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 stringlengths 0 359k |
|---|
波兰工运何去何从？（作者：阿里奥译者：小点、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运何去何从？作者：阿里奥译者：小点、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在经历了官僚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军事镇压的震惊之后，波兰工人的精神很快便恢复过来了。现在看到的反抗运动的力量，证实了他们反抗被称为“占领者”的决心。工运受到的挫败产生了激烈的争论，重点在于如何赢取每人都同意的三个眼前的要求：解除军法状态、释放所有囚犯和恢复工会和普遍民主权利。出现在团结工会地下刊物的大部份文章都表示这些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意见上的分歧在于何时和怎样建立更有利的与军政府的力量对比。最出名的工会领袖们与波兰主教同样关注到一件事。他们极力以任何代价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社会爆炸，及因而会出现与政权的血腥对抗。保泽克和告鲁斯基相信，要做到这点，便要建立一个非集中化的社会运动，目标是组织一个“地下社会”，削弱军政府的权力。罗马素夫斯基则拒绝任何认为这个制度是不可改良的见解，因为这表示了“波兰的局势不单是困难的，还是绝望的”。他反对任何极端的政策，辩称需要“扩大批评者的活动范围”。对他来说，唯一可行的是“基于制度不流血地走向民主化的政治前景”。为了防止出现逃避和消极，李斯和波鲁斯域主张一个只限于上述三个要求的纲领。这个纲领是需要考虑“现实，特别是地理政治方面，我们对此只能有有限的影响”。因此，“一些全国目标必须押后”。目前的目标是争取团结工会合法性和释放囚犯，方法是通过“需要各方面都有良好意愿”的“与政权的协议”。教会方面的代表并强调这点：“政权必须认识到，没有对话和公民社会并不接受某些事情的情况下，是不能脱离危机的。但在另一方面，公民社会明白到制度的需要和国家的客观情形，是内部稳定的先决条件。”公民社会必须“考虑由于我国的地理政治形势造成的后果，以表现这种现实性。”而苏联的阴影亦隐约出现在这场辩论中。这些文章中令人注目的，是不断的幻想与政权达成持久了解的可能性，及对任何集中行动，例如总罢工，的前景的怀疑，甚至是例如保泽克的敌视；因为它假定“会令政府重新团结起来，将运动一次过摧毁”。另一方面，无论他们认为苏联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是否高，所有作者都以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为他们的立场辩论，并指出在与政权对抗时，不能超越某些限度，否则会触发大灾难。五月初震撼波兰的抗议运动的规模和决心，清楚地显示了领袖们指出的前景是不完整的。在另一方面，库伦见到这些动员会发展下去。二月在监狱中，他表明相信“当一个健康的社会受到袭击，被迫忍受贫困时，是会以反击作为反应的”。他又说：“占领者已终止了任何和平行动的机会了。”因此，他提倡为有组织的群众起来作准备，这个起义可能以“同时袭击国内所有权力和消息中心的形式”出现。他在五月十二日向反抗运动领袖发表的一篇公开信中再提及和发展了这个意见。他表示确信反抗的行动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没有清楚的目标，工人不会长久地动员，特别是当灾难式的经济情况压力，对人民的精神和社会影响不能预料的时候。他认为，只有当让步是反映了国家权力与一个独立组织起来的公民社会的协议时，这些让步才是值得的。但是他相信，“拒绝斗争是不能避免失败的”。一个起义——或是起义的威胁——是唯一能迫使“占领者”退却的方法。因此，他指出必须将反抗运动集中化，因为他认为只有集中化才能避免分散和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此外，他亦首次强调对军队和警察下工夫，以争取一部份军队同情反抗运动的目标。对于库伦的文章，除了一些积极的见解，特别是他关于对军队的工作之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批评的地方。首先，库伦与很多其它团结工会领袖一样，仍然相信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可能的。在二月的文章中，他甚至谈到与苏联官僚的妥协呢。其次，他并没有指出这个妥协的基础。“反抗运动的领袖必须要社会同时准备作出重大让步，与政权达成妥协，和以有组织的群众起义来终止占领”。但他同时又说“政权不会与社会，甚至不会与自己达成谅解”。这并没有澄清问题。第三点是在他的文章之中，没有提到工人阶级作为反抗运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这解释了他为什么并没有提议实质的行动来动员工人阶级支持目前的目标。虽然他提到起义，但并没有预见推翻官僚政权和以工人统治来代替，反而是两者之间的妥协。但是，军事镇压行动已显示了与官僚的持久妥协是不可能的。协议是反映了在某一个时期工人与政权的斗争的力量对比。这些战术式的妥协，如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或八一年一月的星期六假期，不但是不可避免，还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却不能忘记，政权签署这些协议，“完全是向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决心低头”的缘故。必须指出，这些协议只是过渡性的，它们并不代表最后的胜利，只是为其它斗争开创胜利的道路而已。一些团结工会活动份子曾经相信八○年格但斯克协议是不会反复的，只是由于苏联的威胁“迫使社会限制一些重要的愿望”（库伦语）。十二月十三日驱走了这个幻想。正如米力克说：“团结工会是统治机关的致命威胁。它破坏了共产党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共党原则。”事实上，团结工会的诞生夺去了官僚机关的所有合法性。而一个不合法的政权只能以镇压来保持权力。因此，社会与官僚之间不能有任何战略性妥协，官僚与独立工人组织共存，将削弱它的权力。将反抗运动的策略建立在寻找妥协之上，（如库伦、李斯和波鲁斯域提议的），只会带来严重挫败。这些团结工会的代表提出的建议，使过去几个月来由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幻想恢复过来。这个态度被愈来愈多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指责。在一份地下刊物中，一名读者来信说：“我们只余下反抗的途径，从消极抵抗到或许必需的武装斗争。所有那些相信军事救国委员会会同意谈判的人都是天真的。对委员会来说，谈判相等于自杀。这个政权为了保护自己，会用各种手段残暴地对付社会，包括对人民发动血腥战争。我们不能对此有幻想！我们唯一实际可行的纲领是组织一个无可避免的对抗。”上述领袖的立场，由于大部份都没有澄清妥协应该包括什么，所以是更加危险的。一位活跃份子在“致保泽克的信”中说：“你似乎忘记了，要谈判协议，必须有一定的周转余地。如果像你那样退却，便剥夺了本身的谈判本钱。”当然，必须订明妥协的最低条件，但如果像李斯等人，将团结工会要争取的所有要求和指向权力问题的斗争押后到将来不知什么时候，却是错误的。这些斗争包括消除所有不正义的事情、所有损害工人以自肥的寄生虫、争取基本生产手段真正社会化、争取一个自治、真正民主的社会。在“目前的情形”、“现实”等名义下，并不能漠视工运历史屡次证验的真理：不可能清楚界定短期和长期目标，它们在斗争中往往是混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虽然不排除在战术上作出妥协，但我们只会同意下列这一份地下刊物所反映的立场：“这里没有人可以与我们达成谅解，所以我们除了建基在社会团结上作坚定的反抗之外，别无其它选择。”将民主要求，例如要求恢复工会权利，与直接向官僚权力挑战的要求分别开来，是不可能的。相反地，必须在这两种要求之中找寻连接的桥梁。因此，李斯在下列所说的是错误的：“透过工会运动谈判得来的基础，我们将看到工会能否扮演管理国家的角色，或只限于工会事务。”最近的历史都显示了团结工会远不限于传统的工会，它代表了一个社会运动，比局限于保卫工人的眼前利益走得更远，直接干预了管理经济和政治生活的问题。在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时候，这情形已发生了；在军政府之下，它继续存在着。它关系到这个社会的性质。当资本主义不再存在，但社会主义仍未出现时，每一个经济要求立刻提出了政治的问题。罗马素夫斯基指出：“希望工会活动会仅限于工会问题而不必牵涉入政治，是一个误解。工作、工资和职业的问题当然是纯粹工会事务，但这并不表示它们不会紧密牵涉到劳工法例和并生的管理经济的问题。”致保泽克公开信的作者将罗马素夫斯基的论证推论到底：“社会现在为生存而战斗，而一个先决条件——我认为是最主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将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撤消民族救国军事委员会。”对政权的“不成熟的攻击”另一方面，不应引致相反的幻想，令人们误信争取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会自动导致政治斗争，或工人阶级能胜利的革命局势。必须考虑每个时期的实际情形。十二月十三日前的斗争条件与其后的条件有基本分别。现在必须发动地下斗争，因为在各地都不再存在合法的架构可以公开地发表工人的观点。虽然自受镇压以来，有大规模的反抗和战斗性表现行动，但失去了普遍民主和工会权利造成的严重挫败是不可被低估的。一千万名公开组织起来的工人与一千万名企图在地下组织，并不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虽然不同意保泽克的悲观，但也不同意罗马素夫斯基的乐观。前者恐惧不受控制的社会爆炸，所以特别坚持要小心；后者则说十二月十三日“只是一场败仗，我们损失了一些物资和被清除了组织架构”，他说这些损失“不是主要的”。今天，继续团结工会的斗争，不但要考虑群众的士气，还要考虑阻碍他们的组织和活动的客观限制。革命并不是直线的过程，这与告鲁斯基的想法相反。他认为要由群众夺取在所有层面的控制和决定权。他描绘一个双重权力的情况，但明显地没有与政权直接对抗。这个前景是有欺骗性的，因为波兰官僚会保卫自己，它就在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它准备用所有手段维持它的权力。罗沙·卢森堡在分析波兰和俄国一九○五年革命的经验时写道：“在走向夺权的政治危机中，在漫长而困苦的斗争之中，无产阶级会获得政治上的成熟，使它在将来取得革命的确定胜利。因此，无产阶级这些‘不成熟’，对国家权力的攻击本身便帮助激起和决定最后胜利的重要的历史因素。”这个胜利部份决定于关乎到群众激进化的不可预见的因素，群众的愤怒会突然围绕着一些似乎是无害的要求而爆发。“自发的因素在所有群众罢工中有很大作用”。胜利亦决定于先锋队的耐心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历史显示出，它在长时期只是由核心活跃份子组成而已。在波兰是这样，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从六七年到八○年，与社会自卫委员会有关的小组织和组织自由工会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准备了八○年罢工的基础。最后和最重要的，胜利受决定于一个革命领导层能否提供一个行动纲领，令它可以在重要时刻将广大群众动员到特别目标上，而这是不能在几天之内做到的。协调反抗运动十二月十三日显示了团结工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是如何没有准备与政权对峙。“不能与政权对峙，不能向党的领导角色挑战”等。这些结论是荒谬和错误的。作出这些结论，即是放弃希望，表示千百万工人多个月来提出的要求都要放弃。但也不能像库伦一样只呼吁群众起来反抗“占领者”而没有更严谨的准备。波兰群众显示了他们重新采取主动的决心。从五月初以来，这就更加明显了。它是否表示群众已准备好在未来几个星期夺取政权呢？不同意一些团结工会领导层提出的前景的工厂活跃份子，在讨论之中表示了要求协调运动的活动，以取得更佳的力量对比。这是主要的意见，而不是力谋作出决定性攻击的意见。“很多精力和热情是浪费了，……因为像这样分散地做，是不能有效地行动的。唯一有效地重建真正的社会网，是把我们的行动从属于工会的地区领导之下。”另一种意见，回答保泽克认为领导层不能为基层作决定的想法：“认为工会的工作应由全体会员决定，是有价值的，但在军法之下，不能召开全体代表大会，会员没有方法表示意见，因此[华沙]区领袖提出的‘让工人决定’的口号是十分天真的。战争状态会维持很久，而一个等待的政策，无论是等待人民的声音还是工会领袖的声音，都不成政策。如果我们仍然保持被动，时间将不会在我们方面。我们不是提议创造新架构，或是改变工会的名称或目标。我们提议行动。我们有民主选出的地区领袖，会员有权期望他们领导地区组织和普遍的工作”。这等于他们要采取“主动以刺激现在的活动”。“给保泽克的公开信”的作者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领导，它要能在现在创造条件，让团结工会将来可以重获合法性……我们需要协调，而不是命令……来建立一个群众反抗运动并给予它希望。”近来，表现在地下刊物的基层批评已变得更尖锐：“为什么华沙领袖，例如保泽克和告鲁斯基，将他们提议的消极反抗与弱小的组织联在一起呢？因为，不幸地，在他们的想法中，消极反抗是有象征式性质的行动。”在同一份刊物中，谈到保泽克的策略：“它是基于象征式行动的想法上，但人们认为它是无用的”，因为他们相信“作出姿态的时间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的是真正的打击。他们正找寻可以真正损害敌人的行动提议”。“领袖和专家呼吁基层实行自己组织，采取象征式行动而不会带来镇压，和遵守加于自己的抑制。但基层活跃份子却要求领导层提供行动和组织的纲领和指示”。同时，“从十二月以来的反抗形式已不再足够了。工会刊物、付会费、帮助受害者及其家人、成立反抗核心等，都是不足够的。包括一些工厂的协调网已在基层组织起来。厂中的工人已开始要求地下区领导作出更决断的行动”。这些活跃份子的观点写照了托洛茨基在一九三五年与法国共产党领袖的辩论：“工人群众明白了‘首领’所不明白的东西：在一个很大的社会危机的情况之中，有限度的经济斗争需要大量努力和牺牲，却不能造成重要的成果。工人准备好参加群众示威，甚至是总罢工，却不是在没有前景的小罢工中消耗下去。”他又说：“但却不能认为群众的激进化会自动地保持下去。工人阶级期望它的组织采取主动。当最后作出结论，说它的期望是落空之后，激进化的过程会分裂成为消极、抗议、零星的绝望爆发行动等。”团结工会领袖已表现出对群众的要求是敏感和能够改变自己立场的。他们表示怀疑加速成立全国协调和号召全国行动的提议。但其后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临时协调委员会，并且以传单和团结工会电台号召五月三日和十三日的示威。积极罢工和权力问题活跃份子在地下刊物中，发表异于某些领袖的意见时，并没有表现极端主义的倾向。他们并没有主张发动总罢工，但却希望知道如何前进，并使各种积极行动得以协调。其中一位作者在论述了一些可以实时进行的行动——例如能够显示团结工会存在的行动、向“与当局勾结者”斗争、互相帮助支持、消息传播网、地下刊物联络网、政治辩论等——之后，说：“在新的形势下，我们需要自我组织起来的目标和任务仍会继续扩阔。”一位编辑表示反对保泽克的策略，指出它是消极的。他们提议“一套集体行动的渐进计划，在每一个阶段提出一些要求。假若这些要求没有被答应的话，便威胁进行新的行动。”当然，这些提议并没有使有关怎样推进当前运动的争论发挥尽。（图：雅鲁泽斯基宣布军法管制）像其它国家一样，罢工是波兰工人用以抗拒官僚制度，与自己创造有利的力量关系的天然方法。不过，从工人在军法统治的第一个月里厌恶运用罢工中可以反映到，他们不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里都使用罢工这个武器。工人拒绝罢工，是因为看到经常依靠罢工是无效的；同时，传统形式的罢工——包括占据，会使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遇到特殊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罢工不仅是无产阶级用以创造新的政治条件，推进斗争的工具，同时还可以直接威胁老板的经济利益。可是，波兰工人很快便知道，罢工只会对双方不利。他们知道，停止生产可能会使官僚制度受挫，但是工人为经济困难而偿付的代价将比官僚更多。所以，波兰革命的其中一项基本的战利品：积极罢工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工人可以不停顿生产，而是监管生产和分配。然而，这个以抵抗形式的占领却超出了总罢工，提出工人权力的问题。一般来说，一个持久的总罢工，瘫痪了工厂、运输、通讯，就意味着国家政权被架空了，后者只能够让步，或用暴力、饥饿来粉碎这场罢工。一次广泛的积极罢工走得更远，因为它在事实上使到官僚丧失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控制。一份地下刊物指出，在一九八一年的波兰“证明了团聚于团结工会的民众社会，不单止能够干扰生产，也能够在新的基础上收回生产。”刊物又说：正是这种从某几个地区开始，图谋扩散到全国各地去的积极罢工迫使官僚们行动起来；“它毫不迟疑地准备了建立全国戒严，并用武力来粉碎团结工会”。工人在过去五个月里表露出来的决心，显示了他们远远没有放弃去年十二月以前的要求。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当前的目标，过渡到在过去两年来波兰工人所有斗争的总目标。他们走在一起，为了工人操纵自己的事务，夺回那被篡夺的权力而战斗。团结工会要是不想象在去年十二月十三日那样被迫退回防守，那么，除了为怎样达到目标的战术手段和斗争的方法而辩论外，还必须为怎样争取军队找出答案。工人卫队雅鲁泽斯基的突袭，应该使那些以为军队是“人民的儿子”而信赖军队的人抹亮了眼睛。当然，兵士和工人的紧密联系是存在的，尤其因为波兰军队是征募制，所以这个联系是真实的。不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的军队和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军队一样，首先都是压迫机器。军队严密地监视、阻挠和限制征兵与其家人——即社会——的关系；它是一副不断地宣传爱国观念的战争机器，用来保障统治层的权威和特权。在波共内部，不管军队机器和行政机器有多么剧烈的争吵，都无损于军人政府作为一个护卫官僚利益的忠实的保护者。还有，决不能忘记，波兰军队里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官员都是共产党员，其中无数人还是在苏联受训的。库伦表示希望“运动立即在军队和警察民兵之间进行鼓动。我们必须号召他们在行动上互相配合，并同他们的协作保持联系”。库伦在这点上是对的。他说只在抵抗运动能够保证和军队中的重要部份协作时，反对军事独裁的群众起义才会有力。这点也是对的。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团结工会在这个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军法统治使很多行动家对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质疑。在这里引述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很有价值的：“以为可以依靠宣传把整个军队争取过来，因而一般地毋须革命这个意念是幼稚的。军队是由不同成份组成的，这些不同份子由纪律的铁环焊合在一起。”“以为可以用同时发生的和平的过程使‘军队走到人民一边’是全然的空想。面对着生死存亡的统治阶级们，是不会在对于军队成份的理论的影响下，自动放弃其地位。军队的态度——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素——只能在兵士发觉自己面对着人民的时候，才会明朗化。”托洛茨基还指出，只有当工人能够用行动来向兵士表示“他们为取得政权而斗争到最后一滴血的真正决心和能力”时，军队中的决定性部份才会走到无产阶级的一边。工人卫队“民兵”的问题便在这里提了出来。这种卫队如果要有真正的效用的话，只有武装起来。可在罢工纠察队的基础上成立卫队。“在每一次罢工和街头示威上，必须推广成立自卫纵队的需要性这个意念。”“总罢工是局部罢工的一般化；工人民兵则是罢工纠察队的一般化。”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之中，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呼唤，证明了他们已经明白到组织秘密工人卫队的必要，以及当工人和军事独裁政府作决定性冲突的关头时出来行动。保格但·李斯最近清楚地表明这点：“我们的斗争已经指向一场总罢工；与八一年的十二月相反，我们将会被迫决定保卫罢工中的工厂。”团结工会中有很多一直主张消极抵抗，意思就是拒绝以暴易暴。领导层里大部份的领导和专家一直推行的自制策略，恰恰就是建基在以一切代价来回避流血的意念上。这个意念还存在于很多正在讨论下一步该采取什么策略的文章内；它们反映了教会方面的声明：“社会抵抗国家戒严如果采取暴力形式，便会使社会堕落在恐怖和镇压的无休无止的循环中。这种行动应该受到强烈谴责。反对的力量，只有在内部缓和有所进展及达成国家协议时，才会有效。”我们不赞成为了暴力而暴力，也反对恐怖主义和个人暴力。恐怖主义者向当权的少数人袭击所造成的干扰只会是短暂的，而“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对工人群众所造成的迷惘却会是深刻的。如果你想达到的目的，只是要取得一柄枪枝，那么花费那么多气力在阶级斗争上的原因何在？”向那些使用恐怖行动的工人，说明个人暴力的无效的唯一有力的方法，是向他们提供可以使群众抗拒制度，并能够获得包括军事层面上的胜利的斗争方法。消极地请求的方法是不能够说服他们的。我们反对和平主义者所提倡的在所有环境里反对使用暴力的教义，因为这无疑是说，工人要失败在拥有武器，并以之帮助维持统治的少数人手上。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里的工人的所有起义史表明了这点。所以，教会宣传“抵抗仇恨的诱惑”是无力的。“我们转向教会，希望它会教我们怎样做、怎样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听到什么呢？‘不要让自己仇恨’……当教会警告我们，反对使用暴力，这是向社会多过向制度的，因为它正确地承认了那仅仅依赖暴力的制度是不会放弃（暴力）的……但是，社会——工人和青年又能够放弃它吗？”这段话是一个对教会的态度充满质疑的行动家所写的。反对的声音会说：在过去十六个月里，工人找到得以避免流血的途径——这对于七零年十二月血腥镇压后留下的创伤来说是重要的。但是，武装保卫自己并不表示就要立即开火；并不是当你拥有力量——武器——时，便要使用力量。但是，倘若有工人卫队的话，就会拥有比赤手空拳更多的力量来抵挡警察和坦克；谁可以预估军队的态度、斗争的结果，或甚至会不会有斗争本身呢？反对的声音又会说：正是波兰工人在军管后的“合理”态度，避免了流血；否则可以看看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有什么后果。不过，正如一份流通在波兰境内的文件的作者说：“那些国家的形势和我们的不一样。因为国家不是雇主，军事政权被迫停在工厂大门前。所以，在那些国家里，警察的管制更厉害，因为它们不可能向劳工施行全面的经济管制。因此，这便是为什么在这里，警察的镇压比较少。”事实显示，倘若工人将在今年五月那样进行进攻，军事政权会毫不犹疑地使用力量和武器。工人不能够被动地希望敌人也会“讲理”。当然，面对着从头到脚都武装起来，及拥有新型武器的军事力量时，成立工人卫队似乎还嫌不够。可是，要是工人卫队获得全部的工人阶级和社会的拥戴时，它便能够向兵士表明工人是有决心抵抗政权的突击队的，这样便可以开拓工人和兵士的革命友谊。这样，工人手上便有一张价值不菲的皇牌，能够把“这个对于任何革命都是一个未知数”的武装斗争赢取过来。越来越多的工会会员都同意，不应该重犯团结工会在去年十二月以前所犯的错误。一份地下刊物说：“波兰革命被认为能够合法地，毋须使用暴力、依赖力量地胜利的……我们都天真地相信可以避免依赖力量。”十二月十三日以前，库伦宣称他同意非暴力；今天，他说：“必须认识到暴力只有在暴力之前才会退却，更要公然宣布运动本身并不拒绝使用武力。”那么，对那些认为这个策略会挑衅起苏联的侵略，因而是不可行的议论，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呢？无可否认，这种危险是存在的。但经验难道不是说明了，苏联已经下定决心——甚至非直接地——干预波兰的形势，使它接纳和屈从吗？波兰工人如不准备放弃他们的热望，便必须寻找一条能够帮助他们控制国家事务的道路。显然地，倘若他们仍然处于孤立状态，得不到被克里姆林宫官僚们同样地操纵着的工人的仿效，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行动上的支持，胜利是很难获得的。除非团结工会自八零年八月以来争取的目标被明白地抛弃，否则除了寻找其它方法以建立有利的力量关系，便没有其它方法。必须明白，要敌人退缩的最佳方法，是让他感到你的力量；要懂得不单波兰工人才切望建立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我们在一份地下刊物的文章里读到：“不仅在波兰，甚至在这个阵营里的其它国家，改革生产的管理和报导公众事务的要求，在很久以来便成熟了。可以肯定，波兰的经济危机是特别深刻的，不过，这个危机在其它东欧集团（包括苏联）各国也被生产下降、外债和落后的技术暴露出来。”“在某些国家，独立工会的胚胎形式已经发展起来。虽然一时间仍找不到波兰革命的仿效者，但是东欧是真实地经历着一个深刻的转接期；压力只能够阻迟这个转接期，但却不能够停止它。我们正是在这种展望里考察波兰事件的。”（小点、的曼译自《国际观点》第九期） |
从消极到积极——军管六个月后（作者：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从消极到积极——军管六个月后作者：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自从雅鲁泽斯基宣布实行军法统治波兰之后，六个月已经过去了。波兰工人从最初的消极抵抗，已经发展到街头行动。五月间的行动（见本刊在今年第六期的报导），和六月十三日，工人在全国各地在弥撒后和警察对垒的行动，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工人向“国家救亡军队委员会”挑战的决心，已经逐渐激烈起来。虽然在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内，有不少领袖反对积极的进攻，而主张消极的抵抗；可是，这些领袖们的意见在受到下层的扰攘不安的压力下，也无法不趋向积极和主动起来。五月以前，还有不少领袖对下层要求发动总罢工的呼吁抱着怀疑的态度；可是，经过时间的证验，他们也开始转变了。像华沙地区的工会领导机关所反映出来的：“没有任何征兆显示官方的诚意……”，在物质极度贫乏、失业不断增多的环境里，“工人势必趋于激进化，而要求发动总罢工。在华沙一地，便有十数个重要企业的工人要求我们订定总罢工的日期。”（引自六月二日的《团结工会周报》）近月来，在团结工会秘密出版的通讯上，产生了关于下一阶段的行动纲领的激烈争论。下层一般强烈地批评领导层不号召有效的行动来反对军事政府。这种意见清楚地反映在这段摘文上：“众所公认的团结工会领导们啊，向我们号召有效的行动方案的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不过，在我们看来，你们在过去数月来并没有充份地履行职责。五月以来多次发生的矛盾行动，就是一个明证。”团结工会的领袖们似乎已经聆听到来自下层的这种急切呼声，所以便认真地考虑到向政府进攻的必要：“我们要准备一次总罢工。我们已经时间无多了；罢工必须在今年八月举行，抢先在布列日涅夫和列根的会谈之前举行，应该使这些会谈阻止了苏联采取决定性的步骤。罢工必定使波兰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这场罢工必须是全国性的，各工厂必须有积极的自卫措施。积极罢工将在华沙二十三间工厂内发生，其他支持者则进行留在家中的罢工；及以各式各样的示威来配合。当局势紧张的时候，官方将不能依赖军队——甚至乎不能依赖警察。当一整营兵不肯开火时……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国），当一小队哥萨克兵站到示威者方面后，沙皇便在月底倒台了。”（摘自六月二日在华沙出版的《团结工会周报》，华沙局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访问记）罗马素夫斯基又说：“在一九八二年的春天在夹杂着花炮的爆发和催泪弹的臭味的街上、太阳下和风中发生。示威是不大会导至决定性的影响的；但是对‘救国军事委员会’的公开和秘密的反对者，却有很大的安慰。这些行动显示了有新的一群活跃份子反对政权，把消极的人动员起来……最中心的斗争无疑会在过去的同一场所发生：就是在产生独立工会的各企业之内。”“应该在工厂之内建立组织罢工的细胞组织，它们的责任包括保卫工厂和把罢工消息通知团结工会华沙局。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譬如无线电电话通讯系统。我们要设立超短频率的轮接器，使工厂与工厂之间和地方与地方之间能够通讯。我们要预备通讯系统会被完全切断，要搞好输出系统以确保罢工的消息能够散播出去；这些技术问题应该很容易解决。倘若格但斯克船坞的工人把船坞筑成堡垒，我们可以安装天线。根据团结工会电台的经验，我们可以在预备总罢工前建立一个复式的联络网。”华沙地区的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显然反映了多数下层的意愿，就是积极地预备起一场全国性的积极罢工，无限期地对抗官僚。对于采取“消极”还是“积极”的手段这个争论，已经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了自然的定论。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是怎样能够保证必定可以战胜波兰和苏联官僚的压迫机器？这个疑问倘若不能够早日有个清晰的答案，那么总罢工便会成为冒进的行动。反之，倘若条件充裕，信心在握而不行动，那便是坐失良机了。当这位团结工会华沙局的领袖罗马素夫斯基被问及是否不害怕负起决定罢工的责任时，说：“早在我被选为全国和地方的领导的时候，我便负起了责任。我不单只要对某一个决定负责，而且还要对不作出决定负责。对团结工会有处于瘫痪，我国有朝向捷克模式的‘正常化’的危险，以及对那些会导至无谓流血的无组织行动，我是要负上责任的。” |
不打无把握的仗！——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陈玲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不打无把握的仗！——为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小辑而写作者：陈玲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8月第九卷第七、八期合刊（总第67／68期）波兰工人受官僚的军法统治已经八个多月了！有些人因为会看到了团结工会没有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官僚的军管，因为自今年初以来没有在资产阶级报章上看到太多有关波兰抵抗运动的消息，而会产生一种印象，以为官僚胜利了！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失败了！幸而，这种印象是纯粹的错觉。恰恰相反，波兰工人在军管之后，所以没有作出全国性大规模“激烈”的抵抗行动（事实上，在去年十二月整个下半月里，即在军管的最初数个星期内，工人分别占领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外省的数个重要矿场、钢铁厂等等，英勇地守护工厂，和官僚的镇压机器进行了流血冲突，以及在二十一日的总罢工——据报导这次罢工有全国百分之二十，即二百五十多万的工人参加——已经表明了工人不是懦怯地屈从在官僚和枪杆子之下的），完全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有充分的信心，对斗争的目标有充分的觉悟；所以能够在突然的打击后，很快地遏止了迷惘的情绪，而自动自觉地严守纪律，一般地利用消极的反抗来表明团结的力量继续存在。众多的阶级斗争历史经验说明，工人阶级对于斗争的目标越是模糊，或对自己的力量产生动摇，那么便越会条件反射地作出个别的（虽然数量上可能很庞大）无目的的对抗行动，从而，统治者得以乘虚击破，瓦解工人的力量。反之，倘若工人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这种力量通常以一个强大的组织或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斗争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么，无论统治者怎样挑衅和威吓，工人都会沉静地冶对统治者，不把精力浪费在冒进行动上，而是保存实力俟候时机来向统治者进行致命的反击。首次地把无产者推上全国政权，上升成为统治阶级的俄国革命里的工人，便曾经在革命的不同阶段里经历过上述两种情形。俄国革命发生在一九一七年公历二月。贫苦的工农被战争的压力迸发出革命的怒火，迅速地在三天里推翻了沙皇的封建皇朝。可是，民族资产阶级藉着工人的政治混乱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叛徒们的帮助（他们当时被误认为革命者而被推举为工人在革命中建立的苏维埃的领袖）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受尽了数个月的欺骗和恐吓的工人，终于深切地识别了资产阶级和工人叛徒们要维持沙皇时代的社会现状，因而非常震怒。可是，由于落后俄国那时的政治觉悟还未成熟到足以远瞻革命前景的高度，而真正的工人党（即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影响力还不够广泛，不足以影响和说服工人，所以工人们便在七月间不顾一切地蜂涌上街；进行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于是给了资产阶级政府借口，趁机打击布尔什维克派和压制工人的活动，让反动势力一度得以抬头。七月后，工人从挫折中认清了敌我，以及未来斗争的方向，所以他们便排山倒海地团聚在布尔什维克派的周围，而且在每次决定性的行动前主动地征询布党的意见和严守布党的政策。因此，在改变人类历史方向的十月革命的前夜里，俄国首都里的工人和兵士非常“安静”，毫不理睬资产阶级的故意挑衅，耐心地候待进攻冬宫的时刻。波兰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环境与当年俄国迥然不同，波兰工人比俄国工人的主观条件有利得多：全国三千多万的人口中，有近半是人是组织了起来的。在军管前，在一千三百多万的工人中，团结工会组织了近一千万人；团结农会组织了三百五十万农民中的一百万人；此外，还有无数大、中学生，文化技术等专业人员的独立组织；这些组织统统团聚在团结工会的周围，准备随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不过，团结工会成员没有盲目迷信自己的力量，他们在面对政府的威胁和镇压时，与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的反应一样，首先会权衡轻重，按步就班地来活动；他们不愿意轻举妄动地破坏自己的有生力量，而情愿沉着地在思想上和力量上准备斗争的最后考验：夺取政权。波兰工人的自我克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只有一个高度觉悟的政治运动，才能够有高瞻远瞩的能力。“不打无把握的仗”，是保障胜利的条件之一。团结工会自五月后更加激烈地讨论下阶段的行动纲领，承续和发展了军管对于应不应该夺权和怎样夺权的讨论（见本刊今年第五期《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而且，讨论似乎已经日趋明朗和成熟，过去主张用消极抵抗的低调来和平发展革命的领导们，许多已经在下层的压力下和事变之中认识到，若要将革命进行到底，便不能不首先赶紧建立武装力量，用以防守和进攻。同时，利用积极罢工的形式，作为全国夺取政权的过渡手段。怎样能够在苏联和华沙公约国虎视眈眈下，争取更有利的活动空间和时间呢？苏联大军压境的威胁，是自波兰革命一开始以后，被波兰革命者在计算之列的；对于采取什么策略，来得到更充足的准备时间，俾以能够战胜苏联的军事优势（与官僚妥协是无可能的）。正是围绕着这个课题，构成了团结工会众领导人之间的争议。本刊特译和译写了五篇有关团结工会现正讨论和决定中的行动政纲，其中三篇（“你们有个历史性的机会”，“第三选择”、“阵地战”是由众所周知的团结工会领袖所撰写的争论文件；一篇是由熟知团结工会运动史的亚里奥所写的评介上述三篇文件的文章；最后的一篇是介绍团结工会最新取向的译写文章。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在看后对团结工会今天所面临的阶段有个比较具体的了解。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中国各方面对波兰事件的反应，整理成一篇介绍文章，作为这个纪念波兰团结工会成立两周年的小辑的引导文章。波兰革命已经以它汹涌澎湃的力量在僵硬腐化的官僚层中绽开一条无法弥补的裂缝，形成了一道贯通东欧和亚洲各个堕落和变态的工人国家的地震带；不管官僚们怎样死命地压制，工人们总会接收到来自震央的讯息。这些讯息，现在似乎还不很激烈，可是当最后的震荡终于来到时，这条埋藏在地底里的震带便会以连锁的反应来摧毁所有官僚化工人国家的脆弱外壳了。最后总会达到波兰工人的希望，这希望是他们在受到军管的突击后，所写的抗议标语上表示了的：“冬天是他们的，春天则是我们的！”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日 |
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高华鲁斯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军管前夕“团结工会”关于权力的辩论高华鲁斯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波共实行军事镇压之前的几个月里，波兰的反官僚革命正踏进一个新的阶段。社会各主要阶层的人民，越来越醒觉到关于经济和政治权力的问题的重要性。正如在所有革命之中，权力的问题变成主要问题，波兰工人正为这点动员起来，希望一举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作者高华鲁斯基是团结工会罗兹区领导层成员，军管时正在法国。英译本刊在八二年四月一日（国际观点）第三期。］经过长时期斗争后，支持工人自治的激进派在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第二节上赢得了胜利。大会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与国会达成的关于工人自治法律和国家企业法律的协议。大会却并不认为关于法律问题的斗争已经完结，即使主要由于主席团的妥协而带来部份失败。通过罗兹代表的提议，大会决定政府实行这两条法律的命令要提交在各工厂进行全民投票。在这个基础上，工会将争取改变国会通过的法律。此外，大会清楚表明决心继续争取真正的工人自治，它指令工会支持工人的斗争，即使这是违反了这些法律。在通过这些决议之后，支持自治的部份活跃份子不等大会完结，便已开始为扩大运动而作准备工作。这包括加强活动和走向更高的组织形式。上西里西亚的自治组织的区际联络委员会，决定实行“卢布连小组”（LUBLINGROUP）已开展了几个月的斗争。十月十七日，在他们的带动下，十七个区际联络委员会成立了全国自治委员会联盟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职能是提供临时领导，直至举行工人委员会全国大会为止。它的职责是为“建立经济和国家的自治模式创造条件”。关于自治的争论与卢布连小组相反，包括了十七间大工厂的团结工会组织网，直到当时还没有支持自治运动的纵面结构的想法。它甚至甚为敌视这个想法，但从这时开始，它已停止反对这个前景。它的一个最出名的活跃份子适克（SZYC），更被选为筹委会主席。值得重视的是，格旦斯克区联络委员会是在经过很大犹疑之后才加入联盟，而下西里西亚（罗克劳）联络委员会拒绝加入联盟。两者都是受组织网活跃份子影响的。在大会期间，部份组织网活跃份子反对自治的决议，即使大部份属于组织网的工厂委员会已加入了争取工人自治的斗争行列。组织网的大部份专家和受他们影响的部份团结工会活跃份子是相信市场经济和工厂之间互相竞争的。因此，他们往往敌视自治运动提出的激进建议。他们对议会民主的信心，大于对工人委员会民主的信心；他们宁愿向技术人员呼吁，多于向工人呼吁。无论如何，构成工会基层的工人清楚地倾向激进的行动。正如社会学家史坦尼基丝（STANISZKIS）指出，基层与很多领袖之间的分歧正在加深，表现了不同的政治观点。她说：“我恐怕领袖们的意见对基层活跃份子是不能信服的。甚至财产所有权社会化和自治的口号也不十分鼓舞群众。我所提出的夺取经济权力，和高华鲁斯基提出的积极罢工（由工人接管生产），更容易鼓动自治，是有它的理由的。”因此，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之后的退却是不足为奇的。首先，工会全国委员会并不正式地承认联盟是一个伙伴。它的立场是不明确的。罗兹代表团清楚地要求在大会后六个星期内组织全民投票，但全国委员会延迟作出决定，令组织投票成为不可能。专家提议两种策略：将全民投票无限期押后，或是减低投票的意义。面对这个情况，卢布连小组在十一月十三日决定草拟十九个问题，提给全民投票，并提交全国自治联盟委员会，被后者接纳了。另一方面，全国委员会的专家提出限于四个问题的草拟，显示了他们决心不超越向法律的有限度挑战。他们声言部份争议中的法令，是可以被解释为有利于工会的，但他们忘记了法律只是由官僚，而不是由工会解释。在激进派的压力下，全国委员会最后通过决议，将十二月第一个星期定为全民投票的日子。但它并没有决定如何制订问题和组织投票。这个日子证明是虚构的。全国委员会还承认需要在区和全国成立自治组织的联络委员会。它训令工会组织帮助成立这些组织。这个决心清楚代表了工人委员会活跃份子的胜利。但它仍未表示承认联盟筹备委员会。同时，在工厂内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虽然并非永远是困难的，也至少是十分复杂的。事实上，似乎政府意图忽视团结工会大会决议要求差不多所有企业的经理应该由工人委员会或代表委员会选任。据悉，政府要维持国家行政机关委任国家一千五百间最大的工厂厂长的独有权力。明显地，打破党委任制度的斗争才刚刚开始。但是，自治运动的最战斗性和觉醒的部份拒绝低头。虽然有不少困难，但选举经理的斗争仍继续。更多的工人委员会采用选择由独立的专家提议的经理的方法，这些专家是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机构的罗兹分会会员。他们邀请有资格的人士申请，中间要经过工人委员会。从八月起，这个方法由卢布连小组推广开去。工人委员会漠视官方的立场，经常邀请罗兹的专家到来帮助组织工厂经理职位的竞争。这种既成事实的政策并不只限于这方面。国家企业法订明由工厂经理管理工厂。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大会的决议坚持工厂应该由自治组织管理，经理的职责只是执行他们的决定。每当团结工会和工人委员会认为力量对比是有利的时候，实际实行的并不是法律，而是团结工会的立场。但要强调，在大多数例子，工人委员会仍然并非自治组织，而是争取自治和工人监管生产过程的斗争组织。“这种监管代表了真正工人自治的过渡纲领的轴心，同时也是争取自治的方法之一。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这个工人监管特别包括了对企业的彻底的认识和否决执行者的决定的权力。”无论怎样，在越来越多的工厂中，自治组织和团结工会委员会以工人名义宣称决心终止这些企业对工业协会的从属关系。工业协会是工业局与生产单位之间的官僚管理机构，它们的寄生性质是特别明显的。在厂内成立的工人委员会，订出了自己的计划，基于自由选择的原则来建立企业之间的民主关系。同时，自治运动的地区和全国机构，发展和推广了类似的计划，令他们能从官僚机构手中夺回主动权。地区联络委员会自治运动的地区联络委员会的角色！普遍局限于帮助工厂内的自治组织发展和巩固起来。他们仍未达到对经济实行社会监管的阶段，但已有初步行动向这个方向走。特别是在上西里西亚，当局企图以收买工人和延长工作周来增加煤的开采。在恶化的能源危机的环境下，地区联络委员会以不同的态度发展了一个增加生产的计划。在这个计划下，增加开采煤和加强使用煤的效率，是要由于下列工作组织上的改变而获得的：1、增加工作周内的有效生产时间；2、节省生产过程中的电力能源消耗。矿内的有效生产时间被发现平均是总时间的66％至73％，而恶劣的组织造成浪费的能源相等于以百万吨计的煤。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在尽量多的工厂内成立自治组织。国会通过的法律，将十二月三十一日订为在所有国营企业内成立自治组织的最后限期。当工人仍未准备好接受自治的思想时，这个限期可以被官僚利用来设立委员会而不理会群众的觉醒或活动水平。当这个水平是低的时候，委员会便会落在官僚的政治控制之下。要预先阻止这个危险，需要团结工会领导层和自治运动的地区联络委员会有一定的意识和组织上的努力。尽管在十一月底，地区联络委员会已在二十五个地区成立了，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在大工业中心，团结工会的地区领导人往往并非十分活跃地建立自治。在这个斗争中，大工厂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往往在这些工厂内，自治得到工人的最多支持。但也正是在这些企业内，组织这样一个制度是最困难的，因为令工人民主运行更为复杂。法律订明要直接选举工人委员会。卢布连小组较早时候宣布赞成经由代表的间接选举，这比较适合大企业的情况。但这个见解并没有在团结工会得到足够的支持和没有被法律接纳。选举委员会的过程不仅因此拖得更久，也更为复杂。另一个因素令这个困难更加加深。自从八一年开始，不少活跃份子和理论家推广了从底层——基于工作队车间——建立自治的思想，但它并没有引起工人的兴趣。在大工厂里，它并没有帮助反抗体力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斗争，令改变企业内的关系和废除独裁主义更加困难。但是，工会内的激进派并没有将全民投票和改变法律的斗争作为推广工人自治的唯一途径。积极罢工的策略从八月开始，罗兹区开始了一个庞大的宣传运动，内容是关于积极罢工的问题，以我拟出的一个计划为基础。地区团结工会副主席柏加（PALKA）计划了一个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经济改革斗争的策略和重点。积极罢工在计划之中占了重要的位置。此外，地区团结工会主席史罗域（SLOWIK）制订了一套计划，在国会和地方政府议会中成立第二议院来代表工人的经济权力。同时还有计划由工会监察由十月开始实行的配额制度和消费品的分配。因此，争取得到工人权力的斗争策略开始出现。在十月二十三日，积极罢工被团结工会承认为工会斗争方法之一。在当日的决议中，全国委员会警告政府：如果到十月底政府显示仍无能力采取积极行动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它继续阻挠社会监管经济，如果它不停止对工会的镇压，则“工会将被迫在一些经济部门准备和采取积极罢工”。在几天前，记者协会主席写信给波共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大会，指出社会很可能以积极总罢工对抗政府的显示力量的行动：“不要忘记，波兰人有不可置信的自我组织能力。在几天之内，一个总罢工可以建立自发的通讯网，联络和互助委员会网。工厂会在这个罢工之中继续运行，生产和交换会继续下去。但政府将不再对它有发言权。”政府大为恐慌，一个星期后，在一次国会会议中，总理雅鲁泽斯基警告那些采取积极罢工的人所要负担的危险。其他波共领袖，包括中委书纪奥索斯基，发表了相似的谈话。波共机关报《人民论坛报）对小册子《关于积极罢工的策略问题》作出了冗长的评论。它说这小册子包含了团结工会夺取权力的图画，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反对它。工会全国委员会尽管较早前作了决定，但并没有开始积极罢工的准备。事实上，在专家圈子内出现了对这个策略的指责。在工会的社会和专业研究中心的一次讨论中，一些专家说：“要实行积极罢工是很难的，但要扼杀它却是很容易的。”一些赞同市场经济的技术人员发表他们的意见，不喜欢成立中央化的工人委员会权力的前景：“在积极罢工中夺取经济权力，和其后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政府，会导致以一个中央官僚代替另一个，以一个集权的分配和集中决定的制度代替另一个。”十二月四日在卢布连市的一个工会会议上，全国委员会最有影响的专家之一，说积极罢工的概念是“由极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的想法，一个有着美丽光环但没有人确实知道它的意义的名词。”这激怒了不少在场的工人，他们不但清楚知道什么是积极罢工，他们还正在拟订实际计划在厂内实行。这并不是在工人中的个别反应。在十一月和十二月初，积极罢工的想法在工会中正迅速流行，特别是在重工业工人之中。十一月初罗兹区的一个社会调查，显示65％的工会会员赞成积极罢工，比较起来，只有12％赞成传统的消极罢工。在罗兹市的一个现代化大工厂中，85％赞成积极罢工。工人视这个方法为有效，可以让社会对抗危机和官僚的违反工人利益的经济政策。一个矿场的团结工会主席解释：“唯一的前景是实行社会监管生产。而今天我们唯一的有效方法是积极罢工。它是行动的形式之一，让我们能监管整个过程，从工厂内的生产开始，直至产品达到消费者手中为止。”一些团结工会地区组织开始准备号召积极罢工和成立特别小组。不单只在罗兹还有在华沙。在十一月十一日的爱国示威中，华沙团结工会副主席雅华斯基（JAW0RSKI）呼吁工人作好准备，以积极罢工的方法控制工厂。在十二月六日，卢布连团结工会主席巴扎克（BARTCZAK）作出同样的呼吁。同时，上西里西亚区领导发表了建立工会中心的计划，以便在将来积极罢工时分配物品。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内负责经济改革的柏加（PALKA）委任罗兹一名非正式联络员指挥在全国实行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事实上，在罗兹、华沙和史塔奴娃禾拉之间，已有一定的工作联系。在华沙，主席团成员之一，同时也是卢布连小组的活跃份子的戴纳（DYNER），制订了一套积极罢工的实际指示。“工人卫队”的问题与此同时，要求成立“工人卫队”（即团结工会自卫民兵）的呼声开始被重视。在十二月二日，罗兹主席团提出一个“工会行动的建议：积极罢工结合着工人自卫队的成立。”这些卫队是要“在积极罢工期间保卫工厂和分配网。”第二天，在全国委员会主席团一次会议中，柏加要求工会发出号召成立工人自卫队，在十二月四日，卢布连一位工会领袖解释：“如果团结工会并不在这个水平作出准备，我们将会被杀个措手不及和没有能力抵抗。我们不单只要准备积极罢工，还要准备保卫自己，对抗政府的攻击和挑衅。”建立工人自卫队变得更迫切，因为军队的“区域行动组”开始在工厂内出现。这加强了对他们目的的怀疑，认为他们是为进攻工厂作准备功夫而搜集情报。在这时候，整个危机已公开地含有革命性质。在十一月，政府已明确地放弃了在一月实行他们自己的经济改革的想法。他们将它押后到最早在八三年才实行。在十二月三日，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写道：“所谓八二年度临时经济制度实际上维持了旧有的管理经济的制度，仍维持在中央机构的决定权，只是将决定的责任由工人和企业承担。这令到议会通过的改革和自治、企业法例成为无效。它威胁强迫很多企业破产或裁员。政府计划与临时制度一起实施的，是大幅度的加价。它要求社会为没有实施的改革付出代价。工会不会接纳没有经济改革的加价。我们会用会章提供的、符合工会法定目的的所有方法来保卫工人抵抗加价的后果——关厂、裁员和减薪。”政府的决定，增加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工人曾经对经济改革抱很大期望。因此，要由自己掌握事情和以自己的方法实行改革的决心受到支持。全国委员会与政府最近的谈判毫无结果。所有人清楚见到政府只是在争取时间。它拒绝作任何让步，无论是在工会使用传播媒介，社会监管分配和经济政策，或是价格改革方面。社会开始觉得官僚的威胁，这个官僚正秘密准备特别权力法案和对团结工会的攻击。群众的激进化加深群众的激进化迅速加深，迫使团结工会与官僚政权斗争。除了要求积极罢工外，要求地方政府和国会自由选举的呼声也日益增加。在工人的压力下，工会领导层开始明白到对抗变得不可避免，不再可以避开权力的问题。工人阶级已将这问题提到议程上了。再没有任何方法抗拒这个压力。华沙团结工会主席保泽克（BUJAK）是了解在经济改革和选举上必须决心对抗政府的工会领袖之一。他说：“这关系到与政权的一次冲突，差不多是最后一次，冲突规模类似比得哥什的一次，但这次不会有让步。我们深信这是唯一可行之路。如果我们失败，情况并不会比今天更差。但情况会好过我们作出退让。因为让步表示解除我们自己的武装，退却到纯粹工会主义立场。”史诺域对局势作出相近的分析。在十二月九日，罗兹最大的十二间工厂举行群众集会，工人清楚表示了支持积极罢工和成立工人自卫队。在集会之后，史诺域对我说：“在三月比得哥什挑衅事件之后，我们进入了一个革命局势。我们不知道怎样利用它。我们作出妥协，取消了总罢工。局势现在又变成革命性了。如果我们不相应作出行动，我们将出卖了工人阶级。它不能再等待，因为它知道政府准备了将社会保持在危机之中和保卫他们本身的利益。这是昨天工厂内的工人告诉我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命令，基于这点我必须去格但斯克。只有一个选择，或是让官僚独裁压碎社会，或是工人和自治的社会主义。”在罗兹，人们决定采取行动，以革命方法剥夺官僚的经济权力和建立工人自治制度。计划中的第一个罢工会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这区首先开始，工人阶级会控制生产和分配。同时，在工厂内会成立工人自卫队。此外，我们开始研究社会优先问题和合理分配电力给工业的原则。工会正准备管理区内的能源网。这是地区性积极罢工的准备工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工人的情绪由罗兹社会和专业研究中心十二月八日一份公报显示出来：“约88％的被访者说如果工会领袖决定采取与政府对抗的行动以达到八○年八月的要求，他们会不论危险，积极支持工会领袖。在可能发生的对抗方式之中，积极罢工是最常提及的。”工会地区领导相信号召进行积极罢工将不会得到多数工会全国领导的支持。所以，他们决定如果受到反对，史诺域会要求全国委员会准许在本区进行积极罢工。可以预料的是，罗兹区会赢取了其它决心进行积极罢工的地区，而迟早这会改变在全国委员会内的力量对此。团结工会提议解决权力问题的技巧和策略会因此由整个工会处理。积极罢工将会让寻求激进行动形式的群众走向采取攻势。工人巩固了经济权力，将会容许他们积聚必需的力量来解决经济权力的问题。经由革命行动而成长的工人自治，将表示地方和区自治会出现并解放千万公民的潜能。这会给自由选举的要求一个巩固的基础，如果力量对比证明是有利，足够解决政治权力的问题，而因此导致双重政权的扩大，罗兹区相信一个胜利的积极罢工应该导致成立国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的自治或社会经济院的成立。这些机构将由所有生产者——雇佣工人、农民和个体手工艺者——民主选举。他们会将国家所有经济权力掌握在手中。团结工会领导的最后会议工会全国委员会十二月十二日的最后会议，显示罗兹的立场和其它地区的立场有倾向统一的趋势。卡拉高区的代表提交了下列工会行动纲领：1、全国委员会与全国自治协会联络，制订有关经济改革的法案和其它草案。它会将提议中的经济模式提交工厂的全民投票，以尽快取得社会的支持。2、在总罢工期间，工会将开始实行经济计划。这会由一个由工会单方面成立的全国社会和经济议会集中统筹。3、当经济开始符合新的原则在所有层面运行之后，工会将宣布罢工结束。4、只有在工会能使用传播媒介，才能达到上述目标。全国委员会将号召在电台、电视台、报纸、印刷所、报纸的运输和分配网等进行积极罢工，令消息传递的工具能为社会服务。5、如果波兰政府放弃实行特别权力的念头，则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十二月三日声明中宣布的总罢工将无须实行。无论如何，全国委员会将加强努力寻求改革，放弃它直到现在所奉行的无效果的让步和妥协政策。6、所有工会与政府的谈判将由电视直接转播。华沙的雅华斯基宣布支持积极罢工作为总罢工的延续，总罢工是当实行军事管制时，工会不能不号召的：“我们很清楚知道，不能将总罢工长期继续下去。在静坐罢工时，立刻要组织积极罢工。”此外，他深信政府机构内的极端组织企图诉诸军队力量；他说：“我认为必须在所有地区，特别是在大工厂内，成立工人自卫队。即使他们没有任何特别物资，我们仍会需要他们。他们会构成一股力量，而准备对抗的极端组织将需要考虑这点。”上西里西亚代表团并采取了激进的立场，虽然是一个不同的立场。它认为工会应该集中所有力量争取在国会和地方政府委员会进行特别选举和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化：“我们希望国会会作积极反应。它唯一可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的积极反应，就是进行特别选举。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倚赖它。因此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这些选举，不理会国会和政府。我们工会与所有组织和人民一起，只有一个愿望——波兰的权力真正落在波兰人民的手中。”温和派提出一套不同的策略。它的主要发言人是卢鲁斯基（RULEWSKI），比得哥什区的主席。他说社会和政府已进入一个对抗时期，从八一年八月开始已变得更尖锐：“迹象显示了一场总对抗，最后会发展成一次总罢工，一个积极罢工。”他坚称必须反对这个过程。必须寻求权力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法”，基于议会民主的经验。“西方社会和民主文化长久以来为政治对抗提供了合理的架构，通过成立议会的机构，即我国的国会。”他力图取得要求国会特别选举的工人的支持。他说：“工会的策略必须让以百万计的人表达自己，因此我提议组织一次全民投票，通过它，不但工会领袖，连整个工会，它的一千万会员，及——如果其它力量加入的话——整个社会都可以表达自己。但，作为一个技巧，这个全民投票不但包括自治的问题，它还要决定社会对现在的代表制度、国会，这个政府和我国的行使权力的制度是否信任。”通过全民投票决定不信任行使权力的制度，会成为团结工会号召总罢工的基础。经过这个罢工，如果政府不接纳政治解决，便必须成立由独立专家组成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是组织国会和其它代表机构的自由选举，从而建立大众的主权。比得哥什区提出的策略有一些弱点。首先，它并不是基于对实际政治情况的分析。这与罗兹区的代表采取的方法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必须从承认革命局势存在而出发，来决定工会的活动。当政府与社会的对抗会在任何时候发生的情况下，卢鲁斯基的建议并没有立即动员群众。建议内不清楚的地方有：怎样在没有直接对抗，没有由团结工会所代表的公民社会反权力的飞跃发展。而能够从官僚手中夺取权力。一个消极罢工，即使是总罢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卢鲁斯基提出的策略是基于几个月前已被群众拒绝的幻想，这个幻想现正被更多的团结工会领袖放弃的。他所见到的议会民主作为将来工人大众的政府的形式并非没有意义的。但是，较激进的流派，虽然没有拒绝议会民主，却赞成将它结合工人委员会的真正民主。由罗兹、卡拉高和华沙区提出的策略比彼得哥什的有一个明显的优点。不过，它有一个所有在八○年至八一年波兰革命中提出的策略共通的弱点。在它争取解决权力问题的斗争之中，甚至工会内最革命的派别也没有提议“赢取军队的斗争”的政策。从群众运动中得到的力量的感觉是这样巨大，令到即使是政治上最觉醒的人也是这个力量造成的幻觉的受害者。他们相信这个力量足以令军队中立，与之对抗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几个小时后，团结工会和整个群众运动要为这个幻觉付出沉重的代价。全国委员会并没有采纳任何一个策略提议，它只是局限于号召一个对制度和行使政府权力的方式的全民投票，这并没有与任何一个策略发生冲突。关于怎样解决权力问题的辩论仍然继续。因此，当团结工会及整个社会正面对政府攻击的威胁，当有谁采取主动出击就会在冲突中取得优势的时候，团结工会却采取了自卫防守性的立场。 |
波兰工人之春开始了（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之春开始了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五期（总第65期）雅鲁泽斯基将军实施军管六个月以来，波兰官僚离开胜利还很远呢。且看下列对白：“局势是极之复杂，我们距离庆祝胜利的日子真正还很遥远。我们仍会遇到各种情形、现象和事变，是我们现在不能想象得到的。同志们，什么也仍然是可能发生的。”“——同志们，你们所说的是令人恐惧的。”上述对话录自波兰电台、电视军事委员会一次会议。它综合了官僚军政权的混乱。该名部长继续说：“战争状态会一直继续下去，直至党重获新生为止。我并不是指党的官僚，而是在大企业的基层的情况。”因为这个高高在上、统治整个社会的党已经虚脱了。自从八○年八月以来，它已失去三分二的党员。在工业里，它愈来愈只剩下干部。它的群众基础现今只集中在政治架构内。官僚企图重组在它控制内的社会组织的努力已持续了很久。在企业内成立以担任官僚所认为的工会功能——例如分配薯仔，调配假期等——的“社会委员会”被一致杯葛。企图利用在军管前在工人委员会中被选的工会活跃份子，以向工人解释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努力，亦被有关者拒绝了。即使在平均加价三倍之后的商店有较佳供应，工人也再没有能力购买。生产以灾难式的比例下降：根据官方统计局的数字，大企业平均只能达到计划中生产的40至45％。这一方面是由于工人的消极低抗（正如在西里西亚的矿场里，约一半的矿工执行工会关于破坏生产的指示），另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状态对生产带来的限制造成生产的无组织性：很多企业在三天之中有二天是停工的，因为缺乏零件和生产原料。由于不能令局势“正常化”，官僚内部的分歧更为加深。这个分歧的基础是去年十二月以来在新旧官僚架构之间的矛盾。所有的国家机构都由相应的军事机构重复了。因此造成党国官僚架构与军事机构之间的内部斗争。前者极力保持它的权势和特权，后者从新的工作之中看到获取新的特权的可能性。旧党机构已成功地组织了名为“波共党政治自卫队”的武装组织，作用是为了监察军事执政团的政治军事机构。反抗运动继续发生另一方面，走到政治舞台前面的军队，正出现一个丧失士气的过程。开小差的人数增加了，特别是在服第三年兵役而又见不到何时完结的士兵。在艾柏力市，一个逃兵向军车开火。军方要在两小时后才能将他制服。团结工会向士兵做工夫。大量的传单向他们散发，呼吁他们拒绝执行他们良心所不同意的命令。还有值得重视的，是工会一些通讯登载了部队内非正式组织的宪章。被第一轮镇压浪潮严重打散的团结工会，正在企业内和住宅区重新组织起来。社会反抗小组正在发展，这些小组由每五个人组成，形成一个金字塔式的系统。超过一千七百份刊物有规律地在地下出版。短暂的罢工和停工在增加，每个月的十三日（开始军管的日子）至十六日（“胡扎克”矿工被屠杀的日子），在全国各地出现广泛的游行。街道上、工厂内的墙壁和车间内，经常点缀着反对军事执政团的口号。军队要组织特别小组在每天早上清洗这些口号。在史维力克开始的集体杯葛电视新闻的行动，已广泛扩大到附近城市。在其它地区，团结工会组织了其它不可能被镇压的抗议形式。例如，在拉当一间军火工厂内，工人决定全部从同一道门进出，这帮助在工人之中发展一种力量和团结的感觉。团结工会亦以其它方式重新组织起来，一个全国反抗委员会已成立，因此发表的声明是由不同地区的著名领袖签署。临时的地区领导层亦在其它地区成立。这些努力的效果不久就已发挥了出来。四月十三日的停止工作十五分钟的号召，至少在十个地区广泛执行了。此外，对运动的策略和组织的讨论已超出了地区水平，令讨论有更大深度。因此，团结工会继续发展，而波兰工人更加需要其他工人的国际支持。根据官方报告，10％的人口只由于得到外来的援助，才能生存下去。这个事实也证明，那些在波兰继续斗争的人，他们的斗争已赢取得全世界工人的注重。支持团结工会仍然是工人活跃份子、革命者和所有工人的重要任务。 |
波兰反抗运动的呼声（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反抗运动的呼声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在十六个省区，发现了敌视的墙上标语、分派传单和关于在西里西亚发生抗议行动的假消息……在一些企业里，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又再次增长。例如，在卡托维兹矿场，人们组织了援助一名被囚矿工的行动。在这矿场的运矿车上，发现被写上：‘冬天是你们的，春天将是我们的。’（……）在查格比矿场，大约115份鼓吹叛乱的传单被散发，在它们上面可以读到：‘在恐怖的黑夜之后，被团结工会力量照耀的白日将会来临（……）公民们，不要被恐吓镇服。尊严地抬起你们的头来，你们将会看到以千计工会人员为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波兰进行新的战斗。’（……）”上文是引自一份日期为八二年二月三日的极机密的政府内部通讯，只供官僚机关上层官僚阅读的。（由华沙区团结工会消息通讯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一期引载）波兰工人运动在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官僚政权发难以来的情况，可概括为被挫败但并未被击溃。来自波兰的消息可以证实这个论点。在格但斯克，卡高维，华沙和罗克劳这四个地区，工会的区领导已重整起来，由逃避了被拘捕的领袖组成。此外，据工会消息通讯报导：“在全国各地，逐渐发展了团结工会社会抵抗小组的全国网（KOS），每个小组由五人组成。每个组员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小组。这些地下抵抗组织传送刊物，收集和散发消息，组织互助和支持行动。”根据在法国的团结工会联络委员会提供的资料，现在已有超过一百份地下通讯。其中一些有重大流通量，例如由罗克劳区罢工委员会出版的“日复一日”宣称流通量为二万份。游行示威政府在二月一日实行的大规模加价——一些物品加价三倍以上——触发团结工会的广泛行动。在格但斯克，一月三十日发生游行示威。华沙团结工会消息通讯叙述了这次行动的组织和当日的情况，包括以百计示威者被保安部队拘捕，其中一些更被重判：“从一月二十八日起，传单被大量散发在格但斯克街道上和郊区的火车上，呼吁在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晚上七时二十分在窗前燃点蜡烛。在第二天，传单呼吁在三十日下午三时在海军船坞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在三十日下午二时，群众开始在纪念碑前的广场聚集，带着鲜花和蜡烛。人们听到从海军船坞传来的‘主佑波兰’的歌声（……）。工人从船坞走出来，带着旗帜和蜡烛。警察向后撤退。没有歌声，也没有呼口号，当群众开始慢慢散去时，冲突开始发生。首先，群众被催泪弹袭击。其后，军警向群众发射照明弹，又使用水炮（……）冲突持续约两小时。群众高叫：‘盖世太保！法西斯党徒！’警察增援部队将群众驱散和展开搜捕行动。街道两头被封锁，差不多只拘捕年青人。巴士被截停，巴士内的年青人不问情由也被拘捕。”这个示威并非单独事件。在二月十三日，类似的抗议在波兹南被组织起来。一个目击者报导：“这个示威事前经过反战时状态的传单运动，组织得十分良好。波兹南的全部居民都有参加。人们分开来游行，以免被看作是进行集会。到了中午，军警封锁了五六年六月受害者纪念碑。人们因此将鲜花和蜡烛放在对面的米奇域兹纪念碑前。军警亦封锁这纪念碑。人们其后走向文化宫。到了六时，一大群青年望弥撒后从教堂走出来。他们走向纪念碑，军警于是进行干涉。在这天，波兹南一些工厂进行五分钟罢工。”另一个示威在同一时间在邻近卢布连市的史维力克发生。当地的WSK工厂生产直升机，雇用了一万名工人。“在晚上七时半，当电视新闻开始播映时，居民走到街上，在市中心散步。但这个散步含有示威的性质，所以当局将宵禁从十时提早到七时。”在罗克劳的罢工罗克劳地区罢工委员会通过传单和海报，呼吁在一月二十九日进行半小时罢工。根据团结工会稍息通讯报导，该市的大部份企业都实行了罢工。一名目击者描述：“行动受到厂内工人十分良好的支持。这并非一次公开的抗议，但人们停止工作，而厂领导和管工感到害怕。自从一月二十八日以来，我们觉得在工厂内有一种紧张的气氛。传单派给了所有人。人们觉得很满意：他们克服了恐惧，行动让人们恢复信心，在他们之中再建立联系。”在另一间工厂内，虽然泊有六部军车，工人仍然停止了工作一分钟，挂起了旗帜。在另一个企业，罢工延长达三小时；工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恢复工作。恐怕他们如果占领工厂，则可能会被孤立起来。这些罢工，即使不能强迫官僚退却，也加强了工人的组织，显示了集体行动是可行的。但对它们的评价并非一致的。一份工会通讯刊登了华沙工会领袖保泽克的访问。他解释说：“罗克劳一月二十九日的罢工起码在一些企业成功进行了。得到的让步是什么呢？没有。得到什么失败呢？我们毫不理会。面对政权的唯一有效论点是，这可能变成一个席卷整个波兰的行动。”保泽克声言支持可以获得实际成果的行动：“如果乌苏斯拖拉机厂可以藉罢工迫使政府不再在电视让那些无权代表工人说话的人出现，好吧，让我们发动罢工。如果一个企业有足够力量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就让它斗争争取吧。”在官僚实行军管的三个月之后，反抗运动继续发展和巩固。但它远非一致的。关于目前行动的形式和长远战略的辩论继续进行。总结以往十六个月的团结工会合法活动的经验，归纳可以避免去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挫败的策略，和寻求组织工人的各种方式，正在继续开展。 |
“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特讯：《成立宣言》、《致全国人民呼吁书》（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特讯：《成立宣言》、《致全国人民呼吁书》本刊资料室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以下两份文件，由“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发出。这个委员会由幸免于镇压逮捕的“团结工会”领袖组成，旨在协调反抗运动，抗击雅鲁泽斯基的军事管制统治。第一份文件宣布了该委员会的成立，第二份文件向波兰人民作出一般呼吁。两份文件均由委员会主席“米斯高”MIESZKO（假名）所签署。这些文件最近刊载于纽约出版的波兰文报《新消息》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及三月四日，《洲际通讯》译成英文，发表于三月二十二日。]成立宣言在八二年一月十三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委员仍未被捕，并在继续工会的活动。其他与“全国委员会”活动有关联的人士也参加了会议。在了解各地区情况，决定了应如何最好地在秘密条件下进行工会工作后，与会者成立了“团结工会”的“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是“米斯高”。“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将会作为工会的最高机构而运转，直到以下情况得以达到为止：1、战争状态被取消，独立及自治的工会“团结工会”得以恢复；2、被捕的和被拘禁的工会活动份子，学生反对者和波兰知识分子获释；3、统治集团与由华里沙为主席的整个“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进行真正的对话。“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是八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格但斯克列宁船厂成立的“全国能工委员会”的继续。它的责任，是协调全国各地工会的地下活动。我们在此吁请未能出席这次组织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与“波兰全国抵抗委员会”联络。同时，我们提醒所有团结工会会员切勿企图在与当局有关的事情中代表工会。*在目前紧张的形势下，我们全部要特别团结起来，联合一致。*【这是指当局企图成立一个新的、由政府控制的工会，争取一些团结工会活跃份子合作参与此计划。】致全国人民呼吁书事变的过程，将许多波兰人，波兰家庭的命运，事实上将我们民族的将来、波兰的将来，置于你们手里。我们以极大的诚意和希望，请求你们询问自己以下的问题：波兰、爱国主义、国家、国家的利益、公义、尊严、良知，都是些什么？你们要担任一个困难的角色：当国家与人民冲突时，你们却要向国家履行职责。当你们履行职责时，这个冲突定必撞击着你们的良知。记着，人类的尊严和良知，对自己对别人的诚实，是不能以任何代价买或卖的。它们只是简单地存在着，在抱有真正人类价值观念的人们心里，它们永远是战胜的。侮辱着人类的信誉和诚实的，不是观念而是实践。在目前形势，侮辱着这些原则的，是两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我们的目的——真理和真正的公义，另一方面是它们被规例、压力、命令和宣传所实际歪曲了的。真理是不可分割的。要对自己良知诚实，就必须找出真正的真理，将之付诸实践。人们不能欺骗自己的良知；他们不能扑熄自己心里的真正人类尊严的感觉。试想想，你们服务的是谁、是什么？试想想，在波兰，军事政权和人民之间有什么共同的利益？自一九四五年以来，我国一直受到一个所谓“人民政府”的压迫，这个政府的责任，就如人民的国家一样，是为全国服务。但事实上，社会被剥削的情况，证实了他们的政策的浪费，导致极大的贫困和深刻的经济危机。这是由政府机器的无能和不诚实所导致的，这点今日已得到官方承认，甚至为法庭所调查。波兰全国抗议和以行动反对这个脱离波兰宪法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原则的情形，是正当有理的。这个不能称之为反革命。人民的基本目的，主要不是要撤换对危机要负责的个人，而是要取得制度化的相合法的保障，保证这些周期性危机的导因会从波兰生活中消灭。这些导因在于政治制度之中；这个政治制度由一个不变化的控制约束，旨在维持和增加自己特权的政治经济架构所统治。专政继续加强。保护孤立的政府的，是不公义、对人民代表委员会和国会的选举的干预、对法庭的控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对警察及特别部队的武装力量的指挥等。这点违反了我们的宪法，也违反了所有波兰签署遵守的国际条约。这些都服务于当局而非全国。证据就是现今战争状态的持续。因此，“团结工会”要求公众生活中有真正的民主。当然，这是一个政治目标，但在我们的现实中，这点与人民的经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作为工人的代表，“团结工会”也有充份的权力试图在这点上取得协议。思考这些问题，对自己诚实，对我国忠诚！ |
“团结工会”地下领袖访问记（《华沙周报》记者，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地下领袖访问记《华沙周报》记者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团结工会华沙区两位领袖，保泽克和高罗斯基，避过了军警搜捕，转入地下活动。这篇访问是工会地下报纸《华沙周报》记者访问两位领袖，刊在二月十一日出版的第二期里。访问的法文摘译本刊在法国《红色周报）三月二十六日号。“两位领袖讨论了波兰反抗运动内关于在军管后怎样组织工会行动的辩论。他们的见解可看作华沙区工会的正式意见，但并非工会全体的意见。除了华沙领导层外，至少在另外五个地区有工会区领导，包括罗克劳（工会领袖法西留克转入地下活动，领导工会组织了一月二十九日的罢工）、格但斯克（领袖之一的李斯亦转入地下活动、卡高维）、比里斯托和波兹南。”问：你们对目前形势的估计如何？团结工会的前景怎样？保泽克：现在没有可能分析局势，就我们的行动作出简单的结论。我们仍未知道是否要等待几年，或是在三个月内迫使军事委员会作出让步。高罗斯基：如果军事委员会自行决定容许（即使有限度地）工会进行活动，我们必须争取最大限度的自由。如果不容许的话，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建立平行的工会架构，非正式及非集中化的，因而是不可见和不会被捉到的……问：我们能否——及怎样——迫使政权重组我们能够接纳的工会？高：政权会作出的让步是取决于社会压力。因此，必须从现在起便建立工会的第二个架构、基层单元，组织交流资料消息，散播非正式刊物。这是压力的最佳形式。政权会选择容许团结工会部份独立的正式活动，而不是让它建立没有顾虑的平行架构。问：为什么本区没有类似罗克劳的区罢工委员会或罗兹的厂际委员会的工会地下组织？保：我反对成立区罢工委员会或厂际委员会等组织，因为我反对虚构。我们不知道谁人出任这些委员会。行动只是以个人名义作出。工会权力只能由公开的、确切的组织构成。问：那么成立工会全国权力机构的可能性又如何呢？保：如果我们成功地联络到法西留克、李斯和其它区的领袖，我们便能建立全国机构。它的力量并非取决于它自称为“工会领导”，而是取决于它能取得的权力。问：你想象中怎样在没有设立区委员会的情形下领导地区？高：目前的情况需要非集中化：架构由在企业和其它地方的独立的环节组成，成员之间以邻居、朋友或工作关系互相联系。这是为了防范渗透，减少损失和被拘捕，避免我们的活动瘫痪。区或全国中心可以作出指示、分析、劝告，它可以建议行动、提供训令、资料、刊物。但它无论如何不能是一个中央机构。问：我们与企业联络，知道人们需要一个活动中心，指示要做什么，和怎样做……高：卡普泽和史维斯基（华沙两个大企业）自行发展得很好。那里的人并不需要被领导，只要帮助而已。问：很多人对我们说他们不愿再等待，他们希望加速决定性对抗行动的来临……高：…团结工会这十八个月的存在，是我们全国伟大起义行动之一。一次不流血的起义。…并非罢工、街头抗议示威，而是教育每个人合作：提高他们的社会和民族意识，对抗宣传，寻求真理。问：你说来好像是很长远的事，但你也认为工会再次活动是有可能的，是吗？我们因此不需要巨大的行动以改善我们与政府谈判的地位？更遑论这些行动能重新给予人们力量和团结吧？保：在十二月十三日之前，这类行动成功了几次，但我们仍然回复到战争状态。罗克劳一月二十九日的罢工起码在一些企业成功进行了。得到的让步是什么呢？没有。得到什么失败呢？我们毫不理会。面对政权的唯一有效论点是，这可能变成一个席卷整个波兰的行动。问：组织这种行动的机会如何？保：我可以见到这个可能性，但并非在目前时候。在二或三个月之后，当我们可以见得更清楚时再说吧。争取工会的斗争会因此对它的复兴的未来形式是决定性的。必须迫使政权采取有利我们的态度，例如以十五分钟的警告式总罢工。…我们只能组织一些带来短期而有实质结果的行动。如果乌苏斯拖拉机厂可以藉罢工迫使政府不再在电视让那些无权代表工人说话的人出现，好吧。让我们发动罢工。如果一个企业有足够力量要求释放被捕人士，就让它斗争争取吧。 |
西欧群众示威支持波兰工人（《国际观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西欧群众示威支持波兰工人来自《国际观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意大利（略）英国：约一千人在十三日在伦敦波兰大使馆前聚集。第四国际英国支部及其他托派组织，以及英国工党一些领袖都予以支持。全国大示威在二十日举行。英国共产党表示遗憾波兰发展成“以军事方法解决而非全国联合。”共产党并没有呼吁示威。它的党机关报《晨星》说，波兰的镇压是该国“内政”。西班牙（略）瑞典（略）荷兰：约一千人在十三日在阿姆斯特丹参加由第四国际荷兰支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号召的示威。荷兰共产党支持了这行动。经过一天讨论后，共产党领导层发表公报，宣布“已采取的军事措施证明波兰共产党的破产”。十四日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都举行了示威。西德（略）挪威（略）比利时：约二千人在十三日下午五时在首都波兰使馆外示威，参加者包括欧洲议会一些社会主义议员，比利时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比利时社会党的副主席，以及工会领袖。第四国际比利时支部也一同参与了。在安特卫普，波兰领事馆外有示威集会。在查利来，人们截停了从巴黎到莫斯科的火车，在车厢上漆扫上表示支援波兰工人的标语。瑞士（略）葡萄牙：……葡萄牙共产党反对所有支持波兰工人的运动，并公开支持波兰政府的立场。丹麦（略）法国：十三日早上，全国第二大工会组织了代表团到巴黎的波兰使馆外集会。稍后时间，所有工会（除了由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ＣＧＴ例外）都派代表参加。示威者要求与波兰使馆会面，遭拒绝。下午二时，第四国际法国支部“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及其他托派组织号召游行。群众游行穿过巴黎市中心到蒙柏立火车站，约六千人参加。十四日黄昏，数以万计人在巴黎游行示威，示威由所有工会（除ＣＧＴ外）号召。ＣＧＴ拒绝参与，但该工会一些异议份子派代表团参加，并高呼“ＣＧＴ支持波兰工人”。社会党及其他左派组织都支持示威。密密挤着的人群，在巴黎宽阔的街道上游行，队伍长达二哩，旗帜飘扬。最普遍的示威口号是：“社会主义为的是工人”，“没有自由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是工人的统治”，“在波兰、在华沙，他们在逮捕人们，他们在监禁人们！打倒斯大林主义”，“团结工会要有自由”。主要的首都府都发生了同类示威。里昂有二千五百人参加，吐鲁斯、卢昂等有几百人参加。“革共盟”在每处都起重要作用。ＣＧＴ许多属下工会都已激烈质问和反对法共的可耻立场。 |
波兰工人的英勇抵抗行动（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的英勇抵抗行动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在12月13日宣布实行军法统治之后，波兰政府进行的恐怖活动日增无已。但波兰工人的抵抗运动仍然持续下去。虽然被从占领着的工厂赶了出来和面对大规模的拘捕，但波兰式人一回到工厂，又重新采取罢工、怠工等抵抗行动。虽然波兰实施新闻封锁，唯一官方消息来源是波共新闻社和塔斯社，但关于反抗运动的消息仍然从各种途径渗透到国外。在宣布军管的当日，未被拘捕的团结工会领袖发出号召进行总罢工。15日，纽约时报报导各大主要城市的工厂、船坞、钢铁厂、煤矿、大学和图书馆等出现罢工、静坐等行动。两日之后，泰晤士报报导防暴警察和军队粉碎了格但斯克列宁船坞、什切青莱斯基船坞、西里西亚一些矿场、华沙钢铁企业等地的罢工，和在洛克管理工学院的罢工。在波兰南部近卡托维兹的胡扎克煤矿，最少有七名矿工被企图驱散罢工的警察杀害。在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诞生地，示威演变成严重打斗，据华沙电台宣布，有164名工人和160名警察受伤。在列宁船坞，大部份工人被坦克和催泪气赶出厂外。一份据报发自列宁船坞的传单呼吁：“团结工会会员们，不要屈服。如果我们今天屈服了，我们会在很多年之内将我们对自由的希望埋葬掉。我们一定要为被捕人士的自由奋斗。几千人是不能毁灭一千万人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在12月16日报导，一些民兵执行军事法令，违抗命令，将枪抛在地上，并举行静坐行动。12月19日，团结工会呼吁实行总罢工，而华沙电台立即宣布将城市交通、铁路、公路运输置于军管之下，任何人不服从命令，可被军事法庭审判，最高刑罚是死刑。但工人的反抗行动并没有因此退却。把法新社引述苏联消息人士报导，最少有百分之二十的波兰工人在12月21日星期一举行了罢工。塔斯社报导“包括艾伯勒、卢布达、卡托维兹、什切青和洛克劳等广泛地区骚乱持续”，三千矿工占领兹摩域和比亚斯特矿场。卡托维兹钢铁企业被八千工人占领，并据报在军队攻入时将主要高炉炸毁。在首先发难的情形下，波共官僚成功地打散了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在未有足够准备之下，目前的罢工，虽然英勇和坚定，仍不能推翻官僚政权。但它们会为将来的胜利带来希望。它们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它们侵蚀了官僚政权的统治，日渐削弱它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据报导，在卡托维兹钢铁厂，运送食物给罢工工人的竟然是士兵。此外，逃兵也日有所闻。当雅鲁泽尔斯基加强压力进行恐怖活动，兵士基层的背叛也会倍增。波共政府宣布：“在由士兵监管的工厂里，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用枪指着每一个波兰工人，这就是官僚的计划。面对官僚的恐怖行动，全部人民都已起来反抗。即使罢工并没有在每一间工厂进行，但各处的工人都进行怠工，召开会议，对镇压受害者的家人加以援助等。雅鲁泽尔斯基希望恐吓压迫人民，但却招来一致的愤慨、一致不让他横行无忌的决心。即使官僚成功镇压了目前的罢工，但他们也知道不可能击败这种抵抗。新的战士不断起来代替被捕的同志，新的罢工接替被镇压的罢工。波兰电台广播了新的镇压行动。一些工会会员被控“从事工会活动”或“组织和领导了工厂内的占领或罢工”而被判刑。此外又宣布“最后的骚乱”已经平息，比亚斯特矿场的矿工已离开占领了两个星期的矿洞。但即使依据官方的说法，自发的罢工已停止下来，但各种消息显示，反抗正在组织和继续下去。在华沙，团结工会到12月28日为止，已出版了四期通告，呼吁全国进行反抗行动。第四期并恢复采用平日的名称：“新闻通讯”。工人正转向消极反抗：降低工作速度，破坏制成品等。据报在恢复工作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乌苏斯拖拉机厂的一万五千名工人只制造了一部拖拉机。在波兹南，工人在军事监管下制造了不能使用的产品。据“新闻通讯”报导，情况最坏的是在华沙，部份居民屈服在恐惧之下。省团结工会呼吁：“各人不要恐惧，将消息传递开去吧。我们是被占领，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每天晚上八时至九时半，点洋烛以表示反抗和团结。”从波兰出来的旅客报导更多的官方标贴被涂污或划了十字。在乡村，农民害怕被征粮，将牲畜和谷物收藏起来，并拒绝向政府售卖粮食。官方电台也间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农产品征购的数量下降，要威胁农民实施制裁。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反抗运动即使没有采取触目的形式，也在社会的所有阶层自发组织起来。一些未被捕的工会战士，如华沙省区团结工会保扎克，更转向地下活动。虽然波兰工人受到措手不及的打击，但他们的愤怒和寻求彻底改革的决心，加上过去18个月的组织规模，清楚显示了波兰工人是不会被官僚长期压制下去，遑论回复到团结工会诞生之前的局面。 |
战时令下华沙流传的工会传单（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战时令下华沙流传的工会传单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一、致“团结工会”支持者1981年12月12日午夜，防暴警察电单车队袭击团结工会的华沙地区总部，逮捕了在场的活跃份子和职员。同一时候，全城逮捕行动开始。我们已开始取得刚被囚禁的人的名单。华沙及全国的电话和电报通讯被切断。当局小心选择了摊牌的时刻。“团结工会”的领袖正在格但斯克举行全国统筹委员会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他们的消息。同时，大部份工人离开了工厂，要到星期一（12月14日）第一班工人上工才集合一起。这次攻击的目标是摧毁工会。当局宣布了战时状态，此举是违反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我们工会章程规定，对这类攻击的反应，必须是立刻进行全国总罢工。“波兰仍未消灭……”（译按：这是波兰国歌的第一句）。签署：乌苏丝工厂“团结工会”于华沙，1981年12月13日凌晨三时二、给波兰人民……在午夜，战时状态宣布了。这点粗暴地违反了我国的公众秩序，其目的是恐吓和分化人民。我们向你们呼吁，不要让他们打破将我们联结在一起的团结连系。在这些时刻，最高价值是人民的团结。签署：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 |
团结工会并没有屈服——波兰军变目击记（[法]何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并没有屈服——波兰军变目击记（法）何文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按：1981年12月13日波共实施军事管制时，何文，法国总工会一名会员，正在波兰西南部矿区上西里西亚访问当地团结工会。他在波兰继续停留了一个星期。回到法国后，他接受《红色周报》的访问，并刊在该报12月24日第996期。问：在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军队发动进攻时，你正在波兰，并停留了一个星期。六天之后的今日，你从波兰回来。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去波兰的呢？何：在1981年10月，我在亚力市参加创立“支持团结工会”合作社。这合作社其后积极进行了支持活动（特别是在筹款上）和解释波兰工人的斗争。筹款的结果令格但斯克地区一位团结工会领袖能够在几星期前来这里访问。在这个时候，我们亦资助了团结工会电台购买物品。其后，我们发动了一个特别为支持矿区战士的运动。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被上西里西亚团结工会省领导邀请访问波兰。问：你因此能够在军事行动前的整个星期内参加他们的活动……何：是的，上西里西亚的省领导的同志们让我参加了不少他们的活动。我参观了几个企业。我在那里认识了活动份子，参加了他们的会议，旁听了他们的辩论。我相信我对团结工会在上西里西亚的实际情况有了确切的了解，也明白了工人在这区面对的问题。这区是欧洲工人最大的集中地之一。团结工会在这里有140万会员，拥有一个重要和有良好组织的机构。只在卡托维兹市省领导处就有不少过一百名全职人员。问：他们是否已准备好对抗行动？他们是否害怕类似已发生的镇压行动？何：可以说他们相信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他们的准备状态就我所见，是存在矛盾的。在雅鲁泽尔斯基发难之前几天，当危险的迹象增加时，省领导层已举行了几次特别会议。会议主题都是为对抗作准备。已议决的有：以小组形式派往各主要工人集中地区。但另一方面，并没有预计到省组织架构的非集中化。在事变当日下午遇到的一名刚逃避了拘捕的省领导人员对我说：“我们仍未有充足准备。”问：在当日你是在上西里西亚一个矿区小镇。发生了什么事情？何：就我所目击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当日自从清早便出现大规模拘捕和依照一个良好准备的计划行动的：从凌晨开始，军队便到每一个企业的工会负责人的家拘捕他们，连很小的企业也包括在内。只有那些不在家或是在事前得到警告而逃脱的才幸免于被捕。从这个小镇推想，毫无疑问是有以万计的工人在开首几天被捕。问：人民最初的反应怎样？何：当然不能普遍化地说，但我经常见到恐惧和悲痛。我所碰到的年老的人似乎特别悲观，恐怕有一场新的战争。但与此同时，人们并没有屈服。“一定要作一些行动”，所有人都这样对我说，即使是最悲观的。第一天星期一早上，我回到卡高维。早上六时，在我乘搭的火车上，除了上工的工人外，并没有其他人。所有人的眼都是红的。整体气氛是不可以形容的。他们很静默，但没有被打败的情绪。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决断。其后一些人开始说话。他们是返回工作地点，但抵抗已从这火车内开始了。这是极为感人的。问：在你其后逗留了几天的卡高维，情况如何？何：星期一下午，我在当地见到最初开始流传的传单。他们被钉或贴在学院或教堂门口。行人停下来，小心地阅读，然后迅速离开，情绪好像受到鼓舞。我见到的第一张传单报告在列宁钢铁厂组织的反抗行动，该厂是市及邻近最大的工人集中地。星期二上午，由格但斯克五位避过了拘捕的团结工会全国领袖所作的呼吁，在本市内几处地方张贴。我相信这证实了——在缺乏电话、传递员、或任何没有清晰理由而从一个城市去另一个城市的可能性的情形下——传递讯息的一定能力。最后，通告有规律地张贴出来。署名为学生罢工委员会的通告有规律地报导在列宁钢铁厂继续反抗。星期三晚上，我们见到第五份通告。问：你见到了市内团结工会的战士吗？何：是的，有几个。全部都表现了极大的决心。其中一人对我说：“绝无可能容忍或接受所发生的事”，“反抗是必需的”。他们谈到为星期四的行动作的准备工作，星期四是纪念格但斯克事件的日子。但我随即离开了，不知道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星期一晚上，当我与卡高维战士在一起时，我收听了法国电台广播。我希望给他们一些消息。而我听到“由法共控制的法国总工会主席”西基解释说需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帮助波兰。在这个时候，街上一队机枪装甲车正在经过。我是法国总工会亚力市社区工会的战士。我可以对你说，我的厌恶达到极点。一方面见到发生的事情，对工人阶级的镇压，而另一方面听到这些东西，是法国总工会的战士所不能忍受的。问：你有没有在事变之后与团结工会的战士讨论他们期望国际怎样的支援呢？何：当然是短促的讨论了。所有人对我说：“尽快回到法国。报导和令最多人知道你在这里见到的事实。我们现在的孤立是很可怕的，是有利于军方和民警的。”在物质支援方面，他们的需要是巨大的。他们欠缺所有东西。但在上西里西亚，甚至在事变之前，药品的缺乏已是极端严重的。没有抗生素，没有针筒等等。药物的运送，作为例子之一，是极之重要的。 |
波兰共产党的恐怖统治（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共产党的恐怖统治史慕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月第九卷第一期（总第61期）以军方将领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向波兰工人宣战，企图分裂他们的组织。官僚希望一部份工人在物品供应困难的折磨下，会愿意接受一个强力的政府。事变后最初几天，所有宣传都是集中在这一点上：“我们反对所有坏事，无论是来自哪一方面。我们为反对罪恶而斗争，所有要对浪费负责任的人都会被惩罚，不管他居何种职位……”政府在拘捕包括前第一书记盖莱克等的一些官僚时所作的大事宣传，企图要人相信政变是由“爱国者”所为，虽然是严厉，但仍是公正的。官僚亦希望利用部份工会份子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以“国家团结”的旗号掩饰独裁。但是，波兰工人的英雄的抵抗行动令这些企图幻灭。波兰天主教总主教格兰普向工人呼吁“保持冷静”，即使我要跪在地上也要恳求你们：“不要采取波兰人对抗波兰人的斗争！”可是，这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虽然官方宣传媒介广泛将它传播。几天之后，主教会议采取了较强硬的立场，比较倾向支持反抗运动，以图保持教会在人民中的形象。计划失败后，官僚层走向更严厉的镇压和恐怖统治。拘捕行动日以继夜地进行，被捕的估计数以万计，甚至以十万计。官僚命令向工人开枪，据报导有数百人死亡，以千计的人受伤。什切青邻近的旧纳粹集中营重新开放。最少两个集中营被建立起来，一个在华沙，另一个在格但斯克附近的一个半岛上，被北极冰冷的风雪吹袭。华沙电台在12月17日宣布“政府不会退却，因为它不能退却！”第二天，它报导了“波共工人党基层的战士自动地成立了自卫组织”。意思很明显：在正规部队不能有效地实行恐怖统治时，辅助力量被动员起来。在经历了18个月恐惧丧失特权之后，复仇者已准备好战斗。正如73年智利的“国家和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一样，他们并不害怕血染双手。雅鲁泽尔斯基的发言人哥尼基是镇压老手。他的复出显示了波共内部一派的抬头。他们以往组织了68年的反学生镇压行动，又在70年命令向罢工群众开枪。在实施军管之后，政府实行了一连串的措施。它宣布加长工作时间，一些行业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一星期工作六天甚至七天。将近半数的企业军事化，由军队实行监管。减少食物配给量，特别是肉类。强迫工作，例如要失业者在街道扫雪等。1982年1月2日，政府更宣布将波币贬值一半以上，将物品价格大幅度提高，许多基本食物价格增加三倍以上，并撤消对零售价格的管制。政府的种种措施，除了明显地要将工人分裂成个体，摧毁所有工人组织，夺回过去十八个月工人取得的成果之外，还要以武力进行肉体镇压，强迫工人降低生活水准，负担波兰经济烂摊子的后果。政府推行的“新经济原则”，以“企业自负盈亏”为本，目的正是要分裂工人阶级。波兰的三份二企业由于设备落伍，是不能不亏蚀的。因此，不需要由政府强迫减薪，而只需由“客观条件”决定。部份企业已因此关闭。波共军管政府在镇压了初步的工人自发性反抗之后，便大事宣传局势平静，“华沙恢复正常秩序”。这些官僚不敢指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百万计的工人和全体人民进行反抗行动。官僚现在已经出动最后的武器，以恐怖统治施加在人民头上。如果他们成功，将会出现现代历史最血腥的政权。但在与全体人民对抗之下，他们的胜利只能是暂时的。 |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访问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访问记译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大会以尽可能民主的方式进行，而会场既有严肃和激烈的辩论，也有轻松的时刻。大会主要是通过一份纲领，而选举主席时，除了个人威望和性格外，各人所提的政纲是极受重视的。四名候选人除了各自发言外，更一同当众接受质询。各候选人都被问及所主张的行动纲领，克服经济危机的建议，对自治的看法，对“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态度等。质询的经过在大会日报上刊登，以便各代表作出判断来投票。以下是大会日报的质询大会记录中较有趣的小部份节录：访问约适克问：你为什么与华里沙角逐主席？答：我不会说同事的坏话，但当最严重的问题危急时，同事就不重要了。我深深地尊敬华里沙，我认为他做了许多事，我很感激他。我永不会如他那么敏锐和聪明。可是，我不同意他实现目标的时间进度。问：如果你赢得竞选，你是否会比他激进？答：我已说过我不是激进派。我认为无论何处都应遵守纪律。但如果我们不利用现今形势，我们一百年内也不能再直挺起来。问：如果团结工会有一个小组决定离开工会，你作为主席会怎样做？答：我主张讨论。明智和具体的讨论可以澄清问题。问：你最喜欢谁做主席？答：目前是我自己。问：你是否支持政府克服危机的政纲？答：我不支持。访问卢鲁斯基问：如果你获选，你会否保持同一人？你会否最后可以好好地大力地击碎这个瓦盂（指制度）？答：我们要使工会成为一个大鎚，一枝大棍，吊在当局头上，但不打下去。（鼓掌）问：你的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是否足以担任两年任期？答：既然所有候选人都被问及这个问题，我建议他们在大会面前做掌上压，做得最长的人就做主席。（鼓掌）问：你是否真得了博士学位？答：不。我尝试考硕士学位，但八月事件将我带到了更重要、更有趣的工作上。问：你能否以工人可明白的语言说话？答：这点要由听我讲话的人判断。问：你对华里沙有何不满，以致与他战斗角逐主席职位？答：我从不也永不会向华里沙发动任何战斗。我战斗的是纲领。我目标是要纲领得到修改，只此而已。问：你会投谁的票？答：根据章程，这是秘密投票。访问格维斯达问：你太太如何影响了你的行动和纲领？答：（笑着）这个总量似乎太个人化，我不想回答。问：你看全国委员会和主席团内每十人中有多少是蓝领工人？答：问题是当一个人没有穿上工作服，我就分不开工人和知识份子。问：为何你要竞选主席？答：因为工会章程容许我这样做。问：你认为工会现在是否必须变得更激进？答：“激进”这个词必须加以解释，因为它是敌视我们的宣传所用的概念。而工会会员则视它为一个普通名词。在签署了格但斯克八月协议后，有两个人称我为叛徒，说我背叛了国家利益，但许多人却欣赏我们有勇气要求那么多东西，而且是那么不妥协。所以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我认为我们应该一贯地行动，而且在提出要求前行动，以便能在稍后取消罢工。问：大会结束后，政府会与全国委员会谈判。“团结工会”应否作出谨慎的准备，而谈判应该是闭门的还是在电视机前的？答：在我参与的团结工会与政府的四次谈判中，达到一个决定，就是在每次谈判前，对方都将立场写在纸上，我们可先与基层讨论政府立场，他们也可与政治局讨论。不幸他们从不遵守诺言。当然，电视录影机应常常在场。访问华里沙问：如果你已耗尽竞选的可能性，你会怎样做？答：我想我不会活着见到这点。工作如此繁重，我不可想像我能担负这些——如果我被选为主席。当我离开工会时，我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哗然）问：你会投谁的票？答：谁也不投。（哗然）问：如果你落选，你会在工会内扮演什么角色？答：我离开工会，完全离开。（哗然）我就是这样的。我不是傲慢，我只是过劳了。我健康开始有问题。在这里听到你们的谈话，我相信你们能成功，你们不会被战胜。八月的成果不会消灭。问：你是否觉察到你有时犯了背离民主的行动？答：民主不是嘀咕。如果你作出决定，是不民主地作出但有九成正确，那么这个决定需要作出。问：你是否认为经济改革会帮助了工会？答：我们作为工作而产生，生活迫使我们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它自己发展到要成立其他结构，增加了工会的负担。我们必须开始成立工人自治委员会，我们已作出了第一步，我们将会建立新的结构，例如独立的法院等。问：你会不会时常在行动上服从大多数意愿？答：不，不会时常这样。问：你会否取代一些专家，或只是部份专家？答：有许多人我是不会与他们共同工作的，即使我要更损耗我的健康。我或是一些人退出会较好。问：如果你成为主席，你会否提名卢鲁斯基为副主席？答：我肯定不会。我肯定不会与卢鲁斯基共同工作，我有自己的原因。问：如果你落选，你会怎样做？答：我会多谢与我工作的人，然后去医院医好我的心和肺，然后去钓一会儿鱼，最后就去赚钱：签纪念册，写科学幻想小说，等等……（笑）问：如果你不获选，你是否会成立另一工会？答：不会。我是波兰人，力量不在于个人。而且有人比我更聪明能干。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胜利。你们不用担心会有分裂。问：你可否保证主席团的弥撒不会持续太久？答：不可以。它会持续一段时间。每个组织都有方法自己改进。只是它不能犯错误。/时间讯号/华里沙：怎么？结束了？我还未开始呢！当我说我离开工会时将会是最快乐的人时，你们的眼睛瞪得那么大。你们不明白。他们常常挑剔着我——一会是相片，一会是我的烟斗……我真的受够了。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我们团结在一起。对手很强，如果我们不团结在一起，他们就会将我们弄垮。团结工会主席投票结果在10月2日，华里沙以多数票被选为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的主席。票数844有效票数837弃权48格维斯达74（8.84％）约适克201（24.0％）卢鲁斯基52（6.1％）华里沙462（55.2％） |
“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的竞选发言（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主席候选人的竞选发言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格维斯达GWIAZDA我们工会无疑处于困难局面，我们必须承认这点。做成局面如此困难的原因很多。我国正陷入日深的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由经济或国家财富状况引起，而是由错误决策引起，而危机正转化为真正的经济危机。一年前，我们或许可以克服或至少限制这个危机，但现在每多过一天我们就需要更多时间和努力才能做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轮候队伍和食物及工业产品的缺乏外，我们工会正面对当局日增的攻击。一年前，当局不会胆敢检控这么多工会活跃份子；一年前，总检察官不会胆敢对独立刊物和工会报纸实行这么多调查。在这方面，我们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是后退了。这些事件发生了，是因为我们对于小型攻击（当局意图以此试探我们是否会让步）并没有作出反应。当时，我们称这些行动为次要冲突，但它们现已不再是次要冲突了，因为我们工会和出版部有二百名活跃份子已被检控。现在当局意图已很明显。他们要在以千计的小冲突上与我们纠缠。我认为当我们并不对第一个攻击作出强硬反应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从现在开始，我们将会牵涉在不是一个而是二百个冲突中。大众传播媒介的情形与一年前一样。去年11月我们就“团结工会”在电视上广播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们每周应该有一小时还是两小时的广播时间？现在，没有人再谈论这个时间多少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让步来与当局和解，就是将头埋在沙堆里。我们有35年经验，之上再加一年。我们不会用让步来避免冲突。让步将我们带到更接近根本的冲突。有没有出路呢？明显地出路是永远存在的，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将出路的标轴改变。我认为我们可以与当权者达成妥协。毕竟我是本工会所作的所有妥协（屈降除外）的发动人。我们需要妥协，但现今当权者与社会之间要达到的平衡，不能低于而应相当地高于我们现在的水平。只有在社会和工会会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才可谈论妥协、平衡、冷静等。如果低于这个水平，是无法有稳定化的。我们要认识这点，当局也要。在社会、国家和一般人民的生存需要未得满足时，是无法有稳定化的。在过去一年来，关于工作安全和工作条件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在过去一年来，关于环境保护的问题，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到。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做这些是需要金钱的。我们要找出是否有金钱做到这个目的。我们要找出商店的空柜空架是由必需、懒惰还是故意破坏做成的。财政部“团结工会”小组在该部取得的资料显示，今年国民收入的25％将会用在社会消费（包括房屋）上，而75％将会用在国家和国家投资上。所以，我们每日有两小时是为自己工作，而六小时是为国家工作。我们要想想这个比例是否正确。我们要想想我们做这六小时为的是什么。不幸地，我们不能使用官方或国家部门的统计数字，太多的证据显示这些数字在每一平面都是虚假的，报告也是一样，而要找出谁要负上罪责也是不可能的事。我们要将控制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个很难被视为受欢迎的任务，主要因为它需要我们许多会员进行谨慎细微、紧张艰苦和并不引人注意的工作。但我们需要去做。我们与部长和政府谈了一年了，情形却像是盲人领着盲人，谁都没有论据。这只是一场消耗战，一个争取让步的企图。我们在过去一年来的所有谈判中作出了这么多让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未能掌握经济运转的情形，例如：我们送去捷克的谷物，是否真的以面粉形式回给我们。不幸地，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我也知道我们会有许多难题，也会遇到当局不妥协的反对。但我们要自己去做。每个工作队在各自的工作间里做。我们被称为工会份子，但我们首先是波兰人，而且更首先是人。这并不表示这个字是堂皇的；人也有缺点。任何人要为理想的人建立一个制度，就只会是模仿共产主义者。这是共产主义者的错误。他们想为理想的人建立制度，然而所有结构却应该是为真实的人建造的。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只有3％波兰人与德国本土驻军战斗，而这3％人口给全国带来世界最勇敢国家之一的声誉。我们必须记着大多数人不能进行斗争。说如果我们人人都怎样怎样，是无用的。明显地，人人有异；明显地，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最大的关注是一条面包，但毕竟就是为了这些人，我们才成立工会。约适克JURCZYK我未足16岁就开始工作，到今年已有30年工龄了；有26年是在什切青船厂做的，其中5年是做焊工。我所受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可足夸耀的；我在一间经济专科中学毕业。在1970年，我是罢工委员会一个成员，而在1980年，我被选为什切青罢工委员会主席。现在谈谈问题中心。任何工会活跃份子，无论处于何位，尤其是高位，都绝不能在生活中与工人失去联系。无论他愿意与否，他都必须找时间认识工人的问题，知道什么问题需要在今日解决，什么可以留待明日解决。这点很重要。天才是没有，即使有，我绝不是天才。最大的智慧和力量在社会里。如果一个工会活跃份子这样工作，他就不只会得到其他工会会员的尊敬，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认识到工会的力量。关于工会纪律问题，我是赞成纪律的，但不是专制，而纪律必须是自觉的。一个士兵可能受到全部训练和武装，但缺少好的指挥官，他就不会通过考验。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无权在任何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一个小组也没有权利作出决定。我认为正确的立场是：所有重要问题必须传达到工厂，讨论了一、两周后，各区就应该将问题带回最高平面，由全国委员会以多数票作出决定。其他办法是没有的。最近发生的事，就是大会作为工会最高权力机关，通过了一项决议，却被一小组人推翻了该决议，这事永不能再发生。我不是在讨论该决议的重要性；我是指这类情形永远不应再在工会内发生了。第二件事是：我主张继续推行强硬的、决断的、不妥协的路线。当然不是盲目地去做。无论我们是否采取一个步骤，也应好好考虑。妥协是不存在的。我想证明这点：我的说话要有事实根据。为什么我主张强硬的、决断的行动？我只引一个例子：关于大众传播媒介的主张；我们等待了十三个月了。这是一个要求，或是主张，但无论怎样称呼它，它却不用什么经济费用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未能实现这要求。我以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观察党的第九次特别大会。国会议席进行自由选举，将容许我们克服深刻的经济、道德和社会危机。如果你们不介意，我想重覆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波兰并不贫穷，只是管理不状况罢了，而我们的经济（我是完全负责和严肃地说这句话的），是一个强盗经济。让我举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点。我们以千三至千五元一吨的价钱出口铜，但我们以三万元的价钱买入同一吨铜的制成品。我们从西方借入美元，并要带利归还。我们的工资，则是铜的价值的13％。这就是我们的危机根源。即使我国所有工人和劳动人民加倍努力，我们也永不会有充足的面包，除非我们先改正外贸情况。这是优先的问题。不要误会我，我极之赞成与东西方各国贸易，但要以健康的条件进行。商业是不情绪化的。我并不年轻，你们知道我46岁了；我可以记得所有的工人蜂起运动。波兹南、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什切青的土地，浸透了不但是辛酸的泪水，而且是无辜人民的牺牲了的血。到今天，没有一个罪犯因1956和1970年下屠杀令而被带上法庭受审。今天，我国人民排着长龙轮候购物，营养不足，药物、医院病床和幼儿园缺乏，而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却险恶地发出一个声明，说他们会用所有手段，包括血洗。各位，作为一个波兰人，我对这样的政府感到羞耻。我主张国会议席自由选举，令权力落到城乡人民手中，令国会代表波兰社会而不是其他人。最后一点是，冬天又要来了，我们的妇女在排着长龙。我认为，在目前，当工会大会第二部份完毕时，最重要的事是与“团结工会”开会，讨论如何供应全国所需。我不敢想像我们的妇女在排队轮候了两、三小时后，回家时家里是冰冷刺骨的。我不敢想像为了这点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因此，我们要尽所能阻止这情况。这就是我简略要说的，我随时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卢鲁斯基RULEWSKI与当局和现实抗拒了十七年，令我经历了监狱生活、罢工和工会的建立，使我有权在今天在这里与你们讲话。我认为我们的错误是接受了真实的或想像中的苏联威胁的理论，令我们抑制着不敢寻求我们所有目标（工作服以至国会选举问题）。我建议拒绝这个抑制，因为在未决定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之前，我们不能界定抑制的限度。就让我们以工人的语言来说话，让我们接受工人的妥协，但到目前我们只是接受政治妥协，例如自治法案和企业法案。我鼓励你们利用苏联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在我们纲领中包括要实行“欧洲安全会议”的决议（该由苏联、波兰等35个国家签署），因为该决议第一条说明各国有权退出或加入国际协议，也指出各国的主权。……传播媒介或会说我超出了工会活动的范围。可是，工会应该有更广的展望。我们要检讨外交政策，没有人有权拒绝我们这点，因为外交政策关系着经济问题和军火生产。我们毕竟是这个政策的唯一保证，当局只是代我们签署外交协议，因此可以证明我们对外交政策的活动、控制和发表意见，意味着控制国家财政预算案，控制有多少用在军火上，有多少用在饥饿的人和七百万波兰人的最低限度福利上。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认识到内外的威胁是与经济状况和敌视我们的力量关联着的，那么我们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教育自己。这个关系必须由像“团结工会”的社会运动来指挥。德斯那神父形容得很好。我们时常未认识到“‘我们’‘一起’这些字并不时常意味团结。”因此，我们要与所有社会病态战斗，而不只是反对醉酒和吸毒。我们要从属于工会控制，使负面倾向得以节制。关于小量面包的分配，我们要坚决反对工会建立幸福乐土的形象。我们不要幻想，不能要求太多幸福，因为不能损人利己。至少当我们争取自治时，我们要视工厂如自己的农场，要谴责以往背叛企业的行为。在自治范围内，我们要结束寄生制度——即人们离开工厂，唯一目的是找更好生活地位。我认为德斯那神父已谈论过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这一点，有千年传统的基督教教义也证明了这点。我认为工会活动纲领许多问题中，有第三类问题。我们的情况是，人们不再梦想去芭蕾舞表演或戏院，而是梦想一块面包或汤里一块骨头。因此，我们要尽力使商店充满货品。我对于工会和国家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持批判态度。他们强调重组或推翻结构，强调权力的转移，但作为人的工人和经济改革实现者，并不被视为活动的主体。我觉得缺乏了发展得好的鼓励工作动机的制度。我梦想一个企业中，工人、文员和工程师是拥有和管理企业的人。我们要令到一个工作机构的财富在该机构的雇员中分配，分配根据是服务年资。这种不可转移的分摊股份，将令他们老年得到保障。这能令工厂的社会生活转变，将不只工作队而且家庭联系起来（本句疑有误），也会在社会中产生新的文化模式。当然，在大企业内，需要进行非集中化的经济计算，令工人可以更易掌握。华里沙WALESA作为工会主席候选人，我知道斗争只是刚开始。我担心的是一件事：我们太低估了对手。我们太自信，同时未能发觉一些足以令我们受挫败的问题和麻烦。因此，我会问你们一系列问题，由你们思考。第一个问题是，在1980年8月之前，政府是否知道它无法偿还贷款，而限期却接近了。它是否知道如何令一些人将支付方法重新编排？第二个问题是，你们都知道波兰反对派以前非常强大，同时它开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我的问题是，政治家本身也很强大，但他们为何冒粉碎反对派之险？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与对手周旋，我们就要记着工会大会和无论全国委员会由谁领导，都要负责，并密切留意对手的行动。我认为我们未能考虑到这点。为此原因，如果我连任，继续我一直以来的战斗，又如果我同意纲领（因为我们仍未有纲领），但如果你们要我在无法成立“各工厂联系建基委员会”的地方成立它，那么我就不会支持这个纲领，因为那样等于你们要我操作我不懂得如何驾驶的飞机。所以，我们仍未达到协议，但如果我们赞同某主张，就需要是准备将它付诸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尽力将工会维持现状，尽管有许多纷争，有许多实际上在战斗的不同倾向和意见。同时，让我们更接近生活。我意思是，我们不要忘记，冬天就来了，他们会对我们施以压力，而且非常狡猾的；如果我们不向他们表示适当的尊重，他们就简单地关喉。因此，我们要考虑怎么办，如何为此在今天作出准备。我们今天也要意识到我们可能会缺乏面包和商品，我们应该为阻止这点而制订计划。当然，我会提议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每一间工厂委员会应该受一条乡村保卫，而该工厂要对该乡村负责。明显地，联系不是要做牲口或猪牛买卖。这点是禁止的，除非要被用来作为最终手段。但我们必须准备好。因此，到时我会有许多这类简单的提议。同时，我知道这场战斗很艰苦，如果我们鲁莽行动，我们胜利的机会就会达到最低限度。我们低估了对手。我们未能发觉他可以很简单、很迅速地将我们饿死。因此我们不要轻视他。我们同时要记着：有些建议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例如建立一个比现在还坏的独裁制度。我意思是当我们推翻国会、政府之后，取代他们位置，然后我们就会面对如何运转这制度的问题。我们将会被踢出去，其他聪明人会利用我们。我在这个制度中长大，我认为我们要保护自己，建立其他架构来对抗这个架构。在目前，我们有三个独立的自治架构，我们要保卫它们以保证民主：工人自治（我们在建立它，并通过实践修改它，也会建立省和国家自治架构），我们的工会，和党国行政架构。取代或撤换其一，就会削弱（真正削弱）民主。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作出其他组织性解决方法，它们既不依赖我们，也不依赖其他；我们要坚持和保卫民主，而不是建立现今这样的制度。任何人如果想参与全国委员会，应该记着历史会衡量我们。我们可以争取到伟大的事，但做到这点不是通过野心或是以为战斗是容易的，可以容易争取到的。我们面对一个艰巨工作，我们的名字将或是备受尊敬，或是备受责骂。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没有多进行讨论，我们没有看看装备得很好的对手，他们正在以有组织的方法一步步攻击我们的信用和社会对我们的信任。他们这个有目的的行动会达到胜利，而这胜利不属于我们。在认识到这些时，让我们寻求要追随的根，让我们保卫自己。直接的工人的道路我们伸手可及，但让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出众的智慧和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会领导我们走上错误的道路，而不只是喊口号。我们以前也喊过空的口号。我们是这个制度的学生，他们用口号，我们也用了口号。政治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行动的问题。就让我们行动，更激烈地行动；我们利用既成的事实和我们正成立的组织；让我们保卫自己免犯过错，免于被歪曲；让我们不要跌进对手已跌进的陷阱里。（全译自“团结工会”大会通讯日报1981年10月1日） |
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法]杜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总结[法]杜维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12期（总第60期）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证明了一个事实：1980年8月以来的发展毫无疑问地是波兰社会的一个深刻的革命。独立工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力量、经验和组织能力。在18天的大会中，工会完成了一个纲领、民主的制度和选出一个全国领导。大会的代表是经由企业、然后在省区民主选举出来。各代表被选的标准是纲领，每人约代表一万名工人，大部份是工业工人。所有代表都参加了某些委员会，约四百名代表参与工会全国纲领的准备工作。消息传递是充分的；大会出版一份日报，综合报导每日的消息和自由作出评论。代表了整个社会这个大会与其他东欧国家大会的主要分别，一眼就可以看到。代表并非被动地听取政治局的冗长报告。在格但斯克的奥利维亚体育馆，代表们分开约二十组，每组有一个咪（即麦克风），代表可随时介入发言，各代表可以互相讨论、交流经验和看法。不少议案（包括最重要的），都是由不同地区的代表提出来的。此外，多名女童军担任传送员，传递消息、议案、抗议等。代表只需要写字条便可发言。除了代表之外，还有二千名嘉宾和观察员聆听辩论。虽然大部份东欧国家工会拒绝邀请参加，但西方主要工会都派代表团，并向大会致讯。在会场之外，以千计的群众透过扬声器听取大会情况。但这些在东欧国家中罕见的民主步骤，仍未能表现了大会的全部气氛。大会选择了一个一岁大的婴儿，作为象征。这个婴儿还有很长的岁月要走，要长大，要学习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生存。在大会日报第一期的社论中可以见到这个反映：“一年之前团结工会诞生时我们的期望，到现在已向前发展了。去年八月似乎是一次巨大的工人斗争，现在变成只是一条漫长而艰苦的道路的开端。”这次大会代表了社会中的大部份。他们将本身的前途掌握在手中，他们明白到在前面的任务，人们到处提到“选举”，提到“工人国会”。从政府派部长前来解释加价一事可以见到，连政府也承认大会的代表性。参加大会的人们也感觉到这点，群众耐心聆听辩论和交换意见。在高兴的气氛之中夹有对前途的焦虑，但也显露了群众明白到大会的结果关系重大。社会力量的对比也表现了出来。会场外，巨大的标语写着：“我们要求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谁人害怕一个自由的工会？”等。每天晚上，民警将标语洗掉。到了早上，工人便平静地再写上标语。世界好像倒转了！民警在晚上才出来，而白天却是工人的天下。所有这些，都显现了一个完全倒转了的波兰社会。在一年之中，什么也改变了。虽然一些个别市民感到害怕和疲倦，但并没有影响到工会的团结性。政府的诡计并没有成功。相反地，经过一年多的动员之后，政治问题变成中心问题。工会不是要夺权，但要有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角色。大会投票通过对东欧国家工人发表呼吁。这是大会最美妙的时刻之一，代表们露出诚恳而满意的笑容，聆听大会宣读呼吁（见《十月评论》11月号）。一些观察员会将这事看成是一个策略上的错误，但对大会代表来说，这首先是一个道义上的责任。民主和革命的纲领比一年之前，大会的气氛是更为踏实了。一年之前的想法是：有了工会，什么都变成可能的。一年之后，人们明白到一些失败。人们知道必须改善策略，研究各项要求，建立有效的斗争方法。经济危机仍然持续。党和政府再证明了其无能，改变生活成为一项极深远的任务，需要有大量手段和耐心。在这个情形下，占去大会主要地位的政治辩论出现了。代表了社会上不同运动的意见在各辩论中表达出来，并容许共同发展一个纲领。以35条条文为本，这个纲领吸纳了不单是一年来的经验，还有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经验和1968年捷克的经验。纲领界定团结工会为一个“联合了工会特点和一个巨大的社会运动的组织”，宣称要建立一个“工人自治的波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为人服务而不是为国家本身服务，国家要为社会服务而不应等同于某一个政党”。为此提出一系列的要求和目标，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自治，经济改革和实现“新的社会合约”。“我们的纲领是一个斗争的纲领，为了争取我们自己选择的目标，纲领反映了我们社会的要求和期望，纲领从这些期望中诞生”。波兰的地理政治情形在考虑之列。在没有提到隔邻大国的名字的情形下，纲领指出：“责任驱使我们考虑战后欧洲的力量的对比”。它接着说：“波兰只有在独立和有意识地决定其责任时，才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伙伴”。它同时提出对国内的反动力量要警惕：“国家不会原谅任何出卖团结理想的人。国家不会原谅将我们的精神和物质遗产淹没于血泊中的人”。三十五条条文介绍了一个“融合了计划、自治和市场的新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计划。提议中的改革包括所有领域：工作条件，卫生，家庭权益，环境等。教育制度要检讨。计划反对失业，提倡由社会控制整个经济生活。计划又向特权宣战，政治制度（特别是选举法）、法庭和行政应该民主化。“多元化应该反映在政治生活中”。工会更宣称“支持和捍卫人民为向社会提出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和为实现这些纲领的自治组织”。纲领其中一章题为“自治的共和国”，以工人真正地代表生产手段的“社会拥有者”。第21条提议在国家议会之外再设立第二个议院，代表全国的自治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抉择有决定权。这个计划需要实现一个“新的社会合约”，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反危机的协议”来应付凄苦的冬天及作为“当权者与社会合作的第一个证明”，要求合作作出激烈的改变的“经济改革协议”，和自治共和国协议，后者要列出公众机构民主化的前景和方法。这个文件综合了896位代表共同达成的协议。大会的辩论和中间的休会，容许各代表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表达分歧的意见，这些分歧描绘了在将来会发展和清楚界定自己的各政治派别。工会民主当人们拒绝了统治波兰三十六年的极权和反民主的政治制度时，对工会的民主生活自然更为关注。有时候，这个关注甚至会走向极端呢。外国的观察员经常被冗长的对会议程序的辩论困扰，但工会只将它看作是“民主的小小代价”而已。代表们有时像是抱歉地说“我们在学习民主”，但事实上他们在推展一种创新的方式，值得西方“民主派”学习的。在改革会章和对工会全国委员会的活动的评价上，出现了几个对抗性的概念。一些专家认为：一定要在会章内维持省区的强大的自决，将工会中央权力在两方面分割出来：一个按比例选出的、类似国会的庞大的最高议会，和一个类似政府的执行委员会。这种“联邦主义”对大部份代表来说，是太具弹性，特别是在目前环境，每个地方的冲突都立刻在全国有重要性。这个意见被华里沙和莫扎鲁斯基反对，他们恐怕会在工会造成双重权力的情况，他们拥护由全国选举委员会提出的更为中央集权化的建议。大部份代表也赞同这个建议。所以，工会将由一个有107名委员的全国委员会领导，委员会包括省的30名主席和69名由大会依省比例选出的代表。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团包括由大会选出的主席和19名全国委员会代表，包括6名省主席在内。主席团与各省的职责分配，也引起特别的辩论，然后才得到大会接纳。最后这点并不单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争论，而是反映了一年来的评价。全国委员会曾经两次越权（三月的比德哥什事件和九月国会对自治法律投票的事件），超越委员会甚至大会的权力，替工会作出主要的决定。代表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的评价上。一些人说，要从客观条件出发和要明白到很难再做得更好。但另一些人说，这些情况部份是由工会造成的。一个小省的代表说：“在批评全国委员会的时候，你们也在批评自己。除了你们，又是谁授权他们的呢？我从去年八月以来就是全国委员会的一个工人委员。在那个时候，我能够像工人一样地发言。而此后新的哲学家、知识分子涌进，垄断了发言权。当初的工人去了哪里呢？他们甚至不是这个大会的代表呢！”工人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对立在几次事件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工会的一个弱点。很多人认为，在企业内的情况、社会问题、工作保障、卫生等问题，都被全国委员会遗弃了。专家的作用被视为负面的。无疑，组织上的弱点和不断的紧张局势，助长了这种想法，亦做成一个反知识份子的空气，有利于一些政治阴谋。有见于这个危险（虽然它只是有限度的），一些代表坚持是工会的工作差，需要工人与知识分子团结起来。格韦斯达作了一个分析，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专家执行工作时的不民主，但坚持专家的必要性：“我们指责他们给予自己的意见，但我们正是为了这个才选择他们的。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操纵工会。必须只是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从不同的意见中作出选择。”另一位华沙区的领袖指出工会机构的恶劣运行，提出整个组织首先要做的事：“每个人都要改变社会，但没有人知道怎样帮助工人每日的斗争，怎样才有较佳的工作保障呢？怎样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这是工会活动份子应该首先要做的事，我们已经说得太多了。”这种并不以知识份子作为代罪羔羊的态度，得到大会的鼓掌。在选举主席的竞选运动中，也出现对主席华里沙（即瓦文萨）的批评，他的三位挑战者（约适克、格维斯达和卢鲁斯基）分别表达了不少代表的不满情绪。约适克说：“所有工会活动份子，无论处于任何地位，特别是高层，应该保持与工人的联系。……我不相信独裁，而相信各活动份子的自觉的纪律。”选举的结果显示了这个不满。华里沙在第一轮选举中得到55％选票而当选，但也总共有45%反对他的票。选举全国委员会委员会时也表现了这个不满。两名专家，保加和格拉密（后者为华里沙的主要顾问），并未获选。大会对卸任的全国委员会在自治问题上的妥协作出了严厉指责，表现了一个不愿失去自我控制的运动的强烈反官僚的意愿。经济改革波兰日益恶化的经济灾难，是管理制度的无组织和过去15年来错误的经济选择造成的。加上当权者的无能和得不到足够的权威作出改变，情况便更加严重。团结工会当初限制自己，不发展一个关于改革的反建议。现在它已逐步走向提出具体的提议，这些提议关注上述两种危机的原因。工会的纲领工作委员会提出不同的经济选择和一个关于工人自治的整体概念。关于第一点，有两个对立的倾向，首先是工会专家之一，告洛斯基教授的提议。它受到代表热情地聆听。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诱人的方式进行的“解决危机的纲领”。改革是全面的，基于大量削减投资，重组现行的内部结构，发展私人部门和扩大自由市场。此外还调整国家的农业政策，以刺激经济迅速上升。在企业自治上，它重视的是财政和商业上的自治。它倚赖经济手段。这些激烈的改革同时受到提出波兰独立联盟的纲领的代表的支持，后者还明白地加上废除国家对外贸的垄断。这套计划受到一批经济学家的激烈反对，特别是华沙代表保加。他形容这些计划是煽动性：“计算出来的数字是虚幻的。应该从真实情况出发，不应叫人民相信奇迹。”他解释，如果我们根据这些计划，我们只有等待，因为这需要整个国家动员起来，特别是这计划的第一部份会令平均物价加两倍。在工会大部分专家的支持下，保加提出另一个办法：“要从这个问题的答案出发：谁应该偿付危机的代价？”他毫不含糊地指出应该是特权阶层。他提出控制物价和分配的临时措施，以首先重整经济的正常运行。然后，在刺激自治的发展和与政府谈判之后，再实行整体改革，这些改革目前只是在大原则上订定。这些讨论导致在初步纲领出现一些互相矛盾的修改，但大体上只停留在专家之间的互相辩论方面。代表们只限于作一些片面的评语，特别是在坚持工人的具体要求上。最后投票的条文倾向接纳保加的建议，但仍是十分空泛的。但在10月4日政府宣布香烟大幅度加价之后，大会突然转向更具体。代表们不断抗议，威胁要罢工，拒绝一小时的工作只换得一包香烟，责难从华沙到来解释政策的财政部长。两日之内，经过不少动议和反动议，大会压倒性地通过莫扎鲁斯基提出的动议。它要求“将物价冻结在现行水平”，立即就经济改革及因此而必须的加价举行谈判。如失败，将威胁举行警告式大罢工。工人的反应显示了是什么（除了学术性的辩论之外）驱使波兰工人选择如何对抗危机的方法。在政府准备明年一月大规模加价的时候，这显得更为重要。工人自治在关于工人自治的辩论之中也同样出现工会与政府的分歧，主要是在自治委员会的权力上。对波共来说，自治委员会只是一个协商的组织，厂长仍是由政府最后控制。此外，有权自治的企业数目受到限制。据工会专家估计，政府拒绝给予自治的企业，占国民总生产一半以上。工会的反对是一致的。在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之前几天，国会对政府提出的自治法律进行投票，一些议员希望与团结工会领导层寻求妥协，所以出现一个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大部份议员修改政府的计划，令其更有利于工会。自治企业的领导将由自治委员会和（由党、政府控制的）建设委员会选任和撤换。如果出现争执，双方可以上诉。此外，自治企业的名单将与工会谈判。工会全国委员会获悉这个修改，便立即决议支持国会这两点，至于被国会拒绝的工会第一节大会决议所要求的举行全民投票，则置诸脑后。工会大会第二节召开后，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向代表解释，认为是“工会的巨大胜利”，创造了新的书面，十分有利自治的发展。虽然不足够，但也提供了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行动的法律根据。“如果政府企图无理限制自治企业，它便会犯法。这是最主要的。”这种强调了的乐观并不为代表们接纳，而且，主席团的决定方式被认为不民主。它等于说四个人（其中两名专家并非选举委任的）可以替整个工会作决定。对妥协的内容也有争辩。莫扎鲁斯基认为委任厂长的方法是可以接受的，工会现在应该为决定自治企业的名单努力制造既成事实。库伦是为妥协负责的四个人之一。他从战略方面为妥协辩论：“或是对国会的招手作反应以影响法律，否则我们关上谈判之门，法律就会变得更坏，我们便会走向对抗。”相反地，大部份代表认为所作的让步太重要了，格维斯达将妥协形容是“历史性错误”。推动自治运动的56名代表发表声明：“国会的法律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我们呼吁大会决议能符合我们的要求，迫使工会干事真正保卫自治。”三名代表发出警告：“越来越多的企业令我们觉得警惕，显示了国家扼杀真正自治运动的企图。企业的领导人将工人委员会压制在波共的企业委员会第一书记之下。工人自发组织的自治委员会被忽视。这些行动得到政府的支持。”结果形成了两个议案。第一个认许有关的法律，要求“成立分析和监察小组。在六个月之后，由全国委员会决定是否组织第一切大会所计划的全民投票。”这个动议被大部份代表拒绝，改投另一动议：“议决在各企业内举行全民投票，以决定是否接受这两条远离工会立场，危及到企业自治和自管及由此的经济改革的法律。”这个决议事实上否决了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两节大会中间接纳的妥协。它证明了代表要坚持去年的胜利果实。它强调了对政府缺乏信心，要自觉地解决经济危机的共同意愿。事实上它清楚指出，如果与政府发生冲突，应该是在主要的问题上。工会应该避免受误导，而集中于影响全国的问题上。对自治问题的决议与反对加价的决议都显示了，工会的基层在表达不满和在企业内的激进化时，由于工会内部的民主，能够作出压倒性的发言。“实用主义者”和“基本主义者”工会的不让步只维持在一个甚为温和的策略上，起码是在工会如何应付政府和党方面。分歧主要在两个概念上。大部份卸任的领导层（华里沙、莫扎鲁斯基、格维斯达等）认为自己是“实用主义”，要基于去年夏天达成的协议的范围内一步一步向前进。要改良现行制度，用监察政权来改善制度。“工会应该为面包而不是为政权而斗争。因此应该运用和支持所有新的组织形式和自治，以容许工人将生产和分配产品掌握在手中。”波兰的地理政治形势短期内不能改变，要迫使政府订定新的社会合约。另一方面，一小部份代表和专家认为自己是“基本主义者”，提倡工会全面对制度宣战。“不可能对这个国家架构有任何信心，工会的责任是指出和改变实际危机。我们不能只限于表现征象。”他们提倡以格但斯克的基础为出发点，集中于一个政治目标：尽速组织国会的自由选举。这分歧目前仍未发展到有组织的派别。它只是将不同政治出身的代表和专家聚在一起。大部份采取去年以来的立场，争取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传统的波兰工人运动；热烈寻求工会民主，坚持自治，认为组织自由选举是太早了，“基本主义者”的激进化却相对地从社会的更多的不满中得到加强，但他们之中大部份仍混合了对波共党的主要敌视、民族主义和传统天主教。即使代表们对这些演讲者鼓掌，到了投票时，他们便更倾向于第一种立场。投票后的纲领可作证明。要从这个大会绘出团结工会的政治地图仍属太早。我们只能简单指出各流派会向何种方向发展。他们部份源于去年八月以前的民主运动的政治传统，亦基于波兰人民面对危机作出的不同反应。民族主义者选择自由选举和倾向自由经济的经济改革。他们大概是这个大会的最大的失败者。他们的结合多是临时性，是空谈多于工会的实际事情。决定工会前途的政治流派大概会从大多数“实用主义者”中产生出来，虽然他们之中也是不一致的。如果就他们面对政府的战略来区别，大约有三个不同的倾向。首先是库伦一派，他们提议在一些条件下组织一个“全国协调政府”。他解释：“当我们提出一个渐进的改变计划时，我们能否假设政权仍维持在原有的人手中？这个改良是否不可能的呢？我们似乎觉得日常生活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从基层实现这个改变计划是不可能的，我们仍然需要将全社会团结在这个计划周围，因为只有在这个情形下，全世界都会认为政府应对冲突负责。当这种冲突到来时，正如在比德哥什事件中，政府会迅速落败。我们因此可以成立一个全国协调政府，决定选举和实行改革。……苏联将被迫接受这个协议。”这个计划受到大部份的工会领导人的不信任的眼光，但代表了一些寻求与政府谈判成立一个三派（波共、教会和团结工会）政府的意见。第二派以格维斯达为首。这派坚持工会民主及在谈判中必须强硬，对过去几个月的评价是负面的。“毫无疑问，我们的工会正处于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点……除了经济问题，排长龙，缺乏基本工业品等之外，工会还面对政府的越来越严重的攻击。……政府清楚地要加强这些攻击，他们正企图将我们卷进一连串地方纠纷之中。我认为我们在第一次受攻击时没有坚决地作出反应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没有明显提及政权的问题，他们要求将争取工人控制作为工会对付经济危机的主要任务：“我们要求获得控制，这可以说是一个群众的工作，特别是它要求工会所有会员细微而不张扬地工作。它是困难的，但我们应该坚持。这样我们就会见到那一方退却，是政府还是工会？”最后还可以从罗兹和卢布连的活跃份子关于自治的声明中找到第三派的立场。他们结合了工人控制生产、工人自治运动和积极罢工的概念。“在与政府对抗的时候（这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准备好从消极占领式罢工走向积极占领式罢工[译按：即继续生产，但由工会将产品分配]。首先是将主要生产资料交由社会托管，及建立社会企业。……如果团结工会被迫采取集体罢工这个武器，就让工会发动罢工，能够加速社会自己组织起来的过程及开展脱离危机的道路。”但这个派别仍没有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基本的立场。以上三种立场并没有综合了团结工会内丰富的辩论，本身也未定型下来。并没有派别有确切的政治立场，这是在西方很难见到的情形：在辩论会上，工会领袖们大声辩论和反省，以寻求解决似乎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但这些辩论都坚持一个神圣的原则：工会的团结。1981年10月12日[小点译自法国《出路》月刊（总第13期）1981年11/12月号] |
筹款呼吁：以波兰文出版社会主义文献（第四国际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筹款呼吁：以波兰文出版社会主义文献第四国际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经过三十六年的官僚统治，波兰国内连文字也失去了意义，失去了真实性。我们常听到工人说他们反对社会主义但赞成工人权力。波兰的战士想知道世界各地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以便思考问题，但这样做时，他们不只碰到官僚的消息封锁，更遇到官僚层在他们与社会主义之间树起的虚假障碍。幸而我们知道今日波兰发生的事情（尽管这些消息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受到歪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层与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在每日的斗争中复活了社会主义民主）之间进行的生死斗争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波兰工人要取得国际阶级斗争进展的资料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关于中美洲的革命，关于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抢掠，关于法国左派竞选胜利的确实意义，关于在中国或在东欧国家的反官僚斗争，等等。现在，他们知道他们的斗争不限于波兰国土之内，知道其他政府也如波兰官僚一样对他们的斗争感到极不安，简单来说，知道他们的斗争是有着全球性意义的整个运动和力量对比关系的完整的一部份。为了尽一分力协助打破官僚消息封锁和歪曲的石墙，第四国际决定了出版《国际通讯》的波兰文版，这是一份分析和报导国际动态的评论月刊。第四国际也正在进行出版波兰文书籍，其中包括捷克七七宪章民主运动领袖彼得·欧尔的著作《被囚禁的社会主义》——这本书是反对官僚权力的斗争武器。这些努力都需要物质资源。因此，我们呼吁你们——第四国际的成员及同情者，工人和工会战士，所有支持波兰革命的人——协助推进这个工作。请捐助第四国际的“波兰文出版基金”。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让我们一同采用波兰工人的革命口号：“为了争取你们和我们的自由！” |
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国际通讯》社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国际通讯》社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在严重经济危机冲击下，波兰群众运动变得激进，与波兰官僚政权的冲突变得尖锐和有力。例如在选举企业领导，争取自治运动，质疑波兰议会有没有权力单独决定关于自治的法律等方面。团结工会第一届大会标志着波兰工人的行动和组织踏进新的阶段。苏联和波兰官僚亦更趋强硬，对团结工会公开恐吓。大规模的对抗正在预备中。与此同时，经济危机继续加深。无数必需品需要配给，并且严重短缺，例如肉、糖、奶、牛油、肥皂等。人龙越排越长，甚至要轮隔夜，无产阶级的反应是清楚而强烈的，巨大的反饥饿游行在罗兹市及其他城市爆发。无数的罢工显示了工人拒绝接受恶劣的生活及工作条件。记者与学生抗议官方的检查制度。国家航空公司的雇员争取委任公司的领导。在所有这些行动中，都暴露了官僚的寄生虫式和反动的性质，显示他们要控制权力支配，以保持特权，而对解决危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另一方面，受激怒的官僚企图调动军队和民兵镇压游行，使警察对付工会活跃份子。在九月中，政府再次拒绝释放波兰独立联盟的政治犯，更宣布比德哥什事件因为“找不到行凶者”而结束调查。[译者按：政府在十月宣布香烟等物品再加价，也可看成是政府对工会的一连串行动的延续。这些行动加速了社会分化，迫使大部份工会会员走向更激进，小部份则向官僚的压力屈服。]争取自治的运动继续发展，在企业内成立工会议会的数字在最近增加了很多。例如在罗兹市，在六月还只有几个工人议会，到了九月中，大部份的工厂已出现了工人议会；在西里西亚煤矿，矿工亦正在成立工人议会。此外，省级的联系亦开始建立起来，并讨论如何解决危机。正如罗兹市团结工会的一群战士在八月宣称：“从1956、1957年自治运动的失败教训中，及意识到工人的统一及团结的行动的力量，我们相信必须采取主动，在全国省级的工人议会引起辩论和共同工作。我们相信工人自治运动的自然发展及其潜力的来源是共同工作，互相支持，在省以至很快地在全国层面上统筹工作及共同代表的组织。因此我们主动呼吁成立罗兹省区的工人自治省际制订委员会。”企业的工人议会与省及全国性自治组织的关系仍在讨论中；省际的统筹应该是简单的交换经验的地方，还是决策的组织呢？但自治运动进展的快速速度反映了工人深信要解决现在的危机，一定要在经济及政治层面将事情抓在自己手中。这也是团结工会首届大会的标志之一。很明显地，最后日子日渐迫近。社会及政治过程的加速发展，令群众运动与官僚之间的总对抗看来已是不可避免，大会中的辩论显示了工会中不少战士现在已明白到这一点。由自治运动实际带出的权力的问题，在大会中表现出来，不单是在讨论全民投票方面，且在各代表提出的建立自治组织的中央机关、第二个自治的国家议会方面。一个来自卡高维的代表说：“团结工会不应害怕介入政治决定的道路。我们知道人民等待我们。要求对自治进行全面投票，已经实际上超越了工会的范围，闯进政府的禁区了。但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如果我们拒绝这样做，便无法解决危机，并会令我们的运动慢慢走向死亡。”一些代表提议不向国家议会呼吁：“团结工会应该自己组织全民投票，我们知道当局只是说了就没有下文。我们没有期待政府做什么。我们知道它什么也不会做。”罗兹及韦克劳的代表向大会解释一定要就这个问题向国家议会和政府挑战：“必须令群众信服。一定要令人民清楚见到国家议会拒绝组织一千万人要求的全民投票，这是让全体工人加入我们运动的条件。”在技巧上倚靠宪法以鼓动自治运动而支持全民投票的代表证实了他们的深刻的政治意识。[译者按：团结工会领导层在大会休会期间与政府就委任企业领导达成了妥协。除了一些所谓重要的职位由政府单独委任外，一般企业领导由政府与工会共同委任，双方有权作出异议。工会领导并放弃坚持全民投票。这个妥协事前未得到大会或全国代表委员同意，而且不符合大部份代表的意愿。到了大会第二轮召开时，工会领导层受到大会代表抨击。大会并通过议案，对这种破坏工会内部民主的独裁行动加以谴责。事件反映了工会基层的激进化及对民主的重视，和工会部份上层领导对波共的妥协性。]代表从大会开始便坚持立即讨论纲领，显示了他们明白到必须以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危机。“我们必须为解决危机，提出解决方案。起码一定要在本月底决定纲领的主要路线，令工作委员会能在休会期间知道在什么基础上工作和令我们能在自己区域证实我们提出的道路是反映了基层的要求。”大会向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呼吁，反映了群众的政治化和准备向苏联及其傀儡官僚战斗的意识。在宣读呼吁时大会所表现的热情，说明了工会一年来的进展，苏联官僚层清楚明白到这些含义。所以立即在各方面施加新的压力，包括对工会温和派的压力，要求他们制止大会第一轮会议的政治动力，在第二轮会议压制直接的政治要求。工人的激进化与官僚的顽抗令所有人都看到对抗的可能性，每个阵营都在准备，包括希望对方作重大让步而避免对抗。幻想正走下坡的官僚与日渐上升但仍未集中起来的工人力量在“国家利益”底下妥协，是不切实际的。双方只能在一个上升中的革命时期共存。长远来说，他们是不可调和的，一方只能靠消灭另一方而生存下去。推动工人议会在地区、省及全国走向中央化的力量表现在立即选举基于工人议会的国会第二院的要求上。再加上对自治性质的明确化，即应该民主地计划而排除市场调节的控制性，这些要求是群众对政治的权力、阶级力量、工人力量的问题的答覆。波兰政治革命的新进展更加强了国际工人运动对波兰工人的支持的必需性：反对波兰和苏联官僚的镇压的威胁！反对帝国主义、国际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经济压力！支持勾消波兰的所有债务！1981年9月19日（节译自1981年9月28日《国际通讯》法文版社论） |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要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要点译者：汝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本文译自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外务部”1981年9月30日发出的《第一次全国大会通讯》。这草案要经由大会逐点投票通过。最后通过的纲领将于下期刊登，读者可作一对照比较。大会第二部分会制订工会的行动纲领，并通过各项决议。以下是大会“纲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要点：1、我们要求在所有管理平面实行工人自治和民主改革，并推行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秩序，使经济计划、自治和市场得以协调。2、正来临的严冬需要我们作出强烈的立刻的行动，工会向所有善良人民提出此警号。3、为了保护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需要共同努力阻止生产下降。4、工会将会同意逐渐恢复市场调节，但这只能是在一个纲领的范围内进行——这个纲领在应付危机的同时，将无条件地保卫各贫困无力的人民。5、在顾及所有人的福利的同时，工会将会特别照顾最贫困的人。6、必须尊重工作的权利，必须改革工资制度。7、食物供应是今日最重要的问题：配给证必须能够换取到食物，食物的分配必须受到社会控制。8、克服危机及进行经济改革这两个斗争，都必须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9、工会正努力将从社会抗议孕育出来的社会主动导向解决人民最即时的需要。10、工会会发动行动，反对不公义的不平等和不应份的特权。11、工会将会保卫各家庭有权取得基本需要和有安全感地发展。12、工会将会保卫老人和伤残人士的权利。13、工会将争取雇员有权规限工作条件以使健康不会受损。14、保卫健康是工会特别关注的，因为我们面对着我国生态所受到的威胁。15、工会将争取有效地保卫人类的生存环境。16、工会承认居者有其屋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工会将参与制订合理的房屋政策。17、工会将制造条件，令人民享有文化，并为每一名工人提供不可缺少的闲暇时间及利用这些时间的各种机会。18、世界观、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应该成为自治的波兰的民主基础。19、工人自治是自治的波兰的基本组成部份。20、在法律上、组织上及经济上自主的地方自治团体，必须真正地代表地方的社团。21、经济自治和行政自主的发展，将需要国会成立社会及经济性质的第二议院。22、社会制度要保证公民自由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3、司法制度必须独立，执法机构必须受社会控制。24、任何人将不会因其信仰而被迫害，或被迫做出违背其良心的行动。25、那些对社会犯了罪行的人，必须为这些罪行负上全责。26、文化及教育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事情；它们值得工会的协助及支持。27、工会将会支持并保卫国家旨在实行民族文化和教育的自治所进行的任何独立行动。28、关于我们的过去及现在的真相，是我们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的基础。29、大众传播媒介必须可靠、自治和受到社会控制。30、工会会员有权自由表示意见和意愿，并自由组合以贯彻共同的目标。31、所有平面的工会领导所作的决定和行动，应该基于对工会会员的意见、意愿有彻底的认识。32、谈判、协议和（如果它们失败时的）抗议行动，是实现工会成员作为工人和市民利益的基本方法。33、控制和批评工会的领导，是“团结工会”每一个成员的权利和责任。34、“团结工会”要求一个新的社会合约。 |
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第一轮会议文献（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团结工会全国大会第一轮会议文献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大会宣言（1981年9月10日通过）独立工会“团结工会”的最终目的，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主的波兰，建立有尊严的生活条件；这种生活是没有贫穷、没有剥削、没有恐惧、没有诈骗的；这个社会是民主地、基于法律组织起来的。今天，我国期望的是：1、食物供应增加：——在与个体农民的“团结农会”合作下，建立对生产、分配和价格的监管。2、经济改革：——在工厂成立真正的自治委员会，废除由波共提名委任的制度。3、明瞭真相：——社会控制大众传播媒介，取缔教育和波兰文化上的虚假东西。4、民主：——推行对国会和人民委员会的自由选举。5、公义：——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言论犯获释，保卫由于政治、出版或工会活动而被控诉的人。6、公共卫生受到保护：——保护环境，增加用于医疗服务的基金，保证伤残人士在社会上应该享有的权利。7、煤供应予人民和工业——要保证矿工有良好生活和工作条件。我们将会通过工会的统一和工会会员的团结，来达到这些目标。制造着外来威胁感觉的各种活动，都不能使我们放弃争取1980年8月的理想，争取实现格但斯克、什切青和耶斯特斯比协议的愿望。向东欧工人呼吁在格但斯克参加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的代表，向所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所有组成苏维埃联邦的民族的工人致敬礼及表示支持。作为我国战后历史上第一个独立工会，我们深深确信我们的未来的共同点。与你们国内散播的谎言相反，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是工人的真正代表，有超过一千万会员，经过工人罢工后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所有工人的生活条件而斗争。我们支持你们之中投入争取自由工会运动的艰辛道路上的人们。我们热切期望，你们的代表和我们的代表很快就能会面，互相交换工会经验。关于自治的决议独立自治工会“团结工会”首届全国大会的代表，呼吁工会的战士和所有工人保卫工人自治。被自治的发展和加强引起恐慌的政府，剥夺了工人议会管理企业的权利，特别是提名和撤换领导人的权利，企图使自治胎死腹中。在保卫集体和国家财产的掩饰下，他们企图保卫的是党和国家官僚架构的自私利益。最近受保护的提名委任制，是企图维持选择干部制度的另一行动；由于这个制度，以政治条件选出来的经济负责人，把我们的经济带进目前的灾难中。官方宣传声言政府的计划是被社会大多数人明白及赞同的。在这个情况下，大会运用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段第一点的“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劳动人民利益和愿望的表现”，向波兰人民共和国议会呼吁，要求议会同意就工人议会的能力问题组织一次全民投票。这次全民投票明显地应该在议会对企业法律和自治法律表决前进行。工会应该参予制定全民投票的问题和程序。大会同时议决，如果国家机构拒绝进行这个全民投票，工会便会组织企业人员之中的全民投票。全国首届大会的代表期望议会代表考虑到工人的愿望，和作出符合他们意愿的决定，所以全国首届大会的代表向议会呼吁；不要依循政府强加的程序对这些法律表决。对一个违反工人愿望的计划投票，会导致紧张关系的加深，使经济更难重建，将社会对议会的信心完全摧毁。议会这种做法拒绝了走向民主改革的历史性的机会，而社会将会被迫自己开始自治和活动。大会代表宣布工会不会取消为争取真正自治的斗争，及以一切办法保护它的会员，抗拒一个不被社会接纳的改革带来的后果。我们特别强调，如果对自治法律的投票造成与工人愿望相冲突的话，工会将被迫作出杯葛行动，并为保证真正自治委员会的活动不受限制而采取行动。 |
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第9期，总第57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团结工会纲领（草案）——“波兰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小点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及第9期（总第57期）【波兰《团结工会》的纲领草案，由工会特别委派的委员会起草，在本年2月25日团结工会全国协调委员会会议上讨论；4月17日，在“团结工会周报”第三期全文发表，让一千多万工会会员进行广泛讨论。这份纲领草案提出了团结工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问题上的基本建议，包括结束对民主权利的限制，结束官僚特权，建立工人对工厂的监管，建立整个社会对重要经济和社会决策的积极参与，等等。这些建议如能实行，将会是波兰迈向建立工人民主的一大步。纲领草案名为《我国当前局势中工会行动的方向》，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谈及“团结工会”的基本目标，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危机的评估，及它就经济变革提出的建议。第二部份谈及“团结工会”就社会和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出的建议，及它对工会的作用、结构和运转的界定。《洲际通讯》于1981年6月22日刊载了第一部份，在6月29日刊载了第二部份。本刊特译为中文，分两期刊出，供读者参考。】大纲：（一）基本价值观（二）危机的经济根源（三）经济问题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2、经济改革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四）对未来的保证1、法治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3、选拔官员的基础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五）工会生活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六）结语（一）基本价值观我们工会仅仅在半年间，由于工人的斗争和全国的支持，才得以成立。今天，我们是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团聚了几百万的会员。正因此，波兰所有劳动人民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和有效地推进他们的共同目标。从反对不公义、羞屈和凌辱的抗议中，我们产生了。我们是来自所有地区和行业的劳动人民的独立、自治的工会。我们保卫所有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我们想根据爱国理想、社会公义和民主权利来和平地塑造我国的生活。作为一个工会，我们目标不是取代政府来执行其任务，但我们想代表相对于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利益。因此，我们将会保卫个人、公民和工人的权益。同时，我们并不逃避我们对人民和国家命运的责任。1、最好的民族传统，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民主的政治旗帜，及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想——这些是启示我们的四个主要源泉。我们对整个波兰文化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它根基于欧洲文化，与天主教有紧密关系，也与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有关联。我们对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公义的许多世代的波兰人怀有非常密切的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留给了我们开朗坦率、兄弟友爱的感情、对波兰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支持等等传统。因此，我们能够容纳任何人，不管其哲学、国籍或政治信仰如何。2、劳动人民应该团结一起的观念，表示我们非常重视集体行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它们包括团结（我们的工会以此命名）、友爱、牺牲精神、以及为工会利益和更广泛的为社会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最后，其中一个价值观必须是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友爱，他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剥削者，不管剥削是以何种旗帜和口号作为掩饰。3、我们的基本任务——保卫劳动人民——是基于奉行社会公义的原则的。我们将努力使这个原则成为所有国家活动的基础。我们要它成为解决所有社会政策和群体生活的组织的基础。对我们来说，社会公义基于的，是个人内在的正直忠诚，是工人及其劳动的尊严。我们希望个人尊严的原则，能洋溢于工会的整个生活，并成为新社会的基本栋梁。从社会公义和个人尊严的原则出发，是人人基本上平等的原则。因此我们将会坚持要求实现社会的平等主义。我们承认一个原则，就是工资要看劳动的质和量，也要看工作的难度和危险程度（即按劳取酬的原则），我们努力改正在这方面不合理的不平衡。可是，另外一个原则比这个原则更占优先地位——要提供“社会最低标准”。这个意味不仅要满足衣、食、住等基本需要，还要满足所有令个人可以有满足的生活和作为人而发展的社会和文化需要。在争取合理工资的同时，我们呼吁各人在工作中诚实，保持高度工作道德、可靠性和良好效率。拙劣的工作——生产有缺点的货品或无人愿意购买的惯见的次货——令工人的尊严被贬，又有损于社会。随着平等的原则的，是必须在公众生活中确保充分民主。只有在真正民主的制度下，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作为工人和工会争取我们的权益。只有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才能实现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因此，我们将会坚决要求扩大作出公众决策的社会参与形式和对当权者活动控制的形式。4、我们要作为工会而活动，需要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得到严格遵行：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言论和报刊自由，得到准确消息的权利，集会和自由结社的权利等。我们将会保卫任何行使这些权利而遭受镇压的人，因为我们认为镇压是违反法纪的。由于同样原因，我们将会努力争取解除所有对结社自由的限制，与新闻检查制度有关的限制，特别是那些与公众重大利益毫无关系，而只是保卫领导圈目前利益而施行的限制。5、我们工会恢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传统，复兴了加强了我们的社会公义、民主、自由、独立等理想的传统，我们纪念1956年波兹南的工人示威、1970年波罗的海海岸工人及1976年拉多姆和乌苏丝工人的流血牺牲，他们丰富了这个传统。五一劳动节扮演着特别的象征性角色。我们必须以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注入这个节日里，使它成为我们的节日，劳动人民的节日，而不是国家雇主的节日。因此，它必须成为劳动人民在团结、和平等的精神下喜庆的聚会。6、我们认识到，民族价值观是我们集体意识中宝贵的、活跃的一部份，而波兰爱国主义是团结和为国家作出社会牺牲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注意到，民族价值观是将我们今日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主要联结物，而归根到底，它们是我们民族独立和自主的保证。导致我们工会诞生的去年夏天的社会抗议罢工，矛头也是对准将民族价值观摒出公众意识之外的企图的。7、我们工会这个组织，能够容纳许多观点，也欢迎任何信仰或没有信仰的人。但我们的会员的绝大多数（正如我国公民的大多数一样）是作为基督徒长大的。基督教的启示是我们写入纲领内的其中一个主要思想价值观。在许多工会办公室墙上悬挂的波兰雄鹰旁也挂着十字架，提醒了我们的会员他们道德的源泉，并灌输了一个信念：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正义的。我们希望保持这个启示的源泉，但这绝不意味我们会放弃本组织的非宗教性质。（二）危机的经济根源我们必须合力克服正威胁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经济危机。但如果我们不揭露和消灭它的社会和政治根源，就不可能将它克服。危机的核心，在于民主架构的消失，而与此有关的，是在直到目前为止存在的社会行政制度中存在于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鸿沟。此外，促进危机的还有关于农业的不正确观念和决定（它要消灭农民私有制），生产重心是发展工业而损害了消费品的生产，及政府接管了合作社和小型私营商业。1、这个制度的主要特点，是缺乏民主地作出决策的途径，又缺乏处于行政地位的人作出决定或改变后要负的责任。影响整个社会的决定，全由党和行政机关作出，并不置于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并没有自由讨论，因此解决问题的其他可能方法无法出现。独立的专家意见没有发表机会，关于国家或经济情况的必需资料也不在考虑之列。因此，社会被排斥于作决定的过程之外，各决定由官僚层的一些个别成员作出。2、政府的官僚作风，使错误不可能得到改正，许多时甚至不能对错误的决定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预作警告。不可能的原因，是由于所有的新闻检查和关于国家、经济、官方等秘密的法律。但不可能的原因，也是由于整个制度，它倾向于阻碍所有制订其他纲领、发表独立意见或分析的努力。这些障碍不但加于有政治和社会重要性的问题，也加于经济和纯技术性问题。结果就导致重大的损失，耗费了国家以千亿计波币。3、在政府和经济管理制度里，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统治者阶级，它不受被统治者任何控制。权力机构内的人，作出决定时着眼于个人利益、物质特权和职位更多于社会的利益。投资的错误决定（例如建筑新卡托维兹方案）和外国贷款的挥霍，时常都是源于统治架构内为本身利益而行动的互卫或互斗的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在1976年至79年，官僚管理令到采取步骤去避免危机爆发变得日益困难。一般来说，官僚架构反对任何可能摇撼它的地位、财富或势力的改变或改革。4、这些的结果，做成波兰没有任何机会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来将我们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现存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或是没有力量自我纠正。只是通过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抗议的爆发、和“团结工会”的成立，才重新打开了走向改革和变革之途。（三）经济问题1、周期性的政治危机我国深刻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于整个经济领域中货品和服务等的供求关系上巨大并日增的不平衡性。危机并非在过去几个月或几年才发生，而是十年来已一直稳定地增长。它源于生产架构的严重退化，令到无法满足需求，不论是在数量或品类方面的需求。危机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工作条件和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目前，当危机仍继续加剧，这些已经低微的工资实际上在下降。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危机，影响了它的结构、经济政策和制度。而且，在过去几年来，不利的事变因素也出现了。（A）困难的近因是经济结构的缺点危机的结构性性质，表现于经济两个部门之间的不断和日增的不平衡，这两个部门就是提供人民需要的经济部分和朝向发展工业生产的经济部分。国家经济潜力过大的部分，被用于生产一些机器和工具来生产更多的机器和工具而不是用来生产消费品，后者被置于次等重要性。在农业方面尤其如此；农业这个经济部门提供人民的基本需要，又雇用了四分一的人口，但它被推到国家经济的次要地位。明显地，这类结构的经济甚至不能为劳动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水平。（B）经济政策的长期缺点经济的结构性不平衡，是由一小批人和机构在脱离任何社会控制之下，以过于野心和不切实际的做法实行的长期经济政策所造成。无论如何，权力主要中心集中了决策权、帐目没有记录、厘订价格政策紊乱，这些都令社会绝不可能进行控制。因此，过去的情形是经济决策完全是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导致有害的经济决策。巨额的投资没有足够理由就作出了，也没有首先确保有必需的运输、能源、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以令它们可行。在这个情况下，随意志作出的政策，对个别农民特别歧视，尤其是在低价格和机器配给不足的问题上。为了弥补这些效率低的经济政策和这个效率低的制度，国家借入了更多外债，期望资本主义银行家资助这个经济上衰朽的、中骨计划的国家经济。可是，债务需要偿还（并加利息），而只有有效率的经济才能做到这点。于是，这种弥补效率低的方法不能久用，相反地，它会成为导致经济崩溃的附加因素。最后的结果是，巨额外债超过二百四十亿美元，短期贷款和预算会再增加的债务已不计在内。国家必须用来还利息和信用贷款的钱，更多于出口收益。这就意味着每一进口货物要由更多信贷支持。这类信贷日益难于从外国银行取得，条件也比以前苛刻了（利率更高，偿还期限更短）。很简单的，我们被视为破产，而受到这样的对待。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不保证从西方有足够货物入口。因此，就必须大力削减原材料、半制成品和零件，这就是我们经济的生产能力使用不足的首要原因。注：本节第二段“和其地经济部门的联系”——“其地”疑为“其他”，否则应为“当地”。（C）制度内在的因素危机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制度本身。所有经济决定权由主要权力中心垄断，官僚向个别企业发号施令，指出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生产的方法。这就是所谓以命令——分配制度来管理经济。在这个情况下，个别企业不能自由决定生产计划或选择生产方法，于是导致企业所有层面都做出不切实际的经济计算。经济账目在中央计划中也不起重要作用，因为缺乏真实成本的准确资料，这就加剧了企业将成本提到最高程度的倾向，并使它们在估计计划的实现时（包括将成本加以膨胀）促进自己的利益。决策权越加集中，最终将导致激发人们积极性的途径完全不能发挥。所有这些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我们只要指出，要生产国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我们比起法国或西德的经济要多耗用原料、能源运输和劳动力。（D）其他因素有一些因素是产生自过去几年来我国遇到的事态性局面的，例如1980年的农业歉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必须记着，任何经济都应该为事态性困难作出准备和必须有储备，使它不会在这类困难的影响下崩溃。但假如它真的由于不利情况的临时冲击而崩溃的话，那么，不利的情况就不再构成崩溃的客观导因，而是不完善的经济制度、错误政策及极不平衡的经济结构的产物。由于所有这些因素，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运转一直很糟糕。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减缓，而超过两年已有国民收入剧烈下降的情形。结果是，国家正经历一个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带来国民经济的完全崩溃。2、经济改革（A）改革要成功的一个条件是得到支持这个分析显示，现今的经济制度并不相符于现存的社会和经济需要。在长期基础上克服危机和将经济导致平衡发展的唯一途径，是对制度作根本改革，除去经常地周期性地出现的危机的根源。我们工会完全支持经济改革，认为它有益于工会会员和整个社会。我们表示我们支持改革的方法，包括广泛地初步讨论改革的基本原则，明确地界定它的方向、形式和目标。我们要通过讨论来澄清我们希望得到的改革的明确性质，防止它们被轻略或歪曲。但是，“团结工会”将不会提出自己的改革纲领，因为它认为所想要的改革形式可以通过对现存的建议作讨论然后得出。可是，是可以问一个问题的：“团结工会”是否应该积极地参与改革的发展和实行，方法例如可以是制订自己对解决主要的问题的建议？改革应该产生自专家的自由、公开的讨论，但它们应该由控制整个经济的政府当局实施。另一方面，工会的任务是保证使改革会真正改善劳动人民的境况。因此，工会支持的经济改革，是要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并会有最大可能带来长期的（不只是即时的）我国经济形势的改善。我们在界定改革过程中必须实现的条件时，认识到要达到真正的、深远的改善，有时候意味着要牺牲眼前的利益。但我们接受这个风险的前提，就是要所有有关改革的决定都征询了我们和整个社会，每一个解决方案的优劣点都全部向我们描述，以及政府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与我们合作得出并会加以严格遵守的。（B）我们期望的改变的性质经济改革应该重新制订中央计划机构、主要权力中心、社会化企业及经济制度其他成份的结构和运转。中央计划不应再带有司令官发号施令的性质。即是说，它不能以发出命令和禁制令来给企业配给任务。用以劝使企业采行某些政策的方法，必须是经济性的方法（如使用价格、税收等等）。中央计划应该顾及全局；它不只关心目前的运行，更应该包括几年的期间。中央计划的目标，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全面方面，应该通过社会的积极参与而得出。社会对计划过程的参与和对计划的控制，应该通过国会、社会组织、地方自治组织以及各工会的公开讨论和决定来加以保证。这个控制应该关心到经济发展的全面方向、生长率、国民收入分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包括社会消费的主要趋向），等等。这个社会控制也应该保障自主的社会化企业和家庭商业，使之不受经济和社会行政机构的命令限制。企业与中央经济权威之间的中间性联系，例如某些工业的部门，或是某些工业的企业联合会，应该大大削减。社会化企业应该被赋予决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和方法的自由。在这方面，原料及其他生产零件的中央化分配，应该受到限制并最终废弃。自企业应自负盈亏，即是说，它们应该能够以所赚取的钱支付其支出。对它们的评价，应该基于它们的经济效率而非基于它们是否完成计划。一个企业应该有自由处置它通过更高的效率而赚来的资源，指定它们将用来作更多投资，特别是用来维持设备。企业如何运转、它的自主程度、它由社会如何管理，这些都要看企业的性质和规模。在新制度下企业能正常运转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市场非垄断化及相互竞争的生产者在某程度出现。价格制度的改变，对于“团结工会”来说将会是严重的两难困境。在改变的同时，也需要有工资补偿；此外，将需要使整个工会和一般舆论相信改变是有用的。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广泛的讨论。在新制度下，处于不同所有制形式下的生产单位应该有同样的法律和经济的条件来发展。社会所有的、合作化的、公社化的以及家庭所有的企业，应该在市场价格、供应、雇用和税收政策上都得到平等对待。尤其需要的，是取消所有加于家庭式农场和家庭所有的手工业和服务商店之上的限制。我国面对的其中一个主要经济任务，是基于波兰农业本身的力量，发展一个全国粮食方案，方案的要点必须包括：充分尊重个别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大量地增加提供给他们的农场机器、工具、化肥、及其他增加农产所需的物料。实行这类自由市场的计划经济，将会产生某些社会问题，而我们工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工会认识到企业将有权在需要时改变它的雇员人数，但是，政府当局将仍要负责执行一个全面就业政策，虽然这政策不能再妨碍生产性企业了。政府必须拨出足够的金钱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和支付将人们从一个工业或办公室调去另一个经济活动或行业时的重新训练或调任费用；企业的自负盈亏，可能也会导致一些企业要裁员或关闭。可是，在这个情形，工会将会事先要求工人的利益得到保护。工人实际分离一个企业的利润，也有可能增加不同企业间工人收的差距。这点也是应该在工会内讨论的。广泛地采用企业自主制及依赖市场制度，可能会导致一些经济和社会困难（价格更高、就业问题、等等）。改革的过程因此必须加以密切注视，以便能消除将会出现的不正常情况。社会化企业被赋予自主权，就同时令到发展真正的工人自治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需的。我们工会认为在社会化企业内成立工人自治组织，是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一个内容。这些企业内的自治组织，应该有足够法律权力来作出关于企业的运转和经营的实际决定。因此，它们应该有权控制企业的资产，决定生产和销售的目标，选择生产方法和投资目标。它们也应该决定企业利润的分配。这些问题的特别解决方法，将决定于有关企业的规模和性质及其他情况。但有一点是特别必需的：工人自治组织参与对厂长的招聘和革职（通过竞争性考试、评价、或直接任命）。工人自治的问题应该成为工会内广泛讨论的题目。我们工会将会在社会上从属于工人自治组织，并将全力支持它们。但工会组织和自治组织之间必须有明确的分界，所基于的原则是：工会将主要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自治组织则将会代表并负责企业的经济和生产利益。自治组织必须在所有影响到工人的分发企业收入的问题上征询工会意见。工会认为经济改革应该尽量快速、全面和民主地实行。但我们特别认为改革不能推迟到我们经济已达到完全稳定之后。因此，必须快速起草一个纲领，停止经济衰落的趋势。为了令经济改革可以开始，也必须恢复工作的正常步伐和寻求真正合作的地方，例如改善企业的经济运转，找出最合适的自治形式，反对酗酒情况，等等。3、社会政策的主要问题现在有一个危险，是1981年人民的生活情况将会变得更坏。而首先，外贸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不确定是否会取得今年所需的一百至一百一十亿美元的额外贷款，这笔款项中六十至七十亿要用来还贷款，三十至四十亿还贷款利息，十亿要支付目前的赤字。如果取不到这项贷款，生产可能会大量下降，对消费水平会有即时的影响。将国民收入的分配改变而增加消费（即减少投资增加消费）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因为不能再限制一些重要的非生产性范畴如住屋、医疗、教育等的投资。有一个威胁是消费市场会完全打乱。1981年人口的财政收入比1980年增长了，但制成品的供应并不满意。此外，1981年的农业收成可能不好，因为仍未能补充1980年消耗了的牲畜。实际来说，人口收入的总年增长将不会有相应的可供购买的货物的增长。（A）国家对危机损失和改革的法律责任我们工会认为，国家要对危机的影响和对改革负上责任，无论经济改革是否保证了经济企业有真正自主或会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因为在实际上，国家直接组织了波兰的经济生活。保卫人民不受危机后果损害的义务落在国家及其机构身上，不管各工会和社会组织进行了什么活动；工会将以这个基础来评价国家机构。政府并未提出一个纲领来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国会最近通过的1981年的计划，并没有处理关键性的问题。早就应允了的稳定化计划仍未存在。我们工会和一般大众甚至没有收到关于经济状况的报告。这样的迟缓不行动肯定会令危机加深。政府应该立即提出一个纲领，领导国家走出危机，并将纲领提交全国讨论。面对当局的冷漠，我们工会迫于要发动本身的主动性。我们目标不是要取代政府。我们只是想在原则上指出经济和社会政策应该采取的方向——这个方向从劳动人民的角度看是有着根本重要性的，它同时会决定性地影响国家经济情况的许多方面。“团结工会”明白到国家经济处于真正危急的困境，因此，将不会在1981年提出重大的工资或社会要求。但它却期望：■政府经济政策（尤其在有关工会最直接利益的问题上）的基础，将会在征询工会的情形下建立；■政府将会致力于一贯地执行一个改革纲领，它将会保证未来有颇快速和平衡的经济发展步伐（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出这个改革的一般原则）；■政府的经济政策将会不只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尊重以下原则——人民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将会保持，而优先会照顾处于最弱经济地位的人们。（B）自由市场的原则签署了罢工协议七个月后，劳动人民的主要不满是市场灾难性和不断恶化的情况。空荡的商店橱架和商业用品货仓，令我们怀疑到工资增长的成果。越排越长的购物人龙和黑市的出现，破坏了家庭生活。在这个情形下，增加日用品的供应是必需的、不可少的。但现在仍未可能快速地改善所有配给物品的供应。在这个情形下，应该考虑和讨论两个即时解决方法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提出扩大市场调节的可能性（通过使用配给证）；第二个建议是明确地反对实行和维持这个配给制度的。第一个建议认识到需要一个健康的市场，尤其是要支付农民的要求时将要改变批发和零售价格。但是，它视配给证为必需的不幸。在严重缺乏物资的情况下，不能以金钱为唯一方法去调节物品的分配。没有配给证，就会难于保证基本货物的最低限度的供应，尤其是对于收入低的人来说。第二个建议是反对将配给制度扩展到包含更多的物品，这个建议更提出快速消灭现存规例的可能性，因为实行配给证制度导致一些家庭囤集物品，另一些家庭则缺乏，而这制度也损害了工资作为诱导良好工作表现的作用。据这个建议，比使用配给证更好的调节市场方法，是使用厘订价格的途径，而每个情形都应在社会同意下实行。两个建议都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C）最低限度福利的原则我们要求在1981年能完全实现所有列于罢工协议内关于社会工资方面的政府履行的义务。我们尤其希望有很快速的行动，在工资、退休金和屋租方面在收入里实行社会最低标准的原则，另外扩大家庭津贴和处长分娩假期。我们却不想提出工资水平的新改变。特别重要的是，改革的损失不会以任何形式落在最贫困的公民肩上。要界定不同年龄和家庭状况的人们的最低平均需要是必要的。这个最低额应该考虑到市场物品的供应、价格和消费情况而加以控制、调节。我们社会的贫穷情况不能容许扩大。我们应该坚持政府要保证波兰每一个人得到最低限度的福利，不论那人是工作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也需要的，是在这个最低标准下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获保证有国家的经济和物质援助。工会本身将会监督为保证这个最低水平而支付的款项，也监督决定这笔款项的标准以及国家如何实行一个方案来保护所有公民的最低限度的福利。我们知道即使这样节制的方案，也会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钱而没有相应的物品供应的增加（亦即通货膨胀）。但我们认为必须采取这些措施，因为这是人口中物质境况最差的一部份人唯一可以改善境况的方法。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记得，（虽然颇大量的金钱将会用来提高现在处于最低水平以下的人的生活水平，增加家庭津贴，延长分娩假期，重新订定租金和退休金，等等，）这笔款项只会代表人民手上的金钱的很小一部份。因此，取消这些方案只会极轻微地有助于市场的稳定化，而这点是会以牺牲物质情况最坏的人的情形下达到的。我们工会永不会同意这类节约。要正确地、实际地实行最低水平福利的原则，需要公众积极地参与这事件。与最低水平的问题有关的，是最高水平的问题。必然地，必须在收入水平上有限制，不能容忍超出这限度。在这方面，我们的其中一项要求，是取消1972年的法令，它给予特权的个人及家庭很高的退休金和津贴，这是违反我们的一般原则的。（D）对危机的损失负上比例性责任的原则社会公义要求危机的损失和必需的改革的费用，平等地由所有公民分担，亦即按他们的收入比例。波兰这个国家的不同社会集团间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差距，这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损失应该多由高收入的人负担，少由低收入的人负担。工资和税收的增加制度也应考虑这点。没有人（不论他处于什么政府职位）可以不受这个原则约束。它应该在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监督下实行。鉴于每一个别职业有特别需要、愿望和传统，因此需要有详细的讨论。这首先意味着在执行这个正确原则的过程中，某些高资格、自我牺牲的专业工人必须不能被剥夺他们对自己价值的认识和对增加生产性努力的刺激。旨在恢复平衡的纲领的费用，首先应落在富裕的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些因拥有权力而取得特权的人们。工会应该冷静地但坚决地坚持这个政策，因为在七十年代，开始了社会不平等的剧增，而有权位的人的特权膨胀到更大尺度。但是，正是这些人直接要对我国目前的情况负上责任。维持这些国家官员的特权，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在目前形势是极为不道德的。由于他们的特权，行使权力者与人民的日常实际脱离了。他们与社会疏离，无法了解社会的问题。鉴于经济局势和社会公义的要求，我们觉得有必要向当局提出以下的要求：■在家庭总收入超过平均每月工资的情形下，采用普遍的、强迫性的、累进的税制，令收入趋于平均；■对过高的财富（豪华汽车、渡假别墅等）抽税；■限制统治架构内的官员享受。未经授权的物质特权（楼房、职用汽车、特别医疗服务、等等），公布架构内居要位者的收入和财产。上述建议的重新分配收入的措施，以及补助人们支付更高昂的物价的制度（只对物质情况最困难的人提供全部补助），将促使社会不再接受的不平等情况消灭，并资助最需要的社会方案。实行所有这些措施，将同时开启恢复稳定市场的道路。工会知道市场必须逐步加以稳定化，但这点必须尽快做到。我们也知道只通过增加生产和增加输往市场的货品，是不能达到这点的。物价上扬是无可避免的。我们已考虑了这点。但物价上扬可以导致实际工资的下降。这个情形令工会采取一个立场时遇到困难。国家应对收入属于最低的人实行全面补助。可是，对于收入属于平均水平的人，即大多数情形，就必须考虑两个选择：或是补助部分的生活费的上涨，这样会改善市场的稳定，或是给他们全面补助，因而加剧市场情况的严重性，令危机的终结要延迟。这两个解决方法应该在工会内广泛讨论。当然，对奢侈品以及烟草、酒类的价格的上涨，是不应提供补助的。决定补助价格上扬的问题，必须按照罢工协议上的有关条文，以全面的方法实行。这个补助的制度，应该与工会一起详细制订，并提交公众讨论，因为补助更高生活费的任何一种计算和支付方法，要能得到社会接受并产生效用，都要看人们是否对最适合他们的方法有所选择。（E）普遍就业权劳动力市场的初步困难已显现，随着危机的恶化，我们可以预见某些地方和某些人口的部份出现失业。我们必须记着，在实行经济改革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问题将会是特别困难的，需要工会致力于与工厂厂方和中央经济当局紧密合作。失业问题将要求企业与中央经济当局分工合作。一方面企业将会有权改变它们所需的雇员人数，同时中央当局要负责保持整个劳动大军能全面就业，方法是推行制造新职位的积极政策，筹款支付工人的重新受训和对被企业解雇的工人提供援助。同时，必须开启重新调整就业的方案，由国家资助，但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和受工会控制。同时，一个重要的但很困难的问题，是为从各种学校毕业的学生提供合适的工作。这就需要分析如何利用有资格的工人，将未受正当训练的工人取代，谨慎地调任有经验的工人，保证在全国平面工人更大的动员，等等。今年和来年一个特别的困难，将会是从职业学校和工业学校毕业的年青人所面对的局势。上述建议的实行，可以是严重的紧张甚至社会不公义的源泉，需要特别的专业人士有事先的考虑和讨论，也要看各特别范畴的就业困难有多严重。工会也应该考虑是否应该或需要以其权力来筹划一个广泛的、长期的调整就业方案。（F）改善劳动情况进行经济改革以导致自主的企业能脱离命令制度而成立，必须同时有步骤去达到劳动大军工作条件的基本的改善。目前，很大部份的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令他们紧张甚至健康有危险的。企业应有义务将它们的资产摊提和发展基金的一个比率用于改善工作条件。这个比率应该由工人自治组织决定，最低水平应由法律界定。关于在工作间被健康监督机构发现的无数有损健康和安全的情形（有毒剂、尘埃、噪音、高温等等），必须要求波兰认可国际劳工组织1977年第148项关于保护工人免于污染空气、尘埃、震荡、拥挤等条文，并要求现存的波兰条例（它们根据该协议的条文来保护工人）得到严格遵守。要恰当地组织企业和整个经济的工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缩短工作时间。这会提供一个强烈的刺激，令企业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并鼓励工人更有效地工作。在下一次谈到缩短工时的阶段时，将必须要求企业和经济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制订具体的计划，达到组织上更大效率，以及实行技术措施缩短工作日的小时。（四）对未来的保证1.法治我们视为基本重要的，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及政府与公民之间恢复对法律的完全尊重，以及在公众生活中恢复自治制和公开性。达到尊重法治，是‘团结工会’与政府当局建立正常合作所不可少的，也是要寻求解决波兰今日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所不可少的。法治表示法律应该表达社会的利益和意愿，而当局与公民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没有人可以站在法律之上或之外。法律观念应该统治着国家、行政和经济机器。公民及其组织也必须受制于这些观念。人人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公义应该对每个人都一样，不论他们所居的社会地位或官阶如何。法庭必须恢复它们作为极重要的组织的工作：评断不只公民之间的纠纷，而且是公民与其组织及国家机构之间的纠纷。由于法庭是独立的机构，我们视它们为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的天然保护者。执行公义时，需要遵从以下的一般要求：□扩大法庭的司法权，使它们可以裁决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的问题（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成立一个立宪法庭，使宪法权利成为极重要的和得到尊重的；□委派一个国家审裁庭，审裁犯了滥用权力、危害国家或导致重大损害的在高位者。我们支持一种舆论要求，就是法庭应该裁定关于行使预防性拘留措施的问题。我们也认为有需要加强检察官对控方的监督，以便能有效地保护被告的权益，尽管现行程序保证了法律在诉讼初期保护他们。我们认为检察官应该附属于司法部，并像政府一样受国会控制。我们声明我们赞成法官的不可变换性，赞成取消备受抨击的制度：最高法院法官任期是临时性的，这点违反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要有这类独立的另一必需条件，是要恰当地选任各种法庭的顾问。目前委派法庭顾问的方法，并不保证选任是恰当的。我们认为法庭顾问应该通过普选选出，地区性和地方性的顾问也同样普选选出。公义的执行应该惠及所有人。因此，有必要取消法庭收费的盈利性质，消除司法部尽量替政府增加收入的倾向。法治要求除了法庭的监督外，还有整个社会对公安机关活动的监督。国会和人民代表会（按：地方政府机构）应该经常性地进行关于这些机关的活动的公开辩论，同时也需要保证社会检查判刑的程序及工会控制囚犯的工作条件的程序。我们要求工会自由的全部范围写在法典上，这些自由在政府认可有关的国际协议时已加以承认，它们包括罢工权利、工人用其它手段争取其合理要求的权利等。我们也坚持农场家庭所有制的不可侵犯性。如我们上述，由于法律应该表达社会的利益与愿望，因此获授权通过有法定地位的法律和决议的代表组织，应该从真正选举中取得权力。我们认为应该有新的国会和人民代表会的选举法，这些法律要保证组织及公民团体有权提名候选人参选为代表和议员，选民可以自由作出选择选出他们的代表。2.公众生活的公开性和新闻报刊审查制度除非公众生活以公开形式进行，否则不可能有效地保卫劳动人民的利益及其它形式的公民活动。其中一点就是批评和发言自由；另一点是公民能自由取阅国家文件并有机会发表和刊登其意见。有关键性的是当局要公开运转，不能用官方秘密的屏幕掩饰一些错误的、自利的、非法的甚至是罪恶的决定。如果要限制这些自由和公开性，就只能是为了保卫合法地界定的社会一般的中心价值和利益。例如：反对发表一些冒犯社会的道德和宗教感情的言论，赞成保护国家秘密，反对发表会破坏国际联盟的意见。我们有必要以法律界定新闻检查官干预的可容许限度，令他们受到司法控制，并在界定检查官职权的条文上，加入意见可容许发表的原则。在对新闻检查作限制的同时，必须保证公众可使用政府拥有的传播媒介如电台、电视、出版社等，并提供设备以使所有合法组织可以进行本身的出版活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台和电视，应该受到社会的控制。3.选拔官员的基础到目前为止，人事选拔的程序仍未能确保能恰当地选拔担当领导地位的人，现在的领导地位是全部地、合法地留给了党员。党机构对这些任命有最后决定权。这个情况限制了公民的权利，因为在填补领导位置时极大多数人受到歧视。社会对这些任命也没有任何影响力。许多领导地位由一些既无能又不在工人中享有威信的人霸占了。这就导致我们文化（广义的）及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在这个情况下，很重要的是领导职位要尽快让所有恰当专业资格的人取得，另外要让社会对这些职位有控制权。在这个情形，行政职位应由有能力的人填补，他们要得到企业劳动者的承认。命名法原则只可以在有关政治职位的情形下才应用。（按：‘波兰统一工人党’以此维持它对社会重要职位的控制。这是一张名单，党委在选任全国性、地区性和地方性重要职位人选时只从这个名单挑选。这个名单上有约二十万个名，包括党员和亲党的非党员。不在名单上的人，无论如何资深，也不会被选任。4.地方政府——‘人民代表会’我们支持主张真正地方自治政府的行动；我们特别支持主张司法行政自主的行动，这是司法独立的必要条件；我们也支持主张高等学校自主、专业学院自治的行动，这是造成科学思想不受干扰地发展，新一代专家得到全面教育的条件。我们在独立学生运动中看到一个真正的社会力量，它在将来民主的体现中将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因素。工会也表示支持文艺、科学、社会、文化、宗教及其它组织向往完全自由行动的愿望。另一个问题，对全国有着基本影响的，就是要向波兰的农民保证他们有全权成立一个独立的、自行管理的工会运动，享有如我们工会一样的权益。我们将会支持农民争取权利的斗争，给他们全面的法律、组织及其它援助。最后，合作社组织是自治政府一个重要形式，它们在我国已有深远传统。它们应该名实相符。到目前为止，公民在实际上并没有影响地方政府机构‘人民代表会’的组成的任何权力。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人民代表不用争取选民的支持，因而并不充分地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到现在为止，‘人民代表会’不但未能采取适当行动应付对本区人民攸关的问题，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容忍了贪污、非法特权、亏空公款、浪费等。我们工会以其对劳动人民最好利益的了解为指导，觉得有义务呼吁政府改变这个事态。我们必须特别强调以下几点：□改变选举‘人民代表会’的选举法，令到可以从几个候选人中真正能选择一个代表。□接受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只要取得公民的支持，就可竞选‘人民代表’。□在今年年底之前举行‘人民代表会’新的选举，制订新的民主化的选举法。（五）工会生活1．工会的地区性和行业性结构我们工会并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组织结构，但即使今日已可以说它的基本原则已建立——地区性的联系，确保区内不同行业和不同工厂的劳动人民有相互的帮助和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结构，保证了对工人利益的最好保卫，提供了与全面性、地区性、地方性和工厂层面的当局和行政者协商的最佳条件。然而，工会也充分意识到各行业或职业有其特别需要。因此，在地区性结构之内，已成立了行业性支部，它们包含了基于特别行业的工厂工会组织，或是基于一种工业的跨厂组织。它们在地区层面成立统筹性代表会或委员会，在它们发动下得出该行业的全国性权力。以这个方式，每一范畴的工人的利益和需要都应该得到有关的工会地域性单位的保护。另一方面，行业性或职业性委员会从属于工会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组织，就确保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利益得到保护。在充份地组织这些支部和委员会，并制订出它们与工会主要领导机构（地区性和全国性组织）之间的恰当关系上，工会面对一个大问题。支部的主要任务，包括在草拟集体劳工协议及其它有关某一行业工人的问题的文件，此外是在关于专业资格、健康危险、安全和工作环境等问题上发动行动。在某些情形，地区性工会当局也可能授权行业性或专业性支部执行其它工作。在工会日常实务中，行业性和职业性问题引起非常强烈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以往工会结构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眼前的需要。因此，关于支部与工会领导的恰当关系，分工及各负的任务的范围，在行业性和职业性支部中成立领导组织的方法，等等问题上，急切需要广泛的讨论。2．工会民主和活动的主要原则我们要工会是独立的，而我们清楚这点意味甚么。我们要它是自治和民主的，是将民主扩展到全国公众生活里去的泉源。工会的规章和实际工作，应该能反映界定我们工会民主和活动的性质的原则。首先，工会的所有成员是平等的，每人有同样的权利和一张选票。每人有权自由发表关于工会事务的意见。没有任何会员比另一会员优越或低微，尽管他们执行的任务可能临时给予他们以其它会员之名作出决定的权力。第二，工会领导层的目的，是服务和代表会员。工会每一名全职职员只不过是由他或她的选民授权的代表，去服务选民及整个工会。他们必须向会员提供已采取了和为甚么采取某些决定的经常性、全面的资料。他们也可能会被撤除一些职位，如果这是他们的选民所要求的话。工会不能有效地运转，除非它获提供必需的全职职员、办公地点和技术设备。可是，国家和工会的困难物质情况，和以前的‘工会中央代表会’（按：即‘团结工会’成立以前由党控制的工会组织）的坏经验，使我们在达到这些需要时要保持某种节制。工会的财政有必要尽量节约。全职职员的工资不能高于国民经济中其它的工资水平。第三，工会的生活是基于公开性的。工会的正式活动的平等性和代表性，只有在工会内所有平面都是公开活动的情况下才有真正意义。尤其是，与政府及与（国家）雇主的代表进行的所有谈判，都必须公开地进行。每一工会成员必须有机会阅读工会领导及其组织的文件。他们必须反过来利用所有可能途径尽量通知其它成员真正的问题的所在和所采取了的措施。在这里，工会组织和工厂圈子有一个特别的角色要扮演。他们的任务不但是提供关于工会领导的立场的资料，而且是关于个别组织的立场及它们所进行的活动的资料，这样可以取得关于工会生活的尽可能全面的资料。第四，工会的行动是集体一致的，是基于团结原则的。这是每一自治的工厂组织奉行的所有劳动人民行动上一般是团结的这个思想的基础。这点最清楚见于罢工中，这时每一工厂或地区都乐意互助。这些广泛的团结的联系，在我们工会铭刻了特别的印记。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决定响应其它人的利益而行动。要保持这个团结性，需要代表着不同工业和不同地区的工厂组织（不论它们属于工会那个地域性领导机关）经常的合作和交换消息。第五，工会成员受到它的共同协议的约束。工会的章程和工厂大会的决议对组织的所有成员是有约束性的，即使他们投了反对票。遵守由民主作出的决定是必需的，即使违背这些决定可能会带来一时的益处。在工会内部，法治——通过我们的章程和各种建立我们明确的内部合法结构的决议——是要取得有效行动和民主所不可缺少的。这并不排斥了批评和辩论。相反地，批评和辩论是一个健康的工会的标志。这种经常性的批评，是为了控制工会及其个别组织的活动所极为重要的，但由这些批评所导致的改变也应该按照民主原则执行。我们工会生活要遵守上述原则并不是简单的事。在一个受着经常威胁的不稳定的局势下，对集体行动的需要有时可能会倾向于需要置效率于民主原则之上。但在实际上，工会的实力在于它的民主，任何行动上的纪律，都不及一些全面地参与作出决策的人的团结更好。因此我们不能容许一个被围攻的心理强加我们身上。相反地，正是公众生活中这个缺点是我们斗争反对的。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工会利用不同的斗争形式来达到工人的利益。这些包括干预工人和雇主之间的纠纷，向政府和雇主提出要求，组织和领导群众抗议行动，等等。可是，罢工扮演了一个特别的角色。我们不能忘记罢工不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工会的慎重和团结的考验。因此，我们在号召罢工时，必须有很好的理由，而必须让社会看到这点。此外，在关于罢工所可能引致的社会代价方面，也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支持罢工的进行。作为指引，几个原则是必需的：（A）罢工要有效，同时要尽量导致最少的代价；（B）罢工必须得到社会本身的支持。在这方面，关于罢工的理由资料必须广泛传散；（C）重要的是有选择地利用罢工，挑选一些地区是罢工令国家雇主最痛苦但令人民尽可能无痛苦的。罢工应该豁免那些提供人民即时需要的经济部份。另一个工会斗争的重要成份；是与厂方或政府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有必要从最开始就作好谨慎的准备，知道目标是甚么。假如如经常所不可避免的，是有妥协的话，最重要的是不要让它们导致工会内部有争论，而是令组织更巩固，以准备将来争取目标的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机构和活动形式，保卫工会民主。在处理工会事务时，工会报刊和出版工作不能受到工会领导方面的新闻检查。它们必须成为经常提供消息和批评缺点（缺点肯定是不可能避免的）的泉源。我们也必须务使工会内消息的流通是朝向许多方向的，向下层组织和会员提供着经常的、快速的、详细的关于上层组织所作的决定和行动的消息，也向上层提供着经常的关于会员的需要和意见的消息。同样必需的是在工厂和不同地区的个别工会组织内散发消息。3.工厂组织的主要职责工会生活的基石，是自治的工厂组织。较高层的工会组织，代表了各工厂组织，在与每个工厂劳工工会经常的协商下作出民主的决定。地区性或全国性领导机构只是在对所有工会成员都有影响的问题上作出决定。因此，每一工厂组织必须制订自己的行动纲领。这样的纲领包括四个主要问题：1.保卫在职工人的权利、尊严和利益的行动。这是联系于对工厂及其特别机构的管理的控制的。这点要求对工作条件有不断的控制，对关于工资、晋升、调职、补偿、津贴、假期等等的决定上有监督。工厂组织为保卫本身成员和维护所有工人的利益（不论他们是否隶属工会）而行动。它们也尝试促进工友间友好的关系，并试图发动他们有效率地组织其工作。2.提供工会会员及其家人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工会组织应该筹划不同有社会活动，目的是巩固各工会支部之间的团结友好，培育工会会员的个性。与其它工厂组织或专门工会机构合作组织体育、康乐、教育和文化活动是必要的。这些共同的经验，可以令人们更接近，预备好在威胁形势下，当时势需要他们为保卫权利而激烈斗争时，他们会联合行动。在自治架构内，每一个工厂组织必须发展执行这些任务的本身的方法。这些问题与保卫经济利益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为甚么我们工会投身于培育劳动人民的个性、帮助他们发展精神和家庭生活这个目的。因此，工厂组织应该鼓励业余体育和文化活动，应该尝试叫工人参加大学课程，并可能的话扩大课程的范围。它也应该安排一起过假期和旅行的空间时间，和庆祝工会假期的不同形式。3.有必要进行一个全面的讨论，看怎样支付工会工厂组织职员的工资。所有（或一部份）可能由企业支付，企业在法律上有义务豁免从事工会职务的雇员不用做企业工作。这个解决方法可以为工会省下可观的财政支出，可能会在法律上迫企业实行。另一个解决方法是由工会财政上支付个别工厂组织的开支，这个方法会强调了工会的绝对独立性。由工会工厂组织雇用的工厂工人，将会向厂方申请无薪的假期。假如是采取第一个解决方法，即抽用工厂的全职雇员来为工厂组织工作，就有必要也决定这些全职职位是否全部只留给工会职员（秘书，会计，关于工资、健康、安全问题等的专家，法律顾问等），还是也可以被选出的工会活跃分子。4.控制工会组织的更广泛的活动和与其它工厂组织的合作。每一名工会会员都有责任使到他或她的代表的行动，是按照会员的利益和工会的民主原则的。有不正常行为时，批评是必要的，甚至可能需要因不良行为而革除工会职员的职务。（六）结语“团结工会”是革新过程的主要保证者。波兰没有任何其它社会力量能取代它这个任务的地位。在从事革新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有决心，必须随时预备作出牺牲。或是‘团结工会’能改变它的社会环境，或是旧制度会将它的准则和目标强加在我们身上，削弱我们的努力，最后吞噬了我们，因而消灭革新的希望。我们已选择了的道路是不可以后退的了。我们只能前进，迈向我国完全的革新。一九八一年二至三月 |
波共新攻势与工会内部的发展（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总第5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共新攻势与工会内部的发展小点（部分取材自法国《红色周报》及《国际通讯》法文版）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8期（总第56期）1981年8月25日出版波共第九届特别大会终于如期在7月14日召开。1964名经由党内第一次不记名投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些代表以不记名的投票选出新的200人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卡尼亚续任党第一书记。由新的中委会选举的15名政治局成员中，更包括了一位团结工会的女会员。大会通过了一些民主改革措施，例如限制任期和党政职能分离，而最重要的是肯定了卡尼亚一派的中间路线。由于选举程序上的拖延，大会延期了两天，在7月20日闭幕。各国统治阶层，从苏共到美国政府，都对大会结果表示满意，认为卡尼亚的中间路线普遍得到党员支持，可以继续施行。这个结果，与大会之前的普遍不稳和党受党内民主化要求冲击的情况比较，是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特别是在党的三百万党员之中有一百万是团结工会会员，而1900多名大会代表中也有21%是工会会员，甚至在200名中央委员之中，也有五分一是工会会员。所以对于大会以1300多票选出卡尼亚及其代表的政策，而只有60票反对，是令各国观察家大跌眼镜的。种种迹象显示，今年春天的党内民主化改革运动大体是失败了。事实上，这个运动的确争取到一定的民主改革的措施，但总的来说，只是客观上帮助了卡尼亚一派将提倡立刻镇压团结工会运动的强硬派排除出去，但对于改变党对工会的基本态度，甚至是对卡尼亚的对工会的怀柔政策，却起不了作用，反而巩固了卡尼亚一派的实力，让他更能推行其政策，以瓦解独立的团结工会。还在党大会未召开之前，党内民主改革运动的先锋伊凡诺（见《十月评论》81年5/6月号）已在团结工会一份刊物上坦白承认改革运动已经失败。实际上，很少基层平面组织的战士能出席大会，能在党担任重要职位的更少了。大部份人在党的强硬派和苏联发言攻击党领袖的压力下，走向支持卡尼亚一派。伊凡诺当时已预见党高层的变动不会大。毫无疑问，党的中层领导受改革运动的冲击最大，党基层单位的书记有一半被换掉。中央委员中有三分一未能获选为大会代表。这些变动主要显示了保守派的惨败，但离任者的特权和职务等仍然保持，表明了党改革的限度。伊凡诺指出，在政治局之内并没有基本的分歧，有的只是在如何摧毁团结工会方面出现歧见而已：格布斯基和沙宾斯基（强硬派的领袖）的计划是短期性的，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的计划是中期性的，而韦布朗的计划是长期性的。现在卡尼亚似乎得到足够支持来全面展开他的计划。卡尼亚对工人的进攻卡尼亚对工人阶级的进攻，主要集中在他的经济节约政策上。党特别大会闭幕后，政府便宣称要减少肉食配给四分之一，和要将主要物品的价格提高二至四倍。政府并以重组经济的名义，准备实行大规模的解雇行动。政府对工人的攻击，最明显表现在日常供应品方面。最近几个月来，大部份商店的陈列架都空空如也。人民排队轮购的长龙越排越长，往往等了一整天也买不到任何物品。肉食、面包都缺乏，甚至拿着配给券也没有用。普通用品更加缺乏，火柴、牙膏、肥皂、食油都不见了，连香烟也买不到。但另一方面，在古斯瓦兹市的一场火灾中，却有五百万包香烟被烧毁。很多人愤怒地说：“他们不但囤积货物，迫我们为我们的斗争运动付出代价，甚至他们囤积的方法也坏透了。这简直是破坏行动。”人民都普遍相信政府实行破坏活动。而不断因为大雨、火灾和高温而损失了囤积品的消息，都加强人民的这个想法。虽然政府官员极力否认进行破坏，但他们却不可避免地承认无能。例如内政部向团结工会解释：“如果个体农民继续增加供应牛奶的话，则我们或者有可能满足所有需求。而这五月份的乳酪的供应，将会比去年五月的少六成。至于下半年的供应计划，则现在还未知道。”人们可以清楚见到这些官员的计划，如果有的话，也只是数日的计划而已。这即使不是公然的破坏，也算是极端的无能了。尤有甚者，团结工会收到的一份匿名的资料，显示了官僚的一些策略：“制造供应上的紧张，将货品囤积起来，即使它们会因此腐烂。令人们疲倦，将这种情况的责任推在团结工会身上”，“容忍捣乱者生事，特别是流氓捣毁橱窗、公共通讯设备、电话等，散播谣言说这是团结工会所为。”无论这些资料真实与否，都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恶劣生活条件及他们因此感受到的情绪紧张和疲倦。面对官僚的这些攻击，很多群众的愤怒达到顶点。波兰中部城市库特诺出现了去年夏天以来第一次有组织的游行示威，有三千多人参加，抗议食物短缺和政府无能及组织不力。其他城市也有工人集会讨论。一些公共运输司机驾车游行，以示抗议。团结工会的一些地方支部更表示要发动罢工。另一方面，团结工会领袖与政府举行谈判，商讨削减肉食配额及加价事宜，结果答允在八月份将肉食配额减少，但到九月份便要恢复正常。对于物品加价数倍一事，工会则坚决拒绝，并要求举行全民投票决定。政府要工会负担经济责任另一方面，经过很长时间的犹疑之后，波共政府终于决定实行某些经济改革。这些经济改革首先要取得工人的支持，令他们参与决定一些政府不敢单独作出决定的事，以避免引起社会危机的爆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准备将工人议会在法律上制度化，但其做法是剥夺它的所有决定权和对经理的控制权，只让它对所有决定共同承担责任。此外，由这种“自治”管理的企业将成为独立自治，即是说它们的经济成绩不再以计划的指标来衡量，而是以它们的个别利润来评价。因此，所有不受欢迎的决定，例如加价、裁员等，将会得到个别工人议会的参与而作出，但议会却没有办法作出其他决定。波共官僚希望藉此强加自己的决定予工会，以解决各项迫切的问题及粉碎工人的独立组织，办法就是在企业之间制造矛盾，迫使一些企业作出损害其他企业利益的决定。这套方案就是卡尼亚一派“扭转局势”的方案。如果团结工会接受了这个“经济改革”的逻辑，它将会变成无能，工人便会迷失方向。但这个解决危机的方法，并非是唯一可行的。在团结工会之中已开始就工人议会和自治的角色进行辩论，从而得出另一种方法，虽然明显地有缺点，但仍是与第一种方法相对立的。工会对危机及工人自治的看法团结工会一位专家表示：“国家和经济的行政管理已完全瘫痪。社会应该起来取得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废除国家对生产手段的处理权。在各处成立工人议会。在与党基层更新运动合作下，发展保卫各企业的纲领。充分利用工会的消息渠道。取得生产工具及零件的资料，试图为农业而生产。这是我们份内的工厂，要永远控制它们，不单只是在罢工时期。在目前的情形下，取得企业的权力是我们的责任。在中央的层面与我们无关，让他们继续存在和幻想执政吧。”这个看法——虽然有缺点——代表了解决危机的另一种方案，在工会内正受到广泛讨论。同一时候在罗兹市的工会，亦讨论出一套有相似前景的工人议会规章：“工人议会的前景是企业自治的永久性组织。但现时来说，它是工人为争取自治和工人控制企业活动的一个战斗组织”。在更清楚明白到与官僚政权的对抗是不可避免后，这些规章特别指出要：■在各人员之中发展自治的意识。■组织工人的压力以达致民主及激进的社会及经济改革。■在企业内设立存货检查系统和对抗浪费。■覆核由工人委任的领导人作出对企业的经济情况的报告。■在可能的情形下建议改变企业的活动。■确立企业的未来的规章。■确立目前及长远的行动纲领，以求在改革运动之中及之后实行。■参与企业的共同管理，如果这会帮助将来工人管理的话。这些规章的其中一个作者三月份在华沙发表对工人议会的目前的角色的意见如下：“社会经济改革有极大重要性。它会决定国家的前途，因此它必须是民主和深刻的。它只能在基层的压力下进行。唯一能将工人的要求与实现经济改革连在一起的，是争取自治的斗争。如果这个斗争胜利了，我们在改革运动上也同样胜利。因此，现阶段工人议会的任务，首先是设立企业内的存货检查系统及准备在数月内以企业的工人的名义夺取权力。”这些规章更包括企业的工人议会代表参加工人代表大会及加入议会代表机构的工作和协调各项活动。在一次研讨会中，团结工会另一位专家提出了“在国家议会中成立一个自治院”的计划，“以保证工人议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有可能在中央影响各项经济决定”。但在团结工会内也不是全部人都抱有相同看法的。有人指出：“要从基层开始征服现代经济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一个较稳定的市场经济存在的话，则基层取得企业的控制权仍是可能的，虽然有一些危险性。”不少的方案对企业之间的必须的合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他们认为推翻官僚层是不可能的（因为据说会刺激苏联立即入侵），所以他们寻求在卡尼亚的经济改革与工人的愿望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在这个限制下，广泛出现对市场作为生产的中立的调节者的错觉。由于团结工会实际上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导致一些工人抱观望的态度。在物品供应特别差的比斯高市，工会更提出“对发展工人议会不采取任何行动”，只“积极等待改革”，因为他们恐怕工会对物品供应问题的指责会被官僚利用来迫工会对现状负担责任。工会全国大会前夕的广泛歧见团结工会第一届全国性大会已定于8月31日在格但斯克开始举行。议程包括选举全国联合委员会、讨论纲领等问题。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团结工会内部出现了广泛的辩论。众多的会议，不断而有时混乱的讨论甚至是争吵，都是这个年轻的组织的不可避免的特色。参与者大都是工人，从来未参加过真正的选举。但这些情况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次团结工会省领导人的选举，是波兰几十年内首次自由选举，而一千万工会会员选出来的代表，会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工人的代表。在争取改善这个组织的民主运行的努力之中，工会的战士更广泛推进了工人民主的内容。最后，这次大会会让工会思考各项基本和策略性的问题，其后果会决定波兰革命的前途。大会前的讨论在工会内部产生了各种意见的组合和分裂。在罗兹市还出现了似乎是第一个正式的派别。分裂首先是环绕着工会的结构问题。在数达五十万会员之中首先出现了由十四名来自各企业的工人组成的“独立派”。其后出现由当地社会自卫委员会活跃份子组成的“民主派”。前者要求团结工会不单只是一个工会，还要是一个强大的社会运动，而它的地域性结构保证了它的团结性及力量，让所有工人可以为各种整体利益动员起来，补救了个别部门的不足。而后者强调团结工会的地区性组织重心应在各部门之内（这个意见是与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的意见相反的）。这两个派别的意见分歧，更发展到日常的工作上：“独立派”认为应从分析整个形势出发而在这个范围内提出解决各项问题的方法。“民主派”则集中在地方上的问题，例如交通、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等，着重妇女工人的状况（这个区域的大部份受薪者是妇女），而以一系列要求为终止。但“独立派”并没有这样停下来，他们进而分析现行的制度：“我们认为现在的制度并不能当作是社会主义。目前的危机显示了它的真正面目。这个制度的思想假设了社会掌握了主要的生产手段和将政治权力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事实上在过去三十六年来，所有政治和经济权力都被一个集中的、在社会以外的官僚掌握了。”从这个观点出发，“独立派”制定工会的目标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首先，工会应该争取一个全体的、民主的、深刻的国家和经济的改革”，废除当权者对消息的垄断，争取成立工人议会，将这些议会地域性组织起来，在国会成立一个自治院。这个自治院会决定所有关于经济的问题，而现有的国会则维持处理外交及军队事务。“独立派”还要求成立一个“国家及经济改革独立委员会”，对经济状况作出报告，提议一个改革计划。这个委员会事实上已刚成立。最后，“如果工会被迫再发动罢工”，“独立派”提议一个新的斗争形式：“积极的占领式罢工，即是说继续生产，而将产品的分配完全由罢工委员会控制”。在罗兹市的工会大会前的辩论是一个例子，表明不同的意见怎样可以发展和在纲领上更得到澄清。而在团结工会内已开始讨论如何从这些分歧的意见中取得最大益处。在华沙的省际工会大会开完之后，工人报的战士发表一篇题为《现在是开始发展分歧的时候》的文章。文章作者列天斯基写道：“以表现我们的团结力量和使用罢工为手段以达到我们目的的阶段已经过去。任务已变得更为复杂。而在工会人员中，我们不只见到不同思想的出现，还见到不同利益的出现……我们必需一些整体的纲领以显示出不同的提案及其效果。”工会面对的任务的复杂性迫使战士们寻求共同的重要策略性的选择。一些工会领导层更极力为作出这种选择创造条件。例如在哥素市，工会最高委员会任命了五个独立小组，分别研究五个不同的纲领，以便省大会可以作出有意义的选择。面对波共重整了内部后的卡尼亚派的新的攻击及国家政治经济矛盾不断加深的压力，团结工会八月底的全国大会的任务是重大的，大会作出的纲领性及策略性的选择，会对现时在波兰展开的政治革命的前途影响极大。任何摇摆或对波共党的幻想都会对工会运动造成严重的打击。 |
1981年7月14日波兰共产党特别大会参考资料三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1981年7月14日波兰共产党特别大会参考资料三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波共党内的争论和基层党员的意见，本刊今期特译以下三份文件，作为七月十四日波共党特别大会的参考资料。]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组成部份[在1981年3朤9日至30日的波共九中全会上，哥密达GROMADA（候补中委和米力飞机厂五多多工人）宣读敢该厂党组织致中全会的公开信。以下是《华沙生活报》3月30日登载该信节录。《洲际通讯》5月18日加以译载。]在我国现正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日增的大多数人民焦虑的是国家的前途，而且是国家的存亡问题。有一些拙劣的人，向雅鲁泽尔斯基JARUZELSKI将军的政府进行挑衅，他们企图操纵舆论，在日益沸腾的社会风暴中走钢索。热舒夫省[译注：波兰东南部最大公路运输中心]工厂党组织的大部份党员，表示了他们直接支持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策和他的一般态度，即要以波兰自己的道路，通过社会的社会主义复兴和国家的经济复苏，取得合理和公义。同时，他们表示遗憾，因为党领袖与群众日益脱离，不能和不愿去了解群众。民主不能由领导恩赐。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完整组成部份，平等地属于每一个人。社会主义不是给一个精英集团受益享用的。它不应该容纳一个由狭隘利益维系的垄断统治阶层的特权。社会主义意即人民政权，由工人阶级选出，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党必须是一个革命党，这是目前的要求。它的革命性，不在于流血，而在于思想和行动，它必须表现理智和决断。它必须清除坏份子——那些折衷的、违反法律的、或损害“党员”这名称的尊严的。但要恢复人们对组织的信心，已经很困难了。党最高层有些人，多年来都能够耍手段，渡过许多危机和革新，而他们仍然懂得怎样欢呼新的革新。我们要求九中全会取得解决危机的出路，避免力量的冲突。我们也要求实行大量措施，清洗党的队伍：尤其是所有领导位置均要民主选出，草拟一个政纲，将特别大会推进到底，根据法律审讯和惩处我国经济和政治危机要负责任的人。波共九中全会上代表发言的节录[以下是波共九中全会上代表发言的节录，登载于《华沙生活报》1981年3月30日。《洲际通讯》5月18日加以译载]高斯兆斯加（OSTRZEWSKA）（中委会委员结果只罗茨瓦夫的美勒爱和电脑工厂的轮班管工）我代表我的党组织发言。美勒爱和厂的工人，觉得我国正处于悬崖边缘。社会焦虑日增，消费品的分配变幻不可测，而与这个不满相关联的，是对革新的抗拒日增，这点见于经常的挑衅。这些都明显地将我国推向灾难。我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比得哥什事件，党内和党外人士都认为是对国家，对党，对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政府和对工人阶级的挑衅。我们的党组织认为比得哥什事件明显地侵犯了宪法、自由和公民权利。我的党组织参加了3月27日的星期五罢工，组织执委参加了罢工委员会。我们参加了罢工，虽然我们知道这样做违反了党纪律。我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份，我们永不会做出反对这个阶级的事。我们并不鼓励罢工行动。可是，最近的罢工，罪责不在于决断的罢工者，而在于迫工人如此决断的那些人。（译注：在3月19日，北部城市比得哥什的警察袭击数十名团结工会和团结农会的领袖和支持者。伤者被送往医院。团结工会接着呼吁在3月27日进行四小时警告性罢工，抗议殴打事件。数百万工人呼应罢工呼吁，全国陷于瘫痪。）西比尼亚（YPPYNIAK）（中委会候补委员；什切青波共省委第一书记）要改善经济的运转，必须精简生产组织，发动全体人民的干劲。可是，自去年以来，经济的运转每况愈下。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80年8月罢工后，我们并未有结束党的信任危机。结果是，党不能以全力来行动，动员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我们必须睁开眼睛，党一个月比一个月与政治事变脱节。党的管理和中央控制在削弱。基层党员与党领袖之间的不信任加深。这个负面现象不会自行消失。它必须加以消灭，而且要快速进行。重建党的思想和政治结合性的一个主要条件，是彻底进行检讨和党内选举，并召开波共第九次党大会。事实上，工会在我们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角色和地位，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做成紧张关系和社会冲突的上升。这种含糊性，不利于尤其是掌权人士和团结工会人士的相互间的信任。党基层发觉这个形势做成社会关系紧张和混乱，同意工会不论现行工会法例如何也应界定工会活动的范畴。由于工会承认我们政府的原则，它们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占一席位时就不应受到阻遏。另外有一些人做成社会冲突的另一来源。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散播对党、社会主义政府和国家机构的憎恨。这是破坏性的。因此，我们应该继续限制对当权者的压力，并加强理智和全国的协调。有人说被指为反共产主义的分子正试图通过团结工会来行动。但团结工会是从工人阶级反对当权者的抗议中生长出来的，因为它的行动在群众眼中是合法的。为了要看到和意识到这个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记着，团结工会首先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这个阶级从经验中学会了反抗任何滥用其信任的人。史华克（IWAK）（中委会候补委员；东华沙市建筑企业的管工）为了恢复对党的信任，必须改变党政纲和运转方法，并完成领导者的更换。党正继续趋于衰弱，许多党员和一个一个的党组织迷失了方向。它们没有了战略性方向，党高层的错误行动又将它们解除了武装。我们的领导同志没有任何概念知道如何领导党解决危机，他们只是在玩策略性手段。领导层的同志只信任他们自己；他们没有能力以现代方式按照现今形势的需要来思考和行动。我们不断在为最高层领袖掩饰。可能这不过是怯懦和无能。党内的冲突往哪儿发展？最高层同志为何避免与省里的党组织会面？为何他们不愿意倾听为党在前线战斗的人们的意见？党内的感觉，是我们无法维持社会对党的信任，除非我们快速地清洗了那些败坏了党名声、滥用了权力的那些人。党员和一般人民之间的感觉，是我们未能兑现去年八月作出的承诺，即我们会站在变革的前线。不幸地，过去七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都可能没有对领导层的行动有积极影响。事情正向前发展，我们需要决断力；但如果我们不能追上当前局势，那么党的命运只有衰落。这次中全会必须作出一些重大的决定，带来党作风和运转方法的彻底改善。现时，工人阶级很大一部份反对我们，反对党领导。旧的口号、方法和活动，国内不再有任何人接受了。党领导必须了解真实的形势，改变它的处理方法。现在仍有时间，仍有一个党在许多事情上是坚决的，是有能力协助雅鲁泽尔斯基同志的政府的。但我们要求党领袖有理智和决断力。他们应该停止将头鸵鸟地埋在沙堆里。在3月28日，在华沙理工学院举行了华沙党组织一个支部的会议，它决定向波共中委会九中全会作出直接呼吁。我们要求尽早订定召开党特别大会的日期。我们要求大会不会延迟举行，革新过程也不会延迟进行。这些迟缓只会增加社会的紧张关系，可能导致社会分解和党本身的分解。达碧（DRABIK）（中委会委员；凯尔彩省一间冶金厂工人）在七十年代，党的内部工作被削弱，而官僚层则巩固了自己。党内缺乏团结，影响了宣传和思想工作的组织。当党和国家面对一个全国灾难时，党不知道如何有尊严地、基于民主集中制来行动。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有许多人任职各种位置，他们只想保着这些位置，本身不作积极参与，只以牺牲工人阶级来换取。他们是准备使用武力的。团结工会的活跃分子能够将当权一些人的恐吓和镇压行为转为有利于他们，并非是偶然的。为什么要迫使他们采取绝望的行动，激发起工人呢？这类行动已影响了一部分党员。他们认同团结工会的立场，多于认同党的立场。罢工是明显的例子。巴迪斯（BALDYS）（中委会委员；卡托维兹省一个煤矿场矿工和爆石指导员）波兰百万计的人极为焦虑。他们要排长龙轮候食物，火柴和其他日用品。他们常常问：这些什么时候才结束？这个基本的问题，令我和其他同志觉察到罢工问题并未得到解决。由于总理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享有强大威望和信任，人民因此期望事情会改变。简单地说，应该由波兰的政府来统治，而且是果敢地统治。除了其他千百问题外，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党内的自我鞭挞何时会终止？我们何时能够正确地说谁是谁非，以恢复党的威信和对政府的信心？我们不能总是在团结工会指出时才作人事上的改变。我们要自己做。这个工作常常是不讨好的，而我们要对党活跃分子表示完全的尊重。但出现破坏或违反法律的情况时，我们必须强硬；我们必须公开行动，而且不管犯法者的地位或职位是什么。党基层质询党官僚（在波共九中全会上，高层党领袖奉命到工厂巡行，与基层党员见面。许多领导人受到基层的严厉抨击。基层反对最激烈的，是格斯基GRABSKI，他是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成员，曾公开表示反对独立工会。本文是描述他与比察图BELCHATOW（华沙西南一百哩外的小城）党员在4月9日的会谈。原文刊载于《华沙生活报》4月10日。《洲际通讯》译刊于5月4日。）主持会谈的党干部，并不饶恕书记，他们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明确地批评政治局的政策和九中全会的最后决议。“请解释为什么你和其他政治局成员一起递交辞职信！”“北部电机装配厂”工人里柏斯基问。最主要的抨击，集中于党高层官员和基层之间的不和谐。有人说，党始终是要属于群众的。近期的事件，显示了党领导官员的成员之间有无数分歧。中全会显示了这点；在会上，格斯基同志抱怨地谈及党内崩溃和心理危机，说党员今日“意志消沉”。在比察图会谈上，一名电机工程企业的工人沙林柏说：“我站在工人方面，我现在什么都观察，我的感觉有了改变。我们基层党员一次又一次被错误领导。我们已经历了四次革新，党内四次变换。前党领袖盖莱克对我们说：‘帮助人民’。我们欢呼这个呼吁，相信它，以为它是必需的。但现在我在你们中间寻找，究竟你们有谁可以将这个付诸实行？我们领导国家走到了哪里？”比察图电力厂党支部书记史维说：“我非常悲痛地发觉，一些党领袖和党员缺乏前瞻远见、合宜行为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我们并没有好好地利用机会，以群众参与来采取防卫性行动。“在比得哥什危机和警告性罢工前夕，我们在日常的电视广播上看到了什么？当时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的有威信的领袖出现，但我们只看到华沙两名政府雇员出现，其中一人给我的印象是个无赖。这是理智的吗？我并不反对平庸的人士上电视，但我们要有常识。”史维宣读了比察图电力厂党组织草拟的一份决议。决议批评了新闻媒介（尤其是电视）歪曲国内发生的事件。该厂党组织要求成立一个公众团体，监管电视上国内和国际新闻的收集和散播。中委会为什么封锁比得哥什事件的消息？一名煤矿工人奥泽说：“我不是演讲者，我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人。事情都是官僚地组织起来的。工厂内人数比办公室人数多得多，但官僚层不断膨胀。负责的人在哪儿？他们怎样处理这次危机？”许多人谈及即将举行的波共第九次特别大会，代表的选举，大会的准备工夫和议程。北部电机装配厂党支部党员里柏斯基提出一个动议：党大会应该中途休息，让代表们回去与选出他们的党员会面和重新讨论大会上的问题和建议草案，然后代表们再回去开党大会，其背后有党基层的支持。讨论激烈地进行了四小时。比察图电力厂的团结工会支部主席和特的结语是：“我作为团结工会代表被邀参加这次讨论。这次讨论令我非常高兴。我以前对党的认识很少，只是基于我所谈到或听到的。但见到今次的党内讨论，我相信党正上升。” |
波共党大会前夕的局势（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共党大会前夕的局势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7期（总第55期）波共党基层强烈要求召开的特别党大会，将于7月14日举行。这次党大会与所有斯大林主义共产党的党大会有很大的分别。它是由党基层主动要求和向领导层施压力而召开的。背景是风起云涌的社会基层的运动。团结工会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了整个波兰社会的所有层份，党亦不能避免卷入漩涡，而且由于党在整个社会占有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所以受到的冲击也最大。波共在社会施行的由上而下的统治，在党内亦反映为党基层要求民主化的运动。基层党员要求党自由化，所有党领导和代表由基层民主地选出，要求清除党内腐败的官僚。有些激进的党员甚至提出要重整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肯定团结工会的作用。无疑，绝大部份基层运动的党员，都是期望和相信党有能力自己进行改革，变成一个纯洁的党，继续施行对社会的“领导作用”。这次党大会及其发展将会显示这个党自我改革的能力的限度。不久之前召开的第十届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今后党内的选举会采用秘密投票的形式；规定任何职位都不能连任超过两届任期，以保证干部的轮替；不得同时兼任党机构和国家机构的职位；纪律委员会由全体党员选举，而不是由领导层选出。这些改革措施似乎十分壮观，但党领导层事实上仍然操纵了支配权。例如：党领导仍然维持对所有被称为重要的职位的委任权。这些职位只能由一份名单上的人员担任。职位包括国家的中央官职，省领导，以至企业的领导人，报刊的负责人等等。另一方面，党基层四月在土轮举行的大会选出的十八名代表，要求在党中央委员会帮助工作，却被拒诸门外，尽管党称这些基层组织为“党生活活跃的表现”。这次中委会会议的局限性，亦可从人事方面见到。只是前总书记盖莱克的一派被撤换，而新加入的又是简尼亚的一派，加强执行拉拢团结工会的路线的力量。相反，基层所要求撤换的强硬派领袖和比得哥什暴力事件中的负责人，却仍然保留职位。事实上，现在的领导层所推行的策略并没有改变。他们寻求工会运动妥协，共同进行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的内容，是一个反工人阶级的紧缩节约的政策，藉口改造经济而制造大量失业，打击工人的战斗性和团结性，让工人肩负经济危机的苦果。此外还会搁置去年八月协议中的随生活指数调整工资的条文。到目前为止，团结工会仍然未能提出自己的经济改革方案以作对抗政府这个政策。即使如此，政府如果推行这个政策，仍会遇到波兰工人阶级动员起来反抗的危险，甚至会发展到普遍提出社会主义工人自管的情况，从根本动摇波共统治的基础。工会运动除了动摇了党基层，还促使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团结工会式的农会，及鼓舞了全国学生运动。它甚至在政权的镇压机构，即军队、民兵和警察之中，造成震荡，出现初步分裂的迹象。以死硬斯大林主义教条闻名的一份军队的日报，透露了军队中出现士兵和军官“广泛讨论”军队制度的漏洞和困难，抱怨没有开会讨论问题，要求在军队中可以进行辩论，参与“重整社会主义”。该报指出军队中出现分化，有些为强硬派，有些是年轻的改革派，并要求加强军队中的平等主义，缩短上级及下属的距离，及收集集体意见然后作出所有决定。这些报导都显示了军队中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要求改革的力量。对于军队中的基层力量，团结工会一直没有企图作出影响。只有在社会走向直接对抗的危机的时候，才向军队呼吁和支援他们的要求。但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藐视国家认为军队和其他镇压机器没有民主权利的规定，积极组织军队基层的民主化要求，提高他们的觉醒，令他们认识到真正阶级利益所在，而成为保卫工人阶级和团结工会的另一股力量。正当党内及军队内的危机严重影响党领导层对即将召开的党大会的控制力时，党外的局势又再呈现紧张。在国会要求禁止罢工的六十天还未过去之际，罢工的阴影又再次笼罩着波兰。在三月底政府与工会达成的协议之中，政府答应对比得哥什事件中要负责任的官员施以惩罚。但直到六月还未见确切执行。于是引起团结工会的不满，决定举行警告式罢工。事实上，政府这种违背协议的行动已屡见不鲜，不只影响了工会及普遍工人阶级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亦会动摇党内改革派对党高层的信心，促使他们走向更激进。在较早时候，波兰亦出现了一个为政治原则而进行抗议的行动。为了抗议政府继续拘禁几名属于一个右派波兰民族主义党的成员，一些工会会员进行绝食行动。这个行动获得工会普遍的支持，终于在绝食十多天后，迫使政府释放其中几人，并答允假释其他人。正如工会一再强调，他们的抗议行动不是因为赞同这些右派份子的观点，但他们觉得保卫每一名政治犯不受政府的迫害，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是工会义不容辞的事。团结工会这种做法，显出他们在政治上更趋成熟。经过七个月的斗争，波兰的农民终于在5月12日成功注册为“个体农民独立自治团结农会”。团结农会的成立，会进一步帮助个体农民组织起来，实行由下而上的管理及互相合作。在与团结工会的紧密合作下，会容许波兰发展基层控制的分配网，消除了官僚的浪费及从中作梗的机会。这个发展的趋向是不容忽视的，亦是国家一直拒绝让农会合法注册的主要原因。党内基层普遍要求民主，作为国家支柱之一的军队、民兵及警察，又开始现出裂痕；而在党外，团结工会继续克服本身的障碍而巩固下来，更与新成立的农民力量互相呼应，这便是波共特别党大会召开前的局势。不但波共现行路线的追随者没有信心能控制局面，苏联官僚更表现得不安。苏联及东欧宣传机器渲染所谓波兰强硬派发表的卡托维兹宣言，制造军事入侵的威胁，正是最明显的例子。苏联及波共领导层是不能眼看党由于基层民主化而失去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影响特权官僚的利益，更害怕这个例子会蔓延到其他东欧国家，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当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受控制时，官僚层是不惜作垂死挣扎的。只有主动组织基层力量，正视及对抗这个可能，才能避免工会活动被打败。毫无疑问，波兰局势正面临另一次关键性的对峙。 |
波兰经济问题探讨（[法]艾莉欧，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经济问题探讨[法]艾莉欧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波兰经济危机的深度。下列一些数字可以显示出来，虽然数字本身，正如其他东欧数字一样，可能不会太准确。平均个人名义收入，1979年下降2.6％（1980年统计数字说增加了1.8％，但工人们反对这个数字）；全国总生产，1979年下降2％（计划目标是增加2.8％）；工业生产计划为5.1％，但只增加了2.8％；1980年的矿产量比上年下跌15％。农业生产1979年下降1.4％（蔬菜生产下跌3.8％），而计划是提高4.8％。1980年谷物和甜菜收成比上一年下跌三份之一，而薯仔（马铃薯）收成更差。工业欠西方国家的债务急剧增加，1971年为10亿美元，1979年末为200亿美元，1980年末为235亿美元。这项债务差不多等于出口总收入，而1979年出口收入的92％是用来还利息和本金。波兰对西方的外债达到东欧国家总外债的三份之一以上。重工业的资金投资突然停止。数以百计的工程停顿下来，特别是钢铁业和矿业部门，原因是1980年的灾难性经济后果。这些数字与1970年初为结束戈穆卡时代（1956－70）的一系列新策略比较之下，便很容易解释过去半年来波兰的伟大工人动员的基本原因，并说明了盖莱克政权（1970－80）失败的程度。这些策略原本预测经济迅速发展，生产潜力增长，现有生产能力现代化，个人收入增加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费物品供应改善，与外国贸易增长等。波兰经济在1971至1975年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发展，工资水平大幅提高，但当权者的任意的政策很快便在投资和人口增长与生产能力和出口之间造成很大的差距，因此造成今日的债务。1971至1975年的投资政策是平均每年增加18.4％，造成一种近乎强迫工业化的现象。受惠的部门包括钢铁业和电机业。但与此同时，能源部门却完全被忽略。这几年煤的生产只增长4.5％，而钢铁冶金却达到9.9％，电机更高达14.4％，在1976－1980的五年计划实施调整后，电机业的发展仍是能源部门的两倍。投资的不平衡和缺乏迅速提高能源生产的方法，是现今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一年中会有300日电力中断，影响大部份企业，成为生产混乱的主要因素，严重限制工业生产力。另一方面，浪费能源的现象亦十分严重，而波兰工业亦有过量消耗生产原料的情形。总的来说，波兰工业比法、英、意等国消耗二至三倍的原料以生产同量的产品，亦是工业生产力达不到五年计划指标的原因之一。这亦解释了为什么出口贸易停滞和波兰产品争取新市场困难，所以在1978年，波兰工业生产价值占世界总生产的2.5％，但其出口只占1％左右。农业虽然国家对农业的补助在1979年达1,800亿波币，1979年更达2,500亿，约占国家预算的四份之一，但农业生产却下降了。1974－1979年的谷物生产比1974年为低。天气的影响是有的，但最主要是由于每公顷的单位收成减少。波兰农业衰退的原因部份是由于农业的结构问题，部份是官僚的政策造成。首先是国营企业的荒谬的收成。平均每个占地4,000公顷的国营农场和330公顷的集体农场，总共占20％土地，而生产出来的农产品亦占二成左右。但它们却占去三份二的国家补助，而收成却不比私人农庄更好。国家年报无疑有指出，这些国营企业的每公顷谷物收成和畜牧数字，比私人高出25％，而平均占用人力少一倍，这显示了机械化的程度较高，特别是由于大量补助和种植的种类：在大片土地上种植谷物。但如果就生产一公斤的肉或一公升的奶来说，国营企业的成本分别为私人的二倍及四倍，一方面是由于大量投资以设立先进技术的模范农场引致，另一方面是国营部门的大量浪费的现象。生产成本的差距，令到国家歧视个体农民的政策看来更形荒谬。对于大部份独立农民来说，30年来的情形都是十分恶劣的。每户的土地面积减少，三份一农户的土地面积少于二公顷。他们生产只够自己食用，不能供应给市场。另外约三份一的面积为二至五公顷，约四份一为五至十公顷。土地面积这样少，令机械化成为幻想。官僚的政策更力图使自耕农无利可图，以及进行分化。事实上，自耕农所受到的歧视性政策和微不足道的援助，或为他们现在困难之祸根。不仅肥料、农业机械和建筑材料短缺，而且国家政策令他们无法进行改进。如果他们要向银行借钱，就一定要把大部份收获以贱价售与政府；政府更可随时勒令某些农户集体化。所以农民都不愿投资在农场上，宁愿兴建一些房舍物业。较年轻一辈之中，愈来愈多“农民工人”；他们在工厂工作，同时继续在农场工作，他们做工的收入往往用来支持农场上的家庭。艰难的情况令更多年轻人流向城市，令独立农民的平均年龄达55－60岁。计划的失败官方数字透露，1979年的企业不能完成计划的比率达到58％，而以往都不会超过35％的，估计1980年的比率会更高。因此，中央计划的虚假性质便暴露无遗。但大部份专家，包括团结工会的，都似乎同意有必要将管理地方化和废弃大部份现有的指标，而以另外一些合乎实际的指标代替。现时的完成计划指标而不理其质量和生产成本的方式，应该以经济成效的奖金方式代替，这类争论目前仍在进行中。关于计划的不合理，可以从正面表现出来：虽然最近两个五年计划都企图帮助消费品生产，但生产资料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仍高于生活资料部门的比率。当然，在纺织和食品工业中取得的成就都很大，各种肉类、牛奶、蔬菜的加工厂都有建造，再加上消费品进口的增加，和耐用品的生产增加，令1970年代初期的生活水平有重大提高。但另一方面，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缺乏协调，特别是能源部门，令到最近几年的利润水平大为下降，而特别在消费品方面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不协调。官僚的盲目的政策并没有减少。即使在1976年由于经济停顿而决定放弃一些“巨大的工程”，但卡杜维斯的钢铁综合企业的建造仍然继续下去。在1979年第一期一种完成投入生产，生产能力为450万吨。要继续完成第二期工程，使总生产能力达到900万吨，就得再投入资金12,000亿波币。此外还有以亿计的资金投入现已停下来的船坞工程中，这些都显示了独揽大权的官僚的轻率和不负责任，对国家经济做成极大的灾害。一系列被官僚定为次要的部门的科技水平落后，只是官僚的极端政策造成的恶果之一。在很多工业部门，工作环境更是差得可怜。例如华沙的一间铸铁厂，在高炉前面工作竟然没有保护设备，噪音和空气污染达到不可置信的程度。工资的差距亦很大。在同一间企业内，体力工人的工资竟然相差10倍，而在一些白领和技师之间更会达到20倍之多，妇女无疑居于工资制度的最低层，每月工资约二、三千波币，而全国平均工资现在约为五千波币。官僚最近几年政策造成的最大影响，要算是社会福利方面。政府一直以来都漠视“非生产性”的部门（例如住屋、医院、托儿所等）的投资，不单影响大部份家庭的住屋、托儿所、医院床位等问题，而且更影响免费医疗，令私人医生得益。教育经费的不足，令很多学校关闭，对贫苦家庭的影响更大。很多学校现在实行三班制，上午班、下午班，及从下午四、五时开始的“夜班”。尤其令工人愤怒的是，在1979年政府决定增加国防经费的同时，竟然缩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预算。经济危机的成因及出路当权官僚决定重大事项的秘密性质，令他们能够作任何决定而不怕受惩罚。虽然其错误是这样明显，事实上，过去十年来，当局从没有真正改变政策的倾向。他们满足于微小的修正。1975年底，在欠下西方的债务达到危险程度时，便采取减少人口和局部停止投资的政策，后果是供应品市场情况变得更坏。所以当政府在1976年决定提高物价时，工人的愤怒便一发不可收拾。经济改革讨论的中心，是价格制度的不连贯性。虽然这些讨论并未能提出解决方案，但它显示了经济流弊的程度，和价格政策的构成。肉类价格便是一个惊人的例子。正如其他基本物品一样，肉类的零售价格是低于生产成本的（包括运输、行政费用和加工费等）。一个工人国家决定要补助某些物品的价格，是十分正常的。在1979年对肉类的补助平均为每公斤34波币，消费者付出的价钱在每公斤100至150波币之间，但生产者却只卖得每公斤40波币。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异，再加上政府补助的34元，都是落在中间的行政费、运输费、肉类加工费之中。但现在并没有企图减少中间的成本。政府的政策是为了发展国营企业的畜牧部门，因而将肉类收购价格提高，及将饲料的进口大量增加。因此成为外债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同时又提高对食品的补助至每年1,700亿波币，为1979年全部工资的11％。肉类与其他基本必需品（面包、牛奶、糖等）却不能混为一谈。统计数字显示出，较高工资的人才较多食肉。因此，这种补助事实上是要较贫的人津贴较有钱的人。正如肉类价格显示的，价格政策成为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明显例子。计划中的肉类配给制度，原则上会改正这个现象。但如果工人对分配的数量不能施以管制的话，这个计划将仍会是官样文章而已。目前最重要的是改善供应，这便关系到整个计划制度和它所决定的价格制度，最终是要结束政治特权、官僚管理的不一致和浪费现象。从团结工会出版的一些刊物中，可以见到下列现象：由团结工会会员组成的纠察队，在很多商店中，发现被收藏的不出售的货品。货品可能用来供应亲友或其他人。商店亦分开种类，例如供应军队和警察的商店的货品是有系统地比普通商店的高级。从另一层面来看，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之所以直接与“独立农会”的农民讨论拖拉生产的问题，完全是由于他们认识到官方负责分配产品的委员会的官僚性质和无能，以及对改善情况的阻碍等。这亦是波兰工人面对的无数任务之一。要改善经济局势，不单是要消除无数的浪费现象，压止无用的中间行政费以减低生产成本，更要改变现时整个管理和计划制度，要能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控制所有影响计划和社会财富分配的决定。一个基于平等基础，可以满足工人群众的需要和愿望的社会的建立，意味着官僚的死亡。在这个意义上，目标不单是经济改革，而是一个政治革命。（小点节译自1981年2月16日《国际通讯》法文版） |
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革命斗争的初步总结作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4期（总第52期）向垄断政治权力的官僚挑战罢工第一道浪潮发生于1980年7月，当时是为争取加薪。但从一开始，工人的要求已经掺杂着经济和初步的政治要求，因为工人除要求加薪外，更提出要取得与军队和警察同等的家庭津贴。1980年8月14日开始的格但斯克船厂罢工，标志了数以千计工厂的工人罢工行动的开始。罢工者通过波罗的海沿岸五百余间工厂组成的总罢工委员会，向当局提出廿一点要求；它包括要求加薪、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补助交通费、改善医疗服务和住屋情况、增加幼儿园和分娩假期、星期六为休息日、降低退休年龄等经济与日常生活的要求；此外，更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要求：争取成立独立工会、工人有罢工权利、释放政治犯、尊重信仰、思想与出版自由；这些政治要求直接向官僚层一直牢牢掌握的政治权力垄断作出挑战。政府在八月底答允工人的各个要求，结束了庞大的罢工；但是，官僚层是不会轻易将它所垄断的政治权力和经济特权双手捧出来的；因此，政府虽然答允了工人的要求，却时刻想退却、反悔和攻击工人的权利（它当初可能希望在罢工结束后，工人力量会松散，或是团结工会内部的分歧会造成工人力量的削弱）。这就是导致后来仍不断发生罢工的原因。首先就是华沙地方法院裁定团结工会的四十四项章程条文有十项不通过，因为它们并未提及党的领导作用。工会在10月3日发动一小时总罢工，以显示实力和抗议，当时工会已有六百万成员。在十月中和十月底，东德和捷克将边界封锁（波兰与苏联的边界是长期封锁的，因为莫斯科一向甚至不准苏联人民到“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旅游），苏军入侵的威胁也很迫人。但团结工会号召在11月12日进行全国总罢工，团结的力量令政府退却下来，最高法院在11月10日裁定工会胜诉，无需在章程中加入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文。接着，就是有关出版自由的斗争。政府逮捕了一名工会印刷工人和一名政府机关人员，控告他们将一份有关秘密警察如何骚扰政治异己者的文件公开。政府此举意图将工会活跃分子与政治反对派分隔开来，但强大的罢工和占领工厂行动的压力，迫使政府又要让步，释放两名被捕者，而且在12月被迫成立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警察滥用权力的问题。再接着，政府企图在答允的星期六休息、和开放传播媒介等要求上食言，导致一月的工潮，在1月31日，政府答允每月三个星期六休息，以及团结工会每周有在电视和电台上广播的时间，又可出版自己的周报。争取政治自由和权利的斗争，并不限于工人。农民要求组织团结农会，此举得到工会的全力支持，不少罢工是为声援农民的要求而举行的，而农民的战斗性并不减于工人，因为许多农民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要求——占领政府机关、游行示威等。学生方面，也为争取民主要求而动员起来。在罗兹大学，数千名学生罢课，要求组织独立学生会和学联，要求能使用印刷设备，要求警察撤离校园，要求学生有权参与大学的管理、运用以及制订大学课程。12月28日，波兰作家协会大会，推选了异议者史兹平斯基为新主席；新闻从业员协会也推选了新领导。对于政府的新闻检查的反抗，一个例子是印刷工人的动员。全国六万印刷工人，有五万是团结工会的会员；他们抗议政府对团结工会的诬蔑指责，警告如果政府不放松新闻检查的严厉限制，他们就会在2月13日进行全国性罢工。华沙印刷业工会负责人斯利锡说：“我们只想将真理付印；我们觉得，对于通过我们的工作而供给社会的消息，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打击官僚的经济特权罢工工人在去年八月提出的廿一点要求中，质疑以及要取消官僚经济特权的要求，包括在第11、12和第13项要求中；它们是：降低日用品的价格，划一国家商店和商店的供应品价格；划一家庭津贴、取消特别商店，以消除警察、军队和党机关人员的特权，发给肉类配给证，以配给方法平均分配缺乏的粮食或日用品。政府在原则上答允这些要求，但不断强调国内没有任何人享有特权。当政府以经济情况不好、国家没有足够资金来改善人们的生活或工作条件（如实行周六休息制）为“理由”，来拒绝实行改革时，人民开始动员将贪污和特权享受等情况揪出来，要求加以改变。这个反特权的斗争，在二月以来渐入高潮。2月6日，波兰南部一个纺织业中心区贝斯高比拉BIELSKO－BIALA，在举行了11日总罢工后，终于达到要求而结束罢工。该区二十万罢工者令120间工厂瘫痪；民主地组织起来，并尽量令更多工人参与讨论。通讯系统的工人，将罢工委员会的播音系统连接到80多间工厂，甚至开设了一些热线电话，任何人只要拨一个电话号码，就可以知道罢工的进展情形。罢工者的主要要求，是要撤换省长勒布达、其助手、警察局局长和另外一些官员。工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50页的报告，指责和证明他们犯了贪污行径。他们的罪行包括政府楼宇据为己用；兴建自己的夏天别墅，而不兴建工人住宅；将汽车配给秘密警察，而不配给医生；将优先购车券用作特惠或行贿手段。华里沙说：“我们要求他们辞职的官员，并不照顾工人的利益。他们根本不是公仆，而是社会寄生虫。”一名罢工委员会成员说：“我们省长在山中建筑了一座别墅，中间有一条小溪流过；将这个与人民一般生活水平比较，你就可以想像人民为何如此愤怒和不满了。”勒布达曾经受到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最高监管局”数次调查，但都没有结果。一些较小的官员因“不规矩行径”被撤职，但上层官员仍官留原位。工人得到的最后结论是，要撤走可恶的官员，就只有进行罢工。政府最初的反应，是支持勒布达等人；它的回答是，工人的要求不是经济性而是政治性的，因此政府不能加以答允。波共领袖简尼亚更指责说：“我们现在面对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一个自称工会的组织转变成为远超它章程所规定规划的组织。我们不能忽视（更不能接受）团结工会在不是工人而是煽动者的指引下，走向成为政治反对派。”贝斯高比拉一名罢工领袖说：“如果要求当局诚实是一个政治要求，那么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政治罢工。”在2月4日，团结工会全国领导表示完全支持贝斯高比拉的工人，并警告，如果政府试图打击罢工，就会进行广泛的劳工行动。华里沙在给予全国地方工会的公报中说：“如果贝斯高比拉受到强力攻击和通讯被截断，就应该组织团结工会的静坐罢工。”来自全国的支援，迫使政府退让，同意不但撤换勒布达及九名官员，而且新省长将会对任何有不当行为的地方官员采取纪律处分，并将进行对国家行政机构的详细调查。贝斯高比拉工人打击官僚物质特权的行动，不过是全国各地人民反官僚特权斗争的一部份。这个斗争现在已发展到不可压抑的程度了。在2月9日，西南部的捷连那基勒JELENIAGORA有约三十万工人罢工，约450间工厂和公共交通等服务行业受到影响；罢工是由当地的团结工会地方支部召集的，罢工者抗议官僚层的贪污和物质特权，要求撤换工会部长恃奥锡CIOCEK，他同时任当地的波共领袖达五年之久。罢工者也要求将一间内政部疗养院改为公共医院，将一间只供党员享用的休憩中心改为社区文娱中心。政府极不愿意答允罢工者的要求，而且处处维护贪污腐败的官员，原因是这些官员的行径在波兰并非异常。整个官僚层都深陷贪污腐败的恶习中，它们享有的物质特权，令他们与人民远远分隔。纽约时报2月4日的报导，谈到波共官员的奢华生活：在韦斯高WYSZKOW（距华沙东北三十哩之外），有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区域，内有约一百间瑞士式渡假屋，供政府和党官员周末渡假之用。普通市民是不能进入该区的。实际上，全国有许多这类休假区，“盖莱克的休假屋就在卡拉素，有一条高速公路特别伸展到门口，而附近则是颇偏僻的村落。“一名前党员说：‘这些休假区的数目要再乘49倍。在每个省，第一、第二书记都是这样做，部长、副部长、秘书、厂长等也无不如是。在过去两年来，他们更开始购买出海的游艇。’“他说，党官员可享有低息国家贷款，用来以低价买地；他们以政府价格买入建筑材料，价格是市场价格的一半，而在几个月后，贷款跟着就取消。一些官员从一间屋搬到另一间屋，变得越来越富裕。”大部份高级党政官员以及秘密警察都可到特别的“黄色窗帘”商店购物，那里有许多别处找不到的产品。甚至军队和民兵也有特别供应的商店，货源较一般商店充足十倍。这就是为什么波兰工人在21点要求中，要提出所有商品价格要划一，要取消特别商品，要废除官职或公安人员的物质特权，要对缺乏的商品和食物进行平均配给了。工人自治当工人要求加薪和星期六休息时，政府拒绝的藉口，就是波兰的经济状况不可能负担这些额外的开支，政府更指责工人贪得无厌，对国家经济或“公众”利益漠不关心。工会的回答是：政府拒绝给予工人代表关于经济的足够资料，也拒绝承认工人有权作出基本的经济决定。一名团结工会的领袖说：“如果团结工会取得资料，证明经济状况的严重性，它就可能会改变决定。”一名工会会员解释说：“可能我们是需要在一些星期六工作，但我们的立场是：这个决定应该在本地工厂的平面作出。我们工友对工厂需要什么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乌苏丝拖拉机厂的情形是一个好例子。工人决意不任由官僚指使。当厂方拒绝加薪，理由是厂方无法筹得这些钱的时候，工人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厂内的浪费情形，列出所有弃置不用的物料、机器、设备，指出它们如何可以在别处使用或出售，并且举行了一个图片展览，展出它们的调查结果。工人立即就从厂方处争取到他们的要求！工人要管理生产的热情，进一步发挥出来。乌苏丝的工人与团结农会接触，商讨关于拖拉机的生产问题。从会谈得出的结论是：拖拉机的生产应该减少一成，以便能增加极之缺乏的零件的生产，这就可以修理好数以千计因坏了而不能使用的拖拉机。这样，就会显著地增加可使用的拖拉机数目。工人也要求能在分配过程中参与决定。1980年的圣诞节是多年来最坏的，传统圣诞节食物白鲢少了一成，鲱鱼少了三成，但同时，人们却知道由于一间鱼厂经理的疏忽，令几十万吨弄坏了的鱼要倒掉。囤积的情况也很严重。团结工会要争取的一个要求，就是平均分配现有的肉类供应，因为华沙郊区的居民，只得到华沙居民的一半肉食供应，而其他地区的居民，只有首都居民的三分一肉食供应。工人要求能掌握分配食物供应的权力，是为了尽可能公平分配，以及杜绝官僚的贪污盗用。近期发展并日趋巩固的工农联盟，令工农控制生产及分配的能力更为增加，例如农民已提出组织一些地点能将肉食直接出售，以此举来支持团结工会反对官僚操纵供应的分配。为了要对经济和社会情况加以控制，团结工会成立了不少全国性、地区性的委员会，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控制物价和工资的委员会，它一发觉物价上升，就会要求增加工资，并会强制推选最低每月二千四百波币的工资制度。（现在工资支付从二千到十万波币不等，有约三成人口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团结工会另外有一些控制监管工作条件的委员会，也有与政府协商制订一个计划，使工厂的电力供应得以合理化，因为随时可发生的停电是令生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人要求真正管理生产和分配过程、要求参与计划的厘订等的愿望，已越来越明显，加上官僚的无能和腐败，令工人更厂党到他们积极参与的迫切性。工人提出的每周五日的要求，是走向工人自治的第一步。工作时间的长短，对生活质素的影响极大。因此，缩短工作时间是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历史性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强调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因为这是工人阶级所有进步的前提。只有当工作时间缩减，工人阶级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活动，才有可能研究经济状况和生产问题，才有可能真正参与决定，才有可能改善自己。工人阶级要求能合理地使用科技所提供的进步，来改进所有人的生活质素。实际上，任何工人都知道，工作时间缩短，意外会减少，浪费会减少，生产效率则会提高。很多人能够看到，计划经济如果要运行得好，是需要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每个平面都积极参与控制的。任何中央计划委员会或政治领导，都不可能知道复杂的经济的所有事实，或是预测所有的需要。因此，计划经济如要有效运行，必须有工人民主。华里沙也指出，工人民主可以避免许多重大错误的发生或持续，他举例说：有一间因原料不足而只能开工五成的建筑材料厂，“政府决定在它旁边另建一间同样的厂。这是荒谬的。中央委员会可能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日都见到。自由工会意即在所有平面——包括地方性、地区性和全国性——管理经济决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将会这样去运行。”在这段期间，工人除了看到要实行工人管理生产，不但要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使不同意见得以发表和辩论，并要培养工会干部、工人领袖和普遍提高工人的知识、文化、技术水平（很多工厂已开始使用视听讲授课程，为工人解答或解释基本概念，例如工会的作用和工会会员的权利等）。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进展，就是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工会的作用是保卫工人的利益，而进行对生产的管理，就要尽快设立工人委员会或工人议会，在按比例的基础上代表所有工人，来负责工厂的管理。“工厂厂长很希望团结工会在经济平面负上责任，参与管理，但我们拒绝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共同管理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也能作出决定。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工人委员会，由一个厂长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但我们未达到这地步。”上述一名工会领袖的说法，显示了他明确地看到管理的问题，以及认识到官僚层意图施计，将团结工会的代表结合入现存结构中。虽然不是所有工人都有如此清晰的认识中，但所说在这个总量上，库伦的意见（参阅本刊81年3月号所载库伦文章）在团结工会的地方领袖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不过，在有关工人自治的问题上，民主在经济中如何运转的问题，即仍是颇为混乱的。由于现今浪费情况严重，人们便倾向于归咎计划的不善，而鼓吹全面的非集中化，甚至看不到中央计划的需要性。许多团结工会负责人会不犹豫地赞成一些工业专家的建议，要求从新在所有经济部门引进竞争和市场结构，也赞成工厂要自负盈亏，和可以通过裁员来增加盈余。但再推远一点，这些工会活跃份子便会声明他们支持生产手段的公有制，并认识到需要保留大型钢铁厂、重工业、矿业、化工业等为国家财产。因此，他们明显地是将“中央计划”等同于“官僚管理制度”。许多时，他们也不能区别清楚在农业及某些消费和分配部门引进市场经济的需要，以及如果将市场经济应用于整个经济时的后果。一些工人并不清楚明瞭，采用“南斯拉夫式”或“匈牙利式”模式，以及在厂与厂之间引进竞争所会产生的后果。一些工人甚至同意，失业可以在某程度内存在，以激励工人更小心工作。其实，每个人都坚持计划必须“从下面”决定，但他们却很少谈及如何将各工厂的建议集中化，以及应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考虑到全部人民的需要。他们的看法，很多时被今日笼罩于经济管理的官僚性质所模糊，而他们大都低估了能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中央计划的重要性。他们看不到这样一个计划的存在，事实上是经济决策能尽量非集中化的前提，也是在工厂平面建立民主关系的前提。这些问题除在一些运动刊物（如《华沙科技文化工作者公报》或团结工会出版的《80论坛》）上有讨论外，一些地区性工人刊物也有登载和讨论。（在波兰，每个月有超过一百万份独立工厂报纸流传。）波共内部的危机波共领袖不但面对群众的挑战，更面对共党基层党员的强大压力。党的内部危机已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没有人再确切知道哪一翼正占优势，或是三月党大会将有什么后果。总理在一年内也已换了四人。党内基层党员的公开反抗，可见于罗兹省方力加无线电厂的波共党委会的文件；该文件经过该市许多工厂党员有系统地讨论后，才在1980年11月14日草拟出来，自此便成为罗兹区其他党会议的讨论范本。这份名为《应该怎么办？》的文件，转载于1981年1月20日的法文《国际通讯》和1981年2月16日的《洲际通讯》。文件的开头说：“自1980年中在波兰发生的事件，有着革命的性质。这个过程的发起者和主要动力是重工业工人。然后整个社会越来越广泛的层份不断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运动倾向于决定地抗拒目前权力的运转情形和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他们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应该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广大群众言论自由的权利，必须在法律上和在事实上得到保证。直到现在，管理着国家、党和经济的肿胀的官僚架构，将它们专横和主观的决定强加于全国之上。我们不能再以这个方法统治下去。这样的制度，剥夺了人们的尊严，将他们变成一个器具，只为达到与他们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标。我们现正经历的革命过程是自发的。党和国家并不控制它，反而在日增的要求面前变得危险地茫然漂泊。团结工会这组织（独立的、由会员自行经营的工会），对群众如何行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力，但他们也要屈从于群众需要和群众思想状态的压力。在社会眼中，团结工会代表所有人民称为‘我们’的人，而党和国家被称为‘他们’。逐渐地，一个双重权力的制度正发展起来。结果，党、尤其是它的领导机关，处于恶劣的形势。党必须与团结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明确将自己放置于‘我们’的一方面。否则，党的存在和党的领导作用就失去所有意义。所以，应该怎么办？我们运动的迫切问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带有列宁主义气味，容许我们处理这问题。今天，党必须是革命的动力，必须起带头作用。如果它不这样做，就会在历史废物箱中完结。因此，党必须作出行动，进行个人收入和私人财富的重新分配。简单地说，就是特别富裕的人将要有大量损失，以便贫者能受惠。政府已经实行的工资增加，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和‘黑市’，除非赚取最多工资的人的收入被削减，同时除非最舒适的那些人的财富被抽重税。除非这样做，不然就意味着最贫困的人将会在危机中首当其冲。”这份文件对于如何进行改革的手段上，仍存有颇多幻想，例如：它主张要清除贪污，由团结工会、社会组织和党共同成立调查委员会；它主张现行党领导必须快速应变，最迟不能超过1981年1月召开党特别大会；它主张波共转为新党，要独立于苏联，要尊重平等分配财富的原则和国有财产制度，要加强波兰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和要支持左派政府和左派运动；它主张要容许除波共这个工人和知识份子的党外，还有农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由三党共同治国；它主张所有会议报告要事先写成详细书面资料，让每一个人预先阅读和讨论，才能发表真正的意见；它主张党内所有平面进行选举，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大会的代表，而重要的是选举要民主，党员有完全的自由选出他们信任的人。虽然这些主张对党进行自我改革的能力存有幻想，但它们都很明显地指出要扫除所有官僚结构，而且对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渴望的。他们不但要求党改变政策，更要求党进行全面民主化。在党员的普遍质疑情绪下，波共领导一般都不能将它决定了的压迫性措施强制实行。在杜伦TORUN，该市波共第一书记被中央领导开除，但党基层却决定保留他在该市最重要的工厂里。该书记被中央指责的罪名，是他组织了不同波共支部之间的直接会议，这是党一般运转所禁止的。在波兹南POZNAN，官僚要出动高级军官来扶植该地党员要罢免的市书记。在布洛PLOCK，简尼亚与该市地方党官员的会谈是如此激烈，以致《人民论坛报》要报导基层党员的不满。差不多在各地，党员大都自称是在波共党内的团结工会会员，而不是在团结工会内的波共党员。而且，党员在攻击官僚层时，往往比非党员的团结工会或团结农会的领导人更为激烈；后两者仍要小心避免把问题提得太尖锐，而与官方发生冲突。苏军会入侵吗？苏军入侵波兰的威胁，成为波共与工农谈判时的皇牌。当波兰发生工潮和动荡时，苏联便陈兵波兰边界，并举行几次军事演习，此外，苏联及东欧、古巴等国，都不断指责说波兰受到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扰乱和破坏社会秩序，作为将来入侵波兰时的“理论根据”。苏军入侵的威胁，被波共统治者作为武器，企图说服团结工会一部份人说，要避免苏联介入的唯一方法，是加入政府的“全国联合阵线”，与改革派共同合作。事实上，由于苏联入侵的阴影笼罩着波兰，因此，波兰人民的政治斗争并未继续发展为工人议会，与官僚层直接冲突；而是发展为工会，希望由工会与官僚层谈判。不过，波兰人民斗争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已远超纯粹的改善生活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而是发展为政治上攻击官僚的腐化和特权，要求社会主义民主，而经济上要求工人在经济计划和管理上有积极参与的权利。这些斗争每取得一次胜利，就等于官僚控制的进一步被削弱。为防止这个模式发展下去，危害到波共官僚层以及东欧、苏联官僚层的存在，苏军入侵波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阻止苏军入侵波兰，有三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团结工会能享有多大群众支持；如果以百万计的波兰人将会反抗侵略，波兰军队一部份也可能介入抵抗苏军的入侵，每间工厂将成为积极或消极抵抗的中心，而农民也会以拒绝生产来抵抗，那么，苏军入侵的可能性就更少，因为坦克是不能强迫一千二百万工人与他们憎恨的政权或管理者合作的。波兰人民越团结，苏军入侵的机会就越小，即使入侵也必需付出极高昂的代价，在东欧和苏联本国产生严重的反响。因此，给予波兰人民最坏的劝告，就是叫他们将要求变得温和，叫他们与政治异议者隔离开来，或是叫他们缩减工会的活动。第二个阻止苏军入侵波兰的因素，是这个行动可能会产生的国际反应。苏联入侵阿富汗，已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应，再入侵波兰，便会令苏联与西方的“缓和”政策崩溃，也令苏联在政治上孤立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当然，我们要注意，西方宣传机器之所以表示同情波兰工人的行动，是要打击苏联的威望，同时希望借暴露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权制度及人民的反抗来贬低社会主义，抬高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人权”。但波兰人民在反抗官僚层的斗争中，却很明确地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不过是要争取工人真正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主人；这点是西方政权和报刊所不愿提及的，实际上也是它们所深切惧怕的，因为如果波兰人民能胜利争取到政治上的权利，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越性，将为世界劳动人民所向往，将重大地推进世界革命。因此，我们不会寄望西方资本主义政权真正拥护波兰人民的革命行动。但对波兰人民的有力支持，却来自国际（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工人国家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在今次波兰事件中，各国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现于他们对波兰事件的关注和支持。西方工人组织纷纷派遣代表团到波兰进行交流与慰问，也为波兰团结工会捐赠印刷机器设备等；工人国家内的异议分子也表示支援，如捷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及中国的民刊组织等。有些工厂更与波兰一些工厂结为姊妹厂，互相邀请工人访问和作演讲，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支援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这些强大的压力，是苏联入侵波兰前必须慎重考虑的。第三个因素是经济因素。苏联出兵阿富汗付出的兵力、财力已不少；如果出兵波兰，势必遇到重大反抗，将增加苏联国内已严重的经济困难。而且，西方也会从波兰撤出数以亿计的经济援助，苏联要负担起波兰的巨大经济担子将会是十分吃力的。而西方国家在波兰的投资和经济利益，也是令它们反对苏联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教会的角色当波共对人民实行思想和信仰箝制时，教会同时成为被压迫者。过去，教会曾经因为协助保护异议者抵抗政府的公安人员，而在人民之间取得某些好感。群众在斗争中，取得使用传播媒介的权利，现在，教会逢星期日有两小时可使用传播媒介来广播弥撒。可是，教会要能维持它对群众的影响，要能维持它的权力，就不能让群众的要求走得太远。教会与官僚层已取得舒适的安排，它现在希望能维持现状；可是，在工人来说，要能取得任何持久的胜利，就必须摧毁官僚层，以真正的工人议会实行工人管理经济和社会。因此，我们日益看到，教会转向支持政府，而且言论日趋保守。例如教会开始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不负责任和过激，会导致苏军入侵。在团结工会的领袖中，有些人受到教会颇大影响，华里沙也表现出受到教会颇大压力。举例来说，在去年12月16、17日超过五十万人参加的格但斯克纪念仪式（纪念十年前被官方枪杀的死难工人），有浓厚宗教气氛，甚至连华里沙的讲词也是由一位教会人员起草的。但也有许多工会份子表示不满，反对运动的独立性被教会侵犯。团结工会华沙地区一名主要领袖在纪念集会两日后说：“纪念碑将会是团结的象征，它将会将全波兰工人的团结粘固起来。但幸而我没有去格但斯克，因为听到纪念会上的演说会令我作呕。……这次事件如此重要，本应限于默哀一分钟，而不是举行这个超级传统的仪式。会上所说的东西，只是将纪念日的意义模糊了——那就是，我们要等十年才能向我们的同志致哀。教士一些说话听来古怪，而且对团结工会来说是危险的。它们证明教会正意图操纵工会，而华里沙的讲话也显示了这点。华里沙太虔诚了，他让自己太受教会的影响。”也难怪许多工会领袖和成员对教会的介入有强烈的反应。在纪念集会上，主题是“和平、秩序、保卫祖国”，这个主题贯彻于教会代表，华里沙以及波共官员的讲话中。而且，虽然建立纪念碑是1980年8月格但斯克工人一个重要要求，可是在纪念集会上，却一字不提工人的廿一点要求，也没有提及运动的发展前景，因此，电视可以将这次仪式当国歌般报导，绝不涉及工人阶级的动员和要求。本来，纪念格但斯克大屠杀十周年的集会，可给予团结工会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向在场的大量独立工会成员讲话，指引下一时期应走的道路。可惜教会的强大压力，成为了运动的制动力量，华里沙的演说也表现得很温和。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固然不应低估教会和天主教僧侣集团的影响力，但也要避免高估教会将团结工会纳入协调的轨道的能力。况且，教会高层集团也未能控制本身的教士。举例来说，在十二月中，波兰主教的一名发言人乌素力神父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库伦；团结工会马苏斯区的主席立即会见波兰大主教并作出责备，之后更立即往见库伦。大主教迫于要缓和形势，向团结工会表示他无保留的支持。而这件事发生后，有约五十名教士抗议乌素力神父以教会名义发表的意见，并尖锐地要求他立即辞职。运动发展的障碍与前景团结工会将要面对的一系列障碍，除来自苏联官僚层、波共官僚层及教会外，还有建立运动的内在问题。能否成立一个民主选出的领导，能真正代表在变动的力量和现存的不同观点，是增强团结工会和发展群众运动的关键。独立工会的地方性机构有极可取之处；本地和地方领袖获得重大比重，而地方性组织有物质基础能够抗衡官僚层的压力。可是，全国领导却存有颇大弱点。团结工会的“全国联络委员会”的作用仍颇含糊，作为该委员会的执委会的权力和权利并无明确界定，因此，最受公众注目的全国领袖（尤其是华里沙），就有完全的自由，可以在他们认为需要时就干预。这就造成紧张的关系，令到在混乱中，有可能会发生某一领袖取得的优势，而以此“解决”团结工会内的分歧的危险。因此，现在的工会地方领导和全国领导的选举，将有特别的重要性。此外，团结工会内部已开始出现的政治分化也渐明显了。在取得即时的要求后，有关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产生不同意见了。在地方和地区工会领袖中，已出现了一个较激进的左派，同时，受教会集团影响而主张较公开地的一翼也出现。为了对付独立工会运动，一个强大的联合阵线已组成，在苏共支持下，它包括由简尼亚领导的官僚层、天主教会和团结工会内的斯大林主义一翼，后者主要是以前的官方工会官员而现在加入了团结工会的。团结工会的进步分子为对抗这股反动势力所应做的，是加强群众的联系、团结和积极参与，加强与农民的互相支援，以及不能让政府将它与异议政治组织（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分隔开来。波兰工农已赢得了许多阵地，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斗志，他们的力量正在加强，决不会轻易地放弃已得的阵地和战斗成果，必然会为保卫它们而坚决斗争，而且会在现有的胜利基础上，继续推进运动。他们的胜利已深重地影响着东欧、苏联以至中国等工人国家的工农，鼓舞后者起来斗争，这些斗争反过来又将会支援波兰群众，互相连结成强有力的阵线。反官僚斗争在国际规模上胜利地开展，将扫除一切的障碍，消除苏联等外军的入侵威胁，最后走到以政治革命推翻特权官僚层的道路。 |
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伊朗工人声援波兰工人的斗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以下声援波兰工人及其独立工会的决议，是在八〇年十二月三日由伊朗伊斯法罕一间大型织造厂的雇员普运伊斯兰委员会在八〇年十二月三日通过的，决议是致送给波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的。八一年一月十九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战斗性的兄弟姐妹们：1．我们每日都听到你们在波兰为争取成立合法和被承认的工人工会的斗争消息。到目前为止。你们己取得罢工权利和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我们恭贺你们这些胜利。你们提出的新的要求（包括要求释放最近被捕的战斗性工友），显示你们在争取到工人民主之前，仍要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波兰政府的攻击，显示这个斗争不会容易，但你们是可以争取到许多东西的。2．通过由霍梅尼教长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我们学习到，唯一继续将革命推展的方法，是依赖被压迫群众的支持。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刚开始的不断进展的革命。为了保证它能继续，我们已建立了伊斯兰工人委员会和伊斯兰委员会。我们也在建立在霍梅尼教长领导下的二千万人的军队。3．在过去两年来，伊朗被压迫群众取得了惊人成果。许多工厂被收归国营，由伊斯兰委员会管理。属于巴列维王朝和许多大地主的土地已分配给贫农。我们赢得了成立自己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的斗争。重建运动和扫除文盲运动，已帮助我们的贫农改善生活条件和受教育。最主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一个国际主义的革命，我们经常试图将之扩展到全世界。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南非人、黑人和美国印弟安人的正义斗争，支持全世界被压迫群众的所有斗争。我们不会让帝国主义强国再统治我们了。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帝）不断地攻击我们的革命。这亦是为什么伊拉克的反动政权在美帝直接支持下攻击我们的原因。4．我们认为你们为争取工人民主的斗争，是正义的和革命的斗争。西方新闻报刊声称你们受到西方资本家的影响；这是一个诬蔑的指责。我们明白这点，因为同样是这些新闻报刊，说我们的伊斯兰革命是“反动”的。我们支持你们的斗争，向你们表示声援。世界被压迫群众团结万岁!不得插手富战斗性的波兰工人!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三日 |
波兰的“团结农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的“团结农会”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波兰的政府不但面对“团结工会”的各项挑战，更遭遇农民组织起来的抵抗，波兰的农业人口仍很大，有约三百五十万人。农地有八成是私有的。农村机械化的过程一直很慢；马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农地是小块的，大部份农屋没有水厕，大部份乡村的路是没有铺好的。国家通过订定农产品的税收和农具的价格，对农民进行压榨。去年夏天农民写给罢工工人的一封信说：“公社领导人和党委书记有无限的权力控制我们。他们随时可以将我们的土地拿走，剥夺我们的财产，将我们的子女转到其它学校，禁止我们完成造屋工作，将我们的家庭成员征召入军队，以便送他们到国营农场工作。……实际上，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控制领导人或反对他的决定而上诉。”农民开始组织起来，始于七八年夏天，当时国家颁布退休制度的修改法例，实际上是威胁到使贫农破产和丧失土地。五十万的农民参与了抗议罢工。今日，“团结农会”宣称拥有一百万会员。农民很快就利用了工人运动制造了的机会，最初想加入“团结工会”，但法庭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不能加入工会。农民的反应，就是组织自己的农会。在十二月三十日，他们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外进行示威，等待法院宣布批准他们农会的注册。法院以技术理由休会，农民就认为这意味法官将让步，令他们的农会合法化。农民要求供应更多的煤、肥田料、机器和燃料。此外又要求更好的医疗服务、道路和水利。农民也要求学校里有宗教课程，以及农民可以从国营农场那里买地。这两个要求被西方报刊大加宣传，但它们只是农民的要求的一小部份。工人运动必须争取和支持农民。波兰团结工会与团结农会的关系保持得很密切，而且互相支持，这是工农联盟共同对抗政府的有效力量。要达到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共同利益，就有两个必须条件：国家要付出较高的价格，使农民能提高他们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国家也要将从农民处取得的税收再投资到农业的发展上面。 |
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反官僚斗争升级与工农联盟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过去几个星期来，反官僚斗争在两个层面上升级。团结工会首先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要求。在一月十日（星期六），工会号召工人，为实现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要求而在星期六不上班。七百万工人响应号召，包括八成华沙地区工人和更高比例的波罗的海沿岸工人。波兰工人多年来一直要求每周工作五日，因为西欧不少国家工人已取得每周工作三十五小时的权利。早在一九七二年，政府已答允到一九八〇年就实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的计划。在去年八月签署的格但斯克罢工协议，政府答允在年底前草拟好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建议。可是．政府后来又倒退，说这样做，生产会减少12%；政府又再作出一些承诺，说在八三年就减少工作日，或是星期六不用上班但平时加长工作时间。团结工会则要求实现格但斯克协议，要减少工作日但工资不减。当政府拒绝或采取拖延手法时，工会就号召工人星期六不上班。在一月卅一日，政府再作妥协，“原则上”同意每周工作五天的要求，实际上今年每周工作四十二小时，每月有三个星期六休息，另一个星期六则工作八小时。此外，政府打算在一月底实行新的新闻检查制度，这又导致政府与独立工会的另一次直接冲突。在一月卅一日，政府答允容许团结工会制作每周播出四十五分钟的电视节目，内容不受当局审查。工会又可以出版周刊。反官僚斗争的另一重大层面，是农民的团结农会运动，三百五十万的农民将会成为波兰一千万工人的有力盟友。政府拒绝农民加入团结工会，说他们是个体经营者。但农民则辩说，由于政府规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农民实际上是为国家工作。独立农会临时委员会在八〇年九月七日在里索成立，在十月九日于加球举行第一次公开集会。在十二月廿九日占领了西南部的雅斯基顿城镇的政府大楼，在十二月卅日又有八千人在华沙最高法院门前示威。农民的要求得到工会的积极支持，在一月六日，工人和农民共同在南部三个城市进行一小时总罢工，工人罢工一方面是为了抗议政府骚扰工会组织者，另一方面是表示支持农民，尤其是支持雅斯基顿城占领政府大楼的农民。农民问题是自一九五六年以来官僚统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五六年，官僚层迫于要取消强迫集体化。）在一九五六至六四年的反官僚斗争的第一阶段中，最前进的文件是库伦和莫札里斯基合写的《给共产党的公开信》（1964），这份文件有很重要的部份谈及农民问题与工农关系。其中说：“工人的利益，要求农产品（消费的基础）能合理发展，就是要大量的小型和中型个别土地能发展，它们的投资和消费能力增加。正因此，工人阶级成为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的代言人，同时建立了工农真正联盟的基础。”公开信继续说：“农民必须根据其经济基础而组织起来，并为自己取得政治代表权。他们必须建立自己的生产者组织。这是为六成在小块耕地上勉强过活的农民开拓机会的关键……”公开信将这类农民组织的必需性，放在建立工人民主的全面革命的内容中来看：“工人阶级被奴役，是其它阶级和社会阶层被奴役的主要根源；工人阶级在解放自己的时候，也解放整个社会。”文件谈及工人阶级要从事的一系列民主任务，以便能从官僚层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其中包括：“它必须实行多党制度，因而令整个社会有政治自由；“它必须消灭预防性新闻检查制度，必须实行新闻、科学研究和文化创作的完全自由……。“它必须将行政架构置于民主组织的经常控制之下，并永远向后者负责……“它必须保证农民能控制生产，有经济、社会和政治自主，因而将农民从永远是任何政府的无权无力臣民地位解放出来，成为活跃的市民，有组织性，并参与决定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决策。”事实上，在最近，农业和农民问题在官方报刊上也有更多提及，一些文章强调要保证农民的权利。而农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对政府漠视他们意愿和利益的反感。现在已很明显看到，波兰群众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问题，如果没有农业生产力可观地改善，是无法解决的；而农业生产力要提高，就必须要农民能直接作出各种决定。同时，工人提出更短的工作周的要求，也令到基于工人民主来重新组织经济的问题更为尖锐。一九八一年二月一日 |
什么样的团结？什么样的共同管理？（史拉法，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什么样的团结？什么样的共同管理？史拉法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一）现在重要的是决定独立工会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特别是在政权和国家已发动了对团结工会的攻势，以“党在国家的领导作用”为名，把工会运动的政治和思想上的团结作为攻击目标。正当经济危机日渐恶化时，当局向工人阶级提出“共同责任”和“共同管理”。他们并不满意工会的非政治化的宣布，要求工会运动共同负担危机的责任。因此，工会运动迫切需要表明它本身对团结和共同管理的概念。而当局正力图阻挠工人构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的观念。工人是否真正要求社会主义？兹引什切青联合工人委员会在十月一日的共同声明，以排除任何怀疑：“我们，正如全体独立自治的团结工会运动一样，是拥护一个进步的、工人的社会主义，拥护波兰的平衡而和谐的发展……我们不欲改变制度，但我们争取实现一个真正是工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我们不能够接受“从上面来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想象的团结。但独立工会运动不能简单地取消“共同管理”的口号。对它的要求实在太强，是真正来自基层的。所以不能让工会运动放弃以本身的原则来达成团结的机会。否则，即使只是将这问题押后，独立工人运动也会是放弃了七月到九月罢工所订立的主要目标。（二）在七月至九月，罢工工人向自己和整个社会提出下列问题：一个工人怎样才能成为波兰全体人民的一份子？工人阶级怎样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作为生产者和作为国家财产的共同拥有者？简单地说，怎样才能消除特权者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对他们工作的掠夺和对他们工作成果的侵占？我们清楚明白工人到目前为止被剥夺了什么。他们从未曾是一个市民。工人阶级只被当作劳动力。他们在工作上、在工作间被粗暴对待，而在电台、电视上却被称为“共同管理者”。但对他们的领袖来说，“共同管理”只代表聆听和工作，和在被要求时鼓掌。工人不能够考虑或参预关系国家和社会大事的决策，因为他们被大量工作、超时工作和各种“自愿劳动”折磨掉所有精力，因为他们在当权者的眼中只是一群劳动力，没有名字，也没有面孔。他们不能支配自己的工作或是工作成果的享用，因为所有这样的要求，都被千千万万的领袖立刻抹煞和漠视。从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成立的第一天起，运动的主要目的，已清楚地显示出不单是经济上的要求。这个目的是肯定地要清除所有阻止工人阶级行使社会功能的障碍。在目前讨论独立工会的角色和团结、共同管理的口号时，一定要从这个罢工运动的主要目的得出结论。（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在为自己的社会权利斗争时，扬弃了国家工会的模式，要求成立独立于国家机构的自己的工会。因此而来的的问题是：除了保卫工人的利益外，新的工会应否再尽以前工会的所有功能呢？又或者在吸收它失败的经验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订定工会与国家和党的关系呢？在以往的理论上，工会是企业和国家的“共同拥有者”，要对经济的后果“共同负责”。但在理论和实际上，工会都一向是与工人和社会对立的一个工具。实际的“共同管理”只是一个陷阱，只是官方的一个手段，用来摧毁工人领袖的独立性，用来收买和在政治上打击他们。政府的发言人一方面向团结工会提出“共同管理”的原则时，另一方面却恐吓工会的领袖，这丝毫不是偶然的。因此，第一个解决办法是工会拒绝“共同管理”的原则。工会将会被迫采取消极立场：我们对企业的运行并不负责任，我们只保卫工人的利益,我们没有兴趣参与决策，但我们对违反工人利益的决策会加以抵抗。九月提交格但斯克联合罢工委员会的一份“独立工会实际行动计划”就有这个倾向。这个守势立场是不乏吸引力的，但它并不全部反映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当主要工作是成立组织架构时，作为当前的纲领，是不出奇的。但作为现在和将来的纲领，则会引起疑问，特别是它既不符合工人阶级的潜力，也不符合其醒觉和志向，如果只是为了保卫物质和社会利益的话，什切青等地的工人要求限制特权阶层使用奢侈品便成为不可理解的要求。如果我们只是保卫我们作为劳动力的利益，谁人当总理又与我们有何关系呢？如果他们予我们足够的报酬，那么他们兴建蒸汽浴室、别墅和房舍又关我们什么事呢？铁路工人绝食罢工以要求限制工资级别又怎样理解呃？哪一个西方工会领袖会要求限制资本家的个人消费或要求公开他们的银行账目呢？在我国，工人提出的这些特别的要求，全部不是消极保卫性质的。他们不单止要求取回作为劳动力的权利，还要取回作为国家拥有者的权利。因此，“纯粹”保卫性的想法，限制了今年夏天运动的重要性，将最主要的目标减为肉类问题和劳动力要被领导人好好对待的问题。我们坚持：不应只分析客观情况。保卫性立场并不能完全估计到工人阶级的觉醒水平。而工人阶级是以三个信念支持自己的；我们是一个有力和强大的运动，有能力斗争和谈判，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条件。但在保卫性立场中，我们清楚地见到害怕将一些事实作出实际的结论：工人阶级现在有真实的机会成为国家的拥有者，有真实的机会实行工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力量不单只能抗议和破坏。这个阶段，如果当局容许的话，已属于过去。工人现在已表现出他们要求和能够用议会和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策划生产过程，能够在企业内和在地区上维持秩序，保护他们的生产工具，要求他们的劳动成果不被浪费掉。一句话，他们要求管理而他们又有能力这样做。如果情形不是这样的话，格但斯克协议第五点关于整体经济和整体社会问题的条款，将会完全没有意义。因此，可以取代对独立工会角色的保卫性立场的纲领又是怎样的昵？这个纲领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里，不只要在企业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只有从这个纲领出发，才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发展团结和发挥共同管理的工人的构想。我们在下面简略描绘出这个构想，关于计划和管理两方面的主要因素。㈠社会经济计划，包括企业、部门和全国性的，都应在基层制订，而不是上头的中央决策的功能。这表示扬弃现在由上而下，再由下而上的步骤。要建立一套指标制度，以容许清楚订定当时的社会优先计划（特别是经由一套价格制度反映出来），作为基层订定计划的一个必要因素。㈡由基层来订定计划，容许在企业的层面订定收入的再分配，容许设立投资的指示计划，以使中央能基于这些初步的资料，在几个不同的方案中，决定再分配。㈢扩大在区域层面上的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原则上接受由中央决定对重要原料和生产工具的分配，和成立一些分配系统，但这要配合所定下来的各种优先发展指标，和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指标。这样的工人运动的区域性架构，不但可以满足工人的要求，还可以帮助工业上的合作。㈣工作和生产的安排，由工会和其它工人控制的组织全权控制。这点是极为重要，特别是因为技术官僚不单只宣传给予意见，还要垄断决定权。㈤薪酬制度同样由工人控制。尽快消除件工制。㈥聘请领导人和厂长同样地由工人控制，要承认年期限制的工作合约的原则。㈦工人和专业组织有权要求独立的专家团体，帮助准备有关生产和计划或其它社会或薪酬的问题的建议。㈧为了保证工会运动在中央计划和其它决定工人阶级状况的问题上有权，组织制度必须改变，其中包括成立一个工人议院，以别于现在的议会。这个议院目的是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权立法和有否决权。在这些原则基础上的共同管理，将会实际保证工人阶级的目前和长远利益受保护，保证工会运动有物质基础来维持长期独立，因为它将倚赖无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这样会是实现罢工运动的主要目标的第一步；在整个社会的平面上，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统一起来。在目前，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已成为现实，一个只集中于“薪酬”或“经济改革”问厢的纲领已经过时，现在的纲领应该考虑独立工会运动的抱负和可能性。这只剩下一条道路：对经济的控制。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要保卫工人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民主化，只能是一个假目标。写于华沙八〇年十一月（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
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库伦，《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库伦《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制度的解体试设想在波兰铁路局由中央制定的火车时间表上，人们突然加入一些由铁路工人或乘客民主决定的火车班次；独立工会在这个所有社会生活均由党或国家中央指挥的制度中，就好像这些新加的火车班次一样。当然，一个社会制度，就算是极权的，也永不会像火车时间表那样无误，但它是不能在两个完全矛盾的逻辑的基础下进行的。以经济计划为例。每年九月和十月，各领导和工人收到来年的经济计划指示，以作“咨询”。通常这些计划受到严厉批评，然后中央订出最后计划，但这些批评却完全没有被接受。今年，这情形不可能再出现。人们有了力量，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在各工厂大会中。计划被拒绝了。在这情况下，执政者能否另订一个有效而又符合社会愿望的计划呢？人们曾经作过努力，例如在1956年，经济学者、经理和工人自治运动都尝试过。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并未因此解决。现在，没有人会再尝试它。但计划将会被整个社会接纳或拒绝。在后一情形下，依照不同火车时间表行走的火车将会碰撞在一起。同样例子在其它部门亦出现。一些公寓的住客已开始实际管理合作社。医疗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都出现同样情形。高等教育人员亦组织独立工会，实行自治的计划。所有这些运动，还有很多不胜枚举的，都削弱了中央计划的权力。每个运动都加剧了中央计划制度及其机构的解体。为了阻止这个解体，国家机构或是将社会自治运动镇压下去，或是将制度实行民主化改革，并要很快地实行。第一个方法是不可能的，社会已经独立于国家政权而组织起来，这是社会卅五年来第一次有这样的自治组织的情况，迫使政府改革，面对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政府什么也做不了，它没有社会基础，没有可赖以支持的团体。它只有出动军队。而在实际情况下，这个军队必定要是外国的。第二个方法又是否可行？国家机构能否极为迅速地改变性质和制度呢？我恐怕这也是极之不可能的，但这会否迫使它采取自杀的形式，以武力阻止运动呢？这会很可能最后带来苏联入侵，政府有倾向使用这个来作威胁。但我们目前是不能将它当为假的。因此是否需要煞停运动以停止入侵的威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明白到，每一个社会运动都有它本身的动力，我们不能不考虑它而从里面或从外面领导它。社会运动的动力多年来被剥夺权利、受欺侮、受羞辱的人们，现已成为一股巨大力量，但他们仍未完全醒觉到这点。我认为他们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只因为反对生活条件和反对他们认为应负责任的当权者而行动起来。很多人不相信能够获得什么。对于他们来说，我们首先只能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而围绕这些要求组织起来。如果我们现在就提出“民主独立”和“社会民主”等口号，虽然这些口号无疑是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的，这些口号却不能吸引社会的大部份群众，因此是不实际的。所以在开始时我们只能提出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不是人们所期望的，而是他们认为是必需的。而如果人们因此行动起来，一个运动就形成了。运动的每一个胜利，就会帮助提出更符合社会愿望的任务。我们从七月和八月的大罢工行动中可清楚看到这个发展。对于政权崩溃的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解决的方法。这个崩溃是事实。如果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不考虑这点，便会受到挫败。政权愈变得软弱，而因此亦更难在政策上适应环境，则民主化运动会更趋激进。在这个情形下，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对抗。每次向前走一步，危险的感觉就减弱一些。波兰人民无疑是意识到苏军入侵的危险，但政权已滥用这个威胁。到了罢工工人最后得到胜利时，这个阴影已大部份置诸脑后。我们能否为运动的动力定出界限呢？答案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应该这样做，但唯一能做的方法，是倚靠一个能够让运动发展而又同时给它定立界限的纲领。我们要明暸，我们面对的，是群众运动的阶段，只有那些清楚和公开地指出他们的目标和恐惧的纲领，才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化的关系又反过来帮助令歧见出现和解决。在未找到共同纲领之前，我们应该让分歧存在。重要的是大家都清楚明白到这些分歧之处。我们的任务我曾指出有一个机会能够指引社会运动维持他们的要求而又是在国家安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就是制订一个能符合波兰人的愿望而又不超越他们的界限的民主化计划。这就是社会自治组织的计划。它要求的就是独立的工会、地方和工人自治、科学和文化的自治，总的来说，就是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主的创造。这一个运动不能提出要推翻政权，但经由运动的存在及其机构向政权提出要求。另一方面，亦是最紧急的，它耍帮助当权者实现这些要求，我心目中是指专家、科技人员运动承担策划一个经济改革计划，在各方面开始实行经济自治。长远来说，这个运动要触及整个国家行政。但从现在起，一个大规模的工人自治行动可以动员起来，讨论经济改革和计划改革，这将会是整体改革的条件和动力。在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不触犯到国家安全的界限内，社会为将来作准备，但这些界限并不是固定的。当苏联的国际局势变坏时，苏联国内及其势力范围内的离心力发展起来时，或是当苏联集团在经济上更为倚赖西方时，这些界限便会改变。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是波兰人的两大愿望，我们不能在目前为这些任务订下计划，但它们同时仍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前景。我们已来到不能回头走的阶段。我认为苏联今天容忍基层的民主化，是为了避免军事介入。明天，她会接受民主化过程的新的进展，以交换对其军事利益的保证。再后来……，我们能够继续估计下去。但重要的是，波兰社会一定要能够利用这些机会，所以她一定要基于独立和自治的运动组织起来。当前的任务第一，要清楚地界定工会的任务系保卫工人利益的工人组织。工会不应该走进工人自治的范围，它们不应干预经济改革、或根本的改变、或执政者的运行。一句话，它们不应代替了执政当局。很自然地，有很大压力抗拒这些限制，因为独立工会今天成为社会组织过程之首，而社会又要求决定自己的前途。我们在格但斯克协议中清楚见到，协议双方是当权者和社会，协议影响到差不多社会生活的所有部份。但各战士应该抵抗而不是排拒这些压力，因为排拒是不可能的，工会只能负责他们的一部份要求：保卫工人的明显而确实的利益和他们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们要促进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其它社会组织的形式，后者负责社会要求掌握权力的任务，例如各自治议会。从这角度来看，格但斯克工会会员的两个努力似乎特别重要。首先是工人议会的构想。在这些议会里，工人处理作为企业的共同拥有者所面对的问题。但他们与当局谈判，而不是与工会谈判。第二点是保存现有企业议会并将它变为真正代表工人，现由工会控制的社会基金将会由这些议会处理。这个议会由所有受薪者选举，独立于工会。它负责管理社会基金的运用。工会完全不介入它的行政中。它提名竞选人，监察它的运行，经由被选的工会会员控制，帮助和保卫它，但无论如何不会代替了它。明显的好处在于解除工会战士们的行政上的问题。工会因此可以保存它的工人性质，工会战士亦因此不会变为管理人员。第二，我认为组织经济改革运动是最迫切的任务。同时工会应该继续为社会的需求和工作的条件而斗争。工会只代表一方面的观点。只有在协商中才会与其它观点共同讨论。我们不能现在就接纳国家的观点，只有经过不同利益之间的讨论，才能形成这样的观点。国家对市民的控制，根源于没有任何人能代表市民的观点。因此，所有都代表国家和国家的利益，这不单止摧毁了市民，亦同时（甚至更首先）摧毁国家。不同利益和不同观点的讨论，应该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上进行。关于计划和经济改革的协商，应该在工会运动、经济改革运动和工人议会之间进行。但应该不止这些。农民自治运动现在开始诞生。它特提出农村经济改革的计划，它应该受到有关的科技专家和学生的帮助。它必须与工会和经济改革运动共同决定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特殊利益。另一个重大任务是在所有社会生活范畴内的独立活动，除了科学、文化、经济的自治外，还要教育的自治，还有保卫法律权利的运动、法庭和律师的独立等等。在众多社会运动面前，所有中央化的倾向必须预先被驳斥。要达到这点，所有不同运动的战士都要共同地、公开地探讨纲领，首先有分歧，然后达成一致，联合起来。建立民主的巨大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只有民主地进行才能达到。写于华沙，八〇年九月（节译自国际通讯．洲际通讯合刊八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
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运内对纲领的辩论本刊资料室《十月评论》1981年3月第八卷第3期（总第51期）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后，几个月来，不断与政府官僚在大小问题上发生对峙。大部份精力放在注册成立方面，所以集体讨论纲领性问题还未大量出现。本刊现介绍两篇有关工会运动今后纲领去向问题的文章，只能当作是运动内讨论纲领的开始，亦反映了一部份思潮。第一篇作者库伦，是波兰“社会自卫委员会”（KOR）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在一九五三年被逐出波兰共产党。他的异议活动实际开始于一九五六年波兰事件之后。他经常被捕，出入于监狱之间。他宣称，由于波兰地理环境，不能有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提倡成立独立于当局的社会组织：自由工会、学生运动、农民运动、消费者运动、知识分子运动等，对当局施加压力，以带来有限度的民主化，虽然他拥护“议会民主”和“民族独立”，但他认为在波兰不能实现，所以拒绝提出这些口号。这个想法影响他对纲领的看法，亦是不少波兰异议者的看法。第二篇选自“八○年八月论坛”在十一月初举行首次研讨会后发表的文章之一。作者史拉法资料不详，“论坛”是由华沙大学社会科学系的团结工会人士发起，由华沙地区的知识分子和团结工会的战士组成的一个委员会主持工作。在目前的波兰异议知识分子中，各种倾向都存在。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如莫士奴斯基，认为实际运动要在“党专政的范围”内进行，坚持要与当局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又如“社会自卫委员会”发起人之一的米尼克宣称：“梦想推翻当权者是幻想和危险的。我们不满意当权者，但他们继续存在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至于库伦，我们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很多矛盾的论点。一方面．他相信对峙是不可避免的，又谈及制度和当权者的瓦解，指出“激进化表示转向与当权者和政治架构的对抗”。但他同时又坚持要界定运动的动力，而通过部份和渐进式的纲领进行。到目前为止，由于运动的新生脆弱，为了争取时间以组织群众，工会运动所作的妥协是必要的。这些妥协并未出卖工人的利益，这从每次新的冲突中工会所采取的立场看到。但如果因此而坚持将工运限制在一个“最低纲领”之内，正如库伦所一再强调，则是错误的。事实表明工人不只限于眼前的经济要求，例如最近在团结工会支持下要求撤换不少党和政府的地方领导人，限制警察的军队的角色等，都远远超越了库伦的“有限度的最低的要求”，而合乎“八○年八月论坛”所指的工人要求管理。因此运动现在所需要的纲领是“要基于扩大经济权力的要求。而经济权力是要直接控制在工人阶级手里，“不只要在企业的层面上，还要在区域和全国层面上”。这就带来下列问题：工人在目前情况下应接受什么形式的经济管理？应否如莫士奴斯基所指“在目前波兰的经济情况下，双方都应该有理智”呢？但必须明白一点：官僚作为社会寄生阶层的本身利益，是与集体经济的良好运行矛盾和不相符的。因此要反对与官僚共同管理经济，要将工人对经济事务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便需要坚持工会不能采取消极保卫性立场，要刺激各种民主形式的出现，让工人能表达他们的意向。“论坛”一文还提出从基层订定计划和容许工人真正控制经济（它提议在议会中增加工人议院）。它还着重指出在企业和地区层面自治的互相联系的重要性，这与另一些人主张冻结中央计划，而经由市场关系来解决矛盾，是截然相反的。·如何界定运动动力的界限（库伦）·什么样的团结？什么样的共同管理？（史拉法） |
波兰政府的支持者——天主教教会（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政府的支持者——天主教教会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波兰天主教教会经过波兰天主教团两日开会后，发表了一份强烈声明，支持当局，呼吁结束“可能令祖国面临丧失独立和主权的威胁”的行动。教会发言人在攻击“社会自卫委员会”和其它反对派组织时说：“我们指的主要是那些嘈吵和不负责任的声明。它们是针对我们的东邻而作的。”正如它在七○年向工人宣传“温和”路线一样，天主教会显示了它在任何决定性摊牌时都会支持政府对抗工人。教会对反对派和独立工会给予部份支持，不过是企图保留它对工人的影响力，同时为教会本身争取更大自由。可是“团结工会”的工人并没有被吓倒。十二月十一日的“团结工会”全国大会，号召要成立一个保卫政治犯委员会。大会同时抗议当局查禁了官方波兰电视台制作的“八○年工人”的影片，那是关于今年八月事件的。在其它地区，抗议过去镇压的声浪不断高涨。在华沙大学，十二月十三日举行了一个大会，讨论一九六八年的学生暴动及当时公安部主脑对学生的镇压。当时公安部主脑是莫煞将军（MOCZAR），他在一九六四年至七一年在高莫加政府内任内政部长，臭名昭彰，主要负责一九六七年至六八年的反犹太人运动，将差不多所有犹太人都清算于公众生活之外。在一九六八年，作为专门负责警察和军队的党中委会书记，他指挥了对学生暴乱的镇压。在七一年，他被排出政治局，十年来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可是，最近他又回到共党政治局，成为简尼亚的亲密顾问。 |
波兰纪念七○年死难者（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纪念七○年死难者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在十二月十六日。数十万波兰工人齐集格但斯克船厂，在新建的纪念碑下，向十年前这一天在斗争中牺牲的同志致敬。尽管纪念仪式有浓厚宗教色彩，但工人阶级权力充分表现出来。特别班次的火车，将成千上万的人从华沙运来，包括华沙钢铁厂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这类反应在全国都发生。工人到达格但斯克时，从火车站开始游行，高举着他们所属的“团结工会”支部横额。整个过程由船厂工人维持秩序，一个警察的影子也没有。波兰共和国主席与其它名人也在讲台上被迫向他们在一九七○年任意冷血枪杀的死难者致哀。华里沙在四分钟的致词中说：“现在已无需用暴力。一九七○年永远不能再重演了。工人要求展开调查，查究谁要对七○年的工人死难事件负责。官方的数字是：在企图粉碎罢工时，只有四十五名工人被杀，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受伤，三千人被捕。“团结工会”则宣称有比此数多许多倍的人被杀。最令人不齿的官方行动，是当时政府呼吁工人恢复工作，但当格但斯克船厂工人从火车站涌出来预备回厂以响应政府呼吁时，却被乱枪射击。当日接着便发生整个区域的打斗和射击。今年八月罢工胜利后，“团结工会”呼吁筹款，为七○年事件的死难者建立纪念碑，结果筹得五十万英磅，在最初三名工人被枪杀的地方，建起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被杀的三名工人都是船厂工人，而建造纪念碑的正是他们船厂的工人同志。纪念碑上刻着：“他们献出生命，使我们能尊严地活着。”工人现在要求公正的裁决。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其中派有他们的代表，来调查警察、秘密警察、内政部和检察院的权力。他们同时要求大量削减拨给镇压力量的财政预算。当局尽其所能限制群众的动员；他们企图令华沙和其它地区同样的集会取销，报刊又提供这次事件的错误消息。 |
波兰工人斗争日益高涨（作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斗争日益高涨作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自从“炎秋”大罢工斗争胜利，工人取得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后，波兰共党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没有缓和下来，反而是不断以尖锐对峙的形式表现出来。几次事故都先由政府发难，但工人的庞大力量通过全国独立工会联盟“团结工会”发挥出来，几次都迫令政府作出让步，使力量对比更有利于工人方面。工会章程的官司在十月廿四日，华沙一名地方法院法官除了对“团结工会”章程作某些修改外，更加入一项条文，保证工会将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工会于是准备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进行一连串抗议罢工，来对政府施加压力。官僚层被迫在十一月十日作出重大让步，最高法院裁定工会上诉胜利，无需在章程中加入该项条文。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工会一方面表示立场坚定，另一方面采用了技巧的有弹性的策略。在十一月十日之前的一个星期，医院工作者、医生和医科学生在格但斯克、华沙及其它城市进行了临时性罢工示威，坚持他们有示威权利，而“团结工会”则在个别城市，成功地号召了巴士司机支持医疗人员的一小时罢工。邮政工人也进行了罢工。在高院裁决的前夕，“团结工会”进行了另一个策略运用，就是同意在章程后加一个附注，保证尊重共产党的既定权威，以及尊重在格但斯克协议内包括了的波兰的现存国际联系。不过，工会同时加入另一个附注，就是承认“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工会权利的第八十七和第九十八条款。因此，官僚层不能指责工会蔑视现行政府的政治权威，而工会却同时能够有效地保卫它自行决定本身章程的权利，使它能作为独立组织为保卫工人经济利益、向工人直接负责而运作。当高院裁决前双方对峙不断升级时，政府在电视上播映了波兰和苏联军队的联合演习，同时，一些外国记者被拒入境，一些则被威胁会被逐出境。政府高层官员所作的谈话，不是坚持工会章程必须纳入该条文，就是攻击格但斯克为“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主要中心”。中委会成员格利沙在十一月七日向报界说：“党自八月以来首次决定要运用所有可能性……来防止罢工，包括诉诸行政措施，例如宣布在某些企业进行罢工为非法。”共党同时在全国召开了干部地区性会议，企图“在政治上与罢工作斗争”。然而，政府在十一月十日终于退让下来，显示了波兰官僚层力量已受到何等的削弱，而且要应付据称拥有一千万以上成员的群众独立工会时，波共已不得不日益要借助苏军入侵的威胁来恐吓工人了。省长被迫辞职在十一月十日高院裁决前夕，政府曾企图进行全面性镇压，而波共的极端斯大林主义代表韦亚彼奇的所为明显说明了这点。韦亚彼奇当时是波兰南部捷度楚华区省长，他作好了粉碎他辖下区域工会的筹备，在十一月十日早上，他召见了该区的工厂厂长，通知他们将会宣布紧急状态，叫他们准备好剥夺“团结工会”领袖和活跃份子取得通讯工具的权力，要将所有打字机、油印机和复印机从独立工会手中拿走，要阻止工会使用工厂的无线电广播；保安部队和党干部要迫工人签署对政府和党的誓忠声明；厂长要警告工人，任何罢工将被视为对“人民的波兰”的攻击，将会以暴力镇压。一些厂长立即开始尝试实行这些措施，掀起了工人的愤怒浪潮。当高院在几小时后作出对工会有利的裁决时，工人正与韦亚彼奇及其政府进入战争关系状态。二百间工厂发出了罢工警报；工人领袖拒绝与本地党官员谈判，坚持要与中央政府代表直接谈判。在十一月十九日，地区行政部长基巴与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内容并没有公布，但稍后，政府新闻处宣布省委会和市委会的领导人都会提出辞呈，此外会对另外四名官员进行调查。捷度楚华区的工人不只要求撤换可恨的官员，而且要求将政府或私人拥有的别墅楼房（包括韦亚彼奇私邸）转为托儿所和幼儿院。这个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官僚层一般的特权上，并要求将之废除。至于医疗工作者和教师、学生等的斗争，也取得了胜利，它的意义是深远的。政府被迫改变社会开支的优先次序：政府同意将一九八一年财政预算中拨为教育开支的百分之三增到百分之六，并将百分之五的预算拨作医疗开支。官僚镇压工会企图失败官僚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特权和决定权，他们仍不断采取攻势，企图扭转劣势。可是，他们的情势却每况愈下。在十一月二十日，波兰秘密警察突击搜查华沙的“团结工会”总部，搜索一份国家文件。据说该文件由国家检察院一名职员交给工会手中。该文件详列镇压反官僚反对派的程序。警察在“团结工会”办公室内找到该文件的副本。在突击搜查后，警察在十一月廿一日逮捕了工会印刷部负责人那劳历（NAROZNIAK）和国家检察院一名职员沙碧拉（SAPIELA）。他们被控违反了保卫国家秘密的法律。十一月廿四日下午，“团结工会”开始了反攻，发动了乌苏丝巨型坦克厂一个重要部门进行无限期罢工，成功地停止了整个厂的生产。当晚，“团结工会”的华沙地区主席团在乌苏丝厂集会，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除了要求释放那劳历和沙碧拉外，“团结工会”并要求当局发表该份文件起草者的姓名，暂停检控被指“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人，成立特别议会委员会（要包括独立工会的代表）来调查警察和法院的滥用权力，削减拨给保安部队的费用，并将展开调查。决定七○年和七六年谁应该对镇压罢工工人的事件负责。为了支持其要求，工会宣布将会逐步扩展华沙地区的抗议罢工，到十一月廿七日就会开始全华沙区域的总罢工。到十一月廿七日，政府再次退让下来，释放两名被捕者，并同意与“团结工会”展开谈话讨论镇压性机关的问题。经济困境波兰工潮的起因，是经济衰退和政府的紧缩政策，造成物资缺乏，工人生活水平下降。工潮虽然因政府让步而暂时缓和下来，但波兰的经济形势并无好转。政府不断企图将经济困难的责任推在工会身上。波共第一书记简尼亚在十一月初宣布说，波兰的国民收入连续两年下降，今年的农作物收成将会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差的一年。据报导，一系列主要的物品极为缺乏，包括肉类、面粉、牛奶、猪油、牛油、糖，甚至盐。而水灾令薯仔减产一半，靠薯仔饲养的牲畜也因此会大量被屠宰。在九月中，工业生产已下降二成，而波兰最主要出口货煤的生产估计会比每年的二亿零八百万吨产量目标减少八百万至一千万吨。至于本来估计可入超的贸易，则会有高达九亿美元的赤字。这幅惨淡的图画，反映了官僚统治制度的危机；官僚层尝试解决国家的经济困难的方法反而令问题更严重；它的经济管理制度证实失败了。但工人仍未取得必需的地位来重组经济。波兰今日面临的深刻危机，显示除非国家运作的方法有根本的改变，否则这些问题将无法解决的。群众情绪日益高涨波兰工人长期经历着苦难，他们今次进行斗争，要对抗本国官僚层，也要对抗苏联和东欧的官僚层；他们是从开始就准备进行一个长期战斗的。工人团结在独立工会旗帜下，正向官僚层作出越来越大胆的挑战。继十一月十七日捷度楚华区省长被迫辞职后，其它地方纷纷发展了反对粗暴官僚的斗争。例如在奥斯定（OLSZTYN），地方党官员被工会指控贪污，他们于是预备了逮捕工会领袖的逮捕令。可是，群众也不断组织起来，对抗官僚的滥用权力。工会已在全国成立会所，收集有关官僚层罪行的资料。正如其它工会运动一样，这个活动计划会逐步升级，第一阶段是收集资料，以便向官僚施压力，然后会就个案发表证据，并提出特别要求。据不少报导，工会基层比起其领导更激进，要求与官僚层对抗的情绪也更激烈。“世界报”十一月二日报导说：“在最后一轮协商完结后，‘团结工会’的全国委员会再次开会以澄清事态。讨论的结果是，即使最温和的成员——什切青的代表，也完全赞成罢工的建议，因为他本区的基层绝大多数支持罢工。”“时报”十一月七日指出基层的战斗性很高，并引述一名波罗的海工人领袖的谈话：“格但斯克（地方工会领导）非常富战斗性，而工人则更富战斗性。如果我们将工厂内人们的说话主张介绍出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其它成员都会跑开。”“华盛顿邮报”十一月廿五日报导什切青一个“团结工会”集会，有一万五千人参加：“几乎所有问题都是政治性的。有些人主张要对导致危机的政客进行报复（一名上年纪妇人高呼‘判他们死刑’），有些人询问独立工会联盟……什么时候会建立成为一个政党来与共产党对抗。”著名工会领袖华里沙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波兰没有足够的监狱，来囚禁贪污腐败的官员；“我们不想将这些大官关在狱中，因为这样他们只会消耗我们的资源而长得更肥胖。他们反而是应该交出他们占去用的别墅楼房和银行户口，由我们在人民中间分配。”华里沙对“团结工会”变成一个政党的问题的回答是：“我们不能一次过解决所有问题；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再逐步前进。”人民组织性和战斗性日益膨胀之际，波共内部分歧则越趋尖锐。波共中委会新闻部负责干部格拉沙（KLASA）在接见《纽约时报》和其它西方记者时，承认在十一月廿一日至廿八日的危机时期，党内派系斗争是如此激烈，以致中委会会议迫得要延期。在这一周内，波共四十九名地区第一书记有十八人被撤换。苏联和东欧则继续企图孤立波兰。十一月三十日“真理报”转载了捷克共党一篇文章，将波兰今日形势比较于捷克在苏军入侵前夕的情形。该文意图替波共官僚打气，来更强硬对付群众运动。而言下亦暗示，波共官僚如不称职，将会被取代。这篇文章正值波共中委会全会召开前夕发表。然而，波共官僚层已被日增的群众动员困陷于泥沼中，到现阶段，要想阻止甚或减缓这个过程是极为困难的了。一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
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霍理，《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反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如何在波兰成长霍理《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波兰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人士所达到的政治和组织经验的水平，远超于今日苏联或东欧的其他地方。即使在八月和九月罢工胜利之前，由围绕“社会自卫委员会”的反对派成立的地下工人报纸《工人报》已有三万份的销路。反对波兰官僚层的权力和特权的群众斗争的经验，由近期罢工浪潮的主要领袖华里沙自卫性地概括如下：“波兰在1956、1970和1980年都发生了蜂起，因此机器必须加以修理，但这点似乎不可能，所以何不尝试寻找新的一个？”波兰工人和反对派运动的活跃份子也有不少经验来应付克里姆林宫介入打击波兰官僚层所不能阻止的反官僚动员。上述威胁笼罩着所有反对斯大林主义政权的主要蜂起浪潮——在1956、1970、1976年和今年。这是波兰人民和反官僚斗争的领袖必须长期考虑的。在1956年，波兰工人开始武装起来，以便面对苏军进占华沙的威胁。他们迫使克里姆林宫退下来。据说，在最近的罢工中，禾路高的波兰军队自己主动开始驻守保卫性岗位，以抗拒在邻近地区驻守的苏军的可疑行动。基于过往的经验，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有必要发展一个推进和保卫斗争的前景和战略，包括如何应付苏联的威胁的策略。近期罢工的纪律性，工人运动和反对派组织的领袖的审慎、自卫性声明，都显示了他们的政治才能。在几个星期的波兰群众与斯大林主义政权力量的紧张对峙中，罢工者及其支持者并没有任何一次暴力行动。工人及其领袖的声明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波兰官僚层或克里姆林宫作为藉口来纠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或苏联国内的支持，以发动对自由工会运动的进攻。罢工的纪律证实了自1970年的浪潮以来，已发展了一个拥有强大权威和政治成熟性的工人领导层份。如果缺乏自觉的政治过程、缺乏一般前景和策略性方法的探讨，是不能发展到这个地步的。狭隘的工作份子？因此，资本主义报刊将华里沙和其他波兰工人领袖描绘为狭隘的、非政治化的工会份子，明显地反映了报刊的政治偏见和盲目。维系这个错误观点，对资产阶级报刊是有利的，因为西欧和北美的读者一般不了解反对派领袖需要在一个仍受斯大林主义官僚层极权控制的社会的狭窄限度内活动。于是，就有一个倾向是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些声明，例如华里沙在九月八日接受英国伦敦电台访问时说：“我纯粹是一个工会分子，我对任何政党都没有兴趣。”但华里沙继续解释说：“我将我们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已经胜利完成。我们现在到达第二个阶段，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而我不知道它会如何结束。”至于第三个阶段，他说：“如果我谈及这个会对我很危险。我的工作只是将人民的意愿公之于世。我们所希望的其中一样东西，是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工人渴望“将土地和我们在内工作的工厂掌握在我们手中”，这就是社会主义。华里沙要以自卫式方法提出他的前景，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要考虑官僚层的反应。官僚层不会也不能容忍任何政治反对派的活动，尤其是左派的反对派。即使当官僚层面对八、九月的罢工而仓惶退让时，它仍坚持要新的工会同意它们不会组成一个政党或是向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挑战。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介入匈牙利、在1968年介入捷克，它最终的辩解是说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不再发挥它们的“领导作用”。所以，自由工会同意尊重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华里沙在9月23日向华沙数千工人的一个集会演说时，解释他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工人承认党的领导作用，但只是当党不在工会运动内发挥领导作用的情形下。”社会自卫委员会自1976年以来，波兰反对派内部一直进行有关战略和策略的广泛讨论。“社会自卫委员会”（简称“社卫会”），尤其是库伦（KURON），所提出的方法，是呼吁发展独立的所有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工人的组织；它们要能够战斗和争取到具体的目标，但不与官僚层的政治权力迎头碰撞。据库伦说，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应该是鼓励人民不同层份组织起来，冲破斯大林主义政权为阻止人民动员和团聚而设计的极权束缚。库伦在第一期《声音报》（“社卫会”在1976年6月罢工后协助创办的一份地下报纸）上解释这个基本概念：“在1960年代一段时期，我以为我们必须首先改变政治制度然后再转向社会行动。与‘社卫会’联系的独立组织主动性令我们明白我是错的。事实显示，如果这类社会行动削弱了国家对主动权、决策和消息的垄断，而同时在社会上取得支持，那么，它就可以继续进行，即使统治者反对。”“社卫会”始于如库伦之类的反斯大林主义活动分子，他们差不多全在1968年3月的学生示威中起了作用。它成立时，是作为保卫委员会，保卫在1976年6月的罢工中受害的人士。在进行保卫行动时，“社卫会”发展了与1970年和1976年浪潮冒的工人领袖层份的联系。它开始鼓动波兰社会其他层份组织起来对抗官僚层。于是，“社卫会”推进了“学生团结委员会”的成立，并推进了一个独立农民运动。两者在八、九月的罢工中都起了作用，农民运动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表示支援工人；学生也为罢工者筹款。工人运动库伦在一份名为《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的纲领性长文中，尝试概括“社卫会”在1976年以后的经验，并基于这些作出前瞻。“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工人运动，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运动。为了达到它的目标，这个运动必须最低限度在工厂平面组织起来。“这个运动的要求必须要在独立于政府的专家的协助下草拟出来，这些专家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法理学家、社会学家。这些要求必须公开于全国和全球。在这里，工人运动与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运动必须有联系。”“社卫会”本身是一个例子，说明这类联系如何能建立起来：“在1976年9月21日，‘社会自卫委员会’在华沙成立。它的任务是提供经济、法律和医疗援助，给予在6月25日以后被镇压的人士。委员会是由几十个曾工作于学生和知识分子运动的团体组成。“但‘社卫会’很快就在周围团聚了数千人，他们整理委员会的公报和资料。在委员会周围发展的社会群众行动暴露了政府对罢工者进行的恐怖程度和形式，引起了国内国外的舆论，迫使政府停止镇压。”库伦继续解释“社卫会”的实际政治处理方法：“这是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活动的第一步。可是，要达到汇合就需要更多走几步。我们需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建立工人运动的小组。我们需要从讨论中草拟要求和提出它们。“但工人的团结比起要求更为重要。如果当局让步，然后却开除活动分子，那么各让步将无形地消失，新的行动将更困难。如果当局不作让步，那么最低限度工人组织会维持下去，工人迟早会争取到他们的要求。“因此，在现在，最重要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可被提出的要求，是要所有在1976年6月25日以后被撤职的人都得以复职……和要所有因参与示威而被判罪的人都得到特赦。我们要在工作队和工作间讨论这些要求，令真正的工人领袖走出来。”作为“社卫会”建议的策略的例子，库伦引述了乌苏斯巨型拖拉机厂工人给政府的公开信：“我们认为将因参与6月25日罢工和示威而被解雇的工人复职，是必须的，因为我国现处困难情况、工厂内气氛紧张、以及在工厂队伍内缺乏有经验人士的情形下，生产计划难以完成。”库伦认为为达到联合，也需要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一个运动：“保卫科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必须的。我们需要新闻业、政治思想、和在所有社会运动中有受过良好训练的活跃分子。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和知识分子一个增长的运动，它创造自己存在的条件，即是说，创造独立的科学和学术、新闻业、和政治思想。同时，它协助所有其他运动。”库伦的结论是：“所有这些的要义是：社会必须以社会群众运动来组织，各运动共同行动，和以最大可能的程度表达所有市民的意愿。这是一个纲领，一个基于社会群众组织而建立‘第三个波兰’的纲领，实际上即建立唯一可能形式的波兰——公民责任和社会行动的波兰。”“第三个波兰”意指一个新的独立的波兰国家；第一个波兰指中世纪的波兰，它被分割所消灭；第二个波兰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波兰共和国。第三个波兰同时明确地意指一个由动员了群众（主要是工人）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对苏联威胁的回答库伦在他的《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同时谈及莫斯科介入的问题：“运动的限度和波兰群众的主权的界定，一方面是他们的社会行动的程度，另一方面是苏联领导随时的武装介入。”库伦强调因这个威胁而引起的警惕的需要，这点在大部份波兰人脑中盘旋：“没有人可以说最高限度是什么，而那些说最好早些而不是迟些止步的人是正确的。”可是，库伦问：“现在避免进行反对派活动是否会减少介入的机会？”他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深信介入的威胁是真实的，但介入将会是因为反对派的活动弱而非强。今日最严重的危险——存在于波兰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政权瘫痪的结果。”因此，库伦以自卫方式提出反抗官僚统治的斗争。极权统治的制度已将波兰引入一个社会和经济危机，这危机不断加深，并威胁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完全崩溃。在近期罢工中的作用在近期罢工之前和正进行的期间，“社卫会”推行的行动和策略纲领极类似库伦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所描述的。例如，许多由“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在八月提出的要求已经以一般的形式预先见于在1979年在波兰发表的《工人权利宪章》（见本刊本年十月号）。其中一些发起人是与《工人报》有关连的，而《工人报》是“社卫会”的刊物。签署者包括华里沙、华伦蒂乐维斯（两人都是波罗的海沿岸罢工的领袖）和《工人报》编辑波路西域和尼丁斯基。“社卫会”在导致八、九月蜂起浪潮的七月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洲际通讯》9月1日报导说：“在7月2日晚上，以主要反对派组织的姿态出现的‘社卫会’发表了一份简短公报，报导罢工的情形。如果工厂没有‘社卫会’和《工人报》的成员，他们就会访问该厂以证实所收到的消息，并传散他们的声明和第56期《工人报》（出版于7月1日，即罢工前夕）。它与华沙几个地方建立了不断的电话联系。‘社卫会’还每日通知外国报刊有关罢工的情形，但只提供它已经证实了的消息。“在7月11日，‘社卫会’发表了一个新的声明，接着是第二日《工人报》第57期，刊载了声明全文和有关正开展正进行的罢工的文章，并描述了工人提出的要求和已出现的组织形式。另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乌苏斯的经验，反对派活跃分子认为乌苏斯事件是当时最先进的经验。“‘社卫会’投身于援助因进行罢工而受到镇压的工人。它开始替几间工厂筹集罢工基金。“同时，‘社卫会’刊印了一系列眼前的要求，包括要求实行肉类配给，认为这是唯一解决分配不足的平等供应方法……“‘社卫会’一名负责人库伦在电话上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这个罢工浪潮中，我们可以吸取经验，而最重要的是可以将最先进的经验普遍化。由于我们期望着“热秋”，我们认为这个秋天将会达到自我组织在整个社会散开，尤其是工人的自我组织。“在8月17日的斯得哥尔摩《每日新闻报》的访问中，‘社卫会‘在瑞典的代表巴路士嘉强调说，反对派组织寻求推进群众行动的形式和自卫性政治策略。该报概括说：‘让巴路士嘉说，“社卫会”发挥影响的另一迹象是罢工者有着严格纪律，在《工人报》敦促工人以有组织和民主的形式作出行动。”据该报报导，巴路士嘉还“强调‘社卫会’的呼吁主要是向左派发出的，而且是反对回复到资本主义的。”巴路士嘉解释说：“我们许多成员都受到例如工人代表委员会等形式所吸引。”两个处理方法波兰反对派内许多有关战略和策略的辩论，在过去四年来都集中于如何对付莫斯科的军事势力的问题，因莫斯科在背后支撑着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当波兰独裁政权被推翻或被决定性地削弱时，就有莫斯科军事占领的威胁。两个基本的处理方法出现了。一个是“社卫会”的。另一个对立的意见由“波兰独立联盟”最明确显示出来。后者认为反对派的中心目标必须是争取波兰国家真正的主权。这个组织的文件倾向于强调道德和爱国教育的需要，教会要起更大的作用，现存架构（例如司法机关）要改变。它的基础文件包括了反苏联的声明，并坚持波兰与西欧的历史一致性。另一个最近发展的“主权第一”流派，是“争取独立的波兰同盟”，其中一名创始人是莫索斯基，他同时是“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的创始人，后者是除“社卫会”外另一个主要的反对派联盟。莫索斯基曾谴责库伦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库伦对公开工作的坚持，他甚至暗示库伦类似运动中的特务。“主权第一”的意见，在“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内的表现，更强于在“社卫会”内，但两个组织间似乎仍未有明显的政治两极分化。地下刊物《意见》，最近被斯大林主义政权没收了二千份，它是与“保卫人权和公民权利运动”有关联的。这个组织最闻名的人除莫索斯基外，还有斯舒密（最近被捕和被拘禁48小时）和史永顿（当罢工进行时在西里西亚被捕的活跃分子）。在《对行动纲领的一些想法》中，库伦回答主权第一流派提出的问题：“极权制度强加于波兰人民头上，是三十多年前由苏联的武装力量进行的。当时，西欧强国（尤其是美国和英国）是同意这个行动的。为了要保证这个制度的稳定，苏联三次表现了她随时会用武力对付任何想将它甩走的人……“波兰政府并无主权。因此，难怪大部份波兰人将缺乏主权视作我们社会的罪恶的根源。”可是，库伦反驳人们认为主权可以脱离争取波兰社会基本民主化的斗争而存在：“扩大人民的主权意即扩大国家的主权。国家当局要能独立‘于外国控制’，就要依赖大众。“因此，反对极权主义的斗争，就是争取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斗争。可是，人们可能会争取国家的主权而不争取人民的主权。“我再次强调：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根源是极权制度，它拒绝人民呼吸的自由。这个制度就是我们正经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瘫痪的首要根由。决策如果是在华沙做出，就等于什么改变都没有。”在第一期《声音报》的声明中，库伦等人同时强调如果将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仅仅视为波兰的民族问题，就会有惧外心态的危险：“极权制度培养惧外主义……如果不是助长相互的仇恨，‘官僚层’就无法阻止乌克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波兰人和俄国人认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行动纲领是击退存在于我们自己人民中间的惧外心理和沙文主义，推进人民了解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要求独立的意愿，并推进人民了解到我们与俄国的民主人士，因共同的目标而连系起来，基础是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这是走向波兰主权的现实的道路。”尽管有上述政治歧见，库伦仍寻求维持反对派的联合阵线，共同争取民主权利。对于所有倾向于破坏斯大林主义统治者对消息和组织权利的极权垄断的活动，他都给予积极的评价。这包括天主教教会和社会主义组织的活动，只要它们能协助将消息传散和保卫在官僚层镇压下的受害者。库伦和“社卫会”尝试基于波兰人反对多世纪以来的压迫和分割而抱有的正确民族传统和感情。他运用“第三个波兰”这个名词来形容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反映了这个关怀。库伦也回答一些批评，后者认为“社卫会”的前景是乌托邦的或是煽动性的，因为它所主张的波兰将被克里姆林宫视为不可容忍的威胁。反官僚的战士并无兴趣去威胁苏联，库伦说。苏联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与分兰保持良好关系，而芬兰不但有政治民主而且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库伦问：为什么苏联不能与“由群众组织成的第三个波兰”——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波兰共存？说明：KURON，文中译名“基朗”统一改为“库伦”，亦即库隆。 |
波兰——新时代的开端（[法]于迪，《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新时代的开端（法）于迪《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当波兰工人提出“工人解放将是工人自己的任务”这个口号时，官僚层大为振荡，整个欧洲稳定的维护人大为震惊。自从工人阶级开始动员，击退政府提高食物价格的决定后，至今已有两个多月。工人很快赢取了大幅度加薪，这些初期的胜利，更增加了他们的自信。斗争令他们有机会在组织上跨进一步。工人基于这些胜利，提出远超于肉类价格的要求。官僚层本身的权力也受到质疑。打击官僚制度的中心格但斯克船厂工人打开了铁闸，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向前急涌。占人口49%的体力工人是独立工人运动的出发点，这个发展是“人民民主国家”前所未有的。这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事实上，自1970年以来，尤其是更急剧地自1976年以来，波兰工人一直在工厂和工作间团聚其力量。自1976年六月事件以后，工人围绕越来越特定的要求进行了无数次动员，集中于要在工厂内成立自治的工人组织。整个过程已经取得了成果。《工人报》等报刊的传散，帮助建立起许多不同斗争和组织经验的联系（即使是薄弱的联系），不同的工人团体因而得以在要求和策略上精益求精。格但斯克、什切青、禾路高、罗华许达（钢铁厂）和乌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围绕明确提出的要求和以高度的自我组织而进行的行动，冲击着官僚控制制度的核心。官僚特权阶层能够幸存，基本上是将工人阶级保持非政治化，因而阻止工人阶级的活动。镇压、官僚层对消息的封锁、严厉地控制例如工会等组织、一党政制、组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层面（基朗和莫西里斯基称之为“组织起无组织状态”）等等，构成了官僚层的武库，阻止工人任何新的行动和组织。然而，斗争经验的积累，容许了一个受斗争磨练的工人层份艰苦地形成；它能够利用官僚层的弱点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后者对官僚领导层又产生反响）。这就造成了条件，使能开始克服官僚层树立起的障碍。成立自由独立的工会、废除新闻检查，这些要求为所有罢工委员会所提出，代表了对官僚特权不可容忍的攻击。官僚层僭取了许多物质特权都依靠这些；因此，盖莱克宁可作出任何物质让步，甚至答允建造一座纪念碑纪念警方在1970年谋杀了的“煽动者和反社会主义分子”，而不愿意容许能发挥效力的自由独立工会。有组织的工人和经济管理工人取得了许多有关企业的知识，吸取了高木加、盖莱克、巴比乌奇等人无数允诺的教训后，就走到危机的根源——官僚政权。他们明白每次工人阶级指出来时政府被迫承认的“错误经济决定”，实际上是官僚管理的必然结果，即是说，这个计划制度的动力，是一个特权经理阶层的利益和党国不分的架构的领导人的需要两者的结合。这就不得不扩大各式各样的扭曲和浪费，它们转过来又受到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压力所影响。当一个经济制度里所有主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拥有、宪法禁止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国家掌有外贸垄断、计划由中央推行，那么，要令经济能最有效地运作，就唯有通过联合工人对计划、生产和分配的民主控制。这就是波兰工人本能地明白到的，他们解释说：“工会必须能够讨论每个企业内的生产计划。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避免一些灾难性的错误，例如在格但斯克建立一个新的预制房屋建筑材料的工厂，可是头两个这类工厂的开工率还未到三或四成。”无疑地，最觉悟的工人经过多年的经济困扰，已认识到加薪甚至是工资随物价上升而调整等，都是不稳定不可靠的。为了要对抗剧烈的危机，他们要为自己提供自己的工具。要不但能保卫他们的物质利益，而且能令他们在经济平面的权利和选择取得力量。工人要求自由和独立的工会，要求有能力相互联系并公开发表意见，尤其是针对经济政策的大问题和它所意味的基本选择。面对经济危机，官僚层的反应与工人的反应截然相反：工人必须更艰苦工作，增强劳动纪律，接受“波兰所必需”的牺牲——为的是盖莱克、巴比乌奇和瓦盖斯斯的波兰！应付危机的上述两个答案的根本差异，揭露了今日波兰的分界线：一方面是一个少数层份——特权的和寄生的，它自称代表着工人，而这些工人正是被它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利和独立组织；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它的数量上的增长和日增的教育和文化，已令它成为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候选人，它目前的行动立即显露了它担负这个任务的意愿和能力。这就是真正分离着波兰的东西，而不是天主教意识的歪曲镜子所反映的错误前景，也不是“经验与前景”组织的改良主义演讲。权力的问题再一次地，波兰工人蜂起显示了：工人运动每一次增强，工人阶级进行的每一次有组织的行动，都朝向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它的意义是：这政权的政治权力将操在无产阶级手中，通过民主选举的工人代表会和人民代表会而运作；在代表会中，所有意见都可发表（这需要一个多党制度和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而计划是从属于工人的战略性抉择和民主控制。许多事物显示这个广泛运动的基本动力正朝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走：直接的群众民主，标志了罢工的组织过程；不同的“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开始进行联系协调；对罢工者印行的工人报纸进行讨论；工人的要求本身；工人对保存生产工具的关注；等等。但要成立这样的政权，就表示要废除官僚层的控制，即要推翻当权阶层，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交到工人手中。正在波兰进行的冲突，将这个问题——政治革命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就是这个，令盖莱克们和华哥斯基脸色转为苍白，正引起波兰统一工人党架构上层严重危机，引起党基层的不满、请愿和重组，使教会官僚热烈同意支持党（《人道报》宁可让波兰大主教发言而不让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发言，并非意外之事）。这也就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专家”呼吁要温和节制——他们既不能也不愿提出权力的问题。也正因此，舒密特、卡达以及戴斯唐等都向波共第一书记表明他们乐意帮忙——“由于政治原因”，正如德国大使所强调的。也因此，西方银行同意提供新的巨额贷款给盖莱克政府。这次工人的蜂起浪潮，如布拉格之春在六八年所做到的一样，在客观上要求在议事日程上提出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的需要；该代表大会可作为集中化和行动的途径，以表达工人的意愿。这个代表大会将会是对于重要的权力问题的初步反应。工人正确地宣称经济危机因政府无能而加剧。政府没有群众的支持。盖莱克本人不是说过：“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被深深摇撼”吗？所以，工人在进行讨论后公布他们解决危机的方法，不是比什么都更合逻辑吗？最有效做到这点的工具，不就是从工厂和街坊委员会选举工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讨论不同意见流派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案吗？波兰的工人先锋迟早会需要对这个权力问题发展一个答案。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容许官僚层——不论它有什么遁词、妥协或暂时的反应——最终将它的“解决”方法强加于劳动群众。要利用有利的力量对比目前，工人采取了主动。他们已令“联合工厂罢工委员会”获得承认，并已取得不少其他方面的大量让步，尤其是取得政府承认他们成立“自治的、自己控制的工会”的权利。这个形势越是持续，格但斯克、什切青、罗域许达和西里西安矿区的联系就越得到发展；垄断性消息系统的缺口越是冲得大，一个重要工人层份的政治觉悟趋于成熟的可能性也越大。这就是官僚层所有派系都最为害怕的。他们都尝试而且永不会放弃保持运动的分立状态。“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的被捕，就是为了阻止他们扮演将斗争不同区域联系起来的作用，这个目的。波兰官僚层将会试图将让步限于最能控制的制度性架构内。当工会条例草案提交国会讨论之时，这点将会明晰。因为如果官僚层现在同意接受所有必需的事物以便能快速回复正常局面，那么明天它就会立即发动一个反攻。正如过往一样，它将会同时采取贿赂、分化，和最终镇压运动最不妥协层份等手段。这并不表示工人将不能够利用结束初步冲突的不稳定妥协，以便能组织他们的力量。波兰工人阶级发动的全面斗争已经达到了第一个平稳停滞时期。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苏联军事介入的威胁一直被引用。当然，这点以前和将来仍继续会对所有罢工者和对整个波兰工人阶级有影响，即使它未能瘫痪工人采取主动的能力。（后者的情况，将会对所有“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提供一个极重要的教训。）盖莱克和所有官僚流派都运用了，而且将继续运用苏联入侵的威胁（他们中不止少数会承认这是他们本身生存的最后保证）。因此，他们寻求增加对群众的压力。《真理报》已经发动战争呼喊，攻击“渗透工人中间的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罗马尼亚共党机关报《火花报》猛烈抨击工人采取罢工的途径。而捷克的《红色权利报》则呼吁本国的工人委员会对基层要更为敏感。这些“姊妹”官僚层的紧张，只加强了呼吁“友好装甲部队”协助的威胁。要将这个威胁的重担子从格但斯克工人肩上取下来，最有效的援助就是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出现群众活动。但目前更为直接的，就是发展工人声援的最广泛运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欧洲，这是最不可或缺、最可行的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最迫切的任务，是推动各种主动性，鼓励工人政党和它们领导的工会（尤其是共产党和共产党内的流派）参与无产阶级和国际团结声援的联合阵线。这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做而且将会继续做的。【本文是法文《国际通讯》双周刊本年9月11日的社论，执笔者为于迪UDRY】 |
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工会领袖检讨局势及工会战略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1月第十卷第一期（总第73期）【这里译载的两篇珍贵的文章，是史维克（SEVRAC）在波兰国内访问两名团结工会地下领袖的纪录片段。该两名领袖来自波兰国内十分不同的地——西南部的机械制造业中心城市希维德尼察（SWIDNIK）和来自南部的煤矿区西里西亚（SILESIA）。这些访问在1980年10月中进行，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今日波兰的工人反抗运动的现实。在“团结工会临时联络委员会”号召的11月10日总罢工失败了、华里沙也获释了的今天，它们也有助于我们对现况的了解。】在希维德尼察：工会被解散后的局势我认为，今日的局势比[1981年]12月13日之后的形势更具爆炸性。首先是因为恐惧——战时状态头几个月的群众性现象，即使未消失，也已经减弱了。人们已习惯了，他们见到被拘禁者回家了，被解雇的工人（如果他们是技术工人）也重新取得工作。在希维德尼察这个城市，飞机工业总共有超过三千名工人被解雇，但他们大部份已重新找到工作，因为没有他们就无法生产。普遍的现象，是军事委员今日解雇工人，厂长明日就重新雇用他们。另一个情况是镇压的疯狂性质。如果你在街上接过一张传单，可以被判七年监禁；如果你领导一个地下组织，刑罚也一样；当局没有加以区别。于是，人们结果便是习惯了当局的镇压；而且，由于镇压的受害者之间的声援很强大，他们知道可以依靠工会的支持，所以人们敢继续冒险。10月8日星期五当局宣布所有工会均为非法，这行动将人们团结起来。甚至某些个别部门的工会或是自治的工会也作出激烈反应——即是那些非追求名利的人。一名工人甚至对我说：“如果中央委员会明天庆祝弥撒，我也不会奇怪，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原则的。”雅鲁泽尔斯基的领导班子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憎恨。这是目前人们战斗性的基础——这种憎恨，以及无法忍受这个憎恨的深深的信念。局势另一个情况是镇压部队的士气低落。我们知道当局视军队为不可靠的。如果团结工会在里面认真工作，是可以带来结果，而且快速显效。但现在新的情况是防暴警察ZOMO的士气低落。他们已太久未能回家了。我们得知他们之间常有争吵，喝醉时甚至互相枪击。他们很贪污腐败，从事许多黑市买卖，尤其是燃料买卖。这点很重要，因为这表示防暴警察ZOMO不再是听话的机器了。可能有一天，它的队伍中的混乱会在街上显现出来。对新工会的杯葛是广泛的。即使政权的计划是令新工会主要成为社会救济机构，能够分发一些特权来诱骗人们，但这个计划是空想的。在现时的经济情况下，并无甜头可以派发。团结工会的状况我们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卢布连区进行得较好的工作，是援助镇压的受害者，以及进行工会教育工作。后者的重要性，在于它给予尤其是大学青年一些事情可做，并避免这些青年与工会其他部份之间发生隔阂（这情况在某些区域有发生）。但这并不是说每样事情都在好转。各工厂之间有巨大的通讯困难。人们不信任对方。如果他们不认识对方，恐怕被当局挑出来，就会避免接触。更甚的是，有时政治警察（ＳＢ）自己会试图组织联系，这就只会在后来增加人们之间的不信任。但最主要的问题是工会领导中大多数的政治混乱。库伦的幻想——以为我们可以与官僚层达至历史性的妥协——仍然在许多工会活跃份子中间存在。这导致许多行动的目标变成向政权显示我们的存在，而不是试图扭转力量的对比。工人要的，是能够带来结果的行动，即使结果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人（特别是最政治化的人）愿意只为一个象征式的斗争冒险。如果不断提出同样的要求而没有这些要求的具体前景，这种提法能维持多久？如果没有具体前景，工会领导层将会看来与他们的基层更脱节，变得更为孤立。特别是如果因为缺乏战略而犯下策略性错误的时候。举例来说，杯葛官方报刊的口号在1982年7月正好是世界杯足球赛进行之中发动。这是知识份子、专家的态度。工人会犹疑，在报摊前踱来踱去，最后是购买了报纸，因为报纸难得有些他们有兴趣的东西。而作出这个决定的领导层则令本身和令工会失去威信。前景我对于总罢工的提法（今天的提法）仍存疑。工人已明确说了：如果总罢工是将自己关在工厂内、占领工厂，那就不会带来什么改变。因为这样的情形下，决定罢工能维持多久的是警察。当警察袭击工厂时，罢工也就停止。以往的罢工的后果（在1982年春天，差不多每周都有罢工的号召），对工人的意识仍有影响。那些罢工没有任何成果，后果则只是以千计的工人被解雇，以百计的工人被监禁。因此，我担心人们不会跟从在11月10日星期三进行罢工的指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战斗，或是他们已非政治化。相反的，原因是他们有政治化的想法，而他们看到这种罢工并非一个全面前景的一部份，只是又一次象征式的行动。人们是愿意进行艰苦斗争的，条件是团结工会的领导层能够为工人提出一个全面的战略。他们甚至愿意进行总罢工——只要这个罢工能导向政权的问题。没有前景，工人只认为这是儿戏的；工人并非棋盘上的兵卒。如果有一个全面的计划，能明确地提出政权的问题，那么人们将会愿意作出重大牺牲。他们甚至会愿意（正如这个区已开始发生一样）进入军队工作。但没有人会在没有前景的情况下作出牺牲。这就是团结工会今日最主要的弱点——缺乏战略、缺乏一个知道要走向哪儿和每一刻都不犹疑地向目标前进的领导者。附图：当波兰官僚在1981年12月宣布军管后，工人立即起而反抗：上图是格但斯克工人守卫船厂；下图是西南部城工人在团结工会会所门前步（疑为“与”）警察对峙。 |
波兰妇女挑重担（译者：星荧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妇女挑重担译者：星荧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波兰工人今次的反抗，直接原因是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不能满足广大群众的物质要求。今天，妇女构成超过四成的波兰工人：在工业大军中，妇女占将近四成，而在商店、写字楼和医疗行业中，妇女更占八成。她们的生活极其劳累。经常的食物短缺和社会服务的不足，令妇女肩上的重担更沉重。虽然她们在经济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可是波兰妇女仍受困于低薪的低等工作。这里，我们刊载两名波兰在职妇女日常生活的生动描述。第一篇是一名女工的陈述。第二篇是今年初夏华沙党报“政治周刊”刊载的。我经常都觉得疲倦……我现在描述我的一天。我八时十五分开始上工，我丈夫七时卅分上工。我们五时卅分就起来了。我丈夫只料理自己，他吃完早餐后，就不见人了。我喂儿子吃早餐，替他换衣服，自己吞下早餐，就跑去电车站——我在第六个站要转电车，因为托儿所离家里很远。我约八时卅分回到写字楼，或者更迟一些。我经常都很疲累，工作很繁重。但我经常都要在日间离开写字楼，到就近的士多购物，因为我居住的大屋邨，物品的供应很差。无论如何，我放工后不会有时间去购物。我在四时十五分离开写字楼，就跑去电车站——一手拿着餸菜，一手拖着儿子。我丈夫很少从托儿所接儿子回家。在傍晚，我根本不会再出去了。我记不起上次去看电影是什么时候了，更不用说剧院了。又有谁来照顾孩子呢？我丈夫想要孩子。我开始怀孕时，我问他是否把孩子落了，当时他很愤怒。但现在，他却一点也不帮我。但又何止他一个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国家对在职母亲的帮助是那么少的？托儿所很少，也没有婴儿即食食物。可是，我们国家出来做工的妇女，却比外国为多。在我的写字楼，七成雇员是女性。三点半起床……她凌晨三点半醒来，本能地，日日如是，外面是漆黑的深夜。火炉已经冻却了，她就在被里换衫。她走入厨房煲水，然后走回睡房点着火炉，那么，当她的丈夫和女儿在六点钟起床时，屋子就会暖烘烘的。她又走回厨房，切面包和芝士，从雪柜取出牛油，将两个碗和两个杯放在枱上，用餐巾盖着。她将茶倒入一个杯里，热杯烫着她的手。“我从来没法在早上喝点东西”，她说。然后，她还要洗薯仔，弄早餐。接着，她要预备三文治，让丈夫带去返工，让孩子带去返学。4：45汤慢火煮着。她拿起外衣、围巾和帽子，还有手袋和购物袋。于是，她关上电灯，轻轻在背后关好大门。跟着，就是急步行去巴士站，巴士站离家有一哩路程。十五个人正在等待5：14分的去华沙的巴士或5：15分的去奥域的巴士。有些是去奥域返工（上班）的，有些则是去华沙返工（上班）的，华沙离这儿三十哩。人们大都在七点开工。5：15不耐烦的人频频看表和走到路中心。她对自己说：“如果去华沙的巴士不来，我就搭去奥域的巴士，再转火车到华沙。”5：28去奥域的巴士到来，车上满满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因为每个人都要返工（上班），每个人都要挤上车。去奥域有十二哩路，需时四十五分钟。在车上，手脚都不能移动。这样密密的挤着，简直不能呼吸，也不能中途下车。6：13巴土抵达奥域。从奥域到华沙要半小时，但严寒下雪的冬天时，有可能要一小时半。而且，火车经常无故迟到半小时或以上。“工厂的钟永不会说谎。迟到多少时间就要在傍晚或假期补做工。今个月我已经要做六小时的超时工作了。我工作地点不算远，但我经常都迟到。如果巴士和火车准时，我应该早半小时便回到厂里了。”她在下午三点之后就离厂，购物袋满载从工厂饭堂买的面包、芝士、牛油和其它东西。如果她不用再买其它东西，她就可以很快去到火车站；如果立刻搭到火车，她就能赶得及搭3：55分的巴士由奥域回家。但是，如果火车迟到或巴士误点，她就要等一小时半，等下一班车。她六点半回到家里，洗碗碟、洗衫、预备晚餐，再洗碗碟，做各种家务。看完一会儿电视片集后，她在厨房再巡视一下，熄灯和关好煤气。临睡前，她先去看看女儿的被是否盖好。第二天早上，她三点半醒来，本能地，日日如是。她望望天花板。然后，她又不停手做着，为了要赶搭5：14的去华沙的巴士或5：15分的去奥域的巴士。（译自英国社会主义挑战报八○年八月廿八日） |
罢工工人接见总理的那天（作者：杜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罢工工人接见总理的那天作者：杜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格但斯克，八月廿六日十一时。他们随时会到达。在过去一小时，一个欢迎行列在烈日之下等待。黄色的安全头盔在密集而静默的人丛中开出一条路。背后是第一号闸，上面有旗帜和花束。格但斯克的工人准备了一个最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迎接政府代表团。但代表团并不想接受。我们很快便知道，挤在一辆小客货车上的政府代表团正静静地从第二号闸进厂。副总理雅尔斯基坐在前面的客货车进入船坞时，被工人认出。工人静默但愉快地看着这部车。谈判在总罢工委员会总部的一个小房间内举行。当代表进行谈判时，记者可以隔着大玻璃窗拍照。谈判过程立即转播到邻室和全个船坞。这个公开谈判的例子是国际工人阶级历史上少有的，但在这里已成为司空见惯。秘密谈判是不可能了。当播音系统由于技术原因停止时，厂内外爆发愤怒情绪，甚至要捣毁会议的大门，因为众人相信是政府制止使用传声器。副总理主动要求恢复秩序。数分钟后，代表了工人民主的播音系统恢复了，他才开始继续讨论。每个人都觉得当局是处于被动，只在技术细节上打转。每个人的面上出现喜悦，甚至欢笑。副总理耐性地听取总罢工委员会的声明，而工人热情地对声明鼓掌。代表们直接了当提出中心问题。委员会主席华里沙说：“我们要求讨论所有事情，让找们从第一个要求开始：自由的工会！”副总理犹疑了一会。最后，搬出八月廿四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作为答复，并补充说：“在几日内，这个区域的所有工厂内会进行新的选举。如果它显示总罢工委员会占大多数，那便需要改变工会。”这就是他的答复，但只是作为私人的意见，实际上并没有新意。在其它总罢工委员会委员发表意见后，副总理要求休息十分钟，结果却休息了一小时半。到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其他要求作检讨而不会作出决定或限制任何一方面。这个第一次的公开谈判最突出表现了罢工工人的决心和觉醒程度。他们的政治化由总罢工委员会充份表现出来。要求成立自由的工会越来越带有政治意义。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希望一个由每个人掌握的进步和醒觉的改变。李斯，一名罢工领袖明显表示：“我们要求所有的工人权利，是在所有平面的。（工人的掌声）我们要求保证活动自由。”被选入总罢工委员会领导团的格维斯达（工人报编委会的一名成昌）补充说：“在这里，工人表示出自己是成年人。教宗访问时我们所表现的平静是这个时期的第一个表现。一个独立于国家和政府的新的工会，是将国家救离危机的唯一出路。当然，经济状况是十分复杂。困难在不同层面存在，每处都要聆听工人的意见。除了实在工作的工人外，谁人能说自已是正确的呢？一个新的工会会避免很多错误。政府不能无限期推延答复。”罢工领袖维斯纽斯基说，如果工人得到这个控制的保证，他们可以接纳一些牺牲：“我们作出无生产性的投资。我们错误使用金钱。所有工人，所有波兰人，一定要能够得到必需的东西。有些改革可能困难，但一个自由的工会和它对政府所有经济活动的控制是唯一能保证我们脱离目前的状况。我们要求所有经济决定是镇定和有理智地执行。”最后，亦是大部份与本记者谈论的总罢工委员会所坚持的：自由的工会会有真正工人权力的所有权利。华里沙以一个例子来说明。他举出一间加工厂是以一半的能力操作。“政府决定在旁边建立多一间，这是荒谬的。这间工厂完全没有用。或者中央委员会并不知道，但我们工人每天都见到。自由的工会表示对每个层面，不论是地方、地区或是全国性的经济决定有控制力。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计划，这就是我们如何去做的方法。”总罢工委员会领导团中的苏比锡在如雷的掌声中清楚表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到整个波兰。我们明显地要求到处有自由的工会。”副总理说：“这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波马蓝尼亚（格但斯克市所在的省份——译按）。”苏比锡反驳道：“不要企图将我们与全国其它地区分割开来。如果你这样做，罢工会变成总罢工。”成立自由工会的口号的最大动力是工人阶级能够对自己的事情负担责任和醒觉地肩负任务的想法。这是副总理在八月廿六日所听到的想法。这是波兰所有工人的愿望。（小点译自红色周报第九三三期） |
社会自卫委员会对罢工的声明（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社会自卫委员会对罢工的声明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译者按：本声明由“社会自卫委员会”在本年七月十一日发出，当时肉类加价激发了第一道罢工浪潮。“社会自卫委员会”是波兰的异议组织，与罢工工人有密切联系。本文节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八○年九月八日的转载。］肉类涨价自七月一日开始生效。在七月二日，控制全国大部分食物商店的合作社SPOLEM正式宣布：加价只影响早一日已开始加价的物品，其它不受影响。到七月四日，在一些地区的工厂饭堂，差不多所有已加价的物品都回复旧价。某些工厂饭堂也售卖日常必需品如肉类。一般来说，饭堂存货较多，以减少工人不满。激发起七月一日的抗议浪潮的，正是这类饭堂一些物品加价，尤其是烟肉和猪手。但另外一些地区的饭堂和商店则维持新价。从那时至今（七月十一日），物价摇摆不定。举例来说，许达钢厂的饭堂从七月一日开始采用新订价，在七月三日早上七时到中午用旧价，从中午到下午二时用新价，从七月三日下午二时到七月四日全日用旧价，从七月五日至今则用新价。在七月九日，党中央领导和经济专家在华沙开会，确实了加价事宜，但受加价影响的项目则较少。政府同时宣布明年将会增加退休金、家庭补助金和最低薪者的工资。政府先是取消加价，再而重新实施，再而减少加价项目，同时答允加工资。这些都是工人抗议的压力，工人以罢工的威胁和罢工本身来支持他们的要求。……罢工在全国蔓延。我们在七月二日的声明里说：“‘社会自卫委员会’表示完全支持罢工者及其要求。我们特别支持他们要求工资里包括生活水平的条文……”“工人斗争最有效的形式（它服务工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且对于全国来说是最少危险的形式），是在每间工厂内自我组织起来，民主地选举独立的工人代表，他们能够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提出工人的要求，与当局进行谈判，负责地但坚决地领导工人的行动。工人必须觉醒到，只有联合行动才会带来正面结果。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让当局开始进行任何形式的对罢工者或工人领袖的迫害。”七○年代不负责任的投资政策，和引致农产品供应危机的农业政策，造成一个真正的经济灾难。引致危机的另一因素，是违反所有经济规律的，但仍实行了几十年的订定物价的政策。可是，这个制度要改变，就只能在整个经济彻底改变的架构内进行。现今的经济制度是非理性的、阻碍进步的、浪费人力的、挫损工人士气的。人们批评工厂工人，说工人工作差、懒惰、不用尽工作日。但这些根源于工人不想工作，原因是奖励制度［按：如果工人完成指标就能取得奖金。可是，当局仍大量采用“精神刺激”（如设立荣誉名单），工人对这些并不关心，甚至尽量避免。］和整个经济的运转。没有原料供应或因电力供应中断而关厂时，过失不在工人。“波兰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企图要社会承担党本身的错误、无能、和对经济过程的错误估计。订定物价的制度的改变，如果不是一个彻底的经济改革的一个小环节，那是不可接受的。危机的基本原因，是波兰政府多年来推行的政策——即无须咨询社会就作出决定的政策。它不去进行急需的经济改革，反而做一些日常的补缀措施。这个政策的负面结果对社会有严重后果，特别是对于最被剥夺的阶层来说。为了拯救国家免于灾难，必须采取立即的行动：㈠经济制度和有关整个社会的决策的决定方法，必须有彻底的改变。“社会自卫委员会”对于这个改革所应走的方向不采取立场。我们深信只有全国性的讨论才能决定这点。这样的讨论无疑将会考虑到独立的社会组织多年来的改革主张。政府的改革纲领和实施时间表也必须明确制订。否则，对于政府每日的措施，我们将会报以不同社会团体每日的抗议行动。㈡由于现今的紧张局势的近因是食物市场（尤其是肉类市场）的情况，因此我们必须终止引致个别农民（主要的食物生产者）破产的政策。必须保证土地私有权和买卖土地的自由。所有农业生产的形式（家庭式农场、合作社、国家农场）必须取得同样待遇，包括供应、销售、价格、贷款、税收和司法公正等。牲畜饲料和其它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物资必须保留公平的部分给个体农业，要多于现时的供应。㈢可是，农业政策这个改变将不会导致运往市场的食物的增加，而政府当局将不能保证商品以正常价格有足够肉食供应。因此，必须取消“商业价格”，实行广泛的肉食和肉食产品的分配。即是说，应该发出配给券，价格应该回复七月一日以前的水平。㈣必须发表有关经济情况的所有资料，尤其是有关外债的资料和肉类出入口的情况（全部生产、个人和集体消费、外贸）。㈤尤其重要的是，未来的讨论和谈判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其结果要反映所有社会团体的真正意见。当局必须明白：他们不能避免与社会进行谈判。谈判将在什么气氛下进行，将决定于当局：是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还是在日益坚决的斗争中进行。“社会自卫委员会”强调必须重建市民的权利，这些权利是“人权宪章”（由波兰人民共和国承认）保证了的。如果当局尊重这些权利，就会制造条件，令最急切的经济、政冶和社会改革能达到协议。●必须容许工人大会选举工人委员会、雇员协会、独立工会、和其它代表形式，以便能保卫工人的利益。●市民必须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权利、建议和实施改进社会的措施。●为促进这点，必须改变“集会和组织法案”。●必须改变“劳工规例”，尤其是必须取消第五十二条第一项，它容许将罢工工人解雇，法律必须保证罢工权利。必须制造条件促成有关现今形势的全国讨论。除纯经济性问题外，还有那无孔不入的新闻检查和对大众传播媒介（报纸、电台、电视）的垄断，它们令社会真正意见不能表达，同时令专家的立场如果被认为不便就不能公开。这意味社会以及当局都不能对国家的情形有任何真正控制，而熟识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又不能令当局或市民（后者最为重要）知悉他们的建议。这样的情况，不会帮助得出解决方法，只会增加灾难的危险。●个别的专家必须能够使用大众传播媒介，而工人大会和独立组织的立场必须得以发表。必须停止对独立印刷所和报纸的检控。●必须取消新闻的出版前检查；应该通过一个新的新闻法例，建立必须的制裁，以保卫军事秘密和个别人士。●必须停止对人们的独立社会和政治活动的镇压。●应该削减民兵（即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权力。●必须重新建立法庭的独立性。●必须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以上是最低限度的先决条件，以开展对现况的真正的全国性讨论，并取得社会和当局之间的谅解。“社会自卫委员会”向整个社会呼吁，特别是向工人大会呼吁，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这些建议，在与当局谈判时提出这些要求。我们不应单是满足于当局部份取消加价，或满足于只在最主要的工厂取得额外的加薪。当局这些让步不会改善生活水平，特别是对于受剥夺的层份来说。被危及的不仅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同时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阻止政府和社会的解体。当局的不负责任，并不令我们减少我们对本国的责任。社会自卫委员会再者：“社会自卫委员会”将会援助任何因参与罢工而遭受报复的人士。 |
献给妇女——格旦斯克罢工工人之歌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献给妇女——格旦斯克罢工工人之歌一妇人某天来到医务所：——医生，请检验我！——夫人，你弄错了，我只不过是兽医，我并不医人。——啊，医生，正是如此，我觉得自己是只野兽。每天早上起床后，我在屋内来回奔跑。像一只狗，像一只猫，喘不过气：像一匹马，我跑往工作：像一只猴子，我握着巴士扶手；像一只骆驼，我背负重担；像一只狮子，我保护家庭生活。晚上从工厂回来，我已入睡，而在我耳边丈夫在噜苏：“转转身，懒虫！”或许你能找到一种神奇药物能将我变成一个人。 |
波兰“工人权利宪章”（译者：本刊资料室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权利宪章”译者：本刊资料室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按：以下是波兰工人活动份子在一九七九年发出的“工人权利宪章”全文，是近年来波兰工人反对运动中一份极重要的文件。不少宪章的发起人与双周刊[ROBOTNIK]“工人报”有联系。《工人报》自七七年年底以来一直定期出版，团聚了不少工人阶级活动份子，他们大都是七六年六月罢工之后受到迫害的。《工人报》现今销售量达三万份，它提供工人状况和斗争的消息，并成为不同工厂和全国不同地区的活动份子的联系手段。到七九年底，这份宪章已有超过一百名工人活跃份子签署，它们流传超过二十个城市。包括格旦斯克、华河、克拉科夫、罗兹、什切青和勒顿。签署者包括波路西域BORUSEWICZ、里汀斯基LITYNSKI（他们是《工人报》编辑）、安娜·华伦天娜维兹WOLENTYNOWICZ和华里沙WALESA（他们是格旦斯克七○年罢工的领袖）。华伦天娜维兹被格旦斯克列宁船坞开除，是引发船坞工人在八月十四日罢工的其中一个原因。她和华里沙都是格旦斯克罢工委员会的领袖。本文曾刊于《东欧劳工焦点》七九年九月、十月号，该双月刊出版于伦敦。八○年九月一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加以转载。］由于：□市民被剥夺参与决定与他们有关的事务的权利；□雇员的基本权利（例如从事安全和有退休金的工作、领取公平的工资、休息）受到种种限制；□社会不平等和不合理日益昭彰；□雇员没有机构保卫他们——官方的“波兰工会”并非这类机构；□工人被拒基本的自卫权利，即罢工权利；□社会需要肩负当权者每一个错误的代价，包括现今危机的代价。因此，我们投入了一个行动路线，长远的目标是建立雇员的自卫制度，首先就是建立独立的工会。我们希望始于在我们看来在现时可得到解决（或部份解决）的问题。（一）工资□工资应该起码随着生活费用上升而上升；生活费补助是必需的；口应确保每人都获最低生活工资；专门小组应计算这个最低额，并随物价上升幅度加以修改；生活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应该获取适当的补助；应该作出努力，消灭薪酬上昭彰的、无理的分别；不应容许停工和分配额的改变等导致工资下降；在同等条件下做同等工作的工人，薪酬应按照标准化的级别，与该工人受雇于何部门无关。（二）工作时间□超时工作，额外工作和小区工作绝不应是强迫性的；矿工必须在星期日和假期放假：□现今制度的星期六放假，必须在法律上赋予每个人；□必须努力推行每周工作四十小时，而工资不减。（三）职业安全□要毫无例外地遵守安全标准和规则；应设立特别委员会监察这点，委员会有广泛权力，包括有权封闭工厂；监察职业和安全的委员会、意外委员会和工厂医生，必须在制度上独立于工厂管理；□任何人因有害的工作条件而导致失去健康，都不能被遗弃而得不到他应有的工资或入息；□必须保持工业疾病表的最新消息：□必须取消妇女开夜班；不能容许妇女做粗重工作。（四）特权的赐予□一个雇员的薪酬及升职，不应决定于他对党的忠诚、他的政治意见或观点；□津贴（例如奖金、房屋或大假）必须以公开形式调配；这些物品的分配手段和受惠者的名字必须公布；□必须终止对与政府有关的团体（警察、党干部）赐予特权：特别津贴需求极殷的货品，例如房屋、土地、建筑材料、汽车，特别医疗护理、豪华渡假屋、特别退休权利、等等。（五）强迫人们违背良心的行动□不应强迫任何人做不道德的事、向党或保安机关告密、或参与向不受欢迎人物的袭击；□不应强迫人们生产次货，进行危害他们自己安全或别人安全的工作，将意外保密不予宣扬、作假报告、等等。（六）劳动法典自七五年一直实行到今的“劳动法典”，必须彻底改变，它建立了不利于工人的规则。它的条文模棱两可，因此在任何情形都可以而且经常是被解释成有利于厂方，尤其是：□第五十二条必须改变，它被用作反罢工法例（七六年六月之后无数解雇就是以它为根据的）；罢工的权利必须得到法律保证；□如果有人被解雇，厂方必须以书面解释理由；当工人的个案正经过接续的法律程序时，他应该继续其工作；□在整个过程中，他应该有权获得律师的协助；□由工人选举的工会工作人员，必须在卸任后一段时期也受到法律保障免于被解雇。我们认为这些主张的实现，要看我们自己的态度。工人可以迫使当局和厂方让步，这点已经由一九五六年、七○和七六年的大摊牌和个别罢工所证明。几个月来我们切肤感受到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送货和交通日益走下坡、工资不断下降，物价不断增加、大工厂的时间越来越长并占用星期六的假期、停工也越来越多。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保卫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情况将每况愈下。可是，要争取到胜利，我们就必须排除任何无能的感觉，停止消极忍受对我们权利的限制和生活条件的恶化，就必须寻求最有效的行动形式。大量可能性是存在的。A．最有效的行动形式无疑是罢工，即使罢工并非大规模的。可是，一般来说，它只是短期有效。为了不要浪费了一次罢工的成果，罢工参与者必须选举代表来监督他们的要求的实现。如果工人知道怎样团结行动而且不害怕，他们就能以罢工的威胁，以递交请愿书，或以派遣代表团，便能迫使厂方作出让步。B．简单的散布消息，就能取得很大的成果。当有人受到寃屈、当我们看到不合理事物，必须大声说和抗议；必须公开宣扬阴谋集团的行动、特权的赐予、缺点、浪费、职业健康和安全规例的违反、意外的守密、等等。必须对同事讲，在开会时讲，要要求当局就此采取立场。要讲给独立的社会机构和独立的报刊知道。C．有许多劳工关系问题可以利用官方工会解决。如果这些工会不是像现在那样死废，对我们来说肯定会好些。我们必须要求工厂代表会保卫工人的权利，我们必须利用工会开会来进行讨论和向他们提出要求，并且必须选一些将会实现要求的人进入工厂代表会。D．我们的行动要避免临时性和乱无计划，就要有一班工人处于经常警觉的状态。这班人，即使最初是隐蔽的，也可以草拟一个行动纲领，组织一连串行动，塑造舆论，而时机到来时，就走出来公开作为独立的工人委员会。E．任何情形只要存在有强大的工人有组织性的团体，能够保卫他们的代表免于被解雇和监禁，那么就应该成立自由工会委员会。西方民主国雇员的经验，显示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来保卫工人的利益。只有独立的工会——它们得到所代表的工人的支持才有机会对抗当权者。只有它们才代表一种力量，是当权者必须认真对付的，而且是与当权者能在平等条件上周旋的。我们——这份宪章的签署者——誓言我们将努力于争取“工人权利宪章”所列的主张。我们同时也成立一个“援助基金”，保证经常捐款给这基金。基金筹得的财资，将会用来帮助因参与独立工会活动而被解雇的人士。（附录）我们的活动，是符合法律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在认可“国际劳工条约”和“国际劳工组织协定”时，承认：甲：工人有权成立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第二条规定：“工人和雇员不分彼此地均有权（无须预先获得批准）随意成立组织和参加这类组织。而只需服从于这些组织的章程规定。”“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件”第八条第1A项规定：“参与本条例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人人有权随自己的选择成立和参加工会，以便能支持和保卫他们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他们只需服从该组织的章程规定，任何人使用这个权利，将不能受到任何限制，除了是一个民主社会为了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的利益，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在法律和法例里的限制规定。”乙：罢工的权利“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条约”第八条第1D项规定：“参与本条约的国家誓言她们将保证罢工的权利，条件是罢工乃遵从该国宪法的规定进行。” |
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译者：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廿一点要求译者：的曼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下列为波兰格旦斯克罢工工人张贴于列宁船厂壁布板的二十一点要求的原文。每点要求旁列者为与官方达成的协议。一：（要求政府）接受由它认可的“国际劳工组织”第八十七项协议所规定的工会自由，容许工人组织独立于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结果：波兰政府同意工人在不把工会用作政党、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有组织自由、自主的工会的权利。二：保证工人有罢工的权利。保障罢工者和其帮助者的安全。结果：政府答应将会把这保证写于年底新修订的工会法之内。（波兰工人首次获得集体谈判权；今后，若集体谈判破裂的话，工人有权罢工）。三：实现由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不迫害独立出版者，大众媒介应反映各种信仰。结果：政府说其确有尊重人民的基本自由；只能同意大众媒介不应攻击信仰者和非信仰者。四：重赋权利予因七○、七六年工潮而被剥夺工作及因信仰而被开除的学生；释放所有政治犯，终止因个人信仰而施的压迫。结果：政府答应释放政治犯和学生复学，但要求罢工委员会提供名单。五：传播媒介须报导“厂际罢工委员会”的组成及要求。结果：政府答应会报导完全的罢工结果。六：实施挽救国家危机的如下方法：给公众了解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真相；让社会所有阶级和组织参与讨论改革对策的机会。结果：政府基本接受这项要求。七：以工会中央局基金发放工人在罢工期间应得工资。结果：政府同意发给罢工期间全薪。八：每工人增加二千波币（约为二百六十五元港币），以补偿近期的高涨物价。结果：月入少于三千五百元者波元者（约460港元），获增薪一千元波元（约132港元）；高于上述收入者获增五百元波元（约68港元）。九：保证工资随物价增高而自动调整。结果：政府原则上接受要求，但具体办法容后讨论。十：食物应充分供应国内市场，有余才出口。结果：政府接受要求。十一：降低“商用品”（COMMERCIAL）的价格，和压制用以套取外币（HARDCURRENCY）的所谓内销出口品的买卖活动。结果：政府答应稳定和划一国家商店和商业店（COMMERCIALSHOP）的供应品的价格。十二：应以资历而非是否党员为选拔管理人员的标准。应以下列方法消除秘密警察、普通警察和党机关的特权：划一家庭津贴；废止特别商店，等等。结果：政府否认共产党员有享有特权的情形。十三：（在搞好市场情况前）发行肉类配给证。结果：政府答复，倘有短缺，会发行该种肉票。十四：妇女退休年龄应减至五十岁、男性减至五十五岁。或不问年岁，凡妇女工作三十年、男性工作三十五年即可退休。结果：政府会与新工会共同研究适当的退休金；考虑降低劳动强度高的行业的退休年龄。十五：退休金、年奖应等量于工人所付劳动。结果：政府说会研究。十六：改善医疗服务和工作环境。结果：政府非常同意需要改善，并答允增加护士薪酬。十七：提供合理数量的托儿所，幼儿园给在职母亲的孩子。结果：政府同意增加幼儿园的数量。十八：供给三年的全薪产妇假期作育儿之用。结果：政府同意产妇假期的三年计划如下：首年全薪，次年半薪，第三年同第二年计算方法，但以二千波币为最高限。十九：缩短候屋时间。结果：政府承认房屋短缺，答应缩短等候时间。二十：交通补助费从四十波币增加至一百波币。结果：政府同意。廿一：将星期六应列为休息日。对四班制、或全日制（二十四小时）工作的工人，政府应以增加假期或其它有薪假日来补偿他们的损失。结果：政府答允在年底前提草议交新工会。 |
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阶级划时代的胜利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一九八○年八月卅日，是波兰工人斗争史上的一个大日子，亦是工人国家历史上一个转折点。历时两个月的波兰工人联合罢工行动，终于迫使政府几乎全部接纳工人的要求，特别是两个最主要政治要求：自由组织独立工会和对罢工权利的保证。在所有由共产党垄断国家机器和一切政治权利的工人国家中，这是第一次由工人成功地迫使政权承认工人保卫自己利益的权利，打破官僚政治上的垄断，为以后工人组织起来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迈开了重要的一步。波兰工人这次反官僚斗争的胜利，是所有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历史上至今为止最辉煌的（过去许多次的罢工、暴动、革命，都不幸被镇压而归于失败）。它显示出：只要工人阶级觉醒、团结和勇敢地斗争，他们是能够战胜官僚层的。这次胜利将会大大地鼓舞起一切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劳动群众的斗争，并且鼓舞起资本主义世界工农的斗争，对世界革命运动产生划时代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首回合的罢工浪潮事变的导火线是七月一日，波兰政府在未经宣布的情况下，取消了肉类的官定售价，而以高出一倍的市场价格出售。这个措施立即引起各城市的工人爆发罢工抗议浪潮。首都华沙的庞大的乌苏斯拖拉机厂首先发动罢工。四万工人中有四成停止工作。钢铁、汽车、船坞、飞机及其它工厂亦很快加入罢工行列，第一个星期已有超过十万工人加入行动。政府以取消加价作为让步，暂时取得工人复工。到了第二个星期，罢工浪潮扩展至卢布连市，并发展成为全市总罢工。罢工首先在七月十日由一间货车工厂工人发起，其它工厂逐渐加入，到了十六日，起码有十七间工厂加入罢工队伍，包括电子厂、建筑工人、药厂、面粉厂、面包店和医院的工人。政府派军队运送必需品到城市。而铁路、巴士及电车工人则加入罢工以对抗政府。罢工工人选出罢工委员会。他们向政府提出的要求包括：取消七月一日的加价、提高工资和奖金、立即提高对家庭的津贴至保安部队和军队的水平，即提高三倍；新的、自由的选举工会委员、罢工的权利、党领袖书面保证不对罢工工人报复、禁止警察和保安人员进入企业的范围等。到了十九日，政府终于与罢工者达成协议，答允大部份要求：工人普遍获加薪约一成至一成半。在此同时，其它地区亦受罢工浪潮波及。波兰东南部的三间大工厂在十九日爆发罢工。要求像其它地方一样加薪一成。第一轮的罢工浪潮大部份由于政府答允作出经济让步而稍告平静。但由此而成立的各罢工委员会却并未因此解散。罢工浪潮再次涌起到了八月初，由于政府的承诺普遍不能实现，罢工浪潮再起。华沙的清洁工人从八月五日起开始罢工。其后，公共交通工人罢工，瘫痪了首都。罢工浪潮再次席卷全国。八月十四日，北部海港格但斯克的列宁海军船坞工人举行罢工，并演变成为整个罢工浪潮的中心。列宁船坞工潮的起因是由于船坞领导层将三名工人解雇。其中的安娜·华伦天娜维兹和罗域奇是一九七〇年罢工中的罢工委员会委员，另一人是华里沙。三人现在都是参与格但斯克一份反对派工人报刊“工人报”的出版。十四日下午二时，船坞的一万六千工人发动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广泛的要求。第二天早上，船坞领导层与罢工委员会谈判，答应将三名工人复职，提高家庭津贴，加工资，保证不进行报复，最后还答应建立纪念碑悼念七〇年罢工的死难工人。但这些让步并未能满足工人的政治要求，特别是罢工的权利和自由组织独立工会。罢工不单没有平息，反而很快地扩展开去，主要的有该市的公共交通工人和隔邻格丁尼亚市的巴黎公社船坞工人等。到了八月十七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和索波特三市二十一间工厂的数万工人放下工具，参与罢工行列。一个总罢工委员会成立起来，由每一间工厂派两名代表参加，再选出一个十五人的执行委员会，全盘负责向政府提出十六项共同要求和进行谈判。另外每间工厂的罢工委员会再向政府提出每间厂的特别要求。此外又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联络各罢工工厂，另一个负责保证人民获得必需的物资供应，例如电力、食水和卫生服务等。八月十八日，总罢工委员会扩大至十九名委员，将共同要求增至廿一项（见另文），并透过在华沙的“社会自卫委员会”将这些要求向外宣布。这些要求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新闻检查、自由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罢工的权利、由调整物价自动提高薪酬、改善食物供应、取消对保安部队和警察的特别津贴、开放大众传播媒介、开放教堂等。罢工浪潮继续一发不可收拾。加入总罢工委员会的工厂数目与日俱增。十九日有一百九十一间，二十日已增至二百六十间，罢工人数超过十二万。二十五日报导的罢工人数为十五万，二十六日已超过二十万。到了八月卅一日由罢工领袖宣布格但斯克三市结束罢工时，发表的罢工人数为三十万，涉及六百二十七间工厂。接近东德边境的港口什切青市亦在八月十八日爆发大规模罢工，有十二间工厂停工，组织了一个四十人的罢工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二十八点要求。其它大城市，如罗兹、弗罗兹瓦夫、波兹南等也发生同情罢工。八月廿九日，南部重要煤钢区西里西亚的三个煤矿和两间工厂的二十万工人亦举行罢工。官方发言人也承认“罢工在以排山倒海之势四处蔓延，形势非常复杂，每天都有一批企业举行罢工”。面对这个工人自发的汹涌斗争浪潮，政府施展浑身解数，企图瓦解罢工。政府与罢工工人的角力列宁船坞罢工一开始，正如以往的罢工工潮一样，厂的领导便答应作出经济让步，希望工潮会平息。但罢工工人坚持所提出的政治要求，并与其它工厂联络，很快便组成三个城市的总罢工委员会。工人的政治信心和团结精神，令政府大吃一惊，立即成立一个政府谈判委员会，由副总理派卡率领，到格但斯克与每间工厂个别谈判，企图以逐个击破的方法对付罢工。总罢工委员会于是决议各厂停止私下与政府谈判，一切由总委员会出面。罢工工人的团结，令政府的诡计不得逞。由于恐防格但斯克三市的罢工消息会传播到其它地方，所以政府在工潮开始扩大时，便立即将三市对外的电话和电讯完全切断，企图孤立罢工工人。罢工委员会于是将恢复对外通讯，作为与政府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将大批警察和民兵运到格但斯克的郊区，对罢工者作出要用武力镇压的姿态。面对这个威胁，一批批的工人走出工厂，与市近郊的民兵部队会晤，讨论他们的罢工问题。工人告诉民兵：“你们是派来这里来枪杀我们的”；一个民兵回答说：“我们不知道来这里干什么”，而另一个民兵说：“不，我决不枪杀任何人”。由于工人态度坚决，工潮亦以雷霆万钧之势四处蔓延，迫得政府承认总罢工委员会的正式地位，答应他们的先决条件，重开三市对外的电讯联系。八月廿一日，派卡被召回华沙，由另一副总理瓦盖斯基出面与总罢工委员会谈判。连续几天的谈判，都因为双方互不让步而陷于僵局。政府便进行改组，将总理、党理论家和高层工会官员及其它五名次级官员整肃，企图以他们为代罪羔羊，并宣称已扭转党与政府政策，以符合现况，将两名一向反对第一书记盖来克的官员委以重任，希望这些措施能转移工人的视线，提高他们对另一批党官员的期望，以缓和危机。但工人普遍对高层改组无动于中，一些更表示对这些高层变动已太清楚，需要转变的是这个制度，每个人要有权讲话和组织起来。在改组的同时，政府更加强镇压工人反对组织。主要根据地华沙的工人反对组织“社会自卫委员会”（KOR）在历时两个月的工潮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传递各地罢工消息到国外。这个组织出版一份半月刊“工人报”（ROBOTNIK），销量达三万份。八月十八日，当列宁船坞罢工扩大后，这个组织的几个主要负责人被拘捕，两日后更拘捕多人，总数达二十四人。拘捕的主要目的是要切断国内其它地方和西方新闻界的罢工消息主要来源，亦是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到了廿九日，被捕的KOR委员之一，多恩被控从事反政府活动，官方报章并指责库伦和米奇尼克等人煽动罢工，阻挠谈判。被捕的反对派和其它政治犯却受到罢工委员会的支持。他们要求之一就是要无条件释放这些政治犯。对于工人提出的政治要求，政府一直拒绝，希望能维持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府甚至愿意国家工会进行重新选举，采取不记名投票及不限候选人人数，只要能够保存国家工会整个权力架构，和维持国家对最高层工会官员的委任及控制。但罢工工人不为所动，坚决要求建立独立于国家和党的工会来代表工人。这一点成为所有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亦是谈判的症结。政府一方面以让步作为引诱，另一方面却频频提及苏联不会坐视，以此来威胁工人。但罢工工人采取占据厂房静坐，不上街，极力保持秩序，令当权者没有借口挑衅。工人阶级的重大胜利三市罢工工人坚持政治要求，参与罢工的工厂和工人愈来愈多，其它各地起来响应的罢工与日俱增。眼看全国总罢工的气候已经形成，波兰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在八月三十日答应总罢工委员会的基本要求，并在第二天答应了差不多全部要求。同一时间，什切青罢工委员会的二十八点要求亦被答允。工人获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政府答应罢工工人有权自由组织独立于国家的工会，代表工人与当局谈判。政府亦承认工人的罢工权利，答应在一天内将工人提出的名单内的政治犯释放，同意把新闻检查限于“不端正”的报道和涉及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国家机密。政府又保证言论和信仰自由。对于工人的经济要求亦大部份接纳。北部沿岸城市的罢工开始结束。但西南部煤矿区的二十五万工人罢工却继续了五、六天，直到政府答应给予同等的承诺，再加上一些矿业特有的要求，例如矿工可在五十岁退休、加强安全设备等，罢工才开始渐渐平息。而政府为免其它地方工潮再起，迫得宣布这次政府的让步是全国性的，一反以往的做法，即只有真正罢工成功的工人才能享有胜利的果实。这亦显示出今次罢工浪潮在全国各地深远的影响。在工潮普遍开始平息之际，第一书记盖来克亦以健康理由被撤职，由卡尼亚接任。他的上任令一些地区的工潮再起，显示出工人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包括撤换一些地方官员，改革工厂管理等。各国的态度各国政府、政党和人民对波兰工人罢工的态度，充份表现出他们的阶级立场。苏联政权对波兰罢工自然感到忧虑不安。表面上，它装作若无其事，表示绝不会干涉波兰内政，但另一方面却表示注视“经济混乱的发展”，谴责“无政府主义份子”企图混水摸鱼，藉以对波兰罢工工人施加政治压力。它尤其害怕的是波兰罢工的消息及工人的政治要求会传到苏联国内，激起苏联工人的政治热情，对官僚的统治造成威胁。所以它设法干扰英、美、欧洲等国的俄语广播。波兰工人取得胜利后，苏联只报导罢工已经获得解决，对于工人的要求却一字不提。真理报激烈攻击罢工工人提出“反社会主义”要求，却不敢指出这些要求是什么。它又谴责工人与“外国颠覆中心”有关系，抱有革命目的企图破坏波兰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等等。这些声明目的一方面对波兰工人而发，另外也是对国内工人和其它东欧国家政府及工人的警告，不准他们追随波兰工人的榜样。苏联虽然没有直接提出镇压的要挟（国内和国外的形势也大大限制她的行动），而且向波兰政府提供额外的经济和物资援助，帮助缓和目前形势，但到底工人的要求是直接针对国内和国外官僚的统治，所以苏联将来一定会想办法，甚至用武力迫使波共领导层夺回工人的胜利果实。而波共为了本身官僚层的利益，亦一定会这样做。东欧其它工人国家对于这次罢工浪潮普遍采取谨慎态度。她们普遍在本国进行安抚，例如放宽粮食供应，表示聆听工农的投诉等。罗马尼亚总统更亲往矿区巡视，进行安抚。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防范波兰工人的例子会在本国引起罢工浪潮。中共的态度则十分隐晦。一方面藉波兰工人罢工而攻击苏联，企图将罢工列入中共的反苏大合唱之中。但由于这罢工例子亦会引起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觉醒，特别是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是深深击中中共官僚统治的要害，所以对于这些要求便很少提，只希望从这次事件尽量榨取政治资本。对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是一次赚取政治资本的好机会。于是，波兰工人反抗官僚的政治统治，被报导成工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而要求回复到资本主义。对于工人所提出的廿一点要求，西方通讯社却不敢全面登载，否则便会拆穿他们的谎言。但对于西方帝国主义来说，波兰政府与西方的良好关系仍然占首位。所以他们一面作反共宣传，歪曲事实，以捞取政治资本；另一方面却尽量以经济援助来协助波兰政府渡过危机。例如奥地利政府提供三亿美元贷款，西德银行借六亿七干多万美元，美国银行亦答应借三亿二千多万美元予波兰政府。这些贷款的目的，正如苏联援助的目的一样，是希望波兰政府可以以经济让步换取罢工工人的政冶要求，避免从根（本）影响波兰以至所有其它工人国家的官僚统治。在波兰这个绝大部份是天主教徒的国家，教会在这次工潮中亦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反动角色。教宗在数次祈祷中都表示与罢工工人在“精神上和祷告中”沟通。但另一方面教会却强调工人要与政府谅解，不要影响国内的平稳。呼吁“和平，安定，理智，谨慎和责任心”，“避免长期停工，可能发生的骚乱和弟兄间的残杀”。教会表示“明白”罢工工人的要求，但批评他们的方法。连美国的纽约时报都承认，“教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社会的秩序”。所以连波兰总理亦公开赞扬波兰天主教会所表现的“谨慎和责任心”呢。罢工胜利后，波兰大主教甚至在其私人教堂内为罢工领袖华里沙举行弥撒，极尽拉拢讨好之能事！西方各国的共产党表现则不一。美国共产党指责波兰领导的软弱和向罢工工人屈服，但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却签名表示支持罢工工人。法共大部分领袖表示支持波共，将工人的要求贬为纯经济性。但来自基层工人的压力迫使另一些法共领袖声明支持罢工工人。意大利工会派代表到波兰，表示与罢工工人团结一致。西班牙共党领袖表示支持工人的要求，瑞典共党表示波兰需要进行改革，要一个强大和民主的工人运动，要自由独立于国家和党机关。工人国家内的反对组织普遍支持波兰工人斗争。苏联的反官僚地下组织发表声明支持工人要求。捷克七七宪章组织发信给总罢工委员会，表示“我们的情感和利益与你们争取自由和公正生活的斗争是一致的”；大家的目标相同，“尤其是在争取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和建立独立工会权力等方面。”罢工经验总结和展望波兰工人国家在二次大战后成立以来，财产国有化，令波兰国内生产主要不再是资本主义式商品生产，除去了资本家为利润生产的主要矛盾根源，为在计划经济的原则下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制造了必需的条件。但这个国家从建国起便由共产党完全控制，实行一党专政，垄断所有政治权力，令工人阶级不能自由民主地根据自己的政冶水平和经济要求制订生产计划，在公有财产制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再加上苏联这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由于实行一国社会主义，所以处处控制波兰的经济，要它为苏联一国的利益而发展。而波共不能亦不会在政治上摆脱斯大林主义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公式，一方面在国内实行对工人政治镇压，维护官僚层本身利益，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存，企图与西方资本家取得妥协，减轻来自苏联的压力，而不是鼓吹世界革命，寻求真正的无产阶级解放。由于以上原因，波兰的经济不能有长足发展，反而因为官僚层在政治上窒息工人的积极性而出现停滞的趋势。另一方面，它对西方的倚赖亦加深。西方经济七十年代普遍走下坡，更增加了波兰的贸易困难。到了目前，对西方的负债已达二百亿美元，今年要还五十二亿本金和廿亿利息。所以在七月一日取消政府的肉类津贴，要将经济困难进一步由波兰工人负担。波兰工人历来已有坚强的斗争传统。一九五六年的波兹南暴动和七〇年的格但斯克大罢工都迫使当时的领导人下台。刚倒台的盖来克便是在七〇年的哥慕卡政府倒台而接任的。一九七六年的肉食涨价引致各地发生罢工浪潮，迫使政府取消肉食加价。多年来的斗争经验教育了波兰工人。光是提出经济要求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工人没有政治权力，是不能彻底改变现状，将波兰经济带向真正的发展。所以在这次罢工里，列宁船坞的罢工工人拒绝了政府的经济让步，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要获得工人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言论和信仰自由，并要求释放由于支持和协助他们而被捕的社会自卫委员会成员和其它政治犯。为了迫使政府承认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正义的行动，罢工工人要求政府广播他们罢工委员会的成立及其要求，更要政府为以往工潮死难的工人建立纪念碑。除了要建立自己的权力架构，即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工会，工人还向官僚特权统治的支柱挑战，要求取消保安部队、警察和党员的特权，提高工人的家庭津贴到前者的水平。为了要能自己管理国家准备条件，所以工人要求政府公开所有有关波兰经济的资料，要求所有阶层的人都有权讨论和发表对改革计划的意见。对改变妇女工人的工作条件亦提出多项要求。要为工作中的母亲提供更多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减轻她们的家庭重担；将有薪产假延长至三年，要社会承认更大的养育后代的责任，而不是由个别工人家庭负担而加深他们的经济困难，这些要求对改善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重要性。其它的经济要求亦有很高的政治性。例如要将工资与物价挂钩，令政府不能将经济困难转嫁到工人身上；提早退休年龄，将两种退休制度取消，社会只能有一种退休制度，等等。工人的各种要求都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对官僚的政治垄断提出挑战。这正是全世界所有工人国家的统治官僚所深感害怕的事，也正是所有国家都会以苏联的军事威胁对罢工工人施加压力的原因。连中共在其反苏大合唱中，亦不敢多刊载工人的要求，因为这样会从根本影响到其本身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攻击社会主义，所以口头上支持罢工工人，但骨子里却害怕工人政治权力的胜利会鼓舞本国的工人阶级，提供政治前景，推翻资本主义，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因此暗里大量援助波共，希望能以经济让步换取工人对政治要求的让步。工人的要求事实上表明他们并不是要推翻国有财产制、回复到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而是要将政治权力从官僚中抢过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工人在谈判会场外高唱国际歌，是最好的说明。工人对教会的一般态度，亦表现出他们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却并没有期望教会会帮助他们从官僚手中将政治权力抢过来。事实上，教会的表现亦让工人上了一堂政治课，更加表现了教会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本质。工人在这次罢工中表现的政治成熟性，亦是其它地方所罕见的。罢工委员会由每间罢工工厂选代表参加，所有与政府的谈判都由扬声器实时播给会场外的罢工工人收听。而工人的反应亦同样传回谈判桌上。这就防止了任何私下妥协、叛卖的可能性，对增加工人的谈判力量亦起了很大帮助。工人在整个罢工过程中表现的组织能力、节制和自信，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支持，都显示出波兰新一代工人的政治进步。在这次谈判中，工人亦作出一些让步，最主要的是工会接受共产党在现有体制中的领导作用。接受这顶帽子，令刚萌芽的独立工会活动受到一定的窒息作用。另一方面，罢工委员会在斗争初期表现立场不够坚定，信心不足，所以接纳政府的经济让步。幸而大多数罢工工人拒绝妥协，并进一步提出政治要求，广泛组织其它罢工工人，使最后终于能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这显示出独立、民主选出的工会领袖，也有可能落后在群众的觉醒之后，在一段时期内被群众带领推动着呢。工人在整个运动中并未能提出更高的政治要求，特别是否定整个国家的现存的政治架构和推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显示出他们的政治觉醒仍处于较早的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将来的斗争中，会愈来愈认识到这些政治要求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无论如何，波兰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他们迫使政府承认了组织独立工会的权利。基于这些胜利，波兰工人将会有更佳的条件为自己的将来奋斗。毫无疑问，第二阶段会此第一阶段更为艰巨，来自政府的压力会愈来愈大。党领袖的更换表面上要向工人表示：新官上场以执行新政策，以求恢复工人对党的信心。但新的党领袖从前是掌管军队和保安部队的事务。这就赤裸裸地表明了：党要向工人夺回失去的阵地。波兰工人面前的任务更为艰巨。除了要踏实地组织和教育自己之外，首先还要保卫已夺取到的胜利果实。官僚层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一定要牢牢掌握着最终的政治决定权力。虽然工人的反抗会迫使官僚作一些让步，但正如以往波兰工人几次沉重经验指出，官僚一定会逐渐分化和瓦解工人的力量和团结，以取回失去的权力。任何对统冶官僚层的幻想，都会对工人力量的积聚造成极大破坏。唯有工人的政治觉醒和本身力量的发挥，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一切归劳动者所有，那能容得寄生虫！”一九八〇年九月三日 |
波兰的社会危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的社会危机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8期）属于政权开明一翼的“经验与未来”组织（由百余新闻从业员、学者和知识分子在七八年十一月组成），最近写了一份有关波兰社会状况的报告。其中说，除非采取激烈措施改变目前形势，否则“负面因素会日增，并达到雪崩阶段。”报告说，经济问题不是社会日益的不满的唯一根源：“我国目前的危机首先是社会和政治性质。”其中的问题包括社会生活上的特权和不平等；政府和经济上的官僚主义与无能；对苏联的反感因政府的奴才式宣传更加剧；以及肉食短缺。报告说，人们对政府极不信任，对报刊亦然，甚至坏消息也不相信了；如果政府不恢复社会的信任和创意力，那就将会发生“公开的社会冲突”。 |
争取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波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声明（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9月10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争取在波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波兰共产主义反对派的声明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9月10日（“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编者按：这份文件现时在波兰地下广泛流传，它的真实性是确定了的。作者们自称为共产主义者；在东欧官僚历来企图盗用这称号之时，这是有其重要意义的。自从六五年古朗和莫扎律斯基的著名的“公开信”以来，这是波兰其中一篇最早的反对派文件，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立论，以工人阶级观点批评官僚。当然，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立场与这份文件是有分歧的，例如：他们将官僚界定为统治阶级，又将东欧国家的生产关系描写成“国家资本主义”。但这些分歧并不稍减它之反映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性。作者们清楚地与反动的、或自由派的异议思想划清界限，他们有着社会主义民主的观念，这观念是同统治波兰和东欧的官僚的歪曲表现相对立的。）一人们时常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已实行了；阶级对立已消失，阶级斗争已被全国的集体力量代替；而历史上首次主要社会关系让生产力得到无阻碍的发展。但是，由此立场看来，过去数年来，在这个国家多次发生的大规模工人反抗，是不能解释的。如果波兰共党和人民的国家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那么，这些劳苦大众反抗的是谁呢？在政府来说，工人示威只能是反社会主义的，参加者只会是冒险主义者，是应该受到重罚的。但事实上，这些罢工显示：如果工人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甚至是保持生活水平避免其更恶化，他们便要被迫与政府对抗。而且，正如七十年代初期所显示的：正是这些示威使到生产力加速发展和工业化加剧成为可能，虽然工人并没有明显地要求这些。工人从他们的斗争证明：党和国家的官僚架构对于社会进一步进展是主要障碍，而目前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加以彻底改革。到目前为止，官僚仍能说服工人，说经济发展需要纪律及完全服从“专业”领导。七〇年十二月之后提出的“建立另一个波兰”的口号，帮助官僚将工人解除武装。他们预先便排除将工人罢工委员会转变为监察和迫使官僚实现诺言的工人委员会的可能性。结果证明，这个口号提出来，只是防止建立另一个波兰，一个工人群众可以管理生产和对经济作出全部决定的波兰。七〇年十二月以来，人们更醒觉到，社会矛盾（反映于罢工等）并非是偶然的冲突，所谓“党和群众间的暂时分歧”，而是构成波兰和他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本质。二我国的生产目标，应该是“有系统地改进工人生活水平，创造鼓励每个人发展潜质的条件，和加强社会主义式的社会连系。”（总书记格列克在波共七一年六届大会上的演词）。但很容易看到，正如格列克自己解释的，这些定义并不得自对我们生产制度的分析，它们只是思想上的掩护工具和控制这个制度的工具。他继续说：“党加强它与社会的连系，主要原因是订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动力。”决定一个生产制度的本质，并不是要看领袖的意向声明，而是看实际控制生产的方法。在本国，整个生产的社会过程是由党和国家机器控制，是高度集中及与社会脱离的。它位于生产之外，社会之上，即所有行政权力是集中在社会的一个“专业”主管的阶层里。官僚自己认为拥有这些权力就是不同社会地位的基础（例如七二年十二月一条法律，替在党和国家机构居领导职位的人及其家人，设立特别的退休金制度）。对这个统治阶层来说，官僚政治不单是权力的工具或手段，而且是它内部团结的根源，是它的灵魂和躯干。所以它只可以接纳一些维持政府机构与社会分离的生产目标。目前的生产制度因此令权力不能真正社会化（即消除与社会分离的国家机构）。这是这个政权的一个主要依靠。因此，目前的制度排斥了所有构成社会主义实质的部份。三一个分离的国家机构的存在，一直以来都明显地象征着社会阶级斗争。官僚架构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是阶级斗争的最近的历史性反映。矛盾的根源是从十月革命发展出来的国家的性质。列宁早巳察觉苏维埃制度堕落的危险，所以他说“苏维埃制度中出现的官僚恶习，甚至对党组织都一定会有恶劣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同时亦是国家机构的上层。”[1]在开始时这个堕落只表现为几个倾向中的一个（列宁说：“它是一个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2]）。但这个倾向很快便盖过了其它的倾向，而所谓“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事实上是官僚转变成统治阶级的历史。这个统治阶级是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将它结合在一起，并给予它精神和政治团结的因素，就是党。当然这并不表示党机构不会成为不同派系的斗争和敌对的温床。但这些敌对几乎老是以保护统治层而不是单独个人的利益作为基本目标。即使曾受崇拜的领袖被逐或受处罚，亦只是为了挽救官僚权力架构，免受他们的政策威胁。“虽然人们离去，但我们的党仍存在；因为人会犯错，会失去希望，但党是会永远胜利的”（五六年波共八届大会）。党所尽的政治功能，同党员有六成是工人这件事实并无矛盾。后者的作用是作为烟幕，因为如果没有了他们，便立刻显出党是官僚的组织了。官僚在生产过程中担任的角色只能在表面意义上与资本家的角色作此较。“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组织代表了一个更先进的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生产不再只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而是在全国规模，更确切地说，是在同一个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国家规模上组织起来。可以作个比喻说，他们全部组成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是自给自足的，意思是物质生产工具和工人都“自然地”属于它。他们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组成部份，因此是永远被束缚在它的齿轮里。这亦解释了失业的不存在。市场已被废弃，即是说，它只是继续以一种认可的经济管理的方式存在。这就在基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情况，不论它的教育程度，技能或是收入，无产阶级构成一个新的现代工业奴隶阶级，工人不再像在资本主义下出售劳动力，因为出售即表示他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以及他出售一段预定的和固定的时间。相对之下，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特别批准，没有人可以离开这间“工厂”。工人不单是在工作时间内，而且在一生中，都受到工厂的暴虐纪律束缚。四官僚与工人阶级的阶级矛盾不只是在大动乱里表现出来，而且更在经济的每日操作中表现出来。官僚的阶级利益——保护一个分离的国家机器——才是国家经济计划的真正目标。为了这个原因，这个计划完全与直接生产者的真正利益无关，是违愿地束缚着他们的。因此，生产单位——由工作队员以至由几间工厂组成的单位——只是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收取奖金、改善地位）而努力去完成计划。每个生产单位因此一定要将其它单位当作一种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单位之间不知不觉的敌对，笼罩着整个经济制度，这整个经济制度普遍私有化的后果是“不可解释”的现象，例如产品的低劣质量、反对现代化、要不同工厂合作的困难等等。凡此种种，只证实了对人力和物质生产资料巨大浪费这件事实。近数十年的一切经验，有力地否定了官方如下的说法：目前社会关系不再是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技术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虽然官僚明白经济浪费的有害的政治后果（对他们本身亦同样有害），它却完全不能辨别浪费的真正根源，因为它自己在生产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限制。它大声斥责工作组织恶劣，生产力低下，各个生产单位对大众福利漠不关心；但它绝不能理解到所谓“恶劣的工作组织”是一个阶级矛盾，一个社会自己恶劣组织的最基本表现。整个生产制度的极度分离化性质不只是一种后果，而且是官僚统治的社会性目标，因为它适合权力的继续。与社会分离的权力结构，只当工人仍然不能彼此合作来取得对工作条件的控制的情况下才是不可缺少的。当浪费达到瘫痪整个经济时，代价是由工人付出的。这明显代表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剥削。当波共领袖在七〇和七六年提出计划“管制物价和工资”时，他们暗示是“经济上的需要”（即是说，需要工人付出浪费的代价）。与此相反，现在真正成为经济上需要的，是由生产者自己组织生产。换句话说，真正基本的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自主。五无产阶级政治自主的基础在工人示威中建立起来。当工人变得能够组织起来集体地保卫本身的利益时，他们之间的日常敌对便更为减少，因为打进分离了的生产制度。官僚只在能够消解这些工人的雏形组织时，才能控制局面。直到现在，工人实在缺乏动力，未能从保卫本身利益走到对官僚攻击。但重建的“秩序”从不会简单地回复到以前的情形。生产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这些工人斗争的成果，已对将来巩固现时在工人阶级里做到的连系提供必需物质条件。与此同时，工人显示了力量，迫使官僚采用更公开和严厉的手段来行使权力，从而使官僚机器更加完善。因此，阶级对抗便更显露出来。六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不能依靠任何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所有“调整物价和工资”的计划都得到党内的“真正”工人代表、立法局和工会的全力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罢工才提供真正的机会，去打破官僚的权力垄断。工人所仍未清楚明白的，是在罢工时，权力是落在他们的手中的。罢工工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方面。当工人的要求被接纳时，罢工委员会便解散了。甚至当国内不同地方不同工厂同时进行罢工时，工人并没有协调他们的斗争。而且往往不知道别处正同时发生罢工呢。马克思曾说过（现在仍适用）：“最重要的，工人一定要尽其所能，在斗争中和斗争之后，反击资产阶级消解风暴的行动……他们行动的目的，一定是要防止直接的革命热情在胜利后立即被压制。相反地，他们一定要尽可能保持着它。与反对所谓过份行动相反，我们不单要容忍一些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使人联想到可恨的回忆的建筑物的报复事件，而且要亲自领导他们。”[3]无产阶级内部的对抗和缺乏互相支持，永远是对官僚有利的。而工业工人与知识分子间的分歧更特别使官僚受益，由七六年六月事件发展出来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立，是整个无产阶级自五六年公来首次显示团结。面对着这样的团结，官僚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他们被迫容许一个公开的对抗存在，并从监狱中释放所有在七六年六月因“暴徒活动”被捕的“囚犯”。虽然保卫工人委员会证明是不能为这种团结提供一个架构，以及将自己改变为一个工人斗争委员会（事实上，它从未订出这个目标），但在更大规模上组织起反官僚的组织过程中，它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目前的反对是否有机会演变成对官僚制度的否定，主要决定于工业工人能否排除“防卫性”的改良主义幻想，以及知识分子能否在这方面帮助工人。目前反官僚的反对派在其理论性文章中，并未提出反对官僚本身，只是反对官僚的“滥用权力”。他们指责这个政府的专横和极权性质，和要求政府的法例要付诸实行，宪法所保证的自由要付诸实现。因此，他们并没有反对政府的最终目标，只是反对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他们接受了目前的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基础”），只是要求改善“上层架构”，即是说，成立多党制度。他们甚至未能说明怎样和经由谁人去实施民主化。知识分子反对派代表的只是统治思想体系的对立面，因此，决定在于对手方面。他们对制度的理解，可以说同官僚对制度的理解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的理解，基本上是这个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的对立，是以“东西方”的地理性观点来看，而不是从历史角度来解释，因而不能掌握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制度的历史性优越而又同时存在的严重限制。对我们来说，涉及的不是从纯理论的方法想象出会更好的全新社会制度，而是在目前这个制度的历史中，发现正在产生中的可能导致解放的方法。在这个制度里，生产资料已经社会化，意思是指所有日常必需品的生产，已经运用组织和管理社会各阶层个人的方式实行了。但组织和管理并未具有社会性质。生产者自己并没有组织生产。因此，这个制度显示出是笼罩着一切生活领域的专制政制。当分离的个人保卫自已的私人利益时（实际上完全是幻想），他只能发觉到自己无能为力。七觉醒中的工人运动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可以综合为：“我们应该用什么去替代党和国家官僚机器？”这是个组织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斗争过程中在工人阶级内组成的所有联系，及把它们作为起点。在目前，这些联系只是以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网的方式存在着，但全靠它们才可以交换消息和协调活动。有了它们便可以在将来把罢工转变成一场自觉的政治斗争。从这个联络网开始，一个自觉的工人组织会开始出现，它会为更大的协调提供机会。这样一个组织不只是反对政权，它会代表政权的对立面和代替者。它的作用，不会是作为工人利益的传达媒介（意指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分隔，会成为官僚化的基础），而是作为将来社会组织的胚胎。罢工委员会，建基于这样的组织之上，可以在罢工结束时转变成工人议会。在取得直接控制工厂、工业机构等的管理，工人议会可以成为工人自治的基础，重新管理生产，从而废除独立的管理机器——官僚机器——因此废除阶级对立。八废除官僚制度的斗争，就是要求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这些永远是革命工人运动建立的原则。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时已提出这些原则，它们并成为俄国一九一七年工人议会活动的基础。今天，我们需要重提这些原则，当然不是要求官僚遵守它们，而是为了在为这些原则而作的斗争中，一个真正的工人运动可以兴起：㈠罢工的权利，一切有组织的形式停工的人都不应被罚；他们有保卫罢工的权利。㈡所有官员必须以民主选举出来和可被撤换。要终止委派和互选的恶习，要终止预先安排好候选人的选举。当任期满之后，所有被选进领导机构的人必须重返工作岗位。这亦表示工厂的管理应该由该厂的工人选出和可以由他们罢免，因此取消了“专业”的管理人员。㈢将所有党和国家官员的薪金调整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废除所有因行使权力而带来的特权。平等和社会主义不表示所有工资都是一样，但担任任何层级领导职务的，都不应有取得特权的机会。㈣所有尊重社会主义民主准则的组织都有活动的自由。任何政治组织都不可以篡夺单独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利。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场出发，所有承认工人议会为唯一权力的组织都是合法的。九我们国家所清楚表现出来的官僚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是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因此，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前途依靠于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的进展，可以从克服内部分离化（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特征）的程度上量度出来，以及从这些国家还在形成的经济文化联系方面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量度出来。只有国际性的团结，才可以保证所有争取政治自由、进行政治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努力不会被外来暴力干预所打断。一九七八年一月（小点译自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之的“洲际通讯”和“国际通讯”合刊）注释：[1]列宁文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第33卷421—422页。[2]同上文集第32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的“列宁选集”第4卷408页，关于这问题的译文则是：“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译者，着重点九字原用黑字体。）[3]马恩选集，莫斯科，进步出版社，一九六九年，第1卷，180页，“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联盟的致词” |
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维护工人继续斗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维护工人继续斗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保卫工人委员会”，是波兰一九七六年六月工人动员事件后组成的。这个委员会在波兰工人中甚得支持。举例来说，雷顿市二间工厂五千工人中，只有一百六十人（包括党领袖和管工等）赞成驱逐“保卫委员会”的委员出国。委员会初组成时，只有十五个委员，现在已增加至二十三人。一九七六年六月廿五日事件，共有二千人被捕，大批工人被解雇，政府劳工部和社会事务部亦发出通知书，禁止工厂重新雇用被解雇的工人。在工人遭受种种压迫，而工会、社会福利机构和保卫市民权利的组织都不能提供任何援助的情形下，一批热心工人福利的人便组织起来，提供法律、医药和经济援助，给予参与六月抗议示威的被压迫者。在法国，在七六年十一月成立了“支持波兰工人委员会”，以响应“保卫工人委员会”。它宣布：“法国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是支持波兰的委员会，并唤起法国的舆论，去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民主反对派。现今的急务，是筹集欵项，帮助被囚和被解雇工人的家属，并保卫正在候审的工人。”政府的镇压，当然指向“保卫工人委员会”的委员。在七七年一月，二名委员被控“不合法”收取金钱。一些政府报章这样诬蔑说：“这一小群嘈吵的人们，企图破坏波兰的道德风气。他们希望波兰从民族发展的道路上后退。在他们的纲领中，可以找到托洛次基的乌托邦，社会民主主义的片断、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一些鳞爪……总之，是各式各样极度混杂的思想。”警察亦加入阻止委员会保卫受到压迫的工人。政府命令邮政局没收所有寄给委员会的物质捐助，转而直送入政府库房。政府的种种威吓措施，都不能遏制群众反对压迫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愈大的压迫，只会愈加刺激和巩固工人的斗争！（励思取材自二九七七年一月廿七日“国际通讯”） |
东欧反极权统治的动乱在增长（作者：护理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东欧反极权统治的动乱在增长作者：护理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7年3月21日在波兰、苏联和其它几个东欧国家，对官僚压迫的公开反抗，以及官僚层前后不一贯的反应，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报章开始注意这些事态。例如，西德镜报周刊在一月十七日用头条报导东欧局势，指出一些显著的不稳的象征。在莫斯科的挑衅官僚的类似三十及五十年代大审判的行动加强了危机的气氛。克里姆林宫派遣的“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歪曲报导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地下铁路的恐怖份子炸弹案。他强调该车是满载儿童，并暗示爆炸是异议份子所为。路易斯说他以为这次爆炸会在苏联引起激烈的群众反应。有如西方国家对西德曼荷芙党及美国共生解放军的激烈反应。苏联异议运动的一位发言人沙卡洛夫，指斥这些报导为挑衅。他说：“企图抑制思想自由和加强极权统治的政府，不能在一个平等公开和坦诚的讨论中与异议份子对抗。正因为异议份子的精神力量继续增长，这个镇压机关愈来愈倚赖类似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罪恶手法，和同期在苏联的类似手段。”他又举出一些便装警察对异议份子的暴行，例如一位诗人去年被不知身份人物袭击，在数个月后因伤毙命。在捷克的“敌方间谍”在捷克，前任杜锡克政府高级官员哥曼被控替西方情报机构当间谍。政府用这个事件，煽起对敌方机构在捷克活动的恐惧。在同时，捷共党报章激烈指责“七七宪章”，一个新的组织，它在一月向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抗议国家宪法被破坏。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只提出最基本的要求。它的领袖宣称他们并不是反对政府，只是要求遵行法律的规定。但无论如何，据称这是六八年民主改革运动被苏联入侵压力摧毁以来反对官僚逼害的最广泛的组织。在捷克重新出现的群众不满，明显地令当地官僚和克里姆林宫感到恐惧。苏联报章避免提及东德和波兰的异议活动，但它们支持对捷克维护法纪民权者的指责，指他们是由被击败的捷克资产阶级和六八年反革命的策划者所组成。苏联报章并无提及意大利和西班牙共党都有发表声明反对迫害“七七宪章”的签名人。可以假定他们是被包括在那些“反动份子”里的。对于东欧的一连串异议活动，苏联显然决定，要在捷克立刻采取强硬路线。因为在过去十年捷克受到最大的挑战，只能用大规模的持续的军事占领来恢复“秩序”。这使到“七七宪章”的挑战成为一个主要的考验。但最紧张的局势是在波兰。七六年六月工人暴动及其后反对迫害曾参予暴动的工人的运动迫使官僚退却。波兰事件在西欧工人运动中造成巨大的冲击。法国共党被迫声明支持波兰工人及被囚禁在精神病院的苏联异议份子。法共领导的工联会一位主要领导人声称：“因为散发与政权敌对的小册子而将他们囚禁在那些在医学观点上有问题的病院里——对于这种做法，我们不能同意。我们也不同意工人因罢工而被囚禁，正如数个月前在波兰的情形一样。罢工的起因和其后政府被迫取消的加价，使我们怀疑波兰工会所做或未做的角色。这些工会之拒绝解释，加深了我们的困惑。”这当然是虚伪的声明，法共党工会领袖没有可能不知道波兰工会的性质。但是，尽管西方共党领袖的动机是为了本身利益，这些声明却严重削弱了斯大林主义独裁声称在“世界共党运动”下统治的政治辩护。他们不能漠视这些批评而将自己在政治上暴露在群众面前。因此西方共党领导人的虚假声明，仍有助于保护东欧反官僚的战士。但在波兰，官僚的根基被工人群众运动的升起和知识分子公开反对独裁直接威胁着。其中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公开地讨论工人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的需要性。苏联入侵的流言在六月叛乱中，广泛谣传克宫计划沿用六八年侵占捷克的方法入侵波兰，这显示了波兰局势的极度紧张。西德镜报作了如下的报导：“在捷克的一些地区，后备人员被动员起来。六月廿五日晚，一名货车司机被警察叫醒，命令驶车到一系列预先划定的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可以随时起飞的运输机（只在布拉格已有四十架）。这个警号在四十八小时后才被撤消。在东德，介入波兰的计划亦已准备好。可靠消息说，计划仍属‘有效’”。苏联入侵威胁所给予波兰反对者的压力是明显的。一名反对者的话被人引述：“波兰国家领导人反对改革的政策有着巨大爆炸性的危险。群众唯一能够避免危险的方法是组织自己。只有经过和平的方法，不扰乱公众秩序的示威，与国家领导坚持谈判，才能成功地贯彻群众的政治愿望……同时，这是唯一能够避免苏联介入的方法。”但无论如何，他认为波兰民主权利运动成功的机会，大过捷克六八年的运动：“我不相信这种情形会造成改革所不能越过的永远界限。在我们处身的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一个不能进行必需改革的政府将会失去它的效用。我相信莫斯科亦会明白这一点。”事实上，波兰的斯大林主义政权是极其腐败的。统治的共党首先便失去声誉。大部份的战前干部被斯大林谋杀了。现时的党是从属于苏联军事力量下所建立的。在斯大林主义统治制度下，波兰亦比其它国家（除南斯拉夫外）有较长久的改革经验。正是对这些改革的错觉，使一些反对者在六十年代中期提出一个基于工人直接管理的完全不同的制度。纽约时报报导，一种“普遍的不满和不信任气氛，使领袖们恐怕来自知识分子的偶然火花会成为火种”。雷顿事件波兰共党对这个局势的反应是摇摆和不一贯的，有着不可预测的暴力和突然的退却。例如，这个政权答允重审雷顿工人因六月罢工而被判入狱的案件。但在法庭里，一群便衣警察袭击获准旁听的“波兰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观察员，武装警察并不加以阻止。一名反对者说，这次袭击是秘密警察的紧张情绪的爆发：“委员会作出的揭露，更加上舆论的压力，使它觉得受到威胁。”波兰政府用警察骚扰来对付支持受迫害工人委员会的成员：捷克政府亦用类似方法对付“七七宪章”组织，而且更准备进行政治审讯。但波兰共党领导层现在决定用“政治方法”来对付异议份子，而避免用拘捕、警察骚扰及高压手段。以下是这些“政治方法”的例子：其一是伪造一封由第四国际法国支部给予该委员会一位领袖的信。另一篇是在波兰流传的文件，说安滋祖斯基提倡“所有性自由，包括对同性恋”。安滋祖斯基的反应是：“在波兰不需要再争取的几类自由之一是性自由”。这并不正确。近年的调查证实这一点。对性方面的落后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秘察警察显然要利用这一点来引起对安滋祖斯基的偏见。但这些“政治方法”似乎对民主权利运动没有大影响。东德政权在十一月实行高压措施，它把诗人比尔曼的公民权褫夺了。但是对这事的反应，成为五三年东柏林工人叛乱以来第一次公众抗议政府的政策。政府回答以加强的镇压。比尔曼事件的连串抗议约有十二名反对驱逐比尔曼的抗议者被囚于监狱，然而据报并未对他们加以任何控罪。这些镇压似乎未能阻止反抗的散播。东德政府对比尔曼的意见在西德广泛传播一事感到愤怒，特别是经由电视传送给大部份人民。但官僚唯一可做的，似乎是对西德政府进行报复。因此，他们在东柏林设立警卫制止人民申请签证。但在翌日，这个措施便被取消，纽约时报推测是因为苏联的反对。克宫自己亦表现出同样的摇摆的政策。苏联官僚希望，解除他们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会帮助西欧共党脱离冷战时期的阴影，争取足够影响力去强迫资本家接受长期的和平共存。镇压或威迫性的行动是将选民驱离共党的最肯定方法。其次，克宫面对着全世界工人群众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难题。它为侵略捷克付出了极大代价。它强迫西方共党保卫这次行动的企图大体上是失败了。而这失败方便了西欧共党避开莫斯科其它更使他们窘迫的政策。苏联监狱内的绝食抗议我们很难衡量苏联境内对官僚独裁的反抗究竟有多少，但有迹象显示出一个上升的反抗浪潮。一名最近被释的异议份子雷巴斯基报导，在苦工营和监狱内，一个反抗运动已进行了约有两年，他说，囚犯们每年十月卅日举行绝食抗议，作为非正式的“政治犯日”，又采取了共同行动对抗监狱情况。当布可夫斯基十二月获释并逐出苏联时，他说在维拉迪姆监狱正进行绝食抗议，并要求国际间支持绝食者。在以往，监狱内上升的反抗显示了总危机的形成。例如，一九五三年的罢工迫使斯大林继承者“减弱斯大林主义”。当全世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者和进步舆论声言反对斯大林主义镇压时，他们能够迫使官僚层退却。这些抗议打击到官僚的主要政治辩护立场。斯大林主义巩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大部份的左派决定跟随本国资产阶级的反共产主义，或者是相信他们的责任在于替斯大林主义政权辩解。很清楚可以见到，官僚独裁危机急剧加深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而官僚们越加感觉得被危险地揭发出来。（涓滴译自，一九七七年一月卅一日“洲际通讯”） |
波兰：官僚的迫害和工人的反抗（作者：丁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9月28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官僚的迫害和工人的反抗作者：丁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9月28日为了要阻止六月底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见八月廿五日“十月评论”）的影响发展下去，盖莱克的官僚政权对十三名参加六月廿五日的工人，判以极之严重的监禁。七月十九日在莱谭市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六名工人被指“积极地参加了示威”，而被判四年至十年的监禁。次日，华沙地方法院宣布了七名华沙近郊乌尔苏斯拖拉机厂的工人三至五年的监禁。根据巴黎世界报七月二十日报导：“后来还有其它的审讯，官方‘波兰通讯社’PAP已经宣布厂有七名被告（在华沙受审）——与其他人一起——的司法程序正在进行着”；针对十九人的一次审讯是很显然会有的，并且有十二名来自乌尔苏斯工厂的工人听说已被捕”。官僚们企图掩饰这些审讯的诬告性质，阻止任何外国通讯员进入法庭。在首都华沙的审讯，甚至连家属和朋友也不准旁听，差不多有五十人被拒于法庭门外。而法国托派刊物“红色日报”七月廿一日说，官僚对工人的压迫还不只是乌尔苏斯十九名留待被判刑的工人。它说：“示威之后，有几百个工人被传往问话……目击者见到几十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华沙，然后以警察用直升机在示威时所摄的照片认人。”但是，波兰工人并没有被官僚的迫害和判刑所吓倒。面对越来越困难的生活、高涨的物价、粮食的短缺，对照于党和政府官僚的特权享受，波兰工人选择的道路，是继续去保卫自身的权利。英国一份左派刊物“战士报”在波兰的通讯员于八月廿七日报导：“上周六千名波兰船坞工人罢工，阻止政府出口数千吨的甜菜；当前波兰工人阶级的家庭主妇到处都买不到够用的食糖。这种对政府的公然反抗，换来军队立即封闭船坞，以及完全的新闻封锁。“这刚在暴动冲击了政府、迫使它放弃或者减低增加物价的计划之后两个月。现在，一个可怕的黑市已产生出来，而波兰工人的忿怒是与日俱增了。“更加可悲的是，波兰是东欧第一个在战后实行粮食配给的国家。食糖现已被限制，在城市每人两公斤。但在四月至六月输往苏联的甜菜仍达十三万三千吨。政府官僚地企图以做成商店中食物的短缺来抬起不合理的价格。而工人必然作选择——付出更高的价格，或甚至是什么也没有买。“现在，工人已经对这些表示了他们的感受。西西顺和格丁斯基（都是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和今年六月战斗的区域）的工人在罢工。船坞现在布满了军队；虽然有些已被调离码头一带，但却被发现与工人公开讨论。统治官僚份子的软弱和孤立，以及工人阶级对自身力量的信心，现已反映到一些下层兵士中去。正如格丁斯基一名年轻兵士说：‘六个月后我就会再成为平民了，而可能我会在船坞工作。假如我射杀任何人，那人就会是派我来这里的军官。’”官僚企图以新闻封锁来“吹淡”这些战斗性，但是波兰工人多年来反对官僚特权的斗争传统，和他们对官僚的极不信任，使到他们明白到将讯息迅速传递的重要性。例如西尼西亚的盐矿工人已经热烈地掌握了海港的工人同志的范例，现在正谈论到罢工的计划。其中一名领袖说：“一个困难的冬天正在来临，我们已经明白到自己的力量，明白到他们的弱点，我想他们现在也明白到了。”波兰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囚禁了工人中最战斗的份子，但他们却没有能力去打败整个工人阶级。刚相反，他们正面对着一个已经尝试过自己力量的战斗工人阶级了。古伦：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我向你们要求帮助波兰的工人，他们的状况受到报刊、电台和电视所隐瞒，被警察驱打、被投入监狱、被法庭控告颠覆，并且被判长期监禁。在城市和各区里面，对付示威者的庞大压迫正在进行着。……“只有一次对所有参与六月示威的人的全面特赦，才能终止反对工人的恐怖运动。在那些真正地独立的国家里，必须承担起争取这次特赦的斗争。我知道你们的声音在西欧国家，以及对波兰当局都具有份量……不要在这种事情面前保持漠不关心！”上面这段呼吁，是波兰异议份子积茜·古伦（JacekKuron）写给意大利共产党的信的一部份。这封信，使意共十分之尴尬，它口头上接受工人阶级民主、反对它的东欧伙伴压迫异议者的行动。意共在七月二十日在其新闻处一方面不直接承认接到古伦的信，另一方面，却发出了一份声明，劝告盖莱克政权要“以温和及宽厚”对待那些示威者。可是，不久，今年已经四十岁的古伦，却突然被征召入伍，派至波兰边境服役。这就是波共官僚对异议者的一贯手法的最新例子。 |
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作者：丁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8月25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工人反加价斗争的背后作者：丁杰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6年8月25日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于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向国会作了一个增加物价的报告之后，不到十二小时，波兰各大城市的工人就以罢工、示威和暴动，给与以盖莱克为首的波兰官僚统治阶层重大的打击，迫使它在宣布加价不到廿四小时之内，又将这个计划取消。雅罗谢维奇的报告中透露，官僚层计划在六月廿八日起提高各种主要粮食的价格，食糖加价百份之一百、肉类百份之六十、鱼类百份之六十九、牛油和奶酪百份之五十、家禽和蔬菜百份之三十。工人的反应极之迅速而激烈，反映了波兰国内潜伏着的社会不满。在华沙近郊的乌尔苏斯，约五千名拖拉机厂工人截断了通往首都的火车路轨，躺在车轨上。在华沙南面六十哩的莱谭，皮革厂和肥料厂的工人抛下工作上街示威。根据报导，这个市镇的粮食店和酒类商店被搜一空，三层高的共产党总部被焚。在柯尔西斯丁、西西顺的船坞工人都进行静坐罢工。乌尔苏斯一名工人说：“今天整个波兰都在罢工”。另一名被路透社记者问及是否“准备与当局讨论当前局势”时，他回答道：“我们无需要讨论，当物价回复原价我们就会回去。”这样的坚决的情绪，迫使官僚层迅速退却。雅罗谢维奇在六月廿五日走上电视，一方面对工人的罢工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却宣布工人对此“有很多建议，值得密切分析，而这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去重新检讨这件事情，并且作出适当的解决方法。”几天之后，官僚层以稍为强硬的语气，承认工人对加价的强烈的反对。根据法新社六月廿七日从华沙的报导说：“国家电台和电视台长斯齐齐潘斯基昨晚在广播中对这场暴动发出官方评论，透露了廿五日在莱谭市的皮革厂曾发生暴动……他在广播中抨击“在乌尔苏斯和莱谭发生的无政府主义行动”。他并且说：“捣乱份子和流氓的行为，在很多的集会上受到严重谴责。”莱谭市长亦宣称：在抗议行列中“最活跃的是醉酒的流氓和歇斯底里的女人”。但这些官僚没有解释到，假如他们的评论是真的话，那为什么他们要急急宣布取消加价。其实盖莱克和雅罗谢维奇是有十足理由去作出取消加价的决定的。他们不会忘记六年前的一场类似的暴动，那时，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工人的罢工和暴动，迫使波共撤换了当时的总书记哥穆卡，而由盖莱克代替。一九七○年十二月暴动使到波兰官僚层五年来不敢再增加物价。而且，最近的暴动显示出十二月暴动的记忆和传统仍然深深地留在波兰工人阶级的生活里。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和撒伦车厂的工人在一九七○年都与波罗的海沿岸船坞工人共同战斗。这一次，波兰斯大林派聪敏地避免使用警察和暴力，为了避免工人群众反而进一步向他们的特权利益挑战。长期以来，官僚们都要求波兰工人作出牺牲。工人们的忿怒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知道党官们和工厂经理们能够从专门店买到最好的舶来品、香烟、酒、甚至乎化桩品，工人们对这种享受不单望门兴叹，而且还被要求作牺牲，要求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要让物价高涨，而让最低收入的工人受最大的打击。一名工人向一名美联社记者说道：“自从战争以来，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事情却没有好转。工人们并不是低能儿。我们知道我们每年都造出船只。但不单没有看到我们的工资增加，他们却告诉我们去勒紧裤带。”他的说话是有代表性的。在苏联，离异份子运动通常是以文艺和知识分子要求学术思想自由的形式来出现，但在波兰的暴动，却提出了要求消灭官僚特权。官僚与工人阶级的冲突之将会再出现，是无可避免的。官僚主义的本质，必然会防止人民群众能有权利去民主地控制社会上、经济上和生产上的一切决策，而这种无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却是工人国家底计划经济所必要的。官僚寻求解决因官僚控制、扼杀工农民主和创意而做成的社会矛盾的方法，用所谓“科技改良”，提高社会上较有特权的层份（下层党干部、工厂经理）的利益。因而，波兰政府每年以五亿元来补助粮食价格，并且就像资产阶级政府藉此来申辩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一样，宣称“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不会怀疑，长期地以高价买入以低价卖出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虚伪的论点。以工人生产出来的财富的一部份来补助他们的生活，不单是可能，而且是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为什么一个建立了国有化财产制和计划经济二十多年的国家中，仍然不能够有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满足群众的需要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共毛派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论点。七月三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波兰工人阶级的有力回击”的文章道：“最近，波兰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掀起的革命风暴迅猛地席卷波兰全国，打击了苏修，震动了东欧，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波兰人民的正义斗争。“……这一次生动表现了光荣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阶级不屈服于修正主义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了波兰工人阶级敢于高举革命造反旗帜的强大战斗力。“……长期以来，苏修从其争霸世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出发，为了霸住东欧，觊觎西欧，对波兰在政治上加紧控制，在军事上加强占领，在经济上加强掠夺，给波兰带来了难以言状的灾难。“……可以坚信，波兰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摆脱苏修控制、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日子，是一定会到来的。”同时，香港的文汇报，转载了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题为“波兰修正主义者走投无路”的文章，将毛派的立场更清楚地表明了：“实际上，在这些的确很滑稽的[取消加价]举动背后隐藏着波兰经济的灾难性景况，隐藏着波兰修正主义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的真相，隐藏着波兰资本主义复辟后果的真相。“……资本主义复辟、经济破产、危机、失业、通货膨胀的毁灭性后果，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也使波兰劳动群众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波修头目最近作出涨价的决定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而是一切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可避免的现象……”毛派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已在波兰复辟，并且是做成当前“不可避免的”危机的根源；另一方面，将危机的根源归结在苏联对波兰“经济掠夺”之上。这些论点归根到底是错误的，企图掩盖着真正的理由。说“资本主义经济”做成了波兰的经济困难，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当前的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古典”而根本的矛盾——生产力过剩；从而做成一个明显地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的结果——惊人的失业率。然而，波兰的经济目前所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工人国家——包括中共——所共同面对的困难）却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生产力的落后和不足。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工人国家内的官僚们，有些利用行政手段动员大量群众投入生产的方法（因此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很低）；另一些则利用所谓“科技改良”，物质刺激等等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工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经济问题，事实上正是中共官僚目前派系斗争的基本内容。官僚层一天拒绝给以人民群众以民主权利去决定国家的经济，就没有可能真正争取到他们的真正合作来实行这些政策。不单如此，工人们还会以旷工、怠工等等方式来发泄他们的不满和隔离。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路透社从华沙发出的电讯指出：“在它对旷工和怠工的战争中，波兰对于没有理由而请病假和离开工作岗位的国家工人采取了新的惩罚规则。”官僚层面对的一个矛盾就是：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国家经济和计划生产；给与工农以民主则会扫除官僚自身的存在。这种矛盾解释了全世界的斯大林主义政权一时采取改良的政策，一时又转而采取压迫的方法。并且由于官僚寄生的计划经济上的矛盾冲突，导致了官僚统治固有而恒常的不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官僚的派系斗争）。因为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里资本家的角色不同，国有化财产并不需要官僚层来在经济上扮演一个角色，官僚阶层只是一个寄生体。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虽则在基本根源上与波兰（及其它东欧工人国家）的危机不同，却对它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压力。差不多过半的波兰贸易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为对象的。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使到波兰入口货的付款在过去两年内多付了一亿四千万元，而一九七四——七五年的经济衰退，使到波兰对资本主义的贸易，平白丧失了一亿元。所有工人国家都面对类似的问题。苏联以高价购入大量的谷物。各国工人国家（包括中共）亦以通货膨胀做成的高价向帝国主义国家购入机器和科技产品。六月廿九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报导：“在捷克，一个被称为‘重整’批发价的计划已在今年一月提出，现在正希望在一九七七年初实施；“在匈牙利，政府已在‘原则上’决定了在星期日开始实施肉类价提高百份之三十五。“在维也纳，上星期报纸报导在苏联的粮食配给。”工人国家所面对的经济困难，更明显地暴露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论”（中共的“自力更生”）的错误。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共产国际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斯大林首次提出了一国之内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受到了托洛次基的尖锐批评。他一方面指出，斯大林主义官僚之追随这条路线，符合于官僚层狭窄的、寻求安定的利益，必会导引出一条自觉的反革命外交路线，放弃了国际主义世界革命的前景，将全世界的共产党（当时仍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变成苏联官僚的工具。这条路线发展至今，已做成共产国际的瓦解，使到各个取得政权后的工人国家、各个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互相为了自身狭窄的利益而冲突，而且各工人国家还在“集体安全”、“和平共存”、“缓和”等等名目之下，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托洛次基还指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是一个反动的空想。就算工人国家能够避开帝国主义的进攻，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建立起来的——它只能够在一个国际的平面上建立。马克思主义一直以来就指出，资本主义底基本矛盾之一，就是生产力受到民族国家疆界的束缚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越过了民族国家的疆界，在世界平面上建立起合作互助的社会，才能加以克服。但是各国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基于各自的利益，根本就不能在各个工人国家间（尤其在苏联，中共和东欧）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经济计划。他们并不曾严肃地尝试去建立一种国际性的分工以超越民族疆界加诸于生产力的桎梏。反而，它们互相争夺，较大较强的则欺压小的。苏联对东欧国家近年将原油输出价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而提高，就是“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内容之一。官僚层对工农民主权利的剥夺，以及它企图放弃国际主义的“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空想，其实才是波兰经济危机的根源。但中共官僚层却利用它来鼓动起波兰的反苏民族主义情绪，和指称是由于波兰追随苏联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所做成的后果。因为中共官僚害怕和明白到，波兰官僚层所面对的困难也正是他们自己所面对的困难（只不过还没有那般表面化吧了）；而根源亦是相同的。中共官僚将事实扭曲，东欧和苏联的官僚则索性将整体事情隐瞒起来。六月廿七日纽约时报报导称：“相信东德的领袖们深深地关心这件事情，免得波兰的不满会透过边界。”华盛顿邮报驻南斯拉夫通讯员杜达六月廿六日从布拉格报导称：“本周波兰的动乱，受到东欧新闻媒介完全沉默的待遇。甚至在不结盟的南斯拉夫，报纸也只报导加价取消的决定。“一名南斯拉夫编辑被要求解释他的报纸忽略了波兰的动乱，机敏地回答道：‘这会给人民带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也是中共官僚所惧怕的。它故此刻意扭曲事实。但波兰工人六月廿五日的行动，就和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群众的行动一样，将不可免地“会带给人民一些新的想法。”注：波兰总理雅罗谢维奇——即雅鲁泽尔斯基。 |
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作者：东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5年10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波兰的革命和反革命波兰政府企图破坏工人组织作者：东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5年10月在所有斯大林主义者统治下的工人国家，工会根本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更谈不上替工人争取较佳的工资，及较好的工作环境。他们视工会为执行国家政令的一个附属机关，是纯粹履行生产任务，拼命加强工人劳动的一个工具。为了达致将工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气的组织，斯大林主义者一方面通过党、团组织，全盘把持工会领导，控制工会所有的行政，事无大小，均一于包办，工人群众根本无置喙之余地。另一方面，斯大林主义者别有用心地地选拔一些唯命是从的份子，美其名为工人劳动模范，给予他们各种政治上的特权，优厚的经济利益。例如慷慨地配给他们极之舒适的房屋居住，无须轮候就可以获配各种精美的日用品，按时送去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渡假，总之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尽力扶植一批工会官僚贵族，藉此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让他们互相猜忌，互相仇视，转移统治者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因而可以确保其统治世世相传。波兰工人阶级同官僚层发生了无数次冲突之后，它们从经验中认识到，要保障自己的权益，不受到侵犯，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除了敢于起来斗争之外，还要设法摆脱工会的把持，另行创立一个能够广泛代表工人意见的组织。因此，在一九五六年波兹南工人与官僚层斗争时，它们就在工会之外成立了一个工人代表大会，以普选形式产生自己的代表，组成一个独立的代表团，把工人的意见直接带到华沙的官僚当局。波兹南工人这一勇敢的行动，迅速感染波兰各地的工人，他们群起效尤，亦相继成立各式各样的工人代表大会，他们希望通过这一个“人民民主”的行动，能够恢复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面目，从而初步建立无产阶级民主的模式，使工人阶级有机会插足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等事务的活动。当时，波兰政府在声势浩大的工人压力之下，不得不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正式通过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代表大会的地位。波兰政府这一让步政策，并不是表示要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决心，相反，这只不过是它们一项缓兵之计，一俟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逐渐冷下来时，它们就以偷天换日的手法，逐步进行瓦解及瘫痪这些出自工人阶级自创的组织。在一九五八年期间，波兰官僚当局藉着发展及扩充工人代表大会的名义，软硬兼施地强迫工人成立一个所谓“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通令全国各地的工厂贯彻执行。这个委员会规定由三方面的人所组成，第一个三份之一成员从“工人代表大会”选任：第二个三份一成员由工厂共党党委会委员填充；余下的三份之一代表额配给工厂的工会代表、青年组织的代表、工程师及技术员等。即使以这个官方钦定的工人组织，其法定职权也是非常有限的。它只能对工厂的行政及工人工作环境进行咨询及调查，至于对工人工资结构及工厂厂务的策划之制定，这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根本无过问权。而且波兰官方常常玩弄手法，把一大堆纯生产事务的工作及专门针对工人工作的苛刻条例，让这个“委员会”出面处理，以遂其嫁祸东吴，转移矛盾的目的。不过，波兰政府这种恶毒的用心，并不极之奏效，反而引起工人普遍的不满。在一九七○至七一年间，波罗的（Baltic）海港码头工人及其它城市的工人，先后爆发了多次罢工行动，工人他们一致提出有权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会组织的要求，而政府当局不得横加阻挠，不得从中破坏。并且还要求政府赋予工厂工人代表大会真正的权力，不要徒具虚名。波兰工人这种充满政治进取性的斗争，可以在其一九七○年十二月间发表的一篇宣言中窥见一斑：“我们常常可以在工人群众面前，看到一小撮趾高气扬的所谓‘专家’，及一些自命为社会团体的官方代表，这种现象亦同时存在于那个‘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身上。至于工人介入这个‘委员会’工作，根本受到排挤。例如，一个由二十五位委员组成的‘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虽然美其名为有权调查工厂业务的一个工人组织，竟然只得一位是工人委员，难道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工人委员知多少？——一个！我们在如此严肃的问题上，当然没有冷嘲热讽之必要，不过这个既然称得上‘专家’的工人组织，而且又在‘工人代表大会’这件外衣掩饰之下，应当可以在工厂行政事务及处理日常工作的问题上，担当一份重要的角色。实质上它应该名符其实地行使职权。但是我们所见的都是有悖情理的现象。例如一个本身是一所工厂行政部门的主管，同时又是‘工厂工人自治委员会’成员之一，却要他去调查其日常所负责的工厂行政，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我们再深入地想一想，由工厂行政当局的成员，或者一个部门主管，负责向这个委员会提供资料，毫无疑问会弊病丛生。因此，这种工人自治根本是徒具虚名的。”波兰工人这种反官僚、争民主的气慨，得到施坦尼克及施达尼亚两地的船坞工人响应。他们亦分别拟就同样性质的声明，除了表达支持“宣言”的议论外，更以实际行动寻求与官方进行直接的对话。因此，波兰工人称这个时期的斗争，为“无产阶级日趋成熟的政治觉悟与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斗争”。波兰政治周刊“普列达卡”在一九七一年曾经作过这广泛的调查，透露百分之九十接受访查的工人，都清楚明白表示那些为官方钦定的工人代表，不但不能表达工人的愿望，相反却成为官方欺骗工人的帮凶。以哲力克（Gierek——即盖莱克）为首的波共集团，站在维护官僚层的特权利益出发，当然不会赋予工人阶级组织以任何的实权，反而在所谓保障“社会风纪及厂劳工纪律”的借口下，悍然于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实施一套反工人的法例，赋予政府当局削减工人年终奖金之权，并且还在第七条欵上规定，任何工人擅自停止工作，则以相等于盗窃及酗酒罪名定罪。无论如何，具有丰富斗争传统的波兰工人不会任由宰割，他们一定会在更新、更大的基础上，为自己的阶级组织争取更大的行政权力的。 |
马可斯的帽子戏法（十月评论总第51期1981年3月出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菲律宾革命（1980年代）
马可斯的帽子戏法
涓滴辑译（国际近事评述）
十月评论第8卷第3期（总第51期）1981年3月出版
感谢姜晴信录入
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在一月十七日宣布结束持续了八年的军事管制法。但在十五日，二百名反对派人士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揭露此举乃系一假局，只是在纸上解除戒严令，要求「摧毁马可斯独裁」。
在过去八年零四个月的军法统治下，马可斯颁布了超过一千道政令，它们全都完全保留下来。「联合民主反对派」说：「什么都保持不变，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平议会、独立立法局或法治。」
将会被取缔的，只有军事法令中最引起反感的两个象征：军事法庭将由民事法庭取代，而军队拘留中心将被解散。
可是，马可斯另一方面却授权军队拘留可疑的「颠覆份子」和镇压抗议者，即使戒严令名义上已不存在。同时，政治犯可以不经民事法庭过问而继续被囚。
此外，人身保护令暂时仍被取销；主要工业的罢工仍被禁；军队在棉兰老岛仍有权逮捕该岛人民，因该岛的回教徒一直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马可斯并保留必要时颁布其它紧急法令的权力。
作为象征性表态，马可斯政权释放了三百四十一名政治犯，但全国各军事拘留营内囚有超过一千七百名政治犯。
反对马可斯独裁的团体，宣称它们会进行「试探马可斯的诚意」的计划，即会尝试履行宪法赋予它们的权利，包括集会、示威和办日报。在军法统治下，示威是非法的，而只有亲政府的报纸能够出版。
「联合民主反对派」提出的要求，包括立即恢复人身保护令、释放所有政治犯、取销新闻检查制度，工人有权组织起来和罢工。该联盟更表示反对美国在菲的两大军事基地，指责基地被用作「支撑马可斯的独裁政权」。
军事戒严令被官方取销的背景，是人民对马可斯政权日增的反对。在过去的一年发生了不少学生抗议示威和罢工及其它劳工行动浪潮。戒严令实施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业行动，是六千五百名班吉公司的金矿矿工的罢工，他们是在多个月来的谈判破裂后，才在一月五日开始罢工的。
金矿矿工每日工资只等于港币八元半，他们要求八〇年增加53%工资，八一和八二年增幅则较少。罢工者第二天便被命令返回工作岗位。
一份世界银行独立顾问写的机密备忘录被泄露出来，它警告说：「马可斯总统的权威日益被侵蚀，他的地位日益不稳。」
在这形势下，美国助理国务卿何拔在去年十二月底，被派到马尼拉与马可斯面谈。在一月三日何拔又与菲律宾的主要反对派领袖雅景陆参议员会谈，后者在菲被囚七年后，现在居于美国。何拔想说服雅景陆接受马可斯的解除戒严令。以及公开谴责被指进行最近一系列炸弹事件的反对派势力。
菲律宾国内的反对派遣责美国政府对马可斯的支持。在一月二十日，一群学生在马尼拉美国大使馆前示威，抗议华盛顿与马可斯独裁政权同谋，以及结束戒严令的假局，示威者其后遭警察迅速驱散。 |
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id）：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训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相关链接：《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教训丹尼尔·本赛德（DanielBensaid）【20世纪经由俄国革命而设定和模塑。若要为我们的未来保存革命远景，就必须把俄国革命从遗忘和历史窜改中挽救出来。现在正值俄国革命80周年，我们所生活的制度预先包装的意识形态，即利用这80周年来散播它们的俄国革命版本。本赛德应我们之邀，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三大神话，逐一回驳。】一）俄国革命不是一次革命，而只是个密谋，是布尔什维克强行的政变。布尔什维克对社会组织的极权思想，只是对新的菁英有利，而不是人民。革命而不是政变俄国革命不是阴谋的结果，而却是专权和保守的沙皇政权积聚的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大爆发。当时俄国是个封闭的社会，是“综合及不平衡发展”的最佳例子。她既是王朝帝国的中心，同时又依赖着帝国主义诸势力及其资本。俄国当时的工业，处在世界最集中和最发达之列，然而在农村却仍然有着封建的特性。远在俄国革命发生前不足50年，才刚废除了农奴制。俄国是个强国，但却依赖西方的技术和贷款。改革的尝试，迅速被保守的寡头统治集团、顽劣的沙皇，及资产阶级因恐惧新生的工人阶级而表现的犹豫不定所堵截了。俄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第三阶层”来推行。俄国与法国大革命前期不同；在俄国革命前期，这支革命力量中最有生气勃勃的是规模仍然细小的现代无产阶级。正因此，“神圣俄罗斯母亲”才会被认为是帝国主义链带中“最弱的一环”。第一次世界大战燃动了这个火药库。从1917年2月到10月的革命进程，清晰地显示了这不是少数职业煽动家的阴谋，而却是一次规模庞大的政治经验几经过滤消化的结果。是意识的质变。力量对比以惊人的速度迭变。托洛茨基在其权威性的著作《俄国革命史》中，对这个激进化过程作出了巨细无遗的分析。在1917年6月召开的苏维埃大会，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只占13%。但经过七月事变和科尔尼洛夫企图政变后，对列宁的党的支持迅速增加。到了10月，布尔什维克派在苏维埃大会上的代表人数，跃升到45—60%。起义是长达一年的斗争的结果，在参与起义的庶民群众的精神，经常位在政治党派的左边。这些政党当中，也包括布尔什维克派——这个党就起义时机是否适当的问题，分裂成为两派。这种成熟性，解释了十月起义比较近年的同类事件，为甚么会是较少暴力。在俄国革命中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指为受害人的，主要是在1918年爆发的内战中死亡的人。英国和法国用军队和物资支持反动力量。每个革命反映着来自下层的对变革的渴求，符合了人民的最深愿望，而不是由几个菁英执行的密谋。1917年十月革命，是这种革命。在新政权革命第一年通过的法律，为社会、财产和权力关系的激烈变革作出证明。约翰·里德在《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显示，变化之速超过期望，有时甚至超出渴求。像所有正宗革命，日常生活发生变化。在敖德萨，学生向教师强行推出新的课程大纲。在彼得格勒，工人规定雇主有责任学习“以工人为本的权利制”。在一些学校，最年幼的学生要求拳击课程，俾能保护自己，免受较年长的同学欺负，和有较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罕有人哀悼末代沙皇及其专制政权的消失。在物资短缺和文化落后的状况下，革命初期的热忱在整个20年代仍然持续，这可以从俄国生活方式的变革中窥见一斑：教育和教学改革、家庭新法例、乌托邦式的城市计划、平面设计创新、电影创新。革命热忱的存在，说明了战争时期的痛苦变革，混合着革命的希望和官僚压迫的冲突而致的含糊、矛盾的属性。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经历过这种变革。在官僚的鞭子下，城市人口迅速壮大，从1926年的18%升至1939年的33%。3千万名农民从农村转入城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城市人口增加了44%，相当于从1897年—1926年的增长率。受薪工人从1千万增加至2千万。城镇这种规模庞大的“农村化”，要求有广泛的识字文化班和基本的教育计划，但同时亦要用军事化的方式强行劳工纪律。随着这种庞大变革而来的，是民族主义复苏、新的野心和日趋普遍的遵命于官僚的现象。莫舒·利文的《苏联的形成》写道，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期里，俄国实际上是个“无阶级的社会”，各个阶级仍未成形，或已是融和一体。二）俄国革命走向极权的发展及后来的结果，早已“编写”在原来的意念或革命的“热情”中官僚当权是一场反革命有些人把斯大林主义堕落解释为人类劣根性的结果，说我们对权力的无可控制的欲念，有着千变万化的方式，甚至能伪装成为了追求人类的幸福而“不能自己”。斯大林主义诚然反映到任何现代社会都有的官僚化的一般倾向。这种倾向，是由社会把劳动分割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及由此派生的“权力的专业性危险”滋养出来的。但我们也同样需要审视具体的局势，以认出“斯大林主义现象”的根由和支持力。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官僚化，其速度之迅速和深入，是可怕的破坏、短缺、文化落后及民主传统阙如下的产品。革命从一开始就兼有广阔和狭窄的社会基础。广阔是由于革命建基在构成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联盟上；而狭窄，系由于细小的工人阶级迅速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大批杀死。在1917年透过激进的苏维埃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兵士，主要是从农民征兵，他们是被号召和平和停战的口号动员起来的。不出多久，是上层强行其意志于运动的基层，而非相反。从此导致来了替代的趋势：党替代人民；官僚替代党；得当的人替代集体领导。由前沙皇秩序下的公仆，和新政权迅速培训出来的代表组合而成的新官僚层，令到这种替代主义更易完成。在党本身，十月革命时的数千名布尔什维克老将，被数以万计涌入党的新党员压倒了；而在这些新党员中，当然又有着野心家和前政权下的易形分子。列宁在他的《遗嘱》内，对这种可悲的状况也表示出不安。革命是广大群众和俄罗斯帝国下的多个民族的事，但列宁可做而能够影响到将来的，只是在好几个领袖之间权衡正反轻重而已。似乎所有事都取决于他们。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权力增长，社会因素和历史情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尽管是这样，也不意味到思想和理论在其中就没有重要性。从夺取政权以来，在国家消亡和人民内部矛盾消失的名义下，国家、党和阶级三者混淆不分，遂有利于社会走向中央集权化，而不是国家功能走向社会分化。学习民主需要一段时候、时间和精力，和经济改革的节奏并不相同。“较容易”的方法是把民众的权力机关隶属到一个开明的导师和党之下，并由党作出委任来代替民主选举官员、民主控制和撤换官员的原则。这种过程，早在1918年便已开始。这个逻辑，以镇压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和用权力压倒权利而达到顶点。上层弄权不是导致滑落的唯一原因；有些时候，这也是来自下层要求的结果。下层在经过战争、内战、物资短缺和疲竭后，渴望秩序和安静。而民主争议、政治鼓动和不绝的追究责任，看来只是撩起纠纷，而没有解决到问题。据马克·费洛的说法，革命伊始具有两种极权要素：“在基层的民主——极权，和在上层的中央极权。到了1939年，只有一种余下。”而在费洛看来，随着地方和工厂委员会的没落或受到操纵，从1919年开始，实际上已是尘埃落定。至于哲学家菲利普·拉古——拉巴尔特，则称布尔什维主义“从1920—21年开始，是反革命”。换言之，是早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前。这是个中心问题。显然地，我们的回应，不是机械地拿光荣的20年代和黑暗的30年代对立，用“列宁时代的列宁主义”来和斯大林时代的列宁主义对立来作回应，仿佛在斯大林巩固权力之前，苏联全无不是。在革命后，自然是几乎立即开始了官僚化的过程；秘密警察“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自然在列宁时代已有，自有着其“警察”的动力；不错是有政治犯，索洛夫斯基监狱岛从内战结束后开始运作；而且，当时自然并没有真正的政党多元化；言论自由有限；在1921年第十次党大会后，甚至党内民主也受到禁制。所有都是事实。但这并不“证明”列宁主义导致斯大林主义恐怖。俄国的官僚反革命事件不是一宗简单的事件，能够给上一个日期。这是连串选择、冲突和事件的结果。我们在后来对这些事件作出准确的分析，并不是由于要给定一个“发生的日期”的欲望所促发，而却是有另一种关注，即是要对本来有可能导向另一种未来的政治任务和策略的可能选择，作出鉴定。20年代初期和恐怖的30年代的俄国，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不仅是强烈的对比而已，并且更是不可复归的间断。早在斯大林登上权力之先，权力主义倾向已经开始发展，这我们不会否认。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在十分真实的“主要敌人”，即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纠缠下，忽略和低估了“次要敌人”官僚层的危害性。到了最后，是这个“次要敌人”把他们推到一旁，最后更把他们消耗殆尽。在当时，这种方案是难以想象的。不存有这种历史先例。只是过了相当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出错的地方，给以诠释和得出后果。所以，虽然列宁明白喀琅施塔得危机的重大意义，并且发起一次深入的政治方向重整，到了最后期得多，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一书内，根据无产阶级的多样性（包括在夺取政权之后，也一样带有多样性），才建立起政治多元化的原则。大部分对苏联和布党所作的重要研究，大多都明确地揭示出，在断裂和延续性的狭窄辩证法之内，1930年代是个中心时刻。断裂多，而延续性少。死于饥荒、给驱逐出境、大审判和受清算的人，以上千万人计。必须动用到暴力，以把制度送上1934年的“胜利者大会”。这一项事实本身，便显示出革命的遗产必须多么的强有力，而要制服它是多么的困难。那是一场反革命。所采用的压迫措施，远较内战全盛时期推行的令人忧虑的极权措施，来得更大规模得多，更显著和更痛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能感受到这场反革命。在经济政策上，所意味的是强迫集体化和大幅扩大古拉格岛的劳改营经济。外交政策上，意味到阻碍中国、德国和西班牙的革命动力。文化政策上，日常生活上，也有可怕的冲击（托洛茨基称之为“家庭中的热月反动”）三）革命“尚未成熟”，所以注定要失败。布尔什维克派拒绝不存有超越资本主义而发展的“客观条件”。历史不是按部就班地发展自苏联倒台以后，有愈来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系国家）受到以下这种见解吸引，即认为俄国革命来得过早，所以从一开始便注定失败。在当时，孟什维克派和考茨基，诚然也有这种指称。考茨基在1921年写道：“布尔什维克要是拥有孟什维克派的自我克制在可行性之内的识辨力”，便可以得免血、泪和废墟：“自我克制是区别谁是把舵能手的所在”。这相当说明了考茨基其人。他发起论战，反对先锋党的想法，却又想象那么一个把舵能手的党，进行教育、解释，并且把历史的步伐和节奏限定在党设定的界限之内，就仿佛斗争和革命没有本身的逻辑。凡是斗争出现，便设法“自我克制”，不啻是和既有秩序同盟的一线之差而已。“自我克制”便不再是向党的目的而发，而是限制群众的热诚。回头来看，下令暗杀罗莎·卢森堡和镇压巴伐利亚工人苏维埃的两名社会民主党人埃伯特和诺斯，才是真实的“自我克制”的“把舵能手”。这种论调把历史想象为一系列按部就班、可以预估、顺序发生的事件，散发着一种历史决定论的气味——马克思主义者由于认为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建筑，而例常被指责为历史决定论。这论调又罔顾历史和宿命二者的分野。真实的历史，充满着隐示出各种可能未来的各类事件；这些事件，有些清晰些，较有可能发生。那些做出俄国革命的人，并不把俄国革命看成单纯的冒险，而却是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第一部分。德国革命和西班牙内战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注定要失败。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或中国革命，也非注定如此。说俄国革命是不成熟的，就仿如在历史法庭作出审判。尝试理解冲突和各种对立的政治力量的内在逻辑，会是有用得多。失败不是错误或错失的证明，正如成功并非正义事业的明证。不存有最后的裁判。在那些动荡的岁月里（新经济政策、强迫集体化、西班牙内战、德国纳粹胜利），都具备其他可能性。理解这点，便能令过去成为可以理解的，并且能有助我们取得教训，为了未来。（史丹译自《国际观点》1997年11月号）载于《十月评论》1998年第一期，十月革命八十周年纪念特辑 |
悼念格莱斯（李福仁）（罗维尔，1988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悼念格莱斯（李福仁）罗维尔FrankLovell十月评论第15卷第3期（总第135期）1988年5月出版格莱斯FrankGlass是有名的记者，也是积极投身国际马克思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今年3月21日，他在洛杉矶病逝，终年87岁。格莱斯在英国出生，10岁时随同父母到南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很早便发展。这使他对南非白人社会加诸黑人身上的不平等深表愤慨。在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消灭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提供了合理的解决方法，并矢言消灭帝国主义。而格当时只是一名青年学生，但却积极支持共产国际，并为1921年南非共产党成立时的创建人之一。当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背叛了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在1928年推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时，格却忠于他加入革命工运动时的信念，反对斯大林主义，加入了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1930年，他到中国担任记者职务，与美国记者伊罗生合作，协助中国的托派运动发展。两人以文字推动中国的解放，伊罗生写了《中国革命的悲剧》，格莱斯用笔名李福仁发表文章，成为中国问题的资深分析家。当时上海托派运动一名领导人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记述他与李福仁在1935年的第一次会面经过：“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你来上海，是否代表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他听了很愕然，并郑重向我声明，他只因职业关系来到中国，因为是托派一份子，当然要找组织参加，他从不会向谁说过他是什么国际代表，希望我能替他向独秀解释。我所以如此发问，因为我听说，刘仁静等一向就将他说成了“国际代表”，抬在肩上，在中国同志中招摇撞骗，他得知了有人曾把他故意说成这种地位，非常气愤。然后我们自由地交换了关于国际国内反对派的意见，我终于发现，这是一位很忠厚老实的同志，绝非官僚，亦非冒险之徒。他只是一心要想参加工作，希望趁他在华之机，能给组织以多少帮助。”所以深入认识格莱斯的人，都认为他是忠厚的人，包括托洛茨基和加农也这样认为。1937年8月，李福仁在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会面，讨论国际左派反对中国支部面对的纲领性和原则性问题。其间，李福仁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托派组织如有机会时，应否在一些尚未有抗日组织的地区主动成立抗日组织。（见《托洛茨基论中国》，觅路社出版549—566页）李福仁其后返回上海，直至日本在1941年在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前几天才返回美国。格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在纽约任职记者，并以别名格莱弗斯（FRANKGRAVES）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他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周报《战士报》的编辑成员，并间中用笔名梁约翰（JOHULIANG）写作。1944年1月，社工党的主要领袖因反战被捕入狱后，格莱弗斯成为《战士报》主编，并为党的理论刊物《第四国际》撰文。当他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时，仍使用李福仁这个笔名。二次大战后，格莱斯移居洛杉矶，与当地社工党支部的领导层和加农（他在1953年移居洛杉矶）密切合作。格莱弗斯从不寻求名位，但在加农和其他社工党领袖的坚持下，他参与了党的全国委员会，在1963年转为全国委员会的顾问。格莱斯不愧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们深切地悼念他。（诗风译自〈保卫马克思主义月刊〉88年5月号） |
法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潮转，十月评论总第121/122期1987年1/2月出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法国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
潮转十月评论第14卷第1-2期（总第121/122期）1987年1/2月出版
感谢姜晴信录入
希拉克政府刚败于学生运动，还未喘一口气，就面对一个工人罢工浪潮。
学生的斗争，便快鼓舞了工人斗争。尽营铁路工人并未能立即争取到工资和其它条件，但也取得了政府某些让步。
国营铁路公司豁下的火车司机首先号召罢工，他们反对1987年只加工资3%，因为自1981年以来。工资一直追不上通胀率，而当局提出要裁员、减少服务，更大弹性处理周日和假日的工作时间，和缩减奖金。当局更建议取消一贯实行的年资制度。改为基于表现的晋升制度。
非由工会发动的罢工行动，从12月18日开始，迅速蔓延至94个车站，但在最初4天，仍只限于23万铁路工人中的1万8千名火车司机。
这次罢工成为1968年以来最长的铁路罢工。历时3周以上。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斗争的胜利，令人们看到斗争有可能成功；二是罢工由基层工人发动和带领，而非由传统工会来领导（2个主要工会都是采取阶级合作路线，法国只有10-12%劳动人口加入了工会）。
工会在后期看到罢工会持续下去，所以才加以干预，但这时，各车站已成立了民主选举的罢工委员会，由罢工者每日召开全体大会来作出决定。这些民主的自我组织形式，某程度上是受到学生运动的自发组织方式影响的。罢工者全体大会领导罢工，决定是否继续斗争行动，并组织罢工纠察队。
12月22日至25日，巴黎地铁和巴士线的工会进行了一连串围绕工资和等级制要求的罢工行动。12月28日，火车司机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罢工协调会，各地方罢工委员会直接派代表参加，这是法国工人运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正式工会渠道控制之外的全国协调行动。
希拉克政府不想向工人低头。但声望却不断下降。政府长远来说本打算推行里根-撤切尔式的经济重组，即向工人阶级进行大进攻，使法国工业利润更高。更能吸引海外投资，例如，它的目标首先是教育部门，继而是其它公共部门，特别是铁路业。
法国的国有部门是西欧最大的。估计有450万雇员，支出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3成，铁路系统每年接受政府300亿法郎资助，在1986年亏损了34亿法郎。希拉克宣布1987年公共部门的工资加幅不得超出2%，并加称大力削减公共开支。
12月29日，运输部长迫于宣布取消按表现而非年资加薪的建议，并派遣一名调停者与工会开始谈判。
铁路工人仍继续罢工，并为了防止小部份工贼开工。他们开始占领月台和讯号站。并在路轨上静坐示威。罢工者与防暴警察发生了许多地方性冲突。
12月30日，巴黎地铁工人进行另一次罢工。巴黎近郊的铁路运输系统工人也加入。到了1月第一周完结时，铁路工人罢工有点松懈，有小部份但也颇显著的人复工。
1月7日，巴黎地铁和近郊铁路网工人继续罢工，电力工人也进行罢工，要求加薪，船坞和船厂工人也进行罢工，反对裁员。
1月8日，铁路当局宣布在晋升权利和福利上作出更多让步，以后几日有更多铁路工人复工。1月10-11日，3个小型右派电力工人和煤气工人工会签署复工协议，最大的工会（共党领导）谴责这是投降。1月12日，大部份工人复工，只有巴黎部份地铁工人坚持久一点。
罢工是局部失败了，尽管它打退了当局的一些进攻。1月12日，火车司机协调委员会发言人说：「全国工会缺乏组织一个大型联合行动的意志。」全国工会领导的错误领导、全国协调行动的局限，加上罢工的火车司机只占铁路工人的一小部份，都是失败的原因。
然而，这次铁路工人罢工的经验，却是吸收了学生斗争的组织经验，由基层工人自行组织罢工委员会，由全体大会作出决策。这个经验，为以后斗争中基层的动员和积极参与做了准备。 |
秘鲁左派的团结与「光明道路派」——秘鲁革命工人党领导人雨果·布兰科的访问记（来源：十月评论第11卷第5期（总第89期）1984年5月出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秘鲁左派的团结与「光明道路派」
——秘鲁革命工人党领导人雨果·布兰科的访问记兆立译来源：十月评论第11卷第5期（总第89期）1984年5月出版
〔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成为举世注目焦点的现阶段，秘鲁政局也出现动荡不安，左派政治势力抬头，比如「左派联盟」在83年11月市政选举中大获胜利，其候选人且夺得首都利马市市长之职。最近，又发生几十万工人的大罢工，显示工人阶级对现状的日增不满。以下的接受访问者，是该国著名的长期群众运动领袖，早在六十年代已领导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解放了广大农村地区；后来因缺乏城市工人阶级支援而终于失败。而他一直从事工农解放斗争，屡遭逮捕、监禁，却从未松懈过。他现时所领导的革命工人党，是第四国际的秘鲁支部。这篇访问记，是由一位美国社会主义者，于83年12月底访问秘鲁时所采得的。——编者〕
问：美国新闻界最近报导了好几篇关于「光明道路派」这个武装团体的报告，你可不可以谈谈这个团体的情况及它的行动？
答：这个团体的全名是秘鲁共产党——光明道路派（下称光明派），它的崛起的基本原因，是秘鲁山区的特别穷苦。
光明派的主要活动范围是AYACUCHO（阿耶库卓）、HUANCAVELICA（修安卡维力加）、及APURIMAC（阿普里麦克）三个省，这是秘鲁的最穷的区域，在其他区域如JUNIN（贾宁）省，及LIMA（利马）、CUZCO（柯慈谷）、ARE—QUIPA（阿雷奎巴）等城市，它也有零星的活动，但这些不是它的主要的活动区域。
那三个穷省的农民的极度穷苦，以及其他的左派没有及时地提出另一条道路，才给光明派提供了活动的基础，它的领导层主要是由知识分子、教师和学生所组成。
问：它的成员是些什么人呢？
答：它的成员是学生，亦有些农民。工人阶级份子到现在为止还是非常少。
他们所吸收到的工人大部份是失业者，因为失业者在秘鲁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其中许多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次无产阶级—小贩等等半失业者，其收入比工人少得多。
问：光明派的政治性质是怎样的昵？
答：许多人说他们是波尔布特派，因为他们的行为跟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集团非常相似。
光明派表露了毛泽东主义在其最教派主义时期的许多最反面的征象。
但是，这个团体现在是完全反对中国的现政府，说它是完全反动的。他们也反对尼加拉瓜政府、古巴政府、阿尔巴尼亚政府及苏联政府。
对他们来说，他们的领导人COMRADEGONZALO（龚沙洛同志），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齐名的。光明派的党员的行动跟宗教小派别的行动差不多。这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的信心非常坚定，决不会在严刑拷打之下屈服。
光明派的极端教派主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几年前，秘鲁的一些主要是在大学活动的左派团体也是非常教派的，他们把其他的左派团体当作主要的敌人。像光明派这种毛派团体，他们把其他毛派团体也当作主要的敌人。
幸运的是，大多数秘鲁左派正在克服这个缺点，但是光明派还坚持它的教派主义立场。
问：这个教派主义是怎样表现出来呢？
答：从两方面。第一，这个团体的活动是完全不管舆论对它的看法；第二，它完全仇视其他的左派，把他们当敌人。
光明派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也是教派主义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应用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谓的过渡方法——那就是先估价群众的觉悟程度与斗志，然后才决定某些事可以做，某些事不可以做，某些口号可以提出来，某些口号不可以提出来。
光明派甚至于不让人民群众知道为什么它要采取它的行动，甚至于西班牙的巴斯克民族的ETA（巴斯克祖国与自由——一个巴斯克分离主义的团体）及西德的BAADER—MEINBOFF（巴德—敏霍夫）团体都要发表公告，但是光明派从来不告诉人民〔为什么要采取某一行动〕，因为它对舆论不感兴趣。因此，人民就不知道什么是光明派做的，什么不是它做的。人民不知道那些行动是镇压机构做了而嫁祸给它的。镇压机构散布了很可怕的诽谤，但是，因为光明派从来不加否认，许多人民以为是真的。该派很少出版什么东西，而他们所出版的，都是非常一般性的东西。
该派从来不考虑到它所接近的群众的思想觉悟程度，譬如，它在某些农区禁止农民生产超过他们自己消费量的产品，它说这是为了打击中央政府。但是他们不想想这些农作物只占全国总产量的极少部份，显然这对政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但是，这对农民的影响却是非常大。当他们没有办法销售他们的收成时，他们就不能够购买火柴或者任何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这结果就是他们被迫在极低的生活水平上过活。
该派蔑视舆论的态度，也可在他们所组织的审判上看出来。他们的所谓「人民法庭」是由该派的党员所组成，这些人决定谁应该受处罚，谁应该处死刑。
有的时候他们所审判的人是真正地欺负人民的大地主或镇压机构的人员。但是，有的时候，他们却把小店主拿来审判。其实，这些人的生活虽然比其他人好些，但是决不能把他们当作剥削者来处理，当地的人民也不认为他们是剥削者。
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于把农民自己所选出的领袖也抓来审判——其中有些还被他们处死呢！
当他们要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他们就用枪把农民赶到镇中心的广场上开会。
这些事情并不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上得来的——资产阶级报纸的确登了一大堆对光明派的诽谤，我是直接从农民那里听来的。
拿PUNO（普诺）省的SANJOS’EDEAZANGARO（圣约瑟）城为例吧，这城选出了一个市长。该派威胁他，把他的店抢个精光。他们还把市政府用来供给从事公共工程的农民的粮食也抢走了。该派叫人民来分这些粮食。有些来拿；有些不来，说「本来这些就是我们的粮食」。该派却把没有拿走的粮食一把火烧光了。
该派还把灌溉农田的塑料做的管子也烧掉了。
他们也攻打特种利益农业协会所办的合作社。管理合作社的头子常常是官僚，这是事实。但是财产是农民的呀！我们斗争的目的应该是推翻这些官僚，代之以农民自己所选出的民主的领导，并不是要破坏农民的财产。
该派却把这些合作社当作敌人的组织，抢了这些合作社，事实上，却常常无意地帮忙了这些官僚，因为有些官僚已经被人控告为偷窃财物。光明派进来烧了帐簿，抢光了粮食。以后，农民选出的领导就不可能证明这些官僚贪污了。
问：你可以说明一下光明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态度吗？
答：该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态度，比采取同样路线的其他团体更为教派。譬如乌拉圭的TUPAMAROS（杜巴马洛斯派的游击队）与阿根庭的革命人民军及MOTONEROS（蒙托纳洛斯派的游击队），也说其他的左派是改良主义与机会主义，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用武力来攻击其他左派的组织。当他们能够利用其他左派时，他们会利用的。
譬如，TUPAMAROS认为其他左派都是懦夫，不敢采取武装斗争，但是他们也认为需要分工合作，需要其他团体在释放TUPAMAROS的政治犯的斗争及其他方面的斗争上作出贡献。
但是光明派连利用其他团体为它自己服务的事情也不做。我们不止一次到监狱去探问该派的犯人，我们所得的回报却是侮辱。
问：其他左派团体对该派的看法是怎样昵？
答：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些团体对光明派非常不满，他们甚至于要与右派力量联合起来打击它。
我们认为光明派是革命者，虽然我们不同意他们的方法，我们尽量保卫他们的权利。
当然，我们知道人民是以暴力来答复暴力，但是这应当是群众觉悟的产物，而不是一群自认为是所有农民的代表的家长式行动。
农民自己必须决定那些事情他们应该做，那些不应该做，一定要让任何部份的人民自己来作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不同意光明派的方法。
有些左派团体很同情光明派，但是不同意它的方法中的不重要的部份。这个态度是从左派所采取的改良主义道路及无法提出另一条道路而来的。
这些团体非常不满意光明派对其他左派团体的教派主义态度，及不许农民出卖自己过剩的生产物等等，但是他们觉得如果光明派的做法与TUPAMAROS一样的话就好了。
问：光明派在农村有基层的支持吗？
答：从他们还没有被消灭的事实看来，他们是有一些群众的支持。我认为这原因是人民的悲惨的生活条件与失望，以及左派无法提出另一条道路。
在某些农业区，人民真的被困在中间，光明派的人来，威胁打小报告的人。然后，警察来杀死无辜的人，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支持过或者掩护过光明派。然后，光明派的人又回来，如果他们发现特种警察部队住过你的家的话，你就会被指责为打小报告的人。
很多人只好逃离这些地区了，所以很多山区，人口非常稀少。
在TAYACAJA（塔亚卡雅）省与HUANCAVELICA（修安卡维力加）省内的某些区域，那些因七十年代初的农业改革而被取去土地的大地主，现在又利用这个情况来拿回他们的土地。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指责农民，或他们的村的领袖，是光明派的支持者，镇压力量就跟着来对付这些农民了。
几天以前，我以秘鲁农民协会的人权书记的身份访问了被关在HUANCAYO（修安卡育）监狱中的几个农民领袖。他们是农民协会的会员，所以我现在所报导的直接来自他们的消息。虽然他们与光明派没有关系，他们还是被当作光明派而关起来。
我们一个同志告诉我，也有农民因为私人的争论被诬告为光明派，因此特种警察部队就来，不但拆光他们的房子，连他们的邻居的房子也拆光。现在只留下一些孤儿在不毛的高原上，谁也不知道他们的父母给抓到那里去了。这些人完全给吓怕了。
问：我们也要听听你对左派联盟[1]的意见。
答：我们的党，革命工人党，对左派联合犯了一连串错误。
有两个主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考虑的。第一个是团结与联合阵线问题，这是对革命非常重要的问题；另一个是政治路线问题，即明确地坚持工人阶级政治独立的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在目前的具体环境中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感觉到，我们低估了团结的需要和群众赞成团结的愿望。在另方面，我们过分重视了，或者甚至于盲目崇拜，我们自己的主义的纯洁性。
因为这个理由，我们在布慕达政府快要结束的那段时期，并没有起劲地与工人、农民、学生及人民阵线[2]及民主人民统一同盟[3]团结。
以后，我们又不能够把革命左派同盟[4]巩固起来，使它成为由革命者所领导的左派阵线。当左派联盟成立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参加。因此，我们现在在群众的眼中成为不重要的政党了。
这是我们的大错。我们应该把具体的行动看得比形式上的宣言重要。这个态度把我们带到孤立自己的教派主义的道路。
我们开头的立场是，如果联合阵线中有资产阶级的力量，我们就不能参加。我们当时说，革命社会主义党[5]是个资产阶级的力量。革命社会主义党是由佛拉斯科将军的继承人所建立的，而佛拉斯科将军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政府，但是起源不能是判断一个党的阶级性质的唯一决定因素。而且革命社会主义党是个没有权力的不重要的党。
我们对社会主义政治行动这样一个团体的参加联合阵线也顾忌太多，因为这个团体只有四个党员！这种教派主义的顾忌对我们的伤害很大。
事实上，使左派联盟的领导层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倒不是某些资产阶级小团体，而是共产党。后者却是工人党。
我们希望能够改正和克服这些教派主义的错误。当然，我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时间，但是还不是太迟。自从市政府的选举以后，我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感到政府为了阻止左派在一九八五年大选中得到胜利，就处处跟左派为难。
而且，如果他们在这些选举中不能阻止左派的胜利，在选举以前、当中，或者以后，就会有一个政变。
我们必须把群众准备起来抵抗这个可能发生的政变。我们愈接近群众，愈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打进左派联盟，虽然领导层并不接受我们的观点。
我们觉得，左派联盟的性质还不能决定，它可以变成领导秘鲁群众取得政权的革命阵线，它也可能变成阻止群众前进的改良主义阵线。
在左派联盟中，像迪兹与哈耶等领导人，他们的意见跟我刚刚说的差不多。这些领导人并没有被阻止发表他们的意见。他们没有像智利的阿伦第时期一样被左派联盟阻止发言。
当然，在左派联盟中，也有跟我的说法完全相反的改良主义集团和成员。他们的希望跟智利的阿伦第一样：只要对资产阶级好，对帝国主义者好，对军队好，他们就会拿到政权。
所以我们要打进左派联盟，帮忙它决定是否要变成阻止群众运动发展的改良主义阵线，或者推使群众前进的革命阵线。
我们当然不要接受这样的条件：加入后要对这个真理保持静默。我们不认为他们会把这一点当作我们加入左派联盟的条件。
有些人说，因为我们不是要争取选票，所以我们应该等到一九八五年选举完了以后，再加入左派联盟。但是，问题是阶级斗争并不等你的。为了使这些同志安心，我们准备签一个合同，保证我们不会在国会议员选举中提出一个候选人，而说明我们之所以要进入左派联盟，就是要在群众中工作，来抵抗一九八五年可能发生的政变，和资产阶级的破坏。
问：左派怎样能够利用最近市政选举中的收获来增强它的地位？
答：我们认为，如果左派控制的市政府，是建基于人民会议和公开的市镇会议，以及建基于群众组织的话，他们就会强大到足以抵抗资产阶级的任何攻击，因为资产阶级想用破坏这些市政府当选人的方法，来使左派失去信用。某些从左派联盟来的市长及区长——虽然人数很少——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譬如，利马市的可玛斯区区长，就向该区所有群众组织领导人，及向利马市北部一些区域发出通告，要他们在每一地段选出一个代表来负责食水，负责电力，一个代表负责卫生，一个代表负责教育，等等。他要求这些代表们组织一个会议来监督这些问题，以致不单单是区长或区会议来管这些事情。
柯兹谷市长已经要求成立一个经常性的组织，使它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权力机构」。
以这种方法来增强地方政府，就会帮助建立一个支柱，去反对右派企图破坏左派所控制的市政府，这也会帮助建立反对政变的组织。
问：在准备抵抗政变的工作中，你认为还有其他什么工作应该做的？
答：〔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的选举，使右派了解它不能再信任人民行动党或者基督教人民党[6]了。因为这两个党已经得不到群众的信任。虽然右派还会继续利用人民行动党及基督教人民党，不过如果他们要想抵挡左派，他们只好玩美洲人民革命同盟[7]的牌了。
如果他们能够说服群众来投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的票，这就会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但是，如果群众不要选美洲人民革命同盟，那就可能有改变了。
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段时期，来加强反对政变的工作。我们能够利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秘鲁的宪法和其他的法律。秘鲁的宪法包含一项条文，准许人民有权以暴动起义的方法，来反对不合法的政权。我们觉得这个权利在政变发生以前就应该存在。暴动起义的权利，并不表示〔智利的〕皮诺息政权的受害人从坟墓里爬出来抵抗。它的意思是我们有权利阻止反对宪法的行动（譬如准备政变）的发展。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没有一个秘鲁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完成它的任期的。所以我们有充分权利来准备对付任何政变的企图。我们相信，这个准备工作的关键必须是群众运动团结起来，组织单一的工人协会，和单一的农民协会。玻利维亚的工人协会〔COB〕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但阻止了好几次政变，而且把几次政变所产生的政府推翻了。我们所要采取的一个步骤，就是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团结。
我已经在上面说过，我们必须把左派所控制的市政府，转变为建立智利式的人民权力机构的工具，使这种人民的权力机构能够对抗政变。
我们亦应该在士兵之间发动宣传工作——这完全是受宪法保障的。我们应该向士兵及下级军官解释，他们主要是要对人民负责，他们必须忠于秘鲁人民；反对民选政府的行动，是违背宪法的罪行。因此，士兵就没有义务履行不合法的命令，反对宪法的命令，譬如实施政变的命令。
这样子，一定会有人口吐白沫地说我们提倡暴动，但是我们可以拿出资产阶级的秘鲁宪法来替我们辩护。
我们今天正进入阶级斗争的危急时期，左派团体早日团结起来，早点克服他们的教派主义，我们的机会就愈大。
（译自1984年3月19日的洲际通讯）
注释；
[1]左派联盟（UNITEDLEFT）是由秘鲁的大多数工人阶级政党与一些无党派的人所组成，后者包括新选出的利马市市长ALFONSOBARRENTES（巴伦德斯）。在八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的市政选举中，左派联盟的候选人得到百分之二十六的选票，仅次于资产阶级的反对党美洲人民革命同盟（APRA）。在这次市政选举以后，革命工人党重新评价他们对左派联盟的态度，决定正式要求加入左派联盟。
[2]FOCEP——工农学生及人民阵线，是个左派的联合团体，其中三个人以后参加了革命工人党的建立。FOCEP在七八年五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提出了候选人，雨果·布兰科是其中主要的候选人。他得到了百分之十一点五的选票，是所有的左派候选人得票最多的人。WDP——民主人民统一同盟，是在七八年的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另一群左派集团。它在那次选举中，得到百分之四点二的选票。两个以后参加建立革命工人党的托派团体原先是WDP的成员。现在，WDP是左派联盟的一部份。
[3]ARI——革命左派同盟，是一九八〇年一月成立的短暂的选举集团，其组成份子包括革命工人党、民主人民统一同盟，及其他各种毛派和托派团体。雨果·布兰科本来是革命左派同盟在八〇年五月大选中的总统候选人，但是该同盟在成立后两个月就解散了。
[4]PSR——革命社会主义党，原先是由佛拉斯科将军所带头的、一九六八至七五年的民粹主义军人政府中的著名人物所组成。
[5]AP——人民行动党是秘鲁现任总统贝隆特的政党。它的统治是PPC（基督教人民党）这个右派政党所支持的，在市政选举中，AP的票数最少，只有百分之十，PPC则得到百分之二十三的选票。
[6]APRA——美洲人民革命同盟，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秘鲁群众中一向有广大的支持。它常常在选举中得胜，但总是被军人政变阻止它当政。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APRA非常反共，但在最近几年，它的领导层要使该党有「社会民主」的印象，所以有与左派合作的表示。 |
苏联工人阶级的现状（卡尚科，1984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工人阶级的现状卡尚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6年1/2月第13卷第1/2期合刊（总第109/110期）[译按：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主要是农民，无产阶级的数目很弱。从2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严厉和极权的手法，斯大林官僚推行了工业化和无产阶级化。这过程在二次大战之后仍然继续，为苏联社会带来深刻和不可挽回的转变。工人阶级的社会重要性决定性地增加了。而且，过去二十多年来，这个工人阶级越来越多以年轻、受教育的工人为构成，是第二、甚至是第三代的工人。这个新的苏联无产阶级的情况很少被外界知道，但他们拥有巨大力量，即使目前这力量仍主要是潜伏的。了解他们的实际情况和特征，有助于明白苏联社会目前的矛盾和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也有助于对比中国无产阶级状况和未来的发展。本文的作者是乌克兰裔加拿大人，文章描述了苏联工人的多方面状况。原文刊于美国杂志《政治经济研究》84年第7期，现摘译自法文《国际通讯》第202期。]苏联的社会构成，对统治精英阶层构成特殊的问题。这个结构比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简单得多。在资本主义之下，介乎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多个传统的和新的小资产阶级。它们扩大了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基础，为这统治提供不少活动余地。相比之下，苏联的阶级结构是异常单纯。在废除生产手段私有制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消失了。工业化更增加了工人阶级的比重。在今天，苏联社会的无产阶级化程度，可能是所有工业化社会之中最高的；因此，社会两极分化是最尖锐，而苏联领导层的社会基础可能是所有工业化社会之中最弱的。在1955年前，苏联工人阶级只是占人口的12％，由此可见这个转变很大。苏联社会结构分析苏联统计数字将物质生产者和主要是体力劳动者界定为工人阶级。这个数字从1940年的2390万人，占人口的36％，增加至1981年的7960万人，占人口的61％。但事实上，工人阶级的比例要比这数字更大，因为应该包括集体农场的农民和所谓工人知识分子在内。集体农场的农民名义上拥有生产手段，而国营农场的工人则不是，因此只是后者才计算在工人阶级之内。但这个拥有的标准是虚构的，集体农场的管理与其他企业都是相同的，都是没有经济自主权，不能制订价格，不能选择生产资料来源或顾客，也不能决定生产什么。这个财产拥有制的唯一作用，是为了保持农业收入人为地偏低而作辩护。在今天，集体农场的农民得到最低工资保证。集体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同样种植自留地，正如不少工业的工人一样；随着农民的工资提高，自留地收入的重要性已下降。事实上，“工人”与“集体农场农民”的主要分别，在于后者没有国内护照，因此被人为地限制了在城市工作的机会。现今的集体农场农民不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农村的无产者，他们的意识也相应改变了。他们的要求，例如更高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改善社会福利、文化和教育服务等，都与工业工人没有分别。更显著的，是当他们公开表现不满和组织起来的时候，采取的行动方法是罢工。即使在以往历史上，农村的个体生产者是城市无产阶级的不稳定盟友，现在已经不再是这样了。随着私有财产的废除，城市与农村对立的客观基础已经消失。因此，占了农村人口三分一的集体农场农民，应该包括为工人阶级的一部份，将工人在社会的比例提高至74％。苏联统计数字将受过专上教育的蓝领工人不计算在体力劳动工人之内。如果将这些估计占了人口2％的高学历工人也计算在内，则工人阶级的比重将达到劳动人口的76％之多。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普通”知识分子，特别是较低资历的工程师和技工，成为工业的高资历工人。主要原因是这些普通知识分子的物质情况恶化。控制了社会剩余产品的统治精英阶层虽然不断允诺改善这些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但一直没有兑现。由于工人比知识分子在抵抗生产指标、工资和工作步伐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实际工资的转变趋向不利于知识分子。例如在1940年，工程师和技师比工人工资高115％，在1981年只高13％。从1970年开始，有四分一的文凭技工受雇为普通工人。这些人在无产阶级与更广泛知识分子阶层的未来的联盟之中，可以扮演决定性角色。工人阶级的重要社会比重，增加了它争取改进本身利益的可能机会。它结构上的一些重要转变，也加强了这个机会。工人阶级结构的转变首要的转变是年轻人在工人阶级结构内的重要性。以往加入工人阶级的，主要是成年人口，特别是家庭妇女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工人，尤其是农业。现在的工人阶级增加主要来自年轻人，特别辊城市的年轻无产阶级。1970年以来，接近一半的苏联工人是在30岁以下，与他们的父母不同的，是这些年轻工人没有直接尝过斯大林时期的恐怖。他们有更多的愿望和不怕表达它们。工人阶级的更替的一个后果是形成了随继性的城市无产阶级。年轻的工人，越多来自工人家庭，越少来自农村，显示了某种社会凝定。另一方面，绝大部份的专家是专家的后代。因此，在苏联首次出现大规模的承继性无产阶级，改善了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和提高了它作为一个社会力量的意识。稳定的工人社区在城市出现，提供了非官方社会联系的网络，这是有组织或自发的阶级行动的必需条件。在工业化初期，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界是流动的。资深工人整批地被提升到国家、党和企业的负责职位。在原始积累阶段之后，苏联社会结构开始合理化，社会阶层和社会地位的晋升减慢了很多。社会晋升的标准不再单靠工作活动表现，而是加上教育制度。正式专上教育成为必需的晋升条件之一。专上教育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的禁独行其是区，保证了这些阶层的殖。工人阶级与领导阶层之间的社会划分因此变得更尖锐。在工人阶级子女受专上教育的机会下降的同时，他们的愿望却出现重大转变，他们更期望得到专上教育，在高资历的脑力劳动区域内工作。更多人期望能进大学。但入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以往，专上教育给与工人阶级子女爬升社会阶梯的可能性，因此发挥了重要的活门作用，疏导工人阶级的不满。现今，它不能再发挥同样作用了。此外，苏联面对严重经济困难和欠缺劳动力，所以政权寻求通过集约式劳动组织来提高生产力，包括用流水作业式生产。在1972年，已有三分一工人在流水生产线上工作，带来更少的工作满足感。教育制度走向普及中学教育，更加深了这个问题。工人阶级不满流水作业式工作的程度增加。一些调查显示，在1960年代，有40％年轻工人不满工作内容，在1976至1977年，这个比例达到65％。民族之间关系的冲突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问题的根源来自俄罗斯特权阶层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垄断，不肯与其他民族的新特权阶层分享权力。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重新盛行，与一个更深刻的社会危机有关系。特权阶层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希望聚集俄罗斯人民支持它的垄断统治。虽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毒互不没有侵入大部份工人，但也有不少在非俄罗斯共和国工作的俄罗斯工人受沾染。在过去，他们在当地形成一个工人贵族，而俄罗斯官僚一起反对经济非集中化和文化、政治自治；在大部份共和国，俄罗斯工人垄断了仅有的工业。现在的情况与早期不同。在1939年，俄罗斯人占了乌克兰共和国工人阶级的54％；到了1959年，他们只占26％。俄罗斯特权阶层的支持基础因此削弱了。在整个苏联，晋升机会的减少，助长了社会不安。在非俄罗斯的共和国内，这种不满表现在民族情绪上，制造了潜伏的爆炸性局势。在乌克兰共和国，乌克兰人占了人口的75％，但在该共和国的知识分子之中，乌克兰人只占54％。教育制度全国性的不平等情况，偏袒了知识分子的子女；在乌克兰，它则帮助了俄罗斯特权阶层的再殖。它的表现之一，是专上教育以俄罗斯语为主，例如入学试是以俄文进行。在1970年，有6成乌克兰人只说乌克兰语，在工人阶级之中尤其如此。乌克兰共产党领导层在1965年尝试推行专上教育“乌克兰化”，以提高乌克兰年青的社会晋升机会，从而加强当地特权阶层本身的社会力量，但被莫斯科制止了。这个情况做成了意外的后果。以往，俄罗斯工人阶级是有较高教育程度的。但由于乌克兰青年的社会晋升道路受阻，被迫加入工人阶级行列，令到乌克兰工人的教育程度反而高过俄罗斯工人。乌克兰工人不但面对着工人阶级的困难，还受到民族压迫，这是乌克兰成为全苏联最主要的工人骚乱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工人阶级的个体化过去十多年来，苏联工人阶级出现了重大变化。但工业关系制度、工人权利的限制、缺乏重大参与管理等情况，并没有改变。在今天，工人参与经济管理的两条途径，都显示了工人阶级的极度软弱和个体化。首先，是苏联工会。参加工会的比例达到98％，但工会基本上仍然是领导党和工人之间的输送带。它同时担任了行政和管理工作。工会最多是处理个别工人的规定的权利被侵犯的情况，而不是代表工人整体的利益。工会亦不是独立于党，干事都是委任而不是选出来的，甚至有委任秘密警察头子为工会会长的情况出现。另一途径是企业的生产会议，由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参加。事实上，它主要的作用是动员工人实现计划指标。工人的参与程度也在下降。在苏联经济管理方面，所谓“一人管理制”的理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大部份苏联工人都质疑这个基础理论。1977年一次官方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部份被调查者赞成选举企业领导，其中大部份人说这样的生产制度会较有效率。在一个并非基于市场、而又超越了原始积累阶段的经济里，缺乏自管、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制动器。在这个阶段，质量成为主要问题。在国有经济内，质量、科技发明和集约的增长，都需要工人自管。要在经济上继续进展，生产手段必须真正的社会化。在这个并没有市场限制，也没有社会主义团结的经济内，苏联工人阶级面对着极困难的情况。无所不在的镇压机器苏联是一个镇压的社会，但这并非最基本的一点。其他政权，例如智利和南非残暴便远远超过它。苏联持有的社会控制手段，是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国家介入所有重大人民活动之中，和人民的社会关系被个体化和分割。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个人只能以孤立的个体形式存在。而在官僚集体化社会之中，个人不能以独立个体存在，更不能以社会一份子存在，而是被政权侵入、分割。由于废除了市场和失业，在缺乏工人民主的情况下，这便是苏联特权阶层唯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以迫使工人阶级遵守纪律。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平等和社会紧张可以通过市场关系间接表现出来和用市场关系哄骗和蒙蔽；但苏联社会的性质令社会关系清楚显示出来，这个国家的情况基本上是不稳定的。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将统治阶层的特权及它对社会的权力合法化。党领袖声称工人阶级是社会的领导力量等的言论，已丧失其效力，因为它们与现存社会结构的实际情况明显地矛盾。一些迹象显示，苏联工人以高度怀疑的眼光看官方意识形态。一份官方调查报告说大部份人不同意官方对他们地位的描写。另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8％的读者阅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文章，但描述反对官僚和官僚主义的斗争报导，却被广泛阅读；兴趣包括如何扩展经济管理的民主问题等。为了保持对社会的控制，苏联领导层维持了庞大的镇压机器，它并非特别以残暴为主，而是对社会无孔不入的控制，介入个人和团体每个重要的交往，造成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个体分离化社会。这种控制手段造成的结果是很复杂的。其中一个结果是：这个政权面对甚至是最简单的经济要求时，也陷于不利的地位。例如，增加工资的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只是在社会内部便可解决，但在苏联却立即有政治性质。工人在企业层面的经济要求，被提到中央政治架构面前，造成很大的后果。波兰的例子清楚证明了这点：在宣布食物加价之后触发的工人反应，迫使盖莱克政府倒台，这是因为经济完全集中化和企业并非自管。南斯由于市场的存在，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付工人的经济要求。但在苏联，最简单的经济要求会成为政权的直接威胁，没有转寰余地。所以政权要尽力压止工人经济抗议运动。社会控制手段的第二个效果是：将工人阶级的抗议分割和个人化。秘密警察并不单在表面活动，还渗入了企业和居住地方之内。除了国内护照之外，每个工人还需要备一本工作证，详列他的工作成绩和所有不正常的活动；要转换工作，他必须先取得企业领导和公安局的证明信。在这情况下，大部分的工人不满表现为绝望，例如大量的酗酒、旷工和高度的工作流动率。估计苏联职工的流动做成每年30至50亿卢布的损失。工人在抵抗工作合理化组织要求和流水作业等压力的时候，不能像西方工人一样，可以有组织地反抗；他们的反抗是没有组织和个别的。工人怎么办？很矛盾地，虽然苏联工人作为一个阶级是没有权力，但作为个人，他们却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对工作过程有较大控制；他们对工作指标和输送带的速度等，都有较大控制力。这个情况部份由于企业领导没有有效手段迫使工人更高效率地生产；他们不能利用物质刺激，也不能威胁辞退工人，因此没有经济制裁权力对付劣质的生产。政权希望增加机械化生产，以减弱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但这又造成其他反效果。在苏联的物质刺激作用，比西方为少。收入差距比率从1946年的5.4降至1976年的2.6；件工制逐渐被取缔，而工人在6级工资制度之中，比较迅速地达到平均的第3或第4级水平，这是由于在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企业领导被迫以较高的薪级吸引工人。工作奖金只代表了工人收入一个微不足道的部份。此外，金钱的作用与西方不同。在消费品经济缺乏的情况下，有金钱也未必能买到消费品；特权阶层便是透过特别的商店，以非金钱形式取得消费品。因此，工人没有足够的物质刺激引导他们努力工作。同时，苏联工人没有受到失业的威胁。职业保障代表了十月革命最后遗留下来的成果之一，尚水从工人阶级手中夺走，成为工人最宝贵的权利。苏联特权阶层的普遍想法是以拣佛烧香后备军来改善经济表现，认为太多职业保障阻碍了效率。但明显地，政权不能采取这样触目的措施而能避免触发工人的大规模抗议。此外，劳动力越来越缺乏的问题，加剧了纪律的问题。如果企业领导惩罚工人，后者便会转工，企业却很难找到替代者。虽然经过多次经济改革，产品的质量仍然不受控制。这个总量在机械化过程之中做成严重的困难。自动化生产需要高品质和精确程度，要求更多品质控制和监督。苏联的自动化生产过程做成矛盾的后果。一方面，品质检验员和控制员的数目大增，另一方面，产品的品质却没有改进，更做成修理业工人数目激增，比制造业工人多4倍，抵消了自动化的成果。苏联工作过程的个人化，反映了极度需要将生产过程社会化。政权企图在工人监管范围之外将生产社会化，证明是极之困难。甚至一些苏联刊物也表示，要改善生产，必需有某种程度的工人监管。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消除现时政权的社会控制措施，便不能引进工人监管。面对着一个重要的、越来越年轻和受教育的工人阶级的要求，苏联领导阶层只会越来越难撤换要求改变的压力。 |
『甘地传』与甘地正传（1983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甘地传』与甘地正传译者：星荧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4月第十卷第四期（总第76期）『甘地传』是一部政治片，描述印度国父的生平，展现印度挣脱殖民地枷锁的复杂过程，同时将鼓吹不暴力不合作抵抗运动的『甘地主义』特别拱托出来。影片的主线，是甘地的政治生涯：从他在1893年到南非执业律师，领导当地印度侨民反抗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到他在1914年回国，领导印度挣脱英国殖民地的统治；影片以他在1948年被刺杀而终。由于影片叙述的是一个近代历史人物的平生，因此，它的历史真实性是极为重要的。影片中描述的事件，大都曾经发生；但是，许多时却是片面地表现出来，因而观众难以掌握它们的实际意义。举例来说，影片一开始，24岁的律师甘地，刚踏入南非，就被白人赶离头等车厢，使他有感于印度人受到的歧视，于是起而领导当地印度移民进行斗争，高潮是他在警察的棒打下仍坚持要焚毁当局迫印度移民随身携带的身份证，这事件标志了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政策的开端。影片中的甘地，是一个目标明确、前后一贯、正义不屈、民族感情浓厚的领袖人物，同时又是善良温厚、酷爱和平、反对暴力的君子。他被赋予一个单纯的正面形象——一生为民族自尊，民族解放鞠躬尽瘁，因而为人民所爱戴。然而，甘地实际上扮演了怎样的历史角色?要作出较中肯的评论，就不能简单依靠影片的描述，而必须从历史事实中寻找。就以他在南非的活动来看。在南非火车上被赶离头等车厢的甘地，出身官宦世家，曾在英国留学修读法律，成为执业律师，后受聘往南非为一间印度贸易公司打官司。以他的社会地位，理应享坐头等车厢，但在南非白人歧视有色人种的政策下，他却受到与一般印度劳工无异的待遇(欧洲殖民主义者从1860年开始将印度廉价劳工『输入』南非)。甘地于是协助成立『印度侨民代表党』(成员要缴付党费，主要是中产阶级，劳工不包括在内)，以他的法律知识领导当地侨民争取平等地位。给予他直接经济支持的，则是要求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相称的印度商贾。1906年8月，南非当局对印度移民施加更多的限制，强迫所有印度人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严禁新印度移民入境，并通过一项『黑人法案』，使各种歧视政策常规化。甘地率领当地印度人反抗，后与统治者达成协议，当局应允取消『黑人法案』，甘地则同意头两项政策。达成协议后，甘地劝说人们到警局打指模，称这是『自动登记』而非『强迫登记』，当时一些印度工人认为被出卖了，一人甚至愤而刺杀甘地，甘地险些送命，但未痊愈便赶着到警局成为第一个打指模的人。然而，统治者却背弃诺言，保留『黑人法案』，甘地才气愤地领导人们焚毁身份证。因此，甘地在南非的活动，基本上是寻求改良现存的政治架构；例如他在争取印度移民享有平等地位的同时，却没有攻击南非种族歧视政策的关键问题——少数白人统治、压迫着大多数黑人。他不过寻求印度人在现存架构中享有较佳地位吧了。可是，在真实生活中的甘地，面对着大英帝国压迫下的种族之间的关系，却无法完全处于超然状态。而在这个充满对抗性的关系中，甘地事实上却扮演了并不光荣的角色。举例来说，在1899年，非洲南部的布尔人BOERS进行争取独立的战争，甘地却组织1100名印度侨民成立救伤连队，支持英国一方。他的理由是，印度人自承为英国属土人民，要求英国给予权利，所以应该同时履行义务，支持英国。到了1906年2月，英军屠杀非洲东南部的祖鲁人ZULUS，借口是祖鲁人叛乱，甘地明知无辜的祖鲁人在自己土地上受到英国殖民者的压迫、歼灭，但仍坚持要忠于大英帝国，于是再次发动印度侨民组成救伤连队，支持英国。甘地以为英国会感激印度人的多次效忠表现；遗憾的是，祖鲁人『叛乱』平息后不足半年，就发生了身份证事件。影片无法交代身份证事件的所有这些背景资料，原因除了是为照顾全片脉胳而无法交代每一事件的细节外，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会激发起一连串的问号，使人们不能单纯地接受一个英雄形象，而要思索交织在甘地思想行动中的矛盾，以及他身处的复杂政治斗争中的矛盾。其实，这些矛盾是以一定的规律表现出来的。影片虽然没有将矛盾的症结深刻地剖露出来，但不少事实却是真实地表现了的，例如，观众看到甘地很同情贫民的遭遇，本人也刻苦俭朴，然而，甘地历任印度国大党领袖，而国大党其它领袖生活豪华奢侈，明显地是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写照。甘地主观上同情贫民贱民，客观政治生活上却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但他看不到这个矛盾的阶级性，因此，他的思维外观抹去了阶级矛盾，只概论人们的善性和良知，主张以内心世界的转变来达致社会、政治、经济种种问题的解决。所以，他劝勉富人视贫民贱民为兄弟，同时斥责贫民的偷窃为不义(他当律师时，一次一名贫民因偷窃罪被检控，甘地问该贫民为何偷窃，他答说因为饥饿无法生存，甘地的回答是：如果不能高尚地生存，为何要活着)。甘地既看不到阶级矛盾，同时也看不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落后国家民族之间的压迫关系，这点鲜明地表现于甘地与大英帝国的关系。甘地曾多次支持大英帝国对非洲民族的压迫；当列强为争夺殖民地及势力范围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甘地甚至以『征募中士』身份为英国征募壮丁参战，成效不大，有人讥讽他放弃了非暴力原则，呼吁人们去杀人和被杀。直到三十年代，甘地才正式提出英国人必须离开印度，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口号。甘地与群众的关系，要辩证地分析。在组织群众方面，甘地是有重大贡献的。他认为，人民必须团结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与统治者对抗；人民要团结，首先就要意识提高，认识到他们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并以信心和勇气去行动。因此，甘地曾组织志愿兵到农村去，协助贫民建立精神的及经济的堡垒，对抗暴政和剥削。可是，一旦群众组织起来了，甘地却竭力将群众运动的发展限于他自己订定的范围之内。甘地的构思，是群众以不合作的态度向统治者展示力量，使统治者知难而退。对于统治者的暴行，群众要以耶稣的逆来顺受、左右脸都送过去挨打的态度，来激发起统治者的良知、廉耻。影片对于甘地这个哲学有鲜明的表现。1919年4月6日(与中国五四运动几乎同期)，甘地号召全国进行斋戒和祈祷，实质是一次成功的全国总罢工。群众的力量使统治者震栗了，但统治者的回答，是向手无寸铁的市集里祈祷的平民妇孺围堵开枪射杀，一小时内1200人被杀，3600人受伤。影片显示甘地到现场看到斑斑血痕，表示很难过。但不久，一群愤怒的平民杀死了几名警察，甘地却立即宣布中止反抗运动，因为它使用了暴力。甘地以他的权威，加上绝食抗议，终于取得群众中止动员运动。甘地一生进行了18次绝食行动，许多次却是迫使己方群众接受他的主张。以这次事件具体来说，不管甘地本意如何，客观效果却是中途压抑了群众运动的蠭起，导致群众方向混乱、士气低落，运动内部也出现分裂，一向团结行动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自此也猜疑日重，宗教分歧更被殖民主义者利用，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当英国在1947年在政治上退出印度时，强行造成印度与巴基斯坦分立的局面。为甚么甘地身上表现了这许多矛盾?这要从甘地的哲学渊源和社会地位中寻求答案。甘地自幼接受英国殖民地奴化教育，认同英国文化，认为『大英帝国的存在有利于全世界』，加上在英修读法律并获执业律师资格，所以他对现存政治架构并不敌视，也不排拒英国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后者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政治行为上。甘地非常执着于与对手交锋时遵行『光明对赛』(FAIRPLAY)的原则，亦即竞技时光明磊落，对对方宽大、不穷追猛打。英国资产阶级鼓吹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上运用这种精神，以发挥『绅士作风』。甘地可谓身体力行。他一生多次被统治者投入狱中，但常因群众的抗议和本人健康恶化而提早获释，但他每每为表示『公义』，在获释后宣布停止他所领导的不合作抵抗运动，直至『刑满』为止。在南非，1906年，印度侨民反抗南非种族歧视运动正开展，南非的白人工人也为争取权益而进行罢工，当时甘地却立即宣布暂时停止反抗运动，理由是不能趁南非当局处于不利状态时落井下石。甘地这套不打落水狗的哲学，恰恰是鲁迅所大力抨击的。鲁迅在1925年(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淋漓揭露资产阶级『绅士』这种做成欺骗劳动人民的手段，不串却言中甘地主义。鲁迅认为倘是咬人的狗，无论在岸上或在水中，都在可打之列；『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又在水中从而打之，似乎也非己甚』；老实人将狗的落水认作受洗，认为必已忏悔，不再出面咬人，实是大错特错；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混沌状态无穷无尽。由于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手段厉害无以复加，改革者若还在睡梦中，则总是吃亏，改革也无法达致。甘地或可算是鲁迅所谈的『老实人』吧。然则甘地主义是否为印度带来了独立、改革?这点实在有待商榷。大英帝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临崩溃边缘，印度独立成为客观历史趋势。但印度独立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平地』接管了国家政权，社会贫富悬殊等级分明等现象，并无好转；暴力也远未从印度消失。影片给人感觉甘地成功的地方，倒是他的手法似乎取得了重大宣传效果，得到大众传播媒介的支持。但要注意的是，包围在甘地周围的是美国记者，在全球暴露英国丑恶殖民地统治的，也主要是美国报刊。美国热衷于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结束，不无经济利益考虑，因为英国撤出，则有利于美国商品进入印度市场。在政治行动上，甘地同时是群众力量的发动者和制动者。甘地以他的非暴力主张名闻全球，然而印度却是在国家分裂、内部暴力冲突之中独立的，甘地本人也死在刺客的枪下。在经济问题上，对于受帝国主义侵略破坏的落后印度经济，甘地只能提出回到以往的简单农村小农经济模式，主张人人自耕地、自织布，将外来商品一概排斥、烧毁。这种主张只是在感情上排拒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入侵，不能有效地导致落后国家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命运。艺术中的悲剧英雄，有高尚情操，一心为众人谋幸福，却因某些主观上的缺点，终于无法超越客观的限制。甘地可以说是悲剧英雄，然而，他的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也是印度的悲剧。1983年3月14日 |
日本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斗争（酒井，1982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日本工人阶级的状况与斗争作者：酒井《十月评论》1982年5月第九卷第6期（总第65期）日本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是1975年。面对深刻的经济衰退和自由民主党保守资产阶级政府的攻击，全国较具战斗性的工会联盟SOHYO投降了。工人运动回顾这个工会联盟的基础，主要在公共事业工人中间。日本工运每年春天与资方谈判加工资和福利问题，自1960年代开始，在每年春季谈判中较具重要性的是制造业和公共事业部门，但前者在1960年代初期已被资方控制了工会，真正的斗争只发生在后者。后者较具战斗性的，包括铁路工人，邮务工人和电话通讯工人。这些工人斗争可以说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的青年激进化过程的延伸。青年运动由于与工人运动脱节，因而在警察镇压示威之下挫败。但激进化运动仍在青年工人中间蔓延，1971和1972年铁路工人和邮务工人的动员，是最前进的例子，年轻工人与厂方进行大规模的正面冲突，同时取得年纪较大工人的同情，工会官僚在最后也迫得支持他们，于是，工会运动在1972至1973年进行反攻（特别由于当时首次油价上升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1973年在工资增幅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尖锐的阶级分化在发展，1974年成为改良主义的工会官僚要作出抉择的一年。他们有机会可以领导工人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打破日本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传统箝制。但工会领袖决定退缩，结果是1975年春取得比前低得多的工资增幅。同年十一月，工会领袖出卖了公用事业工人的总罢工。罢工本来极为坚固，但当政府作出武力的恐吓时，工会领导立即取销了罢工。从1975年开始，每年工资增幅不断下降。工资的表面增幅（即不把通货膨胀计算在内），1974年平均是32.9％，1975年是13.1％，1976年是8.8％，1977年8.8％，1978年5.9％，1979年是6％。如果只看制造业，工资的增幅情况如下：1974年，表面增幅为31.4％，实际增幅为5.8％；1975年，表面增幅为15.1％（实际增幅为2.9％）；1976年是7.5％（-1.6％）；1977年是9.1％（1％）；1978年是5.8％（1.9％）；1979年是4.5％（0.95％）；1980年是6.5％（-1.6％）。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有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是长期的经济上升导致劳动力大量储备耗尽（例如，在1955至1973年，农业人口从1686万减至845万，同期的雇佣劳动者从2010万增至3645万），于是令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上升。但日深的经济衰退和工会联盟的投降，使资本家能扭转工资长期增长的趋势。同时，在私营的制造业部门，资本家进行了“合理化”政策，裁员和加强劳动力，工人人数从1973年的1443万减至1978年的1326万，减幅为8.1％，而工人的生产力在初期改议时下降后又逐步回升：1973年的增长率是15.3％,1974年1.5％,1975年-3.6％，1976年9.7％,1977年4.5％,1978年4.6％,1979年8.1％,1980年6.5％。在同一期间，通货膨胀率急速和稳定下降：1974年官方的通胀率数字是20.6％，1975年是7.8％，1976年是6.4％，1977年是5.7％，1978年4.6％，1979年2.5％，1980年3.1％。由于合理化和降低实际工资的增幅，日本资产阶级成功地大量增加出口。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数字，1974年是入超46.93亿美元，1976年是出超36.8亿美元。资产阶级的政策及困境统治资产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整个打击劳工的趋势。在1976年，政府开始推行类似今日英国撒切尔政府的紧缩政策，但由于衰退的严重影响和美国的压力，政府迫于推行使通货再膨胀的政策，方法是增加政府开支。于是，在以后三年，赤字一直增加，到1979年，赤字占整个财政预算的39.6％，是国民总产值的6％，而公债总数达国民总值的30％。国际危机对日本统治阶级有着很大的威胁，它们包括伊朗革命、第二次石油加价，苏军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南朝鲜危机的爆发等。尤其是南朝鲜问题上，资产阶级内部出现更大分歧，主张推行更为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势力日渐抬头。1980年的大选，资产阶级政党取得了意料之外的收益（共产党失去了四份一以上的议席），反映了小资产阶级人口的强烈右倾转变。日本经济从衰退中复原过来，主要是基于大量增加出口和政府开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缓慢但稳定的私人消费的增加。在1979年第二次油价上涨时，日本商业显示了它的竞争能力，它在1981年已在损害美国及欧洲共同市场的状况下消除了它的贸易赤字。伦敦经济时报1982年1月26日报导：“去年，日本对欧洲共同市场的贸易顺差为破记录的100.3亿美元，比1980年增加10％；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则在1981年增加了不只一倍，达到134亿美元。”但日本经济的弱点，在于它差不多全依靠外国的需求，日本本国的消费只占很小比重。原因是人民的实际收入增幅被压至最低水平，因而购买力不高。据DKB经济报导1982年2月号指出：“去年头十个月内，一般雇佣劳动家庭的净收入增加了5.2％，但由于诸如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等非消费性的支出增加了12.8％，因此，可供使用的收入只增加4.1％，扣除通货膨胀比率后则等于下降了0.9％。”日本出口的增加，近月来也已经显著地减缓了，原因是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仍在低潮，日本面对欧美国家的更大贸易磨擦。庞大的开支赤字（1979年赤字占整个财政预算的39.6％，1980年为32.7％，1981年为26.2％），使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周旋的余地大大缩减。国际的压力，却又在迫使日本增加军费开支，而且要日本资助东南亚的新殖民主义政权：1980年日本的外援数字达2.5亿美元（受援者主要为泰国及南朝鲜）。为了应付过剩生产的危机威胁，日本资本家很可能寻求扩张军事生产的途径，同时使已在私营的制造业部门开展的“合理化”过程也在公用事业部门推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资本家首先要打击左倾改良主义工会联盟SOHYO和共产党社会党控制下的工会，企图摧毁其群众基础。工会反应及工人斗争面对资产阶级的攻势，工会联盟SOHYO的领导层，从1976年开始右倾，采取阶级合作，议会道路和联合政府的策略。这策略由1980大选挫败证实为错误的。领导层采取左倾（疑为“右倾”之误）的路线，加速了中下层的政治分化过程。怀疑和反对情绪日增。到1977年初，一份半月刊《劳工消息》开始出版，它的推动者包括独立的左倾工会份子，革命的工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份半月刊团聚了全国的工会活跃份子，协助推动一个左倾的工会路线，以对抗工会联盟的联合政府路线。这份半月刊初期出版五、六千份，现在出版一万二千份。同时，另一份刊物《劳工运动季刊》也出版了，它是由完全独立于社会党或共产党的人士主办的。两份刊物互相支援。在1975年之后，劳工斗争急剧下降了（见表一）。同时，工会会员人数也减少，原因是经济衰退和资方裁员。举例来说，工会联盟属下的一个五金工人工会，在1974年6月222,109名会员，在1979年6月只得169,924名会员，五年内损失了23.5％的会员人数。表一：罢工及停工1973197419751976197719781979参与人数（以百万计）2.503.622.731.351.690.660.45损失工作日（以百万计）4.609.668.023.251.521.360.93在1970年代后期，在反对资方裁员时，一些先锋工人发动了尖锐的斗争，这些斗争多在中小型私营企业内发生。较为突出的战斗是五金工人在大阪和东京发动的。第四国际的日本支部，在1976年夏天决定要推动一个工人活跃份子的独立流派的发展，于是除了协助出版《劳工消息》外，更基于反对成田机场的兴建这斗争，团聚进步份子。1977至1978年反对成田机场的斗争，虽然终于也不能阻止机场的开放使用（当局动用防暴警察横暴镇压），但它引发了公众对当局的反感，取得了左派工会下层的大量同情支持，重新刺激了工会联盟下层的自发战斗性。到1978年底，邮务工人的战斗性高涨。1978至1979年，各种群众斗争爆发，尤其是围绕核能问题上。日本工人运动和斗争的发展，将取决于工会下层在全国性范围上组织起来，反对上层的右倾政策，提出真正阶级独立的战略。（《国际观点》1982年第4、5期） |
工党左派能够解决问题吗？（ChrisHarman，198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克里斯·哈曼相关链接：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WhyLabourfails(pamphlet)
工党左派能够解决问题吗？
夏文（ChrisHarman）（1980年）
工党在去年大选中败给保守党后，保守党的右派政策得以推行，包括打击工会的罢工权利，压迫移民、增加军队和警察开支、裁减政府职位、增加消费税但减最高入息税，等等；富者得到较好保护，贫者和劳动群众的生活担子和失业威胁就日增。许多工党支持者问：「究竟工党败选，错在工党还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左翼工党政府，情形会否不同？」
前工党政府教育部长承认：「我们是维护现状的政党。在过去14年有10年是工党政府。」然而，大选结果显示了：以前支持工党的人，对于工党政府的表现投「不信任票」。
工党统治下的英国
在5年工党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差不多所有层面都变得更坏。78年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政府营造最少房屋的一年；工党上台的头两年，25,000个医院床位被取消，学校缩减，令几十年来首次最多教师领取失业救济金；79年的物价比74年上涨了一倍；在头3年，每日减少1,000个就业机会；财政部长在79年1月30日对下议院报告，一个4人家庭比起74年的时候平均入息少了2镑6，生活水平低于72年，超过20万有家庭的工人生活在社会保险贫穷线之下；财富的分配更不平均，在工党上台的头两年，该国最富有的5%人口拥有的国民财富由43.1%增至46.2％，而贫穷的全国一半人口拥有的国民财富则由7.1%跌至5.6%。无疑更多有钱人投工党一票，但更多工人则转开去。当工党政府致力于保持现状，人民生活没有改善时，难怪很多人宁可选择保守党的进行改变的欺骗性承诺了。
工党在74年3月上台时，作了许多承诺，虽然这些承诺并非社会主义的，亦即并非以摧毁资本主义为目的，但即使这样的承诺也无法实现。有人很简单地解释说是工党右翼领袖的叛卖。叛卖在实际上是存在的，但即使「左翼」领袖也不会令情况有什么改变，因为在最后3年，富特实际上是副首相，另外也有不少左派人士任部长。
其实，大选后一个新政府与其说是「掌权」，不如说是「上任」，因为经济权力仍掌握在拥有和控制工业的人手里，而不是政府手里。在英国，1%人口拥有该国产业财富的84%（通过拥有股票等），而97%人口不拥有任何股票。当经济命脉的操纵者对政府没有「信心」时，就进行「投资罢工」。例如77年78年度所创造的总财富竟少于74年1月的头三个星期。企业迫使政府让步的另一方法，是将资金大量外调（75年和76年夏天很明显），或是抛售英镑使其急剧下跌（这情况常发生于当政府正鉴定工资增幅或入息税率之时）。
对于这些破坏和威胁，无论工党左、右派都没有能力对抗。当企业拒绝进行投资或是抛售英镑时。他们无法控制经济免其陷入混乱。此外，保持国家机器运转的人──政府部门首脑、英国银行总裁、英国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军队和警察的高级官员──大都来自控制或拥有工业的同一阶级。
工党政府能够阻止计划免被全盘破坏的唯一方法，是完全控制拒绝加入投资的财富，和从售卖英镑取得的资金。通过国会的途径来这样做，受到种种阻挠；因此，唯一的方法是：促使工厂内的工党支持者控制由工厂所创造的财富。然而，工党领袖如果这样做，就会违背了他们的神圣原则──改变必须「逐渐地、通过宪法」达到，而在尝试改善这套制度之时，要继续令这个制度运转下去。
于是，工党的实际政策与其说是实现它的竞选纲领，不如说与保守党政策并无实质分别，只不过前者在言论上较左，在政策执行上较闪缩吧了。因此，工党的得票是1931年以来最低的，只有36%。然而，这并不表示工会的力量更少，因为在过去5年来，工会会员增加了100万人以上。
工党能否改变？
许多基层社会主义者虽然不满工党领导，但希望能通过工党，保持与广大工人阶级运动的接触。他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执政的工党右倾程度甚大，工党能否被转变为推进社会主义的工具？本宁认为可以。他希望在广泛的工人运动内开始新的潮流，以此施压力于国会议员。
本宁极多谈及需要社会主义政策，但在具体政策上却并不主张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他承认他只想要「激进改革」。他与保守党和其它工党领袖不同的地方，不在于他反对削减社会服务或降低生活水平，而在于他认为这些不足以解决英国资本主义的危机。他主张有更大的国家干预。然而，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激进改革」，就必须保持这制度运转；要它运转就要赢取社会上掌权经济权力者的「信心」；要这样做就必须保卫他们的利润，等于要降低工人的生活水平。
此外，本宁并不投身于群众运动，只是希望以议会方法把撒切尔政府拖下台。他们建议的「另一经济战略」纲领的中心，是阶级合作主义的建议，主张用限制入口来解决失业问题。他的政治重心是「把英国从保守党破坏者手上挽救出来。」
今日社会主义者可以采取的最佳政策，是与本宁的支持者并肩作战，通过共同反对的保守党政府来团结工人。但是，斗争不只针对保守党，更要针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论首相是撒切尔、希利、富特或本宁，这个制度仍将控制劳动人民的生活。
所以，社会主义者必须解释：劳动人民不需要一个撒切尔或希利或富特或本宁，来为劳动人民改变事物，而是团结的工人有能力和力量自己改变事物。
不同工会和工业的工人必须在共同的基层组织内团结起来，令斗争的团结力量能抵抗言论左倾的领袖（在国会或在工会的）任何新的叛卖。
劳动人民需要的政党，不是一个像工党那样说的：「投我们的票，我们会为你们做好事情」，而是要这样说的政党：「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人们控制自己的生命──而任何人，包括我们，都不能单独地为你们做到这点，而要靠你们自己去做的」。因此，劳动人民需要一个真正实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工人党。
摘译自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的「为何工党失败？」 |
英国工党大会──左派胜利还是右派反击？（微丝，1980）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英国工党大会──左派胜利还是右派反击？微丝英国工党十月初在黑池召开党大会，大会作出的决定，标志了英国政治气候的转变。左派在大会中胜利地取得了多项决议的通过，包括：进行每周工作35小时而不减工资（以及抵抗工厂倒闭）的运动；将英国工业的重要部份收归国有，将保守党政府售卖给私人企业的国营公司重新收归国有；完全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共同市场；废除国会内并非由选举产生的上议院；要求单方面解除核武装，以及大规模裁减军事开支；取消所有私家病床、私家医院和私营学校；呼吁地方政府采取不裁员政策，如有需要则会进行工业行动。在通过这左倾激进纲领的同时，大会提出了意义更为重大的修章。虽然大会不通过将起草竞选宣言的工作从党领袖手中取过来，而以新程序选举党领袖的建议又为右翼工会领袖所阻挠，可是，明年1月将会举行工党特别大会（将会是9个月内工党的第三次大会），在目前这段期间，工会内将进行热烈的辩论。大会提出的修章决定，主要有两点：工党国会议员在每次大选前都要由党重新选出；将选举党领袖的选举权扩大，不只限于由工党国会议员包办。这种修章可令大会通过的左倾纲领能在更大程度上为将来的工党政府所实行，令基层可增加对党的控制，抵抗国会领导对基层的控制。工党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左翼一次胜利，显示了工人阶级战斗性的加强，令他们有更大信心去抵抗保守党政府的两重攻势──大量失业和暴升的通货膨胀率（在8月，英国失业数字超出3百万，在3个月内增加了2成，是30年代以来的最高纪录）。可是，工党大会也不乏通过社会主义决议的纪录，但它们从未为工党政府所实行过。事实上，工党党章的设计，是给下层党员制造幻想。工党政府内阁实际上脱离开工党国会议员，而它们两者又脱离开党下层。工党内阁的政策，是受到白金汉宫和大企业所左右的！在国会后面是国家的实际政府──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如果工党领袖要直接向党大会负责，整个制度就会陷入混乱，就会是对于「国会工党」和白金汉宫的直接威胁。而且，每年党大会选举党领袖，将会对工党右翼极为不利，对左翼的妥协者也是很大的威胁。党大会决定在1月处理修章事宜后，党上层企图对大会的决定进行破坏，对左派取得的胜利进行打击。在10月中，卡拉汉宣布辞去党魁一职，在有意忽视党大会要将选举领袖的权利扩展到工会和党基层的决定下，工党国会议员进行了党魁的选举。在选举前夕，「争取工党民主运动」警告国会议员不得践踏黑池大会的决定，并要求党执委会迅速草拟1月24日特别大会的新选民资格程序。卡拉汉如果坚持辞职，就由富特暂代，但不得进行选举新领袖，否则就是蔑视整个党和整个运动。在268名工党国会议员中，最初有66人投票赞成延迟选举领袖。但后来，左翼的国会议员一方面承认这个选举与大会决定相违背，另一方面却大力为富特拉票，因而给整个过程添上可信性。参与竞选的主要为右翼的希利HEALEY和所谓左翼的富特FOOT。工党的左派真正领袖本宁BENN退出了竞选。实际上，问题还不在于谁当选新领袖，而是在于这次选举本身是对工党大会的对抗，向基层的民主要求挑战，践踏党大会扩大选举领袖的选举权的有关决定。因此，无论谁胜出，输的都是工党的基层。在11月10日的工党国会议员选举党魁的268票中，富特取得了139票，以10票之差击败希利。有人评论说这是避免国会议员与党群众冲突的较好方法，即使工党「基层动员委员会」和「争取工党民主运动」在后期也表示支持富特，因此给予这次讹骗性选举以合法性。希利如果当选，固然会是对左派很大的刺激，令党上层与下层的分歧更尖锐，令党内的不民主现象更明显突出。可是，富特并非是党内大多数群众和左派的代表甚或朋友。他的能够团结工党左右派的形象，乃由于他是一个与工会有密切联系的妥协者。他的政治生涯透露了他的真正政治倾向。在74至79年的工党政府内，他是下议院领袖，在内阁居要位。他极力主张打击工人阶级的「社会合约」，迅速向右倾。他从未反对过卡拉汉和希利的政策，他要求失业者要表示「勇气」，不要回击。富特实际上是卡拉汉的助手，他的社会主义完全等同于议会统治，他对于英国宪法是尊重的。工党左派在今次工党议员选举领袖的过程中，陷入了策略性混乱。左派最初劝本宁退出竞选，谴责这次选举是骗局和闹剧，后来却又积极投入竞选运动，为富特拉票。如果完全民主地由全党选举党领袖，当选的不会是富特，而会是本宁。本宁的主张，主要见于他草拟的左派纲领──「另一经济战略」。这个纲领的要点为今年「工会大会」及「工党党大会」所接纳。本宁支持妇女的堕胎权利，爱尔兰人民的自决权、英军撤出爱尔兰，反对北约组织、共同市场，反对大企业控制国家。他在工党左派内声望很高；如果本宁当选领袖，将会是对工党运动内所有右派层份的重大打击，也是对工党国会议员一向的独断独行权势的挑战。在明年1月24日之前，工党和工会基层要努力争取的，是工党的民主化，以及要制订下一任工党政府的政策。原载《十月评论》 |
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齐觅，1980年6月27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相关链接：【专题】香港托派《十月评论》资料国家资本主义论初探齐觅（1980年6月27日）问题的提出“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一般指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期阶段，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了保存私有财产制度，于是更多地介入经济活动中，在经济的运转和调节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最早将这个名词应用于推翻了私有财产制的工人国家之上的，是列宁本人。列宁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开始提出苏联当时乃过渡社会，需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亦即在国有财产的基础上，实行严格监督、统计、组织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则，搞大规模生产和分配，以求尽快提高生产力。列宁逝世，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层逐渐巩固其权力和对国家的全面控制；早在一九二六年，史米尔诺夫等人就认为官僚制度代表新生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利益，主张无产阶级进行新的社会革命；在一九二九年，德国乌尔班兹代表的极左派，认为苏联已恢复了资本主义制度，官僚已形成一个阶级；一九三八年纳粹主义抬头时，意大利的布鲁诺认为苏联和德国一样都是官僚集体主义国家；一九三九年，斯大林进攻波兰、芬兰，甚至连美国的托派少数派伯纳姆、沙赫特曼等，也认为苏联再不是工人国家了。至于较有系统地阐述“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他在一九五七年写了“新阶级”一书，认为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新政权牢牢操纵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所有生活层面，政治官僚在国家名义下有全权分配国民收入、制订工资、指挥经济发展、调配国有化财产、而最重要的是垄断物质产品的分配权；这些权力就等于拥有权或占有权；新的社会关系则类似国家资本主义；因此吉拉斯认为一个推行着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统治剥削阶级已经兴起。中共自从与苏联交恶后，就指责苏联走修正主义道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美国毛派“前卫报”在七五年连载了“苏联式资本主义国家吗？”[1]的特辑，认为苏联官僚自赫鲁晓夫上台后已实际上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官僚成为新生资产阶级。今天的中共，继续断言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攻击苏联霸权主义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而且也没有取消过往对“苏修”的评价。可是，今天的华邓领导，在国内摒弃了“四人帮时期”貌似激进左倾的言论，恢复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路线（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主要是经济政策的分歧），并且对南斯拉夫模式推崇备至，于是，今日国内国外都有人怀疑中国是否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官僚是否已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或中国是否应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在今天研讨这个问题，除了有理论的价值外，最重要的还是在分析今日中国的国家性质后，确立我们对这个国家的立场，提出我们有关今后发展的主张。不同论者的立场认为中、苏、南斯拉夫等国不外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论调应该是资本主义的辩护人最乐于推广的。这个论调最主要是抹煞中苏等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分别——前者以国有财产制为基础，后者奉私有财产制神圣不可侵犯。将国有财产制的优越性抹煞，将处于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畸形和丑恶现象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特性和真正体现，将社会主义憧憬的美好合理社会形容为骗人的乌托邦；在贬抑社会主义的同时，将官僚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将今天苏联南斯拉夫等制度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形式而非资本主义的否定，因而将资本主义规律说成是永恒的、富生命力的，而非处于垂死挣扎阶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理论家在群众中推展的意识形态战，虽然资产阶级本身深知废除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死敌，而他们是无时无刻不在盘算如何夺回资本主义失去的领域的；对于英美的资产阶级来说，中苏官僚不是另一些资产阶级竞争对手，而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势不两立的制度的代理人，纵使官僚已背叛了他们所自称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国家资本主义论却不仅由资本主义辩护人鼓吹；不少左派人士甚至工人国家内持不同政见份子也认为：官僚新资产阶级正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吉拉斯的论述，哄动一时，他也因此被投黑狱；魏京生也称四人帮等为“新生资产阶级份子”[2]，虽然魏被重判入狱是因为他责新旧领导者都是“政治骗子”，责邓小平是新的独裁者。吉拉斯和魏京生，代表了亲身体验了所谓“社会主义”的一代人，看到官僚统治下财产虽已国有化，工人虽被称为社会的主人、生产的管理者，可是，人民生活条件和民主权利更不如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被剥削的人民；于是，他们的结论是，现在压迫、剥削人民的官僚也是资产阶级，不过他们以无形的政治权力代替有形的资本罢了；官僚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做交易买卖时，不也是以一个大资本家的姿态出现吗？这个看法，反映了在过渡时期堕落的或畸形的工人国家内的极度扭曲形态和不合理现实，令人们对社会主义失望、怀疑、甚至否定。列宁主张怎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在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中，年青的一代除了站出来指控现实的不合理、批评当今的领导和制度外，也各自提出解决各种困难和矛盾的方法、前景。要求民主的旗帜当然是最鲜明的，而且“民主”除了作为政治权利被提出来外，更包括了经济上的民主——人民在管理生产、作出经济决策与分配产品上真正成为主人，当家做主。要求“民主”的呼声是一致的。在谈及如何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时，就有不同的论调了。江峰和于华在民刊“沃土”上发表的“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主张“发展人民民主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王希哲在“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努力”一文中，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引用了列宁的说话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因为列宁曾主张在革命后的苏联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我们在这里顺带指出，引用列宁的目的，不应该是借助他的权威来增加自己说话的份量，而应该是拿这个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有洞见的思想家的意见作参考之用。我们稍后引用托洛茨基的意见，抱的也是这个态度。我们现在就看看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检视江峰、于华、王希哲等是否正确地引用了列宁的说话。列宁是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开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的[3]。列宁后来说，人们对这个名词有很多误解[4]。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我们有必要了解列宁所谈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背景、内容和目的。列宁着重指出这个意见，是在一九二一年；当时，七年的国外国内战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农业歉收，工业陷于停顿；俄国本身的落后，更加重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国家急切需要在短期内尽快增加产品数量，巩固工农联盟，也需要一方面抗衡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抗衡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状态和自发势力。因此，列宁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内容就是：（一）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严格的核算、统计、监督、组织）来安排全国性的大生产；工人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来学习他们的技术和经验。（二）大部分工厂保留在国家手中，将少数工厂租让给国外资本家，国家提供生产原料和劳动力，资本家则负责安排和改造生产（主要是采伐和浮运木材，开采煤、石油和矿藏）。（三）农业从征收制改为税收制，农民缴税后可自由出售产品；鼓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织合作社，即准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此外推行代销制，促进工农业产品的流转。列宁曾着重指出，容许小生产者有贸易自由，能够提高生产者的热情。增加产品；工业的租让制，也是为了立即增产；原因都是“工农需要立即改善生活。”[5]立即改善人民生活，是列宁重复又重复地提出的，他并以之作为所有改进生产状况的目的。自称秉承马列主义的苏共或中共，都不例外地忘记了列宁这句重要的话，不是有意轻视改善人民的生活（四个现代化就不包括人民生活的现代化），就是将人民生活的改善推迟到将来，而不是现在立即就进行。难怪魏京生讽之为“望梅止渴”了！列宁另外着重指出的，是“上面实行集中，下面实行农民的贸易自由，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在大国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到之前的经济关系。”[6]这就是说发展经济以巩固自己，是作为退守或期待世界革命的暂时做法，因为经济真正发展，生产力真正提高，只有在先进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才可达到。列宁在期待和推行世界革命的前提下发展本国经济，与今日中苏及所有畸形工人国家在主张和平共存、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两者不但无共通之点，而且是对立的。还有要注意的一点是，列宁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由一个凌驾人民之上的特权官僚层由上而下地推行，而是按照苏维埃国家的有计划组织，在工人监督下，使资本主义不超出无产阶级限制的范围和条件。因此，列宁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尽快提高生产力的其中一个措施，绝不妨碍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列宁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共产党假借无产阶级的名义实行官僚专政，而是充分表现群众意愿和利益的苏维埃政权。尽管当时实行情形是官僚主义日渐抬头，党大有凌驾人民之上的趋势，但列宁是始终不懈地为人民掌权、实行苏维埃制度而战斗。因此，在引用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时，必须同时指出列宁构想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工人当家作主）和目的（改善人民生活、期待世界革命）。在今日的中国，是否需要实行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不过是一、两年最多是几年的事[7]，是要迫切挽救临近崩溃的国民经济，是要国家掌握大生产的组织方法，因为在当时的俄国经济制度中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在今天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是否高于现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成份是否大于社会主义成份？至于纯粹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租让制，，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掌握土地和一切最主要的工业部门，首先租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8]“在我国（经济上剥夺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政治上存在有工农政权）给予资本主义活动的范围，是十分狭隘的”[9]。当这类租让只占全国经济的一小部份，当资本主义只有很小的活动范围，这个经济制度可否被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什么？一些认为今日中、苏等国已变成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或正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论者，指出他们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列宁在二十年代初期提出的内容，因为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资本主义从早期的自由竞争走向后期的垄断，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单是从前的以国界和关税保护本国资本家来对抗外国资本家，以军队、法律、监狱和其他国家机器（包括以教育和传播媒介来巩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及为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提供各服务（国会调和各大资本家的利益，提供交通、邮政等一般社会服务，训练管理人才和技术劳工，等等）；在今天，国家对于经济运转的直接干预显著地增加。这点首先见于国家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国防开支、一般运输和公用事业、对亏本企业的资助等）[10]，而国家调节和左右经济发展的政策也增加了。他们于是认为，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政府，不过比英美等国政府在经济上起着较大程度的作用，两者只有量而非质的分别，所以苏、南国也可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分析上述论点是否正确的方法，应该是首先掌握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结构和基本特点，再将它与今日中、苏、南等国的经济运转情况作比较，不能只凭个别现象来判断某一经济结构是什么模式。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后期的一个形式，它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限制之间的矛盾。国家资本主义毕竟是资本主义，它的基础是私有财产制，它的一切经济运转的目的是追求资本增殖，它也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矛盾和危机（如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萎缩）。国家所起的作用不是要取消私有财产制，而是将个别资本家无法经营的企业收归国营，让全国人民共同担负这些费用；这个“劫贫济富”的做法，目的是保存私有财产制，令生产力社会化的压力不致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拖垮；期望国营工业企业会推广至整个生产领域，因而和平地达到“社会主义”，不过是幼稚的幻想。这个幻想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看不到在英、美、德等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反动而非进步的。是否适用于中苏？上述国家资本主义的基本性质是否已在或正在中苏南等国得到体现，因而这些国家可算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检视中苏等国的经济运行的结构。在今天的中苏，私有财产制已明确地被废除；可是，吉拉斯等人认为私有制却以另一形式存在；他们指的不是小生产者如农民所拥有的小块自留地之类，因为这些“私有”财产或生产资料只占国民经济很小的部分，重要的工业矿业等部门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吉拉斯等人认为财产私有正以新的形式存在：英美资本家对资本有调配权，对生产资料有使用权；在“国有财产制”国家，对资金的调配，对生产资料的使用和对产品的分配等权力，即操纵在行政官僚或厂长专家等技术官僚手中；以国家名义拥有的财产的调配权，不属于广大人民，只属于少数官僚，因此，官僚扮演着资本家的角色；他们用以操纵经济活动的，不是资本而是政治权力。上述论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私有制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在于一间工厂是由一个资本家拥有还是由该厂合股经营的狭义的“拥有权”，而是在于生产的投资和运行，是由“私人”的不同决定中心依照市场规律来决定；所谓“国有财产制”，意味着国家有权调配任何资源进行某类生产，不受到个别生产资料拥有者的阻碍或限制。在私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由利润率决定；没有利润（即不会令资本增殖）就没有人会投资，生产也就停顿；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于是会出现投资饱和，即无利润可图时资本家就拒绝投资，因此就造成经济衰退；反观在国有财产制的基础上，投资和生产是看产品是否有使用价值，因此，即使“亏本”的部门也会有资金投入去，可吸收投资的生产领域不会竭尽，因此也不会产生“衰退”的情形，只会有“资金不足”的情形。资本货物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一部门）和消费品生产部门（一般称为生产第二部门）的吸收投资情形，可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制度间的分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部门的投资需要竭尽时，就会产生经济停滞，资金不会转入第二部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当第一部门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趋向终结时，资源就会转入第二部门，不会发生“衰退”，即是说，工业化过程的终结，不会带来不断的萧条期，而会带来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这就是两个制度的经济运转目的上的基本分歧：资本主义投资追求资本增殖，社会主义投资追求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满足社会的真正要求；因此，前者的经济运转是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含有内在的危机和矛盾，后者则是有计划的。在中苏等国，官僚的存在基础是国有财产制；正因为财产不属于私人所有，所以政治权力变得那么可贵，官僚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也就牢牢不肯放。官僚对支配权的垄断，与他们存在的基础——国有财产制——是尖锐冲突的，因此中苏等国才呈现今日如此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极度的扭曲的社会形态；官僚需要诉诸高压独裁统治，反映了他们地位的不稳固（如果官僚是新阶级，它们应该像一般新生制度的统治阶级一样，在初期享有相对的稳定和繁荣。事实却并非如此。）要解决这个社会矛盾，人民就需要从官僚手中夺回政治权力；我们不能以官僚对生产方式和产品分配的垄断操纵，来否定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转的基础是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尽管计划充满了浮夸或胆怯的弱点及种种错误）。在官僚统治下，资本主义因素有机会滋长壮大甚至最终推翻现在的国有财产制度（例如在南斯拉夫，生产计划如果下放到企业自由地根据亏盈标准来决定，就等于国家计划和国有财产制的解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也就临近）。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如果在这些国家复辟，是不会以和平的“量变”达到的，他必然要先经过一次暴力的反革命，必然要血腥镇压群众的顽强反抗。“国家资本主义”论之所以不能应用于中苏等国家，也是因为历史上仍未发生这样一次反革命。总而言之，看“国家资本主义”论是否适用于中苏南等国，要看这些国家的财产关系和经济运转的动力，不能以一些貌似相同的表面现象来判断一个制度的性质。我们就以美国和苏联作为两个不同制度的代表来加以比较：美国和苏联同样有从事商品生产，但在美国，商品生产的利目的只求取得利润，不理会产品是否社会所需。或是否能够最好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商品生产占据了整个国民经济领域，连劳动力也成为一个自由买卖的商品；在苏联，商品生产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供国内流通，主要是消费品的生产；很大部分供本国使用的生产（如资本货物和不少生活必需品）都丧失了商品的属性，而且生产的目的是取得其使用价值而不是求取资本增殖；另一类商品生产是为国外市场的需要而进行的，这类生产要看市场规律，目的是赚取外汇，亦即求取资本的增殖；可是，由这类商品取得的“资本”，最终也是服务于本国的使用需要，求取一些使用价值（如用外汇换取外国的产品或购买外国技术）；在比例上，这类商品生产也只占国民经济的很小部分。可以说，美国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资本的积累，苏联的商品生产最终是追求使用价值的积累。此外，两国的企业都有谈利润。但苏联的利润不是生产的最终和唯一目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计算指标；利润在美国是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的收入形式，是统治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在苏联则不然。价格在两国的经济中存在，但在苏联，原料或消费品的价格是由政府订定。货币也存在于苏联，但它已不用来进行投资、自由购买生产资料或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可用来购买一定的消费品，而且不是所有消费品都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市场经济在苏联经济中也起作用，不过它的作用是补助和反映计划的不足，而非决定所有生产活动的关键性因素。失业的现象也存在于苏联，但苏联的经济制度是不需要一支数量可观的“失业后备军”来将工资压到最低水平的。苏联的生产流通过程中也出现浪费，但浪费不是苏联经济的内在倾向（不像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造成的浪费，而是管理不善或工人不关心机器保养和产品质量的结果）。至于资本输出、掠夺殖民地和争夺市场的帝国主义行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倾向；苏联的经济制度并不依赖上述行径才能存在；即使苏联在国外投资或注意市场的竞争能力，目的也主要是增加其外汇收入，服务于前面谈及的苏联商品生产的同一目的。而且，苏联的资本输出也是极有限的，与帝国主义强国的资本输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中苏等国的国家性质中苏南等国的性质，既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托洛茨基在“论苏联国家性质”和“被背叛的革命”两书中，详细精辟地述说和分析了苏联的国家性质，这个分析到今天仍适用于苏联、中国、南斯拉夫和所有已废除私有财产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托洛茨基指出，苏联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工人国家，因此她带有两种性质——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她的社会主义性质是她的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由于苏联是从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更由于她孤立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中，因此她的生产形式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她要暂时适应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本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平面都仍保存有资产阶级法权（如按劳分配的原则）；又要用强暴手段保卫不平等、保卫少数人的权利，从这些角度来看，她可说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国家。正由于这种二重性，她发展的方向可能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复辟，会走那个方向，主要由本国和世界舞台上的工农群众与少数统治者的力量对比和胜负来决定。今天，相反的倾向正同时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准备着社会主义的基础；但把资产阶级分配准则加紧推行到极度，则准备着资本主义的复辟。由于矛盾不会无限制地发展下去，苏联（以及所有畸形工人国家）往何处去的问题正尖锐地提到议事日程上。前景——如何提高生产力？江峰、王希哲等主张中国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目的是要尽快克服中国的落后情况，提高生产力。由于他们不能超越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框框，他们看到中国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闭关自守，就是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走后一条路，将自己适应于资本主义，逻辑地就是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对国外以资本家姿态进行国际贸易。我们在前面已指出，将基于国有财产制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错误的。至于提高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来为社会主义奠下基础，当然是目前急务，但这个目标是不能以“发展资本主义”或“以资本主义方式来生产”就可以达到的。要生产力迅速发展，特别是从中国技术落后的基础上出发，就先要做到两点：（一）善用劳动力；（二）采用先进技术。今天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却是难于做到这两点的。首先，在社会主义的生产中，生产者不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了赚取工资而劳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优越的地方，在于生产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和决定生产形式及过程，并平等地享有劳动成果；没有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生产者对生产过程和成果的监管控制，就不可能令他们的积极性得以发挥，令他们的生产热情得以提高；大陆劳动者之所以“懒散、消极”，主要原因是他们虽名为主人，却无决策权和分配权，生活又得不到显著改善，生产多少好坏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所以，即使国家买入大批先进设备，如果不给予生产者政治和经济的民主权利，先进技术也无法发挥应有效能。阻碍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行，压制着人民的积极性的，是中共的官僚专政。官僚层为了垄断政治权力以保障物质特权，为了维持少数人统治和本身利益，在国内压制人民，在国外与资产阶级妥协，推行斯大林主义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路线。因此，它也不能真正在平等交换的基础上取得先进国家的技术，因为只有在发生世界革命，在世界各国以全球分工和公平合理的交往互助下，才有真正的技术输入；而且只有世界革命胜利了，各国才可以将用在军费上的大量国防开支，投入满足人民需要的生产中。可是，中共官僚层和其他畸形或堕落工人国家的官僚层一样，不但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使人们误以为人民受到更大压迫的工人国家就是社会主义的体现，因而令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宁可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各种不合理事物；官僚更出于本身利益和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叛卖世界革命（更不用说它们会积极推进各国的人民起义了）。在官僚层的统治下，中国和其他国家都是无法快速提高生产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达到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生产力要得到发展，人类历史要走向文明而非野蛮，工人国家的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保卫已得的革命成果——国有财产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垄断；□推翻官僚层这个寄生体，人民真正掌握，并享有最广泛的政治、经济的民主权利；□推展世界革命。这个任务也就是第四国际一直坚持进行的。一九八○年六月廿七日来源：《十月评论》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1980年注释：[1]《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吗？》马丁·尼古拉斯著，中文译本由七十年代杂志社七六年六月出版。[2]魏京生《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探索第一期。[3]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八页“全俄中央执委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较详尽阐释这个名词，是在同卷第二二九页《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4]列宁全集第卅三卷四二七页“论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一月），列宁解释他为什么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5]列宁全集第卅二卷三五五页“论粮食税”（一九二一年四月）[6]同上三一一页。[7]同上三二零页。“如果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同上第三三一页：“上面所引的一九一八年的言论，在期限方面有许多错误；实际期限比当时估计的要长久一些。”[8]列宁全集第卅三卷三八六页“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二年十一至十二月）[9]列宁全集第卅二卷三四四页“论粮食税”[10]例如，美国八零年度的军费开支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 |
三哩岛的核子灾难（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战士报》，1979年4月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三哩岛的核子灾难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战士报》1979年4月2日微丝译〔美国三哩岛核子发电站在3月28日发生了核能工业历史上最严重的意外。本文节译自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费城及芝加哥市长候选人发表的声明，原载「战士报」4月2日特刊〕卡特政府和民主党及共和党，对于因三哩岛核能意外而危及数百万人民的生命一事，要负上全责。早在几个月前，政府视察官已知道核子反应炉的冷却系统有毛病，但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只是试图掩饰这事，正如政府几十年来都一直掩饰核能的危险一样。现在，政府一直说「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发生了。最可怕的结果，就是核电厂爆炸，致命的辐射散到周围的城市和乡村去。即使这个最可怕的情形能够避免，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已有多少人，包括一直在核电厂内工作的工人，已经受到泄漏的辐射所伤害。4月1日，卡特宣布现在的辐射程度「仍甚安全」，说政府首要关心的是「人民的健康与安全」。但早一天，他仍誓言保证核子发电厂「将会继续操作」。三哩岛的灾难，证明核能绝对不安全，证明「为和平而发展原子能」是一种神话，证明无论商用或军用核子反应炉都应立即封闭。一位居住在三哩岛核子发电厂隔邻的工人说：「就好像与一条响尾蛇住在一起，它迟早会咬你一口，不过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罢了。」联邦与州官员、核电厂公司、公用事业局、联邦核子规章委员会、受雇于老板的科学家，他们全都自始便说谎，掩饰事实真相。他们现在仍然在说谎。但对于他们的「安全保证」，人们的答复是：从该区疏散。自40年代初期以来，政府一直掩饰核能的发展情况及其危险性。为什么？资产阶级不敢告诉人民核能的真相，正如他们不敢告诉人民，他们如何计划物资的短缺，如何订定物价等。真相是：*他们将人民付出的数十亿元税款用来资助核武器和核能的研究、发展；*他们根本知道所有的危险，但他们压制或禁止报导任何有关灾难性意外的可能性、癌疫、畸型婴儿以及其它可怕后果，因为他们不希望人们知道；*他们开除任何「多事」的科学家；*他们需要核武器来控制全球，以保护美国财团的利益，而且核能可带给他们巨大的利润。虽然卡特一方面答允会将核电厂的教训全部向人民公开，但他同时却禁止「进步杂志」刊登一篇有关氢弹的文章。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在极力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的隐瞒和掩饰。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公营及私营的核能工业所有记录（包括所有技术和经济细节、所有医学记录）要公开，让人民审查和辩论。三哩岛事件表明资本主义统治的破坏性和反民主性；它是今日资本主义社会可怕前景的缩影。资本家贪得无厌的追求利润，正将我们带往大灾难的道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的裁员，可以在一夜之间威胁到数百万工人的生活；*受垄断操纵的主要商品的缺乏，可以激发价格暴升；*青年被派到外国为保卫资本家利益而送死；*帝国主义战争将导致核子大灾祸。这个危险现在更加大，因为美国资本家现在面临西欧和日本资本家的更激烈竞争。为了加强他们的竞争地位，美国资本家自1974至75年经济大衰退后，已加强对美国工人的压榨，包括废除一些健康及安全规例、强迫加班、增加税款、削减社会服务等；卡特规定工资增幅不得超过7%，但通货膨服率为每年15%。统治者企图要我们接受他们使用美国军事力量来维护他们在外国的利益，特别是当美帝今天遭遇非洲、东南亚和中东工农的反击时。核能工业是资本家战争竞赛的一部分。国防部视核武器为它的战争目标的一部分。今次三哩岛的意外，会大大增强反核运动的力量。反核运动的成功关键，在于它与反核的工人运动联合起来，并争取整个工人运动加入反核斗争。这是反核斗争能获成功的力量所在。反核斗争，是反对威胁着整个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大灾祸的斗争的一部分。要避免这个大灾祸，只有工人阶级组织自己及其同盟，从资产阶级统治者手里夺取政治权力。在进行夺取政权时，工人阶级要脱离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从事战争的党、核能的党、资本家的党的控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建基于我们本身的组织和工会的工人党；这个工人党是反战、反核能的、维护黑人、拉美人、妇女的权利的。有一股力量动员起来，从只追求利润、不顾人类生存灭亡的资本家统治者手中夺得控制权时，它就可以立即封闭所有核子发电厂、烧毁所有核武器。三哩岛事件显示：这个任务现在更迫切了，人类生存本身正受到威胁！原载《十月评论》 |
我怎样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个尼加拉瓜游击战士的自述（1977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我怎样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个尼加拉瓜游击战士的自述文献来源：十月评论（本文摘自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洲际通讯》的译文，是访问曾积极参与尼加拉瓜游击战的法士度·阿玛多F·Amador。原载于纽约的革命社会主义双周报《宇宙透视》六月二十号）我最初卷入政治，是十八岁时在马拉瓜领导学生运动。我哥哥卡路士是民族领袖，他很大的影响了我对政治的兴趣，和我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我初期作为学生领袖时，并未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当我接触到清贫的学生和社会上最为贫困的阶层后，我便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改变经济的情况。在一九六四年，我开始加入学生运动，并参加了一个左派政党——共和动员党。我参与组织街坊委员会，在十三个会中有约三百人，经常聚会和发动各种斗争。这是我第一次积极参与群众运动。当时有不少学生加入委员会，但这类活动与学运没有关系。前者使我更着重贫苦群众的运动，而学运方面，我们则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罢课和试图成立全国学生联会，但我们不希望学运与任何政治党派有联系。这时期，我与正在地下工作的哥哥接触。我从最初开始，便反对以游击战略作为革命政治手段。我哥哥劝我应从党内部争取这立场。当时的共产党“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的工会官僚们曾多次阻止我在工会集会上发言，我便愈觉需要不是改良主义的路线，而在当时国内唯一真正反对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和阶级合作的，便是一个游击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以下简称桑战线），是纪念反对美国侵略的民族领袖辛地尼斯达而命名的。桑战线当时所鼓吹的，是国家需要一个深入的农业改革，同时脱离美帝的魔爪。它与传统的反帝斗争认同，并为打倒苏莫沙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努力。参加辛战线的年青人，是一整个急进的阶层，他们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推翻苏莫沙的独裁。辛战线的领导层，认为推翻苏莫沙政权的同时，要解决全国最贫困阶层的社会及经济需要，所以社会主义革命与推翻政权是不可分离的。在一九六四年试图以合法手段组织一个政党失败，策划人被捕后，我哥哥便觉得只有武装起义斗争才能推翻苏莫沙的政权。在桑战线内，我主张群众运动，但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由于苏莫沙政权大力镇压，全力对付我们，我们只有保卫自己，转入地下活动，并与游击行动组织一起工作。在政府的猛烈镇压下，我们应该等待，重组力量，进行政治工作，但同志们大都希望对政府进行报复，铤而走险。我被派往古巴，接受军事训练，购买武器等。我离开本国几个月后，政府大力扫荡，逮捕了差不多所有城市游击队的领袖，虐杀了很多干部。我在古巴逗留了大概两年，从一九六八年一月到六九年七月。古巴给予我的政治打击甚大。当时，我的政治教育不足，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只是理论性的。古巴的日趋官僚化，令我思想动摇，我一方面对官僚化的情况反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必须的。我的想法是：“古巴和同类的国家，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我本国，好上千倍，但我一直斗争争取的，不是这种社会主义。”在古巴，我看不到其他的政治选择；但在古巴，我看到游击战是致命性的，不可行的，必须加以反对的。那时我希望能合法地回本国，再寻求新的政治出路，再深思和考虑我将来应走的道路。我那时颇倾向于毛泽东主义，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却令我很怀疑。我从古巴回国。后来，又离开尼加拉瓜，到欧洲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我到了伦敦，法国，然后到比利时。我第一次接触托洛茨基主义，是阅读托洛茨基的著作，特别是《被背叛的革命》，读这本书是我政治发展中最重要的经验，它帮助我整理了一直在我脑海中打转的所有问题、概念。以我的政治经验，我以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所做成的问题，促使人民中许多阶层走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每一阶层有本身的矛盾，有本身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将来，拉美改良主义的惨败，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的背信，社会情况的日益恶化等，会令更多阶层走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当然，每一阶层会带来它的偏见，同时产生必须对付的压力。在拉美，急进化的力量已更怀疑游击战略，虽然辛战线当游击运动在整个拉美蔓延的情形下，是比以前更强大了。但是，建立革命党派问题，因游击战略受排斥而可能性更大了。现在，我国的情况颇富爆炸性。苏莫沙政权继续以暴力统治。最近有更多群众动员。现今的政治斗争，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城市的群众，而不是以前一直担任主要角色的乡村群众。群众斗争的主要一环，是争取民主权利。对群众来说，斗争就是为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争取更像人的生存。所以，反对苏莫沙，争取民主权利，都与社会主义有密切关系。推翻苏莫沙政权的革命，也就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不可分离。 |
杭州发生了什么事？（军行，1975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专题】香港托派《十月评论》资料
杭州发生了什么事？
军行（1975年8月15日）
从今年七月末起，十多天以来，外国电讯不断报道浙江省电台关于杭州发生工潮的广播。据说，由于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杭州许多工厂发生罢工、怠工，派系打斗和”破坏行动”。一万多名军队开入那些工厂中”参加生产劳动”。该省领导人警告，搞工潮的人将受到无情的镇压。
早在今年初，北京外电已有过浙江省发生铁路工人罢工及一批罢工工人被捕的报道。这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城市，据说从去年冬起封锁了几个月，当时，外国外交人员申请前往这个城市的也得不到批准。
国内报刊至今还没有这样清楚明白的报道，但从近来的《人民日报》上，仍可以若隐若现地看到如下的透露：
“杭州钢铁厂、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杭州制氧机厂、杭州第一棉纺织印染厂、杭州第二棉纺织厂和浙江麻纺织厂等企业的广大工人……决心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杭州市这些企业…过去有一段时间，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受到了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生产一度上不去，最近一段时期以来，这些企业连续召开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誓师大会。……揭露和打击了破坏安定团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坏人”。“大家表示，一定要顾全大局。”“连日来麻袋、麻布和麻线的产量有了较快的增长。”“生丝、绸缎生产连日来都取得了良好成绩。”（七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在杭州齿轮箱厂，“去年，在批林孔运动中，厂内极少数人在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下，出现了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行为。……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些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谬论……许多工人……主动增加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来抵制错误思想的干扰”。（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驻浙江某部广大指战员……八一前夕到杭州一些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间隙，还注意做群众工作，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畅谈增进安定团结的重大意义……。连日来，各厂工人以解放军为榜样，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劳动，使生产节节上升”。（八月二日《人民日报》）。
杭州铁路分局金华铁路地区“今年第二季度货物运输的进出作业量比第一季度增加将近一倍；三月份以来，月月超额完成运输任务。”（八月十日《人民日报》）
拨开中共惯用的宣传技俩和巧词掩饰缺点的迷雾，上引人民日报的报道是证实了：
一、杭州不断地出现了破坏生产的言论和行动，许多企业的生产，在最近之前“上不去”（即减产甚至停产），是由于工人的怠工罢工；经过打击了破坏生产的“坏人”（即镇压罢工工人）之后，连日来才“有了较快的增长”，即，恢复了、或部分地恢复了生产。
二、杭州邻近地区的铁路运输，在今年三月以前没有完成任务，甚至不及以后的一半，造成当时的“货场拥塞”，这反映出该地区铁路工人当时是在怠工或罢工中。
三、杭州那些企业中的“坏人”之被打击（外电报道有大批工人被捕和送去劳改），尤其是某些厂的生产恢复，与“广大指战员”开进工厂，时间上十分凑合。这些指战员虽说是“参加生产劳动”的，但他们并无生产技术，不能代替原有的熟练工人工作，对生产不会有很大帮助，为什么恰恰在“生产上不去”的时候到工厂去，而在其他时候，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厂矿企业，都很少有这种行动呢？
这就证明了外电的有关报导，并不是完全凭空臆造的，（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可以推想的是：杭州及其邻近地区的工潮，从去年起就时有发生，此起彼伏，最近这次的规模比较大，经过相当时间仍不能解决，以致要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出对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更要出动“广大”的军队到各工厂去，为的是对怠工工人施加压力，甚至进行镇压，有如文革后期开进学校镇压学生红卫兵一样。
中国工人阶级被称为当家作主的领导阶级，新中国又被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照理是不会、也不需要进行罢工怠工的。但事实上却发生了，而且规模相当大。这绝不能归咎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所为了。中共只用“坏人”，而不用“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等罪名，显示出怠工罢工的参加者和领导者都是阶级成分好、历史清白的工人，致使中共不能套用更大的帽子。
工人之被迫怠工罢工，实在完全是中共政策所造成的。他们的工资待遇长期来都绝少得到提高，但生产任务却被层层加码；既被要求“多快好”，又被要求“省”。中共不断提出的各种政治“运动”,总要连结到“促生产”上面去。比如半年前开始的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其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促使工人作出更多贡献，取回更少报酬；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指责有产生资产阶级的情况，“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这意味着增加工资的要求将被排拒；现行的八级工资制，被视为“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加以限制，这意味着较高的工资将要减低，以拉近与低工资间的距离；他们被要求“发扬共产主义精神的义务劳动”，意味着要无报酬地加班加点、加强劳动强度。
关于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劳动强度，即使在上引的《人民日报》报导中，也有很具体的描写：
“目前，杭州是霉雨高发季节，暑气逼人，但这些企业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迎着困难，战高温，夺高产。杭州第二棉纺织厂的职工，克服高温潮湿的恶劣天气给纺织生产带来的困难，力争多开机台，使生产节节上升。……他们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添砖加瓦，再苦再累也心甜。’丝织车间丙班的工人还自动组成业余突击队，利用业余时间，积极检修设备。”
“许多工人同志说：解放军同志和我们一起挥汗劳动，…我们再累心也甜”。
这种“再苦再累”的话，充分反映出工人辛苦劳动的真实情况。但有多少工人真正是“心甜”自愿的呢？怠工罢工事件就是最好的解答。
这种累和苦是统治者所长期要求于工人群众的（但他们自己却过着舒适的生活，夏天可以到避暑胜地去度假，或者坐在低温的办公室里）。工人忍受不住这种无厌的要求和长期的困苦生活，被迫要以怠工罢工来争取改善。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正当合理的行为，是新宪法所明白承认为合法的。但统治者不仅不由此汲取教训，接受工人的要求，改变一贯的路线政策，反而要加以无情的镇压，并继续开动宣传机器，假借工人名义，大唱“再苦再累也心甜”的圣诗。
杭州工人的情况，基本上是全国各地工人情况的一种缩影；杭州的工潮只是长期来发生于中国的无数工潮之一。它再次清楚表明工人阶级与官僚统治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对立，也表明官僚统治者去年写在宪法上的“罢工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一样，都是骗人的空头支票，是掩饰官僚独裁统治的外衣。
面对着广大群众的不满和反对，中共不断提出各种“运动”，一方面在思想上对群众施加压力，要他们在“抓革命”中促进生产；另方面整顿自己队伍，清除某些异己分子，压抑一下极为群众反感的官僚的行径，以疏泄一下群众的不满。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研究儒法之争，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基本上都具有这两方面的动机和作用。但每一次“运动”都难免引起党内的不安和倾轧，加深了党内的危机，削弱了中共的力量，动摇了它的统治基础，同时又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加强了他们的斗争信心。
正因为处于这种党内外交困的矛盾境地，中共在号召进行各种“运动”的同时，又不停地极力号召要加强党的团结。即使在姚文元那篇发表于今年三月的《红旗》上的专论中，一方面提出反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激烈论调，另方面又号召安定团结；这显然是矛盾的。而在六月出版的红旗上，为了强调“安定团结”的重要性，竟在一篇三千二百字的文章中重复这四个字达二十三遍之多。这反映中共今天面对着国内骚动不安和党内派系斗争会再起分裂的一种惧怕心理；它实在不愿再掀起激烈的党内斗争，引起重大的社会震荡。
为此，八月出版的《红旗》再度号召：
“各级党委要看重自己的领导责任，讲路线，识大体，顾大局，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一切无原则的纠纷，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扫除干净，积极搞好团结。”这是对今天正发生着的“无原则的纠纷”和派别斗争的公开承认。它透露“有人怕影响党内团结……对某些党员、干部发生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不去抵制，不去斗争，不敢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它主张”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来求取团结，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即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帮助那些犯有错误或生活腐化的党员和干部提高觉悟，积极改正，不然，“如果听任错误思想和不正派作风自由泛滥，就会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如果党的团结涣散，就会给阶级敌人分裂我们的党造成可乘之机”。这就是说，为了避免给敌人乘机利用，中共必须改正一部分党员干部的“不正派作风”，以保护整个党，加强其战斗力，去共同对付中共的敌人。像杭州所发生的那种事件，就是中共强调“安定团结”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产生这种号召的社会背景。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
原载《十月评论》杂志第10期 |
乌戈·布兰科：论武装斗争——智利和秘鲁的教训（1973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相关链接：《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论武装斗争——智利和秘鲁的教训乌戈·布兰科1973年史丹译译按：关于本文作者乌戈·布兰科（HugoBlanco）曾是秘鲁库斯科（Cuzco）地区和拉孔本雄山谷（ValleyofLaConvencion）地区农民运动的主要领袖。由于他在农民运动中的角色和地位，布兰科在一九六三年被捕，因为国际性的保卫运动，才从死刑改为判监禁二十五年。渡过三年长的单独隔离幽禁，至一九七〇年十二月，由于凡拿西高（Velasao）的改良政策而被释放。但九个月之后，他又被秘鲁政府驱逐离国，转赴阿根廷，却不为所容。当智利右翼军人于一九七三年九月政变时，他正流亡智利，在瑞典大使馆人员的帮助下，他才能逃离智利独裁军人的魔爪，抵达瑞典。布兰科是第四国际——托洛茨基所创立的国际革命社会主义党——的领袖之一。布兰科曾被囚在臭闻昭彰的爱芬顿岛（ElFrontonIsland）监狱，他却拒绝从此沉默，反在狱中著书，取名为《土地还是死亡——秘鲁的农民斗争》（LandorDeath——ThePeasantStruggleinPeru），缕述他自己于六十年代亲身参与的秘鲁农民斗争。正如甘美祖（PeterCamejo）在该书英译本导言中所说，这本书“组成了自古巴革命以来，拉丁美洲革命的理论和实际的一项最重要的贡献”。作为那次具有广大群众为基础的农民运动的中心领袖，布兰科指出一条道路，完全有别于拉丁美洲那些希求通过议会，“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智利亚伦特之流）或者是那些尽管十分投身，却完全孤立，和脱离群众的游击队所采取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建立一个革命的群众党，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领导工农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本文是该书最近出版的瑞典文译本的原作者新序言。在像瑞典般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很困难理解到，工人阶级会使用暴力去消灭剥削的不可避免性。由于这些国家有相对地高的生活水平，甚至一般地并不意识到这种剥削的存在。发生在智利的事变，帮助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了解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样的。虽然不少人认为这类事变只限于发生在“第三世界”，即落后国家里，但另外有人却开始看到，在智利那种尖锐地表露出来的阶级矛盾，其实与先进国家里以曲折方式表露的阶级矛盾是相一致的。有一些人甚至发现到，牵连到这两个情况里的大财团，亦是相同。在危机的时刻，资本家总要把整个危机的重担放在工人身上，——包括放在先进国家的工人身上。统治阶级甚至乎会从工人身上取回他们现在享有的种种权利，和减低他们的生活水平。因为工人会反抗，资产阶级就会积极地提倡最横暴的方法。假如工人有一个适当的政治领导，他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财产拥有者没有能力恒常地组织起生产和分配，工人就会逐渐将这些功能拿到自己的手中。为了反抗资本家使用武装暴力来阻止合理的经济计划，工人将会被迫用同样的方法去保卫他们自己，直至他们能够粉碎资本家的少数暴力为止。工人最后必须不单要毁灭武装架构，并且还有毁灭整个国家机构；在那时，这个机器就会撕下它作为一个保卫剥削者，反对大部分人民的镇压工具的假面具。很多同志经已认识到武装斗争之无可避免，尤其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里，甚至乎走到集中他们一切的注意力在武装斗争上。他们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当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一旦存在，重要的事情就是被剥削的大多数意识到剥削的存在；就是大部分人明白到他们能够从这种剥削中解放出来；亦就是当大部分人明白到这种解放可以实现。这些同志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教育的。在这个社会里他们看到剥削的少数决定了多数的命运。他们受统治阶级的方法上的影响所苦；同时，带着一剂浅见的药方，他们幻想那些已认识到终止压迫的需要性的少数，能够以它们直接反对压迫者的行动来完成。在或大或少的程度上，这些同志忘却了这个事实：那些已明白到反抗剥削者的需要性的人的责任，是在其他人民里组织起推动这种意识。以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来说：这些同志的责任，就是建立一个会领导群众的革命党，而不是以它们自己去代表群众。这些极左的同志们多次提出一个论点，那就是资本主义的镇压机器的力量。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当大部分被剥削者，包括军队，仍未信服革命的可行性和需要性时——我们的任务都是教育的，政治教育的。以为靠几个革命者就能够在技术上与资产阶级军事机器抗争是十分幼稚的。但无论怎样，当大部分的被剥削者已被说服，这就会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回答：“何时及如何去武装”——一个困扰着很多革命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群众的政治起义发生时，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放下俄国革命及其他的历史大事变的例子不谈，当时群众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军队，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问题是如何地在一个较少的层面被回答。当拉孔本雄的农民运动正在高潮时，秘鲁的极右派，甚至乎在“游击队”存在之前，就已发动起一场广大的运动以针对当地的“游击队”。这使到要在整个南方禁售军火。无论怎样，感谢那些反动的报纸，使到很多商人知道，他们卖给我们武器就可得到颇为可观的生意，于是就将军火带来给我们。当然售价是极高的，但我们以售卖夺到我们手中来的大牧场的兽畜来付购买武器的费用。你看，当马克思说：最后之前的一个资本家将被最后的一个资本家所卖给我们的绳索吊死时，他是正确的。参与火药生产的工匠们开始供应我们弹药。在我们农民协会附近正在兴建一条路。我们知道这项工程的管工同情我们的运动。估计到这一点，我们派了一名同志去买一些用于这项工程的炸药。这个管工走去告诉负责这项工程的工程师发生在我们区内的运动的事，工程师就下令管工给农民们一箱炸药条，药引和信管。除此之外，工程师还叫管工来到我们处，教我们使用这些器械的正确方法。因为这些炸药是供社会之用，工程师并没有收我们钱。之后，在附近区域，有另外一件事。一名负责管理所炸药仓库的人送了一些炸药给农民作为礼物。有一些地主给我们解除了武装，而另外一些则在我们问他们之前就已自动将武器交给我们。他们这样做，是由于他们惧怕农民运动的力量。在其它的情况下，我也曾看见过群众怎样去取得军火武器。其中一次是一九五五年六月十六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工人进攻一间兵工厂（这是一次企图阻止右派反对当时贝隆的一次群众运动）。另一次在智利，那里不单有一些技术工人去制造军器，并且有一些工人在他们占据了的工厂里制造。在那些制造兵器的国家里，这种情形就更为真确。那些兵工厂的工人，以及那些管理军火运输和贮藏的工人就一定会成为很好的军火供应人。在康云西安（拉孔本雄）所欠缺的基本上是党的组织。在阿根廷和智利，群众的领导将他们带向放弃武器起来的准备。至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历史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告诉我们，兵士的意识上扬和低落，是直接地连结到被剥削阶层的意识的，兵士本身就属于被剥削的阶层，虽然一般说来，兵士的意识是较为迟缓的。人民群众与资本主义架构之间的各种程度的冲突，一般地反映在军官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机构与兵士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之中。当然，资本家的新闻媒介企图去掩饰这一点。我将这种事实连贯到我自己的经历上去：在库斯科（Cuzco），曾经有两次，在农民运动还未有发挥它的力量至高峰时，我曾经与一些士兵一起被囚在监狱里。那些士兵们领导一次叛变以反抗他们的将领，并且将这些将领关进牢里去。事后，我曾遇到一名居住在周边马奥（Chaupimay）少校，他替我们作军事教官。当我在一九六三年被监禁后，大部分看守我的警卫，他们来自不同单位，却与我友善。有很多次，警卫成为我的转讯人，甚至乎替我与外间联络。很多次，监狱长调换警卫来作为警戒，有时他们被调派至远离家园的地方。我与一部分的警卫合作，出版了一份地下的传单，抗议他们上司的滥用权势。为此，两名警卫被拘禁，并且被停职。当塔克纳（Tanca）的审判进行时（布兰科和其他农民领袖被审），很清楚地，警卫所显示出来的同情，正是人民的同情的反映。当我被转往爱芬顿岛（IslandofElFronton）囚禁，一些警卫来找我，要求我对他们所属的地区的农民斗争提供意见。在秘鲁中部，一名将领释放了一个农民领袖，并且领导一支游击队。在秘鲁丛林中，一名警察阻止了一名企图即时枪杀游击队员爱拿士（AlainElies）的军官。所有这些警卫在进行镇压时都是职业专才，所以比起一名新征入的士兵，是更加远离工人的。当我被监在库斯科军营时，士兵会以鼓励的说话来接近我，告诉我他们也是农民。在智利，那里的工人缺乏一个革命的领导，为那场与资产阶级机器无可避免的冲突而教育和组织他们，而士兵也缺乏这样一个领导。巨大的革命决心使到部分工人和群众走向无组织的武装反抗[1]。亦有一部分士兵进行同样的反抗，在那种情况下，所欠缺的是一个革命党而不是欠缺战斗的决心和武器。这里是几点我所知道的：●政变前夜，很多反对政变的士兵和军官，被突击军团枪决；●只有经过“被挑选”的单位，才参与了政变的准备工作。其他的单位接到命令留在军营里；●有一部分“被挑选”的单位，拒绝采取行动；●在十一日（一九七三年九月），国家警察学校的低级警官，存心和决定起来反对政变。学生与其他的市民一道，进行过英勇的反抗，直至全部被屠杀为止，他们拒绝投降；●同时发生反抗的军事单位有圣地牙哥，圣贝拿杜，维拿地玛，和圣费到贝。在冈西皮西安（Concepcion）和华狄菲亚亦有隐约的报道；●很多被军事独裁称为“来自极端分子的攻击”其实就是加拿边尼路人民（Carabineros）和士兵的反抗；士兵并且分派居民以武器。在美国，当反越战成为群众运动时，它亦开始反映到军队中去。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在那些群众动员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葡萄牙士兵之拒绝继续在非洲作战，对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独立，以及对葡萄牙政府的更换，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个所谓“武装力量运动”（ArmedForceMovement），毫无疑问，是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无论怎样，虽然以一个歪曲的形式，它反映了军队中的革命兴起。很多军营里，士兵举行集会，讨论像殖民地主义和军官的特权等问题。最后，在其它欧洲国家，人们可以清楚看到，部分青年所提出来的革命性问题，正反映到军队去，包括了有组织性的士兵刊物和最少一次的国际性会议。在这些军营中，智利的问题也被讨论到。在这些国家里，当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剥削的层份，一旦明白到以直接的革命方法去夺取政权的需要性的时候，兵士也会明白这一个需要的。当革命的政党，能够组织和领导工人，代替了资产阶级和改良派在群众中的领导时，革命党亦会成为兵士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刊于《十月评论》1975年7月版[1]一九七三年九月，现今智利军事独裁政权领袖皮诺切特（Pinochet）发动的政变，推翻了阿连德三年长“人民联盟”（PopularUnity）的人民阵线式阶级调和统治，粉碎了“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迷梦。政变带来给智利人民血腥的屠杀。直到今天，数以千计的工人，学生工会领袖和外国流亡智利的革命者，仍然被囚在惨无人道的监狱和集中营里。政变前，由于缺乏一个群众的革命党，智利工人面对资产阶级日益高涨的威胁，却没有及时武装起来。（当时，唯一在工农中具有影响力的组织，是中派主义的“革命左派运动（MIR）但它在武装工农群众这一迫切问题上，却显得左摇右摆，把持不定。）虽然如此，英雄的智利工农兵士，却勇敢地组织起零星的武装反抗，对付政变的军队。——译者。 |
约翰·列侬访问记（1971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约翰·列侬访问记
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8卷第2期（总第50期）1981年2月出版
约翰·连侬是英国战后最有才华的音乐家之一。他被一年轻疯子谋杀，令人不禁想到美国社会的根深的毒瘤。而凶手的发疯，除了反映他本人的病态外，更反映了美国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病态。
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连侬曾受到多次生命威胁：三K党、种族主义的英国军官、宗教狂热者等。但他却没有意想到会在一个无知的凶手手中送命，而凶手很可能只是想出名。
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连侬是一个影响数百万计年青人的激进化过程的一部份。他最好的歌曲，助长了激进化过程，显示了他是关心世界和世界上的问题的。在一九六九年，他将四年前获颁赠的MBE(英国帝国勋章)勋衔退回，以抗议英国在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区的政策。
以下转载的一篇访问记，是一九七一年《社会主义挑战报》的前身《红鼠》REDMOLE所作的访问，由百立品和阿里记录。在访问后的第二天，连侬打电话给阿里办公室。告诉阿里他很喜欢早一天的访问谈话，然后他突然说：『我从这个谈话，得到灵感写了一首歌，是用来在示威游行中唱的进行曲。你不介意我在电话上唱给你听吧？』于是他就清唱了『把权力给人民』的歌词。在同一个月，他把这支歌独唱推出。
访问后，连侬及大野洋子多次参加了游行，他时常坚持要拿着《红鼠》报，虽然他常常私下对阿里说：『我不明白里面的一半文章，但我觉得这刊物很好。』
连侬从不忘记他是爱尔兰人和工人阶级出身。他对统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机构抱有很深的蔑视。
虽然他之离开英国去美国，显示了他逃避政治和投入献身，但他从来未成为另一方的代言人。他生前经常强调必须与男性沙文主义战斗。
约翰·连侬访问记
我一直都关心政治，并且反对现状。这是很根本的。因为我自小就培养成憎恨和害怕警察——他们是天然的敌人，鄙视军队——他们将人们带走，令人们死在异乡。
这是工人阶级基本的看法，虽然当他们年纪大些，有了家庭、在被制度吞噬后，这些基本点会渐被磨灭。
在我来说，我从未非政治化，虽然在六五、六六年左右我有点被宗教笼罩。这个宗教影响直接导自所有超级巨星的胡言——宗教曾是我受到的压迫的出路。
我想：『或许生命里还有其它一些东西？难道这个就是？』但我一直都仍然政治化。
我写的两部书，有许多对宗教的攻击，另外写了一个话剧，是关于一个工人和一个资本家的。
我自小就一直嘲讽这个制度，读书时已经常写杂志四围传阅。
我非常意识到阶级，因为我明白自己的遭遇，而我也明白压在我们身上的阶级压迫——这是一个丑恶的事实，但在披头四的旋风世界里，这事实却被忽略。有一段时间我离开现实较远。
我们到过美国几次，EPSTEIN时常因为我们不提越战的事而唠苏。于是，有一次，佐冶和我说：『下次他们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喜欢越战，我们认为他们应该立即撤出这个战争。』
我们这样做了。当时，这样做颇为激进，尤其是由披头四作出。这是我个人第一次有机会挥舞一下旗帜。
但你们必须记着，我一直感到被压迫。我们受到如此巨大的压迫，令我们差不多没有机会表达自己，尤其是工作如此繁重。不断的巡回表演，时常处身于神话和梦想之中。
当你是西泽大帝时，人人都会说你多么伟大，将好东西和女人送给你，这时，是很难冲破这些，说『我不想做皇帝，我想要现实。』
于是，我做的第二件政治性的事，就是说：『披头四比耶苏更伟大。』这引起了一阵轰动，我因此差不多在美国被枪杀。对于我们的乐迷来说，是一大创伤。
到那时为止，我们仍遵行不回答敏感问题的默契，虽然我一直读报纸上的政治新闻。
我不断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令我因为什么也不说而感到羞愧。我爆发了·因为我不能再玩这套游戏，实在是吃不消了。
当然，到美国去令我得到更大的锻炼，尤其因为那边正进行战争。可以说，我们成为了木马屠城记里的木马。
披头四爬到顶点。然后，唱关于毒品和两性的歌，然后我进而唱越来越重份量的歌，他们于是就开始不要我们了。
除了最初成功一刻的得意激动外，其余的时候非常不好过。我们最初的目标是想达到像猫王那么捧，向前进是好事，但要达到就遇到失望。我发觉我不断要讨好的那些人，就是我小时候一直憎恨的人。
这件事情将我带回现实。我开始认识到我们全都是受压迫的，这亦是我想就这点做些事的原因，虽然我并不知道我的位置在那儿。
当我开始时，摇摆乐是我们年纪和情况的人们的基本变革。我们需要清澈响亮的东西，打破我们自小就被罩盖着的麻木和压迫。
最初，我们感觉到是在模仿美国人，但当我们深入音乐中，就发觉它一半是白人西方音乐，一半是黑人民歌。许多歌是从欧洲和非洲来的。DYLAN的许多最佳歌曲是来自苏格兰、爱尔兰或英国的。就好像是一个文化大汇集一样。
但我最有兴趣的是黑人的歌曲，因为它们较简朴。这些田园歌曲，主要表达了他们身受的痛苦。他们不能理智地表达自己，于是要用几句话说明他们的遭遇。此外，还有一些城市歌曲，很大部份是关于性及暴力。
其中有许多是自我表达，但在近几年来，他们才完全认同黑人权力(例如EDWINSTARR灌的一些反战唱片)。在此以前，许多黑人歌手仍在『上帝将会挽救我们』的主题下歌唱。
但由此至终，黑人歌手都是直接地唱他们的痛苦，唱关于性的歌，这是我喜欢他们的原因。
最初，工人阶级反对我们对于性的开放观念。他们害怕赤裸，在这点上他们如其它人一样受到压抑。现在，工人对我们较为友善，或许事物正在改变。我认为学生现在已有一半清醒，足以试图唤醒他们的工人兄弟。如果你不将自己的觉醒传开去，它就会再次封闭。
因此，基本需要就是让学生走到工人中间，说服工人相信学生并非在说浮夸话。当然，我们很难知道工人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因为资本主义报刊散播的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说法。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与他们直接倾谈，尤其是与年青工人直接倾谈。我们必须从他们开始做起，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与制度是对抗的。我希望能够激励人们打破架构，在学校里不听话，要敢言，要敢于不断侮辱权威。
我认为要令年青人前进并不太费力。你只要让他们自由进袭本地议会或摧毁学校当局就可以，就像大学学生粉碎压抑一样。
这个过程已在进展，虽然人们必须更多地聚集在一起。而妇女也是非常重要的；不令妇女介入和解放的革命是不存在的。而男性优越感是多么微妙地灌输了给我们。
我经过一段颇长的时间，才认识到我的男性主义令妻子大野洋子有些地方受不住。她是火热的妇女解放主义者，她会很迅速地告诉我什么不对，虽然那些事对我来说似乎很自然。因此，我时常很有兴趣知道自称激进的人是如何对待女性的。
我们要令工人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真正的不快乐的情况，要打破他们的梦——他们梦着他们是在美好的言论自由国家，他们有汽车电视机，生命中已无其它事物，他们乐意让波士（老板）支配他们，看着他们的儿女在学校受骗。
他们梦着的，是别人的梦，不是他们自己的梦。他们应该认识到黑人和爱尔兰人被折磨、被压迫，而他们将会是下一批受害者。
当他们一旦觉醒到这些·我们就真正可以开始做事了。工人可以开始接手。正如马克思听说：『各取所需』。我认为在这儿会运行得很好。
但我们也需要渗入军队，因为他们受到很好的训练来将我们都杀死。我们需要从我们自己受压迫的地方开始。
我们不是要去安慰别人，令他们感觉更愉快，而是要令他们觉得更坏，不断展现在他们眼前他们所谓维持生活的工资是要经过何等贬抑和耻辱才得到的。
把权力给人民
约翰·连侬独唱(一九七一年)
把权力给人民！
把权力给人民！
把权力给人民！
把权力全都给人民！
如果我们要革命，
我们就要立刻进行。
快点站起来，
走上街头，唱着歌……
[齐声：把权力给人民！]
一百万工人无酬工作，
你们最好交还他们的财产，
我们将会打倒你们，
当我们操入城，唱着歌……
[齐声：把权力给人民！)
我要问同志们兄弟们，
你们在家里如何对待女人？
她们要有自由，
你们才能解放自己。
[齐声：把权力给人民！]
星期日，血腥的星期日
约翰·连侬／大野洋子合唱(一九七二年)
这是星期日，血腥的星期曰。
他们向人民开火；
十三位烈士的呼叫声
充满『自由达里』的空气。
你们之中是否有人
胆敢归咎于孩子？
士兵一个也没有流血
当他们钉上棺木的钉子时！
星期日，血腥的星期日。
那是血腥的星期日！
你们自称占多数，
你们明知那是大谎话；
你们事实是少数，
在这个可爱的绿岛上。
当斯度蒙禁止我们游行时，
他们会学到许多事；
拘留政策不是答案，
囚犯母亲会接手焚烧！
星期日，血腥的星期日。
那是血腥的星期日！
你们英国猪和苏格兰佬，
被送去将北方殖民化；
你们挥舞着血腥的英国旗，
而你们知道代价是什么！
你们竟胆敢劫掠
一个骄傲自由的民族；
爱尔兰要留给爱尔兰人！
英国人要放回海里！
星期日，血腥的星期日。
这是血腥的星期日！
是的，一向都是血腥的星期日。
在集中营内；
要将『沦陷道』永远摆脱
血腥英国人的手。
将所有叫它为家的人
遣回英国；
爱尔兰留给爱尔兰人！
不是留给伦敦或罗马！
星期日，血腥的星期日。
这是血腥的星期日！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意大利堕胎权利取得胜利·各国妇女反击统治者的进攻（1981年）·法国争取妇女政治平等（拉可丝，1988年4月）·英国同性恋权利与阶级斗争（康威，1988年4月）·［香港］妇女特辑（1985年9月）Ø香港妇女大事回顾Ø香港妇女地位剖析教育Ø联合国『妇女十年』与妇女斗争·苏联：女性有权做全职工人或全职母亲——谈“经济改革”的妇女政策（1989年6月）·东德：独立妇女运动宣言妇女独立联盟（1989年12）·“我们希望参与所有政治决定”——访问《独立妇女运动宣言》（1990年1月）·贩卖妇女（季喜，1992年）·一亿女子失踪（巴滔，1992年）·附录：李逊：一个伟大的实验——苏俄初期的妇女解放（《新苗》1982年6月）·我在中国妇女运动的经验（陈碧兰，1976年12月29日）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九十年代将给美国工运带来新希望（比尔·奥纳殊，1990年2月）·廿五万人参加美国劳工大集会（法·罗维尔莎·罗维尔，1991年9月）·美国工人运动再现兴起的迹象（洛维尔，1993年7月）·克林顿——希望与幻想（芬可尔，1993年2月）·克林顿：不能与罗斯福相比（费丽，1993年7月）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柬埔寨·红色高棉运动
·柬埔寨——空寂的城市，挤塞的田野（齐觅民，1978年9月10日《十月评论》）
附一：《柬共政权迅速垮台的原因》摘（作者：振言1979年2月5日《十月评论》）
附二：《美国在柬埔寨的罪恶纪录》（1979年3月10日《十月评论》）
·越柬之间的战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评论（1979年2月5日）
·柬埔寨——昨天和今天（作者：涓滴，总第77期，1983年5月）
·停止插手柬埔寨！（作者：军行，总第77期，1983年5月）
——附录——
·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王凡西《印支问题》（1、论中美建交；2、反对中国侵略越南；3、我们对柬越战争的看法。1979）
·在柬埔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柬埔寨革命的伟大胜利.pdf
·红色高棉运动的前前后后.zip（《人民日报》各国报道资料汇编）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5年）
·支持伊朗人民反独裁斗争（戴北星，1978年11月）
·革命前夜局势下的伊朗（1978年9-11月）
·伊朗政府的暴行（纳查菲，1978年9月）
·打倒伊朗王（1978年12月）
·伊朗工农在前进（雷思，1978年12月）
·『伊朗工人和劳动者权利法案』——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议（1979年2月）
·托洛茨基主义党在伊朗组成（贾基，1979年1月）
·我们如何组织罢工瘫痪伊朗政府——个伊朗石油工人的自述（1978年10-11月）
·伊朗第三次革命初探（雷思，1979年3月）
·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星荧，1980年）
·伊朗动态：库尔德民族的斗争·沸腾的大学校园（1980年）
附录：Ø
伊朗政府的反动镇压（
第四国际，1980年）
Ø
保卫伊朗！对抗伊拉克和帝国主义的进攻！（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0月3日）
·伊朗社工党抗击伊拉克入侵的行动纲领（1981年1月）
·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小点，1981年1月）
·伊朗群众广泛动员保卫革命（励思，1981年1月）
·伊朗托派领袖获释（1981年3月）
·伊朗社会主义者谈现况（1981年4月）
·伊朗革命何去何从？（励思，1981年8月）
·伊朗托派被冷血谋杀·伊朗留英学生被囚（1981年7-9月）
·伊朗革命的现况及前景（1981年12月）
·伊朗不应进军伊拉克（1982年9月）
·土耳其攻击伊拉克库德斯坦的意义·伊朗共产党被镇压的背景（1983年5-6月）
·两伊战事——帝国主义玩火（微丝，1984年5-6月）
·伊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1985年5月）
参考
伊朗动乱的真相(楼国华，1979.1)
华国锋所做的蠢事(楼国华，1979.8)
伊朗：从工农运动到伊斯兰反革命.zip（《人民日报》各国报道资料汇编）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韩国工人运动文献
·向英勇的南韩人民致敬！（励思《十月评论》1980年6月第七卷第5期，总第46期）
·声援南韩群众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年6月，《十月评论》1980年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7期））
·南韩全斗焕加强压制（《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
·立即释放金大中和所有政治犯（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80年）
·南韩学生抗议镇压（《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
·“我们要继续斗争”——给国际特赦协会的公开信（南韩政治犯家属，《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8卷第12期，总第60期）
·朴正熙以后的南韩——全斗焕高压下的南韩社会概况（陈玲《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
·教宗访南韩的讯息（韦斯纳《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
·南韩大选、金大中和学生运动（何川，《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第1至3期合刊，总第97-99期）
·南韩——脆弱的“奇迹”（金马隆《十月评论》1987年7／8月第十四卷第7、8期，总第127／128期）
·革命潮流浩浩荡荡——记南朝鲜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十月评论》1987年9月第十四卷第9期，总第129期）
·南朝鲜工会领袖在法庭上的自辩词（金文洙《日本亚洲季刊》1987年第1期）
·学生领袖谈南朝鲜学运和工运（《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14卷第12期，总第132期）
·南朝鲜革命斗争的路向（凌翔，《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
·南朝鲜大事年表（《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
·南朝鲜：国会选举与政局变化（蒺藜《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
·“民众党”建党宣言（《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
·“民众党”代表竞选国会议员的政纲（《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
·南朝鲜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概况（五）（思齐，十月评论总第140期1989年1月）
·“通过谈判可解决问题；对武力镇压必斗争到底！”——现代重工厂民主工会访问记（思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5期，总第144期）
·“是政府逼使我们走上罢工斗争的道路”——汉城地下铁民主工会主席访问记（思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
相关文献
·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CHM电子书下载
PDF文库
·怒火冲天·韩国通讯（韩国70年代学运的通讯）
·韩国之火：民主学运与工农斗争.zip（《人民日报》资料汇编）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
·英国煤矿罢工工人与保守党正面冲突（何川，1984年4月）
·英国矿工保卫煤矿业大罢工（黎思，1984年7月）
·英国矿工斗争（于雷，1984年12月）
附录：不得迫害矿工！——第四国际声明（1985年4月26日）
·1984-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之回顾（社会主义新闻报，2014年2月26日）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被刺（1980年6月）·北爱战士的35天绝食斗争（1980年12月）·北爱政治犯呼吁书（1980年12月）·爱尔兰女革命家遇刺（1981年1月）·北爱政治犯再度绝食（1981年3月）·北爱政治犯参与竞选（1981年5-6月）·北爱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新发展（1981年8月）·『自由只能由你自己去争取』（[爱]麦雅基，1981年11月）附录：答允爱尔兰绝食者的要求！（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的声明，1980年12月15日） |
《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
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
·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曼德尔，1989年11月）
·东德的独立社会主义左派——『左派会议协调小组』（1989年11月）
·《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前景奋斗》——东德左派团体九月会议通过（1989年9月）
·『新论坛』的政治纲领（1989年11月）
·东德工人组织自由工会——工会活动份子访问记（1989年11月）
·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独立工会倡议小组』（1989年11月）
·在东德组织绿党的呼吁（1989年11月）
·东德青年工人团体访问记（1989年12月）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革命自治青年组织成立宣言（1989年11月）
·我们是左派反对力量的组合——『新论坛』职员访问记（菲林明，1989年11月）
·社会民主派的呼吁（1989年9月12日）
·『应有一个工人代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者小组』成员访问记（歌恩，1989年11月）
·东德知识分子反对统一方案（1990年1月）
·东德：独立妇女运动宣言妇女独立联盟（1989年12）
·“我们希望参与所有政治决定”——访问《独立妇女运动宣言》（1990年1月）
·比较俄国两次民主革命（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1998年12月）
Ø《苏联及东欧群运资料辑第一辑》.pdf（十月评论出版，1990年5月）（按：该资料辑只出过一辑） |
反对西德政府加强镇压（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77）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反对西德政府加强镇压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的声明1977）
第四国际谴责西德政府，在德国的恐怖活动导致西德雇主头子史莱耶被杀、德航客机被劫及机师被杀等事件之后，加强镇压与加强对基本民主权利的侵犯。
第四国际站在革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立场，一直以来都反对个人恐怖主义。现在我们再就西德最近的恐怖活动，重申这个立场。这些行动，对工人的解放完全没有贡献，工人解放只有工人本身的集体行动才能达到。恐怖活动并不能加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推翻无限镇压的根源、剥削、不平等、非人的不暴力，等等。要推翻这些，只有经过劳动群众整体地组织起来，大多数动员起来，以及提高反对资本主义的觉悟。恐怖活动不但不能帮助群众的组织、动员及觉悟，相反地是阻挠了它们，树立了更多的障碍物。
在西德情形特别如此。经过几年的退潮后，群众运动与阶级活动在九月开始上扬，这可见於加尔加（Kalkar）的反核大动员，有五万人参加示威，而在五金工人工会内，工人动议通过立刻进行斗争，争取每周三十五小时工作制，反对工会内的官僚阻力等，得到了一次反官僚胜利。今次的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这些群众（运动）上升的突然中止。
虽然我们绝不相容地反对恐怖主义，但是我们更要谴责现今在西德越来越加剧的镇压、政治迫害和对最基本民主权利的严重打击。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德国和国际资产阶级的民主声明所愚弄。他们的虚伪在今次的事件中最清楚地表露了出来。就是那些自称保卫一切人的民主权利的人，对于厄瓜多尔军队极度残酷地屠杀了一百二十七名罢工工人、妇女和儿童，完全保持缄默。这屠杀就是与史莱耶被杀同时发生。那些人在国际特赦组织报告印尼十万政治犯的悲惨命运时，亦都保持缄默。这些「保卫民主的人」所掩饰的罪行名单，可随他们的意思加长：阿根廷独裁统治对群众的大屠杀（即使它本国的自由派亦谴责这种行动）；在爱尔兰英军和沃斯达防卫军的使用严刑拷打，这点很多报告都有提及；卡达协助使伊朗的镇压力量的装备现代化，虽然它们的极度残酷早已闻名于世；法、英、德帝国主义帮助南非国家武装，现今南非国家屠杀了很多黑人儿童……。所有这些数不尽的国家恐怖主义，以「现存秩序」为名义去进行的屠杀，那些政府并没有流眼泪，没有像他们在史莱耶和西德恐怖主义下的几名牺牲者死时那些流泪。
“保卫民主”这虚伪的呼吁，实际上上掩饰三名政治犯巴达（AadreasBaader），安斯林（GudunEnsslin），罗斯培（KarHeinzeRaspe）那显然非常可疑的死因。很多证据都反驳了他们是自杀的论调。例如：
第四名死者梅娜（JmgardMoeller），据官方说是自杀而死的，她曾否认史丹咸监狱（StammhermPrison）的四名囚犯有“自杀约定”，同时她亦否认她试图自杀；
梅娜作出以上声明后，立刻被完全与外界隔离，她的律师也不例外；
巴达是用左手的，但火药的痕迹却是在他右手“发现”；
如果那自杀理论是真的，那么，巴达便要以七寸长的手枪从头部开枪，而子弹从他额头中央穿出，那在技术上是极之困难的；
虽然每日有详细检查犯人的监房和他们的房客，包括他们的律师，但官方的理论，则是整个军火库被偷运入史丹咸监狱——这座世界上最严密监管的监狱之一。
在狱中的赤军派份子的心理状态绝不是自杀性的，如果他们真的有一个军火库，他们便已可以利用它来制服高级的监狱官员，作为人质，以获取被释放；
枪声在二十四小时严密监管的监狱中竟没被听到，而尸体则在“自杀”后几小时才被发现；
警方拒绝公布犯人的正确死亡时间。
任何官方声明不足以平息对史丹咸监狱和巴顿·乌登堡当局的怀疑，或是洗脱对波恩政府同谋的指责。我们要求成立一个公正的调查委员会，由国际工人运动组成，成员包括能完全独立于国家权利之外而闻名的律师和医生，这个委员会要能够自由侦查这事件的各方面，并能自由发表调查的结果。
几名史丹咸监狱的犯人，在死前很久已被完全与外界隔绝，这已经公然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这只能加深人们对他们死因的怀疑，同时加强认为当局正准备对他们不利的假定。
西德已普遍存在很多对民主权利的攻击。在政治番讯中自辩的权利已大受限制；律师因为出力维护委托人的权利而被控；现已通过一条法律，准许没收“替暴力辩护”的文章和书籍。这法律不是用来没收形容帝国主义战争的暴力，包括纳粹黑衣队的暴力（这是非人野蛮主义的顶峰）的军事书籍或印刷品。这法律只是用来没收谈论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包括历史书籍。假如这趋势继续下去，明天这法律将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资产阶级已经希望增加检查的管制，来对付那些“诬蔑”资产阶级国家、暴露它维护资本主义财产和剥削的作用（包括使用镇压和暴力）的刊物。
一条已僵化的法律，禁止所有被怀疑不“对宪法效忠”的人受雇于公共事业，这法例在年轻的毕业生中，产生了巨大的阻吓作用。这法例破坏了公民的形式上的平等（资产阶级民主的神圣原则），亦破坏了言论自由和学问研究自由。全西德的右派现在企图将这法律扩大成为对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人的普遍政治迫害批判性的精神，因为这精神的“煽动“或会引致恐怖主义的抬头。
针对极左组织，甚至是极其温和、亲苏的共产党（DKP），使其成为非法组织的恐吓已开始了。从反动资本主义集团所作的声明看来，这些措施可能也会影响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运动的一翼。
镇压恐怖主义显然只是增强反工人战线的借口。它的目的是采取一项广泛的防御行动，阻止工人运动，镇压劳动群众，建立一个强大的警察国家，以使在西南欧和英国正上升中的工人斗争浪潮不能在西德出现，虽然它已延迟了几年。因此，它们的目标不单只是一些“极端”的少数派，而且是工人运动中进步的左翼。资产阶级利用一个巧妙的夹攻战略，加上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罪恶的同谋，他们正试图逐渐打击工人运动中越来越广泛的部分，同时却避免了工人运动整体的反应。西德的资产阶级希望能够不用付出的代价，便打败一个仍有极大潜力和未被征服的强敌。
所谓西德存在着“法西斯政权”或“法西斯化过程”的声明，是完全虚假和不负责任的。在西得仍有强大的工人组织，特别是工会，工人运动中仍有组织自由和新闻自由，即使在革命的一翼中也有。就因为这些自由现在面临威胁，所以我们要有力地、有效地维护这些自由，一定不能未经斗争便宜告已失去了它们。
德国社会民主党要负的责任特别大。今次是历史上第二次了，它在减少罪恶和盲目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下，帮助导成一个强大的高高在上的警察国家。这结果威胁到它本身的被清算，这也是第二次了，除非有时间让工人运动和西德及国际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作出强烈的反应。
要停止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对民主权利的侵蚀，只有所有的人在行动上不懈的团结，集体维护所有资产阶级镇压下的被害者，同时对每一次向民主权利的攻击采取行动。
第四国际呼吁所有西德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倾向（任何一个也不例外）与西德镇压下的被害者一起，进行集体的、联合的、团结的行动。
民主权利一定要整个地维护，否则它们便会逐一被夺走。
阶级团结一定要集体地运用，否则就会产生“各自为己”的个人思想。
这个阶级团结也要在国际平面上表现出来。资产阶级以一个耸人听闻的宣传为掩饰，实际上已进一步联合一个国际的镇压机构。自第二次大战以来，这是第一次德国帝国主义成功地超越西德的国界，获得英国特种空军部队的帮助，该部队是受训于爱尔兰“反恐怖主义”的镇压的。而政治犯受到庇护的权利，开始在整个西欧遭到拒绝。
德国工人阶级有一种优良的斗争传统和组织能力。它仍拥有可观的力量和斗争后备。如果要想阻止资产阶级国家和军事机器的危险增强的话，现在是动员这些力量的时候了，因为这种危险足以威胁到全欧洲工人运动的民主权利。为了共同维护共同的利益，现在正是让欧洲的工人运动摒弃任何反德沙文主义，以阶级语言与德国的兄弟姐妹们交谈的时候。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
（励思译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的《国际通讯》） |
加拿大社会主义者大团结（1977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加拿大社会主义者大团结
（1977年）
八月八日上午二时，在满地可市区一间大酒店里，在几百人高唱的国际歌声中，第四国际加拿大支部——革命工人同盟——正式宣布成立了。
统一工作从去年一月起即开始准备，对纲领和策略各项问题，经过了一系列和广泛的讨论。原有几个组织——包括：革命马克思主义团（GMR）、社会主义行动同盟（LSA）和革命马克思主义团（法语区）（GMR），都展开了深入的基层讨论，民主选出代表，并在各自的大会中一致热烈地赞成合并。社会主义行动同盟的附属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YS），也派代表参加了大会，支持统一，并表示政治上完全与这个单一化的组织一致。
团结就是力量
首先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几个加拿大革命组织的合并，替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产生前所未有的力量。特别由于这三个组织在一九七二——七三年间分裂所造成的痛苦经历，促成今日统一的任务。
第四国际今天在加拿大，已成为一股大的革命力量，它的组织遍布全国各地。这个新组织的整批成员和同情者，已散布于全国十二个大城市。
革命工人同盟，更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个运动，去扩大团结其他组织，只要它们能基本上同意它在统一大会上所宣布的基本原则和主张。
统一代表大会已标志了这个运动的第一步。在四百九十二名的大会参与者中，便有四成是不属于原有建党组织的。自从合并以来，已有大量申请加入的人被批准，又有更多的人在被考虑中。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由两个其他组织派来的代表，一个是魁北克社会主义团（GSTQ），另一个是托洛茨基主义组织“重建第四国际”的组织委员会的支部。他们派了十六位观察员列席大会，并向满地可的大会致祝词。他们采纳了统一大会的意见，提出了新组织在加拿大英语、法语两地区的活动计划，表示愿望在革命工人同盟与魁北克社会主义团之间，加强共同合作讨论。另一群战斗性的代表是那些流放在加拿大的拉美革命者。他们也在大会上致词祝贺，并声言支持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
在所有出席者当中，生长和发展中的第四国际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和这个世界党在美国、墨西哥、澳洲和法国的支部同情组织，都在大会上致词。在那些祝词中，国际领导者强调，加拿大这次实现大团结的例证，将有力地改变第四国际的现状。代表统一书记局国际多数派的领导者的发言，着重提出：必须停止多年来存在着的派系情形。国际少数派的列宁——托洛次基派的一位领导者，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
这次统一大会，和革马团及革马团（法语区）久已计划的大会一起举行，而社会主义行动同盟虽未准备在今年圣诞节前召集会议，但他们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层，却决定召开一次只有一项“合并”议程的紧急会议。
而且，前两个组织单位的代表，提出报告和出席他们的讨论，使他们的大会继续卷入整个建党的运动中。经过了十二天长时间的讨论，革马团（法语区）的第三次会议改在多伦多哈博历史学院的地库中举行。
一个分析加拿大和魁北克形势的政治提案，在会议中首先开始了五天的讨论。大会随后讨论和通过了三个正式文件：“加拿大的帝国主义”、“魁北克——加拿大革命的证验”和“加拿大（英语区）工人运动与社会民主”。
会议也讨论了另一些文件，特别讨论了前领导层有关号召成立新民主党（NDP）中央政府的建议。有一群同志对这问题存有不同態度，成立了倾向。关于新民主党政府问题，另有第三种见解，由一批从团结的原则出发的人所提出，也有些个别同志提出修正案，修正前领导层的看法。
许多不同意见经过讨论后都得到了解决，对前领导层关于新民主党（NDP）政府意见的前瞻，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纳。
在第五日，经过各派组织代表都已接纳立即统一之后，便联合一起共同讨论新组织在加拿大（英语区）的任务。社行盟的当地支部，较早时即赞同合并，他们和革马团彼此交换纲领草案，表达他们的基本政治立场。
最后，大会选出了新组织的中央委员会。
朝向满地可
革马团（法语区）大会闭幕后两天，社行盟和社青团都在满地可举行会议，赞成统一，并选出一部份中央委员。
革马团的第二次大会，是跟着在次天开始的。超过四天的议程，讨论了和社行盟合并的政治决议案，魁北克新组织的任务，同时也选出了领导机关。大会讨论了加拿大英、法语区革命组织的关系。过去，革马团是赞同在魁北克存在一个分立的革命组织的，在这次大会中他们改变了意见，主张在加拿大全国应建立起一个单一的革命组织了。
团结到底
最后的统一大会，是由所有的几个基本组织特别选出的代表来召集的。一个有关原则和法规的声明，在较早的会议中迅速通过了。有关责任与领导的文件，也是较早表决通过的。最后是关于《全加组织统一大会》这个名称的讨论。原已疲乏的代表，仍得把自己振奋起来，经过激烈争论去反对某些不同的意见。大会的结果，已成为加拿大工人运动历史的一部分。
革命的工人阶级万岁！
第四国际万岁！
（艮嘉译自九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统一后第一期《社会主义呼声》）
革命工人同盟的原则文告
三个革命组织——革命马克思主义团、社会主义行动同盟、革命马克思主义团（法语区）——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决定合并，成立一个单一的革命组织。此组织的名字叫革命工人同盟，第四国际加拿大支部。
这个合并是三个组织的成员经过了几个月的政治讨论与共同工作的结果。每个成员都有机会提出他的观点，以文字方式在内部公报上发表，或者在各城市的小组会议上发表意见。在这个民主的讨论过程中，许多使三个组织分裂的旧问题，得以澄清。因此，新组织才能建立在坚固的政治基础上。
以下的文件，描述了新组织的政治原则。它并不自以为已包括各方面问题的政治纲领。它的目的在于定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与阶级敌人及其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之间的分界线……。
（一）
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已向人类提出抉择：社会主义，或者野蛮主义。
衰落中的资本主义早已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物。垂死的帝国主义只能允诺世界人民继续产生经济危机、饥饿、民主压迫、对妇女的压迫，以及对民主权利的限制。
自从一九四五年以来，核子灾祸的威胁，使人类本身的继续生存都成了问题。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不受管束地对环境的污染，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唯一的答案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机构，建立生产手段的集体所有制，合理的经济及社会计划，以及废除各种形式的民族压迫、种族压迫及对妇女的压迫。
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任务就是：建立一个能够领导工人及其盟友的革命党，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
（二）
“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这一类空话，乃是无知或有意欺骗的产物，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开始有点霉烂了。”
——第四国际过渡纲领——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上述的宣告已屡次被证实，世界革命过程已经历了上升及下降的时期，其进程的速度是不平衡的。但是，它从未停止成为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所开启的时代的主要政治事件，工人与贫民已不止一次地动摇了资本主义秩序的基石。
在这些斗争中，大多数的斗争遭到了挫折，有些甚至遭到了失败，然而，挫折的责任并不在于群众身上，因群众的革命能力，还没有受到损伤；挫折的责任在于群众的下列旧领导层的叛卖政策；斯大林党、社会民主党，以及被压迫国家中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党。这些官僚领导层的把持，是今日世界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政治障碍物。
建立革命马克思主义党及革命马克思主义国际的必要性，是从以下的现实的两方面来的：一方面，革命的现实；另方面，需要一个革命领导层，能够使极大多数工人及贫农接受革命的政纲，这样才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三）
资本主义已发展为世界经济制度，那些相信在一国之内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的更高生产力的人们，是充满了幻想的。
世界之分为不同的国家，使革命过程取得一定的形式，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在现有国家的领域内取得政权，并且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只能在世界的规模上完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这个现实的理论反映，它并不表示一种感情或道德观念。它建基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客观的统一上，以及在各国各地斗争战略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上，这种国际主义在国际革命党，第四国际中变成具体的现实，而且得到了最大的表现。
（四）
世界资本主义及世界革命的不平衡发展，决定了世界社会主义斗争的不同部门。
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任务，是没收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财产，解除其武装，使这些国家中人口占多数的工人阶级取得全部权力。
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中，资本主义无法实现资产阶级很久以前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实现的任务，消除饥饿，消除文盲，实现民族独立及统一：所有这些都是殖民地革命的迫切的任务。
但是，如果革命局限在资产阶级笵围内，这些民族民主任务都不能完成，只有革命生长到社会主义革命——破坏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前提的社会关系，以及使国民经济离开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民族民主任务才能有确定的解决。
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的结合，决定了殖民地无产阶级以自己的名义夺取政权的需要，同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起工人与城乡小资产阶级（他们在许多这样的国家占人口的大多数）的联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个观念为不断革命论，自从俄国革命胜利后，这个观念已多次地被证实（正面的有中国及古巴；反面的有阿尔及利亚、印尼等等）。
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中（包括苏联、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资产阶级已被推翻，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代替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特权官僚层篡夺了政权，而且利用其对政治及经济的决定权，保护并增强其物质特权。只有反官僚的政治革命的胜利，才使社会主义民主能充分发展。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要为了推翻这些国家的官僚层作不断的斗争，而且也要无条件地保卫这些国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攻击及其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
（五）
国际工人运动早已为两边：一边是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目标能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架构笵围内实现；另一边则提倡以革命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已再三地证明，只要制度的基础受到威胁，它就会反对议会中的大多数意见，来保护它的阶级利益，它的主要的保护工具就是它的国家机关：法庭、牢狱、警察、军队及官僚的行政人员。工人阶级及其盟友必须打破这个国家机关，代之以另一国家，它建立在民主选举出来的工人及其盟友的代表会议之上。
这些地方代表会议一定民主地连结成一个国家的代表会议，最后会在国际的规模上连结起来。他们会按照工人民主原则行事，这个工人民主原则是从1871年巴黎公社以来世界无产阶级的经验中得出的。
（六）
革命只能经过大多数民众积极地参加，才能得到胜利。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任何军事主义的、盲动主义的及恐怖主义的幻想。一小撮革命份子只占人民中的极少数，他们的行动不能代替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革命运动。
（七）
一百五十年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经验总结证明，群众的“自发”行动是夺取政权斗争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但是光靠它尚不够保证斗争的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纲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及几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但这个政纲并不自动地从群众中得出的。
只有这个政纲支持者的自觉与长久的组织，才能使这个政纲延续和发扬光大。只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成列宁主义的革命党，具备着革命的政纲，而且在群众中生根，才能领导群众夺取国家政权。
这个列宁主义党要把工人阶级以及被压迫层份中的一切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它们的团结基础就是积极地主动地同意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政纲。
这个党并不是专制的，因为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在先锋队中会产生不同意见。这个党的立场是由全体党员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后，得到大多数投票支持而採纳的。
但是这个党必须是行动一致的战斗党。因此，党就要实施由大多数所决定的立场，直至集体的实际经验证实这个立场，或证实为无效。这种行动的方法需要讨论路线时有最大的民主，以及行动时有最高的纪律，所以称为民主集中制。
（八）
“共产党人……与整个无产阶级有着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宣言）
工人阶级的每次失败，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是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打击。无产阶级针对局部的及目前的目标进行不同形式的斗争，它经过了这些斗争而作革命的准备。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并且参加所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的斗争，而且要促使这些斗争成功。
然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干涉及它的政纲，并不限于参加这些局部的斗争。社会民主党老是把政纲分为最高纲领（革命，仅在星期日提及）及最低纲领（在制度笵围内的小改革）。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完全排斥这种划分法。
但是，在目前阶段，大多数无产阶级还不了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抽象的及呆板的叫革命，並不能使他们相信革命的必要。要弥补群众目前的思想水平与斗争水平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革命意识之间的空隙，就需要一个过渡纲领。
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纲领不但应该符合群众客观需要及其目前的思想水平，而且还要在实践的斗争中，使群众了解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必要。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是团结工人阶级的斗士。他们支持而且建立工会，同时推使工会负起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责任。他们主张工人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
为了保证某些斗争的胜利，帮助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以及建立工人对自己革命能力的信心，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有时必要与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成联合阵线。
（九）
斯大林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及工会官僚，为了洩阶级斗争的气，而与资产阶级及其机构合作。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随时随地为无产阶级及其盟友脱离资产阶级的各种影响而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他们一致地反对各种形式的阶级合作，如工会与资本主义经济或个别企业“合并”；对资产阶级政党或政府的政治支持；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联合政府。
（十）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主动地保卫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包括行动自由，集会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及一切工会权利。他们还要在组成工人国家后，在质上扩大这些权利，终止资本主义“秩序”所加给工人的经济及政治限制。他们企图向群众证明，社会主义民主在质上比资产阶级“民主”更民主。
（十一）
把妇女从阶级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斗争，是一个使人与人的关系自经济压迫的枷锁下解救出来的斗争，也是推使人类向更高的社会秩序道路上前进的斗争。
半数人类之受压迫——即对妇女的压迫——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对妇女的压迫，特别是核心家庭的结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份。
对妇女的压迫，诸如对女工的高度剥削以及妇女在维持劳动力中所扮演的家庭劳动的任务，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安定的要素。从意识形态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在家庭中的再生产所支持的。
因此，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首要任务之一，是使家庭劳动社会化，作为废除劳动以性别分工的第一步。在了解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才能创造妇女完全平等的物质条件之余，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支持所有反对压迫妇女的斗争，并参加建立独立的妇女运动。
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及以后的一个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必须充分了解这个基本任务，以实现无产阶级中男女两部门的完全团结，以及使已在许多国家发展起来的独立妇女群众运动发挥其最大的革命濳力。
男或女的同性恋者——几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成人人口的一成——正如一般的妇女一样，也受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机构及男性至上的思想所压迫。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斥责及反对对同性恋的法律上及思想上各种形式的歧视。
（十二）
由于加拿大资本主义之经济、社会及政治特征，以及它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它被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界定为帝国主义。因此，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加拿大民族主义，认为这是反动的。
加拿大无产阶级的任务并不是要为加拿大从美帝国主义手中取得独立而斗争，它首先要进行推翻加拿大资产阶级的斗争。革命战略的一个主要点是反对压迫魁北克人民的斗争。
加拿大国家是人民的牢狱，要进行不断的斗争来保卫魁北克以外的各省中的法裔居民的权利，以及保卫移民及少数民族的权利。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与其他地方受加拿大帝国主义祸害的人们积极地团结起来——这包括加勒比海、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被压迫者。
（十三）
魁北克是加拿大联邦中的一个被压迫民族。虽然它的经济是高度工业化，与古典殖民地不同，但其发展已被加拿大及美帝国主义的统治所扭曲。加拿大政府不承认魁北克有自决权——即自己组成国家的权利；魁北克人遭受到严重的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的压迫。
工人阶级及魁北克群众的民族解放斗争对整个北美洲的革命发展有极大的影响。它会使加拿大国家结构不稳定，以至使这个国家之作为个别的帝国主义力量的继续生存大成问题。这个斗争会在美国，特别在其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产生反响。这些受压迫的少数民族是该国工人阶级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无条件地保卫魁北克的自决权及此权利的具体表现——政治独立的斗争。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也着重指出：不消灭帝国主义的统治，就无法消除民族压迫。
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能够同时实现民族任务与没收资本而为民族解放奠定基础。工人阶级是唯一能够领导这个民族解放斗争及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阶级。
魁北克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这个党在目前得到魁北克工人群众的支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方针，是要魁北克工人在政治上和这个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党决裂，成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为组织工人政府而斗争。
（十四）
在英语加拿大只有一个基于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群众党——新民主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个党是社会民主党式的改良主义工人党，这个党与自由党、保守党及社会信用党不同，因为后三个党是直接受资产阶级控制的，其任务是充作资产阶级的主要政治工具，这个定义亦使新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魁北克党不同。
但是，新民主党，以其政纲而言，并不是一个工人党，因为它完全要保持私有财产制度及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基本任务是代表保守的工会官僚的特殊利益。
新民主党永远不能被转变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工具，它是英语区加拿大有组织的工人运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障碍物。
但是，切不要把数十万目前跟从新民主党领导层的工人们与这个腐败的领导层等同起来，要经过建立一个群众革命工人党才能在政治上击败这个领导层，这个群众革命工人党会争取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的支持，包括目前跟从新民主党的工人在内。因此，在英语区加拿大建立革命工人党的策略，需要对新民主党灵活地运用联合阵线策略。
（十五）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国际主义的政纲，国际主义的战略，因此，需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国际组织，这些一直是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卢森堡及托洛次基在内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目标。这些目标曾写在共产国际的政纲内。
在目前阶段，在许多自认为接受了马列主义遗产的倾向中，只有第四国际是全球性的组织。为建立第四国际成为一个群众的国际革命党而斗争，是和在每个国家建立群众革命党分不开的。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周基译） |
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的领袖被杀害了！（1976.8.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的领袖被杀害了！
(1976.8.2)
桑德乔（Santucho），阿根廷人民革命军的中心领袖，于今年七月十九日与政府公安部队对抗中被杀。据电讯报导说，在这次近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的冲突中，人民革命军的副领袖梅罗（Merlo）亦被杀。军队在现场一座楼宇内捡去一批文件后，再在柏拉特附近一楼宇枪杀了五名“极端分子”。
官方公布这次是三月廿四日政变以来公安部队最大的成就。该政变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消灭颠覆活动”。
桑德乔是一位勇敢而献身于革命的战士。他认为，反对镇压和替被压迫的大多数人民争取政治权力，其有效的方法，是小规模武装部队发动的游击活动。他是阿根廷主要游击组织人民革命军的创立人之一。人民革命军于一九七0年由工人革命党的战斗派所成立。
当时，工人革命党的战斗派是第四国际的阿根廷支部。一九六八年时，工人革命党分裂为两派，桑德乔领导的战斗派开始成立一支“人民军”，在阿根庭发动“革命战争”，并指责另一派为“右倾分子”。
一九七二年在一个智利双周刊的访问中，桑德乔说：“人民革命军是一股军事力量，一枝人民的军队，带领着所有被剥削的部份、群众中最广大的部份，使他们在军事上组织起来，对付敌人的军事力量，对付资产阶级的军事力量……。
“领导着人民革命军的工人革命党，思想上是马列主义的，它欢迎其它国家的革命者的贡献，包括我们的主要司令古瓦拉。它亦欢迎托洛次基、金日成、毛泽东、胡志明和武元甲将军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我们认为，指某一组织是托派的说法是不适当的。我们肯定托洛次基是一位革命者，我们大部分的党员都读过他对革命的贡献，特别是他对官僚层的批评和他的不断革命论。”
人民革命军是最惊人的行动是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一日绑架了快意汽车公司阿根庭分公司的董事沙勒斯托，而当游击队提出的条件被拒绝时，沙勒斯托便被杀。
五个月后，在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五日，桑德乔协助领导阿根庭南部的罗森监狱大越狱。二十五名逃狱的游击队员，逃到附近一个机场，六人成功登上飞机，飞去智利；桑德乔是其中之一。其余十九人因迟了到达机场，结果无条件向当局投降。九日后，十六人在泰雷监狱被残酷杀害，其中一人是桑德乔的妻子，亦是该组织的成员。
桑德乔和另外五人获阿伦德政府批准临时居留，十日后飞往古巴。
稍后，桑德乔回到阿根廷，恢复在人民革命军的工作。在布诺斯艾利斯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人民革命军公开宣布它脱离第四国际。
一九七三年六月九日的报纸报导该项宣布：“人民革命军不是托派的”。它的政纲是反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组织成员包括马克思主义者、贝隆主义者和基督徙。百分之三十八是工人。
“工人革命党是领导机关，是马列主义的。以前它与第四国际有关连，但我们已脱离了出来。”（重点原文所有）
一九七四年二月，人民革命军与玻利维亚、乌拉圭和智利的三个游击队组织成立了革命协作委员会，目标是在拉丁美洲实行“革命战争”的战畧，以武装斗争为轴心。
这几个组织近年来都受到严重的镇压，现今仍甚为积极的只有人民革命军。
但是，自从军队在这一年半来进行消灭颠覆活动以来，人民革命军及其他阿根廷游击队都受到严重打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日报“评论报”记录官方的报导，在六月份已有八十九名“极端分子”死亡或失踪，这些还不包括官方秘密“逮捕”而不透露其所在的，以及不受法律制裁的极右派罪行下的受害者。至于被囚的“极端分子”人数也不详，但据估计有成千计的政治犯。这些在阿根廷受迫害的人，很少与游击组织有关。他们多数是工会活动分子和批评政权的高压手段的人。
此外，游击队的亲属通常是受迫害的特别目标。法国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红色日报”，七月十六日报导说桑德乔家中二人——他的妹妹和嫂子——七月十四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八日，桑德乔的嫂子、四个侄儿和他自己四个子女都被捕。嫂子被囚于虐待所，女孩子则受到被士兵强姦的威胁。而在十二月九日，另一女子被捕，原因仅是她与桑德乔有亲戚关系。
（励思译自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洲际通讯》） |
西班牙人民行动起来（1976年3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西班牙人民行动起来
（1976年3月22日。马群译）
（译者按：下面的号召书是由西班牙一个第四国际的同情组织——共产主义同盟(LC)全国委员会于1976年3月4日在巴斯隆纳省向全国广泛地派发，呼吁各省各地人民行动起来支持亚拉华省工人的斗争。从这个文件中，人们可以看到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日趋成熟，斗争范围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而卡洛斯政权的假民主遮羞布愈来愈起不到一点儿作用，现在它要靠赤裸裸的血腥镇压来维持其岌岌可危的统治了。目前摆在西班牙工人阶级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它不但要立即摆脱资产阶级的工会贵族们的传统控制，这点在亚拉华省的工人斗争中已经很出色地干起来了；同时最重要的是要克服那些打着关心工人阶级利益，而实际上追求与资产阶级合作之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者的阻挠，尤其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进而结合社会上一切被压迫的人民，在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的革命政党——即西班牙托派组织领导之下，通过革命暴力方式打倒卡洛斯政权，然后才能保证革命果实不会落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手上。本文根据3月22日出版的‘洲际通讯’转译而成的。）
数星期前，亚拉华（ALAVA）省的工人为了争取改善工作待遇及罢工的合法权利，他们在当地组织了一次庞大的群众运动，同时他们更向资方提出要求重新雇用那些受到开除的工人工作权利，更责成当局立即释放在罢工期间遭到无理拘禁的人士。为了达成这些愿望，该省的工人在每一所工厂迅速召开工人大会，即席选出代表，成立一个全面性的工人代表议会，统筹工人斗争的共同步骤，直接负起同资方进行谈判交涉的一切事宜。巴省工人这次行动不但彻底摆脱了全国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全国职工及技术人员总会（法西斯政权用以控制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两个半官方机构——译者）长期以来的把持及箝制，同时更迫使那些盘据各大工厂、企业的所谓官方工人代表夹尾而逃。当地的青年学生亦纷纷响应工人的行动，差不多有超过五千多名学生及罢工委员会代表合并加入这个组织。其它深受压迫的各阶层人士，如政府雇员及一些小商人亦投入这次斗争行列。尤其值得高歌猛唱的就是该省的妇女们，她们不只投身战斗且情绪奇高，同时还把她们一些特别要求的条款写入总行动纲领之内。
为了对抗政府蓄意制造连串迫害事件，尤其是四处滥捕及拘禁工人及进步青年，工人代表议会向全省人民发出号召，定昨天为斗争日，即三月四日举行一次全面性的大罢工行动。那些一贯以出卖工人阶级利益为业的全国工会中央理事会的老爷们，及那些潜伏工人内部伺机破坏的工贼们，统统在这次继长增高的工人斗争的声威之下，变成为过街老鼠逢人叫打了。而那个满口以自由民主为幌子的卡洛斯法西斯政权，亦在工人走上街头的战斗声中，一方面扬言不惜任何代价实行冻结工资、关厂除人及禁锢人民言语自由等手段，藉以维持它的大资产阶级统治秩序；另方面这个政府却以“富拉嘉政策”的名义，挥动其残民以逞的军警，向着手无寸铁的工人及前进青年横加夏楚，妄图以“军队的秩序”来镇压工人阶级为争取改善生活、工作权利及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合理斗争。
资产阶级舆论界由于其阶级本能所驱使，对于占着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人口之维多利亚工人参与共同斗争之举，极尽造谣中伤之能事，众口一词把他们巫蔑为“煽动分子”，藉以替法西斯政权的军警滥杀该处三位示威工人的生命洗脱罪责。
卡达朗拿人民们：
尽管我们仍然未能统一各方面的政治要求，从而带领西班牙人民进行共同的斗争。但是今天亚拉华省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动员各个工厂的工人、邻近居民、学生及一切受着压迫的人民同亚拉华人民肩并肩站在一起，以战斗的雄姿来迎击夏里亚斯政府的血腥镇压。
我们必须组织各种形式的庞大集会，号召罢工，甚至走上街头示威巡行，用来抗拒法西斯政权剥夺了我们的基本民主权利，同时更表达了我们对亚拉华省人民的支持。
我们千万不要听信那些貌似诚恳的声音，他们要我们容忍警方及政府的罪行，要我们继续在全国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全国职工及技术人员总会领导之下来赢得我们的胜利。
我们号召西班牙所有人民参与支持亚拉华省工人斗争！
打倒一切镇压人民的机关（警察及国民警卫军）！
重新复用一切被开除的工人工作！
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受到拘禁的人士！ |
葡萄牙革命论纲——第四国际执委会（一九七六年二月）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葡萄牙革命论纲
——第四国际执委会（一九七六年二月）通过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开始了“革命进程”的一个新的阶段。对大部分工人来说，是可以更明显的看到，若要葡萄牙革命有新的进展，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加强自主组织，进一步把工人委员会加以扩展及集中，进一步普及工人管理，以便在经济及政治领域完全摆脱与各种军队派系之关系而独立地进行工人阶级之解决办法。
所谓“武装部队”左派军官和部分士兵先锋分子的失败，虽然已使某一阶层的工人消沉，但不能视作劳动群众的失败。工人运动正在进行重大的重新组合，“革命进程”正在经历一次有限度的退却，但是工人阶级在对雇主和他们的国家的正面和公开的战斗中，尚未失败。
在前数周中动员达到巅峰状态之后，工人阶级并未失去抵抗资产阶级国家进攻的能力，也并未失去潜在的斗志。自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以来，决定葡萄牙革命面貌的各种因素尚未消失，即使这些因素间的辨证关系经已改变；这些因素正急剧地暴露出在这革命第一阶段内占支配地位的半自发和半自觉的群众运动的局限性。面对着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葡萄牙的工人阶级仍然处于休养生息、在无可避免的挫折之后重新组织团队以便向资本主义制度再次进攻的状况中。但是，在帝国主义帮助下的资产阶级，现在却掌握着更强的政治、经济和镇压手段，试图击退革命进程，然后溺之于血泊中。
因此之故，现时局势之动力势必面临力量之考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需号召他们自己和劳动群众做好准备以迎接力量之考验。必需用十一月廿五日的经验来帮助工人阶级集中力量和组织，以迎接决定性的战斗。
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起，尤其是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以后，革命的进潮愈来愈具备帝国主义国家中一切革命所共有的特征。这革命进潮的主要面貌系由四个因素组成，这些因素此消彼长的关系和各自的重量，经过十一月廿五日已有所改变，但是在葡萄牙革命的下一阶段中，他们将再次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一
1.从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起的时期中，工人自发进行的罢工的盛行，对付资方经济怠工的清除行动（Saneamentos）以及“人民警惕”（一九七四年九月及一九七五年三月）的倡议，反映了一支准备脱离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改良主义机构而独立行动的广大工人先锋队的出现。这支工人先锋队是由久经锻炼的工人阶级干部，和在萨拉柴政权崩溃的危机时刻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新一辈工人结合而成。由于在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以后几个月中葡共之公开反罢工政策，由于葡共干部在质与量方面存在的弱点之故，使得这广大的工人先锋能够在里斯本工业区的战略性工厂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工人人数较少的勃多区也是一样。这支先锋队在较高的水平上，用更为广泛的方式，吸收了资本主义欧洲工人斗争在最近阶段的斗争成果——工人委员会、工人管理的经验、与士兵联系，等等。这支先锋队发动了一个事变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九七四年底和一九七五年初又再发展和扩大。
2.这支工人先锋队的冲击力——虽然它人数有限，内部分化，在政治上又混乱——必需和工人斗争的客观动力对照来看。这工人斗争是由葡萄牙帝国主义的弱点和整个工业部门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所决定，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又促使这个危机尖锐化。工人运动起初以增加工资和减少工时的要求为中心，以后便向资本主义利润率作尖锐的进攻，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是有赖于工资低和工时长而发展起来的，而产品则依靠进口。由此造成的不平衡更被故意的经济怠工所加剧，结果便把占领工厂、工人管理和国有化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自从一九七五年初因为停工和失业增加之后，罢工——占厂——工人管理的累积过程便不再限于里斯本的最大规模的工厂而蔓延到中小型工厂，连分配部门和银行保险公司也免不了，这一斗争热潮加上一九七五年三月的群众动员，带来了一阵国有化的浪潮，这国有化浪潮反过来又激发了进一步的要求的提出，并使这支工人先锋队的力量得到支持。
在“革命进程”的推进与葡萄牙经济的结构性危机的互相影响下，产生了一种资本主义无法正常活动的局势，但市场经济的支配性特征又未被消除。葡萄牙无产阶级先进层分所提出的全面要求——改组各部门生产，实施社会主义计划，实行普遍的工人管理——的根源就在这里。除此之外，这局势迫使许多工人委员会（例如：些那夫（Setenave），里斯那夫（Lisnave），沙可尔（Sacor）等厂）发动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工人管理的功能，双重政权胚胎组织集中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等问题。
3.虽然四十八年的独裁统治和缺乏全国斗争经验的影响尚未迅速消散，但这一连串急剧发展的政治事件、内阁危机和基本政治力量间及社会阶级间激烈的冲突，已把群众运动推上了政治舞台并且愈来愈政治化。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尖锐化和一连串政治困难的根本性质（关于全国工会联合会的争论、共和国报事件、有关武装力量运动各文件和社会党及人民民主党退出政府时“人民权力”机关的作用，等等）
结果使政治化过程在某些群众组织中开始生根，这些群众组织是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自行创立的组织：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农民联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廿日和十一月十六日示威期间，上述现象以无可否认的明确性出现了；这种现象在共党内引起的反响，多份是由于它的领导玩弄手段所造成。上述现象是这些机构更容易转变成为双重政权的有效机构的因素之一。
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工人斗争以快速的步伐发展起来。现在，四十年来的第一次，工人阶级能够以一个阶级的姿态出现，能够组织其独立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内部的辨证的发展，它的历史，和斗争的突然沸腾——发生在旧政权用来控制社会的机构正在崩溃却缺乏接替继承的环境中——是表现在阶级觉悟的十分深刻的不平衡发展中，表现在工人运动的传统机构（工会和政党）与工人自己的机构（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这两者建立的同时并进的过程中，表现在劳动群众之间政治影响的相互交流中。
误解这些革命进潮的主要特征，便会犯下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忽视了（在战略性的工厂中根深蒂固的）工人先锋队所起的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忽视了在斯大林主义党、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改良主义工具与这支工人先锋队之间力量对比关系之改变及由此改变引起的首创精神的可能性，以及忽视了无产阶级民主机构所起的愈来愈大的决定性作用。第二种错误则是：大大低估了这两个改良主义工具在工人阶级中仍占很大的多数的影响力，大大低估了在这支广大的先锋队内部和极左派内部围绕着这些主题进行有系统的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以及大大低估了这两个改良主义政党所具有的玩弄手段和互相支持的能力，在这方面的能力，由于这支先锋队的政治混乱、由于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弱小而提高了。
4.工人斗争的动力和军队的危机两者间的互相作用——这是四月廿五日事变使军队起着控制政治社会生活的功能，及资产阶级所掌握的政治控制机构的软弱的产物——便利了已在工人阶级中巩固起来的自动组织的进程扩展到下层士兵中去。
两次未成功的政变（一九七四年九月和一九七五年三月）带来了士兵和军官间等级制度破裂的因素。军队的纪律开始遭到挑战。在士兵的眼中，接受或拒绝一个命令是按照发令者的政治倾向而定。逐渐，政治争论和军队权力系统共存了。在社会两极分化的影响下，等级制度的破裂，和武装力量运动内部的对抗，激发了离心倾向。在里斯本军区，武装力量运动在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成立的、把军队上下各等级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特别是各军事单位的代表大会，由于下层士兵的激进化的缘故，只能尽了部分的作用。因此，对士兵来说，寻求表达自己物质的要求，和对抗等级制度而自行作政治选择的决定权的这两方面的途径，是通行无阻的。在一九七五年八月以后，这个独立士兵运动就在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深刻危机中成为一个新的决定性因素了。
军队的相对解体和瘫痪，反过来使得群众运动不至于与任何强大有效的镇压机关冲突而能多方面发挥首创精神。高度先进的经验（占领工厂、占领土地、在建立自卫组织过程的首创性实验、退伍伤兵组织之利用电台性的反应。对共党、全国工会联合会、和极左派的总部、金属工人之包围劳工部、建筑工人包围圣本托宫），由于镇压机关的解体而大大繁殖推广开来。可是，与此同时，却随之产生了对军队的幻想：军队已经极度瘫痪了，军队已不再服从等级制的命令而保有主动能力了。因此之故，那些使群众自卫力大大提高的客观因素被削弱了。最后，这危机有利于那些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路线得以操纵局面，他们虚伪地把“革命进程”的重心放在军队本身之上，因此牺牲了劳苦群众运动的独立和自主。
二
5.在一九七五年七八月间，面对由工人委员会及住客委员会等势力加强而表志出的革命进潮的深化，面对着卷入政治斗争中的军队正在剧烈动摇之中，面对着资产阶级领导正遭遇严重的危机，处此情形下，资产阶级阵营便集中努力于恢复某种效力的政权机关与镇压工具的工作上。
社会力量愈来愈向两极分化的结果，便把武装力量运动的危机推向高峰。在工人运动的冲击下，武装力量运动再也不能充分发挥它军事独裁的功能；它的团结公开破裂了，因而无法推行镇压政策。其后，武装力量运动的大部分军官聚集起来发动一次攻势，企图在军事等级制下重组力量，其目的是建立一支镇压性的打击力量，稳定资产阶级国家制度。
统治阶级无法指挥国家机构和政治组织，以粉碎革命进潮；但是同时，群众的自我组织和觉悟水平，仍远远不足以在“革命进程”中作质的飞跃。因此，资产阶级斗争的首要目标便是通过法制和议会道路来重建资产阶级秩序。
社会党沙亚里斯领导的宣传攻势，完全吻合这个恢复制宪会议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以及反对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等的计划；这一切，社会党自己说，所有这些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实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一个“平行的权力”。在反对所谓“无政府——民粹主义”斗争的战场上，人民民主党跟着社会党亦步亦趋，“九人团”也是一样。
由社会党领导所挑起而由共党的斯大林主义道路路线及方法所助长的工人阶级的分化，阻止了革命的新跃进。工人阶级的分化便利了右派和极右派的公开露面，而对于右派极右派的露面，工人阶级并未作出任何决定的进攻，再加上极右派发动的恐怖组织，构成了“革命进程”中由社会党领导带领的、一个倒退的原动力，这一倒退如果继续下去和成功的话，将会达到多么严重的后果。
最初，戈麦斯、沙亚里斯和九人团，这批玩弄手段的高手似乎已经得手。资产阶级阵营正在进行力量改组。军队方面，服从纪律的呼吁获得军中等级制的支持，这等级制正在逐步恢复信心中，它依靠北方基地的支持，正在设法增强其地位。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北方的小自耕农，给这些反对“无政府状态”的“秩序”保卫者一个社会基础。武装力量运动在宣传中会应允这些农民许多神妙的奇迹的，可是由于经济危机，政府不能解决对他们最迫切的问题（肥料价格，种子价格，贷款，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等等）使他们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更加上，北方小自耕农和工人阶级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社会党那套讲法在严重危机时加入个工业部门的政治落后工人层中获得多点听众。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分化的一个最消极的特征，因为阶级意识不平衡的发展采取了国内地区分化的形式。
6.当目前，由于第五届政府的辞职和阿泽维多政府的成立，资产阶级的反攻似乎达到初步成功时，无产阶级阵营又推动了一次新的进潮，这次进潮结合了三个方面：一、广大工人先锋队已肯定地在政治舞台上活动；二、与武装力量运动无关甚至反对武装力量运动的独立的士兵自主运动的发展；三、为整个工人阶级（金属，建筑，纺织和农业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浪潮开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改良和节约政纲的冈沙维斯第五届政府的危机，一方面不仅起着恢复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攻势的作用，另方面也与群众运动的主力部队为工人民主而斗争，为工人委员会和住客委员会而斗争，士兵为士兵委员会斗争的本能的努力有关。
这些各不相同的运动的同时发生，阐明了三个方面的真相：以往为工人运动内部分化所蒙蔽的社会力量的基本关系；政府的匆匆改组；军事等级制度内部势力之重新编排。因此，一九七五年八月开始的一个时期，具有这样的特征：塑造葡萄牙革命动力的各种因素在最高水平上汇合在一起了：
A、由于争取建立士兵委员会和把它与工人及住客委员会联系起来的，那个统一先锋小组——“兵士统一必胜”（SUV）——带领作用的激发，北方爆发了自主的士兵运动。在这样的局势下，“兵士统一必胜”在工人阶级运动中扮演了某种程度的统一作用并推动群众动员达到新高潮。在里斯本九月中，它也在工人先锋队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间起了媒介的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粉碎了阿泽维多提出的整个计划的基石：一支能够保证执行政府“秩序和纪律”的命令的军队。它进一步还击败了重建一支军事打击力量——武力干预小组（AMI）的企图。
B、群众朝向创立无产阶级民主机关的本能努力已经加强，在地区平面上有些地方产生了工人委员会的联系组织。在各地区中，第一步是设法组织住客委员会和民众大会的联络委员会。当然，由于缺乏一个革命的政党，缺乏工人运动的传统以及工人阶级在社会平面和政治平面上的发展的参差不起，这一运动是很不平衡的。住客委员会的代表性的程度和它们担负的任务是不相称的（工人委员会更是如此）。这些组织也免不了患上工人运动的分化毛病，一个地方往往出现好几个住客委员会，如此一来，这些委员会便降为政治组织的单纯附属物，受宗派主义的操纵，因此，它们能否集中化并在真正的“管理社会”上起带头作用，就颇为可疑了。
住客委员会的发展很快到了尽头。在它们占据房屋而意气风发一阵之后，事实证明住客委员会是无法解决其他的社会问题（交通、保健、物资供应和居住的根本问题）的危机的。如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需做到在质的更高水平的集中化。到此为止，这种出于半自发的群众运动再也无能为力了。只有在行动上实行一种最广泛的统一的政策才能迈开集中化的第一步；可惜那些中派和改良主义组织的教派主义是不可能允许这样的发展的。不过，在较为单纯的工人委员会方面，基本的趋势是日趋和谐，工人的代表性与日俱增，它们的功能，也有所扩大。事实上，工人委员会，就算是在地区的平面上，也是有较大能力以部分解决问题的，而且它们活动的舞台也限制了政治分化的影响，较易达到初步的集中化（CUF，纺织，等等）。
C、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运动日趋高涨，是和下面这两个进程互相交织的：第一、工人自我组织的水平和经济危机的深度的互相影响，在提出要求改变现状、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在工人管理的提出与具体化过程中，已加强了工人委员会的战略地位；第二、工人阶级的落后层分，提出了较激进的要求，采取了较激进的行动。最后，可以说这是第一次，为工人的要求而斗争的运动正面和政府发生了冲突，取得新的活动范围。
第六届政府在这些群众动员面前所表现的瘫痪状态，表明了军队内部危机的深度，因而无法动用军队来直接打击群众运动。“夺取”圣本托宫和阿泽维多政府的“罢工”，就是资产阶级国家工具和资产阶级政治领导之危机深重的象征。
当时一般局势的主要特征有如下述：在士兵自主运动的打击下，国家机关的瓦解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而兵士的这种自主运动甚至还“传染”到“可靠”的部队中去。革命的进潮未曾遇到任何可以遏制它的镇压力量。但是同时，这一进潮也未有产生普遍的，尤其是集中的工人权力组织。这一时期的特点就在于事态发展的步调参差，而这步调参差的极端表现只可能是短暂的过渡性的。劳动群众本身的组织未能普遍化和集中化，使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形式的不平衡发展更难克服了，这一不平衡的克服工作，本来是可以通过下述途径进行的：一、用里斯本周围的工业地带工人和阿连特如省的农业无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骨干分子来溶合各个不同部分的工人阶级；二、针对劳动群众的政治分化。
因为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廿八日和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表现的工人统一行动并未能够在有影响力的无产阶级民主组织中加以认可与接纳，于是，工人阶级这样的分化便替反动势力创造了利用小资产阶级——他们在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是采取观望态度的——的有利地盘，并使得反动势力在某些地区可加强其作为反革命的桥头堡的社会基础。
7.一九七五年三月以后，只要明白地一提出“由哪一个阶级来统治？”的问题，社会党就公开地表露出它的反革命作用。革命进潮的下列特性决定了社会党反攻的形式和内容：①群众自发的反资本主义行动所达到的水平；②工人权力机关的胚胎组织确实无疑的表现；③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软弱无能，无法粉碎群众运动；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即资产阶级诸政党的脆弱。
在尊重和保卫“人民意愿”的掩蔽下，社会党有意地支持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和权力，反对工人的自我组织和工人在工厂、农业企业、住宅区和军队里的直接表达意志的方式。当其时，社会党是挺身出来担当反革命的前哨；它的目的是要保证实现这一艰难的扭转工作：即从那个独裁政权的倒台过渡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制。托洛茨基曾这样描述一个类似的过程：“至于一九一八年的德国革命，它完全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完成，而只是一次被社会民主党砍了头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次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在击败无产阶级后，被迫保持虚伪的民主面貌。”
依据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九年的传统，沙亚里斯的领导担任了可以叫做“民主反革命”的代理人：用消灭工人本身的组织的做法，保卫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但同时则保持工人运动中那些改良主义党的行动和表达自由的可能。一个议会的结构那时会保证拥有大量选票的社会党扮演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间的调解人的角色，不管这种做法能否成功，在历史上反动势力总是跟着这一行动而迅速推进的，而这就是沙亚里斯、列果、桑夏的基本计划。为此之故，葡萄牙资本和欧洲帝国主义便意志支持社会党领导所发动的反攻。真的，在一九七五年六七月间，有些部门的工人参加了社会党的示威行动，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不容于社会党领导的实际和一贯计划的，在这些工人的心目中，反资本家的意愿是与发对共党在工会和市政府中采取的官僚的和反民主手段的反应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党领导恰恰利用了这一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上述这些示威行动具有互相矛盾的特性，既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深刻的不平衡发展，又表现出共党路线和教派主义的后果。
沙亚里斯的攻势大张旗鼓时，正当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已影响到武装力量运动，表明武装力量运动在四月廿五日以后已无法在建立国家机关的工作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九七五年六月召开的武装力量运动大会反映出折磨着社会和军队的社会政治对抗。大会通过了关于“人民权力”——这是一个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制度相结合、但不想用来代替该机关的“人民权力”——的文件，这表明武装力量运动无法有效对抗一个它好像是要加以赞许的群众运动。
反“无政府——民粹主义”的斗争逻辑地要把社会党导向支持第六届政府所进行的干涉行动，从占领无线电台和电视台，到破坏复兴电台的广播塔，到清除激进军官。此外，社会党还正面反对工人为他们的要求而进行的运动，这一运动是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开始的，全国范围各行业工人纷纷投入行动（五金工人，建筑工人）。
社会党的反攻动员所产生出来的动力和工人阶级分化这两者汇合的结果，替各资产阶级政党创造了重新壮大的有利条件，由于利用某些小资产阶级层分，社会民主中心（CDS）尤其是人民民主党便显著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自命为资本主义秩序的最言行一致的保卫者。
在北方，这方面反映在这些政党在拥护“秩序和纪律”大会里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上。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开始，反动派的动员从政治园地转移到组织反对土地改革的庞大战斗（明约河附近小、中和大地主的第一次结集），极右派在其中担任了愈益活跃的角色。
十一月廿五日的前夕，社会党开始发觉，在两个基本社会阶级间两极分化日增的压力下，它自身正处身于不稳定的地位。一方面，在北方人民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中心正取得主动权，正在把支持第六届政府的动员转化为反动派的示威，而与此同时，社会党却愈来愈不能动员它的工人阶级来支持阿泽维多。另一方面，在工业与农业的南方，那里社会党面对庞大的动员，它和工人阶级、农业工人及小自耕农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一月间，沙亚里斯的领导的政策和由社会党组织影响下的群众之间的潜在分裂，仍未具体化为公开危机，未成为颇为明确的反对倾向，或未形成明显的分裂，是有如下许多原因的：
第一，在七月共党为了对抗社会党示威而设立“路障”时，它的教派主义政策达到了最高峰，这一政策使社会党重新团聚它的群众。第二，共党对全国工会联合会的官僚化的控制，对新闻界和其他的公共媒介的操纵，对各市政府的粗暴的独裁，使社会党领导的民主号召得到吸引力。再加上，多数所谓革命左派组织所遵从的极左路线，使已对社会党领导有所批评而又敌视共党官僚手段的社会党工人无法摆脱社会党领导。最后，正因为社会党的历史，它之缺少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有组织的政党的传统，和它的成员的低政治水平，限制了党内矛盾以另一路线表现出来的可能，和有利于社会党领导的反共阴谋。
8.共党的全盘改良主义的计划，包含有加入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其目的就是使这个国家机关服从一个“民主化”进程，这就客观上暗示要这国家机关生存下去。不管有什么策略上的转变，共党的全盘计划仍然是要建立“进步的民主”，武装力量运动只是一个可以用来实现这个计划的一个因素而已，虽然在一整个时期中它是起着主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远景中，群众运动因此被剥夺了一切的自主权，而只能为支持这个计划而效劳。
武装力量运动在推翻独裁国家一事上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和四月廿五日事件所触发的旧政制的危机，决定了共党战略的具体形式和阐明了它打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策略。这策略的主要点是：一、企图独占市级行政和公共传播媒介；二、继续控制前一时期已到手的工会机构（工会统一法）；三、总重要的是要争取在武装部队运动内部的影响，特别是在它的领导机构内：武装力量运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因此，共党有系统的重视武装力量运动的团结，视之为国家机关“民主化”和疏导群众运动之原动力和保证。于是，工人运动的阶级独立性被牺牲了，而军队内部力量关系便成为一切发动工人动员的决定因素。在革命前夕深化的环境中，执行这样的路线便免不了要经常摇摆不定，至于怎样具体摇摆，则决定于许多不同的因素。
以丹可斯大会和士兵自主运动的出现来象征的武装力量运动的危机，迫使共党匆匆忙忙改变它的路线。它设法利用士兵运动去整顿武装力量运动内各派力量，目的是要重组武装力量运动。同时，群众运动的上升，群众自我组织的程度的增长，结合了共党对全国工会联合会的控制受到部分的挑战，迫使共党重新调整策略而和这一激进化运动挂钩。共党在里斯本工业区工人委员会内成立临时书记局，就是想控制趋于加强群众自主组织的推动力，使之导向对文职和军事权力组织加以整顿的目的。在这样的远景中，它是有意识地使工人委员会变成国有化工业里实际上的助理顾问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变成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地方性辅助机构，就是把一九七五年六月武装力量运动文件中把它们“合法化”的那种意义。
策略的适应不单是政策花招的产物，而且也表达了共党下层要求发展直接代表群众的民主形式和提倡工人管理的压力。这压力是很容易在共党内部反映出来的，因为只有很少几个党干部有本领来替领导的基本路线辩护，有本领在政治上训练年轻基层展示，这些年轻基层战士和工人先锋队与极左战士有许多联系而且体会许多斗争经验。
此外，由于缺乏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下的阶级合作的长期实践，由于党员缺乏合法主义的传统，和由于反独裁统治斗争的结果，使共党干部对劳动群众的精神产生某种程度的适应性，因此在中派主义流派中引起对共党战略路线的真实性质的不少幻想。
在这一时期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动摇了共党的计划；共党危机的开始——在八月底和九月间——是阶级对抗的动力之产物。一方面，共党和苏联官僚的联系，它本质上对资产阶级的独立性以及它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使共党不能像社会党那样成为保卫资产阶级国家权威的有用工具。另一方面，共党的“国家机关民主化”政纲，它的反对独立群众运动，和它对工人民主的敌意，使它处于与群众运动进步一翼的行动和愿望相矛盾的地位。
由于中派主义流派的极左主义和胜利主义，由于毛泽东主义流派的教派主义，使得共党内部的矛盾严重化、失去对基层的控制和甚至部分分裂等可能性实际上无法实现。因此，共党能够尽量利用它的干预力和它的组织力量，来尽可能避免失去对部分工人阶级的控制力。
9.在这个时期内，极左派的影响——由于它在数量上的重要性，它在某些关键工业部门所占的地位，和工人先锋队的自发能力——显著地增加了。青年工人层的急剧激进化、公共传播媒介推波助澜的持久的政治辩论的气氛，使群众的重要部分愿意从事政治讨论、士兵自主运动的出现以及镇压工具瓦解所产生的真空，所有这一切因素便创造了“革命左派”组织扩展听众的顺利条件。虽然如此，这些极左派对准备参加他们所激起的运动的工人们进行教育与组织的能力，却无法追得上这些极左派的影响力的显著增加。
受武装部队运动分裂的打击仍未站稳脚跟的共党的危机，和广大的工人先锋队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这两者同时发生，给了极左派（革命统一阵线(FUR)和民主人民联盟(UDP)和民主人民联盟(UDP)的组织）以独立地激发相当广阔的示威行动（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的机会。虽然如此，但是极左派的分化，尤其是它们在政治上的混乱，对于进行双重政权胚胎组织的统一和集中化过程，与摆脱改良主义政党控制这两方面工作，构成主要障碍。由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幼弱，不但无法起政治澄清的作用，无法提出配合此两种紧急情势的行动的提议，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容易受到中派主义的压力。
a、共党、葡萄牙民主运动（MDP）、社会主义人民阵线（FSP）、革命统一与行动联盟（LUAR）、国际共产主义同盟（LCI）、社会主义左派运动（MES）、和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派（PRP-BR）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五日签订的协议，反映了这个双重的现象。一方面，共党为了要窒息和利用工人先锋队的战斗性和自发能力，才和这些组织签订协议，而协议的内容是符合共党的政治观念的。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政治方面无法将计就计，利用共党的需要，以配合劳动群众的要求，配合他们把各独立工人机构加以统一、发展、协调以及集中化的愿望，而发起一次统一行动的攻势。刚好相反，无论他们有什么保留条件，这些组织一旦签了协议，就等于接纳那个否认一切自主权归工人委员会、住客委员会、和群众大会的观念，而这些组织在联合阵线里是与武装力量运动或政党站在同等地位的。此外，协议要求支持第五届阶级合作政府，而这个政府以“为生产而斗争”的名义提倡节约政策，而当各群众自主组织成长为双重政权机构的客观可能性正趋成熟时，它却号召要把它们合并于国家机关之中。最后，正当武装力量运动裂痕扩张、士兵自主运动汹涌前进时，协议却出而支持武装力量运动。八月廿五日的协议以歪曲的方式反映了，广大工人先锋队和改良主义工具之间以及革命分子和传统领导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虽然，签订协议是支持那个背离群众运动动力的路线，而正式这动力，首先创造了实施协议的条件。
b、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廿九日共党名为辞职实为被逐之后，签订八月廿五日协议各组织间的关系问题，以新的方式提了出来。他们坚决认为，各签字组织必须一致行动，才能克服极左派出面干预所遭遇的阻碍，这些阻碍是：自发性的分散不集中、无法发挥广大工人先锋队的全部压力来加强自主组织和发展士兵运动、能够号召改良主义工人组织基层起来响应的关于政治行动的提议之软弱无力。
现在，革命统一阵线所提出的九月十日政党不能作为这类一致行动的基础，它的目标在于组成一个阵线，在广大工人先锋队内，把只有少数工人阶级效忠的几个组织团聚起来，充当“阶级先锋队的统一和组织”。这就逻辑地导致把工人先锋队中其他政治流派（如民主人民联盟）或把各改良主义政党结合在一起的任何联合阵线路线。后者是最广泛的一致行动政策，由于着重于发展工人阶级民主的组织，并和群众迫切的具体目标的斗争联系起来，所以才会加强工人先锋队，使它能吸引更多落后工人参加斗争，并使它能对工人队伍的分化作出反应。
革命统一阵线这种“阵线主义”观念，妨碍了联合阵线一个有效的政策之具体化，最突出表现在革命统一阵线对社会党的定义上。它认为社会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是真正的“法西斯先锋”，必须先于打败才能粉碎反动势力！
此外，革命统一阵线表现出一种对力量对比关系的胜利主义的幻想，这一幻想助长了它采取教派主义和决裂主义态度来对待共党，能和这种态度相提并论的只有它的另一幻想，即认为自己有足够力量，加上自己与军队的联系，大可迫使共党跟着革命统一阵线的领导走。
这路线在两方面都犯了全盘高估的错误：第一，在琐碎的经验进程中见到的，即使是最有斗志的工人所已经达到的政治自觉程度，被过高估计了。其次，人民权力机构的发展水平也被过高估计了，这个“人民权力机构的发展”的公式事实上是包罗了关于双重政权性质方面和关于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所涉及的质的跃进方面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解释。时间一过，革命统一阵线的几个主要成员组织放弃了在广大群众中寻求对先锋对的自发行动给予自觉的和有系统的直接支持，这种支持实在争取工人大多数的工作上迫切需要的。实际上，革命统一阵线的政策使先锋队孤立了，使工人阶级的分化硬化了，这回过来加深了代替主义（Substitutionist）和冒险主义的倾向。
在后一例子中，在革命统一阵线里占优势的是一种自发主义（Spontaneist）的观念，认为经过十八个月的斗争经验后，工人先锋队所达到的绝无水平必会自动转化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所需要的觉悟水平。
最后，在群众自主组织与政党之间的关系的观念，加上缺少对工人民主原则的经常保卫，使对抗阶级分化与达成联合阵线路线更加困难。由于用“非党性”为借口，否定了工人运动中的群众组织享有好像在无产阶级民主组织即无产阶级政党里同样的民主表达权，革命统一阵线便阻延了政治成熟的进程，而政治成熟是与工人运动内一切流派的思想自由对抗竞争密切关联的，因而妨碍了先锋队和较为落后的阶层之间的联系与沟通。
由于并未宣布工人运动中一切派别皆有权运用足够的组织手段和表达手段，有权动用公共传播媒介，有权参加工人权利胚胎组织等等不可侵犯的权利，革命统一阵线各组织并未在社会党的民主煽动和斯大林主义的官僚方法之外，提供任何可供选择的道路。
在这革命进潮中，与工人阶级落后部分进入行动、及工厂中军队中自发组织的扩张相配合的，却是主观因素危机的极可悲情景出现在眼前。革命政党，即使是小小一个革命政党之不存在，就妨碍了斗争经验的普遍化和集中化，因此也妨碍了群众觉悟之量的跃进。
此外，一个在政治上可以信任的核心也没有，这样的核心用它的分析、提议和干预，必有助于中派（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党等）和毛派（民主人民联盟）所控制的先锋队内部的政治澄清。在这一意义上，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之签订九月十日政纲，和它的接纳在革命统一阵线里占支配地位的意见（关于社会党和联合阵线的意见），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错误必将阻延葡萄牙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的建立和巩固。十一月廿日事件就是这一错误路线带来的严重挫败。
三
10.国家机关危机深化和双重政权胚胎组织缺乏集中化，二者在时间上不能密切配合，这个现象是不能长久维持的。这局势必将有如下的出路：
——要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工具集中化（主要是在工人委员会的平面上），结果形成一个双重政权普遍出现的局势；
不然就是资产阶级能够多少完成重建镇压工具，以击退无产阶级进潮的前进据点。
这并不是说朝某一方向会立刻发生激烈的变化，而是表示两个敌对阵营的手段将要把即将爆发的双方决斗的条件加以改变。
双方这种在时间上不能密切配合有下列许多含义：
○资产阶级虽然极度衰弱和有领导危机，但它仍然掌握着用来集中它的政治意愿的工具，这是无产阶级完全没有的。中派主义者把政府的瘫痪（“第六届政府的罢工”）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完全瓦解两者混为一谈，表明他们完全不能了解这现象难怪他们会惊讶于资产阶级竟会对十一月廿五廿六日事变作出有准备、迅速和相当有效的反应。
○军队等级制的许多裂痕，并未使士兵委员会有相应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并未使这些委员会与工人委员会相协调和联系。加上士兵委员会组织的进展南北大不相同，这就便利了军队统治层施展诡计。最极端的是，军队的危机和政治出路的缺乏，（只有工人委员会集中化才能提供任何政治出路），两者的脱节，令到一些激进的士兵和军官要用武装斗争来寻求政治出路。
最后，军队的分裂在群众运动里产生幻想，以为可能发生的力量考验，可以预先推断其结果了，因为群众运动已经赢得了大量的士兵。因此，大多数的工人，甚至最先进的工人，都忽略了保卫劳动群众的机构和武装无产阶级的必要性。
○群众自我组织机构的散乱，不容许群众从经验中提高阶级觉悟水平，达到质的改变。群众自我组织若能集中化，便能保证劳动群众尽可能直接和广泛的参与，使他们能够讨论本身的问题，使他们能够制定对付这些问题的办法，并使他们能够开始在广泛范围实施这些办法，这样一来，群众自我组织的集中化便制造了顺利的条件，去克服多数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中存在的对民主的幻想，以便将这些工人争取到工人委员会方面来，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只有在那时，才能开始寻求正式通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由于忽视了双重政权局势对大多数工人阶级觉悟发展的作用，和由于散播了关于真正的“人民权力”仅需稍加扩大即可的神话（实际所涉及的仍只是尚待发展的潜在的工人权力机构的分散的胚胎组织而已），中派主义者（PRP-BR即无产阶级革命党（革命派）、MES即社会主义左派运动）便走到以武装起义作为使群众运动发生质的跃进的先决条件，意味群众运动便可以走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不幸，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却倒过头来朝错误的道路前进了！
11.对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和廿六日的冲突事件，必须在这样的背景中加以了解。资产阶级由于过去它出面干预的失败，军队的瓦解和金属工人、建筑工人斗争的胜利等，已把它带到死巷里去，此时不得不设法逃出这个死巷。资产阶级定下两个优先的工作目标：一、终止军队中的政治混乱，以便压制一连串的军队单位，重组宪兵力量；二、收复大众传播媒介的控制权，因为这媒介曾使工人动员的范围扩大，甚至动员到各个部门的工人，它促进了群众的团结，它使工人达到部分协调。
于是，资产阶级便十分有限度地在委派里斯本军区司令官的问题上与地对方力量进行较量。政府的“罢工”，由于把这件事的责任全部推到军官身上，以及由于把决定权集中到参谋部和革命委员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那批人手里，便替这个行动创造了有利的气氛，维斯高·罗兰素的提名是一种挑衅的行为，以便准备对任何军队单位反对这种提名办法进行反击。
所谓革命军官和冈沙维斯派，不去依靠实际上足以抵消革命委员会多数的倡议的士兵委员会网的扩展，只在敌人圈定的阵地上来对抗。在这个平面上，和中派主义（MES，PRP）的暴动主义观念——这是与“革命军官”的军人身份相交织的——和冈沙维斯派军人进行武装政变的意图在客观上汇合，进行政变是用以对抗反对军队统治层的推进，以及重组军权组织。共党发起了革命军官回到革命议会去，和支持卡维路任里斯本军区司令的运动，事实上批准了这些计划，和建议用群众组织来支持推行它们，这倒过来加强了中派主义者选择根荷尔（Cunhal）领导的幻觉。
丹可斯伞兵的突然干预，促成“武装左派”方面实施未完成计划中的好些部分。另一方面，哥斯达、高美斯的对对策已经小心翼翼地准备研究了好几个星期了。这个对策是同时向军事、政治、和公共传播媒介发动的：军事方面多谢亚曼多拉的突击队，政治方面经过制宪会议投票赞成宣布紧急状态，大众媒介方面立即将无线电台及电视台迁往葡图，以确保政府对电讯的控制。真正的反动政变并非是临济凑合的！
在社会党的“秩序和纪律”运动的逻辑下，它便公开支持宣布戒严与随之而来的警察措施。社会党在制宪会议里投票赞成这些提案。
至于共党，它的注意力局限于首先是革命委员会、其次是政府的人事更调的狭窄范围中。极其量，共党有意利用丹可斯伞兵在空军的反动堡垒中可能引起的力量对比变革，以便利本身计划易于推行。在任何情形下，根荷尔的领导都不打算负担发动“政变”的任务。在“民主革命”战略范围内寻求妥协仍是一贯的，在十一月廿五日之前，当时及以后，都是如此。虽然共党在制宪会议中有正式议席，但在辩论中竟然不发动反对戒严。它连忙将联盟的轴心向右移了一步。它主要关心的是，利用改换支持对象的机会，来保持它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
中派主义者，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社会主义左派运动，虽然在他们自己选择的阵地上作战表现出全然无能，却仍然在宣称“给资产阶级一个决定性的教训的日子已到了”。他们之脱离真正群众运动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他们谴责共党的背叛其实是和他们对斯大林主义战略路线的幻想，及他们对自身组织和改良主义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幻想相一致的。
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参加这个“胎死腹中的政变”：工人最多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在工厂动员中所得成果的收获而付出相应的行动。就十一月廿五日“造反”的形式及其明显的目标来说，不但绝对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而且还在群众中引起了最大的疑惑和混乱，士兵们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与群众运动的隔离，使他们不准备投身于一个参与者和结果都无可捉摸的战争。
12.胜利的军事“反攻”给予资产阶级发动重新巩固国家机关的机会，这是一个局部恢复工厂和农村秩序及推行在十一月初已经定下大概轮廓的经济计划之起码先决条件。因此，资产阶级主要着重于：
——管制存仓武器，利用经已转变为镇压行动力量的社会党和GNR为中心而建立一镇压工具（这是贯彻了不冒险派遣军队对付工人的第六届政府的原有主张）。
——更调军官，以保证对大量新征士兵的控制，并减少军队人数，目的是把一些战略性单位职业化。
——取得无线电及电视控制权，重新整顿报馆，使政府可以操纵舆论，减少以前报纸和电台所接触到的斗争的听众，即使是部分的听众，并且停止报纸和电台所鼓励的不断的政治辩论节目。
资产阶级利用它在军队里及一般国家机关里的各个支柱，把它重新获得的政治主动权向社会施加压力。政府延长了暂停实施劳工契约的期限，以此向一九七五年十月及十一月争取工人要求的斗争所取得成果挑战。葡萄牙工业协会（CIP）又再露脸，提出一个节约计划，一个冻结工资计划，并策划在工厂里恢复雇主权力。右派和极右派不单利用破坏占领土地的先例，而且利用破坏土地改革原则本身的先例，他们这样做是得到地主的动员支持的。资产阶级各势力重新组织的过程出现了，其重心显然向右转：斯宾诺拉派和与它接近的各流派的代表人物接掌了关键性的军权职位；反动社会集团的地位整个加强了，并准备使它成为未来力量较量的后方基地；极右派重现于政治舞台，他们明目张胆地与资产阶级官方政党和一部分军队统治层相勾搭。因此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资产阶级又一次恢复了信心。资产阶级重组它的力量，企图策划一个能够在短期内击退群众运动并粉碎最先进的斗争的机关。
这攻势的第一阶段就发生在资产阶级获得最显著成功的范围内。在社会方面，资产阶级运用计谋，拖延真正正面战斗时刻的到来，同时又替全盘反攻制造各种条件。虽然工人阶级并非十一月廿五日事件的主角，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到它仍然要和工人算账。因为十一月廿五日的考验并未提供各有关势力的情况的证据，部分的资产阶级了解到国家机关的力量开始加强和它持久强制实行反工人措施的能力之间有不协调的可能性。PPD内部的分歧，各资产阶级党之间和各党内部对于工人阶级改良主义党联盟的分歧，军官团内部的虽然是有限的裂痕，都反映了这点。（注：PPD即人民民主党）
虽然如此，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的危机，例如经济衰退的深刻和某些工业部门的崩溃，使得资产阶级势难延缓进攻劳动群众的既得成果，以严格约束劳动群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和一九七六年一月政府的法令预告了这种倾向。
这里存在着资产阶级立场的客观要求——正是这一客观要求，决定了必需重新减低群众运动速度，保证投资回升等措施的性质——和并非由于一部分军队的军事失败的影响而突然作质的变更的相互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
当然，帝国主义的援助使得各种投资，例如公共建筑工程可以进行，这些投资有减少某些失业的效果。但是这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功能的问题，亦即重新建立资本和雇主的正常状况的问题（取消工人管理生产制，增加生产，取缔占领工厂和夺取土地，延长工作周，减少实际工资以提高利润率）。相反的，投资正是依靠这些条件的实现；至少在这个领域内颇为迅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切都指示出，除非无产阶级遭受惨败，否则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即使在下述极少可能的情形下，打击工人生活水准的苛刻措施多少被延迟实施了（因为帝国主义的援助和广泛的动用国内的储备之故），加上工人阵营大大的犹疑不决，在社会和政治范围内的力量较量，也是无法拖延太久的。
13.部分士兵和“革命军官”的失败的影响，并未改变力量对比关系的本质。但是，这失败已足以暴露出半自发和半自觉的工人运动进潮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弱点，已足以暴露出斗志和觉悟的不平衡发展。这并不表示在事后要修改对十一月廿五日以前的力量对比性质的判断。十八个月以来，力量对比一直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方向走，竟达到这样程度，在一九七五年秋工人粉碎了政府要“恢复秩序和纪律”的那些重大决策（阿泽维多下令占领电台，使政府自食其果；建立武力干预小组的决议几乎一提出就受到受到反对；劳工部遭受挫败）事实上，就是客观局势的成熟，令到如要再进一步，则不免要有全盘的反资本主义战略，要扩展和集中工人自己的组织。客观局势的成熟使群众运动自发性和经验性的进潮的局限性更为突出。主观因素的弱点因此被显明暴露了出来，而且将会影响到力量对比的发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以后，革命过程的有限度的退潮的许多情况之一，是表现在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复杂的改组过程中。
a）工人中较为落后的阶层，在一九七五年秋天开始参加争取工人要求的斗争，他们经历迅速而表面的激进化和政治化，使他们难以抵抗资产阶级的反攻。他们更加依赖改良主义工具，但政府的攻击恰正迎合这些组织在推进全盘反应行动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水平。因此，工人运动的有限度的退潮，加强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业部门里工人阶级政治成熟的差别。如果全体受合约暂停生效影响的工人在经济上的反映长久拖延下去，那么，里斯本区和阿伦特约的无产阶级，与其余的劳动大众之间的裂痕便会有加深的危险。工人们反应的延迟，可能与小资产阶级的动员和改变态度结合在一起，而改变全盘社会力量的对比。
b）工人组织缺乏集中化——这在进潮期间使得觉悟的不平衡发展和自我组织的程度的不平衡发展不能互相平衡——突出地暴露出工人委员会和住客委员会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别，也暴露出各工人委员会代表性的程度差别。这进程便利了改良主义者旨在吸收工人委员会并将之合并于工会的行动；事情多半是这样的，因为改良主义者是唯一能够指使多少可以起集中化作用的协调组织的，又因为他们在工会联合会中有决定性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这个工人阶级力量复原的时期，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也增加了。工会化成长的新阶段展开了。它结合了三方面：一、工会组织深入渗透到在一九七四年四年廿五日时期以前从来未有组织过的部门中（教师，公用事业）；二，从旧的独裁政府的“工会”系统中抬起头来的职业工会的扩张；三，以分支小单位为基础的工会之诞生和扩展（金属，土木建筑，邮政系统）。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以后，有些社会党领导的工会归附全国工会。一场新的辩论展开了，是关于怎样对付政府采取的措施，和关于工会的民主功能，这一发展正在震撼着共党的官僚控制，而且大有使自觉担负着政府主要支柱作用的社会党的内部矛盾家中。
c）一个经过一连串的阶段而没有遇到任何重大障碍的工人运动进潮的本性，培养出自主的能力和广大工人先锋队的一批真正听众。虽然，运动的半自发性和半自觉性在这先锋队的政治组织水平与它的人数的不相称上反映出来。依照同样的推理，将士兵的胜利与工人的胜利认为同样是先锋队政治认识能力的决定性特点，也可以是解释某部分士兵的失败对先锋队的打击程度。
因此，在退却时期，这支工人先锋队有组织部分的量的弱点就被暴露了；它的政治上的混乱使它和外围群众的联系松弛了，因而便利了改良主义的有组织的力量（特别是共党）对这些外围群众的控制。缺乏一个可以信赖的革命组织，从十一月廿五日抽取教训，帮助广大先锋队吸收这次经验，以及利用对抗所带来的教育性来增进阶级独立性；这缺乏使先锋队的混乱加深，减慢他复原的步伐，和限制了他对政府经济攻势带头作出坚决反应的能力。
d）因为共党的战略主要是由改良主义的“民主革命”计划并关心如何维持在国家机关、特别是在军事机关中的地位而决定，所以，它从十一月廿五日事变所得到的结论自然把它推向右转，在建立民主政治的远景中，共党再次重视反法西斯斗争。因此，共党坚持与社会党联盟，同时又向PPD的离心分子表示好感，希望寻求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中产阶级联盟的。
“革命左派”的软弱和混乱——他们不能利用十一月廿五日以后共党内部的紧张形势——可能便利了斯大林派利用独立组织，甚至使斯大林派取消群众的某些斗争成果而无须冒太大的危险。但是它和工人阶级的联系以及它内部的大部分工人战士的斗志将迫使它在经济战线作出反应，即：为避免工人委员会复兴成为双重政权的胚胎组织起见而设法将运动疏导入与工会的范围中，同样，共党对政府的镇压也难以保持缄默而不冒刺激内部紧张和进一步限制了它在“左派军官”中的影响力的危险。虽然如此，共党仍将不惜代价设法避免新的冲突，在它反对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许多宣言之后，当然不会跟着明确指示出应采取何种行动形式。
e）由于支持镇压和政府法令，社会党在它反革命的道路上又再踏进了一步。现在，军队统治层内部极右派之再次结集，对土地改革的攻击以及PPD与CDS的反动宣言，凡此等等都表明谁可以从资产阶级国家的稳定和恢复市场经济秩序的措施中得到好处，谁就是真正出力重建资本主义秩序的人。社会党的性质和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使它不能成为实施正面向工人生活水准进攻措施的有力工具。即将来到的选举和政治局势，迫使社会党要加强它在工人运动中有组织存在的实力地位。与此同时，为了和PPD竞争小资产阶级的选民，社会党不得不以支持现秩序的姿态出现。这两个矛盾的要求，譬如政府对包括社会党职工会和受社会党影响的工人已取得斗争成果的攻击可能产生了至今为止被被对共党的掩盖了的内部矛盾，也可能令反对倾向抬头。最后，极右势力抬头的确定性危险重新使工人运动中团结一致的意愿增强，这可能使苏里亚斯的领导失去平衡。
f）阶级斗争的实际发展和中派主义及极左派所描绘的前景之不相符合，使这些组织内部发生深刻的危机。MES和PRP的立场转变，使他们发展一种“反法西斯路线”，其动力充满了对共党及追随“武装力量运动左派”领导的人们的机会主义的迎合。至于UDP，它对共党的超教派主义态度变本加厉，竟至于说后者的本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UDP号召在“人民意愿”组织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反法西斯联合阵线”。MES-PRP式的中派主义组织的危机，再加上托洛茨基派核心力量的弱小，在最近的将来便给像UDP那样的流派留有活动的余地。
所有这些流派再次走反法西斯路线，不论动机如何，都更令工人阶级疑惑不定，使工人阶级先锋队混乱，并使那些反对资产阶级经济进攻所必需的口号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模糊远景中消散了。
14.十一月廿五日事变所开展的新阶段，并不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社会力量对比的质的改变为其特征。虽然，一个特征是国家机关危机加深，只不过尚未被双重政权机构的集中化所结束的时期已成过去。主要的特色仍然是革命前夕局势的特色。资产阶级已重新取得某一程度的政治主动权，已开始重建其国家机关，只是尚未克服本身的政治领导危机。PPD内部和军队统治层的分化，和CDS与PPD间的争论，反映了这一危机。CDS意图以资产阶级利益之唯一言行一致的保卫者的姿态出现，自告奋勇要做资产阶级阵营的候选领导。它企图利用小资产阶级中具有影响里的阶层作为它的社会基础，这个小资产阶级也正在装备军队，以走向极右。
斗争潜力十分庞大的工业和农业无产阶级，第一次发觉正面临对他们主要斗争成果的挑战。他们掌握着重要的机构（工会，工人委员会，农民联盟，政党）而且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就使得它可以对付资产阶级的进攻并在短期内发动经济斗争。新的反对对他们的生活水准的进攻的斗争的抬头，使群众自主组织吸收了新的生命，其支柱是工人委员会。把工人委员会组织集中化并转变为双重政权的机构，再次成为迫切的目的。
资产阶级或某部分的资产阶级为过分的自信所蒙蔽而发动的经济或政治的挑衅，不单可以加速无产阶级这样的反应，也可以产生大规模与统一的动员方式，足以击退国家机关巩固的影响而再次客观地把政权问题提出到劳动大众的议程上来。
工人延迟的反攻，势必助长资产阶级工具的巩固，使双方力量决斗虽稍推延却更具决定性。
葡萄牙政治局势的动力、节奏和紧要关头，也将由佛朗哥政权的继承危机之深化和西班牙工人群众登上政治舞台所决定。因此，在较为短暂的时期内，不稳定的各个结构性因素中，可能又要添加一个不平衡的因素了。
葡萄牙无产阶级在这个新阶段中面对的工作，更强调了建立革命领导的迫切重要性。这个领导要能确保阶级觉醒的提高，而且领导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夺取政权。
四
15.无论“革命进程”如何动荡，两个基本阶级间的决定性力量的较量是无可避免的。革命或者反革命，工人阶级的胜利和成立工人国家，或者粉碎工人政治斗争的建立“集权统治”（军事独裁，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独裁等等）——这就是葡萄牙工人群众面对的实际选择。
我们的共产国际主义同盟必需尽其全力动员群众以应付这一决斗，应该根据工人在十一月廿五日以前所经历的众多而丰富的经验，将十一月廿五日及廿六日的教训让尽可能广大的工人阶级吸收，提出一个在劳动群众眼中认为可靠的全面政纲，将资产阶级向群众斗争成果的进攻的反应转变为全面的反攻。
a）资产阶级利用工人运动领导的改良主义政策，现在想把它在十一月廿五日赢得军事和政治胜利延伸到社会范围中去。处此环境下，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首要任务为促成——通过宣传，鼓动，和实际发动——最团结和最剧烈的反攻，来反对政府节约计划的影响，来反对对工人管理制的挑战和工厂雇主攫取权力的表现，也反对对土地改革的进攻。
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斗争的潜力，和工人阶级与农业工人所掌握的斗争工具，使他们能对政府和雇主现时的攻势予以迎头痛击。任何不作出反应行动的拖延，势必使工人们本来有限的迷失方向更加严重，势必使改良主义者的控制加强，势必使自我组织（工人委员会）结构的内容挖空，使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重新结集力量的工作有更大的机运，使该阵营的领导更坚强。在这样的条件下，四月的选举可能把上述这个进程予以具体化、加速并巩固起来。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必需特别着重支持与推广现正在发展中的部分斗争和激进斗争，因为改良主义领导的政策往往使这些斗争孤立起来。用实例来说明胜利的可能，将前一阶段最先进的斗争形式再提上议程，能够成为有利扩大动员的一种因素。
在现时的局势下，应进行关键性的战斗，来反对暂停实施工会合约，这暂停实施等于否定了一九七五年秋天工人动员的收获。政府用暂停实施合约来测验整体工人的反应。同时，它把攻击集中指向某一个地区，在那儿决定着工人的大部分反应的是工会组织的政策，因此也就是改良主义组织的路线，也多份不可能成功的全部实施这些措施。但是群众反应如果非常分散，政府即使不能全面进攻，也可以集中力量来对付政治上最落后和组织上最软弱的部分。因此，各个不同部分和地区的工人阶级的分化就加深了。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此以一部门或者彼一部门的动员为基础，为了要挫败实际是打击全体工人阶级的攻势，便要坚持必需将群众反应加以协调和普遍化。然而，反对节约措施的广泛动员，便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面对尖锐的局势和结构性的危机时，资本主义经济功能能否全盘施展呢？任何群众的全面反应，尤其是任何高度水平的斗争之能坚持下去，必需有明确的一般远景及一个根据工人阶级立场而厘定的解决办法。为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对需要的，是厘定一个全面的要求和一个斗争的计划，已构成对本国社会及经济问题的具体反应，并把它提出作为对抗各种改良主义解决办法之另一选择。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出面干预事变，必需执行上述的计划。在部分要求斗争中所提出的迫切要求的鼓励，必需结合于全面解决方案的宣传，其目的是为了更大可能地把全面解决方案转化为群众的自发行动。
b）政府施行节约计划，实即是对工人在是八个月的斗争过程中所赢得的组织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的挑战。
目前，政府仍然未能发动广泛镇压的攻击。它限于特定的措施，目的是为了铺好更能眼里打击群众先锋队的道路。十一月廿五日被捕的士兵和军官现时系身监狱，而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一日的阴谋者和萨拉柴政权的警察人员却逍遥法外，政府这些措施的政治面目就更为明显了。
为了整个工人运动，把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运动广泛组织起来，一定可以令到资产阶级和它的政府退缩，而阻止了他们危害工人运动的言论和阻止的权利。与此同时，必需要求清除经已复职的独裁政权的旧特务；只要这个要求可能实现和能得群众支持，就要朝这个方向带头行动。由于旧政权的打击力量GNR和PSP的重新活跃、他们的人员和资源的增加之故，我们必须把大力鼓励把这些镇压解除武装及解散置于议程之上。
在现有的局势下，政府可能尝试行使反工人阶级立法（有关新闻和罢工权利的法律），这些立法由于群众运动高涨，至今仍未施行。因此，废除这些立法的斗争，已成为基本的需要，应与无条件保卫工人阶级罢工及示威权利，无条件保卫工人阶级罢工及组织权利，以及拥护工人群众本身的组织的斗争等同时进行。在这样的远景中，我们还要安排一场反对革命委员会提出的盟约的斗争，革委会企图，包括用总统整体性来巩固它自己的地位以便进一步实施反工人政策及向劳动者的斗争成果挑战。
c）对于雇主和政府向工人和人民的斗争成果进攻，群众反应行动的主要工具仍然是工人委员会和工会，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方针，在工人委员会和工会里，必须避免这些组织的互相对立，必须强调它们互相辅助的特点。要反对改良主义者把工人委员会并入工会、否定工人委员会的自主权和特殊作用的计划，就必需强调保留自主权和委员会的群众代表性。这一工作，仅当工人委员会有能力负担在工人管理制一般范围内的任务，成为保卫阶级利益的真正手段，并能开始实现阶级的意愿的时候，才能达成。政府的决定和工人运动的重组，加重了工会的作用，表明了在工会里推动有系统的行动来建立革命倾向的重要性。这样的工会活动定能使一连串过渡要求和围绕着与工人管理制相关的主题的讨论，深入到最落后的工人中去。此外再加上在全国规模的工会里有革命战士存在，他们在公会中的积极工作，能够防止某些行业工人委员会的孤立。
在工会的平面上，战略目标仍然是建立一个由各工业部门组成的统一的、独立的全国中央工会，并遵照最高度的工人民主的标准来发挥其功能。争取工人民主功能的斗争和清除独裁统治结构的斗争，是可以与工人委员会的发展和强化结合起来，甚至有助于这些委员会在部门行业的平面上的集中化。
面对这经济危机和政府法令，为了要确定全部可供选择的加强工会反击的办法，便需要对各种不同方针进行最自由的讨论并特别强调召开一个民主的工会大会的重要性。为了表达需要，制定要求，和确定斗争战略，便需要有成立派别的权利，也就是说，每一个工人运动派别在全体工人面前提出它的解决办法来作毫无掩饰的辩论的可能性。这样的意见争辩对抗，乃是尊重和贯彻多数所采取的决定的一个先决条件。这一观念必需经常提出，作为对改良主义领导在工会里、特别是共党在全国性的机关全国工会联合会里的惯常的操纵行为的另一选择。
d）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重申工人委员会在未来的葡萄牙革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些工人委员会乃是群众运动本身的成果，并已表明要克服工会的职业区分、承担工人管理制和初步工人自卫的永久任务、保证与群众联系，并采取激烈的反资本主义的主动性（开始恢复原状，联系工人和农业工人，等等）。
工人委员会必需占据中心地位，因为：
——在工厂里深深感到斗争中团结一致的需要；
——普遍实行工人管理制的需要，特别是在国有化部门；
——在某些部门的要求纲领里已经表达出来的，为全面反对失业而斗争的计划、整个部门的改变、工业生产的不同部门间及这些部门与农业部门间建立直接联系、在国有化部门确定生产优先次序等的需要。
战略的目标因此仍为把工人委员会加以推广、协调与集中，使它成为发展双重政权机构的轴心。
在这样的远景中，各部门的工人委员会的协调，会成为一个中间步骤，引致全国工人委员会大会及双重政权局势的出现。
集中化的宣传和鼓励在工人的具体是斗争和要求中生根；它的革命动力在于赋予工人委员会以工人议会的功能，这一功能引致工人委员会和联合政府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直接冲突。
必需提出全国工人委员会大会，作为积累广泛经验、搜集必需情报以便详细制定重组葡萄牙经济的工人计划，并保证实施决议的先决条件等最为适当组织结构。详细制定此计划必需与工人管理制的发展携手并进。事实上，这计划是建立在（一）、农工企业生产量的总结；（二）、通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三）、工人在私人及社会领域中的消费需要及生产性产品的需要的实际分量等上面。因此，全国工人委员会大会将在工人阶级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自主反应中作为中心因素出现，而且能够使得城乡群众中的工人盟友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委员会的结构和功能中要保卫工人民主的充分实行，这一保卫作用乃是达成这些目的的决定性任务，这需要工人阶级统一，需要工人自己的组织成长为真正的最高水平的联合阵线组织。
由此，引申出下列各点：
——工人委员会代表应采用自由及民主方式选出，并可由下层罢免，不得由政党按任意的或既定的比率指派；
——代表们有按照政治倾向自行结合的权利，有按照自己的意见讨论一切问题的绝对权利。
只有这样一个解释性的宣传运动的范围和结果，才能从工人的心目中扫除由社会党领导诱发、由共党路线及官僚手段助长的，在一方面是事实上位于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个“民主”国家，与另一方面是一个破坏民主权利的“共党独裁”之间的虚伪的极端化。唯有在工人委员会的部门水平或全国大会水平上的丰富的工人民主经验才能铺平重组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道路，并使工人相信以议会为基础的工人国家，必能保证民主自由权利，其品质远优于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
最后，工人委员会朝这个方向的活动的扩展，成为一个榜样，使住客委员会重新成为在该街坊或地区的工人群众自己的组织，而且可以打破改良主义造成的把这些住客委员会降为国家机关（市政府）的附属物的倾向。资产阶级取回三月十一日以后被群众占用的房屋和打击群众生活条件的企图，这时候便给予住客委员会恢复活跃和扩张的机会。他们干预的中心必需发在：发动管制物价；发动与农业合作社加强联系，以便出售产品、以便对资本主义的分配系统斗争、对消费品的囤积居奇斗争。
e）自从组织支持一九七四年九月廿八日的流产政变以后，大地主只能采用分散的抵抗来对付土地改革的进程，他们无法集体动员起来。
大农场主爱用的武器仍然是拒绝执行土地改革法，强夺牲口和农业物资，拒不修理机械，焚烧农产物，和进行个人报复。面对着阶级斗争在农村中的恶化（在第五和第六届政府下的土地占据，在南方金属工人、农业雇工和小贫农之间建立联系），十一月美约河第二届“农民会议”标志着资本主义反动的重大进展。除了反对占据土地之外，土地改革本身遭受猛烈的攻击。在这一个场合里，被夺走地产的农场主成功地团结了中小商人（他们的投机活动被土改有关联地商业国有化所威胁）、抚弄和北部及西部的中小农。
反动派，特别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反对派，企图组成一个社会集团，构成葡萄牙革命的一个重大威胁。必需瓦解这个集团，起码是要瓦解它的一部分，同时必需扩大支持工人的社会基础，才能期望工人运动对资产阶级力量较量能够得到胜利。
为此，必需强调：工业及银行工会及工人委员会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支持农业工人及小自耕农的迫切需要（肥料，贷款，机械等）。进一步，必需尽可能具体的用事实证明公众利益是和革命进展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工人管理制下集中计划肥料、机械和农业工具的生产，集中信贷和有计划地改变耕作方法和农产品种，才能对合作社及已成国有财产的夺得土地予以资助。
在农村中改变力量对比的关系，需要把农业工会、贫农联盟和农业工人委员会的组织加强，需要把贫农及佃农、交谷租佃农等在小有产者占多数的整个地区的村议会里的地位加强。
为了要保证在资产阶级国家结构外实施及加深土地改革，在巩固农业工人本身组织的同时，必需加深它与工业、银行、商业等工人之联系。最后，为了要对抗农场主和他们的武装团队现正发动的重夺土地和恐吓活动，必需加强自卫工具的武装力量。
16.a）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接受十一月廿五、廿六日的主要教训来对抗冒险主义观念和少数派观念，并在无产阶级政权胚胎组织发展过程中宣传群众自卫的重要性。这是广大工人群众做好准备以对抗任何反动企图的唯一途径。
目前，极右派的活动，譬如动用GNR、PSP或可能动用特殊军事单位，使得自卫纠察队的组织具有特别重要性。
此外，从军队统治层本身对重新取得军火库控制权的重视，可见必需利用十一月廿五日以前控制仓存军火及在军火制造领域内采取主动的经验，来围绕着控制仓存军火及在军火制造领域内采取主动的经验，来围绕着控制仓存军火及工人与士兵委员会使用武器的主题，进行具体的宣传。
b）军队统治层的反攻，虽然大大的改变了士兵可以动员的条件，但仍未消除在兵营里进行斗争的一切可能性；这可能性是由许多士兵的亲身经历所增强了的。在新来的征兵中便有过去运动的听众，这必能有利于对军事纪律的反抗。
革命战士在军队中活动的目标是保卫民主权利，即保卫士兵的组织权和言论权。围绕着这个轴心，可能形成兵士本身的组织，这组织又可能带来自主运动的复活。
这样一个运动始终成为政府无法利用士兵反对工人的最大保证。革命者应尽其所能使士兵运动的最重要收获之一永垂不朽：他们坚决拒绝被用来反对工人。在这个基础上，革命者必须坚持：士兵组织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必需建立联系；又要坚持：命令必需事件经过讨论，这一点势必进一步鼓励士兵自己选择军官。
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必需与各方面的群众工作（在工会，工人委员会和住客委员会中）合为一体。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军国主义与改良主义者的和平主义是根本不同，当“民主”资产阶级从政治诡计转向打击工人阶级及其盟友时，必需设法避免工人幻想“民主”资产阶级会大发慈悲。解除资产阶级武装和武装无产阶级的原则必需一线贯通在兵营内外我们所进行的反军国主义工作中。
c）对工人生活水准的打击，反动措施的升级，以及随之而来对工人阶级的各种迫害，不只创造了无产阶级阵线要求加强统一的客观条件，也促成了统一的迫切愿望。适应无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统一口号必需在反对经济和政治反动的斗争中发挥建立联合阵线的功能。工人联合阵线的战术是任何真正打算发动群众行动以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踏脚石，这并不是说任何自发行动必需听命于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领导的事前认可。实际上，一切政治派别，只要它们是打算参加反对政府和雇主的镇压以保卫群众的战利品，只要它们是支持工人委员会及在某些情况下的住客委员会的发展和协调，都应设法在行动上取得一致。与此同时，还要在工会中强调团结的必要；组成集团（例如在工会中提出共同候选人名单）可以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在领导工会的改良主义路线之外，向群众提出另一解决办法。
采取这样的步骤——能使广大工人先锋队的活动重新活跃起来，并在这些改良主义党的下层里（特别是共党的下层）引起反应——必需经常与针对改良主义领导进行的统一的宣传，和号召社会党及共党影响下的工人参加行动的大量提议相呼应。
这种要求建立联合阵线的不断的宣传和鼓励，对团结的意愿的坚持，即使是和先锋队中受了极左派影响的某一阶层的直觉相抵触，却能铺平对反对派任何政治、军事或经济的挑衅采取一致反应的道路。由于行动上真正一致，这样的反应回过来又可以向无产阶级民主机构的建立迈开新的一步。这方面的具体收获乃是双重权力远景重现的先决条件。
17.社会及政治局势的主要特征仍为极度的不稳定。在这样的环境下，葡萄牙社会两个基本阶级间力量对比的较量仍未到来；这一较量将会围绕着冻结工会合约、重大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失业）、工人管理和土地改革等问题而爆发。
因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主张建立工农政府的宣传中，应该在其政纲中强调：这样一个工农政府应该保卫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应该适应劳动大众的需要和意愿。此外，他们还要指明：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动员和自我组织，这个工农政府才有力量抵抗资产阶级的阴谋破坏，才有力量在实践中施行它自己的决定。
把这个工农政府的方案转变为鼓励，主要依靠群众动员与团结的程度和围绕着自觉的保卫目标的运动发展的动力。在这转化的阶段中，政府口号不变的目标是：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就是工人阶级，是与所有其他阶级对立的，亦即与所有由资产阶级制度派生的所有政府相对立的。
○如果资本主义和反动派的攻势加强，而群众对社会党—共党联手合作的信心增长，则工农政府方案就要立即接纳这些事实，把工农政府用要求成立一个以保卫和扩展工人斗争成果为政纲的社会党，共党政府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现在的环境下，向社会党和共党发起联合阵线，必需与要求社会民主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与资产阶级决裂”，亦即要求两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及保留资产阶级利益的团体，特别是革命议会断绝关系。
○如果群众运动及其自我组织的新的进潮，以可能召开或真实召开民主的全国工会大会（超出了纯工会的水平）与工人委员会全国大会的形态出现，届时工人阶级本身便具备了反对资本家阴谋和政府的计划的组织和表达的条件，为了有效的让群众的目的转化为力量的依据，工农政府的口号必须包容这些事实进去。
一般的宣传方案“对工人群众组织负责的工农政府”是适合这路线的。
这方案在每一适当时机应按照力量对比关系的转化、政治局势的转变，和因此促成的工人运动的重组，而具体实施。
18.一九七五年秋天群众政治组织水平很低，更加上群众心理状态和他们事实上不能见到任何明显的政治后果之间的时序参差，反映了缺乏一个革命领导之可悲。十一月廿五日后的局势将工人运动及其政治力量的重组置于议程之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在这进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他们必须能够基于本身已经掌握的有限力量，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而创立一个政治榜样。
这需要有系统的干预公共事务来表现托洛茨基主义战士具有分析斗争发展与前途的能力，然后他们才能在极左派内或参与引起辩论和一致行动，并向被上层领导引入歧途的社会党和共党工人发动政治攻势。
这中心政治活动，只有不断和耐心的努力，使在广大工人先锋队中生根，方能施展其全部政治冲击力。这就是为托洛茨基组织争取到能运用主动力、勇敢并能在工人队伍中加强自己的影响和权威的先进工人。
此外，扩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攻力量，就必须所有托洛茨基主义力量重新集合成为单一组织，即第四国际葡萄牙支部。这LCI对PRT表明国际共产主义同盟建立最迫切需要的一致行动的歧途，正是着眼于彼此统一。（注释LCI即国际共产主义同盟）
19.葡萄牙的托洛茨基战士要带领支持用战争来保卫经过十五年坚决斗争赢得的独立的安哥拉群众。他们选择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阵营，以反对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神圣同盟。同样的，他们支持FRETILIN的斗争，以反对印尼部队入侵东帝汶。
西班牙和葡萄牙工人斗争的联系，使葡萄牙工农支持西班牙无产阶级反对卡洛斯政权的斗争的运动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在葡萄牙局势的发展中发生客观的反响。这一支持运动更对西班牙革命战士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伊比利安半岛两个的战士间应该建立的密切的关系，乃是这一国际主义运动的有力支持。
不管十一月廿五日事件产生的有限进潮是怎样，对于成千上万的工人来说，葡萄牙革命仍为资本主义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希望的化身。在葡萄牙革命进程的决定性日子正在迫近的情况下，欧洲工人对他们葡萄牙兄弟姊妹的战斗性的国际支持必需尽其全力以决定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后果。第四国际将全力参与建立此一支持运动，此一支持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释放十一月廿五日后所有遭受镇压打击的战士和士兵。
录入：战鼓声
200812210156 |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第四国际执委会决议案（1975年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第四国际执委会决议案1975年1月
〔说明〕东升译自1975年2月17日《洲际通讯》，该报注明此文为第四国际执委会决议案，于1975年1月一致通过。
尽管资本主义世界经年累月扬言经济危机永不再现，它们今天，却陷入自1930年以来的首次全面经济大衰退中。虽然目前预测说世界性之失业程度将会一如上次大萧条时期那么严重，似乎言之过早，但是这种可能的威胁是不能排除的，世界资本主义正在到处加紧向工人阶级生活水平进攻。所以主要大国的通货膨胀，都竟稍长时间的暂停的迹象。
一、我们革命社会主义者老早就已预料到目前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在1948年及1973年间，资本主义世界之总生产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五的上升率，增加达三倍半有多，可是到了1974年其生产就停止了生产，在1974年第四季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产量甚至还呈现下降之势。美国正处于其战后经济下降之最低点，其国民总产值由1973起，已经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二，这种下降的速度是厉害的。日本在享受了25年的增长扩张之后。其国民总产值亦下降了百分之三。
只有一些较次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仍能仍能避过衰退之直接打击（如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等），一方面固然由于某些特殊的际遇（如挪威发现北海石油等），另方面或许由于它们与世界市场之特殊关系。
虽然生产增长率已经大幅度下降，但是世界贸易的实际交易量仍未下跌。主要大国正在千方百计提高对外输出，以求尽可能对抗国内的经济衰退。世界贸易的实际交易量的将否下跌，决定于主要大国之生产下降的幅度（尤其是美国、西德及日本），也决定于其竞争对手所实施的保护政策到何种程度。
在工业产量的实际下降数额仍然处于小规模时（美国情形例外），各国都宣告失业的增加。实际上，帝国主义国家在1974年至75年间的冬季时间可能宣布之官方统计数字，失业人数已增加到超出一千五百万。要把不能找到全日工作，只能以部分时间工作的工人也一起计算，才能看出失业工人的正确数字。美国方面的失业人数大约在八百万至一千万之间；意大利一百五十万；西德法国及英国各占一百万；另外的一百万大约散布于西欧一些比较次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及西班牙丹麦等等）；日本占一百万；加拿大、澳洲及纽西兰合占一百万。
这些国家的失业人数如此不按比例的增长，有下列两个原因：
1．今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是紧接在一个长期的技术之突飞猛进（自动化）之后出现的，在那个长期中，生产力尤其是西欧及日本的生产力，飞跃地提高，（在美国，生产力的飞跃提高已在较早一段时期发生过了。）技术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利润率的缓慢降低。为要弥补利润率的下降资本家唯有采用加速生产，合理化及其他降低势动或本的办法。但是如果生产始长尽处干高峰时，只有相应扩大工业生产，才能遏止大量失业。假如工业市场实际上下降，或甚至只是停滞不前，失业人数就会火箭般升高起来了。
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国家要求就业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造成这种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方面男性（不管是蓝领工人或白领工人），再不足以满足一个工人家庭的基本需要。另方面妇女愈来愈显出她们在经济及社会上的独立能力，这是国际上妇女解放运动的一种反映。失业增加的趋势加上季节性之学生劳动力愈来愈多，使劳动市场之劳力供给增加。不受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所影响。在帝国主义国家寻求工作之大军中，有愈来愈多备受性别、种族及国籍歧视的层份（美国黑人，芝加哥人〔CHICANOS〕及其他被压迫的国籍人士：西欧的移民工人）这一事实已有助于组成一支劳动常备军之庞大队伍，即使在就业水平高度的时期也是如此。
二、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衰退构成其战后局势发展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点。
1．自三十年代以来，这是第一次全面性的经济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资本主义世界曾经发生过多次的经济衰退，事实上，今天亦如往昔一样严重，资本不能逃过它的经济之周期波动。不过这多次的经济衰退的参差交错的特征（例如在1957至58年美国经济衰退时，西德、日本、意大利及法国等国都安然无事。）都能限制其广度及深度。一个国内市场萎缩的国家，能输出其剩余的商品及资本。
若果所有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同时都遭受这一打击，则国外市场也就边窄了。向官僚化的工人国家及中东石油输出国增加输出之这种解救办法也不可能。这些可能的市场，若与那有待吸纳的庞大的剩余的资本及商品，就未免狭小了。
由于经济衰退同时在很多国家出现，因而积聚成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压力，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同时会加深其他各国的经济衰退，彼此结合起来，把这个危机一步一步加深，比之三十年代迄今的任何一次衰退更加严重。如果美国经济衰退到1975年全年仍持续发展，则这个危机就特别大了。因为美国一国的生产量差不多等于包括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组织即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中23个会员国之生产总和。由于美国经济的庞大威力，它时时企图把其他国家经济纳入其轨道。
2．目前世界性经济衰退，清楚地证实了我们以前所做的分析的准确性，即战后资本主义的长期繁荣已告终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加速的经济成长包括有几次周期性的挫退，这几次挫退比之二年代与三十年代时间较短，为害较浅，在经济及社会上对群众的影响较轻。除了在二次世界大战大灾祸后的重建欧洲日本措施给予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服了一帖兴奋剂之外，一些帝国主义政权的【反危机】政策的广泛应用有减缓经济挫退的趋势，虽然结果仅能延缓影响与加强永久性的通货膨胀而已。
尤其重要的，是美国长期以来都执行一条扩军备战的路线，华盛顿当局每年均在国内经济中投下巨量美元来装备其国内及国外的军事力量，不惜为其日积月累的庞大的军备债务缴付大量利息。执行这些政策的预算赤字已经不断改动（1975年7月开始的会计年度，关于美国预算赤字的报道，便有520亿美元到700亿美元的不同数字）。
这种政府赤字消费的【借钱来拼命大花大吃】（PUMPPRIMING）的骗人政策，不仅限于美国，即在1973年，所有的资本主义政权都在赤字消费中投下大量金钱。信用之迅速膨胀在世界范围内到处刺激着物价的飞涨。
况且每一次接续而来的经济衰退需要服下更大剂的通货膨胀赤字消费这个药方，以阻止一次更坏的物价暴跌。这就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币值方面日增的碰撞，引起了连串危机，最后导致于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BRETTONWOODS）所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制度的崩溃，这崩溃标志了战后长期繁荣的结束。
1971至73年间短暂通货膨胀繁荣现象，只不过是通往资本主义世界不断恶化的经济矛盾（包括极之底下的增长率）的一个新而悠长的过渡现象而已，这个阶段开始于1967年至68年间，在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中更显然可见了。
三、目前之经济衰退基本上是一种传统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这个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之结果。他并不是一件归罪于〔石油国首领们〕的意外事件，一如人们会把1929年经济萧条归罪于〔股票投机〕，或者把以前几次的经济危机归罪于铁路建筑或对外贸易的〔过分发展〕。
毫无疑问，每一次生产过剩危机，都是从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性质上产生的一般现象以及它在世界性扩张与升沉的特定形势中出现的特殊现象。事实上，这些〔意外〕事件，有其一定的周期性，可以为人预先测知，都呈现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由上述事实，表明它们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的固有产物。不管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经济，或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经济，都不会发生在就业方面、工业生产方面及国民收入方面的这类周期性波动。
正如马克思在很久以前就已指出的，目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之内部矛盾。经过一段时期经济发展之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必更显著，而且以无情的方式显现出来，享受繁荣果实愈久，则其利润率下降就愈速。生产自动化及半自动化，加强了机械及生产过程中以其他方式贮藏的〔死劳动力〕的优势，结果，就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对抗日渐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压力的那套古典办法，已经愈来愈行不通了。
就业的高水平与工人阶级日渐增长的社会的与组织的力量，使资本其他大幅度提高剥削率（即剩余价值率）就愈加困难。
资本的渴望减低原料价格这一企图，招致了原始产品与制成品两者在价格与利润上的分离趋向。这导致这两部门的资本投资与现行生产上的比例失调日增。这一后果迟早会造成原料的相对匮乏及其价格较制成品价格之更急剧上升。
即使那些最有实力的大企业也会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上遭受到收集资金的难以克服的困难。在某一点上，所有这些迫使利润率降低的力量，必会导致愈来愈多的资本金企业遭受破产威胁甚或真正破产，必会导致投资（资本累积）数量的普遍缩减，必会导致大量的停工关厂，所有这些后果，由于其累积的影响，就对经济活动造成一种全面的挫退。
另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一种超越群众有限度的购买力而扩充生产能力的固有的趋向，而群众的购买力最后分析起来是被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对立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每次资本主义繁荣都促成一种过分扩充生产能力及生产过剩的倾向，因而结果在经济的主要部门中造成销不出去的堆积如山的存货。只要这种过分扩充生产能力及生产过剩现象变本加厉，现下生产与就业就会相应萎缩，跟着危机就更加恶化了。
目前经济衰退之生产过剩首先出现于汽车制造业及建筑业。跟着很快就蔓延到电气用品制造业、石油化工制造业（塑胶及合成纤维）纺织制衣业、旅游业及航空工业等。现在甚至钢铁工业也被波及了。在数月之前，钢铁工业，由于在1960年代后期之生产当面集中化及收缩投资，又由于1970年初期出现求过于供的现象，结果使该业在数月之前仍处于它经历的诸次大繁荣之中。
四、在我们指出今天世界性经济衰退的结构性原因时必须着重分析其与过去的生产过剩危机，尤其是同1929至1933年间及1937年至38年间的物价暴跌相区别的特征：
1．今天世界性经济衰退的主要特征是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衰退一开始，就伴随着物价的飞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历过一个通货膨胀的繁荣时期，它过去曾有过有一个〔使生产停滞的通膨〕（〔STAGFLATION〕）时期，也有过一个〔使生活程度猛落的通膨〕（〔SLUMPFLATION〕）时期）在过去，在大萧条中，曾发生物价的暴跌运动，如果这还不算是物价的真正崩溃的话。通货膨胀x在例外条件下--战争失败、内战、经济与生产的全面崩溃--才伴随经济危机一起出现，而且出现时间也很短促。
今天，世界性通货膨胀正在持续存在着（而在某些国家如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通货膨胀甚至仍在加剧中），尽管生产与就业仍在缩减着。这就使生产过剩危机的〔正常〕职能遭受破坏，生产过剩的职能是：用消灭较落后厂店单位、清除存货、增加剥削率，以此铺平重新投资之路的办法，使经济重趋稳定。
可是，通货膨胀性的信用扩张，却使存货积压时间延长，如此一来，就把厂店的真正弱点遮掩起来了。名义工资的增加，只能在短时间内掩盖实际工资的被侵蚀。虚假的购买力被制造出来了--对工厂而言之所以是虚假的，因为它最终无法与人竞争，对工人而言之所以是虚假的，因为一旦实际工资与全面失业的降低已达到某一点时他们简直无力还债。这样一来，信用的扩张就会太过分了。而突然的破产与银行倒闭事件就成为意料中的事。换句话说，1930年代大萧条的特征，恰恰就是这种在国内在国际上的信用崩溃。今天帝国主义者自己也不敢说今天不可能发生这种危机。
2．今天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另一特征是大多数的生产部门（包括主要的原料的生产部门）的衰退，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两个核心部门的极度供应不足结合在一起，这两个核心部门就是能源（特别是石油）与粮食（特别是谷类、食糖）。
上述的生产部门的衰退与能源及粮食供应不足结合在一起，既非〔自然灾害〕的结果，也非生产力的〔发展极限〕的表示。它是垄断性竞争所种下的一种手段。反过来，垄断资本集团的精打细算，也能够加速上述的客观过程。
原料价格的相对的低廉，招致资本从已公布部门流向其他部门。供给不足是增加利润与吸收新资本的一种手段。反过来，垄断资本集团的精打细算，也能够加速上述的客观过程。
作为抬高世界能源价格与利润的政策构成部分，国际性石油卡特尔（七大石油商）别有用心地削减炼油能力及石油生产。同时为追求更高价格与利润，美国加拿大及澳洲的〔农业大商贾〕削减了粮食生产，这就是目前非洲的萨哈（Sahel）区各国及印度次大陆产生饥馑的根本原因。
我们一定要充分估计目前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这些特征对各别国家（世界的一部分），对社会各个阶级，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影响。不管怎样，上述这些特征，决不会改变世界性衰退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这一评价。
五、从理论上及技术上来说，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转变成1929年至32年那种形式的经济大萧条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如果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不能（不管是出于客观上或者主观上的理由）实行一套缓解经济挫退的政策，则这种转变是会发生的。如果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支出遭受等等削减，信用的大规模紧缩配合着失业的大量增加与工资、利润的严重降低，这两方面都削减了总的社会需求的话，则这种大萧条就会发生了。
这种转变的发生势必意外着：
或者是1．出于资本主义政府无法控制的某些客观原因（例如，美元、马克等纸币的信用的崩溃；导致恢复用黄金作为国际支付的最后唯一手段），在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与信用中出现一种强力的通货紧缩的趋势，这一趋势与生产过剩同时发生。1929年1932年所发生的国际金融破产的事变就是这一发生的。
或者是2．在各个资产阶级政府中出现一种趋向，要以强力全面收缩货币与信用的数量，其目的在于激烈地〔医治〕通货膨胀，即使因此而造成世界范围的三千万到四千万的失业人口也在所不惜。
这第二条道路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但它是很少实行的机会的。因为即使失业水平是1930年规模的一半或三分之一，也足以吓得各政府连忙恢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正如华盛顿、波恩所时时执行的一样）来减低失业水平。
目前世界性经济衰退，恰恰发生在阶级斗争的这一时刻，无论就工人阶级的组织水平及反抗能力而言，都比1929年或者1937年时期要强大得多。它恰恰发生在这一时刻，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即帝国主义势力与反帝各种势力之间的较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加不利于帝国主义势力，同时对日本和北美洲等国家，都势必带来一场爆炸性的社会及政治危机。
假如美国的失业数字到达一千五百万，西德达到五百万，日本到达五百万，英国、法国及意大利各到达三百万，则这些国家任何短期应急之计，都无法避免工人阶级走上愈来愈激烈的反抗行动。而即使是官僚变态的大规模的非资本主义性的计划经济，都必将能够避免失业及通货膨胀，它的榜样会鼓舞西方工人阶级起来推翻私有财产制，以巨大动力朝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因为这些群众已理解到，上述道路乃是在其他国土所实行的最有效方法。在目前国际及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下，一场如1929年至32年代形式的经济衰退之再现，毫无疑问会带给资本主义制度自出生以来一次最严重的危机。
为了避开这场大灾难，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极力制约在币制上及信用规模上的通货收缩规模，以免重蹈1927至32年时期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大衰退的覆辙。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仍有足够储备来执行这条路线。因此，它们除了继续以其一贯以来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甚至手忙脚乱，如此摇摆于反通货膨胀及反经济衰退措施之间，希望不要招致〔太多〕失业或〔太高〕物价之外，就别无他途了。不过可以断言的是，它们既不能防止〔太多的〕失业，也无法阻止〔太高的〕物价！
可是，问题可以如此严肃地提出：是不是连主要的几个帝国主义政府也无法控制局势了呢？事情显而可见的是，通货膨胀不可能无限度地继续下去而不耗尽它的反衰退的效能，它不可能无限度地继续下去而甚至不把它本身从对资本主义经济成长起发动机的作用转变成为制动机作用。1973年及1974年初的投机潮所带来的繁荣的幻灭、数间大银行的破产、投机家在通货、原料、土地上的巨额损失、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中的股票价格的狂泻--所有这些事件，乃是一场世界规模可能遭遇的灾祸的预兆。欧洲美元市场的惊人扩张（再加上油元的推波助澜），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西德例外），由于石油输入的急剧增加引致巨大支付赤字的威胁，这二者招致信用迅速崩溃的威胁，及因而造成银行制度在世界规模上的挤兑风潮。
随着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西德哈士迪银行又告出事，英国的一些〔附属性的银行〕又出现危机，因而迫使一些主要的中央银行为存户利益不得不答允出面支持挽救，以免这些银行走向破产。但上述事例说明，采取上述措施是有限制性的。西德政府初期拒绝支付哈士迪银行的存款时，美国曾以冻结西德资产及砸烂国际币制为胁，西德政府才被迫与美国方面做出秘密安排。为接管你富兰克林国民银行而成立的欧美银行曾提出警告称，这所新银行将不会替富兰克林银行之外币户口负任何方面的责任。
在同样的借口之下，美国政府最近警告所有美国银行，要它们重新检讨对意大利工业及意大利政府所作的中期及长期借款。同时一些帝国主义的的银行界大张旗鼓围绕〔油元〕问题而发动的反阿拉伯、反伊朗的宣传，其目的是希望借此迫使那些石油输出国参加帝国主义自身不愿负担的国际信用的拯救行动。
所有这些例子都说明这一事实，即每个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私自利，使其中银行的缓解国际危机的能力遭受严厉的限制。
只要通货膨胀愈来愈厉害，其延续性愈来愈久，则银行制度的投机性愈来愈大，债务就愈来愈多，清盘危机则不可避免，达到某一比重时就会引爆银行挤兑时间，迫使银行系统崩溃及一连串灾祸，或许这样的结果不会在目前阶段发生，但难保将来的经济衰退一旦加剧，则这些现象就会应运而来。故此全球资产阶级是多么为通货膨胀问题而烦恼。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正采用急剧的通货膨胀政策，企图用它来改变阶级力量对比关系。
六、资本主义世界的目前形势之所以如此险恶，并不是因为今次是其战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其实这次比之两次大战之间所发生的那一次经济危机，在程度上来说还较温和得多，而是因为这次危机是伴随着一种工人阶级无论就其组织、对抗势力、及战斗性的前所未有的高度。
由于近廿年来相对高度的经济发展，工人就业的较高水平。工业化的广面的发展（如日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加拿大、澳洲）及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如美国、西德及英国），再加上一般技术熟练与教育水平的提高（虽然各国的发展并不平衡且带有重大的倒退、局限性及工人的被排斥），才促成目前工人阶级的地位与处境。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在主观上加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青年工人及妇女工人的世界性激进化等等因素、半殖民地国家从中国到古巴之世界革命胜利、新一代的工人队伍之崛起，他们没有经历过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25年来的挫折、史大林主义的分崩离析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运动的全面高涨等等。
这表示出由1968年5月法国革命浪潮开始的目前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危机将被目前的经济衰退所大大加深了，而工业工人阶级的中心作用将愈来愈加重了。
但同时又表示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爆炸性冲突将会愈来愈加剧，一些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愈来愈尖锐这一总趋向。
资本家用怀柔手段〔收买〕工人的企图将会相对地减少应用，而设法置工人阶级于严重失败地步的企图将会扩大采用，其目的在于减低真实工资因而使利润率再行提高，如此以牺牲工人为代价来〔解决〕危机。这一对工人生活水平与就业水平的进攻，必使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遭到严厉的限制（法令上对工资的控制，政府对劳资纠纷的强制仲裁，对工人罢工权利的诸多限制，反工会立法等等。）
可是，经验已证明，只要资本一天不能成功地把现存的阶级力量关系作重大的改变，则实施上述政策的企图就一天不能成功。
这并不排斥（资本）用改良及让步去扼杀革命的短暂企图的可能性。可是，正如1930年事件一样，这些短暂企图最多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世界经济局势的加剧发展，使任何把阶级之间的紧张对抗缓和下来的稍长时期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它使经济对抗愈来愈接近摊牌。人类面临广阔的远景有二：或者是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或者是工人阶级遭到严重失败，因而资本主义能够采用它的解决办法——比之1930年已采用过的更加野蛮的法西斯主义。
七、在目前的世界经济衰退中，无产阶级的势力地位比之1929至32年时期坚强得多。即使就业人数的规模及持续时间而言，亦没有大衰退时期那么恶劣，因此产生的祸害也比较小。
长时期的大规模失业当然会大大挫折（整个无产阶级的）斗志。因此，工人阶级的反抗行动之最佳时刻，或者是在失业刚刚开始时（故此国际资产阶级时时惧怕突然间的大量失业会诱发工人阶级立即采取行动），或者是在经济已开始复苏之后，而失业开始下降之时。不过在大规模失业时，那些仍然保有工作岗位的工人，特别惧怕失去其现有的工作，因而造成了在业与失业工人、部分时间工作的工人与全日时间工作的工人，在职业上较有保障的工人与全无保障的工人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罢工的次数及其持续性。
当然，在我们这一全面分析中必须作某些修正。尤其要考虑到那些〔社会内部稳定因素〕，例如失业保险、社会保障计划、失业救济金及廉价医疗服务等。所有这些都是在1929至32年的危机期间或之后所施行的。
不管如何，有限度的失业，像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的情况，尤其考虑到失业是与通货膨胀相结合，是与工人阶级的组织部门与战斗性日趋高涨的水平相结合等事实，仍未招致这些衰败性的后果。因此，我们有充分把握预言：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直接后果将是加强工人斗争的兴起。（西德由于与战后以来阶级斗争及阶级觉悟之循环相结合的一些特别因素影响，暂时成为例外。）
在西欧，经济衰退将推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尤其是在那些工人阶级斗争已经到达一个最高点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如此，甚而在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丹麦亦是如此。经济衰退将会趋向于把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部分性的斗争愈来愈转向全面性的斗争，并且一步步推向日益深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寻求全面的政治解决。
美国及日本（以及澳洲、纽西兰及加拿大）工人阶级的激进化及战斗性的高涨将会被总的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那儿的无产阶级将会开始朝向西欧由1968年发展起来的工人斗争形态走。当然目前来预测这些工人斗争发展过程的形式及其速度，仍是为时过早。但是，一旦日本、美国及加拿大的工人阶级在行将到来的几年中行动起来，势必进一步推动西欧目前高涨的工人斗争，对国际范围的压力必愈来愈大，而世界资本主义以牺牲这一或那一部份世界工人阶级为代价来〔解决〕它的现目危机就愈将困难了。
八、帝国主义之间的日渐加深的敌对，乃是促进1974年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那些互争雄长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各自为了追求自己的狭隘利益，对于寻求以任何方法来消除世界性经济衰退，怎样避免财政制度的崩溃，它们作为总体，统统无所反应。尤有甚者，没有一个帝国主义政权或者一组帝国主义政权（包括它们之中的最强者——美国本身在内）能够把它自身的自私自利，硬要世界资产阶级的所有部分，作为合作的指导原则而负担起来。
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已加深它们的矛盾，使经济衰退更加恶化，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利益来看，在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实施反通货膨胀（一种较温和的通货收缩）政策，显然是行不通的、无意义的。但从个别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观点而言，则〔与通货膨胀作战〕并企图挽救他的通货及银行制度免于崩溃，却是行得通与有意义的。
因此，它们有三件事可加以考虑：一、用降低本国商品价格的方法来消除外来商品入侵本国市场；二、尽可能更大规模打入外国市场，因为外国商品价格较高；三、维持本国通货膨胀的较低率，从而稳定本国通货因此，同时并进的在世界通货膨胀的这个时代中，努力争取使本国通货的膨胀率比对手们的为低，变成了各个敌对竞争的资产阶级的当务之急，每一个列强都冀望将其通货膨胀及经济衰退的一部分负担，转嫁到其竞争对手身上。
例如西德直至1974年尾止，都维持通货收缩政策，即使在该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世界各地的股票市场已经为那个世界性崩溃的恶魔所肆意摧残。西德是石油价格飞涨而仍未出现支付赤字的唯一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它根本不理会其对手们如何迫使西德马克再膨胀的压力而依然我行我素。
西德经济一旦实行剧烈的通货再膨胀，势必表示其出口贸易（现已超出美国）将遭受重大损害，而对其竞争对手们，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及美国等的入口商品将让出更大的国内市场。
但当西德失业增加到百分之三点五，并可能增加到百分之四时，波恩政府才终于放弃反通货膨胀。〔拼命吃光〕的政府开支计划公布出来了，中央银行的贴现率降低了，西德资本主义现在将企图进行它对抗世界各地的通货膨胀率的赌博的第二回合了。
1973及74年的石油危机标志着帝国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朝向有利美帝的方向转变，因为美国比其他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强国较少依赖石油入口，而西欧资本家过去多年来却都比美国资本家支付较少的石油（及能源）费用的。
同时，促进出口运动，尤其是西德及日本的促进出口运动，已部分地抵消了华尔街通过连续几次美元贬值及石油危机所取得的成果。可是，法国、特别是英国及意大利，由于它们在促进运动方面较少收获，又由于它们均受到世界性的油价高涨的较大打击的结果，其中英国及意大利两国的经济及财政均受到非常严重的困难。
尤有甚者，由于在目前经济衰退中大力促进它们之间的经济结合的失败，这一失败有招致共同市场解题之虞，这一失败使西德及西欧资本家们无法提供给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勉强可以讲的过去的领导。
处此条件下，国际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领导危机，又结合着各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之领导危机。这种形式在即近将来不但不可能有所改变，而且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发展，反会使各国危机变本加厉。一旦当第一个资产阶级能够在社会及政治平面上打败〔它的〕工人阶级，正如它们在1930年那样，势必取得政策回旋的余地，使它能够进行有利本身的改变世界力量对比关系的危险的打算。但是，这一情况在最近将来，同样也是不可能的。
最大可能的结果将会是无了无休的谈判，讨价还价式的协定，秘密外交。随着经济衰退的拖延下去，这种暂时的喘息将愈来愈痛苦了。
九、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对殖民国家的影响，视该国经济与石油、谷米、及糖的出入口贸易的关系而定。那些属于上述原料的大出口国，而且它们因高价入口的日用品影响也只有小额赤字（或者根本无赤字），因而它们可以免受目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所打击。如果经济衰退长期拖延下去，就不能排除糖、石油价格暴跌之可能，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石油价格将亦不会下跌到1973年10月以前的水平。
只有主要石油输出国的统治阶级才获得了最大利益。它们从石油收入上的得益，是远远超出它们支付入口商品的损失，或者它们除了石油出口之外，由于经济衰退造成的市场日益狭窄的损失。
事实上大量收入，黄金及货币之流入石油输出国，表示出由世界无产阶级（包括一些半殖民性的石油输出国内的无产阶级在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重新分配。这一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是以牺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之利益而有利于石油输出国之统治阶级的。这一重新分配（石油出产国的统治阶级占有了高二开采税的绝大部分。）是上诉经济不平衡发展及国际范围上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改变的结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被迫把对其殖民地，从直接的统治转变为间接的统治，这种转变是由于战后反帝的解放运动太过强大，帝国主义集团在国际平面上不能以纯军事方式予以扑灭之故。最初，帝国主义列强试图通过扶植其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把它转变为小股东，无需为这一变换了的统治方式而付出经济上的实质代价。今天，由于石油危机的爆发，历史向帝国主义讨债来了。某些小股东已有能力要求分占更大一份赃物了。
当世界力量对比不利于帝国主义向中东发动军事进攻时，当美帝赞成石油价格远高于它公开表态中所主张的高水平时，处此情况下，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都不会赞成把它的财物与它的小股东（小合伙人）来一次重新分配的，即使仅是部分的重新分配。因此，中东战争重新爆发的危险是很实在的，特别是因为在巴勒斯坦解放斗争、阿拉伯各政权与以色列之间存在着的爆炸性的关系。
当石油输出国一般地将会加强它们的经济增长（包括有限度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世界性衰退与石油、粮食、肥料的价格暴涨相结合，对于其他半殖民地国家来说，已变成一次经济大灾祸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为灾世界的最大一次经济大灾祸。其中已遭受最残酷打击的是印度次大陆诸国。在那儿，粮食、肥料、石油的负债愈来愈大；由于在这加剧了的贸易战争的时代，它们没有能力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结果，它们的输出萎缩了；由于上述这些因素影响，它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工业生产下降反过来又导致购买正常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料时遭受极度困难；土著统治阶级在粮食上的囤积居奇，谋取暴利；由于肥料、能源成本急剧提高招致了〔绿色革命〕的失败——所有上述因素，已招致城市与乡村的贫困、失业、普遍饥饿之爆炸性的加剧。
一次社会危机的所有构成因子已经这样积聚起来了，目前只不过缺乏一个无产阶级领导而已。由于没有一个地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危机接近解决，因而增加了反动右派势力领头崛起的危险，这种势力可能将社会危机转变为以群众为牺牲的反动局势，要群众替这一转变付出流血与饥饿的代价。
十、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底经济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已出色地证实了：恰恰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支持者们的神秘莫测相反，这些国家并不像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常为群众大量失业及工业减产所困扰。另一方面，为什么这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完全割断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因此仍不免遭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影响？那些迷信〔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人在企图解释这个问题时，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所遭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衰退的影响，可以归结为四点：
1．世界经济衰退会缩减了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在资本主义国内的出口市场（石油、谷类、糖例外）。而为了增加现代化设备的进口，它们是迫切需要出口市场的。官僚会设法向外加紧寻求借x来补x它们出口市场的相对缩减的损失。但这样一来，反过来就只好心甘情愿地付出放弃干预西方日趋恶化的社会危机的政治代价。官僚x已作出保证：它无意把经济衰退转变为一次革命危机，西方各国共产党将尽一切努力说服工人阶级停留在阶级合作的机会主义的轨道内。
2．工人国家，尤其是对石油与粮食进口特别需要的像东德（GDR）与古巴等国家，它们的某些经济计划，已因缺乏石油与谷类而遭受挫折。上述例子，如果再加上西方出口的萎缩，就难免招致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了。
3．石油、谷类的缺乏，加上经济衰退的影响，使工人国家官僚层与其他工人国家官僚层之间的关系产生新的紧张与摩擦。以世界市场价格把石油卖给其他工人国家（东德、古巴、北越、匈牙利等），对像苏联、罗马尼亚与中国等输出国官僚层来说，是这么赚钱，以至于买卖条件达到剥削的高度。、
4．世界经济局势，使帝国主义列强在探查作为出口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的工作中大大得益。
它们趋向于寻求大类交易，如已经达成的用输油管道、化工设备、炼油设备及其他装备向苏联、中国换取石油、天然气。虽然，就数额来说，这还不算大额加油，足可弥补正在衰退中的世界贸易增长额。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交易都属长期性质，数年之后就可以显示其影响了。
十一、鉴于世界性衰退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矛盾与紧张之普遍地增长，帝国主义必将更加迫切地试图用局部性战争来消除社会性爆炸事件之发生，用加紧军备竞赛去〔吸收〕增长率长期减退的某些重大影响。不管史太林主要官僚层所一厢情愿追求的和解与和平共存政策，在世界上电脑某些地区，出于明显的理由，即为了自卫起见，该地区的工人国家的官僚层，是不可能无限度地退让，而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卷土重来时，如果（官僚层的）某些派别打算采取无限度地退让的政策，势必遭到强烈的反对，这种反对首先来自军队。
中东显然是目前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中心地区，在国际资本主义经济中到处汹涌的经济衰退，再加上石油价格暴涨，已在这一地区替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的侵略创造了一种危险的空气。从1949年经济衰退之后迄今，帝国主义经济局势的严重挫退，竟与国际紧张的尖锐增长，在帝国主义与华沙公约军队可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这个地区同时出现，这还是第一次。
美帝在某一限度内是能够对阿拉伯统治阶级及犹太民族主义领袖们双方玩弄阴谋诡计、讨价还价与军事敲诈，以达到强制执行其〔解决〕中东的方案，这个方案主要是以牺牲巴勒斯坦群众的解放斗争利益为代价。它这个保持对中东石油的主要控制权的目标，是通过与阿拉伯统治阶级的同谋才能完成。这类同谋包括油元对西方大企业的巨额投资，把阿拉伯统治者缚在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上，那是最好不过，求之不得的事。
犹太民族主义领袖们决非帝国主义的简单的傀儡。它们有它们独立的利益要加以保卫。它们鉴于时间对它们不利，又鉴于中东力量关系愈来愈不利于在该地区维持一个扩张主义的殖民地国家，它们就有可能试图在特定时机利用一种短暂的军事攻势，对邻近的阿拉伯诸国发动一次虚张声势的进攻。在遭受部分失败甚或面对严重报复的情况下，它们可能采取极端手段，包括使用原子武器的险着。这就会由于世界两大核子强国的介入而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了。
国际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包括美国的在内，强烈反对战争冒险这一事实，对于资产阶级这类绝望的冒险来说，是一重障碍物。不应低估中东有爆发一种〔一触即发〕战争的危机。但在国际工人阶级尚未遭受一次惨败的情形下，帝国主义是不大可能挑起与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的一次军事决战的。
可是，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困难若愈来愈严重，则社会政治的紧张就会愈来愈增强，资产阶级的某些层份就会愈来愈趋向于加强战备并玩弄军事冒险了。摆在人类面前，只有二个前途：或者是战争的危机加深，与之伴行的是〔强大国家〕（〔STRONGSTATE〕）及反对工人阶级的独裁制度走上政权这一前途。或者是无产阶级提出它自己的解决办法，来结束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劳动群众夺取政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这一前途。此外别无他途。
土豆录入 |
傅兰考：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1975年11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栏目：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佛朗哥死后的西班牙
傅兰考（1975年11月3日）
佛朗哥之后的西班牙将会如何呢？
在独裁者佛朗哥垂危前数星期，十月四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报作出下列估计：“西班牙是一架被这样一个小小老人所驾驶的车，他把视线固定在倒后镜上，刚驾驶这辆车冲过一盏红灯，抵达一个危险的十字路口，他能否接受劝告而向前望，或会否有人介入去刹掣呢？如果有人作出行动——最好是佛朗哥自己——仍然来得及避免撞车。”
现时司机的双手已垂离舵盘，失事更无可避免了。世界报十月廿三日一文说：“局势已很明显，这个政权的短期展望并无乐观之处，预料佛朗哥政权‘真正和平’地过渡到一个‘佛朗哥后’时期的人们正在减少。局势不稳，而且充满危机。”
纽约时报对佛朗哥指定的继承人的命运也不特别乐观。在十月廿五日那一期中，该报编辑说：“自从卡洛斯跪在佛朗哥前发誓支持西班牙法律和制度后，他便将前途抵押给佛朗哥。”
伦敦时报认为，如果法西斯政权能够得到更大支持的话，这“或许不会成为一笔大负债”。“但实际上，卡洛斯王子将取得这样一个政权，这政权当佛朗哥权力正在衰退时，已从一个危机跌进另一个危机，削弱了它的根基，加强镇压，甚至与天主教教会和军队这些从前的支持者相敌对……。
“简单来说，卡洛斯王子发觉他与佛朗哥和一个窄小而不稳定的右翼支持者绑在一起，……
“卡洛斯所能容忍的民主的希望将会很微小，他将无法把再次危险地分化了的西班牙团结在一起。”
资产阶级评论员谈到他们对西班牙的民主表示关怀。但西班牙群众实在可能摧毁这个使他们受苦达四十年的政权，却令资本家不寒而栗。他们见到当卡坦诺被推翻后蔔国所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想在西班牙重复出现群众走到街上，行动起来消除旧政权而建立社会主义路线的民主。
杜鲁门的军事条约
数十年来，华府已为佛朗哥一旦去世西班牙会发生的事情烦恼着，正是这个原因，促使杜鲁门总统于一九五一年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对下，与西班牙订立军事条约。自从此年代起，西班牙已接受美国军事和经济援助。福特五月末访问西班牙，只是最近重申对这个法西斯政权的支持；并无迹象显示华府的态度有何改变。
一名西德社民党领袖说：“民意调查显示八成西班牙人民会反对佛朗哥死后的独裁政权。但西班牙民主人士恐怕美国会容忍和支持它。”
面对西班牙民众要求改革的压力，甚至使曾经发誓支持独裁的卡洛斯也企图伪装为一民主派人士，访问过王子的一位人士说：“恢复真正民主是他佯作承担的目的。”
但卡洛斯坚持西班牙一定要尽力避免那种在某些国家中被视为民主的无秩序和混乱状态。他当然认为“极端派”一定要被排除于任何“真正民主”之外。
一个进步的王朝可能阻止群众起义的见解亦由纽约时报提出，在十月廿五日的社论中，它提出一个代替无民望的卡洛斯的方案。
“从前寄望他会把西班牙现代化的西欧国家的温和、民主人士，现正再次谈论他的父亲，胡安·当（DonJuan）这人空缺了四十五年的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和一个强烈地赞成议会民主的自由派。”
斯大林派答应给予帮助
另一个应如何保证有秩序地过渡的建议，是来自西班牙共党领袖卡里劳。他十月廿四日在巴黎说：“我们已准备好立刻回西班牙。”他代表着议会民主联盟（一个由西班牙共产党、几个社会民主派别、和胡安·当的王朝支持者所组成的联盟），呼吁成立一个由上述力量构成的临时政府。他又说：“……如果民主力量能保持团结来代替佛朗哥政权，则在西班牙建立民主政制仍是可能的。”被问及西班牙共党是否已“肯定地排斥了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专政的理论”时，他加以承认，并说：“这已成为我们政纲的一部分。”
西共企图推销自己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秩序的可靠的支持者，很明显是以一九七四年加入斯宾诺拉“救国”政府的葡共例子作为蓝本的。世界报记者在综合卡里劳和另一个共党领袖一九七四年六月在日内瓦一个群众大会上演说时报导：“据他们说，（西班牙）真正的分界线是在于一方面坚持内战中及其后所规定的原则的极端政治家，另方面是所有在佛朗哥政权内外而希望有一个适应欧洲共同市场的更现代化的自由政权。……”
这个政纲是计算来投合西班牙的自由派资本家，他们认为西班牙的前途规限于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只要佛朗哥和他的压迫人民的政权仍然存在，则欧洲群众巨大的反对将迫使共市各国政府不敢考虑接纳马德里政权为会员。
九个共市国家政府中，有八个觉得需要在九月间横扫欧洲的反对五名政治犯被处决的抗议浪潮中，从马德里撤退大使，这事实正显示了这些政府的情绪。另一方面，西班牙政权害怕，减轻镇压会威胁资本主义的稳定。
第四国际的立场
正如第四国际一九六九年《世界革命新的兴起》的决议所解释的：
“佛朗哥政权十多年来的缓缓的崩解，并未能作出一个‘宪法的’或‘欧洲式’的解决方案，这主要不是由于长期残余的抵抗，而是因为西班牙社会矛盾的极具爆炸性。在西班牙资本家眼中，这个矛盾使到甚至市政选举、新闻自由和工会组织，也会对现制度的存在构成太大的威协。因此，我们并没有见到渐进的‘自由化’和‘反对党派’的逐步‘合法化’——这些都是自由资本家、小资产阶级、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以至共产党所希望得到的。”
佛朗哥从政治舞台逝去，并不代表西班牙社会矛盾的缓和。相反地，西班牙群众会觉得更有理由去追随葡工人和农民大众的例子。而且，如果西班牙工人开始行动，他们对葡萄牙工人的影响，将肯定是鼓舞他们向社会主义前进。
对整个欧洲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涉及九百万人民的葡国起义在整个欧洲大陆受到欢呼，但西班牙有四倍多的人民，而且局势是更具爆炸性呢。
伊伯里安半岛的事件将以怎样的速度前进，仍需时间证验。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一个由佛朗哥建立承继他的法西斯政权的皇朝，或是一个由斯大林派或自由派建议成立的“全国协调”政府，都不能满足西班牙工农的需要和希望。
在气压炉中经过三十六年之后，西班牙的阶级斗争已建立起巨大的力量了。
（振言译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洲际通讯） |
关于世界局势──第四国际第十次世界大会总政治决议（1974年12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关于世界局势──
第四国际第十次世界大会总政治决议
（1974年12月23日）
译者按：第四国际统一后第四次世界大会（1938年建立以来第十次世界大会）在1974年12月举行。本次大会有来自41国的250位代表参加。（上届大会在1969年开会时则有30国100名代表参加。）
1969至73年期间的世界局势，是被下面五个互相关连的因素所决定：一、国际帝国主义制度危机严重化；二、官僚化工人国家中，经济及国家在官僚管理下的危机深刻化；三、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中，新的工人斗争急遽升起；四、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革命复兴；五、在国际平面上，与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及殖民地国家的小资产阶级领导层等的传统官僚机关毫无连系，由工人及青年组成，采取独立行动的群众先锋队的扩张。这些因素在今后数年内，仍将决定着世界的前景。
第二次大战后20多年间，推进世界革命的，差不多只有殖民地革命，与此同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经历了一个政治的停滞时期，而工人国家中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则进展十分缓慢。1967至68年开始，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大批投身行动，展开一个革命浪潮澎湃的时期。（参阅在资本主义欧洲建立革命政党一文）为了适应在这期间发展的，因国而异的各种局势（包括停滞或暂时退却局势），第四国际及其支部必须对此时期保持全面之了解。该时期的主要特点为世界革命新的兴起，在这世界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特有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占了主要的重量。该时期如果假以时日，可能促成将政权问题客观地加入议事日程的革命危机。这就是自从第九次世界大会以来世界政治局势进展的基本趋势。
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必须从这个总形势中了解。对上述基本趋势的反动──华盛顿和莫斯科及华盛顿和北京间的妥协──表明了想维持世界现状的企图，也透露了合伙双方用强力来维持现状的能力愈来愈小的特点。为此之故，变方的妥协，虽非无足轻重，但至今只有有限的影响。直接和配合的反革命行动，只对锡兰的人民解放阵线发生作用。由于双方采取中立，一个反革命的行动，现时正在中东取得成果。但另一方面，反革命也表现出无能制止印支革命，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印支革命领导层政治自治的结果，而这一自治的权力本身，却是由印支群众革命涨潮的力量所赐与的。
总的来说，这种妥协与其说是帝国主义和较大的工人国家官僚双方力量增强，不如说是双方力量削弱的结果。虽然他们想利用妥协来减慢这一削弱过程并制止世界革命的涨潮，但是帝国主义和执政的官僚双方都没有可使用的手段来有效地达成他们的目的。只有在今日世界革命关键地区──可注意的是欧洲资本主义各大国、日本、越南或阿根庭──的群众如果遭到严重的挫败，才会决定性地改变世界局势，使帝国主义能够重新全面反攻，并强制执行它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建立反动的独裁政权，大大降低群众的生活水平，并组织新的广泛的反革命战争，来对付动摇其体系的结构性危机。
在往后的几年里的基本趋势（不排除有短暂的退潮和部份的挫败的可能），既非这种革命退潮，又非那种帝国主义的重新团结。相反的，基本趋势是朝向革命不断上升；资本主义各种危机之增多；和群众运动强大冲力之加强，朝着建立双重政权的局势前进，或者直截了当超越这一阶段。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应警告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这样的革命上升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其次，由于传统领导的背叛之故，因而缺少对危机提供激进的无产阶级解决办法，结果会令群众厌倦，而使得资产阶级可以用反攻来自保。与此同时，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尽其所有投注于现时无产阶级斗争上升的动力上。他们应该设法把斗争中客观存在的反资本主义剑锋加以磨利，而且尽可能使之自觉地反对资本主义。他们必须设法激发各种斗争组织形式，令到无产阶级能够开始去创立独立组织的苏维埃式的机关。他们必须设法朝向建立日渐强大的对群众斗争有愈来愈多影响的革命政党的途径推进，因为这是保证目前世界革命涨潮的唯一方法。
甲、世界帝国主义制度的危机日益深化
一、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局势日趋恶化
1969年以来世界经济局势的进展，充份证实了第九次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该决议认为战后国际帝国主义经济之相对稳定和加速生长的时期已告终结。
1969至71年的经济衰退打击了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虽然程度各有不同，且看不出是同时受到打击。从1972年起，除意大利以外，跟着来了新的生产加速扩张。但这只是典型的通货膨胀式的繁荣，其特点是令资本困扰的通货膨胀过程之加速，以及爆发了投机的狂热，特别在原料的流通和黄金与地产价格方面。如所预见，通货膨胀的繁荣只不过是短期的现象，跟着而来的1974年或1975年的衰退，会比1972至73年的商业周期上扬，在时间上更为配合，实际上席卷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
美元贬值以及限制其在今后数年内不能兑换黄金，象征着国际货币制度的危机，乃为四分一世纪以来，用通货膨胀技巧剌激美国经济及世界商业增长之必然结果。帝国主义者创造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企图，屡遭挫败，反映出帝国主义者间之对抗加深，及美帝国主义已无力强迫其它帝国主义强国接纳最能符合美帝特殊利益之解决办法。国际货币制度危机的长期影响，只能加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不稳定性和危机，虽然在颇短的期间内，好像是由于加速通货膨胀而人为地剌激了经济。
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局势恶化的基础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内，曾暂时消弭了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又重新出现了。大托拉斯利润率的长期减缩；他们单靠本身的财力已无能支持庞大的投资计划；世界商业对殖民地及半殖民国家部份之减缩；好些「决定性」的工业部门里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在若干个帝国主义国家里大量失业的重现──由此种种病征可以预见70年的衰退将比六十年代更为严重。
在西欧和日本，经济衰退将遇到在无产者间具有前所未有的有组织的力量、高涨的战意及反资本主义的觉悟水平，这一事实使社会和政治局势对资本主义特别严重和具有爆炸性。先进国家的无产者的重要阶层至今既曾拒绝负担通货膨胀的代价，我们可以预料他们也将会拒绝负担将要加上的失业代价。在酝酿中的经济衰退过程里，将爆发出极端尖锐的斗争，包括占据、接管和没收工厂。
「石油危机」即如好几种战畧性原料例如铝土磺（bauxite）的价格上升一样，不能简单看作是大垄断资本无法满足的贪欲之结果，或只是对消费者玩弄阴谋的产物。它们反映出，在价格和利润的领域里，几年前已开始出现、并作为战后长期经济繁荣之根本逆转的两个长期倾向。
一方面，好些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正在设法利用殖民地革命的兴起，来分取从世界无产阶级（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剥夺来的剩余价值的较大的一份以自利。这目的是由牺牲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特别是欧洲和日本资产阶级的利益达成的，因为他们是比美国资产阶级更多依赖入口石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则让劳动群众负担这种行动的部份代会来对抗。目前他们很难避免剩余价值之重新分配，因为在现在的局势中，若想进行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干预，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是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之外的。
另一方面，和制成品价格走势相对的原料价格之长期（1952至70年）下降，导致各工业部门间的资本分配愈来愈不平衡，引起并非由于自然原因，而是基本上由于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无政府状态产生的窒息和缺乏，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眩目的价格与利润之高涨，好像现时正在塞满石油托拉斯的钱箱那样，算是重新引导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并剌激这些部门中的投资和生产的一种「正常」手法，因而就消除了不平衡的倾向。
当托拉斯取得新的财富，而劳动群众却要付代价──好些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譬如印度半岛）会受到油价上涨和由此引起的制成品价格上涨的双重痛苦──这一事实应该激发各地的革命马克斯主义者谴责资本家的浪费，并集中要求没收一切能源，将之置于工人管理之下，强调指出过度到社会主义计划世界经济之必需。
但是「能源危机」及其它战畧性原料涨价的整个影响，是使得帝主义国家制造业的利润率减低，并因此就使七十年代里增长显著减慢的倾向加强。
二、帝国主义间矛盾深刻化
二次大战后的那个时期的特点是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差不多绝对地取得了控制权。这一霸权是基于：美国经济的技术和生产优越性；美国独占核武器；美元的卓越地位；和其它资本主义强国依靠美援以重建和统一他们被战争以及1944至48年间有限度革命上升所严重动摇了的经济和国家。在1945年以后，全部以美国霸权为基础，在世界各区成立了一连串冠于世界帝国主义制度之上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美洲国家组织。
最近几年，局势起了深刻的变化。西欧和日本等帝国主义强国惊人的重建，根据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使美国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损害。美国的经济经历了它的生产力优势遭受到主要竞争者的侵蚀。美国资产阶级的资源已不足以同时确保资本输出之扩张，又要负担为帝国主义世界警察之费用，又要在国内维持有组织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甚或稍加提高以换取相对的稳定，结果引起收支差额永恒的赤字，和不可收拾的美元之危机。特别是由于越战和要摆脱1969至70年的长期衰退所招致的通货膨胀的加速，最后招致美元下跌和布雷森林会议设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的挫折。这象征地表示出美帝国主义失去了它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差不多绝对的霸权。
当然，美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强国中仍占着较为优越的地位。虽然它的物资生产和生产力的增长率低于日本和西德，虽然以它在世界贸易里所占的一份是比共同市场小得多，但是它的工业和岁入却仍大大超过整个资本主义欧洲。它的海外投资仍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数为多。最重要的是，它在帝国主义阵营内仍占有军事优势，这是和它的经济、财政力量不相称的。
但是帝国主义的矛盾恶化──不单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关系的改变，也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之恶化起的作用──已有从商业、工业及金融领域不可抗拒地过渡到政治甚至军事领域的趋势。在帝国主义阵营中，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动摇，虽然还没有另一强国有取而代之的力量。美帝国主义一些防御性的反抗行为──譬如企图把帝国主义总军费的一部份转嫁给帝国主义的欧洲和日本去负担，或者用美国军事势力退出欧洲进行敲诈恐吓──有助于培养出，首先是一支欧洲的，然后是一支日本的核力量的倾向，这种力量最后可能在政治和军事水平上，表现出那已经在经济和金融水平上发生的力量关系之改变。
美国外交努力的方向是用适应更为复杂的群星：「三大强国」（美、苏、中──后者尚未十分强大），日本，和一个并无政治团结的资本主义欧洲的这一战畧，来代替两极战略（战后时期的「两大强国」）。这些努力的目的是保卫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地位，而不是想引起阵营的基本转变。资本的阶级利益整体长远计是继续比敌对的顾虑占更重要的地位，这样做是有明确的物质理由的。失去了资本主义欧洲或日本对美国资产阶级势必是致命的打击。因它将仍然基本上保留在国际帝国主义阵营之中──同时却尽力想改变这个阵营内部的力量关系，一如它的欧洲对手和伙伴们年来之所为。
因此在政治平面上，帝国主义间对抗深刻化，分析到底，表现为国际资产阶级间的领导危机，只有在付出了愈来愈费力的谈判作为代价后，才可以重建观点和反应的一致。欧洲资产阶级美国的越南和中东政策有所保留，重建任何国际制度之困难；各个帝国主义强国为了追求原料和东方集团国家的市场，或是为了他们对拉美资产阶级的关系，而互相冲突和反击──这些只是领导危机的一些征象，这危机严重地削弱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
欧洲共同市场，由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局势恶化及帝国主义间对抗加剧，正在经历一次明显的危机。这危机瘫痪了帝国主义力量统一的形成，但也并不表现出美国资本势力在欧洲有丝毫增加。相反的，它表现出只要经济局势一恶化，每一个欧洲资产阶级国家中退向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仍然相当巨大──换一句话说，依欧洲的规模来说，资本互相渗透的程度依然有限。但即如过去不应说欧洲资产阶级的经济及政治团结倾向为「无可挽回」，现在也不应指望共同市场的解体为「无可避免」。这决定是要资产阶级国家无论如何必须加强干预经济的普遍经济衰退时将会不可避免地作出这个决策。如果欧洲规模的资本互相渗透被证明是占了支配地位，就只有一个「欧洲超级大国」才能适应欧洲独占资本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存在，那么退向民族国家的保护主义好像是无可避免的了。
三、帝国主义的新反革命战略和越南革命的命运
面对着在世界规模上所有经济、社会和政治困难日增，近九年来帝国主义的基本战略已明显地改变了。在六十年代，战略是以美国直接干预达成阻止新的革命爆发为至上的中心，美帝国主义在印支发动反革命干预战争就是这一战略最显著的表现。
它结果是失败了。美国的武装干预不单止不能纷碎印支的革命，而且为了进行战争而付出的财政和政治代价显然是愈来愈高，而威胁着要动摇美国本身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相对稳定。美国资产阶级看来是没有可能在短期内在另一国家再来一次越南式的战争。
在上述条件下，帝国主义的全球性反革命战畧正朝着把下面两方面结合起来的方向走：一方面，美国部队不直接干预（虽然帝国主义供给愈来愈充足的军事援助），却去扶植当地的反革命替身；另方面，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官僚层谈判，要他们加强扮演群众运动内部制动机的角色──其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统治下已不再能忍受的革命起义──来交换对他们控制下各国家作既成事实的承认。
这战畧所依据的各当地主要工具是拉丁美洲的巴西政府军，中东的以色列政府军，阿拉伯波斯湾区的伊朗政府军，东南亚的南越政府军，泰国政府军，和非洲的南非军。但南越政府军的影响是完全靠不住的，印支的革命进程会使它逐渐解体。学生和工人运动的升起正在动摇泰政府军的力量。自从容起柏（YomKippur）战役以来，以色列政府军的力量已经有了问题，很可能美帝国主义起码要在阿拉伯各反动政权里给他找一个助手。这体系里还有两个漏洞。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企图建立能够达到代替东南亚美军程度的军力时，正遭遇到巨大的政治困难。另一方面，西欧的资产阶级在企图创立有规模的反革命打击力时，也遇到更为巨大的困难，因此引起了，例如法国戴高乐派政客的惊人转变，他们现时正在大声疾呼要求维持美国驻军欧洲。
这些反革命工具的力量不应过于低估。巴西军和以色列政府军在他们各自的区域里，无疑是阻止革命局势发展的主要因素。在那些局势最为紧张的西欧国家，资产阶级加强他对付内战的机构的行动，包括了准备国家军队（NationalArmies）对抗「内部颠覆」，这样的准备，短期内并不必然引起取消征兵制，但却意味着军队职业化成分之增长，这是一种在物质和意识水平方面都受到特殊训练来对付内部敌人斗争的成分。工人运动必须坚决反对训练军队来担当内战的任务。虽然，这种反对战畧，整个来说，是要以现在群众运动上升的成果为依归。如果日本和欧洲的无产阶级未受到十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挫败，我们就看不出帝国主义如何能够在世界上的这些关键地带创立稳定有效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莫斯科和北京官僚，阻截或有效地出卖强有力的革命羣众运动来换取与帝国主义妥协的能力，并不单依靠他们自己的意图而定（他们的意图当然是趋于这个方向），也依靠革命上升的力量，依靠群众运动中背叛的领导和新的先锋队之间的力量对比，依靠莫斯科、北京及双方代理人对群众运动的控制的程度，依靠共产党本身内部群众运动力量对比变化的反响等等因素而定。从这观点来看，现时的局势基本上有异于1944至47年时期。斯大林派机构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力、团聚力和控制力已少了许多──毛派机构更不足道，同时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自主性却大了许多。因此，按照华盛顿，莫斯科，和北京将世界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而维持现状的能力来说，是根本没有可能再来一个新的雅尔塔协议的。
印支革命的命运可说是所有控制现时世界局势发展之各种倾向的综合。越南群众的革命推动力，大到足以在这样小的地区内，用前所未有最强的密集火力，来粉碎美帝国主义有系统的十年努力。在美国国内，群众反对进行反革命战争行动已到了这样的程度，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从越南撤退大部份的步兵。
但因为印支革命在国际间是相当的孤立，而且事实上莫斯科和北京官僚层的援助，只像是从滴眼药水器里施舍出来的一点点，同时不断加强压力要求妥协，不让革命走上战胜美帝国主义空战的军事胜利的前途。尼克松访问北京和莫斯科，有助于痪散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在这些条件下，停火虽然结束了帝国主义在越南的直接军事干预，并且跟着在寮国和柬埔寨停止了干预行动，但并不意味着越南的不断革命的立即和自动的胜利。
这只意味着越南革命是在改善了的力量关系下继续进行。直接的美国干预已经停止了。但并不伴随着解散南越人民解放阵线的军队或解除他们的武装，也不停止北越对南方革命的援助。而所有这些力量，整体说并没有放松推翻阮文绍傀儡政权的努力。但是停火意味着革命的进程要假以时日；有一段时期要避免和阮军大规模正面作战。重点会转移到：扩大土地改革；巩固在农村建立的新权力机构；促成反革命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解体；通过要求释放政治犯的斗争、恢复公民自由的斗争、反对生活费高涨反对投机的斗争，和难民回原籍权利的斗争等，使城市斗争复苏。
革命力量在寮国尤其是在柬埔寨赢得的胜到，便利了越南不断革命之胜利展开。另一方面，美国恢复轰炸的恐吓，华盛顿继续供给傀儡阮政权以广泛的援助，和莫斯科和北京继续施于印支革命者的「约制」和停止行动的压力，使革命受阻而未能朝向胜利迈进，最后分析起来，一切都依靠该地区活的阶级力量之加入行动，他们的力量对比关系，他们的战斗意志，以及他们领导层的倾向和决心而定。在一整个时期内，南越大部份地区从上到下都会停留在一个双重政权的局势中。革命的结果无疑是由它把双重政权扩展到城市，尤其是扩展到较大的西贡的能力而定。无产阶级自己的组织形式和行动的自主干预，很可能再一次标志出印支革命的最后阶段。
四、西欧工人斗争的复苏
和1949──67年主要是基于殖民地革命的革命复兴相比，从1968年5月法国的爆炸性行动起，西欧无产阶级斗争的复苏，是工人阶级在现时革命浪潮中所占领导地位的惊人表现。
这些斗争，其范围的广阔，其愈益反资本主义的目的，和日益增长的政治含义──曾经在好几个场合里在客观上提出政权问题──彼此配合着把几个关键性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推向革命前危机的边缘。
1968年开始，意大利遭受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累积到1969下半年，变成革命前的危机。工人阶级和其它的劳动阶层经过连年动员，投入了具有反资本主义潜在动力的范围广阔的斗争。这次革命冲击，有着明显的阶级统一行动性质，具有下列特点：平等主义的要求，倾向于提出工人控制权问题（控制工作进度，控制工作人数，等等）的丰富经验，向管理权整个概念提出挑战出现了新的无产阶级民主机构（工人代表和工人代表会议）。在这个新阶段开始5年后，和为新五金工人合同打了6个月硬仗，全欧最大工厂快意──米拉费阿里厂和吐林其它工厂之被工人占据，就是意大利工人阶级激进化最雄辩的指标，而他们现在仍是动力充沛的。
经过1968年5、6月，包括1000万工人占据工厂行动的振奋人心的总罢工，法国的无产阶级的斗争至今未见衰微。这次革命浪潮与戴高乐政权的解体同时发生。共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为了要将革命进潮导入改良主义的途径，便建立一个有「共同纲领」的左派同盟。他们宣称，这个左派同盟集团在议会里的胜利，将带来一个「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短暂时期」。经过1973年3月选举前的暂时平静之后，革命进潮立刻得到了新的力量，不管左派同盟在选举中遭到失败。这不单由斗争更加尖锐，也由向老板的权力挑战所提出的要求，和由群众斗争中独立组织形式（其中一部份超出旧领导死板的控制和传统的组织以外）的出现这三方面表现出来。革命的进潮扩张到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里（教育、家庭、军队、和司法系统）。大部仍然未经组织起来的新的先锋队，从1968年5月以来，已经人数众多，其中包括愈来愈广阔的各个青年工人阶层，而且在政治舞台上已构成一个重要的因素。
从1970年罢工反对卑高斯战争法庭宣判巴斯克革命战士死刑那段时期起，西班牙的工人阶级体验到他们的斗争是愈益政治化了。甚至当他们进行工资斗争时也提出政治要求（释放政治犯、工会的民主权利，等等），因而斗争转变为与镇压暴力和佛朗哥政权直接对抗。革命的总罢工的口号──我们西班牙同志带头提出，以对抗用和平总罢工争取政权自由化，而不影响其资本主义结构的西共路线──的恰当性，是被在费罗、维多、圣．阿德利安、和班隆拿一连串的经验所证实，当时这些总罢工是因为起初的纯经济的罢工遭到镇压的反应，而地区性地爆发出来。在这权的条件下，准备全国性革命总罢工的宣传，日益为西班牙无产阶级先锋队所接受。
在英国，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对威尔逊政府及其后希斯政府二者之通过反工会法案和增加失业以粉碎工人斗志的企图，进行了猛烈的抵抗。矿工罢工，和他们动员大量纠察队包围发电站，和1973年5月1日反对入息政策的政治总罢工，是这些斗争到目前为止的最高潮，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工会内部和工党左翼都显著地激进化，以及工党内政治潮流左倾之显著增长。
就算是在西德，工人斗争的复苏也显出冲击的力量，在那儿，进入战后长期繁荣结束所展开的时代的无产阶级，其阶级觉悟水平仍是十分低下（这是由于法西斯的胜利、战争、国家被分割、苏联占领所带来的灾难、冷战时期反共势力的胜利、和资本主义重建在经济方面出人意外的成功）。但从1969年到1973年夏秋间的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可以见出，西德无产阶级之恢复斗志已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虽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仍然落后于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大国。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像比利时和丹麦那样较小的欧洲国家里，虽然进度较慢而且范围更小。这些现象表明这是一种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于大部份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倾向，特别是如果在某些重要的国家里能够突破革命危机的话。
北爱尔兰民权斗争进程中的双重政权过渡局势的出现，和连续不断的地方性内战局势，同样透露出西欧大企业所面对的局势的不稳程度。
三个特点特别明显的指出现时欧洲工人斗争复苏的重要性，第一，在欧洲，实际上工人所提要求和所实行动正愈来愈带有反资本主义的特性，这一点可在形形色色争取工人控制权的要求上最明显表示出来；第二，工人本能的走向组织独立的斗争组织（罢工委员会，选出的罢工委员会，由罢工工人大会来控制罢工委员会），也就是说，他们有愈益显明的反官僚特性；最后所有欧洲大国工人斗争兴起的同时性，是以前在1919──20年，1923年，1936年或1945──48年都未曾有过的，因而大大地阻遏了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大国，使之不能在欧洲范围扮演警察角色。在好些欧洲国家中，移民工人是最受剥削的无产者阶层，又是大资本开始大规模在经济和政治上大举进攻的第一目标（例如极右种族主义煽动的抬头）。他们所起的把斗争国际化的作用，尤其是以最激烈的形式出现时，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所有上述指标，都指向单一结论。我们能够预见在最近将来，资本主义欧洲的无产阶级前所未见的最重要的革命浪潮之一必将出现，这个革命浪潮是由1968年以来，在好几个国家中存在过好几次，而资产阶级未能成功地予以击碎的革命前夕局势，所酝酿和激发的。
五、日本帝国主义升起和矛盾
日本资本主义经济惊人的扩展，是近20年期间使世界局势改变的重要现象之一。由于美帝国主义协助其重建，作为对苏联在亚洲势力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平衡力；由于在韩战和第二次印支战争中大做生意；由于它拥有在治金，造船，精密工业和电子这些重要工业部门方面的最近代化技术，日本帝国主义乃能彻底剥削它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时仍然拥有的工业后备军，而致力于对世界市场的商业及金融方面的攻势。
由于上述攻势的结果，日本帝国主义大大的支配了南韩和菲律宾的经济；它现在投身于对印度尼西亚、星加坡、香港和泰国的「和平」征服；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澳洲的头号商业对手；而它现正开始渗透美国太平洋沿岸、加拿大和墨西哥。它在巴西的每年投资额已超过美国。商业的扩展不单止为了适应庞大的工业找销路，及为剩余的资本找投资场所的需要，也适应于它摆脱不了的原料缺乏，在第二次大战前，对原料的需求已经把它推向扩张的道路──当时是军事的扩张。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迅速的经济扩张，到底碰上了由两个互相影响的因子所产生的限制。一方面，由于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中的霸权衰落，而削弱了扩展所依据的货币（稳定的美元）和政治（美国在远东的霸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好些为过去几十年来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内部因素现时也已枯竭。
过去增长的基本刺激因素的减弱，使日本资产阶级置身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这已经由日本收支差额的戏剧性逆转和随后的日元贬值所表现出来。日元在1971年8月尼克松宣言后一度惊人升值，现已较为接近其以前原值。
在这样的局势下，自民党的政治支配力已加速衰落。更多的日本群众正在摆脱自民党政府和政策的影响。这一倾向助长了刚发展的渐趋独立和有斗志的群众斗争，也把日本共产党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实际上正在发生的是激进化浪潮已不再能包容在中间偏左集团（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公明党）的结构中。从劳动群众战斗性的增长来说，危机是加深了，因而助长了社会党和共产党等推行人民阵线式解决办法。因此，在即将来临的时期中，可以预料将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而反对人民阵线的斗争将成为革命马克斯主义者日益紧急的任务。
六、美国的霸权衰落和资产阶级社会危机
在所有重要的帝国主义国家里，唯有美国的无产阶级尚未加入近年来波澜壮阔的斗争复苏。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应特别着重对此停滞之原因予以理论及政治的分析，此停滞与历史上美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上阶级自觉发展的大停滞有关，但并非相同。
在战后期间，北美帝国主义享有其它帝国主义强国不能与之相比的稳定。这局势大部份可以由美帝国主义的国际霸权和在生产力方面的经济优势，允许美国工人的生活标准不断上升这一点来解释。
这绵延的政治昌盛时期，沉重地向反方向，拖住了北美无产阶级的斗志和阶级自觉的发展。北美资产阶级享有经济转动余地，使得他们能够给予工人阶级以真实的让步，同时又可一般地避免对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重要部份实行暴力或正面对抗。这一局势，特别是在二次大战后的几年，使得一个极端反动的工会官僚层能够结晶成形，他们常常由于激烈地反共，并在冷战期间扮演政治迫害的角色而官运亨通，他们也广泛团结了一批随时愿意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而牺牲北美无产阶级利益的极端保守的劳工贵族。
下述几个因素已开始动摇这相对的社会稳定：黑人反叛；印支战争；和美帝国主义经济力量对其他帝国主义强国的相对减弱。尼克松政府实施的政治调整，就是外交和国内政策重振的表现（抛弃了以前各任总统所实施过的大部份社会福利计划，大大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对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凡此等等，无异是对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相当全面的进攻）。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伴随着美国国内资本投资的条件的加速转变，已经削弱了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稳定的基础。其中一些事件是，近十年来，这个社会经历了对它自身的基本种族结构的重大反叛，这是在任何国家中前所未见的、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进行反革命战争的、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是资产阶级传统的价值制度大顚覆。虽然资产阶级的两党制能够用「互选」的方法，击破接连而来的浪潮──之所以能够，基本上是因为大多数的无产阶级还未参加行动及莫斯科和北京官僚大力帮助尼克松去涣散反战运动之故。但是传统的权力结构，已经在群众的眼里，也在客观上，被剧烈地动摇了。
水门丑闻，完全不是偶然的意外，而是这种剧变的最明显的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美国大财团的传统政制正愈来愈难适应那在迅速改变中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由于超越了共和及民主两党的联合体和选举机构，尼克松政府有意想打破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平衡。感觉到这样的冒险行为会损及他们利益的那部份美国资产阶级，就抓住水门丑闻想把尼克松导回正轨，但却没有替一个要走向强大的国家的长远将来着想。而这个反尼克松的攻势，适足以严重动摇了美国群众对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信心。
在工人阶级的身上，这个政治制度的危机的影响，又加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困难的影响。近25年间，助长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采取消极态度的客观因素，愈来愈不起作用了。美国经济在生产力领域的优势经己削减或消失。从越南战争升级起，美国无产阶级的实际工资整个来说已经停止上升。生活标准与西欧相比已渐无差别，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生活标准的进攻是采用分散而有系统的方法进行：名义工资与随着工作强度和过时工作的增加而增加，通过通货膨胀直接打击了实际工资，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结果响了最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层份（最明显的是少数民族）。能源危机给某些经济中一整套的合理化措施和临时解雇，提供另一个借口。这一进攻之所以迄今仍未引起美国工人阶级方面任何重大反响，主要是由于工会官僚的背叛之故，工会官僚对美国资产阶级全盘经济政策竟作既成事实的同意。
但是，近年来公务员和农业工人的罢工，重工业部门里斗争剧烈的罢工，偶然的不经工会的罢工，和反对旧的传统的官僚领导的工会核心小组的出现，在在显示出美国工人阶级中并不是没有不满存在的，虽然不满还未达到用大规模而普遍的方式来表达的地步。之所以还未达到这一地步的原因，一部份可说由于缺乏一批进步工人战士，他们人数够多而且已组织起来，足以发动跨越地区性或部门性的行动，以超过强有力的官僚机构的限制。但是，特别是在青年工人、黑人工人和拉丁美洲工人中，已在进行激进化的分子运动。这是由经济局势的转变和60年代后期社会运动思潮的残余两者所引发的。上述无可否认的事实，将加速工人先锋队的成长。
为此之故，最近将来美国最有可能的变局，不会是现时群众反叛行动短暂时期衰落之延长，也不会是国家朝军事或警察独裁或法西斯政权的迅速转化。相反的，最有可能的变局，是群众运动重新高涨，这一高涨更加集中在工人对通货膨胀、失业、生活标准、工作条件和环境的恶化──这样的现象在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中会变为愈益严重的反应──发动的斗争上，重要部门的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工会官僚的阶级合作政策，反对工会官僚接纳连续不断的箝制工资和工资管制政策，会剌激起工人斗争从新兴起，使斗争具有更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和反官僚的特性，对资产阶级的两党制给予严重的打击而把工人的独立政治组织这一任务，再次提出于议事日程之上。
加拿大享受过一段和美国同样长久的经济繁荣时期，这得要多谢她一方面在北美的地域分工中基本上扮演的原料输出者角色，另方面她对美国的优惠的商业联系，反对美国经济的全盘的卫星性质。而且她又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的整个期间里，加拿大在美国资本控制的美洲经济体中处于次等地位（虽然大体上是自主的）替自己的利益工作。但因为这样依赖的关系，加拿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比任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更加大大地依靠美国经济的健全发展。后者遭遇的困难，差不多立刻在加拿大的经济上引起反应。现时与对美国的依赖性直接或间接有关的一系列因素，正在动摇着加拿大的稳定性，而且愈益表明，把它视为一个出色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表面的与缺乏生命力的。它极度依赖对外贸易（特别是对美国和某几个共市国家），使得它的经济非常容易为保护政策所损害。制品工业的脆弱和畸形；阿加第安人，法语安大畧人，和土著人民的民族自觉日益增长；加拿大的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具有极端地区性分裂的特性──这一分裂是由于缺乏一个能以加拿大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为利益、因而具有稳固基础的政治领导──所有这些，在现时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可能发生的国际衰退的情况下，势将爆发使加拿大国家整个凝聚力发生问题的尖锐国内危机。
虽然加拿大的工人阶级整个来说还不曾经验过全国性的大规模动员，但在过去几年间，工人阶级的斗志显著增长，在重要部门的工人运动和加拿大国家各级机构（联邦的或省的）之间的尖锐冲突增加。例如铁路罢工，英属哥伦比亚的各工会之大规模动员，安大略的教师斗争，邮政工人的斗争，和成为剧烈斗争的榜样并引起了地区性的工人战士广泛动员的轻工业罢工。对于小量但是日渐增多的工会战士来说，这些冲突开始向他们提出国家用暴力干预的问题。他们正面临组织工人自卫队这个紧急任务问题。
在整个北美，只有魁北克的工人差不多飞跃发展到大规模的动员。各公务员工会「共同阵线」的总罢工，伴随着半自发和多少有普遍性的1972年5月罢工，工人占领工厂和占领市镇的经验，凡此种种，构成近25年来全部北美无产阶级运动史中最有意义的动员。「共同阵线」的失败一点也没有澈底粉碎工人阶级的斗志，这可用1973年私营企业罢工浪潮的实例予以证实。民族压迫的重负，无产阶级的极富战斗性，1964年以来成为当地特有的经济危机，魁北克资产阶级削弱了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工会官僚的无能和成份复杂，和社会矛盾的强烈，等等，使魁北克成为北美帝国主义锁链上脆弱的一环。
在魁北克革命道路上最大的主观障碍就是魁北克党。在没有立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情况下，这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赢得极大多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效忠。但是，日渐增强的阶级斗争，正在缓慢而又坚定地把愈来愈多的进步工人从魁北克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因此铺平了摆脱官僚的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控制而走上暴力行动道路。至今，魁北克无产阶级的斗争虽仍只影响了加拿大工人阶级中少数孤立的先锋战士，但是当加拿大和美国的社会紧张加剧时，魁北克工人阶级的先例，会为加拿大工人阶级更广大的阶层所仿效，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激进化因素。
上述各种变化反映出北美政治和社会局势的转变。这将予北美无产阶级以革命干预历史的新机会。
七、半殖民地无产阶级为阶级自由而斗争
近几年来殖民地革命发展之最显著特点之一，是在愈益增多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斗争中，趋向独立行动（包括政治行动）之份量渐增。这现象是许多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其中，工业化的加速，和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导之公开破产这两个因素，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好几个半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特别是工业无产阶级的份量正在增加，虽然新殖民地主义和依赖性的工业化──不完整的，草率的，并被跨国托拉斯所控制的──几乎无法使大规模失业和贫民窟的悲惨减少。在无产阶级与外国资本家，与「民族」资本家和政府甚至有反帝外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正日趋增加。同时，政府之无能解决落后社会和经济的基本问题，以及他们之保持与帝国主义的联击，迫使他们把在进行中的工业化的重负转嫁到群众身上。通货膨胀，生活费高涨，失业，居住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危机，文盲，生活标准即使不再下降也是无法提高，压制公民自由，冻结工资，禁止罢工──这些就是此等国家中工人和贫农所面对的问题。
这就是什么传统的民族主义领导所享有的政治信誉（这种政治信誉应多谢由反帝斗争所取得的一些真实的、虽然是不完全的成果）会渐渐枯竭。秘鲁的「改良主义」军事政权威望丧失（它曾用严厉的镇压粉碎工人斗争）；埃及在纳萨逝世后的领导威望趋于衰落，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更不足道；班达兰纳克政权在斯里兰卡被暴露其反革命作用；马达加斯加的拉马南曹政权和刚果的恩古瓦比政权遭遇的困境，就是这个总趋势的一些说明在这样的潮流影响下，贝隆派在阿根庭重掌政权，很可能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和激进化的青年学生中激发危机。
在这一方面，印度就是最带有这种特性的例子。在尼赫鲁死后，和在次大陆某些重要地区发生大规模饥荒后，国大党对印度群众的控制力显然减退。印共和印共（马克斯主义派）的极端机会主义政策──与政府合作，和统治阶级及其政党联盟，压制群众运动，对其他工人运动派别使用暴力的政策──使大有前途的群众运动的抬头遭受破坏，特别是在西孟加拉国和喀拉拉，在群众动员时起了制动机的作用，消除了在全国规模上取代国大党的解决办法的前途。受惠于在国内（和最腐败的政客组成的国大党另一派「辛迪加派」分裂）和在国外（支持孟加拉国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战胜巴基斯坦）实施的机动策畧，英廸拉．甘地竟能重建国大党10年来所未有的最高政治霸权。
但这个重建的稳定的空壳是不能持久的。1972年发生新的粮食短缺，表明那引起1965至66年危机的原因根本未消除。国大党出现新的分裂。农村社会分化结果，农业工人的贫困和毫无出路，贱民和小农的境遇日趋恶化。在这样的条件下，主动权又会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上。
前所未有的工厂代表制之出现，证明无产阶级出于阶级本能，设法克服工会分裂的影响。工人阶级甚至争取与农村贫民的积极团结，例如孟买工人以罢工支持马哈拉施特拉农业工人斗争。在不断革命进程中，印度无产阶级运动采取政治主动的成就，要视乎新的革命无产阶级党的建立及该党对土地革命能否采取正确方针而定。但是，羣众朝这条道路的自发的革命进潮之进展，将大大有利于建立这样的领导，如果革命的马克斯主义核心能够遵行正确的政策，以创意的精神和责任感去介入群众的斗争的话。
在更为一般的方式下，好些半殖民地国家的群众斗争，采取了明明白白的无产阶级形式：埃及的五金工人罢工和纳米比亚的奥文波工人罢工，南非黑人无产阶级工会的鼓动和罢工，在乌拉圭反对波达卑利军事政变的总罢工和占领工厂，玻利维亚的群众大会等等。在上述事件中群众所遭遇到的挫败，皆为缺乏一个够格的新革命领导所引致，尤其是在有关创立工农兵代表会议式或的双重政权机关问题上，在武装群众问题上，在工人和劳苦农民的联盟问题上，处理不当。但是在殖民地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扮演主动角色方面所已达成的进步上，显然可见，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是比以往容易得多了，而且可以预见帝国主义在几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里的黯淡前途。
整个拉丁美洲的转变证明了，只要羣众运动一激烈上扬资产阶级民主就没有客观的基础去苟延残喘了。当然，群众运动的活跃迫使资产阶级的「政党队伍」暂时用所谓改良主义统治去代替血腥的独裁统治。但是如果这样还不能消除或扭转群众斗志的话，则武装和血腥的镇压很快的又要再提上议事日程。这是1971年在玻利维亚，1973年在乌拉圭和智利发生过的事。这样的情形也将要在阿根庭发生。
还有，如巴西的例子所表现的，无产阶级遭武力严重击败的影响，可能是长远的，并有较预料更严重的后果，在那儿差不多整整10年帝国主义和「民族」反动势力能够创立一个拉丁美洲的相对稳定地带，以之作为全洲反革命中心，正是为了这个原因而吸引了重要的资本投资。但是这样一来，促使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数和社会方面的力量大大加强，因而最后将动摇了暂时的稳定。
自从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67年6月胜利以来，阿拉伯革命最显著地表现在抵抗运动总体内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上。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和实质上的进步，因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参与阿拉伯群众独立运动的一般发展──对50年代中期取得优势的各民族主义领导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但是这实际的独立性仍未能赋予抵抗运动以自觉的政治表现，因为这个运动的领导本身发源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当它领导巴勒斯坦运动时仍承继了这个政治传统。结果，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一般地被局限于以反复国主义为前瞻的狭窄框框中，散播着巴勒斯坦「人民战争」足以从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巴勒斯坦的错误观念。由于这一抵抗运动之民族的性质，它避免提出革命的社会政纲，因而排除了任何动员巴勒斯坦工农劳动群众的可能，也同样排除了支持巴勒斯坦斗争的阿拉伯工人群众的可能，也同样排除了任何在以色列本身发展反复国主义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可能。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正式领导的上述政策，说明了1970年在约旦开始巴勒斯坦人民武装运动何以会遭遇失败，何以它逐渐被黎巴嫩政权扼杀。不过，与此同时，而且独立于任何现有的领导之外，阿拉伯群众运动的上升并未停止，反而不屈不挠地继续下去，在埃及达到了新的高峯。这一群众运动的上升是阿拉伯资产阶级统治下经济和社会危机日趋深刻，和1967年阿拉伯战败所产生的所谓「不战不和」局势的政治压力日增之共同结果。
各阿拉伯国家政府发动了1973年10月战争，以制止群众运动抬头，并破坏这一运动起政治催化剂的作用。它们企图恢复由1967年以来逐步被损蚀的民族主义门面，并挑引列强（主要是美帝国主义）来出面干预。阿拉伯资产阶级知道华盛顿是唯一能够施展有效的压力，以取得以色列从1967年起所占领的领土撤兵的强国。同时阿拉伯国家美帝的直接工具沙地阿拉伯的赞助下，紧密地团结起来。
今天，华盛顿发起的肃清阿拉伯人民反复国主义斗争行动（所谓「和平方案」）正在顺利进行，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正式领导，企求用外交途径解决，经已采取了一个趋于完全堕落的决定性步骤。对于真正的革命者和反复国主义者来说，所有提出的解决方案──有候赛因的哈希姆联邦计划，又有巴勒斯坦小国计划──显然都不过是取消主义的提议。
任何种类「和平方案」的实施，将会产生一个可与1948年时各阿拉伯国家的国耻相比拟的政治局势。结果，这一局势将有利于阿拉伯群众真正革命运动长远的发展，这种革命运动势必较以前各次革命运动更加深入，因为所有的民族主义领导，就算是最激烈的，都已信誉扫地，更因为深化了的社会危机已愈来愈多的将阶级自觉注入于革命的民族斗争之中。阿拉伯革命正翻开新的一页革命的马克斯主义战士将要在这一页上奠定了领导阿拉伯社会革命的革命共产党的基础，那是一个只有第四国际才能够担得起的重任。
在黑色非洲，13年的新殖民地独立，把引起社会和政治矛盾恶化的经济危机加深了。工业化，虽是有限和微弱，却产生了年青和坚定的无产阶级，后者在斗争中站稳脚步，好像在塞内加尔的莫波精炼厂，喀麦隆的当拿拉罢工，和毛里塔尼亚的罢工或刚果的示威。在青年学生中也有了激进化（塞内加尔，马达加斯加，加纳，尼日尔等等）。最后，农民群众也以相似的程度，卷入激进化中（1971年的马达加斯加、乍得、尼日利亚等等）。
近13年来，替帝国主义者经营产业的小资产阶级，也加速了分化。其中某一阶层由于国家机构的庇护，已能建立原始资本积累。虽然有非洲人资本投资发展的经济部门仍是初具规模和仅属次要的，但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产生了政治冲突，使得这些政权的经常性政治不稳定性更为严重。虽然愈来愈多采用镇压，但是非洲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无能扼杀群众的蠭起。这就意味着，新的革命一代正在形成中，这是从民族主义运动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担负起建立革命马克斯主义队伍任务的一代。
在少数白人控制的国家中的解放斗争──特别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所展开的斗争──在促使全体非洲青年激进化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除了这些斗争所指向的政治课题之外，南非洲和佛得角群岛对帝国主义还具有战畧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帝国主义以加强对葡萄牙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来换取里斯本对帝国主义插手掠夺它这些殖民地的行动更多让步。在经济上衰弱到无能支持这样规模的战争行动，葡萄牙不得不接纳，特别是帝国主义锁炼在该区的强环──南非的干预。经济和军事的计划，例如卡波拉巴沙水坝，或古尼尼方案，就是这一联盟的拱顶石。
但是几内亚比绍的宣布独立，和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所取得的成就，提出一些政治和战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答将决定这些斗争的将来。愈推愈猛时，离心力究竟会变还是变弱，视乎各式各样的矛盾因素的影响来决定。
按照帝国主义强国在南非洲重新安排它们的战略的意义来说，经过这整个区域的冲突之国际化后，不断革命进程之进一步推进，只能由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两者同样是抱着多阶级概念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内部对世界革命发展的步伐问题和中非洲局势问题有明确认识才可能。因此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胜利，将在整个南非洲更为广阔的革命危机和席卷全非的新革命蠭起的架构内取得。在几内亚比绍，近期最重要的局势转变，是解放区里由于全国人民大会选举所产的变化，这个大会是宣布成为独立国的主要因素。但是，几内亚国的社会性质之未能明确确定，从邻邦和苏联方面来的压力，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南非人民独立党的多阶级前途，以上三者构成在该国确切推翻资本主义的主要障碍，除非是发生了必需的政治划分和分化。斗争的狐立和国际支持的微弱，是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非洲人民独立党堕入「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民族民主国」的神话的危险之部份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有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斗争是值得革命马克斯主义者不断给予国际支持的。
印支人民英勇斗争创造了新的力量对比关系，这新关系逐潮散布在整个南亚洲。被迫从支印撤兵这事，象征着美帝国主义所遭受到的政治挫败，是对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南韩反共政权的严重打击，这些政权是在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并维持它们的独裁统治的。1972年秋南韩和菲律宾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之无限期地延长，乃是这些独裁政权应付危机的最近努力。
日本帝国主义致力于填补美帝国主义削弱所造成的真空，而加紧它对这地区的新殖民地剥削，这样反而又加速了当地工人、贫农和劳动大众的激进化。
1973年10月泰国革命推翻了他侬──帕拉巴斯的军事独裁；因南韩中央情报局在日本绑架金大中而引发的反对朴正熙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群众斗争，一直由1973年10月延续到12月；田中到访时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反日暴动──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东亚危机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群众不满的爆发，无疑将会散布到其它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去。
这些爆发现在确有民族主义的政治内容。革命马克斯主义者的任务在于，把它们转变成为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亦即导入不断革命的进程。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这些斗争中谁能组织起这样一个质的跃进？朝向什么方向？毛派官僚已经出来公开反对亚洲人民斗争的新阶段，苏联官僚也一样。因此必需在亚洲建立第四国际强大的支部，而且要加强印支革命团结运动，这样才有助于铲除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立足点及遍布该区的傀儡政权。
八、智利革命的悲剧
从1970至1973年，智利的阶级斗争和群众革命创意力增强了，它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拉丁美洲各国中最前进的。
这次革命上升源于1938年以来工人阶级力量和工人组织渐渐抬头，由于智利资产阶级事实上不得不让这运动发展，和利用它对付地主阶级，以便开始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工人运动的领导多般具有改良主义特性，因此信服革命「阶段」论者颇为普遍，但智利无产阶级到底获得独立的政治组织，这一点是与同一时期内，发生在阿根庭、巴西、玻利维亚、秘鲁等国的相似的经验大不相同的。
这一进程到五十年代达到顶点。一个最后的新工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投资转移的产物──在台前出现。这一派在弗雷的基督教民主党里找到他们的政治表现，推行一些改良，特别是在农村，这就剌激起农民中重要阶层的激进化。虽然对于整个智利社会这些改良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却带来了阿伦德1970年竞选胜利的社会和政治上的阶级分化。
胜利是在意味着群众运动即将激烈上升，因而资产阶级除了让阿伦德政府执政以外别无其它当前出路的情况下发生的。事实上人民阵线政纲并未超出在少数关键部门──主要是那些帝国主义操纵的部门──实行国有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纲范畴，和推行比弗雷较为大胆的土地改革。人民阵线政纲，至多不过是提出了，把少数智利人的垄断企业国有化的前途，这样就扩大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盘。资产阶级真正恐惧的并不是这些改革，而是群众的斗志。这就是为甚么他在阿伦德接纳民主保证法令的条件下接纳阿伦德政府，这法令用来维持整个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特别是它的司法和镇压工具──的完整。人民阵线领导对这样的条件接受到十分爽快，而且宣称他们决心经由「合法」和「宪法」的道路达成社会主义，无需干扰资产阶级国家机构。
但是，工人群众却把阿伦德政府之登台，解释为象征力量对比关系有利的转变。他们的战斗性和活动提高了，而他们的压力加速了人民阵线政纲的实施。一年之内铜矿被国有化了，许多地主的财产被剥夺了，而且国家的控制扩张到好些私营工业。
在群众斗志提高，和人民阵线政纲改革诺言的成就──特别是由群众中最贫穷的一层生活水平上升所反映出来──互相影响下使智利的政治和社会分化更为加剧。人民阵线赢得了基督教民主党一部份的选区，因而在1971年4月地方选举中得到超50%的选票。另一部分选区则落在极右派手上。显然，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议事日程，但对抗革命的上涌，狂热的反革命正在进行中。
资产阶级内部对于要用甚么方法，并无一致意见。基督教民主党利用法院和议会发动反攻，目的是要迫使阿伦德政府压制群众运动，和国有化的严格限制私人经济部门的范围。美帝国主义对智利停止国际贷款和实行经济封锁。工人阶级的压力，他们对私人财产的侵占，和政府对批准群众革命行动的犹豫──不如说是他在资产阶级的恐吓下麻木了──使生产机构混乱，经济危机加深。智利的雇主们助长了无可控制的通货膨胀，他们抵制投资，进行黑市买卖。右派和极右派则组织恐怖匪帮，公开要求军事独裁。
面对着资产阶级普遍的攻势，人民阵线政府仍然是他的「由宪法道路实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它的「武装部队尊重宪法」的罪恶的幻想的囚徒。它失了主动性而开始退却。它开始压制正在夺取土地和占领工厂的羣众。经济机构瘫痪了。在1970年曾经显著增长的生产力，停滞而且衰退了。
但是，羣众拒绝退却，继续行动起来。他们采取主动组织了许多次街头示威，其中最显著的是在公赛普森市，那儿创立民众大会的企图朝向建立另一领导的方向迈进。当1972年10月资产阶级发动货车主罢市，而政府向他作出新的让步时，无产阶级又向前大大跃进，开始组织自己的权力机构──地区工业中心工人干部大会和小区司令部。在那时期智利已经不再是革命前夜局势。双重权力的因素出现了。智利革命已经开始。
由于革命和反革命愈益分化，人民阵线领导要求武装部队代表加入政府作为仲裁。这样一来，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的领导就直接开启了通向1973年9月反革命的道路。由于它欢呼资产阶级军队具有「中立性」，由他们自己把军队和政府连结起来，由于准许表决通过那个军队有权搜查工厂和工人区的武器管制法案，人民阵线领导替军事政变创立了理想的心理、政治、和技术的条件。「到社会主义的合法道路」的鬼话直通向「合法的反革命道路」。
但是，羣众运动以更大的活力继续前进。面对着资产阶级在经济方面的阴谋破坏，政府发觉他被迫着要把愈来愈多的工厂占领和接管「合法化」。与此同时，供应和物价管制部开始陆续出现，而工人接管生产的事例也愈益广泛和增多。双重权力在全国变为更加确定的形式。
在极端分化和经济困难增长的情况下，人民阵线在1973年3月国会选举中仍然赢得了43%的选票。这与其说是羣众支持阿伦德改良政策的证据，不如说是表现羣众想要在议会的竞技场上保卫他们的胜利成果，想要消除资产阶级不断用来阻碍他们采取主动的司法和议会障碍物，和对抗资产阶级的包括在选举舞台上的反革命威胁。同时，羣众议会外活动范围仍在继续扩张，这反映在人民阵线内部分化的加深上。
围绕着共产党、社会党右翼、人民统一党加斯穆里派和急进党形成了右翼的一极；围绕着社会党的某些流派、人民统一行动党加烈顿派，和基督教民主党左派形成了复杂和矛盾的一个左派。智利社会党在这个结构中扮演了奇怪的角色。一个自成一派的「羣众中派主义党」，它的领导（阿尔塔米拉诺）出言激烈但无任何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当其时，一般羣众凭着经验在找寻革命的出路。另一方面，在人民阵线之外，革命左派运动（MIR）虽然有其政治上的局限性（中派主义，对人民阵线的模棱两可，等等）通过它的「群众阵线」，由于占据土地和工厂，和由于批评改良主义者关于「达到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的幻想，而在人民阵线内外其它政治力量之旁，扮演了一个充满动力的角色。
共产党在人民阵线里站在极右的位置。它企图把1972年10月工人们夺得的工厂归还私人所有（米利亚斯计划），激起了社会党左翼和人民统一行动党的强烈反应。主动愈益从人民阵线的手上过渡到地区工业中心工人干部大会的手上，但是后者未有形成中央组织。这时才觉得缺少一个革命政党──一个能够团结那些本能的要把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进行到底的工人和其它劳动羣众的党──是一件痛心的事。没有这样一个党，即使是工人阶级最大胆的行动仍将烟消云散，不可能在国家权力水平上采取决定性的主动。
1973年6月29日第一次不成功的军事政变更清楚地暴露出，全国各主要中心的成千上万的工人已拿起武器准备对正在抬头的反革命作战。但是这些力量的庞大斗志，在许多新的占据工厂行动，和企图武装普通工人时，由于经常对小股反动突击队作战而消散。缺少集中的组织机关之故，他们不能够把必要的力量集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密切配合的九月政变作战。
资产阶级并未分为根本不同的派系，此时便设法重新团结起他们的力量。工人运动的非常力量由于发展了自己的权力机构，而动摇了资产阶级的权力基础，因此阻止了资产阶级经由「正常」的政治途径达成它的目的。这就是为甚么资产阶级权力剩存的最后堡垒，即资产阶级的军队，不得不出来贯澈资产阶级政党无能达成的目的。
一发觉决定性的对抗已是如箭在弦时，阿伦德和共产党的领袖唯一能做的却是与基督教民主党达成和解的可悲的企图。对政变失败的军官作了新的罪过性的让步，包括容忍军官镇压在华尔斯巴拉索军火库首先谴责政变准备的水兵。人民阵线内部分化来得更为尖锐，在政变前夕实际上经已引致该党的崩溃。因此，旧的改良主义领导的崩溃和新的革命领导的迟迟不能形成，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上造成了真空。这真空减低了羣众作出立即和集中的反应的可能性，使得政变更易进行。
这政变又一次证实了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里制定的规则。当一个国家有了革命的局势，当决定性的阶级较量就在眼前时，能够在权力斗争中采取主动的一方面占了决定性的优势。力量对比可以在24小时之内转变过来。在智利发生的正是如此。
智利反革命的凶猛和残忍，令人联想起凡尔赛（1871年击败公社的反革命力量），佛朗哥的统治，和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刽子手来，可以用革命进程的深度来加以解释，而且也指出资产阶级对失去权力恐惧的程度。反革命推进到自从墨西哥革命以来拉丁美洲未曾见过的程度，而用它自己的方式对智利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和斗志作出赞颂。但是，同时它也构成了，对浪费了庞大的潜力而把智利的羣众引入悲惨和血腥的失败的智利共产党和社会党领袖的颇为雄辩的控诉。
这控诉定要有一个明确的轴心。拿人民阵线里有资产阶级的政治小组，和阿伦德政府里有资产阶级的部长存在，作为我们对人民阵线批判的轴心，真是离题万丈。因为客观的，和主观的在群众的眼中，这些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的存在，都不足为斯大林主义和改良主义领袖们妥协和不断的投降辩护。这样的批判就会引起好像「资产阶级部长滚出去」或是「拥护共产党──社会党政府」这样的口号，但是在群众的眼里阿伦德政权已经是这样一个政府了，他们怎样也不能把它看为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政府。他们不再需要一个新的经验来了解工人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这是已经摆明在他们眼前的了。我们对人民阵线的领袖们的控诉应该确切的集中在改良主义的破产，「到社会主义的和平合法道路」的破产，幻想经由保持资产阶级国家和它的压迫工具完整的条件下把群众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反动的乌托邦主义。
在政变前几个关键性的月份里，革命者应该在群众中为适应于上述分析和批判的中心口号而斗争。这些口号应该是：普遍建立有地区和本地中央的双重权力机构──工业中心工人大会，供应及物价管制部，小区司令部；召开这些机构的全国大会；所有经济部门实行工人管理；拥护供应及物价管制部把囤积居奇的粮食及商品没收并在工人管制下分配；拥护完成土地改革；拥护制订全盘社会主义计划，克服帝国主义与智利资产阶级带来的经济巨灾；拥护普遍武装工人和贫农；拥护成立工农武装中央司令部；拥护解除军官武装，摧毁军官特权阶层。中央政府的口号应该是「一切权力归工业中心工人大会，供应及物价管制部及小区司令部的全国大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由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左派运动、社会党左翼和人民统一行动党的联合战线的恰当的建议就可加速这样的行动纲领──一个智利革命的命运所依赖的纲领──的成果。
智利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受到的严重挫败衍化成重要的结果。但是，把它当作1933年德国无产阶级或1965年印度尼西亚群众的挫败来看，则属言之过早。一切仍然依靠着，国际的来龙去脉，邻近国家发生新的革命进潮赢得重要胜利的可能性，先锋队重新集合力量组织抵抗的能力，并用未被人民阵线经验染污的旗帜和纲领给群众以信心。军政府正在遭遇着日益增加的经济困难，和羣众经济斗争的复活可能有利于这样的前途。共党与基督教民主党「左」派结成集团的极端改良主义前途无疑是对它有阻碍的。
斯大林主义者的右倾，社会党人民统一行动党加烈顿派和基督教民主党左派之接近崩溃，使得革命左派运动现时成为对军政府进行革命对抗的重要轴心。智利的革命马克斯主义者，应该把和革命左派运动进行联合战线活动，作为中心任务之一，同时继续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与他们划清界线，目的是要造成一个有信用的一极，来对抗执拗的、投降主义的和瘫痪的改良主义者。
乙、官僚化工人国家内官僚政权日益严重的危机
九、苏联与各人民民主国经济改革的矛盾
整个来说，各人民民主国和苏联所遭遇到的程度和速度各异的经济困难都是由一个中心因素派生出来的：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里，缺少一个由工人决定、控制、调整的民主集中制的管理制度，就不可能管理愈益复杂的计划经济。
一个持权的官僚阶层──一个把集体的利益隶属于保卫自己的特权和特权赐予的权力的阶层──垄断了管理任务，招致了官僚化工人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浪费和经常失调。浪费和失调，周期性地招致增长率的减退，转过来又引起供应困难而威胁到自从斯大林死后即成为该政权主要安全活塞的群众生活水平虽然是有限的，却近于经常的增长。
种种色色的计划，官僚的集中化和分散化，以市场为媒介而杂乱配合──工人对于企业组织、计划施行、供应水平和产品流通，没有任何民主控制监督的真正可能──一般的趋于用新的矛盾来代替了每一次改革想要和缓的旧矛盾。代替了斯大林时代的「狭窄的工厂自我中心」（就是，工厂级的官僚的特权，是依据该厂计划的实物数量实现而订定），赫鲁晓夫的改革换上了国有农场里的「地区自我中心」。李普曼的改革则是再采用「工厂自我中心」但官僚管理的效果并未大为增进。工厂官僚的收入联系于「利润」，但他们不能订定物价和更改工资总额。
各种各式的改革企图的主要矛盾出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所有在加强市场法则下所实施的分散化，所有在市场法则范围内使得工厂「有利可图」的打算，以及旨在鼓励「盈利」能力而增大工厂经理的决策权，引起了──成为它们的主要后果──对工人阶级职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打击。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改革通常都带来多多少少的物价「自由化」，实际结果是立即增加了公用企业、房屋、交通和消费品的价格──这类价格以前是用行政命令来保持在相当低水平上的。在这里，实施这些改革，就和工人的反应相冲突，他们反对各种恶化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明显企图。
改革的第二个矛盾，是它和们所利用的相对政治自由化不可分离的，至少在科技知识分子方面是如此，为了要实施改革，官僚要求取得他们的支持和自动自觉。捷克的例子证明了，只要自由化在整个社会里一开始有了反响，就不仅激发起知识分子的雄心，也激发起所有方面要求工人民主，而威胁到中央政治官僚的严重危机。
面对着这些矛盾，各别的东欧国家官僚反应并不一致，这得视乎，是什么时候，作为改革副产品的技术官僚阶层所取得的自主权达到什么程度，这得视乎工人阶级以前的传统的深浅、组织有多强、自觉有多高，又得视乎知识分子反对派的势力大小。在任何例子里，官僚最关心的是，要保持知识分子反对派不要影响工人阶级，基本上是要避免这些运动互相连结起来。要做到这一层，官僚运用多种手段，诸如：利用经济政治特权（旅行，或多或少的言论自由）来腐化知识分子；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旨在挑起工人对享有特权的学生的敌意；对工人的经济让步，配合着「消费者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旨在把工人引入歧途，免得发出对政府的疑问；和用内奸渗透及其它众所周知的警察手段，对任何组织反对派的企图施行猛烈的政治压迫。运用这种或那种手段，视乎局势而定。
60年代开始时，苏联经济一直处于危机之中。虽然有1973年的农产丰收和巨额的农业投资，农业部门仍然是脆弱和生产能力低的。这种持续的危机是由重工业增长率减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品生产设备方面）；投资危机（许多工业计划未能完成）；和技术比西方国家落后有关的生产力增长不足等方面反映出来。因此暴露出官僚无法保证由广泛发展转化为集中发展，无法扭转生产手段和消费品间的一向的优先次序。
从上述特性看，苏联和经济危机主要是生产不足的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典型危机。官僚虽作各种改革但却无法触及危机的真正根源，小心翼翼地进行李普曼的改革后，当一旦明显地发现这些办法会引起超出中央官僚控制的现象时，就很快的被停止了。
面对着10年前的老问题，现在官僚就企图经由与那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勾结而寻求出路。当然，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也可以用其它的因素来解释，特别是政治的：苏联官僚想减低印支革命的活力，以免加速整个东南亚革命的进程；在它与中国发生可能的武装冲突时，想要「中立」帝国主义，实际上是要取得后者的沉默的支持。
但是对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等于一个新的经济改革。苏联官僚希望冲破在重要部门里阻迟经济增长的樽颈，以取得两点好处：一、克服某些部门技术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汽车，电子，和化学工业）；二、取得加速开发西伯利亚的必需资本。因为农业生产品只勉强够糊国内之口，又因为工业消费品未达可以用相当分量售与西方之质量要求，克里姆林宫大量输入帝国主义国家机械的唯一偿付乃为原料输出。这样的输出，除了作为偿付之外，又适应国际资本主义现时的需要，因而创造了目前贸易友好关系的客观基础。
但是不应夸大这类东方西方贸易的广阔程度。苏联在短期或中期内，可得而输出帝国主义国家的原料资源实属有限，这就限制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商品输出。这类贸易算起来不会多过帝国主义各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几，就是说，仅占它们国民生产的微不足道的部份。
不管官僚的主观意图如何，美国和国际资本真正渗透苏联，势必遭遇客观的困难。困难的原因是与苏联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与生俱来的。除非官僚对帝国主义的要求澈底投降──由于官僚的社会性质所决定，这样投降是完全不会发生的──不然苏联和美国的妥协将停留在很小范围内。因此，无论如何，官僚层是永远不能解决苏联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的。
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勃列日湼夫现在提出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合作，作为医治一切经济毛病的万应灵丹的路线，无论如何都是十分危险的。这个政策已经在最高官僚层里挑起了严重的争论，有一派已多多少少公开地反对「出卖国家资源」。此外，在群众中对这政策将会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希望，一定也会很快被粉碎。群众失望转过来迟早会引起严重的不满的。
对反对派的「思想压制」和有系统的压迫，代表了官僚对目前困难的反应。同时，领导层又再大力实施经济改革。最新的改革是组成授予颇大权力、同时又比以前的经济单位更密切联系于中央官僚的「工业托拉斯」。
但是官僚在对工人阶级既得权益，例如职业保障，发动攻击前，将要再三考虑。因此，例如所谓奥澈顷诺试验（TheOchekinoExperiment），预算不管工人人数多少而订定总工资并鼓励工厂经理「合理化」使用劳动力的，因为工人的压力，并未以官僚所预期的速度加以采用。
经济改革的逻辑后果，最明显地出现在各「人民民主」国里。1956年工人阶级的挫败，帮助了匈牙利官僚首先投身于改革中。在各「人民民主」国中，除南斯拉夫外，以匈牙利的改革尝试最为深远，最为持久。这样看来，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可算是模范，它的教训被邻近的国家加以认真学习，在六０年代充分实施的经济改革，一开始就遭到经济失调造成经济懈怠的打击──经济失调的主要特性，是主要消费品缺乏，伴之以重工业的大量投资。如果改革先成功地满足了群众对消费品的需要，便会迅即引起那些预示社会政治现状难以维持的病征的矛盾。
由于袒护扩大工资的差距，放松对某些职业活动的控制（自由职业和手工艺），准许某些「实际价格」存在（特别是对农民有利的），和推卸国家对某些社会投资的责任（最显著的是房屋），匈牙利的改革加速了强力的社会分化进程。这进程的主要受害者就是工人阶级，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是完全赶不上其它阶层（技术人员，农民，私人雇用工匠，和医生）。虽然工人阶级的反抗并不由罢工次数显著增加直接表现出来，但在青年工人间，采取颇为特别的形式出现，以这许多形式的抵抗和反叛，表明他们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
最后分折起来，局势的转变要视乎官僚的政治选择而定。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如果官僚决心继续进行经济改革，他们同时被迫要对改革所激发的不满加强镇压。但这条路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很可能在羣众的心里复活了不幸的回忆，以此换取没有把握的结果。1970年12月的波兰事件清楚指出工人阶级的暴动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危险是永远不能完全置之不理的。对另一次波兰12月暴动的惧怕决定了官僚现行政策并在官僚队伍里引起了深刻的裂痕。在对危险最敏感的「正统」因素的压力下，在实施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作了一个重要的退步。现在经济改革刚刚走到十字路口。工人阶级未来的抵抗就是决定它能否苟延残喘还是走向死亡的因素。
现时官僚在波兰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是自从1956──57年第一次改革严重失败以来，朝同样方向的第二次尝试──这一次是小心得多了。
为了补救在1966──70年五年计划期间在消费品市场引发的灾难局势，在1970年12月波兰官僚企图重新建立「实际价格」。办法是把基本日用品的价格提高30%，而把奢侈品的价格加以降低，这等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水平的打击。
1970年12月工人暴动，是对这种经济改革的直接反应。面对着波罗的海沿岸和罗兹工业中心羣众斗争进潮，和工人阶级的不断动员，吉列克领导集团不得不对主要的社会阶层作出好些重大让步。这些让步同时促使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分化。这些措施配合对那种强调和认可社会不平等的个人主义的典型小资产阶级消费者观念的宣传。
所有这些事实──连系于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真实然而有限的提高，连系于技术专家层份对由实施新的改革而改进经济局势的期望──有助于增加波兰官僚的转动余地与喘息机会，但是这些基本矛盾却丝毫没有解决。
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反官僚的反对派活动
客观矛盾加深，机构内分化增长，和羣众走上行动，这些相互影响，是官僚每次无法控制整个社会集团（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的原因。一般来说并不是工人阶级首先发起行动（除了1953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1970年的波兰）。知识分子的运动通常是没有确定形式的，时常不单为趋向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要求，也为可能表达官僚专家一翼的愿望和物质利益的经济「自由化」和「合理化」要求，尽了媒介作用，上述物质利益显然是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敌对的，因而为它所不满。斯大林主义影响最深的地方，在不满现状的青年眼里，马克思主义被贬为「国家宗教」；意识形态便更加混乱；在真正的共产主义和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倾向之旁，在知识分子和其它反对派阶潜层里，就易出现反动倾向。
只要广大工人群众加入行动，则工人运动的社会性质就不再决定于混乱的意识形态动机，而是决定于客观的阶级利益。从来没有无产阶级竟至于要求把他们付出巨大牺性代价而建立的工厂转让或售与私人所有者，或支持其它社会集团提出这类要求。他们也从未要求赋予工厂经理或监督人员以更大权力。他们也不会要求扩大工资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除了改善消费水平，包括房屋、什假和社会福利外，这些要求基本上集中于政权结构和经济计划的民主化上。
1970年以来，波兰的事变标志了无产阶级活动的复兴，在群众水平上这是很特出的。
1970年暴动之后，工人阶级斗志坚持不懈，成为波兰政治局势中的决定因素。1970年12月罢工期间，波兰工人阶级制定政纲的要点。从他们所提要求──例如：冻结物价，工人管理机构实行真正自主，取消工厂官僚和工人间的工资差距，正确报导新闻──证明他们的政治成熟和他们自我组织的能力（例如，从罢工委员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想而知）。
1970年的斗争取得了部份的胜利；冻结粮价和波兰统治集团的更换，被工人阶级视为其动员之结果。后来的罢工（西里细安──来布湼克矿工，罗兹的纺织工人）显示这些重要部门的工人阶级已经自觉到他们自己的力量。经过1972年预防性的罢工之后，物价冻结才能继续维持。但是官僚并没有对工人的政治要求作出任何让步。但相对之下对知识分子则作出某些让步（提高工资，加上出国旅行的机会），目的是要消除他们要求的导火线。
曾在1968年发动而后被镇压窒息了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孤立斗争的知识分子，并未支持1970年的工人斗争。虽只是某些征象，例如学生界对政府1973年加紧控制青年组织措施的反抗行动，都是这一周围将有可能爆发新斗争的证据。
一些应该强调近期苏联的工人阶级活动复兴──虽然仍然是部份的──征象。苏联工人阶级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诸如工资低，生活条件恶劣，物价上涨，和工厂对工人的粗暴统治等问题。因为仍然不能在工会或其它独立组织内自我组织起来，和仍然缺少了表达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真实可能，苏联的工人阶级看来仍停留在被动的阶段。
由于统治者对每一个工人都有详尽档案，个个工人都需携带纪录职位变更和工作有关事件的「劳工手册」，车间里广布线人系统，使秘密警察对每一个工人所表达的意见都有经常的情报，而且任何组织反对派的企图都会遭到野蛮的镇压。在苏联这样的工厂统治下，以一般的要求为中心的任何形式的有组织的反对，显然是困难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反对大部份采取了失望消极的反对形式，经由个人的行动表现出来，譬如，普遍的酗酒，工业上的怠工，大量的矿工，和工业产品的质量粗劣。近来发生数十次罢工和工人阶级的公开抗议，仍只是地区性行为，易被孤立和镇压，虽然它们已预示了将来的可能变化。
在匈牙利，工人方面极无信心，而青年知识分子激进化的政治表现则为近期最显著的特征。青年知识分子不受1956年失败的影响，不因年长一辈被国家薪俸收买所中立，他们由于对经济改革派生的社会不平等的醒觉而激发起来，成为过去9年来向政权挑战的所有政治运动之主力。他们得到中学学生（1971年在希腊大使馆前的非法示威，1970在布达佩斯用油漆在墙上涂上戚．格瓦拉和马克思的名字）和大学生（1968──69年支持越南革命的独立运动）的支持。他们特别是1972年3月15日召集了2000人来纪念亚历山大．裴多菲（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的诗人）的示威行动的幕后主要力量。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某些流派认定他们的反对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现在已成为官僚镇压的主要目标了。在试过了各种不同的镇压方法之后，官僚现在似乎要采取更有效行动来对付，包括了在法庭上控告和警察的诬害。
在苏联，反官僚的斗争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是通过一个强调工人阶级作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者流派，和民主权利运动。前者已遭严厉镇压（格里哥兰可等人）。知识分子在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孤立于工人阶级之外，乃是他们目前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之一。怀着20次党代表大会带来的希望，以言论、出版、艺术创作及集会自由，以及尊重宪法等要求为中心，公民权利运动，成功地动员了广阔的知识分子阶层。通过半合法的活动──公开信、请愿、甚至示威──苏联的反官僚运动第一次超出了秘密小圈子的结构，而在1967──69年赢得了相当广泛的听众。不过，由于缺少了与更重要的群众运动──苏联工人阶级，自从1962年诺伏车卡斯喀叛乱以来，即表现得相对的被动──的联系，才可解释从1969年官僚开始实施有系统的镇压政策之后，知识分子反对流派之被解除武装。但是，孤立也可用其它的因素来解释：一方面，官僚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间，建立互不信任的隔膜，来孤立知识分子；另方面，由事实上，公民权利要求基本上虽反映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利益，但同时却忽畧了工人阶级和其它民众阶层的经济权利。后一因素可用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的被动性采取颇为尖刻的评价来解释。
在苏联，差不多有一半人口不是俄罗斯族，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深刻和爆炸性的矛盾，正如1972年立陶宛的暴动所暴露出来的。苏联有许多发展阶段不同的民族，有根本不同的历史，提十分差异的要求，彼此势力强弱的分歧不下于彼此政治特牲的分歧。
在过去10年内，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最为发展的非俄罗斯共和国），包括工业和农业工人的强大反对派抬头了。结合成这反对派的各流派，曾提出在共和国内建立民主自治政府，恢复以民族语文为法定语文，结束大俄罗斯民族第一主义统治和成立独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等要求。
在民族问题上重建列宁主义原则的斗争，是这个政治革命的一个中心任务。各非俄罗斯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的要求，特别是成立独立社会主义乌克兰国的要求，乃是一切革命社会主义者应予支持的民主要求。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危机
动摇中国官僚层统治的政治危机，迄今已持续15年了（从中央中委会庐山会议起计）。这一政治危机的起因有如下述：由于在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的客观问题所引起的；而官僚专政使得这些客观问题更为复杂；不同的官僚派系对这些问题提各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各大社会力量加入行动，他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关系，以及他们与不同官僚派系之间的关系，等等──现时已将中国革命的官僚堕落带向较以前各时期更为严重的阶段。在此无意过奬较「左」的林彪陈伯达派，但必需强调指出，首先是因为这一派的倒台（1970──71年），中国政权在外交、内政和经济政策的保守特点就变得更为普遍，这些特点的某些方面，从「文化大革命」的清算阶段后可看得出来：中国外交政策的惊人右转（与孟加拉国国、斯里兰卡、苏丹、伊朗和西班牙等的外交），到尼克松访问北京时达到顶点；在农业方面重新实行「物质奖励」政策；在工业方面重新建立「个别企业自负盈亏」的原则；重新强调工资差别，这种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予缩减；等等。上述这些看法被许多曾在1949到1965年期间滥权营私而为群众痛恨，因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罢官的老官僚之终于恢复在中共机构职务所证实。他们复职可用邓小平及其同僚重入中共中委会为代表。
当然，要对中国革命用上「官僚堕落」一词，好像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那样用法，是需要详加界定的。和十月革命对比，中国革命一开始就产生了程度颇大的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其变态的程度大大超出列宁和托洛茨基时代的苏联。中国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用苏维埃这一工具来行使政权。与苏联的官僚堕落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僚堕落不经过一次政治反革命即热月政变后才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而是官僚化现象由量到质方面的加强。
从另一意义来看，苏联的官僚堕落是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退潮和特权官僚阶层力量加强的不断过程的产物，前后绵延了10多年。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6──49年革命和革命之后时期，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极为有限的，直到1956──57年「百花齐放」大鸣大放时期，无产阶级政治活动才第一次成为重要的因素。第二次，一次显著得多的无产阶级政治活动高潮在1965──68年「文化革命」上升的阶段发生，结果官僚的物质利益被削减了，社会不平等也普遍被削减了。所有上述这些特点才订下了「官僚堕落」一词用于中国革命的确切意义：社会保守倾向的突破（如果不说是胜利的话）；确认新物质特权的合法性；认可同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有产阶级当权派阶级合作的政策，辩解说是为了要「周旋」于中国各敌国间之需要。所有这些证明了有一个官僚阶层的存在，他们为了维持其共同政治利益，就特别要反对「过分无政府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左翼红卫兵。
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态度的转变，先是由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六十年代，然后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七十年代早期表现出来，这种转变大有助于使中国官僚确定地走「和平共存」的道路，好像国际资产阶级对苏联的态度转变一样，是由拉伐尔──斯大林军事宣言开始，明确奠定了克里姆林宫维持国际现状的基础。毛泽东主义在六十年代的激进主义，不单是口头上的，而且实际上的，正如克里姆林宫第三时期的极左激进主义一样。过渡到采取和帝国主义在国际上合作的政策，既符合国际政策的新阶段，又符合已巩固了的官僚的保守主义的新阶段。
就和群众的力量对比关系来说，则今天的毛泽东派官僚比过去的苏联官僚更为不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既无像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大规模冷淡，亦无大规模的恐布行动。因为毛泽东联合林彪、陈伯达集团，以前曾高唱政治挂帅，现时的毛周领导，正试图有限度地提高羣众生活水平，来扩大领导的基础。向右转会遭受或者将遭受青年与工人阶级先锋分子的反对，只有求助于民族主义及借口对付苏军事威胁而需寻求一种外交平衡，才能部份化解群众的不满。
1949年以来，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长10倍，而他们的文化和阶级自觉水平也已显著提高，他们必将起来，为反对毛周领导的右倾路线而斗争。这样一来，官僚领导可能又要玩弄新的「调整」策畧来对付了。
十二、南斯拉夫1971至1972年的危机
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狄托式的官僚政权下的矛盾经已加速成熟。到了1971──72年达到爆炸点。这些矛盾基本上是：一方面企业平面上的有限度的工人自治，和另一方面否定工人自治的经济集中机构（官僚计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企业平面上的经济的工人自治，和另一方面官僚独霸政治权力（政治平面上缺乏真正的工人权力）之间的矛盾。
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失业迅速增加，社会不平等增长，私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扶摇直上，以及南斯拉夫经济和国际资本主义经济间联系增长等等的结果，加速了国内社会政治的分化。官僚中的技术专家和经理阶层，由于与私营部门愈加共生共长，于是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动摇了工人自治制内的工人权利和权力，他们多方设法将这些权利和权力缩小为一个年终纯利分配的简单问题，在技术效率和竞争这原始的迫切需要的借口下，尽力维持经理部的全部权力。另方面，工人则愈来愈多起来反抗对他们的权利和生活水平的打击，反对这批暴发户的特权及滥用『社会主义市场』。罢工次数倍增。在1971年南斯拉夫工会大会里，工人阶级的不满得到了集中的表现。紧随着1968年大学暴动事件之后一批政治化的青年先锋份子开始着手制订左派的纲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开治公开发展，，愈来愈明显地反对官僚集中主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赞成『实行由上至下的工人自治，来负责民主化计划任务及其它』。
这一社会政治分化过程与各民族间日趋增长的紧张关系结合在一起。『已发展』民族的政治干部、技术官僚和财政势力多方设法要逐渐减少『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对『未发展』共和国的经济支持。被增长中的社会不平等所剌激起来的民族主义风浪，开始横扫全国，引起了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存亡的观点看来十分严重的紧张关系。
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这两个共和国的冲突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愿望，由于其它几个因素纠缠在一起而更加复杂了。一方面，地区性和社会性的不平等引起过去的民族争端重新出现。这些争端，又被对南斯拉夫政府官僚的集中主义政策的敌意所加强，这个政府的行政和军事机关人员大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因此，支持克罗地亚人应享有更大自主权的普遍愿望，其中有部份是反官僚斗争的混乱表现。但是在这次冲突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是那批特权的社会阶层提出的，他们的分离主义要求，事实上连带有支持把现时的生产关系改变、朝向全部恢复市场经济法则，以及使克罗地亚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活动的愿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参与，反动的神职人员和乌塔沙（USTASHA）派的支持，证明这一运动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此外，这两种倾向（反官僚性质的普遍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动的民族主义倾向）已与南斯拉夫共党地方干部的政治目的结合在一起，他们想要在这复杂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向联邦官僚争取更多自主权，以保卫他们的特权。
苏联官僚的压力和恐吓，是南斯拉夫社会政治分化变为更加复杂的另一因素，华沙公约军队入侵捷克后，在整个南斯拉夫好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出现了自卫的反应，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感到他们是捷克先例重演的可能目标。贝尔格来德和北京间持续15年的强烈敌意转眼间就烟消云散。为针对苏联官僚的可能侵略，南斯拉夫全国，特别是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共和国内，实施全民武装和大规模游撃战的准备工作。这激起了克里姆林宫的强烈反应，对狄托进一步施加压力，要他停止政权分散化。
由于所有这些复杂倾向交相影响的结果，这个危机在1972年获得了暂时的解决，在社会政治方面是不彻底的。狄托以中央军事机构为根本，反映了官僚的政治派别的利益，而严重打击了技术官僚和企业经理的那些派别。狄托官僚并不彻底改变经济改革的轴心，只是先制动它，然后扭向一个新的方向。虽然通过大规模的反贪官污吏和反富豪的斗争，已在国内激起真实的发展，虽然对暗藏的技术官僚和金融势力的存在已加谴责，狄托政权当时并没有采取任何特殊步骤来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是银行系统的分散化问题。当时突出可见的主要是在各个政治和经济活动领域里共党地位的加强。
南斯拉夫共党第十次大会各决义草案充分显示现行政策的模棱两可：一如宪法新修正案，这些决议草案，正式考虑南斯拉夫左派的好些要求，这些要求倾向于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化计划，倾向于给工人自治以更大的政治支持。从草案预定在地区或工业部门实行『综合工人自治』的努力，和草案预定在城市及共和国平面上建立代表『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的努力，足以证明这点。对从1965年经济改革以来控制了朝向市场经济方向走的主要幻想，和走这一方向带给社会的损害，该草案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这又是另一个证据。不过，由于这一『综合工人自治』的形式仍未具体详细订明，这些形式（一如工人组织代表大会的代表）无疑将决定于南斯拉夫共党政治重量公开地，或通过工会或工厂经理部之增长。
虽然政策是模棱两可，但对许多贪污腐化的个人的谴责，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加强工人自治的计划，总算使工人觉得他们的努力已获胜利，因而减少了工人对政权的不满。但是，与他们有关的社会问题（不平等，失业，生活费用）却一个也没有解决。整百万在国外工作的南斯拉夫工人──直接受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局势的威胁──势必成为危机重重的经济和社会局势更为恶化的一个额外因素。
在这情况下，政治镇压对狄托官僚来说，只是防止政治上的反对派与不满现状的工人阶级结合的次要手段。但是，镇压不单打击右派也打击极左派。好几年前似乎已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民主因素，现在却遭到减缩或镇压。相对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现在遭到一定程度的压缩。造谣污蔑、诬告、秘密警察和违背社会主义法权的行为──甚至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都被派上用场。官僚的集中主义和更严格的政治控制确立起来了。
总之，1968──72年事件证实了南斯拉夫共和国联邦是一个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实际经验证明，资本主义经已复辟的理论是不成立的。政治权力并不是掌握在负担把资本积累部门加强、稳定和合法化等任务的资产阶级手上。刚好相反，这个资本积累部门，只不过间中被容忍，它主要是用欺骗行为发展起来；当牠一一表现出来，就会遭受谴责和镇压了。
由于1965年以来发生的广泛的反集中化倾向，官僚层内部无疑是经历了一次深大的分化。官僚层中的一部份，由于占据了关键性经济部门和银行的经理职位而富裕起来。毫无疑问，技术官僚们是把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利益等同起来，和资产阶级唱同样的调子，而且与资产阶级之要求压制工人自治（指其『没有经济效率』），要求把自身权利伸展到私有财产部门去（作为『鼓励』），和要求压制所有经济集中化的号召相呼应。这代表了一个极为突出的进程，不单关系到决定会否复辟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阶级斗争的关键点，也关系到：赞成复辟的社会力量、它所挑起的工人阶级斗争、官僚层的政治派别朝他这边发展的方向。
不只工会官僚和共党基层战士，连直接控制国家机构并由此享受特权的官僚也已经──在危机的警惕下一一明白地表示出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工人阶级是他们从狄托主义领导反资本主义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取得权力的社会基础。南斯拉夫近来的危机更加证明了，工人自治本身既不能成为反对官僚化的保证，亦不能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保证。只有工人阶级通过工人会议及工人大会，在包括全国的各个平面上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才能提供对官僚的重压和危险的彻底解决办法。最后分析起来，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与反对官僚的权力和特权的斗争，是依靠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的。在南斯拉夫，这一斗争所提出的中心任务是建立一个为下列各项任务而战斗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
a．工人有权为反对官僚损坏国家及工人自治机构而斗争，有权反对在工厂中恢复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应实施及保卫工人自治权利，包括南斯拉夫社会资本与外国资本家投资者共同投资的工厂在内）；反对增加失业；反对任何损害工人工作环境及生活水平的措施。
b．反对瞒背着工人营私自肥的金融界技术官僚；整个财经制度应集中管理；由各共和国公平代表组成的工人会议联邦大会主持分配贷款及投资；由各「工人协会」（代表各行工业的工人自治组织，以及文化及康乐的协会）中央机构经管一切信贷。
反对真正工人自治所遭遇的障碍：打倒官僚计划；打倒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工人竞赛；打倒独占政权的共党的无上决定权。从上至下实行工人自治！共党及一切政治组织内实行工人民主。在扩大工人自治的基础上组织民主计划，在联邦平面上互相配合。
c．打倒特权；打倒社会平等；打倒民族不平等；工资标准应由工人决定，而不必考虑地区不平等以及市场法则。
d．拥护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生存与发展，对反动的分裂倾向的斗争需要有大规模公开辩论和加强工人自治的核心作用──反对采用警察手段。
反对对接纳社会主义前提的各政治倾向──无论是共党内部和共党之外──自由权利的限制。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对南斯拉夫国内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镇压。反对限制这些流派的支持者做本行工作及国外旅行。反对用财政和政治条件来限制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十三、资本主义欧洲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东欧政治革命的上升间的相互影响
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上升和中欧东欧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上升，在未来几年里的相互影响将会增长。这将表征着对五十年代较为孤立的政治革命发展的突破，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孤立就是那个时代的象征。
一方面，新的同斯大林主义决裂的群众先锋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将剌激群众运动起来支持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反官僚行动的任何重大发展，因而大大的有助于减少官僚进行警察活动的周旋余地。资本主义欧洲以群众为基础的共党更深参与其本国的政治生活，同时摆脱他们和苏联官僚的联系，也有助于减少后者的周旋余地。又一次干预捷克事件能够在另一「东方集团」国家进行，而不使苏联官僚政权遭受严重的打击，以及干涉捷克曾在西欧共党所引起的危机的严重影响加深，实属难以想象。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推动下，多份会在共党之外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另一方面，压在「社会主义阵营」欧洲边界上的军事威胁经已减少（这乃是官僚执行缓和政策的副产品之一）。边界是愈来愈对旅游、对贸易开放，而且在某一程度上有助于工人运动的抬头，同时西欧出现了社会主义斗争的巨大力量，所有这些势将助长中欧东欧工人和知识分子激进化的发展。
官僚完全意识到这些，在对西方的商业和旅游「开放」的同时，他们在本国加紧对群众的思想和政治控制。这两方面措施的效果是可疑的。六十年代西德、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造反运动，在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学生间已经产生了真实的冲击，虽然规模仍有限，各国的政治化程度亦有所不同。在其可被获知的程度上（虽然官僚国家新闻检查严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斗争的形式和内容──他们如何刷新最先进最丰富的民主独立羣众组织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使工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皆由自己掌握命运的社会这一目标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将在欧洲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先锋中，激发起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复兴运动。
这一复兴运动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已被这些国家的官僚贬低为国家宗教，而且已被轻率地窜改为认可社会不平等，和排斥工人群众于直接掌握政权之门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这样被败坏，是由于工人阶级老革命干部遭受人身清算而打断了对上一代的继承，并由于在官僚独裁下讨论和政治生活的困难，使年青一代的工人和反叛的知识分子极难再发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正面貌和精华，及再熟悉其传统。西欧革命社会主义和群众独立组织的活生生事例的出现，将必使用社会主义真面目来揭穿斯大林主义在东欧和苏联强加上去的丑恶面具的努力，收效十倍。
官僚工人国家形成以来所渡过的政治危机，证实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在这些国家将来政治革命中的重要性。除非明白地醒觉到以前的危机的教训，官僚为了保持权力，有可能实施部份改革和撤换官员；除非清楚了解官僚是手握镇压工具，工人阶级自发趋向民主苏维埃组织的潜在倾向到头来终会被夺取、疏导和粉碎，以致无产阶级无从将危机转向胜利的前途。革命马克思主义先锋队，即使人数不多，在像「双重政权」时期──全面社会危机时期──那样的局势中，可能担当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个角色将要担任的任务是：提出群众未能清楚表达出来工人夺取政权的要求；保卫真正独立的工人民主组织以对抗任何企图使之走向歧途及解体的官僚因素，为他们的集中化和自卫而战斗，并明白提出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目标使之朝向立即要做的革命任务：为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要用以社会各层面的工人管理为基础的真正工人政府来代替官僚机构。
丙、工人传统领导的危机和建立第四国际
十四、共产党和社会党的演变
近几年来，在工人斗争复兴、帝国主义制度结构性危机深化、官僚政权的危机和一支群众性的新先锋队出现的联合影响下，传统工人组织的危机亦日趋严重了。
莫斯科和北京官僚与帝国主义之密切勾结，使这危机更为严重，因为在传统工人组织的互相关系上，和他们对羣众的关系上，缓和产生了矛盾的影响。要在好些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及干部间，消解了「冷战」的气氛和反共的斗志，缓和在好些国家里，有利于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合作和持续的协调，不管这些组织的领袖们的这类协调，是严格限制在改良主义即事实上的阶级合作的范围，但是它们总是解放了工人阶级一致行动的的客观动力，而且加强了工人阶级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因此有助于无产阶级斗志上升和激进化的进程。由于传统领导在群众斗争上升时如要强行右转，便非要付出更大代价不可，因此，工人阶级动力解放的结果，便限制了传统领导阴谋操纵的自由。
因此，1935年以来，苏联官僚第一次与帝国主义建立友好的关系，并未立即使好些共党走向相称的右转，不论是立即的或是短期内的。在1968年8月华沙公约军队入侵捷克时已经是这样，现时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智利共产党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斯大林主义党的路线，虽然原则上仍决定于克里姆林宫的需要，但现在实行起来，比较以往，是迎合对选举的需要、迎合「靠拢」群众基础的需要，多于迎合克宫外交的迫切需要。
进一步，同样情形可应用在毛派团体上。这些团体通常都整体或微有分歧地认可中国外交的右转，认为这是符合北京为了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包围」的需要。但是人们不应预期他们，至少在目前，会机械地对他们自己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活动中，和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采用同样的右转，即使北京正在讨好那个资产阶级。
中苏冲突和国际共产主义危机深化，也有同样结果。和莫斯科及北京保持同样距离的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派，及某程度上西班牙共产党）的数目正在增加，而且将要继续增加。对苏联共产党政策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是它对少数民族和离异知识分子的镇压的批评，将要展开──即使是用谨慎和虚伪的态度。
以上所说决非暗示亲莫斯科的共产党的长期战略里会有任何「左倾运动」存在。刚好相反，长期战略是从来不曾有过目前这样多地绕着「到社会主义的选举道路」兜圈子的新改良主义。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化」进程仍在继续。他们与莫斯科的行动脱离的企图，一般地加强了这一进程。所涉及的只是在改良主义路线的方向下，对群众激进化作战术性的适应，部份目的是制止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的进展。即使在进潮混乱时期，共党任何有系统的抑制斗争和反对工人所提出所有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及独立组织形式的企图，只能加强了超越共党的倾向，并大大减弱共党机构对群众的控制，只要不事先排除上述情况在这个或那个国家发生的可能，面对着日积月累的群众斗争，共党多份会变为更圆滑操纵和适应。到了资本主义秩序的持续存在发生问题的时候，适应性也到了尽头，不得不改采公开的反革命干预了。
相似的判断可以整个应用在各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身上。这些党仍然基本上被缚于阶级合作、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保卫资本主义秩序、甚至反对罢工工人的路上。资产阶级国家行政机构成员及国有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现在较之过去对这些社会民主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党在特定时机，采取资产阶级国家的立场──甚至反对改良主义的工会。
但是经验指出，一个失去了在无产阶级中的重要群众基础的社会民主党，也势必失去了选举的基础，失去了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制中增强其赞助人地位的机会。这就是何以甚至群众性的社会民主党都很容易受到群众激进化和工人斗争蠭起的影响的原因。这可从他们寻求新的工人阶级基础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法国社会党、西班牙社会党、英国工党、西德社会民主党、智利社会党等等是如此。斯大林主义和共产党的极端机会主义继续排斥新的工人阶级激进层尤其是工人阶级青年的结果，有助于这过程的发展。这一点同样也由新的左翼倾向激进化的发展表现出来，在英国工党和西班牙社会党里，已可发觉这一趋势。
十五、新的群众先锋队
共产国际创立以来，一个世界规模的群众性的新先锋的出现，构成了1968年以来新的世界革命升起的一个主要特征。它是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国际规模的革命斗争复兴的结果，并且配合着帝国主义及传统工人政党危机之深化。
这个新的群众先锋队最简明的特性是：站在传统官僚领导之左，而又独立行动的群众运动力量之总和。他是社会的同时也是政治的现象：这个新的先锋队包括青年、工人阶级和妇女的激进化阶层──大部份仍未组织化。其中有组织了的小部份追随或参加极左派组织：托洛茨基主义者，中派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自发的毛泽东主义者等等。
这个新的群众性先锋队的出现以及迟迟才能建立本身，就表明建立较以往数十年间更为强大的革命组织的可能性。迟迟才能建立的意思是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开头就对这阶层行使领导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处于与各种中派主义及极左派竞争的地位；这个群众先锋队常有颇大力量，孤立于大部份的工人力量之外，会走上悲剧性的暴动中，斯里兰卡人民解放阵线的例子就是这种经验最典型的说明。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这类新先锋队力量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对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中派主义或极左主义偏差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需努力争取在反帝、反资和反官僚的共同目的上的行动一致。由于行动一致和政治分化结合起来，才能达成把大部份新先锋队的力量提升到能在质的方面改变了对官僚机构的力量对比水平的目的。经由这样的结合，才能得到领导更广泛的群众斗争和更先进的较以往为独立的群众组织的能力。也是经由这样的结合，才能对群众性的工会及政治组织施加压力，使其自行加速内部分化的进程。我们组织在跨过宣传阶段，作出适当行动的提议来干预斗争的这方面的能力，将在斗争中赢得对新先锋队的领导权，以及在质量双方加强我们的组织，起着决定性作用。
新的群众先锋多数是由古巴及越南革命所达成的世界革命成就之产物。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为中国「文化革命」的印象所激发。问题在于，中共领导的右倾，古巴领导较不显著而同样真实的右倾，加上越南停火，会否对此新先锋队产生纵使不解体而亦将退潮的影响。
古巴领导的政策，仍为拉丁美洲政治局势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面对武装斗争运动的失败，和相信短期内美洲其它国家不再有革命胜利的前途，为了确保古巴在全被帝国主义控制之一区内生存，为了抵御经济封锁之必需，古巴领导便愈益着重它与苏联官僚之经济封锁之必需，古巴领导便愈益着重它与苏联官僚之经济及政治联系，又经由与改良主义及自命反帝之政权联盟，或对之开放以求取运转余地。在不能分别一个工人国家外交政策的需要，和革命斗争的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古巴的领导远离政轨，竟然毫无批评地支持维拉斯高政权，并且把秘鲁军队形容为革命军队。它也对乌拉圭的大众阵线给予支持，这是一个阶级调和主义者的阵线，由一位资产阶级军队的旧将领领导的。以智利为例──在那个真有革命发展可能的阶段中，古巴领导事实上却给改良主义的人民阵线领导以无条件的支持。在好些场合中卡斯特罗所作的评论，并非能有助于先锋队之成熟及澄清群众之视听者。同时，古巴领导已经放弃了与共产党之间的争论，虽然这些争论是委内瑞拉、秘鲁和玻利维亚诸国游撃战争和拉丁美洲社会主义者大会时期的主要特征。实际上，古巴领导多份是赞成这些国家的共党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改良主义政策。因此，古巴领导已对他们在1965──67年期间所取得的历史性和理论上的收获发生怀疑，这些收获虽然是有限的，但总已使得他们掌握了拉丁美洲不断革命的动力。最后，和苏联建立亲密的联盟，就伴之以无条件地赞美官僚化工人国家和它们的领导。虽然现时古巴领导事实上仍在继续支持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退却则已经而且继续对拉丁美洲先锋队各层面产生消极的影响：一方面促使他们的解体并右倾──包括朝向卡斯特罗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改良主义流派转化──另一方面使反对中派主义观念和路线的这一不可避免的斗争增添额外的障碍，而中派主义乃是大部份拉丁美洲新先锋队的特征。
此外，古巴外交政策遭受国内政治毫无出路的局势沉重的压力。1970年的自我批判，并未跟着有朝向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真实进展，只有在社会主义民主制下，工人才能通过自己的民主的革命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愿望，并有效地行使他们的领导权。这缺点无论如何都不能由举行一次严格控制的工会大会以选出一位旧斯大林主义官僚作为最高领袖而散会来补偿的。（何况，大会还延期到1975年后才可能召开呢。）
新的先锋队基本上是被两种互相矛盾的压力所左右。在好些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中，工人斗争复兴之正在持续甚至扩展中，以及资产阶级社会危机与官僚化工人国家中官僚统治危机正在加深中，两者无疑皆有利于新的群众先锋队与之平行扩展。某些国家中（美国，日本）学生激进化的短暂性退潮，现在或将来，会被工人阶级，特别是青年工人的激进化增长所补偿。
但是中国和古巴领导的右倾，和以新先锋队为基础的中派或极左派群众组织所受到的挫折（例如印度的纳沙尔派），这两方面都会引起新先锋队内部混乱，如果当时适逢革命马克思主义组织太过弱小或不能填补上述挫折所造成的真空的话，则新先锋队就会被传统的组织再次吸收。因此我们的组织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带头作用实为新群众先锋队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情况是有利于对由于北京外交政策右倾而遭受十分严重打击的毛泽东思想进行成功的进攻，但是这进攻不会大规模的有利于我们的运动，就是说，它到底不会大大地加强我们自己的组织，除非它是爆发在意识形态的竞技场上并伴以可能激起整个先锋队在群众斗争中反对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机构之行动上的主动性。否则的话，最后从部份新先锋队的分化中得益于毛派危机的，将会是改良主义和新改良主义组织。
十六、第四国际
自从第九次世界大会（重新统一后的第三次大会）以来，第四国际已经取得重大的、自从成立以来最重大的进展。现在，它在五十多个国家里有支部或同情组织。其中十多个支部的支持者人数在1969年至1973年间增加了五倍至十倍。托洛茨基主义干部和战士在全国性的罢工和工会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最显著的是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斯里兰卡、阿根庭、玻利维亚和瑞士。一如在这以前的时期中，他们在有几万有时是几十万名大学、中学学生参加的青年学生斗争中扮演了领导的角色，最显著的是在法国、比利时、墨西哥、日本、哥伦比亚和美国。久经斗争锻炼的革命力量也加入了第四国际的队伍，最显著的是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巴斯克民族和自由」这个组织。
第四国际的人数和组织势力仍然十分有限，这一点是和它的纲领和一般路线之已为事变证明是正确、及今日革命马克思主义理想在世界上已产生远较庞大的影响不相称的，这种落后现象基本上可用下列因素来解释：
a、十分明显的不平衡发展存在于激进化的广度──特别是好些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激进化──和一般政治化规模之间。在好些国家里，群众性的工人斗争的复兴虽然十分突出，但是工人阶级政治觉悟上升的步伐是慢得太多了。托洛茨基用来形容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危机的警句──年老一代缺少信心，年青一代缺少经验──大致上仍然适用，虽然已经不如1938年，1948年或1958年时期之甚。
b、从六十年代后半期以来，新先锋队的出现是有利于第四国际的较快速成长，可是同时完全没有经历一个政治均等化的过程。在现时世界局势下，新的革命上升开始时第四国际组织的无力，把卡斯特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与胜利的革命等同起来，视为一物的这种意识形态对青年学生之吸引力，在这一复杂的条件下，到处都可发现新先锋队中在政治上已组织起来的部份，分裂为托洛茨基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中派主义的流派，而且常常四分五裂为许多小组织。在几个重要的国家里，不同的组织自称拥护托洛茨基主义，它们为要吸收新干部和战士而互相竞争以至公开剧烈论战，这就没法不令到先锋队在最初形成的阶段更为混乱，助长了四分五裂的极端宗派化，助长了形形色色的教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繁殖。
c、托洛茨基主义各组织的迅速生长，和他们所面对的、与他们过往历史和成熟程度往往不相称的斗争和责任，使他们对普遍出现在群众斗争（更不要说革命斗争）中的许多微妙的战术问题难以作出正确的解答。教育新干部和全国性领导成熟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延缓了组织的成长。同样，国际领导核心之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强化，也延缓了世界运动的成长。
d、许多第四国际的组织在吸收成员问题上，由于未曾利用一切机会来相应地扩大它的队伍而继续表现其教派主义态度。他们低估了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这个基本要点，即：只有参加革命组织，一个人才能真正成为革命战士。
e、最后，认第四国际为资本统治的真正威胁的国际资产阶级，为了这个原故，加强了对我们运动的镇压，因而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增添了额外的障碍。
千方百计解决上述的障碍，决非轻视延缓群众革命国际建立的下述社会方面来的障碍：资本的优势和它在意识形态方面继续控制资产阶级社会；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和改良主义机构拥有基于他们庞大物质力量所造成的优势。列举上述限制第四国际更为迅速成长的各种因素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标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力量能够直接掌握的因素，就是他们自己有办法消除的障碍。
十七、国际组织的特殊任务
第九次世界大会（重新统一后的第三次大会）标记着第四国际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国际能够自觉到它在其中建立的客观条件（新的世界革命上升，其重心移向工业无产阶级）和主观条件（新的群众先锋队出现，这一先锋队和传统工人组织官僚力量对比的改变）这两方面的实质上的变化，已容许它而且迫切要求它从宣传小团体长大成为走向生根在无产阶级的组织，这样的组织现在就要在政治上起带头作用而在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中发生影响。
第四国际是由在各国家建立支部和同情支部而组成的，这些支部的任务是：教育干部；干预群众斗争，为工人的当前要求、民主要求和传统要求而斗争，整个来说也是为了过渡纲领而斗争，而且采取必要的带头行动以便逐步达到在工人运动中取代官僚化的传统工人领导而成为一个新革命领导的核心，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与提高无产阶级和贫农的先进层份的政治觉悟的斗争，也是与在五花八门组织中建立独立的群众组织的斗争不可分的──就是说，第四国际的建立是与每个国家在目前环境的具体阶级斗争不可分的。
在第四国际各国家组织正常任务以外，还有作为世界党的特殊任务，这特殊任务是与阶级斗争在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国际化所提出的前所未有的明确要求相适应──一般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特殊的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在阶段。我们的运动，由于明显的物质贫乏之故，而在这方面存有缺点，只有它是唯一的一个组织，能够自觉到上述革命要求的需要，并责无旁贷地把它们加以引申与总结，能够教育它的干部、战士、同情者及他影响所及的广大群众中的先锋份子。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组织，能够在他能力的限度内，正在清醒自觉地为完成上述任务而努力。
但是，当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由宣传小团体成长为生根于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并已准备在阶级斗争中采取具体常头行动的情形更为显著时，民族特点对决定这些带头行动的精确形式的压力必然各国不同，尤其是这一些国家与另一些国家之间差别必然更大。这就更需要加强国际核心，以便维持第四国际的团结及其政纲一致。国际核心，不应对各个国家支部的策略性问题作出最后的权威的决定；第四国际党章对此明文予以禁止。核心的任务是：调整各支部的行动，增进政治及理论方面的协调。在当前阶段，它的努力将集中于如下的国际特殊任务：
Ａ、继续策划国际运动以支持印支革命及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其它革命斗争：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葡萄牙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爱尔兰自由斗争，智利抵抗运动等。
Ｂ、在欧洲范围，如有可能则在更大的范围支持反对跨国托拉斯或在国际范围具有加速无产阶级觉悟的示范性冲击力的罢工或工人斗争（例如里柏LIP的斗争。）
C、推动包含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行动，以支持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国家镇压革命行动中的受害者，例如我们组织过的保卫阿根庭军事独裁下的政治运动和反对取缔法国共产主义同盟的法令的斗争。
D、推动国际性运动以支持在官僚化工人国家镇压政治异端分子及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受害者。
E、推动有计划的国际运动保卫罢工权利，工会谈判权利，工会谈判决定工资的绝对权利，以反对愈益加剧的侵害。反对管制工资；反对国家仲裁工资纠纷；反对工会日益被合并于资产阶级国家等等。
F、在国际范围揭露莫斯科官僚（在柬埔寨、伊朗、苏丹、斯里兰卡、印度、巴勒斯坦、越南等地）北京官僚（在孟加拉国国、斯里兰卡、苏丹、伊朗、西班牙、越南等地）对革命斗争的新背叛。
G、发动对第四国际完整纲领草案的国际讨论；托洛茨基说过，过渡纲领只是这个纲领的一部份。
H、更加充分地推动我们对好些近几年来未曾加以充分研究的现象的理论分析，包括：古巴国家和社会所己到达的确切的阶段；美国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为何仍未进入集体行动的理由；印度的土地问题，它提出的要求所反映出之问题及应付此问题的政纲；进一步制订官僚化工人国家中更为特殊的过渡纲领；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总危机之纲领性分析。
I、推动国际领导的期刋及出版工作，以便更快速流通数据以及分析，以提供给各支部及其影响下的先锋队伍。
（周其真译自1974年12月23日的《洲际通讯》） |
葡萄牙的革命现状与前瞻（1974年5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栏目：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葡萄牙的革命现状与前瞻
（1974年5月14日）
四月二十五日葡萄牙军事政变，卡坦诺独裁政权被推翻。由军事政变所引爆起来的群众运动浪潮的急速发展，已引起各国工人的深切注视。
以史宾诺拉来取替卡坦诺，这是葡国资产阶级里某些层份所精心泡制出来的行动，在面对莫三鼻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及费达角群岛（VerdeCapeIslands）人民底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最后决定，除了去尝试在非洲殖民地建立起某种形式的新殖民地主义，而不是靠直接统治这个方法外，他们已没有其它任何的选择。
但是，为了要消除这个四十八年长的萨拿桑尼亚独裁政权，葡国的统治阶级需要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另一方面，也给劳动人民群众以重大的机会。
随着长达几十年独裁压制的结束，群众开始动员了，他们涌进街头，欢呼民主自由的开展，并且坚决地要使这个开展变成现实。
在葡萄牙各地的欢腾中，群众开始行动，争取得到一些基本的生活改善，当老板厂长们抗拒工人加薪要求的时候，千百万的工人就采取罢工的方法。下级士兵和海军参与了群众的示威，并且为争取更合理的生活，与工人团结在一起。
人民群众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挑战，针对着阶级社会的深刻偏见和压迫形式；妇女们要求平等权利；要求离婚权利；同性恋者要求他们底权利和承认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要求将教会和国家分离，这是一个长期斗争中的主要民主口号，反对愚昧主义和权威主义的。
史宾诺拉面对着如何去解决群众动员的问题，这种动员明显地冲击着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的基础。为了要成功地解决这问题，将军们需要助力。需要由工人推动的政治力量底支持。共产党——获得工人信任的最大组织——以及较小的社会党，担负了这个角色。
共产党和社会党都热切地参加了史宾诺拉的联合政府，完全支持资产阶级政权，并站在史宾诺拉方面反对上升中的群众运动，葡萄牙的斯大林派全心全意地要阻塞罢工的浪潮，瓦解群众的动员。
在莫斯科的全面支持和怂恿下，共产党向工人说：不要为他们的要求采取行动，要坐下来等待，要信任史宾诺拉，他现时在保卫工人利益，可以由他获得若干让步。
类似于俄国十月革命
葡萄牙的这种形势，使人想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形势，在俄国，那时也有一个类似的群众觉醒，第一个结果就是那受人憎恨的沙皇政制底崩溃，以及资产阶级想建立政权以维持资本主义的企图。同时，那时也有一个工人运动里的多数党——门雪维克——对群众作出类似的出卖，它支持资产阶级代替沙皇政制。
沙皇被推翻之后，门雪维克乘机与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组成了联合政府。葡萄牙的斯大林主义者效法门雪维克，从史宾诺拉处接纳了高官厚禄。
为了替俄国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承担起责任，门雪维克就必须反对俄国工农争取面包、和平与土地的要求，这是资产阶级政府不可能应允的。
门雪维克告诉工人和农民：他们必须等待，并压抑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当时是一个“巩固民主”而不是为社会需要而斗争的“阶段”。斯大林派今天在葡萄牙重弹门雪维克的旧调。这种支持资产阶级政府的斯大林——门雪维克政策，让三十年代西班牙以及去年智利的革命形势走向失败。
布尔什维克的模范
列宁和托洛斯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一七年俄国的政策，给予葡萄牙的斗争极有价值的教训。
布尔什维克解释说，资产阶级政府并不能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只有通过工农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府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争取到他们的要求。
正如今天的葡国革命者一样，在二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只是俄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小派。群众运动的第一个浪潮，将那些过去从事地下工作，在工人中建立起权威的旧党推向前列，但是，布尔什维克具有那种信心：阶级斗争的新经验将会教会群众、门雪维克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
布尔什维克以行动指出，如何去克服俄国群众里面的政治障碍，如今开展中的葡萄牙革命与俄国革命极为相似，在此，布尔什维克的模范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有三方面需要注意：
立即撤出非洲
首先是葡萄牙牵涉在非洲的殖民地战争里。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参与在一次帝国主义冲突中，而葡萄牙则发动一次殖民地侵略，但仍有许多类似的地方。
群众之终止其对门雪维克的依赖而转向布尔什维克，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布尔什维克一贯地为推行立即中止战争的要求而斗争。门雪维克拒绝退出战争是由于他们参与了资产阶级和地主组成的联合政府。这些资产阶级和地主坚持要保卫俄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利益。
同样地，葡萄牙斯大林派如今就供给史宾诺拉一个“左的”面貌，使他一面得以试图从非洲解放战士中榨取更大的让步，同时保留着葡国在殖民地的军队。
葡萄牙的工人、水手、士兵和学生——加上在葡萄牙国内战线上的非洲工人——已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立即和无条件从殖民地撤出所有葡萄牙军队和警察力量！让安哥拉、莫三鼻给、几内亚——比绍及费达角群岛立即独立！
一方面，史宾诺拉坚持新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法”，另方面，示威行动为要争取殖民地战争的终结，正获得冲力，所以现在能看到的，处于胚胎状况下的工人、士兵、水手、学生和城市贫民间发展着的团结，就会获得更清楚的形态。
被迫留在殖民地的兵士，肯定地是会同情这个行动，并且与它联结在一起。这也是俄国革命底逻辑的一个部分，这项进程会给殖民地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一个大的冲击。下层兵士和水手——他们直接地受到战争底影响，亦具有使战争达成突然中断的力量——将会强烈地倾向于反对史宾诺拉违背他本身的和平许诺的战争政策，他们会利用民主权利，举行会议去讨论政府的战争政策，举行示威以反对战争和反对派遣军队前往非洲。
不要支持临时政府
使布尔什维克的模范成为有启示性的另一个情况，是关于政府的。史宾诺拉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是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政党和工人政党的联合政府底翻版。斯大林主义者只是用一个特别的标记——“人民阵线政府”，或者是史宾诺拉的“民族救国政府”——来掩饰事实。
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说：“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战争。”同时加以指出：“这不是我们的政府，而是一个资本家和地主的政府。”他们拒绝给予这个政府丝毫的支持，对他的行动也不负任何责任。为了反对门雪维克与资本家势力的联合，布尔什维克号召工人政党的联合阵线。即使他们在工人代表会议上仍占少数的时候，布尔什维克也要求占据多数的门雪维克去成立一个排除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府。以这个方法，他们揭露了门雪维克的出卖政策，并且争取到工人的政治信任。
在今天的葡萄牙，也明显地进行着类似的方策。群众动员底逻辑发展，将会产生一种情绪，有利于共产党和社会党终止其对史宾诺拉政府的支持，从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号召为立宪会议立即进行选举，拟定新的宪法，以反对门雪维克一面拖延这个选举，另一面又靠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用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立宪会议，在今天的葡萄牙是十分急切的，当史宾诺拉的临时政府日渐反对工人运动，并且拒绝从殖民地调回军队的时候，群众是否还能接受史宾诺拉的建议，再等待一年呢？
在今天的葡萄牙，共产党获得群众广泛的支持，那么，它为什么不与其它工人政党站在一起，立即成立一个政府？史宾诺拉，除了代表着那遭受人民唾弃的萨拿桑尼亚政权外，还能代表什么呢？为什么工人要听命于这个将军呢？他是法西斯训练出来的并为大财团和地主所支持的。
工农兵代表议会
俄国革命提供出来的第三个教训值得与葡萄牙现状一起研究的，是关于给予群众斗争以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
当传统的工人组织，从他们斗争的范围来看，已经显示出不足以动员所需要的力量时，俄国工人——首先在一九O五年，其后在一九一七年——组织起庞大的议会（俄文就是“苏维埃”），这些议会包括了所有的工人，加入或未加入工会的工人，以及工人的所有同盟者——失业者、农民、兵士和水手。这些议会是完全民主的。就是因为这样，苏维埃才能将那些与工人联结在一起的阶层底斗争集中起来，并且团结它们的战斗力量以反对资产阶级。
葡萄牙工人已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走了几步，在一些工厂里，工人在开工时间内举行集会，讨论如何去保卫、利用和扩展新近得来的自由。在政府操纵的工会内，他们很快起来反对由萨拿桑尼亚政权任命的工会人员，号召建立自主的工会。
很明显，这只是从此走向组织定期集会和以代表议会来连结这些定期集会的一个小开步。显然，这些集会和代表议会将会成为中心的讲坛。在这讲坛上，工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会讨论一切他们现今面对的迫切的经济及政治问题，同时组织起来去解决它们。
举个例子：通过这些议会，在资本家已被证明为不愿意，或者是不能够继续组织生产和供给工人最低工资的地方，工人们会继续争取更大更多的生产控制和分配。这样就能够对史宾诺拉底指责予以最佳的回答他说罢工表示无政府状况和破坏经济。
领导的问题
在政治层面上，共产党和社会党底极度不可信任性，它们底阶级调和政策的出卖本质，以及应该推翻它们的需要，是能够被很多工人阶级战士所了解的。这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来组织一个真正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底利益而战斗的领导层。
在这里，俄国革命再一次提供了深刻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所提供的模范。
随着因萨拿桑尼亚主义的崩溃所起的反应底膨大，葡萄牙群众已为全世界的工人——最低限度在弗朗哥主义下的西班牙——树立起一个典范。
葡萄牙群众如今能否在欧洲的另一端重演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的模式呢？如果在这一刻就说那是不可避免的，未免流于过份。但是，潜势是存在的；这个展望所暗示的，就是使葡萄牙从现在开始，就成为每一个地方的革命者底最大希望和启示泉源。
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战士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 |
锡兰人民解放阵线领袖威捷维拉在法庭的自辩陈词摘要（1974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相关栏目：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锡兰人民解放阵线领袖威捷维拉在法庭的自辩陈词摘要
（1974年1月30日。庄思译）
罗亨·威捷维拉（RohanWijeweera）是锡里兰加人民解放阵线（JVP—Perople'sLiberationFront）的主要领袖。一九七一年春天，锡兰经济政治危机日深，引致工农知识份子普遍不满，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联合政府悍然采取高压政策，在三月宣布全国戒严，大施搜捕，人民解放阵线的大部份领导人及其他学生青年共约六千人被捕投狱，威捷维拉也在戒严令之后第三天即三月十三日被捕。迄今算来，他们已被监禁了三年之久，不准探问，不准通讯，没有经过审判，他们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否仍活在人间。因为在这次大屠杀中，估计被杀的青年，多达一万五千至二万人。
这次大屠杀行动，是得到当时北京的支持，得到亲莫斯科的锡兰共产党的支持，也得到锡兰平等社会党（这是背叛了的托派组织，早就由于它参加联合政府而被托派开除）的支持。
直到一九七二年初，锡兰政府才不得不有限度地公审人民解放阵线的某些领袖与成员，为此，一九七二年四月，国会通过了一个严酷的罪犯审判团法，把上述被捕革命青年交由特定的法庭审判。据说，正规的法庭制度“不适宜”于审判他们，云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二日，四十一名被告的侦审开始（各省亦同时举行）。威捷维拉是主要被告，他坚贞不屈地维护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利用法庭宣传了社会主义的真理。到了一九七四年春天，他终于被判决。他个人的自辩陈辞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日开始，到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完成，但在一月三十日之后，他仍然出席法庭，替其余被告辩护。贝拉·塔普（BalaTampoe）也出席法庭，替许多被告担任义务辩护，他是锡兰坞运工会的总书记、平等社会党（革命派）即第四国际锡兰支部的书记。
伦敦出版的新左派评论报一九七四年三四月号刊登了威捷拉的自辩陈辞的摘要，六月二十四日纽约出版的洲际通讯予以转载。本文即译自该洲际通讯——译者
审判团主席、各位委员：
一个社会阶级的一位代表，现在开始向另一个社会阶级的代表们发言了。这里进行的，就是这么一回事。被剥削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一位代表，现在向剥削与压迫阶级的代表们发言了。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暴露出来的活生生的真实就是：两个对立的社会阶级，为了实现其阶级利益，正在进行斗争。审判团说我是“第十三名被告”，主席并指控我是主犯，所以我先要告诉你们，作为第十三名被告的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我是一个现代布尔什维克。我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份子。马列主义是一种明确的学说。马列主义者并非阴谋家。我，一个布尔什维克，绝对不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不过，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份子，我要强调指出，我要献身于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
否定资本主义，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已变为褪色的反动的腐朽的东西，并指出这个制度必须代之以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新制度已证明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乃是最新的与最高的历史阶段。为了上述目标而行动，决非一种阴谋行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决非一个阴谋家。在社会与人类的发展过程中，我决非一个阴谋家。
尊敬的审判团各位委员：可否让我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要求？在统治阶级手中，我曾受尽侮辱与折磨，多年来遭受无尽的诽谤，藐视与人性谋杀——毫无法律保障之可言。我之所有求于你们的，就是尊重我的自由表达我的意见，丝毫不受妨碍的权利。我国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即使不是永久，起码也会在未来悠长岁月里剥夺我的言论自由权。在这种环境下，我不能在你们面前畅所欲言，我自认是无可厚非的。但愿我不至于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
现在，我这位被告运用我的言论自由权利，来陈述事实真相，以证明自身的清白与无辜吧。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国资产阶级宪法，用来对付我，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我毫不觉得出奇。我深知统治阶级制订宪法，无非为资本主义的需要服务而已。把我的案件在这个审判团提审，如果只为政府的无耻与野蛮的决定及其丑恶的行动过程提供一个合法的藉口，那未免是枉费心机。不过，我倒想（利用这个机会）把那促成我国现代史上最凶残、最野蛮，最大规模的大屠杀的历史过程，加以说明。
可敬的审判团委员们：苏联一位作家曾对生命作如下解释：“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崇高的最珍贵的最伟大的财富，就是他的生命，他只能生存一次。他必须如此这般渡过他的一生，即：临死时刻，他毫无值得后悔、遗憾与惊恐的事；如此这般，当他一想到自己已贡献生命于促进人类——全世界人民——的进步、自由与胜利的大业时，他真心感到幸福。”我赞同上述的人生抱负，如果有日，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当我年青有为之时竟将我杀害，我决不后悔。
我们被控的罪状
对于我的生命，对于我将面临的命运，我毫无后悔。我要就我所知，告诉你们四月事变的历史真实，我对于因此而遭受报复的可能，毫不畏惧。我们被控的是很严重的罪名。我们被控破坏刑事法第一百十四条与一百十五条。根据当时总督发给你们的文件，根据对我们的控诉状，事情是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初至一九七一年尾。据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图谋反对女皇政府”。据说，在这段日子里，我们罪恶地力度推翻锡兰政府。据说曾“进行反对女皇的战争”，或者曾鼓动此类行动，云云。同样，国家检察官在开审陈词中，就曾企图指证，人民解放阵线的诞生，这一事实本身就等于是一种阴谋。至于在这个时期，我们事实上所说所做的事，当然是此事之重要关键；因而我个人的观点与看法，就同其他资料一样，成为审问的目标了。
主席先生：锡兰过去是大英帝国的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后者常以自豪为日不落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殖民地处于莱顿·杰弗里海军上将的控制之下，锡兰左倾运动遭到政府残酷的镇压，左倾运动的领导人被捕下狱，其政党被禁止活动（平等社会党，统一社会党）。群众处于镇压之下，痛巨创深。殖民地军队在这岛国到处搜捕，专横跋扈，不可一世，资本家大事搜刮，利润日增，而革命份子则在黑狱受尽折磨。就像现时一样，当时是一个悲惨与暗无天日的时代，而我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诞生于丹加拉地方，我在马塔拉县一个名叫柯蒂果大小村庄长大。从一九四七年中到一九五三年，我入果特达官立男童小学，接受小学教育。
当整个国家的发展受到阻碍，整个民族的进步面临停顿，人民在黑暗的深渊中饱受折磨的时刻，正直与忠诚的人就会毫无回顾，勇往直前，入黑狱，受折磨，抛头颅，洒热血，为的是拯同胞于水火，救国家于浩劫。这是毫不出奇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我国政权移交给本国资产阶级，这是新殖民地主义战略的一部份，但国家却仍继续走向资本主义破产的道路。我那一辈代，就是在如此的背景中进入青年时代。我们那时从父母辈代继承了丰富的经验。正是这种社会经验，推动我们朝向革命的道路迈进。
我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一九五四年，我考入果特达官立英文中学。同年，该校改为辛哈拉语中学。我就在该校接受了中等教育。现任锡兰共产党总书记威里玛星同志，当时领导南方各省的大规模的反帝反资本主义的宣传运动，我自觉受这一运动的影响，再加上我从社会现实生活获取的经验，使我开始倾向于锡兰共产党。而他便成为我的政治导师；就在那段日子，我开始读马恩历史名著共产党宣言的辛哈拉文版，也读过刘少奇的怎样做一个模范共产党员，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并未真正读懂这些书。我从共产党的宣传集会与青年团学习班中，懂得了政治的ABC。关于这方面，我得感谢威里玛星同志。
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带着感情与理解参加了政治活动。一九五九年七月，我正在读普通教育文凭理科时，由于学校请不到理科教师，不得不转读在阿巴琅哥打的哈马沙卡学院。同年十二月，我考普通教育文凭及格了。
在一九六〇年大选中，锡兰共产党提名五十三位候选人参加竞选，这是它有史以来候选人最多的一次。由于它是小党，我就得集中全力于党的竞选运动。我在内陆区域如阿柏拉卡、达迪尼雅、乌拉加慕瓦与拉迪颇拉等地的竞选运动所取得的经验，是很丰富的。有一天，选举之后，我从苏联土地这本杂志上看到一则消息，大意说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夏访问印尼之后，立即会在莫斯科开办一间国际大学，该大学专为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青年而设。那时恰巧我因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深造。在一九四七年大选中，我父亲负责共产党哈马拿区候选人披里马拉，柯马拉西里同志的竞选组织工作。有一天，他驾吉普车时，突然被反动派截停殴打，经过这次意外打击，他终身残废了，而我也无法再依赖家庭接济继续深造。所以，我根据个人愿望，便申请入上述的莫斯科的新的人民友谊大学学习。
取得医学学士学位之后，我便在一九六〇年九月二十五日启程往莫斯科，参加了入学考试。十月，我被批准入哲学系，学习俄文。当时我十七岁。是大学最年青的学生，我至今仍不敢忘记当时苏联教师们给予我的帮助。我学习俄文到一九六一年六月止。除此之外，我还学习用英文讲述的世界史与历史唯物论。于此，我必须提提我对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麦洛波斯基教授的感谢之忱。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我今天就不会在你们面前出现了。由于这位伟大学者的教导，使我放弃了对医学的爱好，宁可做一个革命者而不愿做一个医生，使我懂得在这个时代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一九六一年，我通过了俄文的最后考试，成绩优异，因此被选参加八月参观苏联乔其亚的大学代表团。我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在苏联莫尔达维亚渡过了暑假的第一个月。在这个月份中，我在苏联莫尔达维亚共和国的汤斯帕县的一个农村及附近一个国营农场担任农业工人的工作，这是我首次受雇工作。在这个月，每晚工余，我都有机会参观该县其他农场、工厂及电力站。我非常坦白地说，直到此刻，到了这个地区参观之后，我才懂得私有财产制的缺点及集体化财产的优点，到了这个地方，我才能获得生活与工作以及与苏联工人阶级交换意见的机会，才能获得亲自目睹与理解社会主义胜利的宝贵机会。
中苏争论的影响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开始大学医学课程。此外，我还选修政治学与俄国文学。在同一月里，我被选担任锡兰留苏学生协会副总书记，因此我就要负担学生福利方面工作。
在苏共第二十二次大会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意见分歧，经过酝酿发酵，终于公开爆发出来，我那时也微有所闻。我们的马克思知识虽然贫乏，但我们一向总是它的忠实信徒，我们那时开始不满锡兰共产党的政策与纲领，我们已认识右倾的与社会民主民义的倾向在锡兰共产党内占有优势，锡兰共产党正堕落成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为了挽救共产党脱离这一危机起见，我们必须在党内展开一场纠正思想的斗争。现时担任锡共组织部长的K·P·雪尔瓦同志，当时适来苏联访问，加上另一位后来变为我的同志的迪玛季，他俩与我一起，便发起成立一个，以锡兰学生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暑假，我一度回锡兰渡假，再到苏联时，我对锡兰共产党的信心愈加动摇了。一九六二年九月，我的医学的第二学年开始了，但我对政治兴趣愈来愈浓厚，使得我对医学的兴趣，退到次要的地位。我有机会与我的一位好朋友，同时也是当时印尼共产党领袖D·N·亚迪（后来成为我的同志）的兄弟莫拉·亚迪及另一位朋友，印尼学生会领袖切·亚里同志，共同讨论中苏争论中中共的立场。经过几次讨论后，我都同意中共提出的大部份意见，因而，我发觉在中苏争论中，我自己是站在中共方面的。当然，这决非说，我是反苏的。在我们看来，中苏冲突一开始就是苏共与中共之间为了达到一个正确政纲这一共同目标而产生的一种属于兄弟党间的思想斗争。我当时尚未认识到，这一思想斗争将会演变为敌对的冲突。我当时总以为，它会始终限于兄弟间的争论。我那时不喜欢那种想法，即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会有两种对立与矛盾的声音。当然，我那时也承认，有一种正确，另一种错误的声音同时公平地，总比只有一种错误的声音存在为好。可是，在这件事上，最不幸的是，虽然有两种声音，但两者都是错误的。
现在，我想提出一个与这次审讯很有关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和平与暴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大部份证供都会提及暴力问题。中苏冲突中两个最大争论就是关于下列问题：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现代世界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审判团各位委员，我们关于如何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你们既已列为要审问的目标，因此，现在我就把这个问题稍为详细地解释吧。
暴力问题
在相当长时期中，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国际工人阶级中，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能否和平过渡这个问题，曾引起尖锐与热烈的争论。这个问题，早在一八四七年，已由青年的恩格斯给予了正确的回答。在他的共产主义原理这篇论文中，他这样提出问题：“私有财产能否和平地消灭呢？”回答是：“如果这样的事居然能够发生，当然是求之不得，共产主义者当然不反对这样的事。共产主义者非常清楚知道，任何阴谋，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他们非常清楚了解，革命不是故意与任意制造出来的，在任何空间任何时间，革命总是某些条件的必然后果，这些客观条件完全独立于各别政党与整个阶级的意志与指示之外的。不过，共产主义者也懂得，在几乎全部先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成长，都曾遭受暴力的镇压，他们也懂得，共产主义的敌人，就是用这种方式，用其全力，制造过并正在制造着革命。如果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最后终于被逼走向革命，那末我们共产主义者就要用行动来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如我们现在用语言来保卫他们的利益一样。”
恩格斯的答复是很清楚的。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作为革命份子，是最渴望能够亲眼看见政权从剥削者资产阶级统治者之手和平地转移到无产阶级之手。我们一定会很高兴，如果能够从那少数的财产私有者之手和平地接收生产手段，把它移交给全体人民保管。如果人剥削人的制度，真的能够很轻易地予以和平地消灭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如果社会的阶级区别，能够不经任何冲突而以友好态度予以消除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反对的道理。事实上，我们共产主义者毫无疑问会选择和平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目标，实行我们的意愿——为人类利益去建立共产主义，那时，互相对立的阶级区别不再存在，人剥削人的可耻现象不再存在，所有物质生产手段都投资于社会总体之中，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个崇高原则终于见诸实行了。然而，我们必须强调指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和平地实现抑或需要使用暴力这个问题，决非任由无产阶级革命份子随意取决的。
马克思已明确指出，剥削人的财产占有阶级，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永远不会自愿放弃它的统治权力。决不会自行消失，决不会和平让位。掌握政权的阶级当然会利用政权来保卫与巩固其财产制。为了保卫其财产，资本主义统治者必会无所不用其极地用残酷与可耻的罪行来对付被压迫的群众。
资产阶级在现社会运用其无限的权力，使被压迫阶级的成员屈服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下。如果一旦发觉在无产阶级中有一种独立的思想发展起来的话，统治阶级一发觉这种危险，它就会用一切惯用方法来破坏这种独立思想。他们会派出特务渗透进去，使之改变方向，使之重新走向资产阶级的老路，把无产阶级中的堕落了的叛徒拉了过去。他们用尽一切迂回曲折的手段，在思想上解除了无产阶级内部独立思想运动的武装。他们会采用可耻的造谣污蔑手法，进行分化与打击。如果一旦所有这些手段都无效的话，他们就拿资本主义法律、监狱、镇压条例与规程来进行破坏，到了最后，甚至会采用暴力袭击与大屠杀。这是阶级斗争史中屡试不爽的真理。
国家机器乃是阶级分化尖锐化的产物，这种阶级分化是以私有财产制及其派生物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当权的统治阶级为了镇压被统治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是它所需要的一件强有力的武器，它不断发展。如果缺乏国家机器的帮助，统治阶级就不可能达成它的阶级要求，就不能保卫它的阶级利益。在这里，从来都谈不到所谓公平的。任何阶级社会的国家机器都是保卫一个阶级利益的。它为一个阶级服务。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对封建贵族的阶级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它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当然它就为无产阶级服务了。现代社会整个历史是证实这个事实：不管无产阶级连同社会中其余被压迫阶级如何想用和平手段去达成其利益或改变现存社会制度，而代表社会中一小撮的统治阶级，为了保卫其财产制度，总是采用暴力来完全否定与抵消无产阶级所采用的和平斗争。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我们决不对任何人隐瞒这个事实。我们希望现存社会制度来一次彻底变革，并为了实践这一理想而献身。我们的任务，决非袖手旁观，等某一日资本主义制度被别人抬去安葬。我国资本主义制度，已给三百多万的工人阶级带来痛苦与压迫，也给人口半数以上的中贫农带来惟一的贫穷与匮乏，它使青年失业，它使婴孩营养不足，它是大多数人民受若受难的所有现实社会问题的根源与祸首。一个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或快或慢，决定于客观条件的成熟程度，主观条件即自觉、组织、领导的发展程度而定。
反革命常依赖暴力。因此，为了保证新的社会制度的成长，无产阶级革命者必须运用暴力来对抗资产阶级所运用的暴力。
基本的出发点是政权问题。每次社会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资产阶级国家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夺取政权，并把它巩固起来，则社会主义永不可能建立。为了保有政权，资产阶级诉之于暴力。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暴力的鼓吹者。我们不过预先指出，在革命过程中，采用暴力行为的必然性。我们预言，垂死的统治阶级，为了阻止社会主义革命，必会诉之反革命暴力，而无产阶级则必会以它自己的革命暴力回敬。
×××
主审官费南度：如果一名夜盗向你请教，你可能会告诉他：“嗳，你最好是带枝枪去，因为屋主可能有枪。”可是，根据我国法律，你在这种环境下，是不应该带枪的。
十三号被告：你精通你们的法律。可是，我所知道的则是我所恒有的看法，我知道自己所作所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已被这个法庭完全曲解。如果全部真相得能大白，那时你们就依照法律所允许去采取任何行动吧。
从苏联归来
一九六四年二月我生病痊愈之后，医生劝我暂停学业一学期，我决定利用这次停学回国。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回到锡兰。一九六三年下半年，锡共分裂为亲苏共与亲中共二派。我的政治导师威里玛星，仍留在亲苏共派的领导层中，可是根据我的倾向与观点，我便站到亲中（共）派这一边。我甚至曾从莫斯科致电祝贺中共的党大会呢。
亚里斯法官：你申请再去苏联，可是被拒发给护照，这是真的吗？
第十三号被告：我回锡兰后，我作为一个亲中共派的同情者而参加工作。在这期间，许多学生会及其他公开组织邀请我去演讲有关社会主义问题、苏联问题。听众曾问我关于中苏争论的起因，而我则用中共的观点答复。因为这个缘故，亲苏派对我大为光火。一九六四年八月，我申请再去苏联时，苏联驻锡兰大使馆便拒绝发给护照，拒绝说明任何理由。我在锡兰更热中于政治工作。这就是我对亚里斯法官的答复。
费南度法官：为什么你会觉得出奇呢？他们拒绝签给护照，他们这样对待你是正确的呀。你从莫斯科回来，而你却攻击苏维埃共产主义。
第十三号被告：不，我不是攻击苏联，即使今天，我仍认为苏联是一个工人国家。任何时候我都要保卫苏联以及反对资产阶级的攻击。在苏共与我们之间，存在着理论问题的分歧。这是家庭内部问题。如果你攻击苏联，我一定保卫苏联。不过，我要保留公开批评的权利与讨论苏联与我们之间分歧的权利。
人民解放阵线的起源
一九六七年夏天，依照事先协议，一位我不能透露姓名的同志与沙那同志，来到胡那迪雅地方我母亲的屋里来，我们讨论一件关涉到我们未来行动的事。这次讨论结果，在一九六七年尾，我们的同情者与我们一起再来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具有历史的重要性，因为它铺平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人民解放阵线——诞生的道路。那个时期举行那几次讨论是有特殊原因的。在国际平面上，一个新的政治潮流已涌现，它在我国也正在生根。
戚·格瓦拉同志在玻里维亚被杀害之后，通过三洲大会的拉丁美洲团结组织（OLAS），这个潮流在全球扩展，引起重大反响。古巴驻锡兰大使曾多次发表演讲，卡斯特罗同志与格瓦拉同志的著作被译成辛哈拉文，在我国散布，其中包括卡斯特罗的“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第二次哈瓦那会议宣言”，“拉美革命应走的道路”，“不是革命先锋份子就不配称做共产主义份子”及“从蒙卡度到胜利”等等。经过这样的宣传，我们的许多同情者，都认为锡兰也应走同一道路，应向戚同志的英雄榜样学习。这一观点的要点在于：在现存条件下，即使没有革命政党，革命也会产生。
这一观点，与列宁主义观点是对立的，后者认为，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需要一个高度成熟的革命组织（来领导）的。可是，根据前一观点，在资产阶级镇压下的旧左翼运动的背叛的结果，带来新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一个革命政党是不可能形成的。革命者必须进行武装斗争，用枪声唤醒被压迫的群众，这一过程，必将使群众在革命当中重新振作起来。这批同志还认为，用政治活动，政治教育，讨论，鼓动及思想斗争等来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使他们为了革命而进行斗争，这样做法，既不可能实现，也是不必要的。那些想走古巴道路的人，他们自己根本未能确切地理解古巴道路。他们抱着这样错误的看法，即认为古巴革命是由十一个人发动、进行与取得胜利的。他们不懂得，古巴群众的广大层份——兰诺组织与七月二十六运动——曾经为了反对残暴的巴蒂斯塔独裁统治而动员起来。
在卡拉塔瓦会议中，我们完全排斥了这种错误的观念。我们终于战胜了流行了一时的“向古巴看齐”这个口号之下的小资产阶级冒险主义。并进一步讨论了今后怎样办。我们从旧的左翼运动中，与自称为革命派的亲中共派分裂，得到了反面教育，再加上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这两方面构成我们讨论的基础，对我们很有用。
锡兰革命的任务
关于锡兰革命发展道路问题，过去我们站在亲中共派立场时，曾抱持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现阶段革命是属于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后来，在卡拉塔瓦会议中，我们才排斥了上述观点，认为适合于锡兰的，乃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非人民民主革命，为什么我们终于放弃人民民主革命这个观念，我们必须加以解释。
所谓人民民主，乃是锡共抄袭前第三（共产）国际与中共的领导路线而来的。对锡兰现阶段社会性质，对资本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性质加以分析之后，我们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与社会主义任务连结起来，才能实现，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向国际扩张），非经社会主义革命，反帝任务是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诸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未完成的任务，也只有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上述这些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负担。
坚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新民主阶段这个意见，实即忽视了社会发展原理与阶级互相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充份发展到具备在地球规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因而即使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任务也已提出于议事日程。
……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必须与社会主义任务连结起来，才能实现，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向国际扩张），并经社会主义革命，反帝任务是绝是绝不可能彻底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诸如民族独立，土地革命等未完成的任务，也只有经过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完成。上述这些任务，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负担。
坚持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个新民主阶段这个意见，实即忽视了社会发展原理与阶级互相关系。世界资本主义，就其整体而言，已充份发展到具备在地球规模进行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因而即使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任务也已提出于议事日程。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又认识到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可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党。在三十年代，旧左派运动在培养马克思主义者方面，何尝做过什么工作呢？显然，旧左派领袖已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根本不重视向工人阶级进行基本马克思教育这件事。这批旧左派领袖缺乏足够的干部去用辛哈拉语文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他们开办过某些课程的一两个政治学习班，可是由于不能经常进行之故，工人阶级先锋份子无法得到有系统的教育。他们并未采取认真的步骤，以保持与提高他们成员的政治觉悟。便带来这样的结果，即当他们右倾时，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强集团出而进行有效的斗争，以阻止右倾发展，反而大部份成员都随波逐流，跟着右倾的方向走。
政治教育
我说这些话，是要你们明白我们所组织的五个学习班的作用。由于我们从旧左派那儿取得的反面教训，使我们懂得，为了马克思主义要灌输给人民，必须采用一种正确的简洁的与切实的方法，使他们能够把握中心主题。现在，我不准备详细报导那五个学习班教学内容，我只不过简略地介绍一下。
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党。
第一个学习班的课程是“经济危机”问题。在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之上，有上层建筑存在，我们已认识到对经济作基本分析状重要性。我们分析经济形势、它的原因、它的发展、它的危机、它的必然归趋。我们解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社会的经济危机，是会同时转变成为政治危机的；不需多久，政治危机必将招致一场民族的大灾祸；为求免于这场大灾祸，惟一出路就是走上阶级。
第二个学习班的课程是关于“民族独立——新殖民主义的战略”问题。对于锡兰在一九九四八年二月四日改挂国旗——降下英国国旗，升上狮子旗——的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意义，我们在这课程里，给予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我们分析，我们既未获得政治的独立，也未得到经济的独立。我们说明，战后大英帝国的战略，是需要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变种，来保障它的殖民地的投资与财产。以免受日趋高涨的反帝斗争的冲击，这种反帝斗争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的结果。我们认为，政治独立如果不配合经济独立，就是一个骗局。
第三个学习班的课程是研究印度扩张主义对锡兰的影响。中共首先提出“印度扩张主义”这个概念。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曾刊登两篇论文，题为“中印边界纠纷与尼赫鲁主义”，详细揭露印度统治阶级的阶级需要及其基本哲学，指出印度资产阶级要求毗邻较小国家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它依赖与隶属。这就是所谓印度扩张主义。我们这一学习班就专门讨论印度扩张主义对锡兰的影响。我们解释我国最有势力的波拉（BORAH）资本家族的阶级需要，我们又把它与印度扩张主义作一比较；波拉家族所推行的种族政治，其目的在于把印度裔的种植工人与其余的种植工人分离开来，置他们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我们指出，资本家有意把印度裔种植工人带上错误的道路，予以欺骗与践踏。我们决心把它们从资本家的思想欺骗之下拯救出来。可惜，我们缺乏足够的干部负担这一工作。我们曾作了许多努力在属于少数民族的同志中训练干部，可惜，我们没有达成这一目标。
第四个学习班的课程是“锡兰左派运动”问题。这个课程的目的，是从旧左派的犯错误的历史经验中取得教训，理解它失败的原因。在这个课程中，我们批判了三十年代以来旧左派政策与纲领。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做初步的工作，目的在于学习过去失败的教训。
第五个学习班的课程，是最重要的一课。由于外界存有不正确的说法，我有必要花点时间澄清一下，这个课程关系到锡兰革命的中心问题，即“锡兰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后来在“拉丁美洲革命应走的道路”这个小册子广泛流传之后，有些人就称我们这个课程为“锡兰革命应走的道路”。
戚的“游击战争”出版之后，我们的某些同情者及其他组织的成员，就想到用同样方法来解决当时的经济危机。那时，又有两本辛哈文的书出版了，林彪的“人民战争万岁”、毛泽东的“军事著作选集”。有人就想用这两本书中提到的方法来解决锡兰问题。亲中共派及其同情者则认为锡兰革命必须走中国革命同一的道路，即采取乡村发展到城市的长期战争的道路。另有一批人，特别是那个从平等社会党分裂出去的组织，他们主张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正是由于上述的因素，使我们认为第五个课程乃属急不容缓。
我们举办这个学习班的用意，在于暴露机械唯物论的错误与非科学的本质，并予以肃清，使我们的支持者能够运用正确的思想武器。通过这个学习班，我们计划把从巴黎公社起到今天的国际工人运动止，在阶级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作一基本的分析。我们指出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不同，改良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革命则为无产阶级服务。我们指出，在某一特定时期某一特定条件下，一个国家所走的革命道路，是如何的不同，各国社会革命并不走简单而统一的道路，而是依照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而走不同的道路。根据这一分析，我们指出：中国革命不同于俄国革命的型式，而古巴革命又是另一型式；我们由此进一步指出，以前未经历过的一种新的革命型式，将有可能出现。
这第五个班，与其他四个一样，都是政治、理论与哲学相结合的。有人说，这些学习班有些神秘。其实，如果你们要我详述第五个学习班内容，我是乐意去做的。
（费纳度法官拒绝这一建议。惟法庭并未清楚记录他的发言。）
在卡拉塔瓦会议中，我们一致同意在办完这五个学习班之后，凡对政治有兴趣，有热情、决心继续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同志，应予进一步教育。我们为此，准备开办一个教育营，进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教育。我要声明一下，我们并不要求凡参加过这五个学习班的学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些学习班只不过作为一道桥梁，使人们能摆脱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而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已。
从一九六八年起，我开始在全国各地主持学习班。依照学员的时间，每两三天讲一次。在这个时期内，我开始在全国各地访问土地发展部的工作站，并为各工作站的工人举办学习班，我们努力在该土地发展部的工会中开展政治工作，为了配合这方面工作，第一批学习班学员大部份招收土地发展部的工人同志，我们又为其他工人同志、农民与青年举办学习班。
在一九六八年一年之内，我在土地发展部的八十个工作站主持学习班。与此同时，我又在土地发展部的科伦坡总部及其他私人地点为工人与职员举办学习班。由于对学习班的需要增加，需要更多人手主持，所以，在一九六八年尾，其他同志也开始参加学习班的主讲工作。
这个法庭要审讯的人，大部份是青年。这批青年人为什么要与人民解放阵线联系呢？我要解答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带来一个新的局势；从中苏争论中得到的教训；格瓦拉同志死后古巴革命在全世界引起新的回声，拉美团结会议的热潮；印度支那人民的斗争，尤其是越南人民的斗争，和其他地方一样，卷起一个新浪潮，不但在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甚至在欧洲与北美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大本营，也引起回声。青年激进运动，决不仅仅限于锡兰而已。
整部资本主义历史告诉我们，当工人阶级陷于消极与倦怠状态时，遭受资本主义折磨的社会的其他层份，却往往不得不起来反抗现存社会制度。一九六八年时，国际工人阶级运动被改良主义领导带上歧途，在资本主义制度面前丧失了斗志与勇气，这是众所周知的事。那时，法国意大利工人阶级被抛离阶级斗争的轨道，跌进阶级调和的死坑，这也是毋须争辩的事。面对资产阶级进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颓废的愈来愈改良的领导，把法意工人阶级解除了思想的武装，像我国这样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情况也没有不同。
锡兰旧左派的诸领袖，都是改良主义者，他们脑中充满费边主义思想。他们虽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是跟从拉斯基与凯恩斯的著作走，因此不可避免地背叛工人阶级的意愿，他们把工会运动束缚在他们的改良主义、议会主义政治的框框内。他们最后一次的背叛行动，是放弃二十一点要求，公开与资产阶级合作，以此破坏了统一的工会与统一的左派阵线。这次历史性的出卖阶级利益的行为，使工人阶级失望与消沉下去。在统一国民党政府统治下人民愈来愈痛苦，于是学生与青年工人便开始表露他们的反叛倾向。在这个时期（一九六八年到一九六九年间），彼拉迪雅大学学生曾多次与军警冲突。科伦坡大学学生曾冲入国会大厦，他们把国会大厦称之为贼巢。一九六八年，大批曾参加我们学习班的青年考入各大学就读，到该年年尾，我们在各大学的亲苏共派与亲中共派学生中争取到相当多的同情者。因此之故，我们就开始在各大学与各中学举办我们的学习班。
反叛的权利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过去认为，人民有权反叛一个专横的政府，其实，不单止马克思主义者是如此看法，整部历史都告诉我们，不管人民思想信仰如何，他们都接受这个观念：人民群众有权反叛专制政权。现在，我们在你们面前，就被控反叛女皇政府，煽动叛乱，鼓动造反。
尊敬的主席，以前，我从历史书本上学过，远在一六四九年，英国人民在克伦·威尔的领导下，曾起来反抗现任英女皇先祖查理第一皇帝，他们要他放弃皇位，结果终于成功了。在这一历史事件上，英国人民认为，反抗一个压迫人民的政权，是完全正当的。你们当然知道，在一七七八年时，美洲人民在华盛顿领导下，起来反抗大英帝国而终于取得胜利，你们也知道，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统统表明，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各国人民都已认为他们是有权造反的。你们作为法官，想必已读过“反抗暴君”这本书，作者笔名为布鲁妥斯。这本书说，人民不但要造反反对专制政府，而且法官还应该站出来领导人民造反。事实上，自由派思想家之支持造反有理，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已有生动的说明。该宣言这样写道：“政府若侵犯人民权利，则造反就是人民最神圣的权利，最迫切的任务。”
稍稍涉猎一下我国历史，就可看到，朱拉华萨与其他著作中，都登载着无数的著名的反抗暴君的暴动事件。我们并非是第一批被控反叛女皇政府的人。同样的控罪，曾在一八四八年控告过吉普帕拉、亚卡拉曼等人。这就表明，我国人民是认为人民有权造反的，同样，我过去也认为人民有权反对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今天，我仍然如此看法。
要回答你们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有没有进行造反。我要详细答复这个问题。
我国社会中的特权阶级，是帝国主义者及其仆从。有许多问题，长期来没有办法解决，而且愈来愈严重。你们知道，从我们孩童时代起，我国开始实施免费教育制度，我们这一辈代，无论来自农村或城镇，大部份都受教育的机会。在我国受教育的机会，大致可以追及先进国家。只要把我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作一比较，事情就很明白。这一点，对我国无产阶级觉悟与无产阶级政治教育，具有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根据政府统计透露，在学学童有三百五十万人，每年有二十七万人小学毕业，其中只五万人继续求学，读到高中，其余二十二万人则再受教育的机会更少，在我国社会制度中，这等于说，他们不可能获得普通工资水平的工作，每年这二十二万受教育的人，是作为工人与体力劳动者而投身社会的。这一情况，从五十年代末期起，一直继续存在着。连许多大学毕业生，也愈来愈不容易找到职业，其中不少人也被迫去当普通工人。
根据政府一九七〇年的统计透露，我国共有三百三十三万三千雇佣劳动者，其中百分之五十六是农村雇农，百分之二十六是农场工人，在茶，橡胶，可可农场工作。城市工人占百分之十八，最近七年之中，这三类工人所面临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问题，是愈来愈尖锐化了。
我国社会制度中，农民状态值得特别注意。在农村中，下层农民面临的难题，是缺乏土地，班达拉奈克夫人政府任命的金榜地区农民调查团的正式报告书指出，一百八十个金榜农民家庭，每家拥有二亩土地，九十个家庭则每家只有一亩土地。这个统计，告诉你们，某些地区缺乏土地问题已达到不可容忍的程度。在我国社会制度中，赤裸裸的穷困与贫乏，乃是乡村居民的共同命运。我们发觉，在二百多万个家庭中，只有四千个家庭每月收入有一千卢比或一千卢比以上（一英磅等于三十卢比）。政府统计数字也证实这个事实。大致可以说，二百万个家庭都是入息低微，生活贫困的。正是在上述这些社会条件下，产生了政治不安，最后终于招致了四月事变。
四月事变
首先，你们必须注意在一九七一年发生的某些特殊事件。人民解放阵线最初是在农业工人、伐木工人及某部分小资产阶级层分中发展。在城市工人及农场中，旧左派势力仍然占有优势。在农业区域，在我们介入之前，自由党（SLEP）的传统依然是最强大的势力。农村区域大多数议席都被他们囊括了去。四月事变中，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该党所控制的地区。该党的政客恬不知耻地散布反泰米尔少数民族的村镇倾轧的祸根。在一九五六年大选中，平等社会党与锡共同样提出言语问题。可是，他们跟着又怎样做呢？他们不但反对泰米尔族与辛哈族的平等地位，他们甚至还反对给予泰米尔族以次要的权利。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使我们这几个政党失望。这也是我们起而斗争的缘故。如果在任何人情愿冒生命危险，随时准备琅当入狱的话，惟一的原因，就是别无选择之故。
主席，你清楚知道，现政府走上政权之后，我们就公开开始进行政治活动，并取得重大的成功。回顾一下在各地如康地·卡加里、库路尼加拉与南方省及科伦坡所举行的公众集会的图画，你就可以看到人群蜂集，千千万万的人民，围拢在我们周围，来看望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而他们决非我们用枪杆子强迫他们，诱骗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集会的，也不是我们供给免费汽车或公共汽车载他们来的，他们是统统由于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感到兴趣之故。可以说，我们每过一日，便有一日的收获。
与上述我们的工作进展同时的是，不出我们所料，人民对统一国民党的失望的结果，表现在选举上联合阵线，取得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平等社会党与锡共向人民宣称，如果他们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走上政权，他们一定要修改宪法，改变内政制度，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普通老百姓就因为他们上述的诺言而投他们的票。人民希望这个新政府会实践奇迹，这就是为什么人民划掉星文与销匙旗而不划掉象旗的缘故。
我已说过，早期我们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不大。但是，一九七一年起，我们才开始由乡村向城镇发展，通过我们的政治宣传运动，我们的政治影响开始在城市中表露出来，特别在某些工人阶级的部门中。工厂与工作站的青年工人开始有兴趣聆听我们的意见。到这个时候，旧左派才开始警觉到我们对他们的威胁。
于是，旧左派便共同策划如何打击我们。最初的办法是攻击我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你们都知道，他们这种造谣是失败了。于是他们便采用第二个办法，这个办法，可由锡共一位领导人，沙拉·莫塔华格玛先生的说话，予以最好的描写。他在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在拉拿坡拉地方的一个锡共群众集会中宣称，对戚·格瓦拉分子的镇压工作，不应由警察去做。言外之意，锡共应负起镇压的责任！在同一时期中，平等社会党的领袖们也曾讨论过我们对他们的威胁。该党政治局会议发出一个给该党各地支部的指示，要向我们进行肉体袭击。为了进行这个任务，他们还请求警察的掩护。关于上述事实，我曾在我们的公开集会中予以揭露。
第二个办法失败后，他们便在新内阁中提出讨论：用什么方法与手段，来镇压人民解放阵线，使之不会变成一支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根据内阁总理最近发表的一篇声明透露，当时内阁决议，不要禁止我们的活动。据说如果禁止的话，反而使我们变成英雄。我国资产阶级很明白，禁止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效的。禁止我们活动，我们必会用其他名义进行政治活动。他们于是便策动另外一个阴谋，这个阴谋后来又不断予以补充修改。
你们都知道，我国现在正面临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差不多是公认的事实。其实，早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这个经济危机已经存在了。那时，政府还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把经济与社会的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使人民百上加斤，因为那时有一支革命势力存在着，这个革命势力一定会鼓动人民，领导人民起来抗议政府的这些措施。所以，在经济方面实施他们的反动措施之前，必须首先粉碎我们的运动。他们就这样策划起来。一九七一年一月，事情开始露出端倪。由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起前任警察总监，S·A·迪沙纳克先生被委任为国防外务部的编制之外的秘书。更早时候，罪犯调查局（CID）早已一直开动它的全副机器来调查人民解放阵线的活动。为此，特别成立一个专案小组，从一九七一年四月起，在全国各地发动搜捕我们同志的同时，该小组负责收集大量的事实证据。他们还派特务伪装，渗入我们的干部中来。
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政府已安排好，分派各军队单位在全国各地搜集有关我们活动的情报。三月一日至五日间，报纸上也已透露上述阴谋。同一星期内，警方已派人到军队中来。三月五日，警方演习，试验警告讯号响后采取行动需要多少时间。这种演习是为了测验在紧急状态中他们的警觉性，在科伦坡等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上述演习。三月六日，袭击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发生了，这就给他们一个镇压革命运动的籍口。三月十三日，我被逮捕了。三月十六日，全国宣布戒严。到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为止，全国有四千零九十八人被捕。
在一九七一年四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与武装革命斗争的革命前夕局势，并不存在。这是我的看法，既然革命条件——无论是客观与主观条件——并不存在，则武装暴动也就不可能了。
我认为，组织武装革命暴动以夺取政权的条件并未成熟。虽然客观条件正在加速趋向成熟，但究竟仍未成熟。局势尚未达到群众除了革命之外别无出路这个阶段。当然，在当时像现在一样，社会是正朝向这个方向发展。另方面，主观条件也未成熟，换句话说，一个久经锻炼，获得群众支持并配得上领导群众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党，尚未存在。人民解放阵线那时正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但他仍未充份成熟。当时，我们在北方省、东方省及农场部门，尚未建立我们的作为一个政治势力的组织。
其次，还有群众支持问题。以前在投票支持联合政府的几百万人中，其中的确有万多人此时已改变立场。这部份人是政治上较成熟的部份，他们唾弃联合政府，向左倾发展，走到我们这边来。可是，另有一部份人，虽遭到遗弃，希望幻灭，在这八个月内，却仍未与政府决裂。换句话说，人民解放阵线仍未达到群众把它当作可以取代政府的，接受它的领导，并在它的旗帜下参加阶级斗争的阶段。照我们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说，一个革命——一次武装暴动——决不是在群众背后干的事业。
费纳度法官：是否世界上任何地方，革命者绝不犯错误的？
第十三号被告：革命者确曾犯过错误，他们已从那些错误中学得教训。在将来，错误仍会发生。
费纳度法官：我是说一次错误。我的意思是指一次错误的估计。
第十三号被告：如果没有人民的参加与支持，就不会有革命。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我较早之前告诉你们，我反对这种说法，说人民解放阵线曾经作出决议，要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夺取政权。我不承认有这么回事。不过，在事变之后我发现有这样的事实，也是我不拟予以否认的事实：人民解放阵线的某些同志，当面对镇压而忍无可忍时，他们曾被迫起而反抗政府的镇压。
屠杀左派工人与政治犯的迫害
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在我国，出于一种阶级需求，统治阶级要镇压革命运动，尤其是要镇压人民解放阵线。他们只不过依章办事而已。四月事变只不过是必然的结果。我把这整个过程解释为反革命所发动的一次事变。
这并不是说，任何人，在四月五日以行动反抗过资产阶级镇压，或者错误地以为是人民解放阵线的决定而起来反抗，或者甚至是在当时无选择余地而自行作出反抗的决定，就是反革命份子。我的一批亲密的同志，已不在人世了。马塔拉地区的整个革命领导已被消灭了。苏西·威里马同志、丹尼雅雅地方的雅蒂萨同志、彼雅塔萨同志、洛嘉·马哈马雅、苏拉威拉·雅威拉、波嘉哈华塔两兄弟，他们彼此都是相好的朋友，也是同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后来查问他们家人，我才知道他们都已牺牲了。
尊敬的主审官先生，由我看来，通过四月事变，资产阶级发觉它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已愈来愈受到无产阶级的威胁了。我国资产阶级为了使资本主义免受无产阶级的推翻的危险，它们就实行一次反革命行动，其结果就带来了四月事变。今天禁止人民解放阵线，不过是这个行动的一部份。与人民解放阵线有联系的一大批人，但属于几个左翼政党的，已遭受杀害。一大批与人民解放阵线有联系的人，已被投入黑狱，另一批与我们没有联系的，也遭到同样命运。很可能是这样，一般地镇压革命运动，又特别着重镇压人民解放阵线。
我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我承认，资产阶级已得到暂时的胜利。可是，我并不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的失败。这不过是无产阶级的一次大退却；不错，我叫它做一次大退却。退却不是失败，它只不过是恢复元气并重新向某一胜利前进的一个过程而已。没有一次革命运动从开头到结尾是走着一条直线而一步也不停地达到胜利的。在革命运动中，前进接着退却，是很平常的一回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处境，在这一处境下，我才出席这个法庭，向你们提供证供，我在这儿所讲种种，并未涉及个人得失。今天的我，仍然是一位毫不后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在这里所保卫的，不是我个人而是马克思主义原则。因为，作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我是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值得我去保卫的。
“更多的花苞将会开放……”
不管资产阶级想在四月事变中取得什么成果，他们的最后归宿可以说已由一位革命诗人的下列一节诗中表现出来了：
看花朵布满大地又枯萎下去，
它们的芬芳将会保持，永不消逝，
把它的甜美升华到宇宙的极至，
更多的花苞会开放，开放，繁衍不息。
这位诗人用清楚而平实的词句，表白了他自己。革命的花朵曾经盛开，可是现在，它们卧倒了，枯萎了，死亡了。虽然如此，它们的芬芳的气息，却仍然保持下去。为了加强这种芬芳的气息，其他的花苞将会继续绽放。诸位先生，事实上，我国资产阶级是并无真正的理由来庆祝它的胜利的。因为在这次阶级斗争中，胜利也者，不过是跷跷板游戏中的暂居上风而已，到了最后，我国无产阶级必将胜利。这就是我的信心。我的自辩词就此结束吧。 |
第四国际的声明：关注被捕中国托派人士（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72年4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StatementoftheFourth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的声明：关注被捕中国托派人士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1972年4月16日
Xan-tsiTshang翻译、先知在1917校对
〔说明〕1972年4月16日，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UnitedSecretariatoftheFourthInternational）发布了以下声明，并于同年5月8日在《洲际通讯》上发表。
原载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出版的小册子《毛的监狱中的革命者》（RevolutionariesinMao'sprisons），1974年5月。
自1952年12月至1953年1月，一些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在中国人民共和国被捕，并且未经审判就被关押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因此，他们未经审判的监禁完全是非法的。
在这些政治犯中，有以下人士：
郑超麟，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1901年生人。一战结束后，他和周恩来、陈毅（已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在巴黎工作。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他前往莫斯科，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5年回国后，在中共中央工作。他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俄语，他把共产主义教材翻译成中文，培养了许多年轻的革命干部。在1925至27年革命高潮中，他在武汉地区的党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郑超麟加入了托派，因此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判刑十五年。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提前释放，实际在狱七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在把托洛茨基的著作翻译成中文。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编辑了一份《新旗》半月刊，直到刊物被国民党取缔。
当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时，一些托派分子前往香港，继续在外开展政治活动。郑和另一些人留在这里，继续他们的工作，直到被捕。郑超麟作为政治犯业已被关押了二十七年——蒋介石统治下的七年、毛泽东统治下的二十年。现在他大约七十二岁了。
蒋振东，这位同志作为一名工人党员，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1925年，他参加了该市的总罢工和武装起义，之后，他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工作；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他高举第四国际的旗帜。1952年12月，他在毛泽东领导的大肃托运动中被捕。如果现在他还活着，应大约六十二岁了。
周仁生，一位革命的知识分子。他是一名职业教师，在中学（高中）任教。他在福建沿海城市厦门被毛的警察逮捕，据信现在被关押在上海。
何资深，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学生领袖，中共成立后不久就加入该党。在广东革命军北伐期间（1925至27年），他与毛泽东一同领导起义活动，先是在武汉，后来是在湖南。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转入地下工作，试图重振摇摇欲坠的中国共产党。
1929年，他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认识到中共依附莫斯科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由此成为了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曾代表“无产者社”，在1931年与其他三个托派组织合并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注：时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6年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8年，这个统一的组织正式成为第四国际的中国分部。
当他的老同事毛泽东把他关进监狱时，他的健康状况很差。若尚且存活，时至今日，他大约已是年届七十五岁。多年来没有他的消息。我们有理由担心，他很可能已经死在了劳改营里。
林华援，这位革命斗争中的老兵，1952年底被毛的警察逮捕时，担任广州印务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其他在“西南行政区”被捕的托派分子一起被送往武汉，被无限期进行劳改。如果他还活着的话，现在已经年过半百。没有一丝关于他的消息流出。
林松祺，广东中山大学的一名讲师。他在1952年的大肃托中被毛的警察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杳无音讯。
王国龙，他和周仁生同为一名中学教师。他在大肃托中，于浙江温州被捕，据信被关押在上海。
尹宽，1920年与周恩来一同在法国求学，1923年与陈毅、李富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起活跃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担任执行委员。他还是中国社会党在欧洲的书记。同年末，他赴莫斯科学习。1924年，他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25年，调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碧兰也是该委员会的委员。
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尹宽在他的家乡安徽省（中国中部地区）参与了1925至27年的大革命。1929年，他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并着手推动当时的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1932年，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入狱，在狱中呆了两年。1934年获释，但不久后再度被捕，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前才重新获释。在战争期间，他在学生中开展工作。
日本投降后，尹宽回到上海，继续做着政治工作，直到他被毛的警察逮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那他大约已是七十二岁了。迄今为止，外界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以上只是中国以政治犯的罪名而被关押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冰山一角。除了这些运动的老将外，还有许多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也被捕了。有些人被判处五至十年的苦役。可能有些人已被释放，但具体情况仍不得而知。这些政治犯的家属也遭受了同样的迫害，被囚禁在黑暗之中，下落无踪。我们敦促毛政府公布这些政治犯的命运，他们是否在世？是否有人被秘密审判？他们被指控犯有哪些罪行或违法行为？
颇为神秘的关押情况明显不符合中国宪法保障言论自由和公正审判的规定，相反，这表明，托洛茨基主义者被明目张胆地关押在违反宪法的监狱中，这是对宪法的公然践踏。若非如此，那么政府为何不公开审判他们？我们要求毛政府尊重宪法规定的权利！我们要求中国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制！我们要求释放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
我们呼吁所有曾支持中国革命、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组织在此事件上表明立场，帮助我们打破这道沉默的墙。 |
支持反成田机场的斗争（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支持反成田机场的斗争
（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局声明）
第四国际向三里冢联盟反对机场、以及整个运动反对在该地区开设机场的斗争致敬。
这场战斗，是许多国家反对资本主义造成人类环境危险日增的群众斗争的一部分。日本曾受过第一枚原子弹和数百市民突然中水银毒等的祸害，群众对这些危险特别敏感的。
我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群众反对这类资本主义罪恶的动员，是值得无条件支持的。我们要尽力去造成这样的动员。
我们呼唤世界各国的工人组织，积极地支持农民及其同盟者反成田机场的斗争。 |
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革命的决议（1971年8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关于以色列和阿拉伯革命的决议
1971年8月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张晨译龚义哲校订
以下决议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社工党，SWP）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大会于8月8日至12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举行。决议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社工党对中东问题的基本政治态度；第二部分对犹太复国主义用于为当前的以色列政权辩护的常用论据进行了反驳，又批评了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错误观点；第三部分简要总结了中东地区自1967年以来的发展情况，以及概述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阿拉伯革命的任务。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工人党无条件支持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就是说，无论当前的领导是谁，我们都支持这些斗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和发动美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行径。
以色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建立犹太国家为目标而创建的，是在牺牲了阿拉伯东部原住民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样的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和维持下去。以色列是一个奉行殖民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主要是靠美帝国主义扶持的，它与周围的阿拉伯人民为敌。
以色列是帝国主义部署在阿拉伯世界中、用于对抗阿拉伯革命的桥头堡。我们无条件地支持阿拉伯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斗争。
以色列建国的主要受害者是巴勒斯坦人，他们是居住在以色列建立时的控制区上的阿拉伯人，他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或被安置在以色列境内的难民营或是以色列新侵占的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的一部分，但他们也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集团，有着自己的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在1921年、1929年和三十年代，巴勒斯坦都发生过起义，在1936年至1939年，起义达到了高潮。在1936年，巴勒斯坦人发动了长达六个月的总罢工，把起义推到了顶点。在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巴勒斯坦人被赶出家园，这极大地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直接压迫，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在近期（特别是在1967年战争[1]之后）显著加强，这在难民营和新的被占领土尤为突出。1970年九月的约旦内战[2]进一步强化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意识。
巴勒斯坦人民反抗压迫、争取自决的斗争，采用了摧毁以色列国家的形式。当前的斗争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世俗的巴勒斯坦。我们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争取自决的斗争。
在我们关于巴勒斯坦革命与整个阿拉伯革命的纲领中，我们把支持中东所有民族（包括以色列犹太人在内）争取充分的公民权、文化权和宗教权，作为这个纲领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派别也提出了这个思想，认为这对于争取以色列犹太群众、使他们不支持以色列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出于革命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以色列国家，尽管亲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员一再抹黑与歪曲，但我们与反犹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反犹主义是一种敌视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是为了给压迫犹太人辩护、并用来加强这种压迫的。在与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压迫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是最勇敢、最不妥协的战士。
犹太民族在这个时代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把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压迫推向了最野蛮的极端。在纳粹政权统治下，德帝国主义对欧洲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今天，反犹主义依然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普遍存在。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依然存在，反犹主义的危险就会永远存在，并以新的恶毒的形式出现。
在苏联和东欧尚处于资本主义的时候，存在着多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建立工人国家后，斯大林主义特权官僚沿袭和加强了这些种族主义和民族压迫，其中就包括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人的压迫。这些国家需要一场政治革命，消灭反动的官僚，并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平等和国际主义。
包括阿拉伯世界在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资产阶级政权沿用和加强种族主义，对包括土著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民族进行压迫。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只有在不断革命中把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获得彻底的民族解放，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所遭受的压迫才会结束。
反对反犹主义、反对对犹太人的压迫的斗争，是消灭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与民族压迫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斗争要想得到彻底的、最终的胜利，就必须与全世界所有被压迫者联合起来。
犹太复国主义并不像它声称的那样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而是一场在巴勒斯坦建立殖民主义国家的政治运动。犹太复国主义统治着由以色列国家领导的资产阶级社会，它现在是世界帝国主义的盟友。
犹太复国主义既不代表犹太人民的利益，也没有促进犹太人民的利益。在以色列内部，犹太复国主义让犹太群众落入了陷阱，诱使他们去反对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而这个正义、民主的斗争是必将胜利的。以色列国家不仅对阿拉伯人进行种族主义压迫，还对来自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犹太人进行种族主义压迫。以色列资本主义对阿拉伯工人进行特别残酷的剥削，同时也在剥削犹太工人。警察在镇压阿拉伯人，同时也在加强镇压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在遭受严苛的限制，犹太人的公民权利也受到了限制。
犹太复国主义者到处宣扬：当犹太人就必须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并支持以色列和帝国主义，这是弥天大谎。这种谎言使其他国家的种族主义煽动家能够更加容易地在群众中间散播反犹主义。当犹太人遭受纳粹屠杀时，犹太复国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盟友没能拯救犹太人；现在，在犹太人遭受压迫的地方，他们也无法保卫犹太人的利益。
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以纳粹的罪行为借口，在苏联官僚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纵容下，却在与纳粹罪行毫无关系的巴勒斯坦建立起了以色列国。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倒打一耙，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解放的目标，混同于纳粹野蛮的大屠杀。在欧洲、北美和以色列广泛存在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能够颠倒黑白的原因之一。
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不同，以色列的犹太群众只有与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联合、支持建立民主的巴勒斯坦的目标，才能实现自己的基本利益。我们一直在提醒全世界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让你与你的潜在盟友——全世界被压迫者——陷入冲突，又让你与你最大的敌人——帝国主义——结盟。帝国主义在垂死挣扎中酿成了针对欧洲犹太人的大屠杀。如果不及时利用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力量来推翻帝国主义，它还会再次造成同样的灾难。
在帝国主义时期，小到巴勒斯坦人，大到整个阿拉伯民族，如果不进行不断革命，都无法完全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经济发展和其他民主任务所提出的目标。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以农民为主），战胜了帝国主义及其以色列代理人、阿拉伯民族资产阶级和阿拉伯封建残余势力，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之后，这些目标才能完全实现，才能得到彻底保障。这个革命的纲领，将把民主要求和过渡要求结合起来，以建立工人为目标。这个无产阶级的战略，意味着要无条件地支持争取各种民主权利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进步的”还是“保守的”，都无法领导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化的斗争，无法战胜帝国主义，而只会限制、分化与压制这种斗争。
只有不断革命才能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建立起群众性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党。
然而，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还是以色列，都还没有这样的政党存在。目前只有少数托派干部在这些国家活动。在以色列，有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小组参加了以色列社会主义者组织（IsraeliSocialistOrganization），这是一个成分不均的组织，尚未在政治上支持第四国际，也没有接受列宁主义的组织思想。在欧洲和北美，蓬勃发展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已经吸引了来自中东各国的许多阿拉伯干部投身其中。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各派中，没有一个在理论上、纲领上和组织上符合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准。然而，在各派中有许多激进分子，显示出了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潜能。他们当中最优秀的分子都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派别之中。1970年9月的约旦内战显示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巴勒斯坦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要派别之中，没有一个被斯大林主义所吸引、控制或改变，这是一个重要而充满希望的征兆。
目前，我们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各个派别了解有限，不清楚他们分裂的政治原因和组织之间的差异。由于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巴勒斯坦斗争的领导，我们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给予特殊支持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普遍支持巴勒斯坦的斗争行动，支持所有主要的斗争组织，并且保留表达自己对纲领及其他问题的看法的全部自由。
尽管阿拉伯人的统一是阿拉伯革命的目标之一，但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有计划地、正式地推进革命。且不说帝国主义挑动的分裂，阿拉伯国家的分裂、各国阿拉伯人之间的各种差异，是历史的发展进程造成的。因此，革命在阿拉伯地区不会同步发展，它在阿拉伯各国或巴勒斯坦时而会大有进展，时而又会遭受挫折。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中东，但是整个中东地区不会同时爆发一场统一的革命，一蹴而就形成这样的政治格局。
在1970年的约旦内战中，巴勒斯坦革命与整个阿拉伯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巴勒斯坦反抗以色列的斗争，其逻辑使约旦出现了几乎是双重政权的状态，并使巴勒斯坦战士在独立于苏联官僚和接受了罗杰斯计划[3]的阿拉伯政权的道路上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使巴勒斯坦群众发起了反抗侯赛因[4]政权的革命斗争。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已经转向苏联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帮助其发展经济和制衡帝国主义的压力。因此近年来，苏联更深地介入中东的外交和军事之中。中东与苏联接壤，在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力量会直接危害到这个工人国家，因此这片区域对苏联的外交政策来说至关重要。
但是，苏联官僚阶层是保守的，它把自己的利益，与工人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它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出于自己狭隘的利益。它把阿拉伯的解放斗争，当成是可以用来跟帝国主义做交易的筹码。莫斯科的中东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是维持现存的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瓜分中东地区，建立稳定的势力范围。苏联官僚阶层与中东的斯大林党反对任何从根本上动摇这种现状的独立的革命斗争，比如巴勒斯坦的解放斗争。
阿拉伯的革命斗争虽然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与失败，尽管华盛顿敌视它，莫斯科对它两面三刀，但它依然会继续前进，直至完成民族的解放。美帝国主义将继续在遏制与镇压阿拉伯革命中发挥核心作用，这可能会造成一种危险：这有可能会迫使美国与苏联在中东发生军事冲突，这样的军事冲突很容易升级为全球核战争。这给我们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了特殊的任务：教育美国人民了解这种华盛顿的目标及其在中东的行动，并发动人民反对它。这种危险的局面，使得世界革命的三个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的主要部分显得尤为重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官僚化堕落或蜕变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殖民地国家中兼具民主革命性质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部分
本决议的目的仅在于拟定以马克思主义来处理中东危机的政治原则的基础要点。任何为民主的巴勒斯坦或统一的社会主义的中东制定出精确的司法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我们无法确切预知中东革命斗争的时间长短、激烈程度或变化情况，也无法提供可用的策略。这些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帝国主义国家与工人国家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中东列宁主义政党的发展速度；以色列国的犹太群众反对以色列国、并积极支持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的解放运动的程度。
在我们制定的关于巴勒斯坦革命和整个阿拉伯革命的纲领中，我们支持中东所有民族（包括以色列犹太人在内）拥有彻底的公民权利、文化权利与宗教权利。但是，尽管我们支持以色列犹太人在民主的巴勒斯坦的框架内拥有坚持本民族文化的权利，我们依然反对以色列国。
犹太复国主义者为以色列国辩护的两个关键论据是：（1）犹太人是一个在全世界都遭到压迫的民族，它有自决的权利。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自决权的具体表现。由于犹太人在历史上备受压迫，所以维持以色列国存在的权利，要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民族权利更为重要；（2）不管大家怎样不赞同以色列国的现行政策或是它成立的方式，都必须保卫以色列国，使其不被阿拉伯人摧毁，因为阿拉伯革命的胜利和以色列国的毁灭就会导致大屠杀、大驱逐，导致目前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遭到压迫。
这两个论据都是严重错误的。
以色列境内犹太人的情况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存在根本的区别。在其他国家，反抗反犹主义、反抗对犹太人的压迫的斗争，是直接反抗压迫者的进步斗争。在某些情况下，被压迫的犹太人针对压迫他们的国家，提出自决的要求，这是正当的。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才会承认：如果犹太人愿意的话，他们有权在俄国境内的居住地域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犹太人在其他国家遭受的压迫，不能用来作为牺牲巴勒斯坦人、建立和维持以色列国的理由，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遭受的压迫从来没有关系。在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在压迫巴勒斯坦人。对于当地的阿拉伯人民来说，以色列犹太人是殖民主义性质的压迫者民族。以色列国是维持这种压迫的手段。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民族自决权，关键是看研究的对象是施行压迫的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革命者要为被压迫民族，也就是由于民族压迫而被剥夺了民主权利的民族争取自决权。民族自决的要求，意味着被压迫民族有权决定是否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或是与以前压迫他们的民族一起组成一个单一制的或联邦制的国家；或是它自己选择的其他自决的方式。施行压迫的民族无权决定这些问题。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其目的是由他们自己决定何种国家形式能够结束他们所受的压迫。在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往往会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
以色列犹太人是压迫阿拉伯人的民族，认为这个民族有权建立独立的国家的观点，完全缺乏革命的动力学。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承认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与压迫者民族中的劳动群众拥有相同的敌人。但它绝不会赞同被压迫民族必须支持压迫者民族的自决权。
压迫者民族或国家中的无产阶级运动，肩负着锤炼战斗的国际主义联盟的重任。它必须与被压迫民族并肩战斗，支持他们的自决权，这样它才能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反对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不能把正在与帝国主义及其西贡走狗战斗的越南人的自决权的要求，或是正在与帝国主义及以色列的压迫战斗的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的要求，同支持以色列国的要求混为一谈。后者是代表帝国主义压迫阿拉伯人（主要是巴勒斯坦人）的。在当前形势下，这种要求会让以色列犹太人去反对阿拉伯人，而他们正在遭受以色列的压迫。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第二个论据同样是错误的。阿拉伯革命的蓬勃发展，会导致以色列犹太人遭到压迫，这种推测是毫无根据的。阿拉伯解放运动将会建立一个对以色列犹太人实行民族压迫的体制，这种观点不仅与各地斗争的动态相悖，而且与斗争中最先进的分子（巴勒斯坦解放战士）的基本原则相悖，因而是毫无道理的。以为阿拉伯革命必然会造成对以色列犹太人的民族压迫，这是毫无根据的对革命的恐惧，是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了煽动反革命而大肆散布的。
当然，在理论上也不能排除以色列犹太人未来遭受压迫的可能性。如果巴勒斯坦的革命成功了，但国家政权却发生了官僚化的堕落或蜕变的话，犹太人是有可能遭到全面压迫的。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自决权的要求才是正当的。但是这种情况在未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也不能用这个理由来给以色列国当前对阿拉伯人民的压迫辩护。
未来的这种危险还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与之相反，阿拉伯革命一旦胜利，就一定会出现各种实际的问题，需要人们去克服。即使出现了最理想的情况（中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阿拉伯人民遭受的民族压迫的许多残余物还会遗留一段时间。由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的压迫，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很落后，必须推行革命的政策，给他们优待，才能使他们摆脱这种落后的境况。
在革命运动中，关于以色列犹太人的自决权的问题，向来有几种立场错误的意见。以色列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几位发言人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他们的论点。我们认为，他们的动机和立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勇敢的革命者，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号召以色列犹太人参与建立中东社会主义联邦。
他们的理论如下：
以色列犹太人形成了一个新的希伯来民族，这个民族独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东的这个少数民族应该享有自决权。在这样的革命背景下，希伯来民族的自决，并不会导致出现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式的、反对阿拉伯革命的殖民者国家。尽管这个要求现在还不到实现的时候，而且也不是为了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而提出的，但是，应该现在就把它写进中东革命的纲领，这样有利于争取希伯来群众，使他们远离犹太复国主义。
这个论点是错误的。
以色列犹太人是否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的独立民族，这个问题尚有待理论研究。但这个问题与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并无关系。以色列犹太民族是一个独立民族也好，是世界犹太人的一部分也好，我们都不能因为它的存在，就自动地承认它有权在中东建立独立国家。我们也不能只因为某个民族人数较少，就承认它有自决权。必须结合整个具体情况，来分析每一个个案，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个民族究竟是压迫者民族还是被压迫民族。
列宁主义者认为，自决权并不是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所有民族适用的抽象的道德权利。它是被压迫民族出于下列目的而提出的政治要求：（甲）发动当前被压迫的民族同压迫者斗争，使他们认为可以结束自己所遭受的民族压迫的国家形式得以确立；（乙）在这个问题上，发动压迫者民族的工人阶级，反对本民族的统治阶级；（丙）通过这样的办法，在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争，与压迫者国家的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国际主义的联盟。
被压迫民族争取自决权的斗争，为什么会走上最终废除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主要理由就在其中。而在压迫者民族的自决的要求当中，这三个要素并不存在。
即使目前的压迫者民族（以色列犹太人）的自决的要求，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才能得到贯彻，现在就把这个要求提出来，只能被当成是反对目前的被压迫民族（阿拉伯人）的。因此，在这个要求当中并没有革命性。
列宁主义认为，被压迫民族提出自决权的要求，是为了让他们认为可以结束他们所遭受的民族压迫的国家形式得以确立，所以，希伯来民族在未来进行自决的论点，暗示着这是确保以色列犹太人在阿拉伯革命胜利后不会遭到民族压迫的手段。上文说过，这种危险是杞人忧天。列宁主义者只会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要求，而这个论点却完全相反：以色列犹太人是压迫阿拉伯人的压迫者民族。现在就提出这样的要求，作为预防未来的可能的危险的手段，是毫无根据的，它模糊了当前的现实，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去关注被压迫的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正在进行的反抗帝国主义及以色列压迫者、争取权利的斗争。
提出以色列犹太人的自决权的要求，即使不是要求立刻实现，而只是在中东革命胜利的背景下提出，这在策略层面上也是错误的。由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蛊惑，在以色列犹太群众中间存在着恐惧阿拉伯革命胜利的情绪，在他们中间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助长这种种族主义的恐惧情绪。如果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人向以色列犹太人承诺：犹太人有权在未来成立另外一个国家，保护他们免遭同样的阿拉伯人的压迫，以色列犹太人会同意以这样的承诺为基础，支持巴勒斯坦人摧毁以色列国的斗争吗？这是不大可能的。这样的要求很容易就会为犹太复国主义所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者会说：以色列犹太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国家，有了自决权，任何承认以色列拥有这种权利的人，都有义务去为保卫以色列而战，尽管他在许多方面可能不赞同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此外，这样的要求肯定会被阿拉伯群众理解为变相的犹太复国主义。在目前情况下提出这样的口号，会让人质疑我们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的真实目的。
革命者的任务，不是去提出会助长犹太复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在以色列犹太人中间散布的种族主义的恐惧的口号，而是去向以色列犹太人揭露犹太复国主义如何彻底违背了犹太人的利益，如何导致他们陷入了圈套，成了帝国主义——世界各地犹太人最凶恶的敌人——反对阿拉伯解放斗争的帮凶。我们应该像以前做过的那样，向以色列犹太人解释：只有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同巴勒斯坦人和整个阿拉伯解放运动联合起来，他们才有未来。也只有这样做，他们才能逃离犹太复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在中东为他们设下的陷阱。
以色列社会主义者组织提出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口号：争取在以色列实现去犹太复国主义化。这个口号，如果是针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提出的建立一个民主的巴勒斯坦的要求而提出的话，那它就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会被理解为支持维护以色列的存在。革命者支持以色列内部一切反抗犹太复国主义的歧视性法律与行为的斗争，但是，只要维护以色列国的存在，巴勒斯坦人遭受的民族压迫就不会结束，所以，这些斗争必须与用民主的巴勒斯坦取代以色列的目标联系起来。
第三部分
中东是世界革命的焦点，1967年战争之后，中东的革命斗争变得更加重要了。自1967年的军事失败之后，埃及立刻兴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阻止纳赛尔政权被一个同帝国主义关系更密切的政权所代替。1967年之后，最显著的发展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壮大，它反映了1967年的失败之后，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高涨。通过建立民主的巴勒斯坦，实现民族自决，这个要求是巴勒斯坦抵抗斗争的基础。任何不承认这种权利，只想通过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以色列国和其他阿拉伯资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协议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人，必然会与巴勒斯坦人发生矛盾。巴勒斯坦人争取民族权利的独立斗争，赢得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群众的广泛支持。它也赢得了世界革命的其他部分（主要是殖民地革命）与它站在一起。在欧洲和北美的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曾影响了相当多激进化的先进分子，然而巴勒斯坦革命的民主目标，让这些宣传的影响烟消云散。自从1967年以来，阿拉伯革命已经赢得了激进青年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人的支持。
在这次内战中，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加强了它与巴勒斯坦群众之间的联系，在一些地区，大批群众参加了反抗侯赛因政权的斗争，但是侯赛因还是赢得了军事胜利。尽管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没有被消灭，但它被迫接受了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上的严格限制。此后，侯赛因政权通过各种军事和政治手段，进一步削弱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残余力量。约旦内战之后，一些阿拉伯国家同帝国主义走得更近了。
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国，伙同克里姆林宫与阿拉伯资产阶级政权，不断地强迫阿拉伯人民同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的以色列“和解”，这将会引发新一轮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高潮。其他地方的殖民地革命的经验表明，巴勒斯坦人民的大规模斗争，将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1970年约旦内战后，巴勒斯坦战士之间进行的政治讨论，意味着新的斗争高潮将会在政治上达到新的高度。
由于美国是插手中东地区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所以反对美国政府的目标和行动，就是我们保卫阿拉伯革命的核心任务。在1967年战争期间，在主要的左派组织当中，只有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起了保卫阿拉伯革命的国际主义运动。从那以后，由于世界革命的这个部分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保卫阿拉伯革命也逐渐成为了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活动的一部分。在1970年约旦内战期间，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起了反对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宣传运动。
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方面的政治工作，主要集中于进行教育活动，反击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革命的宣传。继续进行这样的教育活动，仍然是我们在保卫阿拉伯革命的政治活动中的核心。这样的教育活动，采用了全面报道中东的进展，扩大发行传单，参加辩论、宣讲会、组织巡回演讲等方式，教育新生的激进力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国际主义立场。
尽管美国国内支持阿拉伯革命的依然只有少数先进分子，但从1967年起支持阿拉伯革命的人数稳步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在中东的行动所激起的影响；美国国内具有国际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意识的激进分子不断增多；巴勒斯坦斗争力量与越南的相同之处。美国国内的民族解放斗争（主要是黑人和拉美裔）不断增长，使这些民族，以及支持他们的斗争的人，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团结了起来。反战群众运动使许多人认识到了美帝国主义发挥的作用，以及同殖民地革命相互团结的必要性。这些运动的壮大，将成为不断增强的与阿拉伯革命相联合的情绪的重要因素。
我们要像在越南问题上一样，提出一个反对华盛顿在中东的目标和行动的关键口号，围绕这个关键口号，组成一个具有广泛基础的统一战线。如果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危险再次出现，那就提出“不许美军干涉中东！”的口号；如果这个危险变成了现实，那就提出“马上让军队回家！”的口号。在1970年约旦内战期间，“不许美军干涉中东”的口号在有组织的反战运动内部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展保卫阿拉伯革命方面的工作，其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它提供了机会，让美国的阿拉伯学生、以色列学生和其他近东地区的学生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必须让尽可能多的近东革命者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按照这个路线不断地开展工作，就能让这些学生回国后，在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其他近东国家为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打下基础。这些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发展，将成为近东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
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展保卫阿拉伯革命的工作，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解释自己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重要问题，这是因为历史上曾有过反犹主义，而且现在也仍然存在，反犹主义可能会在美国变成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以色列国，同时也绝不妥协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与对犹太人的压迫。我们必须澄清：无论犹太人在哪里遭受压迫，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始终是最好、最坚决地为犹太人争取权利的战士，世界各国的被压迫人民是犹太人唯一可靠的盟友。“保卫犹太人同盟”（JewishDefenseLeague）之类的反动流氓集团，把自己装扮成保卫犹太人权利的战士，诱骗犹太群众去支持敌人、去反对潜在的盟友，我们要想打退这些集团，就必须向犹太群众解释清楚这一点。
犹太复国主义体制之所以感到不安，是因为在美国有许多激进犹太青年已经抛弃了犹太复国主义，转向阿拉伯革命。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参加了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在阿拉伯革命、以色列与犹太人等问题上的坚决而明确的政策，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注释
[1]指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西奈半岛和大部分戈兰高地。
[2]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大部分撤至约旦境内。巴解组织各派别都认为，要想解放巴勒斯坦，首先要打倒统治约旦的哈希姆王朝，建立一个统一的大阿拉伯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与哈希姆王朝发生矛盾。当时的约旦国王侯赛因·本·塔拉勒（1935—1999）便暗中阻挠、破坏抵抗运动。1970年9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侯赛因以此为借口，下令驱逐巴解组织，由此引发了内战。巴解组织失败后，被迫将主力撤往黎巴嫩。
[3]罗杰斯计划是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1913—2001）于1969年12月9日提出的一项促使阿拉伯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计划。
[4]侯赛因·本·塔拉勒（1935年11月14日——1999年2月7日），约旦哈希姆王朝国王，1952年继位。 |
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性纲领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性纲领
ATransitionalProgramforBlackLiberation
日益增多的美国黑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个革命才能完成黑人的解放。因此，对如何进行革命，如何把目前的斗争和要求同变革整个社会的目标联系起来的问题引起了许多讨论。要回答这个问题，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其他部分的经验可能是很有用的。这些经验指出，通向革命胜利最有效的道路是制定一个完整的群众斗争纲领和围绕为实现这个纲领的战斗行动，以及组织一个群众性的政党。
怎样才能把这些教训最好地应用到现阶段美国黑人解放斗争中呢？这就是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和回答的最重要的问题。
***
过去十五年的发展表明了什么？自从一九五五年蒙哥马利发生抵制公共汽车，从而揭开黑人运动的新阶段以来，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使美国黑人增强了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感觉。它使黑人群众的要求变成美国生活和政治中最重要的和刻不容缓的问题。它把二千二百多万美国黑人无法忍受的情况和他们决心结束种族主义制度和赢得自决权的意志，告诉给全世界。
最近，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使黑人民族主义从对不公正和不平等的深仇大恨发展成为美国黑人社会中一股强大的、上升的力量。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人詹姆斯·福尔曼在给为黑人解放运动牺牲的第一个黑人大学生小萨米·扬格所写的传记的结束语中，用如下的话对形势作了总结：“反抗人类所知的最独特的殖民奴役遭遇的历史表明，六十年代一定会作为加速进步的时代，作为黑人决心斗争使自己生存下去的时代，作为发现反抗是今天的议事日程以及人民的行动是加速历史进步的时代而载入史册。”
从一九五五年以来，美国黑人参加了大量的斗争行动，美国黑人取得的任何进步都要归功于这些斗争。但是，令人感到痛苦的事实是，过去十五年的所有斗争并没有很好地改善黑人群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也没有废除每天都使他们受罪的凌辱。只是少数来自黑人上流社会受宠的人才从摆摆样子的手法中获得了一些好处，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白人占有者通过摆摆样子的手法试图扑灭或收买群众的战斗精神。
许多经济统计证实了几乎是每个美国黑人从个人经历中所知道的东西。黑人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歧视，收入比白人低得多，工作机会少得多，工资很低，住房破烂不堪，失业率比白人高得多，受到的教育比白人差得多。在一大堆数字中举出一个数字就表明了这种情况。国内九百五十万受救济的市民中，有百分之四十是黑人。在某些州里，付给四口的一个家庭的每月救济金少到只有四十美元。在纽约市，百分之八十的救济户是黑人或波多黎各人。
尽管美国黑人高度意识到这种压迫的性质以及发觉过去所执行的政策的失败，但在黑人社会里还没有出现怎么做才能给黑人带来更好结果的明确的新观点。虽然在许多黑人聚居区里不断发生的造反一再表明存在着日益深化的群众激进化，但在把黑人聚居区的群众组织成为一种有效的斗争力量方面，取得的进步却很少。相反，枪杀黑人领袖，暗杀马尔科姆·爱克西和马丁·路德·金，钲压黑豹党以及缺乏群众斗争的组织机构，这一切已在各个阶层的黑人社会里引起广泛流传的沮丧情绪。
黑人资本主义的骗局
在这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代表人物并不是沉默的或不活动的。他们不想消除种族歧视、贫困和苦难的根源。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种族主义的压迫和经济剥削的制度所固有的东西。他们在最近几年，利用警察、州和联邦的军队来表明他们准备用最残忍的血腥钲压把黑人抗暴斗争钲压下去。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他们力图使黑人陷于分裂并破坏黑人和白人可能的联合。他们指望通过交替使用廉价让步（如摆摆样子的手法）和钲压的手段，把黑人的目前状况保留下去。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依靠通过一些民权法案和骗人的向贫困开战的计划，以平息日益增长的群众的战斗精神。这些做法都没有成功。现在更保守的尼克松政府宣布了要发展“黑人资本主义”。
这个计划的实质是希望一些主要的信贷机构，在政府作贷款担保人的条件下，帮助建立和促进由黑人个人或集团所经营的各种小企业。按这条路线去做的还不很多。关于建立同庞大的白人资本主义体系并列、并同它相竞争的微小的黑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完全是一个幻想和残忍的愚弄。尽管它也许对少数黑人资本家有点好处，但它将只能欺骗很少的黑人群众。
今天几乎所有的黑人企业都是小家庭营业，这种营业投合黑人聚居区顾客的需要，为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很微薄的收入，为其他人提供很少的一些工作机会。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黑人企业是理发店和美容院。每四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产业所有主，但一千个黑人中只有一个是产业所有主。
为了欺骗宣传的目的，尼克松和他的同伙可能帮助和设立略微多一点的黑人企业，这些企业仍然是贷款给它的银行家的债户。但是，他们不想缩小白人资本主义产业所有主和黑人产业所有主之间的巨大的差距。美国经济的主要趋向是工商业加速集中在数目更小和规模更大的垄断企业手里。这样就削减了白人小企业。更不用说杜绝了黑人企业的发展。少数新的黑人企业不能改变或倒转这个进程。黑人企业将仍然是小的、濒于破产的企业，而主要的银行、工业、保险公司、联合商店和不动产则仍然保留在白人手里并继续榨取黑人社会。
那些控制就业市场的大公司，它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为黑人工资奴隶提供较高的工资或较好的工作条件，也没有任何理由不来消除黑人工人和青年中间存在的很高的失业率。
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着，美国黑人就有权要求平等的（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获得资本和信贷的手段，以便他们能够自己经营企业，进入工厂，进入事务所和取得政府的职位。合作社也许有助于一些黑人聚居区减少白人吸血鬼的中间剥削，对他们经济生活中的微小部分取得稍多一点的自主权。但是，这同指望目前的美国企业主和管理人会满足黑人社会的需要，或者黑人资本主义会解决或缓和黑人群众最迫切的问题，例如住房、教育、就业和贫困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要这样做，就必须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行。
自由主义的主张
自由主义的黑人领导人，从惠特尼·扬格和罗伊·威金斯到拉尔夫·艾伯拉西和贝阿德·拉斯廷，都鼓吹为黑人的利益进行广泛的改革。不幸的是，他们指望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那里得到这些让步，而这些政客正是使种族主义产生并保持达数世纪之久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代理人和它在国内外的主要受益者。
这些渐进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保持在他们委身为之服务的现存秩序的范围之内。他们好象是拿着帽子乞求“主人”恩赐的家奴和侍仆。
更狡猾的是白人资本主义政客和他们的黑人帮凶明白，任何断然脱离两党制度而向左转的趋向，对他们来说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支持竞选运动和树立如象克利夫兰的卡尔·斯托克斯市长和格里的理查德·哈彻市长这样的黑人民主党人名声的缘故。这些黑人之被推荐担任官职，并不是为黑人社会谋福利的，而是用以阻止日益高涨的变革要求，如果可能，他们就串通起来互相推选，并败坏黑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把它拉回到使白人至上主义者感到放心的轨道上去。
斯托克斯市长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提高个人所得税，以便有更多的钱去雇佣警察以维持对黑人社会的控制。而哈彻市长承认，他的市政府对格里黑人面临的问题无能为力。他说：“有很多关于由黑人管理黑人聚居区的谈论，但那有什么意义呢？我是大约九万黑人城市的市长，但是，我们不能管理黑人的就业机会，不能过问黑人学校或由州政府拨款的社会机构的经费。这些事情是掌握在美国钢铁公司、县福利部门和印第安纳州政府的手里。”
革命民族主义者的立场
几乎每一个美国黑人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怀有黑人民族主义的情绪，如果不是都有黑人民族主义的思想的话。整个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包括各种各样的政治立场和倾向，从想建立黑人企业的极右势力，到纯粹文化上的黑人民族主义，到革命的左翼。
今天，成千上万的男女黑人把黑人革命看作是通向解放之路。打先锋的是黑人聚居区、街头和学校里的造反的黑人青年，他们从“第三世界”革命、马尔科姆·爱克斯和他们自己的斗争经验中汲取思想和鼓舞。最先进的分子认识到资本主义是种族主义的根源和靠山，为了从根本上废除种族主义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
这种迅速增长的革命觉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黑人，特别是青年，准备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为群众争取政权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进行的革命运动。他们现在须得设法解决如何才能实现这个革命的极端复杂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以对今天的美国客观条件的清晰了解为基础的关于解放斗争的正确和现实主义的远景，那么，成千名的优秀革命干部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或者在探索达到解放目标的过程中，虚耗时间和精力。
许多革命者看到，断然脱离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建立独立的黑人政党是必要和可取的，这个独立的黑人政党不仅是推出候选人参加竞选运动，而且要动员美国黑人社会行动起来以实现黑人社会的要求。
然而，他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怎样使为争取黑人迫切的眼前利益的斗争和推翻整个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目标联系起来。在探索这个困难问题的答案中，他们从这一极端摇摆到另一极端，没有找到两端间存在的逻辑的和实际的联系。因此，他们有时谈论由人数很少的、有高度纪律、经过很好训练的战斗小组进行武装斗争，把它当作唯一真正的革命的行动方式。当他们意外地发觉在美国，这种游击队式的活动是不现实的，在美国，革命斗争的规模需要各种力量的大规模的和极为复杂的配合，他们就退而进行间歇性的和不协调的活动，这种活动往往是同社会上对各种通常是没有什么长远影响的问题偶然爆发出来的自发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许多已经理解到必须推翻整个制度的战士们感觉到，在他们尚在寻找把成功的革命提到美国议事日程上的公式的时候，他们对这种战斗只能采取观望态度。
为了制定能现实地加速革命决战的战略和策略，首先需要了解今天黑人解放斗争的实际形势。黑人解放斗争处在什么阶段呢？
从全国来说，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还不是眼前的事，就白人工人来看，这是清楚不过的，白人工人在政治上仍然比较沉寂，他们通过工会官僚仍旧被束缚在民主党的机构里。
如果没有白人工人参加，黑人解放运动提出立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就是不现实的。诚然，如群众造反所表明的那样，比之美国社会的其他阶层，黑人群众是更愿意为反对当局，争取他们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但是，要取得国家的政权，就需要大多数居民积极的支持和参加。在美国，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况且，今天黑人群众的政治觉悟同他们的旺盛的斗争精神相比，要差得多。尽管黑人吃尽苦头，但是十分之九的黑人选民在一九六八年仍然投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票，如同他们在一九六四年所做的那样。
正确的看法是我们处在一个准备时期。一旦彻底地了解到这种情况，问题就摆正了。
第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打破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政客对美国黑人的控制。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促进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黑人政党。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怎样使大多数美国黑人沿着革命的道路更快地大踏步的向前迈进。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制定并为实现这样一个纲领而奋斗，这个纲领能够有助于把黑人群众的普遍不满和战斗精神变成一种有组织的、团结和自觉的革命力量。通过提出并为实现这样的纲领的战斗，一个小的先锋队就能在群众中间变成一个有影响的力量。
本文件的下一部分将根据这种路线提出各种建议。其中许多建议是黑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的成员所提出来的。
关于群众斗争纲领的建议
革命的群众斗争纲领的目标必须是美国黑人的自决。如同一切被压迫民族一样，黑人只有把他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取得自由。“谁想要得到自由，他们自己就必须奋力去争取。”
这就是说，黑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斗争组织，并加以统一，取得对黑人社会和黑人社会中的一切机构的管理权，必须一贯地进行推翻任何形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奴役和不平等的斗争，这种奴役和不平等是由腐朽的、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和加深的。
（一）黑人社会由黑人管理
一个民族有权决定自己的事务，这是一条基本的民主原则。因此，解放力量的主要要求是争取由黑人来管理黑人社会。这是黑人群众摆脱依靠剥削谋利的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的必不可少的步骤。
争取由黑人管理黑人社会的要求具有一系列特点，这些特点对动员群众进入革命行列有极其强大的推力。
争取黑人管理的要求，是在遍及全国的成千次斗争中自发地提出来的。显然，这一要求明白地讲出了黑人的需要，说明了黑人的现有觉悟。同时，由黑人管理黑人社会是一个民主要求，甚至连统治阶级也承认，人民有权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实行民主管理，黑人管理黑人社会就是以这一情况为依据的。这样，政府对这一斗争的反对，将有助于暴露统治阶级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的伪善——它用宣称自己一贯遵循民主的方法来控制群众的思想和奴役群众。
同时，争取黑人管理的斗争是很革命的，因为它提出了谁——是黑人自己还是资本主义统治者有权对黑人作出决定的问题。实现这一目标，可以在美国主要城市建立对抗白人政权机构的黑人据点，这些据点将成为黑人反抗力量的中心。
随着旨在赢得对特定的机构和组织的管理权的斗争在黑人社会里的发展，就会为争取对黑人社会完全的管理权的全面目标铺平道路，并吸收更多的人投入这一斗争。环绕着诸如黑人管理学校这类问题的局部斗争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些斗争，可以赢得鼓舞人心的胜利。这些胜利，即使是局限在特定地区，也有助于唤起黑人社会对其自身力量的信心，为更广阔的未来斗争打下基础。
下列要求有助于促进这一进程：
1.警察力量从该聚居区的居民中吸收，并由聚居区管理，取消警察对黑人聚居区的占领。
2.由黑人管理所有政府分配给黑人聚居区的资金，由黑人管理所有修缮、建设住房和其它公共设施的计划。
3.由黑人社会管理黑人聚居区的诸如医院、福利中心、图书馆等机构。
4.建立聚居区会议，该会议负责对黑人聚居区的事务制定政策决议并实行管理。这些会议应有各种不同社会机构的（工厂、医院、教育机构）工人中选出的代表以及按地段选出的代表组成。
各个地区性的管理委员会或管理局，应该按地方、州、国家三级衔接起来，其目的是建立“黑人社会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由代表各个地方的黑人聚居区选出的代表组成，而不是由指定的代表组成。
这样一个全国委员会可以制定共同的政策，并代表黑人社会对所有影响到整个黑人社会的一切事情，以及黑人社会同所有其它势力和机构的关系发表意见。这样，它所行使的权力要远比任何一个单一的黑人聚居区所能行使的权力大得多。为了防止全国委员会的权力为官僚主义篡夺，选举应该定期举行，代表应该随时可以被罢免，并使他们继续接受他们所代表的地方委员会的监督。
（二）建立黑人政党
一个独立的黑人政党对于组织和实行这些要求，取得对黑人社会的完全管理权，并进而取得黑人的解放，是必不可少的武器。它的纲领是要把由黑人和白人的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巨大财富用于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不再用于帝国主义战争和使少数人发财致富。
黑人政党的主要目的是领导美国黑人的群众政治行动。但是它的进步性的措施将会得到遭受资本主义统治罪恶之害的其他部分群众的支持。
黑人政党将揭露民主党和共和党无所事事的政策，并向它们进行挑战，它不仅通过参加竞选活动，而且通过组织有效的黑人社会的行动，表现出它将取它们而代之。它还将采取主动促进黑人动员起来，并同学生、贫穷的白人群众、工人和其它对激进的变革感到兴趣的力量建立联盟。它将能起先锋队的作用，把革命思想传播到美国的各个领域。
（三）党纲的主要内容
国内政策
1.社会有责任为所有人提供丰厚工资的工作。不减工资而缩短工作周的办法要扩大到一切可以实行这种办法的工作中去。为所有十八岁以上的人提供相等于工资全额的失业保险金，不管他们在此之前是否在工作。
2.从战争预算中拨划资金，以开展一个几十亿美元的公共工程的紧急计划，建设学校、医院、较好的公共交通、公园、疗养院、幼儿园、图书馆和住宅。黑人工人有权优先得到与这一建设计划有关的一切工作。
3.最低工资一小时三美元，并保证这一最低水平，以对付生活费用的升高。
4.立即结束饥饿和营养不良，保证每个人，包括老弱病残得到适当生活水平的年收入。
5.取消年收入在七千五百美元之下的人的全部所得税。取消不利于穷人的消费税。
6.对一切公民实行免费医疗。对药品垄断组织和以医药谋利的经营者实行没收。实行训练黑人医生和护士的大规模计划。
7.组织自卫队，以保护黑人聚居区及其组织。反对枪弹法，因为它使黑人解除武装不能自卫，而在此同时，白人警察和种族主义者却在攻击黑人聚居区的居民。
8.调查在黑人聚居区营业的一切房地产者和企业家的财务帐目，对他们的超额利润课税，以资助改善黑人聚居区的计划。
9.对黑人合作社和小企业增加信贷。
10.严格实行所有现存的住宅法令。承租者支付的现金不得超过他的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十。
11.没收歧视黑人的任何商号。
12.通过选举建立物价委员会，监督和管理邻近地区的物价。
13.检查所有黑人囚犯的案件，并释放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公平的审讯。如宪法所保证那样，所有黑人要由他们同种人的陪审团来审讯，也就是由其他黑人审讯。
军事和外交政策
1.停止征兵。免除黑人青年的军事服役。
2.立即从越南把美国士兵撤回来。黑人的斗争场所是在国内。
3.就黑人社会对越南战争和一切对外战争的态度举行公民投票。
4.支持宪法中规定的士兵发表反对战争和武装部队中的种族歧视的言论的权利。立即结束武装部队中的一切种族歧视。
5.越南和第三世界所有民族都有自决权。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保持团结。
6.停止政府对从南非到南越的所有压制人民的政权的援助。撤除美国所有的国外军事基地。
黑人教育
黑人社会对它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整个教育系统都应有管理权。这可按如下途径实现：
教育制度
1.选举黑人聚居区管理委员会，监督黑人聚居区的学校。
2.建立这样的一种教育制度和课程，它能满足黑人儿童的需要，为他们未来的经济稳定地位作好准备，给他们以关于自己民族的知识，使他们了解黑人的真正历史和文化。
3.父母有权干与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
4.制定训练黑人行政人员和教师的紧迫计划。优先雇用黑人教师和行政人员。
5.黑人社会团体有权使用学校设施促进有利于黑人社会和黑人解放斗争的活动。
6.提出成年教育的完善计划。
7.开除所有以种族理由迫害、辱骂学生的学校行政人员。
8.对一切学业上有困难的学生采取特别辅导措施。
中学
1.建立学生决策委员会，以管理中学的学生活动，处理纪律问题，参加学校的一般管理。
2.举行经常的、充分的集会，以讨论学校中的问题，调查学生的意见。
3.维护所有学生和教师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言论自由、组织自由、出版自由、学校报刊免受检查的自由、集会自由、邀请外来演讲者（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来校演讲。
4.取消开除学生的处分。
5.取消留级制度，对一切学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特别辅导。
6.制定一个完满的黑人学习计划，不歪曲地讲解美国黑人史和美国黑人文学，使学生明白资本主义的种族主义的真正性质。
7.制定较高级的职业训练计划。给所有想上大学的学生以足够的准备教育。
8.保证一切中学毕业生有工作。
黑人大学
黑人社会应有适合于黑人需要，适合于他们反对压迫的斗争，并使自己作为一个民族来发展所需要的大学。第三世界的大学生和教职员应能规定他们自己的教育宗旨，为黑人社会提供它所需要的一切技术和职业训练。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大学校园斗争中已经提出了下列要求：
1.供黑人和第三世界学习的科目实行自治；给予充足的经费；第三世界学生和教职员对课程设置、教育设施和政策有完全的管理权。
2.一切制定政策的团体都需要有第三世界团体的代表参加。
3.黑人社会可以使用大学设施，这些设施在黑人聚居区中要加以扩充。
4.对所有想上大学的第三世界学生实行免费的大学教育，其全部费用由政府和奖学金（每个需要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都可获得）支付。
5.保证一切大学毕业生有工作。
黑人工人
由于他们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黑人工人是黑人社会争取解放斗争中潜在的最有力量的部分。作为经济上不平等的受害者，黑人工人已经按照不同职业分别地开始组织起来，以促进他们的利益，保卫他们的权利。
要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需要有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团结。在那些白人工人有特权而黑人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的地方，黑人必须在行动上首先统一起来，并为广泛的黑人白人的统一准备基础。如底特律革命联盟运动以及底特律等地方的其它黑人组织所做的那样，工会中的黑人干部组织能够为反对雇用、解雇和提升中的种族歧视和争取工会本身中的平等待遇进行斗争。在黑人是有组织劳工的一部分的地方，他们应致力于工会民主化，发挥其进步精神，消除白人垄断工作的观点和实践。
这些目标可通过下列要求推进一步：
1.工会由会员群众民主管理。取消劳工运动中一切种族主义措施。
2.优先雇用和提升黑人工人，有自由参加学徒训练计划，获得技术性职业，高工资的管理职位的机会。
3.争取在所有工会合同中增加一条伸缩性条款，保证工资能随着生活费用的升高而自动调整。
4.争取不减工资而每周工作缩短为三十小时。
5.对申诉案件要加速审理。罢工权利不受任何限制。
6.对所有黑人工会会员给予平等权利和待遇。
7.工会完全不受政府的干涉。废除所有反劳工法。
8.通过由在职工人选出的工厂委员会对工业实行工人监督。
***
上面列举的大部分建议，已经在过去几年黑人解放斗争的进程中提出来过，其余一些建议则取自其他地方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经验。这样一种纲领是不能完全一一列出并加以固定化的，而需使它具有灵活性和留有充分余地，以便随着斗争的发展和新问题的出现，加以修正补充。
这个纲领的主旨是给黑人群众的组织和行动提供一个指针，它能把斗争引向取得黑人解放的目标，并在斗争过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就。
黑人解放运动在即将来到的美国社会主义革命中，必然将起先锋队的作用，这不仅通过它反对种族主义政权机构的高度战斗精神所起的示范作用，而且通过它的斗争来推动其它方面反对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斗争而表现出来。
黑人解放运动的战略取决于两个任务的完成。一个是把黑人群众联合起来和动员起来进行革命行动的工作。另一个是削弱敌人的力量。
由于美国黑人在美国人口中占少数，因此必须设法利用白人间潜在的社会分裂，从而减少原来不利的形势。这可以采取把一部分穷人和白人工人阶级以及同情黑人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吸收到行动的联盟中来，并使另一部分白人中立的办法来实现。上面提出的纲领的许多部分，不仅适合黑人的需要，而且也将给可能成为政治同盟者的白人大多数带来好处，因为它可以促进现实革命战略的长远目标的实现。
革命战略和策略
上面提出的纲领如何与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相适应呢？
乍看起来，纲领中的大多数条款在性质上是很局限的。
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同宪法对每个公民所保证的那些权利和自由有关的，或者只是提出扩大这些权利，如建立黑人管理黑人社会的权利。它们都可以说是“民主的要求。”
其它条款是有关保证就业、每小时工资数额、年收入、每周三十小时工作制以及有适当的医药保险等社会福利的。另外一些条款则牵涉到独立政治行动、黑人社会的自卫、黑人权力的组织。根据下面所说的理由，这些可以说是“过渡性的要求”。
逐条来看，这个纲领似乎是温和的，要是人们相信资本主义赞成民主、生活优裕和自由世界一类宣传的话，甚至会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以实现这个纲领。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要求不仅已经在黑人社会里提出过，有些条款还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同时它们也容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欣赏，在正确领导下，它们可以成为联合广大群众进行斗争的口号。这是任何革命斗争纲领的首要先决条件。就是说，首先，纲领必须以黑人的客观要求为基础。
可是，这样的纲领怎样同在美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联结起来呢？
为了理解这些，有必要进行一些一般的考察。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基本必需的生产和分配的国际统一体系正在垂死挣扎。它对人类大多数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只是带来折磨人的贫困，令人绝望的不安定，过美好生活的机会越来越少，压迫性的统治越来越厉害，一次比一次可怕的无休止的战争。
不少国家已经脱离了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了，不论它们碰到多少困难、艰苦和挫折。这些困难、艰苦的挫折，归根到底是由于它们不得不从极度贫困的水平开始建设，并且遭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千方百计的伤害和破坏造成的。在世界范围内，在俄国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后的五十年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已经变化到这些一种程度，甚至连美国从根本上说也处于守势地位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尽管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几十年的繁荣，尽管在美国资本统治者手中还握有巨大的军事力量。
在整个世界，人们都可以看到，现在任何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斗争，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它们是有力量打碎资本主义的堡垒，而迈进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去的。
这一趋势是如此之强大和深入，在整个第三世界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在那里，争取民族独立和彻底的土地改革等民主要求的斗争，已经向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上发展了。在古巴、越南和中国，这种斗争已经发展成实际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
大规模群众斗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在第三世界表现得特别显著，同时，这种趋势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在一定范围内也有所表现。劳动群众在影响他们一般生存和生活水平的严重问题的压力下，也能从事战斗性的斗争，这一斗争的逻辑是不顾资本主义的种种限制，寻求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实际解决的办法。
这就赋予这些斗争以“过渡的”性质。它们从对资本主义统治者的局部挑战开始，而合乎逻辑地发展成为反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新的革命力量。
目前黑人解放斗争中提出的主要要求，如由黑人管理黑人社会，人人都有工作机会，第三世界民族有自决权等，都是带有过渡性质的。它们是扎根于黑人社会的需要和现有觉悟的，然而它们又包含着革命的逻辑，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因而人们就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更合理的、生产力更高的制度了。
在意识形态方面，这种过渡性的要求就成为把处于资本主义下面的广大群众的思想水平，提高到自觉地理解必须争取社会主义这一高度的手段。环绕这些争取变革制度的要求的现有斗争，能够导向并成为争取政权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这样，群众就不断动员起来，每一个斗争都唤醒、教育、鼓舞和组织新的阶层提高革命觉悟和走向革命行动。
举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逻辑发展。
失业在黑人社会中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一个黑人青年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就业机会要有保障。当大批青年面临同样情况时，就可使他们达到这样一点，即能以某种战斗姿态，采取共同行动，支持使人人都有工作的斗争。
这个问题虽然不再是一个个别人的问题，如象资本家所描画并坚持主张的那样。它是一个牵涉到整个社会的问题，需要有一个通盘的解决办法。
到哪里寻找工作机会呢？一个可能的办法是，保持所有的现有工作，减少每一个人的工作时数，使得每一个寻找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做。然而，为了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尽管工作周缩短了，目前的年收入还必须加以保证。
什么样的权力能实行这样的解决办法呢？
十分清楚，只有政府能做到这一点。由于现有政府反对这样解决问题的集体办法，这种政府实际代表什么人的问题就提出了，从而为什么不该把这种政府推翻，而代之以保证人人都有工作的政府的问题也就提出了。
还提出了其它的问题。这种解决办法要求实行全国范围的计划经济，并把满足人类需要放在获取利润之上予以考虑。这样，考虑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就提上议事日程了。
黑人大学生在全国大学里的带头行动可作为说明环绕“过渡性”要求的斗争所可能起的作用的另一个例子。要求增加招收第三世界学生入学，或者大学向第三世界开门，已经表明有深远的影响。增加黑人入学人数的斗争能够，并且已经在所有教育制度内取得重大的成果，可是，争取大学校门开放——即大学教育对所有想上大学的人开放——的斗争，是不容易在这一制度内实现的。
这种要求直接引起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这样广泛的扩充教育设施的经费从那里来？如何为所有毕业的大学生找到充分的工作机会？
环绕这些要求的斗争如果坚持到底，就要涉及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本身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天然地需要有大量的低工资、非熟练劳动力的贮备，它就决不会为受剥削最厉害的那部分劳动力提供高等教育经费并承担其后果。
从推进革命的立场来看，这些已在校园内发生的斗争，不管其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能激起并导致比原来问题意义更加深远的要求的提出。整个黑人社会支持了黑人学生争取自决的斗争，并从它所树立的榜样中得到了鼓舞。
例如，争取黑人学习科目由黑人自行管理的斗争，为争取由黑人管理黑人社会的其它机构的斗争开辟了道路。如果黑人能够管理大学的黑人学习科目，为什么黑人不能管理公立学校，黑人不能管理警察，黑人不能管理社会？
这些黑人学生斗争的影响，已经可以从这一事实中看出来，即他们成功地带来了黑人同其它少数民族（包括奇卡诺人、土著美洲人、波多黎各人、印第安人）在行动上前所未有的团结。同样，他们从许多激进的白人学生那里得到支持，甚至，作为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例子，得到海湾地区石油工人进步地方工会的支持。
黑人和第三世界学生运动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表明一个有限范围的斗争如何有助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导致更大更广泛的斗争。斗争是群众的学校，是提高他们的觉悟——认识什么是必须要做的——的手段。所有使他们行动起来，争取他们自己的目标的所有要求都是值得提出，值得为之战斗，并可以汇合到整个革命的战略和纲领里面。
通过提出过渡性要求推进黑人解放斗争的战略，是根本不同于改良主义者和极左分子如何行动的观点的。
改良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是如此强大，阵地如此巩固，以致它不能被推翻，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如此。从这种悲观的看法出发，他们得出结论说，能实行的最好办法是，用说服统治者或对统治者施加压力，从而使被贫困折磨的群众的命运得到一些改善。
极左分子认为资本主义是全部完蛋了，这不仅指前景，而且指维持生存的能力。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只是靠惰性来维持的，只要轻轻一推，它就崩溃了。他们梦想通过巧妙的或者极端革命的宣传——这常常变成只是华丽的辞藻；或者依靠少数英雄的惊险行动作出榜样，就会使革命蔓延开来，促使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使群众突然行动起来而使资本主义崩溃。
与改良主义者和极左分子相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挣扎的时代，然而，它通过暴力手段，在某些场合作很少一点让步，继续阻挠群众的政治觉醒，阻止一个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并有能力领导革命的政党的建立它，仍旧有相当能力去推迟其复灭的危机。
与改良主义者和极左分子相反，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利用统治阶级所处地位的基本弱点。问题在于：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严肃的社会斗争，都要牵涉到政府权力，都要提出谁应该行使这个权力的问题，而不管在开始时，这些斗争是或看来是如何有局限性。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一种立足于这种实际情况的战略。上面所提出的过渡性要求的发展是同现在世界上一再出现的斗争的发展进程相一致的。按照它们逻辑的发展，提出这些要求，按照这条路线组织战斗，将有助于在阶级斗争中提高对现有主要潮流的认识，从而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加速这个阶段的到来，在这个阶段，同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后摊牌将成为有现实可能的事情。
解放的目标：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一个运动或一个政党的纲领是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对于一个革命运动来说，目的就是用自由平等的社会代替种族主义压迫的现存制度。什么样的社会经济组织能使黑人解放运动获得美国黑人的自决和较好的生活呢？
对这个重要问题，黑人民族主义者有各种很不相同的态度。右翼，是一些相信建立黑人资本主义的人。左翼，是那些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能解决黑人群众基本问题的革命者。许多民族主义者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明确的立场。他们说，我们碰到这一问题时，就会解决它。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严肃地献身于废除种族主义压迫运动的人所能回避或无限期地把它悬搁起来的。
要符合实际地断定什么样的经济可能取代美国的现存剥削制度，就不能采取武断的态度。这种取代的可能性，是受过去长时期内发生作用的各个重大历史因素制约的。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它决定各种对抗力量的性质及其目标。
这一点，通过对十九世纪中叶和今天黑人解放运动所面临的形势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那时，黑人的主要直接压迫者是南方奴隶主，当时，受束缚的美国黑人大部分耕种土地。当时革命的目标是废除奴隶制，给他们自由，并为他们的解放和发展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手段。
如众所周知，奴隶主的权力在内战和改造时期被粉碎了，奴隶获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可是，由于北方资本主义征服者拒绝给奴隶们以他们曾许诺过的“四十英亩地和一头骡”以及其它为取得经济独立和行使政治权力所必需的前提条件，黑人就被抛掷到新的奴役之中，一直遭受折磨至今。
现在，美国黑人的主要压迫者是资本家阶级。大部分黑人不再生活在南方农业区的种植园内或者在田间工作。他们在资本家的企业里做工，被集中到城市贫民区，在那里挣扎过活——如果不是被迫接受经济金的话。他们从四面八方被资本主义所有制包围起来，这些所有主作为雇主、高利贷主、银行家、房东、商人从各方面来剥削黑人。
为了赢得解放，革命运动必须推翻那些剥削者，因为孕育和维护种族主义和压迫的正是剥削者的制度。由于美国黑人既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又是美国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深的一部分，因此黑人解放运动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争取自决权的民族主义运动，又是反对财富和权力的资本主义占有者的无产阶级斗争。
美国黑人是过去四百年来北美所有发展阶段的利润制度的主要受害者。他们沦为奴隶，被人用船载着越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生产主要农作物，使种植园主发财致富。他们今日仍为别人的利润而劳动着，虽然今天是在城市而不是在农村，是为资本主义而不是为奴隶主劳动。
结束一切形式的剥削和奴役的时刻已经到了。只有通过废除大公司和银行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全面的和实际的解放才能获得。
无论美国黑人决定通过建立独立的黑人国家，还是与其它白人工人、其它反资本主义力量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来行使自决权，这样的措施都是必需的。
一个真正革命运动的过渡性纲领，必须具有明晰自觉的目标以指引它的所有行动，并为它的追随者指明道路。它必须满足工人阶级的要求，使他们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促使民族压迫向民族自决过渡时，必然地也将提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
通过这第二次解放，美国黑人不仅将获得自身的解放，而且将促进所有被压迫民族从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事业。 |
美国的反战运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美国的反战运动
TheAmericanAntiwarMovement
一、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在越南战争的斗争
A.目前阶段的战争
从一九六五年美帝的干涉大规模升级以来，越南战争就是全世界和全国政治的中心问题了。这场战争是美帝反对世界革命的攻势的关键部份，世界革命的轴心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一直在殖民地地区。美帝在越南的目标是镇压民族解放斗争，并在可能情况下，推翻北越工人国家，从而对整个东南亚的社会主义革命以致命打击。此外，它的目标还包括在这一地区建立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以便更好地接管原来法国、英国和荷兰帝国主义者的属地，更好地对中国施加沉重的军事压力。不管由于形势的恶化，需要有什么策略上的变化，华盛顿都将继续追求上述战略目标。
为了追求这些目标，华盛顿源源不断地把五十多万军队、最现代化的破坏性武器和几十亿美元投入在越南的冒险。但是，由于越南工农的英勇抵抗，使美国不能摧毁越南革命。
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是从相对有限的“警察”行动开始的。当越南反抗者逐渐接近于击败西贡政权的时候，一九六五年约翰逊把美国的干涉“升级”，扩大军事行动的范围。直到把它发展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主要战争之一——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士兵的伤亡已经超过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由于它在国际上引起的反响，已成为革命力量同美国的反革命力量之间具有世界规模的对抗。美帝曾经妄图使越南成为一个教训的实例，用它来恫吓全世界的革命力量，但是，华盛顿的意图现在反过来对它自身造成威胁，越南人民的坚决斗争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不仅在殖民地世界，而且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在工人国家，都同情这场斗争。越南人民的一定胜利将给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以新的鼓舞，在今后的一些年月中将会感到它的影响。
莫斯科官僚集团没有履行他们捍卫越南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美帝在越南的第一个军事战略是逐步升级，它每向前跑一步，都要进行试探，看看苏联会有什么反应。面对华盛顿的侵略冒险，苏联官僚集团却往后退却。为了保全面子，他们对越南人民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军事和外交援助，这表明他们为了实现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的斯大林主义的乌托邦战略，而准备牺牲革命运动。
这种投降政策反映在亲莫斯科各政党的态度和行动中，他们一致避免发动群众或组织群众反对越南战争——在这些国家里，共产党有大批的追随者，这就使这种罪行更加严重了。
与莫斯科应该首先承担制止华盛顿侵略责任的同时，北京也没有履行捍卫越南的义务。尽管越南战争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的危险，但在捍卫越南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北京官僚集团宗派主义地坚持拒绝与其他工人国家结成统一战线，这种态度反映在许多亲北京政党的行动中，它们宗派主义地避免参加反战联合行动，并贬低这种努力的重要性。
在工人国家中，只有古巴，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北朝鲜，在捍卫越南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坚持了国际主义的原则路线。
社会民主党组织，除了日本等少数几个以外，或者避开反对越南战争的斗争，或者在实际上参加他们本国的资本主义政府，合谋为美帝的战争效劳。威尔逊的工党是其中最可耻的例子。
因此，国际反战运动是离开斯大林主义党和社会民主党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并且要比它们来得左，年青、富有斗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以及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增长，已成为反战运动的标志。
一开头，美国人民反对卷入越南内战就具有广泛的规模。这种反对，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已经发展和加剧，至今反对的人数已扩大到大多数人口中，千百万人参加了反战运动。国际反战运动，以及因战争引起的国内社会紧张局势的尖锐化，已成为一种重要因素，限制了美国统治阶级希望使战争继续下去的能力。
尽管美国有财富和力量，美国资本家阶级还是发现，要把越南这场主要战争继续下去，同时又拨出资金用于扩大核武器竞赛、扶植和保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余部份，并分配足够的资源以消除国内的不稳定，那是越来越困难了。越南战争的结果证明，世界范围的基本阶级力量的对比，已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
出于美帝战略利益的考虑，美帝尽管在一个小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手中遭到可耻失败，但它还是不从越南撤军。然而，撤军越是推迟，华盛顿在越南面临的问题就越恶化。如果现在已不能使北越和中国的革命倒转，那么尼克松就得象他的前任约翰逊一样，至少也必须寻求如朝鲜战争那样的结局。因此，若军事手段不能取胜，尼克松就必须寻求其它手段。
一九六八年的春节攻势，为美帝在绥靖越南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提供了戏剧性的证据，拆穿了将军们吹嘘的军事“进展”和西贡傀儡政权赢得了政治支持的谎言。在美国，反战运动的行动达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在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和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几乎有一百万学生参加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学生罢课。这些群众行动反映了千百万人深厚的反战情绪。
华盛顿在越南的困境加深了统治阶级的自身分裂，对美帝在目前条件下实现它基本的反革命战略所要采取的策略手段发生了分歧意见。这些分歧涉及到：美国卷入东南亚的规模问题；越南战争导致与中国发生冲突，即发生“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问题；与苏联签订暂时性限制军备协定的“代价”和相对重要性的问题；把多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问题；这场战争在国内社会不稳定方面所付出的代价问题。美国统治阶级也发现，要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支持它的战争是越加困难了。这些分歧为群众性的反战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
在这些日益增长的问题的压力下，华盛顿改变了它的策略，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外交战线上，这开始于巴黎和谈和约翰逊退出一九六八年总统竞选。虽然“暂停”轰炸被利用来把军队调到别的地方，并且发出命令，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对敌人的军事压力”，但是“停止”在北越的轰炸还是具有部分改变策略的特点。尼克松继续奉行这种政策。华盛顿企图在谈判桌上赢得它在战场上所不能得到的东西——使越南人民的革命越出轨道。其目的是企图得到朝鲜式的解决，从而使资本主义的南越继续成为美帝在亚洲的基地。
尼克松象约翰逊一样，希望得到苏联官僚集团的支持，以迫使越南革命者屈服。虽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但是苏联官僚集团迫使越南革命者屈膝投降实行妥协的可能性，与最初几年相比，是大为减少了。越南斗争的发展已独立于莫斯科和北京了，越南领导人从一九五四年以来的经验中学到了痛苦的教训，越南战士比以前更有决心改变南越的殖民傀儡状态了。
暂停轰炸越南，尼克松大吹大擂的和平宣传以及象征性的撤军，并没有使美国军队在越南的军事行动的规模有任何缩小。轰炸的水平、伤亡的人数、以及大量用于战争的费用，仍旧和过去一样，而且还加紧了对老挝和柬埔寨的入侵。对这样一个事实，华盛顿最后也不得不承认。
美帝为获得它所企求的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时，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控制越南国家政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武装力量。没有美帝大量的军事力量的支持，西贡政权必然迅速瓦解。这一事实表明了华盛顿所大肆宣传的一些解决方案，如让西贡政权承担继续战争的方案；成立联合政府的方案；在西贡操纵下进行选举的方案，都是带欺骗性质的。只要越南革命者拒绝放下他们的武器，并继续进行斗争，美国的撤军将迅速导致西贡政权的垮台。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不解决国家政权问题的“妥协”方案都将是骗人的东西，只有当一方失败时，战争才能结束。除非在战场上或在谈判桌上发生一方失败的情况，否则，战争仍将继续下去。
当华盛顿企图赢得和谈的政治胜利时，它尤其需要时间，但是它面临着国内的反战问题和社会许多方面不稳定的增长。只要战争在继续，只要有群众性的反战行动，反战的趋势将继续增加。由于必须处理国内的不稳定和必须冒不能允许的阶级冲突增长的风险，华盛顿实现战争目的的能力受到了限制。美国统治阶级要“绥靖”越南人民就要赢得时间，因此缘故，在美国国内“平定”反战运动就成了统治阶级的基本需要。
因此，华盛顿策略的第二个和极端重要方面，是它旨在消除公众厌战情绪的宣传攻势。现在，统治阶级希望，如果不能保证大多数人支持它的侵略战争，至少要人们默认它的外交攻势是取得和平的可靠手段。这就是一九六八年约翰逊退出总统竞选，开始巴黎和谈，暂停轰炸北越的基本目的；也是表面上换上尼克松以代替约翰逊当总统，以及实行尼克松的战争政策和象征性撤军的基本目的。
一开始，尼克松政府企图给人以一种印象，即它的政策与约翰逊政府不一样。但是关于秘密谈判和幕后进展的暗示，把大多数战斗“移交”给西贡政权，以及战争一旦结束就扩大社会立法的谈话，都纯粹是约翰逊路线的继续。在日益增长的要求提供逐步阶级的可靠证据的压力下，最后，尼克松开始了象征性撤军。但是，这种撤军是约翰逊政府按照五角大楼的保证——撤军不会降低当前战争的水平——早已打算要做的。
尼克松所要争取的时间，只有付出很高代价才能取得。在企图消除公众反战情绪的过程中，尼克松的和平宣传增加了美国人民要求加快结束战争的期待和愿望。
巴黎和谈开始以来，反战情绪已大大增长，并将继续增长。这也包括美国士兵，他们日益觉得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冒生命危险去拯救西贡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不能指望削弱群众争取和平的情绪，而只能把它引入歧途或解除其武装。尼克松的宣传策略就是用来作为这样的一种镇静剂的。但是效果只能是暂时的。由于战争在进行，屠杀必将继续。在没有取得军事胜利或处于军事僵持状态的情况下，使战争降级并不符合美帝的战略目标。由于这场肮脏战争所化的代价继续危害美国人民的生命，愤怒和抗议的浪潮将会增长。四月五日、六日的反战示威，表明群众已开始觉悟到尼克松在时间上所玩弄的花招。因而，新总统面临下台的前景，因为他同约翰逊一个模样——如果不是更加令人憎恨的话。
美帝在越南和国内的日益严重的困难，为反战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和责任。反战运动的任务是制止统治阶级赢得它极其需要的变换策略的时间。一个新的群众反战示威的浪潮，要求揭露统治阶级的欺骗，要求把群众对战争意义的认识提到更高水平。
要求美军立即从越南撤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增加了。目前，反战运动通过促进把所有美国士兵送回国内的新的要求，拆穿了统治阶级的谎言，即它的巴黎和谈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B.现阶段的反战运动
华盛顿的宣传攻势暂时减弱了美国反战情绪爆发性的势头。虽然在美国人民中，争取和平的愿望继续增长着，但这种激烈的反战情绪，由于对巴黎和谈抱有希望而有所减弱；此外，部份反战联合转入进行资产阶级的选举政治，幻想通过这种手段来发展和平事业，这样，上台执政的尼克松政府，按照惯例，有一段时期没有受到或者受到很小的批评。因此，虽然在几个局部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示威，反战士兵投入行动也显著增加，但是，大规模的全国性反战示威几乎持续平息了一年之久。
在大选前几个月以及大选后的一段时期内，有组织的反战运动遭受到许多变节行为的损害。尤金·麦卡锡的竞选活动，许多资产阶级“和平”候选人把反战运动中主张阶级合作的一翼从群众行动中拉出去的情况，对巴黎和谈的幻想，都助长了这种趋势。在许多地区，反战联合受到了腐蚀或彻底瓦解了。由于这些变节行为，为组织全国主要反战示威而成立的“全国动员委员会”就逐渐失去了它广泛联合的性质。对赞成围绕着立即撤军口号进行群众活动的先锋队，采取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措施，则助长了这种趋势。结果，极左主义在“全国动员委员会”中占了优势。“全国动员委员会”用少数人对抗策略的路线来代替广大群众有组织的战斗性的反战行动。“全国动员委员会”把重点放在冒险主义的策略上，而不是放在独立的反战政治路线上。在民主党于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全国动员委员会”在芝加哥组织的示威客观上有利于麦卡锡要求提名为民主党候选人。这证明“全国动员委员会”在路线上犯了方向不明的错误。冒险主义的策略使得千百个反战青年在示威游行中遭受到不必要的野蛮镇压，这种示威游行虽有巨大的宣传意义，但作为全国性的行动，它的规模是太小了。
由于极左主义、宗派主义的方针继续把“全国动员委员会”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反战势力，这就使它不可能成为一个反战行动的联合组织，对于各种反战力量来说，下一步最迫切的步骤，是建立一个新的全国反战联合，并为组织更大的群众示威，进一步加强或重建地方的反战联合。
关于反战运动的前途，也反映在“学生动员委员会”这个反战青年的主要组织中，也反映在环绕着立即撤军口号团结起来的更广泛的反战运动的战斗先锋队里。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学生动员委员会”进行了很成功的学生罢课之后，共产党和和平主义分子就联合在“学生动员委员会”里进行分裂活动，使群众反战示威的前景受到了破坏。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他们企图抛弃反战组织的非关门主义准则。他们由于不能对“学生动员委员会”进行控制，就退了出来。
去年，我们支持一切组织群众反战示威的努力，并通过反战示威，使四分五裂的反战组织重新团结起来。“学生动员委员会”在发起并号召示威游行，促使其他反战组织投入行动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它发出了在一九六八年八月（在十月大选前）举行反战示威的号召，并发起举行会议以号召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五、六日两天进行示威游行。虽然这些行动头两次的规模不象以前的示威游行那么大，但是，他们保持了群众性行动的场面。日益增长的士兵反战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是鼓舞原有反战示威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九六九年四月五、六日两天示威的广度和规模，标志着在反战运动内部存在着的许多方向不明的状况已经消除。在越南日益增加的伤亡面前，使许多人明白了尼克松仍在继续执行约翰逊在越南的基本政策，从而促使几十万人重新走上街头反对战争。从四月五、六日两天示威参加者的规模、它对反战组织新的促进、以及客观形势的变化来看，组织新的一系列重要反战示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四月五、六两天的示威，围绕这个示威重建了许多地方反战联合。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为在全国范围重建反战联合奠定了基础。在四月五、六日以前，组织上仍然很弱的“学生动员委员会”，从那以后就成为全国反战青年有权威组织的和全国性示威的主要组织者了。
四月五、六日两天的示威，证明了“学生动员委员会”在更广泛的反战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反战运动从一开始，青年就是动员群众的主要发起人和最积极的参加者。左翼青年一次又一次地在街头进行反战运动，拒绝被拉进阶级合作的骗人圈套。他们提供大量的积极分子，并且不断地迫使比较保守的分子支持战斗性的群众运动。他们是使反战运动提出为美军立即撤出越南而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青年们同恢复乔治·麦卡锡时代法则的任何迹象都是不相容的。他们是促使保持反战运动的非关门主义性质的关键因素。
在四月五、六日两天的示威中，青年所占的比例空前增加，中学生的人数显著增加。一九六九年春季，在中学和大学内出现了以越南战争和黑人解放斗争为中心问题的群众运动的空前高涨。
在大学内，关于战争的辩论激起了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反对为武装部队征兵和为战争工业招工，反对大学的研究为战争服务的抗议浪潮。有时候，学生的罢课席卷了绝大多数的学生。这些行动表明了，在学校组织反战运动的形势是多么的有利。学校里的这样的行动有助于造成街头示威的良好气氛，反过来也是这样。这种情况肯定继续成为“学生动员委员会”反战活动的主要特色。
校园里浓厚的反战情绪使反战学生占压倒优势的反战运动很自然地具有战斗性和勇敢精神。然而，由于冒险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特别是在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采取这种行动的那些学校里，反战的抗议行动有时就受到挫折。
“学生动员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教育广大学生怎样进行最有效的斗争。“学生动员委员会”组织战斗的群众行动的经验和它的非关门主义的组织措施，是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强加给学校的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一个必要的矫正。
组织中学的反战行动的可能性特别大。现在中学的青年一代是在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战争笼罩的环境里成长起来，并日益提高了政治觉悟的。“学生动员委员会”在中学这个领域，最近获得了极大的成就。由于没有其他派别的严重竞争，在中学发展“学生动员委员会”成员的潜在能力是很大的。中学反战活动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争取民权自由，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地禁止政治活动。
去年，士兵反战活动有显著的增加，华盛顿的和平宣传和开始巴黎和谈提高了士兵的反战情绪。新生的力量反对在非正义的战争中战斗和死亡，而这场战争连政府也承认，在军事上是不能取胜的。士兵反战斗争的增长给反战运动增添了巨大的新的社会力量，成为今后反战斗争的一个经常的特点。
在过去一年中，一些重要的成就是：（1）一九六八年十月全国范围的反战示威；一九六九年四月五、六日两天最重要的全国反战示威。参加这些示威的士兵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2）由士兵在当地出版和发行的士兵反战报纸的日益增加。（3）杰克逊和布雷格兵营士兵争取权利的斗争。
这些发展全都反映了在军队内部广泛传布的反战情绪。从一开始，我们就是对士兵反战行动的潜力一贯地抱着希望的唯一政治派别。我们最坚决地主张反战运动要采取政治手段，把士兵作为一个同盟者来争取。我们的对手，和过去许多反战积极分子一起，则采取一种道学的态度，他们鼓励个人拒绝应征，并谴责个别士兵似乎和帝国主义分子共谋侵略越南。他们轻视士兵反战活动的潜力，使得他们盲目地拒绝从政治上接近士兵。然而随着士兵反战斗争的高涨，我们的立场已为实践所肯定，而且迅速被广大反战积极分子所接受。但是，在反战运动内部，在评价士兵对反战运动发展的重要性和怎样接近他们的问题上，仍存在着深刻的分歧。
我们的立场是建立在军队的群众性的基点上的。武装部队的士兵是由应征入伍或在招募压力下入伍的人们所组成的。正是因为这样，军队就有反映社会上青年横断面的倾向，而且军队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就和民众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很相似。目前军队就倾向于接受青年中间存在的许多政治激动，从而使自己的反战情绪高度激化。另外，征兵制的种族歧视性质意味着在军队中黑人青年和棕色人种青年所占比例很大，在前线，这一比例还要大。
反战情绪在士兵中间，象在青年中间一样，传播很广。但是，由于军队特定的性质，士兵反战活动仍然处在初期的阶段。客观发展表明，由于他们越来越多地同群众斗争结合在一起，可以预料，士兵反战斗争的步伐将会更快地加速。军队里真正群众性的抗议斗争和激进化，只有同民众中同样类型的斗争和激进化相结合，并且在民众准备支持和保护反战士兵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我们希望士兵和民众的反战抗议斗争平行地、紧密结合地发展起来。
因此，我们把士兵看作是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代替反战运动的东西。反战运动的轴心仍旧是动员群众（包括士兵和民众）去反对战争。
争取士兵民主权利的斗争，对于士兵的反战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种斗争要同民众的反战情绪结合起来，并且需要采取集体行动。集体行动是士兵反战斗争最有效的方式。这种主张有三个方面的含意。
（1）主张公开的集体的反战行动而不是孤立的个人行动“地下的”组织活动。
开小差，拒绝服从命令，或其它个别的行动，对大多数的士兵来说，是不会接受的。采取这种做法的士兵很容易遭到军官的迫害，得不到任何适当的收获。这种孤立的行动也许会安慰某些人的良心，但不是政治上反对战争的有效手段。政治气候有利于进行公开的、集体的反战行动，而不是“地下的”组织活动，这种活动如果没有必要，进行起来就会更加困难和愚蠢。
（2）主张把士兵看作是公民——士兵。
一个士兵是暂时穿着军装的公民，因此，他依旧保持公民所有的一切宪法权利，包括言论先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充分使用民主权利是大多数士兵手里的有力工具，反战士兵正是为这大多数士兵说话的。军官企图利用军队来抵制士兵的这种要求，他们害怕真正的民主，但对于士兵来说，它是斗争强有力的和必需的部分。尽管军官力图限制士兵行使宪法的和民主的权利，但是在军队里，这些权利能够通过斗争来取得。
（3）主张集中注意于士兵所主要关心的问题——越南战争。
就军队目前的情况，士兵对许多不同的问题都有正当的牢骚。但是，最大的联合可能在反对越南战争上建立起来。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士兵会得到民众最广泛的支持和保护，民众会反对军官试图迫害和限制他们享有宪法上所规定的权利。
同为特定的群众示威所组成的联合不同，如果士兵联合的基础包括其它的主张的话，士兵就不能有效地组织反战活动。由于军官继续可能迫害士兵，就需要严格遵守这三点。经验表明，按照这三点作法，士兵就能有效地反对战争，减少受迫害的机会，并反抗对他们的任何迫害。
由于军队中士兵内部及外部的反战情绪很深，军官必须小心行事，在许多场合中甚至作出让步，而不是太简单地处理反抗者。军官的让步鼓励了其他士兵参加反战活动。
士兵已经取得了离开基地和不穿军服的情况下参加示威的权利。然而，军官还是力图阻止士兵运用这个连五角大楼都承认的权利，例如规定士兵在示威的日子里必须返回基地。他们往往以违反某些官方的其它规定为理由，如穿着军服游行或者所谓擅离职守，而对士兵采取惩罚措施。示威权利的确立为组织士兵参加反战示威这一有效运动打开了大门。
由反对越南战争的士兵联合发动的杰克逊和布雷格兵营斗争的发展，是已经发生的反战和争取民权自由斗争中最重要的一次斗争。它第一次提出了士兵有权利在基地和穿军服进行反战示威这个中心问题。这是更高水平的争取士兵权利的斗争。军官不敢象预想的那样迫害杰克逊兵营的士兵，是反战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它表明动员广大民众支持这种有效策略的重要性。可以预料，那里正在进行的为争取士兵在基地穿军服进行示威的权利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在取得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并对杰克逊兵营案件仔细地提出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根据的情况下，这个斗争必将能最有效地实现。
宣传杰克逊兵营案件的教训对于说明士兵反战行动的性质将有一个重要的帮助。反对越南战争的士兵联合，说明了目前正在进行的士兵反战活动，能够不靠军队外面的民众而靠基地上的士兵自己，按照上述三方面的途径最好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反战士兵能够成为总的反战行动联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力量一起组织群众的示威；同时，它和学生反战委员会在一般反战联合中的做法一样，根据士兵反战活动的政治途径保持其特殊的士兵形式。
我们关于士兵反战行动所进行的主要活动，将围绕着下列三点：（1）组织士兵参加反战示威；（2）宣传反对越南战争的联合；（3）散发士兵的报纸。
劳工反对战争的主要表现是，拒绝为战争而牺牲和在战争期间联合斗争的增长。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统治阶级强迫人民作出牺牲的情况下，工人为维护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参加罢工的人数已经锐增。反战运动是促进这些斗争的一个因素。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分裂（它在工会官僚内部爆发了公开的争吵）部分地反映出工人中正在增长的战斗精神。
随着反战情绪和一般社会斗争的继续增长，工会的官方领导人更难置身于反战运动之外。某些地方工会已经同意反对战争，并且给反战示威以支持。这种情况现在可能变得更加广泛了。反战运动有机会和有责任促进这个演变过程，并尽可能使工会运动参加到反战运动中去。下层的工会职员可能被争取到现在的反战运动方面来，这样就为反战运动同工人阶级队伍的接触增加了机会。
为了对付反战的压力，工会官僚的某些部份，特别是上层，必然会施加巨大的压力来支持排外作法以反对战斗者；支持谈判的路线而不是支持撤出越南；以及支持资本主义的政客。必须同这一切做法进行斗争。但是，可能来自工会官僚的不利的压力将会被工会中新增加的社会力量，和更容易吸引工人阶级群众参加反战斗争的机会所抵消。
反战运动的增长，是和黑人群众斗争的高涨平行发展起来的，而且有联系的。同非白种的越南人的斗争以及一般的殖民地革命休戚相关的心情，是助长新的战斗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巨额的战争费用使得统治阶级要向黑人群众许诺让步，使得汤姆叔叔（指黑人中主张与统治阶级妥协的人——译注）要去阻止日益增长的斗争，变得困难了。
在美国黑人中，特别在青年中，反战的情绪大大地增长了。这种情绪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有更多的黑人参加反战示威上面。
几乎每一个黑人组织都表示反对战争，这些组织中的许多组织同越南的革命紧密团结一致。某些黑人组织参加了以发动群众示威为目的的反战联合，这种群众示威大部分经常在中学和大学里进行。黑人学生在斗争中提出的许多要求，都明确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中学和大学为越南战争服务。在军队内部，黑人士兵是士兵反战斗争的主要力量。
工人阶级和黑人群众都以巨大的社会力量来支持结束越南战争的斗争。反战运动必须要用取得他们的支持并和他们团结一致的方式，继续开展它的活动。
C.一个反对越南战争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略
群众的反战运动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激烈的战争刚发生的时候，反战运动就已发展并激化起来。反战运动是在劳工普遍激进化之前，并且是在缺少一个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情况下发展的，因而反战运动就把组织大规模街头示威作为独立地表示和组织美国群众反战情绪的主要手段。这些示威远远超过象征性的抗议表示。它们是防止社会平静气氛得以建立以利于战争延续的主要因素。持续的和日益壮大的群众性反战示威，是限制美帝国主义推行越南战争和企图发动类似的其它战争的能力的关键因素。
以越南战争和它的国内反应为特色的过去几年，可以看到许多方面的社会冲突激化了。反战运动是促进这些社会冲突的关键因素，因为群众性的反战行动能够影响广大的各阶层群众，并促进青年、士兵、劳工的抗议斗争和黑人运动。
这种定期群众示威的政治独立性有助于制止反战情绪中经常出现的转向阶级合作的倾向，如果转到这个方向上去，那就会减少反战运动的影响。反战运动的行动能制造一种使抗议斗争合法化的气氛，防止战时歇斯底里的发展，便于把几年前存在过的麦卡锡主义的许多迹象顶回去。依靠反战运动的榜样力量，在战争时期中，人民反对政府政策的权利才被重新肯定下来，这是对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一种含蓄的挑战。
越南战争和群众反对越南战争，向越来越多的人们揭露了美国资本主义不民主和反动的本性，产生了激进化的新浪潮，特别晨青年中间。这给社会主义工人党发展党员创造了大好时机。
反战联合是组织群众反战示威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手段。这样的联合是统一战线策略的一种特殊形式。它符合目前状况的特点，即群众性工人阶级政党的缺乏和工会官方领导的政治破产。最重要的是这些联合的非关门主义的性质，这使得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保持他们自己独立政治立场时能够参加这些联合。这是不断壮大反战运动的左翼力量和维持反战示威的独立的群众行动轴心的主要因素。
事实证明，这样的联合，从它的组成成分上来说，是不稳定的和容易变化的，它是由各种反战组织、个人和政治派别松散组成的。唯一能团结反战联合中的各种不同派别的办法，是组织群众的反战示威。反战运动在政治上和组成成份上是如此多种多样，以致它不可能作为一个有总的政治纲领的联合的基础。但是在联合行动中，反战运动中的不同组成成分都能组织街头示威，这种示威客观上具有反帝性质，而不管各个参加者和组织者在其它问题上的观点是多么的不同和对立。
在更广泛的联合内，我们谋求建立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为基础的左翼。与一切要求谈判的意见相反，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是支持越南人行使自决权的唯一原则路线。它把支持自决权和士兵、工人阶级和利益同反战情绪联结在一起。
反战运动的历史就是不断地为它的路线、它的方针和它的前途作斗争的历史。反战运动受到巨大的压力，要它背离独立的、反帝的、群众行动的轴心。在这方面有两个主要的威胁：（1）被引入阶级合作政策；（2）转向会使先锋队孤立和使反战斗争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和冒险。
这两个威胁有时是很严重的，虽然从未严重到足以长久地改变反战运动的群众行动的方向。反战运动中的其他分歧一般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参加是保持反战运动的群众行动方向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反战运动所面临的基本方针问题，是如何反对阶级合作的威胁。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试图利用反战运动作为在民主党内施加压力的工具。这股潮流在一九六八年大选期间表现得十分强烈。
以使反战运动“离开街头”为既定目的的麦卡锡竞选运动，成功地使许多阶级合作主义者离开了群众示威队伍。阶级合作主义者竞选策略的其他变种，是进行五花八门的“和平与自由”的第三个候选人提名的竞选运动，其目的是使反战运动中较有战斗性的一翼迷失方向，因为他们不能直接被拉入民主党。
由于没有群众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对抗这些亲资本主义的候选人，我们力图使反战运动避免参加选举运动，而主张在大选期间继续组织群众性反战示威。只要有可能，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进行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选举运动，把反战运动内部最富于革命性的力量争取过来。
反战运动中阶级合作主张的另一个变种，是“多种问题”的组织路线。各种类型的改良主义者主张各种反战力量在一个总的政治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反对只搞单一问题的联合反战行动。鉴于阶级成份、政治路线以及参加反战运动的各种不同的团体组织，这种“多种问题”纲领只能是自由主义——改良主义的。它将是通向阶级合作主义的选举政治的桥梁，并转移对反战示威的注意。
随着日益增长的青年激进化的结果，这个论调最近还添加了把具有群众行动的反战运动改变为一般的反帝运动的左的词句。但是，这种表面上组织起来进行一般反帝斗争的联合，将是一个骗人的东西。那个任务需要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引向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的纲领。反战运动在行动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但不是所有参加者的纲领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个“多种问题”路线的真正作用只会建立口头上的激进，而实际上仍然是用改良主义的组织来代替组织群众性的反战示威。
我们的反战运动的路线，提示了越南战争和美国社会紧张状态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紧张状态为种族主义、反劳工法、通货膨胀、税收、削减社会福利立法等等所加剧。通过揭示这些问题同越南战争的关系，反战运动才能提高它接近工人阶级和黑人解放运动的能力，并把更大的力量吸引到反战斗争中来。对于朝革命方向发展的新的激进化的力量，我们不是提出同自由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联盟的纲领，而是向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反战运动中改良主义者主张的另外一个变种，是力图把行动限制在地方或“聚居区”的范围内，并围绕一些眼前的问题组织他们的活动。这条路线通常是和组织群众反战示威的路线相对抗的。它的反对者试图用为眼前的社会福利问题的斗争来代替对越南战争这个主要问题的正面进攻。我们的立场是把工人阶级和黑人群众局部的和眼前的斗争同群众的反战示威结合起来，而不是把它们互相对立起来。实际上，群众的反战运动的行动有助于促进这些其它问题的斗争。
把反帝斗争转到冒险主义的方向，从而把反战斗争同群众的反战情绪隔离开来的危险，在去年是相当大的，虽然从长远来看，还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通过“个人良心”行动违抗军事命令的和平主义路线和小规模的对抗策略的冒险主义路线，同样都不能把广大群众工人阶级争取过来。这种小规模对抗路线最有害的特征是，它用好斗得出奇的策略，及其只能影响少数参与者的路线来代替组织群众投入行动的政治路线。
尽管群众反对战争，这种极左路线的力量源泉随着战争的继续，还是枯竭了。极左分子看到了日益增长的激进化运动——但尚不是大部份工人阶级的激进化——便企图寻找捷径以回避引导工人阶级投入行动的更艰苦的、持久的和必不可少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主义不过是机会主义的反面，它寻求捷径以支持资本主义政客。极左主张的这两个方面为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的示威运动的性质所清楚地证明，那次示威把进攻的策略同支持麦卡锡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远见，今天的极左分子很容易变为明天的机会主义分子。
我们把有组织的极左集团（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同它进行斗争）同愿意反对资本主义但由于急躁和无经验可能一时陷入冒险主义骗局的新的激进青年区别开来。我们必须耐心说明，群众性规模的、旨在把工人阶级、士兵和黑人争取过来的战斗性的反战行动，是政治上行之有效的必须采取的行动。和统治阶级的对抗基本上是政治对抗，而不仅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冲突。
随着巴黎和谈所引起的政治方向不明状况的继续消失和群众反战示威的日益增加，对于反战运动来说，同各种极左和冒险主义主张清楚地划清界线，就成了绝对必需的了。否则，它将有脱离现行群众反战情绪的危险。
这种对群众行动轴心的双重挑战，同样反映在对征兵制的不同主张上面。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征兵，反对征兵的歧视性质以及反对统治阶级利用学校强制征兵。我们赞成反对征兵的群众行动，这种行动是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政治上是为了争取被征入伍者和应募者的支持。我们不提倡个人不服从征兵，但是支持士兵拥有反对战争这一宪法上写明的权利。
有两条其它的路线是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方针相对立的：（1）自由主义的反征兵路线，旨在运动国会修改或废除征兵。这种路线在反战运动中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2）不服从征兵的个人行动的路线。
当士兵反战行动发展起来的时候，反对征兵的主张便逐渐减少了它的影响。目前，绝大多数的青年并不采取拒绝征募的做法。个人拒绝征募是无效的，因为它使那些采取这种行动的人，易于遭到迫害并使他们孤立于青年工人和其他青年群众之外。况且，拒绝征募的路线不能获得士兵们的支持，士兵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人逃避参加军队的不能允许的手段。
反战运动的历史是以坚持要求美国军队立即撤出越南这个持久的斗争为特征的，它反对各种各样主张和谈或不要求立即撤军的说法。在反战运动内部，我们为要求立即撤出美军而战斗，把这作为支持越南人自决权的方式。反战运动的左翼是围绕着立即撤军的要求组织起来的，并成功地使它成为群众反战示威的主题。
在巴黎和谈和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手法瓦解反战运动的背景下，阶级合作主义者还会重新施加压力，要求把这些阴谋手法当做好东西，而不提立即从越南撤出全部美军的要求。一部份美国反战运动提出的关于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九点纲领或临时革命政府的十二点纲领的建议，也成为要求和谈的另一方面的压力。这个建议是从支持越南人的自决权上的倒退，是为美国有权谈判越南前途偷偷地作了让步。用支持民族解放阵线或临时革命政府的宣传立场来对抗华盛顿的和平宣传和象征性撤军的做法，也会成为陷害反战运动的一个政治陷阱。当尼克松政府正在企图把自己打份成好象也是希望撤军的人的时候，这样的做法将被尼克松政府的人员所利用。我们将继续为把“所有的士兵立即撤回家！”作为中心口号的反战运动而进行斗争。
关于是否进行群众反战示威问题一直所进行的斗争，是同保持反战联合的非关门主义性质的斗争密切相关的。主张阶级合作的势力一贯力图把改良主义的政治纲领强加给反战联合。极左分子则试图把反战联合的工作限制在那些能够接受他们的策略和口头上主张激进主义的人们中间。有时这两种倾向都企图破坏反战组织的非关门主义的基础。目前我们正继续进行斗争，以维护非关门主义的性质和保持街头反战行动作为单一斗争中心的团结。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团结各种不同倾向为这个单一的目的而进行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支持了并建立了战斗的左翼组织作为更广泛联合的一部分。
反战运动向美国工人阶级的一切派别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挑战。它考验着他们认识和回答世界和国内政治重要问题的能力；考验着他们保卫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能力的诚意；考验着他们制定政治路线并把它应用于解决当前政治问题的能力；考验着他们训练干部在生动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以及考验着他们争取由于越南战争而激进化的数千名青年新生力量的能力。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反战运动中的活动和我们政治对手的活动成了鲜明的对照。
自从一九六五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向华盛顿进军以来，有组织的和半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大多数被反战运动甩在一边，那时他们已不能把关门主义的做法强加于人了。由于沾染上冷战时期的反共意识形态，社会党公然抨击非关门主义的群众行动的反战运动和立即撤出美军的口号。它的工作只限于为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政客搞竞选活动，或者通过支持谈判的请愿运动之类的努力来影响群众。社会党在六十年代初期对和平运动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目前在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众运动面前却停滞不前。组织松散的“第三阵营”——社会民主党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参与反战运动，所取的成绩也极其微小。
毛主义的进步劳工党对反战运动采取宗派的和回避的方针。反战运动一开始，进步劳工党就同“五月二日运动委员会”搞在一起，宣布它自己是所有反战行动的唯一组织，但是它从未能组织过群众示威或者从不愿意吸引其他派别一起斗争。进步劳工党拒绝参加联合行动的反战联合，使它几乎同日益发展的反战运动不发生关系。进步劳工党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放弃反战斗争的时刻加入它的行列，解散了“五月二日运动委员会”。虽然进步劳工党从它打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策略中得到一些收获，但是它使自已丧失了许多参加反战运动的激进青年。在一般的青年激进化运动中，它的政治收获也是很可怜的。
共产党是断断续续地而不是一贯的参加反战运动的。共产党的基本路线是力图利用反战行动和组织来作为对民主党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在反战运动内部所有重要的争论中，它总是推行阶级合作的路线。它仍然敌视“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委员会”这个左翼组织，把它看作是它的青年组织和受它操纵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和平委员会”的对手。
由于反战示威的群众性，共产党还是被迫参加了联合行动的反战联合，在那里它遇到我们的直接竞争，结果比起社会主义工人党来，共产党是相对削弱了，尤其是在青年干部方面。这个力量对比的变化是反战运动争取革命先锋队斗争的最重要的副产品之一。
有组织的极左集团的影响比较小。某些象“斯巴达克斯团”和“工人团”那样的组织几乎完全拒绝参加反战运动。那些参加反战运动的组织，如“工人世界青年反战反法西斯组织”的人不去组织群众示威，而是力图把冒险主义的行动强加给它们，或者完全和它们割离开来。尽管存在着很多无组织的具有战斗精神但缺乏经验的激进青年，但有组织的极左小团体无论在人员方面还是在直接组织影响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成就。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不是工人阶级运动的派别，只是一个组织得很松散的各种对立派别和无组织的激进分子的混合体。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一九六五年向华盛顿进军以后，就放弃了反战斗争。虽然“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有相当的增长，但是由于它采取回避方针，它在有组织的反战运动内部的全国性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地方支部不是通过全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而是通过现存的反战组织，主要是“学生动员委员会”，参加了反战运动。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内部萌长的政治分化进一步使它作为全国性组织的活动能力陷于瘫痪。这样就为如下两方面的情况打开了大门：（1）“学生动员委员会”在反战青年中成为一个更有权威的组织者，这些反战青年还包括一部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成员；（2）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吸收更多的最富有革命思想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成员。
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唯一的工人阶级派别，它一开始就认识到反对越南战争的头等政治意义，并把保卫越南革命作为它的应尽的义务。我们把反战斗争看作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活动舞台，并在各种不同的水准上参加斗争。我们是把群众反战示威当作主要路线和政治上要求美军立即撤出越南的最一贯的战士。人们对我们这条政治路线的支持和我们为实现这条路线以组织反战行动所做的始终不懈的努力，使得我们能够在领导现有的群众运动中发挥决定性的影响。
越南战争是美国发生激进化新浪潮的主要因素，这个激进化新浪潮开创了建立革命政党的大好时机。作为反战运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一翼，我们就能够接近大量的激进青年，使他们听取我们的政治纲领，从而大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过去几年中，新参加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成员大多数直接来自反战运动。在反战运动中，我们的政治份量加上我们日益扩大的新成员，便改变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的力量对比，同我们的对手相比，是十分有利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
反战运动是社会主义工人党培训新干部的重要基地，使他们获得在群众运动中运用过渡性纲领的宝贵经验，以及使他们能够在实践中学到如何在保持政治坚定性的同时，在策略手段上灵活机动。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经受了各种反对倾向的考验以后，还能给它们以沉重的打击，并把它们的成果减到最小程度。由于共产党仍然是同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争取领导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主要的长期的竞争者，这种在同共产党的关系方面的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反战运动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是争取领导工人阶级普遍激进化的一部分准备工作，工人阶级的普遍激进化即将来临，它将决定美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
我们在反战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继续组织群众反战示威以给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并由此继续从业已朝着激进化方向前进的日益增长的人员中吸收新党员。
二、社会主义工人党关于军事政策的主张
及其自一九四○年以来的演变
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军国主义巨大发展，军事政策便成为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过渡性纲领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忽视阶级斗争的军事方向的幼稚观点早已过时。国家、民族和阶级之间的现实关系迫使每一个政治派别确定立场，制定对付帝国主义和进行阶级之间交战的政策。
在其他领域一样，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一领域的立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根据第四国际新解释和运用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统制定的。在我国，从我们运动的开始阶段就一贯遵循这条总路线。但自一九四○以来，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这条路线在策略的运用上有过两次变化。
一九四○年，在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主义工人党以无产阶级军事政策的形式提出了它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反战纲领。它结合当时工人阶级的心理状态和当时的政治条件，具体运用了一九三八年通过的过渡性纲领所提出的办法。
这个纲领是以下列思想为基础的：（1）纲领继续不调和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产生战争的资本主义制度。（2）为了进行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纲领规划了赢得工人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前景。（3）纲领强调必须建立一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去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的主张，与那些职业和平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军国主义问题上所散播的令人迷惑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混乱截然相反。
和平主义者是从乌托邦的前提出发的，即认为通过同抱有良好愿望的人民的合作能够取消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这些人能够说服帝国主义者不去制造战争。和平主义为了阶级和平，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地反对阶级斗争的发展。
和平主义者如此这般地从道义上和宗教上反对暴力，而不是只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因而就变成反对一切武装自卫的权利。他们用个人的“见证”来代替有组织的联合行动。他们从良心上拒绝军事征兵和军事训练，结果变成逃避兵役，造成囚禁入狱等牺牲，这进一步把反战分子从群众中隔离开来。
在战时环境下，如同在尖锐的阶级冲突的时代一样，和平主义的思想同样是有毒害的。它挫伤并错误地引导了反战活动分子和反战运动，妨碍了群众的动员，结果被帝国主义者所玩弄。
只要国与国之间和平关系还保持着，和平主义作为一种策略，看来可能是讲得通的，但是一当宣战，它就像一只戳穿了的气球一样变成了泡影。过去，只要统治阶级一旦把国家投入战争，许多职业的和平主义者就变为狂热的战争支持者。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一贯认识到，在战时环境下，军事政策是带有强制性的。
斯大林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除了他们的阶级合作政策和支持屈服于战争贩子的“和平”候选人的错误路线之外，他们所采取的立场与纯粹的和平主义者单纯反对军国主义的态度没有根本差别，并且已被证明，在反对资本主义及其战争的斗争中他们同样是软弱无力的。历史上，在战争爆发后，他们不是屈服于战时的国家政权，就是拒绝提出或执行一种从资本主义统治者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纲领，而这正是废除资本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唯一途径。
一九四○年通过的军事政策是一条革命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目的是在当时的战时环境下，促进工人反资本主义斗争。
这一军事政策预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无产阶级革命会直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这一军事政策还希望工人群众在大规模的应征军队中起决定性作用。
纲领提出的过渡性措施，是沟通革命先锋队同年青的应征加入美国武装部队的工人——士兵之间的桥梁，这些士兵受到了反希特勒、反法西斯、保卫国家、民主和爱国等各种情绪的影响。这些过渡性措施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军事机构中确立他们的阶级地位，这样就有可能使他们一步一步地取得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控制权，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好准备。
这一事业，由于我党公开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它戏剧性地从一九四一年根据史密斯法所进行的审讯案和发表的文件中表现了出来），从而在政治上有所准备而得到了加强。
作为它的纲领的一部分，党继续无条件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同时，也承认这一事实，即工人的反法西斯和爱国主义的情绪使他们支持强制性的兵役制。因而，针对资本主义的军事征兵制，提出由工人组织进行征兵的意见。它主张在工会控制下进行军事训练，经费则由资本主义政府提供。
在资本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法西斯反革命威胁的条件下，这些建议的目的在于建立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军事编制，以捍卫劳工的利益。
被征入伍的党员，作为个人，服从了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在军队中，他们学习军事技术，并力求取得士兵同伙在政治上的信任。他们作为社会主义者参加军事机构，被人认为是革命行动的必要条件，如果事情发生有利的转折，就有可能使大多数人把他们的思想从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争取工人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这一套在战争初期以宣传形式提出来的措施，不能成为冲突时期争取真正行动的基础，因为战时的实际状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同我们的预料不一致。
在军队中发生的最激进化事件，是太平洋战争末期美国士兵发动的“我要回家”的运动，它削弱了武装力量，打乱了五角大楼战略家的计划。
虽然在西欧爆发了革命形势，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革命并没有胜利。世界革命的轴心转向殖民地世界。
在战后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世界形势，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时期的形势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的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尽管仍然保持着，但这种对抗同帝国主义对工人国家发动的冷战以及对殖民地革命进行的军事干涉相比，已处于从属地位。美国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为世界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工具。
这些全球性的发展，使美国人民对于华盛顿提出的武装干涉问题的观点，产生了显著变化。人们几乎一致赞同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当时有着一种幻想，即认为这是一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战争。
然而，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时期，爱国主义的狂热就显著地下降了，那时已产生了相当多的积极的和公开的反抗，但还局限于左翼的范围内，而左翼正处于衰落的状态之中。
越南战争使公众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在激烈的战争期间，一个空前未有的反战运动已经出现，它继续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反战运动由叛逆青年领导，他们是属于政治迫害时期以后的一代，他们是受到殖民地革命和黑人解放斗争的鼓舞而激进化的。
同敦促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相反，一九六五年以来，失败主义的情绪已经在大部份人口中占上风。这种对帝国主义者的反抗直接表现在同情越南人民的革命上，间接表现在谴责战争的非法、不道德和非正义性上，以及有组织的工人和黑人不愿意为战争作任何物质的牺牲上。
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保护者，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在美国成为帝国主义集团的优胜者的过程中，它就成为垂死挣扎的国际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矛盾的牺牲品了。为了采取各种规模的日益扩大的措施来阻止全世界反帝和反资本主义群众斗争的潮流，华盛顿不得不提供资金和主要军事手段。
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以征兵、大量的军事伤亡、高额的税收和通货膨胀对实际工资的压力，以及根本不考虑迫切的社会需要等形式落到人民的头上。这些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的后果，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越南冲突提出质问，对官方所奉行的这套理论提出质问。政府雇用的官方的蛊惑宣传和无耻欺骗已经引起广泛的怀疑，因为它把美国干涉越南说成是正当的。日益增长的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批评和对战争的愤慨使得要求迅速制止战争的人数越来越增多了。
群众中的和平主义情绪与职业的和平主义者的思想和政策有着不同的含义。群众开始不相信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所强制推行的对外政策，并转而反对侵略，这蕴藏着一种革命的潜力。如果这种健康的本能能够加深，在政治上加以提高并加以适当指导，它们能够成为产生群众反资本主义意识的基础和出发点，这种意识能够向前发展，越出统治着以往“和平”运动的职业和平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阶级合作主义者所设立的狭窄政治界限的。
我们党的任务是把反战抗议引向阶级斗争轨道。为了使党的军事政策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相适应，党在策略上作了下述变动。
在工会控制下进行军事训练的口号连同新兵编入工人军事组织的口号都已放弃。
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反对资本主义征兵制上，因为它越来越不得人心。
和过去一样，被征入伍的党员要应征入伍。
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应拒绝在违反宪法的“忠诚宣誓”上签名，“忠诚宣誓”现已成为征兵程序的一部分。
虽然反战运动的重心仍然集中在平民之中，但是在现役军人中发展着的反战运动已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制造者的斗争，增添了新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内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军队中，把他们的政治活动集中在坚持和维护士兵作为公民对战争和政府政策的其它问题有权发表意见这一宪法所赋于的权利，用合理的策略手段来使用宪法权利，避免在一般的军事活动和遵守军令方面发生违反纪律和受到处分的现象。
我们当前的过渡性主张的基本目的和过去一样，是促进工人及其同盟者进行争取政权和社会主义的斗争，建立一个能领导这个斗争走向胜利的，强大的、民主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党。 |
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与争取社会主义美国的革命斗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与争取社会主义美国的革命斗争
TheCourseofUSImperialismandtheRevolutionaryStruggleforaSocialistAmerica
原编者说明
这一期《国际社会主义评论》刊载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六日至七日于纽约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个主要决议。
党章规定，党的决议要在代表大会之前就进行辩论和讨论。因此，这一次代表大会的所有决议，在提交大会之前，都先以决议草案形式让全体党员进行充分讨论。
在通过有关的两个决议时，有几处不同于一般程序的例外做法。一个是《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性纲领》。在大会之前，党就在《战斗者》报上对它进行公开的讨论，以听取党报读者、党员以及党的同情者的意见和观点。
党之所以采取这个例外的做法，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在激进化运动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制定一个经过充分推敲的指导黑人斗争的过渡性纲领的决议。决议在根据讨论意见作了适当修改后，为代表大会一致通过。
另外一个程序上采取例外做法的决议，是主要政治决议：《美帝国主义的历史进程与争取社会主义美国的革命斗争》。在代表大会通过了发表在这里的该决议中所规定的总路线时，大会决定会后以文字形式继续对该决议进行讨论，以便由全国委员会作适当修改后，最后定下来。
对政治决议作出继续讨论的决定，部份是考虑到该决议的性质。这个决议不是应时文章，而是论述包括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分析在内的根本方向问题的决议。对修改决议提出的建议中，最重要的建议是，对在组织争取革命的社会主义变革的力量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奇卡诺运动、波多黎各运动和其它第三世界运动，要给以较详细的说明。所有这些建议，将会在代表大会通过的总路线的基础上，在推敲最后一稿时被考虑到。
除了发表在这里的决议外，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还听取和讨论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几个报告。特别注意地讨论了党对毛主义的“文化”革命的立场。
盖斯·霍罗威茨作的关于反战决议的报告，发表在一九六九年十月十日的《战斗者》报上，以便我们的读者仔细推敲党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活动中的这个最重要的方面所采取的立场。
代表大会也讨论了非常令人鼓舞的关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发展的报告，报告特别注意到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的壮大及其影响的增长。
对妇女解放、工人运动、第三世界的活动、报刊和出版问题，也在小组委员会上进行了讨论。
大会的最后一个报告，是关于组织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表明，在九月劳工节周末举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从四十年代中期战后激进化运动以来，在这个国家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大会中最大的一次。报告还列述了在党活动的各个领域加强组织发展的计划。总起来说，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成长的新的更高阶段。
（一）
即将到来的美国革命，将是人类社会政治史上最最有决定性的事件，它将结束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可怕年代和它带来的社会腐朽、饥饿、战争和野兽般的反动，开创富裕、和平、融洽的社会主义时代——全球真正的人类文明时代。
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从创建日起，就致力于——在一出现这种历史性时机的时候——实现这一巨大变革。在第四国际志同道合者的合作下，它集中力量从事这样一项关键工作——建立一个具有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政治才干的领导，这一工作是可以通过自觉努力在事先准备好的。
世界上别的地方的革命者都没有象在美帝国主义心脏地带所碰到的如此巨大的障碍。美国统治阶级是至今为止人们看到过的最富有、最有力量和最残忍的统治阶级。它的政治领导人懂得，自从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第一次给资本主义制度以沉重打击以来，社会主义就成为对他们制度的威胁了。他们决定尽量使用各种手段来杜绝这一威胁——如果可能，就采用政治欺骗和让步的手段；如有必要，就使用赤裸裸的暴力。
为了战胜这一政权，必须动员包括大多数工人以及他们在少数民族和中等阶级中的同盟者在内的巨大群众力量。必须由一个列宁主义政党有组织地反映他们的政治要求，这个政党要能在斗争向前发展并达到高潮时，预见到斗争的各个紧急关头，并作出正确判断和适当反应。
干部的选拔、训练和锤炼是极端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建立这样一个党的骨骼。现在出色地完成这些日常工作，将有助于决定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要进行的更加惊心动魄的决一雌雄的战斗的结局。
为了正确地执行这些任务，必须根据我们已经做的，和还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经常地估计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这种估计，必须从广泛的阶级斗争的背景着眼——这种广泛的阶级斗争不是由我们决定的，而是由国际范围的各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决定的，首先是由美帝国主义的目标、决策和方针决定的。
本决议不打算分析目前的危急事件，或规划党的目前的任务和活动。其它的决议和报告将论述这些问题。这个文件，和它的姐妹作《我们走过的道路》一起，是对过去二十五年来美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国内反对力量对此发展过程的反应，出现的新激进化运动和我们党的作用，提出一个总的看法。
（二）
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由于它的经济制度的内部矛盾驱使它不断向外扩张。美国在横跨北美大陆的扩张过程中，屠杀、掠夺了印第安人，推翻了南方奴隶制度，在这之后，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成了一个世界帝国主义强国。在美西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公然夺取了腐朽的西班牙帝国的属地，把它赶出古巴，开始建立了它自己在拉丁美洲和太平洋的帝国地位。可是，美国的财富和力量同英帝国主义相比，仍然相形见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获得了对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领先地位。尽管如此，他的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的地位仍然受到它的对手的挑战，因为它们的帝国大体上仍然是完整的，在某些场合，甚至还在扩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粉碎了德、日推翻它的领导地位的联合进攻，并把英国降到卫星国的地位。至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则跌落到了还要低贱的地位，眼看着美帝国主义一有机会就向它们原来的殖民属地推进而几乎束手无策。
这样，在一九四五年，即二十五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似乎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进而统治全球。尽管打败了德帝国主义，在执行斯大林毁灭性政策（这一政策为希特勒军队入侵打通了道路）的年代之后，甚至十月革命的国家看来也处于受人宰割的地位。因此，华尔街提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支配着“美国世纪”的说法，似乎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一九四六年，冷战破坏了与苏联的战时联盟关系，这表明在美国统治者心目中，下一步向外扩张的地方，是世界上那些地区。
然而，美国统治阶级碰到了它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它的统治世界战略时没有估计到的障碍。首先，美国人民无意进行另一次对外冲突。在“让我们回老家”运动的影响下，庞大的由被征入伍者组成的军队暂时不能当作帝国主义对外征服的有力工具使用了。第二，苏联的胜利具有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苏联人民得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非常迅速地恢复了过来。在揭开了原子弹“秘密”和在火箭方面作出了新发展之后，苏联马上就成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强国，它所拥有的防御力量之强大，足以威慑五角大楼雇用的战略家们。
席卷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的欧洲革命浪潮——这是需要美帝国主义立即予以注意的——终于产生了目的在于支撑摇摇欲坠的欧洲资本主义的马歇尔计划，这样，就造成了美元的大量外流。
当计划经济在一系列东欧国家建立了起来，资本主义结构在这一地区被推翻的时候，则更进一步改变了力量对比。
在印度支那和印尼开始的殖民地革命高潮，又增加了另外的纷扰事件。
最后，一九四九年蒋介石的垮台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加强了反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从而使世界力量的对比变得更加不利于美帝国主义。
而且，中国革命的成功给亚洲其它地区、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异乎寻常的推动力，这个反响在朝鲜、伊朗、危地马拉、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刚果看得十分明显。这个高潮终于带来了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的胜利和西半球第一个工人国家的建立。
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家们不得不根据这些现实情况，不断地修订推行他们始终不变的统治世界战略目标的策略手法。过去二十五年来，他们不停地在世界范围内对他们的阶级对手进行一系列的刺探和突袭。在他们遇到坚决抵抗或出现事与愿违情况的时候和地方，他们就被迫退回去，并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重新估计形势。在那些他们取得成功或遇到他们的阶级对手动摇的地方，他们就积极地向前冲击。
面对殖民地地区的革命高潮，美帝国主义被迫修改它征服世界的时间表。在朝鲜，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国国旗在鸭绿江升起，结果还是被中国扔了回来；朝鲜停战标志着本世纪来美国的第一次严重的军事挫败。美国国内反对卷入朝鲜的浪潮，逼使民主党在罗斯福联盟连续执政二十年之后，离开了白宫。
紧接朝鲜战争失败之后，一九五四年法帝国主义在奠边府遭受惨败。美帝国主义甚至一度在拉丁美洲这块西半球的基地上也被迫处于防御地位。如果有适当领导的话，危地马拉人民是能够在一九五四年就完成古巴人民在五年之后成功地做了的那些事情的。但时间被白白地浪费掉了，而在这期间，华尔街则力求更好地控制帝国内部不安稳的人民，并帮助它的卫星国去压制他们统治地区的骚乱。
尽管有这些纷扰，华盛顿还是在几个地区开展了攻势。在中东，一九五八年艾森豪威尔派海军陆战队到黎巴嫩，从英国人和法国人手中接替了遏制阿拉伯革命的主要责任。更为野心勃勃的冒险行径是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对古巴的干涉，这一干涉以远征军在吉隆滩被打败而告终。华盛顿想显示其强大无比军事力量的意图在一九六二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进一步得到证明。当时，肯尼迪实行了海军封锁；如果克里姆林宫拒绝后退和从古巴撤出导弹的话，甚至准备动用核武器。
在六十年代初期，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在阻止殖民地世界革命潮流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功。这些包括：以卢蒙巴被杀害而告终的对刚果的干涉和对阿尔及利亚工农政府的颠复。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害怕它们两国会成为非洲的古巴。它们击溃了刚刚露头的巴西革命和圣多明各起义，使一系列拉美国家建立了军人政权，在加纳赶走了恩克鲁玛，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镇压巨大的印尼共产党和屠杀大约五十万党员及其追随者。
殖民地世界革命力量的这些挫折，鼓起了美帝国主义战略家们的勇气，他们还因中苏间出现的深刻分裂而更加洋洋自得。当中苏冲突达到如此地步，以至双方都不可能在他们共同敌人的侵略面前采取联合行动的时候，华盛顿把它对越南的干涉升了级。五角大楼充分利用了中苏分裂和北京专心于“文化革命”所提供的大好时机，往越南南方派了五十万军队，并有步骤地轰炸北越工人国家。
美帝这些冒险行径的成功将意味着在朝鲜、日本、冲绳、台湾、菲列宾和泰国这个弧形基地之外，又在亚洲大陆增建了另一个桥头堡。这样就将打开了进一步发动这种类型的突袭的道路。有理由警告世界，越南战争有可能变成核摊牌的前奏。
美国在南越加紧它的军事行动和轰炸北方，是为了挽救西贡傀儡政权，镇压那里的革命，从而给其它可能对它的霸权提出挑战的殖民地民族以一个可怕的训诫。但是，首先，由于越南起义者不屈不挠的抵抗，它们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它的庞大军事机器在人民革命面前力量显得极为有限，从而降低了它在盟国中的威望，激起了美国国内历史上最大的反战运动。这些就成了它实行称霸世界阴谋的新的重大障碍。
（三）
美帝国主义推行的这些国际政策孕育了军国主义，助长了与军备生产联系最紧密的那部份工业的扩张，促进了诸如空间计划有关的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五年中，美帝国主义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军队驻在海外，四分之一驻在欧洲，几乎一半驻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这批军队是按照华盛顿承担的保护依赖美帝国主义的四十八个国家的“义务”部署的。
自两颗“粗制的”原子弹扔在广岛、长崎以来，现在美国的核武器军火库里藏有小型原子弹头，它可以用大炮和州际导弹发射，而毁灭整个地区。这些凶猛武器的新“改进”的型类正在不断地进行生产，更不要说官方时而大肆鼓吹的“多核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计划和“反弹道导弹”系统那个方面了。此外，在美国军火库中，还贮备着具有同样可怕程度的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军事预算，一九六○年是四百亿美元，到一九六九年，即增加一倍，达到约八百亿美元。
军备计划的这种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外交攻势的加强，都是因为经济上有这种可能才产生的。在过去三十年里，美国生产能力持续不断地增长，美国资本加速地向海外渗透。美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地位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按产量说，美国居世界第一位，苏联居第二位，接下居第三位的就是“美国海外投资”的产量。按绝对数说，仅是“美国海外投资”这一项的产量，就超过西德的产量，也超过日本的产量。
为过去战争、现在战争和准备未来战争所化费的巨额支出，使美国资本主义在过去三十年内免除了重大萧条，使它能够克服几次衰退而没有发生尖锐的危机。六十年代中期可能出现的经济萎缩，由于越南战争所增加的财政支出得以避免，从而维持了美国历史上为时最长的连续繁荣的局面。
在过去八年繁荣期间，美国资本国际性的积聚，集中和扩张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结构性的失业人数从艾森豪威尔威尔的五、六百万（资本家认为这个数字是低的）减少到三、四百万。现代工业的管理方法广泛地扩展到农业、商业、公共行政和教育事业等方面。由于经济领域发生的技术改革的结果，熟练工大大地增加了，非熟练工急剧地下降了。
然而，在繁荣的同时，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把这样巨大的资源用于从事战争和使公众债务增加到庞大的程度，都是对大企业有利的，对防止出现经济危机，也是必要的；但是，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却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这一情况损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由于英帝国和法帝国的破产，英镑和法郎的处境早就每况越下了。现在美元稳定价值又相对削弱，这便加速了爆炸性的国际货币危机的前景。在国内，通货膨胀使物价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上涨，从而使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费用达到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水平。
在六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为了支撑和延长国内的景气，甚至不惜牺牲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听任美元实际价值贬值。然而，作为反衰退工具的这一办法，是越来越行不通了。现在，为了保护世界贸易和对外投资的继续增长，美帝国主义被迫采取维持美元稳定的做法，甚至不惜损害国内的经济活动、生产和就业。
当美国资本家把国家资源用来进行“灌木丛林战争”以及提高了他们在核战争中变所有文明为瓦砾的能力的时候，他们的海外竞争对手，首先是日本和西德，实行了技术现代化，使他们自己取得了这样的地位，即在正在到来的时期里，能够在世界市场上同美国商品进行越来越大的竞争。
美元的困难处境，加上这种激化的国际竞争，是对美国大企业的沉重压力，这就使它们不得不缩小它们对海外竞争对手所一直维持着的相当可观的工资差额。而要这样做，就必须要对工人、工作条件和就业增加压力，从而激化国内的阶级斗争。
***
其它方面也受到天文数字的巨额战争费用的影响。这意味着，不断削减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公共服务事业的进一步恶化，城市腐败的加速发展以及对付环境大规模污染斗争的失败。
这些情况使群众越来越认识到，在今天美国的技术生产能力和在统治阶级的特权制度下所能获得的成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是普遍社会不满经常的和日益增长的根源。
工人群众也看到，当政府乐于把大企业和军方所要求的各种大规模计划都承担下来并加以保证，即使其社会化的时候，政府用于人民最迫切需要方面的开支，如住宅、福利、医药、保险等，却是非常吝惜，少得可怜。这就怪不得人们认为，两人登上月球的成就似乎是荒唐的事情。在美国为什么把二百五十亿化在这方面而同时让孩子们挨饿？
第三个令人感到痛苦的认识是，把资源和生命化在全球性的军事冒险行径上，这既没有增进安全，也没有为避免世界战争提供任何保证。与此相反，而是卷入得越深，核摊牌的危险就变得越大。
同时，当人民发觉这些明显的矛盾的时候，他们就日益感到，他们对关系他们自己生活最大的问题，根本没有直接的支配。支配他们命运的重大决定是由外来力量作出的，他们能够直接运用的那些传统手段已不能对这些重要决定产生影响。
（四）
战后时期的政治气氛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阶段：冷战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政治迫害气氛（这一气氛直至六十年代初一直笼罩着美国）；激进化新浪潮的兴起，这个激进化浪潮还远远没有完结。
现阶段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高潮开始的。虽然统治阶级企图把运动限制在纯粹法院和议会范围内，但群众示威和直接行动还是继续在进行，这就广泛地促进了战斗性的黑人民族主义意识，这样，终于在六十年代中期，在黑人聚居区爆发了一连串的自发性的骚乱。
如同麦克锡主义的逐渐消逝一样，“沉默的一代”的青年也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黑人斗争，然后在古巴革命的影响下，新的一代开始了行动，并且得出了越来越激进的结论。一九六四年伯克利争取自由演讲的斗争揭开了美国教育制度上前所未有的动乱。
一九六五年美国侵略越南的升级大大推动了激进化运动。它也加剧了统治阶级之间的分歧。虽然这种分歧仅仅牵涉到策略上的问题，即如此深深地卷入越南是否明智和要求撤退是否对实现美帝国主义在海外的基本目标更有利，但是这些分歧还是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因为这样，就使不同意见的出现进一步合法化了，就在政府拼命镇压反战力量的道路上安置了障碍，从而便于激进化运动的发展。
青年中越来越多的人，从批评民主党拒绝给美国黑人以民主权利所表现的虚伪性和同情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发展到采取自觉地反对帝国主义，甚至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政府无法逼使群众对战争采取热情的态度。这一情况为如下事实所表明：当军事行动升级时，工人们拒绝把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工会斗争停下来。当他们经受了战争的大量伤亡，物价飞涨，税收提高，服务质量极坏和生活水平下降时，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就从冷淡转到强烈的反对了。
现代激进化运动的两个特点，同我们运动的革命前景有很大关系。
第一，现代激进化运动是在持续繁荣的期间出现的。而在过去，这样的繁荣时期总是使反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斗争倒退。
第二，现代激进化运动是在战争进行期间跃进式地向前发展的。而在先前的所有帝国主义战争中，则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歇斯底里，相反的意见受到压制。
四十年代早期的战争所造成的繁荣，加之官方宣传所造成的反法西斯心理，驱散了三十年代萧条时期的激进化运动；战后的繁荣，加上政府发动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迫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就使一切反对资本主义活动的前景都破灭了。
对比之下，目前的激进化运动浪潮，不顾经济繁荣和公开的“反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运动，还是前所未有的向前发展，这就有新的重要意义了。
这种情况表明，美国统治阶级用来扼杀社会政治反抗并使它改变方向的这两个主要手段，正在丧失一大部分效能。这两个经济和政治的手段，使资本家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阻止了激进化运动的扩大，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它要想在未来的十年中，如此继续有力地发挥作用是很难的了。有关越南战争的军事开支的大量增加，延长了长期繁荣的局面，但却造成了一个必须加以压缩而不能再扩张的通货膨胀问题。工人国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分裂使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着美国生活方式”的杜撰越来越没有人相信。而这种吓人的杜撰是为了强迫美国人民同意并支持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者所制造的阴谋。
此外，美国人民越来越怀疑这个政权的诚实和可靠。随着反对越南战争的情绪扩散到大学和中学学生、美国黑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教会，并渗透到武装部队人员中间，这种不信任就广泛地表露出来，并在一些重要的公开示威中表示了出来。西贡和华盛顿所发布的关于战争目标和战争成果的许多宣传被人们看作是一套谎话，成为毫无销路的东西。
美国统治者今天面临的根本困境是：阻止世界革命所需要的措施，恰好越来越同在国内维持稳定和阶级和平相冲突。
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缺乏这样的能力：既维持它的对外“义务”（这就合乎逻辑地要卷入到无数的类似越南战争的战争中去），同时又作出经济让步和社会改良（其规模足以消除产生群众激进化的压力）。如果为了满足后一需要，大量削减它的对外“义务”，那就意味着实际无限地放弃——事实上的放弃——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争霸世界的主要目标。美国统治阶级不能忍受这样巨大规模的削减，因为这是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经济的必然要求相抵触的，同时它也不能容许世界革命高潮无阻碍地发展。
当然，统治阶级可能想通过镇压来结束激进化运动。这样做的最彻底的办法是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凶恶的方法还没有列入当前的议事日程。法西斯主义，就其正统的意义来说，是完全反动的运动，它以煽动小资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为基础，以完全摧毁工会、所有群众组织以及群众的民主权利为目标。但在今天的美国，仅就实行法西斯主义所必需的广泛基础来说，就做不到，因为这仍旧不具备。即便有这样的基础，美国统治阶级在采取这种法西斯主义的解决办法之前，也会长时间犹豫不前，这不仅因为它要维持“自由世界”的名声，而且因为这样一种行径必将引起武装搏斗，而这种武装搏斗将转过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煽动者，从而迅速结束资本主义的统治。
统治阶级遏制激进化运动时最可能采取的做法是，把作出一些可能的让步同更多的使用“法律和秩序”的立法、反动的法院判决、警察的棍棒以及国民警卫队的刺刀结合起来。
在议会制度下用上述方式使用赤裸裸的暴力，并不就是法西斯政治制度。因为它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它只能暂时阻挡一下群众性激进化运动的发展；并且，其结果却常常相反，不是引起人们的害怕和恐惧，而是引起新的更深的不满、愤怒和对抗。
不管统治阶级决定怎样把镇压和让步结合起来使用，美国政治舞台是明显地越来越深地陷入阶级的两级分化之中了。这意味着：一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右翼以及两党以外的保守组织越来越固执己见；另一方面，在群众中对这些老的组织的不满越来越增加，想摆脱它们束缚的要求越来越加强。
因此，未来时期的主要前景是：美国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状态的结束，对两党制压力的增加，左的和右的资本主义第三小党的出现，以及对于独立的黑人和劳工政治行动异常有利的时机的出现，并伴以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和影响的增长。
（五）
我们利用这个新的时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应用过渡性纲领中所制定和列述的方法的本领。
关键在于提出的要求，要符合群众的现有政治觉悟水平和他们的客观需要；同时，在斗争过程中，这些要求又能引导到更高的觉悟水平，引导到建立独立的组织，引导到广泛动员群众，并同资本主义特权进行对抗，从而达到打破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
这些要求的中心涉及到群众争取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生计来源、环境，工业管理以及影响他们命运的国家决策的斗争。在这些不同领域争取控制权的斗争将同争取政府权力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首要步骤是，脱离资本主义政党，创建作为劳工运动或黑人社会一部份的独立政治组织。
激进化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于他们的背景，他们在社会中所处状况，他们面临的直接问题以及他们接受其他地区斗争和组织的实际事例影响的敏感性不同，群众中的各个不同部份是在不同的时间内，以不同的速度提高了政治觉悟而投入斗争的。在一个时期，站在队伍前列的阶层，在情况发生变化时，会放慢脚步，并时而被觉醒较晚的阶层抛在后面；但当另外的阶层开始前进时——他们常常采用其它斗争领域的最有效的方法，这个阶层反转来也会停下来甚至落后。正因为这样，黑人群众可远远地站在队伍的前列，而白种工人却远远地落在后面。
必须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各个不同部份群众运动的实际状况，并提出同他们的发展阶段相符合的特定的过渡性口号。
这就是社会主义工人党为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阐发其政纲的原因：对各个不同特定部分的群众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讲话，并就他们直接有关的迫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这些社会力量中最重要的是黑人社会、青年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
***
现阶段美国黑人争取自决权的斗争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六十年代马尔科姆·爱克斯轰动一时的出现和黑人聚居区斗争所显示出来的群众战斗意志的高涨，而更加发展壮大了。民族主义觉悟巨大兴起的一个尺度，是最近《新闻周刊》一份调查中所表明的，现在有五分之一的美国黑人相信，他们取得真正进步的唯一道路，是建立一个从美国分离出去的黑人国家。这一群众性的分裂主义情绪，是整个几抛弃关于资本主义美国前途的幻想的最清楚不过的迹象。
社会主义工人党为这些发展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在三十年代，党同列昂·托洛茨基讨论了这些发展的可能性，托洛茨基把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学说和俄国革命的广泛经验传播到美国，以指导美国的民族问题。
自由主义者和许多革命者，都把黑人群众的斗争看成是争取在白人资本主义结构中成统一整体的斗争并且只是劳工斗争的一个组成部份。托洛茨基预见了更加复杂也是更加革命的可能性。根据他的意见，鉴于黑人群众若干世纪来遭受种族压迫的痛苦经历，他们会反对这种“统一整体”的方案的。在他们争取解放斗争的过程中，他们自己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所争取的目标，只有通过赢得无条件的自决才能实现，而不是在美国种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内成为统一整体，或取得平等权利就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有责任无条件地支持黑人群众的独立组织和独立斗争。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为在独立组织起来的、有民族主义思想的美国黑人和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建立反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强有力的政治联盟准备好条件。
必须建立一个工人政府，才能开创建立一个黑人国家的可能性，如果美国黑人愿意的话，这个黑人国家可以作为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份，也可以完全独立——如果美国黑人有这种愿望的话。而且，在试用了一种方案之后，他们还可以自由地转而采取另一个方案。独立的黑人群众组织是保卫这一权利的最终保证。不清楚地作如此声明的组织，都不会被黑人认为是革命的和可靠的同盟者。
黑人解放运动是两个爆发性趋向的一种复杂的矛盾的混合物。一个趋向是，作为一个有特色的少数民族要求自决的民主斗争，这一斗争是压抑不住和强有力的。另一个趋向是，这一斗争是与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所有那些对美国黑人运动的双重性质和即将来到的美国革命的这种双重性的特点缺乏理解的人们，必然不能正确理解它的发展方向，并对它采取正确的方针。
争取赢得美国黑人充分民主权利和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十八、十九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解决而留由二十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的任务。黑人民族主义运动的革命潜力已为如下事实所证明：它引起并继续加深了这个国家的激进化情绪，黑人群众和黑人工人是反对现状的先锋。黑人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先锋作用，必然加强而不会削弱第三次美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不断革命逻辑在今日美国生活中最强有力的表现。它是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基础上开始出现的。可是，除非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为了自身获得利润而对黑人进行压制）进行全面的战斗，这个争取民主的目标是不能达到的。这样，不管它的参加者中占优势的思想是什么，通向民族解放斗争的道路必然要和反对资本主义统治的广泛阶级斗争汇合在一起。
美国黑人所受的压迫和剥削，不能指靠资本主义来加以消除，这有四个原因：（1）黑人资本主义太弱，太胆怯，对白人资本主义的依赖太厉害，以致它不能为一个独立的黑人国家打开地盘。（2）为了保持一支廉价劳动力后备军，以遏制其他部份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给经济急剧扩张的那些领域提供随时可用的工人，白人资本主义结构需要继续把黑人保留在社会最底层。（3）即使统治阶级被说服了，确信黑人应该得到较好的经济待遇和较高的社会地位，统治阶级还是会拒绝解放他们，因为这样做，就会使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成了问题。这也会立即促使最贫穷的白人和其他被压迫少数民族爆发有关的斗争。（4）资本家是靠使工人群众不能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的老办法来维持它的统治的。他们用向工人灌输和培植最坏的种族偏见的办法来进行这一工作。把象黑人这一部份的人放在经济上受压迫、教育上受歧视的最下层的地位上，这对美国统治阶级来说，是破坏群众团结最有力的手段，他们绝不会放弃。
在增强美国黑人斗争革命锋芒的锋锐性方面，美国黑人人口特殊的社会组成，同财政寡头为追逐其物质利益所产生的影响一样，也是一个具有同样决定性的因素。美国黑人不是分散在落后农业地区的农民，他们绝大多数是集中在大城市和关键工业、服务行业中的无产阶级。
他们作为黑人又作为工人而遭受双重剥削。他们被迫靠出场劳力谋生，作为黑人，他们的工资最低，失业比率最高，提升和获得技术的机会最少。作为工人阶级中受到剥削最厉害的一部份，他们的要求是同穷人中最穷的人争取较好生活条件的要求一致的。
黑人工人，由于它的阶级组成和地位，人们可以预期，在建立和领导一个黑人政党并把工人阶级的要求纳入其党纲中，在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中，客观上会把他们推到黑人社会的领导地位上。他们在这些斗争中的经验，将使他们比较容易地成为最有远见的人，从而具有社会主义思想，成为多民族的列宁主义的战斗政党的成员。
为争取对他们自己前途的控制权的美国黑人群众运动的这种双重的性质，杜绝了在争取它的民族主义要求和社会主义目标的斗争中任何划分阶段的做法。不能先去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斗争，然后再进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这两个斗争必然是不可割裂地结合在一起的，事实上，它们将彼此互相加强。无论是为了实现民族主义的要求还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要求，都必须把民族主义的要求同工人阶级的要求结合在一起。
然而，还有比这有更大意义的方面。争取黑人解放的斗争，必然会给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以极其有力的鼓舞。一个黑人政党的建立，将会使美国政治发生变化，推翻它长期以来建立的组织结构和秩序，使民主党的联盟解体，为有组织劳工的独立政治行动树立榜样。黑人工人通过他们在工会里的干部组织，已经开始在同种族主义和僵化的工会官僚的反动政策作斗争了，从而就有助于开展打破工会官僚压制劳工运动的工作。
由于未能充分估计到美国黑人在争取处自决斗争中所含有的革命能动作用。很多白人激进分子就不理解或低估了黑人民族主义的革命冲力和革命潜力。另一方面，当前黑人社会的领导危机，却在于不了解怎样把争取自决的民主要求（如由黑人管理黑人社会）同促使工人阶级实现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根本目标的过渡性要求联系起来。
黑人聚居区连绵不断的骚动，定期爆发的群众战斗行动，自发的起义，表明美国黑人有多么巨大的战斗性。可是，直到现在，黑人社会不仅缺少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政党，甚至也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先锋来明确地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政党的事业。
解决这一明显矛盾的首要步骤是制定一个纲领，这个纲领要鲜明地描绘出黑人解放斗争的性质和目标，规划出一个能导致建立一个有影响的黑人群众性政党及其对干部进行教育的行动方针。按照这条路线所提出的建议，包含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决议：《争取黑人解放的过渡性纲领》里面。
***
在大学校园里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青年造反，已经成了美国政治和社会斗争中的一个新因素。青年学生在美国的社会影响日益增长，大学生的人数几乎有七百万，已经超过了农民的人数。他们集中在学校区或教育机构中，其集中程度超过了除了最大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工人的集中程度。
关于青年激进化运动问题的一般性质以及对它应采取的战略，在《世界青年的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个决议中已作了讨论。这个决议，尽管在范围上是国际性的，但它同美国青年激进化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对争取美国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有直接关系。
六十年代大学校园的激进化运动，对美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美国大学生政治态度的影响遍及中学、工厂和军队中的其余的同代人。这些情况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青年在反对越南战争中所起的组织、带头和扩散的作用，表现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情绪已经扩散到——甚至是渗透进——军队的程度上面。
在黑人解放运动新高涨的十年之后出现的大规模的青年激进化运动，实际上是在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统治的攻势中，开辟了第二条国内战线。
青年中“沉默的一代”的时期显然已成过去。大学校园和中学政治上沉寂的年代也已成过去。不管在统治阶级企图镇压青年造反时会出现什么样的运动起落的现象，大学校园的情况再也不会同过去一样了。运动的起落将是在造反不断深化的范围内的起落，将是在先锋学生日益倾向于接受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的范围内的起落。
由于美国政治的落后和工人社会主义觉悟水平的极其低下，在目前美国作为各种政治思潮和派别的试验场的学生运动，有着一种格外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校园，同黑人社会一起，是当前公开辩论革命战略和策略等重大问题的主要场所。
由于社会主义潮流有可能在反对它的对手的公开竞争中，对新的激进一代取得思想和组织上的领导权，这就使社会主义潮流处在一种最有利的地位上去利用今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将出现的任何突破。这一前景更提高了参加学生斗争的重要性。在这同时，为了把最优秀的分子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就要有系统地同机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极左分子等各种潮流进行论战。
学生人数的众多和它对政治生活日益增长的影响，使得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亲密合作并支持它在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教育机构中建立巩固基地一事变的十分重要了。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将为争取对激进青年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领导权而战斗，它将向他们灌输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思想，并为革命党带来朝气勃勃的新干部。
***
劳工运动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短暂的战后高涨以后，一直遭受着由政府的政治迫害和持续的繁荣所引起的政治停滞的祸害。可是，劳工运动也已经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份上的变化。有四个重要的新特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在基本工业部门中黑人工人人数的增加。在汽车、钢铁及橡胶这些基本工业部门中，黑人聚居区的黑人青年进入了工厂，参加了工人运动，其数字十分可观。今天，他们承担的都是最脏最重的活。
正是他们发起了黑人干部组织，发起了反对工会官僚的独立运动，开始进行独立的组织工作去打破劳工运动中的沉寂气氛，并为反对情绪的增长制造气氛。工会里的社会主义者和战士们应该对他们的同事说明这些黑人工人的先进创议的进步意义，并坚决支持他们。
第二，工会成员的平均年令有所下降。这是因为在经济繁荣的影响下，特别在六十年代，就业扩大的结果。不仅平均年令下降了，而且工会会员在工业中工作不到五年的百分比，在过去五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十五。现在很大一部份劳动力是属于朝鲜战争及麦卡锡主义以后的一代男女青年。
他们从未经历过重大的经济衰退、大规模的解雇或关厂关店。也没有经历过许多艰苦的，长期的罢工斗争。他们认为，将来也会象他们所知道的过去那样——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使工资经常的得到一些提高，生活水平在几年时间内多少有所提高，有稳定的就业。他们还倾向于设想，如果事态变坏，政府一定会采取一些措施。
但是，他们的缺乏经验还有另一方面的含意。一次经济的下降，突然使他们面对着资本主义的根本无政府状态，就会使很多的这些青年工人——不管他们目前的政治思想多么保守——投入工人阶级最有战斗性和最富有革命意识的行列中去。
第三个特征，是在工程技术、行政管理、服务性行业和教育事业方面，数量很大的熟练或半熟练薪水阶层的地位有了改变。最近二十年的技术变革，使得整个的新生产部门都实行了合理化，采用了工业管理的方法，从而把它们的人员无产阶级化。这些领域的严格的特权阶层组织，越来越同工厂里的异化的生产过程相似。这使得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员比以往更容易接受战斗的工联主义和激进思想。
由于他们和大学教育的联系，这一部类的工人最容易接受大学校园激进化情绪的直接影响，因为这种激进化情绪常常传到他们的圈子里来。
第四个特征是，受雇于联邦、州、县和地方政府雇员人数的增加。同国家处于雇主与雇员关系的职工人数，是工会运动中人数增加最快的部份。由于他们要同政府代表在谈判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进行直接的对抗，这类工会组织便不可能不直接卷入政治斗争。
当前的主要政治斗争——围绕着美国黑人的要求的斗争，青年的反战造反行动——是在工会运动之外进行的。这是劳工官僚坚持它与民主党的联盟所产生的后果之一。
由于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恶化的威胁，将激起并驱使工人采取有组织的反抗行动，从而有极大可能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出现一个巨大的左翼。这个左翼的干部组织将从一开始就受到全国的、黑人社会的以及大学生中间盛行的那种程度的激进主义的影响。
在这种条件下形成和进行战斗的左翼，为了使自己支持下去，就不能不接受明确的阶级意识的指导，认识到劳工有必要缔造自己的政党。这个政党的目的是从国家中取得独立，而不是去作华盛顿政府在国外反对被压迫民族利益，在国内反对工会会员群众的帮手。
在工会内部争取民主的斗争是极为重要的，这个斗争将和基层工会争取赢得多数去反对工会隶属于政党和资本家的政府的斗争互相配合，并肩前进。
在未来的时期内，实行通货紧缩政策时，不仅失业增加，而且同时还有物价上涨的威胁。因此，有必要提出工资和工作时数自动调整的过渡性要求。前者是使工人在飞速的通货膨胀下实际收入不下降的唯一保障。后者在使工人实际所得不降低的情况下，把可以得到的工作分摊给更多的人去做，以保持工人阶级的团结。争取这两项过渡性要求的斗争，是对付大企业及其政府企图使工人负担周期性衰退的后果和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限制工资最高限额的唯一有效办法。
在这一过程中，过渡性纲领所拟定的工人监督工业的要求会日益为人民所接受。这一口号是与工人们要求在组织生产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以及反对由资本主义合理化所强加的加紧压榨和加深异化的愿望相符合的；也是与激进青年和美国黑人争取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环境和命运权利的日益加强的要求相一致的。
工人监督的概念引申到这些要求：公开公司账目给公众审查；建立监督委员会以检查公司的业务。这样的委员会自然将导致建立消费者委员会。这种消费者委员会可以邻里为基础组织起来，在通货膨胀威胁到每一个工人的家庭生活时，负责检查价格和商品质量。
政府的干涉及其政策对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影响，客观上在工人阶级面前提出了政权的问题，资本的积聚、集中和综合合并程度的日益提高，以及它对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的控制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甚至使战斗性的行业工会主义的斗争方法也归之失效。通过正常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个别大公司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但这种让步很容易被政府的货币和税收政策夺走。建立一个独立的劳工党，是工会为保卫工人阶级基本利益必须采取的下一个巨大步骤。因此，争取建立劳工党的宣传，在工会的真正左翼和我们党的任何纲领中，自然必须占据中心的地位。
这种情况，使得在现阶段的激进化运动中，散发我们的报刊和文件，把我们的基本思想传播给虚心学习的工会会员，成为极为有利的事情。我们在劳工运动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纲领的教育，以加速把他们吸收到我们队伍中来。
（六）
那些对六十年代政治气候的基本特征只有肤浅认识的人们，常常把六十年代政治气候的转变，归之于“新左翼”的兴起。实际上，这是新激进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它表明了造反的黑人和白人青年抛弃自由主义、改良主义及和平主义，要求走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道路。他们的这种态度，在造反青年反对华盛顿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恭顺奴仆的斗争中，在他们摒弃国内外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运动中，得到了证实。
这个激进化运动有一系列特征，这些特征是从运动的自发性质、思想幼稚和不稳定，没有得到任何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或具有明显权威的巨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指导而产生的。
大多数新激进分子无疑是长期冷战的牺牲者，冷战大大中断了美国激进主义的发展，模糊了它的优良传统，并为各种脱离正规的倾向的滋长开辟了广阔的地盘。
左翼的部份活动场所的存在是由下列因素造成的：
①过去三十年来，劳工官僚和各种黑人社会的领导未摆脱两党制度的束缚而开展独立的政治行动。
②由于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的腐败，它已不再是美国政治舞台上有影响的力量。社会民主党中央领导支持劳工官僚与民主党结成联盟，并且发展到向国务院提出紧急劝告——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与国外“共产主义”作斗争。
③共产党未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杀性的行径中得到恢复。在大战期间，由于它献身于斯大林的“人民阵线”，甚至不惜牺牲劳工和黑人社会的利益。共产党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迫害打击之后，接着又发生了因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所造成的大规模的退党，党员人数进一步大量减少了。
新激进分子对社会党向国务院的屈服和共产党对莫斯科的忠顺同样感到厌恶，他们造反的最初目标是反对“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机会主义。
④劳工保守主义以及整个激进化运动由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恶毒的政治迫害所遭到的腐蚀。特别是，这一情况妨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社会主义工人党颇有希望的迅速扩大。因此，当激进化运动产生时，马克思主义先锋队还是一支很小的力量。
由于这些情况，为了促进激进化运动的新高涨而开展的斗争被隔裂开来，各自为政，而不能通过任何单一领导的影响，使之在纲领上和组织上协调起来。
三十年代期间，共产党在所有的左翼力量中占据绝对统治的地位，而在目前的激进化运动中，没有一个政治团体或思想潮流取得相对的优势。反之，我们看到的却是多中心的倾向，以及为了争取尚未参加任何一派的战士的忠诚，在各个不同潮流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
这种形势造成了运动的开门性质以及在运动中流行的非排外主义的态度。这同斯大林主义者在三十年代能够对左翼实行极其宗派式的垄断和他们试图强迫禁止所有批评意见和革命反对派的情况，是一个鲜明的对照。
激进化青年颇有希望的向左转的趋势遭到了两个方面的危险。
尽管相当大部分的战士声称厌恶自由主义，正式放弃改良主义，但由于以共产党为首和民主党内以及民主党周围的机会主义右翼份子的盅惑性煽动，他们仍可能迷失方向。只要不在建立黑人政党和劳工政党方面采取重大步骤，他们就会被诱入歧途，追求在现存的资本主义选举场所内或通过象和平自由党叫喊得很激进的中产阶级的权宜之计中取得一些成就。由于统治阶级伪善集团的诡计多端和莫斯科及其在美国追随者长期来力图与这些集团建立联盟，它都是在青年激进份子的道路上所设下的主要陷阱。
另一方面，在目前，相当大数量的激进份子容易被极左冒险主义所迷惑和吸引。由于缺乏经验、由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由于缺乏战斗的工人运动和在这些斗争领域中缺乏有力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由于他们无视或拒绝能给他们的行动以坚定方向和明确目标的革命纲领和革命前途，他们是很容易遭到极左冒险主义危险的损害的。他们对古巴革命、中国革命、越南革命、阿拉伯革命和非洲革命的同情和钦佩，使他们往往对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在促进和赢得革命所起的作用上，得出简单化的概念。他们把殖民地战士使用的战术和技巧机械地，通常是纯粹从字面上，搬用到形势和具体问题有很大差别的美国革命运动中来。
统治阶级的暴力也起了培育极左主义的作用。挥动棍棒、喜爱扳动枪机的警察是擅长于挑动他们的受害者陷入盲目的愤激行动的。虽然他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对付警察暴力中，考虑不周的报复，几乎是没有效果的。警察对孤立的团体和弱小的组织是乐于他们采取这种极端的攻击手段的，因为这使他们难以广泛动员积极的同情者。但当面临群众性行动时，警察便十分谨慎，因为这些行动是由懂得应用进攻方式和其他有效的政治战术的严密组织来指导的。
促进极左主义的主要政治力量是毛主义者以及受其影响的人。毛主义者用不合理的冒险，用为最坏的挑衅提供机会的办法，以及通过狂热地把毛泽东思想运用到美国社会中，助长了机会主义者的活动。
说到底，毛主义者的极左主义同莫斯科追随者实行的机会主义，在效果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两者都以方向错误的东西来代替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有效的革命行动。这些表面上完全对立的势力所以会十分容易的结成无原则的联盟，或者突然互相转换位置，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立场和活动的一个不变之点就是敌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路线。
目前已支离破碎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领导，几年来从激进的改良主义到鲁莽的冒险主义和准斯大林主义方法的演变，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表明了在目前激进化运动的形势下，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能够相互转化，并以最奇特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七）
为了争取美国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一个按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上一致的政党。这样的政党，扎根于群众，具有过去献身革命的前辈所积累的经验，在共同行动中经受过考验，经过在各种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多年的斗争的锻炼，掌握了政治本领——这是为了战胜统治阶级为维护它在历史上注定要灭亡的社会支配地位而使用的物质手段、政治伎俩和顽固决心所必需的。
过去四十年来始终是建立这样一个党的主要拦路虎的共产党，再也不能自动地从激进化新浪潮中吸收力量，使自己更新了。虽然他们仍然是我们争夺未来群众运动领导权的主要对手，但是斯大林主义控制左翼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各种力量间的实际关系给美国托洛茨基主义的发展和影响提供了最有利的机会。我们的干部至少同共产党或毛主义者的干部相等，而且比任何社会民主党所能聚集的干部要来得多。
我们的运动与各种无政府主义者和自发主义者不同，我们承认在引导反资本主义斗争走向胜利的过程中，列宁主义党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的作用。这样的一个党，把整个劳苦大众中的最觉悟份子及其代言人集合在一个具有科学理论、阶级传统以及革命的政治纲领的界限鲜明的组织周围内。
革命政党的特征和结构取决于它必须打击和推翻的敌手的性质。集权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插手并加深工人群众的所有分裂。
为了成功地进行战斗，挫败敌人的阴谋，推翻阶级敌人的高度集权的政权及机构，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需要一个单一的集中的多民族的革命政党。为了从政治上克服工人阶级不同部份的不平衡发展，克服美国社会斗争中的民族隔阂，这个政党是必需的。它能够使所有分离的力量在一面旗帜下和环绕一个共同纲领而团结起来，通过共同的斗争经历建立起信心，成为反对共同敌人的强大的不可战胜的战斗力量。
列宁就是这样做的。沙皇俄国是一个“各民族的监狱”。即使在那里，列宁还是坚决的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战斗的工人政党，团结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兰克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芬兰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以之作为取得胜利的唯一工具。
很明显，现在在形成过程中的未来的美国革命，必然带有双重的性质。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的民主斗争和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将互相加强。革命的这种双重性质最充分的体现在黑人工人中，他们既具有敏锐的阶级意识，又具有敏锐的民族主义意识，他们参加工业中心的革命斗争，并且在工会中建立了黑人干部组织。
黑人社会的无产阶级成份既能形成无产阶级的领导，又能把无产阶级的要求纳入黑人政党的纲领，并促进黑人战士补充进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去。
共产党和社会党企图组织多民族的改良主义政党，在这些政党中，社会主义意识并没有加强革命的民族主义意识，反而否定它。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中的一些极左分子，企图在白人激进分子领导和某些纯粹黑人组织之间分裂工人先锋队的作用。进步劳工党等其他一些组织则谴责黑人民族主义为反动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所有这些组织都是错误的，或片面的。他们不是否定了少数民族争取自决权的独立斗争的反资本主义意义及其革命性，就是没有领会美国第三次革命的双重性质，或者在实际上拒绝建立一个政治上一致的各民族的革命的工人党来团结和领导劳动群众夺取政权。
先锋党是工人阶级的集体意识及其历史经验的结晶的最高体现。这个党用过去经历的代价高昂的教训来指导目前的问题，以澄清这些问题，避免重复以前的错误。
先锋党这种作用的重要性，已明显地为激荡着六十年代整个左翼的关于战略战术的争论得到证实。很多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运动解决了的“老”问题——有些人认为那是过时的，不符合美国情况的——现在再一次被尖锐地提出来思考和实践。在这些问题中，有人民阵线与统一战线的区别，发动群众与孤立的单枪匹马的对抗的优劣，斯大林的功过，工人运动内部的保卫民主的斗争等等。严肃的战士现在越来越感到不能用这种或那种办法在这些问题上回避自己的立场。
过去五年的经验也强烈地表明，纲领性立场对于群众运动的发展方向和成果如何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在反战运动中，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反战运动把一切思潮都汇集到同一战场上，一系列群众性的联合行动考验了这些思潮的各种主张的是非曲直。社会主义工人党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在这个运动中进行的动员工作以及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使反战运动有了份量，获得动力和方向，不然，反战运动可能会缺乏这些素质。
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我党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们的思想对反战运动所起的影响，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它表明，即使人数很少的队伍；只要对形势有实事求是的估计，有一个适当的纲领，在行动上能采取灵活而非宗派主义的态度，就能发挥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在反战运动具有的历史性的影响中，我们的作用是有决定意义的。
过去时期的三条经验教训必须予以重视：
①鉴于激进化运动不可能由任何单一的潮流所控制，指导我们在反战运动中反采取的策略的联合行动的做法，应继续下去并扩大到其它活动领域。这是统一战线的方法，在美国左翼政治上和组织上发展到目前阶段的特殊条件下的运用。它可以团结广大的、各种各样的人物，以便建立在各种特定问题上进行斗争的群众基础，这些问题是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统治阶级的。
②必须在当前群众斗争中，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来运用这种做法，并丰富过渡性纲领的要求。必须有意识地把这一纲领扩大到进入斗争的美国社会中的新组成部份中去，如对青年激进化运动和美国黑人斗争所已做的那样。
③联合行动不需要同激进化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极左派的错误领导停止政治上的分歧和公开论战。相反，意识形态上的辩论会深化激进化运动，对敌对潮流所主张的错误思想和立场必须继续不断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纲领和观点。
我们比我们对手的优长之点，并不在于我们队伍的增长，而在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正确和一贯性，在于我们思想上的正确，在于我们干部的团结一致和有纪律。我们同对手的分歧不是偶然的、暂时的，而是根本性。
一九六八年五、六月间在法国发生的事件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积聚了最强大、最富有爆炸性的社会力量，它能在最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爆发开来。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突发的、痉挛性变动的美国，免不了要爆发类似的事件。我们在下一阶段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将使我们作好准备以迎接这一历史剧变的到来，那时，大批工人的激进化便会打开通向胜利的大门。
1969年8月 |
世界青年的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1969年4月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世界青年的激进化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1969年4月第四国际世界代表大会决议
一代崭新的革命青年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在世界政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十年，青年激进化运动，已经从对某些腐朽制度有反抗情绪的征候，发展成为一场世界规模的强有力的青年造反行动。
到目前为止，受激进化过程影响最大的社会集团是学生，他们由于日益发展成为重要的社会势力和对世界政治的敏感，而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青年学生不是直接地反映他们所属阶级或将要隶属的阶级的利益，而首先反映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矛盾。学生的激进化，反映并预示着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因此，它有着自己特有的力量和弱点。
强大的学生激进化，作为在同一代的其它社会阶层中促进激进政治意识发展的传送带，显示出了它的能量。在某些国家，它带动了整个工人阶级的群众性行动。
新的一代日益增长的战斗力和革命锐气，在世界革命的所有3个地区，屡次得到了证实。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春夏发动的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斗争中，学生运动起了主要作用。
在巴基斯坦，学生触发了一场具有革命规模的社会危机，导致了阿尤布·汗统治的垮台。在墨西哥。1968年夏秋，围绕着争取基本民主要求而发生的学生的群众性示威游行，得到了墨西哥城群众的同情，使迪亚斯·奥尔达斯的统治陷入了一场政治危机。
在法国，1968年5月的学生造反引起了法国历史上最大的总罢工的连锁反应，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出现。法国1968年5、6月事件，生动地说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在资本主义主要的中心地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学生激进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国际范围内，这些教训对于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还没有失去意义。
资产阶级及其在工人阶级队伍里的应声虫，大声疾呼反对“两代人的冲突”、“两代人的隔阂”以及“叛逆的象征”，但是造反青年提出的问题首先不是什么这一代人和那一代人的问题。他们明显地反映了我们时代主要的阶级冲突。这个前所未有的青年激进化的基本意义，在于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他们已作好准备，愿意并且有能力登上阶级斗争的舞台，站在殖民地民族和工人阶级一边，同世界帝国主义及其同伙（他们虚伪地声称代表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讲话）作斗争。
激进化的新潮流始于50年代后期，是伴随殖民地革命的高涨、美国黑人斗争的兴起以及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和莫斯科对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镇压所引起的反响而出现的。这股潮流因阿尔及利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从古巴革命的胜利中获得新的推动力。当美帝国主义把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使越南成为国际阶级斗争的焦点时，激进化的潮流达到了一个质的更高的阶段。全世界千百万青年人，为保卫越南人民而团结起来了。
青年的激进化对于第四国际和同情它的组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青年的激进化向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提出了重要的挑战——怎样为它提供领导，把新的一代中最优秀的分子争取到第四国际的旗帜下来。不管一个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潮流只是一个小的核心，还是一个已经具有若干力量的稳固的倾向，这个中心任务都是保持不变的。认识和实现这个任务，是第四国际下一阶段工作的中心和方向。
1.世界青年激进化的根源和共同特点
新的一代激进化的政治特征的根源，一方面在于帝国主义的危机，另一方面在于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是工人运动历史上已经破产的两种主要倾向——相互交错的危机。新的一代是在本世纪社会动乱最激烈的时期走向政治上的觉醒的。在越南，他们看到了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全部残酷性。短短的几年，他们亲眼看到了规模巨大的革命高涨和反革命的血腥屠杀。当代的历史是由一系列激变所组成，连美国也不例外，象反对种族隔离的暴动和学生的造反就是例证。
帝国主义的经济矛盾，是我们时代引起社会爆炸的基本原因。在过去20年中，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富国和穷国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中国、古巴、和北越成功的革命，东欧和北朝鲜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破坏。使一个广大地区从帝国主义直接剥削的范围中分离了出来。在一个接连一个的殖民地国家出现的政治不稳定和革命的威胁，阻碍了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投资。同时，主要工业强国之间争夺世界市场的竞争也不断激化了。
同这些经济矛盾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感到必须阻止世界革命进一步的发展。帝国主义为维护其剥削和压迫以及扑灭革命所作的种种努力，是促使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青年激进化最重要因素。
当造反青年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榜样影响到工人国家的青年时，主要由于官僚阶级维护其特权地位和极权主义统治所作的努力，这些地区也出现了叛逆情绪。
世界斯大林主义正在不断发展的危机，是促使苏联集团和资本主义国家青年激进化的有力因素。1956年以来克里姆林宫的威信和权威大大下降了。中苏冲突、古巴革命、越南革命、最后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所有这些都促使斯大林主义盘石般的一致趋于瓦解。“和平共处”、“议会道路”等理论的反革命内容，缺乏工人民主所引起的奇怪的畸形状况，特权官僚阶层的滥用职权，这些问题对于人数不断增多的激进青年来说，已经变得越来越明白了。
在新的激进一代的心目中，社会民主主义同样遭到了唾弃。社会民主党人完完全全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维护者，对青年人就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的青年组织，同共产党的青年组织一样，几乎无例外地只是极少数积极成员或追随者的空架子。
新的一代是在一系列胜利的推动下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和越南的革命，以及方兴未艾的美国黑人解放运动，是他们得到鼓舞和进行仿效的主要集合点和源泉。新的一代也看到了挫折，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印尼事件感到痛苦和悲伤。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象第2次大战以前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战后西欧共产党领导人的背叛那种可怕和持久的大灾难，缺乏那种使人陷于麻木的经验。他们的大多数还太年轻，缺乏冷战最初几年的直接经验。许多人是由于古巴革命胜利的推动才开始走进政治生活的。
工人国家具有叛逆倾向的青年，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权力和影响走向崩溃的时期长大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同有关反对官僚政治斗争的所有问题进行战斗。
互相交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危机和工人阶级历史上不断更迭领导的危机。形成了学生激进化的基本政治发展，然而，这些情况还不足以说明当前学生运动在社会上的重要性。学生们一般已经注意到过去的侵略蹂躏行为，但对资本主义统治集团或苏联集团的官僚制度却不很注意。
学生运动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政治影响的扩大，是来自教育领域的根本变化，这个根本变化是在“第3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工艺和工业发展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些方面的发展，要求有受过更高教育和技术上合格的人，他们具有革新、发展和操纵最复杂、最新式的生产工具或破坏工具的能力。
这些经济条件，要求有数量更多的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对生产过程中的管理人员和监督人员是这样，对各种不同水平的工业和贸易方面的劳动力也是这样。更高的教育和文化标准，来自于更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更大的“资本集约程度”。资历标准全面的稳步提高，大大改变了高等教育的性质和结构。过去的20年在一些更加发达的国家里，情况更是这样。
脑力劳动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被用到生产过程中，非熟练的手工劳动的相对重要性在生产过程中却在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也造成了白领工人的日益无产阶级化。
在全世界，在大多数国家中，高等教育机构和学生团体的规模，正在爆炸性地扩展着。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的最新数字，从1950年到1963——64年期间，全世界大学和专科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法国增加3.3倍，西德2.8倍，美国2..2倍，意大利1.3倍，中国6倍，捷克斯洛伐克3.2倍，苏联3倍，东德2.8倍，土耳其3.7倍，哥伦比亚3.5倍，印度2.2倍。在过去的15年中，中学生人数增长得比这还要快。
这种急剧增长所引起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要来得多。一方面教育机构的改组进展不快，也不够彻底，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以及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专家们的需要。另一方面，从老的方法转到新的方法给大学强加的种种要求，引起学生团体和教职员很大不满。在学生中，由于大学的资本主义方式，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结构和职能以及专横的管理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蔓延开来。这种不满引起了同学校管理人员和学校当局的对抗和尖锐冲突。大学经常陷入严重和持久的危机状态中，不对社会制度进行革命的改造，这种危机是不可能得到克服的。
由于大学里“一代代”流传很迅速，这些冲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影响到一层又一层学生。学生们发现，大学往往不是为培训他们获得寻找工作所需要的技艺而设立，而是要按照大企业或官僚统治最粗鲁的要求来铸造他们。总之，大学不是授予现实社会的最基本真理的场所。它同当局串通一气，企图掩盖或歪曲这些真理，甚至进行捏造。现在常见的同大学当局、统治阶级或者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官僚阶层的面对面的对抗中，学生们都提出了自由进行政治探讨以及管理大学的坚定的要求。
激怒学生并使他们聚集起来采取行动的特殊问题（不管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所大学到另一所大学尽管很不相同，但是他们的运动在类型上却是惊人地相类似。造反学生发现他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当今的当权者，共同面对一场摊牌的斗争。
1968年6月，贝尔格莱德大学采取静坐的方式占领校园，使南斯拉夫陷入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危机，如同法国学生一个月以前在示威游行中所做的那样。西德、日本、巴基斯坦、埃及和加利福尼亚学生的示威游行，在政治上产生了有力的反响。过去20年，随着人数的增长，学生的情况在某些重要方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大学生活的时间相可客观地延长了。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把他们最多产和精力最充沛的年代花在大学里。许多家庭约束被抛到脑后，他们甚至不愿单纯为了谋生活而求得一项工作。他们比一般市民接触更多的知识，并有更多的时间来吸取和讨论这些知识的内容。
（2）他们集中在各种教育机构和学校区域内，其集中程度超过了除了最大型的综合性工厂以外的生产人员。在全世界，绝大多数教育机构设立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城市，那里也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同时也是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斗争展开的地方。
（3）资本主义国家学生团体的组成，出身中产阶级的仍占多数，同时也有一些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成分（在美国它是很重要的成分）。
（4）学生团体内部的社会差别和分成阶层的情况，已经不像20年或30年以前那样界线分明。大学学位已不再表示持有者可以自动地成为政府的官员、小企业家或是专门职业的成员。在拥有先进工艺的当前条件下，一个大学毕业生更有可能变成为生产单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或熟练工人。他除了本身的资历较高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供出卖，也没有希望摆脱工资工人的基本状况。这种情况，促使他们倾向于同产业工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大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上述情况的影响，从而使更多的人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命运同毕业以后放在他们面前的地位联系起来，而不是同自己的家庭出身联系在一起。
（5）企业的所有主和组织者，为了企业的运转，更加依赖来自高等学校的有资历的人，因而对这些人的情绪、态度和政治方向也就更加关心了。
（6）大学生同其余在中学、工厂和应征军队中的同辈人的联系比以前加强了，这样他们的激进化就成为对统治阶级更为严重的事情。不管阶级状况怎样，青年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共同的束缚，这是家长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标准强加给他们的。这种伦理标准甚至在那些已经废除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国家通常也很盛行。他们还受到同样的歧视性法令（在政治权利、征兵和社会限制等方面）的约束。这些因素，使青年一辈的各个阶层之间加强了联系。
综合所有这些条件，使学生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具有引人注目的重大意义。他们的意见和行动给国家生活以很大的影响。
在美国、日本、德国和苏联这样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强国中，大学生活的新特点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世界市场或军事斗争舞台上进行竞争的所有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这些新特点及其带来的压力的影响。
学生全面激进化的步伐，通过各种问题反映出来的激进化的途径以及激进化影响的深度等等，这些问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国家以及殖民地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巴黎和东京、墨西哥和巴西、埃及和巴基斯坦、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学生示威游行的激烈程度及其影响，都证明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极为快速的世界电信交通网，国际旅行事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造成还在继续发展的这种普遍性有很大作用。一个地区的造反青年，很快就仿效其它地区的斗争方法，接过他们的口号，学习他们的斗争教训。对英雄人物（如切·格瓦拉）的普遍钦佩，从越南革命得到的共同鼓舞，这些是世界青年先锋的共性达到惊人程度的标志。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
在国际范围内，政治思想和经验的相互影响，这是理解当前学生激进化成为世界性现象的关键。（尽管这种激进化由于各国的不同特点而有所不同）。由于上面列举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因素，以及我们时代爆炸性的特点，目前学生的激进化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持久的现象，它同今后的革命运动将会有持续不断的关系。
2.激进学生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激进学生反映了各式各样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鄙弃莫斯科派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改良主义。
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叛卖和阶级合作的行径，对这个事实负有责任：激进学生在提高政治认识时，却没有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帮助他们学习传统和革命政治的政治、组织准则。新的激进一代是从屏弃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义，并在行动上饶过它们而开始发展起来的。他们这样做，往往不是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具有鲜明界限的另外一种派别，而是看成是环绕着某些特定问题联合行动的另一个政治先锋。
造反学生在探索新的思想基础时，最初只是恢复一些早期的观念，这些观念还在社会主义和劳工历史的较早阶段，就被认为是不符合要求的，古巴领导人对实践的强调和对理论的忽视，助长了这种倾向。新的激进分子开始时对科学理论、对认真制订政治斗争纲领的轻视，为实用主义的权宜办法开了方便之门，它成了表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特许状，后来又成为冒险主义的辩护词。“参与民主”和分散化，取代了民主集中制，被当成了万灵丹。在这样的旗号下，一些不受拘束的小集团，往往用不民主的方式操纵了运动。他们用狂热的运动，“功绩的宣传”或“革命的风格”，去代替对革命力量进行耐心和持久的组织工作。
激进学生运动经历了不同的组织阶段和形式，不过各个组织阶段和形式之间并不一定是依次相续的。当一个国家学生运动的发展，从“学生联合主义”阶段，经由无政府主义的“参与民主”阶段，到达学生运动被看作是由不同思想倾向组成的阶段时，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和阶段可能又在另一个国家以更高的程度重复着，或是同时并存着。
许多学生激进派别，不认识或否认工人阶级及其革命先锋党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作用。他们的这种立场，本质上是在思想领域拒绝里马克思主义，在组织领域里拒绝列宁主义。在斯大林主义这个关键问题上，许多人虽然由此而开始走上左的道路，但是，他们都不能解释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对列宁主义的历史的反动这个问题。
许多激进学生的根本弱点——不稳定、极左主义以及缺乏组织能力等，其根源就在于这些思潮的社會性质。那些使他们不可能很快就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的情况——比较闲散、缺乏工作纪律——使他们更难于理解建立永久性组织、指订长期战略和采取持之有恒的政治行动的必要。
结果出现了这种荒谬的现象：大批年青人在他们的气质上和活动中转到了比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为左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在理论武装和组织观念上却很不足。
例如，西方新激进分子中，有一批人从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其它一些人的观点中受到鼓舞，这些人怀疑工人阶级在改变社会中的主要历史作用，否认工人阶级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那种革命能力。
他们不信任产业工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把20年来的相对沉寂看成是工人阶级结构上的永恒特性。在工人国家，他们认为工人不能打垮顽固的官僚统治。在殖民地世界，他们认为工人同贫苦的农民相比，只是拥有某些特权的阶层，并由此得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革命斗争的结论。
他们把工人运动同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以及工会官僚机构等同起来。他们起初认为，战后只有在农民仍然占优势的殖民地世界，才有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总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引起许多青年去探索集体的政治解决办法，也促使通常被称为“希比”（“颓废派”）或“比尼克”（“垮掉的一代”）的一些人，去寻求一个在不推翻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保持个人自由的个人手段。其中有些人陷入了乌托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通过爱和无私而得到改造。这种小资产阶级逃避现实和个人放纵的倾向，对新的“生活方式”的探索，在政治上表现为在许多国家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但是，激进学生的政治认识并没有止步不前。过去两年，激进学生的政治认识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各个流派被正在进行争论的各种思想派别吸引住了，通过激烈的内部辩论，有时通过严重的派别活动，开始了重新组合。毛主义、自发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卡斯特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全都赢得了一批信徒，并且给活动分子以及他们的组织刻上了各自的标记。
新的激进分子，往往想把工人阶级中各种不同政治潮流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因素结合起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事件的进展和斗争经验却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定并进一步澄清自己的立场。这样，基本上反映世界劳工运动不同潮流的各种政治倾向出现了。青年激进化，是从同斯大林主义莫斯科一翼和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分离中兴起的。但是，由于缺少他们可以从中学到主要阶级斗争传统的群众组织，由于学生的先锋作用受到限制而遭受挫折，极左主义便成为学生运动的最大危险。同各种不同敌对派别进行斗争，展开系统的辩论，这是把最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所必不可少的。
但是，在新的激进分子以及他们的组织中常见的这种种弱点，无论怎样也不会超过他们的长处：
（1）总的看来，国内国际的政治吸引着激进的青年一代。由于生活经验的限制，他们对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动员往往不熟悉，许多人是通过独立的有批判的思考而得出革命的结论的，依靠他们自己对重大和复杂的问题找出答案的。
（2）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他们首先关心的是社会活动、体育比赛、啦啦队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革命的青年组织，由于发起和参加了环绕当前争论最热烈的政治问题的战斗活动，由于它们的政治纲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它们对理论的严肃态度，吸引了激进青年的优秀分子参加到这些组织中去。
（3）尤其重要的是，成为当代青年激进主义的特征的，是一种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复活，也就是具有同斯大林主义运动的狭隘的官僚民族主义完全对立的那种团结。这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来自越南和古巴的革命。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有助于形成一个支持他们的世界性的努力。古巴人，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所作出的榜样，以切·格瓦拉“2个、3个和许多个越南”的号召以及保卫革命，免受帝国主义进攻的最好办法是把革命扩展到其他国家的坚定主张，为这个复活作出了贡献。
新的激进一代懂得，他们面对的共同敌人是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他们早就从反帝斗争中（古巴、越南）吸取了一系列共同的政治经验。由于当代世界交通和旅行的便利，国际性的运动也比较容易连接起来，并使联合行动变得更加有效。
（4）学生激进化的最有希望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反对权威的倾向，它对传统的蔑视以及它对那些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旧时代的种种规范、法令、惯例的挑战和怀疑。在对那些由老一辈人遗留下来的问题寻求答案时，新的一代喜欢接受的正是那些被认为是异端的、禁忌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国家、学校、父母、教堂、雇主或官僚机构所反对的，也就是这些造反者所欢迎的。
（5）许多激进青年，对国内、国际政治，正在朝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摸索前进。撇开那些不认真学习和经验，仅仅出于偏见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人不谈，他们中大多数人正在透过资产阶级代理人和一些曲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所散布的谎言的迷雾，用一种混乱的、试验的方式，努力寻找他们前进的道路。
他们可能一时转向毛主义、新无政府主义或极左主义的死胡同里去，但是他们正在慢慢地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且学会把它应用到当前的现实中去。
作为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形式替代物的新激进化运动的这些特点及其发展，对于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具有关键意义。青年中这股具有这些政治上长处的广大潮流的存在，使得环绕特定问题的斗争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有了可能，并且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正是青年中这些政治上的长处，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新的一代中大批人争取到革命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中来，把他们中的最优秀分子争取到革命政党中来。
3.“红色大学”的战略
在激进学生中，环绕着确定方针这个中心问题，正在热烈地开展辩论。学生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学生运动同工人群众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更加广泛的斗争的关系怎样？革命先锋在学生运动中应该提出怎样的纲领？
改良主义派别认为，学生首先应该关心那些局限于大学本身的问题——考试成绩、课程、教育质量、生活条件、纯属校内的政治问题等。他们把环绕这些问题所开展的斗争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割裂开来。他们把这种有限的斗争同政治化了的学生关心世界最大的问题（如越南战争）的倾向对立起来。
与此相反的是极左分子。他们的战略，往往是把学生团体的精力整个地从学校转出去，使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离开校园，到工厂去或深入“社会”，到处分发传单，宣传革命的必要。毛主义者把这概括到“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里面。
这两种方针都是片面的和无益的，都应予以屏弃。革命青年先锋，为了有效地开展斗争，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纲领：斗争目标超越学校范围，同时又把学校的斗争包括在内；把学生的要求同国内的和国际阶级斗争更广泛的要求结合起来，向学生说明他们本身的要求怎样同这些更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这些要求不仅是这些斗争的一个不可分的部分，而且有助于推动这些斗争的向前发展。革命青年提出的纲领必须把长期奋斗目标同学校斗争中一个革命者应做的日常工作结合在一起。革命青年提出的纲领是这样一个纲领：它环绕着世界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和学生本身的要求，把学生动员起来，投入斗争。
学生的成分不是单一的。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这些阶级的利益有很大分歧，政治上的地位也各不相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大学里的——或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的学生所具有的共同地位。
许多政治上先进的学生，在他们环绕着不同问题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懂得了掌握教育和教育机构的必要，而且认识到只有对社会进行革命的改造，这个目标才能完全实现。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样规定他们的目标，使得它同当前社会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怎样把对现行的教育状况的斗争同彻底改造社会这个令人向往的目标连接起来？他们不明白怎样把学生的斗争同反对资本主义总的斗争协调起来。这就是他们遭受挫折和寻求革命捷径的原因，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机会主义和极左主义的产生。
在1968年6月大批学生在南斯拉夫掀起抗议浪潮期间，贝尔格莱德的学生提出”为争取一个红色大学而斗争“的号召来概括他们的要求。这个公式十分切合他们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南斯拉夫被认为有一个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但是事实上南斯拉夫的教育制度却是适应居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的利益的。因此，南斯拉夫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同资本主义国家学生所面对的问题十分相似。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要求把南斯拉夫教育制度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使官僚主义化的大学让位于红色大学。
这个思想也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激进学生所倡导，并使之适合于他们各自的情况。
“为争取一个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大学——为争取一个红色大学而斗争！”激进学生试图用这个基本方针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学生应得到怎样一个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由谁来掌握教育设施？教育制度应该为那些社会阶层服务？”
红色大学的概念意味着，应该把大学从一个生产机器人的工厂，改造成为一个组织反资本主义活动的中心，一座革命者教育的发电厂，一个动员青年投入彻底改造社会的斗争的活动舞台。
红色大学的概念，从它在学校出现到今天，比起那些只限于学生管理大学、目标比较狭窄的口号，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为实现自治和自己管理自己而进行斗争，这只不过是一个完整的纲领的一个方面而已，这个纲领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资本主义统治下大学的作用，教育他们懂得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必要，引导他们参加这场把这一代人中最广泛阶层投入到为实现这场革命所进行的斗争的运动中去。
红色大学这个概念，还包括反对讲授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内，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在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它各个领域内，在“教育”的名义下传播着。革命的学生应该懂得，必须同资本主义大学及其通常是亲资本主义的教职员（有着不同的理论和思想水平）的声望和权威相对抗。他们必须同把知识和知识的获得变为神秘莫测的行为作斗争，同认为高等教育只为少数经过挑选、才学很高的人而设立，而工人群众是难以接受和理解的观念作斗争。
把大学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红色大学，是同那种把大学看成是少数特权人物专有的禁地，应该同社会其余部分的社会政治的争论隔绝开来的自由主义观点正相对立的。大学教育必须能为被剥削者、贫穷的人和受压迫者所用。学生和教职员应该拥有邀请他们所中意的任何人就他们所愿听的任何题目进行讲学的绝对权利。他们应有同工人阶级的组织和政党，同少数民族，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的自由，这种接触正是他们知识和觉悟的一个源泉。
把资本主义大学改造成为红色大学的战略，在被压迫少数民族中，得到了特殊的应用。被压迫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每一次强有力的运动，在某个阶段都感觉到有建立一个或几个高等教育中心的必要。在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时代，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大学是适应被压迫民族的特殊要求，作为一个以某种最能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限制，给斗争以国际主义的前景的方式发展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象征和媒介而建立起来的。为了实现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先锋必须为建立、扩大和改进这样的机构（它们是在民族主义者控制下的）而斗争。
在比利时，争取在弗兰德斯，特别是在罗文建立佛来米大学的要求，在讲佛来米语的人口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环绕这个问题所开展的斗争甚至迫使比利时的一个内阁倒台。
在美国，由于黑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成为美国黑人中的一个日益增长的强大力量，红色大学的概念就以不同的口号表现出来，这个口号是：“为争取一个黑人的大学而斗争！”
黑人学生坚持要求黑人要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在独立的、能够学到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教育机构中，有支配课程、财务和教授的权力；设立美国黑人有特殊兴趣的课程；大学向“第三世界”的学生开放等等，这些要求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中学内引起了斗争。旨在使学校当局在这些问题上作出让步的种种活动，得到有黑人和白人学生和教职员参加的直接行动的支持，招惹了白人优越主义的统治者下决心加紧对他们的教育工厂的控制。他们所作的这些努力，也促使许多学生了解黑人民族主义的革命含意，了解到资产阶级将会怎样彻底地反对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
争取“红色大学”的号召，同它最初出现时的情况一样，在苏联集团的学生斗争中，同样得到了运用。工人国家中的大学，已经成为反对官僚主义统治，表达人民不满情绪的主要中心。在最近的斗争中，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把那些不仅反映他们本身的特殊问题，而且反映整个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所面对的问题的种种具体要求提出来了。在这些具体要求中，突出的有争取政治自由、要求工人管理生产以及结束社会不平等现象等。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红色大学”的概念能够很容易地同激进主义的传统和实现、保卫大学的自治的斗争结合起来。在那里，在为实现革命目标而进行的斗争中，学生正在扮演着头等重要的角色，如同他们过去经常起过的作用一样。他们开展了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很快就使他们同反民主的制度相对抗，这把他们迅速卷到校外的许多问题中去，引导他们到工人、农民和其它被压迫人民中去争取支持。
在墨西哥、巴西、玻利维亚、巴基斯坦、印度、埃及、马里、土耳其以及其它许多相似的国家，激进学生进行的斗争表明了这种类型的斗争是多么普遍。
4.一个民主的和过渡性的纲领
大学和中学越来越具有重要性，这是因为“牵涉到的人数相当多；他们的斗争情绪；他们自己发动的实际斗争；他们所在的地方是集中了最大的革命潜力的大城市；他们同工人、农民和贫困阶层的联系以及他们容易把校内紧急问题以外的问题包括进去等等。除了这些以外，经验也一再表明，作为教育和发展激进青年的锻炼场所和革命政党补充新鲜血液的来源，大学和中学是多么有价值。
在许多主要国家，学生战士组织了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及其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际性运动。这个运动提供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范例，说明一个正确的政策能够为斗争开辟广大的可能性。为了开展这个团结一致的运动，大学之间的国际联系得到了利用。环绕着这个关键问题，通过宣传鼓动和各种活动，促进了千千万万学生的政治化和激进化。为了支持越南革命，需要组织大批学生参加示威游行，这就经常提出学生使用大学设备的权利问题，从而就触犯了当局，引起学生与学校当局的冲突。这些对抗，每次都动员了更多的学生起来保卫他们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斗争。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奠基性文件——《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所列述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在学生斗争中得到了明显的证实。目前需要做的，是把这些政治主张更有计划地、更彻底地付诸实行，拟订出适合于当前学生斗争的民主的和过渡性的要求。
不能把学生斗争同整个世界阶级斗争中的政治问题割裂开来，或把两者对立起来。也不能把实现红色大学的斗争，同建立一个与“红色”的列宁主义党有着紧密联系的“红色”青年组织的工作割裂开来，同样地，要把从学生斗争中产生的反映民主和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同上述奠基性文件所列述的和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过渡性纲领的其余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反映学生运动要求的纲领，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和第四国际的任务》这个文件所列述的总纲领的具体运用。
第四国际的最终目标，是把学生斗争同工人和少数民族目前阶段的斗争联系起来，引导他们走向争取政权的联合斗争的道路，把所有反对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制度的力量都投入到斗争中来。
从当前学生思想水平和发展情况出发，这些要求表达了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和不满情绪，引导他们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反对现存制度和当局——它们正遭到学生的攻击。环绕这样的口号所作的动员，一定能使青年战士懂得整个过渡性纲领的正确，也能理解根本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
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这些民主权利是在差不多两个世纪以前就规定下来的），当前许多学生斗争往往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如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开始。但是，他们很快就超过这个水平，走出学校，越出争取民主自由的范畴（这种民主自由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最革命阶级孕育发展起来的），把斗争扩展到经济领域，并且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得到解决的问题。对这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就有可能提出一系列相互连贯的口号，这些口号可以根据各种不同情况随时加以调整。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在战斗队伍中产生、合乎斗争需要的口号。
下面列举的一系列指导学生行动的建议，是把实现自由教育和争取一个较好生活水平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对于这些要求，每一个人都拥有享受的民主权利，但是只有在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局限性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
（1）大学教育要向愿进大学的一切人开门，大学的全部费用应由政府负担。
（2）自由大学不受年龄限制，在校学习年限不受限制，从学校出来后仍可重新进校学习，包括研究生学习在内。
（3）为学生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
（4）对所有学生提供薪给，每年的薪给要够用，并根据通货膨胀的情况自动增加。
（5）保证毕业后有职业。
在学生为管理教育而进行的斗争中，下列各项“学生权力”的要求，应在不同程度上向国际上各种不同的的大学提出：
（1）废除由政府控制的学生组织，承认学生有组织起来并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
（2）教职员和行政人员的聘请和解雇，由学生和教职员实行联合管理。
（3）由学生民主决定开什么课程。
（4）废除教授和管理人员专横处罚学生的权力。
（5）学生和教授有政治交往的自由。
（6）有权利利用大学设备来促进同工人、农民、被压迫少数民族和贫苦群众组织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教育和文化活动。、
在争取学校内实行政治自由的斗争中，下面的口号已成为当前重大斗争的中心问题。
（1）实行大学自治，大学自治神圣不可侵犯。
（2）废除一切侵犯公民自由的法律。结束政治迫害。
（3）严禁警察和其它所有镇压力量进入大学。
（4）解除一切应对迫害学生、工人、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负责的政府官员的职务。
（5）解散特别警察和秘密政治警察。
（6）释放一切政治犯。
（7）废除对出版、广播、电视、艺术和科学的检查，不论是正式规定的或“自愿”的。
（8）争取出版、结社、言论、集会、请愿、旅行的自由和参加示威游行的权利。
正如美国的黑人解放斗争所深刻地表明那样，在学生斗争直接涉及少数民族时，争取少数民族的权利的斗争尖锐地和明显地提到了显著的地位。这类事件的绝大部分往往是由于侵犯民主权利，或为获得这种权利的斗争所引起。这不仅限于大学，而且扩展到包括初级教育在内的整个教育体系。结果，这个领域的斗争，会立即影响到整个被压迫少数民族社会，其影响程度要比對白人民族来得大。在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问题更容易被看成是有关少数民族前途的更为广泛的问题。正由于此，学生的斗争在少数民族的社会中所起的催化作用，特别值得注意。
在这个领域内的口号，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1）承认被压迫少数民族有管理他们自己的公共事务（包括从幼儿园开始的教育在内）的权利。
（2）学生中一切制订和实施政策方针的团体都应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
（3）反对种族主义和大民族沙文主义。在一切学校中，要忠实地讲述被压迫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内容由被压迫少数民族选出的教育委员会定期修订。
（4）承认少数民族有在教育体系中使用自己语言的绝对权利。
（5）政府应为被压迫少数民族研究生的学习不受限定地提供资金。
（6）在少数民族管理下，设立拥有适当资金的、独立的、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机构。
同学生有关的一个特殊问题是学校管理当局同大公司和政府间的关系。对于大企业和军队来说，大学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场所。与此有关的是，大学在“公众利益”名义下承担的极为令人怀疑的研究项目中所起的作用。与反战运动有关的重要的斗争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发动的。在这里，这种联系是很自然的。下面是这个斗争的代表性的口号。
（1）结束大学同军方的联系。
（2）废除大学承担政府的秘密研究项目。
（3）取缔御用学生组织的秘密破坏活动。
（4）公布大学及其一切董事、评审委员和管理人员的所有投资、持股和合同的一切情况，揭露大学负责人员同大企业之间的联系。
（5）废除对大企业特别有利的研究项目。
（6）大公司不得在学校补充人员。
（7）降低参加选举和担任公职的年龄。大学生已经成熟得可以参加作战、选举，参加决定公共事务了。
为了反对殖民地革命，反对工人国家和便于在国内进行镇压，资本主义国家要永久保持大批武装力量，这种情况使下列一些主要要求对青年学生以及青年工人和少数民族中的青年都具有重要意义：
（1）保卫一切应征入伍的青年的民主权利。不得限制士兵充分行使公民权。
（2）废除资本主义的征兵制。
在遭受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如西班牙、南非和其它地方，大学作为有组织的反抗的潜在中心，一再表现出它的重要性，西班牙的经验现在特别宝贵，它使人们知道，学生怎样作出努力去打破政府操纵的学生组织的支配，怎样象工人那样沿着独立的路线组织起来，并且实现同工人的结合。
在这里，学校的斗争集中到一个广泛的要求上：“争取大学自治”。
早已指出，这个斗争很容易通过一些特定的口号简单扼要地表现出来，这些口号同大学校园以外的斗争口号结合起来，并且同有关工人、农民和城市贫苦群众的更为广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在大多数工人国家，情况与此很相似。在这里，学生的斗争自然地遵循着这个方针：指出官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宣传之间的矛盾，指出缺乏任何类似社会主义民主的东西，而这却是列宁所主张的，并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以阐明了的。象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联本身所表明的，这些国家学生斗争的要求有以下几个方面：
（1）自由讨论哲学、文化和科学问题。有发表批评性见解的权利。
（2）自由讨论历史问题。让真理说话。
（3）自由讨论现实政治问题。
（4）废除检查制度。
（5）争取结社和游行示威的权利。
（6）不准进行政治迫害。允许公众，包括外国观察家，出席一切审判。
（7）自由旅行，不得限制派遣代表访问其它国家的青年组织或邀请其它国家代表来访问。
（8）取消社会的不平等，取消官僚特权。
（9）恢复革命的国际主义。
（10）同其它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团结起来。
青年激进化不仅局限于学院和大学。它广泛地渗透到中学，在某些地方甚至渗进到了小学高年级。在许多国家，中学生在反对越南战争的动员中成千上万地觉醒过来，成为最热情的、精力充沛的反对越南战争的支持者。在法国1968年5、6月期间和那以后，组织在“中学生行动委员会”中的中学生，在行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每一个革命的青年组织发展到某一阶段，它能否组织、领导并赢得中学青年中决定性部分的支持，便成了关键性的考验。革命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必须带头把中学生青年组织起来，同他们一起，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共同斗争，并设法把他们的活动同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其它部分配合起来。这些年轻的活动分子，由于预定要进入高一级的院校学习或大批地走向工厂，他们必将在这两个斗争舞台上，成为激发斗争精神和社会主义意识的促进因素。
提出这些口号和目标，为这些口号和目标而奋斗，并利用一切机会加以实现，需要一个政治上高度觉醒和策略上十分灵活的马列主义领导。它既不陷于顺从学生状况的机会主义也不跃入极左的宗派主义的泥坑。
5.革命的青年组织和党
当前学生激进化的发展，为第四国际各国党扩大影响，扩大党的组织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会。千千万万的激进青年已经不再受斯大林主义有害宣传的恐吓，他们早就毫不掩饰地表示要倾听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数以万计的激进青年早就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大部分纲领。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厌恶，就有可能在新激进分子的决定性部分中，使真正的革命的抉择占了上风。他们中的可靠成员能够很快地补充到第四国际的队伍中来。
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通过同第四国际各个支部有着兄弟般的联系但又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青年工作能够最有效地开展起来。
在不同的国家，托洛茨基主义派的力量各不相同，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要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来实现建设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这个目标——包括参加到其它的青年组织中去。但是，所有这些活动都应被视为是朝着建设这样一个组织所采取的策略步骤。
值得指出的是，对现今学生运动和正在发展中的世界形势进行社会的和政治的分析，表明建立这样一个独立的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是有客观基础的。
独立的青年组织能够吸引正在激进化的青年，这些青年虽然还没有决定参加任何左翼政党，还没有献身于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而成为毕生的革命者，但是他们自愿并有决心同革命政党及其成员一起参加到各种政治活动的广泛行列中去。这样的组织可以以自己的名义领导各种活动，在学生运动中发挥其积极性。在选拔党的干部方面，它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培训和考察干部的场所，并使他们更容易获得从事重大的革命活动所必需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经验和训练。作为革命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激进青年能够自己决定政策，自己组织活动，也允许他们自己犯错误，自己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他们的组织形式，对于革命政党本身也有很多好处。它为党队伍的补充提供了一个后备基地。它有助于使党不致成为一个青年组织，不致于把一个布尔什维克组织在纪律方面，政治成熟程度方面和理论水平方面的标准，降低到一个要求较低、适合于青年的组织的水平上去。
6.第四国际在青年中的任务
对青年的激进化的发展状况所作的这一分析，指出了3个相互联系的任务：
（1）在意识形态和行动这两个领域，都取得对激进青年的领导权。
（2）建立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组织。
（3）在青年中选拔新的干部，用新鲜血液充实第四国际各支部的领导。
在激进化运动中，托洛茨基主义青年较之其他倾向的青年更有可能领导真正的力量投入行动。在某些国家，他们早就证明有能力发动和领导一大部分具有重要意义的运动。保卫越南革命的世界规模的运动就是一个例证。另一个例子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在法国历史性的1968年5、6月那些日子里所起作用。第3个例子是第四国际在墨西哥学生“全国罢课理事会”领导的运动中的思想影响。
不管这些斗争有怎样的缺陷，如果不充分大胆地加入正在进行的斗争行列，任何倾向都不能指望在激进青年中生根，并对他们实现政治领导。从某种程度来说，青年运动只有通过行动才能取得进步，而缺乏运动，可谴责为要使青年运动长期陷于分裂和一事无成。托洛茨基主义青年应该在实践中作出榜样，如同在理论概念和政治表现方面作出榜样一样。
不管怎样，青年这支队伍，是充满着积极性、旺盛的斗争意志和献身精神的。在新的一代中，最欠缺的是理论素养、政治远见和一条指导斗争的正确路线。这对革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将在扩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影响的过程中得到实现。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要依靠它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全面和正确的纲领以及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忠诚来战胜它的对手。它的这些特点，也同样是激进化青年一个主要的吸引力。
在向共同参加斗争的青年传播托洛茨基主义思想的同时，第四国际必须谋求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组织，这个组织将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原有方法、原理和立场来系统地教育自己的成员和支持者。如果忽视了教育工作的组织上的保证，在青年中开展活动的一切效果就会受到损害。
青年工作本身并不是目的。青年工作的卓有成效会推动革命政党的建立和加强，使它能领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第四国际各个支部力量仍然太小，还不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并在他们自己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进行决定性的争取政权的斗争。他们的工作还只是一种准备性质的、主要是宣传性质的（包括有限的行动）。
他们目前的任务是争取和教育大多数激进青年，以便把他们武装起来，完成取得对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分子的领导这项更大的任务。为了在这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青年中新鲜血液必须十分熟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观念及其建设政治上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的方法。在火热的斗争中建设这样的政党，是克服领导危机——这是我们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唯一方法。
全世界的政府当局，不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工人国家或是殖民地世界，日益关心青年中的动荡不安，这些青年正变得越来越难于驾驭。他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正在成长的一代，早就显示出他们是激进活动的一支巨大的潜在力量，表现了他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谁能成功地取得造反青年中最有才华的、忠实的活动分子的信任，谁就掌握了未来的关键。因为，在20世纪的以后年代里，他们在创造历史和决定人类命运方面将起主要作用。
许多国家的造反学生早就表现了同现政权对抗的主动精神，这有助于促进社会其它方面的斗争。青年工人在粉碎官僚机器对工会控制的斗争中必将站到运动的最前列，他们将以其斗争精神以及对政治斗争的关心，为老一代工人树立榜样。
第四国际对它当前的中心任务——争取和同化造反青年中的最优秀分子——不能掉以轻心。在许多国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前最重要的是发展这些成就，这就要求各个支部所属的青年组织在诸如反对和保卫运动以及为国际性运动打开新的局面等方面更好地协调运动，紧密合作。
我们的目的是要使第四国际成为要求推进世界革命的青年的公认的喉舌、组织者和领袖。
译自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1969年7、8月号 |
世界革命新的兴起——第四国际再统一后第三次世界大会（第九次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969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世界革命新的兴起
——第四国际再统一后第三次世界大会（第九次世界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1969年4月）
出版者言
一、帝国主义反攻的失败与世界革命三个部门之间的新关系。
二、法国的新的革命兴起及其国际影响
三、帝国主义长期经济繁荣的完结
四、官僚政制危机的新阶段与“经济改革”的意义
五、殖民地革命复兴中的问题
六、帝国主义国家中传统工人运动的危机和新青年先锋队的出现
七、建立新的革命领导
出版者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时代。这是一个空前多变、空前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从来不可能发生的事竟一一发生了；从来不敢想象的事却变成习见的了。
要适应这个时代难，要参加这个时代亦不易。但是，除非不想生存你总得去适应，要想适应你就得去参加。如何适应？如何参加呢？首先你得清楚地认识这个时代，得清楚地了解这个时代。这样，你纔能明白它一切变动的原因，把握它整个发展的方向。
当今世界上的一切思想家──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与文学家，几乎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以各自的方式，来解答这个问题，或至少在表达这个问题。他们想在或大或少的程度上，探索我们这时代的究竟。有时候，他们还各自开出了药方，企图医治我们这个时代的病症哩。
这些探索出来的结果，他们开出来的药方，不用说，并非都是正确，也并不都能对症。但我们有知道这些结果的必要，也有研讨这些药方的责任。
至少，由那些专家们，即以人类社会的生理学与病理学为研究对象，并以管理社会或促进社会为专业的人所拟出来的方案，我们必须加以知道的。
我们就是想把这些方案，特别是我们认为比较重要与有趣的方案，介绍给读者们。
社会思想中最主要的一派，无论就思想体系的完整性或就其在政治实践的重要性说，都要数马克思主义派了。但是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这个名字之下，久矣乎就有了许多不同支派。简单些说，它早已成为改良主义的修正派与列宁主义的正统派。自从列宁死后，这个正统派又分为托洛茨基主义派与史大林主义派；而当第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史氏逝世之后，这个史大林主义又弄得四分五裂了。最初有狄托主义，其后有赫鲁晓夫主义，接着出现了毛泽东主义，又有赫鲁晓夫下台后的勃列日尼夫主义。
同时，那个与整个史大林主义对立的托洛茨基主义，40年来一直存在着，活动着、甚至发展着。
上述种种主义，我们是应该知道其内容的。
只因毛泽东主义与勃列日尼夫主义的文献到处可以找到，比较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我们只预备介绍那些较罕见的方案，这里我们先介绍托洛茨基派的文件。
收入本册的一篇文字乃是该派国际组织（即第四国际）最新与最近的主张。它是1969年四月召开的托派国际大会上所通过的主要决议案。
希望读者们读了可以同毛派与“苏修”的立场作个比较研究。
1970年1月春燕出版社
在1963年召开的、国际托洛茨基派运动再统一的世界大会上，通过了一个决议：《今日世界革命的动力》。它提出和讨论了目前世界革命三个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这三个部门是：殖民地革命，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从那时到现在的五年中，世界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它也获得了新的胜利，其中最为辉煌的乃是1968年5月间法国革命的高涨。结果，全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继续向着不利于帝国主义的方向转变，在世界革命的3个主要部门中，已产生了更为明显的相互作用；而它们的相互关系上，则已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帝国主义国家本身的革命斗争在此一世界规模的过程中，今天比诸于过去的20年内，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
我们一定要估量这些变化的含义，并且从它们出发去决定我们面对的世界革命的大前途。同时，最近事变的发展，使我们对国际革命运动中正在争论着的整整一系列的思想问题，可能作详尽的回答了。
一、帝国主义反攻的失败与世界革命三个部门之间的新关系。
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殖民地革命无疑地停步不前了。
事实上，从60年代之初开始，殖民地革命就遭受了一系列显着的逆转。在巴西与阿根庭（这两个拉丁美洲的主要国家），军事独裁执政，群众运动暂趋低落；在刚果，鲁蒙巴政府被倾覆；接着又是加纳的恩克鲁玛政府与阿尔及利亚的本．贝拉政府被推翻；印度尼西亚反革命在1965年10月间获得胜利；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与叙利亚于1967年在6天战争中受到了军事失败：这些大事，构成了殖民地革命的每一个爆发区──拉丁美洲，黑色非洲，阿拉伯世界与东南亚──中重要的里程碑。
这些挫折，虽然都有其特殊的理由，可是，殖民地革命在60年代初期之所以会遭受压制，却有两个一般的原因。一方面，殖民地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府曾经在某一时期起过的，对于群众反帝斗争的领导能力，已经完结了──虽然这种能力，为了明显的历史原因，原是非常有限的。
殖民地革命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除非将它变成社会主义的革命，那是无法再向前进了；可是要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却缺少着主观因素。另一方面，从古巴革命胜利中汲取了教训的美帝国主义，越来越公开地用武力来镇压一切革命运动了，这些运动，在它看来，即使在其初生阶段，都已有触发不断革命过程的危险。因此，美帝国主义便越来越有系统地应用不断反革命的战略去反对这一类的革命运动。
一方面是寻找明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解决方法的群众，另一方面是拼命要把每一个这样的倾向在其胚胎状熊中即加以扑灭的帝国主义，苏加诺们，恩克鲁玛们，纳赛尔们以及尼赫鲁们被夹在这二者之间，他们虽然在半殖民地国家的舞台上统治了15年，却已走到了他们时代的终点。
因为新的革命先锋队，即使像卡斯特罗型的先锋队，其形成都落在此一过程之后，所以，在整整一个时期中，主动权便转到了美帝国主义手中，它进行了由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阴谋，进行了反革命的干涉，进行了越来越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美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刚巧与此一更直接与更公开的反革命行动的阶段同时来到，因而使帝国主义者有了这样的资力，让他们能在五、六年之内去资助这些计划：──从拉丁美洲的“军事使节团”与“反叛乱顾问队”起，一直到越南的战争，其中包括它在全世界兴建与扩建数十个空军基地，耗资达成百亿之巨；可是这样干，它却不曾损害到美国工人的生活标准；这是说，它不曾立即地打乱这个美国堡垒中的政治安定与社会安定。
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扩张及其傲慢，当它在五十年代在对付殖民地革命上以及和苏联所作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之后，此时似乎达到了新的高峰。
越南战争也是美帝国主义此一反攻的高潮，同时也好像是它的顶峯。越南战争成了此一局势的转折点。由于越南群众的不屈不挠的扺抗，殖民地革命能够将自己的力量再度结集，并且在几个重要地区卷土重来。同时，美帝国主义的社会矛盾又大大地尖锐化了。越南革命的深厚影响，达到了全世界最有政治觉悟的劳动群众，而此一事实，又多少激起了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群众反对官僚的直接行动的复兴。
美帝国主义将越南侵略战争升级，目的不仅在于堵塞革命，使它不能进向具有明显的经济意义和战略重要性的区域（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不仅在于造成一个“威慑力量”去反对亚洲胜利进行的革命（这革命代表着国际帝国主义制度的一种世界规模的大灾难），它而且要藉此吓倒一切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的（如果不是全世界的）剥削群众。它要用这个恐怖例子，使这些国家里的群众注意，如果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话，他们将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那架军事机器，他们将要为自己企图从资本枷轭中解放出来而付出血和毁灭的可怕代价。如此，越南抗战的结果，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今天，越南群众的战斗的革命热情──它是近代历史上无可匹敌的──已经挡住了帝国主义者，使他们无法完成侵略的主要目标。越南群众虽然从各个工人国家所获得的军事援助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苏联乃是最强大的工人国家，对此它应负最大责任）；虽然克里姆林宫及其代理人们曾经不断施加压力，想强迫越南革命对它的侵略者采取一种比较“负责的”态度，让侵略者能“挽回面子”；虽然国际上号召与越南团结的运动也不够规模，以致它未能吸引帝国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中具有决定作用的阶层来采取行动，以便实际上阻遏帝国主义的战争机器；可是，不管这一切，越南群众却已取得了这个胜利。
1968年的新春攻势表示出越南革命拥有巨大的后备（在城市群众中都能找到后备的），可以用以进攻；它表示出反革命入侵军队的军事局势是恶化了。侵略的升级，开始在美国帝国主义者面前充分暴露了他们所面临的进退两难。
因为，在越南的革命力量面前作任何战略性的后退，固然只能鼓舞越南诸邻国乃至全世界的革命势力；可是将越战延长，那末在泰国与缅甸也将发生同样的影响（在那两个国家内，游击战运动已有重大发展），同时对印度尼西亚的革命也要发生影响。看来好像是离奇的，在印度尼西亚，越南战争已开始毁坏帝国主义在近年来所获得的那次最大胜利的成果──这个胜利便是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失败。
同时，一部分美国资产阶级已经惊惶地认识到，即使他们那庞大的资源，也不足以同时做下述的事情：跟苏联从事核子武器的竞赛，在越南进行“常规”武器的战争，巩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及在本国内部进行最低限度的改良，藉以缓和社会矛盾的紧张。帝国主义为了继续越南战争而付出的经济上的代价，已经加速了通货膨胀，加深了国际货币制度的危机，并带来了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加重；越南战争又使帝国主义减少了对殖地资产阶级的“援助”；而且又使它减少了款项去进行美国内部的“对贫穷作战”，这项“作战”的用意，原是为了要解消该国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爆炸性质的。越南民众胜利地抵抗了美国主义的侵略，给了美国黑人与学生以鼓励，使他们组成了先锋队，这是主观方面的；此外，在客观上，越南战争的影响，使反战运动有了空前的生长，以及黑人群众的普遍激烈化，二者结合到一起，便造成了美国自1929──36年危机以来最有爆炸性的国内危机。
这样，美帝国主义之不能阻塞世界革命的浪潮，已属明显。
美国的此一失败，其主要的历史原因，有三个方面。正如决议案《今日世界革命的动力》中所着重指出，帝国主义不能使半殖民的政治局势和经济局势稳定下来，造成了半殖民地国家中群众运动迅速复兴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的例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说明，它说明帝国主义之不能长期扑灭殖民地革命──印度尼西亚的革命1965年10月遭到了最重大失败，可是跟着来的却是失了控制的通货膨胀，生产力低落、饥荒，以及普遍的贫困。
帝国主义国家自身在社会制度与经济制度中的新旧矛盾，继续周期性地引起紧张与危机，而这些紧张与危机，又可因殖民地革命的前进而受到剌激。最后，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其中大多数的人类正在向资本主义制度挑战，那末即使是有史以来最强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都不足以使这个国家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了。再由于图使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外交、经济兴财政方面的政策长期协作的一切尝试，总与帝国主义相互矛盾的固执存在，发生冲突──这使美帝无法成为世界警察一事，更加无可置疑。因为这种长期协作的企图，归根结蒂说来，总会遇到因生产工具私有制的继续存在而生的障碍，总会遇到因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继续存在所发生的障碍。
越南的经验，已指明了苏联官僚那个论据的虚妄，它说：和平共存的战略，能使革命祗因全球势力对比的改变而在全世界和平地进展，至于革命战争与武装起义，则据说是有促发世界核子大战之虞的。
其实，一个革命如果不和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相冲突，那是决计不能进展或胜利的。将革命扩展到整个世界，乃是唯一的道路，藉此可以强迫帝国主义分散其力量，并在世界规模中挫弱它。核战的威胁无疑是存在的──但这不是因为这一或那一革命战争之故，而是因为核武器存在于帝国主义国家中，首先存在于美国之故。要一劳永逸地消灭这个威胁，只有靠推翻美国的资本主义。
最后分析起来，帝国主义这次反攻之所以失败，乃是此一事实的表现：全世界诸般力量的对比已太不利于帝国主义，使它无力去逆转帝国主义边缘地区的趋势。没有疑问，如果曾经有一个国际革命的领导机构，它能够将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势力安排成一条联合战线，去对抗帝国主义的全球性的反革命战略，那末国际形势会在远较有利于革命的方式中发展了的。不过，纵使没有一个有效的世界革命的领导机构，帝国主义还是不能逆转那种势力的对比关系。一旦那最被压迫与最受剥削的各个阶级，或至少是其中最有警觉性的部份，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觉悟到这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实，即：在今天的世界上，像小小一个越南那样的英勇战士，都能阻挡住有史以来最大的那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机器，那末帝国主义的处境便将开始一个新与严重的恶化过程了。
首先，帝国主义所面临的矛盾与困难，在许多方面都加重与增大了。东南亚洲的殖民地革命已开始复兴。各个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也加重了。第二，帝国主义在其边缘地区所遭到的失利，业已大大地助成了帝国主义制度心脏地区的革命危机的重来。这连美国本身都是如此的：由于黑人群众的斗争，已重新产生了革命危机。
1968年5月法国的革命高涨，乃是这次革命再起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
越南革命抗击侵略的胜利，与中心帝国主义国家中革命斗争的再起，其间关联，无论就主观或客观方面看，都很明显。
主观方面，越南抗战促进了帝国主义国家中一个新的青年先锋队的形成，它非常有助于使这些年青人脱离传统的改良派与史大林派机构的影响，而且帮助他们在和传统政党、和资产阶级以及和资产阶级国家的镇压机关进行不断地升级的冲突中，取得经验，增添勇气。
客观方面，因越南战争而生的经济上与财政上的后果，早已加重了美元危机，增加了国际货币制度的紧张，并使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样，国际资产阶级能用以缓和了1966──67年经济衰退之后果的那笔贮备金，现在却渐趋耗竭了。资产阶级再不能采取让步政策了，在所有这些经济因素的压力之下，几乎在全体帝国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触犯现有的生活水准，不得不侵犯被工人们认为是既得权利的某些改良措施（特别是全体就业与边缘利益（PringeBenefits）二项，译按：指职工们按实际消耗的工资之外所获得的补贴，例如假期津贴之类。）这一来，又推动了某些部门中阶级斗争的复兴（这些部门是最不受工会官僚的控制的），并且震动了前一个时期存在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相对的社会安定。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革命反攻失败，产生了客观的与主观的后果。由于这些后果的剌激，帝国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矛盾加剧了，而此一加剧，在最后分析中，正是解释了西欧何以能发生新革命兴起的客观原因。这个新的革命兴起，刚巧配合着中东欧官僚主义堕落工人国家中，或畸形的工人国家中，群众中改良幻想与政治淡漠这一个时期的终结，所以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革命三个主要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此一事实的最初标志，可见于1968年6月间南斯拉夫学生们的行动（其规模甚大，其政治水平甚高），亦可见于1968年8月以来捷克工人们所表现的战斗性及其不断高涨的政治激化之中。
20年来，世界革命的重心移转到了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刚巧与西欧战后革命浪潮的败及美国麦加锡主义同时到来。今天，1968年5月法国革命的高涨，预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的来到。大不列颠发生着足以影响社会的、经济的乃至国会民主制的深刻危机；西班牙有了革命前期的局势；西德工人在长期消沈后的激动；意大利群众的兴起及其予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的震撼：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孤立的或一时的现象。
即使在美国，也出现了一个30年来无可伦比的激进化过程──这都表明出新的革命兴起乃是一个深刻的与普遍的现象。
西欧发生了新的革命涨潮，并不意味着殖民地革命已失去其重要性。相反，此一革命兴起的一个最有戏剧性的结果，极可能是帝国主义将被迫把布置在全世界的财力与军力重新分配，这一来，将替殖民地革命在许多战线上减轻压力，以此剌激起殖民地革命再起及其新胜利的获得。
这次新的革命的兴起，意味着主要属于无产阶级的种种力量以及具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与工人民主传统的各个先锋政治流派，将置身于斗争的中心；它意味着他们的干预事变的方法，他们的行动方法，以及他们的组织方法，将更加接近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标准。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及其最有价值的与最特殊的传统──他们的分量将在世界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大大地提高和增加。这一点，无论对于殖民地革命或对于官僚变态的工人国家或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政治革命，在其过程与方式上，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这个同一过程将唤起美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之进入政治舞台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藉以阻止美帝国主义在其统治制度遭遇最后危机时进行核子战争。这将大大有利于第四国际的建立，大大有利于第四国际图谋促进的各个新的群众性的革命党的建立，大大有利于第四国际新支部与各个同情组织的建立。（未完、待续）
二、法国的新的革命兴起及其国际影响
1968年5月发生于法国的革命涨潮，是因学生罢课及5月10日至11日那个夜里的巷战所引发的。这次革命涨潮乃是30年来西欧最广泛的一次革命动员。它甚至把居民中最属边缘的阶层都包括进来了，还吸引了新中等阶级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资产阶级的国家几乎瘫痪了两个礼拜。示威者们的旺盛斗志，使得他们与镇压的力量作了许多次直接冲突。发生了好多个这样的例子：群众自发地行动起来，趋向于建立他们自己的监督，甚至建立自己的权力，以此反对政府机关，反对工厂经理，并反对与资产阶级国家相结合的其它机构。
在几天之内（5月24日至30日），1968年5月动员，客观上已将推翻资产阶级秩序与夺取政权，提出于议事日程。由于没有一个可资选择的、在工人中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存在，甚至没有这样一个领导的部分的存在，致使传统的领导者，其中最重要的是“CGT”（法国总工会）与法国共产党──它们拥有最大多数的工人──能够出卖了这个运动，将它转向经济性的目标。在这些罢工中，工人们表演出一种强烈的战斗性，以致在好些情形中他们摆脱了正式工会领袖们的控制。除了规模极大这一点之外，1968年5月的革命高潮还有着下述这些特点，使它有别于1936年乃至1945──47年的两次高潮：
一、这次的导火线不是（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也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和民主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的军事胜利，而是大学生、中学生、与广大年青工人的一次斗争。这次斗争，无论就其所采取的形式（与国家的镇压暴力相对抗），或就其所表现的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与国际主义而斗争）说，都是革命的。
二、一支革命的先锋队，它在政治上独立于诸传统领导党（其中包括史大林党）之外的，在巴黎的几次示威中具有了群众性的规模。
三、国际上的前后关系。1936年，面对着纳粹主义在欧洲的扩张，面对着史大林主义的最丑恶的诸方面在苏联的发展，西班牙和法国的群众进行了斗争。1968年5月高涨却是跟随越南人民的春节攻势而来的，同时还发生着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学生斗争与工人国家中的新的反官僚主义的突击（捷克诺伏特尼倒台）。
四、大、中学生与年青工人起了特殊作用，他们成了运动的“起爆管”与矛头。传统的工人运动陷于政治的改良主义之中，陷于停滞与淡漠之中，工人政党和工会机构，多少都进一步地和资产阶级国家结合到了一起，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中，青年人的需要以及他们的愿望实在是被忽略了，它们被既存的社会所弃而不顾。结果，青年们便抛弃了那些传统的领导者，包括史大林派在内。史大林派的威望，又因为在早几年内的解脱史大林化运动，因为中苏冲突，以及因为他们不肯充分保卫越南革命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大大损坏了。新资本主义之不能在物质与文化上满足青年人的要求，青年人中失业现象之再度出现，给此一激烈化过程创造了客观基础。这些斗争的新特征之一，乃是有大量很年青的群众的参加。
运动初起之时，虽然规模很大，可是那个政治上独立的先锋队，除了几个小的政治组织（托派，毛派与无政主义派）之外，却没有别的政治组织可以利用。运动在工厂中的基础是不足道的。工厂中原不乏富于斗志的分子，但是工会机关却数十年来都在扼杀一切少数派，将一切有反对法共路线的嫌疑者，都排斥于工会领导之外，甚至不让他们担任最低级的工会职务。再，当运动开始之前，一方面的大、中学生，和另一方面的年青工人之间，并没有接触。只当学生行动之后，在行动过程中，那些在工厂中觉得无可凭以团结的年青工人们，纔愈来愈多地、逐日增加地、去参加学生们的行动。
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诸领袖所干出来的叛变行为，可归结如下：
他们反对学生的革命斗争，而且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事，去阻挡学生们在政治和组织上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他们把不同范畴的工人（私有工业的，国营部门的，民用事业的）分裂开来，却不将他们在一个共同纲领上联合起来。
他们以总罢工业已在事实上存在为借口，拒绝宣布总罢工。他们拒绝的真正理由，乃是要避免提出为政权而斗争的那个政治口号。
他们与政府及资方进行谈判，却全不顾及工人们的需要；他们接受了卑鄙的协议，这些协议立即为工人们所拒绝。
他们从未主动地采取过一个步骤去动员罢工者，却只是教他们自闭于工厂之内，或简单教他们回家去，甚么事都不要干。
他们无休无止地攻击与诬蔑“左仔”，这跟过去的情形一样，他们是在隐隐中鼓励政府用暴力来对付“左仔”。“但他们又从不把群众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反抗反动队伍与国家的镇压力量”。
他们从来不曾提出过解散“行动队”与“共和公安警察”的口号，这些武力是政府用来镇压学生的。
他们将派系的利益置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利益之上，他们卑鄙地拒绝保卫“外国”战士，不反对政府对这些所颁发的迫害法令（康．本狄事件）。
他们从来不公开谴责米德兰与孟德斯──佛朗士二人的阴诡计，却追随在“左翼民主派与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后面，企图弄出一个“共同政纲”来，而这与政治局势却是毫不相干的。
他们对戴高乐一时决定举行的全民投票问题，采取了模棱两可态度。
他们从来不曾企图去推翻戴高乐，却首先接受了戴高乐关于国会选举这个决定。
他们不愿利用这个趋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却去寻求一种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方式。
法国领导人的此一叛变，乃是法国资本主义手里的王牌。这个资本主义曾经瘫痪了15天，它的武装镇压力量不能对付此一运动的一个部分呢。因为这个运动不但普及于大小城市，而且把农民中的大部分都卷进去了。
虽然发生了这个叛变，法国工人们却不曾遭到失败。革命运动分裂成为各个经济性的罢工，在罢工中他们却是有所获得的，获得的大小依工业部门的不同而异，但一般说却是可观的。工人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觉得受了挫折。而且，有一小部分工人却认识到了传统领导机关的叛变。在运动过程中，工人们再度学习了斗争的阶级方法，这些斗争方法，例如上街示威，不顾法律手续而直接号召罢工与示威，等等；那些党和工会领袖们已经不用这些方法有15、20年之久了；可是在运动中，这些方法却表示出比请愿以及其它的合法步骤，比国会动议等等，要优越得多。工人们屡次反对和驳斥了他们的领袖们，有名的则如他们不接受那个“格兰纳尔路”协议；领袖们的权威受到了损害。罢工的继续，显着地表明出许多重要部门中工人们的斗志高昂；而由政府与老板们合搞的一些挑衅阴谋，不管那些领袖是怎样地卑法，却常常引起勇猛的反击（例如在佛林的雷诺工厂中）。
1968年的五月运动有不少极重要的收获。除了出现了一个较法共为左的先锋队伍之外，其中之一便在于它让我们见到了“两重政权”的多种形式。这些表现形式，规模有大小，时间有短长，却总是表示出五月运动远远超出了一次为争取起码的经济要求与社会要求而斗争的界线，它们证明出有一部分的运动参加者已经有意识地提出了更为彻底性质的目标。
在1968年的五月动员中，让我们（虽然还是在不充分的方式中）初次看见了一个过渡纲领实行起来的近似模样。过渡纲领实行在工厂里（那里，在好几个情形中都发生工人管理与工人经营的问题），至于在大的公用事业中那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那些事业在当时都是部分或整个为各该事业的职工们所经管了的。在许多职业界中（自由职业者，专家，体育界……），也都有同样的发展，人们反对着那些官方机关。不过在各级教育机关中，过渡形式问题提出得最为深刻。
将这方面的经验做一个总结，定可提供许多要点，藉以起草一个具体的为法国之用的过渡纲领。将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作为工人管理生产的初步──此事必须成为工厂中先锋战士们中心关注的问题。与此一问有直接联击的，乃是用民主方式选举委员会的问题。这次运动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以“罢工委员会”名义出现的组织，差不多都就是当地的工会执行委员会。而这些委员会相互间的联击，则是通过工会官僚的机关来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形中，这些“罢工委员会”把法国总工会的政策传达给工人。可是真正的罢工委员会，即不问是否工会会员，由全体工人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如果有了的话，却可以真正表达普通工人们的意见的。它们可以用一种非官僚主义的联络网，将自己联合起来，而真正革命的领导机关，也可以由此确立了的。
1968年五月革命高涨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在于我们见到那些传统工人政党对于大中学校学生影响的衰退。今天，自从史大林主义得势以来第一次，革命力量能够对整一个社会阶层争取到政治上的领导权，甚至争取到组织上的支配权──这个阶层，和产业无产阶级比较起来，虽然在数量上居于少数，在地位上属于边缘，但它能经由各种社会的传达带（职业学校，过去大学生与大学毕业生在工厂中的职位）对工人发生影响，更不必说它特别对工人阶级年青人所能给予的主观的冲击力了。拟订出一个过渡要求的纲领，使法国革命者能巩固其政治领导与对群众的影响（尽管在学生环境中，由于其社会性质使然，这个影响不可避免地会时起时落的），乃是我们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1968年五月运动这两个重要的收获，已经造成了在法国建立革命党的大为有利的条件。目前还不可能建立一个群众党；但已可能建立一个比一个宣传组织为大的党了。现在我们能够创建一个组织，它能将比较广泛的力量动员起来，使他们行动，藉以影响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狭小的一个部分。最后分析起来，此一建立革命党条件的改善，乃是五月革命高潮之最重要的结果。它是一个最佳保证，保证那次高潮不致于成为一次孤立的爆炸，不产生重大后果的爆炸，而成为时间上能延续数年的一系列暴力斗争的开始。
法国的革命高涨，复兴了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义主革命。在这一点上说，法国的革命运动给世界革命的三个部门（帝国主义本国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革命与工人国家中的反官僚主义革命），造成了一种新的相互关系。它开始创造了一些条件，可凭以克服那些歪曲和矛盾，这些歪曲和矛盾是我们在过去25年内见之于世界革命中的。
法国的革命运动戏剧性地恢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主义，过去却只有第四国际纔不断加以保卫的。法国最近的革命运动又在极不同的各个方面，使许多经验的教训丰富了起来。
法国的革命涨潮已经对半殖民地的一些国家发生了影响，其中显着的乃在拉丁美洲的诸大城市中（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里斯，智利的圣底亚哥），以及法国帝国主义至今仍保有重大势力的国土中（如达卡）。这种革命涨潮，给了越南与社会主义古巴以它们从来获得的援助中最大的一宗援助。
法国的革命危机已经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重大反响。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声援法国学生的示威游行。中国政府则为它自己的目的，曾经组织了许多次大规模示威，声援法国无产阶级的行动。在其它工人国家中，即在苏联与东欧的工人国家中，那些政府之曲解法国的革命运动，却比《人道报》（法共机关报）更为无耻。他们单单强调了工人们的经济要求，毁谤与诬蔑了“左仔”，在最紧急的关头拥护了戴高乐，只当革命运动业已被史大林主义者的领导人出卖之后，他们纔开始去批评戴高乐，批评他的反共声明。
不过，关于法国事件的真相，不久当会大白于那些国家中的，而史大林主义者的谎言，将只能加强那些国家中人们对官僚制度的反抗。近年来苏联当局对知识分子与大学生的镇压，表明出：一旦苏联群众反官僚统治的革命大斗争蓬勃兴起，学生也将发生重大作用。1968年的五月风暴，大大加速了苏联内部政治革命的过程。
法国革命的危机表达了，而且有力地剌激了几乎存在于一切欧洲国家中的那些深藏着的流派。
史大林与民主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雅尔塔、德黑兰与波茨坦协议，阻遏了战后革命浪潮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便被冻结了。将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压下去的，一方面是俄国革命之史大林主义的堕落；另一方面是1933年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现在，这是首次，一次巨大的革命突击给欧洲工人打开了新的远景。危机所以会首先在法国爆发，那是由于法国的经济局势，这个局势，虽然经过法国资本主义在战后时期的改变，却仍旧是危乎殆哉的；它又由于戴高乐政制所造成的政治局势，这个政制，在“强力国家”的伪装之下，却以其日复一日的举措，消除了国会代表制所提供的种种缓冲器。在所有最重要的方面，都是凭一个人的专横意志，或凭极小一羣人的专横意志来行事的。
实际上，新资本主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都显示出同样的脆弱性；法国的风暴只是即将出现于欧洲的种种危机的先驱。
客观的条件，迫使欧洲的资本家不得不集中其生产力于共同市场这个狭隘与反动的框框中。同样的客观条件，将不得不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工人运动中重新找到它的最高表现，复活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国际。在五月中，革命先锋队的街头示威，极清楚地表示出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这种表示证明出：群众性的革命国际的建立，不久将成为欧洲革命先锋队的主要任务，也将成为全世界革命先锋的主要任务。
三、帝国主义长期经济繁荣的完结
在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开始起，在西欧和日本，则自从战后的经济再改造时期起，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曾经经历了一个经济扩张的长时期，这种扩张，若和过去资本主义的一些最好景时期相比，纵使不曾超过，但也不会逊色。
当然，这次经济扩张发生时的世界环境，与以前的有所不同，这一次，经济扩张并不与资本自由剥削劳动力的地区扩张同时发生，相反，与它相偕而来的乃是这些地区的缩小。这不是一种无间断的好景。在此一时期中，除西德外，帝国主义的经济都曾经经历了许多次的衰退，这一切都让人记起：资本主义是没有能力解决它根本上的经济矛盾的。还有，与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次的扩张同时，各个工人国家却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了经济，而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中，经济却陷于停滞，这两者都强调地指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
最后，我们还必须记得，帝国主义经济，首先是西欧经济，它的扩张并非自动地由于自然的各个经济力量的作用而发生。相反，它一方面是改良派与史大林派领导者断送了战后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时机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是美帝国主义大量援助的结果──美帝国主义在战争直后的一个时期内，曾经集中全力来巩固并恢复西欧的资本主义。
不过，所有这些保留，都不能使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次长久的扩张时期，低估其规模与意义。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事实，即：纵使有14个国家已经脱离了资本主义的剥削，但帝国主义的经济还能有这样的一个繁荣时期；当各个殖民帝国已经瓦解，帝国主义国家经济所能获得的殖民地超额利润正在倾跌之时，可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却同时能实行非常的扩张。我们还一定要将这个事实解释明白。
否定这样明显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对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潜能保持了不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的基础原本是严格地对于客观现实的科学性的把捉，如果否定事实来保持信心，那就是将这个科学基础变成了为马克思主义所不齿的一种教条的宗教式的欺人之谈。不过，如果将分析只限于对目前的事实，不指明它们深刻的与长期的趋势，不阐明基本的矛盾并进而揭露其历史的有限性与过渡性，那显然成了庸俗的经验主义的牺性品。这样办的人，将成为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这种思想曾经用各式各样的调子，宣称资本主义业已发见了方法，可以“稳定”那继续不断的扩张并保证全民就业。
一般说，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已能避免了这两个孪生的毛病。他们曾提出了有关帝国主义经济长期扩张诸原因的全面分析，这分析符合于马克思的整个学说。
帝国主义国家20年来（在美国则是30年来）继续不断地维持着非常高度的军备生产的支出，此事刺激了技术，使它加速更新，而此种技术更新便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这个现象是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它的结果是使大部份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内完成了一次更彻底的工业化；而在此过程中，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法国、意大利、加拿大与西班牙，还发生了社会结构上的一次真正革命呢：农民在人口与经济上的重要性急速下降了。为了要保护这个扩张，使它不致因而一再发生生产过剩的严重的周期危机，人们就有系统地，故意地造成了一种永恒信贷与通货膨胀的制度。这个繁荣好景，是用一笔空前庞大的债款支持着的。生产过剩并不会消除。它只是，一方面被掩盖起来了，它为因通货膨胀而生的购买力所掩盖；另一方面它是被“冻结了”，被这样一种情形的“冻结”，那就是：在许多任务业部门中（煤炭、造船、钢铁、纺织、石油化工以及将来无疑地会在汽车业中），出现了愈来愈大的过剩容量。
此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达到了三个结论：第一，推动这个长期扩张的一些主要力量，正在逐步地自行耗竭，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便愈来愈明显地紧张了；第二，故意应用凯恩斯所倡导的反衰退方法，将会增大全世界的通货膨胀，且使各国通货的购买力不断消蚀，终于会使国际货币制度发生很严重的危机；第三，上述这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有限度衰退，这使经济发展的过程，趋向于帝国主义经济的总衰退。这个总衰退和1929──32年的大不景气比较，当然在规模与持续方面都一定会大不相同。不过，它总会打击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并大大超过去20年中的历次衰退。前两个结论现在业已实现。第三个结论将实现于七十年代。
1966──67年时期发生于西德的第一次真正衰退，很明显地证实了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起伏的必然性。那一次衰退，适与英国的战后第五次经济衰退同时来到，几乎影响了欧洲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意大利能够避免了它的影响，因为在那里，1964年已经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周期性的下跌。那一次的衰退，是欧洲从第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使失业人数达到了三百万。只因与此同时，在日本出现了景气，而美国经济又踏入了初步的景气时期（在此之前，美国正经历了一个温和的与短期的经济下跌，即所谓“货单清算的下跌”（AninventoryLipuidrionDownturn译按：意即指存货销售量的下跌）。这样，才算勉强逃过了一次遍及整个帝国主义的总衰退。
不过，那次衰退虽然只限于欧洲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经严重地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敌对。英镑贬值；詹逊政府采取了“保卫美元”的措施，1968年11月法国法朗的暗中贬值；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大量侵入欧洲市场；美国托辣斯与欧洲托辣斯在共同市场进行竞争；欧洲资本主义各国自身经济合并而生的危机（表面上它是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共同市场所引起，而其实，它首先是由于几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经济扩张之普遍放慢，因此发生恐惧与踌躇所引起的）──这些乃是此次帝国主义间相互竞争的主要表现。这个竞争必然使资本集中──在许多场合，还是国际间的资本集中呢──达到新的与更高的阶段，且因此会一般地大大增加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增加债务，会减少垄断托辣斯的利润率。经济生长率第一次放慢所产生的结果，即竞争与愈来愈烈的资本集中，一定会反过来，使经济生长率更进一步地放慢和低落。
因此，所有这些因素，联合到一起，正在腐蚀那个基础，即腐蚀30年来得以建立庞大的债务与通货膨胀的那个金字的基础。美元与英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称之为“储备货币”的这两种通货，人们对它们的信心已深刻地动摇了；其势已阻抑了国际资本主义贸易的扩张，妨碍了国际支付手段的扩张。至于想回复金本位，那么在衰落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它与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短兵相接，因而是办不到，因为采用金本位制有引起一次经济大恐慌的危险，这个恐慌之大，资本制度将无法忍受。
但是在同时，不断的国际通货膨胀，越来越尖锐地与国际资产阶级中尚在成长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了冲突。经济成长而缺少对美元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减低国际清算制度的扩张，可是此时为了要使好景重来，却迫切地需要这种扩张的。这个矛盾，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新德里国际会议（即1968年初的联合国贸易与开发会议──译注）的失败，帝国主义各国不能增加它们对半殖民地国家的“援助”（这首先是援助它们各自的出口工业），正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扩张已出现停顿的初步迹象同时发生的。
美帝国主义无疑还拥有足够的储备与资源，藉以继续一个时期，在美国实行凯恩斯方法而不必直接打击到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标准。但是长期性的支付平衡上的赤字是必须设法终止的。终止赤字的要求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压力，以致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办法，对世界货币制度的膨胀性的扩展，加以重大限制。这个愈来愈普遍的通货紧缩的压力，正在对愈来愈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强行一种共通的货币纪律与财政纪律；这个纪律，在很大范围内，是对各国更迭的政府所选择的经济政策独立的。就这样，这些国家，便一个跟着一个地，给引进到一条共同潮流，而这条潮流则将在不多几年内，把它们统统送到总衰退的目的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经济的最显着特特征之一，就是：各国的经济衰退并非全世界同时来到的。美国在1949、1953、1957与1960这些年中所发生的衰退，固然曾经在英国经济以及一系列其它较小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多少引起了立即的反应，但这几年中西德经济却始终保持着繁荣。日本的经济衰退一直要到1965年才发生，可是正在这一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却已经由下跌回升了。1966──67年德国与英国发生衰退，同时我们却在意大利和日本看到了繁荣，那时在美国，至少也一部份维持了高度的经济循环。
各次经济衰退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分散，很明显，曾经有助于和缓经济业务的下跌，使它所影响的规模较小，延长的时间较短。对外输出的增加，每一次都能补偿国内市场上销售量的下跌。这种局势的原因乃在于下一事实中，即经济衰退之所发生，最后分析起来固然由于生产投资的减少，即由于发生了过剩能量或“冻结”了的生产过剩，可是它们的近因却在于政府的措施──信贷限制与通货紧缩政策，其目的或者为了想平衡国际支付，或者为了要“在过热的经济上泼点冷水”，或者同时为了二者。正是普遍的扩张倾向与国际性的通货膨胀这两者的联合作用，使帝国主义世界得能在货币与财政方面实行这种广泛的操纵。
这两种刺激物已开始减弱其力量，那就大大减少了每一个帝国主义政回旋操纵的余地。当国际财政情形终于使英国认识清楚，英镑贬值不足以使英国资产阶级赢回她已失的国际市场之时，威尔逊政府总算在痛苦中学识到了这点真理。因为各国中央银行之时的密切合作，这两个刺激物的逐渐失去效用，其结果势必要强制施行一些愈益严峻的纪律。此事正在促使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行更紧密的协调，而这种协调，又将必然地，使各国经济衰退的同时发生，迟早会到来。
各国经济衰退的同时发生，其根源在于生产过程之中。最后分析起来，它反映出资本的愈益国际化；在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之间，各自的生产水平与竞争能力，已变得平等起来。在这样条件中，货币与财政上运用手腕的余地是大大地缩小了。每一种手腕的运用，无论通货紧缩也罢，货币贬值也罢，或采取关税保护主义也罢，都会立即给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济带来不利后果，因此，使这些国家采取同样办法。事实上，各国中央银行之所以要密切合作，此事本身就是在主观意识方面表示出下面这一个客观现实，即：帝国主义国家，纵然是其中最强的一国，都不能同时既逃避帝国主义间内部竞争的强迫性，又避免别国实行货币报复──此种报复是必然会引起的，只要有谁企图藉财政措施之助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量的话。
从历史观点看，国际帝国主义经济自1940年至1965年那次长期扩张之所以会接近终点，除了货币问题，信用制度或资产阶级国家的干涉政策之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在。它表示出生产力扩张与私有制的制动作用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虽能以一时的方法将它压住了一个较长时期，它却终于以有力方式再现出来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正在消失。通货不断膨胀的刺激，让通货膨胀在世界贸易上的消极影响给对销了。军火生产的刺激作用，当此种生产达到非常大的比例时，其作用也就在减退了。要想好景再现，必须在军事支出上有新的增加，可是这样的增加，就算美国经济都再不能支持的了。半殖民地国家愈来愈显着的相对穷困，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总生产中，不断地减少着为这些国家所能吸收的那个部分。可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它在长期扩张期间曾大大增加了的──却越来越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所限制，且因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渐趋于平等而受到了限制。
总起来说，在这些国家中形成了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和资本体现的需要发生着冲突。只有正在扩张中的工人国家的经济，也许能替它们暂时起安全活塞的作用。不过，各工人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贸易虽然不断增加，但数量还是太小，它不足以阻遏资本主义经济总衰退的到来。这项贸易之所以有限，一来由于各工人国家输出潜力很小，二来由于整个的国际环境动荡，长期信贷要冒很大风险，因此，要想在很大程度内克服此种贸易的有限性，不可能是不久将来的事。
四、官僚政制危机的新阶段与“经济改革”的意义
自从匈牙利革命在1956年被粉碎以来，东欧诸工人国家与苏联那几个官僚政制的危机，好像已经给压下去了。开始于1957年的，由“波兰十月革命”所争得的改良，大多被取消了；在苏联，苏共党第廿二次大会以后，解脱史大林化运动停止了；工人阶级处于消极状态；他们在政治上表示冷淡──这冷淡虽然短期间曾被古巴革命的胜利，及其与美帝国主义的冲突所打破，可是在稍后时期，即使中苏的争论都不曾震动他们──所有这些，都是官僚政制危机暂时停止的表现。赫鲁晓夫的经济政策，在劳动群众中显然是不得人心的，但是他的被撤职，一般人对它却无动于衷。即使是美帝国主义反对越南革命的侵略战争，它虽然吸引了帝国主义国家中先进的年青人，使他们提出了如此广泛与强烈的抗议，可是在大多数欧洲工人国家中，反应却很冷淡──虽然，我们必须提到：在东德、捷克、波兰，特别在南斯拉夫，学生们曾经以果敢的独立行动来支持了越南革命的。
要解释为何有此一长期的政治淡漠，要解释各个工人国家在经历了自1952──1957年那个激烈震动时期之后，为甚么会有将近十年之久的明显的再度稳定，我们得指出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般说，在五十年代初期与六十年代后期，群众的生活程度显然是不断上升的。最显着的是在苏联，东德与南斯拉夫，它们比其它国家，例如比波兰与捷克斯拉伐克，生活标准提高得更快。不过这个现象，也正解释了为甚么那里会出现一个滋长改良主义幻想的气候。匈牙利革命被扑灭，也助长了这种气候。由上而下渐进地实行“民主化”这一座海市蜃楼，又因文“自由化”运动的突起，以及人们对南斯拉夫工厂自管的发生兴趣，得到了刺激，这就造成了条件，使改良主义幻想的气候，得以稳定下来。
不过，在此种政治冷淡下面，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在史大林统治时代，所有这些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部分地除了南斯拉夫之外，都是政治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组织上是被个别分散了的。各国的正式教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自命为信徒的曲解，而事实上则是政治的压迫与社会的不平等，这二者之间的十分触目的矛盾，使工人阶级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发生了深刻的不信与怀疑。在经济的有力扩张时期，这种不信任心理上又加上了一种乐观主义──关于“个人成功”的可能性的乐观主义；在半停滞时期，这个不信任则与普遍的悲观主义结合了起来。不过对于那被官僚所污损了的共产主义理想失去信心，乃是工人们对于政治不感兴趣的根本原因。无论是“自由化”时期，亦无论是知识分子为增加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的斗争，都不曾克服了这种冷淡，只因工人们认为──那是并非没有理由的──这些知识分子原是特权官僚中的一部份，并且觉得他们的“自由”政纲不怎么可爱，对工人们没有立即的好处。
不过，有一系列的因素，在好几年中，已开始在基础上掘毁官僚政制于1957年后重新获得的相对稳定了。这些政制的危机，再次使南斯拉夫人，波兰人与捷克人与捷克斯拉伐克人中间好些不同的阶层行动起来，苏联官僚为了此类行动亦有在苏联复活的可能，因而表示出狼狈。从这几个起作用的因素中，有四个须得着重地指出来：经济生长速度的放慢，加上近年来“经济改革”给群众带来的有害结果；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危机，即各工人国家之间与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上的危机；官僚们没有能力形成一个一贯的思想路线，去代替史大林主义的学说；美帝国主义侵略升级，越南劳动群众的胜利抗战，以及西欧革命鼓动与革命斗争的复兴，──这三者所给予各个工人国家的冲击。
各官僚堕落的或畸形的工人国家，在六十年代中经济生长率的稳步下降，乃是官僚制经济管理发生深刻危机的表现。当时代业已超过了工业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所费代价几何是在所不计的），当经济的首先需要是要发展一个更为现代化的部门（电子工业，石油化学工业，自动化机械制度）与耐用的消费工业之时，过度集中的官僚计划是不能胜任的──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因官僚们不能用民主集中的工人自行管制来代替这个制度，它想寻找出一些“自动”调节机构来代替那矛盾的、混乱的、与愈来愈失效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因此，他们一般地都选择了这样的“经济改革”：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复活转来。在官僚们越来越求助于市场机器这件事情下面，潜伏着官僚们内部的一种抗争，它的一边主要是主管技术的一派，而另一边则是政治机构中的保守派，这一派源出史大林主义。
此一冲突之属于官僚内部性质，最明显地表现于那个对工人阶级所定下的政纲上，这个政纲是“自由派”的技术官僚们逐渐定下来的。他们没有一个地方为工人自管制度辩护，甚至在原则上都不曾表示过赞成。他们只是到处主张增加工厂经理们的权力，主张让工厂更加自主。所谓增加经理权力，其用意不仅是对中央计划处的官方而言，又是对工人而言的。这些技术官僚们主张实行严峻管理与经济合理化，益使工人们对他们发生了怀疑，因为实行这些办法的结果，一定要使大规模的失业再出现，要取消免费的与廉价的社会服务（例如廉价房屋），同时却又要增加社会的不平等，要增加官僚们的薪给与红利。
不过不管这一切，“自由改革”总是开辟了一种风气，有利于工人们创意力与政治活动的复兴──这是应该注意的一件事。但这并不是说，根据这一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拥护自由派技术政客去反对保守派的政治官僚。无疑，此种官僚们的内部冲突，以及像捷克那样对作家，记者与学生作出自由化的让步，会使得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再度起来活动。而工人们的活动又会转移方向，进而反对那有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改革”的结果。但企图将这些国家中初生的新的先锋队限于这样一种“选择”，即只让他们在“较小祸害”（自由派的、技术专家官僚）与“回到史大林主义”二者之间选择，那便将使这个新的先锋队陷进到无法解决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提出一个勇敢的政纲，要求全面恢复以工人委员会行使职权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即是说，要恢复那种以政治革命的政纲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只有这样，纔能使工人们蜂涌地回到政治舞台上来。工人阶级对于整个官僚制度太敌视了，以致它不愿在统治阶级层的两派斗争中被人利用为简单的辅助力量。
在官僚堕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中，知识分子与青年是首先起来的一个阶层。这个事实，不仅仅由于工人们仍然普遍地对政治冷淡之故。它又反映出官僚独裁在知识分子与青年中所引起的远较迫切的不满。工人们，在最好的情形中，已暂时满足于生活标准的改善；在工厂中，他们的工会权利也有了些许扩大。对于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来说，艺术与文学上的创作自由，学术辩论，以及其中包含的政治辩论的自由，乃是一个最最重大的要求，没有这个自由，他们便有窒息之虞。官僚们取消了史大林主义的最极端的几个方面，却不重开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风气，官僚们只是给知识分子与青年取消了压制他们要求的那些最极端手段，却不去满足他们的要求。这就不得不引起日益怨毒的危机，这危机必然要爆发出来的。
因为官僚们在思想方面的失败，比之经济方面的失败（这方面的失败是局部的）远较明显，所以上述的发展这程就变得更加不可避免。为了代替史大林主义，官僚们至今都无法提出一种学说，即使是有最少一点连贯性的学说。他们甚至连重写一部自己的历史都无法做到。他们在这方面的破产，最最清楚地表现于他们年复一年地拼命重写关于哲学，政治经济与共党史的“手册”，这些书是改了又改，终于还是收回，不许销售流通。这方面的破产，如果我们拿来和苏联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方面的显赫成就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
官僚们在思想方面的破产，又表明于“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增高的危机中。这个危机最后分析起来，决定于“民族主义”的各国官僚在利益上的冲突，它又反映出这些官僚对于帝国主义所保持的不同门系。不过官僚们，首先是苏联官僚们，不能形成一个表面象样的学说，关于各国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或关于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的道路，使所有各个工人国家都能接受──这个事实，无疑也促进了该阵营内部的离心倾向。
从这个观点看，柯西金──勃列日尼夫时代，比赫鲁晓夫时代给苏联官僚制度带来了更多的灾难。14个工人国家中，现在已有八个脱离了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依时间先后为序：南斯拉夫，中国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拉找克）。自从捷克越来越自行其是以来，波兰与匈牙利也日益为自治所诱惑了。如果这个现象还不曾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中见到，那是因为这个国家里的官僚统治是直接依赖于苏联军事支持之故。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克里姆林宫的“和平共存”与“经济竞争”政策，已经使它失去了对南部亚洲与东南亚洲多数共产党的控制，并使拉丁美洲仍然忠于它的各个共党，变成为日趋弱小的少数。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大多数共产党完全赞成这个政策，这使它们对于各该国蓬勃生长的青年运动，处于无法应付的困境，它们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内，得以接近这个新的先锋队。
官僚制度的政治危机，它的辩证法并不曾依循了直线的与直接的途径而发挥其作用。在官僚化堕落的工人国家中的各个共产党中，在这些国家的青年造反派中，毛派的影响，即使卡斯特罗派的影响，都还很不足道，或者还是无力的。它们之所以会软弱无力，主要因为这些派别对于这些国家的问题，提不出具体的纲领或建议，以致不能鼓起他们的热情。毛派继续对史大林进行崇拜，使他们丧失了影响东欧国家中知识分子与学生的任何可能性。
但是官僚制度的国际性的政治危机，已经间接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东欧工人国家中重趋活跃的那些活动的发展。各国“正式”议案的多样性，鼓励了批评思想的复活，增加了人们对于任何“正统”的普遍的怀疑态度。结果：官僚制度中派别与支派的数目就增大了。每一个国际上的对抗都成了进行辩论的机会，这些辩论使那因苏联脱史大林化运动之停顿而暂时中断了的论争，又复活转来。为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作的斗争，纵然只获得了极其微小的胜利，都能产生国际反响，促成一个连锁反应。捷克学生们出来保卫受压迫的波兰学生，而波兰人与捷克人则一致同情那在苏联受到迫害的非正统的知识分子。
再则，北京反对莫斯科的宣传运动，无疑有助于毁坏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的威望，也有助于毁坏苏联共产党领袖们的威望。由于论争上的必要，毛派曾经说出了能予“修正主义派”以毁灭性打击的，有关“修派”的真相，他们还提供了牵涉到各个亲莫科共党的一些重要事例，作为他们反修言论的左证。这个宣传在苏联，在东欧等地之所以不曾获得多少反应，主要因为毛泽东崇拜的发展以及与此有关的对史大林的颂赞，但虽如此，这种宣传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青年先锋队活动及其形成，曾经起了有贡献的作用，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青年活动，又有助于在堕落的与畸形的诸工人国家中促成青年与知识分子中一些反对派思潮的兴起。从这个观点看，毛派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不管它是怎样的伪善，却仍有其特殊的重要重义，因为它在表面上是反对官僚制度的，并号召青年人必须起来“夺权”。此事的终极结果是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掘毁史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稳定的基础的。
越南群众的抗美斗争及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已经发挥了积极影响，使工人国家中的政治先锋队得以复兴。那里的造反的知识分子与学生，原本有一部分同情资产阶级“民主”的，如今这同情却因此而冷下去了，越南的抗战胜利还在他们的眼中打掉了美帝国主义的信誉。它像是一道电流，刺激起一股积极的团结的友谊，而此一友谊，又因为许多殖民地国家学生之来到工人国家中而增强了。今天，在工人国家中，一似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越南问题成为一种试金石，凭它可以分别出一方面的反动派与右翼，另一方面的进步派别。前一种人老是抱怨“为”了越南人与古巴人的利益而强迫东欧人民作出牺牲，他们宣称越南战争只是“大国之间的一种争吵”，他们对于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战采取中立的或淡漠的态度；后一种人则举行自发的示威，要求对越南人给予更直接与更大量的援助，不应以纯粹口头的官样文章的声明一下“团结”为限。各个工人国家的各个不同派别对法国革命兴起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更是一个标准，让我们凭以观察它们的为右为左。右派惋惜戴高乐主义的削弱（因为戴高乐主义是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缓和”的）因而从右边去批评法共。真正的左派则对青年人的起义表示了赞同与支持，他们从左边去批评法共。
捷克斯拉伐克之走向一次政治革命，那是以最明显的方式，揭露了官僚堕落的工人国家中存在着的各个深刻的流派，同时也揭露了群众战斗性不断增加中的内部矛盾。在整整一段长时期内，大多数工人对于官僚中两派的斗争采取了旁观态度。直到1968年春末，他们纔开始行动，特别是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要求来行动。群众之加速动员，起初因为捷克共党内部二派较量之时克里姆林宫及其卫星们公然进行干涉，后来又因为苏联的官僚们开始对捷克政府施加了政治与军事的压力。等到那为克里姆林宫服务的军事力量侵入捷克之后，群众的动员便立即达到了最高点。这是自从匈牙利的十月──十一月革命以来东欧所爆发的最大的革命群众行动。
在进向政治革命的路上，工人阶级群众开始提出越来越清楚的工人自管的口号──那口号的意思是要选出工人代表，直接参加对工厂与整个经济的管理。由于史大林主义的历史与杜勃契克领导的机会主义性质，当时在先进工人与学生中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混乱，但不管这一切，在共产党中，在群众组织与工人阶级中，却还是开始形成了一个第三倾向。这个倾向采取了革命方针，它既抛弃克里姆林宫在捷克的新史大林主义的保守的盟友，又排斥那主张“自由经济改造”的右翼人士。
克里姆林宫拼命想对那开始滑出它掌握的，那些最重要的社会领域重建其控制，这个企图最初是得到杜勃契克集团支持的。杜勃契克们后来和克里姆林宫稍有矛盾，而终于还是投降了，这投降，给先进工人与学生们的战斗性和自信，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目的是要将捷克群众从动员状态中解脱出来。做到了这一步，将比较听话的奴仆来替代杜勃克集团就容易办到了。捷克群众的值得赞美的战斗性延阻这个目的使之不能实现，延阻了六个月之久。不过归根来说，这种战斗性是不能长此维持的，除非革命运动扩展到诸邻国，首先要扩展到苏联本身。
使克宫领导者中的当权派决定对捷克实行军事干涉的，大概较少地为了害怕“捷克的实验”会在她其它的邻国中重演，较多地由于害怕这个实验会有力地影响到苏联本身。捷克群众在1968年1月至8月间所取得的某些进步的成功，特别在苏联的少数民族（乌克兰人，乔治亚人，克里米半岛的鞑靼人，波罗的海人等）中间，大大刺激起进一步的政治分化与一些反对派的形成。在捷克人当时所争取到的而又能起刺激作用的诸胜利中，具有最大意义的，乃是检查制度的取消，建立真正联邦式国家机构的诺言，以及在党内生活中部分地重树起民主的准则，包括党内可以有派这个权利在内。克里姆林宫对此进行了极其残暴的反击，甚至甘愿付出加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代价来实行反击，这正透露了它自己对苏联群众的害怕。由于入侵捷克，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3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政治反对派──虽然它只是胆怯的反对派──这件事表示出克里姆林宫的惧怕不是没有根据的。在苏联，乃至在捷克、波兰、东德、南斯拉夫与匈牙利，一个新的年青的革命先锋队正在慢慢积聚成功。虽然，这个先锋队将会遭遇到上千种困难，会遭遇到越来越坏的镇压，但它总是要去寻找自己的路，以便在理论上与实践上，再度发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1969年4月，苏联不惜应用步步增强的压力，甚至不惜应用军事力量，这在一方面固然是对于捷克群众战斗情绪的答复，另方面也是对于苏联内部逐渐增涨的反对势力的答复。克里姆林宫在捷克取得了“胜利”，远不曾使官僚制度的力量稳定下来，它只加深了史大林主义在东欧工人国家中的危机吧了。
工人国家中先锋队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学生与知识分子和工人们联合起来，前二者如今已经开始了为社会主义民主而作直接斗争，后者则能够而且必须要争取过来参加这个斗争的。要将他们联合成功，那就非考虑到工人阶级的目前情况，他们的物质利益以及他们的历史目的不可。准备此一联合的方法，在于努力促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在这些国家中复活，支持政治革命的全部纲领。
东欧有几个工人国家实行了“经济改革”，由此产生的经济的与社会的后果，曾经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促成了一些流派，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已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夕了。大规模散播的毛派的宣传，已经产生了无可置疑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有几个政府，有如罗马尼亚，特别是南斯拉夫，它们所采取的外交政策，已经在客观上加强了那种恐惧，而这种恐惧，正是苏联官僚们利用来为他们强加于此等国家的严厉控制方式作辩护的。此次捷克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克里姆林宫给保守的、新史大林主义的诺伏特尼派以一切援助，其所用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捷克那时显然有回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去的危险。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驳斥这些人士的理论，保卫马克里主义分析方法的正确应用。这点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是世界革命斗争整体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了能够干涉工人国家中正在发展着的危机所必要的先决条件；为了促进政治革命，，这样的干涉必须正确地衡量现存的各种社会力量，它们之间的比重，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因为南斯拉夫被人们拿来当作典型，又因为在该国利有财产成份已经那样扩展，所以我们要根据该国的实际情况来考查资本主义复辟这个论题。
从方法上来看，资本主义已经在南斯拉夫复辟论者，说到底，是把改良主义的观念倒转来运用。既然很明显地在该国并没有发生过社会反革命，现在当权的那个党虽然有种种右倾堕落的表现，但仍然是在1945年把从的有产阶级的全部财产没收而且摧毁他们的国家的那个党，那么，关于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假设，就意味着有可能逐渐而且不知不觉地从工人国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从非资本主义经济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就像改良主义者认为能够逐渐而且不知不觉地从资产阶级国家变成工人国家，从资本主义经济变成非资本主义经济一様。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如果不是在经济意义上由资产阶级当权，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如果不是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剩余产品，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根据这个观点，要证明南斯拉夫官僚层已经采取甚么重大的步骤走向把主要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是不可能的。相反，企业自管制度的作用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给私人占有制增加障碍物。在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工厂里，工人更加不愿意把工厂交给私人厂主。原始私人资本积累过程在农业、商业、手工业生产以及服务行业中已达到重大程度。可是，造个过程是发生在富农、私高等等之类的阶级或阶层中，而非在官僚层中的。至于官僚层之占有一部分社会剩余产品，人们并不能证明这种现象在数量上比在史大林时代的苏联更为重大。
不错，腐化的官僚层同正在迅速致富的农民和手工匠与商人阶级的共栖，给社会化的经济造成重大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紧张状态，并且引起严重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不过是像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同样的矛盾。它们的确威胁到经济的计划性及其社会化的基础，它们又的确由于南共决定加强经济分散化和逐渐取消对外贸易的垄断而更为严重了──这是无可怀疑的。不过，唯一能够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是尖锐的社会斗争和政治斗争行将在南斯拉夫爆发，这是下列事件所预示的：1966年以来的政治危机，1966和67年的罢工潮，还有，最重要的，1968年6月的学生示威运动和工会代表大会。1969年3月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同盟代表大会，只是注意到引起这些斗争的那些问题以及统治层所面临的那些问题，而并未能把它们解决。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复辟，就一定是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这是1917年之后在欧洲唯一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已经被打败了，而代表把主要生产资料重归私人占有的社会势力一定已经胜利了。要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而并没有受到工人群众的抵抗，就等于在战斗之前预先宣布失败；这是一种失败主义，最近的种种事变已经证明它完全不正确。
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意那种认为一种经济或者社会的性质可以由于改变意识因素或者政治观念来根本地加以改变的见解。他们尤其决不同意毛派的那种说法，说如果资本主义意识的残余不消灭，资本主义复辟就会“自动”发生。这真正是把历史唯物论按照唯心论和意志中心论来加以修正。资本主义想在一个已经被推翻的国家复辟，只有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它的存在要明明白白地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中）占有了主要的生产资料，并且推翻官僚化的工人国家而代之以资产阶级国家，才有可能。这种事情并没有在南斯拉夫发生。
南斯拉夫并不比苏联或中国更有资格成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典型的或者“理想”的社会和经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发生了许多严重的变态，那是理论图式所未能预见的新现象。但这点不足以成为理由让我们去抛弃马克思主义判断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的标准，只去考虑那些变态而忽视那些基本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来说，过份的经济分散化，失业现象的重新出现，以及在服务行业中原始的私人资本积累的加速进行，都是严重的变态。可是这些变态和下列的现象是属于同一等级的：史大林时代苏联完全取消了工厂里的工人管理和一切权力，赫鲁晓夫对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施行血腥的镇压，在诺伏提尼统治下捷克经济发展停滞，五十年代在苏联广泛发生黑市场和平价市场。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下，都并没有招致工人国家的基础被废除，那基础就是：消灭大资产阶级，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制，有计划地控制主要的投资计划，银行以及大工业。只要这些基础仍然保存着，而且工人还没有被新的资产阶级打败，就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
五、殖民地革命复兴中的问题
在殖民地革命的每一个主要中心地带──东南亚，拉丁美洲，阿拉伯国家，以及非洲──造反行动的复兴或扩大的征兆都日益明显。同时，西孟加拉国国的革命前夜形势，预告一个新的极端重要的殖民地革命中心行将发展起来，那就是印度革命。因此，必须详细说明正在复兴中的殖民地革命在每一个中心地带所遭遇的问题，同时也说明在甚么条件之下新的革命领导才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
越南革命抵抗侵略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东南亚革命扩展到主要的邻近国家：老挝、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其至在马来西亚这个本地区中比较最稳定的国家，群众斗争也开始复兴了。同时，菲律宾也一面在城市里发生更有力的反对派活动，一面有游击战开始恢复。
到现在为止，越南革命在东南亚的国际性扩展都不是群众自发的现象，那主要地一方面是北越和南越革命力量活动的结果（尤其在老挝），另方面是中共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影响占优势的结果。经过艾地政策在印度尼西亚造成的灾难之后，同时也和“文化大革命”有关，毛派领导对亚洲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策略性地向左转了。差不多到处都提倡按照从游击战转变为人民战争的典范，由共产党领导发动武装争斗争。一个显着的例外是巴基斯坦，在那里受毛派影响的共产党力量被指导对现存政权保持温和的观望态度。北京为了外交上的理由要圆滑地对待这个政权，然而这个政权正在被日益加深的危机震撼着。
这些国家大多数基本上是农业社会，工业只有很少或者没有，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比1949年的中国低得多，甚至比1954年越南也低。这些国家的人民要不是很少斗争经验（如泰国），就是只经历过长期的以民族问题为中心斗争，而城市群众在这些斗争中所起作用很少。这就表示：这些国家的环境特别适宜发挥游击战策略，游击战可以得到胜利的结果，只要能保证一些最低限度的有利条件，尤其是它的领导要能够对北京和莫斯科两方面都保持独立。
缅甸的军官集团在拼命寻求最低限度的政治和社会安定的努力当中，费了不少气力来反对这个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差不多所有帝国主义财产以及缅甸“民族”资产阶级在城市中的财产都被收归国有了。然而这证明了在缅甸，和一切同类的国家一样，社会的前途决定在乡村。不经过真正的土地革命，就不能把人民大众真正的发动起来。尤其是，不经过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基础来克服（那怕是逐渐地克服）发展落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缅甸的军事统治是失败的。这种失败促成了游击战的再起，因而迫使仰光要向帝国主义乞求军事和经济的援助。
这个地区大多数共产党的转向游击战和转向发动土地革命，无疑是有利于选择出一个新的革命先锋队，它反对“和平共处”以及渐进的幻想，而且愿意发动“不断革命”。到现在为止，他们与北京的联系助长他们采取更革命的方向。然而，这个发展不是一往不复的。像昨天的印度尼西亚和今天的巴基斯坦的情形，北京的当权官僚可能再次利用东南亚某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当作外交手段上的零钱。所以，为了造成最有利的条件来利用一切机会推进革命，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必须完全摆脱对目前任何工人国家的当权官僚集团的从属关系。
美帝国主义认识到越南革命向国际扩展是如何威胁到它的利益。正因为这个缘故，它在泰国这个名符其实的亚洲反革命运输基地建立庞大的军事基地，使它能够在从马尼拉到卡拉奇这整个地带的任何地点必要时施以有力的打击。
印度尼西亚显然是整个地带起决定作用的国家。就在这里，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反革命干涉行动产生了最有害的效果，使一群印度尼西亚将军得到必要的信心来摧毁共产主义运动。但也是在这里，最明显地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连最起码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安定都无法取得。不管1965年10月的大流血是多么悲惨，也不管帝国主义的政治胜利是多么巨大，在土著统治阶级腐化无能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加以苏联官僚小心翼翼的支持）也未能阻止经济崩溃，或者阻止民众生活水平重新悲惨地下降，而在苏加诺时代末期那水平已经够低了。如此的客观发展已成为斗争复兴的推动力，使它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被斩了首，丧失了大部份领导干部。可是它的中级干部的数量已经多到无法斩尽杀绝。现在这些干部正在经历着一个淘汰和加强重新团结的过程，虽然有一派从艾地政策的失败得出失败主义和保守主义结论的份子，是倾向于新赫鲁晓夫主义，但多数保存下来的干部都在向左转，承认武装斗争的必要，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必须最密切地参加这个转变，并尽一切力量加以支持。他们必须发动对艾地路线的全部错误作检讨，包括莫斯科和***两方所促成的错误。他们必须形成自己核心，借以帮助形成印度尼西亚革命的新领导。
以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为标志，在拉丁美洲建立革命领导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另一个文件专门讨论自从古巴革命胜后，十年来拉丁美洲革命斗争的一切经教训。因此在这里只需指出一点：传统群众运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的领导，统统悲惨地破产了（委内瑞拉的民主行动党，秘鲁的美洲革命人民同盟，玻利维亚的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阿根庭的贝隆党，哥伦比亚的“自由党”）。巴西古拉特政府的崩溃和阿根庭凡多尔集团与军事独裁政权的结合，无疑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这些势力处于古巴革命烈火和帝国主义压力的夹缝中，它们到处都与亲帝倾向联合起来，虽然不免不继发生内部分裂，而且遭受群众基础的萎缩。
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没有根本改变它们在古巴革命胜利以前的政策。它们仍旧追求着这样的海市蜃楼：“联合民族资产阶级”，走“宪法道路”去解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即使当下层压力迫使他们转向武装斗争的时候，像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危地马拉那样，这个转变也只是插曲性的、部份的、实用主义的；而且他们往往倒退回到“和平共处”为原则的全面战略上去。这些共产党同古巴领导及其革命路线的当地支持者之间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证明这个矛盾是多么深刻。
卡斯特罗领导曾有一个时期，在三大洲代表会议以前，企图通过传统的各国共产党来进行工作，这是为了吸引最广泛的力量来支持它的同时在各国发动武装斗争，又在全拉丁美洲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现在，它已经对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先天地不可能重新加入前进中的革命运动这一点作出了结论。这就是他们不理会传统共产党，自行召开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会议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理由，所以他们努力在各国和全拉丁美洲把一切革命力量重新团结起来，而不排斥任何方面，只要它愿意参加革命斗争，并且既承认拉丁美洲革命的社会主义性和全洲性，又承认武装斗争在这革命中的主要作用。
卡斯特罗领导，关于武装斗争的策略所怀有的根本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根据辛苦得来的痛苦经验，他们作过一系列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起初希望很快就在好几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这是太乐观了；必须设想武装斗争是长期性的斗争；帝国主义已经取得了教训，这增加了游击战争的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卡斯特罗领导已经注意到一般的革命形势和适宜起义的革命形势两者之间的区别。
古巴革命者本来的战略观念是从一个“游击中心”来发动推翻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国家，现在发展成为更复杂的战略观念。修改后的观念包括必须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并且要扩大武装斗争来把城市广大居民包括在内。这些都是重要的进步。仍然欠缺的，是根据革命马克思主义估计到需要向城市群众提出过渡纲领，经过他们本身固有的要求来把他们爆炸性的力量发动起来。同样仍然欠缺的是一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体会，他们体会不到：为了尽早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结局，一个具有像布尔雪维克那样才智器识的政党是可以起甚么作用的。
阿拉伯国家的革命，当阿尔及利亚革命在本贝拉被推翻之前开始退缩的时候，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新进展的可能性，1966年至67年间叙利亚在这场侵略战争中所遭受的失败，暂时增加了反动的阿拉伯政府的力量。不过，这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的反帝意识，这使得埃及群众十年来第一次独立行动起来。
阿拉伯世界里最有希望的革命复兴发生在巴勒斯坦。亚丁和南也门的城乡群众，靠他们的革命斗争，能够把帝国主义者，半封建的酋长，以及大部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驱逐出去了。巴勒斯坦群众在以色列占领区所发动的游击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重新燃起了革命的希望和热情。为了巩固这些收获，一方面必须培养一批比1956年至66年代的干部更老练也更自觉的革命干部，同时要把这斗争一步步扩大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各部份而且集中起来。
事实上，那受本质上是“民族”资产阶级性的纳赛尔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性的阿拉伯复兴主义支配的那一代阿拉伯革命者，已在没落中了。条件正在成熟到可以形成真正的阿拉伯革命党，这个革命党以革命马克思主义为基础，把坚决的反帝方向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而这种国际主义将使得以色列和苦特人的问题容易解决。这个党的成分将不仅来自巴勒斯坦和南也门的战士，也来自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西亚、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学生和工人先锋分子，这些先锋分子正在把传统的共产党、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复兴党的经验和失败作出一个总结。
在黑色非洲，主动权也在整个时期内落到帝国主义及其新殖民主义的代理人手里去了，大体上，那些军事政变都维持或者加强了新殖民主义的统治机构。恩克鲁玛在加纳被推翻，奥丁加．奥丁加在怯尼亚被排斥，马里和刚果（布）政权的变动，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严重地向右转的标志。津巴布韦（南罗得西亚）白种殖民片面宣布独立，南非加紧实行种族隔离和半法西斯式的镇压制度，也是近年非洲革命进展迟滞的一些征候。非洲团经组织日益陷于瘫痪，或者简直越来越变成新殖民主义的工具，表示这个暂时挫折的完成。
不过，同时，也有一些在今天对于非洲革命复兴有决定作用的力量正在集合起来。在所谓葡属畿内亚和厄立特里亚的游击队的巩固，安哥拉和莫三鼻给游击战的再起，津巴布韦游击战的发生，以及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日益倾向于游击战，这些都是最明显的表现。
非洲社会的特点与部族制的残余以及资产阶级的不发达性质有关，这些特点使得新殖民主义患上地区病而陷于衰弱，但同时也给真正反资本主义革命添了额外的困难。在新殖民主义的保护之下，差不多所有黑色非洲国家里私人资本积累都在继加速进行。这个过程促成了现代社会阶级从旧的部族……
这种情况只有提高南非革命的重要性，因为南非革命是唯一够依靠大批的，已经无产阶级化并且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种族隔离的压迫的洪炉中解脱掉部族联击的工人和农民的。目前非洲大陆上所有正在进行并逐渐向南方发展的武装斗争的历史作用，是从游击战开始来准备、促进、和刺激起南非的革命。
印度革命要在七十年代的殖民地革命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大党在1967年选举中的失败，揭露出这个自从反英独立斗争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印度群众的传统领导是破产了。印度资产阶级枉费心机地想利用对中国和对巴基斯坦的两次军事冒险来阻止他们权势的崩溃，他们企图借此在国内造成“国民联合”的沙文主义气氛。它又枉费心机地预备了可作替换之用的资产阶级领导──在“右”边是自由党和人民同盟，在“左”边是国大党反对派（它企图和机会主义工人政党联合执政）。事实正“国民联合”的沙文主义气氛。它又枉费心机地预备了可作替换之用的资产阶级领导──在“右”边是自由党和人民同盟，在“左”边是国大党反对派（它企图和机会主义工人政党联合执政）。事实正在证明社会危机比政治谋略更有力。在印度这个锅炉中的种种巨大社会势力已在沸腾中，无可挽回地接近爆炸点了。
尽管印度的工业衰退已经继续了两年多，它的工业化运动也并不能算是完全失败。工业生产力是发展了。无产阶级的数量和技术都提高了。城市继续惊人地扩大。不过把这个工业化运动吹嘘为“社会主义”或“非资本主义”性，却是骗人和滑稽的。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典型的有利于印度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原始积累过程。在今天世界的条件下，这个原始资本积累比十八、十九世纪在欧洲的同类过程造成更大规模的下列现象：小农的破产，千百万农村家庭丧失农业的或手工业的生产资料，农村人口加速地外流，人民大众陷于日益加重的负债中，低工资，城市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更多的失业和普遍的贫困，居住在肮脏的贫民窟中（如果不是在露天的话），并且周期地遭受饥荒。
今天印度最有爆炸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就是三天之中只有一天工作的农业工人，丧失土地的农民，被地租、捐税和高利贷压坏的佃农和自耕农──这些人的问题。只要这个社会问题没有解决，灌溉的技术问题（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要依靠灌溉）就不能解决。若没有印度乡村里千百万的工人和贫农起来参加，就谈不到革命胜利。
可是单独农民起义是不够的。必须做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而创立苏维埃式的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在这个广大的次大陆上实行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的土地，废除债务，分配土地给贫农，而且倡导建立农业工人的生产合作社。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与“自由”或“左派”资产阶级联盟，任何采取选举或议会的道路，任何对革命政府和新国家的性质认识不清，都要妨碍这些紧急任务的解决。
丹吉所领导的印共早已陷入和印度资产阶级合作的泥坑。他们这样做，只是追随那需要和新德里保持联盟的克里姆林宫的指导，他们唠唠叨叨地谈论国大党“领导层”所采取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所谓“左”派共产党（群众曾把希望转移到它身上，它在孟加拉国国和喀拉拉这两个重要省份里领导着群众），也跟着丹吉走那同资产阶级联合的道路了。这派不惜参加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的联合政府，协助维护那受到饥饿群众挑战的资产阶级“秩序”，甚至不惜用镇压手段对付这些群众。近几年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危机，造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先锋队，来自左派共产党的左翼的干部，可以对此有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第四国际的印度支部，也要通过澄清纲领，挑选干部，以及树立新方式斗争的榜样，而促成这个先锋队的生长。
虽然这个新的先锋队可以通过纲领的澄清而得到发展，但主要还是要在群众当前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群众斗争在1966年的反饥饿大斗争中已经达到半武装起义的阶段了。
1967年，第一个农民起义的火花在纳克萨尔巴里爆发。这个斗争必须好好准备，把它扩大，加深，并且由革命者来领导，一直做到建立两重政权的机关，即武装的工农委员会。
在印度这样广大的国土上，这种两重政权毫无疑问也要成为地域上的划分。全国各部分的不平衡发展在初期简直不可避免要破坏各省区的联合。而且，反动势力正在努力把地方主义当作抵抗革命的最后堡垒，尤其是在饥荒不那么严重的地区，例如孟买。可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印度革命会比中国革命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得到较强的盟友。由于力量对比已经变为大大有利于革命而且继续这样转变着，有产阶级的抵抗也会相应地较弱了。
巴基斯坦革命将是印度革命最可靠的同盟者。印度资产阶级过去为了保持对很大部分劳苦群众的控制，所用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反革命和反巴的沙文主义思想感情。阿尤布汗的政权虽然和*京眉目传情，在客观上却促进这种转移视线的手段。自从1968年11月以来，巴基斯坦学生运动的高涨使情况有了深刻的改变。学生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收获。1969年2月，他们触发了一连串的工人罢工，这使斗争性质根本改变，终于使阿尤布汗下台。这是学生和工人联盟推翻了政府的第一次。这个成功之后所生的军事政变，不能长久把群众运动压制住。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部分（尤其是铁路工人）加入行动的时候，公开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在巴基斯坦出现了。巴基斯坦这种革命的倾向，配合着1969年初印度国大党在选举中新的失败，对孟加拉国国革命危机的发展不能不起促进的作用。
六、帝国主义国家中传统工人运动的危机和新青年先锋队的出现
早在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增长结束之前，西欧国家的社会矛盾已经逐渐尖锐起来了。经济好景本身，由于长期的充分就业，使较高工资的要求可以达到。这样的增加工资，加以前面已经说过的其它因素，降低了平均利润率。资本家用两种办法来对付这个：一、施行一种“所得政策”，用自愿或立法的方法限制“双方同意”的增加工资，借此加紧限制工会的行动自由；二、加紧自动化，并在决定关头施行信用紧缩，借此重新造成产业后备军，削弱工人的反抗力，并由于造成大批临时解雇的恐慌而在工人队伍中散播混乱的不安。
如果有一个生气勃勃而且当于进取心的工人运动，它具备一套恰恰是为了应付目前这样的形势而制定的过渡性要求的纲领，如果工人运动曾用坚决的反资本主义精神教育过了工人，保持了他们起来反抗和作战斗总动员的能力，那么，工人运动就会因为西欧的充分就业时期的终结而得到好处，趁此给资本主义制度很厉害的打击。因为这个制度竟不得不自行消除它自己所制造出来的种种神话和幻想，所以引起工人越来越鄙视它，这样工人本来可以拒绝接受失业和冻结工资，本来可以发动强有力的罢工和示威，占领工厂，迫使政府让步，而且开创一个客观的革命前夜局势，甚至是革命局势的。
有几个西欧国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预期着如此的客观形势转变，多年来一直集中努力来准备采用这种对策去应付大资本的全面进攻。他们明白，要采取这样的反攻，不但要有一套正确的政纲，有一批干部，和一个不断在尽力去创造新的革命领导的革命组织，而且还要在群众运动中有充分的根基，要有适当的组织性的传统皮带，去把广大群众带进坚决的、互相配合的对抗资本家攻势的全面反攻。
改良派官僚越来越明确地与资本主义制度合为一体；一部分改良派的机构，由于放弃了工人运动中的群众支柱，越来越变得完全依靠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本身的支持；赫鲁晓夫主义的共产党向右转变而越来越社会民主党化；还有左翼工会官僚方面在政治上颟顸无能，中派主义式的犹豫寡断──所有这些因素合起来，在1963至67年期间又一次把西欧工人运动复兴的机会大部分破坏了。结困是很明显的。差不多在所有这些国家里，资本家的攻势都成功地重新强迫造成失业现象，而并没有引起工人方面甚么猛烈的反应。资本家的这种胜利，除了种种直接的结果之外，还经过失业现象产生一些间接的客观后果，打击了无产阶级的某些层次使他们丧失斗志。这种混乱情况削弱了多数国家的工会和工人党派的选举地位，造成政局的右倾趋向，并助长了那种部分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边缘层的士气败坏来生长的极右派，种族主义，或者沙文主义的派别。
意大利总工会和法国总工会无能去进行任何贯彻的斗争以反对1964年法意两国的经济衰退，这件事已经是意义重大的。两年之后，英国和西德的工人运动又面临同类但更大规模的考验。威尔逊的阻止增加工资和重新造成产业后备军的政策，只引起了分散而零星的反抗。西德鲁尔区的严重危机并未引起工人运动方面些微的反响。更有甚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竟然正在这个时候参加“大联合”去支持资本主义了，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经过了20年的经济胜利大大地影响了工人群众之后刚刚开始重新暴露出历史性的破产征兆的时候。
不过，正当传统工人运动由于改良主义派和赫鲁晓夫派官僚机关的出卖而遭受挫折的时候，新的一代战士在西欧政治舞台上冒出来了，他们完全免除了上一代的屡次失败所造成的怀疑失望的心理负担。
多数西欧国家的青年学生，但也有青年工人，给斗争带来更富于战斗性而且更不妥协的色彩，不但西德在谋杜赤克事情以后的反对新闻事业垄断者斯普林格康拜因的示威运动是如此，在最近的罢工中，如法国的比桑松、勒芒、克昂等城市的罢工，和意大利快意厂和皮列利厂的罢工，也是一样。这新的一代因为大致避免了受传统组织的控制，所以更容易发挥主动性和行动性得多。法国1966年5月的高潮就是一个生动刺激的例子。
第四国际的其它文件已经分析过产生这个新的青年先锋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根源，这是世界性的现象。这在西欧有各种不同的源泉：一个是反对资产阶级大学的运动──在这个大学爆炸和现代技术革命的时代，大学制度面临日益恶化的危机，因而引起这个运动；另一个是主要受越南革命对美帝侵略的胜利抵抗和受古巴革命所感召起来的反帝运动；还有对那自满而伪善的极端驯服的一代（他们安坐在这“消费者社会”的新资本主义上面）所起的反感；等等。这一切运动，不管它们的社会成份怎样，不管它们包含多少政治上和理论上的矛盾，毕竟已经大规模地产生了反资资本主义的革命意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责任，是加入直接行动的前列（这些直接行动对于这个先锋队的形成，起着重大的作用），同时把行动所得的经验内容弄清楚，并且提出一个全面的远景，争取无产阶级更多的阶层来参加这个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
这个新的青年先锋队的出现恰巧是传统工人组织衰落的时候，这个情形毫无疑问增加了这些热心青年表示消极见解的危险性，例如：对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能力表示怀疑；第三世界主义；无政府冒险主义；不愿考虑到把更广大的群众吸引到反帝反资行动中去的需要。凡农（FrantzFanon,1925-1961），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和史维齐（PaulSweezy,1910-2004）的思想不过是适应这种心理的思想，而这种心理，即使是出于最诚恳的革命动机，在客观上也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连一部分青年先锋对“中国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一时迷恋，说到底也不过是反映同样的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能力的怀疑心理。
可是生活本身和阶级斗争的无情逻辑已经很快给了青年一代必要的经验，证明如果他们继续保持着“优秀分子决定论”的观念，就会陷入死巷。无论在那里，在西德、在意大利、在比利时、在英国、在荷兰、在丹麦，经过纯粹政治性或关于大学改革的初期抗议行动和反抗之后，学生先锋分子都重新发现了面向工厂和工人的必要性。他们体会到需要首先向中学和职业学校的先进学生建立起巩固的联繋，然后再同青年工人稳固联繋起来，这些青年工人是把学生起义和工人起义重新联合起来的桥梁。面对着如何把学生先锋和工人先锋联结起来这个决定性问题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是采取一种无效果的家长式的争论态度──不要提出最后通牒──而是坚定而创造性地保卫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要鼓励具体的主动精神，并且寻求到工厂去的新的行动方式。
经济发展速度的减低，大批失业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的重新出现，社会民主党的衰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破旧和更显着的危机，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对青年工人控制力的削弱──这一切凑合起来在全西欧造成一种更大为不稳定的局势。1968年5月法国的革命高潮是这个局势最早而最明显的表现。这个革命高潮究竟会怎样地扩展到西欧其它国家去，要看法国危机的起伏和结果怎样，要看它产生多大的客观影响（那些阻挡经济复兴和加深国际货币危机的因素）和主观影响（有力地鼓励欧洲其余国家新的青年先锋活跃起来，加深传统工人政党的危机）；还要看每个国家里先锋队的尖兵究竟怎样去进行那种能够把工人阶级广大层次吸引来参加反资本主义斗争的行动。
在这方面，要注意到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在发展上相当显着不同的情况。意大利自1968年以来，不但有广大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而且工人阶级一个相当大的先锋队甚至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激进化，这表现为采取比较先进的斗争形式，战斗性的示威浪潮，以及在若干主要的事例中，工人摆脱了共产党的控制而自己行动起来。从这方面看起来，意大利今日的形势甚至比法国在1968年5月的前夕更进步。这个高涨的主要矛盾是：虽然工人的战斗性日益增长，却没有一个比共产党更左的政治吸力中心，能够统一领导这种种主动精神的表现，引导它们走向确切的反资本主义的过渡性的目标。
在英国工人中，对威尔逊政府那种恬不知耻的反工人阶级和反工会的政策，有普遍的不满。但工人的战斗性最近才超过个别工厂内的零星战斗的阶段。1969年2月27日和5月1日反政府政策的政治性的罢工，是这方面一个重要的进步。不过，工人阶级的激进化进行得很缓慢，令“左”派工会领袖能够限于纯粹在口头上反对威尔逊，这同时又加强了青年人（包括工人阶级的青年）企图在工人运动的传统结构之外，找寻反对现政权的新的斗争形式的倾向，这点说明了1968年10月的反越战示威为甚么得到那样非常的成功──那次示威的无产阶级成份，比六十年代初期的解除核武装运动的示威要高许多。由于工人运动内部欠缺其它有力的工人阶级领导，英国工人阶级越来越对传统的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的组织不满所引起的政治危机，初期的受益者最可能是保守党。但在另一方面，劳资斗争的高涨，虽然目前还有限，却可能造成机会来开始建立新领导的工作。
西德仍然是西欧所有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比较最稳定的一个，这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工业力量和财政力量超过欧洲所有和它竞争的国家，同时也由于西德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和战斗性比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大国都低──这是过去40年来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整个悲惨历史所造成的后果。因此，新兴的青年先锋队和年长的工人群众之间的差距，在西德比在欧洲其它部份都更大。不过，即使是在西德，1966至67年的经济衰退和学生先锋队的活动这两个因素联合起来，也对工人阶级青年发生了影响，使1968年秋季以来的工会代表大会带有更多的纷扰不安的性质，其种度为德国长期以来所未见。西德政府在这个时刻决定准许共产党合法活动，显然不是因为受到群众强大压力的结果，而是由于盘算着共产党可以起分化新的先锋队并把他们带上歧途的作用。
每一个国家里，包括西德在内，转变了的社会和政治的气氛，都引起传统政党的领导危机，不论资产阶级党还是工人阶级政党都一样。这个危机，连稳定了60年的英国政党制度都受到震撼的，在若干年内还不会得到解决。目前阶级斗争的力量关系，不容许资产阶级采联极端反工人阶级的解决手段。法国1968年五月革命高潮的直接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国际性扩张的减缓，也都起同样性质的作用。
但正在震撼着资本主义欧洲的政治危机（资本主义欧洲“统一”问题的危机不过是它的一个方面），终归要达到一个顶点，尤其是如果经济情况发生新的恶化的话。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记住：如果工人阶级屡次向前冲刺都得不到决定性的革命成果，工人就会疲倦并且气馁，那时资产阶级在各国实行政变，藉以建立、巩固、或维持“强有力的国家”，就不仅是可能，简直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欧洲资本主义中的特例。虽然它们也分别在“朝鲜战争景气”之后的长期资本主义繁荣中得到好处，并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了“工业化过程”（不过只有西班牙达到了经济结构的深刻改变），但这三个国家统统包含着和其它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性质的爆炸性的矛盾。在葡萄牙，过去10年这些矛盾一直还没有显露出来。不过，葡萄牙的殖民战争的负担会慢慢使这些矛盾露面。在希腊，已经在向上发展了好几年的群众运动，到了1965年国王罢免帕潘德里欧政府的时候爆发到街头上去了。在那里已经形成了革命前夜形势，可以领导群众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赫鲁晓夫派设法把它压熄了。不过事后所造成的根本不稳定的局势，使得资产阶级的一派（银行和海运业）要建立起军事独裁。这个军事独裁建立了起来而并没有引起群众方面甚么猛烈的反应，也是欧洲工人阶级的一次失败。可是这只是一次部分的暂时失败，而不是像1933年纳粹胜利或1936至39年西班牙革命失败那样的决定性的失败。这个独裁政权由一次典型的军事政变建立起来，而且是配合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普洛米修士演习”来执行的，它根本欠缺任何可与法西斯政权相比的群众基础。这只是采用某些法西斯手段的拿破仑主义的军事独裁。如果能慢慢而坚持地进行一种抵抗运动，起初以武装斗争为目标，然后不但朝向反帝制而且坚决地朝向反资本主义道路，那么无论如何一定会成为对东南欧资本主义统治的永久威胁，而且这运动将从欧洲其它地区的革命高涨得到鼓励。
可是西班牙才是南欧革命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已经开始了10年以上的弗朗哥统治的逐渐解体，并没有能够产生“宪法式”或者“欧洲式”的解决方法。这主要并不是因为长枪会残余机构的阻挠，而是由于西班牙社会矛盾太富于爆炸性，以致在西班牙资本家的眼中，连市政选举、新闻自由、和工会组织都是现制度生存的大威胁。所以，我们并没有看见甚么逐渐的“自由化”和“反对派”的“合法化”，有如不仅是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基督教民主党，以及社会民主党，而且是共产党所希望的那样。相反，我们倒看见了工人和学生运动的力量一直在增长，而政府使用比向来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对付，终于在1969年宣布了紧急状态。基督教民主党，改良派和共产党企图把群众反抗的爆炸性消除，把它转移到纯工会的半合法的道路上去，可是徒劳无功。群众使用了唯一有效的方法去向政府变本加厉的镇压反攻，他们一面扩大行动范围，同时提高行动方式的激烈性。所以，在西班牙也和别国一样，一个在大学斗争中受过锻练的青年先锋队已能在工人委员会中起重要作用，并将继续起重要作用，以促成一个潮流，它将坚决地越出工会的严格局限，朝向以革命行动推翻弗朗哥主义和资本主义。
新的青年先锋队之出现，和工人运动逐潮摆脱老改良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机关的麻痹性的掌握，这两种现象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日本和美国也是一样地明显。加拿大和澳洲也在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日本，那里的形势是资本主义异乎寻常地迅速发展，而且这个发展一定会和西欧及美国的长期经济扩展同时终结，工人运动陷于一方面是最高要求的宣传，另方面是严格限于直接要求的行动这两者的矛盾中。这情况酿成日渐严重的危机，不但使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发生分化，而且也影响到产联内部。经构结本身的发展，使用世界新技术的极端现代化的工业所占比重的日益提高，显然都要求工会工作整个方式也跟着改变。
主要从反帝斗争中（首先是在1960年，后来在反越战斗争中）冒出来的学生先锋队，已经克服了全学联分裂所造成的恶果，这些恶果会使它衰弱了几年，学生用越来越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争取大学改革，反对美军基地，要求冲绳岛归还日本，这些行动已经吸引了青年工人参加，甚至也影响了农民。日本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参加这些斗争并推动它们前进，努力使它们带上鲜明的反资本主义性质──这任务就是建立一个革命党，其目标为领导日本无产阶级走革命道路去夺取政权。
但世界革命的进展可能受到最深刻的影响，还是来自美国的三股潮流的交互作用，即黑人解放斗争，新的青年先锋队的出现，和工人阶级的重新觉醒。二十多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经过战时的极度繁荣后，享受到高度的经济安定。这一点，加以麦卡锡主义年代的影响，以及工会官僚顺从大资本的外交政策和民主党的党机关政治需要的罪恶行为，造成美国阶斗争的衰退。整个来说，美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战线上仍然比较消极，而且尚未了解与两党制度断绝关系的客观需要。
第一个开始向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安定性挑战的社会层，是黑人集团。这个挑战最初发动的时候，是合法及议会性的行动，集中于反对教育上的歧视和社会上的隔离制度。后来这种方法的无效果越来越明显了，于是黑人转过来采取种种形式的直接行动，包括抵制，纠察行动，抗议示威，游行，等等。究竟“非暴力”行动和更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两相比较价值如何，引起了一场热烈的争论，由两位黑人烈士，即马丁．路德．金和麦可姆．爱克斯（MalcolmX,1925-1965）作为两派的代表人物。黑人区的暴动，第一次在瓦茨大规模爆发，给这争论添加了新的因素。于是，黑人解放斗争开始了新的一章，带来了整个黑人区一致的斗争。现在摆在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是：对美国社会里这种已经显出如此富爆炸力的自发力量，如何在全国的规摸上使它们组织并且互相配合起来。
黑人解放斗争已经对美国的阶级斗争发生巨大影响。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不过刚刚开始而已，因为黑人解于斗争还没有成为政治舞台上一个独立的力量。这点在下一阶段很可能实现；“黑人权力”口号那么迅速地被人们接受，这是极其明显的征兆。
这种发展中有两个推动力量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美国工业中急剧的转变──自动化的推广，和大批工业迁离旧工业地区。这转变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最贫苦层打击得最厉害，造成黑人区广泛而持久的失业。第二是非洲和古巴革命的影响，以及越南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影响，这些影响使黑人群众对种族隔离和在本国政府中无发言权的情况更加感觉是不可忍受的屈辱。
黑人解放斗争引起美国学校中反叛青年的注意，这些青年开始积极参加这个斗争了。因此，黑人解放斗争起了促进学生激进化的主要作用。古巴革命进一步推进这个过程，它吸引了那些对下列一类问题最敏感，并最富于批评精神的青年：例如美帝国主义在今日世界上的作用，殖民地世界的革命倾向，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两条历史道路之间的抉择，“和平共处”还是扩大革命，走和平的议会道路去实现社会主义还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等等。最后，美国对越南内战干涉行动的升级，激起学校中广泛的反对行动，正在形成为一个反战运动，这运动一直在扩大加深，它所动员群众的规模之大，为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动员行动发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刺激其它国家的阶级斗争，尤其是影响到大学的青年，促成国团结精神和行动的复活。
一方面是强有力的黑人解放斗争，另一方面是年轻一代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制度和政治（虽然反对的方式仍混乱），这两方面结合，在美国造成了一个深刻的激进化的进程。战争和通货膨胀引起种种经济后果，技术的进步对工人造成压力，社会保险费用遭受削减，人民反对战争，而且害怕战争可能引起的后果──在这种种情况的基础上，上述的激进化进程正在使美国白种工人的消极态度动摇起来。这已经有许多征兆：例如下层工人在谈判集体合同的时候对工会官僚施以压力，随时准备罢工，一部分会官僚开始参加反战运动，以及由乔治．敏尼和瓦尔特．路德领导的两派工会官僚发生分裂。由于各国之间互相竞争的加剧，货币制度不稳，政治上互相敌对，以及革命的发展，结果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必将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这只能加速这激进化的进程。
势将动摇美国社会稳定性的这些转移，这些改变，以及新势力的兴起，已经以前所未有的程度促成了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分歧的出现，尤其是关于它所发动的越南战争的策略方面。但直到目前，这分歧仍限于设法把那些不稳的人们约束在传统的两党制度的范围内。某些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在选举中宣传“和平”，以及那种把多一些的政府职位给予有力量影响若干选民的黑人的政策，意义便是如此。
这种煽惑性姿态可能暂时有转移目标的效果，但对那些引起美国群众新的激进化的种尖锐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要作相当重大的让步才能在一段长时期之内平息这种不断增长的不满。但这种让步似乎是绝无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美国在国际舞台上作猛烈的撤退。尤其是，这等于在许多地区放弃世界警察的任务，把许多现在五角大厦和国务院在世界各地所维护着的老朽反动的政权牺性掉，容许起义的人民获得新的革命进展。
在美国行将到来的时期将是一个暴风雨的时期，有不少机会把黑人群众，学校里千百万不满现状的青年，和最强大的势力──工人阶级联结成坚固的同盟。
七、建立新的革命领导
最近几年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进行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工作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可以说已经到了质变的程度。虽然还谈不到新的革命领导已经脱颖而出，但一个在数量上增长同时干部恢复青春的重要阶段已经结束了，这使得下一阶段里可能发生跃进，只要能避免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犯错误。
具体说来，这种根本改善是下列几个因素共同作的结果：越南战争，古巴革命领袖朝向在拉丁美洲建立新的革命力量，以及新的青年先锋几乎在全世界的普遍出现。在历史意义上，这些因素反映出一种更根本的变化──那些广阔而不继地向着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社会层，得到了巨大的补充。这是自从1945至48年的时期以来的第一次（如果不是自从创立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能够大大摆脱相对孤立的状态。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再不需要逆流前进，而是顺着群众的潮流义运动能够大大摆脱相对孤立的状态。在许多国家里，已经再不需要逆流前进，而是顺着群众的潮流并且受它们推送着前进了，这些群众潮流虽然在社会上还是不大的少数派，但比起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本身却已经广大得多了。
阻止乌果．布朗哥死刑的世界性运动的成功（注），是形势转变的先兆，可以说这个运动挽救了这位秘鲁革命领袖的生命。各国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工会机关对帝国主义侵犯越南革命采取罪恶的消极态度，加上赫鲁晓夫派那种要求“越南和平”或“谈判”的软弱的运动，表现出极端机会主义的性质，令前进青年厌恶，结果使激烈反对这场肮脏战争和积极支持越南革命的运动完全欠缺了所需要的组织。这个组织上的真空，在许多国家里由一些特设的团体或青年团体来填补，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有些地方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反战运动；日本的全学联；法国的全国越南委员会和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共青）；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同盟；英国的越南团结运动；比利时和丹麦的越南委员会，等等）。
（译注）：乌果．布朗哥（HUGOBLANCO）是秘鲁的托派农民领袖，生于1935年。五十年代末期，乌果．布朗哥和同志在库斯科地区组织农会，不久便展开收回地主所侵占土地的运动，并成立农民武装自卫队以应付军警和地主富豪的暴力队伍。1963年5月，布朗哥被捕。反动政府因害怕引起群众反响，一直等到1966年8月才把他和28位同志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布朗哥被判25年徒刑。控方在上诉中要求判死刑。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包括罗素，萨特等）纷纷提出抗议，终于维持原判。1970年底，因秘鲁政局转变，布朗哥获得提前释放，但不久被驱逐出国。
1968年5月法国的革命高潮，一方面证实了新的先锋队和各传统组织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同时也证明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新的先锋队之中进行工作的机会显着扩大了。我们的运动自创始以来，从未有过好像革共青在1968年5月那样好的机会，能够对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革命事件发生那样大的影响。
古巴领导集在三大洲代表会议和拉丁美洲团结组织之间的向左转，使所有那些同意拉美团结组织的总路线的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派别可能结成一个统一战线。革命马克思主义力量利用这个可能性，在阿根庭、玻利维亚、秘鲁、智利、危地马拉等国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格瓦拉的最后音信，和第四国际的论纲两者之间的不谋而合，确实给许多国家的革命战士很深的印象。所以这位古巴领袖被害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战士和组织站在最前列参加发动国际性的表示与“戚”（注）和拉美团结组织一致的运动，这并非偶然的。在许多国家中，他们简直是唯一这样做的派别。
（译注）：“戚”（CHE）本来不是格瓦拉的名字，而是他的绰号。格瓦拉生于阿根庭。阿根庭人常用“戚”作为亲昵的招呼用语。瓦格拉和卡斯特罗共同发动古巴革命游击战争后不久，就被游击战士们取了“戚”的绰号。
“解除史大林化”在苏联的发动，苏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绕夫的报告，以及中苏的冲突──这一切已经足以打破国际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反托洛茨基主义的陈旧偏见。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在保卫阿尔及利亚和古巴的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他们站在最前列参加保卫越南革命以及争取扩大拉丁美洲革命，更造成那样的情况，使那些陈旧偏见在瓦解和消灭中了。
不过这些旧有的反托派成见的消失，只表示出建立新的革命领导的路上除去了一个障碍。要成功地建立这个领导，却有赖于积极的品德──有頼于将那来自不同背景的种种力量加以集合与统一；有赖于我们之参加行动。这些品德首先得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还得当国际工人运动中间与革命运动中间的力量对比，关始确定地转面有利于革命马克思主义之前，在许多国家中证明出它们是能够取得胜利，能够实现突破的。
新的年青的先锋队的出现，固然给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以重大的机会，让他们去扩大活动范围，去联合新的社会阶层，增加他们的人数，并且训练许多新的干部；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成见与新的反对，这些成见与反对，他们却是不惯于应付的。从现在起，他们将要遇见的不是旧的诬蔑与历史的伪造，而是更多地遇见这样的情形：人们对1923年到1948年这一时期中的种种问题表示出某种程度的淡漠；对于传统的工人运动与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许多年青革命者眼中，托派亦包括在内）作一视同仁的谴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基本观念，例如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们在世界革命过程中必须起决定作用，或革命政党乃革命胜利之保证──发生了疑问。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学会谦逊与耐性地接受这些挑战，他们必须通过高级的理论争辩，经常丰富马克思主义，而最为首要的，他们必须以革命者资格，且以派别及阶层的领袖资格，从事于坚决的反帝与反资本主义的行动，藉以表示他们的品德。
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再度肯定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在反资与反帝斗争中正确地应用联合战线的策略。
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归根结蒂，乃发源于无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有的地位，由于旧国家的官僚机关的桎梏一朝为自发的阶级行动的再起所打破之时，他们能以最大规模表现出坚决行动、创意与组织性，去瘫痪全部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1968年5月的法国经验，戏剧化地证实了这一点，并且驳斥史维齐，马尔库塞以及其它一些人的悲观主义的分析。这个经验表示出，生活程度的相对改善，无产阶级的内部分化，无产阶级中一部分人之进入“技术员”与“专业人员”阶层，大规模新闻媒介的影响力──简单说，即所有为这些理论家用以解释彷佛工人们越来越溶合到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的种种因素──其实并非真实的障碍，它们倒是能够成为这样的因素，即能突然间加强无产阶级的打击力的。这些因素之所以会在一时间促成了战斗性的低落，那是由于传统的工人组织有系统地对无产阶级实行“复员”，又因为在群众中没有将资产阶级思想作任何一贯的揭露。但是一旦客观环境更有利于战斗性的复兴，甚至发生了革命性的爆发，现实便将在表像的后面汹涌而出了。而那个现实乃是西欧无产阶级保持着它的革命的潜力，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中产生出来的。
30年来，联合行动──此事切不可与各个羣众组织的联合战线混为一谈的问题，对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始终主要是一个宣传性的与文字上的问题，在最期内，特别在保卫越南革命的斗争中与在新生的青年先锋队内部，这个问题却越来越成为实际行动的问题了。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此一策略时，必须避免两个错误观念，我们将此二者指出来是必要的。
有一种路线，将联合行动的策略简单地视作一种手段，藉此以“揭穿”其它派别的“假面具”并在群众前面斥责它们的错误与罪恶，这是一种宗派主义的偏差。联合行动委员会不能降低到一种手段，不能仅仅用以斥责那些机会主义的，中派主义的与极左的派别，这正犹之乎罢工委员会一样，不能简单将它归结为一个用以建立革命的手段而不去争取罢工的胜利──即不去争取阶级斗争中某些特殊的插话性的胜利。在保卫越南革命，在保卫学生造反，以及在复兴工人阶级斗争的联合行动委员会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一定要采取负责的态度，绝不可将整个广泛的阶级运动及其胜利从属于狭隘的派别利益。
另一方面，借口忠于联合行动，放弃了建立新党的任务，那是机会主义的偏差。要取得阶级斗争中那些插话的胜利，联合行动自必须进行得成功。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却不仅仅要取得各个片断的插话性的胜利；而在于领导工人阶级去胜利地推翻国际资本制度与每一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如果我们将自己只限于联合行动，那我们有在插话性的与短暂的胜利之后即受到全面失败的危险。这将越来越耗竭我们凭以取得更多胜利的潜力，因为要取得进一步的胜利，最最需要的是能在理论上与实践上把握现实，而要做到这一步，没有革命党这一个无与伦比的工具，是决不可能的。
要建党，必须不断累积起能使革命进行至胜利的种种力量。联合行动由于其性质使然，总是不连续的与局部的；只有通过了联合行动，革命干部能学会如何以最忠诚与最能干的战士资格去保卫他们本阶级的广泛利益，这样，这些行动才能有助于党的建立。在这意义上，联合行动的策略只要运用得正确，那就是说，只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和自己联合的一切派别都保持着批评权利（虽然，要想此种批评生效，批评时候必须顾及联合行动的目标），那末这个策略就根本与建立革命党的任务不相矛盾。相反，这二者倒是相辅相成的。
新的青年先锋队突然间发展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此事再度产生了一种对于自发性的崇拜。这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向前突进路上的另一个新的障碍。这种观念，正和联合行动策略的机会主义运用一样，它们无论暗含也好或明言也好，都是以下面这个幻想作为基础的，那就是认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或年青工人肩并肩地为反对越战斗争，和资产阶级的大学发生“对抗”，或甚至于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对抗”，已经达到了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派同样的思想水平，因此，认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际已不再是必需的了。
真实的过程完全不是这样的。在某一个时机，在新的群众的先锋队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之间，为了某几个特殊的战斗目标，能够发生一种表面上充分无间的合流。但是无论在甚么地方，我们都不曾看见过有这样一派青年群众出现，他们是整个儿采取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政纲，或者在那些为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必须解决的主要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上，同意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借口先进的青年群众业已被争取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来，因而放弃了建党任务，那就等于将插话性的与表面的一致──这种一致当运动有了转变或遭遇到第一批困难之时，必然会破坏的──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纲与理论严肃。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于不带有任何宗派主义的气味，主张与其它派别及无组织的战士们为了特殊的目的──有时也包括革命的目的──作尽可能广泛的联合行动同时，却比从来更甚地，坚持要训练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干部，且将毫不松懈地去追求这个目标。
全球规模的国主义的反扑，曾经因为美国大资本所布置的力量非常集中，又因为国际反帝与反资的力量却处于可悲的分散、分裂与迷惘之中，所以得到了甜头。从来没有像越南战争时期那样痛彻与尖锐地感觉到全球反资本主义战略的需要了──格瓦拉与北越人是表示了这种迫切需要的。10年前，国际工人运动中曾经有不少派别迷恋于“多中心论”，那时甚至有许多先锋流派都排斥了国际这个思想。今天，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环球战略，成立一个世界中心来拟订政策，拟订战略方向，并统一各地的行动，这样的需要已自动地让人痛感到了。
世界革命三部门之间所形成的新关系，保证了那个国际组织问题将不会再是以苏联为中心的归极化了──而自1917年10月以来，这个过程却一直是这样进行了的。当苏联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之时，此种归极化曾经是有益于革命的，可是，当克里姆林宫的政策与世界革命的扩张直接冲突以后很久，这种以苏联为中心的归极化运动仍旧在进行，那是发生了毒害后果的。
第四国际的经验已经表示出：即使以还很薄弱的力量，在国际组织的建设方面也能获致重大的成果。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觉得，不折不挠地继续建设自己的党与建设自己的国际，同时也正是对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派国际的创建提供出最有效的贡献。巨大的革命潜力现在已经露了端倪，要想它们实现出来并且得到胜利，那末这样一个群众性的革命的马克思派的国际，是决不可少的。 |
法国革命高潮的初步教训（摘要）——第4国际联合书记处1968年6月10日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法国革命高潮的初步教训（摘要）
——第4国际联合书记处1968年6月10日声明
1968年5月，将作为一个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至今见到的最大革命高潮的一个月载入阶级斗争的史册。一千万工人举行罢工，所有的大、中工厂都关了门，无产阶级中政治意识最差的阶层和公务人员也投入了行动，技术人员和领班广泛地卷了进来，农民参加了学生和工人的斗争行列，面对到处进行蹂躏而士气日益沮丧的镇压的军队，示威游行越来越广泛，战斗力也越来越强。有两个星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失去了对事件的控制，越来越陷于瘫痪状态——这是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的法国的情景。
千百万大学和中学的学生、青年工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用一种如此令人明显的方式爆发出来，以致没有一个人严肃地怀疑所发生的事情。工人也是这样，他们用象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决心，不仅要为当前的迫切要求和反对戴高乐政权，而且要为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而斗争。
占领工厂、车站、发电厂、邮局，在这些地方升起红旗，他们通过这些行动来表示他们的决心。他们的决心在号召实现“工人权力”、“权力归工人”的口号中表现了出来，这些口号在游行示威时，在唱歌和旗帜上越来越经常地被重复着。他们的决心还在无数自发地控制和接管生产手段的行动中，在工人和市民的委员会或集体组织执掌权力的行动中表现出来。
新的政权
这样，在全世界面前，一个新的政权，同腐朽的第5共和国对立的未来的法兰西社会主义共和国正在诞生。在5月24日至5月3日那一周，是完全有可能把事情推进到它们的逻辑结论的，即在整个国家建立双重政权的机构网，并把它们联合起来，采取必要的先发制人手段来推翻已经摇摇欲坠的戴高乐政体，使革命的危机导致工人阶级取得政权，以建设社会主义。
如果说这些并没有发生，资产阶级国家终于又恢复了对政权的控制的话，这完全是由于工人领袖的背叛，特别是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领导人的背叛，他们控制了工人的大多数。
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领导人用一切可能使学生和革命先锋同工人群众对立起来，把罢工和占领工厂引向纯经济的目标，阻挠街道上的力量（在那里，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显然有利于革命力量），使对于暴力镇压的反抗陷于瘫痪，反对武装纠察队员和组织学生及工人的民兵队伍，强迫人们接受由一个陷入绝境的政权提议的选举，分裂和平息罢工斗争，一直到他们摇摆不定的态度和戴高乐5月3日的断然的演说给运动带来第一次停顿为止。
这种背叛行为是他们执行克里姆林的“和平共处”学说的结果。克里姆林把戴高乐看作是削弱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地位的力量，克里姆林非常害怕在法国出现革命高潮的前景。
这种背叛也是这些领导人长期热衷于选举运动和议会例行公事的结果。他们借口法国决不可能发生革命危机，多少年来一直弹着“沿着和平和议会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老调。而当革命危机真的出现了，同样的改良主义的策略被用来排除客观上存在的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新的力量
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革命学生中完全丧失信任，它的威望在全部青年先进分子中也已经整个破产。青年从官僚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就可能作为一支新的革命先锋队，以在法国从未有过的规模采取行动。
但是，在工人阶级内部，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机器，虽然许多年以来就已多次遭受打击，而现在当大工厂的工人拒绝它们同老板和戴高乐政府签订的使罢工结束的可悲的协议时又一次遭到打击，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着优势力量，可以用许多办法窒息工人的民主和压制群众意志的自由表现。组成一个新领导（这是青年工人早就殷切盼望的）的分散的分子，仍然太弱和缺乏组织，以致无法保证双重政权机构的普遍建立。
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背叛能够又一次拯救法国资本主义，象1936年和1945年——1947年那样。
但是，同法国前两次革命高潮的结果不同，斯大林主义的背叛未能完全击垮1968年春天的高潮，也不能使力量的相互关系很快就发生逆转。1968年5月的革命战斗，是从象革命的巴黎大学那样的堡垒，从象那些想要取得控制法国广播电视台权力的力量，和从像行动委员会那样的团体发展起来的。工厂内的复工并没有使它们消灭。而且，复工的速度比戴高乐政权和法国共产党领导所希望的要慢得多。在大工厂中，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表现出堪为表率的斗争精神和抵抗的能力。
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允许这些双重政权的雏型得以巩固和发展的。但是它没有力量通过一次打击就把它们扑灭。这样，就开始了一个过渡时期，镇压力量正在进行种种尝试，如使用警察力量企图破坏雷诺工厂的罢工那样。这些反击可能变成革命运动重新开始的出发点。
另外，法国资本主义在工业上和经济上的虚弱，不允许它长期向工人许诺大量物质上的利益，而这是为保证工人的复工而不得不答应给工人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和失业，使得到的一些利益很快就被吞没掉。而这种情况反转来又使工人中爆发暴力反抗。
内部危机
最后，工会组织和传统的工人的政党的内部危机还是在刚刚开始。在未来的若干星期中，特别是在选举以后（法国共产党利用选举作为它重新组织队伍的最后手段），这个危机将会加深。这个危机引起的反响，同样地不久就会促使工人有力地恢复斗争。
因此，所有的因素都预示着，从5月3日开始的温度的急剧下降只是暂时的，新的爆发和新的对抗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必须以高度的清醒和最大量的组织工作为这些对抗做好准备。为了保证把争得的成果加以吸收，必须从1968年5月斗争引出所有的教训，这样下一次高潮到来时，就能够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开始，并可能克服第一次高潮之不足。
第一次高潮把在“消费社会”、“经济发展”、强盛国家“这种表面稳定掩盖下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极端虚弱暴露了出来。生产力的发展，群众文化和技术教育水平的提高，国家的高度工业化，大学规模的扩大，人口平均年龄水平的下降——所有这些资本主义制度把它当作是功绩和现代化的象征而自吹自擂的东西，都明显地转过来反对它。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每一个发展都加剧了经济和社会矛盾。群众本能地感觉到，在攫取利润和私有财产制度的统治下，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无限的可能性被糟蹋、砍削或抛在一边了。
当每人每周工作30小时已明显地有可能时，还将有近一百万人失业，青年们不再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了。学生、高度熟练的工人、技术人员不再认为有责任接受老板、管理人员和资本家雇佣的专家的命令，在资本的驱使下决定他们怎样做，他们该生产什么东西，该消费什么东西。同样，工人们对他们的机构中缺乏工人监督和专横的官僚主义统治也变得越来越无法容忍了。
为了促进和鼓舞群众的革命活动，重新开始1968年5月的斗争，首要的任务是增强革命先锋队的力量，这必须在几种不同的水平上加以实现。其中之一是通过外界环境的力量，建立一个广泛的先锋队，因为外界环境是有利于促使不同的派别和组织，环绕着建立在明确的共同革命目标和遵守工人民主的基础上的坚固的统一行动，重新团结起来的。
在另一个水平上，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自己必须尽快地朝着建立一个革命的党的方向迈进，这在群众中已得到一些注意了。第4国际联合书记处要指出第4国际法国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党的成员，在接受1968年5月的考验上所采取的令人钦佩的态度。我们表达这样的信念：在实现这一双重的任务中，他们将起主要的作用，没有这一点，法国社会主义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世界影响
法国的革命过程，对于整个世界和世界革命的向前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1968年5月，改变了整个欧洲政治局势的停顿状态，促使意大利、西班牙、英国、比利时和瑞典的学生斗争达到更高的水平，激励了许多不同国家工人斗争走向恢复，推动了欧洲革命进程的发展。1968年5月，对南斯拉夫学生斗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正在为官僚化的、腐朽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准备政治革命作出贡献。
1968年5月，将使这些国家现在形成的新的先锋力量具有高度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它将迫使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规模分散它的力量，这是对越南革命、拉丁美洲革命和整个殖民地革命的重大援助。
但是1968年5月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20多年来第一次使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进入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一事实，已经扫除了1948年欧洲革命陷入低潮以来形成的一系列的偏见、错误的观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
它通过从革命高潮一开始就提出要求百分之百的工人民主，把周围气氛澄清了。它保证了目前阶段的世界革命具有比过去更高的政治和理论水平，这是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工人运动最好传统的复兴。
在这一基础上，它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和第4国际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从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完全的新的可能性，考虑有责任立即予以响应。……
译自美《战斗者》1968年6月28日 |
乌科·格兰沙里斯·马什科苏：古巴革命及其教训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古巴革命及其教训
TheCubanRevolutionandItsLessons
乌科·格兰沙里斯·马什科苏*
HugoGonzalezMoscoso
古巴革命和它产生的工人国家，同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类似的革命一起，是表现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群众把他们自己从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过比较美好的生活的愿望的积极的成就。
但是，古巴革命不是一个独特或例外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发展到最后的结果，这个过程除了特殊的民族特点以外，是从所有不发达国家共同具有的水平上开始的。这意味着其它国家的人民也能仿效古巴的道路，使古巴革命的一般特点适应于他们自己民族的、地方的和地区的特点。
由于古巴是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群众在正确领导下能够做出怎样的成就的一个榜样，指出它的教训、经验、指导意义，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先锋熟悉它，是必要与有益的。
不发达国家走向文明的道路
不平衡发展的过程把世界划分为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当前者向外扩张，它们就统治后者，使之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是，从一开始，不发达国家就起来斗争，以摆脱这种统治。解放自己的理想，同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克服它们的落后状态的想法一起产生了。
两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南斯拉夫和中国的革命，扩大并促进了殖民地人民的起义和革命。今天，殖民地世界惊人的动员过程正在继续中，它动摇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为工人国家的无限制的发展开辟道路。大量经济上、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的群众正在表现出要求共享现代文明的愿望。在时起时伏的不断斗争中，他们不仅要通过正式的独立取得同发达国家一样的政治权利，还要求同样的生活水平。从帝国主义统治下取得民族解放是同经济的发展和多样化，改善群众生活条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对这些深刻的群众潮流表示附和，赞同这一类型的某些要求，即在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允许有一些经济发展。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领导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处于同我们时代的现实相冲突的境地。
一个不发达国家要得到发展，要有为其发展计划提供资金的资本和积累的基金，而这正是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所缺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不同意无偿地剥夺帝国主义者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和出租的土地。他们不支持在国家管制下实行计划经济、以利用自然资源。
不改变不发达国家的结构，对资本的需要只能是全部或大量地依靠国外信贷。这样帝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并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人的手脚束缚起来，这些领导人在已经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压力下。开始时曾经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虽然帝国主义者答应给予贷款，然而由于贷款数目的微小，由于它们被指定用于一些次要的工程，由于它们附加的条件和要求，这些贷款同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和实现工业化的愿望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这是拉丁美洲人民的历史，他们越来越深地陷入美帝国主义债务的深渊中，不能从悲惨的落后状态中解脱出来。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转来转去。在动员起来的群众的压力下，同时为了企图把群众控制在手里，他们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举起发展经济的旗帜；然而由于脱不出资本主义的限制，他们又重新陷于帝国主义的统治底下，而这意味着陷于民族压迫和不发达的状态中。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下取得进步，达到工业化国家的水平。这是历史的教训。在现在的世界局势下，资产阶级的领导不可能完成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的任务。它们不能实现民族统一，实行计划经济或真正的土地改革。这也就是，他们不能引导到一个生产力不断增长的时代，使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重演17、18、19世纪资产阶级曾经扮演的角色。在目前帝国主义垂死挣扎和腐朽没落的阶段，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本应由他们完成的任务，象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曾经完成的那样。
资产阶级走到了尽头，在那里，代替不发达国家取得解放和向前发展的是压迫锁链的加固和更加落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提出走革命道路，剥夺帝国主义，清算本民族的剥削者，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完成已经推迟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并把它同包括建立工人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任务结合起来。
殖民地人民群众的广泛动员，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下，他们的结果是耗尽元气和遭到失败，要求发展经济和群众能有较好的生活水平的期望成了泡影，在革命的领导下，他们取得了胜利，这表明，摧毁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秩序，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发达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
古巴和玻利维亚：两条道路——一条道路走向了胜利
古巴是沿着革命道路进行的，因此成功地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我们认为，这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一个独特和例外的过程——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都具有在这个大陆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那些客观条件，都可以取得象古巴那样的胜利。为了更充分地了解这个问题，没有比把古巴和玻利维亚的过程加以比较，分析造成不同结果的原因更有益的了。
首先我们不妨看一看玻利维亚和古巴革命前的情况。两者都是典型的半殖民地国家，虽然取得了形式上的独立，但完全被帝国主义所支配。作为典型的半殖民地，他们都是单一生产国家——古巴的糖和玻利维亚的锡——资源都被帝国主义财团控制。两国的土地都掌握在大地主手中，在玻利维亚至今残存的封建性农奴制是一个更加使情况恶化的因素。
商业、银行、交通运输工具和其他主要经济活动都被帝国主义者所控制，在这些国家，经济的多样化和制造业都没有得到发展。作为这种情况的结果，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和寄生的，它依赖帝国主义财团留下的面包屑过日子，国家全部经济和政治生活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历届政府都是帝国主义代理人，而根本不是代表民族利益。
人民——工人阶级、农民、贫苦的中等阶级——在贫困、落后和屈辱的条件下生活。他们流浪在自己的国土上，备受歧视，在拥有无限权力的压迫者和美帝代理人的面前没有任何权利。
这种相同的卑屈、贫困和落后的情况，是玻利维亚和古巴革命发展的起点。
1952年4月9日，在玻利维亚，人民群众催垮了博利维安将军的锡矿巨头的政府。一个开始只是军队、警察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参与的政变，由于拉巴斯工业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贫困阶层的干预，变成了人民起义。政变遭到了挫败，起义胜利了。革命工人党（托洛茨基主义的组织）帮助这次起义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它的组织上的弱点，政权落到了革命民族主义运动手中，这就是说，群众战胜了军队和寡头政治，但是他们并没有得到权力。一个左翼的、反帝投机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从他们那里窃取了革命的果实。
从玻利维亚革命一开始，就出现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革命工人党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和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主张。革命工人党号召全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号召群众积极地有组织地参加政府和经济管理，开展真正的土地革命，以无产阶级领导来代替小资产阶级领导，以便导向建立一个工农政体。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它处在政府的牢固控制下，坚持认为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他们提出要发展一支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在玻利维亚建立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革命的头几年，在这两种思想的冲突和对立中，革命民族主义运动觉得自已必须被迫向群众让步。为了维持自已的权力，它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实现矿山国有化，建立工人监督等。但是，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屈服于群众压力的同时，它却力图使这些群众争得来的东西失效，尽力阉割其革命内容。土地改革成了分给地契的漫长的繁琐的官僚主义的过程，面对引起的经济和技术问题却不作任何解决。在矿山国有化上，支付了大量的赔偿金，使采矿业主陷于缺乏资金，工人监督的基础原来极为有限，由于官僚主义它更是日趋缩小。商业、银行和其它的帝国主义或民族的财团没有触动。
只走了一段短短的路程，革命就停止不前了。群众争得的东西，许多又渐渐地丢掉了。国家的大门向帝国主义敞开着。帝国主义变成了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政权的盟友。
军队同警察一起被改组，转而听从美国佬的军事命令。当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同帕斯·埃斯登索罗的政府不能再牵制群众时，军队就在1964年11月14日演出了一场预防性政变，完全控制了政府。
军人政权，先是在军政府，后来在巴里恩托斯总统统治之下，把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剥夺群众争得来的东西这个尚未完成的工作进一步推向前进，他们破坏工会，削减工资，袭击国有化的资产，把国家变成为美国的殖民地。
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革命被引向灾难，经济不能发展，矿业生产下降50%，达到崩溃的边缘；石油工业再次对美国垄断资本开放，这一情况现在正在扼杀政府经营的康采恩——玻利维亚国家石油公司；制造业半瘫痪；农业生产下降；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更加恶劣。这些就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统治20年的后果！
在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下玻利维亚革命所走的道路不能引向民族独立；不能发展经济，不能改善群众生活。它最后以恢复为1952年起义所打败的军人寡头政权而告终。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7月26日运动领导下古巴革命所走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诚然，在马埃斯特腊山，起初革命者的宣言带有局限性，只提出资本主义“人性化”和建立民族主义政府，但不久，迫于斗争自身的需要和他们与无地农民的亲密关系，革命者发现自己必须制定土地改革的进一步纲领。后来，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他们采取打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机器的措施，以回击帝国主义和国内剥削者的进攻，为了抵抗他的敌人，卡斯特罗一再激励工人、农民和人民动员起来，使自己扎根于他们之中，使革命深入下去，随着在马埃斯特腊山就已开始的土地改革之后，对帝国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实行了国有化，然后又实行了城市改革，货币和教育改革，实行计划经济，使工业发展多样化，提高农民和城市群众的生活水平。解散旧军队，代之人民的武装组织：民兵和起义军。
这一过程不可阻挡地引向拉丁美洲第一个工人国家——古巴工人国家的建立。然而，为了达到这一水平，革命者领导自身经历了一个清洗的过程。由于革命的深入和群众自身权利的赢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从行列中退了出来，跑到帝国主义反革命阵营那边去。古巴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为了赢得胜利，菲德尔政府把自身扎根于古巴群众、世界殖民地群众和工人国家之中。在玻利维亚，与此相反，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权同帝国主义结成同盟，在国内反对群众，在国际上站在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一边，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阵营。
在这前后7年之间，古巴和玻利维亚革命从大约同一水平出发但却遵循着不同的道路。两国领导的主要核心的行动路线也正好相反，卡斯特罗领导起初扎根于农民之中，之后又扎根于工人群众之中，发动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革命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则背离群众，出卖他们，同帝国主义和玻利维亚寡头统治结成同盟。
结果，玻利维亚革命走向失败、危机并拜倒在帝国主义面前；古巴革命走向胜利，经济得到发展，古巴人民得到较好的生活，民族和社会得到解放。
这样，我们看到了，走着两条不同道路的两个革命，虽然他们两者都有着同样的成功可能性，结果只有一个取得胜利。这一结局不是命里注定的，而是他们的领导采取相反的策略和战略观点的结果。
从古巴胜利学到的教训
然而，这个一般的结论是不够的。必须更具体地论证古巴革命的教训。我们应当学习，为了领导群众走向胜利需要做些什么，那些错误将招致失败（象玻利维亚情况一样）而应加以避免。
根据我的见解，下面谈到的就是主要的教训，这些教训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
1、革命的过程是不断的，是不分阶段的
古巴革命给我们第一个实际的理论上的教训是，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过程是不划分阶段的，它不停留在一个中间阶段上。
在一个不断的过程中，革命把帝国主义赶走，并清算民族资本主义的制度。这是取得胜利，赢得政治解放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古巴的进程不是停留在任何中间阶段上，而是推向前进直至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正由于此，它胜利了。另一方面，在玻利维亚，革命在取得最初的推进之后，就被牵制住了，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革命变了质，被击败了——在12年的斗争之后，军队重新掌握了政权。然而，在古巴，仅仅两年之后，一个工人的国家就发展了起来。这就表明，任何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为了取得进步，把自己变为一个走在工业化道路上的自由国家，就必须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反对民族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实现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的任务直到建立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秩序的任务。不停顿地并结合起来实现这些任务，才能使政治上的胜利得到保证，并为经济发展开辟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领导自身必须进行清洗。摆脱那些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同路人，并把自己变为领导工人阶级、农民和中等阶级贫困阶层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队伍。
在古巴，这个过程发展得很明显。1959年1月1日，巴蒂斯塔政府垮台，成立了以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为总统。米罗·卡多纳为总理的新政府。2月16日，卡多纳退出政府，菲德尔·卡斯特罗参加了政府。7月18日，在一次危机之后，乌鲁蒂亚和他的部长们退出了，劳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取代了他们的位置。1961年4月16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告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对革命的领导的这种洗刷，是革命进程向前发展和采取激进措施的结果。
新政府的第一批措施，在于谋求改进人民的生活条件。1959年3月3日，制定了降低电力费用的法律，同年3月6日，制定了削减租金的法律。5月17日，制定了土地改革的法律。1959年12月13日关于恢复被滥用的资产的法律，就已经是个进步的措施，因为它本身就意味着对剥夺者的没收。第二年的7、8月，对美帝国主义的企业开始实行国有化。后来，对外贸易也处于国家管制之下，国家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垄断。1960年10月13日，银行以及国际金融资本和本国资本控制的383家工业和商业企业实现了国有化。10月14日，也就是紧接着的第2天，制定了城市改造的法律。后来，国内贸易也实现了国有化，……等等。这样，帝国主义和本国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力被摧毁了。在革命的古巴，资本主义所有制事实上消失了。小的私人所有制的继续存在，只是个次要的因素，对于这个岛屿的总的经济和社会的局面毫无影响，虽然它值得引起领导的注意，以便促使它逐渐走向消亡。
这些事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民族的民主的措施同社会主义的措施完全结合了起来。任何人都难于将古巴的过程分成为各有其特殊措施的两个阶段。把革命分成两个的公式只是存在于斯大林主义者和那些企图阻止革命进程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头脑之中。
正象我们看到的，不发达国家的群众是拒绝把他们的革命分成阶段的。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斗争局限在反对帝国主义，取得民族独立上，他们还要清算国内的剥削者。他们不愿只是摆脱帝国主义的剥削，而继续遭受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剥削。
在玻利维亚，没有表明有可能扫除革命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民族主义运动，当其阶级利益得到满足，便中途停止不前，形成一个新的富裕阶层，把国家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置之度外。在古巴，如果米罗·卡多纳和曼努埃尔·乌鲁蒂亚在最初的危机中占了上风，巩固了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也同样会发生这种情况。
玻利维亚革命的领导没有把民族资本主义搞掉，相反，他们支持民族资本主义，企图发展一支强大的资产阶级。面对着不受他们控制的群众动员，他们就求助于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家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群众。
玻利维亚从反面证实了古巴的教训。只有通过不断的，不停顿的斗争，赶走帝国主义和搞掉国内的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
两方面的经验，古巴正面的经验和玻利维亚反面的经验，一个接一个地证实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在不发达国家，那里革命是在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开始的，为了取得胜利，就必须巩固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不要停留在完成民主的任务上，而要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给资本主义以更强有力的致命的打击。
古巴革命是托洛茨基主义的理论怎样用到实践中去的一个活榜样。
托洛茨基主义者尽力使工人阶级在其天然的同盟者——农民和贫苦的中等阶级支持下，通过建立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来掌握政权。斯大林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如同资产阶级的倾向一样，他们针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论点提出了革命分阶段的理论：在第一阶段，工人阶级支持资产阶级，使之掌握政权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到第2阶段（那是遥远将来的事），工人将以取得政权作为目的。这个理论被应用到了玻利维亚，证明它是错误的。因为资产阶级一旦掌握政权，他们不是把国家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之得到发展，而是满足于充当帝国主义的同伙来剥削群众。另一方面，古巴却是托洛茨基主义理论的例证，在那里取得了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国内剥削者的全面胜利，开辟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2、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用
必须强调指出，从上面谈到的，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革命过程的结果取决于它的领导。如果不把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从领导地位中赶走，如同玻利维亚那样，那革命就要宣告失败，或至少陷于瘫痪和停滞不前，这样，群众争得的东西，包括民主主义的东西，就有被废弃掉的严重危险。
在当今的帝国主义阶段，这些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一个革命过程。在古巴，在马埃斯特腊山取得第一批成功以后，许多小资产阶级分子就参加了进来。胜利以后，赢得了政权，更多的资产阶级分子渗透进来了。但是，一当实行土地改革，后来又实现了国有化，这些分子就开始批评和阻碍革命，并进而反对革命，甚至还拿起了武器，就象埃斯坎布浪依事件的情况一样。这些分子很快就同外国康采恩和巴蒂斯塔专制统治的代理人紧紧勾结在一起，最先同乌鲁蒂亚和休伯·马托斯等一批的领导人，转到了反革命一边。
因此，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可能在革命中停留，直至革命取得最后结果，这在实践上表现得很清楚，而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如果这些成分竟能保持住权力，那革命进程就要受到阻碍，就要改变方向；如果他们被从领导地位上撵走，他们就会全部投向敌人一边。
3、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
当民主道路受到资产阶级专政的阻碍，当通常的斗争方法遭到一个顽固的镇压群众的政府机器的反扑，当行使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招致失业、坐牢、流放和集中营时，人民群众和他们的先锋，除了拿起武器和准备起义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在不发达国家，斯大林主义者的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不仅是虚妄和行不通的，而且成了专制统治及其政府的有用的工具，用来巧妙地麻痹群众，用来同革命先锋的“极端主义”作斗争。
在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政权被军人集团或其他通过欺骗性选举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压力而上台的专制统治的少数集团所掌握。在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中，群众及其先锋的民主自由被取消了。议会制在绝望的危机中濒于死亡。实际上，议会并没有什么意义，甚至不能作为质问的讲坛，完全适应于选举的骗局，它们只不过是政府的驯良的工具而已。
在这些情况下（所有拉美国家和大多数殖民地国家情况相似），武装斗争就成为反对统治集团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其它的任何谈论都变成了骗人的把戏。由于受到镇压，数量极少的口头的或文字的抗议变成了滑稽剧。群众或许要听一听这些抗议，不过他们不会相信它们，这是因为群众在这些抗议中看不到反对现政权的有组织的和战斗的意志，群众看到的是顺从独裁者所造成的情势的顺从心理。
古巴表明了，在这些情况下，解放人民的正确对策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游击战争的军事行动摧毁了拉美装备最好的军队并且把群众大规模地动员起来。
大致说来，古巴的游击战争产生了以下几种结果：
（1）它促使政府解体，加重了它的危机；
（2）它瓦解了军队的士气。尽管拥有武器、飞机、大炮、凝固汽油弹，军队一丧失信心和士气，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3）它提高了人民群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鼓舞他们的战斗精神。由于传统的政党对独裁统治只做一些纯属字句上的反对，以及他们同巴蒂斯塔的勾结，使群众产生怀疑心理并缺乏信心，而现在被一种新的激进的战斗的精神所取代了。群众看到战士们的决心和坚定精神，他们被吸引到斗争、革命行动中来，他们受到了鼓舞，提高了信心。群众的内在力量被解放出来，变成一股强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洪流，而这又反过来给马埃斯特腊山的领导集团以有力的推动。
在拉丁美洲现行条件之下，古巴游击队所取得的成果在其它任何国家也能实现。因此我以为游击战争是革命者为使他们的人民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必须采取的不容争辩的道路。
军事行动和游击斗争受到过许多批评。有两种批评值得分析一下：第1，那些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指责游击战是起义的冒险主义者；第2，他们还认为企图以几根枪和一小群人来创造客观条件，这是违反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教导的，而且，这样一来，就取消了群众和革命政党的行动。
第1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是缺乏值得一提的根据的。让那些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向我们说明，在那个国家资产阶级和专制统治者曾经和平地、不经过斗争把政权交给群众。因此，这种论点无需多谈。
古巴革命者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崩溃、无情的独裁统治以及工会领导已经官僚化和只存在着很小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期，也就是在革命领导权陷于危机的时期，主张武装斗争的。我们坚持主张游击斗争是从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充分成熟这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出发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腐朽，很久以来只待它的掘墓人去埋葬它。
游击战争并没有创造客观条件，客观条件已经存在。游击战争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和军事运动是从上述形势出发的。特别在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而传统的工人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又不能动员群众用无产阶级斗争的传统方式，即发动群众进行暴动性的罢工来取得政权的情况下，游击战争就更有理由。
认为游击战争否定革命政党的作用，那是不对的；相反，它提高了革命政党的作用。在南斯拉夫、中国和越南，游击斗争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在古巴和阿尔及利亚，那里传统的工人政党已证明不能摆脱它们的消极性、错误和保守主义，新的集团就填补它们的地位，承担起政党的作用。
游击战争不能单从它的武装斗争方面孤立起来观察，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游击队是用以粉碎构成资本主义统治基础的压迫者的武装力量的人民武装力量。因此游击战争不能代替群众行动，甚至也不能代替某些其他的斗争形式。因此我们说，游击战争是阶级斗争在某个采用武装手段的特殊阶段的继续，它并不排除其他的斗争形式，而是同其他斗争形式相结合的。
游击战争如果同城市群众隔离起来，那将可能是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必须把农村的武装斗争和城市的群众动员结合起来以保证胜利。
古巴人所主张的游击方法对任何不发达国家都是适用的，虽然它的形式应该依照各国的不同特点而变化。在农民人数很多、土地问题尚未解决的那些国家里，游击队要从农民中汲取自己的力量，游击斗争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手执武器，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如古巴从马埃斯特腊山开始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在另外一些国家，无产阶级和城市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将为游击队提供力量。
玻利维亚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玻利维亚，已经实行了农业改革，虽然这种改革是有限的，但已经解决了基本的土地问题。然而，在这个国家里，游击战争仍然是摧毁军人独裁统治的必由之路。在我们这个国家里，矿区、城市贫民窟以及某些农业地带，生活条件非常困难，那些地方是发展游击队的肥沃的土壤。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民，他们的土地和地产收入仍没有改变他们的贫困落后的境遇，他们也将在无产阶级的影响下，争取到斗争中来。实际上，资本主义农业改革，象玻利维亚所实行的和其他国家所计划实行的那样，是太局限了，并不能就使农民变成保守力量。只有农民组织中有薪金收入的、官僚化的领导层才会受这种影响。在玻利维亚，农民并不是游击队的敌人。在初期，农民将是同情的旁观者，以后就会积极参加革命，农民所处的贫困落后状况，将使他们继续成为一支革命力量。
总而言之，古巴的革命过程埋葬了修正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和平过渡及和平共处的理论。
4、革命政党的作用
常常有人反复强调指出，古巴的革命过程否定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必须有一个党的理论。有人甚至于这样说，党已不必要，因为群众可以没有党而取得政权。
确实，古巴革命的一个最令人注意的特点是，它是在没有所谓工人政党的参加，甚至是在反对所谓工人政党的政策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正是从这里，人们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即群众能够在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领导下取得政权。
在古巴，革命的社会主义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19世纪末，马克思的思想已在岛上为人所周知。在20世纪最初5年，具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方针的第一个工人政党已经发展起来。在第3国际堕落以及它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化后，共产党的左翼反对派和后来的第4国际所发动的斗争对古巴工人运动也留下了影响。
古巴共产党，经过无数次的合并和策略的变换，采用了人民社会党的名称，直到卡斯特罗主义革命为止，古巴共产党是在人民社会党的名称下活动的。
尽管这个党有长期的经验和影响，但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却把它抛弃在一旁。更有甚者，人民社会党还反对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斗争，把菲德尔·卡斯特罗叫做冒险家和政变阴谋家。
这个经验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亲眼目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风暴的高涨。群众的力量动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奔腾的革命打击了不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客观胜利发生强大影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气氛下，形成自己的斗争手段。
古巴当时那里是处在不能忍受的独裁统治下面，一些传统的工人政党，由于组织上的弱点（某些党如此，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也是这样），由于错误的政治立场（这种立场导致同巴蒂斯塔合作），不能履行领导群众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一批激进化的青年，代表了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创造了7月26日运动，并在以后在马埃斯特腊山组织了拥有了一个广阔的农民根据地的起义军。这些新的政治组织，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起了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用他们的行动代替了传统的政党，这些传统的政党已证明不能提高到履行时代的政治任务的水平。
那种认为古巴群众在没有一个党的情况下也能取得政权，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确实的。起义军和7月26日运动起着这种作用。这个经验，在任何工人和共产党被事实证明不能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陷入保守主义和政治上消极的状态的国家里可能会重复出现，重要的是，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担负起它的历史作用，新的政治力量将取代它的位置。相反的看法则会陷入机械决定论或者救世主论。
在各种革命力量顺利地联结起来，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又极其软弱的现有情况下，这样的党是可以被取代的，如象古巴所发生的那样。革命和群众不能等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将追随那些大胆英勇地给他们的敌人以最严重的打击、用实际行动致力于解决历史危机的人。而且，在过去，为了建立一个政治领导需要许多年月，在我们的时代，由于殖民地群众急剧动员的激荡，由于工人国家取得的进展和社会觉悟的提高，这样的领导能在短期内建立起来。
确实，开始时，7月26日运动和后来的马埃斯特腊山的游击队没有明确的理论的，并因而陷入混乱和错误之中。但是，他们与无地农民和种植园农业工人的结合，加之深入地发动了这些阶层。以后又得到城市无产阶级的支持，这就使7月26日运动的领导能够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上，在实践中奉行列昂·托洛茨基指定的不断革命的路线。
菲德尔的领导通过自身的经验承认了这一理论：为了解决不发达国家的问题，在完成只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任务时，必须不停顿地采纳社会主义的手段。
这是7月26日运动和起义军的菲德尔的领导无可置疑的优点，它之所以有这个优点，是由于它在世界和拉丁美洲目前形势的背景下，同群众结合在一起的缘故。
在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7月26日运动和起义军的领导证明是不够的，于是建立一个群众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又提出了。这时，斯大林主义的党在利己的动机下行动，从革命的反对者跳到相反的立场上，企图夺取党的控制权。统一革命组织，统一社会主义革命党，最后古巴共产党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建立党的要求，同时也反映了革命的领导同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冲突，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苏联压力的帮助下，拼命争取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优势，同时助长调和主义者右翼的抬头。在埃斯卡兰特事件中达到顶点的这些磨擦的结局，对古巴工人国家的未来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不发达国家中农民的作用
在多数不发达国家中至今还未解决的土地问题造成了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构成人口的压倒多数，有着特殊的革命潜在力量和爆炸力。托洛茨基在他的《不断革命论》一书的最后一章“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的要求”中指出农民在革命中重要的特殊的地位，明白宣称无产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同盟才能取得胜利。
古巴革命已经表明，不发达国家的农民能够起革命的作用，在争取摆脱封建——资本主义剥削、赢得土地和自身解放的斗争中，他们可以成为对工人阶级的强大推动力量。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与无产阶级紧密相连的。在玻利维亚，工厂和矿业工人有亲眷和家属在农村，假日里，他们同他们的亲眷和家属一起在土地上耕作。然而，当他们回到农村时，他们就把他们的无产阶级精神随身带去。
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崩溃的时代里，农民起义是不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不过，农民的作用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因此不能说是“农民革命”或“农民政府”。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起义的农民自己不能取得政权而只是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这表明农民在担负革命的领导上，能力是有限的。在现时代，无产阶级是最有生气和最进步的阶段，农民起义使得工人阶级的代表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取得政权，这个工农联盟是在斗争中间出现并得到巩固。
卡斯特罗革命胜利的推动力量是农民。起义军凭籍借武力实行土地改革。但是，当这一力量与城市和甘蔗种植园的工人运动汇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些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就同其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任务结合在一起了。工人阶级的卷入堵塞了自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组织在政权中的影响，后来又推动了革命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倾向。
6、地理宿命论
在古巴革命之前，每当我们革命者提出争取工人政权斗争问题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在地理上居住在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内，我们连把我们的政权维持24小时也不可能。在古巴，懦夫、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他们岛屿的位置是不利于革命的，四面环海是不利的，因为它可以成为入侵和封锁的方便之路。在玻利维亚的情况下，它的四面被陆地包围的位置也被认为是不利的，因为帝国主义可以怂恿邻国对它进行干涉和封锁。这种宿命论的信条，成为下面这种理论的基础，即不发达国家必须坐等帝国主义中心的革命，这是不发达国家进行自己革命的必要先决条件。拉丁美洲各个民族必须坐等美国社会革命的胜利，那时，由于压迫者的锁链打碎了，他们才能够开始进行自己的革命。
古巴革命的胜利推翻了这种地理宿命论。既然距离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强国仅90哩的古巴能够解放自己，废除资本主义剥削的统治，那么，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就能够这样做。既然只有800万人口的古巴能够克服经济封锁，战胜军事干涉，那么，这个大陆的其它民族也就能够做到这一点。无论它的地理位置怎么样，任何民族都能解放自己，维持它的革命政权。
古巴革命埋葬了假革命者用来支持其论点的地理宿命论。
7、输出革命
地理宿命论不再能存在，因为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革命都在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一种力量，对这种力量，资本主义是无力反抗的。
古巴革命给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人民群众以鼓舞。它不仅扫除了关于革命分阶段，和平道路以及与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民族民主阵线等虚妄的机会主义的观点，使那些宣扬社会主义革命不能胜利的人陷于孤立，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强有力的推进了拉丁美洲群众的动员，加速他们政治上的成熟。在各个国家，“为走古巴道路而斗争”的口号已成为时代的号令，这意味着进行武装行动和游击战争，对帝国主义和国内资本主义作毫不留情的斗争，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对外国和国内的剥削者实行国有化措施——总之一句话，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不仅殖民地的群众为古巴革命所震动，就是工人国家也是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工人国家在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强国的鼻子底下，在苏联或其它共产党没有起任何作用的情况下顺利建立起来了。
菲德尔的领导把它自身扎根于这些国际力量之中，这是它的非常聪明的地方，也是它的一个优点。正是由于动员了这些力量，使帝国主义动弹不得。美国有充足的军事手段去摧毁古巴，可是它没有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在支持古巴中动员起来的群众所显示出的强大国际力量。美国可以轻易轰炸古巴，然而，鉴于这种轰炸在拉丁美洲群众所会引起的反响，即他们将行动起来用巨大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猛然煞车了。古巴之使美国害怕，不是因为它的军事或经济力量强大，而是因为它给群众树立的榜样具有巨大的社会力量。
这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所说的“输出革命”。所谓“输出革命”，不是别的，而是任何革命过程固有的一种原动力，并且对这种革命过程来说该是天经地义的事。革命是通过它的榜样的吸引力而扩大自身的。世界现实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一个国家的胜利是所有被压迫国家的胜利，因为它们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毫无疑义，革命的领导必须指导这一自然的过程，如古巴在第2个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会议上所做的那样，支持一切国家的革命斗争和革命首创精神。尤其必要的是着手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工人和在人民中有威望的政治派别在内的拉丁美洲群众统一阵线，这个统一阵线使我们大陆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步调一致起来。
古巴革命的榜样对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是适用的，它必定要发展成为拉丁美洲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
保卫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群众的财富。所以，保卫古巴革命是群众和领导人的职责。3大洲会议通过支持古巴革命的决议，表明了它认识到这种职责。然而，重要的是，如何使这些支持卓有成效，使它不致变成只是一种善良愿望的宣言书。
我们提出保卫古巴革命的两个方面：古巴国内和古巴国外。
1、古巴国内
对革命的内部危险基本上来自革命的销蚀和衰退，来自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这些原因影响到群众对政府的支持，不仅在国内如此，而且在国际上也如此。
从马克思以来，革命者就主张，一旦革命过程一经开动，它就必须不停顿继续前进。为了保持他们的信心，群众不断地要求新的胜利，不管胜利是多么小。当革命不向前进的时候，它就向后退了。
为此，群众和革命领导人必须警惕那些遏制群众前进、主张各种对抗力量调和共存，企图把革命过程分为阶段的理论。
在古巴革命的最初阶段，稳定化和和解的危险是较小的。可是，在今天，由于斯大林主义者同马埃斯特腊山革命者的联合，这种危险成为现实了。斯大林主义者助长与帝国主义和解的倾向，企图阻止革命前进，他们可能要更进一步的这样做。革命者有责任警惕这种危险，同它作有力的斗争，如在埃斯卡兰特事件中所做的那样。
至于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这在任何革命中，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的革命中，是一种明显的危险。这一危险可以通过动员群众参加新国家一切机构工作而得到避免。对官僚主义畸形的解毒剂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论在控制政府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还是在工人国家的机构里都是这样。
革命胜利之后，革命领导负有摧毁旧的资本主义机器，并在它的废墟上创建新的政治组织——工人国家的使命。
在这个政治组织的领域内，古巴革命取得的进步是最小的。我不否定菲德尔领导执行了某种防止官僚化危险的措施,也不是否定这个领导已经开始建立一种“协商的或平民的会议”，群众从这种会议上了解到情况，但他们不能在那里审议并决定问题。据我们看来，这种父权制的民主是不够的，按照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观点来看，古巴仍然没有工人国家的适当的政治社会组织，这是古巴革命的一个薄弱环节。
列宁在他的基本著作《国家与革命》中阐述的工人国家的结构，是扎根在由群众民主建立的各个团体的基础之上的。
古巴需要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我不是争辩它们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必须由民主选举产生，它们必须作为这样一个工具进行工作：群众通过它们可以干预、审议和决定这个国家的行政、经济和政治事务。决不可忘记，代替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不是其它什么，而是民主组织起来的整个生产者群众。
可是，没有所有不同政治派别（这些政治派别都是尊重和保卫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组织的）的广泛和自由的发挥作用，古巴工人国家的政治机器就既不会有活力，也不会有发展的能力。
在一段时期的摸索之后，古巴组成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新的共产党。这个单一的政党统治国家的一切政治关系，其它派别都不容许活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错误，并且成为一个非常严要的危险（最严重的危险之一），因为它限制了群众的自由的首创精神，助长了分裂，阻塞了群众的热情。
在保卫革命的古巴中，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建议，一方面，按照工人委员会的路线组织古巴政府，另一方面，承认多个有组织的政治派别的制度，或者在现在的共产党内容许有多个政治派别存在，并对它们发挥作用，提供一切必要的保证，或者采取允许多个革命政党存在的制度。
通过对建设社会主义古巴的最好形式和道路的各种思想的交锋，生气勃勃的群众将以他们的首创性、意志和勇敢精神堵塞保守主义，防止革命的消沉衰退，铲除官僚主义，及时地维护革命的健康发展。
2、古巴国外
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坚信，只有使革命的发展打破民族的局限，扩大到全大陆和全世界，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完全和确定的胜利。
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是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虚妄理论对立的，这一观点已经部分地为古巴革命的菲德尔领导所接受。号召拉丁美洲群众夺取政权的第2个哈瓦拉宣言和3大洲会议的呼吁是这样做的榜样。可是为了推动世界革命向前发展，需要比决议和宣言更多的东西，确实，古巴革命的继续前进，它的深入，不断获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可以使它成为对拉丁美洲群众的一个客观的推动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有辨证的内部关系。古巴革命推动了群众前进，反过来，群众也推动古巴革命。政治领导必须懂得这个过程，使这一过程成为自觉的，并把它发展到最大限度，在全大陆范围采取坚定的态度和有计划的行动。
这样，从国际的观点来看，保卫古巴意味着在每个和任何一个拉美国家进行革命，意味着在自已的国家开始进行驱逐帝国主义、肃清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玻利维亚托洛茨基主义者要在玻利维亚做菲德尔领导集团在古巴所做的工作——建立我们玻利维亚工人的国家，我们的工农政府。其它国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态度也一样。我们懂得，在任何一个拉美国家打败资本主义，就是对古巴革命的最好支持。演讲，许诺和廉价的阿谀文章不能保卫古巴。我们托洛茨基主义者反对机会主义者和调和主义者，他们认为革命对古巴来说是好事，并在这个岛屿范围内支持它；可是他们认为这对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等国来说，并不是好事。斯大林主义者企图建立支持古巴委员会，甚至民族剥削者也容许加入，而不是组织群众的革命行动，在这个委员会里，从而抛弃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前景。
保卫古巴，从国际上来说，就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态度，把社会主义的胜利果实交给群众。作为走向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决定性一步，古巴革命的影响必须扩大到帝国主义中心的工人中，首先是美国，腐蚀帝国主义的根基，为它迅速崩溃做好准备。
保卫社会主义古巴的最好方法是进行勇敢的、坚决的革命斗争。
译自美《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SocialistReview1968年3、4月号
原文見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r/vol29/no2/cuba.htm
*作者是玻利维亚托派组织革命工人党前总书记 |
第四国际章程1965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章程
1965年
序言
一
第四国际在其促进及保卫世界无产阶级历史利益的努力中，坚持第一、第二、及第三国际在它们的时代所代表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组织观念。
第一国际一八六四年在伦敦创立，在一八六六年所通过的章程和条例的序言中宣告：
「鉴于：
「工人阶级的解放要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为争取阶级的特权和垄断权，而是为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的垄断者，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支配，这是一切形式的奴役、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堕落、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伟大的目标，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
「为此伟大目标所做的一切努力至今尚未成功，这是由于每个国家中不同劳动部门的工人彼此间不够团结，由于各国工人阶级彼此间欠缺亲密的联合；
「劳动的解放既不是地方性的问题，也不是民族性的问题，而是社会性的问题，包括一切存在着现代社会的国家在内，这个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最先进的各国在实践和理论上的合作；
「目前欧洲工业最发达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复兴，一方面鼓起了新的希望，同时也严重警告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要求立刻把各个仍然分散的运动联合起来。」
第一国际未能达到它所要企图达到的历史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合作者未能挽救这个组织，避免由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和无政府主义集团在组织内部造成离心倾向所引起的瓦解。然而，第一国际给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任务，做出了一个不朽的榜样。
第一国际的旗帜和纲领为第二国际所承接。第二国际一八八九年在巴黎成立，郑重宣誓要继续进行一八六四年所开始的工作。在随后的几十年里，第二国际给予广大工人群众一种社会主义的政治教育，尤其是在欧洲，并且在若干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工人党。
但那时资本主义仍在向上发展；而当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候，能够充分扩大及加强其剥削制度，以至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给予劳苦群众相当重大的改良。
于是，主要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整整一个社会层，即「劳工贵族」，这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工人层，他们以为可以将资本主义改良，并用投票的方法渐进地达到社会主义。这种幻想的理论表现，就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劳工贵族」的保守主义，由生根于第二国际组织的官僚层里面的右派表现出来，引起作为革命组织的第二国际的堕落。当一九一四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证明第二国际不过是一个碰到这一个危机就立刻破裂的联盟而已。构成这个联盟的各国党的多数领袖，都背叛了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纲领，以及他们自己一再郑重宣告的誓约，结果，他们供给了本国资产阶级决定性的支持，阻止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群众的革命愿望。
第三国际，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恢复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且把这些原则应用到资本主义临死痛苦的时代。它的章程宣告：
「共产国际的目标，是用武装斗争推翻国际资产阶级，并建立国际苏维埃（委员会）共和国，作为澈底消灭任何政府统治的第一步。共产国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挽救人类避免资本主义恐怖灾祸的唯一手段。共产国际并且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历史所决定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
「共产国际彻底而毫无保留地支持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成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同样的道路。共产国际保证尽其所能，采用一切方法去支持不论在任何地方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可是第三国际和第二国际一样也堕落了，虽然堕落的原因大不相同。
俄国共产党由于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成功，所以成为第三国际内起决定作用的支部。因为这个革命是发生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在那里要修补帝国主义大战和随后的内战所造成的破坏，要想在短期内充分提高经济生产率以便克服消费品的非常缺乏，是极度困难的，所以让一个官僚层兴起了。又因为其它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迟延，以及俄国工人在政治上的日渐消极，官僚竟设法纂夺了苏维埃国家机关和苏联共产党的控制权。由于这种控制，第三国际变成了一个工具，其作用限于保卫苏联官僚狭窄的外交利益，而不惜犠牲世界革命的广大利益。
反对史大林派歪曲列宁政策的斗争，一九二三年在俄国范围内由里昂．托洛次基和左派反对派开始，发展到一九二八年，国际左派反对派又在「国际共产主义同盟」的名义下，把斗争扩大到世界范围。当时尽管史大林派用官僚手段把共产国际一切支部内的左派反对派分子开除，尽管在苏联把反对派分子监禁和谋杀，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认为仍有可能把共产国际改良，而自视为只是反对派，努力争取恢复在各国支部的地位。
可是一九三三年，那强大的德国共产党面对着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运动，竟在史大林的指示下不战而降，让德国无产阶级被打败及受大批屠杀，丝毫没有努力去发动统一的有组织的斗争，那时显然再不可能去改良共产国际了。一九三三年九月，国际左派反对派号召建立第四国际。在托洛次基的指导下，建立第四国际运动达到了目的，一九三八年在欧洲举行成立大会。五年之后，史大林把第三国际的残余解散了。
第四国际，作为革命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传统和原则的继承者，负担起继续进行那由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开始做的任务，就是建立起工人阶级需要用来推翻资本主义和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力量。
二
人类已经达到了超过资本主义而进入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需要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全世界而论，已经具备了前提，可以把社会实行社会主义组织化，可以进行有计划的世界性生产，直接适应人类普遍的需要，代替那种混乱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被一小撮剥削阶级的牟利目的弄得丧失了人性。
在一定的意义上，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过分成熟了。作为迟迟尚未达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惩罚，人类不得不付出可怕的代价。这代价包括下列种种：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死亡和巨大无比的物质破坏；法西斯主义的瘟疫性威胁，这已经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之类国家露出了真面貌；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接二连三的屠杀；还有更为凶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威胁，在这次大战中使用核武器，可能毁灭文明，倘若不是如原子科学家警告那样，连人类本身和地球上一切高级生物都毁灭掉的话。
广大群众曾经屡次拒绝接受这样的前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西欧曾有一次革命涨潮，若果不是那些官僚领导决心再一次挽救资本主义的话，本来不难推送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上政权去的。在殖民地世界，一国跟着一国发生起义。在这些地区，由于群众有力量，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微弱，以及领导方面比较有战斗性和能力，所以中国革命能在一九四九年，古巴革命能够在十年后，得到伟大的胜利。加以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南斯拉夫革命的成功，以及好几个新的工人国家出现在东欧和远东，于是世界阶级力量对比变得不利于帝国主义了。
很明显，再多几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成功，或者任何一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的迅速死亡。这正是美国──这个欧洲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帝国的继承者，它手中握有的毁灭工具远超过去征服者最狂妄的梦想──想要支配全世界时所面对的形势。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非常迫近，另一方面，美国崛起为狠毒的「超级」世界强国，于是，几十年来工人阶级所面对的领导危机更加深了。
由于苏联尚未恢复在列宁和托洛次基时代那种具有吸引力的形象，使得无产阶级的领导危机更加尖锐。由于无产阶级民主制尚未经由政治革命而复兴，苏联目前仍继续受着官僚统治的不良影响。史大林的继承人们，虽然指责史大林时代某些最丑恶的事情，可是他们表现出并不比他们的老师好。他们步史大林的后尘，用「和平共处」来代替列宁主义。「多中心主义」，这种国际主义新的代用品，在各国共产党中越来越流行，成为那曾经毁灭了第二国际的离心倾向的现代变种。
一部份受毛泽东影响的共产党，对于苏联官僚的修正主义和「和平共处」幻想，提出了尖刻的批评，可是他们并没有提出一条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最明显的证据，是毛泽东没有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这方面追随列宁。在中国革命胜利十五年之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要刷新史大林的偶像。
古巴革命的领袖们对列宁的教导倒比较接近得多，因为他们时常拿他们自己所展开的阶级斗争，当作其它正在努力于打败帝国主义和废除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榜样。这些领袖们是新的一代革命者的第一个分队，他们属于另一个传统，不属于那个好几十年来在障碍着世界革命的史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流派。
可是，古巴革命至今尚未在国际组织方面代到它适当的表现。古巴的领袖们对于建立一个国际组织的具体任务还保持缄默。
然而，保卫古巴这件事本身，像保卫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保卫所有的工人国家一样，顺理成章就需要一个国际组织。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压力，工人阶级的胜利成果必须要扩大下去，一直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被消灭为止。为了联合并适当地组织这个国际性的斗争，为了使这斗争充满了最高的战斗精神，并且具有正确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政策，绝对必须要有一个国际组织。理论和历史经验两方面都证实这个结论。
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它的市场，它的危机，它的战争──通通都带有国际性。这一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所以，想要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党，也应该是国际性的。社会主义不能没有世界革命而在一国之内实现，同样，任何一国的革命团体也不能没有世界党而发展完全。
这样的世界党，这样的国际，决不能仅仅是彼此纲领互相矛盾的各国党的联合会，只靠松懈的纽带联结起来；决不能只是联盟式或「多中心」性质的联合会。它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国际纲领，各国党把这纲领适应于本国的特殊问题。无论是革命群众暂时的支持，或是物质的力量（来自一个巨大的官僚层或者来自国家权力），或是有力的组织，或是高度的活动性，或是最详尽的章程上的保证，都不能挽救一个已经严重地背离了革命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国际。
第四国际是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一切革命传统的直接继承人，建立在一个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纲领的基础上。它的纲领包括列宁和托洛次基的共产国际最初四次大会的档；国际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性文件；建立第四国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三八年它本身的成立大会所通过的过渡纲领，即「资本主义临死的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以及后来世界托洛次基主义运动的主要文件。
它这样地武装起来，必将做到在各大洲都和劳苦大众结合起来，建成那唯一能够领导人类达到社会主义的世界性胜利的伟大的革命国际党。
三
一个政党首先要有一个纲领，而把这纲领转化成为具有共通政治目标的一羣人的组织结构。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要求工人阶级提出一个国际规模的纲领；同样地，工人阶级的国际性，也要求在国际规模上组织它的革命党。工人阶级党的战畧必须是世界性的，把工人阶级所遭遇到的一切重大问题都考虑到，并且把一切重大的努力配合起来去解决这些问题。从这个国际战畧产生出各国的战术，适应于每一国的特点。这个处理问题的国际途径，是教育各国领导力量最好的学校，而各国的领导力量是为了达到世界革命最后胜利所必须建立起来的决定性的环节。世界性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显然是需要的。
正因为如此，第四国际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一国内，都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惯例，这意味着在制订国际或一国的政治路线时，要在内部讨论中尽量民主，而把已经多数决定了的路线拿来实行的时候，就要遵守最严格的纪律。这不仅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而且是组织的原则。第四国际按照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的传统，与改良派组织所代表的观念没有丝毫共通点，那些组织是一些政治路线互相冲突的自主的各国党派（有时一国之内有几个党派）的松懈的联合。
改良派和中派的组织观念，归根结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压力造成的。这最多祇能适应无产阶级暂时的地方或者过渡性的需要；而对于解决历史的任务，是绝对不够，或者确实有害的。
第四国际反对联盟式的组织观念，而坚持列宁的单一世界党和集中的国际领导的观念。在第四国际看来，统一的国际政策不是门面装饰，而是它的理论见解和它的政治的真正轴心，这需要有严密的思想体系。第四国际不是支持抽象的民主，而是支持集中的民主。
另一方面，第四国际真正信仰而且身体力行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它的内部生活，与史大林主义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官僚化政党成为鲜明的对比，在那些政党里，一切思想派别或派别组织都受到禁止──只除了控制着党机关的那一派。第四国际鼓励并且教育党员们要有批评的眼光，教他们不带成见地观察其它组织的发展。在第四国际，思想自由有一种实用的目的──有助于保证干部的才智达到尽可能最高的水平。它有助于防止党硬化，使它易于了解新潮流和新发展。也就是集思广益的最有效的方法。
第四国际欢迎同情者；但是，那附带有种种权利、义务、以及严格纪律的党籍，却是积极活动分子特有的权利。这条与改良派和中派组织显然不同的严格划分党员和同情者的规定，有助于保证民主制不致堕落成为仅仅是一个讨论俱乐部。这同时也有助于保证下层积极活动分子对领导实行有效的监督。第四国际，作为一个行动的组织，认为讨论是达到正确决定的手段。
第四国际定期地举行世界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来确定它的政治立场，在大会上根据多数作决定。出席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国支部根据文件进行自由民主的讨论之后，用民主方式选出，每一个党员都有权参加这种讨论，并且保证有权形成派别。
国际执行委员会（世界代表大会期间的最高机关），由世界代表大会个别地提名，用民主方式选举产生。国际执行委员会又选出一个书记局，以及其它需要的委员会，来执行各种决议。
国际性的集中领导的需要，使得构成这领导的成员负有重大的责任；因此各国支部尽一切可能来供给这样的领导，当有需要时，派出他们最优秀的领导人担任这种职务。
一个国际，以及它所遵守的民主集中制，不是一决定就创造出来的，而要和各国支部的进展一同辩证地发展起来。如果说，第四国际首要的基础是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纲领，那么它要按照民主集中路线发展起来，却仍然是同各国支部的发展和加强，同它们的革命政治经验以及思想均一性分不开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政治权威和道德权威，要依靠这方面，恰像依靠它们本身的活动一样。
这个一九六五年的章程，是以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八年的章程为基础，根据经验和第四国际目前的需要，加以扩充或修订而成的。这并不打算作为「一成不变」的规章，而只是以后的代表大会仍可修改的一套规则。章程并不高于国际；章程只是工具之一，用来促进那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的领导和党的创造。
章程
第一章名称·宗旨·纲领
（1）第四国际（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党），由接受并实际运用其原则和纲领的战士组成。他们一方面分别组成各国的支部，同时又统一成为遵守民主集中制规则和惯例的单一的世界性的组织。
（2）第四国际的宗旨，是协助教育并组织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以便废除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压迫、贫穷、不安和流血。它致力于建立一个遵守无产阶级的民主制的工农委员会形式的世界社会主义共和国。这种工人阶级的统治，使社会主义能够建设起来，而社会主义是未来的没有阶级的社会的第一阶段，那社会的特点是：持久和平，物质丰富，社会平等，人人相亲相爱，而且在世界性的科学计划经济之下进步无穷。
（3）第四国际致力于把人类进步的社会经验吸收到它的纲领里面，维持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的持续性。它向国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提供那些必不可少的教训，得自俄国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来反对史大林主义堕落的斗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革命发展。第四国际坚持第三国际最初四次大会的纲领性档，国际左派反对派和建立第四国际运动的纲领文件，一九三八年第四国际成立大会所通过的过渡纲领，即「资本主义临死的痛苦与第四国际的任务」，以及后来世界托洛次基主义运动的主要文件。
（4）各国支部是第四国际的基本组织单位。每一国支部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能够领导该国的阶级斗争达到社会主义胜利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国支部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够得上历史需要的领导，以及争取对群众的影响。这是第四国际希望达到它的伟大解放目标的手段，因为一个国际组织并不代替或者代理一国的革命领导。因此，各国支部的健全发展，是整个国际所最关心的。
第二章世界代表大会
（5）第四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世界代表大会。世界代表大会是在各国支部中进行讨论和选举代表的民主过程的顶点，它就一切纲领性的问题决定整个国际的政治路线。关于各国支部的问题，世界代表大会是最后申诉和决定的机关。
（6）世界代表大会每三年至少由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一次。大会的召集至少要在开会六个月宣布，而这段时间就是进行预备性讨论的时间。非常世界代表大会随时可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或者由三分之一的国家支部召开。
（7）各国支部在世界代表大会上的代表权，根据各支部的人数多少决定。关于这点，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每次召集代表大会时规定一个办法，而在规定时应考虑到种种实际的困难，例如会议的规模大小，并须保证较小的支部和遭遇到镇压之类的特殊问题的支部都享有民主代表权。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建议让各国支部中未能以其它方式选出代表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少数派，派出代表列席大会享有发言权。也有权邀请不属于第四国际的组织派出观察员参加世界代表大会。但在这两种情形下，是否批准这种建议和邀请，都由世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大会上决定。国际执行委员会须负责一切实际的工作，如供给适当的会议地址给世界代表大会，以及供给代表所需的寓所、翻译人员、秘书等等。
（8）各国代表团在世界代表大会之后，须立即回国向本支部的全国执行委员会或者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保证大会所通过的档得到最充分的研究，早日发表出来，并且将大会所决定的任务迅速而有效地执行。倘一国支部的意见与世界代表大会有分歧，不论分歧是多么严重，也不论该支部代表的立场如何，该支部都有义务忠实地执行世界代表大会上多数的决议。不过，它有权把它所不同意的决议向下届常规的或非常的世界代表大会提出申诉。
第三章国际执行委员会
（9）国际执行委员会，由世界代表大会产生，它是第四国际在世界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机关。它负责执行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并且就其受委托的工作向下届世界代表大会负责。它对于本身的委员有施行纪律处分的权力。
（10）国际执行委员会有委员三十一人及候补委员七人，经指名选出，任期到下届世界代表大会为止。一个国家的支部可以提议改换一个代表它的委员；但这必须经过国际执行委员会多数的批准。在全体会议时，候补委员依当选名次代替缺席的委员，享有发言和表决权。任何候补委员均可出席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但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11）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至少每六个月由统一书记局召开一次。国际执行委员会可由统一书记局多数决定或根据三分之一的委员要求而随时召开。
（12）国际执行委员会有责任跟上世界的事变，施行世界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政治路线，并且发表它所认为必要的种种文件。它要注意各国支部的政治和组织生活，并且及时地提供消息和意见，以帮助它们正确地施行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
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如何解释，或如何实际执行世界代表大会所决定的政治路线，一切支部都有服从的义务。各支部可以把不同意的决定向世界代表大会提出上诉，但在上诉期间，仍须服从原有的决定。
（13）只有世界代表大会有权承认或开除一个支部或把它除名。在没有正式支部存在的国家，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同一个已经发展到接受第四国际纲领程度的团体谈判，并在承认它为支部之前，同它建立亲密合作的关系。倘有某一国的支部表现出无所作为，不尽对国际的义务，显然不能把握政治危机或应付危机，或在有关世界代表大会的政治或组织决议案或国际纲领问题方面公然违反纪律，国际执行委员会必须作出纪录，并附以建议，提交下届世界代表大会审查处理。
（14）国际执行委员会与各国支部合作，帮助提高各国支部的内部生活在理论、政治、和组织上的水平。不过，这种干预──采取国际领导人员旅行访问之类的形式──受到第四国际人力财力的限制。当一国支部与国际执行委员会之间发生意见分歧时，这种限制也同样不能避免。无论如何，国际有权派代表去提出它的意见。这种代表向统一书记局和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各国的领导应尽最大努力密切合作，让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们在一切领导机关内享有发言权（但只有咨询性的投票权），使他们能够同党员自由讨论，并且让他们在觉得需要时可以提出动议。
（15）当国际执行委员会接到有关各国支部内部违反民主集中制的事件投诉时，不论这些事件属于领导方面剥夺少数派的民主权利的性质，或属于少数派不负责任地违反支部纪律的性质，如果证实确有错误或滥用权利的情况，国际执行委员会可以凭借它的精神力量帮助加以纠正。在自己与一国的领导有分歧的情形下，国际执行委员会应该宁可尽量依靠说服和劝告的方法，而不自行采取纪律的处分。在任何情形下，国际执行委员会都没有权力变更一国支部依常规选举出来的领导机关的多数领导权。
（16）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设立种种必要的委员会、书记局分局、技术部门、或其它辅助机构。这些机构完全隶属于国际执行委员会，当它认为适当时，随时可予撤销。当考虑是否适宜在国际中央以外的地点设立委员会或书记局分局的时候，应顾虑到形成第二个中央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危机。
（17）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设立专门委员负责在某些工作方面协调若干支部的活动（例如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会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或负担一项复杂的任务，例如在尚未成立支部的国家促进整个运动的发展。这种委员会的任务，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按个别情形与有关的支部共同商订，但一般应限于搜集数据，编纂文件，进行研究，协调工作，及维持联系。
第四章统一书记局
（18）日常的政治、组织、和行政工作，以及对各支部的经常联络，由统一书记局负责。统一书记局由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决定统一书记局的人数多少，书记成份，以及驻在地点。
（19）在国际执行委员会闭会期间，统一书记局代行它的职权，但无权设立书记局分局以及各种委员会。统一书记局的决定，各支部均须服从。倘有不同意见，可向国际执行委员会上诉，但在等待上诉裁决期间，仍须执行原有的决定。
（20）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不担任统一书记局书记者，可出席统一书记局会议而享有发言权。
（21）国际执行委员会可由多数决定更换统一书记局的书记。
（22）统一书记局每月至少开会一次。
（23）统一书记局的一切决议案以及会议纪录的摘要，应尽量迅速以副本送达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以及各支部的领导机关。
（24）统一书记局有权设立必需的行政性和技术性的机构，以便有效率地进行工作。在这方面，各支部须尽力合作，尤其是供给人力。
第五章出版物
（25）统一书记局负责以国际执行委会员的名义编辑出版一种机关刋物。这个机关刋物要发表世界代表大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和统一书记局的主要的纲领性档和决议案。各国支部有责任在必要时将这些材料翻译，并在本国出版发行。
（26）统一书记局并负责经常出版一种内部公报。在世界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期间，内部公报须尽量增多出版次数，以便刋出一切意见和主要的讨论文章，让全体党员及时阅读，保证每一派别或不同的政治见解都至少得到一切发表意见的机会。
第六章财政、党费
（27）统一书记局指定书记之一为司库。司库须负责使统一书记局明了财政状况，每季一次提出详细的财政报告。司库可拨款用于常规的用途，但必须首先取得统一书记局批准才可拨款给任何非常规的用途。国际执行委员会应在向世界代表大会提出财政报告之前的适当日期，指派一个专门的审计委员会审核司库的账目。
（28）第四国际领导机关的活动经费，靠各国支部依党员人数比例所缴纳的党费维持。党费同时用来津贴出版物，因出版物只能部份地依靠售卖和预订来维持。原则上，国际党费应为本国正规党费的六分之一。此外由自愿捐款补充。党费和捐款是国际唯一的财源；因此各国支部应将这方面当作最重要的义务。一个支部欠缴党费达三个月，应予警告：其良好地位已受危害。欠缴党费达六个月或以上者──除非显然有无可奈何的理由──则处于不良地位。处于不良地位的支部，自动丧失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的权利。
第七章制度·党员·各国支部
（29）第四国际的党内制度，不论是在地方、一国、或世界的范围，都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惯例。这表示：为制订政治路线而进行内部讨论时，要有最大限度的民主；而在路线制订后加以施行的时候，要有最严格的纪律。这制度包括下列的规则：
Ａ所有领导机关必须由普通党员，或普通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按照章程规定，在正规的会议或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领导机关必须定期地向其选举者报告工作并向其负责。
Ｂ各国支部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发言权，但只以列席代表的资格享有咨询性的投票权，除非他们按正规方式当选为代表。为了保持普通党员的监督，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应以不竞选全国代表大会的正规代表为常例，除非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该支部的财力薄弱而不能做到此点。
Ｃ表决档或政治立场，用公开举手或点名方式。表决领导机关的成份或名次，用秘密投票方式。
Ｄ禁止以训令拘束代表；换言之，不论一个选举单位的立场如何，它的代表们必须有自由权在常规的或非常规的代表大会上，根据他们自己的良心和根据讨论所形成的见解来表决。
Ｅ在领导机关内，人人都没有权利使用提出辞职或其它组织性的最后通牒的方法，来企图影响一个决议。一个领导人可以提出辞职，但须由选举机关决定接纳或拒绝之。
Ｆ下级须严格服从上级机关的决定。这些决定并须忠实而且立刻地加以执行。倘若提出上诉，并不得因此而延迟执行原来的指示。
Ｇ决议由多数票通过。少数派有义务执行多数的决定。但少数派有无可争论的权利根据确定的纲领形成思想派别组织，并享有种种民主权利，例如：
在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前讨论期间，向全国党员提出他们的见解。
在世界代表大会会前讨论期间，经由内部公报向全国际党员提出他们的见解。
适当地根据他们在政治上和数量上的重要性，在领导机关内获得席位。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少数派，不论它多么微小，都有权在领导机关取得席位。也不是说少数派享有比例代表制的权利。第四国际遵守多数领导制，而这包括多数派有权在涉及尖锐分歧的时候，保证有不受阻挠的多数票。但多数派也有义务保障少数派的权利，而这意味着少数派不致因为具有少数派的见解而受到惩罚。
Ｈ党员遭受纪律处分时，有权预先知道被控告的罪名，提出自己的辩护，并且除非地理条件不许可，有权与原告当面对质。
Ｉ全体党员有权得到有关国际的种种问题和活动的完全、忠实而公平的报导，尤其是关于国际和各国的领导者中间正在争论着的问题。
Ｊ在世界代表大会，或全国代表大会会前期间，以及每逢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事件需要特别讨论时，须进行充份而自由的国际讨论。一国支部只有处于严厉镇压的情形下（法西斯统治，军事独裁，或广泛的政治迫害），才可以作例外的处理。
Ｋ任可人以全部时间担任党工作者，所得报酬都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工资。
（30）每一国家只能有一个第四国际支部。不过，建立一个稳定的支部的过程是充满困难的。经验证明，互相对立的小团体和小派别，有时会反对实际的合并。另方面，可能又没有明显的根据来选择一个团体，而放弃另一个。在这种情形下，可能需要进一步考验，以确定某一组织可以尽国际支部的义务，并且有希望发展成为全国的有生存能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领导。为了在此种过渡性的考验时期中满足临时的需要，世界代表大会可以决定承认一个组织作为「同情团体」。当一国之内有不止一个被承认的「同情团体」时，考验是否具有取得支部的权利义务的资格的标准之一，是在实际处理合并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同情团体」是当作一国支部身份的候选者。根据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建议，这种团体可在世界代表大会上享有发言权，但没有表决权。在有支部的地方，除非得到该支部的同意，国际绝对不能承认任何其它组织为「同情团体」。
（31）各国支部在本国范团内有管辖权。它们施行第四国际一般的政治立场，这些立场本是它们按照民主集中制参加制定的。它们根据民主集中制的规则和惯例来规定它们自己的章程，并由同样的程序确定在本国的政治立场。但是，各国支部的纲领和章程，必须一般地同第四国际的纲领和章程相符。各国支部有权对它们自己的党员施行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党籍；但对一切纪律处分均可上诉于国际的上级机构。
（32）为了尽可能达到最高度的国际协调，凡各国支部之间特别重要的互相交往，都要通过统一书记局。遇有紧急需要时，可以直接发生关系，但必须迅速将详情通知统一书记局。国际鼓励各国支部互相提供友好援助，通过访问和其它合作方式加强兄弟党联系。但在这种关系之中，必须顾虑到造成离心倾向的危险，因此他们要自觉地在兄弟党交往活动中加强国际中央及其权威。
（33）凡在口头和行动上都接受国际纲领、章程和决议者，并且是一个支部的积极、守纪律、身份良好的成员，就是国际的党员。确定「身份良好」最低限度的标准，是缴纳党费。不论是在业或失业者，又即使工资水平有巨大差别的国家，这个标准都一样适用。在这些情形下，党费可能只是极其轻微的小数目，但总要缴纳才能保持良好身份。各支部必须严格区别党员和同情者──前者属于缴纳党费并在行动上服从纪律的，后者是因某种理由而不能满足这些最低限度条件的。新党员在正常情形下，须先经过一段预备时期。任何人都不得同时为两个支部的党员。
（34）一个国家支部有权派出多少名代表参加世界代表大会，由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缴纳党费给国际的党员人数决定。例如，某国际支部的名册上有一千党员，但缴纳国际党费的只有四百人，则认定其党员数目为四百，而其余六百名为同情者。
（35）属于工会或其它群众团体的党员，尤其是担任负责职位的，必须在行动上时时刻刻服从本国支部所指定的机构严格的政治监督。
（36）各国支部的党员当选为资产阶级议会的议员者，必须在行动上时时刻刻服从本国支部领导机关严格的政治监督。
（37）国际的党员倘有长期出国旅行，或打算永久移居别国者，必须首先取得本国领导的批准，并由本国领导通知统一书记局。然后统一书记局将帮助安排有关国家支部对出国旅行的同志作友好接待。除统一书记局另有特别规定的情形外，一国支部的党员在别国居住超过六个月而该国有支部存在时，必须转入该国支部。该有关支部在接受转移之前，须先通过统一书记局取得一个报告，以证实该同志离开原居国家时已向该国支部报明并取得批准。任何支部不得拒绝接受一个国际同志的转入，倘该同志原属的支部已经证明他在迁移时身份良好。
（38）为使国际中央明了各国支部的动态，各国支部须经常把它们领导机关的会议纪录副本以及其它必要的数据寄给国际中心。它们还要把充足份数的各种文件、内部公报、报纸、杂志、及其它出版物寄去。它们要及时通知统一书记局关于举行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全国委员会或中央委员会的消息。每一支部应指派一名领导同志负责与国际通讯，并且留意经常寄发消息给国际出版物。
（39）各国支部非到绝对必要时，决不可放弃合法存在的有利条件，但有被镇压的危险时，则必须在转入地下之前，及早做好改组的准备。
第八章国际监察委员会
（40）世界代表大会选举三名监察委员组成国际监察委员会，他们须分别属于不同的支部，并且在国际上享有态度上客观和政治上成熟的名望。他们的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职位，在下届世界代表大会开会之前不得更换，除非有人出缺。在出缺的例外情形下，由国际执行委员会选举同样资格的人填补。国际监察委员会选举一名委员担任书记，并负责在需要时召开会议。
（41）国际监察委员会负责调查国际中有关违反纪律或无产阶级道德的案件。它根据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请求或自动地进行调查。在它进行调查时，有权要求任何同志交出文件及作证，无人例外。它有权决定采取何种调查方式：就地调查，通讯调查，或委派同志为代表去听取证言。
（42）国际监察委员把调查的结论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建议采取何种行动。它向下届世界代表大会负责。
第九章纪律处分
（43）凡公开发表与第四国际纲领或世界代表大会多数通过的政治路线有重大不同的意见者，违反国际章程或各国支部章程者，行动上违反无产阶级道德，或致使组织或同志遭受危害者，均须受本国或国际的领导机关的纪律处分。被告的罪名须预先以书面通知被告，被告有权提出辩护，而且，除非地理条件不许可，被告有权在处理该案件的机构内与原告对质。
（44）纪律处分应立即执行。但被控告者有权向施行纪律处分的机构的上一级提出上诉，以及逐级上诉，从地方组织一直到世界代表大会。统一书记局接到要对一国支部的决定进行上诉的通知时，应表示收到上诉通知，并确定将上诉提交国际上级机构的步骤。国际执行委员会有权决定它在审查上诉时，须听取当事人亲身的辩论，或限于审查文件数据。它可以向世界代表大会建议继续采取何种步骤，但这方面的最后决定权仍属于世界代表大会本身。倘属涉及无产阶级道德的案件，只须国际监察委员认为该案有充分的重要性，可随时加以干涉。
第十章
（45）本章程的修订，须由世界代表大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 |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64年竞选纲领（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964年竞选纲领
1964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约翰逊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曾谈到：“在美国，五分之一的家庭的收入都低得甚至不足以维持最低的生活。”在这里，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是要对这数以百万计的丧失权利的人、对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上受到摧残的人们讲几句话。我们要向大家提出一个能够真正彻底地解决当前危害我们社会的各种严重问题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而这种严重问题为数是很多的。
目的在于降低劳动力成本、大幅度增加公司利润的技术改革和高速运转越来越迅速地使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同时，新的职业的设立率却越来越底，这就使得长期不得解决的失业问题不可避免地更形产重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受害最深的，则是无技术工人和老年工人、青年、黑人以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于是，大片大片的地区越来越变成了充满饥饿和贫困的经济萧条区。
失业工人福利金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能达到正常工资的数目，因而就迫使许多工人降低了原来的生活水平；而且任何地方也不能保证一个工人在全部失业的时期内都能拿到。有些工种的工人就根本拿不到任何福利金。年老退休的工人所能拿到的养老金简直少得可怜，有时候甚至一个钱都没有。被迫向政府请求救济的人所得为数甚微，而他们却还必须经受一次令人感到羞辱的“贫穷”测验；未成年的孩子也被迫来承担对他们的父母的经济上的责任；一帮急于要讨好那些逃避赋税的阔老板的下流的政客们更大力诽谤那些领救济金的工人，说他们是“无用的道德败坏的家伙”。
那些有能力挣得自己的收入的人们，随时都受到公开的和隐蔽的重税的盘剥。失业和未失业的工人全都一样眼着着物价一天天高涨。要想过得稍好一些，常常甚至只是为了能勉强过下去，许多家庭都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分期付款的办法购进一些东西，拿明天的收入作为抵押品来换得维持今天生活的费用。
勉强可住的房子一天比一天难找，而房租却高到了荒唐的程度。交通费用飞速上涨，而公共的运输系统却一个接一个迅速垮台。校舍破烂的学校，教室里挤满了学生，而收入微薄的教员却为数不多。许多地方没有足够的医院，也没有足够的看护和医师，而在这个利润第一的制度之下，医药费用之高简直可以说是对整个人类的一种犯罪行为。
全国数百万青年都感到前途茫茫。那些有幸受到较高教育的青年，也不能有把握找到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合意的永久性的工作，以此作为起点来建造他的有保障的、不致虚度的生活。年轻人倒是大部分都靠得住会被征调入伍，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被派去参加一次他们实际并不理解的战争而死在一个什么遥远的地方。未参军的失业青年一般都被看作是一个有关社会治安的“少年犯罪问题”，却很少人看到，他们是在经济上受到排斥的人，而且对这些人，社会没有给他们以应有的照顾。
对于黑人、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来说，问题就更加严重了。他们中那些有工作的，一般也都不过是作着最脏、最艰苦和待遇最低的工作。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在贫民窟中过着遭受种族隔离的生活，而且还需要以极高的租金租下一间破烂不堪的住房。在他们的住处附近，永远只有一些最穷、最拥挤和师资最不足的学校。他们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当然也都是最低一级的。警察的残酷迫害几乎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差不多不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受到公开的或略加掩盖的种族歧视，无端地损伤他们的作人的尊严和摧残他们的生命。
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只有一样东西是所有的人共同享有的。那就是，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白人或黑人——全都面临着热核战争的威胁。对热核灾难的恐惧搅扰着每一个成年人、每一个略有知觉的孩子的生活；这是无处可以逃避的。到处自欺欺人地修建起许多避弹所，那实际不过是一种残酷的骗局。
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所有这些社会罪恶的直接根源，就是这种让大银行、大公司来统治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那控制着垄断企业的少数几个人，他们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放在众多的实际从事生产的人们的要求之上。这少数的特权阶级享受着无边的愈来愈大的繁荣，但他们的贪欲却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今天已经得到的高得不能再高的利润仍不能让他们称心，他们还必须要争夺更多的利润。
垄断资本家们为了搜罗更多的财富，于是便采用帝国主义的手法剥削外国的人民，以填满自己的私囊。可是一直到离我国海岸线九十哩的古巴为止，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里的劳苦大众，现在都已经起来反对这种剥削了。他们要求把本国的财富用来满足生产财富的人们的需要，而不是用它去养肥那些猎取暴利的人。悲惨的现实要求使他们日益排斥资本主义，并迫使他们向着国有化生产和计划经济的道路迈进，因为他们现在已开始从社会主义的基础来认识自己的社会了。
美国的银行和公司力图消灭这种反抗活动。它们拿苏联集团破坏了工人民主作为借口，甚至希望在资本主义已经被消灭的国家（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中重新恢复资本主义。它们用反对所谓“共产主义阴谋”的充满仇恨的宣传掩盖着自己的真实目的，愈来愈放出了极端残暴和毒辣的手段。古巴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被称作仇敌，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者佛朗哥却受到同盟者的待遇。对别国人民的事务进行的军事干涉，越来越不择手段和厚颜无耻，甚而至于不惜发动一次全球性的热核战争。现在，美国所以为全世界所仇恨和恐惧，那是完全不足为怪的。
亨利·福特第二最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讲话中，已经毫不隐讳地说出了垄断资本家们的主要信条，他说，“私人企业的中心目标就是私人利润”。他为更大的利润提出的辩护是，这样就可以使企业得到更多的投资，因而就可以产生出更多的新的工作，那么一切社会问题也就都可以得到解决了。他和他的那一伙希望把国家的税款用在军事措施上，以便维持住一个可以任他们为了私人利润任意进行剥削的“自由世界”。要说什么让政府把钱用来消除我国内的贪图暴利的“自由企业”所造成的社会罪恶，那在他们看来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胡说八道，而福特之流的垄断资本家们对华盛顿所起的作用，显然比全国的工人所能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为民主党作辩护的人们说，只有共和党是垄断资本家的政治奴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能令人相信这一点。在基本的对外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看法永远是彼此一致的；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一个党可以从另一个党的手中把白宫接受过来，而美国在国外进行的军事干涉仍可以不致有片刻的停顿。在有关民生问题的国内政策上，这两个党在为银行和公司效劳方面简直就象一个党一样。披着“人民的”政党的外衣的民主党人实际比共和党人还更为虚伪，他们和南部民主党人的妥协态度是早已在全国臭名远扬的。
通过两党的共同努力，美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军事联盟。一个范围广阔的美国军事基地网把整个世界都包围起来了。可以“一举消灭”全人类的无比残酷的核武器已安装在导弹和美国潜艇上，随时可供使用。自1948年以来，普遍兵役法已把大批美国青年征调入伍，他们被派到完全没有民主的军队中去，然后被送到海外去作为占领军以支持当地的傀儡政府。对于美国在国外的活动情况，政府所讲的话，一再地被发现完全是一派谎言。
我们的税款现在正被用来武装和训练反革命匪帮，这些匪帮的作用是镇压外国的反抗贫穷的起义斗争和推翻外国的反资本主义的政府。这两党的党人拒绝承认由七亿中国人选出的政府，但他们却不遗余力地支持南越的军阀。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把美国军队作为“顾问”送进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则不顾日益增加的美国人的伤亡，进一步变本加厉地执行这一政策。
民主党的总统指挥军队任意枪杀为了反对美国的奴役而游行示威的手无寸铁的巴拿马人民，共和党人则对他完全支持。两党的党人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而且还想竭力使不同意他们的政策的各个盟国屈从于他们的意旨。1961年发动的犯罪的猪湾入侵，是在民主党人的指挥下制订的计划，而后由共和党人加以执行的。华盛顿的反古巴政策，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几乎已被推进到了热核战争的边沿。那次危机的难以想象的紧张局势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之下，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将完全决定于总统一个人的意见。千百万的美国人民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华盛顿自称完全了解古巴国内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査局的那帮人，却无法査获在阿拉巴马的伯明翰教堂用炸弹谋杀四个黑人小姑娘的凶手。两党党人已把全副精力都用来颠覆和试图推翻在古巴各个少数民族之间实行真正平等的卡斯特罗政权。
完全是为了装样子的民权法案经过一通大吹大擂被提交国会，在那里资本主义的政客们将开心地玩弄一套大选前的政治游戏。黑人自由战士为了争取民权举行和平的示威运动，结果却遭到了警察的残暴的攻击。为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行动而进行自卫的自由战士被拘禁起来，最近在北卡罗来纳的门罗更有四个人被加上莫须有的“绑架”的罪名，而判处长期徒刑。
正象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最近的一次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些决心支持种族压迫的人，“不惜使用武力，使用欺骗、伪证、拖延诉讼程序以及阻挠议会会议等等办法来同宪法及法院的宣判对抗”。
一如在民权法案问题上一样，在一切有关一般社会需要的问题上，我们到处可看到充分代表两党共同政策的欺骗花招和镇压手段。有时在群众的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有所表示，但他们的办法仍始终是采用银行和大公司所要求的“蜻蜓点水”的策略。新的减税法令使逃避赋税的垄断资本家得到的好处，不知要比承担赋税重担的劳动人民大多少倍。因为象阿帕拉契亚[1]高原那样的一些经济萧条的地区，当地的资本家们马上就弄到手大批低利率的联邦贷款，靠这些钱，他们必然又可以赚到一笔可观的利润。而失业的工人们所得到的，则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诺言：将来政府一定施加压力，使各工厂减去超过规定的工作时间，以便让更多一些人有工可作。
长期以来，白宫一直反对工会提出的、在不减少实际工资的条件下缩短工时的要求，并一直警告工人不要坚持“引起通货膨胀的”工资要求，约翰逊总统对前任的这种作法马上就加以肯定。在这一类问题上，两党党人是决不含糊的。去年国会匆匆通过的一项结果使一次铁路罢工运动成为非法的强制仲裁法案，就已经充分地表明了他们的态度。
在诸如最低工资标准、失业福利金、政府救济、住房、卫生、教育等等社会问题上，民主党政府始终只作了一些鲜有成效的只是说来好听的诺言。关于约翰逊总统大吹大擂提出的他所谓的“无条件的”“对贫穷作战”，到现在为止，原计划的十亿元，仍不过只是说要拿出三分之一来在下一个会计年度中使用。而在那同一份预算中，比这数目大五十四倍的一笔款项，却完全拨给了五角大楼，以便作为军费去镇压外国的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进行斗争的贫穷不堪的人民。
为了掩盖世界其他地区事态发展的真相，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起不顾宪法的规定，限制人民旅行的权利。在国内，它们采用思想统治的办法，以求达到压制批评、强迫统一思想的目的。宣扬社会改革被称作“颠覆活动”。对华盛顿的政策提出任何批评的人，不论在工作的地方或在自己住家的地方，都随时会受到联邦调査局的迫害。为人所不齿的走狗受到爱国主义者的光荣称号。邮件遭到检査。电子偷听器被用来干扰人民的私生活。一切民用机关企业中全充满了军事机构的气息。
国会的审讯
国会委员会在电视中举行公开审讯，使得许多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受到残酷的嘲弄。委员会经常向受审的人接连不断提出许多侵犯他们的民主权利、干预他们的私生活的暗含恶意的问题。如果他们根据宪法赋与他们的权利拒绝回答，那他们就会被公开指称为“心中有不可告人之事的”可疑分子。这些国会审讯的受害者常常会被加以“藐视法庭”或“伪证”的罪名。
青年人天赋有对现状不满的权利，而印第安纳大学三个学生的案件生动地说明了政府对这种权利的无理地干预。他们只不过批评了华盛顿对古巴的政策；他们曾邀请一个黑人青年在一次肯定有色人种的自卫权利、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暴力行动的学生集会上讲了一次话；他们曾表示相信，如果美国已是社会主义社会，那么美国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过得更好一些。就因为这个，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一个具有政治野心的检査官，公然就在印第安纳州思想统治法令的掩护之下，荒唐可笑地以图谋推翻政府为名，对他们提出了公诉。主持审讯的法官认为那一法令不合宪法精神，宣判公诉不能成立。而检査官为了想推翻法官的宣判，又向上级法院起诉，这一案件直到现在尚悬而未决。
人数较少的政党力图行使自已的民主权利，参加竞选，但那尽力支持两党垄断选票的横蛮无理的选举法却使它们毫无办法。两党制定的法令根本不允许小党派在电视和广播方面占用跟民主党和共和党同样多的时间。银行和公司象操纵两颗假骰子似的操纵着那两个党，并用它们来反对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组织。
立法机构、司法命令和法庭审判全都日益侵犯着劳工的自由。罢工的权利越来越受到了更大的限制；在集体合同的问题上，政府官员，或者公开地或者使用种种欺骗办法，总是始终站在老板们的一边；而那些老板们的政府越来越对工会内部的事务进行干预。资本家们在使用警察法以反对民权运动方面也同样是不遗余力的。不论什么时候，如果空头的诺言和象征性的让步不能使不满的人民群众保持沉默了，镇压便必然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上的保卫者们立即拿起的武器。他们不顾一切地坚决维护着把私人利润置于全体人民的需要之上的神圣的资本主义原则。
对于一百年来的空头诺言实在已忍无可忍的黑人，现在提出了立即自由的要求，他们正在为自由进行斗争。去年南部的大示威已经具体体现了他们的情绪，那次示威的目的是抗议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并要求选举权。如海浪一般的黑人自由战士在警察的警犬和水龙头的攻击下向前冲去，大批的逮捕也吓不倒他们，他们在走出监牢的时候，更决心继续为了争取人的尊严和人的基本权利进行斗争。
在那次由南部示威引起的向华盛顿的大进军中，黑人从全国各个地方赶来表明了他们对工作和自由的要求。那一次出动的人数之多反映出，在南部斗争的促进之下，北部的战斗性也已高涨起来了。抗议房租过高的罢工运动在北部许多城市都开展起来，在那些城市里，少数民族的人民全都是住在耗子成堆的贫民窟中。接着学校里也发生了在教育体系中反对对黑人和波多黎各的儿童实行隔离的学生运动。黑人，以及受到黑人启发的波多黎各人现在正在工会中要求民主权利，并要工会在力争完全平等的就业权方面给他们以支持。
由于一些保守的工会负责人对他们不予理睬，他们现在已单独行动起来。他们包围了许多建筑工地、旅馆以及其他场所，抗议在雇用工人方面的种族歧视，要求在职业方面的平等权利。他们也提出了提高各行各业的最低工资限额，以及减少工时以使更多的人获得就业机会的要求。反对警察暴行的抗议示威运动也被组织起来，坚持行使宪法所规定的自卫权、反对以非法手段对争取民权的示威者进行攻击的愤恨情绪也一天比一天高涨了。
黑人和白人青年
年轻的白人学生，由于受到黑人自由战士的英勇行为的感召，并由于体会到自己同黑人之间具有根本的利害关系，起而支持黑人斗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有相当多一部分学生参加了“自由乘客运动”[2]、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学生都卷入了黑人发动的全面的斗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代生活中，在许多方面黑人和白人青年所遭受的苦难是完全一样的。他们同样都面临军国主义措施、经济上缺乏保障和无故遭到搜捕的威胁，他们还同样会遇到其他许许多多的问题。由于这个缘故，用那些心神不安的自由主义分子的话来说：“他们现在是决心要把许多深奥的复杂的问题弄一个清楚明白。”
那些在保守和独裁的领导人的领导下陷于瘫痪的工会，对黑人斗争所树立的光辉范例的反应是比较迟缓的。这些工会只有在真正被老板们所激怒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肯正式宣布罢工。尽管大多数的黑人全都是工人，它们对于民权运动根本不予支持。它们也从来不努力使黑人和白人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来保卫他们作为工资收入者的共同利益。相反地，一般的工会领导人反而抵制黑人提出的黑人白人在工会中一律平等的要求。
工会的领导集团号召大家依靠民主党来解决劳工问题。大多数黑人领导人也同样认为南部地区以外的民主党人，在争取民权的斗争中是他们的盟友。可是他们对那些资本主义政客所抱的希望全都一样落空了。那么再下去该怎么办？黑人自由战士和工会会员们得到的指示是，“选举更多的自由主义者”。选出一些劳工和民权运动的“真正的朋友”来，使已衰老的政府重新获得青春。
可是，过去的记录已充分表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一样，全都是一些提出空头的诺言和做出虚假的让步的能手。在和平的幌子下，他们同样一贯支持一个好战的对外政策。在处理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他们实际和那一味说空话的两党并无任何区别，他们讲得很多，但决不肯真正采取任何有损私人利润的神圣性的行动。正同其他所有的那些资本主义政客一样，他们对一切拒绝接受渐进的社会改良主义的人都抱着敌视态度。
我们且想一想最近在纽约通过的“拦路搜査”和“入户不敲门”法案。洛克斐勒州长，这位自由主义的共和党人，完全不理睬民权斗争运动的强烈抗议，公然在州立法院通过了这两个法案。它们对于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是极为不利的，因为根据这两个法案，警察就有权在街头对行人进行捜査，而且在他们无理地闯入私人住处时连门都可以不用敲。哈莱姆区的居民完全明白，纽约市的警察必然会以洛克斐勒的新法令作为护身符任意侵犯他们的自由，而这些警察则是由一位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瓦格纳市长指挥的，他自己就是这类残暴的法令的热烈拥护者。
“学生非暴力运动行动委员会”的主席约翰·刘易斯在谈到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政客时，讲出了一个真理。他在准备在向华盛顿进军时公开发表而终于被禁止的一篇演说稿中说：“我们的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下流的政治领导人们横行的地方，他们依赖不道德的妥协来换得自已的前途，他们完全和各种公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剥削活动联系在一起。”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咱们自己的政党在哪儿？”
作为对刘易斯的问题的回答，一群有身份的黑人在那次向华盛顿进军的运动中散发了一个宣言，号召黑人进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我们等待民主党和共和党来解除我们的苦难已经一百年，这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他们说：“我们必须夺得自由；没有人会把自由送到我们手里来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号召一切相信真正的解放的人，前来同我们一起组织“立即自由党”的原因。”
这一独立进行政治斗争的号召虽然是直接对黑人发出的，但实际却概括了甚至更大范围的人民的需要。它为整个工人阶级、一切资本主义残暴统治下的受害者指出了一条道路。那一对一味追求战争、种族主义、搜捕政策和造成工人大量失业的胞兄弟般的两党，是决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只有同民主党和共和党彻底决裂，进步才有可能取得。
由于这些原因，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支持号召组织“立即自由党”的宣言中所提出的由黑人独立进行的政治斗争。我们赞成建立一个以工会为基础的独立的劳工党。我们主张成立一个不分黑人白人、工人农民、蓝领或白领阶层，包括一切遭受歧视和剥削的人群的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大联盟。希望促成这种政治改革的人现在可以明白表示自己的愿望了，我们要求一切跟我们具有共同思想的人，在11月的选举中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候选人。
为了彻底解决我国国内的许多问题，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须彻底消灭，而代之以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人人有工可做的社会。一个按民主的方式组织生产者并在力求合理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的基础上进行计划生产的社会。这个社会将决不会再存在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艺术天才以及人所具有的一切潜力。到那时，美国将是一个热心帮助外国人民的国家，而不会只一味武装、动员本国人民去同他们打仗。
作为建造一个和平、繁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具体步骤，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里提出以下的纲领：
1.支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停止在越南进行的“肮脏战争”。撤除关塔那摩的基地。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同古巴恢复友善关系。承认巴争马政府对巴拿马运河的主权。废除一切军事联盟并撤消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从外国的国土上撤回一切军队。停止一切核试验并销毁一切氢弹储存。
承认北京政府并和中国建立贸易关系。支持民选政府领导下的各个民族的权利。
停止秘密外交和欺骗宣传。不隐瞒一切事情的真象。让人民投票决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一切问题。
2.反对资本主义军国主义
变军事预算为首先力求满足国内社会需要的和平预算。废除资本主义的征兵制，取消后备军官训练团，终止施加于军事机构的普鲁士式的统治。给在伍士兵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集会自由，对军官实行选举和集体协定制。
3.让一切少数民族“立即自由”
让黑人以及其他一切少数民族享有充分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支持目的在于保证这些权利的一切群众性活动，如房租罢工、学生罢课、封锁建筑工地、游行示威以及静坐罢工等等。维护在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暴力攻击时的自卫权。
充分利用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力，以保证行使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法令和司法制度。切实执行现有的反对私刑屠杀和警察暴行的法律并制定类似的新的法令。废除野蛮的死刑并改进过时的监禁体系。
成立一个有实权的公平就业委员会，补偿各少数民族已遭受到的损害。成立一个被赋以充分的权利和能力，使其足以在国民生活的各方面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的联邦机构。由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来保障和维护人民在全国性选举以及州、县、市选举中的选举权。废除一切人头税。
在学校中设立黑人和非洲历史课程。取缔一切形式的反犹太活动。
4.恢复和扩大民主权利
废除一切限制劳工组织、罢工和纠察权利的联邦法令、以及各州或地方制定的法令。政府决不干涉各工会的内部事务。
取消“危险分子”黑名单、“忠诚”宣誓和“忠诚”清洗。停止在一切保障社会安全的福利事业中进行政治活动。结束联邦调査局对政治见解不同的人的干扰和迫害。解散议会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立法院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和各州的同类性质的机构。
废除和民权法案相抵触的一切立法活动、司法条文和法院命令。终止思想统治的阴谋和以“藐视”或“伪证”为名的政治迫害。取消一切放逐命令，免除对旅行权利的任何限制。赦免一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的无辜者。
改订选举法。将选举年龄限制降低到十八岁。容许小党派在电视台、广播电台及其他一切公用宣传设备中占用同等的时间。
5.结束经济上无保障的情况
支持每周工作三十小时但按四十小时付给工资的主张，并赞成为了保证全面就业必要时进一步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减少工资。保证每一个失业工人在全部失业期间都能拿到按工会规定标准足数支付的福利金。由政府接管一切闲置的生产设备，然后交托由工人选举出的委员会负责管理，开工生产。生产速度由有关工人投票决定，并由工会按多数意见加以控制。
实行不分种族、性别、年龄的同工同酬制度。妇女应享有充分的就业权以及按资历升级的权利，有孩子的母亲应得到适当的照顾。开办由联邦政府供给经费的托儿所和儿童夏令营。政府保证一切青年受到专科教育。
以百万计的老人在失去工作能力时应得到足够维持生活的福利金、包括住院治疗在内的免费医疗待遇和足够的退休金。将全部医疗机构国有化。立即通过现在在国会中受到阻碍的安德逊医药照顾法案来作为立即可以实行的一个临时办法。
6.政府给农民以足够的帮助
制定一个由通过选举产生的劳动农民的代表会草拟和执行的联邦统一计划，以保证他们能得到生产任何农业商品所需的全部成本。在世界上任何地区还有人挨着饿的时候，决不限制农民产量。一切在饮食方面生活在一般水平以下的美国家庭应由政府给以食品救济。
政府贷给劳动农民的救荒贷款，在债务人认为有必要时，应准予延期偿还。取消分成租佃制和地主剥削。粮食归种粮人，土地归种地者。
7.实施解决住房问题和发展公益事业的纲领
由政府立即修建两千万套房租低廉的住房。由通过选举产生的房客代表会严格控制一切私人出租房屋的房租。实施一个规模庞大的兴修学校、医院及其他公益事业的联邦计划。由政府采取措施控制洪水，改善供水和溉灌条件，降低电费，保存天然资源。所有这些计划的费用都仰给于目前用于军备的基金。
8.免除微薄收入者的捐税
取消一切工资所得税和营业税，以及一切实际由消费者负担的隐蔽的赋税。年入在七千五百元以下者免税。年入在二万五千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按百分之百的税率收税。没收一切依靠战争物资获得的利润。从富人收取的税款帐目向公众公开，以供检査。
9.工业所有权归于政府
将银行、基础工业、食品托拉斯及一切天然资源国有化，核动力也包括在内。选出工人和技术人员委员会来，在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之下，管理这些国有企业。实行计划经济。
10.进行独立的政治活动
结束民主—共和党对政治的垄断。断绝同资本主义政治机器的一切联系。成立以工会为基础的劳工党。支持黑人成立独立的政党，提出自已的候选人。组成包括一切受歧视、受剥削的人民在内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联盟。
力求建立一个各少数民族都有充分代表权的工农政府，以求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重建美国。
（译自《战斗者》1964年第14期）
[1]位于北美东海岸。——译者
[2]“自有乘客运动”的原文是FreedomRides，为黑人进行斗争的一种形式，主要指从很远的地方乘坐火车到一个地方去参加斗争运动。——译者 |
中国对核谈判的呼声——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论（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中国对核谈判的呼声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论1964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在中国政府提出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以商谈禁止核武器问题之后，中国总理周恩来直接写信给约翰逊总统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元首，力求促成这一会议的召开。而华盛顿的这位睥睨一切的冷战司令所能作的唯一答复，却是这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建议，中国人对此事并无诚意。这话实际只是表明约翰逊政府，对于禁止核武器这一重大问题，自己是完全没有诚意的。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跟他完全不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建议。他提议五个核国家——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现在再加上中国——应在1965年中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结束一切形式的核试验、采取步骤防止核武器的扩散、及“其他一些有关裁减军备的问题”。
吴丹强调指出，1962年联合国大会曾经通过的一项决议，不仅谴责使放射性尘埃污染大气层的地面上的试验，而且谴责了一切形式的核试验。
华盛顿的政客们对吴丹比对中国人总算客气一些。至少，他们还承认他的存在。不过，对他的建议，他们是同样断然拒绝了。
事实上，就在吴丹提出他的建议的那一天，美国政府还在密西西比试验了一次地下的核爆炸。同时，这个——曾经进行过“大约有三百二十到三百七十五次”核试验，世界上最疯狂地热中于核试验的——美国政府，还又一次重复了它对仅仅试验了一个炸弹的中国的伪善的谴责。
在中国没有进行核试验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利于美国人民的。现在，这个政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充满着危险。美国不应该再摆出一副冷战的架势了，它应该承认中国、放弃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主张、同中国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并接受商谈禁止核武器的建议。
（译自《战斗者》1964年第39期） |
中国的原子弹——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论（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中国的原子弹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论1964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10月16日中国宣告自己试验成功，从此打破了美、苏、英、法向来对核武器的垄断，同时宣称：“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这一建议同苏联多次提出要求召开一个商讨销毁核储备问题的会议的建议是完全一样的。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对于防止大气层进一步遭受到核试验的污染、对于制止核武器的无限制的生产、对于结束毁灭性的热核灾难的威胁具有任何诚意的话，就不可能不对这个建议表示赞同。
但是，美国政府，一如它过去拒绝俄国的建议一样，断然拒绝了中国的建议。约翰逊总统，在他就中国的试验所发表的声明中，竟用了一副在人类政治史中少有的最无耻的伪善面貌，拒绝了这一建议。约翰逊毫不害臊地说，他对于中国使放射性尘埃污染大气层的举动感到大为震惊。
大气层试验首先是由美国政府开始的。它极力推进——现在仍继续在那里推进——核军备竞赛，使得别的国家不可能不进行核试验。它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对人类使用核弹的政府。而且它这样作也不过是在进行一次实地“试验”，因为在它把炸弹投在挤满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两个城市里的时候，日本已经被打败而且已经在求和了。
美国政府，只是在通过自己的大气层试验已经取得全部它所需要的资料之后，才签订大气层禁试条约的。自签订禁试条约以来，它已进行了数十次地下试验，而且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着。它继续把核武器扩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把它们装在北极星潜艇上、装在所谓的多国籍船员的船只上、装在环绕整个世界的基地上，并装在去中国海岸巡逻的带有核装备的军舰上。
而约翰逊——干过上述一切、曾经进行过三百五十多次大气层试验的美国政府的目前代表——却装出对中国进行的那么一次试验感到震惊了。
更奇怪的是，约翰逊竟对中国人民的经济上的福利表现了极大的关怀，他认为中国政府把发展国家经济极其需要的本国资源，大量使用在核计划上，实在是一出“悲剧”。而说这话的正是那个对中国实行封锁、把它排除于联合国之外、拒绝批准本国人民把剩余的麦子或其他任何东西卖给中国的那个政府！说这话的，正是那个提出所谓的在美国“对贫穷宣战”，而他建议使用的经费还不及他用在备战方面的费用五十分之一的约翰逊。
他摆出这么一幅伪善面貌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要用这种烟幕来掩盖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政府仍然拒绝这个为了达到裁减核军备的目的而必需采取的最合理、最显然的步骤。
（译自《战斗者》1964年第38期）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