂的经济体系方面提出一些建议。伊格纳蒂夫在80年代对东欧的“没有权力者的力量”感触如此强烈，想必现在也会为那里贫困的处境所触动。答案似乎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反应也不知道阿希的反应，因为，就算他们已经注意到了东方的滑坡、贫穷，以及随后社会结构的破裂，他们也没有论及。而且，伊格纳蒂夫对于他所希望我们发动防御性攻击去对付的未来威胁到底来自于何处也是含含糊糊。伊格纳蒂夫的方案是让西方政府机构发放资金支持他所珍视的价值观念，尤其是“拒绝把公共目标置于私人目标之上”的价值观念。他声称首先要重视不受国家干涉的消极自由，但是却有着明显的美中不足：这种国家干涉在东欧却是可以的，只要是来自于西方国家并遵循着他的“市民社会策略”。一些人往往会对伊格纳蒂夫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成熟、武断的思想方式感到好笑。像萨克斯那样的职业社会工程师不会支持这种老式的管理方法。他们会建立一些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并在其中建立一些刺激和制裁机制，以便使有理性的个人行为几乎一定会合乎规范。你无须选取一位国营企业的经理给他点施舍，也不用向他发布任何命令。你只要改变利率，让银行强行实施贷款封顶，改变税收制度，直到经理们非解雇一些工人不可。伊格纳蒂夫资助媒体中的朋友这种想法确实相当的不成熟。然而，在他的文章中有一句不友好的评论：它提到“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仍然受到特权阶级的控制。这是陈词滥调。但是他说的特权阶级指的是什么？这个词过去用来指始终处于执政共产党上层的官员。那么他现在用这个词指代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可能指现在那么多东欧国家的政府中的前共产党官员，而这使他的话带有一种令人不快的意味。因为他这句话说明，那里的民主只是形式上的，他的意思就是说民主实际上并不存在。而这种观点可以用来为西方政府在这个地区藐视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标准进行辩护。伊格纳蒂夫是在设法为反对东方社会党派的隐秘行动打开方便之门？他所罗列的目标——媒体、反对派、法庭、司法机构和警察——是暗示向东欧输出那些驻扎在拉丁美洲重要都市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官不起眼的办公室桌面上放着的手册？含义不清楚。本来他应该讲清楚的。欧盟和西方的其他同盟在这些事务上其实是采取了公开的行动：不仅采用了伊格纳蒂夫的资助手段，而且还利用稳定公约。它们给这个地区的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签订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津条约，声明放弃与少数民族或领土争端有关的要求，并给予它们的少数民族以充分的权利。但是在这方面有着令人惊奇的疏忽。在这一制定条约的程序中，凡涉及到欧盟成员国的争端都没有考虑到。而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一下，目前欧洲大多数此类尚未废弃的要求都是关于欧盟成员对前共产主义国家提出的要求：德国对捷克共和国就苏台德区的德国人提出的有效要求；意大利之所以阻挠欧盟和斯洛文尼亚之间的联合协议谈判，是因为其政府于1994年又重新对那个国家提出了要求；希腊正在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王国提出此类要求；北约部队在大肆屠杀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当然目前还有西班牙和英国关于直布罗陀的争端，英国和爱尔兰之间还未得到解决的、涉及到领土要求和少数民族的争端，等等。伊格纳蒂夫担心东中欧地区可能出现民粹威权主义。但是西欧的现实情况又怎样呢：意大利的新法西斯主义，奥地利自由党的兴起，法国国家阵线15%的支持率？无论是Visegrad国家还是据认为是最为落后的乌克兰，都没有出现此类极右派得到如此高选票的情况。在这类事情上，无疑需要有谦虚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标准人消失的时刻伊格纳蒂夫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西欧人是幸运的人种，他和厄纳斯特·盖尔纳一样，称之为“标准人”，他们本身固有着各种各样的情感，其中很多转瞬即逝，它们由世俗的力量而并非是基要主义理想所驱使。这无疑是事实。但是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原因何在？伊格纳蒂夫提出这是资本主义或至少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明确特征。他谈到了“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传统”。然而，就欧洲而言，无疑标准人大半是战后的产物，它几乎算不上是两次战争期间的欧洲的重要特征。它不是资本主义的特点，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短期特点。这种特殊性就是战后的经济繁荣、福利国家和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像达伦多夫希望的那样起作用的市民社会：自由社团主义和官方民事组织进行协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西方上层阶级还循规蹈矩，工人和过去相比得到了好处。我们西方仍然还处于这个“标准人”的时代，还是这个时代正在消逝？繁荣时代已经结束；随着苏联集团的终结，再没有什么可以鞭策上层阶级自我约束；右派用来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燃料动力需要更换了。如果英国是对的，那么令我们窒息的新型柴油就是国家主义者蛊惑人心的煽动。至于曾巩固了西方内部和平的自由主义商标、社会民主国家的社会自由主义，似乎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奢侈享受，正如彭南特·里（《经济学家》的编辑）所指出的：他告诉我们，它的基础——繁重的课税——是从因为冷战强加于有钱人头上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引进的。伊格纳蒂夫的建议有一个伟大功绩：它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东方可能出现的邪恶势力上，从而使我们感觉生活在欧洲有多么幸运。但是有了新自由主义和像伊格纳蒂夫这样的宣扬者占据了优势，我们还能幸运多久呢？世界经济大半已经失去控制，西方市民社会已经蛀空，只剩了个空架子，它们使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景越来越脆弱。20世纪西方列强使世界两次陷入了悲惨的境地。谁能就如何阻止再一次发生类似事件这个题目也组织一次竞赛，让获胜者可以得到奖学金到海外作短暂旅行呢？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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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九东欧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实践中的得与失·结论1989年突然开放的东欧政策思想市场，转眼间就被贴着自由主义商标的英美产品占领了。这种快餐式的政策，动作神速地对进入这个市场的其他新产品设置了壁垒，在这个地区大多数目标国家的政策意见方面几乎确立了一种垄断地位。一些评论家认为，它与西欧自由主义的关系有如汉堡包和比优馥牛肉煲的关系，而这种产品也已通过超级的广告宣传和积极的兜售本领，弥补了它营养价值方面的缺陷。这种产品在公众市场的投放，始于1990年1月3日《经济学家》上登载的哈佛教授杰弗里·萨克斯的一篇长文。在意味深长的标题“该做些什么？”下面，萨克斯采用了一种列宁式的文体，写下了有关解散集体化的建议，反对一切五花八门的孟什维克主义者提出的折中办法。这篇文章还是值得重新读一读的，因为它能使我们回忆起萨克斯当时所介入的那场辩论的情况。它的内容是关于西方应该如何着手改变整个东欧地区的生活。这场辩论和萨克斯提出的策略中，只有一个方面涉及到了要求各个不同国家的政府进行国内变革所带来的后续结果。实际上，萨克斯的方案是关于创建一个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他那国内方面的政策会成为任何政府所寻求的惟一合理的道路。萨克斯的建议得到了美国和英国决策者们的热烈支持，现在在东欧也已家喻户晓：俄罗斯的每一名学童都学习“三化理论”。这种普及化程度在西方国家的大学里也随处可见，在那里，这种策略归结为摆脱共产主义、自己动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一套抽象而普遍适用的工具，一种对大学教学颇具吸引力的形式。与此同时，萨克斯的想法得到了英国学术界的最高赞誉。哈佛大学的教授来到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就他的政策范式作了一系列有名的讲座，讲座内容随后由麻省理工学院成书出版。人们普遍认为他确立了一门新的学科——转轨时期的经济理论。由于哈佛和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教授们都争相购买，甚至还经销这本书，因此，在失败的东欧国家，研究政策的知识界中几乎没有人会有这种自信去怀疑它的科学性。[1]事实上，萨克斯从未把他的政策表述为是一套工具或是一种新理论。但是和所有缜密的政策一样，他的政策也包含着一种多少明确的模式，描绘了相关参与者的行为，和他们在特定的条件下、面对特定的制约和激励手段时相互作用的方式。我们首先来试着搞清楚他的政策到底是怎样一种模式，然后考察一下这个模式中所确认的主要相关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和理论预测的吻合程度。然后，根据这点，我们尝试对西方政策与萨克斯及其追随者所宣扬的思想之间的实际关系作一总结，并提出一种替代模式，以进一步理解所发生的一切。萨克斯的政策有过各种不同的名称：休克治疗、全面的经济改革、“大爆炸”论、“三化论”及休克疗法。萨克斯本人对这种种名称尽管并不满意，但已经接受了最后一种，我们就按照他的叫法。休克疗法萨克斯的模式其有决策分析中所常见的那种独特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要得到结果A，那么你必须先让参与者X产生输出值Y，然后Y和环境相互作用，最后得到结果A。模式就相关参与者的行为和动机、它们对特定的反面和正面刺激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它们作用时所处的环境等作出了一系列假设。而我们就要判断这一模式是否真的得到了结果A，是否是用最小的代价获得的，从而对这个模式作出评估。萨克斯构想出这一模式是为了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用萨克斯的话来说，为了“恢复人的自由，并在民主基础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应该如何重组东欧整个前共产主义地区和前苏联地区。在一个相当广泛的范围中，人们的看法——至少在西方——都会接受这一问题的界定并希望得到结果。但也有很多人怀疑是否能制定一项由西方指导的、联合实施的区域性社会工程计划来求得这个结果。在这方面，拉尔夫·达伦多夫表达了两点担忧。他提出，“中、东欧国家还没有为了接纳资本主义制度——不管那叫什么——而摆脱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说……有什么信条已经占了上风，那就是我们都已经踏上了走向未来世界的前途未卜的旅途，不得不用反复尝试的方法对一些有可能无须流血实现变革的体制进行摸索。”达伦多夫拒绝接受有关西方体制的整套想法，这未免意味着是对强制性地使集体化解体这项社会工程的一种警告。萨克斯维护这样一项宏伟规划的理由是，世界是由两大体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支配的，它们的社会经济和权力关系的主要结构特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在具体细节上有多少变化，但可以说，它们始终有着同样基本的发展准则。但是，达伦多夫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首先要尊重现有的社会机构组织，并通过采用开放性政策加强社会的制度化：通过辩论、商谈和互让折中等方式使思想得到自由交流，使意见达成一致。这种思想方法把发展合法国家和政治自由主义置于实现体制变革的计划之上，后者应该从“开放社会”或者“市民社会”中产生。萨克斯对此给予了驳斥，说道，如果这个地区的国家采纳了达伦多夫的这种“开放式实验的方法，我怀疑究竟会不会产生什么变革，至少不付出昂贵的代价、走一些危险的弯路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萨克斯那所谓的颠倒的列宁主义理论就不仅仅是风格上的问题，还和他这模式的整套思想方法有关：他坚信他——或者至少是西方——能够设计出一种方案，可以使这个地区各个民族避免走一些代价昂贵的弯路；他同时也相信，如果由着它们靠自己的集体努力，它们就会走弯路，甚至根本不会选择他的这些目标。从这些观点可以推论出，他宣扬的政策必将产生一系列事件，而最后才是制度得到巩固，民主实现稳定。区域性层次上的出路和输出值萨克斯的决策目标并不仅仅是个别国家，而是东欧整个前共产主义地区。他所提出的见解符合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如何改变东欧这一地区问题上的观点，并且他把自己的区域性目标与符合法国政府大体思路的一种可选方法对立起来。下面，我们先概括地介绍一下萨克斯所反对的区域性策略，然后再来看他自己的策略：(1)鼓励原经济互助委员会地区，包括苏联，继续保持经济上的联合。(2)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力量的演变要靠这些国家内部力量的相互影响来实现，西方国家不要施加压力把某种特定的体制强加于它们。(3)使这整个地区经济复苏的重点变为西方策略的重点，例如，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区域性发展银行。(4)不赞成在中、短期内把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纳入欧共体*组织，而是提议建立一个包含欧盟和东方，包括苏联在内的全欧联盟组织。*欧洲共同体1993年11月1日正式易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本书尤其是本章由于涉及的年代跨越整个90年代，所以难以严格区分欧共体和欧盟。本书谨照原书译。——编者注。萨克斯所积极倡导的、美国式的可选方案包括以下内容：(1)解散整个经互会地区，并首先让东中欧国家脱离苏联。(2)这个地区的国家要实现与西方关系正常化，先决条件就是国家根本性地转向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体制结构。(3)强行使西方和东中欧之间的关系变成轮毂和轮辐的关系，这个地区的各个目标国家首先要通过它与西方这个轮毂中心的关系，才能互相建立联系。[2](4)区域变革的进程首先在那些政府最富有政治同情心的国家开始，然后使用反面和正面的刺激手段，使那些要求实施的国内政策推广至整个地区。(5)整个进程靠西方国家的能力和意愿推进，实际操作主要通过这些国家的多国组织，对那些愿意合作的政府提供必要的积极刺激，对不合作的政府采取制约性措施。(6)合作的目标国家经济活动的复苏将首先表现为与西方的贸易领先增长，以弥补经互会组织的瓦解带来的损失。(7)合作国家将获得完全进入欧共体市场的权利（部分通过彻底改变欧共体的一些主要机制支柱，如贸易体系和共同农业政策），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并最终成为经过扩大的欧共体组织的成员。萨克斯1990年的文章令人信服地概述了这整套思想。他声称，继续保持经互会地区的联合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有人建议把东欧共同市场作为与西方融合的先行组织，但它不过是一个穷人的俱乐部。”因此，他强烈主张经互会解体，并从实质上开始一场东欧国家准备直接进入西欧市场的竞赛。其次，他驳斥混合式和杂交式的社会经济体制，理由是市场社会主义己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东欧国家“必须抛弃……有关第三条道路的想法”而“直接选择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他竭力主张欧共体进行彻底改革，以适应目标国家出口的激增，并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为合作国家提供空前规模的资金援助。萨克斯还指出，他的这种模式1990年已经在这个地区的两个国家得到了应用：南斯拉夫和波兰。他曾在1989年给南斯拉夫政府当过顾问，后来又转移到波兰。他解释道：“在东欧，波兰将率先开始进行全面的市场型改革。南斯拉夫将开始实施同样的计划。”萨克斯所阐明的美国人的思想当然为七国集团[3]所采纳，其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分裂经互会地区，取而代之以相互隔离的东方国家与西方的毂辐式关系——后来大都为西方公众舆论和学术界所吸收。有关休克疗法的争论因而只剩下，对“轮辐”国家是否应该接受西方国家的条件制约，还是应该尝试一种孤立主义策略，抑或是寻找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可能折中办法等这三种选择，作一得失分析。经互会地区的分崩离析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就像，比方说，20世纪90年代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的敌对行动，或者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法国对德国怀有敌意一样正常。但是相信这一点就是无视西方对结果的影响能力，美国就是用了这种能力使法国和德国言归于好的。正如负责欧洲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最近指明的，在南斯拉夫美国没有应用这种能力，其结果，照他的观点，是“30年代以来西方集体安全方面的最大失败”。西方的影响力被用来促进1990—l991年期间经互会地区的分化。萨克斯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他为分裂所提供的辩护理由并不是说这种分裂注定是要发生的，而是说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更为可取的。这种政策并不反对滑向国家专制：有一种情况的国家专制它是给予鼓励的，它希望，西方国家为形成毂辐式融合而达成一致的条款，会因为这种专制而成为这些国家最佳的甚至是惟一合乎理性的出路。因此，在区域性层次上，出路在于相关国家逐步被纳入西方经济体系，加入各种多国组织，尤其是欧盟。最后的结果是统一欧洲，使之成为一个单一的（改革后的）欧盟市场，从而在区域性规模上产生希冀的结果，即建立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休克疗法在各个国家的关键输出值如果萨克斯在各个国家所预期达到的结果是在民主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和自由度，那么萨克斯政策的输出值就是属于制度方面的。[4]萨克斯常常称之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然而细加关注便会发现，特定的国家制度形式是休克疗法在单个国家层次上的主要输出目标，而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他这么表述的：“所有这一切改革的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想法……认为，如果前共产主义世界能协调它们的经济机制，并使它们的经济和全球经济体制接轨，那么它们就有可能比发达[5]世界增长得更快，从而缩小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即使在萨克斯谈到他的目标仅仅是“资本主义”[6]的时候，我们也会发觉，他是指一种特定的体制模式，对照他这种模式，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都根本没有资格被称为资本主义。萨克斯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主要原则是开放式贸易，货币可以兑换，私有部门是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按照这一奇怪的模式，1958年以前的西欧货币不可兑换，因此并没有遵循资本主义原则，而美国在两次战争期间对本国实行高度保护，也没有遵循资本主义原则。这就是说，这些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原则，而是萨克斯的原则，而他的三项原则中有两项从理论上讲，是勿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便能实施的：它们与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有关。他所希望得到的输出值，可以从他所谓的必须实现的六项“核心改革”中得到进一步的认识：“(1)开放式的国际贸易；(2)货币可以兑换；(3)私有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4)公司股权制成为大型企业的主导组织形式；(5)向外国投资敞开大门；(6)加入主要的国际经济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这样，他的六个要点中有四点（即(1)、(2)、(5)、(6)项）是关于改变一个目标国家的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有一点（(4)项）是关于特定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一种方便公司收购和出售的形式。只有第三点提到了通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简而言之，萨克斯模式的输出值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政治经济：国家要尽可能向操纵国际经济的各种力量敞开门户，国家要具有全球化机制结构，这样他所谓的“全球的主流经济”资源就能够流通。正是这种输出值为他达到预期的结果奠定了基础：“实质上，和全球的其他经济重新联合之后，它们（即相关国家）通常能够通过新技术、组织模式和资金的引进，输入世界其他国家的一部分繁荣。”或者可以说，当目标国家向国际资金和“国际贸易敞开了大门”，它们就能获得“新技术、管理才干、组织方法，以乃要克服过去40年中遗留下来的暗淡的经济境况所需要的全融资金”。创建自由贸易体制，创造合适的机制和经济条件，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是产生预定结果——繁荣的资本主义民主——的关键性输出目标，两者会共同产生经济增长的功效。美国外交官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官员们一直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萨克斯的主题。正如美国驻匈牙利大使所说：“我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一项新的马歇尔计划来帮助中欧和东欧地区。好啦，我们有了——就是这个——人们把它叫做外国私人投资……外国投资能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生活水平。它会带来新的技术、新的管理方法、新的市场、新的产品以及更好的经营方式。”另有一位热中于休克疗法的约翰·劳埃德，对没能领会休克疗法和全球资本现实之间联系的那些人（左翼一方）尤其显得苛刻。所有的国家必须建立能够和世界经济中巨大的流动资金资源合拍的开放式机构：“在现今这个世界上，每天要进行上百次的选择，来决定上千万或几十亿美元的投资经济项目；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像汽车、电脑、飞机这类商品的零部件都是在上千个地方生产，然后汇集到个一个地方组装起来的；在现今这个世界上，穿越‘边境’来回往复流动的大量资料所承载的信息，即使是有无数的克格勃也无法加以分析，或甚至是无法捕捉——这正是俄罗斯的改革者们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使他们的国家跻身于其中的世界。”在劳埃德看来，无法适应全球化这一现实会导致灾难。他认为：“这个世界不会容忍一个‘特殊’的俄罗斯，如果这种特殊性意味着货币无法兑换，产业结构不加改革和投资环境充满敌意……”正如叶戈尔·盖达尔在1992年初刚接管俄罗斯经济之后接受《经济学家》采访时所阐明的，跟上全球资本主义力量的节拍，使本国经济现代化，这是东欧国家休充疗法支持者们的强有力动机。当《经济学家》问到他，俄罗斯人民是否会接受“一个特别艰难的转折时期”可能引起的“经济休克”时，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是指他的政策会引起的经济衰退。而是以为休克是指会吞噬整个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因此，他这样答道：“很难感觉到会有这样一种威胁的可能性，比方说，德国或法国将买走整个国家……而且我们和东欧国家不同，我们没有那么强烈的排外倾向。牵涉到外国投资的社会、政治问题，在这里比较容易解决，不像波兰，它还一直忙于处理和德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开放和融入西方世界，对于西方来说是个历史性的社会政治机遇，对于俄罗斯来说也同样如此。”但是萨克斯杰作真正巧妙的一面在于，他证明了，要实现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主义，目标国家经济首先要向全球资金迅速开放，这是政府决策中必不可少的首要步骤。他证明应该迅速转向自由贸易；并证明尽早实现货币的可兑换是在国内环境中定位世界价格的一种途径，而且是通过贸易实现经济复苏的跳板；而外国直接投资是实现私有化进程和结构调整必不可少的条件。所有西方国家的官方都和萨克斯共同强调他这一策略的这几个方面，尤其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作用。因此，根据1990—199l年期间七国集团的授意，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对苏联经济进行了联合调查，之后指出，外国直接投资是“转轨时期的关键性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它自己的调查中也赞成这是“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它同时还补充道，“私有化进程必须全面依靠外国直接投资。”[7]这样，为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体制方面的条件不仅休克疗法的最终目标，也是它的最初条件。休克疗法的生要参与者正因为萨克斯的目标是一种完全向全球资本主义势力开放的体制制度，因此休克疗法的主要参与者是政府。萨克斯解释道：“负责中央规划的官员们一退出这一领域，市场就出现了。”但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目标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共同进行持续的管理和操纵（后者的操纵主要是通过它们的多国机构）。要扶植符合要求的资本主义私有部门，并吸引西方全球资本的投资兴趣，这需要东西方国家政府采取联合行动。萨克斯坚持西方政府的中心地位：“经济变革的成功不仅要依靠东欧，而且更根本的是依靠西方。”他没完没了地罗列了西方的种种权利力量：它们能够向东欧产品开放或关闭它们的市场；能够在债务、资助调拨款、贷款、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的贷款条款、技术转让、货币支撑等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能够决定某个国家是否能够加入国际机构，是否允许东欧国家工人流向西方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西方政府巨大的权利筹码。萨克斯坦率地承认在他的策略中存在着强权政治因素：“改革的问题主要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社会或甚至经济方面的。”任务是改变整个社会／机构制度，而强权和争端是这个过程中绝对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强权的中心地位引起了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对于如何正确地结合正面和反面刺激展开了激烈辩沦，辩论的要点是，对于何种因素能支配东欧国家的政府行为，并激发它们的积极性的看法有分歧。有人认为惟一有效的是反面、排斥的刺激手段。[8]萨克斯本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坚持认为一旦一个政府公开投入休克疗法并开始实施这个方案，它就会有决心进行到底，只是缺乏充分的途径。这时，西方必须提供大量的资金帮助这个政府处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危机。因此，体克疗法要求西方政府为目标国家的外汇储备提供拨款；为社会安全开支提供金钱资助；“取消它们欠西方政府及其银行的大部分债务”；提供长期开发资金援助，为此“也需要调拨款”；也同样需要劳动力能自由地向西方流动；它们还必须同时向东欧敞开市场。萨克斯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这时无法提供这一切，会导致“犯罪活动、政治极端主义、国内动荡不安、过度通货膨胀、资金流失，在极端情况下，还会发生内战”。因此，对于萨克斯来说，一旦一个目标国家开始了休克疗法，西方就会很快具有有效控制目标国家人民命运的力量。然而，休克疗法在这方面却存在一种巨大的反差。对于如何恰当地调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确保东欧政府言听计从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然而对于如何用胡萝卜加大棒来使西方国家政府行为同样遵守这一方案的问题却几乎是一片寂然。对于这种沉寂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东欧休克疗法的最终结果会给西方利益集团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无须用大棒来确保，西方就会提供慷慨的援助。但萨克斯并没有证明这一点：他对于这一策略会带给西方的直接经济利益只字未提。相反，他还暗示了，即使西力政府要承担一定的经济损失，政治理想也能进一步推动它们。因此，他在1990年提出，欧共体政府为了实现欧洲统一的梦想，会结束共同农业政策，“欧共体会接受，为了生活在一个统一、民主的欧洲，允许自由买卖波兰火腿，是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还解释了为什么德国政府尤其会有积极性把巨额数目的资金转移到东欧：因为美国在1953年取消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债务，这为德国“出现惊人的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些话。萨克斯这里是在貌似有理地暗示欧共体和德国的反应会符合策略的要求，因为美国会有效地施加必要的压力让它们这么做。换句话说，萨克斯认为，美国会发挥霸权稳固理论中给它界定的作用：为了自身的霸权利益，美国会迫使西欧国家忠实于它们自己的长期利益，以实现全球化世界经济。就经济运作机构而言，出现了相同的模式：一旦确立了恰当的机制体系，我们就能希望会有大量的金钱和技术从西方的跨国公司流入目标国家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需要对东方的国营企业管理层和雇员实行相当野蛮的高压政策。对于西方跨国公司行为的动机因素却未论及。环环相扣的国家政策体系正由于萨克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方面的作用，休克疗法作为“三化”政策，现在已为东欧国家的每个学童所熟悉，即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而后来，又增加了最后一步，第四条：制度化。但这种表述把休克疗法当做了由单个参与者——目标国家政府采取的一套线性步骤。如果我们把这一决策作为一种多个参与者相互作用，以及参与者与玫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加以改写，就会得到下列一组结果：(1)自由化／稳定化休克：(2)国际休克；(3)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4)以贸易领头的增长；(5)政治／体制的巩周和发展。我们将对这环环相扣的体系中的每一项依次进行考查。●国内的自由化／稳定化休克休克疗法在国内带来的休克具有双重性：首先，突然放开价格，大幅削减国家补贴，同时，强行实施工资控制政策；其次，出现明显的银根紧缩和信贷紧缩。萨克斯遵循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正统观念，把实行价格的突然解控和与之结合的工资控制手段看做是一种创造性的步骤，它在分配上能提供一种比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更为有效的生产因素分配方式。因此，价格自由化休克是经济增长的兴奋剂，并非是抑制剂。信贷紧缩和银根紧缩政策确实会产生抑制经济的影响，但它们首先是为了确保能迫使企业通过解雇工人进行结构重组，而不是通过借款的方式摆脱困境。这套决策的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在国内资金—资本家群体（那些积累了数额巨大的现金可以用来作为资本的人）形成之前或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形成之前，先出现价格自由化／稳定化休克。这样，面对休克，国营企业就没有能力通过“削减”劳动力和借款投资建新厂来渡过难关。它们结构调整的全部努力因此会集中于一种生产因素：劳动力及其价格。关于这一点萨克斯谈得不多，但是，这样一来，价格自由化休克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迅速而猛烈地削弱了产业工人阶级的社会力量。国家实行工资控制并停止补助，会使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价格解控加大了价格下降幅度，而开始出现的失业情况加强了单个社会力量对比力面的这种变化。●目标国家的休克式国际融合和国内休克同步出现的，应该是通过两个步骤使经济融入全球经济采取的双重行动：使贸易彻底自由化，使货币可以兑换。贸易自由化的关键性理由，是确保西方公司在国内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力，防止地方寡头卖主垄断哄抬价格。萨克斯把这称为“概念上的最伟大突破”。贸易自由化包括解除限额规定，尽量降低关税：一种自由贸易体制。出于贸易目的而使货币实现兑换，可以加强地方企业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这些变化和经互会地区的分裂是同时出现的，这会带来暂时性的萧条，但是随着西欧市场的开放和国际金融机构出面帮助稳定各地区的货币，这一切很快就会被克服。●私有化、外国直接投资和结构调整休克疗法的一个极为基本的组成部分是把国营企业转移到私人手中。然而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却是萨克斯最为含糊其辞的地方。他确定的惟一一件事是：把企业交到这些企业的经理或工人手中是绝对错误的。但甚至在这件事上，对于之听以错误的原因，他的想法也有变化。在他关于波生的书中，他一度认为所有权移交给经理或工人是“偷盗行为”。在其他时候，他说所有权交给工人“会使工人承受极大的风险”，大概是因为他们要对企业承担起全部责任。在别的一些时候，他又说这会使企业遭到来自工人的危险，因为他们会让自己多捞一点好处，而不会去投资。但是，他最终的观点是，工人所有的公司不会得到资金市场的信任。但这只是回避了有关目标国家银行体制形式的问题。在他1990年的文章《该做些什么》中，萨克斯强烈要求以拍卖的方式“出售公司”，由西方金融顾问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交易进行调查把关。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建议涉及到的一些伦理上的问题：目标国家能拥有现金购买钢铁厂的人寥寥无几，而且毫无疑问都是以前或者目前位居黑手党上层的不法之徒。他后来又放弃了这一想法，理由是这样一种进程速度太缓慢。他没有去解决购买企业的货币资本从哪里来的问题，而是给这个过程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10%～20%的股份为工人所有，“另外一小部分”所有权交给家族。他们不会拿到企业股份，而是以“投资信托公司”的形式得到单位信托基金。这些私人的“投资信托公司反过来会拥有工业企业股份”，具有经理任命权和监督企业运作的职能。这样的投资信托公司会有一二十个。他使我们相信，对于外国人最终会掌管信托公司和企业这种策略提出批评是错误的。但他没有解释错在哪里，理由是什么。对于休克疗法要求在经济衰退期间进行私有化进程，以及它因此会使资产的售价降到低点这些事实，他也没有谈及。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国营企业是否应该在私有化之前通过国家工业政策进行结构调整，或者，它们是否应该先卖给私人集团，然后再由新的私人所有者进行调整。对于这一点，萨克斯说道，目标国家会缺少这方面的专门技能，而他那“模糊不清”的投资信托公司却会拥有这些知识技能。情况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投资信托公司是私有的，而只有私有部门拿薪水的雇员才拥有私有化所需要的技能。●以贸易领头的增长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相一致，目标国家的经济复苏首先要通过贸易为龙头的增长，而不是国内强劲的经济复苏。需要大量外来资金改组各个企业，随即就会激活出口的增长。●政治／体制的巩固为休克疗法进程断后的是民主政体的巩固，这是它的最后结果，这一点已经为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所广泛理解和接受。但另一方面，在休克疗法过程中，行政部门通常要实行政治危机处理手段，以减弱和阻挡来自各方面普遍要求终止或撤销休克疗法的压力。休克疗法在实践中的得与失萨克斯声称，东欧前共产主义地区的大部分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套进了休克疗法的毂辐式关系结构中，并设法同时应付国际金融机构、欧洲共同体／欧盟的要求，以及来自国内的、经常互相冲突的压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有些政府一直随波逐流，缺乏始终如一的政策，只有极少数政府，像罗马尼亚政府，一直在有意识地寻求一条不同的道路，建立一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形式。下文，我们将对这种政策提出五项指责，并加以论证：(1)从中短期来看，促成区域性分裂和国内休克变化的宏观手段代价巨大。(2)休克疗法中经济复苏以自由贸易领先的决策大部分为错误设想。(3)其中有关持续经济复苏的微观策略同样只会削弱更长时期内的经济复苏，而不是使之有所加强。(4)休克疗法就西方参与者方面的实践已明显偏离了理论，因为它们已损害了东欧国家。(5)按照它自己的成功标准来衡量，休克疗法已经失败了。我们同时将表明，1990年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处境和法国当时提出的建议所预示的一项可选策略的各个组成部分，本来会使东欧地区花费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会提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前景：让每个政府按自己的速度试探性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使经互会地区在自己的改革工程中继续保持联合，为这个地区研制出一些新的贸易和支付办法，以消除冷战期间留下来的东—西方贸易中的一些贸易壁垒。西方列强有能力形成这样一种可选方案，但是一些居支配地位的西方强国对实行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双重抑制性休克休克疗法的实施给整个地区带来了猛烈的双重抑制性休克。其中一方面是由于休克疗法模式坚持使经互会地区瓦解，而不是通过关税同盟和新的支付方式使之继续保持贸易和生产的地域性联系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实施了休克疗法的国内政策体系中的前面几项引起的。这个地区每一位认真的评论家都知道有这些影响。萨克斯首次在1990年l月的《经济学家》上发表他的休克疗法方案时，杂志就已经向读者解释了休克疗法在波兰会产生什么样的预期影响：它谈到政府官方预测会有40万人失业，但非官方的“经济学家预计将近300万”。而事实上，正如表9.1所示，实际结果表明，很多方面更糟。俄罗斯在经过6个月的休克疗法后的1992年，实际收入减少到1991年水平的40%，生产水平也急速下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经济衰退现象进行的研究确定了四种原因，都是源于休克疗法。它说道，“稳定化”方面，尤其是通过贷款约束机制实行的信贷紧缩，被“认为是导致衰退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改革进程的开始阶段”。它说经互会地区贸易的分裂给工业产量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根据统计，仅仅贸易额方面的影响，就能说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产量下降的大部分原因，以及波兰产量减少的其中三分之一原因。”它同样强调了，正如休克疗法的批评家们所指出的，重要机构的真空状态，如缺乏金融机制，意味着“所有国家都遭遇了供应方反应不活跃的问题”，换句话说，经济在不断地急剧下滑，进入了旷日持久的经济萧条。表9.1下跌指数实际GDP198919901991199219931994波兰0.2-11.6-7.21.045匈牙利-0.2-4.3-10.2-5.0-21捷克斯洛伐克4.5-0.4-15.9-0.5捷克共和国-703斯洛伐克-7-41工业产量198919901991199219931994波兰-0.5-24.2-11.93.95.6N/A匈牙利-1.0-9.2-21.5-9.74N/A捷克斯洛伐克0.7-3.5-24.7-10.4捷克共和国-10.6-5.30斯洛伐克-14-10.6-4资料来源：施密丁：《从计划到市场》，《世界经济文献》卷二(1993)；欧洲复兴发展银行：《转折时期的报告》(1994)。萨克斯的反应首先是设法把自己、自己的决策与经互会地区的分裂拉开距离，然后把经济滑坡的责任推到后者身上。他声称，“1991年工业产量的下降和1990年一部分的下降是由于与苏联贸易的破裂造成的，不是波兰改革的结果。”但是他积极地拥护这种破裂，赞成与欧共体建立一种毂辐式联系。他肯定也完全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坚决反对通过这个地区的支付联盟来阻止这种破裂的。而他肯定也清楚，通过地区集团的一些安排，切断中、东欧国家和苏联的生产联系，会使他的分裂政策得到巩固。就像北美自由贸易联盟那样，欧共体会通过有关原产地协议的一些规定来加强这个集团，割断它们与东方国家生产上的联系。在萨克斯所赞赏的欧共体和东中欧国家之间的联合协议整个文本中，有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围绕着这个话题的。萨克斯为自己辩护的第二点是，声称共产主义应为这种经济上的滑坡负责。[9]他说，在开始实行休克疗法前，一些经济体系中已出现了危机。确实不假，但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研之后提出的指责是，休克疗法使糟糕的局面变成了灾难性的局面：哥穆尔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捍卫者——作了统计，在他所谓转变时期的收缩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下降了约40%。这一数据表明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那就是这个地区大部分人民遭受着人类的苦难。甚至到了1998年，整个地区也只有一个国家恢复到了198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但是，对于萨克斯来说，这些问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不值得加以认真分析。《经济学家》设法就俄罗斯的情况为萨克斯的观点进行辩护，它大胆地断言，共产主义造成了供应大大超过需求水平，需求又大大超过供应水平！“从中央计划的定量配给过渡到由市场决定商品的分配，必定会引起实际工资的明显下降：排队购物，实际上反映了相对于工资来说物价过低所造成的需求量过大。”解释了商品需求量过大之后，它接着又解释了商品的供应量过大的情况：缺乏足够的消费人群！它谈到，政府不应该向企业提供贷款，因为这样做“会鼓励它们生产一些没人需要的商口”。而有些人，如哥穆尔卡，则设法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休克疗法造成的滑坡只不过揭示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浪费现象。这种论证一开始就说，他用世界价格对一些东欧国家企业的投入和产出进行了衡量，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减少了投入，所以，采用世界价格会把这部分企业逼入绝境。因此，休克疗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滑坡，尽管是由价格自由化引发的，却是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的不合理现象造成的。如果说这是造成滑坡的根源，那么生产的下降只会出现在价值降低的部门。然而，所有行业都出现了生产的下降。如表9.2所示，就匈牙利来说，我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黑尔和休斯视为效率最高的部门所受到的冲击比那些极大地降低了价值的部门还要强烈。实际上，黑尔和休斯认为含酒精饮料的生产部门是价值减少幅度最大的部门之一，而它却是在经济滑坡期间能继续增产的惟一部门。无论如何，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讲是含混不清的。正如施密丁所指出的，价格的自由化相当于改变了相对价格，因此，一些部门产出下降，就会有另外一些部门产出上升，而那些部门产品的相对价值也会同时激增。在下面这种条件下，总体的产值应该是和以前持平或几乎持平的：因素价格确实是按照世界市场的相对价格发生着弹性变化。当那些从分配上看据认为是世界市场上更为有效的因素分配在经济因素的再分配中得到反映时，转向世界相对价格很快会使原来没有变化的产量水平开始迅速增长。表9.21987—1991年间匈牙利产出下降和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行业DRC排名*竞争力排名**产出下降百分比(%)***毛皮、鞋类第一位第二位50.8服装第五位第五位29．9精密仪表第十二位第三位44.2电子工程第十五位第八位42.3橡胶第二十三位第十二位39.2建筑材料第六位第十四位36.4食品行业倒数第二位倒数第二位11.9所有行业第三十三位第三十三位29.4注释：*DRC=国内资源成本。**竞争力排名是以世界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减去劳动力成本和按世界产业价格的百分比计算的折旧得到的。***产出的下降比例是相对于1987年水平的1991年水平。资料来源：J.C.Brada,I.Singh和A.Torok：《随波逐流的公司：匈牙利工业和经济转轨》，《东欧经济》1994年1—2月；G.Hughes,P.Hare：《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竞争力和工业结构调整》，《欧洲共司体委员会：欧洲经济》特刊1991年第2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在1992年抓住因素价格的弹性问题，声称经济萧条是由于未能完全在劳动力方面采用世界价格。因此，他们认为工资降得还不够低，还不够快。简而言之，萧条不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而是由于没有在工资方面全面实施这项计划。萨克斯几乎无法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因为它暗示休克疗法没有得到尝试，尤其是1992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工资都略有提高。但无论如何，这是无法持续下去的。L990年初到1992年末这段时期内．波兰的实际工资下降了33.6%，而捷克斯洛伐克在同一时期内下降了21.5%，匈牙利则下降了14%。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出现在萧条的关键性第一阶段。《经济学家》杂志指出，俄罗斯实行6个月的休克疗法后，实际工资已降到了仅为1991年平均水平的40%。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这些数据都表明了惊人的下行弹性变化。施密丁评论道，“从细微的方面看，在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中，所有的经济危机都可能和实际工资持续下降有关。任何有可能干扰生产赢利的负面影响总是可以由实际工资的进一步下降来抵消的。”就国内来说，这些滑坡实际上是休克疗法两方面的休克直接造成的：有效需求力的下降——科尔奈特别强调这一点——以及造成企业预算极度紧张的信贷紧缩。由于缺乏任何可以用来重新调度生产因素的切实可行的协调机制，信贷紧缩愈演愈烈：原有的计划机制被摧毁了，而资本主义机制——切实可行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却还没有出现。这里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关于这两种因素孰轻孰重的那场持续辩论，我们关心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萧条是整个休克疗法计划的核心特点。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还提出了很多其他论点来说明这一模式带来萧条影响的合理性。他们声称共产主义的工业产品是毫无价值的，需要发展服务业，这些产品再也没有“必要”生产了。这一“无价值”观点由加顿·阿希进行了确切的表述，他说道，使这个地区回到资本土义，犹如要把一碗鱼汤变回鱼原来在鱼缸里的样子。但这个论点似乎更多的是依据反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可靠的证据。证据表明，1990—1991年期间，欧共体减少冷战时期针对Visegrad国家（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进口设置的贸易壁垒之后，后者的出口量就出现了急剧增长；如果把1989年的出口量当做100，那么到了l992年，波兰向欧共体地区的出口量就增长到了208.2，捷克斯洛伐克激增到了250，匈牙利增加到了178.6。这些增加值并不局限于一些传统的出口部门（它们无论如何要比典型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更为多样化），而是覆盖了所有行业。正如理查德·波迪斯所说：“1990—l992年期间，中、东欧向西方出口量的爆发性增长确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声称这些国家产品缺乏竞争力——产品质量无法接受、营销情况差等等——的观点。”服务部门落后这一观点被萨克斯用来暗示大幅减少工业产量是有必要的。但这既无法解释工业产量滑坡的原因——工业滑坡不是由于工人涌入新的服务行业造成的——也无法为它进行辩护：不造成或不需要工业产量的减少，服务部门照样能发展。关键性的理由，实际上就是他们通常不会直截了当和公开渲染的想法，也就是，既然西欧的经济体制中已经充斥着一个又一个生产处于过剩的部门，那么就不需要东欧国家的这部分工业产量了。换句话说，东欧工业和西欧工业的关系正如欧洲的客机行业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关系：不仅毫无必要，而且还更糟——它是竞争中的累赘。经济衰退让人类付出的代价要求集体化迅速解体的休克疗法运动让人类付出的代价，也许还不能和早先战后东欧集体化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相提并论，如果后者包括40年代后期的政治迫害的话；当然，和30年代的苏联进行任何的比较都是荒唐的。但是，从人的角度看，为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确实是巨大的。据联台国儿童基金会统计，1989—1993年，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生的新增死亡人数为80万。这个数字包括了1992年l月休克疗法开始之前苏联新增加的死亡人数。麦卡尔·埃尔曼提供了1992年俄罗斯一国的新增死亡数目，为8.2万，同时还说道，1993年要“大大超过”这个死亡数字。俄罗斯的总死亡率从1991年的11.4增加到l993年的14.4，以及1994年第一季度的16.2。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解释道，转轨产生了三个方面的健康危机：增加了与压力有关的心脏和血液循环方面疾病的发病率——这些占到这整个地区死亡增加人数的32%～80%不等；产生了饮食缺乏症；并且造成了紧张的社会心理，从而明显增加了凶杀和自杀案件的比例。它评论道，东欧的健康危机“是史无前例的”。在俄罗斯，1992年凶杀案的数量增加了42%，到l993年，又增加了27%。匈牙利在1989年和1991年间的杀人事件增加了43%。和1989年相比，波兰1993年的自杀率上升了133%，而罗马尼亚上升了l50%，俄罗斯则上升了153%。贫穷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在很多国家变得非常严重。俄联邦国家统计委员会和世界银行在对俄罗斯的一次研究中，把贫困线界定为：个人收入仅能购买最起码的食物，以维持处于平均活动水平的身体的正常体重——按西方的标准，这是个苛刻的定义。这一调研表明，1992年俄罗斯有37%的人口处于这贫困线以下，而15岁以下儿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数字更惊人地达到了46%～47%。由美国援外合作署和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于1992年进行的调研发现，俄罗斯的平均抚恤金低于世界银行所估计的维持一个人生命所需营养的最低限度。按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关于轻微营养不良的定义（低于2300卡路里），波兰在1989年患有营养不良症的人口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但到了1992年已达到了17.9%。如果我们把贫困线定义为1989年平均工资的40%，极端贫困线为1989年平均工资的24%，那么，到了l992年，在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处于极端贫困的人数达到了15%～26%；而那些处于贫困的人数还要多出28%～38%。在俄罗斯，危及生命的疾病也明显地增加了：伤寒和副伤寒患病率在1992年上升了l3%，1993年上升了66%；白喉1992年增加了109%，1993年增加了290%；死于结核病的人数1992年增加了15%。休克疗法贸易体制的失败让目标经济向一个几乎完全自由的贸易体制开放这一点被萨克斯称为“概念性的突破”，其理由首先是，它是用来处理东欧国家寡头卖主垄断问题的。由于价格自由化，他们往往会减少产量，抬高价格；但它同样也为贸易领先的复苏铺平了道路。这些目标完全符合在这个地区为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建立门户开放的经济体制这个终极目标。正如结果所表明的那样，国营企业不是抬高价格的主要作俑者。价格上升最活跃的是在服务部门，是私人企业运作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认为Visegrad国家经济存在严重的垄断这一看法，似乎是错误的。当然，不存在完美的竞争，但是，根据爱丽丝·阿慕斯登和她同事的调查发现，这些国家的垄断程度和美国自由市场的垄断程度大致相近。甚至连捷克斯洛伐克这个特别挑选出来作为垄断典型的国家，其集中化的程度并没有超过美国多少。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100家公司所占的产业就业人数为26%，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23.8%。波兰的集中化程度和美国的相近。然而小型经济体制比美国更依赖贸易，因此它们在一些重要部门可以具有更高的集中化程度，从这一点出发，阿慕斯登认为，这个地区大部分产业的实际问题是分裂太过，而不是分裂程度不够。阿慕斯登等人以东中欧经济中已经具有了发展潜力的一些部门为例，说明了存在着过度分裂的问题。在英国和德国，分别由2家公司和3家公司控制整个洗涤剂行业市场的80%，但是，在波兰却有7家公司，没有一家的规模大到足够能产生规模效益。世界上的粗钢产量，捷克斯洛伐克排名第14位，波兰第17位，然而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钢铁生产厂家VSZKošice的规模只排到了第30位，而波兰的最大钢铁企业HutaKatowice规模上只排名第32位。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91年的报告中提到，这个地区的钢铁行业普遍面临着工厂规模太小的问题。而在机械工具、纸浆和造纸这些行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萨克斯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说：“波兰的巨型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只是一些小角色。”而且，还有很多无须完全对进口实行开放的可选办法来阻止垄断价格的上升——最显而易见的是通过管理机构。但他对这些可能性却置之不理。1990—1991年期间在Visegrad地区建立的贸易体制,据萨克斯的说法，仿照的是西欧的模式，但它们之间却有很大差别：限额取消了，其他一些非关税壁垒并未建立，反倾销手段和保护手段也未创设，出口促销手段还未到位。相反，却采用了包含超低关税的一个单一集团贸易体制。[10]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西欧公司的出口大量涌入这个地区，这一点，正如菲利普·莫里斯学院的贾尔斯·梅里特在1991年发出的警告，“会造成无法补救的伤害”。对国内生产厂家的打击，在消费品商品部门尤其具有毁灭性。1989—199l年期间匈牙利的消费品进口几乎翻了一倍，而波兰仅仅在199l年的头8个月，消费品进口就从进口总量的18.2%增长到了31.6%。目标国家的贸易数据并不一定会精确地反映出事情的进展。因此，当捷克斯洛伐克的统计数据表明1991年从法国的进口增长额仅为2%时，法国的数据却表明增长了180%。90年代期间，欧共体／欧盟与这个地区贸易中一向存在的贸易逆差变成了顺差。对于这些西方国家向东方的出口到底有多少涉及到产品的倾销，还没有文章对此进行过任何系统性的研究。但是有充足的轶事趣闻可以证明这一点。[11]Visegrad国家在1993年上半年的进口总值和1992年同期相比，增长了7%，达到了80年代中期以来进口的最高峰。匈牙利的进口增长了6%，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增长了18%～22%，而波兰增长了27%。如此大量的出口绝非仅仅是市场力量所为，西方政府通过向本国的出口公司提供出口信贷和信贷担保，为出口提供了有力的资助。这些扶持手段被说成是给予目标国家促进出口的援助。其实，按照萨克斯的说法，向俄罗斯提供的几乎所有的西方援助都采取了这种出口资助的方式。它们使相关国家增加了额外债务负担的同时，使出口商能够毫无风险地突破进入目标国家市场。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西欧国家想要攫取以前由东中欧供货的苏联市场。纽约联邦储备的前任总裁安东尼·所罗门算了一下，西方的出口信贷使原来东中欧出口到苏联地区的贸易额中大约有40亿美元得以分流到了西方的供货商手中。对于波兰和匈牙利来说，这些策略的一个特别有破坏力的方面是对农业的冲击。就在国际金融机构要求Visegrad地区国家结束对农业的补助，解散集体农场以及大幅削减工资，从而造成食品需求力下降的这个时期，由欧盟大力资助的农产品出口全力倾销到了Visegrad地区市场上。在这之前，欧共体在1989—1990年间的所谓人道主义食品援助波兰的计划早已破坏了社会对农民供应商需求的稳定状况，为此铺平了道路。结果，这个地区最为重要的私人经营群体——共产主义解体后的波兰农民，成了这个国家反对休克疗法和欧盟的最为强大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就东方目标国家来说，它们方面要进行直接出口促销的努力却为世界银行所禁止。[12]到1991年，Visegrad国家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都要求彻底改变门户开放政策，并普遍开始征收关税和进口附加税。波兰总统里奇·瓦文萨公开指责西欧国家试图毁掉波兰工业。准予进入欧盟市场以贸易领先的经济复苏这一概念当然意味着向欧盟出口的激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萧条，伴随货币的贬值，正如拉丁美洲的结构调整计划一样，是为了使日标国家转向贸易领先的复苏。萨克斯的模式因此特别重视迅速消除阻碍东方国家向欧盟出口的一些坚固的贸易壁垒。进入欧盟市场的议题纳入了一些谈判中，如与东中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所谓欧洲协议的谈判，与另一个国家——前苏维埃共和国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协议的谈判。交换的基本意见涉及到相关国家要向西欧公司开放商品市场和固定资产市场，以换取它们想像中的进入欧盟商品市场的权力。和Visegrad国家的谈判结果完全是向欧盟单方面倾斜，尽管欧盟只强调关税而不是非关税壁垒政策，并把谈判说成是大大地有利于目标国家。目标国家降低了大多数商品的关税，而欧盟并没有明显地减少那些对Visegrad国家经济至关重要的商品的非关税壁垒。而与此同时，关贸总协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却敦促Visegrad经济体系消除它们的非关税壁垒。欧盟还把一系列保护手段订入了协议中——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包括并不符合关贸总协定条例的反倾销和保护性手段；而Visegrad经济体系却大都缺乏这种手段。同时，欧盟还保留了利用冷战时期的保护手段的权利，以便对付反对副会员国的国营贸易国家——这一条款并不需要比较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它使保护主义措施可以放开手脚自由行动。鉴于Visegrad国家经济衰退、信贷紧缩、投资减少，它们出口方面的努力只能集中在一些资本——产出系数低的传统出口部门。为了充分认识这些欧洲协议的倾斜程度，我们因此必须关注这些部门所受到的待遇。表9.390年代早期具有出口实力的部门部门具有出口实力的国家1.食品/农业波兰、匈牙利2.纺织/服装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3.钢铁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4.化学品匈牙利5.煤波兰6.燃料捷克斯洛伐克资料来源：C.Mastropasqua和V.Rolli：《关系到东欧的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与欧盟缔结的联合协议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出口带来的冲击》，《世界经济》17:2(1994)。毫无例外，它们也遭遇了欧洲协议中规定的来自欧盟的严重保护主义壁垒。共同农业政策并没有较大的改变，波兰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农产品出口——粮食、牲畜和乳制品——都属于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部门。化学品继续受到国营贸易国家反倾销措施的制约；纺织品和服装受到一种管制贸易方式的制约，这对Visegrad国家的纺织业破坏力极大；钢铁遭遇了限价协议和反倾销手段；而其他部门，像波兰的汽车，则受制于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即限额）。欧洲协议中贸易方面的条款作为过渡性协议于1992年开始生效。到了那一年的下半年，东中欧向欧盟的出口出现了下降，1993年出口下跌的势头令人震惊。1993年上半年所有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出口总值与l992年上半年相比，以美元计下降了13%。这一下降影响了向西欧、过渡型经济体系及欠发达国家的出口，并使原先向经互会地区的出口量下降、向欧盟地区的出口量上升这样一种平衡格局彻底发生了转变。造成的总的结果是，这个地区1993年上半年贸易逆差约为72亿美元，而1992年同期的贸易逆差仅为15亿美元。尽管捷克共和国由于进口增长了21%，使贸易逆差情况更加恶化，但出口还是增长了13%。对比之下波兰的出口下降了7%，而匈牙利的出口下降则超过23%。匈牙利出口下降表现尤其突出的是工业消费品（降了30%）、食品（降了17%）和农产品（降了59%)。[13]匈牙利的服装、纺织品和鞋类的美元出口值下降了48%。在钢铁制品方面，匈牙利的出口下降了20%。因此，传统的出口部门正在失去它们原有的地位，但是新的出口制造行业还未出现：只有少数几个例外，其中有波兰的汽车生产。联合国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得出结论：“除非出现大规模的新的投资，否则出口持续增长的前景是渺茫的。”造成1993年上半年波兰和匈牙利贸易方面这些糟糕局面的部分原因无疑是欧盟的衰退，尤其是德国的衰退，1993年上半年，德国从整个东欧地区的进口总额下降了10%。但两方的衰退并不是全部答案，因为波兰的出口在l992年已经开始大幅下跌了，当时德国经济还没有出现衰退。联合国的欧洲经济委员会公告强调，1992年和1993年的欧盟进口国家更为频繁地依靠反倾销和保护行动来抵制欧洲经济委员会地区的进口。1992年，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对来自这个地区的生铁进口规定了新的限额，欧盟自己对Visegrad国家的钢铁制品征收反倾销关税。继意大利爆发口蹄疫（据说源于从克罗地亚非法进口的牛）之后，欧盟就禁止从整个东中欧地区进口任何牛（其中一些国家至少从70年代初以来并没有出现过这种病例），从而使有些国家发出威胁要采取以牙还牙的借施，直到最后这一禁令取消。在发生一起猪瘟事件后，匈分利出口欧盟的主要肉类——猪肉——也被完全禁止了，理由并不明确。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该强调一下欧盟和欧洲经济委员会之间的贸易关系到底面临着多大的危机。即使在最为敏感的部门，进口的全面放开带给欧盟的也只有2%～4%的产量下降（农业和服装），欧共体那些得到高度保护的部门因此不会受到致命的威胁。进入欧盟市场政策的最后一个方面非常重要：欧洲协议中一些关于原产地条款的规定，迫使目标国家和欧共体／欧盟的经济运作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了毂辐式模式。它们做到这一点，是通过阻碍不完全在目标国家生产的产品（不管产品的部分零件是在邻近的Visegrad国家还是在前苏联生产的）重新出口到欧盟。对于大部分工业品（如那些受制于欧共体—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协议附件II的工业品），欧洲协议的备忘录中就副会员国生产的产品增加值方面用门槛的方式作了规定：进口的投入不能超过产值的40%或50%，因此协议规定当地投入要求不少于60%。尽管这一门槛是规定的主要形式，但另外还有两套规定同样适用于下列一些产品：(1)原产地为副会员国的产品是指完全在那个国家获得的产品。(2)原产地为副会员国的产品可以是那些“在副会员国获得的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并不完全是在那个国家得到的或是在欧盟得到的）一些产品”，只要所指的产品经过了“充分的制作或加工”。这里“充分的制作”的基本定义是指产品经过“充分的制作”后，在海关标准术语系统Harmonisedsystem的四位数编号关税标题下的分类发生了变化，这种分类和非产地材料的分类不同。这种种协议使这些经济体系在贸易方面依赖欧盟，使目标国家劳动分工的发展受到欧盟要求的约束。这些政治经济方面交互影响产生的悲剧性后果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监督，目的是为出口领先的复苏打下基础而产生的国内压抑性休克，大都把这些国家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延长了经济衰退时期。至于复苏的起因，就目前己经开始的程度看，它主要不是由对外贸易引导的，而是由国内消费引导的。但国际金融机构政策的绝对主导目标却是减轻国内需求压力，消除通货膨胀，降低工资，通过削减开支减少政府赤字。财政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休克疗法带来的经济衰退使这个地区的大多数政府深深地陷人了财政危机。这虽说是经济衰退的正常副产品，可是由于休克疗法没有把税收制度的变革、加强行政管理机构放在第一位，因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这样一来，由于经济衰退期间大多数国家的税收制度几乎专门集中在工业企业的营业额上，因此，当整个地区的工业产量下降接近50%时，必定会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由于休克疗法贬低了建立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重要性，政府无法通过国内债券市场借款来缓解财政赤字。这样一来，开支赤字会直接刺激通货膨胀。谈到经济衰退，萨克斯试图逃避承担这些财政危机的责任。他说，在休克疗法产生“巨大的预算赤字”之前，“这个地区发生了一场几乎是普遍的财政灾难”。事实上，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略有盈余，只是在实施休克疗法的头两年才开始出现赤字。匈牙利的预算也同样是1990年略有盈余，而后来几年出现赤字。波兰确实在1989年就出现了严重的政府预算赤字，为6.1%，但是由于体克疗法，它的赤字上升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1991年达到了7%，1992年为6.8%。俄罗斯1992年以前的财政资料无法获得，但是，盖达尔实施休克疗法的头一年财政赤字就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而且政府已经削减了价格补贴，但体克疗法还是产生了这么大的赤字。休克疗法造成的财政危机使这些国家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选择会引起通货膨胀的融资方式以减少赤字，要么获得西方国家的资金以堵住赤字这个窟窿，要么大幅缩减政府开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竭力对政府施加压力，使它们走最后这条道。它为此提出理由认为，要把这项政策放在首位是出于和通货膨胀作斗争的需要。在这个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推行着这样的政策，这种经济衰退在过去的五年中毁坏了几亿人民的生活。目标政府一直遵循着这种政策，而这只是加深了经济衰退的程度，并给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管理等基础结构造成了长久的破坏。但是，这一普遍情况中也有个重要的例外，这一例外甚至于可以解释这个国家开始有所恢复增长的原因，这个例外就是波兰。只有在这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了直正重要的西方金融支持，它取消了波兰所欠其他政府和私人债务的一半。这使政府的金融状况有了改观，同时也为私人资金对未来更有信心打下了基础。（匈牙利的人均债务更重，而且它和波兰、保加利业、俄罗斯不同，从未拖欠过；但是它完全没有能够减轻债务，更不用说债务豁免了。[14]）但即使在波兰，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90年代初努力把政府减少开支、抵制通货膨胀作为政策的中心，经济复苏仍然受到了削弱。它的口号是，金融稳定和增长之间是无法取得平衡的。但是如果东欧的经济复苏必须由国内消费引导，那么其因果关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导向是截然不同的：没有增长就不可能有金融的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金融的策略往往会加深衰退程度，从而会进一步使金融变得更不稳定。哥穆尔卡设法对这种使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的政策作出解释，他列举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据说是在世界范围内与通货膨胀作斗争这一事实。[15]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经济复苏并不属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责范围。但这无法说明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反对用减免债务的波兰方式，或者用最近使用过的调动宏观经济援助资金的墨西哥方式，来堵住财政赤字。哥穆尔卡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欧活动方面的权威人士，解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方面的想法。他的话值得详细引述：“只是在有些情况下，国外援助，尤其是以拨款和债务减免的形式出现的国外援助，才会产生巨大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大笔的拨款，如果不和运作情况挂钩，会减少各地方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纪律约束，对过渡时期经济体制产生的影响，会近似于宽松的预算限制对国营企业的影响……这些经济体系中大部分已经是负债累累了，这使它们已经没有什么余地背上新的债务。另一种远为重要的外来影响来自于西方私人投资和技术的流入。然而，这种流入需要的似乎不是外来的金融资助，而是国内改革的努力。”哥穆尔卡尽管有点儿闪烁其词，但确实承认债务的减免和拨款能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但他的基本观点却与他前面提到的，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仅仅注重通货膨胀问题这一说法相抵触：帮助政府度过了衰退时期，就无法对它们施加足够的压力把获取外国直接投资的体制工程推进到底，而外国直接投资是复苏的真正手段。其含义非常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利用经济衰退作为一种在微观层次上加速社会工程的手段，以便实现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这一预定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内新自由主义议事日程中取消债务或宏观经济拨款的计划可能都错位了。萨克斯本人确切地总结了在俄罗斯这种清况下所实行的政策：“款项（由西方公共机构转过来的）少得简直可笑……几乎所有的西方‘援助’都是以给予俄罗斯企业出口信贷的形式，还贷周期短；而不是以给予俄罗斯顶算拨款和长期贷款的形式……西方政府给予俄罗斯预算的、给予俄罗斯稳定所急需的支持，总的来说实际上为零……1994年，各国政府给予俄罗斯改革的国际援助实质上完全没有价值。”萨克斯并不支持这种策略。他的休克疗法模式以取消大量债务、提供宏观经济援助的拨款，以及出于其他政治目的的拨款为先决条件。他预计到了如果西方不能实施决策的这一方面，将会给这个地区的很多地方带来灾难件后果，甚至还警告会有内战的危险。然而他却不承认这一显而易见的推断：就他关于西方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内部存在着一些推动力的设想而言，他的休克疗法模式是建筑在沙土上之的。他以前想把责任推到像哥穆尔卡之类的人身上，责怪他们思考问题像“官僚”一样只想着浪费问题，他的这种做法并不能为自己当初没有领会支配西方列强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政治动力而犯的“官僚主义”知识分子错误开脱。休克疗法结构重组的微观策略在微观经济的结构重组这一层面，休克疗法模式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思想方法不谋而合。结构重组不应该通过政府工业方面的政策来实现，它应该靠“市场导因”和“市场力量”，而尤其要靠借助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西方市场力量。目标国家政府的任务仅仅是降低工资，对国营企业实行严格的预算限制，并用现金出售的方式使之私有化，剩下的就是市场导因和市场力量的任务了。公有部门的干涉主义当然是必要的，它会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形式出现，它们要施加必要的影响以确保这种方式得到采纳。市场力量优先原则现在人们普遍认识到衰退时期的“市场导因”是完全失真的，它对于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哪种企业能够继续立足和繁荣无法给予任何指导。文特罗瓦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调研肯定了这一点：她表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下行调整趋势，“朝着需要能源和材料的简单生产过程转变，这些部门越来越有利于出口，尤其是在出现了快速的贬值之后”。文特罗瓦评论道：“尽管某些经济学家把当前的经济衰退描绘成是‘有疗效的’结构危机，但非常不幸的是，他们完全脱离了事实真相。”由于人民实际收入的快速下跌，国内的需求力也严重失常，“如果此时我们对市场刺激作出反应的话，那么就连那些需求力前景不错的行业都有必要关闭”。布拉达总结了匈牙利的经验，指出“产量的急剧下跌事实上意味着所有行业处于半消失状态。就举一个例子：在消费电子领域，国内市场上的两大主要参与者……不得不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宣布破产”。在钢铁行业，重要的生产厂家“几乎等于要从市场上消失了”。市场的瓦解和休克疗法的信贷紧缩意味着企业面临着严重的流动资金危机，结果是投资大大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了生产能力。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资活功在1991年的前三个季度减少了29%，用于现代化的资金出现了饥荒。文特罗瓦谈道：“在这方面还没有开始重大的投资，它所必需的环境氛围还需时日……只有在原材料和能源综合企业的一些垄断部门才会看得到投资的上涨。”投资商品行业“开始了一个维持自身生存的不断的衰退过程，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很难说是一种有疗效的生产结构重组。布拉达解释，在匈牙利，这种投资的全面下降导致很多产业公司出现明显的资金不足，国内生产总值中总的固定投资份额在匈牙利从1980年的28.8%价下降到l990年的17.8%。布拉达强调的另一个因素是国营企业争取市场份额进行的拼死努力，对企业来说，这一点比什么目标都重要。亏损行业的经理们也耗尽了公司的资产来填补当前的亏损，并不惜一切代价要使公司继续运行。在正常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这样灾难性的经济滑坡会促使政府进行危机管理。在90年代西欧发生的那一次相比之下并不严重的衰退期间，德国、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向某些特定的行业和企业提供了大量有目的的补贴，而且放宽了信贷条件，预算出现了严重赤字。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的政府因此也转向一项有关帮助国营企业重组的工业政策。但是国际金融机构反对这方面的努力。这样，在一个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样的国家政府给予工业的补贴超过国内生产总谊3%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进行了有力而且有效的活动反对Visegrad国家提供类似的补贴。在匈牙利，补贴从国内生产总值的5.4%下降到了1991年的2.4%，而在波兰，1991年下降到仅为预算开支的2.4%，捷克斯洛伐克在同一年降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些结果都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威胁不给贷款的情况下得到的。世界银行同时还阻止政府在国营企业私有化之前对它们进行改组。萨克斯声称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政府缺乏这样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但是世界银行不想冒任何风险，它禁止它们使用已有的资源。它解释说：“这样的实休改组最好由私人所有者去做。”它因此要求禁止波兰工业发展机构从事金融事务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世界银行和波二政府达成的协议说明：“波兰工业发展机构现有的财务资产组合将移交给金融机构，给企业的贷款将出售或移交给具有处理信贷风险能力的金融实体……波兰工业发展机构对企业的产权投资将移交给持有产权的实体，如独立的公司、私人基金、私有化基金或拥有产权的私人公司。在（世界银行和波兰政府的）谈判中，确认了波兰工业发展机构的财务资产组合的移交将在l992年6月30日以前完成.”世界银行在匈牙利的姿态没什么不同。匈牙利民主论坛政府已经决定采用典型的西欧方式，通过工业部实行一项工业政策。匈牙利民主论坛政府已经把它作为1990年竞选纲领的中心部分，但这一点并没有削弱世界银行的政治决心，它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问题在1992年以如下方式得到了解决：“政府（向世界银行）许诺迅速减少（贸易工业）部在经济中的作用，把大多数工业企业的改组、复兴和管理的任务交给市场力量。”世界银行同样设法使国家开发银行无法有力发展，这不仅成为起着这一作用的欧洲投资银行所在的西欧国家的重点，而且在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同样。波兰政府于1990年设立了波兰开发银行向企业提供长期贷款。世界银行横加干涉，规定这一机构发放的这种贷款只能限于它资本的15%，它其余的贷款只能给商业银行。在罗马尼亚，世界银行提供调节贷款的前提条件，是罗马尼亚政府要使罗马尼亚开发银行和另一家国家银行私有化。西方公共机构起决定作用的另一个经济决策领域，在于设法使目标国家结束对农业的大额补贴。其对于贸易领域的影啊在上文已经谈过。旨在确保未来经济结构应该由市场来决定的这一场运动的意义，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既然这此国家大都不具备拥有足够的金融财力来购买大型企业的私人资本家，那么决定未来经济结构的必定大半是外国资本。正如我们听见，所有的国际金融机构都知道这一点，并且还强调外资在私有化过程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然而，外资会以不可阻挡之势从西欧涌来，西欧这个地区已经充斥着过度性生产，面临着结构性失业的历史新高、紧张的财政状况和紧张的社会局势。因此东欧公司任何想要挤入西欧产品市场的努力都会激起西欧的抵制，因为它会迫使西欧不得不进行结构调整，而这是它们不希望发生的。同时，欧盟公司在全力从原东欧供货商手中夺取前苏联市场。简言之，没有任何一个西欧的生产部门会欢迎东中欧国家高增值产品方面的强劲出口。而东部关于新的工业（和农业）力量的规划设计，从一开始，主要就是西方运作者在策划。这不是关于技术转让或者是外国自接投资的其他领域会带来多大收益的辩论。无疑，这些收益可能是重要的，但也只有在下面这个条件下，即东部和西方一样具有着坚实有力的国家基础结构和一系列政策来控制、引导和吸收这些技术转让和资金的转移，这些收益才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它们却竭力要把大部分的控制和引导的权利交给西方的参与者。西方政府为西方购买东欧资产提供补贴西方公共机构一直坚持要求东方国家资产决速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并且外国公司具有参与私有化的全部权利。未能采取这些措施的东方政府就不可能指望西方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对它们加入西方产品市场或资本市场放宽排斥性贸易禁令。所以，由于罗马尼亚的私有化计划限制了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就停止向它提供贷款。西方的政治压力被用来赢得罗马尼亚和西方跨国公司之间那仅有的两项重大交易。起着同样重要作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政府施加的压力，要求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把国家资产包括公用事业出售给西方公司。西方对资产供应方施加如此种种压力的同时，西方政府还在私有化过程的各个阶段向西方跨国公司提供补贴。在东中欧，欧盟主要为国家私有化机构提供资金。它在目标国家的相关各部设立了一些机构，配备的职员是欧盟雇用的欧盟侨民；它还出资让西方的会计公司和投资银行研究目标国家的工业，还向欧盟国家公司在实际购买资产时提供补贴，从而使它们能胜过竞争胜投标。这种努力的主要手段是PHARE计划。和这个地区有关的其他援助基金都采用了贷款的形式，而PHARE却采用了资助款的形式，它的大部分基金都到了西欧公司的手中。这项计划是1989年确定的，自1990年1月初开始实施。PHARE是“波兰、匈牙利：经济结构调整援助”[16]的首字母缩写。人们对PHARE的批评声一直不绝于耳，主要是因为欧盟设法掩饰自己的目的。欧盟把这项计划说成既是和目标国家的一种伙伴关系——是由受援国推动的——也是为东方人民调动资金的一种手段。计划确立之后，据说它的主要重点是调动资金以及提供其他形式的援助以帮助农业、环境保护、工业和小型行业的结构调整和发展教育。既然PHARE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受到批评当然是无法避免的。表9.4PHARE和西方给予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其他拨款资助*单位：100万埃居年份PHAREPHARE24国总额承诺的款项支付款项调拨款项1990500.0171.0960.01991775.0283.91120.019921015.0433.91120.019931040.0443.61120.01994835.0492.0**-1995***-770.0-注释：*不包括债务减免。24国下面的拨款是由美元以l$=0.8Ecu的比率换算成埃居的。*****欧盟预算中的计划。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经济公报》卷四十五（1993），第94页；欧共体委员会：《1994年欧共体预算》，《欧洲共同体官方刊物》(1994年2月7日)。PHARE的决策权利并不是由欧盟和受援国政府共同享有的：尽管确立PHARE的条例确实说“特别应该考虑到相关受援国的倾向和意愿”，但这种权利仅仅是在欧盟一方。然而，欧盟委员会却声称目标国家确实控制着计划的实施，并列举了PHARE的机构是设在所有受援国的相关各部，PHARE的钱款大部分是由这些机构分配这一事实作为作证。但是根据欧盟的审计法院，这种权利下放的目的不是把控制权交给目标政府的官员，因为这些管理机构的重要人物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受援国的国民：他们都来自西欧，由欧盟机构任命，在委员会和欧共体/欧盟派出的代表团的监督之下工作。这种管理权利下放的实际效果是，即便是欧盟审计法院也不可能查考PHARE钱款实际上的用途，因为委员会已经把款项预先给了受援国的这些管理机构，已无法向法院提供关于这笔钱用途的资料。因此，尽管法院关于PHARE的报告可以看做是最为可靠的来源，但它对这个计划的大部分也是蒙在鼓里的。PHARE早期大型项目中的其中一个是提供给波兰5000万埃居购买农药。审计师们无法查考这笔钱实际用在了什么地方，尽管法院确实证实，至少其中有一部分重新流入了欧盟。[17]同样是在农业领域，1990年初开始的一项计划是向波兰和匈牙利的私营农民提供贷款，但是过了两年还是没有任何贷款拨给他们。1990年波兰的专款数额是非常大的，有1.6亿埃居。但是即使在委员会保证1991年提交第一份报告的情况下，一直到1993年1月，它仍然没能向法院提供有关这笔款项的活动资料。另一个大的PHARE项目的情况也一模一样：向波比和匈牙利的中小型行业提供一批贷款设备，但是直到这项计划的第二年底，也没有任何实际贷款到达这两个国家的中小型企业手中。欧盟委员会东欧经济顾问团的首脑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让受援国在PHARE中起作用是个槽糕的想法，他声称：“通常，让受援国明确它们的重点要比捐赠者强行规定一些重点花费更长的时间；由需求引导的援助有可能会被逐利者利用，从而不会产生经济效益。”这些观点既不为欧盟的审计师所赞成，也没有为事实所证实。波迪斯似乎是想当然地认为逐利是东欧国家的问题，而不是西欧国家的问题。在属于最大的PHARE项目之一的提姆普斯（Tempus）这一高等教育交流项目中，对东欧逐利问题采取了应对措施，用欧盟审计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受援国的教育当局不会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它似乎又在鼓励西方追逐放款收益：它把提姆普斯的实施工作交给了一个私人组织——欧洲合作基金会，这个机构自身一直专门从事教育交流事务，并一直在投标争取获得提姆普斯交流计划的这笔钱。波迪斯乐意提出拖延这个问题也令人奇怪。从1990年开始实施PHARE计划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政府就把改善环境作为工作的重点。欧盟委员会同意了。但是在波兰，在这项工作成为政府重点之后整整过了三年，委员会连一项能直接改善环境状况的小规模实验性投资工程都未完成。在匈牙利，尽管委员会确实出资建造了一个野生动物园，并且还为此提供了一栋中心管理大楼，但是匈牙利政府就处理环境问题提出过的大约200项重点工程的建议，却没有被委员会挑中过一项。受援国认为紧迫的工程，如在黑海、波罗的海、华沙和布达佩斯北部这样一些污染严重的地区建造污水净化工厂等，委员会都拒绝考虑。1994年1月，欧洲议会对于委员会在环境问题上没有采取行动，也没有支持受援国政府提出的有关多瑙河流域、黑海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建议提出了批评。它批评了PHARE基金只用于研究这一事实，并敦促委员会的PHARE计划要更多地起用各地区当地的顾问。[18]然而在休克疗法思想体系中，这些批评的大部分都可以不必考虑，只要像PHARE这样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私有化和外国直接投资。既然在休克疗法体系中，外国直接投资是私有化、现代化和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方政府就有理由合力完成这些任务。而PHARE计划的大部分正是明确地面向这一点的。PHARE在开始几年中主要致力于让西方的顾问研究目标国家的经济这一事实，已招致了不少批评。在波兰，所谓的向农民发放贷款的项目，惟一的成果是对合作银行业务的研究，它告诉波兰人的是一些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结果令人有点啼笑皆非。但是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来说，其任务与其说是把西方的情报资料传送到东方，不如说是把东方的请报资料传送到西方。这样的研究对于，比方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来说可能是有价值的，可以鼓励它设法接管波兰的农业银行业务。另外，1990年和1991年间，西方的顾问们对波兰的工业进行了大约四十次的调研。这类研究在整个地区有几百次，它们把无数的经济信息资料输送到西方。人们一再地指责，本应该起用东欧的顾问却从未这么做。想必有一点很显而易见，即这些东欧的顾问不会了解西方跨国公司在这个地区所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有利可图的机会。而且即使他们对此确实略知一二，他们也可能不会支持。斯洛伐克的私有化部批评这些PHARE在工业方面的顾问的工作并不符合它们的具体需要。但是，从休克疗法角度来看，这种批评还是不相干的，因为要满足的具体需要是潜在的西方投资者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要从他们的全球战略出发，而不是从那些——依休克疗法的观点来看——狭隘的国家角度出发。从这种观点来看，对这些研究提出的惟一批评是，这些研究是否并不是来促进西方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是削弱那此在西方市场上构成竞争威胁的东欧企业的。但由于PHARE缺乏透明度，很难获得这方面的资料。有这样一个例子成为了一桩丑闻：委员会在一项如何改组捷克斯洛伐克钢铁工业的研究上花了一笔略低于95万埃居的开支。[19]PHARE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援助计划甚至并没有这笔开支。有许多这样的合同，数额在80万和95万埃居之间，它们并不直接包括在任何一项特定的计划中，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在委员会要针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钢铁工业的竞争威胁采取保护措施的时候，这种研究显而易见具有极大的政治敏感性。委员会其实已逐渐设法把PHARE作为一项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计划加以推进，而不是假装这是一项要把资金转移到东欧手中的计划。借用委员会总理事会负责外交关系的理事梅修的话来说：“中、东欧国家已经因为这项（PHARE）计划提供了太多的技术援助和太多的研究而提出了批评……我们正努力进一步向投资领域发展，不再搞那些和投资无关的研究。”PHARE同时也是在东欧作为政府机构设立的私有化机构的主要出资者。[20]在这方面PHARE的支付款项是详细而全面的：例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它包括支付官员用车和使用设备的费用，在匈牙利还包括请金融顾问的费用。[21]目标政府并不总是赏识这种援助，这一点还引起了休克疗法支持者们的嘲笑。和对待西方出口信贷“援助”的态度一样，波兰政府在1994年拒绝碰一笔欧盟的拨款资金，那是用来补足欧盟公司在私有化的波兰公司中所投资的钱额的。在“对礼物挑三拣四”这个标题下面，《经济学家》对于一个“预算赤字超过30亿美元”的政府拒绝接受“白白到手的钱”进行了讽刺嘲笑。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给欧盟公司一笔经济租金，使之能够打败波兰（或美国）的竞争者，这点好处显然是过于明显而不能证实它的合理性。表9.5各个部门的PHARE计划单位：100万埃居1990承付款百分比1992承付款百分比支付款百分比农业/农村发展136.027.4273.011.916718.8经济改组/私有化/金融112.322.6445.222.9164.618.5环境102.520.6273.511.959.86.7人力资源*36.87.4448.321.3226.925.5基础设施139.36.121.52.4人道主义援助66.513.4340.714.9202.122.7其他42.98.6252.111.046.95.3总计497.0100.02290.3100.0888.8100.0注*：这包括教育和培训、社会部门和公共行政管理。资料来源：欧共体审计法院报告。外国直接投资的理论和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国直接投资是作为一种能扭转乾坤、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提供给这个地区的各个民族的。休克疗法理论家们和西方的多边机构都把外国直接投资描述为既是东方国家国营企业改组的关键途径，也是能给目标国家带来积极的增长和繁荣的手段。其中的第一点有兜圈子的嫌疑：外国直接投资必定是私有化的关键途径，因为西方的条件制约和施加的压力都是为了确保这是惟一允许的途径。真正的理由在于外国直接投资是最佳、最优的调整途径，因为它使技术全方位地得到转让，因而能够大大改善高增值和技术含量高的关键性部门的企业运作情况。第二点更主要是数量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之所以是增长和繁荣的手段，是因为一些国家能吸引到的流入资本在数量上的规模。这两种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提出这第一点，显然是认为它的正确性是不受条件制约的：外国直接投资被直截了当地表述为是通往技术革新的捷径，似乎这些经济体系几乎还处于尚未工业化的阶段。另外，这第二点本身就带有一项重要的先决条件：除非目标国家提供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适当的公共机构体系和政策体系，不然外国直接投资决不会大量地流入：无法建立向全球资本开放的机制结构意味着外国直接投资将不会流入。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些特定的假设：(1)影响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关键性变量是目标国家的结构体系和政策体系。(2)外国直接投资是能够促进国家繁荣的经济增长原动力。(3)外国直接投资能实现生产系统现代化，换句话说，外国直接投资将力求提高生产力，提高技术潜能。(4)缺乏这些资金流量，要向现代经济转变，并有能力参与这个全球化资本主义新世界的竞争，即便并非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遗憾的是，这些命题不是错误的，就是极端片面的。●机构、政策体系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普遍经验告诉我们，一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称许的机构、政策体系自身并不会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如表9.6所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全面细致的工作没有把机构或政策体系的正统性看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其实，能真正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因素，恰恰是休克疗法在分裂的地区背景之中进行引起经济箫条的变革所破坏的那些因素。表9.6东道国刺激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因素1.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尤其是经济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2.国内市场规模。3.地区融合程度。4.高利润率。5.高技能、低成本劳动力。6.基础设施得到改善。7.汇率。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日内瓦和纽约，1994）。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一普遍经验在整个东中欧和东欧地区这个具体例子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整个地区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量非常小，不足以产生宏观经济意义。而且，随着1993年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体制改革的深化，外国直接投资实际上不是增长了，而是下降了。另一方面，中国，并没有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妙方，也没有做那些据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如澄清产权、为合同担保等，却已吸引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资金。仅1992年一年，中国所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超过整个苏维埃集团在1989—1993年间的总和。第二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又翻了一番！表9.71990-1993年间Visegrad国家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单位：100万美元1990199119921993捷克斯洛伐克1995941054-捷克共和国983561斯洛伐克共和国71100波兰88117284850匈牙利377145914711200备忘项目：中国1110025900东欧和新独立国家在110001989-1993年的总量资料来源：欧共体委员会：《欧洲经济》第3期（1994年3月），附录A；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世界投资报告》（日内瓦和纽约，1994），第13页。中国的体制结构当然正是萨克斯在1990年就力图推翻的“第三种方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经验使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如果经互会地区仍然保持联合，如果避免了休克疗法所引起的经济衰退，如果具备了充分的贸易保护体制，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要比实际结果高出好几倍。●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因果取向外国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与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所宣扬的恰好相反。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是国内的经济增长而不是相反。当然，也有其他类型的国际资金流入，它们并不依赖经济的增长：从事卡西诺资本主义的、为获取高利的巨额短期投机性资金的流入。这无疑是“全球化”这个宽泛标签最具活力的一面，它完全吻合向投机性流动资金开放的那些瘫痪的经济体制。这些经济体系中负债累累的政府极需新的资金，可能被迫发行利率高、清偿期短的债券。这样的经济可能对全球金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们具有的极不稳定性势必会向美国的养恤基金和大手笔的投资银行提供较高的红利率。这些经济操纵者们一直使Visegrad国家无法轻视它们的势力。1993年，波兰的股票市场狂涨了10倍。由于相信这次猛涨反映了经济基本规律，1994年1月的《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重要评论，专门论述它所谓的“激动人心的”股票市场暴涨，并补充道：“这一发展并不是一天之内创造的奇迹，它反映了一种根本性的、飞速发展的变化。”但是上涨的速度却比不上第二个月的暴跌来得迅猛，西方银行离开了这个市场，带走了约0.2亿美元的投机赢利。●外国直接投资是占领市场还是提高技术？休克疗法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会给东欧经济生产过程注入现代新技术的看法，是预先假定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于生产方面的。然而，这并不是实情。通过对前苏联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己经证实了以前人们所知道的带来大笔流动资金的原因：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寻求市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秘书长所作的统计分析已经证实了东中欧和东欧地区也是如此。流入Visegrad国家的资金大部分进入了食品、香烟、巧克力、软性饮料和含酒精饮料、耐用消费品、汽车以及服务部门。[22]尽管购买力的整体水平下降了，但是社会却出现了迅速的分化在那些安东尼·鲁宾逊所谓的“新出现的有钱商人、企业家和职业人员这个日益壮大的阶层”中间产生了一个新的市场。而生产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是指东道国汽车行业的一两笔大生意。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工业上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半数以上是用于一项汽车行业项目：大众汽车公司在捷克共和国的Skoda项目和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在波兰的FSM项目。●外国直接投资和捷克工程：一张王牌？汽车工业当然是很重要的，这个部门已经出现厂新的投资，但是Skoda的经历却说明了一些痛苦的现实。首先，休克疗法的进程和大众汽车公司的到来毫不相干。共产主义解体五个月之后，在还没有开始任何休克疗法计划之前，雪铁龙、通用、雷诺和沃尔沃等汽车公司就吵嚷着争夺Skoda。大众汽车公司答应新增投资71亿马克，并且保证在2000年以前使汽车年产量提高到45万辆，从而赢得了投标。它同时还同意在波希米亚建立一个新的发动机车间。这笔交易的另一个重要引诱之处是大众汽车将使用捷克的供应商，同时大众汽车公司还许诺保留Skoda原来的2.1万名工人。这是为了大力提高技术、争取真正有意义的技术转让进行的一揽子重大交易，不仅仅是一次夺取Skoda现有市场的投标。作为交换，捷克政府给予大众汽车公司贸易保护，确保它在捷克斯洛伐克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以及两年的免税期，并一笔勾销了Skoda原有的债务）。世界银行的附属机构——国际金融公司，一家据认为应该向第三世界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公司——也插手进来，以低息贷款的形式给了大众汽车公司点甜头。但是在1993—1994年期间，大众汽车公司却违背了诺言。它的投资计划从71亿马克减少到原来的一半：38亿马克。没有什么捷克的发动机车间，也不再承担到2000年年产45万辆车的义务。员工们裁减到只剩1.5万名，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裁员。大众汽车公司逐渐转向使用它在西德的零件供应商，而不是捷克的附属公司，已经引进了超过15家这样的公司，取代了它们在捷克的竞争者。表9.81992年底合资企业在各部门的分布情况单位：%部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初级3.91.54.3农林渔业3.51.54.0其他0.40.3二级32.046.074.6技术密集型15.719.319.0其他16.326.755.6三级64.152.521.2贸易19.715.83.2旅馆、餐馆2.10.93.2与贸易相关的服务19.720.65.2基础设施14.113.27.6其他8.22.01.9资料来源：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P.J.Buckley,P.N.Ghauri在《东、中欧变革经济学》（圣地亚哥，1993）中曾援引。当公司无法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时，可能有必要进行裁员。但是，令我们感兴趣的教训是Skoda能够参与竞争并有赢利，这一点它在德国的母公司也没能做到。正如《经济学家》的附属杂志《中欧贸易》中所说的，“Skoda是1993年大众汽车表现最出色的公司，是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损失累计达到23亿马克这一时期惟一还有赢利的公司。大众汽车公司总裁把Skoda说成是公司‘最可爱的女儿’，并补充道，它是惟一能够削弱日本竞争能力的分公司。”但是大众汽车的战略需要比捷克经济的需要更优先得到了考虑，“1993年11月，大众汽车决定（让Skoda）分担（德国大众汽车所面临的）痛苦”。捷克总理说Skoda确实在管理技术上有所受益，想对这此结果“努力添加一点肯定的基调”。但是经济部长德劳希却“没那么乐观”，他说道，“我们希望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Skoda是目标国家生产机构的重要部门插进西方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的体现，它从中获得的消极的客观经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CKDPraha是一家属于捷克工业核心的国际知名的重型机器制造集团，生产电车、机车、压缩机、柴油机、发电机、电动机和变电器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电车都是由它生产的。尽管经互会地区的瓦解使它蒙受了破坏性的打击，但是它40%的销售额仍来自出口．其中的一半仍销往前苏联。1993年，CKD的管理层决定让它制造电车的分厂CKDTatra和德国戴勒姆—奔驰公司集团的分公司AEG进行合资。但是现在已中断了合作。CKD的发言人瓦克拉弗·布罗姆向《金融时代》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外国公司来到捷克共和国抱有一个目的：加入我们的公司，控制经营事务，取消研究与开发，把研究工作转移到他们自己方面，把我们当廉价劳动力使用。我们永远都不会赞成这些想法。我们乐意和西方伙伴们合作，但是要建立在平等的条件下。”像这样在技术上故意进行破坏的努力，在西方高层公司还可以发现有很多例子。通用电气公司购买匈牙利的Tungsram之后，关闭了后者真空设备、电子元件、软盘和磁带制品的生产，这些都是Tungsram管理层珍视的赢利性产品。国外老板买下匈牙利的水泥工业之后，就阻止它在匈牙利的分公司出口。而一家奥地利的钢铁制造厂购下匈牙利的一家重要的钢铁厂，只是为了把它关闭，为奥地利的母公司夺得它在前苏联的市场。这样的事清在整个地区举不胜举。●资金少，胃口大尽管迄今为止流入这个地区的外国自接投资资金为数不多，但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购得的国营企业却为数不少。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私有化的大、中型公司绝大部分到了外国买主的手中[23]，而管理捷克共和国大、中型企业的私有投资资金中，西方资本占支配地位。然而就外国直接投资来说，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如果说这个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小，但它们得以买下的资产量却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匈牙利和波兰，西方公司大都能买下它们希望得到的中意的资产，而且它们买下的量非常大。到了1993年底，约有5.5万个企业已经为西方公司购得。在电信、发电设备、化工产品、玻璃、水泥和药品行业，中西部的多国公司为了以最低的代价获得对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的控制权，互相争夺，但却没有任何进行新的重要投资的短期计划，只是想增强它们在全球的长期支配地位。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所注意到的那样，平均购买价格是属于最低的。从所投资的外国资产净值的平均数额方面来看，发达国家平均为180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分公司平均为400万美元，而中、东欧国家平均只有26万美元。在90年代早期吸引了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的匈牙利，得到了100多万美元，只占外国直接投资工程的4%。这是一个绝对是预料之中的休克疗法的后果，有人早在休克疗法进程一开始就警告过。如果你在“二战”以来的和平年代中使一个地区陷入一种其他地方从未遇到的最严重的萧条之中，如果你同时又通过国内市场的崩溃和信贷的极端紧缩造成企业技术上的破产，如果你又禁止政府在售出公司之前对它们进行调整，那么你就能保证让西方的购买者买下这些公司时几乎可以不花什么代价。全球化还是经济民族主义？约翰·劳埃德一直设法捍卫休克疗法模式，并驳斥上文所提到的有关把外国直接投资当做灵丹妙药所提出的种种批评，他声称这种批评的出发点是经济民族主义。他继而解释道，就出现的世界新秩序来说，它“并不是源自共产主义的灭亡，而是经济民族主义的死亡……”因此他强烈要求我们把民族主义抛在脑后，接受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化生产的世界。他说的这一点是指在许多不同国家生产配件并在许多地方进行组装的全球性公司。接着，他又试图对乔纳森·斯梯尔的《卫报》加以嘲笑，因为在斯梯尔的重要著作《永远的俄罗斯》中，这种全球化的世界“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虚幻之中”。在这里，劳埃德把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全球化生产——是指具有世界生产规模，具有覆盖许多国家的互相协调的内部劳动分工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品市场。公司内部在全球性范围内的协调生产仅出现在世界经济的一个虽说重要但是有限的部门。它一部分存在于汽车和电子行业，尽管连东南亚的汽车生产还没有国际化（而电子行业却已国际化了）。这些部门以外的全球化生产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对这种生产的研究表明，它并不是经济关系一个日益重要的特征。最能表明全球生产增长的是公司间贸易的增长，因为根据定义，前者有赖于公司间贸易。然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公司间贸易的研究表明，与劳埃德的全球化思想相反，80年代期间的国家间贸易似乎并没有增长，至少美国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80年代期间的公司间贸易出现了停滞。而且即使公司间贸易一直在增长，劳埃德所认为的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的论点，也需要他论证垄断及阻碍进入全球性规模的一些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以表明民族主义者的经济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另一方面，大多数部门确实存在着的是日益全球化的产品市场，然而要用另外的措词来说明劳埃德的观点，就是“这些即使存在也只是虚幻地存在”于他的著作中，因为如果他理解了它们的存在，他就会注意到经济民族主义的狂热兴起，尤其在美国、欧盟和日本，这在共产主义灭亡后愈演愈烈。每天，《金融时代》上都向我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新证据。在产品市场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为了达到足够的规模和充分的力量来争夺全球市场份额，每个国家都设法把资金集中在它拥有实力的主要部门。国家的任务就是为本国的（国内垄断的）参与者而战，为他们在争夺市场和／或在卡特尔内部瓜分全球这场无情的斗争中助阵。与此相一致，向东欧发展的西方大型公司通常都试图要求那里的政府向它们提供当地市场的垄断控制权。大众汽车在投资Skoda公司前，要求对捷克汽车的进口征收保护垄断的关税。而英国生产各种车辆的Hunslet公司在购买布达佩斯的Ganz公司时也要求同样的垄断权利。通用汽车公司要求能对它进口波兰的汽车免税，把它作为投资华沙的FSO公司的一项条件，而对于其他公司的汽车则要求征收高额关税。在匈牙利，日本的铃木汽车公司为它的汽车得到了贸易保护，三星公司的电视机也得到了同样的权利。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全球化”和它们目标部门的国家专制两者是完全一致的。这些发展情况在欧洲的一个具体特点就是欧盟委员会要证明它具有维护欧盟多国公司的基础，以及加强它们扩大活动范围的能力，以便在欧盟的范围内进一步努力发展自己的国家。在东欧这个环境中，这就需要帮助它们在东部地区各自的部门中获得主导地位。西方公共和私有机构活动的相互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活动和比之更为损人利己的跨国公司的活动有着惊人的一致，它们都要削弱东欧国家进行有效讨价还价的筹码，并能够在尽量减少可能损失的同时，为自己国家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捞得好处。世界银行不仅反对涉及到有针对性的工业政策和促进出口的那种国家微观经济策略，而且它还没法削弱进行危机管理的工业政策中的一些最基本形式，比如西方发生轻微的衰退时的一些通常的做法，把大批重要公司置于银行的“特别护理”之下。实际上，世界银行强烈敦促实行德拉古破产法、资产倒卖、减少劳动力等方法进行结构重组。它从开始出现市场崩溃的迹象时就已经起着领导作用了，并要求采取以下行动：“通常，改组计划需要关闭亏损的生产单位，勾掉并非基本必要的活动，抛弃非生产性的或未得到充分使用的资产，并消除多余的劳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丝毫不关心保护教育基础结构、公共研究和开发预算，以及其他确保未来能够在整个经济体制中吸收和传播新科技的基础结构。Visegrad国家的健康和教育开支一年年地减少。[24]例如在斯洛伐克共和国，1993年的教育开支减少了30%。在匈牙利，1995年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政府收取高等教育的费用，作为提供新贷款的一项条件。[25]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看到整个地区的研究和开发预算出现了灾难性的下降。休克疗法、民主和“市民社会”根据萨克斯的主张，休克疗法的最主要目标是实现民主和自由。尽管萨克斯本人并没有强调“市民社会”的建立，但这始终是休克疗法支持者们不变的主题。但是，这些目标被看做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作为目的，根据推论，它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被用来作为为休克疗法使用手段进行辩护的核心理由。但是，休克疗法理论在实践中拒绝接受目的应该支配手段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赞成一种更为“辨证的”方法：现存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体制可能会抵制休克疗法，但是休克疗法是建立真正民主、法制、公众机构的惟一（或最佳）道路，因此，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建立市民社会，我们必须自上而下、自外而内地否定现存的机制。这是大多数西方制约性外交的实质。在向东欧的各个亲西方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派提供资助时也应用了这一点。但是，休克疗法所有优先考虑拿项的中心是：使选民和议会的意志服从于一个压倒一切的重点，即使体制迅速转向资本主义，贬低宪法建设的重要性，使社会、政治舆论达成一致，注重尽量减少经济和社会的联合程度。对待这些问题的漫不经心的态度造成了南斯拉夫的灾难，这一点萨克斯已经或多或少地承认了。休克疗法造成的紧张局面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毁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这个问题上被剥夺了表决权）。而这场运动的这种种特点在对前苏联/俄罗斯采取的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显著。新兴资本家阶级的文明性和犯罪性西方强烈要求那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得以积累了货币资金的人构成国内新兴资本家阶级的核心，这些人主要是非法的货币投机商、黑市商人和政府管理部门尤其是进出口部门的腐败分子。这些人已经表现出了一种企业家的精神，尽管是属于一种犯罪性质的。1991年被任命为乌克兰政府顾问的洛德·郝伊在这一点上非常坦率。他强调了在乌克兰发展他所谓的“强盗资本主义”的需要，并抱着赞同的态度与19世纪美国资本主义的那些强盗资本家巨头作了比较。[26]要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迅速获得一个只有强烈的企业家本能和攫取财产本能的资本家阶级，出路就在于强盗或黑手党资本主义。人们常常忽视西方政策的这一侧面，也许是因为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一直强烈要求采取行动减少东部的犯罪活动程度。然而，《经济学家》的记载却忠实地反映出这种政策。这种政策认为，就俄罗斯来说，共产主义者有意夸大犯罪程度，还认为，不管怎样，整个苏维埃工程就是具有犯罪性质的。它提出，那些违法的商人，“他们的运作方法在美国黑社会首脑艾尔·卡彭和美国早期强盗资本家两种方式之间不安地摆动……需要加以鼓励使之合法化”。为做到这一点，它提出，俄罗斯政府得“表明它愿意保护财产所有权……其次，政府得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政府可以采取更决的步伐，解除对经济的管制，使经济自由发展”。这样，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把在东部建设一个市民社会的想法转变成了结束国家干预、国家资助和国家控制这样一种简单的观念。似乎只有消灭了政治干预，社会才会是市民社会。尊重人民主权、建立公共政策和选民优先选择之间的联系，或对公众表达的杭议和走投无路的员工采取的罢工行动作出积极的反应等，都不在这个计划之内。而公众对两方支持的私有化形式提出的强烈抗议，或者对越来越不受欢迎的西方掠夺性的买断所有权的行为所表达的强烈抗议，他们都置之不理。波兰的社会学家维索洛伍斯基写到1989年后新出现的波兰中坚力量的立场时，已捕捉到了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对民主意愿形成怀有的敌意：“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假设，即要为经济改革扫清道路，就必须遣散人民；同时，政治事务应该留给政治家们和新兴的大资本家阶级去管理。这就是——至今仍然是——新自由主义领导人和很多有影响的新闻界人士的态度。”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在前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选举，对于民主政治给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影响怀有的敌意在休克疗法的美国支持者中间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在《国外事务》的许多文章中表达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这样的文章宣称，西方努力阻挠这个地区右翼民族主义的发展是犯了一个错误：“在中欧，对于民主和稳定的最大威胁不是——也永远不会——来自新兴或过去的民族主义右派。危险来自于老的左派，来自于共产党的残余势力……前共产党对政治、经济的垄断，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摆脱；在这之前，中欧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从任何西方意义上来说都不是‘正常的’……”认为不应采纳支持后共产党的选民意见这一意识，在同一期杂志迈克尔·伊格纳蒂夫写的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中表现得更为激进。他断言“所有的后共产党政体都只是名义上的民主，而实际上，权力手段通常都一直掌握在原来的特权阶级的手中”。他解释道，无论如何，“形式上的民主是不够的。事实上，民主会蜕变成专制的民粹主义”，除非西方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伊格纳蒂夫接着又详细阐明了西方必须如何制定他所谓的这个地区的“市民社会策略”，这应该是由西方国家在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实施的资助大众媒体、反对党派、立法机关、司法机构和警察机构等的一整套计划。他说，这种策略“从在政府、领导党派和政府官员以外寻求合作伙伴开始”。对于选举结果这种“形式上的民主”如此不屑一顾，以及提出由西方国家对这个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进行行政上的干涉这样不成熟的建议，可能只会进一步削弱这个地区新出现的已经处于紧张态势的政体。后共产党党派赢得了选民的支持，是因为尽管它们自身承诺深化私有化，但它们被看做是在设法重建毁坏的社会结构，它们设法承担最低限度的社会承诺，为那些在世界银行监护下受到政治歧视的国营企业提供某种保护。这些政党同时设法和那些——正如维索洛伍斯基所指出的——受到新自由主义中坚力量忽视或抛弃的大型社会组织保持沟通交往。俄罗斯的立宪和休克疗法对于自由原则和休克疗法之间关系的一次最为直接而严峻的考验发生在1993年的俄罗斯。叶利钦政府是戈尔巴乔夫时期通过1990年的议会选举获得当政权力的。当时当选的俄罗斯议会接着选举叶利钦为俄罗斯总统，1991年秋又通过投票赋予他为时一年的应急权力，以便让他放开手脚进行经济改革。到1992年秋，由于实际工资降到1992年1月初工资水平的40%，议会的多数成员开始倒戈反对盖达尔的经济改革，到l993年春，叶利钦逐渐开始和议员们发生冲突。乔纳森·斯梯尔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代的重要论著仔细分析了这些事件的法制和民主方面。斯梯尔提醒我们，朝向自由民主和法律国家的决定性转向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掌权时期，是他开始使新闻界独立，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和克格勃的控制，开始了自由选举。斯梯尔提醒我们，俄罗斯议会的领导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叶利钦的。拉特斯考伊其实是扶持叶利钦上台的一个重要人物，特别是在1991年8月。在1992年盖达尔休克疗法计划造成灾难性后果的背景下，议会议员们中间意见的逆转实在是太容易解释了。从1993年春开始，为了制伏俄罗斯议会中他以前的支持者，叶利钦开始无视宪法，采取行动。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的广泛。不同于法国议会，俄罗斯议会不能就政府计划进行表决，或者通过一项对总理的不信任表决。也不像美国的参议院，俄罗斯议会不能批准个别的部长。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没有权力解散议会，而后者确实在预算事务上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这点和美国国会相像。面对议会对他经济计划的反对，叶利钦决定无视宪法宣布解散议会，这一行为是宪法明确禁止的。当议员们占领议会大厦，想以此抵制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时，叶利钦包围、封锁了这栋大楼，这使议会采取了剥夺叶利钦权力这种不明智但符合宪法的行动。一家广播站播放进行曲以示抗议，叶利钦对此的反应是对议会大厦发动了军事进攻，逮捕了议会领袖，关闭了对他违反宪法的企图表示完全反对的俄罗斯最高法院。叶利钦同时还强行实施了新闻审查制度，关闭了有反对意见的报社。那些参与了占领议会大厦行动的仪员，在叶利钦获胜后三天内就被迫卷铺盖走人了。西方政府和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支持叶利钦无视宪法的行动。议会领袖被约翰·劳埃德和其他人谴责为守旧派，尽管事实上没有人比前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成员叶利钦更有资格担当得起这个称号。劳埃德说，“叶利钦面临着不向守旧派投降就要违反宪法的这种抉择。”这是宣传：议会始终没有要求叶利钦投降，它们一直在反对他的休克疗法政策。如果劳埃德能更坦诚一点的话，他会承认这是继续实行休克疗法还是尊重宪法之间的选择。而这就是劳埃德——正如他说的那样——“对叶利钦赢了感到高兴”的原因。[27]不管怎样，这一切就劳埃德来说，是一种事后的自圆其说。1993年初，他把议会—政府—总统这一联合体的持续运作看做是1992年惟一的政治成就。他所罗列的1993年期间俄罗斯的九种危险根本没有提到来自议会的危险，而他所列的对于来年的五个希望中有一个倒是希望“巩固民主体制”。1993年秋叶利钦政变之后，《经济学家》声称，对于像叶利钦这样的俄罗斯人会无视宪法规定不应该感到惊奇。它解释道，毕竟“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希望在那里通过一致同意建立“一种自由市场民主”可能“始终是荒谬的”。简而言之，我们西方不应该指望叶利钦按照我们的标准行事。但是，《经济学家》的编辑确实是指望他的读者们已经忘却了《经济学家》上过去的一篇社论，这样就可以指望我们会以为无视宪法是叶利钦的想法，而不是西方人的想法。然而，就在叶利钦迈出这一步整整五个月前，西方至少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声音敦促他走不合法的道路：这个声音就是《经济学家》自身。在它1993年5月1日的社论中，它提出了叶利钦是否应该继续他和议会反对派的消耗战的问题。它承认那样做“有很强的吸引力。原因之一，它是合法的……但是继续进行堑壕战是错误的……他应该取消议会，推行新宪法，宣布进行选举”。毕竟，宪法已经“成为持怀疑态度的议会用来阻挠改革的一种武器”。这一观点得到了一同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支持，它解释道：“叶利钦先生面临的困境是，如果继续经济改革，他就得摆脱现在的议会，它时时处处都在妨碍着他。”休克疗法在过去五年的整个经历中最为令人惊奇的一面，是人民对民主的支持在整个前共产主义地区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活力。这个地区的人民不仅饱尝艰辛困苦，而且他们在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所选政府的政治纲领，随后都因为来自西方的压力而受到阻挠。波兰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捷克共和国的共和党、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党派或者从匈牙利民主论坛中分离出来的斯朱尔卡派企图激起极端民族主义强烈反响的努力，都无法为这个地区的选民所接受。一般说来，90年代期间极端右派在东欧选民中的力量要比在西欧薄弱得多。正如极右派在西德比在东德赢得了更多的支持，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极右派的表现比在绝大部分东欧国家更重要。选民们反而重新回到这个地区根本得不到西方支持的一种政治倾向：前共产主义社会党派。这些党派在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都获得了胜利，在前东德也变得同样重要。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东欧的民主派想必会奇怪为什么西方的伊格纳蒂夫建议西方对东欧的民粹威权主义思潮用金融手段进行干涉，而不把其中的一部分钱用来处理美国反对中央集权论（市民社会？）的民间组织或西欧的法西斯主义。对于欧盟操心地坚持让东中欧国家通过一些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条约一劳永逸地解决它们所有的种族问题、领土问题和潜在的一切争端，并把这作为这些国家有可能加入欧盟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地区抱以相类似的冷笑。它们纳闷为什么欧盟不考虑西方国家提出的领土修正要求？为什么不理睬意大利政府就斯洛文尼亚提出的修正要求（这些要求曾导致意大利阻碍1994年和斯洛文尼亚商谈的欧盟联合协议）？为什么不理睬德国就苏台德区向捷克共和国提出的要求？为什么不理睬希腊在与马其顿地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要求？这些欧盟成员对它们的东面邻国提出的要求和中东欧的问题不同，后者都是一些潜在的争端，而它们却都是当前存在的问题。这样一来，对欧洲的两半实行双重标准的问题给搁到了一边：对于英国和西班牙关于直布罗陀的争端，或者北爱尔兰地区和爱尔货的争端，并没有施加压力，而是要求其紧急达成协议予以解决。对于前共产主义党派在这个地区取得的胜利，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当然既惊愕又困惑。而对于那此声称自己是自由派而且现在已无法和休克疗法脱离干系的自由派在大多数国家已经退缩这一点，同样感到不可思议。[28]然而，尽管民主进程在东欧具有着复原力，但前共产主义党派在选民中取得胜利所传递出的信息向西方提出了重要挑战。这是一种警告，说明这个地区的选民拒绝接受西方列强在过去的五年中实施的休克疗法运动。这个地区的选民一开始是准备相信西方的决策及其在国内的支持者的，但是他们的看法已经改变了，只有捷克共和国可能除外。如果西方不准备改变它对前共产党政府治理下的这个地区的态度，选民很可能会倾向于一些非常手段。结论资本主义不管以何种方式引入，都必然会给东欧的各国人民带来某种冲击。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存有一些幻想。工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会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大大地增加工作进程的强度，加深他们的长期不稳定感。并使一部分人陷入贫困。人们有这样一种想把资本主义的过错归咎于休克疗法的危险。同时，人们对于西方抛售的是什么样的资本主义也存在着普遍的幻想。许多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对辩证法不抱幻想了，想要建立瑞士式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却没有意识到，如果共产主义世界弃国家社会主义而就战后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那么这种选择就会毁掉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没有了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资本主义就会从选择菜单上取消掉。也可以说，尽管波兰和匈牙利民众反对的呼声高涨，但至少在Visegrad国家，官方意见都是继续坚决支持休克疗法进程的，而这可以说不仅仅是由于西方机构的影响力及其施加的压力。虽然这两者都是真实而重要的，但理解为什么这些后共产主义掌权集团会如此坚决地支持休克疗法也同样重要。在Visegrad国家，实现迅速而有计划的变革这种想法经过推理被包装成快速“进入欧洲”的计划。用这种形式，它为转向资本主义的变革提供了合理性论述，这种方法为私有化、失业现象、社会分化和很大部分人民陷入贫困提供了合理性。那此对这种论述提出质疑的人被冠之以是反对向资本主义转轨。这样一来，如果抛弃了休克疗法所要求的那一套西方政策和条件，那么就需要一种能使社会变革合理化的取代途径。但与此同时，声称由于来自Visegrad地区政府的这种压力，使得西方列强无法实行休克疗法以外的其他策略，这种说法也不能当真。西方联盟在90年代初具有的影响东欧未来集休的能力至少不亚于美国人在40年代后期对于西欧的影响力。让欧洲东部在长时间的转变时期继续保持区域性联系，并努力建立一个使欧洲的东西两半联合起来的全欧同盟组织，这样一项真正定位于全欧的计划，对于东欧的各族人民来说既是切实可行的，需要付出的代价也要少得多。但它没有由西方列强集体提出来，是因为这并不符合它们的经济政治利益。评估休克疗法的后果从经济学观点来看，为体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了必要程度。而最具杀伤力的代价，同时也是休克疗法最根本的特点，是鼓励经互会地区的分化，代之以孤立、支离破碎的东方经济体制与巨人般强大的西方力量之间一种毂辐式相互影响关系。而其他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休克疗法的支持者们往往会无视策略的这个支配性特点，并怂恿我们比较各国国内出现的一系列国家政策的片段。在这个基础上，再把增长率作为关键性的评判标准来衡量东中欧国家，这样一来，波兰就似乎发展得最好，而匈牙利则最差。而我们应该得出的结论是：休克疗法=波兰=成功。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点。它假设了匈牙利对没有坚持休克疗法，而波兰却是这样做的。实际上，两者都放开了价格，降低了工资，实行了自由贸易，两者在私有化过程中都陷入了困境。但是它们之间有两个巨大的差别作常突出：波兰的债务独一无二地被减免了一半，匈牙利的债务，甚至连支付计划也没有明显的改变；匈牙利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整个地区的一半，波兰的情况就差多了。我们能得出的惟一结沦就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取消债务可能极其重要，而外国直接投资却可能毫无意义，或者反而更不利。谈到波兰私有部门的活力，它不稳定地排在国家的出口情况之后，其中60%是在1994年通过对国营企业的歧视政策完成的。一个更为重要也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出现在以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为一方，以罗马尼亚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的。罗马尼亚事例可以作为与休克疗法“向全球化开放”的整个过程相对立的一种选择方案——国家资本主义变革策略的一个典型例子。伊利埃斯库政权拒绝实行价格的全面放开，并避免破产和大批裁减工人，设法维持大型的工业企业，其私有化努力主要是由管理人员和工人进行全部买断，大都把外国资金排斥在外；同时，政府对贸易体制的开放也持谨慎态度。这些政策的结果是它遭到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冷落。一开始，罗马尼亚由于在脱离齐奥塞斯库政权时采取的转变形式，国内出现了尖锐的紧张局面，同时它还出现了硬通货币的严重短缺。但是，和波兰一样，罗马尼亚经济在1993年恢复了增长的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1994年又增长了3.4%，并计划1995年的增长超过4%。日本金融服务集团诺穆拉（Nomura）对于1994年罗马尼亚经济运行情况作出了如下的对比性评价：“罗马尼亚，这个不为西方所注意的国家，去年的经济运作情况很可能是东欧最为突出的。”这不是说罗马尼亚的做法应该上升为某种比波兰的策略高出一筹的策略。1989年以来，罗马尼亚人民所经历的苦难很可能超过波兰人。但它确实暗示了两种可能的调查思路：第一，罗马尼亚没有大笔外债，这使它和波兰减免债务后的情况相似；第二，如果以最近的增长记录作为评估标准，那么休克疗法中的向全球力量开放的方式无论如何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罗马尼亚复苏的势头要远远超过敞开大门的匈牙利或捷克共和国。然而，想要依据当前的增长数据来为这个或那个国家喝彩，把它作为成功的典范，用这种方法评估休克疗法的结果未免过于简单。[29]真正的判断标准就是萨克斯提出来的那种标准：休克疗法会使生活水平超过1989年的水平吗？民主和自由也会如此吗？当然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能够确定什么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必要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即使在这个地区最有希望的国家——波兰——要使生活水平恢复到它1989年的水平，最早也要到2010年。洛罗和斯特恩预测，整个地区要想在2000年恢复到1988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那么它在1994年和2000年期间每年的年增长率需要达到10%。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根据目前的趋势，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到2010年也无法恢复到1988年的生活水平。而且，甚至在达到了这种增长率的情况下，洛罗和斯特恩还是排除了Visegrad国家能够在2010年恢复它们在1988年的发展排名（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的可能性，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在最乐观的情况下，也需要20多年的时间。他们估算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要在2010年赶上西班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所需要达到的增长速度，以及波兰要在同一年赶上希腊水平所需要的增长速度。这需要在1994—2000年间年增长率达到10%——大约相当于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增长速度，略低于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速度。然后它们设想2001—2005年间的年增长率为6%,2006—2010年间的年增长率为4.5%。[30]接着，根据国内需求在接下来2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仍然处于低迷状态这一假定，这些增长指标就决定了出口增长指标。他们认为出口增长约为所预计的世界贸易年增长率6％的两倍：换句话说，就是出口增长每年约为12%。这些出口增长还得出现在资本—产出系数低的商品部门，即那些不需要投资大笔新的资金的部门。考虑到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和可能的支付计划安排，这些国家由此产生的、需要西方资金流入来填补的国际收支上的差距大得不切实际。这意味着，“要求出口得到的外汇其至超过上文所设想的数量。这样一来，如果资本市场和外来援助无法满足这个要求，就需要开放商品市场。”这些预计都是令人极为沮丧的。它们暗示了，即使一个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像波兰那样增长，那么仅仅为了能恢复到当时已处于长期危机中的共产主义体制时期的生活水平，这个国家的人民还得等上将近20年的时间。而且这还需要作出这样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西欧经济不会在1997年或1998年进入下一个衰退时期，全球的卡西诺资本主义不会破裂，其他方面的震荡和商业周期的震荡不会冲击波兰。这差不多和两次大战中间波兰资本主义的最后时期一样糟糕，当时1913—1939年期间的经济总体上根本没有增长。这和萨克斯喜欢称之为“那灾难性的40年共产主义”时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共产主义时期，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至于那些过了5年仍然没有出现增长的国家，像匈牙利，前景就更糟了，更别提保加利亚和／或更东面的国家了。当然，事情结果可能完全不同：这些国家可能会开始走上一种我们在中国和韩国已经看到过的增长道路。但是西方压力的全部重心是要阻止这个地区仿效那些国家实行的战略。至于萨克斯评估结果是否成功的另一项标准——民主和自由的命运，即使我们能充分肯定，如果欧盟国家遭受东欧所经历的苦难，民主就几乎不可能继续存在，但是要作出什么推断大概还是不明智的。关于西方行为的分析理论萨克斯的模式表现出令人出乎意料的不平衡。他曲解了大部分经济因素，但是在使用政治权力操纵东方国家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表现得却是非常有力；他了解如何处理东欧政治，但同时，这个模式在使西方参与者的行为符合要求方面却可悲地失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模式造成了萨克斯预料不到的滑坡，造成了萨克斯声称他准备克服的长期的财政危机：最初的出口业绩却表明萨克斯认为不可救药的国营企业具有着竞争潜力，而进口的繁荣不是刺激了复苏，而是给经济造成了破坏；投资萎缩了而不是激增了，国内复苏不是由出口引导而是由消费引导的；外国直接投资未成洪水之势，而只是涓涓细流。然而这位经济学教授对东欧政府进行约束和刺激以引导它们实行休克疗法，并操纵它们的政策体系的整套方法体系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至少在计划的开始阶段是如此。可是西方参与者除了有关实施约束和施加压力那些任务外，拒绝承担萨克斯分派给它们的所有其他任务——只有一个重大的例外；波兰债务的取消，但这一模式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加以解释。另外，取消债务不在计划单上，宏观经济拨款不在计划单上，彻底开放欧盟市场不在计划单上；另一方面，出现在计划单上的有西方国家的出口补助，有任意武断的保护主义行动，有公司对自己的外国直接投资进行补助。萨克斯对这一切似乎真的感到困惑不安。在一篇之章中，他抱怨道：“西方的疏忽不顾后果地使俄罗斯的经济以及俄罗斯的民主都陷于危险之中。”他称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是几十年来外交政策中最大的不幸。萨克斯对此的诊断结果是七国集团有智力上的问题：它们缺乏先见之明，或者，更为不讲情面地说，它们十分愚蠢。萨克斯就如一名指挥站在一个非专业的管弦乐队前，他在七国集团这个乐队前一再地举起他的指挥棒，然而当他落下指挥棒时，它们屡屡弹错音符。萨克斯似乎就没有想到它们可能演奏得恰如其分、相当不错，只是演奏的是一个不同的乐曲，或者是若干不同的乐曲。想设法读懂这些乐谱，就需要采纳一种分析方法，摈弃萨克斯或者伊格纳蒂夫所认为的西方列强是靠神圣的理想驱使这一看法，而接受这样一种事实，即它们都是凡人，是最平凡不过的凡人，为权力欲所支配。萨克斯休克疗法中使东欧国家实行“全球化”的门户开放这一目标当时确实符合它们的利益，因为，这样它们的经济操纵者们就能轻而易举地使自己的产品和资金渗透这个地区，而这种开放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方面的后果则由它们的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监督。民主政治同样可以为这些目标服务，因为它们比许多其他的国家形式更容易渗透，并且能够使那些令它们和西方一致的社会准则制度化。如果追求这些目标的结果是大家繁荣，那就更好了，但是这是额外所得，并非净收益。同时，萨克斯和西方政府所共同具有的这些政体目标并不是西方列强90年代在东欧的全部手目标。欧盟政府所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在整个欧洲对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组；美国从自身利益角度出发也一直极为关注这些问题，而且它一直在设法重新谋求整个大陆的政治均势。萨克斯没能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认识到这一点也同样使人感兴趣。他指责基金组织的官员们都是愚蠢的官僚，不能分配足够的资金以便相当灵活地确定资金的目标，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在它内部的主要强国允许的范围内有所变通——而且，正如1994—1995年冬的墨西哥危机所表明的，美国政府在察觉到有重要利益受到威胁时，它能促使这个组织变得异常灵活。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首先是保卫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中所具有的完整性，而不是使深陷危机中的边缘地区产生持续的增长。在国际金融状况极度紧张而不稳定的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采用的刺激方式绝大部分是属于反面刺激法。西方的重要强国正利用世界上众多国家的债务负担作为它们维持国际事务中的纪律和等级体系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萨克斯指望能大幅度地减免东欧债务是非常幼稚的。萨克斯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工程，如果放在拉丁美洲这个没有债务负担作为有力的反面刺激的地区，就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萨克斯的计划，正如在1990年1月所概述的那样，非常接近美国当时在欧洲事务上的想法。布什政府担心，东欧共产主义的瓦解可能导致经济和安全领域内的一些全欧性机构的发展，它会包容莫斯科和欧盟，并且随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衰弱而致使美国在欧洲的势力受到排斥。这正是法国总统密特朗在萨克斯的文章发表两周前的除夕致辞上向全世界所揭示的前景：一个自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全欧同盟。这样一个方案本来可以使法国在实行加强欧盟计划的同时，与东中欧保持一定的距离。它同样引起了德国总理科尔的兴趣，后者正致力于在争取德国统一的同时，确保它和莫斯科保持牢固的关系。德国银行总裁已经大概地描绘了一项把东部重新建设成一个统一地区这样雄心勃勃的计划，一项本来可以给俄罗斯和德国的经济力量带来巨大协同增效作用的计划。法国总统密特朗自己所提供的由法国为首的欧洲复兴发展银行来制定具体过程的方案，则使之更加圆满。萨克斯的计划恰好和布什政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方面的目标相吻合。这些目标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使后来称为Visegrad地区的那些国家从莫斯科集团中分裂出来，并要求那些国家向资本主义进行休克式转轨；继续把苏联排斥在重组以后的欧洲之外，而努力把东中欧地区纳入西部范围；向德国施加压力，使之像萨克斯所明确要求的那样，负担东中欧迅速变革所需要的费用；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调整计划将创立一些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参与竞争的出口劲敌，使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裂开一个缺口，使欧盟的贸易体系瓦解，造成生产从德国向东转移，从而借此施加压力，以便能按照美国人的方针，把欧盟的体制秩序重建为一个最低限度的新自由主义安全网地区。这些要素中的每一项都出现在萨克斯的计划中，尽管表达得更为微妙。同时这样一项计划也完全符合伦敦的想法。布什政府的方案使得北约在巩固对东中欧地区的合并吸纳中变得不可缺少，这样就确保了美国的领导地位。而由于美国对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及其贸易体系的进攻导致欧盟采取抵制行动，会使美国成为德国和俄罗斯之间这一地区国家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波兰成了地理政治上的要冲，同时波兰新的掌权阶层极为重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并能够利用波兰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对美国的同情心。取消波兰债务，只有在这种政治背景中才能得到解释。法国政府无法在与华盛顿的斗争中占上风，因为布什政府的政策为德国利益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尤其是使Visegrad国家以德国经济为靠山正是波恩的首要目标，而一旦和莫斯科进行的关于德国统一的事宜都谈妥落实了，德国政府早先对新的全欧计划体系的兴趣就不再有了。这样，自1990年之后，欧盟就接受了瓦解经互会地区这部分计划，但它没有接受这一揽子计划中的其他部分。它已经通过一整套有关原产地协议中的一些规定，以新的副会员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集团，赋予欧盟内部的资本以特权地位。它维护了共同农业政策和贸易保护体制的完整性，并努力确保使东部新的劳动分工完全受西欧经济操纵者及其利益的支配：强硬的贸易政策，以及对出口和西欧外国直接投资的有力支持，共同确保了这一点。它反对任何以列入具体日程的担风险形式来承诺Visegrad国家进入欧盟。从欧盟角度来看，这项政策迄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牢固地受制于欧盟的控制。鉴于苏联的衰弱，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仍然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出路。事实上，与它们1989年的状况，以及它们这个地区要是没有分裂而可能出现的情况相比，现在的Visegrad国家要进入欧盟的形势更为不利。但是，甚至连德国也没有把它们加入欧盟作为优先考虑的事：重要的是能牢固地把它们牵制在欧盟的支配范围内。现在美国的任务是确保使欧盟的东中欧地区这个新的势力范围牢固地处于美国的总的领导之下，这个目标要通过北约的向东扩张来实现。萨克斯的见解由于他片面地关注政体目标而受到了局限，他主要关注像通货膨胀、预算赤字等等这样重要的问题，但它们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例如，他没有想到去问这样的问题：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拨款用来稳定财政状况会对俄罗斯的军事能力造成什么样的重大影响。俄罗斯的稳定是重要的，但是，从美国的观点来看，一步步削弱俄罗斯的势力也同样重要。萨克斯的计划中还继续存在的是它在意识形态上的作用和象征作用。经济民族主义已经过时，我们生活在一个超越民族地域的全球化的星球上这个想法极有影响力，甚至非常鼓舞人心。而波兰的增长是由于波兰人抛弃了民族主义，走美国人的道路才产生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很有帮助。这种意识形态中所谓的世界的真正推动力，用劳埃德的话来说，“即使有，也只是存在于虚幻中”。要理解那些推动力，我们需要修改一下劳埃德关于新的世界秩序使经济民族主义灭亡的说法。一种更确切而系统的表述也许是：在东欧，共产主义的灭亡导致西方为了它自身在这个地区的国家和集体利益，而设法消灭经济民族主义。但是，与其说这暗示了一个全球的新时代，还不如说让人想起了某种相当老式的事物，即过去在共产主义时代被称为帝国主义的东西。[1]但是应该说，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爱丽丝·阿慕斯登等人写的一本书《市场碰到了对手》(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这种一致的舆论提出了具有杀伤力的挑战，他们引用东亚的经验对休克疗法的正统性提出了质疑。[2]1990—1992年间的美国政策继续支持在苏维埃地区保持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经济空间，但不包括波罗的海共和国。[3]法、德所提出的要通过自由贸易政体保持苏联和东欧联系的建议未被采纳；法国有关建立欧洲复兴和开发银行，在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地区从事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想法也无法展开，而法国提出的建立包括欧盟和整个东部地区在内的全欧联盟这个主张也遭到了否定。波兰成为可选方式的王牌，南斯拉夫一度也是。[4]休克疗法的一种常见的通俗化，也是深为《经济学家》所赞成的是，把结果和输出值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在两者之间变换，因为它们都适合评估休克疗法。传播中的这种通俗化表现在萨克斯1994年12月3日对东欧经济的调查上。[5]萨克斯在书上印的是“发展中（developing）世界”，但这肯定是印刷错误，通过上下文可以发现他是指发达（developed）世界。[6]萨克斯想通过声称他的目标是资本主义本身，来表明他对于各种各样资本主义的政治态度是中立的，不管这是瑞典的、韩国的还是智利的，但是他的其体规划却驳斥了这种中立性。[7]在这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没有解释必要性来自于何处，只是说外国公司将“在国有工业改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正如我们听见，这是因为世界银行不会允许波兰和匈牙利的工业部在私有化之前进行改组。[8]哥穆尔卡主要就是赞成这种观点，他指出西方宏观经济的支持或债务减免会助长目标国家内部的无约束性，出现类似于共产主义统治时期国营企业所享受的预算软约束政策。[9]《经济学家》也跟着打出了同样的牌，声称，尽管“所有后共产主义经济体系都出现了极度的不景气……但是这种艰难处境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失败留下来的烂摊子，而不是资本主义到来的产物”（1994年12月3日）。当然，没有人提出经济滑坡是由“资本主义的到来”造成的。有些人开始时试图否认出现了经济滑坡，理由是那些统计指标不正确。[10]萨克斯有关引进西方体制模式的主张只应用于西方意识形态模式的其他方面，而不是西方的实践方面，这一点表现在很多方面，而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11]本书作者买了一台菲利普短波收音机，在维也纳机场免税要花75美元，而在基辅却只要14美元！[1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支持通过出口信贷机构建立出口信贷保险和融资机构，只要它们遵循关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方针的经合协议。经合组织解释道：“这会使它们获得与经合地区国家同等的资格，因而不会影响贸易的正常化。”但这并不是真的，因为主要的西方国家并没有恪守这些方针。到1994年，许多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出口信贷机构，但是经合组织却简单地解释，它们无法运行，因为“资金有限”。[13]1993年，即协议生效的第二年，匈牙利向欧盟的食品和农产品的出口下降了28%，波兰下降了12%。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农业政策、市场和贸易》，《监控和展望》（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94）。[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一度公开提出了减轻匈牙利债务问题，因为那里的人均债务超过了波兰。但是七国集团对此没有采取任何举措。[15]当然在它的宪章中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了这一使命。[16]1990年9月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纳入了PHARE计划中。德国统一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不在其中了。1991年PHARE中止了对南斯拉夫的援助（尽管继续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马其顿王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1991年底阿尔巴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加入了这项计划，1992年8月斯洛文尼亚也加入进来。[17]1994年3月欧洲议会宣布，给予阿尔巴尼亚的PHARE农药援助中含有有毒废物的出口。议会要求立刻撤回援助物资，并责成委员会向它提交一份有关PHARE的所有援助，特别是关于PHARE农业援助的报告。议会同时想要知道委员会是否核实了阿尔巴尼亚是否真的需要农用化学品。[18]在这些问题上，议会于1994年1月8日正式通过了一项决议。[19]不到100万埃居的项目可以避开出关程序，这项研究也并不是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要求进行的。但是这次研究事先并没有与受援国有任何资金协议，预先没有任何资金的承诺，也没有一项议定的计划。[20]但是美国政府也起了作用；暴露的事实表明，匈牙利政府机构中处理私有化问题的负责人除了正常工资外，还得到美国付给他的一年七万多美元的薪水。但是这事公开后，美国就不再支付，相关的人员也因此被解职。[21]1994年波兰私有化机构运行资金的80%是由欧盟资金资助的。[22]1992年夏，在零售业大约有90家主要西方公司进入了这个地区。在匈牙利它们当时已经攫取了20%的零售市场。[23]到1993年6月1日，波兰私有化部私有化的65家公司中，只有19家是由波兰公司买下的。[24]只有捷克共和国，由于政府决定使自己的健康保险部门私有化，因而1993年政府在健康方面的开支有听增长。[25]匈牙利总理霍恩曾私下里请求德国总理科尔和奥地利总理弗拉尼特斯基支持他抵制这一要求，但他们的回答却是要求他完全执行这项要求。[26]新古典主义福利经济学家也使这些概念合理化了，他们提出强盗资本主义是帕累托最优，理由是有政治关系的强盗资本家会获利，而同时其他人因为本来就一无所有，也就不会有任何损失。[27]《经济学家》倒是更为坦诚一些，它说叶利钦如果不与议会对抗的话，“他那继续进行俄罗斯所需要改革的能力就所剩无几了……”[28]《经济学家》曾设想苏霍茨卡自由派会在波兰1993年的选举中获胜。它预言爱沙尼亚的反对派是没有能力对它所认为的实施休克疗法的政府所取得的欢欣鼓舞的胜利提出质疑的。然而，这个政府在1995年3月的选举中只能获得5%的选票。它预测匈牙利的选举将是它最中意的青年民主派和自由民主派之间的一场竞争，然而青年民主派的选举结果却微不足道，而社会党却大获全胜。[29]而《经济学家》依据东欧国家的预算赤字就把东欧经济体系作为比西欧经济稳固的例子，这种做法则更为简单。[30]他们的统计表明了，“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1988—2010年的整个时期的增长也不可能使东欧的相对生活水平有重大改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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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七结论·有其他的选择吗？本书的主要观点是，被人们慢慢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种现象，其主要特点的形成是由于尼克松政府蓄意采取了某些策略。而尼克松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策略，目的是为了稳固美国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待续的统治地位，所以正是这些决策决定了全球化所具备的主要特点。当初之所以建立美元—华尔街休系，是因为美国意识到了一种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威胁，但是这一体系所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却被强加在了南部国家和原苏联集团国家的头上。这些国家为这一体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历了可怕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数以亿计的人们受到影响。而到了今天，则又轮到印度尼西亚的千百万人口来承受这一野蛮体系所带来的恶果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给绝大部分人们带来的是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但伴随着这种灾难性经济后果的却是令人吃惊的政治上的成功。每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被成功地归罪于受害国家本身，而且每一次的金融经济危机都被用来摧毁该国家早先所采用的发展策略。不管拉美国家、亚洲国家和以前的东欧集团国家原先所采用的策略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这些缺陷至少不会给它们本国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带来如此毁灭性的后果，但是由于这些国家接受了由美国财政部设计，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推销的框架体系，情况便截然不同了。同时，美元—华尔街体系虽然最初是尼克松政府对付其三方同盟中的另两方所采取的策略中的一部分，却慢慢地变成了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西欧——的一个共同项目，用来共同针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国家。在本书中我们并未试图去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但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逐渐流行起来的一种做法是，成立大西洋地区联盟，共同努力，打开南部国家市场，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对联盟以外其他国家的国内社会体系进行重组，以符合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我们不能把发起这场运动的理由视为只是单纯寻求廉价劳动力或寻求市场，更好的解释是，这是美国和欧盟充分利用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权力，通过对大西洋联盟以外其他国家国内社会体系的重组，以获得最大程度的优势，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便把联盟内部出现的问题尽可能多地推向联盟以外的国家。南部国家的金融危机、对美国和欧盟市场的依赖、积累下来的债务负担、面对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出现的令人困惑的变化、无法指导经济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都被大西洋地区的强权国家用来作为在有关国家加强实力的手段：用来控制产品市场；用来购买当地公司资产，以使资本集中于大西洋国家的控制之下；用来利用巨大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由于核心经济国家比以往都更为严格的移民政策，这些资源一直无法进入核心经济国家内部）；用来为投机目的而有效控制金融体系，为北部国家人民的养老基金赚取更高的边际收益；并用来进行无限制的投机活动以及通常是腐败甚至罪恶的其他活动。大西洋强权国家往往会为这些活动中的大部分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例如是为了指导那些被认为是无知和无能的南部国家政府恰当地处理国家事务，是为厂帮助它们偿付债务，或者是为了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它们提供援助，等等。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扩张方式有所不同，但这只是因为与大西洋国家的资本王义体系相比，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体系，日本资本主义所具备的真正的生产能力要强得多。大西洋资本在东欧和南部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一直是以收购公司和扩大市场份额为主，而日本巨大的赢余资本却一直是用于在东亚和东南亚创立新的生产性资产，并一直与该地区快速的增长率和巨大的工业发展保持一致。欧盟向南部国家和东中欧地区推行的大部分贸易政策中都含有极富掠夺色彩的重商主义活动，而美国充分利用在金融货币环节中的绝对掠夺性优势，来弥补生产性环节中存在的竞争劣势，所有这些都与日本能够促进东亚和东南亚飞速发展并能在其间如鱼得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中国和东亚、东南亚地区其他国家所取得的与日本资本主义相对协调的飞速发展，在美国人看来构成了对未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宰地位的威胁，而且欧盟也完全同意这种看法，所以克林顿政府就冒险采取行动，最终导致了1997年所谓的亚洲危机。当时克林顿政府所采取行动的直接目标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而行动的间接但是更为根本的目标，是可能突然形成的以日本为经济中心的、未来也会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性国家集团。当然现在还不具备确凿的证据，可以用来证明克林顿政府从l995年起采用了战略性策略，利用美元价格的上升，利用要求放松资本项目控制的压力，利用游资的流入和对冲基金挑起的金融战，以达到使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就范的目的。但是我们发现了许多偶然性的情况，这些情况都显示了确实存在这种战略性的策划。当然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对冲基金一开始行动，美国财政部就开始强烈抨击韩国生产的社会关系，目的是要实现韩国资产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完全融合。但是对于处于该地区周围的政治经济国家而言，由于内部结构已受到破坏，所以它们无力承受由于这种攻击行动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美元—华尔街体系早先所取得的胜利在俄罗斯、东欧的其他地区以及拉美国家都造成了危害，这些国家还未能从其间完全恢复过来，所以也就无力承受东亚危机所带来的压力，其结果便是出现了1998年的恐慌。而1998年的恐慌显示出，全球化的中心是由华尔街疯狂的投机活动组成的一个巨大的黑洞，而七国集团提供的所谓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计划不过是试图使这种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得以继续下去。有人可能认为美国政府和欧盟确实在积极采取行动，希望能消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所有经济国家都能完全开放市场，让任何形式的核心资本在任何时候都能自由移动。如果它们真的尝试这么做的话，那我们只能称之为愚蠢的行为。其实它们的目标要小得多，它们只是想要获得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将使它们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任何经济国家的市场，能够以多边协议为基础向任何企图抵制大西洋资本主义集团收购本国资产的政治经济国家发起围攻。一方面大西洋强权国家渴望控制市场、资产和劳动力资源，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希望能够保持核心集团以外国家和政治经济的稳定，或至少是使这些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所以，大西洋强权国家必须在这两者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大西洋地区以及其他地区中有许多人完全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够采取措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政府，以取代目前如巴尔干半岛般凌乱纷杂的世界政治格局。当然这确实会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目标，但是如果认为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这种格局就是在朝着这一目标迈出了一步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情况是，这种格局目前在履行职能时所表现出的超国家性远不如它们当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所体现的超国家性，而且更与凯恩斯以及德克斯特·怀特在战时研究设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所设想的相去甚远。主张这些机构按照它们目前的策略继续发展的那些人听忽略的是，建立真正能够控制全球局面的机构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些强权国家本身，因为这些国家目前控制了这些多边机构，并利用这些多边机构达到增强本身势力、增加本身经济利益的目的，所以，如果真正建立起了控制全球局面的机构的话，这些国家的损失将是最大的。而且整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的设计，就是要把大西洋地区权力竞争的代价转嫁到南部国家的广大民众头上。对于许多人来说，为了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更为统一的世界发展，而不得不接受把管理自制权归还给民族国家这一现实，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有人甚至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中等规模国家间的联盟，以取代美国政府的控制权，并建立一个全球控制体系，该体系至少是建立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比如，20个最大国家（以人口数量来衡量）之间的寡头政治合作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是真正地迈进了一步。但是我们把这种做法提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种改革计划在目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是极为遥不可及的，更不用说大西洋强权国家目前仍在绝大部分问题的讨论中占据主动，而且不管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它们都会拼命维护它们对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控制。在20世纪，资本主义核心集团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就核心经济国家而言，在许多方面两者之间关系的最佳形式是以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为范例的一个欧洲帝国集团。但是由于核心国家在20世纪中无法处理它们自己内部的关系，这就造成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美国新兴的、高效的先进生产技术，这两者的结合使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一个战后发展的新时期。而不断发展的美国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是瓦解欧洲帝国集团，而非建立一个美国自己的、其他国家无法进入的帝国集团。但是随着大西洋经济国家又重新出现经济萧条，美国自己就发觉有必要建立一个与英国的印度帝国功能相似的帝国集团：她既是美国工业所需投入的巨大来源，同时又是数量不断增加的美国出口产品的重要目的地市场，并能控制当地市场。此外，这一集团还将自理其管理费用，并能够像19世纪的印度一样，向帝国大量进贡。这些就是美国在20世纪即年代和90年代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社会重组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日本就像战争结束时的美国一样，根本不需要这样一种帝国体系：日本能够承受该地区规模不断扩大的持续发展，能够相对轻松地解决该地区出现的像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货币政策失调等小问题。但是也只有当美国在与欧盟纠缠不清的时候，日本才能不受干扰地解决这些问题。从70年代起，一届又一届的美国政府都决心奉行美国至上的政策，这是因为它们对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能获得的巨大的特权和利益有充分的了解。但是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权力斗争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得益引起另一方相应损失），这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民的富裕生话依赖于日本或德国经济的繁荣。如果美国能够通过减慢本国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日本较低的增长速度的话，美国领导人肯定会很乐意这么做。比方说，美国会愿意在5年中把增长率维持在1%，以换取日本同期的同等发展水平，以改变目前日本为5%而美国为3%的局面。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间彼此合作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三足鼎立中的三方领导人将会越来越难以控制日益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这一点虽然在冷战后的第一个阶段中暂时被其他情况遮盖住了，显得不那么明显，但是对于理智的政治领导人而言，这一点仍是十分重要的。正如作者在本书所指出的，美国和大西洋地区的其他强权国家寻求控制世界其他地区的主要方式，是控制相关的政治经济国家内部那些势力强大的社会团体。非核心国家内部掌权的社会集团之间按照放款者的利益组成的这种社会联系是有基础的，这种利害关系的间接证明就是掠夺成性的货币资本家阶层，它们靠着西方金融界的大力帮助，最终夺得了俄罗斯的国家控制权。但是就整个世界看，强有力的放款者集团能够通过把资金从本国转移至纽约或伦敦，而获得巨大收益，而且正是因为它们能成功地进行资本转移，它们就可以避免受到本国社会崩溃和杜会发展的影响。这此货币资本家也能够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体系中受益，因为这些体系都加强了金融界在本地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对于放款者而言，他们的收益究竟来自于本地企业还是跨国公司，这根本无关紧要；如果这两者存在区别的话，他们可能宁愿选择后者。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劳工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似乎己经永久性地销声匿迹了，而在这瞬间的空隙中出现了一种后来被认为是十分奇特的国际性社会运动，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运动。许多人可能会相信这场运动是由美国的大众媒体凭空创造出来的，但其实全世界千百万的民众至少也同等程度地参与了这一创造过程，因为他们希望共产主义的垮台会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在世界的有些地区，像东欧，人们为了能够克服认知失调而不得不坚守着这一信念，其结果是人们非常荒谬地沉溺于并不健全的投机性的国际金融市场，并且同样荒谬地接受了一种所谓的灵丹妙药，即主张通过通货紧缩实现经济发展，但实际却导致经济萧条的华盛顿共识。1998年的恐慌不管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这种国际社会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它已经在我们的眼前慢慢萎缩成了一种仅仅是有关放款者和投机者的非常狭隘的观念。当然放款者和投机者仍然极为强大，但是他们已经丧失了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一种全球现代化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能力。在下一个发展阶段，放款者的能力和热情将不如从前，而劳工力量会重新抬头，尽管世界银行和西方的金融界会通过废除公共福利条款，引入私人资金管理之下的只向符合条件的贫民提供的所谓的“社会安全”网，来使劳工力量服从放款者的利益。总之，为了能对全球广大民众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福利建立起某种公共制约体系，将会爆发一场长期的战争。有其他的选择吗？一直以来，美元—华尔街体系倾向于建立一种新的大西洋联盟，在东亚危机期间，这种联盟第一次真正以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姿态发挥了作用。在制定世界经济管理策略方面，美国、德国、英国和荷兰资本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因而能够设计出在国际上推行的、增进彼此共同利益的方案。但是欧元的创立使人们对这种联盟的政治持续性产生了怀疑。由于不受欧盟领导人意愿的控制，欧元能够很快地削弱美国维持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能力，这种情况的后果便是造成跨大西洋地区严重的紧张局面，而且如果这一切是发生在国际经济萧条或更糟的情形之下，那这种紧张局面将更为严重。在另一方面，欧元诞生于一种极为特殊的政治和机构性的真空之中，例如，在欧盟中甚至都不具备一种明确的机构性机制，可以对欧元与美元的兑换率政策进行管理，而且，欧盟也不太可能建立起真正民主的领导机制，来对欧盟经济进行统一管理，因为要建立这么一种机制的话，需要取得整个欧盟共15个国家政府的一致同意。所以，看来似乎确实是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势力，使欧盟无法建以一种民主的、负责的领导机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欧盟金融体系中的投机者和放款者集团——与本国中央银行和欧洲中央银行关系最密切的社会集团一一将在欧盟发挥主导作用，并将寻求与美国之间建立关系紧密的联盟。在西欧，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推论，即不论以何种方法，欧盟肯定会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南部国家采取一种比美国政府更为“文明”的态度。但是要证明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找不到这一类的证据，而且至少从英国、德国和荷兰政府通常所采取的做法来看，它们在80年代和90年代在南—北经济问题上的策略经常比美国政府的还要糟糕。在贸易政策上，欧盟越来越侧重于新重商主义，有时甚至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当然欧盟之所以如此侧重新重商主义，部分原因肯定是因为欧洲委员会极力希望能向成员国证实自身的存在价值，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需要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场合。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做法，因为欧洲委员会迄今为止还不具备任何足以证明其民主性的业绩，所以就必须不断地在它能够行使权力的主要政策领域，即贸易政策领域积极努力，来证实委员会确实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具有其存在的价值。然而，现在除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党和意大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党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获得了执政权，这就使人们可能会抱有一种希望，即欧盟的政策方向可能会有所改变，欧盟部长会议的政策方针也会有所改变。如果情况确实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欧盟完全能够提出一些有效措施，用以对付许多由全球化运动带来的恶性发展现象。可以采取的第一步应该是，采取措施阻止资本主义强权国家进一步扩大对世界其他国家社会经济策略行为的控制。欧盟应该宣布，所有国家都应该有权决定如何管理本国的金融体系，有权决定采取何种手段控制本国的资本项目，以及向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等提供或拒绝提供何种权利，并同样有权决定采取何种贸易政策。欧盟可能会希望继续接受在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中与美国缔结的协议中所规定的国际义务，但是对于仅仅是因为某些国家不愿意接受这样或那样的自由化方案，就企图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关贸总协定原则之外，以此来迫使它们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做法，欧盟将予以坚决抵制。第二，欧盟应该宣布，进行国际借贷的金融机构必须受到本国政府的控制和保护，若出现问题，本国政府有责任提供帮助，使这些机构摆脱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向这些国家提供“过桥贷款”，以帮助它们拯救处于困境中的本国银行、对冲基金等等，但是所有的费用将由这些国家的纳税人负担。所以，如果美国银行或对冲基金由于国内或国外的支付危机而面临崩溃的话，它们必须向本国的放款者寻求帮助，这是最后一招，它们不应该再希望印度尼西亚、巴西或俄罗斯的穷人们来承担其间的费用。第三，放款者必须明白，主权国家政府有权单方面地拒付债务，这是放款者在向境外放款时必须考虑进去的一个风险因素。第四，欧盟必须采取措施，建立一个向外国政府贷款的欧盟公共保险新体系，该体系将涉及欧盟本身提供的贷款，以及贷款目的经过欧盟审核的私人或公共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这种贷款保险活动应具透明度，并非常民主地向公众公开整个过程。但是对于私人向国外进行的所有其他放款活动，在出现借款者的违约行为时，这种体系将不提供保护。最后，欧盟会暂时地继续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现阶段的活动，但是前提是必须公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所有限制条件，同时必须召开国际会议，按照上述建议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行重组。如果其他主要大国无法接受这些意见，那么欧盟在处理国际经济管理问题时就必须采取国际多元主义政策，那些希望继续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框架之中的国家将有权继续留下来，而其他国家可能就会选择在欧盟的框架体系中进行运作。同时，欧盟将寻求与其他国家协商达成协议，建立固定但可调节的汇率体系。要实现上述这类设想，必须有一个全新的欧盟金融体系，该体系必须以银行金融中介为中心，接受强有力的公共法规的制约，并支持建立公共或合作性的储蓄机构。欧盟成员国国内的税收体系必须加以调整，以确保对出入欧盟的游资流的税收征收，以及对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交易的惩罚性税收征收。整个欧盟都必须废除避税港，而且欧盟还应该致力于实现避税港在全球范围内的废除。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是欧盟内部的相关税收当局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持有境外资金的个人或公司的信息，而且这些个人或公司必须在所在欧盟成员国因为它们所获得的境外资金支付税收。要彻底贯彻这些改革计划，欧盟内部必须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这种力量必须能够对欧盟内部的放款者和投机者集团行使巨大的政治权力。投机者们经常声称，从技术角度而言，想要再一次对国际金融进行公共管理，这是不可能的，理由是现在已经发生了技术变化。我们知道，从技术上而言，要让国家本身去防止犯罪的发生，这的确是不可能的，而投机者们的论调与这一点相似，也有道理，因为立法体系中的大部分都是事后立法行为：首先是发生了犯罪行为，然后才进行调查和起诉。国际私人金融行业也同样如此，行政管理当局无法阻止公司合法地或非法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金移动，但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行政管理当局必须能够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这一点无法做到的话，那一定是因为这些公司的最高管理层本身都不了解他们的手下究竟拿着公司的资金在进行何种运作。当然，公司的管理控制经常是很薄弱的，这一点从巴林银行和其他类似的灾难性事件中就可以看出。但是如果管理层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各种运作情况的话，那么国家当局就可以通过进行常规的“透明度”检查来了解这些情况：政府当局可以检查各类账本。当然政府当局对公司运作情况的了解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的程度，因为金融体系的最上层肯定会有着许多的欺诈和腐败行为。但是只要政府当局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施加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集结政治力量，使货币资本重新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这一问题的根本关键在于为实现经济复苏所制定的策略这一方面。究其根本，正是经济萧条才使私人金融机构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政府出现了财政赤字，公共债务不断上升，这些都使政府越来越依赖于证券市场的情况变化。私人金融机构要求政府对公共财政实行通缩性缩减，这样就又加剧了经济萧条的周期循环，加剧了对放款者资金的依赖。所以，致力于重新建立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公共秩序的策略措施必须与经济发展策略相结合。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迄今为止本书一直在试图回避的根本性问题上，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核心国家的生产体系在20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出现厂长期萧条。我们在这儿不会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但是试图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解释的大部分观点都倾向于认为，三大经济集团中存在着某种形式的饱和或生产过度的危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只要具备合适的货币金融环境，东中欧和东欧的那些转而采用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兴地区就有可能出现一个积极的、迎头赶上的发展过程，换言之，这此经济国家有可能取代东亚和东南亚，起到经济赶超的发展中心的作用。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迎头赶上式的经济发展，虽然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萧条的历史问题，但却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这种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大西洋两岸的资本主义国家联于对该地区实行短期目标的掠夺性策略，致使东中欧和东欧所具备的这种发展潜力遭到了破坏。美国一直梦想着把该地区纳入其操纵国际货币金融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中，而对为该地区本身的发展创造条件毫无兴趣。同时深陷于经济萧条和国内社会政治紧张局面的西欧各国政府基本上把该地区视为麻烦地区，充满了政治经济威胁：该地区不断施加压力，要求西欧进行产业重组；该地区给西欧造成大量移民的威胁；而且如果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加入欧盟的话，又会给西欧造成预算上的威胁。总之，因为这些原因，国际上从未就该地区的经济复苏和经济发展制定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策略。要制定这样一项策略，最显而易见的起点就是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派中的左冀人士开始。15年来，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一直是无足轻重的，其领导权分布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在直接的金融腐败方面以及其他方面有着诸多的共同之处。至于布莱尔在工党的领导权，那也是权钱交易的结果。但是德国新一任的财政部长拉封丹却不同，他是一个坚决的欧洲凯恩斯主义者，意志坚定，并在一个绝对是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国家中有着一批政治上的追随者。由于拉封丹，欧洲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其根基并不在于凯恩斯的关于在国家经济内部对收入进行重新分配，以促进有效需求的理论——虽然这种再分配本身是一件好事——而是凯恩斯的有关组织战后国际经济以求经济增长的观点：一种寻求全球“金融管制”和中央集权下经济统制发展策略的凯恩斯主义，其重点是生产性经济增长，而使投机放款者慢慢丧失其功能，并最终走向灭亡。非常奇怪的是，这种模式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东亚国家的创造发明。我认为，从理论上而言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曾经最终从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和战争中找到了一条使人类社会中的大部分受益的出路，所以我相信，从理论上而言它仍能再一次找到出路。但是我怀疑它会不会这么做，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本身，而是因为要找到这种解决方法，需要一种战术性激进主义和一种毫不妥协的政治意志，但是我们很难想像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派能够具备这两种条件。在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欧洲社会民主党派想要拯救目前的危机，就必须采取相当大胆的步骤，其他国家政府如法国、意大利等必须大力支持，以制定一个泛欧洲的经济复苏战略。该战略的关键必须是如何解决东中欧和东欧经济国家中存在的支付困难和脆弱性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欧元靠着欧洲中央银行金融力量的支撑，就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有力的杠杆。随着欧元的发行，欧洲大陆的成员国不必再担心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问题，因为这一问题已经不再存在，所以，对于贸易问题，它们一向采取的重商主义态度将会有所缓和。其次，欧元将使欧洲大陆在东方拥有霸权，东方的经济国家将以欧元作为其贸易、会计和货币储备的货币单位，欧洲大陆国家可以在东方尽情采购，然后用它们自己发行的货币——欧元——进行支付。欧洲大陆国家能够在东方进行美国曾经在日本所进行的工作：大大地打开当地市场。但是这并不是欧元最重要的用途，欧元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牢牢地稳定东方国家的货币，使这些货币不受投机性冲击的影响，这样这些国家就能够大大地增加经常项目的赤字，而无须担心是否能承受这些赤字的压力。对欧洲中央银行而言，稳定东方国家货币这一任务并不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欧洲中央银行手中拥有巨大的金融资金来源，现在的欧洲中央银行能使其他小银行，如德意志联邦银行，相形见绌。德意志联邦银行向法国法郎提供了无限额的超短期贷款支持，欧洲中央银行同样也能够非常容易地为东亚地区的货币提供类似的帮助，甚至还能做得更好。这样东亚地区的政府就不需要再为对冲基金的冲击而担忧，同样也就可以不再需要去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而且即使欧洲大陆不设置新的资本控制手段，欧洲中央银行也会要求东中欧和东欧国家政府对其资本项目进行控制，这样华尔街就再也不能在外汇期货市场上卖空所持的货币了。欧洲大陆当局就能宣布，在5年内，欧洲大陆的目标是要比东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其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欧洲中央银行将为此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进行承保。其次，这些经济国家的赤字将主要产生于自主选择进行的公共设施项目和固定资本投资项目的建设，而欧盟（或欧洲大陆）将从其日前非常巨大的贸易顺差中拨款，以填补这些国家因此出现的赤字。这就意味着欧盟需要提供巨大的、正式的、时效极长的长期贷款，甚至是拨款资助（由欧盟经常项目顺差中的一项“税款”提供资金）。这此贷款并不一定必须是按照非市场性的“援助”利率提供的，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但是，它们必须是长期贷款，而且数额巨大，这些贷款必须由欧洲大陆的公共当局经手。美国和欧洲的投资银行、投机商和放款者已经在东部地区大展了一番拳脚，也该是它们打扫战场并退出舞台的时候了。现在登上舞台的该是欧洲投资银行发行的大量的、面向公众的长期证券，或者同样是欧洲投资银行（实际是由欧盟成员国组成的一家银行）向该地区提供的长期贷款。这些机制终于可以导致一种良性循环的产生，这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东、西两大部分之间的生产性互动的良性循环，东部能够进口所需的全部设备，扩大国内市场以及对西部的出口。东部不断扩大的收入流能够拉动有效需求，增加从西部的进口。整个欧洲大陆的投机热能够有效降温，并实现全民就业。毫无疑问，拉封丹所倡导的通过税收体系把财富大量地从资本转移至劳动生产部门的策略，对此又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欧洲的大型资本仍然希望进行跨国流动，就随它们去，但问题是流向何处呢？只能从世界上最大的整体市场流向支离破碎的南部经济国家，这些国家采用的是借贷资本主义的理智破产“发展模式”，并不再受“金融管制”约束，虽然在存在共产主义威胁的时期，这种“金融管制”曾经为资本主义世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德国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并取得相当成功的话，那么欧洲大陆同样也就能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一条出路，但这将是一场艰巨的政治斗争，对手是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繁荣壮大并得到美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力量异常强大的金融集团。这场斗争将摧毁美国资本主义的国际策略，并向整个美国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发起挑战。为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必须在整个欧洲建立起一个能够真正激起大众热情的政治联盟，而且如有必要的话，这一联盟必须作好准备，打破整个冷战时期的大禁忌：如果有必要的话，为了防止美国的干扰破坏，该联盟必须作好准备，集结整个欧洲的大众舆论力量，共同对抗美国。那些密切关注波斯尼亚危机的人必定知道，当涉及到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时，美国是会不顾一切的，同样，密切关注过东亚危机的人必定也会有同感。但是这一策略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并非来自美国国内，同样也并非来自放款者集团的社会势力。其实，最大的障碍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欧洲社会民主党派本身的深深的民族主义从属性观念。例如法国人（或英国人）会把在东中欧和东欧实行马歇尔式计划以实现西欧经济复苏的计划，视为是在加强德国力量而非法国或英国力量的一项计划，所以这种想法将会是第一个绊脚石。第二个障碍是，欧洲还未具备一个有效的机构性结构，能够实际去执行这项计划：整个欧洲还没有哪一个经济政府，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领导机构，能够极为负责地利用欧元，以实现欧洲经济复苏。而且，要建立这么一个合适的机构性机制将会是十分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召开欧盟政府间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各国政府不仅需要一致同意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进行增补，而且需要一致同意对《马约》进行大幅度修改，使欧洲中央银行更接近于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个目标明确、旨在服务于社会有用发展目的的机构。应该说，这些改变是能够实现的，但是以往的记录显示，这些改变是不会实现的。就拿布莱尔政府而言，过去的记录显示，布莱尔政府希望起到摧毁旧体制的作用，因为布莱尔自己狂热地反对被他称为“税收和开销”的欧洲社会模式。在另一方面，也有人会说布莱尔其实并不热中于任何一种观点，所以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支持改革计划。或者另一种选择是，可以通过目前英国政府还末加入的欧洲财政部长会议，非正式地建立起所需的机构性机制。如果欧洲民主主义运动无法对全球化趋势构成有效桃战的话，那么下一个阶段的国际政治将是十分动荡、十分险恶的。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人们从东亚危机中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大西洋强权国家随时随地都会运用国家经济策略，以阻止其他国家赶上并超过它们。人们在90年代曾经预测，苏联集团瓦解之后，整个世界将在美国的领导下团结在一起。但事实证明，这种预测是十分可笑的，只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整个90年代是一个独特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确实有可能在大西洋地区国家的领导之下，实现以全球政治合作和国际机构建设为基础的全球机构性的真正改革，但是正如经常会发生的那样，这一机会在人们初尝胜利果实之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没有什么能够比现今的时髦词汇“第三条道路”能够更生动地显示出“新思维”的索然乏味：所谓的“新思维”只不过就像是船坞中的滑台，它能使欧洲的知识分子，不管信奉自由民主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为了克服美国化的欧洲所带来的认知冲突，而放弃他们的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这些欧洲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努力，不再为国际间存在的问题寻求平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解决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平均主义、世界主义这些旗帜适合的是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欧洲的知识分子们将得出一条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资本主义最终将没有能力为这个星球上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体系。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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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全球化时期的政治格局——八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二部分全球化时期的政治格局八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入侵科威特·认识现代伊拉克·结论自帕默斯顿时代以来，北大西洋国家意图发动战争时，常常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而1945年之后,还没有哪一次行动像要求采取“沙漠风暴”行动那样，如此强烈地应用权利、法制、正义这些原则。英国和美国的民众因而相信,派出去的50万人的军队和耗费的那100亿美元都是投入到为维护科威特人民权利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中去的，甚至可以说，是为了开创一个正义的全球性新秩序。西方领导人说明“沙漠风暴”行动的合理性时使用了权利这一措辞，但权利思想有着不同的渊源。在本章的第一部分，作者试着先对不同流派加以梳理，然后，把目前在英美国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权利个人主义——所使用的评估原则和对海湾争端的分析结合起来。这有助于探究此次战争的目的和行动在自由主义的标准衡量之下所具有的合理性程度，并揭示主张以权利为基础的传统思想方法所存在的严重局限性。在第二部分，本文转向了“敌方”——伊拉克，这个已有如此多的人民死于英美两国军事武力和经济封锁之下的国家，以考察这个国家的演变情况，并对有关现代伊拉克及其复兴党政权发展的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评述提出挑战。自由主义和入侵科威特大多数英美自由主义和天赋人权思想都遵循一种普遍主义的判断标准评估国际政治，拒不接受现实生义者那种合乎规范的态度。后者，借用他们战后的元老汉斯·摩根索的话来说，坚持认为，在这类事务上，国家利益有如“一颗指引方向的星星，一种思想标准，一种行动的尺度”。当然，权利自由主义者会乐于承认国家的实际所为大都和他们听宣扬的理想无多大关系，他们自己的国家也不例外。事实上，很多人都会同意，影响这些国家决策层的政治文化远为接近摩根索的标准，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准则，尽管他们为此会深感遗憾。在这种背景之下，美英两国的领导人继伊拉克人侵科威特之后，在设法鼓动自由主义舆论时就不是简单地诉诸于国家利益，而是首先求助于一般性原则。尽管一些舆论导向者用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讨论这个问题，采用一套普遍主义的福利衡量标准来评估各种可选策略的利弊，但是公众议论的主要观点还是围绕着权利、正义和法制这些原则。这种言论首先是由布什政府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引发的。对这些决议，人们用了一个实际上具有隐喻色彩的说法加以阐释：把那些自由民主国家内部的法律体制所使用的措辞转用于世界政治领域。在许许多多人看来，国际事务变成了一个不带政治色彩的犯罪和司法惩处过程，而这种置换改变的不仅是人们判断海湾战争政治背景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人们的理解方式，即把这一切看做是一种会产生法律后果的犯罪行为。这样一来，构成全球政治的错综复杂的势力交锋战场，奇迹般地变成了一个受立宪制国家制度约束的，并按自由主义法制理论来管理的世界形象。这一隐喻不是要冒充合乎道义的真埋，而是想以假乱真地来说明实际发生的事件。[1]首先，美国出兵伊拉克所具有的充分而必要的理由被表述为是恶棍即象征巴格达政府的萨达姆·侯赛因的罪恶行径；这种行径“迫使”美国作出反应，派遣50万人的军队，并搬出这个全球军火库中各种各样的武器，这就像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犯罪事件促使警察作出反应，执行一系列标准程序一样。英美的封锁和发兵因而被简化为一种不具政治色彩的、纯粹的司法行动，从而抹去了任何政治方面的动机、方法或目标，就如同是当地执法机构的工作。“沙漠风暴”行动是一种不带个人感情色彩的客观而无知觉的法律制裁，也是自炸的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正是沙漠中的一场风暴。这样一来，事件的实际进程被颠倒了：和这个隐喻的司法逻辑相反，美国政府实际上是拿定了主意必须“制伏”伊拉克，所以要发动战争让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承担刑事责任。（就像美国是先决定要支持以色列政府或印度尼西亚政府，然后再确保使这些国家的侵吞行为合法化。）这个过程需要把伊拉克国家及其政治行政机构人格化，幻化成一个人——罪犯萨达姆；伴随着人性特征的增强，这个“犯罪的”国家中其他的男男女女都会越来越非人性化，整个由征募士兵组成的军队成了杀人武器，几百万伊拉克人的生命则成了他们领袖的许多分肢和储备力量，因此他们都是可以合法抓捕的猎物；或者，从他们站在罪犯一边的意义上来说，他们就是从犯，就如警方与罪犯交战中的旁观者。[2]这一拟人化使一个滥用人权的强权主题得以被编织进法律至上的理论中。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成了一场对付一个系列杀手、虐待狂的战役；军事行动不过是吞并科威特这一原“罪”所造成的后果。而巨，发动战争本身可以被描绘成并非是一场会伤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生命的政治暴力之潮——一种会激发全球无数人民强烈情感的行为，会带来未知的也无法预料的长期政治影响的行为，却可以说成是一种技术性途径，是为了强制实施一个目标，即法律准则。作为战争的一种鼓动性思想，这个隐喻是一种强有力的诠释：一种绝对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一方是可怕的罪犯，另一方则正是正义的化身。它完全把理论扣实际——认识、评价和必要的行动统一起来。事实上，战争结束之际，这个庞大的罪犯非但原封未动，而且还变本加厉大肆残杀更多的受害者——南部的什叶派叛乱者和北方的库尔德族叛乱者，这点证明了，这个隐喻在某些方面实在是行之有效，实在是充分有力。但是，作为一种解释性理论或评判标准，这个隐喻当然不能认真看待。[3]立宪国家制度尽管具备一整套发展成熟的法律体制和执法机构，但无法约束全球政治，法律方面的考虑和举措无疑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有意义的因素（尤其为一些感到满足的小型强国所看重），但是国际公共法仍然是一股末成形的也许只能算是刚萌芽的力量。实际上，对于一些超级大国来说，法律因素通常只是小小的政治变动。而且，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强国发动战争为的是国家的利益，追求的是国家的目标，至于把出兵一个国家等同于实施一项法令这种见解，生张自由、人权的最伟大的古典哲学家康德早就让我们认识到，战争本身就是违反法律的。尽管没有人可以声称法学家的隐喻充分描述了现实，但是有些人可能仍会坚持认为，联合国支持对伊拉克施加武力使这场战争具有了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这点和主张人权的自由主义理由是相对立的）。毕竟，难道左派组织不是一再地用联合国宪章和决议的影响力来抨击美国及其同盟国在其他一些争端——其中一些争端仍未得到解决，如尼加拉瓜、东帝汶、南非、格林纳达、巴拿马等——中的做法的吗？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没有一个投票反对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一事实无疑具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它根本不能赋予后来的军事进攻以丝毫的民主合法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仅仅代表了霍布斯实证主义者的一种受最强大国家控制的法律形式，即体现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它们恰好是1945年的战胜国）以及另外一小部分变动的成员国的意志。甚至连联合国大会的“国家民主”也未能在安理会的重大决议中体现出来。事实上，正如英美阐释的那样，这些决议整体上倾向于不应与伊拉克进行任何外交谈判，而这和大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国要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愿望相抵触。而且无论如何，从正式程序角度看，这些决议甚全不能为这次进兵提供任何合法性理由，因为这需要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投赞成票，但实际上中国弃权。同时，联合国宪章要求争端各方采取措施以达成和解，换句话说，要进行谈判，这正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自始至终所坚决反对的。按照英美对联合国最终决议的理解，为了“解放科威特”，任何千段都是合法的，这根本不符合自由主义法学家的行为准则。因此，在对伊拉克发起军事强攻的问题上，任何有原则的政治姿态都不能以接受联合国决议为前提，并以为决议不是体现了司法公正就是体现了民主原则。这就要求我们评判政治是非时要依据我们自己的理解和预测，即使面对联合国决议，我们也决不能放弃自己的判断。两种人权思想传统自由主义理论为评估政治事件提供了一些不同的思想方式，有受黑格尔启发的格林的自由主义理念论、克罗齐的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功利主义观点等。其中有一种现点目前在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英国也渐居上风，那就是天赋人权学说，或者说是康德的权利义务论学说，它依据的是正义的普遍性原则，而不是福利原则。但事实上，这种思想方式融合了两种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并不一致的政治思想传统，它们在普遍人权的说法上却有着共同渊源：其一是古老的天赋人权传统，其产生要早于自由主义，当然更要早于民主主义，它起源于中世纪辩论，并在格劳秀斯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述；其二是康德的近代自由主义传统。对此我将分别迸行简单论述。格劳秀斯是荷兰新教徒，其著作大都成于欧洲三十年战争期间和现代国家体制诞生（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为标志）之前。他当时面临的问题是，在天主教的欧洲体制下，新教国家是否有存在的权利，是否有把它们的宗教强加于其子民的权利。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坚持认为，每个国家在与其他国家、天主教会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往来中，都应被视为主权国家。尔后，他又主张，这些拥有独立主权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要受法律制约。关于国家内部的政治，格劳秀斯和当时大多数坚定的权利理论家一样，属于明显的专制主义者，强调国家对于其臣民具有无限的权力。他把自由定义为是对物质的支配权，并主张人类具有惩治邪恶的天然权利，尤其是惩治破坏自由（即物权）这种恶行的权利，而这种惩罚权利可移交给国家。格劳秀斯同时把自由即物权这一观念应用于处于国际事务中的国家，把国家的疆界视同于私有地产。格劳秀斯也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现代法律体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著作《荷兰法律体制导论》（1620）首次在人权概念的基础上确之了一个法律体系，而他后来的著作《争法》则为现代“正义战争”理论尊定了基石。格劳秀斯有关国家间政治的观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然而，经过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的充实，以及伴随帝国的扩张，原欧洲内部的原则得以在全球推广，它仍然是目前国际上国家体制的法定原则；它赋予主权国家在国际体制中以合法权利，并使每个国家具有绝对（消极的）的自由权利去做它想做的事，只要不侵犯别的国家所拥有的同样的自由权利。这样，国家是世界政治中惟一在道义上具有相关性的角色。从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这样一种世界政治体系才是一种基本上公正的体系。英美两国官方都赞成这一原则（私下里却经常无视这一原则——最近美国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的冒险活动就是例证），尽管我们也应该说，“超级强国”这样一个概念往往会使美国多一份与其额外的“职责”相当的额外的权利。世界外交界人士对此思想所具有的持久的生命力怀有浓厚的职业兴趣。继而，这一原则衍生出了关于“正义战争”的传统理论。战争在下列条件下是正义的：首先，战争发动者应为合法的机构，即一个国家；其次，这个国家有着正当的理由，而这主要是指相关的国家是在捍卫它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就是物权）；第三，这个国家是抱着“正当的意图”发动的战争，换言之，它并不是借此也要侵犯别国的主权；最后一点是，正义的战争必须采用“正当的手段”。上文我冠之以“法律隐喻”这一说法所具有的影响力大多是来自于格劳秀斯的关于国家不可侵犯这一法定原则：来自于国家之间关系的罪与罚观点，来自于各国对完全拥有国际关系领域所具有的共同的权利。目前最重要的自由主义学派是由康德发展而来的，至少在英美国家如此。然而，康德就国际关系方面的见解明显与格劳秀斯的看法有冲突。康德对格劳秀斯国际法的伦理学基础提出了质疑，因为它可以被用来为那些充其量只能用“暧昧”来形容其道德基础的国家行为进行辩护。他指出，迄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因为国际法某条法规的明令禁止被说服放弃了行动。用帕金森的话来说，“对于那些认为‘正义战争’原则与维护和平或改善整体国际关系有什么关联的人，康德显得尤其苟刻。”康德思想的现代追随者们认为最为重要的不是国家权利，而是个人权利。他们郑重其事地选出一个体现善的重要例子，并赋予它最首要的地位，调查它是否受到侵犯，并努力利用法规恢复这种善。他们对那些认为这种优先权可以为了全体更大的福利作出牺牲的观点予以批驳。这里所谈到的善通常是指个人自由的善，理由在于，如果个人得到自由，他们就拥有了实现所有其他善的手段，而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功的任务就是确定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恢复这种高于一切的自由权利。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自由是要赋予个人的，而不是通常称之为国家的虚构法人。[4]当然，自由主义者也有为国家争取权利的基本准则，即通过国家对于民族自治所具有的集体权利。但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些人对于这种集体权利，尤其对于它们出自集体的民主意志这一观念感到不安，因为自治的权利实质上是一种民主权利而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权利。但本章的目的并不是探讨康德的权利自由主义思想的各种细微之处，而是运用它的主要原则来分析海湾危机。侵吞科威特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袭几乎没有遭遇多少军事抵抗，也未造成多少流血事件。在要求进行谈判时，伊拉克政府一开始声称，它会于8月5日开始撤离科威特，但后来，它们继续留在那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从而改变了事态的发展；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对其实施军事封锁之后，伊拉克正式吞并了科威特，使之成为它的第19个省。武力占领科威特以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无数次的镇压，以及给人民带来的多重苦难，而这绝不仅仅局限在具有科威特国籍的少数人范围内。首先发生的是对成千上万的士兵和警察（估计在7000～3万之间）的围捕追剿，并把他们运往伊拉克俘虏营；此外，成干上万的外籍工人被驱逐出境或被羁押在伊拉克；接着，那些有参与武装反抗嫌疑的人被施以酷刑，有些甚至遭到杀害。据大赦国际组织在其1990年11月19日的报告中估计，被害人数达好几百。[5]此外，大约有30万科威特人，也就是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公民，连同长期居住在那里的大量居民，都被迫逃离家园或继续滞留在国外，至于他们移居国外究竟是害怕伊拉克还是担心美国的进攻，原因并不清楚。背井离乡的科威特人尽管能从流亡政府那里得到些许资助，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地降低了。在遭受侵略前，科威特人的平均收人高于美国人，其生活水平大大地超过美国的中产阶级，很多科威特人雇用仆人，常常无须工作。世界各国用各种方式谴责了伊拉克的侵略行径。这一片对伊拉克侵吞行为的声讨声，主要混杂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侵犯国家的主权和侵犯人民的权利。就格劳秀斯的国家权利观来看，我们可以说吞并科威特就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扼杀——按照国家权利理论，这是最为严重的非正义行为，也是战后历史上空前的一种国家谋杀行为。科威特，联合国的一个羽翼丰满的成员国遭到了彻底的杀戮，如果说国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这就是一种十恶不赦的犯罪行为。按照国家权利法则，“沙漠风暴”可说是名正言顺，根本无须从海湾危机的事实性细节中寻找理由，伊拉克自身就是充分的理由。而且，实施对伊拉克军事进攻的是合法国家的官方联盟（并由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撑腰——这点事实和这个理论的指导原则并无关联）。只要我们相信——我们也应该相信——联合部队占领伊拉克南部是临时的，以美国为首的联盟的动机就是“正当的”；只有美军在未经伊拉克政府事先许可的情况下就开进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这一点使人们对美国的意图产生了些疑问。而后来布什政府拒绝进军巴格达或在军事上帮助南部或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叛乱，按照国家权利原则，则为美国赢得了一分。最后还有个“正当手段”的问题，如果这些手段是由体现战争法则的国际大会所决定的，它们就不会给美国的名正言顺带来任何问题——只要能证明它们是官方的审慎决策，即使是使用汽油弹或者轰炸非军事目标也无妨。那些对美国所使用的某些手段表示反对的人依据的通常是国家权利原则以外的其他一些原则，如人权或人类福利原则等。然而事实情况是：国家权利原则及其“正义战争”的推断，在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理论中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中没有任何理论赋予国家权力或国家权利如此重要的地位。实质上，对于某个国家的消失，包括用暴力推翻某个政府或意新划分版图界线，这些哲学是乐意表示赞成的。而且，很少有国家是通过民主的途径取得它们所谓的独立主权和国家政权的。通常，赢得这一切是通过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以及在联合国获得席位，而联合国这个机构并非总是维护民主主义政治原则的。事实上，世界上存在的大部分合法国家，大都是通过帝国主义对它们所在地区施加直接的影响，随后再得到当时的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承认，才获得现有的国家形式和权利的，伊拉克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科威特也是。在这两个例子中，民族权利和意志不起作用，情况恰恰相反。就科威特来说，能完全获得独立主权，首先应归功于一直延续到科威特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1961年那个时期英国所具有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从理论上来说，这种对国家主权的确认，是关乎国际法的问题，其解决不能仅靠武力而是要考虑领土的合法所有权。碰巧，从法律角度看，伊拉克对科威特的领土有着非常有力的领士要求。[6]但是，对于自由民主派或者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领土要求根本不是什么决定性因素。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伊拉克拒绝承认科威特的权利这一关键问题，权利自由主义的看法其实并不完全一致，尽管都强调伊拉克武装力量和警察对个人自由的侵害。（根据大赦国际组织的调查结果，这种侵犯尤其表现在：伊拉克根本不考虑法津应有的程序，就囚禁前科威特安全武装力量成员，并对那些一旦被怀疑是武装抵抗运动成员或间谍的人，就进行野蛮镇压。一些民众的抵抗方式，如拒绝使用伊拉克的汽车牌照，同样遭到了惩罚。逃离祖国的科威特人始终遭受着痛苦，尽管他们的福利可能并不会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被迫逃离的或被驱逐出境的非科威特公民也遭受到了极大的苦难。）但吞并事件本身的非正义性又如何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实际上并不会使他们失去公民权利或政治权利，因为在萨巴赫政权的统治下，他们得不到国籍，享受不到这种公民的权利，但对于那些具有科威特国籍的少数人来说，确实意味着国家地位的丧失。很多派别的个人自由主义会怀疑是否有对国家地位的共同要求——比方说，以塞亚·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就是如此，伯特兰·罗素的《政治理念》也是同样。而由于阿拉伯的民族特点，认为所有民族群体都具有民族权利的这一威尔逊式的观点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另一方面，穆勒从政治参与权利出发，坚决捍卫民族自决的权利。[7]在这里，对于大多数自由民主主义者来说，关键原则无疑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正义或自由原则，而是一种民主原则：民众自决原则。科威特人民被蛮横而公然地剥夺了该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希望并入伊拉克的权利，后来伊拉克政府为其吞并科威特提出的辩护理由中没有一条能推翻这一事实，而科威特人民一直生活在一个独裁统治的国家与此并无关联。因此，仅仅根据民主原则，就应该反对伊拉克政府。但是民主原则，至少根据穆勒的政治参与原则，要求尊重的是所有定居在科威特的人民的权利，而不仅仅是那些得到国籍的少数人（34%）的权利，或者是萨巴赫统治下的有选举权的那极小部分人（约7%）的权利——那是指在80年代取消这些权利前。如果伊拉克人组织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复决投票，其结果赞成和伊拉克合并，那么自由民主主义者的态度很可能会完全改观。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而且，完全有理由认为绝大多数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无论如何都会投票反对合并的。因此，作为政治原则问题，无论是自由民主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必定会反对伊拉克占领科威特。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只有如何有计划地解决这个局面的问题：如何结束这一占领局面，在争取自决的斗争中提出什么样的积极目标。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后一个目标却特别有点曲折，因为科威特有个不同于一般的特点：科威特的大多数人都得不到公民资格。无疑这个目标必须包括其他争取自决的例子中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即所有定居在科威特的居民都应该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认为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的权利自由主义，往往会对入侵引发的其他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不加重视。其中的这样一个问题是，应该由谁来控制海湾地区的石油，应该让谁从中获益。这个问题不仅对于西方国家的决策者来说是关键的，而且，理所当然地对于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活动，以及对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平等主义者和社会党左派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科威特的统治家族把价值几百亿美元的石油收益都输送到西方国家进行投资——产生了巨额的收益，尤其在英美。这笔收入本来可以直接用于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发展，使安曼、大马士革、尼罗河三角洲，当然也包括伊拉克等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有所改观。另外一个和石油因素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科威特的社会结构，根据对这一地区权威性的研究，它代表了一种具有“邪恶反动特性”的“新奴隶制”形式。进行海外投资的石油收入中，90%的资金集中在18个家族的手中。国内全部的体力劳动、大部分的管理工作和职业性工作都是非科威特人承担的，尤其是1950年以后到科威特定居的大批巴勒斯坦人。然而，尽管这部分人占了国家人口的一大半，却完全享受不到公民权利，因为他们和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的这个地区没有任何家族联系，使他们得不到这个国家的国籍。在讨论这次入侵的非正义因素时，必须权衡这些问题，尤其是在评价以美国为首的对伊拉克的军事进攻及其影响方面。[8]然而，在海湾危机问题上占主流的公众辩论中却大都忽视了这些问题，只有一个美国参议员援引了纽约时报上的一句话，它精辟地概括了这些相关问题，把科威特称为“一家在联合国占有一席之地的石油公司。”实现民族自决现在我们用有关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标准来分析一下结束科威特占领局面的可能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可供选择方案：(1）外交谈判解决方式，（2）在道义上和物资上有外援支持的民众抵抗运动，（3）禁止贸易和其他禁运手段，（4）军事行动。从理论上讲，以权利原则为前提的思想主张，会支持这四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但是，第四种方案只有在表明它是解放科威特人民惟一可行的方式这种情况下、才会得到支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学派也必须先确定选做战争工具的国家，即发动战争的国家自身不会制造新的政治压迫或非正义行为来取代原有的压迫和非正义行为。功利主义理论学家们，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预测，很有可能会希望把第四种选择排除在外，理由是军事武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会超过它给科威特人民带来的利益。我将对每种可选方案从现实性及后果方面进行逐一评价。●外交谈判途径我称为“国家权利”理论的原则未必会赞成通过外交谈判途径来结束侵占局面，因为这种原则赋予国家以人的性质，可能赞成对侵略国“杀害”“兄弟”国家的行为给予惩罚，就像惩罚一名凶手一样。这种惩罚可以说是一种报应，或者因为可以儆戒他人或起威慑作用所以是正当的。但这种态度不符合自由主义中的各种人道主义观点，更别说社会主义了，因为它对于真实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的权利和福利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或至少是不可知论者的态度。对于权利自由主义者（以及功利主义者）来说，谈判途径肯定更为可取，当然，前提条件是，这种方法可行并且不会危及原则性问题，即科威特人民完全摆脱伊拉克的占领。入侵之后马上进行了几次谈判；而且约旦政府、巴解组织与阿尔及利亚都一直坚持认为，寻求一种既能结束对科威特的占领又能为伊拉克接受的谈判途径是可能做到的。但这些初期的外交努力没有任何进展，而明确其中的原因是至关重要的。似乎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许多阿拉伯政府希望看到伊拉克政权被打垮；其二，也是最关键的，美国对法赫德国王和穆巴拉克总统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阻止任何和谈方式。接着，巴格达又提出联合国应该参照同样的原则来处理科威特的占领问题和以色列的侵占问题。这个非同一般的建议恰巧符合主张权利的自由普遍主义对政治正义问题的看法。这并不是建议等到解决了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之后再处理科威特的事清，而是呼吁联合国采用共同的原则来处理两个地区的占领问题。然而，美国政府不仅直截了当地否决了这一建议，而且还完全限制有关外交谈判的任何想法，选择了全面军事封锁以及随后的全方位进攻。美国（和英国）对外交途径的摈弃表明了，继伊拉克入侵之后，它们制定政策的权力机构，根本不允许由自由主义的权利原则来支配其政治活动。伊拉克一再要求谈判，联合国宪章也要求这样做，美国却完全排除了这种外交的可能性。[9]美英的主战派指责，和伊拉克进行谈判是一种“绥靖仁义”，但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产生慕尼黑协议的谈判为德国攻占捷克斯洛伐克打开了大门，这是一个为德国进一步扩张进行的谈判，而科威特问题谈判的明确条件是伊拉克撤军。有人说伊拉克的谈判建议缺乏诚意，这个观点并不可信。毕竟，这个提议一旦被接受，就会为巴格达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赢得一次空前的政治胜利，因为它为巴勒斯坦人打赢了一场政治上的大胜仗，这点足以补偿它从科威特撤军的损失。其实，恰恰正是基于这些理由，美国才拒绝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萨达姆·侯赛因会从中获益。但这是美国本来就应准备付出的代价。因为20年来，它一直未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权利自由主义是不会为坚持自由主义正义原则的某个特定政治领导集团在战术优势方面的考虑所左右的。可以认为，伊拉克在采取入侵科威特的行动后理所当然地不能在政治地位上有所获利。无疑，自国家组成的体系中争夺地位、政治威望这样一些地位方面的好处确实是应该为自由主义者所谴责的，但是关全使所有人得到正义的有原则的自由主义者，没有兴趣为了这些利益的分配，或剥夺这个或那个国家这方面的利益而改变自己的方针。那整套方式是国家权利思想的遗风。有人认为出兵伊拉克会带来裨益，可以防止以后侵略事件的发生，这一观点是不可信的。充其量只能表明未得到美国赞许发动的侵略是得不偿失的，因为我们有大量证据表明，有美国人支持的侵略或吞并行为确实是得大于失。（就美国的例子有：巴拿马、格林纳达；就它的盟国的例子有：摩洛哥、以色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等。）伊拉克的提议令华盛顿非常难堪，因为美国一直在支待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正义行为。但是，一种有原则的权利自由主义是不会接受任何把政治自由权利相对化的做法的。因此，萨达姆·侯赛因提出的同时解决科威特和巴勒斯坦地区压迫问题的方法，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巴格达谈判建议的理由。●抵抗运动也许有人会提出美国未能进行谈判应受谴责，但是考虑到谈判已经不可能，我们只能支待封锁和／或全面进攻。这种逻辑推理想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只存在着一种力量：国家军事力量。但是越南战争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民众抵抗运动是另一股能实现国家自由的非常强大的潜在力量。而且，几乎在你所能想像得到的所有的例子中，从伦理角度看，这种力量比之具有骇人听闻的毁灭性的国家军事力量更为可取得多。关于民众抵抗运动在争取政治自由中的重要性，或确切地说，首选性，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他的一篇文章《关于互不干涉的几点看法》（与《论自由》一书写于同一年）中给与了特别的强调。对于穆勒来说，通过民众抵抗争取解放优于外来的军事干涉，这一观点并非出于后者代价更大或者可能无法实现政治自由这种功利主义理由，而是因为一个民族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自由”。而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从外部施加压力，并给予民众抵抗支持这个可选方案完全被国家权利观排斥在外——这个观点明确地反对除了国家以外的任何其他力最在国际政治中有合法地位，因此，有种推断赞成采取国家行动。在科威特确实存在着民众抵抗运动，并在争取民族自决的斗争中得到了伊拉克国内相当多的团体的支持。如果这种运动当初得到了西方政治／道义上的支持，即使只有一次，那么就完全有理由指望当时就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反对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抵抗运动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尽管以色列采取武力镇压、杀戮、酷刑，不经审判就滥加监禁、对平民实施报复行为以及大规模驱逐出境等，但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已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拥有的成员相当干科威特国家的人口数量。而且它面对的不仅有来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对于“恐怖主义”巴解组织长期以来怀有的强烈敌意，还有大多数以色列人对这一运动的仇视，它置这一切于不顾才取得如此成就。）伊拉克反对派既不接受萨达姆·侯赛因用武力吞并科威特，也不赞成别国对他们的祖国进行轰炸和攻击。到了1991年三四月份，他们表明自己在伊拉克已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当时对伊拉克军事和石油业实行贸易禁运的背景下，这股反对力量如果与科威特的抵抗运动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普遍压力联合起来，本来能大大地增强对巴格达政权的谈判压力。然而，科威特的抵抗运动必定会面临两大严重障碍。首先是古老的萨巴赫政权统治下的社会结构，其次是科威特的石油财富。出于民众抵抗的需要，运动必须要号召科威特人民加入到这场共同的斗争中。和巴勒斯坦人相比，这本不是什么难题，因为他们也面临着国家受到侵占的处境，但是它还需要一个让所有科威特的居民得到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的纲领——结束古老的奴隶制。抵抗运动同样必须为未来如何使用科威特的石油收入绘出一张蓝图，但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反而可以成为它们政治上的一张王牌。把原来投放到英美金融界的石油收入转用于包括伊拉克、埃及、约旦和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阿拉伯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当然会——委婉地说——使布什政府和重要政府对抵抗运动的热情一落千丈，它们毫无疑问会在科威特统治家族退避至国外居住时，说服那些和萨巴赫有关联的人与抵抗运动决裂；但这样一个方案可以确保科威特人保持已有的生活水平。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民众抵杭运动的策略会威胁、损害西方在这个地区所竭力维护的一切，是英美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更是为沙特王室家族所憎恶的。●经济禁运和军事封锁上文我已提出，能完全满足权利自由主义正义标准的外交和谈方式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然而有人可能会坚持认为伊拉克有关和谈的提议——入侵之后马上提出的，然后继吞并之后又提出的——只是在禁运和封锁的强制性压力之下勉强提出来的，这也许是事实。占有科威特的石油当然会使复兴党政权得到梦寐以求的财富和实力，即便政府本身并未在国内进行长期的宣传活动，但无疑很多伊拉克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科威特应该归属于伊拉克——这一点使吞并事件能赢得民族主义者的支持。然而实行禁运、进行试探性谈判以及支持科威特民众抵抗运动和伊拉克的反对派这几种可选方案相互并不排斥，但使用已被概括性地称为“国际制裁”时却需要细加分析一番。首先，我们应注意到用语的独特性。“制裁”在这里仅仅是指强制执行一项命令时采取的措施：这可能是军事性或非军事性的制裁。然而海湾危机时期英国公众的言谈中却出现了语义的变化：“制裁”一词开始指代除了直接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进攻之外的所有措施，包括对国家进行全面的封锁。把“制裁”和“战争”对立起来无疑存在着某种战略上的原因：反战运动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增强反对军事进攻的同盟，理所当然地认为关键性的任务是预防。但是，我们有责任仔细地讨论一下列入“联合国制裁”这个标题之下的各种措施，并表明对伊拉克实施的各种贸易禁运和军事封锁之间的实质性区别。有两种禁令是具有充分的理由的：禁止石油出口，它可以使伊拉克政府不可能从科威特的石油中获利，并使它因为继续侵占科威特而面临大量的开支；禁止向尹拉克提供武器。对伊拉克的出口实行全面禁止也可以看做是完全合理的，但所有这些措施和全面封锁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首先，封锁是对伊拉克和科威特人民的一种围攻战，早先发布的禁令中明确地不包括在内的食品和药品的供应，因为封锁被阻断了，这种逐步升级势必会伤害生活在这个如此仰仗于外贸的国家的平民百姓。其次，封锁势必会使美国发展它的军事力量以备全面进攻，并使后者合法化。那么，作为对伊拉克政府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这种军事封锁的目的又何在呢？如果美国人关于复兴党人是魔鬼的描画是准确的，那么这个政权对它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很可能会漠不关心。假定这个政权确实在寻求并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民众的赞许——一种较为现实的假设——封锁仍然只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武器，可能会伤及老弱病残和贫民。作为对伊拉克内部政治的一种干涉，它可能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意识的伊拉克人靠近这一政权，它反过来能够——而且也确实如此——把封锁视为一种对付手无寸铁的百姓的残暴武器，而对它发起攻击。●以美国为首的军事进攻即使是根据正义战争的经典理论，民众抵抗、禁止令、谈判等其他方式的不可能实现也并不能为出兵伊拉克提供充分的理由。还必须有另外两个条件：进攻的手段应该只限于解放科威特在最低限度上所不得不使用的手段，而且绝对不允许出兵国家的“意图”反而招致不公正。发动进攻时，美国政府确实设法从这两个方面使它对伊拉克的战争合法化。当然，人们都清楚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并不是出于政治原则，而是直接关系到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这种利益常常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石油”）。但很多人因此认为，这种利益和美国作为声张正义工具而采取的军事行动——负责派出解放科威特所需的最低数量的武力并不冲突。然而，我们却再一次发现，国家权利理论和以不侵犯人权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前者对正当意图的要求并不比它对放弃已取得领土的要求多多少，它所禁止的手段只限于有意屠杀不参加战斗的平民。从另一方面来说，后者难以协调它的主张，既对各国国内事务中侵犯人权的行为实行禁止，同时又对各国在国外的军事行动全面开禁。无疑，根据反后果论者的权利理论，会以为这个问题存在着解决办法，但这种观点现在大都被推翻了。[10]那些确实承认有必要把后果考虑在内的权利理论家们，必须通过表明应征士兵于他们的政府的不正义侵略行为有牵连，才能为这次出兵提供辩护的理由。而这一点似乎难以证实，因为伊拉克士兵并不是志愿入伍的雇佣兵，事实土，很多士兵冒着死的危险试图逃避服兵役。（从另一方面来说，美、英的军队却完全是雇佣兵组成的。）战争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清楚地表明了战争所正在造成的破坏超过了解放科威特所必需付出的代价，军方的公关人员努力想利用“附带的”损伤这个概念来为这种过度的破坏寻找理由。但是到了战争结束后期，人们已不可能把美方的战争努力看做是由解放科威特的合理性手段这个原则支配的：显而易见，过度的破坏体现在质的方面，而不是量的方面。我们必须注意，针对伊拉克的军事努力总的说来带来了什么：(1)全面的军事封锁。(2)轰炸伊拉克全体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命脉系统，水和能源供给系统、污水处理系统，这一切所造成的，用联合国副秘书长的话来说，“对于伊拉克人民来说，是一次接近于世界末日降临的大灾难”，它带来了饥馑和瘟疫。(3)毁坏伊拉克农业所赖以生存的重要灌溉系统。(4)轰炸伊拉克国家的工业和交通运输基础结构，卓有成效地使它退回到工业化以前的时代。(5)拒绝巴格达在地面战开始前一周提出的从科威特撤军的提议，对此，一些欧洲的北约国家都表示欢迎，但美国却不予考虑。(6)拒绝接受在地面战争前苏联提出的，并已为伊拉克接受的和平建议。(7)“附带的”损伤：平民惨遭杀害，不仅是在巴格达地堡中的平民，而且在所谓的科威特“战区”以北距离较远的桥梁以及其他非军事设施附近的平民都遭此厄运。(8)为了达到彻底消灭科威特战区的伊拉克应征士兵的目的，使用了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汽油凝固弹、子母弹，而且更是使用了在美国被称为“穷人的核武器”的油气炸药。(9)在马特拉通道进行“射火鸡比赛”，并大举歼灭了几乎未进行任何还击的军队。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哪种权利自由主义竟会认为这种“手段”合情合理，符合解放科威特这个目的。还有“解放科威特”的说法。只有最狭义的格劳秀斯观点——即把“解放”理解为是把财产所有权归还给埃米尔及其家族——才可能会把打败伊拉克武装力量说成是为科威特人民赢得解放。萨巴赫及其约18个附属宗族的统治依靠的是他们镇压性的民主宪法改革。科威特的反对派，由于寻求恢复远没有达到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宪法体制，遭到了侵扰、威胁，甚至是暗杀。为了对这样一个实施恐怖、酷刑和杀戮（尤其是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政权有利，他们一直拒绝遵守自由民主原则，给予定居在那里的非科威特人以公民权利。根据巴解组织的统计，到1991年3月中旬，即停火三周之后，已有250名巴勒斯坦人在科威特惨遭杀害。总部设在纽约的中东观察机构到3月底已有资料记录了有1000多例遭受严刑折磨，其中40多例致死。到4月下旬，美国政府的卷宗里记载了350名巴勒斯坦人失踪——恐怕已经死在科威特政府的手中。这完全是由安全武装力量所为，并且有萨巴赫家族成员的直接参与。强奸非科威特妇女的事件盛行，预示着一个施行严酷社会压迫的“奴隶制国家”政权卷土重来。这个政府甚至在回到科威特之前就宣布了有关计划，要驱逐约50万以前定居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居民，其中主要是巴勒斯坦人[11]。而这一切，当然是和重新确立科威特白油资金流入英美银行系统这样一个极其不平等的资金流程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美国决定通过科威特萨巴赫家族进行操作的直接后果。自1990年8月下旬开始，它们的目标已不是恢复立宪制度，它们根本不支持民主政治，但却为这种王朝的独裁统治提供了充分的政治支持。美国政府未曾为非科威特居民的政治权利说过一言半句。而且美国的特种部队一开始就和科威特人在一起扫荡巴勒斯坦地区，而在实施酷刑时，它们也在警局，据说它们实施酷刑时对年轻的巴勒斯坦人是一视同仁的。那就是说，正是出于这种种目的，所以非得要为在伊位克实行杀戮和毁坏找个恰当的理由。自由主义方法和美国目标的关系到这里为止，我一直是准备着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国（和英国）在原则上可能就是海湾危机中实施自由原则的工具。我们已经注意到在这些国家的核心决策层中现实主义道德规范所占的主导地位，以及政府所明确追求的是国家利益这一明明白白的事实。然而，对它们行为的论述却一直局限于它们在解放科威特人民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并仅仅提到了它们的行动如何（一再地）脱离首选的自由主义准则。但是，衡量这些国家在战争中的实际行为时，这种分析评估体系完全失效了。因此，有必要重新考查“沙漠风暴”行动的事实情况，并试着分析行动结果，表明美国一手导演这一切到底有什么目标。许多人最感迷惑不解的是这样两种因素竟能联系在一起：(1)拼命要诉诸于战争（与寻求一种外交和谈方式相反），并随后一直努力争取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包括大规模地毁坏维持生命的民用系统，并在战争结束后继续实行封锁。(2)美国并未进一步把它的军事胜利推进到底，并占领巴格达，推翻萨达姆政权，或者，一当战争结束，就支持南方什叶派或北方库尔德人的叛乱。这两种情况看来前后矛盾：在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的破坏表明想要推翻这个政权，而后来的行为则表明对这个政权的支持。袭击民用基础设施似乎完全没有理由，漫无目的。只有从政治上对美国的利益和目标进行分析，我们才能理解这种表面矛盾的行为。美国拒绝接受和谈方式，拒绝接受经济制裁加上支持科威特抵抗运动的方案，这不能视为偶然。美国拒绝考虑地面战争开始前伊拉克提出的撤军提议和苏联的和平建议的举动，也不能视为偶然。这都是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决策，那么它到底怀有什么目的呢？其中一个目的可以粗略地表述为“石油因素”——一种长期的结构性利益——这一点相当容易使人误解；另外一个目的则和全球性因素有关，与海湾或中东并无直接关联。●石油因素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后，美国明确了其在海湾地区要施加全面影响的决心，通过所谓的“卡特纲领”规定了这一地区所有政治力量的参数。按照这一纲领的设计师布热津斯基的说法，美国的利益由三部分组成：首先，对石油工业“及其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监护；第二，不让苏联插手；第三，保护“这个地区的中等国家，这些国家有可能会像霍梅尼上台后的伊朗那样，被本国的动乱推翻”。最后这种威胁“也许是最难以理解的，但（对于美国的利益来说）也是潜在的威胁性最大的”，无论这种攻击是“来自左翼还是伊斯兰的基要主义……伊朗革命生动地说明了，一旦一些新生的、有影响力的社会、宗教和社会方面的见解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对政府领导人的控制随之开始减弱，危机爆发，西方国家的决策层就很难作出有效的反应”。这三点利益构成了美国事务的等级体系：处于顶端的是“石油”，从中衍生出了要扶持“中等”国家政府以及排挤苏联的决心。如果把石油利益视为一种纯粹的商业事务，那它可以轻而易举地与把伊拉克从科威特赶走（从而确保伊拉克在石油供应方面所控制的比例不会太高，因此，在石油市场上的分量不至于太重）这个自由主义目标对上号。然而，也许有人会奇怪，只不过是一次所有权的变更，竟会惹得美国派出50万人的军队来对付伊拉克：毕竟石油的卖主都需要买主，从长远来看，中东石油的价格还是受到其代用品价格的限制，因此，价格波动范围有限。[12]但是，对中东石油的控制对于美国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体现在另外两个方面：首先，是石油收益的双重经济价值；其次，是石油控制权对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首先，海湾石油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部门（建筑、工程、军用设备等）提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国际市场，而这绝对是一个政府级市场，因为石油收入都控制在执政王室的手中。因此，能在政治上对这些酋长国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实质上就是支配了整个市场。其二，石油收入就像借贷资金汇集而成的河流，其流向主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它对于全球金融资本及银行利率的整体结构都事关重大。其三，石油收入，通过其使用途径能直接支配政治，例如，沙特阿拉伯的钱在世界范围内就起到这种作用，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国家，从巴基斯坦到摩洛哥，这笔钱巩固了一个又一个政权。而这笔钱的流向最终是由维护沙特阿拉伯的强国——美国所控制的。如果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控制了大部分石油资金的流向，那么，世界上就有很多国家要在两大世界政治经济权力机构之间作出一个明确的选择：一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属于“官方”机构，是由美国控制的、支配着世界经济的机构；另一方是巴格达，无疑属于非官方机构，但却是同样行之有效的一个资金和贷款中心。而这笔投资资金还会和以前一样便捷地在美国银行体系和伦敦市场流动吗？谁能知道呢？有一点能肯定的是，复兴党政权的政治金融活动不会和伊斯兰神教政治或者王朝的金融活动倾向相一致，由伊拉克控制的西方工业品市场也同样。在这样一种事态下，直接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将是对美元的冲击，因为，萨达姆·侯赛因很可能宁愿把他的资金兑换成马克或日元。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债主国，债务都是以美元为单位的，一旦中东石油收入中有相当大的份额转向另一种货币，那么，美国经济就会明显地变得脆弱。对于美国来说，把这种政治影响力让与萨达姆是不能想像的。最后，对日本和西方国家石油供应的控制权一直被美国用来作为与这些国家关系上的一种关键性政治手段。毕竟，和美国相比，它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更强，一旦它们的石油来源不再是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而是在一个并不依附于美国的政权控制之下，那么，无疑会增强它们的独立性。这种种石油因素——石油收益市场、资金、对“盟国”石油供应的控制——使得美国有必要对这个地区在政治上拥有直接的宗主权。为了稳固其自身在海湾地区的政治地位，以及一些受它庇护的像沙特王朝之类政权的政治地位，美国就必须显示出它绝对凌驾于伊拉克之土的威力，拒绝一切外交讨论谈判，禁止阿拉伯国家或西欧国家和平解决这一危机，并最后命令巴格达：要么在本国人民和阿拉伯世界面前不光彩地认个错．要么让我们来制伏你。如果以和谈方式解决伊拉克侵略事件，就会显得美国软弱无能。伊拉克国家威胁到美国支配地位的特点，完全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那些特点——独裁专制，狂热的个人崇拜，对反对派进行镇压、酷刑折磨和杀害，在1988年用化学武器对付哈莱卜杰的库尔德族人等。威胁主要在于，这个政权和伊朗国王及沙特王朝甚至于埃及人的政权不同，并不是在社会上懦弱无能的一种低级独裁，并没有因其统治阶级的特性而受到西方的束缚。后者这类独裁所具有的食利/买办性质以及它们与中下层阶级之间的社会鸿沟使它们很容易受西方控制。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则不同，它对于居统治地位的掌权者自身都具有令人生畏的纪律约束：它设法把它能够在政治上动员其国内民众支持改革性目标的能力作为它的权力基础，这和新月形沃地一带的其他政权不同。因此，它并不是依靠西方强国来维护其国内的安全的。这个政权的动员能力体现在入侵利威特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并不是一名深得人心的阿拉伯领袖，但是在占领科威特后，巴格达政府在要求伸张社会正义、反对海湾地区反动的酋长国和富豪统治的国家时发出的呼吁却引起了强有力的反响。华盛顿特区美国大学有一位教授在科威特遭到入侵之后作了中东之行，他描述道，伊拉克提出了“阶级问题，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层次上提出了‘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以前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萨达姆）设法和那巨大的民愤合上拍子，而这有着巨大的中长期意义。民族问题仍然很尖锐，但和阶级问题的联系已经建立……甚至那些由这个地区的产油国和欧洲资助、控制的新闻界也（报道了）某些个人拥有的巨额石油财产：有腐败堕落、豪赌挥霍的故事。给人相应的印象，是即使伊拉克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但其盈余部分则大都投资于本国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巴格达政府正在寻求途径激发民众运动以推翻酋长国，存在的威胁性在于，它可以因此帮助该地区势力影响范围内的这些国家对付自下而上的颠覆活动，并借此来博取它们的支持；如果没有外来保护，这些统治集团，包括沙特王朝在内，在自己的社会中没有一个会有安全感。毫无疑问，萨达姆·侯赛因本可以和酋长们，甚至是在位的沙特王朝，快乐地共处下去的，但是，一切只能按照他的主张来——这对美国扮演的而且已得到承认的角色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决不会对和谈让步，而是要战胜伊拉克赢得一场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以便向这个地区所有的统治集团毫不含糊地表明，究竟是谁最终主宰着它们的命运。●美国全球霸权利益但这并不能说明美国政时为何会拒绝伊拉克在地面战争开始前提出的从科威特撤军的建议，以及随后苏联提出的和平计划，却支持对科威特战区的伊拉克部队进行轰炸，以及发动地面战役——这种反应决不是出自上述利益的需要。那么，要理解美国的目标，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激起布什政府渴望取得一场压倒性军事胜利的另一个因素：出于一场“示威战争”的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布什总统一再强调的两个主题：新世界秩序和越南综合症。两者都表明了发动战争的总的动机。就越南综合症而言，美国必须表明它不再仅仅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而在与南方国家的敌人进行一场常规战时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它必须显示自己不仅能在空中，而且在地面上也能战胜一支庞大的常规部队的决心和军事能力。但是要实现这个目的，美国就需要从空中对驻扎在科威特及其周围的伊拉克部队实行清洗，以便使这支越战惨败后重建的、绝大部分是初次上阵的美军能稳稳当当地打赢这场地面战。结果，美军常规部队的各翼大获全胜，这使美国的主要力量优势，即它的军事能力，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部分。上述关于伊拉克政权的特点同样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美国要投入如此巨大的军事努力来摧毁维持生命的民用系统。要充分理解这一战略，还有必要考虑一下它们所预期实现的政治影响，即无须军事占领就可以使战争中诞生的伊拉克政权完全依附于美国。这个策略的成功之处很快就显示出来了。伊拉克全国上下都出现了营养不良，饥馑遍地，包括霍乱在内的各种瘟疫四处流行。伊拉克政府缺乏必要的一些设备，来处理基础结构中受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而又急需修理的部分。伊拉克不能出口，因此就连必要的食品也没有资金去进口。简而言之，伊拉克惟一还没有受到重创的领域就是它的国内军事安全。如果人民生存需要的基础结构并没有遭到摧毁，伊拉克就不会如此依赖于这样一个大半都为美国所控制的外部环境。那么，使之屈服于美国强权的目的又何在呢？一个目的在联合和平条款中已详细说明了：摧毁伊拉克进攻以色列的能力。但另一个目的是摧毁复兴党政权的活力，由此，摧毁伊拉克能独立于美国的国内原动力，从而使它像海湾地区其他国家的统治集团一样，依赖于美国。总之，这项策略就是要确保使伊拉克政府对美国俯首帖耳，而同时又要让它继续成为这个地区的一股协调的政治力量。这使我们又想到了美国政策表面上最为矛盾的一面：在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美国是想要推翻还是要支持巴格达政权？对于美国政策的许多困惑都来源于未能把巴格达政权和它的领袖区分开来。布什政府有个关键的政策宗旨：让萨达姆下台。伊拉克和阿拉伯官方对“沙漠风暴”的理解，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以防止在未来的阿拉伯世界出现任何反对美国行动的纳赛尔主义，从而对美国构成严峻挑战。美国在伊拉克急需这样一位领袖，尽管不能明显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但能宣告萨达姆·侯赛因的决策是一个无法接受的错误，并对这次战争负有直接责任。不通过伊拉克人的力量使萨达姆下台并名声扫地，阿拉伯政治对待“沙漠风暴”的态度会两极分化。此外，西方国家要成功地驾驭自己国内的公众舆论，也需要这个“巴格达恶魔”消失。然而，要毁灭巴格达政权及其国家机构和附属组织中几十万的支持者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会意味着支持这个国家阿拉伯人聚居地区仅有的两股有民众根基的可选政治力量：属于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组织之下的什叶反对派和伊拉克共产党，但美国一个也不会支持。而且，由丁停火之日开始的伊拉克南部叛乱是由具有伊斯兰教倾向的人领导的，美国还支持伊拉克的治安部队对他们进行镇压。其理由正如布热津斯基所强调的，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政府认为伊斯兰基要主义对于沙特政府具有致命的威胁，因而，对于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支配地位也同样有致命的威胁。这并不是特指什叶派的威胁，危险性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沙特政权得以掌权是因为它声称将领异和保卫伊斯兰教。而这一声明在海湾危机之前因为伊朗的例子已受到损害，后者在伊斯兰世界比明显腐败的沙特王朝更有威信，当然也更得人心，政治上更为多元化。沙特允许50多万人的美军进驻它们国家，震骇了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派，其震骇程度是西方舆论界无法想像的。在巴格达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政府——鉴于什叶派组织为多数派，它也会是一个在这个国家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政权——这个前景并不是布什政府所能接受的。正是基于同样的因素，美国避开伊拉克联合反对派：如果库尔德族支持建立以什叶派为首的巴格达政府，这对于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来说，是这场战争的一个灾难性的政治结局。对于华盛顿来说，自从库尔德领导人和什叶派领导人的关系破裂后，库尔德斯坦的处境就变得更为明朗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靠他们自己是无法在巴格达掌权的。但是，他们在一个正式统一的伊拉克国家中的代表性越强，那么巴格达政府就越是需要依赖能控制库尔德族的力量。美国和库尔德运动部落主义一派的巴尔扎尼有着长期的政治交往，战争快结束时，中央情报局一直明显地对库尔德民族主义游击组织武装力量给予秘密支持。另一方面，萨达姆·侯赛因在与库尔德领袖塔拉巴尼和巴尔扎尼洽谈协议，这对美国来说，是一种负面的发展事态，这个协议一旦最后确定下来，它会加强美国所希望推翻的那个统治者的力量。库尔德领导人有和萨达姆达成协议的动机，除非他们完全确信美国能长期确保他们的掌权地位。撰写本书时面临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准备作出这一承诺，从而造成伊拉克实际上的分裂，由土耳其和它们自己的军事力量“保护”库尔德斯坦地区（同时使伊拉克保持一种黎巴嫩式的、法律上的统一），或者，布什政府是否会在如此充满危险性的无限度的义务面前退缩。美国政治目标中没有一项是和自由主义有关正义或自由的标准有着积极的联系的。按照权利理论，美国要显示自己在海湾地区的霸主地位这一目标，属于完全非正义行为；美国通过一场示威战争来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目标也同样如此。保护以色列，反对阿拉伯国家，并置巴勒斯坦人对被吞并和占领地区的权利要求于不顾，也是不可能有道理的。对库尔德人实行人道主义的虚饰之词和美国在伊拉克北部的目的毫无关联；而它们在这个地区政治战略的关键目标——保护沙特政府——使压制自由和民主权利成为必要之举。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令权利自由主义者倍感不安的结论，那就是说明美国出兵伊拉克这一行为的自由主义言论的整个体系歪曲了现实：它把美国的行动纳入了属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实现自由正义的手段这样一种范畴一一尽管是其他几种可能的手段中的一种。然而等国政府霸权一直以来始终被用于支持和助长这一地区的不义之事和持续的压迫，现在也是。因此，我们不得不采用一种与我们一开始采用的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海湾危机；用这种体系来评估伊拉克政权的非正义行为，同时也用来评估那更为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国所行的不义之事。有人把美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描述为一股实现自由价值的力量，是向恢复海湾地区的正义迈出了一步，其实这些人参与了这场“沙漠风暴”行动的屠杀和毁灭，发动这场风暴是为了支持一个进行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地区政权。认识现代伊拉克关于现代伊拉克，有形形色色的阐释，而西方自由主义公众舆论对现代伊拉克国家的了解，却主要是通过其中的一种，即萨米阿·艾尔-哈里尔在他的著作《令人惧怕的共和国》(1989)以及几篇最近发表的文章中所作的阐述。尽管哈里尔的著作被用来为这场进攻伊拉克的战争罩上了合法的外衣，其著书目的无疑并不在于此，而是对远超乎于伊拉克命运之外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认真而重要的思考。这位作者是一名厌恶自己在复兴党的经历并要为自己的人民寻求更美好未来的、富有人道主义的前马克思主义者。就最近所发生事件写的一些文章表明，哈里尔对于以美国为首的武装力量实施的大屠杀深为震惊。然而，哈里尔的研究却是深深地根植于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哈里尔笔下的现代伊拉克历史围绕着两种社会政治形式：一种是英帝国时代的君主主义政体；另一种是复兴党的“极权主义”政体，由于政治结构的缘故，后者实质上被描述为“斯大林主义”。这种描述模式又和另一种相结合，即传统主义和现代化、现代性的关系模式。用这个概念框架他建构了关于现代伊拉克的令人同情的关系状况。现代化过程中的王朝想致力于传统主义社会的变革，但由于与国家的强制性变化相对立，所以并无成效；随后复兴党政权开始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其代价就是实行了极其野蛮的极权主义。本章后面部分在分析现代伊拉克时，除了一部分是评价哈里尔的研究，以及他在政治、伦理方面的预想和价值判断外，其他都是按一般的时间顺序框架进行论述的：第一部分权衡了君主主义统治时期的得失，即从费萨尔一世的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到1958年的革命时期；第二部分叙述了革命后的一系列事件，从军事统治的头十年，到建国早期和70年代复兴党统治的改革时期，又一直写到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最后评价了与伊朗进行的灾难性战争和对科威特的吞并事件。君主政权和英帝国计划哈里尔对20世纪20年代初叶英国强加于伊拉克的哈希姆君主制颇有好评，他写道：“费萨尔努力想激励……（伊拉克人）改变自己并继而改变这个社会，为此，除了使用武力外，他几乎什么事都乐意去做。”但这里却有一种意义的偏离，即暗示了君主制遵守自由主义原则，把武力的使用局限于保护个人权利或至少是传统的权利。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哈里尔仅仅是声称不存在强制性的现代化。然而，为了确保历史记录的精确，他本应该补充一下，当时的政权实际上对人民使用了过多的武力。一开始，为了把这个政权强加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民的头上，英国人施放毒气并进行轰炸，以制伏当地的抵抗运动，其造成的伤亡人数达9.8万人。（尽管费萨尔对此并无直接责任，但他却是愿意接受用这种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国家领导权力的。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费萨尔政权是由麦加引进的舶来品，并没有赢得很多民众支持的选票，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君主政体一直忙于和英国一同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叛乱。这里让我们引用埃力·凯多力的资料，这是一位保守的反民族主义者而并非是反帝国主义的左翼分子。他写道：“整个北方都是在英国皇家空军的胁迫下”被迫屈服的，这差不多星一项持久性的工作，“轰炸……一直到独立前夕才使他们（库尔德人）归顺”。1931年，库尔德领袖马哈茂德酋长发动了又一次叛乱。这一次英国人决定让伊拉克人的军队自己来处理，以便能在独立前接受一次“血的洗礼”。但是，他们的行动失败了，所以英国皇家空军不得不再次介入。这种叛乱加轰炸的模式在居住着什叶族的南方也一再上演——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需要镇压一次又一次的叛乱。就哈里尔来说，哈里尔对费萨尔死后的30年代及以后时期的这个政权都给予了支持。凯多力记录了发生在1936年对军队征兵的抗议运动进行的镇压：“屠杀看来完全不分对象，男女老少都成了机关枪扫射和空中轰炸的牺牲品”；1937年因为土地问题和征兵而爆发的又一次叛乱也是在“狂轰滥炸之下平定的”。政府对这次暴乱作出的反应是，借口什叶派宗教领袖是波斯人而强行把他们驱逐出境。君主制政权还采用了一种新的惩罚方式，就是把它的政敌当众纹死，纳里·埃斯-塞德选中的首位牺牲者便是确立已久、深得人心的共产党的领袖。他和另外几位被绞死在巴格达广场上，据说是由于他们在监狱服三年刑期时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凯多力用暴虐来概括君主制的特点，这段历史“充满了血腥、背叛和劫掠”。他评论道：“不管这个政权的结局多么可怜，我们都知道它在建立之初就预示了这种结局。”这个结论使哈里尔有关君主统治种种好处的论断显得多少有点空洞虚伪，至少可以这么说。哈里尔的分析把现代化的英国——哈希姆政府的观念和极其传统的社会观念——一个拥有民众深厚感情的、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制度的观念对立起来。确实，英国给伊拉克带来了现代科技文化，而哈希姆政府——令英国恼火的是——传播了一些现代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观点，尤其是经过受过教育的休斯里一类人的努力，这种传播变得更为广泛。但是，要理解英国和英国人控制的伊拉克君主制各自所起的作用，我们就有必要跳出哈里尔这种简单化的对立观，并对每个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详细分析。认为英国代表了一股充满活力的现代化力量这个论点，符合人们在维护英帝国主义进步性方面的一般性观点——这种观点用于描述印度也许是正确的。比如，凯多力就非常赞赏英帝国的管理体制。但就哈里尔来说，他是如此钦佩英国在伊拉克的策略，甚至于写道：“英国的委任统治及其在伊拉克建立的体制是推动现代化的动因，现代化不会因为国民自身的智慧或者因为他们和外面世界的密切接触，而会慢漫地滋生或者说会土生土长。伊拉克的英国人与其说是殖民者，还不如说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尽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自身的利益。”凯多力对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起作用的评价却有所不同：“当我们想到英国在治理东方国家方面长期积累的经验，并把它与英国强加于美索不达米亚人民头上的那种可悲的政策相比较，我们不禁会感到悲哀和不解。似乎印度和埃及从未出现过，似乎康华里伯爵、芒罗和梅特卡夫，约翰和亨利·劳伦斯，米尔纳和克罗默等人想把秩序、正义和安全带到东方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似乎柏克和麦考利、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等人从未用他们的才智处理和思考过东方国家管理方面的问题和前景。对于这一切最终是如何……在美索不达米亚被抛弃的，我们永远都会感到不可思议。”至于哈里尔认为由英国人组成的掌权人物是现代化的动因这一观点，“二战”后的英国人自己也不会同意。1946年7月16日，一份由巴格达大使馆发往外交部东方事务处的报告中写道：“有那帮老家伙掌权，这个国家就别指望有多大的发展。”如果哈里尔的“现代化”是指经济发展，石油工业之外的资产负债表上的成绩当然并不突出。而在远为重要的农业部门，英国有着使之走下坡路的丰功伟绩：伊拉克的产量从1920年的每英亩275公斤下降到1953—1958年间每英亩238公斤的平均水平。[13]现在哈里尔的主题要从政治集团的活动转向君主政权统治下发生的社会变化，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只有停滞的占老体制这样一个完全传统的世界——就像极权主义的都铎王朝之前的快乐的英格兰。但这种描述公然地歪曲了事实，至少有关从事日常生活再生产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机构这方面的叙述是如此。因为，这些是崭新的机制，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的现代结构。奥斯曼统治之下的经济、社会变化一直在逐渐削弱原有的部落结构，英国的政策体现出它们有意识地努力要逆转这种趋势。巴格达税务局关于1918年3月22日一12月31日期间的行政报告中写道：“定居农业和传播的文明趋向于使部落解体并削弱酋长们的影响力。在维拉耶特提交的土地管理问题中，要恢复和保持部落酋长的影响力这一点，丝毫不能引起关注。”英国选择的办法就是通过把大片的土地——中东最大的部分——分配给那些在政治上对伦敦忠心耿耿的部落首领们，以此来建立一种几乎全新的社会结构。就这样，一夜之间，一个由“政府酋长们”组成的新的统治阶级确立了。正如1920年8月6口普利少校在向巴格达的行政长官的报告中所写的：“其中很多人在我们给予他们权力和财富之前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当时的行政长官威尔逊后来写道：“酋长们的地位大都直接依赖于国内事务的管理，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需要他们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他们都积极地配合政治官员们。”那么，哈里尔关于酋长们和他们部落的普通成员或者说农民之间的有机关系的生动描绘，原来不过如此；他们和英国的关系才是真正有机的关系。在这个新的土地听有者阶级基础上，英国设法重新强行恢复并强化社会各层次的部落特点和划分。它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律体制，使之编纂成文，即《部落的刑事和民事纠纷法规》，它一直实施到1958年爆发革命。而且，英国人并没有把征税的权力以及管理和警察的职责交给国家这个令个人自由主义深感烦恼的机构，而是使它们私有化，移交到这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手中。更有甚者，还建立了一些机制，使农村大众陷入一种半农奴的处境，被捆绑在土地上。[14]重申一下：听有这一切，都是现代帝国主义的新发明。而且，正如巴塔蒂尤表明的那样，随着君主制在战后的日益衰败，它越发要竭力加强和进一步巩固部落划分制。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种复杂的局面：创建新的地主阶级基础体制，以便使传统的权力关系死灰复燃，结果造成了社会、经济上的大倒退，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完全现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目的，即建立一个依赖英国军事武力，从而会保证为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利益服务的统治阶级。[15]这种出于狭隘的战略目的、利用帝国主义强权来实施全面的社会工程的行为，完全是哈里尔那种自由主义政治理论所无法理解的，实际上他对国家和阶级利益的相关性视而不见，而满足于把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传统”和“现代”的斗争。议会制度和高压统治哈里尔只看到了英国在伊拉克强制实行的议会制度的好处，因此，1958年废除议会制这种事态的发展，对他来说是可悲的。对于议会不起作用的指责，他断然声称，相反，“1941年前的伊拉克国家议会，使个人从其所在的社会中脱颖而出，这种机制充满了惊人的生机。”但他并没有指明这种充满生机的机制是什么。然而，一位英国官员在1928年发往伦敦的报告正好说明了这个体制是如何运行的：政府的省长们充当选举代理人，任务是起草和拟定必须当选的人员以及能够参选的人员名单。一份1928年关于伊拉克行政工作的报告承认，这种选举和代议政体是一种拙劣的仿冒。因此，凯多力对于这种充满生机的机制作出了下列这种简洁的评判：“下议院选举和参议院的任命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用来更好地控制这个国家的又一件武器。”那么，对于哈里尔来说，伊拉克王国在政治上实行议会制度，同时乡村又是传统的礼俗社会——简言之，是一个没有现代大众社会的无归属感和暴力的世界。这就是他的田园诗：“在国王费萨尔时代，一个农民有他生活的部落，信仰的宗教，所属的教派，居住的村庄，耕种的土地以及对土地所有者——酋长怀有的热爱。这一切构成了他生活的整个世界。”这里没有提到压迫，没有提到那些原先拥有大片地产的农民几乎沦落为奴隶；高压垄断的权力首先归属于国家。尽管土地所有者控制着对国家的管理，但使他们的农民服从的事发生在公民社会的私人领域，因此对于维护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卫士来说，并没有什么道德意义。要是把一位英国军人深入的了解与哈里尔的田园诗作一对比，将使我们深受启发。这位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忙于用自己的方式为哈里尔笔下农民的“整个世界”尽点力。流行的说法就是，这位飞行员对于那些农民的村庄“有工作要做”。然而，他对君主制统治下的伊拉克普通百姓的生活了解得远比哈里尔深入得多。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伊拉克，他写道：这里的政府不像我们的政府，它不是一台机械地制定法律的机器……它走进了这里的家庭。它知道你下有四个儿子，其中一个是摩苏尔的邮局职员；它知道你们有亲土耳其倾向，因而知道说们自然不能信赖；它知道你们和哈米德·哈勒夫早在他流放前就是朋友了，因此很可能会向波斯通风报信，它知道因为这个缘敌它必须重新考虑你争取用水权以和穆罕默德·德威什对抗的目的……正是政府各方面的活动中所存在的严重的涉及个人的因素，使未受教育的人民出现了一种品质，这种品质我们不至于会愚蠢到简单地把它看做是虚伪而加以唾弃，实际上，它正是任何单纯的人在受到虚伪、不诚实的幽灵追逐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的应变办法。一个有良知的英国人和熟人相处时，发表的意见难得会和他的真实想法不同。但伊拉克人在官员面前，或甚至在与他身份相同的人面前，都会产生怀疑。他必须赢得对方的好感，说一些恭维话。他的地位是不稳定的，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他知道这位官员对他看法的好坏对他的私人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他感到自己脚下的地在移动。而这位官员和他上级说话时清况也是一样的。他也感到脚下的地在震撼，感到自己的信心在溜走。也许因为敌人说了他的坏话他会被解雇。他不会有机会洗去冤屈，也不会官复原职，除非他有身居高位的人为他撑腰。[16]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缺乏后来复兴党的政治——警察机构所具有的技术复杂性，但它却有某种更为有成效的东西：由土地所有者阶级对伊拉克人民实施的社会独裁统治，这个阶级除了控制国家机器和各地方的行政管理，还直接控制着人民的整个求生手段。这种权力“无孔不入”，甚至还进入了伊拉克人的居所。而这是一个不为法律约束的世界：下属无法求助于法规来反抗上级的滥用权力，甚至在非政治领域也是如此。但是关于日常社会关系性质，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性质，都未被哈里尔提及。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君主制拒绝为了农民的利益进行干涉废除大片地产的所有权，这一点体现了崇高的自由主义价值。这种看法使他看不到存在的那种强烈的不公正意识，正是这种意识点燃了1958年反抗地主和君主制革命之烈火。革命后的动荡哈里尔并不反动，然而他的观点却是。他认为1958年的革命是一场灾难，而这场灾难的根源是：大批伊拉克人闯入了政治舞台，冲破了统治阶级权力的屏障，或者用哈里尔自己的旁注来说：“大量无差别的、无组织的人突如其然地闯入了政界。”他声称：“政府的议会制形式是惟一可能提供对抗措施来应付这股冒出来的民众力量的公共机构体制。”在这里，哈里尔表露了其他像科恩豪斯这样的自由主义作家更喜欢遮遮掩掩的东西，他们应用的是大众社会理论，却总是设法保持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参照体系内：那就是对人民民主怀有的一种强烈的偏见，以及期盼能阻碍、分裂和控制民众参与政治的机制。当哈里尔谈到大众“无组织”时，他应该把真正控制人民大众的机构（和人民不参与其中的议会相对立）命名为：地主主义体制，由酋长控制民政，部落实施合法高压，等等。而且，他应该也记录下这些事实：没有任何组织让人民参与公共事务，而能使他们把精力用在公众领域的机构则更少——没有涵盖各个方面的地方政府机构，没有合法的产业关系组织，没有福利国家的设施或教育设施，没有平民的文化、休闲中心。惟一触及到全体民众的、大型的、继承下来的平民机构是军队。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是一些令人困惑的政治特点。由于是（英国）人为构建出来的，因此，革命后的伊拉克对于那些无效忠之意的人民来说，只是一个地理政治概念。哈里尔记录了这一事实，但却没能领会其意义：“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可以理解为是与称为伊拉克这样一个地区实体具有认同感的伊拉克民族主义。”这一点触及到了自由主义政治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一种深砌其中的观念，那就是，自由主义国家也是任何合理国家的巩固，是靠法律而并非靠人民对民族国家和社会权力结构深刻的政治上的认同。英国和君主制注入到日常生活中惟一有积极意义的认同是对家族、部落或教派的忠诚。这种遗产的替代品就是对阿拉伯民族的忠诚——由知识分子培养起来并后来在政治上由复兴党体现出来——以及伊拉克共产党激发的信奉共产主义。得不到民众忠诚的国家发现要在它们自身内部建立政治部门和反对派极为艰难。这样的部门，由于缺少对全体的忠诚，就有摧毁全体的危险。如果存在的对部落、伦理、宗教和阶级的各种忠诚有像伊拉克那样包罗万象、错综复杂，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会更严重地恶化。问题不在于民众的忠诚没有差别、含糊不清，而是恰恰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因为这次革命受到严重的削弱，紧接着的1958—1968年间的军事政府也证明没有能力按照民众运动各方面的要求完成积极的社会变革纲领，即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使石油工业国有化，发展计划经济，目标是改善大众命运，张扬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地区争端这个国家的根本性分裂因素在于那些牵涉到北方库尔德族和南方什叶派的纠纷问题，这个时期的政府对这两个政治融合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认真的处理。库尔德族问题牵涉到一系列种族、社会和部落方面的冲突。占到伊拉克人口23%的库尔德人分成两块，一块居住在中心城市，另一块则生活在一些山区地带的乡村，受地主部落首领的控制。在后面这一群体中，产生出一批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物，这场运动的领袖巴尔扎尼就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地主。这批领导人物，由于受20世纪60年代初卡塞姆土地改革的威胁，要求库尔德民族实行自治——遭到卡塞姆的拒绝——发起了一场暴动。政府在伊拉克共产党的支持下，试图用武力进行镇压，但由于巴尔扎尼得到了伊朗国王和以色列[17]物质上的支持和军事上的训练，战争一直延续了整个60年代。另一场更为现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中心城市为根据地、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发动的，领袖是塔拉巴尼。一开始，他并不支持巴尔扎尼的起义，但最后还是这么做了，同时他又与复兴党建立了联系，希望如果后者推翻了卡塞姆的政权，他能从巴格达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复兴党人确实在1963年上台了几个月，但战争一直延续到1968年他们重新上台执政。）伊拉克南部的农村社会在1958年革命时期的最主要问题是有关社会压迫、贫穷落后的问题。但除此之外，由于巴格达地区的逊尼派占了支配地位，它们感到自己在国家公务方面受到了排斥。1958年，复兴党和当时更为强大的共产党都主要是由什叶派组成的，尤其是后者，它在什叶派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然而共产党和复兴党的关系在阿拉伯民族统一问题上产生了分裂，共产党支持反纳赛尔的卡塞姆政权，而民族主义复兴党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寻求推翻这个政权，并且当共产党试图保卫这一政权、制止1963年政变时，它还参与了对共产党的血腥镇压。等到复兴党重整旗鼓，它已丧失了在什叶派中的大部分基础。与此同时，共产党——这个1958年革命后伊拉克的最大政党——发生了内部分裂，其中较为激进的一派[18]集结在南部什叶派居住的河谷和沼泽一带，企图进行切·格瓦拉式的游击战，对抗巴格达的军事政府。这次暴动企图受到了镇压，从而使共产党在什叶派中的影响也受到了削弱。同时，什叶派中的一部分教士领袖，由于对1958年后的现世主义——尤其是无神论共产主义力量扣伊斯兰教在什叶派中影响力的日渐衰退——深感忧虑，他们试图逆潮流而行，在60年代后期发动了一场要求神权政治的复古运动，建立了达瓦党（伊斯兰教号召党），这是一个秘密党派，在复兴党于1968年掌权后，得到伊朗国王的帮助，倾向于使用恐怖手段。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稳固地位的资产阶级来操纵、引导民众的追求，伊拉克的统治阶级拥有的只有武装力量作为政治统一的工具。但国家内部的各种离心力使这个军事力量自身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这就是经过了革命后的十年混乱之后，任何想要在政治上统一这个国家的阶级都需要面临的多重挑战。在考察复兴主义政权于1968年掌权之后的生活状况之前，我们应该先思索一下凯多力继1958年革命后所作的预测：“君主政权统治下的伊拉克只有两种出路：不是国家陷入混乱，就是国家人民由一个无所不能但却变幻无常、动荡不定的政府来庇护和控制。推翻君主制也无法使伊拉克多一种出路。”复兴主义领导集团的目标正是要找到这第三种出路：建立一个政治上统一的、稳定的现代国家。70年代的复兴主义：国家的确立和改革哈里尔对复兴党在1968年夺取政权后进行的社会变革并没有视而不见。他承认，这个政权使伊拉克社会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首先是扫盲运动和免费教育运动。这个大变革——按照哈里尔本人的说法——造就的知识阶层属于阿拉伯世界受过最佳教育的阶层之一。他同时认为，这个政权的另一个功劳是给予妇女从事职业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因此，到70年代末，“全国有46%的教师、29%的医生、46%的牙医和70%的药剂师都是女性”。然而，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复兴党政权最终完成了革命所承诺过的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农民阶层的社会状况。同时，它还为城市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创立了一个现代福利国家模式。不仅如此，它还敢做其他政权惧怕尝试的事：它寻求苏联的帮助，接管了石油公司，使它们国有化。这并不是把阿拉伯石油国有化的首例，在它之前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有过这种行动，只是这种举动在1972年的赎罪日战争前仍是危险重重的，它受到西方社会全体的强烈抵制，直到法国率先改变立场。最后还有一点是，政府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工业投资和发展计划。70年代早期，政府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以统一北方的库尔德族，提出了一项比任何其他政府所曾经向库尔德人民提过的建议都更为意义深远的解决办法。复兴党政府——例如，它不像土耳其政府——一直承认库尔德人是个独立的民族。萨达姆·侯赛因提议建立个库尔德族自治区，它们在巴格达政府中拥有自己的议会席位和部长，承认库尔德语为法定语言，允许学校用库尔德语教学。巴尔扎尼拒绝了这一提议，一方面是为重新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而担心；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受到了伊朗国王（顺便提一句，伊朗国王从未向本国的库尔德人民提供过这样的权利）的怂恿，认为如果发动一场对复兴党政权的战争，他的收获会更大。1973年，基辛格竭力要使叙利亚在和平进程中处于孤立，因此，为了让巴格达政府陷入一场代价惨重的战争，他给库尔德人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这一策略卓有成效，它使巴格达政府付出了每年两亿美元的代价，一直持续到1975年，萨达姆·侯赛因说服了伊朗国王，使他不再提供帮助，这一切才告结束。（伊朗国王把这个消息通知巴尔扎尼之后过了一周，他就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然后流亡到了美国，直至最后死于那里。）当然，复兴党政权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库尔德人得到满足，只要让他们实行全部自治并拥有对北方油田的控制权。但是现代社会的所有国家，在面临民族分离、重大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之类问题时，无一例外都是极端的吝啬，极端的审慎。南方的达瓦党之所以指责复兴党政府，并不是因为政府主要由逊尼派控制，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无神论政府，领袖米歇尔·阿弗拉克是基督教徒，并且还和共产党、苏联结盟。达瓦党对一些问题提出了强烈的谴责，比如，世俗的复兴党政府容忍饮酒这种行为，甚至允许在什叶派的圣地纳贾夫和卡尔巴拉饮酒。政府对此进行了反击，对它们施以野蛮的镇压，同时出台了一项有关用于什叶派圣庙和社会发展方面的重大公共开支计划。这项决策似乎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后来，伊朗发生的伊斯兰教革命却似乎对它构成了威胁。这届政府对伊斯兰教和世俗主义之间这种棘手关系问题的处理，就其原则和决策来说，远比许多其他政府处理类似问题时都更为老练成熟，即它们承认了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地位，及其宗教习俗方面的规定，但同时坚决维护公共事务的世俗准则。至少在形式上，政府设法向重要的基督教少数派表示了容忍的态度。有控制的参政和镇压政府领导集团成功地使武装力量隶属于复兴党自身，从而结束了军方代表主权国家的局面，国家的政治决策权集中到了复兴党及其领导集团的手中。有些人把复兴党看成仅仅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幌子，起主要作用的是隐藏其背后的宗派政治和部落政治。当然，复兴党内存在着宗派分歧，这是事实，实际上共产党内部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一点部分体现了渗透整个组织的那些思想倾向，但同时也说明，它存在着任何执政党内部都会有的裙带关系和派系勾心斗角的现象。最终，这种种因素必定会对党派自身的稳定性和合法性构成威胁，因此是一种危机的征兆。复兴党政权自己承诺要奉行人民拥有最高权力的原则和建立一个立宪代议制国家，但又宣布由于国家处于非常时期，还不可能采用这样一种民主。因此，它又根据临时宪法，把至高无上的权力赋予革命指挥委员会：这个机构有颁布法令管理因家和否决政府决策的权力。1975年结束与库尔德人的内战之后，政府组织了选举，并建立了议会。但非常时期的机构仍然保留着未动，委员会也未撤消。（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埃及自1967年前以来也差不多一直使用政府非常时期的法令，尽管不同于伊拉克的是，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统治时期，埃及同时还采纳了伊斯兰教教法。）尽管这样复兴党可以确保它的绝对权力，它同时还努力让其他党派也参政。如70年代大部分时期，共产党一直参与了国家的管理；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塔拉巴尼派也曾在不同时期和政府联合。在建立社会机构层面，复兴党创建了一些由选举的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它们证明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和工会组织一起，吸引人们参与公共事务；另一种是地方民兵组织。但是，在这些领域，政党也行使着它的控制权，严格限制着这些组织政治自主权力的效力程度。这种令人窒息的党派势力的存在，在政治警察和镇压机构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它们在全体人民的头上撒了一张监督之网。这些组织的首要任务是镇压那些据认为是在积极从事推翻政府活动的人员，使用的手段始终是非常的残忍，受害者往往遭到谋杀。例如，在复兴党掌权后继续在南部从事游击战的共产党人，是不可能指望能活着出狱的。由于大部分组织都渗透着家族或宗派的关系，这种非人道行为常常是针对有派系关联的人。这些镇压机构的第二个任务，是作为一种政治高压手段，压制其他党派或运动。因此，政府在骗取共产党领袖加入联合阵线、参与政府管理的同时，通过对共产党基层的积极分子进行迫害，有时甚至是杀害，来对他们施加压力。共产党，这个在萨达姆·侯赛因时期取得合法化的党派，在1968年之后的这个政府的手中所遭到的杀戮要超过1958—1968年这十年（紧接着1963年之后的那个时期除外）间的总和。80年代的复兴主义：萨达姆·侯赛因到了70年代后期，复兴党在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的机制结构大都稳定了下来。由于进行了社会改革、推行了平等主义政策和全面的现代化运动——这一切都大大地得利于70年代中期石油价格的上涨——它们感觉有足够的实力宣布进行选举，建立议会。因此，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当时尽管缺乏党派的自由竞争机制，这个党派还是已经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民众支持。当然，目前的事态完全变样了，而这种腐化早在1991年l月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兵前就开始了。出了什么毛病呢？简单地说，答案就在于复兴党政府发动的伊拉克—伊朗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使伊拉克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且又重新开始了和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内战，从而政府的统治方式也变得更加残忍，例如，伊拉克军队对哈莱卜杰的平民施放毒气，内战结束后还屠杀了几千名库尔德人。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国家已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这种状况因为石油价格的暴跌变得更加糟糕——政府成了科威特的埃米尔玩弄政治花招的牺牲品。这些情况因此凑在一起，使伊拉克极易重新引发复兴党在整个70年代一直努力弥合的那些深刻矛盾。关于萨达姆·侯赛因在1979年接替贝克尔当上了总统是引发这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起因这一说法却是值得商榷的。这一变动当然遭到了复兴党领导集团内部的一些抵制，尽管我们对其中的分歧一无所知，因此对这种任命是否表示了一种政策方面的变化也就无从得知（也许不大可能，因为专家们一致认为萨达姆·侯赛因一直是整个70年代政府的推动力）。这一领导权力的变更产生的一个负面影响是个人崇拜的快速滋长，这种个人崇拜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政府的决策机制，使个人权威代替了党组织机构的集体权力，从而出现了一种绝对的权力集中方式，其结果是政府的决策能力可能因此受到削弱。尽管出现了这种发展事态，但发动战争的决定决不会仅仅是总统的心血来潮，现在看来，它是得到了党组织和民众的支持的。事实上，直接导致出兵伊朗的因索是复兴党本身存在的一些弱点，就是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本质，这些因素在这个政权建立之初就存在了。70年代期间，这些特点并未损害其进步的现代化工程，尽管民族主义的作用肯定会阻碍用民主方式解决与库尔德人的问题。然而，就在复兴党政府的工程处于最脆弱的时候，伊斯兰革命所引起的外部局势的变化，对它产生了新的压力。伊拉克的复兴党，和叙利亚的相类似，其根基既不在城市资本家阶级，也不在产业工人阶级，而是在由知识分子、政府雇员、工匠以及小商人组成的广大中产阶级——肥沃新月带极其敢要的社会阶层。基本上，这些群体不会和工人阶级形成敌对的关系。因此，巴塔蒂尤把复兴党和共产党都归入现代伊拉克的革命力量，完全是合情合理的。卡塞姆时期这两个组织关系出现分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源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缺乏共同立场。共产党未能支持民族运动中要立刻和包括叙利亚、埃及在内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联合的愿望，这一点确保了复兴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然而，政党在60年代的经历告诉它们，仅仅呼吁立刻进行阿拉伯联合这样一项纲领是不够的，要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稳定、统一，还存在着令人可怕的障碍。1968年后的政党并没有放弃这一点，它们把它作为一种长远目标，但它们的重点首先还是要建方一个强大的、民族融合的伊拉克国家。而这首先是伊拉克复兴党的总书记——萨达姆·侯赛因的工程。复兴党的有关国有化、经济发展和建设一个福利型国家的纲领使工人和中产阶级都得到了好处。累积的石油收入无疑对教育和卫生方面的现代化计划的成功起了关键性作用，它同时有助于保持一种依靠政府的工业发展模式。伊拉克政府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是这个国家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途径，而是表现为集智慧和权威于一体的、最有能力建设一个强大的伊拉克、有能力领导阿拉伯民族的政府。当然，这样一种中央集权论的策略并无不寻常之处，当今的绝大部分帝国主义列强就是经过了这样一个阶段。但是，在海湾这样一个地区——和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利益攸关的地区——要实行这样一项工程却是充满了极大的风险。对伊朗革命的反应在伊朗，由于国王有想要称霸海湾地区的野心，一直不断地扩充军备，同时对伊拉克的敌意也日渐加强，这促使伊拉克在70年代用石油收入方面的资金来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随后伊朗国王在伊斯兰革命中下台，从而改变了这个地区原有的政治均衡格局，使复兴党领导集团面临着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原有的政治均势的中心是保护美国在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的利益，伊拉克一直被排斥在这个安全体系之外，在这个地区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被迫把精力集中在国内的发展计划上。伊朗革命不仅驱逐了美国在这个海湾地区的警察，还产生了一个声称在伊斯兰世界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因而对沙特王朝制度构成了致命的威胁。这样一来，伊拉克政府要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新安全体系军事支柱的机遇终于来到了，而沙特阿拉伯因为其自身的社会缺陷使之无法担当起这一角色。当然，复兴党政府军事干预这个地区也有它国内方面的强烈动机：因为很清楚，由于伊朗什叶派对伊拉克南部人民的宗教呼吁，伊斯兰革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起到束缚伊拉克什叶派的决定性作用，以使他们和伊拉克的其他人具有同样的政治认同感。政治上老练成熟的复兴党领导阶层，急于想利用本地区的这种发展事态，他们可能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系列的动机。成为维护西方在海湾地区利益的利剑之后，伊拉克可以逃脱70年代期间所陷入的那种卑贱地位，从而能够获得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大都市中心的权利：贷款、新兴技术、投资技能、教育培训等，并进入合法的国际外交领域——这种东西只能靠大西洋各国的馈赠。只有一个问题：这行得通吗？美国人使巴格达相信这能行：伊朗的武装力量已陷入混乱，一场速决战不会有什么风险。但结果却表明这是胡说，八年骇人听闻的苦难就是结果。到了1982年，萨达姆·侯赛因已经意识到速战速决的计划是一种妄想，并寻求通过和谈解决的方式，以使他的国家摆脱这场战争。但是，伊朗政府却把让萨达姆·侯赛因下台作为和平的先决条件，这反过来激起伊拉克用更为残暴的军事手段来对抗这个更为强大的国家，包括对伊朗前线部队使用毒气。到1988年经过谈判实现了和平时，一切都显而易见地表明，出兵伊朗的决定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是严重的判断失误。牺牲了100万人民的生命，浪费了石油财富，政府失去了对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控制权。要实现经济复苏，需要重建这个千疮百孔、疲惫不堪的国家和社会结构，更别提修复支离破碎的生活，这无疑对复兴党提出了巨大的要求，还需要耗费很多年的时间才会有成效。而政府在国内所能依靠的同盟组织寥寥无几。和共产党重新联合的努力也遭到了拒绝，政府缺乏有效的政治途径统一南部。最后它们诉诸于恐怖手段，想达到融合库尔德族的目的。政府惟一拥有的是一台强有力的、久经战火锤炼的军事机器。然而，伊拉克这支现代化军队拥有的规模——对于海湾地区来说是非常巨大的了——只能使它周边地区的国家及它们的盟国看做是一种威胁。因此，到了80年代末，伊拉克国内外政治上所有主要的历史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复兴党。这样，上演1991年灾难的舞台准备就绪了。战后，人民通常会要求得到新的、更好的待遇，1989年的伊拉克阿拉伯人民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但政府没有财力来提供这样一种待遇，而萨巴赫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目标与解决途径。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并受到油价暴跌的沉重打击，伊拉克政府沦为科威特的埃米尔反对欧佩克组织有关石油限额和价格决定的种种努力的牺牲品。因此，它就冒险对萨巴赫发起攻击并入侵了科威特，无疑是希望借此能通过和谈方式摆脱债务问题。当美国阻挠这一谈判方式的实现，并要求公开的、彻底的投降时，这个集团知道这样可能会导致其国内的崩溃。于是决定，像1956年的纳赛尔一样，要维护其作为阿拉伯民族反抗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斗争的领袖的尊严，无疑它当时估计到了——结果表明是正确的——美国仍然还无法求助于伊朗，使它作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一股代表力量，因此也不可能冒险让伊拉克完全解体。给左翼的教训本节开始时我一直是用了一种和哈里尔进行辩论的力式，尤其是批评了他概念体系的简单化特点，以及这一特点给他分析现代伊拉克和复兴党集团带来的局限性——这也是他遵循的自由主义传统本质上所具有的局限性。因此我希望上文已表明了，伊拉克的近代历史远比哈里尔听认可的那种说法要复杂得多，与那些导致伊拉克在这两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彻底地改变了海湾地区地理政治版图的战争中惨遭失败的事件有直接的关联。尽管如此，哈里尔的《令人惧怕的共和国》还是表达了他对伊拉克政治所作的诚实而重要的思考，这种思考没有因为出于狭隘的战略考虑而受到限制，比有关海湾危机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评论中那些典型的鲜有价值的论点具有更深刻的洞察力。最有意义的是，哈里尔的著作向左派政党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心问题是伊拉克复兴党确实实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并且，因此而采纳的经济纲领和马克思主义左派的经济纲领几乎没什么差别，即彻底的土地改革，工业的国有化，鼓励合作化农业，以及由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而且，巴格达政府主张一种世俗的公众生活，同时对伊斯兰教也不采取否定的态度；它甚至正式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尽管有这种种进步的主张，它同时也是实行极端高压的政府，使用政治警察作为它的主要控制手段。最后，为了成为帝国主义在海湾地区的卫士，它还迫使人民卷入了因此采取的错误行动，从而最终致使他们卷入了科威特那场大灾难。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对此作出的反应是，称复兴党政府为“法西斯”。但这样做无济于事，这种解释只是使问题缩小了。因为复兴主义并不是反对民主和工人运动的反革命；它是军事统治的替代品，就它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策略来说，它是一个具有左翼倾向的政府，而且整个70年代期间共产党官方一直与之进行着合作。就哈里尔来说，反应却不同：他把复兴党看做是有缺陷的、蜕变的阿拉伯政治文化的产物，因此是类似于斯大林主义的一种极权主义运动。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对此模式加以摈弃，支持英美冷战时期的自由主义理论文化，并谴责一切以目的为导向、试图改变社会现状的激进主义政府。他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处境、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结果，现在都该是自由、民主的立宪政体。但采取这种姿态必定会对社会非正义妥协，并逃避作出政治抉择和决策，因此并不能为左派组织所接受。这最终驱使哈里尔相信美国的军事力量能扭转乾坤，成为自由主义的“解围之神”——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复兴党通过发动军事政变上台，开始掌权时只是个小型的组织党派。它设法通过大规模地扩充自己的组织来建立民众基础，并敏锐地意识到需要扩大白己的政治支持基础，因此问共产党伸出了合作之手。但是当延长了的非常时期在70年代中期结束时，积累了丰厚、巨额的石油收益，知道自己拥有了广泛的民众支持的复兴党领导集团却逐渐转向了事实上的一党独裁，回避了建立多元化体制的需要。这是一个不幸的转向，然而却是容易出现的转向，不仅仅是因为使用决策机构分割政治空间是轻而易举的，而且也因为没有其他有效的政治模式可以仿效。这正是哈里尔关于斯大林主义说法的切中要害之处。党的领导，包括阿弗拉克和萨达姆·侯赛因，不只是腐败的冒险家。事实上，他们是致力于复兴主义事业的狂热分子；他们同时寻求克服早期复兴党和纳赛尔主义中存在的弱点；为谋出路，他们还设法寻找一些模式，特别是在东欧和古巴。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可以驱使他们反对一党专政进程的。如果说是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特性使他们谁以抗拒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诱惑，那么是斯大林主义的经历使他们同样难以抑制国内的这种发展进程。他们对纳赛尔主义的评论，仅仅是围绕着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拥有最高权力的政党；从东欧得到的借鉴经验，是一党专政在形成之初得力于政治警察机构的帮助。左派组织对这段斯大林主义的经历作出的回答并没有把社会和政府对立起来，而是要求建立一个民众的、多元化的政府机制，它具有高于政府行政机构的最高权力。这种民众机制的最高权力必须明确地存在于多党参政，并禁止使用政治暴力来解决当选的各党派之间的争端，以此来保障这种最高权力。这不排除大权在短时间内集中在行政部门的可能性，包括颁布法令进行管理的权利；但是它使所有的党派和机构最终须服从于当选的立法机构的意志。伊拉克20世纪的政治文化，与其说是由几十年来一直被排斥于政治体制之外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塑造的，不如说是由英帝国主义的社会工程打造出来的。复兴党事业更主要地是源于北部的政治传统，包括它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而和它的阿拉伯邻国，如沙特阿拉伯或萨巴赫西长国的政治文化并无共同之处。其关键性的弱点更应归功于斯大林主义所存在的缺陷和美国在海湾地区形成的刺激体制所带来的外部诱惑，而不是由假想的有机的“阿拉伯文化”这样一个据称是封闭而散漫的体系产生的。后者，实际上，只不过是西方社会的又一种虚构的产物，用这种解释可以帮助英美逃避承担它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军事干涉所造成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后果——无论是昨天、明天还是今天，都是如此。结论对于西方社会信奉自由民主的公众，从权利角度进行阐释的“沙漠风暴”，是合情合理的。然而这种说法和古老的国家权利理论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其一些根本性原则和当代的自由主义理论全然不同，甚至，大半是相对立的。因此，这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阐释很容易模糊两种传统的这种对立性和差异之处。把普遍性规则运用于具体事例，对背景和历史进行抽象，努力把政治的复杂性转变成罪与罚的司法问题等等——这些共同的思想和表述模式能把国内的自由主义变成为他们在国外实行的军国主义辩护的思想体系。而且，当代复兴的康德政治理论（罗尔斯的著作对它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从整体上看，并不看重其普遍主义的使命。罗尔斯的论著，以一种理论上难以信服的方式，把自由主义正义原则局限在国界线之内，从而，把国际政治领域留给格劳秀斯主义者，如果说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话。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采用了西方大多数评论和论述所特有的那种解决问题的力法，试图应用权利自山主义原则来分析海湾危机。问题被简单地定义为：如何结束由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产生的非正义行为。所探讨的问题是，引起的反应——最后以“沙漠风暴”行动告终——是否可以作为伸张自由主义正义的手段而具有合理性。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反应实际上是带有目的性的，体现了某种利益，违背了自由民主原则——损害了伊拉克和科威特人民的利益。因此，战争的野蛮之处在于付出的代价不是为了正义付出的，而是为维护实施压迫的政府，从而完成帝国主义在海湾地区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这个更广范围中的计划而付出的。这种评价对我们开始时使用的解决问题的参照标准提出了质疑。要把入侵科威特确立为中心问题，然后把英国和美国政府归入实现正义的可能手段这个范畴，就得假设因入侵而瓦解的社会制度体现了最低限度的正义原则。然而，入侵之前并不存在这种制度；反而，存在着压迫和不平等，而西方国家——首要的是美国——却与之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因此，任何认真看待自身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政治主张都应该认识到，西方列强是这个地区追求民众利益和实现民主标的主要障碍。这反过来又提出了有关以西方列强为主体的国际秩序方面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整个这一章，评价了我冠之以“国家权利”理论的规范性一面。这一理论的认知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独立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只有在国际事务方而相关。这种法律上的独立主权，预示着一些国家有可能会渗入其他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生活。这种可能性——可能会被称为“国家权利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放在这理论体系中来看，似乎显得矛盾。但是，对于南方国家的几十亿人民来说，这种事情是再真实不过的了：他们国家的合法主权很容易和这样一种状况相并存，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关系都受北方发达国家的一些“私人的”或“公立的”权力中心的控制。1958年爆发的伊拉克革命，是为了挣脱英国和它们的手下同伙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强加于伊拉克头上的社会压迫的枷锁。它最后产生了复兴党的改革工程，要把伊拉克转变成一个主张人人平等的、世俗的现代立宪制国家。在欧洲帝国瓦解以后的几十年中，其他南方各国也发生了追求同样目标的各种政治运动。实现这些目标存在的困难决不是源于像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领导人自身的一些特点。更为根本的障碍包括：欧洲列强遗留下来的新的地区实体之间的分歧；北方发达国家策划的外部经济和地理政治环境；它们所支持的地方社会结构和买办政府；缺乏一个经过考验的模式来代替斯大林那种完全没有前途的发展模式。任何有关复兴党民族主义和专制政治的评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层叠交错的复杂背景。自由主义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强调政治权力从属于尊重人和个人权利的重要性。然而，就它把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列为最为关心的问题而言，自由主义对以下两方面体现出一种盲目性：对于支配绝大多数人日常真实生活的压迫性关系；对于要求彻底变革的民众运动、政治力量以及使人民生活现代化并有所改观的政府行动所起的潜在的进步作用。哈里尔评述现代伊拉克历史时所采用的自由主义观点就反映了这种盲目性。这一点被西方同盟利用到了极致，它们利用伊拉克国家的独裁形式，以便把它们攫取帝国主义利益的行动体现为一场争取自由生义、要求尊重人的主张和政治压迫之间的斗争。“沙漠风暴”真正的利害关系完全不在于此，这一点在它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里已经暴露无遗。[1]法律隐喻当然常常应用在政治言论中。当一个政府做了非正义之事，我们常常称之为“犯罪”；但这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我们知道这是使用了一个隐喻。因此，比方说西方国家就第三世界债务问题上的决策是“犯罪”，因为它造成了南方国家几百万人民的死亡，意思是说这种决策是极端不公正的，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是要从词的本义出发，要求逮捕和处决康德斯先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其他宫员。[2]把萨达姆·侯赛因刻画成一个可怕的罪犯，同时还能使人们以为美国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支持伊拉克人民反抗他们的政府。有人认为，很多伊拉克人反对他们的政府，因此他们会容忍他们的l0万同胞遭到杀戮，社会基础结钩遭到严重毁坏，其实这种观点源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正义需要盟军进军伊拉克，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有组织的伊拉克反对派（更不必说全体人民了）反对任何出疾伊拉克的行为，为此还特意在他们1990年12月大马士革的会议上发表了一个声明。[3]在它最具活力的对手中当然有现实主义右派，它从正统的帝国主义立场出发，拒绝接受（正确地）法律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这一观点。他们以美国和西方国家能联合主宰全球为荣，并坚持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如这个或那个法律公约的详细条文能对这种重要的优势提出质疑。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对现实主义者右派价值观——直接和左派的观点对立——加以全盘抛弃时，不能同时否认他们当前的世界观中所包含的一些事实真相。既然“二战”以来，他们这一思想学派一直在最强大的西方国家的核心行政部门具有决定性影响，在很火程度上起着“发号施令”的作用，他们又怎么可能会脱离世界政治现实呢？[4]非常明显的，那些我们也许会称之为“全球的罗尔斯们”都持有这个观点，如博格。但是很明显，当代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最伟大的康德自由主义的复兴者——约翰·罗尔斯本人却并不持这样的观点。他的整套理论表面上看来具有普遍主义的一般性特点，但实际上是建立在现存的国际关系公平合理的前提基础上的，只能应用于现存国家内部。正如布赖恩·巴里所指出的：“罗尔斯确实简单地讨论了国际关系，他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是采取了一种像格莱斯顿那样的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对20世纪思想的让步程度还赶不上伍德罗·威尔逊。”（布赖恩·巴里：《自由主义正义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这就是说，罗尔斯对国家权利理论，甚至对法律隐喻作出了让步，他写到：“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原则。组成国家的独立民族必然具有着一定的基本的平等权利，这一原则与立宪政体的公民具有的平等权利相类似。”（罗尔斯：《正义理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5]要核实这些数字是不可能的：伊拉克政府向西方记者封锁了科威特，理由是因为联合进攻日渐逼近，需要保证军事安全。因此，大赦国际组织依靠的是那些逃离科威特的人的证明。这样肯定会有误差，特别是有种说法，说伊拉克人撤走放置新生儿的恒温箱，蓄意杀害了几百名婴儿，更是不可靠。这个故事布什总统多次用来作为他备战的理由，结果证明是虚构的：它是由科威特的前统冶者——萨巴赫政府的一名特工提供的。[6]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合法领土要求要追朔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当时这块领土并入巴士拉省。奥斯曼人一直都没有承认英国对科威特的“保护”，也未承认奥斯受帝国四分五裂后英国建立的伊拉克王朝。（须带提一下，英国曾威胁要使整个巴士拉省脱离伊拉克，除非伊拉克政府赞成确保英国对伊拉克有效控制的条约。同时英国曾威胁要使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和摩苏尔从伊拉克分离出去，除非费萨尔国王把那里的石油控制权交给英国。）1938年，科威特的立法委员会一致通过科威特重新和伊拉克合并的要求；第二年，英国镇压了一次以此为目标的武装起义。[7]整个20世纪在阿拉伯世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民族意识形式是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存在着一个阿拉伯民族这一信念，是整个20年代从伊拉克的费萨尔国王到共产党国际都共同具有的信念，包括英国外交部的阿拉伯学者。可是，英国对石油以及对地理政治安全（通往印度的通道）的关注使它们在海湾地区采取了独特的政策，即建立或扶植以宗族—王朝特性为基础的国家。萨巴赫统治下的科威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8]不仅仅要在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之间进行这种权衡，同样，在定居科威特的大多数非科威特公民和只占少数的科威特公民之间也要进行这种权衡。自由主义，尤其是以反对集体国家意志的整个观念的那些形式出现的自由主义，肯定会大大地倾向于定居在科威特而未获得科威特国籍的居民的公民政治权利。有趣的是，过去20年中自由主义理论的一部重要论著，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根本没有论述如何给市民政治社会下定义的问题。正如布莱恩·巴思所观察到的那样：“罗尔斯在他的正义理论中对于如何给一个特定的利会下定义这个问题采取不讨论的态度，这是非常奇怪的……罗尔斯……可能认为他能够逃避加何给社会下定义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专断的举动，在他这个理论中是找不到辩护理由的。”[9]美国拒绝接受和谈建议涉及到法津隐喻与政治原则之间的一种典型替换，它坚持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10]反对后果论者的观点（在评判行动时不应该考虑后果）在关心国家政策的自由主义伦理哲学家中大人都已被推翻。[11]科威特政府后来宣布减少驱逐阿拉伯人(主要是巴勒斯坦人)的数量。科威特由管理人员和职业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主要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在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都占有很大的比例，不是可以轻易被取代的。[12]这并不是否认这种价格波动对西欧或日本的国内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任何能控制这种波动的势力都能产生重火的影响力，比如对于欧洲共同体的成员国为准备西欧统一货币而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的协调努力具有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说，这种控制力能产生一种对其他政府的政治影响力。[13]农业方面社会经济的这种倒退并没有以产生城市企业家阶级作为补偿。地主们，一般都住在城里享受着他们刚到手的财富，他们往往是消耗财富，而不是进行投资。他们“在经济中的作用本质上是寄生虫的角色，他们给农民施加了沉重的压力。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些倾向是委任统治时期英国政策的直接后果，而且这些政策当时正是为了产生这个总体结果而精合制定的”（法鲁克·斯拉格利特和彼得·斯拉格利特：《1958年以来的伊拉克：从革命到独裁》）。[14]在整个国家，8名地主拥有85.5万英亩地——每人约10.7万英亩。1958年，2480个人拥有全部土地的55%。[15]至于这些利益的确切性质，反帝国主义作家往往会强调石油；另外一些人会指出，英国如果不控制摩苏尔和基尔库克，会存在战略上的危险性。[16]比较现在的盟国对待伊拉克的态度，再看凯多力所描绘的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政府对待国民的态度，是再熟悉不过的了：“一边是高高在上、权力无边的政府，一边是必须俯伏顺从的臣民。对叛乱部落颁发的告示非常独特而发人深省：政府想要饶恕你，故而全速赶到政府的各个部门，给你们顺从的机会；不然政府将惩罚你，那时你就要承担责任。”[17]以色列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支持巴尔扎尼的领导地位，在拉姆莱附近的一个基地训练库尔德人的破坏技能。拉斐尔·埃坦（以色列后来的参谋长）甚至秘密访问巴尔扎尼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武装力量。到60年代中期，以色列已经成为巴尔扎尼的一个主要支持音了。[18]这一支派的许多战士后来参加了约旦的巴勒斯坦运动，特别是巴勒斯坦民主人民解放阵线（PDFLP）。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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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六1998年恐慌时期的政治与经济·东京的失败——一次摧毁性的失败·美国政府对韩国的策略·美国制定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改变韩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美国政府努力寻求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但以失败告终·从亚洲到范围更广的世界其他地区·俄罗斯的违约行为，以及在20年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主宰之下，不断被削弱的经济国家的脆弱性·全球化的辩证性畸形发展亚洲经济危机于1997年7月初爆发于泰国，接着受到影响的是马来西亚，但是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金融危机则是韩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正是韩国的危机结束了印度尼西亚暂时的稳定局面，并最终使该国家完全崩溃，而且韩国危机的爆发也使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陷入了经济萧条之中。要去了解这些危机的一般发生形式并不十分困难，首先是对冲基金对货币发起冲击，最终击垮了泰铢，接着是印尼卢比。由于这些对冲基金的冲击，美国的共同基金、三足鼎立国家（指美国、德国与日本）的银行以及其他金融公司都把资金从受危机影响的国家中撤出。随着资金的撤出，货币进一步崩溃，直接导致了两种影响：首先，因为西方金融机构不再进行放款，本地银行也就无法获得新的贷款，因而也就无法继续偿还它们的美元债务；其次随着货币的崩溃，以本地货币资源计算的美元债务的规模急速扩大。这种双重打击使发生危机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其他方面都受到影响，因为本地银行拒绝向工业公司提供新的贷款，使它们面临无力偿还债务的危险。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螺旋式下降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使得任何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金融体系面临着完全崩溃的危险。东亚和东南亚在直到l997年的夏天之前的25年时间中，一直设法避免被卷入可被称为是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两种如悠悠球般双面摆动的致命交叉铁丝网中：美元—日元—马克兑换率的货币性波动（造成贸易和投资关系忽而这边忽而那边，一直摇摆不停）；游资和短期贷款在该地区经济国家的金融中枢中心快速进出的金融性波动。该地区的国家政府对日元—美元兑换率的波动都毫无办法，它们只能调整本国的汇率政策和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以适应兑换率的波动。但是那此屈于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打开了本国资本项目和金融环节的国家，却在使本国经济和本国人民进入一个致命的圈套之中：游资和短期贷款的流入就像从天而降的甘露，因为它们似乎使这些国家能够避免受到货币波动的影响，同时这些国家通过向英美金融中心贷款，避免实施强硬的国内调整措施。但这其实不是甘露，只是诱饵。当该地区的金融环节接受这些的时候，它们就上钩了，它们就成了美国对冲基金的囊中之物，成了金融战中最易被击中的目标。对冲基金开始出击，伦敦和纽约一下子抽回了贷款额度，一个又一个经济国家被拖垮，它们扭动着、翻滚着，就像受伤的动物，被拖上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的手术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亚经济国家都直接卷入了这场危机，那些拒绝屈于美国压力、拒绝放松资本项目控制的国家有幸逃过了一劫，因为对冲基金无法对这些国家实行打击。一个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败是否会演变为一场灾难，这一点取决于亚洲发展模式受资本项目自由化影响的程度。那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了资本项目的国家和地区就没有受到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的袭击，如中国大陆、台湾、越南和印度。那些在关键领域实行自由化的国家发现，正是本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失败给了那些强大的投机性攻势以可乘之机。即使是并不存在严重宏观经济问题的香港，因为其资本项目实行了自由化，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也不断受到对冲基金的持续冲击。尽管如此，就如在80年代南部的其他地区出现的危机中一样，英美领导人和其宣传媒体迅速在政治上对这次危机加以利用，声称亚洲国家在控制汇率波动和整体金融环节波动方面的失败，证明了东亚发展模式的彻底失败，同时也证明了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性。表面上这是一种十分理性的说法，但其实却十分荒谬。综观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东亚危机视为是两种力量结合的产物，一种是华尔街金融力量的自发驱动力，另一种则是华盛顿政府的政治意图和政治计谋。随着危机波及到东亚整个地区，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对于这场危机对全球的影响毫不担心，因为根据以往丰富的经验，它们很清楚地知道，南部国家的金融崩溃总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带来繁荣景象，由此也会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冲基金可望大量流入美国金融市场，降低美国市场上贷款的成本，繁荣股票市场，并促进美国国内经济增长。而当这些东亚国家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时，美国就能坐收渔利了。但是罗宾、拉里·萨默斯和阿伦·格林斯潘犯了四个分析性错误。首先，他们未能充分了解这一事实，即东亚和东南亚所代表的不再仅仅是南部国家这一简单的概念，该地区其实是世界经济中一个活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该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经济危机会改变三足鼎立集团之外的经济国家之间的经济平衡，而正是这些经济国家为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些产品制造商们会发现他们出口产品的价格在下跌。对于这种情况本身，罗宾无须恐慌，相反，他可能还会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南部国家商品相对价格的下跌曾经是美国非通货膨胀性经济景气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如果罗宾对商品价格的可能下跌持赞同态度的话，那么他就犯了一个纯粹以美国为中心去思考问题的错误，而且他还忘了考虑商品出口价格下跌将会影响到的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由于过去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胜利，致使这些产品制造国的金融体系在结构方面存在着相当的脆弱性。美元—华尔街体系可能已经把像俄罗斯和巴西这些国家成功地转化为华尔街金融机构的利润源泉，但是这些国家之听以成为利润源泉，其原因恰恰是因为过重的债务负担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被大大地削弱了。由于亚洲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些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的贸易前景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而金融机构看到了这种危险之后，会纷纷撤离，这就会使这些国家真正地陷入深渊之中。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知道，美国金融体系内部的投机性机构只有通过不断地扩大规模，才能维持其巨大的发展，但是对于这一点，罗宾同样没能充分地了解。像阿尔巴尼亚的连续投机资金，这些投机性机构之所以能够承受因某些金融机构赌博失败而造成的损失，是因为大部分的其他金融机构有能力加进更多的投资，并能够获得新的收益。但是随着多种金融危机同时在许多地区的爆发，华尔街的投机性机构就会发现，一直向它们提供资金的银行会对持续发展失去信心，它们会害怕出现崩溃，所以就会拒绝继续提供信贷，而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崩溃的发生。由于这类分析性的错误，致使罗伯特·罗宾对于亚洲危机表现得不仅一点都不紧张，而且还十分兴奋、十分热心。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国财政部会把这一危机视为一次历史性机遇，它们认为如果抓住了这次机遇，就能够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的未来，牢牢巩固美国在21世纪的统治地位。这就是罗宾未能预见的第四个问题：罗宾自己在危机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不会在这里去回顾整个东亚危机过程的各种细节，我们将只关注日本和美国政府对这场危机的反应，特别是在东亚危机的关键时刻——韩国金融崩溃之时——美国财政部的立场。接着，我们将从金融结构上去研究亚洲危机转变为I998年带有普遍性的国际金融恐慌的原因。最后我们将讨论究竟是否会存在一条有别于“全球化”的其他的道路可走。东京的失败——一次摧毁性的失败随着亚洲危机于1997年的7月和8月由泰国慢慢地波及整个地区，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开始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美国政府拒绝采取任何积极的措施来稳定货币和金融体系，而且美国还牢牢地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月，在泰国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反应就是派一个代表团前往曼谷，强烈要求进一步开放泰国市场，使美国资本能够更容易地进入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面临着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这种考验可能是日本50年来所遇到的最大的政治考验。日本可以承担起带领整个地区摆脱危机的重任，但是这样做的话，日本就等于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治权威性和美国主要的战略性运动发起挑战。然而，如果日本继续明哲保身，让克林顿政府主宰一切，那么对日本资本主义而言，后果可能会是十分严重的。已经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的日本金融体系可能会由于体系本身在该地区过度的暴露而被拖垮，而美国很可能会充分地对日本的这一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日本政府试图下定决心，以政治方式加以干预。它提出了一个计划，即由日本来管理一个亚洲财团，也就是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稳定受危机影响国家的经济。这一全新的计划获得了该地区国家政府的强烈支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政府也支持这一计划，这就毫无疑问地显示了，中国和日本很有可能会结成联盟，而拯救泰国的计划正是日本政府试图建立这种联盟的产物。但是就在最后的关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插了进来，它们对这一计划施加影响，以阻止日本公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控制发起挑战。任日本政府仍然努力实现它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计划，它认为该组织能够筹集到l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源。正如一个分析家听解释的：“（美国）财政部官员因此认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远不止是一个馊主意：他们认为这是对美国在亚洲影响力的一种威胁。所以华盛顿不遗余力地阻止东京这一计划的实现，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在这方面，克林顿政府得到了西欧国家政府的支持，它们与美国联手，发动了一场运动，对东亚和东南亚政府施加最大程度的影响，迫使这些国家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方案。《机构投资商》发表的一篇有关采访美国财政部拉里·萨默斯的文章这样写道：“美国和西欧认为日本打算把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在该地区实现霸权统治的一个步骤，它们对这一点十分在意，但又不愿意公开地讨论这一敏感问题，所以美国和西欧金融部门的官员们与东南亚国家的宫员们进行电活联系，在电话中，他们竭力说服该地区宫员，让他们意识到这一计划的不利之处，希望这一计划能够不了了之……在印度尼西亚后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协议中，美国和西欧为了对抗来自日本的威胁，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到了1997年的11月，日本政府已丧失了信心，下再寻求为本地区开辟一条摆脱危机并能不受美国政府战略目标影响的道路。围绕着日本这一最终失败了的外交方针，美国和西欧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极为戏剧性的外交活动，这些活动的详细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日本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失败，而这次失败是由美国在西欧的支持之下造成的。在整个危机过程中，西欧全力支持了美国财政部的决策，而西欧的这种做法，其背后的理论根据至今还是一个谜，但是这种理论根据对未来一定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对韩国的策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交易，在一段时间内确实似乎有一定的效果。1997年11月的第一周，迈克尔·康德斯十分自信地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功地打破了该地区金融崩溃的恶性循环。但就在那时，韩国的金融问题变得十分危急，而日本的金融体系也同时出现了恐慌的局面，一个纯粹的东亚金融危机正在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金融恐慌，而这是第一个真正关键的时刻。韩国的经济规模相当巨大，把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相加，其总值仍然小于韩国的规模。韩国危机在1997年11月和12月间的发展造成了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经济的崩溃，并促使这场危机波及到了俄罗斯、拉美以及西方的金融中心。但是1997年末韩国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并不只是也并不主要是国际银行和韩国银行，这场危机的最终结局是由美国财政部的罗伯特·罗宾和拉里·萨默斯谱写的，他们毫不掩饰，在韩国问题上他们操纵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1]他们决定，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操纵的问题上，不应该再使用过去50年中一直使用的老方法，而应该使用适合21世纪的新的运作方法。对美国政府而言，韩国将是这种运作方法的第一个试验品。正是美国政府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影响的行为，使组成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部分国家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之所以会出现有关美国政府所起作用的争论，其原因是美国制定的有关韩国危机的政策不仅不适合于稳定韩国圆和韩国银行体系，甚至也不适合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相反，这种政策把美国的全球统治目标作为一种驱动为，来对韩国内部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转化，而且为了实现这种转化，甚至甘愿冒着加深韩国危机、持续国际金融恐慌的风险。在像韩国发生的这种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的任务就是稳定汇率，同时以某种方式安抚国际金融市场，使它们对韩国银行的偿债能力有信心。这两种同时进行的运作将会使韩国国内经济活动有足够的时间得以继续下去，这样也就能够创造出进行银行体系重组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次针对韩国的方案根本不是为恢复投资者对韩国的信心而设计的，也不是为了激活韩国主要经济机构的经济活动而设计的。相反，这是一个韩国国家内部的转型计划，这种计划最终会削弱投资者对韩国资本主义机构的信心。对韩国圆的冲击开始于l997年11月6日，正是在这一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康德斯解释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有关印度尼西亚的一揽子计划已成功地打破了亚洲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在11月6日到11月17日之间韩国政府试图采取措施保护韩国圆，但最终在17日放弃了努力，并连续三天关闭了外币市场。在11月20日，韩国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说服日本银行向韩国提供短期贷款，但是这时东亚危机已经使在该地区有大量业务的日本金融机构也陷入了危机之中：日本四大证券公司之一——山一证券将会在四天之后倒闭。所以，日本政府也陷于瘫痪之中。第二天，即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一个拯救方案。接着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了整整两个星期的谈判，到了12月1日星期一，双方仍未能成交：它们无法达成一致的是第二年的增长目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关闭12家商业银行的要求。第二天，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阿伦·格林斯潘说，亚洲危机很可能会改变由政府指导大笔投资的局面，而加速实现一种鼓励更多私人投资加入的新体系，这是一个十分明确的声明，即美国要求彻底摆脱韩国的资本主义模式。最后，在12月4日，韩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达成了援助金额高达570亿美元的协议。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们非常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方案与通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有所不同，这次是一种新的东西。正如《金融时报》所报道的，该方案是由“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精心设计的一种策略，而且美国官员非常自信地声称，‘针对21世纪第一次金融危机，这一策略能够提供真正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在部长拉里·萨默斯的领导下，美国财政部人员在马尼拉制定了这一策略的各种细节条目。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在汉城入住的是同一家宾馆，就在这家宾馆的一间套房内，他们完成了与韩国政府进行的极其艰难的谈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该地区的官员们似乎准备与韩国政府缔结比较宽松的条件，但是由于美国财政部官员的干涉，他们最终没能这么做，而美国人在这方面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裁迈克尔·康德斯的支持。美国制定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改变韩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韩国方案具有两大部分的内容：（1）保护贷方利益并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2）韩国经济管理和社会改革。●保护贷方利益并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部分方案的中心点当然是七国集团国家和多边组织向受韩国债务危机影响的西方金融机构提供资金。当然正式而言，这些资金是提供给韩国政府的，目的只是希望这些资金能够直接回流到韩国私人放款者手中。因此，那些曾经向韩国市场大量放款，接着又突然抽回资金的西方放款者也应有所回报，回报的方式就是《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家听说的“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进行大规模的救援工作”。但是，七国集团国家和多边组织所提供的贷款金额并不能完全解决韩国短期债务问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中的大部分资金——例如，美国财政部筹集的资金——原则上是不能用来偿还这类债务的：协议指定这些资金是最后的备用资金。所以，制定这一方案时就预见到韩国政府会及时采取措施，创造本国的还贷资金来源，为此韩国政府大幅提高本国利率，同时大幅紧缩国内财政政策，以改善本国金融状况。除此之外，韩国政府别无它法，韩国政府不得不把短期贷款的利率调高到21%以上，实际利率为15%；同时将紧缩财政政策，幅度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5％。在这种背景下，美国银行就准备向韩国政府以惩罚性利率提供一笔新的贷款，这笔贷款的规模将非常巨大，足以填补国际援助方案中亏空的部分。所以要保护西方放款者利益的话，很可能就要让韩国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最终演变为韩国国内整个金融体系的彻底崩溃。当国内金融危机发生时，政府的经济任务就是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的资金，并降低利率，以恢复银行系统的贷款信用，并重新刺激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也能重新恢复贷款信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却为了解救西方放款者，要制造一场更为严重的韩国国内危机。用《金融时报》马丁·沃尔夫的话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的是“一种强硬的、针对经济活动的毁灭性紧缩政策……如果问题是债务通货紧缩，明显地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一定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与医生用放血的方法治疗病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并不见得好到哪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确实包括了许多进一步的要求，这些要求将会加剧韩国国内的危机：韩国圆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汇率的下跌一般会自动大幅度抬高韩国国内价格，但是尽管如此，韩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必须维持在5%。在另一次颁布的紧缩政策中，韩国银行被要求迅速与国际标准接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不得不建立资本基础和坏账准备，这样就无法再向工业部门提供贷款，直接造成了一次严重的贷款紧缩。马丁·沃尔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有关这一方面的政策作了如下的概括：“结论是：不管韩国公司和银行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多严重，很快它们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这一预言是完全正确的。《金融时报》1998年5月的一篇社论指出，“情况证明（东亚危机）的危害比许多人预计的要更加严重。在以前最重要的是重塑公众对市场的信心，而现在如何对付经济衰退似乎显得同样紧迫、同样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去支持那种最终会使病人致死的治疗方法。”●社会改革和外国资本准入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方案中之所以会存在导致韩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的因素，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国际社会要不计代价地要求韩国偿还债务。很显然，该种方案的设计意图是要建立必要的韩国国内经济激励框架，以便对韩国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重组，彻底摧毁罗伯特·韦德所谓的韩国所采用的亚洲发展模式。《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对韩国方案的总体目标进行了说明：“对韩国来说，这标志着曾经带来巨大经济发展的统制经济时代的结束。但是这场危机显示了，（政府）干预主义条件是无法与向国外自由融资这一点共同存在的，而既然韩国必须向国外借贷，那么就别无其他选择：韩国必须在制度上实现自由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韩国的家族企业将转化为西方模式的公司，把实现短期利润作为首要追求的目标，通过发行股票和内部资金积累来进行进一步的投资。这样，就如《金融时报》所指出的：“银行借贷的减少将迫使（这些家族企业）转向资本市场，这样，随着公司透明度的增加，随着家族所有者的放权，这些公司将受到投资规律的约束。当然这一过程将伴随着极高的代价……”经济紧缩措施是以沉重打击韩国家族企业为目标设计的，所以，这些措施之一就是特别禁止市政工程项目，而以前韩国政府一直利用市政工程项目来支持家族企业，因而许多家族企业一直从事着这些政府资助的项目的建设。与推翻韩国发展模式的努力相结合的，是要求韩国采取彻底的门户开放措施，使外国资本能够最大程度地进人韩国市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强烈要求韩国更迅速、更全面地开放市场，使外国资本能够在银行和公司这两大环节自由出入。具体而言就是，对于外国资本对韩国金融机构和韩国国内资产的投资，韩国政府放松控制，实行自由化政策；必须向外国投资者开放韩国国内的货币和证券市场，必须放松对韩国公司向国外借贷的限制，从1997年12月起，对韩国公司中外国所有者所持最高股份的限制必须从26%提高到50%。此外，也必须向日本产品提供更大的韩国市场（以前，由于日本对韩国的巨大的贸易顺差，日本产品对韩国的出口一直受到限制）。根据协议，协议签订的第二天（12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提供55亿美元，而且如果对韩国国内改革计划的初审结果令人满意的话，那么在12月18日，又一笔金额达36亿美元的援助将拨给韩国政府。美国政府努力寻求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法，但以失败告终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韩国政府最终对外宣布达成了协议时，整个国际金融市场都如释重负，但是好景不长，24小时还没到，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当国际公司仔细地研究了这份协议之后，它们纷纷惊恐万状地撤离韩国，以致在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韩国整个国家陷入了进一步衰退的旋涡之中，但是对于这一点，美国财政部表现得既不吃惊，也不惊慌。确实，它们曾经在方案宣布时指出过，它们并不指望人们会很快恢复对韩国市场的信心。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的缘故，韩国危机进一步加剧，但是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仍然坚持这一方案，并对这一方案充满信心。在12月5日，也就是协议签订的第二天，韩国圆又开始下跌；到了12月8日，与3日相比，韩国圆已下跌了16%。韩国圆下跌的原因用简单的算术方法就可以解释清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并没有涉及韩国短期债务的偿还问题，而新一轮的恐慌又蔓延到了整个地区。12月1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份文件，这份文件显示韩国方案将要求韩国关闭一些大的商业银行，而这又引起了新的恐慌。11日，整个地区的股票市场损失惨重，[2]而且股票市场的这种恐慌又波及到了华尔街和拉美国家。12月12日，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跌至1891.4:1，而9天前，宣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时，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还是1701:1。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于稳定韩国经济的方案名不副实，这一方案只是使韩国经济进一步动荡。但是美国政府不慌不忙地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准备改变立场。财政部长罗宾指出，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绝对是重塑金融市场信心的关键”。这样就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在过去，对外宣布达成了援助方案的协议，这一点理应就能够对出现支付困难的经济国家起到稳定作用，至于方案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则是第二轮的。但是罗宾却在说，只有对改革方案进行了第一轮的实施之后，人们才会恢复对韩国的信心，韩国的经济才会稳定。美国财政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们声称，韩国必须首先实行改革，然后才能与国际社会讨论获得新的货币援助的问题。只有当韩国能够坚持按照协议规定的进程实行国内改革，那么到1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会再次向韩国提供金额达56亿美元的援助。但是在12月12日星期五，随着卢比在一天之内下跌11%，一周之内下跌22%（一年为54%），印度尼西亚危机变得十分严重。[3]同时，汉城的种种迹象表明，韩国准备放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交易，对私人环节中的债务问题采取拖欠不还的策略。韩国可能欠债不还这一威胁的出现，引起了华尔街和伦敦的一片恐慌，它们害怕这会导致国际金融体系出现危及整个体系的严重危机。只有到了这个时刻，美国财政部才真正慌了神，并不再宣扬它的“适合21世纪的解决方案”。12月15日星期一，美国财政部放弃了一贯坚持的立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其执行董事会将会在那一天考虑更迅速地向韩国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这样做是在回应韩国政府的要求，但是韩国政府官员却表示他们对任何这一类的要求并不知情。换言之，“这种要求”似乎来自华尔街。第二天，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上涨了16%，股票市场的涨幅几乎达到5%，而且整个地区的资产市场也有了复苏。12月16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改变了自身政策制定的指导方针，没有按照美国国内指数所要求的那样提高利率。到了12月17日，日本政府宣布减免金额达150亿美元的税收，给日本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大幅下跌，而同时整个亚洲地区的股票市场暴涨。12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韩国支付了35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是所签订的贷款方案中的第二笔贷款，尽管这时韩国并未完全按照所签订方案中的改革进度表实施国内改革。然而危机仍然没有过去。在12月22日，也就是在穆迪评级代理机构降低了韩国债券和货币的外汇上限之后，韩国圆对美元的比价从19日的1550:1跌至1750:1，东京和纽约的股票市场也同时下跌。12月23日，世界银行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的援助方案中世界银行应提供的部分。到了12月24日，美国金融市场仍然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金融机构害怕韩国仍会宣布暂停偿还债务。《华尔街时报》报道说，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制定的援助方案中的一部分，美国应向韩国提供的50亿美元，原本是作为一种替补性的资金，在最后关头才使用的，但现在很可能会由于韩国的违约行为，而无法得到偿还；报道还指出，美国银行正在讨论对提供给韩国私人金融机构的贷款进行重组，提供债务偿还准备条件。这一天的晚些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12个国家的政府共同承诺提供新一轮的金额达100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它们同时指出，国际商业银行是否同意对韩国金融机构进行重大的重新安排，这一点对韩国的复苏十分关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在12月30日再向韩国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作为21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将在l月8日再提供20亿美元。美国和其他1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宣布，到l月初，它们将提供80亿美元（作为它们承诺的24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这部分钱是承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在这80亿美元中，美国提供17亿，日本提供33.3亿。[4]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罗宾说：“这是一件世界性的大事件……对于处在第二条防御线上的（七国）工业国家和其他国家而言，离开第二条防线，走上前去提供援助，这似乎是合适的行为。”他所指的“世界性的大事件”并不是韩国危机，而是指由于无法承受美国财政部对韩国的政治方针策略的压力，美国金融市场面临着的崩溃威胁。美国财政部所作的政策让步，实质上是一次严重的政策失败。正如《金融时报》的报道所指出的，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级织、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政府再追加金额达100亿美元的援助这一关键性决定，以及要求银行进行债务重组的决定，这些都是重大的政策变更，都将会对未来金融危机的解决方法带来重大的影响……‘事实是，我们的官方部门面对韩国欠债不还的情况，也毫无办法’，国际经济学会的高级经济学家莫里斯·戈德斯坦说道。”美国财政部本身则声称，这并不是政策让步，额外援助的提供、美国私人银行参与对韩贷款的重组，这些都是有进一步的限制条件的，这些限制条件就是要求韩国更快地、更深入地对其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但是公众并不这样看。美国政府政策的退让确实阻止了韩国，使之放弃了采取不履约策略，但是它并没有终止范围更广的金触恐慌：印度尼西亚最终出现了全面的信贷危机，而且事实上也出现了全面的债务拖欠。整个地区正飞快地陷入更严重的经济萧条之中，接着亚洲危机的影响就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像俄罗斯这些产品制造国，这些国家会发现国际市场对它们出口产品的需求将下降，这样它们国内就会出现汇率和金融危机。但是这一主要事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与韩国货币和债务有关的私人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恐慌，而美国政府试图对此加以利用，使之成为一种政治杠杆，以便进一步实现其在韩国的政策目标。而正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的主要金融公司对美国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政府稳定韩国经济。当然要让美国财政部坐下来与私人银行协商，对韩国的私人金融贷款的重组问题取得一致，这会让财政部感到十分尴尬。但是对美国和其他西方银行团体而言，能与美国财政部一起对韩国债务进行重组，十分令人宽慰，因而银行团体对此都表示欢迎。随着亚洲经济国家都慢慢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该地区l998年发展前景的预测被证明与现实相差甚远，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其中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但是美国一直希望能够借着危机的发生，为本国资本获取大笔收益，这一希望似乎有可能得以实现。就韩国未来整体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引发的战争没有平息的趋势，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将是什么，这一点还很难判断。但就在1997年12月，美国资本已经在期待着能够在韩国市场上大展一番拳脚了。12月27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对外国买主来说，现在的韩国公司己经成熟了，购买的时机已经到了。”1998年1月25日的《洛杉机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美国公司在韩国看到的机会就像是火灾中受损物品的减价出售机会一样。”《芝加哥论坛报》在l月18日的报道中写道，“一些美国公司不顾一切地冲向亚洲。”同时《华尔街时报》还报道了可口可乐公司对韩国和泰国公司的收购，文章的标题是“虽然有些人在亚洲遭受了损失，但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却看到了机会”（2月6日）。从美国公司对亚洲资产的控制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美国的收获已经十分巨大。正如日本执政的自民党秘书长野中广务在1998年的夏天所说的，“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正在入侵亚洲市场，亚洲已经开始了某种形式的殖民化。”在1998年的前5个月中，美国公司收购的业洲公司的数量是以往任何一年的两倍，总的费用支出为80亿美元。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公司的主要目标是日本金融体系，然后是韩国和泰国，在韩国的目标主要也是在银行业和金融业。证券数据（一家总部在美国的监控机构）把资产收购的热潮形容为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欧洲公司，特别是英国、德国和荷兰公司也非常活跃，共投资约40亿美元用于收购亚洲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大西洋国家的手中。拿哥德曼·萨克斯的话来说，就是步伐“显然在加快”。同样，保罗·克鲁格曼指出，在众多行业，包括在一些人们认为美国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行业中，美国大量收购企业，这一现象显示了这些廉价交易是金融危机导致的竞争弱势的产物。从亚洲到范围更广的世界其他地区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的投资银行对于由罗宾和萨默斯（背后有联邦储备局的阿伦·格林斯潘的支持）发起的这场运动并不持欢迎态度。华尔街之所以不喜欢罗宾这种激进的路线，理由很简单：罗宾的这种行为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中引起了恐慌，致使印度尼西亚的政治经济走向毁灭，并使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中的一些重要的投机公司濒于倒闭。事实证明美元—华尔街体系和亚洲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环节在1998年出现稳定局面，其实只是一种暂时的平静，因为东亚发展中心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决定了一点，即亚洲金融危机对世界产品市场的影响势必会间接地反作用于华尔街。这就是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未能预见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与亚洲之间的一种联系。就像过去常常发生的一样，亚洲危机最初所带来的影响对美国经济中的一些重要部分是有利的，像债券和股票市场。亚洲的外逃金融资金大量流入纽约，使纽约市场上的债券收益降低，这样就让股票市场上的股票投机活动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但是在199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情况确实变得很明显，东亚和东南亚正慢慢陷入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而且由于该地区是最活跃的世界产品经济中心，这种经济衰退很快便影响到了那些为世界经济提供如石油之类关键产品的经济国家。石油和其他商品的价格迅速下滑，很快便给像委内瑞拉、加拿大，当然还有俄罗斯这些产油国造成了困难。在1997年9月到1998年9月的这一年间，石油的价格下跌了33%，小麦的价格下跌了39%，铜下跌了22%。商品期货价格的主要指标——包括了17种商品的CRB布里基期货指数——在这一年间下跌了18%。所谓新兴市场的绝大部分出口都是产品导向的，而且由于大部分的这些新兴市场都负债累累，它们的金融体系和货币十分脆弱，很容易受到经常项目大幅下跌的影响。由于这些原因，危机就渐渐扩散开来。这场危机的第二个决定性阶段，同样也是美国财政部面临的第二个考验是俄罗斯的崩溃。这一次又达成了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案，而这一方案同样又并不合适。美国财政部本可以在最后关头才介入其中，提供某种紧急援助的，如果它当时真正了解了它所处的情况的话，它肯定会这么做的。但是，罗宾又再次未能真正了解局面，他只是用一种投机商的眼光看待俄罗斯。六年来，俄罗斯的资产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利润来源，但是俄罗斯经济却是灾难性的，一直在持续恶化，一直在无限制地萎缩，已经到了规模极小的地步，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所以，罗宾一定就此推论，何必去为卢布的崩溃问题绞尽脑汁呢？但是罗宾忽略了两个事实。第一，俄罗斯的精英阶层远非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者。第二，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主宰世界经济长达二十多年，致使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金融体系十分脆弱，不堪一击。从80年代起，几乎在每一次金融危机中，出现危机的国家的政府都会认为拒付债务的风险太大，不应实施，它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都是基于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它们的金融体系只不过是与国际经济有着多方面联系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神经中心，简单地拒付债务将会使国家面临在一段时期内被排斥的危险，进而危及到整个经济诸多方面的利益。但是俄罗斯却不同，在整个90年代中，俄罗斯的国家经济生活就是灾难性的、持续性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确实有着一套彻底“现代化”的、国际化了的金融市场，但是市场上的价格却与俄罗斯的实际经济活动完全脱节，所以该市场纯粹是买卖所有权的投机性市场；而且俄罗斯的银行也同样如此：这些银行要么积极地以金融形式把资源抽离俄罗斯经济，注入英美金融中心，要么从事纯粹的投机活动。俄罗斯与世界产品市场惟一的重要联系是能源和战略性原材料。所以，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的七月方案失败、新的西方资金援助又不见到来的时候，卢布就快要直线下跌了。这一次，索罗斯甚至都不需要进入卢布的期货市场，他只需要开口说卢布将会下跌，卢布就真的下跌了。但是出乎意料的却是俄罗斯政府的反应，当时俄罗斯政府没有寻求协商，没有要求更多的帮助，只是简单地终止了对向国际投机商发行的债券债务的偿付。俄罗斯政府对此的声明是，虽然西方投资者以为它们拥有按某个利率计算的短期政府债券，但其实他们错了，他们现在拥有的是按一个低得多的利率计算的长期债券。而且虽然西方投资者们以为他们通过从俄罗斯银行购买衍生工具，对冲了与他们所持有债券有关的货币风险（卢布崩溃的风险），但其实他们又错了。他们不可能拿到钱。因为叶利钦政府所代表的是极少数的把资金安全地置于英美金融中心的那部分投机商的利益，所以俄罗斯政府的上述策略完全是一种合理行为。俄罗斯国家的财政基础是如此之狭隘，换言之，俄罗斯的财政基础在本国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的根基是如此之薄弱，以至于就算把一点微不足道的税收资源都支付给债券持有者，对俄罗斯而言也是一种自杀性行为。而且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经济之间的生产性联系同样也是微不足道的。俄罗斯的违约行为，以及在20年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主宰之下，不断被削弱的经济国家的脆弱性俄罗斯拒绝履行偿债义务，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因为在整个世界上，有许多经济国家，其公共部门和银行系统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货币金融的不稳定和种种危机之后，负债累累。而且这些债务不像以前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危机中那样，都是中期银行贷款，现在的债务是以证券的形式——债券和股票——出现的，而目与美国放款者和共同基金的利益非常吻合，一有问题，它们就可以立即抛售，逃避市场风险。然而在俄罗斯采取不履约策略之后，美国放款者和共同基金所面临的问题是：现在该不该抛？俄罗斯的行为可能不会传染给同样有着由短期债券组成的大量公共债务的巴西，但是如果巴西真的也同样拒付，那该怎么办？这将会影响整个拉美地区，以及其他范围更广的地区。因此，这此投机性投资商就有充足的理由谨慎行事，撤出资金，但是这样做的话，当然就会诱发他们一直在防范着的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想法突然升始在改变着整个世界证券价格的形式，而这种突然改变似乎就是造成美国的一个主要金融机构——所谓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基金——最终破产的原因。该机构一直把赌注压在它所谓的毫无竞争对手的单匹马竞赛上：随着1999年1月货币联盟逐渐形成，意大利债券市场将会与德国市场结合在一起。但是俄罗斯的不履约行为突然使意大利债券市场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尽管当时离欧元的启动已经越来越近了。但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迟早是要发生的，而以拉美金融体系所承受的压力也是由于世界金融市场之间以游资的形式逐步加强联系而引起的。游资之间的联系本身反映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核心经济国家的投机者而言，要进行长期投资的话，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变得太脆弱、太危险了。此外，当然还有权力关系在起作用。急于偿还债务的国家政府会接受华尔街提供的任何形式的帮助：如果华尔街提供的是游资的话，那就接受游资。但是这种权力关系本身就反映了核心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存在的根本上的经济弱势和脆弱性，如果这些经济国家的依赖性不是那么强的话，那么华尔街也不会变得势力如此强大。所以，当我们回过头来研究这种依赖胜的根源时，我们发现根源在于，在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世界许多经济国家的发展道路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兴起而被迫终止，致使许多经济国家陷入了使其经济长期衰退和脆弱的经济危机之中。而美远—华尔街体系本身也同样影响了美国经济本身。由于该体系打开了拉美国家市场，并加强了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美国因此能够“受益”于该体系。到了1998年，大约一半的美国出口是面向拉美市场和亚洲市场的，对于面临着日本和西欧竞争性挑战的美国产品生产部门而言，这是一条非常方便的逃避竞争的路线。美元—华尔街体系向美国产品生产部门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使其无须提高本国的生产力水平，也无须对美国经济中储蓄和生产性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重组。而且美元—华尔街体系还具备另一种“有益的”效果：它提供一些渠道，使得普通的美国人也能参与投机—放款体系之中，这种体系的势力范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地渗透到世界其他经济国家的内部。1994—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就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时代》杂志当时解释道：“许多美国人在上周发现，尽管华尔街和整个美国社会之间一直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论，但其实华尔街早已介入了整个美国社会，在墨西哥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美国银行和大型的投资公司，还有许多共同基金，这些共同基金的拥有者是千百万的小投资者，他们希望能够用毕生的储蓄在像墨西哥这类新兴市场上赚取两位数的收益。‘这不单是帮助华尔街摆脱困境的问题，’一个国会工作人员对（援助方案）评论道，‘这是要帮助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摆脱困境，而这意味着帮助普通的美国人摆脱困境。’”《时代》杂志对这些事实的论述是正确的，但是美国经济中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出现了强有力的投机力量的发展，这是由于受到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强烈刺激而造成的。到了1998年，由于巨大的投机活动渗透到整个社会之中，这就造成了许多假象，致使美国经济迅速膨胀：尽管经历了1998年的下跌，股票市场仍是泡沫经济中的主要形式。15年来，尽管也有过一些引人注目的中断时期，但美国经济仍一直持续着牛市，这一点已经绝对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在最近的15年中，资产价格上升了10倍；就飞涨的资产价格而言，股票市场在近3年中所创造的账面财富比过去30年中创造的还要多。在这3年期间，标准普尔500种股票价格指数所显示的累计收入达111%，计3万亿美元。到了1997年的春天，美国股票的价值最终超过了约8万亿美元的美国年度经济产值。保罗·克鲁格曼对此是这样表达的，只有“当美国经济已有了充分的准备，有能力保持几十年的超常发展”时，我们才能为股票价格的这种飞速上涨找到合理的解释。在美国的许多地区，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也不断发展，到了1998年的10月，已有证据显示，这种泡沫即将破碎。而现在整个的美国经济都陷入了泡沫之中。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美国经济研究所所长这样描述道：“股票市场在保持（美国经济中）的这种良性循环的完整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极为重要，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整个美国社会和华尔街的银行体系，以及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都陷入了泡沫经济之中，此外还有涉及范围非常之广的普通美国人。美国家庭私人债务的比例高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大部分的美国中产阶级都借款投资于泡沫经济。利维经济研究所的大卫·利维对美国股票市场上虚构信贷资金和投机性力量的无限制扩大是如何在1998年初期维持着美国经济繁荣这一点上作了如下描述：在最近5年中的4年里，消费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个人收入的增长，这是扩大利润额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l997年的个人储蓄率是3.8%，是50年来的最低水平。消费者借贷市场的繁荣致使在90年代中期支出超过了收入，但是到1997年，美国家庭所面临的债务和债务偿付负担是创记录的，美国家庭背负的债务前所未有地达到了家庭税后收人的85%。信用卡的债务拖欠比例接近以往任何时期中的最高值，私人破产的比例也不断刷新记录。“由于人们对股票市场上的收益有着非常乐观的看法，这就造成了无节制的消费行为。”不仅是因为证券投资给消费者带来了收益，而且还因为消费者对未来收益有着良好的预期，所以他们的消费行为呈现出无节制的状态。“在战后的任何时期，我们都不曾看到过消费者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如此之大。”在被克林顿视为是他迄今为止最大的国内成就（控制美国预算赤字）的实现过程中，股票市场的投机活动也尽了一份力。财政部收到的有关资本收入的税收收入从1995年的440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1000亿美元：这是美国证券市场上投机性交易规模的一个直接显示。但是到1998年的10月底，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即将会出现金融危机。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已经开始出现了信用危机，负债机构很难筹集到新的资金，如果这种信用危机波及到整个美国社会的话，那么整个美国社会的需求便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急剧下跌。总之，在创作本书之时，美国人民正处于被卷入金融崩溃旋涡的危险之中，而这种崩溃正是由美国人认为是标志着更好未来的投机繁荣造成的。当美国中央银行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在l998年9月底插手拯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时，人们由此就了解到了被渐渐称为全球化的这一现象中最关键部分的弊病。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伦·格林斯潘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拯救行动，向公众传达了一整套简单清晰的信息：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有在出现“整体性危险”时才会介入，因此，目前整个美国信贷体系的安全正受到单个投机性对冲基金的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围绕美国金融中心所进行的运作实际上受制于一些主要的投机公司；几十亿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信贷体系运转的普通百姓，他们的未来利益受到了几个从事无节制的、不计后果的投机活动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的侵害；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应改变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率，以帮助挽救一个位于开曼群岛上的公司。全球化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当我们还在接受和消化这一整套信念的同时，格林斯潘又在继续传递着更多的信息，他并没有开始着手关闭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他也拒绝了一家大型的中西部投资公司的华伦·巴菲特提出的接手该公司以帮助解决困难的提议。相反，他召集了美国所有的大型投资银行来对该公司进行无限期的共同管理，从而形成了一个最大的投机性机构，就如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母公司一般。所以美国众议院银行和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里奇评论道：“那些共同管理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银行就像卡特尔一般共同上作，它们构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金融力量，它们的行为准则是利润挂帅，而非国家利益标准，因此，不论好坏．它们都会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利益。”里奇的评论完全正确，这一点我们早在1998年秋天就已经了解了。一小部分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美国公司机构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们向民族国家发起全面金融战的能力，它们可以令一个国家陷人经济崩溃，让几千万人陷入贫困之中。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这种方法可以摧毁世界上的许多小型经济国家，尽管这些经济国家也具备它们所谓的“基础经济”，但它们的基础远不如这些对冲基金的来得牢固。这些最大的投机性组织中的大部分完全不受制约并且其活动也完全不具透明度，因为这是阿伦·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部长罗伯特·罗宾所希望的，这也是格林斯潘在处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中向公众传递的最后一条信息。他声称无法对这些对冲基金进行规范管理，因为如果对它们进行约束的话，它们就会逃离美国，去到像开曼群岛这此地方！所以，他建议应该采取措施，使部分对冲基金的目标，即南部国家的余融体系更具透明度。正如《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论所说的，这样做只会使这些国家更无法抵御投机性袭击。要让主流经济学家面对这一奇怪的现实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我们知道，如果某一个金融体系中的家主要的大银行倒闭的话，由于它不再能履行偿付债务的义务，它就会拖垮其他银行，而且，这也会在储蓄者中间引起恐慌，因为储蓄者们发现存在银行中的钱会被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一家在证券市场上或在外汇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投机商倒闭，情况就不同了。这些投机商进行投机活动，其实就是通过对一个市场上的价格动向或两个市场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赌博而赚取利润，我们知道这种投机活动是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外汇市场以及所谓的衍生物市场——由更基本的市场“衍生”出来的票据市场——所特有的交易活动。但是我们把投机活动理解为漂浮在这些市场上空的泡沫，这些市场作为“资本市场”，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确保了资本流向赢利最多的环节和地区。所以，如果一个投机经营公司因为下错了赌注而破产，这既不会影响到这些市场上的主要运作活动（人们一直以为这些活动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出了一个经济国家的真实发展趋势），也不会影响到向政府和公司环节提供信贷的银行体系。然而格林斯潘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拯救行动却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情况。人们发现美国主要的大银行一直在向投机性对冲基金提供巨大的贷款，而且，它们一边这么做，一边还在声称它们对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类投机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从事的投机赌博活动毫无兴趣。而且这种贷款形式已经成为美国银行体系中关键机构的主要运作特点，而多年来，联邦储备委员会对此一定早已十分了解，参议院只要通过一项简单的提案，就能禁止这类形式的借贷，但是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些毋庸置疑的结论：第一，在美国金融业和美国政府的领导者看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规模巨大的投机性活动从根本上而言是安全的。第二，这样做，赢利也是极为丰厚的。第三，这是与这些国际金融市场保持联系的一条合理的途径。第四，无论如何，这种方法一定是对美国经济的发展有利的。上述这些结论其实很难成立，也只有当从事这种投机活动的美国金融界巨头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国际金融市场时，这些结论才似乎有那么一点正确性而言。但是最初这似乎不大可能，因为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具备下列全部条件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一个条件是，美国金融界巨头们必须拥有巨大的市场力量以及巨大的可动用资金，能够决定这些市场上价格的短期走向，但是如果它们之间存在竞争的话，那就会互相抵消各自的实力；所以第二个条件就是，它们相互合作，不管是把所有市场瓜分成不同区域，还是共同进入某一个市场；第三个可能存在的条件是：它们可以各自收集或共同收集这些市场上未来情况的内部信息，这些信息将能够使它们胜出。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情况来看，这三个条件似乎同时存在。首先，该公司能够动用的资金规模确实十分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显示，对冲基金能够动用的贷款金额是其本身资本的20倍。但是正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调动的资金是其具备的26亿美元资本的250倍，计650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资金足以左右任何市场上的价格。第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实是一个卡特尔组织，由美国所有最主要的投资银行，再加上欧洲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共同组成，所以，竞争就不再是一个重要问题。第三，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似乎建立起了非常良好的内部信息的收集渠道。参议员里奇指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该公司在意大利证券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同时，意大利中央银行竟已成了该公司的一个大投资商！这真令人震惊。因为意大利银行所采取的行动（和所发表的言论）能够直接令意大利证券市场上的价格向某一方面倾斜，所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和意大利银行的合作看上去就是一种成功的结合，尽管这种结合应当受到谴责。但是事情还远不止这些，根据欧洲最大的银行——瑞士联合银行1996年的一份内部报告，当时不少于八个国家的国家银行都是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战略性投资商”。后来被路透社获得的这份报告指出，当时存在着阴谋串通，因为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与这些国家银行的联系为其“打开了一扇窗，使其能够了解这些战略性投资商所处的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着的结构性变化”。这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其实就是指该公司当时掌握了足够的内部信息使其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所以当瑞士联合银行读到这份报告时，就决定要“参与一部分的行动”，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功的最后一点构成要素是它的公关管理。深受新古典主义理论影响的记者、学者和小型交易商们，由于他们熟悉了新古典主义对金融市场运作规律的解释，所以就很可能会提出下面的问题：既然是市场而非交易商决定市场价格，那为什么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一个投机公司有足够的自信肯定能赢？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答案是，这要归功于由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设计的最先进的电脑软件。实际情况是，即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电脑中心停电的话，该公司也照样会赢利，要击败这一所有对冲基金中的龙头老大，需要所有最强烈的“外来震波”的共同作用，就像1997—1998年间冲击整个世界的震波或系列震波一样。对于产生出像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这样的投机公司的体系而言，这些其实并不是外来震波，这些震波产生于慢慢被人们称为全球化这一现象的内部机制的演变。全球化的辩证性畸形发展美国金融体系的最高层竟然是由一小部分对冲基金组成，而美国银行向这一小部分对冲基金提供了几乎无限制额度的贷款，这些都意味着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里，全球化已经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走到了尽头。全球化开始于尼克松执政时期，当时美国经济管理必须服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的全球经济，而全球化就被视为是把美国经济从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确实增加了美国控制国际经济事务的杠杆力量，但是，这种扩大政治自由度，以便为了美国的经济优势而控制世界经济的做法，最终使美国经济本身受到了扭曲，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脆弱，无力抵挡它无法完全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冲击。华盛顿控制美元价格的能力以及充分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主宰地位的能力使美国当局能够无须为一系列问题操心，但对其他国家而言，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必须关注国际收支平衡；调整国内经济，以确保国内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关注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建立高效的国内金融中介体系，以确保国内生产部门的良好发展。但是美元—华尔街体系向美国政府提供了一条途径，使其无须从事这些工作，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会计体系／国民核算的所有正常尺度来衡量，美国经济已经高度扭曲，并且非常不稳定：公共和私人债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国际收支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逆差，而经济周期又依赖于资产价格泡沫。而且为了使美国经济得以继续发展下去，美国越来越深地依赖于华尔街金融市场，靠其从世界各地吸引巨大的金融资金流入美国。但是如果这些资金流终止的话，或者倒流的话，美国经济的结构性弱点将会暴露无遗，并会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用行话来说，华尔街是一个“流动性导向”的市场，该市场不断从国外吸引到的资金填补了由美国低水平的国内储蓄造成的空缺，使得美国经济得以继续繁荣。这种结构模式意味着美国政府非常乐意维持一种特定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格局，这种格局极为多变，极为不稳定，容易导致危机的产生。但是国际经济体系的这些特点却能使巨大的资金持续流入纽约，而且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并非某种变异形态，而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已高度扭曲了的国家利益）而进行运作的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进行的金融战中实施的任何一种国际行动都是为了推动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为了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利率维持较低的水平，并促进股票市场的繁荣。全球化的辩证性变异并非是美国联邦政府所制定的计划的产物，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恶毒的阴谋家，希望建立这样一个体系，在该体系中，美国宏观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是在国际经济中不断创造出货币和金融的混乱局面。相反，这整个模式是一系列漏洞百出的赌博行为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这依然是一个结构性的模式。而且最终这也是一个无法待续的模式。其他理由不说，单是美国经济并非仅仅依赖于不断挑起的国际货币金融混乱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美国经济还越来越依赖于不断扩大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所谓“新兴市场”上的经济增长。美国产业经济比以往更为开放，更为依赖于这些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因此华盛顿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恶性矛盾之中：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依赖于华尔街，而华尔街又依赖于“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中的混乱性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又同时依靠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吸收美国产品，并为在这些国家中经营的美国公司赚取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1]在美国电视节目《新闻时间》的采访中，吉姆·莱勒询问罗宾，他为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韩国计划上如此卖力？罗宾回答道：“吉姆，在这次计划中，美国的领导地位绝对是最主要的……在现今世界中，在处理这种对我国而言极为重要的问题时，美国真的是惟一的一个有能力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而这种领导作用正是解决这种问题时必不可少的。”[2]香港市场下跌5.5%，马来西亚7.4%，印度尼西亚4.6%，新加坡2.3%，菲律宾4.9%，泰国4.9%，而且港币又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3]我们应该把随后发生的印度尼西亚金融体系的崩溃，以及紧接着的苏哈托政权的崩溃看做是美国当时实行对韩政策时未曾预料会出现的副产品。[4]罗伯特·罗宾解释道，美国的那一部分将由美国财政部管理之下的一个特殊基金来提供，无须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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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五权力政治、美元—华尔街体系和克林顿政府·国家利益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克林顿政府的策略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试图研究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结构机制，这一体系作为一个经济机制，同时又作为一个政治机制，在不断地自我发展。美国政府通过其美元政策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对这一体系实施控制，同时，这一体系也受制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活动。同时我们也大致研究了该体系对各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结构的一些影响。此外，通过研究美元政策以及美国对国际金融规范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运作地位的态度，我们简单地说明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是按照美国的国家利益而运作的。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间题：在目前的资本主义体制之下，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国家利益？我们该如何对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下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定义呢？如果我们能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就能试图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克林顿政府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采取的激进行为。国家利益和来自国际社会的挑战关于国家国际经济利益的主流理论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理智地按照本国的利益行事，那么除了一些过渡性调整矛盾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是不会导致产生任何有关经济国家本身的国际政治冲突的。我们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作如下定义：首先，通过提高本国生产力，为国内民众带来长期的经济繁荣——某个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它国追求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其次，通过坚持自由贸易、充分利用国际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优势；第三，为了有效管理国际宏观经济流量，与它国政府保待合作。随着经济不断繁荣发展，该国的收入不断增加，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得到加强。所以，根据这种观点，只要其他国家采取类似公开的、理智的政策，那么一个国家的国际利益与它国的利益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因此，主流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试图在国际经济中运用政治干预手段，这是因为各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为获得“逐利活动”的优势，运用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对政府施加了压力，而这种优势实际上对整休的经济利益而言是不利的。主流经济学确实承认，由于存在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国家之间可能会出现调整性的紧张局面，而这种紧张局面可能会使国家对进口施加贸易保护主义限制，或对出口提供补贴，以避免进行国内调整。所以我们必须建立一整套健全的法律、法规，这样，国家就不会为了避免进行内部调整而采取这些最终是对己无益的措施了。主流理论对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这一点也有额外的补充，它们认为某个国家的政府在其国内采取的行为会对其他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跨国连带作用，所以就需要建立新的国际体系，对各个国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所制定的国家政策进行协调。但是主流理论中这些额外补充的方面最初是在维持国家间经济利益上最大程度的和谐性这一基本框架下，作为解决所出现的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法而提出的。这种主流经济理论与主流多元政治科学非常吻合，它们都把自由民主国家中的政治视为党派间拉选票的竞争，而选民则是本着最大程度地扩大选民福利的原则进行投票的，因为这种选民福利与选民个人的兴旺发达有关，所以选民们就会迫使其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和国家繁荣。而如果能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方法，努力实现这此目行的话，政府就会因此得到政治方面的最佳回报，因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掌握了保障国家繁荣、使选民满意的方法。但是当然也会存在这样的危险，即选民中的某些特定集团也会为了获得“逐利”方面的优势而试图控制整个政治局而，这种优势将能加强某些集团的个别利益，但是却会阻碍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所以，这种特殊利益集团行为可以而且也是必须受到抑制的，其方法是设计相应的民主责任制度。这些主流经济政治科学的观点和“新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不太吻合，因为“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体制的不可避免的特点促使各个国家为获得相对力量（相对力量是指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而相互争斗。因为国家在整个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中是作为孤立的实体存在的，而国家在这种状态中要保障其安全，惟有最大可能地扩大本国相对于它国的力量，所以为了获得这种力量，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着冲突。新现实主义者声称，在这种不停爆发的权力冲突中，各个国家特别在乎军事力量的建立，它们对经济并无多大兴趣。新现实主义者的这种观点与上述主流理论又有了共同点。但是近年来，相对于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主流理论，新重商主义理论又再度流行并再度占上风。其实与其说新重商主义是一种严谨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局面从根本上而言是由国际政治条件和政治力量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从这个基点出发，新重商主义理论认为，国际劳动力的金字塔型分工是“由政策路线决定”的，而并不是自由市场格局的自然产物。自由主义国际经济学对此作了这样的假设：政府通过操纵市场，避免国际市场进行“正常”的运作，并使其政策路线对国际劳动分工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作用。那么，由于国家间制度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每个国家为了在贸易中争取获得国家优势而试图运用其对外的政治影响力来操纵其外部环境，国家与国家之间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为了争取本国经济繁荣而引发的政治冲突。这些观点符合新现实主义理论，但是在认知层面上却与主流的新占典主义经济学有冲突（即使那些持有重视实际发生情况的新重商主义观点的学者在研究该发生什么的时候，也持有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不同理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它们似乎能对国际关系的大部分情况进行说明，但同时它们也似乎漏掉了许多。主流经济学提醒我们，国家生产力以及国际宏观经济协调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它又过多地依赖于“一味逐利”这一不利于福利发展的观点，来对违反主流经济学标准的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大部分活动进行解释。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从主流经济学观点来看，完全是非理性的。从主流观点看，美元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阶段中的剧烈波动完全是非理性的。我们真的能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某些集团一味“逐利”而造成的吗？如果这样来解释的话，那么肯定有一些集团是从高价位美元上获得利润，而另一些集团则从低价位美元上获得利润。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来解释在一届政府的任期之中，逐利者之间看似是抢座位游戏性质的活动呢？至于新重商主义，它解释了主流理论未能解释的一切现象，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它又未能解释主流理论能够解释的现象——资本主义经济大国之间合作与纷争相结合的现象。新重商主义的观点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一定会存在一种几乎是永久性的经济竞争局面，但是这种局面的紧张程度会随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要了解经济学中国家利益的含义，我们认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它们把经济的含义定义为“发展”、“繁荣”、“工作机会”和生产力，而在“经济”含义和“政治”含义之间没有任何中间性的过渡层次。所以，它们把一些需要仔细研究的问题视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例如，究竟是何种社会机构实际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命脉？这些机构的内在需求是什么？这些机构的这些内在需求以及它们的利益兴趣是如何通过在国内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从而形成了国家利益的含义的？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理论，它应该包括国家在经济问题方面采取的介于经济行为和国家政治行为之间的社会中间性行为，例如把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社会体制这一概念就提供了这种中间行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观点对经济行为和国家行为进行了灵活的解释。我们在这里不再介绍有关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的其他理论，因为这需要我们提供除主流社会科学之外的另外一种相当成熟的理论，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供一些初步的概念性方法，这些方法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大国定义其国家经济利益的程度取得比较一致的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定义方法既包括了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国家间合作，也包括了新重商主义强调的国家间冲突。国际经济学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利益的一个初步的观点在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国家中，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确实想要得到主流经济学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比以往望高的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速度。但是这种事情并不是直接由政府控制的，它们是由掌握着生产性劳动力的私人资本控制的。因此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必须满足资本拥有者的特殊需求，因为正是资本拥有者这个集团将决定是否投资以及经济是否向前发展。所以，就资本家这一社会集团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学中的国家利益视为该国国内资本家的利益。私人资本家要的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他们要的是资本的增加和投资的安全。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不一定要依赖于那些以扩大国家生产力为最终目的的行动，私人资本家可以通过扩大对现存生产力的控制来实现这些目标。如果他们遇到竞争，那么他们对付竞争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致力于提高生产力、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产品品质，来增加销量，并以此吸引更大的市场。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对付竞争：利用资本的规模，采取战略性策略，击败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或潜在竞争对手；或者拉拢竞争对手，与之建立卡特尔组织，以控制市场。因此，在一个闭关的经济国家中建立垄断体系之后，为高产出而进行昂贵的投资似乎并非是进一步增加资本的捷径。而且，如果市场已经饱和并已经受到控制，对新技术（生产力快速持续发展的关键）进行巨大的投资，其合理性似乎也下大明显。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由于发达产业的资本—产出比率极高（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资本的有机组成极高），所以就存在着非常大的经济压力，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受到垄断的控制。资本投资中每增加的一个英镑，只能产出一点点额外增加的附加值。生产性环节在固定资本方面需要巨大的投资，而进行这种投资的资本家，为了要获得足够的投资回报，他们必须要能够对市场进行长期控制，有了这种把握之后，他们才会进行投资。所以，这种资本主义投资计划有着一些必要的条件：阻止新加入者进入这一市场；对价格进行控制，以更获得固定资本投资的足够的长期回报。发达产业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能够受益于规模经济效应，因而，一个公司的市场份额越大，该公司就越能更有效地与潜在对手进行竞争，所以，公司都有一种本能需求，需要扩大市场份额，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前，数目众多的小规模资本在国内多元化的市场上进行着竞争，在这种条件之下，市场上主要公司的破产对整个国家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是，如果国内大的垄断公司破产，而导致国外的垄断公司占领本国市场，那么这个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了。现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中生产性环节的垄断程度确实很高，这些垄断资本试图维持它们对市场的控制，其主要手段有：阻止他人进入同一个市场；实现“资本集权化”（大公司吞并小公司），以及资本集中化（发展生产体系），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国家政府也在这些垄断资本的要求之下，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具体的做法有：为垄断性产业提供巨大的国内市场；为垄断性公司提供范围广泛的支持性服务（基础设施、劳工培训等等）。当这种准垄断性产业的主要市场向国际发展，而且这些环节中的本国资本在国际上没有遇到严重的竞争时，可能会出现大量的投资活动和技术创新，因为这些相关公司对未来资本的增长很有信心。但是当新加入者为了争夺市场份额，成功地向这些准垄断资本发起挑战时，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对固定资本进行的新的大规模投资会变得极具风险性，新的竞争使利润减少，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有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继而经济开始崩溃。如果上述描述还算大致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探讨一下这会在国际上造成何种影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在国际间运作，其目的有：首先是为了获得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但在国内市场上又无法购买到的原材料，而且，有些原材料非常重要——能源和战略性物资，如铝、矾土、铜等——以致这些资本拥有者不能完全让市场来决定这些产品的供应，他们转而寻求本国政府的帮助，要求本国政府施加政治影响，以保证这些产品的供应。其次是要控制竞争时常是十分激烈的国际市场。就如为了要保证原材料的供应一样，在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的隋况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就会发生“逐利行为”，拉拢政府的力量来帮助击败竞争。但是在这里，“逐利”这一名称并不合适，因为在垄断性竞争的条件下，这些做法是一种必需的、全而的要求。此外，另一个目的是获取国外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是高科技领域所需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也可以是低技术水平的廉价劳动力资源，用来从事国内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密集型部分的工作，政府同样可以在这些方面提供帮助。在这种国内资本主义的背景之下，我们可以问这么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一个特定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角色？当然，政府并不就意味着获选的政治家，政治家们来来往往，但政府还是那个政府，而政府高级行政人员要使每一届获选政治家们明白整个国家长期的局势和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任期内的情况。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必须尽力确保本国资本家获得尽可能最好的条件，这样才能使他们愿意增加对生产性环节的投资，提高生产力水平，并提高产量，这是国家本身资源力量的物质基础。因为这一切都是由资本来决定的，所以政府绝对有兴趣去为本国最重要的资本服务。而且又因为这些资本在国际间运作，政府还必须努力去为它们的国际利益服务。这些资本不断把其收入和利润寄回本国，而且还把影响控制力扩大到了海外市场，从这些方面来看，政府就会认为其国际地位更牢同了：本国资本在国际市场上越是分布合理，该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就越是强大。这可能意味着，在核心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和由其他国家组成的整体之间一定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由于它国垄断企业的行为，导致某国主要垄断企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那么就会爆发国家间的非常激烈的竞争。但是通常而言，国际间除了存在劳动力分工之外，也存在着资本分工，因此，只有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大规模的国际汽车制造公司，而其他国家并不一定有。所以，英国就准备不再努力去维持其汽车公司的地位，因为英国有其他的国际领先行业（希望如此），如金融业、军用工业、制药业等。但是，对德国而言，如果它的汽车公司无法进人国际市场，那么情况就会截然不同了，因为战后德国的重点工作并不是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国际须先的金融市场。这两个国家都会致力于确保各自关键环节中资本的利益在国际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且，在这两个国家的大部分行业中，可能会出现“资本配合”，那时，它们就会彼此合作，在与第三国的谈判中，它们可能会联手，互相帮助。欧盟最近的发展，特别是统一市场最近的发展，能够显示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方面彼此合作的程度。建立欧洲统一市场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欧盟内部阻碍国际竞争的障碍。但是，这一统一市场使得每个成员国能够鼓励本国各行业的领头企业扩大其国内垄断势力，然后设法与欧盟中的其他国家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合作，这样，它们就能在垄断性的“资本分工”中共同合作。这种组成卡特尔的合作性做法在某些环节中显得比其他环节容易得多：无论如何，统一市场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而所建立的合作性卡特尔联盟通常并不稳定。然而，在维持和加强国家间合作方面，统一市场计划比任何新重商主义理论家所预测的都要成功得多。同时，要不是欧盟作为影响世界其他经济国家的一种有效杠杆而对其成员极具价值的话，欧盟国家是不可能如此成功地实现地区性合作的。欧盟把欧洲资本聚集在一起，进行合作性运作，其国际性目的有：（1）每个成员国都可利用欧盟的贸易体系，阻止来自欧盟以外国家的进口商品对其构成竞争。（2）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方面，每个成员国都可以把欧盟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外交杠杆手段：威胁那些不愿意打开本国市场的欧盟以外的国家，若它们继续这样做，将无法进入欧盟市场。（3）欧盟贸易体系并不涉及成员国的促进出口问题，所以每个成员国都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任何方法，增进本国垄断性企业在国外的利益。在核心经济国家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在核心圈以外寻求新的突破口成了一项主要的任务，而欧盟为其成员国在设法完成这一任务时提供了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公共服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利益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我们可以来研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因为美国能够主宰国际经济管理的作用过程，而且美国又是国际上主要的军事—政治国家，所以美国在各方面极具优势，这就使得它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更有能力改变国际环境，使之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元—华尔街体系就是其主宰优势的一个主要例子，整个世界都处在美国的影响范围之内，而且，美国还希望通过其资本在国际上不断加强的力量，来确保对整个世界的持续控制。此外，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可在更多的环节中寻求确保其资本的统治地位。对于美国的领导人而言，带着资本主义的眼光去看整个世界，这与去看一张普通的世界地图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地缘战略学以及相关的后勤基地和物流要求之外，国家版图的幅员辽阔本身意义甚微，真正关键的首先是战略性经济原材料（石油等）的分布位置，如有可能，必须对这些重要物资进行严格控制，这是维持主宰地位的绝对必要的条件。而除此之外，对美国有意义的是些规模非常小的地理区域：那些有着今日或未来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和主要市场——特别是美国资本的决定件环节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区域。对于未来环节中高技术劳动力的控制，以及对于高技术劳动力所制造的机器的控制，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种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只有通过国际市场销售才能实现。例如，在19世纪，英国劳动力制造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一小部分比较富裕的人在各自的国家购买英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在现今世界中，真正的大市场通常要集中得多，主要是在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小型区域：北美、西欧和日本。因此，对于寻求加强其资本地位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对这些规模相当小的区域的控制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也必须以动态的概念看待这一问题，它们必须找出以后的25年中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地区和主要市场的方位，并设法对由此产生的大量价值进行控制。至于这此范围之外的大量的其他地区并不重要，这些地区的居民至多只有一些附带价值，甚至根本毫无意义，大国惟一要关注的是要遏止这些国家可能出现的动乱，阻止这些国家滑入可能会影响国际其他国家的野蛮状态中。在这一框架体系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确保其资本主义主宰地位的原则，但是我们无法确定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与合作的程度。要确定这个问题，就要看美国保障其关键环节的资本对主要地理经济区域实施控制的需求与这些地区实际发生情况之间的吻合程度。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任何国家若是企图阻止美国资本顺利地进入这些主要的劳动力和市场密集区域的话，肯定会招致美国极为猛烈的反击，更不用说是企图在这一地区周围设置障碍，使之发展成为能够在关键环节上对美国资本发起进攻的地区性发射台了。所以，美国的利益是毫无疑问地确保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地区向美国资本顺利地、制度化地打开其市场，同时确保这些地区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如为了在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得大过于美国的力量而进行转型，而使美国资本无法进入。如此条件之下的美国无须经常担忧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会超过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如重商主义者所声称的：毕竟这种发展就是美国公司在这些地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发展。在另一方面，任何把美国排除在外、积极进行大规模经济发展的国家，都会成为美国的敌对国家。然而，有关美国策略的最后一点，我们也应该提一下，就美国在金融领域所保持的统治地位而言，美国及其资本一定会利用这种金融力量，以便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吞并其他地区的资本主义公司。美国所具备的这种金融打击力量使之有机会能够为了控制市场而对竞争对手进行吞并，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这些地区的法律并未禁止这类恶意收购。所以，市场开放并不仅仅意味着美国公司能够在其他政治经济国家建立自己的企业，它还应该涉及与生产有关的其他力面，包括公司管理的法律形式和有关公司收购的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应该有利于在关键环节中运作的美国公司，使之能够进入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国内市场。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与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建议正好相反，美国会希望其军事活动配合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进行的其他活动：因为军事力量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美国通过利用其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主宰地位而从该体系中所获得的巨大优势，并不足以确保其统治地位，因为成功控制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并不意味着获得了一切。美国需要把其统治地位构筑在对全球经济中的生产环节的控制之上，而目，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美国对国际货币金融的控制最终都会是十分脆弱的。所以我们可以以我们并不成熟的理论为基础，建立一套假设：（1）美国政府若理智行事的话，应该会希望确保其关键部门的资本在市场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获得控制权。（2）美国政府会希望确保最活跃的劳动力密集地区和产品市场能够最大程度地向美国资本开放。（3）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出现被这类市场排斥在外的风险，会采取应急性的非常措施。（4）美国政府会要求建立一些制度，以确保对那些同时是剩余价值主要国际产出中心的关键地理区域的结构性控制。（5）美国政府会使美元—华尔街体系朝着实现上述目标的方向发展，除非它拥有更合适的策略手段。20世纪90年代早期国际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模式1993年克林顿上台，美国在经历了20年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之后，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致与70年代时相同，但不同的是，美国出现了一种70年代不曾出现过的令人担忧的新弱点症状，这种症状反映在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上。美国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出现过国际收支逆差，但那时的逆差是由于非结构性因素引起的：越南战争和美国向西欧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目的是要在欧共体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以便为未来的经常项目挣得大量收入。但是到了1993年，美国经常项目中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逆差，这种逆差既是由贸易逆差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美国必须偿还其不断增加的国际债务而产生的，美国的债务高达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0%。我们知道，经常项目收支是一项重要的指标，它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的资本是否能从其他国家中获利更多，还是正好相反。[1]美国的贸易逆差说明了美国在生产部门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竞争劣势。如果经常项目不能保持顺差，那么该国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可能完全稳固。当然，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能够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自由地摆脱支付方式的限制，但是，贸易逆差仍是一种弱点的症状，一种人们在经济危机中肯定可以找到的弱点的症状。而且到了1993年，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它的同盟——日本（虽然在华盛顿，这一同盟越来越被视为是“对手”）的合作，才能弥补经常项目中的这些弱点。日本的资金不断流入美国市场，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实际上帮了美国财政部的大忙。[2]布什在任时的最后一项举措就是再一次试图迫使日本政府——这一次是在汽车工业的竞争上——作出妥协，以维护美国的利益，而结果却很让布什丢脸，也让美国的领导层感到不安，因为日本人根本不把布什当一回事，而且日本人还显示出他们对在资助美国政府方面所起的作用了如指掌。因此我们必须来研究一下经常项目逆差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问题，而且我们也应该对美国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的全球资本主义动态发展中的总体情况作一个总结。美国许多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衰退论”（指的是美国正在步l914年前的英国的后尘，选择了一条最容易走也是最容易出乱子的路，最终走向永久性的衰退）。当然，这种说法十分夸张，但是，与20世纪早期的英国进行比较，这一点绝对是具有启发性的。确实，当代国家间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国际体系的动态发展之间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来对这两种情况进行分析：核心竞争对手、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附属的支持性地区以及有组织的劳动力。当然，领头国家分别就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在与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之间不断发生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经历了相当长的发展阶段：对英国来说，其他国家就是除英国以外的西欧，发展阶段就是19世纪；对美国而言，其他国家是西欧和日本，发展阶段是“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阶段。在英国和美国的这两种情况中，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即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发起强有力的竞争挑战，它们赶上了领头国家并开始慢慢占领领头国家的市场；核心集团内部分别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经济萧条的趋势；除此之外，核心集团内部还出现了紧张局面，而且，由于一些政治变化，如1871年德国各州合并成了一个统一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集团化发展趋势，特别是在西欧，[3]这些都使得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核心集团内部特别是领头国家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强的呼声，主张跨出核心集团的范围，去那些未开发国家寻求机会，以解决发达国家内部的问题。未开发国家中的一部分是被称为附属的支持性地区的国家，对英国而言，这当然就是它的殖民帝国内部的国家，特别是印度殖民地。在核心集团市场上已失去竞争力的产品可以被大量倾销到殖民地的市场上，这些国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可以进行重组，以适应这种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制成品出口中不少于51%是纺织品的出口，以前这些纺织品都是销往欧洲的，而现在它们销往殖民市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一年中，这些出口中的60%是销往亚洲殖民市场的。正如埃立克·霍布斯鲍姆所形容的那样，“是亚洲拯救了兰开夏郡”。但其实亚洲所做的远不止这些：因为亚洲市场支撑住了兰开夏郡的纺织业，这就使英国有能力继续从世界各地进口产品，以满足国内需求，这样也就缓解了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印度间接地支撑着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印度关闭国内市场，兰开夏郡的纺织业崩溃，那么要求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就会无法阻挡，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这种压力就在英国工业的中心地带不断形成并日益加剧。如果英国选择了贸易保护主义，那么国际货币体系就会被摧毁。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经济萧条，在这种背景之下，出现了一种与英国借助殖民市场类似的体系。美国试图通过大量出口和旨在寻求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把附属的支持性地区变成美国产品的倾销基地。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打开这些国家的市场，重组这些国家内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确保这些市场能够吸收美国产品。这样，美国出口的大幅度上升，又反过来支持了美国国内的产品市场，缓解了核心集团内部的紧张局面。与英国的模式相似，90年代美国一半以上的出口都销往南部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然而，即使在自家后院的拉美市场上，美国的出口量也低于欧盟国家。不管是在较早的时期，还是在现今阶段，附属的支持性地区还为核心国家的生产过程提供了重要的，但同时又是廉价的生产资源。[4]当然，美国和英国各自对其附属支持性地区的控制机制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英帝国的直接统治意味着对殖民地不存在国际收支平衡的限制，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体系就是以英镑为中心的。英国可以让这些国家与伦敦的贸易出现永久性的逆差，而无须向它们提供市场，以支付由于逆差引起的债务。而对美国而言，在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同时，需要不断向这些附属国家提供出口市场，使这些国家能够向美国金融环节偿还债务。在另一方面，英国必须直接负责维持其附属国家内部的秩序，而美国的体制使得美国可以把这种责任推到这些附属的主权国家本身的头上。所以，即使作为“后备市场”对美国而言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但这种情况可能就像是一种摇摆和迂回。派特内克进行了一项先进的、创新性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19世纪末期，世界经济中出现了核心集团之外的另一个因素，该因素同样也是整个体系运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由可被称为新发展中心的国家构成的。这些国家为了积累生产性资本，除了吸收剩余劳力之外，也从核心集团吸收剩余资本。在1865—1914年之间，核心集团的大部分资本出口是以英国有价证券投资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在这一时期，英国有价证券投资中的68%是投资于这些新的发展地区的，其中的一些是在英帝国范围之内，而另外一些则跨出了这一范围。英国借贷资本家把资本大量投入新发展中心，其行为本身是把早先的投资目的地改为更落后的西欧中心地带。在后来的一段时期也出现了同样的模式，只不过这种模式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核心集团中出现的经济衰退并未带来能够缓解局面的巨大劳动力输出；其次，并不只有核心集团中主要国家的投资者才向新发展中心地区进行生产性投资，核心集团中的外流资本部分也来自集团中其他国家的生产性资本。另一种相似之处也同样重要：在这两个时期，有组织的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似乎都非常薄弱，因此，政府能够采取策略，对核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加以掩饰，并把矛头不仅指向未开发国家，而且指向工人阶层（在第一个时期中出现的劳工移民使这一点更容易做到）。同样地，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有人希望劳工运动会永久性地衰退下去，这样核心国家之间大部分的紧张局面就可以通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加以掩饰，并向下转嫁。当然，这两个时期也存在着重大的差别。首先，与现阶段相比，来自伦敦的资金的国际化程度在第一个时期更广泛、更深入，单是英国银行在世界各地就有8000多家分行。其次，通过法律统治的方式进行外部扩张，这已经不再可行：帝国主义权力中心无法再维持对南部国家的直接控制。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安全条约和跨国公司这些机构在运作时，必须与当地主权国家合作。这些主权国家根据帝国主义体系和国际法的要求，必须为与核心经济国家发生联系而可能在其国内发生的任何情况承担起全部责任。第三，第一个时期的国际化发生在核心集团内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异常稳定的背景之下，这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混乱状况完全不同。90年代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们熟知历史，对他们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前一个时期和现阶段是否还存在着另外两个共同点。首先，在第一个时期，核心集团内部出现了对英国权力的挑战，其形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经受住了这次挑战，但已在货币金融关系中的统治地位却受到了致命的削弱。美国会面临类似的挑战吗？第二，英国又面临了来自新发展中心的另一种不同的挑战，新发展中心的国家包括像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以及阿根廷、日本和美国这类国家。美国帮助英国对付来自欧洲核心集团国家的挑战，并以此为手段，获取了核心集团的出口资金并从英国手中夺取了控制权。这种情况还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生吗？要找到会令美国同样经历英国曾经历过的那两种挑战的因素并不太难：第一个因素，我们可把它称为货币—金融威胁；第二个是来自新生产中心的威胁。●货币—金融挑战这种挑战首先可能是由于欧元的构建和美国国内的金融动荡这两者引起的。一次严重的美国金融危机有可能会使美元—华尔街体系走向其对立面：美国国库券可能会出现资本抽逃，由此会引起回流的美元资本的抽逃，而对美国非常严重的外债危机而言，这些回流的美元资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发生了任何令美国金融市场干涸的事件，那么美国金融市场上的外国借款国可能就会抛售它们用来作为美元储备安全保障的美国国库券，这就可能带来双重影响：随着利率的大幅上升，在美元国库券市场上偿还美国债务的代价就会上升；同时，欧洲市场的利率会下降，因为人们会大量地用美元去兑换马克（或欧元）。美国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借入马克或日元，而美国与这两个货币区域恰恰存在着经常项目逆差。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担忧起美元的中期前景，而且由于整个世界经历了长达25年之久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大量的美元已遍布世界各地，所以当人们开始自我保护，以逃避即将来临的美元危机时，这场危机就带上了一种新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美元开始变得类似于卢布——一种贬值起来似乎无下限的货币。当然这是一种噩梦般的情况，而且也只有当美国金融体系所出现的危机达到墨西哥危机的程度时，才有可能出现。但是，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系列小型的但却在不断加强的震荡的话，也有可能出现相同的结果。不管是发生哪一种情况，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总有一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会突然发现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即世界领导权已经花落他家。当然，只有在除了美元之外，又出现了一种可选择的世界性货币的情况下，这种倾向才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货币可能不会是日元，因为尽管日本拥有其他国家无法与之相比的金融顺差，但是日本国内的金融市场规模太小，无法支持日元使之成为世界货币。而且从贸易角度而言，日本的经济太闭塞——它的进出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但欧元就完全不同了，由于有着巨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出口的支撑，欧元可以很快就成为一种主要的国际货币。而且如果欧洲金融市场统一了的话，它们就能很快与华尔街抗衡，成为国际资金的重要来源。如果那时欧盟对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欧盟境内进行运作的同时欧盟应享受的对等权利进行严格的解释的话，欧盟就会限制美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欧盟内部运作，直到欧盟的金融机构在美国市场上获得了同样的权利为止（目前欧盟的金融机构还不具备这种权利）。这种前景，即使说得委婉些，都会令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感到不安。●来自新生产中心的威胁这种威胁似乎不那么紧迫，但却更危险。它来自于日本资本主义与东亚和东南亚发展中心的结合。这两者都成为了世界生产体系的主要中心，致使美国资本的赢利取决于与这一地区的联系。而且这两者同时又对国际劳动分工进行重新组合，致使美国工业处在了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位置商品”——为国际有钱阶层生产的、代表其身份地位的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的固定资本都将属于东亚。如果与西欧一样，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日元区和贸易集团，该地区成为了一个整体，那么上述这种威胁就有可能出现，而且这种威胁将极具杀伤力。美国可能会突然发现，想凭借其政治力量打破该地区的障碍并进入该地区，就会招致该地区的联手抵抗。日元区作为杠杆力量的源泉，会严重削弱美元—华尔街体系。同时，日本——因为它不是一个债务国——就可以聚集起巨大的金融资源，用于生产性投资。这样南部国家的财政部长，甚至是美国的财政部长，都会排着队，请求东京提供投资和金融支持，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工作就仅仅是围绕着圈子日见缩小的、附属于美国的那些国家了。正如美国在20世纪初期曾经帮助过英国一样，日本的区域性领导人也会非常乐于帮助美国，以阻止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他们甚至会支持一个美元—华尔街区域，类似于美国在“二战”后支持过的英镑—伦敦区域。从80年代末期开始，这两种潜在威胁就成了美国政策专家主要考虑的问题，当然，也并非是惟一考虑的问题。美国拥有巨大的政治力量，可以与这两种威胁进行抗衡，并可以以有利于美国的方式，对冷战过后的整个世界进行重塑，进一步稳固美国在21世纪中的统治地位。而且，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的税率是最低的，所以美国能够采取必要的结构性措施——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中税收所占的比例——使其政府的财政基础更牢固。但是，当克林顿政府上台时，美国政府政策分析和政策讨论的层面与过去存在着质的区别：需要研究的问题已不再是在一个大部分为已知的战略环境中进行不断增强的策略性调整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需要研究的是历史性战略回顾问题。上述两个威胁中，来自欧盟的威胁表面上似乎更具危险胜，但其实美国也发现了一些能与之抗衡的因素。首先来自欧元的威胁并不是由于欧元的发行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欧元有能力作为种世界货币而挑战美元。但是欧元要挑战美元，首先必须具备一些必要的支持条件，而欧盟在短时间内是无法获得这些条件的：一个可依赖的、牢固的政治基础，在危机中可作为统一的政治单位而共同行动的政治基础；具有独立于美国的、足够的军事政治能力，而目前这种能力的发展进展很小；由统一为一体的政治当局支撑的强有力的、统一的金融环节——要实现这一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一个连贯的而且在政治上能被接受的，有关欧洲大陆社会经济的政策框架，这种政策框架通常会受到自发的市场力量的削弱；一种用来消除长期存在着的欧洲经济衰退的方法，这种方法欧洲中央银行似乎还不太可能找到；一种用来消除欧洲政治中存在着的分裂倾向的方法，而目前欧洲却出现了极右势力的发展，而且，对于社会政策和整个欧洲的民主统一性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此外，最具破坏性的可能是，欧洲大陆的东部国家，其社会和经济结构支离破碎，需要进行调整，而欧洲国家明显不具备这种能力，无法提供一些合理的、严肃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最后一点是，因为西欧领导人长久以来一直有着争争吵吵的习惯，所以美国政府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使他们四分五裂。同时，美国资本不仅很容易进入欧盟市场，而且对于美国公司而言，欧盟现在的政治结构极为有利，因为这一结构的中心是一个不受欧盟内部民主机制控制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目标是解除管制，以利于跨国贸易，所以，该委员会很容易会受到美国跨国公司影响力的控制。而东亚和东南亚，由于在政治上并不统一，所以乍一眼看去，这个地区似乎不那么具有威胁性，但是，这一地区却存在着两套强有力的、从未来的角度看是互补的社会网络把这一地区的资本捆在了一起：以日本贸易为中心的网络以及连接中国大陆与海外贸易的网络。而这两种网络正在世界上惟一出现真正资本积累的地区发展着相互之间的联系性和互补性。而且，这两种网络都倾向于把美国资本排除在外，更糟的是，该地区比较发达的经济国家，特别是韩国，正直接打入美国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环节所占领的市场。此外，该地区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之间正变得越来越协调，绝大部分国家都设立了种种障碍，使美国无法在它们的政治经济方面施加支配性的影响力。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克林顿政府根本没有面临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威胁，但是如果从新重商主义的角度看，却是到处都存在着威胁。而从我们所作的假设来看，对克林顿政府构成的威胁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这种威胁还将是一种潜在的非常严重的威胁，因为这种威胁产生于积极的资本积累，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金字塔中，这种资本积累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当然，美国资本主义也会乐于顺应这股潮流，因为这股潮流为美国在出口和内部结构投资等方面带来了巨额的绝对收益，但同时这也代表着一种威胁，因为这些绝对收益越是可观，那么美国政府就会越难采取能令其在地区性竞争中胜出的强硬措施。克林顿政府的策略克林顿集团及其通常采用的立场当克林顿上台时，美国国内充满了一种正发生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正面临着一个是造就一个伟大的时代还是成为历史的感觉。美国人意识到了美国在军事领域和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强大力量，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人也意识到了来自东亚的威胁，并对欧洲心存疑虑。人们意识到美国即将通过新的信息工业，创造出一整套全新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模式中，信息工业将起到发动机的作用，为重振美国所希望控制的国际资本积累开辟一条康庄大道。但是虽然美国在信息工业这个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信息工业却并未给美国生产力带来所谓的具有改革作用的潜能。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与苏联国家集团和国际左翼运动的斗争中美国取得的胜利，但是与此矛盾的是，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却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美国用来在全世界施加政治影响力的方法，以及通过类似于冷战时期安全区域的机构来加强这种影响力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所以当克林顿上台的时候，美国知识界正全力研究着这些战略性问题。正如一个政策专家所说的，“从根本上而言，我们必须为冷战后的对外政策建立一整套新的理论基础。”还有一些专家认为，克林顿所面临的任务与杜鲁门在l945年时的一样。一个学者说道，克林顿“目前正处于开创”国际事务新纪元的时刻，这“关系着下半个世纪的安危”。当然，克林顿集团本身并不打算公开它们是如何从理论上去理解它们所面临的战略性问题，和为解决问题而制定战略和策略的。人们必须间接地解读种种迹象，例如，去解读克林顿政府的人员任命和机构安排，以及政策声明和政策制定。克林顿对高级外交官员的任命，如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安东尼·莱克（国家安全局）、玛德琳·奥尔布赖特（驻联合国大使）、劳埃德·贝森（财政部），都属于按常规出牌，这些官员都比较保守，他们与往届政府的联系，甚至可以追溯到卡特时代。[5]很多观察家都觉得奇怪，克林顿作出了如此保守的人员任命决定，可他却被认为是一个对外关系的行动主义者。其实这些观察家的看法本身就是过去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过去，人们以为国务卿或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或国防部长所作的决策就代表了国家的外交政策，这种陈旧的观念忽视了国家的经济策略手段，而克林顿正是把这些手段置于了积极的行动主义者的手中。克林顿为充分利用国家经济策略的杠杆作用而组成的政府团队十分引人注目：罗伯特·罗宾、隆·布朗、米基·坎特、劳拉·泰森、拉里·萨默斯、杰夫·嘉顿、艾拉·马哥兹那和罗伯特·里奇（以及副总统艾尔·戈尔），这些人对于如何捍卫美国的统治力量，都有着与众不同的共同观点。对他们而言，这是“关于经济的问题，笨蛋”。[6]而且他们认为，要想加强美国资本主义的地位，就必须首先采取国际政治手段。此外，与这种观点相呼应的是，他们还坚信国家政治手段在经济事务中的重要性，甚至是主导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规来创造这种路径。而且民族国家和市场力量之间不应该存在无谓的对立：不管在技术、贸易，还是在金融方面，它们都应该共同合作，互相帮助。克林顿任命的这些人不是传统的民族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他们同样也不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人们用“全球主义者”这一名称来形容这一团队所代表的这种思潮，即他们是一种全球新重商主义的鼓吹者。他们所持的新概念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从政治军事资源和关系这一领域转移到控制先进技术和控制市场这一领域。人们也用“地理经济”这一名称来描述这种新游戏的本质。与其他人相比，劳埃德·贝森可能属于不同时代的人，而且出身背景也不同，但他同样持有“全球主义者”的观点。在劳拉·泰森所著的《谁在打击谁》一书中，以及在那些在政府中工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士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新团队所持观念的解释。克林顿新任命的美国贸易代表米基·坎特经常直截了当地阐述他们的观点，他公开支持美国采取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以确保21世纪会成为一个“属于美国的新世纪”。他这样说道：“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那时，当我们的贸易伙伴不履行他们的义务时，我们不去追究，这种日子早已过去，国家安全和我们的民族经济安全这两者无法分割……现在不再有单方面的付出，不再有免费搭车者。”克林顿对主要行政部门的改组就反映了坎特所谓的对外经济目标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联系：克林顿刚一上台就在白宫内部建立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之所以为该委员会起名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是为了要显示该委员会将会在美国全球策略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就像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在冷战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同时，国会指令贸易部建立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以协调负责制定贸易政策的19个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而且还有一个现象也很能说明问题，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罗伯特·罗宾——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对冲基金投机商，他曾是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高级合伙人。[7]克林顿对罗宾的任命使克林顿集团与华尔街建立起了最初的联系。大卫·罗斯考夫特总结了克林顿政府对所采取的举措进行定义的方法，其实罗斯考夫特本人也曾参与了这些举措的制定，他把克林顿政府制定的新的国际策略描述成一种“狂躁的重商主义”策略。而斯坦利·霍夫在研究了克林顿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所采取的新的积极行动主义策略，以及为使其他国家向美国产品、资本和服务打开市场而采取的行动之后，也作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战略性关注在整个克林顿执政期间，许多关注克林顿政府的观察家都认为，克林顿政府所采取的国家经济策略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东亚和东南亚。在罗斯考夫特看来，这是整场运动的主要目的，他说道：“商业外交，不管如何定义，如何实施，它的发展归功于许多其他因素，但同时也归功于亚洲新兴经济国家的兴起。”如果美国“要维持其经济领先地位的话”，亚洲和东南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克林顿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相反，它们声称，它们的目标是要打入它们所谓的十大新兴市场。但这十大市场中有六个在亚洲，它们分别是中国、印尼、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而其他四个市场中，美国已经占领了两个：墨西哥和阿根廷，第九个市场，波兰，实际上通过自身的努力，也已经向美国开放，这样，除了亚洲以外，就只剩下巴西是美国的主要目标。所以，从根本上而言，十大市场的目标就是指亚洲。克林顿政府把在世界新兴市场上的目标定为价值为1.5万亿到2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其中出口机会占1万亿美元。按照罗斯考夫特的说法，美国的“情报机构也被卷入了贸易争端，它们为这些经济行为提供分析和其他形式的帮助”。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杰夫·嘉顿1994年l月在纽约面对对外政策协会发表的演说中首次对这种新兴大市场策略进行了概括。1989—1994年期间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副署长的约翰·斯特瑞姆勒指出，虽然克林顿“从美国在一小部分国家中的特殊利益这一角度”去定义他的“对外政策学说”，显得有点不同寻常，但其实里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做的，里根当时的目标是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尼加拉瓜。斯特瑞姆勒指出，美国之所以会特别关注印度尼西业，主要是因为日本和欧洲正在夺走美国在该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斯特瑞姆勒同时解释道，美国为占领印尼市场所采取的行动会“使日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日本把印尼看做是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问题的关键是要在美国和目标国家之间建立起经济和政治的“交叉点”，换言之，就是要对这些国家国内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以使它们与美国资本主义之间实现一种整合一致。正如斯特瑞姆勒所言，“克林顿政府的策略专家似乎已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即国内必须实现的目标和国际上的现实情况都要求一种新的更微妙的‘美元外交’形式——美国与构成现今大的新兴市场的少数几个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方面更多的整合一致。要在这些外交方面取得成功，就如同要实现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外交目标一样，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如果成功的话，就会给美国带来整整一个世纪的、无人可超越的繁荣和安定……”为打进这些市场，克林顿政府公开寻求美国经济的贸易伙伴，商业部长隆·布朗直接督促美国公司在签订特定合同时寻求政府的政治帮助。除了进出口银行之外，美国政府还发动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贸易发展协会向那些在大的新兴市场上寻求准入和控制的公司提供优先帮助。但这只能是一个小细节，根据大西洋委员会国际协会（北约引导民间舆论的机构）中的荷兰部所作的一项研究，克林顿政府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概念是，国家之间的竞争正从以政治军事资源为中心转移到控制先进技术和控制市场这一领域中。这种观念与我们所作的有关美国20世纪90年代合理对外策略的假设极为吻合，我们认为美国对外策略的目标应为东亚和东南亚。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可以使用什么样的策略组合来决定性地打开这一地区的市场，使之接受美国的霸权地位。策略选择对于一个拥有像美国一样巨大资源的国家而言，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把目标地区内的劳动力和市场永久地置于本国和本国经济公司的控制之下，我们在此简单地概括一下这些方法。（1）以前欧洲帝国使用的方法：直接的军事统治和服从。（2）把该地区的国家组成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同盟，一致对抗一些来自外部的威胁：这是战后美国为在关键生产部门获得霸权而采取的典型做法。（3）向该地区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战争（包括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为对抗其“同盟”而采用的石油战）。（4）在利用多边组织方面，采取一种更激进的行动主义策略。（5）在双边和地区型经济策略上采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6）通过宣传，寻求本国与目标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系。（7）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提供的手段，进行货币金融竞争。为了对克林顿政府所面临的制定政策方面的两难境地有所了解，我们将对上述这些可能被采用的手段进行简单的研究。●直接的军事统治和服从当然这种选择方法不能当真，但是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不能当真，这一点极具启发性。理由很简单，虽然美国在武器技术方面极为先进，在军事能力方面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但是在当今世界，采取军事镇压，继而进行殖民统治这种做法是无法想像的。原因之一是，随着美国打击对手的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美国几乎拥有了无限的能力，但同时美国承受人员伤亡的能力却变得极低。而在当今世界中，直接进行军事控制，并打击被控制国的国民运动，都要求军队具有一种可以承受大量伤亡的能力。[8]世界民众政治意识的增强以及空闲时间的增加，使得19世纪常用的战舰加殖民主义的策略在今天已经不再可行。另一种选择是，发动国内政变，扶植依赖于并服务于美国利益的集团上台，以实现支配该国的目的。但是这种行动不可能凭空实现：通常这需要该国国内存在一种人们意识到的威胁（传统上总是来自左翼的威胁），而统治阶层中有一部分人认为现今政府未能对这种威胁采取对策。如果一个地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而且国内也不存在严重的社会威胁，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不会存在。但是，如果这两种策略都不能采用的话，那么似乎就存在着一种无法解决的两难局面：假设必须接受目标国家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原则，那么美国别无它法，只能通过目标国家内部的社会统治阶层来实现美国在这些国家内部的目标。这样，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该如何改变这些社会统治阶层的态度。●把目标国家组成个一个由美国领导的、一致对抗外部威胁的同盟，为获得美国的保护，有关国家只得向美国公司打开国内市场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采取的典型做法。塞缪尔·亨廷顿曾经解释过美国的这种策略是如何运作的：“西欧、拉丁美洲、东亚、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中东和非洲都进入了所谓的‘自由世界’，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指的其实就是安个防卫区。在安全防卫区内的国家政府认为采取下列行为符合其国家利益：①接受华盛顿政府含蓄地或明确地担保该国独立性，或在有些情况下是该届政府权威性的承诺；②允许美国各种各样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进入本国，这些机构都希望实现它们认为是重要的目标……欧洲和第三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发现，允许跨国公司进入所带来的优势超过了企图阻止这些公司进入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对此大卫·罗斯考夫特进行了补充说明，他认为，在战后，“对于接受美国安全保护伞保护的国家而言，由美国保护而带来的和平绝对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一个国家在安全防卫方面依赖于美国，它必须同时与美国进行贸易与商业方面的往来。”这种策略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美国必须有能力说服当地社会的统治集团，使它们相信它们面临着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第二，美国必须有能力说服这一集团，美国，也只有美国才具备对付这种威胁的决心和必要的资源。在西欧，威胁当然就是共产主义的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而且根本不需要说服西欧的统治阶级相信这种威胁的存在，相信美国的能力——相反，在许多情况下，它们都是在恳求美国出面干涉。[9]美国的大公司，靠着其与众不同的组织模式就这样进入了外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一开始是加拿大，然后是西欧（欧共体的法规和再发展对此起了促进作用），接着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通过这种方法，而不是采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原始军国主义概念，军事力量在战后资本主义权力政治中起了主要的作用。随着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布什政府仍然希望美国作为安全防卫区域控制国以及巨大军事资源拥有者的这一地位，能够在与其经济对手的竞争中，仍然成为加强美国资本主义地位的强有力的武器。布什进行了诸多努力，以确保北约中仍然存在一个完整的德国，然后，他又向伊朗发动战争，布什采取这些行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要让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其他国家知道，它们必须认真对待美国的利益。但这是一个错误的开端，随着苏联本身的解体，美国在政治上利用其巨大的军事优势的能力注定要受到削弱。当然，这种能力并没有消失，把西欧、中国、日本和俄国的军事资源相加，其总和仍然小于美国所拥有的军事资源，这一事实是世界政治中最根本的事实。毫无疑问，美国决心在对抗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力量的斗争中保持其战斗能力并获胜，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希望与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确实组成了一个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盟，那么美国就可以乘机在政治上再一次利用其战略性军事力量，使核心集团中的其他国家组合在一起，更牢固地受其控制。而且，这种军事力量也具有另一种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力量能够阻止美国的“同盟”，使它们不敢组成可能对美国资本主义构成威胁的国际联盟。在70年代末期，当德国和西欧的其他国家似乎有意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加强与苏联的经济联系之时（当时西欧面临着经济萧条，以及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混乱局面），美国叫嚣要对西欧的“芬兰化现象”采取对抗行动，并在德国和意大利部署导弹，同时在第二次冷战中发动全面攻势，靠着这些手段，美国成功地扼杀了这场运动。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排除了三足鼎力中的另两个中心想要直接挑战美国所拥有的世界资本主义领导权的可能性，不管是德国还是日本，对于这种冒险行为，都不曾显示出任何兴趣。但是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没能阻止三足鼎力中的另外两个国家在政治上发起直接的挑战，美国的问题是，在冷战后出现的新的未开发地区，美国正在逐渐失去保障其经济利益所需的政治杠杆作用，这些地区包括东中欧和东欧以及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并没有面临需要像美国才能提供的军事力量才能对付的外部威胁，所以美国在冷战外交中使用的手段就失去了效果。[10]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确实企图在东亚使用这种带有冷战色彩的外交手段，它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同时制造了两种威胁：第一种是指朝鲜可能发动的核打击会对该地区造成的威胁；第二种是指一种低层面的“威胁”——中国的人权行为。[11]这两种威胁当然都带有反共产主义的色彩。这些手段相结合，美国还发起了一场运动，试图使东亚和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日本，联合起来，在所谓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范围内向美国打开经济市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目标是既要以有利于美国经济渗透的方式开放市场，同时又要削弱在东盟地区组成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可能性。但是这些为了经济目的而采用的以前冷战时期惯用的策略都失败了。与平壤的对抗并未击中要害，美国渐渐发现，如果对平壤太强硬的话，由于害怕美国发动军事扫击，平壤确实就会使用军事手段，而军事冲突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而同时美国又发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倾向于接受中国在平壤和华盛顿之间进行调停，而不是加入美国的阵营，对朝鲜进行威胁。对美国而言，这是一种外交灾难和耻辱。至于美国企图在该地区获得政治上的支持，联合起来就人权问题向中国发难，美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美国未来同盟国家中的大部分都认为美国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调是不对口味的，这还是最委婉的说法。美国在1993年初期宣布今后的中美贸易关系取决于中国对其人权问题的改进，然而，一年之后，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宣称“我们需要把中美关系放入一个更大的更具建设性的框架之中来考虑”，而不是局限于完全以人权为中心。这种调子的转变是发生在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之时，但同时也是发生在美国经历了一年的挫折之后，因为在这一年中，美国的欧洲同盟拒绝在美国的领导下打人权牌，相反，它们都急切地希望能够在中国尽可能地扩大贸易。●向该地区发动全面的经济战，或以发动全面经济战相要挟（包括像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早期为打击其“同盟”而采用的石油战）从80年代中期起，美国国内就日美关系频繁地出现这种公开的言论，当时，美国一些很有势力的团体发起了一场大众媒体运动，把日本描绘成是美国的敌人和威胁，由此足以看到这种言论的严肃、认真程度。但是，如果对该地区或日本发动直接的、正面的经济战，或是实施经济封锁的话，那么代价将是十分昂贵的，而且还会产生许多与预期相反的结果。欧洲国家很可能不会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合作，这种做法很可能会摧毁由美国领导的许多国际机构的内部结构，而且还可能会动摇美国经济本身。所以，克林顿政府把发动一场全面的经济战用做要要挟该地区的手段，一种有可能将来在该地区使用的方法，同时克林顿政府还调动了许多政策工具和运作理念，使这种威胁更具说服力。这些手段包括：运用里根时代制定的用于发动单边贸易战的超级-301条款，加强所谓的反倾销行功的力度，声称美国经济介入其他经济国家已成了一个美国国家安全问题（这样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动用经济战的手段），鼓吹存在经济对立国的理论，而且对于这些经济对立国，自由经济的原则不再适用。此外，克林顿政府甚至对关税贸易总协定中的贸易问题多边原则都不再做表面文章，表示不再遵守，相反，美国采取了互惠这一主要原则，提倡“公平”贸易。最后，美国还威胁道，美国将在美洲大陆建立地区性堡垒，作为把东亚公司排除在外的手段。●积极行动，改变多边组织的行动章程在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中，80年代的美国政府在发生危机的国家身上获利甚丰，因为美国迫使这些国家向自由流动的国际资金打开金融市场，向美国金融公司打开金融市场，以及向美国公司打开资产市场，以便美国公司进行资产收购，等等。但是，美国所获得的这些利益都是视特定国家和所发生的特定危机的具体情况而分别获得的，并不具备整体性。这些利益的一部分，特别是与国际资金自由流动有关的利益，有一部分是回流的，就像在智利和其他地区一样。但是问题是，由于东亚和东南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所以美国的这些手段在这些国家大部分就失去了用武之地。在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已完成的工作的基础上，克林顿政府决定彻底改变各种多边组织的行动章程，使这些多边组织能够更努力地致力于积极打开经济国家市场，这样这些多边组织所起的功能性作用就与亨廷顿所谓的冷战期间安全区域所起的作用相似。罗斯考夫特曾经说过，那些希望在这些多边机构——就像北约这类机构——发挥作用的国家不得不就本国经济资产问题与美国打交道，因为美国是这些机构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试图在这些回题上避免“与美国打交道”，那么它就无法获得这些多边组织的成员国资格；而且，如果被这些组织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该国家就容易遭受一整套的经济竞争手段的打击；同时也无法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因为一个国家能否安全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已经越来越取决于该国在多边组织中的良好地位。所以美国制定并实施了四项相互关联的计划，来改变这些组织的章程，具体内容如下：首先，改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使之致力于最终消除各国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资金能够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在这一问题上取得的较大的政治性胜利是，l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香港会议上作出决定，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使之致力于在这方面实现完全的自由化。第二，在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中加入一整套的全新内容。具体做法是，达成一项使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议，其最终目的是使每个金融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进入任何金融体系，并拥有与当地公司同样的权利（所谓的国民待遇）。一般认为，在这方面取得的较大的政治性胜利是，世界贸易组织内部在1997年12月达成的有关全球金融服务自由化的协定。第三，在两个主要方面改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行动章程：①把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和对金融服务公司流动性的控制视为取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资格的前提条件；②增加一整套称为多边投资协定的法规，这些法规使工业公司能够完全自由地介入某个国家的国内经济，购买当地公司，建立自己的运作机构并控制当地产品市场。一般认为当多边投资协定在1998年最终达成时，美国在这方向也取得了较大的政治性胜利，虽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谈判的最后环节中还是一直踌躇不决。第四，要求多边组织从证券市场的组织到技术垄断（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方面采用一整套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使美国拥有领导权，能够对一个国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符合美国公司的要求，或者用另一种方法来表达的话，就是符合经济理论中的最新“科学”发展，这就是华盛顿共识的表达力法。制定并实施这些计划的目的并不真是要一下子就消除所有地区的机构性障碍。实际上，克林顿政府对拥有像智利这样一个重新实行某种程度资本控制的盟国，并没有任何异议。其实实行这些计划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些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转变，把它们作为所谓的政治“开瓶器”，来打开“某些特定政治经济国家”的“瓶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瓶盖”。在根本改变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过程中，涉及到了多种政治因素，对这一点的正确理解十分重要。首先，建立一个对全球具有控制性的世界体系，使之能够对当今世界广泛存在的、理由充分的、要求消除民族国家间竞争的呼声作出反应，这一想法极具普遍性，而美国的这些计划的实施看上去是顺应了这种现念，多边组织行动章程的根本改变似乎实现了这一点。第二，另一种想法也同样具有影响力，即通过法律的规范，通过使用对所有国家都适用的全球法，来取代一国对付另一国的领导政治。多边组织章程的彻底改变似乎与这种愿望相吻合，因为人们以为这些多边组织是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进行运作的。但是，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上述两种颇具影响力的观念存在于一种与这两种观念完全矛盾的现实之中：对大部分成员国而言，多边组织具有超国家的力量，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特别不适用于控制多边组织的美国。一个被某个国家用来控制全球的组织并不是“对全球具有控制性”的超国家机构。美国可以把它不喜欢的内容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日程表上删除。美国同意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其条件非常明确，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对美国“不公平”，美国政府有责任对其置之不理，这种做法就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了讨价还价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法律的框架体系。万一美国能够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体系之外达成一项更好的双边交易，美国就会置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而不顾，缔结这笔交易。正如荷兰大西洋委员会有关美国贸易政策的研究所显示的，在克林顿的领导下，美国的这种贸易政策在“公平贸易”的代名词下，正朝着管理贸易的方向发展，所使用的是与美国互惠的指导原则，而非多边主义原则。[12]美国在日美关系上，一直系统化地使用管理贸易这一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用结果导向的体系来取代法规导向的贸易体系。换言之，目标国家在某些产品的进出口数量方面，必须受一些规定指标的限制，就如前经济互助委员会形式的贸易计划中规定的那样。美国发起的这场彻底改变多边组织章程的政治运动还有最后一个特点值得我们关注，即如果没有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支持，整个这场运动根本不可能完成。在乌拉圭回合结束之后，在按照两个中心的利益重组并征服世界经济方面，明显出现了一种新的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迹象。正如美国商业部副部长（负责市场进入和协调）瓦格所解释的，“经验显示，虽然我们的国家很强大，但是我们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打开世界市场，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获得合作伙伴的支持……如果没有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领导，那么就没有哪一个回合的贸易谈判或主要的多边行动会取得成功。”瓦格继续解释道，对于乌拉圭回合、信息技术协议和基础电信业务协议而言，先前的美国—欧盟协议是多么的重要，对世界贸易组织的金融服务协议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草签的多边投资协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法国政府提出反对之后，情况有所变化。斯图尔特·艾森斯塔特，负责经济、商业和农业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也同样强调了这种合作性努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合作能够向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施加压力，使它们就范。在建立这类跨大西洋联盟的准备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机构是所谓的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该组织是由美国商业部部长隆·布朗在l994年12月的乌拉圭回合中提议，并于l995年11月在塞尔维亚的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正如美国商业部副部长瓦格提到的，他主管的部门之所以提出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这一概念是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公司各自向对方市场作巨大的交叉投资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跨大西洋贸易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会在任何对美国和欧洲双方都有利的共同方案上达成一致。”跨大西洋业务对话组织在一年两次的美国—欧盟峰会召开之前定期举行会议，达成提案后，向峰会提出。●在双边和地区性经济策略上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组合克林顿政府不断地把双边、地区间、地区内部和多边策略以一种非常复杂、非常高明的方式结合起来，以寻求最大的收益。有一个阶段，这种做法似乎在朝着一种新的经济门罗主义运动发展，目的是要占领拉丁美洲国家市场，削弱拉美南部共同市场，并威胁要把日本、东亚甚至是欧洲排除在外。当其他地区出现恐慌时，美国政府就——比如说——与东亚交涉，如果东亚同意和美国达成一笔美国希望获得的市场进入的交易，那美国就担保东亚和平。而这样一来，欧洲就会担心美国在单方面地与日本达成一种双边垄断交易，所以欧洲就主动提出与美国达成双边的美国—欧盟垄断交易或是一个全球性的多边交易。美国又利用欧洲的这种提议去威胁亚洲，要求东南亚联盟国家同意与美国在这方面进行交易，等等。就这样，克林顿政府灵活地运用着这种把特定国家或地区排斥在外的威胁策略：这种策略极为强调早期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所谓的巨大的战略性意义，使欧盟和东亚国家都担心克林顿政府会建立起一个地区性堡垒，用以发动贸易战。这种环境对克林顿政府非常有利，因为这样它就可以最终与法国政府在乌拉圭回合上针锋相对。同时，法、美长期存在的争端使其他国家无暇顾及提议中的世界贸易组织条约，亚洲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与世界贸易组织达成了交易之后，克林顿政府就与国会取得了一致，即如果世界贸易组织开始“不公平”地对待美国，美国保留对该组织置之不理的权利。克林顿政府想尽办法使亚太经合组织成为建立美国—日本集团的强有力的杠杆手段，惟一的条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包括日本，必须向美国打开本国经济。通过双边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力量，克林顿政府极力推动东亚国家的门户开放运动。1993年亚太经合组织在西雅图的峰会上同意建立“一个亚洲太平洋经济国家共同体”，并促进了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圆满结束。第二年，亚太经合组织在印度尼西亚达成的茂物宣言宣称，到2010年占亚太经合组织贸易85%的工业化国家，以及到以2020年该地区的其他国家，“要实现自由及开放的贸易和投资”。1995年亚太经合组织大阪峰会采用了所谓的大阪行动议程，该行动议程列出了行动原则、存在的问题以及时间表，通过这些，亚太经合组织将能够把其政治使命转化为有形的结果。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大阪承诺，要在1997年的1月开始自由化进程，但l996年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召开的峰会则显示出，该地区的政府在是否要把这些具有相当高度的原则贯穿到实际中，采取实用的自由化措施方面，还存在着相当的分歧。但是，随着1997年温哥华峰会的准备工作不断开展，美国金融全球化利益的代言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积极地活动，迫切要求实现门户开放政策。例如，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弗雷德·伯格斯坦还在坚持道：“金融服务的自由化和解除管制，对整个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地区（也是其他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该地区朝着克林顿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其实际的进程却是很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在要求彻底解除对金融服务自由流动的管制方面，克林顿政府的态度异常强硬，但是，它的其体做法却是经过了周密的考虑，并且有着非常明确的目标的。它威胁道，除非一些特定的国家能够大大地放松对金融服务进入的限制，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亚及东南亚国家，不然美国就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建立它自己的自由化金融服务市场网络。同时，克林顿政府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要求每一个新成员国必须首先解除资本管制，或者具有一份已获同意的解除管制的汁划，美国把这一要求作为对抗韩国的武器，因为当时韩国正在要求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要求打开东亚金融环节的运动开始于80年代，该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在80年代，韩国解除了许多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包括国外有价证券投资、对外金融信贷和银行存款，但是它仍然保留了对各种资本流入的许多限制，特别是那些导致债务责任的资本流入。直到1997年，韩国对本国债券在国外发行的总值还有一个最高额度的限制，对韩国股票的各种层次的证券投资也有最高额度的限制。但是外国投资者能够更容易地进人韩国国内的证券市场，而且，在1996年12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前，韩国解除了许多限制政策，比如对带有对外直接投资性质的公司间贷款的限制，对外国公司和韩国公司的友好合并的限制（虽然仍然禁止韩国大型的家族财团企业与外国公司合并）。在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后，韩国为履行其义务，不得不制定计划，以贯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本移动自由化法典》，并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6年制定的《国际投资和跨国企业宣言》以及“国民待遇”决策。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金融服务业中的跨国交易放松管制。韩国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自由化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要求加速实施自由化措施，以便在1998年12月之前完成大部分要求，并在1999年12月之前完成其余的任务。在贸易问题上，美国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去找日本的麻烦，但这些努力都被证实是徒劳的，因为日本有能力进行抵抗，甚至还击。但是针对韩国，华盛顿还是发起了一场强大的贸易战：美国向韩国电视机采取了反倾销行为，对韩国的钢铁、纺织品和服装采取了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此外还对韩国产品采用了超级-301条款，理由是韩国使用了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并要求韩国向美国的某些产品更大程度地打开国内市场。这一轮针对韩国的贸易战取得了效果，1987年的韩美贸易中，韩国的贸易顺差高达96亿美元，而到了l996年，韩国针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却变成了4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同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大大地解除了其国内的资本控制，但是，它们并没有向希望参与其国内经济竞争的美国金融公司提供一切权利。马来西亚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这些国家抵制美国公司，使它们无法自由进入这些国家的金融业务环节，无法享受国民待遇。在1997年初，美国把这一问题视为主要的国际问题，为此，美国威胁道，除非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能够完全承诺实现自由化，不然，美国就会阻止世界贸易组织有关金融服务业自由化的一揽子协议的完成。1997年春，英国政府代表西欧政府进行了调解，并试图说服美国政府降低要求。但是对于克林顿政府而言，这些国家都是关键性国家，而进入这些国家的关键就是打开其余融业务环节。这就是1997年4月时的情况，而就在这一个月中，双方的僵持局面之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作用因素：美国大量的对冲基金开始进攻泰国金融市场。但是这些对冲基金的攻击并不是以数量为目的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美国到了1997年就应该很满意了，因为韩国成了美国第五大出口市场。这些攻击其实是为了对韩国国内的生产社会关系进行彻底的重组，以便控制韩国的资本主义体系，使韩国资本主义经济以及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经济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保持一致。而这就需要在韩国内部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内部寻找同盟，这些同盟会帮助美国打开其本国社会关系的缺口。●通过宣传，在目标国家内部寻求国内社会联系因此，克林顿政府的重商主义贸易外交只是一个多头并进策略中的一种战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战术是与目标地区国家内部的战略性社会团体建立并加强意识形态上的联系的战术。在大众宣传的层面上，有一种观念起着关键作用，即不管是好是坏，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这一现实就是存在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当然，该种力量并不是美国本身，因为如果是的话，这种力量就会与韩国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进行对抗。所以，不是美国，我们所说的力量当然是“全球化”力量。但是对于更高层次的资产阶级听众，宣传攻势则更具有目标性，所迎合的是当地资本家逐利方面的热情。为了吸引放款者的兴趣，经济生活被重塑为储蓄者为了投资自由以及为了获得应得的资金权利金，而与蛮横的“金融抑制”之间持续进行的一场战争。在90年代中期，针对韩国商业阶层中存在的逐利投资倾向，美国华盛顿共识的宣传机构，包括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出版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这种宣传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这是一个不知疲倦地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构，它们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交的报告有着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标题，即“重组韩国的金融环节，使之适应竞争”，这一报告是站在受到种种限制的韩国放款投资者的立场上，对“金融抑制”的强烈抨击。报告指出，如果没有投资自由，“储蓄者所获的投资回报率就很低”；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向项目提供资金的标准，通常不是按照投资回报率，而是基于一些非经济方面的考虑……就韩国而言，这种情况反映在银行资产的低回报率上，而且韩国银行资产的回报率被认为是新兴市场国家中最低的……更普遍的现象是，政府在金融市场上的干涉行为损害了民间资本环节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越来越受到政府官员政策决策的左右……其结果是收入增长的速度毫无必要地减慢了……”而且，“在缺乏可靠信息的条件下，市场无法有效运作，只要考虑一下在这种条件下对股票市场上的股票进行估价的难度，就足以认识到这一点”。“最后，金融抑制成了政府债务持有者身仁无形的负担。通过限制资本流动，政府实际上能够强迫国内居民按照较低的利率接受政府债务，而如果不存在资本控制的话，同样的政府债务，其利率就不会那么低。”简而言之，对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而言，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储蓄者们拥有获得那么一点额外利息的人权，而几十年来，韩国政府在对其经济发展进行非良性的集中投入的同时，对储蓄者的这种获得资金权利金的人权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各种手段，进行货币金融竞争到了1997年，人们可以证明，美国在对东亚和东南亚发动的攻势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可以以数量来衡量的成功。美国不仅成功地获得了进入该地区市场的新的合法权利，而且还成功地从该地区获得了更大量的利润。但是尽管如此，美国资本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分量仍在下降。美国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1997年的年度报告显示，美国在亚洲出口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在下降。虽然美国对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的出口份额在增加，但是在中国、印度和韩国（还有在南非和土耳其）美国所占的市场份额已经有所下降。美国出口亚洲产品的总的份额从1990年的15%增加到1996年的20%，但是25种关键产品类别对该地区的总的出口份额却从1990年的13.5%下降到1996年的12.3%。日本的出口份额也从20.5%下降到18%，而欧盟是从16.4%下降到5.7%。这些下降从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解释为是由于亚洲内部的国家开始互相出口而引起的：亚洲国家间相互出口的份额从l990年的34.2%上升到l996年的38.6%。“然而，在一些关键产品方面，主要是由于日本和欧盟所占份额的增加，才导致美国份额的下降。”通过对亚洲进行一种新的定义，并对亚洲国家间贸易忽略不计，表5.1强调了相对于日本而言，美国的地位是如何的薄弱。表5.11996年七国集团对亚洲的出口出口国亚洲出口市场的百分比美国29日本43德国10英国6意大利5法国4加拿大2注：亚洲包括韩国、东盟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大陆和香港。1996年的总出口为35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到了1997年初，美国对该地区开展的攻势不再起作用。难道真是不再起作用了吗？美国财政部还掌握着一项武器，这项武器我们还未好好研究过，即美国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使其成为货币金融竞争手段的能力。把美元—华尔街体系作为这样一种工具，这一点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该地区（亚洲）的政治经济国家并不具备第三世界国家通常会有的脆弱性：政治势力薄弱的国家，其薄弱性表现为巨额预算赤字，这些巨额预算赤字会使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大规模的借贷，背上沉重的债务。而该地区国家并非是以这种方式背上债务的，相对于美元—华尔街体系而言，它们的脆弱性首先来自于该体系的货币支柱。因为这些国家都依赖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这就使它们非常容易受到货币大幅波动的影响。由于它们的货币主要与美元挂钩，而它们又大量向日本出口，所以美元对日元的低汇率促进了它们出口的增长，但是，美元的升值和日元的贬值，又使它们的出口受到了影响。在80年代初期，作为可被视为美国针对日本开展的政治攻势中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支持美元贬值，日元升值。这样，日本工业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日本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把新投资转移到该地区的其他市场上，以便从贬值了的美元中获利；另一方面则大声疾呼，要求建立一个在日本领导之下的、能够把该地区结合在一起的日元区。如果日本成功的话，对美国资本主义利益而言就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但是，随着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任命拉里·萨默斯为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华盛顿改变了其美元—日元政策，而且允许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上升到比以往都高的水平。这就使该地区中许多经济国家的出口业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时，大量的游资也开始从美国进入该地区。那些已经放松了资本项目控制、允许这类资金进入本国的国家发现，由于这类游资的流入，本国货币的价格被抬得很高，而另一方面，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在不断增加。1996年，流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资金增长了43%，高达170亿美元。表5.2显示了90年代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的规模。亚洲出口的紧缩给亚洲私人环节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部分造成了困难，它们不得不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银行贷款，以渡过出口紧缩这一难关。表5.2流入亚洲市场的私人金融资金单位：10亿美元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净私人资本总流量21.437.722.459.575.198.9106.8净对外直接投资9.515.217.235.244.650.758净有价证券投资0.92.89.623.818.520.120.1净其他投资12.919.74.50.51228.128.8源于境外政府机构的净融资5.610.710.28.25.956.7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世界经济展望资料库。总之，到了l997年，美元—华尔街体系两大支柱的联合作用使该地区的经济国家陷入了一个圈套。美国的美元政策是即将来临的危机的第一个关键性的前提条件；美国政府和美国金融公司成功地说服了该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打开国内的金融环节，允许游资自由进入，这是第二个前提条件。1995—1997年间游资的实际流动其实是由于在美国经济繁荣期间美国金融环节的利率下跌造成的，它们希望在该地区仍然飞速发展的经济增长中寻求更高的短期资金权利金，这是第三个关键的前提条件。到了1997年秋，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剩下的就要靠美国的几笔对冲基金来完成了。迅速引发东亚金融危机的意图以及为此采取的措施当然，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克林顿政府究竟是否有意识地利用了美元—华尔街体系，把该体系作为一种国家经济手段，用来对付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国家？可以肯定的是，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确实利用了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使之成为一种政策手段，萨默斯制定了抬高美元对日元比价的计划，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该计划的实施。我们无法理解的是萨默斯为何希望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升高。一种解释是，他希望帮助日本经济，特别是扩大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这种解释世界上恐怕没有人会相信。另一种解释是，他希望能够阻比日本采取建立日元区的行动，但是日本政府从未加入过要求建立日元区的运动。这样，对于萨默斯的这项政策，就产生了一个谜团，惟一的解释是，萨默斯有意要压制日本在该地区的后方经济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而且我们掌握的有关克林顿政府坚信该地区对美国经济构成挑战的所有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90年代中期，克林顿政府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活动主要为说服该地区国家结束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为此，克林顿政府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并提出了多种优惠条件，而这种情况在美国针对智利的政策中并不曾出现。美国政策的焦点是亚洲，是致力于打开亚洲金融环节，使外国金融服务能够不受管制，自由进入亚洲市场，特别是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这三个市场。当然，用于有价证券投资的游资流入该地区，这并不是美国政府组织进行的，但是这种游资的流入是肯定要发生的：这类与美国国内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资金的外流，其动态众所周知；而且美国财政部长罗宾曾多年服务于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十分有经验，他对这些动态了解得很清楚。正如尼克松早在70年代就意识到的，金融市场可以被用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至于提供给东亚和东南亚的银行贷款，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一直声称，德国和日本银行为其本国的政治策略服务，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采取着不同的方法。然而实际上，在70年代美国银行向南部国家进行石油美元再循环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起了很强的政府指导作用。但是，我们当然无法掌握克林顿政府存在这方面意图的证据，以及与私人部门进行协调的证据，在许多研究分析美国经济策略具体实施的文章中，我们都无法找到这种证据。所以我们必须使用一些间接证据来进行推断。让我们来举一个著名的例子，虽然这个例子有点像事后诸葛亮，但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大幅提高美国利率时就意识到，这样做会使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陷入一场严重的金融货币危机。但是在他提高利率之前，他有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他提高利率，是不是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曾经坚持说，在他的考虑中，这一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而且不管怎么说，当时的联邦储备局缺乏足够的资源能力，无法对利率上升在该地区的影响作一个先期的研究。我们当然不能就这么听信他的解释，但是间接证据显示，我们可以相信他：因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1979年的利率上升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美国国内方面的其他理由；而且如果他意识到他会在拉美地区引起一场巨大的危机的话，他当然也会同时意识到，这样做也会使美国银行濒于崩溃，沃尔克当然不可能希望出现这种情况。另一方面，当那些自以为与美国决策者保持良好联系的分析家们声称，里根政府在1981—1983年间有意识地提高美元价格和利率，目的是要向“社会主义法国”施加压力，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做法视为是国家经济策略的一种情况，所使用的是货币政策。这一条信息来源是可信的，而且这一目标的政治重要性十分明显：在西欧，人们把在1981—1983年间法国开展的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运动的失败视为凯恩斯主义的最终失败。那么，这儿我们就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能够说明美国政府为了战略性政治目标，把美元用做一项主要的武器。同时，里根政府成功挫败法国所进行的实验，其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华盛顿的主要智囊团成员之一，美国国际金融研究所的兰德尔·海宁声称，美国政府经常利用对美元价格的控制，使之成为在与西欧打交道过程中的外交手段。海宁指出，美国不像西欧那样容易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当与欧洲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或国际收支平衡上发生冲突时，美国官员经常对这种不对称现象加以利用。在许多情况下，美国威胁将出现巨大的汇率波动，这就会迫使欧洲政府为符合美国的要求而在本国再次实行通货膨胀，或抑制本国经济的发展。”东亚和东南亚例子中的间接证据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美国财政部进行了战略性策划。但是，这种策划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当然是从宏观经济方面削弱这些国家的实力，造成金融不稳定和货币脆弱。但是是否是在为对冲基金的金融性冲击作准备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美国大型对冲基金在东亚和东南亚危机中的活动似乎是一个晴天霹雳。直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危机爆发，大部分人可能才第一次听到对冲基金这一名称，但是对美国财政部的官员来说，对冲基金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主要部分。在90年代爆发的所有主要的货币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一直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例如1992年的意大利里拉危机和英镑危机，1993年的法郎危机和欧盟兑换率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和许多其他危机。而且当我们谈到对冲基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散布在全美国的一千多家这类机构，我们谈的是同一名称下的少数几笔基金，这些基金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运作，而且这些基金获得贷款的能力几乎是无限的，能够从最大的美国银行中获得巨大的贷款。虽然对冲基金透明度很低，而且对其本身的运作严格保密，但是它们是处在美国金融结构的最顶端，它们所拥有的力量，使得像超级-301条款或反倾销措施这类手段相形之下不过就像玩具手枪罢了。我们必须更进一步地研究这些对冲基金是如何运作的。对冲基金金融竞争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大幅波动，其直接的结果便是，在外汇市场上特别是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上运作的对冲基金的发展。外汇衍生工具可以被用来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套期保值（例如保险），以预防两种货币的兑换率出现大幅的突然变化而造成损失（外汇风险）。我们将解释如何利用这种套期保值，然后对对冲基金所进行的投机性运作进行研究。你（指英国人）可能在做一笔生意，你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法国进行采购，采购的价格以法国法郎计，而当时英镑对法郎的比价较高，是1个英镑兑换10个法郎。可是，在未来的三个月中可能会发生某种情况，致使英镑对法郎的比价大幅下跌，跌至1个英镑只能兑换5个法郎，如果那时候采购的话，其成本将是现在的两倍。但是在衍生工具市场上，你可以向一家银行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按1英镑兑换9.5个法郎的价格用英镑兑换法郎的期权。如果英镑与法郎的比价一直保持是1:10，那你损失的不过是支付给银行的费用。虽然你有权利按l:95的价格购买法郎。但是你并不一定要按这价格购买法郎，但是如果英镑确实下跌，比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跌至1个英镑兑换6个法郎，那么你购买的期权就会弥补你的大部分损失，因为它使你能够按照1:9.5的价格，而不是l:6的价格用英镑兑换法郎。所以这种所谓的远期外汇衍生工具市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有所保护。对冲基金投机者之所以能够对这些远期市场加以利用，其关键主要在于相对于目标市场的规模，他们所能筹集到的资金的规模。如果相对于目标市场而言，投机者的资金规模较大，那么他就能用自己的资金对市场价格进行调节，而其他较小规模投机者的紧紧追随，又能使所设定的价格保持坚挺，这样，大投机者就能收到倍数效应。而且随着倍数效应的继续，他就可以退出他所占领的市场地位，而在退出的同时，他带走了大量的利润。我们再举法郎与英镑兑换率的例子。一开始的运作是一样的，只不过投机商签订了巨额的期货合同，能够在一个月后以1:9.5的价格出售英镑购买法郎。比方说他签订的期货合同金额高达100亿美元。[13]为此，他必须向一家银行支付一定费用。接着，他开始等待，直到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又开始大量借入英镑，然后又大量抛售英镑，由于他所抛售的英镑金额巨大，致使英镑价格下跌，比如与法郎的兑换率下跌3%。在这时，其他小型的投机商看到英镑下跌，也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这样就使英镑继续又下跌了3%。一夜之间，该投机商又借入一大笔英镑，并抛售以购入法郎，同时，市场上风传大庄家在采取行动，这样每个人都加入了抛售英镑的行列，英镑就又下跌了10%。当期货合同到期，该投机商能够以1:95的价格出售英镑购进法郎的时候，现货市场上英镑与法郎的比价已跌至l:5。这样，该投机商在执行了期货合同之后，就赚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了英镑危机，等等。华盛顿共识的官方解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斯和他的副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要策略的设计者―斯坦利·费希尔对此的官方解释都是，对冲基金投机商的作用甚微，他们只是充当了导火线的角色，而且他们所引发的现象其实早已存在于一个经济国家内部所谓的基本规律之中。其证据是，在金融市场上，没有哪个投机商能够导致价格产生结构性变化，因为在这些市场上，经营者的数量众多，而且这些经营者中的大部分人的经营行为十分理智，他们的买卖行为是建立在他们对相关的基本经济的判断之上的。（费希尔的调子不得不有所改变，承认“市场上情绪的波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较大，有时这种较大的情绪波动会具有传染性效应，而在某此情况下，这种传染性效应本身会非常强烈”。）这种官方解释十分肤浅，因为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大型的发达经济国家中，其大型金融市场上流动资金极为丰富、整个市场运作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观点才站得住脚。但是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许多其他人士所指出的，对于较小经济国家中的小型的、十分不稳定的金融市场而言，情况远非如此。即使对发达国家的市场而言，在许多情况下这一观点也不适用：1998年10月的一个星期之内，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令人吃惊地下跌了10%，多数人都认为其原因是由于有一两笔数额巨大的资金在抛售美元，购入日元。而之所以一两笔资金抛售美元、购入日元会产生这种效果，是因为当时的市场交易不旺：当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买（或卖）时，价格的下跌（或上涨）就可能被夸大。外汇期货市场上的大型投机商们同样不同意康德斯的观点，对他们而言，相对于特定外汇市场规模所筹集到的金融资金的规模是决定性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首席货币投机商比尔·利普舒茨与杰克·史瓦格进行的下列对话，非常生动形象地解释了这一点：史瓦格（以下简称史）：为什么规模大就是一种优势呢？利普舒茨（以卜简称利）：你在开玩笑！史：没有，我很认真。利：如果有一个大买主进入市场，使市场价格上升4%，这就是一种优势。史：但他还要出货，除非他对市场判断正确，不然的话，规模大似乎并不是一个优势。利：他并不需要一下子把货全部出清。外汇市场是一个打心理战的市场。你以为市场将很快恢复平衡——快到他还来不及把货全部出清，但情况并不一定如此。例如，如果你使市场价格上升4%，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你将改变整个市场的心理状态。（换言之，当其他人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对冲基金造成了一次大的价格波动的话，他们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效仿大基金的做法，也进行购买，这样大基金就能抛售给他们，赚取利润。）史：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规模就是优势。利：在外汇市场上，这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史：你在所罗门公司进行交易的账目有多大？利：这个问题其实没有直接的意义。像所罗门这样的一个公司，交易活动的背后并没有资产的直接支撑。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交易商和金融机构向银行取得了金额越来越巨大的信用透支。银行很乐意提供这些信贷服务，因为我们是所罗门兄弟公司。这又是规模在另一种情况下发挥优势的例子。到了1990年，我们部门所获得的信贷额度可能高达800亿美元，但是，并没有哪一笔具体的资产是投资于外汇交易活动的。（利普舒茨所提的800亿美元，指的是80年代末期的数字。到了90年代中期，最大投机经营公司可利用的杠杆资金可能十倍于这一数字。）利普舒茨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使我们了解到，这些巨大的对冲基金能够从美国银行获得极为巨大的金融打击力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的危机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之一是，对冲基金能够从美国最大的银行获得几乎是无限的融资能力。虽然像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索罗斯的昆腾集团公司和罗伯逊的老虎基金这些基金的活动十分隐蔽，但它们其实就在华尔街网络的最中央进行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提到，这些基金的融资规模达到其本身资金的20倍，而索罗斯则更承认道，其融资规模可达本身资金的50倍。但是，最后人们发现，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融资规模竟然达到了250倍。主要对冲基金的联合资金应该是3000亿美元。假设它们的融资规模是本身资金的100倍（不是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250倍），那么它们的融资能力加在一起就达到30万亿美元。当然，这些对冲基金并不会把资金放在一起，只有一些最大的对冲基金才会这么做。这样，往往是五六个最大的对冲基金联手合作，冲击货币，它们联手合作所筹集到的资金远远大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富裕的中等经济国家如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使其他任何金融环节都相形见绌，而衍生工具市场中最大的市场是外汇衍生工具市场。国际结算银行在l995年作的一项研究表明，用于外汇衍生工具的总的投资额达到16万亿美元。虽然在1995年4月，普通外汇市场上的日交易量为5200亿美元，但在同一个月中，外汇衍生工具市场上的日交易量却高达7400亿美元。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巨大的一个市场上肯定会有许多的各种各样的经营公司在操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一市场的中心位于美国、伦敦和加拿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这些市场上不少于75%的交易都是由十家对冲基金操作的，而且这十家公司合作非常紧密。这十家公司交易中的大部分都是“场外交易”，而不是在交易机构内部进行的，因而完全不受任何约束，而且它们的交易活动十分隐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外汇衍生工具交易中的约65%都是在这些交易商之间完成的。通过联手合作，这些公司能够筹集到巨大数额的金融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是，外汇衍生工具对冲基金为向货币发起投机性冲击，它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在6000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之间，它们的这种战斗力真是令人震惊。毫无疑问，在向泰铢，然后是向该地区其他货币和香港股票市场发起的冲击中，对冲基金正是背后的驱动力。对冲基金发起的第一场对泰铢的冲击是在1997年5月，正是在克林顿政府发动运动，要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向美国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的一个月后。泰国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该地区经济最为开放的国家，泰国政府所采用的经济模式也是与美国的要求最接近的，而且它也有着美国式开放金融体系的典型特点——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的投机性泡沫。《金触时代》和其他金融杂志当时就对对冲基金在触发1997年亚洲危机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作了全面的报道，但是大部分的英美主流媒体都似乎把这一现象看成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偏执的民粹主义的表现。但是马哈蒂尔只是在说明有关这些对冲基金公司所起作用的一个事实，而且有很多人都有同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内部在这一问题上也出现了争执，而且这种争执还前所未有地公开化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董事，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政府的压力之下，执行总裁康德斯同意对危机中对冲基金的活动进行调查，他任命了一个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承担这项工作。对于这一经济学家提交的报告，康德斯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其他董事们并不同意，他们认为这一报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一报告对这些对冲基金在危机中的作用太过于轻描淡写。而且这些董事们不止是不同意，他们还坚持康德斯必须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华盛顿会议的报告中公开记录主要董事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历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它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存在的远不止是在问题分析方面存在的不同意见：有些董事们坚信在这一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了某种掩盖手段。当然之所以这问题特别敏感，原因之一是美国政府一定对这些对冲基金的活动十分了解，因为联邦储备局肯定会知道美国大银行在为这些基金在东亚的话动提供资金，这样美国政府当然也就了解了详情，美国的情报机构也同样如此。任何国家的主要银行都与本国政府关系密切，通常，政府会让本国主要的私人银行贷款给某个外国政府或某个大公司，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的。而且主要的银行反过来也能从本国政府获得情报信息，这些信息在分析政治风险和其他经营风险时十分重要。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是十分正常的。过去美国官员总是坚持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政府是不同的，这种声明在冷战期间可能还有点说服力，但是在美国对冲基金在l994—1995年对克林顿的墨西哥政策造成破坏之后，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美国政府会不采取措施，实行某种监控，至少是对对冲基金的活动实行某种监控。如果美国情报机构——如我们所知的——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为主要收集经济和商业情报的话，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它们的工作只是局限于关注普通买卖交易谈判中的细微变化，而完全避开在政治上绝对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领域。但是不管这些对冲基金的活动和美国财政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为何种关系，在1997年的夏、秋两季，这两者活动的目标是一致的。[1]因为经常项目是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这两种贸易的结合，包括了跨国公司在海外的生产收入和债务偿还，所以它是一项最有用的指标，能够显示出一个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最基本的经济关系。[2]流入的资本并不仅仅来源于日本，最大的资本流入实际来自英国，此外荷兰也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日本人购买了大量的国库券。由于80年代末期美元价格的下跌，日本的这些美元持有者（主要为私人）损失了200亿美元。而且到90年代，美国政府对于日本用本国资本购买美国国库券这一点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听以，整个体系的稳定性要视日本政府对于美国国家稳定性的政治性承诺而定。[3]这种现象的起因是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的“欧洲政治合作”建设和货币统一计划的出台。虽然这两个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并未能够实现，但是支持这两种计划的思潮却在不断壮大。[4]美国所谓的霸权稳定性理论认为，整个世界需要一个霸权国家，这样世界经济才有可能稳定（特别是对于世界货币体系而言）。虽然在沃尔特和其他人的文章中，这种理论在学术方面受到了质疑，但这种理论的长处在于，它指出了在核心经济国家中缺乏自动的稳定因素。它提出的问题是：谁将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最佳答案是，南部的附属支持性国家，即使它们提供的产品并不真正是“公共”的，因为只有核心经济国家才得以享受这些产品。有关这一理论，见沃尔特：《世界强权国家和世界金钱》。[5]相比而言，国防部长亚斯潘则是个相对激进的活功家。[6]在这张名单中，罗伯特·里奇有部分观念与其他人不同：他相信国际经济活动中国家行为的作用，而且他对劳工标准和劳工保护的关注可以在为解决贸易问题而采取的经济外交策略中发挥作用。但是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狂热地信奉“凡事美国第一”，所以最后离开了政界。[7]罗宾后来成为财政部长。[8]20个美军士兵在索马里的阵亡，就足以使美国撤消了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地区，克林顿政府并不打算使美军士兵卷入仍在进行中的地面战争。空中力量能够摧毁一个国家，但并不能统治民众。[9]对英国而言，威胁来自帝国内部（而且，部分也确实是因为美国想要打开英帝国市场而引起的）。但是让美国接手欧洲的反共产主义运动之后，英国希望能解放本国的资源，使英帝国不会被众多的压力击垮，其中也包括来自美国的压力。[10]当然大国并不一定要对当地出现的危机和危险作出反应，它们自己可以在当地制造危机和危险，这些危机和危险会使危机波及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欢迎或至少能够接受大国的介入，以便对付危机。如果我们密切关注布什政府1992年在波斯尼亚的行动的话，我们就能看到美国在欧盟腹地使用这种策略的明显的痕迹。见苏珊·伍德瓦德所著的《巴尔干悲剧》。[11]英国试图使香港在回归中国之后仍然成为英国收敛财富的源泉，为此，英国进行了诸多努力，而美国发起的这场运动正好与英国的这些努力相吻合。[12]在20世纪80年代，欧共体和美国都着重强调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同时，美国还特别在东亚和日本强调自愿进口扩大，这两者都是带有管理贸易特点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手段。[13]该投机商的往来银行可以同时签订一个月后出售法郎购买英镑的期货合同，以帮其抵御风险。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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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元—华尔街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演变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四美元—华尔街体系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演变·从尼克松时代到1993年有关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美国国家政策·政治经济国家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反应·美国的政治经济·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国内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动态从尼克松时代到1993年有关美元—华尔街体系演变的美国国家政策尼克松下台以后，我们可以用以两条线索组成的混合体来形容美国政府和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情况：首先，利用美元兼国际私人金融进行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赌博行为，均对该体系进行充分利用；第二，美国政府越来越坚信，对美国的国际利益而言，美元—华尔街体系具备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美国政府采取措施，不断改进和完善该体系。这两条线索都涉及到使用“美国第一”的方法，但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到克林顿时代，才开始出现一个具有一贯性的主要计划，或更准确地说，对该体系在美国国家策略中的作用，才慢慢出现了一种战略性的观点，而且往往是在先前的冒险行为出现了问题、引起了危机之时，才慢慢形成了这种观点。每一次出现问题时，美国政府都设法把不良后果转嫁到他人头上，并采取新的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最终都加强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只有到了90年代，而且特别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资本家阶层似乎才一致认为，可能它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该计划涉及范围广泛，所使用的策略性手段均有助于该计划的最终成功。但是按照克林顿政府的执行方式，这一计划也有可能成为另一次漏洞百出的冒险行为。该计划的每一个阶段结束之后，整个世界都因此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的标志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内部条理性不断进化。卡特政府试图使美元贬值，以保证以工业环节和传统的准凯恩斯主义为中心的某种增长策略的实施。1975年到1979为年期间，随着美国政府寻求提高制造业的产量和出口量，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下降了四分之一。同时，除了在工业政策方面利用灵活的美元价格之外，卡特政府对未来如何发展和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毫无兴趣。直到里根政府时期，情况才发生了变化。早在里根当选之前，美元政策就已经出现了变化。由于担心可能无法控制美元的下跌，担心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能力过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提出了著名的改革手段，提高利率，使美元价格坚挺，致力于重新树立美元作为一个稳定的价值标准的地位（而不仅仅是流通环节中的一种通货膨胀手段）。后来，里根政府进一步采取了这些手段。里根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其主要特色是两方面的：第一，几十年来第一次把货币资本列于政策制定的范围之中；第二，把美国利益置于第一位，扩大并充分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在制定政策时考虑货币资本，就意味着降低通货膨胀（因为通货膨胀降低了货币资本的权利金），采取措施解除对银行和金融环节的控制管理，对富有阶层提供巨大的税收减免（这样做总是能够活跃金融环节和投资活动），并执行美元坚挺政策。从原则上而言，战略防御预算的大幅增加，预算赤字的不断增加，并不断从国外吸收资本，这些总能促进工业的发展。美国国家政策的这一方面在根本上意味着，美国整个国家成了美国工业环节出口市场的代言人。货币资本和反通货膨胀运动的这种全新的主导地位，对资本使用者而言，具有一种刺激效果，使他们为了重新赢利，而全然不顾工人的能力、权利和安全。但是里根政府同时也开始寻求发展美元—华尔街体系，当然最初该体系只是被视为是解决单个问题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使美元价格保持居高不下，这就意味着，除非美国政府能从海外吸引大量资金，使之流入美国金融市场，不然美国国内的利率就会高得惊人。为了能够吸引大量资金，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解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其他国家内部对资本的控制，特别是日本和西欧国家。这样就开始了一个为时较长的解除资本控制的运动。撒切尔政府在1979年上台之后所作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解除英国政府对金融活动的控制，荷兰在1981年紧随其后，而德国总理科尔在1982年一上台时也作出了同样的决策。1984年，法国政府决定推行欧洲共同市场的策略，这就给放松金融控制这项运动带来了重大的突破：法国政府的这项决策其实就是主张在整个西欧市场取消对金融活动的控制。丹麦在1982年实现了金融活动的自由化，同一年意大利也开始了阶段性的自由化措施，而法国在1989年也开始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在80年代，美国政府成功地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部分放松对资金自由出入的限制，这对促进英美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分量而言，是前进了一大步。同时，沃尔克在1979年转而采取的高价位美元和高利率的政策又导致了在80年代初期出现的拉美国家和东中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当然，沃尔克提高利率使美元保持高价位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引发这种危机，而且这场危机也几乎摧毁了美国的银行系统。但是，就在试图解决这场危机的过程中，有意对第三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控制的里根政府学到了一些非常有用的东西。它们从过去的欧洲帝国主义时代吸取了一条珍贵的经验：帝国主义国家会利用某个国家的债务危机，迫使该国对其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重组，以利于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对该国的渗透。因此美国开始使用美元—华尔街体系，迫使其他国家向美国公司打开其国内的金融体系和产品市场。而美国金融机构掌握的第二条经验是，为循环使用石油美元而进行的中长期辛迪加银行贷款，使这些银行的资金都与借款国的命运捆在了一起，因而缺乏灵活性。所以美国金融机构开始寻求更安全地使用生息资本的操作方式：通过购买债券进行放款，所持债券可在证券市场上出售，因而可随时收回借款。它们还学会了促使处于危机中的目标国家建立其国内股票市场，并对此进行操纵，以此作为赚取资金权利金的一个赢利性极佳的方法。但是这些运作方法都要求目标国家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此外，美国从拉美国家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的一课，同时也是极富矛盾性的一课是：当美国南部某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由此带来的资金外逃会导致华尔街直接受益。当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时，不仅该国会出现大量资金外逃，其他有可能受影响的国家也会出现资金外流，而这些资金都会流入英美金融市场联盟，增强该联盟内部资金的流动性，降低利率，给整个英美金融市场带来良好的影响。最后一条经验，在某些方面来看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毕竟对美国资本主义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随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美国财政部和美国金融市场渐渐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排斥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快成了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术语而已，里根上台后也无意重振该组织。至于世界银行，里根政府把它视为一个半颠覆性机构，它充斥着陈旧的准凯恩斯主义的关于50年代“美国发展”的陈词滥调。但是里根的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在债务危机中意识到，作为表面而言的世界性组织，这些机构是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非常有用的工具。因而，自从1985年贝克在汉城提出了后未被通称为“结构性调整”的“贝克计划”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国际上有了新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组织一直是首先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但它们主要并不是通过密谋操纵来秘密地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密谋——毫无疑问有着很多阴谋——所以这些组织的决策制定过程极为隐蔽），相反，它们依靠两种机制来发挥作用。首先，通过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地维护着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美国能够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加以充分的利用。其次，通过重塑危机国家的国内经济，使这些国家有能力偿还债务。世界银行正在把这些国家拉入同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该体系的结构造成了这些国家国内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并重视出口；此外在这一体系之下，这些国家还通过吸引外国资本进行私有化，通过解除对资本项目的控制、吸引硬通货资金的流入等措施，以达到降低预算赤字、在资本项目上多挣外汇的目的。这样，美国放款者的贷款得到了偿还，美国工业界得到了生产所需的廉价原材料，美国公司可以购买包括私有化了的公共设施在内的当地国家的国内资产，而且由于当地国家解除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美国公司还可以进人当地的股票市场进行操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许许多多的规则和标准，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在任何时间，真正按照这些规则和标准中的任何一条运作过，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任意要求某个国家对其经济的某一个方面进行改革，而且，它们总能把要求改革的原因归结为某方面不符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某些规则或标准！这样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极力维护的这一符合美国利益的体系，似乎更加成了一个以规则、标准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正如尼克松—福特—卡特时期给里根政府留下了后遗症一样，里根时期也给布什（本书中所称布什均为1989—1993年就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留下了不少麻烦：这一次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巨额双赤字，而且特别是由于金融体系中的房地产投机市场的崩溃，致使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时，美国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但是有一个理论仍然奏效，即一系列的冒险行为也会导致事物的变化与发展，因为债务危机就导致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美国就可以利用该体系的发展，来弥补美国在试图控制俄罗斯和东欧发展中出现的不足之处。美国可以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结构性调整体系强加于一个地区，理由是，这是一个新的全球发展变化形式，而不是在拉美危机中服务于美国利益的一种特别设计的措施。布什成功地说服西欧在东欧转制的问题上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指挥，其结果是，美国成功地加强并巩固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影响范围，并通过私有化，通过由美国投资银行对当地股票市场进行操纵，通过用美元购买俄罗斯和其他地方的大笔资产，通过在债券市场上购买东欧政府债券获得极高的回报，通过把大笔的东欧外逃资本（大部分为非法）投人英美金融市场，并通过每次对所提供的服务收取大笔费用，使美国金融机构能够有更大的余地与东欧地区前特权阶层联手，从事腐败的但同时又是利润极高的大规模投机业务。总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故事，特别是考虑到这整项事业导致的巨大的灾难性代价，是由远在东欧的国家来负担，而且西欧（当然是靠着北约的帮助）会试图对此进行控制，这一切都与美国无关，考虑到这一点，更会觉得这是十分成功的。在克林顿于1993年成为美国总统之时，美元—华尔街体系已存在了整整20年。美元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华尔街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远比在70年代时更为举足轻重。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与单个国家国内金融和经济体制之间存在的各种障碍已被削弱，在有些国家甚至已被完全排除。而且，由于存在债务上的依赖性，原东欧集团国家和南部国家与华尔街之间的联系被大大地加强了，而这种债务依赖的形式已由原先基于中长期银行贷款的债务依赖，转为基于证券和短期贷款的债务依赖——这种债务依赖更加容易受华尔街证券市场短期活动的影响。除了这些发展之外，美元—华尔街体系发展演变的另一个特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一种公共权威机构，在处理该体系对南部国家和原东欧集团国家所产生的影响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作为一个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公共机构在发挥作用，它的作用只是把控制该组织的国家的政策——即美国的政策——贯彻到正经历着程度不一的危机的国家中去，而这种危机正是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活动引起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克林顿政府在执政期间，发起了一场进一步推进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动，一力面消除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与各国之间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把一整套新的限制条件强加于各个国家，用以对各个国家的国内活动进行约束。同时克林顿政府也积极推进美国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利用，以满足美国国家经济策略的目的。但是，在研究克林顿时期之前，我们将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美元—华尔街体系对世界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政治经济国家对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我们只关注了美国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的作用，但是我们必须简单地研究一下，从20世纪70年代美元—华尔街体系建立至今，世界经济的其他主要组成部分对该体系所作出的反应。在战后时期，世界经济的中心是由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国家和日本，以及北美组成的。从国际政治经济角度来看，欧亚大陆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德国的复苏是建立在西欧内部地区间不断加深的联系之上的，而日本在亚洲大陆上则是孤军奋战，一开始与美国加强联系，随后同西欧市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所以，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在70年代的逐步建立，对美国以外的这两个经济中心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的资本主义领导人都不赞同也不欢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美国对此体系进行利用的各种方式。与此相反的是，无论在亚洲还是在欧洲都有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拥趸者，当然特别是在像英国、荷兰之类金融环节特别发达的国家以及与国际私人金融关系密切的经济环节中更是如此。德国和西欧对于美元—华尔街体系在70年代造成的国际货币的混乱无序，德国和日本都是极端敌视而且又十分担心的。西欧对此作出的反应是通过四个方面慢慢体现出来的：首先是在货币领域对该体系作出一种防御性反应，即在西欧建立一个新的地区性货币体系——汇率机制，朝着统一货币的方向努力。其次，转而采用一种新的积累策略，这种策略使货币资本能够控制资本使用者。第三，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对该体系进行利用。第四，对“借贷”资本主义在西欧社会中的作用，欧洲内部存在着纷争。我们将逐个研究这四条线索。●地区性金融体系如果西欧没有对美元—华尔街体系作出防御性反应，那么欧洲内部混乱无序的货币活动就会使欧盟为关税统一所作的努力化为乌有，使欧洲内部实行自由贸易成为一种无稽之谈。所以德国能够说服它的西欧同伴，以德国马克为中心，对西欧货币进行管理。这样，整个西欧就能维持货币的稳定性，德国马克就成了西欧经济与不断波动的美元之间的联系。而且德国在70年代就作好了准备，声称德国与德国马克的这种主导地位，只不过是努力实现货币统一这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如法国所希望的）。所以尽管经历了70年代建立之初时的不稳定，80年代和90年代的各种危机，这一地区性货币体系还是牢牢地建立并维持了下来。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人们对这一体系产生了疑问，因为人们首先对未来德国资本主义的走向产生了怀疑。德国总理科尔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决定实现真正的货币统一，以此来维持这种地区性安排。这一决策一直贯彻至今。[1]●金融资金的自由流动以及货币资本的全新的中心地位一些西欧国家想要维持凯恩斯模式的资本积累方式，即国家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工业资本的扩大。法国社会主义政府在80年代初期就尝试这么做，但是里根政府利用高价位美元和高利率与法国人的计划相抗衡，由于里根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策略的影响，这一努力以失败告终。法国人这一计划的失败使密特朗政府意识到，对国际金融活动控制权的争夺是一个更大范围内（统一市场以及实现货币统一）的策略中的一部分。由于国家的政策框架是由固定汇率和资金的自由流动构成的，西欧国家政府除了德国以外，都把它们对货币政策的绝大部分控制权拱手让给了欧洲私人金融市场。[2]当西欧国家政府声称，“全球化”使它们无法像从前那样驾驭其国内经济时，它们实际所指的是，由于它们决定使本国经济管理服从于欧洲固定汇率机制和资金的自由流动，它们在国内的手脚就被捆柱了。这种变化使得西欧与美国在国内宏观经济优先问题方面出现了相似之处：优先考虑的问题是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了货币资本的利益，维护货币作为固定价值标准的地位，促使资本使用者在经济活功中减少人工劳力并降低工资成本。这就是出现大西洋新自由主义的真正基础。●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加以利用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西欧资本一直面临着国内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现象，而现在，西欧资本终于能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所提供的可能性，转而向外寻求资本积累的新领域。就这样，为了能够打开其他经济国家的市场，西欧资本与该体系共存并受益于该体系，而且还接受了该体系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关于投资环节所起作用的争端虽然上面所提及的变化大大改变了货币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资本使用者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中的力量，但是大部分的西欧国家政府并不同意摧毁用来控制国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金融体系与生产性环节之间相互关系的整个机构性框架。它们试图维持这么一种金融结构，其中心是大型的受控制的银行、相对小型的证券市场和大部分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为了要维持这样一种结构，它们不断面临来自不受规则约束的英美金融机构的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以及各种各样越来越强的宣传攻势，要求它们把金融体系中与健康、养老金和社会福利项目有关的那些部分转移到由“借贷”资本控制的私人金融市场上。这种宣传攻势主张对金融体系中的这此部分进行私有化，因而明显地不利于受雇者，但却因为能帮助降低税收压力而赢得了资本使用者的青睐。但是西欧国家中的大部分资本家阶层都对这场运动采取了抵制的态度，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害怕缺乏足够力量对抗未来国内可能出现的叛乱），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活动会极大地增加有利于英美金融机构的机会，使它们不仅能控制西欧国家的金融环节，而且还能控制其生产性环节。[3]有关这些问题的争端主要是在德国和英国政府之间发生的，两国为投资银行（按传统的英国说法为商业银行）的不同规范方式争执不已。在l992年末，终于出台了一个有关投资服务和资本充足率标准的折中性的欧盟指导方针，这一方针主张在该领域实行更大的自由化。所以，欧洲大陆地区的这种自发产生的机制使机构性障碍慢慢减弱，整个局势越来越有利于“借贷”资本家的利益，因为欧洲所建立的区域性体系导致政府规范性机构之间产生竞争，这种竞争的结果是金融环节中最不受规范约束的机构将获胜。如果欧洲大陆不具备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性权威机构的话，那么针对美元的欧元屏障只不过是试图在华尔街和美国公司越来越强的控制之下，对金融体系和生产性环节进行保护而已。日本在对付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混乱的过程中，日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由于依赖于美国市场，日本不断面临着个一个又一个由于美国的缘故而遭至的调整性危机，同时又一直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必须与美国建立一个管理贸易体系，此外美国还不断试图对日本国内生产的社会关系进行干涉。日本试图通过产品多样化打进西欧市场的做法受到欧盟的强烈抵制，即使走了英国的后门，也只能克服部分的障碍。美国依赖于日本向纽约金融市场投入大量资金，而这又加剧了美国公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日本在80年代末期屈从于美国的压力，放松了国内的经济政策，从此，日本政府发现在本国的金融体系中出现了大量的泡沫现象，而这些泡沫现象正是德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极力避免的。到了90年代，这些泡沫的破灭，使日本国内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至今仍未复苏。然而在80年代的后半期，日本经济界的精英们确实开始发展一种新的资本积累策略，即在东亚和东南亚发展起一个牢固的区域性网络，该网络不是建立在西欧模式的新重商主义区域性贸易政策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向该区域投入生产性资本，以促进该地区的区域性发展——这种政策无论是在西欧对东欧和东中欧的政策中，还是在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中，都无法找到。通过这种策略，日本资本可以应付美元价格的大幅度波动：高价位美元为日本本国经济提供机会，而低价位美元又为日本在周边地区的经济提供机会，使与日本有关的资本获益，因为这些周边国家的兑换率大部分都与美元挂钩。处于该网络中的经济国家除了发展区域性贸易和金融活动之外，还向北美洲和欧洲出口。日本的这种防御性策略与东亚和东南亚已经呈现出的强劲的发展势头相吻合，并大大地增强了这种势头。其结果是，在世界经济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发展中心，在整个90年代，这一中心就如同一块磁铁，吸引了世界其他主要经济国家的资本。所以，从经济自发合理性来看，日本资本主义为对付美元—华尔街体系而采取的区域性策略绝对是成功的。日本在本国资本与东亚和东南亚之间，创造着一种活跃的资本积累的巨大良性循环。纯粹从区域性角度而言，这比德国资本主义在西欧领域所找到的解决方法更为有效。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其脆弱的一面。德国政府以货币统一和一种大政治观念（欧洲一体化）的形式，构筑了一道政治—货币屏障，而德国的欧洲邻居们都认同这两种形式。但是，日本的区域性策略并不存在这种政治—货币屏障与之旗鼓相当。如果说德国在这一领域中的屏障就如阿基里斯般刀枪不入的话，那么日本的屏障就如它的脚后跟一般不堪一击：因为该区域中的大部分国家属于美元区，所以在这种区域性策略中的政治—货币方面存在着分裂；而且，不管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这一层面，还是在普通的社会层面，都不存在政治性集团。相反，该区域却由于政治方面的互相猜疑，由于过去发生的敌对行为所遗留的宿恨，而四分五裂：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在韩国和日本之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等等，均是如此。在战后初期，部分是由于美国的支持，西欧克服了彼此之间同样根深蒂固的敌意，而在日本的区域性腹地，这种变化并未发生。南部的分裂在战后长时间的经济繁荣中，南部国家从整体上而言，同样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这些国家中有50个国家的年度平均增长率超过3%。在中东和拉美地区，要素生产的总增长特别高，分别为2.3%和1.8％，而东亚的年度生产增长仅为l.3%。随着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形成和石油危机的出现，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局面，其决定因素只有一个，即相关国家应付新体系所出现的反复无常的而且经常是异常剧烈的变化的能力。随着石油危机的冲击和逐渐形成的核心国家的经济萧条局面，南部的绝大部分国家都感受到了在经常项目上出现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它们要么在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大借外债，要么在国内进行大幅度的宏观经济调整，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使本国货币贬值。在这两种选择中，从国外融资是相对容易的一种选择：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英美银行体系急于放款；另一方面，从国外融资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出现宏观经济调整会导致的国内社会冲突。我们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从华尔街融资不仅极为容易而且在70年代的情形之下，对各国政府而言，在经济上还是十分理智的选择。在1983年，美国副国务卿依利那·康斯特伯对美国国会解释道，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如何创造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使正在执行目前经济政策的南部国家政府会走向一条灾难之路：“我们的政策并未把对调整的需求作为焦点。相反，我们主要关心的是，鼓励对欧佩克顺差资金的有效‘循环使用’——这是保证各个国家能够按需借款的一种委婉的说法。用来鼓励借款而非调整的措施十分诱人，从目前和预期的通货膨胀考虑，利率极低，甚至为负数；到处都有流动资金；而且借款者和放款者都认为持续的通货膨胀会带来不断增长的出口收益，并且会降低外债的实际负担。”借款国政府主要的失策之处是，只在目前经济理性框架之内制定经济政策，而没有意识到，它们所面临的整个经济框架会受到通过美元—华尔街体系贯穿于整个世界经济的美国政府所作的有关美元价格和利率的政治决策的影响，而发生改变。那些采取借款方式的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部分原苏联集团国家（特别是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所规定的“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陷入了债务危机以及长达15年甚至更久的经济萧条。而走国内调整路线、避免债务陷阱的国家主要在东亚，这些国家经受住了由新体系的建立所带来的冲击，并持续发展。[4]其他国家则由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缘故，出现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这些金融危机对整个国家都造成了影响。在70年代，一年之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不会超过五个，而在1980年到l995年这段时间中，只是在两个年度（1988年和1989年）中，这一数字低于五个，在有些年度中，一年之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家甚至超过十个。根据国际货币基会组织的统计，该组织三分之二的成员国，从1980年起都经历过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国家甚至不止一次。对这种经历，有一点必须强调，支持美元—华尔街体系的理论家声称，拉美国家—（和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是由于这此国家早先执行的、涉及国内众多环节及贸易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发展策略的失败引起的，所以，它们不得不引进一种新的策略性变化形式——所谓的“自由市场”形式。然而，正如丹尼·罗德里克所证实的，这些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金融危机，并非是由于进口替代策略和政府控制的资本积累策略所引起的——按主流经济学的说法，这些策略是微观经济发展手段——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政府未能根据70年代石油涨价和货币—金融新体系的影响，作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罗德里克解释道，进口替代工业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为拉美、中东和北美的许多国家，甚至一些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在70年代的后半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开始崩溃，其原因与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本身或政府的干涉程度几乎无关。最后只有那些迅速并果断地进行相应的宏观经济调整（在财政、货币和汇率政策方面）的国家才渡过了难关。”所以，在采用了美元—华尔街体系之后，经济局面出现了转变，这种转变的因果关系的真实形式如下：一个成功的发展战略突然面临着宏观经济战术方面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由于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有意造成的混乱局面而引起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这种战术性失败导致了严重的货币和金融危机，而正是由于这些危机的出现，使得华盛顿政府能够把一种新的战略性模式强加于这些国家。当时，华盛顿声称，这种模式优于先前失败了的战略。然而，这种新模式不过是为偿还美国银行贷款而采取的一些特定解决方法的综合，而且国家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无力抵御美国资本主义的进攻。当号称是新模式样本的墨西哥在经过了十年的经济萧条和短暂的经济增长之后，又一次陷人严重的金融危机（1994—l995年的墨西哥危机[5]）的时候，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情况确实如此。因为，由于通常的意识形态机制的作用，华盛顿共识的上层人物们确实相信他们的新模式，就如先前的债务危机所“证实”的那样，是优于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的，他们真是没能注意到墨西哥新模式的极度的脆弱性，因而墨西哥后来发生的崩溃对他们是一大打击。但是，他们仍未认真对待墨西哥危机所提供的前车之鉴，即所谓的经济改革自由市场模式只会导致将来抵御危机能力的下降和政策脆弱性的增加。这种模式必须成为一种好的模式，因为这是惟一的一种符合美元—华尔街体系实际情况的模式，而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国家——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美元—华尔街体系了。所以，这些危机的发生使南部国家分裂成了两个区域：新的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家和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新的经济发展中心。新的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家，彼此之间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有些国家走上了社会分裂的道路（大部分的非洲国家），而其他国家进入了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间或不定期地出现经济增长（大部分的拉美国家和中东国家）。在80年代之后依赖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这些国家，经常出现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和经济的不景气，间或出现强劲的经济增长，继而又出现金融崩溃。从1980年开始，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国逐一受到过至少一次的影响。每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英美国家媒体就会指责该国家的政府无能、腐败，或者其他使全球半数以上的国家中的每一个成为特例的原因。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些说法渐渐地不再令人信服，因为我们意识到，整个世界上似乎所有的国家都极为腐败和无能，因而出现危机；而与此同时，仍然是这些媒体又在向我们保证说，每次除了一个国家之外，整个世界就整休而言运作得非常良好！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的话，这些金融危机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特别是在危机形式发生于银行体系中心的国家，更是如此：在阿根廷1980—1982年的危机中，这些代价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55.3％；在以色列1980—1983年的危机中，是30%；在墨西哥1994—1995年的危机中，是13.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如何分配这些代价时起了关键的作用，该组织积极地为美国利益服务，而三国集团（三国集团指美国、德国、日本）中的其他国家也被动地接受这种做法。东中欧和东欧从90年代起，在美元—华尔街体系控制之下的国家的经历与80年代绝大部分拉美国家的经历惊人地相似，都是悲剧性的。美元—华尔街体系的鼓吹者有充分的理由祝贺自己，因为他们成功地使这些国家中的一些接受并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尽管对这些国家中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个十分痛苦的过程。而十年后，只有波兰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该国1989年的水平，整个地区所有的其他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发生着金融危机，而且只有当这些危机有所缓和时，笼罩着所有这些国家的愁云惨雾才有所消除。新的经济增长中心东亚和东南亚的新经济增长中心包括中国大陆、韩国、台湾，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发展到了更靠近南部的国家。它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国内发展模式，而是因为它们所采用的宏观经济策略使它们都经受住了70年代国际新体系的考验，因为它们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在进入了80年代之后能够获得大量的资金流入，这些资金不是来自纽约市场的游资，而是来自东京的生产性投资。它们构成了一个新的增长中心，该中心的意义不在于这些国家具有很高的增长率，而在于更深的层次：在整个世界中，这些国家构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持续性的资本积累中心。在80年代初期，该地区（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只占世界产出的六分之一。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就购买力平价调整而言，该地区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约四分之一，如果这种形势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到2005年，该地区会占到世界总产出的三分之一。而加上日本之后，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经济的中心在500年中第一次不再受大西洋地区国家的控制了。同样地，在过去的十年中，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出口几乎翻了一番，大约占世界出口总额的五分之一。此外在工业化国家的出口中，它们作为目标市场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对1990—l993年大西洋地区连续出现的经济衰退起了缓冲作用。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1997年，该地区在全球新投资中大约占据了三分之二，同时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增长值中大约占到一半。所以，该地区作为大西洋地区国家经济的直接推动者，其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在实现这一切的同时，该地区并未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国际运作理念以及与该体系紧密联系的英美“借贷”资本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所以迈克尔·康德斯一直喜欢强调，该地区的－些股票市场向西方“借贷”资本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机会，例如，在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作为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股票市场的市价总值，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市价总值。当然，他也会声称（尽管这一观点站不住脚），在90年代，大西洋地区的投机性资本流入这些证券市场，对该地区的生产性资本的发展起了某种基本的帮助作用。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1997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上，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执行官对来自各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官员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对这种情况作了如下的解释：亚洲地区的大部分储蓄，特别是政府部门和私人环节的制度化了的储蓄，仍然投资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就我们香港而言，8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的95%以上投资于亚洲以外的国家。在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中，比较中庸的做法是，外汇储备中的75%都是以美元为单位的资产，大部分是美国政府债券。而在我们的管理中，我们已经放弃了这种做法，同时我也知道，亚洲总的外汇储备中的80%以上，共计6000亿美元，大部分是投资于北美和欧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亚洲在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提供资金，解决预算赤字问题，但是同时，亚洲却需要通过国际对外投资，吸引外来资金进入亚洲地区。而对外证券投资的不稳定性是亚洲经济国家货币金融体系动荡的主要原因。有些人甚至认为，亚洲经济国家在为非亚洲国家的对冲基金提供资金，而正是这些对冲基金扰乱了亚洲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市场。这种看法可能不太友善……但是本地区金融中介的有效性确实存在问题，而这种问题正阻碍着长期储蓄转化为长期投资。美国的政治经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构筑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经济起了巨大的反馈作用，而同时，美国本身的发展又对美元—华尔街体系内部的发展趋势起了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断增强的作用美国金融体系具有一个结构性特征，这种特征使美国金融体系几乎与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系都不同，即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度分散化。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几乎都拥有大型的、全国性的零售性银行，这些银行控制了国家信贷体系，而且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内部关系，而美国并不具备这种模式。[6]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随着经济条件的不断变化，美国金融体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力量，填补了有些人所说的银行体系分散化留下的空白。而且，随着这些新生力量的不断壮大，那些用来防止程度最危险的体系脆弱性进一步扩大的条例、规则就对它们不具备约束性。[7]下面我们来列举一些最具意义的变化。首先，在向生产性环节提供信贷方面，商业银行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而所谓的共同基金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这些共同基金组织以债券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向公司提供信贷。共同基金购买公司发行的债券，这样，共同基金就可以向储蓄者支付高于银行储蓄的利息。此外，共同基金还可以通过债券和其他证券（在金融市场上可自由买卖以获得资金权利金的书面文件）投资的多样化，使储蓄者受益。这样，美国企业所需的货币资本的供应就与证券市场上价格的涨跌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美国国内各个阶层的储蓄也与这些市场上的价格走势捆在了一起。共同基金越来越庞大，其规模不能说超过，但至少也与全美银行体系的储蓄规模相当。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金融业各个环节之间障碍的消除。随着共同基金的发展，银行也开展起它们自己的共同基金业务，这样也就越来越涉及到证券市场的交易。美国储蓄与贷款机构（与建筑协会等同）被解除了管制，这样，它们就能进行证券交易，能够如商业银行般地开始进行操作。通过这些方式，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都被卷人了证券市场这个巨大的旋涡中，向投机性投资打开了大门。第三大主要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系列的新的证券形式。例如，抵押合同已成了可进行买卖的文件；所谓的垃圾债券，即为筹集大笔资金进行公司收购而发行的高利率的债券，已经变得十分抢手；而且一整套称为衍生工具的新的证券形式又发展极快，这些衍生工具的价格是由其他的初级证券或货币的价格动向派生而来的。衍生工具的大部分交易都不受约束，因为这些交易都是买卖双方在场外直接进行，而非通过规范化的交易方式进行的。衍生工具交易发展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它把一个市场——如股票或债券市场——的价格动向与另一个市场——如外汇市场——的价格联系在了一起，因此，与以前相比，一个市场上出现的震荡会更容易影响到其他市场。第四大主要变化是对冲基金的出现。对冲基金这一名称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投机性机构，它们利用不同时期价格的差异和不同市场上价格的差异，自负盈亏进行证券的买卖，以此赢利。最大型的对冲基金都不是边际投机者，而是大型投资银行和互助基金的产物。对冲基金还有其他名称，所以作为合伙企业的哥德曼·萨克斯公司，其实主要是一个对冲基金公司，换言之，该公司l996年和1997年的利润的大部分来自自负盈亏的投机性交易。从本质上而言，所罗门兄弟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对冲基金公司。因为银行无法从事投机性活动，所以银行经理就帮助有权进行投机性活动的公司建立对冲基金机构，这样，就不是银行，而是合伙企业在从事投机活动，这此合伙企业通常为了逃税，在境外注册。然后，大型银行就向这些其实是它们自己创造的企业贷款，使得这些对冲基金机构拥有真正巨大的资金来源，能够对市场进行操纵。拥有巨大规模的资金来源非常重要，因为投机者通过使用规模极大的资金，能够使市场价格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调整。我们会在后面重新研究这种市场力量问题。但是，现在非常有必要强调一下的是，对冲基金公司能够大量吸收银行和共同基金的贷款，对市场进行操纵。这种借款方式，用行话来说，叫做“杠杆作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对冲基金机构在任何时间所能使用的银行贷款可以达到机构本身资本的20倍。最大的对冲基金机构之一的老板索罗斯曾经说过，为了进行操作，公司的举债规模可以达到公司本身资本的50倍。而现在我们发现，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举债经营能力竟达到其资本的250倍，换言之，如果该公司的资本为25亿美儿的话，那么它实际可以运用的资本达到6000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美国对冲基金机构的总资本估计为3000亿美元，假设对冲基金机构的举债能力为其资本的50倍，那么它们所能使用的资本达到惊人的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金融体系的中心存在着这么大规模甚至更大规模的投机资本，而且它们完全不受约束。我们要谈论的最后一个美国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变化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交流的巨大发展。美国国内市场上的所有主要机构——共同基金、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以及对冲基金公司——大都大大地介入了国际业务之中。外汇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市场是两个最活跃的发展环节，但是这两个市场都是不受约束的场外交易市场。同时，美国金融市场与世界各地市场之间的资金流动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随着其他金融市场在压力之下不断地对外开放，美国大型金融机构也在全球各地设立了办事处。从上述简短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就正常情况下的业务量而言，美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已经变得相当巨大，这就使得这一市场具有了能够吸引生利资本所有者的一种特质：在正常情况下：美国证券市场具有相当的流动性，换言之，任何人如果想要抛出并退离市场的话，很容易就可以做到，就如想要买进的人能够很容易找到卖主一样。但第二条结论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内部结构从战略上而言，变得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法抵御危机。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信贷体系所经历的所有一切都说明了，由于法规体系的瓦解、证券市场不断增强的主导地位、高风险的新型证券的巨大发展以及由于这类新型证券在整个投机性资金体系中越来越强的主导地位，美国金融市场比以往都更加脆弱，更加无法抵御恶性的金融危机。即使在普遍有着严格管理监督的银行环节中，这种监控管理似乎也被大大地削弱了。最近的一次调查显示，只有3%的美国银行在严格按照法规条款行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美国政府为什么会允许出现这样的发展局面，而且不采取任何阻止手段？最直截了当的答案就是，制定法律、法规的管理者本身与大投机者关系密切。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罗宾本身就是个职业投机商，因为他曾经是哥德曼·萨克斯公司的管理层中的一员；联邦储备局的格林斯潘在未进入政府工作之前，一直在进行着市场操纵工作；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们也是不断地在华盛顿的工作和市场交易之间两头忙。上述的解释显然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因为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我们当然希望美国政府中的其他权力部门能够进行干涉并加以控制，如美国急统和国会。第二种解释可能是政府的这些其他机构本身依赖于金融投机机构，以获得竞选资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华尔街的好朋友。事实上这是千真万确的。罗斯科普夫曾经说道，民主党主席隆·布朗向克林顿指出，发展符合华尔街利益的经济政策极为重要，因为这样便能充分利用华尔街可能提供的巨大的竞选资金。这种说法当然也有道理。但是，除了金融市场之外，美国资本主义还存在着其他非常重要的权力中心，如果政府的决策性控制权落于投机性机构手中的话，这些权力中心一定会表示不满，并吹毛求疵。而第三种解释可能是美国社会中所有的战略性社会团体都已受制于金融市场的机构性动态发展。大公司管理层的收人和财富与股票和债券市场上的未来价格捆在了一起，因为它们把储蓄投入了投资银行、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所以它们一直在本公司进行重组，把“股东利益”的扩大作为公司经营的主要目标。而且美国的工人阶层也慢慢地依附于证券市场，以获得养老金、健康保健，甚至是工资，因为这些都越来越与证券联系在了一起。任何规范性的措施都会不可避免地对目前的经济活动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主张采取这些措施的政治家们就会失去范围相当广的政治性选民的支持。而这种政治方面的障碍又得到了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市场的投资理念的支持。但是我们不必去夸大这种理念的作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层的生活，不仅是因为工资关系，也是因为储蓄关系，而与资本紧密相连。如能像西欧那样，由政府介入储蓄体系，那么工人阶层的社会福利保障就不会如此受制于市场的发展和“借贷”资本家的利益。但是如果储蓄关系直接由私人金融市场控制，工人阶层本身也会具备投资者的利益要求。这些确实似乎是美国在90年代所面临的政治局面，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美国历届政府为了所谓的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而造成的。但是这样做究竟是否加强了美国资本主义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牢固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下面再讨论。但是有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种做法对整个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产生了一种类似于麻醉剂的效果，并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在金融方面变得越来越脆弱。随着克林顿政府的上台，不断发展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不再只是美国从其在金融货币方面的主宰地位中获得巨大利益的工具，它已演变成了美国建立全球主宰的一种极端手段，而且也成了克林顿政府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政治性战略的中心内容。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国内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动态我们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对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这种研究使我们注意到了该体系是如何通过运用政治经济因素，对世界各国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变的。具体的改变方法是，在国家内部造成社会冲突，而且美元—华尔街体系引起的这种冲突定是发生在力量不均等的社会集团之间。在发生危机的情况下，国家内部的某些社会集团可以利用美元—华尔街体系，以达到增强其在本国的政治社会地位的目的。我们可以把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这种方法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当发生了金融危机时，某些社会集团就能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重组计划中获利。它们的货币资本可以流入华尔街以躲避国内的危机，而整套重组计划的实施一般能够加强它们在本国的社会地位；为重振国家金融而进行的国营产业的私有化又使某些能够筹集到大笔资金的资本阶层获利，出口环节也能受益于整套重组计划，而资本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组计划中，把它们的统治强加在其他的、从属的社会集团的头上。受到削弱的国内资本环节是那些从事进口替代的环节，而向国内市场供应日常用品的企业会被国外的跨国公司收购，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计划，这些跨国公司就有了新的途径，可以收购国内资产。所有这些结果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们都是因为社会集团之间存在政治争端而产生的，而发生危机时该国国内的政治结构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又决定了这些政治争端的最终结果。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努力推行一个标准化的、适合所有国家的经济重组计划，但是其结果的具体形式总是随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来说，在原苏联国家集团中，私有化的形式就非常多种多样，而不同形式的私有化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又造成了新一轮的社会政治冲突，反过来，这些冲突又对经济重组带来的后果十分不利。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社会和机构性策划者会竭尽全力，力图使重组计划能够经受得住预计会出现的强烈反击的打击。然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特定国家国内的某些社会集团所结成的联盟而言，它们所推行的这些社会改革计划，至少是部分成功的。这种成功当然不是指持续性的宏观经济发展——离这还差得很远，因为通常新的危机就潜伏在不远的将来。但是，不管社会集团的强烈反应造就了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政府将会面对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平衡，而且，如果想避免出现新的金融混乱危及市场的话，政府也只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这种新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元—华尔街体系就这样造成了许多国家国内社会动态机制的一种深层次的社会转化。然后这些变化又反馈到了国际理论界。国际社会“整合”的发展使国际理论界集中出现了一种理论，其主要表达形式为“华盛顿共识”。一眼看去，这种共识的起源似乎是个谜，它被认为是一条纯知识学习曲线的结果：人们是如何了解到所谓的中央统制经济政策并不可行或者不如“自由市场”的“借贷”，投资策略来得可行的。然而这种对“华盛顿共识”理论的解释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比起新的自山市场策略在当前（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的业绩来，过去的中央统制经济策略在过去所取得的业绩更好，而在最近一段时期中，惟一真正活跃的经济国家是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实行的就是高度的中央统制经济机制。要掌握实际的情况，当然必须彻底研究理想化状态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教会了人们去改革社会关系；而是社会关系的实质性变化使“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有了市场，而且推动整个过程的不是在某个问题领域中建立起的一套法规、标准和原则的准法律体系，而是美元—华尔街体系中货币和金融所具备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一旦这个国际社会经济体系开始瓦解，那么“华盛顿共识”这一观念也会受到影响。[1]符合德国资本主义利益的是一个小范围的马克联盟，倾向于向东欧发展，而不包括地中海国家。但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德国不得不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欧洲货币联盟，这种联盟必将要求德国或地中海国家作出重大的调整。[2]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之下，除美国、德国和日本以外的其他国家政府，只能控制下述三个特点中的两个：汇率控制、完全的资金流动性和独立的货币政策。[3]私人金融在养老金等领城的巨大扩张，将会需要证券市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扩张，而且还会削弱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同时向美国货币资本打开收购欧洲企业的市场。[4]能否迅速进行国内调整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国国内各社会阶层的力量平衡情况。而东亚国家之所以能够迅速进行国内调整，是因为与那些未能进行国内调整的国家相比，它们更具备把进行调整的代价转嫁到工人阶层头上的能力。[5]墨西哥危机也同样十分有趣，因为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引发了美国和西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墨西哥对美同而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所以美国下决心要稳定墨西哥经济，即使这意味着要花掉西欧200多亿美元，也在所不惜。而西欧认为，墨西哥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不构成威胁，所以，这笔钱应该由美国出，国际结算银行只负责提供过渡性资余，其余的应由美国从共他地方筹集。但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成功地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迈克尔·康德斯，让他公开宣布西欧将提供全部资金，而非仅仅是过渡性资金。这就意味着，如果欧洲人公事公办的话就会使墨西哥危机进一步恶化，因而就会被认为是整个墨西哥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重事会的会议记录，前所未有地第一次向公众公开了，这是因为欧洲官员故意泄密，以显示他们井未投票赞成这种帮助墨西哥摆脱困境的方法（而是弃权了）。[6]大型全国性银行具有这种主导性地位，这不仅在日本、法国和德国（德国也有地产银行）是如此，而且在英国和原英国统治之下的国家如加拿大也是如此。七国集团中只有意大利与美国类似，在其金融结构中不具备强有力的全国性银行支柱。[7]当然，美国金融体系中有一些部分仍受制于英国金融机构所谓的极为严格的控制管理，因为证券及交易委员会的权力是巨大的。但是证券及交易委员会对进行证券交易的机构进行管理，其出发点不是为了降低宏观经济风险，而是为了确保各机构进行公平竞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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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元—华尔街体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三美元—华尔街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及其结构·美元霸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华尔街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美国和全球管理·一个自我支撑的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以及各种体系的传统观念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支柱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崩溃，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都被视做是己被削弱了的美国资本主义的某种失败，这种失败包括美国所鼓吹的国际货币秩序的瓦解以及由此出现的一种混乱的“非体系”状态。但实际情况却很不相同，尼克松政府下决心一定要摆脱整套制度化的安排，这些安排限制了美国在国际货币政治中的主宰地位，它们决定要建立一个新体系，在这种新体系下，美国对国际货币事务将拥有无上的权力。当时，在产品市场上，美国资本确实受到了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通过把国际货币体系改变为个一个美元—华尔街体系，美国希望重树美国资本的主导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正是这一策略中的一部分。我们将不会在此具体研究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但有两个决定性的时刻值得一提：一个是在1971年8月，尼克松决定割断美元与黄金的直接联系，使美元不再与黄金直接挂钩；另一个是1973年秋天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主要西方国家对由此带来的金融问题的处理方式。美元—华尔街体系的建立及其结构1971年8月所作的“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的决策意味着，美国从此不必再维持美元对黄金或其他任何货币的平价，美元不再受此约束：这一决策使美元价格能按美国财政部的意愿来变动，同时也促使了黄金慢慢退出了国际货币事务，整个世界经济因此被推向一个纯美元标准。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纯美元标准，支持者们如保罗·沃尔克，在60年代末期进入了尼克松政府，而1971年发生的国际货币危机又给这些支持者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但是问题是，西欧或日本都无法接受一个纯美元标准。当时谈判内幕的知清者威廉姆森就清楚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是，美元标准把世界货币政策的决策权置于一个国家手中，而这个国家也就因此能够极大地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命运。为了相互依赖的利益而牺牲主权是一回事，但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单方面的，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了，两者的区别就如同是欧洲经济共同体与一个殖民帝国之间的区别……事实是，接受美元标准，这必定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力量失衡，这种失衡在战后初期虽然确实存在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慢慢地消失了，直到整个世界发现自己正在慢慢地——虽然并不情愿地——开始接受美元标准。”由于关闭了黄金兑换窗口，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对美国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为了消除这种不满，尼克松政府支持召开有关世界货币改革的联合会议。通过所谓的“二十国集团”，这一会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开始工作，并从1972年一直待续工作到1974年。会议中受到广泛支持的观点是：建立一种新的、革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特别提款权将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支柱或各国货币的定值标准，起到一个主要的作用，美元也将同样受其约束。但是，尼克松政府显然并不想要接受这么一个规划，也不想要接受大会的一致决定，它们只是想借此争取时间，以便在大会讨论之外的事件上施加影响。威廉姆森指出，因为石油价格在1973年秋天上涨了四倍，所有的与会者都意识到，集体设计一种新的、统一的国际货币秩序是行不通的，最后，整个会议以失败告终。尼克松政府就这样建立起了它的美元标准。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巨大波动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被迫放弃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这对美国政府正合适，因为美国政府正希望对其他国家进行重新评估，那么现在，它就可以通过本国的美元政策来实现这一计划了。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因为由于某些原因（我们以后将讨论），在所有的政府之中，只有美国政府才能做到既大幅度地改变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价格，又不会产生其他同样试图这么做的国家会面临的不良经济后果。尼克松政府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试图确保国际金融关系不再受国家中央银行的控制，而是越来越多地由私人金融机构对此进行操纵，它们寻求通过利用美国对国际石油供应的控制来实现这一目标。很多人现在仍然认为，1973年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是海湾国家实施的反以色列、反美政策的一部分，这一政策与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有关。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石油价格的上涨是美国对石油国家施加影响的结果，它是美国针对西欧和日本“同盟”而实施的国家经济策略的一部分。尼克松政府关于石油价格上涨政策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们希望通过石油价格上涨，美国私人银行能在国际金融关系中起到一个新的作用。在欧佩克国家对石油提价的两年之前，尼克松政府就在计划着要使欧佩克国家对石油大幅度提价。早在1972年，尼克松政府就制定了一项计划，要在欧佩克国家最终采取美国建议对石油提价时，让美国的私人银行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利用。美国政府很了解该如何利用不断扩大的私人金融市场，使之成为美国财政部美元政策影响力的政治加码器。但是，根据美国当时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说法，尼克松政府致力于石油涨价的主要政治目的，并非是要决定性地改变国际金融事务，而是要大大地打击当时极度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和西欧经济。但是尼克松的官员们对这一计刘的后果很有战略性眼光，绝大多数的政治科学家都认为，他们的战略洞察力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府，他们很好地掩盖了在石油涨价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又巧妙地操纵了与它的“同盟”进行的所谓“国际货币改革”的讨论，这一切都显示出了超凡的能力。美国政府意识到，石油涨价将会导致产油国的美元收人大幅度地增长，而产油国国内的生产性环节是无法吸收如此之多的资金的。同时，石油涨价又会使许多国家出现贸易逆差，因为它们石油的进口成本飙升。所以，所谓的石油美元将必须通过西方银行系统，从海湾地区循环至非产油国。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石油美元进行循环使用，但是美国对此表示反对，美国坚持由大西洋地区的私人银行（当时由美国银行控制）来充当回收循环的工具。而且由于美国在政治上控制了海湾地区，它最终能够按照它的意愿行事。对究竟是否要放弃国际“金融抑制”以及是否要放弃由国家中央银行牢牢控制国际金融活动这一制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产生了广泛的争沦，而关于石油美元回收循环的争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这些争论中，美国是完全孤立的，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想对国际私人金融活动保持严格的控制。但是，美国最终通过双边行动而如愿以偿，并在1974年解除了对进出美国的资金流动的限制（金融行话称之为废除“资本控制”)，以此来支持它所提倡的石油美元的活动形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就存在着一种违规行为，而美国对此加以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毋庸置疑。这种违规行为就是：伦教在金融交易中所起的国际性作用。英国政府允许伦敦成为美国境外的金融中心，各种各样的几乎完全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活动都可以在这一境外中心操作。在60年代，由于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伦敦的国际金融交易发展得十分迅速：伦敦的银行接受境外美元的存款，然后又把这些境外美元借给世界各地的政府和企业。但是，伦敦作为境外中心所起的作用本身，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政策（这种政策允许美国银行通过在伦敦进行操作的方式，摆脱美国国内银行法规的限制）。国际货币关系中私人金融的这种全新的作用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私人资本活动，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当然，在几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私人资本都会设法跨境移动其货币财产，这一点毫无疑问。同样毫无疑问的是，60年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投机性的私人资本活动正在不断发展。但是，尽管如此，现在的这种新安排，却使国际私人金融进人了国际货币新体系运作的中心舞台，并且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旧体系之下的规模进行着运作。值得一提的是，把私人银行从“国际金融抑制”中“解放”出来，这主要并不是美国银行利益集团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的结果，也不是美国政府在允许金融业中所谓自发的市场力量自行其是。最初，美国银行本身并不愿意把石油美元回收循环至南部国家中去，但是美国政府必须依靠它们这么做，所以就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它们进行激励。鼓励措施之一是，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也对这些国家提供新的平行贷款；另一项鼓励措施是，美国在1974年撤消了对资本项目的控制，使美国国内银行也参与到这类贷款活动中，这样一来，所涉及的就不仅仅是在伦敦操作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银行了。此外，更进一步的鼓励措施是，美国政府决定废除对银行提供给单个借款者的最高贷款数目的规定。最后，美国政府让所有的美国银行了解到，万一它们由于提供了这类贷款而遇到麻烦，美国政府一定会帮它们解决的。尼克松政府采取的“解放”国际金融市场这一策略，其背后的理论根据是，“解放”了国际金融市场，就能使美国不再受制于其经济方面的弱点并能增强美国的政治力量。根据艾里克·海勒那的说法，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官员认为，不受束缚的国际金融市场将使美国得以保持其特殊的国际金融地位，以及美元在国际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这些变化的整体政治经济意义的基本方面，海勒那作了如下的概括：“美国霸主地位的基础正在发生着变化，从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权力转化为一种更以市场为基础的或更趋向于结构化形式的权力。”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些过程是如何发挥作用，加强了美国的政治力量，以及增强了美国经济政策制定的自由度的。但首先我们必须指出，私人国际金融地位的上升，对国家间的国际货币关系具有相当的意义。这种地位的上升改变了各国政府使其货币在国际间保持稳定的基础：在旧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某种货币稳定性是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的，一是该国的贸易收支平衡情况，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央银行）对待出现贸易收支逆差的国家政府的态度。出现经常项目（货物贸易和“无形”收入，如来自本国驻海外公司的利润和股利以及外国公司股份的收入）顺差的国家，其货币稳定且坚挺。如果某国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它就必须使用本国的外汇储备来保护本国货币，或者说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家的政府来助它一臂之力。在新体系下，拥有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通常仍处于有利地位，但是其货币稳定性的有效基础开始依赖于另一个因素：该国在国际私人金融市场上的贷款信用。在以前的体系之下，由于“金融抑制”的作用，私人金融市场受到相当程度的排斥，无法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中来，而现在，它们将起到一个主要作用。乍看之下，这一新体系似乎把政府从以前的严格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现在，即使出现了经常项目逆差，政府也能从一开始以伦敦为中心后来是英美联手的私人金融市场上筹集到款项以渡过难关。而且，政府还能允许其货币兑换率更灵活地浮动，而不是使所有其他的经济目标都服从于一个目的，即保持本国货币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固定兑换率。但是，参与到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来的大部分国家很快就发现，从长远来看，这种解放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圈套。新体系实际起作用的方式依赖于其自身的两大主要机制：美元以及越来越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这样，比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这一新体系使得美国政府对整个世界的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拥有更多的影响力。美国可以自由地制定美元的价格。为了维护本国的国际货币关系，不同的国家都会越来越依赖于英美金融市场的发展，而这些市场的发展趋势又受到美国公共机构、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中央银行）的所作所为的左右。这样，当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相对经济力量有很大程度的衰退的时候，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性环节开始进入长时期的不景气之时，尼克松却使华盛顿政府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杠杆利益。当然，美元—华尔街体系并非完全以美元为中心：其他货币，特别是德国马克，确实也作为一种国际货币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华尔街及其巨大的附属市场——伦敦市场也并不是惟一的资金来源。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段中，美元—华尔街联盟确实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还有一点非常值得一提，即这一体系的两大支柱一一美元和华尔街是如何互相扶持、互相壮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美元中心使人们都转向华尔街寻求资金，因为美元是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性货币，所以大部分国家都希望美元成为它们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这样一来，它们就受制于美国的（或英国的）金融体系。同样的，由于世界经济的许多主要商品都以美元而且是为了获得美元而进行交易，所以那些交易方就会希望在纽约或伦敦为交易融资。因而，美元的这种作用大大地促进了英美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和成交量的增加，这是方面；同时，也有来自于另一方面的作用，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华尔街的强有力的影响力也增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任何人要筹资或贷款，他们都会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该金融体系的规模和实力。一个金融市场的资金来源和范围越广，对借款者来说，就越显得安全，所报的利率就越有竞争力。在证券市场（买卖债券或股票的市场）上也是同样的道理，对那些希望从证券上获得收益的人来说，安全的市场是一个买卖率很高的、大规模的市场，因为在这种市场上，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买主购买你的债券或股票，你就能非常容易地退出。而且如果你有一笔可观的储蓄，你想在高风险市场上寻找高回报的投资方式，最好是把你的资金交给一个大规模的、经营多样化的操作机构，这种机构能通过在不同领域的操作，把在某个领域中的损失吸收掉，并用在另一个领域中的赢利加以补偿。因而，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和美国金融机构的不断增强的实力使之成为一个很具吸引力的市场，人们都愿意把资金置于美元区域的中心或在那个中心筹资。通过这种方法，华尔街以它的实力增强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1]美元霸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美元的霸主地位使美国政府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工具，这种政治工具是以这一新体系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当我们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去理解这种新体系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当我们开始讨论国际货币时，我们谈到，一个国家要支付从国外进口的货物和服务时，它就必须拥有国际上接受的通货资金。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几乎没人会接受来自于乍得（非洲中北部国家）的以乍得货币为支付货币的付款方式。所以乍得必须挣得（或借到）一种通货，比方说美元，这样它才能从国外进口。但是，对美国来说，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出现的国际货币新体系之下，这种巨大的束缚完全不存在，因为国际通货就是美元，美国无须通过国际贸易来挣得美元：美国在国内印刷美元！这种特殊地位带来的特权我们称之为霸主特权（铸币特权）。概括来说，美国不会遇到其他国家会面临的国际收支平衡方面的限制，它在国外的支出可以远远超出它的收人。因此，美国可以在国外建立昂贵的军事基地，而不必顾及外汇的限制；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大量购买外国公司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而没有支付方面的制约；同样美国货币资本家能够把大笔资金投人有价证券投资（购买有价证券）。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元的霸主特权使美国的金融体系作为世界主要的贷款来源，拥有了巨大的优势。而且，正确理解美元霸主特权对贸易关系——进口和出口——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世界市场上主要商品的买卖交易都以美元作为交易货币时，与其他国家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公司相比，美国公司受美元汇率变化的影响要小得多。所以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兑换率大幅度上升，美国粮食出口商为此所受影响的程度要轻得多。而且如果美元升值导致大量进口商品涌人美国国内，造成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出现非常大的而且是长期的逆差时，那么这种逆差就可以用美元来消除。所以，霸主特权使美国政府拥有了一种能力，它们能够随意左右美元的国际价格，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世界其他国家来承担，美国能够自我保护，不受影响。[2]华尔街主导地位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尼克松政府成功“解放”英美私人银行体系，使英美私人银行参与到国际金融活动中，由此带来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影响。首先，它在突然之间把私人银行推到了国际金融的中心，摧毁了原先中央银行的主导地位，使英美金融体系和美国金融机构迅速建立了国际主导地位。第二，它造成了国际金融机构监控方面的巨大漏洞。第三，它使许多国家特别是南部国家的金融体系和汇率，越来越受到美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最后，它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银行体系内部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并使美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金融市场上竞争压力的形式和所使用的国际规范种类。所以由此带来的变化，其意义非常之重大。解放国际私人金融，第一个受益者是伦敦市场和美国的以货币为中心的国际性大银行。1981年，里根政府实施了一项法律，允许在美国境内建立所谓的“国际银行业务服务设施”，这样，就使得华尔街也具备了与伦敦一样的境外资金中心的性质。人们可能会以为，伦敦城所起的作用意味着，它至少应拥有与华尔街相同的地位。但这却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原因很简单：伦敦城是作为美元的金融市场在起作用，它整个的境外操作模式依赖于美国政府的国际金融政策。所以，它主要是作为美元区域的服务中心和华尔街的附属市场而进行操作的。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大部分活动就这样集中到了华尔街（和它的附属市场——伦敦），而我们非常有必要搞清楚这一点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经常认为，这一点意味着存在一个所谓的“全球”金融市场。如果这是指伦敦和纽约与全球各地的人们进行交易，那么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国家和这两大中心之间不断发生着资金流动。但这绝不意味着世界上所有的金融市场都融合成了惟一的一个整体性的金融市场。相反，在国家之间，甚至在国家内部，金融市场仍是——而且大部分仍是——被分割成不同部分的：即使欧元发行，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许多障碍，使欧洲金触市场无法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整体市场，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在70年代，伦教和纽约的金融机构确实开始在它们的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各地的国内金融市场之间，建立一种比60年代更为牢固的联系。通过比较1975-1990年间的国际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规模，我们能了解到国际私人金融业务的发展：1975年的银行贷款为400亿美元，到了l990年，这个数字远远超过3000亿美元；在同一时期中，债券融资的规模上升了将近10倍，从19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1700亿美元。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全球金融市场，而不是美国金融市场对其他国家金融市场的不断增加的影响力，那么这样就会掩盖了美国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力量范畴。如果有人认为“美国”这一定语不重要或甚至是多余的，那么他们就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国际金融体系是由中国或伊拉克的市场和金融机构控制，而不是由华尔街控制的，那么，从一个经济政治角度看，他们是否会因为这个市场能以同样的条件提供同样的信贷服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就接受这种控制呢？但是要更直接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到，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金字塔网络中占主导地位，所以，能否进入这一市场，不同经济国家与这一市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联系，以及这一市场内部价格的动向，所有这一切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从20世纪70年代起，华尔街中心下断施加压力，试图削弱阻碍其进人目标国家国内金融体系的障碍。华尔街的这种做法具有三重目的：第一，摧毁华尔街和目标国家内部私人金融机构之间资金双向自由流动的障碍；第二，使华尔街金融机构完全有权在目标国家内部的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动中开展业务；第三，重新设计目标国家内部金融体系，使之适应华尔街金融机构和美国客户（跨国公司、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等）的经营策略。当然，华尔街和伦敦并没有能够建立起垄断格局。因为日本发展了起来，开始出现了一些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而且法兰克福、苏黎士、巴黎、香港和新加坡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但是，所有这些其他的金融中已都还没能够与华尔街和伦敦的规模相抗衡，而且，与经济的其他环节相比，规模——市场规模和金融机构能调动的资金的规模——在金融事务方面是完全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样你就能够从事小规模机构无法从事的业务，你就能够在金融领域的技术革新方面起决定作用。在进行金融业务时，英美金融机构实际上几乎是完全不受约束的，因为各国中央银行试图用来对伦敦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进行管制的，只不过是在国际结算银行中提出的一些相当含糊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指导纲领罢了，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所以这就使得英美金融机构的竞争优势又有了巨大的增加。这种优势，连同规模优势，不仅使华尔街能够保持其主导地位，而且还使得其他国家内部有关本国金融机构的公共法规受到了削弱，因为它们本国的金融机构都跑到境外去竞争，以此逃避本国法律、法规的约束，而且它们还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宽政策，以便能与华尔街竞争。如上所述，对银行系统而言，不对银行业务进行管制是相当危险的，银行之间肆意竞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是由于华尔街在私人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所以究竟应该为出现偿债困难的银行建立何种竞争机制、何种法规、何种国际性协议，这些都成了主要由美国政府及其英国同盟来决定的问题。如果美国政府选择不进行规范管理，那么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就很难维持它们自己的规范框架。如果美国决定进行管制，那么其他银行系统也就能同样进行规范，但即使如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是由美国来决定管制的形式和范围。因而华盛顿的决策给全世界各国的银行系统带来了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一系列连锁反应中的一部分。首先，通过调整美国国内利率，美国联邦储备局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国际利率水平，因而它可以由此决定国际信贷的成本，并给其他经济国家造成巨大的影响。当国际私人信贷的成本较低时，能够获得低成本信贷的金融机构会从事一些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可行的项目。但是如果美国的决策突然导致信贷成本上升，货款变得非常昂贵，那么，即使是根基非常牢固的企业也会走向破产，因为低成本信贷会在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短缺。而且，由美国金融市场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一会儿信贷资金泛滥，一会儿又出现信贷资金大幅度的削减。更糟的是，由于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主导性政治地位，所以美国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相当大，这就使得人们无法准确地预测美国经济周期的发展步骤，以及美国国家政策的方向。其次，通过是否进行金融管制，美国巧妙地成为了所谓国际金融微观经济学的主宰，因为美国可以决定对银行放款进行规范和监控的尺度。实际上，美国一方面鼓励银行承担风险，另一方面又防止银行草率行事，以免破产，美国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着调控。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经常非常乐意放弃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管制，不管它们是70年代的美国大型商业银行，还是90年代的投资银行或对冲基金，都是如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就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它们就会向其政府加压，要求放宽限制，或者，它们就想方设法，逃避本国法律、法规的限制。华盛顿经常宣称，因为技术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原因，无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管制。但是，如果进行管制对华盛顿有利的话，华盛顿就会很乐意这么做，而且，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还能做得很顺利。1988年达成的有关国际银行监控指导方针的所谓巴尔斯协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一协定之所以得以达成，是因为美国与伦敦联手，为的是共同建立一个英美规范体系。这一点就足以确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有其他国家会走到一起，建立一个共同体系。随之建立起的体系是一个侧重于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君子协定”，因为这一协定提供了激励措施，鼓励所有的银行优先购买政府债券，而这正好满足了美国越来越迫切的需要，因为美国政府负债累累，而且银行又不愿意向工业企业提供贷款。这一协定充分显示出，政府对国际金融市场进行规范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惟一的条件是，美国支持这种规范管理。第三点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找到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既可以不对国际银行和金融市场进行规范，又可以把美国银行和金融体系遭受由此产生的市场崩溃的风险降到最低。通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控制，以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着欧洲同盟的支持，美国发现，当美国的国际金融机构由于从事国际业务而出现偿债困难时，借款国家的国民会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而美国经济本身几乎无须为此付出多少代价。这种方法最早是用于80年代初期出现的拉美国际金融危机，当时这种方法具有非常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我们将在后面章节重新研究这一点。同时，美国设法在不使其主要商业银行遭受风险的情况下，扩大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界的控制。它成功地设法改变了放款形式，使更有利于“借贷”资本家的债券市场成为主要形式，使短期银行贷款更多地取代了中长期贷款。最后一点，同时也是华尔街对国际金融界的控制所带来的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金融体系是任何资本主义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而同时金融体系又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控制管理功能紧密相连。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金融资金流量的控制，以行使其大部分的政治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的。华尔街能够加强与各国国内金融体系的联系，并摧毁其间的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国国内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变得不受其本国的控制。当某国国内出现金融危机时，美国可以对该国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重组，使之更符合美国资本主义的利益。美国和全球管理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该国的经济结构是属于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会在其国内的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起主要作用，同样，世界主要国家也会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中起主导作用。有关国际经济的论著很少涉及在国际金融的主要方面不断出现的这些政治性干预，这是由意识形态的盲点所造成的，而且根据学科分类，这一问题同时涉及政治科学和经济学，所以这种盲点更为严重。在对全球化的众多定义中，这种盲点也显而易见，在这些定义中，全球化被认为纯粹是一种技术和经济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国家政治控制无关，而且与国家政治控制是对立的。而且由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受到的国家政治影响在各国之间程度不同，这就使得这种近视越发加深。委婉地说，这些领域所受到的政治影响分配不均：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这种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一个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存在着一种基于20世纪40年代达成的合作协议的类似全球性权威的东西：黄金作为一种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货币支柱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中央银行试图管理货币和金融流量。当然，美国绝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中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但它同样受到该体系超越国家之上的规定的制约。而经过了尼克松时期之后建立起来的新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国仍然起绝对主导作用，但同时不再受到法规的制约。美元—华尔街体系有点像英国宪法：起主导作用的力量有能力随时随地制定法规。美国能够决定美元价格，它同样能够对不断发展的国际金融关系进程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所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这问题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绝对重要的：美国政府是否会从美国本国的利益出发，去操作新的美元—华尔街体系？或者，美国政府是否会超越其本国利益，就如同是一个凌驾于国家之土的世界性政府，使一切国家利益，包括美国本国的利益，服从于全球的整体利益？或者，第三种可能性是，美国政府是否会走一条中间路线，在一个或大或小的寡头政治圈中，建立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如大学间董事会一样的联盟，而美国就在其间，为了该寡头政治圈的整体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一些本国利益？答案是，美国政府是按照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政府职责行事的，它把美国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其实尼克松采取步骤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华尔街体系，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美国的利益置于首位。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测出美国政策的使用范围，那就是美国是否会为了国际货币和金融的有效管理，而寻求在美元—华尔街体系内建立起一些条例和机构，这些条例和机构已被证实是国内经济管理中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逐个研究下列的问题：①各国都极为关注国际货币的稳定性。然而，在美元—华尔街体系中，主要的国际货币都剧烈波动，甚至创下历史记录，相比之下，20世纪30年代甚至都成了货币相对稳定的时期！货币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活跃状态是美国别有用心的政策的产物，是美国拒绝建立稳定的、有法可依的新体系的结果。②为了保证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在世界经济中建立起有关信贷供应的宏观公共管理规则。相反，国际信贷资金一次又一次地在供过于求和秩序混乱的资金紧缩之间动荡，其主要原因又是因为美国希望如此。③为了保证最低程度的负责任的行为，为了限制金融环节或生产性环节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的竞争性压力并避免市场崩溃的发生，对主要私人信贷供应机构建立起微观公共管理规则。相反，在这一领域中，任何机构都可自由行事，只有当美国政府希望实施这些规则时，才出现例外情况。④为了鼓励资金流向生产性环节而非流向投机性活动、欺诈性的市场控制活动和腐败活动，对国际金融和国际生产性环节的共同方面进行公共管理。在这方面的记录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有一种系统化的力量使得一个又一个国家对本国生产性活动的管理屈从于国际金融不受约束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得所有的国家越来越无力抵抗这种控制（又一次在这一领域中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作为抗衡公共当局的主要工具）。一些学者认为，美国在尼克松之后的国际货币金融政策受制于美国与七国集团（七国集团是指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中的其他国家建立的合作性的寡头政治圈中的规则。但是，就美国的主要战略性政策而言，这种看法缺乏足够的证据。七国集团的存在，只是证明了美国试图利用七国集团这一联盟，使其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七国集团中的其他国家并不准备听从美国的摆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采取了合作的方法。一些学者把1978年波恩峰会所谓的重大意义视为是合作性政策制定的一个例子，这的确是一个例子，只不过是以德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的大部分做法这一形式出现的例子。而且，不管在卡特政府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合作精神，到了里根政府时期就消失殆尽了。在高层货币政治中，最强调合作的是1985年签订的旨在降低美元价格的广场协议。这次会议确实就降低美元价格达成了一致，而且后来美元的价格确实降了下来，但是，正如戴斯特尔和兰德尔·海宁所说的，美国财政部长贝克早已决定要降低美元价格，而且已经开始在这么做了，贝克只不过是利用七国集团的协议，以便在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中，打击那些对已经制定的美元降价决策持反对意见的势力。而且在对国际金融的管理中，美国的首要政策同样很明显。在70年代，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屑一顾（尼克松时期），尔后，坐视该组织走向衰退（70年代后期），好不容易进行的有关国际金融规范的讨论转而在国际结算银行中进行或成了双边讨论。里根政府一开始完全是敌视态度（对世界银行进行尖刻的攻击，十分敌对）。美国后来之所以改变了对这些机构的调子，并不是因为美国放弃了美国第一的政策，而是因为贝克看到了，在拉美的债务危机中，这两大机构一旦其从属性的新功能有了正确的定义，就会成为美国国家经济策略中极有价值的工具。寡头政治圈中的合作与此毫无关系。所以，事实是，某届美国政府设法做到极为合作，条件是，这一合作是指按照华盛顿己经制定的行动路线共同工作。华盛顿已经制定好了整套的学术理论来说明其美国第一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理沦指出，只有当一个国家起绝对主导作用时（霸权），国际货币事务才有可能稳定。这种理论还进一步解释了现今出现的混乱无序现象的原因：美国不再起完全的主导作用。学术界否定了这种理论，但是至少这种理论试图对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在国际货币事务管理中所表现出的异乎寻常的行为进行解释。因此最后一个问题是：如果美国对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的政策主宰了美国本国的利益，那么，这是指可察觉的国家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要想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处于资本主义金字塔顶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到底是什么，这也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对资本主义内部出现的声势浩大的国际化运动有很好的了解。这些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谈。现在，我们来集中研究一下我们一直想证实的一些问题：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了一个国际货币金融新体系。其次，这一新体系的动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与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国家（美国）的行为，与国际金融市场网络中的一个金融市场（华尔街）的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第三，美国政府遵循本国宪法的职责要求，从本国利益出发去管理这一国际新体系。一个自我支撑的体系——美元—华尔街体系现在我们有能力去了解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模式了。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其他所有的可兑换货币都通过兑换率与美元发生联系。美国政府选择在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之间不设定固定汇率，因为如果设定固定汇率的话，美国就无法把美元价格作为一种工具，去实现其他目的。因此，在新体系之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呈螺旋状的上下波动，完全改变了它国的贸易和其他环境。而且在这些宏观的波动中，不断有着微观方面的变动。世界各国及各种经济机构必须使它们的活动对美元的这种不断出现的宏观与微观变动进行结构性的适应，不然就会面临国内经济失衡或经济危机等各种各样的风险。同时，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市场和美国的私人金融机构在更大程度上与美元体系的国际货币关系相互作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各国会以美元作为其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而汇率的波动则意味着，想要稳定本国货币的国家势必需要比以前更多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金融市场（如购买美国国库券），因为这些证券具有较强的流动性，一旦因为要稳定汇率而需要资金时，这些证券很容易变现。同时，对那些为各种目的（包括为保护本国货币）需要借款的政府而言，华尔街提出的交易条件是最有竞争性的，而且，华尔街还能提供新的金融工具，使各国政府和各种经济机构能够对付汇率波动的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发展巨大的外汇市场，而且是一系列全新的衍生工具市场，如远期外汇衍生工具、货币互换、贷款，等等。虽然许多人把这些归功于“技术”方而的创新，但其实它们只是由于货币市场的巨大波动而导致出现的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反应，例如，远期外汇市场和利率转换市场使经营机构能防御未来货币价格波动而导致的风险。许多有关全球化的论著都试图使我们看到“国际资本市场”所具有的不可阻挡的、压倒一切的力量，这些论著大部分都会提到外汇衍生工具市场的巨大规模、外汇市场上巨大的货币交易额，或是美国国库券市场上极为快速的资金周转。然而这些全是国际货币关系中政治性货币波动的结果。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因素，各国政府从私人金融市场融资，但是，这些融资手段本身受制于不断变化的还款条款（与美国短期利率的浮动密切相关），而且，由于融资货币为美元，而美元的上下波动十分剧烈，因而各国债务的实际价值会随着它们本国货币与美元的兑换率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与华尔街的这种联系，使各国借款方会面临进一步的问题。就单个政府而言，国际新体系的动态机制与本国的经济管理发生着相互的作用。美元价格的突然变化会导致一个国家的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同样发生突然的变化。政府就会面临这样一个选择：从华尔街融资，以此作为一种缓冲，或者进行本国经济的宏观调整。而能否作出第二种选择，这就要看该国政府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了：它能否通过向本国的各种社会团体摊派费用，来平衡预算并扭转贸易逆差的局面？如果这样做有困难那么该国政府可能就会选择从华尔街融资。当资金供应十分充足时，华尔街就会——即使不能说是不顾一切地，也是非常积极地——向各国政府放款，并为此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是政府选择这样做，只会在将来造成更大的调整方面的问题，只要美元或美国利率（或国库券利率）发生进一步的变化，这种问题就会突然出现。对那些在国际产品市场上实力较弱的经济国家来说，这些困难更加明显，这此国家的政府缺乏足够的社会政治力量来解决经济薄弱问题和调整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在南部国家最为突出，所以这一新体系不断地在南部引起支付和金融危机。每年，一个又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止如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所指出的，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金融危机。这种由于国际原因造成的危机使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有机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如果这种金融危机不是系统化、地经常地发生的话，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即使不说是多余，也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是要确保有关国家进行国内调整，以便有能力向华尔街偿还债务。同时，就如同一个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该国会提供紧急财政援助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上也以同样的方式，向金融机构提供援助。但是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区别：当一家美国银行在美国国内出现问题时，美国的纳税人提供资金援助；但是，如果同一家美国银行在国际上遇到了问题，那么实际上提供资金援助的不是美国的纳税人，而是负债国的国民。因而，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美国银行的风险就转嫁到了负债国的国民头上。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出现危机的国家最终总能重归美元—华尔街体系，只不过重归时就多了严重的债务偿还问题，而且国内的金融和经济结构也受到了削弱。同时，外部环境还是一样的变化多端，该国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再次出现金融危机。但是美元—华尔街体系的一个矛盾之处是，南部发生的这些金融危机并没有削弱体系本身，实际上反而更加强了该体系。首先，在危机中，出现危机国家国内的富有的财富拥有者手中的资金通常会流向华尔街，这样就加强了华尔街支柱的力量。所以，在80年代早期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中，出现了巨大的资金外流：阿根廷，153亿美元；墨西哥，327亿美元；委内瑞拉，108亿美元。其次，为了偿还更高的债务，有关国家必须出口产品到美元区域，以获得偿还债务所需的资金来源，这就又更进一步地加强了美元的主导地位。第三，由于美国金融机构的大部分风险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进行转嫁，这就使它们能更积极地从事国际业务，并更有攻击性。最后，由于南部国家力量的削弱，在双方决定未来融资方式时，华尔街的信贷机构就多了更多的讨价还价的实力。现在的融资方式越来越倾向于对贷方有利：证券化债务和短期借款，而不是长期借款，等等。美国有关世界经济的政策不断反复地变化，但自始至终，美元—华尔街体系一直稳居其位，并能不断地自我壮大。1995年，美元仍是最主要的世界货币：所有国家中央银行国际储备的61.5％是由美元组成的；所有国际银行贷款的76.8%是美元贷款，其中39.5%的国际债券的货币单位是美元，欧洲货币储蓄的44.3%也以美元为货币单位；同时美元也是47.6%的国际贸易的支付货币以及83%的外汇交易中所使用的两种货币之一。而且，如果把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易排除在这此数字之外，那么在上述的分类中，美元在所有交易中的主导地位是压倒一切的。美元—华尔街体系以及各种体系的传统观念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各种体系，这一观念是罗伯特·凯汉和约瑟夫·耐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提出的，而这一观念的传统定义是斯蒂文·克瑞斯那在1983年提出的。克瑞斯那把体系定义为“在某个问题区域内汇集了因素期望值的原则、标准、规则和决策过程”。这一概念在对国际关系和多边机构功能的分析中极具影响力。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体系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与克瑞斯那的有共同之处，似是在此一些基本方面存在差距。美元—华尔街体系在三个方面符合克瑞斯那的体系概念。首先，它符合这样一种观点，即国际关系并不仅仅是由处于无秩序竞争状态中的、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与世界市场的最小单位一一相互影响的经济机构共同发作作用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上有着一些模式化的、结构化的体系，能够对这些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加以控制。在这种意义上，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对国家间关系进行结构化和模式化控制的国际机制。其次，美元—华尔街体系与克瑞斯那概念中的一点非常吻合，克瑞斯那认为，各个国家之所以参与到这些体系中来，是因为它们意识到，在体系中相互合作对它们而言是有利的。这一点也适用于美元—华尔街体系。第三，克瑞斯那还认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经常是在体系建立中起决定作用的，甚至是单方面起作用的因素：不要以为体系的建立是取得一致或互相协商的结果。体系的这种强迫性特点同样适合于美元—华尔街体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点仅限于此。在克瑞斯那看来，体系在本质上是准法定化的。他认为，国家慢慢地接受了一套规则、标准或原则，或者是接受了一套固定的集体决策程序。但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以及美元通过兑换率对国际货币价格进行的控制，这些并不是准法定化的标准或规则，这是一个定期发生的事实。所有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着本国货币可兑换性的国家是这一事实发生中的一个参与部分，它们本国货币的价格直接或间接与美元挂钩。国家确实也可以选择退出这一体系：使本国货币无法自由兑换。但如果货币无法自由兑换，它们就无法真正参与到世界经济中去。所以，现在各个国家确实加入到体系中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它们觉得这样做符合本国利益，这只不过说明它们别无选择。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体系中的另一个支柱：美国金融市场。各个国家和各种经济机构并不一定要加入到这一市场中来，它们可以避免把外汇储备投放到这一市场上，也可以避免从这一市场上借款，但实际上它们无法避免被卷入这一市场，因为它们必须为它们所有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而且如果它们需要从国外借款，那么最经济的、最合理的资金来源是规模最大的、最富竞争力／最不受控制的，也是流动性最强的市场——华尔街。克瑞斯那的定义还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这一定义认为体系是在单个的“问题区域”内运作的。但美元—华尔街体系并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区域”：各个国家都试图处理好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中的众多问题，而华尔街作为一种货币和金融框架，是这些国家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必须面对的。如果把体系局限于“问题区域”，这就是在对现实社会进行毫无意义的分割：在保障空中安全的国际法律体系和如美元—华尔街体系之类的框架体系之间并不存在共性。另一个问题是，体系学家们通常把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视为克瑞斯那式的体系，并把它们从美元—华尔街体系的模式化的常规活动中分离出来，而这些常规活动恰恰是这两个机构的运作范畴，也正是这些活动使这两个机构的存在变得富有意义。克瑞斯那定义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这一定义设立了一个先决条件，即体系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对立面，两者之间是分离的，而美元—华尔街体系则把国家和市场作为其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包括在内。[1]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国际银行。在大部分时间中，日本银行和一些欧洲银行的规模更大。但是纽约和伦敦之外的其他货币市场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美国投资银行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使得客户能够获得这些联合资金。[2]这些优势，以及因为拥有了主导货币而获得的其他优势，在技术上被称为霸主特权。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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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二、“资本市场”、金融体系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所谓的资本市场·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及其规范·国际货币体系·有关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绝大多数关于全球化的理论都着眼于研究资本在“全球资本市场”上不断增加的流动性以及由此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但若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资本市场“这一术语的定义是含混不清的．因为该术语一方面大量涉及了金融领域的许多不同现象，这些现象其实与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并无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它又排除了许多资本的实际操作，所以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全球的或其他范围内的“资本市场”，这样我们才能理解这种称之为全球化的国际现象。所谓的资本市场在日常普通的语言中，我们把资本与生产性投资所需的资金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用来购买生产可出售产品所必需的机器、原材料以及支付雇员的工资。在这一基点上使用资本这一词汇是可行的，因为这种用法强调了资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起到的对社会有利的作用。有关全球化的一种主要的含混不清的观念是，许多人相信流动着数以亿万计美元的所谓“全球资本市场”在某些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以为“全球市场”与生产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我们别无选择，只得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然而在现实中发生在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上的大部分情况都应更多地被视为是对生产体系的冲击，而非是在向新一轮生产提供资金来源。把“资本市场”的现有形式看做是不可缺少的功能性投资机制是错误的观点。一方面“资本市场”远不止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因为它除了包括大型的、多样化的有望获得未来收人的所有权市场之外，还包括各种形式的信贷、储蓄和保险，而并不仅仅是只为生产性投资提供的信贷。但另一方面它又远非是生产性投资的漏斗，原因在于，进行生产性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根本不经过所谓的“资本市场”。关于资本市场作用的这种馄淆与另一种有关合并和收购的概念混淆有关，所以人们经常以为当一家公司收购另一家公司时，就发生了某种形式的资本投资，然而通常的情况是，这种资产的收购可能与新的实际投资根本毫无关系，反之，可能会发生与此相反的情况：为了能消除竞争，使资产的购买者获得更大的市场能力，收购行动可能会与减少所获资产的活动有关。在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这种‘资本集中化”过程在国际间飞速发展，被称为“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实在绝大部分清况下，它只是指公司所有权的变更，甚至还可能导致生产性投资的降低，而非承诺为扩大生产提供新的资金来源。如果认为“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幅度扩大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这种观点就如同认为保险业的大规模扩大意味着世界正变得更安全一样，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观点。保险业可能会在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运作：犯罪率越高，财产保险市场越大。同样地，当可以短时间内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大笔财富时，根据经验，这种趋势说明，从社会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体系中有某种东西正运作得非常糟糕。我们将从金融体系最显著的特点，即金融体系在提供信贷中的作用着手探讨些相关术语。信贷涉及向人们提供金钱，前提是日后人们将偿还所欠款项，并通常以利息的形式支付一笔额外费用或“权利金”[1]信贷并不一定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国家信贷体系中有许多部分与生产根本无关。工人们可以把他们的储蓄存入一个信贷合作机构，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从该机构获得贷款，希望能在条件改善时偿还。他们支付权利金来获得这种服务但因为这种合作机构是非赢利性的，所以权利金的数目可能很小。这种合作机构满足了消费需求而非生产需求，所以不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在房产市场上操作的建筑协会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它们向人们提供信贷用于购买住房，这类机构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它们提供的信贷直接产生于存入机构的储蓄之中，换言之，它们的资金来源是经济中以往的价值生产：雇员的储蓄来自于他们在生产中已经获得的工资。[2]由于银行能在信贷运作中创造新的金钱，所以银行显得与众不同。银行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任何时间向整个经济中的每一个人提供透支，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能够看到银行的不同。所以除了源自以往价值创造所带来的储蓄的金钱之外，还有更多的金钱在经济中流通。这些金钱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虚构金钱——并非产生于过去的创造，而是产生于预期的金钱，这些金钱预计将在未来的生产活动中得以实现。[3]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银行也并不一定是作为私有的资本主义公司在运作。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欧洲100家最大的银行中过半数都是上市公司，从理论上而言，这些银行的金融运作标准都是由公众决定的。而且即使它们是私人银行，由于它们有能力发行用于信贷的金钱，它们在公众经济中发挥着基本的但同时又是强有力的作用，所以任何一个明智的资本家阶层都会确保国家不断地下预它们的运作（尽管，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这些国家行为会被尽量地低调处理）。正如卡普斯坦所说：“银行被告知它们必须持有多少资本，可以在什么地区运作，可以出售什么产品，以及它们可以出借给任何一个公司的金额的大小”[4]这种虚构信贷金钱的存在对整个经济而言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它起到了便利商品流通的作用，没有了它，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慢得多，对雇主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雇主们才能够筹集到购买设备所需的大笔资金，而这些设备要到许多年以后才能生产出全部的价值。如果雇主们只能用真正拥有的储蓄来投资－一即源自以往价值创造的金钱－一那么对固定资本的投资就会昂贵得多，对很多投资而言都是太昂贵了。此外，信贷也成了扩大消费品销量的种重要手段，另一种说法就是现代经济是构筑在大笔债务之上的。所以银行在疏导储蓄和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新资金（虚构金钱）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可以靠着一个完全由这种银行组成的金融体系来运作。但是从历史角度而言，也出现了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发展中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更是存在着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首先，作为融资手段的股份和债券发展了起来，一个公司可以出售股份，然后把由此所得的资金投资于公司经营中。股份只是一张张的纸片，但是正是这些纸片赋予了股份持有者获得公司经营活动所得利润的合法权利。公司或政府也可以出售债券，并把所得用于各种广泛的用途。这些债券也是类似的纸片，这些纸片赋予持有者在固定的时间期限内获得固定未来收人流的合法权利。股份和债券（从18世纪起在英格兰被统称为“股票”）的一个特殊的特征是二级市场发展了起来，人们在二级市场中可以买卖这些能让持有者合法获得未来利益的纸片。今天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这种纸片，它们能够自由买卖，并且其持有者能合法获得未来的某种利益或权利。我可以购买并出售这样一种纸片，这种纸片使我有权在将来的某一个时间按照某一个汇率买进或卖出一种货币。这类纸片所有权的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可买卖纸片被统称为“有价证券”。值得一提的是，股份和债券的最初发行是作为融资的一种手段，筹集的资金可能用于也可能不用于生产性资本投资，而这些有价证券的二级市场[5]则根本与生产性投资不发生直接联系，相反在这些市场（如股票市场）上，人们买卖的是未来生产活动中创造的未来价值的所有权，他们并不为未来的那种生产活动提供资金，但他们却要求从中获得未来利益。这些从未来生产活动中获得未来利益的要求既可以是直接要求也可以是间接要求。拥有福特汽车公司的股份意味着直接有权获得福特公司创造的未来价值，而我持有俄罗斯政府的债券意味着我对将来俄罗斯创造的价值拥有间接的所有权要求。我之所以购买俄罗斯愤券并不是因为我觉得俄罗斯政府将会创造出价值，而是因为我认为俄罗斯政府将会通过向其境内的其他生产活动收税来向我支付我的权利金：没有生产，我的债券便没有了收益。有了这些背景知识，现在我们可以来重新讨论“资本市场”。实际上当我们使用“资本市场”这一词组时，我们主要指的是（当然并不仅仅如此）证券市场。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按证券市场去理解“资本市场”，那么这样的“资本市场”可能与向资本投资提供资金毫无直接联系，这种市场反而是和另一种相反的过程有关：买卖从未来的生产性价值创造中获得利润的权利。同时，虽然银行贷款和债券可以被用来起到筹资的作用，但它们同样可被用于其他用途。而且，不管是外汇市场还是所谓衍生物市场都与资本投资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后面我们将研究这两种市场的功能。怎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明显的语言误用，以至于各种金融市场都被称为资本市场呢？答案是，这并非是整个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即食利者和投机者的语言误用。食利者的收人源于从未来生产利润中获得的权利金，而投机者通过买卖证券或货币获得收人，他们试图以高于购入价的价格出售他们持有的证券或货币。如我们在上述分析中所显示的，从原则上而言，食利者并不是构成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必需的一个因素。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承担系统再生产中时以往财富创造所得的资金和对以虚构金钱形式出现的贷款金额进行疏导的那些部分工作（商业银行本身可以上市）。因而，当我们研究所谓的“全球资本市场”的发展时，我们发现其大部分活动并非是向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而是有关世界不同地区中的未来生产利润的交易或是有关抵御各种风险的交易活动，而且处于金融流动之中的各种机构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越来越倾向于食利者和投机者，把他们的利益置于生产性投资的功能性需求之上。当我们去研究所谓的资本主义两大支柱（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之间存在的紧张局面时，这一事实就暴露无遗。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及其规范我们注意到，不管金融系统主要是以商业银行的形式组成还是以证券市场的形式组成，资本主义内部都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分类：一方面是以钱生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生产性资本。这两种实体由于具有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因而各自的关键之处也不同、对生产性环节中资本的使用者而言、资本运行路线如下：开始时的资本表现为货币（其中部分借自货币资本家）。这些货币随后转化为生产过程中所需工厂没备、原材料和员工；经过生产之后资本体现为大批量可供出售的商品；当销售实现时，资本以货币的形式再加上生产过程中获得的额外赢余而重新出现。从这部分额外赢余中。资本使用者向货币资本家偿还先前所借的款项，并支付权利金。但是，从货币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资本运行过程显得有所不同：起初是货币资金，然后这笔货币资金在一段时期之内投入某个项目，等到这段时期结束时，货币资本家希望能要回这笔货币资金，并获得一笔权利金。资本主义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就是任何可提供未来收益的项目。如果购买福特股票的年获利是6%，购买乌克兰政府债券的获利是34％，而购买一箱拉斐特酒，一年后出售的获利是150%，那么对货币资本家而言，每一种情况下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在不确定的未来，这些不同的“资本市场”中的哪一个会给他提供投资安全性与高产出的最佳组合？因而，能被用做资本的财产同时体现为两种相反的事物：在一方面是货币资本家，他们控制着巨大的累积资金；在另一方面则是经营企业的资本使用者。这其实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就如同是天父和天子一样，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它们虽然是同一件事物的两种形式，但它们是处于对立面的两种形式。正是由于这一点，作为资金主宰的货币资本就能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到一个计划性的作用。因为货币资本家远离生产环节中的资本使用者，而且相对独立、这样货币资本家就能选择究竟把货币资本借贷给哪个环节。如果一个环节已经达到“成孰期”，几乎无法取得平均利润率，那么虚构金钱以及那个环节中产生的价值资源就会被转而投向其他看来有可能产生更高回报率的环节中去。所以通过这种重新调配，货币资本家乎手中控制的金融体系应该是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对于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而言。货币资本家听起到的这种发展协调作用被视为是整个体系中最自然、最完善的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生产环节和金融环节的关系中，生产环节是决定性的，而金融环节则占主导地位，生产环节由于是产出价值的源泉，金融环节的货币资本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取了他们的资金权利金，因而是决定性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决定了过去累积资金和新的虚构信贷货币的投放地点——谁将获得源源不断的资金，而谁又没有——所以金融环节是占主导地位的这两个环节之间实际的力量平衡部分是由经济周期控制的，在经济繁荣时期，生产性资本非常丰富，到处是现金。而且，可以这么说，生产性资本甚至能左右货币资本家；但在经济箫条时期货币资本家变成了无清而且蛮横的暴君，而生产性资本的使用者则向他们企求获得贷款，以渡过难关，然而两者之间的力量关系同样受到结构设计的显著影啊——受到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影响。虽然国家承担了种种责任，而且是一个政治化了的过程，它却能够而且确实也打破了货币资本和生产性资本之间的平衡，打破了货币资本和信贷体系中其他部分的平衡。例如，如果政府愿意的话，它可以把货币资本支柱排除在信贷体系的整体部分之外，政府同样对货币资本支柱本身的内部结构和相互影响作出非常重要的决策。什么该允许银行做？什么不允许？究竟要不要有个私营的证券市场？诸如此类。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政府除了在设计两大资本支柱之间的关系之外，它同样也在设计着它本身与金融支柱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同样也将希望使用信贷体系。通过对这两大资本支柱的分析，我们发现，与这两种不同的资本运行路线相联系的两种资金流动的速度和节奏也存在着重要的区别。对货币资本家而言，出于安全的考虑，他们往往追求快速回报，并使资本尽量处于流动状态之中。而资本的使用者寻求建立更长期的资本运行路线，特别是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只有在多年之后。这些资金才会产出其全部的价值。因此，第一组资金即货币资金倾向于导致游资流量的产生，游资甚至对外部环境中极细微的变化都极度敏感；而第二组资金即生产性资金则往往导致实在的、长期的资金流动，对环境中的重大变化也必须保持稳定。游资流量与资金权利金联系在一起，这些资金权利金要么来自证券交易，要么来自期限极短的短期贷款。当我们试图去分析国际资金流动时，这两种资金间的区别显得特别重要。就各种货币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这一点而言，我们肯定会在这两种流动之间看判显著的区别：某个国家的兑换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或者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制定的短期利率出现一个小的变化，这些都会导致游资流量产生突如其来的、重大的变动，但是对另一种与生产中实实在在的长期投资有关的资金流量而言则影响不大。[6]在任何一种实际的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中，生产性环节中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当然绝对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但是货币资本和生产性环节之间的关系又是另外一种绝对主要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最严重的矛盾就与金融环节和社会中其他环节之间的关系有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西洋地区的政治局势受到一些力量的控制，这些力量赞成新自由主义者的所谓“金融抑制”和凯恩斯以赞赏的口吻提到的“食利者的安乐死”。而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食利者不断与“金融抑制”进行斗争，并逐步重新复兴。食利者的复兴与这样一种思潮并存，这种思潮认为，由凯恩斯等人以及美国在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占领政府所支待的金融体系的设计方法——“金融抑制”——对表面上源于远东的真正的资本主义而言，是一种陌生的方法。这些争论的焦点不仅在于货币资本和资本使用者之间的制度化的权力关系，还在于政府的作用以及贯穿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的形式。但是要了解整个清况，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社会和机构的设计问题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在国内解决，从资金能在不同国家的货币区域之间近乎自由地流动这一角度来看，要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也是整个国际体系的一项工作。因为只有通过充当货币的形式，货币资本这一支柱才能起作用，而且就国家的货币能通过个体的经济因素近乎自由地转化为其他国家的货币这一点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金融关系会受到来自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金融关系的强有力的影响。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中，国家资本主义中的货币资本支柱和生产性环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这种转化是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这一领域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紧密相连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将研究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国际货币体系是如何与国际和国内的金融体系发生关系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上存在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从其本身而言，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由于整个世界被分割成了一个个单个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货币，各个国家内部的集团希望与其他国家做生意，甚至希望在其他国家内部做生意，由于这些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存在，才产生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需求。从历史上来说国际贸易中的绝大部分都与货物买卖有关，所以，国际货币关系中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如何让处于不同货币区域的两个集团能够买卖商品，一种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不使用这两个国家的货币而是使用第三种形式的金钱，比如说黄金，而黄金与这两种货币都有一个兑换价格；另外一种方法是，这两种货币之间也可能设立了一个可直接兑换的汇率，那么货物的卖主也可能愿意接受这两种货币中的任何一种；等等。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某种国际货币体系，这样，国际经济才能运转起来。各个国家都对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这些交换情况进行仔细的研究，以期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机构从其他国家购入的产品数量是否大于它们向其他国家出售的产品数量？换言之，在经常项目交易中，一个国家所谓的国际收支情况如何？收支平衡表呈现的是顺差还是逆差？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国家逆差很大，人们就会开始环疑将来这个国家还能不能找到足够的国际通用货币，用来支付该国在履行国际义务时必须支付的金额。一个存在逆差的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国际货币储备来不断地填补逆差？它能否从其他地方借取国际上通用的货币，以便继续履行其义务？这类疑虑越是增多，该国国内的经济机构就越有可能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这一体系并不是个“自然的”或纯经济性的体系，它既带有经济性，又带有政治性。国际收支平衡整个概念的基础是世界的政治性分割，整个世界分成了单个的、拥有不同货币的不同国家，国家间通过政治协议决定建立可接受的国际货币的形式。而且，如何对待经常项目存在顺差或逆差的国家，这一点同样也是由政治决定的。是否该这样来约定，存在经常项目逆差的国家应通过减少从国外进口来降低逆差？或者是否应向存在顺差的国家施加压力，使之多从逆差国家进口？这两种安排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运用于实际之中。如果逆差国家要进行调整，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国际采购，这样一来，就将给国际贸易带来不景气；而如果采取另外一种做法，就将对国际经济活动起到一种刺激作用。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法，这就要看国家间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所作的是什么样的政治协议。而且，这一协议不是在力量均等的国家间达成的，强权国家甚至可以是某个大国一个国家，就可以决定这体系将会是什么样的，而其他国家将是“体系接受者”而不是“体系制定者”。[7]有关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凯恩斯和德克斯特·怀特致力于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他们认为新建立的必须是一种能够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体系，这就要求所建立的是种稳定的、可预测的国际货币体系，这种体系必须是规范化的，是强权国家无法为了商业利益而随意操纵的。所以，他们继续把黄金——黄金不同于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货币——作为整个体系的支柱。他们规定美元以固定的价格兑换黄金，而其他国家把它们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制定与美元兑换的价格，并且不允许这一价格单方面地随意改变。货币价格的改变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超国家组织，在国家之间一起协商制定。而且，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主要与贸易有关）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义务接受为改变这种“根本性不平衡”而必须进行的对该种货币平价的变更。上述这些安排的目的是为了使经济机构能享受到主要货币兑换价格的稳定性，因为所有的货币都有一个以黄金为基础的固定价格。在实际中，美元是国际贸易中使用的主要国际货币但它的兑换价格与其他货币一样，也是以黄金为基础制定的，而黄金则是整个体系的定值标准凯恩斯—怀特体系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在很大程度上禁止私人金融机构在国际间自由地移动资金，同时给予了国家控制并阻止这种金融活动的权利。该体系允许私人金融为了贸易融资的目的转移资金，此外还规定，可以为了本国对外的生产性投资而在国际间移动资金。但是私人金融的其他移动则被禁止，这就是国际范围内的“金融抑制”。那时候，这种抑制意味着投资来源必须是国内“自产”的。同时，这也意味着，货币资本只能在本国所允许的金融活动中寻求获得资金权利金，换言之，国家有权对其国内金融环节的活动进行控制和规范，使之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而且在其短暂的历史中，一直充满着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其原因很简单，设计这一体系的两大国家——美国和英国，对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的各种主要方面，慢慢地变得无法接受了。这体系是在战时设计、并在1944年被批准通过的，而美国是在冷战时期制定了后来慢慢演变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扩张的国际基础的全球政治—军事策略的，因此，罗斯福政府在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各种规则时不可能会想到美国在对外支付方面会出现结构性逆差。但是，美国军事力量计划就是要导致出现这样种结构性逆差，这一点在越南战争中已以显而易见的形式出现了，而为了寻求对欧共体内主要西欧市场的继续控制．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向欧共体输出资本，这就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逆差局面。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之下，具有贸易顺差的国家——与美国的逆差正好相反——可以要求把它们多余的美元兑换成黄金，因此，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的黄金储备就开始显得不够充足，无法履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要求的美元自由兑换黄金的义务。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中也包括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要么美国采取必要的经济调整措施，对逆差进行控制——可以降低对外军事开支，或通过国内通货紧缩来减少进口；要么美元可以对黄金贬值以此使具有顺差的国家用多余的美元去兑换黄金时，所换得的黄金数量减少。但是，对这两种做法，尼克松政府都不准备采用，相反，它宁愿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对“金融抑制”，华尔街和伦敦都显得不太乐意，因为布雷顿森林休系的框架使它们受到了许多限制。早在20世纪40年代，华尔街就设法对怀特的有关金融抑制的初始计划进行了削弱。怀特自己的命运就象征了1943年到40年代末期这段时间中政治气候的戏剧性的变化：他死于心脏病，而在这之前，在40年代末，众议院的非美国事务委员会指控他是或曾经是个共产党员。伦敦的金融势力同样设法施加足够的政治影响，以使英国成为个美国境外的、不受制约的国际私人金融中心，而且通过所谓的欧元和欧洲债券市场，使伦敦金融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的影响力不断增加。伦敦金融业的发展、美国银行业的发展以及运用境外资金的跨国合作的发展，在60年代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制定的固定的但可调整的汇率，造成了不断增加的投机性压力。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美国一直处于顺差状态，而尼克松政府拒绝接受这种约束，支持尼克松政府采取这种策略的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逆差是由于欧洲和日本的重商主义政策造成的。这两个国家坚持货币贬值，为的是从美国公司手中夺走市场份额，向美国工业资本主义发起挑战：这种观点同样为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起的要求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协议的运动辩护。[1]“资金权利金”这一概念包括了利息、场地租金、税收、金融服务费用和股利。[2]贯穿于整章中的“生产”一词指的是产出使用价值的活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这类生产活动都是由私人资本控制的，例如，烹调或提供住房，可能就不是由私人资本控制。但是，生产性环节中的大部分都是的。[3]参见鲍勃·罗松的《资本主义冲突和通货膨胀》和大卫·哈维的《资本的局限性》。[4]依塞·卡普斯坦：《控制全球经济：国际金融和国家》，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5]“二级市场”的存在有其经济方面的依据，即它的存在便利了公司和政府寻找愿意购入它们出售的股份和债券的买主：买主们感到很安全，因为他们知道，日后可以很容易地在二级市场售出他们的股份或债券。[6]有关这些不同之处的更进一步的讨论，见依普斯坦和金逊司的《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国际政治经济评论》24（1995年秋）[7]关于这些问题，见大卫·萨罗和苏珊·斯隽基的《货币和国际政冶》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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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全球化赌博——导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第一部分全球化赌博导言20世纪90年代是全球化的年代，在全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的印迹，但是全球化的印迹愈是到处可见，人们对于全球化本身愈是觉得难以琢磨。大量的学术研究并未能够就它的形式所涉及的范围达成共识，左翼和右翼的一些知名学者甚至对它的存在都抱怀疑态度。而另外一些人，主要是英美国家的记者和政治家们则坚持说全球化是一头巨兽，它将吞噬一切不尊重它需求的东西。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目光“如太阳般空洞无情”，这种目光投向苏联国家集团、欧洲社会模式、东亚发展模式，无不使它们一一屈服。在这些权威人士看来，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星际文明的使者，它将带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一个风险社会，一个超越国家管辖的世界，它是一股无法阻挡的、半自然的全球转化力量然而，随着东亚危机渐渐演化为全球国际金融恐慌，那些“全球金融市场’的主要操纵者，那些被认为是在全球化舞台上大展拳脚的人士，却在思考全球化是否已在经历垂死前的阵痛。1998年初，美国摩根·斯坦力投资银行的高级分析师乔·昆兰提出全球化已走到了尽头的可能性。他提到“全球化是这十年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现象”他强调：“美国社会和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全球资本的移动速度越快就会有越多的资本可供选择，而无须动用国家本身不那么可观的储蓄，也会有越多的资本来促进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简而言之，全球化带来了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牛市。”但是昆兰担心的是，世界上不同地区的政府可能在渐渐地反对全球化，它们可能决定要在1998年结束全球化进程。他这样说道；“明年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不是发展延缓，而是全球互相依赖格局的瓦解——随之带来全球化的终结。”所以对昆兰来说个，全球化是个相当脆弱的东西，依赖于国家的扶持而存在。就这样，我们意识到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中确实存在一股强劲的新力量、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但我们对全球化的轮廓、动态及起因，仍然知之甚少。对我们而言它就像漆黑的屋子中的一只黑猫一样不可捉摸。[1]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只是捕捉全球化这只黑猫的又一次尝试，或与其说是抓猫尝试，不如说是试着抓住一件它的主要器官：它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认为它的中枢神经系统存在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20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中进行重新设计和管理的方式之中。货币和金融的这种新体系是称之为全球化的整个动态系统的互联机制的中央发动机之一，而且这种新体系绝非是经济和技术有机活动过程的自然产物，它完全是某个国家——美国的历届政府所作的政治决策的政治结果。从这种惫义上说，我们更倾向于摩根·斯坦力的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依赖于国家政策的现象，而非英美国家媒体人士所鼓吹的另一种观点，即全球化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为说明全球化在国际现实社会中的位置，我们姑且称之为一种“体系”，但它并不是美国国际关系文献中使用的准法律意义上的体系，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解释说明。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总是领先于国家的经济而且也特别是政治决策的产物。如果在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涉及1973年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方面，那么这种研究就无法发现全球化动态发展的主要特点。因为现在的这种国际货币体系既是国际“经济体系”又是国家经济政策和权力政治的潜在工具。我们在此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DWSR）。我们将试图研究这种体系的演变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体系的建立到80年代和90年代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治，直至亚洲危机和1998年的恐慌。我们并不是在说，通过研究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发展，我们就了解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正如罗伯特·布瑞那所证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这些问题源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中根深蒂固的危机。经济长期萧条的产生为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事务改革提供了合适的背景，但是生产危机并没有决定反应的形式，还是有一系列的方案可供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的。美国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了上风，而最终选择的方案也就反映了这一点，这种方案导致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现象的产生从70年代起，尼克松政府推行的这种方案渐渐发展成了一种模式化了的并不断重复的国际体系，对跨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届美国政府都对这一体系加以利用，使之成为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强有力的工具。而最异乎寻常的是，美国政府由此获得的这种巨大的杠杆力量在大部分有关全球化、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总体发展的文献中都被完全忽略了。我们无须使用代数或几何，甚至几乎无须使用算术或统计来研究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即使一点都不熟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完全能理解该体系的基本关系和概念。确实，要理解国际货币和金融关系、不了解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奥妙反而是一种绝对的优势。本书的第一部分研究了美元—华尔街体系的运作。首先我们简短地讨论了一些术语，这些术语与“资本市场”的含义以及金融系统的作用和形式有关。在第三章中我们研究了尼克松政府在70年代为国际货币关系建立的新机制而随之产生的体系既为美国政府也为英美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提供了杠杆利益，这一体系的诱人特色之一是：它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金融市场上的国际私人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美元政策之间建立了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有关全球化的绝大部分文献都倾向于建立这么一种主要假设即市场能力（和市场动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对立为主——这种假设带有深深的自由主义的色彩。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在尼克松变革时期写的一篇启发性的文章指出，这一观念是十分错误的：“有关民族国家走向灭亡的预言是不成熟的……它们似乎是基于一种零和假设……即跨国组织力量的增长必定伴随着国家权力的衰退。然而这并不一定如此”伐们试图去研究由美国政府操纵的“美元——华尔街体系”是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下运作如何依附并改变了国家内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以及国际间关系的。第四章是关于“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的运作情况的。我们研究了美国政府如何寻求利用这一体系，以及欧盟国家、日本、南部地区国家和原苏联国家集团对此所作出的反应。此外我们还研究了这一体系在美国国内金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五章中，我们试图把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及其作用放入90年代早期整个世界政治的动态框架之中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从在世界上占主导的国家即美国的角度来看待这此问题，而且我们试图在美国领导人建立战略目标和重新组合策略的过程中考虑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所产生的影响。我认为，他们理应而且也确实认识到了他们主要的挑战来自于东亚和东南业、为了对付这一挑战、也为了挫败将来可能出现的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威胁、美国领异人不得不大力鼓吹美元一华尔街体系，而且还可能在东亚地区把这一体系用做国家经济政策的一种工具：我们有一些间接的但却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第六章中我们对一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认为，完全是因为市场力量才点燃了l997年秋天开始的东亚危机的导火线，即韩国危机。但我们认为，是美国财政部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在韩国的经济危机中，美国财政部实行了一些新的做法。而正是美国财政部在韩国的这种干涉行为应该为随后产生的印尼危机负责任，而且这种干涉行为也间接地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使东亚危机演变成了199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尽管这并非是有意行为，而之所以美国财政部的行为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这么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美国20年来一直利用美元一华尔街体系对世界经济进行控制，这种控制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最后我们提出，是否有另一种社会民主资本主义策略来扭转全球化的动态进程。[1]我必须承认，这一比喻出自瓦格纳教授最近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的一个绝妙的笑话，这一笑话是这样的：经济的历史就如同在漆黑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经济学就如同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计量经济学是在一间没有猫的屋子里追一只黑猫而且说猫已经抓到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前言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彼得·高恩：华盛顿的全球赌博前言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和美国商界精英尝试进行“全球化”，换言之，它们试图使美国成为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经济和政治局面的强权国家。这一点对那些关注世界局势的人而言己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美国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法，他们可能就不那么了解了本书就探讨了其中的一些方法及其影响。从历史角度来看，在20世纪的上半叶，西欧以法律统治的形式建立帝国，进行扩张，而美国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美国扩张的主要特点是试图把主权国家这一国际性制度作为其全球主宰机制。在战后的几十年中，许多国家的国内局势是由来自共产主义和其他左冀运动的威胁决定的，而外部局势则是由美苏竞争决定的，上述这两种背景促使这些国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接受美国的“领导”。但是随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衰退与解体美国必须寻求新的方法．使世界各国继续聚集在美国的领导之下，并对美国的经济优势重新定位。克林顿政府执行的美国冷战后的全球计划涉及两种新的方法，用来改变其他国家内部和外部的局势，使它们朝着继续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方向发展。国内局势的这种转化是打着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旗号进行的：这包括国内社会关系朝着有利于贷方和食利者的方向转化，生产部门越来越从属于金融部门，财富、权利和社会保障离劳动大众越来越远国家外部局势的转化是以全球化的名义进行的：这包括向核心国家打开本国的政治经济巾场，允许它们的产品、公司、资金和金融机构进人本国市场、使本国的国家政策依附于华盛顿、纽约和其他主要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和决策。上述这两种转化相辅相成：国内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运动，使赞同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强大了起来，而支持全球化的社会团体同样支持这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转化。有些国家和社会体制试图抵制这些转变，但结果是，它们将发现它们越来越被美国市场及其同盟——欧盟市场排斥在外，并遭受经济制裁。即使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生产部门，由于害怕这种排斥，也会转为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这两种变化都有利于美国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扩大，因为它们不仅向美国的跨国合作，而且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触市场都提供了开放的条件。早在苏联国家集团解体之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就在西方社会传播了开来，但美国政府是在90年代才开始积极地推广和普及这些运动，并对这些运动进行了特殊的诠释的，这种诠释使其他的政治经济国家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而这种捆绑过程既通过双边努力来完成，也通过修改多边组织章程，使它们成为这些运动的工具而实现。国内和国家间跨国关系的这些变化渐渐造成了一种新的体系，而这种休系反过来又慢慢使得其他国家的领导层与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需求趋向一致，但另方面．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运动又确保了其他国家必须对发生在它们本国的一切情况承担全部责任。这样一来，美国将得到全球跨国新秩序的种种好处，而随之带来的风险和成本则被分散到了美国国外。这就是美国全球计划与众不同的主要形式。这就是全球赌博。经过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段并不十分顺利的开头，主要的西欧国家已成了这一计划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合作伙伴，与美国的关系既是下级军官般的俯首听命似的合作关系，又带有一此摩擦和竞争。而美国与日本的关系则充满着更多的冲突。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区域性发展远不如西欧来得与美国的全球计划合拍。人们通常认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是技术和／或经济的力量，而非美国政府和商界精英的政治能力和资本主义利益。但是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主要由美国政府建立的——特殊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相关的国际金融体系使美国得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而全球化的进程主要就是由这种政治权力所推动的，一旦了解了现行货币、金融体系的性质，我们就能了解它是如何被连续几届美国政府用做国家经济策略的强有力的工具的，以及美国政府是如何利用这一工具推动全球化进程和与此相关的新自由主义国内转变的。本书的第二部分研究了全球赌博时代国际政治的诸多方面。“沙漠风暴”之后对伊拉克的长期封锁很好地说明了一点即美国有能力排斥并打击对其控制进行抵制的国家。有关这一话题的章节主要描述了美国如何通过利用所谓的自由价值，来对这类封锁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自圆其说。书中这一部分的其他章节研究了大西洋区域国家为把有利于它们的体系强加于东中欧及东欧国家所作努力背后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尾章节指出华盛顿政府决心通过北约扩张来维护对西欧的政治领导．这种做法必将给欧洲安全带来新的威胁。全球化运动主要的可笑之处在于，虽然有人坚持说它是由于经济和技术的有机变化，而非政治的影响而产生并发展的，但实际上它却给经济带来了不稳定，而且在经济上可能是行不通的。全球化运动随后导致了长期的金融动荡，并系统化地在最脆弱和最敏感的国家中造成经济崩溃，同时它也容易在那些紧跟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道路，把国家命运与证券市场的运作联系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繁荣—衰退交替循环的极端形式。但是迄今为止这种经济上的弱点却一直与政治上异乎寻常的成功结合在了一起：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从未遇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威胁或挑战。然而这种政治上的成功是由于90年代这十年中存在的两种特殊情况造成的。首先是国际左冀运动的混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劳工运动的衰退；其次在冷战期间美国的“同盟国”形成。了服从于美国领导的习惯，但是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永远存在。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记住全球赌博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未走道路的潜在成本：美国政府及其从属的大西洋区域合作伙伴对建立21世纪更具包容性、更制度化的全球政府体系（包括国家之间以及国内社会两者）的任何尝试所表现出的不屑一顾。苏联国家集团的解体使美国商界精英受到了一种诱惑，令人想起了浮士德。一道门似乎被打开了，美国人看到了迄今为止无法想像的巨大的世界性权力。然而仅仅在短短的十年中，靡非斯特（魔鬼）的印迹已经显现了出来。“华盛顿共识”的经济配方在结构上就存在缺陷，但同时它对美国的经济活力却是很重要的。美国非常成功地使许多国家完成了国内重组，但在某些方面这却使这些国家将来控制并管理国内冲突的能力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优势远远大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国家，但是在国家崩溃和人民反抗的情况下，这种力量的展示毫无用处。本书并未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的这些国际发展提出一个全面的对策，本书只是研究了国际发展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这些研究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什么十分完善的、自以为是的大道理，而是被称为经验的东西。经验之一是，大西洋区域国家的外交政策并不透明，它们在对公众的宣传中很少涉及它们的运作目标。西方国家外交部的特点是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特点，媒体宣传从不涉及这些方面。再加上国家和许多多边组织的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从不对公众公开，这就使得人们很难了解西方国家策略。如果民主的公众舆论要想行使它的职责，去影响所在国家的政府行为，那么我们必须了解政府是如何使用这些国家权力，以及是为何目的而使用的，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轻信国家政策，同时，我还发现这通常还要求我们去研究细节，采用“后退制图法”从实际政策造成的后果中反推出有关政策目标的假设。经验之二是，虽然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强权国家的国家策略经常是漏洞百出并且不合时宜的，但是从技巧和细节上来看却是相当复杂、相当神秘、相当高深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当代国家策略包括了传统的外交强制手段之外的许多其他政策工具，其中心是一系列的国家经济策略以及市场管理和信息管理的工具。现在国家行政当局所采用的政策是各种工具和策略的综合，但学者们并未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原则的对等综合去研究国家政策，许多现实力量起作用的区域似乎并不与专业学术上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或政治科学）原则所涵盖的区域相吻合。本书所作的研究要求我游离在原则界限之间，虽然在有些地方我并不觉得自己具备这么做的条件。书中第二部分的内容有些已以文章的形式发表过，另一些则摘自早先发表的论文。第八章最早刊登于《新左派评论》第187期（1991年5一6月），标题为《海湾战争、伊拉克和西方自由主义》。第九章发表于《新左派评论》第213期（1995年9—10月），标题为《东欧新自由主义理沦和实践》，第十章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53期（1996年夏），标题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市民社会》。第十一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教育出版社多纳得·萨森的《向左看》（IBTauris.1997），标题为（东方后共产主义党派》。第十二章的最早版本发表于《从劳工的角度关注东欧》第56期（1997年春），标题为《欧洲扩张》。我在此感谢这些出版商，感谢他们允许我重新使用这些材料。回目录下一篇 |
来自波兰反对派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驻伦敦代表，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来自波兰反对派的声音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驻伦敦代表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90年2月5日第14期现时波兰的形势十分复杂，各个党派都有不同的经济政治主张。以华里沙为首的执政党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波兰充满幻想，但这是不可能的。总理马祖维斯基已接受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方案。实施这个方案意味着大量国营企业倒闭，大量波兰工人失业及取消工人的各种社会保障。与此同时，仍然掌权的波兰共产党官僚层正计划如何拍卖国家财产，藉以吸引大资本家到波兰投资。他们主张波兰建立一套资产阶级式的社会民主管理制度。但站在工人群众利益方面的波兰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则不同意亲资本主义的改革。他们认为工人自治及工人普遍的民主才是根本解决方法。有些激进的年轻工人甚至认为他们根本反对大资本家、国家或者官僚层的积极拍卖国家财产。他们要的只是自治。现时波兰的热门话题是失业，官方计划在不用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关闭某些钢铁厂。即是说将有大量工人失业。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不断上升。工人面对失业威胁之余，更要争取提高工资以抵御不断上涨的物价。所以最迫切的问题是要在执政党团结工会内部建立一个维护工人利益的流派。其实以平里奥（PINIOR）为首的一派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他们要恢复一九八一年团结工会的纲领。但他们力量仍然微弱。现时力量最强大的流派是以华里沙为首的社会民主派及主张定资本主义路线的右派。另外波兰社会主义党虽然与官僚层妥协，但此派的其中一些年青人则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合作，例如五一劳动节的示威活动。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党的大会即将召开。他们会通过一个工会纲领，并递交团结工会派的大会考虑。纲领的内容包括工厂自治及社会自治；设立最低工资制、工资随物价指数上升，开设更多医院、学校，照顾老人及伤残人士等等，工厂所有权属于国家或小区；全面的工人民主纲领认为议会式的民主固然比史太林主义好，但仍不是全面的民主制度。现时主要有四个问题须要解决：一、工会组织独立。二、逐步让基层的工人群众参予管理国家。三、所有技术及非技术工人的互相合作。（现时团结工会只关注体力工人，因而使技术工人受着官僚层的影响。）四、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多元化。 |
工厂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保罗域基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工厂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保罗域基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保罗域基（C·Borowczvk）是波兰弗罗茨瓦夫的度梅（Dolmel）机械厂的工人。他因参与工会活动而被解雇。他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社—革命”]的全国委员会领袖，也是度梅团结工会组织委员会的发言人。舒齐罗斯基（J·SuchorowSki）是弗市的克文（Hutman）铸造厂的工人，他领导厂内的团结工会委员会，也是“社—革命”在弗市的领导人。谢基维斯（M·Tvszkiewicz）是反主流文化超现实主义运动“橙色出路”的一位领导人。她是“社—革命”的全国委员会领导人，并负责编辑该党在弗市的刊物《新左派》。访问在八九年春进行。]□访问者■被访者□：对团结工会采取怎样的态度？■保：我们尽全力在企业内建立团结工会的架构。我们在厂门口派发工会刊物，参与他们的出版工作。例如在弗市，我们参与了度梅、克文、宝来、恒美得、菲密及希度等企业内建立团结工会的工作。■舒：目前，地区性工会领导层、全国性工会领导层、以及工厂内架构之间的冲突正在扩大。事实上，领导层已停止运作，他们正等待圆桌会议。但车间的工友已等得不耐烦。他们一方面要勒紧裤头，另一方面却看到大量浪费。年青工人对这种情况是非常敏感的，他们渴望其它出路，其它投资决定，例如削减军费开支、增建住屋。他们对经济改革极之反感，因为看到改革将会使他们的实际收入削减，使生产停滞（工人甚至缺乏工作所需的工具！）。只要这个使工人及工厂贫困化的过程一日存在，罢工看来便是唯一出路。要改变这些情况，必须通过罢工行动，而不是冷静的谈判。最近在我们厂内，所有秘密、公开的组织都联合起来，就工资问题向自治管理委员会及管理层提出抗议。假如管理阶层不接纳我们的要求，我们将会采取行动，首先是拒绝超时工作，继而是罢工。我们知道自治管理委员会将支持我们，因为冲突是经理层与所有工人之间的冲突。但不幸的是，团结工会地区领导层（以法西纽克Frasvniuk为首的）将不支持我们。□：假如团结工会领导层接受工会自我约束以换取工会的合法化，工厂工会组织将采取怎样的态度？■保：公开的工会组织肯定会利用这个合法化（尽管这范围很狭窄），但它们不会遵守规限，特别是关于罢工权利的限制。同时，几乎在每一处都存在双重的工会组织，即公开和地下的。地下工会将如旧运作，因为人们知道不能一下子向敌人摊出所有底牌。■谢：自治管理委员会是建基于一九八一年订定的法律而运作的合法组织，代表了当时群众与政权之间妥协的产物。就目前情况来看，它仍是一个较好的法例。八九年年初，第二届自治管理委员会会议在弗市召开，有215名代表参加，议题完全集中在政治改革的必需性上面。他们有管理工厂的经验，从这经验，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有需要改变政治制度。假如团结工会接受这个约束，尊重他们的合法性，它也将会被置于同样的处境，那么对于基层活跃分子的觉醒将会起很大作用。■舒：华里沙与政府签订协约时，团结工会内部将会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那些已经疲倦、希望稳定的人；另一部分，主要是年青人，则不接受这样的合模（？）。我认为工厂工会不会接受有损自己利益的东西。□：为何你们与以往的斗争伙伴，例如法西纽克，会产生冲突？■保：有一段颇长时间我是与法西纽克非常接近的；直至一九八七年。当公开的地区领导层（RKW）组成时，我们开始走不同的路。当时我被邀参加该领导层，但我认为领导层成员不应由上而下地委派，而应由工厂代表组成。当度梅工厂工会组织对华里沙的克服危机协议采取不同态度时，团结工会地区领导层竟然禁制该厂组织的出版物。他们将地下工会委员会的决议擅自改为完全支持华里沙的决议。因此，工厂工会委员会决定独立；而愈来愈多的基层团结工会活跃分子要求重新选举工会领导人。这是维持团结的唯一途径。他们尝试用各种借口拒绝举行投票，但结果一些地区领导被迫同意了。但在华沙及弗市，工会组织已准备了一份内定的候选人名单，定出了谁应被选出，谁应被阻止选出！这正是过去四十多年来波兰政治生活常见的手法，现在又再重新出现了。■谢：在华沙，工会组织已制订出一套选举工会领导人的组织计划，建议将工厂架构内的工人代表限制在50％，其余则分配给中央架构（如报刊、资料室、上层领导层等）、教会、甚至工业联会；后者是前反对派人士的组合，他们寻求创立企业及积累资本，与工会主义毫无共同点。 |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革命左派流派”的纲领（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革命左派流派”的纲领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编按：以下文件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的“革命左派流派”的纲领性交件，在该流派出版的《鼹鼠》（Kret）一九八九年第六一七期刊登，英译文刊于《工人报》一九九○年一月廿七日。）《鼹鼠》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内部“革命左派流派”出版的刊物。“革命左派流派”的目标是：●通过工人革命，达致工人阶级解放，并成为社会的主人。我们不相信可以由上向下地改革目前的奴役人的制度。●保持工人阶级的独立，不受所有敌对力量的干扰。我们反对任何人将波兰工人的利益从属于统治官僚层、国际资本或是教会架构之下。●通过自管的制度，令生产资料社会化；在自管制度中，横向及纵向地民主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既组织本工厂，也由下而上地计划全面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我们反对建基于私有化经济的改革，它们将波兰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开放，增加对波兰劳工的剥削。●实行直接的、人人参与的民主，政治多元化不受限制，以自管的架构为基础。我们反对“有限度民主”这个虚假的主张，它只把一个精英层份放在国会内。●建立真正的国际团结，联系所有力量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种模式的斯大林主义（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开放”的斯大林主义）。我们反对波兰反对派内有一部分人主张的狭隘民族爱国主义。●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使目前保卫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斗争，能与建立劳动人民自我组织和提升自我意识的努力结合起来。今天，劳动人民的自我组织，是我们的斗争形式和力量泉源；明天，这就会是我们利益的保障；后天，这就会是全社会民主地控制国家及经济的基础。工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是一个阶级的利益，就要重建民主社会主义传统的延续性；这个延续性被波共和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主义者粗暴地打断了。我们的流派要继承民主社会主义的传统，我们的基础是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年代领导左派反对派抗击畸形的斯大林主义架构的经验和纲领，以及第四国际的传统；第四国际是国际左派力量中唯一能始终一贯地保卫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堕落，反对社会民主派。所有“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的成员都可以成为“革命左派流派”的成员，只要她或他同意服从党的纪律并联署本流派的纲领。 |
平里奥：波兰新左派的发展历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新左派的发展历程平里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国际观点》记者于一九八九年年初访问了“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的平里奥（J•Pinior），他就该党的发展作了以下谈话。]“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因应波兰社会发展的特别时刻，以及波兰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而产生。斯大林主义者在战争爆发之初夺取政权，是有革命进步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它清除了资产阶级特权及封建残余，并且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但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却被一群以政治及军事力量为支柱的官僚阶层所操纵。反资本主义的变革并非单纯为上层策动的产物。它反映了波兰群众的渴求，这种渴求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表现得很明显。因此，社会上一部分人认同新的制度。但是，由于政权破坏了这个市民社会，传统上对进步的左派及保守的右派的划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在各个个体被孤立的社会里，唯一辨别的方法就是看他们对现政权抱着怎样的立场。通过一九五六、七○、七六、八○年工人阶级的斗争，反官僚的觉醒也形成了。市民社会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是与国家分离的。觉醒形成过程的高潮是八○年团结工会出现的时候。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会，但同时也是全国性反极权主义的社会运动。当时，波共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被视为弄权的政党。官僚政权企图藉八一年的军事政变武力解决问题。但很快它就发觉需要用政治手段来控制社会。波兰社会在争取解放的道路上，取得了两次历史性的胜利；它不会轻易让成果被掠夺去，除非政权不惜重施故技，采取斯大林的大规模的镇压手段。典型资本主义的机制那两次的胜利打破了官僚层对信息及组织的垄断。一种新的公众生活开始形成。在社会走向解放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阶层的存在也显而易见。这样，在波兰的政治上，左、右派之分也重新出现，尽管新的内容还未公布出来。官僚领导层也意识到它必须进行改革使经济运行得更有效，从而保存其权力。我们认为，政权试图利用古典的资本主义机制，加强他们对生产资料的政治控制。因此，我们看到了官僚层的资产阶级化的过程。他们希望利用古典形态的资本来巩固权力。在这个范畴下，波兰的官僚政权推销一个社会发展的权威模式。为了要取得成功，它绝对需要某些合法性。而推行自由化就反映了它要取得合法性的企图。从这个角度来看，波共中央委员会最近采取的立场是有其特性的。它涉及工会及政治的多元化但却非政治民主，做法是并不开明的君主被迫向人民作出让步。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主要分歧的地方是，一方面的人要求摒弃极权制度，走向社会权威模式；另一方面的人要求彻底的政治民主。除了天主教教会之外，反对派内一个通常被称为“影子内阁”的部分，主张这个权威性模式。他们包括团结工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顾问，以及一些负有名望的工会领导人，诸如华里沙、保泽克（Buiak）及法西纽克。这些人认为由于地理政治的限制，再没有什么比权威性模式还好的了，因此人们必须接受可行的选择。此外，他们相信自由企业是最有效的经济模式，因此准备接受它的社会逻辑结果。他们完全忘记了当团结工会仍合法时曾经清楚提出了自管的出路。在他们眼中，自管是乌托邦。反对派力量的每一部分则拒绝接受权威性模式，建议由下而上直接民主的社会解放模式。这正是目前在很多工厂内团结工会组织所持的立场。他们主张合法的工会组织，但并不能以从属于政权为代价。基本的自发性的自管意识正是在这层面产生。各种左派再次在波兰出现在这个流派之中，包括有新左派，他们主要团聚在我们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之内。其中也有无政府主义（他们曾经在八八年十月示威抗议中美洲受干预），以及激进的和平主义者。在反对派力量当中，也有一些不自称为左派的组织，但他们要求彻底的政治民主，这与左派所提出的要求相类似。例如有“战斗团结工会”；它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右派也并非是左派，而他们也不想自我界定。但当与他们讨论到假如官僚政权把工厂关闭时我们应怎样办，他们的答案是：“进行积极罢工”。这显示他们是我们的同道人。“波兰社会主义党”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人们对官僚政权推行的计划所带来的后果有所警觉。这个觉醒在各波兰反对派内独立地出现。一九八七年夏天，弗罗茨瓦夫的团结工会及“自由及和平运动”接触在华沙出版《工人报》的组织。大家对当时形势作了相似的评估，并且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就是要为波兰反对力量的年青一代提供左派的选择。我们可以作出选择：或是在团结工会内建立一个左派，或是在团结工会以外建立一个左派政治组织。我们选择了后者，因为没有人可以在团结工会内实行意识垄断。这种左派的出路不能够在工会架构内自我界定，不过，我们并没有放弃工会斗争。我们在团结工会内的工作，是要为真正的工会斗争而努力，是要为建立真正保卫工人的工会组织而努力。“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并非要组织一个反对华里沙的阵营。这是团结工会本身发展的一个过程，在过程当中，我们的成员及他们提出的主张能够发挥影响力。重要的是，不是由党员推动斗争，而是由工会推动斗争。因此，我们的意念是很清晰的，我们需要在团结工会以外提供一个明晰的政治选择，而在工会内则努力在企业架构内建立真正能保卫工人的工会组织。直至当时为止，在波兰并没有一种力量清晰地自我界定为左派，我们希望这个政治讲台能够兼容并包，团聚左派、社会民主派、革命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左派的广泛重组从一开始，我们的目的是使左派广泛地再次组合起来。有人认为这种模糊不清的政治组合是表面的，很容易会在内部不同利益的压力下趋于分裂。我们认为这个看法不对。我们曾经对我们称之为“旧左派”的人抱有希望——后来我们的希望幻灭。这些旧左派包括有库伦（Kuron）、麦坚力（Michnik）、列斯基（Lipski）。有一段长时间，我与库伦的立场非常接近。我仍认为他是《给波共的一封公开信》的作者（是左派从五○年代的经验写成的批评斯大林主义的信件）。至于列斯基对“波兰社会主义党”方案的支持，我们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我们之间很快便出现基本的分歧。分歧出现于八七年十一月“波兰社会主义党”[见另文]创立时发表的第一次政治宣言当中。文件某些部分不为弗市组织及华沙的《工人报》组织所接受。文件性质含糊，而且不幸地，它说教宗约翰保禄二世的教义比起马克思圭义更为民（众）所接受；它又过于空泛，没有界定党活动的范围。不过，我们并没有坚持反对，因为我们从开始时就认为左派的团结较坚持这些不同点更为重要。我们认为我们的实践会决定我们的纲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列斯基的实践与我们是背道而驰的，明显的例子就是八八年二月一日的物价大幅上扬事件。我们就该政策立即作出反应，发表声明，指出工人在这情况下有权发动罢工。但其它的反对力量，包括列斯基，却认为罢工并非对我们有利。我们并不仅是言论上呼吁罢工，我们更付诸行动。就因为这样，我们就与工会正式架构公开冲突，而列斯基这时则辞职，并对我们大加指摘。激进流派活跃于罢工行动八八年二月“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分裂，几乎令企图在波兰建立政治左派的努力付诸东流。不仅列斯基及他的朋友脱离我们，就是相当一部分地区性的社会主义组织也出现混乱情况而采取观望的态度。他们不明白辩论的焦点和意义，也拒绝参加任何一方。情况本来无望，但五月到来，连串罢工爆发了。明显地，“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激进流派在工厂内、在罢工中。工厂及街头行动再一次决定了波兰的形势。于是，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在波兰存在两个社会主义组织，是较为健康的，而我们也希望列斯基的组织所选择的斗争场所能够取得成功。对我们来说，在一个社会主义名词完全被斯大林主义者破坏的社会里，列斯基他们选择社会主义方向是重要的。我们的意识形态及我们的纲领是从我们的工会、自管、反军事化、反主流文化活动等启发出来。我们认为，在一些西方流行的政治流派，例如社会民主派，托洛茨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某程度上不能套用在波兰。假如真正的左派的出路出现于东欧，它还将有新的内容；而西方的左派思想也肯定会注入其中。不过，它将会是本国反官僚政权斗争经验的成果。一九八八年“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站在工人斗争的前列。罢工之后，我们并没有坐在圆桌会议上；我们在弗市及华沙组织街头示威。在过程中，我们当然寻求与其它组织团结，在弗市，我们与“战斗团结工会”一起斗争；在华沙，我们与“团结工会国际工人委员会”一起，我们采取主动，其它组织则参与我们。“我们的呼吁获群众反应”十二月十三日的示威显示我们向社会作出的呼吁获得群众的反应。约一万五千名市民走上弗市街头。这是一个社会力量。我们的实践使我们能够制订出我们称之为“民主革命”（见另文）的政治纲领，但我们也清楚知道其不足之处。不过，我们认为这纲领应是开放的，使我们在日后所取得的经验能融汇其中。这正是为何我们的党内有不同部分，例如“革命左派”（NLR）是认同古典托洛茨基主义；另一派是我们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新左派”，它的基地是弗市。还有另一派（我不知道如何称他们），称自己承继战前“波兰社会主义党”的历史；战前这个党经常表现得很左，在工人阶级运动历史上谱写了一些重要篇章。这个流派的历史领导人是保什克（Puzak），他死于斯大林主义者的监狱内，而旧的“波兰社会主义党”从不屈服于斯大林主义。新的一代追随着这个传统，坚持要保存这个象征，不过，他们并非是社会民主派，因为他们不想去理解官僚政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列斯基就没有共同的地方。此外，党还包容了各方面的流派，例如有以反主流文化为出发点的，也有无政府主义流派，等等。目前，“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是在全国范围各社会主义组织中实力最强的。我们活跃于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卡托维兹、卢布林、普沃茨克、普热梅希尔、什切青、华沙、弗罗茨瓦夫等。假如“影子内阁”继续协助官僚政权的资产阶级化取得合法性，不久将来，波兰社会将会在反对力量当中寻求出路。那么，左派反对派将自然成为可选择的出路，因为那些不愿再被愚弄的人民将会起来反对官僚政权及替官僚政权取得合法性的“影子内阁”。我们正努力于创建这个出路。当前，我们力量仍然很小。社会上有很多人仍寄望于华里沙及教廷。但在我们的阵营内，主力是年青工人、大学生及中学生。 |
“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领袖平里奥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领袖平里奥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记者按：平里奥是团结工会运动之中一位传奇领袖，在八一年军管前夕及时提出大量工会存款，为其后的地下运动提供必需的经费。他是地下工会主要领袖之一，曾多次被捕入狱。现时为“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PPS（RD）的主要领袖之一。在目前团结工会基层普遍出现混乱和寻求出路的时候，一些基层工会开始向这个明晰提出保卫工人权益、建立工人自治和恢复团结工会80—81年优良民主传统及纲领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接触，交换意见。在十二月下旬这次访问中，平里奥提出简单精辟的分析，对了解波兰团结工会的发展、新政府的政策、波共官僚的主观企图和波兰社会前景很有帮助。]记者：团结工会的发展特点是什么？平里奥：八○至八一年的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人的运动，从总罢工之中诞生，很具革命性，与官僚完全决裂，从官僚的控制之中挣脱出来。革命发展的动力，在军管前夕，达到双重权力的情况。军管镇压了工厂内大部分的工人委员会，令工会领导层从基层孤立起来，逐渐割断了它在工人阶级中的根基。八八年的罢工运动争取工会多元化和成功组织了新的政治觉醒，例如我们组织的成立，但未足以挣脱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控制。在八○年，团结工会是一个很纯净的工人运动，例如华里沙。但其后出现新的因素，团结工会演变成一个传统的工人运动，有一个传统的改良主义领导层，成功地重新由上而下地建立团结工会架构。他们对自由市场改革和一个“有人性面貌的资本主义”抱有很大的幻想。西方的意识形态影响和主要来自西方工会的物质援助起了很大影响。华里沙领导层现在组织工人，这是好的，但他们灌输虚假的意识形态，造成很大的幻想。团结工会现在比八一年弱了很多，在一千三百多万工人之中，只有二百五十万会员，而八一年则接近一千万会员。记者：圆桌协议和新政府的政策是什么？有什么影响？平里奥：八九年四月的圆桌协议，是官僚、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教会的历史性妥协，同意推行市场改革和某种形式的专制国家，有某程度的自由化，但不会推翻官僚层。马佐维斯基取得政府但没取得政权。政府的经济政策想推行一种私有化，向世界开放出售企业，引进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后果会不利于社会大部分人的利益。我们认为工人将会保卫自己，反抗这个计划，反抗失业和贫困。也许可以说，现在企图实施新的剥削技巧，某种市场斯大林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复辟，整个制度的性质会照旧，官僚仍会控制国家机器、军队和最根本的，控制工业和整个经济命脉。新的剥削技巧，例如包括：将企业组织由官僚组成的公司，表面上改为工厂的私人拥有者；斯大林主义官僚控制下的市场；等等。西方资本家要透过官僚买波兰工业或成立合资企业。官僚的面貌也有些改变，成为股东、私人企业等。由于接近西欧，私有化的过程在波兰可能更为明显。苏联戈尔巴乔夫官僚层向资本主义式改革开放，应该会对改革的计划和限度心中有数，更有第三世界的发展教训作参考。官僚对恢复资本主义不会有兴趣，也只有赤裸裸的权力问题，不谈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则对东欧没有一个战略性的计划，只能照搬它们在第三世界施行的模式。记者：官僚的战略计划是什么？平里奥：官僚的计划是令反对派和团结工会声誉扫地，工人沮丧消极，然后重新控制。这个情况现在已很清楚，在这样短的期间内，政权能够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实行这样大的攻击。一些人民已在说“斯大林主义时期比现在更好！”工人以前憎恨雅鲁泽斯基，现在憎恨劳工部长库伦[按：他是著名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团结工会诞生前已在“社会自卫委员会”内活跃。此外，记者在街头的墙上也见到“杀死雅鲁泽斯基和华里沙”的标语。据说，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种族主义的言论也开始流行。]波共工会官僚现在仍然存在和很活跃宣传，号召罢工，声言要保卫工人的权益，利用工人对政府政策的反抗为自己增加政治利益。波兰农村更会成为官僚反革命的基地。波兰农村的官僚权力很大，包括在农民组织内的官僚，构成一个巨大的官僚层，控制了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买卖、机器维修等。团结农会的政治力量也很弱。记者：前景是怎样？平里奥：从九○年一月开始，政府会实施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第一期计划，包括加价、压抑工资、将大工厂贱卖给西方等。在很短的期间内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政府的计划谈到劳动人口的三分一会失业。新一轮罢工浪潮不会是太远的事。工人会起来反抗。马佐维斯基的经济政策没有前途。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股新力量，提供一个新出路。我们提出的过渡纲领包括：1、反对政府拥有超越国会的特殊权力以推行经济改革；2、反对修改法律限制工会发动罢工和举行支持性罢工的权利；3、在所有工厂筹备积极罢工；4、争取开放民主、政治自由；5、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我们的纲领很有机会得到工人认同和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政党。[记者按：九○年一月开始，波兰政府实施了新一轮紧缩政策，管制工资，大幅增加物价，例如家用煤加六倍，电费加五倍，交通费加二倍半，面包和肉加接近一倍。一月中，南部煤矿的三万五千名矿工进行了几天的罢工，卡托维兹附近两个煤矿的六千名矿工也罢工。另外，政府和西方媒介大力宣传的美国波兰裔富婆购买格但斯克列宁船厂一事，因为船厂工人反对低工资和五年不准罢工的限制而告失败。波兰政府和工会领导层渴求的大量西方援助，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离要求的一百亿美元差很远。] |
弗罗茨瓦夫省区交通工人团结工会领袖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弗罗茨瓦夫省区交通工人团结工会领袖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记者按：八九年十二月下旬，记者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市访问该地区交通工人团结工会主席及书记，了解波兰现在的社会和工会状况。虽然透过翻译，但访问气氛活泼友好，两个干事的不同意见也不时表现出来。这个工会是该地区的最重要的工会之一，而整个弗罗茨瓦夫地区又是占团结工会最多会员比例的地区。因此，他们的意见和对局势的评价和反应，应该能反映不少基层工会的情况，特别是团结工会政府上台后，工人和工会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矛盾反应。]记者：波兰今天的状况如何？主席：现在有更大民主，工人能够自己决定。经济方面是困难的，没有很多物品供应。四十五年的共党统治摧毁了工业。对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有强大的支持。书记：军法统治分裂了我们社会，现在对怎样做出现不同的意见。社会已很疲倦和哀伤，希望立刻有大的改变。记者：团结工会政府之下的生活水平如何！主席：不是有太大的改变。我们希望照顾社会公义，我们希望控制工资，与管理当局合作，希望在厂内就工资达成协议，并向政府揭发贪污等。书记：我们希望积极保卫工资。记者：听说一些物价近月来升了五倍，人们没能力买？主席：这是真的，但食物价格现已比较稳定。国家的垄断对价格有很大影响，出现巨大通货膨胀，狂胀。我们明白要承担危机的后果，所以我们工会处境很困难，我们要接受社会的困苦。记者：工人是否接受这个情况呢？书记：不太接受，要看是什么工人。主席：人们见不到其它选择。记者：听说共党官方工会口口声声保卫工人，对抗政府，摆出很高的姿态？主席：这是真的，他们在反对派的位置更为有利。书记：今天我们有过讨论，开始觉得团结工会犯了大错。作为工会，还是在反对派的位置更好。主席：团结工会是一个工会。作为团结工会政府并不妙，因为我们不能保卫工人，而要与政府合作。有时候我们不能支持工人的要求。团结工会夹在社会需要与政府的要求之间。书记：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有罢工和社会更积极地活动，会出现街垒的情况，到时团结工会将会被迫选择站在那一边，可能要站在与政府对立的一方，我会站在人民的一边。主席：我们尝试向人民解释要等待。但即使在地区团结工会内，也有两种意见。记者：工人对这个政府的感觉如何？对政府的改革呢？主席：对政府是支持的，但感觉是矛盾、混乱的。书记：团结工会的人对马佐维斯基政府仍有信任，但反对政府高层官员，例如总统雅鲁泽斯基将军；他们憎恨军法统治和危机。记者：全国一千三百多万工人之中，团结工会会员人数只有二百七十万，很多工人没有加入工会，为什么呢？波共工会声称拥有数百万会员，是真的吗？主席：我们不同意波共工会自称的数字。在我们单位内，约有二成工人没有加入工会，其它都加入团结工会。他们大概在等待和观察团结工会，但我相信他们是同情的。我觉得整个社会同意需要立刻改革，我们醒觉到改革会带来一些影响。那些要为生活挣扎的人发觉改革很可怕，（记者：占什么比例呢？）大概占很大比例，特别是老人和单身母亲。社会上大约30％人生活困苦，另外30％人很穷，6％富有，其它则在中间。记者：社会有没有开始反抗或出现工业行动呢？主席：目前没有罢工或抗议。但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在一些工厂会出现，而政府可能会派国会议员去劝止罢工。我觉得政府应该运用社会对它的支持和信任，但这段社会信任时期可能很快便完结。记者：工会怎样帮助解决社会问题呢？主席：我们帮助那些被工厂解雇的人，提供转业援助、食物、医疗等。工厂将收入的2％拨为援助基金。记者：听说今天的报纸刊登了政府的计划，未来几年会造成40％的失业率；你们有什么反应？主席：我们尝试解决这个问题，计划提早退休和退休金等。较早时候，华里沙要求政府有特别权力推行改革[按：即不需受国会限制]，我们地区委员会反对，并作出公开声明，反对华里沙的声明，指出他没有咨询工会运动。我们是第一个这样发声明的，而我们的地区是全波兰团结工会会员方面最强大的：弗罗茨瓦夫；然后是卡托维兹；华沙是很弱的。记者：团结工会是从罢工运动中诞生的，今天它对罢工的态度怎样？书记：罢工是最有力的工具，但如果取不到效果，便不好。主席：即使在今天，仍有罢工反对官僚。它要长时间来改变；现在仍有以吨计的文件，政府仍是很复杂、很难改变。记者：在八一年时，积极罢工（即是继续生产，但由工人控制生产和产品处理等）的意见曾广泛提了出来，现在的情况如何？主席：积极罢工的构想仍然存在。工业是这样破落，必须要改变。在我们的单位，设备的情况可怕，没有新技术；人们的社会的活动并不大。书记：我们很需要新的想法。到目前为止，只是进行消极或占领厂房式罢工。记者：团结工会内部民主的情况怎样？主席：今天，没可能有彻底民主，情况与八○年很不同，我们今天有一个民主国家，但我们要上很多课，社会才明白民主。记者：团结工会会在最近将来召开全国大会吗？主席：不会。因为首先我们要选举代表，然后才举行全国大会。现在的困难在于活动分子，有些曾被捕，有些加入了政府。也许明年秋天才会开大会。在地区内的基层组织工作很忙。在工会合法化后，工会从下面开始组织。在地下时期，团结工会领导层不是被选的，不是民主的。因此，需要长时间来组织工会。书记：我们必须学习从头做起，情况与以往不同。图：新政府上台后，在行人隧道等地方展览军管时期军警镇压人民的图片资料。 |
史慕嘉：工会活跃分子评价马佐维斯基政府（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工会活跃分子评价马佐维斯基政府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0年1／2月第十七卷第1期（总第147期）[团结工会基层活跃分子对新政府的取态是怎样的？对马佐维斯基有何期望？有何实时的建议？《国际观点》于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三日在新政府上台后访问了在弗洛茨瓦夫的宝勒企业团结工会地方主席团委员会三位成员，他们都是工会全职人员一一加连斯卡（Calinska）、卡拉卡（Klatka）及察施域（Chaszczcwicz）]“有些人批评华里沙集团，但除了他们，还有谁能够利用社会压力，达致一个开放的局面，让大家可以自由表达意见，连批评者也有这自由呢？是谁打开了团结工会合法重生的道路？谁使我们取得今天的权力？是华里沙。另方面，批评他的人，引起了相互间的不信任，从而损害了本来对我们有利的力量对比。想一声令下，一下子改变一切，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他们这样说。宝勒是全国重点企业之一，亦是冰箱、冷藏柜和洗衣机的主要企业。它有八千工人，其中四千九百人在弗市，四成工人参加了团结工会，8％参加了官方工联会（OPZZ）。由团结工会活跃分子占主导的自管委员会，最近委任了一名非共党人士为厂长。前任厂长企图运用其地位，谋取企业附属有限公司的主席职位，结果失败，被撤职。宝勒像波兰很多企业一样，也是状况恶劣，六成机器残破过时。工厂结构是典型的官僚管理结构。在华格罗的4900名受薪者中，3150名为工人，其中1700人负责直接生产，按件计酬。担任各种监管工作的约有900人，另有930人在办公室内工作。八九年八月的平均工资为17万3千波币。另有5万波币花红和l万5千至l万7千的通账补偿。宝勒一个普通工人，九月初合共约有24万波币，这工资不足维持一家生活至月底。根据《团结工会周刊》八九年九月八日第十五期报导，以八月二十日的价格计算，一个四口之家，单是食物每月至少也要28万波币。自此之后，价格持续攀升。因此，人们听了卡拉卡的话不会感觉惊奇；卡拉卡说：“今年五月一日至八月一日，宝勒企业有六百工人离职，寻找工资较高的工作去了”。宝勒跟赫曼和凯德洛一样，是弗市团结工会最强的支部之一。当地的工会会员人数，远较地区性平均数字为高。宝勒团结工会主席加连斯卡认为，这是由于“地下工会自一九八一年以来一直进行有效工作”，以及“自管委员会进行的工作结果。宝勒自管委员会为全国最活跃的自管委员会之一，大部分成员来自地下团结工会。”“给基层较好的服务”企业里的团结工会领袖，首要关注的是巩固工会；他们说：“在这里我们强大，他们须考虑我们的意见。但一些小企业，却出现由管理层自己人组成的工会。假如这类工会到处出现，便会日益坐大。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几天前发出声明，号召地区及全国性组织，迅速响应工人的日常困难，并善用它们的报刊，去告诉工人他们的权利。我们从政府刊物中知道一个事例：法例容许拥有150名会员的工会聘请全职人员，但这个法例通过一个月之后我们才获悉。这事例正好证明协调架构的弱点。这架构原应给予基层较好的服务。”八九年六月大选之后，反对派采取的立场引起了批评：“基思锡克（Kiszczak）当选总理后，我们曾向公民国会小组团（OKP）抗议。雅鲁泽斯基获得总统位置已经不对劲，我们感觉妥协有些过分，再不能不发言了，必须提醒他们谁选他们出来。工人们全都有此要求，他们的反应至为清晰。他们找到我们头上来，而不去找部长，因为是我们建议选谁。部分团结工会会员更退回会员证。还幸这并非普遍的态度”。失控的通胀是工人最大的忧虑。企业里的工会分子不理解领导层对此的怯懦态度。卡拉卡说：“地区及全国领导机关应就物价上扬作出反应，或至少在报刊上讲明形势。自从圆桌会议后，华里沙一直未就这件事表态。可是在另方面，官方工会的马蒂尼沃（Martvniuk），每天接受电视访问，都毫不迟疑地要求调高现行的一万五千生活指数补偿至四万五千波币。这无疑产生一定的冲击”。加连斯卡说：“现时食物价格每周两次调高数十个百分点，一万五千波币实在不足以解决任何问题”。卡拉卡说：“马佐维斯基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是个‘过渡政府’，从它的成分也反映出来。他们说：“人们不担心那个议员行那一套，最重要是他们都由马佐维斯基领导”。有些人在知道他当选后喜极而泣。马佐维斯基已经成为强烈寄望的焦点，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接下了一个甚为棘手的局面”。要求自动调升生活津贴“大家最先期望他就标升的物价和每日增加的食物价格，迅速采取决定。我们交给团结工会地区及全国领导机关的决议，要求政府须诚恳及严肃地，就物价上升提供生活费自动补偿金。在官方工会提出四万波币之后决不应再是一万七千；而实际上，明天恰当的数额或者是七万、甚或十二万波币”。“假如这个政府决定生活津贴应该是多少，而这数额又能按物价变动而调节，那么，提高工资的压力便会自动消失。再者，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平抑物价，例如除去中间人。假如不这样做，大家便会以为，我们的政府在这种疯狂的物价涨潮中，必有多少私利；好待物价涨到相当水平时，当他们轻易攫取了利益后，才去遏止它。人们已经开始作出这种暗示”。取缔官僚作风宝勒工会分子一方面希望新政府很快能遏抑物价，并以生活自动津贴补偿工人，但另方面他们也明白，改善经济局面的真正关键在于重整生产，使产量增加，成本下降：“首先，须在全国理清税务问题，让企业得以运转。工会组织和自管委员会须安排把受薪者移到生产线上去。这须增加调任者的工资，好让他们从办公室调到生产线而即享其利。此举可消除官僚作风”。“举例说，在生产线上，所有工人须就每项工作取得工作证。如此，开工前便须待督察判断每项工作所需的工时，之后又须填妥由技术人员提供的工作证，填妥后交由会计转主管。有时一天便要填上50份这类证件。到月底时，便需一整旅文员去计算工资”。“假如能够消除这套层层督导程序，则每个工人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生产。如此，数以百计从事这类无用的检查工作的人力，便可转移到缺乏人手的生产线上。这只是一个例子，其它更不胜枚举。这样改变生产安排，全国上下，当可藉取消官僚耗费而释放庞大的生产力。在全国的范围内，存在着太多无用的阶梯、部门和架构。就在这里，地方的自管组织可以进行这项精简任务”。宝勒厂的领导人说，生产的缺乏组织性，并不能够解释日常消费品尤其是香烟的短缺。他们转述店戟（铺？）门前轮候的人龙的想法，而他们亦有同感：“恐怕很多产品藏在店戟内，正如一九八五年，那辞职两个月后还当权的拉可斯基（Rakowski）政府，蓄意囤积货物来令形势恶化”。“要重新团结团结工会”我问他们是否可能发展一九八一开始的，由工会和社会来监察分配的制度，他们却怀疑其可能性。卡拉卡说：“我们今天处在另一个转变阶段。今天这样的监察、应由我们的政府、官员和议员负责。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大家了解到已授权某些人去做这些工作。另方面，我们在基层的任务，则是重整工会架构，吸纳至少五至六成工人。”“进行这些工作时，我们需要工会内的团结，结束激进派与温和派、新旧领导之间的纷争。因为，这样的分歧，使工会内继续存在互不信任，令工人怕了入会”。“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团结团结工会和即将举行的工会大会，而我们肯定可以办得到。”*（译自《国际观点》第171期） |
评波兰的新政府——“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1／12月第十六卷第7期，总第14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评波兰的新政府——“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1／12月第十六卷第7期（总第146期）马佐维斯基被委任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理，这事本身反映了统治的官僚制度陷入更深危机。今日出现这个社会经济现象，根源是1980年8月团结工会建立，独立于工人运动的官僚架构。雅鲁泽斯基政权8年来力图窒息社会的自我组织，但结果以失败告终。但马佐维斯基政府虽获委任，却不表示社会整体来说取得了政权。新政府建立的基础，是32％的民主，而且它保证了不会扰乱一直以来存在的制度的根基。权力的根本架构——总统职位、内政部和国防部、波兰国家银行——都不仅不由社会控制，而且不由总理控制。新总理所代表的反对派领袖们，同意了上述条件；他们并没有充份利用因罢工和波共破产而造成的大好机会。不遇，新政府的成立，却也提供了一些可能性，让社会的期望得以满足。这些期望可列举如下：㈠摧毁专制政府的所有残余部份；解散国家支配社会的机制，特别是解散保安警察、防暴警察、秘密警察，同时改革刑法，目标是保障各种民主自由。这就意味同时摧毁波共的特权地位，包括所有与它有关联的组织（民主党、农民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的特权地位。所有在政府或经济上执行领导功能的人都应由选举产生。所有地方政府应该由自由的、平等的、按人口比例的秘密投票直接选举产生。政治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应受保障。这就是说，不愿限制罢工自由或成立工会的自由。包括警察和军队也应享有这种自由。这是1980年格但斯克的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廿一点要求的第二点所规定的：“保障罢工权利和罢工者及协助罢工者的安全。”根据第七点要求，“所有罢工者在罢工期间能取得工资，相等于病假工资。”政党的活动，是现代民主的基础。也是社会客观性的条件，不应在法律上加以限制。要保证真正的新闻自由和资讯自由，应消除新闻检查，并摧毁这个方面垄断权力的物质和法律基础。特别是新闻散发系统应让所有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可以使用。电台和电视应在适当平面由有代表性的组织主管，并保证所有改治组织能使用它们。㈡经济应从属于社会需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廿一世纪的经济，保证社会所有成员享有满意的生活条件，亦即最低限度有权享有有营养的食物、舒适的居所、全面的健康医疗服务、全民享有的社会服务（例如托儿所、教育、文化）。要能实现这些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令经济掌握在生产者手上。只有这个社会生活的模式，才能保证每个人有可能实现自我，才能保证社会有可能解救。华哥夫斯基政府到最后一刻为止，仍只是追随前任者的步履，其政策将波兰经济导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在华哥夫斯基政府之下，官僚架构掠夺资源的机会更为增加，投机性的、腐败的资本有机会发展。也制造了机会让国有的生产资料卖给外国资本。更甚的是，它容许了在严重食物短缺的情形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令食品价格大幅上升。它继续将官僚化的经济联系于市场机制，于是令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处境更坏。马佐维斯基政府应彻底脱离以往政府的策略。㈢关于实行计划、自管和市场的问题。应该意识到，经济如何发展，首先要由工人自己决定。只有通过工人自我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采取主动，才有可能克服旧的党、国机器的反抗。也只有这样，新政府才有可能推行有利于工人的改革。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纲领第一点：“我们要求在管理的每个平面都实行自管的、民主的改革，我们要求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将计划、自管和市场结合起来……社会企业应该是经济中的基本组织单位，应由工人代表会议控制，作为工人力量的代表。厂长应负责行政性工作，应由代表会议在多个候选人竞争下委任，代表会议也有权罢免他……改革应令计划得以社会化。”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需要工人、农民、手工艺者的自管组织能对生产施以社会控制。这些组织应在地区平面和全国平面的自管议会内集中起来。这些控制需要以下几个条件：●保证所有自管组织、工会及其它代表不同所有制下的工人的机构，能够在活动上享有同等的机会；同时，应有一个统一的法律制度，规定有关生产、雇聘、贸易、工作条件、工资等问题。●企业内的工作关系应该变革，朝向劳动的解放，尤其是要限制监管人员的数目，并保证他们由选举产生。●经济资料应该让公众可以取得。社会如要走向完全负责对经济的管理，不可或缺的就是工人能控制生产的手段和生产的目的。这包括要监管生产，要有监管自管机构和自管议会之间的合作性联系（包括要有关于企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才可能让全国进行民主讨论，制订经济剩余如何由中央分配的原则，及如何不断地满足社会所表达的需要。如果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未达到某一充裕的程度，未可以满足对某些指定产品的需求，那么，是不可能消灭分配平面的市场机制的运用的。但是，在匮乏的情况下，关于使用自由市场机制这个问题，应该让全社会在意识到本身需求的情况下根据其意愿作出决定。㈣关于工人如何保卫自己不受危机的后果所影响的问题。当前经济危机的痛苦，令到工人要采取自卫行动：●工人控制物价。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组织，应联同贸易及服务工会的有关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向公众提交每周生活指数上涨的报告，并在这个基础上要求实行每周生活费用津贴。政府应决议采取措施，坚决遏止物价上涨。●社会控制食品的分配。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七条，当食品出现严重短缺时，团结工会的基层组织应该“成立全国性的网络，统筹工会的市场及食品委员会，以便集中地与团结农会的组织联络和合作。”●马佐雅斯基政府应承认这些委员会，不管各类库存的消费品控制在谁的手上，这些委员会也应该有权处理由内政部和国防部控制的消费品库存。●赋予工作真正的价值。以往的政府已开始将国内市场的价格与世界市场的价格连系起来。劳动在全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部份，被减至最低限度。马佐维斯基政府应与团结工会协议，实行工资制度的彻底改革，首先是将劳动成本在全部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就业权利。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第九条：“我们支持全民有就业权，反对失业……在预计会有裁员的企业内，工厂委员会应该审议能否将企业内的雇员调职。安排他们有其它职业，又或在不减工资的情况下减少工时。”正如西欧的工会所要求的一样，我们要求每周工作35小时。●取销债务。正如总理向国会演说时所正确指出的：“经济陷于严重外债中。”自1971年以来，外债总共借了490亿美元，其中390亿美元有待偿还。我们社会不应对历次官僚政府的浪费措施引致的债务负责。●完全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我们应该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条件，这些条件如果实行，必然导致波兰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同时令波兰的经济政策从属于外国资本之下。此外，波兰作为华沙公约国和经互会成员而签订的军事和经济协议，有限制自主权的，都应加以修改。㈤关于自管共和国。根据团结工会198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我们要求管理制度和经济能真正社会化，因此我们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管的波兰。”●代表机构须自由选举。宪法必须能表达社会的自觉的自由意愿。新政府应该宣布立法议会由自由选举产生。这些选举应该是自由的、平等的、秘密投票的、直接的、全民普选的。尤其要注意的是要保证所有候选人能取得同等的物质条件，以进行竞选活动。●关于政府。要走向自管共和国，就需要完全解散官僚当局。只有一个自我组织的工人运动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个运动由军事戒严和地下活动的经验所丰富，它应该斗争，在工厂和地区及全国平面争取掌管权力。（英译本由“波兰社会主义党（民主革命）”在英国的国际办公处提供，载于《社会主义前景》1989年10月号） |
波共历史性失败的后果——波兰联合政府的建立（史慕加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9／10月第十六卷第6期，总第14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共历史性失败的后果——波兰联合政府的建立史慕加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9／10月第十六卷第6期（总第145期）四十年来，“人民民主国家”第一次产生了一位非斯大林主义的总理。华里沙的顾问及团结工会周刊主编马佐维茨基被提名为总理，显示出波兰以及整个苏联集团的危机的深重。波兰官僚层既不能克服1980—81年革命浪潮的后遗症，也不能使它的统治“正常化”。而且，今年六月选举的结果和1988年的罢工浪潮证明，人民的压力继续在增高。因此，马佐维茨基政府，是波兰官僚层领导，在群众的反对之下，控制局势和争取转寰余地的最后尝试。团结工会代表获得国家的最高位置，标志了“人们”与“圆桌会议”政策的决裂。这个圆桌会议协议是以华里沙为首的反对人士和雅鲁泽斯基官僚层领导在不久以前订立的，其本意一方面是以某些让步来搪塞群众的要求，另方面则是使波共政权有民主的花边。它同时也让那些依赖更多市场机制的、不得人心的措施得以实施。但它并不能够阻止人民群众的动员。根据官方统计，1988年因罢工而损失的工时，比1982年以后任何一年都要多。在公营部门，发生了202起罢工，有5万5千人参加。1989年上半年，罢工的次数和人数都增加了一倍。不顾华里沙在1月19日的呼吁：“今天，波兰再也不能有罢工，而我也不愿见到罢工压力的增加……每个人都会找个理由来罢工，但是根据常理，这是一条死路。”在1989年头三个月，发生254起罢工，有10万人参加。在四月和五月，虽然只有72起罢工，但是延续时间和参加人数，大有增加。到了六月（选举的月份！）及七月初，罢工的次数和人数尖锐地增加，发生了352起，有些罢工甚至牵涉到整个部门（根据1989年7月13日的Rzeczpospolita报）。在整个七月和八月，罢工次数更多，而且包括地区性的总罢工，有些是团结工会的地区组织号召的，有些则是在开始罢工后被这些组织所支持的，有些则是万不得已才支持的。由反对份子来组成政府，是对工人要求的新让步。但是，现在还不知道是否这能平息众愤。人民的物质条件愈来愈坏，推翻四十五年官僚统治的欲望非常之强。廿五年的社会爆炸反对力量，是在斯大林主义模式的瘫痪、和波兰党政机构在现实局势中惊醒，这双重冲击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前台的。波兰官僚层的领导们已面对廿五年的社会爆炸，而且已经试过种种解决方法。在大战结束时，斯大林主义者主要倚靠大规模的苏军和官僚镇压，才建立起他们的国家机构。1966年，非斯大林主义化的平滑机制被突然爆发的工人罢工所中断。波共重新把戈慕卡安置在领导的位置（他原先为党书记，后因“狄托主义偏向”而被审判），然后一方面与天主教高阶层取得妥协，另方面则放弃农业集体化。官僚层遂以孤立工人的先锋份子和架空工人会议来重新稳定他们的制度。但是多元主义这个潘朵拉盒子一打开就没法再合起来。1968年，面对着青年激进化和波兰联合工人党（即波共）内部的知识分子的异议，党机构就诉诸于反犹太人的运动。这个党，一旦切断了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后，就失去了在前一段非斯大林主义化时期所辛辛苦苦建立起的意识形态的骨干，因而就愈来愈变为庸俗，而成为追求名利者的地盘了。1970年12月，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大城市发生了罢工。波共起先派军队去镇压，然后又撤换了它的总书记，到最后却答应了罢工者的物质要求。从此以后的十年中，新的党总书记，盖什克，口口声声说要采纳消费者至上的思想，而且当工人阶级要落实在纸面上属于他们的权力时，他竟胡乱地答应每个工人可有一部汽车。这个做法，不但使波兰欠了一大笔外债，而且使它面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此同时，人民的消费欲望引起，但是无法满足。到了1980年夏天，波兰这种情势就导致了它在历史上最大的群众动员。团结工会因而诞生了。官僚层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完全中断了。团结工会的运动很快地政治化，而且开始提出政权的问题。1981年12月，波共政权再度施用武力镇压人民运动。戒严令的强制实施，并没有阻止不满的蔓延。但是，禁止团结工会作为公开的群众运动，镇压力量却使它的领导圈子受不到群众的控制。团结工会领导层就逐渐放弃工会于1981年所通过的、开启了社会主义和民主前景的纲领——经过生产者的自我管理制度促进经济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化。新一代的战斗份子人们企图以减低工、农的消费，高度剥削工资劳动者来解决这个危机；但失败了。官僚层企图以工资上的逐渐让步。来纾解如火如荼的罢工浪潮，因此，不但失去了转寰余地，而且浪费了所有的后备力量。当人民群众再度开始激进化、新一代的战斗份子出现在政治和社会舞台的时候，官僚层的最高层意识到，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取得政治上的妥协，因为后者已经变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第二个要求就是，为了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投资、为了使生产复苏、及为了保证这个将近破产的国家的残存，接受它们所强加的种种条件。波共官僚层对局势的新认识，导致了以下几个后果：参加国际货币基金会；决意脱离81年军管所造成的外交孤立；逐步实施自由化；最后一点是，一旦雅鲁泽斯基克服党机构内的抗拒，就加速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波共官僚层在未知和必败之间，毅然选择了未知的道路。在作这个选择以前，波共曾作了一些准备工作，那就是，对机构内各部门的任务，作了平稳的逐步改变。因此，在军管的掩护下，雅鲁泽斯基班子不但使党组织不再管理日常事务、重新调整国家机构，而且加紧把企业主管转变为握有决定权力的“经理”。他们还鼓励经理们（特别是有限公司的）对管理方法进行实验。国家的经济和行政机构让波共专门管斯大林主义式的意识形态，而它们自己却得出实用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和反对势力的领导们所提倡的自由企业思想十分相似。警察、抗暴部队和担任政治警察的便衣警察等力量也大大地加强。在克扎沙克将军领导之下，而且在他的上司训谕之下，这些警察力量在准备政治改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最后一点是，雅鲁泽斯基班子使团结工会领导层接受宪法的修改，保证总统有足够大的权力，使官僚层不需要永远抓住“党的领导”这个过时的原则。团结工会领导层以选举雅鲁泽斯基为总统来公开表示他们的默许。我们可以清楚看出，由团结工会人员来组织政府，并不是圆桌会议的原先计划。这样的一个政府当然尽量保持六个月前所达成的、易碎的协定。对于波共以外的那二个小党，团结工会为了其本身的目的，曾说它们与波共完全不同，其实它们是波共的一部份。雅鲁泽斯基的人马——在波共内部，但是也在两个小党之内的人马，会密切注意新的政府。而且，在军队的眼光中，这是官僚层在选举失败后的第二次失败。“冲淡了我们运动的基本原则”这种情况会大大加剧波共内部的紧张状态，甚至也许会挑动官僚层高层中某些人物倒向“敌营”。拉可夫斯基，在当选为波共第一书记以后，就着重这一点：“我们生存在这么一个时期，在这时期中，有时候很难区别，什么是新的、必要的、而且对社会主义决不可少的东西，什么是机会主义路线，这路线会冲淡波共和人民波兰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波共内部的利益冲突但是第一书记的呼吁并不能使这个正在消逝中的党内部不出现分歧。党员平均年龄差不多是50岁。而且，根据党内的一位政治科学家的统计，在210万党员中，90万党员占有各层面的领导位置。其余的党员，除了已退休者以外，都在官方工会中担任职位。这个官方工会在团结工会被解散以后的行为，遭到人民的痛恨。而且它在企业中也没有什么基础。已退休的党员和当权的官僚之间，也因客观形势而发生利益上的冲突。据上述的政治科学家说，这些党员的政治生涯，“在社会主义有危机时结束”，所以对他们而言，“如果承认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那就否定了他们一生的意义”。至于当权的官僚则沉溺于私有化的冒险。这是七月间波共第十三次大会上公开暴露出来的危机的根源之一。巴卡在辞去中央委员会中负责经济问题的书记时，曾批评政府在抵抗通货膨胀和稳定币值方面所采取的政策。他接着解释，“在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上，党和政府之内有不同的观念和方法。”虽然他同意一般的政策（市场经济、私有化），他却批评实施的方法。他特别反对“成立寄生虫似的有限公司，因为这些公司贩卖陋劣的货品和原材料，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但他又坚持应该优先发展工人拥有股份的制度（见1989年7月31日的Rzecepospolita报）但是，对于一些著名人物如怀亚特教授和中委会书记米勒等人所指出的爆炸，似乎可能用改变运转模式来避免。这是与党在官僚权力结构中改变作用有关联的新因素，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就说过：“统一，只有在发展了内部民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表示，讨论的自由，以及发生不同倾向和政治立场的可能性，包括提出不同纲领的权利。这也不排除少数派为它的立场而辩护的权利。”（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马佐维茨基被指派为总统，也会加深团结工会内部，（包括它的领导圈子）的紧张状态。在他们震惊于选举大胜之余，接近华里沙的领导人尽量不要脱离圆桌会议协议所定下的架构，虽然这协议在那时已经部份过时。“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雅鲁泽斯基当选为总统，是靠团结工会的国会议员的投票帮忙。当这消息传布开后，团结工会内部起了一片反对声。华里沙意识到这股反对力量，一反过去对波共政府作积极批评的态度，于8月17日发表了使他的所有合作者震惊的声明：“政府最近所作的新总理人选的决定，证明它还要保持政权的垄断。这就加强了信任危机，而且在社会的眼中这证实了基本上什么都没改变……“我再度抗议由克扎沙克将军出组新政府。在目前局势中，唯一解决方法是提名一个由团结工会、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注一]所联合组成的部长会议。”（1989年8月8日的Rzeczposlita报）根据一切征象，马佐维茨基政府将会跟随前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华里沙在意大利消息报最近的访问中曾再度肯定此点：“到今日为止，还没有人是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经过了长时期的社会主义以后，我们要倒回战前的情况[即波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时候]了……我们的政治经济模式是西方国家的，它们已经有好的结果。”（1989年8月22日）。华里沙集团跟从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意旨这个态度被以下的事实所增强：在负起政府责任以前，华里沙集团的领导人物早已宣布他们要尊重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提的条件。团结工会的一位议见（议员？）提出了一个期望得到国际财政机构赞同的经济计划。这个计划主张将债务转换为波兰各个公司的股票——“这不是自我管理的意思，而是较庄重的参与形式”。这个计划也解释应该采取紧缩政策，因为“假如社会不同意，我们就可能有被切断西方科技的危险，这就表示波兰经济的继续崩解。”“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团结工会领导人从来没想到拒绝偿付外债！波兰从1971年初至l988年底一共借了480亿美元的外债。在同一时期，波兰也向国际财团付还了440亿美元。可是，在1988年底，它还欠390亿美元的外债，其中120亿美元是未付清的利息转换为本金的。到现在为止，公民议员集团“议会中非共人士的团体”的领导人，再次证实他们一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需要。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目前正在进行的私有化过程。团结工会的一位出名的经济专家批评说：“在国营部门内快速发展的有限公司只给经济带来损失，而不是利益。”另一位公民议会集团的成员回忆说，根据最近的研究报告，将近13％的有限公司只扮演中间人的角色。这些批评反映了工人对当权派官僚的私有化的极端不满。这些批评也把对市场机制的理想化和对市场经济具体后果的反感结合起来。以下一段团结工会一位当选议员的话，表明这些议员普遍持有的市场观念：“我们之中好几个人希望有一种建基在一般化的所有制、正规的股票市场、和工资劳动者都有股份的私有化。不过，使我们担忧的是，工人还是无产阶级，但‘当权派官僚’却摇身一变为资本家。”（见1989年8月2日的Rzeczpospolita报）这样地把资本主义天真地理想化，而且把它等同于物资丰裕的看法，不但是团结工会的积极份子，即使社会上的一般人民也普遍地持有。这是以下三种思潮的副产品：①官僚层在七十年代所发动的消费社会的模式；②多少年来的斯大林主义的“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宣传：③团结工会和政府的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思想。工会会员之间的潜在分歧初看之下，上述的思潮也许鼓励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但是，失望的成份却更大，因为波兰式的市场经济模式（那就是受国际货币基金会所支配的经济），与今天的天真想法是完全不同的。团结工会积极份子，对以下这点很敏感：这些方案的实施，会造成团结工会会员之间的分歧。这可由下列事实来说明：格但斯克地区的工会最近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是否于8月11日发动总罢工来迫使雅鲁泽斯基将军接受团结工会成员为总理候选人。在讨论之中，列宁船坞工会负责人发现他自己成为反对罢工的少数之一。他说，他无论如何不会实行会议的决定，因为“这种罢工会打断想在船坞作联合投资的美国百万富豪的利益。”（引自1989年8月19日的Polityka报）。“我不想建立强大的工会”华里沙领导层所作的政治与社会的政策，并没有帮助团结工会利用目前的合法地位来重新建立像1980—81年那样的强有力的工会。团结工会目前有270万会员，许多支会不愿上缴会费，由此可证明他们对领导层缺乏信心。华里沙很满意这个情况。他在今年8月19日向Polityka报记者宣布：“我不想建立强大工会，因为如果团结工会有一千万会员，它就会像一枝打在政府头上的棍子。我不要吊死任何人。今天，你首先是波兰人，然后才是工会会员，这种态度就强加给不同的价值尺度：先考虑到整个经济，然后才考虑到其它事情。”因此，政权的危机，以及它今天被迫作出的让步，要比1981年深刻得多。但是，群众的自我组织水平却弱得多。在罢工时，工人也组织了工人委员会，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委员会集中统一起来的推动力，而且由于他们对团结工会的结构不太信任，这些原始形式的自我组织就无法向上发展。六月的选举结果，在客观上提出了政权问题。这个问题，以及官僚领导层的无能，因此在工人运动中找不出政治解决方法。马佐维茨基组成的联合政府，不会被工人看成为他们自己的政府，即使这个政府在目前一段时期还会得到他们的友好的对待。促进工人政府的政策什么政策会使工人阶级加强它的自信和群体活动？这是反对华里沙路线的激进的政治斗士今天所面对的问题。真正的工人政府应该满足以下的要求，所以工会团体、自我管理的委员会、以及反对力量的政治团体应该公开地把这些要求提出来：第一，有关目前经济状况的要求，这些要求在9年前（1980年8月）即已提出：工资和社会福利按生活指数而增减；收入超过平均工资一倍的，应该减少：废除特权，等等。与此有关的是：拒绝向国际货币基金会和其它帝国主义中心的指令低头，不要还债。第二，有关自由的要求也不要忘记：停止种种检查，解散政治警察；军人和警察有组织工会的权利；结束对新闻传媒的独霸；所有经济领导人，特别是所有经理人员，应该由选举产生。第三，有关取消波共作为一政治组织的特权的要求，特别是1981年在几个企业中所提出让大家投票表示的要求：企业不应该再付给波共专职人员的薪金。最后，有关政权问题的要求：立宪会议的自由选举——这个要求比过去更有关连，因为波共打算经过目前的国民会议来提出宪法上的改变。我们必需记得，目前的国民会议只有部份议员是由自由选举产生的。如果团结工会这个自治的群众运动能够因为这些要求的提出而重新振作起来，我们就会见到一个对基层委员会负责的、实施这些要求的团结工会政府。[兆立节译自1989年9月18日的《国际观点》][注一]联合农民党和民主党是多年前被斯大林主义领导所设立。设立的目的是使官僚政权在表面上有实施多元化的形象。其实，这两个小党在1989年前都没有起实际的作用。官僚层的危机影响到波共，也影响到这两个小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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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波兰罢工女工群像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工潮中，妇女占了什切青公共运输站罢工工人的大多数。这个事实使什切青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九个男人构成）在其所编的第九期罢工公报（8月28日出版）上，登载了以下这篇专门谈论罢工女工的文章]在这个运输站，大多数工人是妇女。我们不十分确定这个事实是否比较容易地使政府作出“平定”罢工工人的决定。但是它却明显地表露政府的警察行动如何野蛮。也许这些先生们认为，如果他们攻击妇女，就可以更容易地办好事情。但是，在尼米亚青和阁勒青两个运输站，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做错了。他们的制度和吓人的武器并没有吓倒这些妇女。警察不得不把她们抬出运输站。有几次，需要几个武装警察动手，才把司机拉出运输站。这种搏斗的确使人民政府丢脸。但是如果甘地在生的话，他也会为这些女斗士骄傲的。莫沙从开头就参加罢工。她是尼米亚青的罢工委员会成员，她也参加救护和资料中心的工作，由于一些运输站被警察占领，她与一些朋友就在救护和资料中心组织了从那些运输站来的罢工工人。今天呢？她当然在罢工仍然持续的地方——史特鲁加路的达比运输站。她们的家人对此事有什么看法？“我们的家算是模范。我们的儿子亚塞已学会烧饭、买东西及做家务。他说他还照顾小狗呢。他到这儿来看过我，而且常常来。他懂得我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但不是每样事情都如意。在罢工开始时，有些年青妇女来看望罢工的丈夫，常常大哭大叫。所以我们要向她们解释，说服她们。你可能会不相信，现在这些年青妇人却对她们的罢工丈夫大叫：‘没有团结工会就不要回家！’”男人们积极进行“男人的”问题——跟经理协商、对谈。盖尔扎克举出一个奇妙的事实：官方工会以经理的代表身份参加协商委员会。“他们还没有注意这点——你能称它是什么呢？——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历史将会正式地记载工人和受这些所谓‘工会’支持的经理之间的谈判。他们将怎样摆脱这件事情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主席克瓦勒夫斯基在警察攻打罢工工人的事件中，竟站在警察的一边。”罢工委员会的总代表谢涯考夫斯基和克德谢奥斯基着重指出罢工者的政治成熟：“他们在多元主义的祭坛上准备牺牲其他问题。工资并不是唯一的争执问题。他们也看到退休者、卫生人员和其他的问题。”“我们会住进同一监牢”他们欣赏妇女角色的真正价值吗？莫沙回答说：“男人吗？当然啦！如果他们还想他们的周围有一点秩序的话，在很多人集中在一个小地方时，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我的男性朋友告诉我：不必担忧，我们会想办法住进同一监牢。”达比运输站是公共运输站罢工的最后据点，最强的据点。各个运输站都有人在这里；故事与印象一齐讲。“跟波哥奴来的波兹尼亚克谈谈。她真勇敢！她整晚参加色皮柯工厂的罢工。当罢工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时，她中饭到救护中心，找到15个人。她解释，又鼓励。工人们很受这个把两个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的金发女郎的感动。第二天，就有几十个人占领那个工地。佳鲁加是从尼米亚青来的，她把孩子留在家里自己照顾自己。还有瓦里加很会开玩笑，所以提高了大家的士气。没人知道她几点钟睡觉，也没人听到她埋怨太累。”公共运输站所提出的要求中，只有一条与妇女有关：要求妇女每日工作六小时，但得八小时工资。莫沙说：“一天工作六小时？这是不必说的。其实我情愿不必做工，像我祖母一样在家看小孩。我常常从早上四点工作到晚上五点。放工以后，还要买东西，赶回家准备第二天的膳食，略睡一会儿，又要跑回去工作。孩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工资要求太过份吗？我每月做280小时的工，拿到7万兹罗提（波兰货币单位），这笔钱全部用在食物上。”“我从来没想到人体会这么强的。我的子宫刚动过手术。我不能受凉，也不可去游泳，虽然我很喜欢游泳。我在医院住了整个夏天。我的朋友知道这事，所以开头时我的情形还算好。但是以后呢？寒冷的夜和疲倦……头四个晚上，我在外面只睡了一个半钟头。我连医生给我的振荡器也没有使用。”最后，我们参加了在运输站的洗车房临时设备的小教堂。一个公共汽车前面的十字架，装满花朵的圣坛，V型的蜡烛台。马尼安神父常常来探望罢工工人，他说以后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来放蜡烛台。祈祷会和弥撒每天在这小教堂举行。谢谢附近来的年青人。歌声和小提琴常在那里飘扬。莫沙很少参加这些歌咏会。“有些歌——特别是黑色圣女——会使我哭，当我觉得眼睛有泪，我一定要离开那里。”但是，我们早已知道，对于公共运输站的女工们，这并不是懦弱的表示。（兆立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0月17日） |
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黎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八八年工潮回顾黎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1月第十六卷第1期（总第140期）1988年4月和8月，波兰工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罢工。4月25日开始的罢工，几乎可嫓美1982年8月31日的大型街头示威的规模。4月25日，在比各兹和伊罗沃斯罗夫首先发生了自发的公共运输工人罢工；罢工即日结束，工人争取到工资增加67％。翌日，卡哥夫的列宁钢铁厂工人开始罢工，24小时内蔓延全厂，约3万工人加入罢工行列。官方工会激烈反对罢工，工人则自行选出罢工委员会，初时9人，到5月4日发展至18人，3名前工厂内的团结工会领袖也获选入罢工委员会。罢工开始有组织地推动，每队工人轮流在厂内留守16小时，然后休息8小时。4月30日厂方将工厂食堂关闭，工人向社会发出呼吁，随即有大量食物涌到。工人也选出各种小组，分别负责处理供应品，发布消息，对付厂方走狗的破坏行动，处理文书及技术工作等，每个小组由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领导。工人的要求除了底薪加5成、罢工时间照发全薪之外，值得重视的是他们要求所有工业工人、医疗和教育工作者（以及退休工人），都应获得加倍的薪金补贴，以弥补88年2月的物价上涨。工人的罢工取得了学生和市民的大力支持。4月28日，1千学生示威；5月2日，2千名市民在街上游行；5月3日，1万名市民参加游行。警察粗暴地殴打群众。政府答应在5月5日8时与罢工工人会谈，但这不过是烟幕，以使工人松懈下来；当日凌晨2时，内政部反恐怖主义部队冲入列宁钢铁厂，恶毒殴打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12名成员被捕，另外约50名工人被捕，同时起码40人因严重受伤要留医。接着，在同日早上7时、9时、11时，防暴警察再度冲入钢铁厂，捣毁工人的斗争总部，殴打工人。尽管如此，工人仍在7时和9时在厂内游行，不怕被防暴警察毒打。1万2千名工人坚持罢工，其余工人则遵守罢工委员会先前订下的决定：如果被警察从钢铁厂赶出来，就留在家里。一个6人组成的地下罢工委员会成立，并在市内两个教堂成立物资救援中心和罢工消息中心，组织药物、食物、金钱的收集。厂方则抽调卡托维兹钢铁厂工人和一些囚犯来开工。为了回应当局残暴地打击罢工工人的行动，学生发动了罢课和在宿舍静坐。5月5日雅鹊伦大学的师生大会，通过一份声明，成为学生运动的纲领。它这样说：“在知识分子支援工人的精神下，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列宁钢铁厂和全国其他工厂和大学的罢工罢课者。我们特别表示欣赏工人提出的医疗和教育工作者的物质条件应予改善的要求。我们抗议当局用暴力对待罢工工人和罢课学生，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者和因发表言论而被镇压者。我们认为只有以下做法才能走出目前的危机：通过建立多元的工会和政党来真正扩大民主，经济上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保障大学有自主权。”学生的斗争行动同样受到防暴警察残暴镇压。列宁钢铁厂罢工取得了学生支持，可惜未能争取该区其他企业或运输工人参加罢工。5月8日，罢工委员会结束罢工行动。罢工共持续了22日。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工人在5月2日开始静坐。这次罢工只有少部分工人参加，因此不是一次大规模罢工，而是先锋分子的罢工。他们占全厂工人的一成。罢工者不能争取到厂内其他工人加入，也不能令该区另外两间船厂工人加入罢工行动。在全国多个地方，也有工人试图发动罢工。例如在什切青，团结工会的协调委员会在5月3日发出全面罢工呼吁：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团结工会合法化。2日后，巴士工人罢工，但同日结束。警察在多处成功地阻止了罢工行动。到5月9日，罢工浪潮显然已退落。5月10日，列宁船厂工人也体会到这点，于是接受华里沙的劝告，终止罢工，集体操出船厂。这次罢工显示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的工人的状况是不平衡的，但它也显示了暴风雨来临前夕的气氛。8月，另一轮罢工浪潮席卷几个主要工业中心。什切青的运输系统工人罢工，被警察包围打击。在上西里西亚区的20多个煤矿的罢工中，警察也是用武力打散罢工，拘捕并解雇罢工工人；一名农民领袖在运送食物给矿工途中被警察拘捕，毒打后被关入一间精神病院，这是波兰的首例。在史达罗华沃那市，工人在8月22日开始静坐罢工，厂方在8月29日运入6千名工人，企图继续开工，但新来的工人立即加入罢工行列；当局动用直升机、机关枪部队和空军5百名士兵来粗暴镇压罢工；8月28日该市的和平运动举行了一千人示威，也被警察暴力对待，被捕者遭毒打。8月30日，华里沙与内政部长基斯泽将军会谈，会后双方同意安排召开圆桌会议洽谈团结工会地位的问题，但对于大量被捕工人的释放、复工工人的保障等问题，则全无任何允诺。9月1日，华里沙号召结束罢工。在格但斯克，工人冷淡对待，一名妇人在圣碧姬达教堂前大呼：“你背叛了团结工会。”格但斯克各企业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主席斯保斯基说：“我们白费了精力时间”，虽然他指出当时的力量对比是难以争取到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华里沙向列宁船厂工人解释：“我们可以用罢工以外的其他方法达致我们的主要目的。”下午2时，罢工工人同意结束罢工，操出船厂，外面3千名市民夹道相送。在曼尼发特矿场，工人从8月14日晚开始罢工，他们要华里沙亲自来解释，才肯结束罢工行动。卡哥夫工人本号召了在9也1日要发动新一轮罢工，结果临时取消。华里沙说服工人结束罢工后，官僚层内的声音大叫绝无可能让团结工会合法化。9月6日，官方工会更要求不能承认团结工会。9月16日，波兰国会接受政府辞职。同日，华里沙及工人代表与官僚会面，之后安排10月会召开圆桌会议。但是，当局强硬否认是与团结工会代表开会。而在10月29日，政府宣布要关闭列宁船厂，导致船厂工人再度罢工。究竟今日团结工会和波兰工人处于什么状况？工人如何看待9月以来的政局变化？这些下文将作详细介绍。 |
关于波兰前途的访问——统治危机与经济危机·市场经济还是工人自管？（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88年11月20日第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关于波兰前途的访问译者：小林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88年11月20日第9期译者按：在所有工人国家之中，波兰的民间反对力量最为强大。团结工会虽然在八一年就被镇压了，但它的地下组织还继续存在，而且一直发挥着作用。去年底，波兰政府提出了一个经济改革方案，并交全民投票表决，以表示自己开明，兼且提高自己的威信。但结果适得其反，投票结果表示民众对方案并没有信心。今年波兰的经济依然没有好转，而罢工更此起彼落。到了八月更有席卷全国之势。但八月底，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呼吁工人停止罢工，并与官方谈判工会的前途。波兰往何处去？波兰的民间反对派正紧张地思索着这问题，而且产生了种种分歧。我们为此特别翻译了两篇有关的访问。“统治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文的被访者是汉特斯列基，炼钢工人，团结工会运动的领袖。另一位被访者尼恩米斯基，是压力团体“自由和平运动”的主要领袖。他们两人在某些问题上（如在经济改革问题上）有极大的分歧。这些访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兰反对派争论的情况，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席卷所有工人国家的改革之风的了解。统治危机与经济危机问：华里沙在八月三十一日呼吁停止罢工。你对此有何看法呢？答：华里沙的呼吁是正确的，实行起来却产生了问题。首先，华里沙在一篇声明中指出：他会担负起争取承认团结工会的地位的责任，而各个罢工工厂内部的问题——罢工者的安全，增加工资，由厂方支付罢工日的工资，等等——则由各该厂的工人自己解决。接着第二天，华里沙就呼吁立刻停止罢工。在一些工厂里，谈判原本进行得很顺利，但工人一旦停止罢工，工厂的管理层也就强硬起来，不再进行谈判了。结果，一些罢工者反而被开除了，而罢工日的工资也争取不到。问：你认为统治当局会同意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吗？答：表面看来，统治当局在这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他们之中有人希望找到一条使国家民主化的道路，我们正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是否行得通，很快就会知道了。无论如何，即使团结工会得到承认，波兰的问题仍远远没有解决。倘若它得不到承认，我们也不会气馁，我们会等待下一次机会。但可以肯定他说，没有团结工会，就没有什么经济改革了。问：团结工会和统治当局双方均有人提出，要在抗衡目前危机的问题上达到共识。对此，你有何意见呢？答：我同意这观点，因为目前波兰的主要问题，不是哪个集团会胜利，而是到底我们民族能不能摆脱目前的危机。倘若工会和政府双方都有诚意，这种全国“谅解”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工会并没有提出过份激进的纲领。而统治当局虽然希望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垄断权，但也准备作出让步了。统治当局现在最急需的是要有充裕的时间，去重整队伍。如果它不能在企业官僚的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任何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那么我们就不会跟它合作。问题的关键在于统治集团作出的改革，是否可能引起经济上的激烈改变。我们不急于立刻实行这些转变，但最低限度要得到这转变的保证。问：关于经济改革，团结工会在八○、八一年间提出了工人自管的主张。可是，你们今天却强调市场的作用。政府更是如此。答：团结工会在这问题上已经成熟了。而且我们的处境同八十年代初期又有所不同。现在自管并不能带来什么成就。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经验告诉我们，自管是不能治理经济的。那是一种过时的药方。另一方面，我们西方的邻居的经验，却证实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是最稳定最有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我们为什么不采用现成可行的模式，反而要冒险寻找什么独特的模式。问：但是这种市场的“全面平衡”却是与失业和经济上的停滞一起出现的呢？答：这是个周期性的问题。但西方经济发展无疑比我们所知道的为高。我并不害怕失业。问题在于失业者有没有象样的保障。如果若干年后，波兰的工资水平同西方差不多，那么我们就能向失业者提供到合理的保障了。当然，失业会带来精神上的损害，这是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但那没有办法，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到更好的制度。劳动市场必然存在，部份人短暂失业是难以避免的。今天我们要开始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如何分配这些产品，那就让社会的代表同当局、工厂经理或者企业拥有者谈判决定好了。我有信心这问题可以妥善处理。问：在近期的罢工中，一批新的激进工人和学生涌现了出来。这代人对前途完全缺乏盼望。这是他们激进化的根源。倘若茌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工会同当局未能达成协议。你认为这批人会有什么反应呢？答：现在这批新一代只有一个选择：不是到外国挣钱就是留下来等待上帝施予。他们很清楚，除非工会同当局达成“谅解”，否则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移民西方。在他们看来，实行社会谅解，可以令他们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里挣到足够的金钱，买一间房子或者一轮汽车。另一方面，他们是非常没有耐性的。对于一个青年，五年不是短时间。可实在没有其它解决办法。阿富汗人很幸运，他们有巴基斯坦这样的邻国向他们提供武器打游击。但我们没有这样的邻国，我们的地缘政治处境使我们不能拿起武器同共党作战。这就是为何今天“非暴力”的策略那么流行。这不是由于我们是温和的民族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而是根本没有选择。这就是青年现在的看法。他们希望未来的生活可以同西方的比较。假如他们不能在自己国家实现这愿望，那么就会移民，因为他们自觉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份。年青人一般认为自己首先是人类的一部份，然后是基督徒，之后才是波兰人。他们是人类，因此是人类文明的一部份。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很受基督教的信条观点约束。这种观念的继承在波兰是很新鲜的。问：华里沙呼吁停止罢工，不少罢工者都不以为然。你认为工会的团结性会否受到影响？如果目前的谈判结果不理想，事情会不会更糟呢？答：无论谈判结果怎样，华里沙仍然会享有很大的威望。八月期间，我们在一些地区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劝服工人不要罢工。如果谈判破裂，罢工将会到处出现。那时，不仅团结工会会罢工，官方工会也一样会罢工；它想藉此改变自己的官方形象。工人将会提出自己的要求，尤其是当国家的经济环境如此差的时候，通胀如此严重，人们不再有任何储蓄，因为只有儍子才会储蓄兹罗提（波兰货币），也不是每个人部有办法买到和收藏美元。波兰人民现在朝不保夕。家庭不可能靠储蓄去买家私、洗衣机或者电视机。在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下，依靠军队、警察或者宣布重新进入战时状态，都不能把事情控制得住。问：根据你的意见，如果自发的罢工出现了，团结工会会负起领导的责任？答：绝对会。假如当局拒绝与团结工会一起推行经济改革，那么团结工会别无选择，只有为工人目下的物质利益而战斗。工会一定会带头反对当局推行的所谓改革，这些改革不断侵蚀工人的福利，而不问问他们的意见。市场经济还是工人自管？问：华里沙呼吁停止罢工，你对此有何意见？答：有人认为华里沙过早提出呼吁了，他们持的理由是当时统治者还没有向工会和罢工者作出任何承诺，而呼吁作出之后，当局又藉停止罢工的时机，打击工人，这也成为人们不满华里沙的原因。无论如何，我认为华里沙的呼吁是十分合时的；事实上，罢工浪潮开始退却了。在JASTRZEEIE和SZOZCCIN的情况尤为明显。那里的管理层已瓦解罢工，开始打击罢工工人了。尽管罢工工人十分坚决，运动失败是确实可能的。华里沙充份利用了以下的事实：罢工已经令统治当局知道，这是不能忽视的社会压力，它不能不同工会讨价还价了。在大多数大企业里，团结工会的组织委员会已经公开活动，当局正面对着一个公开而非法的大型工会。当局知道必须进行讨价还价。但它正进退两难：既要对付团结工会，又要面对来自权力机关——特别是中层官僚——的压力；这些官僚清楚知道，如果团结工会合法化了，他们仅有的权力——开除职工之类——就会受到威胁。统治当局固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它现在甚至不代表统治机器本身的利益了。对团结工会来说，这无疑是有利的形势。问：一些团结工会领袖和政府官员提出了反危机协议的主张。你有何意见答：共识是必须的，无论从当局还是从工会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在团结工会合法化的问题上如此，在经济问题上也是如此。波兰人民差不多绝望了，他们并不期望政府和团结工会能带来什么具体的、实质的成就，倘若能带来一些希望，那已经要谢天谢地了。人们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才会有比较象样的家庭；这是他们十分清楚的。问：在经济问题上，团结工会目下的主张跟八一年第一次全国大会的大不相同。过去强调自管，今天强调市场。现在工会热衷的，不是加强工人委员会，而是经理的权力。答：你指出的新变化，我们确实可以在近期团结工会顾问的言论中找到。可他们的言论，不过是少数人的意见，其地位不能跟全国大会制订的立场相比。倘若顾问们的意见要成为大会立场，工会工作者就必须广泛参与，而在团结工会还没有合法的时候，这种参与是没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我们只有耐心等候。才能知道团结工会的真正意见；众所周知，今天工会写下来的路线，其代表性是很有限的。另方面，工会的专家以致反对派的活跃份子，对波兰经济问题的看法也是十分参差的。一些建议强调市场，另一些强调市场相中央计划互相补充。这些观点仍在不断发展。一位一向给人家当作市场派的经济学家，最近反过来强调中央计划的重要性。这说明现在很难估计，工会和当局的协议会是怎么模样的。问：许多罢工者对华里沙呼吁停止罢工都持负面态度，你认为这会破坏工会的团结性吗？答：不会。人们对团结工会的认同是十分明确的。他们或许会对个别领导人缺乏信心，但这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解决。无论人们对华里沙怎样不满——这在激进的活跃份子中可以感觉得到——在团结工会以外是没有可能找出一条路子的。问：请问“自由和平运动”今后将会致力于什么工作呢？答：我们运动的成员也不断向自己提这问题。我们打算为此召开一次大会。无论如何，“自由和平运动”已经（起）到了压力团体的作用了。现在运动要应付的问题多的是。波兰有许多关于自由与和平的事情要解决。以教育为例，波兰人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接受敌视其它民族的教育；从中学开始，就要接受军训。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不正常的对危险的感觉形成了。问：西德一些运动提出了军队里的民主自由权利的问题。荷兰的特遣部队争取到组织自己的工会的权利。“自由和平运动”会讨论这些问题吗？答：波兰军队同外界隔绝得太厉害，以致根本没有可能同他们提出民主权利这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做的，是看看怎样把外界的信息传进去，并且向军队中的异议者提供支持。 |
“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格维兹达访问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格维兹达访问记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简介：安·格维兹达在5岁时即随同母亲被放逐到西伯利亚。68年在格但斯克工业学院任助手时，积极参与3月的学生起义。在76年策动援助受镇压的罢工者。在78年创立波罗的海岸自由工会筹委会。80年8月，他是格但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委员，成为团结工会副主席；81年全国大会上，他与华里沙竞逐会长职位，后被选进全国委员会。81年12月被捕，84年获释。现为油漆工人。他是致华沙公开信的22名团结工会领袖之一。问：你对全民投票的态度如何？格：我认为无论怎样的问题、答案和意向，参与这次全民投票只有一个意义——政府在寻求大众承认。1946年的全民投票也一样。它没有问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否想要在波兰有由红军扶立的共党政府，反而问三个后备问题：要不要社会改革、一个院的议会、西面达到奥达河的边界？参与那次投票时，我们可以说不要西面的领土，却不能说不要共党政府。我们不能再犯同样错误。任这次全民投票中，我们被要求放弃保卫自己免受剥削的权利。81年12月13日，政权实施战争状态，以回答由社会监管进行改革的要求。改革主题被用来为不断加价、通货膨胀和限制工人权利而辩护。经过6年不断的改革之后，年青人不再有机会找到居所，多数家庭长期勒紧肚皮，尽管越来越努力工作和兼第二份工。今天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因此，应该号召杯葛全民投票，口号为：“杯葛全民投票，表示抗议剥削！”问：你如何评价投票结果？华里沙的主要顾问格拉麦教授说它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政府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格：这种观点完全是无稽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是对雅鲁泽斯基的重大打击。它证实了波兰社会不再相信共党的任何改革。这是40年共党政权的结果。雅鲁泽斯基告诉莫斯科他完全控制局面，甚至可以说经济改革得到普遍支持，因为它得到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专家的支持，全民投票显示这些全部是宣传技俩。人们在全民投票之后增加了信心，对自己更肯定，只是不再相信有一个领导层带领他们斗争。我在84年出狱后，曾遍访全国一年，与团结工会主要领袖和厂内普通活动份子讨论。我当时见到战斗性在下降。领导层的权威也在下降。今天，局势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会依赖这两个过程的关系。如果领导层的权威继续下降，但现时的战斗性被保持的话，则人们会开始自动组织起来。甚至在全民投票之前，基层已开始独立地思考。全民投票的结果便是这点的表现。问：你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10月25日对全民投票的声明有什么想法？格：它是最坏的。我当时在一个小镇，与团结工会一个活动份子讨论。他说：“我们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华里沙说改革是好的，但没必要投票。”整个团结工会领导层采取与华里沙相同的立场，即，社会希望经济改革，改革是必需的，但尽管如此，最好不要去投票。工会领导层代表说因为投票结果没有意义。这是很坏的宣传，政府的宣传比他更聪明。尽管如此，人们拒绝支持政权的设计，开始独立地思考。问：你认为政府为什么判断错误？格：每个人都这样问。雅鲁泽斯基为什么举行全民投票呢？我认为现在当权者比以往较少相信自己的宣传，但却中了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宣传毒。它以为这领导层真正代表社会的意见。我曾在党和警方内听到这种意见，说只是听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教会讲话，便会知道所有事情。这是说服他们举行全民投票的原因。他们不知道团结工会领导层的意见已经偏离了社会的意见。这是由于社会没有表达意见的途径，甚至在地下刊物内也没有。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有关的团体己垄断了这些刊物。独立刊物和印刷所的存在是极好的。但刊物的分发和独立的文章却很弱。华沙的认识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在几个大工厂内有工厂印刷所。但在省城市和地区，刊物便发不到了。西方电台因此成为主要消息来源，但这些电台也受到不少检查。一份文件如果没有华里沙、团结工会领导或专家的批准，便不能播出。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犯了波共党同样错误，垄断了独立刊物。只有他们的意见被西方电台广播。这种垄断在一段时期内有效。每个人都以为；“我们的见解是不同的，但所有其他人都像报刊上的想法一样。”在全民投票之前，人们说：“我不会去，但其他人肯定会。”事实并非这样。问：你如何评价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计划？格：首先，政权是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基础。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会，亦要求政权以这个理论为基础。但这是荒谬的，因为没有自由市场这个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其次，我们的经济学家企图说服我们改革是可行的，但他们无疑从未见过工厂，不知道工业内发生什么或生产过程是怎样的。他们幻想生活水平剧烈下降会导致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和产质量素的改进。由于他们与生产劳动无关。所以以为如果将无产阶级饿着或鞭笞，会迫使他们努力工作来提高其他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这些讨论如何加强劳动强度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其他人高好几倍。我现时在中部一间发电厂地盘做油漆工人。一个普通烧焊工人每月赚25000波币，一级的烧焊工人赚300000波币。这便是大部份工人的工资。这工资不能养活一家人（据团结工会最近估计，一家四口的最低社会开支每月要53400波币）因此大部份波兰人在工作8小时后，便兼第二份工作，多数是体力劳动，例如我一个同事做搬泥，另一个铺街道石板。人们却叫这些人削减一半实际工资！又叫他们如果要维持生活水平，便要提高生产率。我不会怀疑他们能够做到这点；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做，但通过他们的集体智慧，他们会做得到。只是到时我会拒绝爬上我同事搭的棚架，因为我怕它不能支持我的重量。波兰经济是病态的，这病态是由于太高的工作定额，造成虚假的生产力，实际上却是重大损失。早在80—81年，当一些部长问我如何改善经济时，我便说首先要降低生产数量40％而不减工资，令生产有质素，然后再开始提高生产力而同时按比例提高工资。但政权永远背道而驰，却取不到成果，因为波兰工人极之有想象力。我在工业部门工作了30年，工人的想象力仍不断令我惊奇。他们的工作定额被提高，但他们仍能维持同样工资。我有多种工作技能，所以能估计某种产品要多少时间完成。工作定额似乎是完全不可能达到的，但他们却成功了。很简单，他们不遵守技术程序。从外面看，产品似乎合规格，但它的寿命不到应有的十分一，因为8成的技术程序被省略了。工人的所有创造力被用来找寻省略工作程序的方法。现时的经济改革会迫使工人找寻更多这样的方法。表面上，生产力提高了，工资因此得以维持，但经济会进一步瓦解。问：你是致华里沙公开信22名团结工会领袖之一。在信中你们批评团结工会领导层不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并要求召开全国委员会大会，以解决领导层的问题。你可否解释这个要求？格：唯一界定团结工会和它的功能的，是它的会章。根据会章规定，工会领导层由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组成。要求召开工会的唯一合法领导层会议，不应该令任何会员惊异。这是每个会员的义务，特别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什么我们的要求会造成这样多风波，甚至敌意呢？每种规章都是为了限制个人利益，保障整体利益。团结工会的规章便是这样。它们反对个人违反整体工会利益的行为。我支持那些要求尊重和实施会章的人。团结工会目前的领导层并非法定的机关。问：但在战争状态实施后，是不可能依会章行动。取代全国委员会的组织其后出现了。临时联络委员会是第一个。格：当临时联络委员会成立时，我正在狱中，当时我很高兴。成立这委员会的需要是很明显的，不能有其它做法。但情况其后转变了。我出狱后，我觉得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完全没有问题。技术困难是有的，但并非无可克服。我也参加过200人以上的工会份子会议，而全国委员会委员少于100。如果可能遵从会章的话，便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是将自己置于工会之外（并非是团结工会社会运动之外，而是工会之外）。如果一个集团令召集工会法定领导机关开会成为不可能，它便是阻碍了工会的运作。问：你认为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格：很简单。垄断的情况出现了，而造成垄断的集团尽力保持它。问：无论如何，团结工会领导集团包括不同观点的人，例如一些人着重争取市场形式的经济改革，而其他人赞成侧重工厂内的工会斗争工作，正如公开信的22人认为团结工会没有足够注意这个问题。格：是实金（疑为“在”）没有注意！团结工会今天可能是一个社会运动，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工会。自从战争状态以后，取得领导的集团并没有进行工会活动。胡亦克是例外，他不时提醒人们我们需要保持工会。我只需举一个例子：在84年秋天，我在华沙与一间工厂的40名工人会面。他们都是团结工会的基层会员。在整个会议之中，他们都不发一言，只有领袖在谈话。午夜前，领袖走了，然后工人开始讨论，直至早上5时。从他们口中，我得知新的合约正被筹划中，但没有地区领袖与我谈及它，或是他们不知道，或是没有兴趣。在该会议中，工人们讨论如何保卫自己对抗这个威胁。其后我搜集一些有关资料，并准备在地下刊物刊登。但教士波比胡士高被杀事件引开了每个人的注意力，政权利用这机会通过了新合约而没有遭到抗议。这问题没有引起领导层的注意。这情况一直没有改变。问：你很严厉批评团结工会现领导层。格：是的，我对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及其前任领导层的活动的评价是负面的。我完全不同意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寻求与政权和解的构想和追随这个政权的尝试。我还被他们对莫勒维基最近被捕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所震惊。莫勒维基是地下“战斗团结工会”组织的领袖，政权指责他是恐怖份子。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将问题这样提出来：团结工会从来对恐怖主义都不妥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抗议。事实上，这表示将政权的诬蔑宣传合法化，说“战斗团结工会”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不可接受和丑恶的态度。我们就这事件与其它几个独立战士拟好了下列声明，请代为发表：争取释放莫勒维基我们呼吁团结工会所有会员采取行动争取释放莫勒维基——我们的工会同僚，弗洛茨瓦夫区的全国大会代表。6年来，莫勒维基领导了“战斗团结工会”，一个独立地下组织，对抗庞大的警察动员。主要多得莫勒维基的活动，弗洛茨瓦夫区才能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地区。我们只能以坚定和团结支持来保卫它。莫勒维基的被捕，是政权对付社会的战争之中，一次新的力量较量。祖安娜·格维兹达，安德烈·格维兹达，高巴素维丝，桂高斯嘉，加曼托斯基，乌班斯基，古拉斯，米高拉斯嘉。如果在反对派之中的分歧会令我们像华里沙和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待莫勒维基一样的话，政权很快便能够将我们，包括全国执行委员会，全部关在狱中，因为没有人会想保卫我们了。问：“波兰社会主义党”最近成立。你对这倡举的态度如何？格：它可能是一个历史性事件，扭转形势。过去5年来，所有有影响力的独立团体都向右走得很远。甚至在过去被认为是左翼的人，现在也采取了在西方会被视为很右倾的立场。我们的右派则更不用说，简直是18或19世纪的右派！左翼是真空，需要填补。“波兰社会主义党”有机会填补它，成为所有左派的党。而在波兰对左倾思潮是有庞大需求的。问：你有没有加入“波兰社会主义党”？格：没有。但我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也很赞同它的成立。我没有加入它，是因为我认为它先要解决一连串我认为很重要的问题。首先，在经历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帜的共产主义之后，我们在概念上有很大混乱。“波兰社会主义党”有巨大工作要做：界定概念，发展一种语言，从共党手中夺同各种标记。例如，“波兰社会主义党”制订的目标是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在8成至9成的人民之中，这立即会引起感情上的反感。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要清楚指出它所谓“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划一的概念，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党和派别都给与它不同内容，而在波兰更是挖空了内容的。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社会主义者传统的红旗上。“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远离被滥用了的口号，但保持它的真正内容，转变它们为新的语言。其次，“波兰社会主义党”要对社会主义传统采取一个立场。以往的“波兰社会党”的历史和纲领，不大为人熟悉。而且这个党有几个传统，需要从中作出取舍。例如在1906年，它分裂为两个党，一个是采取武装斗争，争取独立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另一派刚与由卢森堡领导的社会民主派合并成为“波兰共产党”。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波兰社会党”的自由、平等、独立派与德军占领军作战，战后则反对波兰布尔雪维克化；同时只有“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现时的波共。现时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那个传统呢？是与共党合作的传统？是争取被共党合法承认和寻求与它共同统治？还是组织社会争取民主和独立，正如“波兰社会主义党”革命派和自由、平等、独立派呢？这是基本的问题。[按：斯大林主义丑化了共产主义传统，往往推使波兰反官僚活动份子认同“波兰社会党”历史上的反共产主义流派。]第三，在历史上的“波兰社会党”之内，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一同存在。新的“波兰社会主义党”要界定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是困难的。共党告诉我们，马克思和列宁发明所有东西。某些理论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声称拥有它们而因此而放弃，另一些则可以放弃。“波兰社会主义党”需要作出选择，并以通俗的和理论性的两个版本来介绍它们。第四，“波兰社会主义党”必须解释对生产手段社会所有制的看法。说国家所有制只会是坏的，而社会所有制只会是好的，是幼稚的说法。“波兰社会主义党”应该赞同民主，正常的议会民主。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内，国家机器是社会聘用的官员的总和。在这个国家内，国家所有制仅仅是社会所有制。还有其它类似问题需要澄清。我希望“波兰社会主义党”会尽力澄清它们，提出答案，吸引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令我也可以加入。[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8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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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代表受压迫者”——平里奥访问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我们要代表受压迫者”——平里奥访问记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简介：平里奥是团结工会下西里西亚区财政。他的著名功绩是在81年紧急状态实施之前夕，将8千万波兰币从银行提出来，从而支付工会的地下活动经费。82年，他领导该区的区际罢工委员会和加入团结工会地下全国领导层，他参与发扬“工厂路线”的斗争工作。他在83年被捕，84年获释。86—87年，他属于公开活动的团结工会临时全国委员会。87年11月。他参与创立“波兰社会主义党”，担任总评议会的副主席，其后，他没有参与团结工会的领导机关。问：你对全民投票结果有什么看法？平：我认为它反映人民对政权和它从81年以来的整个政策不信任，而不单是对经济改革提议的不信任。波兰人否定这个政权。社会赞成真正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而不是全民投票所要合法化的闹剧。问：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庞大的物价上涨。全民投票的结果不是否定这些涨价吗？平：人们觉得难以接受赤贫化，特别是缺乏公民和政治权利所提供的任何保证，连基本如工会多元化和通过独立工会保卫本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只有当拥有这些权利和保证时，才可以讨论涨价和物质牺牲。全民投票的结果亦明显地是对政府加价计划的反应。问：你认为工人会愿意接受加价以换取加工资以抵销加价吗？平：不，这是不可想象的。政府也不会这样想，它没有打算以工会自由来补偿加价和社会赤贫化。毫无疑问，在波兰，大部份社会将会参与斗争，争取象样的生活和最基本的要求。这是由于年复一年的“阿尔巴尼亚化”——极大的贫困化——的结果。人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他们没有前途，生活水平极之低，而且还会下降。我们会见到自然的反应，争取较佳生活条件的斗争爆发。这些斗争在政治上会凝聚为争取工会自由、自管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斗争。事实上，以波兰现存的社会觉醒程度来看，斗争是很难会以其它形式表现的，保卫生活水平的斗争是不可能与争取工会自由的斗争分开的。问：新的社会抵抗形式之一，是争取独立工厂工会合法化的努力。我知道你是支持这些努力的。平：在弗洛茨瓦夫区的基层范围，团结工会组织委员会正在创立，力图争取独立工会组织在工厂平面被承认。这明显是我们所谈的社会状况的表现。它主要是年青人的运动，在80至81年末加入团结工会的18至20岁的青年工人，在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才开始工作的。他们觉得这些委员会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是争取合法工会活动权利的斗争工具，也是公开活动的途径。这些委员会已在下西里西亚几个企业内出现，包括一些团结工会的传统堡垒。我觉得这些委员会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初步组织问题：要有10个勇敢的人来组成委员会。我说勇敢，是因为它会立即面临管理人员和政治警察的迫害。几年以来，团结工会都努力寻求克服这个障碍。但决定委员会成功与否的，却是第二阶段，即发展一个工厂平面的工会纲领，让厂内工人可以认同这l0个勇士。所需的是很实际的要求，能配合委员会与厂方的力量关系对比，工人要重新提高斗争的勇气，即使只是在基本的问题上，例如工作环境、安全等，亦即不用与更高当局较量就可赢得的要求。如果委员会能提出这个纲领，甚至只需提出要求和发动运动争取它们，便会得到厂内工人巨大的支持，即使一开始未能取得胜利，也是成功的。问：这样地提出工会的任务，很少在独立刊物中见到，除了团结工会领导团体的声明之外。另一方面，很少篇幅被用来讨论建立自由市场的必需性的问题。平：在波兰反对派之中，有一个普遍问题。以我看来，这是需要多元化反对派的问题。7年前，团结工会同时代表着全国认同的、传统意义的工会和争取自由市场的论坛。不同的运动在团结工会内存在着，证明了它是反抗极权主义最佳斗争工具的一个社会运动，7年来，局面已改变了。我们清楚见到互相对立的两极的形成。一方面是“新保守主义右派”和经济团体鼓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左的方面是“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立。我们正处于反对派多样化的时期。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和凝聚，对于健全的反对派和独立社会，是重要和有益的。说它对团结工会不利是错的，这是工会的自然发展。团结工会的旧方程式不再合适。以往在团结工会内的组合，现在在它的外面，以更清晰的思想立场发展。以团结工会作为工会来说，我认为最宝贵的是在工厂内出现的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团结工会地下委员会和工会刊物的增长（我是指由工厂内地下委员会刊印的刊物）。这是我最密切参与的工会斗争层面。问：你对22位工会领袖在9月给华里沙的信有什么意见？信中指出团结工会有失去工会标志的危险，强调在全国平面发展直接要求的纲领的紧急性。平：我认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团结工会各个层面表达了种种要求，特别是在基层，如地下工厂委员会、公开活动的组织委员会、工厂内的工会刊物等。还有在地区和全国平面，透过22人的立场和全国执行委员会等。在今天，所有这些要求应该以某种政治纲领强化起来，因此出现了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意念。我觉得争取令社会和经济上受压迫的人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的时机已经来临，需要发展一个政治纲领来加强工厂平面的工会斗争。这应该是一个政党的任务，具体地即是“波兰社会主义党”。我们要透过“波兰社会主义党”给与社会被压迫阶层政治力量。问：你可否解释“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目标？平：创立“波兰社会主义党”所取得的新的政治经验是：我们明确地界定我们想要代表的社会利益，相比之下，团结工会是一个反独裁的社会运动，表达不同利益，特别是但不仅仅是社会受压迫阶层的利益。我们认为更明确地表达社会受压迫阶层的时候已经到临。我们不准备代表整体社会，而只是代表部份阶层的利益，即工人和普遍的社会和经济受压迫者。这个性质上的变化是由于政权施行的经济变革、社会贫困化和制度的演变所造成的国内政治局势的转变。我们要向这些社会阶层提供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阶层在工会和官方自管机构内已成为社会主体。但仍需创造一个社会主体，令他们成为政治力量。“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左翼的自我集结。今天在波兰，你可以争取自由市场或做教会所做的事，例如保卫民族特征，但你也可以为保卫被压迫者而斗争。这正是我们的选择。当然，聚集在“波兰社会主义党”内的左派并不是单一的。党内存有几个流派、团体和不同意见，例如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团体、所谓“新左派”和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派。“波兰社会主义党”希望成为左派凝聚的磁极。它的名字指向我们全部同意的传统。“波兰社会主义党”在波兰历史上是从没有妥协过的。问：“波兰社会主义党”的纲领还未制订好？平：在目前只有一个基本的政治声明，解释我们想做的事——代表社会受压迫阶层和为他们提供政治力量——和我们争取的东西，例如工会自由、自管权利、工人的政治自由、拒服兵役的权利、保护环境、废除死刑，等等，即全世界左派的传统目标。我们清楚指出不接受现有波兰宪法制度，例如将共产党的垄断写进宪法之内。在这个声明的基础上，我们已开始草拟纲领。我们所通过的临时会章，保证了在党内提出不同政治立场和以此组织起来的权利。问：巴黎的《解放报》报导说“波兰社会主义党”认同教会的社会教义。这似乎与“波兰社会主义党”一贯的非宗教传统有矛盾？平：这是误会。在我们的原则立场声明之中，我们指出历史上的“波兰社会主义党”是反教会的党。在我们现存的极权制度之中，情况很不相同。现在的“波兰社会主义党”不会是反教会的党，因为我们认为被教会和教宗的社会教义启发的社会主义者也可在党内占一位置。问：这是否表示“波兰社会主义党”希望包括基督信仰的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人，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呢？平：肯定是的，这正是《解放报》所误解的。我们相信我们在这点的立场是很清楚的。问：最后，请你解释在87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在弗洛茨瓦夫由“橙色抉择”团体组成的游行的性质。你参加了这次示威。矛盾的报导，有说它是一次政治示威，参加者有要求平反托洛茨基，有说它是学生开玩笑。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平：“橙色抉择”是异议文化运动的一部份。它组织一些街头行动已经有一段时期。这些行动的内容界乎文化与政治之间，有超现实主义的形式。“橙色抉择”从精英份子行动开始，现已发展为群众行动，而警方将多达100人拘留几小时，证明这已是重要的政治事实。这个团体提出具体行动提议，然后邀请独立组织参加，例如团结工会、自由和平运动、“波兰社会主义党”等。我个人很赞成和参与这些行动。至于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行动，是以超现实主义形式表现政权所组织的仪式。约150人参加，包括大、中学生、独立文化团体、团结工会活动份子等，每个团体带来自己的标语，例如一个标语说“我们支持耶鲁辛”（莫斯科被罢免的共党领袖，据说因为要加速进行“重整”而被黜）”。另一个团体的标语是“我们要求全面平反托洛茨基同志”。很难说超现实主义与政治哲学在这里如何分界。我觉得两者都有，而拿着这标语的人一定对托洛茨基有某些认同，虽然在波兰，这样提法有不少超现实主义成份。 |
“以社会压力令制度转变”——列坦斯基访问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以社会压力令制度转变”——列坦斯基访问记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简介：列坦斯基在77年成为“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亦是《工人报》创始者，80年成为团结工会专家，现为团结工会华沙区际执行委员会成员。他与库伦和保泽克有密切合作。问：你对全民投票结果有什么意见？列：明显地所有人都觉得惊奇，因为当局本应不会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而让它失败的。而结果明确显示：政权失败了。为什么他们没有伪造结果来宣布胜利呢？我认为他们太相信会胜利，所以没有准备伪造，而不是他们不愿意伪造结果。投票结果显示政权没有得到社会的信任。据我看，很多投赞成票的人只是由于他们相信只有这个政府才能实现改革，而其它投反对票或弃权的人也是相信必须进行改革，但认为这个政府不能实现改革。对团结工会来说，结果证明工会选择不理睬这次全民投票的决定是正确的，而现在已有可能克服存在已久的社会冷感。如果团结工会能刺激起潜在着的社会活动，则可以预见重大的改变。问：但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号召不理睬这次全民投票时，并没有提及加价的问题。你说现在有可能重新动员社会，会是环绕着什么重心呢？工人的物质要求又会占什么位置呢？列：我认为物质要求并非是唯一的重心，虽然它是不可缺少的。自从82年以来，自发的反抗加价和要求加薪的斗争是取得成果的。但在今天，这个反抗是必需，但并不足够。今天我们需要多方面的社会活动。首先是企业平面的自管问题；此外是团结工会的基本问题：重组工会；还有是在地方上的民主自管问题。改革将会在地方平面上进行：废除现有政权架构、派系和委任制。问：你不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央政权吗？列：制度明显地是问题焦点。但这个制度正在社会压力之下演变。关键任于政权会否放弃管理经济和地方生活。我目前见不到一下子解决整个问题的方法，即这制度在一夜之间改变为另一套的可能性，只能是制度逐步演变的过程。问：当你谈到经济改革的时候。你是指市场改革？列：当然是的。问：你不认为社会在全民投票中的反应，即使不是拒绝市场改革计划，也至少是拒绝改革带来的社会代价，无论是由谁来实施改革？列：我认为改革会带来社会代价的说法是错误的；也许事实如此，我不知道。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极权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积累的欠债。我们应该支持这个代价。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求市场改革，而是谁人负担牺牲。如果没有社会组织和活动，改革的重担将会落在最弱的社会阶层身上。如果我们能争取到独立工会和地方上的自管，则有机会令实施改革的官僚负担代价。基本的问题是行政官僚、军队和警察的问题。如果目前戈尔巴乔夫的政策真正导致裁减军备，会影响波兰削减军备生产、行政官僚和镇压机器的费用，从而分担社会代价的储备。问：在80年成立团结工会的斗争之中，其中一个要求是实施配给制，因为每人都有一个胃。市场道路相反会导致以金钱为基础来分配，因此社会的最低层自然要负担这个抉择的代价。列：是的，所以必须实施某些机制，以保障最不幸的阶层有最起码的收入。但这些机制需要团结工会和其它真正独立工会的合法存在。除了透过市场（即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资本化）的道路之外，我看不到其它发展国家的方法。相反地，配给制会导致加强中央架构，加强有意令制度永久地巩固的集团。问：81年，团结工会曾要求成立配给制的社会监管。你不认为这是一个解决办法吗？列：不。配给制度意味存在官僚架构，而在社会之上再成立一个有自然堕落倾向的社会监管架构，并不是解决的办法。各架构会互相控制，令社会瘫痪。我当然赞成社会监管，但它必须通过无论是议会式或市场式的民主方式进行，透过广泛不同的社会团体。问：现在的团结工会内部分歧似乎越来越明显，包括在中央平面。我特别是指团结工会22位领袖给华里沙的信。列：我是赞成有分歧的，只要这些分歧是以真正的倾向和不同的纲领表现，而不是以谁是领导层与否来划分。我认为那封信是错误的。今天举行全国委员会大会，并不能做到任何事情，因为团结工会事实上是削弱了。只在某些架构内存在。这不是质询应该是全国委员会或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时候。我认为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立，是组织上的进步，因为它消除了部份领导层在地下工作而部份则公开活动的分割情况。它是现时我们所能有的唯一领导。问：但该信的22名签署者除了要求召开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大会之外，还批评团结工会的工会性质减弱，批评工会少关注保卫工人生活水平和物质利益。列：我同意批评团结工会没有足够关注实质问题。但必须考虑到团结工会的大部份文章都没有被注意。如果企业内没有争取改善工作状况的斗争，工会对企业内工作状况的报告又有什么用呢？人们宁愿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赚多些钱。如果说团结工会放弃一些社会问题是错误的话，这错误的根源在于普遍状况而不是主观错误。问：有关团结工会领导层对地下活动或公开活动的分歧，似乎已成过去。但另一个更深刻的分歧似乎出现了。粗略地说，一派强调市场改革的问题，因此预见工人的某些物质利益被牺牲，另一派坚持企业内反抗紧缩政策的斗争，例如见诸胡亦克和仁考夫斯基的文章和《工人报》的立场。列：胡、仁的文章表达了团结工会的立场，并没有与改革矛盾的地方。对团结工会来说，必须在企业内组织行动保卫生活条件，也必须实行改革。这是两个不同平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工人报》的立场也许是认为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减低工人的生活水平。我不同意这个分析。我认为必须采取正常的经济决定，而每个人怎样保卫自己的问题是次要的。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人们没有任何值得保卫的东西，因为这个国家不但是正经济危机之中，而且是在经济解体之中。关键是要阻止这个解体。明显地，只是提出物质要求和由于在意识上认同现存架构而维持它，是不会取得结果的。相反地，我认为经济改革会有利于保卫生活水平，因为它导向经济重整，商店会有多些货物，更易于保卫生活水平。问：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认为在建立市场之后，会生产多些货物？列：是的，我认为发展市场机制、私人企业、合作社、地方上的工业和自管，是现任唯一可以增加货物供应的途径，因为存在（疑为“现存”）制度由于本质使然，将消费视为必需的罪恶。问：一方面，在现存制度之中，私人企业似乎更有效益，因为它补救了被大工业遗弃的部份，但另一方面，我认为将波兰市场开放给外国，会导致本国的非工业化。波兰工业的生产率比发展了的外国低很多，不能抵抗国际竞争。列：但非工业化的过程已经发生。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彻底解体。波兰将成为欧洲的退化的国家，这是我们不能容许的。这制度再不能挽救了。只有靠人们的私人企业主动性，才有转机。透过市场正常运作，有正常的竞争。当然，随此而来会有一大批问题。问：81年，团结工会全国大会宣布支持新的经济管理制度，要基于社会主义的和民主的计划，工人和社会自管（不但在企业和公社的平面，而且在全国平面的自管议会）和市场机制的结合。这个主张现在似乎已消失，被一个基本上建基于市场的制度取代了。列：它已经消失，因为在这段期间，一些新的事实出现了。现制度已明显地无法修补，波兰危机也非波兰所独有，而是这种制度的普遍危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是某种证明。我没有兴趣谈有关想象中的理想制度的论题。明显地，现在的社会主义是走向死路的制度。我们除了市场之外，再没有其它模式。我明白走向这条路会面对很多问题，并非像自由主义者以为一旦国家批准成立私人企业，前途便会一片光明，而是会有很多社会问题等待解决。问：不久之前，“波兰社会主义党”成立了。你有什么意见？列：我个人对政党活动不感兴趣，我宁愿在社会运动和工会内活动。因此“波兰社会主义党”没有刺激起我的兴趣；一般来说，我对在纲领之中寻求取得政权的政党没有兴趣。但我不反对它们成立，因为我赞成多党制。我认为由于自称右倾的团体十分活跃，所以有自称是社会主义者和左派的团体出现，是好的。社会生活会更丰富。另一方面，我觉得现在成立政党是过早的。此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现在分裂左、右派是有点不合时宜。例如在一些右派文章之中，我是同意其中一些实际结论的。在波兰的情况中，我怕左、右派的分裂会成为僵硬的意识形态分歧，我宁愿见到就实际问题而分歧：怎样实际应付改革的社会代价、对改革的态度等等。无论如何，“波兰社会主义党”的成立会令政治局面更丰富，虽然我觉得，目前的政治局面不是以左、右派划分。问：你不认为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出现，会在团结工会或其领导层之内表现出来，令后者成为广泛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实际行动场地？列：团结工会本质上愿该是多元化的，聚集着多种流派。确切地说，我认为团结工会之内可以容纳实际行动上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分化。团结工会一直以来都存有分化，将来也会是，但我希望它能从纯粹政治分歧的重担之中解放出来。 |
政权在全民投票受挫败反对派面对新挑战——团结工会三位领袖访问摘要（史慕加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政权在全民投票受挫败反对派面对新挑战——团结工会三位领袖访问摘要史慕加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波兰政权任去年11月全民投票中受到意外挫败，令政权的“正常化”过程遭受严重挫折。这次挫败也震惊了团结工会领导层，因为他们自己也是提议市场形式的改革的。对于在团结工会内部形成的不同流派，这次事件带来新的重大挑战。从87年春天开始，团结工会运动内部的主要分歧似乎是政治性的。团结工会应否专注在工厂内的工会工作呢？还是应该优先发展“独立社会”的架构，如报刊、书刊印刷、文化活动等，而工会活动只是其中一个主要关注范围呢？华沙的团结工会领袖赞成第二个倾向。另一流派（主要来自弗洛茨瓦夫和什切青的地区领导层）则强调工厂内的工会活动。另一个重大政治分歧也出现：雅鲁泽斯基军政权所实行的改革，能否帮助独立社会运动呢？后者能否基于改革的某些特点而令其内容更激进呢？还是应该认为改革是企图加强剥削工人而拒绝它呢？而在这情况下，应否发动群众动员呢？大部份团结工会领袖，尤其是较有名的华沙领袖，相信只有建立自由市场才能有效对抗经济危机，因此倾向于前者。这个取向导致忽略厂内的直接斗争和放弃团结工会在80—86年波兰革命时期的平等和自管的价值基石；这个取向受到很多工会活动份子的挑战。87年9月，22位团结工会领袖致公开信给华里沙，要求召开工会法定领导机构大会，批评过去一年成立多个临时组织的做法，并指出工会对社会问题缺乏关注，令工会失去其特性。其它活动份子认为迫切需要为劳动人民提供本身的政治代表，因此筹备成立“波兰社会主义党”。在全民投票之后，史慕加用电话访问三位团结工会领袖，谈论对全民投票结果和影响的看法，和团结工会的战略、前景。列坦斯基的意见反映了团结工会目前领导圈子的意见；平里奥是新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副主席；格维兹达是公开信的22位联署人之一。他们代表了团结工会社会运动内主要不同流派的意见。·“以社会压力令制度转变”——列坦斯基访问记·“我们要代表受压迫者”——平里奥访问记·“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格维兹达访问记 |
韦健士：全民投票挫败波兰军政权（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全民投票挫败波兰军政权韦健士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1／2月第十五卷第1期（总第133期）波兰雅鲁泽斯基政权在11月29日遭受严重挫败。它预期波兰人民在全民投票之中赞成政府的所谓“第二阶段经济和政治改革”。人民并没有这样做，从而拒绝给当权者任何合法性。政府在第二日正式承认失败。人民要就两个问题投票。第一个是：“你是否赞成彻底推行激烈重整经济计划，目标是明显改善社会的生活条件，知道为此需要在两、三年内经历超速变革的困难时期？”。根据官方数字，只有44.5％的注册选民回答“是”。第二个问题是：“你是否赞成波兰模式的政治生活彻底民主化，目标是加强自管、扩大市民权利和加强他们参与管理社会？”只有46.26％注册选民回答“是”。其余的选民或是回答“否”或是不投票的比率高达32％。两个问题都得不到所需的过半数。（有效投票率）这是自1946年全民投票以来的首次全民投票。当年全民投票给与官僚独裁政权合法性。今天情况却不相同。当年斯大林主义的成功，除了得力于大规模伪造投票结果和警察恐怖外，还因为官僚政权仍在上升的阶段，它从群众对反资本主义改革的支持之中受益。今天的官僚政权是在没落之中，它对工人阶级和社会的统治和管理全国经济的系统正被尖锐的矛盾所侵蚀而陷于解体。在击败1980至81年波兰革命之后，经过6年的正常化，尽管缺乏独立合法的群众组织和政治反对派，尽管社会严重分化和非政治化，但当权者仍证明不能够取得大部份波兰人接受它们的政策，即使是消极地接受也不可能。全民投票的否定结果，不但是对波兰官僚及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改良主义”派的挫败，而且是它们的莫斯科支持者，戈尔巴乔夫领导层的挫败，因为雅鲁泽斯基是苏联阵营卫星国中的一个主要盟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专家希望透过雅鲁泽斯基的经济改革和政治自由化，可以创造条件，从劳动人民之中榨取巨额款项以偿还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世界银行更公然地加入投赞成票的宣传运动之中。它的总裁透过波兰官方通讯社说：“波兰人应该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改革计划；这是波兰人民的历史性机会。”此外，在投票之前，雅鲁泽斯基会见格兰普大主教。这次会面纵然不能取得教会对政府政策的暗中支持，最低限度也得到了教会架构的善意中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果？一个官僚政权在人民投票之中受挫败，特别是它承认受挫，是“社会主义阵营”史无前例的事。雅鲁泽斯基为什么承认失败呢？（当时他大可以伪造投票结果，增加一些赞成票的。）原因有3个：首先、这样做的话，他会被迫声称大部份波兰人接受严重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大量伪造投票结果，会导致社会紧张加剧，增加群众爆发动乱的危险。其次，这样的伪造，会受到官僚政权内仍有影响力的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恐怕改变经济制度会威胁他们的权位，所以反对政权的政治自由化。最后，全民投票的虚假的胜利，将会令雅鲁泽斯基很难面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它们将可以说波兰人民支持改革，因此加强它们的要求。总括来说，伪造结果将会令政权各方面都受敌。劳动人民拒绝政府的改革计划，也有3个原因。首先，他们认识到这个政权的任何改革，只会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残暴打击。支持“重整经济的计划”相等于接受“波兰人民共和国”最激烈的加价（政府宣布必需品会平均加价110％。这只会令更多人民加入已占四分一人口的赤贫者行列。其次，劳动人民对官僚政权会诚意地推行任何改革或承诺完全没有信心，因此他们不能认真接受“波兰模式的民主化”这个提议。雅鲁泽斯基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多元化”的概念迷惑人民，另一方面却完全排除组织独立政党的权利，连工会多元化也不准。他说会考虑合法的“社会主义反对派”存在的可能性。同时却排除将“反社会主义反对派”，即团结工会和任何真正的反对派合法化的可能性。在宣布加价提议的同时，“卫国委员会”召开会议。自从1981年成立这个臭名远播的违宪组织以来，每个波兰人都知道这些会议是为了威胁当群众对加价作太激烈反应时实施战争状态的。第三、劳动人民本能地感觉到，在波兰经济中实施激烈的市场改革，是会对他们仅存的社会成果的重大威胁，这带来更大的贫困、更辛苦的工作、更尖锐的社会不平等和更缺乏保障。独立刊物《工人报》编辑罗威，是最近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始创人之一。他在几个月前写道：“波兰模式的重整似乎会以它的自由企业性质和重新私营化的程度，满足一些人的梦想。我们因此将会有开明的市场共产主义；在坦克、党的领导作用和国际联盟的保护之下，有限公司和其它企业会涌现，低下层的社会保障会被当作是另一种‘过往的错误’……雅鲁泽斯基等人为了挽救‘社会主义阵营’免于破产而走向资本主义波兰式道路的代价，必须认真衡量。否则便会太迟了。”团结工会领导层的立场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在10月25日就全民投票发表声明（见附文）团结工会对全民投票的声明绝大部份波兰人长期以来期望波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本改革。每个人都希望国家民主化，经济基于健全的市场、个人的成功只取决于他的工作和能力。这些要求不是始于昨天，而是长期以来的，至少是自从1980年8月大事变以后。一个政府若能证明真正愿意创造我们所期望的波兰，将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不幸地，我们不能忘记，统治我们的人，是6年前施行紧急状态以扼杀波兰社会的民主愿望的同一群人。这群人当时庄严地说要施行经济改革，令国家渡过危机。这些承诺并没有实现。自此以后，没有人再相信统治者的谈话。我们需要真正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保证。全民投票有没有伴以这些保证呢？答案是：没有！人民不会参与纯粹是宣传的把戏。再重复：我们希望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全民投票所征询我们的问题证明统治者拒绝承认人民有权成为政治主体而非客体，有权决定主要方向。我们只有坚决斗争的途径，令波兰人取得公民权利令政治、经济和工会多元化得以实现。团结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华里沙、保泽克、特鲁兹尼夫斯基、法西纽克、李斯、米辛诺夫斯基、巴路碧基、维格拉斯。1987年10月25日，格但斯克。全国执行委员会并没有号召杯葛全民投票或投反对票，只是局限于呼吁消极弃权，配合着华里沙的意见；“只是西方有兴趣公民投票，我们波兰人忽视它。”团结工会也许正确地认为投票结果是它的胜利，但就它的领导层而言，这个胜利是极之模棱两可的。华里沙对全民投票结果的第一个评价，是认为无谓说政权受挫败。只限于说投票证明“波兰社会深刻地分裂”。他断定团结工会和政府必需共同呼吁人民挽救波兰，因为时间已所余无几了。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格拉麦教授认为“这是每个人的失败，因为当局出卖了全民投票和改革的概念。”其它反对者领袖，如米奇力克、列坦斯基、保泽克，在获悉结果24小时后，说他们仍是“震惊”的，“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要求更多时间来解释“完全意料之外”和“很严重”的情况。（见法国《世界报》和《解放报》报导。）这些反应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团结工会领导层目前的经济改革纲领，与雅鲁泽斯基想要实行的计划很接近。这纲领是对团结工会在198l年第一届全国大会所通过的纲领的激烈改变；当年的纲领要求“实行在所有管理层面的自管、民主改革和结合计划、自管和市场的新社曾经济秩序”，并且声明“改革必须使计划社会化”及“中央计划必须反映社会的愿望和被它自由接受”。团结工会领导层现在的纲领是“一个激进市场改革的经济”，它“必须导致重新建立真正的多部门[即混合]经济”和“保证所有形式的所有权的平等，限制国家在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恢复市场机制的基本作用”。中央计划不再被考虑。据他们说，波兰、苏联和其它“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计划陷进越来越深和不可挽回的危机，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历史性崩溃。反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声音另一方面，正当群众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下降，政府更加寻求强行实施经济改革的时候，一部份工会领袖越来越出现反对团结工会领导层现行倾向的情绪。第一个公开批评这倾向的意见，是86年秋天由团结工会罗兹市主席史洛域克发出的。在87年9月，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22名委员重复了这些批评。他们在一封致华里沙的公开信中说：“工会并没有所有会员所共通的清晰纲领，它在声明和行动之中，很少讨论现实社会问题。这会导致工会的领导组织和工厂的基层群众割离开来。每个人都认识到团结工会必须是一个社会运动，但如果它让自己不再被视为一个工会，将会是犯了严重错误。一个社会运动如果忽略传统的工会任务。将会失去国内大部份社会基础和国外工会的支持。团结工会将不再被认为是工人利益的代表，不再成为波兰内部事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封信上签名的，除了史诺克外，还有几个工业地区的著名团结工会领袖，包括格但斯克的格维兹达和华伦天娜缝兹、什切青的若钖克、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新胡塔市的基尔和波兹南的戴马斯基。下西里西亚区团结工会领袖平里奥，同时是社会主义党创始人之一，在9月要求团结工会采取下列立场：“团结工会要走回工厂之中，与藉藉无名者、生产线上的工人、受压迫最深和贫困的人在一起。它的职责是保卫被压迫者。不应该出卖这个职责以换取圣堂神位或自由市场。”现今的问题是所有宣称支持这个立场的团结工会领袖能否团结力量和说服其它正被市场经济的欺骗性光辉眩惑的人。雅鲁泽斯基政权无疑会继续实施经济改革计划。国会在全民投票之后已作出这个决定。提高物价会分期进行，看社会反抗的程度而定。但同时，政权的危机会继续加剧，这将会给予波兰劳动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和抵抗能力重新取得信心的机会，正如库伦所预测：“我们预料社会动荡会增加”。［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1987年12月21日］ |
波兰反对派的现况（威健士、史慕加，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5月第13卷第5期，总第11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反对派的现况威健士、史慕加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在雅鲁泽斯基军事政变4年之后，波兰官僚仍在加强攻击工人阶级。团结工会虽然受着有系统的镇压而被削弱，仍然能维持一定的组织水平，比以往所有官僚统治国家内的水平为高，除了革命浪潮时期之外。但这个运动正陷入迷失方向的危机之中，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团结工会的挫折，现在造成波兰反对派的两极分化。一些流派在不同程度上放弃了80至81年革命的成果，其它流派寻求起码将它们保存。在这个环境之中出现的一个工人反对派，宣称支持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和提出用革命推翻官僚的问题；它的出现带有不可轻估的重要性。团结工会的地下领导层，直至今天都没有能力在主要企业爆发罢工时扩大罢工运动。要克服这个缺点，必须放弃现时在领导层占优势的思想，即，他们可以用抽象或虚幻的目标，从毫无准备的状态中，号召工人动员起来。这个做法的一个例子，是号召在85年7月1日进行一小时全国总罢工，以显示“社会”希望经济改革，和为此向政府施压力。这个号召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响应，只有少数企业受影响。必须走向耐心建立力量。基于工人的基本要求，在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发展过渡的动力。但团结工会的全国和地区领导层越来越远离这条路线。有好几个月，团结工会领袖忙于准备杯葛国会选举，而忽略了保卫工人物质利益斗争的组织工作。这个优先次序值得怀疑。根据团结工会估计，10月的选举有34％市民杯葛。这无疑有一定政治意义，显示了官僚政权的统治仍远未达到“正常化”；但它并没有令官僚改变政策，因为它没有能力这样做。这种“压力战略”再次证明无效；更重要的，是它丝毫没有提高群众的自我组织。“新实际主义”流派在84和85年出现的新的反对派流派．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个流派寻求在官僚体制的架构内，找出合法行动空间；它站在反对政权和与它合作之间。它的构成十分复杂，有“新实际主义者”，其中包括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前任书记史林斯基，有与“波兰青年”运动有关的民族主义部份，以及“独立新保守派”等。“新实际主义者”认为团结工会已受到决定性的失败，现政权将可维持下去，无法改变这个情况。所以必须加入这架构之内。他们认为必须达成政治协议，将政权与社会的冲突转变为合作，让政权可以遵守法律、有效地统治和走出经济危机。他们因此预备加入国会候选名单，如果政府容许的话。这些倾向受到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的一致拒绝，后者更发表针对这些立场的详细批评。“波兰青年”运动在80年8月前已成立，主要支持来自格但斯克青年学生。它表现为天主教和民族主义的组织。在团结工会初期，它有与工会合作。在军法统治之后，它逐渐远离团结工会，寻求以“非政治性”方法进行合法活动，例如在大学自管机构之内。“独立新保守派”的思想是保守的、基督教的传统，围绕在一份精英主义杂志之旁。以反民族主义出名，但仍能与“波兰青年”运动避免直接政冶冲突。这两个流派都拒绝社会自我组织的纲领，倾向精英主义的政治思想，并与政府谈判包括参加国会的问题．又寻求天主教教会在这方面协助。在这些谈判失败后，他们被迫否认与政府谈判的报导。以免进一步在社会运动之中丧失声誉。“全国和解”路线团结工会领导层和民主反对派批评这些“新实际主义者”向政权投降，但并不等于说他们自己放弃“全国和解”的希望。以往的幻想和“自我限制革命战略”的自觉政治选择，仍然存在。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是一个战斗的流派，站在我方战阵之内，以及代表了社会运动。然而，他们所代表的一条政治路线，对社会运动现时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米奇力克说，团结工会在一个极权国家之中寻求建立多元化社会，希望迫使政权达成和解，容许将多元化制度化；但他同时又说，这个要求会造成与苏联军事强权对抗。库伦提出了新的见解：在目前的波兰社会“静默大多数”之中，有5成既不支持政权．也不支持地下团结工会；他们眼见生活条件越来越无法改善，在绝望之余，会有造反的危险；要避免这个灾难性的发展，而由于与苏联坦克这样接近，否定了转换政权的任何想法。所以必须利用所有机会向政府施压力，迫使它缓和及考虑大众舆论。因此，他呼吁人们杯葛国会选举，以证明他们对真正社会和解的真诚。保泽克亦认真看待社会爆发骚乱的可能性。库伦恐怕骚乱而希望避免它发生；但保泽克接受了它具有无可避免的性质，寻求为它提供有组织的形式和倾导。但从以往经验来看，这两种态度在实际上未必有真正的不同。当社会骚乱爆发时，它的规模会超越地下组织所能作出的组织和领导能力的准备；而在这情况下，他和其它政治上相似的社会运动领袖，寻求阻止骚乱的爆发，结果退到库伦的立场。84年10月神父被杀之后，社会出现严重紧张局势。这些社会运动领袖却尽力避免骚乱的爆发。这便是一个证明。为新动员作准备地下团结工会领袖的态度受到平里奥批评。他是下西里西亚地区罢工委员会前任会长。他表示：政权杀害了神父和嘲弄地承认，而我们没有反应；他们是在试探社会的抵抗程度；问题不是挑起斗争意愿，因为人群清楚地想抗议，只需要触发这愤怒浪潮；现今，团结工会全国领导层明显地不会宣布全国总罢工，我们只是在等待自发的罢工。平里奥的批评显示了在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间，存在着重大政治分歧。罗兹地区团结工会会长史诺域最近表示的立场，证实了这个分歧。在军法统冶之前，他是团结工会领导层的工会和自管路线的发言人之一。在今天，他描述局势为：新的妥协不再是实际可行的，因为人们知道政府不会遵守它；因此越来越多的市民认识到必须改变现时的政治制度；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政府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与这个国家的利益对立：80年的情况不会完全一样地重复，但历史肯定会重演，我们必须为这作好准备；首要的任务，是发展和加强在企业内的组织，使它们能够在新的政治危机之中领导工会，因为只有在企业之内，我们才可以打败政府。工人反对派的成立在85年春天，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流派开始在波兰社会运动内形成。4份地下刊物共同成立了一个名叫“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它公开发表了一个纲领，寻求聚集支持反官僚革命——这个革命要由工人阶级进行和为了它的彻底解放——的力量。它希望围绕着工人的短期和部份的要求和他们的自我组织，帮助发展和扩大工人的集体斗争。该4份刊物是：《工人战线》、《工人事业》、《吶喊》和《自由工人》。前两份是由争取工人自管和声称为革命左翼的团体编印的。《工人战线》第一期刊登了《给波兰共产党的公开信》的摘要，该信由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64年发表，希望恢复波兰反官僚的反对派传统，两名作者现已放弃了这个立场。《工人事业》第一期则宣称自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环节，和永远不会与一些敌人协议或联盟，包括官僚和资产阶级，后者保证了已破产的官僚继续生存。《自由工人》是“波兰抵抗运动工人委员会联盟”的机关刊物。该组织在上西里西亚活动，支持基础来自企业内的地下小组。它的纲领支持由工人委员会领导的总罢工推翻官僚独裁，和支持成立工人政权，以保证建造社会主义。《吶喊》是团结工会矿区临时联络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亦是在上西里西亚活动。这委员会以支持英国矿工罢工而被西方认识。它是多个矿场的地下工会委员会的联络组织，与团结工会的地区执行委员会出现了分歧和冲突。“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成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包括每个成员组织的一名代表，并负责刊印一份共同的月刊名叫《突破》，第一期已在85年秋天出版。“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组织的成立，在波兰社会运动建立工人自我组织和自管流派的道路上，代表了重要的一步。要超越运动现在所处的政治和策略危机，这个流派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以下选择的两份“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文件，刊登于《自由工人》85年6月第30期。“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的呼吁鉴于生活水准和工作的恶化和必须采取有效的保卫行动，所以迫切需要在广泛的工人团体之中建立联盟，以一个政治纲领为中心，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自管和劳动的解放而奋斗。我们开放刊物的篇幅，给予有志参与制订工人反对派纲领的工人战士和团体，为此我们作出呼吁，强调我们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的阶级性质。与“独立反对派”和“民主反对派”不同，我们将争取工人利益事业的斗争放在第一位。这并不表示我们低估民主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相反地，我们相信劳动的解放只能在一个有政治主权和不受经济剥削的国家之内存在。我们相信民主只能在一个没有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的制度内，才能充份体现。无论是“现存社会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或是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版本——美国式、瑞典式甚至是波兰式——都不是这样一个制度。面对着下列事实，我们拒绝保持静默：这个国家越来越在政治和经济上倚赖西方，即垄断资本，和克里姆林宫，即苏联官僚。我们反对波兰沦为殖民地、原料供应地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反对唯一的自由是以损害工人利益而自肥的自由。我们认为必须让工人在今天掌握一支旗帜，可以团结起来前进，为保卫工人权利而斗争，和不计较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我们认为，无论是波兰共产党或是现在的反对派，都不能够担当这个角色。由于团结工会的中央架构眷恋着社会团结的概念，所以亦不能担当这个角色。团结工会领导层的错误政策令到它走向惰性、无生气的情况；而在它以外的反对派之中，亲资本主义流派占优；同时，对工人的剥削正在加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决定投入斗争。深信胜利或迟或早是属于我们的，是属于抗拒所有官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工人运动的。“工人反对派刊物联盟”执行委员会工人反对派纲领草案1、阶级斗争。从1980年在波兰展开的政治斗争，往往被称为社会与政权之间的斗争，基本上是阶级的斗争。它是被经济剥削和被剥夺所有政冶和经济权力的工人阶级与靠波共党、军队和警察架构和经济、行政架构支持的国家官僚权力之间的斗争。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推翻官僚，其它社会团体只有倚靠它才能从官僚的枷锁中解放出来。2、自管。我们斗争的基础目标，是让作为客体的工人阶级转变成为主体。这只在一个广泛的自管制度之内才可能达到。这个制度包括企业的自管委员会互相以纵和横的架构在地区和全国连结在一起，加上区域性自管机构。自管作为直接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形式，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组成因素。3、政治多元化。自管只能在不受限制的政治多元化的条件下才能运行。我们不能现在预测社会组织和代表团体的确实组织形式。我们不能说国会自由选举的作用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应该支配社会参与政治生活的所有形式。4、革命斗争。工人阶级从客体转变为主体，只能通过革命转变的道路。相信可以与官僚妥协的可能性，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可以是致命的。因为我们不能将引进自管制度，即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官僚的垄断互相调和。反官僚起义的其中一条道路，可以是革命性总罢工，转变为积极罢工。得到企业之外的行动支持。只有在这种革命条件下，我们才能期望部份军队，特别是基层士兵，见到工人力量胜利的可能性而加入工人阶级起义的行列。5、自我组织。斗争的革命性质需要一个革命战略，即一个基于发展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战略。在工人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之中，从目前争取部份目标到未来争取自管制度的斗争之中，自我组织是共同的因素，让自管的原则得到更充份的表现。每场战斗，即使只是有关最有限的问题，孕育了未来革命的胚胎，因为它为工人的自我组织作出贡献。因此，工人运动在它的纲领之内的要求，必须考虑3个因素：它们必须切合工人阶级的需要，考虑工人阶级目前的觉醒水平，和能够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和胜利的基础上，提高工人阶级和与它联盟的其它社会阶层的自我组织水平。6、工人运动的独立性。在今天，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存在，是自我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主要先决条件。反抗官僚的斗争在80年进入了新质素的阶段，罢工开启了成立团秸工会的道路，后者是波兰官僚制度历史上代表工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独立组织。现在，在工厂建立和加强工人组织，独立于工人阶级以外的任何组织或架构，仍是主要的任务。7、工人运动内的多元化。工人运动的政治发展，需要内部的多元化。必须保卫工人在会所、团体。流派和政治组织之内自由组织的权利。工人运动公民的政治化．基于清楚的原则，只会加强工运。以“削弱工会”、“派系活动”、“挑衅”等借口窒息这个过程的企图，只能削弱甚至分裂工运，带有挑衅的特征。8、自决权。要了解波兰社会关系的阶级性质，是要包括拒绝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后者将我们的斗争缩减为反抗苏联和争取独立的斗争。我国的基本分界线并不是简化为爱国者与叛国者的对抗，而是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对立。因此，作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后果之一，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看，民族独立是不可缺少的自决权的最充份体现。9、国际工人团结。波兰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并不是孤立的，它在国外有朋友和同盟。它们便是全球的工人。波兰工人运动能够而且必须取得国际工人的团结支持。东西方的分歧不能隐藏下列事实：两个阵营的工人是被共同利益、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目标，对抗共同的敌人而联系在一起，这个目标是将工人阶级作客体转变为主体。国际团结支持的问题，是革命工人运动的各民族成员的紧密合作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进展的相互影响的问题，例如在波兰、苏联和英国的斗争。l0、社会化。工人阶级解放的必需先决条件，是它为解放打好经济基础，即是将目前国有化的生产手段社会化，独立于国家，在一个工人自管制度的架构之内。只有这样，工人阶级才能拥有物质保证，以实现它的利益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合理利益。革命工人运动的目标，并不是将国有财产私有化或是让它独立管理，而是将它真正社会化。我们以夺取政治权力作为工人阶级夺取经济权力的一个手段。工人反对派要拟订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和争取对革命斗争的支持，以建立一个自管制度，一个有彻底意义的自管共和国，便需要激进工人活动份子的共同工作，以成立反对官僚的工人反对派为目标。当我们在各组织之间建立联络，甚至在未来成立革命政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广义地反对工人运动；相反，我们希望作为这个运动的革命流派，在它的架构内巩固起来，更能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工人运动。由此可见这个纲领的基本重要性：波兰工人的胜利首先依靠采取一个反官僚革命斗争的战略。在实际上，向社会自治的进展，必须基于工人的革命政治认同，包括工人醒觉到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组织架构的独立。因此，所有认同这个纲领意见的人，有责任团结他们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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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女战士领导绝食抗议波兰政权涓滴辑译（国际近事述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0月第十二卷第十期（总第106期）“5年之前，当格但斯克船坞工人开始他们的罢工，保卫我和反对我被解雇的时候，我从未想象到这会触发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不是我的功绩。是神利用我，令我成为罢工的触发者。但在5年之后的今天，经过团结工会的合法存在时期之后。经过紧急状态之后，在一个镇压和政治审讯的时期之中，我惊恐地看波兰的前途。我们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充满着困苦。对我们妇女来说，生活特别艰苦。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物资短缺是经常的担忧：无尽的长龙，将我们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这是团结工会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的说话，解释为什么她在80年8月触发的斗争不应被容许消逝。她继续说：“我深信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它亦是一个严重考验人性的时期。全体波兰人民必须通过这个力量的考验。身为妇女，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和怎样保卫它。我们要和平改革，保证较好的前途。让我们妇女讲出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况及快乐和美好生命如何从我们之中被夺走。我们全部被艰苦工作消耗尽、被踩在脚下、不断被骚扰。我们被我们不同意的标准统治着……因此我呼吁所有良善的人，特别是妇女，作出更有力的行动，抗议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生活。”这些说话显示了华伦天娜维兹仍然是一个叛逆者，仍然是热诚投身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今年初以来，她一直领导了在卡高夫市附近一间教堂内的轮流绝食行动。当波兰运动未能尽责或在退却的时候，她采取了主动。她脱离了团结工会架构的控制，选择直接向群众说话以推动他们行动起来。在81年春天，她被华里沙迫离工会的区际领导层。因为她反对与统治官僚妥协的政策。在今天，她的行动明显地令一些团结工会领袖感到烦恼。地下工会领导层控制的刊物，对于这些抗议行动的沉默，似乎是证明。绝食者在7月政权成立纪念日进行了公开游行示威。绝食者透过种种行动，要求停止迫害和囚禁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停止肉体和精神酷刑、停止以政治理由解雇工人。他们抗议政权的不断镇压威胁、抗议生活水平剧烈下降、反对官方宣传机构对教会和宗教价值的攻击、要求尊重波兰宪法，特别是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直到8月，共有351人参加了绝食抗议，其中有男有女，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来自多个地区和城镇。总共有74个团结工会地下工厂组织表示了支持。多个工会领袖探问了绝食者。上西里西亚矿区的团结工会组织发动了运动，在区内支持绝食者和派矿工代表团慰问他们。绝食者致信华里沙，要求他对国家的情况采取正确的立场和积极支持团结工会内不同小组企图重新团结斗争的行动。绝食者在一份声明中呼吁那些“在经过5年的战略和策略错误后”的人，“坚持团结工会的理想，保持共同的目标和虚心容许争取自由的斗争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绝食者的行动，是对工会运动及其领导层目前的危机作出反应。绝食抗议运动在教会内做成的分裂正在扩大。一些教士支持运动，甚至帮助将它扩展到其它教堂。但其它教士，特别是高层架构，对绝食者当作异端排斥，指责他们，禁止他们的代表团在传统朝圣大集会上展示横额等。华伦天娜维兹并没有向这些压力屈服。她对教会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在教堂内聚集，因为它们提供自由言论的庇护所。斗争不能[限于]在教堂内进行”。这个态度在工人之中似乎十分普遍。在9月的另一次数万人朝圣集会中，集会者公开展示团结工会的横额和高呼：“没有团结工会便没有自由！” |
团结工会三领袖被判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5月第十二卷第5期，总第10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三领袖被判刑国际近事评述（小点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5月第十二卷第5期（总第101期）据1985年6月14日路透社、法新社波兰格但斯克电：已被宣布为非法工会的波兰团结工会3名领导人，弗拉西尼尤克，（31岁）、米奇尼克（38岁）和利斯（32岁），在6月14日被裁定犯了领导非法工会罪和煽动公众骚动罪，分别被判监3年半、3年和2年半。辩方律师为他们辩称无罪，表示控方是根据警方捏造的证据来提出诉讼的。3人于2月13日在格但斯克一楼宇内与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开会时被捕，他们准备号召一次十五分钟的罢工，去反对当局拟议中的食物加价。 |
波兰革命者的战略——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上）（译者：翱行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第1—3期，总第97—9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革命者的战略——波兰《国际通讯》对重组左派的建议（上）译者：翱行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第1—3期（总第97—99期）（摘译自英文《洲际通讯》第22卷20和21期，原译自波兰文《国际通讯》83年12月／84年1月第13期）当德国希特拉军队和苏联在1939年9月进行波兰的第四次分割时，托洛茨基预见到受独裁苏联官僚控制的地区，会有以下的发展状况：“……莫斯科政府将会没收大地主和将生产手段国有化贯彻到底。这个发展之最有可能，并不是由于官僚保持对社会主义纲领的忠诚，而是由于它既不愿也不能够与占领区旧统治阶级分享权力和权力带来的特权。在这方面可作一比较。第一个波拿巴以军事独裁剎停了[法国]革命。但当法国军队入侵波兰时，拿破仑签署了法令：“废止农奴制度”。这个措施并非由于拿破仑对农民同情，也不星出于民主原则，而是因为波拿巴独裁政权不是建基于封建财产关系，而是资产阶级财产关系。同样地，正由于斯大林的波拿巴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是私有制、而是国有财产制，红军入侵波兰应该会导致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以能够将占领区的政权与苏联政权变成一致。法律，反映了社会运动的反资本主义动力。“这个性质上革命——‘剥夺剥削者’——的措施，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以军事独裁形式达致的。要求新地区的群众任何要求独立活动的呼吁（如果没有这些呼吁，即使是极为谨慎的呼吁，是无法构成新政权的），无可怀疑地会在将来波冷酷的警察措施镇压下去，以保证官僚对觉醒的革命群众的压倒地位。”（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英文本第10页）。这正是1940年代中期发生的情况。从上而下的革命当苏联军队在44年7月进入波兰时，波兰正出现革命前夜的局势。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卷入了广泛阶层的群众，有可能发展为社会革命。苏联企图争取控制和驯服这个斗争的危险是存在的。波兰地下领油觉察到这个危险。效忠流亡伦敦波兰政府的军队司令表示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从苏联手中取去波兰社会改革的主动性，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广大群众对领导层的信任，取得群众的支持，甚至是在与苏联公开冲突的时候。具体的措施是要立法将波兰现时制度重整，无偿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进行土地改革，将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社会化，和成立工人议会，推行普及教育和社会福利，确立立法和自管团体的选举原则。”在地下组织内活动的波兰左派，虽然传统上并非革命的，但在与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紧密结合之下，受到社会的革命希望和要求激进社会、经济改革的影响。他们在华沙起义之中，推动地下国会通过激进的（……？原文阙，亦无句号）地下国会在45年7月最后一次大会中，在苏联保安警察的包围中，发表了“地下波兰的遗言”，勾划了波兰本应出现的制度的特点：建立完全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自管；大资本主义资产社会化，公平分配社会收入；保证工人阶级对整个国家经济的共同管理，和提供物质条件保证家庭的存在和个人的文化发展：工人阶级在不受限制的工会运动内，争取本身权利的斗争自由；公正推行土地改革。这个“遗言”被隐瞒了40年，因为它暴露了当权者的谎言：波兰工人党是当时唯一有根本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纲领的政党，其它地下政党和组织只要求重建资本主义。苏联军队的进占和雅尔塔协议将波兰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决定了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被推翻，不是经过由下而上的革命，而是与苏联现有制度的“结构性同化”。斯大林将它解释为从上而下的革命。但这个革命同时也是预防性的政治反革命：它不但在没有群众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而且更是为了对付他们。它阻止，甚至扼死了独立的社会运动和从下而上的革命。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苏联军队在华沙起义时期勒马不前，没有帮助起义群众，坐视德军镇压起义，从而达到苏联两个目标：摧毁地下国家的组织，摧毁群众社会运动。在德军被赶走之后，在多个地区自发的工人自管运动随即被镇压。从下而上的革命因此被扼杀。群众不准将推翻资本主义转为胜利成果。代替真正工人的自管权力的，是独裁官僚的权力。左派的投降托洛茨基在1939年写道：“我们不对克里姆林宫寄与任何历史任务。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克宫占领新的领土。……在红军占据波兰的同时，第四国际成员必须最坚决寻求没收地主和资本家的财产，分土地给农民，成立苏维埃和工人委昌会等。与此同时，他们一定要保持政治独立性，在选举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时，争取后者完全独立于官僚，他们必须以不信任克宫及其当地代理人的精神进行革命宣传。”（同上，第20页。）不幸地，波兰左派在40年代中期的态度完全不同。因此，归根到底，他们要负起波兰出现独裁政权制度的部份历史责任。认同社会主义左派传统的库伦写道：“毫无疑问，波兰左派支持由胜利的红军坦克引进的制度。大部份的左派阵营（在国内的差不多所有战前波兰共产党党员、大部份波兰社会党党员、和很多农民党党员），都是站在胜利者的一边。除了少数例外，每个人都想支持左派纲领提出的结构性改革，而不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苏联制度。但我们强调仍然有企图积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库伦：《思想原则》54页）但为什么波兰左派（包括社会主义者）与斯大林主义合作呢？我们不同意库伦的看法，他认为这是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独裁不熟悉：因为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这是由于他们怀有幻想，以为可以与斯大林主义共存共荣，迫使它接受某种“历史性妥协”。左派强调需要保证政治民主和自管，要求议会民主，以保证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但他们同时赞成这个多党制垄断所有政治活动，由各政党以社会力量的“名义”进行政治活动，而不是由社会力量本身。例如，在自管制度方面，他们关注到工人应该能够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工厂委员会。但他们不关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这些委员会是否有真实的权力。独立于国家政权，而实现它们的自管。正因为这个原因，45年通过的工厂委员会法令，能够轻易地将委员会的权力降至最低，而同时有极之民主的选举制度。战前的波兰社会党是最大的工人政党。在与斯大林主义合作的同时，它以保卫党本身利益为先，而不是群众的民主和独立行动。它看不到斯大林主义者从一开始便走向垄断政治权力的政策，到处将群众的独立行动和初生自管权力组织扼杀。最后，连社会党也被共党官僚架构并吞了。因此，大部份并非斯大林主义的波兰左派最后也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原因是这些左派并不是革命的。它们不能以基于群众独立行动的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来对抗“从上而下的革命”。波兰革命因此在40年代没有真正从下而上地发生。但现在的革命性质已与以往不同：它不是要对付资本主义，而是要对抗一个从上而下推翻资本主义而诞生的政权。当时，它是一个社会革命：现在，它基本上是政治革命，即是将现时政治权力制度恨本转变为一个容许市民和工人以自管形式行使权力的制度，能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容许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和社会发展计划民主化，亦即为自管共和国提供条件。新左派的出现波兰第一次反官僚（反独裁）革命在1956年10月爆发。主要的力量是工厂内的工人自管委员会运动，为政治权力制度民主化的斗争带来革命的性质。反斯大林主义的左派，随后亦有过短暂的复苏。这个左派采取了从下而上的革命战略，但只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不能与独裁政权的所谓自由派割断联系。自由派终于能够以各种让步赢取了社会运动的信心，重新取得了对它们的控制，最后将它们解除武装。几年后，库伦和莫扎鲁斯基在《给党的公开信》中描写这段时期的左派（包括他们自己的根源）：“左派与自由派的最主要分别，在于对工人委员会的立场，前者从工人委员会中看到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和新政治权力的架构。但左派十分参差。它没有与工人委员会运动内的技术官僚派割断关系，也没有在政治上与自由派官僚断绝开来。它没有以无产者运动的面貌，与普通的反斯大林主义阵线区分开。在这个情况下，它不能制订本身的政治纲领、有系统地在群众中散播纲领，或成立政党，因此，它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只能转变成当权自由派官僚的左翼附属品。”到了60年代中期，独裁政权从56年开始的“正常化”过程早已完成，但新的社会和政治危机正在滋长，而在数年后爆发。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建立一个革命左派的努力，这是自从斯大林政权在1930年代初期镇压了苏联的左派反对派以来，在“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次历史性尝试。库伦和莫扎鲁斯基64年著名的《给波共党华沙大学支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党员的公开信》，反映了从“十月左派”衍生出来的政治层份在纲领上的激进化过程。这封信除了分析官僚权力制度之外，还包括下列论点：“今天，在制度发生普遍危机的时期中，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于革命：推翻官僚层和现存的生产关系，控制本身的劳动和劳动成果，和决定生产的目标——即是说，建立基于工人民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信内还勾划了建基于工人委员会的新权力制度的纲领轮廓。公开信的作者谈到他们的努力：“这个活动的重心一定要以纲领形式阐述工人阶级的利益，及通过纲领讨论和工人参加争取短期利益的斗争，例如罢工行动；在工人中推动对政治目标的更大醒觉。长远地会导致组织工人阶级加入自己的政党和工会。”实际上，这个活动并没有走出年青学界反对派的范围，但在一定程度上为68年3月学生起义时期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斗争准备了条件。无论如何，这个努力标志了与波兰左派传统在纲领上的基本决裂。它勾划了由群众自己进行革命到底的前景：推翻独裁政权，以新的政权取代——一个基于工人委员会，从群众本身的斗争和组织产生的政权。但这次决裂很快便消失了。在70年左右，库伦和其它异议运动份子否定了革命纲领，坚持说波兰的自管制度不但能够，而且必须以不经过革命来达到。“社会自卫委员会——保卫工人委员会”（KSS—KOR）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它并非由64年的公开信内的纲领作指导，它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社会架构，目标是保卫那些由于思想而被迫害的人和支持独立于独裁政权的社会活动。它团结了一群民主异议知识分子，最初是保卫1976年6月事件受迫害的工人，其后发行刊物，组织工人小组、自由工会委员会和工人工厂委员会等，后者成为在政权工会架构内独立行动和初步联系。它强调团结和互相支持，包含了80年8月的种子。“工人权利宪章”（见《十月评论》第48期）提出了从生活津贴到独立工会的基本要求，是独立工人运动的第一份纲领，虽然它只是一个最低纲领，并没有提出更先进的过渡要求。胡亦克[《工人报》编辑之一]指出：“在这个新纲领之中，我们犯了一些错误：我们缺乏一个广阔的前景……我们没有预见到庞大的团结工会运动的爆发。”但这些错误并不在于民主反对派没有预见到强大革命的爆发。错误在于他们提出的战略忽略了革命的动力，即是说，它忽略了在革命中提出的权力问题。自我限制的革命从80年8月发展到81年12月，在今天仍然继续抵抗独裁政权“正常化”统治努力的社会运动，有着革命的性质。它是一个从下而上的革命运动，因为它透过群众的独立行动，寻求建立独立于独裁政权的自治组织和社会架构。建造今天的“地下社会”组织也是来自同一目标。这个运动的整体倾向是社会主义的，特别是当其中大部份活跃力量，从纲领和实际行动中，认识到社会独立的先决条件是工人阶级的独立，而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才能取得独立。这些力量也自觉、半自觉或本能地表现了这个阶级的愿望——一个自管的社会，这正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通过的纲领中自觉地表达了出来。在工会被迫走入地下活动后，团结工会临时协调委员会的主要纲领声明也全力支持它。这个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管共和国，即是一个综合了广泛政治民主和由社会拥有基本生产手段的制度。但在整个运动直到现在的历史之中，它都处于战略的危机中，为此它在81年12月13日付出沉重的代价。为什么呢？因为战略不但包括斗争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也需要勾划出争取这个目标的战略手段。团结工会的战略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庞大的差距。这不单是制订手段跟不上制订目标，正如历史上很多社会运动情形一样。它是由于更重要的原因：在团结工会内部，有强大的流派拥有硬化了的理论观点，认为必须对战略手段施加限制，令到不能达到战略目标。换句话说，在目标和手段之间有矛盾，它们被一个自觉设立的障碍物分隔开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团结工会战略危机的来源。由坦克保卫的界限这个硬化了的理论观点，主要是社会自卫委员会内的政治流派的成果。它的主要领袖库伦认识到，在80至81年间，一个革命正在进行。他指出：“过去任何一个革命都导致夺取政权。在推翻旧秩序之后，革命领导层成为国家政权。”他认为波兰革命应该离开这个规律，即它应该限制自己：“如果我们做任伺事情令到苏联领袖当作是直接的威胁，他们会入侵。这点我很肯定。所以我认为这个革命必须自觉地限制自己，以避免这个危险。”他说，波兰革命的界限，一方面要取决于独立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要看克里姆林宫军事介入的准备程度，而这会随着苏联国际形势、国内离心力、苏联集团经济上对西方的依赖等而转变。他声称：“我们要认识到每个社会运动有它本身的动力，不能由运动内部（领袖）或运动外面（顾问）引领到这条或那条路上”。但他随即矛盾地写这：“是否可能对运动的动力施加限制呢？它是可能和必须的。但唯一的做法是用一个纲领，它要容许运动的发展而同时觉察到它本身的界限。”事态的发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在团结工会成立后不又，库伦写道：“我们一方面有这个伟大的社会运动、独立性和广泛的自管，但另一方面需要维持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令这两点调和，一定要。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基于妥协的全新的模式。”他解释说，由于“我们不能越过推翻共党的政权界限”，所以必须“组织起来，取得必须的改革，而没有侵犯由苏联坦克保卫的界限”。但是，在社会运动取得任何改革之前，它本身的存在已跨越了坦克保卫的界限，不单是苏联的，还有波兰的。这个界限其实在别处地方出现。莫札鲁斯基早在格但斯克协议后提出：“他们要求什么？自由的工会。共党永不会接受的。”81年12月之后证明他是正确的。战争状态的出现最后和不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权者不能与任何形式的工人民主共存，无论是独立工会或是工人自管组织，即使它们只限于控制了厂内的生产。他们不能容许这些，因为如果他们被迫让步，出现工人民主的架构，他们便会失去部份权力。新的政权将会产生双重政权（或至少是胚眙状态的双重政权）出现，在社会运动动力的压力下会迅速发展。波兰革命的经验再次证明，当工人开始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对这动力施加限制的。在成立后不久，团结工会的存在本身已构成双重政权的状况。争取工人自管的斗争标志着出现新的经济权力组织，和长远地出现政治权力组织。（因为自管运动所要求的对经济的全面权力，不可避免地变成政治权力）。双重政权的状况它不能有别的发展。社会生活中不存在权力的分配。不可能基于某些“社会协议”，令代表对立利益的力量达致长久的谅解，和通过权力的分配而共同存在。有着停火意义的“社会协让”当然可以签署。但它并不代表权力的分配，它证实了双重政权状况的存在。而这个状况并不能长期地存在，每个“共存”政权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求取得全部权力。极权政权在80年8月签了社会协议，但它对协议的重要性没有疑问：这是一个停火，容许它重新组织力量，夺回完全的控制。不幸地，社会运动没有同样的醒觉，自欺地以为协议会是持久的，对方会尊重的。政权立即利用了社会运动每次的自我限制，占取了社会运动放弃或未占取的地域，用来进攻后者已占取的阵地，即使是政权在协议中让步的阵地。因此，如果社会运动限制自己在保卫成果而不是利用每个机会将它扩大，它迟早会受到不可抵抗的攻击。如果社会运动不想输，它一定要争取完全的胜利。它一定要尽力推进，从斗争中测试政权反抗的限度，和加以克服，而不是只在理论上估计。从这个双重政权的状况中，我们取得必要的结论：自管的机构在提出更多的要求时，事实上是取得更多的权力。最后一定要取得全部权力，这需要打垮极权政权的架构。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建造一个自管共和国创造条件，需要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现存权力制度的基础，是由官僚架构对社会的完全（即极权）统治：主要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亦是将所有其它社会阶层从属自己之下。与这个政权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工人阶级和其它被压迫阶层的利益，只能由他们独立意愿和选择而组成的政权来代表和实现。这正是需要一个政治革命。极权政权的中央架构，是官僚层统治社会的中心点，只能让社会屈服在它脚下，或是以革命将它除去。最重要是军队和警察镇压架构：文人官僚架构的解体和被推翻，并不足够。在81年，团结工会流传着幻想。库伦当时说：“把持权力的制度已垮掉。所以我认为可以称以后发生的为一次革命。这是推翻了现存秩序的革命。”但政治权力是由控制了实质镇压手段的架构决定的。只要它们仍然存在，便能恢复受威胁的权力和重建其它架构。波兰革命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社会运动能在多大程度上争取到最多的士兵和警察到自己的一边，因而将极权政权的军警架构孤立、解除武装和破坏其组织。恐怕如果波兰革命威胁到极权政权的生存，苏联会用军事力量粉碎革命，这种恐惧是完全有理由的。但这个危险普遍被单方面地看待，变成“地理政治宿命论”，瘫痪了社会运动战略的发展。因此需要明白苏联极权政权的性质。它是绝对寄生性的；它的来源是1920年代的政治反革命。它并非建基于1917年革命建立的生产关系和财产所有制上面的。相反地，它与它们保持尖锐的矛盾，这是它结构性的弱点。美国社会主义革命家加农写道：“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与群众孤立起来，纯以暴力统治。当它表面上最稳固时，实际上是最脆弱的。纳粹军事力量的强大进攻，并不能从里面推翻苏联政权。我们相信这有力地证明：俄国人民并不想以资本主义复辟和国家的殖民地式分裂，来从被咒骂和痛恨的斯大林主义中解放出来。但一次外来的强大革命范例，却能令整个政权和它的镇压和暴力架构彻底垮台。”（加农：《“美国世纪”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350页）克里姆林宫醒觉到这个危险，这正是驱使它可能军事介入波兰的主要推动力。但社会运动在发展它的战略时，更需要认识到，苏联政权对波兰革命的军事威胁程度，与波兰革命对它的威胁成为正比。苏联官僚政权恐惧自己崩溃，恐惧波兰革命会导致苏联本身的政治革命，配合了多个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个危险因此是双方面的。这从基本上改变了波兰革命前景的战略方向。华里沙指出“不能在将来容许重犯我们在战时状态前犯的错误”时，解释说：“错误是在于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主张散播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最广泛的社会阶层……我们不再有机会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普通人民解释我们的目标。这是值得记着的，因为缺乏它，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革命左派需要取得协议社会自卫委员会在81年11月解散主后，库伦和他的朋友发动组织了一个政治小组织，叫“自由、正义、独立”（WSN）。它的目标是“发展思想方式，将有社会民主思想主与波兰民主左派传统有联系的人团结在一起。”这个小组的纲领立场并不明显。一份地下刊物评论说：“它保卫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成果，在纲领中不断提出独立的思想，小心地强调本身的反共产党立场。它要共产党负起波兰现况的全部责任，这个现况与社会主义没有共通点。但在阅读波兰社会主义左派的文章时，却很难找到运动面对的基本问题的答案。”这个小组甚至连界定本身为社会主义小组也有困难呢。米奇力克在狱中写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名声被完全败坏了。在波兰，这个名词被糟蹋和意义含糊。所以应该放弃这个名词。但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运动和它的党，提倡劳动人民权利和民族独立的波兰社会党用了这个名词已有数十年。”在这方面，可以回忆《工人报》在80年8月前如何对待“工会”这个名词的经验：他们当初害怕使用“工会”这个名词，只称为工人代表。社会运动的觉醒将会恢复“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真正意义，正如它恢复了“工会”的真正意义一样。改良还是革命但在今天的波兰左派中，很难找到对基本纲领问题出答案。“自由、正义、独立”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它的始创者的“自我限制革命”战略已证明是错误，但没有被修改所致。而且，到现时为止，这是团结工会内部的战略危机的主要理论来源。“自由、正义、独立”继续支持基于自我组织和自管的从下而上的革命，但它拒绝按受一个基本事实：不可能忽视革命的规律。它反对提出政权的问题，最后只能宣布自己不支持革命民主改良，因为革命只能推进到底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它被一个矛盾束缚着，因为在另一方面，它的始创人一直界定这个政权为极权，因此不可能改良。但这正是大多数波兰左派的改良主义传统。过去，他们的纲领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改革，而不是反资本主义革命。当资本主义被从上而下的革命推翻后，他们仍主张民主改革，这次是改革一个极权政权制度。这并不是波兰走向自管的路。只有革命社会主义才能引导它到这条路上。我们强调革命，为了清楚地指出波兰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是政治革命的战略。“自由、正义、独立”要求重建独立左派和波兰社会主义运动。我们同意它所指出的：在今天必须建立思想政治组织，这是将来民主国家内的政党的种子；同时，唯一能维持团结的途径，是通过对纲领分歧的客观讨论、明确的协议和清楚的纲领路线。但如果左派拒绝社会运动的革命动力，寻求自我限制，及要求工人阶级不要太尖锐地斗争和同意与极权无限期地共存，是不能满足社会运动的愿望和要求的。只有彻底革命的左派，推动完全的胜利，才能完成它的任务，解决它面对的政治问题。但即使社会运动已界定了它的战略目标，仍需要制订出它的战略手段：即是说，发展这个战略需要一个方法。团结工会的战略应该用这个方法：争取自管共和国目标的基本战略手段，是来自社会运动的自管斗争组织，特别是发源自总罢工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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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被杀前后的波兰局势（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11／12月第十一卷第11、12期，总第95／9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神父被杀前后的波兰局势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11／12月第十一卷第11、12期（总第95／96期）在波兰政权实施军法统治三周年之前一星期，雅鲁泽斯基政权释放了三个月前被捕和被控以叛国罪的波兰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和米雅士夫斯基。他们被释放，是团结工会运动的胜利，同时也反映了波兰局势在表面的平静下，实际的社会形势十分紧张，迫使波共政权即使在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的时候，仍要作出这种安抚波兰社会的行动。政权恐怕群众会藉军管三周年的纪念日子作大规模的动员，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因为神父普比胡士高被秘密警察谋杀而沸腾起来的时候。因此，波共政权希望以释放两名工会领油的行重来缓和社会普遍不满的情绪，得以继续推行它的令社会局势表面“正常化”的政策。波共的行动，虽然起了一定的安抚效果，同时却对仍在不断活动的地下团结工会运动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显示了这股力量的壮大和波共政权统治的不稳定。12月16日在格旦斯克发生的军警与群众的冲突，更证实了波兰社会这个外弛内张的局势。在参加完纪念1970年事件死难者的集会后，一万五千名群众在团结工会领导下，在街上游行，作出支持团结工会的手势，高呼“没有团结了会就没有自由”的口号。同日，在弗罗茨瓦夫和新胡塔市，也有以千计工人参加游行。他们受到军警和防暴警察的阻止，结果爆发冲突，有多人被捕，包括团结工会副主席格维兹达。格维兹达和两名工人，被控“扰乱公众秩序”和“流氓行为”，判以这个罪名的最高刑罚——监禁3个月。今天，仍有超过50名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被囚狱中，他们包括被控进行“非法组织”活动的什切青年工会领袖巴力加和高斯德基，什切青保卫人权委员会成员保道斯基，以及卢布尔的一些矿工，等等。在10月中被波共秘密警察杀害的神甫普比胡士高，是一名全面投入支持团结工会的工人神父，是工会、工人和市民权利的坚决保卫者。他勇敢地谴责官僚政权的暴力和谎言。他与华沙的新华沙钢铁厂工人有密切联系，在经常吸引超过一万名工人参加的布道会上，他批评当局对民主权利的侵犯。他的坦率引起教会当局的一些反对，更是政府舆论攻击的目标。神父被杀害的事件，再次显示了波兰现政权的真正性质。以雅鲁泽斯基为首的波共政权，对他的死亡要负全部政治和道义责任。无论这次罪行是否由于政权内部的派系斗争，仍然是这个这个政权对社会运动的犯罪行动。自从81年12月13日军事政变以来，镇压机器已进行了多次谋杀。被杀者包括胡亦克煤矿的多名矿工，数以十计的街头示威者，和数月前被害的农民领袖巴特殊。他们都是这个依靠长期紧急状态统治的政权同一个镇压机器的受害者。毫无疑问，神父被杀是政权为报复社会运动坚决抵抗官僚的“正常化”企图，尤其是政权今年所受到的挫败，例如社会杯葛虚假的市政府选举和政府在迫使团结工会11名领袖移居外国失败后被迫特赦政治犯的行动等。波共内部派系斗争政权内的一部分人对雅鲁泽斯基特赦行动作出消极的反映，特别是当被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受到群众英雄式欢迎的时候。因此，当局继续拘捕仍然公开活动和参与示威游行工会领袖，例如法西纽克等。虽然团结工会未能重新进行公开的活动，但政权也未能达到它的目的，平息政权内部的不满。政权内部分人公然表露其强硬斯大林主义立场。特别在经济部门内，地方的派系在争取投资拨款和生产手段时互相对峙。在实行军阀统治之后，官僚架构之间的关系有了改变。传统上波共党占了优越地位，但在新政权内，它被迫靠边站，地位受到削弱，被军方取代了。军方控制了内政部和秘密警察，影响了传统上党的特权。政府令局势“正常化”努力的失败，成为内部反对派的借口，要求推行更强硬路线和取回失去的权力。从这些内部派系斗争中，出现了部分倾向要私自执行“正义”的分支，例如“反团结工会组织”。他们虐待被指参与团结工会地下活动的人。这些行动并未受到政权的干预，因为这是对政权有利的。在神父被杀害事件中，被捕的秘密警察就是用类似的“反团结工会组织”的理论来辩护。而政权被迫承认谋杀犯是政权内部的人，这点有重要的意义，显示了政权架构的严重危机。在人民的压力下，这个政府被迫质疑它的政治警察组织，这相等于自毁墙脚。政权拘捕三名嫌疑警察凶手和一名较高级的主谋，又决定在政治警察架构内进行清算行动，和迅速打捞被丢进河中的神父尸体，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社会压力做成的。政权惧怕社会因此事动员起来，怕华沙的钢铁厂会进行罢工和将罢工扩展到其它地区。这些压力的背后反映了工人与政权的力量对比和它对政权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如果反抗运动能利用这次时间来动员群众的话。教会上层和华里沙的妥协态度神父被杀，是政权同时对团结工会和教会的攻击。但奉行与政权妥协政策的格林普大主教和部分教会架构，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背弃群众运动的态度。他继续在信徒之中宣扬和解，又顺从政府的命令，要求群众离开普比胡士高的教堂。在纪念普比胡士高的弥撒当日，格林普决定在同一时间举行另一个弥撒，目的是分散部分信徒和阻止弥撒后会进行的游行。但他的做法阻止不了5万人参加在普比胡士高的教堂举行的弥撒，而格林普的弥撒只吸引了1500人。教会基层与上层的裂痕因此出现进一步扩大。虽然在政权一些派系这样明显的挑衅行动面前，工会运动需要谨慎从事，但它对神父被杀事应该要作出坚定的反映。除了这些派系希望挑起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和夺取政权之外，整个政权都在寻求摧毁反抗运动，而街头示威会带给它们借口。在这个意义上，华里沙提出警告，避免挑衅行动，以免群众被用作政权内部派系争权的工具，是有一定基础的。但除此之外，华里沙采取了与格林普接近的立场，没有指出社会运动的政治行动的任何前景，更强调期望在政权与群众之间达致一个“诚恳的对话”。这便瘫痪了运动的主动性和驱散了群众的力量。将群众的力量引导为集体祈祷，只会让政权争取时间重组阵营，准备反击行动。在一个弥撒中，华里沙说：“杀害普比胡士高的凶手令我们每个人蒙污，从总理到单纯的市民”。他的语气就像波兰的政权与工人有共同的利益一样！社会运动没有需要替政权洗脱行凶的责任。华里沙说服工人可以与政权“对话”的努力，只会走进死巷。当新的局势有利于群众运动的时候，是可能会导致与政府谈判，但只有当政权被迫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是“诚恳的对话”，而是需要作出让步和达致战略性妥协。而在任何情形下，也不会期望用集体祈祷来迫使政权作出对话呢。“社会监管镇压机器”和人权运动另一方面，法西纽克和平尼奥在离开监狱后，提出了“社会监管镇压机器”的口号。几天后，代表了工会比较激进一翼的十多个波兰城市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类似的呼吁：“自从81年12月12日以来，恐怖行动的名单越来越长。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阻止恐怖行动：由社会监管镇压机器。”在卡高夫、华沙、弗罗茨瓦夫、格但斯克和其它多个城市，出现了成立保卫人权抵抗暴力委员会的行动。神父被杀事件，会帮助向镇压机器的人员呼吁消极抵抗镇压行动，帮助地下报刊和人权委员会取得更多镇压机器的资料和行动消息，并呼吁人们组织起来。人权委员会的公开活动是否可能呢？政权刚宣布了它们为非法。只有实际行动才能证验实际的力量对比能否容许进行这些活动。但无论它的进展怎样，人权委员会将不会代替整个社会运动，否则它将会表示回复到80年8月前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华里沙所指出这些委员会的目标，与团结工会的任务比较是太狭窄的说法，是有理由的。如果以为单是社会监管镇压机器，便足够将国家从政治危机中走出来，这是妄想的。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样的监管及其效果只能是有限的。因此，这些委员会应该成为社会运动的辅助运动，扩大它的活动范围，而不是取代它。要巩固这些组织，它们必须从社会力量，特别是工厂工人的更大活动之中寻求支持。十月底有超过50万人在团结工会的旗帜下参加了神父的葬礼。这个庞大的行动，有利于委员会的活动，但必须扬弃“只有平静才能挽救我们”的错误口号。相反地，必须在面对恐怖行动和镇压时，将社会自卫的行动与工会在企业内的活动联结起来，以短期的经济和社会要求，及争取工会、自管和市民权利的斗争，来动员工人。波共政权将发动猛烈的运动来对付团结工会的战士、刚被释放的民主反对派，及继续支持地下运动的教士。面对着这个进攻，波兰局势的发展端视工会运动对抗这个新攻势的能力。[取材自《国际通讯》法文版第185期] |
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涓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领袖李斯被捕作者：涓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根据波兰电视台报导，地下团结工会领袖李斯BOGDANLIS最近在格但斯克被捕。李斯是地下工会的重要领袖，在军管之前是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主席，军管之后是地下“临时联络委员会”的委员。李斯被捕后，华里沙对报界说：“对于他本人来说是一个打击，但我们会有人取替他，我们会再有三人补入临时联络委昌会，所以当局可以再追踪我们五十年。”然而，李斯纳被捕，毕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李斯最近曾代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昌会致函智利的工会人士，表达对智利工人的国际声援，李斯本人现在也需要国际上给予他这个声援。以下是该信内容：“波兰的工会人士向智利人民争取基本人权和公民权的斗争表示敬意和声援。独裁制度和独裁政权，不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害怕自己的民众，害怕工人的组织。它们正是害怕自己的民众，才剥夺民众的所有权利。然而，取得绝对权力的欲望，迟早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制度的垮台。因此，如要在违反明显的人民利益和民众意向的情形下统治，是不可能的。波兰人民经历了四十年独裁统治后，深深相信这个事实。我们深信，要达到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只能通过民主原则的实现。如果没有人权和公民自由，民主就不能存在。因此，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我们清楚知道示威被驱散和手无寸铁的人被枪杀的情形是怎样的，我们知道塞得满满的监狱意味着什么，而在这种情形下，有勇气表达自己的民主信念时要付出什么代价。但正是由于你们不放弃斗争，由于你们决定为继续斗争而付出代价，因此你们将会胜利！你们的胜利将会减少存在于全世界的罪恶，因此也会是争取人权的所有人民的胜利。我们也相信我们会胜利，团结工会会胜利。全球有许多人不愿与社会不公义妥协，有许多民众不容许尊严和主权被践踏，有许多社会不甘基本权利被剥夺，这些都加强了我们的信念。我们真诚祝愿你们取得快速的、最后的胜利！” |
波兰经济状况和工会的发展（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5月第十卷第五期，总第7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经济状况和工会的发展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5月第十卷第五期（总第77期）根据波兰政府发表的经济统计数字显示，处于军事管制下的波兰在1982年的经济成果，比81年更每况愈下。下列的资料引自团结工会海外联络部在法国出版的《资料通讯》和在英国出版的《团结工会之声》。82年的波兰经济状况82年的国民总收入此81年下跌8％。自从1979年经济危机尖锐化以来，国民总收入共下跌了25％，成为过去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82年的工业生产此81年下跌了2％，农业生产下跌4.5％，国家在这年兴建的住宅数量下跌8％。波兰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得更厉害。82年成为波兰人民贫困化最严重的一年。生活指数上升102.3％，总消费下降15％。虽然人民的总收入上升63％，但波兰货币的币值却每天在下降，结果，在工业部门的实际工资下降了25.5％。从官方发表的其它统计数字看来，上述一些数字可能已经被美化，以减低军政权的窘境，力求挽救信心。如果工业产量只下跌2％，为什么货物运输量下跌12％，而公路运输量更下跌20.5％？为什么非食品的消费品总销售量下降21％？而且，根据波兰新闻社的报导，波兰竟然7年来第一次出现剩余能源储备230万瓧；由于没有新发电厂出现，这剩余只能是因为工业对能源需求下跌造成的。此外，42种最主要的工业产品之中，只有5种的产量超过1979年水平。主要的消费品产量下降达25％至45％。鞋的生产甚至只是配额数量的三份一。从上述数据显示，波兰政权用军法统治的铁腕手法，并未能达到预期的强迫加强劳动纪律、提高生产，以至解决经济危机。事实证明，在铁腕统治下的波兰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重组力量的同时，以消极怠工的方式表示对政权的抗拒。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因为最终受苦的仍是波兰人民。尤有甚者，矿工在枪尖下被迫加强劳动量，虽然因此煤矿产量增加了，但他们要付出生命代价：82年首三季的煤矿矿工意外死亡数字增加了32％，官方竟然诿过为“缺乏纪律、社会和平和秩序”呢！价格制变改革的失败另一方面，波兰军政府一年来在军法统治之下所实施的物品价格制度的改革，已证明是失败的。军政府以铁腕手法实行一连串价格制度的改革，主要目的在于：缩小大众购买力与物品供应之间的差距，将食物价格提高到接近工业品的水平以刺激生产，和将物品价格拉近生产成本，即减少津贴。但所有这些目的都失败了。通货膨胀继续加剧。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产量却不断下降。人民手中的现金和存款增加，物品却缺乏。国家预算赤字达到一万亿元波币之巨（81年还“只”是三千亿元）。国家仍然要大幅补助煤矿生产、公共运输等部门，生产成本与价格的差距继续存在。物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因生产不断下降而上升，令食物价格始终追不上消费品的价格。所以，整个价格改革证明是徒然，政府唯一可算是有“成绩”的，是证明了在军管之下，它有强大的力量推行这样一个庞大的价格改革，而没有受到社会的有力反对。另一方面，提高物价和选择性地加薪，造成更多社会收入落在一些非生产的特权阶层内，而大多数普通家庭走向赤贫化。估计现在约有40％的工人家庭收入低过最低社会标准（一年前这比率估计是20％）。在整个价格改革过程中，最穷的层份受到最大的打击。在物品愈来愈短缺的时候，分配权成为政权的重要政治武器。严重缺乏的物品要在外汇商店购买，在工厂车间内配给等；加薪也只限于工作中的工人，社会津贴则减少，令最穷和最没有力量的人百上加斤。展望未来，军政权将被迫进行另一次大规模加价，更多的家庭将跌过贫穷线之下，社会不平等会继续扩大。但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对抗的情况下，政权并没有其它可以采取的选择。地下工会提出纲领经济局势的困境与波兰政治局面的胶着状态有很大关系。一年多的正式和非正式军法统治，并没有将工会运动的力量瓦解，但团结工会的重组过程也遭遇各种客观和主观困难。工会地下组织领导层在军政权的重大压力和打击下，在82年犯了一些对形势估计不足和反应不够敏锐的错误，这反过来又对工会重组的过程产生负面影响。经过一轮总结经验和检讨的时期，工会地下领导层“团结工会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在83年1月发表了一个纲领，从剖析过往经验中得到一些总结，对未来的前景和斗争方式（包括对总罢工的看法）也有较明确的界定。纲领指出一个极权的独裁政权正在形成中。因此社会并没有选择余地——唯一的行动途径是反抗，与独裁政权斗争。斗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实现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订下的纲领，成立一个自管的共和国。要实现这个纲领，必须创造条件，迫使政权寻求与社会妥协，所以一定要推翻现时的独裁政权。纲领提出要在下列几方面与独裁政权进行斗争：共同杯葛由政府控制的新工会；实行经济斗争，帮助组织农民，在工作地点继续实施压力，包括尽量利用现行法例，要求得到生产和分配的消息，组织群众抗议，尽可能推行工人自管，杯葛不合理的指令等；争取提高独立的社会意识，打破国家思想控制，成立独立的学术机构等；筹备进行总罢工。纲领指出总罢工是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群众参与上述各种斗争，是准备总罢工的重要阶段。总罢工的成功取决于社会的自我组织程度和决心，对共同目标的觉醒和接纳，和国际的政治状况。总罢工的前景是无可避免的，但逐步改变制度的纲领也同时是有效的。它只是指出如何击败现在的独裁政权，为进行经济改革制造条件。在筹备总罢工的时候，必须拟订和同意一个最低社会纲领。地下工会提出这个纲领，帮助了统一和总结当前社会上不同意见。以往由于工会组织及联络上的弱点，社会上出现不同的意见，主要是在企业内活动的工人与在地下活动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分歧。分歧主要在建立怎样的组织上。首先，来自下西里西亚区（弗洛茨瓦夫）团结工会的主张，是在企业内建立地下工会组织，策动大企业的群众进行斗争，为将来以总罢工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作筹备工作。其次，来自华沙地下领袖和社会抗拒委员会（KOS）的主张，是注重消极抵抗，以一个地下的消息、教育和刊物网，提高独立的社会和文化意识。还有来自例如哥索夫区领导层的主张，是建立一个职业革命者的中央组织，任务是协调各个独立的活动和社会自我组织，待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表面看来，这些不同的主张之间并没有基本的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但实际上，它们代表了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不同态度：例如，它们如何看待总罢工之必要性及必然性，对波兰政权（不只限于军事独裁政权）最终的评价，知识分子与工人战士之间的关系等。工会发表的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和统一了这些意见，但亦代表了某种妥协，其中一些含糊和矛盾的地方，更反映了领袖之间的不同意见和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工人武装自卫和争取在军队内活动的问题，却没有明确地提出。这可能反映领导层对官僚政权的性质仍然存有幻想：以总罢工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之后，便可以民主地进行经济改革，而不触动官僚政治体制。工会领导层似乎仍未能取得主要的结论，即无论官僚政权是否披着军服，它基本上仍然是专政独裁的。工会号召新的行动到了83年3月23日，团结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发表了3份声明。第一份声明向全世界劳动人民发表。它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和波兰劳动人民的名义，向全世界劳动人民祝贺五一劳动节，并宣布波兰工人在这天会在国际互相支持的旗帜下进行示威。声明肯定了波兰人民并不是孤立的，自从80年8月以来，他们便得到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帮助。它并再强调相信他们的斗争具有国际意义。声明并呼吁全世界劳动人民在5月1日显示对波兰工人斗争的支持。第二份声明就教宗6月访问波兰一事，表示波兰人和工会全国领导层正期待教宗到访，波兰社会有权利期望宣布释放政治犯以欢迎教宗，并重申不会放弃要求释放被囚的兄弟和帮助受苦、受压迫的人们的斗争。声明并宣布在教宗访问期间，工会将避免任何形式的抗议行动。第三份声明是关于纪念波兰192年前5月3日的宪章，以对宪章的纪念化作对独立斗争最后胜利的信心，并宣布在5月3日中午全体人民静默一分钟。在4月9日左右，华里沙秘密与地下工会领袖会晤。他其后向西方记者暗示支持地下工会5月1日抗议行动的号召。这次会晤澄清了华里沙与地下领袖之间的关系的谣言。会晤之能够进行，显示了工会获得社会支持，对政权是一次打击。面对着团结工会的新行动号召。军政权加强了对工运的压力。它一方面多次拘留华里沙，另一方面查禁了艺术家协会，又大举搜捕地下工会份子（地下工会五位全国领袖之一的平里奥在4月下旬被捕，他是弗洛茨瓦夫区继法西纽克和班纳德之后第三个被捕的最高领袖），更威胁取消教宗访问波兰的计划，企图阻止工人再动员起来参加抗议行动。尽管军政权加强压力和威胁取消教宗访问，而格林普大主教亦呼吁人们谨慎和避免影响教宗之行，波兰人民在五月1日仍然大规模地走到街上抗议示威，其规模甚至超出工会想象之外。根据初步抵达西方的消息，为数超过10万以上的人在不少于20个城市进行游行示威，并在其中几个城市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至少一人死亡。最主要的游行发生在首都华沙、工会发源地格但斯克、南部工业重镇新胡塔市、中部的罗兹市、西北部的什切青市和下西里西亚区的弗洛茨瓦夫等。外电报导，华沙有15,000人示威，格但斯克有4万人示威，罗兹市有工800人被捕。官方报导也承认全国总共有5万人示威。比较准确的数字相信稍后会传到西方。但无论真正数字如何，有一点是可以从这次示威中肯定的：波兰人民并没有因为一年半的军法统治而低头，他们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仍是有力的。因此，地下工会制订明确纲领和进行组织工作，是目前当务之急。1983年5月3日 |
释放罗曼索夫斯基等团结工会领袖！（史慕嘉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4月第十卷第四期，总第7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释放罗曼索夫斯基等团结工会领袖！作者：史慕嘉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4月第十卷第四期（总第76期）1983年1月24日，波兰军政府开始审讯华沙团结工会地下电台的几位重要组织者。该地下电台从1982年5月便开始操作。10名工会战士被控下列三项罪名：刑事法例第282条——煽动公众反抗，可被判10年监禁；1981年12月13日发布的战时状态法例第46条——继续进行未经授权准许的工会活动，和第48条——散播虚假消息，这两个罪名可制刑3至5年。进行“公审”的当天，华沙军事法庭的旁听席不让记者进入，托辞是“地方不足够”。获准进入的只有波兰官方通讯社的记者。两名主要的被告是罗曼索夫斯基（ROMASZEWSKI）夫妇二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为争取工人权利而斗争。在1976年6月，拉多姆布和乌苏丝拖拉机厂反加价罢工被当局残酷镇压下去后，他们二人联同其它活跃份子，发起了一个联络网，专门为受到迫害的工人及其家庭提供物质及法律援助。3月之后，这个联络网发展成“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成立，罗曼索夫斯基在1977年正式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他与工人的接触活动，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之后，他与妻子共同建立“社会自卫委员会干预局”，工作是详列并公布因援助受迫害者而受到当局打击报复的工人个案。罗氏更在这个时期间利用防苏联的机会以“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名义与莫斯科的“赫尔辛基条约监禁组织”接触，也与异议数学家沙卡洛夫会面。在1980年8月，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罢工开始后，罗氏被捕，罢工工人与官僚层在1980年8月31日签署了协议令，罗氏获释，旋即与妻子共同参与建设华沙区的团结工会组织的工作，成为主席团成员。罗氏夫妇接着组织华沙区工会的“干预委员会”，工作是协助工会的工厂支部应付官僚层处处与之为难的法律琐文。在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罗氏被选入工会的全国领导层。1981年12月13日，罗氏夫妇逃过了逮捕，但他们的20岁女儿则被捕。他们在地下工作，通过地下电台与群众保持联系。198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的历史性地下电台广播，是这项工作的首次成果。罗氏是处于地下的团结工会地区性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强调需要发展厂际联系委员会，以加强工会的地下结构。团结工会电台的活跃份子，不同意工会领导层内大多数领袖的意见，支持了“工人厂际委员会”（MRKS）发出的在五一劳动节游行示威的呼吁。对于这次成功的行动，他们是有功劳的。这次行动成功后，罗氏成为发动总罢工的主要鼓吹者。82年6月华沙团结工会地下周刊刊载了一篇访问罗氏的文章，他解释说：“我们要筹备总罢工，……总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而且工人积极地保卫工厂。在华沙，积极罢工（注：即工人占领工厂并继续生产）将会在二、三十间工厂内进行，其它工厂工人则留在家里进行支持性罢工。示威和游行队伍将进而占领一部份镇压性部队。如果情况真正严重，我认为当局便无法依赖军队甚至警察来进行镇压。“如果有一个部队拒绝开枪……正如1917年2月发生的那样，当时哥萨克骑兵有一小连部队走到示威者那边去，一个月后俄国沙皇就不再存在。”由于罗曼索夫斯基及其它领袖在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作用，因而他们成为华沙当局急于缉捕的目标。经过多次失败后，警方终于在82年7月逮捕了一部份领袖，在8月31日再逮捕了另一批。对于军政权来说，这次审讯是对于一些模范积极战士的报复机会。1月24日对罗曼索夫斯基及其它9人的审讯，是军政府检控团结工会领袖的一连串审讯的第一宗。1981年12月13日被军政府逮捕扣押的工会领袖，有7人在覊留所中被捕，控以筹划以武力和暴力推翻政权。4名“社会自卫委员”的活跃份子也从覊留营中被捕，控以同样罪名。此外，第一个在波兰成立的地下工会联络委员会“华沙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的十余名组织者，也会在2月开始受审。雅鲁泽斯基军政府进行这些审讯，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它想显示团结工会已死，抵抗运动已结束，现在受审的是工会最后的顽抗者。另一方面，军政府冀望通过重刑来儆诫继续进行反抗运动的战士。审讯罗曼索夫斯基等人那一天，“团结工会电台”经过了几个月的沉默后又再次进行经常性的广播了。它呼吁华沙的居民在审讯期间聚集在军事法庭外面，以示对受审者的支持。当日，警方驱散了一千余人的示威队伍。地下电台也呼吁人们写信给狱中的工会领袖，地址是：ZAKLADKARNY，WARSZAWA，UL·RAKOWIECKA，POLAND在波兰全国，要求释放政治犯的请愿书开始流传，总共有几千份。华里沙及另外13名工会领袖也去函波兰国会要求特赦被捕者及结束镇压。17名波兰知识分子写道：工会领袖或是普通工人因支持工会而被判刑，是没有分别的。“但是，政府检控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7名成员，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我们不能不作反应。这个行动对我们来说也有象征性价值。我们要求释放他们。”全球各地的工人应响应呼吁，致函给正受审的工会战士，表示声援，也向波兰政府要求释放团结工会领袖，释放所有政治犯。（微丝译自《国际观点》第23，24期）图：团结工会三位被捕领袖右起：库伦、卢鲁斯基、保扎克 |
华里沙给雅鲁泽斯基的第二封信（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总第74、7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华里沙给雅鲁泽斯基的第二封信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总第74、75期）军政府曾散发这封信的伪造本，这是正本。力克•华里沙格但斯克，撒斯帕区机师街，17号D。将军先生：战争状态的宣告终止，激起我再次向你写信。这当然不是回顾往年事件和困难的时候。相应地，这是开启到未来的宝贵机会，以表示真正期望改善。目前的深刻危机得以渡过，首先是由于整个社会的努力。同时，也必须得到外国的援助，它在目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中止。要恢复社会的努力和加强波兰在世界上的地位，只能在社会和政权之间重建互相的信任之后，才能达到。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以1980年8月的协议为基础。自从进入战争状态之后，政府和阁下曾多次宣称不可能回复到1980年8月事变以前的情况。只有满足人民的期望，才唯一可以唤起希望和为社会稳定作出贡献。首先，这需要大赦在战争状态之下因为工会活动和抗议行动被定罪的人。正如执法者在释放我之前向我解释一样，我自然相信，依照这些法律，所有被拘者将在战争状态结束后自动获得释放。其次，恢复所有在战争状态之下，曾被以“从事工会活动”和甚至只是以“属于工会会员”为理由而被解雇的人的职位。这个（解雇）问题影响很广泛的社会层份，带来很多创伤和悲剧。第三，关于各工会的问题，必须恢复多元化的原则以脱离现在的死胡同。所有对现实没有闭上眼睛的人都清楚知道，工人阶级并没有接受现在施行的解决办法；在工人阶级没有接受政府的立场时，我们是不能进展多远的。在向这方向走时，我们才会开启真正社会协议的路。我已准备好参与达成这个目标的工作。没有人需要向他人送礼，没有人需要跪下乞求和解，因为如果我们渴望国家幸福，和解是必需的。所有渴望国家幸福的人必须对和解持开放的态度。力克•华里沙1982年12月4日（译自法国《出路》双月刊第20期） |
波兰反抗运动的团结声明（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总第74、7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反抗运动的团结声明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总第74、75期）现政权计划迫使社会取消保卫自己权利的斗争。面对着政权这些决定，我们——身为被独裁政权迫得走向地下寻求掩护的不同组织和机构的代表，将我们的力量团结在“团结工会”社会解放运动之内，并宣布：——我们行动的目标是自由、社会自管和波兰国家的独立。在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之内，我们不能保证合法和拥有主权的社会组织能长期存在。我们继续进行以往建立了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的行动，这个运动表达了整体波兰民族的愿望。我们将为了实现团结工会的纲领和理想继续奋斗。——我们将建立一个能立即保卫本身的权利的自由社会。由苏联强行施加，并由一个叛卖的统治阶级以武力维持的独裁制度，是不能进行自我改革的。倘若我们接受它的存在，它是不会自动垮台的。我们呼吁全体波兰社会和波兰移民建立独立的社会机构。我们的自由在任何时候和任何事情上都是倚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拒绝脱离地下运动的呼吁。对政权来说，“地下运动”是所有它不能控制的社会生活的表现。在政权本身是非法的国家里，我们自由的程度是决定于地下的行动。恰恰是由于有地下团结工会，社会的联系才没有断绝，我们才能在这段新的困难时期保持尊严地生活。脱离地下运动意味了我们同意民族投降。——我们将继续为争取思想囚犯和所有因为工会活动而被囚的人获得释放而奋斗，也为了重新建立自由的工会而奋斗。为了农民和学生的独立组织能够存在，为了创作家和科技人员协会的正常活动可以进行，为了教育、报刊、编辑和文化不受检查，我们将继续奋斗。我们坚决谴责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任何合作。同一时候，我们将利用任何有效行动的机会来争取社会解放，包括在被政权控制的组织和机构内的行动。我们将继续指出和在社会上孤立那些特别积极巩固独裁政权和与镇压机器合作的人。使用武力是与我们的理想相反的。但在形势所迫时，我们不会排除积极保卫自己的权利。社会的自卫，不单只是对镇压的实时反应，更特别是制造社会和政治情况，令镇压不能被运用。我们积极抗议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违犯它所承认的，保护人类和公民权利的条约和协议。我们支持所有被独裁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压迫的社会和民族，支持他们争取独立、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斗争。我们不会在各被压迫的民族之中只争取波兰的独立。我们支持所有争取自我、统一和民族主权的社会和民族的斗争。我们呼吁民主社会继续支持我们争取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斗争，以避免我们的现在成为他们的将来。社会反抗运动委员会（KOS）CDN出版社《独立文艺评论》WEZWANIE《TYGODNIKMAZOWSZE》编辑部《TYGODNIKWOJENNY》编辑部《团结工会消息》编辑部团结工会厂际联络委员会争取独立教育运动，OBA分析及研究中心KRAG出版社团结工会反抗运动地区委员会（华沙区）《TUITERAZ》编辑部华沙诗人及画家独立出版社PRZEDSWIT出版社《政治评论季刊》KRYTYKA编辑部华沙1982年12月12日（译自团结工会在国外的（消息通讯）法文版第50期）我们呼吁所有独立组织和机构支持这个团结声明。 |
波兰反抗运动文件选辑（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合刊，总第74／7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反抗运动文件选辑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2／3月第十卷第二、三期合刊（总第74／75期）［译按：波兰军政府在82年12月30日“取消战争状态”以来，地下反抗运动似乎从各报章的新闻版消失了。偶然才见到一些零星的报导，而且多数集中在华里沙个人身上。毫无疑问，华里沙在波兰工运内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精神领袖，他的行动也有很大的新闻价值；另一方面，波兰反抗运动在军政府的一连串政治攻势下，正处于一个重整和寻求政治出路的局面。对于关心波兰工运的人来说，在运动处于比较静态的时候，要获知运动的发展趋向和情况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本期特选译一些工会的文件（包括华里沙给军政权的一封信），让大家能进一步了解工运现时的情况。诚然，华里沙获释是军政权一个巧妙的政治行动。它给予工会地下运动（特别是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莫大的压力。而在委员会的三份声明中，我们更可看到地下运动面临巨大的政治考验。它能否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摆脱孤立，修订今后的策略，对工运的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另一方面，从华里沙的信中，我们也可以衡量他对政权的态度和对和解的想法。此外，波兰反抗运动的一份团结声明，让我们看到不同组织对政权的评价和未来行动的一些主张。］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临时联络委员会的三份声明第一号声明以往曾几次出现容许政权与社会和解的条件。政权镇压了团结工会，排拒了达成真正和解的所有可能性。释放华里沙，和接受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只是走向停战的一些姿态而已：只有在走向取消战争状态的法律及其相应措施之后，这些行动才是有效的。在目前情况下，任何停战只有在包括下列最低限度的措施之后，才能带来消除社会冲突的政治方案和开启未来和解之门：——释放所有政治犯；——授权予所有组织和协会——特别是作家、艺术家和影人协会；——放宽检查法例，容许与社会协调。达成这样的停战，可以营造容许国家摆脱经济危机的气候，只要能给予政治保证，让企业恢复全面的自管。没有这些保证，撤消战争状态只会是一个官方姿态，并未能符合社会的期望。第二号声明11月10日事态的发展再次质疑了工会直到现在采取的策略。团结工会全国临时委员会现在面临制订新的斗争形式的问题。释放华里沙和确定保禄二世访问波兰日期，宣布撤消战争状态，所有这些产生了新的政治局势。这容许期望在政权与社会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停火。因此，我们决定取消在l0月20日声明中原定在12月举行的各种抗议行动。但无论如何，12月16日仍然是纪念1970年12月受害者的日子；这同时也是纪念在军管最初几天死亡的矿工的日子。我们呼吁为70年12月和81年12月的受害者准备悼词、花圈和鲜花，和进行弥撒。第三号声明团结工会的领袖已得到自由。他在最初的声明中肯定地说：“我曾经，和将会忠于1980年8月的理想。现在必须给我一些时间，让我能构思要采取的行动。”我们宣布准备好服从华里沙的决定。虽然团结工会被禁制，他对我们来说，仍是民主地选出来的领袖。他的被释创造了新的条件，以达成与政权停战。我们准备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宣布：我们的行动一直基于同样的原则和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纲领。只有华里沙才能订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他的提议下，决定解散的条件。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只会是在所有因为政治理由被捕的人全部获释之后才会作出。恢复工会和政治权利，仍是我们行动的主要目标。1982年11月22日（译自法国《出路》双月刊第20期） |
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共高层领袖的内部谈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以下译载的是波共一名高层领袖的讲话节录。普立斯基（POREBSKI）以前曾任弗罗茨瓦夫（WROCLAW）理工学院校长，现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成员及弗罗茨瓦夫（下西里西亚区）党第一书记。这份报告是普立斯基82年10月中向弗罗茨瓦夫党内领袖所作的内部讲话，被人偷录得到。从报告中，我们看到官僚层的意图，也看到他们内部所使用的语言。】首先，简单谈谈政治形势。我们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五，如果数一数，我们已连续三天有三间工厂有人试图散播骚动，这三间工厂是DEITA—HYDRAL（旧名是WSK），铁路修理工程厂ZNTK，及洗衣机和雪柜制造厂POLAR。“骚乱”骚乱在13号星期三开始，DEITA—HYDRAL很早就有一个生产部门罢工，接着装配线也罢工了，简单说，即该厂工人罢工了。接着示威蔓延全厂，在不同时间有二百至一千人甚至更多的人聚集起来。在DEITA一HYDRAL，搞麻烦的托辞是由所谓早一晚电视新闻广播中的一则报导引起，报导说在一次党会议上，通过了一次决议，其中说DEITA—HYDRAL的工人支持国会通过的新工会法例。我本人没有收看这个电视节目，但我曾出席其中一个党会议。工人显然误会了。党组织不过以自己的名义就这些决议投票。这是遵守党的指示，指示要我们显示对这次法例的支持。在工厂发生的事件中，工人喊不同的口号，包括“释放被囚者”、“打倒党”等，都是我们在这类骚乱事件中常听到的口号。我想指出的，是这三间工厂都已军事化，而它们都位于同一地区。这点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是一次有意组织的力量试验。同一日，同一时间，ZNTK厂有一个持续三小时的集会，他们用的是同一借口——电视上关于DELTA—HYDRAL的错误报导。第二日，即10月14日星期四，当上述两间工厂的骚乱已经停止时，POLAR厂却发生同一类型的集会，以同一方式组成。这次，借口是“支援HYDRAL工人”。在最高峰时，有二千人集合。我们的对策我们有什么对策？在DELTA—HYDRAL厂，我们关闭了技术工程人员部门。这个部门似乎（从过去几星期该厂散出来的传单看来）是骚乱和印发传单的幕后动力。而且，由于该部门的工人穿着的工作服易于辨认。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工厂示威的发起者。事件起源的生产部门也被关闭了。现在，我们正检查所有工人，之后，其中一些人（那些以前和现在都最活跃的）将不会再被雇用。另外两间工厂也是同样情形。示威及参与者的成份这里要提及的其它骚乱事件（你们从报导的简短报导中也许已知道），是人们试图在弗罗茨瓦夫纪念团结工会成立的纪念碑前示威。在两、三个小时内，来去的示威者有五百多人。因此，比起以前，现在规模较小了，但有一个危险的事实要注意的是，这次与8月31日星期二情况不同的，是那次工厂是沉寂的，今次，我们的敌人却成功地在工厂内散播动乱。此外，当天主教弥撒在下午六时半结束时，骚乱更为严重了。当那些我们可认为是真正虔诚的教徒离开后，约一千五百人开始在市中心游行。于是，就有必要将这个示威驱散，而且这次要更快速地进行。我们要注意的是，参加弥撒的人是被一个讲道内容煽动而行动起来的，虽然在（新）工会法例未投票时，我们已与每一名教士和神父讨论，要他们警戒，向他们解释情况。但另一方面，大部份教士在这次事件中表示了中立，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如果我们当被捕者大致可以显示示威者成份的情况，那么，在约220名被捕者当中（他们有些被查问然后送上法庭，有些因无犯罪的证据而获释），超过150人年龄在25岁以下，约160人是年青工人。以前的骚乱中也是大约这个比例。而在被捕者当中，也有一些大学和中学生，后者有40余人，不及被捕者的20％。大学生则更少。一个特点就是，在这类示威行动中，差不多找不到完成了高等教育的人。工会法例我们谈谈第二点：工会问题。我在这里想强调（虽然事实不幸地并不切合这个理论），我们希望这些初步的组织由运动的有权威的真正活跃份子组成。一句话，我们不想建立党工会。而且，我们波兰统一工人党一些基层组织拒绝通过支持新工会法例的决议。这只是一个小部份，但它是存在的。至于初步的组织，应该从这个月（十月）开始成立，但，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希望它们不是强迫地成立，尤其不要只由党员组成。党员已经在我们队伍的了。问题是吸引非党员的工人和青年。这是我们的指示的意义。因此，你们有这些会议时，希望你们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以为我们在时间中紧迫了，所以在成立这些初步工会组织时就干出一些傻事。至于“国际劳工组织”，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已从该组织的专家（但非该组织本身）收到一些建议。该组织有两点是不接受我们的，第一点是解散所有工会的是国会而不是法庭；一般情况与我们不同。第二点是我们只成立了一个工会，而尽管我国法律容许几个工会成立的可能性，但这个法例已被暂时取消三年。在第二点上，我们是完全明白这是违反“国际劳工组织”所接纳的原则的。这里我想指出（可能将来会对你们有用），就是我们以前错误地说，我们要面对和还击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我国的变化和工会问题会采取的负面态度。我们应该这样说：这个态度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专家认为这些国家有些是空谈多于具体行动，但有两个国家（实际上三个国家）对这个问题是颇坚决的，它们是美国、西德和法国。但据专家认为，法国正积极筹备密特朗与勃列日涅夫的会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们的表态只是空谈，对其东欧国家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我们不应迷失于猜想之中。事实上，波兰并未被其它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联合国上抨击。而事实上，我们取得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国家的谅解（即使不说同情），在这个区域他们不会抨击我们。非洲国家也没有敌视态度，而除了澳洲和纽西兰外，其它国家也没有。美国取消了“最惠国”贸易条款，表示我们在输往该国的二亿美元贸易中，我们损失了四千万至六千万美元。我们与教会的关系最后谈谈我们与教会的关系。你们已经看到一些简短的报导，是关于国家当局代表与教会当局代表的会谈。最近，会谈内容是关于教宗保禄二世的访问。我们得的资料显示，教会希望这次访问是一次盛举，而且要很久。我们方面的条件，则是我们要明确界定这次访问的性质以及教宗会提出的问题。我们要求教会在教宗访问之前澄清它的态度。我们想知道教宗会带来怎样的政治包裹。目前的讨论就是关于这点。波兰主教格林普（GLEMP）就这问题致函雅鲁泽斯基同志，而我们的反应是明确界定我们的条件。虽然格林普在过去数周来非常坚持要会见雅鲁泽斯基同志，但当他看到工会法例将会在国会投票决定时，他就退缩了。我们方面则警告教会说，如果他们继续不断行动和利用群众来反对国家的话，我们就会（1）进行公开的争论；我们会取消有关对教会行为的新闻的禁制。我们在昨日的报导上已有一个例子，它明确地指出某位教士组织了这些事件。（2）开始由检查官调查那些在讲道中进行明显的反国家活动的教士。这事件并不简单。事件很复杂，而且有负面情况，但国家必须有一些行动，使教会不会以为可以随所欲为。政府不想与教会进入斗争，我们不想有新的斗争前线。如果我们将来某日想限制教会的活动余地，那只能在时势有变更的情况下才发生。我这样说，是因为经常在党会议上，有人发出这类呼吁：“我们一次过解决了这个教会!”喊这类口号并不困难，但现实是教会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与它协议。战争状态会在形式上解除作为结束语，让我谈谈战争状态的问题。关于解除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的决定没有改变。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希望在年底时解除战争状态。虽然发生了最近两次事件，即8月31日星期二和10月l0日的事件，但我们没有改变决定。我们前面还有最低限度两个周年纪念日子——11月10日星期三和12月13日星期一。我们要等着瞧。我们的打算是，在取消或暂时中止战争状态时．我们将会赋予政府特别权力。我现时想到的例如将工厂军事化，作为加强工人纪律的一个途径；宣布个别地区或是全国维持“紧急状态”；这些权力将容许我们快速行动来平静局势。不过，在形式上，战争状态将会解除。我再次强调，在目前，我们的意图与雅鲁潭斯基同志向国会作报告的那个时候并无改变。（微丝译自82年12月13日《国际观点》） |
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放宽军管假象的背后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在实行军法统治一周年之后，波兰国会在12月18日通过议案，给予国务委员会停止和必要时重新实施军法统治的权力，放宽去年军管以来实施的限制，包括有关拘留、罢工、抗议示威、社团活动、邮政电话检查、国内旅游等限制，但同时授权政府可随时实施这些限制措施。此外，以后的罢工和抗议运动将根据波兰在10月颁布的新工会法处理。违反这项法令的工人和学生，将会被解雇和开除学籍。在12月23日，军政府宣布释放在军管法例下被拘留的全部被囚者，但七名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立刻再被逮捕，当局没有说出逮捕的理由，也没有宣布获释的人数。继11月13日释放华里沙之后，波兰军政府实行的这一连串措施，是否代表了它放弃军法统治呢？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见到，这只是一个花招而已。表面上的一些放宽限制措施，其实背后早已用其他限制措施填补了。工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仍然被剥夺，只是剥夺的形式较为隐蔽而已。重要工厂自然随时可被置于军事接管的状态，以粉碎工人的组织。表面上，军法统治是放宽了，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难怪波兰大主教也要表示对议会持“保留态度”，甚至反对其中一些法案，指出这是“心理恐吓”和“独断独行”呢！事实上，正如本期另一篇文章中波共官僚的自白显示，撤消军管只是解除表面的战争状态，却通过给予政府的各种特别权力，换了较低层面的特别状态而已。波兰军政府对放宽军法统治的解释，是他们控制了来自地下反对者的破坏威胁，同时也因为受到经济危机威胁的国民经济有某些改善的迹象，但由于国内“反社会主义”组织及来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威胁，意味目前只能暂放宽限制，并预料到明年中才会全面撤消限制。其实，军政府这些理由除了互相矛盾之外，更是不能立足的。团结工会地下运动在11月10日的大罢工尝试中虽然失败了，但整个运动并没有受到挫败，一年来的形势充分显示了工会反抗力量并没有被政府的镇压行动摧毁。整个波兰社会的反抗情绪仍然存在，虽然有一定的混乱和退却。更主要的是导致整个波兰工人运动的客观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是加深了。波兰经济并未像政府所说有改善的迹象，相反地，它是每况愈下了。1982年上半年的生产比1981年下跌了7—14%，下半年的生产更加下跌了。即使煤的产量在各种镇压、分化的压力下，在1982年5月比1981年5月上升了23.3%，但比1980年5月仍是跌了27.7%。很多企业只为苏联生产，产品85%或90%运往苏联，因此加剧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军政府实施这一连串措施，是为了更长期实施军法统治铺路。一方面，它希望藉此改变军管对外的形象，将军法统治隐蔽起来，要求西方国家取消（对）波兰的制裁。波兰12月15日宣布停止与美国的双边科技、文化交流计划等报复美国经济制裁的措施，明显地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希望以长期的正式法令代替临时的军管法，将军法统治的内容制度化。它以新工会法取代紧急法令中关于罢工、示威等条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它表面上取消紧急拘留令，只是以其他法例去囚禁政治犯。事实上，据工会人士估计，被军政府以紧急拘留令拘留的人数，从初期的7,000到20,000人已逐渐减少到11月下旬估计的800人。但根据其他法令被判刑的人却超过5,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团结工会基层活跃份子，罪名是在军管后继续工会活动、派传单等，他们分别被判刑3年到10年不等。在释放华里沙的同时，军政府却检控工会地下领袖法西纽克，也是这个手法转变的明显表现。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军政府希望藉此制造一个适当的政治气候，让军政府与波兰天主教会的历史性合作得以顺利开展。甚至在实施军管以前，政府与波兰天主教高层领袖已开始了广泛的接触。格兰普大主教一年来与政府会谈的次数，多过以往30年教会与波共领袖接触的数目。在对待团结工会方面，格兰普充分利用天主教教会在群众中的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团结工会，实际上却反对工会的每一个斗争行动。工会地下组织的每一次斗争号召，都被教会以危害和平和鼓励仇恨的借口予以斥责。在11月10日总罢工前两天，教会却发表声明，表示与军政府的会谈很有建设性，又迫不及待宣布教宗可能在明年中访问波兰的消息，以消除人民对罢工的支持。在华里沙获释的背后，教会的影响及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其后，教会更不断宣传与波兰政府进行全国和解的可能性。军政府发言人亦宣称与教会的关系比在军管前更进一步。最近，波兰国内外关于成为共党国家内第一个基督民主党的传说甚嚣尘上，足见军政府与教会高层官僚的合作可以到怎样的程度。而教会利用工运作为本身争取政治影响力的筹码，这手法亦可见一斑。当然，教会高层与军政府的妥协并没有扩展到基层神职人员方面，特别是在工人区的神父等。而格兰普亦受到不少来自基层的反对压力。但教会的由上而下的独裁架构和思想体系，仍然帮助它在工会地下运动和不少群众之间造成裂痕。波兰军政府在玩弄一连串放宽军管的手法时，事实上却丝毫不敢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这当然与它自知军管一年并没有击毁社会的反抗力量有关。在12月16日纪念1970年波罗的海暴动事件死难者的集会上，华里沙准备发表演说。但政府却大为紧张，将华里沙拘留了大半天，制止他参加集会，又对西欧电台的广播进行大规模的电波干扰，恐怕这事件会在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军政府的虚怯。另一件反映军政府不得民心的事实，是在新工会法解散所有工会组织之后，政府企图成立御用工会的情况。在团结工会的呼吁和社会的自觉抵制之下，新工会受到广泛的杯葛。即使在政府以加薪和提供到其他东欧国家度假6星期的引诱下，到现时为止，在4万个企业之中，只有3%成功地召集到必需的15人组织新工会。连政府官员也表示最少要2到3年时间组织新工会。当然，波兰社会对军政府的唾弃，并不等于地下工会组织前景一片光明。在艰难的活动条件影响下，地下工会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中旬工人自发反抗政府取缔团结工会的罢工潮和11月10日号召的大罢工之中遭受挫败，影响到它在运动中的威信，而被迫取消原定在12月13日举行的全国抗议行动。工会内部亦出现战略上的分歧。地下运动更受到军政府的一些打击，不少基层和工会领袖被拘捕。工会组织者被迫更谨慎，因此与社会的隔绝就更大。但地下工运发展的基本社会条件依然存在。工运目前需要更深刻地检讨整个社会局势、人民对社会斗争的意愿、工运活动条件、对运动的前景等。更要检讨工运的政治缺点，例如相信与政权达成任何妥协的幻想、认为教会并非热衷于推动本身的政治而只是表现社会愿望等。它必须从速订立一个清楚明确的纲领，要包括目前和长期的政治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确切步骤。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工会地下运动才能团聚社会上的支持力量，利用军政府政策转变的任何缺口，来推动波兰的政治革命。1982年12月26日 |
华沙工人给西方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华沙工人给西方工会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按：这份文件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致送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的公开信。这是工会组织首次给西方工人政党的公开信。委员会是在今年4月24日由两个组织合并而成的。其中一个组织是华沙40间大企业的联络网，另一个是社会互助厂际委员会，是华沙钢铁厂的组织，并刊印一份名为（自由工人之声）的周刊。合并后的委员会在华沙区执行委员会和全国临时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首都的地下工会的协调工作。它其中一些领袖在7月被捕。在公开信中，波兰工人清楚地表明他们正期待着西方工人及其组织的积极支持和支持运动。他们说：“我们首先期待的是你们”。全世界工人运动（包括中国和香港）的责任，是不要辜负这个期待和希望。所有工会和政治积极份子及没有组织的工人，都必须动员全球工人运动，支持团结工会。]朋友们：雅鲁泽斯基将军的军政府正企图有系统地消灭80年8月以来的工人胜利成果的痕迹。82年10月8日，在波共中委组织的官僚的命令下，“国会”议员投票通过“解散”独立自管工会团结工会。同时，军政府又践踏了80年8月的协议，以及从80年8月到81年12月，与独立工人和农民组织签订的协议。此外，还推翻了81年12月16日，它自己所发表，谓团结工会和其它工会将来可以重新进行合法活动的声明。今天，军政府通过赖高斯基及其它文职发言人的口中，企图令被恐怖笼罩着的社会和外国公众舆论相信，团结工会在12月13日以后拒绝进行对话和协议，因此必须取缔我们工会，并以“社会主义”和“世界和平”的名义作掩护。一个基本的要求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无耻的谎言。团结工会的会员及其地下领导层——包括我们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曾多次告知军政府，我们准备好进行讨论以达成协议。我们唯一的要求是一个政治和基本人权的条件：释放华里沙和其他被囚或被捕的团结工会会员。我们甚至已准备好在战争状态的情况下、在坦克和刺刀的威胁下进行对话。从6月底到8月底，我们在全国停止了所有罢工和示威。在7月初，团结工会地下领导层正式在印发了几十万份，题为《五次肯定》的声明中，宣称准备了进行谈判和对话。在筹备8月31日的和平示威时，团结工会领导层呼吁军政府进行和解和寻求协议。这次示威被警方转变为一次血腥事件。在和平示威之前4天，团结工会5名积极份子，在领导层的同意下，与自治工会联盟的代表共同向雅鲁泽斯基致送一封信，呼吁立即进行对话。军政府拒绝了地下团结工会的呼吁。它并同样不理会教会的调和立场。工会的专家和广大活跃份子呼吁对话及和解的提议，包含在一本名为《12月之后的8月》的小册子内，但却被丢进将军的垃圾桶里。团结工会的成熟所有上述事实显示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这个紧张关头，证明了政治成熟和耐性的，是组织在团结工会内的工人运动。相反地，军政府显示了它准备牺牲一切——工人的性命、国家经济、民族主权——以保持其权力。正如政府发言人乌班嘲弄地宣称：“政府永远首先要养活自己。”不要忘记，在团结工会16个月的合法活动期中，这个拥有一千万会员的工会的最暴力的行动，是将两名旧工会的贪污领袖以轮椅强行载离工厂！至于军政府在其后的10个月内的“彪炳战绩”，包括：以十计的工人被谋杀，以百计的人被警方和在狱中施加酷刑，以千计的人被捕和以工会活动的罪名判以多年的徒刑，以万计的工人在军事接管的企图内受到每日的恐怖威胁。当你们听到军政府的发言人向你们说到我们工会的“血腥计划”时，你们要记着，向你们说话的是杀人者的发言人，是以这些“彪炳战绩”为荣的人。今天在波兰这个国家内，工会的难题是被警察压迫的利害问题，而不是对如何在经济和政治上解放工人阶级的辩论。一定不要弄错丝毫：军政府并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而斗争，它是为了自己的政权和特权而斗争。正义和自管正是为了这个原因，现在和以往与团结工会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那些仍然相信现时在波兰的问题是如何保卫“人民政权”或“生产手段国有财产制”的人，只能是毫无希望的笨蛋。在波兰，军政府使用所有手段去保存“既得利益者的社会主义”、以警棍维持的“社会主义”、恐惧和贪污，倚靠的是监狱、工厂领导的独裁、军队长官、警察和官僚。波兰工人已受够了这种“社会主义”和“人民政权”了。军政府认为它已“解散”了独立自管工会团结工会。你们之间会有人在今天问这个问题：还可以谈及团结工会吗？还值得支持它吗？你们要知道，他们不能解散团结工会，正如他们不能“解散”波兰工人阶级一样。他们可以消灭它，但这代表肉体消灭波兰全体劳动人民。这并不是我们夸大。你们说“团结”，我们说“自由”。你们说“社会主义”，我们说“正义和自管”。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人们能否长期用监狱囚困对自由、对正义、对合理的生活和对控制工作工具的愿望呢？很明显地，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团结工会没有被解散，也不能被解散。现在它被迫走进地下工作，被监禁、在纸上被“解散”，但在将军和官僚的充满恐惧的眼中，却可见到我们工会的反影。朋友们：我们期待着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采取团结和大规模的行动，来保卫被军政府迫害的团结工会战士。与西方工人有共同利益我们期待你们争取每一个机会在国际上令人注视军政府的暴行。我们提醒你们注意：10月8日通过的工会法律，是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条文的。它的实施相等于将新成立的工会置于秘密警察的手中。军政府在未来几年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工会“模式”，只是皮诺察的智利“模式”的翻版。在这个模式的背后，是通过法律将整个国家行政制度转变为一支“监督者的军队”，它拥有的权力和特权可比拟沙皇的行政等级制度。我们确信西方工会组织和工人政党是准备好采取保卫波兰工人权利的坚决斗争的。我们确信你们将支持团结工会视为保卫西方工人权利和重要利益的一个方法。我们期望于你们的，是今天和明天的支持和援助。我们首先期待的是你们。你们则可以期待我们一件事：继续反抗军政府的斗争。团结工会并没有死亡！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1982年10月17日[小点译自法国《红色周刊》82年10月29日第1036期，小标题为该周刊所加] |
华里沙获释后的局势（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华里沙获释后的局势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被军政府释放的团结工会领袖华里沙，在11月14日晚上回到格但斯克的寓所。第二天，另一名被捕的工会领袖法西纽克在弗罗茨瓦夫的审判开始了。这两件事综合了波兰在11月10日工会号召的大罢工失败之后的局势的复杂性。这次罢工的失败，原因无疑包括军政府一连串严厉的镇压浪潮，例如将以千计的罢工者解雇、大规模拘捕怀疑与地下反抗运动有关的工人、严厉的刑罚等。波兰主教在罢工之前两天呼吁“加强和平、社会秩序和工作”，也起了反动员的作用，造成了分化。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不少工人和地下战士的眼中，呼吁进行8小时罢工是冒险主义的。首先，地下组织的实际协调情况并未足以充份准备进行总罢工。其次，工人们并不觉得有足够能力保卫罢工的工厂，抵抗警察力量的进攻，因为自卫的准备工作还刚开始。最后，也许还是最重要的，是这次罢工并没有结合在一个整体战略之内，而主要的生产部门又被军事接管，使这次罢工变得只是象征式而没有真正效用。此外，在10月初工会被取缔后发生的罢工事件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的犹疑和明显地未能担任领导，及它对长期和中期斗争前景的回避态度，削弱了更多的战士和工人对它的信心。罢工的失败和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在群众眼中的地位受削弱，无疑是值得军政府高兴的。但官僚在个多月的努力后，仍未能建立有效的御用工会，迫使军政府寻求其它途径。与教会的协议，及释放华里沙，是军政府在维持控制下的“开放”的第一步。教会的计划是较长期性的。它首先寻求“温和派的全国和解”，以迫政权的强硬派和工会的激进派靠边站，保证了教会的力量。其后，它寻求一个有限度的工会运动，只限于保卫个别工人的利益。然后，它希望实施经济非中央化的改革，在市场关系下，迫使工人互相竞争，同时也打破国家机器的垄断，方便教会的活动。释放华里沙是军政府实行“开放”的重要一步，但这行动也可能刺激起波兰群众的动员，向军政府提出新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无论是经济或政治性的，都是军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群众也不会接受违反大众愿望的经济改革。因此工人的反抗是不可避免的。在短期内，华里沙及工会地下领袖的态度会是决定性的。如果他们继释放华里沙后，继续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将团结工会合法化，并定下运动动员的前景，则军政府和教会的共同企图将会落空。否则工人运动将会迷失方向和分裂，因而会减弱下来。 |
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波兰总局势（杜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波兰总局势[法]杜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华沙……1982年10月。战争，从12月13日开始，到现在已进行了大半年。在卡高夫旧市场广场上，一群乌鸦迎着晚秋的风飞起，但人们不再为这美丽的景色微笑。这种鸟儿象征了军事执政团[译按：波兰文的乌鸦（WRONA）与军事执政团的简写（WRON）很相似]。人们也谈到“战前”：指的是团结工会公开地代表了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希望的那段时期。至于“战后”会是怎样的呢？没有人知道。人们也不再认为它快将来临。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人们以为战后会很快来到，某些官员会愿意作出对话，与社会达成和解是可能的。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一套。无论是教会、地下工会内最温和的一翼、街上的人，或是整天排队买生活必需品的主妇，现在都相信军政府不会再作出让步。实施军管后第9个月，它便干脆地取缔了团结工会。对于国会来说，在80年8月罢工中诞生的工会“已不再存在。”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更隐蔽地；但不时爆发新的社会冲突和街头对抗。人们还要在这个环境下生活，满足基本的生计，为孩子找一对鞋、忍受军队的统治、拙劣的电视宣传，讨厌的报纸。军队不再日夜在窗外巡过，宵禁已经解除；但数百间工厂受军事管制：拒绝命令、无故旷工，都是违犯了军事法令，会面临严厉的刑罚。生活变得平静而悲哀，每天有无尽的困扰，再不能进行合法的集体行动，前景被阻截了。这便是在团结工会历史性大会一年后我所见到的波兰。一个憎恨政府、不接受它的专横行动的波兰，但也是一个疲倦、阴沉的波兰。一年前的勃勃生机和希望，现在变得遥不可及。但无论怎样，波兰人民仍然尽力生存下去。对阵双方的情况80年8月宣示了工人、农民与号称代表他们的党的分离。独立工会的成立使分离成为事实。在团结工会逐渐巩固下来的几个月之中，政权方面出现了裂痕。波共党进入了一个危机状态，失去了不少党员，导致领导层出现持久的斗争，国家机器出现内部矛盾。而81年9、10月的团结工会大会，标志着政权与社会的对抗的高峰。政权看来什么也不能控制，工会则似乎牢不可破。但两个阵营已分别出现了相反的倾向。政权领导层出现了军方派系，已为“扭转事态的发展”作了几个月的准备。雅鲁泽斯基在2月被任命为总理和在10月担任党第一书记，显示了一个在苏联支持下的派系的进展。而团结工会在无可能和政权妥协及由经济危机造成更大的不满后，被迫寻求新的路向。单是保卫格但斯克协议的成果已不足够，必须寻求方法迫使政权认识到工人的期望。工会大会的辩论只触及大方向，而领导层的经验主义更造成工会的认同危机。工会在行动上出现分裂，并失去了主动性。小部份人民寻求安定和秩序，不再追随工会的看法。其它一部份人则变得更激进，支持自由选举，准备实行积极罢工。深刻的分化开始分裂了整个社会。雅鲁泽斯基利用了军队的模棱两可的声望，看准时机作出强力的一击。但他也顾虑到本身的局限。在技术上，虽然他可以像智利皮诺察或匈牙利卡达尔那样摧毁工人阶级，但他却没有政治依靠：对军队没有信心、恐怕反抗运动会太大、也缺乏令国家迅速脱离危机的经济储备。他采取主动抢先攻击，以摧毁团结工会。但进攻并未进行到底，12月13日只是开启了一条新的道路，政权开始寻求吸纳社会运动和改变政权的传统结构。9个月之后，取缔团结工会的行动标志了这个过程进入第二阶段。它企图进一步挫败独立工会。82年5月，特别是8月31日的示威，显示了社会对军政府的坚强抵抗和地下运动的巨大组织能力。军政府立即还以颜色。团结工会则号召11月10日的总罢工以示抵抗。因此，双方力量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了；其结果会决定波兰工人运动的前途。在目前各种力量都不稳定的情势下，这个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本文将试图分析这场战役前夕的局势。经济灾难近期的经济数字显示，国民生产额虽然已轻微改善，但仍然继续下跌。82年7月的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下跌了4.8％。煤炭生产虽然上升了6.8％，但制造业却下降了5.7％，轻工业下降1.3％。展望未来6个月也是很难有所改善。分配的国民生产额此去年下降7.7％，而计划只是预计下降6.9％。一名官方评论员表示：“这些情况的效果是限制了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虽然麦和水果在今年丰收，但农村的情况继续恶化。最严重的是牲畜产量方面：肉类下跌7.2％、家畜下降84.2％、蛋下降33.8％，只有猪肉轻微上升4.3％。82年上半年的工业投资此去年同期减少了28％。人们的购买力也急剧下降：工业部门的工资一年内提高了44.1％，而单在本年2月的物价便提高了200％至300％不等。这些数字解释了一年来生活水平的逆转。从前，在格但斯克协议下，增加了工资的人民找不到货品可以购买。但今天，人民却没能力购买找到的东西——特别在肉类方面。官方平均工业工资在7月是10828元（波币、下同），而第一级肉类的价格是550至700元一公斤，最劣的一级则为110至180元。一公斤牛油要300元，一只蛋要15.5元，而且很难买到，自由市场上的价钱则为20至22元一只。估计有10％至15％的受配给的肉没有人买，因为人们没有钱。鞋、衣服等工业品缺乏的程度也是惊人的。从10月起，鞋要按工厂分批购买。公共服务继续下降，华沙的巴士有40％由于电池故障不能行动，卡高夫的的士缺乏轮胎。即使生产下降的趋势能够放缓，短期内也不能预见情况改善。军政府推行的企业改革的失败，更令这个转变成为不可能；改革本身就是矛盾的：它提出企业领导要有更大自主权，但军事法令却迫使他们追随中央的指示。它更需要社会默契，但这是不存在的。包括在优先计划生产内的鞋类生产的情况，显示了这套计划的彻底失败。经济情况失去控制，对整个国家有严重的影响：工业生产下降、人民赤贫化、储蓄的枯竭、内部结构和服务的变坏等。它们却没有导致工人动员起来。一年之前，危机的加深伴随着强有力的工会运动、反饥饿游行和工人监管的发展，显示了工人的激进化。在今天，不少迹象显示一个相反的倾向：在日常问题上寻求个别出路。军政府所取得的一些经济成效也部份停顿这个倾向。2月的大幅度加价是15年来没有遭遇大规模抗议的头一次。食品供应的无政府状态得到改善。商店有较多物品供应，价钱却贵得很，经济管理看起来，因此似乎较有效率。报章更吹嘘煤炭生产的成绩。输往共市的波兰煤炭已超过去年的480万吨的水平，估计西方会总共购买750万吨。这个成绩无疑是与矿场的严酷镇压（包括解雇、内部警卫等）和罔顾安全、加强开采矿穴有关。新的工资制度也加强了分化、控制和贿赂。一个不在星期六、日工作的矿工可得2万元月薪，但如果在周末开工，则可达到3万至3万4千元。依据一套由管理局挑选的制度，并非每人都可以加班，加班成为一种特权。总的后果是只顾眼前利益而开采，更不顾安全。近月来发生了几次大灾难，最严重的三次分别有10名、7名和6名矿工丧生。官方却将责任推在管理人员身上。在农村，农民继续消极抵抗。城乡产品价格的关系变得更不利于农产品。国家的收购情况迫使政权考虑恢复盖莱克统治初期废除了的强迫征收的计划。农民不肯依军政府收购的条件出售粮食。到处都表现深切的憎恨和叛乱的情绪。估计国家今年收购到的麦不会超过250万吨（国家需要500万吨）。军政府的经济成绩再一次出现更大的灾难。局部的成功是很脆弱和临时性的。今年冬天将会极之困难。这是政权的主要弱点和不稳定因素的来源之一。政权现在寄望社会变得贫困和个体分化；但后者的政治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愤怒爆发开来也是可能的，因此政权必须维持镇压。政权结构的改变在过去9个月中，政权的结构有了重大的改变；军政府在这方面的成果是较为一致的。首先，在立法方面：自从12月13日以来，国会通过了30至40条新法律，推翻了80年8月以来的社会收获，而描绘出另一套新制度：劳工法、家庭法、教育制度、反寄生主义和反贪污、工会法例、农业合作社法例等。所有这些法律都限制了民主自由、建立了新的特权，更严厉地控制了人民。此外主要机构亦进行清洗行动，特别是报界、法律部门和教育界。军事部门也进占了党的传统架构，这更是政治制度变革的重点。它表现出将党贬低，而提高了军队和文人政权的重要性。12月13日以前，主要权力集中在地方党第一书记上，地方书记对委任制度有最后的决定权。现在，这些权力落在军事委员手中，没有人再咨询党书记了。这个改变有着重大的影响。受到军方排挤的党官僚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据说有2万名党干部组织了起来，以一份刊物为中心。他们占据很多重要的职位，军方不能将他们全部雪藏。另一方面，新的形势迫使官僚采取极端保守的立场。新的官员获得领导的职位，将极力保卫他们的职权，不愿退还给旧官僚。他们与大群技术官僚联盟，共同管理国家。军方认识到如果缺乏这些熟悉国家经济组织的技术官僚的协助，是不能统治国家的。而以往夹在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技术官僚，也从军方看到第三条路，避免了党政权的专横。他们厌倦了不稳定的状态，寄望于改革，更希望不受限制地推行他们的经济政策。以往，他们之中有部份人寄望于团结工会；现在，这些人似乎大都走到军政府旗下，不论是出于恐惧或是本身的抉择。这个联盟希望贬低党的架构；军政府的政策正是向这条路走。但雅鲁泽斯基集团的计划仍只是处在开始的阶段。军政府被迫与受苏联着力支持的党官僚作出妥协。它同时也要找寻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合法性。在这方面，它的目的还远远未达到。用来动员人民的新组织仍是一个空壳。军政府也缺乏忠实的盟友。无论是立场趋向强硬的教会，或是党内的独立派，都是不可靠的盟友。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可能出现强硬和不耐烦的派系。反而，一些党官僚转而投靠了军政府，相信它能提供更佳的前途呢。因此，军政府的新架构仍然是脆弱和不稳的，但我们不能低估这些集团之间的共同利益的作用。即使军政府能够扭转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它的政治力量和经济信誉仍是有限的。单是用武力镇压经由16个月工会运动激励的社会，是不足够的，它必须决定性地在政治上挫败独立工会。毫无疑问，这是它再次采用武力的目的。波兰工人阶级会怎样作出反抗，甚至改变局势呢？11月10日的行动将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因此更需要分析团结工会被取缔前的情况。地下运动的发展整个社会都拒绝接受新政权。这是无可怀疑的。在波兰很难碰到为军政府辩护的人。人们憎恨和鄙视它。但这并不足以推倒雅鲁泽斯基，更需要明白这个情况如何影响反抗政权和保卫成果的运动。首先，是军变带来的震惊。这不单是一个军事上的挫败，工人还质疑工会领导层缺乏准备和预见不到这个情况。精神上和政治上震惊，解释了反抗的软弱无力和当初几个星期的恐惧气氛。人们还记得胡亦克的矿工占领了矿洞，深信整个波兰会在进行总罢工，结果却被防暴警察镇压了的例子。我遇见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仍在自问这个失败。不少人指责工会领导层没有预见和对对话怀有幻想。他们更认为必须保卫已得的成果，坚决抵抗军政府。到了82年2、3月，所有人都动员起来建立一个地下运动，令团结工会复活。恐惧已被克服，运动更迅速令数万名活跃份子激进化。5月和8月的示威，宣布了工会的复兴。根据10月初一些可靠的资料，我可以作出下列的估计。只有数百人安全在地下活动。他们匿藏起来，并不公开露面。他们包括逃避了12月13日拘捕行动的团结工会全国和地区干部。他们被警方悬赏和极力追捕。其它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人计的人进行半地下活动。他们住在家中，继续在工厂工作。他们之中在组织中负更大责任的，便较少为人知道。最后，还有数百万波兰人（约为团结工会会员的50至60％）支持工会的行动，即使只是缴付正常的会费而已。这些数字只是约数，但大致吻合不同来源的估计。团结工会尽力协调这些人和重组一个基本架构，其中可以区分下列的组织：临时联络委员会（TKK），在4月成立，包括去年10月大会选出的5位全国委员会成员。它订定工会活动的主要路线，是工会的全国权力所在。地区委员会（RKW），包括了12月13日之前在各地区选出的负责人。最强大的包括格但斯克、华沙、弗罗茨瓦夫和卡高夫。其中以弗罗茨瓦夫矿区最重要。在一些工人市镇，它以一个大企业为重心，例如史维力克、哥索夫、乌苏斯和、卢宾等，组织亦最健全和强大。但也存在一些弱点，例如8月底在66个市镇的示威显示了工会力量的分布，也显示了它的不平均的组织。企业委员会是工会的基层组织。它们通常由新的不知名和不露面的活跃份子策动。在一些地区，厂际联络组织已经成立，例如在华沙，有4个这样的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华沙团结工会厂际工人委员会（MRKS）[译按：见另文该委员会的公开信]。但这个架构是非常脆弱的。由于保安的原因，组织之间的联系是不固定的。一些组织更可能因为一些人被捕而迅速消失。组织之间主要经由刊物联系。现有数百份刊物定期出版（华沙有15至20份），每份印发数千本。地区委员会拥有较重要的机关，普遍以大印刷机印刊物。除了企业内的组织外，还有团结工会的互助组织（KOS）。它们以区、镇或一座大厦为中心，派发刊物、传递消息、帮助被解雇者等。但这些工作十分困难。还有教会提供援助，分发必需品和药物。一些堂区专责寻找被捕、被囚者的下落，另一些则援助被解雇者和有需要的家庭等。简单地说，这些工会组织动员了国内数十万的群众。从地下活跃份子到拒绝上电视的艺员，他们构成一种并行的社会，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联络网和活动，也有在弥撒和街上游行时出现的小襟章等。这个运动在保卫80年8月以来的民主自由的行动上是十分团结的。但它也有本身的弱点。除了上文提过的区域性不平均之外，还要加上政治上的分歧、它的精神道德意义和镇压带来的打击。内部的分歧对过去两年的不同评价，明显地扩大了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可以从华沙出版的不同刊物见到。这些刊物之间的关系并不永远是像团结工会公开活动时那样友好。在警察镇压的环境下，大家之间存在一些猜疑。它们也参加了不同的组织新政党的计划。在国会通过工会法律之前数星期，警察加强了在工厂的行动。除了在8月31日之后拘捕了44人之外，警方还成功进行了一些行动，严重打击了工会，特别是拘捕了华沙的罗马索夫斯基和约20名MRKS的成员，和弗罗茨瓦夫的法西纽克和娜布达。在农村，团结农会似乎未能重组起来，农民会员严厉谴责其会长的叛卖。一些企图联络国家东南部、格但斯克和比德哥什的农民委员会的行动也失败了。整个地下社会与其它人民的联系又是怎样呢？毫无疑问，它受到人民极强的精神支持。但要分清楚所谓“情感上的支持”与“行动上的支持”。日常生活的困难及缺乏眼前的前景，扩阔了这个鸿沟。对代表了80年8月以来的民族尊严和价值的组织的精神支持，并未明显地自动转变为积极参与罢工和示威行动。这类情况的迹象长期以来便困扰着团结工会的领袖。在8月31日的示威中，不同地区的大企业的工人的参与是不平均的。在华沙，估计华沙钢铁厂、乌苏斯等大工厂之中，有约5％的工人到来参加示威。一些领袖认为这是一个失败。此外，更多的工厂的刊物呼吁工人缴交会费。来自一些地区的统计指出缴费者数目减少，有时达到50％。不少企业的活跃份子强调不同车间的不同战斗性和发动罢工的更大困难，因为其后一定出现解雇的情况。他们并没有作出肯定的结论，只是说局势变得不稳定和动荡。人们觉得疲倦，一些变得消极，但这些都可以很快转变。没有人可以判断，国会取缔团结工会会引来怎样的自发性反应。但无论如何，这些分歧也反映出一些更深刻的政治、社会现象，可能构成地下工会与广大工人群众分离的开始。地下组织战士被本身的安全问题和与政权的斗争困扰着，而工厂里的工人干部面对工人阶级的日常存在的问题；前者的历程更多是精神上和理想化的，后者却是更实际的问题（工资、工作组织、安全、就业等），这些都可构成两者的分离。正当一些人走向激进化，其它人却为更长久的斗争作准备，并对上述的消极迹象更敏感。他们更觉得团结工会在12月前的正统工会工作的成绩是负面的。地下工会的抽象式辩论，更加深了这个分化。明显的例子是关于总罢工的辩论；辩论结果走到死巷中。人们谈论各种手段，却没有真正考虑目的。很少辩论提到应该与政权谈判什么，应该拒绝谈判什么；也不讨论全国的和解是否一个实际可行的目标，或是要准备其它更激进的方案。保泽克与罗马索夫斯基的分歧只在于策略上。后者的立场是“前卫式”的：有人要战斗，其他人则没有那么坚决。让要战斗的人投入斗争，作出榜样，最后会将社会动员起来，正如80年8月一样；因此，地下运动必须有坚强的组织。保泽克却不同意脱离沉默的大多数。他认为多数人的要求和行动的可能性是更有效的；因此，不要作出逾越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行动。最近几星期出现了另一个歧见，是由接近华沙领导层的专家倡议的。他们提出“地下社会”的建议。在7月28日发表的纲领声明中，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成立地下社会作为一个目标：“这个运动将会负责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层面，包括所有组织、所有地区、城市和农村。……我们必须向社会显示独立存在的力量。”很多活跃份子和独立刊物的文章都将这个建议联系到与官方政治组织完全隔绝的想法，认为它基本是要走一条什么都杯葛的精神道路。除非迅速推翻政权，否则这个态度是自欺的，而且更会使反抗运动逐步自己孤立于人民。形势的总结总结来说，国会取缔团结工会前的形势，地下运动虽然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仍然是受削弱了。除了地下运动本身缺乏明确的前瞻之外，人民被12月的挫败和经济危机影响而受到打击，也是原因之一。警察在9月和10月的行动也破坏了它的组织。军政府选择了这个时刻作出攻击，是希望利用普遍的疲倦，严重挫败独立工会，从而可以放手建立梦想中的新政治制度。国会取缔工会的行动所造成的双方力量对抗，结果仍未明朗。它取决于团结工会、教会和政权之间的复杂政治活动，同时也受国际上有利和不利于工会运动的压力的影响。1、取缔工会的行动正面袭击了波兰工人的最深切的希望。因而他们的反抗是直接的。这不再是庆祝某个周年日子或是保卫某些要求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数百万男女的生存意义的问题。全国临时联络委员会将对抗日子定为11月10日，希望有足够时间准备一个团结和有效的反击。它能否克服这几个月来显示的不平均的战斗性呢？它能否避免零星的斗争呢？这无疑是地下运动的领袖对10月11日波罗的海海岸爆发的罢工的忧虑。但波兰工人的勇气和决心已多次令观察家惊讶。2、教会的态度也是具决定性的。当初它相信对话的可能性，但其立场已逐渐强硬起来。现在教会完全站在工会方面。但它会否在即将来临的对抗中跟随工会呢？我接触的所有接近主教的人都强调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认为短期内没有解决方法，必须尝试与政权共同存在，对抗将会是灾难性的。众主教甚至梵蒂冈可能会再担任调停的。但这足以避免事态的恶化吗？3、最后还要考虑军政府本身的决心。我们见到它的政治和经济手段的弱点。它只剩下武力。如果工人反抗不退却下来，它是否有足够的坚固基础继续血腥的对抗呢？很多观察家，包括团结工会的专家，都认为它有这个条件。他们估计军政府和克里姆林宫会坚持到底。而军政府亦明显地将它的政治前途放到这个对抗上。1982年10月[小点节译自法国《出路》杂志82年11月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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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事件在南斯拉夫的反响（韦娜译者：黎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事件在南斯拉夫的反响韦娜译者：黎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2月第九卷第十二期（总第72期）“我们出席了团结工会大会，以此表达了我们支持所有寻求解决该国目前困难而作出努力的社会主义及进步力量。”南斯拉夫工会联盟这样总结它派遣代表团出席团结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虽然东欧国家所有“工会”都被邀出席，但只有南斯拉夫工会作出了反应，因此它的出席引人注目。而且，南国人民对于波兰80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所知甚详。当南国经济也不大顺利之时，强调邻国情况更坏，以及指出波兰人民要如此费力争取的（例如罢工权利）南国人民却已能享有，对官方来说是有利的。当然，在南斯拉夫，罢工权利仍未正式成为合法权利，但70年代以来，政府内许多人已接受它作为安全活塞的作用，作为对工人的自治权利得不到实行的弥补。在一个权力非常分散的制度下，地方性的罢工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它们没有在官僚集中计划制度社会的爆炸动力。当局甚至鼓励工会研究罢工问题，工会间中竟也会支持一些罢工。但这并不是说南斯拉夫的工会是保卫工人权益的真正工具。在60年代末，当市场规律更为扩大时，工会倾向于脱离党和国家的监管，但70年代工会再受控制，其作用被确定为南共目标方针的传送带。于是，工会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也只限于适应南共领导层的国际外交政策，以及领导层对波兰例子可能在南国工人人民中间产生的冲击的惧怕。对于波兰工人发出的“向东欧工人的呼吁”（呼吁东欧工人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南共只能加以排拒，原因有二：国际外交考虑及国内传染危险。南斯拉夫工会对波兰工人的呼吁，作出了以下的回答：“人人都知道南斯拉夫工会联盟一直一贯和有力地保卫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在没有外界干预下自己决定本国工会运动的形式、作用和任务的权力……我们反对所有干预，因此同样反对这个呼吁。”12月13日前波兰斗争的冲击南国官方媒介反映了对团结工会的同情。有关团结工会大会的新闻报导在电视黄金时间播放，调子明显地是同情的。不过，这种同情有几种制衡观念在后：对教会及其在工会内的影响不予信任；惧怕波兰国内的斗争会导致国际均衡受挑战，从而危及南斯拉夫的地位。因此，波兰工人向东欧工人作出的呼吁，被视为善意但不负责任。南斯拉夫当局对于战争状态、逮捕行动、施加在工人身上的暴力等，都加以谴责。传播媒介发表了南共领袖的声明，非常明确地拒绝接受雅鲁泽斯基的辩护词和他对团结工会活动的“反革命”指责等。举例来说，在1981年12月20日，斯洛文尼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书记石定在贝尔格莱德最主要的报纸《新闻周报》上谈论波兰事件：“波兰工人阶级曾三次激烈反抗：1956年，1970年，和今天……在头两次，波兰工人阶级接受了党的纲领，作为解决危机的出路。党本身也对过往的做法作出了自我批评，并应允在社会上实行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党背叛了它自己的允诺。官僚畸形现象和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标准被歪曲的情况重新确立。这就引发了今日的事件。今天，工人阶级本身采取了主动。”《新闻周刊》81年12月27日的社论说：“当工人的要求要用如此大的武力和镇压排拒时，这是怎样一个社会主义模式？”首都的党机关报《共产主义者周报》在81年12月18日评论说：“军事行动往往标志了某一政策的失败。”当然，南共也批评了团结工会的“极端主义者”，但并没有抨击整个运动的意义或为战争状态辩护。然而，尽管南共当局采取了这个官方立场，它却不容忍南斯拉夫人民积极进行的自发的支持团结工会的行动。于是，波兰问题成为国内政治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故然，到今天为止作出了反对军管最强烈抗议的人是知识分子，但波兰事件的回响并未停止：——在12月，有几个请愿者，谴责波兰军事状态，要求雅鲁泽斯基释放政治犯。一些学生示威被禁止和镇压。一些请愿者被当局问话，然后家中被搜。他们许多人被警告：“南斯拉夫政府已对波兰事件表示了态度。公民任何其它行动都不会被容忍。”（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25名知识分子写了一封抗议信给塞尔维亚国民议会，抗议当局的干扰镇压，这个抗议行动得到斯洛文尼亚区卢布尔雅那市112名知识分子和克罗地亚区萨格勒布市199人签名支持。“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发表言论的自由是否被禁止？如果是，那么法律根据是什么，是何人何时订出来的法律？在这个城市，有谁有权力（而且是什么权力）决定是让几百人签名写信给雅鲁泽斯基和团结工会，还是将这些人加以镇压？……因此，我们要求作出上述镇压的人要被找出来，个别指名，并被检控，控罪是侵犯人权，侵犯自治权，侵犯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要求国民议会防止以后有同类事件发生。”（见《我们的路向》，82年3月）同类的抗议信在不同时间纷纷递交给南共当局，并附上上述指控当局的请愿信。——到82年7月，浪潮又重新掀起。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大会”上，有人张开了支持团结工会的横幅，警察强暴地逮捕了8名学生，判以40至50天监禁。——（学生报）发表了一份团结工会内部辩论的文集，里面收有库伦、保泽克、古鲁斯基等的书信，此外又发表了有关支持巴解大会上学生被捕的消息。它强调说南共6月召开的大会是反对波兰军管状态的。——到8月初，在同一地点，发生了支持团结工会及要求释放被囚南斯拉夫学生的示威。政府再进行逮捕和监禁（监禁时期较短），被捕者包括主办著名被禁杂志《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达廸（TADIC）和波博夫（POPOV）的儿子。——抗议事件日渐增加。由于最近一次逮捕行动发生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大会上，因此抗议者的论据就更为有力。他们问：为什么在一个官方政策是不结盟的国家，人民获准抗议一个集团内的军事独裁政权，同样抗议另一集团时却受到惩罚……许多人就这个主题写公开信去报刊。在重大经济危机时期，当南共大会召开了却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时，越来越多人怀疑自治制度无法成功运转的主要原因，是否就是与南共内部和南斯拉夫社会上缺乏政治民主有关。人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在党内正引起非常紧张的辩论。波兰事件成为铁托死后国内有关民主自由的争战的首轮试验。国家机器有一部份表现了惊惶，是因为恐怕这些斗争会与社会不满相结合——严重的失业和政府的紧缩政策，使南斯拉夫几十年来首次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满因此日增。（黎思译自《国际观点》82年10月18日） |
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按：本呼吁书是波兰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9日发表的，由下列工会领袖签署：保泽克BUJAK（华沙）、李斯LIS（格但斯克）、夏德克HARDEK（卡高夫）和比诺斯BEDNORZ（他代替10月5日被捕的法西纽克FRASYNIUK（弗罗茨瓦夫）。小点译自10月10日法国《世界报》）解散波兰所有工会是文明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行动。通过这个行动，“军事救国委员会”承认了遭到失败。“军事救国委员会”并没有成功摧毁工会运动，它收买一些工会领袖的企图也没有结果。在十个月的军法统治中，工人团结地显示了他们反对军事政权。被委任的国会没有抗议便接受了“军事救国委员会”的成立，后者的存在是违反人民波兰的宪法的。国会又认许了国家委员会实施军事统治的非法法令。它现在还胆敢违反它的选民的意愿，解散了包括90％波兰成年市民的工会，它因此自动剥夺了自己的社会职权。独立自管的工会，团结工会，只能以它的会员的意愿解散。我们的组织继续存在和为创造一个自管共和国而继续活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呼吁工会所有会员、所有工人和所有工会，杯葛新的门面工会；以拒绝参加这些工会的行动，作为全民投票。全国通过它表示反对镇压政策、反对禁锢人民、社会惨况的加深、和卅七年来灾难式的社会和经济政策。不杯葛新的工会，是相等于背叛独立工会运动的理想。这个全民投票将是人民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而政府将没有办法伪造结果。11月10日，团结工会注册两周年的日子，将会是抗议的一天。我们呼吁所有工人，无论属于什么工会，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抗议法律被破坏和这个灾难。在11月10日早上一时起，我们将会发动一个四小时的抗议性罢工。这个罢工必须在领袖不露面的形式下组织起来。在所有企业、车间和部门里，必须组织一个秘密委员会以筹备11月10日的抗议性罢工。这次抗议行动的发展将指示工会未来战略的方向。“团结工会存在，并继续存在，无论别人喜欢与否”（华里沙在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的发言）。图：保泽克 |
团结工会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1982年10月8日，波兰军政府终于经由国会通过将团结工会列为非法，并同时取缔了团结农会。对于一些对波兰官僚与团结工会和解抱有幻想的人来说，这代表了幻想的破灭。但事实上，波兰今年8月以来的事态发展，显示了这只是波兰官僚面对团结工会基层运动的压力而发动全面进攻的一个环节。继8月3工日团结工会支持者在波兰56个城市发动大规模示威之后，数以千计的工人在军管进入第十个月的那天，再次走到街上示威。在卡高夫市郊的新胡塔镇，工人从全国最大的工厂——列宁钢铁厂——列队操到镇中心。在弗罗茨瓦夫，军警受到四周围的示威者袭击。波兰群众这些行动，表明了他们支持团结工会、拒绝接受官僚军事独裁政权、争取撤除军管和决心夺回80年8月的成果。军政府实施军管九个月之后，局势并没有像他们希望的平静下来。国家经济情况的继续恶化，只会加强工人阶级斗争的决心。面对着不肯妥协的团结工会、团结农会和它们所代表的全国绝大多数工农群众，波共军政府除了加强血腥镇压之外，别无他法。在全国对抗的阴影下，波兰和苏联官僚只有作出准备，抢先实行一连串的镇压行动。超过二千人因为散发传单、参加罢工或示威而被军政府判以四、五年以至十年监禁。数以千计的工人由于怠工、支持团结工会和支持被迫害的同伴而被开除。已经被捕的前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被控“阴谋以武力推翻波兰人民政府”的罪名。团结工会一些著名领袖被迫害：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告鲁夫斯基被判监三年半；罗马索夫斯基，团结工会地下区际联络委员及华沙团结工会电台负责人，在9月被捕；安娜·华伦天奴维兹，80年8月格但斯克罢工领袖之一，被判受强迫精神病治疗。在10月5日，团结工会地下全国联络委员会四名领袖之一的法西纽克被政府拘捕。他不但是全国地下抵抗运动之中最著名的领袖之一，还是这些领袖之中政治立场最具战斗性、对工会前景问题有最明确的意见，主张必须准备总罢工的一位。他的被捕令工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到了10月8日，作为这一连串镇压行动的一个界碑，波兰国会通过法令，正式将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列为非法，并立法订定新的“工会”的活动范围。波共这个行动，标志了军管以来十个月的政策的完结。自从军管以后，为了分裂和摧毁工会运动，波共企图收买团结工会著名领袖，和散布“全国和解”的烟幕，希望争取到最低限度的社会支持。虽然它得到教会在这方面的协助，包括鼓吹党、教会和工会三大力量和解等言论，但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8月以来的群众动员，便是这个失败的最有力证明。正因为工会仍然受到人民普遍的支持，波共迫于要采取更直接的镇压行动。正如去年12月13日一样，在官僚与工会运动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官僚在进行政变时是不会犹疑的，当然更从来不会抱有与团结工会运动和平共存的幻想了。工会的反击面对波共官僚的全面进攻，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立即呼吁杯葛“新的门面工会”，又呼吁所有工人，无论属于那个工会，在11月10日，团结工会80年正式注册的两周年纪念日子，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抗议行动，并宣布当日由上午十时起进行四小时全国性抗议罢工。它更强调这个抗议行动的发展将指示工会未来战略的方向。（见同期《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呼吁》）格但斯克列宁船厂的工人及其它很多城市的群众更迅速地组织起来，立即投入抗议行动中。10月11日星期一，列宁船厂的早班工人全体放下工作，进行了八小时罢工。星期二，船厂又再进行了八小时罢工。波罗的海海岸其它城市据报也爆发了罢工，特别是格丁尼亚、什切青和哥沙连市。军政府立即将海岸地区的电话联系中断，阻止罢工的消息蔓延，又在星期三宣布军事接管列宁船厂，威胁以军法处置罢工工人。在政权的强力镇压之下，列宁船厂的罢工被迫停止。但市内的气氛仍然十分紧张。另一方面，列宁钢铁厂所在地的新胡塔镇爆发了街头示威，并演变成与警察对抗。一名年青工人在10月13日的骚乱中被警察在近距离枪杀。虽然政权其后加强镇压，骚乱仍然持续了几天。到了10月20日，超过一万人参加了该工人的葬礼。送殡队伍持着团结工会横额，作出Ｖ字胜利手势，并没有理会在旁严密戒备的军警。工运的前景工人的自发性抗议行动，在波兰军政府的武力镇压下，暂时地被压抑下来了。但客观的条件仍然存在。因此，团结工会地下组织的全国性有组织的行动，是显得更为重要和必需。但工会如果要成功地组织力量、抵抗官僚的全面进攻，必须首先创造主观条件。条件之一是消除对官僚的最后幻想，特别是当群众已用行动表示扬弃波共军政府，而声称代表无产阶级的波共政权又公然取缔无产阶级的自发组织的时候。保持任何与政权妥协的幻想，是重组工会力量的一大障碍。团结工会因此亦需要摆脱教会散播三方面和解的影响。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排除苏联的阴影。这个阴影影响到工会成立以来一直实行自我约束，令工会不能放手带领群众运动；相反地，它只在受到基层的压力下才向前走，而这个压力的来源是由无产阶级与波兰及整个苏联官僚层的矛盾产生的。工会运动一定要面对整个官僚层，任何动摇波兰官僚而避免影响苏联的企图，都只能是幻想而已。正面地面对整个斯大林官僚层，认清对手，才能将政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波兰工运的前景有赖于团结工会能否总结经验，坚持地组织基层，提出自管的要求，策划总罢工，向真正夺取政治权力走出自信的一步。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在10月20日发表新的呼吁，将11月10日的四小时全国大罢工扩大为八小时和举行大规模街头抗议，并在12月13日至17日举行“抗议周”以反对波兰实行军管一周年。文件更号召准备在明年春天开始无限期总罢工。激起80年夏天工会运动的客观条件，在今天是更加成熟了。波兰工会运动面对官僚的全面进攻，能否重组力量和作出胜利的反攻，视乎它能否克服主观上的弱点。而国际工人运动在思想上的帮助和实际的支持行动，也是波兰政治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法国工会10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二万人示威是一个例子。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包括苏联、东欧和中国的工人运动，都必须组织起来，给予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最大的支持。82年10月24日 |
团结工会与自管（庄义保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与自管庄义保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虽然团结工会是独立和实行内部自管（SELF-MANAGEMENT）的，但它并没有从一开始就把自管的要求包括在纲领之中。从八○年八月列宁船坞工人的二十一点要求到八一年十月的自治共和国纲领为止，要经过多月的斗争、经济危机和讨论，才令这个运动充分接纳这个政治和经济民主的公式。长期以来，对承担经济管理责任的保留的态度，使团结工会和这个工作割离开来。但自从八一年春天以来，当它将自管作为中心要求的时候开始，它便对自管问题作出重要的贡献。它吸收了以往运动的错误的教训。比起波兰在五六年工人议会（WORKERS’COUNCILS）经验和捷克在六八年冬天的自管运动来说，团结工会的贡献更为丰富：它的制度性提议更为激进；它的斗争首次被视为一个政治战略的整体部份，即作为争取民主形式的政治权力的斗争。不幸地，共党军事机构造成的对抗，使团结工会没有时间将这个概念贯彻到底。但即使在今天，在雅鲁泽斯基独裁统治之下，它仍是持续的反抗运动的一个成果。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第一个独立工会为什么会走上争取自管的斗争道路？这个想法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个要求对首十六个月的革命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们在本文中要提出的问题。最初几个月的保留态度从一开始，在八○年八月卅一日签订的格但斯克协议便企图在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上保持平衡。一方面，新的工会被定为监管的机构：它的“目的是保卫工人的社会和物质利益，而不是扮演政党的角色。……目标是保证工人有必需的手段来决定、表达和保卫他们的利益。”（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二段）另一方面，它的权力却远超过纯粹的监管：“新的工会应该能够参与制订影响工人生活条件的决定：包括国民收入在消费和积累方面的分配、社会消费基金（卫生、教育、文化）的分配、工资政策——特别是工资随通货膨胀自动增加、长期的经济计划、投资的方向、价格政策等。政府承诺保证实现这些功能的条件。”（格但斯克协议第一条第五段）对于团结工会的始创者来说，“独立”和“监管”隐含着对政府将采取的经济政策不负任何责任的意思；而工会参加作出决定，是为了影响结果，因此工会或多或少要负一些责任。在签订八月协议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人（七成）认为这个制度应该能迅速改善波兰工人的生活。但事实在几个月之后显示得很清楚：政府并没有执行协议，它并没有采取任何重要的经济改革，而工人的生活条件每天都变得更差。工会份子处在人民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当权者不能（或不愿）采取任何真正经济调整的夹缝之中，这种情况被迫地反映在工会份子的政治和经济行动中。除非人们订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不同的劳工管理方式，否则当政府谈论国民总收入下降时，人们又怎能保卫星期六休息的权利呢？如果不质疑整个农业政策，又怎能支持农民的要求？由于在这种利害关系和要求的性质之下，操纵和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便要扩展为对政府政策的全面挑战和作出改革建议。关于自管的辩论就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开展的。困难是有的。不少人采取保留的态度；从最近历史经验的多种因素去考虑，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有五六年十月成立的工人议会的遭遇；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CONFERENCESOFWORKERS’AUTONOMY）的法律，将它们削弱成为党的工具，成为“委任名单”制度下的输送带。而且，从七八年起，这些“工人自治大会”的主席位置自动保留给厂内的党书记。因此，对“自管”这个名词是有一些不愉快回忆的。所以，在八○年秋天成立工会，是一件微妙的事。我们要记得，要经过工厂和全国的多个星期的斗争之后，工会才在十一月十一日获得承认和注册。虽然有很大热情和动员，工会的内部组织是繁冗的，这是由工会与政权之间的不断紧张关系造成。很多任务会活跃份子认为这个组织太弱，不能肩负真正的全国责任。最后，人民还不信任经济参与；他们从旧的工会的经验中感到经济参与即等于贪污。人民恐怕一旦团结工会在工厂或全国负起责任，它便会被束缚着，要共同处理危机。他们没有信心。华沙一个主要的代表在十月表示：“人们现在向我们呼吁共同管理和共同承担责任。我们已在旧工会中见到这代表什么。我们不想通过参与而掩饰领导层的错误。……团结工会与当权者之间缺乏信任是一个事实。……我们需要的是制度化的保证；我们一定要确保诚实和能干的个人能够对抗那些愚蠢和不诚实的人。”工会份子这种敌视态度，并不意味他们不清楚危机的程度。从十月和十一月起，很多呼声坚持必须对整个问题采取立场。在十月，全国委员会的一个专家马索域奇在华沙宣称：“工会一定要对国家的普遍事务发表意见，例如在计划、分配消费预算等。工会现在才刚开始运行，它一定要为这个任务作好准备。”因此，可以见到不同的人向不同的方向走。一些专家特别提出将监管制度化。十一月四日，告鲁斯基神父在格但斯克一个研讨会上提议工会应参加统计学院、价格委员会和计划改革的工作。另外一些人选择重建一个真正的自管制度。在八○年十月的一篇文章中，高秦斯基要求：“认真进行经济上的非官僚化，减少官僚在经济决定上的影响力……恢复自从五六年便存在我们心中的工人自管的思想。但是，要它发生，便需要废除一九五八年关于‘工人自治大会’的法律。”然而，高秦斯基并没有说明这种自治的内容。另一方面，从十月开始，在格但斯克出现更详细的工会计划；但这份由库伦写的计划并没有被用作未来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尽早在每间工厂选出自管委员会，要成为独立于工会和所有控制的工人代表组织，正如战后初期一样。选举应该基于按比例的代表……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将包括管理社会基金（假期、营舍等）、房屋基金、控制互助存款和贷款，和所有在劳动法例内订定的权力。”这些工作都是有限的，并没有触及工作间内的经济权力和管理的问题。不过，这个提议仍然是有利于推广民主选举工人代表的思想。它的内容被格但斯克厂际委员会的时事委员会接纳为选举委员会的方法。因此，工会在成立之初的几个月中，对自管采取了一定的保留态度。十月和十一月在罗兹市的一些车间经验只是局部的。而在圣诞节，当政府决定实行肉类配给时，团结工会以最传统的工人监管方式作出反应。（正如工会华沙区领袖保泽克说：“我们还未强大到可以委任我们选择的企业领导，但我们已强大到可以将不喜欢的厂长赶走。”）对经济危机的反应这个情况一直到八一年三、四月才开始改变。很多工会支部改变了态度。自管委员会在车间内涌现，有系统的发展开始冒出头来。造成这个突变，是有几个原因的：首先是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而且达到灾难性的程度。工业和农业生产危险地下降，内部市场日趋败坏。四月一日的扩大配给制度只是稍为改善了情况；配给券照常地只是局部收效。经济机构的无组织、不同派系之间的不断斗争，还加上了贪污，令整个配给制度成为一幕闹剧。团结工会因此面对一个选择：或是完全避开经济问题，冒着被人民因责备而背弃的可能，或是承担这个任务，但因此便必须寻找方法避免上文提及的危险。要走出这个困境，便需要找到一个民主管理经济的方式，让工人充份明白事情的真相，以致能保卫他们的想法和影响最后的决定。政府本身的提议，也促使了工会改变看问题的方法。政府在八○年十二月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管的法案。波共党又不停地指责团结工会不负责任。它的最终含义是：所有波兰人必须携手合作（和勒紧肚皮），将国家驶离灾难，而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党——提议真正的自管。但是，工会领袖十分明白这个法案目的只是恢复破了产的“工人自治大会”。因此他们被迫改进本身的提议。最后，团结工会的支部在车间内面对这个问题：管理阶层当初企图阻碍工会的成立，现在却寻求将它结合在共同管理企业的工作。管理层提议工会应该取代仍有的“工人自治大会”或是成立新的“更民主”的组织。工会活跃份子必须知道怎样对付每一个提议。工会的社会研究中心在八一年三月初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了这时期的倾向。接受调查者全部是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调查包括了178间工厂，有47％仍存在“工人自治大会”。工会究竟作出什么反应呢？工会通常是不参与这些“自治大会”的；即使有，在11％中，工会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有8％是为了通过计划而参与的。面对这个制度上的空白，人们更加感觉需要新的自管组织。这正是占了调查结果68％的提议。由谁主动提议呢？68％说由团结工会，43％说由管理阶层，18％说由旧的工会支部、7％说由当地的党组织，13％说由没有组织的工人（总和超过100％，因为有些说由几个组织同时提议）。我们可以见到，工会活跃份子的日常经验使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立场。至于他们认为新的自管有什么用处呢？下列图表由不同规模的工厂给予各自的答案：认为自管者工厂工人数目必须无用无答案0—30082％18％0％300—100093％4％3％1000以上95％4％1％调查亦显示在直接生产性的工厂内，94％被访者认为自管是必须的。这个数字在非生产性的工厂内则下降了10％。至于自管组织的工作范围是什么呢？意见是纷纭的。问卷要求被访者在下列三个选择中选一个：自管议会应该“作决定”、应该“表示意见”、“不必理会”。下列是被访者认为自管议会有能力“作出决定”的答案百分比：选择厂长、分配利润（用作工资或投资）占75％；获取资料占74％；管理工人占68％；订定工厂的计划占64％；决定工资占60％；决定奖金占61％。下列是认为自管议会要“表示意见”的比率：提名管工占44％；组织工作占49％；监管存货占50男；投资事项占50％。最后，认为“不必理会”的事情只有一样：分配假期券（37％）。但是，问卷调查者认为这些结果似乎显示被访者仍未能清楚区别自管组织和工会的决定权力。因此，即使问卷不能被视为代表当时整个波兰工人阶级，但仍显示了对自管态度的某些改变。问卷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清楚地表示了这点：68％被访者认为团结工会应该立刻开始建立工人自管机构；13％认为这些组织一旦成立后，团结工会应该扮演一定的角色；4％认为工会不应该理会自管，只有二人（1％）认为工会应该反对这个计划（其他人没有意见）。“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在团结工会内部成立讨论经济改革和自管的机构，这个新的觉醒在八一年春天具体化。三月十七日，在格但斯克船厂和热舒夫公共运输的活跃份子的倡议下，成立了将全国十七间最大的企业的代表聚在一起的“大企业联络网”，每省成立一个联络网。（这些企业包括格但斯克的列宁船厂、什切青的华斯基船厂、卡托维兹的胡亦克矿厂、波兹南的切盖尔斯基工厂、华沙的乌苏斯拖拉机厂等。）对全国整体生产制度的关系，和企业内的工会会员数量成为企业被选为联络网的双重基础。代表们每月聚集一、两次（华里沙参加了在四月十四、十五日的会议），目的是“鼓励成立车间自管委员会，以作为导向改革全国经济的基础。创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这点亦写在联络网的纲领之内。每个提议都受到二十万八千个团结工会活跃份子的支持，令联络网成为工会内一个真正的咨询组织。”属于联络网的企业可以在省区成立相似的机构，与国会议员或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举行会议、和研究不同的改革计划。它们亦可以“在地区或全国发生危机的时候采取行动”。联络网“不是工会的权力机构之一。它只是一个咨询性的结构。它本身没有执行机构（例如主席团），而只能向全国委员会提议各种计划。”工会全国委员会在五月二十八日通过一项决议，承认它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咨询机构，专责有关社会经济改革的工作。”对于联络网的创建者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满意的公式！在六月一日波兹南的会议上，“大部份参加者认为这个决议并没有保证由联络网完成的计划，会作为与政府讨论的基础。”实际上，当这类会议继续下去，工会内普遍的情绪转变便保证了这些计划会被用作参考的基点。在六月十九日，全国委员会主席团采纳了联络网的立场，发表一份（批评政府法案）公报。值得强调的是，这个公报成为工会在自管问题上基本转变的信号；这个转变后来在全国委员会的七月全体会议中得到证实。从那天起，争取自管的要求成为团结工会的纲领中心。反映这个主题的另一个神经枢纽在八一年七月出现了；它来自上年秋罗兹和卢布连的车间开始实行自管的试验。它们与联络网有维持接触。在七月十二和十三日，在卢布连举行了一次区际会议；参加者包括自管筹委会、工人议会、区领导层，团结工会的企业委员会等。主题是工人自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自管委员会区际合作工作团体”，亦称为“卢布连团体”。它的任务是发动一次委员会代表的全国性会议和协调区际联络。它通过了一个实时的行动纲领，支持及散发联络网的成立文件。这个团体的目标较联络网更有实质。它从“必须向工人自管组织订定一个短期行动的整体计划”开始，因为“除非一些先决条件能够实现，否则在下一个月内，自管组织是不能接收管理各企业的。”这些条件包括由国会通过法律，成立紧密的区际联系，和成立一个全国资料中心。虽然联络网和卢布连团体似乎是相辅的，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合作却十分困难。由于不同背景和经验，造成的一连串分歧，使两者逐渐变成互相竞争的政治轴心。在团结工会大会和其后几个月之中，这变得尤其明显。但如果将工会内发生的辩论简化为它们之间的对抗，则是错误的。各式迥然不同的立场曾经涌现。为了方便，我们将它们归纳为这两类立场；但是，不要忘记每个轴心之内其实存在着每种立场。自管观念的分歧内容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大会采纳的纲领，只是局限在普遍的公式上，并没有明白提及由联络网完成的国会议案和法律规例。工会的自管计划可以从下列三个主要问题研究出来：关于社会企业的提议，这是所有讨论都提及的提议；在委员会、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合作；和上述种种与中央政治权力的关系。以下是逐点研究：甲、社会企业被工会迅速接纳的联络网，综合在八一年九月发表的六十三条条文的一份议案内。其中，社会企业被定为国家经济的基本单位。在生产手段中取消私人财产的问题并没有提及。相反，它提议从“国家化”转去“社会化”。要做到这样，社会企业以自决的形式、以经济计算为基础，管理自己的业务。它被赋与法定人的地位掌管所有雇员。后者管理国民财富之中给他们托管的一部份，通过他们本身的自管组织加以运用。”（第一条）“这些自管组织的成员向选举他们的人负责。”（第十条第三段）“全体自管雇员可以处理企业的财产，决定它的活动和发展的总路线，和决定怎样分配利润。”（第十条第五段）这三条广义条文与波共党所捍卫的和国会在九月通过的想法直接对峙。后者认为雇员和他们的自管组织只有“权利和义务”对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分歧立即涌现：对团结工会来说，自管议会是企业内的权力机构，但在政府看来，它只是咨询机构。当我们研究联络网给予委员会的权力时，这便变得更明显了。自管议会将由“一次平等、直接和秘密的总投票”选任，任期为四年。“企业内每个雇员都有权投票”，但“只有在企业内任职超过两年的人才有权被选。这个条文不适用于新的企业”。除了第一个特点——代表性——之外，还有第二个特点：独立性。议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政党、工会和企业行政人员。企业内最重要的管理人员（厂长、会计师、人事部经理等）及担任“社会和政治组织领导职位”的人都不能被选入自管委员会。”（第十六条）这个原则与党的“名单委任”制度对立。根据党这个制度，管理人员和旧有的“工人自治大会”的成员向地方的党领袖负责，而不是向选民负责。至于团结工会的原则的目标，在工会纲领的第一条论题表现出来：“压止专权的经济权力集中在党机构和官僚的手中。构成这种传达命令的经济组织架构必须被解散。将经济行政权力与政治权力分开来，是不可或缺的”。因此这个议案的一个主要条文，是给予议会权力去选任和解雇工厂的厂长（第四十二条）。厂长的职能被削减为“执行自管组织的决定”（第三十六条）。他负责“企业的日常管理”（第三十七条）。他仍可以有权否决议会的决定，“当决定违反了法律的时候”（第四十一条）。虽然国会在八一年秋天企图调和，但这些条文仍表现了团结工会与波共党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些条文比五六年通过的关于工人议会的法律更为激进。当时的法律将自管结构的权力局限为厂长的顾问而已。讽刺的是，波共党现在保卫的立场接近五六年的立场，而团结工会却远远走在前面了。超越五六年的另一个大创新，是对[工人]议会和工会的清楚划分。工会的工作是保卫工人作为生产者的利益，而议会代表了人民作为雇主的愿望。议会决定了企业的整个经济策略：组织、计划、分配利润、合作、选择管理人员、监督工作、商业合约等（第十九条）。这些决定需有起码三分二会员在场，以多数票通过。（第二十五条）有时会需要与工会咨询：当决定直接影响“有关工会会务的问题时，企业委员会必须在投票作出决定前，容许工会发表符合工会和劳工法例的意见”（第五十八条）。乙、自管与合作假使团结工会活跃份子迅速同意社会企业的定义，另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未有答案：企业之间怎样协调各经济选择？这个问题在工会内有极端分歧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环绕几个主要论题：计划、市场和企业自治、议会之间的协调，政治制度。对计划问题，工会专家们犹疑在两个传统的波兰经济观点之间。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弹性和非中央化的计划与市场规律自由发挥的结合。这个想法由保盖伊和高秦斯基拥护并在工会大会中得到胜利。至于其它更服膺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例如告鲁斯基等，则认为自管企业和市场的独立性应该盖过其它。对于他们来说，计划将会局限在一些总指标而已。不管怎样，这个纯理论性的辩论一直都只限在专家们之间进行。只有在谈到有关改革的经济选择（价格、就业、投资等），它才能落实下来。但这些选择并没有在工会大会中作出。无论如何，在所有有关企业自治的社会影响的辩论的背后，都牵涉到这个总问题。这也是人们坚持工会与议会要互相独立的原因；团结工会主要领袖之一的莫扎鲁斯基，指出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经验：“甚至团结工会也需要独立于自管，这是为了令自管制度可以避免南斯拉夫不知怎样避免的危险。而且，这些社会性危险是官方针对联络网计划的唯一有理性的宣传攻击。他们的说法，基于联络网的提议会隐含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一个事实。得利于更佳的投资和拥有更现代化机器的企业将会在市场上取得很强大、近乎垄断性的地位。它们能够运用这些条件去满足它们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从而剥夺了那些从经济角度看来是弱小的企业和地区”。因此，太大的市场自由会扩大现在已经够大的社会不平等的危险。工会作为低下阶层的保卫者，将变得很重要；在它的纲领上，有关社会要求这点是很清楚的：它不容许失业、鲁莽的价格增加、和不平等现象。不过，这些原则却并非足够的保证。因此工会发展了一条制度化公式：“一个自管共和国”，以保障整个社会的自管制度。在经过长期的讨论之后，两个对立的立场仍然存在：联络网（它提供了工会大会通过的纲领的要点）和卢布连团体。双方都企图将企业自管、弹性的计划和政治权力的民主公式结合在一起。联络网的文献包含了整个经济结构（包括银行制度）。它首先提议大量削减行政结构、废除必须附属工业或联合工会的规定，和成立一个有弹性的计划架构。文献宣称：“计划本身并不是目的。相反地，它应该是对社会所有圈子的有利过程。社会通过它表现对国家前途的愿望。……应使计划减至最起码的，其它则让给控制的自然作用过程。……计划的社会化过程需要地方及中央自管企业的自治计划。……在中央，可以倡议计划和讨论基本的经济选择和优先的选择的场所应该是国会”。每个层面将会指导它范围内的事情，将其它工作留给别人。这个原则在卢布连团体的提议中也可见到。它是为了针对正在改组中的传统政治组织（人民议会、国会）。地区性自管会落在旧有的人民议会手中，而选举的方式将会改变。例如，议会的一半委员会由直接投票选出（席位的多少相等于人口的比例），而另一半会由地方上的委员组成，他们也应该是按比例直接投票的自由竞选者。国会会由同样方式选出代表，而不是由波共党控制的唯一名单内产生。在指导式的计划范围内，社会企业（或自由企业的联盟）与上述的政治架构的经济联系，会纯粹以经济工具——如税收、津贴或各种经济利益来实现。我们可以见到，这个指导式计划的原则，是从西欧顺手拈来的。唯一的分别——多大的分别啊！——是它并非基于由“良好的经理”管理的私有财产的企业，而是由工作的人们管理的社会企业。最后，整个计划质疑了波共党及其卫星机构在选举代表上的政治垄断。这个“细则”超越了简单的经济改革问题，提出了波兰革命的中心问题。第二个概念主要由卢布连团体成员拥护。它预见了在所有层面（地方、地区和全国）的自管议会的有弹性的协调。这些议会服从“从下而上”的计划。这个概念比较没有倾向制度化，而是基于工人监管和分配生产，及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八一年八月六日在卢布连会议中提出的“工人议会十诫”，并没有试图梦想一个完美的自管制度的计划。他们订定了在地方、地区和全国水平建立自管的实际必需条件。例如，在车间里，“在未拥有被工人信赖和明白的资料之前，不要参加积极管理。要求管理阶层作出企业情况的报告，并由自己的专家审核。如果管理阶层忽视这个要求，则自己作出报告。如果增加生产意味着违反八○年八、九月的协议，或者工人议会对怎样运用企业的生产能力未能控制的话，不要鼓励工人增速生产”。还有：“在地区内组织一个自管合作的地区性委员会。记着：为脱离危机和成功地建立基于自管的经济改革，仅仅拥有一些仍在争取的良好法律是不足够的，一切完全倚靠你能否在企业内争取到所有工人认同自管的观念。记着：工人议会、团结工会和所有真正的自管组织的合作，是创立与国会和人民议会并列的第二经济议院（CHAMBER）（自管议院）的条件。这个议院将决定国家和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第二议院的提议是作为一个较谨慎的政治建议而提出的（避免了正式质疑波共党在国会的领导作用），它也更能代表自管运动。这个提议从在联络网的第一次会议开始已被提出来，但在波兹南的会议中被否决了。这个议院应该会团结到“自管组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消费者和环境保护联盟、人民议会和工会。在这个议院上面会有代表议院，代表了国家的政治利益。这个自管议会将会发挥中心媒介的作用。……它会成为全国生产手段的真正社会拥有者”；它会为全国作出计划和经济政策的主要选择。因此，团结工会内两个不同的提议，在提出不可避免的社会企业之间的合作问题时，亦同时提出了中央国家权力的战略性问题。丙、自管和权力若讨论自从团结工会大会以来有关自管的不同政治问题，即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工会发觉面对一个中央权力，后者日复一日拒绝扮演它假装要扮演的伙伴角色。国会在八一年九月通过的自管法律，无疑是代表了波共党从最初的提议的一定的退却，但它基本上仍然是与团结工会的计划相矛盾的。团结工会大会亦这样判断它。最后，面对着经济危机的恶化，每一场政治辩论都在党、教会和团结工会对如何达到国家团结的协议的政治辩论上，越来越两极化。随着雅鲁泽斯基将军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军事镇压，这个想法亦告终结。在这段期间内，团结工会的活跃份子和领袖辩论了一系列战略性的选择。本文所叙述的这两种概念演变成为两个紧密的倾向。它们支配了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讨论。支持联络网计划的人认为首先必须与政府和教会达成协议——如果需要的话，通过总罢工——，然后在法律和联络网的计划的基础上，开始经济改革和建立自管制度的过程。其他人（卢布连团体）则认为自管组织首先是“争取自管的斗争组织和监管生产的架构”。必须采取一种造成既成事实的政策。如果政府或波共党反对它，则人们必须组织积极罢工，即是一种人们继续工作，但在自管议会领导下的罢工。支持这个立场的人认为，通过这个方法形成的力量对比，会实现与政府的协议。“从一开始”便与它达成协议，只会是幻想。工会的全国领导层并没有足够时间在这两个倾向之中作出抉择。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领导层的大部份成员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晚的突袭中被捕了。（小点译自《东欧工人焦点》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1982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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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反对军管（译者：欧炀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南斯拉夫知识分子反对军管译者：欧炀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原编者按：南斯拉夫约有四百名知识分子签署了数封请愿书，指责雅鲁泽斯基将军进行军法统治。其中一份请愿信是在雅氏的行动之后几天，在贝尔格莱德学生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之间宣读的；约有一百五十人在会后署名。数日后，一场在波兰大使馆门前的示威在内政部部长拒绝发出批准的情形下如期进行。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到场。五十个警察等待着他们；结果事后有数人被警方提讯。]1、致华沙雅鲁泽斯基将军我们给现时代表着波兰人民的团结工会，表示全面的支持。我们强烈地抗议在你的命令下，波兰推行的军法统治。为了和平及民主波兰的重建的利益，我们要求立即终止军管，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2.、致救国军事委员会主席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席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雅鲁泽斯基将军你已经用军法统治来增强了官僚反革命的不名誉的军火库。你为了在欧洲及世界舆论面前掩饰你的行为而尽的努力，正好成为那行为本质的雄辩。你那对波兰人民的袭击，又再一次印证了：由于对真正的工人、知识分子及青年的自由和民主的运动心存恐惧和厌恨，篡权夺位的官僚，并不会落后于最好战的资本家反动者。布列日涅夫不能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日礼物了。我们强烈地谴责你对波兰人民的民主成就的残暴的袭击，我们要求立即终止紧急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禁者，以及承认自一九八零年八月赢取的一切民主权利。3、致波兰、波兰人民、独立的团结工会以及所有的政治和民主潮流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通过未经授权而宣布的军法，一个凶残的军事政权强加在波兰上面。此种严厉而欺诈性的误用军队来打击人民、其历史性的活生生的奋斗者，是史无前例的。从此波兰的民主活动和民族的对话都终止了。此举更扰乱了国际关系，又危害了欧洲以至世界整体的和平。我们向在受苦中的英雄的波兰人民，以及他们的为争民主和独立的奋斗致意。我们联合起其它受波兰的悲剧所震栗和摄动的人们一起要求：紧急和立即终止战时状态、释放所有被拘禁的波兰爱国者和民主派、终止所有干涉波兰事件的外力、急切重开同波兰的爱国和民主力量的对话及谈判、重新展开独立团结工会的工作。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
对波兰军管的反应（译者：欧炀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对波兰军管的反应译者：欧炀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南斯拉夫政府谴责了实施军法，只是措辞保留，强调波兰人民清理自己问题的需要。然而它却让非常尖锐的批评出现在报章和电视之中，以致波兰大使馆觉得有需要去抗议。（《时报》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八日）这里是一些：贝尔格莱德的《政治报》：“波兰人民所要的是民族自立、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和保卫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联盟的《博巴报》（BORBA）：“工人阶级的民主力量和工人先锋的基本斗争并非反对社会主义本身，而是针对官僚主义和教条地强加的模式。同时，斗争针对混水摸鱼的反革命，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若说那是次要的目的，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南国工会在（波兰）战时状态实施之后，对波兰工人阶级表示深切的关注。贝尔格莱德大学报《学生》：“波兰共产党以实施军法来承认其无能。该党对困难毫无准备，甚或实在并不想去应对。波兰工人阶级在五六、六八、七零、七六和八零年把问题提出来。该党似乎愿意改变它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唯一一次意念，就是在去年八月。那些去年踏入该国的人，亲眼见到波兰人民忘记了惧怕，而且坚决要求质的改变”。在隐喻“真正的社会主义”时，《学生》继续说：“波兰真实的乌托邦事实上就是真实的世界乌托邦。[救国军事]委员会可以摆脱人民吗？”萨格勒布市的双周刊《发动报》（START）：“团结工会冒出头来作为波兰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已是不争的事实；工人阶级信任它，庞大的多数认同它及它的斗争。所有那些视团结工会为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片面指责，亦即同时指责波兰工人阶级本身（即它整体的八成）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波兰工人阶级经历了多次试图和失望之后，明显地经已变得不易轻信人和要求坚实的保证，但是，他们还是准备接受对话和协议的。那些没有准备好的、那些对垄断和特权沮丧地及不老实地死抱着不放的人，只不过是国内外的保守份子而已。波兰工人阶级和绝大部份的人民，在为更好、更民主和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时，又一次面临这样的困难这一事实，保守份子是难辞其咎的……”贝市周刊《宁》（NIN）：“就是当时得令的政府也不怀疑，对其十二月十三日的行动最主要的抵抗力量，正是来自工人阶级这个事实。故此，有些帮助理解波兰事变本质的问题仍待解答：工人有可能是反革命吗？他们可能为损害自己阶级的基本利益而斗争吗？曾经无数次地运用这类武力和暴行来阻止工人参与的社会主义模式这问题，须得再次提出来。对这问题我们的意见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波兰军队此举的目的是要以一切代价来维持这种模式的旧貌，那么在长远来说，成功的希望即等如零。否则便违反了历史传递的基本讯息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欧炀刚译自《工人注视东欧》八二年春季号] |
苏联异议者给波兰工人的呼吁信（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苏联异议者给波兰工人的呼吁信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按：今年四月六日，苏联政府拘捕了十二名不出名的异议份子，并搜出几期《社会主义和前途》的地下刊物、予意大利共党的呼吁书和予波兰工人的呼吁书。被捕者面临七年苦工营和五年流放的刑罚。一直以来，苏联的异议运动大都停留在简单的人权和道德运动上，以一些知名的离心份子，如沙卡洛夫、索赞尼辛争取在国内的合法活动和外国的支持，造成与国内社会隔绝，对波兰的态度也只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同情，或是受苏联官方宣传造成的民族主义式的仇视：这些波兰人罢工，迫得我们要以食物供应他们，自己反而没有得吃。在苏联政府的镇压下，异议运动开始作出检讨。这一份呼吁书显示了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些转变，它开始走向国内群众运动、支持波兰工会运动去。呼吁书日期为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即波兰军管后一日，反应之迅速是有其意义的。此外，呼吁书没有署真姓名，也显示了其特殊之处。它与以往由知名人物署名的不同做法，除了部份反映了防止对苏联官方镇压的对策之外，还显示了一个新的政治态度和愿望。]亲爱的波兰同志、朋友和兄弟们：今天，正当你们国家经历着一段困难时期的时候，我们用这封信来表达对你们的钦佩和支持。对你们的支持，我们能够做的实在很微小：我们只能期望和相信你们。今天，在一年半的革命之后，波兰工人阶级在格但斯克签订的协议，和后来在工人斗争中巩固下来的胜利果实正在受到威胁。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当反动派遭遇到失败时，便会准备使用军事力量的：波兰现在被军事独裁的严重威胁笼罩着。朋友们，我们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一同在华沙和格但斯克的广场上、在卡托维兹和罗兹的工厂里、在囚禁着KOR社会主义者和团结工会领袖的监狱内。我们一同在这个地方；这里，整个民族在历史上首次对一个独裁政权、一个傀儡政权作出沉重一击。我们相信，工人能够以组织和团结的力量对抗刺刀和坦克。在匈牙利和智利发生的事，不能在波兰再次重现。我们信任波兰工人阶级，信任他们保卫胜利果实的能力。今天，你们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先锋，为了民主的社会主义而站在斗争前列。团结工会的挫败将会是全球进步力量的灾难。我们——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派，和所有苏联的诚实人仕，加入千千万万人的行列，期望你们胜利。我们重申荷山的预言：在俄国和波兰之间，再不会有边界。但欧洲知道波兰代表着什么：它是在不平等战争中被所有人遗弃的国家，它在战场上的血河中浮沉，目标是以一个民族来争取自由的果实。所有人都熟悉这个民族……人们能摧毁波兰，却不能令它屈服。——英雄的波兰工人万岁！——团结工会万岁！——民主社会主义万岁！——我们和你们的自由万岁！一群苏联异议者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小点译自《国际通讯》法文版七月廿六日第131号） |
捷克工人支援团结工会（译者：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捷克工人支援团结工会译者：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原编者按：下列各人由于散发下列的声明而受拘控：欣·温泽，二十五岁，已婚，有一子；约塞夫·温泽，二十岁；苏古，二十三岁，工人；杜慕华，二十三岁，文员；上述各人迄至二月五日时仍受拘禁。胡尔夫，三十岁，被控以颠覆罪，曾坐牢四年。]为保卫波兰工人而吶喊吧！表达你对迫害波兰境内的进步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异议吧！要明白波兰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要是在波兰恢复民主和工人权利的试图被摧毁了，整个东欧集团要复兴社会主义的希望就要被洗刷掉至许多年之后。必须明白，发生在波兰的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无产阶级向官僚的制度和剥削的革命进攻。波兰工人像我们在一九六八年的行动一样，为争取在自由国度里享有自由的生活而战。不要被政权盗用你的名义来支持波兰军政府。必须把以你们之名来支持雅鲁泽斯基的诳言公开地斥为谎言；让我们和那些自称领袖的人划分界线。自我作主地以一切方法来表达你对波兰无产阶级的革命努力的支持吧！要求解除军法及释放所有由绝大多数的波兰工人民主选择出来的工人领袖。让大家明白，对波兰工人的攻击，即是对所有工人的攻击——尤以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而言。每一个粉碎无产阶级的步骤——这个无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民权和自由、不能干预国家事务——就是强化共产国家内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步。共产党的显贵们，把无产阶级每一次真正的革命行动视为威胁了他们的垄断权力。真正由工人统治的前景确实威胁到他们。你不能够为了保护特权、利润和奢侈而默认镇压波兰革命。倘若波兰复兴的过程在一开始便受到摧毁，你也会尝到恶果——譬如在国际局势恶化和缓和结束的时候。支持团结工会！波兰工会领袖和其它被囚人士必须获得自由！打倒雅鲁泽斯基军事独裁！革命行动小组布拉格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曼译自《工人注视东欧》八二年春季号） |
七七宪章支援波兰人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七七宪章支援波兰人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下列声明是捷克对波兰事件的反响，文件来自巴拉克通讯社（PALACHPRESSAGENCY）。］1．捷克“七七宪章”人权运动，和全世界进步力量一起，参与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的“团结工会日”来表达对波兰工人的支持。我们相信不能够以不断的压迫来解决波兰的危机，而应该是由波兰社会各部份的代表——包括团结工会和天主教教会——共商才能够达致。发言人签署：勒地斯拉夫·丽斯（CLADISLAVLIS）、安娜·玛尔花奴娃（ANNAMARVANOVA）和华甸·珀鲁斯（RADIMPALOUS）2．某些大众媒介报导说七七宪章（以下称宪章——译者）运动支持波兰官方以武力来解决波兰危机的方法。宪章从来没有发表过这类声明，它一向以来坚持应遵守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协议，及根据赫尔辛基会议条约的精神进行对话。任何以军事或政治力量来解决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与宪章一直所持的观点毫无共通之处。禁止个人自由、未经法律途径拘禁数以千计人民、造成公民流血、取消工人的工会权利、中止波兰政制认可的工会活动……凡此种种步骤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且还会挑动社会和国际间的紧张局面，为未来布下可怕的局面。我们愿意相信，一个不会产生失败者或胜利者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如此社会便可以疗治深刻的创伤和继续复兴的工作。一九八二年一月三十日（上述三位发言人在八二年一月七日七七宪章运动成立五周年纪念时被选出） |
捷克官僚恐惧波兰的冲击（安娜·里伯拉，译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捷克官僚恐惧波兰的冲击安娜·里伯拉译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三年多之前，捷克当局逮捕了“保卫被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的十五名成员，其中六人在七九年七月被判监禁。夏维尔（HAVEL）及欧尼（UHL）仍在极为艰苦的状态下服刑。这些拘捕行动，标志了警察当局开始进行一次攻势，目的旨在压制任何反对者的声音——无论是地下刊物、七七宪章的声明，或是“保卫被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的活动。如果将这个三年来一直未有放松的镇压，以及捷共领导人一开始就迅速谴责“波兰反革命”的行动，与该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看，就会更明白其所以然。一九八一年捷克经济增长率是零，是捷克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第二个最坏的年头。最坏的是一九六八年，当时工业生产的绝对数字下降了22％，导致了有关经济改革的重大辩论，为布拉格之春铺好道路。不过，现今的危机虽不能比拟于波兰或罗马尼亚的危机。但经济形势的严重程度，己足以令布拉格所有领导圈子里的人关注和作出行动了。波兰就在邻国捷克领导层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是快速而且激烈的。早在八○年九月四日，捷共机关报《红色权利报》（RUDEPRAVO）的主编已在大肆抨击与其北部边境接境的波兰国内的帝国主义阴谋和本国反动人士。该报提醒其读者有关“一九七一年党第十三次大会之后党和国家所发展了的危机的教训”，这就是当时已进行正常化的捷共领导人所得出的教训。那些“教训”尤其集中谈论反革命用以掩饰自己的形式，包括诡辩，鲁莽的要求，野猫式罢工，争取独立工会的斗争。明显地，这是与波兰作模拟，而该报的结语，更说：这些教训并不只限于捷克，“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为革命经验增加了材料。”几日后，捷共思想指导人比勒（BILAK）在谈及波兰时提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有限主权”教条，在这个教条之下，捷克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比勒之类的人却正是由此才掌权的。在八○年十月向捷共中委会作的发言中，比勒再一次详细阐释这个教条。他基于“教训”中列举的标准，来界定波罗的海海岸的罢工为“反革命”的。在表达希望波共能够重新取得其立足点后，比勒总结说：“我们并不隐瞒一个事实，就是波兰正发生的事件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形态上都深刻地与我们有关。“捷共和我国人民都追求进步，社会主义事业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牵连在内时。我们的波兰同志永远都可以依靠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支持。”捷共领导人从来没有使用波兰领导人被迫要采用的谨慎语言。在雅鲁泽斯基实行镇压之前几个星期，在一次“布拉格电台”的谈论中，捷共一名党思想指导人谴责任何与“团结工会”进行“全国团结”的前景，并提出“他自己”的解决方法——在波共内部进行深刻的清洗（之后就可以真正推行正常化过程），以及对军队完全信任，因为军队架构是未受侵蚀仅余其中的一个“马列主义”碉堡。一石二鸟的运动捷共领导人明显地害怕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所进展，就会恢复捷克本国的旧幽灵。即使在目前，波兰境内发展的罢工并未引发捷克工人一个公开的同情运动，但是，经济困难引起的不满令捷共领袖十分忧虑。他们当时正准备实行一个严厉的紧缩政策。当局的忧虑在八一年经济发展的结果公布以后更为加深。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0.2％，而全年经济计划的预算是2.7％。工业生产比八○年增加了2％。但比最初的预算低了25％，比起同年年中修订了的预算低了15％。矿业和建筑业的增长率是负数，分别为－2.4％和-2％。结果最坏的是农业方面，比起八○年是-3.4％，而此起八一年的计划预算则是-23.0％。其实，显示会有经济困难的迹象，已出现了几年，但捷共领袖证明他们无能于作出反应。早在八○年年初，他们已经迫于要承认第六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许多预算将无法完成，尤其是在能源和建筑部门。当时，捷共中央委员会（接着是政府）通过了要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改善经济管理”。这些措施呼吁要加强中央计划，改变厂长和工人的态度。容许企业在经济计划订定的架构内有更大自主权，更好地利用资源（原料、能源、劳动力、投资等）。这些非常胆怯的措施大致上停留在纸上，因为单是“改革”这个字就令现今的捷克领袖吓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措施一点也不触及经济困难的根源。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七○年作出的延展过长的投资政策。因此，巨额的资金和资源在还未完成的工程计划中阻拦着。而计划者也未能及时在警报信号开始出现、石油价格上涨时调整他们的预算。在八二年三月一篇论经济局势的文件中，七七宪章援引了一系列显著的例子，所基于的数字是官方给捷共中委会成员提供的数字。在斯洛伐克省西部，预定在七六年至七八年计划里完成的九项主要工程，只有一项能在八○年真正完成。在保希米亚南部，计划里包括的140项建筑工程，只有8项完成计划。在一九八○年，不下于119项工程是还未开始动工的。因此，在整个六八年以后的时期，如果我们考虑经济的所有部门，那么，在未能完成的工程中阻搁着的资金总数，多于每年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增长。这个局势更由于计划者的一连串过失和错误选择而更为恶化，因此，当钢铁业正急剧走下坡时，当局却推动钢铁业的发展。在另一方面，电子工业被严重忽略。在这里，我们看到官僚层各个派系用压力强迫推行的一些经济选择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此外，原料的浪费，对经济效果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在七六至八○年的计划中，金属的浪费耗用了相等于九亿美元的捷克币。这笔钱可以用来生产四十六万部斯高达牌汽车，或建成十二万个单位的住屋（根据七七宪章文件中引述的数字）。由于计划目标在所有部门都无法完成（尤其是机械工业这个主要出口部门），因此导致可变换的货币短缺，反过来又加深进口原料以完成正在进行的工程的困难。问题更坏的是，捷克领袖正试图避免增加其欠下西方银行的债务（现正维持38亿美元的相对较低的数字）。即使在经互会架构内，也已决定了实行入口管制。从资本主义国家入口的货物也一样。举例来说，这些限制照样应用于石油和牲畜饲料，尽管后者会危及牲口的生长。在这些情况下，捷共领导人在试图刺激一个部门时，就无可避免地自然会影响到另一个部门的投资。于是，为了节约。他们就采用了一个严厉的紧缩工人的计划，其中包括大量裁减被认为是无利可图的社会服务的投资。在医疗卫生部门，投资减少了l0％，教育及文化部门也遇到同样的削减。当局也计划公共交通部门的节约问题，而住屋租金和暖气、电力的费用，也将会增加。在八一年七月，柴汽和煤暖气用油的价格均上升。在八二年一月，肉食、肉类制品、家禽、鱼、米、香烟、酒等物品价格也告增加。虽然人们继续拥有买不到货品的货币，但在供应短缺时，实际工资过去两年来下降了，而且日益恶化。自六八至六九年期以来，政权首次不能再保证能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是维持现有生活水平，虽然它曾用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来向人民“换取”民主权利和自由。镇压仍是常用的武器面对这个经济逆差状况，捷共领袖正以任何代价阻止政治不安的加剧。他们清晰知道人民日增的不满，而且知道人民最为不满的是因物品短缺而从中牟利的投机者。在党第十五至第十六次大会之间那段期间，共公开了47,5l5封关于囤积居奇投机活动的投诉信。在党内和工会运动内，反对领导人无能的呼声越来越多。当然，捷共领袖会诡辩地发表演说，谈及“在所有平面改善社会主义民主的运动”，并批评那些“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的人。英达那（INDRA）写了一篇文章，说捷共领导层“与群众脱离”，又说党并非处于良好状态。在工会最近一次大会上，捷共领袖向“革命工会运动”的领袖呼吁要更多地维护工人的利益。如果我们将他放在经济困难的背景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何当领导层呼吁群众“作出更大努力”时，会同时作出对工会的这类呼吁。然而，为了安全着想，官僚层首先和最主要依赖的，是压制任何反对声音，只要它在潜在着不满的地方会引起任何共鸣的话。波兰炎夏过去有年半了，在捷克，是一个未间断的对反对派份子拘捕、监禁、威胁、恐吓的时期。当局一直在增加48小时的拘禁以及审判。在八○年九月六日，“七七宪章”三十名签名支持者刚草拟一份声援波罗的海海岸罢工者的声明就立即被捕。他们在法定拘留期限到时被释放。但到了月底，另外十二人正在前往参加“保卫彼无理迫害人士委员会”时被捕。自此，当局一直对“七七宪章”运动份子严密监视，增加“不明人士”对他们的袭击，并有系统地在提审他们时使用更严峻的手段。这样做目标有两个——阻止会议的可能性，逐一击破反对份子的抵抗。当局也发动了一场攻势，打击由名为“柏特乐出版社”（PETLICE）出版的地下刊物的印行。在二月，他们在作家维古力（VACULIK）（印发地下刊物的一位主要推动者）家中搜去了一大批文稿信件。他们也突击搜查拘捕一些协助打字的人，并没收许多打字机。在八一年五月，与两名年青法国人因运书入捷克而被捕的案件有关，十六名捷克人被当局拘捕并被控“思想串谋”罪，十人被立即囚禁。被检控者中间，包括六○年代知识分子辩论中一些最重要的人物。这些人仍等待审判。审判一直被延迟，因为当局缺乏检控证据。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是沙伯达（SABATA）住所最近被搜，当局只搜去一样东西——他搜集了一年预备写一本关于波兰的书的所有笔记。天主教徒受到的镇压，也有显著的增加，这是五○年代以来从未有的规模。这个无疑是波兰事件的其中一个影响。但似乎捷克当局也深深为教会在年青人中间产生的日增影响力而忧虑。政府主管教会问题书记处的处长夏鲁沙（HRUZA）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并不隐瞒他对于年青人“寻求生命的新目标”而走向教会的忧虑。但这里，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镇压。在八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奥卢毛克市六名天子教徒（两名神父及四名平民）被判两年监禁，控罪是他们派发一些“颠覆性”宗教刊物（例如教义内容手册和宗教最近的通告）。面对着当局有系统的迫害和日常生活中日增的困难，反对派份子仍不妥协让步。“七七宪章”刚发表的有关经济局势的长文，显示了他们正尽力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人问题上面。以前，“七七宪章”的活动中心主要是保卫民主权利。这点显示反对派内的流派已从波兰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正强调要与工人阶级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另一件事显示这点的，是大约一年前一个“争取自由工会委员会”宣布成立。在这个困难的斗争中，捷克的反对派份子需要我们的全力帮助。当波兰工人正抵抗军事管制，要重新维护他们的权益的时候，必须也同时支持捷克反对派。（励思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 |
“阵地战”（保泽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阵地战”保泽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在我看来，库伦的文章里的主导思想，包括在这句断言上：“如果你不要战争，就准备战争吧！”这篇文章，是讨论行动纲领中的一个重要份量。著名的有识之士、社会问题专家的库伦，对他所分析的事件赋有一种稀有的预见能力。不过，我不能够苟同他文内的论句，和文章的结论。库伦的所有理由，建立在他深信在极度贫乏中，在暴力、和斗争没有其它可行的行动时，社会的爆炸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整个社会是深信爆炸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相反地，却只会增加残暴地使用内部力量的危险，甚至还会引发起外来干预。社会的明澄、纪律和组织，是避免爆炸的唯一方法。民众用有别于暴力的行动来响应政权的恐怖统治。这是他们在制定行动纲领时应该遵循的方向。我们应该在尝试尽所有的行动方法后，才使用最终的武器。所以，我认为创立“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的抵抗行动”，是不适当的。我还估计，这种行动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的军事警察制度，非常惯于瓦解和取消这类型的组织。占领者说同一语言、在众所周知的范围内行动这个事实，只会方便渗透。还有，我们是被相同制度的国家包围着的。我同样地对这种论断产生怀疑：即认为只有有组织的抵抗运动，才可以遏止恐怖主义的浪潮。在我看来，这个图式是颠倒的；集中化的运动必须收到和执行指示，如果缺乏或不够指示，组织便会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这种结构只会因循着恐怖主义而升级。我支持那可以使用多种行动形式，极不中央化的运动。只有这种多样化的、不能定形的运动才是难以攻破，最难以战胜。共同的目的保证了团结，废止战时状态、释放被拘禁者和囚徒、恢复工会和团结的权利。还有，我不能够同意这种论断，以为一个秘密的集中运动，藉助着罢工的威胁，能够有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阵营里的妥协派积极地为调解而争辩。我认为这种威胁反而会使阵营里的政府们，团聚在怎样毁灭我们的运动的计划周围。唯有拥护要引入外力干预的一派会壮大起来。莫斯科会对这个干预感兴趣，如果它被允许一劳永逸地消灭“搅事者”、“反社会主义份子”。倘若有一个有组织、集中化和积极的抵抗运动，这种镇压会更加可能。反对集中化的抵抗运动这个观念的最后一个论句：组织的分裂——看来是很难避免的——将会是对团结工会和社会的新打击。我们不能够付出这个代价。总结来说，创立一个形式牢固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准备决定性的斗争，会挑衅起国内保安力量平定民众的新企图。即使我们可以自卫，也会遭遇到外力的干预。因而，我认为应该在避免与政权全面冲突的阵地上开始；否则，国家会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中，而我们胜利的机会也会非常微小了。我是一个阵地战的支持者——容许我使用这个军事名词；它可以得到既有效又安全的利便。我愿意提议这种抵抗的形式。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团体、层份必须建立起抵抗的途径，以抗拒官方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垄断行为。在现存的团结工会，农民、工匠、学生的独立工会的基础上，这个抵抗运动能够庞大得足以创立一种独立于官方的社会结构。在工场内，首先的形式便是为夺回推广工会行动的权利而斗争；因而，便必须以所有手段——包括罢工，但却不能有领袖——来保卫工人的权利。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在生活费高涨中，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会是要求增加工资、家庭福利的斗争。工人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保护积极的战士，斗争才有可能。创立一个独立的社会结构的其它重要成份是：与教区联络，创立社会福利的委员会，帮助最急需的人、保障失业者有生存资源（这会使政权施用经济勒索所产生的影响减至最低，发展独立的报章和出版制度（每一个重要企业应该有它的刊物，每一镇应该有独立的出版室）；在知识层份（艺术家、教师、资料员）间创立国家教育、文化、科学议会，以让能够自由地获得知识和经验；建立工人大学的学习网，以建立工会干部、地区性的议会和工人运动。当我们透过行动往前发展时，这张名单肯定会加长。这肯定不是一条快捷和容易的成功门径，因为它要求持久和耐心的工作，以及社会大多数人支持的动员。但是，拥有近一千万会员的团结工会，在战时状态下仍然继续生存和活动。团结工会争取到的成果，让我们相信向前走的提议是现实的。至于起义，倘若它发展到成为必须时，那也是为实现重建全国的经济、科学、教育和独立的纲领，属于斗争的最后阶段了。《团结工会周报》第八期一九八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于华沙 |
“第三选择”（告鲁斯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三选择”告鲁斯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如果政府当局认为，经济落后与失调较之向反对势力妥协所付的代价较少，如果地方性动乱不会演变成为全国性叛乱，如果（苏军）占领即使在较不触目的方式下要长期持续下去，那会怎么样？历史已有许多先例，政权在社会的持续反抗下，特别是社会遭受饥荒与贫穷打击时，便会面临缓慢的崩解。我们是否要预备这是一个演变而非革命的可能性？若果如此，这是怎样一种演变呢？一切就得由社会决定了。如此，我们就不自限于库伦所提供的两种选择：要就妥协，要就革命了。我们要研究第三种可能性：制度的缓慢崩解，伴随着逐步的转变，使社会能够重新支配自身命运。如果上述演变照这个方向走，就要建立一个秘密的社会而非秘密的国家了。这意即建立的一个不是行使严格纪律的中心，而是一个多中心的运动，它是非集中的、非正式的，由各集团、各方面、各委员会等等组成，彼此互相独立，有极大程度的自治，有权自行决策。他们的作用如下：必须保证给予被国家处分等获得长期与有效的援助；发展独立通讯与自由思想的发行网；建立社会情报网及保障自我教育等等。如此，就足以向每一个公民提供道德与精神的支持。这一制度将开创一个局面，在这局面下，统治者只控制空无所有的商店而不控制市场；只有任命雇佣权却不能控制工人的生活资源，只控制国有的大众传播媒介却不控制通讯的流通；只控制印刷所却不控制出版；只控制邮政局与电话局却不控制通讯交通；只控制学校却不控制教育。这种社会的自我组织，经过一段时间，将达到如此一个局面，统治者所能控制的，仅是警察与一小撮死硬的支持者而已。如此一来，就不再有第三种可能性了。即是说，政府势必被推翻，把它与社会分隔开来的路障势必逐步打开，而社会势必逐步挣脱枷锁了。没有特定的妥协，而只是一种逐步恢复公民的权利、自管权，而最后，公民参加社会生活，不断地扩大决策的范围，特别是有关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决策权。恢复自由权利的前景，比之冒参加秘密社会的危险，应是重要得多的。仅当能够重新对社会取得控制权后，秘密社会的吸引力才会跟着消失。政权为重建其影响力，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民主化与进步的自由化。在一个现代的警察国家里，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要进行长期的群众性的秘密活动。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被类似的国家所包围，所有这些国家，都处于一个强大的邻国的监视之下。因此，建立这样一个中心，势必面临过早爆炸的危险，甚至会因此毁灭，我们是不能允许这种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较小规模的组织，才适宜冒险去建立一个“全国中心”的胚胎；而且，最好还是去建立地区性的各个中心。这个秘密国家的胚胎对政权来说因而只能是一种潜在的附带性威胁。它的影响力能够在秘密社会中增长。直到斗争最后阶段，秘密国家才在秘密社会中找得它的生命力与支持。到这一阶段，秘密社会必须是自治，并避免与中央机构有太多的接触。这可使它既加强保卫中央机构，又免使社会遭受失败。即使秘密国家受到破坏，也不过是一场挫折而已；秘密社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能够把遭受破坏的，重新建设起来。由于另外一种危机正在形成，这个第三种选择便特别值得重视。遭受内在矛盾的震荡、危机的打击、外来的威胁的帝国，总是以进攻和侵略来孤注一掷。这一政策要不计代价地迅速扩充军力，把群众拉到政权周围，使它们不再注意社会的悲惨现实。在我国的局势中，像库伦所说的，“武装干涉将是苏联的最后一着棋”，乃是小小的安慰。华沙一九八二年三月卅一日《团结工会周报》第八号 |
你们有历史性的机会（库伦，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你们有历史性的机会库伦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本文配图■库伦■库伦在狱中■列宁船坞前的殉难工人纪念碑■在华沙街上巡逻的坦克■今年五月的街头冲突从《团结工会周报》在第八期所载的两篇文章，保泽克（BUJAK）和告鲁斯基（KULERSKI）两位跟本人的辩论中，可见我们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分析，以及该采取何种行动的方法上面，存有重大分歧。这事本身并不坏。但是如果希望使讨论产生用途，我们就必须充份了解大家的论据。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们的建议就是：根据八○年八月之前我们称为“社会自卫”运动的模式去建立一场运动。换言之，这运动是基于：容许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群众，聚首解决困难的组织。这个自发组织能够作为发展出版、教育和纲领性讨论等较普遍的活动的基础。本人在七六年的文章“对行动纲领的回顾”内，坚持这类运动必须基于当地和区域性行动组的全面自治。请恕这自我吹擂，但我想强调你们的意见跟我的是何等接近，导致了八○年八月的胜利就是一个证验。胜利经已不可推翻了。故此，我对这主意获得广泛支持毫不惊奇。为了寻找历史的类此，我们根据着经验而且搜遍一切。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讨论行动方法。方法最依赖于斗争条件，而今日的条件跟八○年八月经已很不一样。发展自卫运动的必需条件是什么呢？我见到三点：●每个人必须能够活动；●这运动必须能够达致成功；●我们在其间建造运动的社会体制，必须有——那怕是最低限度的——资源让运动得以发展。七○年以来在盖莱克之下存在的体制具备了头二点。那领导层想建基在社会舆论上来统治，故此迫使统治机器向压力退让。今天，将军和书记们不单已决定了要超越舆论，且更要统治之。他们的权力基础是破坏示威、镇压罢工、拘禁、逮捕、殴打、射杀……。将军和书记们是那么坚强，不肯对压力稍让分毫。所有这些都经已宣布过，而且在行动上表明了。我们不该仍在幻象下。我们更应该指出他们再不能在压力下行动，因为他们已经无技可施了。他们不能够降低薪金、洗劫工人或者削减食物配给。正如你们所知，任何社会运动——起码那些自认为国家共同管理者的运动——都不能放弃经济要求的。没有真正的全国调解，我们就不能够停止在我国蔓延着的经济剧痛。我的论点……是印证了这个肯定而开始的——不幸地你们在辩论中忽视了。故此，在这些战时状态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希望无论自卫运动或其它形式的运动，单以其存在的事实，就能够带来逐渐的变更。一个群众运动在地下发展着。出版、教育以及最重要是能够表达社会所渴望的其它形式活动，是可以在这群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人民是不是为此便不怕冒险地参与这场运动呢？我想不是。群众社会运动永远都是激烈的渴望的反响。这只能够由集体行动达致，别无他途。教育没有了这种运动也可以做到。出版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只牵涉社会的一小撮人。示威不能够引致任何立见的成效。这种种当然对士气甚为重要。正如它们显示了运动的力量一样。但是，如果力量只是用来提高士气，它最终只会变成软弱无力。此刻，有好些人正在专注组织的工作。他们在建立以实现目标为任务的群众组织。今天最起码和众望所归的目标就是争取让大家能够正常生活的环境。你们放在大前题的任务，并不比任何其它当地或区域活动更能带领我们走近目标一分。没有纯粹的秘密活动能够达到目标。因为秘密活动永远都是其它什么的准备。如果你不实实在在地解释你在为了什么而作准备，那样就只会有一个缺乏了目标，充满欺诈、不满和仇恨……的组织。恐怖主义就是从仇恨孕育出来的。如果有一个中央领导的组织，能够有效地存在着，又能够下达到各层面，在若干范围内是能够避免挑衅和沮丧等没有建设性的行为。但是如果这样的领导似乎缺乏一套能带离目前困境的纲领，它就会丧失一切的影响力。还有，此刻的组织活动将会自然地走到运动中央化。如果团结工会的领袖，或只是他们的部份尝试去拖慢运动，那么多个中心将会出现。这夹杂了其它冲突，将会制成挑衅的理想条件。你们说人民已经忍无可忍，又以历史经验来作引证。在这点上，我们对事实有不同的意见。去年的全国收益下跌了百分之十三。今年根据官方公布专家的预测，如果我们获得东方重大的援助和相当的西方信贷，那么全国收益则只会再下跌多百分之十七至二十二。更何况东方不会有大量援助，而取得西方信贷则起码要点什么保证。就算这二成的新萎缩，已是西方社会空前的大灾难了。没有人能够估计政治、社会以至心理上的影响。究竟你们根据什么去相信波兰人民会安静地支撑这样的大灾难呢？是因为政府会继续采取恐怖手段，咄咄迫人地挑衅的情势？抑或在人民自一月至今一直忍让的事实呢？让我们把未来生活将会更坏的事实先搁置一边。相反地让我们注意大众一致同意的：波兰社会的成熟并不止于对团结工会的信心；那就是说：对你们以及对抵抗运动的信心。人们把沮丧、激情和暴怒制约着，因为他们已随着你们的召唤（或者他们以为你们如此号召）投身入运动之中。他们以为你们识路，会带领到胜利。但是，他们很快就会发觉“留在地下”的口号是代价高昂的失败之途。那将会怎样呢？政府可能有办法避免全国性的爆炸。或者将会有多处爆发：大概是地区性的，大概会被血腥镇压下去。让我们把这些连同社会，政治的影响，以及对士气的影响，都加到经济灾难上去。就算没有外国介入，我们都将会目睹国家的灭亡。我不知道团结工会是否还能接受挫折。但我确知，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作为团结工会的领袖，从组织工会中，我们负担起了巨大的责任。我们不能在今天跑掉，不能拒绝对中心问题提出解答。我随时准备公布社会将作出最大的退让，藉以避免军法统治正在带来的灾难。但是，不能把这些退让同社会和解的基本条件对立起来。[条件是]创造这样一种形势，使政权就算在不同名义下或由不同人物代表着，都会同社会而不是国家达致协议。换言之，和解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独立于国家权力而组织起来。我们不能把纲领建基于将军、书记们会乐意接受和解的希望之上。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对于我来说，把宣言说得更精确——像提及“在夏天”或“在秋天”等——是有需要的。这是防止硬拼或寻衅等行动的最佳方法。从那时起，全国群情的示威——烛光、静默、绝食、一式衣着、停工——都只会再展现威力和显示运动的戒备。我设想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在我看来，这是运动的主要任务。如此宣布的起义，很可能形成无限期总罢工的形式。这样做时，我们会给予将军、书记们任意选择在那里攻击我们的力量；他们将会在某些地区集中精锐的人力、物力。故此，假如我们不能肯定大部份的军警会同我们合作的话，那就有需要把罢工指向对特定的资料和权力中心的袭击了。在呼应那些声明随时调转枪头的兵士，我们亦可在罢工工厂受到威胁时，宣布这类袭击。如果说有人会以为除了畏惧之外，还有任何事引致退让的话，那么，书记、将军们的态度是因害怕起义而变得坚强这种信念也可以说是很有根据的。你们以宣称运动不拟采取暴力来欺骗他们。他们自以为安全，就不会投降。无疑官方是曾经就全国调解和社会协议跟教会集团进行过讨论。但他们这样做只是用来掩盖同这个截然相反的行为。当事情一旦演变成真正的危险时，教会将不再充当发言人，而将成为调停者。你们已见过波兰大主教对社会议会（SOCIALCOUNCIL）的温和建议如何被当成极端主义，只因为他们是官方以外唯一的选择。当你被看作发言人，这些建议是可以成为调解的立足点。如果达致了这种调解，进行恐怖活动的人就只可以成为社会生活的边缘份子，这是无可奈何的。我并非要求你们宣布进攻。相反地，我请求你们组织运动的中心，以及一个有效的情报网。强调这组织并不会损害运动其它各部份的权力，是很重要的。但是这将会限制挑衅和盲动的危险。因为某些行动应该是中央的专门职责。我呼吁你们声明：如果当局不听从社会；如果他们对以各种方法表露出来的意愿拒绝遵循；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去拯救国家脱离灾难；如果他们不接受同社会调解；那么运动就被迫要采用暴力。最后，我呼吁你们肩负起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的鼓动。你们将会在其中找到热烈的接待；而且只此已是政权的致命危机。同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为全部主要抵抗领袖同意的纲领。请原谅我这说教式的口吻。我知道你们勤奋工作，而且获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身在似乎走投无路的困境。虽然还未准备充足，但我们必须与它对抗。在这个看似是死胡同的形势，就取决于我们去指引出路。你们大概不愿选择这样的重担，但是你们不得退缩。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TYGODNIKMAZOWSZE）《团结工会周报》第十三期华沙12-5-19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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