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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被撵下台——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论（1964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四国际
赫鲁晓夫被撵下台
——美国《战斗者》周刊社论1964年
〔说明〕原载《托派第四国际资料第五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4月出版
10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一个环绕地球的三人宇宙飞船。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这三个宇宙飞行员刚进入轨道的时候，在一次向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广播的电视节目中，跟他们进行了谈话。但是，后来当这些飞行员被送到莫斯科来接受庆贺的时候，赫鲁晓夫，这位国家最高领导人却不知去向了。他的名字已经从苏联的报纸上消失，许多建筑物上悬挂的他的巨幅画象也全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苏联人民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对于这一重大事件，事先毫无所知，他们只能感到仿佛他们也曾到外层空间去了一趟。
苏联宇宙飞船的发射和克里姆林宫秘密而急骤的权力转移两件事的同时发生，戏剧性地表明了苏联社会内部的深刻矛盾：一方面是计划经济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另一方面是受宫廷革命和官僚特权阶层的上层人物的阴谋所支配的政治制度。
赫鲁晓夫的被撵下台和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上台，究竟是由于一些什么问题，以及这种权力的转移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员或其他共产党党员全都毫无所知。同他们一样，我们现在也必须等待见到更多的材料后，才能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才能了解这件事对于苏联、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对于世界局势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等到事态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情报的时候，我们当再作进一步的分析，不过目前有几点看来是很明显的。
斯大林依靠屠杀实际出现和潜在的反对者、依靠对人民实行大规模的恐怖政策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而目前统治苏联的官僚集团已无能重新建立那种稳若磐石的统治了。在今天，这个集团同苏联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其他工人国家的需要，发生了日益尖锐的冲突。
在莫斯科出现的急骤的、秘密筹划的权力之事，表明在苏联有必要重新实行工人民主。苏联人民有权利知道赫鲁晓夫为什么被抛弃掉，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他们有权利讨论这一件事和其他一切重大问题——有权利通过投票对那些问题作出决定。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以及他们的前任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斯大林——所行使的官僚主义的统治方法，同苏联早期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所实行的工人民主，简直是截然相反的。那时，在由内战、帝国主义干涉和战祸连年所造成的无比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之下，苏联人民和共产党员也仍然完全了解他们的政府正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对问题持不同看法的各个方面都有些什么论点，而且政府从来也没有对他们隐瞒过具体发生的事情的真象。列宁也可以因为得不到多数的支持而被免职——这样的事也的确有过——那才真正是多数决定一切的政体。
因此，赫鲁晓夫被免职一事所产生的一个最突出的效果，是使人非常清楚地看到。苏联人民迫切需要在他们的国家中消除那个掌握着政权的官僚集团——经济上的寄生虫和人民政权的篡夺者——重新恢复年轻时代的苏维埃共和国所建立的工人民主。
计划经济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已为取得一个比早期苏联困难时期所实行的还要更为完备得多的工人民主打下了更好的基础。这样一种民主的重新实现，无疑将给经济和文化以不可估量的刺激，并对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斗争发生巨大的推动力。
（译自《战斗者》1964年第38期） |
李逊：一个伟大的实验——苏俄初期的妇女解放（来源：《新苗》1982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一个伟大的实验——苏俄初期的妇女解放作者：李逊资料来源：《新苗》双月刊1982年6月15日第一期长久以来，妇女都处于十分卑屈的地位。她们要负担家庭所有的职务，却得不到半点报酬。在这种状态下，妇女不但没有得到发展才能的机会，更甚的是妇女的身心受到极大的损害。那么有甚么办法可以清除这些封女性的压抑呢?有的，只要不再让妇女负担家庭的职务就行了。很多人会认为，家务不由妇女做由谁做呢?这种说法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是不容易被驳倒的。但现代社会的极高的物质发展水平就有足够的理由否定以上的问题了。一个确切可行的答案就在你眼前。现代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之后，生产力已经高度发展，物质资源也极之丰富，实在有足够能力提供各种大规模的社会化服务。现在每个家庭仍然各自做自己的家务及养孩子。这种方式不但耗费人力物力，更使主要的负担者——妇女——感到不胜烦闷，做成她们的身心极度不平衡（通常的表现方式是虐待孩子或喋喋不休）。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很多人以为妇女没有才能，只适合家庭以内的工作。但资本主义社会越发展，这种论调就不攻自破了。一些少数被培养的女强人不是最好的例子吗?妇女是有各种能力的，只要获得培养就可以像男性一样，在各种领域工作。培养妇女对社会不但没有坏处，反而有很大的好处。数千年来，人类都是为了摆脱自然界的束缚而不断在科学上研究及创新。这期间，在女性受尽压迫的情况下，人类虽然也有不少成果，但假如人类的另一半力量——妇女——也参与其事，想必比今天的科技有更大的成就。所以埋没妇女是一种极度的浪费，更是对解放人类事业的一种罪恶。如果家庭的职务由国家负责计划，设立公共托儿所、食堂及洗衣场等机构，即把这些工作作为一项社会服务提供给人民，那么妇女就可以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她们可以消除各种来自家庭的忧虑而全面投入社会的生产行列，发展她们的兴趣及专长。再者，扩大她们的社交会改变她们长期封闭的生活，使她们重新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从而增加她们对自己的信心。这样妇女的真正解放才有保证。可是，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会这样做。作为这个社会的统治者，资本家阶级是自私自利的，决不会把剥削得来的金钱花在解放妇女方面。社会主义者因此认为，唯有结束资本主义制度，代之以社会主义制度，把妇女有份创造的社会财富，拨出一部份作为解放妇女的必要手段。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工人国家由于经过第一次大战和内战，经济濒临破产。尽管如此，它早期仍贯彻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尽量为妇女解放提供物质基础。但史大林上台，俄国革命堕落后，一切政策都改变了。它仍然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它对家庭及妇女所施行的政策都不是循着全面解放妇女的方向发展的。刚刚相反，它正不断巩固家庭，使妇女仍然要负担家庭的主要职务。这样做对谁有利呢?不过是对苏联官僚有利而已。它把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卸在妇女身上，是它极大的罪恶。以下我们要指出苏联在堕落之前及之后对家庭及妇女所实行的政策有何巨大的差别。回顾俄国革命之初，我们会很清楚知道现在的情况并不是从前布尔什维克的领袖的想法。他们是要使妇女从家务奴隶的角色完全解放出来。苏维埃国家的政策，从下面的公布中就可看出：「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男女的社会平等化。婚姻法及亲族法的根本改革。承认母性为社会的职能。保护母性和幼儿。实现关于儿童的社会保护和养育（托儿所、幼儿园、儿童之家、养育院等等）。创设使家事的负担渐次消灭的各种设拖（公共食堂、公共洗衣场），有计划的对妇女奴隶化的意识形态和传统，作文化斗争。」从上面可见苏维埃国家不但在物质方面作努力，也十分重视在意识方面与残余的旧思想作斗争。在一九一七年革命胜利之初，政府立即通过一条婚姻、离婚及孩子的法令。婚姻变成一种简单的注册程序。双方可各自保持自己的姓，或用对方的姓。私生子的法律观念被废除。一九二O年通过了任何妇女有自由堕胎权利的法案。除医生之外，任何人作堕胎手术或以堕胎赚钱都属违法。一九二七年，通过一条新婚姻法，事后登记或不登记的婚姻关系，只要是实际存在都被认可，它与依法登记的婚姻，有同一财产上的效果。苏维埃的婚姻亲族法典中，对结婚和家庭的弱小部份（妇女、小孩、有病的丈夫）的保护。例如，不登记的婚姻及幼儿，不能工作或失业的穷困的丈夫，以及姙娠和产后的母亲等，都有收受扶养费的权利。在离婚方面，只要一方要求就能生效，无须知会另一方。某一苏联法学者曾说：「在我国，离婚手续，比侨民的侨居手续还要容易。」上面所涉及的保证妇女解放的法律必须与实际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结合起来看才有实际意义的。俄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内战之俊，国家的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只要看看下面的数字就明白受破坏的程度是如何巨大了。在一九二一年，莫斯科与彼得格勒的人口分别剩下原来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苏联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分别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一及五分之一。农业也大为衰落，引致几百万农民饿死。可见，苏维埃政府在重建国家经济方面是碰到如何巨大的困难。物质方面之贫乏是可想而见的。但虽如此，苏维埃国家仍然坚持贯彻解放妇女的原则。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把家庭职务社会化，还要尽快提高妇女在经济中的劳动地位。因为妇女一般的技术都不如男工，所以实际上的工资就不及男工。这方面的困难，苏维埃国家也非常努力去克服。一九二一年末，从事工业及运输业的苏联妇女超过二百万，即等于在国民经济中这些部门工作的全部劳动者的三分之一。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在国家工场工业工作的妇女超过四十万人（占全体百分之一五点五）。到了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已超过七十万人（占百分之二六点九）。而在其它的工业中，妇女工人也有显著的增加。另外又吸收未成年的少女到工场艺徒学校受训以提高技术水平，这设施得到了若干成果。对于儿童的社会保护，政府也十分重视。一九一九年，苏联政府规定对所有十四岁以下的儿童都免费发给食物（六月又扩大到十六岁以下），九月，再扩大儿童食堂网和儿童食物供应站。在一九二八年，政府支出四千三百万卢布办了三千二百五十个托儿所，儿童之家等机构。另外，几乎在妇女劳动占支配地位的一切大工场中都设有托儿所，使女工可安心工作。这种工场托儿所，在一九二七年已有八百六十四所了。幼儿园也同样受到重视。在一九二四至二五年时，全苏联有1,229所幼儿园，收容了六万名儿童。到一九二六至二七年时增加到1,629所，收容了八万多名儿童。这种幼儿中心也逐渐普及于农村。虽然，以上的设施只能使小部份国民受惠，远远未能达到家庭职能完全由国家来负责，但苏维埃政府的意向是很明显表示出它对妇女解放的坚持和不退缩。而这些政策实在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使人明白到，家庭职能由社会负责在今天来说再不是空想家的奇想，而是真正有条件实行出来的。俄国革命的堕落对妇女解放的影响但以上的一切美好的开始后来都被摧毁了。俄国革命的堕落及史大林派官僚的胜利造成苏联对妇女及家庭的态度完全与布尔什维克领袖的原意相反。一九三八年通过一条法案使离婚十分困难，不但要付出昂贵的费用而且增加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堕胎变成非法。非婚生的孩子不准在出生证明书上填写父亲的姓名。这是明显地指责未被国家承认的家庭及其所生的孩子。而所有「合法」的孩子都有父亲的姓名。一九四四年苏联政府通过更多对妇女很不利的法例。离婚的程序更加复杂，费用也更昂贵。学校制度由男女混合改为男女分班。在新制度之下，女孩子要上解剖学、心理学及卫生的特别班，为将来做妻子及母亲作好准备。史大林死后，苏联对家庭的政策再次修订，虽然在某方面放宽一点，但并没有根本的改变。首先恢复了妇女堕胎权利。但在一九六一年苏联共产党通过一个新的纲领，其中包括一项「道德法典」。此法典一开始就与苏联的教育制度携手合作。按照一九六九年的《新世界评论》（一份史大林派季刊》说：「新原则着重在婚姻及家庭的重要性上面。」「青年人日益感到需要加强家庭的关系，尊重婚姻及追求纯洁的爱。这可以从多方面看出：他们举行传统多姿多彩及庄严的婚礼。一家人庆祝新生婴儿。工会和其它公共团体对新人的关注。」但这只是说明，官僚想更进一步巩固妇女在家庭的奴役地位吧了。离婚方面，假如没有孩子则比较容易，只要双方同意，就可在注册处离婚。但有孩子的必须通过法庭的裁决才可离婚。从这里可见，官僚是何等害怕养育婴孩的责任落在国家身上。没有孩子的夫妇离异才是他们可以容忍，但有孩子的家庭会为他们带来太多的麻烦了，因此不容易批准。另外，法典清楚地列明子女必须照顾他们年老的父母。这样官僚就不必为本国的老人而烦恼，甚至连养老金也省回。学校制度方面，虽然恢复男女同班，但训练男女孩的差别，性的压制及禁止青年人独立仍然保留。《新世界评论》解释苏联教授性教育的作用是提供一种「制动力」约制青年人对性的要求。他们解释：「爱的文明行为决定于幼年时期是否学懂约束自己。」而最好的教育方法是「逐步介绍一些特别的方法或方式来发展儿童自己性别特有的个性。这显然要把男女分别开来教育。」他们同时说需要提供一个满足「男性自然及纯粹的精力」的发泄方法。今天的苏联把青年人教育成适于一个专制的家庭结构，目的是用来支撑专制的国家。青年人被迫压抑自己对性的需要，直到结婚为止。男女孩一般都误信以为男性统治及女性服从是自然的特点。官僚如何产生虽然，俄国革命实行了任何国家未曾实行过的激进步骤．奠定了妇女解放的基础。但是，它无能力完成这项任务。官僚的产生使这些步骤倒退。为何会产生官僚呢?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苏联的经济本来就已十分落后的，工业技术水平极之低，现在再经过战争的破坏就更不堪设想了。以苏联的经济水平，再受到前述可怕的打击，不能满足国民的物质需求是很自然的。但正正是物质的贫乏，使一批以分配者自居的官僚便由是而生。他们把最肥美的部份留给自己，而把最劣的分给国民。他们由国家的仆人上升为支配物质以至各方面（包括家庭）的仲裁者。其次，这个革命政府面对着文化落后的巨大困难。以下的例子就是证明了。事情发生在农村。那里的妇女仍然要带面纱。没有看守陪同不能出门。她们不能工作，读报或看书。一九二八年，一个名叫ZARIAL的二十多岁女孩，从父母家逃出来并召开讨论妇女性解放的会议；她不带面纱出现公众场所，穿浴袍到海滩。后来，她的父兄审判她，宣判她死罪后就当场活生生地宰了她。这是俄国革命十一年之后呀。这女子的遭遇给予妇女「性政治运动」极大的推动。她的尸体安放在俱乐部，由男女尊敬地看守着。成群结队的妇女跑到俱乐部瞻仰她。两凶手被处决。据说由那时开始父兄再不敢以类似手段来反对妇女及青年人的解放斗争。虽然政府努力促进妇女的解放，但巨大的经济困难往往使政府束手无策。最后一点，但不是不重要的。俄国革命的胜利激发起欧洲多个国家爆发革命。当时布尔什维克领袖十分希望先进的欧洲的革命能够成功，那就可以大大地帮助俄国革命的发展。但不幸地欧洲的革命纷纷失败，使俄国革命受到国际的孤立，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以上的种种条件都便利了官僚的产生。总结我们要特别指责苏联官僚的是：苏联到一九二六年时，各种工业已经普遍地恢复到战前（一九一三年）的生产水平。其后再经过多次的五年计划经济，科技已经直追先进的西方各国的水平，革命胜利初期所遇到的物质困难，今天已经大大地改进了。苏联已经有较好的条件实行各种措施逐步解放妇女。但它不但不实行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措施，反而更加强对妇女的钳制。以下的数据就能够反映出事实。今天的苏联工人中有一半是女性。五名女性中有四名在职。十名苏联医生中有七名是女性。在所有专业工人中，女性都占大多数。虽然苏联妇女被鼓励投入所有领域工作，但家务被认为是妇女职业以外的必要工作。苏联的凋查指出有职业的母亲每天平均要花四至五个小时照顾孩子及做家务。事实上，妇女没有被提供足够的时间及鼓励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去参与国家生活。从下面的事实更进一步可以证明：苏联共产党成员中只有二十一％是女性。而在一百九十五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只有三名是女性。但这种情况不会永远维持下去，官僚这种极度专横的政策是违反人民的意愿的，是要在警察、军队、监狱、神经病院的支撑之下才能维持的。终有一天，长期受压迫的苏联人民（特别是妇女）必定站在最前面去反对官僚。那时妇女就吋以在那个基础上再继续争取地们的全面解放。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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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不能与罗斯福相比（费丽，1993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克林顿：不能与罗斯福相比作者：费丽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第4期（总第167期）1993/10[费丽是革命社会主义组织“团结”的成员，也是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克林顿政府的早期政治成就包括：签署了一个布殊曾两次否决的家庭准假（即因家庭事政要求准假)的法案，改变了会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行政命令，以及宣布美国将要签署保护濒于灭绝的物种的国际生物多样化条约。但是，与克林顿在竞选时所答应要做的事项比较起来，这些只是无关重要的胜利。令人惊讶的是，对一月就职的狂喜之快速地变成泥浆。有线电视新闻网／今日美国的最近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他的人数的百分比已经低了10点，到45％了——这是一个新当选总统的新低点。为了恢复一些政治动力，克林顿在五月中，到三个城市作了演讲旅行。他在5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激烈地宜称：“我所做的事情是困难的、具有争议性的……不管甚么时候试图改变事情，总会有人……指出改变事情的苦楚，而不考虑到改变的好处……。我想，美国人民知道一件事：我是在他们的一边，我是奋勇地改变事情，而且他们正在发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见93年3月5日的《底持律自由报》)。明显的是，克林顿总统已经采取守势。把他刺得最痛的失败发生在4月21日。在那天，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议员，使用了一次阻挠议事的行动，把他所提出的微弱的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案打败。克林顿不能(或者没有)动员他在国会中的民主党力量，作一次决定性的交锋；他只是妥协了。160亿美元的计划却变成了40亿美元的、延长长期失业金的法案。克林顿在同一月遭受另一次失败。他给企业减税以鼓励投资的计划——一个不受企业支持的计划——在国会的委员会中就被扼杀了。为了减少赤字，克林顿提出征收能源税。这种税，如果实施的话，就会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增税之一。为了要通过第一道国会的难关，克林顿已经作了好几个妥协。虽然这种税可能在众议院通过，可不一定会在参议院通过。人民慢慢意识到克林顿是个弱者。他不但不能动员民主党人接受他的领导，而且更不能使他们遵守纪律而行事。由于无法保护他的极端不足够的刺激经济复苏方案，他眼巴巴地看到他的计划给拆散。最近因提名兰尼·格尼尔为司法部民权司司长而遭到完全失败，已经留了更多的鸡蛋在他的脸上(译者按：美国人喜欢掷鸡蛋打击他们不喜欢的政客)，这个失败证明他是持有否决权的右派政客的人质，不能够为任何事情进行政治斗争，虽然美国黑人政治权势集团、民权推动者和自由派人士准备动员起来支持他。右派的人质从右派的政治正确性标准看来，格尼尔的罪恶在于她的关于少数民族代表权的政治理论。她的理论认为，现有的投票权法例，可以利用来使少数民族的政治代表人数比纯形式所规定的更大量。这种选举制度方面的缺陷，本来可以通过像国会对提名的聆讯那样的公开辩论暴露出来。但是克林顿这个无用的人却临阵脱逃，在国会举行聆讯以前，就自动收回提名，因此，让右派不经一战即得到胜利。为了这件事，国会中的黑人议员集团闹着要反叛——结果如何，待日后分晓。现在，克林顿似乎在每个战线上都采取守势。政府官员在6月初宣布，克林顿已决定把最低工资(现在是每小时$4.25)的增加推迟到明年，而且要建议少于他在一月就职时所盘算增加的每小时$l的数字。为甚么呢?因为他的顾问们深恐原先的建议会得罪企业的行政主管和国会中的保守议员。对同性恋者的憎恶虽然克林顿撤销了那道禁止男、女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行政命令，但他还是让国会和军方精心安排在很大成份上是维持禁令的聆讯会。作为国会中少数几个公开承认是同性恋者之一的众议员巴尼，弗兰克，急迫地要求在五月中以前(即在国会通过憎恶同性恋者的法律之前)，对这个问题作出妥协!政府所采取的唯一的决定性行动，是用心理恐怖主义和压倒性的火力来屠杀得克萨斯州瓦科的一个狂热的教派。(大卫支派不像某些其他的宗教狂热组织。据我们所知，它既没有用燃烧弹炸毁提供堕胎的医疗所，又没有攻击诊所的工作人员。)克林顿在所有事情上的指导原则是“现实主义”，他实行了布殊的用军舰包围海地的政策，使该国的难民不能逃离军事镇压：他背弃了使用公地的人需要征较高费用的规定；他把修补保健计划延迟到7月才提出。克林顿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美国经济。这也是上一任布殊政府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我们正处在“没有工作的经济复苏”中间。在过去的所有经济复苏中，当经济增长了，工厂和办公室又开始雇用人。我们经济复苏已差不多两年了，它还是没有甚么起色。大公司还在解雇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仍旧有了7.3％的失业率。在80年代后期，大公司在解雇工人。但是小公司以每月雇用17万5千工人的速度雇用工人。在今年2月，经济增添了36万5千名工人。但这个数字也包括只有部份时间工作的和临时性的工人。目前，小公司需要增加其雇员400％，才能使失业率下降至6％。但是，当克林顿提出以减低资本收益税来鼓励小企业利用省出的资本来投资，企业家们都不感兴趣。最低工资下降了今天，美国的劳动人口是弱的、分裂的和待遇很差的。私有部门的工会化已从1970年的3196降至1991年的12p6。在5个做全日工的工人中，有一个工人只赚到贫穷水平的工资。在过去十年，最低工资的购买力已下跌了23％。43％的(18至23岁之间的)年青工人只能长期地拿最低工资。在3千7百万个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人民中，极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做部份时间工作的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今天，他们占全部劳动人口的25％，但是，到90年代末，这个数字会扩大到40％。克林顿在就职后不久，谈到重建美国的基础结构的必要。他谈到要花在公共交通、公路、职业训练、光学纤维网的钱。在里根和布殊当政时，对城市的援助削减了8l％。我们所有大城市的基础结构确确实实正在破碎。克林顿已经放弃用160亿美元刺激经济复苏的计划——可是，如果我们比较其他工业国家在基础结构上所花费的钱，克林顿所放弃的计划的数字只是微少的。如果依照英国水平来动用的话，我们每年需要l千亿美元，依照德国水平，我们每年需要2千亿美元，依照日本是3千亿美元。12年来，右派在白宫都有一个好友。这就使里根／布殊时代，成为有钱者更有钱、执行民权者推翻民权的时代。但是，这个关系，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今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必需的。新自由主义，可以在死硬右派的共和党的卑劣行为之下实行，也可以在笑容满面的民主党的“共同牺性”之下实行。克林顿竞选成功是由于他利用了两党之间的差异；他就职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把统治阶级这两大党联结在一起，就比较难了。因此，在新的克林顿政府之下，最坏的反工会、反堕胎和反同性恋者的政策，正处在被修改的过程中。从资本的立场看，其中的一些政策是会产生相反结果的。因为，一年花百万计的金钱把男、女同性恋者赶出军队，或者限制堕胎服务以致使妇女不得不养下不想要的婴孩，这究竟不是有成本效益的。继续禁止在十年前发动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在这个压力很大的工业中工作，或者强迫有生产力的工人放弃工作来照顾家庭，也是浪费的。不是倒回卡特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表示克林顿政府愿意回到卡特政府的早期情况。改变关于堕胎的行政命令并不会把我们带回1976年的情况。我们仍旧有“父母”同意法，阻止十几岁的女子行使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民主权利。穷妇人仍旧缺乏选择堕胎的机会。因此，大约20％要堕胎孕妇不能这样做。15年前，当一个人失业了，他或她很可能可获得(6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今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才有那种保险。这种改变是在里根时代发生的——那是蓄意造成的公共政策，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自从上一次的民主党政府开始上台以来，世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就是不走开。因此，这个危机愈来愈深的时期的中心政策，就是继续寻求改建生产过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新自由主义的希望是，在放纵竞争的力量时，弱者的贬值就会恢复强者的利润率。前任共和党政府和现任民主党政府之间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反对福利救济。福利救济只花费了1％的联邦预算和2至3％的州预算，覆盖了大约450万户接受儿童扶养金自家庭。但是，克林顿却要停止“我们所知道的福利救济”。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实在的福利救济已经下降了27％。克林顿提议领福利救济金必须限领两年，领取的人们职业训练经费必须增加4倍，有工作的人可以扣除税款2美元。但是，问题是工作缺乏和工资太低——克林顿的建议一点都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与前任的里根和布殊一样，克林顿不但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工作上，反而说领福利救济的人是“懒惰的母亲”。百万富翁当我们看看克林顿的内阁，我们所要问的问题并不是传媒所问的“他们的成份像我们吗?”而是：他们对于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人民所面对的问题有解答吗?虽然有些新闻记者指出，委任自由主义者和百万富翁等不同人物为内阁阁员是一种“勉强可控制的精神分裂”。但事实上，这是一个中间偏右的内阁，其中几个黑人、奇卡诺和妇女阁员并不减低这个主要的事实：超过四分之三的阁员是百万富翁，比里根和布殊的内阁还要高(百分比各为71％和62％)。虽然克林顿和他的内阁谈到怎样使美国通过一支优良、有生产力的工作大军，来重新夺回它的光辉地位，在今日的劳动力市场，这并不是必要的。墨西哥已经证明，它可以以较少费用培养出有良好训练、有生产力的工作大军。老板和经理部门合作的诡计，常常使一个工厂的工人与另一个(通常是同一工会的)工厂的工人互斗，明显的是，互斗结果，得利的只是公司。在这同时，在这个贫乏生产的世界市场中，政策的决定将会逐渐从民族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的强国——转移到关贸总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纠纷解决处、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中去。人民对自己的生活将会更难控制。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向我们显示了前途会怎样。加拿大法律规定，新药上市两年后，其他制药公司就可以推出同类的、但是不同商标的药物。这就是说，新药的专利期只有两年，两年以后，其他药公司可出产同种类的，但价钱较便宜的药，因此，使加拿大每年大约可以节省5亿美元。但是，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却得出取代加拿大法律的知识版权的观念。虽然有很多加拿大人抗议，加拿大政府却不能阻遏协定生效。所以今天，加拿大的全国健康保险制度正受到这种攻击的威胁。(译者注：其实加拿大政府的新法已将专利期从两年改到十年，因此，避免了新贸易协定侵犯国家主权的指控。同时，也使制造新药的公司(它们大都是跨国公司)在加拿大法律的保障下，大赚其钱。]平民主义的信息?克林顿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中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把他的计划冲淡到基本上是没有内容，让国会通过一些纯粹是门面的东西：第二个是把平民主义的信息传给人民，来强迫造成一场战斗。因为克林顿最不愿意见到人民开始为他们自己而战斗，所以他逻辑地、必然地选择投降和争面子。克林顿政府，由于落入它自己所设的陷阱(特别是在继续停留的衰退期进行减低赤字的那个疯狂的逻辑)，也许已经进入瓦解期。要知道这个趋向是否无可逆转，现在还太早。不过，有一点已经是非常清楚，那就是：这个政府不是积极开展运动的团体的朋友了。任何人以为它会勇敢地实行经济重建的计划，那只是幻想；在劳工、民权和女权运动的基层活动的积极分子，越早认识这个事实就越好。[兆立译自《国际观点》247期93年7月号)上一篇回目录 |
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第三次印支战争
曾国炎著
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感谢阿百录入
序
一、背景
·何谓印度支那
·三国的自然条件
·三国的民族和文化
·历史上的冲突
·法国殖民主义与印支共产党
·印支共产党与柬老左派
·越南劳动党成立后的形势
·柬埔寨的「新左派」
二、柬埔寨
·解放后的处境
·波尔布特的崛起
·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柬外交政策
·柬越冲突
三、越柬战争
·越南对柬政策的改变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
·金边陷落
·外交战线
·韩桑林政权的处境
·柬共的游击战
·柬埔寨往何处去？
四、老挝
·解放后的处境
·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
·与越南的「特殊关系」
·外国援助
·与中国的疏远及决裂
·老挝的悲哀
五、越南
·解放后的处境
·越南的建国方针及越共「四大」
·与苏联关系的发展
·中越关系破裂
·穷兵黩武下的经济
·党内斗争
六、中越战争
·中国对战争的准备及估计
·战线与战况
·战争的性质
·中国得到些什么？
·越南付出的代价
·中越谈判的前途 |
伊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1985年5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国际近事评述（小点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5月第十二卷第5期（总第101期）伊朗伊斯法汗市钢铁厂的1万5千建筑工人在去年年底进行罢工，成功地阻止了政府将他们解雇的计划。这次动员的重要性可从该市在伊朗的重要性看到。伊斯法汗市的130万人口大部份是工人阶级，这在伊朗是唯一的。市内的炼油厂和雇有4万工人的国营钢铁厂都是国内十分重要的。其它工业还包括纺织等。市内工人在78年推翻伊朗王的革命中起了重大作用。工人与附近农民也有紧密联系。附近地区在革命后出现了最大规模的占领土地行动。该市是政府激进一翼的根据地。该市工人与首都的工人在82年曾积极反对当时提议的劳工法例。约3年之前，钢铁厂成功地解雇了5千个建筑工人。当时反对解雇的斗争失败了，主要原因是建筑工人之中出现分裂。厂内的生产工人也没有支持斗争，加上回教组织和政府的攻击和压力。在去年11月，厂方计划将其余1万5千建筑工人解雇。工人立即进行罢工，要求将临时合约改为永远雇用，又要求全面医疗保险。他们的要求得到厂内和市内其它工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生产煤给钢铁厂使用的矿工也威胁进行罢工。工人对罢工的支持，迫使大部份工人回教组织表示支持罢工者的要求。罢工的建筑工人选出12人的罢工委员会，其中包括一名女性。他们被政府扣留了两日，受到毒打。罢工工人于是占据公路，厂内其它工人也威胁进行罢工。妇女工人更发动游行。罢工建筑工人终于取得政府书面承认他们是钢铁厂的雇员，结束罢工。上一篇回目录 |
1984-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之回顾（2014年2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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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之回顾
2014年2月26日
来源：英国《社会主义新闻报》（TheSocialistnewspaper）2014年2月26日
原文：http://www.socialistparty.org.uk/articles/18212
译者：花生校对：禾水重校：永远的黄粱梦、阿芬
诺森伯兰郡的矿工集会（DPearson摄）
30年前，即1984年3月1日，科顿伍德（Cortonwood）矿井被宣告将在五年后关闭，而这期间的产量仍然要维持。
根据1981年投票决定的41号法则，约克郡的55,000名煤矿工人被号召起来罢工作为回应。
3月5日，约克郡矿工联合会（NUM，NationalUnionofMineworkers）号召从3月12日起发动全面罢工。这就是1984-85年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开端。
那次罢工可以说是英国劳工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并且几乎对随后的每一个工业和政治的发展过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在1984年，超过27,000,000个工作日在罢工行动中损失掉了（主要集中在煤矿工人）。
在罢工20周年纪念日，我们写道：
“1984-85年发生的针对矿井关闭的斗争，是通过有组织的工人力量来阻止撒切尔破坏制造业的企图的一次英勇努力。
“撒切尔试图打垮各工会，因为工会对工人的保护妨碍了（资本家的）利润。”
巨大的支持
这些煤矿工人获得了来自全英国与遍及全球的煤矿业工人阶级的极大支持。
尽管（当局）试图使工人挨饿，以恐吓他们复工，但正是工人阶级的齐心协力使得这些煤矿工人坚持抗争了356天。
但是工党（theLabourParty）和英国工会大会（TradesUnionCongress）的领导层，几乎和英国保守党（theTories）一样害怕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所以拒绝表现出这种齐心协力，而且最终抛弃并背叛了煤矿工人。
假如英国工会大会赞成其他工会的罢工行动，以此来支持煤矿工人的抗争，而没有辜负煤矿工人向其他工人展示的团结，这次罢工就可能获胜了。
然而，尽管遭受了工会大会的背叛，这次罢工还是险些打败了保守党。要是工人们自下而上地组织起来，向英国工会大会的右翼领导层挑战，同煤矿工人并肩行动的话，罢工也应该可以获胜。
煤矿工人获胜的话，会大大鼓舞工会运动和全体工人的信心。
煤矿工人罢工的主要教训仍然是：联合起来采取果断行动，工人阶级就有能力获胜；在整个工会运动中，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社会主义立场的领导，带领工人通过斗争走向胜利。
对工会运动而言，当下的任务很清楚：要建立真正民主的战斗性工会，对工会而言，则要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党。
在1984-85年大罢工中，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看到了一个“未来之窗”，一个由我们而不是老板或资产阶级掌握的未来。
我们必须牢记煤矿工人的这场罢工中，并从中学习，以确保未来和这场煤矿工人罢工同样规模的工人斗争，能取得使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更进一步的胜利。
一位索尔福德（Salford）前煤矿工人的回忆
在参加关于煤矿工人的这场长达一年的大罢工30周年纪念时，保罗·凯利（PaulKelly），这位来自索尔福德市的前埃基克罗夫特（Agecroft）矿工联合会成员，对《社会主义者》报说：
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在1972年和1974年罢工中，我就跟着父亲参加过纠察线。当我开始到矿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向任何从事斗争的人伸出援手。
普雷斯特威奇（Prestwich）医院和北曼彻斯特医院的护士们前来（求援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罢工支持普雷斯特威奇医院的护士，为她们举行了一场集会。这只是工人阶级团结的司空见惯的表现。
1984年的罢工起源于约克郡的科顿伍德矿井。在埃基克罗夫特的矿工联合会，我们在食堂召开的会议说明了科顿伍德的工人们是怎样决定罢工的。〔注：科顿伍德煤矿是矿工联合会约克郡总部的所在地。——校者注〕
我们搞了一场辩论，举手表决我们自己要不要罢工。那时夜班刚刚下班，白班工人正要上班，所以大部分工人都在场。我们几乎全体一致地投票赞成罢工
一周之后，我接到了分会秘书的电话，说是要开一个会，投票表决。我看到过一张约克郡煤矿工人在诺丁汉郡进行罢工纠察的照片。〔注：诺丁汉郡煤矿的矿工待遇较好，劳动条件也较安全，所以在全国煤矿罢工期间一直继续上工，甚至另组“民主矿工工会”与政府合作。矿工联合会的做法，就是派出“飞行纠察队”以阻止未参与罢工的矿井继续生产。该矿直到末期才加入罢工。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是英国统治者的分化政策，对部分贮藏丰富、高产量的煤矿给予更多投资和较优厚的工人待遇，导致矿工出现分化。——校者注〕
我投票反对再搞一场投票表决，因为我们早就有了全国矿工联合会的授权。谢菲尔德的矿工联合会告诉我，大部分工人都在罢工，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够了。
在埃基克罗夫特的工人最终开始复工之后，我给全国矿工联合会打了电话，请求指示。他们说，“我们正在打算搞一次罢工纠察，抓紧时间，跟他们谈一谈”。第二天早上，公路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工人。
一名矿工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说：“警察不会让我们靠近大门的，因为我们没人在这里工作，但是他们会让你进去，因为你是在这儿上班的。”
于是我跟一名警察说，‘我只想跟他们解释一下，为什么约克郡的伙伴们会来这儿，我们不会挑衅，更不会恐吓。’他就说，‘好的，你们去6个人吧。’
但在大门口，警察就把我们打了。我的脸挨了拳头，被打掉了一颗牙齿，脖子打得很痛，我被粗暴地推到马路对面，扔进老式的砖构围墙里。他们还命令我：“他妈老老实实呆在这里！”
那个矿井在1990年关闭了。真是糟蹋，那下面的煤至少还能开采100年。过去每逢工人纪念日，我就到矿井的原址上种些花，因为它在地面的景观里已经完全消失了。
所以，我发起了艾尔韦尔谷（IrwellValley）矿业计划，获得了一块有题词的纪念碑，还在2013年7月落成了一座花园。
它用于纪念所有死在那里的人，妇女，孩子，包括死于1859年矿难的人们。
我们的目标是为每一个较大的矿井搞一个纪念碑，用来铭记矿工们，他们创造的所有财富。因为他们，我们今天才聚在这里。
今天，我们需要展示为我们全体而战斗的1984年精神。今天，曾经在罢工纠察线上赞许过我们的某些党派的政治家，正在极力推动令人厌恶的削减公共开支政策，他们本应该与之斗争的。
作为索尔福德市反对削减公共开支政策的一员，我为了反抗所谓的紧缩削减政策做了大量工作。对我来说，煤矿工人的罢工从未结束，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应当为自己的阶级坚持斗争。
Facebook页面展现了对煤矿工人罢工的持续支持
梅尔·赫普沃思（MelHepworth），一位来自唐卡斯特市阿斯克恩（Askern）矿井的前煤矿工人，创建了一个Facebook网页，名叫煤矿工人罢工30周年纪念。在8周的时间里，它拥有了超过18000名支持者。梅尔告诉《社会主义者》报：
我1979年离开学校，那时候撒切尔开始上台。我的21岁生日是在纠察线上度过的。我记得，其他工人阶级的弟兄们慷慨地建起了粥棚，我在那里吃了饭。
在这个页面上，我们有几千名前煤矿工人，还有几千名煤矿工人的儿孙。我们网页上有真正在采煤作业面工作过的人，还有连一块煤炭也没见过的人们。
“我们正在组织纪念活动。支持这个网页的人有37%是妇女，我们还得到国际支持，当时支持过煤矿工人的关键力量的响应。
有很多会议正在组织，我们也和他们联合。在这个页面，我还采访了来自伦敦地铁罢工的一名工人纠察队员。
我们曾在Atos示威现场〔注：AtosUK是一家法国企业的英国子公司，在2015年3前之前承包英国就业与退休保障部（DWP）的劳动能力评估项目（WorkCapabilityAssessment）。这一评估关系着残疾人的福利。示威发生在2012年10月。参阅：https://dpac.uk.net/tag/atos-demo/。——校者注〕。许多年轻人苦于公共开支削减政策以及工会和工党（LabourParty）在斗争中的缺席。
我们仅仅是一个Facebook页面。（我们相信自己一定能胜利），这个胜利是因为，我们扎根于工人阶级和采矿工人的组织。我们仍然渴求正义，仍要铭记30年前煤矿工人们的团结。 |
（爱）麦雅基：『自由只能由你自己去争取』（1981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自由只能由你自己去争取』作者：（爱）麦雅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4月第九卷第四期（总第64期）[按：麦雅基是北爱极有影响力的革命者。她十年前曾获选为国会议员，一直投身北爱的抵抗运动，当北爱政治犯为争取政治犯地位而进行绝食抗议斗争时，麦雅基成为『保卫H座／阿尔马监狱囚徒全国委员会』的领袖，为政治犯的正义要求争取到广泛的群众支持。在八一年十一月廿一日，她在纽约一个支持北爱政治犯的集会上作演讲，演词真切感人，由读友译出寄来。原文刊于（洲际通讯）八一年十二月七日]虽然过去十一年来大部份时间我都是谈论爱尔兰的形势，但我实在难以处理和接受目前的情形。我相信很多在爱尔兰的人在谈到八○年的事情时，很难保持理性和毫不动容。我们很难忍受在绝食示威时期所产生的个人情绪。对我来说，这是奇怪的。我可以颇客观地谈论刺激我的企图[1]；这一点问题也没有。但是我很难毫不动容和客观地谈论绝食至死的十名囚徒。每一个绝食者在我脑海中都留下一整串的回忆，像静物照片一样。我记得我们候待桑德斯的死讯的那一个晚上，以及与死讯俱来的痛苦汹涛。我觉得很难忍受这痛苦。过去十一年来，我曾经成功地——我现在也要继续下去——去抗拒痛苦。我以为个人的痛苦只能够摧毁你自己，它无益于进步的斗争，因为它以仇恨毁灭我们。对我和很多在爱尔兰的人来说，从来就没有过要宽恕的艰苦斗争。我们不难去宽恕英国人，因为我们从来就不曾企望过从压迫者方面得到压迫以外的东西。我们不难宽恕奥斯特的保皇党，因为他们是压迫、分裂、种族主义和偏见的牺牲者。我觉得最难宽恕的是我的同胞们，我相信这可以追溯到东尼那时候[2]。我觉得最难宽恕的是商人阶级！我记得我们在等候桑德斯的垂危将殁时的情形。即使像哥力士伦这般细小的市镇，也有人站在街上为桑德斯祷告，他们并非全部都是虔诚的信徒。但在尽了所有努力后，我们——甚至我自己——最后也只有冒着雨站在街上祈祷。在那个镇里有些自认为好天主教徒、好基督徒的人，劝谕人们不要和我们一起祈祷。真的，附近一名天主教神父在教堂里警告人们要当心和谁并站一起、和谁一起祷告，免得他们的祈祷成为对恐怖主义的政治支持。教堂本身说祈祷是不智的、不当的，这点是它叛卖的最后印记。他们尝试要我祈祷足达十年之久；而有这么一天，当我终于祷告时，天时、地利、人和却都出错了。为此我很难原谅他们！我回忆到晓士死时，以及他的父亲被爱尔兰皇家警察抛掷到街上时的情景；他们在晓士死后还深怀仇恨和恐惧。一队武装警察害怕一个死人的尸体，这个事实使人不寒而栗。他们惊怕得要把晓士的尸体从他家人手中抢出来置于警车内，还威吓要把他的遗体运往山间焚烧。我记得每一个囚徒的优点。麦基萨，一个来自南亚尔马的文静的男孩子。他的兄弟是个教士，我相信他也难以处理当时情况，因为他在最艰难的时候，差点也被背叛了。麦基萨兄弟俩都是沉静的；生来具有平民性的共和主义的本质。一个从德里城来的年青人奥哈拉，他在十四岁时，由于是一个德里街头的小伙子，因而被保安队枪伤。我又记得那个由他的八个姊妹肩负到墓地的麦艾维。这个记忆特别生动，因为它演示了我们女性在斗争中的力量，与及在那八位把她们的亲兄弟扶持到墓穴的女性的尊严中找到的力量。麦艾维进入监狱时是十八岁。他死时是二十三岁。从十八岁开始，他身上便没有穿着衣服。足有五年，他赤裸着，唯有里毡蔽体。十八岁起，他便不曾读过一份报纸，不曾读过一本书，不常见到太阳。所有这些人都死得那么早，但他们所要求的似乎是多么的少啊。在爱尔兰，有些人很混乱，因为他们提错了问题。他们问，为甚么这么年青的人为了这些『小事情』而死？桑德斯为甚么死？他的死是为了衣服，为了结伴，为了与他的家人有联络的权利。要是他们愿意低头接受穿着囚犯的制服，承认他们是罪犯，那不是更聪明吗？要是他们像爱尔兰里的那些人所说的安静地服役至释放为止，那不是更容易吗？问题就在这里！那些没有混乱的人提出不同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政府，怎么样的社会，宁可把青年人迫死，而拒绝让他们穿着自己的衣服、和家人通讯、和同囚们往来？是甚么驱使英国政府这样做？为甚么首先绝食至死的桑德斯会在全世界成为一个象征？是甚么使人们这么坚决，这么迅速，这么不妥协地站在他的一边？衣服、工作、结伴不过是一个圈套。它们只是桑德斯和其余的九个人所真正要求的一种象征。它们只不过是囹圄在北爱尔兰监狱中的囚徒所要诉说的象征。囚徒们企图要说：『我们不是这个问题的导因，只是这个问题的结果。不管你同意与否，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试图了结问题。』一个政府拥有权力，一支军队拥有权力，能够不管正确与否去缔造法律，加强法律，建造监狱，和把年青入往里面送。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把人类与人类的尊严分隔开来，把人类要作为一个人的权利分隔开来。这就是桑德斯和其它囚徒一直尝试要说的。你可以拿走一个人的自由，你可以囚禁他的肉体，但是你不可以囚禁他的思想或灵魂。没有一条法律比生命还强盛，也没有一条法律比渴望自由更顽强。我们的囚徒因此而死。又因此全世界被压迫的人都站在我们的一边——无论他们是黑人、红人、黄种人、白人；也无论他们是美洲人、伊朗人、欧洲人或非洲人。因而，全世界的压迫者站在一起反对我们。也因而，那些心灵脆弱的自由派们，赶忙去筑造一道不曾存在的围墙以能骑跨在上。囚徒们赤裸和孱弱，手无寸铁地作为全世界被压迫者的象征屹立着，他们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他们证明了我们不会被打败。桑德斯没有被打败。绝食者们没有被打败。在日尽的时候，桑德斯为我们所有人所做的——也是为爱尔兰这一代和后代所做的——就是拿走了人类最基本的恐惧。他们为整一代的爱尔兰人拿走了对死亡的恐惧。有很多人——全世界的军队——毫不害怕杀人；军队就是训练来作这种用途的。英国军队不害怕杀害孩童，不害怕射杀街上的人，不害怕在战争里杀戳。美国政府不害怕把我们全体投进核子战争里。现在，因为囚徒们的努力，使我们获得一件打不败的武器：我们再不害怕死亡。所以他们怎能阻止我们？有甚么东西能够威吓我们？他们试过拘留、囚禁，甚么都试用过了。我们被赋予了希望。不须在来生，不须把自由的火炬交托到我们的后世；我们这一生、这一代，可以看到自由的爱尔兰。我们可以看到它，因为我们被付托责任要看到它。自由再不是个梦想。它不再是被简单地哼唱，再不是被我们说成是毋须在现在努力争取的良好意愿。因为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中有些人很难明白自由是甚么。现在，我接受了一个教训，所有为自由而战的人接受了一个教训：自由不是一件礼物，没有任何人会为我或我的利益去赢回来给我；无论是爱尔兰共和军，爱尔兰民族解放军，人民民主党都不会的。没有一个组织会解放爱尔兰并将之像礼物般送给我们。自由只能够由你为自己去争取。我们要一起努力，每个人都有他的作用，每种意念都有它的功能。我们怎样去拿取我们的自由？怎样去赢取它？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听到很多关于暴力的问题。我从来都不能弄清楚暴力是否为道德所容许这个问题。我明白暴力、武装斗争的战术和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不打算跟赞成第十一诫的人花费时间去争论使用暴力的道德问题。第五诫说：『毋杀人』。第十一诫附加：『除非汝先赢得选举』。之后，似乎你可以随所欲地残杀任何人你赢了选举，把制服穿在人们身上，然后你把他们送出去杀人。你高坐在天子位上缔造阴谋，把你的子民推往战争，去攻打别人的国家。然后你转过来对那些没有工作、没有自由、没有权利的人说：不许使用暴力。我不能接受这种论调。不要向我说受压迫者用武器来反对压迫者的暴力是非道德和非正义的；这简直就不是行得通的建议。或许我们可以用和平手段达到进步和自由，不过这不是任由我们的选择。选择权在英国人手里。倘若他们停止残暴地迫害爱尔兰人民，那便不会再有暴力。应不应该运用正常的民主孔道——如群众运动、集体抗议、选举——这不是由被压迫者去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由那些自称非常珍视民主的心灵脆弱的自由派去决定，因为我们在绝食示威中已学会很多东西。我和许多人从一九七三年开始便一直辩论！我们被拉倒退后，囚徒在七六年丧失了政治犯的地位、剧化和猖獗的镇压，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庞大的联合行动，及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的原故。这场辩论在一九七九年基本胜利了。我们再度有效地组织庞大的街头运动。我们争论应否运用选举的策略，结果一致同意把桑德斯推举为竞选者。我们和平地、民主地，采用投票方法把桑德斯成功地选举到议会去。那么那些叫我们运用民主孔道的人做些甚么呢？那些说不是反对我们的目标、而是反对我们的方法的人做甚么？他们有没有说桑德斯的支持者既然已经和平地、民主地经过投票赢取了选举，就该得到他们的要求呢？不！他们说『选举的规则有些毛病，因为我们的对手赢了』。接着他们把这把戏的规则修改了！但是即使修改了这些规则，我们再度推举卡朗代表囚徒的利益竞选议会席位；我们再度获胜。但是他们又说甚么呢？『我们就当卡朗不存在吧！』所谓爱尔兰共和国的总理说他会接见任何一个民主选举的代表——除了卡朗之外。为甚么呢？他说：因为卡朗要推翻国家。但是我想倘若你通过了选举投票箱的话，你是被赋予权利去推翻国家的。我们发动了十万人在都柏林的英国领事馆前示威。那些相信应服从大多数人的意愿的人，会不会说这的确是非常多人呢？我们改变了南爱尔兰政府的本质。我们运用南爱尔兰的投票箱，在当地掀起了——如国际股票市场使用的可怕术语——政局不稳。我们把FFP赶离政府位置，把南爱尔兰的政府权力均衡牵系在两个人手上——一个是躺在墓穴里的陶海棣，另一个是在长基监狱的艾纽。[3]那就让那些向我们说前进的道路必须通过民主运动的群众参与的人去决定他们自己相不相信这话吧——而我是相信这话的。但是不要在向我们说过了要循着选举投票箱的话的同时，却去修改选举的法则，而且还指望我们说：好的，我们认输了。如果这条路不通行，那么我们就无可选择，只好走另一条路！他们必须明白，留下给我们的选择，不是暴力或非暴力的问题。选择是：我们还让他们继续杀戳我们吗？让他们把我们的肉体、思想、灵魂残杀殆尽吗？不必期望我们会接受这种选择。很多人问我，为甚么世界上有这么多政府不愿牵涉入爱尔兰人民的事业，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的关键角色跨越了世界政治的所有层面。我们是介于第三世界和西方资本主义内部斗争之间的闸门。我们从来就与世界上所有在文化、社会、政治和民族方面的受压迫者有坚固的关连。这是这里的美籍爱尔兰人直到现在才准备原谅我在十一年前所做的事的原因；那时我对，他们错。当我在十一年前来这里的时候，那时我年青、明确、是女性、是爱尔兰人；但人们不能接受我是个激进派、左派，何况我又有那么多关于黑人的话要说。但在十一年前，能够确凿无误地明白我的说话的人，恰恰就是那些黑人、波多黎各人、支加奴人和被压迫者。现在，经过整整十年的斗争，我们看到爱尔兰的人民和在承受苦难的南非、波兰、伊朗和萨尔瓦多的兄弟姊妹们是并列在一起的。由于我们在爱尔兰所处的位置，使到我们同那有组织的以工人力量为基础的斗争成为一体。我们是欧洲和美国那种内部斗争的一部份：生产世界财富的人和既得财富利益并用之来压迫前者的人之间的斗争。所以美国政府比其它政府更加不愿意面对爱尔兰问题。所以美国传播媒介所说的都是些垃圾；它们昨天才报导在北爱尔兰有一个基督教兵士遇害身亡。它们怎么知道这个兵士去那个教堂的呢——假如他会去教堂的话。这个兵士不是由于他在星期天有没有去教堂，或去那一个教堂而被杀害。他被杀害，只因为他穿着的制服，只因为他是一个英国兵。如果传播媒介愿意把这个情形如实报导出来，这段新闻便不是那么光荣和美妙，而是有意思和可以理解的，那么就会有许多人明白这段新闻了。诚然，我们需要这里的人的经济援助，需要人们的支持和同情。可是，在美国捐助、同情我们的事业的人，必定要明白一条原则：他们可随意既赞成又反对压迫；但他们不用指望我们会向这个矛盾讨好或让步。他们迟早要选择他们的立场。人们会首先反抗会伤害他们的压迫，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从反抗对我们的压迫开始。但是如果我们要向进步发展，如果我们终于学懂和掌握中止伤害我们的压迫的方法，那么有朝一日我们也必要去决定反抗那或可偶然地会有利于我们的压迫。这个国家的人比别国的人更加需要明白这一点。不管我们会怎样指出这个国家的现实，驱使和吸引很多人来到这个国家的梦想，是他们认为这里是勇敢的人的家乡和自由的土地这个信念。这里是从世界各地逃离压迫到来的人的大熔炉。我们每个人——不自觉地和不是经过我们的努力——都是压迫那些先父们逃到这里来的人的一部份。我们应该团结一起和认识爱尔兰在为世界正义的斗争的重要角色。我们要认识这个大陆在支持爱尔兰人民的运动的重要角色；这个支持运动不单因为他们是爱尔兰人，亦因为它构成在爱尔兰的压迫的一切病征、因素和使所有受压迫者一起共鸣的其它原因。对我们的囚徒的支持显示正是如此。我曾经在波士顿的一个反种族歧视主义集会上演说。我能够和『美国印第安人运动』、南非黑人运动、黑人运动、支加奴运动和东欧国家来的讲者并讲，是我的特权。当我聆听他们的演说时，我突然有种感触：无论施于世界上甚么地方的甚么压迫工具，鲜有不曾运用过压迫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殖民地。无论是饥饿、种族灭绝、宗教偏见、种族主义，这些手段，都曾在爱尔兰运用过，而在他处臻至完善。所以我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美国冲破只有爱尔兰后裔才该明白、关心、支持爱尔兰问题的模式。让我们把爱尔兰问题带到美国的和平运动、人文运动、自由运动、黑人运动、波多黎各人运动，以至整个社会大熔炉中。让我们忘记在四十年代谁对谁做错了甚么事、在甚么问题上谁站在错误方面、或谁在五十年代时是种族主义者。我们该接受起步的不同，而我们在斗争中就会学习。把我们所学到的东西集合在一起，去建立保卫爱尔兰——以至全世界政治犯权利的运动的时机到来了。泰勒肯定是政治犯[4]。在很多国家里的多数人，如果不是自觉的政治犯的话，至少也是政治的牺牲者。让我们建立一个有原则的运动。我们要建立一个原则上反对压迫的运动，原则上拥护人权的运动。既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就把这运动建基在它的社会里最强盛的部份：联合起来的工人群众上。让我们在这里建立一个用以反击爱尔兰、美国和其它国家的压迫的运动。然后在最后的一刻时看看，我们有没有建立了一个中止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压迫的运动吧。注释：[1]麦雅基夫妇在八一年一月十六日在家中遭保皇党枪手突袭，身受重伤，幸能痊愈。本刊八一年三月号报导了此事。[2]东尼是十八世纪的爱尔兰共和党人。他在一七九一年创立厂团结变尔兰人协会』。他曾试图寻求法国协助抗拒英国统治的斗争。在一七九六年，一万四千名法国军队陪同东尼向爱尔兰出发，但舰队在风暴中被分散。东尼在一七九八年的起义中被英国人逮捕，判处死刑。行刑当日，东尼自割喉咙，七日后死亡。他相信要争取爱尔兰的自由，就要基于『无产者』。[3]陶海棣和艾纽，都是被囚禁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他们在八一年六月十一日在全国普选中被选为南爱尔兰国会议员。当时，在『保卫H座阿尔马监狱囚徒全国委员会』支持下，九名囚徒参加竞选。陶海棣获选为国会议员时，正进行第四周绝食抗议。八月二日，在绝食七十三天之后，他牺牲了。[4]泰勒是一名黑人青年，于一九七五年正路易桑那州被诬陷谋杀罪。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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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俄国两次民主革命（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199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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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
比较俄国两次民主革命
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1998年12月）
从十月革命到苏维埃制度倒台与资本主义复辟的现政权之间，虽然横了四分三个世纪，但这两次革命（注释）均是同一个社会——历史时代的一部分：1917年苏维埃夺取政权开始了一场社会革命；官僚政权的倒台及随之而来的复辟，代表着斯大林在1920年代开始的反革命的最后一章。
上述两次革命的实时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力量关系。从这点来看，两场专政的对照表现了惊人的悖论。一方面，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为数甚少的工人阶级能够作为社会的领导，并在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另一方面，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为数庞大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的变化进程没有能力发挥影响，在其敌对的社会力量按自身的形象重塑制度当前，无助地袖手旁观。
横跨其间的75年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并存、互相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复杂性令它不能纳进任何简单的公式。
1917年革命
俄国1917年的工人阶级在人口里是相对的少数，它处在农民的包围之间，并且尚未完全和农民脱离联系。这支工人阶级才刚形成，其中大部分成员来自于乡村的农民家庭，在乡村长大，一般的教育程度低下。可是，这个阶级担当了革命民主运动的领导，把运动领向胜利。
十月革命当然不是一场单一的革命。其余不论这是一场农民革命及连串的民族解放革命。但十月革命成功，乃由于它最主要是一次工人革命。废除私有财产，设立计划经济、全面就业、相对地丰厚及持续增长的社会工资，及基本的经济保障，所有这些并非一跋即至，但都源出自这场工人革命。
工人阶级不错是在夺取政权后不久便失去了政治权力，但革命者们在十月革命其时已经预见到这一点。革命者们相信，倘若没有发达国家革命无产阶级的胜利的支持，他们便没法保住政权。
可是他们却没有预见到，随着俄国工人丧失权力而来的，并非资产阶级复辟（他们最终是正确的，但没有想到这场复辟要历时75年才发生），而却是导向了官僚治党治国的专政，官僚的利益基本上和工人对立。
托洛茨基把官僚专政称为是一场在社会革命内部发生的反革命（见托氏著的《被背叛的革命》）：反革命对社会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扭曲，但尚未造成恢复资本主义关系。托洛茨基由此出发，相应地呼吁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以推翻官僚独裁，把苏联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托洛茨基认为，一场资本主义复辟会是对工人阶级的至大打击，令俄国文化和俄国经济倒退数十年。时至今天，清楚无误地显示出托洛茨基的分析是正确的。
官僚独裁专政
从历史角度来看，最终证明了官僚制度是过渡性的；有各种互动因素促使这个制度出人意表地旷日持久地存在。不过，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最初造成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动力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以致最终形成官僚独裁专政的社会脆弱性。苏维埃官僚的权力没有牢固的财产基础，也没有真实的认受性（苏维埃民主是艰苦地维持下来的），它恒常处在工人阶级的惧怕当中。没有极权的压迫机器，官僚独裁专政便无法生存——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是造成政权倒台的直接原因，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官僚对工人的畏惧，同时又妨碍到它取得演变成为一个新的有产阶级——资产阶级——所必须的安全和稳定。
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而对制度造成致命的伤害之后，他确是选择了复辟。然而，出于惧怕民众的反应，致令他无从用贯彻和坚决的方式进行（大约在此时，中央委员会机关派遣了一支工作人员往访基洛夫工厂，探测工人对私有化的反应）。
戈尔巴乔夫及总理雷日科夫在回答主张复辟的激进派的批判时，相当公开地表示了他们的恐惧。波兰的经验、苏联本身工人的兴起和愈趋政治化，显示了戈尔巴乔夫的恐惧是有所根据的。
可是，当政权一旦倒台（政权是破产居多，而不是被推翻），工人阶级便几乎立时地停止对社会变化的路向有可见的作用：它顶多是对改革所选用的手段和步伐方面有着微小而间接的影响力，但却并无影响改革的方向、叶利钦政权的镇压能力相较于旧政权尽管是望尘莫及，却并不惧怕工人。
资本主义复碎
俄国的资本主义复辟及复辟进行时相对的顺利（从政治角度来说），令俄国以外的左派，包括采纳托洛茨基对苏联的分析的左派，大感惊奇。他们均预期会有一场政治革命，把苏联纳回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场政治革命却导向了资本主义复辟。
托洛茨基本人却大有现实主义眼光，估计到这个可能版本，虽说他总体上是革命乐观主义。他在1936年写道，没有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便必然复辟。可是他的大多数追随者却忘记了他的分析的这部分。
左派们的乐观，当然不完全是痴心妄想。过去数十年来，是有一些显出政治革命成熟性的征兆，而就复辟之即将降临，却没有显著的征兆。包括我自己的左派分析家们，都会指出各种有利因素，如工人阶级在规模上的增长，城市化及教育化的程度、生活水平提高等等，在在都显示出被官僚独裁专政破坏了的公民社会，无可避免的会再度重生。
苏联工人阶级不错是相当静止，可是在匈牙利、捷克和波兰均有着强大的反官僚运动，工人并且成为那些运动的领导力量。那些运动是在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旗帜下要求民主和自管。运动全都失败了，但主要是受到苏联直接或间接的干预造成。
我在本文里，会分别就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当代复辟时期下的工人的形势作出比较，以参看工人在此两个时期内迥然相悖的事实。以下的比较，主要涉及影响到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因素，即「主观」的方面；因为，在表面来看，苏联在倒台时的「客观」形势比起1917年来，对工人是更为有利。
在此我们还应补充一点：苏联工人阶级是相当一式化的，全体工人都为同一个雇主（国家）工作，由这同一个雇主决定工人基本的物质状况和工作条件，而这些条件又是相当同等的。此外，苏联本来资本主义的力量甚是薄弱，例如在1991年8月那次流产政变之时及之后，工人阶级要是想夺取政权，当时是没有一支武装力量准备制止他们的。
人们愈是靠近具体的现实，所谓「客观」「主观」的区辨便愈显出人工化。但这样的区辨具有启示性的用处。下面论及的各种因素均是紧密相关，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
国际形势
托洛茨基把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世界其余地方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联结一起。假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出现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则「放在议事日程上的，将会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反对官僚，而不会是工人的起义。」
「（可是）要是西欧的无产阶级，尽管在改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领袖们的联合怠工下，仍是找到通到权力的道路，那么就将会为苏联历史翻开新的一章。革命在欧洲的初次胜利将会如一股电流冲击穿排苏维埃的大众，把他们冲击起来，提起他们的独立精神，让1905年和1917年的传统复苏……唯有这个方法，才能挽救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工人国家社会主义的未来。」（见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寻路人出版社1972年版第290页）
在1980年代末官僚政权出现危机的其时，正值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大退却和薄弱的时期。其时没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共产主义集团」国自身是日益萎缩的官僚专政或是正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过程），没有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斗争以至也没有以胜利结束的自卫性的斗争，可供苏联工人仿效。其时，资产阶级正成功地走离开战后的「福利国家」。
就在这种种状况下，亲资本主义势力所说的「全世界都拥戴市场」、只有资本主义才是「正常的」的论句，在工人之间便甚为有力。
再者，这些亲资本主义势力是由国际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政治和财政上作出撑腰。相形之下，国际工人运动是形同虚设，至多只是作为一种负面因素：它向俄国工会提供的小量援助，是旨在令俄国工会回应资本主义，而不是为寻找另类出路而战斗。
更糟糕的是，在俄国最露头脸的「国际劳联产大」（AFL-CIO）有意识地把「援助」用在分裂工人运动方面，以助长亲资本主义的劳工派别的发展。
国际局势在十月革命里也起了关键的作用。十月革命是在劳工力量高涨的时期内发生，由工业化国家的群众工会和群众工人党的组成为其特征。尽管爆发了战争及大部分社会党领导层的背信弃义，这些退却还不是决定性的失败。战争本身最后成了激进化的强有力因素，促使劳工前所未见的兴起，横扫战后的欧洲，直到德国1923年10月革命失败，才见沉寂下来。
十月革命是这个革命时期的一部分，虽然它是其中的第一炮。全世界工人都把大战视有资产阶级旧有秩序的危机的征兆。不同于1980年代的苏联工人，当时有愈来愈多的工人把社会主义视为实在而必要的选择，而不是失去信用的乌托邦。
当时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列强中是最薄弱的，资本义的发言人在保卫其制度而提出的论句，缩减至这一点：俄国的条件尚未成熟至走社会主义（这隐含着同意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在整个工业化的武洲，资产阶级——而不是工人——由于看不到出路而不能动弹。
十月革命假如不是这场国际性的革命兴起的一部分，它大概便会成为历史上第二个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立即陷在与资本主义列强的你死我活的冲突包围中。那些富裕的强国能够数以百万计的男人武装起来投进帝国主义的互相残杀之中，但却不能取得军事胜到，打败初生的苏维埃国家；后者从一无所有中建立起一支军队，它的工业基础已经破产，并且受到处在世界的经济和外交封锁。「为何无法满足白俄的希望，近遣大宗军队介入呢?有一个绝对有说服力的理由：没有可靠的军队可以动用。各个大国的元首以至兵士均普遍相信，任何派遣大量军队到俄国的企图，极有可能会以兵变告终。」
其时是有过许多兵变，而军队不可靠本身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症候。W.钱伯林写道：「在巴黎[和谈]的国家元首如坐薄壁，薄壁下社会兴起的火山动力正在沸腾耸动。」（见W.钱伯林著《俄国革命》第二册第153页）
国际工人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大部分采取了间接的形式——在他们所属的国家内进行阶级斗争，令统治阶级无暇他顾，也不够胆量干预更强劲的俄国。但亦有许多直接的，自觉地支持革命的行动。
与此同时，期望不久即将得到来自国际强大的援助这点，起着支持俄国革命力量的士气的重大作用。每一次传来有关劳工耸动的消息，都令俄国的革命力量精神大振。
反过来说，国际工人的失败在1923年底成为定局，欧洲的革命浪潮到处被打退（除了俄国）这点，对造成苏维埃工人士气消低的效果，对反革命胜利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旧制度」的意识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对塑造被压迫阶级的意识是关键的因素，虽然这个意识的特定内容是由具体的历史经验和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
苏联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是同时具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元素的混生体，但又两者皆不是。这是集党国一身官僚政体的极权专政，建基在国有化、计划（或说是行政管理）经济上，其官方意识形态是一个缀以民族主义味道的被阉割的社会主义。
在勃列日涅夫治下，它甚至拥有一个恬不知耻的、半官方的称号「真正现存的社会主义」。而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则是处在具有强烈封建残余的资本主义经济上的专制君主制。其中，工人不论在哪种制度里都是工资工人，其主干受雇于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线。不过，旧俄和苏联是两种极为不同的社会制度，它们所引发工人意识也大不相同。
阶级独立性
我在本文只会检视工人阶级意识中最中心的一个面：工人怎样看他们和剥削者的关系。工人们视他们基本的社会经济利益是和所有其他工人的利益相联系的吗——而那种利益是与他们的雇主，即剥削阶级的成员基本对立的?或是相反，工人是否把他们的利益和所属的企业和雇主相联系?
在政治行动的平面，这个课题同样适用：是阶级独立性或是隶属于剥削阶级的合作?
现实生活中的意识比起「理想模式」诚然是更为复杂和矛盾。不过，上述课题代表了工人的基本选择。剥夺者及其理论家不断在工人之间鼓吹形形式式的从属性的阶级合作。反之，革命社会主义者则鼓吹工人保持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不排除在组织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基础上与剥削者进行暂时性的、战术性的合作。
在通向革命之前的年月，俄国工人运动最突出的品质之一，是它在资产阶级跟前所具有的坚持「阶级独立性」政策的毅力；这项政策不论在企业或全国层面俱能照办如仪（在1912-19年劳工兴起的时期，这点尤为显著）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立出来的，主要就是这个课题。这也解释了布尔什维克为何能从1912年开始（除了2月革命后的短暂时期），成了俄国工人运动的主力。
有利于工人觉悟性其中的一个客观因素，正是由于有着「封建残余」。俄国社会具有庄园制度多方面的品质，譬如国家杜马（国会）的选举，是用一定数量的庄园和财产来划分的政治区域来进行（从而大有利于有产阶级）。这样，对于工人把自己看为是与有产阶级基本分立，便甚为有利。
另一个因素是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上的薄弱，而这最终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脆弱性及它对国家的依赖。这个阶级整体上感到无力向工人阶级作出让步，特别在经过1905年革命的经验后，它深信工人运动是朝向社会革命，对它本身的存在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俄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反动的、亲沙皇的阶级；它的自由派的一翼（其中一些人曾经在财政上短暂地支持布尔什维克派）十分细小，无足轻重。它和政府及沙皇警察紧密合作，铲除活跃份子，镇压工人的集体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没有余地让工人幻想与资产阶级享有共同的利益。
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俱是个两极化的社会。而历来作为阶级之间的桥梁的智识阶层，继1905年革命后，在工人运动中实实在在地消失了（它最终为统治阶级服务）
苏联内部的「楚河汉界」
苏联社会的图画是复杂矛盾得多。宫僚对权力的垄断及社会关系方面整体性的压迫架构，确是令工人感到有着「我们和他们对立」的意味。
与此同时，也并存有一种强烈的「各阶级合作」的元素。这种元素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尤为突显。在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变得百病丛生时，有些工人会缅怀勃列日涅夫时期，称之为他们的「黄金时代」。
官僚体按权力和特权组成层级制，每个官僚都有官僚上司指挥。这种状况每每令工人把他们看成为「我们和他们」的区辨，因为工人把自己看成是阶梯最底层的一级。
虽然官僚体一般被称为「官僚层」，但它绝不是个封闭的集团。苏联最末期的领袖群，包括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都不是机关人员的后代。觉悟性高的工人通常会被敦促修读工程师，而许多人就是由此而开始跻身到行政机关的统治集团去。许多厂长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同一间工厂内当工人开始的。反过来说，官僚的后代罕有成为官僚，他们通常都成了特权部门的专业人士。
官僚体最重要的是滋养了许多时甚是腐败的官官相卫的关系，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政权下最为炽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特点是放宽中央领导层对官僚体的管制，这在实质上就是把政治和经济的行政部门实行分权化。在这样的状况下，诸如企业总管、部长、党地方委员会的第一书记的双重角色，便变得更为突显了。他们在生产单位、经济部门或由其管理的地区上，是国家的代表；但他们同时又是企业、部门、或地区的雇员或居民的代表、说客、保卫者，以此和国家交涉。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后一种属性最为显著，因为经济已变得愈来愈「封建」了。
很大方面由企业管理的社会工资（包括住屋、疾病补偿、津贴娱乐、度假、保健、学前托儿等），以及愈来愈多经由企业分发的短缺的消费品，这些状况助长了工人抱持「各阶级合作」的态度。再者，工人经常被管理层呼吁「考虑企业的处境」，也就是要作出让步（尤其在加时工作和工作假期方面），以帮助企业达成计划指标。
在管理层呼吁的背后是带有相当威吓性的：拒不合作便招来麻烦。而工人一般都会积极响应呼吁，因为工人认为他们的利益是和企业、管理层的利益相联系。
这种制度要行之有效，管理层当然是要作出回报的。除了有企业管理的社会工资外，还有是管理上的弹性，那就是对工人的上班时间有弹性、容忍违纪行为，并保证工人得到奖金（奖金占了发放工资一大部分），不论企业实际的生产结果、他们是应得或否。
两次民主革命的对比
工人意识方面的这些状况，对1917年和苏联倒台的事态的进程，是一个重要的元素，而且有着惊人的对照。在前者（推翻沙皇），紧接着民主革命的是工人取得国家和企业的权力，即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在后者，紧接着民主革命（官僚政权倒台）的把工人彻底逐出政治和经济权力，迅速地复辟资本主义。
工人在1917年2月时，虽然曾经短暂地追随孟什维克派，把行政权力交给自由派政府，但工人也实时组织了属于自己的、分离出政府的阶级组织：苏维埃。在工人看来，应是由苏维埃决定政策，由自由派政府执行。工人在企业内成立了独立的阶级组织：工厂委员会。当工人面临大批解雇雇或关厂的威胁，工厂委员会毫不犹豫的把管理侵权吞过来。
工厂委员会完全是从下而上产生出来，而不是从任何政党的纲领内冒出来的，虽然布尔什维克派不久接纳了它，并予以领导。
认为工人应集体夺取他们所在的工厂这个倾向，在工人中并不显著。工厂委员会不断拒绝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这个要求。而这些要求对于夺取国家政权这个问题，又都惯常是三缄其口。
事实上，在二月革命开始后第3个月，工厂委员会在彼得格勒会议上提出权力归于苏维埃；那是在重要的工人大会上第一次提出来的有关要求。工人代表在那次及继后的会议上，确认了资产阶级并无兴趣阻止经济危机，而一个没有资产阶级影响的大众政府，是阻止经济危机和广泛失业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全国经济管制、制订计划的状况下，工人管理才会有效，因此就需要有苏维埃政府。
工人夺取工厂在10月前甚为罕有，并且只当工人面临迫近眉睫的关厂威胁，或是行政层方面强硬而持续地怠工破坏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夺取工厂；而即使如此，工人都会同时要求国有工厂。
10月后，经济危机急剧深化，工人有苏维埃权支持便更为热衷于夺取工厂，而那时候，工厂委员会大会也提出了全面国有化。这一点也不在布尔什维克派的纲领之内。不过，十月革命8个月后，颁发了全面国有化的法令。新政府管理经济的中央机关全国经济局的大部分成员。来自工厂委员会中央局的成员。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在1917年时，工人是用阶级独立性和阶级团结的方法来应对民主革命之后的我们。
1990年代的工人运动
官僚政权在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之间垮台，但工人这一次的反应迥然两样，没有组成本阶级的组织，不论政治性的或经济性的也没有。
在许多地区，工人诚然是支持打出反官僚政网的候选人，但却没有人认真地要求把官僚（或前官僚）排除在竞选席位之外。许多机关人员，特别是中下层机关人员被选上，至于那些企图以工人为基础作组织的努力却徒劳无功。在实行起来时，劳工政治始终停留在议会游说的形式，并且大部分依赖于和管理人员的合作。
而且两次民主革命的性质的差异也甚是鲜明。1917年二月革命完全是从下而来的运动，大众从没有丧失主动性，即使他们把政府交给自由派，也仍旧坚持通过苏维埃保留对政府的「控制」，而且是由苏维埃单独指挥军队。
1990年代的劳工运动在倒官僚政权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却不全然是起着独立的作用，并且这个运动只占工人阶级的少数。「从下」而来的运动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这点很难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很清楚的是，官僚政权的垮台较多是「来自上面的革命」，由资本主义复辟的势力（这支势力来自官僚体的内部和外部）造成，这支势力能够玩忽民众力量。
1991年8月（「保守派」政变流产）及12月（苏联解体）的关键时刻，工人都是被动地袖手旁观。假如官僚政权的倒台是以全民革命的形式出现，复辟便会艰辛得多。复辟派的策略家们深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与官僚中的亲资派同盟，以避免用民众动员来推倒旧制度。
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不少工厂成立了「工人委员会」，部分煤矿工人及一些团体也组织了只容许工人参加的新工会，至少在初期是这样。但这些组织属于「各阶级合作」性质较多，而不是阶级性的组织，因为它们被理解为是体力工人的组织，排除非管理层的白领工人。况且这些代表努力是孤军作战，不是俄国工会的常态。
「改革」时期在工厂内兴起的组织以至全国性的运动，看来多是关于经济权力和财产问题。这一类「劳工——集体会议」（STK）最初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指令下组成，只有局部的、含糊不清的自管权力。这些组织是典型的苏联式的阶级合作组织，包括所有雇员，从最低层的清洁工到厂长，而很多时当然是由后者把持着组织。这个运动虽然基本上反对旧有的官僚制度，但其意识形态基础仍是阶级合作主义的，其中最激进的分子也接受这种想法，即工人的收入应该视乎企业在市场的表现。他们要求企业完全自治。
尤为惊人的是，这个运动只限于要求自管、由集体拥有企业（少数人要求向国家租贷），企业之间由市场关系作联系；但对于全国经济却提不出一套观念。这种要求在实践上就是行资本主义，只不过是由工人拥有企业来推行。
可是这支运动的活跃份子并不是有意识地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和旧有制度之外闯另一条出路，而另有一些人则相信亲资派的宣传家所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区辨已经过时，问题只在于有多寡市场性、有多寡国家管制。
「劳工集体会议」成了复辟派的囊中物。这支运动的领袖支持叶利钦，而叶利饮则承诺政府将以「劳工集体会议」为基础，而且会通过法例，让雇员较易成为集体所有者。不过，到叶利钦的私有化纲领面世，内容却是集体所有制不会拥有新私有化工厂的股份。这个纲领就此轻而举地把工人完全排挤出企业行政之外，令工人对之无法施加任何影响。
工人大众和劳工运动是辩证的关系。特别在1905年后，布尔什维克是个工人阶级占压倒性多数的党，联合了最有觉悟力的革命工人，而这些革命本身又和工人群众有机地联系起来。布党是积累了整个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结果。
官僚政权和沙皇政权对照之下，更由于前者的脆弱而绝对不能容忍任何独立的劳工组织和工人运动。苏联工人直至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都无法在制度里取得自治的空间，只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才打开这个闷局。然而开放证明对制度是致命性的。可是苏联工人得到的时间太少了，他们在全无集体斗争的经验、没有超越厂房的独立组织的条件下，进入了制度全面性的政治危机的时期。
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工人偶尔会爆发大规模的自发性行动，但这些行动都局限在个别地区，被迅速镇压，几乎不留痕迹在集体意识里。所以苏联工人在开始活跃之时，并没有经验可援，然而独立的集体斗争的经验却是克服各阶级合作的遗产不可或缺的。
经济崩溃
经济崩溃在两次事态中俱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十月革命发生不久，帝国主义战争、内战、经济崩溃及建设国家的需要，是造成工人分散到各地去的原因，这种局面直到1921年才有改观；到1926年，工业才恢复到大战前的水平。
失业率高企对工人活跃性具有严竣的影响，结果令工人阶级在十月革命后中止了其作为历史的独立主体。工人在内战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苏维埃民主却很快让位予党的专政。
俄国今天的经济危机没有早年的内战时期那么严重。但俄国现时处在和平时期，而且其危机的深度和长期程度，大概在现代史上无出其后，没有任何主要国家出现过同类情形。尤有至者，这场经济我们打击了正在成形的工人运动，即使没有彻底断绝它的发展，也令之步伐迟缓。
吊诡的是，阶级合作主义的社会基础虽然被迅速侵蚀，但它对工人及工人领袖的影响，却是有增无减。今天，阶级合作主义的官式名称是「社会合伙人」。经济危机对工人造成的不安全感、无能感，是促成依赖性的阶级合作历久不衰的原因。
工人士气低沉，致使叶利钦在1993年10月的政变建立一个「软性」的独裁政府成为可能。这次政变的直接打击对象，是国会内反对叶利钦的经济路向的人；但政变同时也是一种种预防措施，对付工人潜在的反抗（已知的是，叶利钦案头上有一张已签署的法令，是下令解散主要的工会联合会——该会的主席支持国会，反对叶利钦）。在消有工会领导层内富有战斗性的倾向这一点上，证明了政变完全达到成效。
结论
这种比较分析，对于俄国工人阶级再次成为历史主体所应该采取的做法，提供了一些想法。本文所引伸的结论，对短暂的将来并不乐观。
可是，把俄国工人阶级一笔勾销，干脆是错误的。造成俄国工人阶级软弱的条件将会变化，而且已在变化。在所有那些条件里，其中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及他们对俄国同袍的直接支持。
俄国在20世纪的历史悲剧很大程度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力量的薄弱相辅相承的，反覆申明这点甚有必要。由于西方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前苏联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样地，苏联的官僚独裁专政，在钳制西方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方面，也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西方没有出现社会主义，西方的工人在今天付上了愈来愈高昂的代价。
1998年12月
作者按：
我知道此是不太严格地使用「革命」这个词语来形容苏联制度的崩溃。可是官僚专政是被一个民主政体之类的东西所替代的——不管维期是多么的短促，而这又是与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始恰巧重叠。
大卫·曼德尔（DavidMandel）在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教授政治学。他撰写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苏联时期以及苏联体制崩溃后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工人及工人运动的文章。在过去的28年中，他一直积极参与俄罗斯的劳工教育。
史丹摘译自《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1998年12月号。
赵浩宇录入 |
东德知识分子反对统一方案（1990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东德知识分子反对统一方案基那资料来源：1990年1／2月十月评论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属基督民主党的西德总理科尔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八日向西德国会呈交他著名的十项建议。该项计划名为统一两个德国，实际上却是由西德的帝国主义吞并东德的地方和经济。右翼同盟政府的『自由民主党』及『社会民主党』均立即表示同意该项方案的原则。只有『绿党』提出了批评，认为东德人有自决的权利。『社会民主党』人则在数天之后始提出承认德国与波兰的边界，并对裁军作出相应的结论。但『社会民主党』人对十项建议的原则是认同的，虽然布兰特摒弃『恢复统一』这些字眼，用上了『新的统一』的名词，目的只不过是避免人们想起第三帝国而已。科尔计划的十点方案就是：（一）立即提供财政援助，以作医疗及人道主义的用途。在短期内取消『欢迎金』。东德人探访西德时将由东西德合力向彼等提供所需之货币。（二）加强经济及科技上之合作，首先由公共交通开始，并在生态问题上加强合作。（三）推行自由选举、进行不会倒退的政治及经济改革及放弃官僚式的计划都是大规模援助的先决条件，因为『很清晰地人民要求经济民主』。将东德开放任由西方投资，并创造『市场运作的条件』。（四）东西德成为『一个由合约连在一起的社会』（像东德政府新领导人莫德罗建议的一样），建基于一连串的协议、联合公署（有关事务包括经济事务、交通、科学、医疗、生态等……）。（五）先成立一个邦联的结构，再发展成东西德联邦，最后演变成一个具有联邦特色的非联邦国家（一如现在的西德）。先决的条件当然是东德推行自由选举。德国的统一是不能一蹴即就的。（六）德国之『重新统一』必须纳入整个欧洲在经济、政治及文化上重新统一的轨道上，亦必须兼顾东西整体之关系。（七）透过一个贸易及合作的条约，使东德与资本主义的欧洲共同体得以发生联系，并参与『一九九二年一体化计划』。（八）加紧进行赫尔辛基会议决议建立东西欧国家协作的机构，以组织有关经济、生态及文化领域内的相互关系。（九）在符合世界环境的情况下，透过与东德的谈判，来『支持』裁军的谈判（这并不落实有关任何西德裁军的建议）。（十）建立一套全面的政策，在清晰明了每一阶段将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情况下，使德国人民民族自决的权利得以完全落实。东德知识分子反对科尔方案一群左翼的东德知识分子在十一月廿六日作出回应。他们的基本态度是要保卫东德的主权以及建立一个可信的社会主义。他们说：『我们可以强调东德是独立的国家，然后尽最大的努力去建立一个拥有和平、社会公义、个人自由、可以到处旅行及保护环境不受破坏的团结的国家。否则我们就是向那些拥有庞大影响的经济和政治小圈子的残暴和不能接受的经济压力投降，以令东德取得援助……那么东德迟早就会让西德鲸吞。』『让我们选择第一条路吧。在西德之外，我们还有机会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另途，与欧洲的其它国家保持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我们的起点是反法西斯和人文主义的理想，我们还可以以这些为依归……』我们不应对东德人民的醒觉或情绪有所幻想。不错那些反对组织都反对『恢复统一』，东德共党的态度亦如此（克伦茨丢去总书记职位前几天也签了上述的声明，他其实只把声明蒙上了污名）。不过，东德的人民能够分辨克伦茨一类的『社会主义者』和海因（StefanHevm）、沃尔夫（Christawolf）这些社会主义者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分别的！海因和沃尔夫都联名发表了十一月廿六日的呼吁。『然而，大部分的反对组织和东德共党的成员，其实都赞成成立德国邦联，甚至统一，他们不称之为『恢复统一』而已。在许多庞大的示威中，特别是在莱比锡的，『一个统一的德国家园』是非常受群众欢迎的口号。当有讲者指出西德资本和国家机器鲸吞的危险性的时候，群众甚至向他们喝倒采。』『在近日的大规模示威中，不同的立场是十分明显的。有人高呼统一德国，另外则高举标语，声言东德不要做椰菜（科尔）的种植园。』不过东德在今天已不像群众运动初转澎湃的时刻，反动的复辟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都有机可乘，利用部分群众的情绪进行使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让西德托勒斯操纵，这将使任何非资本主义的正面事物，和社会福利及工作节奏，都消失殆尽。如果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实际得逞，工人们会更具体地见到，他们将受到损害。（译自《国际观点》第176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应有一个工人代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者小组』成员访问记（歌恩，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应有一个工人代表会议』——『民主社会主义者小组』成员访问记作者：歌恩资料来源：1990年1／2月十月评论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密斯列（HerbertMisslitz）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小组』的成员。一九八八年九月，他们在东柏林协助组织了反对世界银行的示威，约有一千人参加；同一时间，西柏林正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示威。密斯列是泥水技工，也是『联合左翼阵线』倡议计划的发言人小组成员。『第四国际』成员组成的『联合社会主义党』（VSP）所出版的《社会报》，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刊登了这篇访问。访问者是歌恩（AngelaKlein）]□访问者■密斯列□：你对近日的事件有甚么看法？是否正如保利（BarbelBohley）所说，柏林围墙开放得太早？■：我得先指出现时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对整个发展是必需的。所以，我会时而说『我们』，时而说『我』。可是，在这问题上，我们全都持相同意见：围墙开放得太迟，不是太早。十万百万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民藉此机会前往西方旅行，这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开放围墙的方法造成一点混乱，但却不是甚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一致认为，这次开放围墙、旅行自由，以至这些改变的方式，都说明了一个现实：我们的权利是由上层施予的，而政府这样做不过是利用这些自由作为安全活门而已。开放边境使重要问题搁置再者，众人皆知这个领导层没有前途。从一个落得这田地的领导层处取得权利，是不同于由人民发挥其意志争取到这些权利的。诸如旅游的自由，人民可自行安排。□：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处？■：我们尝试在这个国家建立某种直接民主机制，包括由本国居民选出代表组成人民委员会；这样便可真正体现人民自主性。边境开放后，很多紧迫问题都被搁置了。例如目前还不清楚，东德共党能否维持宪法第一条赋予其领导地位的条文。这个问题会随着选举而产生。□：现时的主要要求是自由选举。在西德，自由选举指人民议院的选举；在东德，是否有相同的理解？至于你们的另一种主张，有没有支持者？■：现在，各种另类出路的主张的宣传途径非常杂乱，很多想法都是由西方传媒散播的，而左翼思想又得不到电台和电视台注意。人们大都依西方的分类标准去理解事情，所以资产阶级议会制最得人心。此外，到目前为止，『联合左翼阵线』尚未有机会透过自己的报刊直接表明立场，介入讨论。我们仅有薄弱的印刷资源。我们尝试在诸如厂房会议、小组讨论等场合提出主张。然而，这是不足够的；我们明白到我们想改变现况。人们目前正在商量如何出版一份独立的左翼报章，及一份理论讨论刊物，让所有组织能阐释立场。要实行这个想法，当然会碰上很多官僚问题。西方传媒影响人民我们打算用更多时间在工厂刊物上，这是首次尝试；我们会参与编务工作。目前，宣传最多的最被讨论。东德较开放的电视节目『时事摄影机』及西方传媒占了渔利。□：我们注意到反对派有两个建议：必须举行全民投票决定筹备中的新选举法；其次，因为八九年五月的地方选举结果，所以应重新举行投票。这样能令反对派有机会加强基础，藉此壮大。你是否支持这些建议？■：我们当然支持举行圆桌会议，让各团体、政府内的党派、东德共党及民众组织透过传媒公开讨论不同的选举概念。这样，就无可回避极需要澄清的问题，即是给『自由选举』的概念赋予生命，澄清分歧点。我们对自由选举的概念，有异于那些赞成资产阶级议会制、多党制等模式的西德支持者。我们要求在举行圆桌会议的同时，也要举行一个全国性的工人代表会议。我们与别的团体已在工厂里帮助工人筹备这类会议。要实现这计划仍需一段时间，因为人们仍不习惯作政治决定，尽管广泛的政治化过程已开展。这个工人代表会议亦可讨论真正参与的形式、工厂自管的形式，以及独立工厂代表会议的权利与义务。选举这类工人代表会议，可以说是第二步。政党与工会应通过这种方式阐明工人的要求。工人开始学习民主□：工厂里的情况怎样？■：工厂里的讨论很热烈。人们到处贴出反对派的建议。讨论中心围绕增加消费能力的可能性，亦有部分涉及工厂的前途问题。由于很多工厂与生产单位没有效率，又严重缺乏新科技，所以，如果一贯地按生产力水平为标准，则这些企业的存留便成了问题。我与谅那（Leuna）工厂的工友谈过，他们说：『我们没兴趣再在这污物里工作（谅那是全国排出最多污染物的工厂），但又不想失业。』他们呼吁现正急需的专家、经济学家及科技官僚解答这些问题，呼吁技术官僚代表工人的利益。□：全国性『左翼联盟』的创建会议将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举行；你期望从外国的左翼党派得到甚么帮助？■：我们的当务之急是提倡社会主义，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官僚层强调国家已有完善的社会主义，这种谎话使不同阶层人士普遍排斥社会主义。我们要制订一个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过渡要求。基于这点，我们考虑与国际上其它左翼党派连系起来。我们看到，不与欧洲经济共同体溶合，而另行组织『共产国家经济共同体』也不是有效的方法。我们也看到富裕的西欧可能驾驭东欧。即是说，我们有必要与东欧及西德的左翼党派共同制订实在的政治概念，以对抗图利商家的野心。另外，我们认为也必须与西德的左翼党派建立有说服力的论点，以抗衡右翼分子倡议的统一要求。另一个问题是西方的左翼人士能有多少机会影响政府的经援形式。东德不能靠本国的资源去解决科技落后的问题，而需要从西方取得经济援助、货款，甚至把债务勾销；不过，我们已多次指出，这些援助不得带有条件，其经济机构不得藉货款干预东德。这些现况说明，我们与国外的左翼党派有共同行动的基础。不过，与东方的左派合作，也是同样重要的。（译自《国际观点》第175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社会民主派的呼吁（1989年9月12日）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社会民主派的呼吁资料来源：1990年1／2月十月评论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局势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很多人希望目前形势能够改变，但这并不足够！你不能单盼望事情改变，你必须设法使事情改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需要民主化，要民主化就必须向当权政党的独裁及虚伪作出挑战！我们需要思想上的交战，对我们国家目前的形势及其将来作公开的辩论。这一切需要拟订一个政纲，让所有市民参与其中，并贡献他们的专业技能。我们签署这份请愿书的一群人，认为成立一个社会民主党，对我们将来的社会非常重要。我们的目标，是成立一个有环境生态取向的社会民主党。要达到这个目标，唯一方法是使国家与社会彻底地分离。我们希望实行、维护、加强市民在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基本权利。我们希望保护自然环境，保存自然资源，让以后的世世代代可以继续生存。我们呼吁所有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士，在当地地区组织起来，争取以下要求：．一个有法制的社会，对政府权力有严格管制。．议会民主政制及多党政制。．在财政、经济、文化的领域中，给予地区、部门、城镇和农村相对的自主权。．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严格管制垄断，以防止产生违反民主精神的经济势力过份集中。．经济生活架构的民主化。．有成立独立工会组织及罢工的自由。我们盼望与所有认同以上基本原则的人士联络。任何人士若对以上原则有任何批评，请提出你们对民主的看法，我们会尽力与所有愿意参与促进我国民主化的人士，建立共同的阵线。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译自《国际观点》第174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我们是左派反对力量的组合——『新论坛』职员访问记（菲林明，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是左派反对力量的组合——『新论坛』职员访问记作者：菲林明资料来源：1990年1／2月十月评论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沙卡廸（AndreSachadac）为『新论坛』的职员，以莱比锡为基地。下文主要代表沙卡廸的个人意见，因为以『新论坛』名义发表的评论，都要先行集体讨论。访问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一日进行。访问者为菲林明（R．Flemming）。□：首先请你谈谈『新论坛』如何成立？■：八月时，我们约五十人聚在一起，首次拟出一份较为具体的文件——《八九年新方针》。我们把文件广泛派发，目的是建立一个组织，对现政权发出反对的声音，同时揭露存在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各种问题。这个组合的主要目标及基本信念，是发出反对党的声音，以及把人们组织起来。『新论坛』背景□：『新论坛』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你们却有办法彼此合作。■：是，但合作只限于某些领域。经过最近的事件及政治开放之后，我们正尝试创立自己的风格，并将自己与其它组织区分出来。特别是，最近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带有共和主义色彩（右翼民族主义），另一种是支持德国重新统一，但这并不健康。在最近的示威中，我感觉到有某种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令我非常担忧，因我一直在研究及思考法西斯主义的问题。我相信问题在于一些在学校读过反法西斯主义课程的人，将这意识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混在一起；当他们排拒共产党时，连反法西斯主义也排拒了。虽然这个问题还没有清楚显露出来，但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这并不表示现在已有法西斯主义的流派出现，但我认为它们已在萌芽。□：『新论坛』的结构是怎样的？有没有举行定期会议？■：这个组织只有三个月大，当然它的结构还在发展中。我们目前正忙于建立结构及草拟政纲。我们尝试做一些务实工作，并对时局作出实时响应，但要向公众宣传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所有抄写及印刷工作都是要私下地进行。当然，很多人家中有计算机，每人可以每次为『新论坛』印二百份文件，然后交来这里的资料中心。『新论坛』在每个城市、地区都建立核心组织。此外，各组织会在工厂内开会，与『新论坛』的联络处保持联系。□：『新论坛』是否一个全国性组织？■：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它方法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但莱比锡的『新论坛』却独立地工作。当然，『新论坛』与柏林有联络，而我们也接收那里的资料等等。基本上我们尝试建立自己的政纲，将人民的意愿作系统性阐释，对莱比锡最近的风涌形势作出响应，当然，这是全国性的。□：你们与东欧（如捷克）的反对派组织有否联络？■：暂时捷克的形势相当紧张；在过去数年间，我们已经与他们建立起一些私人联络，而现在是可以公开的时候。『新论坛』主要主张□：『新论坛』的主要要求是什么？■：我们在三星期前制订了一些主要的要求，它们是：．法制与政制分开。．恢复公民投票权，如一九四九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所保证的。．立即释放及平反所有政治犯。．正式承认『新论坛』的地位，包括为『新论坛』提供足够地方用作资料中心。．支持『新论坛』的活动，或起码不干涉其活动。．新闻自由；即在所有现存的传媒中，封『新论坛』的要求，不作任何检查，不作歪曲的报导；在莱比锡的《莱比锡人民报》（此报名不符实）曾发生上述事例。他们曾对我们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中的言论作不全面的报导，刻意隐瞒部份事实，使『新论坛』的名誉受损。．自由选举；要求有选举法例，以确保有自由及不记名的选举。人们可以在选举中给个人、党派或组织投票，而且，我们要求承认『新论坛』为竞选候选党派。以上是我们的一些基本要求。不主张立即统一□：西方常谈及德国统一的问题，『新论坛』对这问题有什么立场？■：现在『新论坛』的领导人认为『新论坛』应公开反对统一德国，即起码在最近的将来不赞成统一德国。目前的领导层主要由创办『新论坛』的人组成，不久我们便会进行选举，但我相信他们反映『新论坛』大多数人的意见；我们不希望成为西德的廉价劳工市场。□：是否有很多妇女参与『新论坛』？『新论坛』是否接纳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很可惜，负责草拟政纲的小组由八位男士组成，这是非常不好的。但『新论坛』的妇女组织正在发展，并正在出版印有她们的要求的资料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但却十分重要。□：莱比锡的反对势力似乎最强，为什么？■：莱比锡是所有示威的发源地，这是有组织上的理由的。早在数月或数年前，莱比锡一直逢星期一在一教会中有定期性的集会。这是人民于『平安祷告』运动之后尝试成立的组织。这组织多年来受到压制。三个月前因局势的变化，人们不满的情绪高涨，到处出现自发性的示威。与此同时，『新论坛』在柏林、莱比锡及其它地区同时发展，整整有一个月的时间，『新论坛』成为广大群众的发言人，而这亦将继续是『新论坛』的任务。但据我所见，广大群众现在循着一条危险的道路走——他们要求德国统一，但并不明白这条路会带他们往那里去。在这方面，『新论坛』并不支持广大群众的意见，但我们肯定不让那些要为目前可悲的局势负责的人逃避责任。当然，我们支持一个新的民主架构，亦致力建立一个崭新及更美好的生活，这是非常理想主义的。能指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目前的形势下都不能作为我们政制的模式，也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我认为应该有第三个可能性、或另一个模式，这个不同的模式是值得我们致力去建立的。社会主义不能太早言败□：东德的前途将会如何？你认为目前的形势会如何发展？■：德共的领导角色是用不着再争论的了，根本就要取缔它的领导角色。当然，选举将会进行，而德共明显地会失去其领导地位，而领导责任将会落在数个反对党派联盟手中，这些反对党会各自成为参加竞选的党派。□：『新论坛』会参加竞选吗？会根据什么政纲参选？■：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至于政纲，还在初步阶段，我们现正忙于拟订政纲，而初稿将于十一月廿二日印备。□：你认为经过选举之后，反对派联盟会将东德带往什么方向？■：一直以来，人们都谈及一个复杂的市场经济政策，所以我们也不太清楚。当然，也有让西德的公司投资的可能性，……但一切还需拭目以待。□：『新论坛』是否赞成市场经济政策？■：我们所赞成的自由市场，并不是那种可以让西方国家全买下我们的那一种，我们不想卖自己或者被卖，因为我们极重视少数党派及较贫困的人民。我们一定不会学匈牙利那样；匈牙利从不照顾少数党派及人民。□：对西方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东德会否走向资本主义，你对此有何看法？■：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感到非常担忧，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有些要点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在西欧，一些争取社会主义的党派，认为东德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你对此看法有什么意见？■：我要说的是：资本主义有三百年的时间发展，而社会主义只有八十年的历史，但却要受到审裁，这是不公平的。我认为社会主义定会恢复它的名誉，这是必需、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称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度受到损害，而社会主义也正在重新发展。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一个崭新、光辉的社会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那里正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问题。□：最后，你认为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应做什么，以支持东德的运动？■：我们尝试做的工作，是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秩序，把它导向正确的方向。你们也应在你们的国家这样做，并努力反对保守的模式。*（译自《国际观点》第175期）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革命自治青年组织成立宣言（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革命自治青年组织成立宣言资料来源：1990年1／2月十月评论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革命自治青年组织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有具体的政治要求。左派青年必须能够作出行动。我们希望与其它青年团体共同合作，对抗民族主义、官僚、斯大林主义、性别主义和反对在德慧志民主共和国增长中的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影响。我们必须找出这些法西斯主义影响的原因和对抗它。我们争取委员会民主，以对抗一党专权，无论是什么党。这种委员会民主的架构，只能在真正人民权力之下形成，包括：生产资料由社会拥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基础；社会保障；建立工业要考虑到生态影响。我们争取人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活动。我们的青年组织并不只是一个政治组织，青年的社会问题也是重要的工作。我们要建立我们自己的青年中心，以实现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组织是基于委员会民主。委员会民主必须在全国实行。我们必须要有全国性的信息交流和全国性的青年合作。这是我们组织会籍的基础。会籍不论民族、工作，不论是否是其它组织的成员，也不论在社会的角色。我们要求所有遵从法律的组织享有结社自由。我们反对建基于资本主义的统一，反对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贱卖。我们的目标是出版一份左倾刊物。我们必须成立左派行动联盟，因为我们必须成立政治资料和讨论小组，特别是有关每日的新闻。我们工作的基地是自治的青年小心、会议室、咖啡室等。我们代表年青一代，要求将每种思想和活动带进我们青年组织之内，和成立委员会争取我们的权利。*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东德青年工人团体访问记（1989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东德青年工人团体访问记《十月评论》特约记者朗月资料来源：1990年1／2月十月评论第17卷第1期（总第147期）[记者按：东德人民民主运动兴起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自发团体、工厂委员会、组织等。以下是记者去年十二月中在东柏林遇到的一个主要由年青工人组成的小团体所作的访问，另外还译出了他们在八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成立时的宣言。他们的意见未必是东德现在社会多数人的意见，但也反映了一个清楚的意见和理想倾向。]问：请介绍你们这个团体。答：从六月开始一些朋友想举行活动改革社会，但由于东德共党的控制，没机会公开进行，只能个别接触。到十月中，一群有兴趣的朋友有意成立一个青年组织，建基于两点：一个左倾的青年组织及一个民主的向所有年青人开放的青年组织。经过很多讨论之后，结果是在十一月十五日成立这个德国民主共和国革命自治青年组织（RAJV）。现时在柏林有几个工作小组在不同问题上工作，包括青年问题、新的青年法律、委员会民主、研究出版报纸等。很多左倾青年组织已经出现。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与其它左倾青年组织成立左倾青年联盟，不能独自战斗，必须反对改良主义和议会主义。问：中国民运在东德有什么影响？答：中国的事变在东德有强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年青人之中。但在中国民主运动上升时期，我们没有机会上街示威，害怕被囚；但有很多同情者。中国留学生其后被强迫中止学业送回中国，所以现在这里已没有中国留学生了。间：东德年青人面对什么问题？答：很多青年组织成立，但也有很多分裂。而且四十年来青年人不思想和独立行动。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做。必须有实际建议让人们活跃起来，在自己的活动小组内活动，而不是告诉青年人做什么。问：你们组织的结构是怎样的？答：结构是基于委员会制度，每个加入来的小组必须有自己的构思，做自1990年1／2月十月评论己的工作，只要接受我们总的想法便可以了。委员会制度不单在我们之中，还应该扩展到东德之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基于这些委员会，我们尝试组成左翼的团结。我们的目的也包括走进工厂内与工人讨论由他们成立自己的工作小组和委员会，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些委员会不能由旧领导层控制，反而应该成为工厂的领导，目前很难运用委员会民主这个名词，因为统治阶级的谎言。问：东德现在的领导有什么改变？答：国内仍是同一个领导强盗集团。我们没有选出这些领导，我们的要求之一是自由选举。问：关于东西德统一的问题，你们的看法如何？答：我们是支持统一的，但只有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目前并不可能，而我们支持改革这个计划经济，由工人透过工人委员会领导工厂。开放边界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很多人见到黄金，走了去西方，而他们同时想要市场经济和现时的社会保障。问：走到西方的人的年纪多大？答：很多走到西方的人是很年青的，约七成是四十岁以下，二成二十一岁以下。问：你们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如何？答：戈尔巴乔夫是官僚的一员。你只要看他对伏柯达矿工罢工的反应便知道。那里的工人要求成立委员会，他说不可以，因为工人委员会能摧毁官僚层的统治。问：东德新总理莫德罗呢？答：莫德罗只是旧形式的政府的一个新面孔。他与德累斯顿很多市民交谈，他是那里的领袖，他也摧毁当地的自发活动，例如自治青年反抗法西斯主义组织等。问：你们怎样看改革？答：改革？不，从来没有那儿的官僚改革自己的。只能由委员会和基层民主摧毁他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权利现在到街上争取，东德领导层不会不战而降的。问：你们是否占少数？答：是的。我们现在仍然占少数。绝大部分青年、工人和人们仍是被动的。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能作出有吸引力的行动，是可以争取到很多青年人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在东德组织绿党的呼吁（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在东德组织绿党的呼吁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编按：东德反对派亦有很强的生态醒觉。以下刊出对组织缘党的呼吁。译自《国际观点》1989年11月27日。]我们巳被摧毁的环境的转型，对重建我们社会有决定性的意义。不单只环境，在某个程度而言，我们的意识亦已明显地被乌托邦所声称的繁荣及其出发点——永远的经济增长——必须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所污染了。这个乌托邦是基于人类可以任意而为，以及专横地改变地球的生命规律这一意念而建成。由此而深信人类可以置大自然于全然控制之中，并在此蕴含了生产和收入是人类进步的最重要标志的意念。这个概念，由于其妄自尊大，把最弱小的抛至社会的边缘，以及否定可以改善他们的命运的所有可能性。那些认同了此一社会意念的人，漠视了应否知道那些住在疗养院，孤独并被剥夺了尊严的弱小是否应该代表他们自己，是否应被铲进第三世界的公墓去，或被放在博物馆稀有动物或植物的展示中去。我们那被污染了的意识创造了有史以来首次足以摧毁任何生命形态的可能性。假若我们公开指斥造成这一意识及让它发展的共同责任，那是来自我们自卫的本能。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打算在东德建立绿党，使绿党能根据其原则及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而斗争。绿党的特定目标一、透过迅速中断破坏环境的原料废料增长，以及看待人民、经济及环境的斯大林式态度，切实推行我们国家的生态重组。对于一些生态严重危害的地区如莱比锡、比特辉、贺尔、马克思斯达及哥特巴，必须迅速采取挽救行动，并且要保留大量古老的历史性城镇、文化中心及堡垒，例如麦祁根堡。二、通遇全面及彻底的裁减军备，获致和平的最终保证。军事同盟的瓦解、裁减军队数量至防卫的必需水平、除去军事禁区，均是支持和平与保护环境所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三、我们反对武装力量、国家性军事狂热及种族主义，因此，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四、所有女性和男性，在所有经济和政治阶层，以及在仍担当监督性社会机构角色的本地及全国行政机构中，享有绝对的平筝权利。在这些范畴中，妇女作为母亲应该有积极的参与行动。五、大自然必须受到保护，免受毫无限制的发展所破坏。只有这样，大自然才能成为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基础。每一项经济活动均须加以辨明：它将会导致什么后果？谁会从中得益？为何它会在着手进行中？绿党决心作长期发展我们最希望能防止目前追求更新的运动，由于受到填补短期性物质需求的压力，而导致社会走向残酷无情、疏离和浪费。我们认为急需将生态观列入所有教育课程中去，当中包括生态及和平研究简介。我们支持东德政治制度改革。因此，我们反对国家阻碍绿党的任何活动。我们将会与任何公民、本国或世界各地的组织或团体合作，即使他们只支持我们部分的观念。作为欧洲绿色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支持建立一个合理的分配秩序，保证第三世界的人民亦可享有长期的经济发展，以及协助防止生态规律的崩溃。我们呼吁各国共同为一些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的全面生态转变而努力。基于我们国家的基本变化，我们呼吁所有持有不同观念、宗教信仰及国籍的居民：一、基于对我们环境的灾难性景况的关心，以及对我们子女和未来的孩子负责任，团结起来，以地方及地区为基础组成绿党团体。二、选出代表为我们的工作计划及基本的组织架构提出建议。丰富些另一类的概念，并以你们的小区、城镇、地区及整个东德的问题和需要为基础，提出对我们社会的生态重建具创意和实际的建议。着手行动吧！首个将会决定东德境内绿党的工作计划、架构及人事问题的常会，将于一九九○年初，在东德其中一处环境遭受最严重破坏的地方举行。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独立工会倡议小组』（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独立工会倡议小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四十年来，FDGB（东德官方工会）究竟替我们做过什么事？它有否将缩减工作周的要求作为一种恒常性的要求向工厂管理层提出？它为何不发动我们起来争取一周工作四十小时？它曾否行动起来争取我们的工资指数达至隐蔽通胀的水平？它如何不就工资增加作恒久性的谈判？当工厂要加强工作强度时，FDGB官员究竟去了哪里？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在未能保证有关工资增加之前，他们会否停止实施新的工作规条？平均来说，我们比西方工人少十天有薪假期，FDGB怎么可以忍受这个事实？FDGB曾否要求将退休年龄降低？我们何曾见过工厂的工会领导人顾及我们的利益，拒绝接受国家的计划？总括来说，我们可曾见过工会反对国家及党而替我们争取到任何东西？已足够了，四十年来，我们的利益并没有真正受到保卫！我们不能再任由别人摆布，即使这些人是『理智』的。我们应掌握自己的命运。从自己的职级当中选出自己的代言人！要求自己的代表将你自己的要求向工厂管理阶层提出！保卫那些代表——假如他们面对困难！将结果公布，这是防止报复的保护手段。寻求与其它工厂接触联络！成立独立工会！（译自法国《红色周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东德工人组织自由工会——工会活动份子访问记（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东德工人组织自由工会——工会活动份子访问记译者：藜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问：你对FDGB（东德的官方工会）的角色有什么看法？是党的工具还是保卫工人阶级权益的组织呢？答：FDGB只扮演了提供福利服务的角色。它的工作包括处理社会保险、退休金、疾病津贴、家庭津贴，管理工人公共房屋及组织暑期旅游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关系到我们的权益、工资、工作条件等等，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工会』绝对不能做到这点。工资水平由国家一般性地订定，但每个工厂则具体地厘定。那即是由党及FDGB互相协议。但我从来没听闻工会向当局施加任何压力。我工作的地方工作环境非常之差，噪音、有毒气体弥漫、酷热等。工会从没有关注这些问题。至于我们要求支付做厌恶性工作的工人津贴的事，我听到一位工会干部埋怨我们经常要求赚取更多。发现厂方从未付给我们法定工资的却是一名管工，而并非是工会。问：FDGB如何组织？你可否投票选出你信任的人担任工会职务呢？答：车间代表由各单位及工作部门选出。理论上，我们可以选出我们信任的、肯替我们说话的代表。但实际上，很少人愿意出来竞选，大多数是推推让让后无可奈何出来竞选的。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选后也只不过是有发牢骚的权利而已。工会的全职人员由上层指派，工会委员会则基于预先编好的名单而选出。我们工厂的全职工会人员是来自党校的。问：但看来东德工人参与工会的比率是很高的。答：对，约98％工人参加工会，不是为了要争取什么权益，而是基于前述原因。工人不能避开工会，而且，工人不加入的话可能招致麻烦。通常当工人新入厂工作时，他就会被迫加入工会。可以说，左手签工作合约，右手填工会会员表格。问：除了退休金及疾病津贴基金外，其它福利服务的财政来源是怎样的呢？答：是政府资助及工会会费。问：东德一周工时大约多少？答：一般是43至45小时，12年前，政府曾建议及通过法案将工时减至40小时，先从轮值制的工人及有孩子的女工开始。但之后就没有了下文。至于有薪假期，11年前，当政府订定全国一年内的假期时，取销了我们在工厂中争取到的额外假期，工会却没有任何反应。今天，正当大量东德人移往西德时，当局就辩称『你们还会认为在这劳动力缺乏的时候还可削减工时吗？』工人并没有就削减工时而施加什么大压力。最近一项调查显示。一日8小时45分钟的工时中，实际工作时间只是5小时，工资方面也同样出现问题。整体来说，所赚取的工资可维持基本上的需要，但超乎这方面的，例如并非绝对需要的消费品，由于太贵，则不能负担得来。问：今天，整个制度受到挑战，FDGB怎样应付呢？答：我们没有连接各工厂的信息网，因此我不能了解整体情况。但我知道工会出现集体辞职，而工人则声言假如工会不放紊追随政府的路线的话，他们则拒交会费。领导层已放弃工会前总书记迪殊（Tisch）；而各地不同的工会已免去原来的领导人而改由新面孔担当。FDGB并没有延迟大会，而是如常举行。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完全是由于工会内外的压力所致。问：你提出的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呼吁并非是第一个，对于别人所提出的你有什么看法？你是否感觉到有大部份工人明白到组织独立工会的重要性呢？答：通过《电报》通讯（由『环境图书馆』出版）及与别人交谈，我们只听闻遇一些：党对资讯手段绝对控制，我们根本不能知道详情。我曾试图到《电报》要求见提供消息的人。他原来是工人，已迅速被调派到保加利亚。这就明显显示我们已击中了制度的要害。我们会作为一个发起组织，讨论关于工会是否需要独立的问题，并与那些希望脱离FDGB的工人组织联络。挑战目前工厂内的制度的组织远远落后于政治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问：你是否认为至少有规模较小的工人组织是支持你们呢？答：当然，目前只是接触的问题，因为在各车间之间还没有任何可使我们互相联络的渠道。我们整个社会都笼罩着恐惧。在街头，我们已能摆脱那些秘密警察，对自己的力量已充满信心。目前，工厂的情况有点不同。工人可以被个别认出，随时受解雇的威胁。很多人现正集（亟）待突破。问：谈到恐惧，有时你对于被跟踪采取毫不顾忌的态度，使我感到惊奇。答：在这些环境下，我所知的就只有勇气。在东欧，我们正创造历史。这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定要抓紧，不管什么代价，假如错过了这个机会的话，我永远都不会饶恕自己。我已等了二十年了。（译自法国《红色周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新论坛』的政治纲领（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新论坛』的政治纲领译者：兆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编者按：以下是东德其中一个主要反对派团体『新论坛』的政治纲领。）在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沟通已经破裂。证明这点的是一些人退缩入私人生活，另一些人集体离开国土。在其它地方，如此大规模地移居外地是由匮乏、饥饿、暴乱等引致的。但东德的情况不是如此。沟通的破裂，不但瘫痪了我们社会的创造力量，而且阻止了全国性和地方性问题的解决。我们本可以为我们的生活、为国家为全人类做些事情，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做。社会的不同部份互相隔离。在国家和经济方面，不同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层份之间的利益不能适当地保持平衡。社会的不同部份之间已经不再互相沟通。只有在私人圈子里。人们还很容易提出自己的观点，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全国各地，有不同的欲望和渴求，而我们却很少有机会去比较、证实它们的有效性。一方面，我们要改进服务和增加消费品，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有可能引致社会和生态方面种种后果，因而要求对经济的发展有所规限。我们要经济方面有更多的主动，但我们不要朝向边缘社会的退化。我们要使社会成果在不伤害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走上社会重建的道路。我们要合理的社会关系，不要被指名支配的社会。我们要创造自由的人、使男女都有觉悟的社会。我们要使自己从暴力解脱出来，不要生活在一个受谄媚者和等级制度所控制的社会。懒汉和无能者必须走开，但我们不要处罚社会中的弱者和贫民。我们要一个没有人利用人、人剥削人的正义社会。我们要鼓励输出，而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份，但我们不要成为一些最工业化国家的负债者和附属，我们也不要成为一些经济最弱的国家的债权人和剥削者。需要民主对话为了要重视所有这些矛盾，为了要听取、讨论不同的意见和论点，为了要区别特殊利益和一般利益。我们需要进行民主的对话，讨论有法制的国家应负的任务，讨论经济和文化等等问题。我们必须在全国公开地讨论和反思所有这些问题。这是找出解决目前危机方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今天，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在于：大量的人参加了社会改革过程。同时团体和个人的多样化活动导致工会采取共同的主动。因此，我们正为整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写出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这样就可以让全体公民（不论职业、团体或政党）参加辩论，讨论国家的主要问题。为了发展这个工作。我们取名为『新论坛』（NEWFORUM）。『新论坛』的活动建立于社会基础上。我们是根据宪法第29条，行使保卫我们政治利益的权利。我们根据1975年11月6日所通过的关于《社团的基础和活动》的法律，要求成为合法的组织。『新论坛』所提出的要求，都是根据人民对正义、民主、自由的渴求，和对保护、保持大自然的欲望。这些渴求和欲望，感召我们去采取社会行动。我们呼吁所有希望改造社会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民成为『新论坛』的会员。时机已经成熟。（兆立译自173期（1989年11月3日）的《国际观点》）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东德的独立社会主义左派——『左派会议协调小组』（1989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东德的独立社会主义左派『左派会议协调小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编按：一九八九年十月二日，独立的左派组织、工人团体及社会主义者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于十一月召集一次全东德的工作会议，并且成立一个协调小组以筹备该会议。这里刊出有关小组的各项声明，但由于篇幅有限，有关会议中的专题讨论会详情略去。原载《国际观点》1989年11月27日。）协调小组的声明——关于八九年十一月底举行的全国性独立左派（社会主义者）公开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希望尽量聚集不同的左派趋势和倾向，广泛讨论各种问题。会议将提供机会，为东德的社会主义未来作些基本澄清和确立取向，并就一些特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提出概念性的建议以作讨论。这将会是一个为东德的变化，而提供具体的社会主义出路选择的机会。我们将会举办一次与很多争议性问题相关的讨论，无论是实际派还是理论派，以及只对普遍问题有兴趣的人士或专家都可以参与其中。参与者不单只要表达他们不同的意见，还须尝试带出普遍的意见，以求就建立一个联合的左派计划达成一致的意见。因此，在议程上亦将会有一次就如何在会议后，继续推行一个联合的左派计划的讨论。不论是独立的团体成员还是个别人士，不论是属放SED组织与否的人士，我们呼吁全体左派都在这次会议中作出贡献，或是组织类似的会议，互相交流经验。为『联合左派』及为东德社会主义的出路斗争，作出你的支持吧！通过邮递，或是直接与柏林『UmweltbibHothek』联络。均可与十一月会议的协调小组联系。有关组织上及理论上的准备情况，其它日期、工作小组的其它地址或会议举行的最终日期和地点等消息，将刊登于Umweltbiolioothek的《电讯报》新闻通讯，或其它的独立新闻单张上，而协调小组亦会刊出他们的公众声明。协调小组就『联合左派』计划工作会议所作筹备的一号声明。协调小组为筹备工作会议，将就会议的日期及内容，定期发出声明。小组负责以不同的初步文本及已公布参与者的稿件为基础，制订出会议的主旨架构，以及作组织性的筹备。小组亦已准备协助参与会议中共同计划的不同参与者，安排各类联系，希望藉此建立同类型工作会议的长期合作关系。同样地，协调小组视本身为推进『联合左派』得以发展的倡导者。协调小组就着东德的社会主义重组及经济变化的讨论内容，建议以下的纲领：※以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作为推行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主要领导基础。※在实践集体经济活动真正社会主义化时，建立所有者的自决精神。※切实履行社会各阶层成员享有社会保障及公平对待的原则。※政治上民主、法治、不可分割的人权获切实履行、每一个社会成员个性的自由发展。※工业社会以符合生态方式重建。工作会议暂订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有关举行地点将尽快公告。为各特定问题而工作的小组的坚定目标就是，为东德的社会主义重组提供一个具体、政治上彻底及完全的转变计划，这包括了为涉及这个重组的大部份问题，左派必须为达成长久的一致而作出努力。协调小组汇通过两个题旨式小组来筹备讨论。题旨式小组『民主及人民的自治』的统筹组建议以下的讨论纲领：主要标题一政治形式必须建立人民的治权及发展大众舆论。主要标题二邦的角色及人民自治组织的困难主要标题三社会上不同利益的调和，以及在组成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解决矛盾冲突的政治架构。主旨集中的专题讨论会●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社会主义东德的全德国政策●社会主义的防卫政策●大众教育●文化●共产主义运动史『形成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底基』的讨论会统筹组暂时建议以下的纲领：主要标题一在社会主义社会进化过程中，生产及财产关系的形成。发展自治及私有财产的可能性及限制。主要标题二调和自治工厂及社会集体经济与环境利益的形式和方法。主要标题三东德的特定结构政策的大纲。观乎我们国家的危急情况，可预料所有题旨式及主旨集中的专题讨论会，将会无可避儿地要将各项主题从部份非常基本的讨论，提升至具体的结论及对实时和紧急的转变作出建议。在会议期间，将由所有讨论会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把所有小组的工作简撮，并在全体出席的会期中介绍。所有如想参与或介绍他们的报告或建议，又或希望协助或参与资料或报告展示，以及支持『联合左派』的所有左派人士均可透过提供的联络地址作书面或直接联系。我们要求他们提供他们愿意有所贡献的工作范畴或主旨的具体详情。就此而论，以上提及的架构并不应被视作限制。统筹组织感到透过不断扩阔纲领，而对所有建议作出响应是义不容辞的。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柏林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前景奋斗》——东德左派团体九月会议通过（1989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联、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团结起来为社会主义前景奋斗》——东德左派团体九月会议通过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编按：斯大林主义危机被混淆为社会主义危机的时候，东德国内一些反对官僚政权的团体和人士，在89年9月初在波林（Bohlen）开会，制订一份纲领，寻求基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出路而团结各种力量。会议之后的新闻公布说：『面对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困的经济停滞和由此引起的政治危机，这个会议的参与者认为所有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的政治流派及人士，有必要共同合作，有必要基于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来提出左派的社会主义前景。』以下文件是这个会议通过的纲领撮要，原载第四国际奥地利支部的机关刊物（1989年10月12日），英译本载于《国际观点》1989年10月30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例子，显示了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毫不批判地向市场调节机制的库房借取经验来推行经济改革，只会产生更多危机和社会分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积压着，亟需进行改革，但如果任由这些改革导致『向黑渊一跃』，就会发生两类真实的危险——或是出卖给资本主义，或是发生新斯大林主义模式的军事独裁。然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都具备最好的经济和政治前提条件，容许成功地、彻底地发生社会变革，走向社会主义——假如能重新掌握推向这个前景的、无疑是很强大的社会主义潜力的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面对历史契机我们相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特殊地面对一个历史契机，可以更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概念。如果错失这个历史契机，后果将会（不仅是在我国）阻碍以下前景的建立——保证社会每一名成员有全面发展而运行的社会主义的集体生活。有利于彻底更新的国外条件是很复杂的。在现代化的国际资本主义，劳动人民对无效率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模式感到失望，这导致新保守倾向持续。工会处于被动守势。西欧共产党影响力的下降和走向社会民主化的速度，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急剧』的。各群众共产党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已荡然无存，它们也只能躲藏在仍然运作但毕竟是可怜的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主义后面。从惊叹走到忧戚苏联共产党走出停滞、斯大林主义和权力的骄跋，引起的惊叹已日益变成忧戚；忧戚的是现在增长的离心倾向，毁灭的有可能不仅是阻碍这些国家走向真正社会主义发展的当前障碍。在进行改革的国家里的经济巨变，并没有带来成功。面对着各种挑战，如果没有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彻底更新，后果会是灾难性的。但契机也在此。今日转向社会主义，不会再面对来自『动机良好的兄弟国』的军事干预。在经济情况恶劣的基础上，西方通过『经济合作』的政治干预会更大。关键问题仍然在于国内认真地在纲领上支持社会主义的力量有怎样的社会基础、政治成熟性和社会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目前情况下，这意味重新掌握这个基础。我们的前提条件无疑比其它『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为有利，尽管继续进行的政治压迫仍在打击（而且首先打击）我国的左派力量。我国的左派不可以陷入任何教派主义之中。『理性的联盟』必须成为推动力，基础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所有支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有多样性，特别是能提供前景的所有社会组合和政治组合有多样性。更新的过程不会排斥任何人所有愿意为这个更新过程献一分力的人，包括共产党的成员，都不会被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近来的经济显示，不提供任何社会哲学的、没有原则的相对主义，会把我们带领到不知何方。我们坚决反对用资本主义剥削来『取代』政治—官僚的压迫。左派必须在下列基础上团结：●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应占主导，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化的基础。●发展生产者的自决，以达到所有活动都真正社会化。●一贯地实行社会所有成员享有社会保障和社会公义的原则。●实现政治民主、法治，一贯地令社会所有成员的个性能自由发展、人权得到保障。●重建工业社会，以适应保护环境的需要。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曼德尔，1989年11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苏东资本主义复辟
相关链接：曼德尔《东德政治革命及其面对的危机》（1989年11月27日）
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
曼德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16卷第7期（总第146期）1989年11／12月
（《国际观点》编者按：东德政治革命的伟大情景，不但是工人民主的再生，而且提供了对于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远景使人振奋的争论题材。11月初，我们的同志埃·曼德尔接受汉波特大学邀请去作二次演讲。东德的反对力量趁这个机会组织了一个公开讨论会，邀请曼德尔和东德共产党的几位代表就社会民主的问题进行争论。在这些争论，曼德尔是以第四国际的代表发言，所以能够提出我们这个派别的一般观点。他也有机会参加了柏林围墙决口以前的群众示威游行。]
震撼了东德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达到了真正革命的程度。这个运动已经远远超过了自从1968年以来，如果不是自从[1936年的]西班牙革命以来我们所见的任何事件。这可从参加人数之多来证明。在11月4、5、6日，将近二百万人上街。在11月4日，75万至100万人在东柏林示威游行。这是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的示威游行。
在同一时间，35万人在来比锡，30万人在德累斯顿，7万人在卡尔·马克思城，6万人在海兰，5万人在茨外口，2万5千人在筛林，几万人在其它小城市。以人口比例来算，这等于7、8百万人在法国或意大利示威游行，或者5、6百万人在西班牙。
毫无疑问，大多数的示威者是工人。光是人数的多少就可证明这点。像来比锡，这么一个50万人口的工业中心城市，如果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不是上街头，它哪里会有35万个示威者？像东柏林这么一个150万人口的城市，难道知识分子、家庭主妇和中学生有75万至100万人吗？
东德所开始的革命之具有无产阶级性，也可由企业中的广泛骚动和不满得到证明。当然它还没有1968年法国5月和1969年意大利的热烈秋天那样的罢工浪潮。但是在多数大企业中，工人们经常集会讨论问题。在几个工人『基地』，特别是在全国最大工厂卢那化学厂，工人集会讨论了一个议决案，要求发动三天总罢工来逼使厂的政治局辞职。政治局不得不辞职了。
人民自动提出大量的要求
11月4日的东柏林示威进行的特点是，除了人数众多以外，示威的人民也前所未有地、自动提出了大量要求。一整批被严密地组织、被窒息和被压迫了几十年的工人阶级，现在突然觉醒，像个打开了锁炼的巨人。这是每个真正革命所共有的特征之一。
这些卑下的、被压制的人们，站立起来，挺直胸膛，向前进行，而且高呼所有他们认为不对的事情，所有使他们受苦的事情。这批人民在11月4日占领了东柏林市中心。过去从未见过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不只是高呼。他们不像法兰西大革命时那样著名人物写出他们的要求。他们自己写。
示威者携带了至少7千个他们自己做的标语牌和旗帜。因此，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来自任何组织或团体。它们直接来自劳动人民群众的心声。罗莎·卢森堡的后裔真没有辜负了她。今天，历史已经宣告她没有白白战斗；她没有白死。
我不能把所有的标语记载在这里。这些标语的一般语调反映了希望和怀疑、幽默和无礼的结合。这种结合恰当地反映了群众现阶段的意识水平。示威者的政治感的另一指示是，游行散后，他们不把标语牌带回家，而把它们钉在议会大厦墙上。
以下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标语：『我们是人民』，『我们要留在这里』，『自由选举』，『反对镇压』，『使新论坛成为合法组织』，『工会自由』，『旅行自由』。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合作
这次的示威游行是由东柏林四人剧院的工会支部所组织的。它标志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合作，使我们想起布拉格之春，而且觉得与苏联的情况完全不同，更不必说匈牙利和波兰了。
二十七位演讲者代表了极左以外的所有反对派。也有二个东德共产党改革派的人发言，但他们受到不少群众的嘘声。一位演讲者特别提出了独立工会筹备小组的要求：提高工资；缩少养老金的差异；人民控制供应品。
在讲台上，以及在人群中，示威游行有使人热血沸腾的国际主义色彩。集会开始是一首支持尼加拉瓜的歌曲，由二位在数星期前遭到警察殴打的青年歌手主唱。大众给他们热烈的掌声。
有人呼吁支持捷克受镇压的反对派份子。有人挥动支持南非洲斗争的旗帜。有人举着舆中国学生团结一起的标语牌。有人举着一面反映了愉快的柏林人的率直的大宇牌：『老戈，谢谢你。你帮过我们的忙。现在我们要帮忙你。』有人在讲台上念了一首苏联的诗。诗名是：『一位无名的政治犯致斯大林同志的信』。
所有这些并不是偶然提出的，正如群众一致反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不是偶然发生一样。今天，东德是世界上唯一完全由社会性质所定性的国家。没有民族性质。东德人民完全反对军国传统，包括东德官僚层试图移植到青年的脑中、但又没有成功的斯大林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结合。这至少在目前就给东德的工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带来了国际主义的真正开端。它的前途就要看政治革命的前途，和它在欧洲及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反响了。
许多成果已被积累起来
仅仅在一个月之间，劳动群众的浪潮已经积累了许多成果。东德的政治与社会局势已快速地变成为真正的革命爆炸。
反对派已经争取到合法的地位。所有的团体，包括极左派团体，都可以公开活动。主要的反对派『新论坛』不但在电台和电视上发表意见，而且受到西德电视的访问：新论坛至少在来比锡的基地拚命地吸收会员。它还极力争取参选的机会。事实上，除非反对派参加，否则，所有这些选举都会失去合法性。这点已经在原则上被11月8至10日所召开的东德共党中全会所接受。
镇压已经停止了。东柏林警察长在『红色市政厅』的露台上就警察的坏行为向大众道歉。受人痛恨的秘密警察不敢乱动。其头子已被赶出政治局。无疑地，他也会被赶出中央委员会。
移民的权利和旅行的自由已被认可。政府已经根据示威者的要求全部辞职。新任总理莫德罗，原是德累斯顿党委书记，他是亲戈尔巴乔夫改革派的主脑。他的助手舒哈布斯基企图在柏林塑造一个改革的形象。一部份保守派在街头的群众压力下已退出政治局。东德共党中产生倾向和派系
新闻媒介已经开放了，虽然还没有像今天的苏联那样开放，但比戈尔巴乔夫时代初期的情况是好多了。在党的报纸上，特别是在基层组织的报纸和共青日报《青年世界》上，非正规者的以及反对派的文件都受到广泛的传播。事实上，不同的倾向和派系正公开地在东德共党中形成（这比苏联走得更远）。东德共党于11月8日开始举行为期三日的中央委员会。那天晚上，会议大楼前发生了一幕史无前例的奇景：超过了一万个东德共产党反对派份子，举着数以百计的标语牌，要求在年底以前召开党的特别大会。11月10日党领导层屈服了，答应召开党的特别大会。
所有的反对派团体，包括东德共党内部的反对派，都准备出版印数极多的独立刊物。
工厂里也在讨论改换组织结构的问题。改革官方工会？还是成立新的工会？所有代表是否应该经过自由的、多重候选人的选举而产生？德国中部有光辉传统的工厂议会会员的新任务应该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无疑会在最近将来得出决定。
教师们自动采取步骤使教育制度有新的生命。这个教育制度本来是受全世界人民所仰慕，但却被恐惧『不同的思维』的官僚层完全破坏。医生和护士正采取同样步骤来复苏卫生制度。
所有这些自发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发生，牵涉到数以十万人计的、各种范围的人民。在目前这个阶段，他们是完全不受控制的。无论如何，他们的效果会长存的。
举一个动人的例子：由于克伦茨的亲自下令，法兰福安渥特的奥西茨基中学的学生不但被开除，而且不许转入东德任何中学。他们犯了什么『罪』呢？他们手写了一个文件，要求稍为减少一点军费，把这笔钱用在教育上，因为欧洲的局势已经缓和。今天，这批学生在全国各地被当做民族英雄来接待。
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些自发的狂欢冲昏头脑，而认为这个宏伟的革命运动只会因为它涉及的范围广而延续下来、得到胜利。这个革命爆炸包括了两个致命的弱点：
第一，现在只有真正自我组织的胚胎。从长期来看，示威游行，即使是最庞大的，也不能代替这些结构。比较有远见的反对派人士（党内及党外的）都看出了这点。他们尽其全力来推进自我组织。他们也在文章中提出这些建议。大量的传单在东德流传。
然而，目前群众似乎在犹豫不决，如果不是弃权的话。随着新形式的自我组织在工厂中出现，这个情况也许会改变。那就无疑会是革命的新跃进。
来比锡的特别情况
来比锡有特别的情况。新论坛已经成为群众组织。它事实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双重政权的架构。它的领导层，虽然能够在每星期一领导巨大的游行，而且组织了有效率的纠察队，但不是选举产生的。
还有，群众运动和反对派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又没有想到应该创立运转政权的机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说在目前的政治力量中有五大派：
（1）群众性的反对派组织，包括新论坛、即刻民主、社会主义基督徒，以及改组后的社会民主党。所有这些组织都清楚地说，他们赞成建基于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和政治多元化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对于工人和人民国家的机构和政府，没有清楚的观念。『集团政党』，特别是吉拉斯的民主自由党也跟这一派人搞在一起，但它的观念更加含糊。
这些组织结合在一起，无疑会在自由选举中赢到多数。但是分化似乎必然会发生。新论坛的右派和一些『集团政党』份子会更向右转，其它的组织会向左转。社会民主党曾公开地宣布赞成，除了零售贸易以外，在所有企业中保持集体所有制。这会维持长久吗？目前很难预测。
（2）左派在东德共党内部的反对派中占多数，但在党外则占少数。它主张民主化的工人国家，而这个民主化工人国家应该建基在政治多元化、民主的自由、主要生产资料和银行的集体所有制、民主的和非中心化的计划以及工人自管。这一派人得到许多工人的支持，但是很难估计它的全面影响。
（3）保守的、后斯大林主义的派系主张维持现状，仅作少许表面的改变。它在官僚机构中占多数，在东德共党中占少数，而在无组织的群众中几乎不存在。
（4）官僚机构中的『改革派』。这一派在东德共党中占多数，但在官僚机构中（仍）占少数。在目前，它在非党的群众中引不起共鸣。但是，如果它实现了大量的改革，这个局面可能会改变。它分为二翼：技术官僚翼倾向于以匈牙利和波兰模式为基础的、受到瑞典式的『市场经济』强烈引诱的新自由企业主义；以及对工人阶级压力和社会主义传统的感觉比较敏锐的一翼。
东德共党很可能分裂为三或四个政党
（5）这一派我们可以称之为亲资本主义派。它赞成与西德无条件统一。这在目前情形下表示东德被帝国主义的西德所并吞。『集团政党』中的最小政党，国家民主党似乎是这个亲资本主义的倾向文化媒介。它在群众运动中得不到共鸣。在11月4至6日的大示威游行中，没有一个标语牌是要求统一的。在东柏林的示威中，7千个标语牌中只有2个要求『社会的市场经济』。有几个标语牌要求手工业者的自由。这个口号是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需要在政治上能干的前锋份子
但是，为了开启使政治革命能够胜利和巩固的道路，我们需要化更多时间和做更多工作，特别是需要一批前锋份子。为了在政治和经济的领域定出制度上一定的目标，这批前锋份子，需要在政治上，对所有参与运动的工人群众，应用联合阵线的策略。
几个星期来，东德人民，特别是反对派，已经对暴力镇压的威胁，特别是『德国的天安门』’看得非常严重。
虽然有此担忧，示威仍然继续，这个事实证明群众不但已经认识到他们的权力，而且已经不再恐惧和和宿命。这些事实就是真正革命的征象。而且，这个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
11月9日无疑是决定性的日子。坦克已在来比锡布防，且有开火的命令。教室和医院都已空出来接待伤者。群众于是立刻警告人工厂中的工会支部。
据说，开火的命令，只在示威游行之前二小时，甚至半小时，才予以取消。取消开火的决定来自政治局，由克伦茨发布。无疑地，这是莫斯科施行强大压力的结果。
据说，戈尔巴乔失警告昂纳克，如果他对人民开火，克里姆林宫的整个外交政策就完蛋。他们就会再进入冷战的气候，比柏林围墙刚建立时的情况更坏，对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有悲惨的后果。证实这个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似乎是可相信的，因为它代表对这样一个罪行在国际上反响的现实判断。
然而，示威游行的规模之大，也影响了政治局的决定。这就是说，即使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有改变，在这个阶段镇压是不可能的。虽然不能排除警察的挑衅，但是，由于反对派正确地着重运动的非暴力性，要示威者实行自我控制，而且以纠察队围绕着警察局来避免直接冲突，它尽可能地减少了这个威胁。
这个问题应该从更广的地理、历史角度来讨论。自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革命者都希望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这对世界革命代表决定性的突破。从反面来说，国际资产阶级（以及日后的资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宫官僚层）要千方百计地找到宪兵把德国革命的可能性消灭于萌芽时候。诺斯克和它的自由圈；德国国防；希特勒的特务和军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占领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都先后执行了这种宪兵的功能。
今天是一九一八年以后的第一次，东德的改治革命是在没有人能在目前扮演宪兵角色的国际环境中发生。这是世界规模上发生的、以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发生的许多变化（例如抛弃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所造成的。
我们必需认识到东德政治革命的胜利、东德工人阶级之夺取政权（这是可能的，虽然不一定），对世界革命可能发生的影响。东德的火花可能点燃整个欧洲，甚至苏联和中国。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面对不能解决的两难处境
这就导向克里姆林宫和华盛顿／波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对真正的进退两难。如果苏联像对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一样再度干涉，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政策就完蛋。同时，一个相等于（如果不是大于）美国人民反对越南战争浪潮的巨大抗议浪潮就会在苏联发生。但是，如果莫斯科让民主的工人政权在东德建立起来，这就会很快地传布到苏联、东欧和西德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像恐惧瘟疫那样恐惧这个『使局势不稳』的效应。
同样地，如果华盛顿和波恩对东德工人进行干涉，一个巨大的抗议运动就会在西德爆发出来。这不但会导致总罢工，而且会对欧洲其它国家、甚至美国造成无可估计的反响。但是，如果他们避过了干涉，资本主义欧洲稳定的前景不会更好。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代表已经在11月9日得出了这个像谜似的结论，说今天的华沙公约是使资本主义欧洲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就目前而论，华沙公约无力对东德工人进行干涉。徙工人和革命运动的观点来看，这个结论是合逻辑的。
必须极力保护东德工人的主权
我们必须保护东德工人的主权，使它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必须反对任何转移视线的行动和挑衅，东方和西方政府会利用这些挑衅，采取宪兵式的干涉行动，以阻止东德工人自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陷入困境的官僚层，为了重新控制群众的反叛，就宣布实行真正的、但是有限度的改革。
由于群众的不信任和不满的深度，仅用诺言来疏导他们是绝对不可能的。11月8日克伦茨之被任命为党总书记、政府的辞职和新政治局的形成，都不过是『保守派』的后卫战。所有这些『过渡性解决』将会证明是短暂的。
官僚机构中以莫德罗为首的改革派，和部份较温和的反对派领导人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进行『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也许会维持得久些。
这些较温和的反对派人士，一来基于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的考虑，二来恐惧『如果事情走得太远』（这个恐惧无论如何是一直存在的），克里姆林宫会干涉，三来恐惧『跳入黑暗之中』和真正的工人革命，可能正在准备『波兰式』的解决法，至少在政治的层面。这个解决法的意见是：反对派和共党内的改革派共组政府，，或者由反对派担任政府首脑，但是武装机构的控制还是在官僚高层手中。
如果反对派在自由选举中得到胜利，他们就会赞成这个解决法。甚至社会民主党，在西德的社会民主党直接支持下，可能走这条道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改革会成功吗？在短期内，会成功；不过纯粹在宪法的层面上。但是，它肯定不会阻止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它决不能压制他们的多层面自我活动。相反地，它只会剌激群众的自我活动。这是与波兰局势大大不同的地方。
在这些情况下，这种改革也会激起政治分化。混杂的政治团体内部将不会稳定。在不短不长的时期中，『改革派』会失败的可能性很大。
经验证明一个群众运动，即使是最自发的，最广大的，也不能无限期地存在。它必须争取到决定性的胜利，否则的话，它就会开始退潮。没有人能在事先决定它的时限。
如果群众运动开始退潮，如果群众开始产生怀疑，如果希望开始消失，如果在这些情况下逃亡西德的东德人民的数量大增，如果经济局势变得更坏（比如说由于大规模的人材外流和未能解决的货币变换问题），那末，总有一天政治局势会转变。
人民准备保护已争取到的社会成果
留在东德的大多数人民就会想到，与其让穷困加深，不如以这个或那个形式与西德联合起来。即使到那个时候，人民也会准备在联合的资本主义德国的架构之中保护他们已争取到的社会成果（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穷）。
西德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也许会计算到，统一后的经济利益和它对东欧其它国家的反响，会抵销这个行动的财政成本，和在政治、社会方面的风险（这将会是非常大的）。
到那个时候，政治革命将会因消耗和缺乏政治解决方法而遭到失败。东德工人阶级将会倒退回守势，极度失望，但不会失去斗争的潜力。长期来看，这个潜力可能提高西德工人阶级的斗争潜力。
然而，这个假设的前提就是在决定性的战斗以前就假定失败。
革命者却不作这种假设。在目前情况下，他们的任务是逆流前进，而且帮助东德工人以其全力来保卫、维护和援助在东德开始的政治革命，使它尽可能快速地得到胜利。
[兆立译自1989年11月27日的《国际观点》174期] |
北爱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新发展（1981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北爱政治犯绝食斗争的新发展（国际近事述评，涓滴辑译）十月评论第八卷第八期总第56期1981/8自从被北爱选民选为英国国会议员的桑迪斯在五月五日在北爱H座监狱绝食死亡后，为争取政治犯待遇而进行的绝食行动一直没有中断；继桑迪斯之后，到八月八日为止，已有另外八名共和军囚犯绝食牺牲了。每当一名绝食者死亡，就有另一人补上代其位，因此绝食者人数保持八名，极其痛苦的然而不屈的斗争就这样持续下来。英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答允了已绝食五十三天的囚犯的要求，后来却又反悔，取消了他们的政治犯地位。因此，桑迪斯等人才从今年三月起恢复绝食抗议行动。英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肯退让，因为退让就会导致爱尔兰反帝斗争多年来第一次主要的胜利，这个决堤一经冲开，英国帝国主义就更难在爱尔兰立足了。然而，英国政府的处境日益窘迫；桑迪斯的死亡，引起了全球的注意，英政府的不人道丑行被暴露。英政府却不但不加以挽救，反而更多所挑衅，在第六位绝食死亡者赫信HURSON的丧礼上，英军向送殡的共和军开火。可是，第八位绝食死亡者陶海棣DOHERTY，却令英政府更感棘手，因为陶海棣在南爱尔兰六月十一日的全民投票中，获选为国会议员；因此，南爱政府任由一名民选国会议员在北爱监狱中死去，是极尴尬的事；南爱政府不得不就此事派遣两名部长与撒切尔会谈，但无效；陶海棣的死导致空缺的议席要进行补选，令南爱政府更为不稳。三个月来九名共和军囚犯在狱中绝食死亡，这件事不但令全球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也令北爱局势更形紧张。英国政府已无法再掩饰一个铁的事实：北爱共和军囚犯进行的是一个政治斗争，北爱人民进行的是一场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争取爱尔兰统一独立的政治战斗。这场政治斗争，是反对英国在北爱的统治，而不是一般宣传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圣战”。不过，碰巧英国多世纪来为巩固对爱尔兰统治时，其驻军信奉的是新教，而爱尔兰本土人则信奉天主教。英国便以此宗教烟幕企图遮掩英国的赤裸统治。今日的爱尔兰反英斗争，集中在北部六个郡。六十年前，英国任意地划下了这六个郡的边界，确保了这个区域之内亲英人口占大多数。英国以仲裁者身份维持在北爱的统治，表面上是阻止两个宗教派别的倾轧，实质上是压抑大多数爱尔兰人民争取成立民主独立统一爱尔兰的战斗。因此，今日驻守北爱的一万五千名英军，有九成不是驻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聚居区之间的地带，而是集中在天主教徒区内，以武力压迫威吓着他们。北爱的天主教人口只占三分之一，但由于天主教徒对节育的态度不同，因此，天主教徒人口比新教徒人口增长得更快。为了将天主教徒保持在少数地位，英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两个方法：一是不给天主教徒职业（工厂大部份由新教徒拥有），迫使许多天主教徒移居他处；二是通过大规模的不公正的划分选区的方法，维持联盟派（赞成与英国联盟）的多数统治。例如，选票中有一项是公司票，即厂主或企业持有人享有六、七票而非一票。另外，就只有屋主才有投票权（许多天王教徒家庭是多户人聚居一间屋的）。选区的划分极为不公平：例如在天主教徒占大多数的达里，整个天主教徒人口划分在一个区内，该区可选出五名议员，但该市的新教徒人口却划为三、四区，各选几名议员。因此，六十年代后期的民权运动，由于这些明显的歧视情况而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民权运动的要求是：一人一份职业，一户一间屋，千人一选票。这些要求向北爱的整个歧视的基础挑战。如果这些简单的要求能实现，天王教徒所处的少数地位就会改变。因此，英政府大力镇压这个民权运动，也因此，民权运动差不多自动地发展成争取爱尔兰民族自决和统一的斗争。今天在狱中的爱尔兰共和军，就是反击英国统治而被俘获的。因此，他们要求有战俘地位，享有政治犯待遇。他们绝食是为争取五项要求：有权穿着自己的衣服；有权与其他共和军囚犯交往；收取更多信件和会见访客；刑期可因行为良好而扣减，免做监狱工作。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北爱政治犯参与竞选（1981年5-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北爱政治犯参与竞选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七期（总第55期）二十七岁的北爱共和军国会议员桑迪斯SANDS在五月五日为争取H座囚犯政治犯待遇而绝食六十六天死亡后，在五月九日由麦当尼McDONNELL取代其位继续进行绝食抗议。到五月十二日，绝食了五十九天的希士HUGHES也死亡，麦洛连MCLAUGHLIN在十四日代其位。到五月二十一日，麦基雪MCCREESH和奥夏那O'HARA成为第三、四位为争取政治犯待遇而不屈牺牲的绝食者，他们的抗议行动分别由陶海棣DOHERTY和林茨LYNCH继续承担。保卫H座政治犯委员会说，绝食抗议行动会持续下去，直至囚犯取得政治犯地位为止。桑迪斯、希士这些年轻的英勇战士，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和极度痛苦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他们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生命，唤起了北爱人民被抑压的激情和对变革的渴望，冲破了英国政府一向的卑鄙消息封锁和诬蔑，令英国本土人民及世界人民认识到英政府的虚伪、不人道和在北爱的罪行。有力地驳斥了英政府说桑迪斯等为恐怖分子的宣传的，是爱尔兰人民在绝食死者丧礼上表现的同情和团结。在五月七日，贝尔法斯特十万人（保守估计）走上街头，参加桑迪斯的丧礼（占北爱全部民族主义人口的五分一），在南部则估计有十五万人进行追悼仪式。许多大工业区停顿。在都柏林，一万人在滂沱大雨中默哀游行。希士的丧礼，在他的家乡贝拉基举行，五月十五日那天，超过二万名哀悼者参加丧礼，是这个地区从未有的庞大游行。群众的反应，显示了牺牲者在他们心目中是英雄，是顽强与英帝国主义抗争、争取爱尔兰民族团结和独立的英雄，而不是所谓恐怖分子。在五月二十二日，保卫H座政治犯运动的重要负责人麦雅基，在向群众演说中总结经验和指出以后要走的道路。她说：『在四名囚犯死亡后，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做法是否正确?我们的战略是否正确?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拯救四人的生命?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才能拯救其它绝食者的生命。』她谈到新闻媒介所起的歪曲作用后说，问题在于要建立一个群众运动，令它产生政治影响。而H座运动显示犯人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英政府的虚伪更加暴露了，因为桑迪斯死后，费文纳区的国会议员席位空缺了，但政府不愿再举行补选，因为恐怕共和党的势力，这就等于要在三年内剥夺该区选民在国会的代表权。麦雅基主张继续推行竞选运动，这个动员广大群众的努力已开始，而且已有成果，不过目的要动员整个工人阶级和民众。任何个人恐怖主义的激烈行动，只会令群众恐惧，有害于争取他们的同情。人们对绝食者的支持，又见于五月二十日举行的北爱地方选举。这次是选举贝尔法斯特市政府议席，第四国际爱尔兰支部『人民民主党』（PEOPLE'SDEMOCRACY）推出两名候选人奥赫O'HARE和麦阿力地McANULTY，他们以极高票数在本区击败亲英政府的重要头子费迪FITT和得夫林DEVLIN，取得两个议席。希士的兄弟作为『爱尔兰独立党』候选人竞选，在本区也取得最高票数。麦雅基评说：『在任何地方，明确地表示支持H座运动的候选人都获选出。』奥夏那所属的『爱尔兰共和社会主义党』的两名候选人，也取得了市政府两个议席。如果不是桑迪斯的死令人们一时混乱、失意和烦燥而忘记了选举的话，选毕结果应更可观。在六月十一日，南爱尔兰二十六个郡四十一个选区举行全民投票。保卫H座政治犯委员会在选举前十天才决定推出九名H座犯人出来参与竞选，他们包括四名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的犯人和五名H座和爱尔马监狱的犯人。（因为爱尔兰宪法不承认英国造成的分割，所以由英国统治的六个北爱郡的市民，享有全部公民权利，包括在南部参与选举。）他们主要在边境选区参选，只有一人在西都柏林与现任外交部长李连翰LENIHAN争持。其它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共和党等都以支持H座政治犯为竞选主题，使北爱政治犯问题成为南爱的辩论主题。『人民民主党』也推出两名候选人；他们是云丝．杜凯蒂VINCENTDOHERTY和贺宁顿HARRINGTON。前者是H座委员会重要负责人，在都柏林享有声誉，她将与现任总统豪伊HAUGHEY竞争；贺宁顿是有名的工人运动活跃分子，他将竞选利默里克（爱尔兰西海岸最大城市）的席位。『人民民主党』提出的政纲，从五月二十日奥赫和麦阿力地取得极多选票而获选，可见其受群众欢迎；在今次南部选举中，支持政治犯的五项要求，暴露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在政治犯问题与英国勾结的破产政策；主张逐走英国领事，终止与英国谈判直至政治犯问题获解决为止；将绝食抗议和民族主义斗争连系于爱尔兰受到的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控制（南爱尔兰经济很糟，有十二万六千人即15％失业，通货膨胀率为18％，外债是总产值的17％，爱尔兰币值三年前与英镑相同，今天下跌了四分一）；最后提出一个群众行动的方案，指出只有通过群众本身的斗争，才能达致统一、独立、平等、合理、自由的爱尔兰。虽然参与南部竞选的决定很仓卒地做出，但已显示了H座运动已朝着群众动员的方向走，利用每一机会争取群众同情和支持；桑迪斯在狱中绝食竟也获选为国会议员，正显示了民众认识到共和党的奋斗目标与他们息息相关，因而加以支持。因此，绝食者牺牲后，虽然有个别年青人因愤怒而作出激烈反应行动，但H座运动正式号召人们沉着。十万人默默地参加桑迪斯的丧礼，本身就是一枚威力无可比拟的炸弹，宣告了英国统治的彻底破产，表达了民众对英政府罪行的强烈谴责。爱尔兰独立运动，终于一步步踏上了群众总动员和斗争的途径。六月十一日的选举结果，不但显示了爱尔兰局势的不稳定，暴露了工党的危机，更有力地证验了人民（尤其是工人和年青人）对北爱政治犯的支持。豪伊的执政党『自主党』与两个反对党『爱尔兰国土党』和『工党』所获的席位只相差两席，前者取得七十八席，后两者共同取得八十席，在一六六席的国会中都未能取得多数。因此，新政府将只能勉强在争取几名独立政党议员的支持下组成微弱多数的政府。也因此，爱尔兰的新政府不稳定，下次大选有可能提前举行。工党在大选中遭受颇大挫败，党魁吉力斯基落选，工党在都柏林的票数下跌了百分之三十，损失的选票一半落在『国土党』手，一些去了左派党派。包括H座政治犯候选人。选民普遍认为『工党』与商家和富农的『国土党』并无什么大分别。托派组织『人民民主党』候选人杜凯蒂，以其反帝政纲，在五个议席的都柏林五万五千票中取得了一千五百票。虽然H座政治犯在大选前十天才决定参选，时间仓卒，以致筹备不足，但竟也能够发动起颇广泛的关于北爱政治犯问题的辩论；协助竞选的人，多是在辛迪斯绝食牺牲后在工厂内组织抗议行动的人，有些甚至退出工党而为政治犯进行竞选活动，仅仅几天的努力，却成功地令两名北爱政治犯获选为国会议员。他们是雅纽AGNEW和已绝食五周的陶海棣；陶海棣在四个席位的加维—莫纳甘区CAVEN-MONAGHAN取得第二位票数，雅纽则在三个席位的卢斯区LOUTH居于首位。他们都被控『恐怖主义』罪名而被囚，但现在被选国会议员却有力地驳斥了撒切尔政府称他们为刑事罪犯的罪名，而由于选民显示了他们对北爱事件的关注和同情，也将迫使南爱政府不得再漠视北爱政治犯事件，不得重复以往四名绝食者牺牲时的沉默态度，或继续保持与英政府勾结而罔顾北爱人民的利益。虽然在今次竞选中，H座运动未能发挥全部干预能力，因为共和军组织的传统一派未能摆脱过往抵制竞选的政策，而坚持只支持H座犯人竞选（他们即使被选也将不能任职），令H座保卫运动一些知名人士如麦雅基放弃参选，丧失了极可能取得的国会席位和将来在国会中为政治犯运动发言的机会，可以看到爱尔兰独立运动正一步步踏上了群众总动员和斗争的途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北爱政治犯再度绝食（1981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北爱政治犯再度绝食（国际近事述评，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八卷第四期总第52期1981/4在三月一日，北爱H—座监狱政治犯进行第二次绝食抗议，因为英国当局在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为结束政治犯53天绝食而答允他们的要求，然后当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趋于平息时，就处处反悔。可耻的对政治犯的虐待，迫得政治犯不得不进行另一次极为痛苦的抗议——绝食抗议。辛迪斯BOBBYSANDS在三月一日开始绝食，其他战友陆续加入。英政府指责他们小题大做，实际上，政府狡猾地收回所作出的承诺。例如，政府答应让他们在假期穿着自己的衣服，但实际上，狱吏只准许政治犯穿着自己的外衣，但不让他们穿内衣裤和袜。当局答允将政治犯移到新的囚室，但将粪尿倒在干净的枕头和被单上。在一月廿四日，当局颁布新的法令，禁止任何爱尔兰文书籍进入监狱。而更重要的是，囚犯被拷打，H座第五座监狱的四十八名囚犯都曾被打。北爱政治犯要能取得英国当局的合理对待，他们的要求要能实现，就需要得到广泛群众运动的支持。在三月一日，约八千人在贝尔法斯特天主教人聚居区游行，表示他们的支持。去年年底的庞大国内外声援北爱政治犯的运动，现正逐步恢复其组织和动员。支援政治犯及北爱人民与英国统治者的斗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爱尔兰女革命家遇刺（1981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爱尔兰女革命家遇刺（国际近事述评，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八卷第三期总第51期1981/3麦雅基BERNADETTEMCALISKEY及其丈夫在本年一月十六日早上于家中被保皇党半军事组织“奥斯特保卫会”的枪手闯入，麦基雅身中五枪，被送到贝尔法斯特医院急救，情况严重。她丈夫亦中枪送院救治。麦基雅是爱尔兰革命社会主义组织“人民民主组织”（第四国际的同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她也曾参加“爱尔兰共和社会主义党”和“独立社会主义党”，现时虽然不属于任何组织，但与“人民民主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十二年来，麦基雅一直积极投身于北爱的抵抗运动，而且影响了无数人加入建立自由公义的社会主义的爱尔兰的斗争。十年前，她曾被选为国会议员，一直为被压迫、被削剥的北爱天主教徒及人民的苦难和权益说话，成为英帝国主义的眼中钉。在一九七九年，她参加竞选欧洲议会议员，取得三万四千票，为爱尔兰政治犯争取到更多支持。当被剥夺权利的政治犯开始绝食抗议行动时。麦雅基成为“全国H座／亚尔马监狱委员会”的领袖，发动成千上万的人走到街头抗议英国的政策，迫使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勇敢的爱尔兰战士，往往成为保皇党人的袭击和刺杀目标。在去年，已有三名保卫H座政治犯运动的领袖被“奥斯特保卫会”枪手射杀，他们是宾廷BUNTING，历度LITTLE和德里DALY，此外，法庭自八○年开始已判处该会会员涉及六宗谋杀、一宗蓄意谋杀和五宗持械行劫罪名成立，可是，尽管多年来许多人要求政府封禁该会，但政府一直拒绝。今次麦雅基被刺后，《爱尔兰时报》引述“可靠消息”，指出今次又是该会所为。政府军队对这次谋杀行动显然预先知道，因为在刺杀行动前一天，英军直升机在麦雅基居所附近放下了一批士兵，邻居称他们可能是作监视行动。离麦雅基居所最近的邻居亦有二百码，他们并未听到枪声，但在蒙面枪手闯入和开枪射击后，士兵就冲入去将他们送院急救。事后，军方发言人解释说，他们当时刚在附近作“例行巡逻”，听见枪声后去查究云。如果军方预先知道有此计划而在附近监视，为什么不通知麦雅基？而且，麦雅基曾因生命受到威胁而向当局申请手枪牌照，但被拒绝。这次事件发生后，不少政治组织和进步人士（包括国会议员等）在电视、电台和报章上，纷纷表示愤怒和怀疑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北爱政治犯呼吁书（1980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北爱政治犯呼吁书作者：资料室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同志们：你们可能知道，被囚在臭名昭彰的长基（LONGKESH）H座监狱的七名爱尔兰共和党人，自十月廿七日开始进行最终极的抗议形式——绝食到死。这七人是政治觉醒和献身的爱尔兰共和党人，在反对英国占领本国的斗争过程中被捕。他们采取现今的激烈并可能是最后的行动，是经过长期、谨慎的考虑的。他们的决定是政治犯多年斗争和反抗的顶点；他们一直受到英国帝国主义的暴虐对待和酷刑毒打。北爱共和军进行的『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社会主义的反帝战争』，根源于多世纪以来反对英国侵略的斗争。十二年前，共和党工人阶级再次起来向英国统治层的压迫和剥削挑战，斗争自此不懈地展开。政治犯在七十年代初期被捕的政治活跃份子很快就迫使英国政府承认他们是政治犯，自此，被英政府俘获的共和党囚犯，就被囚在『战俘营』CAGES，在这里，政治犯组织自己的生活。他们将时间用来作自我政治教育，并加深对斗争的献身精神。英国政府助其复原的企图全都被拒。政府承认他们是政治犯，也是英国统治阶级明确承认自己正与爱尔兰人民进行公开的战争。由于无法毁灭反帝运动，同时又不愿放弃六个爱尔兰郡，于是英国政府自七六年开始决定实行新政策。他们向世界宣称现已存在正常情况，任何骚乱只是一小撮暴徒和神父为自我利益而作出的。当他们因此将国际视线转移开去后，他们就能够运用所有『官方和非官方』的力量，进行前昕未有的恐怖和镇压统治，消灭反对他们统冶的反抗。这个政策的基础，就是将政治犯转为刑事罪犯，迫他们穿着贬抑他们身份的囚犯制服，就范于亲英国的法西斯主义狱卒的淫威下。英国政府然后就可以指着这些『服从的、就范的刑事罪犯』，证明在这个情形政治并没有牵涉在内。可是，英国政府像往常一样估计错误。男女囚犯并不顺从和就范，反而是政治觉醒和忠于事业的；他们将罪行的可耻谴责，反投在英国帝国主义面上。自一九七六年第一个政治犯进入H座而被拒政治犯身份开始，被囚在亚尔马监狱ARMAGHGAOL的女子和H座的男子一直保持了坚定和蔑视的反抗，抗议者人数现已超过五百六十人（三十二名女子、五百三十名男子）。英政府的策略要能成功，当然必须要他们能够展示这些囚犯是接受和就范于刑事犯罪的标记。于是，为打击囚犯的反抗，酷刑就增加了。不人道的情况进行抗议的共和党人被赤裸囚在牢室内，室内没有家具（只有一块海棉橡皮当作床铺）、没有读物、没有收音机、没有香烟、没有信件或邮包。他们除非穿着囚犯制服，否则不容许有运动；如果他们拒绝穿制服，就会廿四小时单独被囚。如果他们要有使用厕所的『特权』，就要穿着制服。囚犯加以拒绝，因而不容许使用厕所，于是囚犯开始不洗澡抗议。（他们已有十八个月住在牢室内没有洗澡了，他们的小便从牢门倒出去，大便涂在墙上。）有系统的拷打恐怖地不断增加。猥亵的搜身现在每日都进行，狱卒将一支铁管插进囚犯的肛门，说是检查违禁品，实则是对囚犯施刑。野蛮的酷刑是无尽的。囚犯忍受这个不人道的待遇，已有令人不能置信的四年半了。英国政府并不理会街头群众显示的对政治犯的巨大支持，同时不顾所有要它解决这情况的国际压力。现在，政治犯不能再忍受这些情况，已开始这个慢性死亡的极度痛苦的抗议，希望能迫使英国政府承认全世界已经承认的事，就是他们是政治犯，而爱尔兰人民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战争仍经久未息。（只有共和党囚犯才受到上述酷刑，这个事实表明英政府对待他们并不同于对待一般罪犯。）英国政府的虚伪，可见于如下事实：在七六年以前已被囚禁的二百名共和党人仍被承认为政治犯，拥有全部政治地位，而且就在距离H座不到二百码的长基『战俘营』。五项要求我们正在进行抗议的兄弟姐妹的五项要求，是非常基本和简单的，他们只要求受到人道对待。五项要求是：1．有权穿着自己的衣服；2．有权免做监狱工作；3．有权自由组合，组织自己的教育和消遣；4．有权每周会客一次，收一个包裹、收一封信和寄一封信；5．恢复他们抗议期间作为惩罚而被剥夺的豁免权。如前所述，在长基『战俘营』这儿，我们享有这些权利，而我们与在H座和亚尔马的兄弟姐妹唯一的不同，是我们是在七六年之前被俘，他们是在七六年之后被俘。四年半以来不足维持健康的饮食，已令囚犯非常瘦弱。他们进行绝食抗议不会支持得很久。所以，我们向你们和你们的读者作出紧急呼吁：以任何可能方法作出行动，帮助挽救七位正在绝食抗议的我们同志的性命，终止英政府继续折磨我们在亚尔马监狱的三十二名姐妹和在长基H座的五百三十名兄弟。政治犯的胜利，是帝国主义的挫败!团结一致的共和党战俘于长基『战俘营』（译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八○年十二月八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北爱战士的35天绝食斗争（1980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北爱战士的35天绝食斗争作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2月第八卷第二期（总第50期）从十月廿七日开始，北爱长基H座集中营（又称麦兹监狱）的七名政治犯进行绝食，抗议被剥夺应有权利，及受到的种种酷刑、摧残和侮辱。他们要求享有政治犯权利，包括不用穿着囚犯制服。在十二月一日，亚尔马监狱三名女政治犯加入绝食抗议行动。到十二月十五日，又有二十三名H座政治犯开始绝食。到十二月十八日晚，当局答允绝食者的主要要求，七人便结束绝食行动，其余各人也先后恢复进食。当七名绝食者结束五十三天的抗议行动时，他们的生命已处于危殆状态，全部被送入医院，其中二十八岁的麦金那MCKENNA情况最为严重。他母亲在十五日探望他时，他体重已不到一百磅，此平常少了五十五磅；他因缺乏维他命已双眼失明。另一人MCKEARNEY麦金尼亦已失明。医院人员每隔四小时便在各人身上抹上乳霜，防止突出的骨头将皮肤戳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最初坚决表示拒绝绝食者的要求，理由是他们是已被判刑的恐怖份子。她对爱尔兰枢机主教说：『犯暴乱罪的囚犯，都不能取得政治犯地位。』然而事实是：政治犯地位是否得到承认，是紧密地连系于英国对北爱的政策的。在一九七一年，英军在北爱发动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在八月九日，英军和亲帝的新教警察突击侵袭天主教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拖走四百名男子，不经审判或控罪就将他们监禁。于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怒潮；英军的反应是向天主教徒区（尤其是贝尔法斯特地区）的人民进行战争。在七一年秋天，英军对任何被发现在午夜十二时后仍在天主教区街头出现的男子，都开枪射击。后来，英军连妇女也射击。在七二年一月三十日，达里DERRY十三名民权示威者被英军伞兵枪杀。在国际抗议声日增的压力下，英国政府在七二年秋天被迫结束拘留政策。但政治犯的人数实际上却不断增加，而英军对天主教区的威吓和粗暴对待则有增无减。七二年之后，英国被迫给予民族主义囚犯以政治犯的地位。但从七六年三月开始，英政府又拒绝承认民族主义者的政治犯地位，不过在七六年三月之前被监禁的则仍享有政治犯的权利。为了证明这些七六年三月之后被囚的人是刑事犯而不是政治犯，英国统治者给他们扣上种种刑事罪名。可是．他们全都不是经正常法律程序被判有罪，而是在特别的无陪审员的法庭上被判罪的（超过九成的『疑犯』被判有罪），而且判罪的根据，有八成以上是无物证，只靠犯人的『招供』作出的。招供通常是以严刑迫出来的。就举麦金尼为例；他在七七年十月被捕，在问讯时头上被罩一个黑色胶袋，胶袋扼紧在他颈上。他头部和胸部被打，手指被屈向后。据记者泰莱最近写的一本书报导，艾荣医官IRWIN在检验麦金尼时，发觉他严重受伤，然而警方拒绝提供他如何受伤的报告。可是，艾荣医官虽然证实麦金尼曾被毒打，法官仍判定麦金尼所作的『招供』被接纳为证物。对于英国在北爱的暴行，英国政府当然尽其宣传能事，加以掩饰及诡辩。在八O年六月当『欧洲人权委员会』预备进行有关H座的讨论时，英国的代表说服该审裁团不作出判决，理由是当局正与天主教教会领袖进行谈判，因此投诉者仍未竭尽本地的解决方法。当审裁团一宣布终止聆讯，英国政府就中止了谈判。这是天主教教会领袖受到英政府的一次愚弄。当政治犯进行绝食抗议时，教会受到另一次愚弄。英国政府宣布它答允犯人的要求，不强迫他们穿囚犯制服。可是，几小时后，人们发觉当局不过是变换了另一套制服。在爱尔兰，人们都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让步，而一直想寻求妥协的教会人士则感到深深的失望和挫折。英国政府这些手段，用意是混淆国际舆论，因为国外人民并不清楚事件真相。国际资本主义报刊更歪曲说：『政府已答允囚犯的主要要求，但这些狂热地追求烈士名声的人却坚持要继续绝食行动。』英政府同时强调绝食者及H座和亚尔马监狱的囚犯都是刑事犯，可是，他们的判罪是在特别法庭和严刑迫供下判决的；而他们却并没有一般刑事犯的待遇。实际上，不断进行谋杀和暴行的，不是北爱共和军，而是英军和新教徒警察。在北爱，超过一千人被杀，单是今年六月以来，组织保卫H座政治犯运动的四名领袖便已被先后谋杀了。不过，爱尔兰本国人民是清楚知道英政府的暴行的。他们几百年来已习惯了悲剧性的生活和经常的蹂躏打击，然而，他们渴求和平、自由和平等的愿望是一直燃烧着的。这次政治犯在无法忍受非人待遇的情况下进行绝食抗议，得到了爱尔兰本土人民的热烈支持，引发了自七二年一月达里十三人被杀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在十一月廿二日，超过二万人在都柏林游行，到十二月六日，游行人数增至四万，到七日更增至约五万人。各地大小城镇也都爆发了群众游行集会，有些地方更发生警察与年青游行者的冲突。在十二月十日，全国发生大罢工，在西贝尔法斯特，所有大企业停顿，在一些接近英国边界的城镇，罢工令全城完全瘫痪。在爱尔兰最南部的科克港，『爱尔兰钢铁厂』的全部工人都罢工。差不多所有工会组织都表示支持绝食者的要求。在国外，绝食者也得到不少支持。十二月六日，二千人在纽约英国领事馆门前集会示威；在比利时，社会党表示支持囚犯的要求；澳洲二十名国会议员支持绝食者；法国两个最主要的工会也表示支持。东欧民主权利运动人士也站出来保卫北爱政治犯。捷克的《七七宪章》组织、东德异议者巴路BAHRO和苏联被逐学者麦维迪夫MEDVEDEV都支持他们的要求。巴路说：『英国政府在北爱对付它的政治对手所用的方法，如果从他们的粗暴和不公平来看，此起欧洲任何国家反对自己的反对派所用的方法，在性质上是更坏的。』绝食囚犯终于在麦金那濒临死亡之时取得了各项让步（如果绝食者死亡，将会引爆极严重的愤怒浪潮，因此，所有警察、英军等都处于戒备状态，取消一切休假）。他们获准穿着公民衣服，可以会见更多访客和收更多邮件，可以在晚上和周末共聚一起，又有工作、职业训练和教育，而且如果他们行为良好，则刑期可获宽免。因此。他们实际上已取得了政治待遇，只是没有政治犯的名义吧了。至于H座和亚尔马监狱五百多名囚犯进行了四年之久的『毯子运动』（即用毛毯裹身，拒绝穿制服，拒绝洗澡）也于一星期内结束。至于麦金那，在结束绝食行动时，已处于极危殆情况，被送去贝尔法斯特一间平民医院接受深切治疗。当医院在二十日宣布他的情况已趋稳定时，北爱人民、全球的支持者、甚至英政府，也松了一口气。这次事件在英国本土引起极大关注。第四国际支部『国际马克恩主义组织』和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全力支持北爱人民的正义要求。工党却可耻地（除了极少数领袖外）保持缄默。然而，这次事件引起了英国人民的辩论和反省。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十二月二十日发表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英格兰、苏格兰和韦尔斯的人民，有百分之六十三赞成北爱脱离联合王国。这次调查反映了英国人民的情绪，对北爱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极为有利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被刺（1980年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爱尔兰独立运动爱尔兰独立运动领袖被刺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8月第七卷第六、七期合刊（总第48期）在六月廿六日，有名的爱尔兰反压迫战士达莉在贝尔法斯特被刺杀。她在被杀之前数日被选入『全国保卫H座囚犯委员会』。达莉是三个星期来北爱尔兰第二名被刺杀的重要反帝领袖。在六月四日，端尼在车内被枪杀，他是『爱尔兰独立党』的领袖。他们被杀，显示右派正进行谋杀运动，以图遏抑爱尔兰日益高涨的群众反英抗议。『H座囚犯』是指被囚在爱尔兰两所臭名昭彰监狱的政治犯，他们受到极不人道的对待。在英国和爱尔兰，现已发动了一个名为『八○宪章』的运动，保卫这些H座囚犯。同时，『撤出军队运动』也积极开展，要求英军撤出爱尔兰，爱尔兰人民享有自决权利。回目录下一篇 |
英国矿工斗争（于雷，1984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英国矿工斗争作者：于雷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11／12月第十一卷第11、12期（总第95／96期）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发展至今已有9个多月，但并没有在香港工运界中引起什么回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局对矿工罢工的消息的封锁，使了解矿工工潮的真相并不容易。矿工工潮至现在还在发展，但它正面临新的挑战，各方面的压力，并没有使矿工泄气。他们知道，假如他们失败，英国保守党政府就会进一步推展他的反工会措施，全面打击未来工运：但假如他们取得胜利，政府的反工人阶级计划将会被粉碎。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矿工能否发动整个工人阶级力量行动起来支持他们的罢工行动。这不仅仅是英国煤矿工人寻求继续生存的事情，更加是全英国、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的事。工潮的起因核子带来的幅射污染问题正困扰着全世界，而核能正准备在英国全面推动。一份英政府的机密支件透露，如核能能够广泛应用，政府将不需因矿工要挟截断煤矿供应而惶恐终日！这是英国矿工隐蔽着的忧虑。另一方面，英政府已公开宣布它有意将国家部份公共事业例如护理行业转为私营，到时可能会有很多工人失业。英国煤矿局也率先行动，计划在一年内关闭20个分布于各郡的矿场，并削减一部份矿场职位。到时将会有超过2万名矿工失业。l984年3月，英煤矿局宣布首先关闭南约克郡的一个煤矿场。事前，煤矿局并没有征询及知会该处矿工，硬称该矿场因亏本而关闭。『全国矿工工会』(NUM)反对政府的关闭矿场政策，并要求煤矿局履行l974年矿工工潮后双方订立的『计划性产煤』协议，但遭拒绝。全国矿工工会遂于3月l2日号召南约克郡矿工进行罢工，并到处奔走，要求其它地方矿工响应支持。因亏本而关闭矿场，只是政府为未来矿场转觅私营铺路而有意捏做出来的借口。一位矿工工会会员哥连在6月接受《国际观点》杂志访问时指出：『国家煤矿局计划关闭『不合乎经济原则』的矿场是荒谬的。煤矿局伪做账目，他们可以随意说某矿场亏本，某矿场赚钱。这些完全是私营化带给我们的威胁。煤矿局的目的是要全力发展所谓『超级矿场』然后将这些矿场卖掉。』英政府的阴谋被揭穿，罢工工潮一发不可收拾。全国煤矿工人有1.8万，开始罢工时就有13万矿工参与，到10月尾已增至l4万人。参与罢工的矿场也占全国180个，而其它则在半停顿状态下工作。这个情况至今天仍然持续。工潮过程及影响煤矿工人罢工并不是纯经济性斗争，而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阶级斗争。在工潮发生后的17个星期内，保守党政府表面上置身事外。英相撒切尔夫人表示矿工工潮是英煤矿局及全国矿工工会的事情。政府企图掩饰它幕后操纵的角色。自工潮发生以来，已有超过2万名武装警察奉召到各矿场镇压罢工行动。警察借口护送一小部份不参加罢工的矿工回矿坑工作，企图冲散罢工工人设置的纠察线，利用武力来镇压罢工行动。警察出动马匹、警犬、警棍及防暴盾来攻击罢工矿工。警察暴行使2名矿工死亡，数以百计工人受伤，5月有1千5百名矿工被无理拘捕，6月增至超过2千人，9月增至4千人，10月增至5千人，到11月增加至7千人，到l2月，被捕人数已超过8千人。单是耗用警察镇压矿工及拘捕行动的费用，已是每日2百万英镑。拘捕浪潮暴露了英政府的暴行。形势迫使政府对煤矿工潮『表态』。7月，撒切尔向2百名保守党议员发言时说：『我们须在福克兰(马尔维纳斯)对付『国外敌人』，现在我们又要对付『国内敌人』——这是更困难的工作，而且同样地危险。』政府将侵略马尔维纳斯群岛与矿工罢工潮相提并论，显示政府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嚣张及狂妄。政府不仅仅在这次矿工罢工中采取此种强硬手段。早在l974年希斯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就因对煤矿工潮采取强硬手段．但矿工的顽强斗争终于迫使希斯政府下台。79年撒切尔主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后，加强对工人运动采取强硬手段：利兰车厂工人、钢铁工人、铁路工人及护理行业工人，先后发动工潮，均遭到政府武力镇压而失败。今天，煤矿工人再次为自身生存而发动罢工，初时是非常孤立的。以史加基尔为首的全国矿工工会领导着14万矿工与政府的恐怖及暴力单独作战。而拥有1千万会员的『全国工会联会』(TUC)，只是作出软弱无力的『声援』；一向声称维持工人利益的『工党』，更出现内部左、右翼分歧，致使不能全面策动支持罢工的行动。尽管说英国工会有庞大势力及斗争传统，但近年来英国失业情况却削弱了工会的斗争力量。现时英国失业人数已增至4百万，受影响的行业有汽车制造、钢铁、机械工程、造船业等。加入工会的劳动工人也由1979年的52％减至49％，单是工业部门的就由l979年的13万人减至8万人。除了斗争力量削弱之外，全国工会联会的领导层愈来愈右倾，而左派领导层在一些政策上受到右翼人士攻击而遭遇挫败。右翼的领导层寻求与政府妥协，并强调阶级合作．企图缓和政府对工会采取的反工会强硬政策。工党内部分三大阵营，分别对是次矿工罢工采取了不同态度：(1)右翼：这一方的目的，是要使工会与工党的联系割断。他们追求与社会民主党及非政治性的工会结合，期望在下一届竞选中击退现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故此，对于矿工工潮采取冷漠态度；(2)中间派：这一方试图使统治阶级接受工党继而增加对他们的支持人数。但是统治阶级不断对工会力量打击，企图削弱他们的斗争能力。同时也不断攻击工党，企图消除工党下次竞选中对保守党政府的威胁。中间派的暧昧也因此不能对矿工行动起着什么积极性作用；(3)左翼：这一方是支持党内民主改革，反对右翼的反动性联盟，支持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斗争行动。其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工人的工党组织，并以发动工会斗争，群众运动——特别是反核子运动，被压迫阶级——妇女、黑人及青年——的斗争行动为工作基础。一直以来，支持矿工行动的，就只有这两个『工人组织』的左翼支持，而右翼的则要求矿工与政府展开谈判，甚至在一些场合，公开攻击矿工行动是『激进』的，及指责原来由警察策动的暴力镇压行动为矿工发动的滋事行为。在罢工前夕，约有20％矿工不支持罢工行动。要求全民投票决定。结果支持罢工的只有55％。到3月，煤矿局宣布要关闭矿场时，全国矿工工会决定各地方逐一进行罢工，这个行动带来了积极的効果，『飞行纠察队』成功地使每日放弃工作参与罢工的矿工有4一5万人。但这个策略却被执政保守党及工党右翼人士指『工会』为『独裁』，因而作为日后被法庭裁定『罢工非法』而要罚款及充公工会财产的借口。矿工罢工是否需要『全民投票』方可进行？这个法案在全欧洲只有英国实行。全国矿工工会对这些指责实时作出反应，并明确指出他们的行动是根据工会宪章实行，同时得到大部份矿工支持。矿工工会秘书希夫菲特在9月接受《社会主义行动》周刊访问时指出：『对于工党领导层的不彻底支持，我们感到失望。当他们谈到『全民投票』时，以为全民投票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真感到迷惑。约克郡、韦尔斯、苏格兰及东北部的矿工，是不会让那些工作在有利可图的矿场的人剥夺他们保卫自己的工作权利的。』这不是已经说明了，矿工是应有保卫自己工作的权利吗！假如因为一些受到益处的人的干预而影响到其它人争取自身生存的行动，那完全是自私的行为。这个要『全民投票』方可决定是否罢工的法案，是英国政府刻意制造出来压止工人正义行动的一种手段，企图利用『法律』来制止工人行动。『法律』又岂止在矿工工潮中体现在这个环节上！9月，全国工会联会会议通过对矿工的支持．并表示会『劝谕』在发电厂的会员(大部份是右倾的)拒绝接收新运到用来发电的煤，及拒绝将煤发电转为油发电。这是矿工工会代表连日奔波带来的成果。而全国矿工工会领袖史加基尔也承认现时的策略是要寻求与全国工会联会组成联合阵线。史加基尔强调．因为全国工会联会以右翼占多数，而过去也曾出现联会出卖火车司机、印刷工人及政府通讯员的罢工行动，故此矿工工会在初期未有主动接触联会寻求支持。尽管这次他们表示支持，但矿工工会也随时准备被出卖而要单独作战。这个忧虑终于应验了。10月，工党周年大会上通过了『全面支持』矿工的决议。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早于4月已通过对矿工的支持，并向27万会员征收每人每星期50便士来资助矿工行动。一些左翼国会议员也表示支持矿工行动，并发动了60个国会工党议员，每人每星期捐出5英镑来资助矿工行动。尽管『全国工会联会』及『工党』作出支持行动，有一明显的特点是支持矿工行动的是该两组织内占少数的左翼人士，而且是组织内基层占多。至于领导层，尽管有分歧，但仍以右翼人士占领导地位，对于矿工行动采暧昧态度，时而要求矿工与政府展开谈判，时而以言论攻击矿工的『暴力』行为。对于他们的支持，矿工工会领袖史加基尔清楚表明要争取其它行业工人支持，是实际的『行动』支持。其它行业工人的实际『行动』支持也不算少，包括有运输工人罢工，铁路工人答应1O0％不运送煤，5个发电厂答应不接受新煤发电，有1万7千会员的矿场管理员罢工支持．汽车制造业工人罢工，教师罢工，海员罢工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妇女的积极支持及码头工人罢工。妇女在矿工工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除了大部份矿工妻子以游行示威来抗议政府关闭矿场及表示行动上支持她们的丈夫的正义行为外．还联同了2万名积极的反核妇女举行集会示威及抗议，她们还协助收集捐款、食物等物质，并协助宣传及轮值纠察的工作。一些学校更整日开放协助照顾矿工儿女并派发食物予儿童。码头工人也先后采取了两次罢工行动以支持矿工的罢工行动。7月初，6O个起卸货物港口的3万5千码头工人举行全面性罢工，抗议当局出动非工会人员搬运煤矿，他们同时支持及响应煤矿工会的罢工行动。75％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除了乘客渡轮服务外，所有起卸货物活动完全瘫痪，超过70万辆载货货车因而受到影响。此次罢工持续了10天，海港雇主和工会领袖达成协议．但内容未见透露；据估计，协议加强了工会有权雇用或革除海港人员。另一次码头工人罢工发生在8月底，罢工的源由是英国钢铁公司出动非工会工人在苏格兰至里维斯卡钢铁厂为一艘货轮卸煤，码头工会随即发动第二次全国性码头工人罢工，同时会员人数达170万的运输及一般工人联会亦响应参与罢工行列。他们的行动大大地鼓舞了持续了多月的矿工罢工行动。面对的困难与挑战矿工罢工发展至今日，再不只是矿工本身的事情，且是整个英国工人阶级的问题。矿工的胜利，是整个工人阶级向英国资本家及政府挑战的胜利；失败，政府的反工运政策将更严厉，更嚣张，工人阶级的斗争将会受到严重打击。各方面工会及工人阶级的支持，形成矿工的斗争力量因有后盾支持而壮大，这是矿工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但客观因素的阻碍，也使矿工的斗争更感困难。尽管全国最有势力的全国工会联会9月通过了决议全面支持矿工行动，表示会『劝谕』在发电厂的会员拒绝接收新煤供应和拒绝以油代煤发电，但联会并没有履行团结会员的诺言；电器技工工会及发电机工会领导更公开要煤矿工会与资方谈判，更公开指责矿工行动是『暴力』。全国工会联会的背叛行为是煤矿工会所能预料的，但已经打击了工人罢工的士气。另外，工党虽然也表示全力支持矿工行动，但党内占重位的也施压力要矿工采取妥协政策，结束罢工。至月前，其它行业工人例如运输、铁路、码头装卸、汽车制造、教师、海员等响应了矿工的罢工行动而一起罢工，英政府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打击。英政府会采取一切途径来镇压工人的行动，甚至会运用『紧急权力』来挽救因罢工影响而瘫痪的经济。英政府甚至会出动军队代替工人从事各项经济活动。(当女皇宣布『紧急状态』时，政府对人民和财产会有极大的暂时控制权。它可以召用军队，亦可没收楼宇以及置工业于短时间的停顿中，以保存能源。不过在1964年，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政府可以在无需宣布紧急状态下部署部队执行具有全国重要性的民政工作。)在过去10年，军队被英政府(保守党及工党政府)用于工业纠纷中，涉及的有消防、救护员、狱警、铁路工人及水务人员等罢工。据接近官方人士消息，军队现在如被动用，会高达2万名。资产阶级『法律』，一向使资产阶级政权能够『合法地』存在，使资本家利益得以保障。英国法律就是在这个原则下制订出来。矿工工潮是最好的证明。尽管大部份矿工支持罢工，法庭还以『非法』罢工为借口，要罚矿工工会25万英镑。矿工工会反驳这样的指控，并拒绝缴交罚款，法庭遂下令充公工会财产。其实这就是英政府在使用暴力之余利用所谓『公正』的『法律』途径来压抑及打击工人运动，而在矿工罢工之前，政府已采用同样手段．使印刷工人及汽车制造工人罢工行动失败。也因为这两个前例，矿工工会早巳将8百万英镑基金运往外地银行存放，然而，这些基金不能拿作日常支出之用。目前，矿工工会正面临时财政缺乏的困难，一切开支只靠捐款维持。一些矿工家庭将家内物品典当来维持生计，甚至有些以借贷来渡过难关，在财政短缺、生活彷徨之际，政府更借口罢工工人可从工会领取罢工工资，因此每月从他们应得的社会福利金扣除15镑。事实上，由于财政短缺，矿工家庭已不可能从工会收取到任何罢工工资。一方面矿工因全国煤备存量日渐减少，政府会迫于实施能源限制而感到鼓舞，但另一方面，矿工也因政府以奖金1000镑来引诱矿工返回矿场工作的行为而担心——部份矿工会动摇，使罢工斗争力量削弱。直至11月1O日，英煤矿局估计约有4分一矿工复工，但实际数字还未有公布。复工行动假如持续下去，而矿工工会未能采取进一步行动来迫使政府让步，罢工工人动摇是可能会加剧的。矿工工潮至今仍然持续，矿工的坚决信心看来未为一部份矿工复工及政府的金钱利诱、暴力镇压而动摇。自从11月30日政府发出法庭裁决，因『全国矿工工会』『非法罢工』而要罚工会25万镑，工会因认为『罢工』并不违法，因为是根据工会宪章而行动而拒绝付款，法庭发出命令撤消工会三位领导人作为工会基金的信托人的资格，并派出一名『执达吏』看守工会基金及资产，禁止任何会员使用工会任何资源。12月3日，『全国矿工工会』召开一次紧急全国矿工代表会议，并通过了5项决议：(1)谴责法庭撤消工会领导人为基金信托人的野蛮行动；(2)拒绝付罚款，尽管法庭会单方面充公工会资产；(3)重申罢工是依据工会宪章而决定，并无违法；(4)拒绝给予法庭执达吏任何协助；(5)号召『全国工会联会』召开紧急会议发动全国性的工业行动来支持矿工。这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愿示，矿工的斗争行动，是得到广泛基层支持，而不是单靠所谓激进领袖的领导的，虽然一个坚决不妥协的领导层，也是矿工斗争行动得以坚韧持续的重要因素。当政府及资本家连手强硬对付矿工罢工的时候，矿工只有依靠动员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才有可能取得胜利。目前迫切的行动，是发动全国工业行动来支持矿工斗争，但工党和『全国工会联会』的领导层，却只是口头上作出支持，还没有实际行动。面对领导层的软弱，一些活跃的基层组织和份子，已自行动员起来。在12月2日，来自全英国的政治组织、社会活动团体等一千六百名代表，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支持矿工大会』。除了谴责政府对矿工的暴行及呼吁动员一切力量及资源以援助矿工罢工之外，还通过了『支持矿工罢工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这同时是全国工会联会及工党的责任。我们呼吁这两个组织履行它们先前通过的『全面支持』的诺言．不过我们已准备随时单独作战』，『争取全国性工业行动支持矿工，由于政府的『法律』对矿工工会的攻击，及政府企图搬走矿场的煤存货，这个行动就更加显得重要及迫切。我们无须等待全国工会联会的指示，便应立即发动全国性工业行动，包括争取基层工人联同矿工一齐与政府斗争。』1980年的波兰工人运动带来了新的启示。l984年的英国煤矿工人罢工，使世界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从12月3日矿工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可看到矿工的战斗到底的决心，在此引述一名矿工按受访问的谈话来作总结：『我们知道力量对比的时刻已经来临，我们随时准备应战。两年来，我们到处奔走，与会员讨论，辩论，希望形成一条反抗阵线。我们现在的罢工，正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但假如我们不团结一致来争取本身出路，那就没有其它出路了。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知道这次罢工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其它工人阶级是否行动起来支持我们，是否能够制止新煤运入，是否能够一致了解今天所有对矿工实施的手段的目的，是要全面地破坏及打击工人运动的反抗力量。我们知道这里并没有救世主，也不存在幸运。我们已战斗了9个月，我们还会坚持下去，直至最后胜利。除了有基层劳工阶级支持外，我们需要有好的计划、秩序和组织。』1984年12月25日上一篇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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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矿工保卫煤矿业大罢工（黎思，1984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英国矿工保卫煤矿业大罢工作者：黎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英国煤矿工人的大罢工，在今年3月12日爆发，至今已进入了第4个月了。全国有75％矿坑关闭；18万3千名矿工，有工2万参加了罢工。罢工在全国最大的矿场南约克郡开始。在英国，煤矿是国营企业，可是，政府宣布在一年内将封闭20个矿坑，将会有2万人失业。事实上，从79至83年，已有36个矿坑封闭，导致2万7千人失业了。面对政府这个进攻，煤矿工人被迫大规模动员起来，维护本身的就业权利和权益。保守党的战略大规模封闭矿坑，是保守党政府战略的一个重要部份。在72和74年，保守党都曾败在矿工工会手下，74年的矿工大罢工，更导致希斯政府倒台。撒切尔未掌政权之前，已预备了一个战略，写在利得利报告书中。(利得利为现任运输部长。)利得利报告书，认为保守党政府的主要对手是一些国营公众事业部门，包括利兰车厂工人，铁路工人，水务工人和煤矿工人；保守党政府的战略，是发动一个工业中的大规模关厂计划，包括钢铁、铁路、煤矿，将亏蚀的关闭，将溢利的售卖给私人资本；同时，国家对一些扩展中部门(例如电讯业)的垄断要取消，转交私人营办；甚至医院和一些市政服务也将判给私人商承办。报告书更主张加强警察的干预能力，以及赋予法庭更大权力打击民众的反应。报告书建议政府先制服较弱的环节——钢铁、利兰车厂、火车司机，较强的部门例如水务工人和煤矿工人，则应先作让步，然后与之直接冲突。撒切尔79年上台后，便将此计划逐步推行。利兰车厂的基层组织(例如在伯明翰和牛津的车厂)在几次政府进攻中被打散；80年钢铁工人的失败，表示10万名工人终于失去职业；82年公务员工会遭受重大挫折，导致公务员组织工会的原则也受到威胁。现在，保守党政府向矿工进攻了。英国煤矿业状况英国的煤矿业，与西德同是欧洲共市国家中最大规模的。政府的战略，是取消对煤矿业的国家补助，关闭经济成效不高的矿坑，将投资引入新的『超级矿坑』，然后将这些矿坑售卖给石油工业。在这个政策之下，英国煤矿业得到政府的资助，是欧洲共市国家中最少的。政府对煤生产的补助(百万镑)1979198019811982法国18.0l5.612.517.2此利时34.028.924.917.7西德14.912.610.88.6英国1.51.43.63.2政府推行这个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准备减少煤生产，转而大力发展核能工业。估计在本世纪末，英国核能工业会扩充5至7倍。矿工的要求，则是不得关闭矿坑——除非该矿坑的煤矿已耗尽或是该矿坑不安全。矿工认为，如有足够投资，整个煤矿工业仍有发展前途；政府应作出像其它西欧国家对煤矿业一样的补助。矿工趋向激进化面对着政府的大规模攻势，矿工转向更为战斗性。81年，政纲是鼓吹用战斗性工业行动来保卫煤矿业的史加基SCARGILL，获大多数支持当选为全国矿工工会主席。他的当选，代表了控制矿工工会几十年的右派遭受挫败。筹备大罢工的准备工作，从去年已开始：工会实行了19周的禁止超时工作，使煤的库存量下跌，同时使会员作好各种准备。禁止超时工作的行动，得到全工会的支持。约克郡首先发难。86.3％矿工投票支持工业行动。每日，约有4至5万名矿工组成纠察队，到仍开工的煤矿场试图阻止其它矿工开工。在全国，只有诺定咸郡没有加入罢工行列，因为该郡矿工待遇较佳，工作条件也较安全，而该区工会领袖对于罢工态度摇摆不定，到后期才决定支持罢工。这个矿工之间的分化，是不利于矿工的工业行动的。政府强硬镇压政府对付矿工的斗争，采取了强硬的镇压手段。当局总共调动了8千多名警察来镇压，单在诺定咸郡就出动了3千名警察，每日耗资55万镑。警察其中一个行动，是逮捕纠察队员，以防止他们犯案；这些举动被民权组织谴责，根德郡一些矿工更入禀高院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止当局妨碍他们的行动自由。警察对于矿工的基层领袖，采取了严密监视措施，除了窃听电话外，更追踪车牌，一些罢工组织者的汽车经常被截停审查。矿工更怀疑当局动用军队来支持警察行动。不少矿工认出一些在军队服役的亲戚，穿着警察制服。其中一人走上前说：『喂，怎么你不是在北爱尔兰吗?』当局除了动用警察外，也动用了法庭的镇压。当局向南约克郡的矿工工会恐吓，如果它继续进行纠察队的行动，将会没收工会的7百万镑资产。3月19日，一千名约克郡矿工恐怕法庭会没收工会资产，于是组成一个人墙来保卫工会总部。超过2千名矿工已被拘捕及提堂，有些控罪可使他们入狱数年。矿工面对的打击和困难还不只于此。由于政府决定削减支付给矿工家庭的每周15镑社会福利津贴(理由是罢工矿工应可在工会处支取15镑的罢工津贴，但事实上工会并无此能力)，因此，矿工家庭陷入了极困难的境况。可是，罢工一直坚持了下来，而矿工更取得了其它工人和国际工人的支持。英国的铁路、钢铁和煤矿工业的工会，组成了『三边联盟』，保证任何一个工会采取工业行动时，其它两个工会都会支持。因此，今次工业行动中，钢铁工人工会的会员，协助矿工阻止煤矿从外国运入，铁路工人也拒绝运煤。一些海员工会会员也拒绝让煤从加来港和多佛港卸货。到了7月l0日，3万5千多全国码头工人开始了无限期大罢工，导致大部份重要港口关闭，全国工业陷于瘫痪。海员和铁路工人，也相继罢工支持。在国际方面，5月12日，『国际矿工联会』在卢森堡开会，决议对英国进行『煤封锁』。该联会包括美国、澳洲、南非和西德的工会，英国都从这些国家进口煤矿。这个决议更鼓励了美国码头工人拒绝让煤输入英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工党也作出支持，从所有会员处征收每周半铸的费用，用以支持矿工家庭。一些工党市政厅辖下的学校更在假期也开放，让矿工子女可以享用免费学校午餐。妇女的组织和动员今次矿工行动也出现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矿工的妻子们组织了『妇女反对关闭矿坑』组织。在5月l2日举行的大游行中，一万名示威者，有三分二是女性。触发妇女组织起来的，是太阳报一幅漫画，画中一名矿工妻子用玩具枪指着矿工工会领袖史加基，说她恨不得有支真枪把他枪毙。许多矿工妻子看到这个漫画，非常愤怒，于是组织起来表达她们对丈夫罢工的支持。在72和74年的矿工罢工行动中，矿工妻子也曾动员起来，但当时主要是分配来自全国的支持性食物包裹，将它们分给最急切需要的家庭。今次却有不同。面对着可能是一次漫长的、艰苦的斗争，妇女们意识到她们必须有效地组织起来，收集食物、经营饭堂、筹备经费等。于是，在每一个矿坑镇，妇女为了家人的衣食，都组成了妇女支持组织。这些组织许多发展成为民主的妇女组织，动员妇女，促使妇女政治化。不少妇女委员会成员，不只参与具体的照顾生活的工作，更到各地作演讲，并组织妇女的示威游行和罢工纠察队。在诺定咸，妇女纠察队的作用颇显著，因为许多纠察矿工被捕后，在假释期间不能再从事纠察工作，而且妇女在游说仍开工的矿工时，有时更为有效，因为开工的矿工看到这些为罢工而要艰苦维持家庭生活，但仍斗争支持罢工的妇女，会感到非常尴尬。史加基说：『妇女运动已发展得很强大，是不容忽视的了。我们社会的女性，正向前迈进。』阶级力量角力矿工的罢工行动，是对保守党政府的一次重大挑战。罢工的结果对于英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将会有决定性影响。矿工罢工行动，显示了英国工人逐渐减少从上次大选中显示的对左派意见的排拒，转向选择左倾的路线了。矿工的要求已集中成为两大点：反对关闭矿坑、反对将煤矿业私有化；赶走撒切尔，用有真正社会主义观点的工党政府来取代保守党政府。现正在英国进行的阶级力量的角力，其影响不仅是英国本国，也影响到全球的阶级力量对比。因此，国际工人阶级要关注这个斗争，并作出精神和物质支持。1984年7月1日可联络：NationalUnionofMineworkersst.JamesHouse，VicarLaneSheffield，SouthYorkshireS12EXENGLAND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英国煤矿罢工工人与保守党正面冲突（何川，1984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英国煤矿罢工工人与保守党正面冲突作者：何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4月第十一卷第四期（总第88期）英国各地煤矿工人大罢工已进入第4周。由激进基层组成的飞行纠察队积极在仍未罢工的煤矿场成立纠察线，劝说其它工人加入罢工。18万3千名全国煤矿工会会员，已有超过10万人罢工，全国176个矿坑已有13l个关闭，只余下诺定咸郡等几个地区的矿坑仍在开工。6个全国主要工会已号召支持煤矿工人的罢工行动。煤矿工人和英国工会运动与保守党政府的全面对抗正在全面开展。各地区的煤矿工人罢工，是长期以来与国家煤矿局在生产力、工作措施、裁员和关闭矿坑等各问题上冲突的高峰。事实上，在去年头5个月，有五份一矿工采取了罢工行动，占这段时期罢工总数的3成。今年3月初开始从约克郡矿区扩散到全国各地的罢工，其实是由国家煤矿局挑衅引发的。煤矿局企国恢复早巳被废除的矿坑工作措施，要矿工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当工人威胁罢工抗议时，煤矿局反而威胁要关闭约克郡的主要矿坑。在多个矿坑已面临关闭的情况下，这个威胁迫使矿工要求进行全国性罢工行动，反对关闭矿坑。罢工煤矿工人除了面对庞大的警察队伍和歇斯底里的报刊、电台舆论压力外，还要应付由多年的政府分离政策在矿工内部造成的分裂。政府和工会右翼领袖多年来推行分裂矿工基层的政策，让高产矿坑的工人得到比其它矿工高很多的待遇。通过对一些高产矿坑重点投资而压制其它矿坑的投资，令政府能雇用更少工人而榨取到更高的利润。这个政策造成一些矿坑的生产力高过其它矿坑7倍。在决定关闭矿坑的标准方面，煤矿局从以往由于煤源枯竭或不能开采的准则改为以利润决定矿坑的命运和矿工的去留。这意味着差不多所有在南韦尔斯、苏格兰、东北地区和肯特郡的矿坑都会关闭，而兰开夏、中部地区和南约克郡的多个矿坑亦会关闭。目前的关闭名单上有20个矿坑，到年底会失去2万个矿工职位，而估计在未来10年会至少失去7万个职位。长远来说，保守党政策是以核能代替煤炭为主要能源，而不理会核能的危险性和一直以来的负面经验。它预算到本世纪末，核能会增加5至8倍之多。这个政策的一个目的是打击激进而有强大组织的煤矿工人的力量。国家煤矿局更用新的策略破坏工会的团结。它逐步在每一个矿坑改变工作措施而没有咨询工会，向矿工长期战斗取得对工作环境控制的成果作出挑战。在去年，这个政策导致2万名矿工被裁员，23个矿坑被关闭，和广泛的地区性争执。但抗议行动被孤立起来，逐个击破。现在，矿工能够以更大的力量和团结，在全国煤矿工会领导层的支持下，将地区性罢工扩展为全国罢工。保守党政府和资产阶级舆论鼓吹矿工罢工是自杀，矿工应该更勤力工作，提高生产力和社会安定来挽救职位等论调。但罢工工人拒绝了这些资本家观点，提出本身的要求，争取更多投资、缩短工作时间、雇用更多矿工、提早退休年龄等。矿工要求新的科技被用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减少矿工的危险而吃力的工作时间，而不是用来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和解雇更多工人。对于开采出来的煤没有市场这个论调，矿工回答以新的使用煤的途径，以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资本家的利润；矿工更主张以煤取代危险、疯狂的核能。面对着罢工矿工的战斗性，保守党政府实施更多企图分裂矿工的政策。它宣布改变矿工离职金办法，2l岁以上的矿工离职，可按年资得到一笔离职金，已不是以往只限55岁以上的矿工才可以得到。这个用离职金收买矿工的行动，明显地是为了防止矿工反对关闭矿坑。但罢工矿工坚决地在每个矿坑进行纠察行动，以抵消政府的分裂政策的影响。他们劝服尚未参加罢工的工人的重点是：没有一个矿坑或职位是安全的，如此出卖职位等于出卖整个煤矿和矿区社会的前途。他们揭穿一些右翼工会领袖所谓高生产力和高奖金的矿坑是安全的神话。罢工工人组织了飞行纠察队，到全国其它未加入罢工的矿坑成立纠察线，要求工人不要跨越纠察线。纠察的焦点集中在诺定咸郡和附近几个矿区。这些矿区是政府分裂政策下的受益者，加上受到右翼工会领袖的影响，普遍矿工比较保守。一些非正式的投票显示这区的4万个矿工中有四份三不赞成罢工。矿工与来自其它地区的纠察发生一些严重冲突。一名来自约克郡的纠察被杀。罢工纠察除了面对矿工内部的分裂之外，还要应付保守党政府的大规模警察镇压。对他们来说，英国成为一个警察国家。超过2万个警察被动员来对付罢工煤矿工人及其纠察队伍。警察到处设置路障，阻截纠察队前往其它矿区，又保护非罢工矿工进入矿坑，在多次警察与纠察队的大规模冲突之中，数以百计的纠察被拘捕。警察的人数往往多过纠察人数一倍以上。罢工矿工还面对充满敌意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章并不报导罢工者方面的消息和观点，却开动宣传机器对付罢工工人和纠察，指责他们的行动，渲染不罢工工人与纠察的对抗。《每日邮报》头版报导，访问了有5万5千名矿工参加了罢工的约克郡唯一的一个不罢工的工人。矿工工会还被政府拖上法庭以制止纠察行动。政府和雇主去年秋天便是使用这个策略来对付有13万会员的印刷工人工会。但保守党目前面对的是英国最强大的工会，在74年的全国煤矿大罢工中，成功将保守党政府赶下台。面对着重重障碍，罢工的矿工坚持动员起来，并取得不少突破。邻近诺定咸郡的北打比郡区决定加入罢工，这个决定具有很大重要性，因为它显示了罢工扩大的趋势。在初时，7成的矿工反对罢工，并阻止其它工人进行罢工。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大部份矿工相信英国每一名矿工都会受关闭矿坑影响，因此赞成进行罢工。北打此郡的例子成为其它矿区的范例，继续开工的矿坑数目每日都在减少。北韦尔斯、莱斯特郡等矿区相继加入罢工行列，未罢工地区的工会领袖要求工人不要跨越罢工工人的纠察线。罢工者表示要将所有人围绕着诺定咸郡，孤立他们，强迫他们加入罢工，这个政策似乎正逐渐取得成效。其实，这个政策是罢工矿工从去年失败的经验之中摸索出来的。去年，在政府、传播媒介和右翼领袖的分裂政策影响下，全国性投票决定是否罢工的方法，证明不利于矿工的动员，加深了矿工之间的分裂。所以今年的策略是将地区性的罢工扩展到全国，到处成立飞行纠察队，要求未加入罢工的工人不要超过纠察线，通过游说和具体纠察行动，以基本的工会团结支持精神来扩展罢工。煤矿工人的罢工，得到其它几个主要工会支持，表现了各工会的团结互相支持的精神。有会员2万4千人的全国火车司机工会从4月2日开始，拒绝替诺定咸矿场运载煤斤。拥有15万会员的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下令其会员不要运煤，也不要运载反对煤矿工会纠察的人，将煤矿主要运输中断。全国海员工会指令其2万5千名会员禁止在英国和北爱尔兰海岸运输煤和煤炭产品，这个行动将阻止从波兰、澳洲、南非等地进口煤炭，供英国发电站使用。此外，铁路文员协会、运输和总工人工会和钢铁从业员联合会的工会领袖在3月底与上述其它工会领袖开会之后，共同作出决定，要阻止煤炭运输，支持罢工的煤矿工人。这个决定代表了英国200万工会会员将会向保守党政府正面作出挑战。其它工会支持矿工的行动，将对英国工业构成巨大压力。首先是钢铁业面临瘫痪。英国钢铁公司只得到10天的焦煤供应，随时会因此被迫停工。在3月底，它已因为矿工罢工影响，将林肯郡的工厂减产一半。此外，英国各发电站的煤炭只可以维持8至10个星期，到时全英国的电力供应将会出现巨大困难，煤矿工人罢工的压力将会直接落在保守党政府身上。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及从工会运动互相支持的角度来衡量，英国电力工人对煤矿工人罢工的支持，也是十分重要的。各大工会支持煤矿罢工的行动，除了体现无产阶级互相团结支持的精神外，更是对保守党政府及其压制工会运动的法例的严重挑战。这些在80年和82年通过的法例，企图严厉限制工会的行动，令工会更难维持和重开已关闭的工厂；当工会领袖进行『非法』活动时，有权将工会资金没收；还将大部份支持性抗议行动，例如杯葛产品。在非本身工作地点进行纠察活动等，列为非法。各大工会的行动更直接反击保守党向无产阶级开刀，牺牲他们的利益来整顿英国经济的整个紧缩政策。煤矿工业只是这个紧缩政策之下的一个明显的受害者。其它例如英国汽车业、钢铁业以至卫生福利事业等都受到严重影响。因此，煤矿工人这次全国罢工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英国工运发展的未来发展是影响深远的。如果煤矿工人及其工会能克服由保守党和资产阶级长期散布的分裂，团结一致，再得到其它工会运动的支持，成功将保守党的反无产阶级和工运政策打垮的话，英国以至整个西方的政治面貌将会改观。在这个意义上，全世界工运必须支持这次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1984年4月4日回目录下一篇 |
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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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NWORKERS:
TheCultureandPoliticsofClassFormation
韩国工人
——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韩﹞具海根（HagenKoo）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出版。译者：梁光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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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夏楚）
序言
第一章绪论：韩国工人的形成
第二章产业大转型
第三章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第四章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第五章工人和学生
第六章工人认同和意识
第七章劳工大攻势
第八章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参考文献（略）
英文对照索引（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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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府逼使我们走上罢工斗争的道路”——汉城地下铁民主工会主席访问记（思齐，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是政府逼使我们走上罢工斗争的道路”——汉城地下铁民主工会主席访问记思齐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译者按：1989年3月16日凌晨3时，亦即汉城地铁6,000工人实行全面罢工前一小时，在汉城东部地下铁车厂的紧张气氛底下，《Hangalrae新闻》（汉城出版的唯一一份站在民众利益说话的合法性新闻性刊物，在88年底出版）记者访问了汉城地下铁工会主席郑允洸。访问完后约2小时，15,000名武装警察大举镇压了工人的罢工，并拘捕了约2千多名工人。该日6时55分，郑允洸主席终被拘捕，现仍在狱中。89年4月5日】问：1小时后，罢工就正式展开，你目前的心境如何？答：政府有意及有目的地迫使我们走上罢工的道路。卢泰愚政权正面对“中间评价”的问题。（译者按：卢泰愚在87年底总统选举中承诺在上任后一年由人民进行政绩评价，以决定他是否称职，评价不好，他就自动下台。89年初，政府决定在89年4月中进行“中间评价”投票。约于3月底当民运及工运斗争不断爆发的时候，政权终于以“抗击左倾力量”及“镇压阶级斗争蔓延”为借口，取消了“中间评价”的举行。）他有意地迫使工人走上罢工的路，政治上就利用工人的罢工以达到有利于他的中间评价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政权的实际意图是要重重打击民主工会运动。为了劳动工人正正当当的权益，我们必定会斗争到底。问：与汉城市政厅展开谈判以来，你的感觉，或者谈判的情形如何？答：关于地下铁的问题，汉城市政厅已把责任完全推卸了。3月9日，当卢泰愚巡视市政厅时，地铁资方、市政厅及卢的谈话中，都一致把地铁工会活动视为非法行为；卢更指示市政厅当局及资方要严厉对付我们。他们这些行动完全是军事独裁政权要粉碎人民的生存权利及基本权利所摆出的藉口。市政厅及资方提出要在3月15日与我们再谈判。但在那次谈判中，它们所持的立场比过去更加强硬。谈判固然不能达成任何协议，资方更气焰嚣张：“够胆的你就罢工啦！”给人的印象就是政权以武力介入劳资纠纷而发出的“最后通牒”。3月7日下午6时至3月8日上午7时共13小时的谈判中，市政厅及资方完全推翻我们之前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即使当局在协议上是签了名；而作为人事及管理者的地铁社长更逃避有关责任。金命年社长出任后一年，与我们共签了三次的协议书，但没有一次是正式履行过，协议书就是犹如一张废纸。我们本着劳资互相依赖的前提，与资方达成协议，但资方竟然轻易地就把协议完全推翻。我们工人都认为是被资方欺骗了。问：3月8日投票决定罢工后，工会会员有什么反应？答：3月7及8日进行的“是否罢工”的投票中，94.3%会员赞成罢工。这反映了工会会员的决心，这完全由于工人不甘被当局及资方多次欺骗因而作出的反应。现在，全体工会会员上下一心，这是极不寻常的。问：有些人说，这次工人罢工是新工会执行部为显示实力而作出的行动。答：那些人这样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地铁工会因而作出的。6千几地铁工人绝对不是为工会执行部而斗争的。为了要向外展示全体工人的意念因而罢工，那也是不可能的。资方、市政厅、政府不断镇压工会活动；而资方三番四次推翻与工会达成的协议；即使如此，工会都作了很大的忍耐，但是市政当局及资方完全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这就使我们工人的内心受到很大创伤，因而不得不行动起来。问：罢工会到何时为止？答：直到我们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获得实现为止。目前我们一班工人的斗志非常高昂；尽管当局采取一切手段要破坏工人的行动，但我们必定会为粉碎当局镇压工运的行为而斗争到底，永不后退。问：资方方面向法院提出控诉不少工会会员，工会方面有什么对策？答：至目前，被提出起诉的共有52名，而已正式被起诉的则有30多名。尽管当局用拘捕、起诉等手段打击我们，我们的工会怎也打不破的。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批工会执行部人员已选出，随时可接替发挥指导力量。关于被捕工人的补偿方面，我们成立了特别基金，作为对工人的经济支援。如果工人由于斗争而被当局解雇、停职或受处分，拿不到工资，工会都会为该等家属作经济支援，这部份的基金额约有一亿圆；至于被捕或死亡的，工会也准备了1亿多圆作为家属的生计费及葬礼慰劳金。工会会分别一次过支付，及在一定期间内支付工人基本工资1—5%给工人家属。问：万一当局以武力镇压你们，你们有什么对应方法呢？答：罢工权是工人应有的正当权利。为了保护我们应有的权利，300多名工人组织了纠察自卫队；当局武力袭击我们时，全体工会会员都会用一切的方法抵抗当局的暴行。问：工会反对资方增加车资。答：从5月开始，政府计划增加车资25%，即200圆的增加至250圆。当局将增加车资的理由归咎为工会较早时实行的“免费乘车”行动，这是当局将责任推到工会身上的一种手段。其实在一年前，当局已计划增加车资。至于当局所说的地铁负债问题，这全是当局当初建造地铁时采用了完全不合理性的方法，高价购入车厢，掌权者及地铁经营者的贪污腐化所带来的产物；这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因此，要解决负债的问题，当局应该把以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财富、资金等充公；活用石油基金；向在地铁站附近进行的地产投机活动征收投机税；征收私有财产税，向进入市中心的汽车私用者征收费用；重新发还地铁赚取到而累积的资金及利息，以便活用等。一般市民的生活已是那么艰难，因此当局必须全面废弃增加车资的决定。问：市政厅，假如要求谈判的话……？答：我们谈判大门是随时打开的。市政当局有诚意谈判的话，我们随时准备谈判。我们的要求是：⑴当局履行协议；⑵市政厅市长在协议书上签名作实；⑶地铁社长金命年应予辞退；⑷释放前工会主席裴一道，及其他要求等。问：在野劳动团体的团结支援如何？答：在某时期，支援是没有的，但现在，在野劳动团体的支援及联合斗争非常之多。“汉城劳动团体联合会”，“全国民族民主运动联盟”，“争取增加工资斗争本部”，“汉城总学生会联盟”，“进步政治联盟”等，与地铁工会共同组织了“共同对策委员会”，以支援我们的罢工斗争。问：工会的志向及方向如何？答：即使执行部人员全部被拘捕，我们都会继续与各民主运动团体、劳动团体团结起来，为粉碎当局镇压工运的行为，为了工人的权益，我们必定会继续斗争到底。 |
“通过谈判可解决问题；对武力镇压必斗争到底！”——现代重工厂民主工会访问记（思齐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通过谈判可解决问题；对武力镇压必斗争到底！”——现代重工厂民主工会访问记思齐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9年7/8月第十六卷第5期（总第144期）【编者按：以下是现代厂工人斗争被镇压后，一名在逃亡中的现代厂民主工会负责人接受本刊读者访问的记录】问：罢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答：1987年底现代重工厂工人工会正式成立，自始，工人与资方就各种有关工人的权益等问题都通过集体谈判解决，1988年6月开始，工会就工人提出的各种要求（见[1]），与资方展开集体谈判。但经过六个月谈判，资方始终不接纳我们的要求。我们行使了“劳动三权”（访者：南朝鲜宪法内注明工人有：组织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决议罢工。资方指我们的罢工为非法，还指责我们是“共产主义份子”、“暴徒”等，由于资方对我们的无理“扣帽子”，宣传媒介也歪曲报导，那期间，我们都不获得市民的支持。我们为全体工人的权益与资方谈判的行动并非在“工人运动”的立场上与资方谈判，而是在“工会”的立场上与资方谈判。当然，工会运动得以发展，工人运动也会因此壮大起来，我们国家的民主化不是可以得实现吗？这都是我们所期望的。问：1988年6月就开始谈判，至1988年12月12日开始罢工，至3月30日政权武力镇压为止，罢工达109日。这次斗争的时间拖延甚久，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答：没错，我们12月12日正式全面罢工。当时工会主席（访者按：当时主席名为徐太守）领导罢工不到5日，自己单独与资方会面，之后，就呼吁工人先全面复工，后谈判。当时，大部份工会会员，及工会执行部都认为，工会主席的单独行动是不当的，同时在一无所得的情况下复工，更加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工会会员就对该工会主席投不信任票，将他罢免。当时一些律师给了我们工会意见说，尽管徐太守把工人的意见置诸不理，但由于徐太守是法定的工会主席，即使工人重新组织执行部，在法理上是不会获承认的。因此，工会会员再次进行投票，并选出当时的工会副主席，亦即现时的罢工指导部主席李源健为新工会主席。重工厂工会会员共有18,000名，参与投票的有3分之2，而支持李源健为主席的占90%以上。但资方竟然不承认新工会执行部，说是非法组织，并拒绝与我们谈判。我们在罢工期间，多次遭受资方派出打手袭击。1989年1月8日，当时是晚上，我们在厂内进行集会，资方的打手手持木棍、铁枝等，突袭我们一班工人，结果不少工人的头、腰、手、脚都受到严重打伤；2月21日，8,000多名工会会员在厂内静坐集会，资方竟派出200多名警卫及打手，各人手持利刀、削尖的水喉铁、铁枝、木棍突袭我们，结果不少工人被打伤。资方这些暴行，工人怎会不愤怒呢？暴行事件愈来愈残暴，工人的愤怒也愈来愈深，并扩展到其他工人方面。更甚的是，1989年3月3日，工会主席及罢工指导部人员被人用车故意撞伤，大家都相信这是资方企图暗杀工会人员的行为。但当时一般的传播媒介并没有真实地报导，只以一般交通事故处理，资方的一连串暴力可耻行为，更使工人愈来愈愤怒。问：新的工会执行部获得大部份工人支持，资方的连串暴力行为，工人为何不能有力地抵抗呢？答：我们不是无力抵抗，资本家获得政权的庇护：假如我们用同样暴力的方法抵抗的话，政权就更加有藉口镇压我们，及破坏我们的工会活动。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只要我们用非暴力的方法，政权就没有藉口介入镇压我们。问：3月30日凌晨，政权大举镇压工人，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答：我们国家有所谓“第三者介入法”，非本厂的工人及资方如介入罢工事件，会被当局起诉。劳资双方问题，应由劳资双方解决，我们都同意的，但是政权当局介入劳资纠纷内，不就是违反了“第三者介入法”吗？当局自己立了法，但自己却违反该法，我们以非暴力方法与资方交涉，是我们与资方之间的事，政权既然以暴力侵入，我们就决定武力对抗。但是政权出动海、陆、空三方面兵力（指警察）对付我们，我们怎能有足够能力对抗如此庞大的兵力呢！所以我们变更斗争方法，以和平的静坐方式来对抗他们的镇压。但政权仍以武力对付我们，拘捕及解散我们。当时，我们的家属、居民都一齐参与静坐抗议。学生替我们筹了不少捐款，居民送给我们不少食物，而农民也送给我们不少米粮，因此，我们与当局及资方的斗争，能持续下去。问：罢工被武力解散之前，现代集团其他属下工厂的工人，例如现代机器、现代重电器、现代自动车等工人，是否已对你们表示支持呢？答：是有的，但由于“第三者介入法”的关系，他们不能够直接参与我们的行动。他们所能做的是在他们自己的工厂内宣传，及替我们筹款及物资，捐给我们。他们也来慰问我们，并鼓励我们努力斗争等。至于各厂工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现代集团各厂的工会，都由工人自管，排拒了资方的干预及干涉，可以说是民主工会；但现代自动车厂工会主席，正如大家都知道的，是被资方收买了，工会变成了“御用工会”。在目前的工人同盟斗争中，其他厂工人都直接参与了我们的斗争。问：这次现代工人的罢工斗争，可否说一方面是为工人的权益而斗争，而更重要的，正如工人集会中经常喊出的，是为“工人解放”而斗争呢？答：我们国家有很多不利工人权益的法律，在这个所谓“保障劳动三权”的国家中，实际上，连我们的罢工权也保障不了。政治活动只能容许政客参与，我们的工会想参与政治活动都不容许。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力争废除一切对劳动工人不利的法律。这不是我们走向工人解放的方向吗？废除了那些法律后，工人可跳出工会活动范围而参与工人运动及政治活动，那才是真正的民主主义。我们所希望的就是这种民主的社会。问：你所称的工人参与政治，可否具体说明一下？答：目前的总统虽然是由市民投票而产生，但政权与军方的关系，某些人仍然控制着政权，在其背后有一大批军人保护着这个政权，因而可继续维持其独裁性，另一方面，工人即使喊出政治口号，也不容许，而且会受到不同的镇压。假如政府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话，工人也是公民的一份子，难道不可以对政府作出指责批评吗？我们正是缺乏了这种权利。问：刚才提到的“工人解放”问题，可否就其内容及意义说明一下。答：在这个社会构造之下，一切生产物不是由我们工人制造的吗？作为生产的主体，我们应该享受到从生产带来的真正生活；同时应该是各种生产物的主人，并且以这个社会的主人身份过真正的社会主人的生活，难道这不是真正的民主化社会吗？正是从这个方向走，“工人解放”就可得以实现。工人有工做、有饭食、有闲钱玩乐，这并不是“工人解放”；在工人参与生产的同时，也对社会生活一齐参与，这才是“工人解放”的真正意义。问：其他工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吗？答：没错。由于法律上的限制。我们不能具体地公开地说，但假如你向其他工人问同一问题时，我可以说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问：罢工之前及之后，工人的意识有什么变化呢？答：在罢工期间，资方采取了恐怖手段，袭击我们工人。工人立即要求当局调查真相及处罚原凶。但当局竟采敷衍态度，不了了之。我们工人之间不禁要问，为何资方要用恐怖手段对待我们？谁是幕后指使人？当局为何置诸不理？等等问题却使我们认为政权保护着资本家，利用政治权力来打击我们，镇压我们。问：目前现代集团工人还在斗争，你认为目前的斗争是否已是政治斗争呢？答：说到政治斗争，目前，我们还未有足够力量。但是，假如我们能争取到废除一切限制我们活动的法律，我们就可参与各种活动，包括政治活动，而且可获得保障，这是我们所期望的。问：虽然现代工人还在斗争中，但从罢工开始遭到武力解散至今天为止，你认为这次斗争是胜利还是失败呢？答：我们都认为这次斗争是我们的一次胜利，通过这次斗争，市民都关注到工人的问题；我们厂工人之间的团结比以前紧密了好多，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开启了工人同盟斗争的历史，各工厂工人之间的团结也紧密起来，给以后工人团结斗争奠定基础。说到废除不利的法律方面，我们可以自发地团结起来，为废除那些法律而一齐斗争，难道这不是我们工人的胜利吗？我们斗争的真正意义，并不是为了工资的增加，而是要开创民主化的路，我们的政治意识通过了工厂内的斗争，提升了不少，这不可能在校园内学到的，难道这不是我们的胜利吗？问：最近政权当局表示，假如现代集团工人罢工事件继续恶化，当局会考虑实施军管法。假如当局真的实行军管法，工人方面会有什么反应呢？答：1980年代光州民主运动爆发，不少人被杀害。光州事件我们都印象犹新，我们不希望光州屠杀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希望民主工会活动自由，工人可自由参与工人运动，但政权在军事的保护下要镇压我们，难道我们又好像当年光州市民般，拿起枪枝互相残杀吗？军人也是人民的子弟，这样的对抗我们是不希望发生的。所以，我们希望资方能尽快与我们谈判，解决问题，好让我们能尽快正常作业，这是我们所期愿的。问：在未来的工人运动或工人解放方面，你认为现代集团工人扮演怎样的角色呢？答：我们都是全国最大、最有实力的资本集团的工人，我们自发地起来争取我们的权益，可以说是扮演着工人运动的先锋角色，我们的斗争给小规模工厂工人的斗争提供榜样，也打开了工人斗争的道路，可以说，我们的斗争的胜利，不就是小厂工人斗争的胜利吗？所以，在斗争当中，我们工人之间一齐参与，互相支援，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就工人运动、工人解放方面（的）知识，我们要多点学习，使我们国家能早日走上真正民主化道路，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问：现代集团工人斗争的失败或胜利如何影响整体性的工运呢？答：我们是全国最大资本集团的工人，假如我们的斗争失败，小厂的工人斗争又怎能发挥到力量呢？政权要武力镇压我们，它同样可以武力镇压其他工人斗争。因此，我们的斗争必定要坚持下去。问：目前，现代集团工人提出怎样的要求呢？答：目前，政权当局用打击“左倾势力”等藉口镇压工人罢工，不少工人同志在斗争过程中被捕。因此，我们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同志，我们的罢工是合理及正当的，当局无理由拘捕工人同志的。资方立即与我们对话，解决问题。劳动三权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当局必须承认民主工会的地位。波兰都承认了团结工会地位，为何我们的号称民主主义国家要这样压迫我们的民主工会活动呢？问：说到波兰工会问题，1980年波兰工人大罢工事件，工人当中有多少认识呢？答：有关波兰工人斗争的书籍也看过。但所知的不多，不过，对于波兰工人的斗争，我们都认为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生产的主体都是劳动工人。我们或波兰工人都是一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权利、甚至人权，而提出各种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在那种体制下也可以合力斗争，我们在这里又怎能不扮演这角色？至于说到当年波兰工人在罢工期间与农民物物交换的情况，我们现在的情况有点不同，我们国家是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向资本家提出我们的要求，假如不接纳的话，我们的武器就是“罢工”，通过罢工来争取实现我们的要求。说到物物交换，看来，我们还未能做到这点。问：最近政府不断说劳工问题渗入了“左倾势力”，还说“工人争议已上升为阶级斗争”。作为工人，你对政府的话有什么意见？答：我们工人为权益而斗争，是正当的事情。政府这样指摘是太过份了。什么左倾势力等难道可以发动我们整体工人罢工吗？我们的罢工都是由工人讨论过，一齐决定的，个人或什么左倾势力无可能发动这样庞大的罢工，安定社会也是我们所寻求的，但政权利用什么左倾势力为藉口，保护资本家，镇压我们的正当活动，我们必定会极力抵抗，至于“阶级斗争”的问题，恕我不能回答了。问：目前现代工人的情绪如何呢？答：由于当局的武力镇压，工人都非常愤怒，内心有痛苦的一面，也有悲愤的一面，但我们的斗争意志，仍是高昂的。我们仅希望资方立即与我们谈判，解决问题，好让我们能尽早正常作业。1989年4月[1]工人向资方提出50多个要求，大部份都获资方接纳，然而关于以下的要求，资方一直不肯让步。⑴一周劳动时间44小时（星期六下午休息）；⑵年花红增加600%；⑶退职金采累进制；⑷被解雇者恢复原职；⑸增加津贴，等。 |
南朝鲜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概况（五）（思齐，十月评论总第140期198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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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鲜民主运动的新发展概况（五）
思齐十月评论第16卷第1期（总第140期）1989年1月出版
现代汽车厂
位于蔚山市的现代汽车厂是全南朝鲜最大的汽车厂，雇有工人2万3干名，全部都加入了去年才成立的独立工会。在5月13日。工会代表首先与资方谈判，要求增加工资134,925圆（其中104,925圆为基本工资，其余为生活津贴）（49%），但资方只答允增加41,000圆。即28.2%。谈判至5月24日，资方改变态度，答允增加工资至78,000圆。但工人代表表示由于资方年终获取了惊人的利润。工人的生活必须得到改善，并说增加工资不能少于100,000圆。工人于是在5月30日召开了大会，投票决定是否罢工，结果19,790名工人投票中17,246名赞成罢工（87.1%）。全面罢工即时展开。工人罢工不到两日，资方在6月1日宣布关厂，并拒与工人代表谈判。该厂的关闭也即时使其它提供有关零件给现代厂的13l间工厂停止生产，3万多工人也同时停工。工会立即组织了特别委员会，商讨对策，而2万多工人在工会决定下，离开厂房一星期，转往附近农村地方，协助农民播种等农事工作。直至6月20日，资方答允与工会代表重新谈判；工会领袖则要求工人回厂及恢复工作，等侯工会与资方谈判结果。工会此项决定即时遭部分工人反对，并在厂内进行示威抗议，他们表示在未有任何决议之前，工人不应复工。其它工人则分组讨论有关决议，并没有即时复工。6月23日，工会代表与资方达成协议，基本工资增加48,000圆，增加家庭津贴17,000圆，促进生产津贴每月增加13,500圆。另外，工人要求工人罢工期间资方应如常支付工资，但资方不答允，只改而以「促进生产津贴」的方式支付工人150,000圆作为工人罢工期间不获工资的补偿，最终工人代表也接受。劳资双方达成协议后，厂内约千名工人举行示威抗议，指责工会代表在谈判中一直被资方牵着，并要求工会领导层重新改组。但最终工人接受了谈判的结果。
以上介绍的罢工例子，只是无数罢工事件中的一部分。由于上述的罢工事件所牵涉的工人数目众多，有关的生产活动也是南朝鲜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因而作较详细介绍。但其它的罢工事件，在工人运动当中所起的作用，绝对不逊色于上述的。有关详情请看下表。
罢工工厂
发生日期/结束日期
罢工人数
要求
结果
1,三星造船厂（巨济岛）
1988.04.06/
3000
1,成立独立工会
2,增加工资120,000圆
（不详）
2,现代造船厂（蔚山市）
1988.04.12/—
1500
共7点要求，其中包括：
1,争取工会办事处；
2,增加每月津贴由10,000-30,000圆；
3,增加每年花红100-600%
资方答允6点要求，但不答应增加花红100-600%；提出在计算年终花红时另加福利津贴30,000至40,000圆。
3,韩国重工业
1988.04.19/—
3500
1,增加基本薪金14.5%
2,支付「暑假」费3万圆
3,支付罢工期间50%薪金
4月29日资方答应工人要求。但到5月，工人发觉管理职增加的薪金比工人的增加2倍，工会干部18名为抗议资方的歧视，遂于5月26日进行绝食抗议。结果不详。
4,大宇重工业
1988.04.25/1988.05.30
4700
1,增加工资35%（80592圆）
5月24日，资方提出增加工资68,680圆，工人投票67%反对接受；5月30日资方答应加至69,860圆。罢工期间的工资，花红50%，生活津贴10万圆照付。工人接纳。
5,大宇电子（马山）
1988.04.28/—
4200
增加工资22.7%
（不详）
6,旌善煤矿（江原道）
1988.04.16/—
（23个煤矿工会工人）
增加工资由15-30%；及支付罢工时的工资
（不详）
7,大宇精工厂
1988.03.26/—
（不详）
1,增加基本工资35%
2,设立家庭津贴每月2万圆
3,每周44小时工作制
4,给单身工人提供宿舍
4月11日资方借口劳方违反《劳动争议调停法》及以保护产业为理由，入禀法庭，控告工会主席。结果不详。
8,现代电子厂（蔚山市）
1988.06.08/—
2000
1,增加基本工资116,685圆
2,增加生活津贴
（不详）
9,现代精工厂（昌原市）
1988.05.27/—
2000
增加工资131,148圆
（不详）
10,汉城地下铁
1988.06.18
6000
（罢工前夕，劳资双方达成协议，罢工因而取消）
1,将目前职级分三级改为一级，取消薪酬分别；
2,蓝领及白领工人晋升机会平等；
3，提高蓝领工人职级一级并增加工资33,000圆
资方接纳劳方要求后，劳方复工，至88年9月初，资方迟迟未实现劳方的要求，劳方遂提出再罢工的声明，但工人当中，对于是否在奥运会前全面罢工起争议，投票结果，决定罢工决议推至奥运会后进行。10月5日，工人提出罢工声明，资方与劳方谈判，答应会增加工资，罢工决议取消，谈判仍继续。
11,韩国国家铁路局
1988.07.27
1988.07.281400司机及工程司
1,增加津贴100%
2,增加工资8-10万圆
3,缩减月工时从250小
时减至144小时
4,长程班车采轮值制
5,增加进升机会
罢工不到1日，政府指工人罢工为非法，派来近3千警察把1400名罢工工人拘捕，并迫使他们签下复工书，否则会被控。工人被迫签下复工书，并于7月28日复工；但新成立的罢工委员会负责人共30多人却被检控，指他们煽动工人罢工。政府只口头答应会改善工人的福利。
此外，罢工还续及其它行业包括金融、酒店业、船泊运输、食品制造业、的士、其它汽车制造厂、电视及报刊新闻工作人员。等。
在罢工期间，一些由资方阻止工会成立事件及雇打手殴打罢工工人事件也不时发生，最为哄动的发生在5月6日，现代机器及建筑公司（为全国最大的建筑集团），工人组织成立工会，但在组织期间，工会筹组主席石宗义竟被资方派人强行掳去。资方此举是希望阻止工人在厂内成立工会。后来事件被揭发，并证实该厂的总裁，一名公司董事及两名高级职员为事件的幕后主谋人，结果在6月2日除该厂总裁外，全被当局拘捕及控以「指使他人绑架工会筹组主席以图阻碍工人成立工会」，而该厂的总裁则被罚款5百万圆。这次事件发生对当局也造成压力。6月中，当局正式批准该工会成立。
此外，一件更使人气愤的袭击工人事件发生在6月7日，位于汉城厂「九老区」的大韩镜片厂，约l00名工人从4月19日开始进行罢工，并在厂内静坐，抗议资方无理解雇一批工人。他们要求资方撤消解雇决定。工潮一直都没有解决迹象。后来，资方竟雇用了2百名打手，在6月6日早上5时。袭击罢工工人。该200名打手用水喉铁、木棍殴打罢工工人，并破坏工会地方，同时以消防水喉冲散聚集的工人。该200名打手更将60多名工人强行拖出厂，并将工人交给预先在厂外等候的警察。不少工人因此受伤及被捕。事后，所有工人被赶出厂；而工人也赶往警署进行抗议，并促请警方立即释放被捕工人，事件发生之后，工人指责是次事件是资方与警察当局的串谋菲行。终于在6月7日，当局拘捕大韩镜片厂的董事及高级职员共5名，控告他们指使他人殴打工人。
工人被殴打事件在南朝鲜是不时发生的，特别在一些小厂内。工人一直是处于被劳役的社会当中，过着无希望的生活，这也是促使工人走向罢工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工人的意识水平
去年8、9月的大罢工斗争当中，首先提出罢工斗争的不是工会，而是普通工人，这是劳工运动界中听承认的普遍现象。而在去年大罢工后，汉城国立大学一名教授进行了一项调查。访问了去年牵涉入罢工潮的680间工厂企业的约1800名工人。调查发现有70彤的罢工工潮是由年轻工人昕发动，而且占大部分是普通工人而并非工会领导人或工作人员o（见《韩国时报》88年4月23日）。另外，据接近劳工运动人士表示，在86年酣1千万工人当中，参加工会人欺不足5彩；但在86年后，数字显著上升，特别经过去年8、9月大罢工斗争后工人更领悟到工会的重要性，加入工会人敏上升至20彩。此外，据劳动部在6月27日发表有关工会上升及工人参加工会叹字，如下表：
日期工会数字
工会会员
1987.06.302735
1,050,201
1987.12.314086
1,267,457
1988.05.304729
1,526,452
尽管以上是官方数字，但显示了经过去年「6月斗争」及8、9月的大罢工工潮之后，工会成立的数字。88年5月30日比上年6月30日上升达73.5%，而人数也上升达45.3%，这是从来没有的上升速度。在5月1日的劳动节当日，2万多工人齐集在延世大学露天剧场举行「世界劳动者解放」的纪念大会。会上劳动者们呼吁团结，这都可反映工人对组织的意识及团结已有一定水平。88年4月19日，「劳动者解放斗争同盟」发表了一份传单，内容批评了现时的「军事法西斯」政权，要求民主国会，保障选举。统一等。这样的意见多少可反映一部分工人的意识。
此外，从工人的罢工要求当中，也可发觉工人的经济性斗争逐渐向政治性斗争发展。不过，这只是集体斗争的一种必然趋势，普遍工人的意识水平，特别是关于政治意识水平仍处于低水平，这是劳工运动人士所承认的。普遍工人仍集中在经济性斗争，而有政治意识的还只是占少数。不过，在某些工会领导层当中，不乏有极为进步的意识的。据了解，这些领导人对工人运动未来发展持以下观点：
（1）工人、农民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管理国家的阶级；
（2）但第一点是遥远的，目前重要争取的是使各社会机构民主化，例如工厂管理、教育、传播机构等应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
（3）改变社会结构，人民应有权平均分享社会财富，有权参与工厂及公司／企业管理。
据了解，多数工人对第1个观点都有概念性的赞成；不少认为资本与管理应分开，由工人自管。
另外，在某些工人当中正酝酿成立「劳动者政党」，初步构思有3点：
（1）争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有同等薪酬；
（2）参与总统及国会选举，目的是将管理权掌握；
（3）在企业中争取劳动者参与及决定生产。
不过，目前「劳动者政党」在工人当中只是一项构思，而上述3点内容也是非常初步的。
【图】
「民主工会万岁」；「保障生存权利」……表现了劳动工人的团结斗争的力量，对未来、对劳动解放充满希望。南朝鲜大布画。
结语
在南朝鲜民主运动界中有这样一句说话：「韩国人的『恨』使我们投入这场斗争，是推动我们的动力」。这个「恨」虽然带有很重的民族主义味道，但假如我们了解朝鲜人民的历史从1900年开始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大战期间。无辜成为战场；战事结束了。以为可以过独立的生活，谁知美帝侵略使国家一分为二，1950年朝鲜战争，在美帝的挑拨下，朝鲜人民自相残杀；人民要革命了，要赶走美帝、赶走军事独裁政权，但政权却以枪炮血洗光州，不少人民战士英雄就这样被残害；到今天，经济发展了，人民以为有好日子过，但资本主义经济，却尽情地剥削制造国家财富的工人阶级。这样的历史。南朝鲜人民究竟要忍受多久啊！心中的「恨」的产生是如何自然！
当我们从电视上、从传播媒介中看到学生、人民与警察打斗时，我们除了即时大叫：「多么的暴力啊！」之外，我们可曾思考他们在推动民主运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可曾深思他们的历史责任是如何的沉重。当他们面对如狼似虎的防暴警察时，他们毫不畏缩；在满天是使人窒息及使人致癌的催泪烟幕中，他们英勇地战斗，高呼民族解放、劳动者解放；他们知道被捕后，会遭受形形式式的肉体及精神虐待，他们害怕吗？没有。在牢狱中经过多少岁月后，又再投入各场斗争。
当我们还受资本主义传播媒介的渲染，说工人罢工阻碍经济发展、工人是贪得无厌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劳动者的生活及生命是如何受威胁。基本生活固然不能维持正常，就是精神与精力也被消耗殆尽；不管是严冬或酷暑，劳动者都要在星夜之下，拖着疲乏不堪的身躯，走向那像坟墓的工场；到月挂高空时，又拖着那更加疲乏不堪的身躯，半颠半簸地离开那恐怖的工场！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背后的一幅骇人的景象！
没错，南朝鲜是一个细小国家，但它近年来工业发展迅猛。而且有集中的工人阶级，南朝鲜的民主运动及劳工运动有很顽强的生命力，也正因为如此，更使我们对人类的解放，特别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充满希望。
1988年6月30日
感谢姜晴信录入 |
六、中越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六、中越战争
·中国对战争的准备及估计
·战线与战况
·战争的性质
·中国得到些什么？
·越南付出的代价
·中越谈判的前途 |
五、越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五、越南
·解放后的处境
·越南的建国方针及越共「四大」
·与苏联关系的发展
·中越关系破裂
·穷兵黩武下的经济
·党内斗争 |
四、老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四、老挝
·解放后的处境
·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改造
·与越南的「特殊关系」
·外国援助
·与中国的疏远及决裂
·老挝的悲哀 |
三、越柬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三、越柬战争
·越南对柬政策的改变
·「柬埔寨救国民族团结阵线」成立
·金边陷落
·外交战线
·韩桑林政权的处境
·柬共的游击战
·柬埔寨往何处去？ |
二、柬埔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二、柬埔寨
·解放后的处境
·波尔布特的崛起
·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柬外交政策
·柬越冲突
解放后的处境
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柬共军队解放金边，正式结束了朗诺政权的统治。七六年一月五日，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三月二十日，全国举行第一次大选。四月二日，施汉诺辞去国家元首的职位，新政府同意每年给施氏八千美元作为退休金。四月十一日，由二百五十人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召开，波尔布特（沙老夫沙亚）出任新政府总理；乔森潘出任国家元首；英萨利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宋成出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胡荣、符宁、英太莉（即乔太莉）、容逸等都出任部长。柬埔寨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相对来说，柬埔寨比越南小得多，人口也只有七百多万人。七○年朗诺政变以前，柬国较少受战争影响，社会制度虽然不平等，但人民生活也较为安定。在朗诺政变后的五年战争中，柬国经济由于战乱及美军的轰炸，也受到很大的破坏。据柬共的官方消息说，由于战乱、疾病及饥荒而死去的人民达到八十万。
柬共「进城」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把人们从城市迁徙到农村去。在金边，二百多万居民在四月十七日当天便接到命令需立即离开城市，理由是可能会有美军轰炸。英萨利在七五年九月对法国记者解释说：「我们曾估计金边只有两百万人，但当我们进城后却发觉人口几乎达到三百万。过去，美国人每天要运三、四万吨粮食到金边。我们没有能力这样做，所以人民只能前往有粮食的地区。我们要养活人民但同时亦要维持我们的独立和尊严而不需乞求别国的援助。」
除了粮食问题外，害怕敌人轰炸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过，柬共领导层更害怕的却是城市可能会令到干部腐化。对他们来说，金边这样的城市是腐化的、堕落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象征。他们若要建设理想的新社会便先要消灭这样的城市。因此，当各大城市的居民被迁徙到各处农村后，新政权并没有打算把他们部分再迁回城市。
这种不让群众知道目的地的迁徙在同年九月又再进行了一次。目的是要人民去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建设新家园，使他们忘记旧社会的压迫，也忘记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和观念。这种背负家当、赤足而走的迁徙当然会做成不必要的人命牺牲。七七年五月当英萨利接受意大利记者访问时也承认，仅在撤离的行动中，就有二、三千人死去。
对柬共来说，某些人的死亡可能是罪有应得的。他们包括旧政权的官吏，与及地主资本家等。尽管柬共领导人也常常谈及对敌人的改造，但事实上，柬国内部在这几年来都不断有集体屠杀异己份子的传闻。特别是在七五年，政府一方面不断劝告朗诺残余份子投诚，另一方面却对投诚者加以杀害，常常连投诚者的家属也不能幸免。据说，柬共干部喜欢用刀来砍杀敌人。
革命就必然要镇压敌人。但杀人是否是镇压的最好方法呢？从某方面来看，这可能是由于复仇和恐惧的心理所驱使。柬共被镇压了十多年，封建社会的旧政权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左派。解放后，柬共的干部人数只有数千人，军队也只有数万人，因此，他们很容易会害怕遭到敌人的反扑。同时，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已在柬全国布下联系网及藏下了大量枪械，所以柬共会以为在肉体上消灭敌人会是巩固政权的最好方法。杀人可以减轻自己的恐惧，但却会引起群众更大的恐惧，后果就只会失去群众的支持。
波尔布特的崛起
正如在本书「背景篇」介绍柬共历史部分中所提过的，波尔布特（沙老夫沙亚）一直以来都是柬共的领导人。不过，直到七六年四月，波尔布特才在柬国的政治舞台公开露面。
而事实上，在七七年五月波尔布特才真正的确立了他在柬共及柬国的领导地位。其间，柬共内部发生了一连串的斗争及清洗。
柬埔寨解放初期，柬共并没有公开活动，而只以「革命组织」（「安卡」）作为代号。波氏曾说这是由于时机还未成熟，但却没有详细地解释。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这是由于柬国内部长期的反共宣传，柬共领导人为了避免吓怕人民，所以把党称为「革命组织」，到一切安定下来后，才把党公开。不过，这种说法似乎难以成立。事实上，又有哪个柬埔寨人不知道「革命组织」的背后不就是共产党呢。延迟公开党的组织必然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据说，在解放后，一些外国共产党曾去电柬国，祝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取得胜利。由此可见，连不少外国共产党也不知道柬国左派在六○年已重建了另一个党。那么「人民革命党」是否早已不存在呢？
原来，当柬共在七○年决定和施汉诺合作及和越、老左派结盟后，不少过去前赴越南的「旧左派」再度回到柬埔寨。这些人虽然未能立刻取得领导权，但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据越南的消息说，「回归」的「旧左派」有好几百人，据说都是「受过资深训练的领导人」。解放后，新旧左派之间出现了剧烈的冲突。
越柬冲突公开化后，柬埔寨政府在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声明中说过：「他们（越南）秘密成立了一支军队，以一些坏人当首领，作为在柬埔寨内部扩展势力的工具。他们利用这一小撮柬埔寨卖国贼去建立一个新党以破坏柬埔寨共产党；建立一个特殊的行政组织来分裂及破坏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及革命政权。」
总之，柬共和「回归派」的冲突一直持续到七七年。在七六年九月，波尔布特曾以健康为理由暂时辞去政府总理的职位。很可能，他要把精力集中在党内事务方面。据说，在七七年四月，柬国内部出现了流产的政变。结果是波尔布特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当时，一些地方上的「革命组织」干部被全数撤换。一些「回归派」再次逃去越南，并在边境地区从事颠覆活动。五月，波尔布特任总理，并开始在公开场合露面。除了「回归派」被清洗外，一些大知识分子包括胡荣、符宁等也被清洗。值得注意的是，在柬国，被清洗即意味着肉体上的消亡。自此以后，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大权在握，而仍然充任国家元首的乔森潘，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名义领袖吧了！
波尔布特为什么能在党内斗争中取得胜利呢？波氏自己会认为「回归派」都是亲越的卖国贼，自然难以颠覆那深得民心、光荣正确的柬埔寨共产党。而越南则认为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深懂权术，是马切亚维里（Machiavelli）（注）的典型信徒，懂得拉一派打一派，所以虽然是属于少数派却取得大权。
除了上面的两种解释外，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波尔布特所宣传的共产主义理想得到一些新入党的年轻党员支持。这些大多是在七〇年后入党的青年农民，他们人数众多。得到这些新党员的支持，波尔布特当然能战胜党内的敌对派。
（注：十五至十六世纪一位意大利作家及政治家，是「ThePrince」（「帝王术」）一书的作者，主张统治者必须是超乎道德、精明、残忍的。）
波尔布特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解放后，在柬埔寨所建立的经济制度算得上是空前绝后，前所未见。据越南方面说，柬埔寨在农村推行中国式的人民公社，一切都照搬中国的样板。诚然，波尔布特在七七年九月底访华时几乎已公开地自认是毛泽东的学生，也常常提到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时的口号如「破旧立新」，「政治觉悟决定一切」等，但柬共在国内所推行的一套，多数是他们的独创，较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最激烈的还要激烈。
根据柬共的埋论，柬国在解放后已完成民主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这就是要消灭阶级差别，但全国只剩工农两阶级，然后以此净化后的阶级来建设没有剥削、没有不平等、一个有很高道德水平的新社会。
当不需要的阶级被「净化」了之后，柬共在全国各地组成了农业合作社。大者有一千户，最少的则有一百户。合作社的制度早已在七三年便在解放区内推行。到七八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都在合作社内生活。在合作社内，一种新型的公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那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早已变成落伍，人们已直接入高级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时代。
据一些曾经参观过柬埔寨合作社的美国左派人士说，在合作社内，有医院、学校及幼儿园的设备，一切都是免费的，因为根本就没有货币。那里，人们一同工作，一同在合作食堂内用膳，晚上则各自归家。他们所用的农具还是较为落后，生产以人力为主。那里没有星期天，但每十天就有一天休息日。在那天，人们可以进行学习，也可以从事文娱活动。每三天一次，人们开会讨论工作上的问题，每隔十天，全合作社的人都聚在一起，互相批评提问及解决有关个人及政治上的问题。国家的运输车会定期到到合作社，带来衣车、收音机、衣服及香烟等物品，并运走合作社内多余的粮食。接着，这些货品会按各人的需要而分配。如果有人要求得太多，其他的人便会劝他不要太自私。
据波尔布特说：「合作社是一个小的公有社会，是一个清除了腐朽糜烂的文化和陈规陋俗的崭新的社会，是一个得到了建立、巩固和发展的平等和睦的、健康的公有社会，是个粮食充足、有充分条件发展卫生、文化和教育事业的社会。」「破落小堪的柬埔寨农村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农村，大小水库星罗棋布，运河水渠纵横交错，田野一片—碧绿……」柬埔寨不仅在农村实行按需分配的供给制。事实上，供给制在柬国上下都普遍实行。波尔布特说，供给制「在一定程度」逐步解决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脑力劳动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以及干部与群众之间等矛盾」
除了经济改造外，柬共政府也力图创造一种与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新文化。七六年一月颁布的新宪法第三条说：「民主柬埔寨的文化是一种属于民族，人民，前进及健康的文化，为保卫及建设柬埔寨成为一空前繁荣国家的任务而服务。这种新文化与过去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阶级所提倡的腐化和反动文化完全不同。」据金边电台七六年二月广播的一篇文章说，反动文化「使城市青年完全失去他们的民族归属感。帝国主义者曾引诱他们堕落，使他们变成没用的东西……在所谓潮流下，不少男青年甚至作女性化打扮及留长头发。」但在新社会，「再没有娼妓，赌博及丑恶的习惯。」
为了改变传统的等级观念，政府创造了不少新名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据说，连类似「孩子」、「父亲」、「母亲」、「叔父」、「伯父」、「长者」等名词都被禁止使用，而「老爷」、「大人」等尊号就更绝对禁止。此后，所有人都要用同志来互相称呼，年纪大的称为「大同志」，年轻的称为「小同志」，小童则被称为「小孩同志」。
传统的歌曲，舞蹈和戏剧都被取缔，西方艺术更是被指为是帝国主义文化，一律绝对禁止。政府有关部门创作了一些革命舞蹈和歌曲，在各地推广及经常在电台节目播出。
在教育方面，正规的学校教育被认为是浪费时间的，因为生产技术的科学只能由农民及工人从生产劳动中所掌握。旧社会的中小学生都下放到农村工作。据官方宣称，「他们都很高兴与工农生活在一起，用他们的双手来建设国家」。
政府鼓励人民利用工余的时间学习读和写，但由于工作太过忙碌，大多数合作社都没有这样实行。不过，政府却很注重对儿童的管教。儿童被称为「民族的希望」，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腐蚀。据金边电台在七六年三月所广播的一篇文章说，「在合作杜，工厂和其他革命组织内，孩子们有特定的文化及文学节目。从六岁开始，所有的孩子都参加一特殊的机构，在那里，他们学习读和算。到了十二岁，他们会逐渐学习政治。他们学习去爱他们的国家，憎恨美帝国主义，及爱那些都是他们父母的工人和农民。合作社内的孩子都是革命的艺术家，他们唱革命歌和表演社区性的革命舞蹈。」
宪法的第二十条说：「每个柬埔寨人都有权利信仰任何宗教，也有不信任何宗教的权利。一切危害柬埔寨及柬埔寨人民的反动宗教都绝对禁止。」但是，无论传统的佛教，少数民族信仰的回教，与及近代西方传入来的天主教，一律都被各地的干部视为反动宗教。不少僧侣和教士都以封建反动分子及帝国主义特务的罪名被杀。
这样的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等级，没有腐朽文化，没有骗人的宗教的道德社会，说起来似乎还是很好听。但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实行没收货币，没有商品的供给制，这到底是共产主义还是原始公社呢？对一般群众来说，他们能否一下子放弃过去的观念，适应这种需要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社会制度呢？在过去，柬国存在着的是封建及小农式的农业经济，私有观念根深蒂固，这能够一下子便消除吗？
因此，尽管有不少人歌诵柬埔寨的「理想社会」，但也有很多人谈到「理想社会」背后的恐怖。不少逃避清洗或忍受不了新社会制度而逃出柬国的难民都指责新制度不人道。据他们说，在合作社内，党组织把群众严密地控制着。在那里，家庭生活遭到破坏，父母子女夫妇被分隔开，要定期才能见面。每天，人们都要工作十多小时，所得的粮食却还是难以糊口。农村的少女不少被强迫嫁给残废的士兵。清洗及屠杀的事更是经常发生。虽然这些消息都是来自反对新政权的人，但似乎也不能说这只是谣言而已！
七八年以后，柬共开始修改它一部份的对内政策。据说，在合作社内，人们有了较大的个人自由。七八年九月，波尔布特对到访的比利时左派记者表示，柬国愿意学习外国的经验，例如将会利用外国书籍作为参考，把外国的进步文化用于柬国的革命事业上。同时，他在九月二十七日庆祝柬共公开一周年的大会上也提到，要把国家「建设成一工业国家，这包括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及产煤工业等。」此外，政府也决定准许一些不能适应农村生活的人回城市居住，而政府也感到需要培养更多技术人员。但是，这种改革可能是来得太迟了。
柬外交政策
在解放战争期间，以施汉诺亲王为名义领袖的王国临时政府得到不少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承认临时政府的国家有四十多个。在国际外交史上，有这么多国家承认一个流亡政府实在是少见的事。这主要是由于施氏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声望以及他处理外交事务的经验和才干。在金边解放初期，不少第三世界国家，例如阿富汗、埃及、突尼西亚和赞比亚等都派了外交人员驻在金边。但其后，由于柬共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及缺乏外交人才，对外工作始终不能顺利开展。到柬共政权覆亡时，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第三世界驻金边的外交人员就只剩下埃及一国。
在解放后最初的一两年，柬共采取对外封锁的政策，外国人很难有机会前往柬国。而政府也禁止人民与外国通讯。对柬共来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等同于闭关自守。很可能，他们以为与外国交流便会降低他们社会的道德水平。因此，与外国的贸易也很少。
由于柬共不懂得或不愿意交朋友，其他国家自然也不愿意开展与柬国的关系。不少与柬国有外交的国家也没有派使节到金边，例如瑞典等北欧国家，他们驻北京的大使竟然也是驻金边的大使。很可能，大家都视出使金边为畏途。原来，在疏散后的金边，全市只得一所商店（供外国人购物），此外，政府又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范围，那么又有谁愿意被派到那里当外交官呢！
在国际上，柬共政权的声誉也十分差。有关柬共杀人及不人道的政策经常受到外国报刊的抨击。用死刑来巩固政权往往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讲理」的形象，在过去已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同时，柬共对待施汉诺的做法也令人有「过桥抽板」的感觉。施氏回国家便被软禁起来。一些外国人士想探访他时，政府就说亲王很忙，正在写回忆录，不想见客。这又能欺骗得什么人呢！
在柬共执政的数年间，和柬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就只有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朝鲜和南斯拉夫等。早在六十年代，中国便已经支持柬共的革命。据说，乔森潘在六七年得以逃出金边完全是赖于当时中国驻金边大使馆的协助。七○年朗诺政变后，中国支持施汉诺的爱国主义立场，并促成施氏和柬共的合作
解放后，中柬两国和两党关系更有所发展。一方面，两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有着很类似的见解。柬国赞成在国际上必须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柬国在早期虽然还没有公开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但从柬领导人对外讲话的内容，也可看到他们对苏联的憎恨。例如，英萨利在七七年联大讲话中说，「这些富裕大国一面互相争夺阵地，竞相从事先进武器的竞赛和在世界上到处出售武器——这是在第三世界上造成经常的紧张局势的根源；一面又利用联合国讲坛来欺骗各国人民，麻痹他们的警惕性，以便更好地征服他们。」英萨利所指的富裕大国是那些国家呢？也不用画蛇添足了。曾经有一个时期，苏联也想争取柬埔寨。甚至当柬越冲突公开化后，苏联虽然立刻便支持越南的立场，但苏共却仍然藉着柬共向国内外公开的机会，致电给柬共，祝贺它建党十七周年，电文并赞扬柬共领导人民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苏联毫无原则的做法却还是赢取不了柬共的欢心。当柬共认定是苏联在背后鼓动越南侵柬后，柬共也就公开指责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了。
当柬埔寨公开反苏后，中国自然更把它视为知己。在柬越冲突上，中国也认为是苏联在背后挑动越南侵柬。至此，中柬的对外观点就几乎完全一致了。在另一方面，柬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也使中共领导人不能不给回几分薄面。波尔布特在七七年九月底访华时，大谈毛泽东思想在柬国革命艰苦的年代是怎样的鼓舞了柬共产党人的斗志。
所以，尽管中国也未必同意或不清楚柬共在国内的某些政策（例如柬共对华侨的迫害），中国在各方面都支持它。据说，在几年间，中国向柬共提供了大量民用及军用物资，为柬共支付它所需的其他进口物资，并派了数以千计的顾问，协助柬国发展经济及训练军队。中国援柬的总额估计可能达到数亿美元。越南曾经指摘，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协助下，柬军队的人数从解放后的七师增加到七八年底的二十三师。但这个数字却未能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
除中国外，北朝鲜也是柬共的实力支持者。波尔布特在七七年访华后，也到平壤访问，得到金日成的热烈欢迎。平壤的报纸甚至登载了波氏的生平，并对柬国的革命大为赞赏。据另一个消息说，中国驻柬顾问主要是技术人员，而朝鲜人则负起训练军队的工作。不过，我们也不应高估中国和朝鲜对柬共的影响力，柬共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根本不会容许别国干渉内政。英萨利也曾经强调，柬国有它自己的模式，绝不是抄袭中国的。此外，相信中国的某些领导人也可能从来都不喜欢波尔布特。当七六年中国四人帮进行「批邓」时，柬共和阿尔巴尼亚共党是两个唯一支持这个运动的外国执政共党。在柬共内部，他们也很可能始终都认为中国四人帮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呢！熟悉四人帮理论的人都可能会觉得，四人帮加上波尔布特，不就是一个整体吗！
柬越冲突
从柬共的历史中，我们可看见柬共的领导人一向都不同意越共的某些做法。他们把越共的领导人看成是民族利己主义者，往往会因为越南一国的私利而不惜其他兄弟国的人民的利益。因此，在印支三国解放后，柬埔寨对越南有很大的戒心。
柬越两党两国的分歧终于导致双方在解放后兵戎相见。究其原因，除了前面所谈过的波尔布特清洗亲越派外，还有以下各点：
（1）领土纷争：正如我们在背景中谈到，在西方殖民地主义入侵以前，越南曾吞并了原属柬埔寨的湄公河三角洲的上半部的地区。法国人建立法属印支联邦后，在一九三九年，当时的法国总督伯里威从柬国柴桢省经贡南省到暹罗湾的一些岛屿，划了一条越柬分界线，称为「伯里威线」。不过，在法属时代，由于人口迁移，不少越族人移到柬国的湄公河地区，而在越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早己住有不少高棉族人。
在六十年代美国侵越期间，当时的柬埔寨元首施汉诺亲王也很同情越南革命，因此，他默许「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队利用柬边区作为活动的据点。据说柬的鹦鹉咀地区和鱼钩区都曾经是越共游击队的根据地。他们在那里已经经营了十多年，那里有粮库，弹药库，医院及庞大的联系网，不过，施汉诺的做法也只是作为临时的措施。他基本上同意以「伯里威线」作为日后柬越边界的基础。
印支解放后，据说越南方面并不太愿意撤离他们过去在鹦鹉咀的根据地。同时，解放后不久，两国军队便因暹罗湾岛屿的主权问题，发生军事冲突，越南占领了原属柬国的威岛。冲突发生后，波尔布特会秘密访问河内，商谈边境领土问题。在这次访问中，双方同意设立边境联络委员会，谈判边界问题。
七六年五月，越柬举行谈判的的会议，双方同意以「伯里威线」作为陆地上的分界线，但越南方面不同意以此作为海域的分界线，正式的谈判因而无法举行。
（二）民族冲突：在历史上，越柬两民族已多次发生过不友好的事件。在法属印支联邦时期，法国人多雇用越南人在殖民政府的行政机关做事，柬埔寨人和老挝人因此对越南人感到不满。
一九七○年朗诺上台后，美国和西贡政权以保护柬埔寨主权为理由，曾出兵至鹦鹉咀地区，进攻所谓北越军队。但是，美军和西贡军并没有遇到很多北越军队。反之，西贡军队却对柬国人民进行大屠杀。此外，朗诺政权也以反抗「北越侵略」为借口，在柬国各地进行排越活动，不少越南侨民被杀害。亲美政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在越柬民族之间制造仇恨。
柬埔寨解放后，在进行净化阶级时，不少越南商人被杀害，数以万计的越南人逃回本国。在柬国，大约有五十万越南侨民。他们过去大多从事商业活动，自然不会见容于柬埔寨的新社会。柬共的革命方法也加剧了越柬之间的冲突。
（三）「印支联邦」问题：越柬对印支三国在解放后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当七五年波尔布特和黎笋互相到对方首都访问时，越南要求与柬埔寨建立「特殊关系」，但为柬共所拒绝。此外，柬共后来公开指摘越南提出建立一个印支联邦，把三国合而为一。七八年四月，波尔布特在一篇讲话中谈到越南对印支联邦的构想。他说：「最初，越南梦想建立只有一个国家的印支联邦，只有一个党，一支军队和一个国家。后来，越南人假设要建立特殊的友谊和团结，就是要通过所谓合作条约或协议，统一两国的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和文化，消除两国的国界，就是要把柬埔寨并入越南。」对柬埔寨的指摘，越南自然不肯承认。但是，当越柬冲突公开后，河内却仍强调所谓印支的特殊关系。在七八年一月的一篇文章中，越南方面声称，「印支三国在解放战争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应该要在今后的建设和防卫上维持下来，这有利于大家的独立和前途」
柬埔柬对越南支配老挝的做法也有很大的不满。当老挝苏法努冯亲王在七七年十二月中访问金边时，乔森潘曾提出柬埔寨的观点。他说，「如果我们两方面都不利用或让别人利用我们的领土」，两国的友好关系便能继续发展。柬国驻河内的外交人员也曾对外国记者表示，柬国不愿意变成另一个老挝。当柬越冲突公开化后，老挝不能不支持越南的立场，而老柬关系也开始恶化。
本来，如果越柬双方有诚意，领土的纷争和民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但是，当柬埔寨认定越南要吞并它，而越南又不肯放弃建立所谓「特殊关系」后，双方的冲突便难以在谈判桌上解决。以柬共领导人的性格来看，他们就算是面对强敌，也不会愿意作出丝毫让步的。
七六年五月谈判破裂后，双方便再没有举行谈判。七七年四月，柬国亲越派发动政变失败。当时，越南已在边界地区集结大量军队，准备支持政变份子。四月底，柬军先发制人，进攻南越嘉定省，在这次冲突中，越南方面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在接着数月，越南调派精锐部队六至八个装甲师到边区，准备一战。早在七月，武元甲视察了边区，为军事行动作准备。九月，武氏再到南方。也就在九月，两国军队再次在柬「鱼钩地区」和越西宁省一带发生激烈的战斗。十月，越南外交部接见来西方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大使，指摘柬军在越边境地区闹事，屠杀越南平民。十一月，越军开始作有计划的进攻，深入鹦鹉咀地区二十五里。十二月三十日，柬政府发表声明，指摘越南对柬不宣而战，企图变柬国为它的附庸。柬国决定与越南绝交。一月一日，越南也发表了一份政府声明，承认战斗正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但它却指摘柬国军队袭击越南的村镇。至此，两国的冲突全面公开。
这次大规模军事冲突一直持续至七八年一月中旬。一般相信，越南出动了六至八个师（约六至八万人），而柬军也有三万人投入战斗。一月中，越军撤退回国，而柬方则宣称打垮了入侵的越南军队。二月，越南提出谈判的建议，但柬方认为越南根本没有谈判诚意而拒绝。六月，双方又在鹦鹉咀地区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出动的军队也是数以万计。其后，由于雨季的影响，越南的进攻才暂时放缓。但是，越南却开始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总的来说，在历次边境冲突中，越南很懂得利用国际宣传，以争取舆论的同情。他们时常组织外国记者到边区访问，让他们报导所谓柬共军队的暴行。而柬埔寨却不懂得做这一套。因此，当柬国在七八年初向联合国投诉越南侵略时，由于柬共政权一向的「野蛮形象」，也没有什么国家对它表示同情。 |
一、背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第三次印支战争（曾国炎，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初版）
一、背景
·何谓印度支那
·三国的自然条件
·三国的民族和文化
·历史上的冲突
·法国殖民主义与印支共产党
·印支共产党与柬老左派
·越南劳动党成立后的形势
·柬埔寨的「新左派」
何谓印度支那
从地理位置来看，在中国以南及印度以两有个很大的半岛，人们称它为中南半岛。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等国都位于这个半岛上。此外，人们也习惯把越、柬、老三国的所在地称为印度支那或印度支那半岛，或把这三国合称为印支三国。
「印度支那」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呢？原来整个地区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国和印度两国及其文化的影响，而逐渐各自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
一直以来，印度支那都是各种政治力量、文化及宗教的冲突点——一种是本地区内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另一种是外来势力与本地区各国各族人民之问的冲突。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印支的冲突便集中在印支三国人民与殖民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上，先后爆发了两次持续颇久的战争。但在这个主要冲突以外，却早已隐伏着其他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因此，当西方势力被迫撤出后，其他的冲突便告浮现，而终于引致另一次战争。
三国的自然条件
在印支三国中，越南的面积最大，大约为三十一万九千六百平方公里；其次是老挝，面积约是二十三万一千四百平方公里；最小是柬埔寨，面积约是十八万一千平方公里。
越南位于印支半岛的东侧，北部与中国广西、云南两省相接，东部临海，西部的长山山脉纵贯南北，把越南与老挝和柬埔寨分开。全国三分之二是山地和高原，境内河流密布，最重要的是北部的红河和南部的湄公河，分别在下游地方冲积成富沃的三角洲，都是重要的产米区。越南的矿产资源也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北方，包括煤、铁、铬、锌、铅、铜、钨、金、银等。山区的森林有着丰富的木材资源，包括花梨木、樟树、玉桂树及竹子等。沿海地区则盛产鱿鱼、沙丁鱼和鲍鱼等。
柬埔寨位于印支半岛的西南部，东部及东南部与越南相接，东北与老挝相接，西北与泰国相连，西南部临海。它的东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都是高原和山地。中部是宽广的柬埔寨平原，南部是湄公河三角洲的上半部份，土壤肥沃，是重要的农业区。柬埔寨的矿藏有金、磷酸盐、铁及少量铅、铝、锡、钨等。森林资源也十分丰富。此外，中部平原的洞里萨湖是重要的淡水鱼区。
老挝位于印支半岛的西北部。北部与中国云南省相接，东面是越南，西面是泰国（大部分以湄公河为界），南部则与柬埔寨相接，是一个内陆国家。全国地势狭长，百份之八十的地区是山地和高原，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平原的面积很小，主要是沿着湄公河的山谷地区。老挝的矿藏有锡、铅、煤、金、铜、石油等。森林资源十分丰富。它的湄公河段水产丰富，是重要的水力资源。
从自然条件来看，越南地域较大，资源最多，最具发展潜力；柬埔寨的可耕地比例最大，以农业而言，应该最有发展条件；而老挝则条件较差，发展困难最大。
三国的民族和文化
印支三国都是多民族的国家。越南有六十多个民族，柬埔寨有二十多个民族，老挝则有三十多个民族。不过，三国都有各自的主要民族。越南的是京族，约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柬埔寨的是高棉族，约为人口的百分之八。老挝的寮族则约占人口的三分之二。
越南和柬埔寨的民族都形成于上古时期。越南建国于公元前三世纪末，而柬埔寨则建国于公元一世纪。老挝民族据说起源于奠边府谷地，在十一世纪开始流徙至现时老挝北部的琅勃拉邦，至十四世纪中建立独立的国家。
三国中，越南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最大。在秦代和汉代，中国曾征服越南，并把它并入中国的版图。其后，越南各王朝一直都把中国皇朝当作宗主国。中国的宋、元、明、清各朝代虽然曾企图彻底征服越南，但始终不得逞。但无论怎样，越南文化含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因素。越南人信奉中国式佛道合一的宗教，儒教也得到尊重。越南人吃饭用筷子，所吃的食物也和中国的类似。而他们的文字则采用拉丁字体，与中国不同。
柬埔寨和老挝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较深。到近代，两国人民信奉佛教的较多，在以往，婆罗教则曾经流行一时。而两国的佛教也与中国的不同，是属于小乘佛教，很可能是进从泰国间接传过来的。
柬埔寨和老挝的文字都是以梵文为基础。柬人用匙羹吃饭，而老挝人则同印度人一样，喜用双手吃饭。柬埔寨人喜欢印度式的饭菜如咖喱食品、烤肉、烤鱼等。老挝人在饭菜中则喜欢有些生肉，及较喜欢吃糯米饭。
总之，尽管三国文化都曾经受到中印文化的影响，但它们也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语言、服装和饮食方式。
历史上的冲突
在历史上，越、柬、老三国都曾经有过盛衰兴替的时期，而三国的国界也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改变。
公元九世纪至十五世纪，是柬埔寨王国（当时称为高棉王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当时的吴哥王朝的疆界曾伸展至马来半岛中部、缅甸的仰光、湄公河的河口，甚至是现时越南的中部。当时建做的吴哥窟，到现时仍然被柬人视为柬国文化的象征。十四世纪后，吴哥王朝国势衰落，邻近的泰王朝经常入侵，数度攻陷吴哥窟，高棉王朝被迫投降，并迁都金边。其后，高棉与泰多次作战及谈和。十七世纪末，高棉正式承认泰国为宗主国。
在十五世纪初，越南黎朝兴起，并开始向南扩展，逐渐吞并了湄公河下游的不少高棉领土。十八世纪初，高棉王族发生王位争夺，越泰乘机各助一方，双方在高棉境内爆发战争。十九世纪中，高棉又发生王位争夺，越泰亦各助一方，双方发生混战。其后，泰方的支持者获胜。高棉王以马德望、暹粒、诗疏风三地答谢泰国，并割嘉定，朱笃两省给越南。由此可见，今天南越的不少省份，包括胡志明市（西贡）过去都是柬埔寨的领土。一直以来，有不少高棉族人住在这些地区。这些历史上的纠纷也间接成了今天越柬两国的冲突的种子。
在老挝方面，十七世纪曾经是老挝王国的黄金时代。其后，老挝国力衰弱，变成越南的保护国。十八世纪以后，老挝也成为越泰王朝争夺的目标，交替地成为越泰两国的保护国。
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入侵印度支那，印支三国的王朝都无力抵抗，一八六三年，法国把高棉王国变成保护国。一八八五年，法国完成了对整个越南的控制。一八八七年，法国把越柬合并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一八八九年，老挝也并入了这个「联邦」。法国派总督管理「联邦」，三国的国王虽然在名义上仍保有王位，但实际上已丧失了一切权力。
法国殖民主义与印支共产党
在法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印支三国在政治上失去独立，在经济上成为法国人榨取高额利润的地方。广大的印支三国农民都受到高税收的压榨，生活艰苦。为了恢复民族独立，印支三国的爱国者曾不断进行反法的革命活动。
在早期，印支的抗法运动主要是自发性的群众起义，与及封建贵族所组织的复国运动。特别是自发性的农民运动，此起彼伏，使法国人疲于奔命。
踏入二十世纪，越南开始出现抗法的政党。一九○六年，越南人潘佩珠在中国广东成立「越南光复会」，后来改名为「越南国民革命党」。这个组织在孙中山的影响下，提出了为独立的越南共和国而战斗的口号。一九二四年，另一些爱国者成立了「新越南革命党」。三○年二月，「国民革命党」在安沛省起事，北方很多省分也有响应，革命军因后援不继，一星期后被击溃。
苏联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思想也传播到印度支那。在法国的统治下，一些印支劳工前往法国干活。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年青的阮爱国（后改名胡志明）——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阮爱国生于一八九年五月十九日，父亲是一个小知识分子，曾在法国机构办事，因反对法国人统治而失去了职业。年轻的的阮爱国靠自学而求取知识。二十一岁时，他当上海员，其后前往英国及法国工作。
在巴黎，他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并在越侨中传播革命思想。一九二一年，他成立了「国际殖民地人民同盟」，参加者是法国各殖民地的左派份子。其后，他前赴苏联，并以法共及法国殖民地人民的代表身份出席了二四年七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二五年，他前往中国，参加中国革命，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出狱后，他积极进行团结印支各地左派分子的工作。在二十年代后期，印支的左派活跃分子大约有一千人，他们分别组成数个小组织。
当时的印支左派，大多把印支三国革命看作一个整体。三○年二月三日，各地的（主要是来自越南）左派代表在阮爱国的主持下在香港举行了会议，正式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
在「印支共党」成立后的号召书上，阮氏提出了八项口号：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印度支那，成立工农兵政府，没收帝国主义者的财产，制订八小时工作制，驱除不合理税制，为群众带来民主自由，为全民带来普及教育，实现男女平等。至于独立后印支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三五年于澳门举行的印支共党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提出将依照三国人民的意愿，成立一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者是分别成立三个社会主义政权。
印支共产党与柬老左派
在印支共产党内，有所谓「老挝党支部」及「柬埔寨党支部」，但印支共党的主要活动仍然集中在越南。
一九三六年，针对大战的危机，印支共产党成立了「印支民主阵线」，作为反战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四○年，日本侵入印度支那，印支共产党在四一年成立「越南独立同盟」，作为反日法统治的统一战线。
在四十年代，老、柬的共产主义革命也开始。在这里，我们要介绍另一位年青的左派分子——老挝的丰威汉。丰威汉生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出身于公务员的家庭。在四十年代，他前往越南，在河内大学念书。年青的丰威汉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印支共产党。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已改名为胡志明的阮爱国号召全越总起义，终于爆发了八月革命。九月二十三日，胡志明在河内发表独立声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也是四五年八月，在老挝，刚成立的「老挝自由战线」也领导了一次起义，十月十二日，老挝宣布独立，并成立了临时民族政府。领导这次起义的是苏法努冯亲王。
苏法努冯是文公亲王的儿子。文公是老挝三个统治家族之一的家长。苏法努冯有一个异母的兄弟富马亲王。他们两兄弟都被送到巴黎留学。苏法努冯毕业于公路和桥梁工程系。毕业后，他回到印支，在越南当工程师，并娶了一个越南女子为妻。在越南，他接触了胡志明。胡志明劝吿他回到老挝向殖民主义者夺权。于是，他回到老挝去。丰威汉也被派回老挝，协助苏法努冯及扩大老挝的党组织。
四六年三月，法国军队再次入侵老挝，苏法老冯战败受伤，逃入山区，并成立了第一个游击根据地。接着，各地的人民武装组织纷纷成立。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老挝解放军亦称「巴特寮武装力量」成立，丰威汉是这支军队的组织者及总指挥。之后，苏法努冯和丰威汉一直合作得很好，苏法努冯扮演着统一战线领导人的角色，而丰威汉则实际领导着统一战线背后的党组织和军队。
在柬埔寨，左派份子也在四五年成立了名为「高棉解放阵线」的抗法组织，要求独立。阵线的领导人是萧兴。他也是印支共产党的党员。「阵线」最初在金边进行政治活动，后前赴山区组织游击根据地。据说，从四六年至四九年，当时的游击基地包括柬埔寨西北，西南和东南的大部份地区。此外，又在「解放区」内成立「人民委员会」。
五○年四月，柬埔寨「解放区」内召开了一次「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解放委员会，后演变为一全国抗战政府。
越南劳动党成立后的形势
五一年二月，「印支共产党」在河内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这时侯，印支的左派运动正式分为三个部分。不过，这三个部分仍然紧密地合作。
同年三月十日，三国左派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越南国民联合阵线（「越盟」扩大后的名称），老挝自由战线及高棉解放阵线——的代表在河内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三国抗法联盟。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越南「志愿军」进入柬埔寨和老挝，抗击法国军队。
越南劳动党成立后，柬埔寨的印支共产党党员也成立了新的党机织，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萧兴是第一任总书记。五三年，图森米取代了萧兴的地位，成为新的总书记。
在老挝，新的共产党一直到五五年三月廿二日才成立，称为「老挝人民党」，丰威汉成为党的总书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党一直到七十年代才正式公开。在过去，不少人都以为「老挝爱国战线」（五五年一月成立，由「老挝自由战栈」改组而成，苏法努冯为主席，丰威汉等为副主席）便是老挝的党组织。
印支三国的抗法战争持续了八年。五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奠边府战役爆发，法国被打败而被迫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五四年五月七日，日内瓦印支和平会议召开，法国同意让印支三国独立。越南也同意撤出老、柬，并且赞同柬埔寨施汉诺亲王所提出的中立主义。
根据日内瓦协定，老挝将举行全国大选，而巴特寮的军队则要从中部和南部的十个省份撤退，撤到东北的丰沙里省和桑怒省从新整编。在柬埔寨，左派的「高棉解放阵线」赞同施汉诺「王国政权」的合法地位，决定自动解散。之后，在整个五十年代，「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也再没有什么活动。美国介入印支及触发起第二次印支战争后，据说有数以千计的柬埔寨左派进入越南，参加抗美战争。
柬埔寨的「新左派」
五十年代后期，柬左派力量日益薄弱。不过，在左派内部，这时也出现了一股新的势力。一些较年轻的左派份子主张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就是在农村及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然后从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他们决定重建柬埔寨的革命组织。
这些年轻左派份子包括沙老夫沙亚（现改名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符宁、胡荣、商氏姊妹（乔太莉和乔波那莉，前者后来成为英萨利的妻子，后者后来成为沙老夫沙亚的妻子）和容逸（后成为宋成的妻子）等人。他们大多出身自较富裕的家庭，曾经在五十年代到巴黎留学。
沙老夫沙亚生于一九二八年，初中毕业后到法国念工专，进修土木工程，但没有毕业。英萨利和宋成的父母亲都是侨居在南越的柬埔寨人，因此他们都在越南出生。英萨利生于一九二八年，宋成生于一九三○年。他们两人都在金边念高中，其后到法留学。宋成在大学念文学，但没有毕业。英萨利在法埋首于政治活动，上课只是虚应故事。乔森潘生于一九二九年，母亲是华人，家境较为清贫。他在金边念完中学后到法国进修经济，五九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其他的人如符宁和胡荣也取得博士学位。
他们在法国读书的经费，最先来自法殖民政府。柬埔寨独立后，就由施汉诺政府支付。在法国，他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成立了「高棉学生联盟」，藉此来传播新思想。在五一年，沙老夫沙亚和英萨利曾以「联盟」代表的身分参加东柏林的「国际青年节」。当时，他们接触「高棉解放阵线」的代表。之后，「联盟」决定派沙老夫沙亚回柬，参与「解放阵线」的工作。于是，沙老夫回到柬国，并前往农村根据地。但很快，沙老夫便对「解放阵线」的政策感到不满。于是他独自回到金边。
五十年代后期，很多留法学生都逐渐完成学业回国。参加「联盟」的左派青年也纷纷返国。这时候，联盟内部有两种思潮存在。一些人认为施汉诺亲王是柬埔寨人的主要敌人，主张以武装斗争来把他推翻，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沙老夫沙亚、英萨利及宋成为代表。而另一种较温和的意见则主张和「反美帝」的西氏合作，设法在王国政府内部获得职权，然后发动革命。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乔森潘、胡荣及符宁等人。无论怎样，这种分歧在当时并没有造成他们之间的分裂。不过，在十多年后，符宁和胡荣却因为过去的「修正主义」观点而被清洗！
联盟的成员回国后大多从事教学工作，以掩护他们暗中传播革命思想。乔森潘在大学教政治经济学，胡荣在大学法律系讲学，英萨利、乔氏姊妹、容逸等人在中学任教，宋成初期当小学教员，后来则转到教育部当教育官。只有早已回国的沙老夫沙亚仍然当他的「职业革命家」。
对于六○的建党工作，沙老夫是主要的负责人。他的工作是联系过去「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干部和党员，使他们和回国的「新左派」结合。五七年，他成立了一个制定党路线的委员会。六○年九月三十日，「柬埔寨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金边秘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二十一人，这包括十四名农民代表及七名城市工作的代表。会议通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主张以武装斗争及非法的手段为主来进行革命，不过，也不反对一部分人混入王国政府内部从事活动。
六○年开始，王国政府加强了对左派知识分子的镇压。警方不断逮捕被怀疑有颠覆企图的青年。不少左派知识分子被迫逃入山区。六三年，英萨利和宋成都不能再在金边立足。不过，施汉诺却仍然重用左派中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以平衡政府内部极右派的势力。自从六二年开始，乔森潘、符宁和胡荣等都在施汉诺政府里做官，并曾出任部长的职位。
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柬王国政府举行第六次国民议会选举。在美国的支持下，极右派获胜，朗诺出任首相。六七年一月，柬共成立了人民解放军，开始和政府军发生冲突。这时候，施氏对乔森潘和胡荣已十分不满，认为他们鼓动农民作乱。为了保存性命，他俩在四月二十日逃出金边。同年九月，符宁也转入地下活动。之后，数以千计的青年人也源源地到了南部象山、西部卡达莫姆山和东山边境地区等柬共根据地。从六七年底开始，人们几乎每天都听到「红色高棉」和政府军冲突的消息。柬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可算是正式展开了。
从以上的事实可见，自从柬埔寨的新左派崛起后，越柬两国左派的血缘关系便告中断。根据七八年来自越南的消息说，沙老夫沙亚在六五年曾到河内逗留了一个短时期，之后，越南便一直对柬共给与援助。事实上，从一开始，柬国新左派便对越共没有好感。他们认为是越南迫使柬左派在日内瓦会议后解散。在整个六十年代，越南北方政权及南方左派组织都和施汉诺保持较友好的关系。施氏默许南越的解放阵线游击队利用柬领土进行反美游击活动，越南共党自然不会怎样支持与施氏为敌的柬共。
七○年三月朗诺政变导致施汉诺和柬共之间的合作。四月，印支人民三国四方（北越、越南南方解放阵线、老挝、柬埔寨）会议在中国广州召开后，越共和柬共才第一次出现团结。但是，越柬两党的友好合作却只能维持到七三年。美国在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和越南各方签订了巴黎和平协议。据柬共的消息说，当时越南曾「劝告」柬共和朗诺媾和，但被拒绝。柬共也认为越南单方面和美国媾和是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由于美军在越停战，于是他们有能力在七三年下半年大举轰炸柬共根据地。从七三年到七五年，越南对柬仍有军事援叻，但双方关系已貌合神离。 |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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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对很多人来说，一九七五年印度支那三国的解放曾经是一件令人很高兴的事。多年来支持印支革命的人认为，印支人民为世界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的胜利证明了侵略者虽然表面强大，但始终也逃不脱彻底失败的命运。人道主义者会觉得，经过数十年的苦难后，印支人民总算从战乱的灾难中得到解脱，今后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重新过日子了。是的，人们都衷心祝福，愿印支人民在重建家园的新任务中，能早克服困难，取得新的成就。
但是，历史总喜欢跟人们开玩笑。想不到，在短短的三、四年，印度支那的战火竟又再次燃烧起来，印支人民又再度处身于灾难中。更令人痛心的是，这次的战争竟发生在那些过去称兄道弟的国家之间；多少年来的「战斗团结」、「互相支持」都给抛诸脑后，换来的是今天的枪林弹雨、生死拼搏；人们不禁要叹息一句，世事如烟，变化万千。
究竟这几年来印支发生了什么事？印支三国不是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吗？中国和越南不是一直都是「同志加兄弟」，亲如一家人吗？大家即使出现分歧，也不需要用武力来解决吧？这些都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世界局势时常都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发展。不过，世界上倒没有无原无故的事的。一些曾被认为没有可能的事发生了，只不过是因为人们过去没有掌握或注意到某些资料和事实吧。印支的事态发展也是这样，人们过去只看到各方面友好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或忽略了那些隐藏在背后的矛盾和冲突。当这些矛盾和冲突突然变得尖锐及暴露出来后，人们在初期自然会感到无所适从。
现时，人们得到的资料较多了，对印支所发生的事也了解得更多。但是，这些资料很可能仍然较为零碎。本书编写的目的就是希望较为系统地介绍近几年印支三国所发生的变化，越柬的战争，中越的战争，与及各种变化和冲突的根源，希望对读者了解印支局势的发展能有所帮助。当然，笔者在搜集资料方面不很全面，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会有所偏差，不一定能满足读者们的要求。 |
“民众党”代表竞选国会议员的政纲（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民众党”代表竞选国会议员的政纲译者：凌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左图：民众党一位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下图：民众党候选人的竞选游行队伍1、清算独裁①对光州大屠杀、新城市运动、张英子事件等的腐败及不正行为，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及“特别裁判所”彻查真相，惩处应负责任者。②全部释放及赦免所有政治犯，恢复其权利；废除恶法；全面改组安全企划部、保安所、“对共分室”（译按：一个对抗共产主义运动的政府机构），实施由国民控制的措施。2、全面保障政治自由①全面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此外，民众拥有参与国家政策制订的极大权利。②解散“战斗警察”（译按：即防暴队）及废除其制度，实行警察民主改组，在地方自治组织中设立公安委员会，实施任命警察负责人等的制度。③全面实施地方自治制。3、清算财阀统治的经济结构实行以民众为主的自主经济①废除一切以寡头财团为主的经济发展政策及特惠的税金制度、财政预算分配；废除给金融商的特惠；②物价上涨的根源在于寡头财团的垄断商品价格，对此要实行控制；并要没收以不公平及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独占利润及财富积累，收归国有。③由投机取得的利益全数没收，由国家处置。4．保护民众生存权制定为民众利益的国家预算，贷款予民众建设住宅；制定医疗保险、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劳动者：①确立8小时工作制度及最低工资制度；②完全保障民主劳组（即工会）、罢工自由及劳动基本权，处罚企业主对工会采取的不当行为。都市平民：①国家要给予安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②低息贷款予小商店铺；农民：①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②外国农产品的输入及价格的决定，都要由民主农民组合（译按：即农会）及国家共同合议决定。中小企业者：在税制及财政上特别支持。5．民族自主及统一①废除一切与美国、日本等签下的军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条约；国与国之间保持平等关系；②收回军事作战权；朝鲜半岛为非核地带化——撤去一切核装备；③南北朝鲜同时缩减军备及缔结互不侵犯条约；④向国民公开有关统一的讨论及进行的情况，收集全国民关于统一的意见和愿望。 |
“民众党”建党宣言（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民众党”建党宣言译者：凌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图：南朝鲜大幅宣传画谁是社会的主人？是那些使我们生活在痛苦中的军事独裁法西斯吗？是那些以剥削手段使他们的资本王国愈来愈扩张的垄断资本财团吗？又是不是那些只懂空谈民主、人民自由、而其实只是为满足自己权力欲的保守反对党派吗？不是！他们完全不是社会的主人。在社会上占绝对多数的才是社会的主人。他们就是劳动者、农民、贫农、觉悟的知识分子、学生、中小工商业者，他们在军事独裁统治下受到压迫及剥削。一直以来，我们在工厂、农村、大学等不断斗争，我们为我们的权利、为打倒剥夺我们权利的军事独裁而斗争。但是，在只占社会少数的军官和资本家控制着政府的情况下，我们的最终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同时，在我们缺乏任何政治代言人的情况下，我们的斗争也肯定是受限制的。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权利不能再给军事独裁及保守党派剥夺。我们也清楚知道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政府一定要建立，我们要求一个能够实现我们愿望的强大组织。今天，我们筹备成立“民众党”是完全基于人民的要求。在我们过去的历史里，人民为反对一直拒绝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政权，主动地献身及投入斗争当中：1894年在日帝统治下，争取民族独立的农民斗争运动；1960年的革命运动；光州人民革命及1987年的6月斗争……等等。在整段历史当中，人民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任务。只有人民、只有他们曾以血、以汗、以泪英勇地斗争。我们肯定地宣布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够实现祖国的独立、民主、统一。去年6月工人斗争及夏季的工资斗争，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人民的力量是如何强大。现在，我们能够取得政权，就可以使我们更早实现解放。我们“民众党”对于走近解放的日子充满信心。当解放实现后，一直残暴折磨我们同胞的“国家安全企划部”及“国军保安社”等将会完全被摧毁；而光州屠杀的刽子手将会受到制裁，成为历史的罪人；军队和警察再不是为军事独裁政权服务的压迫机器，而是完全为人民服务、保护人民的利益；劳动者只需要工作8小时，过正常的人道的生活；农民更会从重债的负担下解放过来；所有人民将享有言论、出版及意见集中的权利；我们更可以组织我们需要的组织。尽管总统是转换了，但杀害我们人民及进行选举舞弊的军事独裁政权仍然存在。“伪装闭业”、破坏工人工会、及使农民痛苦的开放本地市场的措施也会继续下去。为了从痛苦及不安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组织“民众党”，以对抗军事独裁政权。成立人民的党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此，我们宣布筹备成立“民众党”，以实现民主、独立及统一。“民众党”创党发起人一同1988年2月6日（译者注：一些工厂的工人成立了工人独立工会，资本家不承认工会地位，为了打击工会及工人活动，以避免资本受损，资本家将工厂关闭，伪说倒闭，其实是将资本转移，使原来工厂的全部工人失业，资本家没有赔偿工人，而工人更难以找到新工作。许多工人五年来一直为反对“伪装倒闭”而展开斗争。） |
南朝鲜：国会选举与政局变化（蒺藜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朝鲜：国会选举与政局变化作者：蒺藜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图：集体创作，用颜料，用热血，为缔造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斗争！执政党未能取得国会多数4月26日国会选举之前，资产阶级报刊纷纷预测卢泰愚的民主正义党将以高票胜出；《远东经济评论》也引述民主正义党高级官员说，该党预计可取得国会299席的163席。在部署这次选举上，执政党修改宪法，重新划分全国选区，使每个选区只能选出一名国会议员；这个划分方法受到反对党派的猛烈抨击。此外，在竞选前夕，卢泰愚清洗全敬焕贪污案，以表示与过去的腐败作风决裂。竞选时的贿选舞弊，则同样明目张胆地进行。执政党被指责在总统选举点票上，用电脑作弊，今次也受到同样的指责。而最为显著的，是济州岛事件：4月25日，投票还未进行，由国家控制的MBC电视台已报导了济州岛一个选区的投票最后结果。尽管政府官员连忙解释说这是错误地广播了一次预习，并将电视台总裁撤职、7名有关技术员逮捕，但这次事件已引起轩然大波。投票结果在一般资产阶级报刊意料之外。由1045名候选人竞逐的224个议席，加上75个按各党在全国取得的票数比例分配的议席，即共299席中，民主正义党取得125席，金大中的和平民主党取得70席，金泳三的统一民主党取得59席，金锺泌的新民主共和党取得35席，另10席由其它小党派和独立候选人取得。这个结果显示政权是分裂的、不稳的。股票市场股价一日内下跌了4％。资产阶级的报刊强调选民的地方主义情绪高涨，并引选举结果为证，例如指出金大中在出生地西南的全罗区取得32席中的31席，金泳三在南部的釜山港15席中取得14席，卢泰愚在出生地大丘取得全部8席，金锺泌则在出生省份取得18席中的13席。这样强调选民的地方主义情绪，用意之一是抵销卢泰愚所受的挫败的政治含意，同时贬抑选民的意识水平。两金更趋温和但是，资产阶级报刊并不掩饰它们对金大中、金泳三的厚望：以往民众的不满无法疏泄，以致爆发不受控制的街头冲突，今后则可以纳入轨道。从街头冲突走到国会辩论。金大中、金泳三也急于表态，金泳三说：“如果政府走向民主和公义，我们会毫不犹疑地与政府合作。”金大中在5月7日党大会上说他正摒弃以往的对抗性做法，“我们不要混乱，也不要灾难。”当然，两金在总统选举后一直指责卢舞弊当选，所以政府是不合法的，但国会选举后，却故意含糊其辞了。金大中更在奥运问题上保证与政权合作，使奥运得到顺利举行；他说，他主张彻查光州事件，全斗焕家族的贪污事件和总统选举时的电脑作弊事件，但这些都延至9月奥运结束后才提出。三星集团首脑则认为反对派在国防开支等问题上不会与执政党对立。三星集团为南朝鲜空军制造飞机。国防开支目前占南朝鲜国民生产总值的5.4％，占公共开支32.8％。反美情绪上涨总统和国会选举，似乎显示南朝鲜能将反对派纳上议会道路，避免来一次菲律宾式的人民起义。可是，美国并不能因此而松一口气。几年前，除了激进学生高叫反美口号、要求美军撤走外，一般民众视美国为“大阿哥”、“朋友”，因为它扶助南朝鲜经济发展，并在军事上“保卫”南朝鲜对抗北方的“侵略”。（南朝鲜有4万1千美国驻军，美国更在这个半岛上设置了核弹基地。）可是，近月来，学生的反美情绪激化，而且诉诸激烈行动。5月19日，学生用汽油弹袭击美国文化中心；20日，用汽油弹袭击美国领事馆；26日，用汽油弹和石头袭击汉城一间美国银行；30日，几千学生进行反美示威游行。“美国佬滚回家”的口号更为普遍，而在示威场合焚烧象征美国的假人的行动也更多了。学生的反美行动并不只是学生的激进表现，而是反映社会情绪的变化。最重要的导因是美国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变得紧张。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困境的情况下，美国为挽救本国经济危机，迫使其它国家币值升值，开放国内市场、放宽入口规限，而美国则同时逐步加强限制其它国家的产品入口，又或征收高税。自1985年以来，美国兑日元降了50％，但对韩圜则只降了15％。美国期望韩圜再升值20—25％，达到约1美元相等700圜的水平。1987年，南朝鲜有4成产品出口到美国，它与美国的贸易出现97亿美元的盈余。美国要求南朝鲜像日本和台湾一样，放松对美国货品的入口管制，使美国农产品可进入南朝鲜市场，制成品也可以低税入口，并撤销其它行政性的关卡。否则，美国将会报复。但是，南朝鲜还欠下共355亿美元的外债，而且，它也只是在1986年才第一次出现外贸盈余。因此，它不愿意被美国强行迫使它为世界性危机付出太大代价。目前，美国在三个问题上已迫使南朝鲜作出让步——让美国牛肉和香烟入口，让美国公司参与保险业。南朝鲜有2成人口是农民。1984—87年已出现了一次“牛只危机”——在全敬焕主使下，南朝鲜大量进口牛只，导致价格暴跌超过85％；政府借贷给农民，鼓励农民购买牛只。如果容许美国牛肉入口，农民所受打击更重。所以，2月间，一向驯服的农民走上街头抗议。同月，激进学生短时间占领了汉城的美国情报中心。一名农民评论学生占领事件说：“现在我们会想深一些，看看学生行动的背后可能有什么原因。”（远东经济评论1988年5月12日）美国除了想以牛肉入口来为其它农产品入口打开出路，也积极寻求出口香烟，在美国禁烟运动影响下，烟商寻求扩大出口。1984—87年，美国烟草产量减少近3成，但出口量却几乎增加一半。南朝鲜人对这种道德都十分反感。正是两国贸易关系上的争持，加上资本主义未来发展的前景黯淡，导致社会上出现普遍的忧虑和反美情绪。纪念光州革命、反美运动以及要求南北朝鲜联合主办奥运、推进统一，成为学生运动在5月间迅速激化的主因，导致6月间的激烈街头暴动及政权的强硬镇压行动。民众党的成立两金在竞选总统时各不相让，导致民间异议组织“民主统一联合民众运动”推举副议长白基垸参选，以图向两金施加压力，不得要领之后，白退出竞选。终于，卢泰愚当选总统。一方面，独裁政权换汤不换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私、软弱本质暴露。于是，“民统联”一些较为激进的活动份子，联合一些学生组织，筹组“民众党”。民众党在88年2月6日成立筹备组，在4月正式建党。它宣称要继续努力推翻军事独裁政权，要宣传民众运动，组织民众，提高民众意识，而目标就是建立民主政体。民众党认为它与两金反对党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不会抨击独裁者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本质，而且后者只寻求上层的变革，而民众党则主张由下而上地组织民众，让民众自行决定命运。民众党成立时，在全国约有200名成员。它积极参与学生和工人的斗争行动，包括一些半合法的活动；在一些工人学生联合举办的群众集会上，可以见到民众党的旗帜随风飘扬。它声称这些行动可以加强“人民权力”。在4月的国会选举中，民众党在全国推举十多名候选人参选。他们大部分是中年的知识分子，也有几人是工人、农民和妇女。民众党认为，要推翻独裁政权，必须利用所有手段，而竞选活动、国会论坛斗争等，可以用来公开提出人民的要求，批驳当权者的反人民政策。合法斗争应与非法斗争配合。民众党的竞选政纲提出工人、农民和一般市民的民生、民主要求，但重点放在反美帝、反独裁政权的口号上面，尤其是集中攻击民主正义党的贪污、舞弊。但结果是，民众党未能取得任何席位。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源有限，难以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当局处处掣肘留难打击民众党；民众党是新生的党，未广泛建立群众基础；政纲宣传上民生要求未够着重；执政党作弊，盗窃选票。无论如何，民众党的诞生，显示南朝鲜的政治舞台不再由资产阶级各派系覇占。当然，民众要积累力量，争取政治权力，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已树立了。1988年6月15日 |
南朝鲜大事年表（蒺藜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朝鲜大事年表作者：蒺藜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8年5月第十五卷第3期（总第135期）南朝鲜大事表（1945一1980）1910—4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1945年9月日军投降，南、北朝鲜分裂1948年美国支持下第一次总统选举，李承晚上台1950—53年朝鲜战争1960年4月群众示威迫使李承晚下台1960年8月修宪改革；张勉任总统1961年5月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1963年10月朴正熙自任总统1979年10月朴被刺杀，全斗焕上台1980年5月光州起义1980年9月全斗焕自任总统南朝鲜近年大事表（1986—1988）1986年4月汉城国立大学2名学生自焚，反对军训，要求南北统一。5月3日仁川百万工人市民反美示威。10月28日各大学学生在建国大学校园示威。警察大逮捕，1260名学生被检控下狱。1987年4月8日金大中、金泳三脱离“新韩民主党”，另组“统一民主党”。6月29日执政党宣布进行民主改革．总统由直选产生。7月5日延世大学学生李韩烈被催泪气体罐击中死亡。7月民间工会组成“民宪劳组”。8月大宇船厂工人李锡奎被警察打死。10月27日全民投票通过新宪法。10月30日金锺泌成立“新民主共和党”。12月16日总统选举，卢泰愚当选。1988年2月25日卢泰愚就职总统，释放125名政治犯。3月31日全斗焕被控贪污行骗。4月1日政权宣布为80年光州事件平反。4月13日全斗焕辞去公职。4月26日国会选举。5月15日汉城国立大学一学生剖腹跳楼，要求南北统一、释放所有政治犯。5月20日学生袭击美国领事馆。6月大学学生要与北朝鲜学生合谈统一问题，被当局阻截。 |
南朝鲜革命斗争的路向（凌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朝鲜革命斗争的路向凌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十四卷第12期（总第132期）12月16日南朝鲜进行了16年来第一次全民投票直接选举总统。投票当日，除了军队及警察表现紧张外，一切都显得平静，反映了人民尊重他们以血、以生命为代价，与美帝国主义及军事独裁政权长期斗争而争取到的成果。但是，人民热切想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却因金大中及金泳三未能互相让步，由其中一人竞选，而使执政党所推举的卢泰愚获选。投票结果是，执政党卢泰愚以8,282,738票（占总投票额35.9％）胜出。金泳三取得6,337,581票（占27.5％），金大中则取得6,113,375票（占26.5％）。卢泰愚当选，意味现政权得以变相方式延续。学生市民举行集会，谴责执政党在大选中舞弊，也谴责两金分裂，破坏了人民推倒执政党的机会。学生市民更与防暴警察展开对抗，重演了7、8月间的激烈斗争场面。最为激烈的要算光州的街头混战，以及汉城南部九鲁洞，2千多名学生占领了投票办公大楼。禁止当局搬走有舞弊问题的投票箱，警察强行攻入，与学生爆发激烈肉搏斗。结果学生9百多人被捕，受伤者无数。此外，全州、大丘等全国20多个城市先后发生了学生市民抗议示威行动。尽管执政党被指责在选举中舞弊。但两金分裂却被视为是促成卢泰愚当选的重要因素。那么，南朝鲜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支持两金是否错误的选择呢？人民又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决定将来呢？1945年朝鲜独立后，人民广泛成立“人民自治委员会”（后来美帝侵略时一一被取缔）；1980年光州暴动，人民实行自治，脱离军事独裁政权（后来在美帝支持军事独裁政权下被镇压敉平）；一直到今天，斗争的方向始终是迈向人民自治，以社会四个阶层——工、农、学生、城市贫民——作为“人民联盟”自治政府的支柱。尽管人民联盟式自治是南朝鲜人民革命的一个过渡形式，特别在学生当中“人民联盟”已成为推进斗争的目标。不过，目前社会各个不同利益阶层的斗争步伐及发展仍有一段距离，加上军事独裁政权有强大的镇压力量，美帝更虎视耽耽。因此，在过去斗争中，“人民联盟”未能广泛地起作用；而四大阶层间的联系仍处于各自组织的阶段。如何把社会上具有不同层次的斗争范围、方式、要求等的不同阶层维系起来，使之汇合成为一股对抗美帝及军事独裁政权的巨大社会力量，是走在革命前线的学生及民主人士所要考虑的问题。两金的崛起就利用了这种形势。金大中崛起于70年代末期，参与了光州解放活动，被誉为激进的民主人士。他致力于维系学生、知识分子及激进的中产阶级。金泳三则崛起于80年代中期，主要透过“新韩民主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寻求社会改良。他维系的是资产阶级及保守的中产阶级。由于缺乏强大的工人革命政党的存在，支持两金便由客观形势所造成。学生作为革命急先锋，也把支持两金作为策略考虑，所以学生声言对两金支持是批判性的，就是这个原因。当南朝鲜人民经过激烈斗争，争取到直接选举总统后，两金自然成为推举的对象，但也由于支持两金只是策略考虑，因而在利用选举推倒军事独裁政权的活动中，也带来很大的局限性。人民支持两金的目的仅仅在于先以他们代替全斗焕军事政权而已。至于他们是否能够给人民提出正确的出路，进一步维系四个阶层，是否有能力给人员带来民主、自由、丰裕的生活，这些都几乎不为人们所争论，甚至视为次要的因素。因此，尽管两金在竞选集会上大胆作出承诺，他们的支持者也较少提出质疑。卢泰愚宣布竞选后，立即访问美国，并与列根总统会面。卢泰愚除了促请美国维持过去与南朝鲜的经济关系之外，更要求美国将控制南朝鲜军队的权力交还给南朝鲜政府。卢泰愚在9月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表示：“任何主权国家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行使控制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我们会在以后的日子在这方面尽力……控制（军队的）结构最终会改变。”（见《新闻周刊》1987年9月28日，第28页）。军人出身的卢泰愚提出了军事自决，要求结束美国在过去40多年支配南朝鲜军队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军方的要求。他这个行动是一种姿态。大选前夕美国与南朝鲜联军在边界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不仅反映了美国在南朝鲜所扮演的实际角色，而且是美国及南朝鲜军方对总统大选的一种反应。卢泰愚要求军事自主的形象，加深了军人对他的向心及支持；而美帝对卢泰愚支持的态度，也给两金带来无形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两金面对一个如何克服来自军方的压力及如何博取美帝信任（过去两金对人民反美的要求是软弱的）的难题。卢泰愚以35.9％的票数当选，明显反映了执政党及其支持者在社会的孤立状态；换句话说，反对卢泰愚及要求执政党的军事独裁政权下台仍然是占多数。那么，如何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把革命斗争推向新阶段，是目前必须解决的。人民对两金的失望可反映在选举后两金号召全民抗议执政党选举舞弊上。但除了初期学生等有过激烈的实际反应外，渐渐也趋于平静，对于两金的号召，反应较冷淡。反之，人民不仅要求两金向人民道歉，并且要他们辞去所属政党的总裁职位。不过，不管两金未来的政治前途如何，也决不能改变革命斗争的方向，更加不能改变人民投入革命斗争的激烈性与彻底性。对两金的失望及独裁政权得以延续，人民的斗争情绪会从初期的激烈而转趋于平静，特别是社会上保守阶层对卢泰愚政权会采取观望态度。因此，卢泰愚政权会利用这个机会建立它的“民主形象”。例如许下承诺在奥运会后进行信任投票，如不获多数支持就下台；另外又笼络两金磋商社会改革；同时释放政治犯等。但从另一个意义看，卢泰愚上台使军事独裁政权更名正言顺地延续过去的统治，更会以破坏国家安定繁荣的借口，大肆破坏及镇压革命的斗争行动。例如在选举后，政府重申会严厉对付示威者；继而在光州拘捕了十多名离心份子，指他们诬蔑执政党在选举中舞弊，另外又大搜各地大学校园，缉捕学生领袖及充公学生斗争物资等，理由就是“防止他们搞事”。正因为南朝鲜人民革命有它发展的客观性，因而它只会走向愈来愈深化的阶段。在未来的日子，将成立一个群众性革命政党这个斗争目标具体化，结合实际斗争，应该是必需的任务。目前工人阶级有秘密工会的成立，而且联合一起组成“民宪劳组”；全国学生成立了“全国大学生组织者协议会”；农民也组织了“全国农民对策委员会”；城市青年及被解雇职工也组织了“民主化运动青年联合”，及各样的“被解雇者委员会”。过去的斗争行动，是通过了这些组织的协作策划发动的。但不管这些组织如何活跃，也只能是停留在“社会运动”的层面。也正因为如此，以“人民联盟”作为联合阵线的形式，以革命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提出一个鲜明的正确纲领，去结合这些阶层力量，就更形迫切。目前，学生明显地站了出来，扮演推动革命的先锋角色；但其他阶层在政治斗争方面，仍然处于较低层次。特别是工人阶级方面，尽管他们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与经济增长不成比例，尽管工人阶级在过去也发动了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但他们的要求大部份仍是经济性质的，还未普遍发展成政治斗争。不过，这种状况也会随着经济状况转变而转变的。特别是南朝鲜目前的经济依赖外国市场的结构，一旦世界经济出现波动而政权又没有解除经济困境的能力时，工人阶级的斗争将会更加激烈，更富政治性。卢泰愚上台可能带来短暂的“民主假期”，革命的推动者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加强政党的活动：并且在现有的基础上强化工、农各阶层的组织，把斗争纲领结合实际生活，同时要将工人阶级提升为革命领导核心，将革命斗争升级，使它发展成为一个有正确纲领为领导的革命。88年1月1日 |
学生领袖谈南朝鲜学运和工运（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14卷第12期，总第132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学生领袖谈南朝鲜学运和工运译者：凌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12月第14卷第12期（总第132期）[编者按：以下的访问记，是本刊读者寄来的。访问在1987年9月进行，接受访问的是汉城两间大学的学生领袖。本刊徇该读者要求，隐去被访者的名字。]问：学生运动何时发生，何以发生？答：朝鲜的现代历史充满帝国主义剥削。1905—45年，我国处于日本帝国主义之下。这个时期，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自然地，学生运动由此而生。自1945年开始。学生运动就分开保守民族主义派及进步或激进共产主义派。1970—80年，学生运动反对不合理政权，争取民主和人权。1980年5月光州事件后，运动路线有一大转变，成为推动民族解放人民民主革命。“民族解放”就是反美国帝国主义．“人民民主”就是政治改革。问：学生运动如何组织？有多少学生及大学参与？答：学生运动组织名称是“全国大学生代表者临议会”（简称“全大协”）。全国95所大学约1百万学生参与在内。目前“全大协”的会长是李延容，他是高丽大学学生。我们首先在每一间大学以民主选举方法组织学生会，每个学生会都以民主选举方式选出会长，然后，各大学学生会会长联合组织“全大协”。“全大协”分区组织，例如有“汉城大协”。汉城大协有33—34间大学、大约40万学生参与。“汉城大协”的会长是胡新海（译音）。他同时是延世大学学生会的会长。他在87年8月22日被警方拘捕。每个大协有定期会议，讨论运动方向，及与其他运动联盟。同时，在每间大学内，学生也讨论这些问题。问：学生对工人运动有什么看法？答：我们完全支持工人运动。我们要求的是“工人阶级为主人的世界”。我们知道知识分子层份有局限性，因此我们希望有活跃的工人运动。自从6月开始，南朝鲜已经有活跃的工人运动。问：全国学生组织如何参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何配合？答：我们在工人运动之中发挥的力量很小。今天，我们未能够在一起斗争。但有时，我们也配合斗争，例如在投票时。今天，我们的口号叫出工人的要求，我们也鼓吹劳工、学生联盟斗争。问：除了口号之外，学生有没有实际参与工人运动？例如蔚山的现代集团工人，组织了全现代集团工人工会，学生有没有协助他们进行斗争？答：我们希望工人能够有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由工人自己组织工会。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政治斗争在工人当中展示出来，但是工人的觉悟不高，目前较难接受我们的政治斗争。不过我们相信在未来，他们是会接受的。所以在今天，我们也叫出经济斗争口号，工人就会认为我们是他们的朋友。在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军事独裁政权底下，工人的经济要求不可能被官僚接受。因此，工人运动就会上升到政治斗争的层面。那时就是学生与工人联合斗争的时候。问：所以学生运动要动员工人斗争，才可能实现你们的要求？答：我们的学生运动有传统。1970年，很多大学毕业生进入工厂工作，组织工人，组织工会。这些学生包括许多学生会会长。目前大约有2万毕业学生到工厂工作，他们有组织，大都是地下组织，但也有公开的。一个毕业学生去到工厂，会勤力工作，并与工人打成一片。他会组织工人罢工，争取经济上的利益。但一般来说工人斗争受到镇压。从经济性斗争渐渐会进展到政治性斗争。至于地下组织的数目很多，例如汉城、仁川、南部都有。各地秘密组织有联络，组成一个联合组织叫“民宪劳组”。这个组织是公开的。至于如何保持联络，我们的全国性学生组织“全大协”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主要是与“民宪劳组”保持联系。这个委员会与他们联络并筹划斗争计划及方法。我们大学学生会也有一委员会派出代表协助工人斗争。“民宪劳组”是公开的，但也有其他工人联盟是地下活动的。我们也从他们方面取得消息及资料。尽管这些组织是地下活动，但政府的国家安全企划部是知道的。问：这些秘密组织是否全由毕业生工人组成？答：主要的领袖由他们组成，其他成员则由工人组成，其中也有被解雇的工人在内。工人与资方斗争，经常被解雇，在这些秘密组织当中就有8万会员曾因斗争而被资方解雇。这些被解雇的工人也会组织起来，争取复工。早些时，在延世大学召开一个集会，出席者就是学生及工人。这些工人就是属于“民宪劳组”的，都是被解雇的工人。学生则是全汉城大学的学生。出席人数大约有2万人。之后，学生及工人就在永东浦工人区有过斗争，为李锡奎的死而斗争。“民宪劳组”及“全大协”一起工作，计划这次斗争。问：“汉城劳工联盟”是什么状况？答：它是毕业生工人组成的地下工会，由毕业生工人组成领导层，其他成员包括有学生运动的积极份子。这个组织在开始时是由汉城国立大学的毕业生组成。这个组织在工厂区内将工人组织起来，先是组成小组，然后将各小组联结一起。“汉城劳工联盟”是一个地区性的地下工会．叫“汉城劳联”。另外仁川也有一个叫“仁川劳工联盟”，还有一个在南部的叫“南劳联”，还有其他的。各工会的目的基本上一致，但手法可能有不同。所有这些工会都会组成一起，组成“民宪劳组”，正如“全大协”一样。问：还有没有其他组织？答：目前社会上有个别小组织，一个叫“民民斗”的组织，全名是“民族民主斗争委员会”，约有1千名学生参与。“民民斗”是一个激进的组织，经常宣传“革命、革命、革命”。也经常批评“全大协”，一般称他们为激进派。但他们只是向群众提出“革命”，却不能提出走向革命的途径。他们的策略是先提出革命，革命之后再组织“建立民主宪法代表会联盟”。我们则认为最重要的是提出在革命之前应怎样走，但“民民斗”不能提出这些路向。他们也有参与今次的学生运动，但他们的方法．一般来说就是到市中心，叫“革命”的口号。我们的学生组织庞大，而且对民众有一定影响，我们也会到市中心，但我们叫出的口号是“军事独裁政权下台”、“民主”、“粉碎美帝”等。问：一般市民对你们的运动有什么反应？答：一般的中产阶级对我们提出的口号有忧虑。不过，他们也认为这个独裁政权必须改变为一个民主政体。中产阶级认为现时应该进行选举，透过选举改变这个独裁政权。我们利用选举将口号宣传开去。我们宣传要“粉碎全斗焕政权”，我们坚持说卢泰愚与全斗焕并无两样，他们同样是光州事件的军事凶手。这些宣传是选举中的项目。我们的目的是要选出一个独立的民主政府。我们也利用选举的时期组织人民．问：你们对目前统治政权有什么看法？答：目前的政权是非常不平等及反人民的。它无合法地位，只服务于美帝国主义。它利用政治技俩欺骗人民。它镇压正义的工人罢工、学生斗争和人民争取民主的行动。除此之外，它在1980年5月5日在光州杀害2千人民，而且以残酷折磨杀害了汉城国立大学学生朴钟哲先生，又以催泪弹杀害了两名青年人。我们认为它非常残忍、贪得无厌。在南朝鲜，一个强大的联盟是非常必需的！在未来日子，我们强大的联盟（工人、学生、农民、贫民）将会冲击军事独裁政权。问：你们对反对党有什么看法？答：反对党并不那样好，但目前我们的人民需要团结。“统一民主党”本身严格来说并非“反对”性的，因为他们的基础是资本家，他们是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我们对这个党的态度是“批判性支持”。问：除了支持反对党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吗？答：目前，由于军事独裁有很强大的镇压（暴力）力量，较运动组织力量强大，因此我们支持反对党是非常有用的。反军事独裁暴力是需要一个强大的由所有人民组成的联盟，我们所谓批判性支持就是基于这点。问：假如反对党当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你们会接受吗？你们正反美帝的口号下批判地支持反对党，他们执政后，你会认为美国对南朝鲜的控制就可被摧毁吗？假如不能够。你们会怎样做呢？答：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我们争取的是“人民民主”。我们绝对不信任反对党，我们只是利用他们。目前军事独裁的镇压力量非常大。对我们的运动是不利的。我们支持反对党，只是策略考虑。反对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是有可能反人民的。即使他们当选为执政党，我们的运动还会不断发展下去。目前，我们的策略是希望能改变两金的立场，使他们站在人民的一边，但我们也清楚知道两金及小资产阶级政治组织都想利用人民民主运动的力量，使他们能与军事独裁政权坐在政治谈判桌上。“8人会议”已经开完，得出的结论同我们运动的要求是完全两样的。“民主正义党”及“统一民主党”的专家会谈，讨论修改宪法，我们是不接受的。他们在修改宪法的时间上达成协议，但是人民要求中最重要的是，要清楚指出现今的第五共和国是不合法的，是争取保卫人民权利。今天，“民主正义党”仍公开宣传“我们不喜欢容共左倾”，这表示他们只是利用民主运动的力量，他们不会替人民说话。我们相信，美帝支持全斗焕政权，将来它一定会支持两金。我们绝对不以为反对党上台后，美帝会自动粉碎，因此我们的运动是不断继续的。问：你们是否认为有需要组织一个新的、独立的人民政党？答：是，我们认为是有需要的，但目前我们会考虑更多情况。目前，有需要而且有可能组织一个进步党，一个为贫穷人民及民主组织说话的党。这个进步的党将会在合法范围内发挥作用。我认为国民运动本部可以是这个新党的基础。现时，农民有自己的组织，工人有自己的组织，学生有自己的组织；他们会一起工作，成立一个联合工会或组织。这将会成为党。我认为在选举后，一些类似这个形式的党将会产生。问：你曾说毕业生会去工厂工作及组织工人，继续斗争，直至理想实现。是什么驱使学生这样战斗性，这样决心献身革命运动？答：在南朝鲜，学生运动是很有传统的，学生都认为要为人民服务。这些自觉性也是很有传统的，学生认为这些是我们首要任务。工、农及其他人都期望学生能斗争，对抗独裁政权及美帝。我们的学生都是人道主义者。学生看到人民悲惨的一面，也看到工人悲哀的一面。当学生入到大学，学生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并不如他们过去所知道的一样。他们觉得很愤怒，他们思考、讨论、反省为何工人、农民、贫民不能过好的生活。他们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政治、经济结构下，感觉到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此，他们不断思考。渐渐他们成为战斗的学生，更感觉到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所做的是对的。这是大部份南朝鲜学生所想的。问：有时学生自焚，其他学生有什么感想呢？答：他们以自焚来表达我们的要求。当我们见到他们自己烧自己时，我们更加肯定我们的信念。我们没有讨论过自焚的问题，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方法一般都是好的。我们尊重那些自焚的人，他们是贫穷人民的英雄。 |
南朝鲜工会领袖在法庭上的自辩词（金文洙《日本亚洲季刊》1987年第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朝鲜工会领袖在法庭上的自辩词金文洙（大鲲译自《日本亚洲季刊》1987年第1期）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9月第14卷第9期（总第129期）金文洙是汉城劳工联盟的委员，负责工人教育工作。金文洙生于1951年8月。1969年，他参与了反对朴正熙修改宪法的示威，从此开启政治活动的生涯。他在汉城国立大学就读期间，吸收了当时学生运动的经验，毕业后立即投身工人运动。他最初的工作是当火炉工，在1976年至1980年的汉日工业斗争中成为工会领袖。1984至86年，南朝鲜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当汉城劳工联盟于1985年8月成立时，金文洙是活跃的组织者。其后，他连同其余14个汉城劳工联盟的活跃份子被当局逮捕。期间，受到残酷的折磨。以下是他于1986年11月12日在汉城高等法院的自辩词。～译者按我期望为诸位讲述裴茂根（音译）悲惨的下场。他是工人，也是农民的儿子。由于农村经济破产，他被迫离开乡间，到城市找寻工作。离乡最初3年，他受雇于一些商店及糖果店，其后转往工厂当工人。3年后，他往海外做钻油台建筑工人。后来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而被解雇。由于当时很多建筑工人失业，所以根本没有可能再找到另外一份工作——特别是一个失去了右手拇指、视力有问题和患有结肠炎的人。南朝鲜建筑业的不景气，是由于采油业受到中东油价下泻的打击所导致的。当时，他多次与人说亲事，但都告吹，主要原因是女方嫌他学历低和身染残疾。与一般工人的命运相同，他经常由于学历低而遭受歧视。最后，他只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无论他如何拼命工作，都不能期望在南朝鲜社会中获得安稳的生活！他陷于绝望的境地；但从利比亚回国途中，在的黎波里机场遇上5名来自北朝鲜的工人，却给他燃起了一线希望的火光。那些工人告诉他：“在北朝鲜，工人的生活是十分好的。”他不禁有这样一个念头：“在北朝鲜，我将会有一段美满的婚姻，并能够像人一样生活。这是我这类没有学识和身染残疾的人所渴望的地方。”就这样，裴茂根就产生了逃往北朝鲜的念头。他首先去香港，却找不到北朝鲜大使馆。跟着，他转赴印度尼西亚。在那里，他找到了北朝鲜大使馆，并讲述了他希望到北朝鲜的原因。裴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根本没有特别情报或机密供给北朝鲜。他回答使馆职员的询问时说：“北朝鲜一定会有电力厂，我希望在那里做一个勤奋的工人，结婚和安稳地生活。”申相玉和崔银姬在北朝鲜制作电影，并获得了奖项。但裴却没有令北朝鲜政府感兴趣的东西，他只是期望成为一个诚实的工人，能获得祥和的生活及不用忧心工作上的危险而已。可是，北朝鲜大使馆却怀疑他的真正动机。过了一段日子，北朝鲜大使馆才回复将会批准他的申请。就在这时，裴的活动被南朝鲜的特务侦知了。他上机的前一刻在机场被拘捕，随后以进行间谍活动的罪名被起诉和囚禁。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的话，可以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裴的梦想被无情地毁灭了，剩下给他的只是汉城监狱的囚室和审讯。当时很多学生都囚禁在同一所监狱之内，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关心他不幸的遭遇。裴被单独囚禁在重犯牢中。1986年5月，当成千上万的学生勇敢地为光州起义中被屠杀的群众谋取公道而起来反抗南朝鲜军事独裁政权的时候，裴在他的囚室中吊颈自杀了。他失去所有的梦想和希望。他无法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而他去北朝鲜的打算亦被无情地拒绝了。这一切，都令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令他觉得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也会受到相同的对待。虽然有很多学生和致力于社会改革的活跃份子囚禁在汉城监狱，他们都献身于解放工人、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推进国家民主化的工作，为此他们才会触犯国家安全法而啷当入狱，但在他们当中却没有一个人对裴说过鼓励的话，在裴陷入绝境时安慰他。我相信裴的一切内心感受（愤怒、悲哀……）与我们并无二致，一千万工人对裴的遭遇都会有切身的感受。今天，工人就是农民的儿子和女儿。一千万工人其实就是无法在农村继续生活下去，而被迫涌入城市谋生的农民的儿女。环顾这个法庭，电器设备究竟是由谁人装置的？谁负责把天花板和地板打扫干净？一切的工作都需要工人的劳动，但他们却受到非人的对待。由于学历不足，他被剥夺了晋升机会、像样的薪金、爱情及财富。不单只在监狱内，就是被认为是工人天堂的北朝鲜大使馆内，他所受的对待严格来说是无分别的。自卑感、绝望和失败感淹没了他，迫使他结束自己的生命。裴茂根是工业意外的受害者。他失去了拇指、患有结肠炎及视力退化。由于失业情况严重，他甚至不能找到一份工作。我们能够为裴茂根找到一个正义和平等的国度吗？我想我们不能够很容易就找到。可是，我相信当一千万工人团结起来打破一切压迫和剥削的枷锁时，这样的一个国度是能够建立起来的。我同时确信我们在斗争中将赢取最后的胜利，当工人和所有人民起来建立一个民主、平等及繁荣的真正安稳社会，这个裴茂根至死仍未找到的社会只有经由工人组织起来参与集体斗争才会实现。除非工人团结起来和参与斗争行列，否则一个令工人安居乐业的社会是不会出现的。所有失学、一无所有、陷入病困境况、无依无靠的工人，都得继承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伟大的斗争传统——保卫三大劳工权利：工人组织起来的权利、与资本家作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力、集体动员行动的权利。除非我们藉群众的集体力量来产生一个新的民主国度，否则我们根本不能建立一个有良好福利制度的社会。将工人永远置于奴隶般地位的企图是妄想的，可是，军事独裁政权、垄断财阀统治阶级，和那些阻止朝鲜统一的外国力量（例如美国和日本）现在都联合起来压制我们的劳工运动。不但对我们进行有形的镇压，而且用尽种种手段来分化我们。为了劳工运动的最后胜利，为了工人的解放，很多烈士无畏地在斗争中献出生命。他们所流的血和汗，标记着迈向胜利的第一步。在这种境况下，汉城劳工联盟的成立是本国一千万工人斗争的第一步。正因为汉城劳工联盟是一个富于战斗性的劳工组织，所以被军事独裁政权、垄断财阀的统治集团及诸如美国和日本等等的帝国主义力量所敌视。联盟办的报纸遭受禁制，因为它提高了工人的意识，成为他们的喉舌和正确资料来源。每一个保证集体动员权利的集会和示威都受到压制，由于这些行动抵触了“有关集会和示威的法例”。汉城劳工联盟这个组织不但合法，而且无论从自然法规、真理及历史的角度来看也绝对有存在的必要。汉城劳工联盟不仅是一个合法组织，而且是群众争取胜利的必然行动。为了将工人永远置于奴隶的地位，军事独裁政权开始压制汉城劳工联盟。我们在国家安全总部被反共秘密警察盘问时，受到种种的折磨和不人道对待。该被审判的是军事独裁者全斗焕，而不是我们。那些想将工人永远置于奴隶地位的极权份子、垄断财阀和帝国主义入侵者也应被审判。可是，他们却因为我们推进劳工运动而逮捕和拘禁我们。尽管我们强烈要求所有被控者要统一处理，但我们不仅被分隔审讯，而且在选择证人和证供内容方面受到诸般限制。就在今日第8节的审讯中，他们要求对我判处8年监禁，和对俞仁惠（音译）判处3年监禁。所有人都知道今次审讯的目的在于镇压劳工运动。在此，我衷心感激我的同志、家人、多次来听审的工人和所有表示支持的朋友。同时，对于在万难中仍努力为我辩护表示的洪性宇和李湘洙律师，我期望在此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和感激。虽然站在检察官的立场，是代表着军事独裁政权对劳工运动的镇压，但对于全进桂（音译）检察官在这案件上所花的努力，我仍是要表示一点的谢意。……如果这次审讯能够提高那些对劳工运动不感兴趣的人的意识，那我就会感到衷心快慰了；如果那些检察官、法官和狱吏受到军事独裁政权威吓被迫进行这个审讯，那么期望他们明白只有推翻军事独裁政权才能重获人性的尊严；如果这个审讯能够燃起本国4千万人民和整体6千万的朝鲜人民团结起来争取祖国的统一，和对人民解放的斗争烈焰的话，我就十分高兴了。无论前路如何艰险，我们对于劳工运动的胜利在历史上的必然性怀有坚定的信心。我们会继续斗争直至工人赢取最后的胜利，直至4千万人民获得解放，直至6千万人民能在统一的大地上欢呼为止。4千万人民团结起来瓦解这个军事独裁的政权！ |
革命潮流浩浩荡荡——记南朝鲜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9月第十四卷第9期，总第12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革命潮流浩浩荡荡——记南朝鲜人民的民主革命斗争译者：凌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9月第十四卷第9期（总第129期）图：⊙8月下旬，巨济岛大宇船厂3千工人罢工，工人李钖奎被警察催泪气罐击中死亡。上图为大宇船厂工人与警察对峙局面。继菲律宾爆发“人民革命”之后，南朝鲜人民轰烈的革命斗争行动也在今年5月开展了，尽管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把它形容为“暴乱”、“破坏”的行动。这场革命斗争至目前仍在进行。南朝鲜的军事独裁及资产阶级政权受到了自80年光州事件之后的一次重大打击。本文旨在介绍目前南朝鲜人民的斗争情况，希望引起读者对南朝鲜民主革命运动的关注。背景（1）美帝侵略、南北分裂无论是1980年的光州事件，还是今次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它的爆发都有其客观因素。远自1910年开始，朝鲜半岛就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统治，朝鲜人民自始就开展了反殖民主义运动。二次大战期间。苏联及美国以抗日为理由军事上介入朝鲜。1945年8月，苏联联同朝鲜北部群众及当地的抗日委员会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到9月日军投降后，抗日委员会成立“朝鲜人民共和国”。美军数日后登陆，但拒绝承认这个政权，并积极扶植李承晚建立“韩国共和国”作为对抗，从此，南北朝鲜分裂。以后朝鲜人民不断地进行反帝及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斗争运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试图攻占北方，中国介入战争，将美军赶回南方，并扶助金日成政府。朝鲜这个分裂形势延续到今天。民族解放运动，是朝鲜人民的历史斗争传统，争取国家独立统一更成为群众斗争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美国帝国主义操纵了南朝鲜．扶植了军事独裁政权，压制了朝鲜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及民主运动的斗争行动。在南朝鲜，美帝先后扶植了李承晚、朴正熙及从军事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权。它的目的是要控制朝鲜半岛这个富有战略价值的地方。一方面是对亚洲地区的监视，以维护美帝在亚洲取得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是作为对抗中国及苏联的桥头堡。美帝对南朝鲜的侵略表现在四方面。第一、军事上，由于有战略上的价值，美帝直接部署在南朝鲜的美军基地有8个以上，而核弹数目就有1100枚。更甚的是南朝鲜的军事力量完全操纵在美帝手中，名义上是听命于南朝鲜的政权，实际上听命于美帝。镇压光州群众的军队。据说由美帝直接指挥。第二、政治上，从美帝控制南朝鲜开始，南朝鲜的政治发展一直由美帝在幕后操纵。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甚至现时捧出的卢泰愚，都是美帝扶植的傀儡。在政治上，美帝指挥南朝鲜政权用武力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及反抗浪潮，以维持目前政权的延续性；另一方面，美帝的经济侵略可以在政治的庇护下无限制地扩张。当南朝鲜群众斗争发展至高潮阶段时，有鉴于菲律宾的经验，美帝改变策略，大肆宣传，说“支持民主改革”。它企图摆出支持改革的姿态来骗取南朝鲜人民的信任，减低人民对美帝的反感，以消弭群众的反抗浪潮。6月25日，美帝派出特使——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副国务卿西格尔——往访南朝鲜。除了与全斗焕的执政党见面外，还走访了反对党的金大中和金泳三。结果在7月1日，全斗焕宣布接纳卢泰愚提出的直接选举总统及修改宪法等8项建议。这正好说明了美帝如何干预南朝鲜的政治事务。美帝表面上作出让步来消除群众斗争的紧张局势，以免影响美帝在南朝鲜取得的利益；而暗里却通过军事独裁政权秘密逮捕学生领袖，打击群众运动的发展。第三、在经济上，美帝在南朝鲜实行的是新殖民主义政策。一方面扶植傀儡政权；另一方面以经济侵略控制南朝鲜经济。1984年，南朝鲜对于开放本地市场仍然缓慢，1983年底，美总统列根访问南朝鲜，给予南朝鲜对美开放市场的压力。结果，1984年1月，有33项原本是入口限制的货品从限制名单上被剔除，主要是电器用品和科技产品；到1984年7月，被剔除的入口限制产品增至318项。结果入口限制名单上被剔除的产品由1983年的80.3％升至1984年的84.8％，1985年的87％，1986年的91.6％。（见1985年《亚洲年报》）美国成为最大的产品输入国，同时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南朝鲜投资最大的国家，其次是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相反，南朝鲜输出的产品如纺织、成衣、电器产品却遭到帝国主义国家保护主义的影响。美国在本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采取了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南朝鲜在1984年前8个月入口总值2008亿美元，比83年升29％；出口额则是18.6亿美元，比83年上升24％。贸易差额使南朝鲜更依赖外债。1984年底，南朝鲜负外债额是42.6亿美元，1986年，负债额达47.4亿美元。南朝鲜因而成为全亚洲负债最多的国家。持续性的贸易逆差到去年有改变，出现贸易盈余达4亿美元，这是同外国资本在80年代改变侵略南朝鲜经济的形式有关。南朝鲜除了作为外国产品倾销市场外；还成为资本投资的理想地方，主要由于工人工资低，资源直接提供，并得到军事独裁政权的保护，因而在出口额方面有所增加。资本财团的利润达惊人数字，但相反，劳工阶层被剥削程度愈深，他们根本不能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至于在农业方面，美帝大量倾销农产品。使南朝鲜约一千万农民必须依靠借贷为生。1986年，每名农民平均欠债约合港币二万港元，每年平均有10名农民因支持不了重债而自杀。美帝在财政上、军事上援助独裁政权，它的所谓“经济援助”，实则上是将南朝鲜变为美帝的经济殖民地，控制南朝鲜的政治及经济事务。第四、文化上，美帝摆出“民主”面具，它所灌输的所谓“美国精神”，要使人相信美国是“民主天国”，因此，南朝鲜的电影、电视节目、衣着、食物、歌曲等，都有浓厚的美国色彩。美帝宣传它是南朝鲜的“好朋友”，部份市民，特别是中产阶级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2）军事独裁、缺乏民主当人民对光州事件中2千多名平民被杀害的惨剧还记忆犹新时，全斗焕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实行以高压铁腕手段镇压群众争取民主的运动。从80年到今天，南朝鲜国内气氛还是那样紧张。人们时刻害怕因对政权进行批评而受打击，因而不太敢于参与政治活动。压抑越大，反抗爆发时也越为激烈。最近群众的广泛动员及强烈战斗性，就是高压的结果。美帝及独裁政权培养了一支秘密警察“国家安全计划部”。它可以随意拘捕、关禁任何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在今次革命斗争当中，多名大学学生领袖，例如延世大学的胡新海（译音），汉城国立大学的李南周，意华女子大学的林美爱，都被秘密警察秘密拘捕。其中胡新海是曾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对政权作了批评，之后，8月22日在一次抗议警察杀害学生李韩烈的行动当中，胡新海被拘捕。一般来说，学生一旦因罢课、示威等而被捕，往往会被送往军营，接受军训；至于被视为“政治犯”的，便会遭受严密监禁，而且经常受到折磨。不仅是学生，就是一般阶层的市民，对军事独裁政权都非常反感。南朝鲜人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都受到一定限制；甚至连出入国家的自由也受到年龄、职业上的限制。所以南朝鲜人民对于争取民主的要求是非常强烈的。学生运动揭开序幕（1）导火线1986年初，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企图与当时的反对党“新韩民主党”取得妥协，进行政治改革，但不改变总统选举方式，即维持“选举院”制度，执政党的目的是希望先与反对党取得妥协，在推行政治改革方面减少阻力，同时在推行任何改革时，必须保证在执政党控制范围内进行。当时的学生运动及工人运动浪潮已有席卷全国的趋势。1986年10月，汉城的建国大学就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反政府行动。当时该大学的组织“争取民主及统一人民运动”（“民统运”）的一名领袖文益焕，因而被捕及监禁三年。到今年4月，反对党“新韩民主党”内部意见分歧，金大中、金泳三另组新党“统一民主党”。与此同时，军事独裁者全斗焕宣布决定不修改宪法，并且维持选举院制度选出下一届总统。换句话说，全斗焕的“民主正义党”将会稳操胜券，维持军事独裁政权。“统一民主党”作为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党，首先作出反应，认为此举是不民主的行为。反对党的立场是资产阶级民主、重新分配权力，改良主义色彩很浓，反对党企图利用群众，特别是学生的反抗情绪，迫使执政党妥协。两党对权力的争夺，却刺激起人民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行动。学生不仅自觉地动员起来，而且充当了斗争先锋的角色。（2）学生反应和策略南朝鲜大学生的战斗性及坚定性是有传统的。从美帝培养傀儡政权开始，学生运动从以往反日本帝国主义转而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光州事件反对朴正熙的独裁政权，学生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及后，全斗焕军事独裁当权后，采取了高压武力手段，镇压、拘捕不少学运人士。尽管光州事件被军警武力镇压下去，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对政权失去信心。学生经常在校园中讨论，并冀求找出南朝鲜的出路。经常有大学生自焚的事件，以牺牲来抗议当局的不民主行径，来坚定学生改革社会的决心。有这样的斗争传统，有这样的历史背景，对于全斗焕政权企图当上终身统治者的野心，学生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反应自然是迅速而且激烈的。因此，学生斗争一开始就采用罢课、集会、游行、示威、继而与防暴警察正面对抗等形式。学生斗争的立场是鲜明的。他们彻底否定全斗焕、卢泰愚政权。“打倒军事独裁、打倒全斗焕政权”、“不要被卢泰愚所蒙骗”等口号是非常清晰的。对于金泳三、金大中反对派，学生基本上抱着“批判性支持”的态度。反对党在6、7月间在汉城、光州、釜山等地曾发动多次街头示威，学生积极动员参与，而且更成为斗争中强大的力量。在87年9月2日，反对党与执政党达成5项协议，包括（1）诚意执行民主改革；（2）87年12月20日实行全民投票选举总统；（3）修改劳动法例以保障工人权利；（4）合力维持奥林匹克运动会能顺利进行；（5）修改选举法。学生反对这种妥协，并指出反对党并没有争取人民的要求，包括“粉碎美帝侵略”及“军事独裁政权下台”。更甚的是，在反对党取得妥协后，力量就集中在竞选总统事务上，而没有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实现原来的要求。反对党目前正争论究竟是由金大中或是金泳三角逐总统。在未有决定时，金大中在国内四出访问，为竞选总统作出部署；金泳三也在策划类似行动。最近反对党内部为选总统事出现内哄，甚至武力冲突，为权力的分配闹得不可开交。不过，目前南朝鲜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美帝侵略者。一些工人对反对党的态度是认为金大中多说话，而金泳三则多行动，因而支持金泳三；学生领袖则整体性地对待反对派，无论是金大中、金泳三或是其他人，本质基本上是一样，是小资产阶级。学生抱的是批判性地支持小资产阶级成份的反对党，作为策略考虑；面对强大镇压机器，特别是美帝的庞大军事力量，反对党可以作为缓冲，有利于学生斗争长期发展。所以学生一方面支持反对党。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他们的口号及要求，基本上是5大项：（1）粉碎美国帝国主义；（2）打倒军事独裁政权；（3）实现人民民主；（4）实现国家统一；（5）建立人民联盟政权。学生的斗争策略是，以支持反对党上台，找出自由空间，组织人民联盟的四大成份，即工人、农民、贫民和学生，组成人民政党继续斗争，以实现人民民主为目的。目前学生叫出了五大口号，一方面是唤醒国人，另一方面是团聚更多力量，作为长期斗争行动的一部份。（3）组织和斗争范围学生斗争行动并非是校园式的叫嚣、发泄，而是有组织、有策略、有部署的革命行动。组织上，全南朝鲜有约100所大学，每所大学都以民主选举方式组织了学生会，成员由各部门、学系学生选举产生，并全体投票选出学生会会长，统筹事务。每一地区所有大学的学生会会长联合一起组成“地区大学生代表者协议会”（简称地区大协）。例如汉城大协就是由汉城34间大学学生会会长组成。每地区大协选出“议长”，再由每地区大协议长联合一起组成“全国大学生代表者协议会”（简称“全大协”）。全大协是今年8月中成立的，负责协调及统筹全国学生的斗争行动，在某意义上策划及领导整体的学生革命行动。目前，全国共有约一百万大学生，所谓“百万学徒”（朝鲜语），绝大部份参与了今次的革命行动。学生提出的口号与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策划行动方面，也并非如传播媒介所报导的“暴乱”。据了解，每次学生斗争行动事前均由学生代表组织学生讨论，由全大协或地区大协作策划及安排，到斗争当日，事前必由学生集会、演说、游行至街头示威，最后必然是正面挑战防暴警察，完毕后，再游行返校园、集会、讨论、再部署下一步行动。所以，在6月18日有超过2万5千名学生在汉城市中心进行街头示威，并冲散防暴警察。“俘虏”部份警察，解除他们武装，并实时烧毁一切警察装备。这件事件反映出学生动员的巨大力量。另外，在87年7月5日在汉城延世大学斗争当中学生李韩烈被催泪气体罐打中而死亡，数以十万计学生及群众在7月9日动员起来，护送李韩烈遗体由汉城游行到南部的光州，虽然途中遭防暴警察驱赶，但学生能这样有组织地动员起来，就绝非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了。校园是斗争堡垒，街头是斗争场所，防暴警察作为政权镇压人民的象征是直接斗争对象。这基本上可概括学生斗争的行动。工人运动接踵而来工人阶级在南朝鲜的群众革命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工人阶级能够广泛动员也有其客观原因。一直以来，南朝鲜的工人阶级处于无援的状态。在军事独裁的严密控制底下，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及独裁政权的斗争非常艰巨。尽管“劳动组织联盟”（全国性工人工会）在1960年成立，有20多年历史，但它完全是亲资方并由政府控制，根本谈不上代表工人利益。虽然劳工法例规定有35名工人便可组成工会，但官方往往以工会已存在而拒绝接受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要求。或是以高压手段打击独立工会运动。例如1980年一些规模较少的独立工会成立，但期间曾遭官方刁难。到1986年群众对政权开始呈现反抗浪潮，官方就首先解散这些工会组织。当时最大而又最重要的工人工会“汉城劳工联盟”的15名领导人在86年9月被捕，罪名是组织“反政府”组织，并被指为“北朝鲜煽动份子”。劳动法律更规定工人不得与外国人交谈他们的工作与情况。资本家完全受保护，工人则被任意差使和劳役。至于工人阶级的工资和生活方面，却一直处于低水平。南朝鲜的整体经济增长1986年是12.5％，单制造业增长率就达13.6％。南朝鲜有这样的发展主要原因是，自从全斗焕于80年上台后，采取了低工资、高效率政策。80年以来，工人的生产效率增加一倍，但工资增长只及40％。过去2年，资本家利润增长率平均上升25％。但工人工资增长未及7％。工人工资低是亲资方及政府的“劳工组织联盟”也承认的。该组织指出，工人平均工资最高约合港币每月2890元。而最低的却只有940元，占全劳动人口1千6百万的15％，即240万工人。即使是赚取最高工资的工人，也不能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因而加班至每日工作10—16小时已成为工人劳动的普遍现象。例如蔚山市最大的工业王国“现代集团”（南朝鲜资本），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约合7.50港元（美国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是13美元，香港工人平均工资每小时约12—15港元），即是月薪平均约1800港元。这样的收入在生活水平日益高涨的南朝鲜社会，对工人阶级来说根本不足以维持正常生活，所以加班便成为习惯。平均每名工人每月加班超过1OO小时。即使如此，他们的每月收入最多也只不过是2千至3千港元，还需要节衣缩食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从事棉纺成衣、造鞋等工作的女劳工，平均一星期工作70小时，而收入有些低至月入不过1560港元。但女工的总数却占650万人，这是南朝鲜劳工部发言人接受《纽约时报》8月22目的访问时透露的。南朝鲜的军事独裁政权保护了资产阶级，因而可以利用高压及强制手段，迫使工人接受苛刻的劳动条件包括低工资、长工时及恶劣的工作环境。独裁政权以法律形式限制工人工会的成立，并将罢工视为违法行为；另外又以“防止北朝鲜入侵”为借口，将压制工人运动以保持安定的暴行合理化；同时又以防止通胀加剧为借口，将工人工资限制在低水平。目的都是制造有利的投资环境，以利于本地或外国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以及巩固独裁政权。在军事力量的庇护下，资本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及压迫工人阶级。在这样的客观环境下，南朝鲜的工人运动很明显是一场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上升，是促成今次工人阶级斗争广泛动员的重要条件。南朝鲜工人了解到他们劳动阶级的状况，了解到社会财富是由他们创造，但劳动成果却大笔大笔地被资本家所剥夺。工人阶级广泛动员，不仅挑战了军事独裁政权的镇压性，而且挑战了资产阶级的剥削性及劳役性。在过去南朝鲜，工人阶级作为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以及资产阶级作为剥削者及压迫者之间的不兼容性是日益积累的。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不兼容性引发的阶级冲突，屡见不鲜。工人阶级联结学生及平民的斗争，导致统治者的更替，所以1960一61年李承晚下台到朴正熙上台，以及1979—80年朴正熙被刺至全斗焕军事政变上台，工人、学生、平民的斗争更显得激烈。在这两时期里，工人阶级通过大规模罢工行动，结合了学生、平民的反抗独裁政权的浪潮。60年代初期，工人阶级曾进行大规模的罢工行动，反对不合理的劳工法例，以及军事法西斯独裁政权。工人阶级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控制失业上升、改善生活质素；同时争取集体谈判权，成立自由工会等。单1962年工人罢工就超过20O宗，其中煤矿工人、钢铁工人争取提高工资、成立自由工会，反对工作日延长、无理解雇及迫害工会运动；巴士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及集体谈判权，1963年4月，15间国营企业，其中包括矿业、五金业、电业、运输业、化学业、海事及银行业的4万3千名雇员发动一次联合斗争行动，要求当局撤销控制发放工资的不合理措施。在60年代的斗争运动当中，农民、学生都有呼应行动。80年5月是英勇的光州起义。光州事件是南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人民革命斗争。尽管光州事件被军警武力镇压，但反抗浪潮并不因此而平息。到83年一85年，工人阶级联结了学生及平民发动了另一次的反抗浪潮。可以说，这是60年代以来工人斗争运动的延续。值得留意的是，自80年代全斗焕上台后，采取的命令式经济手段，给资本家创造了投资环境。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数目达至现时的1千6百万人（全国人口4千万人）；但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及技术人员也占相当份量。87年的工人运动及群众斗争当中，中产阶级也动员起来，反抗独裁政权。即使工人阶级及受薪阶层有这样的斗争历史，但独裁政权的镇压及拘禁也是显著的，由1961年至1979年，约有750人因反政府而被捕入狱；全斗焕当政后的7年内，有超过7千人因政治立场或参与政治活动而被无理拘禁，而且受酷刑折磨。不过，工人阶级斗争在每一个斗争浪潮当中，都能积极动员，给予独裁政权及资本家有力的打击。87年的斗争运动当中，工人阶级就动员了以十万计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及与防暴警察对抗。据估计，由7月1日至8月25日，全国共发生超过1800宗罢工事件；单在9月3日一日内就爆发了800宗，涉及工人数目数以十万计。而涉及的行业就包括制造业、电子业、造鞋业、纺织业、煤矿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电机工业、运轮业、服务行业如酒店、公共汽车、商店等。其中动员工人最多而斗争激烈的可算是仁川市及巨济岛的“大宇集团”及蔚山市的“现代集团”工人。而现代集团超过5万工人同时参与罢工游行，其中船厂就占2万4千工人。工人的斗争行动除了示威、游行外，还占据厂房，攻占警署，并且与防暴警察直接对抗。南朝鲜的工人阶级自觉到斗争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同维护资产阶级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搏斗。据了解，工人、特别是工人领袖，对于外国劳工运动都有一定认识，波兰团结工会的成立及波兰工人在80年—81年的斗争，都给予他们很大的鼓舞和经验。因此．一方面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工人阶级提出了经济性要求，即要争取增加工资及改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利益，提出了政治性要求，即争取成立独立民主工会。这两方面要求，普遍成为各地工人阶级的共同要求。无论是蔚山市的现代集团工人，仁川市的大宇集团、崇森集团、乐喜金星集团工人及其它各地的资本集团工人，都通过罢工、游行及与防暴警察对抗的激烈斗争行动，迫使资本家接纳要求。例如大宇集团工人就争取到成立独立工会，加薪合港币450元。激烈的行动给资本家做成巨大损失，使代表着南朝鲜资产阶级的“南朝鲜雇主联合会”也正视工人的斗争。于8月13日发出了致“一千万工人”的专信，许诺“尽力增加工人的权益和改善工作条件”，以图平息工人的斗争行动。在全国工人运动当中，争取成立民主独立工会是主要斗争目标。目前，最大而实力最强的要算蔚山市的现代集团的“民主劳动组合”。工人经过激烈斗争迫使资方在8月19日承认新工会的地位。代表着超过5万工人会员的“民主劳动组合”是现代集团工人的总工会。现代集团名下有8间工厂，每个厂的工人分别成立该厂的民主独立工会，然后再联合一起组成全现代集团工人民主劳动组合。这是南朝鲜工人阶级在争取民主斗争运动历史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劳——学连带”的意义在学生运动当中流行一句术语，“劳——学连带”，就是工人、学生互相联系，联合斗争的意思。70年代是社会反抗李承晚、朴正熙独裁政权的斗争时代。曾参与校园斗争的学生领袖及积极参与者，在毕业役纷纷投入工厂工作，通过劳动生产与工人阶级接触，负起教育及组织工人的任务。这些“毕业生工人”目前已增至数万人。他们分布全国各地的工人区，主要工作是由毕业生工人联系工人当中的积极份子，组织地下工会，担当教育工人、提高他们的政治意识的工作。这些地下工会除了由毕业生工人负责组织及策划之外，还包容了厂内工人、被解雇工人。地下工会更协助被解雇工人组织“被解雇工人工会”，争取复工。每个地下工会之间保持经常性的秘密联系，而且由各地下工会联合组成一个全国性及公开性的联合工会组织，取名为“民宪劳组”。全名为“争取民主宪法劳动组合”。这个组织一方面联络外间组织，例如学生会等；另一方面临调各地下工会的斗争工作。“民宪劳组”的主要联系对象是各大学的学生会。各学生会均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与“民宪劳组”联系，彼此交换对政局的意见，以及负责策划联合斗争行动。因此，学生斗争与工人斗争无论在口号、要求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互相配合和互相呼应。当“全大协”于今年8月中成立后，主要的联系工作就落在“全大协”特别成立的一个秘密的委员会身上。例如在8月底，超过2万学生及“民宪劳组”代表和工人齐集汉城延世大学集会商讨及筹划纪念巨济岛工人李锡圭被警察用催泪弹打死的事。到8月28日，数以千计的学生及工人在汉城南部永东浦工人区发动纪念李锡圭的示威，游行，并与防暴警察对抗。这场斗争就是工人、学生联系策划的表现。在“劳——学连带”行动当中，学生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清晰的。一直以来，南朝鲜对有亲共意识的书本或消息都实行封锁。不过，南朝鲜大学生则有较多机会接触外间事物，例如菲律宾革命、中国86年学潮、古巴革命、波兰工人80—81年的斗争，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越南等等；他们甚至能够接触诸如马克思、列宁等理论书籍，尽管这些书籍只能在大学书店或大学附近的一些书店才能购买到（这些书店经常被政府搜查，一经发觉有亲共意识的书本，轻则警告，重则会受到刑事检控）。因此，学生的自觉性及政治意识水平颇高，所以学生在工人运动当中充当了先锋及教育角色。他们也自觉到充其量只能扮演催化剂的角色，主力还是在工人阶级身上。学生斗争的投入性、战斗性及牺牲精神，事实上刺激了其它阶层人士，特别是长期生活贫困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有组织的情况底下，以本身的实力，特别是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与资本家及独裁政权斗争，争取成立了自己的工会。工人斗争的成果不仅仅是历史上的突破，更加是客观上工人、学生运动互相联系、配合、呼应的成果。独裁政权对于学生联系工人斗争采取镇压手段，并且在宣传媒介中极力指责工人运动是一些“亲共极端份子”，或是“北朝鲜渗透份子”从中煽动，并且透过“国家安全计划部”大举搜捕被指为“煽动工人暴动”的学生领袖。9月19日，政权宣称正深入调查4千名“离心份子”，指责他们为亲北朝鲜份子。不过，姑勿论这些学生是否亲共或亲北朝鲜，学生斗争与工人斗争能这样广泛地及激烈地展开，主要是由于社会矛盾的客观因素所做成。一方面是美帝与军事独裁政权对人民的压制；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役。工人阶级、学生、平民的斗争已经从争取民主自由上升至一个革命性的阶级斗争阶段。这是客观的现实；而南朝鲜的工人结合学生作为先锋的角色就成为历史必然。一点寄语南朝鲜的工人、学生运动是一场轰烈的、挑战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斗争。尽管资产阶级宣传机器把这场革命渲染为“破坏国家经济”的“暴乱”，但群众兴起是铁一般的事实，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主力，学生为先锋，组成了革命队伍，延续过去的斗争。不过，工人阶级斗争的一个大弱点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工人组织缺乏公开性的联系。尽管地下工会扮演了这个角色，但受政权的逮捕和瓦解的威胁，活动上受到限制。所以一旦消息被封锁，工人斗争就会被孤立起来，实力就会被削弱。因此，公开的全国性的独立、民主的工人总工会是革命斗争中必不可少的组织，它是工人政党的基地。菲律宾革命已给予努力于改革社会的人一种鼓舞，即使它带有强烈的资产阶级性质，但群众兴起已证明是当今历史的一种趋势；中国学潮对官僚独裁政权来说是一次重大挑战。群众求变的意识也逐渐形成。如今南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使我们也意识到革命潮流非任何独裁政权所能阻挡。正是“革命潮流、浩浩荡荡”，任何地方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平民大众的革命斗争行动都不是孤立的。关心并努力于人类解放运动的朋友们，尤应认真关注南朝鲜人民的斗争行动，并给予支持与声援。1987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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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脆弱的“奇迹”（金马隆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7／8月第十四卷第7、8期，总第127／12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韩——脆弱的“奇迹”金马隆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7年7／8月第十四卷第7、8期（总第127／128期）一年以来，南韩经常在新闻中出现。群众动员反对全斗焕政权的规模是80年全斗焕军事政变上台以来最大的。在80年5月，军队血腥镇压了光州群众起义，终止了79年朴正熙被刺杀以来的群众动员浪潮，全斗焕便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上台的。他通过新宪法和总统选举，将他的夺权行动合法化。这个宪法成为去年以来新韩国民主党的抗议运动的焦点；这个主要的资产阶级反对党要求在88年全斗焕总统任期届满前修改宪法，以直接选举代替选举院选举总统。一连串的游行示威在各大城市爆发，数以万计的群众动员起来。在这些示威行动之中，最显著的是独立学生运动的激进口号：“打倒军事独裁”、反对美军驻在南韩、要求“民众的宪法”等。在9月底的亚运会期间。新韩国民主党则寻求与政府谈判，希望避免发动群众集会；学生则发动了很激烈的抗议运动，反对政权和美国。南韩局势因此仍然持续紧张。在南韩推进民主化的社会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些力量来自工人阶级、中产阶层和学生。但另一方面，比起菲律宾来说，南韩资产阶级和国家机器是较为强大，可以逐步控制现政权的民主化过程，见机而行。要更清楚明白南韩政权目前危机的特性和民主运动的性质，可以分析韩国的发展历史、南韩国家的起源和过去25年来经历的巨大经济发展。南、北韩的诞生南韩国家是诞生自1945年全国的分割。自从1910年以来，韩国便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极残暴的直接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韩国因而得以从殖民地统治之中解放出来。但解放的形式却被该国的地理政治环境和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势力均衡所决定。根据45年2月的雅尔塔协议，特别是有关苏联加入对付日本的战线的条件，北纬38度以北的韩国，会被苏联军队占据，以南则被美国军队占领。苏联和美国在介入韩国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分别。苏军在45年8月抵达北韩，是倚赖了群众抗日运动和群众抗日委员会网络组织，后者成为打碎日本殖民地国家机器之后的新国家机器的基础。在这个群众运动之中，南韩共产党员只是其中一个部份，即使他们由于得到苏联支持和在抗日斗争之中的角色而占有特别的份量。事实上，从30年代开始，共产党已领导着游击队运动，对抗在韩国及其后在东三省的日本人，最后才被迫撤退到西伯利亚。因此，韩国北部的解放，有着综合的性质，是苏联军队外来干预和一个真正群众运动的结果。由此而诞生的国家证明了她能够迅速推进一连串民族、民主和反资本主义的改革。在韩国南部，发展完全不同。45年9月，日本军队投降，群众抗日委员会的全国大会宣布在汉城成立韩国人民共和国。这个新国家政权将日军解除武装，释放政治犯和拘捕通敌者。美军在日军投降6日之后才登陆，拒绝承认新的共和国和群众委员会，并立即建立一个军事政权。到了46年2月，美军成立由军方支配的文人政府，由长期居留美国的右派人物李承晚领导；其余部份主要由以前的通敌者组成。新政府大部份保存了前殖民地国家的官员，尤其是在镇压部门内。因此美军没有帮助解放这个国家，反而是极之仇视韩国的统一。美军干预下的南韩，从一开始便是反民族主义和反群众的，这个特点维持到现在。南韩半殖民地国家的成立和它的社会内容，激发群众示威反对浪潮。在46年和48年都爆发群众起义，要求独立、国家统一和土地革命。北韩在46年通过激进的土地革命之后，这个问题在南韩变得很紧张。李承晚政权则以有系统的镇压来对付，拘捕了数以万计的人。其后投奔北韩的南韩内政部长估计，从45到50年，南韩政权杀害了25万人和囚禁了60万人。即使这些数字被他夸大了，仍显示出政权的极端残暴。在48年，南韩成立韩国共和国，正式将南北韩的分裂制度化。这个行动受到南北韩很大部份政治力量的反对，显示了南韩的政权缺乏群众支持和孤立，也显示了南韩反对派与北韩政权之间的关系。北韩政权现在的灰色和单调的形象和对主席金日成的荒谬个人崇拜，不应影响我们认识它取得的成绩和在45至50年代表韩国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这些事实。北韩政权的成立是基于摧毁日本殖民地国家机器之上，由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士组成。46年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特别是它的土地改革，对南部群众有不少吸引力。北韩提出的在所有外国军队撤出之后在全国推行自由选举以统一全国的建议，得到南部大部份政治力量的支持。南韩政权则以暗杀行动对付反对派和群众的反抗运动。因此，当韩战在50年6月爆发时，南韩政权正在以镇压来对付群众反抗运动。而北韩政权则在人民之中拥有强大合法性。战争最初以内战形式爆发。北韩军队迅速推进，这并不单是军事上的原因，而更加是由于南韩李承晚政权缺乏人民支持的原因。南韩军队迅速瓦解，群众委员会再次成立，北部的改革扩展到南部。美军其后大规模介入韩战，推倒了南部的新政权，大规模杀害了10万个反对南韩政权和美军的人，并向北韩推进，屠杀北韩人民，直至50年年底中国军队介入韩战，将美军赶出北韩为止，其后的惨烈战争，不仅对整个韩国造成重大的人命伤亡和破坏，而且撕毁了全国的社会关系。南韩对左派的镇压，更摧毁了拥护统一的反对派。南韩经济发展的根源在53年韩战结束时，国内的经济基础受到巨大破坏，社会和政治亟待正常化。南韩比很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还要落后，这是解释它其后的经济发展的最初基础因素。茌日本殖民统治期间，韩国曾经历了不少经济发展。在直接殖民统治的30年之中，工业生产以每年增加10％的速度发展。到了40年，工厂和矿场的无产阶级人数已达到30万。主要的工业基础是在北部，南部则较为农业化，但这个农业部门是现代化的。韩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谷物生产区。此外，它的劳动力有较高教育程度；在45年，韩国已有约6千个工程师，这些都构成了南韩经济发展的起步基础。虽然真正的经济起飞是始于60年代初期，但它的基础是在50年代打下的。这个经济发展能以韩国民族资本为基础，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在45年之前，9成以上的非农业投资是由日本人掌握，南韩政权因此能够剥夺日本资本家，将其资本分给韩国资本家。此外，在农业，40％的耕地是在日本人的手中．国家的土改是没收日本地主的土地，将它分给韩国的地主。50年代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生产入口替代品，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特别是在纺织和与农业有关的工业。工业主要是处理棉花、糖和米粉。但这个发展阶段迅速达到它的极限。工业生产的增长率从53年的25％降至61年的3％。这个缓慢的发展只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和重建的需求，而且，它是基于中小型企业。李承晚政权在60年倒台，朴正熙其后建立军事的政权。南韩经济的真正繁荣才由这时开始。朴正熙政权的经济政策是基于上一任政权的成果而投入新的、野心的经济发展计划。61年以后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由一个强大政权进行极端干预政策。国家在经济中扮演决定性作用，甚至在最微小的环节中。政权的经济政策的基本目的，是在逐步征服国内市场的同时，建立一个强大的外销经济。这个计划透过一连串5年计划来完成，由国家订立全国发展的主要战略重心，然后操纵推行这些指令的手段。从一开始，它透过国家投资建立现代化经济必需的基础结构（交通、通讯、能源）。这些计划的焦点是发展整体工业。在第一个5年计划之中，发展能源、化肥、纺织和三合土成为优先。第2个5年计划集中发展化学纤维、石油化工和电力器材，第3个则集中在钢铁、运输器材、电器用品、造船和一些其它工业。1964年南韩币的贬值和出口优惠信贷制度的建立，加强了经济的出口倾向。普遍利率是24％，但能显示出口合约的南韩公司可以取得6％利率的贷款。因此，国家每一次都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选择。它将这选择强加在个别资本家身上，后者往往要将本身利益优先于“建立”一个本地资产阶级过程的需要。这是透过国家控制的信贷制度和其它控制方法。纺织业是一个例子。在60年代，在取得国内市场之后，由于拥有廉价技术劳工，它在打进世界市场方面，处于很有利的位置。国内市场则在短期内保证最佳的利润。在这时候，政府强迫纺织业走向出口。它强迫公司为了进口一些必需的原料而必须出口部份制成品。过去25年的经济增长，是在国家的保护之下进行，但同时也是以“财团”为媒介。“财团”是为数约50个的巨大分散投资的大集团。它们是庞大的私人托拉斯，通常由它的所有者及其家族管理，与政权有密切联系。大部份财团是在过去20年成立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大和集团。一份杂志在84年这样描写它：“它雇用了7万人，尽管它在17年前只是一个小纺织厂。多得朴正熙的支持，它在商业、造船、建筑、汽车、纺织、金融财务、通讯、电子和制衣业建立了一个王国。在釜山，它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厂。它开始在中东进行重要建筑计划。今天，它投资在半导体工业。”南韩资本以财团的形式增长的程度，可见于下列事实：在80年，世界上最大的500间非美国公司，包括了10间南韩公司，而所有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只有20间。财团的活动受到政府的紧密管理。政府甚至决定某产品的市场分给每个财团的比例。这个唯意志论政策的经济发展的结果，令南韩在过去25年进行了可观的工业化。从60年到80年，国民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是3.7％；输出的工业制品则增加了150倍。南韩企业在一连串工业上具有与帝国主义国家竞争的能力。它占国际造船业的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它生产汽车和机器工具；它拥有钢铁业，在78年已能满足内部需求。在今天，南韩输出整套的工厂，尤其是纺织业。这个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建基于民族资本的。然而，南韩是否已脱离落后发展或起码脱离倚赖帝国主义，成为一个新日本呢？造成南韩经济冒升的条件是很特殊的；而尽管它的经济增长，它仍然是很依赖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倚赖帝国主义民族资本和国家经济政策，是南韩经济发展的必需条件，但这是不足够的。它相对性的自主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却伴随着对世界市场的极度倚赖，因此倚赖着垄断这个市场的帝国主义列强。让我们看看南韩经济增长的一些外在因素吧。首先，南韩是战后受到最多援助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以色列和美国占领下的南越。这个援助显然由于它在美国帝国主义对抗工人国家所处的地理和政治位置。从46年到76年，南韩受到150亿美元援助，包括86亿经济援助和69亿军援。这个军事援助主要加强了南韩社会的军事化，但在经济上也有不少的影响，首先是减除了国家预算负担，让资源拨作其它投资之用；其次是军事的花费发展了内部架构，例如道路、海港等，有利于工业和建筑业。南韩企业与美军做生意和扩展到其它有美军基地的国家。此外，以万计的南韩人在军队内受到生产或管理技术训练。在直接经济援助之中，有57亿美元来自美国，19亿来自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10亿来自日本的战争赔偿。到60年代末期，直接经援的比重开始减少。从50年代占国民总产值的8％减少至4.4％。代之而来的，是私人外国资本，主要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而非直接投资。外国资本是以银行贷款来介入南韩经济，特别是日本银行资本；这些贷款主要给予各财团。南韩政权有意选择这个政策，宁可负债而不让帝国主义投资渗透国内经济。这个政策的结果是外债大量增加。南韩是全球最大的负债国家之一，在83年处于第4位，仅次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外债达到国民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直接的外国资本投资，以美国和日本为主。美资主要在生产南韩国内市场上，日资则侧重转口输出到日本或西欧、美国。事实上，日本倾向于将失去竞争能力的部门输出到南韩、台湾等地，以利用它们的低工资。从70年开始成立的免税工业区，在南韩经济中只占很少位置，在81年雇用不到3％的劳工。直接的外国资本投资受到法例严密管制，造成帝国主义与南韩政权的紧张关系和磨擦。例如现时政府迟迟不开放股市让外国投资。而且整个经济被私人财团垄断，股市成交总值只占国民总产值的12％。相比日本的75％和香港100％。南韩虽然有民族资本和国家功能所造成的自主和工业增长，但仍是依赖性的国家。倚赖性来自它的外输型经济，倚赖世界市场，但后者的贸易条件是由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和日本，透过对原料、金融资源、国际贸易和科技的控制而决定。在81年，外资占南韩总产值的77％，美国和日本占了接近一半的入口和出口；南韩的外贸逆差变成结构性，达到50亿美元。南韩还有技术缺乏自主的问题。例如在电子业，在78年的出口产品之中，有43％的配件是入口的。科技训练的水平也证实了它缺乏科技独立。在每100万人有418个研究发展科学家和工程师，比之日本的3608个和美国的2854个是低很多。在高科技工业，南韩只是美、日的小伙伴而不是竞争者。此外还有依赖帝国主义提供资金和倚赖入口原料的问题。原料占81年入口的62.5％。南韩更在商业服务上相对地依赖外国。日本的贸易公司控制了南韩约一半的外贸和内贸，另一半则由南韩财团控制。工业化的社会影响南韩从62年以来的迅速和重大工业化，造成了很重要的社会影响。首先，都市化的过程，以加快了的速度进行。城市人口比例从60年的28％增至80年的55％。首都人口从64年的300万增至现在的1千万，总人口是4千万。从60年到80年，农、林、渔业占就业人口的此例从63％降至34％，工矿业则从11％增至23％，服务业则从26％增至43％；在国民总产值之中，农、林、渔业从47％降至17％，制造业则从8％升至34％，服务业则从45％微升至49％。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是很巨大的，从63年的60万工业工人发展到80年超过300万，其中一半更是熟练工人。但这个工人阶级的社会状况却是很悲惨的。它遭受到残酷的剥削，缺乏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和有薪假期，每星期工作6至7天，每天达10小时。正是这些工作和生产条件以及很低水平的工资，解释了一些南韩的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在79年，南韩工人的时薪约为1.14美元，相比台湾的1.0l美元、香港1.25美元、巴西1.8美元、墨西哥2.31美元、日本5.58美元、意大利7.38美元、美国9.09美元和西德的11.33美元。一连串特殊条件，令南韩可以进行这种程度的剥削。例如，在纺织等一些工业内，劳工主要由年青妇女组成，她们在几年之内，便在体力和精神上被消耗得筋疲力尽，然后被新人取代了。劳工缺乏政治和工会权利，加上社会的军事化，维护了剥削的程度。此外还有由于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对工资和工作条件造成不断的压力。这个不断的人口转移，增大了工业后备军。在81年，5.2％的劳动人口在找工作。这并不包括数百万计非全日工作和不稳定工作的人。估计在81年，30％的劳动人口每周工作少过40小时。虽然可以见到南韩平均生活水准随着工业化而改善了（84年平均国民收入是1998美元）。但这个平均掩盖着重大的不平等。在77年，有报告指出84％的非农业工人收入低过政府计算的平均家庭最低收入。直到现在，政权仍能藉着不断的镇压，阻止南韩工人组织独立的工会运动（现有的韩国工会联会是政权的机构）和发动重大的罢工。但另一方面，在反对政权的示威之中，工人占了越来越大的部份。无产阶级的增长，并非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的唯一后果。城市中间阶层也出现了。在80年，南韩有10万工程师和13万技师，此外在商业、服务和公众管理方面的行政人员也不少。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从55年的736万增到75年的908万。现在，南韩有529万小学生、486万中学生和ll7万高等院校学生。争取民主的运动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新涌现，可以说是61年以来政权推行的经济政策的成功和这个成功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影响的结果。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数目强大的工人阶级、新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大批学生。缺乏社会保障、工会和政治权利；限制政治民主；国家受到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支配：这些情况都助长了反抗和抗议。但目前的运动也切合着悠久的群众起义传统。从1910年前后反抗日本殖民化，到1945至50年的群众运动，都坚持了这个传统。1953年的社会和政治破裂，将反抗的社会重心转移了。介乎战前韩国基本上是农村社会的群众运动与70年代末期工人阶级踏上舞台之间，学生运动扮演了推动民主和民族要求的角色。60年推翻李承晚的示威、65年反对日韩条约和72年反对宪法的运动都是例子。同样地，79年的釜山学生示威触发了政权的危机和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刺杀朴正熙的事件。但在这次事变中，工人阶级和群众接过了火棒，特别是80年5月的光州起义。在今年，争取民主的示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工人阶级和普通人民。现今主要的反对力量，新韩国民主党[译按：在今年年初，以金大中和金泳三为首的反对派主流，从新韩国民主党反裂出来，成立统一民主党]，是主要建基于新中产阶层的资产阶级政党。金大中曾说：“我们需要中产阶级的支持。他们要求民主，但不喜欢无秩序”。这是问题之所在。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恐惧无秩序。而金大中所针对的，是学生运动。后者越来越成为争取民主运动的激进中心。而且，在学生运动之中，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流派正在出现。他们开始提出根本的问题：工农政府、帝国主义支配、国家重新统一。如果这些流派能够将影响扩展到目前受基督教流派影响的群众阶层，则南韩的政治情况便可能改变。目前，我们见到的，是南韩的资产阶级支配的形式出现危机，而不是资产阶级支配本身。但如果工人阶级能走到前列，以自己本身的要求、自己的组织和斗争方式动员，因而令资产阶级的“民主过渡”远为危险，则这个情况便会改变。未来几个月的动员，会更清楚地显示反抗全斗焕政权的反对运动的发展。[小点摘译自《国际观点》第1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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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大选、金大中和学生运动（何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第1至3期合刊，总第97-9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韩大选、金大中和学生运动何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5年1-3月第十二卷第1至3期合刊（总第97-99期）南韩全斗焕军事政权在一手操纵的国会选举之中，取得意料中的胜利，为他的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但由金大中和金泳三领导、新近成立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在大选之中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显示了南韩人民反独裁、要民主的要求正日益壮大，对全斗焕政权和传统资产阶级政党日益不满，而在争取民主的基层里，南韩学生运动正在再次动员起来，反抗独裁政权的镇压，更日渐与工人联结起来。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在全斗焕一手泡制的选举制度下，几乎可以肯定取得大多数议席。在总共276个议席之中，由全国92个选区各自选出两个议员，然后由取得最多议席的政党自动分到61席，其他政党则分摊另外31席。全斗焕的执政党在每个选区的候选人跌到第三位的机会很少，所以即使初步结果显示它只取得不到四成的选票，仍可占有约55％的国会议席，继续执政。正式成立仅仅一个月的新韩国民主党，在这次大选中轻易压倒了传统的民主韩国党，取得约四分一的议席而成为国内最主要的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的两名主要领袖是金大中和金泳三。他们都被完全剥夺政治权利，软禁在家中，没法参与实际竞选活动。金大中更是在结束流亡美国而回到南韩以来，一直被限制在家中，普通人不得与他会面。虽然如此，新韩国民主党仍能吸引不满全斗焕政权和其他懦弱妥协的政党的南韩人民。金大中结束两年的流亡美国生涯，在大选前夕，冒着菲律宾反对派领油阿基诺同样命运的危险，坚持返国，无疑为新韩国民主党带来更大活力，为反对军事政权的人民带来动员的焦点。但他的最大吸引力，却在于他多年来坚决反对军事独裁者朴正熙和全斗焕的纪录。自从71年总统大选中他取得46％选票以来，他便大部份时间生活在狱中、被软禁或流亡国外。73年，他被朴正熙政权从日本绑架回国。80年全斗焕夺权上台时，他又再被捕。在狱中，他被指与光州暴动有关而被判死刑，只因为国际压力，迫使南韩政权将他改判监禁，和其后准他流亡美国。金大中反对军事政权的独裁统治，要求民主、人权，反对大财团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以至支持成立自由的工会取代黄色工会，令他成为政权的眼中钉，也是他吸引大批群众支持的主要原因。但他仍然只是南韩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代表，并不是代表了南韩劳动群众的利益。在宣布返回南韩的时候，他表示要与全斗焕政权对话，找出解决目前危机的方法。他恐怕局势恶化会迫使人们变得更激进、按受共产主义和反对美国，如果继续下去，他便会失去控制的能力。他的言论清楚表现了他亲美、反共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和挽救南韩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他积极干预南韩这次大选和当今政坛，正是为了阻止群众的激进化。过去几个月来，南韩群众运动上扬．特别是学生的大规模动员，要求恢复民主权利。南韩军警的残酷镇压，并未能阻止这个上升的浪潮，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不断出现，各地学生更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去年4月，各校园广泛出现示威，纪念推翻李承晚政权24周年，和4年前光州暴动中被屠杀的以千计的工人和学生。在8、9月，学生发动抗议行动，反对全斗焕访日和日本军方将领访问南韩。10月中，数千个防暴警察进占韩国国立大学，企图终止学生的罢课行动。但当警察撤出之后，学生又立即举行反政府示威。来自全国各地2O间大学的2千个代表，抵挡了军警的镇压，在11月初成立了10年来第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要民主、反独裁学生联盟”。学生的大规模动员，可见诸官方公布的数字。84年第一学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443宗示威，牵涉全国过半数的大学和高等学校。83年第一学期只有52宗，影响2成的学府。很多学生示威是要求终止警察在校园的监视行动、成立独立学生组织的权利、出版不受检查的学生刊物的权利，和重新收录被逐的学生等。但学生运动已逐渐扩展到低薪和没有组织的南韩工人的问题，结合了争取工人权利的要求，包括成立工会的权利和加薪等。在9月和10月，十多间大学的数百名学生与一间布厂的工人开会，走上街头示威，争取重新成立工会。10月底，约500名学生游行要求工人有较高工资。学生运动亦逐渐干预政治。10月初，数百名学生占领了民主韩国党的总部，迫使它表示态度，反对警察的监视。11月中，学生占据了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办事处，要求全面的民主。南韩政权害怕的，正是学生利用校园为基地，广泛组织和结合不同社会层份来反抗政权，这个趋势却正无可避免地发展了。今次大选反映了南韩群众反对军事独裁的愿望，以及学生和工人运动发展的趋势。汉城一个工人区的席位由一名前学生运动活跃份子夺得，说明了这个情况。他十年前被朴正熙政权以煽动罪列死刑，后来获得赦免。现在他取得工人阶级的支持，继续反对军事政权。1985年2月17日 |
教宗访南韩的讯息（韦斯纳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教宗访南韩的讯息韦斯纳译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受美国支持的南韩军事独裁政权，对教宗5月初的4天访问，是极为喜悦的。但人权运动份子。却对教宗回应军政权在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上的基本论调感到极之失望。《纽约时报》一篇报导说：“政府官员并不掩饰他们对教宗4天访问旅程的喜悦。表面上，教宗是作牧民访问，但政府在安排上的紧密介入，显示了全斗焕总统极希望这次旅程会帮助他改善与南韩基督徒的紧张关系。”埗步后不久，教宗被安排与独裁者全斗焕将军私人谈话。会后的共同声明，并没有显示两人之间有任何歧见。但同时，在教宗的访问行程中，他谴责了北韩工人国家。一名基督教神职人员悲愤地指出，教宗在整个访问之中，“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南韩政府对人权的侵犯”。教宗没有可能不察觉到南韩的镇压。在一次弥撒之中，他亲身尝到一些滋味：警察向附近学生示威者发射的催泪气体飘进了教堂。在光州这个反抗军事政权的中心，在80年5月全斗焕的军队杀了超过200名示威者的这个地方，教宗给予群众的训示，是教廷几百年来对受压迫者的同样忠告：“你们从悲苦之中解脱出来，宽恕那些对你们犯了罪行的人。”一名曾在光州进行政治活动的天主教徒，抱怨教宗“强烈要求光州受害者的家属和解，而不是向实行杀戮的政府作出要求。”很多光州居民对教宗没有访问80年被屠杀者下葬的坟场感到惊讶。一名天主教徒的兄弟在80年光州抗议事件后被囚18个月，他对法国《世界报》记者说：“我们有些失望……特别是教宗并没有去坟场。难道他不知道那些80年5月被杀者的家属受到压力要搬走死者的遗骸吗？它们的存在明显地刺激了当权者”。他再补充：“今天，我们很多人恐怕在教宗访问后，当权者会再将螺丝扭紧”。教宗含蓄地认可受帝国主义支撑的血腥全斗焕独裁政权，与他83年在尼加拉瓜的行动形成强烈对比。当时，他公开地支持反革命教廷架构，反对支持尼加拉瓜革命的工农群众，利用他的行程鼓励人民反对桑解政府。他到南韩访问，再次证实了天主教教廷架构的反动政治目标：反对任何地方的被压者对抗剥削和帝国主义垄断的斗争。[小点译自《洲际通讯》22卷第10期][译按：教宗在6月中接见了南非总理，并在公布中谨慎地避免提及自己对南非政权的意见，从而给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含蓄的政治支持，对南非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巨大的侮辱，再次显示了他和教廷的反动政治角色。] |
东德政治革命及其面对的危机（曼德尔，1989年11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曼德尔相关链接：政治革命——及其可能遇到的危险（1989年11月）
Thepoliticalrevolution-andthedangersthatthreatenit
东德政治革命及其面对的危机
曼德尔（1989年11月27日）
近人译
那场震撼东德的群众运动的高涨程度，已达到真正革命的规模。它不仅超越六八年以来在欧洲出现的任何进步运动，甚至超越西班牙革命（一九三六）以来的任何进步运动。人数很清楚说明这点。在十一月四、五、六日三天里，有差不多二百万人走上街头。十一月四日，东柏林有为数七十五万至一百万的群众参加游行示威，成为德国工人运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同一时间，莱比锡有三十五万人示威，德累斯顿有三十万，卡尔•马克思城（克姆尼茨）有七万，哈勒有六万，茨维考有五万，什未林有二万五千，其他城市也有以万计的市民参加，较小城市的游行人数也数以千记。这些民众占东德人口的比例，等于法国或意大利出现一次七、八百万（！）人的示威，或者是西班牙出现一次六百万人的示威。在三天这么短的时间出现这么多的事情，确是史无前例。
工人在示威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是无容置疑的。他们的规模说明这点。莱比锡——东德最大的工业城市——人口只有五十万，却有三十万人参加大示威，难道整个工人阶级都没有参加吗？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东柏林，知识分子、家庭主妇以及高中学生会有七十五万人之多吗？
企业中的骚动最明显地表现了这次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六八年五月（法国）和意大利六九年的秋天不同，这次革命并没有形式上的罢工行动。但在大多数大企业里，工人组织的议会不停的讨论。在许多中重要的工人区，特别是劳纳的化工厂——那是全国最大的——工人议会讨论到一些决议草案，草案号召倘若政治局不答应辞职的话，就实行为期三天的全国总罢工。政治局是不能不下台的。
除了规模庞大外，东柏林十一月四日的示威的另一特点是：人们自发地提出了种种的要求，其种类之繁多简直是史无前例。东德工人过去几十年受严格的监视、压迫、不能畅所欲言，现在整个阶级却突然苏醒起来，就像巨人打碎束缚自己的锁链一样。这是真正革命的特征。
那些谦逊的、被人欺负的人，现在却挺起胸膛，大胆地喊出他们认为不对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他们亲身的坏遭遇。十一月四日，这些人占据了东柏林的心脏地带。从前不会发生的现在发生了。他们不仅呐喊，而且写下自己的要求。法国大革命时的平民把写出自己的不满的权利交托给权贵们，今天东德人民却没有这样做。
示威者携带的标语和横幅为数不下七千件，那都是他们亲手制造的。其中九成以上与任何团体都没有关系，那都是发自民众的脑袋和内心的。他们不愧为罗莎•卢森堡的后人。今天，历史宣布了她并没有白白地斗争，也没有白白地死去。
我们不能把这些口号一一尽列。它们的基调是一种混合物——充满希望和怀疑的，幽默和欢乐的，反映了目前民众的政治觉悟的。另一个显示示威者的政治觉悟的标志是；他们并没有把标语带回家，而是把它们贴满国会大厦的外墙。
要求的基调是：「我们是人民」，「我们留下来」，「自由选举」，「镇压倒台」，「新论坛合法化」，「工会自由」，「出入境自由」。
反对派已获得承认。主要的反对派『新论坛』的代表可以在电台和电视台公开谈话，可以接受西德电视台的访问……
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合作
示威是由东柏林的工会分部同时在四个剧场召开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合作非常突出，可媲美布拉格之春，远远胜于苏联今天的情况，更遑论匈牙利和波兰了。
二十七位讲者先后发言，他们来自除了极左派以外的所有政治反对流派。德共里的改革派也有两名代表出席演讲，他们博得群众的一阵喝彩。一个演讲者提出了一个倡导独立工会的团体的提出的要求——提高工资，减少退休金的差距，由民众控制供应，在没有提高工资的情况下不得提高和增加劳动纪律和要求。
无论在讲台还是在群众之间，这个示威活动都洋溢出热情的国际主义精神。游行首先以一首尼加拉瓜的歌曲开始，两位歌者是数周前还受到警察殴打的青年。群众报以持久的鼓掌。
大会又发出表示同捷克的遭受起诉的反对派团结一致的呼吁。人们举起了表示同南非人民以及中国学生团结的标语。一幅海报反映了这样的欢乐：“戈比，谢谢您。您过去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帮助您。”讲坛上读出一首苏联诗歌：“一个不知名的政治犯给斯大林同志的信”。
这都不是偶然的，就好像民众对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一致反对不是偶然的一样。今天，东德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其性质纯粹由其社会的特征决定。它并不以民族为认同的对象。东德人民反对任何种类的军国主义传统——包括斯大林主义和普鲁士主义的军国主义——东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官僚曾经努力地灌输给年青人，但不成功。最少在这时刻，东德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和青年的国际主义精神有增无已。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的发展将与政治革命的前途和它对欧洲以致全世界的影响连系在一起。
已积累了不少成就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工人阶级的起义已积累了不少成就。东德的政治社会情况转变如此迅速，可称得上是真正革命的爆发。
反对派已获得承认。所有团体，包括极左派在内，都可以公开活动了。主要的反对派「新论坛」的代表可以在电台和电视台公开谈话，可以接受西德的电视台的访问；「新论坛」的招募成员工作做得如火如荼，最低限度在它的大本营莱比锡是如此。它正在为未来大选做准备。除非反对派真的参与未来之大选，否则选举将失去任何合法性。十一月八至十日召开的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已原则上接受未来的大选会有反对派参加。很难相信他会在最后一刻变卦。
镇压实际上停止了。东柏林的警察主管在“红色大会堂”的洋台上为日前警察的暴行道歉。受人憎恨的秘密警察已经停止活动。它的头子米尔克已被撵出政治局。他不久之后被撵出中央委员会，也是可以预计的。
东德当局已承认人民有出境权力和旅行自由。政府根据示威者的要求请辞了。新政府的首脑莫德罗——统一社会党在德累斯顿的领袖——是戈尔巴乔夫一类的改革者的领袖。他的副手沙博斯基正在柏林营造一个改革的形象。在民众的压力下，一部分（不是全部）保守派被清除出政治局了。
共党内部的倾向和派别
传媒已经大为开放，其程度已超过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第一阶段，虽然还远不及目下之苏联。在党的出版物，特别是基层组织的报纸和共青团的日版《年青人世界》，大量刊登了非正统的甚至是反对派的文件。其实，统一社会党内部已公开的出现了不同派别和不同倾向（这比苏联超前了许多）。十一月八日，当东德共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为期三天会议时，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外面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奇观：超过一万名共党内部的反对派在那里集合，手持标语，喊出在年底召开特别大会的口号。十一月十日，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层终于做出了让步，答应召开特别大会。
所有反对派，包括统一社会党内部的反对派，均准备大规模发行独立的出版物。
在工厂里，人们热烈地讨论怎样取代原有的组织结构。把官方工会重新组织？建立新工会？通过差额方式重新选举代表？赋予那个在德国中部有光荣历史的「工厂议员」（FACTORYCOUNCILLORS）以新任务？这个决定看来很快就要作出。
教师自发地采取措施，赋予教育制度以新生命，这个教育制度曾经为世人羡慕，却因「异议思想」而不见容于官僚层，最后受到破坏。医生和护士正准备在医院采取同样的行动。
所有这些改革都在全国各地推行，下至各省的小城市，包括了成千上万的不同领域的人。在目前阶段，他们是不受控制的。无论如何，他们的影响肯定是深远的。
举一个动人的例子：之前由于克伦兹个人的干预，在法兰克福的奥西埃茨基一所高中开除了一批学生，其他东德的高中也拒绝收回他们。他们「犯了罪」吗？他们只是写了一个文件。基于中欧出现了裁军，他们建议减少一点军费以资助教育事业。今天，这批小伙子已经被捧为民族英雄了。
然而，我们不要被来源于自发性的乐观所过分吸引，不要单单由于这场炫人目光的革命运动是如此的广泛，就以为它会自动地持续下去而且获得最后胜利。这场革命的爆发有两个深刻的弱点，有可能导致失败。
首先，现在出现的只是真正的自治的胚胎，而不是自治本身。示威——即使是最大规模的——长远来说也不能代替民众的自治组织。较敏锐的政治流派——无论是东德共党之内的还是之外的——是完全留意到这点的。他们正千方百计地提供民众的自我组织。他们还把意见见诸文字（已散发了大量的传单）。
但是，在这一时刻，民众看来很犹豫，如果不是自我抑制的话。或许，这种局面会因工厂出现新的自治组织而改变。那毫无疑问将是革命中的一个新的质的飞跃。
莱比锡的特殊情况
莱比锡的情况却是例外的。「新论坛」实际上成为了群众组织。它已形成了双重权力。但是它的领导层并非选举产生，纵使他们能够在每个星期领导大规模游行和组织很优秀的纠察队。
而且，对于要建立怎样一种制度去行使权力，群众运动和反对派都没有清楚的意见，或者准确的政治奋斗目标。一般来说，东德的政治力量可以分为五大类：
——由新论坛、民主今日组织、基督徒社会主义和重建社会民主党所代表的群众性反对力量。这些团体都清楚表示支持建基于主要的生产资料由集体所有，和实施多党制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是，对于要建立的政权的制度和政府形式，它们却是无法提出明显的主张。其他一些一直存在的附庸政党，如自民党，也与这股力量结合起来，然而它们的见解更不清楚。
毫无疑问，这些流派能够在自由选举中取得大多数。但是，它们之间的分化看来是难以避免的。新论坛的右翼和那些附庸党派肯定会向右发展，其他则会向左发展。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它宣称支持除了零售业以外实行集体所有制。这种分化情况会持续吗？那就是很难预测了。
——支持民主的工人政权的左派。这个政权的基础是：政治上的多党制，民主权利，主要生产工具和银行由集体所有，民主而非集中化的经济计划，以及工人自治。这个流派在统一社会党（东德共）的反对派里占着主导地位，但是，它在统一社会党之外的成份就小得多。不少工人同情他们，但影响很难估量。
——后斯大林的保守势力。他们希望用最少的变动来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他们在政权机关中占多数，在东德共党内占少数，在普罗大众中根本没有支持者。
——政权机关中的「改革」流派。他们在统一社会党中占多数，在政权机关中仍然是少数。目前，这流派同共党以外的群众的联系并不密切。但是，假如他们推行大规模的改革，情况就会有所改变。这个流派又可以细分为两部分：一个部分是技术官僚，他们受瑞典的「市场社会主义」所吸引，倾向于支持类似匈牙利和波兰的模式；另一部分则对工人阶级的压力和社会主义传统比较敏感。
统一社会党看来有可能分裂成三四个政党。
——支持资本主义的流派。它赞成同西德无条件的统一。在目前的情况下，就等于让西德帝国主义侵吞东德。目前，国民民主党——最小的附庸党——是这流派的文化阵地。它同民众之间根本没有联系。在十一月四至六日的大游行中，一张赞成统一的标语也没有。七千个标语中只有两个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一些提倡有做工匠的自由；后者也不应受到原则上的反对。
统一社会党（东德共党）有可能在短期内分裂为三四个政党。
需要能干的政治先锋
无论如何，东德人民必须做更多事情，必须花更多时间，尤其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懂得把联合阵线策略运用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先锋。这个先锋的任务就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定出明确的制度性目标，领导工人阶级，以争取政治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成果的巩固。
多个星期以来，东德人民，尤其是在反对派的圈子里，一直担心暴力镇压，甚至是出现「德国天安门」事件。但是，人民并没有退缩，他们已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抛弃畏惧的样子。这是真正的革命的又一标志；暴力镇压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关键的日子无疑是十月九日在开火命令发出下，坦克在莱比锡布防。学校空出课室，医院空出病床，准备接受伤者。护士则马上向各大工厂的工会支部发出警告。
据说开火命令是在群众示威举行之前两小时，甚至是之前半小时取消的。这决定由政治局作出，由克伦茨传达。毫无疑问，这是来自莫斯科的压力的结果。
据说，戈尔巴乔夫曾经对汉洛克表示，如果他对人民开火，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就要瓦解了。那时就会重新出现比兴建柏林围墙时还要恶劣的冷战气候，会对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这些传闻必须证实。但它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上述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但是，示威规模的广泛程度也影响到政治局的决定，即使克里姆林宫改变了领导人，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也不会一下子成功。示威会触怒警察，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反对派用各种方法把这危险减到最小。这些方法包括：正确地强调这场运动的非暴力性质，组织示威者自我控制，由纠察队把示威者和警察分隔开来。
德国革命这问题必须放在更广泛的地理和历史内容里去考虑，一九一七年以来，所有革命者都希望把德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联系起来。那将会是世界革命的突破。相反，国际资产阶级（和之后的资产阶级和克里姆林宫官僚）则一直扮演宪兵的角色，要消灭德国革命于萌芽之时。NOSKE和他的FREIKORPS；REICHSWEHR；THESSANDTHELVERMAC-HT；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北约和华约等等成功地扮演这个角色。
今天是自一九一八年以来首次出现有利的国际环境，最少在近期内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扮演宪兵的地位。这是是世界形式的巨变（包括戈尔巴乔夫登上权力高峰而产生的种种改变，如放弃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的结果。
必须指出：东德政治革命的成功，东德工人阶级的夺取政权（这是可能的，尽管不是肯定的），将会对世界革命产生积极影响。东德的火花能够照亮全欧洲、苏联和中国。
克宫领导层面对不可解决的困局
这一点正是克宫、华府、波恩以至北约的真正困局。如果苏联再干预，像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事件那样。戈氏的整个计划会立即崩溃。同时，一个难以招架的示威浪潮，例如像美国人反越战的示威，会在整个苏联出现。但如果莫斯科容许一个民主的工人力量在东柏林建立，这必然会影响到苏联，东欧以至西德，令政局变得不稳定——这正是戈氏所害怕的。
同样，如果华府及波恩干预东德的工人力量，一个强大的抗议浪潮也会在西德爆发，并可能引致罢工，在欧洲其他地区甚至在美国也会产生不可估计的反应。但如果它们（西方）不理会东德的工人力量，则西欧资本主义的稳定也不见得乐观。
早在十一月九日，一个北约代表曾下了个无宁两可的结论：今日华约的存在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但今时今日华约却毫无能力去干预东德的工人。以上就是工人革命运动的逻辑结论。
一定要捍卫东德工人的主权
我们要捍卫东德工人的无限主权。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分化，任何煽动，不能容许东西方的政府去阻止东德工人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而这些分化煽动会便利了对工人的干预。掌权的官僚们正想重新控制正在进行的革命。面对群众的不信任及高涨的抗议浪潮，他们利用已宣布实行的有限度的改革，想单纯以口头承诺是绝对行不通的。无论是委任克伦兹为总书记或是整个政府的辞职以及新的政治局（在十一月八日成立的），都只是「保守派」的过渡解决方法，根本都是徒劳的。
更严重的是他们企图实行「戈氏改革」——与一个基于以莫德罗为首的改革机体的联合（莫氏为一个温和的反对领袖）。
基于「现实政治」的机会主义考虑，又由于害怕「形势去得太远」会引起克宫的干预（这恐惧在何种情况下都会存在）或者是真正工人革命的出现，莫德罗倾向于步向一个「波兰模式」的方法，起码在政治层面上如此。（这个方案可能一方面让东德统一社会党内的改革派分享或领导政府，另方面让钦选干部继续控制武装力量。）
而由反对派在自由选举中预期所得到的胜利将有利于这个可能的实现。甚至是得到西德社会民主党支持的东德社民党也可以走这条路。这样的改革会成功吗？短期内是可能的，纯粹在宪法的范围来说。但这并不能阻止群众运动，反而会给以大大刺激。这与波兰的情况大不相同。
在这些条件下，改革亦会刺激起新的分化。畸形的政治制度是很难稳定的。在中期内，「改革者」遭受失败的可能性颇大。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最自发的、规模最广泛的的群众运动也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的。它不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开始消沉。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这时期的长短。
倘若群众运动开始低沉，倘若怀疑主义开始流行而人们的希望开始幻灭，倘若东德往西德的移民成倍增加，倘若东德的经济日益变坏（如由大规模出国和货币汇兑问题引起的经济问题），那么政治情况就可能在某一刻转变了。
人民准备保卫社会成果
东德大部分人民可能会这样想：与西德以这种或那种的方法统一，优胜于单独处于日益严重的贫穷状态。即使这样，在一个统一的德国内，人民仍然会保卫各种社会成果（充分就业，社会保障，消除贫穷，等等）。
西德资产阶级则会计算到统一为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对东欧的积极影响，可能会大于由此造成的政治社会危机和财政上的损失（那肯定是很巨大的）。
这样，政治革命就会因消耗殆尽和缺乏政治上的解决方法而失败。东德工人就要处于防守的地位，理想幻灭，却没有失去斗争的潜力。很长远来说，这还可能会刺激西德工人阶级。
无论如何，现在就接受这个假设，就等于不战而降。
相反，目前革命者的任务是逆流而上，协助东德工人去保卫帮助已经开始的东德政治革命，令它早日成功。
原载《新苗杂志》
1989年11月27日的《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Viewpoint17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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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以后的南韩——全斗焕高压下的南韩社会概况（陈玲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朴正熙以后的南韩——全斗焕高压下的南韩社会概况陈玲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11月第九卷第十一期（总第71期）图：□朴死了，朴又复活！□军队拘捕光州起义者自从朴正熙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下旬在南韩政府上层的权力内閧中被枪杀后，接任他掌权的特务头子全斗焕力图在国内外营造一种和平假象，以表示朴独裁的时代经已过去，新的民主时代正在来临。可惜，全斗焕在任半年，便以举世震惊残酷屠城，镇压光州起义而蜚声国际。自此后，南韩人民再一次警惕到他们生活在一种决不亚于朴独裁时代的恐怖统治中，而世人亦知道，美国所支撑的傀儡，不外改变名称吧了。国家和解的真相镇压光州起义不足一年之后，在去春三月，全斗焕就任了“民选”总统之职，发表“国家和解”方案，企图用整顿腐朽政权内部的污秽来缓和人民渴求民主变革的愿望。在这个独裁者看来，“和解”中令他沾沾自喜的最厉害武器，便是解除宵禁，大赦政治犯及减刑。从一九八一年三月到今年三月间，南韩进行了五次大赦；然而，这些恩泽只濡及一成的政治犯、有案的二千名政治犯中，只有二百人受惠。至于光州事件后被捕的，根本就不列在政治犯名单之内。德政的破产，连全斗焕自己也不能不硬着头皮承认。而全政权还没有透露：颁布“和解”迄今，南韩政府并未停止过“冲突”呢！他们未停止过迫害光州事件的被捕者，未停止过追捕在逃者，未试过让反抗独裁的工人自组工会，未试过容忍学生们反对日本修改侵韩历史的行动……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南韩政府大举拘捕了一万五千六百八十一名“惯性违法者”；在这些人中，有多少是属于良心罪犯呢？人们不得而知？不过，已知的是，南韩人民在八○年上半年因朴正熙的死亡刺激起的改革愿望，在经过光州起义而一度被压抑之后，在今年又再度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了。全斗焕政权的策略，是扼杀每一次初露端倪的反对活动，所以工人、学生形形式式的反抗行动能不能很快地再度汇集成流，现在仍然是难以估计的。南韩经济生活一瞥南韩近代史一直是一部被压迫民族的血泪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她备受日本蹂躏达卅六年；之后，美国把着联合国的幌子公然入侵韩国，干涉该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硬生生地分裂了这个民族，造成南北韩的局面。嗣后，南韩政局便一直在美国股掌中，任由玩弄。今天，南韩经济处于帝国主义的新殖民地统治下，完全受到美、日两国操纵。韩国的国民经济全赖于外国的投资，工业产品的出入口都以美日为最大伙伴。美日资本占了南韩全部外国投资的86％以上。以去年为例，单是日本一国便占了50.6％，仅亚于它的美国，也有35.9％。这两国的资本分别统据了韩国的服务业和工业。日本投资集中在酒店和旅游业，美国则主要投资在化学、电子和运输上。帝国主义者对南韩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非常残酷和赤裸的（日本在南韩投资旅游业的真相请参看本刊第66期《傲视同群的两国一省——色情业内望》一文）。譬如以近期引起美国瞩目的南韩“达他”厂（CDK）工潮的女工收入状况为例：该所总部设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工厂在全球拥有41亿美元的营业额；它在一九六七年以四百多万美元在南韩设厂，到今年中生意沉于低潮而结业时，也获利百多万美元。可是，就业该厂的女工生活状况如何呢？去年，女工平均月薪是116美元。据工会估计，单身女性在汉城用以维持生存的起码开支是249美元；但她们所得的月薪，还不能活上半个月！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风已经吹到南韩（以至整个东南亚地区）；韩国的经济增长率，由去年差不多两个位数字剧跌到现时的5％。在美、欧、日经济前景暗淡的当儿，全赖外国投资的地区经济显然是无法乐观的。南韩人民面临着更艰苦的岁月，而这点必然为全斗焕政权的宝座埋下地雷。学生的反抗行动事实上，南韩境内的反抗情绪是未曾中断过的；特别在这一年来，民间的反压迫呼声又再度澈响起来。民间的反抗行动有下列几点：学生的反美行动，包括纵火和在校园、街头示威。反对日本修改侵韩教科书的行动，参加者有学生、工人，以及留日、美等地韩裔人士。保卫生活的斗争，工人从增加工资到进而被迫保卫自组工会。此外，还有学生的反政府示威和政治犯在狱中绝食，要求改善狱中待遇的斗争。民众的斗争目标，主要是围绕着两点：反对帝国主义操纵；要求民主改革。在过去十五个月之内，南韩学生分别在光州和宝赞（PUSAN）纵火焚烧美国文化馆，以示抗议美国对该国的压迫。南韩政府对这两次事件都采取严厉措施来向学生报复，在全国各地进行地毯式搜索行动，最后拘捕了十多个激进学生；其中有些人是因领导光州起义被通辑的在逃学生，一直受到天主教教会的掩护。事实上，很多教会人士一直站在反对独裁政治的前线上，他们除了组织、协助南韩民众的反政府行动外，也在实际上为学生提供了庇护所和秘密集会地。譬如南韩警方在今年二月中旬的两次突击行动的目标，都是天主教教堂；当搜捕行动发生时，来自不同宗教背景、不同大学的学生正在激辩教会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及如何改革社会的政、经制度。除了纵火事件，南韩大学生也分别在校园内外举行过不少示威，呼喊“美国佬滚回家！”。这一类示威行动在九月间尤其频密，而且有不少次矛头亦指向日本方面，抗议日本修改教科书，篡改侵韩史实。大部份的示威行动，都被防暴警察出动催泪弹驱散，甚至曾发生冲突；政府差不多每次都拘捕学生。光在九月一整月的学生示威冲突中，已知便有十人被捕、十人受伤、二人死亡。进入十月，南韩社会也不平静。风暴正形成于政治犯绝食至死的事件周围。十月十二日，时年三十岁的政治犯朴关汉（PARKKWANHYUN）经过四十日的绝食，死于光州监狱医院。他曾任学生会会长，是光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政府军队屠城之后，他逃亡至汉城，在教会的掩护下，化名在一纺织厂里工作。他在政府的大规模搜捕纵火者的行动中被捕，被判监禁五年。在狱中，政治犯受到不人道待遇及虐待（六月间有一囚徒被虐待而死），故此他便进行绝食抗议，要求改善狱中待遇。尽管他是绝食至死，南韩政府却讹称他是死于心脏病发。为此，大锺（TAEJON）监狱多个囚徒正进行绝食，要求澄清朴氏死因真相及改善狱中待遇。监狱外，亦有30个南韩政治犯家属进行静坐示威，要求政府调查朴氏死因。南韩的政治犯家属组成了“南韩良心犯人家属联会”进行斗争，静坐行动至本文完稿时已进入了第六天。南韩学生和政治犯家属这一连串的行动反映了南韩人民已基本从光州血泊中恢复斗志。而当人民的自信再度澎湃时，是不会无声无息地遏止的。工会的自卫斗争近期有两次工人斗争，引起国际间的关注。一件是港人比较熟悉的南韩元丰纺织厂工会的斗争，另一件是“达他”厂工人的斗争。这两次斗争俱反映了工人的斗志非常坚靱；但同时亦表现出南韩政府对工人自组的工会的无情迫害，使工人难以自卫。全斗焕上台后，在八零年五月间展开连串迫害元丰纺织厂工会，拘捕了当时的五十名工会领袖，并解雇了厂内数十名活跃工人。自此后，政府和资方在经济、政治上对该厂工人的压迫简直无日无之。至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政府又拘捕该厂工会会长，逼迫她辞职，并把她殴打至昏迷；其后又开除了四名任理事职的女工。至九月底，厂内六百名女工在厂内进行和平的绝食行动，竟然被警察和厂内男工用催泪弹和暴力驱赶，并有五十三名女工被殴伤，二十人被拘留。这事件引起了香港的劳工团体关注，共十个劳工组织在十月七日联袂前往该厂在港的附属机构递交抗议信，要求惩办逞凶者、重新雇用被开除的工会工人，马上展开劳资谈判。“达他”厂工潮缘起于去年十二月，由该厂工人自组的工会向厂方要求加薪五成开始。劳资谈判一直进行到本年三月十三日，厂方突然解雇六名工人（其中两人是工会会长和副会长），使事件恶化。厂内三百名工人随即进行两天静坐罢工，至同月廿二日，以厂方答允加薪两成暂告一段落。工潮的急剧转化，是南韩政府在五月间介入时开始的。五月底，美国总厂派出两个代表前往南韩，与工人谈判六名被解雇女工的问题。南韩政府在这时介入，拒绝让劳资双方自求和解方案。六月三日，劳资谈判无结果，工人要求厂方两代表留下继续谈判。到午夜，警方突然冲入谈判室，拘留了四十九人。事后，南韩政府竟然否认发生过此事。南韩女工“软禁”美国人的消息不径而走，这件事被《纽约时报》刊载时，曾引起在南韩拥有经济利益的资本家甚为震惊。尽管南韩政府出面否认两名美国人曾被软禁，但这却毫不妨碍它藉着此事来大举迫害“市区工业任务”（UTM）领导的工会运动。而“达他”厂，也在获利不丰的情况下，在七月下旬结束南韩的业务。××××××由于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所及，帝国主义者在东南亚的投资放慢，而从东南亚地区输入的产品亦都减少。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矛盾长期依赖经济的相对稳定来缓和着；该地区的政治制度虽然都非常压迫性，但由于生活水平能在一段时期内获得提高，故此人民的不满情绪亦能相应地缓和着。不过，东南亚人民对现状的不满是从来都不曾消失过的，当社会生活状况不如理想时，危机又会再度爆发，民众又必然会跑上街头，要求民主改革。资本主义世界在一九七四的经济危机中为泰国带来了民主革命，刺激过马来亚、星加坡等地的学生运动。此刻，资本主义世界又一次经历着比上次更严重、更深刻的经济衰退；东南亚哪一处会首先趁着隙缝爆发出愤怒的火焰呢？对此，我们只有拭目以待；而恐怕我们甚至不用等待太久吧！？1982年10月26日 |
“我们要继续斗争”——给国际特赦协会的公开信（南韩政治犯家属，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8卷第12期，总第60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我们要继续斗争”——给国际特赦协会的公开信南韩政治犯家属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8卷第12期（总第60期）[在1980年5月，南朝鲜卷起了反对美帝支撑的全斗焕独裁政权的全国性群众示威浪潮；西南部的光州市人民起义，占领了该市达一周。暴动被军队开入镇压，数百市民被屠杀，数千人被捕。许多被捕者后来被检控提审而判监。许多人被严刑折磨。在1981年9月，这些政治犯的家属，向国际特赦协会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支持囚犯。以下是该公开信的摘要，取自《朝鲜通讯》10月26日，该通讯由东京的“日本关注朝鲜问题紧急基督教会议”出版，《洲际通讯》1981年12月7日转载。]1980年5月朝鲜共和国发生的悲惨大屠杀，导致我国被国际谴责是一个镇压人权的国家。这点令朝鲜所有民主人士感伤。1980年5月的光州起义，并非是由不良分子操纵的暴动或叛乱，而是市民自发的抵抗行动，反对暴力，争取保卫民主和自由。存在于我们社会的整个形势——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形势——令这个抵抗行动成为无可避免和必须的。朴正熙被刺杀，带来人们广泛期望我国终于可以民主化，但军人干预政治，令这个期望受挫。[按：前独裁者朴正熙在1979年10月被刺杀，在之后一段很短的时期，政府稍为减少镇压，然而全斗焕将军上台，镇压再度升级。]光州的血洗，不但对南朝鲜而且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悲惨的损失。伞兵用棍棒打七十岁老人的头部直至他们死去，或是以刺刀直刺怀孕妇人等暴力行动，是人类历史永不会原谅的。光州人民受到如此残暴的宰屠，使他们怀疑人是否真的有任何良心、尊严或道德标准。光州起义已发生十五个月了，但事实仍被掩饰着。许多民主人民和学生仍在逃亡，在细小的黑暗后房里躲藏着。被捕的人，现在在监牢里，在捏造的罪名下被折磨和鞭打，呻吟着。真正要为起义负上罪责的，是现今的政权头子及其内阁成员，以及外国政权包括美国。美国侵入朝鲜，始于第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军无理由地登陆和占领。自那时到今天，三十多年来，美军指挥部一直是最有力最基本的后台，在南部通过政变支撑一系列极端反民主的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这个情况始于战后占领期，在之后的李承晚政权、朴正熙政权和今日全斗焕政权也继续着。而且，在光州起义时，“朝鲜第四连部队”（它直接受辖于美国威基咸将军，他是美军驻南朝鲜第八军队的司令，现在是美国——南朝鲜联合军队司令部的司令）被命令开入光州，宰杀和伤害正等待谈判开始的无辜人民。镇压光州市民的胜利，首先是由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向世界宣布的，而朝鲜人民争取民主和生存权利的愿望，再一次被美国提供的“支持”所击败。驻南朝鲜的美军的作用，已从保卫南朝鲜免受北朝鲜可能的攻击，变成永久占领它侵略了的土地。美国国防部部长海格在美国参议院证实，美军计划无限期留驻南朝鲜，因为它有日本邻国的战略重要性。所谓“为保安理由而干预”，结果也不过是为了保卫美国和日本在南朝鲜的资本主义利润。我国被用作保卫这些外国利益的“太平洋保卫区”的前线。如果没有美国的操纵和支持（我们羞耻于美国能够控制朝鲜共和国的事件），光州那么多人是不会被杀伤的，现今的政权也就不能够夺权。全斗焕政权在光州起义期间和起义之后逮捕了囚犯的家属。我们向国际特赦协会呼吁，因为我们对于全斗焕政府夺权和美国入侵我们小小国家、进而残暴地摧毁人权、人的尊严和要求正义、真理的人的良知，无法压抑我们的愤怒。囚犯家属和正义人士，一直进行不断的拯救运动，尽管全斗焕政权进行谍探和恐吓行动。我们会继续斗争，直到南朝鲜得以民主化，所有囚犯被释。我们请求你们深切关注所有这些囚犯，他们到现在还遭受折磨和其他非人道对待。 |
南韩学生抗议镇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韩学生抗议镇压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一期（总第49期）图：“我们反对军法统治”——光州市民在街上游行。虽然南韩政权不断加强镇压，但是人民反抗军事统治的运动仍未被粉碎。在十月十日，巴黎《世界报》报导说，自从有二十万人示威反抗军法统治的五月光州起义被镇压后，在十月八日汉城首次爆发示威，地点是韩国神学院。示威举行前，进行了宗教弥撒，纪念光州数百被军队屠杀的死难者。警察进行镇压，驱散示威者，逮捕一百四十六名学生，并封闭了神学院。十月十五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说，南部大邱市也发生了示威。在十月十七日，约五百学生在汉城韩国大学示威，散发传单指责全斗焕总统残酷镇压光州起义，并谴责美国和日本政府支撑独裁政权。超过五百名防暴警察迅速开入校园，逮捕了数十名学生领袖。《箴言报》报导，光州市外一个军事基地正秘密审判一百七十二名被指参与五月示威的人。但当审判进行时，军事基地外不断有抗议集会。该一百七十二人被控罪名包括扰乱公共秩序、煽动叛乱。罪名较轻的大都被判有罪和被囚达二十年。被控煽动叛乱的有十三人，都是重要的光州市民；他们被控与金大中保持秘密联系。金大中在九月十七日被判死刑，揑造的罪名是煽动光州群众叛乱。这十三人包括光州全南大学的英文教授、同一大学的前任院长、光州基督教青年会的主席和总书记、两名教士和几位知名律师及学者。他们正面临死刑判罪。该报报导，在光州，武装士兵继续巡逻街道，该市入口仍驻有检查站，而警察线人网大大扩展，可疑的异议者不断被捕。“可是”，报导说，“在表面之下，光州充满紧张和悲恨的。欢呼全斗焕总统就职典礼的招贴不断被划破，最后要由武装守卫看守着。政府刚印发的宪法条文被人们从该区报告版上撕下。”新宪法的条文在十月廿二日由全民投票通过。它证实了它的不民主性质。国民议会和所有政党都要解散。由军队支配的“国家安全措施特别委员会”将会统治南韩，直到明年总统选举为止。而总统并不直接选举，而是由一个五千人组成的“选民团”选出。此外，由政府支撑的“净化”委员会在全国工厂、商店、教会、报纸、办公室等成立。它们的任务是根除所有“不净分子”。以千计的人已被撤职、开除出学校或是作为“流氓”被囚，或是被送去“再教育”改造营。 |
南韩全斗焕加强压制（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南韩全斗焕加强压制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10月第七卷第八、九期合刊（总第48期）军事强人全斗焕在八月廿七日“当选”南韩新总统后，军方对全国的控制遂定形。政府首先大规模逮捕数千政治要人和活动分子，并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约一百七十二份周刊和月刊已被取销登记，而二百五十名以上新闻从业员（约全国十分一的新闻从业员）被解雇。一个为新闻从业员设立的“教育”运动正开展，将所谓“淫亵、粗鄙、煽动社会不安和制造阶级觉醒情绪”的刊物全部封禁，并禁止任何在描述生活时反映阶级分立的文章。政府文化新闻部部长解释说：如果强调阶级分立，恐怕会令“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年青的一代。解雇新闻从业员的标准，包括被认为同情社会主义思想、缺乏反共热情的，曾经批评过政府的，今年五月群众运动兴起时宣传要新闻自由的，要求解除军事管制法令的，和被认为与反对派人士或前政府人员有密切个人关系的。文化新闻部部长又说：“商界领袖已同意避免过份暴露其财富，但我们并不打算拿走他们的财富。”电视台也禁止播映商界人士的奢华生活，因为军事统治者恐怕揭露这些现实会加深南韩工人的阶级意识。此外，军事法庭又起诉一百七十五人，控告他们煽动暴动和其它罪名，这是对有二十万工人和学生参与的光州暴动的报复。在九月五日，上诉法庭又维持两人的死刑判处；这两人与另外七十一人同被控身为南韩人民解放军阵线成员。政府指称两人为该组织领袖，该组织反对南韩的军事独裁政权。 |
向英勇的南韩人民致敬！（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6月第七卷第5期，总第46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韩国工人运动文献向英勇的南韩人民致敬！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6月第七卷第5期（总第46期）“沉沉暗夜并不使人忘记晨曦而只是增强人对光明的渴念”——火炬之歌黄翔南韩第四大城市光州，爆发了革命的暴动，虽然起义被暂时镇压下去，但它的政治影响极为深远。数十万学生和工人，迈出校园和工厂，走上街头；在军队野蛮镇压下，人民奋起占领军火库，把自己武装起来，进而控制了光州市。在光州起义的九日内，学生和人民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英勇革命精神，他们以行动警告残暴的统治者，人民是不甘于被欺骗、被愚弄的，人民会毫不犹疑地拿起武器，为本身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斗争。光州起义，代表了南韩革命的伟大潜力，预告独裁政权的终必垮台。起义的背景一般资产阶级报刊，侧重报导南韩政府上层的权力争夺，说军人如何独掌大权，而两个政党之间如何互相倾轧，新民主党的金泳三和金大中又如何争夺该党领导（当然，上层建筑的权争越趋激烈，反映着统治危机的越益深刻）；对于五月中旬开始激化的南韩群众斗争，又企图描绘为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煽动，有意强调光州乃金大中的家乡。这些片面的报导，目的是歪曲现时在南韩开展的群众蜂起性质，把它形容为统治层各派权势斗争的反映，故意忽视它是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和学生——要求改善经济状况、反对独裁专制、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斗争，这个斗争在本质上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是南韩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反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独裁政权的斗争。踏入八十年代，南韩一直被富于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行动所震撼。1979年全年只有105次罢工、怠工等斗争行动，但在今年头四个月就已有719次了。五月一日的华盛顿邮报报导说：“几个工厂的工人已经放下工具，占领经理室、捣毁家私，而且有两次与警察激烈搏斗……在4月29日，在南部的釜山港，约一千名钢铁工人示威，要求加薪40％；他们与当地警察冲突。11名警察和1名钢铁工人受伤。”南韩在今年头三个月内，通货膨胀年率达48％。世界经济衰退严重打击了南韩的出口贸易（衰退正在美国开始，而南韩三分一出口是输往美国的），而能源危机对于无油产的半殖民地国家造成极大负担；南韩去年的石油入口达6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在经济困境下，政府把损失转嫁到工人和消费者身上；在今年一月，南韩货币贬值16％，工人工资增幅限额为15％，油价增加60％，电费增加36％。又由于工厂企业等倒闭，失业人数正不断增加，达75万左右，是十三年来最高的数字。在生活受直接打击、毫无保障之下，人民的不满情绪激涨，劳工运动快速扩展。在要求增加工资的同时，出现了另一重要的突破——工人要撤换由资方或政府控制的工会领袖，代之以由工人选举的真正工人领袖。四月底，七千名煤矿工人占领了江原道旗善郡，攻陷一间警署，打死了一名警察，并接管了武器库；工人轰走了他们的工会主席，因为他接受了公司提出的20％工资增幅，而不是基层工人的40％要求。很多工人暴动都能成功地从资本家处取得大幅度加工资的让步（普遍是25％）。汉城的仁川炼铁公司980名工人罢工了两天，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包括双倍花红、加工资25％，和撤换工会主席。在5月8日，乐得糖果工厂工人举行了大会，选出了新的工会领袖。南韩工人运动如此声势激昂，是由于南韩工人长期不断地受到超级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三十五年的日本殖民地统治、十二年的李承晚铁腕统治、十八年的朴正熙独裁统治。朴去年十月被刺杀后，人民一直殷切期望会有民主改革。可是，以朴被刺杀为借口而实施的戒严令，一直没有解除。实权操在军人手里。文人政府只是一个装饰，修改宪法和总统大选的允诺一再拖延。在经济危机日深之际，政府要维持更强的控制，也就需要更专横的统治。人民生活因此就越来越坏了。［编者按：本刊1979年11月号（总第41期）的南韩特辑（包括《朴正熙之死与南韩政局》、《南韩1979年大事记》、《南韩的经济概况》和《南韩工人的苦况》）和1980年1月号（总第42期）的《南朝鲜工人的斗争》，详细评述了南韩人民的苦况和斗争。］要了解今日发生的城市群众蜂起浪潮，特别是光州的革命暴动（全罗南道和全罗北道是南韩的贫民区，是最受剥削、压迫、歧视的地区），需要以上述经济和社会背景为出发点。学生动员掀开序幕南韩的学生在起义中起着先锋作用。学潮从反对大学教授“低能”（教授另一职责是为军政府看管和监视学生）、抗议讲课内容空泛陈旧、要求废除朴正熙“维新体制”下的教育制度等校园内改革运动，并走向反独裁、要民主的政治斗争，同时也提出各种经济改革要求。远东经济评论5月23日报导说：“全斗焕和军队开始震惊于学生的传单和大字报上要求改革所用的言词；学生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同时更攻击‘买办资本主义’……”从五月开始，学生斗争趋于激烈；在5月2日，汉城数千学生进行集会，要求兼任公安部长和南韩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全斗焕辞职，解除军事戒严令，恢复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工农的经济权利。学生推行“民主双周”，在5月2日到14日发动全国大动员，并限政府5月14日为作出实际民主改革的期限。在5月14日，约三万名大学生在汉城示威，与防暴警察冲突，公安部说有258名警察和28名学生受伤，599名学生和76名市民被捕。5月15日，汉城和其他省市的示威学生增至十万人，与防暴警察发生对抗，这次示威被形容为“十六年来最恶劣的反政府示威”。在16日，学生暂时取消示威行动，给予政府考虑时间。政府的答覆是诉诸更强硬手段——在17日宣布全国实施戒严，军方控制政府的行政和司法部门，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封闭全国所有大学和专上学院。当140名学生领袖在梨花女子大学校舍集会商讨对策时，警察首次冲入校园，逮捕了70名学生领袖。在18日，数以千计军队占领了各大学，政府大厅外面也布署了配备有坦克的警卫，另外约有二千名额外的装甲部队调进汉城，军政府并同时逮捕了26名反对派领袖。当军政府的民主改革承诺不能再欺骗人民时，便诉诸更赤裸的刺刀统治，也就引发了18日第一次学生暴力行动：光州七百名学生捣毁两所警岗，揭开光州人民起义的序幕。到了19日，光州市五万群众和学生与伞兵战斗。在20日，示威群众占领了两座广播电台。在抗击军警战斗中，五十多人被杀，二千多人受伤，六百名学生被捕。在21日上午，二十万人抬着被杀害群众的尸体在街上游行，呼吁全城人民坚持斗争。群众抢夺军火库，迅速用轻机枪和装甲车武装起来。军队奉命撤出光州市，光州市长和政府官员已狼狈逃走，群众成功地占领和控制了全市。法新社22日报导说：“在该城内，示威已变成真正的起义，戒严军队已不能控制局势。”而附近的木浦等全罗南道十六个城镇也发生暴动，起义蔓延到西南地区。在22日，十万示威群众向政府提出一个七点解决方案：军方不再派军队到光州，政府就军队的野蛮镇压道歉，释放所有被捕群众，局势恢复正常后军方不得采取报复行动；并答允在所有要求获接纳后，示威者将会放下武器。到23日，光州五万居民游行显示力量，并提出进一步的政治要求，要军队从市区撤出，解除军事戒严，撤换全斗焕和释放金大中。一万名军队和坦克将光州团团围住，而光州市内人民激烈辩论下一步应采取什么对策，部份人将武器交出，但武装仍在示威者控制之下。在24日，军队坦克和运兵装甲车驶入光州市，停在离市中心一哩的大道上。而万多名军队则进入包围光州市。市内，约三万群众和学生集会，重新提出如果要求不获满足，他们就会重新拿起武器。在25日，当军队展开进攻的消息传开后，光州市民又将武器重新发配，他们组织了公民军，准备与政府军战斗到底。在26日，四万市民再次进行和平示威，指责政府无诚意解决危机。在27日凌晨三时，军方出动坦克、装甲车和直升机，配合一万七千名特种部队向市中心和政府大楼进攻，与起义群众激战两小时后，重新控制了光州市。官方公布说，在战斗中，有19人被杀（包括17名反政府份子和2名士兵），295人被捕。新华社27日报导说，“重新占领光州市的南朝鲜军队，今天残酷地镇压曾控制光州市数天的示威群众。”力量的对比光州起义暂时被镇压下去了，但绝不表示统治阶级比前更稳固。事实上，光州起义反映出了南韩独裁统治的脆弱和开始崩解的过程，而不是它的日趋强大。军政府本身的危机，在光州暴动以前已开始深化。去年10月，釜山、马山、汉城等各大城市连续爆发反政府示威，朴正熙迫得颁布戒严令，并调派军队镇压抗议浪潮。政府内部的分化，导致朴正熙被刺。朴死后，军队政权内部不断进行清洗，显示出严重派系分歧，统治基础也大为削弱。光州爆发起义后，据报市民和学生轻易打开军火库，而政府迅速下令军队撤离光州市区。由此事件可以推断：虽然南韩学生一概接受军训（为防御北朝鲜入侵），因而他们有一般军事知识，不难操作武器，可是，他们能够不大费力便能抢得军火库的武器，很可能是得到部份军警同情，或至低限度的消极不加抵抗。军方急于将军队撤出光州市，与其说是军方不想做成重大冲突死伤，不如说是军方怕军队（尤其是基层士兵）同情示威群众，甚至走到群众那边，倒戈指向统治者。军方在将本地守军撤出后，另外再调军队包围光州市。27日攻陷光州市的军队，据报导是属于特种部队的。军方在21日撤走军队，也可能是军事集团内有派系歧见。总的来说，上述事件反映了军队上层和基层正趋于不稳。光州起义的爆发过程，显示了统治者的脆弱。虽然起义终于被镇压下去，这显示了群众革命力量缺乏全国性团结组织和缺乏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领导；同时，也暴露了北朝鲜、中国、苏联等对南韩人民革命的背弃。当军政府宣布全国实行戒严，铁腕统治更变本加厉时，光州首先爆发革命暴动，附近的工人、农民和汉城的学生也赶至增援。可是，光州群众占领市区后，军队的包围，一方面将光州孤立起来，另一方面断绝所有物资和粮食补给；严厉的新闻检查，又禁止新闻界发表有关光州的斗争情况；其他城市（如汉城）未有同时爆发起义，也没有全国总罢工、罢课的及时支援。在这种孤立的情形下，光州起义受到了军方集中的打击（即使军方不立即进行军事进攻，光州人民在饥饿包围下也是难于支持长久的），引致无数英勇的革命前锋战士牺牲或被捕，革命力量受到挫伤。南韩群众革命力量除了缺乏全国性有机的组织联系和团结外，也缺乏有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光州起义爆发前在各城市进行的大规模示威中，学生扮演了主要的领导角色。在光州起义中，当市政府和军队被迫撤出光州后，一个“市民委员会”成立了。它负责城市的管理、武器的收集和对外的谈判工作。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革命推出来的新生政权，是与汉城军政权对立的。委员会有它的政纲，见于它向全国和军政权提出的要求——撤除全斗焕所有职务，释放金大中，解除戒严令，宣布过渡到完全民主秩序的详细计划。可是，委员会并非操在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手里，而且工人在光州起义中似乎未有扮演重要的角色。至于“市民委员会”本身亦意见分歧；它的成员包括神父、教士、大学教授（他们都转为保守、温和）和学生（他们较为激进、坚决）。神父、教士们都是由于军政府过于横暴而迫于参与斗争，但他们对革命有着很大制动作用；他们希望和解，幻想政府会因这次事件有所警觉而进行改革；而他们本身提出的改革要求，例如要政治自由化，虽然是进步的，但并不彻底。资产阶级政党（如金大中的新民主党）也企图将群众对现政权的不满导引到自己的控制下，替自己的派系或政党的利益服务。部份群众支持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是因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同时也是人民的要求。但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表达和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要求。在光州被示威群众控制后，5月23日的合众社报导说：“基督教牧师和天主教神父逐门挨户要求市民交出武器”；而一些激进学生、工人则反对解除武装；路透社电讯报导：“日间，当军队在坦克支援下前进时，许多缴回的武器均被学生突击队组织取回，并被藏匿起来准备用于进行长期城市游击队式的抵抗。”两者对于应否解除武装的态度，就反映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斗争的坚决性。南韩在多年独裁铁腕统治下，即使资产阶级政党也不能稳定地自由地发展，更不能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了。虽然南韩全国只有一个由政府牢牢控制的工会，但南韩工人运动近期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特点是：工人开始要求撤换由政府委任或忠于政府的工会领袖，代之以工人选举的真正工人领袖。这点在前面已经叙述过。朴正熙的经济政策，正如前伊朗王的经济政策一样，为本国培养了一个强大的、集中的、受极度剥削的工业无产阶级（南韩人口约三千万，有八百八十万是非农业工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年龄在29岁以下；而南韩妇女有44％在就业），而这个工业无产阶级正日益走上政治舞台的中央，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战斗性不断加强，并且日益取得对其他无产者或半无产者盟友的支持。南韩革命今天并非在贫瘠、破产的农村爆发，而是在首都汉城响起先声，在光州首先爆发武装起义；尽管起义暂时遭到血腥镇压，但这已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北朝鲜、中共、苏共的叛卖李承晚、朴正熙以至今天的军人政权，均以抗拒北朝鲜的入侵为“理由”（台湾政府也是用反共藉口来维持独裁统治）来为它们的军事独裁统治、要人民忍受极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来作辩护，对于群众的示威大动员和光州的革命暴动，军政府当然不例外地指责是北朝鲜煽动的，企图以此抹煞群众起义的自发性和掩饰统治者与人民的巨大矛盾和对立。美帝当然毫不迟疑就警告北朝鲜不要趁机南下。一方面，美国宣称不会容忍第三者的介入，另一方面却同意派出美韩联合司令部属下的南韩军队“去帮助控制混乱局势”，又派遣航空母舰开赴南韩水域和出动空军雷达机往南韩进行侦察。美国作为维持帝国主义剥削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世界警察，当然会采取以上立场和行动。这个行动必须要加以谴责和设法阻止，必须要求美军立即撤出南韩，美国终止对南韩的干预和对南韩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至于另一方面，当南韩指责北朝鲜煽动暴动和在边境进行挑衅时，后者连忙加以否认，并声明她不会介入。在5月22日，北朝鲜发表声明说，南韩人民要何种制度，这要由他们决定，“因此无论南韩可能出现什么混乱状况，我们也无意插手。”中共方面也只是软弱地谴责军政府进行“血腥镇压”；华国锋曾在访日会谈中，特别提出说“朝鲜北方并无介入南朝鲜的动乱……指出所谓‘南侵’不过是汉城方面难以控制局面而故意制造的谣言”（5月28日大公报），以使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安心，并放胆对付群众；对于美国的行动，中共只评为“对北方‘过（敏）反应’的一种表现。”北京对南韩革命群众连口头上的团结声援也没有，更不用说以物质支持了。克里姆林宫也只是轻轻吭了几声。实际上，北朝鲜无须挥军南下，南韩的共产党人在群众的影响力也会在群众高涨情绪中发挥作用；中共和北朝鲜起码应该被号召南韩其他城市工人进行总罢工和起义，号召军队走到群众方面去，首先使光州起义群众得到及时和必要的声援，进而把革命浪潮扩散到全国，最后将军政府扫下台，但是，苏联、中共、北朝鲜的外交政策，不是为推进其他地方的革命，不是为人民群众和被压迫者的利益着想（实际上，官僚层害怕真正群众力量的兴起），而是以本国统治官僚层的利益为出发点。而就中共来说，它今天的外交总路线是拉拢美、日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来反苏；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南韩的革命，南韩人民的民主和经济要求，当然是从属于它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之下，即使牺牲也是不足惜的。所以，它对光州暴动的坐视而不加声援，是不足奇怪、也非偶然的。而袖手旁观在客观上就是帮助了南韩政权打击群众的革命力量。然而，美帝的黑手，南韩独裁政府的残暴镇压，中共、苏联、北朝鲜官僚层的背弃，都不足以阻遏人民的革命浪潮，不足以阻挡历史巨轮的前进。南韩政权与人民的尖锐矛盾，并不因光州起义被镇压而得到解决，总之，这个矛盾将更为加剧，人民要求民主的革命斗争将不断上升，全世界和南韩的人民，要声援光州的革命战士，阻止军政府对光州人民进行报复，迫使军政府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群众和学生。在现阶段，南韩人民的斗争将以争取政治民主化为中心，与独裁政权对抗。而只有在争取工人阶级起来加入群众运动的行列及领导时，反独裁斗争的力量才会更加壮大。而反独裁斗争只有在同时提出工人阶级和所有被压迫人民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才能有效地团聚所有进步力量，对抗南韩军事政权及替它撑腰的美帝和国际资产阶级。光州人民轰烈的革命暴动，清澈响亮地敲响了所有反动势力的丧钟。南韩民主战士的血将不会白流，而只会将革命的旗帜染得更红更鲜明。暂时的挫折，将是未来革命胜利的一个插曲。198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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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战事——帝国主义玩火（微丝，1984年5-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两伊战事——帝国主义玩火作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4年6／7月第十一卷第六、七期（总第90／91期）涉及波斯湾战役的各国，几乎都同意一点——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国所推使和操纵的。即使德黑兰和巴格达都这样说了。最具权威性的资本主义报章，对此也不再讳言。纽约时报5月23日的社论说：『基辛格确切地指出，美国在两伊战争中的最终利益，是两方面都打输仗。基本的希望，是两方面都精疲力尽，中东于是不再有霍米尼和侯赛因的战斗性政权，但两国却仍然保持完整，以致不会有超级大国势力涌入。』社论的结语是：『美国的更大责任，是使两伊战争达到正确结果——军事僵局，无任何一方胜出。』5月24日的伦敦金融时报社论，几乎是同一论调：『符合西方利益的，或是停火，或是僵局。如果伊朗胜利，将会威胁阿拉伯世界的稳定。如果伊拉克胜利，将会令伊朗成为超级大国的争斗场所。』社论指出，尽管帝国主义者与霍米尼政权有许多分歧点，但后者毕竟是抗拒苏联在中东地区伸延势力的碉堡。在今春伊朗发动第一次反攻时，伊朗政权代表与土耳其外长的谈话，强调的正是这点：『如果能在伊拉克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本区的共产主义威胁将会解除……现在，本区有两个主要问题——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阿拉伯国家、我们、你们和巴基斯坦，都可以更有成果地在本区合作。』（见《国际观点》84年4月9日）这次会谈后，土耳其与伊朗的贸易又一次大增。帝国主义报刊社论对两伊战争升级所采取的立场，与它们以往对伊朗政府打击库尔德民族的战役和伊拉克入侵伊朗时的立场相若。对于前者，纽约时报不希望库尔德族解放战士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这样会做成伊朗国内不可控制的不稳。有证据显示，在库尔德事件中，美国曾酌量给予伊朗军事援助。当伊拉克军队迅速攻入伊朗时，美国也曾明确表示反对任何会动摇伊朗国家的领土上的改变。对于两伊战争的近期事态发展，尤其是当冲突蔓延至油船航线而威胁到帝国主义的石油供应时，美国的态度更为明确，它并不是要在今天对伊斯兰共和国发动决定性进攻，而是要磨蚀它，慢慢驯服它。苏联领导层也是得出这个结论。现在，苏联已有直接谴责这次战事是帝国主义玩的手段。苏联指出，帝国主义者这个阶段的目的，是向沙地阿拉伯施加压力，让美国在沙地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基地。1981年，美国国务卿访问沙地阿拉伯时，曾强调苏联的威胁，希望沙地容许美国在该国建立『快速特遣部队』基地。当时，他得到的答复是，威胁着阿拉伯国家的，不是苏联，而是以色列。华盛顿在近东的确面对一个根本的政治军事问题：它必须平衡两个互相冲突的盟友——一方面是以色列，另一方面是阿拉伯国家。对于即使是最保守的阿拉伯国家来说，伊朗的威胁不及以色列的威胁严重。最近，约旦国王胡辛谴责美国支持以色列之后，美国便停止了运送给沙地阿拉伯的地对空飞弹。与以色列直接冲突的叙利亚和约旦，都依赖沙地的支持。现在，华盛顿自荐继续供应导弹，以使波斯湾国家能保卫石油船运。但同时，美国又强调，除非它在阿拉伯有基地，否则它不能保卫石油航线。因此，对于美国来说，6月5日沙地阿拉伯战机在波斯湾击落两架伊朗战机，是一个突破。在接近4年的两伊战争中，波斯湾国家第一次直接加入战斗。而这次，沙地的战机是由美国空军空中加油机加油、由美国侦察机导引之下击落伊朗战机的。沙地阿拉伯和伊朗对这次事件都尽量保持低调，大造文章的反而是华盛顿。巴黎《解放日报》评论说，美国甚至不掩饰它如何兴奋地看到沙地阿拉伯终于与伊朗正面冲突了。6月4日的《国际先驱报》引述一名『华盛顿消息来源』说：『这是沙地一个重大的心理突破。』美国官员一向不满沙地阿拉伯不愿主动挑起冲突，以及不让美国在沙地驻基地。因此，美国目前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是阻止伊朗取得胜利，同时加深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在这过程中迫使沙地阿拉伯接受与美国更密切、更倚赖性的关系。6月1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3对0票（尼加拉瓜和津巴布韦2票弃权）决议谴责伊朗攻击波斯湾的油船，但却没有同时谴责伊拉克；然而，伊拉克战机事实上轰炸了70多艘油船，大部份是运载伊朗石油的。在联合国这个决议之后2天，伊拉克又炸毁了一艘土耳其运油船。在几个星期内，伊拉克使伊朗的石油出口，从每日l80万桶减至约80万桶，因此，它箝制了伊朗的命脉。霍米尼政权是靠石油收入生存的。现在．伊朗的工农业均处于可怜状态，工业工人大批失业，食物进口也更为需要。对于霍米尼政权来说，石油收入是它维持优越地位所必须的，因为政权和教士都是寄生在石油收入上的。因此，当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威胁时，伊朗政权便准备铤而走险。可是，所有伊朗石油都要从波斯湾运出口，而沙地阿拉伯却有通往红海的油管，可以运载180万桶，相当于伊朗封锁波斯湾航运之前的总出口数量。而且，即使伊朗能完全封锁波斯湾，导致石油每日减产4百万桶，主要的石油入口国也不会太担忧；但这样，伊朗的经济却会崩溃。两伊战争的持续，以及霍米尼政权在治理国家上的无能，导致伊朗国内出现深刻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危机。而执政的教士之间，又存在严重的党派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分歧。例如在最近的伊斯兰国会的选举中，出现尖锐的分歧，一些地方要取消选举结果，霍米尼迫得要呼吁各有关方面尊重选举委员会的裁决，『以伊斯兰教为重』。选举过后，教士之间的分歧也可见于他们对『妇女行为』的歧见。例如，总理卡曼尼警告炎夏将至，妇女倾向于不那么小心地遮蔽身体。他说：『为甚么她们不注意男人的感觉和情感？难道她们不知道男人会紧张的吗？』（伊朗时报84年6月l日）另一方面，较开明的教士，则不满狂热者将男女分开受教育的政策推至极端，甚至要在男女学生之间起一堵围墙。对于人民的民主权利，伊朗政权的镇压日益加紧。例如它加剧了对伊朗共产党的压迫，伊朗的法庭正准备审讯以百计的共产党党员，并打算将他们处死。因此，伊朗继续打两伊战争，已不只是原来的军事自卫战，而是日益变成一个政治冒险，将本国群众视线转移开去，使教士团结一致，并有借口镇压反对政权的人和群众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伊拉克得到苏联的支持；苏联明确表示不会坐视伊拉克战败，所以，从去年11月以来，苏联一直增加给予伊拉克的军事援助。苏联的担忧不是无根据的。伊朗继续进行战争，将会重新堕入帝国主义强国的怀抱。在发动反伊拉克的战争中，伊朗统治者煽动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情绪，加强压制国内的民主力量。为了抗击所谓第一号敌人——伊拉克，伊朗日渐朝向亲帝国主义的路线。美国假装要求结束战争，不断加强它在该区的军事力量。在美国默许下，数以亿计美元的美国制军事武器运给伊朗。随着波斯湾战火升级，胡辛和沙地国家都加强要求西方强国停止运送军火给伊朗。围绕石油航线的战争，是一场复杂的压力游戏：伊拉克和阿拉伯国家希望帝国主义强国停止玩两面战术；伊朗希望阿拉伯国家和帝国主义强国约束伊拉克；美国希望迫使阿拉伯国家接受美国在它们领土上建立基地。霍米尼政权已不断向各阿拉伯政府保证不会威胁它们，保证伊朗能维持该区的『安定』。明显地，只要冲突中各个政权都不向帝国主义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基础挑战，冲突就只会采取各自争夺帝国主义支持的形式。因此，它们不可避免地受帝国主义的操纵。可是，波斯湾战争却又显示，各国并非单纯为帝国主义所支配；各国与美帝有分歧，沙地也不例外。美国与霍米尼政权发生冲突，使伊拉克乘机打击伊朗，这个行动无疑得到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或间接鼓励。帝国主义与伊拉克都想打击伊朗革命。然而，伊朗与伊拉克的冲突，并非始于伊朗革命。事实上，在70年代中期，伊朗王朝曾与美国和以色列合作，共同支持库尔德族反对巴格达的抵抗运动。当时，尽管美帝支持库尔德族人来打击巴格达的民族主义政权，可是，库尔德族人并非简单地是美帝的代理人。由于美国和伊朗王朝的叛卖，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的斗争被挫败；库尔德人的自主权，曾经是57年推翻美帝支撑的政权后伊拉克群众一个主要民主斗争结果，库尔德人受挫败，使巴格达政权转向右倾时少了一个障碍。当伊朗和伊拉克的人民都受帝国主义压迫时，两国的富有、有权势的统治层，均寻求在本区有较大比重，以牺牲邻国国家及人民为手段。况且，它们都在本国压迫少数民族，使它们受双重民族压迫；这正是两伊保守主义的根基。近年来的事例显示，它们战胜本国的少数民族或是邻国仇敌，都没有使它们更有力量对抗帝国主义，反之，却是令它们更为依赖帝国主义。在两伊战争中，伊朗的军事胜利，使它可以加强对库尔德民族的镇压；另一方面，伊拉克的挫败，使它迫于放松对库尔德族人的箝制。一般来说，伊朗在战争中取得胜科，同时导致政权更多地镇压群众运动，采取更为右倾的政策。工人运动和反帝战士，不应支持或粉饰作战的任何一方。帝国主义与两方都有勾结，而两个政权都是压制民主和国内人民的。工人运动和反帝战士，必须揭破帝国主义的两面手法险谋，阻止美帝乘机在中东设立基地。两伊纷争的出路，不能靠军事途径。两国的人民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反帝斗争，首先是动员起来结束战争。社会主义者的任务，是主张两伊战争立即停止，同时反对帝国主义者乘机在中东重建势力。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土耳其攻击伊拉克库德斯坦的意义·伊朗共产党被镇压的背景（1983年5-6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土耳其攻击伊拉克库德斯坦的意义涓滴辑译（国际近事述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3年7月第十卷第七期（总第79期）土耳其军队在5月底军事介入伊拉克的库德斯坦，对整个中东的人民构成新的威胁。土耳其是中东继以色列之后第二个最强大的国家，亦是美国在伊朗王倒台后的重要盟友之一。但它的军队一直以来都没有介入其它地区。这次军事行动开启了重要的先河，显示土耳其军队会在中东担任更大的角色。这次军事行动借口越境清剿叛乱势力，事实上却是进入伊拉克攻击库德民族解放运动。库德民族散布在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三国接壤的边区。他们武装反抗这三国政权的民族解放运动斗争，已进行了数十年。由于伊朗和伊拉克这几年的局势转变，特别是两伊战争，库德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的进展。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受挫，令政权逐渐失去对伊拉克库德斯坦地区的控制力。土耳其军队进入伊拉克，正是为了帮助稳定伊拉克政权。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政府最近亦与伊朗霍梅尼政权达成协议，采取联合行动镇压伊朗库德斯坦区的库德民族运动。在过去，虽然伊朗政权不断对库德人残酷镇压，将整条乡村和市镇夷平，进行大屠杀等，但库德战士仍然控制了广大地区，这些解放了的地区更成为伊朗其它地区的左派力量面对政权镇压时的庇护所。与此同时，土耳其政权在本国亦加强镇压库德人和所有反独裁政权的左派力量。在6月初，3批政治犯，包括35名库德人，被判死刑。事实上，在过去60年，整个库德民族地区一直受到大量镇压和受经济歧视而贫困化。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三国政权共同加强对付库德民族解放运动，不但是为了谋求巩固本身的资产阶级政权统治，也是为了共同对付整个中东地区的进步力量。美国帝国主义在背后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帝国主义挫败了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之后，库德斯坦解放运动成为它们的第二个目标。在美国的支持下，土耳其军政府最近扩大军事行动，只是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新攻势的一个开始。伊朗共产党被镇压的背景在今年2月初，30名伊朗共产党的领导人被霍梅尼政权拘捕，罪名是『为苏联作间谍』。到了5月初，伊共总书记在电视上作出『坦白』。稍后，政府将伊共党列为非法。与此同时，伊朗将工8名苏联使馆人员驱逐出国。伊朗政权随即大规模搜捕伊共党员，估计全国有一千人被捕。这些被捕者面临悲惨的命运，以往很多人被审问后立即被处死。镇压潮流还打击了其它组织。费达仁组织（FEDAYEEN）的多数派和另一个伊朗共产党的外围党亦受到镇压。前者与伊共一样，都是将霍梅尼政权界定为『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过去两年来双方立场比较接近。伊朗共产党被镇压，悲剧地证实了它的无条件支持霍梅尼政权的政治路线的破产。它奉行苏共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阶段革命论，认为这些社会要经历趋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准备阶级（段），因此支持『反帝国主义』的『进步资产阶级政权』，放弃独立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正如过去伊拉克共产党支持军人政权，60年代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支持苏加诺民族主义政权，以至20年代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进步左翼』，结果都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替革命运动带来重大的损害。伊共被镇压，同时亦反映出霍梅尼政权内部不同派系的力量对比的发展。政权内部大致上可分为两派。一派是『教主路线』的追随者，另一派名为『何扎廸』，代表教士中的原教（旨）主义者。第一派关注到政权的社会支持基础越趋狭窄，特别是因为两伊战争的延长和国内镇压造成的不满。他们因此希望推行一些经济和社会措施，以维持政权的支持力。这些措施包括将外贸国有化，进行新的土地分配，没收流亡国外的资本家的财产等。但这一派的主张被第二派反对，后者要求继续进行战争来维持国内的镇压，开放市场于西方，甚至包括美国。各种迹象显示，『何扎廸』派在政权内部取得更大优势。伊朗恢复与以往『中央条件组织』盟国，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特殊经济关系，更与土耳其连手对付库德民族解放运动。除了加强与西欧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外，伊朗最近更在阿尔及利亚与美国政府会谈。在83年第一季，美国批准了13个出口牌照予伊朗，去年美国直接输伊朗的货物总值达2亿美元。这与以往激烈反美帝国主义的做法大不相同。在国内政策上，除了加强对左派和异议者的镇压外，政权最近更考虑将二千份物业业权给回前业主和将一些国有化的企业回复私营。伊朗共产党被镇压的背景，正是伊朗霍梅尼政权越益右倾的过程。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不应进军伊拉克（1982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不应进军伊拉克涓滴辑译（国际近事述评）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2年9月第九卷第九期（总第69期）在伊朗成功地将伊拉克入侵军队赶离伊朗领土之后的几个星期之中，伊朗的伊斯兰政府为入侵伊拉克、推翻胡赛因政权作了准备工夫。伊拉克政府的行为也迫使伊朗进攻伊拉克：伊拉克滥炸伊朗边境的平民市镇，造成极大平民伤亡。伊拉克政权的基本目标也没有改变，即攻击伊朗革命使它耗歇至灭亡。当伊朗军队在七月中攻入伊拉克领土之后，双方再发生激战。初步的战果显示伊朗军受到不少损失。两次进攻都被抵挡了。现今的战事形势清楚地代表了两个政权之间的政治考验，最关键的是伊拉克人民和军队对政权的效忠程度。在这方面，胡赛因政权似乎已成功地巩固了政治阵地。他的做法包括释放库尔德族和共党政治犯。据报导，伊拉克人民并不怎样向政权挑战，更不用说听从霍梅尼的号召推翻它了。因为伊朗入侵被伊拉克政府充份利用作爱国宣传。另一方面，伊朗国内对库尔德族人和社会主义者的镇压却加强了，包括禁止共党周报出版，对库尔德地区进行军事镇压行动等。伊朗政府种种做法，是违背伊朗革命利益的。如果伊朗被伊拉克打败，伊朗的大多数群众会走向消极。挥军入侵伊拉克扩宽了这个危险。伊朗挥军攻占伊拉克领土，是应受到谴责、反对的，正如以前伊拉克进攻伊朗应受到谴责、反对一样。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不应自伤段杀！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革命的现况及前景（1981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革命的现况及前景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2月第八卷第十二期（总第60期）伊朗革命现正处于险境。自从伊朗王被推翻后，霍梅尼政权一直无法令经济稳定下来。群众面对日增的失业、通货膨胀、黑市贸易和严重的物资短缺。数十万计的人从农村和战区涌到城市。面对着经济崩溃和政治混乱，霍梅尼政权的反应，是严厉镇压所有反对派。每日有以百计的人被屠杀。在十月初，国家检察官宣布新的措施：任何因『引起动乱』而被捕的人，只要有两名证人作供，将会在同日被处决；十二岁以下小童也不例外；与政府军战斗后受伤而被捕的人，将会蒙受更多创伤才加以处决。这些措施是特别针对左派游击队『人民圣战军』的。曾经支持伊朗反王朝革命的人，会惊异于这些发展。为甚么伊朗革命会走到这个困境呢？一九七九年反王朝革命，是战后全世界其中一次最广最深的群众动员，极为强大和配备优良武器的王朝军队，也迅速崩溃了。由于王朝与西方（尤其美国）帝国主义密切联系，因此反王朝的群众动员就含有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潜质。在革命胜利的初期，群众的自我组织和活动极为活跃，除了有罢工和示威外，更有许多工厂工人委员会成立。然而，工人阶级缺乏建立自己政权的能力。革命发生后，王朝的统治架构被粉碎，最强大的资产阶级部份（大工业资本家和与跨国公司联系的）丧失重新稳定统治的工具。可是，缺乏强大的工人运动和伊朗工人缺乏高水平的阶级觉醒，令工人阶级不能在政治上独立于资产阶级和『伊斯兰教』的政治家。王朝倒台后上台的政府，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毛拉和小资本家、商人的联盟。他们希望重建一种有利于本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他们在王朝时期也受压抑）。可是，这个基础是不足以令伊朗的资本主义稳定化的。新政权不但要在各主要统治集团之间求得平衡，要抗击亲帝国主义的『自由开放』资产阶级，也要打击工人阶级的要求。而同时，虽然工人阶级无法建立自己的统治，可是帝国主义对现政权基本上是敌视的，因为伊朗革命继续是该区造成动荡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最希望达到的，是以新的右翼政权（例如通过军队政变，像五三年中央情报局成功策动的那一次一样）取代现今的政权。霍梅尼政权现在发动打击群众力量的攻势，等于帮助帝国主义作右翼政变的准备。今年夏天开始的发展，是伊朗危机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是政府栗于反对派的力量，向『人民圣战军』的示威发动袭击，屠杀了几百人，继有『人民圣战军』报复，发动炸弹攻势，刺杀了该国一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街头冲突差不多每日都发生。现今政权受到公开亲帝国主义右派的反对，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反对，它的时日已不多了。问题是，取代它的将会是甚么政权？今天伊朗最重要的反对力量，是『人民圣战军』，但他们的战略有两大问题：㈠他们与前总统班尼萨德尔进行联盟，承认他为『合法』总统。这个联盟避开了工人的阶级独立问题；㈢他们进行的爆炸和军事对抗的战略，令工人阶级变成旁观者，不能动员他们争取解决政治和社会需要的政纲。因此，这就令工人政府出现的可能性减少，令群众难以应付一次右翼政变（政变只有通过群众动员才可加以阻止和击败）。伊朗工人阶级并未遇到挫败，他们的实力仍雄厚，要保卫革命成果，工人阶级必须准备条件以推翻现政权，方法可以是成立一个广泛的保卫民主权利的联合阵线，反对政权现今的疯狂镇压。而工人阶级争取独立的斗争，应该通过成立一些能动员工人的组织，最终是成立代表工人群众的政党。目前最迫切的，则是要保卫被迫害、残杀的左派人士。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托派被冷血谋杀（1981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托派被冷血谋杀国际近事评述（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1月第八卷第10／11期合刊（总第58／59期）在霍梅尼政权残暴地大规模屠杀左派革命份子的腥风血雨中，最近得知，伊朗托派同志加里密在七月十四日在伊朗西北部的大不利兹被处决，时年廿九岁。加里密曾留英数年，是『社会主义工人学生组织』成员，伊朗革命后，他回故乡库尔德斯坦，加入当地革命运动，是重要的库尔德民族运动领袖。在今年六月初，他从马．哈巴德到德黑兰途中被捕，当他的身份被查出时，被送往大不利兹监狱。当他的家人在七月十四日到狱中探望他时，被引入一间阴暗肮脏的房间，在地上躺着三个喉管被切断的尸体，其中一人是加里密，另两人都是库尔德革命组织的成员。自从发生德黑兰几个爆炸案，霍梅尼派多名领袖遇害后，政府进行了对异己者（尤其是左派和少数民族战士）的疯狂镇压和屠杀，以图粉碎革命力量。但革命者前仆后继，因而双方对抗非常激烈。加里密的遗体被运回故乡下葬，大规模的送殡行列，谴责了政府的『革命卫队』。加里密不是童话式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里的人，他为库尔德族人和所有伊朗人民的自由而斗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第八章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八章处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阶级
阶级从来就不是从已经完成的意义上或者以已经具有明确形态的形式存在的。它们不断在变化（Hobsbawn1984,194）
……阶级总是处在形成或消失、进化或退化的过程之中。（Kocka1986,283）
1987年夏之后开始的前所未有的两年劳工大斗争，给韩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很大变化。这一时期发生的很多劳动冲突，显示了不同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而工人提出的要求也反映了他们对集体利益和工作场所权利的意识达到的高度。工作场所的力量对比倒向了劳动一方，在很多工厂，管理方不得不放弃其在工会方面的权力。
建立地区性和全国性工会的工作继续进行。工人似乎终于开始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不再自视为让人感到耻辱的下层阶级的成员，而是自视为受到尊重的社会成员，是韩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因。因此，对于促进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1987年的劳工大起义比以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起到了更大作用。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人们终于看到了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为一个自为阶级。
然而，90年代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要么终止、要么延迟了这一发展进程。90年代，人们目睹了国家重新努力稳定劳动关系和资本企图重新控制劳工的新攻势。这些年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使刚刚获得实权的工会软弱无力，并且化解工人战斗性的办法变得更加全面和复杂。而韩国产业结构和全球经济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对韩国劳工运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由于经济中的结构变革引起的后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实行新的劳动市场弹性战略，使得从物质条件和意识方面看韩国工人阶级自身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分化。工人物质条件的改进和工厂中劳资关系的改善，也对产业工人的集体认同和意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一国家和资本的攻势
在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国家一直是一个关键的变量。毫无疑问，那场工人大斗争之所以可能，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1987年极权主义控制的暂时解体。在1987和1988年这两个劳工战斗性爆发的年份里，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宣称对劳动关系实行一种以退为进的政策，让资本家突然赤裸裸和没有保护地对猛烈的劳工攻势。由于总体来说对这种局面缺乏准备，对于突然获得这种局面控制权的劳工力量提出的要求，资本家不得不做出实质性的让步。1987年，在很多大型工厂，工人的工资获得了超过20％幅度的提高。幸运的是，韩国经济在1986～1988年间从所谓“三低”——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的有利经济条件中获得了巨大好处，因此韩国企业能够通过对大幅提高工资的要求做出让步而买来产业和平。但是，到80年代结束的时候，这些有利的外部条件也随之消失，此后韩国经济便开始下滑。
国家对劳动关系重新采取干预主义政策，开始于1988年末。当时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1989年春，政府派警察镇压凤山（Poongsan）金属公司、首尔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这一年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为政府恢复安保体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其中包括著名的反对派领袖文益焕牧师对朝鲜的非法访问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解体。政府采取了重新压制措施，尤其是压制具有战斗性的劳工团体组织另一个与官方全国工会韩国劳总分庭抗礼的全国性新中心的企图。安全部门和警察也打算通过审讯、逮捕和监禁最活跃的激进领袖来使民主工会群龙无首。因此，当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1990年组成的时候，其领导人大多数要么正遭到监禁，要么躲了起来。即使在它的组成已经成为既成事实之后，政府仍否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他类似威胁措施骚扰其团体会员。一方面由于政府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下滑使小企业遭受打击，全劳协成立后的一年内几乎损失了一半的成员。从1990年l月到1991年1月间，它损失了团体会员的48％和工会会员的45％。不过，国家的劳工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它不再维持过去在劳动纠纷中一目了然的亲资本立场，而是试图在劳资关系中保持某种中立立场，通过和平、“负责”的方式驾驭工会活动。这时候，它的处理方法是恢复产业和平，并以原子化的企业工会体系为框架，在韩国产业中发展一种稳定的合作性产业关系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点，国家1987年12月修改了劳动法，使组成工会和进行集体讨价还价更易于进行。然而，在给予工会活动更大空间的同时，国家拒绝废除不允许同一企业建立众多个工会和第三方介入工会事务的条文，其目的是一直将工会活动限制在企业工会活动的范围内，阻止工会在不同企业之间形成团结或形成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竞争的全国性中心组织。简言之，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是由粗暴的压制性处理办法逐渐转向更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处理办法，同时加强提倡和谐产业秩序的教育宣传。
在国家恢复控制劳工的做法支持下，资本发动了自己针对有组织劳工的攻势，正如我们在现代公司管理方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在劳工骚乱的头两年对劳工攻势犯下很多错误并做出拙劣的反应之后，韩国资本家为重新获得对劳工的控制权逐渐设计了新的战略。资本家最早的反应之一，是建立更有效的组织来协调他们对劳工挑战的反应。1989年12月，即全劳协形成之前的一个月，他们组织了“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经团协）[1]，提出的第一重要政策建议是“不工作不给报酬”的原则。由于工会普遍处于经济困难状态（工会会费不允许超过会员月工资的2%），这一政策起到了对罢工行动进行有效限制的作用，同时也为雇主节省了劳动成本。尽管工会方面提出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这项政策在90年代初开始逐渐制度化。国家在实施这项政策方面的作用，是对那些因战斗性工会的压力而不遵守这一规则的企业实施制裁。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韩国资本家对生产过程的重组方面。为了遏止工会影响力的扩大和工资的不断攀升，大型企业积极寻求引进日本和美国利用的先进管理方法。这些“新管理战略”90年代在韩国大型企业当中十分流行，它们有四个组成部分：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的劳工使用、劳工—工会战略和公司文化。
首先，雇主尝试实行一套新的人事政策，包括采用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度，取代传统的以年功为依据的制度，并恢复实行岗位评价方案（该方案曾在劳方的压力下取消）。很多大型公司建立了人事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以便落实这些新政策（在1987年以前，即使是在很多大型制造业企业那里通常也没有独立的人事部门）（LeeKyun-Jae1997）。新的人事政策的一个主要重点，是减少产业关系中苛刻的独裁主义内容。这些内容，所有管理人员都承认曾是工人对管理方产生强烈愤恨的基本原因。正如现代重工的人力资源开发主管告诉我的那样，“我们知道，一切都取决于人的关系。而我们意识到，在对待我们的（生产）工人的方式方面，有些事情我们以前做错了。所以，我们试图尽力通过展现公司对工人的关心和尊重，让他们感到满意”（SuhMun-Hwa,Interview,June2000）。管理人员和工头尽量不去不必要地激起工人的对抗，很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制度（如发型和强制性的体操）也废除了。公司以体力—非体力身份为依据的划分也尽可能减少，如减少不同的姓名标记、食堂中不同的区域和用具、上下班班车有人能坐有人不能坐等。很多公司的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都使用一种标记，即“社员”，只用一个修饰词（如：“技能职”社员或“事务职”社员）来显示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的身份。
第二，管理方采取了几种新战略来增强他们在使用工人方面的弹性。一种这样的战略是推广自动化，以便增强劳动过程的灵活性并提高生产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中迅速发生，用机器人取代了人力劳动。与此同时，大型企业的管理方试图通过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通过发展、扩大分包生产体系来增强弹性。小型制造商则在他们工资支出名单上增加报酬很低的外籍工人的数量[2]。与这些“数量上的弹性”一道，管理人员还力图通过采用日本式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如“QC周期”、“零缺陷”和“及时生产体系”等来实现“功能上的弹性”（参见SongHoKeun1994a;ParkJoon-Shik1996,LeeChang-Hee1998）。很多大型企业内部还实行了弹性的团队工作生产体系，走出僵化的等级制结构（参见ParkJoon-Shik1996,141~169）。
第三，很多雇主尽管憎恶工会，但也开始接受工会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并试图与之共存。因此，这时候他们不再企图摧毁独立工会，而是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援引法律制裁措施来限制他们的行动。在这方面，“不工作就没有报酬”的原则发挥了作用。劳工法中的很多限制性条款也为管理方提供了遏制工会行动的便利手段。雇主经常对组织不合法罢工并给雇主造成物质破坏或生产损失的工会领导人提起诉讼。战斗性工会越来越发现它们不仅被国家的强硬处理方法而且被具有高度限制性的法律和制度机制逼到墙角。
第四，资本家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势越来越强，而且手段越来越先进。在全国范围内，在影响媒体、营造对战斗性工会运动的不友好气氛方面，资本家做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由于韩国报纸的保守性和不断恶化的韩国经济，媒体在反映这种资本观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媒体的主要调子回应了那种认为国家经济出现问题“工人负有责任”的论调，将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视为造成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因此含蓄地支持了政府对战斗性劳工的压制（Koo1991;LimandKim1991;ChoiJangJip1993a;ShinKwang-Yeong1999）。
在以财阀集团为首的大型制造业企业中，可以看到一种更系统的意识形态宣传。从90年代初开始，这些大型企业的管理方试图摆脱浓厚的独裁主义形象，通过一场“公司文化运动”重新获得对雇员思想的控制权。尽管存在某些差异，但所有这些公司文化都利用家长制语言和符号来在公司成员中重新营造应分担公司经济命运的虚假家族意识。大型公司投入相当大的资金，用于实施教育计划、休闲俱乐部和其他群体活动——节日、歌咏比赛、休养、工会领导人国外游（主要是到以前是共产主义的国家）等。例如，现代重工定期让管理人员和工人到某个休养胜地休养两天；在那里，他们分为不同的小组，参加具有挑战性的小组活动，还在不同等级身份人员之间培养团队精神和家族成员的意识（LeeKyun-Jae1997）。这场公司文化运动还将目光投向雇员的家庭成员。管理方通过组织雇员妻子访问工厂，鼓励她们参加公司组织的文化活动，巧妙地提高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对公司的忠诚度。
国家提倡的“多勿”民族主义思想，在这场宣传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思想出现于90年代，并经常被用于对工人的思想教育。这种相对较新的意识形态据称来源于檀君（朝鲜民族神话中的创始人）的思想（参见LeeMyung-sook1993），它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色彩。“多勿”思想提醒韩国人，古代朝鲜人曾占据过比现在大得多的疆域，包括“满州”的大部分，他们的祖先曾发展出辉煌的文化。“多勿”思想鼓吹者坚持认为，朝鲜民族正在谋求恢复历史的辉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工人需要认识到他们国家和经济在竞争越来越激烈和充满敌意的国际体系中并不稳固的地位，“从小怨小恨小伤悲中摆脱出来，自豪地充当再造韩国历史的主要动力”（LeeMyung-sook1993,163）.“多勿”教育课程，巧妙地与伴有传统音乐、艺术和武术课程的讲座结合在一起。很多公司从参加过这些活动和课程的、学习成绩令人满意的人员中录用工人。
二工会运动的倒退与前进
国家和资本的这些攻势和经济中不利的结构性变革所造成的结果是，韩国劳工运动在90年代初面临巨大困难。劳工运动似乎在几条战线上都受到削弱。首先，工会数量开始引人注目地下降。工会数量在1989年达到高峰（7883个工会），但此后便开始减少。工会会员人数从1989年的193.2万人减少1993年3年的166.7万人，到l997年再减少到约148.4万人。因此，工会化比率从1989年的18.6%下降到1993年的14.2%，1997年又下降到11.2%（见表7-l）。
其次，集体行动发生的数量也减少得很快。l989年劳动纠纷的数量仍然很大，罢工多达1616起。但1990年迅速下降到322起，1993年继续下降到144起，1997年仅78起。战斗性工会活动在90年代初明显减少，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了温和的领导人，他们更喜欢采取比较实用的协调方法，而不是采用战斗性的、以团结为方向的方法。90年代人们对韩国经济脆弱性越来越大的关注，造成了产业界的保守气氛，使得劳工与管理方合作的好想法对工会领导人更有说服力。1993年和1994年，韩国劳总和韩国经济团体联合会就在全国范围内不增加工资达成协议，有些工会则发表了“无劳动纠纷宣言”（LeeWon-DuckandChoiKang-Shik1998,57~86）
民主工会在建立行业性工会和全国性中心方面遇到了巨大障碍。全劳协受到了政府严厉的压制和监视，无法将其组织基础扩大到劳动密集行业小型企业之外；财阀集团工会和白领工会仍处在全劳协之外[3]。除了一年内失去大约一半的成员之外，由于其领导人的不断被逮捕，全劳协极难找到合适的领导者。在被逼入墙角的情况下，全劳协对国家机器采取了战斗性的对抗方法，面临着进一步缩小战斗性工会组织基础的风险和远离社会保守人群的风险。
80年代末之后有组织劳工未能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在制度改革领域最为明显。尽管进行过多次集会和请愿，劳工团体也未能让政府按它们的要求修订劳动法（插图十三）。除了允许组织工会和工会行动比以前容易一些之外，政府对劳动法保持以下基本限制条款的立场很坚决：禁止在已经有官方工会的地方组织其他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另外，教师和文官仍禁止组成工会。
因此，到90年代中期，以前对韩国劳工运动的乐观主义为悲观主义和失望感所取代。学者和劳工研究专家将90年代的劳工趋势描述为80年代后期的巨大进展之后的“逆转”或者说“撤退”，并将这场斗争结局的特点概括为“在向民主制度过渡过程中在扩大组织空间和政治空间方面的双重失败”（SongHOKeun1994b,3）。分析家提到了几种因素，认为它们是造成失败的原因，其中包括：国家压制的恢复、资本家的进攻、激进工会运动内部在领导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中间阶级的背叛”等（LimandKim1991;ChoiJangJip1992）。
插图十三（80年代末）要求劳动法改革的劳工抗议的场面
（Sahoesajinyǒnguso1989，32）
然而，更仔细的观察显示，90年代韩国劳工运动要比这些悲观的评估要更复杂。尽管工会组织化的总比率从1989年开始持续下降，但这一统计数字掩盖了重要的相反趋势。仔细地分析表明，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仅限于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它们在全球经济中面临较大的问题（ParkJoon-Shik1996;LeeWon-DuckandChoiKang-Shik1998）。劳动密集部门很多小工厂关闭或迁到东南亚国家。相比之下，大型企业的工会成员几乎没有变化，仍然相对较多。1989年底，300名或300名以上工人的公司的工会化率为60%，而雇员为50～99人的小型公司的工会化率为9.5%（100～299名工人的中型厂商的工会化率为26%，参见LeeWon-DuckandChoiKong-Shik1998,64）。这些数据表明，大型制造业企业的工会化率到90年代初已经达到了某种饱和点。中小型公司的工会化努力和工会的组织力量更多的是因这些小企业面对经济困难而受到损害，而不是因国家的反劳工政策。
面且，要注意到90年代白领工会迅速增加的趋势，这是很重要的。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马上在金融业工人和部分教职工中出现了白领工会运动，而在90年代，这一运动得到了发展，扩大到了服务行业的各种职业群体。在医院工人、运输工人、通讯行业工人、新闻和电视业雇员、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大学教职工、外商投资公司的雇员和金融业工人当中，出现了成功的工会化过程。将文官组织起来的努力继续存在法律上的障碍，但进步的教师组成了全国教职员工会（全教组）,为使他们非法组成的工会获得合法地位而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大约有1500名教师因参加这一工会化斗争而被学校开除（全教组1998年成为合法的工会，遭到解雇的教师在经历几年艰难之后大多数得到复职）。
白领工会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改善工人的物质条件，而且还包括促进公司的民主化进程和确保享有不受国家控制的自主性等制度上的变革。因此，社会民主是从1987年开始的白领工会运动的一个主要议程。享有不受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自主性，对知识工人中间的运动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目标。从五个最大行业工会联合会排位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白领工会的迅速发展，在1980年以前，最大的行业性会联合会是纺织行业联合会；从1988年起，头名的位置被金属工会联合会所占据；之后是化学工业工会联合会；1980年以前没有被列入五大工会联合会的金融行业工会联合会到1990年位居第四，到1996年则位居第三。
从人们努力组织与保守的韩国劳总对抗的全国性新中心这点，也可以看到民主工会运动的稳步进展。90年代初，民主工会阵营分裂为三个团体：全劳协、业种会议、大企业劳组协议会（由代表现代和大宇的工人的工会构成）。1991年10月，趁着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契机，民主工会团体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联盟，协调一致地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修改劳动法。这一松散的联盟1993年6月发展成为全国工会代表大会。1995年11月，这一全国性联盟的基础上，民主工会的新全国性中心韩国工会代表会议（全劳代）最终形成。全劳代在成立的时候包括862个劳工工会和42万名会员。尽管没有得到法律的承认，但全劳代很快便以强大的全国性中心的面貌出现，在其成员中有很多强有力的工会，最著名的是金属工会、现代公司工会、韩国电信工会和其他公共部门的白领工会。尽管受到国家的强大压制，但其成员在组成之后一年内便发展到50万人。在建立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这一进程稳步发展的同时，人们对在政治领域代表和组织劳工进行了几个方面的尝试。首先必须提到的是，1987年以后的政党政治与以前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政党很不情愿与劳工结盟，因为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在这方面反对党与执政党没有什么区别。由于没有任何政党代表，而且在法律上禁止作为集体采取政治行动，所以工人被作为原子化的个体吸收进入选举过程，或者说，被作为以地区、城镇、学校、家族等为基础的社会纽带的成员被吸收进入选举过程之中（ChoiJangJip1993a）。不过，在这一向民主过渡的时期，有过几次政治试验。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的几个月里，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与其他政治活动家一道，组成了进步政党“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这两个政党都不是工人阶级政党，不过这两个党都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的支持。民众之党参加了1988年的全国大选，但选举结果令人失望；在参选的15个选区中，该党平均只得到4.3%的选票。1990年，民众之党与韩国民主党合并，组成“民众党”。在1992年第十四次大选中，民众党成绩略好一点，但结果同样令人惭愧；该党推举的51名候选人平均得票6.5%（RohHoe-chan1999）。由于未能得到官方承认的最低限度票数——至少当选一个国会议席——民众党宣布解散。为了组成一个真正的劳动党，1992年曾有人组成一个筹备委员会，但这项计划也末能取得进展。
因此，从政治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最初尝试事实证明完全失败。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禁止工会参与政治以及劳工领导层在劳工参与选举问题上出现的内部分裂等。在90年代，进步劳工运动界的主导观点是有组织劳工应局限在选举政治之外，直到在工人阶级中形成稳固的组织基础并通过战斗性的经济斗争达到工人阶级的高度团结和高度觉悟为止。在劳工团体最终于2000年1月成立第一个劳工政党“劳动党”之前，还需要几年的政治经验和内部争论。
三总罢工
似乎是为了证明韩国劳工运动并非注定要每况愈下，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十年后，韩国工人又行动起来了。1996年冬发生的全国性总罢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向世界显示了韩国劳工的战斗性。
1996年12月26日一大早，一条特别的标题新闻在首尔大街上引起人们纷纷传阅。在黎明时分，执政党议员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在国会秘密开会，在7分钟内通过了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划厅”法。新劳动法的设计，是为了在裁减工人、雇佣临时工或替换罢工工人方面给予雇主更大的权力和灵活性，同时不允许一个公司成立工会后在数年内又组成其他工会。
这一消息刚发布，马上引起了工人愤怒的反应。民主劳总领导人立即开会收听新闻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到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这两大汽车厂的工人带头下，大约14.5万名工人出动了。第二天，韩国劳总也发出了愤怒的声音，号召其120万名会员举行有限罢工。在罢工的第三天，大约有37.2万名工人举行罢工，韩国汽车、造船和其他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第一次全国性总罢工就这样开始了[4]。
这场罢工曾因新年假期而中止数日。政府领导人希望罢工在节日后无疾而终。事实上，当他们决定在年底草草通过该法案时，这种季节因素即是他们的政治考虑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劳工领袖也担心，一旦经过假期后失去势头，将很难恢复总罢工。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假期之后工人参加罢工的热情一点也没有减弱，而且罢工变得更加广泛——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行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参加了罢工。在民主劳总和韩国劳总的共同领导下，这场总罢工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三个多星期，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表现出给人深刻印象的高度阶级团结。l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政府愿意撤回有争议的劳动法并对它们重新修改。
这次能成功动员劳工反对劳动立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次立法涉及了当时对很多韩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随着韩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继续萎缩，随着韩国雇主寻找各种方式降低劳动成本，自领工人终生就业的长期传统难以为继，裁员的威胁对很多工人来说变成现实。不仅制造业工人受到失业的威胁，而且很多白领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一个预期工人将自己完全献身给公司以换取长期工作职位保障的社会里，职位保障有着特殊的社会意义。因公司暂时性财务困难而裁掉工人，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平和道德上不公正的，因为这种行为违背了互惠性这一重要的社会价值，而这种社会价值曾是韩国公司各种制度上的习惯做法的基础。而且，在一个在家庭之外的社会安全网极其微弱的社会中，失去工作有可能意味着失去一个人生计的惟一来源以及一个人得到社会承认的主要基础。因此，通过为保卫这些与人们普遍有关的价值而斗争，劳工运动重新获得了它在前些年失去的道德依据。
这次总罢工还得到了外部的强有力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通过向韩国政府派遣代表团，抗议新的劳动立法。22个国家的劳工和人权组织举行集会，各种外国劳工组织和工人发来了223封声援信。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甚至组织一次世界性的宣传活动，号召抵制韩国产品，以加大对韩国政府的压力。（Sonn1997）
如果考虑到这样有利的条件和对全国工人的成功动员，那么1997年1月的罢工最后几乎没有取得什么结果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了。在罢工结束后，有争议的劳动法被退回立法程序，而工会则发动半日罢工来继续向政治家施加压力。在较短时间内，新劳动法起草出来了，并于3月10月经国会多数表决通过。但新修订的劳动法与劳工团体曾很猛烈反对的劳动法只有细微差别。（像较早通过的劳动法一样）它们保留了雇主裁减工人的权利，而且劳动法在两年的延缓期之后生效。“不工作，不给报酬”的原则和不给全职工会领导人报酬也写进了新的劳动法，而弹性工作日的政策的目的是降低实际工资。反过来，有组织劳工获得了政府立即核准民主劳总权利和在企业层面上组织多个工会的权利（在2002年之前，没有在工作场所组织多个工会的权利）。然而，新的劳动法继续不允许在学校教员和政府文官中组织工会（KO.I.IAF1999，178）。
为了充分理解这次罢工虽然组织成功但最后结果却令人沮丧这一矛盾性，有必要将罢工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正是全球资本主义和韩国在其中的地位不断恶化的影响，在最初造成了这次劳动市场改革的结构动力。而正是全球经济的迫切需要及其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意识形态预先决定了韩国1997年这场总罢工的结果。由国家领导和由财阀集团主导的韩国经济结构，当它暴露于激烈的全球竞争面前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财阀集团的过分扩张、大多数大企业的巨额债务、没完没了的官僚文犊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生产率下降等。
由于到当时为止韩国资本家在工作场所不受约束的权力受到了不断扩大的工会权力的严重损害，而且由于韩国的工资在世界市场中不再具有竞争力，因此他们特别关注是否在劳动市场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随着韩国经济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使得他们在与全球资本的竞争中更不安全，因此资本家吵吵嚷嚷要求进行劳动市场改革。在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时代，弹性已经成为竞争力和经济成功的同义词。一种知识具有很高权威、更具弹性的经济，需要有一种制度框架。面对这种表面上不言自明的市场自由逻辑，劳动队伍对公平和经济公正的要求听起来越来越古怪和不合理。随着韩国不断恶化的经济在1996年和1997年造成越来越多企业的经营失败，政策制定者更信奉资本家的以下论点了：挽救公司比为工人保护少数工作岗位更重要。因此，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设定了韩国劳工力量在反对资本家和国家方面不能超越的限度。
四经济危机的影响
韩国经济无法成功适应全球化，这一点在1997年变得更明显了。1997年11月24日，金泳三政府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给予紧急援助，12月份得到了570亿美元。IMF的救济除了让韩国人感到很丢脸以外，还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破坏性后果，造成了惊人数量的企业破产、大规模失业、收入急剧减少和家庭破裂引发的问题不断增多。失业工人的数量增加了两倍，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人增加到1998年12月的170万人。年失业率从1997年的2.6%上升到1998年的6.8%。这显然是自朝鲜战争结束以来韩国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IMF紧急救济之后，韩国劳工成了各方——韩国政府、企业所有主、国际借贷机构和未来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所有各方似乎都同意，劳工掌握着克服当时经济危机的钥匙，因为IMF强制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大量裁员和进行以弹性劳动市场为方向的制度变革。人们认为，对通过破产、兼并和收购实行广泛的公司重组和吸引外来股本投资而言，弹性的裁员至关重要。因此，在IMF体制下进行结构调整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迫使韩国劳工接受这种牺牲，同时又不造成产业界和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保持产业和平，被当时新当选的总统金大中确定为一项主要任务。
金大中提出要做的最初几件事情之一，是按照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组成“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组成的机构。1998年1月14日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了“劳使政政治委员会”。l月20日，这个三方委员会发表了第一份劳工—管理方—政府三方共同声明。在声明中，三方就共同分担经济结构调整负担和痛苦的基本原则取得一致。随后，经过多次艰苦的协商，“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三方协议书”。这份协议书包含有一项协议，规定允许处于紧急状态的公司可以提早裁减多余的雇员（1998年3月修订的劳动法规定在2000年之前不允许裁员）。作为补偿，协议书批准了学校教员和公务员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三方协议书受到国内外的欢迎，被称赞为一次历史性妥协，但工人并不都感到满意。尽管韩国劳总内部的普通工会会员的批评比较温和，但民主劳总的普通会员对其领袖接受裁员条款提出严厉批评。2月9日，民主劳总召开非常代表会议，通过了谴责三方协议书的决议。他们还投票罢免了当时的领导，选举主张采取强硬路线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主席李甲用为新主席。因此，三方委员会所走的路从一开始就荆棘丛生，民主劳总的代表曾数次退出和拒绝返回该委员会表示抗议（参见KimYongCheol1998）。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场经济危机给韩国劳工带来了矛盾的后果。金融危机扰乱了韩国工人的生活，破坏了他们的生计，但与此同时，它也提高了有组织劳工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建立总统直接领导的三方委员会，意味着劳工在韩国历史上第一次被邀请进入一个全国性的决策机构，而且成为该机构真正的成员。这对韩国有组织劳工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一时刻赋予韩国劳工权利的结果是，随着工会领导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增大，同时也交给了它们让劳工接受制度变革的任务，这种变革将严重损害工人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并使这种地位趋向于不稳定。劳工曾为得到政治上的容纳奋斗了很长的时间，而如今又要求劳工领袖安抚工人并让他们合作，以便在经济结构调整期间保持产业和平。因此，韩国劳工运动当前的趋势正在与先进工业国家的局面走向趋同化。正如海曼所说，“在大多数国家，经济气候限制了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范围。工会越来越不得不接受程序性和象征性的结果，而且通常被指望发挥某种约束和维护纪律的作用”（Hyman1992,157）。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韩国也不例外。
不过，在1998年产业领域中失业和对待劳工不公平等问题堆积如山的时候，在政治上将劳工容纳到新的合作主义框架，保持了相对较高程度的产业稳定。公开的劳动冲突被程度不同地限制在那些建立了强大工会的大型企业中，冲突的焦点是裁员问题。小型企业的工人，特别是劳动密集性部门的工人，无法抵抗公司的结构重组或工厂的迁移。强大工会往往集中在大集团企业，而其余的工会则大多数是很小和很脆弱的，容易随着公司的垮台而消失。随着人们更深切地感觉到经济危机对工作职位的影响，大多数工会优先考虑的是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减少公司会员等紧急的问题，而没有什么精力去考虑工人面对的其他比较广泛的问题。
有关韩国工会活动的总趋势，有一种有趣的比较观点需要考察。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历不同，韩国劳工运动并没有发展成塞德曼（Saidman1994）所说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social-movementunionism）；赛德曼曾在巴西和南非对“新工会主义”进行过卓越的比较研究，她以这一研究为依据认为，“两个国家的工会运动在80年代都发展成了‘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最初由半熟练产业工人组成，以便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向雇主施压的工作场所组织，开始将工人阶级更广泛的要求与邻近贫困地区的社区人群的要求结合在一起”（28）。她进而认为，“这些实例说明，迟发工业化国家中由国家领导的、独裁主义的工业化战略通常可能会形成具有战斗性的工会运动，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工厂大门”（12），因此，她推测韩国劳工运动可能显示出同样的模式。
然而，韩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尽管发生在巴西和韩国的劳工战斗性有几个方面的相似之处，但韩国1987年后的“新工会主义”显然并没有发展成“社会运动工会主义”。更具体地说，无论在1987年劳工造反之前还是之后，韩国的民主工会运动都没有寻求融合和代表全部劳动人民的广泛利益或援助贫困社区的抗议运动。工作场所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的，尽管并非完全没有。这是一种有趣的趋异，之所以有趣，不仅是因为韩国经历了同样的由国家领导的独裁主义工业化模式，而且是因为在巴西和南非在工厂与社区之间建立联系方面发挥中介作用的教会组织和学生，在培育韩国劳工运动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趋异呢？要给予这个问题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需要进行更全面的经验研究，不过我可以提出一些可能的原因，解释韩国工人运动为什么没有发展成社会运动工会主义。第一个原因，与韩国对企业工会活动的政治和法律限制有关。自朴正熙“维新”时期以来韩国的劳动体制，一直试图将劳工运动局限在企业的范围之内。国家既利用如法律禁止第三方参与等法律手段，也利用安全机构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造成这种趋异的第二个可能的原因，是韩国的失业程度比巴西和南非轻得多，而且非正式经济部门比巴西和南非小得多。在巴西和南非，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在工作场所与社区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联系作用。正如凯克认为，“失业的蔓延也模糊了工人与非工人的界线，迫使阶级认同的定义超出由国家建构的关系之外，进入到共同体验领域”（Keck1989,286）。韩国经济比较成功的业绩，减小了这种工厂—邻里联系和贫困邻里发生活跃社区运动的结构性原因。
第三个原因与韩国基层工会运动的性质和目标有关。韩国工人进行独立工会的斗争，主要不是为了增加工资或提高生活水准，而是要求得到像人一样对待和人的尊严。尽管要求名誉和尊严是所有国家劳工运动的一个共同主题，但韩国工人更加强调这些价值，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韩国工厂中存在过度专制的产业关系。这样说是可能成立的：其他国家的情况并没有很大不同，但我在此要强调的是韩国工人优先考虑的是他们工厂的具体问题，而对社区中与消费相关的问题兴趣较少，他们的注意力也无法顾及这些问题。简言之，根据塞德曼（1994,39）的看法，对巴西和南非的工人来说，邻里和工厂似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但对韩国工人来说，这一点可能并不那么明显。
一句话，种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一起作用，将韩国劳工运动塑造成了经济工会主义而不是社会工会主义，尽管外部团体和女工在激发劳工斗争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劳工运动未能处理社会问题，为在民主转型之后的市民运动蓬勃发展打开了大门。活跃的市民运动是由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1987年以前时期的劳工运动中也曾很活跃（ChoHee—Yeon1998;KimSunhyuk2000）。这导致了90年代工人阶级运动与中间阶级领导的社会运动的分离，进一步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五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
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工人阶级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其同质性，无论从社会人口学特点还是从其在市场中的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大多数工人都是半熟练工，在也许可以称为“边缘福特主义制度”（peripheralFordism）之下从事大规模生产。工人不仅在技能（以及年龄和家庭背景）方面差异很小，而且在工资、职位保障和福利好处等方面也没有多大差别。大公司工人与小公司工人之间在工资方面的差别不大，己经工会化的工人与尚末工会化的工人在工资方面的差别也是如此（KimHyung-ki1985;You1995）。在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公司之间，工人的工作条件都一样差和一样危险。从这些方面看，韩国工厂工人是同质性很强的工人阶级，接近于产业无产阶级的理想类型。
不过，在8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开始超越边缘福特主义制度。在财阀企业的带领下，大型制造业企业在全球生产体系的技术阶梯上奋力爬高，摆脱了介于先进工业经济与新一批出口型经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位。韩国不断提高的工资和工会权力的不断增强，是促进资本家努力走出以低工资为基础的大批量生产制度的主要因素，或者说促进他们走出克鲁格曼（Krugman1994）所说的以“流汗”而不是以“感化”为基础的增长战略。1996～1997年的总罢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时韩国资本家正试图重新调整法律框架，使之更加适应后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体制。
甚至在劳动法论战以前，韩国资本家就已经积极设法增强他们利用劳动力的弹性。自80年代中期起，随着大型企业将生产流程越来越大的比重外包给外部和内部的分包商，以便节省成本和阻碍工会的形成，韩国制造业中分包生产的情况迅速增多。90年代，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行业的大型企业都利用减少正式雇员数量和大量雇佣临时性、兼职性雇员并利用家庭劳动的战略。1997年的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因此，正如工资增加和生活方式变化等显示，随着工人阶级物质条件的总体改善，韩国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开始与其他工业社会中的常见类型走向趋同，而且工人阶级也因不断两极分化的劳动市场结构而日趋四分五裂。
9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是从几个方面发生的。首先，大型企业雇员与中小型企业雇员之间在工作条件和工资方面出现了重大差别。从80年代后期起，大型企业的工人特别是财阀企业的工人获得的工资增长比在小工厂工作的工人获得的工资增长幅度要大得多，导致这两类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受雇于有10～29名工人的小企业的工人的平均工资是受雇于大型企业（有500名或500名以上工人）工人的平均工资的92.9%，但这一比例到1987年下降到87.5%，1997年下降到72.3%（KOILAF1999,133）。1980年，雇佣30～99名工人的企业的平均工资为大企业平均工资的99.1%，但1987年下降到90.7%，1997年下降到73.6％。在公司福利方面，大小企业之间形成了更大的经济差异。尽管这种差异在1987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但随着1987年后大企业力图通过向工人提供慷慨的服务包括住房补贴、上下班班车、医疗保险、孩子学费补助、丧葬费和其他与家庭有关的补助等来换取他们的合作和对公司的忠诚，这种差异大大扩大了。
工人阶级内部的另一个关键的分野在90年代变得更加重要，即那些受到长期雇佣、得到法律契约和工会保护的工人与那些非长期性雇佣、工作不稳定和很容易遣散的工人之间的分野。这也是众所周知在先进工业社会发生的那种劳动队伍分野问题，即出现核心与外编、正式与非正式或者说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分野（参见时Hyman1992）。在韩国，劳动市场的这种分野在1987年以前并不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代人得益于经济迅速增长而能够连续就业，另一方面是由于资本方面没有雇佣很多施时工的迫切需要，因为经常性就业的雇员也没有很大的讨价还价能力。
90年代韩国劳动市场发生的最重要变化之一，是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多。劳动统计数字显示。从1988～1997年间，全日制雇员人数从534.8万人增加到713.3万人（年增长率为3.3%），而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从276.6万人增加到420.4万人（年增长率为4.8%）（KOILAF1999,41）。非经常性就业工人人数在90年代下半期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以后增加更加迅速。据估计，1999年，全部就业工人的一半以上（大约占52%）是临时工或者日工（Pulanjongnodongyongumoim2000,43）。非正常就业劳动队伍的实际规模很有可能比这个数字更大，因为政府的劳动统计数字将那些雇员5人以下的微型企业排除在外。另外，很多被归类为全日制雇员的工人可能只是签订了短期的劳动合同。
毫不奇怪，妇女是这种弹性就业战略的主要受害者。1999年，经常性就业雇员只占女性劳动力的31%，相比之下，这种雇员在男性劳动力中占69%（Pulanjongnodongyongumoim2000,47）由于自80年代后期以后，劳动密集部门曾一度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政府曾鼓励大批已婚妇女进入劳动队伍，但她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发现自己做的是临时工、兼职工，或随时可能被遣散。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女性劳动队伍来说要严重得多。在大多数企业，妇女首先被裁员，尤其是那些白领女工。蓝领女工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因为她们的雇主有很多（他们大多数是在竞争很激烈的部门）没有能顶住这场金融危机，或者大幅缩小了他们的业务经营规模。
工人阶级中这种结构分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对工人阶级的团结产生有害影响。正如前面指出，韩国劳工运动迅速成长的一个结构性原因，是工人阶级的同质性——半熟练、低报酬、无保护、受到社会同样贬低的工人占大多数。由于这种高度的同质性，要实现工人的团结就容易得多，尤其是还存在地理上高度集中的情形。但在90年代，这种结构条件不再普遍存在。正如宋虎根认为，“在过去的斗争中曾是同志的工人这时候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中成了有着更大私利的竞争者。有着不同关注重点的工人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取代了在巩固韩国民主的初期阶段里的工人团结”（SongHoKeun1994a,16）。工人在市场中的不同地位开始逐步反映到工会采取的方针之中。代表享有特权的核心工人变得越来越实用并越来越走工会主义路线，而代表边缘工人的全劳协则坚持政治工会主义。因此，90年代韩国工会运动的总趋势是变得更加实用主义并将行动方针局限在企业工会主义的范围内。这种趋势总的来说在财阀企业更加明显。
不过，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种与这种主导趋势相反的运动。1997～1998年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影响也激起人们做出一种崭新的努力，即把地位脆弱的工人组织起来，捍卫他们的利益。还有人努力将建筑行业、销售和服务部门的临时工和兼职工组织起来。全劳协也制定了在临时工和失业者当中促进工会化的政策。
90年代后期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向，是女工试图在男工主导的工会之外另外组织自已的工会。90年代，女权意识在妇女活动家中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全劳协和韩国劳总内部，女工会活动家要求妇女有更大的发言权，并确保妇女在这些组织的领导职位中有更多的代表。然而，很多妇女发现这方面的变革太慢，感到有必要组织自己的工会。1999年初，她们在9个地区组织了妇女工会，包含了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门类的正式工、临时工和兼职工。就在同一年，这9个工会组织了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这些女工会的主导方针在首尔妇女劳组的成立宣言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我们组织妇女会，是为了通过女工的力量来实现妇女的权利。尽管大批女工被裁员，被迫从事没有权利的临时性工作，但现有的工会却失去了进行反击的能力。此外，现有工会内部的家长制等级制度也成了组织女工的障碍”（Pulanjongnodongyongumoim2000,270）
鉴于女工大多数是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妇女工会按地区组建，将多种类型的工人包括进来，不仅处理就业间题，而且处理像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女权问题。因此，从一开始，妇女工会运动就显示出比由男性主导的传统工会更明显的社会工会主义特征。在2000年，妇女工会的前景还不很明朗，但它显示了进一步扩大韩国劳工运动的代表范围和社会关注范围的前景。因此，塞德曼（Saidman1994,38）曾指出在巴西发生的情况，即女工独有的将工作场所与社区联系起来的倾向和能力，尽管没有在工业化较早的独裁主义阶段在韩国表现出来，但在实现民主过渡之后的时期里表现出来了。
六“戈利亚工人”不复存在
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最初几十年里，韩国工厂工人的集体认同多多少少是由外人定义的。工人或者被称为“产业战士”，或者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如果说“产业战士”是由国家创造的形象，目的是驱使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纪律和为国牺牲，那么“打工仔”和“打工妹”则是社会依据传统儒家身份制度诋毁工厂工人的产物。在这两种称呼中，统治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被利用来同时既动员又压制、既颂扬又贬损工厂工人。
对于社会中处于有权地位的那些人对待他们和鄙视他们的方式，韩国工人怀着深深的愤恨和怒火，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这种愤恨和怒火的爆发。这是一场不仅为了经济利益而且为了人类尊严和得到社会尊重而发动的斗争。1987年这场劳工大攻势非常强大和充满气势，因而埋葬了“产业战士”和“打工仔”“打工妹”这种华而不实或者说肤浅的认同。而且，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工人认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一政治转型期发生的劳工斗争，是具有战斗性的、有进取心的和在情绪上受到刺激的。这一时期出现的对战斗性劳工的这种新工人认同感，最明显地表现为“戈利亚战士”的形象。1990年现代重工公司罢工者爬到了离地面82米高的“戈利亚”（Goliat）牌起重机上，成了1987年以后时期具有战斗性、斗志旺盛并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的象征。正如这些罢工者宣称，这是一场为了工人的自豪和自尊而进行的斗争，“是以2500万名工人的信任和自豪感为赌注而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一场大搏斗”。
“戈利亚战士”的形象，显然是过去年代里的沉重压迫和剥削的产物。这是一种对“产业战士”的空洞认同和“打工仔”“打工妹”诋毁性认同表示的反抗。“戈利亚战士”的形象表达了工人结束对管理专制主义的“多年奴仆般顺从”的战斗决心。它也表达了工人对“那个奴隶般生活的漫长年代”的愤怒。
在这一战斗性时期，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主导口号是“劳动解放”。尽管即使在劳工活动家当中也没有对此做过明确定义，但这一新的话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从压迫和受到非人对待中获得解放；创造“工人成为主人的社会”的更积极欲望。大多数劳工活动家承认，这是一种相当抽象的说法，在工人群众中并没有得到普遍使用，但它对1987年以后时期的工人有着某种吸引力，因为它表达了在工作场所和社会中获得公正和尊重的强烈欲望（这种看法是以与几位劳工活动家的访谈为依据的，他们包括：鲁会灿、金虎圭、李相道、金海允等）“劳动解放”的另一种更积极的意义，即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似乎主要是对“先进劳动者”（阶级觉悟高的工人）有吸引力。不管怎样，这种“戈利亚式”斗争多多少少有争取劳动解放斗争的象征，因而得到了全国工人的广泛支持、
1999年，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发生12年后，这种“戈利亚工人”很大程度上已经从韩国产业舞台消失。那些激进、具有反抗性和阶级觉悟的工人，如今在大部分重型大企业中已经缩小为极少数。现代重工和其他类似大型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己经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个人主义、自私和不问政治。现代重工工会领袖和管理人员曾告诉我，他们公司的普通工会会员就是这个样子[5]。
一名管理人员说，“工人支持具有战斗性的领导，是因为他们喜欢看着他们为他们的自豪和自我而战斗，但如果他们未能取得好的结果，他们就会很快抛弃激进的领袖。他们现在很实用、很自私”。工会领袖也抱怨，普通工会会员喜欢他们采取强硬立场，但当需要他们的支持时却不很愿意亲自参加行动。他们还说，他们的工人主要是对工厂内部的问题感兴趣，很不乐意离开他们的直接利益而为了更广泛的问题参加罢工。他们再也不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自豪和忠诚”就愿意失去工作和走进监狱的戈利亚战士。
1997年由现代重工工会对他们的活跃成员进行的一项研究，对于揭示他们会员中间发生的这种态度和意识变化具有启示意义[6]。这份研究报告承认，“据说，现代重工工会会员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戈利亚战士。表面上，他们拥有公寓、开着汽车、下班之后不是参加工会会议，而是宁愿加班工作，以挣更多的钱用于支付他们孩子的学费，或者很早就回家寻找天伦之乐和个人的快活”（HyundaiHeavyUnion1997,77）。它还指出，现代重工的工会领袖如今普遍变得被动、谨慎，对主张伸张工人权利的工会的前途有点悲观。这份报告指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会员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和公司建立了慷慨的福利体系，这使得他们更加保守，更加具有个人主义色彩。现代公司管理人员似乎认为，他们的雇员没有理由还对他们的条件感到不满足，因为公司已经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确实，现代重工为大多数雇员提供了公寓，为第一个孩子提供全部大学学费，为第二个孩子提供一半大学学费，还有医疗保险，为他们家庭提供的一流体育馆、剧场和其他娱乐设施（LeeKyun-Jae1997）。工资水平的提高和能够利用这些设施，使一人家庭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7]。
然而，从工人的观点看，令工人对工会活动的兴趣减弱的一个更重要因素，是管理控制方面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方法。这种“新管理战略”利用各种方法加强了对工作场所的控制，包括增加工头的权力、以团队为基础的工作组织、以业绩为依据的报酬制度。管理人员实行私下处理的方法对待单个工人，劝阻他们不要参加工会活动。工人抱怨说，他们经常受到监视，并面临着与其他工人同伴竞争的压力。现代重工的工会活动分子跟我说，正是这种新的控制方法和金钱上的诱导等，使得他们的工人同行变得自私和个人主义严重，而且对集体行动越来越冷漠。
在管理手法越来越先进的同时，工会的战略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正如现代公司的报告承认，这是他们的工会运动衰落的另一个很重要原因。“工会会员（对这种工会战略）已经感到厌烦，因为它没有与已经变化的群众保持一致，仍在重复着过去同样的事情”。这份研究报告还指出，“重复喊以前的简单口号‘打倒资本’这种工会目前采用的活动方法，只能与工会会员的态度拉开更大的距离，因为他们的态度已经被资本家多样化的手法所改变”（HyundaiHeavyUnion1997,48）。现代公司和其他地方的工会领袖似乎都同意，90年代后期韩国劳工运动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资本和劳动在设计战略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均衡。.“在过去l0年里，资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以一种长期性的战略计划来与我们打交道，可是我们的活动家所做的仍是以与以前一样的、将资本和国家作为对象摧毁的简单逻辑来接近工人”（48）。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不平衡是由于某种组织上的问题造成的。管理者长期留在他们的位置上，而工会领袖只任职两年，甚至通常更短。由于工会人员的经常变换，在这种企业工会结构中，没有成立小组来研究和制定一种长期战略。
因此，90年代后期韩国工人阶级的核心不再是戈利亚战士。从对管理专制主义的强烈愤怒和从受工作场所和社会不公正压迫之“恨”中产生的工人认同，已经随着政治和产业领域的民主化而消退。不过，对于这种变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韩国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认同的倒退。正如研究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学者正确地理解的那样，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是复杂和多变的现象。阶级意识并不是以线性的方式提高；在任何一个时刻，工人阶级意识本身通常含有不一致和矛盾的要素（Mann1973,46~47;Marshall1983;Fantasia1988,5~6）。我们应该想到韩国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这里存在着压制工人阶级意识的不利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环境。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人们曾在大型重工行业企业进行过几次态度调查，回顾一下这些调查中的分析结果是很有帮助的。例如，金炯基认为，“从他们的战斗性、民主取向、团结、政治意识和所有其他方面看，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受雇于大型垄断企业的工人的意识有了很大提高”（1997,230）。同样，林皓也认为，“在这一时期，工人群众开始意识到阶级团结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形成稳固的阶级团结”（1992,145）。另外，林荣一和他的同事也写到了自1987年以来“在一两年之内工人意识的发展和惊人变化”。他们进而认为，“我们可以确信。与其他阶级和集团相比较，重化工业大企业中的韩国工人核心部分的健康、批判性社会意识，几乎在每个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Limetal.1989,252）。
然而，这些调查数据也揭示了工人意识中的另一个方面。这些凋查当中，大多数问卷回答者在工业权威和工业关系以及集体行动的作用等方面都显示出保守和传统的态度。例如，尽管有3/4的回答者赞同“工人必须对雇主进行积极的斗争以便改善他们的状况”这种说法，但也有同样比例的人同意“劳资合作对工人有利”的说法（KimHyung-ki1997,218）另外，在谁能给他们的经济地位带来他们希望的变化方面，工人更相信政府的作用而不是更相信他们自己的行动。调查中曾有这样的问题：对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准而言，什么因素最重要？在这个问题的回答者当中、有很大的比例（37%）强调“政府的作用”，另外有很多人（32%）说“社会中的结构变革是必要的”。相对较小比例的回答者（14%）强调“工人的集体行动”，而提到“个人的努力”的比例（12％）和“公司取得更好的经济业绩”的比例（5%）则更小（KimHyung-ki1997,315）。
韩国工人阶级意识中更重要的家族意识形态和家长式统治，仍存在持续的影响。甚至在80年代末，赞同“雇主和雇员同属于一个大家庭”这种说法的回答者的比例仍高得惊人（67%）。而且，有1/4的回答者认可“工人必须像对待家中的长者一样对待雇主和管理人员”的说法，表现出了对管理人员比较浓厚的恭敬态度（KimHyung-ki1989,210）。这种态度在年龄较大和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中更常见。不过，这也似乎清楚地显示，国家和资本发起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即把公司等同于家庭，把产业和谐等同于繁荣，对韩国工人的意识也产生了持续的影响[8]。
因此，就工厂工人群众的意识而论，90年代可能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像以前一样，他们的意识仍是复杂的、不一致的和具有偶然性的：尽管他们确实变得越来越实用和个人主义，他们似乎并没有丧失他们强烈的反资本主义感觉和与其他产业工人关系亲近的深刻意识。1987年工人大斗争和1996～1997年总罢工的记忆也没有从他们脑海中消失。尽管工人失去了对受到非人对待的愤怒，但他们获得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不仅要求公正，而且要求得到参与工厂生活很多领域决策过程的权利。还有，他们的权利意识是与工会意识有着直接联系的。再者，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认为，他们要有一个工人阶级政党。总的来说，韩国产业工人的政治意识在民主化过程中是稳步增强的。
不过，与普通工会会员的意识相比，工会活动家的意识和政治气质的重要性一点也不逊色，甚至可能更重要。毕竟，戈利亚战士代表的不是工人群众，而是代表少数高度政治化和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1987年工人大斗争和1996～1997年的总罢工显示出的政治意识，事实上是这些“先进劳动者”的意识。这两场大规模斗争的重大意义就在于，这些“先进劳动者”的意识扩散到了工人群众之中，唤醒了他们更高的阶级团结意识和政治意识。当然，这种先进的意识不会长期在这些群众中保持，但它也不会完全消失。“先进劳动者”也不会消失。在几乎每一个大型工厂中，都有一小批起重要作用的“先进劳动者”。在很多这样的工厂中，他们组织成数个非正式的车间组织，对工会的正式领导成员发挥着强有力的影响。这些由活动家组成的车间组织通过全国性的网络形成联系，防止了韩国劳工运动变成狭隘的企业经济工会主义。他们正在探索途径，以便复兴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并将其推向政治和社会工会主义的方向。这种探索仍很活跃，而且在新的千年里仍在继续。
结论
20世纪90年代韩国的工人阶级斗争形态，是由两种更大的力量，即向民主制度过渡和全球化塑造的。像所有其他较宏大的社会过程一样，这两个过程都对劳动过程产生了复杂和矛盾的后果，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造成了很多悖论和难题。
1987年之后向民主的过渡，使国家机器和资本行为发生了重要变化，随之也使产业关系和工厂工作条件发生了重要变化。首先，民主化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工人权利的增强，促使国家逐渐取消对劳动领域直接、明显的干预，而且采取比较间接的、法律上的方法。国家改变了其原来的反工会方法，对企业工会活动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同时压制具有战斗性的工会行动。集体讨价还价和工会活动不仅在法律形式上为人们所接受，而且在实际实践中也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以往曾是工人愤怒和政治化的重要原因的压制性国家逐渐从背景中消失。资本继而走到了产业关系体系的前台。其次，国家政策向民主方向的变化和劳工富有进攻性的挑战，迫使雇主改变他们对工人的行为。在很多工厂，家长制和专制管理作风缓慢地让位于更巧妙的控制形式。雇主意识到他们必须与工会共存，接受集体讨价还价作为正常产业秩序的－部分。
借用布拉威（Burawoy1985）的术语，国家政策和资本家态度发生的这些变化，导致了韩国产业体系逐渐发生了由“专制工厂体制”到“霸权体制”的转变。前者的基础是强制，而后者的基础则主要是公意（consent）和国家机关与工厂机关在制度上的分离。要看到管理专制主义在韩国产业中的终结，特别是在小企业的终结，显然还需要长得多的时间，尽管如此，自1987年以来在不同产业部门中可以看到这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工厂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韩国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休验的重大变化。对遭到非人对待的深刻愤怒，曾经为前几十年劳工抗议提供了跳板，而到这时候，这种愤怒逐渐弱化。工人因社会对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的地位歧视而产生的挫折感也逐渐减弱。因此，在90年代，劳工斗争主要由工人提高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组织权利的渴望所决定，而不是主要由要求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绝望呼喊所决定。
民主化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工人阶级斗争与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逐渐分离。随着军事统治的结束，这两种运动失去了将二者联合起来的共同敌人。在已经变化的政治环境中，民主运动开始将其关注重点从劳工问题转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分配、环境、性别不平等、消费和市民道德等。由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新社会运动”自觉地与有组织劳工运动和激进民众运动保持距离。很多知识分子劳工活动家离开了劳工运动，加入到这些新社会运动之中，或者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与此同时，劳工运动的主流变得更加实用，经济取向更强，从而使自己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拉开距离。
随着独裁主义劳动控制制度停止作为韩国劳工运动的关键决定性因素发挥作用，全球化出现了，它成了决定90年代韩国劳工斗争新舞台的形态的主导力量。面对出口市场越来越激烈的竞争，面对国内工会权力的增强，韩国资本家采取各种手法来增强劳动市场的弹性，遏制工作场所的劳工权力。公司的这些新手法对分裂韩国工人阶级产生了重大作用。以前具有同质性的工人阶级逐渐分裂为正式工人和非正式工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受保护工人和无保护工人。80年代后期通过劳工大攻势带来的经济总体改善，给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人带来了不相等的益处，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结果导致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对工人阶级团结起到了有害作用，并鼓励了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倾向。然而，这种经济趋势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冲突的新原因，形成了劳工动员的新对象。90年代劳动纠纷的主要关注点是工作职位保障，这种保障越来越受到全球化有害影响的威胁。劳工斗争的活力似乎从重化工业的蓝领工人转向了服务部门的白领工人。由于公司结构重组和非正式、工作不稳定工人群体人数快速增多，服务部门面临巨大压力。在资本的弹性化战略冲击下首当其冲的女工，也成了新工会主义的主要支持者。这种新工会主义寻求现有工会不予保护的工人的支持。与以前实际上都是年轻单身妇女的劳工活动家不同，很多新的女活动家是在服务部门工作的中年已婚妇女。尽管劳动冲突的边疆扩展了，新的行动者加入到了劳工运动之中，但劳工斗争的舞台仍限于与工作职位稳定和工资有关的经济问题。
因此，在新世纪的黎明，韩国工人阶级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作为一个新诞生的阶级，它也许继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工人阶级，拥有强大、有效的阶级组织，为社会提出一个新的、建设性的末来远景；或者，目前的经济问题也许迫使韩国工人阶级从事狭隘的工会活动，在内部四分五裂，在外部受到孤立。尽管韩国工人阶级的战斗性和旺盛斗志世界闻名，但在组织、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它仍是一个弱小和容易受到伤害的阶级。这是一个阶级意识还很粗浅、还有矛盾性的阶级，没有任何强大政治组织或党派支持，对社会结构替代选择方案没有明确的设想，只有初步形式的、以阶级为基础的共同体生活和文化模式。但是，这是一个有着强烈反抗精神的阶级，它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正有着鲜明的意识，有着高尚的团结情操，对政治活动经验的意识也越来越强。这是一个新形成的阶级，其政治认同和政治特性还有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演化中塑造和不断塑造。目前全球经济中的趋势和相关的政治、意识形态变化将对韩国工人阶级产生重大影响；它们也许会导致这个还处于孩提阶段的阶级解体，或者，可能重新燃起勇敢的劳工反抗和生机勃勃的阶级团结，从而形成一个更有内聚力、阶级觉悟更高的工人阶级。不管其未来演化的道路如何，由于韩国工人阶级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反对沉重压迫的史诗般斗争，由于它对促进韩国社会变得更加公正和更加民主做出了贡献，因此它不会被人们忘却。
[1]两年后，经团协的职能由（1970年就已经存在的）极大地扩大了的韩国经济团体联合会所接管。
[2]外籍工人的数量从1994年的81824名增加到1997年的267546名（参见UhSoo-Bong1999）。
[3]80年代后期，不隶属于韩国劳总的白领工会联合在一起，建立了独立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全国行业工会会议（业种会议）。
[4]第一次也是以前的惟－一次总罢工发生在光复后处于动荡时期的1946年。它是由战斗性的左翼工会大韩全国劳动组合评议会（“全评”）组织的。
[5]我1995年和2000年两次访问现代重工，在2000年6月的访问中，无论是工会领袖还是公司管理人员在将工人描述为已经变得越来越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时，都带着强调语气。
[6]我要感谢现代重工工会领袖金虎圭，是他给了我他写的一份报告和其他一些重要资料。他的妻子李秀卿以前也是一名劳工活动家，他和李秀卿通过多种方式为我的研究提供帮助（李秀卿现在是活跃的女权运动“蔚山男女平权会”的领导人）。
[7]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进行的对大型重工行业企业的几个调查显示，大约有1/3以上的人认为自己属于更广义上的中产阶级（参见LimYoung-llandLimHo1993）。
[8]因此，正如林荣一和林皓所认为的那样，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1987年大斗争之后的几年里，“工人的意识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健康的‘初生阶级意识’，同时也暴露出了统治意识形态的侵袭”（1993,48）。崔在弦（ChoeJae-Hyun1991）稍早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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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劳工大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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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七章劳工大攻势
一工人大斗争
二自发的性质
三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
四团结的诞生
五妇女在劳工运动中的边缘化
·结论
这就是现代汽车公司的二十年！在这个一直很平静的劳动者海洋中，一阵像高山一样的巨大波涛突然涌起。这就是工人演出的庄严一幕，他们过去不过是不断运转的传送带上的零件，而今他们拒绝再充当机器，并大声宣称：他们是人！（LeeSoo-won1994,74）
1987年夏爆发的巨大劳动冲突浪潮，是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此期间，韩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所有隐蔽的矛盾和工人长期积累的悲愤通过劳工的战斗涌向表面。从7～9月这三个月里发生了300次劳动纠纷，超过了快速工业化前20年发生的劳动冲突的总和。劳工骚动以惊人的速度和烈度横扫全国，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入瘫痪。几乎没有一个地区、没有一个产业部门或没有哪一种规模的企业免受劳工骚动的影响。在全国，成千上万工人几乎同时被动员起来，这种巨大的规模给韩国产业工人带来了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无论从“大规模”这一说法的哪一种意义上看，1987年夏爆发的这场大规模劳动冲突都可以（像韩国研究工人和劳动的专家所称的那样）够得上是“工人大斗争”。显然，这是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历史短时段。
一工人大斗争
插图十一场宏大的街头示威，与示威同时进行的为1987年6月被警察催泪瓦斯杀死的一名学生举行的葬礼，这是行进队伍（韩国《中央日报》提供）
像以前大规模劳工骚动的日期一样，这一史无前例的产业冲突浪潮是在反对独裁政权的运动所带来的突然政治变革背景下发生的（ChristianInstitutefortheStudyofJusticeandDevelopment1998）。1987年6月29日，当时任执政党民主正义党主席的卢泰愚突然宣布，民正党将接受反对党举行直接总统选举和实行宪制改革的要求，这是韩国政治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为在几乎长达30年的军事统治之后向民主过渡铺平了道路。全斗焕曾企图通过由选举团进行一次间接选举将权利移交给他一手挑选的继承人、他在韩国军官学校时的老同学卢泰愚。6月初，全斗焕专断地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改宪法进行的谈判，宣布他将举行一次间接选举，以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冲突和不稳定。这一独裁行动更加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因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和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事件被揭露而蓄积待发。随着学生抗议的蔓延，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开始参加到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中来，形成了革命的幽灵（见插图十）。6月29日的民主化宣言，是全斗焕政权对人民力量的一次策略上的让步，目的是企图避免这场政治危机的致命后果（Shin,Zho,andChey1994;Oh1999;DiamondandKim2000;SunhyukKim2000）。
显然，这场向民主的过渡不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像以往韩国发生的大多数其他政治动荡一样，主要的行动者是学生，他们在70年代和80年代为民主化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是，1987年6月学生领导的民主化斗争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量市民包括白领工人、小业主、城市贫民和产业工人的参与。随着街头抗议在全国各地不断升级，刚刚成立不久的几个白领工会开始参加到民主化运动中来。5月份和6月份，可以看到很多在首尔市中心区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就业的白领工人在午饭休息时间参加了学生的街头示威。
然而，在这场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产业工人的作用并不很明显。很多分析家认为，产业工人和劳工工会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说明劳工在民主化运动中只起到边缘作用的一个指标，是劳工领袖只占民主化运动全国大联盟领袖中的极少部分，而正是这一联盟领导了1987年春反对全斗焕政权的市民抗议；在2200名创始成员中，只有37名劳工代表（韩国《中央日报（新闻）》1987年7月7日，载LimYoung-ll1998,143）。工会在这场6月国内起义中没有发挥特别的作用，尽管很多工人作为个人参加了抗议，但没有证据显示街头示威中有产业工人任何有组织的参与[1]。全国性工会中心组织韩国劳总在这一时期的惟一行动是鲜明的反民主的：它公开附和全斗焕4月份取消宪制争论的做法，支持他的间接选举总统方案。很多面向政治的劳工团体参与了群众政治组织（MPO,masspoliticalorganizations），并意识到这次政治时机的重要性，但未能动员工人参加1987年6月的群众斗争[2]。
而另外一些分析家则强调产业工人在韩国向民主过渡过程中曾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数量比白领工人和店员更多的大量领工资工人事实上参加了6月间的街头示威[3]。不过，比产业工人实际参与更重要的是他们大规模参与的潜在威胁。崔章集（ChoiJangJip1993b）指出，全斗焕政权精心算计的政治自由化举动，是在成千上万工厂工人涌上街头这种很现实的威胁的影响下发生的（另见Chu1998）。鲁重琦也认为，“在6月底市民起义开始向工人阶级蔓延时，统治集团急于宣布民主化方案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不能低估具有潜在威胁性的劳工运动力量”（RohJoong-ki1995.81）
因此，在韩国劳工研究专家中，对于带来1987年6月那次向民主过渡的政治开放的主要动因是学生运动，对于劳工运动主要是作为一种潜在力量而不是作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对这一政治发展做出贡献，大家是没有异议的。而如果没有来自工人阶级的这种威胁，独裁统治的瓦解是否会发生，显然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不过似乎很明显的是，不管是由于内部组织弱点还是由于国家机器强加的外部制约，1987年之前韩国的有组织劳工还不能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力量行动。只是到了1987年春，这支力量才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增强。
不过，全斗焕政权一宣布政治自由化计划，产业劳工马上就被大规模地动员起来。在卢泰愚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两周内，爆发了一波劳工暴力冲突浪潮。劳工骚动以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愤怒程度像草原野火一样横扫全国。它从制造行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从1987年7～9月，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所有这些冲突都包含了停工、自发罢工或示威等行动。这一夏季发生的劳动纠纷数量超过了自60年代初以来整个出口导向工业化时期发生的纠纷数量的总和（图7-1）。在8月中旬，当劳工骚动达到高峰时，每天发生100多起劳动纠纷，为朴正熙和全斗焕时期年平均发生的数量。参加这些劳工行动的工人总数估计为120万人，大致相当于10人或10人以上企业经常性雇用的工人的1/3（MinistryofLabor1988;参见表7-l）。
图7-11975～1998年间的劳动纠纷和劳工工会数量
表7-11963～1998年间的工会活动情况
年份
纠纷
工会
工会会员（千人）
组织比率
A
B
1963
—
1820
224
20.3
9.4
1964
126
2105
272
23.3
11.5
1965
113
2255
302
22.4
11.6
1966
117
2359
327
22.7
11.8
1967
130
2619
378
22.2
12.4
1968
135
2732
413
21.1
12.1
1969
94
2939
445
21.3
12.5
1970
90
3063
473
20.0
12.6
1971
109
3061
497
19.7
2.7
1972
—
2961
515
20.4
12.9
1973
—
2865
548
20.4
13.2
1974
—
3352
656
22.1
14.8
1975
133
3585
750
23.0
15.8
1976
110
3854
846
23.3
16.5
1977
96
4042
955
24.3
16.7
1978
102
4301
1055
24.0
16.9
1979
105
4394
1088
23.6
16.8
1980
407
2618
948
20.1
14.7
1981
186
2141
967
19.6
14.6
1982
88
2194
984
19.1
14.4
1983
98
2238
1010
18.1
14.1
1984
113
2365
1011
16.8
13.2
1985
265
2534
1004
15.7
12.4
1986
276
2658
1036
15.5
12.3
1987
3749
4086
1267
17.3
13.8
1988
1813
6412
1707
22.0
17.8
1989
1616
7883
1932
23.3
18.6
1990
322
7698
1887
21.5
17.2
1991
234
7656
1803
19.7
15.9
1992
235
7527
1735
18.4
15.0
1993
144
7147
1667
17.2
14.2
1994
121
7025
1659
16.3
13.5
1995
88
6606
1615
15.3
12.7
1996
85
6424
1599
14.7
12.2
1997
78
5733
1484
13.5
11.2
1998
128
5560
1402
13.8
11.5
有趣的是，劳工骚动并不是从以前曾是劳工最活跃的首尔和京仁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蔚山是现代集团各公司的中心，其居民大多数是现代公司各家企业（包括现代造船、现代汽车、现代机械以及它们所属的公司）的雇员和他们的家属。像其他财阀集团一样，现代公司以前在其集团组织结构内部没有组织任何工会，只是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劳动纠纷，即1974年在现代造船公司发生的劳工暴力抗议。但在6月29日民主化宣言发表的两周内，实质上所有现代公司企业都卷入了劳动纠纷。现代公司的纠纷还扩散成为大规模的街头示威，点燃了现代公司所属小企业的劳动冲突。罢工浪潮很快蔓延到南部沿海地区重工亚集中的主要工业中心釜山、昌原和马山等地。到8月中旬，罢工浪潮蔓延到轻型制造业小企业集中的首尔-京仁地区。随后，劳工骚动又扩散到了西南部地区较小的城市。到8月底，全国均被劳动冲突所吞没。
然而，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劳动冲突的一次自发性、无组织，无协调的爆发。尽管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某些差别，但数以千计的劳动冲突在没有系统计划、战略或领导的情况下几乎同时在全国发生。没有全国性的或地区性的组织可以协调这次劳工行动的大爆发。尽管没有组织和领导，但工人利用独裁控制突然放松造成的这次机会来释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当然，这并非韩国工人第一次显示出其爆发性的特质；这种情况在朴正熙被暗杀留下政治真空之后的1980年春也曾发生过。不过，这一次劳动冲突的规模要大得多，范围要广得多，战斗性和实现组织目标的效果也大得多。
工人在这场大斗争中提出的要求，主要与工资和独裁主义的产业关系有关。在很多较大的公司中，工人都能获得20%～30％的工资增长，另外还增加了其他的好处。然而，像以往很多劳工抗议一样，得到像人一样对待这一要求和产业关系更加民主的要求，也像得到比较公平报酬的要求一样强烈。工人要求的清单通常是很长的，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的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
从很多方面看，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工人长期积累的“恨”爆发和释放的时刻。换言之，它是当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和怒火得到表达时，工人以一种冲动、情绪化和暴力的方式极大地展示他们释放出来的“恨”[4]。几乎1987年夏天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非法的行动，因为工人故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的强制冷却期和其他有关罢工的法律要求。工人对正常的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感到不满意，而是诉诸更具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由于工人对卑鄙和傲慢的管理人员和雇主进行报复，所以经常出现暴力行为。有些雇主由于害怕受到身体上的威胁，被迫对工人的漫天要价做出让步。一位韩国劳工分析家曾描述说。1987年的暴力性劳动冲突类似于工人发动的一场“阶级战争”，他们对如此长期以来一直忍受的压迫性劳工体制怀着深刻的不满并被突然地赋予了权力（SongHoHeun1994b）
然而，1987年的劳工大斗争与以前爆发的劳动冲突是不同的。工人不仅对发泄他们的悲愤感兴趣，而且对获得提高工资感兴趣。他们对获得组织上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长期利益也同样感兴趣——工会组织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几乎在所有发生激烈劳动冲突的工厂里，焦点性问题都是争取迫使管理方接受新组成的工会或以民主工会取代公司控制的（御用）工会。这一时期表现出的强烈工会意识，毫无疑问是过去斗争经验的结果。工人已经通过辛酸的经历认识到，资本或国家的暂时性让步并不能保证他们的条件得到长期改善，工会是他们能要求在工厂中得到尊重和做人尊严的惟一有效手段。正是阶级意识达到的这种新高度，使得1987年的斗争更加强大、更加具有战斗性和更加顽强：
因此，这次工人大斗争导致了工会数量和工会会员人数的巨量增加。在劳工起义的一年内，组建了多达4000个工会，70万名工人加入了工会（KimDong-Choon1995;LimYoug-ll1998）。工会总数急剧增加，从1986年底的2675个增加到1988年底的6164个（参见表7-l）。1989年初存在的工会当中，一半以上是1987年劳动大攻势之后组成的。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从100万人增加到170万人。大企业的工会化要比小企业更加成功。实际上所有新组成的工会都是民主工会，大多数公司控制的（或者说“鬼”）工会被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所取代。
1987年的劳工起义，使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前面指出，1987年和1988年发生激烈劳工斗争的场所不是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部门中的小企业，而是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这同时也意味着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的性别构成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主要是女工变成了主要是男工。当劳工骚动的野火吞没蔚山、昌原、马山等南部城市的大企业时，以前发生很多劳工冲突的九老、富川和安养等轻型制造业地区却相对比较平静。几乎一夜之间，重化工业大工厂中的半熟练男工出现在劳工运动的前线，将70年代曾经进行战斗并为民主劳工运动打基础的女工推到一边。
从另一个重要方面看，这场工人大斗争也意义重大。与以前的劳动罢工不同，这场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知识界团体发动、领导或积极指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完全是工人自愿和自发参加集体行动的结果。例如，1987年7月在现代公司开始的工会化斗争是由工人领导的，外部组织几乎没有提供支持。不仅在蔚山，而且在其他工业城镇，劳工抗议和罢工的领导人都是从各个工厂出现的：曾在80年代初工会化斗争中发挥如此突出作用的学生出身工人，在1987年没有发挥重要作用（Lim1992,138；我1993年与蔚山现代公司工人的访谈确证了这一点）。1987年以前，大多数学生出身工人一直在首尔-京仁地区工作，另有一些在大邱工作；他们当中很少能进入南部工业城市中较大的企业[5]。因此，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证明，韩国工人已经成长到不再需要知识界保护和代表的程度。韩国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他们自己的领导人、“有机知识分子”以及组织资源，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二自发的性质
我刚刚描述过，1987年的劳动冲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劳动冲突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的爆发。对于以下一点，研究劳工的韩国专家存在着普遍共识：1987年夏的劳动冲突，是在没有预谋和计划、没有预先想好的目的或战略思想的情况下发生的。劳工战斗性的爆发如此突然，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就连长时间以来为动员劳工而努力的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未能在其中发挥某种领导作用。研究劳工的杰出学者林荣一注意到，“很少有哪一场罢工是计划好的，即使是在企业内外的活动分子曾做了一些准备的少数几次罢工中，群众参与的速度和规模及其战斗性也使这种准备变得意义不大”（1989,89~90）。
1987年劳工冲突的爆炸性，很大程度上是韩国市民社会的政治动态造成的突然政治开放带来的结果。独裁主义国家机器对劳动体制的的暂时中止，为工人发泄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提供一次千载难逢的机。正如另一位敏锐的劳工问题分析家金东椿指出，“随‘6·29’《民主化宣言》而来的独裁政权政治控制放松之后，马上发生了这场斗争，而随着9月份压制的恢复，斗争又逐渐减弱下来。简言之，像过去的韩国劳工运动一样，是外部因素，尤其是政治因素，而不是工作场所的内部因素，对劳动纠纷发生和消失的总体情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KimDong-Choon1995,121）。因此，学者普遍达成一致的意见是，由于这次政治机会突然到来而未曾预期到，工人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工人是在自己方面以前没有做过任何努力或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对其他集团提供的机会做出反应，如果没有以往的劳工反抗经验，如果在工人中间没有组织活动的情况下，要想发生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事实上是很困难的。而且，这些劳工斗争的主导类型是具有战斗性、进攻性并以组织独立工会为目的，如果设想这种类型的斗争跟相当一部分韩国产业工人中间已经形成的阶级意识水平没有关系，那么当然是不正确的。大多数纠纷是在没有预谋、计划或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从这种意义上。才能说1987年的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工人并不是在以前没有做过组织集体反抗的努力的情况下，以一种纯粹冲动性的和非理性的方式对情况做出反应，因此不能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劳工起义是自发性的。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为什么1987年的劳工反叛首先发生在蔚山现代集团内部一个较小的企业即现代发动机公司，将是很有帮助的。1987年7月5日，在卢泰愚6月29日宣布民主改革不到一周的时间内，100名左右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便在蔚山市中心秘密开会成立工会。其他现代公司的工人也很快如法炮制。在宣布民主化之后的一个月内，现代公司12家企业几乎都要么已经组建了工会，要么处在组建过程之中。
如果考虑到前20年里现代公司工人的特点是高度的被动和沉默，那么这种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发展[6]。显然，如果没有政权的政治危机，工人反应的这种猛然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实际上，现代公司的工会化斗争并不完全是自发发生的。在数家现代集团公司企业中，此前就曾有若干工人一直在秘密准备组织工会，以便通过集体行动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在最早组建工会的现代发动机公司，小批工人曾通过各种小组活动积极培育同志关系和阶级意识。80年代初轻型制造部门的小组活动，曾由学生出身工人发起和领导，与此不同，现代公司的小组是在工人自己的创议下发展起来的，与外部知识界团体只有很微弱的关系[7]。
在这些小组中，最重要的是由权容睦在现代发动机公司组织的研究小组。权容睦在1987年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中曾以富有魅力的领导者身份出现。像他那些曾积极参加小组活动的工人同伴一样，权容睦是高中毕业生，对现代公司管理上的专制做法形成了强烈的不公正意识，并通过与政治异议知识分子的接触和通过广泛阅读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Kwon1988;LeeSoowon1994）。也许可以将他视为葛兰西（Gramsci1971）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榜样。80年代初，他组织了一个休闲活动小组，在周末参观文化遗迹。逐渐地，这个小组的注意力转向讨论他们工作场所的问题、研究劳动法和马克思主义文献。1986年，权容睦和他的同事成功地取得了“劳工管理协议会”的控制权，并把它从一个亲管理方的机构改造成一个更加代表工人的组织。他们接下来走的一步是组织工会。1987年春，他们挑选了几名小组成员为此做准备工作（LeeSoo-won1994,4~48）[8]正是这种准备工作，使得1987年7月机会一出现，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便能够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工会。同样的小组活动在蔚山现代集团公司的其他企业也在进行，包括现代汽车、现代重型电器、现代重工等（1994,39~79）[9]。
尽管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在没有外部活动分子或组织的系统计划或指导之下发生的，但自发的起义一发生，这种外来者在支持民主工会运动方面的作用就变得很重要。认识到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这一时期的罢工工人对民主工会显示出巨大的热情，但对工会几乎没有什么实际知识；他们不知道如何组织一个工会，如何注册，法律对工会活动有什么要求等。由于1987年7月和8月间每天发生100起劳动纠纷，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涉及工会化斗争，因此韩国民主工会运动面临一种危机。在对此做出反应的过程中，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劳工活动家小组、依托教会的劳工咨询中心和其他地域性劳动组织迅速行动起来。除了已经存在的活动分子组织网络之外，很多新的小组迅速建立，以满足参加工会化斗争的工人提出的大量援助要求。在接受林荣一访谈时，一名劳工活动分子（庆南劳工联合会的一名成员，这是以前因参加劳工活动而被开除的工人创立的组织）说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没有时间再想别的了。也没有需要想其他了。这场“大斗争”不是我们创造的，也不是我们以前敢想象我们能创造的，但目标已经一目了然。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在每个罢工企业组织一个民主工会。而且形成的工会必须得到保护。我们必须让他们集合到一起。要做的事太多了，人手很少，时间又不够，但这不是太难。工人接受它实在是太容易了。在他们解决他们企业的主要障碍之后，在罢工期间新出现的领导层的领导之下，工人立即聚集到我们的办事处，拿起传单便冲向邻近的其他企业（Lim1998,93n）。
正如这名活动家的话清楚地显示，尽管1987年劳工斗争爆发是由于工人群众的自发参与而发生，但这场斗争并非是在没有组织支持和指导的情况下杂乱无章地推进。在还没有组织的地方，新的组织随时可以形成，尽管大多数是非正式的和小规模的；在没有领导的地方，新的基层领导很快从罢工中出现。我们可以看到，1987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与1980年的情况有多么惊人的差别，工会意识和工人阶级团结的程度也是如此。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都是1987年以前的斗争的结果。
三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
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是从蔚山现代公司一个工厂的斗争开始的。这一点意义重大。现代是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和造船商。无论从其规模还是从其在韩国经济中的作用来看，现代公司显然代表了韩国工业力量的核心。像在其他财阀企业一样，工会在现代公司被视为禁区。该公司的创立者郑周永以坚定的反工会立场而闻名；像后来三星集团的创立者李秉喆一样，他曾警告他的工人：“直到黄土盖住我的眼睛，否则我永远不允许建立工会”（LeeSon－won1994，35）因此，现代公司工厂工会的形成，对其他企业的劳工活动分子来说是一起重大事件。从很多方面看，现代公司发展起来的劳工斗争模式使这一时期的韩国工人阶级斗争形成了有趣的特征，留下了鲜明的烙印。
现代集团的劳工工会化类似一场暴动。1987年7月5日，在宣布政治自由化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大约100名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在蔚山闹市区的一个迪斯科舞厅秘密开会，组成了工会。前面己经提到过，这是一小批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为组织工会而准备的工人的努力结果。
在这个工会的领头之下，在6月29日宣言发表之后的一个月内，现代公司其他12家企业都发生了工会化斗争。然而，其他企业的工会化并不像在现代发动机公司那样顺利，或者说没有那么成功。在受到最初的冲击之后，现代公司管理方镇定下来，试图阻止工会化的努力。现代公司最初阻止工会化的做法是极其拙劣的，而且适得其反。例如，7月16日，当现代尾浦造船公司工人在市政厅正要注册他们新组建的工会时，几名男子突然出现，抢走了他们的注册文件，并登上等在外面的汽车迅速离开。这一笨拙的反工会行动被媒体公开，招来社会各界的一阵猛烈批判。由于管理方这种错误，尾浦造船公司工人注册新组建工会的做法得到了官方的批准。
然而，这样的错误并不妨碍现代集团其他公司的管理方尝试采用其他方法。现代集团内部两家最大的公司现代重工和现代汽车采用的方法更加狡猾和有效。这种方法是，在强有力的独立工会组成之前，抢先鼓动拥护管理方的工人组建工会。由于韩国劳动法禁止一家公司建立多个工会，因此这种策略对否认后来组建的有代表性工会的合法地位是十分有效。这种方法未能阻止现代汽车组建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会，但成功地使现代重工的独立工会变得软弱无力，并在很长时间里分裂了劳动队伍。因此，最猛烈的工人斗争发生在现代重工，斗争围绕的是是否承认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
不过，一旦成功地组成了工会，现代集团工人便通过一份很长的工会要求清单表达他们长期受到压制的悲愤；除了工资提高25%～30%之外，工人的要求还包括：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废除对头发长度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提高每日午餐的质量等。有趣的是，在发型和上班前做操等方面对个人自由的要求，在现代集团各企业的罢工中都提出来了，显示出工人对军事式工作环境的强烈不满。现代集团军事式的纪律是相当有名的，不过这当然并非韩国较大的制造企业所独有。工人经常被大门门卫拦住测量他们头发的长度，而且如果发现工人头发的长度超过了公司规定，门卫就用大剪刀当场把他们的头发剪短（LeeSoo-won1994,30）。在生产工人离开工厂时还要接受搜身。难怪现代工人开始罢工时，他们首先砸掉的是门卫办公室。
现代集团单个企业出现的工会化运动汇合成一场集团层面上的团结斗争。1987年8月8日，来自12家现代集团企业的代表集会，成立了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现代发动机公司的权容睦当选协议会议事长。在应付现代集团高度集中的权威结构方面，工会活动家打算采取一种协调一致的方法。他们知道，在现代集团，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集团层面上做出的，而且，最终都要由大权独揽的会长决定。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立即与管理方发生了冲突：在管理方与协议会之间进行集团层面工资谈判的要求，承认现代重工已经组成的真正的工会[10]。但管理方拒绝就他们认为是属于不合法的组织展开谈判。工人则已经做好了显示自己力量的准备。8月17日早晨，数千名现代集团工人在现代重工公司工厂集会并向市区进发（见插图）。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是翻斗卡车、叉车、救火车和混土搅拌车。在喧天的锣鼓声中，人群高唱刚刚学会的歌曲并高喊：“打倒郑周永！”他们在大街上遇到防暴警察。警察向抗议者施放催泪瓦斯，但很快他们在愤怒的人群纷纷冲过来的情况下落荒而逃。警察局长提出举行谈判。他与权容睦对坐在四车道的马路中间进行谈判。在权容睦承诺保持和平示威的情况下，他允许示威者前往南屋山（音，前往蔚山市中心的中间站），然后回到现代重工公司、工人步行3公里到了南屋山，一路喊着唱着，然后和平地回到他们的工作场所。
插图十一现代公司工人1987年8月向蔚山公共体育场进军
（韩国《中央日报》提供）
第二天，示威规模更大了，组织得也更好了。来自位于蔚山的现代集团各公司的工人在8月18日一大早就集中到现代重工公司大院。据估计来了4万名工人。到八九点钟的时候又有3万名妻子儿女加入。他们向蔚山市出发，同样以翻斗车、叉车和重型车辆打头。领头的人群以防瓦斯面具和安全帽为武装，他们的目的地是蔚山体育场。示威者遇到了4500名警察，不过警察意识到他们对付不了用重型车辆引导的4万名示威者。除了让示威者继续前进之外，警察别无选择。工人突然变得不可战胜。当他们和平地到达体育场的时候，示威者增加到6万人。母亲、妻子、儿女们与工人一起前进。游行队伍绵延约3.2公里，用了5个小时完成了到达体育场的游行。
在体育场里,工人后来受到了一名政府代表而不是现代公司管理人员的接待。这位劳动部副部长从首尔飞往蔚山与工人谈判。他主持了权容睦与劳动事务课课长之间的谈判。由这位副部长亲自宣布的谈判协议实际上接受工人的所有要求，包括大幅提高工资和承认现代重工公司的独立工会。体育场中的6万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欢呼雀跃，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这是现代集团公司工人通过集体行动获得的第一场胜利。现代公司一位劳工活跃领导分子后来写道，“8月18日是现代公司工人或者说全国所有工人获得新生的日子，他们克服了‘恨’，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走向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末来的一次伟大、庄严的进军”（LeeSoo-won1994,103）。
然而，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胜利和一次短暂的胜利。现代集团管理方决定无视劳动部副部长做过的承诺，而且否认现代重工的新工会领导和现代集团劳动组合协议会的合法性。随后，工资谈判也陷入僵局，劳工骚动仍在继续。
现代集团公司工人斗争的第二个高涨时期在临近1988年底的时候发生。劳动纠纷围绕一份集体合同的谈判和4名被解雇劳工领袖的复职问题展开。双方都不愿妥协，工会号召于12月12日举行罢工，这场罢工后来成为韩国劳工史上历时最长的罢工，延续了128天。这场罢工延续时间长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工会领导层内部缺乏紧密团结和管理方排斥打压工会领袖的手法。就在罢工之前，现代重工的工人选举徐太守为新的工会主席。然而，徐太守背叛了工会会员，私自与管理方签订了集体合同，而没有征求会员的同意。愤怒的工人投票否决了集体合同。他们还投票罢免了徐太守，另选李元昆（音）为工会主席。但公司拒绝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徐太守拒不下台，给工会造成持续的组织问题。
在蔚山现代重工公司工人罢工的同时，171名工人1988年12月15日前往首尔去见郑周永。这是现代集团公司工人第三次去首尔现代集团总部去见他。第一次是在1987年8月，当时新组建的现代重工公司工会官员到首尔去见他，请求承认这个民主工会。第二次是在1987年11月，现代发动机公司工人去见郑周永，要求释放他们被关押的领导人权容睦。现代公司工人知道，郑周永是现代公司重要决定的最终裁定人。他们相信，即使是警察抓捕和释放工人，也多多少少是出自郑周永之手。然而，郑周永拒绝接见罢工者。抗议者在首尔现代集团总部大楼前面举行静坐示威，但由于12月29日警察的攻击而不得不结束抗议。1988年，2月28日，卢泰愚总统发布了“维持国内安全和法律秩序的特别声明”，标志着政府重新采取压制性的措施和1987年7月以来普遍存在的相对自由政治气氛的终结。无论是政治气氛的变化还是新年假期，似乎都肯定会弱化蔚山现代公司罢工工人的斗志。
然而，1989年1月发生的一起新事件，给正在减弱的烈火浇了一桶汽油。1月8日黎明时分，一群武装男子冲进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的办事处，用棒球棍和木棒殴打熟睡中的办事处人员，并将家具什物砸烂。这个联合会是由那些曾被监禁并在随后被现代集团各公司解雇的工会领导人于1988年2月组织的，其中包括权容睦和其他强硬的核心领导人。1988年，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接替了现代劳动组合协议会的角色，在指导各个企业工会行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11]。显然，现代公司管理方想打掉这个外部的战斗性劳工组织，割断其与车间工会领导人的联系。很有趣的是，这次袭击是由现代重工雇佣的专门破坏工会分子、美籍韩人詹姆斯·李（李权绍，音）组织的。这一事件被揭露后，使得蔚山的工人怒火中烧，引发了蔚山和来自其他地区的3万名工人在蔚山举行的一次宏大的集会，谴责现代公司管理方的恐怖主义行动，并誓言要与现代重工罢工工人一起团结斗争到底。
工人与管理方之间的激烈对抗一直持续到1989年春。这一罢工的延续期充满了工人与管理方之间、反对管理方工人与支持管理方工人之间的暴力斗争。像很多其他韩国企业一样，现代重工也组织了“护社队”（保护公司的武装团体），它由管理工作人员、工厂保卫人员和雇佣的暴徒组成。现代重工试图利用这一组织劝阻那些态度比较消极的工人不要参与罢工。但是，与70年代通常成为男性暴力受害者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不同，现代公司和其他重工业企业的男工人不是那样容易被压服的。现代公司工人对警察干预做出反应的方式，生动地说明了劳动冲突的舞台己经改变。工人抗议不仅人数极其庞大，动辄达到万人以上，而且他们使用各种防护武器，使他们成为不容易通过威吓而加以控制的人群。在控制这种罢工者时，警察暴力注定会失去很大效力。如果不是从更深刻的社会学意义上看，而是从这种身体的意义上看，那么可以说1987年以后韩国劳工运动与以前由女性主导的争取建立民主工会的斗争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公司的请求下，警方宣布了1989年3月30目将突入现代重工公司大院结束罢工的计划。然而，罢工者投票表决要战斗到底。在这个预定日期之前的一天，罢工者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展示了包括汽油弹、迫击炮和他们生产的很多其他土制武器，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罢工的第109天即3月30日黎明，随着多发信号弹射向早晨的天空，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式行动开始了。这是一场陆、海、空联合作战。陆地上，提早集中在现代重工工厂前面的防暴警察开始行动，并不时喷射瓦斯。海上，远洋船只运来了8个中队的警察。空中，直升机盘旋在工厂大院上空并向工人宣布：“你们已经被包围。违反法律的工人们，请你们自动投降。”这是一场很大的军事行动，被称为“蔚山30日行动”,代号为“朝露”。大约1.5万名警察被动员参加了这次行动。
然而，当警察部队进入工厂大院时，竟然没有发现罢工者，因为他们在午夜已经偷偷溜出大院，在现代公司宿舍大楼前重新集合。中午，在臭名昭著的白骨团（经过特殊武术训练的一支警察部队）的一个分队的掩护下，防暴警察冲进工人宿舍。白骨团毫不留情地殴打反抗的工人，并逮捕了他们当中的数百人。但这没有使罢工结束。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工人抵抗发展成大规模的街头战斗。附近现代发动机公司的大约1500名工人同伴宣布举行一天的同情罢工并涌向大街。来自现代汽车、现代尾浦造船和其他现代集团所属企业的成千上万名工人也涌向大街。蔚山东部地区变成的一个战区。
第二天，街头战斗规模更大、更具暴力性。附近地区的几十名学生也前来加入现代公司工人的斗争，大批居民也参加了街头抗议。看到白骨团如此残酷地攻击她们的丈夫和父亲，很多现代公司工人的妻子和孩子也燃起怒火，成为街头战斗的直接参加者。她们阻止警察进入街道胡同追赶逃跑的工人，他们筹集资金将前来援助工人的学生藏在家里，他们收集空瓶子用于制造燃烧瓶。街头战斗延续了10天，到1989年4月18日结束，52名工会领袖被捕，59名工人被开除。对于这次痛苦的结束，工人后来写道：“长达128天的罢工，现代重工工人的自豪达到了新的高度。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但自1987年以来他们一直高举民主工会的大旗，然而，这场罢工被现代公司残酷的恐怖主义和庞大的警察部队镇压下去了。罢工结束了，深深的‘恨’又留在了现代公司工人的脑海中。”（LeeSoo-won1994,255）。
然而，现代重工128天的罢工远不是一次失败。工人未能实现他们提出的释放工会领导人的要求，但通过斗争，他们成功地获得了一些很珍贵的东西。团结精神诞生了。从越来越多地参加斗争的工人当中，可以明显看到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工会在行动中更加强大、更加民主了，工会会员有了大量增加。例如，在车间，工人被组织成小组和委员会，在很多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开始有了某种发言权。所有这些变化，意味着管理者失去了对车间工人的很大权力；他们甚至对好斗的工人变得害怕起来。
现代公司工人斗争的第三个主要插曲，围绕一些似乎相对较小的问题在现代重工公司再次发生，这种斗争被称为“戈利亚斗争”（Goliatstruggle）1990年1月，现代重工工人选举产生了第五届工会执行委员。工会领导经常变换，虽然工会官员的任期为两年，但在两年半时间里已经换了五届，这是由于罢工期间工会领袖经常被捕和工会领导层的内部分裂造成的。随着现代集团工会运动的演变，大多数工会被分成两派，一派是具有战斗性的“民主派”，强调跨越各公司的阶级团结和进行争取改革压制性劳工政策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而温和实用主义者（“实利派”）想把他们的集体行动限定为争取实现比较直接的公司一级的目标。现代重工工会由激进会员所主导，而现代汽车工会则由比较温和的、方针比较实用的领导层所领导。
现代重工工人打算在工作时间举行新当选的工会官员的就职会议，而公司方否决了这一请求。工会还请求允许工人提早下班参加在128天大罢工期间被捕的5名工会领袖的法庭听证会，但公司方也否决了这一请求。新工会领袖决定无视管理方的决定，按原定方案执行他们的计划。公司方立即向警察报告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警察将新工会领袖逮捕。激进的工会会员将这种不友善的举动视为管理方故意挑起战斗并彻底削弱工会，他们决定除了战斗之外别无选择。
被监禁的前工会领袖被判刑很重，尤其是对于稍早发生在KBS广播电台的一场罢工的参加者，法庭的判罚却很轻，参加那场罢工的100多名广播业工人均被释放，这两种情形一对比，更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现代公司工人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和社会）歧视工厂工人。一份工会传单指责说，“他们的态度是，对摇笔杆的和播广播的就害怕，而对拿锤子和焊枪的工人就可以不屑一顾，这一次我们要一劳永逸地纠正这种态度”（LeeSoo-won1994,292）。显然，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工人的直接经济利益。正如李秀远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工人有这个社会歧视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这种共同的感觉，引发了现代重工的这次罢工”（291）。后来有一份罢工传单将这次罢工定义为“不只是现代重工工会的一场斗争，而是为了处在危险当中的两千五百万工人的信任和自尊心而与独裁政权进行的伟大战斗”（Ulsannodongchongchaekkyoyukhyophoe蔚山劳动政策教育协会1995,71）。工人阶级的自尊心和义气感（“义理”），是现代公司罢工者赋予他们集体行动以意义时的至高无尚的价值，而这是1987年之后时期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般特征（KimDong-Choon1995,445~448）。
然而，在决定举行罢工之后，工会在领导方面面临严重的问题。在工会领导人当中，很多人要么被监禁，要么不愿领导罢工。被选举担任非常对策委员会的两名男工会领导人，以家庭原因为由拒绝接受这种罢工主张（二人都是不久前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可以理解，他们不愿承担几乎肯定又会把他们送回监狱的角色）。后来被推举主持非常对策委员会的另外两人也拒绝接任。最后，李甲用同意接受这一职责。因此，戈利亚斗争开始了，这是现代重工发生的一场宏大的工人斗争，这场斗争引发了一场有全国各地很多民主工会参加的总罢工。像此前几年里的情况一样，这次劳工抗议之所以可能，并不一定是由于有强有力的工会领导，而是由于有激进普通工人团体自下而上的强有力推动。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先进劳动者”）人数大量增加，而工厂外部有激进的劳工领袖，是决定1987这一时期劳工斗争状况的关键因素[12]。尽管现代公司各企业的工会领导人更倾向于采取温和和实用主义的态度，但在激进的普通工会会员的压力下，他们通常被迫采取战斗性对杭的方法（Ulsannodongchongchaekkyoyukhyophoe1995;LimHo1992,185~186;KimDong-Choon1995,342~360）。
从一开始，现代重工1990年春的罢工就具有政治斗争的特点，直接针对的是压制劳工的国家机构。具有战斗性的工会会员并没有一种经过很好计划的战略，但他们有着异常坚强的反抗决心。他们誓言：“我们宁死决不投降”。当警察的进攻迫在眉睫时，由78名抗议者组成的核心群体爬上一架巨大的起重机，停留在82米高的空中，他们希望能在那里无限期地进行斗争。地面上，数千名工人与大批警察部队对峙。大约有1.2万名警察和白骨团成员冲进了现代重工工厂。蔚山市的东区又一次变成了暴力的战场。
现代重工工人的戈利亚斗争不是发生在单一工厂车间的单纯罢工。韩国具有战斗性的劳工团体都把它视为全体工人阶级反对压制性国家和资本家阶级的一场政治斗争。因此，当罢工在现代重工开始后，其他地方的激进工人领袖马上组织同情斗争。现代汽车工人4月28日早晨试图阻挡防暴普察，不让他们开往现代重工，另外有4个现代公司工会决定举行显示团结精神的罢工。4月30日，新组成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决定号召总罢工。5月4日，全国各地146家企业的大约12万名工人参加总罢工，支持现代重工工人的斗争。
然而，这些同情罢工只延续了数天。即使是现代集团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工会现代汽车公司工会也决定于5月4日结束罢工并复工。尽管全劳协在民主工会阵营中有很高的地位，但它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组织，无法动员起大规模的总罢工来支持现代重工的斗争。随着外部支持的逐渐减弱，街头的斗争也逐步退去，只留下在戈利亚牌起重机上的核心小组抗议者，他们孤立无援且士气低落。他们以绝食继续抵抗，但最终于5月10日不得不投降。李秀远写道，“在5月10日凌晨两点钟，51条‘孤独的狼’一个一个地爬下82米高的戈利亚起重机的阶梯。无法控制的眼泪从他们的眼中夺眶而出……因为为全国性劳工斗争举起火炬的这场历史性斗争，对他们来说却是一次完全的失败”（1994,299）。
四团结的诞生
工人大斗争意义最重大的结果是工人认同和工人团结的迅速成长。工厂工人不再是社会嘲笑的对象，不再被嘲笑为“打工仔”和“打工妹”（尽管这两个词没有从流行俗语中消失）。普通工人对承认他们自己的工厂工人身份也不再感到羞耻。当工人声言“我为当一名工人而自豪”的时候，这可能不再仅仅是一句自己肯定自己的话。产业工人不断变化的人口构成状况（来自城市地区、受过高中教育的工人越来越多），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经济地位的改善，都对80年代后五年确立一种具有更肯定意义的工人认同起到了作用。民众话语的影响和工人阶级社区的缓慢扩大，也对促进阶级团结起到了工具作用。但是，正是工人奋起要求得到社会尊重时采取的雄壮和强有力方式，为韩国产业工人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认同的成长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要素。
如果说在1987年以前，强烈的工人阶级认同仅仅限于相对少数先进的、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先进劳动者”），那么，这次工人大斗争的经验则将它带给了产业工人大众。通过积极参加这场斗争，通过在斗争中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工人能够获得某种相对于雇主和管理者的权力感。他们意识到，工人能关闭工厂，能使整个经济瘫痪，他们看到他们确实能让资本家跪倒在他们面前。这场工人大斗争为社会也为工人自己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认识到如果工人被大规模动员起来时，他们可以发挥多么大的原始力量。这种新的权力感肯定促进了他们的阶级认同，因为阶级认同并不是仅仅因为共同的地位就会形成的，而是要求对一个人所认同的集团有某种程度的肯定性评价。因此，工人大斗争的经验，在帮助工人克服失败主义和逃避主义意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意识长期以来曾支配着工人。
由此而诞生的工人阶级团结，并不限于同一工作场所的工人，而且还延伸到同一企业集团或同一地理区域的工人同伴。我们以现代公司为例子可以看到，受雇于同一财阀集团的不同企业的工人，一旦成功地在企业层面上建立起工会，他们便组织集团公司层面上的工会协议会。在现代集团工会协议会成立之后的数月内，大宇、鲜京、起亚、双龙等财阀集团也组成了集团内部企业间的工会组织。这些企业工会协议会并不是得到法律认可的机构，然而，它们在增强所属工会之间的团结、支持集团层面上的集体讨价还价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
不过，意义更重大的发展，也许是位于同一地区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人越来越增强的团结。以地区为基础的团结斗争，在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出现，其中九老工人的团结斗争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说80年代初这种团结斗争还是涓涓细流，那么到80年代后期，这已经变成民主劳工运动的洪流。而且，如果说早先企业之间工人团结的主要基础是在同一地区工作的劳工活跃分子组成的小网络，那么后来新形式的团结斗争的基础则是同一地区不同企业的普通工人之间不断增强的团结感情。不仅在蔚山，而且在马山—昌原地区和首尔-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工人都前往其他邻近工厂援助工人同伴的罢工和示威（Ulsannodongchongchaekkyoyukhyophoe）。工人的团结表现为几种形式：到工人同伴的工厂参加抗议、参加街头示威、筹集罢工资金、开展同情罢工等。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在较小的企业中比较频繁发生。当小企业的工会会员发现难以捍卫他们新组成的工会避免管理方敌意行动的破坏时，他们通常首先寻求邻近工厂工人同伴的帮助，然后才想到请求韩国劳总和其他组织的帮助。借用凡塔西亚（Fantasia1998）的术语，80年代后期，在很多韩国城镇，诞生了明显的“团结的文化”。
与较早时期相比，这一次劳动冲突浪潮中出现的工人团结并没有随着冲突结束而蒸发掉。工人了解到了建设阶级组织的重要性。在1987年斗争之后，劳工领袖很快着手建立企业间的地区性协商组织。第一个地区性协议会在马山一昌原这两个邻近的工业城市形成，在那里集中了重化工业企业，很多战斗性工会已经在中小型制造企业中形成。马昌劳动组合协议会于1987年12月成立，该地区40个地方工会参加了协议会。其他地区也如法炮制，1988年春从首尔、仁川、城南地区开始成立协议会。到1988年底，形成了11个地区协议会，其中包含403个工会和11.35万个工会会员（Huh1989,162）。
这些地区联合体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企业工人之间在劳工教育、公共关系活动、协调地方工会之间的罢工活动等方面的合作。不过，它们只是松散组织起来的、协商性的组织，内部统一性很差，组织力量很小。正如林皓指出，“大多数地区性工会协议会只有相对较低水平的团结，因为它们是在工会领袖之间的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以普通工人的广泛互动和密切联系为基础”（LimHo1992,147）。
与蓝领工会的组织发展进程一起，白领工会运动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早先已经组织起来的财经工人之外，受雇于媒体、医院、印刷业、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白领工人和专业工作人员也成功地组织起厂工会。这一时期出现活跃的白领工会运动，主要是由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白领工人不断恶化的工作岗位市场。在产业升级和深化过程中，随着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的迅速增加，随着事务性工作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不断实现流程合理化，无论从韩国白领工人工作的性质还是从其经济地位来看，他们都越来越无产阶级化。尤其受到白领工人无产阶级化损害的是那些在财经部门就业的白领工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大学学位、在提升的阶梯上再也爬不上去的白领工人。随着他们的工作越来越常规化和他们的经济地位越来越边缘化，韩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也做出与其他产业界的工人一样的集体反应。他们意识到，工会是对付他们不断恶化的工作岗位市场的最佳途径。
然而，在韩国，白领工会运动只不过是“工具集体主义”（instrumentalcollectivism,Goldthorpeetal.1969）的表现。白领工会运动活跃的第二个原因或者说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是这场运动是政治性的。媒体工人、教员、政府资助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和印刷业雇员当中富有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是他们对韩国工作场所缺乏民主的反应，而且是对国家机器对知识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反应。因韩国各种组织中的高度独裁主义文化而受到损害的不仅有蓝领工人，而且有白领工人。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噤若寒蝉、普遍很糟糕的产业关系等，既是蓝领工人也是白领工人工作情形的特征（Janelli1993;ChoongSoonKim1992）。而且，新闻工作者、教员和研究人员还要接受国家对他们工作的意识形态控制，经常被迫生产国家指定的材料[13]。尽管对知识性工作的意识形态控制在殖民统治时期的韩国就已经存在，但上过大学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80年代这个高度政治化的十年里也起来反对它（插图十二）。他们将学生的行动主义文化也带到了他们的职业领域，并迫切地要使他们的工作场所更加民主化和更加人道。因此，活跃的白领工会运动成了80年代后期开始的韩国民主工会运动的又一个支柱（参见SuhKwan-moandShimSǒng-bo1989;Minjuhwaundongchikjangchǒngnyǒnhoe1989;ChoU-hyunandYunJin-ho1994;KimJin-young1994;SuhDoo-won1998）。
在最初阶段，白领工会组织为职业联合会或行业联合会。这主要是因为，同一类型的职业或行业中的白领工人受到同样的市场压力，而且经常一起与政府打交道以便保护自己。因此，到1988年底，成立了8个职业/行业联合会。包括：全国事务金融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言论劳动组合联合会、医院劳动组合联合会、民主出版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国大学教职员劳动组合联合会和建筑工人劳动组合联合会。
插图十二白领工人的一次绝食斗争
［社会写真研究所（Sahoesajinyǒnguso）提供，1989，302］
在工会化活动纷纷兴起的过程中，民主工会运动的最终任务是建立一个与保守的韩国劳总不同的“民主工会”全国性中心。经过多次内部讨论和争论之后[14]。民主劳工运动团体l990年1月22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全国性中心，即“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简称“全劳协”）。在建立的时候，全劳协有456个工会（占全国工会总数的5.8%）和16万名工会会员（占全国工会会员总数的8.6%）（KimDong-Choon1995,400）。14个地区性蓝领工会协议会和两个职业、行业联合会加入了全劳协。
然而，全劳协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组织。尽管它声称要成为全国性中心，但它由相对较少的工会构成（它们主要代表中小型制造企业工人加上咨询性的地区协议会）。它未能把像现代和大宇这样的大集团企业的工会和大多数白领工会包括进来。这两个影响很大的大工会对全劳协的成立表示了象征性的支持，但却决定不参加全劳协，这显露了民主工会运动内部的分裂，并且预示着这个新的激进工会中心将面临严重的组织困难。尽管组织上薄弱并受到政府的严厉压制，但全劳协代表了劳工最真正的声音，得到了富有献身精神的地方工会会员的支持（KimKeun-su1995,49~51）。
五妇女在劳工运动中的边缘化
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使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点燃1987年夏劳工斗争大火并为全国性劳工骚动定下调子的，主要是那些此前相对比较平静的工人——受雇于重化工业的半熟练男工。他们突然走上舞台，从70年代和直到80年代中期一直是基层工会运动主力的女工手中接过了领导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当时韩国经济的主导趋势是从女性主导的轻型制造业转向由男性主导的重化工业，因此韩国劳工运动性别构成发生的这种转变应当是可以预见的。尽管60、70年代工厂女工的人数比男工人数增加更快，但这种趋势在80年代中期开始逆转。到80年代初的时候，韩国产业结构的核心已经变成重化工业。受雇于这一部门的工人绝大多数是熟练和半熟练男工。
但是，这种宏观结构变化本身不足以说明以下问题：为什么在对1987年夏天的政治机会做出反应时，以往曾是劳工活动活跃中心的首尔和京仁地区工人比南部地区工业城市中的男工更平静、更缓慢？在解释这种相对被动性时，还应当考虑到其他政治和经济因素。首先一个因素是过去的行动遗留的消极后果。在过去劳工行动曾高度活跃的京仁地区工业团地，如九老工业团地，大多数工会已经因严厉镇压而瘫痪，工人对集体行动的反应比较消极，对这种行动的效果疑虑较多（KimDong-Choon1995,114）
第二个因素是学生活动中出现的趋势。在80年代中期，特别是在九老团结斗争之后，学生活动已经从工作场所工会化向更广泛地从政治上组织阶级斗争的方向转变。很多学生出身工人离开了工厂，而80年代中期的学生运动将很多时间和精力经历花费在热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不再从事工作场所的活动。因此，当市民起义导致突然的政治开放时，首尔-京仁地区本来应该能够将工人动员起来的先锋劳工活动家却对这次机会毫无准备。
第三个因素是80年代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小企业经济状况普遍低迷。韩国出口行业的劳动密集部门在80年代不断衰落，使得受雇于纺织、服装和其他轻型制造业企业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中处于脆弱的地位——比重化工业大型企业中的工人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要差得多。
但是，也必须认识到，尽管反应很慢和很弱，但首尔-京仁地区工人后来也起来了，并参加了1987年的工人大斗争。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在中小型企业发生的劳动纠纷数量更多。官方的劳动统计数字显示，1987年发生劳动纠纷数量为3494起，其中37％发生在工人少于100名的企业，另有40％发生在工人人数为100～299名的中型企业。只有229起发生在工人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Han’gukkidokkyosahoemunjeyǒnguwon1987b,44）。由于女工在中小型企业中占很大比例，因此可以估计，1987年女工的劳动冲突参与率与男工的参与率并没有很大的不同。确实，1987年8月，仁川、大邱和马山的工业团地的大多数纺织和电子企业卷入了劳动冲突。尤其是，马山自由出口加工区（MAFEZ）成为激烈的劳工斗争新场所，其中一些斗争是由学生出身工人领导的（Seun-kyungKim1997,113~128;Joeng-LimNam2000）。在首尔和仁川地区，通常比单身妇女更保守和消极的很多已婚妇女也参与了抗议行动。而且，罢工男工的妻子（她们本人不是工人）也时常参加这一时期的罢工（Han’gukkidokkyosahoemunjeyǒnguwon1957b,70~105;Nam2000）。
因此，如果说韩国劳工运动的主要行动者已经发生转变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在男工变得活跃的同时女工突然变得消极甚至无动于衷。毋宁说，这种转变意味着领导角色发生了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工斗争动态的转变。新的男性行动者的出现，既受到了活动家的欢迎，也受到学生的欢迎，因为他们更具战斗性，阶级觉悟更高，受过更好的教育，在反抗暴力镇压方面比女工更有力量。由于暴力已经成为韩国压制劳工的主要手段，因此在对1987年之后劳工斗争的各种描述中，人们通常都提到了男工更强的反抗能力。一个以基督教徒为基础的劳工组织写的一份报告注意到，在罢工由男工领导的大型企业，公司方一般来说不敢组织“护社队”来破坏罢工（Han’gukkidokkyosahoemunjeyǒnguwon1987b）。这份报告在突出强调现代公司工人利用他们自己的条件反抗警察攻击的能力的同时，接着指出，“这与国际商事和釜山其他由女工占大多数的企业以前发生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在以前，罢工在最初阶段就被护社队和警察粉碎了。这也预示着未来的韩国劳工运动不可避免地要由重化工业的男工来领导”（1987,85~86）[15]。
另外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轻型制造行业发生的劳动纠纷类型与重工业部门发生的劳动纠纷类型之间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差别。例如，人们注意到，“在大多数企业属于纺织行业的大邱地区，工人大斗争期间劳动纠纷只是在8月10日之后才大量发生，但却在同一天或在数日内便结束，而且这些斗争大部分没有发展为组建民主工会。相比之下，蔚山地区的劳动冲突的特点是它们在全国首先发生，而且大多数劳动冲突发展为组织新的工会”（KimDong-Choon1995,119）。当然，这种趋异是因行业类型和企业规模的不同造成的，而不是因性别差异造成的。但是，由于产业劳动队伍的分布存在按性别区隔的情况，人们会很容易将轻型制造业工人的特点与预先假定的女工的性别特点混为一谈。不管怎样，蔚山、马山、昌原和巨济发生的具有战斗性和进攻性的劳工行动，使得发生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许许多多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显得相形见绌，尽管在这些斗争中有大量女工像男工一样积极参与。
在男工1987年登上工人阶级斗争中心舞台之后，女工很快被推到一边。1987～1988年间组成的很多工会绝大多数由重化工业的男工主导，而且从总体上看它们在劳工运动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在地方和全国层面上的新工会领导权为具有战斗性的男工所掌握，他们领导了工人大斗争期间的暴力性罢工。根据韩国劳动部的一项调查，1989年，女工占工会会员总数的27.4%，但从全国来看，各地工会由妇女担任主席只占3.6%（ParkKi-Sung1991,78）。最具战斗性和政治取向最明显的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的会员中女性的比例很高（占43%），因为它代表了中小企业的工会。然而，它却是主要由男性领导人管理的，尽管有几名妇女在其组织等级中也占据了高级职位（鲁会灿和金志宣。这一信息是根据私人通信了解到的）。因此，1987后的韩国劳工运动显示出了与其他工业社会一样的趋势——劳工运动由金属和化工行业的男工主导，女工和妇女的利益在这种由男性主导的劳动运动中被边缘化。
然而，这种女工的边缘化不仅发生在劳工运动的动力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向大众再现妇女劳工斗争的情况时，在有关妇女劳工斗争的学术话语中，也发生了这种边缘化。正如女权主义批评家指出，无论是劳工活动家还是学者通常都贬低了女工在韩国工人阶级斗争中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例如，金贤美认为，自从1987年大斗争以来，“妇女的活动很快被降低到次要地位，甚至那些活动家和持同情态度的观察家也这样认为”（KimHyunMee1997,130）。对于人们描述妇女劳工行动时对女性作用的贬低，金贤美提出了更有力的批评：“人们的描述给人的印象通常是，女工曾经从事过韩国劳工史上（70年代）无论从质还是从量方面看都不成功的民主工会运动，而后来又没有积极参加80年代在全国发生的猛烈劳工运动。事实上，自1957年大斗争以来，妇女领导的民主工会运动几乎一直没有被包含在主流话语之中”（1999,139~140）。
人们对妇女劳工斗争所做的具有性别偏见的再现，并不限于妇女在1987年之后的作用。在很多有关1987年前劳工运动的著述中，存在着贬低由女工领导的70年代劳工运动的明显倾向。总的来说，70年代的劳工斗争被展示为自发的、经济主义的、被动的、缺乏阶级团结和政治意识的。这种特征概括在8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当时的学生活动家批评了与政治工会主义相对的经济工会主义。对于按企业开展的经济工会主义，当时人们把它描述成需要克服的有缺陷的战略。这种有缺陷的战略被明确地或含蓄地归因于它主要依赖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在回顾过去时，有些作者甚至认为，“不管怎样，70年代的劳工运动以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为基础，成了劳工运动实现质的发展的主要障碍”（YangSeung-jo1990,137）。另外一些作者对女工在早期劳工斗争中发挥的作用评价较高，但通常贬低她们斗争的阶级性质[16]。正如金贤美认为，目前有关韩国劳工运动当代史的著述总的来说“通常是揭示以妇女为中心的劳工运动的局限、使人们看不到女工在80年代的参与，从而达到强调和歌颂80年代劳工斗争的政治取向和阶级特性的目的”（KimHyunMee1990,140）
女权主义者对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流行话语的批评，尽管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我倾向于认为，这种再现并非完全由于性别偏向，或者说并非像金贤美（1999，40）所说的那样，是由于“家长制阴谋”。我认为，人们中间还存在着一种近视的历史视野，从而造成有人低估1987年以前的斗争和妇女在斗争中的作用。如果只是从规模、强度、战斗性和政治性等方面将70年代的劳工运动与1987年的斗争比较，那么就很容易贬低7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大意义。在这些方面，显然有一个量的飞跃和质的变化。另外，由于1987年的劳动冲突随着那些未参加以前斗争的工人的自发行动而很突然地爆发，所以人们很容易假定这场斗争与1987年以前的韩国劳工运动没有什么连续性。确实，很多年轻学者似乎认为，以前的斗争对1987年以后的劳工运动贡献不大；韩国工人达到这一阶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阶级当中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和民主化进程。这可能是1987年以后写的几乎所有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书籍和博士论文都将1987年工人大斗争作为起点的原因。有人还告诉过我，在民主劳总进行的劳工史教育也把重点集中放在1987年之后的时期，甚至一些最深思熟虑的劳工研究专家似乎也看轻1987年之前的斗争在韩国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例如，林荣一认为，“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以前，韩国工人阶级在阶级政治中从没有成为一个主要行动者或一个参量”（1998,76）。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在从1961～1987年工人大斗争这一整个时期里，韩国劳工运动没有显示出进展到最低限度的‘政治性劳工运动’的进程”（78）。
我这些年来访谈过的很多过去的劳工活动家，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对最近的著述中概括70年代工会运动特征的方式——即把它概括为过于经济主义，认为它是太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缺乏政治意识——感到不快。他们表示遗憾的是，人们似乎并不了解他们尝试组织独立工会时面对的环境有多么困难。东一纺织公司工会的石正南说：“我们在70年代不得不进行的是一种冒死的斗争”（2000年6月访谈）。组成独立工会，保护它不被管理方的恶毒攻击所破坏，本身就需要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付出巨大牺牲“在这种形势下还能有什么更高的指望呢？”元丰纺织公司工会男主席方墉锡这样问那些批评70年代狭隘工会主义的人（1994年6月访谈；另见Bang1994）。他声称，要从70年代的工人那里指望开展具有阶级意识的政治斗争完全不现实。而且他认为，事实上是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促使工人付出如此多的牺牲才建立起来的工会遭到破坏。80年代初清溪纺织工会男工会领袖闵钟德也对“短视的认识”感到遗憾，认为这种认识通常轻视了他们对韩国劳工运动曾做出的实际贡献。他质疑如果没有他们在较早时期进行的斗争，工人阶级是否能得到如今的地位。
因此，无论是具有性别偏见的再现还是近视的历史视野，都使得妇女在韩国劳工运动中的作用被边缘化，而且使人们看不到这种作用[17]。确实，在80年代中期之前曾在基层工会运动中十分活跃的大多数妇女已经离开了产业领域。她们当中很多人变成了家庭主妇，但大多数人拒绝仅仅当家庭主妇，并继续从事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女权主义组织、环保运动或其他社会运动）。而她们都没有失去强烈的阶级不平等意识和与工人阶级很深的认同感[18]。
结论
1987年劳工战斗性的爆发，显然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分水岭。1987年的这场劳工运动，与以前的斗争有着质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冲突的类型和组织力量方面，而且体现在主要行动者、地区、行业和性别构成方面。自从这场大规模劳动进攻发生以来，韩国劳工运动组织得更好了，变得更加强大、更具有进取心了，而且是由男工领导并相对独立于外部知识界团体。因此，1987年的劳工战斗性，使劳资之间的势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使普通产业工人的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发生重大变化。
然而，如果将1987年之后的韩国劳工史视为是与以前不连续的，就是说，如果认为1987年后充分发展的韩国劳工运动只是在这次劳工战斗性自发爆发之后才开始形成的，那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是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演化缺乏历史眼光的认识，极大地低估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发生、由年轻女工发挥主导作用的劳工斗争的贡献。正是通过这一较早时期勇敢工人发动的很多独自、艰难的斗争，韩国工人才形成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和和集体认同感，才意识到团结和组织有代表性。1987年大斗争表现出来的战斗性和阶级团结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过去历次斗争、少数几次胜利和多次失败累积的结果。通过这些胜利和失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工人觉悟的这种逐渐变化很大程度是在平静的表面下悄悄发生的，但它为1987年的火山爆发积蓄好了能量。
早期“经济主义的”斗争对1987年之后的“新工会主义”做出贡献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是通过形成秘密的活动家网络。尽管南部工业带似乎是与这种活动家氛围和社会网络相对隔开的，但二者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事实上，正如现代公司工人的情况显示，当时该公司出现了相当一批理解能力强、有政治觉悟的工人，他们与主要集中在首尔一仁川地区的政治活动家有联系或者受到他们的影响。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一种激进的政治文化远远传播到了这个早期劳工活动活跃的中心区域之外。当然，这种新的“团结文化”没有渗透到工人群众之中，但它确实渗透到了相当一批“先进劳动者”（有先进阶级意识的工人）之中。如果没有轻型制造行业中由女性主导的早期工人斗争，这些当地的工人阶级运动领袖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1987年和以后几年的劳工斗争模式明显地证明了韩国存在专制劳动关系和独裁主义劳动控制的遗留。当这种严密控制一旦放松，工人长期受到压制的怒火和悲愤便爆发为自发和暴力的行动。多年积累下来的“恨”被释放出来，这种“恨”不只是反对低工资或极差的工作条件，而且是反对管理人员的非人对待和社会对劳动者表现出的鄙视态度。像以前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劳工行动也是高度情绪化和具有道义色彩的。工人对恢复他们的人的尊严和社会尊重要比对实现具体的物质目的更感兴趣。他们为工会而战，因为他们认识到工会能保证他们的自豪感和人类尊严。劳工行动通常都伴有工人强烈的反资本家情绪和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极不信任，并且受到这种情绪和不信任的推动。因此，集体讨价还价通常采取阶级战斗的形式，在这种战斗中任何退让都被视为彻底投降（KimDong-choon1995,444-45）。所有这些方面，显然都是头些年极度压制性和排斥性的劳动体制造成的结果。1987年斗争的重大意义在于，工人大批大批地行动起来了，向这种前20年曾带来可观经济增长的严酷独裁主义劳动体制发起了正面进攻。
[1]林荣一认为，“直到由学生、城市中间阶层、反对党组成的民主联盟通过激烈的战争式反抗行动和做出巨大牺牲并从军事统治权力那里取得重大让步为止，韩国劳工运动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LimYoung-ll1998，143）。
[2]1985～1986年间，在这些激进分子劳工团体中间发生了分裂，陷入激烈意识形态和战略问题的争论之中（参见Lim1998，144~146）。
[3]这一点有以下事实为证：在这一时期被捕的人当中，劳工占最大比例。尽管其中很多人可能是建筑工人或临时工（叁见KimYoung-soo1999,207）。
[4]这种想法是由朴东向我提示的。他是一名学生出身的工人，后来又回到了高丽大学研究生院。1987年，他在九老工业团地工作。他向我提供了自己富有见地的看法，并安排我于1995年夏参观了首尔-京仁地区的几家工厂。为此，我想向他表示感谢。
[5]金虎圭是受雇于蔚山现代公司一家工厂的学生出身工人。我1995年曾对他进行过访淡，他说，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爆发之前，他们当中很多人曾一直有计划转移到蔚山。他们的活动集中在首尔和仁川附近的工业区，学生出身工人很少从首尔去蔚山，金虎圭本人1987年后去了蔚山。
[6]以前，在1980年，在现代重工公司曾有过一次组织工会的尝试。有趣的是，这次尝试不是由工人发起的，而是由一名叫李岷武（音）的倾向劳工的经理所发起的。然而，他的大胆尝试还没有对其他工人产生什么影响，就被新建立的军事政权镇压下去了（参见LeeSoo-won1994,34~35）
[7]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小组根本没有从外部组织获得任何帮助。事实上，他们得到过蔚山社会宣教协议会的帮助。不过他们并不依赖这些外部团体的支持（参见LeeSoo-won1994,23,62）
[8]根据李秀远的报告，现代发动机公司劳工活动家曾计划在1987年6月或7月间组织工会。
[9]1985年，在现代汽车公司，5名具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已经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以唤醒他们的工人同伴的觉悟。在现代重型电器公司，一名叫全章洙（音）的大学毕业生也曾组织一个同样的小组。
[10]就在这个得到绝大多数工人支持的真正工会组成之前，现代重工管理方帮助极少数支持管理方的工人组织了一个工会并注册为唯一合法的工会。尽管之后工人在一次几乎是匿名的投票中以新的独立领导人取代了亲管理方的领导人，但现代集团管理方拒绝承认这些新的领导人为合法。
[11]现代公司被解雇雇员联合会与蔚山的社会宣教团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两个组织包含有几名曾积极支持权容睦和其他劳工领袖的学生出身工人（参见LeeSoo-won1994;Ulsannodongchǒngchaekkyoyukhyōphoe1995）
[12]现代解雇劳动者协议会在协调和指导现代各公司工会活动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出现暴力性劳工斗争的时期。
[13]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KBS和MBC这两大广播公司的公共媒体雇员反对政府干涉媒体内容的斗争。不过，最重大的挑战来自学校教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试图组织工会作为使教育摆脱政府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从二战结束开始，教员工会运动有着浓厚的左翼渊源，国家机器在压制他们的时候特别严厉。由于参加非法组织的教员工会，政府曾强迫学校开除数百名教师。不过这种运动一直在继续，直到金大中政府于1998年最终批准成立教员工会。
[14]1987年之后的工会活动分子分为为几个阵营（参见KimDong-Choon1995,365;KimYoung-kiandParksǒng-ok1989;KimKeun-su1995,46~53）。
[15]在这方面，余贤美（音）认为，“那种强调男子汉特质的劳工形象，将暴力理想化为男性的一个天然部分……劳工运动通过宣扬这种理想的男子汉劳动者形象，发展和确保了劳工的战斗性。这样做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工人将他们体力反抗的激烈程度解释为显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KimHyunMee1997,64）。
[16]例如，林荣一认为，“这一时期（70年代后期）由劳动密集性制造部门不熟练单身妇女领导的劳工运动，只是具有“工人阶级运动”的象征性意义。从很多方面看，作为这一时期由进步知识分子和教会组织领导的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意义与这一民主运动是一样的“（1998,80）
[17]我的一名很好的同事曹恩向我指出，我所说的“近视的历史视野”本身就可能是由于“对女性的盲点”造成的。她说得有些道理，不过我仍然认为性别偏见只是一部分原因。
[18]这是我访谈十几位70年代曾当过工人并积极参加过基层工会运动的妇女时获得的最生动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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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工人认同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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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六章工人认同和意识
以前我们不希望自己是一名工人，我时常害怕别人知道我是工人。而今我有了自信，我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是工人。”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是受尊重的社会成员，是一堂堂正正的人而感到自豪。（载KimKyǒng-sooketal.1986,117）
20世纪70年代和进入80年代后韩国工人抗议活动中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得到像人一样对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很多自发和暴力的抗议要求得到它，工人经常变换工作来寻求它。工人如此关心的“得到像人一样对待”，似乎有两个含义。笫一是得到最低限度的工作条件：身体上能够承受的工时，安全的工作环境，不过多地加班，至少每周有一天的自由支配时间，还有就是足量的报酬。当全泰壹点燃自己的时候，他喊的是“我们不是机器！”他是在为千百万在最难以忍受的体力劳动条件下呻吟的工人的呐喊。第二个含义与产业关系的改善有关，即改善雇主和管理人员对待工人的方式。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在工厂工作意味着工人必须接受对他们做人尊严和自我价值感的经常袭扰。工厂不仅充满了灰尘和机器噪音，而且充斥着工头和监管人员撒向体力劳动工人的喊叫、咒骂和毁谤语言。工人还受到不断的语言和身体方面的滥用权威。对女工而言，还要受到性骚扰。韩国的工厂工作，意味着工人不仅出卖他8个或10个小时的劳动力，而且意味着为了一点点收入牺牲他或她的自尊和尊严。
因此，韩国工人呼喊得到像人一样对待，是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物质形式和符号形式的压迫的反应。韩国工人对他们的工作体验做出反应时采取的相当情绪化和暴力的方式，就缘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因此，在研究韩国工人认同和意识的发展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除了要密切关注无产阶级存在的物质条件之外，还要密切关注阶级关系的符号和文化方面。
本章探讨工人阶级体验的文化方面，考察工人生活体验的这一方面如何塑造他们的斗争形式，并探讨他们形成工人认同和阶级意识的方式。其中特别关注的是工人阶级体验中的地位问题，因为被工人体验为受到非人对待的情形，很多与社会对工厂工人的鄙视态度有关。工厂工作长期以来视为身份低、卑下和可轻视的职业。韩国工厂中高度独裁主义的、滥用权威的习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以对工厂工人的这种地位评判为基础的，而糟糕的工厂工作条件，进一步加重了社会对工厂工人的鄙视。
因此，地位是韩国工人关心的一个首要问题，他们的阶级体验与他们的地位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与常规社会分层理论的假设不同，在这里我们并不将阶级和地位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两种分离和互相矛盾的等级次序。韩国工人既为反对阶级压迫而斗争，也为反对地位不平等而斗争，而他们的斗争同时既改善了阶级状况也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性别是一重要要素，但可以将它理解为反映了地位的一个方面）。承认他们的地位体验的重要性，有助于说明韩国工人阶级的抗议为何具有高度情绪化和爆炸性的特质，并有助于解释韩国工人发展他们的工人认同和阶级意识的方式。
一“臭工人”
随着工厂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个人员数量迅速增大的主要职业类别，韩国社会对这个群体做出了矛盾的反应。尽管人们承认工厂工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以相当严重的鄙视态度看待这个人群。工厂工人被视为低下、卑微和不受尊重的地位，而且这种社会态度表现在日常语言和流行媒体描绘工广工人的方式中。因而在60、70年代乃至80年代给工人造成巨大的心理痛苦的语言中，最明显地表达这种社会态度的，是人们用来称呼工厂工人的以下两个羞辱性词语：“打工妹”（kongsuni，“孔顺尼”）和“打工仔’（kongdoli，“孔多里”）。这两个术语都带给人一种做奴仆性工作、生来不幸不得不在工厂干粗话的印象（“孔”的意思是指“工厂”或“工业”，“顺尼”和“多里”是韩国旧时常用作对下层阶级女孩和男孩的称呼）[1]。因此，“打工妹”和“打工仔”体现了传统儒家等级制度在现在职业结构中的投射，保持了同样的对体力劳动者的否定性评价。
“打工妹”过个标签，尤其困扰着那些敏感的年轻女工，她们离开农村老家时对向上流社会流动怀有很高的渴望。但她们的实际生活却因社会强加给她们“工厂女工”这种负面形象而充满了失望。一名工人写了一片优美的短文，谈及她对这些标签的悲观感受：
在工厂工作的女人是打工妹，在工厂工作的男人是打工仔。打工妹和打工仔就是下贱的家伙，简直不值一提，只不过是松松散散的土老冒——他们就是这样描述我们这一大群人。就是我们不喜欢，我们也得是打工妹，这就是因为我们在工厂工作。如果有人问我们在哪儿上班，我们只是说“在一家小公司”。可是，打工妹无法掩盖她们的真正身份。她们不管怎么化妆，穿得多好，也会露出来。她们很在意穿着、发式和化妆，想掩盖自己的身份。人们说我们挣钱不多，穿着打扮倒花得不少，可这是因为我们想摘去他们扣给我们的“打工妹”帽子。（载KimKyǒng-sooketal.1986，111）
女工很害怕认识她们的人看到她们穿工厂制服，以至于她们在休息时间从工厂外出打电话时也坚持要换衣服。我曾与之访谈的几名女工向我承认，当她们看到以前的同学迎面走来时曾悄悄躲开。有一位女工说，当她去闹市区买东西或节假日去看电影时，手里总是拿着一散文书或者杂志。对工厂女工的否定性社会形象，易于被工人自己内化。一名工人回忆说，“当我开始从事工厂工作时，我不理解‘工人’的含义，但过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我是社会上通常说的‘臭工人’”（载KimKyǒng-sooketal.1986，116）。“臭工人”的标签是60年代和70年代工人常用词汇的一部分。一名上专为工人开办的夜校的工厂女工不能理解为什么那些从贵族学校毕业的人竟然当夜校教员，她写道：“他们怎么会……花时间在这里与我们这样的臭工人在一起呢？也许，他们也找不到更体面的工作”（Suk1984,22）。
社会对体力劳动的羞辱性态度被深刻地制度化于产业体系之中。我们在第三章曾看到，韩国产业中在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存在鲜明的工资差别。此外，一整套规定和仪式的设计，从不同的衣服编码和发型到利用公司设施（如就餐地点和上下班班车）的差别，都是为了强化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差别。尽管在传统儒家社会中身份区分的主要依据是年龄，但年轻工程师（他们是大学毕业生）以居高临下的语气与生产工人说话的情况也很常见。
必须承认，其他工业社会的工厂工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也受到中产阶级的鄙视。早期无产者的社会几乎毫无例外地是肮脏、粗野和地位低的工人形象。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和工作环境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最初一代的工厂工人的行为模式未能达到中产阶级的标准。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农民出身的大部分工厂工人群众缺乏纪律性和道德意识，他们的教养就更不用提了。正如托马斯·史密斯指出，即使是在日本，“来自中产阶级的同情者也不厌其烦地提醒他们（工厂工人），只有他们约束自己臭名昭著的酗酒、赌博、嫖妓癖好和家庭暴力倾向，他们才能得到更多的尊重，而很多工人也表示同意”（Smith1988,245）。工人也认为自己有缺陷。当提到20世纪的情况时。二村一夫说道，“当这些团体的领袖要求充分承认蓝领工人为社会成员时，他们同样也号召这些工人通过自我修养、提高技能，而且总的来说通过‘努力成为值得尊重的人’来变得值得社会的接受”（Nimura1997,227）。
不过，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一代韩国工厂工人并没有显露出表明他们缺乏纪律和存在道德缺点的行为特征。就他们的公德而论，韩国工厂工人值得社会尊敬的程度即使不比其他人群高，也绝不比其他人群低。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社会行为的流行话语中，找不到任何负面的评论。工厂工人受到社会普遍的如此蔑视性对待，主要原因是以传统儒家学说为依据的身份等级制的遗留以及他们从体力劳动中只能挣得很低的收入。
但是，重要的是要承认，这并非由于韩国传统的身份制度仍很强大和未受触动。事实上，“两班”身份制度在20世纪初已经被日本殖民政府破除，其物质基础也被战后的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彻底摧毁。然而，尽管传统的“两班”身份制度已经完全瓦解，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时期里韩国人民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但有趣的是旧的身份等级制仍经常被用作当代韩国社会的身份等级排列和社会认同的参照框架。从某种群度上说，这是由于韩国身份制度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造成的。尽管传统的身份等级制已经被摧毁，但取代它的新身份制度还没有形成（KimKyǒng-Dong1993）。正如卡特·埃克特（Eckert1993）所论证的那样，由于韩国资产阶级兴起的特殊历史和政治背景，它未能确立具在社会中的意识形态霸权。因此，从60～80年代这一韩国快速工业增长的时期，是一个阶级力量与身份等级通常只是松散地重合、地位秩序仍继续受到传统等级制影响的过渡期。
二教育意识形态的影响力
严格说来，并不是传统的封建身份等级制被用来贬低工人。毋宁说，是对教育的强调这一儒家身份制度的核心在历经巨大社会变迁之后仍然保留下来，成为地位等级排列的最关键准绳。当然，教育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但是，在像韩国这种人们经历过巨大政治动乱和个人命运出现过如此巨大波动的社会中，教育成了更有把握和更可靠的社会流动途径。而且，由于存在韩国式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因此受到更高的教育是比财富和政治权力更高的道德诉求。尽管以传统阶级制度（“两班”与“常民”）为基础的身份等级制已经不合法，尽管职业等级制度的身份秩序已经模糊不清，但以教育文凭为依据的社会等级制度仍未受触动，而且实际上变得更加强烈了。地位竞争中的几乎一切事情，如今似乎都归结为教育权力的合法化。无论是提高地位的诉求者还是地位降低的受害者都参照受教育程度来判断地位，并以此作为他们判断的主要标准。
因此，至少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工厂工人解释和勉强地接受社会对他们的鄙视的典型方式，是参照教育意识形态。他们相信，未受教育即是他们在工作中受到的所有虐待的原因，也是人们在社会中对他们表现出鄙视态度的原因。教育意识形态在韩国社会中的影响力及其对工人社会意识的影响，通过工人经常提到他们的受教育状况而得到充分证明。尽管他们意识到工作中存在经济上的不公正，尽管他们对这种不公正发起抗议，但他们受到的教育程度较低这一事实似乎总是萦绕在他们心头。尽管工人抗议说，“难道工人就不应得到最低限度的休息吗？”但他们的这种反抗心理容易带着对教育的某种参照。“即使我们由于没有受过教育而受雇于从事这种辛苦的工厂工作，我们也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虐待了”（载KimKyǒng-sooketal.1986,144）。70、80年代工人写的作文和独立工会发表的公开声明都充分显示，韩国工人对他们缺乏教育感到多么痛苦。例如，东一公司工人的一份传单写道：“即使我们未受教育和知道得不多，我们也不能与我们面对的不公正妥协；即使我们贫穷和饥饿，我们也不能靠粪尿生活”（Suk1984,161）。
韩国工人经常提到他们未受教育的缺陷表明，在70年代和进入80年代初以后，他们没有形成平均主义意识形态和强烈的权利平等意讽。修饰语“即使我们末受教育”意味着：只要受到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对待并役有违反他们的公平意识，他们是愿意接受这种不平等对待的；这一早期阶段韩国工人压倒一切的“得到像人一样对待”的要求，并不一定是主张平均主义关系。教育意识形态已经暗含了那些“未受教育的”人必须服从受过教育的人，而不能期待从社会得到太多[2]。
在一个类似的事例中，史密斯在分析日本早期的劳动关系和劳工抗议时，也强调了地位和教育的重要性。他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时期日本工人抗议的特点，更多的是由于地位意识而不是权利意识：
权利思想并不会引起地位所引起的那种道德情操的表达。就业关系被视为一种地位不平等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领主与仆从、主人与奴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一方的仁慈和另一方的忠诚和顺从。如果忽视主导这种关系的道德规范，雇主便被谴责为不义、残忍、野蛮、自私、无人性、违反天理和人道。（Smith1998,329）
史密斯还指出，地位关系的核心是教育意识心态：“地位是以教育为依据的，教育至高无上的目的则是道德传授——义务、忠诚、孝顺、人与人之间应承担的义务——这三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教育的目的。撇开个别的例外情况不谈，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道德情操随教育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工人通常被描绘为未受教育的、无知的、缺乏头脑的和不道德的”（245）。史密斯认为，由于这种社会背景，早期的日本工人提出的要求强调“地位的提高和得到更好对待”，而不是强调从平均主义意义上理解的工人权利（245）。二村一夫也指出了同样一点：“日本劳工工会运动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鲜明的特征，它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保持和改善工作条件。它对工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敏感，并不断地要求‘全社会和各个公司接受蓝领工人，将他们视为人’”（1997,227）。
在要求和意识方面将70年代韩国工人的抗议等同于早期日本工人的抗议，是不合适的。韩国工人受到传统身份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并没有像20世纪初的日本工人那样完全社会化到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当中。韩国工人像早期日本工人那样经常地使用身份语言，但他们使用权利语言的情形也一样多。简言之，韩国工人的的情感既受到地位意识也受到权利意识的影响。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世纪剧烈社会变迁的猛烈冲击之下瓦解和不稳定的韩国传统身份制度。因此，正如布兰特（Brandt1971）在对一个韩国小渔村的敏锐研究中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韩国社会的特点是互相矛盾的趋势的共存：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平均主义精神与等级制价值观、和谐与冲突。
然而，以教育为依据的地位压迫是韩国工人的阶级体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工人显然将世界视为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但他们在日记和作文中描述的不平等，通常更多的是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而不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不平等，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不平等就谈得更少了。一名工人写道，“受教育者与未受教育之间的不平等简直是天壤之别”（Han1980,58）。即是受教育者高高在上，用鄙视的眼光看不起未受教育者。
毫不奇怪，教育差别时常被管理人员利用来作为论证他们以不平等和高度独裁主义的态度对待生产工人的合理性。例如，当Y.H.商事工人抱怨管理工作人员与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的歧视性奖励制度。管理人员告诉她们：“因为你只是小学毕业，所以养大你没化多少钱，可是管理人员至少都是高中毕业。因此，要求得同样的待遇，行得通吗？”（ChǒnY.H.nodongchohap1984,74）。如果工人表现出不悦的脸色，管理人员会用羞辱性的语调对她说：“你不高兴，那你为什么不让人雇你担任管理职位呢？”（74）。据说Y.H.商事女工除了眼含愤愤不平的泪水之外，对这个问题不知如何回应。一位曾在安养工业区工作的工人告诉我，可能再也没有什么比被称为“缺乏教养”或“愚昧”更让工人感到愤怒和烦恼了。他们时常被管理人员、劳动官员和警察这样呼喊，这也是他们从更广大的社会中感受到的普遍态度。对这种符号压迫的愤怒，是70年代和80年代爆发的工人暴力抗议的基础。
三性别压迫
工厂女工除了地位像工厂男工一样普遍低下之外，还受到对她们的女性特征的严重和恶意攻击。对于一名妇女来说，受雇为工厂工人，在杂乱的工厂环境中做辛苦的体力劳动，被认为相当于失去了她们的女人气质，变得没有女人味。年轻女工经常因这种恐惧而苦恼不已。一名工人哀叹说：“人们说，女人的声音必须细声慢气，女人必须有礼貌，要以优雅的方式说法，要贤淑……可是我们怎么样呢？要是用这种标准来衡量，我们肯定得零分。除非我们互相大声说话，否则根本听不见。由于我们必须穿着工作服在机器之间来回跑动，我们的行为自然就变得粗鲁了”（Chang1984,42~43）。
因此，年轻女工受到了双重的压迫：性别歧视和对体力劳动的文化贬低。对年轻女工来说，“臭工人”是她们更进一步的身份损失。对在充满灰尘、噪音和粗俗语言的工厂环境中工作的妇女持鄙视态度，并不限于管理人员或工头，在男工同伴中也很常见。在东一、元丰和Y.H.商事等公司的工厂，男工对抗议女工施加的身体和言语暴力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反映了他们对工厂女工深刻的偏见。我认为，这不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出的性别歧视，因为如果是中产阶级妇女，他们很可能就不会采取同样的行为，因此其中还包含着以地位为依据的歧视。可悲的是，工厂男工也像管理人员一样，对他们的女工同伴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歧视。不过，这种情况并不是韩国男工独有的。事实上，正如保罗·威利斯（PaulWillis1977）指出，某种程度的性别歧视和对某些不同阶层妇女的双重标准，是工人阶级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方面。蓝领男工也许能因人们以男子气概来颂扬体力劳动而得到某种虚假的优越感，而工厂女工则成了蓝领男工当中普遍存在的这种男性自大主义的受害者。威利斯指出，羞辱女工同伴，也许是男性工人阶级文化普遍存在的重要特征。韩国男工对从事劳工活动的女工同伴的敌意，某种程度上是这种工人阶级文化造成的。
工厂女工还受到“不就是打工妹吗”等说法中包含的符号暴力的损害，只要她们显示出任何抵抗的迹象，男上司便对她们使用这样的语言。女工会活动家在日常还受到管理人员以下述羞辱性的语言嘲笑：“你们这种妞儿……不就是打工妹吗？懂得这种事吗？”
性别歧视在韩国工业中还以比较直截了当的形式出现。正如有关其他很多国家社会中的工厂妇女的人种学研究所报告的那样，韩国工厂女工也普遍被诋毁为放荡和性滥（参见Ong1991）。工业城镇传播着恶毒的流言：“工业团地中没有一个是处女”（YuDong-wu1984,44）。这种性诋毁是工厂女工厌恶被插上“打工妹”的标签并在公共场所尽力装扮成学生和白领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借用希尔施曼（Hirschman1971）的术语来说就是，工厂女工有着比工厂男工更强烈的“脱离”欲望。将工厂就业定义为她们人生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就是她们最典型的脱离取向。然而，她们意识到，如果她们离开工厂工作，等待她们的也好不到哪儿去。
另一种比较积极的反应是在工厂工作的同时试图获得教育。大批女工上教会组织、商业机构办的夜校，或者有时候上自己公司办的夜校。一名工人说，“很难找到没有上过某种‘学苑’（晚间开课的商业性机构开办的课程）的工人”（Song1982,99）。不用说，在筋疲力尽工作很长时间后还要念书，对这些工人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但很多工人决心克服所有这些困难坚持上学。一名工人解释说，“这是由于我认为，我得不到像人样的对待是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辛苦工作10个小时之后已经极其疲劳，连吃顿饱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尽管这样，我还是必须上学。要是受到“更好的”教育后我能得到像人一样对待，那就好了”（SukHee-sook1985,载Chun1985,48）。另一名工人写道：“工作之后学习是很困难的，但只是在工厂里工作我受不了。我坚信只要我努力学习，我就能够走出这种世界”（ChangNam-soo1984，27）。
然而，对大多数年轻工人来说，上夜校或参加教会组织主办的以教育为方向的小组活动，首要的动机似乎更多心理或情绪上的，而不是工具性的。她们当中大多数人认识到，要通过考试获得高中毕业文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获得了文凭，她们上升到白领职位的可能性也极其渺茫。因此，上这些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她们割断自己与“打工妹”这一标签的联系这种心理需要。重要的是要看到，主要是年轻女工上夜校。这最有可能是因为，与男子不一样，对于女工来说，除了通过教育或婚姻之外，无论现实中还是心理上都没有实现向上流社会流动的途径。事实上，上夜校或参加教会赞助的教育活动，很大程度上是由获得文化技能的愿望促动的。如学习认汉字、插花、烹饪等，将使她们的婚姻前景变得更好，尽管她们后来认识到，在文化修养方面的努力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多大差别（Suk1984,20~27）。
很有趣的是，随着受到触动的女工在夜校教员的指导下对不平等结构形成更尖锐的意识，她们中间强烈的脱离取向渐渐地转变成了积极的“表达”（voice）取向。尽管大多数女工最初是因为她们对社会流动的渴望而被夜校录取，或为教会赞助的小组活动吸纳——夜校和小组活动的大多数课程原先是根据完成普通高中课程而开设的——但这些教育活动逐渐转变成提高意识的重要活动场所。工厂女工占这些教育活动参加者当中的大多数，这一事实为我们解释为何妇女在70年代基层工会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线索。女工强烈的脱离取向，反而有助于她们在表达工人要求和为80年代民主工会运动打基础等方面成为先锋战士。这是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史上有趣的悖论。
四、“恨”：不公正的意识
到目前为止，我强调了韩国工业中阶级关系的地位和符号方面。这当然不是要低估以对抗性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根本阶级结构现实的重要性。但是，承认符号压迫和道德压迫在韩国工厂工人生活体验中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理解韩国工人认同形成和阶级意识发展的独特模式至关重要。简单说来，韩国工人对符号压迫的深刻愤恨，常常在形成他们的集体行动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在表达韩国工人日常体验并使之具体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韩国文化概念是“恨”[3]。“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难以翻译成英语，但从宽泛的意义上，可以将它定义为：因一个人的不幸而长期积累的悲愤和遗撼，或因一个人经历的不公正而在内心积蓄的愤怒。“恨”是一个矛盾的概念，既包含一个人对被视为自己命运的局面的接受，也包含克服它或对那些造成这种恨的人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它是一种随着时间推移积累起来而没有得到熔化的、总是萦绕人心头并受到压抑但又渴望得到释放的强烈感情。因此，“恨”具有爆炸性的特质。朝语“罕布里”从字面意义上是指“恨的释放”，或者通过音乐、舞蹈等符号的形式释放，或者通过复仇行动等暴力的形式释放。很多研究韩国文化的人士的一致意见是，韩国本地形式的音乐和舞蹈的本质是以艺术的形式释放恨。
韩国工厂工人时常用“恨”一词来解释他们的日常体验和表达他们的沮丧和愤怒。他们谈论降生到一个贫穷家庭的“恨”和没有得到更多教育的“恨”，对在工作中体验到的受到专制主义非人对待，他们还有着共同的切肤之“恨”。“打工仔”、“打工妹”这种蔑视性的标签也造成了他们很大的“恨”。例如，东一纺织公司工会分子1977年发表的决议写道：“东一工人因社会的冷酷对待和雇主的欺凌而受苦，因贫困之恨、未受教育之恨和未能住上别人那样的好房子之恨而受到折磨。他们甚至受到了他们的［官方］工会的欺骗”（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71）。在1987年发动大规模成功的示威后，现代公司工人宣布：“8月18日是现代公司工人和全国工人新生的日子，克服了他们的恨，变成了国家的主人，这是一场走向真正像人一样生活的未来的伟大、庄严的进军”（LeeSoo-won1994,103）。
“恨”当然不是一种阶级语言。它并没有包含对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化本质的意识，也没有包含实现与资本对立的、工人的共同阶级利益的意识。然而，它是一种增强不公正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道德语言。换言之，“恨”是一种精神反抗语言，因为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某种特定的局面，把它当做是自然的或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那么“恨”就不可能发生。在“恨”这种感觉之下，是平均主义精神和对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其历史合法性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反抗。“恨”这种语言，通常能强化有过同样苦难经验的人的受压迫感觉，促使他们形成强烈的亲近感。因此，尽管“恨”不是阶级语言，但通过其对社会不公正的独有感受力，它可以提高阶级意识，增进阶级感情。
对于正在街头寻找客人的妓女，一名工人曾发表过她的评论，这种评论很好地说明了“恨”这种移情作用浸透着不平等意识：“你们跟我来自同一类人，都遭到了这个社会的抛弃。但像这样生活，不对把我们当做蛆虫一样对待的世界进行抗议，这样做对吗？”（KimKyǒng-sooketal.1986,106）。她接着说，“我想踢烂这个可恶的世界，是它让我们做出牺牲来保持它耀眼的光环。尽管通过自己的经历我明白，这只会让我可怜的小脚受伤。但人们不能否认这样的事实：我们也是人。”以“恨”为基础形成的团结的界线与阶级的界线并不一定重合，毋宁说，它包含了所有那些因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而受苦受难的人。不过，当工人阶级以“恨”的语言体验到阶级压迫时，这种语言就会给他们的反抗增加更强烈的情绪化特性，就会深化他们的团结感情。
因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触发的劳动冲突、当它们触动到工人脑海中这种深深的“恨”时，就可能迅速燃烧成为暴力性的抗议。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常见的情形。当“恨”被激发后，工人之间的团结变得更加强而有力，抗议者通常故意煽起这种情绪化的感情，以便保持强烈的战斗精神。例如，就在预计警察将在1979年8月10日发起凶暴攻击之前的一个晚上，Y.H.商事工人朗诵了一份决议书，这份决议包含着比决议更情绪化的内容：
所有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我们年纪轻轻就离开父母，进入这个冷酷的社会，作为产业大军努力工作。尽管我们由于未受教育而受到了社会的鄙视和很坏的对待，但我们只怪自己没有受过教育。我们一心一意努力工作，尽量攒钱给我们的弟弟妹妹，这样他们就不会像我们这样。我们寄钱作为我们弟弟妹妹的学费，作为我们父母的生活费和医药费，对此我们很愉快和很自豪……从现在开始，谁将向我们的母亲提供医药费和向我们的弟弟妹妹提供学费呢？（ChǒnY.H.nodongchohapandHan'guknodongjapokjikhyǒpuihoe1984,233~234）工人这时候纷纷流下了“恨的眼泪”，在场的报纸记者和其他观察家也流下了眼泪。
这种情绪化的呼吁在曾经领导70年代工会运动的女工中引起的反应特别强烈，但做出这种反应的并不限于女工。当男工在采取集体行动时，同样是很情绪化的。他们提出的问题通常更全面、更广泛，而不是专注于经济问题。经常与韩国工人的自发罢工或静坐示威同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很多可以理解为“罕布里”（解恨）的一种形式。事实上，随政治控制突然解体而来的、1987年夏爆发的大规模劳动冲突浪潮，很大程度上是“罕布里”的一种展示。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工厂，工人向管理人员和雇主发泄他们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愤恨和怒火，力图通过威胁和羞辱他们来获得与他们的平等地位。所有这些事件，显示了地位压迫及其所产生的压缩性的“恨”感情在韩国社会工人阶级斗争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在工厂工人中间流行的劳动歌曲，歌词和旋律中含有深深的悲怆和“恨”的意识。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老工人之歌》。80年代工人在罢工时时常唱这首歌：
我，出生于这片土地上的工人，
花开花落，雪花纷飞三十载，
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什么？
但愿死后能葬身于这片归宿之地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让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锦的青春。
儿女们，你们莫悲伤。
你们是值得自豪的工人的儿女。
你们想穿绫罗绸缎，想尝山珍海味？
算了吧，那是作梦！因为你们是工人的儿女。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让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锦的青春。
牵着孙儿的小手周游金刚山
是我平生所愿所求。
等待着鲜花盛开云开雾散的蓝天，
等啊等，青春已在等待中消逝。
啊！青春一去不返，
让工作服裹走了我如花似锦的青春。
五、阶级的语言
韩国工人阶级缺乏手工业文化遗产，反映为阶级语言的贫乏。正如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在欧洲，工匠组织和文化传统存形成工人阶级对工业化变迁的反应和阶级意识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反应首要的是社会的和道德的，而不是经济上的——他们更关注保存他们的独立性、手艺和以道德调节的工作关系，而不是更关注狭隘的经济问题，这是由于欧洲手工者的工作是由公司规则和纪律调节的，这种工作在一种社会纽带和共同体情感的紧密网络中进行。在对无产阶级化做出有力反应时，他们从这种职业共同体吸取物质的、社会的和个人的资源。
韩国工业化是在缺乏类似的手工业文化的情况下发生的。直到19世纪，手工业生产在韩国并不重要。大多数手工业者由政府雇用来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器物、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Song1973）。在传统的韩国儒家文化身份制度中，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地位低于农民，接近处在等级制的最底层。事实上，在李朝[4]，这种人很多是奴隶。当商业和工业活动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时，手工业者远远没有商人活跃。从事异地贸易的行商在其全国性网络基础上建立了相当有影响的行会。而且，有些大商人组成了“行商人团”来保护和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手工业者则没有成立类似的组织。
因此，韩国工厂工人是在没有任何值得自豪的工人阶级文化遗产的情况下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相反，他们继承了一种消极的遗产。这种遗产反映在“打工仔”和“打工妹”这样的标签中。在韩国工业化的初期，工厂工人是以多种术语来标明身份的，如“劳动者”、“工厂劳动者”、“工员”和“雇员”等。渐渐地，随着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多、政府和企业管理者推广“雇员”这一说法，于是它程度不同地成了官方称呼产业工人的术语。例如，劳动节被称为“雇员日”而不是“劳动者日”。但“雇员”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术语，指所有各类受雇用的工人，包括体力劳动工人、非体力劳动工人和技术工人。相比之下，“劳动者”更加具体地指工厂工人或者体力劳动者，但它带有否定性的身份含义。因此，直到70年代后期工人阶级认同开始形成之前，韩国工厂工人并没有一个合适的术语来定义他们的集体认同。“雇员”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其范围是人为划定的、所指含糊不清而大多数工人也不喜欢“劳动者”，因为它传达了与体力劳动相联系的地位低等形象。
有趣的是，正是国家创造了构建产业工人正面形象的新语言。从60年代后期起，产业专门词汇中出现了新的词语，如“产业战士”、“产业大军”、“输出大军”和“输出支柱”等。显然，这些术语的杜撰，是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动员工人致力于推动出口浪潮。在这些新术语中，民族主义与发展主义和军事言辞结合在一起，将产业工人等同于为国防而战的战士。以为推动出口而献身的精神工作，被颂扬为工人可以为之自豪的爱国行动。这些术语不仅经常为政府和大众媒体所利用，而且工人自己也使用，当然通常是假心假意地使用。正如（上一节引用的）Y.H.商事工人的决议书所显示，工人经常自称为“产业大军：“所有贫苦农民的孩子们，我们……作为产业大军努力工作”。
同样，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到韩国工人的语言之中。因此，作为70年代最具独立性和进取性的工会之一的元丰工会1973年发表了以下工会决议：
（1）我们是产业和平的战士，将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提高生产力；
（2）我们将竭尽全力，以我们强有力的团结来改善我们的工作条件；
（3）作为劳动人民的先锋，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提高本工会的素质。
甚至在抗议不公平的习惯劳动做法时，工人也感到有必要使用民族主义言辞。例如，京城纺织公司工人曾写给雇主一封信，抱怨拖欠加班工资，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们祝贺你为我们国家的发展做出的成功努力，我们祝你今年好运，并希望我们的京城公司更加繁荣”。而且，他们接着写道：“我们与你一起，为京城公司的发展日夜辛苦工作，作为京城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我们感到自豪”（379）。这里，我们看到具有很大影响的家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渗透到了工人的语言之中。
然而，可以假定，所有这些民族主义、发展主义和家庭主义的言辞对工人的意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工人自己使用了这些语言，但他们怀有很大的困惑和疑问。工人承认，“他们称呼我们为产业战士或经济发展的生产者，可是我们的情况怎样呢？……当甚至不允许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情感时，谁敢说自己在使用‘产业战士’和‘出口支柱’这样的词语来称呼我们时怀有一丝一毫的诚意呢？”他们的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说明这种对产业工人的颂扬形象与事实完全不符。
然而，直到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工人才开始揭穿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谎言并寻求他们自己的语言。随着产业工人的自我认同在70年代开始成长，原有的词汇“劳动者”而不是“雇员”获得了很强的阶级含义，尽管雇主和政府喜欢工人使用后一种用法，但80年代很著名的劳工活动家鲁会灿曾告诉我，到80年代初，使用“劳动者”而不是“雇员”作为自我认同，相当于表达了某种程度的阶级意识。渐渐地，“打工妹”和“打工仔”从流行习语中消失了。不过，这种贬损性的词语直到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是随着工人自觉伸张自我认同的努力取得结果，它们没有被选中。
我是一个劳动者。我对“打工妹”一词不感到羞耻。如果缺了我，我的行业将遇到很大麻烦。如果是这样，如果我们的行业中人人都不在，公司就不能运转。不管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我们面前行为多么傲慢自大，没了我们他们就会饿肚子。所以，我很自豪，我们有力量。尽管作为个人我们很弱小，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战胜一切。是的，我是一名打工妹。（载KimKyǒng-sooketal.1986,114）
至于工人对自己的慨念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已经很难找到文献佐证了。同样岗位的工人人数的迅速增多、他们集中在少数产业城市、工资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从他们多次集体斗争中吸取的经验，都肯定对工人意识的觉醒发挥了某种作用。另外，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上夜校或参加很多与进步教会组织和学生活动家有联系的小组活动，很多工人对他们自己和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观点。
在推动这种新的工人认同方面，工人夜校是特别重要的工具。那些上这些夜校的人时常报告说，“过去只要提到‘民众’和‘劳动者’这样的词，我就讨厌这个阶级。我忍不住想，老师在嘲笑我们，因为我们是工人。直到当时，由于我对当一名工人感到羞耻，所以我不愿告诉任何人我做的是什么工作”（载KimKyǒng-sooketal.1986,77）。另一名工人承认，“当我在夜校第一次听到‘工人是社会的主人’或‘[工人]是历史的动力’时，我自己并不相信它”（117）。不过，上夜校的大多数工人响应了他们一名同行的说法，这名同行说：“以前我怕别人知道自己是一名工人，但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跟别人说‘我是一名工人’。而现在，我对自己是一名工人，是应受尊重的社会成员而感到自豪和满足”（117）
六民众运动
韩国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70年代下半期出现的类似人民党主义的民众运动（参见Abelmann1966;Koo1993;Wells1995）。“民众”一词指的是“人民”或“群众”，无论是当时韩国内部的政治环境还是外部影响都对这运动的发展发挥了作用。最重要的因素是朴正熙独裁政权的强硬化。说得具体些，就是1972年实施了“维新”体制。“维新”体制增强了学生的反体制斗争，激起了知识界、宗教组织、反对党和新中产阶级越来越庞大的人群的强烈反对，与这种政治变化一起，分配问题和阶级不平等加剧问题开始成为这一时期公众严重关注的焦点。
因此，70年代的政治经济现实，要求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并将学生、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新闻工件者、作家等进行的斗争统一起来。“民众”，这个殖民统治时期和战后初期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分子使用的术语，显然非常适合这目的，它包含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避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至关重要），很含糊、宽泛，所以能包容各个部分的人群，而且它既适合于政治运动也适合于文化运动。民众，包括了所有政治上受压迫的、社会上被异化的、经济上被排斥在经济增长受益之外的人群（Han1984；YuJae-Chun,1984）
国外的影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影响因索包括：以解放为取向的神学（特别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依附论和其他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学生当中很流行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些知识思想的启发下，韩国神学家提出了“民众神学”，而学者也提议进行民众社会学、民众历史学民众文学的研究。尽管这些关键概念是从国外借用的，但韩国知识分子坚持认为韩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他们的最终启示之源，是他们寻求解放的思想源泉。（SuhNam-dong1983a;ChoiChungmoo1995;Abelmann1996）。
处在民众运动核心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宣称民众是历史的主人，韩国历史是民众受到统治阶级和外力压迫的历史；因此，真正的民族认同和原质的韩国文化必须在民众的文化和日常斗争中寻找。由于有这种宽泛的意识形态内容，“民众”成了80年代用于统一动员多种政治斗争的主导话语形式、口号和战略手段。很大程度上，80年代的韩国政治，差不多就是独裁主义政权与宽泛但非常活跃、强大的“民众”群体联盟之间的持续对峙。
不过，民众运动的重大意义还不仅仅限于其对政治动员的作用。民众运动同时既是政治运动又是文化运动（Wells1995;Abelmann1996）。作为一种文化运动，它激励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做出认真的努力来寻找长期以来处在西方文化阴影之下并且受到当局忽视甚至压制的“民众”文化的本质。这些努力导致人们从一种全新的视角对韩国文化和历史进行重新肯定和重新利用。80年代最畅销的小说属于那种“民众”文学风格的小说，历史小说将受压迫者的苦难和斗争戏剧化并从中吸取新的历史意义，而那些主题更多涉及当代的小说则力图揭露下层阶级遭遇的不公正（KimUchang1993）。
民众运动所带来的最有趣发展进程之一，是由平民所实践的本土文化形式如面具舞（talchum）、农乐舞（pungmul），露天剧（madangkūk,在村庄公共场所表演的戏剧）和院子戏（madangKul,萨满教仪式）等等的再发现和再创造（Minjungyesulwiwonhoe1985；Kongdongche1986）（见插图八）。对这种传统文化形式的兴趣，于20世纪60年代在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先锋派学生小圈子中最先出现，他们曾举行示威，反对朴正熙军事政权与日本签订的关系正常化条约。当时，学生将古老的萨满教仪式融入到他们的示威当中，以表达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但随着70年代对“民众”意识形态的更多阐释，这场文化运动超越了仅仅重新鉴赏传统文化的做法，而是在重新解释和重新创造“民众”文化方面做出了认真的努力。80年代出现了所有各种风格的民众文化如面具舞、农乐舞、院子戏和其他农民和萨满教仪式等都十分繁荣的局面。几乎没有一个大学没有面具舞小组，几乎没有一次学生示威少得了农乐舞和院子戏或二者同时进行的娱乐表演。由于舞蹈富有活力和音乐声震耳欲聋，这些仪式在学生集会中发挥了有效的作用，激起了与警察进行“暴力对峙”的集体情绪。
在利用民众文化方面，年轻知识分子强调平民文化的几个特征，认为这些特征显示出了韩国文化的原汁原味，并且可以成为提高被统治者觉悟的手段（Minjungyesulwiwonhoe1985）。第一个特征是作为所有民众文化形式之基础的共同体和合作精神。在面具舞、农乐舞和院子戏中，没有固定的舞台，演员和观众不分隔开，不严格按照文字脚本表演；实际上，在这些文化形式之间没自明显的风格区分。在整个表演过程中，观众的参与不仅受到鼓劢，而且被视为至关重要。在表演结束时，随着表演者和观众在极其高涨的欢乐和放松气氛中共同起舞，演员与观众的分隔被完全打破，参与、自发性、自然性和共同体一样的团结感情，是将民众文化与上层阶级文化明显区分开来的全部特征，而上层阶级文化则强调个人技巧、表演精致、安闲雅致和表演者与观众的鲜明区隔。
插图八民众文化的形象（选自OhYoon1996,86）
民众文化的第一个最重要特征在面具舞中表现最明显，这就是它被利用来揭露和批判阶级制度中根深蒂固的不公正。面具舞几乎总是含有两个对立的阶级——统治阶级（两班，上大夫或和尚）和平民——典型的情节含有对统冶阶级行为不端和伪善的嘲笑。通过利用幽默、讽刺和机敏的比喻，面具舞表演者可以自由地批判人们都生活于其中并因此而受苦受难的腐败、不公正制度。因此，面具舞是揭露制度的不公正和提高人们的批判意识的极好手段。
第一个特征在许多方面也反映出了韩国文化的最明显特征。这就是“申命”（shinmyǒng，集体性的激情）。“申命”是萨满教的一个基本要素，而正如很多学者指出，萨满教是韩国本土文化的核心，韩国萨满教也与“恨”——长期积累的痛苦、悲伤、无可奈何和愤怒——这种心理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李朝时期的民众生活就被视为“恨”，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萨满教让他们感到宽慰，让他们长期积累的悲伤和愤怒得到释放。当这种心理放松发生时，便产生了激情。不过，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申命”不只是一种萨满教仪式，而且是所有形式的韩国本土文化（音乐和舞蹈，游戏和平民当中的其他日常娱乐）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和精神气质、一位观察家注意到，“韩国舞蹈可以说就是富有活力，奋力使自己从‘恨’的悲伤中解脱出来的舞蹈”。（“Shinmyǒng”1988,42~43）“申命”也是面具舞和农乐舞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因为这种舞蹈希望和鼓励观众以又唱又跳的节日心情参与其中。
简言之，民众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所利用和再创造的普通韩国人的传统文化，包含了非常明显地适合于争取民主和社会公正斗争的基本文化要素：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80年代及以后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最有趣的特征之一，是这种文化运动与工人经济斗争相互交融的方式，通过这种交融，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工人阶级运动。
七、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文化和制度
80年代的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从民众文化运动中吸取了很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支持力量。当然，“民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语言。“民众”包括多种类型的人：产业工人、贫困农民、服务部门工作人员、小店主和知识分子等。然而，民众运动通过提供一种反霸权意识形态和另一种文化框架和话语，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缺乏一种工人阶级的传统，由于反劳工、亲资本的国家机器的强大力量，因此这样一种支持劳工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对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很关键。
如果说有组织劳工运动经历了扩张和收缩的周期性发展过程，那么工人阶级文化看来是呈线性稳步地发展的。工人阶级文化的不断成熟，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出来，可能最明显的是工人阶级文学的兴起。70年代和80年代，工人的写作大部分是关于他们日常经验的作文或关于一些重大劳动冲突的报告，逐渐地，工人写作的流派扩大到包括诗歌、戏剧和小说。随着工人作品数量增多和成熟程度提稿，它们逐渐成长，在一度由知识分子和专业作家主导、范围更广大的民众文学中不再处于从属地位。自然，工人阶级作家能够更准确、用更真实的情感描述他们失望、愤怒和渴望的日常体验。毫不奇怪，他们发现“民众”这个范畴太宽泛、太含糊，不能表现和解释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关系。80年代，工人阶级文学成长为独立的流派，刺激知识分子用更批评性的态度看待民众文学。在这种自我批评当中，民众运动的早期领袖因暴露出“小市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精神状态——若隐若现的人道主义、感伤主义和宿命主义——和对未来缺乏坚定、积极的远景而遭到批评。
因此，80代进步文学的主导趋势是由“面向民众的文学”向“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KimSa-inandKangHyǒng-chōl,1989）、促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的因素，是出现了几位职业的工人作家和很多显示出高超写作能力的工人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工人诗人朴劳解（劳解，即劳动解放）[5]。他题为《劳动之光》的诗集于1984年出版，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诗歌朴实无华、中肯贴切地表达工人的异化感、愤怒和阶级意识。（ParkNo-hae1984，89~91）
也许
也许我是一架机器，
一刻不停地焊接着
被传送带推过来的零件，
如机器人一般重复着千篇一律的动作。
也许我已经成了一架机器。
也许我们是养鸡场的鸡，
缚在鸡架上排成整齐的一列，
在昏暗灯光下按节奏拍打翅膀，
音乐节奏越快，我们下蛋越多。
也许我们已经变成没了精气
再也不能下蛋的病鸡。
也许我们已经成了，
只配送进肯德基伙房的鸡。
这样活着多么乏味，
瘦弱的贞顺哭着走向酒吧。
英男患了胃病痛苦万分，
他已经成了病鸡，不得不返回荒凉的故里。
载心发奋念了三年夜校，原想爬上经理宝座，
结果却撕碎了毕业证书。
也许我们都是套上轭头的牲口。
他们，
也许是吞噬鸡蛋的
一伙强盗！
也许他们是
把人变成机器，
变成消费品，
变成商品的
一伙道貌岸然的合法强盗！
那慈祥的微笑，
那高雅的修养，
那富足灿烂的光辉，
也许本应属于我们！
他们在我们的血和泪、绝望和痛苦之上，
把我们的欢笑、我们的高雅和光辉
洗劫一空。
也许他们就是一帮吸血鬼！
他的诗歌表现的远远不止是工人阶级认同或阶级反抗，而是在社会结构方面对阶级不平等有着坚定的理解，并暗示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未来社会前景。朴劳解标志着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Gramsci1971，5-14）的出现。到80年代后五年，韩国工人阶级已经产生了若干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写下了大量诗歌、歌词、剧本和新闻简报。但这些有机知识分子大多数确实是学生出身工人，而工人的写作活动相当程度上仍限于比较容易掌握的文体，如短篇小说、非小说类报告文学和诗歌等，并不包括真正的小说。知识分子在民众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仍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与这些文学中的变化同时发生的是，8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活动有了惊人的发展（KimDae-ho1986;ChungI-damandParkYoung-Jung1991）。到80年代中期，几乎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和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并从事其他文化活动。农乐舞和面具舞在由都市产业宣教会这样的进步宗教组织开办的文化中心传授。在把被动消极的普通工人吸收进劳工运动方面，这些文化活动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活动的内容和传达的精神，目的都是增强工人的团结，激化他们对管理方和政府的反对态度。很多工人反映，他们开始时参与农乐舞和戏剧小组只是为了这种活动的趣昧，但慢慢地开始对产业关系形成一种批判态度，并与工人同伴形成强烈的团结感情。一名工人反映：“我表演农乐舞时，通常的感觉是‘齐聚一堂’的情感”（LeeSǒnyongandKimEun-sook1985,53）。这些文化活动还提供了一种途径，不同企业和小同地区的劳工活跃分子可以通过这种途径保持密切联系。工人活跃分子通常还参加其他工厂工人的野餐、节庆和体育比赛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简单的锣鼓和农乐舞有助于打破工人之间的心理或社交障碍，形成齐聚一堂的情感（参见插图九）。
因此，农乐舞和面具舞成了劳工运动中用于动员的手段。在80年代，没有一次示威或罢工不伴有这种活动。起动员作用的乐队音乐和舞蹈通常由半专业性的“文化派”（专业从事本土音乐和舞蹈表演的文化团体）表演，这种团体是80年代很多独立工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民众文化成了80年代韩国民主劳工运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位劳工领袖注意到，“农乐舞的震天巨响就相当于千万工人的呐喊，挂起来的巨型条幅好似千万人的签名，用沙哑的嗓音唱起同情的劳动歌，比任何演说家的雄辩演说都更能高扬集体精神和人们的情绪”（Yǒn1989，40）。
插图九民众文化是劳工运动的一部分（SahoeSajinyǒnguso1989,209）
80年代出现的另一种重要的工人阶级制度是工人报章。重要的工人报刊包括：《民主劳动》，《工人报》，《元丰会报》，《清溪劳组报》，《首劳连报》，《劳动人民数据》和《劳动周报》等。这些报刊为双周刊或月刊，由全国性或地区性的工会组织或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出版。这些报刊含有当前工人抗议的新闻，而其他正规的日报通常不报道这些新闻。另外，还含有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批判性分析政府经济政策等方面的专栏，信息十分丰富。还有很大篇幅刊登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除了这些定期出版的报刊之外，地方性工会和劳工运动团体还出版很多简报和小册子，目的都是在由政府直接间接控制的地位长期稳固的媒体之外，提供另一条信息渠道。例如，《劳动报》创刊号（1985年2月25日）宣称：
由于受政府控制并鄙视工人的媒体，造成工人对每个社会问题都趋于无知状态。我们要有报纸来打破这堵错误反映现实的高墙。作为历史主体的工人，被剥夺了正确了解这个国家现实情况的权利。
在所有各种工人阶级制度当中，这些工人报刊是由工人阶级中最激进、政治取向最明显的部分掌管的。他们的明确目标，就是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在韩国社会确立与官方相反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霸权（KimDae-ho1986,126~167）。
结论
8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反对派意识形态和反霸权话语。当然，民族主义、家族主义、国家安保和社会和谐这些统治意识形态仍很强大，并继续压制着工人依据自己的阶级体验形成的新意识。然而，与这些霸权意识形态唱对台戏的是，民主、民众、公正和文化原质性等新话语出现了，并在新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传播。像所有其他话语一样，这种话语是由知识分子根据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知识偏好创造的。但其主要结构来源则是不断成长的基层工人阶级斗争，以及反对苛酷独裁政权的激烈反对运动。
80年代反霸权话语的成长，反过来在提高工人新的集体认同感和意识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正如我在前面指出，在韩国，工人认同的发展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这是因为，韩国工厂工人兴起时，并没有传统的手工业文化或互助文化，相反却带着卑下的受鄙视文化形象。无论是文化环境还是工厂工作的物质条件，都鼓励工人在人身和心理方面对他们在产业中的就业主要采取一种脱离取向。对他们来说，在这种条件下很难形成积极的工人认同；只有当工人意识到他们想摆脱在工厂就业并向上流动的欲望毫无用处、只有当他们得到合适的语言，锻造出肯定他们在产业体系和社会中的地位的积极意识，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工人认同。在这方面，民众运动和其他社会文化运动提供的新的反霸权语言，在提高工人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存在这样的统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韩国的工人认同必然体现为一种“抵抗认同”[6]，当80年代初，一个韩国工人说“我是一名工人［劳动者］时，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在就他或她在产业体系和社会中的地位表达某种伸张、肯定的态度——对视工厂工人为肮脏和卑下的社会的反抗和抵制态度——和与其他工人同伴的团结感。工人认同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将工人从脱离取向改变为“表达”取向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要素。因此，工人认同是产生阶级意识的关键要索：如果说阶级意识还有更多的认知（例如有人可能说科学的）要素、那么工人认同则包含更多情绪和感情性的要素。然而，在工人中间，强烈的阶级感情先于明确的阶级意识形成，似乎是至关重要的[7]。
不管怎样，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的结构、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进程，通过一种新兴的工人阶级认同和“团结文化”，在韩国形成了迅速成长的工人阶级[8]。然而，所有这些进程很大程度上都被掩盖在压制性劳动体制维持的产业和平之下——直到1987年，这时候，一场对独裁主义控制体系的巨大冲击，使得所有紧张和积蓄已久的愤怒能够通过劳工反叛的汹涌波涛爆发出来。
[1]由于社会和文化背景不同，译者再三思索也未能在汉语里找到合适的对应语。译文中将这两个词语译为“打工妹”和“打工仔”，可能没有很好传达原有的贬义，望读者鉴别。——译者注
[2]当然，工人并非总是服从于教育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他们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虽然感到很辛苦和卑下，但也教会他们看清这种意识形态的谬误和社会的不公平。一名曾经资助她弟弟接受教育的工厂女工写信给她的母亲说：“我也想让锡基（她弟弟）受到很好的教育、让他带上威风的大学方盖帽和（在校服上）别上亮闪闪的校徽。但最近以来，我开始这样想：大学教育并不一定是成为真正的人的前途。在我离家以后8年的生活经历中，我看到受过教育的人看不起穷人和凭着自己上过大学就欺负别人的情况太多了。”（载KimKyǒng-sooketal.1986，52）
[3]乔治·奥格尔将“恨”贴切地定义如下：“韩语中有一个含有巨大意义的小词，这个词就是‘恨’。发出‘恨’这样一种声音，表达了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积累的苦难和愤怒。这是要求摆脱压迫的人类精神的呻吟”（Ogle1990,75）。南希·阿贝尔曼将“恨”简单地定义为“在辛劳的重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起来的愤怒”（Abelmann1996,36），而约翰·莱则认为它类似于法语里的“ressentimnet”（Lie1998,114）。
[4]韩国称“朝鲜朝”——译者注
[5]他的真名是朴基平，1990年10月，他因被指控组织一个革命性的共产劳工组织而入狱，后来因金大中政府的特赦而于1998年被释放。
[6]卡斯蒂尔（Castells1997,6~12）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认同——合法化认同、抵抗认同和投射认同，这种区分很有用处。
[7]雷蒙德·威廉（William1977）的“情感结构”概念，似乎在这方面比较适用
[8]凡塔西亚将“团结文化”定义为：“可能形成也可能不形成清晰的组织认同和结构，但反映了他们在存在敌意的产业体系和社会中积极表达工人团结的做法”（Fantasia198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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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工人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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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五章工人和学生
对我们团结斗争的这种野蛮镇压和报复，深刻地教会了我们浅显的道理。扼杀工人的不仅有恶毒的雇主，不仅有防暴警察，不仅有堕落为这个政权奴婢的劳动部，还有将其无耻的面孔隐藏在他们背后的现政权。（《工人团结斗争宣言》，《新东亚》，第72页，1990）
朴正熙1979年10月死后，紧接着出现了几个月的政治自由和不确定性。1980年的“首尔之春”是20年独裁统冶寒冬之后政冶行动和民主希望的春天。军方潜伏在幕后，正寻找合适的时机和籍口介入，但人民享受到了一种新的权力和言论自由感，不必马上担心警察的镇压。市民杜会突然复苏了。
工人也不失时机地利用这种政治开放来提出他们曾被堵住的要求，因此1980年春爆发了一轮劳工骚动浪潮。报告的劳动纠纷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急剧增加到1980年的407起。在这些冲突当中，绝大多数与拖欠报酬、要求增加工资、关闭工厂和裁员这样的经济问题有关。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骚动，主要是70年代末问题重重的国家经济中工人绝望的经济状况的反映。不过，这一自由化时期的劳工骚动并不仅仅是对这些经济问题的反应，而且也是对压迫性的劳动体制的挑战。很多工人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散公司控制的工会（“御用组
合”）并组织独立工会，这是70年代末开始的基层工会化运动的自然延伸。
这一时期的劳动斗争，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性的和无组织的。它们是工人要求得到“像人一样生活”的最低条件的表达，这种要求曾受到长期压制。而且，能够对工人的冲动性行动进行系统的组织并为他们提供指导的组织很少。1980年曾吸引人们很多注意力的两起劳动冲突，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劳工运动的普遍特征。
第一起是1980年4月在东原道矿城舍北镇发生的暴力性劳动罢工。受雇于当地东原煤矿的大约3000名工人的工作条件长期以来非常差，而且十分危险。由于煤矿行业的普遍衰落，工作条件在罢工前几年变得更差了。矿工的工资很低，加上加班报酬仍不足以维持生计。尤其是，他们痛恨公司工会，特别是痛恨与矿方合作的工会领导人。这些人长期以来背叛工人，利用自己的身份达到个人致富目的，成了管理方的傀儡。东原矿工举行了罢工，要求大幅增加工资并要求工会领导人辞职。然而，在他们与警方对峙期间，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三名抗议者被一辆警车撞伤。抗议者数量迅速增加到数百人，变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抗议者占领警察局，放火点燃了工会办公室，捣毁管理人员的住宅。在没有找到让人痛恨的工会主席的情况下，他们劫持他的妻子作为报复。当地警方无法控制这群暴民，撤出了这一地区，使该镇处于工人的控制之下。但在没有任何领导的情况下，由于越来越担心他们的非法行动的后果，使他们三天后主动向警方投降。
一个星期后的4月28日，位于釜山的一家钢铁厂东国制钢发生了另一起同样具有暴力性的罢工。在那里，劳工抗议最初也是因为工资低和工作条件差而引起的，而管理方毫无反应的态度和警察不友善的干预激怒了工人，引发了暴力行动。工人冲进公司办公室，毁坏了人事档案，放火烧毁大楼，并痛打了管理人员和工头。后来，他们用石块、铁管和木棍与防暴警察搏斗。然而，这场自发抗议也是只延续了两天，几乎没有给工人带来什么好处。
这些事件显示了这一时期工人斗争的特点：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性和短命性。实际上所有劳动冲突和工会化斗争都只局限在单个企业的范围内，当时的劳工活跃分子很少注意发展行业层面或地区层面的劳工组织。工会活动分子的主要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关注的是提高工人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LimHo1992,62~92;KimJin-ok1984;KimandPark1989）
一镇压和劳工斗争的政治化
1980年春政治的活跃情况，到1980年5月17日军方接管政权后突然终止。在血腥镇压西南地区一个道府所在地光州的市民起义后，新的军事强人全斗焕掌握了权力。在那场镇压当中，从非军事区调来的一支特种军事部队残酷地屠杀了200多名市民、学生和工人（Clark1988）。
在掌握权力后，全斗焕采取极其严厉的措施窒息市民社会的能力并恢复对劳工的控制。数千名政治活动分子先是与流氓无赖和诈骗犯圈禁在一起，然后被关进监狱和“三清教育队”。这个政权对镇压劳工特别卖力，它一个一个废除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并从工会领导层中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全斗焕政权决心从产业领域中清除“不纯分子”。雇主则利用这种反劳工气氛，解雇了数千名积极参加民主工会运动的工人。接着，这些遭到解雇的工人被保安厅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雇用。这种对民主劳工运动的凶猛进攻持续到1983年为止。国家机器和雇主联合发动的这些攻击造成的后果是工会数量急剧下降，从1980年11月的6011个减少到这一年年末的2618个。工会会员人数也从112万人减少到95万人。工人又一次被迫处于沉默和顺从状态，在随后的三年里，劳工运动实质上被中止了，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KimJang-han1989）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全斗焕政权的最初几年时间里，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在政治上被动的表层之下，学生、工人和其他政治异议分子团体对80年代的失败、光州大屠杀的意义和他们未来的战略进行了反思。正如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杰出劳工活动家金文洙所说，“‘5·17’事件（指1981年的军事政变）不仅是给我，而且是从根本上给我们全国劳工运动带来一次震撼性冲击的时刻，迫使我们对方针进行急剧的重新调整”（KimMoon-soo1986,146）。这是对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对这个国家命运的卷入等问题进行很多重要理论概括的时期。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进行激进对话的时期；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受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观点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通过集体行动实行激进杜会改造的思想（有关对这一时期多次政治争论的评价，参见ParkHyun-chaeandChoHeYeon1989；HongSeung-tae1994）。
这一时期，随着劳工领袖对教会领袖在劳工斗争方面主张采取的温和方法感到失望，教会对劳工运动的影响已经有了相当大程度的减弱。他们意识到，面对全斗焕政权决心彻底摧毁民主劳工运动的局面，教会组织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从工人当时与这个压制性政权打交道的情况看，教会领袖的人道主义方针过于温和，过于被动。到80年代初的时候，被列入黑名单的失业工人数量很大，如元丰、东一、Y.H.商事和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会活动分子都被列入。全斗焕政权对民主工会的凶猛攻击，产生了更多决心坚定、有着多年工会经验并且已经被企业开除的劳工活动分子。在被政府禁止就业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成为职业劳工活动家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建立各个企业工会活动分子之间的联系并帮助他们与政治异议分子团体建立联系方面、这些外部（“在野”）劳工活动起了桥梁作用。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因此，全斗焕政权统治期间强硬压制劳工的后果，是“先进劳动者”（具有先进意识的工人）的圈子不断扩大，他们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有过多年的经验，并从中形成了高度的阶级意识。随着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数量的增多，劳工运动逐渐成长，不再需要依赖外部组织——特别是不再需要依赖教会组织。
具有阶级觉悟的劳工活动分子的增多和基层组织的发展，并没有自动地导致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相反，工人阶级斗争与范围更广大的反对独裁主义国家的斗争变得更加密不可分。不过，工人与外部动因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并非由于工人力量的薄弱和不能捍卫自己，而是由于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和战略价值——其他反政府的反对派团体开始认识到这种价值。尽管他们内部存在组织上的弱点，尽管工作场所的条件抑制着他们，使他们除了眼前急迫的经济状况之外不再提出其他利益要求，但工厂工人80年代初增加到300万人，构成了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最大职业群体。这些工人集中在少数产业中心地区，他们的工作条件在快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只能得到缓慢的改善，工人中间迅速成长的阶级意识等，有望使产业无产阶级注定成为韩国这个新工业社会演变中的一支主要社会力量。
那些最明确承认这种潜力的人是学生活动家。尽管学生从70年代起就已经卷入劳工事务，但直到80年代初他们对劳工运动的直接卷入才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不过，1980年斗争的辛酸经历和全斗焕政权的严厉政冶镇压，使他们将动员劳工视为反对现政权的民主运动的一种新战略。在全斗焕统冶的头三年，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还不能容忍，学生运动将劳动实践（“劳动现场论”）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战略。他们的劳动实践，就是通过变成产业工人进入到产业领域，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最终目的是将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统治和实现韩国社会的激进改造这些更大的政治目标。80年代劳工运动的发展，与很大数量的学生离开学校成为学生出身工人这一点有着密切联系，政府将他们称为“假工人”。因此，更仔细地考察这一时期学生活动求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二工人－学生联盟
韩国学生参与劳工运动始于70年代，1970年全泰壹的自焚是这一运动的重要触发因素。当听到全泰壹自我牺牲的英雄式抗议壮举时，来自几所大学的学生涌进了全泰壹在那里去世的医院急救室。他们试图为全泰壹举行葬礼，但遭到警察的禁止。当学生发现全泰壹曾希望结识知识分子，希望他们在他反对毫无同情心的政府的孤立斗争中能向他提供某种帮助时，学生特别受触动。全泰壹时常说的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学生朋友啊！”（ChoYoung-rae1991,168）。因此，全泰壹之死让学生猛醒。他们发现了韩国社会在经济发展的荣光后面掩盖着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存在某些他们在专注于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很少关注的问题。而70年代曾不得不涉及劳工问题的学生，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对因非人条件而遭受苦难的工人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怀。因此，他们当时的方针与教会领袖没有多大区别。金文洙是最早的学生出身工人之一（远在劳动实践在学生活动家当中流行之前。他便于70年代初成为一名工厂工人），他解释了进入工厂世界的动机：“不仅产业工人是最大的群体，而且劳工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工人必须也能像受尊重的一样生活，当全泰壹甚至为此进行自焚的时候，我必须至少做出小小的贡献……对这些问题的粗浅认识，是我当时决定选择过工厂工人生活的全部原因。”（KimMoon-soo1986,148）。[1]
进入80年代后，由于有了辛酸的政治体会，而且越来越意识到在反对极其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斗争中需要与其他民主力量结成广泛联盟，学生针对劳工制定了新的方针。他们不再将产业劳工仅仅视为需要给予人道主义关注的对象。如今，他们将工人视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者，是社会改造潜在的最强大力量。从1980年舍北矿工罢工等暴力性劳动罢工中，他们看到了大规模动员劳工是多么强大和多么有威力。然而，他们意识到，劳工的这种力量仍处于潜在状态；它尚未被开发和动员起来。他们将自己至关重要的任务确定为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帮助他们组成真正的工会、将他们的集体行动引向更大的政治目的。在80年代最初几年里，通过学生围绕应采取什么适应的思想和战略等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工人－学生（“劳学连带”）的思想出现了，并成了激进学生的主导方针（SongJung-nam1985；HwangUi-bang1986；Hsongjung1988）。
因此，从80年代初开始，实践进入工厂这种政治信念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多。其中有些人辍学，有些人则已经毕业。另外一些则因参与非法的反政府示威而被学校开除。1983～1986年间进入工厂的人数达到最大数量，一年有好几百人。奥格尔（Ogle1990,99）估计，到80年代中期，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学生出身的工人。向我提供资料的人对此的估计稍高一些，这些人还让我了解到，那些学生当中大约有一半是女性（1996年夏与郑光弼、鲁会灿、沈相奵、李仙株等的访谈；另见Hwang1985，15）。他们大部分受雇于位于首尔仁川、（首尔西面的）富平和（首尔南面的）安养附近的主要工业中心的中型制造企业。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到韩国南部的重工业地带，如蔚山、马山和昌原等地。
80年代初，在首尔一仁川地区工厂林立的城镇中有如此多的学生出身工人，以至于他们相互之间出现以伪装身份碰面的情况。金承庆（音）告诉过我一个与学生出身工人有关的有趣故事，这个故事与我在其他提供信息的人士那里听到的故事具有相似之处：“我（装扮成一名工人）到仁川一家有140名雇员的小电子厂工作。你猜怎么着？在那140名工人中，竟有大约10名假工人。我马上可以说出谁是活动分子（活动家）。这个小工厂活动家太多了。”（KimSeung-kyung1997,135）。
学生出身的工人经历了一段适应工厂辛苦生活的困难时期，确立了自己诚实、值得工人同伴信赖的形象。然后，他们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的目的是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他们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并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在80年代前五年，京仁地区估计有2000名工人参加了小组活动，接受过提高意识的教育。通过学生出身工人和那些因工会活动被解雇的外部（“在野”）劳工活动分子之间的种种联系，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那些80年代后五年在民主工会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曾经积极参加这些小组活动的人士。
在学生劳动实践变成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一个主导趋势的同时，在这些活动分子中间产生了什么是动员劳工的最恰当战略的争论。大致说来，学生劳工战略家划分对为两个对立的阵营：[2]第一个是“小组运动”方法阵营，强调在产业领域培育具有先进意识的劳工活动家（先进劳动者）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未来将领导工人阶级的斗争。这种方法的提倡者相信，如果没有做好基础性的工作，在当时对工人的任何大规模政治动员，都是不成熟和不现实的。他们认为，由于甚至连合法的工会也几乎没有运作的空间。考虑到这样的政治环境，秘密的小组活动是最实际的办法。
与之对立的战略则更强调面向政治，而且更具雄心。这种被称为“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的方法的支持者批评小组活动方法过分强调教育和准备工作，忽视了实际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他们坚持认为，更有效的战略是在产业区域层面上而不是在单个企业的层面上组织“工人群众的爆炸性能量”，同时发展能在地区上协调和指导工人斗争的政治组织。小组方法强调单个企业层面上的基础工作的重要性，而地区方法则强调以地区为基础的企业间政治组织的战略意义，认为这些组织可以促进工会的政治经济利益：
这两种方法的支持者采取了不同的劳动参与方法。以小组为趋向的活动分子选择进入工厂，从事最底层次的劳动实践工作，并努力提高工人的意识，建设劳工组织的基础单位，而以地区为取向的群体则企图组成地区层面上的劳工组织，以公开否定现体制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不过，他们也认为工厂的实际劳动经验是地区劳工运动的必要条件。这两个阵营的分歧实际上没有当时每个群体的劳工活动分子所认为的那么大。尽管他们在政治和战略方针上存在差别，但这两个学生群体都对80年代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是没有问题的。小组方法代表了全斗焕政权头几年工人－学生团结（“劳学连带”）运动的主流，当时的政冶压制正处在高压期。而随着这个政权政治控制的逐渐削弱，地区劳工运动的方法在激进的学生中变得更加流行起来。
全斗焕在他掌权初年对市民社会进行残酷镇压之后，决定推行政治活动的部分自由化，以图在80年代的后五年扩大其政权的民意基础。1984年春，政府释放了若干在押政治犯，允许持不同政见的教授和学生返回他们的学校，并部分地放松了对劳工活动的严密控制。几个方面的因素对这种政治自由化产生了作用。全斗焕一直受到其政权合法性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困扰，感觉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它的社会基础，以便准备即将到来的1985年大选和两次在首尔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1986年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而且，全斗焕确定为其政权主要工程的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目标，要求采用更自由的政治方法。另外，1980年短期的政治不稳定之后经济的强劲增长，也许使得全斗焕对确保公众特别是中间阶级的支持感到相当自信。
不管怎样，全斗焕改变政治手法的姿态，使得政治行动和劳动冲突的爆发成为可能。从频率上看，劳动纠纷从1983年的98起增加到1984年的113起，1985年增加到265起。当劳工运动1984年又重新涌起时，它比以前显示出空前强大的组织力量和高度的政冶觉悟。工人迅速组织了很多独立工会（1984年大约组成了200个独立工会），并恢复那些以前被政府解散的工会。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是努力恢复清溪地区性的劳工工会，该工会是全泰壹在他自焚后由他的服装工厂工人同伴组织的，是70年代民主工会运动的象征。一个由工人、学生和其它政治话动分子组成的联盟曾发动了几场公开集会，并不顾政府禁令重新开办工会。
清溪地区服装工会（“清溪被服劳组”）1980年受到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最严厉的镇压，其成员对政府的反抗也最猛烈。军政府先是逮捕李小仙——全泰壹的母亲，她被清溪地区工人视为所有工人的母亲——由于她卷入1980年春的劳动纠纷，军事法庭判处她一年监禁。随后，当局勒令清溪工会解散。当工会会员拒绝执行警察发出的解散令时，警察搬走了档案和其他材料，查封工办事处。然而，清溪工会会员从不认为国家的行动是合法的，并且为恢复工会而开展斗争。在1981年1月的一次抗议中，工会领导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并威胁要集体自杀以示抗议。当全斗焕政权1983年稍为放松其铁腕控制时，清溪工会领袖首先组织了一场反对安保法的抗议，1984年3月，在声明以前国家解散该工会的行动属于非法的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以闵钟德为首的“恢复清溪服装工会筹备委员会”。随后，他们组织了有很多教会领袖和支持民主组织的代表参加的公共论坛和一系列公开集会和街头示威。1984年秋，由清溪工会领袖、学生和其他劳工活跃分子组成的联盟在首尔市中心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街头示威，与防暴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据估计，大约有200名学生参加了这些街头抗议（HongSeung-tae1994,126）。因此，清溪工会斗争预示着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劳工斗争新模式。
到80年代中期，劳动冲突的特点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人斗争的主要着眼点不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包括组织新的独立工会。他们新策略的核心，是推动同一工业区之内几家工厂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工厂集中于少数产业园区、劳工活动家之间形成的密切人际网络，使这种战略切实可行。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斗争特征的变化，通过1985年发生的以下两场重大工人斗争最明显地表现出来：一家集团公司属下的一个企业即大宇汽车的罢工、在九老工业团地（园区）数家工厂就业的工人的团结斗争。两场斗争很大程度上都是学生参与劳工运动的结果。
三大宇汽车公司罢工
1985年4月22～23日，位于首尔以西大约20英里的大宇汽车公司富平工厂举行了一场很不寻常的工资谈判（本节的讲述主要根据DaewooAutoUnion1985）。两名男子面对面地坐在工厂一间临时会议室的桌子前。一个是当时韩国第四大集团企业大宇集团的会长金宇中，另一个头绑红布条的是罢工工人代表洪永杓。直到两天前，谈判都是在大字汽车公司总裁崔铭杰与一个工人代表小组之间进行的。但随着谈判情况恶化，已经六天的罢工演变成暴力，媒体开始突出报道这场罢工，这家集团企业的会长决定自己亲自出面解决问题。
洪永杓，28岁的罢工工人领袖，既非工会领导人，也非典型的工人。他是曾读过两年哲学专业的大学生，后来辍学成了80年代初进入富平工厂的几名学生出身的工人之一。
大宇富平工厂工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进攻性的斗争，在大宇和任何其他韩国大集团企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最初，它是由另外两名学生出身工人即宋康炳（音）和李永舜（音）组织的。1984年8月，宋康炳领导了一场针对公司的抗议，反对公司不公平对待那些在工厂使用期期限内服完强制性兵役以后复员的员工。法律规定，服兵役的时间应算入在公司工作的工龄，但管理方却拒绝这样做。工人对过去两年未付给他们奖金、假日间的报酬和加班工资很低感到极其不快。1984年8月初，围绕着对那些刚刚从三天的预备役训练中归来的工人的不合理工作安排，工人酝酿已久的愤怒爆发，进行了一场自发的抗议。他们不仅对管理方而且对工会感到愤怒，因为工厂工会从他们那里收取会费，却不给他们干任何事。在工人抗议的过程中，宋康炳和李永舜巧妙地归结出工人愤怒的原因，并将其转化为更大的劳工关系和工会代表性问题。
公司对宋康炳和李永舜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是学生出身工人。于是，管理方安排宋当办事员，并将李调到另一个地方的一个附属公司。但两人拒绝服从命令，争取留在原岗位。尽管他们最终被解雇，人也被迫离开工厂，但他们的战斗精神对其他工人产生了很大影响。面对管理方很多不公平和专断的做法，工人逐渐有了很强的权利意识，并表现出将傀儡工会改变成真正有代表性工会的强烈愿望。他们组织了一个“工会正常化特别委员会”，为与管理方和当时的工会领导层进行重大对抗做好准备。由于获得普通工会会员的压倒性支持，这个反叛委员会很快接管了官方工会的职能。
因此，当1985年春一年一度的工资谈判时期到来时，大宇富平工厂工人被充分发动起来准备进行富有进攻性的工资交涉。工人完全有理由要求这一年的工资得到很大提高：由于公司财务状况很差，前两年他们没有提过工贷。与通用汽车公司合资的大字汽车公司在80年代初业绩不好，不过1984年已经开始出现好转。1985年4月，大字工人要求工资提高18.7％，公平分享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润。他们拒绝了官方工会提出的比较温和的提案。通过选举产生新的工资谈判小组，工人还进一步显示出他们对当时工会领导的不信任。特别是，他们要求学生出身工人洪永杓参加到谈判小组当中。在数日的紧张谈判和静坐示威之后，工人4月16日开始罢工。在罢工的第4天，大约350名工人强行冲进公司技术开发中心的三楼，开始彻夜抗议。很快，大宇罢工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大宇公司受到政府很大的压力，要求它尽快解决问题，以免罢工扩散到其他4月份也在进行工资谈判的企业。
因此，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决定干预谈判。在到达位于仁川的工厂后，金宇中先与官方工会代表会面。在与他们进行几次不成功的会谈后，他意识到必须与洪永杓这位罢工工人的真正领袖谈判。金宇中提出了一项协议，这对一位韩国大企业所有主来说有点特别，他提出与洪永杓进行直接一对一的会谈。在延续两个午夜的马拉松式会议之后，两人就一揽子工资方案达成协议，该方案包括：基本工资提高10%、新增4%的津贴、扩充公司的福利设施、包括建设雇员公寓等。总的来说，这份协议很接近工人最初的要求。
大宇汽车公司罢工是发生在一家大集团企业和由男工主导的重工业部门的第一次组织良好的罢工。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意义重大。因此这场罢工预示着男工作为韩国劳工运动主要动力的时期的到来。它还标志着韩国活跃的劳工行动不再局限于轻型制造部门，而是开始扩展到由大企业主导的重化工业。大宇罢工还显示，学生出身工人是首尔-京仁地区劳工行动活跃的关键要素，他们当中曾有大批人进入该地区。
四九老团结斗争
在大字汽车公司罢工成功两个月后，首尔发生了另一场更重要的劳工斗争（本节所述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Seoulnodongundongyǒnhap1986）。我通过1996年与这次斗争的几位积极参与者的访谈收集到了更有深度的资料，包括与大宇服装公司领袖金俊龙的访谈，他的被捕引发了九老斗争；还有与一个秘密的地区性组织委员会的成员李仙株和沈相奵的访谈）。1985年6月22日早上，警察出现在大字服装厂，逮捕了三名工会领袖。这是一家位于九老工团的中型工厂。大宇服装厂的工人对此感到很吃惊，因为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劳工问题，工会也没有发起任何与管理方冲突的行动。春季工资谈判已经解决，他们认为管理方对这一年的工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满意的。但突然地，在他们采取集体行动进行工资谈判的两个月后，警察逮捕了工会领袖金俊龙和其他两名工会官员姜明佳（音）和朱宰锡（音），指责他们在工资谈判期间组织了彻夜静坐抗议。
这次逮捕发生在星期六，因此不得不等到星期一早上才能对这次攻击行动做出反应。尽管是在星期天，但44名工会代表在被捕的金俊龙所住的公寓开会，决定举行罢工，为他们的工会领袖获释而斗争。这次事件也激怒了九老工团其他企业的工会领袖，该地区很多学生出身工人曾很活跃。劳工领袖达成了共识：大宇服装公司工会领袖的被捕，绝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政府向劳工运动发起新进攻的明显信号。确实，全斗焕政府已经注意到反对运动和劳动冲突自1983年底部分政治自由化以来正在升级。大宇汽车厂4月的罢工和它显示出令人吃惊的团结程度和进攻性，肯定给政府和雇主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劳工领袖认为，政府的意图是从清除大宇服装厂激进工会领袖开始扑灭民主工会运动。他们还认为，政府有意把对工会的进攻推迟到6月底，是因为大学这时候开始放暑假，没有全国性的会议。6月通常是韩国政治比较平静的时节。
大多数九老工团工厂的工会，都是在1983年底开始的暂短自由化时期里组建的。经过多年的坚定努力后，一小批工人于1984年6月组成了大宇服装工会。金俊龙以前曾是清溪服装工业区一名裁缝，他在组织大宇服装工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选为工会主席。在大宇服装工会组成的同月，九老地区又建立了另外几个工会，包括韩邦电子（Karibang）、晓星物产、顺一纺织（Sonil）和丰山服装工厂等企业的工会,这些企业都位于人口密集的九老工业区，相互之间距离很近。从建立这些工会开始、甚至在此之前，工会领袖之间就交流了信息、进行了密切合作，并为工会行动谋划共同的战略。他们经常在金属行业工会办事处和其他地方组织企业间活动和接受领导能力培训。因此，在听到大宇服装工会被捕后，代表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工会领袖迅速开会，决定举行一场团结罢工（见插图七）。
6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早上，在大宇服装公司九老工厂报到上班的工人听到了金俊龙被捕的消息。他们被震惊和激怒了。早上广播操一结束，大约300名工人涌入工厂厂部大楼二搂，并用缝纫机和布料卷封锁各个出口。与以前大多数劳动抗议不同，这些工人的要求主要是政治性的。他们从二楼挂下来的标语写道：“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劳动部长下台!”“防暴警察滚开!”没有提出经济要求的标语或向雇主提出要求的标语。所有要求都是向政府这个压迫性政权提出的。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政治斗争。
下午两点，大字服装工人听到了工厂对面大楼响起了响亮的敲锣声。那里是晓星纺织工厂，敲锣声是跷星工人开始罢工的信号。大宇工人纷纷涌到朝向晓星工厂的窗户，看到了大幅标语：“大宇，战斗！”他们还看到了晓星工人在二楼廊道上跳（80年代在学生和工人当中流行的）“解放舞”。两群工人相互呼喊挥手以示鼓励。大约在同一时间，另外三家工厂——韩邦公司两家电子工厂和顺一纺织厂的工人也举行团结罢工。因此，到6月24日下午，4家企业卷入了罢工，大约有1300名工人参加（大宇服装300人，晓星纺织400人，韩邦电子工厂500人，顺一纺织70人）。
第二天，又有3家企业即塞进电子（Sejin）、南成电子（Namsung）和罗姆－高丽亚（Rom-Korea）的工人通过进行静坐、放慢工作和拒绝吃午饭等参加了团结斗争。两天后的6月27日，另一家企业即[位于松树洞（Sungsu-dong）的]三星（Samsung）制药公司的工会会员也加入了团结斗争。合计起来，8家企业共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九老团结斗争。此外，清溪纺织工会尽管不在九老地区，但从一开始就发挥很重要的支持作用。它在首尔市区的办事处是劳工活动家的主要开会地点，他们向九老工团罢工工人提供战略上的指导，同时积极组织反政府的宣传和示威。
从两个意义上说，九老斗争是一场团结斗争：首先，它是一场不同企业间工人的团结斗争，吸引了受雇于九老工业区及附近数家企业工人的参与。其次，这场斗争是一种在为正义和民主而战斗的劳工、学生和各种政冶异议团体之间铸造团结精神的努力。从第一天起，学生和支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就积极参与这些团结罢工。随着很多学生和被从前的工作场所开除的劳工活动家集合到一起共同表示对九老工人的支持。在六天斗争中的每一天，九老工业区都成了一个战场。从第二天起，大量反对现政权的团体在各个地方发起静坐抗议，并发表了一份谴责独裁政权及其压制性劳动政策的共同抗议书。另外，几个宗教团体，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团体，也表达了对九老工人斗争的支持。
大宇服装公司工人举行了一场绝食抗议，要求释放他们的工会领袖。作为反应措施，该公司阻挡了提供食物的抗议者，切断了大楼的水电。管理人员还利用他们给罢工工人父母发电报的惯用手法，即诓骗这些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已经被“共党分子骗走劫持为人质”，或者说他们的孩子破坏了公司财产父母要负责赔偿。很多胆小怕事的父母前来，试图把他们的女儿带回家。他们当中很多人对自己的女儿参加这种抗议活动感到很焦虑和很愤怒，怒气冲冲地责骂他们的女儿，有些甚至用下面这样的话威胁他们的女儿：“你这个像共党分子一样的蠢妞，回家我宰了你！”（Seoulnodongundongyǒnhap1986,57）。一些愤怒的父亲冲进罢工者所住的房间，强行把他们的女儿带走，拽她们的头发。在罢工结束后，这些工人回忆说，不是忍饥挨饿，而是他们父母的反应，是罢工期间最难忍受的事情（Seoulnodongundongyǒnhap1986,50~65）。
大宇服装公司的罢工，由于受到支持管理方的男工和公司雇用的暴徒的暴力攻击而于6月29日结束。这一天一大早，罢工工人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客人——通过爬上旁边大楼楼墙进入大字服装公司大楼二楼的12名学生。他们用背包带来了食物，他们告诉工人，他们来一起参加斗争。然而，就在学生和工人相互寒喧之后不久，他们受到数百名冲进房间的罢工破坏者的攻击。闯入者主要是雇来的暴徒，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那些学生几乎要被打死。由于饥饿和极其疲劳，这些工人对这种暴力毫无还手能力，保卫厂区的警察也不愿惹麻烦干预。另外几家工厂的罢工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结束。
毫无疑问，九老工人承受了巨大牺牲。很多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和监禁，有些则离开了这个地区。在失去他们富有献身精神的会员后，大字服鞋、韩邦、顺一和丰山服装等公司的工会解散了。所有企业都加强了对劳工的监督，政府声称将利用一切必要的手段来铲除产业领域的“不纯分子”。因此，这种局面意味着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领导人、他们的同志和他们艰难建立的工会。
然而，这些只不过是直接的结果。正如世界历史多次表明，从长期看阶级斗争既可以从胜利也可从失败中产生惊人的结果。尽管九老团结斗争似乎只不过是给工人带来了惨重的失败，但这次集体经历对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促进企业之间工人的团结起到了巨大作用。无论从其目标还是从其组织形式来看，由于这场斗争的政治性质，九老团结斗争对工人政治觉悟的影响都要比以往的斗争大得多[3]。
在九老团结斗争之后，劳工活动家对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的兴趣更大了。1985年8月，曾领导九老斗争的劳工活动家（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出身工人）通过合并前些年曾公开向国家镇压劳工发起挑战的三个以首尔为基地的劳工组织（反抗劳工压迫委员会，九老地区民主工会运动联合会和清溪服装工会），组建了地区性的阶级组织“首尔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翌年，在仁川地区也成立了类似的政治组织——“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两个组织都是劳工活动家特别是那些以前是学生的劳工领袖当中的方针变化的产物，他们的方针转向了建立地区范围的阶级组织，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组织了首尔和仁川地区性劳工联合组织的这些人，是当时民主劳工运动中最激进的部分。这两个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不过两个组织都没有存在很长时间。由于受到意识形态争论、外部镇压和缺乏资源所造成的内部不统一的影响，两个组织在两年之内都解散了[4]。
五团结斗争的社会基础
我们已经看到，在九老团结斗争期间，学生在支持工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九老大街小巷无处不在，喊口号、散发传单，组织来自其他地区的工人进行街头示威。不过，学生在九老斗争中的作用要比他们在大街上做的事情更加重要。政府声称，九老工人的罢工是被左翼学生煽动起来的，他们渗透到这个工业区，目的是鼓动天真无知的工人，造成社会不稳定。管理人员也告诉他们的工人，他们受到了亲共学生激进分子的欺骗和利用。为了说服一些持怀疑态度的工人，一些公司从他们的工会官员中侦查出学生出身工人，并用一个大布告牌将他们的名字展示在罢工工人面前。大众媒体也通过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假工人”在组织这次有政治动机的工人斗争中的作用，与政府和雇主串通一气。
大多数工人对这种指责肯定持怀疑态度，但却因此害怕而不敢参加罢工。不过，有很多工人愿意承担参加罢工的后果。工人对媒体描述他们的方式感到不快，似乎他们“只是无法捍卫自己权利的笨蛋或者说傀儡”。一名工人用愤怒的语气声称，“唤醒我们的不是‘鼓动’或‘幕后操纵’，而是我们极差的生活条件。这教会了我们一切”（UrnHyun-young1986,153）。
韩国分析家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对九老团结斗争背景做过分析的崔畅武（音）认为，“在罢工的当时，与构成民主工会核心领导层的普通工人相比，学生出身工人参加劳动的时间较短，而且他们对普通工人的思想和态度的了解也不够”（ChoiChang-woo1987,117）。他引用一位工会领袖的话说，这些团结罢工是行动的过程，它是“工人群众选择和他们决定要做的”（118）。崔畅武进而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认为“作为一场‘政治斗争’的九老工人团结斗争之所以可能发生，是由于外部（知识分子劳工活动家）组织的‘不正确引导’”（118）。
显然，将九老团结斗争的发生仅归因于激进学生的鼓动，歪曲了这场斗争的真正性质。工人不是被学生鼓动家骗进这些集体行动。正如工人自己所说，他们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曾经受到的各种虐待使他们愤怒和容易激动。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是带来变化的惟一希望，才使九老工人猛烈地战斗来捍卫自己的工会。此外，还有一些环境方面的因素，使公司间的团结斗争成为可能：生产工人高度集中于一个大小相对有限的工业城之内、从人口学和社会特征看劳动队伍具有相对同质性、该地区内很高的工作流动性等，都增进了该地区不同工人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和沟通。
然而，这些结构和环境条件，可能并不足以引发九老团结斗争。公司之间工人的团结，需要有某种动因发挥作用，需要有共同的斗争经验。就在这方面，我们一定不可低估学生活动家以及其他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职业）劳工活动家在培养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工人之间的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发动一场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学生团结斗争，曾是学生活动分子的重要战略。在1985年以前，九老工团的很多学生出身工人曾经为实现这一目标付出很大努力。很多以前的工会领导人在这一地区也很活跃，他们是真正的工人，只不过由于参加工会活动已经被企业开除。这两个（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和来自学生背景）的劳工活动家群体尽管在政治方针上存在某些差别[5]，但他们已经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在这个工业区内外形成了很大的职业劳工活动家网络。他们都积极参加小组活动，这种活动80年代初在九老工业区犹如雨后春笋，造就了大量具备越来越强的阶级意识和工会意识的工人。正如前面指出，大宇服装、韩邦、晓星、顺一等公司的工会就是在1984年同时组织的，而且为了保护工会不被公司方企图摧毁工会的敌意行动所破坏，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斗争。从工会形成的时候起，工会活动家相互之间就通过交换信息、征求专家建议和谋划共同战略等进行密切合作。随后，他们又互相邀请参加各种工会活动，如庆祝工会成立纪念日、晚间工会官员培训和文化体育活动等。所有这些努力，在1985年团结斗争之前，在这四个工会的活跃成员之间形成了浓厚的同志关系和共同命运感。
六两位学生出身工人
李仙株1960年出生于一个温馨的中产阶级家庭。她和她弟弟在韩国第三大城市大邱长大。在大邱的一所贵族高中毕业后，她1979年进入首尔女子大学，专攻营养学专业。她是一个典型的学生，比较安静，性格温顺，但对知识有很强的好奇心。
在大学读低年级时，李仙株参加了当时很多学生参加的一些兴趣小组活动，并接触了很多左翼书籍。由于当时这种书在韩国很难找到，她的兴趣小组成员便学习日语来阅读这些书籍。她感到，对于她和她的朋友就当时韩国社会和世界上的问题提出的很多问题，这些书籍都能提供很清楚和很有说服力的答案，而这些问题是学校课堂中从没探讨过的。她们这些兴趣小组成员花很多时间阅读当时被禁止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她们在韩国社会中看到的极其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对于在一个充满不公正和人类苦难的社会中，怎样才能生活得最有意义和最主持正义，她感到很苦恼。李仙株说，在那个学生激进活动十分活跃的时期，答案并不难找到。在第二学年即将结束时，她决定到“到工厂去”。那个学年余下的大部分时间她都首先花在了为当一名工厂工人而做的准备工作之上。她有意不参加学生的抗议活动这样她进入工厂时就能有一份干净的警方记录。在80年代初的学生活动家的文化中，那些宣称准备到工厂去开创事业的人，可以不用参加街头示威。
作为一种准备，她在低年级放寒假时先在九老工团一家服装工厂工作了一个月。从第一天起，在几乎未经过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她就被派给了极大的工作量。由于她比其他工人工作慢得多，所以时常受到训斥和嘲笑。不过，比这更困难的是举止要像初中毕业生一样，要用简单形式的语言，工作之外穿的是同样的衣服，甚至走路的姿势也要改变。她在没有向工头和其他工人暴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做完了一个月的工厂工作。这对她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经历。她看到了工厂的工作条件是多么的悲惨，年轻工厂女工的心地是多么柔弱和美好。在结束一个月的尝试性工作回到学校之后，她告诉自己：“我永远也不能背叛这些人。”
大学毕业后，她使用“金淑子”的假名在另一家服装工厂获得一份工作。这时候她24岁，但虚报年龄为20岁。这是一家分包工厂，大约有15名工人，生产童装。加班到半夜甚至凌晨两点是常事。每天的工资大约为1600韩元（相当于当时首尔一家中档饭馆一顿午饭的价格），甚至这样低的工资也不能按时支付，因为当年生意不太好。有一天，雇主给了她一笔小钱，并且意想不到地同意放假。当她几天后回来上班时，雇主已经关闭工厂，人已不见踪影。这是她第一经历工厂世界的背叛。工人前往当地政府劳工课提出申诉。过了一会儿，一名劳动课官员安排在一家茶馆与工人代表会面。当她们见到他时，他带给她们4万韩元作为雇主给她们的补偿，并以非常专断的口气告诉她们，让她们撤回投诉。
在一家小糖果店又工作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李仙株在丰山服装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当起了缝纫工。这是九老工团一家比较大的出口服装制造商。她的两名大学同学也在同一地区找到了工作，一个在一家服装工厂，另一个在一家电子公司。当李仙株受雇于丰山服装公司时，另一名学生出身工人已经在那里工作。她在那里就业期间，还有3～4个“假工人”进入这家企业。李仙株说，从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语调，他们极力与其他工人交朋友的样子，可以分出谁是工人，谁是学生出身（即当时众所周知的“学卒”）。不过，直到1985年，大部分管理人员对很多“学卒”渗透到工厂既没有意识到、也不关心。
丰山服装工厂的工作生活很辛苫，让人筋疲力尽。李仙株说，她是一个相当笨拙的体力劳动工人，所以在掌握缝纫技能时经历了一段特别艰难的时期。起先，除了试图与很多其他工人同伴友好相处、了解她们的世界和她们的思维方式之外她没有做什么别的事情。像别的“学卒”一样，她经常邀请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放，为她们做炒年糕和其他喜欢吃的东西。当时，该公司的工人平常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隔一星期才能休息一天。不过，她说她并没有感到这份工作太辛苦。她也没有发现管理人员专横和羞辱性态度无法忍受。她说，生话太忙碌，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也没有时间后悔自己当初到工厂当工人的决定。
渐渐地，她开始通过组织小组，通过把这些小组与企业之外的其他类似活动建立联系，从事提高工人意识的活动。工人，特别是那些读过一两年高中的工人，很快就能用一种至关重要的阶级观点看待她们的情况，并形成了团结其他工厂工人的强烈意识。1984年，她和其他活动分子决定接管到当时为止由管理方控制的工会。劳工活跃分子主持了工会选举，选出了多名车间工会代表。李仙株也被选为工会书记助理。管理方最初试图贿赂她，让她停止工会活动；失败后又企图让她孤立于其他工人之外，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她进行骚扰。她并没有屈服于这些压力，而是不仅全心全意地投入丰山公司工会的建设，而且投入到九老地区跨公司劳工运动的建设中。1984年，她成为九老劳工活动分子秘密网络的成员，该网络被称为“十四人委员会”。这个秘密的委员会是由另一名“学卒”沈相奵组织的。
沈相奵生于1959年，曾是首尔国立大学教育学院的一名学生领袖，与几位朋友进入九老就业时有着明确的目的，即发展以地区为依托的政治性工会运动。作为他们战略的一部分，这些人特意选择进入九老地区不同的工厂。他们以培养跨企业小组作为提高工人觉悟的主要途径，每个小组由来自不同工厂的6名工人组成。沈相奵说，从1980～1985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大约8个这样的小组在活动，培养了大约84名“先进劳动者”（有先进意识的工人）。那个“十四人委员会”是该地区活动家组成的非正式小组，全部是“学卒”工，女性占大多数（只有3名男子）[6]。它作为地区小组活动的核心筹划小组发挥作用，而沈相奵在其中是领导角色——除了协调各个小组之外，该委员会还为九老地区工人出版了一份简报，每期印量多达3万份。
在进入工厂工作之前，沈相奵曾作为工人夜校教师度过半年。她说这一经历有助于她更好地了解穷人和被异化的人的情况。进入工厂后，她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真的能成为历史的主人吗？”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她认为首先应成为一个受到其他工人尊重的人。为了成为受到尊重的工人，她必须比其他人工作更卖力。她说她工作努力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下班之后，她邀请工人同伴到她住的地方，为她们做饭，并与她们谈到深夜。然后，她与别的她成为“专业人士”的活动家会面，召开筹划会议，直到凌晨两点。她说，尽管时间安排这样紧张，但她仍在早上八点以愉快的心情去上班。
然而，并非每个学生出身工人都成功地实现了向工厂生活和活动家角色的转变，李仙株和沈相奵跟我说，通常，那些个性比较被动和具有投机心理的人，或者那些主要以人道主义考虑进入工厂的人，容易对她们的作用产生怀疑并较早就离开工厂。沈相奵说，很多学生劳工活动家由于太缺乏耐心而对工人产生失望情绪。她们指望很快就能提高工人觉悟，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来从工人自己的角度理解工人。
九老地区的民主工会运动从1983年开始到1984年，在组织新的独立工会或将公司工会改造成真正有代表性的工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这些工会组织中，“学卒”劳工领袖发挥了关键作用，尽管她们没有担任正式的领导职务，但在1984年春协调发起了几场涉及工资方面的劳工行动。在丰山服装公司，1985年春围绕星期天加班问题发生了第一场罢工。在这一时期，李仙株的身份在工人中暴露了。有一天，在凌晨时分，她所在的工会的主席来看她，问她是否真的是“假工人”。李仙株承认自己是个大学生，并解释她为什么决定来当工厂工人。这位工会主席感谢她说实话，并告诉地，她理解和赞赏李的动机。然而，此后李仙株开始感觉到她们之间的关系拉开了距离，也不再让她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角色。这对她来说是一段很不愉快的时期。后来，由于大宇服装公司工会领袖金俊龙于1985年6月被捕，她在组织跨公司之间的团结斗争方面再次活跃起来。由于这种活动，她被逮捕并监禁了10个月。1986年释放出狱后，她参加了由曾经参加过九老团结斗争的激进劳工活动家组织的“首尔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联），但对其盲动的政治激进主义有点失望。后来，她在工人人权研究所担任劳动咨询顾问，还参加了现代集团的一个劳动关系的研究项目。在这个研究项目进行过程中，她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的一名经济学家，他本人不是劳工活动家。
在金俊龙被捕的时候，沈相奵是九老劳工活动家秘密网络的领导人。一听到金俊龙被捕的消息，她马上召集该地区的劳工领袖开会，他们决定半个小时内举行罢工斗争。接着，她去见清溪服装工会主席，请求他支持这场团结斗争。他高兴地同意把清溪工会办事处作为代表九老团结罢工工人动员所有各种民主力量支持的中心。沈相奵自豪地说，九老团结斗争是“我们的计划的第一个成果”。尽管她从1983年底开始就被列入逮捕名单，但她在1985年九老斗争期间设法躲过逮捕，而当时包括金文洙在内的大多数首劳连领袖都被逮捕。随后，她成为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和后来的韩国劳动组合总协议会（民主劳总）的关键组织者之一。在1996年接受我访谈时，她正担任民主劳总之下的全国金属劳动组合协议会的总务助理。她与一名出身相同的劳工活动家结了婚，有一个儿子。
当回忆起80年代中期的那些日子时，李仙株和沈相奵说她们对自己做出的选择无怨无悔。两人都说那是她们生活最充实和最有意义的日子。李仙株说，她惟一感到后悔的是，她当时仍有点不够成熟，在政治主张方面有点过于简单和过于教条主义，所以她拒绝与很多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交往，使自己与很多好友甚至家人隔离开来。直到她当工厂工人一年后她父母才知道。她回忆说，工厂工作不仅从身体上说是一种艰苦的生活，而且从孤单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她没有很要好的朋友互相交往，与家人也没有联系，只与其他家庭背景和兴趣与她很不相同的工人交往。无论李仙株还是沈相奵都跟我说，她们有几位也曾当过“学卒”工的朋友相当失望地结束了在工厂的生活——有些人在工作过程中病倒了、有些在熟悉大多数很保守而且在利益方面个人主义严重的普通工人之后感到很失望、有些则在家庭的压力下回到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当中。
结论
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最突出方面是劳工斗争与政治民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如我曾论证过的那样，这两种运动的密切结合，是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为什么比亚洲和其他工业化社会更快地变得比较强大的关键原因。尽管其他社会里的劳工运动确实也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在韩国知识界卷入劳工运动的程度深度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在本章中看到，韩国学生运动在80年代积极奉行工人与学生结成联盟的战略，并派遣数以千计的学生进入到产业领域，他们有着在工人中间提高阶级觉悟、动员劳工进行政治斗争的特定目的。80年代劳动争议的重新增多和团结斗争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及很多因参与70年代工会活动而被开除的普通工人。
劳工与学生之间形成的密切相互联系，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控制劳工的压制性做法造成的结果。从朴正熙的维新时期到全斗焕时代，国家的一贯政策是先发制人地防止在政府控制的工会结构之外出现独立的工会运动，阻止劳工与政治反对运动建立联系。因此，任何有组织抵抗的迹象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使工作场所长期积蓄的紧张和愤怒没有任何释放的渠道。韩国的这种劳动控制方式，比合作主义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具压制性、比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方式更加直接和更加实在、比巧妙和伪装的控制方式更加具有鲜明的反劳工色彩。参加劳动纠纷的工人毫不退缩地面对镇压性的国家政权，看清了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真实本质。独裁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开除活跃活动的工人并将其列入禁止产业界雇佣的黑名单，从劳动领域中清除“不纯分子”，但这种企图产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增强了学生与工人之间的联系，促成了由劳工活动家、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秘密网络。因此，国家严厉的镇压有助于为韩国劳工运动形成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和人员方面的资源。
九老团结斗争是80年代前五年发生的最重大的劳工斗争。但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这场斗争视为代表了当时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水平。80年代初的韩国劳工运动从总体上来说处于比低得多的水平。除了首尔－京仁地区之外，全国其他地区几乎很少发生劳工骚动。特别是，重化工业集中、主要雇用男性劳动力的大集团企业所在的南部主要工业城市，如蔚山、马山、昌原和巨济岛等地，在1987年之前几乎没有受到这种工会运动的影响。
几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南部工业城市的这种劳工消极性。其中包括：大集团企业资方较强的控制工人能力和让工人合作的能力、国家更严厉的政治控制、工人享受相对较高水平的工资和福利好处等。但韩国劳工运动发展中存在这种地区不均衡性的最重要原因，可能是职业劳工活动家和很多支持劳工的的政治异议组织主要位于首尔及其周围地区。这是一个教会组织曾积极帮助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地区，是学生活动家选择作为实践他们的工人－学生团结斗争战略着力点的场所[7]。同样重要的是，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的基层工会化运动产生了一大批被开除和列入黑名单的工人。这些基层劳工领袖在九老、安养、仁川等地区也很活跃，并与后来进入的学生活动家密切合作。
1985年九老斗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场跨公司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这种斗争以位于一个工业区之内的工会会员之间形成的密切社会纽带为基础；这场罢工斗争不是因经济上的悲愤而是因对民主工会运动的镇压而触发的[7]”。从这种意义上说，这场团结斗争标志着韩国劳工运动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是未来劳工运动的先驱。1987年的大规模工人反叛继承了这一至关重要的遗产。
[1]这篇作文是对一个深入参与民主工会运动知识分子的体会的极好描述。金文洙是少数学生出身工人之一。他被选为当地一个工会的主席。即使是在公司否认他的工人身份并企图诋毁他从事工会活动的真实动机之后，他仍从普通会员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领导工会运动依靠的就是这种支持。90年代，他进入政界，1996年被选进国会。
[2]还有几种更极端的观点。有关在劳工斗争问题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以及80年代工人－学生的团结运动，可参见金永基和朴成鄂（音，KimYong-kiandParkSong-ok1989）以及金章汉等人（音：KimJang-hanetal1989，98~113）的著作）。
[3]金文洙就九老斗争的重大意义写了以下一段话：“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具有意义的斗争，它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Moon-soo1986,154）”
[4]批评1985、1986年这种地区性政治劳工运动的人认为，他们“对发展作为工人阶级基本群众组织的工会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表现出贬低工会运动本身的倾向”（KimHang-haetal.1989,107）
[5]总的来说，来自工人阶级背景的劳工领袖不管他们是否就业，在将劳动纠纷与更大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方面都倾向于采取比较谨慎的方法，因为担心国家对工会采取惩罚性的措施。而学生出身工人则具有更强的政治取向，而且总的来说更愿意为了更大的政治事业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牺牲单个的工会。（曾任元丰纺织公司工会主席的）方镛锡跟我说过，“学生有时候不懂得我们的工会有多宝贵，不懂得我们为了建立这些工会需要做出多大的牺牲”，而且学生出身工人容易冒摧毁这些艰难这些艰难建立的工会的风险卷入一种“政治冒险主义”（1994年6月访谈）。金志宣也说过类似的话：“工作和工会是我们生活的基础。如果被开除，学生可以离开工厂工作，但我们不能”（2000年6月访谈）。不过他们都强调，他们与学生劳工活动家之间的这些差别是很小的，没有给两个群体之间的密切合作造成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有着强大可怕的共同敌人。
[6]大宇服装公司主席金俊龙跟我说过，他只被邀请参加一次这个小组召开的会议：1985年6月被关进监狱后，他开始对这个小组有了更多的了解。
[7]有关九老团结斗争的题为“树立先锋”的报告将这次事件定义为“一场保护独立工会不受政治镇压的激烈政治斗争，是先进（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群众克服只针对企业的工会主义的团结斗争”（Seoulnodongundongyǒnhap1986,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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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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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四章殉教者、女工和教会
我们曾为摆脱压迫而战斗过，
曾为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而奋斗过。
啊！上帝赐予我们的平等在哪里？
世人啊！我们的痛苦，你们可曾看见？
（题目不详，载SukJung-nam，1984,168）
1970年11月13日下午，位于首尔西南部服装工业区著名的平和市场发生了一起小规模的抗议活动。十几个年轻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改善平和地区服装工人的工作条件。但当他们聚集到一起之后不久，警察和市场保安冲了进来，企图化解抗议活动。抗议者拒绝退让。他们筹划这一抗议已经有些时间了，决心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回并非他们第一次尝试示威。以前的尝试，曾因政府做出按照他们的要求迫使雇主改善工作条件的虚假承诺而流产。这些抗议者是一个称为“三栋会”的小劳工团体的成员，三栋会由在平和市场血汗工厂区工作的十几名年轻裁缝组成。组织该团体和这次示威的男子，是22岁、名为全泰壹的裁缝。
全泰壹曾深切地关注这个服装加工区的工作条件，并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寻找改善2万多名工人工作条件的途径：他给劳动局、报纸甚至给总统写过请愿书，呼吁他们关注该服装区正在发生的人类苦难。在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他甚至进行过一项调查，将有关平和市场地区存在非人工作条件的确凿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都白费力气。他的呼吁被忽视、嘲讽或以虚假的承诺打发。最后，全泰壹得出了残酷无情的结论：除了极端的抗议行为之外别无他法。在他为11月13日的示威做准备的同时，全泰壹私下做好了为劳工斗争事业牺牲自己的准备。
在抗议者与警察和市场保安扭打的时候，全泰壹消失了几分钟。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罐汽油。突然，他把汽油浇在身上并点着了。他的身体顷刻间被烈焰所包围。惊恐的人群听到全泰壹在火焰中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体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人们看到他正拿着一本《劳动标准法》小册子。这是一本一两年前他在旧书店里惊喜地发现的小册子。因为，让他当时感到喜出望外的是，这个国家的劳动法有对工人有利的有关工作条件和报酬的规定。他勤奋地研究了这些劳动法，把希望寄托在它们之上。他给政府当局写过很多信，希望当局能让雇主遵守这些法律。但他最终意识到，无论是政府还是雇主都对这些法律毫不关心。当他的同伴终于把火扑灭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被烧焦。他半知半觉地请求他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他被送往医院后，给他深爱的母亲李小仙留下了最终遗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接着，又对他母亲说：“妈，我……饿了。”然后咽下了他最后一口气（ChoYoung-rae1991,281~292）。
从很多方面看，全泰壹的自焚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开始。它在千百万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同时，到当时为止，韩国还没有一种神圣的象征和受到推崇的传统可以用来启示和动员工人努力争取达到集体目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全泰壹的自焚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种强大的象征。这一事件还表明，快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所产生的产业关系问题开始不再被隐藏在产业领域，而是开始成为容易导致紧张和社会冲突的起因。产业工人已经进入到成为韩国社会斗争和社会改造的一支关键力量的历史阶段。
平和市场是一片长约一个街区、四层楼高的迷宫式建筑，散布着前店后厂式的服装厂和服装店，雇用着2万名年轻工人，其中90%为妇女，年龄大约在14～20岁之间。她们在地面离天花板不到4～5英尺高的小格子间里工作，既见不着阳光也没有通风设备。他们一般被迫一天工作14小时，得到的是每月不到30美元的工资（以1970年的汇率计算）。徒工构成了这支劳动队伍的1/3以上，她们只能得到缝纫工正常工资的1/5（每月3000韩元）。徒工的平均年龄为15岁，靠着这样低的工资，她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ChoYoung-rae1991,99~112）。
出于对这些苦难年轻女徒工的深切人道主义关注，全泰壹开始了他的劳工斗争。一天，他写信给朋友说：“我们通常早上八点半开始工作，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收工。你对此是怎么看的？难道你不认为这让人太疲惫了吗？一天14小时呢！这些年轻女徒工怎么能受得了这样长时间的工作？”（ChunTae-i11988，122）。他接着写道：“尽管不让她们享有适宜的环境，但难道她们就不是有着人类脆弱性的人吗？亲爱的元淑（音），作为裁缝，我必须整天与她们呆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十四岁的年龄，她们还是孩子，但她们必须整天累死累活地干这样辛苦的工作，然后还要因没有及时做完活而经常受到裁缝的责骂。在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吃的是从家里带来的一小包饭团，就像大象吃几个饼干一样”（123）。他还深深地关注着社会中的不平等。他的日记、给朋友写的信和他写的小说稿，都显示出他因看到年轻工厂女童的苦难和身边的社会不公正而产生多大的痛苦。他叹道，“雇主花200韩元吃一顿午饭，而年轻工人三餐只能吃50元，这是一种不人道的事情……为什么这些纯洁的年轻女孩得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难道这不是社会现实吗？难道不是富人统治着穷人吗？”（Choyoung-rae1991,207）。
全泰壹所抗议的长期未能减轻的劳动剥削和巨大的人类苦难，正是20世纪70年代数量越来越多、受雇于劳动密集性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的普遍状况。然而，正在遭受苦难的工人的呻吟，主流社会并没有听到。在70年代，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出口行业十分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得到了提高。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对经济的进展情况感到满意，优先考虑的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步伐。工人的投诉和抗议只是被当做一种暂时的麻烦小事来对待，是国家的经济馅饼变大以后才能解决的事情。无论是政治领袖还是中产阶级的大多数，实际上对工厂中到底正在发生什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这种经济增长，他们都没有意识到。
全泰壹的自焚，给社会各界带来了一股冲击波。尤其是，它唤醒了知识界，使他们注意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黑暗面，注意到经济奇迹的门面下正在受难的千百万工人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它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契机，使他们开始意识到劳工问题严重的方面，意识到必须扩大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将经济公平问题包括进来。很多学生参加了全泰壹的葬礼，首尔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或者在校园里举行祭奠全泰壹的活动。因此，全泰壹的悲剧性死去，在劳工斗争与学生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之间建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联系环节。
然而，70年代对于形成一场组织良好的劳工运动来说还为时太早。受雇于出口制造部门的工厂工人人数快速增加，但这些都是从农村新录用的新生产业工人。他们优先考虑的是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多多少少以为工作的艰辛是正常的。当剥削和欺凌达到极大程度时，工人累积起来的痛苦和愤怒爆发，变成暴力性的抗议行为，其中很多是因个人冲动而采取的暴力性行动。在全泰壹自焚后，又有几名工人企图以自杀来抗议在工作中遭到的虐待。事实上，意图自焚成了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斗争中一再出现的主题（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85）。有时候，一批工人自发地聚集到一起，要求支付拖欠或拒付的工资，或者谴责管理人员身体和言语上的欺凌。在有些场合，抗议的工人实际上成了一群愤怒的暴民，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3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公司采用新的分包制度而怒气冲天，他们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这些自发和带个人色彩的抗议形式，对促使产业关系发生他们希望能发生的变化起不到多大作用。它们只是唤起了短期的公众同情，而且通常是在更大个人牺牲的情况下结束。
一、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斗争
然而，随着工人开始意识到通过更系统和集体性的努力来改善自己命运的重要性，另一股劳工活动的潮流在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工会意识慢慢地进入到一小批受雇于轻型制造业的工人先驱者的头脑中，工人开始认识到代表他们的工会是改善其状况的最有效手段。70年代，出口制造部门当中的大多数工人还是无组织的，在工会存在的地方，大多数都是由公司控制的工会（ChoiJangJip1989,146~172;ChoSeung-hyok1988）。因此，70年代开始的工会化斗争的目的，既包括创立新的独立工会，又包括掌握公司工会（御用组合）的控制权并将它们改造成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工会。第一次组织独立工会的尝试，也是发生在全泰壹为了工人阶级运动而牺牲自己的地方。1970年11月18日，他在平和市场的工人同伴组织了一个地区范围的工会，称为“清溪被服劳组”，代表在该地区就业的2万多名工人[1]。因全泰壹之死而形成的高度同情气氛，使得这一闹独立、以区域为基础的工会得以成立。在它形成的时候。曾拥有500多名活跃的工会会员。由于这一工业区的性质，其成员大多数为受雇于小服装厂的女工，不过领导权却由男裁缝掌握。尽管这一工会的建立较为顺利，但它所走的道路充满荆棘和曲折。它受到经常性的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最后在1980年被迫关闭。然而，从全泰壹精神中诞生的清溪工会，其会员从来没有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在80年代又发起了争取工会重新开张的充满朝气的战斗。从许多方面看，清溪工会在70年代和80年代中期以前的基层劳工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全泰壹的母亲李小仙按照她儿子的遗愿，在整个清溪地区斗争中起到了象征性领袖的重要作用，被称为“所有工人的母亲”。
有了清溪被服劳组的领头，70年代发生了几场争取建立独立工会的重大斗争。有趣的是，这些工会化斗争大多数明显是由妇女领导的。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两场斗争1972年发生在两家大的纺织公司，即元丰和东一。在这两家公司，女工都发起了夺取公司工会控制权的政变。元丰的工会活动分子在70年代建立了韩国最强大的工会，是独立工会运动的样板。在与公司方和由男性主导的公司工会领导的几次摊牌之后，她们于1972年成功地将自己的（男）候选人选进工会领导层，赶走了腐败的工会官员。同年，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在工会选举时发动了一次选举叛乱，选举产生了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和大多数车间女代表。同样的工会化斗争也于70年代中期发生在另外几家女下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业公司，其中包括半岛商事、邦林纺织、Y.H.商事、东光纺织、科龙电子（Crown）、Signetics，和控制数据（ControlData）等。
二教会与基层工会运动
工会活动在这一早期阶段的最显著特征，除了由女工领导之外，还有就是工会活动分子与教会组织之间的密切联系。女工会活动家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在进步教会领袖主持下组织的小组活动或工人夜校。在这里，她们获得了有关工会重要性的意识，接受了如何组织和管理工会的基本教育。而且，在斗争开始之后，总会引起管理方采取大力报复和压制的行动，此时核心活动分子仍往往是那些曾参与过教会赞助的提高意识活动的人员。即使工会活动分子以前与进步教会组织没有联系，他们的工会化斗争也会使他们与教会组织建立密切关系。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动由受雇于中小企业的妇女领导，主要发生在首尔－京仁地区，这与这一地区面向劳工的教会活动十分集中是密切相关的。
两个教会组织在7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天主教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JOC或YoungCatholicWorkers）和新教团体“都市产业宣教会”（UIM）。两者都是50年代后期在它们相应的国际组织的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并从60年代初开始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参见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94~107;ChoWhaSoon1988;Ogle1990,87）。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法国工人教士的榜样启示下，天主教、卫理公会和长老会教士承担起了在工厂和船坞劳作的人们中间布道的职责。他们当中有些人作为劳动者在工厂工作，经过一段时期的实地经历后成为“工厂牧师”。都市产业宣教会的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了他们的宣教场所，为当地工人和贫困居民投入地工作[2]。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在产业场所或附近地区录用年轻人（工人、学生和其他天主教徒）开展工作，帮助改善领工资工人的工作条件。70年代是这两个组织最活跃的时候，当时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关注，这时候他们的活动程度不同地集中在首尔和仁川周围的产业区。不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在这一地区之外的范围较广一些[3]。
尽管牧师首先感兴趣的是在产业工人和雇员之中宣传基督教信条，但他们在工厂的体验打开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从个人精神修炼的空洞性中走出来，看到了工人进行集体斗争改善工厂条件的必要性。因此，从60年代后期起，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的活动以帮助工人组织工会为方针。它们开办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这些活动的主要目标是造就一小批将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ChoWhaSoon1988;Ogle1990;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
由这些教会组织赞助的培育工人团结精神和意识的最重要手段，是小组（或者说小圈子）活动。从邻近工厂中招来的平均6～8名工人组成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并为这些团体起上“晨星’、“松树”“青年俱乐部”“胜利”“钻石”或“野牛群”这样的名字。其成员在牧师或他们的指派人员（其中很多是大学学生）的指导下定期聚会，从事各种锻炼和文化活动，并讨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些团体当中有些仍主要保持为友谊或体育锻炼团体，但大多数最终变成了工人获得更强烈阶级意识和认识工会重要性的场所。导致70年代工会运动兴起的工会意识，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小团体活动的结果。正如东一服装公司的工人写道，“这些组织（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举办的小组活动和教育课程，有助于在同一工厂工作的工人中间形成团结意识，并形成那种可以通过工会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新意识”（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33）。同样，元丰公司的工人写道，“小组活动是增强工会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教育工人认识到工会是一个能实现社会自由和自主、工人可以像人一样生活的基本组织”（WonpoongMobanghaekonodongjia1988,163）。
元丰和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曾受到广泛报道，它们是说明争取建立独立工会斗争的最好例子。随着“韩国毛纺（元丰以前的名称）组合正规化斗争委员会”的组成，（位于首尔的）元丰纺织公司的女工于1972年开始了她们的斗争。那些在组织这场反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员，是前些年曾参与和天主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小组活动的女工。她们当中少数人曾经当众发誓要成为“战士”，并领导了随后发生的艰苦斗争。她们的第一个挑战是，用他们自己的人员取代了当时的工会领导层。通过周密组织和筹划，她们在1972年工会选举中取得了令人震惊的胜利。在选出的42名车间代表中，29人为妇女。她们还成功地选举了一名男性主席齐东进（音），在选举中她们曾支持此人与管理方支持的候选人对抗。新诞生的独立工会在随后几年中遇到了巨大障碍，但具有高度投入精神和纪律性的工会官员在第二届工会主席方镛锡的领导下，在元丰纺织公司组织起了可能是当时韩国最强大、组织最完善的基层工会。方镛锡是少数几名有勇气参与由女工主导的70年代工会运动的男子之一[4]1982年，由于全斗焕军政府的严厉镇压和管理方挑动男工反对女工的分裂策略，元丰公司伸张工人权利的工会遭到破坏。
东一纺织公司（在其仁川工厂）发生的民主工会运动同样是由一名女工干部领导，她曾积极参加赵和顺牧师指导下由都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举办的小团体活动。赵和顺是一名具有献身精神的向女工宣教的牧师，他曾于1966年作为一名劳动者在东一公司短期工作过。该小团体1972年曾巧妙地利用种种事件选举产生了韩国第一名女工会主席，即朱吉家（音），并以活跃的妇女代表取代了腐败的工会官员。随后几年，在男工会活动分子与女工会活动分子之间发生了激烈斗争，但女工在后来几年里又三次成功地选出了女工会主席。
不管工会组织者以前与教会领袖是否有过联系，她们的斗争通常导致她们向外部寻求教会组织或知识界团体的帮助。例如，当科龙电子公司工人组织工会并于1972年向政府劳动事务课提交申请书要求批准时，该公司向工人施加压力，并迫使很多工人撤消在申请书上的会员签名。劳动事务处以这些签名撤消为由拒绝了建立工会的申请。不仅工人组织工会组织的企图受到阻止，而且拒绝批准批复中还包含有严厉的侮辱性警告：“非常遗憾，在国际紧急状况下，你们违反法律从事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活动。因此，请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159）面对这些障碍，科龙电子公司工人决定寻求外部帮助。她们写了一封信给都市产业宣教会：
很多教士和牧师曾为实现社会公正和产业和平而工作，而且很努力地为保护劳动人民的权利而工作，我们想谢谢你们。千千万万的工人经受着不公平的对待，但出于恐惧，我们甚至不能向任何人抱怨。在这种悲惨的情况下，我们向你们请求帮助。
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我们没有权，也没有钱。我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一个工会，但劳动事务处和公司以我们的行动不合法和会引起社会不稳定为托词而不予批准。请关注这种荒谬的局面，帮助我们按照韩国法律得到公平的对待，因为我们毕竟也是韩国的公民。（159）
那么，为什么工人转向教会组织寻求帮助呢？答案就是因为，她们别无他处可以求助（参见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453）。韩国劳总内部的官方工会已经放弃了他们装模作样的代表工人角色，蜕化为只不过是国家在独裁的“维新”体制下对劳工实行合作主义控制的工具[5]。
另外，为实施劳动标准法而设立的政府劳动局对防止劳工骚动更感兴趣。另一方面，70年代的韩国工厂工人还过于弱小，无法自己抵制工作场所极度剥削性和滥用权威的做法。他们需要外部帮助。因此，产业工人，特别是受雇于很多轻型小制造企业的女工，试图寻求外部帮助以顶住管理方的压力，并找到了两个对他们的问题表示同情的群体——知识分子和教会组织（在70年代末之前，学生对劳工问题没有给予太多的注意）。
与对工人的问题高度同情但组织上却很薄弱的知识分子不同，教会组织在向工人提供支持方面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因为有着国际性的网络和国内的组织结构。再者，由于基督教的国际立场，基督教会比知识分子和政治异见分子更安全，易于避免遭到国家机器利用红色标签进行意识形态审判。尽管基督教教会领袖也未能免遭安全力量的意识形态指控——他们事实上曾是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70年代曾有很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都市产业宣教会的领导人被逮捕、拷打和监禁——但教会组织在抵抗意识形态审判方面比其他群体要处于强得多的地位：进步教会积极参与基层工会运动，必然引起韩国劳总与教会团体之间的敌意，教会团体曾严厉批评官方工会领导卖身投靠政府[6]。
三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斗争
不用说，70年代的新基层工会运动面对的周围环境是敌对的。雇主不打算接受独立的工会，特别是那些被怀疑与外部组织有联系的工会。他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骚扰、威胁、贿赂，从政府控制的产业工会那里得到帮助等——阻止组织独立工会或改造管理方控制的工会的企图。当他们无法阻止建立独立工会时，他们接下来采取的手法是将它们改造成公司工会。为达到这种目的，最喜欢采用的手法是动员男工起来破坏由女工主导的独立工会。因此，7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的特点是男工与女工之间的剧烈斗争。在70年代数起重要的工会斗争中，最富戏剧性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位于仁川的东一纺织公司工厂的斗争。在劳动密集性出口行业的其他女工占大多数的工厂，如元丰、邦林、东光、三儿、半岛、科龙、Signetics、控制数据等公司的工厂[7]，女工的斗争也同样意义重大。但限于篇幅，我在此只能讲述东一的例子（这里的介绍主要依据的是以下文献：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SukJung-nam1984;ChoWhaSoon1988）。
插图四20世纪70年代晚期东一纺织公司的女工们和男主管
前面提到，东一纺织公司的工会领导权于1972年为参加过都市产业宣教会仁川事务所的小组活动的妇女所夺得。但通往民主工会之路是曲折的。工会活动分子必须克服管理方的大量骚扰、虐待和贿赂企图。她们被安排额外的工作，被调到最辛苦、最低下的工作岗位，受到性骚扰，因很小的差错而遭到严厉训斥；或者受到利诱，例如：厂方做出承诺，如果女工退出工会活动的话将得到提拔或给予额外奖金等奖励。
骚扰只是东一公司管理方企图迫使工人退出工会活动或退出都市产业宣教会小组活动最初采用的方法。面对女工的顽强抵抗，公司后来采用了一种更恶毒的策略：策动男工夺取由女工主导的工会的领导地位，并将工会转变成公司御用工会。1976年7月，当新的工会选举即将按计划进行时，一批男工在厂方充足的财务和组织支持下，贿赂其他男工并试图恫吓比较胆小的女工，以便选掉当时任职的领导。这批人的领头者高道永（音）玩弄法律花招，串通警方以行为不端和煽动工人罢工为罪名逮捕了工会主席（李英淑）和秘书长。7月23日，在工会最高领导缺席并将23名车间女工代表排除在外的情况下，24名亲管理方的代表紧急开会，选举高道永为新的工会主席。就在这些欺骗性的选举进行的同时，厂方将女工反锁在宿舍里，宿舍门口用木板钉死。然而，愤怒的工人撞开门或从砸开的窗户跳下，纷纷涌进工会大厅。第一天，大约200多名工人参加了静坐罢工。第二天参加人数增加到800人，另外300多人则在工厂大门外罢工，因为她们已被禁止进入工厂。公司方断电断水，不让把食品送进去。但尽管如此，这些工人并不退缩，而是继续罢工，要求释放她们的工会领导人并宣布这次非法选举无效。
第二天，即7月25日，东一公司工人发动了一场极其令人吃惊的、富有戏剧性的反抗，这场反抗可能在世界劳工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天下午，数百名防暴警察开进工厂。这些穿着蓝黑制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出现令人感到恐惧（见插图五）。一些妇女因害怕而哭了。当防暴警察向工人接近时，罢工的女工们开始脱去衣服，半裸着身体站在武装警察面前。事后一名工人报告说，当时在惊慌之中，一名工人悄悄地建议采取这种行动：“男人们不能碰脱了衣服的女人，即使他们是警察也是如此”（SukJung-nam1984,49）。500～800名半裸着的妇女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唱着工会会歌，周围是口瞪目呆的警察和男工。一个名为石正南的男工后来精彩地描绘了这一场面：“面对这样一种巨大的威胁，这是我们最后的反抗，是一种自发采取的行动，没有羞耻和恐惧。在武装警察和男工的围攻中，我们裸着上身手挽手紧紧地站在一起。这难道不比钢铁还要强硬吗？谁敢碰这些人？她们就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就像一颗轻轻一碰就要爆炸的定时炸弹”〔1984,49）。面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警察一下子愣住了，但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他们冲过来，打乱抗议者的队形，抓住尖叫着的女人的头发，将她们摔到地上，并塞进警车里。在与警察战斗时，很多妇女全身暴露，但是，正如她们后来写道，她们不感到羞耻，只有眼泪、愤恨和强烈的患难与共的感觉。警察逮捕了72名妇女，但200名左右其他女工裸着身体躺在地上，试图挡住汽车，还有一些人步行跟着汽车到达警署。几名女工因严重擦伤被送进了医院，两名妇女后来发展成精神错乱。
资料来源：社会写真研究所（SahoeSajinYǒnguso1989,153）。
插图五令人恐惧的防暴警察
这些工人的巨大牺牲，并没有很快换来胜利，但至少阻止了厂方指定的男工接管工会。管理方继续实行其将工会活动分子与普通工人分隔开来的分裂策略，并试图让工会处于瘫痪状态。为了与之斗争，工人向全国性工会“全国纺织劳组”请求帮助。令女工失望的是，全国纺织劳组事实上是一只狡猾的狐狸：纺织劳组的代表（一名男子）与公司管理方背着女工达成了秘密交易，建议该公司工会将非体力工人吸纳为会员。这表面上是调和两个对立的体力工人群体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让男监工控制工会的一种巧妙的策略。
随后，工会领导人意识到，靠自己同政府与管理方联手的力量斗争，她们是无力的。她们的战略是广泛宣传她们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希望给管理方带来压力，这也是70年代韩国工人经常采用的战略。1977年2月，东一公司工人在位于首尔闹市区的明洞天主教堂文化中心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她们将她们的计划称为“东一事件的外科手术”，向大众媒介和民间组织发出了邀请函。邀请函中将12个基督教组织列举为她们的赞助者，包括：都市产业宣教会、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基督教妇女组织等。在她们附在邀请信上的声明中，工人写道：
请听听我们这些贫困工人的绝望呼喊，尽管受到社会冷淡的对待和忽视，她们仍在雇主的皮鞭下为能像（受人尊重的）人一样生活而斗争……我们要像人一样生活，尽管我们贫穷，没有受过教育，但我们通过工会了解到了公正和民主。为了保护我们的良知而不屈服于不公正，我们进行了铤而走险的斗争，难道我们做错了吗？我们想恳请你们做出判断。请给予我们慷慨的鼓励。（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73~74）
这一次，工人胜利了。在原定进行“外科手术”的前两天，警察释放了被捕的工会领袖，政府劳动事务课让公司准许工人进行一次新的选举。在1977年3月31日进行的新选举中，一位名为李总角的妇女当选为工会主席。对于为了捍卫代表自己的工会而进行如此艰苦一斗争的女工来说，这是一次甜蜜的胜利。然而，她们享受胜利的时间并不长。她们的对手加紧了对新工会领导的攻击。管理方利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退出工会，并继续骚扰工会活动分子。而且当这些手法无效时，他们使用了一种更恶毒的方法；将活跃的工会领导人描绘为亲共组织的傀儡。1978年2月，公司向工人散发一份题为“都市产业宣教会想要什么”的小册子。这本书指责都市产业宣教会以宗教组织为幌子，实际上是用从国际共产主义组织那里得到的资金运作的；都市产业宣教会典型的活动形式，清楚地体现了共产主义组织的特点；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劳动冲突稳步增多，国家加强了对面向劳工的宗教组织和知识分子组织的攻击。除了向工人灌输反对都市产业宣教会的信息之外，安全机构还逮捕了几名都市产业宣教会的负责人，包括赵和顺牧师，指控他们从事亲共活动。韩国中央情报部人员还冲进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搜查并逮捕几名研究人员，指控他们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两个机构在培训工会活动分子和资助亲劳工的研究方面曾发挥重要作用。
这场意识形态宣传战为管理方攻击工会领导人和分裂工人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工具。与厂方合作的工人（主要是男工，也有几名女工参与）声称，他们能拯救这家公司的工会，他们的目标是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会。1978年，代表亲管理方男工竞选工会主席的一名妇女在散发的一份传单中问道：“在目前这个极其需要自主、独立和切实可行的劳工运动的时期，为什么我们不自己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受居心不良的外部力量的操纵呢？”这份传单批评都市产业宣教会在工人中间播下不信任的种子，煽动她们造成工作场所的不稳定。“我们生于贫困家庭，所以我们受过的教育很少，必须在别人还在上学的年龄便到工厂工作挣钱”（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97）。她的传单接着说，“可是我相信，我们像任何其他人一样拥有纯洁和美丽的心灵。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听到都市产业宣教会布道，我们的心便变成一头饿狼的心呢？……他们教我们很多歌，这些歌很有趣，但让我们仔细考察这些歌的风格吧。它们都是煽动性的，含有不干净的内容。他们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显然，以赤色分子罪名迫害他人，不仅是国家机器维待其对市民社会控制的机制，而且是管理方攻击独立工会运动的便利武器。
然而，这些恶毒的意识形态攻击，对于将东一公司普通工人与她们活跃的工会领导者分隔开来并割断工会领导层与外部持不同政见群体的联系，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工会会员数量仍然很大，工人的团结仍很稳固。当造谣中伤无效时，那些自封的独立工会保护者便企图用武力破坏工会。
12月21日，进行了一场工会执行委员会新成员的选举。在选举日之前，一个反对工会的团体企图推迟选举日期，变更某些程序，从而使选举对他们有利。当他们失败后，他们对投票者进行人身攻击。2月21日早晨，当一名夜班工人下班走进投票棚时，几名男子提着装满粪便的桶子从厕所附近跳出来。这些男子在一名妇女的帮助下，将粪便倒到那位女工身上，往她脸上涂抹，甚至塞进她的乳罩。这名受到惊吓的女工试图逃跑，大喊救命。但没有人来帮助她。后来，据女工报告，一些警察和全国纺织劳组派来的选举监督人在场，但他们并没有干预[8]。
这一令人震惊的情况一传开，几百名愤怒的女工聚集到工会大厅门前，这时候大厅己经被几十名男工所占领。这些女工试图重新夺回办公场所，但在体力上她们不是那些男反对者的对手。而且这些男工的力量还因纺织劳组派来的几名都受过无数高水平训练的“战斗人员”而得到加强。后来，女工说，她们最害怕这几名男子，他们比警察和其他怀着敌意的男工还要可怕。这些男子在工会办公室挂起了以下标语：“驱逐都市产业宣教会！”“李总角下台！”“宰了赵和顺！”（赵和顺牧师被认为是与都市产业宣教会有联系的妇女工会活动分子背后的主要赞助人和鼓动者）
为什么这些男工采取这种行为呢？石正南写道：
那些所谓的男工反对者应当有某种理由成为反对者。要么是因为当时的执行委员会没有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职责，要么是当时的工会主席缺乏能力……但是，他们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理由或证明他们行动合理的证据。他们没有任何梦想，没有理想，没有对错的意识。他们这种行为，就是因为这比工作轻松得多，就是因为公司让他们可以闲逛，受到好酒好肉的招待，并且恭维他们这种行为。（1984,98）
不过，当然还有比受到公司贿赂更深层的原因。正如一名对女工会活动分子表示同情的男工承认，是由于“男人的自尊”使男工不愿支持由妇女主导的工会领导层（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102）。少数支持妇女工会活动分子的男工受到男工同伴的排斥，不得不退出工会活动，或者最终背叛女工的信任。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意识形态，显然是主要障碍[9]。
这时候，全国纺织劳组主席、臭名昭著的反劳工分子金永泰介入进来了。在“平稳解决”的名义下，纺织劳组建议，鉴于该工厂工会被指责引起问题太多，因此暂时认定该工厂工会处于瘫痪状态，并接受纺织劳组的接管。当该厂工会主席李英淑和其他女工代表拒绝接受这一建议时，全国纺织劳组开除了李英淑和其他几名工会官员，并指责她们有“反组织的行为”。工人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她们未能使她们的领袖免予开除。
插图六Y.H.抗议者被警察从新民党总部拖走（韩国《中央日报》提供）
四工人斗争的外部化
正如我们在东一公司工人斗争的例子中看到的，70年代以女工为先锋的民主工会运动的特点，是在国家与资本的强大联盟面前工人中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反抗精神。然而，在70年代，这种精神高昂的反抗只是发生在位于首尔和仁川地区很少几家工厂。在这期间，制造业劳动队伍的大多数仍然是顺从和被动的。即使在开展活跃活动的工会成员中间，劳动者的意识水平也是很低的。事实上，工会活跃分子在如何管理独立工会方面的知识很少（基督教研究院和高丽大学劳动研究所通过开办有关工会的课程，在培养基层工会领导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民主工会运动的这一开始阶段，工人需要得到外部的帮助。如果考虑到“维新”体制时期官方工会组织结构完全与政府合作的特性，情形就更是如此。
因此，随着70年代下半期基层工会运动的强化，工人的反抗越来越外部化和政治化，这反过来又招致了国家的进一步压制。从国家的观点看，主要的问题是劳工与持不同政见团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发展。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国家超高压制的劳工政策将劳工活动家驱赶出产业领域，从而迫使他们与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继续叙述东一公司工人的斗争看到这种有趣的发展过程。
尽管东一公司的工人为了保护她们的工会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但她们却目睹她们艰难建立起来的工会因管理方与那个全国性工会之间的合谋而瘫痪。东一工会活动分子决定在工厂外继续他们的斗争。1978年3月10日上午，76名东一公司女工混进了首尔奖忠体育馆。当时，包括总理和其他高层人物在内的政府领导人和全国性工会领导人正在这里集会庆祝“劳动节”[10]。电视台对这一仪式进行了现场直播。正当韩国劳总主席登上主席台发言时，东一公司的一人站起来高呼：“解决东一公司的问题！”“我们不能靠粪尿生活！”“金永泰下台！”抗议者迅速展开标语，并向观众散发传单。
事情发生不到几分钟，电视直播便终止了，警察和保安冲进来将闯入者清除出现场。抗议者遭到猛烈殴打、脚踢，被推倒在人行道上，最后被带到警察局。可悲的是，这场抗议并没有给工人带来积极的结果。在东一工厂，男工继续占据着工会办公室，并加紧了他们对“被亲共组织迷惑和操纵的愚昧妇女”的指控。工会会员不得不筹划另一种战略。数日后，41名工人从仁川前往50英甲以外的首尔，在明洞天主教堂开始绝食。另一场有赵和顺牧师参加的绝食斗争在仁川都市产业宣教会会部的地下室同时进行。很多其他工人以旷工或在工厂中怠工的形式参加了这场抗议。
东一公司工人决定在明洞天主教堂发起绝食抗议，显然有着战略上的考虑。除了让他们的问题广为人人知之外，她们希望全国基督教领袖干预，以便保护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等组织和工人不受恶毒的意识形态指控。如今，他们的要求比以前抗议中提出的要求更加广泛：“保证工人三权！”“金永泰，滚下台！”“解决东一问题！”“停止压迫宗教！”事实证明，这种战略比以前的战略更有效。东一工人的绝食赢得了教会、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广泛支持。在很多教会举行了“为东一工人祈祷”活动，很多教会领袖、教授、作家和记者一起参与组织“东一问题解决委员会”。不过，公众传媒对这一事件却视而不见。尽管这一事件为几家外国报纸所报道，但韩国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一家提到这起绝食斗争。
此时，全国基督教最高领袖——红衣主教金寿焕、姜元龙牧师（一位有影响的新教领袖和基督教研究院的创立者）和金观锡牧师（韩国基督教教会全国协议会总务）——与政府当局会谈，获得了口头上的承诺，即东一公司的一切恢复到2月21日（粪尿事件）以前的状态，允许工人进行新的选举，公司方不惩罚任何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东一工人结束了她们9天的绝食抗议。抗议者因她们取得胜利而兴高采烈，乘坐教会提供的租用汽车返回仁川。但令她们大吃一惊的是，第二天在仁川看到的情况与己经得到的承诺恰恰相反；工人和全国基督教最高领袖都完全被政府愚弄了。不仅抗议者被禁止返回她们的工会，而且她们被开除了工作。经过劳动局的批准，公司以未经公司准许缺勤三天以上、损害公司的公众形象为由，解雇了参加首尔和仁川绝食斗争的126名工人。
因此，这些工人失去了一切——她们的工作，她们艰难地建立起来的工会，她们费力说服的工人同伴，以及她们对教会领袖的信任。她们没有失去的是她们相互之间己经形成的坚固纽带和她们进行反击的坚强决心。东一工人斗争面对的目标这时候不再是恢复独立的工会，而是使绝食者重新获得自己的工作，她们不得不在工厂大院外发动这种斗争。
1978年3月26日，又一次突然性的工人抗议在一场宏大的公共仪式举行期间爆发，这场仪式也在进行电视广播直播。这是一场庞大的感恩节礼拜式，在首尔巨大的汝埃岛广场举行，有50万名基督徒参加。在议事进行当中，6名妇女突然跳上讲台。主教的祈祷被中止，那些妇女从他手中抢过话筒高喊：“保障工人三权！”“我们不能靠粪尿生活！”“解决东一公司问题！”“支付邦林（公司拖欠）工资！”（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123）。不到5分钟，她们被保安人员迅速赶下讲台。闯入这场庄严的宗教集会的人并非都是东一公司的工人。6名抗议者来自不同的纺织公司，工会运动在这些公司都曾得到发展并遭到严厉压制，其中包括：东一、元丰、邦林、南荣尼龙和三元纺织。这6名妇女在教会赞助的活动中结识，并决定通过揭露教会每个星期都宣扬的和平、爱和自由怎样在工厂中被如此赤裸裸地抛弃，打破主流基督徒的温和状态。她们对媒体也同样感到愤怒，因为它们对这场斗争根本不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这次令人吃惊的抗议就是抓住媒体几分钟注意力的绝望尝试，以便让社会了解千百万日夜劳作、创造了社会可以享受的财富的工人，了解他们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然而，这些抗议者又一次未能引起媒体的关注。专门关心工人暴力行动、灌输抗议者背后有着某种外力影响观念的媒体，很少报道这样的事情。
这次看似无用的抗议，预示着韩国劳工斗争新模式的出现，即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团结斗争，它成了80年代的一个主要趋势。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具有重大意义。工人意识的提高，工人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政府在控制劳工方面的压制性和排斥性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推动劳工斗争走出了产业领域，促进了劳工活跃分子之间的紧密纽带的形成。到70年代末，随着由女工领导的独立工会运动力量的增强，随着很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继续在他们原来的就业场所之外进行斗争，不同企业的劳工活跃分子之间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首尔附近的产业区，这种邻近性当然是便于公司间劳工形成密切联系的关键环境因素。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开除的东一工人发起了一场越来越孤立无援的复职斗争。外部对她们的帮助是暂时的，而对她们的压制则变得更恶毒了。她们被开除十天后，全国纺织劳组主席向所有地方工会和很多纺织服装厂发出了一份备忘录：“附件是一份工人名单，她们因擅离职守并在外部力量的唆使下参与暴力行为而被东一纺织公司开除。因此，请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155）。不管这些工人走到哪里，这张黑名单都如影随形。那些试图在别的工厂就业的人常常在面试时被发觉，从而失去就业机会。那些避开征查得到工作的人后来被发现后被迫辞职。管理人员通常告诉这些工人：从个人来说我们并不针对你们，但由于政府的指示，我们无能为力（SukJung-nam1984,155）。
东一公司工人的斗争延续了数年。从很多方面看，东一工人不屈不挠地争取复职的斗争，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她们最初的工会斗争。如果说她们最初的斗争体现了她们通过建立有代表性的工会争取改善工作条件的努力，那么，她们在被解雇后的行动对民主工会运动地下网络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这些行动发生在单一的工作场所之外。因此，对增强劳工运动与学生、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民主化运动二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来说，东一工人的斗争做出了很大贡献。朴正熙政权将劳工活跃分子驱逐到产业领域之外，实际上促进了它曾很注意防止发生的进程——反体制政治运动与不断发展的劳工运动之间结成联盟。
五Y.H.商事的工人抗议
70年代后期发生的劳工斗争中，最能说明其外部化和政治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一场大斗争是Y.H.公司的斗争（本节中的叙述主要依据的是ChonY.H.nodongchohapand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商事（贸易公司）成立于1966年，是向美国出口的假发大出口商。其创立者张龙浩1970年移民美国，并建立了另一家贸易公司，韩国的假发工厂则留给他的妹夫管理。新的管理者不是集中精力做假发生意，而是将Y.H.商事的利润用于购买一家新的运输公司。再换了一名管理者后，新的管理者又在电子和电影公司中进行了副业投资。连续的资金外流，外加70年代世界假发市场的衰退，使Y.H.商事资金空空如也。雇员总数从4000人减少到1800人1979年3月，管理方宣布了关闭工厂的计划。激起了该公司工会的强烈反应，这个工会是1975年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独立工会。抗议之后，发生了一系列静坐示威。随着管理方与工会冲突的升级，几个外部组织开始卷入。Y.H.商事工会会议的出席者不仅有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而且有来自元丰、东一、控制数据、半岛商事和东光纺织等公司的民主工会的代表。随着宣布工厂关闭日期的临近，Y.H.商事工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增强。警察被召来并随时准备用武力制止抗议活动。面对迫在眉睫的警察攻击，抗议者决定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继续斗争。令人震惊的是，她们选择的地方是反对党新民主党位于首尔闹市区的总部。反对党发起抗议活动的决定，是按照几名持不同政见的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建议作出的。根据Y.H.商事工人后来写的报告，她们在抗议活动期间与这些外部支持者保持着密切联络，尽管她们以前与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没有联系。8月8日傍晚，几名“年轻的男基督教徒”秘密开会，为Y.H.商事工人的抗议讨论决定另一个抗议场所。据报道，他们考虑过朝兴银行、美国大使馆和新民主党总部这几个地方，但最后得出结论：“新民主党是工人可以将他们的经济斗争升级为政治斗争的场所，因此，不管这场斗争成功还是失败，都将对整个社会产生很大影响。”8月9日凌晨，这些男子到了工人宿舍，报告他们讨论的结果。“听了他们的报告，工会会员感觉到形势紧急，在对第二个抗议场所稍加讨论之后，她们决定选择新民主党总部，主要考虑的是它对国内外可能产生的影响和进入那个地方比较容易。”与此同时，三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基督徒（诗人高银、文东焕牧师和李文永教授）会见了新民主党总裁金泳三（后来的韩国总统），向他请求帮助（参见ChonY.H.nodongchohapand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186~187）。
1979年8月9日上午，187名Y.H.商事工人涌入新民党总部大楼，以大楼的四层作为她们抗议的新场所。新民党总部立即被警察包围，随着金泳三宣布其支持抗议工人，气氛更加紧张起来。第二天抗议工人与警察之间的高度情绪化的紧张对峙延续了一整天。但在第三天（8月11日）黎明时分，100多名防暴警察冲进大楼。他们砸破窗户，推倒家具，对新民党党员、反对党国会议员、新闻记者以及做绝望抵抗的Y.H.商事工人不加区别地进行攻击。在这场警察暴力行动中，一名叫金景淑（音）的工人从四楼跌下死亡[[11]。金泳三则被抓走。
因此，Y.H.商事工人的斗争以与东一工人斗争同样的方式结束——斗争因国家的镇压而失败。四名工会领袖被监禁，233名工人被警察送回农村老家。几名基督教领袖被逮捕和审讯。然而，Y.H.商事工人的斗争也再一次对为不断扩大的工人阶级运动打下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Y.H.商事工人的斗争对劳工斗争的外部化和政治化、对劳工斗争与支持民主政治斗争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事实上，Y.H.商事事件对政治运动的影响比对劳工运动的影响更大。到当时为止或多或少超然于劳工运动之外的新民党突然成为偶然的参与者。执政党开除了金泳三的国会议员职位，指责他激起暴力和社会不稳定。此时，政党政治陷入了危机。在金泳三的国会选区釜山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而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街头示威的参加者不仅有学生，还有工人、失业者和对朴正熙政府的独裁做法已经深深不满的普通公民。这一时期韩国经济的衰退状况也加剧了政治骚乱。随着政治抗议力量的增强并扩大到全国，执政党内部出现了裂痕，朴正熙的助手之间形成了严重的对立，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朴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随着他的突然死去，韩国独裁主义的阶段走向终结，韩国民主劳工运动的形成阶段也同样结束了。
六女工工会活动活跃性的源泉
70年代，元丰、东一、Y.H.商事和其他几家纺织和电子工厂的劳工斗争，显示出韩国女工令人吃惊的反抗压迫精神，尽管各方面的情况对她们都很不利。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这些女工的先锋作用，为韩国民主劳工运动和工人阶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当然，70年代男工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毕竟，正是那位男裁缝全泰壹通过自焚致死而发动了强有力的劳工反抗斗争，而正是他的同事即平和市场的男裁缝组织了第一个独立工会并向人们展示了走向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道路。其他一些男工，如（三元纺织的）柳东佑和（元丰纺织的）方墉锡等，在70年代的基层工会运动中发挥了带头作用。然而，这一时期是女工高举着民主工会运动的火炬。70年代涉及工会化斗争的劳动纠纷当中，绝大多数是由纺织、服装、电子和其他由妇女占大多数的出口行业的女工领导的。甚至在独立工会运动由男工领导的地方，女工也是斗争的主要参加者，并且比男工表现出更强烈的反抗精神、决心、团结和复原力（YuDong-woo1984,126~130）。
因此，韩国女工活跃的情况与出口行业女工的常见特征是矛盾的。有关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文献通常强调她们受到国际资本（超级）剥削的程度和因低工资、市场多变性、性压迫而受到损害的程度（ElsonandPearson1981;Fernandez-Kelly1983;Kung1976;LindaLim1978;Safa1981）。亚洲工厂女工的主要形象是顺从、被动、对产业工作的过渡性参与和对工会活动缺乏兴趣。这些出口部门的年轻女工被冠以“工厂的女儿”或“孝顺的工人”的名称，并且被描绘为不仅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而且受到在产业组织中得到复制的家长制传统文化的控制〔Salaff1981;Wolf1992）。同样，发展中国家女工占大多数的轻型制造部门的特征，也被概括为工作变换率高、工会活动不活跃、劳工行动很胆小或者没有效果（Deyo1989,187~196）。
最近，一种新的观点出现了，它反驳了那种有关国际化生产体系中女工很温顺的形象。人们已经承认，女工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和家长制的受害者——她们也作为活跃的动力抵制和抗议压迫性的结构（Ong1957;Milkman1993;ChhachhiandPittin1996）。阿米塔·扎奇和勒尼·皮亭认为，“妇女已经组织起来捍卫、扩大她们的权利并改善她们的状况，甚至在工人尚未组织起来的部门和通常被视为工人无法组织起来的自由贸易加工区中也是如此”（ChhachhiandPittin1996,24）。因此，正如南壮林（音）认为，有必要认识到“亚洲妇女在工作场所经验的两重性：既受到压迫也进行反抗”（Jeong-limNan1996,328）。因此，这些有关女工的新文献正在试图摆脱“过于经常往有关女工的研究上涂抹的‘受害学’色彩”（ChhachhiandPittin1996,24）。
在本章中我们看到的情况，明确支持了观察重点应当转变的观点，即从将女工作为受害者观察转变到观察她们的反抗和组织活动。在工会运动方面，韩国女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要积极得多，进取心也大得多。她们不仅以不时发生的抗议活动或以微妙的日常反抗形式进行抵抗，而且参加并领导了与苛酷的独裁主义直接对峙的基层工会运动。
是什么原因使她们成为韩国工人运动这一早期阶段的领导力量呢？在少数直接考察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南壮林的研究指出了70年代韩国女工工会活动活跃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与结构条件有关：“女工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她们经常受到性别歧视，是在工人中培养集体意识的基础。年轻的妇女来自同一学校或同一地区。关系密切地住在宿舍区里，会形成共同的理解和某种姐妹感”（Nam1996,331），第二个原因是“参加劳工斗争的相对较低的成本”，“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年轻、单身的女工不会因参加劳工斗争而失去太多”。第三个原因是可以利用的“通过个人努力来为她们（女工们）的经济利益服务的机会很少”。南壮林因此认为，相比之下，“韩国男工得到了更多通过个人努力得以提拔和提升的机会，这为与管理方的合作提供了刺激因素”（332）。
虽然这三个原因对理解妇女为什么参加劳工抗议有帮助，但它们还不足以说明为什么韩国女工在70年代发挥了领导基层工会运动的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因素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女工。另外值得探讨的是，在南壮林提出的因素当中，有些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妇女在年龄较低时便退出劳动队伍（即不会失去太多），恰恰有可能使她们对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她们的条件的长期性改善兴趣较小，尤其是，这种集体行动还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此外，从个人安全和家庭保障方面看，女工要损失的东西相当可观）。至于第三种因素，应当承认的是，在韩国工厂中，不仅女工而且男工得到提升的机会都十分有限。还值得质疑的说法是：由于妇女在劳动岗位市场中的地位，她们比男子谋求采用个人主义手段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事实上，更常见的是，妇女寻求通过婚姻实现向上流动（尽管现实总是与这种愿望不符）。
那么，造成韩国女工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劳工运动中发挥异乎寻常作用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轻型制造行业的女工与进步教会组织之间发展起来的密切联系。我们已经看到，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争都与教会组织有联系并得到它们的帮助。甚至在工会活动分子起初与这些组织没有直接联系的情况下，抗议者在斗争的过程中也寻求得到知识界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帮助，Y.H.商事工人的抗议就属于这种情形[12]。都市产业宣教会和天主教劳动青年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首尔—仁川地区女工占主导的轻型制造行业，而70年代的女工会活动分子与它们在产业界的布道有着密切联系。70年代的工会运动集中在京仁地区，与教会组织的产业布道集中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情况是一致的。如果教会组织没有卷入到劳工领域，妇女是否会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值得问一问的有趣问题。我的猜测是可能不会。
接受过我的访谈的70年代工会活动分子同意这种观点。就东一工人斗争写过一篇精彩记录的石正南说；“外人（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我们的斗争并不是真正自发的或由我们自己做的。没有他们的帮助，被压制蹂躏的工人不会自己加入劳工运动。正是由于他们给予我们深深的人道关怀、给了我们勇气，我们才这样做。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出路”（2000年3月29日访谈）。另一位70年代的工会活动分子金志宣[13]，曾与其他5名工人一起发动1978年在汝矣岛广场全国感恩节礼拜仪式上的突然抗议活动，她也承认教会团体和知识分子在斗争最初阶段的关键作用：“当社会中谁也不把我们当人看时，他们向我们表示了真正的关心，将我们作为应受尊重的人对待。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事情。我们对这些真正关心我们和满腔热情帮助我们的人感到深深的信任和赞赏。我们有一种感觉，如果跟随他们，一切都会好的。”（2000年7月访谈）。
无论是石正南还是金志宣的评论，都为解释为什么是女工而不是男工与教会组织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提供了线索。首先，教会团体对女工表现出更大的兴趣，因为她们是受压迫和受剥削最深的。正如赵和顺牧师所说，“女工是所有人中最异化和最受压迫的”（1988,135）。产业布道以这些受到最严重剥削、最无依无靠的工人为对象，这是自然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知识分子对年轻女工也怀着这种博爱主义态度，把她们看做脆弱、易受伤害因此需要保护的人。第二个相关的因素是，对产业布道来说，轻型制造部门比较容易进入；而要进入大型重工业工厂则要困难得多。由于这些原因，面向劳工的布道活动大都集中在女工构成劳动队伍占多数的产业部门。
然而，更重要的也许是女工与男工之间对教会团体活动开放性之间的差异。首先，女工比男工更有可能参加教会活动。尤其是，女工对参加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更感兴趣——教会与劳工联系的主要途径是这些小组活动而不是定期举行的宗教活动。为什么妇女对参加这些活动更感兴趣呢？我们可以想到几个原因：与男子相比，女工在工厂中有更大的心理和情感苦难感受，因此对精神安慰有更大的心理需要；作为工人，为了补偿她们的自我认同受到的损害，她们有获得教育和文化体验的渴望；她们参加多样化的业余休闲活动的自由较少。不过，金志宣还向我指出了另一个因素——妇女比男子在人类关系方面总的来说更加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因此她们对与陌生人一起在教会参加不熟悉的社会活动的内在抑制性较小。当这些妇女是基督徒时，情况尤其如此。在她看来，相比之下男工在人际关系方面“比较僵硬和具有等级观念”，对参加教会组织的小组活动或其他活动感到比较不舒服，除非他们自己是基督徒（2000年6月访谈）。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首尔-京仁地区参加教会团体和学生组织的小组活动的女工数量相当多，这是事实。通过这些活动，她们中间形成了强有力的团结精神，对工作场所的不公正有了更强烈的意识。渐渐地，这种新的意识发展成工会意识，发展成通过她们自己的努力建立独立工会来解决她们的问题的集体决心。
七70年代劳工运动中的性别问题
鉴于女工是70年代和80年代初韩国劳工运动中的主要行动者，因此观察一下女权问题在她们的斗争中有多重要是很有趣的。各种资料来源显示，这些问题在当时并不重要；事实上，直到80年代中期，女权问题实质上在所有劳动纠纷中都没有反映。即使是在由女工领导的几场组织良好、相当具有战斗性的劳动罢工中，如在元丰、东一、Y.H.商事的罢工斗争中，女罢工者并没有提出任何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并作为劳动纠纷的主要争论点。一个小小的例外是控制数据（ControlData）公司发生的情况。在该公司，女工在70年代后期曾为妇女从外国雇主那里获得产假和更公平的提升机会而斗争（ShinIn-ryung1988,322~334）。但实际上在70年代的所有劳动冲突中，主要的纷争是围绕为整个工人阶级（不管是男人或妇女）获得人道的条件、围绕组织工会以保证这样的条件而展开的。
当然，这并非是由于女工不关注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的巨大性别不平等和性别压迫。我们在本章和前面各章中已经看到，韩国女工遭受的劳动剥削、家长制统治以及性暴力损害的严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70年代和80年代下半期以前，韩国女工大多数并没有一种适当的解释框架或语言来理解她们对支配性性别关系的体验。正如金志宣告诉我的那样，“当然，我们女工不得不忍受的不公平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但在当时，我们并不认为那些是性别问题，因为我们包括男工也包括女工当时面对的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所以我们只从工人阶级整个阶级来考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曾有很多严重的女权问题”（2000年3月访谈）。我对其他早期女活跃分子的访谈也确认，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女劳工活跃分子并没有很强的女权意识。金志宣、（控制数据公司的）韩明熙和石正南都告诉我，当时最困扰她们的是这样的事实：女工会分子在结婚后只好离开劳工运动；她们说，这一弱点使她们意识到除了阶级不平等之外，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也是严重的问题。
可是，正如其他社会一样，在韩国妇女中，深深嵌入父权制当中的性别意识改变起来是最慢的。根据对女工所写的作文的分析，郑炫析注意到，“在她们的总体意识中，变化最慢的是性别意识。尤其难以克服的是她们传统的婚姻概念。在她们的作文中，找不到任何有关对女人来说参加劳工运动和通过这些活动对社会做出贡献与婚姻一样重要的论点”（ChungHyun-baek1985,156）。然而，不仅仅是工人，就连向妇女劳工运动提供帮助的知识分子也显示出同样低水平的女权意识。赵和顺牧师在她对70年代后期自己的活动的回忆录当中写道，“回忆起来，我想起了很多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然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当现在有了这种意识时，同样的现实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现在我已经走过了这道坎。”（ChoWhaSoon1988,138）。
而且，在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期，劳工运动的周期确实使人们除了强调阶级问题之外，无法再重视性别问题；这两个问题被认为是分离的，它们之间具有潜在的竞争性而不是具有相互联系性。正如很受尊重的女劳工研究专家和法律教授辛仁羚指出，“不把首要目的与次要目的混同在一起，这是很重要的。选择一个错误的‘首要目的’，意味着犯模糊（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强调次要问题的严重错误。为了小心地不把妇女问题当成‘首要目的’，还意味着要警告不要进行一场改良主义的女权运动”（ShinIN-ryung1988,333~334）。
甚至在学生劳工活动分子中，看轻性别问题而重视阶级问题的情况在80年代仍继续存在。金承庆80年代后期曾注意到，“尽管她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受到以性别为依据的歧视的体验，但女学生活动分子将性别问题视为与阶级相比属于次要的问题。她们自己对学生运动的等级制和家长制结构有过抱怨，但很少讨论过她们对男人的悲愤，而且提起性别问题的妇女一般来说要被男生鄙视为不很严肃对待阶级问题。尽管与她们组织的工人一样有着共同的性别屈从体验，但这些共同性很少为女劳工活动家所注意。”（KimSeung-kyung1997,141）。
结论
无论是韩国政府还是雇主都声称，70年代及以后的劳工骚动主要是由于“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70年代几乎所有的工会斗争都与教会组织或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有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和雇主的说法有某种道理。看来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宗教团体和知识界团体的参与，70年代劳工的情形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过，这种说法否认不了70年代劳工斗争的铁的事实。引起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抗议的主要因素，并非真正是外部鼓动，而是韩国产业工人在他们日常工作生活体验到的实实在在的现实。70年代劳工斗争的真正起因，毫无疑问是极差的工作条件、很低的工资，而且首先是管理方的不公平、不公正对待，简言之，是“非人的状况”。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看到的那样，韩国产业特别是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中的生产关系，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而且，管理方对体力劳动工人的鄙视态度，尤其是对女工的鄙视态度，造成了深深的心理创伤和愤恨，成了极容易爆发劳工抗议的起因。
劳动剥削和以性别为依据的压迫，使得女工的状况比男工更糟。从农村新录用来的没有经验的年轻女工是劳动密集性出口产业的主要劳动剥削对象。然而，不仅仅是剥削性的工作条件鼓励妇女参与劳工斗争；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们在工作中体验到在符号和身体方面猖獗的滥用权威。如果她们拒绝顺从的行为。通常就会遭到大声呵斥或殴打。她们时常成为性骚扰的对象。她们经常被称为“蠢妞”，不被当人看待。在这种环境下，女工比男工更铤而走险地呼喊要求得到人道对待。这是很自然的。
工作场所的这些物质和符号条件，终于于70年代在韩国新一代无产阶级中间激起了集体行动。然而。当这些集体性反应开始出现的时候，韩国产业体系中没有供发泄这些悲愤和寻求补救办法的合法途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70年代国家排斥性的合作主义劳工控制体系迫使工人在官方工会组织结构之外另寻出路。在这一时刻，一小批基督教领袖和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愿意冒受国家压制的风险提供帮助。
教会组织对70年代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几方面的独特贡献。首先，进步教会提供了一个避难所、一种社会空间，工人可以在此聚会，分担她们的问题，分享她们的观点。在70年代，韩国工人没有其他可以自由互动和讨论共同问题的空间。其次，教会组织帮助工人确定她们努力的方向，即组织独立的工会，而不是进行零星的个别抗议。通过教会团体主办的小团体活动和夜校，工人了解了工会的重要性，了解到工会是改善她们在工厂中的条件的惟一有效手段。再次，教会领袖承担了在国家压迫面前保护工人的角色，尽管这种保护并非总是有效。同时，教会领袖还承担了动员民主联盟支持初生的民主工会运动的角色。总之，进步教会组织在促进韩国劳工运动并形成其发展模式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是，我们在此再一次要小心，不可将到底谁是这些斗争的真正动力混淆。斗争的真正动力是女工，而不是教会。正是她们对工作中残酷性的体验，正是她们在共同的工作经验和共同的社会背景基础上形成的强有力的情感纽带，使得令人吃惊的团结行动成为可能。教会领袖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最好理解为催化剂，有助于将结构上决定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
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记住，正是劳动密集性出口部门的女工的艰难斗争为80年代的民主工会运动打下了基础。70年代妇女领导的斗争，对提升工人意识、阶级认同和团结网络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种基础性工作之上，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迅速发展。当奥格尔写下以下一段话时，他写得绝对正确：“当80年代中期男工开始采取他们自己的行动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曾经为公正一直斗争了十多年的妇女的肩膀上”（Ogle1990,86）。
[1]清溪是一个包括平和市场在内的有很多服装厂的更大区域。
[2]奥格尔本人这段时期曾是一位工厂牧师，据他报告，60年代在韩国工厂和码头工作的牧师总数不超过25名（Ogle1990,87）
[3]在70年代中期，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在韩国全国有几百名会员（参见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225）
[4]70年代期间有关由另一名男工在女工占大多数的三元纺织公司发动和领导组织工会斗争的突出例子。见柳东佑（YuDong-wu1984）。
[5]韩国劳总内部的一些行业工会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确曾为保护工人而工作过，而且有些独立的工会是70年代在全国纺织行业劳组的襄助下组成的。但在1972年“维新”体制确立之后，韩国劳总和行业工会完全变成了只不过是政府的傀偏组织（ChoSeung-hyok1988）。
[6]例如，进步基督教会领袖团体“新教和天主教劳动问题协力协议会”1974年曾发表一份声明，用严厉的语言谴责官方工会组织：“如果他们不为保护工人的基本权利而工作，韩国劳总和全国纺织劳组必须立即自行解散并为已成为剥削工人的第二组织而向400万名工人和全体公民道歉。”作为反应，韩国劳总发表了自己谴责教会领袖的强硬声明：“一小撮宗教领袖渗透到我们的劳工组织之中，并试图通过鼓动天真的工人而扭曲劳工运动的正确方向，造成组织分裂和劳工骚动，对此，我们催促他们进行认真的自我反省。我们以60万名有组织工人的名义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采取这种行为，我们将动员我们所有的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惩罚”（WonpoongMobanghaekonodongjia1988,97-98）。
[7]所有这些公司的工会活动家都发表了他们组织工会斗争的记录，不过最有用和最容易找到的是以下材料：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和李泰昊（LeeTae-ho1986a）。
[8]根据工人的报告，一名警察断然拒绝了女工救命的呼喊，说“你，臭娘们，闭上嘴！等会儿再说”（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100）。
[9]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pang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45）
[10]韩国政府当时有意将3月10日而不是5月l日定为劳动节，以便割断与国际劳工运动的联系。
[11]死亡的原因现在仍无法确定，警察声称这是自杀，而工人则认为她是被警察杀死的。包括金景淑在内的几名抗议者在替察冲进大楼时确实曾企图利用砸碎的玻璃自杀
[12]由Y.H.商事以前的工人写的《Y.H.商事工会史》说道：“正如本书所报告的那样，Y.H.商事工会过去与都市产业宣教会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工会会员没有一个属于都市产业宣教会成员（ChonY.H.nodongchohapandHan’gukkidokkyokyohoehyǎpǔihoe1984,255）
[13]金志宣曾名金波姬（音），因为她最初受雇于二元纺织厂时曾用过一个亲戚的名字，以隐瞒她未到法定就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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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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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韩国产业中的工作和权威
老板，我们的活儿太累了。车间太冷了。机器转得太快，我们怕自己会受伤。请把我们像人一样对待，不要监视我们。我们吃的饭团是凉的。我们要睡一会儿了。星期天我们要休息。要按时去教堂。我们要读书。灰尘太大，呛得我们从嗓子里咳出了污血。胳膊累得好像要折断了。稀料的气味让我们头疼，让我们脚肿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要休息，我们要休息！（Kim
Kyǒng-sooketal.1986,183～184）
一容易适应
由前工业工作环境向工业工作环境的过渡，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作场所的变化。正如汤普森写道，它“需要对工作习惯进行严格的调整——需要新的纪律、新的激励因素和这些激励因素能有效地产生作用的新人性”（1967,57;另见Bendix1956）。尽管欧洲、美国以及日本早期的工业家在向第一代工厂工人灌输新的工作习惯时遇到巨大困难，但战后时代韩国工业家经历的问题却很少（有关美国和日本第一代工厂工人当中的适应性问题的卓越研究，见Gutman1977;Gordon1985;Tsurumi1990）。到50年代后期，韩国人口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经对城市工资性就业有过某种接触或者直接体验。另外，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发生的人口高度地理流动性和社会错位，极大地改变了韩国人口的社会取向。因此尽管直到20世纪50年代韩国劳动队伍主要仍是农业性的，但韩国工人远远不是一支单纯前工业性的、深深浸泡在传统文化中的劳动队伍。相反，他们是一支具有高度适应性和具有流动取向的劳动队伍，已经对城市生活方式有过大量接触。
另外，两种现代制度在准备韩国工业劳动队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教育体系。由于儒家文化遗产及其非常重视教育，同时由于李承晚统治期间对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资，韩国人口的普遍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衡量是高的。因此，到60年代初，实际上韩国制造业录用的每一个新工人都接受过小学或小学以上的教育。毫无疑问，现代西方教育体系是准备产业工人的最强大有力、最有效的动因。在这里，工人获得了在一种科层等级环境下工作的本质性行为取向，包括服从形式权威、守时取向、军事化工作时间安排和接受经常性的评价。
第二种重要的制度是军队。按法律规定，每一个韩国男人都要到军队中服役。对很多农村长大的男子来说，服兵役使他们第一次对现代生活方式有了持续性的接触。三年的军队经历有效地将男子社会化，使他们进入到高度军事化的组织生活中，定时性的日常工作程式、服从形式权威、对未遵守上级命令的惩罚、对个人自由的严厉限制等，是军事生活的共同特征。而且80年代以前的韩国军队的特点是具有异常强烈的军事化、独裁主义和暴力色彩。因此，在养成性格的年龄段长期服兵役，使韩国男子实现了切实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是他们后来在一种同样军事化和等级制的工业组织中工作所需要的。
不过，在韩国为产业劳动大军做准备方面，也许甚至比这两种现代制度更重要的是家庭。家庭当然不是一种现代制度，它也不只是一种传统制度，家庭这种结构与现代工作组织互相之间并不矛盾。事实上，工厂中的权威结构和产业关系常常体现并再生产出家长制的家庭结构。在韩国，就像在很多其他新兴工业化社会中一样，资本家有意识地谋求在他们的企业中再生产出家长制的权威关系，并通过诉诸家庭式价值确保工人的服从和忠诚（Salaff1981;Kung1983;Heyzer1988;Wolf1992；ChingKwanLee1998）。家长制的意识形态，在将妇女社会化、使之成为劳动密集性低工资出口行业所需要的那种劳动力类型——那种温顺、服从、勤勉、任劳任怨、不在乎工人公民权利的类型——方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因此，作为为出口行业生产和再生产一支合乎需要的劳动队伍的关键机制，传统家庭制度在这方面不仅不是一种障碍，而且发挥了其功能。
由于有这些历史条件和制度条件的帮助，韩国工业家在从农村地区录用大批年轻人并把他们转变成一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劳动队伍方面，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每一年，成千上万的农民子女从农村直接进入工厂，而且他们相当顺利地适应了工业工作世界，对新的工业工作制度没有表现出抵制或不适应等持殊问题。韩国雇主则与他们在西方的同行不同，很少抱怨他们的雇员有纪律问题或前工业工作习惯。同样，韩国工人当中很少有有关难以调整适应其工作组织结构的记载，尽管他们就工作的长工时和极差的工作条件写了很多东西[1]。总体来说，韩国的无产阶级化是一个异常顺利与平和的过程。
二长工时和辛苦的工厂工作
尽管韩国工人顺利实现了向工业环境的过渡，但他们在工厂中遇到的工作生活仍是很辛苦和非人化的。甚至对那些对辛苦工作并不新鲜的人来说，工厂工作的强度和长工时都超出了他们的意料，痛苦得难以忍受。工作条件极差且充满危险，而工作关系则是高度权威主义和等级主义的。
韩国制造业的工作工时曾经很长，而且国家没有实行管制，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编写的劳工统计数据，在整个80年代，韩国的工作周在世界上是最长的，例如，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为39.7小时，日本为38.8小时，台湾为51小时（见图3-1）。直到80年代后期，韩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工时的缩短，而是实际上造成了工时的稳步加长。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作周从1970年的52.5小时提高到1980年的53.1小时，1986年提高到54.5小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工时才开始缩短。
长工时并不限于特定行业，而是在所有产业中普遍存在。资本密集性重型行业工时稍稍短于轻型制造业，但不过只是稍稍短一点（见KimHyung-ki1988,316）。而且，长工时也并非在小型企业才普遍存在。正如表3－l的数据所显示，工时在各种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说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也只是大型企业的工作周比小型企业的工作周稍长。例如，1983年一家现代汽车工厂的半熟练工人的正常工作时间表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12小时一班，在星期天则时常加班（Bae1987,23）。1978年制造业部门的平均工作为男工53.2小时。女工52.7小时，而1980年则为男工52.8小时，女工53.5小时（KoreanStatisticalAssociation1991,124~125）。长工时是每一种类型的韩国工人的共同命运。不管他们的性别、年龄、所在行业、雇主类型或职业地位有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些劳工统计数字通常低估了韩国工厂工人的实际工时数，特别是那些受雇于劳动密集性制造业部门工厂工人的工时数。在劳动密集性部门，如服装、纺织，食品加工等行业。工厂工人在70年代的日常工作为每12小时一班。尤其是，他们时常被迫加班工作，以赶在紧急交货截止日期之前完工。
表3-1按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和不同性别分类的工人每月工作时数（1977～1984）
企业规模
性别
1977
1980
1984
10－29人
合计
男工
女工
230.3
226.7
237.1
225.6
222.7
231.3
226.2
226.7
225.9
30－99人
合计
男工
女工
235.4
233.5
237.7
236.8
235.7
238.0
244.5
241.4
248.4
100－299人
合计
男工
女工
233.7
234.3
233.2
239.4
241.0
238.2
225.2
255.5
255.0
300－499人
合计
男工
女工
—
—
—
233.6
232.7
234.5
253.1
258.1
249.1
500人和500人以上
合计
男工
女工
231.9
240.0
226.7
237.9
242.8
233.9
246.8
250.4
243.5
资料来源：金炯基（KimHyun-ki1988,316）（原始来源：韩国劳动部《每月劳动统计调查报告》，历年）。
韩国工厂劳动剥削的残酷性，在很多工人的作文中有着生动的描述。这些作品是在70～80年代期间以日记和作文的形式写下的。很多情况下，这些作文是作为工人夜校写作作业的一部分或作为教会组织中的小组活动的一部分写下来的[2]。在这一时期工人所写的抗议书和请愿书，也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来源。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第一章引用的那份抗议书，即海大（音，Haetai）工人对食品生产行业可怕的工作条件的抗议书。在出口制造行业中的工时也是一样长的，如果说不是更长的话，。例如，下面便是对国际商事[3]的工作状况的描述。这是一家以“Prospex”为品牌的著名出口鞋类制造商。用它自己工人的话来说就是：
国际商事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50分到下午6点30分，但这只是正常的情况。只要我们没有达到生产指标，我们时常必须早上更早便来工作，傍晚则留下来更长的时间。一个星期我们不得不工作两到五个晚上。在从秋天到春天的高峰季节，我们必须通宵加班多达15次。管理人员谩骂和暴力性的语言令人不敢相信。他们每周让我们集中两到六次，每次我们都不得不接受他们严厉的训诫，而且不得不发誓。如果我们因病缺勤一天，就会被叫到办公室，接受一次声色俱厉的训斥，甚至受到身体上的惩罚[4]。
韩国制造商利用来使他们的工厂工人工作如此长的时间的主要手段是加班。在很多工厂，正常工时（8～10个小时）的基本报酬如此之低，使工人被迫加班，以便增加他们的收入。在70年代和整个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从加班中得到的收入大约占工资的1/5（KimHyung-ki1988）。不过，实际情况最有可能是，这些统计数字低估了加班的时间量，因为对加班时间并不总是给予准确计算并给予适当报酬的。事实上，这是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京城纺织会社发生的抗议说明了这一点。这是韩国一家最大、成立时间最长的服装厂商。这些工人在1973年自己组织起来，要求对他们几年来被迫工作的额外时间给予报酬。这封发给会社社长的请愿书写道：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被迫在正常班之前提前报到并工作30分钟，而且在正常工咋时间之后额外再工作30分钟。在星期天，我们要提早工作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星期六，我们原定从晚上10点工作到第二天6点。但我们被迫工作到7点。
尽管我们在正常工作时间表之外不得不额外工作了这些工时，但我们从来没有因此（额外工作）获得过报酬。（Han’gukkidokkyokyohoehyǒpǔihoe1984,379）
严格说来，加班既是自愿的，又是强制性的。从工人的观点看，尤其是对那些受雇于低工资行业的工人来说，加班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增加报酬收入的手段。在很多工厂，工人甚至自己竞相领取加班任务，在淡季尤其如此。不用说，这种局面给了工头更大权力，他们利用安排加班工作作为控制和分裂无所依靠的工人的工具。在给予适当收入的时候，在他们身体能够最承受的情况下，工人是欢迎加班的，有些工人甚至喜欢选择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
然而，很常见的情况是，加班不是自愿的；只要公司需要他们加班，工人就被预期应该这样做，在劳动密集性部门，正常班与加班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加班工作任务和收入通常取决于工头武断的决定，在大多数出口制造业厂商那里，加班量纯粹是由海外买主或（如果它们是分包商的话）由母公司的订单量决定的，而不管工人个人是否愿意或身体条件如何。一位工人对大多数工厂中所利用的加班方式做工很好的描述：
在减少或增加（工人的）数量时，经理们通常没有事先的计划，他们采取行动时是非常随便的。他们（在滞销的时候）用某种公司托词裁掉工人，但当订单大量发来时，他们就接受所有订单，根本不考虑会给工人带来多大的负担。最后，过多的订单成了抽打工人的鞭子。在那些工资低、某种程度上只靠额外加班增加收入的工人中间，加班是一种自然倾向。可是，既然我们不是机器，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有个限度。（Han’gukkidokkyokyohoehyǒpǔihoe1984,301）
订单的大量到来和雇主的贪婪，起到了鞭子的作用，而不是工人挣得更多收入的机会。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韩国很多小型工厂中，加班不只是意味着多工作一两个小时，而是通常意味着彻夜工作，就是说24个小时连轴转。正如一位工人报告，“当交货截止期临近时，我们时常被迫在夏天30～40度的天气下连工作三四个通宵，所以当干完活后，我们当中有几个人倒下了，不得不躺在床上”（LeeMi-hyǒn1984,载自LeeTae-ho1986b.94）在很多小工厂里，工人不得不从星期六早上连续工作到星期天早上，所以他们星期天白天不得不睡一整天，每周根本就没有休息时间。为了按这种让人筋疲力尽的时间表工作，服装工人当中的一种常见做法是吃防瞌睡药片，称为“定时”。一名服装厂工人报告说，“几乎没有人不吃过这种防瞌睡药片”（LeeandKim1985,77）。为了购买这些药片，工人当然是自己掏腰包，有时候也由他们的雇主提供，邦林纺织公司（PangrimTextileCo.）70年代曾被视为样板公司，一名在该公司工作的工人抱怨说，“三年前我进入这家公司时，‘定时’药片吃一片就能防止瞌睡，而现在吃两片也不够”（Han’gukkidokkyokyohoehyǒpǔihoe1984,552）。
三再生产问题
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工时工作，时常彻夜完成任务，甚至在星期天也不能正常地休息，没有留下任何闲暇时间，不能与家人或朋友相聚。工厂工作实际上意味着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献给肮脏的工厂地面，换取的是不够维持生计的工资；这也意味着牺牲了工人“像人一样的生活”的权利，他们实际上被变成了机器或者说干农活的牲畜。工厂工人常常认为他们甚至还不如机器和耕牛，因为正如他们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
……甚至牛晚上还能睡觉，可是我们却要通宵工作。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天工作10～12个小时，甚至还要很经常彻夜工作。早上，我们几乎累得起不来，起来后拖着身子去到烟尘弥漫、噪音震耳和经常传来辱骂声的工厂。晚上回到家的时候，我简直累得连洗澡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生活，我忍不住自己对自己说：“嗨，我还不如一台机器呢！”我担心像这样活下去有一天就得玩完。（KimKyǒng-sooketal.1986,154）
一天10～12个小时都献给工厂，还得额外花时间上下班挤公共汽车，经常还被迫加晚班，实际上除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以外已经不剩下什么时司了。另一名工人写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我必须把不睡觉的时间大部分花在工厂上，在剩下的时间里我所做的一切，比如吃饭、洗袜子，甚至睡觉，都只不过是为了明天返回工厂而做的准备……就像一头吃东西喂肥的猪，把自己的身体送给所有者，我们吃饭是为了工作，睡觉是为了工作。（KimKyǒng-sooketal.1986,43~44）
在工厂就业，不仅剥夺了工人的闲暇时间，而且也没有留下足够的休息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维持生计时间，让人筋疲力尽的工厂工作给工人身体带来如此大的痛苦和损害，以至于永远也没有时间来治愈这种损害。因此，1987年以前这段时期韩国工厂工作的最大残酷性，是工人身体的快速耗竭和毁坏；当时韩国工厂的状况，甚至未能确保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最低限度的条件。
与工厂工作长工时一样臭名昭著的是工业事故高发率，至少在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最初阶段是如此。正如表3-2中的数据所显示，从工业化初期起到80年代中期，韩国工业事故发生率是很高的。例如，在1978～1980年这一时期，每年发生12.625万起事故，涉及12.7641万名工人。在这一时期，每年有1402名工人死于工伤事故。这种发生率比较而言是很高的。例如，1976年韩国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的5倍，为日本的15倍（InternationalLaborOrganization1977,829~830,载Hangukyǒsungyukwonjayǒnmaeng1980,58）。这些工伤事故当中，大多数是由于强迫工人在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和工人方面不留意的工作习惯而导致的。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可能最臭名昭著的是蔚山现代公司码头发生的情况，在其经营的头三年（1972～1975）里，这个码头发生了两千多起事故，多达83名工人死亡（Dongallbo,May3,1975,载Han’gukkidokkyokyohoehyǒpǔihoe1984,443）。只要公司安装足够的安全设施，这些惨剧有很多本来可以避免。
表3-2工作事故发生率
年份
受伤人数
死亡人数
事故数量
发生频率
死亡率（每万人）
1970
37,352
639
35,389.0
15.5
8.2
1975
80,571
1,006
79,819.0
16.8
5.5
1980
113,375
1.273
112,111.0
11.1
3.4
1985
141,809
1.718
140,218.0
11.6
3.8
1990
132,896
2.236
126,966.0
6.7
3.0
说明：发生频率=[事故总数÷（年工时总数×工人总人数）]×10000。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TheKorean
StatisticalOffice1991,146）。
而且，劳动密集性产业中的工厂工作本身也对工人健康造成严重的长期性损害。很大比例的工厂工人患上了因无法忍受的噪声、灰尘、酷热和瓦斯而导致的多种职业病。1975年由高丽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进行的一顶工作条件调查发现，蔚山41家制造业工厂的250个项目当中，有一半以上（53.6%）没有达到最低限度的安全标准（Dongallbo,December4,1976,载Han’gukkidokkyokyohoehyǒpǔihoe1984，444）。1977年由韩国劳总（FKTU1978）进行的另一项对女工的调查揭露，健康是她们最关注的问题；当被问到“目前主要关注问题”时，回答者当中有31％提到与健康有关的问题。其他关注的问题，按关注程度递减的次序是：经济问题（30.6%），工作职位保障问题（15.1%）1983年进行的一项后续桶查，再一次确证了健康问题是韩国女工关注的主要问题（29.6%），尽管这一次调查经济问题位列第一（38.2%）（因为调查进行之前的几年里发生了经济衰退），而工作职位保障仍居第三位（19.5%）。
接受调查的韩国女工当中有1/3提到健康问题是他们关注的主要问题，这一事实表明了韩国工作条件差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回答者当中绝大多数年龄为17～24岁。这些本应是人生最健康的年龄，而这些妇女当中太多数遇到了健康问题，如胸疼、消化系统问题、听觉差、视力模糊、冻伤和皮肤问题等。不管是由于与工作岗位有关的疾病还是由于缺乏休息或缺乏足够的营养，工人的健康通常在工厂工作几年后都很快恶化。在一篇自我反省的作文中，一名工厂前辈写下了他收一名很年轻的学徒时的感受，这名学徒第一天来工厂时是她母亲陪着来的：
我问她年龄，她说15岁了。这正好是我开始工作的年龄。现在16过去了！我想起自己现在还剩下什么时，我感到很悲伤。她母亲说，因为她有病，所以决定让她女儿开始工作，当她这样说时，脸上显示出深切的关注。这个刚刚开始工作的年轻女孩，能受得了这里的工厂生活吗？我担心这活儿对她来说太重了。另一方面，既然到现在为止家里把她健康地养大，她身体里应当有较多的营养，所以她会比我们能更好地承受。（Wonpoonghoebo,no.18.收录于KimKyǒng-sooketal.1986,90~91）
在这名工人悲伤的评论中，我们读到了从60～80年代韩国工厂生活的极其残酷性。工人以他们健康的身体来到工厂，但在苛酷和危险的条件下精疲力尽地工作几年后，很快造成了他们身体的耗竭和毁坏。不仅他们的身件逐渐耗竭，而且常常患上职业病或者成为工伤事故的受害者。到他们离开工厂的时候，青春年华早已消逝，留下的是过早衰落的身体，身上还带有很多因工厂工作而患上的恼人疾病。正如工人经常哀叹的那样。“当我们身上的油都被榨干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废物一样被扔掉”。显然，70年代和进入8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低工资、劳动强度高的部门中工厂的状况根本没有为工人的再生产提供足够的条件。
四工作职位市场和工资
为什么韩国人在这种非人的条件下，在承受着如此巨大身体痛苦和健康损害的同时，工作仍如此努力？为什么他们遵从雇主的不合理要求，长时间地加班工作？他们能拒绝通宵工作或在星期天工作吗？从逻辑上说，他们能，因为他们毕竟是自由契约的领工资工人，他们可以走人表示不满。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韩国工业特别是轻型制造部门中的工作职位人员变动率是很高的。（表3-3）例如，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每月离职率为5.6，相比之下日本为1.2，中国台湾为3.4，美国为4.0（ParkDuk-je1986）这意味着，在普通韩国工厂中，每年要替换掉大约2/3的劳动力。总的来说，韩国工业中这一很高的职位变动率是低工资和欺凌工人的劳动管理做法造成的结果。
表3-31975～1993年的就职率和离职率
非农业部门合计
制造业
年份
就职率
离职率
就职率
离职率
1975
4.4
3.7
5.2
4.4
1980
4.4
4.8
4.9
5.6
1985
3.7
3.9
4.3
4.5
1990
2.99
3.2
3.32
3.78
资料来源：韩国劳动研究院（KoreanLaborInstitute）《季度劳动评论》第7卷第3期（原始来源：韩国劳工部《每月劳动统计调查报告》，历年）。
然而，对那些想通过频繁变换工作来改善经济状况的工人来说，80年代中期以前的韩国劳动力市场并不有利。农村地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储备，直到80年代初期仍源源不断地为出口制造产业提供新的工人。对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30年劳动市场的性质，目前存在一些学术上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半熟练劳动的无限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不复存在，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除了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之外，韩国在80年代中期以前没有真正经历过劳动力短缺（BaiMooki1982；SongHoKeun1991，85）。然而，从工厂工人的观点看，工作职位市场从60年代到80年代大部分时间都一直是紧张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厂工人写下的东西显示，工人最担心被解雇，雇主威胁工人时喜欢使用的方法是声称要除名。正如半岛服装公司工人在70年代中期写的报告中所显示，“只要一名工人表现出抱怨或者有丝毫提出要求的表示，立即导致的后果就是除名，这就像宣判了这个工人的死刑。这方面一直没有改变。要是没有被解雇的危险的话，提出要求和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工人人数将呈爆炸性增长。”（Han’gukkidokkyokyohoehyǒpǔihoe1984,301）。武断地开除工人的做法，经常被用作对那些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的威胁。在这一时期，教以百计的劳工活跃分子被解雇并排除在工厂就业之外，他们的复职曾是80年代初基层劳工斗争的一个主要焦点。
由于半熟练工人的劳动市场紧张，雇主没有通过认真改善条件来激励工人的压力，而无依无靠的工人也没有通过谈判争取与管理方形成更好的关系的交涉力量。这种劳资之间的力量失衡，与70年代和80年代半熟练工人的低工资有着直接的关系。尽管经济研究文献中给韩国收入分配描绘的是一幅玫瑰色的画面——它们一致将韩国展示为快速增长与平等分配同时发生的样板，尽管确实存存在80年代后工资平均增长率很高的事实，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在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很大一部分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报酬处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以下。例如，在1982年，韩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每月支出为248977韩元，每个家庭平均有1.3个有收入者（KoreanStatisticalAssociation199l,90），而在同一年，所有制造业工人当中大约有1/4每月收入在10万韩元或10万韩元以下，男工中大约有8%，女工中大约有46％属于这一类。所有制造业工人中，有一半人的收入在14万韩元或14万韩元以下，包括男工的22%和女工的87%。根据韩国劳总的计算，从70年代直到80年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需要的50%～60%（Iltǒǔisori1985,53）。
那种韩国收入分配总体上对劳动者有利的画面与韩国存在大量低工资工人这二者之间如此巨大的反差，其部分原因在于非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男工与女工、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例如，1983年，制造部门的体力劳动工人和非体力劳动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分别为176905韩元和339889韩元——因此，体力劳动工人的收入只有非体力劳动工人收入的52%（lltǒǔisori1985,175）。性别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甚至更显著。1980年，一般工厂女工的收入只有男工收入的42.9%（95692韩元与222956韩元）（174）。这一比率到1985年提高到了46.7%，1990年提高到53.4%（见图3-2）。毫无疑问，从工资结构来看，韩国是世界上性别偏向最严重的社会。不同教育程度之间的收入鸿沟一点也不小（见图3-3）。1980年，那些只受过初中和初中以下教育的人的收入只有普通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的30%,而高中毕业生只占大学毕业生的收入的44%（KoreanStatisticsAssociation1991,134）
图3-21975～1990年间妇女工资历占男人工资的百分比
图3-31975～1990年间不同教育程度的收入差别
因此，尽管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工作人口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令人印象深刻，但仍有充分的根据说明韩国工人为何对工资和收入分配深感不满。在工资低于维持基本生计的低收入者当中，大多数是在服装、纺织、鞋类、皮革产品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就业的女工。不过，也有受雇于这些行业和其他一些低工资行业的许多男工只能得到贫困水平的工资。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低工资和害怕失去工作，使得工人在面对管理者欺凌和强加使工人身体早衰的长时间加班时毫无反抗力量。
由于对工人不利的劳动市场和低工资，韩国工人常见的应付做法是时常更换工作。随着快速的经济增长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作职位市场是高度流动性和动态性的。这一时期很高的工作职位人员替换率，不仅显示了工人方面对公司的缺乏投入，而且显示了雇主方面对劳动队伍的缺乏投入。这是80年代中期以来普遍存在的劳动市场岗位紧张造成的结果。因此，很显然，有人草率地称赞韩国工人长时间辛苦地工作的做法，并没有反映出他们对工作或对公司的深深投入。在对日本人工作伦理的研究中，罗伯特·科尔（Cole1979）建议对三种形式的工作投入进行区分；与公司有关的投入，与工作本身有关的投入，与改善经济状况有关的投入。从日本工人有着对公司这个“命运共同体”的归属感这种意义上，他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将日本人的工作伦理的特征归结为与工人对公司的投入有关（另见Abegglen1958；LincolnandKalleberg,1990）。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可以说韩国人的工作伦理与日本人的工作伦理有着本质的不同，至少大多数中小型企业中的韩国工人的工作伦理是如此。如果说韩国工人工作起来没有日本工人刻苦，但是也同样很刻苦，韩国工人这样做并非由于他们对他们的雇主或对他们的工作的强烈投入，而是主要由于他们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愿望。
不过，重要的是要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的家庭而不是由于他们本人的缘故，韩国工人才愿意忍受工作中令人难以置信的艰辛和滥施权威。家庭，是确保工人投身于辛苦的工作和服从工厂中的权威结构的关键机制。工人写的日记和作文显示，年轻的工人将强烈的家庭伦理带到工厂，尤其是那些青年女工。她们当中很多人都来自贫困家庭，对她们为之提供经济支持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有着深邃的思念。工人写的作文，经常流露出将她们与农村中的家庭成员联系起来的深厚感情纽带。一位工人写道，“由于通宵工作很累，很痛苦，所以我在是否接受这份工作时有犹豫。但是，当想起我农村家的母亲和弟弟妹妹，我认识到自己必须忍受，不管这对我有多苦”（Song1982,46）。家庭也是她们在工作的力量和坚忍不拔精神的重要源泉：“当我困得受不了时，想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当我的身体实在太累，手也变得麻木时，我撅撅手，想到了我的弟弟琳妹。（接下来）我的眼睛开始直冒金星“（LeeKyuhyun,载Kim
Kyǒng-sooketal.1986,97）。从这里，我们发现了韩国工人辛苦的工作模式的真正秘密——不一定是强烈的工作伦理，也不是对工作或公司的投入，而是根深蒂固的为家庭做出自我牺牲的伦理。
五家长制、专制的权威
由韩国劳总1977年对工厂女工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果。这一结果确认了工厂工人变换工作的首要动机是工资：在变换工作的人当中，有46%的人说他们离开原来的工作是因为工资太低。其他的主要原因包括：管理人员的非人对待（12%），工厂关门（10%），工作的性质太辛苦（9%）（FKTU197B,162）。工人变换工作显然是由经济因素促动，与此同时，他们对工作场所的产业关系性质也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当要求说出他们理想中的工作场所时，回答者对非经济同素的重视则超过了对经济因素的重视：48%的人提到他们想在能得到人道对待的地方工作，15%的人表示希望能做让他们可以继续接受教育的工作，只有14％的人表示希望找到更高报酬的工作，另外11％的人则希望从事职业前途较好的工作。
韩国女工视“人道对待”为理想工作中如此重要的方面，这一事实要比再多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20世纪70年代韩国工业中的产业关系状况。对人道对待的诉求，并不仅仅限于由女工占多数的行业或小型公司。它在韩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里也绝不是种短期性的现象。
那么，“人道对待”指的是什么呢？这指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对待，而不是被像机器或动物那样对待。反过来说，受到像人一样的对待，意味着应被尊重为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休息和休闲时间的自然人。同时，也意味着得到像自由和自主的人一样对待，并被作为有权利享有最低限度的人类尊严和受他人尊重的人对待。然而，在当时韩国工厂生活的现实中，一系列违反这种得到像自由、自尊的人一样对待的基本需求的做法是家常便饭。
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鲜明区隔。尽管这种分隔在所有社会中都存在，但在韩国，体力劳动者与办公室工作人员之间的身份区别要比大多数工业社会鲜明得多，甚至比其他有着同样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也要鲜明得多。例如，1985年，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的工资的比率在韩国是55.6%，而日本为67.4%。在中国台湾则为64.0%[5]。
韩国在工资方面对蓝领工人的这种严重歧视，反映了社会对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的深层态度。韩国传统文化对体力劳动有着深深的歧视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前现代的韩国曾利用奴隶从事很多形式的非农业体力劳动，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着长期影响的手工业阵统，这种传统在其他社会曾确保工人阶级得到某种较受尊重的地位[6]。纵贯韩国出口带动工业化的头二三十年，工厂工作被人们普遍视为地位低、肮脏和不体面。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厂工人被称为”打工妹”或‘打工仔”。这两个标签反映出社会的鄙视态度，赋予了工人与以前时代的仆役一样低的地位。
这种对体力劳动极其鄙视的态度和体力劳动者的不体面地位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逻辑结合在一起，成了这种在工人当中产生很大痛苦和愤怒的不人道对待做法的基础。在工作场所，工厂工人经常被上司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和用粗话咒骂。他们最经常的称呼是“蠢货”，甚至被年轻得多的技术工人和白领工人以带着优越感的语气对待，工人说，在进入工厂大门之前，他们必须“将自尊扔在外面”，直到离开可恶的厂区才能捡回来。
这里，我们观察韩国工业中的权威关系主导模式的最佳方式，也是通过韩国工人留给我们的很多带有感想性质的写作。自然，他们所写的作文中的主要主题是辛苦的工作、长工时以及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体验到的很糟糕的产业关系。工人对他们日常事务的描述，生动地揭露了雇主行使的家长制权力以及工人对这种权力结构的无助感和愤恨。
一名工人记下她在一家小工厂的一个工作日，这可能是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韩国小工厂中发生的典型情况：
今天我们能早一点下班吗？我不时地看看表。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但我们的工作没有一点结束的迹象，我猜想我们今天又得加班了。最近，我们一连好几天通宵工作。下班时间快到时，我听到老板重复着同样的话：为了你们和为了公司，我得让你们在晚上也工作。所以即使你们可能有一些抱怨，但请你们努力工作。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载Kim
Kyǒng-sooketal.1986,144）
既不用征求工人同意，也没有做出特殊的激励和补偿。雇主就是认为，他们什么时候需要就可以什么时候让工人工作。他预期工人要服从，不管他们身体条件和个人状况如何。像传统社会的家长一样，他对下属行使着绝对权力，并预期他们将完全服从并得到他们的忠诚。
通常，韩国企业特别是较小企业中的管理者权力是比较专制、比较具有家长制色彩的。一位妇女描述了她所在的服装厂中的权威模式。正常的工作日从早上八点半开始，并在晚上八点半结束。然而，在工厂宿舍住的工人很少能在晚上八点半下班。有一天，一名工人特地请求允许晚上八点半离开去办一些个人的事情，但从雇王那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绝：“喂！你！你以为就你有私事要办吗？他们（其他工人）都有同样的事要做。你知遭吗？回去，做完你的事，然后再办你自己的事，要不就睡觉，随你便。懂了吗？”（KimChum-sook1984，载LeeTae-ho1986b,98）
对工人的专制控制并不限于他们的工作和工作时间。归根到底，这还涉及控制个人空间和工人的身体。富科（Foucault1979）关于社会控制的概念显然在韩国工厂制度中发挥作用。工厂工人，不管他们是在小作坊工作还是在大的集团企业那里工作，他们的私人生活领域包括穿着、发型、人际关系甚至上厕所等都时刻处在控制之下。下面是又一个工人对工厂一个正常工作日的带有感想性的描述。当她那间服装厂的工人聚集起来参加每天早上的训话会时，经理助理官称：“姑娘们，从现在开始不准打电话。至于信嘛，可以收，但是只准在我面前当面拆开看。你们要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难道她们不理解？）”。工人们当然很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让她们像机器一样不停地工作。当工人有时候小声发牢骚时，经理助理厉声说：“喂！姑娘们，为什么没有谁作为代表站出来说？”但是，谁也不敢站出来（KimChum-sook,载LeeTae-ho1986b,100）。
这些专制权威在主要雇用年轻女工的小企业中最容易看到。不过，较大的、由男工主导的产业部门企业中的权力关系的基本性质也与这种模式大同小异——工业权威同样是独裁、家长制和专职的。就像服装和纺织行业中的女工一样，重化工业中的男工也受到专横的独裁管理人员以深深的鄙视志度对待。在大多数大型制造厂，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在空间和身份上被与白领工人鲜明地区分开来。他们必须使用不同的门口进出，在食堂不同的区域、使用不同的用具就餐。坐公司车辆上下班的特权也仅限于白领工人才能享受，机器操作人员要以恭敬的态度与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打交道，不管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别有多大。对工人个人空间和身体的控制，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比小型企业更严格。由于对人们认为属于私人范围的事务存在很多限制，工人积累了很大的愤慨，当1987年夏政治自由化使工人有了难得的公开反抗机会时，这种愤怒爆发出来了。在蔚山的现代集团工厂，怒气冲冲的工人终于站起来反对管理人员的专制主义，他们的主要要求之就是废除公司对工人头发长度的限制。在大宇和其他大型企业工厂发生的部分工人抗议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业企业是以军事模式为样板的——这种军事组织和军事文化的普遍影响可能容易被人们低估。在个国家统治者30年来均为前军方将领、工业企业当中很多高层管理人员从军队录用的国度，这一点当然可以很容易理解。而且实际上，所有工头和监管人员在作为成年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是在军队里完成的3年强制兵役期。在发展中国家，军队代表最现代化和合理化的组织，因而通常是其他社会组织的样板。因此，韩国工业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军事组织的结构和权威模式，使他们的组织同样是军事化、独裁和等级性的。
事实上，工业组织与军事组织之间的相似性很令人震惊，因此不管研究人员研究的是哪个国家和哪家集团性企业，他们都能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一点。韩国社会学家裴圭汉1983年曾研究过现代公司在蔚山的工厂，他说：“当我到工厂时，很多事情让我想起了服兵役时的体验”（Bae1987,37）。他这样描述：
雇员的日常生活与工厂工作密不可分。工人们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在工厂度过的，他们穿着现代公司的制服。公司要求他们遵守严格的公司规章制度。例如，头发要剪短。他们的等级地位，从别在胸前左兜外的姓名标志牌的形状可以看出来。早上八点前，在剌耳的扩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声中他们来到了工厂。在工厂大门，门卫控制着工人和来客的进出。工人们工作两个小时后休息十分钟。他们在公司食堂吃午饭，食堂被划分为供不同等级人员就餐的区域。（37）
美国人种学家罗杰·简纳利十年后在描述另一家集团企业的情况时同样注意到这一点。像裴圭汉一样，简纳利说，“在很多方面，与我对美国式官僚制度或韩国村落和大学的了解相比，我在军队的经历能为应该在办公室里如何行为提供更好的指导”（Janelli1993,226）根据他对这家企业的实地观察，他对那种类似军队里才能看到的组织特征做了极好的描述：
每一个分部的通告板都贴着一张责任人名单，上面注明了每天应由谁锁上该分部办公室大门和明天早上由谁开门等日常职责安排。过道上的通告板上贴着一张显示头发适当长度的草图。夏天制服要在特定日期穿上，不管当天天气如何。在泰成公司总部全体人员的每月例会上，就在会长讲话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声音发出刺耳的命令之后，人们才同时松口气。在行敬旗礼时，所有人被命令以同样的方式立正，将手置于胸前，然后同时放下。在一次计算机系统的演示中，一名男子右手拿着一根很大的教鞭，在不使用教鞭时站在一旁密切地注视着。公司歌曲是4/4拍的。在很多分部，各个小部门是以代码（如：第2班，第3排等等）而不是按职能和产品线标示的。（225~226）
另外一名美国观察家罗伯特·基尔尼也强调韩国企业的军事化管理风格，并认为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在生活中如此多的方面取决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或者说取决于大多数是军人的领导者）的社会里，经济、劳动关系和公司生活又怎么能与此无关呢？”（Kearney1991,8）。正如他指出，军队对韩国产业组织的影响并没有停留在外部形式的层次上，而是更深入地渗透，塑造着权威关系和组织文化的主导模式。
我们还必须指出，尽管韩国军队以美国军队的模式为样板，但其公司文化是由另外两种影响很大的历史因素塑造的：日本军队的遗产，韩国很多军队领导人曾经在殖民时期在日本军队里服过役；朝鲜战争的影响，韩国军队在这次战争中成型。在我看来，这两种历史因素将韩国军队塑造成独裁、纪律苛刻、内部暴力倾向比美国军队远远要强烈的组织。日常对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的不尊重，强加不合理的要求和苛刻的纪律，要求对上司命令的绝对无条件顺从，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责罚等。似乎都是韩国军队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很多韩国企业所仿效。“按吩咐去做”，不得有任何怀疑和借口，是军事组织和工业企业中都普遍盛行的决定性组织规范。
因此，韩国工业权威的专制主义和人治色彩要比技术主义和官僚主义色彩更浓烈。韩国管理人员不是依照长期形成的规则和合理的程序行使权威，而是倾向于以武断的人治方式使用权力，并经常实施语言和身体暴力[7]。由于实际上所有的韩国企业都是由单个的家族所有或控制，这种权威结构更易于实施了。作为企业的创立者和所有者，这些现代工业家长在建立现代官僚主义形式的权威关系方面的步伐是缓慢的，指出以下一点具有启示意义即使是在最大的韩国工业企业那里，也是到了80年代初才建立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更系统地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SongHoKeun1991，116）。显然，韩国工业家在建立与他们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司发展相应的现代产业关系制度方面，迈出的步伐是很缓慢的。与此同时，韩国产业工人在工作场所也饱受滥施权威实行身体惩罚和符号歧视之苦。
结论
通过很多韩国工厂工人给我们留下的记述，我们可看清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最初几十年里他们忍受了多大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尽管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在各国都是与高度的劳动剥削联系在一起的，但韩国工厂工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经历的剥削和压迫程度确实极其沉重。在韩国，劳动剥削和在工作场所滥用权威的做法因以下若干种因素而加重了：社会上对体力劳动的深度鄙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半熟练工人相对无限供给的劳动市场，家长制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韩国产业组织浸透着的军事化公司文化，尤其是韩国的政冶经济体系本身的性质，即强大的资产阶级级国家为了推动快速的经济增长持续地采取了亲资本反劳工的立场。这些不利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力量，使韩国产业工人在资本家面前处于极其孱弱的地位。并在长时期里阻碍着韩国企业形成更先进的产业关系体系。
我们在大大小小的韩国工业和商业公司中看到的主要权威形态是独裁主义和家长制的。像传统社会中的家长一样，韩国工业家和管理人员并不是依照法律或契约关系行使权威，而是很大程度上依照文化传统行使权威。工人不是被视为有着自己的合同权利的劳动力卖主，而是被视为孩子或传统社会的仆役。不过，与传统的家长制权威不同，韩国工业家长的权力并不是植根于以互惠文化为基础的普遍的规范性共识：人们预期传统的家长要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提供保护和关照，以换取服从和忠诚，而这种互惠要素在大多数韩国工业企业中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工人被预期要完全服从和尊重管理者，但管理者却并不一定有给予工人足够关照和个人关怀的相应义务。因此，韩国工业中的家长制权威的本质更多的是专制主义而不是家族主义。尽管韩国企业中经常使用家族主义的言辞，但很少有证据显示资本家或政府做出认真的努力来赋予这些言辞以实质性的内容。
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出现的劳工骚动，起因于这种高度剥削性和滥用权威的工业生产制度。尽管韩国工人的挫折感和愤怒不断增长，但他们却被堵住了悲愤的合法出气孔，而且没有对此采取补救措施，由于国家在保持劳工纪律方面的主导作用，由于长期有利的劳动市场条件，韩国雇主感觉不到有很大的必要来培育一支有满足感、投入的劳动队伍。在“像家族一样的工厂制度”的门面下，韩国工业中行使着高度专制和被滥用的权威，形成了一支极度愤怒的劳工力量。正是劳动者在韩国工厂中的这种辛酸体验，为后来劳工的好战性提供了跳板。
[1]宋孝宣（音）将其工厂生活的头一天描写如下：“我按吩咐努力工作，因为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这实际上挺有意思的。在勤奋工作的同时，好像6点钟即一天工作结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SongHyo-soon1982,36）。其他工人也写下了同样的情况，见全点锡（ChunChum-suk1985,94）
[2]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广泛地利用了工人的作文。这可能引发一些方法论上的问题。因为这些作文也许并没有体现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普通工人的意识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可以预期参加夜校或教会资助的小组活动的工人比普通工人有更大的教育渴望，有更强的社会意识（这最有可能是参加这些活动的结果，甚至也可能在此前就是这样）。因此，这些作文也许体现出某种程度上比普通工人更强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敏感性。有鉴于此，我没有试图利用工人的作文对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状况进行囊括。不过我相信，在这些工人对他们日常事务、工作条件的描述中，在他们有关他们对管理者和社会对待他们的方式的感觉的描述中，存在着某种偏向。我利用工人写的东西，主要是为了观察他们的体验，而不是测量他们的阶级意识水平。当我引用他们对阶级感觉的表达时，我的兴趣在于揭示话语的类型，而不是阶级对抗的范围和强度
[3]“国际商事”是有着2.5万名左右工人的大雇主，是“国际”企业集团的部分。
[4]《民主劳动》（《民主劳动》是韩国劳工福祉协议会的一份工会简报），1984年，载李泰昊（音）的著作LeeTae-ho1986b,125
[5]直到80年代中期，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工资差距在韩国是很大的，不过此后开始很快缩小。因此，在90年代中期，韩国的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工资差距比日本和中国台湾小了（参见LeeKyong-hee1994）
[6]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很多手工业工人以前是奴隶，他们被政府雇佣来生产宫廷和贵族消费的奢侈品（Song1973）。相比之下，佩里（Perry1993）的研究显示，手工业者在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用。
[7]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1989）对印度工人阶级做过类似分析。他强调，在20世纪初的印度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平等和个人主义文化。同时，他指出了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持续存在塑造印度劳工抗议和劳工组织模式的方式。在这方面，后发性非西方社会的工业权威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当中形成的那种工业权威有着很大的不同（参见Bendix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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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产业大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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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二章产业大转型
走啊，走，
别哭泣！
翻过那白色的、黑色的
让人憧憬的山峦
踏上通往首尔之路，
步履沉重，
去出卖我的身体。
何时返回故里，
何时绽开笑脸，
松开紧束的发带。
走啊，走，
别哭泣！
（摘自KimChiHa,1970[1]）
为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提供便利条件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不存在强大的组织化劳工。韩国劳工力量的薄弱，并非只是由于儒家文化传统。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和殖民统治结束之后不久韩国劳工曾被动员过，他们在40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年代和70年代更强大、更具有政治取向。但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一系列地缘政治事变完全摧毁了这一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为后来一段时期里走上排斥劳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路。到60年代初发起实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时候，组织化的劳工已经被彻底削弱，使新一代产业工人作为原子化的劳动者进入到出口行业中，他们没有任何组织资源或文化资源来保证在新的工业秩序中得到像样的地位。
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劳工状况以及20世纪60年代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自60年代初以来，韩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其重大程度并不亚于波拉尼（Polanyi1957）描述19世纪欧洲时所说的“大转型”。快速工业化伴随着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使千百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变成城市工业中领工资的工人。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压缩性的无产阶级化过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造成了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社会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大规模变迁。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演化，与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过程密切相关。
本章大致总结了韩国劳工运动的历史经验，并描述了韩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无产阶级化过程。它使我们对历史背景和结构脉络有一个基本了解，韩国工人阶级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中兴起的。而且，他们正是在这种背景和脉络下，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里谋求形成一种正面的认同。
一早期对劳工力量的彻底削弱
现代韩国劳工运动随着日本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的迅速工业化而开始。尽管日本在朝鲜的殖民政策首先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农业剩余产品，但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推进需要在朝鲜半岛扩大工业基础，因而对采矿、化学工业、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做了大量投资，而且所有这些均纳入了日本的战争需要。韩国工厂工人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1年的4.9万人增加到1925年的8万人，1930年增加到10.2万人（KimYun-hwan1978,67;另见（ChungJin-Sung1984）。这些工人的大多数为日本雇主所雇用（大型工业企业大部分为日本资本家所有）。
劳工运动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出现，并卷入了不断发生的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中（见KimYun-hwanandKimNak-jung1970;ParkYoung-Ki1979〕。30年代劳动争议的数量甚至超过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数量。例如，1920年发生劳动争议81起，涉及4599名参与者。1930年，数量增加到160起，涉及工人1.89万人以上。这一时期劳动冲突的高峰是1929年的元山总罢工，这是一场由2000名左右的工人发起的为期三个月的艰辛斗争。不过，这一殖民统治时期发生的劳工运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而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当然，殖民政府不允许这样一种具有政治目标的劳工运动继续增强力量，因此从30年代开始对其进行大力镇压。结果，殖民主义时期的后几十年期间的韩国劳工运动仍处于地下状态，与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联系。
1945年8月韩国从殖民统治下光复后，劳工运动在比以前更强大的组织和领导之下浮出水面，在光复之后的三个月内，在伞形组织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了强大的左翼工会，甚至在这一全国性的组织形成之前，韩国工人在工厂层面上就已经十分活跃，全评接管和管理着很多日本所有者留下的工厂。随着全评的形成，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冲突。在1945年8月至1947年3月间，发生了2388次劳工示威，有60万人参加。这是1987年以前韩国劳工运动史上暴力性最强的时期（见KimYun-hwanandKimNak-jung1970;ParkYoung-Ki1979）。
然而，强大的劳工运动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军队的支持下建立了一个新的劳工组织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大韩劳总没有基层基础，对增进工人福利并不真正感兴趣。毋宁说，其惟一目的是与左翼工会竞争并最终摧毁左翼工会。在左翼工会与右翼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多冲突，渐渐地，全评被警察、右翼工会和美国军事政府联合起来的力量所破坏。对左翼劳工运动的致命打击，发生在1947年1月的一场大规模铁路大罢工期间。这场左翼与右翼劳工团体之间的血腥对抗随着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部分戕害而结束；他们当中，数百人被杀死或被处决，数千人被监禁。1947年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这宣布了已经被削弱的共产主义劳工组织的终结，从而也结束了积极动员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韩国建立第一共和国（1948～1960）之后的12年，标志着韩国劳工运动的最低点。一系列的事变——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国家（1948）和朝鲜战争（1950～1953），随后歇斯底里的反共气氛——给独立劳工运动造成了一个敌对的环境。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大韩劳总很快蜕变为腐败劳工领袖的市场，并被改造为巩固李承晚权力基础的政治工具。1955年，它被正式纳入自由党，成了附属于执政党的左右手。在普通会员被遣散后，大韩劳总对组织支持李承晚的政治集会要比对提高工人福利更积极。李承晚政权1960年因发生反对操纵选举的学生起义而垮台。在张勉领导的短命民主政府期间（1960～1961），这个国家出现了劳工骚动和工会运动的复苏；1960年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57年的45起和1959年的95起增加到227起，这些劳动纠纷当中，很多发生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了315个新的工会，取得了15%～50％的工资增长。大韩劳总面对着普通会员的尖锐批评，并受到新建立的独立工会全国劳动组合协议会（“全劳协”）[2]的挑战。1960年11月，一个新的劳工领导机构决定将大韩劳总与全劳协合并为一个新的全国性中心——韩国劳动组合总联盟（“韩国劳总”）。这一时期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发展进程，是左翼白领工人工会的兴起，特别是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它向国家对学校课程的控制发起挑战，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这一时期，特别是激进的教职员工工会运动，体现了全评为代表的韩国劳工运动早期左翼遗产的复兴。
这一劳动活跃的短暂时期随着朴正熙1961年6月领导的军事政变而结束。在新的强大国家机器和新的经济环境之下，韩国劳工运动不得不一切从头再来。留给新的劳工运动的遗产主要是消极的：当局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安保理由找到镇压劳工组织的借口，并在工人脑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俱，害怕因参与劳工活动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战后的劳工斗争不是一种值得自豪的传统，而是成为只不过是一种应让接下来的一代工人遗忘的糟糕记忆。事实上，劳工运动只有靠否定和割断自己与光复后时期的危险传统的联系才能存在。
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劳动体制
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的军政府在掌握权力之后采取的最初步骤之一，是对劳工组织进行重组。它解散了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并禁止劳动罢工。三个月后，新建立的韩国中央情报部挑选出一批劳工领袖，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韩国劳总。这个新工会的结构是按照行业界线组织的，官方批准的工会通过国家合作主义的方式被授予代表工人的排他性权利。不过，行业工会实际上不允许作为有效的劳工组织发挥功能。行业内部各个地方工会之间只存在薄弱的横向联系，实质上所有集体讨价还价都是由单个企业的官方工会进行的。从法律上说，这些企业可以组织工作场所的工会，只是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甚至强制性加入官方韩国劳总的会员制度也从未受到过鼓励，也从未实行过（ChoiJangJip1989）。
军事政权还对当时的劳动法进行重大修改。韩国劳动法于1953年在李承晚政权之下制定。第一个韩国工会法以美国1935年的《瓦格纳法》为样板，规定组织化劳工可以采取相当自由和多元的方针。工会法和韩国宪法保证劳工的三项基本权利：结社、集体讨价还价和集体行动的自由。根据这些法律，允许工人组成工会和在国家尽量不干预的情况下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工会还被允许从事政治活动。当然，李承晚政权对有组织劳工的实际行为与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驰。由于朝鲜战争后可怕的经济状况和地缘政治状况，这些自由的劳动法对推动形成强大的劳工运动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在继李承晚垮台出现一个时期的活跃社会动员和劳工运动日趋政治化之后，朴正熙政权清楚地看到了组织化劳工的潜在威胁，并试图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阻止有组织劳工与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联系，1963年对《工会法》第12条的修改规定，工会不能从会员中筹集政治资金或将工会会费用于政治目的。另外，还对劳动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更加难以进行，同时扩大了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不过，工人的三项基本权利与其他劳动保护措施一起保留了下来。与后来的情况相比，这一时期的劳动法总的来说是自由和民主的。朴正熙政权这个时候调整工会法和劳动法的主要动机首要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就是说，是要保持有组织劳工的非政治化，切断其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联系。这样就确立了一种新的劳动体制，以便为外向型工业化创造有利条件，这场工业化很快将迅速改变千百万韩国人的工作生活。在这种新的劳动体制中，在面向世界市场的工业化的新背景之下，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ChoSeung-hyok1988;ChangMyung-kook1985;ChoiJangJip1989;ShinKwang-Yeong1994）。
在最初两三年按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框架制定的某些政策未能成功之后，朴正熙政府在美国的强大影响之下，经过一些磕磕碰碰，最后采取了外向型、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EOI）为其主要发展战略。这一战略性转变后来事实证明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出口从1963年的仅仅8700万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8.35亿美元，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大约增长10％。制造部门增长率大约为每年19％。国家经济和人们谋生的方式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城市领工资工人的数量迅速增多，从1960年的130万人增加到1966年210万人，到1970年增加到340万人（SuhKwan-mo1987,169）。随着经济中发生这种变化，劳工活动逐渐从公共服务部门转向出口制造部门，不过劳动纠纷数量的总水平仍然很低。
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之后，韩国经济到20世纪60年代末遇到了第一场重大危机，原因是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和很多外国投资公司投资企业的失败。人们对裁员、拖欠工资和关闭工厂做出反应，发生了频繁的劳动纠纷。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朴正熙采取了几项异乎寻常的措施，为外国资本改善投资环境，并改善本国公司的财务组织结构。这些措施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工会和外国投资公司劳动纠纷处理的临时特别法”。新法令禁止外国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这一行动，标志着朴正熙政权劳工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由这一独裁政权压抑反对力量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
临近60年代末，反对朴正熙政权的政治力量随着经济危机而增强。在1971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朴正熙动员了所有组织和金融资源，但他仍差一点就要败给反对派候选人金大中。这也是地缘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尼克松1971年访问中国发出了冷战即将在亚洲结束的信号，而美国军队从韩国部分撤走引起了韩国政治领袖的极大关注。朴正熙对这些经济和政治挑战的反应是严厉的。1971年12月，朴正熙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同时颁布了“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这些国家安保措施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当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工人允许组成工会，但只能在很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进行。他们被剥夺了在雇主讨价还价当中唯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政府又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这些措施扩大了被界定为属于公共利益因而被禁止工会活动的企业的范围；它还对行业性的工会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限制。所有这些异乎寻常行动的高峰，是1972年10月实施韩国版的官僚独裁主义，被成为“维新”体制。“维新”宪法关闭了所有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以拥有不受约束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
这一极其不得人心的举动，尽管暂时阻止了持不同政见政治活动浮出水面，但却使朴正熙长期以来就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问题更加恶化。像以往一样，朴正熙试图淡化公众的不满，并以经济成绩来购买政治合法性。在1973年1月的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朴正熙对全国做出诱人的承诺，到该十年结束时，他将使人们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在1979年他遭到暗杀之前，他几乎做到了这一点）。同时，他宣布了一份新的，雄心勃勃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工业化计划。为了实施这一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挑选了6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向其输送了给予巨额政策性补助的大量贷款。很大程度得益于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有利转折，重化工业在最初几年出现一些结构性问题之后，在70年代中期取得了不错的绩效。韩国公司从中东的繁荣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获得了庞大的建设项目，并很容易得到条件优惠的贷款。韩国经济也因参与越南战争而获得巨大利润。除了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国内的大量汇款之外，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了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同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
从1971～1980年间，韩国经济实现了每年7.8%的增长率，而制造部门则以4.8％的年增长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迅速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EconomicPlanningBoard1979）。伴随着这种经济快速增长，韩国企业组织的规模也有了惊人的扩大，尤其是那些“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公司。通过积极参与重化工业，通过凭借“一般贸易公司”的所有权而实施的进出口垄断权，通过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财阀集团得以在70年代后半期积累起庞大资本。到70年代后期，财阀公司巩固了它们在韩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资本向财阀集团集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80年代，最大的30家财阀集团占据了总货物运输量的36％和全国就业量的22.4%（LeeKyu-uckandLeeSung-soon1985,97）。
为了了解整个快速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的这种主导特性及其对劳工状况的影响，我们必须考察两个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机制，二者均由国家所控制：第一个是来自国内国际的金融贷款的分配。正如很多研究韩国发展的学者所承认，贷款分配是政府控制企业的最重要手段（Amsden1989;SoonCho1994;JonesandSakong1980;EunMeeKim1997;Byung-NakSong1990;Woo1991）。纵贯朴正熙政权的整个时期，国内利率要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在为适应通货膨胀而进行调整之后，利率通常甚至为负数。国外贷款利率甚至更低。因此，获得国内银行贷款或外国信贷本身就成了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第二个机制是投资许可证的分配，特别投资于国家重点项月的许可证的分配（KimSeokKi1987）。
这两个机制是密切相关的：那些获得重要投资许可证的人还通过政府控制的银行获得廉价的贷款，而那些能获得大笔贷款的人又处在获得新的有利可图许可证的极其有利地位。在70年代下半期，所有国内贷款的一半以上被作为利率优惠的“政策性贷款”分配给那些国家挑选出来的参与重化工业计划重点项目的人物。在这两种机制的关系网中，存在着韩国资本积累最关键的要素，即能利用国家权力。与以前的李承晚政权不同，朴正熙政权强调经济绩效是分配贷款和投资机会的主要标准（JonesandSakong1980;Amsden1989），但毫无疑问，是政治上的联系而不是经济能力决定着由谁参与利润丰厚的政府施舍项目。
这些国家政策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双重目标的积累战略——一方面在制造行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另一方面进行投机性投资，特别是投资于土地所有权（KimSeokKi1987;JungHeoNam1993;HanDo-Hyun1993）。韩国的寻租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在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业务方面。大资本在这些领域最活跃，这己是韩国研究专家众所周知的秘诀。由大企业进行的土地投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朴正熙和他的继任者不得不对财阀集团的土地拥有量做出限制，有时甚至迫使他们卖掉已经购买的土地，不过这样做总是徒劳无功（JungHee-Nam1993）。这种投资环境给大多数企业造成了很糟糕的财务结构。韩国公司负债沉重，而财阀公司负债最重。纵贯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韩国公司中普遍的企业战略，是在随出口市场快速变化的经济中迅速转向有利可图的商业投资，而国家的产业政策也鼓励这种战略。
这种韩国资本积累模式，对韩国制造行业中的产业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由于企业所有者主要关注的是发现新的细分市场（niche）并比对手更快地动员外部资金进入市场，他们对发展一支稳定的劳动队伍或通过提供更高工资或其他激励机制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兴趣甚少。在试图通过剥削廉价劳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直到80年代后期，韩国资本家对发展公司福利投资极少。对劳动队伍的培训，他们也投资不多。而国家通过由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承担了为整个劳动大军提供培训和提高劳动技能的责任（SongHuKeun1991;YouJong-ll1995）。
韩国工业家可以忽视人力开发的部分原因是相对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著名韩国劳动经济学家裴茂基（BaiMooKi1982）认为，韩国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到70年代中期已经结束，尽管如此，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迹象显示大公司在录用并保持劳动队伍方面遇到问题。70年代后期的确发生了熟练工人供给的严重短缺，迫使很多大公司竞相从别的的公司挖走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但就半熟练工人而论，直到70年代后期，农村和女性劳动力储备大军中仍存在相对大量的未利用劳动力储备。我为进行本项研究而考察过的人种学数据显示，直到80年代初，对纺织和电子行业雇用的很多工人来说，主要关注的仍是工作职位保障；管理者通常威胁开除卷入劳工活动的工人。另外一些调研70年代或80年代劳动力市场状况的社会学家也不同意裴茂基的分析，认为真正的劳动力短缺直到80年代中期才发生（SongHoKeun1991;ShinKwang-Yeon1999,46）。
不管怎样，韩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极大地促进了快速的工业扩张，而这些条件同时也成为严重障碍，起到了阻碍形成先进产业关系体系和改着大多数领工资工人工作条件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朴正熙时代是资本家的天堂。不仅国际市场条件有利，而且奉行发展主义的国家也彻头彻尾是亲资本家的。只要这些资本家成功地执行国家的发展计划，国家实际上就为他们做到一切。简言之，由国家产业政策决定的扩张性积累战略与国家强烈的亲资本反劳工政策相结合，一起导致了产业关系中问题的深化，并导致了无依无靠工人积累起愤恨和怒火。
三劳动队伍的无产阶级化
韩国的快速工业化给其经济的结构和人们工作和谋生的方式带来了急剧的变化。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起动之前，韩国主要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口绝大多数住在农村，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一半来自于农业生产。随着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39.4％降低到1980年的14.6%,1990年降低到9.0%。与此相伴的是，制造业的份额从1960年的18.6%迅速增加到1980年的44.4%和1990年的44.7%，而第三（服务）部则以缓慢的增长率增长，从1960年的41.5%提高到1990年的46.3%（见表2-l）。
表2-11960～1990年间韩国的生产结构
（在GDP中的百分比，按现行价格计算）
部门
1960
1970
1980
1990
农业
39.9
31.1
14.6
9.0
工业
18.6
28.4
41.4
44.7
采矿业
2.3
1.3
1.4
0.5
制造业
12.1
19.1
26.9
28.9
建筑业
3.5
6.4
8.2
13.2
公用事业
0.7
1.6
2.1
2.1
服务业
41.5
40.5
44.0
46.3
合计（GDP）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部门分类是按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5）中建议彩的世界银行方法。
资料来源：韩国银行《经济统计年鉴》（1978、1995）、《国民统计》（1994）
韩国经济中的这种结构性变化，需要有劳动力的大规模部门间转移。正如图2-1所示，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功力的4/5由农业劳动人员构成，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到197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了全部劳动力的一半。到80年代后期，5个劳动人口中只有1人仍留在农业。因此，在仅仅30年的工业化转型之后，一个由小自耕农组成的国度变成了由领工资工人组成的国度。韩国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30年里经历的工业化转型的规模可以与欧洲早期100年的工业化相媲美。[3]
这一由农业到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部门间流动，必然包含着韩国劳动力快速的无产阶级化进程（Koo1990）。每一年，成千上万农民和他们的子女离开农村地区，加入到城市地区无产阶级化的劳动队伍之中。韩国无产阶级化的速度是惊人的：在60年代初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起动时，韩国只有不到200万领工资工人，而到了80年代中期，人数增加了4倍，达到800万人；1963年，挣工资者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1.5%，而1985年增加到54.2%。80年代中期，在城市3名劳动人员中有2人是挣工资者。从1963～1985年这20多年的时期里，领工资工人在制造产业增长方面则要快得多，人数增长了7倍多，从41.7万人增加到310万人。商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雇用的领工资工人增加了3倍多，从130万人增加到450万人，而农业中的领工资劳动者则从72.5万人减少到43.7万人（见表2-2）。
表2-2工业部门中领工资工人的增长情况
单位：千人
1963
1970
1975
1980
1985
变化速率1985/1963
农业
725
743
677
551
437
0.6
(30.0)
(19.6)
(14.1)
(8.5)
(5.4)
制造业
417
995
1,782
2,475
3,146
7.5
(17.3)
(26.3)
(37.1)
(38.2)
(38.9)
服务业和商业
1,272
2,049
2,344
3,459
4,507
3.5
(52.7)
(54.1)
(48.8)
(53.7)
(55.7)
合计
2,414
3,787
4,803
6,485
8,090
3.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说明：括弧中的数字为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厅《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年度报告》（1972、1985）
韩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非常依赖女性劳力。无论是在农业还是非农业部门，而且无论从绝对数量还是从相对数量来看，韩国女性劳动力都有了很大增加。从1965～1980年间，非农业部门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从30.9%增加到36.1%，在农业部门则从41%增加到53%。在工业性工资劳动中，女工的参与率在同一时期也急剧增长。事实上，在妇女中的无产阶级化速度甚至比在男人中更快。制造部门雇用的妇女人数增长了7.4倍，从1963年的18.2万人增加到1985年的135.3万人，而雇用的男人人数则增长了5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4.7万人。在直到70年代中期以前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初期，女工数量的增长最明显，但此后增长速度开始逐渐下降。1962年制造部门只有18.2万名女工，而到1985年数量增加7倍多，达到140万人。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制造业中的男性工人增加不到5倍，从42.8万人增加到210万人（EconomicPlanningBoard1974,1984）。1963年女工人数占全部生产工人的41%，到1976年她们增加到占53%，然后在1985年降低到占46%（表2-3）。
表2-31963～1985年间女工在领工资雇员中的比例
单位：％
1963
1973
1976
1978
1985
在所有雇员中
37.9
46.7
48.5
45.5
42.0
在生产工人中
41.0
50.0
53.0
49.6
46.3
资料来源：徐宽模（SukKwan-mo1987,105）（原始来源：经济企画委员会《采矿业和制造业人口统计报告），历年
女工一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轻型制造行业中。她们在纺织、服装和电子工业等行业中占大多数，在金属、工具设备制造和运输设备等重工业中占一小部分。例如，在1985年，女工占服装工人的88%，占纺织工人的77%，占电子工人的68%（SuhKwan-mo1987,171）。
女性工厂工人当中，绝大多数为16～20岁或20多岁的单身、半熟练工人。1966年，女性工厂工人当中的几乎90%在29岁以下，一半在20岁以下。在80年代，20岁以下工工人人数有了显著减少，但女工中的2/3仍在29岁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阻碍女工婚后仍留在工厂就业。首先，劳动的强度和长工时加上加班，使得已婚妇女极难在工厂环境中工作。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对己婚妇女的歧视性措施。由于由妇女从事的典型工厂工作需要相对简单的技能和高度的劳动纪律性，雇主一般宁愿用新来的，年轻的、顺从的工人代替原来的工人，而且工资账单上还可以有很大节省。
因此，女性工厂工人构成了一个高度同质性的群体，其特点是她们大部分出身农村背景，年纪轻，单身，教育程度低，而且通常背负着支持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从技能和她们从事的工作类型来看，她们也是高度同质性的。再者，她们高度集中在少数轻型制造行业和地理区域。这种人口学上的同质性和空间上的集中性对韩国女工积极参与劳工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后面各章中我们将谈到这一点。
无论是在制造业活动中还是在生产工人当中，都有很大比例分布于利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大型企业之中。1985年，韩国工厂工人当中几乎2/3乃是在雇用100名以上工人的企业中就业，而1959年只有1/3（见表2-4）。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在雇用工人人数少于20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工人所占百分比在1959～1985年间从33%降低到了10%，大型工厂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一直不断发展，不过到了80年代这种趋势开始放慢，因为纺织、服装、皮革产品等行业中的大型企业走向衰落，而且与大集团公司有联系的分包企业的数量有了增长。
表2-41959～1985年间韩国工厂和工厂工人在不同规模的企业间的分布情况
单位：％
企业规模
工厂
工厂工人
1959
1968
1978
1985
1959
1968
1978
1985
5～19人
78.8
77.9
57.9
58.0
32.7
22.0
7.5
10.3
20～99人
18.8
17.7
29.6
32.7
34.1
22.2
18.4
25.5
100～499人
2.3
3.7
10.3
7.9
21.3
24.5
30.1
28.0
500和500人以上
0.2
0.8
2.2
1.4
11.9
31.1
43.9
36.3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金亨基（KimHyung-ki1988,43）（原始来源：经济企画委员会《采矿业和制造业人口统计报告》，历年）。
韩国的资本集中在韩国产业组织中造成了一种双重性结构。韩国经济的核心由30家左右的财阀集团所代表。自70年代中期以来，资本向这些财阀集团的集中过程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因此到了1985年，最大的10个财阀集团占据了全国总销售额的30.2%和总就业量的11.7%，最大的30.2个财阀集团则占据了全国总销售额的40.2%和总就业量的17.6%（表2-5）。
表2-51977～1994年间企业集团在制造业销售额和就业量中所占份额的变化
单位：％
年代
财阀企业集团
销售额
就业量
1977
1980
1985
1994
1977
1980
1985
1994
前五大集团
17.5
16.9
23.0
27.2
9.1
9.1
9.7
8.1
前十大集团
21.2
23.8
30.2
34.1
12.5
12.8
11.7
10.3
前二十大集团
29.3
31.4
36.4
38.8
17.4
17.9
15.5
11.9
前三十大集团
34.1
36.0
40.2
41.5
20.5
22.4
17.6
12.8
资料来源：1977年和1980年的数据来自李奎亿和李成舜（LeeKyu-ukandLeeSung-soon,1985）。1985年数据来自韩国开发研究院。1994年的数据来自韩国经济研究院。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韩国无产阶级的部门构成和人口构成中的变化。首先，请留意韩国工业中领工资工人的部门构成发生的重大变化。正如前面所指出，韩国经济在70年代中期发生了由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向重化工业的转型。与这一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制造业劳动力构成的相应变化。图二显示了制造业劳动力当中发生的这种部门性变化。轻型制造业中雇用的制造业劳动力的比重，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保持在大约60%左右，但到80年代中期却降低到了47%。相伴而来的是，在重化工业中就业的制造业劳动力从1973年的39%增加到1985年的53%。尤其是，从事机械、金属制造和其他相关行业工作的劳动力在这一时期翻了一番，从占20%增加到占31%，与这一部门间变化同时发生的是女工在制造业中的比例相对下降，因为从事重化工业工作的劳动力大多数是男性。
资料来源：经济企画委员会《关于经济活动人口的年度报告》（1972、1985）
图2-21963～1985年间制造业工人在轻工产业中的部门分布情况（%）
与韩国工业扩张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韩国产业工人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到。以国际标准衡量，韩国劳动力的教育程度向来处于高水平[4]。1974年，生产工人当中的大约47%受过中等教育。由于韩国工人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到1984年已经有69%受过中等教育（EconomicPlanningBoard1974,1984）。受雇于重型工业中的工人，尤其是受雇于大集团公司的工人，则有着更高得多的教育程度。例如，1984年，在机械行业，高中毕业的工人占半熟练工人的59%，占熟练工人的90%（KimHyung-ki1988,355）。
四农业部门的变化
正如其他社会一样，韩国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主要从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中吸取劳动力。纵贯韩国工业快速增长时期，城市产业的拉力和农村贫困的推力一起触发了劳工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迁居。根据一项估计，1966～1975年间，大约有510万人从农村地区迁居到城市，1975～1984年间又迁居了590万人（LeeYoung-Ki1988）[5]
。加起来，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头20年间，大约总共有1100万人离开农村前往城市，从农村地区的年流出率为4.7%。
结果，正如表2-6所示，农业家庭户数急剧减少。1967～1987年间，总农户数减少了28%，从258.7万户减少到187.1万。农业人口减少的数量实际上甚至可能比这些家庭户数显示的数量更大，因为很大一部分从农村迁出的移民是个人，他们的
家庭仍留在农村地区。例如，在1975～1985年间这一为期10年的时期，农业人口下降了36%，但农户数量只下降19%（LeeYoung-ki1988）。在这一时期，农户的平均规模也从5.6人减少到4.4人。
表2-61966～1990年间
农户和农业人口的下降情况
农户数
(千户)
占总户数
(千户)
农业人口
(千户)
占总人口
的百分比
1966
2,540
48.9
15,781
53.6
1970
2,483
42.4
14,422
44.7
1975
2,379
35.8
13,244
37.5
1980
2,155
27.0
10,827
28.4
1985
1,926
20.1
8,521
20.9
1990
1,745
15.4
6,459
15.1
资料来源：韩国统计厅《韩国经济主要统计数字》（1985、1991）
在个体移民当中，大多数是年轻人。从农村迁出的移民当中有2/3在30岁以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劳动力显著老化。50岁和50岁以上的农业劳动者的比例1965为18%，而到1985年提高到40%（ChangSang-hwan1988）。因此，到80年代中期，很多韩国农户由一两个老人和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并偶尔回来探访的儿女组成。80年代后期，在大多数农村地区已经很少能看见孩子，只是国家法定假日除外，这时候城市的孩子陪伴他们的父母探访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农村的小学一个接一个地关闭，继续办下去的只有很少几个孩子。
随着农业工作的负担越来越落到年纪大的人身上，妇女的农业工作量有了很大增加。有关劳工方面的统计数字在涉及农业工作时其准确性往往值得怀疑，当涉及妇女工作量的统计时更是如此。尽管如此，这些数字显示出女性劳动力在农业中的参与率在1965～1985年间从38%提高到45%（ChangSang-hwan1988）。因此，这方面的证据资料明显显示韩国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女性劳动——不仅依赖她们满足城市地区对工业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且依赖她们在劳动力已经衰竭的农村地区使农业继续进行下去。
这种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的迁移的关键机制是政府的农业政策。这种政策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朴正熙作为农民的儿子在其执政初期保持着某种强烈的支持农业取向，并实施了几项大胆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的状况，如减少农民债务并稳定农产品价格（ParkJin-do1988）。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朴正熙政府还推行了“新村”运动，改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环境条件，并通过提倡“勤劳、自力更生和合作”来提高农业生产率。但是，朴正熙政府农业政策努力的基本方向是保持较低粮食价格，以便相对廉价地养活城市领工资工人。除了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农民被迫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卖粮食——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价格大约为市场价格的85%（ChungYoung-ki1984）。
有关韩国农业部门经济状况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工业化过程中，韩国农民所处的状况不断恶化。从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发现自己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债务之中，这部分原因是生产成本（购买肥料、机械等等）的提高，另一部分原因是消费品和子女教育的花费增加[6]。正如表2-7所示，农业收入可以承担的家庭开支的比例从70年代初起不断缩小。1974年，普通农户的农业收入能满足家庭开支需要的124%，但到了1981年，下降到93%。，随后在1985年下降到79%。80年代，在耕作土地面积小于1公顷的农户中，农业收入只能承担农户生活开支和生产成本的不到一半；只有耕作面积2公顷或2公顷以上的农户才能从农业中挣到足够的收入来保持自给自足。
表2-7按耕地面积大小分类的农户的农业收入能承担家庭生活开支的程度（1965～1985）
小于0.5
公顷
0.5-1.0
公顷
1.0-1.5
公顷
1.5-2.0
公顷
大于2.0
公顷
平均数
1965
58.6
83.8
96.8
103.3
112.5
88.4
1974
78.4
11.8
135.4
159.1
159.3
124.4
1977
50.1
95.5
120.8
134.0
149.0
106.1
1981
41.9
84.7
105.7
114.8
130.7
92.5
1985
35.6
59.8
82.9
103.1
115.2
78.9
资料来源：韩国农渔业部《农家经济调查报告》（每年一份）。
韩国农户收入增长迟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农村缺乏非农业性的收入机会——韩国工业几乎完全分布于城市地区。1970年，农户收入的大约1/4来自于非农业性的来源（ChuangYoung-ki1984,63）。非农业收入1983年增加到占农户总收入的1/3,不过非农业收入当中的很大一部分（1983年大约占一半）为转移性收入，大部分是已经移居城市的家庭成员的汇款。非农业性就业为农户提供的收入朋年代只占农户总收入当中很小一部分（1983年为14%）。因此，很明显，被韩国随后各届政府确定为一个主要政策目标的农村工业化很大程度只停留在纸面上
，对改善农村家庭经济条件得多做得少
五产业工人在空间上的集中性
农业的不断衰落和农村地区没有获得非农性收入的机会，决定了离开农村的劳动力迁居的性质。年轻人在迁居到城市后，不太可能在城市就业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农村老家，而这种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是相当常见的模式。他们也无法从农村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经济支持。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当年轻人离开他们的农村村落时，最有可能的是永久性移居城市，没有返回的意图或者说不存在返回的可能性。
因此，城市里的韩国工厂工人，不管他们来自农村地区还是来自城市地区，都是一种完全投入的产业劳动力。他们当中很少人可以定性为“半无产阶级”或“临时工性无产阶级”（parttimeprolerariat）
，而这后两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指的是那些只是部分地投入工厂就业、与他们的农村家庭仍保持着紧密纽带的人们（Wallerstein1983;Gates1979;Shieh1992;SenandKoo1992）。
在这方面，韩国的无产阶级化类型与中国台湾的类型有着很大歧异。在台湾，地理上分散的工业化为农村非农性收入来源创造了更大量的机会，因而产生了比较大量的临时工性无产阶级。而且，台湾高度分散化的工业组织结构，包含着众多的家族性小企业，使工人相对易于从工资性就业转为自谋生路，因而削弱了工人对无产阶级工作的投人。
另外，在韩国，移民工人不同的地区出身不会在城市无产阶级当中造成很大的内部分野。例如，与中国不同，老乡认同或“地方政治”在韩国劳动活跃活动中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Perry1993）
韩国制造业地理上的集中性是相当突出的。工业开发不仅遗忘了农村地区，而且遗忘了大多数较小的城市，而且它还绕开了一些地区，如西南部地区（全罗）和东北部地区（江原）。制造行业中的大部分位于沿连接首尔与釜山这条主轴两侧的大城市地区（见插图二）。1984年，全部制造业工人的大约一半处在首尔-京仁地区（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周边地区），另外40%位于岭南（东南部）地区，包括两个主要城市釜山和大邱。70年代重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几个新的工业城市，如蔚山、马山、昌原和木浦等地，它们都位于岭南地区。而在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中，工厂又大部分集中的少数几个小区域，它们被标明为工业区或工业园（团地）。例如，在首尔-京仁地区，80年代中期曾有12个工业团地，雇用19.2万名工人就业（ChoiChang-woo1987）。
首尔的九老工业团地是产业集中性的突出例子。这是位于首尔市区之外西南部的一个较小的区域。它是70年代初作为主要工业中心之一开发的。1984年，大约7万名工人，或者说首尔制造业工人的1/3，在位于这里及邻近的216家左右的工厂中就业。自然，这种工厂的密集性便于工人在厂际之间的工作流动和与邻近工厂中的工人同伴进行联系。大多数工人生活在工厂周围简陋、低矮的住房里，另外有一些则住在厂区宿舍里。正是在就业于九老工团的工人中间形成的紧密社会网络，在形成80年代初的团结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结论
韩国以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为基础的快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力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高素质劳动力的充足供给，第二个是有组织劳工的薄弱。无论是历史事变还是地缘政治事变都对造成这种状况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和紧接着殖民统治结束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韩国劳工都曾经被动员过，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70年代更强大、更具政治取向。但是，这一强大的左翼劳工运动遭到破坏，为以后时期走上排斥劳工的发展轨迹铺平了道路。
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程中，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工作场所，国家在控制劳工方面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资本家既依赖国家控制劳工，也依赖它进行人力培训，而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来发展成熟的产业关系体系。尽管工业化时代韩国的劳工控制体系可以视为一种国家合作主义形态，但在实际实践中它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模式并不相同，毋宁说，在处理工会活动方面，它极度依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的、压制性的和反对成立组织的方法。
国家的发展战略也决定了工业发展的模式、韩国各种工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和组织模式。韩国产业转型存在的几个重要特征，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有着重大意义。第一个特征是产业转型的迅速性。韩国工业化的速度和强度确实是惊人的，涉及由农村向城市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和将千百万农民子女转变为领工资的产业工人。
第二个特征是韩国工业化以牺牲农村部门为代价、城市地区压倒一切的特性。这种偏向城市的工业化模式加速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地区的流动，使工人成为永久性移民，几乎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因此，这个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是一支完全投入的产业劳动队伍，由那些程度不同地注定要在工业领域以领工资就业的方式度过余生的人们构成。
第三个特征是韩国工业化高度集中于城市地区的模式。韩国制造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主要工业城市，集中在这些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工业团地和产业带。与此同时，韩国产业工人的大多数为大企业而不是由家庭作坊式小企业雇用。这种地理上和组织上集中的无产阶级化模式有利于工人阶级社区的发展，也有利于不同企业工人之间的密切社会网络的发展，而且使得工人阶级认同和产业工人的团结更容易形成。
最后，从这种充分的无产阶级化当中出现的韩国工人阶级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人口学特点、社会背景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看都是如此。那些受雇于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行业的工人尤其如此。这些工人大多数是来自贫困农民家庭的年轻女工。男工也主要是年轻工人和来自农村背景。韩国出口行业中的福特主义大批量工厂生产形式，也需要有着同样教育程度和培训水平的半熟练工人。韩国产业劳动队伍的这种同质性一直保持到80年代中期，这时候韩国经济的产业升级造成了劳动队伍内部越来越大的分化。
韩国工人发展的这些特征，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并成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阶级提供了很有利的结构条件。尽管阶级形成不是结构条件的简单结果，但韩国工人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比较快速的发展，很大程度要归因于60年代开始的这一高度集中性、加速的产业转型模式。
[1]本书中的几首诗歌，是特意请沈仪琳教授直接根据本书的韩文版翻译的。在此，向沈教授表示衷心感谢。——译者
[2]全劳协由一些与大韩劳总对立的独立劳工领袖创立于1959年。到50年代后期，由极其贫困的经济状况和工作不稳定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到劳工的易变性明显在增强。然而，官方工会对这些似题完全视而不见。
[3]1841～1961年间，英国农业劳动力从26%降到7%，同时第二部门劳动力只有适度增长。从41%增加到44%。1841～1962年的法国，农业劳动力从53%降到22%。同时第二部门劳动力从25%增加到37%。在经历了比英国速度更快的晚期工业化的德国，1882～1961年第一部门劳动力从50%降到16%，而第二部门则从32提高到45%（见Bairochet.al）。
[4]1982年，在韩国学龄人口中，89%升入中学。其他国家的可比统计数字如下：巴西为32%，墨西哥为54%，阿根廷为59%，泰国为29%，菲律宾为64%,日本为92%，美国为97%（见WorldBank1985）
[5]另一项研究对离开农业的迁居规模提供了一个略小的估计数（ChangSang-hwan1988,152）。
[6]从1975～1986年间，农业收入增长了6.3倍，而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11倍。参见李水基（LeeYoung-ki1988,197）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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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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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第一章
绪论：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而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继承的或分享的）经历，感觉到并且能表达清楚他们之间的利益的共同性和与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对立的）时，阶级就产生了。（Thompson1963,9）
1997年1月，在巨大的工人抗议浪潮发生十年后，韩国工人由于发动抗议新通过的劳动法而举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罢工，再一次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制定这些有争议的新劳动法，是为了赋予雇主更大的权力，让他们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同时，在同一工作场所已经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内，不允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这场罢工动员了大约300万名工人，使汽车、造船和其他主要行业停产；罢工还打断了电视新闻的播送，中断了医院病房和地铁的服务。尽管季节的因素并不有利——当时正处于新年假期，天气寒冷——但长达三个星期的罢工持续保持了高水平的工人参与度，而且公众的支持度也高得令人吃惊。1月底，在政府不情愿地同意修改新劳动法的情况下，罢工才宣告结束。
这场总罢工显示了自1987年发生大规模劳工骚动浪潮以来韩国劳工组织化已经达到的程度。劳工骚动已经不再是政治动荡时期自发性工人抗议活动导致的结果；工人首先感兴趣的不再是获得经济上的好处，也不再是向管理者的专制霸道发泄他们感觉受到压制的愤怒情绪。此时工人更关注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而不是短期的经济利益，更关注的是法律和制度上的问题而不是企业层面上的问题。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斗争。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
由于工作稳定性是核心问题，因此1997年1月的罢工不仅反映了蓝领工人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很多白领工人和从事管理的工作人员的利益（因此获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工作稳定性是从事多种职业的人们关心的、一个问题，通过争取这种稳定性，有组织劳工承担起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成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卫工作职位应有保障、雇用关系应保持公平等人们普遍持有的价值观。
尽管这场总罢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让步，但罢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韩国工人战斗性的提高。国际上大的报章一致将韩国工人描述为“好斗”、“有进攻性”和“有战斗性”。《洛杉矶时报》（1997年1月21日）将韩国劳工运动描述为“以激情和猛烈而举世闻名”，《纽约时报》（1997年1月17日）称韩国为“患罢工病的国家”。显然，韩国劳动队伍听话顺从的国际形象已经彻底改变。正如瓦尔登·贝洛和斯蒂芬尼·罗森菲尔德指出，韩国工人阶级“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BelloandStephenieRosenfeld,1990,23）。
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发展。像其他东亚国家的工人一样，韩国工人直到晚近的时候为止仍以勤劳、守纪和顺从而闻名。由于这个国家有勤劳的劳动队伍，由于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头25年间普遍存在高度的“产业和平”，韩国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劳动纠纷的数量每年很少超过100起。其中大多数与一些自我保护性的问题有关，如无端解雇、拖欠上资和无法容忍的工作条件。有过大量报道的一次劳工抗议发生在1976年，它显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这次抗议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Bakery,Inc.）雇用的女工组织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韩国最大的烤面包工厂，有2500名工人。韩国劳动局档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写的请愿书，其中包含以下内容：
请让我们每天只工作12个小时。我们被迫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我们知道《劳动法》规定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公司的情况，我们愿意工作到12小时。但如果超过12小时，对我们来说太难承受了……此外，我们被不时分派连续两班工作，被迫连续多日每天工作18小时，忍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痛苦。（SoonJum-soon1984,21~22）
众所周知，韩国工人工作时间极长；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之长居世界之最。正如上面这段请愿要求所示，70年代，对于在劳动密集型经济部门就业的很多工人来说，连每天工作12个小时也是迫切要求得到的。在这一时期，大多数工人默默地忍受着长时间工作的痛苦，而海大工厂这些工人很勇敢，他们组织起了工会，并进行争取缩短工时的斗争。从70年代中期起，在服装、纺织和其他出口行业也开始发生类似的斗争，不过，总体来说，韩国劳工仍保持着顺从、无组织和政治上沉寂的状态。
1996～1997年冬的总罢工和海大工人1976年的斗争发生时间相距只有20年。在这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韩国劳工有了实质性的变化。70年代，韩国工厂工人视10小时和12小时工作日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给小额额外报酬的情况下工作15~18个小时，而90年代后期，在很多大工业公司中工作的蓝领工人则视8小时为正常工作日，不愿意超时工作，除非加班费令人满意。70年代，工资由雇主单方面确定，而90年代后期，则通过劳资之间严肃的谈判来决定。70年代和80年代，劳工斗争首要针对的是过长的工时和非人的工作条件，而90年代，劳工运动的重点是保护工作稳定性和增强劳工的组织力量。
韩国劳动关系中发生这种迅猛变化，原因何在？是什么因素使得韩国一度温顺的劳动大军迅速变成一种具有战斗性的社会力量呢？在形成一种强大而具有进攻性的劳工运动方面，是什么因素使韩国工人比他们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同伴取得大得多的成功呢？这些正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本书讲述了第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如何适应无产阶级的工作世界，并且尝试理解他们在新产业中的经验[1]。它观察了他们争取组织独立工会的方式，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在一种极具剥削性、欺压性的工业生产体系中保护自己。它探索了他们如何形成新的视自己为工人的集体认同，如何在他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团结的意识。它考察了韩国工人如何形成一种独特的阶级意识，考察了这种阶级意识通过组织方面的、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活动等多种形态表现出来的方式。简言之，这是一项关于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的研究。这也是一项对韩国工业化的研究，只不过研究是从工人的观点面不是从工业家或政策制定者的视角进行的。
有关韩国经济发展，已经有了很多的著述，但在讲述这种经济变迁的故事时，几乎都是从发展主义经济学家的视角进行的（例如，参见ColeandLyrnan1971;Kuznets1977;JonesandSakong1980;Amsden1989;Steinberg1989;SongByung-Nak1990;Woo1991;WorldBank1993;Sakong1993;ChoSoon1994）。在这些范围极广的文献中，作者的首要关注点是说明韩国和其他东亚小龙（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如何能够取得如此惊人的经济成就。1997年的经济危机弱化了东亚经济奇迹的吸引力，引起了人们探索亚洲国家发生这场经济瓦解的原因。然而，韩国经济从危机中恢复的比所有经济学家预测的都要快，因此长期以来围绕韩国经济异乎寻常的表现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有可能仍将继续下去。
不管这种争论关注的是韩国经济奇迹还是那场金融危机，争论时非常明显的欠缺都是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千百万工作着的男男女女，正是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汗水使得这种壮观的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的关注。有关东亚奇迹的论述，很多说的都是发展主义国家的作用、市场机制、促进增长的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抽象观念，而很少谈及工人和他们的具体体验。这并不一定是由于经济学家没有承认劳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显然承认，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NICs）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依赖于低工资、辛勤工作的劳动队伍。他们同意，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大量廉价、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关键原因。尽管承认了这一点，但发展主义经济学家很少不是将劳工仅仅视为一种生产要素或比较优势要素。他们关注的不是从事劳动的人们作为人的体验，而是作为国家经济竞争基础的劳动队伍的工资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如果说发展主义经济学家曾经关注过经济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社会后果，那么他们很大程度上也是将自己的分析仅仅限于工资和收入分配等问题。人们注意到，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是与相对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被称赞为“平等的增长”的实例（WorldBank1993）。韩国收入分配的记录比不上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但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相比要好很多。韩国工人工资增加的速度属于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资的迅速提高，削弱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
因此，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如此之多的工人，对曾经给他们的生活水准带来如此迅猛提高的经济制度存在这样大的不满呢？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这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即人们对自己经济改善的预期提高的速度超过了经济上的实际改善速度，必定起到了某种作用。不过，一个远远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工人在工厂中的日常体验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剥削、受到欺凌的劳动者。在韩国工厂工人中酿成如此大的愤恨、造成韩国兴起强大工人运动的因素，与其说是收入增长的迟滞，不如说是在工作中受到残酷对待的体验。
有关东亚发展的文献甚少关注劳工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工在发展中发挥着很被动和顺从的角色。在所有东亚四小龙中，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之前，禁止动员劳工和从政治上控制劳工的做法已经得到很好的实施。纵贯整个出口带动的快速工业化时期，他们被置于严密的国家控制之下。在这方面，可以看到东亚与拉丁美洲之间存在鲜明的对照。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拉美劳工已经在政治舞台上显示出强大力量，即使是他们在很多国家被纳入到某种合作主义体系之中后，劳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仍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CollierandCollier,1991）认为，劳工被纳入合作主义体系的方式，决定了20世纪下半叶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轨迹（另见Bergquist198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暂的时期内，东亚小龙中也发生过对劳工的政治动员，但左翼劳工因出现强大的反共国家机器而被完全摧毁，劳工没有留下任何组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点。鲁思·柯里耶和戴维·柯里耶指出，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则继续遇到“二重性的两难”：一方面要控制组织化的劳工，另一方面又要寻求得到影响巨大的劳工团体的支持（1991，48~50）。这种两难在东亚从未存在。劳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对象，从未被视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选民。由于没有历史遗留的组织，没有来自政党的支持，亚洲小龙的劳动大军被作为原子化的工人纳入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进程中。他们辛勤工作，很少向雇主提出要求，对实施国家的发展政策没有构成任何重大挑战。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的著述中的主导性主题便是劳工的顺从性、其组织方面的弱点及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情形。在惟一一部对东亚劳工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迪约将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劳工的决定性特征描述如一下：“在国家事务中，组织化劳工在政治上只起到边缘性的、无关紧要的作用。在集体性讨价还价中，劳工在雇主面前处在弱小的地位，产业中罢工的情况很少，而且普遍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劳工对经济决策的参与，最多只是象征性的”（Deyo1989,3~4）。他进而注意到，“快速、持续的工业化并没有改变劳工弱小的政治地位”，而且，“尽管三十年来形成了庞大的工厂工作队伍，但劳工运动总的来说仍受到控制，仍是无关紧要的”（4~5）。
因此，有关东亚劳工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劳工的被动性及其政治上的沉寂。是什么原因造成东亚劳工的这种独特性呢？迪约（1989,5~6）指出了对东亚国家经济中劳工沉寂的三种流行解释。最经常提到的解释是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及其重视等级制、尊重权威、合作、勤劳、家族主义等，被普遍认为起到了鼓励工人服从和与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对工人的团结和集体行动起到劝阻作用。情况确实是，日本和四小龙的工业家有意识地利用儒家传统来营造劳动冲突比大多数西方工业化社会少得多的工业体系。在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组织中，工业权威通常呈现出家长制或族长制的形态，家族主义的思想常常被利用来确保工人服从并承诺实现公司目标。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上的：东亚小龙的快速经济增长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准。工作职位市场的情况得到了持续的改善，工资水平和其他报酬的水平也是如此。人们认为，尽管工人的组织和集体行动被压制，但生活水准的这种大幅度改善削弱了工人对作为一种向上流社会流动途径的集体行动的兴趣。在这种持续增长的经济和不断扩大的工作职位市场中，工人能够寻找到个人升迁的办法，对参加工会兴趣甚少，当这样做意味着很大的个人风险时尤其如此。
第三种解释强调国家的作用。众所周知，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国家机器”异常强大并独立于其他社会集团。它们拥有着分布广泛的社会控制机构，并随时准备好运用这些机构来维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国家机构精英己经将经济增长确定为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并将自主的劳工组织视为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因素。尽管控制劳工的形式在东亚小龙中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对劳工组织和劳工活动保持着严密的控制。工会处在政府或公司的控制之下，集体讨价还价的范围受到严格限制，工人的抗议受到坚决压制。因此，由于有这样一种压制劳工的体制，东亚劳工的顺从和沉寂就不令人觉得奇怪了，当这种压制因快速经济增长和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得到补偿时尤其如此。
这些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解释同样适用于所有东亚四小龙。不过，正如迪约（1989,77~81）指出，对于工业生产的剥削制度，韩国工人的抵抗要强烈得多；在组织与政府控制的官方工会相对抗的独立工会方面，韩国工人也表现出更强的进取性。因此，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劳动体制相比，韩国劳动体制要更加不稳定并经常发生冲突。所以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工人相比，韩国工人对他们在工业中的体验的反应具有大得多的进攻性？他们是如何能够形成比较强大的劳工运动的？
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还需要进行全面的对比分析。不过，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对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讲述，能为从比较的视角解释韩国经历的独特性提供某种线索[2]。我的分析展示，韩国的经济和政治变迁在工人当中产生了对工业制度强烈的悲愤感受，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组织资源和话语资源来抵抗社会控制的支配结构。经常被人们假定造成了劳工服从状态的同样一些文化和政治因素，如传统文化和国家压迫，也起到了促进韩国形成强大工人运动的作用。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文化与政治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作用，有助于韩国工人阶级的迅速形成。
韩国工人阶级迅速形成的独特模式，如果将其与欧洲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经验相对照，就会显得更加突出。当然，20世纪的韩国与19世纪的欧洲相互之间存在遥远距离，这种距离不仅表现在时间方面，而且表现在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方面。然而，二者对于快速发生的工业化大转型和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之猛烈，有着共同的体验。用早期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经验来观照韩国晚近的经验，会有助于我们找出韩国阶级形成过程中令人感兴趣的方面，并就这一过程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毕竟，所有阶级理论实际上都是从欧洲或美国的经验中产生的，因此，将我们研究的实例与这些原型进行对比是有帮助的，目的是获得比较研究方面和理论方面的洞见。
多年来，受E.P.汤普森创新性研究成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ompson1963）的启示，人们已经对19世纪欧洲阶级形成过程做过一些卓越的研究。在该书中，汤普森确立了与结构-化约主义（structural-rcductionist）或者说决定主义（determinist）阶级概念不同的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t）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t）视角。他对19世纪英格兰工人阶级的研究堪称大师精品。在该项研究中，他揭示出英格兰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着明确阶级气质和觉悟的实体，它并非是因其在生产体系中的结构地位而自动地形成的。在强调必须将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的现象”的同时，他争辩说，“我并不将阶级视为一种‘结构’，甚至也不将其视为一种‘范畴’，而是视为人类关系中实际发生（而且可以展示为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1963,9）。汤普森的阶级概念，将人类动因（humanagency）的作用、将“营造”（making）阶级的自觉活动（self-activity）而不是将结构条件造成阶级的被动过程置于首要地位。正如他令人信服地写道：“阶级是由亲身经历过自己的历史的人定义的，而且归根到底，这是惟一的定义”（11）。
汤普森历史的、以动因为取向的阶级概念，强调文化和制度在形成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内外的“亲身经历的体验”（livedexperiences）的作用。他认为，人们如何感知和解释他们的物质条件，如何对这种条件做出反应，受到“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理念和制度形态中的”（1963,10）文化因素的影响。在他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汤普森写道：
阶级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形态（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现），对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义，而是要从与其他阶级的关系的意义上定义；而且，最终只能用时间媒介——即行动和反应、变化和冲突——来定义。当我们谈论阶级时，我们正在思考的是一种定义很松散的人群，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社会经验、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汇集，有着作为一个阶级采取行动、以与其他阶级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意识来定义自身的倾向（1966,357）。
在汤普森给人很大启发的研究的强烈影响下，最近很多对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采用了他的历史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例如，Aminzade1981,1993;Biernacki,1995;Calhounl981;Hanagan1989;Jones1983;Moore1978；Sewell1980）。这些研究包含了以历史为依据的解释，这些解释强调决定阶级倾向和阶级行动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它们说明，阶级利益并非不言自明的——就是说，并非是由其结构地位直接决定的——而且它转化为政治行动的情况依制度和政治过程而定。这些研究提出“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将行动者的认同和利益感知视为可以争论的，视为通过政治活动、通过将包括阶级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与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机制而构成的”（Aminzade1993,6）。
这些对欧洲早期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得出的几点发现，与我们对韩国阶级形成的研究有关。第一点发现，是手工业工人（artisans）和手工业文化、组织所发挥的作用。研究者证实，在19世纪欧洲的工人阶级抗议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是手工业工人，而不是工厂工人（例如，Aminzade1981,1993;Biernacki1995;Calhoun,1981;Hanagan1989;Jones1983;Moore1978;Sewell1980）。在法国、英格兰，某种程度上在德国，手工业工人曾通过为工人斗争提供领导、组织资源和语言，领导着工人阶级运动。正如汤普森注意到，“在很多城镇，劳工运动得到的思想、组织和领导的实际核心，是由制鞋工、织布工、马具工、车马套具工、图书销售工、印刷工、建筑工、小商人等等这样的人提出和构成的”（1963,193）。威廉·塞韦尔同样认为，“19世纪的劳工运动是从手工业工场（craftworkshop）中诞生的，而不是从昏暗、魔窟般的工厂（mill）中诞生的”（Sewell1980,l）。
为什么手工业工人在抗议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呢？巴灵顿·摩尔解释道，“手工业工人对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利受到攻击感到道德上的义愤。丧失了据称是古老的权利，构成了他们的悲愤感的核心”（Moore1978,152）。塞韦尔也认为，手工业工人的反应首要的是社会上的和道德上的，而不是经济上的，而且，“手工业工人的阶级自觉行动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对其劳动的某种理解造成的后果，这种理解是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城市中产生的公司制度或者说行会制度中产生的”（1986,53）。从他们的互助文化当中，手工业工人吸取到了物质的、社会的和组织的资源，从而在对无产阶级化做出反应时形成强大的集体行动。
19世纪法国和英格兰阶级形成与韩国阶级形成有关的第二个方面，是1830年法国革命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其意识形态影响和政治上的话语影响。汤普森注意到，“1830年的法国革命对人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伦敦的激进派（LondonRadicals）感到震动，而且使遥远工业村落的工人阶级改革家感到震动”（Thompson1963,829）。罗纳德·阿明扎德认为，这场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是将“民主制度的远景置于欧洲政治生活的中心”（Aminzade1993,3）很多学者指出，这场法国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传开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和语言。这种文化和语言包含着平等、自由、契约、个人主义和公民权等内容。艾拉·卡兹涅尔森写道，“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思考和谈论阶级的方式，它创造了新的公民和权利等范畴；它营造了新的具体形式的契约和主权；它大量产生了论证政治合理性的新词汇”（Katznelson1986,34）。塞韦尔也认为，“19世纪30年代初的大转型，创造了后来的工人运动发展所依赖的知识、语言和组织空间。这些转型第一次确立了阶级意识的话语和制度上的习惯做法，这些话语和习惯做法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为工人所进一步发挥”（Sewell1986,64）。
在阶级政治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第三个方面，也与韩国的阶级形成过程有关，即政治制度（politicalinstitutions）在阶级组织和阶级行动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尤其是政党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研究指出，各种集团并不是按与其阶级地位相一致的、似乎注定应由它们发挥的政治角色来行动的[3]。相反，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是通过某种政治过程创造的，在此过程中，政党和国家结构发挥着关键作用。汤普森的研究（1963）描述了各种政治集团是怎样对工人政治倾向和集体认同的发展发挥作用的，尽管有些政治集团尚未形成政党。阿明扎德对法国阶级政治的研究表明，“19世纪中期共和主义（Republican）党通过培育工人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鼓励某些形式的政治参与，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93,14）。在欧洲和美国，各种政党在决定政治认同的可能来源和明显程度方面发挥着多种不同的作用，但总的来说它们为刚出现的工人阶级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组织资源（Hobsbawm1984;Katznelson1986;Kacks1986;Zolberg1986）。
与欧洲早期的经验相比较，韩国工人阶级是在一种极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诞生的。在那些被人们确定为曾经在欧洲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文化和制度促进因素当中，有很多在韩国并不存在。首先，重要的是要指出，韩国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浓厚的手工业文化。不仅手工业生产在韩国传统社会中无足轻重，而且手工业工人在儒家体系中的社会地位很低。事实上，在朝鲜王朝（我国称“李朝”——译注）时期，很多手工业工人是从奴隶中征用的，目的是为宫廷和贵族生产纸张、用具、特殊服装和其他奢侈品。因此，一代韩国产业工人在没有文化和组织遗产的情况下经历了无产阶级化。没有互助的文化，没有对手艺的自豪感，没有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珍视，简言之，没有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所依赖的文化和制度基础。
历史馈赠给韩国无产阶级的是与那些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从事独立农业劳作的人们相联系的当代地位。由于没有社团习语（corporateidiom）和社交文化，韩国的新无产阶级是作为被原子化和被改变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纳入到新工业制度当中的。另一方面，韩国从19世纪末以后经历的巨大社会政治变动使得韩国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因此使韩国工人能够更加容易得多地适应了领工资的工业工作。工人带有心理上的警觉性，有着艰苦工作的习惯，期望值低，除了家庭或血缘关系圈子之外没有集体认同感。
与文化因素相比，韩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话语环境对工人阶级的形成甚至更不利。朝鲜半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位干冷战的中心。战后一段时期里韩国的政治动荡，随着两个相互敌对国家的形成、南部左翼力量被彻底破坏而结束（Cumings1981）。在这一国家形成过程中，（1945年8月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光复后不久出现的）具有战斗性的左翼工会被右翼力量和美国军事政府彻底摧毁，没有给新一代韩国工厂工人留下任何建立他们的运动所依赖的组织基础。这种战后初期的经历，为未来工人阶级运动留下来的是不幸的遗产——劳工动员被等同于共产主义鼓动，以及人们担心因参与被怀疑为亲共的活动而受到审判的恐惧。在这种紧张的冷战环境中，反共总是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有关这方面的卓越分析，参见ChoiJangJip1989）。它给了随时可以利用的压制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权利的理由，并成了控制劳工活动和政治异议运动的强大工具。这种环境也剥夺了政党对劳工的支持。甚至直到90年代末，由于担心被贴上同情共产主义的标签，韩国仍没有任何政党谋求使自己认同于劳工或对工人阶级运动给予组织上的支持。
影响韩国工人感知工业经验的主导语言是由国家机器提供的，其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家族主义、和谐和国家安全等语言。国家从“祖国现代化”这一国家目标的意义上定义经济发展，将其定义为一项使国家富裕和强大的工程，以便保护自己不受敌对的共产主义北方和其他外国强权的威胁。它将工人的辛勤工作和牺牲表彰为爱国行为，同时将具有战斗性的工会描述为打破产业和平、破坏国家经济发展进程。工厂工人被称为“产业战士”、“产业大军”和“出口的领导力量”。“产业战士”这一标签，反映了国家将工厂工人的认同定义为士兵的企图，这些士兵参与到反对外国竞争者的经济战争之中，愿意为了国家的光荣而牺牲自己。产业关系也时常被等同于家庭关系，这种关系以相互信任和为了集体的利益牺牲自己作为基础。由国家提出的口号“对待工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做工厂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样”，是韩国工厂中时常能听到的说法，写在了全国几乎每一间工厂的大门口。国家还通过国家教育计划，大力宣传勤勉、忠诚、工人与管理方保持和谐等传统的儒家伦理。
因此，很明显，韩国工人阶级运动是在一种极其敌对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发展的。无论文化因素还是政治因素都对工人认同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工人被歧视为卑下的、可轻视的对象，而且他们从他们的文化中没有继承任何关于集体认同和组织的语言。直到80年代中期，韩国工厂工人还常常被称为“打工妹”（孔顺尼）或“打工仔”（孔多里），二者都有这样的含义：他们卑下、可轻视的地位可以与仆人相提并论。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也阻碍工人在共同职业兴趣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同。用阿尔伯特·希尔施曼（Hirschman1971）极有用处的术语来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韩国工人的主导取向是“脱离”（exit）而不是“表达”（voice）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们想尽快离开工厂工作这种悲惨世界，尽快摆脱受鄙视的工厂劳动者的地位。以某种积极的态度将自己认同为工人或工人阶级的成员，在这种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是极其困难的。
因此，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一个关键方面，是韩国工厂工人克服受鄙视的“劳动者”（如“打工妹”和“打工仔”）这种文化形象和国家强加的“产业战士”标签、形成他们自己作为工人（劳动者）的集体认同的方式。本项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工人阶级认同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是比其他社会更值得争论的，在这里，文化和政治压制扭曲了这种认同的发展。因此，要探索的中心问题是：韩国工人是如何能够克服这些文化和政治障碍并铸造一种强大的工人认同的？什么样的结构条件和人口条件促进了这一进程？工人在工厂亲身经历的体验，使他们能够以如此惊人的勇气和强烈情感抵制家长制权威，这种经验是什么？他们从哪里吸取文化和组织资源来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觉悟？
本书描述了在过去30年快速工业化期间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和集体认同的发展情况。对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而言，20世纪80年代是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调研这些问题时，我的研究方法并不假定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到80年代结束时或者说到90年代后期已经完成。阶级形成，曾被理解为“比较具有凝聚力、意识到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愿意并能够采取行动影响这种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出现”（Katznelson1986,11），这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而且在我看来，试图确定阶级形成什么时候已经发生或者说没有发生，是没有用处的。正如儒尔根·柯卡认为的那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阶级总是处在形成和消失、进化和退化的过程之中”（Kocka1986,283）。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工人集体认同和意识中发生了某种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为他们争取建立工会斗争的模式，而且表现为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参与的文化活动。简言之，我认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是70年代开始的变化累积的结果。
我这项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是韩国工人和劳工活动家留下的丰富材料。幸运的是，80年代期间韩国活跃的和高度政治化的劳工运动留下了大量有关工人斗争发展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那些直接或间接卷入韩国劳工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写下的。从70年代后期以来，学生活动家和持政治异议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与基层工会运动建立起了密切联系，他们记下了大量有关工会运动、有关雇主和政府压制行动的情况。此外，韩国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剧本和有关抗议行动的集体报告等形式写下了很多材料。很庆幸，他们写下的东西当中很多现在仍可以利用，因为几位小出版商已经将工人分散写作的东西收集起来，并于80年代将作文和报告等结集出版（例如，ChangNan-soo1984;ChunChum-suk1985;KimKyong-sooketal.1986;SukJung-nam1984;SongHyo-soon1982;YuDong-wu1984;LeeDal-hyuk1985）。
过去十年里，我还对工厂工人、工会分子和劳工问题专家进行过很多访谈，了解到很多情况。通过这些访谈，通过阅读和思考他们写下的东西，我对韩国工人抗议和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解慢慢地发生演变。此外，我还广泛吸取了一些韩国知识分子写下的很多分散的材料，这些知识分子曾在80年代参与民主工会运动。他们的分析常常集中在特定问题上，反映了这些活动家的观点，而且通常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不是分析的目的写下的。他们写下的东西，为研究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学者提供了价值难以估量的信息和富有见地的看法。
有关韩国劳工运动，有丰富的韩文材料可以利用，与此明显不同的是，有关这个主题的英文文献极其罕见。有关这方面的著述，除了迪约（1989）的比较研究之外，专门关注当代韩国劳工运动的书只有3本：第一本，崔章集（ChoiJangJip）著，对从20世纪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韩国控制劳工的合作主义体系的演变进行了卓越的分析。第二本，奥格尔（Ogle1990）著，这是由一位前美国传教士写的，他在开展韩国面向劳工的布道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对军事独裁政权之下韩国工人的苦难做了第一手的生动描述。第三本是金承庆（音，KimSeungkyung1997）写的，根据作者在一家电子厂的经历，描述了80年代后期马山出口加工区女工的斗争。还有少量其他著作，在比较宽泛地探讨韩国或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时，作为研究的一部分探讨了压迫劳工和劳工斗争等问题，但他们关注的焦点通常仅限于韩国劳工的某个方面，而且总的来说缺乏分析深度（例如，BelloandRosenfeld1990;Kearney1991;Hart-Landsberg1993）。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人们还写过几篇有关韩国劳工的博士论文（例如，ChoSoon-Kyoung1987;KimYong-Cheol1994;LeeJeongTaik1987;LeeEun-Jin1989;SuhDoowon1998）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仍可以说有关韩国劳工的文献只是有关韩国发展的巨量文献当中的沧海一粟。
与讨论发展的文献中关于东亚劳工的普遍观念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在这些关于韩国劳工的文献中存在一种普遍性的倾向，即程度不同地认为韩国劳工战斗性的兴起是理所当然的。在韩国人的著述中情况尤其如此，他们大多数与工会活动家和社会运动团体有着密切联系。考虑到工厂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极其严重的剥削和欺凌，在这些知识界观察者眼中，工人的阶级对抗和集体行动倾向必定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韩国分析家的著述大多数首先感兴趣的是凸显剥削劳工的异常严重程度和国家对劳工行动的残酷镇压。在他们的著述中，独立工会运动通常被视为国家压制性的劳工政策和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工会未能代表工人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这些文献中表现出的普遍存在的阶级关系观念是一种化约主义（reductionist）和本质主义的（essentialist）假定，即假定阶级或多或少地是自动地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结构中出现的。
在研究韩国以及其他社会中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时，我认为这种化约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是不足的。其他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中同样类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并没有产生同样一种阶级反应，尽管实际上存在着同样强度的劳工剥削和压迫。这告诫我们，不要假定以共同阶级认同为基础的阶级行动会自然地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无论是比较性的观点还是现有的阶级形成理论都表明，必须将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的发展理解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理解为某种也许发生也许不发生的事情，要取决于其他因索如何在工作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意识这二者之间进行调节。这显然是我们前面评论过的有关欧洲和美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中指出的最重要观点。
本书展开的叙事表明，韩国劳工战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识的最终根源是工厂中极度滥施权威和专制霸道的工作关系。工厂工人体验到了强烈的不公正感觉，对于管理方的专制主义积蓄了强烈的愤恨。由于受到地位高于他们的人以及其他社会成员的鄙视性对待，工厂工人的感情还受到深刻的影响。因此，韩国工人的悲愤感是从多种压迫原因中产生的，而不是单纯从低工资和糟糕的工作条件当中产生，这对女工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不仅受到经济上的剥削，而且受到文化和符号上的压迫。因此，在韩国工厂中，阶级剥削、性别压迫和屈从的地位一起产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强烈的挫折感和对专制管理者的愤恨。韩国工人的反应因而通常是高度情绪化的和以道义为依据的。20世纪70年代分散爆发的工人抗议，更多的是因他们对自己在工厂中的经验的文化反应而生，而不是因试图做出改善经济状况的合理努力而生。他们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和公正，而不是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在这方面，我们看到韩国工人和早期欧洲工人之间存在某种类似性，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公平的道义感在决定工人对他们的无产阶级工作关系的反应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Thompson1963;Moore1978）。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期间发生的劳工抗议数量很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无组织、自发和防卫性的。这些抗议很少有某种强大的集体认同感和团结意识的支撑，而且它们很容易控制。然而，从70年代后五年开始，两个重要过程开始发生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工人阶级认同和意识的成长。第一个是结构化的过程：工厂工人人数迅速增长，他们在空间上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中心区，这些区域越来越以重化工业为主。第二个是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发生在工业领域之外，但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与基层劳工斗争联合在一起。这两种进程大大地提高了韩国工人阶级的结构能力和空间能力，并为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增加了他们的文化和组织资源。
韩国工业化的主导模式——快速性、压缩性和高度集中性——与韩国迅速的阶级形成过程有着很大关系。60年代初开始的出口带动工业化在70年代加快了其步伐。这一时期，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大为扩张，而且其空间集中性变得更为突出。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工厂都位于大城市地区、少数几个工业区、首尔周围和沿海地区新出现的工业城镇。这种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工业发展必然引起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外迁。在韩国，迁居者最大的可能性是永久性移居，没有再回到农村的意图。因此，这种工业化的集中模式有助于在产业带周围形成工人阶级社区，这里居住着全日工作制的无产阶级，他们意识到他们的余生注定只能在城市从事工资工作。那些有关工人阶级形成的文献表明，布局紧凑的工人阶级社区在大多数国家社会中都为工人阶级斗争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无论西方和东方都是如此（Calhoun1981;Hanagan1989;Gutmam1977;Perry1993）。某种类似的过程在80年代初的韩国开始发生，这是70年代高度集中的工业化造成的结果。
另一个过程，可能也是更重要的过程，发生在产业领域之外。从70年代下半期开始，高度政治化的知识界开始与工作场所的抵抗运动联系起来。
在支持基层劳工斗争方面，社会中的两个群体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一个是受进步主义神学方针如拉美解放神学影响的教会组织。这些基督教组织利用它们的国际网络和它们在社会中相对安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地位为劳工活跃分子提供指导和庇护。它们还开办工人夜校，组织小组活动，在此，工人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经验，在他们之间形成某种认同感和团结意识。在韩国，组织工会的意识最先是通过这些活动产生的，第一个基层工会活跃分子团体也是如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这些工会活跃分子大多数是在服装、纺织和电子行业就业的女工，他们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五年领导着基层劳工运动。因而，韩国劳工运动最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之一，是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发挥的独特作用。因此，为什么妇女在韩国劳工运动中发挥这样一种重要作用，是本书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80年代初起，学生接过了由教会团体发挥的角色。韩国学生在韩国现代政治史中曾发挥很积极的作用。在1961年起为期30年的军事统治时期，他们是韩国人口中最活跃和最关心政治的成分。学生的政治行动主义70年代中期开始传播到工业领域。80年代初，大批学生进入工厂，目的是在工人中间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组织独立的工会。这些学生出身的工人参与到很多劳动争议当中，有助于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增强工人的政治意识。
韩国工人阶级运动还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发展而得到巨大帮助，这场社会运动称为“民众（人民）运动”，它开始于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成为一场主导性的知识分子潮流。这场广泛的民粹主义运动由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领导，目的是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反对独裁政权和经济不公正的广泛阶级联盟（Koo1993,Abelamnn1996;Wells1995）。这场运动同时是一场政治、社会和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分配公正、民族文化认同和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民粹主义思想，通过从某种“民众”的视角重新解释韩国历史和重新利用韩国本土文化，它传开了新的政治语言和文化活动形式。这种新的语言和文化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有助于通过帮助工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在社会和历史中的作用而形成一种积极的工人认同感。在缺乏内部文化资源和面对强大独裁国家机器的情况下，韩国产业工人从市民社会中活跃的社会政治运动吸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组织上的支持。
因此，与其他东亚小龙劳工运动相比较，韩国劳工运动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在工人的基层工会运动与由学生、知识分子、教会领袖和持政治异议政治家领导的争取民主政治运动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密切联系。是什么因素造成两个层面即工作场所层面和政治层面的斗争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呢？我认为，答案就在于国家的作用。它是韩国“迟发工业化”（lateindustrialization）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的主要决定性因素。韩国深度侵入社会的国家机器，从几个方面塑造了劳动关系和劳动冲突。首先，韩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对韩国企业中的产业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种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经济增长战略，试图在经济成绩的基础上宣称政权的合法性。以这种增长为导向的政治经济学，鼓励韩国资本家采取一种扩张主义的积累战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确定并抓住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同时取得由国家控制的资金供应。因此，发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工作队伍，是大多数韩国工业家关注的次要问题。特别是，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供给一直十分充裕。
国家对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也有着比较直接的影响。整个70年代或80年代，韩国政府以一种十分明显的支持资本反对劳工态度处理产业关系。在政府对管理方习惯性地违反劳动法视而不见的同时，它却在镇压任何劳动骚动的萌芽时十分迅速和残酷。工人要求政府保护工人免受滥施劳动权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视，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会的干预请求往往得到很乐意的响应。这种情况自然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性本质太过于一目了然，在工人对自己组织成独立工会的重要性有了起码了解之后情况尤其如此。
尽管人们通常将韩国劳动体制描述为一种合作主义制度，但其实际操作仍然是以残酷压制的控制形式为基础，而不是以精心设计的合作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大多数采用合作主义劳动体制的国家和地区，官方批准的工会被允许成为反映工人要求的渠道，与此不同，韩国政府首先感兴趣的是保待工人的无组织状态，并通过安全力量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劳动部门控制工人。例如，与韩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台湾的情况，在那里，“执政党”深深地渗透到当地工会之中，并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确保劳工的被动和顺从，而韩国政府首要依靠的是威胁和惩罚，同时利用安全意识形态来控制对劳工的宣传鼓动（ShinKwang-Yeong1994）。这种排斥性的处理方法。通过将工会分子逐出产业领域——很多工会活动分子被解雇，并被列入未来不予雇用的黑名单——造成了一批铁了心的工会活动分子。而且，事与愿违，由于驱赶他们，使工人与政治活动家和学生激进分予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文化和政治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发挥了研究东亚发展的文献认为它们所起到的那种常见作用——即认为文化和政治是造成劳工顺从和沉寂的因素——相反，是劳工抵抗和提高觉悟的源泉。我对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探讨，论证了韩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力同时既压制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也提高了工人的认同感和觉悟。韩国文化中的前工业社会因素支持着管理者的家长制权威，同时对工人集体认同的形成起到阻碍作用，而对过去记忆的重新建构和民众文化，则成为锻造反抗性的“劳动者”（工人）认同的重要文化工具[4]。尽管国家的镇压政策限制了社会运动的政治空间和组织资源，但这些政策在促使劳动冲突政治化和促进劳工斗争与争取民主政治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在工作场所和市民社会中都发生的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应，推动了劳工战斗性和阶级意识的快速提高。这样，在韩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阶级冲突的辩证法与文化和政治的辩证法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在以下各章中，我将描述韩国工人如何争取改善他们在工厂中的状况，他们如何通过这些斗争形成一种新的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第二章将描述韩国6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转型的性质，并展示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结构条件。韩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以异常快速的、压缩性的和地理上集中的发展模式为特征。该章考察了伴随这一经济变迁发生的无产阶级化的主要类型，并考察韩国新出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特性和人口学特征。
第三章将更近距离地考察工人在工厂内部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根据工人的日记和作文，该章描述了70年代和80年代典型的韩国工厂中如何组织工作和如何行使权威，并描述这种工厂制度迫使工人特别是年轻女工做出的身体和心理牺牲。工人的日记和作文中，充满了对雇主行使权力时高度人治和专断的做法和经常侵犯他们的自尊和社会认同的愤怒。该章还展示，他们不断呼喊得到像人一样对待，不仅是对极差的工作物质条件的反应，而且是对那种否定他们基本人类尊严的专制权威关系的反应。
韩国在60年代初发起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但对这种产业经历的集体反应到70年代初才开始出现。第四章的主要关注点，是受雇于纺织、电子和其他轻型制造行业中的女工领导的基层工会运动的第一阶段。叙述主要围绕工会化斗争的两个案例即东一纺织公司和Y.H.商事公司的工会化展开。它们既是女工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的缩影，也是外部团体特别是教会组织在支持她们的斗争方面发挥的支持作用的缩影。该章还展示了阶级体验和受到性别歧视的体验如何融合在一起，使得年轻女工能够在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发挥先锋作用。
第五章跟踪了80年代前5年发生的事件，在此期间，出现劳工运动被高度政治化的情况。学生在这一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工人—学生联盟”成了80年代学生运动的主导战略，数以千计的学生离开学校进入产业领域，目的是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识。这一章探索这一发展进程的原因及其意义。
第六章不再采用按年代史处理事件的方法，而是探索韩国工人对他们的产业体验所做反应的独特模式。分析的重点集中在文化和权力如何一起发挥作用来压制工人的共同利益意识和集体认同。同时，集中分析工人怎样得以形成“工人”（劳动者）这种集体共享认同，怎样通过集体团结斗争和文化活动表达他们的集体意识。该章还说明了一些独特的韩国文化概念和历史记忆如何发挥培育工人认同和意识的作用。
1987年，在工人认同、意识、人口构成、社会网络等方面发生的累积变化，在一场劳工骚动的大规模爆发即工人斗争中表现出来了。第七章描述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中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事件的发展情况，并叙述了它如何影响后来产业关系的发展。1987年工人起义开始后，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包括劳工运动主要行动者的重大转变——从主要由轻型制造业中的女工主导转向由重化工业的男工主导——和工人斗争目标、主题的重大变化。工人集体认同和阶级意识大大提高，由于工会权力的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改善，他们在工作场所的影响显著增强。
然而，80年代后期劳工取得的进展，在90年代受到了来自资本和国家的强大反攻。第八章描述了这一民主化和全球化时期发生的许多有趣变化。劳工战斗性受到了先进管理方法的抑制，劳工运动也逐渐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分离，变成了主要是一种经济工会主义。新的资本积累战略，促使以前同质性的工人阶级因行业、部门和职业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了其阶级认同。与此同时，因全球化而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促使新的斗争主要集中在工作职位保障之上。韩国的劳工斗争和工会运动越来越丧失与以前独裁主义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独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渐趋同于其他工业社会流行的更具普遍性的工会运动模式。在世纪之交，韩国工人阶级正处在十字路口，要么成为具有阶级觉悟、从政治上组织的阶级，要么成为优先考虑自己狭隘特殊经济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工人集团。
[1]尽管20世纪60年代并非初次出现大量产业工人的时间——领工资工人在20年代殖民地时期就曾经大量出现——但出口导向工业化大规模地产生了新一代工厂工人，其中大多数是直接从农村录用的，以前没有过领工资就业的经历。从这种意义上说，将这批新的产业无产阶级视为韩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代是适当的。
[2]迪约指出、东亚四小龙中劳工运动力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同结构特征。他认为，产品供出口的劳动密集性轻型制造业通常产生一支由女工主导的、结构上弱小的劳动队伍。而重工业和进口替代型产业则产生由男性主导的，结构上比较强大的劳动队伍。迪约通过这种“结构能力”要素解释东亚劳工作为整体表现出的普遍薄弱状态，而且用同一要家解释地区间的差异。正如他指出，与其他东亚小龙相比，韩国工业发展更多的以重化工业为方向。地理上和组织上也更为集中（Deyo1989,167~196）。我在这里的分析以及1989年的研究（Koo1989）在这一点上赞同迪约的意见，但强调对于解释韩国与其他东亚小龙的差异而言，政治因素更加重要。
[3]卡兹涅尔森（1986）认为，在分为多个层面的阶级形成过程中，最值得争议的环节是阶级倾向如何向阶级行动的转化，而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接合点上，政治制度通常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4]阿贝尔曼（Abelmann1996）描述了历史记忆和“民众想像”。（minjungimaginery）在80年代韩国农民运动发展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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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海根《韩国工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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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序言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项从宽广的社会学视角对韩国发展进行的研究来着手的，集中关注的重点是快速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维度。我对这一进程中的阶级动态，对社会各阶级塑造韩国工业化转型模式的方式尤其感兴趣。沿着这些思路，我写过几篇文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对于一本书而言，我探讨的现象过于庞大；我还发现了产业工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文献中人们对他们的体验的关注是多么的稀少。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韩国工厂工人曾经遭受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并发现了他们对压制性权力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我意识到，他们为争取社会更公正的斗争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们的经验和反应可以说是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工业化转型的核心。
尽管我自己已经确信，写一本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书是非常值得一做的项目，但我还是有过相当多的犹豫，因为我曾感觉我不是最有资格写产业工人经历的人。韩国有很多人曾深入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他们对劳工解放运动事业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深深卷入其中，并从这一角度写过很多关于劳工运动的书籍和文章。正如本书所谈到的，韩国劳工斗争最突出的方面之一，是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这些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写过大量有关劳工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材料。而且，很多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工会报告和罢工传单等形式写过他们的经验。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就韩国发展进程中的劳工问题进行著述。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我有能够从远距离和用比较的视角观察韩国经验的优势，而且我能更好地向说英语的听众讲述韩国人的故事。
在我研究的最初阶段，我发现尽管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资料很充足（大部分是韩文的资料），但有关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却绝对十分稀少，从而使很多有趣的问题没有探讨和没有答案。韩国工人是怎样解释他们在工厂中的体验的？他们怎样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是怎样形成工人这种集体认同的？他们怎样获得工人团结和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很重要这种明确的意识的？在反对独裁主义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他们怎样形成高度的政治意识？如果我们想不仅把工人斗争作为一种工会运动来理解，而且作为造就一种有着鲜明阶级认同和意识的集体的过程来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本书中，我展示了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90年代末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从比较的观点分析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韩国劳工斗争和阶级形成的经验，是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案例，能提供很多可以超越目前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的东西。本书是开始这种比较的第一步。在进行有关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叙述时，我特别关注文化和政治如何给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体验带来冲击和塑造他们斗争的模式。正如目前有关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普遍接受的那样，社会阶级最终是在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并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形成的，而且还是由文化和政治权力从外部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关系而形成的。在韩国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是由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意识形态以及独裁主义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权力曾一起发生作用，压制着韩国产业工人形成新的阶级认同和意识；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权力协同资本一起压制工人的方式，也导致工人产生强烈的愤恨，导致他们激烈的反抗。韩国工人阶级斗争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和权力的双重和矛盾作用，即同时既压制也促进了工人的认同和意识。
本书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一路走来，我欠了许许多多的人情。对于在我研究过程中与我分享他们的体验和高见的很多工人和工会活动家，我要致以最深切的感谢，其中包括：石正南、金志宣、方墉锡、金俊龙、韩明姬、梁盛华（音）、查银年（音）、金淑子（音）、白多礼、朴在九（音）、金虎圭、朴俊锡、李相道、金海允、金炯光、金康熙、许东煜，还有几位很遗憾我没有记录下来他们的名字。他们帮助我从人的方面深入了解劳工斗争，教我如何阅读和更好地理解政府、媒体、劳工研究专家和工会方面记下的大量材料。通过几年与他们的交谈，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多么聪明、诚实和值得尊重的人啊！韩国产业体系以及整个韩国社会对这些值得尊重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我真诚地希望这些工人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慰藉。这将是我对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的部分报偿。
我感到很幸运，结识了在80年代推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位学生出身工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其中包括：朴东、李仙株、沈相奵、严仁熙（音）、郑光弼、鲁会灿、金虎圭、李秀卿和郑珠银等。作为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勇敢、最无私的人，他们放弃了较舒服的生活和能赚钱的事业，为的是献身平等、正义和民主的事业。我想向现任民主劳动党副主席的鲁会灿以特别的感谢，是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直接知道的有关学生活动家组织所起作用的情况和见解。我还要特别感谢金虎圭和李秀卿，是他们邀请我住在他们位于蔚山现代公司公寓区的家中，使我能够接触到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个人空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几位很不错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诚恳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体验。
要是没有工会、教会组织和其他活动家团体编写的大量文献材料的话，也许我这个项目就无从下手了。我想谢谢所有那些参与编辑这些资料、使它们能够为感兴趣的人所利用的人士。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有韩国劳工研究专家写下的很多信息丰富的分析，他们曾密切关注劳工运动每一天的发展情况。其中有些是匿名作者写的，有些则用了假名字。在很多就韩国劳工运动写过很有价值著作的人当中，我要特地感谢几位通过提出个人建议、通过他们写的著作给我的研究带来巨大帮助的学者：崔章集评论了我最初写的几个部分，让我阅读他未发表的论文，并确认我的努力有其价值，给了我很大帮助；金东椿、林荣一、宋虎根、申光荣、朴睿植很友好地送给我他们新出版的书籍，使我能更好地把握1987年以后民主劳工运动的趋势；金炯基和林皓的著作也给了我同样的帮助。他们都是80年代活跃的政治活动产生的一批最有思想、最聪明和最投入的学者中的代表。
几位同事阅读了本书的各个部分并做了评论，他们是：拉维·帕拉特、阿里夫·迪尔里克、苏耀昌、约翰·莱、金银美（音）、张卿树（音）、乔纳桑·戈德伯格·希勒、弗雷德里克·迪约、杨国彬（音）、伊丽莎自·佩里、安德鲁·戈登、铃木昭、理查德·博伊德、郭德永（音）、南希·阿贝尔曼和伊丽莎自·拉莫吕克斯。我还很赞赏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一位不具名的审读者提出的极好评价，并感谢另外两位匿名审读者在另一个场合提出的很有帮助的评论。我还非常赞赏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两名研究生，特别是那些参加1999年春社会分层研讨班的研究生，他们阅读和批评了本书的初稿。我尤其感谢河希珍（音），她帮助我解决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和本书中的图表、索引，并对有些章节提出了尖锐批评。高海进（音）、斯蒂拉·霍坎诺和珍尼·金阅读了手稿的各部分并给予了编辑上的帮助。
我要感谢为本人研究不同阶段提供过资金资助的机构：夏威夷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东西方中心和亚洲研究基金会。我非常感谢荷兰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NIAS），他们邀请我到该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客座研究人员，这一年非常愉快。1998~1999年间在NIAS度过的一年时光，使我能完成本书的第一稿并重组其理论框架。我在荷兰见到的最好的人是NIAS编辑安尼·辛普森。她很肯帮忙，打字录入我书稿的各章并做了编辑，我在那里的时候，她甚至乐意在我回美国后仍帮助我处理文字写作方面的事情。
另外几位对我这本书的主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士也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帮助。全京子（音）帮我把朴劳解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珍尼弗·李应我的请求翻译了《工人之歌》。郑熙男（音）帮我画了工业地带地图。我还希望表达我对韩国《中央日报（新闻版）》的赞赏，在离开韩国到北美学习之前我在那里当过记者，他们允许我将几张照片用于本书。我也感谢东光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他们图书中的几张照片，并感谢吴淑熙（音），她允许我使用她兄弟即后来的吴润的两张图画。
我要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负责编辑本书的罗杰·海顿，他长期以来对我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很感兴趣，并热情支持出版这本书。他可以说是人们可以与之共事的最好的编辑：干脆、高效、彬彬有礼、极富判断能力和幽默感。我还要感谢朱莉·尼默尔高超和严格认真的编辑工作，并感谢安格·罗密欧-霍尔对编辑流程反应最及时和审慎的管理。
最后，我感谢我妻子和两个女儿，感谢她们永远的爱和支持。我知道，当她们看到这个旷日持久的项目终于完成时会像我一样偷快。
此时此刻，我还要表达我对母亲和逝去的父亲的永恒感激，感谢他们对儿子无尽的爱和奉献。我要感谢我的姐姐，就像本书中描绘的大多数工厂女工为她们的弟弟妹妹所做的那样，她为我能受到教育而牺牲了她应得到的教育。我从父母那里——从他们的辛苦工作、自我牺牲、对人友善、复原能力、不断地为改善地位而奋斗，因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而产生的“恨”，等等——得到了很多对这项研究的启示，这些是工厂工人生活中同样经历过的主题。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并纪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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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楚：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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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
夏楚
在亚洲，尤其是东亚，韩国劳工运动之在八十年代兴起并为全世界所瞩目，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件。到今天，韩国工人阶级仍然是最具战斗性的工人阶级，尽管在这样一个反动、倒退和混乱的年代里不可避免地带上诸多缺点，但依然昭示着被压迫者改造社会的希望。
1997年1月，300万工人为反对新劳动法（内容包括：让雇主可以解雇工人、雇用临时工和拒绝参加罢工者；在同一工作场所已建立工会之后的几年里不许再组成不同的工会）发动了长达三星期的罢工，迫使政府同意修改新劳动法。这场总罢工既代表蓝领工人也代表了很多白领工人的利益，获得了公众的广泛支持。它表明韩国劳工组织化程度之高，也体现了很高的斗争水平：争取的是长期的工作稳定，不只限于企业层面，而是由经济进入了政治，直接介入法律和制度问题，斗争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单个资本家。它“让人们想起了19世纪欧洲工人阶级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协、充满激情的阶级意识”（WaldenBelloandStephenieRosenfeld,1990:23）
今天的中国，正以官僚与民间资本合谋，大举鲸吞国有资产作为一个反动时代最后的完成。国企工人的团结意识不断增进，对社会发展的本质及现状的认识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辽阳铁合金厂工人跨厂联合行动，大庆油田下岗工人的示威，虽然被统治者以欺诈和暴力手段镇压下去，但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和积极成果。这证明了只有斗争，才会有真实的收获。当上访行动遭到越来越大的挫折以至镇压，并且因为腐败与黑暗之普遍，中央政府根本无法解决（“铁合金厂的职工说，世界这么大，根本就没有工人说理的地方，北京信访部门对像我们这样送的信件，每天烧掉几麻袋。”——老严《辽阳铁合金厂的改制过程和工人的反腐维权斗争》），必然促使工人通过自己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旧意识形态所冠予国企工人的“主人翁”称号，一方面混淆着工人的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为斗争的正当性提供了一定的道德诉求的力量。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则更为低劣，中国大地上每天每天都发生着大量的劳动纠纷，但是由于政府不断加强警察机器的力量，迫使工人处于一盘散沙的无组织状态，所以工人的集体斗争还相当困难。以地域进行组织（类似同乡会之类）还只是相当初级的形式，有待从基层的独立工会发展到跨厂的行业、地区等方式的组织。“外部力量”，尤其以改良主义为宗的中国劳工通讯之类的组织，不可能为中国的劳工运动找到出路，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影响。同时，除了和权贵阶级紧密结合的上层知识分子之外，深陷个人主义迷津的一般知识分子或是沉醉在发展和进步的迷梦中，寄希望于“自然”和“必然”的社会进程，或者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为中国的理所当然的出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一定会带来政治体制的改革，会带来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和权利”，因而既没有密切和有力的组织，没有改造社会的愿望，甚至根本就不关心社会现实。波兰团结工会曾经由于同知识分子结合而发挥出巨大的力量，韩国工人斗争和民主斗争的历史同样表明了这一点（教会的帮助、学生深入工厂、知识分子的介入与联合）。在缺乏外部力量及知识分子结合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仍然不断自发组织起来斗争，证明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巨大潜力，反驳了那种“阶级斗争是少数知识分子挑拔起来”的资产阶级御用文人们的阴险谬论。诚然，在没有真正的言论、集会、结社与组党自由的社会里，“组织”是最为统治者所避忌的，风险也相当大。从郎咸平事件所引发出来的争论和民意表态（绝大部分网友赞同郎咸平）以及国资委的顽固和傲慢的答复，也许可以推断，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丢掉对统治者以至“民间资本”的寄望，而与下层的劳动人民相结合，从而更有力地推动反抗与社会改造的进程。今天，历史已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深陷于萎缩、波动、萧条，必须通过环境的不断恶化和一场又一场的战争，加速破坏我们生存的星球，更无情地榨取工农的血肉来抢渡危机。
本文主要依据韩国学者具海根《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1]一书，并结合其他资料，叙述韩国工人阶级直到近期的成长史、斗争史，希望可以给中国工人阶级以某些借鉴，并有助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斗争。
从日据时代到1961年：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第二时期
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晚期（1910－1945），因为战争需要，在采矿、化工、铁路建筑和水电厂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和迅速的工业化。到1930年，韩国工人达到10.2万。1920年代初，不仅作为经济斗争，而且作为独立运动的一部分，工人不断卷入针对日本和管理者的劳动冲突。1929年近2000名工人发起的持续三个月的元山大罢工是一个高峰。到1930年，劳动争议达160起，涉及1.89万人以上。但随之而来的大力镇压迫使劳工运动转入地下。这一时期，劳工运动同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1945年8月，朝鲜光复。有着强大的组织与领导的劳工运动浮出水面，三个月内，在韩国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之下形成强大的左翼工会，接管了很多日本工厂。劳动冲突迅速增加，不时与警察和美国占领军发生对抗。
1946年3月，右翼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大韩独立促成劳动总联盟（大韩劳总），联合警察与美国军事政府破坏“全评”。1947年1月的铁路大罢工期间，数百名共产主义劳工领袖被杀死或处决，数千人被监禁。3月，美国军事政府宣布韩国共产党为非法，从而结束了韩国劳工运动的第一个时期。
1960年，发生了反对选举操纵的学生起义，李承晚的腐败政权因此垮台，代之以软弱、同样腐败而短命的张勉“民主”政府。这期间，劳工活动和工会运动有所复苏，发动了街头示威。工人建立起315个新工会，并取得15－50%的工资增长。左翼白领工人工会，尤其是以“反对国家对学校的课程控制、强调在统一问题上的自由取向”的教职员工联盟的兴起，标志着早年劳工运动左翼遗产的复兴。
1961年6月朴正熙的军事政变给第二时期的劳工运动划上一个句号：解散旧的韩国劳总，建立一个新的几乎有名无实的韩国劳总；逮捕劳工活跃分子；禁止罢工；修改劳动法，限制劳工的法律权利，使工会发展组织和集体行动难以进行，同时扩大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范围；阻止有组织的劳工与政治团体建立联系，等等。
踏着被打折的工人运动的脊骨，朴正熙开始了他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特点的快速工业化，伴随着韩国农民向城市迁移和大规模无产阶级化的进程。城市工人的人数从1960年的130万增加到1966年的210万，到1970年增至340万。
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
落后而腐败的旧统治阶级无力甚至不愿推进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二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特征。在韩国，这种落后性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张勉政府后期甚至无法控制社会局势，最后导致军队介入，以保证社会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国家力量被强化，担负起这个任务。
由于最初两三年的进口替代性工业化战略未能成功，朴正熙政府转而踏上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道路（还可以分为1960年代的轻型制造业和1970年代中期之后重工、化工业的发展）。南韩采取“发展型国家”策略，即国家掌控总体经济规划，并扶植财阀（家族拥有的大企业集团）。一方面发展国营企业来控制国内主要的产业，同时对于配合国家计划的私人企业，政府给予投资国家重点项目的许可证，并利用其控制的银行机构给与低利率贷款以协助其扩大规模。财阀积极参与重化工业，拥有进出口垄断权，从事土地投机和其他商业投资，积累起庞大的资本。但是大量从事土地投机和私人借贷的结果，使大多数企业的财务结构非常之糟，企业负债比例太高，尤其是财阀。银行对信贷没有控制，导致大量的呆账。投资者的兴趣集中在发现新的细分市场上，对发展公司福利、培养工人技能和生产力没有兴趣。劳工的培训通过国家管理的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来承担。
在经济上，这个战略取得了很大成功。韩国工业出口额从1963年的8700万美元跃至1970年的8.35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0%，制造业部门年增长率达19%。1960年代末，由于严重的收支平衡问题，以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重大危机。裁员、欠薪及关厂使得劳动纠纷开始变得频繁。朴正熙采取了压制性的劳工政策，1969年，政府颁布了一项特别法，禁止外资投资公司工人的罢工，同时实施种种限制性措施来处理其他经济部门的劳动纠纷。
危机增强了反对朴正熙政府的力量，使得1971年大选朴正熙险些败给金大中。1971年尼克松访华，接着从韩国撤军（朴正熙一再强调必须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抗衡共产主义），面对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挑战，朴正熙在1971年12月宣布实行紧急状态，颁布“国家安保特别措施法”，停止了宪法规定的三项工人基本权利中的两项：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和集体行动的权利。1972年3月，又颁布了“国家紧急状态下处理集体交涉措施”，把更多企业列入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禁止工会在这些企业活动，对行业性工会活动也做了进一步限制。1972年10月，“维新”宪法封闭了所有的政治空间，赋予朴正熙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的终身总统地位，确立了官僚独裁体制。
为了淡化公众的不满，朴正熙极力以经济成绩购买政治合法性，承诺到1970年代末迎来“100亿美元出口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亿美元和‘我有轿车’的时代”。为了发展军事防御能力，同时也由于轻工产品出口市场受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限制并丧失比较优势，朴正熙转而发展重化工业。通过新的产业升级计划，政府把巨额的政策性补助贷款投入六个战略性行业：钢铁、电子、石油化工、造船、机械、有色金属。整个1970年代，韩国经济年增长率达7.8%，制造部门年增长率为14.8%，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289美元提高到1980年的1592美元。其间，越战和某些国际经济的特别因素也促成了韩国经济的成长：政府从国外金融机构获得大量贷款；韩国公司从繁荣的中东得到庞大的建设项目；参与越南战争带来了巨大利润；在越南服役的韩国士兵汇回大量汇款；韩国商人从美国得到很多有利可图的合同，并享有向美国市场出口的优惠待遇。然而，强行推动重化工业发展的结果也导致了大量的重复投资、设备过剩、非生产性投机盛行和沉重的债务负担，并使原已畸形的经济更加扭曲和失衡。盲目刺激经济和赤字财政政策使韩国患上了“通货膨胀中毒症”，1970－1980年年均通货膨胀率高达29.1%。
1980年代末，朴正熙几乎实现了自己的许诺，但是，韩国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恰恰在这段经济腾飞的过程中累积起来，并达到剧烈的爆发。
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史
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必须伴以相应大规模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说，必须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劳动。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1950年代后期，韩国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四分布在农业，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30年的工业化把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这个历程在韩国，不是如欧洲早期原始积累时期那种“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造就农村的不断贫困化来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在整个1960－1970年代，农民被迫按大约为市场价格85%的低价出售粮食。同时，用于购买农药、机械的成本提高，消费品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1965年，平均每户农户的收入只够开支的88.4%，1974年达124.4%，但到了1985年则降为78.9%。只有耕种面积达到2公顷以上的农户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工业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以大城市为主，而政府关于“农村工业化”的承诺仅仅是纸面上的政策而已。这使得农村缺乏非农业性收入的机会。从19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越来越深陷于债务之中。那些离乡背井前往城市进入工厂的年青人，绝大多数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与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在城市里了。由于1960年代朴正熙政权割断了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传统，当新一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业中时，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原子化”的。
韩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是较高的。美国的援助机构在战后制订计划，使韩国的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所吸纳的工人，都得到过小学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们也不像早期的欧洲无产阶级那样难于适应工厂的纪律，1950年代后期，韩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接触和加入了“城市工资性就业”。朝鲜战争使人口流动加剧，接触城市生活的机会增加，一定程度上令传统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由于韩国法律规定每个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培养了服从权威、命令和纪律、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时性等等习惯。而对“军事化”组织的借鉴和引入是韩国工厂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征。总的来说，这一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韩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劳动法没有什么了解，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艰辛视为正常。
一如在当代中国，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权威和等级制，这些，都是韩国工人每天所面对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经低估的数字，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不论在什么行业，也不论企业大小，长工时都是一样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缩短工时，反而使之稳步加长到1986年的54.5工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后才开始缩短。
加班是强迫性的，工人根本就无权选择。但是，以8至10小时正常工时所能得到的报酬是那样低，使得许多工人不仅“自愿”加班，而且竞相领取加班任务。这成了管理人员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业的工资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如此。甚至许多工人在就业方面希望能进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1970－19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加班收入占工资的1∕5。当然，这并不等于加班时间和正常工作时数的比例，因为很多加班时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劳工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劳动力尤其是半熟练工人供应的充足、工人的顺从，经理和管理人对工人的权益和状况都极度漠视，常常在滞销时随意裁员，订单多时就不顾工人身体承受力，逼迫工人赶工，甚至达到三四个通宵。当时的韩国工人只好经常服用一种叫作“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不仅闲暇时间被剥夺，连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都不够，正如工人们自己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他们还不如机器和耕牛。结果是工人的身体迅速耗竭和毁坏。即便如此，工资常常还是不够维持生计。据韩国劳总计算，1970－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也是臭名昭著的。1976年的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的5倍，日本的15倍。1978－1980年，每年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涉及127641名工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劳动保护措施的缺乏，加上营养和休息不足，使各种恼人的职业病往往在几年之内就摧垮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一直是工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甚至超出了经济和职位保障问题。总之，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须承担责任，还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原则就是：用完即弃。
对无组织的工人来说，假如不满于低工资以及工作场所中所受的欺凌，能够选择的也只有更换工厂和职位。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离职率为每月5.6，是很高的。但是，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对他们却相当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之外，劳动力从未短缺过。事实上工人最怕离职，而雇主也最喜欢以除名来威胁工人，尤其是对付那些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着某些经济文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同步”的乐观图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工资不足以维生的工人。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原因是体力与非体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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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家长制专制权威盛行的工作场所中，工人们必须遭受极大的屈辱。这种家长制，除了国家封赐的“产业战士”的廉价勋章和“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的欺骗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板们“一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严的等级，上司的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咒骂、粗言秽语，是无条件服从和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时间乃至个人空间和身体的严格控制，包括属于私人生活范畴的穿着、发型、人际关系以至上厕所的时间和权利，都处在工头和监管人员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论在大小企业，也不论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更为严厉。这种兵营式管理——而且深受日本军队及朝鲜战争影响——的独裁、严苛及暴力倾向，因韩国企业往往由单个家族拥有和控制而更为强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韩国企业才开始建立起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系统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
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冠以羞辱性的称呼：臭工人。男工被称为“孔顺尼”，女工被称为“孔多里”（类似于中国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视程度更重），其含义近于卑贱的仆人。这种鄙视甚至跟来自所谓中产阶级对蓝领工人“缺乏纪律和不道德”的指责无关，因为韩国工人当时普遍不存在这种问题，而是社会利用儒家学说的等级制施加的压力。这使得——用具海根的话说——工人们不是倾向于“表达”（积极的阶级认同和自豪感），而是“脱离”：离开工厂的悲惨世界，摆脱工人地位。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被虐待的非人状况是因为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到了工厂外他们就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工人身份。较为积极的反应则是选择上夜校，事实上，绝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余参加过夜校学习，尽管这些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的普遍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动渐渐转变成了提高阶级意识的场所。
低工资、害怕失业，使得单个工人对资本家的欺凌无能为力。当经济发展不断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时，他们就设法更换工作。这表明了韩国工人对公司或工作的态度或“伦理”。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及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们并没有产生对公司和工作的虚幻的“归属感”，更没有身为工人的自豪。他们刻苦地投入工作，忍受压迫欺凌，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儒家伦理”，而是为了他们那贫困的家庭。
1970－1980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史
新一代韩国工人的斗争，是悲壮的。1970年11月13日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发生的小规模抗议中自焚的，22岁的裁缝全泰壹，在韩国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的种子，成为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征，并且极大地冲击了知识界，使他们看到了经济奇迹之下的黑暗与苦难，从而把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扩展到劳工问题、经济平等问题。全泰壹一直极为关注该加工区两万多工人的工作条件：低矮的房间，没有阳光也无通风设备，每天工作14小时，劳动队伍90%为妇女，三分一为平均年龄15岁的、工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这些年青的工厂女童“成为肮脏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奋地研究劳动法，给劳动局、报纸甚至总统写过请愿书。他渴望结识知识分子，常说：“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啊！”他在小劳工团体“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进行过相关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努力都是白费，“主流社会”根本听不到工人的呻吟，国家领导人为出口行业的繁荣、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洋洋自得，认为国家经济的馅饼做大之后，工人们现在“暂时”的投诉抗议自然就会消失。于是全泰壹选择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劳动标准法》的小册子高喊：“我们不是机器！”“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临死前，他嘱咐同伴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给母亲李小仙留言：“妈，请完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很多学生参加了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示威，成立“人权保护大学生联盟”，并在校内举行祭奠。当时的反对党新民党领袖金大中则把“实现全泰壹精神”写进他的竞选誓言里。各类劳资纠纷从1970年的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后，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斗争中又出现多起工人为抗议工作中的虐待而企图自杀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3000多名愤怒的工人因反对新的分包制度而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财产。但这一切并不能促成产业关系的变化。在斗争历程中，通过工会这种更系统和集体性的手段来改善工人状况的意识开始进入了工人先驱者脑中。
工会化斗争既包括创建新的独立工会（比如“清溪被服劳组”），也包括掌握公司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的控制权，将之改造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比如1972年发生在两大纺织公司元丰和东一公司的女工们争夺工会控制权、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败的工会官僚的斗争）。当然，他们得饱受来自沆瀣一气的老板与政府的侮辱、欺骗、诽谤、阻挠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镇压。工人的工会经常受到监视，领袖不断被骚扰、殴打和监禁。公司极力对工会活动分子和普通工人进行隔离和分裂，胁迫工人退出工会，组织黄色工会并挑动暴力对抗，利用性别歧视意识，动员男工破坏女工所领导的独立工会，等等。像清溪被服劳组在1980年甚至被迫关闭。但是会员们从未屈服于压力和威胁利诱，而是继续发起和展开斗争。
工人需要自我组织，但他们还太弱小，缺乏经验和知识，他们必须广泛宣传他们的斗争和遭遇，获取社会的声援，从而给管理方施加压力，或者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工会领袖。由于“维新”体制下官方工会组织同政府的合谋，工人们还需要外部的帮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给他们聚会的社会空间，有时还需要避难所。而在1970年代，知识分子的组织过于薄弱，这个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义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遭“共产主义”标签审判的进步教会组织来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劳动青年会”和新教组织“都市产业宣教会”。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劳工的布道，发展“工厂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宣教场所。在工厂的体验使得教士们自己受到教育，发生了转变，从空洞的精神修炼转向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体斗争，为此开办了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种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并且最终造就一批将要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斗争主要集中于汉城—仁川地区，工厂区的集中为工人的联合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女工的领导作用至为突出，这是轻型制造业加劳动密集型的工业模式造成的，在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中，女工占多数。1970年代为工会化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绝大多数就发生在这些行业中。她们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传统文化的双重迫害，但这些女工表现出远胜于男工的决心、团结和反抗精神，完全打破了亚洲工厂女工的顺从、被动和不关心工会活动的形象，让人惊异和钦佩。女工会活动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夜校，学习组织和管理工会。不过，由于当时的组织者，包括知识分子，对女权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比较低，或者尚未达到自觉，所以，性别歧视虽然是她们的日常体验，但是在运动中还没有单独提出过妇女权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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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被抬举为“民族英雄”。国家露骨地维护资本的利益。由于政府、全国性工会和老板的三位一体，工人不可能只反对老板和寄希望于“中立”的国家的仲裁，在不断强化的斗争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日益政治化，从而招致国家的进一步镇压。当老板们频繁地动用国家暴力将劳工活跃分子列入“禁止雇佣”的黑名单，赶出产业领域，他们也同时造就了一批铁了心的工运分子和民主工会运动的地下网络，并加强了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以及民主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国家极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一公司女工争取复职的延续数年的斗争。她们在1978年领导的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标志着劳工运动新模式的出现，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总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虽然抗议被警察镇压下去，金泳三被开除国会议员职位，但引发了釜山区大规模示威，并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参加者包括了学生、工人、失业者和不满于独裁政府的普通市民。当政治抗议力量增强并扩大到全国，经济衰退加剧了政治骚乱，促成统治者内部分化，最终导致朴正熙于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
朴正熙死后，在被称为“汉城之春”的几个月的政治自由时期，新一轮工潮开启了。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针对欠薪、要求加薪、工厂关门或裁员等经济问题，工人的目标还包括解散御用工会和组织独立工会。工潮的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具有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历时甚短的特征。1980年5月17日军官接管政权，在残酷镇压了全罗南道光州市民起义之后，全斗焕再次恢复对市民和劳工的控制，一个一个地废除工会，驱逐劳工活跃分子，并对知识界和新闻界加强打击和控制。雇主们借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政府则将之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录用。进攻持续到1983年。
尽管被迫陷入沉默，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却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劳工活动家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知识分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想。在这个群体思想迅速提升的时期，教会温和的人道主义方针已经不能满足工人斗争的需要，其影响开始减弱。被开除的劳工分子成为了职业劳工活动家，他们组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增多，已经不必依赖外部组织了。他们不断加强的外部联系不再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为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作为自觉战略的结果。这一时期，学生活动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在全斗焕统治的头几年，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封杀，学生们发展起“劳动现场论”，从1970年代的人道主义关注进步到1980年代的视劳工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认识到“劳动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开发和动员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显示出来的潜在的巨大力量。他们为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思想和战略展开激烈的争论。大量的——据估计到1980年代中期达3000名以上，一半为女性——学生离开学校（辍学、毕业或因参加示威被开除），隐瞒自己的学历进入工厂工作，试图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最后把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独裁和实现社会激进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一部分个性较为被动或具投机心理的人，以及仅仅抱着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在这场锻炼中由于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对工人产生怀疑和失望情绪。大部分学生在经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过程后，得到了工人的信赖，并开始吸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学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劳工活动家，在分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络。学生劳工战略家们主要分为“小组运动”阵营，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阵营。前者强调基础建设工作，是全斗焕高压政权下头几年的运动主流。后者更强调政治，试图把斗争提高到产业区域的层面，以地区为基础建立企业间的政治组织，此一潮流在政治压制松动后更加流行。
政治松动发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焕感到有必要扩大支持其政权的社会基础；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将来临的亚运会、奥亚运会做准备；经济自由化和福利社会的目标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斗焕对公众的支持有了自信。
总之，有着更强大组织力量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开始爆发，迅速组成许多独立工会，奠定了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劳工斗争模式。1985年4月发生在大宇汽车公司的组织良好的罢工，标志着斗争扩展到重工业部门，以及男工成为工运主导的时期的到来。政府则选择了暑期（6月份，学生开始放假）发动对工会和劳工领袖的进攻，引发了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团结罢工，斗争直指压迫性政权：“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防暴警察滚开！”“大宇，战斗！”，等等。总共有8家企业2500名工人参加了长达6天的斗争。几个宗教团体也给予了支持。公司给罢工工人的父母发电报，声称他们的孩子被“共党分子骗走劫为人质”，或是破坏了公司财产，需要父母赔偿，通过这种恶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后是数百名暴徒的进攻，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酷地殴打罢工者，几乎把学生们打死。斗争失败后，工会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离开本区，几个工会解散，劳动监督则加强了。虽然如此，“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有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KimMoon-soo1986，154）。劳工活动家更有志于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开始合并工会，组建了“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和“仁川劳工运动协议会”（仁劳连），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激进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韩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国外进步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韩国人的传统文化，名之以“民众”文化。民众文化颂扬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断成熟，范围从作文与报告扩大到诗歌、歌词、戏剧和小说，出现了几位职业工人阶级作家和显示出高超写作能力的工人作家，并且刺激知识分子对过于宽泛含糊的“民众”文学的“小市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反省和批评。“面向民众的文学”向着“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到1980年代中期，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这些文化活动增强了工人的团结，阶级意识和认同感，激化了他们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态度，其效果胜过演说家的雄辩。直到今天，精彩的民众文化仍然是韩国社会运动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由工会和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定期出版的工人报纸也出现了。此外还有简报和小册子。这些报刊内容丰富，由工人阶级中最激进、政治取向最明显的部分掌管着，报导当前工人抗议的新闻，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登载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
1987年韩国的劳动冲突大爆发
1987年6月初，全斗焕试图通过间接选举把权利转移给他的军校老同学、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史主席卢泰愚，以维持政治安定。他单方面取消了与反对党就修宪问题的谈判。当一名示威学生被警察拷打致死、审讯警官对女学生劳工活动家施暴的消息被揭露出来，公众的愤怒被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店员、白领工人和其他工人加入了学生组织的街头抗议。革命的幽灵迫使全斗焕军事独裁政权做出让步以避免危机。这期间，产业工人尚未被组织起来，而仅仅作为个人参加到街头抗议中。工会所起的作用还很小。
但是当全斗焕宣布了政治自由化计划后，产业工人马上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从制造业开始，蔓延到采矿、运输、码头和一些服务部门。7－9月间，发生了多达3311起劳动冲突，包括停工、自发罢工和示威，数量超过1960年以来劳动纠纷数量的总和，约有120万工人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几乎席卷了所有地区和产业部门，使得几乎每一个大型行业的工业生产都陷于瘫痪。不过，这次斗争的中心不再是汉城－京仁地区，而是从重化工业中的大企业发端，从几乎没有什么民主工会组织的、现代集团各公司中心所在的南部工业城市蔚山开始的。斗争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完全自发，无计划，无组织，令知识界劳工活动家都茫然失措。但是建立工会组织以保护长期利益却是工人们优先考虑的大事：工人斗争本身迅速催生出大量工会组织和自己的领导人，一年内组建了4000个工会，共70万工人加入。大多数公司所控制的黄色工会被民主工会所取代。在很多企业，工人争得了20%以上的加薪。全斗焕被迫举行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并放松政治管制。
这场劳工大攻势具有非常激进的特征，几乎所有的罢工都是违法的，工人们有意忽视官方规定（某一企业罢工时另一企业不能再罢工，以造成强制冷却期，以及其他规定），采取具有战斗性的行动，如占领公司大楼，举行街头示威，将管理人员扣为人质等。工人们提出的要求包括：提高工资，颁发更多奖金，缩短工时，终止实行由工头武断进行的评价体系，取消引起公愤的工人工资竞争制度，消除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间的身份区分，改善饭菜质量，撤消对服装和发型的限制，终止实行强制性的早操，等等。除了建立工会，改善工资及工作条件之外，工人的反抗集中在军事式独裁主义管理上。积极参与团结斗争并争取到实质性胜利，使得工人的阶级认同从少数“先进劳动者”扩大到整个工人阶级，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拥有“关闭工厂，令整个经济瘫痪，让资本家跪倒在脚下”的强大力量，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工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以及相对于雇主与管理者的权力感，积极地“表达”出作为工人的自信，克服了失败主义、逃避主义，不再试图“脱离”和忍耐。
工人的团结从同一工作场所向同一企业集团、同一地理区域延伸，建立各个地区的劳动组合协议会，成为劳工运动的洪流。不论在蔚山，在马山－昌原地区还是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业城镇，每一次罢工都伴随着邻近其他工厂工人的同情罢工和示威，小企业的工人尤其需要借助这样的团结增强自身的力量。
这一时期，白领工会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发展起相当活跃的工会运动，组成各种职业联合会和行业联合会，并于1990年1月22日同部分中小型制造业工人组织联合建立了全国性的全劳协（“全国劳工运动团体协议会”）。由于产业升级和深化，低级别白领工人数量急增，事务性工作因不断采用自动化技术和“流程合理化”而消失，白领工人的地位和处境都越来越糟。工会是他们用以对付不断恶化的工作市场的最佳途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和蓝领工人相似的长工时、专断的工作任务安排，不合理的工作程序，等级制的压制，糟糕的产业关系。新闻工作者、教员和研究人员则积极反抗国家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进行了富于进攻性的工会化斗争。
1987年的劳工斗争是韩国当代工人运动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韩国工人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由于罢工以重化工企业为主导，男工在工运和工会中起到压倒性的领导作用。
[4]
1990年代：国家、资本的攻势和工运的进退
在1987－1988年的劳工战斗中，国家第一次从产业领域撤出。资本家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这种让步由于当时的低利率、低油价和低美元对韩元汇率而得到补偿。随之而来的却是韩国经济的下滑，国家恢复干预劳动关系，以及资本的反攻。
1988年末，卢泰愚宣布了“关于国内安保的特别声明”。1989年春，警察镇压了凤山金属公司、汉城地铁站和现代重工的罢工。政府对激进领袖和全劳协领导人进行监禁，拒绝承认其合法地位，并通过税收审计和其他措施骚扰其团体成员。小企业受到经济下滑的打击，使得全劳协在成立一年内失掉了一半成员。
在新的攻势中，国家从露骨的亲资本立场转而塑造其中立形象，从粗暴的压制转而通过复杂的法律和行政处理以及加强产业和平与秩序的教育宣传来操纵工人。1987年12月，国家修改了劳动法，允许企业组成工会，进行集体的讨价还价，但阻止工会在不同企业间的团结，不让他们组成全国性中心组织，以与政府控制的韩国劳总相抗衡，通过设置许多限制性条款以掣肘工会的行动：禁止在同一企业成立超过一家的工会（以此保护国家支持的黄色工会），禁止第三方卷入劳动纠纷，禁止工会从事政治活动，禁止教师和公务人员组织工会（前两项禁令在1997年底的大罢工之后废除，后两项在1998年3月由金大中政权废除，以换取“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的协议）。总之，政府力图把工会活动限制在原子化的各个企业内部。
资产阶级则在1989年12月组织了经团协（“全国经济团体总协议会”），针对工会普遍的经济困难，以“不工作不给报酬”的策略来限制罢工行动。尽管工会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但是这项政策在1990年代初开始制度化。大型企业积极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办法，实施“新管理战略”——新的人事政策，弹性用工制度，劳工－工会战略，公司文化：
一、在人事政策上，取消了许多限制工人自由的规章，减少产业关系中引起工人强烈愤恨的独裁主义的内容，尽量不激起对抗。另一方面，建立单独的人事（人力资源）部门，将年功工资制度改为以功劳或业绩为依据的工资制。
二、在钢铁和汽车等重工业领域推广自动化，以机器人取代人力劳动。大型企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和兼职工，扩大分包生产体系以增加弹性。小型制造商则雇佣低廉的外籍工人。日本式工厂管理、团队工作生产体系也非常盛行。
三、当工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之后，雇主便试图驯化和拉拢工会领导人，并通过对雇主有利的法律来限制其行动。
四、通过具保守传统的媒体，把劳资纠纷和不断攀升的工资视为韩国产业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政府压制战斗性劳工制造藉口。“公司文化运动”致力于利用家长制语言给工人灌输虚假的家族意识，培养团队精神。国家则宣传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通过教育课程将之与传统音乐、艺术和武术课程相结合，公司则从中录取学习成绩较佳者。
从表面上看，从1989年劳工运动的高峰至1997年，工会会员人数和集体行动的数量减少得很快；很多地方性工会选择温和的领导人并采取实用主义的而非战斗性的策略；在制度改革领域，工人的多次集会和请愿也没能达到目标；中间阶级脱离了劳工运动，政党由于担心失去中间阶层的支持而不愿与劳工结盟。不过，详细的考察表明，工会会员减少主要出现在衰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工会人数一直保持稳定，白领工会在迅速增加并且把目标指向促进公司民主化、摆脱国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等领域。1991年10月，民主工会阵营的三大团体利用韩国加入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契机形成全国性联盟。1993年6月，该联盟发展成全国工会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民主工会的全国性中心全劳代（“韩国工会代表会议”）终于在1995年11月形成，包括862个工会，42万名会员，一年后发展到50万人。
1980年代后，韩国遭遇到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日渐攀升的工资受到东南亚低廉工资的压力，不断地丧失竞争力，大型财团日益显得无效率：过分扩张并背负着巨额债务；低水平的技术开发；过时的财务制度；官僚文牍主义；高昂的生产成本和下降的生产率。
1996年，南韩以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的身分加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南韩财阀以此为由，要求按国际惯例修改劳动法。金泳三政权决定，在集体劳动法方面放宽限制，而在个体劳动法方面，则放宽雇主的裁员条件，允许雇佣临时工代替罢工工人。12月26日，执政党在反对党议员缺席的情形之下，秘密以七分钟时间通过新劳动法和“国家安全企画厅法”。
消息传出，民主劳总（KCTU）领导人立即开会并决定号召总罢工。当天下午，在现代和起亚两大汽车厂工人带动下，约14.5万工人加入。第二天，保守的韩国劳总在基层工人压力下向120万名会员发出有限期罢工的号召。韩国汽车、造船和其他大型行业处于停产状态。令人吃惊的是，新年假期过去之后，工人罢工的热情非但不减，反而扩散得更加广泛。保险、银行、医院和广播服务业中的白领工人也加入罢工，前后持续了三周多，动员了总共300万名工人。这场大罢工还得到了国际上和各个国家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有力声援。1997年1月21日，金泳三会见了反对党领导人，表示撤回新劳动法，并加以修改。
但是，修改后的劳动法仅仅承认民主劳总为合法组织（之后，有大量劳工离开韩国劳总，加入激进的民主劳总），允许在一个企业里组织多个工会。其余改动很少。和罢工的巨大的规模相比，工人得到的成果相当微小。由于经济自由化和金球化迫使韩国企业暴露在全球竞争之下，而赋予资本对付劳动以更大权利的弹性化策略正是经济竞争的要求和自由市场的逻辑，并已成为国际潮流，这使得国家不可能顾及劳工关于经济公平的呼声。当民主劳总试图再次发动罢工之际，金融风暴席卷韩国，情势急转直下。
在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570亿美元贷款并实施了作为贷款条件的开放国内市场和经济紧缩政策之后，企业破产数量惊人地增加，欧美跨国公司大举收购南韩大企业。破产与合并重组的结果是失业人数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上升到1998年12月的170万，税负增加，薪酬剧减，大量的家庭破裂。1996年，韩国“绝对贫困家庭”比例为5.92%，到了2000年，增至11.47%，吉尼系数达0.358，贫富分化程度高居OECD成员国中的第三位。青年失业率高涨，社会面临着严重的金权腐败问题，金泳三、金大中和卢武炫都有亲信或家属涉及金权丑闻。
1998年1月，金大中按社会合作主义模式，由劳工－管理方－政府组成“劳使政政治委员会”，2月6日达成“三方协议书”，规定允许公司在紧急状态下裁员，作为补偿，也批准了组建公务员和教员工会，以及工会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该协议遭到民主劳总的谴责和抗议。因为工会的地位虽然提高，权力增大，却被纳入合作主义框架，要求接受制度变革，安抚劳工，从而与先进工业国的劳工运动局面趋同。
韩国工人阶级与政党政治
尽管韩国工人在工会运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政党化方面仍然经历了许多波折。1987年政治自由化之后，很多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和其他政治家组成“民众之党”和“韩国民主党”，试图寻求城市工人阶级、贫苦农民和中间阶层中的进步分子的支持，但选举上屡屡失败，在整个1990年代都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安保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保守的政治文化、对小党不公平的选举程序、法律对工会活动的苛刻限制，以及劳工领袖的内部分裂，都是造成尝试失败的原因。1997年，民主劳总结合其它社运团体，推举媒体劳动者出身、前民主劳总委员长权永吉参选总统，并为此组成了“国民胜利21运动”。1999年成立了进步政党准备委员会，着手组党工作。2000年1月，终于成立了自称为代表“劳动者、农民、城市贫民、小企业主、女性、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第一个劳工政党“民主劳动党”。今天，民主劳动党拥有5万党员，党内成份包括了亲北韩的民族主义左派（NL，占40%），87到89年斗争中涌现的因反对北派而集结起来的泛左翼的力量（约占25﹪），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国民派”（约占6-10﹪），激进左派团体“Alltogether”。
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劳动党现已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2004年4月15日，在国会选举中一举获得了十个席位。该党的竞选政纲涵括四十项要求，包括透过降低工时、扩张公共投资等来达成充分就业、课征富人税和裁减军购预算、创设议员召回和不信任制度、将财阀转变为民主和参与式的公司、停止公共服务私有化、非正式员工任职一年后自动转变为正式职、反对派兵伊拉克以及关于女性、农业、媒体、住房、环境、性少数等各方面的要求。
国际资本，韩国资产阶级和媒体一方面已做好准备将民主劳动党纳入体制，一方面给以警诫和劝诱，力图使之踏上选举主义道路，并遵从议会制的游戏规则。民主劳动党何去何从，是踏上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老路，还是为劳动群众的利益和改造体制而奋斗，尚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与考验。（关于韩国民主劳动党的更详细的报导与说明，参看杨伟中《韩国民主劳动党的奋进与前途》，见劳动民主网及台湾连结网站）
当前韩国工人运动状况和问题
1990年代末韩国工运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女性工会的兴起。由于女权意识在妇女活动家中有了很大提高，加以妇女在全球化下相当不利的处境，以及在改造原有工会内部家长制等级制、争取发言权方面变革的缓慢，组织妇女工会提上了日程。1999年初，9个地区成立了妇女工会，包含不同行业和不同职业的正式工、临时工、兼职工和分包工人，并于同年组成全国性庇护组织“全国女性劳动组合”，不仅处理就业问题，还处理工作方面的性别歧视、性骚扰和缺乏产育服务等问题，比男性工会更明显地介入社会。
今天，小企业工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工人无力抵抗公司的迁厂或结构重组。强大的工会一般集中在大集团企业。工会忙于保护会员的工作，防止会员减少，没有精力考虑工人所面临的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工会及工人运动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
一、民主工会运动还局限于工作场所，没有同更广泛的劳动群众相结合，没有对贫困社区进行援助的抗议活动，换言之，没有发展成广泛和激进的“社会运动工会主义”。大部分工人的视线还局限于工作场所。这里存在着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国家一直竭力阻止工会运动走出工厂大门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军事统治结束之后，进步知识分子领导的以市民为主的“新社会运动”同工人斗争在1990年代相分离，并为常规政党政治所吸纳，这也限制了劳工运动的范围。
二、工人阶级内部在发生分化，大型企业工人获得了较大的工资增长，越来越从1987年的激进、具有反抗性和阶级觉悟变成实用主义、个人主义、不问政治为主，有三分一以上的工人自认为属于广义的中产阶级。大公司提供慷慨的福利服务（住房补贴，上下班接送，医疗保险，孩子的学费补助，丧葬费等）以换取工人的合作与忠诚。中小企业雇员则落在后面。而资本大量利用临时工、日工、兼职以至家庭劳动的策略造成了劳动队伍中得不到保护的非正式（外围）部分日益扩大，妇女则是弹性就业策略的主要受害者。核心工人越来越走实用的工会主义路线，代表边缘工人的全劳协则坚持政治工会主义。
三、从工会方面来说，战略落后是个严重的问题。当资本采取了更先进的“新管理战略”，对工人进行“感化”、金钱引诱、加强监控工人并促使工人加剧竞争的时候，工会却没有提出相应的长期的对策。
四、家长式统治和家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严重，即“雇员和雇主同属一个家庭”的态度，社会上仍然普遍存在着对“官”和管理者的敬畏。寄望于政府来改善经济地位、认同“劳资合作”的工人比例和赞同工人对雇主进行积极斗争的工人比例同样高。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内容的“劳动解放”主要保留在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劳动者”当中。
五、民族主义一直是韩国社会主要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战后至今，每一任统治者都要拿来挥舞一番。朴正熙的“现代化”和专制诉诸民族和国家振兴。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也从自己的“民族性”中寻求反抗的依据与象征。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大量国外的进步思想——以解放为取向的神学，尤其是拉美解放神学；依附论；流行于学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他们坚持自己最终的思想启示源泉是得自韩国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今天，具有沙文主义色彩的“多勿”思想教育不仅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企业也乐于录取接受该教育的工人。对于工人运动的国际团结，这是仍待克服的极大的障碍。
要求工人阶级在“正常时期”始终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和战斗性，这是不现实的。韩国的工人阶级在组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仍然弱小和易受伤害，阶级意识也较为粗浅并带着种种矛盾，但他们已经在多年的史诗般的斗争中为自己争得了在政治上和工作场所中的一定程度的民主，改善了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且具备了高度的权利意识和反资本主义的感觉，对阶级不平等和社会不公有着鲜明的意识，具有高尚的团结情操。斗争还锻造出大批激进的工会活动家和先进工人，这些，都是未来的社会斗争宝贵的起点和财富。
附注：
[1]《KoreanWorkers:TheCultureandPoliticsofClassFormation》【韩】具海根（HagenKoo）著，梁光严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据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1年片翻译，2004年1月第1版
[2]1983年，体力和非体力工人收入比为52%（差距之大甚于日本和台湾，但到1990年代中期则缩小了，比日本和台湾都小）；女工和男工收入比例为42.9%（到1990年，该比例为53.4%），只受过初中及初中以下教育者和普通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30%，高中毕业生和大学毕业生收入比为44%。
[3]这种性别歧视意识形态因韩国工作组织的性别歧视性质而得到强化。通常，男子被赋予更大的权威和责任，对公司比较忠诚。在女工占劳动队伍大多数的多数轻型制造企业，男子更有可能处在熟练工或技术工作的位置，有被提拔到某个监管职位的可能性，而没有出头之日、半熟练的岗位雇用的则是女工。显然，很多急于得到提拔的男工感到，女工中的活跃分子正在使他们失去机会。因此，他们对女工中的工会活跃分子的性别偏见通常与深深的敌意搅在一起。（Dongilpankjikpokjiktujaengwiwonhoe1985,45）
本书第六章讨论了何以韩国女工如此踊跃地加入抗争。作者认为，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女工相比，进步教会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作出独特的贡献。当然，在妇女占多数的轻型制造业体系中，迫使工人做出超越人类承受力的身体和情感牺牲、管理方对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女工的鄙视态度所造成的创伤和怨恨，是引发劳动抗议的原因。她们反对工作场所的粗暴和滥施权威，要求得到人道的对待，这是自然而然的。韩国政府和雇主一再把劳工骚动的原因说成“外部不良分子”的鼓动，这和中共当年把八九民运的动力说成“一小撮”人的煽动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阴谋，动机是相似的。在当代中国的国企和私企中，都不乏工人自发组织起来斗争的案例。但是，其他社会力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参与，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论如何，在韩国工人的斗争史上，教会、学生和知识分子同工人的结合，发挥出强大的改造社会的力量，促成了韩国产业关系的升级和转变。
[4]女工在这段时期开始被边缘化了。当代韩国工运史往往以1987年的工人斗争为起点，而且倾向于低估早先以汉城－京仁地区为中心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里的女工的斗争的历史作用。具海根则辩称：这里存在着一定的“对女性的盲点”，但主要还是“近视的历史视野”造成的。1987年斗争的规模、强度、激烈程度、战斗性和政治性都引人瞩目，1970年代与之不可比拟。但是，1970年代的工人运动在处境上远为艰难，甚至是冒死的斗争。它的局限性不能归咎于女工的主导作用，其部分失败（比如工会被破坏）还是由学生的政治冒险主义带来的。正是1970年代的斗争培养了广大工人的权利意识、集体认同感、对团结和建立工会的重要性的认识。国家机器的严厉镇压不仅瘫痪了大多数工会，而且使工人在集体行动上变得消极和颇多疑虑，学生出身的工人活动家很多已经离开工作场所，加以劳动密集部门的衰落使工人处于相当脆弱的地位。虽然如此，汉城－京仁地区的工人在1987年夏还是大量卷进了劳动冲突。具海根访谈了十几位1970年代积极参加基层工人运动的妇女后得出这样的印象：事实上这些女工并不自囿于“经济主义”和“狭隘的企业工会主义”，而是深具阶级意识的。她们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离开产业领域后，大多数人拒绝仅仅当家庭主妇，而是继续从事某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如参加女权组织、环保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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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何去何从？（励思，1981年8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革命何去何从？作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8月第八卷第八期（总第56期）伊朗局势为何如此动荡推翻伊朗王巴列维革命后两年半的今天，伊朗局势的动荡似乎有增无减；一些西方传播媒介不但露出幸灾乐祸的沾沾喜悦之情，甚至想藉此攻击七九年二月推翻王朝的革命的意义和成果，并塑造一个形象，就是伊朗人民都是一些受伊斯兰教迷醉的狂热之徒，以此进行沙文主义的宣传。代表着资本主义制度中统治阶级利益的西方传播媒介，固然基本上仇视伊朗的人民革命，一旦找着可供大造文章的材料，便对伊朗革命进行攻击。可是，一般读者对资产阶级报刊电视的报导和评价，或会抱着怀疑的态度，但对实际情况无疑是欠缺了解的。本文试图提供今日事变的背景资料，让读者更易于了解事变的意义，同时作出初步的分析，看看伊朗革命今日进展到甚么阶段。二月革命推翻王朝七九年二月的革命，将巴列维王朝及其独裁统治一并摧垮了。在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拒王朝野蛮残酷的镇压后，伊朗人民取得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成果：王朝被废除，共和国成立了；人民初步获得了投票、言论、组党等权利；工厂工人组织工厂委员会，享有罢工与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大部份产业工人工资增加了八成，每周工作小时由四十八减至四十；农民、军队和市民都组织了代表委员会，农民并开始分取一些大地主和外国公司的土地；数千名反伊朗王的政治犯获释，秘密警察组织SAVAK被取消，四万名美国顾问被逐出境；石油（以前四成由美国财团控制，另外四成由英国财团控制）被收归国营，所有银行和保险公司，及七至八成工业也收归国营；少数民族争取语言文化权利和自主权的斗争也迈前了一步。群众通过反伊朗王独裁的广泛动员，争取了一些实质的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它为革命的深化制造了各种前提条件，在人民群众心里燃点了热切的期望和憧憬，而且将半殖民地国家要完成的革命历史任务——民族独立和土地革命——更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寄托在以霍梅尼为精神领袖的新政府身上；可是，新政府却不但不能将革命推进，反而对群众的革命要求处处加以压抑。在工厂工人方面，革命时期和以后成立的工人委员会，有许多是由工人大会直接选出，对生产进行管理的，但它们被政府有意识地逐步取缔，代之以政府委派的伊斯兰委员会。左派报刊和领导人经常受到骚扰和逮捕。在农民方面，八○年春天通过的『土地改革法案』，主张将大地主的土地在无地农民中间分配，但这个法案不但受到地主阶层的抗拒，也受到一些教士（他们本质是地主或与地主阶层有密切联系）的责难，认为这个做法不符合伊斯兰教规，认为人们正摒弃伊斯兰教，实行『外来』的共产主义。妇女重新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束缚，占六成人口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也处处受到侵犯，即使在反击伊拉克入侵时，德黑兰政府仍保留部份军队继续进行对库尔德民族的『内战』，而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土地革命是中心问题。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政府无能力解决落后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土地改革问题，因为政府的组成份子主要是与地主或富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而虽然霍梅尼在领导反伊朗王斗争时是以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作号召，建立新政权后也以反帝国主义为团结人民的中心主题，但是，新政权的性质，令它一开始就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中间：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它要抗拒外国资产阶级的竞争和压力，在这方面它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可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它的阶级敌人正是无产阶级及其农民同盟，因而在维护阶级利益方面，它的盟友却是西方的资产阶级。这个矛盾不断在伊朗的事变中表现出来。在七九年二月王朝被推翻后，大资本家及其财团纷纷逃离伊朗，外国投资者暂时取销在伊朗国内的活动，而美国仍然寄望于扶植王朝的势力（包括支持巴赫蒂亚尔）；当美国在十月接废王到美定居、其敌意更加明显时，伊朗学生在十一月四日开始占领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此举得到政府内霍梅尼派支持。（伊朗统治层内派系斗争促使霍梅尼借助使馆中搜出的资料证明巴扎尔甘与帝国主义勾结，将巴扎尔甘赶下台。）伊朗与美国关系趋于恶化。美国除了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外，更在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进行了流产的所谓『拯救人质』的突袭行动；在七月十日，伊朗政府揭破了前王朝军官扶植王朝末任首相巴赫蒂亚尔的政变企图，而资料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参与了这次流产政变的策划。到了九月二十二日，伊拉克对伊朗发动了进攻，美国和西方国家虽表示中立，但资料显示他们实际上站在伊拉克方面，甚至有可能在幕后加以支持或鼓动。（关于两伊战争请参阅本刊八一年一月号）每当帝国主义加强其压力时，伊朗政府就不得不从本国群众中争取支持；因此，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在革命胜利后一度被政府压抑下去，但在占领美国领事馆事件中和在两伊战事爆发后，群众动员的规模和深度都有很大的进展。群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情绪和行动，与其说是受到政府或霍梅尼的唆使摆布，无宁说是出于他们保卫革命利益和成果的阶级本能。不过，政府对群众的惧怕并无消减。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在两伊战争中，要抗击入侵者，唯一最有效的方法是动员群众，群众也激昂地要求全民武装，成立二千万人的军队；可是，政府宁可让伊拉克军队占领一些领土和对伊朗的生产（尤其是石油生产）进行破坏，也不愿意将武器发给全部民众，因为此举在其阶级利益的角度来看，无异于自掘更深的坟墓，并早些躺下去。人质问题通过谈判来解决，也显示了政府向美帝的一些让步。了解伊朗新政权一直面对的两难局面的根本矛盾，有助于了解和分析今日的伊朗事变。伊朗政府面对最辣手的问题，反而不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咄咄逼人攻势，而是本国内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除了土地改革问题是它无法解决的之外，各种经济困难也沉重地压在这些软弱的落后国家民族资产阶级身上：经济增长率一直下降；工业开工率只有一半；通货膨胀是第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在一千二百万劳动人口中，失业者达三百五十万；除了二百万产业工人取得双倍工资和就业保障（与公务员的一样）之外，其余人口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民族经济仍免不了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剥削以及侵扰（例如帝国主义进行经济封锁），也无法不依赖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两伊战事更将伊朗的石油储备金大量耗用掉。要有效地解决伊朗今日的经济危机，不是如今日政府所推行的紧缩政策，而是要打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破坏，实行财产国有化、外贸垄断、计划经济等等，而这些正是今日的伊朗统治者所无法做到的。统治层内派系斗争因此，伊朗统治层内部的派系斗争，随着统治危机的尖锐化而白热化，近月来的上层倾轧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在八○年一月以75％选票当选为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巴尼萨德尔，在今年六月二十二日被解除军政权力，藏匿五周后，在七月二十八日逃亡巴黎；与他有密切关系的政府部长或要员纷纷被清算。在六月二十八日，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党在德黑兰总部开特别大会，商讨政府要位继任人选时，发生炸弹爆炸，导致该党七十二名高层领袖死亡，其中包括该党领导人贝赫什提。（此事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人或组织表示负责。）为了填补总统职位和四十六个国会空缺议席，七月二十日进行了大选，二十二万有资格的选民有十四万参与投票，原教旨派拉扎当选，巴尼萨德尔则呼吁人们杯葛投票，谓他仍是合法的总统。巴尼萨德尔当初是在霍梅尼支持下上台的。之后两人（即所代表的两个派系）之间产生了甚么歧见，两套政纲有甚么分歧，外界所得资料并不多。据目前资料显示，巴尼萨德尔有军队将领的支持，他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主张容许较多的民主自由，在经济上自觉地认识到伊朗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利益有许多共通点，前者没有后者的合作和支持是难以维持伊朗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霍梅尼代表的原教旨派，较多地代表地主阶级和更保守的社会层份，他们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号召，所以表面上反帝立场此巴尼萨德尔派更为坚定；然而，它也不是完全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脱离的，反之，伊斯兰教义主张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极力排拒『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它代表的是比巴尼萨德尔代表的城市商业资产阶级更为保守落后的、封闭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但它也并非完全与帝国主义脱离关系。当两伊战事仍持续时，伊斯兰共和党领袖贝赫什提的助手拉扎一方面呼吁将外贸和银行收归国有，另一方面则与英国帝国主义缔结二十亿美元的协议，由英国泰保厂在伊朗开设汽车工厂。霍梅尼和巴尼萨德尔两个派系的斗争，不过是统治阶级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倾轧；但标志着七九年二月革命以来的伊朗局势的，却主要是新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力量抗衡。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掌握近期事变的中心意义。新统治层与人民的对立从一开始，无论是霍梅尼派或是巴扎尔甘派，都极力压制群众的动员，表达了他们维护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本质。霍梅尼回国后，尽量通过与军队和巴赫蒂亚尔协商，以图达致权力的和平转移，避免群众进行武装起义。在协商过程中，美国帝国主义和王朝代表都参加。但尽管霍梅尼不断呼吁非暴力、和平、沉着，起义终于不可避免，由军队叛变触发起的群众性武装革命，将王朝推翻了。但巴扎尔甘政府一旦掌权，就赶忙拉拢资产阶级政治家进入内阁（如任命民族阵线的桑买比为外交部长），又恢复许多王朝的军队将领的职位。新政府上台第一件事，就是重组已分解的军队，士兵自行选出的代表委员会被禁制，一支新的秘密警察基于以往SAVAK的经验和部份人员，开始建立起来。群众的义愤，在革命后最初几周将数千秘密警察打手和密告者捉拿送交伊斯兰委员会，在群众压力下，一些万恶的刽子手被处死。可是，SAVAK无法再存在，军队的保安和情报架构则仍保持完整，巴扎尔甘就是基于这些而建立了新的秘密警察——改名为SAVAMA——『伊朗国家安全和情报组织』。被囚的前秘密警察份子获特赦，重新起用。他们有些甚至示威要求补薪！巴列维时期军队人数是四十万，到巴尼萨德尔时也有三十万。军队和保安架构的重新建立和稳定化，就是要巩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统治，对付人民的反抗。当工厂工人发觉旧秘密警察份子仍留驻厂内和各要位，而因资本外流而加深了的经济危机的后果又都沉重地压在工人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进行罢工，提出经济和政治要求。政府强硬对付罢工，将领袖逮捕，数千工人被解雇。到了二月底，霍梅尼命令人们交出武器，又将社会动乱归咎左派，声言会像对付王朝支持者那样地对付左派。接着就成立了一个半军事组织，名为『革命卫队』，从属于伊斯兰共和党。以后袭击左派机构和成员的许多暴行，都是由这个组织进行的。在三月初，左派组织（除亲苏的共产党外）进行了庞大的示威，抗议政府的新闻检查制度。一些示威者被『革命卫队』袭击而被杀。三月八日的妇女要求民主自由的示威，也受到袭击。在三月中，政府开展宣传攻势，攻击库尔德族人民的占领耕地的行动，一个月后就发展成为派遣军队进入库尔德斯坦向少数民族进行灭绝性战争。在这次内战中，美国供应了军用零件。虽然军队中出现了反对内战的拒绝参战行动，即使将一些违命的军官和士兵处决也不能逆转军队士气的低沉，但政府军终于在大屠杀后控制了库尔德斯坦。镇压群众行动不断升级到七九年八月，霍梅尼加强对政治组织的攻击，逮捕或谋杀以百计游击组织的同情者，禁制示威，示威仍然进行，就向示威群众开火。这些恐怖手段，暂时地维持了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政治控制，令在政府控制以外的群众动员和政治活动暂时退潮。七九年十一月占领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开启了群众运动的重新上升期；群众动员很快就超越教士的控制，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的口号，并提出土地分配的要求。城市群众和农民群众在政治斗争中联盟的可能性成为真实的了。占领使馆事件，令伊斯兰共和党以口头上的反帝国主义和文化上的反西方主义取得了群众的支持。伊斯兰教的反动意识，被数百万被压迫群众误等同于民族独立和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影响的主张。但是，事变不断证明了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远超出伊斯兰教所鼓吹的。在八○年四月，土其曼农民统一代表委员会发动了一次土地分配运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农民才能自由和全力地参与抗击美国帝国主义的运动。霍梅尼派遣配备重型武器的军队开入该省，进行了大屠杀；库尔德民族给予土其曼农民声援，送武器给叛军，可惜运动被镇压下去，土地被归还地主；不过，库尔德斯坦的战斗也因而恢复了。少数民族的要求被镇压的同时，群众运动也再次成为政府袭击的目标，大学首当其冲。在八○年四月，霍梅尼发动一个运动，要清除大学所受的东西方影响，将大学封闭，直到它们『革命化』为止。在五月二日，大学校园被教士组织的暴徒袭击，一些学生被杀。大学被封闭，不但对人民的政治权利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家的技术人员的供应（需要约五万名科技人员取代外国专家的职务）也受到阻碍，对发展经济影响很大。即使在资产阶级内部，巴尼萨德尔派也受到伊斯兰共和党的攻击，由此可知左派、工人组织、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所受到的打击是如何沉重了。为了对付政府内反对派，尤其是要对付群众中的反对力量，政府甚至与以色列等国进行了军火买卖，加强其镇压性国家机器。反抗伊拉克的入侵，本可在动员群众和赋予少数民族自决权利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但统治阶层却将战争转化为对群众力量的进一步磨蚀，以抗战名义，要求工人作出更大牺牲，以此加强对人民的经济压榨；随着战争的升级，政府对政治活跃战士的镇压（包括伊斯兰共和党通过『革命卫队』对左派人士进行的谋杀）也升级。巴尼萨德尔在政府中逐渐失势时，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便进行保卫民主权利的宣传运动，将所有政治活跃分子失踪、被谋杀和被囚禁事件的责任全推在霍梅尼派身上（虽然在较早时期的镇压行动中他从未表示反对），因此骗取了一些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群众组织（如左派游击队群众组织『人民十字军』MUJAHADEEN）的支持。在八一年二月庆祝起义的集会上，巴尼萨德尔指责伊斯兰共和党囚禁了超过五千名政治活跃分子。在六月，他警告说霍梅尼派正逐步部署建立一个宗教独裁政权。于是，在六月十八日，『人民十字军』号召要推翻以霍梅尼为首的独裁政权。六月二十日，五十万名群众参加了一次武装示威，要求对巴尼萨德尔进行全民投票，反对贝赫什提；『革命卫队』向示威者开火，超过七十人被杀，三百人受伤，六百人被捕。『革命卫队』甚至闯入医院将伤者杀死。六、七月的猛烈攻势自从巴尼萨德尔在六月二十二日被解除职务后，霍梅尼派就开始处决反对派人士。在六月二十八日伊斯兰共和党总部爆炸案发生后，政府更借此大肆屠杀反对派，被处决者大部份是群众中的左派反对分子。在七月一日，五十名『人民十字军』成员被捕。接着不断有逮捕和处决事件。据官方数字，两个星期内，已有二百多人被处决，包括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苏丹波SOLTANPOR。实际受害者人数可能远超官方数字。在屠杀左派人士的同时，政府进一步攻击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所有反对者报刊被封禁，政府企图通过法律取销以往一项规定厂方与工人分享盈利的法律，以打击工人的工资保障；政府压制工人代表委员会的努力加强了，而拉扎声称罢工是外界煽动者所为，应该被禁制（『中东杂志』八一年七月号）。因两伊战事而暂缓的对库尔德民族的袭击，在六月底也激烈地恢复；三师正规军和数千伊斯兰革命卫队开入马哈伯特附近，与库尔德民族展开战斗。这个全面地打击群众仍保持的革命成果的攻势，预示着霍梅尼派企图建立一个伊斯兰独裁统治。面对政府的疯狂镇压和进攻，『人民十字军』命令其成员进行武装对抗；许多城市（包括马什哈德、拉什特、设拉子、加茨温）发生了暴动，『革命卫队』被解除武装。在一些情况（"情况"疑为"地方"、"地区"），毛拉被人民处决。几个左派组织已成立一个联合阵线，要动员人民推翻霍梅尼政权，成立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要摒弃对统治层各派系的幻想伊朗人民自从推翻巴列维王朝后，群众动员一直不断受到统治者的镇压，蒙受了许多沉重的打击。（六、七月政府对群众力量的攻势，不过是一贯政策更激烈的表现吧了。）一些挫败本可避免，革命进程也本可少走些曲折艰难的路。伊朗革命已有很成熟的客观条件来完成落后国家的民族民主任务，但缺乏的，是群众的明确的政治取向，也缺乏阶级独立的群众党，以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符合工农真正阶级利益的政纲，领导工农进行革命斗争。在今天，伊朗群众必须首先清楚认识到统治阶层内两个或多个互相倾轧的派系，都不是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霍梅尼派的反帝宣传，是将视线从伊朗尖锐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转移开去，同时以此借口压抑任何反对者；巴尼萨德尔派也只是在需要争取人民支持以增加其派系斗争的政治资本时才主张民主自由（巴尼萨德尔在失势时才极力鼓吹民主自由权利）；统治阶层内各派都并不真正动员群众争取其切身利益，他们的所谓『动员』群众，不过是操纵、摆布群众吧了。因此，工人和农民要组织起来，扩大其管理生产的权力（例如巩固和扩大普选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委员会的职权），朝着建立工农政府的方向发展，而首先就是摒弃对统治阶层任何派系的盲目信任或支持（例如『人民十字军』要摒弃对巴尼萨德尔的幻想，真正贯彻其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拒绝成为统治层派系斗争的工具或牺牲品。而在目前阶段，首先要反击霍梅尼的原教旨派建立伊斯兰独裁政权的企图，或是军队势力进行政变的企图。一九八一年八月三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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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社会主义者谈现况（1981年4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社会主义者谈现况译者：涓滴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7月第八卷第七期（总第55期）在四月二日，英国『社会主义挑战报』访问了一名『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直属组织）党员，谈到今日的伊朗局势。据被访问者说，伊拉克的战事，令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最初很多人热烈走上战场。代表了资本家强硬宗教一翼的『伊斯兰共和党』，成立了本身的反动民兵，所谓『革命卫士』和『重建工作十字军』等。领导资本家『开明』一翼的班尼沙特，也努力尝试在军队里建立自己的基地，他在较低层军官中有一些成效。『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对于两伊之战的立场是，它要求政府将人民武装起来，击退伊拉克军队，因为政府军队不能保卫革命。以前，群众对霍梅尼有幻想，但当经济危机加剧时，幻想很快就消失；而在现今阶段，他们将幻想寄托在班尼沙特身上。工人阶级的动员和斗争仍然继续；在反对伊朗王的革命时期，群众提出的要求主要是经济性的。现在他们争取的是民主权利。在革命之前，工厂内成立了罢工委员会，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较佳工资和工作条件等，这些要求很多都争取到。革命之后，许多罢工委员会转为真正的工人代表委员会，在一些工厂，它们将管理权拿到自己手裹。『伊斯兰共和党』于是开展『伊斯兰化运动』，说在伊斯兰法律下，工人不能管理工厂。该党逐步解散了许多工人代表委员会，代之以伊斯兰委员会，后者与厂方紧密合作。但工人并没有停止争取他们的要求。在许多地方，工人要求重新选举工厂委员会，以取代『伊斯兰』代表。社工党的立场是，要求革新代表委员会，导致地区性委员会和统一全国工人代表委员会。工人战斗性仍保持的一个例子，是工人为争取新年花红而进行了一连串斗争。在伊朗王统治下，工人获得新年花红，实质上这是他们工资的一部份。今年政府说不能支付这笔花红，但工人问：『为什么要我们负担危机？』德黑兰的巴士司机进行罢工，但政府从军队调入五千名司机，破坏了罢工。不过许多工厂工人则争取到花红。女性方面，受到伊斯兰共和党的很多反动攻击，如果一名男子杀死了一名女子，只需偿付她的血的『价钱』给该女子家人。妇女不能作为任何谋杀案的证人。而在革命后，妓女是不合『伊斯兰法律』的，可是，红灯区虽然被取销，男人仍可以去所谓『临时婚姻中心』。妇女要奋力战斗的，还有关于继承权、同工同酬、幼儿院等问题。今天伊朗左派中最强大的是左翼游击队MUJAHADEEN，他们站在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反动势力的前线；他们在大城市有群众支持。但他们问题在于不能批判地对待班尼沙特。班尼沙特提出民主权利的要求时，社会主义者是支持这些要求的，但不能忘记他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另一翼。社工党主张，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不能依靠任何部分的资本家，而必须由工人的团结和独立来争取。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托派领袖获释（1981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托派领袖获释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4月，第八卷第四期（总第52期）在八〇年九月八日，伊朗『革命工人党』的领袖沙萨约里JAZAYERI被当局拘捕，未经审判或控罪就被投入德黑兰的监狱。沙萨约里是一间电池厂车床手，曾协助该厂工人组织工人委员会。自他被捕后，一个营救他的行动，在国内外展开，他的工友大都积极支持他。六个月的不懈运动，终于争取到他在三月三日被释放。自始至终，当局都没有提出他的控罪是甚么。现在，『革命工人党』正集注于努力争取最近在三间工厂被无理开除的八名社会主义者恢复工作。沙萨约里被释，正逢伊朗政治气候逐渐开放。政治组织能够更公开地活动，工人也接受初步行动反击政府的打击，拒绝负上经济困难的所有重担。在二月二十日，多月来首次的为争取经济要求的工人罢工发生了。德黑兰的巴士司机由于当局不派发新年奖金而举行罢驶。而在一些工人委员会力量较强大的大工厂，工人能够组织起来而取得奖金。政府要工人节约的理由，是现在正进行斗争反击伊拉克的进攻。工人的罢工，促进了工厂内更多的讨论。工人正考虑和探索国家的经济如何才能得到最好的解决。在战事上，伊拉克本身也陷于严重困境。在二月廿八日，伊拉克共产党发表声明，认为伊拉克应撤出伊朗国境，同时谴责政府发动『最残酷的镇压和迫害运动』来打击伊拉克的共产主义者、该国的民主力量和库尔德民族。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群众广泛动员保卫革命（励思，1981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群众广泛动员保卫革命作者：励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49期伊朗能够阻挡伊拉克进攻的基本因素，是伊朗差不多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工人和劳动者的大规模动员。身处伊朗的社会主义者报导说，城市大量涌现街坊委员会，工厂工人委员会也积极参与组织人民保卫革命的工作。在南部省份古斯坦，战火尤其激烈，而阻止伊拉克入侵者占据任何城市中心的主要因素，是那些城市的居民。人们用所有能找到的东西来战斗，包括自制手榴弹和燃烧瓶，以及在七九年二月起义之后夺取到的枪和武器。居民与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共同战斗，协助掘壕沟，或分配医药供应和食物。妇女和儿童也拿起枪来驱赶伊拉克入侵者。地区性的保卫委员会正组织平民战士队。时代杂志十月十三日报导说：『在汽车、货车和电单车上，数以千计的小型武装民兵团体正开往前线。平民组织了食物、衣物、医药和燃料的护送队。当每一个新成立的队伍出发时，该市民众用鲜花向他们投掷，并要他们从可兰经下走过，这是伊斯兰传统，用以驱除邪恶。』资本主义报刊说古斯坦城市居民全都逃走，但伊朗社会主义者报导说，逃走的只是有钱的地主和资本家，群众不但留下来，而且抵抗伊拉克入侵。伊朗的电视广播也证实了古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已经武装起来，并参与反伊拉克的战斗。古斯坦一名伊朗社工党的成员说，伊拉克的电视广播向该省播映。可是，侯赛因在电视上的形像，令人们想起废王，想起独裁统治。而且人们知道伊拉克国内在南部镇压什叶派阿拉伯工人阶级，在北部镇压库尔德族人。古斯坦的阿拉伯农民也与伊朗军队合作，因为如果伊朗革命被打败，就意味革命的成果——农村委员会、农民委员会、以及刚开始的土地改革和土地分配过程将会被取消。所以，许多古斯坦大地主欢迎伊拉克入侵者。伊拉克电视台广播这些大地主与伊拉克军队的联欢和合作。当伊朗军队重新收复那些地区时，有廿一名这类地主被处决。资本主义报刊当然有意不提他们是大地主了。在许多工厂，工厂委员会接管了保卫革命的特别任务。好些工厂成立了工人巡逻队来提防伊拉克袭击；尤其是在十月六日伊拉克机空袭几间德黑兰工厂，几名工人被杀后，工厂委员会便加紧防卫活动。工人正接受军事训练，而工厂委员会动员工人到前线作战。在一些工厂，工人委员会已展开讨论，研究如何计划生产，以便适应国家尤其是战争前线的需要。在『伊朗全国汽车工厂』（其中一个国营工业），工人已展开讨论，研究工人掌管工厂的需要。在伊拉克未入侵时，该厂工人揭发了旧厂主如何将艮好的汽车零件作废铁卖，而且是与现时的厂主勾结贪污案。由于战争时期需要增产，工人将讨论如何阻止资本家作这类破坏，及应如何控制生产。街坊委员会也在德黑兰南部的工人区大量涌现，德黑兰报导说，有三百四十一个新委员会正在成立，它们不但组织民兵和军事训练，更讨论如何确保公平的食物分配。晚间，街坊巡逻队站岗防御伊拉克袭击，居民也动员起来将沙包堆砌在战略性要地。这些伊朗社会主义者报导的资料，显示伊朗正发生革命过程的深化。自发地成立的委员会、工厂委员会内正进行的讨论，反对资本家囤积居奇和牟取暴利的普遍情绪，将不会迅速消失。尤其重要的是，正在形成的民众民兵以及工人正组织的军事训练。政府曾尝试只依靠伊朗武装部队，甚至将狱中一些前军官和飞机师释放，让他们反击伊拉克的进攻，但是志愿军不断开到前线，要求大规模分配武器的压力也不断增加。军队本身与革命前的军队甚为不同。十月十五日纽约时报报导说：『伊朗军队现时的将领，大都是一年前只是上尉的军官。大部份少校以上的军官在伊朗王离国后就被清算了。……』伊朗社会主义者报导说，军队里正发生严重的两极分化。基层兵士正冒出来，采取主动并从事最艰难的战斗。同一时候，仍留在军队内的高层层份已开始瓦解。这就是将劳动群众——无论是军队里、街坊居住区域或是工厂内——推向前的动员过程的一部份。街坊委员会在七九年二月革命后许多曾停止了活动，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而斗争中出现了新的领袖。动员的程度如此深广，以致政府无法加以真正控制。对于革命表示日增敌对态度的中间阶级，也似乎被反侵略的大蠭起浪潮卷入。伊朗的阿拉伯人对于保卫革命的反应，对于伊朗所有劳动人民是很重要的。伊朗革命必须给予他们充分的民族权利，才能赶走伊拉克政权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攻势。一份在德黑兰销售的伦敦报纸，在社论的头条文字是『永不要攻击一个革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小点，1981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作者：小点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49期两伊战事爆发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除了表现幸灾乐祸之情外，就是极力摆出中立的姿势。然而，华盛顿却掩盖不住它与伊拉克的勾结及其对中东的野心。由于伊拉克一向采取反帝的立场，而且拒绝与美帝中东盟友以色列进行任何妥协，因此美帝与伊拉克间的关系一向不甚好。这就给人们一个错觉，以为美国不会在这次战事中支持伊拉克。可是，近几年来，美国伊拉克间的关系已逐渐缓和，尤其是在七九年二月伊朗王朝被推翻后。今年四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列辛斯基宣称：『我们看不到美国与伊拉克之间有什么基本的利益上不能兼容的地方。』伊朗王被推翻后，亲王朝的反动力量在伊拉克建立了基地，并与美国取得紧密联系。反动力量的领袖包括巴列维委派的最后一个总理巴提亚，以及王朝时期的高层将领奥维斯和巴利斯班。奥维斯在七九年初逃离伊朗后，大部份时间在美国；华盛顿官员承认他们曾与奥维斯会面，但拒绝透露会谈内容。巴提亚曾至少六次到伊拉克访问侯赛因，『最低限度有一次是坐伊拉克政府飞机去的，（纽约日报十月六日报导），最后在今年六月底与奥维斯和巴列斯班接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说：他们三人达成协议，在伊拉克建立军事行动的基地。据报导。侯赛因政权给予奥维斯等人金钱、军火和武器等援助。奥维斯更在伊拉克设立一个电台，播送反霍梅尼的宣传到伊朗境内。今年四月美国挽救人质行动失败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政府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唯独是伊拉克国家电台形容这次事件是德黑兰和华盛顿密谋演出的把戏，并指责德黑兰打开门户，让美国军事干预波斯湾！到七月中，伊朗政府揭露一个政变企图。两名前政权将领承认他们企图协助巴提亚夺权，而伊拉克军方直接牵涉于这个阴谋中。此外，二十多年来，美国今年首次向伊拉克政府售卖军事装备。美国的政策制订者和报界人士也早就推算伊拉克入侵伊朗以推翻现政权的可能性。在今年四月十六日，华尔街日报的基思度说：『让我们设想，一个明朗的早晨，伊拉克军队发动攻击，越境进入伊朗。』基思度表示这会是一件好事；他问：『霍梅尼继续统治伊朗，是否真的对我们国家有利？』战事爆发后，在九月廿八日，基辛格评论说：伊拉克的入侵可以『对伊朗国内产生严重影响，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未必是坏的。』他更特别提出『政权的政变或政权取向的改变』的可能性。美国的军事专家更为侯赛因提供军事建议。九月廿八日纽约时报刊载军事分析家米度顿的分析，他建议伊拉克攻占霍尔木兹海峡的岛屿及控制权。同一份报纸另一记者则充满希望地说，如果伊拉克军队能够占领阿华士，『就会开启伊拉克在伊朗领土内建立第一个分离政权的道路。』当伊拉克军队似乎无能力达到目的时，埃及总统沙达呼吁华盛顿介入：『我将会容许美国到达波斯湾以协助任何阿拉伯国家。』他在九月廿六日一次访问中这样说。他更认为两伊战争给华盛顿提供了大好机会去支持亲王朝的伊朗军官进行政变。因此，美国在两伊战争爆发后的中立姿态不过是一个掩饰。十月六日新闻周报报导说：『侯赛因发动对伊朗的进攻的前几日，已秘密通知大部份阿拉伯邻国说他计划教训霍梅尼。』沙特阿拉伯政府知道的东西，华盛顿也就会很快知道。九月二十日，就在伊拉克发动进攻的前两日，华盛顿邮报报导说：『一个高层美国政府代表团，包括最高层的几名伊朗问题专家，在本周到西欧领导国家作不寻常的秘密访问。』由助理国务卿基思度化率领的代表团。与西德总理舒密特、法国总统戴斯唐，英国首相泰查尔夫人及其它要人面谈。紧接着的是：在九月三十日，四架美国空军指挥机开往沙特阿拉伯；这些飞机不但提供两伊战争前线的消息，更可用来作为飞行指挥部，协调该区美国海、空军单位。而且，十月三日时报报导说：『尽管卡特总统宣称中立，但一些伊拉克战机已间接受到四架美国电子探测飞机的预早警报的保护。』此外，卡特找紧机会，已经宣称如果西方利益在波斯湾受到威胁，美国就会军事介入。超过六十艘美、英、法海军舰队已驻集在波斯湾入口。而西方传播媒介宣传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就会引致新的石油危机，企图以此替军事干预作出辩护。战争爆发后，美国官员将责任推在『美国情报收集能力有严重不足』，以图掩饰说美国事先对伊拉克入侵是不知情的。但随着伊朗人民大动员，伊拉克的入侵不但没有如预期地打击伊朗革命，反而令革命过程更深化，美国介入的野心更明显了。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社工党抗击伊拉克入侵的行动纲领（1981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社工党抗击伊拉克入侵的行动纲领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1年1月第八卷第49期『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就伊朗劳动人民如何能最有效地抵抗伊拉克入侵和美帝威胁的方法作出建议。社工党党报《工人报》九月三十曰解释说，伊拉克发动入侵是因为伊朗革命鼓舞了该区工人和劳动者。该报提出了一个『能够鼓舞中东所有被压迫者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行动纲领：1、军事动员以保卫革命『越南和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劳动群众的社会力量可以战胜美帝的优越军事力量。』社工党号召加强街坊委员会，由革命卫队提供军事训练。工厂内建立军事单位，成立二千万人的军队。为了使妇女能参与保卫革命的工作，社工党主张要提供幼儿中心、公共洗衣场、饭堂等服务。农民和年轻活跃份子也应该加以组织起来，使他们参与军事动员，并与工人委员会连系起来。2、动员全国的生产力量社工党呼吁要将所有主要工业国有化，并指出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本地资本家正从事对生产的破坏。社会主义者主张应该通过所有工人委员会的团结，建立工人管理生产，以便能有计划地生产，解决战争的需要。社工党也呼吁要分土地给农民。『自己拥有土地的农民与为地主工作的农民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会作战以保卫他的土地和国家；后者无兴趣于为一些与帝国主义者联盟的地主作战。』社工党也呼吁成立一个单一的银行，其帐目要公开给工农委员会的代表。3、公平分配消费品和给予前线供应品『富有和上层阶级有更好的经济资源，可以以高价购买基本的消费品，并引致一般人排长龙轮购以及黑市交易。结果便是作为革命支柱的劳动人民就面对困苦生活。』社工党呼吁配给基本物品、通过配给证来分配。这个工作应该由街坊委员会与生产这些物品的工厂的工厂委员会合作进行。工厂委员会也应提出一个分配计划，确保战争前线得到供应。4、承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权利，以便保卫革命『我国西部居住着阿拉伯、库尔德和阿塞拜疆民族的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都熟知巴列维王朝时期帝国主义如何压制他们的权利。』社工党呼吁政府承认这些地区的人民的民族及文化权利，并支持所有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对抗帝国主义。如果承认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权利，就会是对该地区右翼政权的一大打击，因为后者都以某种形式进行对本国人民的民族压迫。5、与帝国主义绝不妥协社工党呼吁不妥协的反帝外交政策，指出占领美国大使馆『间谍巢穴』，会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反伊朗革命的阴谋。社工党解释说，『伊朗起义的胜利、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的成功革命、从巴勒斯坦到南非的被压迫者的斗争、美国工人的斗争、以及英勇的波兰工人』，都没有使帝国主义更大胆，而是在实际上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地位。『因此，必须拒绝任何与帝国主义的妥协。』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动态：库尔德民族的斗争·沸腾的大学校园（1980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动态作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第七卷第五期（总第46期）库尔德民族的斗争库尔德民族在伊朗西部争取少数民族权利，因而与伊朗政府军队发生冲突，继七九年八月至十月第一次库尔德族战争之后，到今年四月冲突又再升级。在四月十九日，政府军炮轰萨奎兹市（库尔德斯坦其中一个最大的城市），炮轰持续到四月廿二日，军队然后攻入该城。德黑兰的库尔德族发言人说，有十名库尔德人（八名平民，两名游击队）和四十名伊朗士兵死亡。在四月十九日，一连伊朗士兵冲破一个库尔德人设置的封锁线，企图攻入库尔德省省会山那扎市，但被埋伏的游击队袭击，约二十名兵士死亡。事实上，在库尔德区，零星的战斗一直有发生，但未演变成为一般的冲突。自一月底，冲突已开始增加。在二月初，『革命卫队』袭击和占领了加也伦市，大部份居民被迫撤到山那扎市。在三月廿七日，乡村警察袭击哥勒顿村，导致十六名村民丧生，十人中枪弹。而当时只有廿六人在村内，这次事件是一个有系统的屠杀，而库尔德族的民族——宗教领袖贺辛尼说，该次突击是本地的地主组织的。到了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德黑兰军方对库尔德族人民进行全面攻势。巴黎『世界报』报导说，在四月廿五日，军方命令有十万居民的山那扎市全部居民离家，因为军方要进行对『叛乱份子』的清剿。当时，山那扎居民举行了和平集会，阻止德黑兰军队开入。贺辛尼说，军队滥杀无辜，又炸毁山那扎市仅有的两间医院及一些回教寺院。德黑兰的全面攻势目标，指向差不多所有重要库尔德城市和市镇。班那市被夷为平地，而沙奇镇四万居民都避难。留下一个『鬼城』。在第一次库尔德战争，德黑兰军队被打败，主要是因为人口聚居中心群众的动员。今次德黑兰的进攻，似乎企图以分散袭击来打破群众的抵抗。贺辛尼据说已呼吁库尔德人民立即成立库尔德『人民政府』来组织抵抗行动。因此，德黑兰的进攻可能反会促进了库尔德人民的新的革命进展。伊朗社工党党报『工人报』在四月二日呼吁人民留意库尔德斯坦正升级的冲突和哥勒顿村屠杀事件。在四月十一日工人报的社论说：『要动员全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必须立即采取步骤承认伊朗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库尔德斯坦现正发生的自相残杀和流血必须停止。』『工人报』说，库尔德人民是伊朗革命的一部份。对库尔德斯坦的攻击造成了伊朗人民的分立。『为什么军队要派去库尔德地区而不是派去波斯湾，在那裹我们的革命面对美国海军的威胁。』库尔德族人必须获得他们的民族权利。『反帝斗争的胜利，要求消灭所有压迫和剥削形式。』而事实上，虽然库尔德民族遭受德黑兰军队攻袭．但他们多次重申他们会保卫伊朗革命：贺辛尼在四月中在各大波斯文报纸发表声明说：『库尔德人民不会容许任何外国政府——美国或伊拉克——攻击伊朗』。沸腾的大学校园去年十一月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后，伊朗的反帝斗争得到新的冲击，工人要争取在工厂的决定权，农民要争取土地，而少数民族要争取民族权利。当这些斗争渐渐超越资本主义架构之外时，班尼沙达总统的政府便极力企图阻挠这些斗争，恢复政府的权力。除了进攻被压迫的库尔德族外，政府更开始强调工厂内的工人委员会已不能再产生效用。最近，石油部长蒙法开除了阿巴丹几名石油工人领袖，当他们到德黑兰抗议被解雇时，更被投入狱中。对于激进的学生，政府当然尽力打击；学生最初占领领事馆时。班尼沙达指责学生好像是『政府之内另一政府』，但当大量群众支持学生时。政府迫于无法对付他们。据『工人报』报导说，反帝学生最初组织在『伊斯兰学生组织』之内，在推翻王朝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王朝被推翻后，学生想到了一个将全国大学革命化的计划。由于在一月当选的班尼沙达政府迟迟没采取行动推进革命，学生决定采取主动。他们提出要占领大学和将它们转变为服务于反帝斗争的中心。学生说：大学应该教授国家急切需要的工业、农业和技术技能，并推行识字运动；校园也应用来作为训练二千万军队的中心，以保卫革命。伊朗社工党报导说：第一个被『伊斯兰学生组织』占领的是塔不里士大学，几天之内就蔓延到全国各校园。学生宣布校园应该关闭，学生应该派出去做革命工作，而教育制度应该有革命转变，为被压迫者服务。社工党及其青年组织呼吁『所有反帝战士支持伊斯兰学生组织这个行动』，但许多组织，包括亲苏的共产党，及游击队组织和其它所谓马克思主义组织都采取了宗派主义立场而反对学生这个勇敢的行动。政府颁布了命令，要所有政治组织撤离校园，并指责『伊斯兰学生组织』这个行动又一次削弱政府的权力。但学生回答说，我们占领校园，为的只是改变不正确的教育制度。虽然资产阶级纵容右翼暴徒袭击校园，但各组织仍坚持留在校园内。『伊斯兰学生组织』的学生更正全国电视广播上与其它组织辩论占领校园的行动。社工党发表声明说：『今日主要的问题是将王朝的遗毒清除出校园之外，将校园转变成反帝堡垒。这将开启将所有机构革命化的斗争，将所有机构置于被压迫者反抗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影响的斗争。』该声明呼吁工人委员会和群众组织。『在今天必须在各处组织对『伊斯兰学生组织』的支持，并协助这些反帝战士前锋！』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星荧，1980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人民的反帝斗争作者：星荧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80年第七卷第二期（总第43期）反帝情绪高昂自伊朗学生占据美国领事馆，两个多月来，伊朗全国主要集中在如何团结起来抵抗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侵略威胁。全国在抵抗美国帝国主义一事上，表现齐心和团结。被学生占领的美国领事馆（现被改名为『间谍窦』），门前经常有大规模群众示威；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德黑兰一百二十八间工厂委员会组成的『伊斯兰工人委员会』在大使馆门前举行示威，虽在一日前才通知召开，但也有五十多个工厂委员会参加，以万计的工人，主要是车厂工人（包括通用、利来、平冶、威龙等车厂工人）和纺织业工人（包括大量女工）。示威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美国、美国，你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开始审讯间谍』、『霍梅尼不会妥协』、『巴拿马人民万岁』（指巴拿马人民反对政府收容伊朗国王而进行的大规模示威斗争）。这次示威的主办者当场宣读的声明，指责美帝为伊朗人民的主要敌人，誓言与美国斗争到底，不会受经济封锁或军事干预所威赫；坚持要引渡废王回国；要求公开审讯美国间谍；支持斗争中的巴拿马人民；要求取缔资本主义及其掠夺；要求农业问题上的根本的改变，消灭与美国有关的所有封建份子和大地主，土地及其成果属于在土地上工作的人；结束伊朗工业的殖民地依赖性，要求发展基本工业，生产原料和零件；呼吁全国总动员，建立二千万人以上的军队；全力支持巴勒斯坦革命；呼吁全球被压迫人民与伊朗人民连手对抗以美帝为首的殖民地制度。（声明全文见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八〇年一月十四日，第十二页）。这次大示威之前，占领领事馆的学生已开始公布他们找到的领事馆档案；在十二月廿五日，两名学生代表在电视上解释档案内容，指出废王被推翻前，中央情报局已经与当时的『解放运动』接触，并取得协议，『解放运动』同意与废王任命的议会组成联合政府，并尽量阻延不肯妥协的霍梅尼返回伊朗。学生虽没有指名道姓地说出牵涉在内的人物，但第二天巴沙根便入禀法院控告学生诽谤。学生于是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是否要他们继续揭发档案。各地立刻有反应。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万计的人在星期五午祷后从德黑兰大学游行到领事馆，他们的口号是：『学生，继续揭发！』同日，卡胜市废王大屠杀纪念日的四十万人集会游行中，其中一个口号也是『学生，继续揭发！』。群众广泛动员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激发了伊朗人民高昂的反帝情绪，引发了群众更广泛地动员起来，并发挥群众的组织和控制能力。在德黑兰和其它工业城市，由工人选出的工厂委员会纷纷成立，并且逐渐互相联系，共同行动。举例来说，『伊斯兰工人委员会』由德黑兰一百二十八个工厂委员会组成，将大量的工业工人组织起来，在政治和经济问题上表达意见，这比去年二月革命的群众动员更有组织性和发挥工人更大的权力。农民也此前更广泛地动员起来；德黑兰和其它城市都有农民示威；他们拿着铲和农具，驾驶着拖拉机进行游行，并誓言要增加生产以对抗美帝经济封锁。不少小农占领大地主的土地，并呼吁政府进行土地改革。在军队方面，士气也极高昂。在十二月十四日，一名年青军队沙展接受报刊访问时说，他们要斗争的，是美国政府，不是美国人民，也不是美国士兵，因为士兵都是工农的儿子，不是资本家的儿子。他举出越战的例子，说美国人民不同卡达或甘乃迪，他们反对有五万美军阵亡的越战。该名沙展说，基地的高级军官不喜欢下层兵士的讨论，但沙展和兵士认为他们应该出去教导工农如何使用武器，又指出政府应该在寺院、学校、工厂和村落组织学习班。他最后呼吁美国士兵与他们联合共同消灭世界的战争。（见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1263页）。而事实上，德黑兰南部工人和贫农提出普遍的要求，已迫使政府开始给平民军事训练。寺院里举行的学习班，一些妇女也报名参加。在学校内，连十一岁的学童也受训。从十二月中开始，电视每晚播映十分钟的课程，教观众如何装枪，上子弹和使用某一种武器。少数民族的动员在反帝群众动员中，少数民族也积极参与。举例来说，大不里士市曾经在一天之内有一百万人示威，支持反帝斗争。而不大里士市和德黑兰这两个重工业城市，工人过半是阿塞拜疆族人。阿塞拜疆族在伊朗是仅次于波斯族的最大民族，他们说土耳其语，而且不像库尔德族和巴路兹族等主要为农民的少数民族，因为阿塞拜疆族组成伊朗工人阶级的很大部份。由于国营电视台没有报导大不里士市的群众运动，因此阿塞拜疆族人极为不满中央政府的歧视，认为政府有意贬抑少数民族对全国反帝斗争的贡献。加上其它民族压迫问题，大不里士市在十二月十七日爆发了该市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示威。一百二十万人参加游行，并提出了阿塞拜疆族人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取消有关宪法的投票结果（在十二月一、二日举行的伊朗全民投票，以大多数通过了『专家立宪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这个宪法没有赋予少数民族在本省自治的权利，所以大部份被压迫少数民族杯葛这次投票。国营电视台在十二月一日错误报导说马达里——阿塞拜疆人拥护的宗教领袖——呼吁人民投赞成票，导致不少该族人民投赞成票；事后。马达里发表声明抨击宪法，十二月三日开始便爆发以万计的阿塞拜疆人在大不里士示威，反对宪法和要求取消他们所投的赞成票；承认马达里为什叶派领袖（示威者高呼『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马达里是我们的宗教领袖』，显示他们支持霍梅尼的政治外交政策——反帝政策，因为马达里并无明确表示反对美帝）；释放以前示威中被捕的人士；抗议人们诽谤阿塞拜强人，说他们没有支持反对美帝控制伊朗和要求引渡废王的斗争。伊朗全国三千八百万人口中，阿塞拜疆族占一千五百万，而他们占军队的四成。所以，他们的民族权利和自治权如能受到尊重，将会是伊朗对抗美帝的坚强团结基础。巴拿马人民的声援巴拿马政府在十二月十五日宣布给与伊朗废王巴列维政治庇护，立刻引起全国的抗议浪潮。巴列维抵达巴拿马后两小时，巴拿马城已爆发第一次抗议示威，自十七日至廿一日，首都的美国领事馆、外交部大楼、巴拿马大学等，每日都有示威，而示威每次都遭遇政府国民警卫军的残暴镇压。最可耻的镇压发生在十二月十九日，巴拿马城的市中心举行了一次和平示威。当示威者在教堂门前齐集时，数十名警察乘电单车风驰到现场，冲入人群中，挥舞胶喉袭击群众，同时三十余名便衣警察也挥舞警棍加入殴打群众。警察将袭击目标放在班纳尔身上，无情地围殴他。班纳尔是第四国际巴拿马同情组织『巴拿马革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又是示威的组织者。他同时是法律教授和电台评论员。他被围殴后，被带到国民警卫军军营，后来被送往医院，要留医一星期才回家疗养。班纳尔在光天白曰下被殴打的情形，电视有拍摄和播映。事后，圣地马尼亚大学教授协会、全国律师工会、巴拿马大学教授协会、巴拿马新闻从业员工会等，纷纷谴责政府的暴行。但国民警卫军仍继续对反废王示威者进行镇压，在一月三日学校开课后第一次的示威游行，一千七百名学生准备游行到巴拿马城中心，但遭国民警卫军袭击，有廿五人受伤。然而，民愤不是警棍甚至枪弹可以镇压的。第四国际的努力美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除了派人到伊朗实地采访各种斗争情况，作出详细的报导，以抗衡一般资本主义报刊的歪曲外，更帮助在美留学的伊朗学生抵抗卡达的迫害，卡达封伊朗采取报复行动，首先便打击在美的伊朗学生。卡达在十一月十日宣布伊朗学生要向政府报到，政府并可随时将他们递解出境。美国社工党和全国紧急公民自由委员会的律师，代表五万伊朗学生入禀联邦地方法院，指出卡达不合法地歧视伊朗学生，结果法官命令立即停止递解行动。卡达政府立即就此判决进行上诉，由三人组成的上诉法庭在十二月二十七日推翻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理由是『法庭无权对总统的外交政策上的决定作判决』，这就容许了卡达政府对伊朗学生迫害，和煽动国内反伊朗的民族主义情绪。社工党律师宣布正要求上诉法庭开全庭审判这件案件，并指出，卡达因政治信仰和国籍对伊朗学生的迫害，同样威胁到所有美国人的民主权利，与此同时，美国入境处官员已开始搜捕没有报到的九千名伊朗学生。而六千名以上学生已被认为『地位丧失』而随时可被递解出境。对卡达政府这些卑劣的迫害手段，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对废王的包庇，都必须加以严厉谴责。（取材自『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第三次革命初探（雷思，1979年3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第三次革命初探作者：雷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3月10日一、民主革命的初步胜利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一日，是伊朗历史最重要的一日：由于军队不冉支持巴迪雅镇压革命群众，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个政府的垂死挣扎终止了，霍梅尼的临时政府正式接管了政权。这一天，距一月十五日巴列维离国出走，只有二十七天；距去年十一月三十日巴迪雅上台，只有两个多月，距去年二月大不里士大示威，也只有一年零七天。这个美帝一手扶植，用来担任波斯湾警察任务的巴列维独裁统治，看似强大事实证明却非常脆弱，在伊朗工农的排山倒海的革命浪潮冲击下，迅速土崩瓦解。与大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者一样，巴列维政权既然只能以剥夺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来维持其统治，它手中的唯一工具便是武力（军队、警察、特务、监狱）。过去，伊朗王的武力镇压，总能使群众的反抗暂时平息一个短时期。但最近几年来，特别是从去年起，武力镇压愈残暴，群众的反抗愈强大，参加的群众人数愈来愈多，成分愈来愈广泛，反抗的方式也愈来愈有力（从街头示威到总罢工，从和平游行到武装暴动），终于在去年九月左右形成一个以工人为主力的反独裁行动的革命阵营．使武力镇压不但不能暂时收效，反而在革命热潮冲击下，开始动摇了军队的基层，使革命阵营更加强大起来。去年十一月六日上台的爱资哈里军人政府，是伊王武力镇压的最后一掷。不到两个月时间，伊朗人民以更大规模的动员（十二月十日，三百多万群众参加全国大示威）打破了暴君迷信武力的幻梦。军人政府的下台，表明旧统治者已黔驴技穷。当巴迪雅所吹嘘的虚君制再也起不了任何欺骗作用，想再乞求军管来镇压时，它手中挥舞的最后武器，也已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中溶化，成为致孔雀王朝死命的铁流。在伊朗的革命洪流中，三百多万的无产阶级成为主流与动力。这支占人口十分之一的工人大军，是从白色革命中成长壮大的，并未经历过第二次革命失败的挫折，因此朝气勃勃，斗志坚强。它掌握伊朗经济的核心与命脉，成为反对统治阶级最坚决与最强有力的一个阶级，因而能够争取到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妇女甚至小商小贩成为革命的盟友，共同参加革命。正因为这次第三次革俞有这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力之故，这次革命才能把第一第二次革命所未能完成的革命任务（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民族独立等）提出并加以解决。巴迪雅政府的倒台，是独裁统治伊朗人民凡五十三年的巴列维王朝的结束。伊朗人民从一九○五年开始迄今近一个世纪中，不断为争取民主权利，为民族独立而进行革命斗争，他们反抗卡扎尔王朝、巴列维王朝以及英美帝国主义列强野蛮镇压与残酷剥削，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到了今天终于取得民主革命的初步胜利。二、工农在革命中夺取基层权力在巴列维出国、霍梅尼返国前后，伊朗的革命局势已成熟到总暴动的最高峰。在二月九日到二月十二日这段时间，旧政权在群众全面暴动的铁锤打击下粉碎了。部长们、将军们、大资本家纷纷逃匿，公务员与兵士再不受旧纪律的约束，旧政府的权力可说已化为乌有。早在去年，群众运动的高涨，在大不里士、亚穆尔、萨纳迪等城市已出现各种群众自治组织，曾在一个短时间中，实际控制过这等城市，在亚穆尔、萨纳迪甚至成立人民民兵的胚胎组织。在去年九、十月起的罢工潮中，罢工工人建立了自己的罢工委员会、工人委员会，来领导罢工与斗争，其中石油工人的罢工委员会的领导，给巴列维王朝以特别沉重的致命打击。许多地区的贫农自发组织贫农委员会，领导贫农进行占夺农机、牲畜与土地的斗争。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警察纷纷逃离，以致警岗空置。城市贫民自动组织街坊委员会，维持公共服务、指挥交通、救死扶伤。在二月初旬的总暴动高峰时期，群众的动员达到最高潮，群众的自治组织及群众的武装组织更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出现。『街道上的青少年，几乎人手一枪！』西方报纸如实描述革命的德黑兰新貌，仍难掩其惊惶之色。这些群众组织或组织了的群众，包括最后参加革命的兵士委员会，都是阶级性的由民主选举产生，为了支持各自提出的民主要求，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接收并管理生产、分配生活品与公共服务、包围警岗军械库以夺取武器、进行军事训练、搜捕特务、释放政治犯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下面从基层夺取权力。三、资产阶级政府与双重政权的对立临时政府从总理巴扎根到各部部长，都是由高高在上的霍梅尼所指派任命的，没有一人是由人民推选的。其中桑积比（外交部长）、科罗哈（劳工部长）阿达兰（财经部长）等，是资产阶级反对派民族阵线的领导人，诺卢兹（警察首长）甚至还是巴列维的部属，整个内阁成员，没有一人是代表工农群众的。群众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官僚政客及回教上层领袖却接收了政权。临时政府，除了废弃君主立宪制，穿上伊斯兰外衣外，几乎与巴迪雅政府无甚区别，它所代表的，依然是伊朗大工商资本家的利益，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权。这个临时政府，虽然能够从上指派官员来接收政权，但确实能够接收的，大致上只是旧政权的上层机关，因为群众已同时在工矿企业、学校、机关、街坊、兵营等基层建立或正在建立自治组织甚或武装组织，实际上已夺取了基层的权力，形成工农权力与资产阶级权力互相对立互相争夺的双重政权新局面。临时政府一上台，立即感受工农权力的威胁，立即与工农权力展开斗争。它迫不及待地要求群众交出武器，退出街头，回到工厂与工作岗位去恢复生产与工作，其目的是要群众交出夺取到的权力。只有如此，才能恢复资产阶级秔冶的『法律与秩序』。在收缴武器的命令失效后，政府退一步在二月二十四日宣布限制『神智及体力』不适合的人携带武器，并成立对抗群众权力与武装的『伊斯兰革命监管部队』。二月二十八日，霍梅尼力歇声嘶地再次呼吁『恢复法律与秩序』！他再次要求人民『停止攻击陆军、警察的据点，停止进入住宅，对俘虏要人道。』在霍梅尼与临时政府看来，凡是拒绝复工，拒绝交出武器，拒绝服从命令者，都是『反革命份子』。四、伊朗革命的过渡纲领从工农方面看来，在二月二十三日德黑兰大学校园的十五万人参加的集会中，群众公开指斥霍梅尼『不够革命！』马克思主义人民游击队要求加快伊朗革命的步伐，急剧地把伊朗转变成为『工人国家』。这是不足为奇的，革命的初步胜利大大鼓舞了伊朗工农要乘胜追击，要摆脱资本主义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要获得彻底的解放。伊朗群众向临时政府提出的具体与迫切的要求，必将与过渡纲领联系起来，直接通向社会主义的前途。人民已提出反对从上指派而非民主选举的临时政府，人民自然要求召开普选全权的立宪会议，作为现阶段的中心口号。罢工工人在二月十七日提出要求政府实现前政府的加薪诺言（去年九月前总理曾答应工人加薪由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如果政府与资本家以财政困难来推挡，工人就应要求打开资本家的账簿，要求把大工商企业与银行收为国有。兵士在二月十六日示威中提出反对现政府原封不动接收军队，提出要与过去军事传统完全决裂，解散陆军，彻底整肃官兵，建立一支『人民民兵』。在民主基础上，军事指挥部应由兵士选举。伊朗少数民族中，阿塞拜疆人与库尔德人已把握全国总暴动的良机，举行武装起义，赶走军队，占夺兵营，要求民族自决权。伊朗工农应支持一切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分立权）。既然美英法荷大财团在伊朗石油的买卖上有『秘密交易』，有『欺诈』行为（俱由二月二十八日伊朗石油公司首脑纳齐透露），为了保证今后不再有同类事情发生，为了保证石油资源为伊朗人民造福，石油生产运销应由石油工人委员会监管。既然连纳齐也承认，即使没有外国技术专家，伊朗也完全能够每天生产六百万桶石油。足见伊朗工人完全能够管理工厂，管理国家大事。人民有权要求成立一个工农政府，来代替资本家的政府。从上述例子看，过渡纲领是伊朗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五、通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从伊朗临时政府上台后近二十天的局势发展来看，伊朗资产阶级政府与伊朗工农权力间的对立与冲突，正在加深与发展中。前者在群众继续革命的威胁下，已急剧地右转：对内已开始压制群众的革命要求，对外则开始与帝国主义列强恢复友好关系。双重政权局面不能长期维持，两个阶级，两个权力终需决一死斗。伊朗的二月革命与俄国的二月革命一样，同样推翻了专制王朝。看来，伊朗目前也像俄国由二月革命向十月革命过渡一样。伊朗能否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由工农政府来取代临时政府，首先决定于革命的诸般内外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其次决定于目下的群众权力机关能否继续成长成为地方与中央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最后决定于能否克服缺乏革命的领导的致命缺点，能否建立一个群众的革命政党，坚决领导工农兵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政权。全世界，无论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都在密切注视伊朗阶级斗争的新发展。一九七九年三月一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我们如何组织罢工瘫痪伊朗政府——个伊朗石油工人的自述（1978年10-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我们如何组织罢工瘫痪伊朗政府——个伊朗石油工人的自述译者：微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3月10日我们之开始罢工，是由于全国广泛的运动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石油工人也是国家的一分子，也必须加入这个运动。从一开始，我们已知道，我们的罢工将会在运动中起重要的作用。十月十八日，各部门开始停工。两三日内，所有部门都加入了罢工行列。实际上，五日之前，我们已听说阿巴丹炼油厂已开始罢工，但这消息尚未获得证实。一开始，我们便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有系统地指导罢工。选举或成立委员会的目的，不是分一批领导人出来，而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批人便会立刻被捕，我们的处境便更加困难了。但当时我们采取另一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成立一个雇员协会。于是我们决定每五十人选出一名代表，但如果某部门有二百或三百人以上，它也不能多于三个或四个代表。选举代表不是用秘密投票方式，而是公开进行的。我们将人名表挂在墙上，人们便走来签名在他们选举的候选人名下。通常每一代表有五至六名候选人。被选出的代表便组成『石油工业雇员组织委员会』。罢工一开始，我们已认识到面对着很多更重要的问题。罢工本身要有组织；我们的目的要明确界定；我们要向工友阐明总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不清楚这点）；我们要将要求详细列出，因每人都有几个要求，但这些要求要集合起来，一系列地向公司提出。所以，罢工委员会大部分时间是组织罢工和界定罢工的要求。我们花很多时间讨论问题，最后得出一些很好的决定。其中一个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是：我们应否在整个石曲工业实行罢工，还是仍维持一些服务，如医院、电讯系统、紧急抢修油管的救援队等（特别因为油管经常都有爆炸的危险）。于是，我们决定选派一批工人专责紧急救援工作。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是关于应否维持生产以供本国使用的问题；最后决定供应本国的需要，即每日约二十五万至三十五万桶。由于天气渐趋寒冷，石油的耗用也将增加，所以我们要供应起码三十五万桶。我们委派了阿华士一些工人继续在第二号油井开工，这油井是生产原油的；我们也开放了第一号油井的泵送系统，以便将原油输送到阿巴丹等地的炼油厂。但后来，我们发觉，虽然我们仍生产本国每日所需的石油，但其它的炼油厂都罢工了。于是我们和炼油厂的工人讨论，敦促他们复工来提炼我们送去的原油，理由是政府会乘此机会歪曲我们的行动，将我们与伊朗人民对立起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罢工的中心问题转移开去。炼油厂工人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决定『有限度地』复工来提炼国内需要的石油。但第二天，我们接到消息，政府将所有提炼好的石油拿去作军事用途。他们决定继续罢工了。我们说我们主要目的是供应本国需要，但如果他们认为这目的不能达到，他们应采取适当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城市都出现石油短缺的缘故。当罢工消息传开后，各地的石油工人都加入我们的行列，结果是：石油生产急剧下降，由原来每日六百五十万桶骤跌到八十万桶，再过几日，更跌到五十万桶。政府和石油公司突然认识到我们是认真要达到要求的。我们提出了十二点要求，其中三点是非经济性的：结束戒严；与罢工教师完全团结和合作；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的经济要求，包括石油工业『伊朗化』；所有通讯文告皆用波斯文；所有外国雇员离开伊朗；结束对女性雇员的不平等待遇』；执行最近通过的石油工人住屋法案；修订退休条例。最后的一个要求是：解散秘密警察。当我们提出要求后，石油公司的官员明白到他们的处境，并要求谈判，因为石油生产完全停顿，甚至将石油装载上油船的码头工人也罢工了。伊朗石油公司的代表，首先前往南方的油田『视察』，然后到一些次要的油田，因为他以为这些地区的工人人数少，可以更易用威迫利诱令他们屈服。但每一个地区的工人都拒绝与他直接谈判，说他们的要求与阿华士石油工人的要求完全一致，这些要求将会，而且只会由阿华士石油工人的代表提出。石油公司到处碰壁，只好到阿华士来谈判。在阿华士，石油公司代表参加了我们的大会。他说只能考虑我们的经济要求，其它的非他能力所及。我们只希望他将我们的要求转达政府，他一口答应了。在第二天的谈判大会上，当我们开始宣读十二点要求时，该代表要求我们只列出经济要求，更否认他早一天的承诺。于是我们决定不将经济与非经济的要求分别开来；我们只有一套要求，就是从第一点到第十二点。该代表讹称有急事，一去不返了，这次谈判历时只有三分钟。稍后，他要求我们派三至五名代表与他谈判，企图私下达成协议，但被我们拒绝了。我们坚持要在大会上进行磋商。他不接受，离开了阿华士。为了向工友和人民澄清事实真相，我们向报界和律师公会等指出：不愿谈判的是石油公司方面。我们更派了十五名代表前往德黑兰，要求国会的投诉委员会主持劳资双方的谈判，但资方并没有出席。于是，全国都知道理亏的不是我们了。政府和资方其后开始破坏罢工。首先，他们以高薪聘请了二百名退休石油工人，叫他们操作油井。但这些人不熟识新设备的运作，结果他们除了烧毁几个油泵和涡轮机之外，一无所获。政府于是又从海军调来二百名技师，（这批人曾被派到海外受训）他们令一个泵油站运行了一会，但发觉不知管里的油向那个方向走（这情形非常危险，因为可能引起火警），结果我们过去帮他们关掉机器，并赶他们离开。政府后来终于认识到，我们是整个伊朗唯一能操作石油工业的人。于是，政府派遣军队到工人的家里，强拉工人到厂里工作。有些工人预见这情形，便暂时离开本区，但有些工人在武装兵士监管下被强迫复工。石油生产于是逐渐回升至一日五十万桶，然后是八十万、九十万、甚至一百五十万桶。军队不断搜寻工人，强迫他们复工，生产最后升至每日四百万桶。到这时，我们认识到罢工已遭受挫折。政府继续强迫复工，将可令石油生产回复到六百五十万桶的水平。所以我们决定复工，一方面检讨我们的实力与缺点，另一方面准备下一次的罢工和斗争。所以在我们复工的第一天，便召开大会，成立『石油工业雇员协会』，草拟协会章程由全体大会讨论和通过，并设立十五人的『联络委员会』作对外联络。而罢工开始不久，我们已设立六人的『通讯委员会』来与传播界接触，因而从外界获得很多支持，例如我们罢工时，当电台电视暂时取消新闻检查时，他们广播所有支持我们罢工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名单，有时会长达一小时！第一次罢工历时三十三天。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遭受失败，因为整个伊朗的人民显然继续进行斗争。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托洛茨基主义党在伊朗组成（贾基，1979年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托洛茨基主义党在伊朗组成作者：贾基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3月10日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在德黑兰举行了一个历史性的记者招待会；会上，伊朗的托洛茨基主义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告成立。有关这次记者招待会，德黑兰三份日报全都以显著版面报导，而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外国报社，包括有伦敦的每日邮报、瑞典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芝加哥论坛报、美国新闻周刊、英国的每日电讯，和一些欧洲的日报。在过去三十年伊朗王的独裁统治下，这类记者招待会根本没有可能召开；而任何人如果公开宣布成立一个社会主义党，就会立刻被捕和处决。但在一月二十二日，差不多所有主要的伊朗报章和外国记者都会合在洲际酒店内，聆听伊朗社会主义者提出他们的主张：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控制，立刻选举立宪会议。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的，有德克兰大学教授奥博希美OBROHIMI，诗人巴拉赫尼BARAHENI（他曾破伊朗王监禁和施刑，后被放逐出国，在美国居留），社会主义反对派周刊编辑沙莱尔ZAHRAIE，『伊朗的民族主义和革命』一书作者沙迪SADEEG（一九五三年，伊朗王在中央情报局支持下发动政变重新夺权，自那时起，二十五年来，沙迪一直流亡国外），经常为洲际国际通讯写稿的纳查菲NAJAFI，和另一流亡国外的革命者石佩里SEPEHRI（他四个兄弟都在反伊朗王斗争中牺牲）。会上除派发『社曾主义工人党』提出的『伊朗工人和劳动者的权利法案』外，亦解说社会主义政纲的内容和回答记者的询问。沙莱尔说：『伊朗人民面对的各种历史问题，将会透过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来解决。任何从上面强加下来的收府，都不能给伊朗人民带来自由。只有伊朗人民透过民主选举立宪会议而参与作决定，才能开始解决找们面对的各种问题。』当记者询问『社工党』对美国和其它党派的态度时，沙乘尔回答说：『社工党要求美国政府势力滚出伊朗，但它支持美国的被压迫者——黑人、妇女、工人阶级。社工党要求本国反对派的各党派和团体能享有民主权利，并邀请他们加入讨论，一同研究如何推进革命。而伊朗社工党是与第四国际——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一的所有革命者团结一致的。作为一个托洛茨基主义党，社工党反对苏联和中国的官僚收权。』跟着是沙迪发言。他形容最近国王被推翻是伊朗人民的大胜利，相等于俄国的沙皇、中国的蒋介石和古巴的巴蒂斯达的被推翻。在这些革命中，群众都认识到，单是推翻独裁政权是不足够的，他们还需要继续斗争，直至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了政权，成立了工农政府。这情形在伊朗也将一样；伊朗需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纳查菲讨论了伊朗妇女的解放问题，重申社工党的要求：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上与男性有同等参与权，废止所有阻止妇女享有这种权利的法律。巴拉赫尼发言时，要求巴迪雅政府解散那可恨的秘密警察；审判所有秘密警察特务和间谍；公开所有秘密警察的档案——包括它与联邦密探、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政治警察的关系；并承认所有政治党派在伊朗公开活动的权利。石佩里在会上向为革命殉难的烈士致敬，并指出，实现这些革命者舍身争取的要求，伊朗人民就需要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党。他呼吁战士加入社工党，以贯彻这个目标。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工人和劳动者权利法案』——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议（1979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工人和劳动者权利法案』——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建议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3月10日[本文是伊朗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四国际在伊朗的同情组织——在伊朗派发的声明的纲领部分。励思摘译自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的洲际和国际适讯合刊]恢复和扩展立宪革命的传统七十多年前，伊朋人民进行立宪革命，目标是结束卡扎尔王朝的专制统治，和英、俄殖民者的掠夺，建立反映伊朗人民意愿和要求的民主制度。人民要求以下的权利：言论、出版、结社和宗教自由；投票权；正当审判程序；人民武装和组织民兵；成立直接向人民（而不是向专制王朝）负责的人民代表委员会；群众组织管理所有省市事务；少数民族解放；脱离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独立。立宪革命被挫败后，这些立宪革命的传统，这些权利，无一得到落实和保证，全被帝国主义列强、卡扎尔王朝残余和资产阶级埋没。恢复和扩展第二次革命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朗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它始于少数民族的暴动，继而扩展成工人组织工会的全国性运动。石油工业被收归国有，各地农民纷纷占夺土地。第二次革命在一九五三年八月被军事政变压下去了。第二次革命提出了更多新的权利：妇女有投票权和社会事务参与权；被压迫民族有自决权和使用本身语言的权利；工人有权组织工会；农民有权拥有耕垦的土地；成立工农政府以代替资产阶级政府；石油工业摆脱帝国主义者控制，实行国有化。今天伊朗群众要求的权利，更超过以上所列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基于以往革命的伟大传统和伊朗现今的需要，提出以下的『工人和劳动者的权利法案』。在工厂、农村、大学，在每一处工人和劳动者正在进行斗争的地方，我们都要争取到这些权利。今天迫切和必须成立一个立宪会议，人民才能讨论国家面对的问题，决定解决方法。尽快成立立宪会议任何由上面组成的政府，都不会带给伊朗以自由。人民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一个支持他们利益和斗争的政府，它要实现社会被压迫被剥削者的要求。工人、农民、劳动者；妇女、被压迫民族、学生；还有兵士——他们必须全部组织起来，争取要求的实现。由各人民的政治和宗教力量的代表所组成的单一的立宪会议，必须立刻成立；这是群众意愿的真实表现，因此，群众要以『成立立宪会议』为争取民主斗争的主要口号。立宪会议要解决以下对全国有着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伊朗的近代历史是专制和落后；解决这个基本历史问题的道路，是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所有社会罪恶——饥饿、贫困、失业，都是根源于伊朗王朝和资本家的统治。——伊朗王的统治虽然结束，但军事统治被恢复的危机仍存在。——只有革命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应即采取各种革命手段，这是伊朗占绝大多数的工人和劳动者的要求。新政府应有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一）政府工人、农民、白领工人、兵士、大学生和中学生各组织，以民主方式选举代表，组成全国政府；被压迫民族也应有代表参加，但必须出于自愿。政府任何官员都可随时撤换；政府人员薪酬不能超出普通工人的薪酬。这个政府管理整个经济，解决所有问题时，都要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剥削者的利益。（二）打碎帝国主义的枷锁世界帝国主义透过经济和军事条约来奴役伊朗。所有这些条约都要废除，所有美国顾问要立刻出境，所有与帝国主义国家缔结的军事盟约要立刻取消。石油一滴也不输给以色列和南非，要与巴勒斯坦的群众和南非的黑人友好团结。所有外国公司和产业要无偿没收和收归国有，外国借给的亿万债款一分钱也不偿还。（三）工农联盟和土地改革纲领从大地主无偿没收的土地，分给小农和无地的农民，让耕者有其田；以优惠条件借长期的信用贷款给农民；由伊朗王的土地改革所分得土地要向政府分期付款的债务，全部取消；农业银行和有关机构账目要公开。农业工人的薪金要相等于工业工人的薪金。将农业国有化和合作化的计划，要做到对小农没有强迫性和剥夺性；除非小农认识到另一途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否则要让他们继续拥有自己的土地。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要改善，不能强迫安置他们。他们有权支配自己生活的地区。（四）政治与公民权利释放所有政治犯，让流亡国外者回国；要实行和保证新闻、示威、集会、言论、组织政党、宗教、持有武器、组织工会等自由；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它移民工人有全部的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五）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各非波斯民族有权自由使用其母语，并有自决权。中央政府要立即着手在被压迫民族聚居处建立中小学、大学及其它公共建设，伊朗各民族的劳动人民才能团结。（六）妇女享有一切权利和平等地位；妇女解放妇女解放是革命的一个基本任务。妇女要享有全部政治和社会权利；男女同工同酬。要保证妇女经济上独立，要设立免费而由国家支付费用的托儿中心。妇女有权支配自己身体，决定是否生育，这包括堕胎和避孕的权利。（七）取消商业秘密资本家、有产者、地主、外国资本的大老板、军队和政府的主要官僚、司法部——他们都保持高度秘密来掩饰对本国的掠夺。他们所有的账目要公开，让人民知道实况。（八）反对资金外流；反对资本家破坏生产要没收所有将资金运到外国的资本家的财产，将其无偿收归国有，成为人民财富。（九）工人和劳动者控制银行、工业、商业和社会服务行业工人有权知道银行、工矿、运输，和整个经济的运行『秘密』。工人要监督工商和各行业，以工人委员会形式实行监管。（十）反对通货膨胀和失业通货膨胀率要由工人委员会，诚实的专家和忠于工人的统计家来测定，工人工资要随物价高涨而调整。任何要求工作的人都要获得工作，每周工作不逾四十小时。政府进行公共建设（如建造房屋、城市、学校、托儿所、公园、道路）以提供就业机会。要终止将大笔款项用在军队、警察和农村警卫队身上；这笔钱应用在有用的公共工程上。要设立直接累进税；工人和劳动者免税；取消日常生活必需品、糖、食粮等的间接税。要制定保险和社会福利计划，特别是失业保险。工人和低级公务员要有起码一个月的有薪年假，并在五十岁以后有退休金。妇女、青年工人和移民工人享有同等薪酬。（十一）将银行、保险公司、基本工业和交通运输国有化要控制银行的活动，才能控制货物的生产和分配；不能控制后者，就不能在改善群众生活上有基本的进展。所有银行要收归国有，合并在一间国家银行内。所有保险公司要国有化。基本工业和最主要的商业，要由国家垄断。这垄断不同于王朝的石油、钢铁厂等的『国有化』；后者是为了进一步替资本家、王朝和帝国主义者剥削和掠夺工人而服务。（十二）国家垄断对外贸易（十三）解散秘密警察、警察和农村警卫队；给予军人政治权利；将人民武装起来所有镇压机关要废除。城市和乡村维持秩序的任务，由人民、工人和农民的武装队伍负责。要终止军队里的镇压，要取消军队的等级制，军人要享有全部政治和公民权利，军队的司令部成员要由工人委员会选举。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要加以粉碎；所有审判的法官要由选举产生；所有审讯要有由人民选举的陪审团旁听。由人民自己来主持公道。为了要保卫工农的革命团结，以对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攻击；为了要保卫工农共和国的存在，每一个人都要武装起来。人民民兵的组成，可效法立宪革命时期大不里斯的民兵，或工厂和油田的工人自卫队。（十四）国际团结工人控制社会，是进展到丰裕社会的基础。但只有和其它国家的工人和劳动者团结，才能有这种进展。一个工农共和国如果被充满剥削和贫困的世界所孤立和包围，是不可能向前走多少步的。伊朗人民的伟大革命，已经对每一个邻近国家产生影响。土耳其、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人民，正注意着伊朗的革命。他们受到激励，取得信心。自由的呼声无疑地在苏联有着回响。巴勒斯坦革命者多年受到孤立，但他们已听到数百万伊朗人民有力的团结声音，南非的黑人也在伊朗有了盟友。伊朗革命已开启了一个新的铁血时代——被压迫者反抗压迫者的时代。因此，伊朗成立工农政府，是为『中东社会主义合众国』奠下了基石。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工农在前进（雷思，1978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工农在前进作者：雷思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2月5日在全国示威潮涌下，外国侨民（包括美国、日本甚至苏联的侨民）纷纷撤退，资金（巴列维家族及高官大资本家及外资）纷纷外逃。为了阻止这一恶劣情势，巴列维曾不得不出之封锁机场这一招。示威配合着全国持续的罢工浪潮，使生产减缩，经济大受打击。巴列维的有限度让步（如再释放一批政治犯）并未平息群众怒火，他又通过杀华克特务组织，策动御准的支持国王的示威。这样一来，群众的憎恨，更加火上添油。现在，巴列维王朝的命运，随时会被伊朗人民宣判。如果巴列维一旦被赶下台，伊朗革命便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罢工浪潮在持续与扩大中从今年九月份起，横扫全国的罢工潮，到目前为止，已经持续三个多月了，根本毫无平息的迹象。罢工部门包括钢铁、石油、纺织、铜矿等产业部门，也包括邮电电讯、火车、巴士、航空、电台、电视等交通运输部门，还包括银行及政府机关如卫生部、财政部、商业部及大中学校教师。罢工工人不但提出经济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与劳动条件）而且还提出政治要求（释放政治犯、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撤走特务、赶走美帝、巴列维下台等）。对于罢工者的经济要求，政府及资本家尚有部分接纳的可能，但对于结果势必动摇独裁统治的一系列政治要求，巴列维无让步余地。因此，许多罢工者在达成经济要求之后，往往仍然采取能工或怠工方式继续斗争下去，故全国罢工潮一直持续至今。据十二月十五日电讯，政府向罢工的各部门公务员要挟，以开除威胁他们复工，由此足以证明，罢工已进而严重威胁到国家正常行政机能了。石油工人是伊朗工人阶级的主力，石油工人罢工也是这次全国罢工潮中最有力的行动。由于石油出口占伊朗出口溢利总值的百分之八十。这次石油罢工使石油产量由每日五百多万桶降至一百多万桶，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不但不能维持石油出口，而且连国内的供应也达到极度危急的程度。所以，政府对石油工人罢工的镇压，也最为严酷。它除了调动军队占据石油单位及动员数百名军方技术人员接管石油生产的关键岗位，还软硬兼施，一方面，逮捕了罢工领袖包括阿巴丹石油罢工行动委员会的十二名成员，并对其余罢工工人予以处分甚至开除，并强令被开除工人及家属搬离职工宿舍；另方面，答应复工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及发给现金津贴。即使根据官方的伊朗石油公司在十一月十三日宣布的夸大数字，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复工，也只恢复百分之四十五的产量，由此至少可以推想，少数工人即使由于威迫利诱（伊朗工人的住屋租金简直与西欧同样高昂，故石油公司以逼迁为胁，强迫罢工石油工人就范。）而复工，由于他们的政治要求并未达成，他们的不满只有更甚，所以，事实上，便普遍采取怠工方式，每日复工，只做最起码的工作交差而已。据合众社十二月十三日报导，伊朗政府打算从外输入经过提炼的石油产品。目前每天虽仍可从各油田取得一百二十五万桶石油，足够供应国内需求，但炼油厂的罢工才是真正要命的。因为在塔巴兹、舒秋兹和新伊斯法罕的炼油厂均已关闭，因为伊朗的六万七千石油工人之中，已有八成罢工。在这次罢工中，伊朗石油工人，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斗争与过渡纲领结合起来，他们控制石油产量，基本地只生产勉强维持国内对石油产品的需求量。嗣后参加全国罢工行列的国营发电厂的工人，也同样地发挥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气魄，实施分区轮流发电制。一场古典型式的革命运动这次伊朗人民的反独裁行动，是去年尾开始的，最初参加的是德黑兰学生知识分子，他们在去年十一月首先行动。今年一月，回教徒加入，随着血腥镇压的升级，群众动员才广泛起来：小商小贩、失业者、妇女、农民等等。到了今年九月，工人阶级最后参加了行动，发动了全国规模的罢工，给了伊朗王朝及帝国主义以前所未有的最致命打击。至此，可以说，参加反对伊朗王统治的斗争的，已不再局限于回教领袖与资产阶级反对派（他们现在已开始退缩转向），已不再局限小资产阶级与学生知识分子，连最革命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无产阶级也参加了，而且一参加就使反独裁的势力大大增涨，斗争的阶级意识迅速提高。伊朗工人虽只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但由于它占有最重要的社会地位，势必成为全国人民反独裁统冶的领导力量。伊朗这次革命是以工人阶级为主要动力，伊朗工人阶级已把农民及贫民争取成为盟军，共同为反对资产阶级统冶的工具——巴列维独裁而斗争。斗争的舞台在城市及工矿区，是资产阶级秔治的心脏要害地带，斗争的武器是示威、罢课、能市，经济罢工结合着政治罢工！迄今为止，伊朗正在上演的，可以说是一古典的革命运动。民族阵线、回教右翼与国王讨价还价在伊朗过往两次革命中，群众一提出要求民主权利，一提出要求摆脱帝国主义镣铐，完成民族独立，一提出要求以共和国代替国王独裁统治，所有这些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一提上议事日程，便立即遭受伊朗王及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群众斗争被迫迅速走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方向。在这两次革命中，伊朗资产阶级与回教上层领袖，得到的经验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保存伊朗王的独裁统治。伊朗工人阶级及其它被压迫群众，则在两次失败中，得到惨痛的教训是：只要伊朗王独裁政权存在一天，任何反资产阶级的成果，任何已取得的民主权利，都是不可靠的，随时会被取消。在这次革命中，伊朗的资产阶级反对派，以民族阵线为代表，眼见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行动愈来愈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便愈来愈乞求现政权的保护。在罢工浪潮的威胁下，民族阵线在十月十九日声明：如果『暴力与混乱』不停止，它就打算在伊朗王权之下成立一个联合政府。到了十月二十四日，它甚至不再坚持要解散御用的国会与再行大选。巴列维据说已同意与山雅比讨论成立联合政府。今天与民族阵线同进退的，是回教右翼即回教上层领袖们。他们在一九○六年的制宪革命初期，虽曾站在斗争前列，但当群众威胁到整个现存社会秩序时，便放弃争取立宪与议会制，转而支持伊朗王去镇压群众。到了一九五三年，当伊朗王统治受到第二次革命的威胁时，他们便以『共产党阴谋夺取政权』为口实，又一次充当屠杀工农的帮凶。回教右翼的伊斯兰共和国回教基层教徒，由工人、小商小贩、农民与知识分子构成，形成了伊朗革命群众的基本力量。戈米尼（KHOMEYNI）这位被巴列维放逐到巴黎的回教左翼领袖，反映了他们的利益与要求，成为伊朗这次革命中迄今为止的较突出的革命领袖，成为群众斗争的象征。）戈米尼主张成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来代替现在的伊王独裁统治。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是具有一定的革命内容的，它要取消一切与帝国主义列强订立的经济军事条约，并没收帝国主义财产。为此，他号召继续并扩大示威罢工等行动，直至推翻伊王统治为止。他号召军官士兵掉转枪头，站到人民方面来。他具体建议，由回教教会捐出什一税的半数，去支持罢工。由戈米尼取得群众信任，成为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这一事实，说明群众迫切需要革命的领导，这是他们到今天为止，仍然缺乏的，这也是这次伊朗革命的最大弱点，革命之所以在艰苦中前进的原因。群众能否找到革命的领导，也势必成为今后革命能否胜利的决定因素。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只要它真正代表伊朗工农利益，坚决领导他们从目前的斗争逐步走向胜利，朝向建立一个工农共和国，这样一个领导，必将得到伊朗工农的拥戴与支持。革命的草图——十四点纲领十一月十三日，『学生通讯』一份在纽约由伊朗革命社会主义者用波斯文出版的周刊，有一篇名为『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前瞻』的文章，为伊朗革命提出了十四点纲领如下：一、推翻巴列维王朝，召开立宪会议。二、砸碎帝国主义枷锁。三、提高人民的自由与政治权利。四、解放被压迫民族。五、工农建立联盟。六、公开资本家账簿。七、由工农监管银行、工业与商业。八、提高所有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九、银行、主要工业、保险业、运输业收归国有。十、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十一、提供全民以充分的社会服务。十二、解散警察特务组织，兵士应享有政治权利。十三、为建立工农共和国而斗争。十四、人民武装起来。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由伊朗革命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伊朗革命纲领。全世界关心伊朗被压迫人民利益的人士，都热切期望，这个伊朗革命纲领的草图，能成为未来伊朗革命领导的政治基础，领导伊朗工农迈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打倒伊朗王（1978年1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打倒伊朗王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9年2月5日过去一年，伊朗群众为了反抗巴列维王的野蛮警察国家的统治，曾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暴动，动员的群众包括愈来愈广泛的被压迫人民——学生、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农民、城市贫民与妇女。最近两个月，工人阶级在大规模的罢工浪潮中，已显示了它的强大力量。工人们把自己的经济要求，与政治上反对那个可憎的政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工人阶级在被压迫群众争取民主、争取较好生活的斗争中，大有可能取得领导地位，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个斗争大有可能发展成为一次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次属于近年来最强有力、最持续与最英勇的暴动，华盛顿企图把它粉饰成为对伊朗王『自由化』政策的一种宗教性的保守的反响。这是对事实真相的最大歪曲。这一伟大的自发的运动，是直接针对世界上最野蛮的警察政权之一的伊朗王朝的二十五年的镇压；是反对替这个政权撑腰的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经济剥削；是反对对被压迫民族的粗暴镇压，这些民族占全国人口的大半；是反对伊朗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这些政策折磨着城乡的劳苦大众。美帝在一九五三年由美国情报局策动的一次政变，扶植了现在的伊朗政权。华府把它武装到牙齿，训练一支人人憎恨的杀华克特务部队。现在，华府及其它帝国主义列强急忙出面支持它肆行镇压以保持它的王位。在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的反革命计划中，伊朗王政权起着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为它付出了大大的赌注。克林姆宫与北京的官僚层在伊朗王危急之秋，也出面支持，在十月伊朗王诞辰时，公开表示支持。中共华『主席』在今年夏天，甚至作了一次友好访问，当时，伊朗王的军队正在街头大肆屠杀示威群众。其后不久，伊朗王妹受到莫斯科的热烈欢迎。『和平共存』政策又一次暴露出它的反革命的本质。与此同时，即使是出于它自身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莫斯科已被迫对美帝直接军事干预伊朗局势以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的任何行动，提出警告，提出以伊朗与苏联有共同边界的事实为论据。卡达事实上已放出这类干预的试探汽球。帝国主义直接干预的危机，显然是存在的——由于伊朗具有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之故，这干预势必招致世界大战。在十一月上旬，伊朗王抛出他最后一张牌，企图动用军队消灭群众暴动。不过，这样做，谈何容易。群众表明具有莫大的决心。许多城市的示威持续进行着，群众的任何部分，都未遭到挫折。摊牌的决战仍是未来的事。第四国际向国际工人运动及一切支持民主权利的人士号召，号召他们支持伊朗被压迫群众反对伊朗王及其政权的斗争，要求华盛顿及其它帝国主义列强停止支持伊朗王政权，并对帝国主义任何干预的企图保持警惕。（庄思译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洲际通讯与国际通讯合刊）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伊朗政府的暴行（纳查菲，1978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伊朗政府的暴行作者：纳查菲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12月10日[编者按：本文虽写于两个多月前，论述当时发生的事件，但它具体地说明了：何以巴列维政权会这样被人民憎恨，要加以打倒；何以人民反政府的斗争这样长期地在进行，而且越来越普遍和激烈。因此，它对了解伊朗局势的发展是颇有帮助的。]六百人惨被烧死八月十九日，伊朗南部油港阿巴丹工人区的一间电影院被人纵火，估计有六百人罹难。事后，没有任何恐布主义组织或其它人承认是自己所为。但是，伊朗政府和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喉舌都将责任推在反对派，特别是『回教极端主义者』身上。尽管如此，伊朗人民却从所有事实证明中得出结论，就是：这血腥的罪行是伊朗王巴列维所指使的。因此，纵火案发生后，罹难者的丧礼迅速发展成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阿巴丹大部份居民及当地的宗教领袖，都指责当地警察和消防局对这次事件的惨重伤亡程度要负责任，因为他们将戏院出口封锁，阻碍拯救行动，在救火中又完全表现无能。戏院各出口大门从外面被锁上，观众因而被困在里面。消防员在几次电话催促下，才施施然到来。但是却没有完善装备，大部份消防车的水箱是空的，戏院附近的消防龙头亦没有水。合众社报导说：『震惊和激愤的生还者，指责消防员迟迟不到来，同时他们的行动，不是帮助了而是更阻碍了困在里面人群的逃生机会。』政府报告说有三百七十七人遇难，但当地人民称有六百人以上罹难。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伊朗经济命脉和世界最大石油提炼港之一的阿巴丹，拥有全国最好的消防部。就在影院纵火案前数周，这个消防部便在数小时内扑灭了一个比这次火警不知难多少倍的油井失火。但是，这个设备完善的清防部为什么在电影院火警中却如此无能？这是一个谜！事后有十三人被捕——三名戏院雇员和当地一间学校的十名教师。官方说，这些教师被捕，『是因为他们曾煽动学生采取暴力行动。』但这些教师被捕后，当地的教育部首长立刻提出抗议，声称这些教师与纵火案完全无关。对于政府加在反对派身上的指责，很多政治和宗教领袖都加以反驳，声明指阿巴丹大火是政府自己策动的，而且这事件令人联想起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上台时发生的德国国会大厦大火；当时，纳粹党人谴责共产主义反对派进行颠覆，于是得以收取重大的宣传效果，但是后来揭穿了，原来是纳粹党人自己放火的。电影院火警发生后，阿巴丹示威者涌到街上，高喊『杀死伊朗王』、『烧死他』、『我们要结束五十年的巴列维独裁』等。在八月廿一日，华盛顿和巴黎的伊朗学生，都示威和谴责伊朗王杀害火警中六百死难者的罪行。长期不断的新运动阿巴丹大火发生的背景，是个多月来在全国发生的反政府抗议示威和游行。今年五月九日开始全国性抗议运动后，宗教领袖已经不再呼吁进一步的群众动员，反而是竭力阻止愤怒的人民涌到街头。但是，没有宗教领袖的呼吁，示威仍然不断举行。首先是六月八日在马哈巴（MAHABAD，一九四五至四六年独立的康尔德共和国首都），一万人参加约沙菲的丧礼；约沙菲是康尔德民主党的政治局委员，被囚于狱中达二十五年。这次葬礼发展成反政府示威，示威者要求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康尔德国。跟着，在七月廿二日，加菲（宗教反对派的主要领袖，死于神秘的汽车意外）的葬礼成为另一次示威游行，警察冲入葬礼行列，杀死近四十人。在接着的一星期内，示威游行蔓延到十八个城市。在同一星期内，另两名重要的宗教领袖亦逝世——据政府说是死于自然。他们的葬礼亦成为反政府示威。八月五日，伊朗王在全国电视广播中演说，答允实行『西方式民主』，他说：『在一般限度内，我们将给予最大可能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示威自由。』但在以后一星期内，事实证明，伊朗王所答允的自由，实在有限之至。八月十日开始又发生一连串示威，并蔓延至全国每一角落。在伊斯法汉，示威规模最大，八月十日，八百示威者在街上游行，高叫反政府口号，军警携带机关枪和催泪弹，冲至现场，将示威者驱散。八月十一日，示威者在全市街道用车胎铁罐等设置路障，与军警搏斗数小时。十二日，政府宣布戒严令，但广大的人民蔑视它。两日内，不少青年被捕。群众的蔑视戒严令，清楚表示巴列维独裁权力的腐败程度。即使戒严令亦不能起任何作用了。八月十二日，在塔布利兹阿塞巴特根大学，秋季第一天开学，学生进行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学生在校园内游行，全体教师亦加入。他们在行政大楼前宣读决议，对校方提出廿七项要求，如不获接纳，他们便不上课。他们的要求包括：㈠立刻无无条件从校园撤走守卫和秘密警察；㈡立刻逮捕和审判五月八日杀害数名学生的凶手；㈢释放所有在数日前及几年来被捕的学生。阿塞巴特根大学学生在春、夏两个学期都一直罢课，政府现在威胁要将这所大学完全关闭。伊斯法汉军政府承认，示威的领导越来越从宗教领袖手中转到战斗的年青人——高中和大学学生——手中。就是在这个背景中，阿巴丹戏院纵火案发生了。很可能，亲王派希望能藉此阻挡正在增长的群众动员浪潮，并铺路进行镇压反对派。但这次行动非常冒险。结果就是，政府自食其果。虽然政府在八月廿三日将坦克和军车驶入阿巴丹，但都不能阻止人民示威抗议，更多的反政府群众动员，将会是打垮这可恨的政权的动力。（励思译自一九七八年九月四日的『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小标题是新加的）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革命前夜局势下的伊朗（1978年9-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革命前夜局势下的伊朗涓滴辑译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12月10日九月的示威九月四日，伊朗爆发了今年一月骚动以来最大的示威。示威人数达一百万之多，示威行列长达廿二公里。其中二成是妇女，大部份不戴面纱，她们受到每个示威者的欢迎，亦拆穿了伊朗王所散播『示威是为了要求女性戴面纱』的谎话。示威者高举『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巴列维王朝』等标语，并提出一系列政治性要求：『我们要一个回教政府』，『我们要一个民主的国家』，『释放政治犯』，『让流亡者回国』，『解散秘密警察』。示威群众散发了数百万的传单，又高呼『巴勒斯坦万岁』，『打倒伊朗王』，『打倒中国』，『打倒苏联』，『打倒美国』，『打倒沙特』等口号。由于群众未有忘记一九五三年伊朗共产党（即杜达党）出卖群众，扶助巴列维上台的惨痛教训，因而『杜达党』在伊朗普遍受到冷淡和唾弃。九月七日的示威规模更大，虽然政府事前声言会严厉对付这次示威，但示威人数反而多过上一次。超过一百万的示威者，很多附近村落的人也来参加，此外，很多工人，包括政府雇员等，都加入了示威行列。政府害怕那些对付上次示威的军队会加入示威行列，所以换了另一批军队来应付这次示威。当晚，伊朗王宣布军事法令，但消息并无在电台宣布。第二天，九月八日，星期五，大清早，人群又再次聚集，但受到丧心病狂的军队开枪疯狂追杀，据估计若有五千至三万人被杀（其中包括后来因伤死亡者），最保守的估计亦起码有四千人被杀。『黑色星期五』之后三、四天，庞大的罢工浪潮开始席卷全伊朗。除了一些经济性的要求外，这些罢工都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他们要求『取消军事法令』，『停止在工厂驻守军队』『惩罚黑色星期五的凶手』等。十月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到了十月初，反对巴列维王朝的罢工浪潮达到高潮。广泛的罢工扩展到每一个社会阶层。街头示威从十月开始无日无之。在整个伊朗，人民反抗独裁王朝的血腥统治。伊朗无产阶级的巨大力量显示了出来。罢工越来越富政治性。重要的罢工包括四十万教师的罢教，全伊朗的学校因而关闭。罢工教师提出了七项要求：l、取消军事法令。2、恢复所有政治犯的自由，让流亡者回国。3、不得强迫参加亲政府的示威和巡行。4、惩罚一年来各地血腥暴行的凶手。5、教师有权成立工会和出版工会报刊。6、撤除在各学校和教育部的『安全部门』。7、彻底改革伊朗的教育制度。从十月起，大部份的示威都是由教师和学生发动。而非从前的由宗教领袖所发起。示威的学生也提出了八个要求：1、取消军事法令。2、恢复所有政治犯的自由，让流亡者回国。3、将所有帝国主义军事顾问逐出伊朗。4、废止所有东缚着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条约。5、从所有学校和工厂撤走『安全部门』。6、言论、出版、集会和政党的自由。7、解散政府组织的『工会』，工人有权组织真正的工会。8、立刻答应罢工工人、教师和学生的要求。罢工广泛在各部门发生。记者、文化部雇员、电台和电视工作人员都进行了罢工。邮务人员从十月初开始了长达廿一日的罢工，邮递服务完全停顿。十五万罢工的纺织工人也加入了罢工行列，码头工人的罢工，使出入口完全停顿。十月廿六日，罢工工人争取到一次大胜利；伊朗王答应释放一千一百多名政冶犯。十月卅一日起，一场全国性的石油工人罢工，严重打击了伊朗每年二百二十亿美元收入的石油工业。罢工将石油减产到只够国内需要。罢工是为了支持全国各地要求取消军事法令，争取政治犯自由和惩办各次屠杀人民的凶手。虽然政府和资方用尽各样方法，包括控告工人『叛国罪』，出动军队射杀工人，和威胁开除工人等，但工人仍坚定地支持下去。十一月一日，伊朗唯一的航空公司工人举行罢工提出严正的政治要求，支持反对派反抗伊朗王政权，使航空交通完全陷于停顿。国营的电讯公司的工人于十月廿八日开始罢工，要求包括：终止所有伊朗与美国的殖民地式协议，公开所有与美国公司经济协议的帐目，驱逐美国顾问。到了十一月六日，形势迫得伊朗王作最后摊牌，宣布委任一个军政府，严厉执行自九月起实施的军事法令，企图用铁腕政策镇压工人。他这个行动受到美国朝野的喝釆支持。但伊朗的经济仍然被庞大的罢工浪潮所瘫痪。更大的示威在其它各大城市爆发，包括塔布兹和伊富汗。伊朗局势的前瞻所有罢工和示威都清楚显示群众迅速左倾。另一方面，运动的资产阶级领导和宗教势力却向右倒，越来越公开支持伊朗王及其王朝。当工人阶级走进战场，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利益时，他们便尽力阻止群众动员。但是，伴随着针对王朝和帝国主义控制整个国家而提出的各项民主要求，伊朗人民更提出要求，针对伊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没有人能够阻止这个群众运动走向胜利，推翻巴列维王朝的。斗争将会导致他们反抗资本主义本身。如多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斗争过程显示出，当数以百万计的工农走向政治斗争时，他们不会局限于对抗帝国主义控制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对群众来说，这些斗争，与他们争取改变社会状况，争取一个更好的社会的斗争，是整个地连在一起的。要将伊朗社会现代化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好像伊朗王所称，由资本主义来完成，而是需要社会主义革命，不断的革命。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支持伊朗人民反独裁斗争（戴北星，1978年11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伊朗的革命和反革命（1978—1984年）支持伊朗人民反独裁斗争作者：戴北星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78年12月10日伊朗人民反对巴列维王朝统治的斗争，目前已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巴列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撤免了首相埃马米，代之以参谋总长爱资哈里，实行更野蛮的武力镇压。对罢工工人只作出某种经济让步，却拒绝群众任何政治要求。在反独裁统治斗争的阵营中，资产阶级反对派民族阵线与回教上层保守势力，已开始向后退缩，随时准备为本身的阶级利益而与巴列维妥协，出卖伊朗工农。伊朗工农与革命知识分子．能否摆脱民族阵线的可能妥协与出卖，把反独裁统治，争取民主权利与民族独立的斗争进行到底，势将决定了伊朗革命的命运。一九○五年革命的延续与发展这次伊朗人民反王朝独裁统治的斗争，由来已久，是一九○五年制宪革命所开始的伊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与发展，但在群众动员的深度与广度来说，则大大超越了过去历次的水平，九月局势已达革命前夜了。特别在今年九月戒严令颁布之后，伊朗工农学生立即用更激烈的反抗行动来回答。在戒严令颁布之前，人民至少可以合法地在清真寺集会，但戒严令认为人民三个人以上集会，便是非法集会，立即加以镇压。今年十月份起，全国几乎绝大部份的政府机关员工、工厂工人与大中学校学生与教师，都参加罢工罢课，或准备参加罢工罢课，动员的人数达数百万。反抗的行动，愈来愈带有政治色彩，他们要求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撤出留驻学校、厂矿与政府机关的『杀华克』（SAVAK）特务机关及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所有这些要求，集中在『推翻巴列维统治』这个中心口号上。在群众动员中，四十万教师罢教，几乎使全部学校停课。除了上述一般要求外，还特别要求组织教师工会的权利，要求教育改革，校长应由教师学生选举，教科书应由教师学生参与编订等。参加罢工的有纺织工人、邮电工人、铁路工人、巴士工人、报纸人员、电台电视人员、码头工人、钢铁工人及石油工人等。他们除了一般的政治要求外，还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的要求。斗争的内在因素今次伊朗人民反王室独裁的斗争，不但在动员人数与行动规模等等『量』方面，超越过往，而且在『质』方面，也与过往不同，出现重大突破。一九○五年伊朗制宪革命（资产阶级第一次革命），是受到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局势的刺激而爆发，当时伊朗是在俄英的支配之下。随着沙皇统治重新稳定，在沙皇策动下，一次反革命政变，又重新恢复了伊朗卡札尔王朝的反动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红军在伊朗出现．曾强有力地刺激了伊朗人民的革命斗争（第二次革命）。可惜，斯大林与伊王的妥协结果，阿塞拜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独立共和国被消灭了，伊朗革命又遭受一次挫败。对伊朗过往革命历程的外在因素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今天已被内在因素所取代了。在一九五三年政变迄今的巴列维统治的四分一世纪中，伊朗经济逐步演变，已进入了一个结构性危机中，因而相应地反映在上层建筑中，使阶级力量对比关系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改变，决定了今次伊朗人民反独裁统治斗争（伊朗第三次革命的序幕）的具体面貌。“现代化”下的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危机在目前这个资本主义的末期垂死阶段，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的超额利润剥削，主要不再依靠商品输出，而是通过资本输出，特别是技术输出与控制，帮助土著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帮助他们发展消费品的工农业生产。这与过去限制民族资产阶级集中投资于非生产性与附属性的经济活动（例如单纯向帝国主义输出原料）不同。伊朗就是末期资本主义在落后国家经营起来的样榜之一。美帝透过它在伊朗的驯顺工具巴列维，实施一套所谓『白色革命』的『现代化』计划，伊朗的石油资源提供这个『现代化』以客观有利条件。国家的直接干涉则提供了主观条件。一九五五年起，在世界银行支持下，政府投资于交通运输电力及仓坞等基本建设，高达预算的百分十五以上。对耐用品等滑费品的进口限制逐步代替以前门户开放政策。官方土地改革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提供工业以廉价劳动力，使工资水平更加降低。伊朗『现代化』的结果使工业发展了（工业总资产从一九五九年占全国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六增加到一九七五年占百分之二十五），这一『现代化』当然是以农村破产、农民离乡别井、沦为产业后备军，工人阶级人数大增与贫穷化（伊朗工人平均工资在一百四十与二百八十美元（月薪）之间，但五口之家的房租则需一百四十美元，由此可见生活之贫苦），失业、半失业大军及小手工业小厂破产等为代价。另方面，伊朗『现代化』是建基在贫乏落后的基础上，因而其发展仍有其局限性、落后性，仍然是极不平衡的。二千个现代化的企业（约共雇用二十五万工人）与八十六万个小厂小工场（约共雇用二百万工人，每单位只雇用二个工人左右）并存。在大小企业间的竞争中，以及反映在伊朗资产阶级内部争吵中，巴列维政权总是站在前者方面。从一九七六年尾起，伊朗经济开始进入结构性危机中，这个危机具体表现在农业全面崩溃、工业停止增长，雇佣劳动人数首次出现减缩，失业半失业人口已达五百万左右，国际贸易出现入超的赤色，通货膨胀已达到百分之三十。随着九月份工人阶级更广泛地参加斗争，大大威胁到伊朗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迫使资产阶级反对派与回教上层不但不敢再出面领导群众斗争，而且愈来愈急于谋求阶级内部的妥协，他们如果不能用强硬姿态迫使巴列维王朝向群众作某些让步，势将向王室效忠来换取内阁的席位与特权。巴列维政权，作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在经济上，被迫向群众作极有限度的让步，他答应罢工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在政治上，除了在十月二十六日以自己生日名义，释放一千一百二十六名政治犯，除了开出调查贪污的空头支票外，他毫无让步的余地，因为任何些少的民主开放，都将动摇他的独裁统治。另方面，工人工资即使稍有提高，对于原已极度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无多大帮助，何况，愈来愈恶化的通胀，又势必把他们投入更悲惨的境地，因而，工人阶级的不满只有愈来愈加增涨。斗争的自发性在巴列维统治之下，几乎一切政党都是非法的，不但伊朗共产党（『杜达党』）被迫在地下生存，连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民主阵线．也不能自由活动。这次伊朗人民起来反抗独裁镇压，完全是被迫的，自发的，基本上是独立的。事先既无任何党派（包括右翼的回教上层、民族阵线，及左翼的伊共在内）的有计划的长期的策动与组织，事发之后，直到今天为止．参加斗争的基层工农群众并未确定地接受上述某党某派的领导。在斗争初期，群众曾利用回教的掩护来活动，因此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什叶派教会头头，则为了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来抵制『现代化』，所以也任由群众在清真寺集会。从八月九日起，工人、知识分子、学生、农民，愈来愈明显占有街头斗争的主流地位，他们日趋激烈的行动与要求，直接威胁到回教头头与民族阵线的阶段利益，迫使后者逐步后退。另方面，由于伊共长期接受斯大林主义的错误领导，使伊朗革命遭受挫折，因此而得不到伊朗工农的支持，力量非常薄弱，故在这次斗争中，影响微不足道。克林姆宫及其伊朗的御用工具，迄今仍无从插手。群众反帝是自发的伊朗人民这次斗争的独立性质，可由他们提出的口号证实。除了『推翻巴列维』这个中心要求之外，他们还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撤走帝国主义军事顾问！』『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等反帝口号。由于苏共与中共都想讨好巴列维，群众直觉上把它们与美帝并列，因此，还喊出『打倒美国、苏联、中国等帝国主义』的口号。美帝及它在伊朗的工具巴列维，把伊朗人民这次反独裁斗争，硬说有苏联在背后撑腰，这是出于对伊朗工农革命的仇视与恐惧的阶级本能，一点也不出奇。但类似的诬蔑出自中共官僚之口（邓小平九月二日在北京对日本报界说：『现在伊朗的情况显示出不稳定，每个人都知道背后是谁。』）则不单是出于对事实真相的无知，而是出于站错阶级立场的无耻了。斗争的胜败关键伊朗人反这次反独裁斗争，由于具有自发性、独立性，因此，即使能够摆脱资产阶级反对派的控制与出卖，但是，在今后越来越复杂与激烈的阶级斗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与巴列维的血腥镇压，如果长期不能找到一个正确与坚强的革命领导，往往会功败垂成而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了揭露巴列维的御用议会的选举欺骗，一个正确与坚强的革命领导应该提出『召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作为斗争的中心口号，号召伊朗人民为实现下列民主与过渡要求而斗争，这些要求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等自由；没收土地（包括王室、教会与所有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归还农民，少数民族享有民族自决权、争取妇女解放、平等政、经地位等要求，将所有重要工业和资源收归国有，废止一切不平等的军、政、经协议等方面的要求。在伊朗工农与巴列维政权达到生死决战的更高阶段时，应该号召立即成立工农兵委员会，推翻残暴反动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工农政府，实现伊朗工农长期渴望的社会主义理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回目录下一篇 |
停止插手柬埔寨！（军行，来源：十月评论第10卷第5期（总第77期）198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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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插手柬埔寨！
军行来源：十月评论第10卷第5期（总第77期）1983年5月出版
近来，印支地区战云密布，军事冲突多处涌现。
从3月底开始，柬境内的越南军队，向柬泰边境的三派游击队发动进攻，占领了红色高棉军的要塞普农乍和奥斯玛等营地。
跟着，泰国军方传出消息说，约有150名越军侵入泰境，泰机出动轰炸，并开炮攻击。
几日后，中国宣称越军挑衅加剧，发炮轰击越南。中国「第二次教训」越南的叫喊声再度响起。战事会否扩大、升级？顿时成了众所关注的焦点。
越南入侵问题
4年多以前，越南军队攻入柬境，扶助韩桑林一派，推翻了波尔布特政权。由于波尔布特政权残杀人民，暴虐无道，政策措施荒谬绝伦，极受柬人民痛恨；因而在遭受越军和韩桑林叛军进攻时，完全得不到柬人民的支持援助；相反的，柬人民都宁愿见到波尔布特政权垮台，以免再受它的残暴统治。
但越共在越南实行的官僚政制，也带到柬境内推行。在越军驻境之下，韩桑林政府实际上较少独立性，而更多要听从于越共；对柬人民则仍加控制，没有民主自由，以致窒息了人民在政治上生产上的积极性。韩桑林派和别国共产党一样，都是不信赖、不依靠人民的。而依靠越南军队越境帮助，绝不能解决柬国当前的和根本的问题。何况越南大军长期驻柬，在柬人民心目中，就是外来的统治者，更易产生敌对情绪。
红色高棉的游击队，一直得到中国的大量军火物资援助；西哈努克和宋双分别领导下的游击队，也得到中国的军火供应。他们都经过泰国获得中国的军事援助，同时获得世界各国为救济难民而运来的粮食、医药等的颇大一部份。他们混在各个难民营内，以之掩护其活动；在受到越南和韩桑林部队攻打时，可避入泰国境内。泰国政府口头上自称中立，实则是这三派的密切合作者、支持者。如果没有前者的帮助，这三股游击力量便会很难存在。而中、泰等国的大力支助，则是三派势力不致被越军消灭的重要原因。
泰国政府这个立场，目的是利用中国及这三派的力量，打击印支三国政府，进而消除本国的叛乱势力；同时获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与后者结成紧密的联合，成为后者战略布署的一个环节。
正由于泰国有美、日、中等国的支撑，它在对待越南的态度上，也显得比其他东协国家更为强硬。例如：今年三月中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已原则上同意了越南提出的举行非正式会谈讨论柬埔寨问题（但没有韩桑林政府参加）的建议；泰国政府却由它的副总理出面，公开加以反对，不同意新、马政府之认为越南已作出让步的看法。这意味它宁愿维持着紧张的局面。
关于越军侵入泰境的问题，即使照泰国军方的报导，也存在以下的疑问：
第一、据合众社泰边境亚兰4月3日电称：「消息说，越南部队在追击赤柬游击队过程中，越过没有标明的边界线，侵入泰国境内两哩……」（见4月4日《星岛日报》，而同日的《快报》则译为「未仔细划定的边界」）；再据路透社曼谷6日电：「在边境最高级泰国军官巴松少将证实较早时的报导，说泰空军曾向一个横跨这条难以确定边界的山头挖壕驻守的越军投下凝固汽油弹」（4月7日香港《文汇报》）。这表明：既然边界仍一直「没有」或「难以确定」，则究竟是否侵入泰国境内，也应该是「难以确定」的疑问。（越南方面则一再否认曾侵入泰境内。）
第二，由于泰国邻接柬边境的地区多时以来全由泰军队封锁，禁止新闻记者等进入，「从而令人对泰官方多次作出的战斗报导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法新社曼谷4月8日电）。再加上3月间泰国军事将领与文人政客之间重新爆发政治权力斗争，引起尖锐的政治危机，被迫解散国会，进行大选；在此危机时刻，将领们为要突出自己的作用，从而强化自己的地位，以及政客们为要利用外患移转国人视线，都有可能渲染夸大事实。
此外，柬极右派头脑宋双，指责越军在占领泰边一个难民营后，屠杀了几百名柬平民。但法新社4月9日曼谷电却指出：「记者在曼谷接触到国际救济人员和泰国官员均未能证实宋双的指责。如果此项指责得到证实，则与越南军队以前在占领抗越根据地中的表现大大不同。」
法新社曼谷12日电再报导：「目前尚无独立方面证实上述屠杀事件。」（上述两电讯分别见4月10日和13日《星岛日报》）
尽管如此，从泰国到中国、到各资本主义国家，都立即齐声强烈谴责越南的侵略泰国和屠杀柬埔寨平民，造成了几乎是一面倒的舆论攻势。
这种结果，使得东盟等国代表大感满意，以致得意忘形，说出了他们的心底话。这见于马来西亚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中：「东盟发动的外交和政治攻势（试图使全世界注意越南向平民发动进攻和入侵泰国领土）已开始奏效」（法新社吉隆坡4月11日电）。这表明，上述两点未经确切证实的指责，给它们利用来发动外交和政治攻势，已经使「全世界」确信无疑，收到宣传效果了！
美国也配合它的支持者的攻势，立即空运大量军火装备（包括防空导弹、榴弹炮、弹药、装甲运兵车等等），供应给泰国。去年6月，美泰两国曾进行过大规模登陆演习；并定今年6月再联合举行军事演习，近日又演习海军爆破。明年的美对泰军援，将由83年的6,600万美元增加5成。这些都表现出两国的紧密连系，显示泰国日益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得力助手。今年4月初，越南宣称美机出动在越水域上空进行侦察和恫吓。这项指责并不见美国加以否认，也不见那些口口声声要尊重别国领土主权的人有所反应，显见他们只「尊重」本国的、和友好国家的「领土主权」！
美国拉拢泰国等东盟国家组成紧密的军事合作，当前目标是对抗印支三个工人国家，长远目的更正对抗中、苏、北朝鲜等工人国家。这种布署，正如它之进行拼凑美、日、南朝鲜三角军事同盟，以及保护台湾国民党政权使之成为美国的不沉航空母舰，都是它的全球战争布署的一部份，是同样反动、同样必须加以反对的。
马克思主义者对战争的基本态度，首先取决于对战争双方国家性质的判断。当越南（柬埔寨政府也一样）同泰国（或其他东盟国家）交战的时候，由于前者是一个已推翻了资本主义的工人国家（虽然是官僚化了的），后者则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何况它又是美帝全球战争布署的一环）；前者的战败和后者的战胜，会意味资本主义在越南（或柬埔寨）的全面复辟；反之，则可能有助于泰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因此，全世界工农和革命者，在这样的战争中，都应该站在越、柬一边，反对泰国等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的反应
中国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都同样是官僚化了的工人国家，亦即是她们的领导者过去所互称的「兄弟国家」。
今天，她们的国家性质都没有根本改变；由于印支三国领导党与中共的关系和政见有了改变，和由于中共死硬支撑的波尔布特政权被推倒，便导致中国与印支三国间的友好国家关系转变成为敌对。从而在越、柬政府与柬三派反对势力（泰国及其他东盟四国、美国等则站在这三派方面）的对抗中，中国无保留地大力地支持柬三个反对势力；中共今天对宋双所称的越军屠杀了几百柬人民表现得那样激烈愤慨，但对于波尔布特执政时屠杀了几百万柬人民，却从未见中共吭过一声。它全力维护着红色高棉，从而丧失了一切痛恨后者的印支人民的好感。
中共更加错误的，是完全丧失阶级立场去支持泰国政府。今年2月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亲访泰国时，曾经声言：「如果越南胆敢对泰国发动武装进攻，中国军队和人民不会坐视不管。中国人民和军队将站在泰国一边。」（新华社曼谷2月5日消息）
过了两个月，泰军方宣称越军越过那没有明确划定的边界后，中共果然用行动来证明它的诺言了。中共军队在中越边境炮轰越南土地，打死一批越南士兵；而越南指责中国又一次越境进袭和炮轰，中国对此既不否认，也不证实。李先念接着在西哈努克面前声言：「如果越南当局一意孤行，继续玩火，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就必将吞食更大的恶果。」（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这就隐含着中国行动还会升级的意味。
中国抗议和炮轰的「理由」，是指越军对中国边境的武装挑衅加剧。
但是北京外交界人士却认为，数月来中越边境一直比较平静，中共突然向越南提出抗议，「是对越南目前正在向泰边境发动大规模进攻给予警告。」（法新社北京4月11日电）。
北京外交人士又说：「中国炮轰越南，显然是为了分散越南的注意力。」（路透社北京17日电）
泰国高级官员也认为：中国发炮还击，「显然希望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对越南袭击它的柬埔寨盟友，绝不会置之不理。」（路透社曼谷17日电，见18日《文汇报》）
这些评论，都道出了北京的真正动机，反过来就揭穿了北京指越军向中国边境挑衅因而还击的借口。
宋双、西哈努克、泰国军政领导人等，都一致希望中国第二次出兵「教训」越南。他们为着资本主义本身的利益，渴求把中国拖下水，使中、越两国的阶级兄弟互相残杀，利用中国替自己去打败越南。
中国在1979年2月进军越南，已经证明是极端错误而有害的：它使中、越双方各自死伤了好几万人，耗费了几十亿元的社会财富，在世界工农面前进一步损害了工人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而中共所宣称的进军目的（如「教训」对方、消除边境「挑衅」等），则全未达到。
中国人民不愿见到中越再次开战，即使有些人在上次进军时认识不足，事后也该从中得到经验教训了。特别是，如果仅仅为了泰越发生战争而要中国参战攻越，那么，在十亿中国人民中，到底有多少人会赞成呢？上引杨得志的发言，肯定是与中国人民的意愿完全相反，亦即完全是强奸民意的。它与中共强调要有一个和平环境来达到四化的宣告，也极相矛盾。
印支和东南亚的出路
说越南「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前一说法近似于克里姆林宫说波兰或捷克会威胁苏联的安全，以此为借口去干涉波捷的事务；后一说法则意味中国要维持东盟各国的资本主义现状，使它们一直稳定下去。
当年印支三国的相继胜利，原可提供有利的条件，帮助和刺激泰、马、菲等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运动蓬勃地生长。直至于陆续胜利（当时一些资产阶级政论家便提出了「骨牌」理论）。亦即会根本推翻东盟各国的「稳定」局面。这是各国觉醒了的工农和革命者所渴望的。
中国统治者却与工农这项历史要求恰恰相反。
越南统治者在统一南越后，也没有切实帮助东南亚各国的革命运动，致使泰马等地的游击队势力日渐陷于孤立无援；其中有部份人向政府投降的事，近年来时有发生。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中共越共互相对抗而且不援助他们的不满、绝望。
越共（还加上苏联）最近则只是以这种可能的援助作为向东盟要挟的筹码。例如，据新华社引泰国报纸报导，苏联副外长贾丕才说：「如果东盟国家继续反对河内在本地区的政策，越南将采取报复行动，援助东盟国家的叛乱组织。」如果越共真的无条件地给予这种援助，那会是一件好事。有助于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胜利，并反过来使印支三国大大减少外交孤立和经济发展上的困难。可惜这只是越共、苏共吓人的姿态。
但新华社记者唐天日的评论则认为：它在当前的含义，是向泰国等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接受越南侵柬的既成事实，把柬埔寨巩固下来；长远的含义就是把东盟国家置于越南控制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不仅是一种恫吓的空话。而是未来东南亚动乱的真正潜在因素。」（4月21日《文汇报》）
然而，把克里姆林宫的政策理解为真心帮助各地区的动乱（其高潮是革命），那是太美化苏联官僚层了。实际上，它从来都把各国革命运动当作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只为它自己的利益服务，随时都准备把它们出卖给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府的。这样的历史事例不胜枚举。
即以最近的发展来看，正当中国炮轰越南、「第二次教训越南」大合唱响起的时候，尽管苏联外长官式地重申对印支三国的支持，但是，塔斯社又同时指出，「苏联已准备与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共同促进东南亚和平」，愿意同它们「共同对印支国家和东盟之间达成的协议作出保证。」这就再一次显现出苏联一贯的真正意向。苏联必须立即停止对印支革命的叛卖勾当！
美国、泰国、中国等国必须立即停止插手干预柬埔寨，停止对宋双、西哈努克、波尔布特这三派的支援！越南军队必须立即从柬埔寨全部撤出（正如苏军必须从阿富汗立即全撤一样），它的武器装备必须留下，用以武装柬埔寨劳动人民。柬埔寨问题只能由柬埔寨全体劳动人民自己决定，由他们成立全国的和各级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以取代韩桑林政府或三派「联合政府」；实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民主，使全柬绝大多数人民都享有充份的民主权利（以宋双、西哈努克「亲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地主、王族等剥削者、压迫者除外。即必须剥夺掉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是使柬埔寨脱离目前战乱和困境的根本途径！
越南宣布撤出它在柬境内的一小部份军队，并邀西方记者前往观察，以示真实。这反映出越共正遭受日增的要求撤军的压力。事实上，越军留柬使越南负上更重的重担，使越南人民蒙受更多的损失。从柬撤军，对各国人民都是有利的。
最有效地抗击任何一个工人国家的官僚层的，是各工人国家劳动人民的全面动员，积极干预政治。只有这样的群众兴起，才能达致各工人国家的独立自主而又无私地互助互利。中国人民也必须起来，反对中共为维护极端狭隘的官僚层利益而采取的各种错误做法，争取中国站在真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真诚有效地援助印支工人国家及其人民！
1983年4月30日 |
柬埔寨——昨天和今天（涓滴，来源：十月评论第10卷第5期（总第77期）1983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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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昨天和今天
涓滴来源：十月评论第10卷第5期（总第77期）1983年5月出版
在一般新闻报导中，我们看到有关柬埔寨局势的报导。主要是泰柬的边境冲突和红色高棉游击队与越军交战等消息，较少是柬埔寨的近代历史、今日的发展、新政权的政策路线、越柬之间的关系，等等；但这些却是我们了解柬埔寨人民境况所不可缺少的资料。
百多年来受外国势力干预
柬埔寨在1864年沦为法国「保护国」，第二次大战日军攻入，在1945年3月宣告柬埔寨独立；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法国再度回来统治。西哈努克亲王由法国在1941年扶助上台，在1953年取得柬埔寨独立，1955年让位给父亲，自己仍掌实权。在1970年3月，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访问苏联时，国内发生政变，美国支持的朗诺上台，西哈努克在北京组织流亡政府。
郎诺政权在1975年4月17日被红色高棉军队打垮，乔森潘领导的新左倾政府组成，总理是波尔布特，政权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攻入柬埔寨，次年1月10日，韩桑林组织了新政府。越军则一直留驻柬埔寨。
柬埔寨的近代史，显示了它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控制或干预。但必须注意的是，1975年4月以前，柬埔寨一直处于法国、日本、美国各国的帝国主义剥削之下，自足的经济受到了摧残、资源受到掠夺。
波尔布特政权普失民心
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政权上台后，面对的最主要困难，就是重建破落的经济。多年的战乱，导致一半农地废置（柬以前曾是主要的米出口国），耕牛从1968年的250万只，跌至1980年的80万只。不但农具缺乏，种籽也奇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下，柬埔寨依赖的只有中国、北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几国的援助。
为了重新搞好农业、水利，波尔布特政权强行将首都金边的人口全部下放农村，人民被强迫每日12至16小时劳动，一切工业、交通，银行、邮政、电讯，甚至货币均被取消，农村吃大锅饭，学校大都停课。在最原始粗暴的所谓「自力更生」、「以大跃进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下，的确修建了许多水坝、运河、水塘（虽然它们有三份二因工程太差而没有用途），使全国三份一农地得以灌溉，农业生产趋向稳定。然而，过度劳动、疟疾、饥饿、营养不良，以及政权的残暴大屠杀，导致政权倒台时，全国损失了三份一人口，原本的8百万人，有逾3百万死亡，而且多是男人。文教科技人员损失更惨重，红色高棉政权3年半统治内，645名医生、药剂师等，只69人活下来；1,241名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只121人生存；中小学教师则有8成死亡；所有大学教授和兽医都消失了；技术人员从1600人跌至200人；即使是政权的军官、干部，也经常受到清洗。
没有另一个政权会比红色高棉政权更失民心的了。因此，从1977年开始，外界已常收到有关柬国人民反抗和该政权内部军官变节的消息，韩桑林也是变节的红色高棉军官。越南军队在78年底攻入，波尔布特政权迅速垮台，主要原因正在于它彻底失去了民众的支持。
尽管西方传播媒介渲染说，韩桑林政权是越南军队设立的傀儡政权，中共也鉴于苏、越势力控制了柬埔寨而极为不满；然而，一个事实是，柬埔寨人民喜见波尔布特政权倒台，因此最初对越南军队是没有敌意的。据英国《新左评论》82年1、2月号报导，「印支大量证据指出一个结论，绝大部份柬埔寨人民欢迎越军推翻波尔布特政权。」
至于说，越南军队一直留驻在柬埔寨，有没有引起人民日增的不满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未必有如泰国或中共宣传的那么严重。
据南华早报83年4月8日刊载美联社特驻金边记者的报导说：留驻柬埔寨的越南顾问仍有影响力，但人数和作用已较少；该记者引述国际专家的话说，柬埔寨政府内阁各部门约有10名越南顾问，各省则有15-20名；一些国际组织的西方工作者一般都认为，现今越南顾问是一般意义上的顾问，而不是79-80年那样是决策者。现在，越南人让柬埔寨人掌舵，不过他们仍不时插手。该记者也报导一名越南外交官的说话：柬埔寨仍然缺乏中层官员和技艺专家；「柬埔寨人民族主义情绪很重，他们埋怨说我们给他们太多咨询，但他们却连最微小的问题也要我们帮忙。」「当然，叫我们比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来帮忙是容易得多了，越南就在邻近，而差不多只有越南顾问才肯忍受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
据美国《洲际通讯》82年12月13日报导，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高廸在82年初往柬埔寨实地观察，访问了来自不同阶层的54人，他们全都表示在波尔布特军事力量未被完全摧毁时，越南军队不可离去。
《远东经济评论》1983年年报提供了柬埔寨接受的外援数字。苏联对柬埔寨的援助，79年是850万美元，80年1,340万元，81年9,500万元，82年6,500万元，82年的援助包括200台拖拉机、50部货车、修路器材等。东德则给了l千万美元的赠款用以购买货车和医院设备。另外1千万美元贷款以协助橡胶加工业和生产。至于越南的援助。据越南官方声称，每年不少于2,500万美元
由这些数字可以看到，柬埔寨要得以生存，不得不靠他国的援助，现在韩桑林政权依靠苏、越等国，波尔布特政权以往则主要依靠中国（据报导，当时中国曾派2万至3万名顾问留驻柬埔寨）。这些援助未必完全无私，因此柬埔寨或要付出政治交换代价，但造成柬埔寨贫穷落后的，却首先要帝国主义各国负责。
韩桑林政府的表现
无论韩桑林政府是否越南的傀儡，但它掌权后进行了某些改良（彻底程度则难以获知），使经济和民生得以有某种程度的改善。
《远东经济评论》83年年报报导，虽然81-82年的水、旱灾破坏了部份收成，稻米的收成却达148万吨，农业部估计83年柬埔寨粮食生产将可自足。农业部门是政府中效率最高的。
由于男性大量丧失，全国最低限度55%人口是女性，有些村落甚至达8成是女性；因此，农耕方面，政府最初将村民40至50户组织成一个合作单位，共同使用农具，人力。到80年，则改为10至15户为一个生产单位；80年8月更颁布法令，容许农民有自留地。自由市场和手工业生产开始蓬勃，但同时也开始出现农民与小商人之间逐渐的收入悬殊。
工业方面，政府差不多从零点开始，所有工业生产全由国家进行，政府宣布要多年努力才可望恢复1969年（即美国1970年侵略之前）的水平。
教育部是成绩较差的部门。政府在82年9月学年开始时宣布，小学生有143万人，中学生有4万人，专上教育则有超过1,500人，另外1,500人则被派往「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留学（其中1千人到苏联）。成人教育则有20万人参加，每周3至4晚，每晚1至2小时；据报导，参加者有7成是女性，有4成是20岁以上的。正规教育的课程，则由13年改为.10年，而加上更多职业训练。现在，已开设了农业大学、一间医科学校、16间师范学院。
其他改革包括恢复邮政、电话、铁路及航空交通等。货车的数量，由79年10月的200，增至80年底的1500部。
政治方面。81年5月1日举行了国民会议「选举」，148名候选人「角逐」117个席位；然而，所有候选人均由执政党控制的一个组织提名，投票人只可划去几个名字。选举结果是议长韩桑林获99.63%票数。这类「民主」把戏是一贯的斯大林主义传统。
至于执政党「柬埔寨马列人民革命党」，则有党员6百，候补党员4千人。党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只46.5岁。
上述资料，既不全面，也未经多方证实，然而，它们仍可以让读者对柬埔寨今日国内的情况有一些了解。 |
柬埔寨——空寂的城市，挤塞的田野（齐觅民，1978年9月10日《十月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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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空寂的城市，挤塞的田野
齐觅民1978年9月10日《十月评论》
（励思摘译自1978年6月12日洲际通讯、国际通讯合刊）
附一：《柬共政权迅速垮台的原因》摘（作者：振言1979年2月5日《十月评论》）
附二：《美国在柬埔寨的罪恶纪录》（1979年3月10日《十月评论》）
美国政府与反共广播媒介都大肆报导柬埔寨内无端的大屠杀和原始的生活条件；有关柬埔寨生活的可怖故事，被用来描绘共产主义的专制、蛮横，同时亦免除了华盛顿在帝国主义战争带给柬埔寨的破坏上应负的责任。
若要真正分析柬埔寨今天发生的事情，首先便要看美国侵略的残酷和美军弹药做成的蹂躏。
战争摧残了柬埔寨的经济，打碎了她的社会。但这点在描述今日的柬埔寨时却常被遗忘了。记者惊愕见到男男女女拖着犁锄，却从不指出数十万的耕畜被美军炸弹杀害了。记者描述柬埔寨交通运输的原始状态，却不提到五角大厦其中一个轰炸目标是要完全破坏柬埔寨的交通运输系统。
据金边政府消息，1970至1975年间的战争有60万柬埔寨人被杀，另外60万人受伤（柬埔寨总人口只不过700万左右）。
战后，美国记者形容说：稻田满是泳池般大的弹坑，蔗田和椰园都炸毁了。大部份农民迫于［注：“迫于”应改为“被迫”。——录入者注］放弃田园，否则便要半永久地生活于地下，以避开轰炸。
资料的缺乏
要重整今日柬埔寨情况的资料，并不容易。自从1975年4月资本主义政权被赤柬军推翻后，柬埔寨便与外界完全隔绝了。
要知道柬埔寨的情况，基本上有四个资料来源。没有一个是完全可靠的，最低限度如果单独考虑时是不可靠的。
第一个来源是柬政府的声明，或是通过金边电台，或是在间中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例如1977年10月总理波尔布特在北京的谈话。
第二个来源是美国情报组织，如中央情报局。1977年9月23日远东经济评论从泰国发出的报告，形容一些用来搜集柬埔寨情报的设备：“美国SR71时速2200哩侦察机在八万五千尺高空、人造卫生在太空轨道上、以及所有其他军事装备都用来听和看。”
中央情报局在透露柬埔寨的“事实”时，很明显有其政治企图。况且，它的“听和看”，并不能揭露有关柬埔寨社会甚或军事的发展情形。例如，它的侦察机在八万五千尺高空上，便不能辨别柬埔寨和越南的军队。
报刊记者和最近有关柬埔寨的书籍作者所最倚靠的资料来源，便是从柬埔寨逃出的难民。大部份接受访问的难民是居住于泰国情况糟透的难民营中。他们的现状很不稳定，而他们要答复记者希望听到的东西，会受到颇大压力。访问时的情景，如纽约时报记者金曼所说：“新生活方式的很多方面，都要以查问方式从难民中套出来……”，就可见一斑。
难民说的故事，很难加以证实。有些难民早在三年前已离开柬埔寨了。虽然如此，很少记者是以谨慎态度去处理难民的陈述的。有时，最极端和不可能的描述都作为事实报导。
最后一个资料来源，便是到柬埔寨的访客；可是，在近三年来，很少独立观察家获准入境。四名南斯拉夫记者在1978年3月以两个星期时间游览官方指定的地点和会见柬官员。他们的报导，便是今天所知关于柬埔寨的大部份资料——不是因为这些资料很完备，而只是因为以前所知的实在太少了。
在1978年4月，美国的毛派份子保斯坦（Burstein）往访柬埔寨。他报导说，柬埔寨正在茁壮成长。可是，保斯坦由于紧跟着毛派官僚的左转右转太久了，因此他不大可能辨别出上落之分。
从各类资料来源（同时考虑到各来源本身的短处）可见到的柬埔寨，是受统治于一个以农业为根基的政权，其特色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经济方面，基本上是前资本主义的，而人民则需要作出极大的牺牲；这个政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的第一件以权力作出的行动，却是有系统地将该国解除无产阶级化；领导层排拒了城市工人阶级可以是作出变革的力量这观念。
金边的疏散
1975年4月，一直只是依靠美军枪炮炸弹和美元支持的朗诺政权倒台了。赤柬军在四月十七日进军金边时，没有遭受多大的反抗。
就在他们胜利几小时内，赤柬军队开始强迫金边疏散。仅仅几日内，首都和好些城市都撤走了原来的居民，他们被重新安置于农业区中。
根据新政权在疏散行动中的一项统计，金边当时有近三百万人口，而战前人口是六十万人。首都挤满了由郊区拥入的难民，他们的家园已被美军炸毁了。到处都是饥饿——除了腐败而富有的一层，他们一直到最后都生活在不可想象的奢淫中——金边大部份的人口正在慢慢饿死，特别是小孩。
（Hildebrand和Porter所写的《饥饿与革命》，很详尽描述金边在朗诺政权下的日子。本书表现了美国傀儡政权下那广大的人间苦难。若要知道柬政府下人命如何全无重要性，本书是必读的。）
金边疏散时，新政府说，这非常措施为了要防止人民饿死，所以是必须的。米粮的供应非常危急地短缺，这声称据其他资料显示是真实的。金边刚投降之前，资本主义政权说首都只有八天的米粮，这数字为当时美国国务院消息所证实。
但这点却不足以解释为何疏散如此匆忙，甚至老、病的都要疏散。这点亦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第一次收成后，当前的粮食危机已渡过后，首都却没有再重新迁入居民。况且，这个解释不是柬总理波尔布特1977年10月4日在北京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解释。他当时说，疏散首都，是金边解放两三个月前已计划好了的，因为恐怕首都会成为阶级敌人的基地。1978年南斯拉夫记者访柬时，柬官员说，他们正集中发展农业区，因为城市是寄生虫的孳生地。
柬埔寨的三分一至一半人口被强迫迁出城市。第二次强迫迁徙是在1975年末，大批的人被徙至人烟稀少但土地肥沃的柬埔寨东北部。由于迁徙远行和农业重建的艰辛，以万计的柬埔寨人逃至泰国和越南。
柬埔寨新政权除了撤空城市外，还采取了其他严厉措施。货币被取消，钱币制度由物物交换所取代；学校和大学关闭——除“政治再教育”中心外；所有外国人被逐出境。从柬埔寨的密封国境，只有零星的资料泄透出来。新政权成立一年后，西哈努克的挂名元首职位被除去。至于总理波尔布特同时是柬共党书记这事实，也只是77年9月他到北京时才披露的。
柬越边境战争
1978年初，柬越开始公开边境战争，柬才引起国际注意。两国开始严重冲突，似乎始于77年4月，但到12月31日柬宣称与越南断绝外交关系时才正式证明这个事实。
柬越两国均互相指责对方引起冲突，侵入本国领土；而每次冲突后双方都报捷。金边电台对越南的强烈谴责，充满民族主义激情。他们谴责越南的野心，并翻起旧帐，指责越南领导层在柬国独立战争时出卖了柬国，例如54年的日内瓦谈判，越南不支持赤柬对法国提出的要求；当西哈努克的军队在追杀共军时，越南仍劝柬人民支持西哈努克；更出卖赤柬领袖的身份和藏匿处给西哈努克，以换取越军在柬国的庇护处和物质供应通道。当西哈努克在70年被推翻后，越南又施加压力，迫柬埔寨接纳西哈努克为名义上的领袖。最后一次出卖，是73年1月的巴黎和谈，越南试图劝赤柬停战，与美国和谈。78年4月6日的纽约书评说：“73年上半年，基辛格企图以柬埔寨停火作为美国供应越南重建援助的条件；可靠消息显示，北越的确曾试图迫压进行谈判。”当柬国人民拒绝时，河内便开始限制赤柬的军火。
77年4月，资料显示曾有一个推翻波尔布特政府的政变企图，而亲越份子被指责为政变策划者。政变失败后，军队和党进行了清算亲越份子。人民日报一篇社论颂扬波尔布特粉碎了“国内与国外敌人的阴谋活动”。据西方记者报导，越南现正进行对俘获的柬埔寨士兵的“政治教育”课程，企图将他们争取过来。一些西方观察家以为越南是企图利用这些“改良”了的柬军，配合反政府的柬国难民，组成在柬埔寨进行新的亲越“民族解放战争”的核心。
“人间地狱”？
越南政府否认意图干预柬国内政或侵占柬国领土。越南称柬国政府掀起整个冲突，是希望将注意力引离它本身的弱点，分散国内的反对，并制造藉口来“清算革命者和爱国者”。河内电台形容金边是“人间地狱”。
柬埔寨未必是“人间地狱”，但她并不是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者所努力追求的社会，亦没有柬国叛军几十年来与法、日、美打仗所争取的自由。即使我们不谈有关清算和大屠杀的报导，单看柬埔寨今日的人民生活，仍是极度艰苦、完全缺乏社会自由或政治民主的。
外国访客第一个印象，就是柬埔寨差不多完全没有二十世纪城市生活的技术与社会机构。第二个印象就是一面倒地强调农业生产，并以社会的半军事组织来执行这独一的任务。
死城
曾有接近全国三分一人口居住的金边，现在差不多是空寂的了。金边疏散五个月后，在75年9月，西哈努克亲王的助手到访柬埔寨首都，形容它是一个“死城”。他们估计当时人口是五万人。78年初，几名北欧大使形容金边是一个“鬼城”。有人告诉他当时金边人口是二万人，但他们说似乎是更少。而柬国官员告诉他们并没有重建该市的计划。
这些外交人员和其后到访的南斯拉夫记者都发现金边今日的居民，不是以前的城市居民，而是刚从乡郊到来的士兵的农民。几名南斯拉夫记者所见到的以前在城市长大的人，则是在乡村的工作队中。一名记者报导说：“在这些工作队中，我们有机会遇到以前首都学校的学生，他们在工作热诚激励下，暂时抛开法文，而获得其他有用的工作经验。”他们继续报导说：金边的街道是空的。在一些街道上，种植了白菜。所有路牌被漆上白色。所有交通灯都不亮了。“很多屋后天井堆着破毁的家具和汽车的外壳。市郊就像汽车坟墓一般。”
柬埔寨没有邮局，没有电话服务。国内唯一通讯方法是村落间的消息的手递。三年来都没有电视节目广播过了。与国外没有邮政或电讯的交往。信件在柬官员检查过后，每月两次以手传方式用外交邮袋空航到北京。柬埔寨内有一份报纸，名为“革命”，每份有四版，一个月发行三次。有一份杂志，隔得更久才发行。有一个电台——金边电台——民主柬埔寨之声。
儿童参加工作
南斯拉夫记者闻说，乡村已开始重开小学，虽然只教授几个科目。柬埔寨仍没有中学、商业学校或大学。记者被带往参观一间小学，位于里堡农业合作社内。该校教师说，她以前未教过书；她现在教书，只是因为共产党派她做教师。
很多儿童似乎完全不上学。记者形容说：“在很多地盘和稻田里，我们见到年纪很小的儿童，充满工作热忱；当我们早晨步经村落时，我们时常见到更多男女孩是拿着农具而不是书包的。”
南斯拉夫记者在柬埔寨摄制了一套影片，曾在法国电视上播映。法国托派周报形容儿童工作的情景：“工厂里有些在工作的是十二岁的儿童——其中一人要站高在箱子上才能做工。同样年龄的儿童，组成了渔船全部船员。一名柬官员解释说：‘以前战争时，这年纪的儿童已背着枪，驾驶着货车了’，好像这是一个正常的理由。”
波尔布特在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为柬儿童大部份时间用在工作上这事实辩护。他说，最重要的教育是在合作社和工厂中学到。
柬国儿童除了工作代替上学外，也以工作代替游戏。远东经济评论77年10月21日引述柬埔寨总统乔森潘的谈话：“我国儿童不玩玩具车、玩具船、玩具枪——这些玩具以前要以相当费用入口。我国儿童乐于在田中赶走麻雀，看守牛只，收集天然肥料，帮忙建造水坝、堤岸和开掘水塘、渠道。”
柬埔寨据报导是全世界唯一没有货币的国家。每人按期分配得米、盐、以及一年一套工作服。个人可以以小量货物交换来获取其他用品，但这只是在他们自己的合作社内。理论上，价格是由政府定下，是用瑞尔——旧的柬埔寨货币单位——来管制这类交换。但实际上合作社的成员并不追上定下的价格，因为根本没有货币流通。
金边只有一间店铺，只是为外交团体而设。它一星期营业两天，只收美元。
波尔布特在北京说，薪金的取消和代之以“公社式支助制度”，已解决了城、乡、工、农，和体力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但事实是：柬埔寨那没有货币的经济，与任何一种共产主义平等都全无关系。这个经济只是基于最原始的面对面的货物交换。没有货币，只反映了该国没有贸易，没有商品生产。说到生活水准已拉平（波尔布特大力强调这点），其实只是全部降至颇悲惨的程度。
差不多整个柬埔寨人口都好像在从事农业生产。全国特别强调建设和重建水利系统，因大部份都已毁于美国炸弹之下。现有的轻工业，大都是有关农业生产或堤坝建设。波尔布特对南斯拉夫记者说，在重建工业时，新的工人被雇——即他们在旧政权下不是工人。
柬埔寨的人口现组成农业合作社和流动工作队。合作社是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位，通过合作社来分配食物和组织工作。南斯拉夫记者的结论是：在柬埔寨，如果生活在合作社之外，差不多是不能生存的。至于工作队，是有时多至二万的年青人的队伍，他们从一个建设计划到另一个地点工作着。
政府订下唯一的压倒一切的任务，似乎只是喂养人口。但这点能否做到，报导亦不一。柬难民全都诉说有广泛的饥饿与饿死。但到访柬埔寨的人却都没有见到饿死的证据，大都报导说食物供应足够，即使未必充裕。保达研究关于印支食物生产所能获得的资料后，认为柬埔寨的情形比老挝或越南更好（虽然保达有点过于不批判地接受金边有关农业成果的声明。）美国国务院一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柬埔寨去年的收成甚佳，人民可能食得较好。有报导说已有大米出口。”
没有政治自由
我们不需要接受难民关于强迫集体结婚和政治恐怖等极端故事，亦可知道柬埔寨很少社会自由，更少政治民主。国内旅行受到限制，人民似乎不能决定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和同伴。
共产党，据波尔布特说，是统治着柬埔寨，但它对于大部份人口来说是模糊和神秘的组织。记者米可域报导说：“今天，党有一个名称，一个书记（波尔布特），一小撮领袖——不过十人。普通的党干部仍完全秘密行事。在基层，谁是党员都是秘密的……”。普通的人民没有任何方法表达他们的感受或是左右政策的决定。虽然有举办“政治教育”班，但政权仍未发行或供应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此外，开始有报导关于统治阶层的享受特权。这些是难民提供的，仍未得其他资料来源的证实。一名居于泰国的难民说，官员和军队获得特别待遇，他们另外住和吃，有最好的食物，包括鸡和猪肉。另外一名难民，以前是士兵，他说士兵按期获派衣物，而且有鞋子，这是平民没有的。
远东经济评论描述根据美国情报消息（可能基于难民的证供）而得出的柬埔寨大米的分配情形：“最高官员获分配最多，然后是正规军，然后，地方军队较少，最后是一般的人民。”
最值得怀疑的消息，是关于柬埔寨的大屠杀和恐怖手段，用以控制人民。但就是这类消息在西方报纸中被描绘得有声有色。有些证供已证实是假的了，例如说金边政权屠杀了一百万人。又例如说一些“偷运”出柬埔寨的残暴照片，被登载于华盛顿邮报、新闻周报、时报等报刊上，但华盛顿邮报78年2月19日报导：“几位美国和其他专家相信这类照片是在泰国拍摄的。”泰国一些难民亦描述说，有些村落整个被冷酷屠杀；有些甚至说，差不多所有在朗诺政权下的知识份子和士兵全都被杀，甚至他们的妻儿都难逃浩劫。
难民的证供，单独来看，是不可靠的。难民通常身陷的困境甚为绝望，因而他们尽量描述逃离国家的黑暗会对他们有利。一位能操高棉语的记者在访问泰国难民营时，难民告诉他，难民营的管理人特别挑选一些难民去见不能说高棉话的记者，而“只是挑选能讲恐怖故事的那些难民。”
波尔布特在北京的一份声明，或可用作辩护清算和处决。他承认“我国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他谴责“国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特务还潜伏着”；他说，“还有一小撮反动组织继续反对和破坏我们柬埔寨的革命，有些暗藏的家伙伪装成人民。”波尔布特估计这“一小撮”占人口的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即十六万人。
我们能看到的是，已逃离和正逃离柬埔寨的难民，并不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反动份子”或与旧的殖民和新殖民政权勾结的同党。大部份似乎是贫农——正是政权现在建基其上的社会阶层。纽约时报记者访问后说：五千泰国收留的难民，没有十人能说起码的法文，没有一人能说流利的法文。该记者与居于越南的难民谈话，发现有些是橡胶工人，有好些以前是柬埔寨共产党党员，并且是长期的解放战士。
柬埔寨领导一直以来都从农民中争取支持。它的统治是基于农民阶级之上的。它拒绝接受说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可以基于工人阶级而建立革命运动这观念。它的所为只是解散和削弱工人阶级，而不是加强工人阶级。
明白了柬埔寨政权的农民方针，就能了解这个政权各个重要的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城市的偏激、文化的落后（例如教育问题）、强调自给自足——即使在最原始和艰辛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政权不能带领柬埔寨从美国战火引起的可怕经济和社会破坏中复原，更不能带领柬埔寨走向社会主义的建设。
附一：
《柬共政权迅速垮台的原因》摘
（作者：振言1979年2月5日《十月评论》）
1977年9月27日，波尔布特在柬共公开大会上正式宣布，解释柬共“对遭受到美帝毁灭性侵略战争的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应该怎样恢复和发展生产时说：“我们的信念是建立在我国人民革命激情，经验和创造精神基础上的。我们把农业做为一个基本因素，把农业资金用来逐渐建设工业，目的在于在牢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的基础上，尽快把落后农业国建成柬埔寨工业国”。他说，柬埔寨有百分之八十五是农民……他要用农业资金去建设工业，又要“尽快地增加人口”，目标是从目前的近八百万增加到二千多万，即要这样落后的农业“尽快地”供养多一倍半的人口。而“在文化、教育方面，我们党的方针是边学习、边为保卫和建设国家服务。……我们的学校主要建立在合作社和工厂。……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见同年十月四日北京人民日报）
（韩桑林的）“阵线”在一月前发表的十一点政治计划，大部份可说是针对柬共政权最不得人心的措施而提出的，例如：居住、迁徙、结社等自由；建立有交易市场的计划经济；发行货币；恢复货物流通；废除强迫婚姻；建立学校；等等。（见1979年1月9日华侨日报载路透社8日电）。
中共多年来一直尽力支持柬共，视后者为最亲密友好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在这以前则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柬共一切以中共为师，深受中共的影响，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柬共多年来实行这样明显地错误的国内政策，中共却没有帮助它加以改正（特别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甚至在去年十一月初，还特别派极力维护毛路线的汪东兴去访柬，以表示对柬共及其政策的坚决支持。
附二：
《美国在柬埔寨的罪恶纪录》
（1979年3月10日《十月评论》）
在越柬事件中，卡特政府和美国的资本主义报纸都强烈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他们似乎忘记了美国早几年对柬埔寨的疯狂军事侵袭。
在1970年4月，中央情报局支撑朗诺进行军事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不久，尼克松命令美军进攻柬埔寨。轰炸延续了三年，共有44万吨炸药落在柬埔寨全国各角落，平均每一个柬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承受一百磅以上的炸药。
金边在1975年4月被柬共攻陷后，记者看到的是一片荒毁的景象。纽约时报75年5月9日报导说：“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废墟——破毁的桥、荒弃的田、疏散的城市……我们经过有些地方是内战早期被美国空军炸毁的，田野里到处是像泳池般大的弹坑。”
伦敦星期时报75年5月11日描述离磅湛不远的一个村落：“这儿完全被战争摧毁，一座桥和一间屋也没有。”
柬共政权夺取金边后，宣布在五年战争中，有60万柬人被杀，60万受伤——全国原有700万人。 |
克林顿——希望与幻想（芬可尔，1993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克林顿——希望与幻想作者：芬可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第2期（总第165期）1993/6以很少事实根据而寄以极大的期望，是罕见的，即使在美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内，克林顿没有任何立场是近于“左倾”，而且他从来没有假装过左倾。在竞选运动期间，克林顿曾对两大重要的人权问题作过保证的诺言：其一是停止不经聆讯便大规模地遣返海地难民的罪恶(而且是非法)的布殊政策，其二是撤消军队中对同性恋的禁令。在他就职总统前一星期，克林顿已经撤消了第一点诺言，第二个问题正在退却中，而且他完全支持布殊重新轰炸伊拉克的做法。新的体制克林顿就职典礼前夕，新的政治体制已清晰表明，只要看克林顿的阁员任命便足够清楚这点了。任命克利斯托弗为国务卿(负责外交)，他在60年代约翰逊总统政府任职时，曾收集军事情报机关有关反战及黑人活动份子的情报，那是很显然的事实。继而在70年代他以副国务卿身份为卡达总统作证，曾错误引导国会。在他任职期间，他曾深深牵涉到卡达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及对抗伊斯兰革命造成的惨重损失。在关键性的经济政策上，任命劳埃德·本森为财政部长，他在政治上是有名的保守派份子，与大石油财团有渊源，并致力于降低大企业对税务的负担，及削减预算的“严格规律”，以他这样的名望，在资本家的圈子中，在质询他任何问题以前，便向上议院财务委员会推荐要求通过了。一位杰出的自由派哈佛经济学家罗伯特·雷克曾被考虑为财政部长的候选人，他与主张温和经济刺激及不明确的工业政策(经济基础结构的投资，工人训练等等)的倡议者有联系。很有趣的，克林顿却任命雷克为劳工部长，这个职位，在“传统的”民主党行政中，是属于与工会有连系的人。而雷克只是间接与劳工有关，他是劳工界资助的经济政策学会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不过，在60年代，他和克林顿以罗兹奖学金在牛津大学进修时，便结交了友谊。为保证他的内阁核心份子一定受大企业资本与投资机构的欢迎，克林顿便着手实行他要建立“一个美国模式的政府”的诺言。这结果只形成了他个人心目中的美国模式。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非洲裔美国人罗布朗，原是由大企业与政府雇用的受薪国会走廊说客职业学家，被任命为商务部长。指派出任卫生社会福利部长及司法部长的，是拥有女权主义声望的两位女性，因而不为右翼份子喜欢，但后者是保险界巨子艾特那保险公司的高级律师。将“企业女权主义者”安置在他的行政机构内，有其双重目的：一方面可以表现代表妇女的地位的提高，另方面可以为克林顿在他就职的一百天内大肆宣扬的“医疗保险改革”保证得到支持。绝非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认为当然的那类全国保健计划，克林顿所欲实行的是“有管制竞争”的建议，按照这建议，将三千七百万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口编入最低受惠与没有选择医生的医疗计划，给予现存的赚钱的保险公司最大的利润，同时，这些人(特别是入了工会的工人)要享受超过最低受惠水平的医疗保险，就要另行纳税了。纽约一位观察家把大选日之前的气氛形容为一种在同性恋社区的期望与动员的非常气氛，克林顿和高尔的肖像徽章到处可见，尤其是在同性恋的酒吧，火炬游行，推动投票人投票车，应有尽有，这情形的发生部份是出于希望同性恋者认为克林顿将会为他们改善服务，部份是出于现实，假如布殊连任，就有“我们将被赶入集中营了”的恐惧感觉。美国交通工人工会报刊《美国交通工人新闻》92年11—12月份封面登载了克林顿挥手示意的肖像，并引用了他获胜的演辞：“这一胜利不仅是党的胜利，而且是艰辛工作与遵守秩序的人民的胜利……他们正准备在全球经济中去竞争及获胜，但他们所需的是一个提供援手、而非给予施舍的政府”。整个报刊的中间一张专为交通工人工会动员对克林顿的支持，这样的公开宣传是当时工会刊物典型的做法，尽管克林顿曾声明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协定为工人运动所反对，即使他支持阿肯色川立法对职工工会化的禁令，而且在民主党初选中面对挑战，要求他发表支持工会的温和声明，他也干脆予以拒绝。左翼的热烈支持对克林顿的热烈支持，由美国国内到国际平面，深入到左翼份子、左翼自由派，社会民主党的周刊(在此时代)在大选后发行该刊(六十周年特刊)的封面上，突出地支持克林顿。《国民》杂志曾在社论中批评克林顿，收到不少愤怒的读者来信，责备编辑不认识到选举结果是左派的一大胜利。支持克林顿的，不仅是同性恋社团、非洲裔美国人、工人及自由派份子，其他一些人如拉弗这位倡议税率与税收关系的“赖孚曲线”经济学家，也支持克林顿，因为他以为布殊曾加税及着重于赤字预算；弗利曼，他的左翼经济处方并未为人所知，也倾向克林顿。保守意见的领袖威廉萨非尔在这次选举中也支持克林顿的计划，并与以色列争论关于冻结殖民区的问题。不过他们仍反映出布殊做不到的一般的保守派观点，据一中立的报导，里根本人曾投票支持克林顿，前总统新闻秘书对这传说只加以轻轻及含糊的半否认。社会危机对这次选举结果起了很大的作用，将权力在资产阶级杰出的政治人物中调来调去，并没有消除社会危机的增长，尤其是在洛杉矶社会动乱爆发后，有很重大的影响。一些特权阶层开始了解这个社会危机的确存在，最终必会威胁到他们。迈克戴维斯，一位专门研究城市危机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在洛杉矶暴动发生后，曾接受(社会主题)杂志的访问，问及这次暴动对全国的影响，他回答说：“我认为这牵连到全国为求生存、战斗及极少数仍留存在民主党内的传统自由派份子，现在是反攻的时候了。这就是我们各大城市的垂死挣扎的一部份，首先是反工业化，接着是十五年来联邦对城市支助削减，已累积成我们全国社会问题的储藏所，现在是要进行反攻的时候了，把重建城市作为全国的中心目标，要为各城市利用和平的有利条件。”“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中产阶级人民曾在虚伪的政治计算上工作了十至十五年，这演变是他们可以容许社会的三分之一遭受腐烂而不受到任何坏的后果影响，因为他们有能力迁离各大城市，迁移到装上闸门的市郊去。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次暴动最主要的影响就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缺乏安全戚。它势必把大城市以及大城市的州重新放在全国政治的前线上。”戴维斯的观察指出洛杉矶中南区已把现存社会体制及在八十年代最受惠的某些人注意到整个危机的深度。克林顿当选(及在白人选民中的假民粹主义佩罗现象)，反映出人民普遍的不满，与在统治阶级内认为布殊是失败的。普遍的幻想在社会的低层，克林顿的当选带来了希望与幻想，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是讲出希望，并把希望政治化必而不树立任何幻想。新政权新感受到的压力，既非来自右方，也非左方，这可由克林顿宣称要撤消军队中对同性恋的禁令象征出来，这主要是对右翼及宗教狂热者表明他们不再行使权力，而且他们的服务也不再需要了。争取到同性恋者在军中服役的权利，将是一个民主的胜利。但在军队中服役并非是同性恋运动的主要要求。确切说来，这运动已动员了人民在街头斗争，为爱滋病研究基金大量筹款及保障人权，这类事情很花钱，需要通过立法的斗争，而军队中的禁令只需要行政的命令便可取消，即使如此，克林顿在这问题上仍然寻求“妥协”。克林顿可能做些不花钱的工作。他可以取消“限制法令”——那个不名誉的布殊指令，禁止联邦政府资助的家庭计划医务所向病人谈及堕胎。他还可以撤消布殊政制留下来的其他次要的野蛮措施。至于要花钱的计划则是另一回事，由此内阁的任命是要让自由派份子懂得他们的地位，那就是说，他们是在政权之外的。除了堕胎权利运动外，没有其他运动的斗争是自由派份子发动的，他们将会要求通过一份自由选择法，将这样一个法案很可能给予各州实行时可对选择权利另加限制和阻碍。支持选择权的领导层将发觉自己被迫要批评克林顿，同时也要依靠他而与阻止修改的右翼斗争。自由派份子一方面惧怕克林顿失败而右翼复兴，另方面又忧虑低层群众的社会爆炸，他们之所以支撑克林顿，正是为了防止上述两方面的危险，以保卫他们自己。很不幸的，左翼势力仍然太过微弱，难以有效地填补反对派的空缺。事实上，这政权最重要的任务将是自由贸易、劳资合作，以及可以加强美国资本主义竞争能力的其他计划。某些最阴险的政策，由于得到工会官僚的合作，民主党政府比之共和党是较容易实行的。铁路工人活动份子亨德森以铁道报纸(直轨)编辑身份出席在底特律市召开的劳工党发起人会议。在演讲中，亨德森谈论如何建议立法废除“永久性替工”法案，以带有约束力的仲裁去解决罢工。因此，为防止破坏罢工者抢去工作而保障自己，工人在与资方谈判合同时，将要牺性他们的罢工权利。这些措施包含在反罢工破坏者法案的“柏克伍德修正案”中。这项法案在去年曾被国会否决，今年将再提出国会要求通过。目前美国劳联—产联企图反抗附加这份修正案——修正案起草人参议员柏克伍德正卷入一宗性侵犯丑闻案由。但工会不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反抗，因此反对修改将不会成功。克林顿对劳工的口号将是“竞争”、“灵活”、“合作”，这意思是要工会领袖必需强迫工人作新的让步，然后才得到与新政府“咨询”的报酬。钢铁工会已向首要的钢铁公司提出一个长期合同，包括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增强双方合作以及“工作岗位改组”(减少职位)等建议。克林顿在大选中允诺“像激光一样聚焦于目前经济”，引起选民的强烈共鸣，他们觉得布殊对内政问题似乎是精神分散和厌烦。里根政府执政后，便积极寻求国际冲突以巩固其政治基础，而布殊退任时亦采行同样道路，重新轰炸伊拉克，克林顿及同伙则选择避免招致可能分裂的局面。然而克林顿的议事日程，并没有列入大规模的缩减美国军事力量，这一点可由任命阿斯平为国防部长表明，这位威斯康辛州民主党人曾大力协助里根及布殊政府发展星球战争计划，支助尼加拉瓜反革命份子，以及B－1轰炸机发展计划。无论如何，克林顿将立即面临前总统卡达所描述的“在我有生之年，每位总统都承接遗留下来的最困难的国际局势”’这包括在索马里的复杂的干预行动(这很可能当登陆的士兵有所伤亡时，便会大失人心)，以及可预见的前苏联的全面混乱。有些观察家从表面现象推论说，布殊退任将国际危机抛在身后，如同给他的继承人设下的一个陷阱，因他很粗鲁地将他的总统任期减短了。可是，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在美国经济及国际竞争场地布下地雷，目前立即损失的，可能是克林顿的形象，假自由派的虚伪装腔作势的空间，等不及他去占据便早已消失了。[雷思译自(国际观点)93年2月号]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美国工人运动再现兴起的迹象（洛维尔，1993年7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再现兴起的迹象作者：洛维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3年第4期（总第167期）1993/10[“劳工记录”会议，在民主党总统12年来第一次胜利之后召开了。有些工会领导希望这一次会回到旧日子，即是回到官僚和民主党政府的亲密无间的关系。以仇视工会为职业的人们已经离职了，但是官僚却不会再有往日所具有的影响力。许多工会基层份子也对民主党抱有幻想。我们的通讯员在这篇文章中，报导这个会议如何帮助积极份子了解这个新局面。洛维尔是“团结”的会员，也是第四国际的长期支持者。会议结果证明，这不是宣传家的大话。]根据会议的宣传，劳工记录的1993年会议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会议。”今年的会议的确在各方面与往年不同，虽然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工会进步份子的心满意足的集合，寻求交换经验和理解近二十年工会运动令人沮丧的衰落。今年的会议是历来最大的一次，有超过1,100人参加。它的焦点是：团结和民主，但是这一次它被更特别地定义为：“劳工需要它自己的政治议程”。而且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两个演讲者，哈佛大学工会计划的主管巴纳德和石油、化学及原子工人工会的国际部立任韦杰思，把它说得清清楚楚：美国工人需要它自己的，基于再度兴起的工会运动的工党。桑德斯是佛蒙特州选出的、不属于共和、民主两大政党的众议员，他在会议的开幕典礼上，发表了一篇“美国工人需要人权法案”的演讲。他主张税务改革、加拿大式的健康保险计划、公共工程计划、较短的工作周和削减军费。他演讲之后，就由几个演讲者组成专题小组，讨论“超过国界的团结”。农场工人组织委员会主任瓦拉兹凯兹报告墨西哥国境两边的农场工人争取较高工资和较好工作条件的集体努力。他解释说，他在美国和墨西哥担任组织者的经验启导他，两国目前这一群政客和政府机构都是替大农场主的利益服务，而且总是要阻挠独立的工会活动。这个说法被其他几位讲者所证实，他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都是尚未组织的工人队伍。这些讲者谈到了在目前这个多国公司的时代把尚未组织的工人组织起来的复杂问题。以“从分歧中求团结”为专题的论坛，以有代表性的劳工积极份子为特色，他们来自工作中的母亲、“争取正义的黑人工人”和一个工会的同性恋者小组，它是一个讨论妇女问题的论坛，由一“劳工记录”的工作人员玛丽·霍伦斯当主席。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如果我们的运动承认和尊重种族，族裔、性别的差别及各人的性偏好，我们的分歧就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对工作条件的攻击几乎所有56个专题研讨会都有许多人参加，而且由经验和知识丰富的积极份子带头。一位铁路工人作了如此评论：讨论他所属工业的研讨会反映工人对工会有新的兴趣。这种兴趣的增长，是由于公司、政府及美国国会对工作和工作条件发动凶猛的攻势。他认为，铁路工人（特别是自认是工会的坚定支持者的工人）的政治意识正在改变。他说，工人一般都还对民主党和克林顿新政府抱有幻想，但是，工作的削减和铁路意外事故次数的激增，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和要反击的决心。他说，这已经在选举产生的工会负责人中带来了一些变化（至少是某些旧官员落选离职，而且领导层中有不少新面孔），而工会重新振兴的条件也许已经成熟。汽车工业、航空公司、建筑业、保健、交通、邮政等行业的工人、以及劳工教育家、工会组织者、律师、工会小组、工业转换／社区—劳工组织、海地人团结、和其他社会和政治抗议团体，举行了23个工会和工业的分组会议。“有色人种专题小组”也召开了会议。讲者有两位：一位是新明天运动的朗·丹尼尔斯：另一位是新西兰的新工党领导人麦脱·麦卡顿。在往年，这样的会议是不会引起工会积极份子注意的，他们大都是进步的、全神贯注本行业的问题。但是，今年的会议却有许多人参加，而且热烈地讨论，有人说，它反映了包括那些未参加的人在内的中下级工会人员的渐增政治认识和了解。美国帝国主义纽约市报业工会和纽约《每日新闻》二年前罢工的一位领导人，武恩·贡沙勒斯，在这次会议的宴会上，针对重建有组织的劳工问题，发表演讲。他说，美国劳动人口的成份已有很大变化。这个变化因第三世界移民的涌入而大为加强。许多第三世界移民来自墨西哥和中、南美洲。他察觉到，美国帝国主义在本世纪的大部份时间中榨竭了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而现在，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从南半球的穷苦人民却大举进入北美洲，希望重新取回一部份被偷去的财富。详细指出了里根和布殊政府反劳工政策及其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所产生的后果以后，贡沙勒斯示意地说，目前的政府是否能够停止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是极为可疑的。他的含意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工人，只有凭藉自己有组织的经济和政治的力量，才能为自己保证一个较好生活。这一点并没有在听众中失落。他们立即报之响亮、持久的掌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好像在等着听这些话。在“卡车司机工会内情”的论坛上，主讲者叙述了怎样在一个像卡车司机工会（有150万会员，其中有数以千计的会员受雇于与开卡车无关的工业和工作场所）这样的混合工会中，成功地挑战和推翻一个死抓住权位不放的官僚层。他们描述了，自从朗凯里和全部15个改革派候选人在一年前当选为卡车司机工会的领导层以来，在工会内部所发生的事情。这几个主讲者所提供的中心观念是，成功要靠组织、领导、教育和动员基层会员。这需要耐心。其中一个主讲者着重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和需要一个像TDU[追求民主的卡车司机工会]那样的团体，来经常地从它的经验中学习和再教育自己。他说，TDU所作的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当它投票支持朗·凯里当工会会长的时候。事后想来，大家都接受这个看法：如果没有TDU的支持，凯里就选不上会长。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也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TDU不支持凯里，它今天的处境会怎样呢？现在的情况是：凯里和TDU的联盟把持全国性的领导位置，而保守派仍然在该工会的许多分会和有钱有势的地区会议中抓住权力不放。保守派已向凯里和工会宣战。目前任务是动员基层会员来完成清除工会垃圾的事业。在这个论坛即将结束时，一位长期的工会积极份子评论说，大家在会议上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好的，但是，还有重要的东西没有人说出。他接着就详细说出他的道理。他说，虽然卡车司机工会中的改革运动有了优良的成就，但是，它的缺陷是，它在决定对付工会中层的保守派份子以前，等待太久。它足足等了一年。在这一年中，这些中层的官僚却与公司合伙，继续用旧方法控制工会分会，故意延迟处理会员的申诉等等。因此，一些积极份子开始觉得，虽然凯里已取得胜利，但是事情却没有多大改变。工会会有士气低落、劲力不足和方向迷失的危险。明显的是，很多工夫被花在赢取选举上，而功劳应当归功于TDU，但是，选举胜利以后事情就有点停滞不前了。所以，必须对抗那赢取胜利就万事大吉的幻想，对于所有那些在改革工会的第一阶段斗争中帮助TDU取得胜利的力量，TDU现在需要再把他们动员起来，领导他们把那些在工会中层死抓住权位不放的老朽赶出工会，因为这些老朽不但在工会中贪污舞弊、中饱私囊，而且与老板合作，不愿意为了工会会员的需要和利益而站出来斗争。需要有远见他说，更广义地说来，我们绝对需要一个对于怎样改变整个社会有远见的领导团体。问题不能单单在卡车司机工会、电工工会或者其他工会的内部解决。它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改革劳工运动的斗争，必须由有急进的远见、对将来的远景、或者更好地组织社会的方法的人们来领导。如果这些人被称为共产党，那就让人这样称呼吧。他说，你不能怕人说你赤化，而又希望进行基本改变。其他的研讨会开始讨论大家所关注的保健改革的问题。大家都要问的问题是：“国会会不会通过这样一种保健计划：通过受管制的竞争，让保险公司获得巨大利润？或者，（加拿大式的）简单、单一付款人的保健计划能否成为现实？”为了争取广大的支持和政治影响，各工会必须竭力主张保健计划必须是普遍和免费的，而且必须领导工人群众争取实现这些目标。会议的最后节目是由伊玲·巴纳德的演讲开始。她的出席是参加这个节目的人特别多的主要原因。在目前的激进运动中，有一批人曾参加过反越战的抗议运动，现在在工会中担任组织者或者小干事。她在这一批人中非常吃香。打一句60年代的行话，“伊玲说话是完全真实的。”她非常了解工会官僚的心态，而且用丰富多彩的现代语言指出，目前这一帮工会高级人员事实上是“资本家阶级在劳工中的代理人”。她说，他们（指工会高级人员）坚决反对在美国成立工党的观念，甚至当民主党支持和帮忙通过大企业的反工会经济政策，他们还懦怯地支持民主党人，因为这个工会官僚层已经采纳了雇主们的政治议程。她说，雇主的政治议程是，为了要提高利润，把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压低到贫穷水平而设计的“保守的公司议程”。她说，这个计划的一部份是佯称美国资本主义建基在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无阶级的社会中，除了一直没有被人提起的极有钱的人和不能计算在内的极穷的人以外，大家都是中等阶级。她要有志于领导工人的人，以及至少是一部份假装代表工人的人坦率地承认这个政治现实。别无选择工人阶级的选民们，重复地被他们的工会、雇主和所有的政府机构及官员重复地告知：在目前的两党制下，他们在选举中是没有甚么选择的。这个教条被如此着重地传播，以致大多数选民相信它。可是，他们发现，共和党只替有钱人服务，对民主党，他们又不信任，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总是在国会联合起来，通过使雇主满意的法案。但是，当选举时刻来到时，不愿意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又不喜欢民主党人的选民，却又被劝告：“如果你不愿意浪费你的选票，你就没有甚么选择了。所以还是取两恶中较不太恶的政党，投民主党一票吧。”巴纳德敦促她的听众支持工党运动，而且帮忙让美国工人在投票亭中作唯一有意义的选择。她的论点的逻辑是如此清楚，她的语言是如此动听，听众们似乎完全被她争取过来了。他们起立并报以热烈鼓掌。第二个演讲者是鲍勃·韦杰思。他是美国劳联—产联中的一个重要工会（石油、化学和原子工人工会）的国际部主任。他坦白宣布自己是工会官僚作为开场白。这个宣布并没有使大家惊奇。他接着向大家保证，他不同于所有其他劳联—产联的官僚，因为他的工会是唯一赞成成立工党的工会。他说，他的工会的客观的民意调查证明，大多数会员赞成工党，而且会支持工党候选人，如果他们有所选择的话。他又说，对其他工会的民意调查表明，不管在美国的那一个地方，大多数工会会员也赞成工党。韦杰思说，当他看了民主党的1992年竞选政纲，发现它只字不提工会时，他就坚定地相信，工会的将来必须有工党。他接着用对比来解释工党对工会的福利和保障、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将会有怎样的帮助。他相信，今天再度兴起的劳工运动，将会与30年代的、初生的产联运动相似：一个寻求改善每个人生活条件的社会运动。在他演讲完毕以前，他已经得到听众的热烈支持。一个老资格的工会积极份子写纸条说，她一定要支持韦杰思为1996年的总统候选人。在筹款活动中，超过两万美元筹集到了。这就证明“劳工记录”以及它所倚仗的日渐扩大的进步工会运动发展不错。只有能够依靠工人阶级的资源来支撑它自己及其出版物的运动才会长大，才会最后强大到足以改变社会。参加会议的每个人都学到了一些东西，人人都带着见到了美国劳工运动新开始迹象的心情离去。他们的遗憾是，来开会的没有l万1千人，而只有l千l百人。看出了差别正当“劳工记录”的全体职员和义工收拾行装、离开旅店的时刻，另一小群劳工团体搬进旅店来，参加联合汽车工会的协商会议。他们是坐包租的大客车来的，有的从飞机场，有的从底特律的工会会所和联合汽车工会官僚层的总部团结大厦开来。离开的人和进来的人之间的对照，是非常容易看出的。这两群人之间明显地有一个世代的差异。双方的心态也看得出有差异。将要离开的人成群地站在那里，仍然认真地讨论他们的会议的意义和成就。另外的人群只是例行公事地进来，似乎多数人已经做过几次，很习惯了。在表面的差别之下，还有物质方面的差别。参加劳工记录会议的人，自掏腰包付注册费；大多数人付他们自己的交通费用，许多人是从远方来的；他们付他们自己的旅店房租和伙食费用。他们是来学习，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对会议的工作起作用。联合汽车工会的代表们，对照起来，知道他们即要参加的大会的一切事情都是事先已决定好的。他们在那里只是表演的一部份而已，因为是人家出钱叫他们来的。每个代表每天照领工资，再加上所有费用都是人家付，数目是相当大的。无论我们怎样估计危险和困难的程度，劳工运动左派今天面对的挑战是很多的。虽然这次会议帮助奠定了迎接挑战的基础，只有群众意识起了大的变化，美国工人阶级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才有成功的希望。当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体会到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情况，我们就会见到真正的社会转变。今年的劳工记录会议已经使那个转变的日子更为接近。（兆立译自《国际观点》247期93年7月）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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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万人参加美国劳工大集会（法·罗维尔莎·罗维尔，1991年9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廿五万人参加美国劳工大集会作者：法·罗维尔莎·罗维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2年第1期（总第159期）示威游行者和组织者都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人响应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号召，于1991年8月31日到华盛顿市参加『第二次团结日』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这号召的用意，一方面是标志美国劳工自从1981年9月19日在美国首都举行劳工团结大游行以来的十年中所受到的摧残，另方面则是向雇主阶级以及在民主与共和两党之内的政客致送一个劳动人民已经被威逼得太久了的信息。虽然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会会员比十年前少了一些，参加的人数还是数以十万计。警方估计有25万人。那天天气酷热（华氏95度），广大的群众像参加节日似的，到处存在着家庭野餐气氛。劳联—产联这个有1400万会员的工会联会出版的特刊说：『就像十年前的团结日一样，我们是为了公义、公平和机会、反对以『经济权』驾驭人权的反动力量而游行。』劳联—产联会长奎克兰重复了这个文告的主调。他说：『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所选出的代表：他们被选上并不是为见不到脸孔的市场而服务，而是要满足真正的人民的诉求。』这些诉求可由这次游行的标语看出：保健服务要改革；劳工法律要改革；民权和种族平等权应受保障；联邦政府应向教育投资；保护美国制造业；以与他国的『公平贸易』来代替最近订定的『自由贸易』；联邦政府应向市与州政府提供基金；工作场所应有安全与卫生的保障；清洁环境；订定罢工者有权工作的法律。争取实现这些目标的大游行得到了180个以上的宗教、环保、民权和工会团体的正式支持。这些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拉丁美洲劳工协进会、美国犹太裔居民联合会、全国妇女组织、妇女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社、全国野生联会和社会民主党青年团。除了劳联—产联的领导层的要求以外，这些组织也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者对劳联—产联的要求作出不同的解释。对比的心境这是这次游行的正式的面目和外表的形象。但是参加示威游行的人的构成和对比的心境却呈现出不同的图画。我们夫妇大清早五点半到美国通讯工人工会的1180分会的办公室去搭往华盛顿的专车。这个分会包了八部公共汽车和好几部小型公共汽车。我们在这个工会最先碰到的人，是一位年青的电话女工。她拿着一大束流通全国、报导工会事务的《劳工笔记》月刊。她给了我们一份。这份（劳工笔记》却成为更好地了解当日情景的有用的指南。大多数参加游行的1180分会的会员是黑人。在我们这部车上，大多数是妇女，也有几个很有规矩的儿童。通讯工会在华盛顿设了一个大帐篷向其会员免费供应午餐和饮料。在等待组成行列、参加游行时，人们聚成小群，谈谈他们从那里来和他们的改变中的工作情况。在这些小群中，几乎总是有人参加过1981年的游行。自然地就比较、对照这两个相隔十年的游行。他们告诉我们，十年前，工会把华盛顿的地下铁包下来，大家都可免费乘坐。因此，那时就没有关闭的旋转栅门造成瓶顼现象，致使人们在地铁车站外面排长龙。人们移动得比较容易，比较快，虽然参加游行的人比较多。另一个不同的地方，是那时和现在所表现的政治态度和经济期望。总的说来，工会会员在过去十年已经觉悟到他们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中不能期望甚么东西，而且他们对经济的信心正在动摇。这是由游行者所举的标语牌和他们的行动所表达出来。在游行的先头的第一个大队伍，是数千个美国州、市、镇公务人员联会的会员。他们穿着绿色的短袖圆领运动衫，举着各种各样的标语牌，反对大规模解雇公务人员，要求改革全保制度，使全国3,700万穷苦工人、失业者及他们的家人得到健康保险。其它非常大的队伍有联合钢铁工人工会、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纽约医院工人工会1199分会、通讯工人工会、美国教师联会、运输工人工会、联合矿工工会以及许多构成劳联—产联的其它工会。每个工会都有自己的颜色。参加游行的人穿着红、蓝、绿、黄、白色的、有他们不同的工会的名字和标语的短袖运动衫。矿工们穿着保护色的战斗装，而且举着支持劳联—产联的主要要求的标语牌，但是也举起了他们自己的要求矿场安全的标语牌，而且表现得比其它队伍更有决心、更有纪律。一位纽约大学的教师说，矿工不是到华盛顿来参加野餐，而是抱有更重要的任务。这个看法马上引出了一个问题：你怎样从一个像矿工那样的不受严密控制的团体的行为和外表上看出他们的意向？他的回答是，他们的要求比大多数其它团体更坚定，而且他们的决心使人想起今年春天在纽约州的首府奥尔巴尼游行、反对大幅度削减社会服务和教育基金、反对大规模解雇的愤怒的公务员工人。同样的迫切感，以及了解到一定要做些事情来停止向失业和贫穷漂流，就是矿工和其它团体不同的地方。许多曾在奥尔巴尼愤怒地游行的公务人员和教师，这次也到华盛顿来游行，使用了同样的标语，但是怀着不同的情绪。这当然证实了一个示威游行的特性是由它的组织者和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所决定这个自明之理。工会队伍中包括了高百分比的黑人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工人和女工。这与自从60年代以来在华顿举行过的许多次大型的反战游行有着尖锐的对比，因为后者大都是由白人、而且多数是由学生和其它中产阶级所参加的。参加这次游行的工会会员是各种年龄都有，从退伍者到年轻学徒。他们来自全国各地。铁路工会受到政府打击我们在游行的行列中见到一个小小的代表铁路工人的联合货运工会的队伍，但没有见到铁路工会的大型的队伍，使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在目前他们的这个有组织的劳工的部门正受到政府的严重打击。为甚么铁路工人没有给以特别的关注？在铁路工人正在进行挽救他们的工会的时刻，为甚么整个工人运动没有被号召起来向他们保证团结一致呢？根据（劳工笔记）一篇拉克列夫所写的、题目为《铁路工人对合同的灾难愤怒渐增：4万个工人将要失去工作》的文章报导，运输通讯工会的一位高级行政人员，劳联—产联的运输事务部主任基尔路易，在与铁路运输公司和政府的『紧急局』共谋而导致合同的谈判产生悲惨结果以后，在7月的工会大会上，被大会免去工会总裁的职位。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另一个工会的总裁也被愤怒的会员免去职位，而且还有两个人也不久得到同样的待遇。这些事情也许解释了我们从演讲台上为甚么没有听到他们对受围攻的铁路工人表示热烈的团结一致。今天的铁路工人正处在与1981年的空中交通控制员同样情况。『第一次团结日』游行的导火线之一，就是空中交通控制员工会的悲惨的结果。正像当年的高层工会人员没有帮助空中交通控制员工会一样，他们也准备在十年以后的今天牺牲铁路工人。在组织和宣传『第二次团结日』的时候，劳联—产联的高级职员谈到要重新分配财富和在政府中替劳工争取一个声音。他们的特刊引用了劳工部的数据，显示自从1979年以来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21.1％。它要求『社会、经济的正义……工作机会……合理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它说『这些应该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目标』。这次游行毫无例外地同意，这就是他们所期待的。问题是如何得到它。正当这个国家继续衰落、跨国公司和银行继续刮走愈来愈大部份的财富的时候，工会却失去会员和政治影响力。但是，如果工会运动希望逆转下降的经济趋势和重新分配国民财富，它必须找出解决经济制度的毛病的方法，而且在政治上动员它的会员。这是工会官僚无法做到的。正如集会的演讲避免提起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游行者的分散的呼声和口号也被引向错误的方向，或者是不合宜的。一个唤得次数最多的口号是『布殊应当滚蛋』。静默的游行者由于这个口号没有说明怎样令布殊滚蛋，因此含意是他必须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所取代。一群静默的游行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举着『一个共和党已经够了』的标语牌，意谓在这两个反劳工的政党之间根本没有甚么不同，所以工人应该有自己的政党。劳工运动在目前的危机中之缺乏领导，被汽车工人的一个大队伍无意地表露出来。这个大队伍有许多提着扩音器的分队长，准备在游行中大叫一场。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告诉他们口斗甚么口号，所以他们只高叫着他们通常所叫的口号，在国会前的宪法大道上走下来的大部份路程中，只高叫“UAW！UAW！，UAW！”[联合汽车工会]。对于劳联—产联总裁奎克兰及其它高级职员而言，这个死路只使他们局促不安而已。劳工的危机的深度尚未渗入他们的意识。他们还是在民主党机器的控制下固定不动、沾沾自喜。在今年初响应关于劳工党的问题时，奎克兰告诉（洛杉矶时报）的劳工专栏作者哈利·伯恩斯坦说：工会领导人对于他们从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那里所得到待遇很不高与。当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理查德·盖普哈德支持布殊的、与墨西哥订立『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时，工会领导人谴责他和民主党。民主党人受到批评盖普哈德的家园、米苏里州的劳联—产联分会主席说：『基本上，民主党尚没有在全国的基础上实现诺言。日子一久，劳动人民也许会感觉到，应该把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清楚地说出』。圣路易市劳工会议主席说得更明显。他说：『我今天所听到的关于劳工党或者工农联合党的谈论，是过去15年来最多的一次』。但是这些讲法不久就被忘掉了。奎克兰仍旧认为劳工党的谈论是『一个在政治的荒野中迷路的公式』。游行的组织者曾邀请民主党的主要人物来向游行者致词，但是他们都没有来。纽约川长科莫和纽约市长邓京斯都接受了邀请，但在集会的前一天送来了辞谢短柬。组织者不得不以邀请到杰西·杰克逊和佛拉洛感到满意——这也足以证明工会高级职员仍然想在民主党的政客那里寻求这个国家及其工人阶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答。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劳动的男人和女人正在快速摆脱对民主党的幻想。一个最近成立的、由石油、化学、原子工人工会的马佐基所领导的团体，『劳工党提倡者』，向工会会员作了一次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全国各地都有工人主张劳工党的观念。例如，在美国通讯工人工会的1180分会，一年前所出的民意调查，显示49％的会员赞成『现在是工人运动建立一个新的、独立于两大政党的、劳动人民的政党的时候』。62％的会员同意『民主和共和两党都照顾大企业的利益多于照顾劳动人民的利益』。『劳工党提倡者』『劳工党提倡者』自从在91年初成立以来，会员人数持续增长。它出版一份双月进展报告，而且希望一旦有了5千个地方工会领导人签名参加，就召集成立大会。在今天工会中，除了高级职员和那些替民主党的政客分发政治宣传品的、支薪金的跟从者以外，很少有人积极地反对劳工党的观念。但是，人民之间也还没有愈来愈高涨的情绪，要求马上成立劳工党结构，或是在将来到的选举中，推出工人阶级的候选人。游行中的最流行的标语和呼号是：『不能再有罢工破坏者』和『罢工破坏者一定要滚蛋』。这是指劳联—产联所倡议的、宣布『永久地替代』罢工者的做法为非法的法案。这是几乎每个工会会员都能亲身关注的事情。那些尚没有亲自经验过罢工破坏者穿过纠察线的人，一定能够很快地了解，如果『替代的工人』不能够保证有永久的工作，罢工胜利的机会将会大大地增进。在开回纽约的公共汽车上，我们遇见一位从美国州、市镇公务人员联会来的游行者。她对她的工会感到非常骄傲。她已接近退休年龄，是生物化学师，住在一个中下阶层的小区。她告诉我们说，没有工会，在这个国家生活会更困难。另一个乘客是已退休的运输工人工会会员。他也刚从华盛顿游行回来。对他来说，这次游行显示劳动人民能够通过工会做些甚么。他说，『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抢，没有人被杀，而且每个人都过了一天好日子。』这一点也许是大多数游行者的感觉，包括那些知道这些游行——以这种方法组织起来的一请求帮忙的成份多于提出要求的成份的游行——是工会运动游说国会的最好方法的人。至少，工会运动的基本目的得到传扬，而且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可以听听工会的立场是甚么，以及它们希望实现甚么。当然，也有一些参加游行者的目的，是尽可能推动劳动人民生活上的急需的改变，而不必向自私的政客乞求。他们和许多人分享一个信念：新日子将要来到。[兆立节译自213期（1991年9月30日）《国际观点》]美国23万铁路工人罢工91年4月17日罢工的目的，主要是响应资方对他们工作条件的大规模攻击。这个攻击包括建议要把工人被命令去上工的范围扩张到900哩。这些工作条件的改变，是由一个政府所指派的『紧急局』所推荐的。这个罢工在开头就被出卖了，但是美国国会在罢工开始后不到18小时，命令它结束。众议院的400票对5票的通过可以与参议院的『一致通过』（事实上只有肯乃迪和切两名参议员出席投票）比美。布殊总统在半夜被叫醒，把这个法案签字成为法律。事实上，工会早就在工人的背后安排好『妥协』——由政府指派一个『紧急局』。这个局获授权调查的事项，包括对该局原先发现的『假定有效性』，那就是，除非明确地被拒绝，否则原先的推荐全部有效。经理方面，一方面在等待新指派当局的推荐，另方面却与铁路工人的不同部门接触，要与它个别地签订合同。但是，由于铁路工人对他们的工会领导层的做法很不满，一些积极份子正在讨论于91年秋天召开全国基层员工大会。[资料来自1991年6月份的《劳工笔记》]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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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将给美国工运带来新希望（比尔·奥纳殊，1990年2月）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当代美国工人运动九十年代将给美国工运带来新希望比尔·奥纳殊资料来源：十月评论第十七卷第三期总第149期1990/5、6自从二○年代以来，美国工人运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守势。经过了几十年的稳定与经济收获，工运却在八○年代走下坡。工会会员人数剧减、实际工资减少、以及多少次罢工遭受破坏，所有这些挫折使人觉得工运不但已经变弱，而且没有效果。在八○年代的后半期，罢工活动和工会组织已降低到自有统计以来最低的水平。但是在八○年代的最后一年（1989年），工运似乎有了新的斗志。在1990年，三百万工人的工会合同将要重新协商，包括汽车工人工会。除了经济战线的斗争以外，在像运输工人工会将近有两百万工人会员和汽车工人联合工会这样重要的工会中，最近却发展了争取工会民主的斗争。而且，四十年来，第一次在工会中，有了关于组织工人政党的严肃讨论。这很明显地是工运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希望。由于美国资本家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曾给予美国工运重大的打击，所以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也想向工会挑战。但是他们所遭受的后果却十分不同。美国工人的反应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最英勇的罢工浪潮。老板们只好仓卒地后退。与其同工运正面冲突，统治阶级宁愿设计出双管的战略：一方面通过了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多限制的劳工法案；另方面与工会官僚订定了社会契约。这个战略上的调整，是在史无前例的资本主义繁荣中作出的。促成这个繁荣的因案有：重新建立欧洲和日本的遭受战争所破损的经济的机会；经过了15年经济大萧条和战争以后积累起来的国内消费者的需求；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在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帝国崩溃以后，美国帝国主义乘虚而入，很快地取得了霸权。随着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第四点方案』，再加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公约组织和其它军事联盟的支持，华盛顿统治了整个『自由世界』。由于在这个宣传家亨利·鲁斯[时代周刊的创办人]所称的『美国世纪』的开始中，老板大有所获，他们就选择了向工会官僚提供劳工平静的时代。由于工会官僚在国内保持劳工方面的平静，而在国际上支持华盛顿的帝国主义政策，老板阶级就答应逐渐改善参加了工会的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来报答工会官僚的这种『服务』。就是因为替大多数工会会员『选到了货物』，工会官僚不但能够挫低了工会会员在1945—46年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战斗性，且进而在每个主要工会中巩固了官僚控制。这个阶级调和政策又得到老板、警察机构、天主教高层和官僚所协调的反共运动帮助。在这个反共运动的推使下，他们把工会中几乎所有的战斗份子赶出了有影响力的位置。这个交易在整个六○年代大大地帮助了老板和工会官僚。美国大企业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则达到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羡慕的生活水平。当然，劳工平静并不是常常如此，它有时也呈现紧张状态。阶级斗争偶而也会在罢工中出现。繁荣也不是普遍的；无组织的工人比有组织的姐妹兄弟差得多。黑人、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大部非常贫穷。但是，保守的工会官僚却能够在参加工会的一千七百万工人中间得到强烈的支持，因为在工资、福利和养老金方面，这些工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官僚只满足于保持现有的基地，而不要在私有部份扩大他们的组织。即使在三○年代的高峯期，参加工会的人也没有超过总工作人数的30％。他们连假装替整个工人阶级争取利益的姿态也不做了。今天的美国是工业大国中唯一没有全国健康保险的国家。社会安保障年福利金也非常不足。法定的最低工资——八年来最近才第一次提高到每小时3.80美元——等于贫穷线上的工资。工会官僚只愿意为其会员向雇主协商私人保健和养老金计划。在三○年代和四○年代，工人运动中存在广大的组织工人政党的情绪。事实上·在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州工人党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大战以后，官僚们完全向民主党投靠。他们不但如此地向资产阶级政党投靠，而且渐增地与资产阶级政府——包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发生密切关系。美国劳工联盟和产业组织大会的领导人会帮忙美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各地建立亲帝国主义的假工会来『反对共产主义』。白种男工人的特权基地到了六○年代，有组织的劳工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现存制度最保守的支持者之一。以白种男工人的特权地位为其支持的基础，主流的官僚不但坚决地抗拒民权运动、保护生态的运动，而且极力支持美帝侵越的战争。七○年代带来了一些大的变动。首先，美帝国主义的经济独霸开始受到欧洲和日本竞争者的严重的挑战。长期而且差不多连续的经济扩张，永远地结束了。这种扩张使资本家能够无痛地给予大部份工人生活方面继续不断的改进。老板们决定，目前是对工人强硬的时候了。但是工会方面也有很重大的改变。工会在公营事业方面推广组织的运动颇有收获。过去不太重要的工会，譬如，美国三级政府公务员联会和全国教育协会，都成为十分强大的组织，替其会员争得了相当多的福利。这些新兴的公营事业工会与官僚层份的传统基础大有不同。妇女在六○年代和七○年代大量地涌入工作场地，她们和黑人开始在工运中有了力量基础，或者至少是某些立足点。甚至传统的产业工会也有了很大变化。当白种工人阶级的子女受了大学教育而成为专业和技术人员以后，他们在工厂中的工作就开始被黑人、墨西哥人和移民工人所代替。在很多较旧的汽车和钢铁工厂中，美国出生的白种男工人慢慢成为少数。无能的官僚被赶走当雇主们在七○年代向工人发动进攻时，他们遇到意想不到的抵抗。在有些工会中。最无能的官僚被会员赶走。比较狡滑的工会官僚不得不试图迁就这种新的战斗情绪。这十年中发生了好多次重大的罢工斗争：起初是对付通用电业公司的101天罢工；在1977—78年的110天的全国煤矿工人罢工中（这次罢工成功地打垮了政府的强迫复工命令），工人斗志达到了高潮；七○年代末期则有许多次小规模的、地方性的罢工浪潮，由于恶性通货膨胀而发生。在七○年代几乎每次与雇主的重大交锋中，工会都能保存实力，而且有几次还争到一些成果。雇主的结论是：如果不首先动摇工人的斗志，单是直截了当的正面攻击是没有效果的。雇主们在八○年代争取主动在八○年代，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从七○年代的相持不下，急剧地转变为对雇主有利。造成这个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传统的工会力量的中心，因一连串工厂关闭而遭到破坏。资本家关闭工厂，原因是采取了以下的生产方法的改变：（1）旧有的包括整个生产线的工厂被分散在整个区域或整个国家进行操作。这些分散了的工厂的工人几乎都是无组织的，而且雇主极力反对工会化。（2）工作合同分包给较小的、通常是没有工会的公司。（3）工厂搬到其它国家，通常是劳工成本比北美的工资和福利低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4）大量削减工作人数。削减的原因，有的是加紧自动化，有的是利用像露天开矿这样不安全的、破坏生态的工作措施。二、除了这些生产方法的改变以外，雇主有时也通过将生产运作卖给新雇主，以取消工会合同，因为新雇主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所有参加工会的工人解雇，而另外雇一批新工人。雇主有时也巧妙地利用破产法来取消工会合同。公司的合并也常常触发大量的解雇。有名气的旧公司停止营业三、与个别资本主义公司主动采取这些措施的同时，政府在交通运输和电讯工业方面所实施的『放宽监管』[即对这些公司的某些业务不再加以限制]产生了严重的脱节。许多旧的、有名气的、工会化的运输公司被新的、富冒险性的资本家迫到倒闭。工会化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曾一度独霸电话服务和器材制造，被法庭下令分裂为八个不同的公司，因此有八个不同的工会合同。它的一部份营业被非工会的公司接管去。在八○年代前半期，工会会员人数的减低是非常惊人的：汽车工业33％；钢铁工业41％；橡胶工业33％；石化工业26％；纺织工业24％。在这些雇主极难完全摆脱工会的工业中，如汽车和钢铁，雇主就要求工人让步来『挽救工作』。工会官僚一定要工人接受这个要求。1980年总统选举以后，『亲劳工』的卡特总统下台，共和党的里根接替了总统。这次白宫的换班标志了反劳工攻势的升级。联邦政府公然替雇主撑腰。在里根政府初期，工运并没有被它吓倒。当美国劳工联盟—产业组织大会的首脑们于1981年9月在华盛顿召集『团结日』示威大游行时，超过五十万工人响应号召。但是工会官僚比老板或政客更怕群众的威力。他们马上宣布『第二次团结日』定在1982年的选举日。在那天，他们希望工人选举更多民主党人进入国会。老板的威胁并不限于工厂的关闭。几十年来他们第一次要认真地破坏罢工，消灭工会。机场控制塔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控制员协会]事件就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这个协会是一个此较小的工会。它的会员几乎全是白种男公务员，高技能、高薪酬。它是1980年大选中唯一支持里根的两个工会之一。这些工作人员并不埋怨工资或福利不够。他们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是，自从政府解除对航空公司的限制以后，机场里一片混乱，因此，这些在控制塔工作的专业人员，愈来愈觉得他们的工作条件不可忍受。经过了几个月毫无结果的协商以后，控制员协会决定发动罢工。虽然美国劳工法保护大多数工人的罢工权利，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却不准罢工。虽然有几次非法罢工得到成功（例如在尼克逊总统任内的1970年邮政工人罢工），但是，里根从开头就采取强硬手段。他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罢工的控制员协会会员解雇，代之以新雇用的罢工破坏者。工会官僚们虽然大为震惊，但却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来反对这种破坏整个全国性工会的举动。事实上他们还欢迎这个失败，而且犬儒主义地利用它来警告他们自己工会的会员：不要轻易地以罢工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劳工『专家』（包括某些自认的左派人士）。开始解释罢工这个武器已经过时了。几十年的斗争成果被牺牲了在这些情况下，工人就很难采取抵抗行动。就在短短几年中，工人斗争了几十年所得的成果就被侵蚀了。这个倒退发生在每个部份，包括停止生活指数的调整、多重工资结构；停止工资的常规性增加；老板从养老金基金中『刮』钱；以及愈来愈坏的工作和安全条件。许多工会公开与老板勾结，利用『品管圈』或者『联队观念』等等鬼计，在工厂中加强生产速度。这样，历史上从未发生的事发生了：非工会工人的工资增长率却比工会工人快一虽然工会工人的工资仍然比非工会工人高。这个惊人的转变（再加上众所周知的有工会的工厂的关闭），肯定对工会会员人数有坏的影响。私有部门的工会组织工作几乎已经停止了。事实上，由于取消工会合同的事例愈来愈多，工会已被迫采取守势。到1987年为止，只有19％的工人参加工会，而且这个凄凉的数字（这个数字还在减少）主要还是靠公营事业的高度工会化来维持的，因为42％的公营事业工人参加了工会。25岁以下的工人只有8％参加工会。很明显地，它是商议工资的削减和无法保护会员工作的工会，就没有甚么吸引力。八○年代并不完全是凄惨的投降。也有可以自豪的斗争的。最重要的斗争是1985—86年间的明尼苏达州荷迈尔（HORMEL）屠宰场工人的罢工。1988年是战后工运史上阶级斗争最低潮的一年。但到了1989，年，从重要罢工次数、工会民主的进展，以及重新对工人政党的兴趣方面来看，倒有一些重大的斗争。这表示，工运将在九○年代恢复斗志。斗志的恢复将会是不平衡的，官僚层还会给工运很大的阻力。我们尚未看到最后一次的失败。但是，工人的复原力和勇气正开始重现。罢工斗争在1989年有了新的与起1989年的重大罢工斗争包括：东方航空公司的8500名机械修理工人。在机师和航行服务员的支持下发动罢工；7间『小贝尔公司』——占垄断地位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法律强迫其分裂后所成立的区域性电话公司一的19万5千工人；纽约市立医院的4万7千工人；5万8千名波音飞机公司工人；以及两个小规模、但战略上极重要的明尼苏达州的矿工和造纸工人的罢工。1989年也是工会民主略有进展的一年。英勇的工人把受暴徒控制的工会的邮务工人部门控制权夺回来。民主化运输工人工会小组——一个在运输工人工会中富于战斗性的基层会员的小组织——在与控制工会的暴徒的斗争中也有了很大的进展。由于联邦政府的诉讼，运输工人工会的官僚被迫实施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包括规定工会领导人由工会会员直接选举。纽约市有5千会员的地方工会主席朗·凯雷已经发动一个要竞选总工会主席的反官僚运动。在汽车工人联合工会中，新方向运动正在扩大，所以使官僚十分担忧。美国工运的最大弱点，是它缺乏政治表态。它甚至连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都提不出来。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党的联系只增强了工人的阶级合作思想。但是，最近我们却听到工人们严肃地谈论组织工人政党的问题。这是四十多年来第一次。石油、化学和原子工人工会的秘书兼财政东尼·马佐齐，在1988年一年中，曾向全国各地的劳工团体演讲组织工党的必要性。他的意见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影响力的、英勇的《劳工时事／通讯》曾于五月召集了一次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个问题。群众性的妇女组织考虑新的政党其它的社会力量也提出了为甚么还要依赖资产阶级政客的问题。拥有20万会员的全国妇女组织在它的七月大会中，一致通过研究组织新政党的可能性。目前，大多数工人在选举中放弃了投票，因为他们正确地看出，这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没有甚么不同。正如东尼。马佐齐听说的，这群工人是支持新工人政党的强大基础。虽然美国工运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最落后的，许多迹象指出，八○年代的不良倾向将会倒转。美国近代史上工人已经爆发了两次英勇的斗争——三○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几年。不平衡综合发展律在那时追上了落后的工运，它一定会在将来追上了时代。新的十年（九○年代）将会带来新的斗争。这就提供了使我们乐观的新基础。（兆立译自《国际观点》第178期，1990年2月12日]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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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女子失踪（巴滔，1992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一亿女子失踪作者：巴滔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2年第1期（总第159期）跟普通的信念相反，今天世界的男人多于女人。但是，这不是由于自然的原因。虽然，每诞生100名女婴，有105至106个男婴诞生，但男人在各种年龄有较高死亡率。因此，在两性都同样享受合适的衣、食、住条件的地区（欧洲、北美洲、日本），男女的比率是每100个男人比103至105个女人；但是，巴基斯坦是90个女人，印度全国足93.3个，孟加拉国是94，中国是94.1，中东是94.8，北美是98.4，拉丁美洲是100[注一]。在第三世界中，东南亚、黑非洲和印度的克勒拉省的情况却是例外，其数字依次为101，101.2和103个女人对100个男人[注二]。这些数字已经导致印度经济学家、哲学家阿玛提雅．慎（AmartvaK.Sen）在最近一篇题目为《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的文章中，作出以下的结论：“已知在大部份的亚洲和非洲，妇女的生存如此困难，对女性的偏见却受到如此小的注意，实令人惊奇。如果男人和女人接受差下乡同样水平的卫生、医药和营养，那末本可生存的女人相对于“失踪的女人”的数目就非常高。一亿以上的女人就是不见了，因为与男人比较起来，女人备受忽略……。这些数字总结了因不平等和忽视致使女子有过高死亡率的悲惨故事。”[注三]我们已经看到，生物学似乎给女人比男人更好的生存机会[注四]。有些研究员甚至主张，这个现象与男婴的较高出生率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在许多国家起作用的强大社会文化因素，却产生相反的结果。甚么原因呢？阿玛提雅．慎排斥只以经济发展水平或妇女所遭受的社会经济偏见为基础的简单化解释。本文总结他的一些论点，并讨论他的结论。人们常常说，东方比西方重男轻女。但是，这个一般化的结论却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日本的“亚洲型式”，在1940年不比在本世纪初更甚，但是虽然1899和1910年的人口调查显示女子极度缺少，1940年的男女比例却与欧洲差不多。还有，在多数东南亚国家，女人与男人同样多，甚至比男人更多（在印支，每100男人有104－106女人，在印尼是101，泰国是100，菲律宾是99）。还有一个使人关注的矛盾。关于反对妇女的社会文化偏见的问题，我们怎样解释：虽然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有最多数目的失踪妇女，这些国家却是世界上第一批国家选举妇女来领导政府或主要的反对党。这些女子当然是统治阶级的部份和男性领袖的政治继承人——英地拉．甘地是尼赫鲁的女儿，本尼丝．布图是佐非卡．布图的女儿，等等。但是，她们在选举时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则是事实。在印度，上一次选举前的女性议员在下议院中的比率为7.9％，选举后的数字降至5.3％。美国众议院的数字是6.4％。然而，印度上议院有l0％的女性议员，而美国参议院则只有2％。阿玛提雅．慎说，他在德里的女同事比他现在在哈佛教书的女同事还要多[注五]。我们很难从这角度看出东方文化的特殊性。在经济平面上，似乎有两个无可争辩的常数。第一，“富国”女人比男人多。第二，最穷国家缺少女人。然而，第一个规律是绝对的，第二个则是倾向多于是规律。事实上，在地球南部，妇女的情况最好的并不永远是在最“发达”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常常伴随着对妇女歧视的增加。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黑非洲、拉丁美洲以及除了中国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都不怎么缺少女子。旁遮普和哈雅那本是印度两个最富的省，却有最多的“失踪女子”，而克勒拉省是双倍地穷（其平均收入比孟加拉还要低），却有与欧洲差不多的男女比率。事实上，印度女子的短缺，已随着经济发展而增加，从1901的97比100，到1971的93此100（现时的数字是93.3比100），虽然两性的估计寿命都增加[注六]。在中国，虽然1979年起的经济改革导致农业的重大成功，女对男的比率却从1979的94.3比100降至1989的93.4比100。还有，女性的估计寿命在改革前比男性高，现在却更低[注七]。家庭中的地位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因地区而不同。例如，她们拥有自己的财产和从事社会所认可的经济活动等事实，大大增强了她们的地位。阿玛提雅．慎把家庭中的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为特殊形式的“冲突合作”（双方合作来取得利益，但是获得的利益的分配却是利益冲突的对象。对于这些利益，双方并不一定是意识到的）[注八]。一般言之，母亲分配食物的事实，并不避免令她和她的女儿被剥夺食物。）[注九]这里，对男子和女子的工作的价值的不同看法，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工作的“生产力”相等吗？两性中，那一方对家庭的维持贡献最大？每个社会对这些问题有它自己的回答。这些回答反过来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因此家庭冲突的解决方法主要地是受了文化上所得的“错误意识”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经验中观察到，家庭生活会对女子不利，如果：（1）她们无法期望额外收入；（2）她们的工作被认为非生产性：（3）她们没有自己的财物；（4）社会不承认妇女是备受偏见的对象，而且不寻求解救的方法。头三点，在极大程度上，要看妇女在家庭之外是否有可获工资的工作。最后一个条件明显地要看教育和妇女的社会政治行动的组织。首先，在“外面”工作的女子就有直接的、虽然小的收入。这表示她得到了带进至少一部份家庭必需的收入所应得的尊敬。当这个工作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与法律的保障，这位女子就受到一定的安全的保证。在主观上说，在家庭以外工作的经验也有教育的效果：这位女子更知道她的利益及其对家庭的价值。这些因素，不但改善丁母亲的地位，而且也改善了她女儿的地位，因为后者一般说来比男孩享有较少的权利。事实上，她们的较低的地位是主要地由于她们对双亲的老年提供较少的保证。以下是第三世界的不同地区的妇女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比数（以递减的次序排列）：中国74％：黑非洲56％；（除中国以外的）南亚和东南亚51％；拉丁美洲31％：南中亚38％：中东和北非14.15％。如果我们接下来看看女子的估计寿命与男子的比数，区域的次序，除了中国和中东、北非以外，也差不多。中国的次序更低。中东北非的次序则较高了一级[注十]。这是个使人非常惊奇的吻合，因为在这些区域之间所有其他的方面都有极大的不同。次撒哈拉非洲的情况却特别有意义。在这里，女子从事80％农业工作，生产60％消费品，带进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村家庭的货币收入。毫无疑问地，就是这个中心的经济角色及其社会文化的涵义，才导致男与女的在抗御死亡方面的相对的平等，虽然在其他方面还有对妇女的歧视[注十一]。中国是特别的例子。1950年代的中国继承了几千年的女性歧视。然而，新政权的政策造成特别惊人的转变[注十二]。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和工资工作的一般的扩张，以及妇女的经济角色之受到承认，都造成深刻的社会文化改变。虽然在1950至1979年间（也即经济改革引进以前），平均估计寿命增长了15年，女子的寿命增长率却快过男子的寿命增长率。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79年开始，经济改革的引进导致农产品产量极大增长。根据（无疑是夸大的）官方统计，农产品的产量在1979至1986年之间增加了一倍。但是，奇怪的是，在这段时期，死亡率也有增加，特别是妇女。女与男的比率从1979年的94.3跌到1986年的83.4（1991年是94）。女子出生时的估计寿命已经跌落至低于男性出生时的估计寿命（66岁对69岁）[注十三]。我们怎样解释强烈的经济增长和恶化的妇女处境的结合？这个理由就在于1983年以后所普遍推行的“责任制”。这个责任制的意思是，每个家庭可以自由处理超过一定量的剩余产品。这个制度虽然可使生产力增进，但却损害了妇女应该是主要受惠者的社会利益。例如，生产队和人民公社的解体，意味乡村的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解体。工资工作的减少新的工作组织亦同时意味女子的工资工作的减少，以及女子在社会中所受的经济承认的减少。“责任制”已经把妇女从家庭以外的工作的收入来源置换为家务。而家务是无法评估妇女的贡献。在1978至1985年之间，农民家庭从个别耕作中所得的净收入的比例已从26.8％增至81.1％[注十四]。还有，新的缺乏保障的制度也有助于加强父母选择男孩作为老年的保障。在这种情形下，1979年所引进的“一胎家庭”的专制措施之导致杀害女婴的增加，就毫不稀奇了。根据某些作家，女婴死亡率已从1979年的每千人37.7增至1985年的每千人67.2[注十五]。即使这些数字是夸大的，这个趋向却非常明显：政府当局已经承认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所以准许有第二个孩子，如果第一个是女孩的话。在这个因素上，还有需要加一个政治因素：自从1979年，妇女的境况的改善已经不是政府要优先处理的事。相反地，政府却要求妇女“加强家庭经济”[注十六]。传统的偏见，妇女在“东方文化”中的地位，发展不足，都不能充份地解释妇女在第三世界的广大区域的失去踪迹。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平等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妇女之参与工资工作，减少了人口的反常现象。然而，这个参与不单单由经济因素来决定。例如，教育水平对于人口演变的结果起主要作用。虽然教育水平和参与社会经济活动有关连，这个关连既非自动，又非单向。因此，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印度的克勒拉省有特别高的女对男的比率（103）。还有，那里的女子出生时的估计寿命是72岁，男子则为67岁。但是，女子参加经济活动的比数不特别高。从另方面来看，那里的识字率（71％）不但比印度其他各省（平均为26％）都高，而且比中国都高，因为中国有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妇女。这个特殊的例子有很长的历史。从这个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结构与财产制度的关系。在克勒拉的大部份地方，继承权是母系的，所以增强了女性的地位。但是，在印度北部，继承权歧视女性。事实上，自从十九世纪以来“在特拉文科[现今克勒拉省的一部份]以及南部其他地方，男女的比数，比较接近欧洲标准，而不接近北部的标准。”[注十八]在同样时期，杀害女婴的事件在旁遮普省非常普遍[注十九]。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固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可以对妇女有利（例如在克勒拉省），也可以妇女不利（例如印度北部和中国）。政治行动政治行动，包括公共权威所作的努力及妇女自己的动员与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拉文科的女王在1817年说，“为了避免教育分布的落后，国家应该负起人民教育的全部费用。”[注二十]在十九世纪初，克勒拉省的前身，特拉文科和可钦独立王国，在它的时代之前，享受公共教育制度。我们还要再加一句，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传统被统治该省的左翼力量（共产党在1957年取得政权）有系统地发展起来。它不但着重教育和医疗卫生服务，而且特别注重妇女地位[注二十一]。古巴的例子也证明政治因素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如果男对女的比数仍然是拉丁美洲的最穷者之一，1950年代以来的趋势还是有利于妇女。那个比数在1950年是91.6，在1960年是94.8，在1970年是95.1，在1980年是97.8，而在1991年是98.8。我们在80年代的改革以前的中国，也观察到同样的趋势[注二十二]。克勒拉省、黑非洲、古巴或者1980年以前的中国的例子证明，发展不足并不必然地导致妇女在人寿率方面的不平等。传统的、古老的社会文化偏见可以由政治措施和妇女的动员和自我组织来抗争。在另方面，经济有发展，如果不同时有相应的政治和社会的措施，则能够导致两性之间的渐增的不平等。印度北部和1980年以后的中国就是明证。归根究底然而，归根究庭，逃避经济的决定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均衡的发展会加强对妇女的歧视，一般化的贫穷当然会有更惊人的效果。我们可以从今日的次撒哈拉非洲的情况中看到’“稳定计划”和“结构调整计划”，不但造成史无前例的苦难，而且导致妇女的遭遇更加恶化。在这些计划之下，公共服务被拆除了，因此，妇女不但在就业、教育和医疗卫生方面受到很大的打击，而且还大批地逃离乡村，涌入城市，使大城市的贫民区拥挤不堪[注二十三]。在这方面，那就是在妇女在人寿率方面所受到的不平等，以及在所有其他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可以转寰的余地愈来愈少。然而，阿玛提雅．慎已经证明，穷国家的资源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减少大多数居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要减少苦难，必需同时在社会中及在家庭中有比较公平的分配。这不但是道德的问题，而且是政治的必要。如果不把大多数的穷苦的人，特别是妇女，在平等主义的目标下团结起来、动员起来，那就不可能选一条脱离依赖、脱离“发展不足”的真正的道路。就其本质而论，平等主义的目标也是女权主义的。注释注一、根据联合国1987年人口年鉴，拉丁美洲的最差的比数是在尼加拉瓜（96），然后依次是巴拿马（96.2），巴拉圭（97.6），多明尼加共和国（97.8），委内瑞拉（98），秘鲁和古巴（98.5），厄瓜多尔（98.8）。注二、JeanDreze和阿玛提雅．慎所着的《饥饿和公众行动》，Clarendon出版社，牛津，1989，第52页：阿玛提雅．慎的《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纽约书评杂志，1990年12月20日，第6l页。注三、《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第66页。注四、见A．D．Lopez和LT．Ruzicka所辑的《两性寿命的差异》（澳大利亚，坎培拉，1983）中的IngridWaldron的《两性寿命差异中的遗传和．生物因素》一文。注五、《一亿以上女子失去踪迹》第62页。注六、同上。亦见I．Kynch和阿玛提雅．慎合写的《印度妇女：生活与生存》，剑桥大学经济学报，1983，第7期，363－380页。注七、世界银行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牛津，1990，表32。注八、在这方面，见IreneTinker所辑的《妇女和世界发展》，牛津大学出版杜，1990。注九、LincolnC．Chen．EmdadulHuq和S．D'Souza台着的《孟加拉国农村中的家庭分配食物和医疗卫生的性别歧视》，《人口与发展评论》，7（1），1981，第67页。注十、关于妇女活动的频率，见ShirleyNuss等人合着的《在工作的天地中的妇女》，B．I．T．，日内瓦，1989。上面[注二]所引的Dreze和慎的书的第58页也提出同样的分类，但加以地域的限制。注十一、JaniceJiggins着的《次撒哈拉非洲的贫穷妇女如何赚取收入以及对她们不利的因素》，《世界发展》17（7），1989，953－963。注十二、ElisabethCroll着的《毛以后的中国妇女》，M.E.Sharpe，1984。注十三、上面引过的世界银行的1990年报告，表32。注十四、N．Aslanbeigui和G．Summerfield合着的《责任制对中国农村妇女的冲击，对慎的权利论的评价》，《世界发展》，17（3），1989，第344页。注十五、Banister着的《中国的变化中的人口》，表4.12。注十六、MargervWolf着的《被延迟的革命：近代中国的妇女》，史坦福大学出版社，1984；上面引过的Aslanbeigui和Summerfield的书，第347页。注十七、上面引过的Dreze和慎合着的书，第222页。H.Oi着的《女子能顶半边天吗》，北京周报（英文版），29（9），1986。注十八、引句来上面引过的Dreze和慎的书，第224页。注十九、MonicaDasGupta着的《印度旁遮普省的农村中对女孩的选择性的歧视》，《人口与发展评论》，13（1），1987，第88页。注二十、引自印度人口调查，1931，XXVII，Trivandrum，1932，第301页。注二十一、关于克勒拉省的社会文化政策，见VivantUnivers,383，1989年9—10月刊和《每月评论》月刊（美国），1991年1月号。注二十三、见上面引过的JaniceJiggins的书，953－963页；AndreeMichel着的《非洲妇女，银行和发展，女权主义的评价》，和平研究杂志，22（3），1990，23－32页。次撒哈拉非洲目前的情况，可由以下几个数字来总结：25个国家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的计划的控制下：25％的出口收入要还债及付利息；在1980至1990年间，生活水平下降了25％。[兆立译自206期（1991年5月13日）《国际观点》]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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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卖妇女（季喜，1992年）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十月评论》资料专题：妇女运动特辑贩卖妇女作者：季喜资料来源：十月评论1992年第1期（总第159期）[贩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妇女的国际性活动，并不单单是由于歧视女性、种族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妇女之所以来到欧洲、北美洲或者日本去当夜总会跳舞女郎、娼妓或者纯粹为金钱而结婚，主要的原因还是她们的国家穷，无法生活。因此，这个活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施加给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分下开的。本文作者是瑞士“妇女资料中心”的成员，专门协助从全球各地到瑞士工作的妇女，反击贩卖妇女活动。]茜玛拉，二十二岁，有两个孩子，她与孩子跟母亲和二个弟弟住多明尼加共和国的拉斯维加斯城的一间屋子。全家靠她生活。她在自由贸易区的一间制衣厂中工作，每日时常工作12小时，月薪约50至60美元。但是，由于物价日涨，她的工资无法维持全家的生活。她解释说，制糖工人都不能够购买他们所生产的东西，5公升（约2公斤）奶粉要花180比索（约等于15美元）。公共汽车车票、电费和医药费都一直在涨。有一天，一个女人告诉茜玛拉去瑞士可以赚多点钱。茜玛拉以房子作抵押借了一些钱，向一个贩卖妇女的人付了一笔费用，就跑到瑞士来，以为可以在那里工作。在她抵达瑞士的那天，她却被告知，她的工作，不是在旅馆里做一个普通工人，而是与性有关的表演歌舞的女郎。为了要每月寄钱回家，茜玛拉别无其他选择，只好做一名地下妓女，以及跳脱衣舞及做酒吧女郎。茜玛拉是每日到苏黎世市的妇女资料中心的许多妇女中的一人。根据估计，数以千计的多明尼加妇女，合法及非法地住在该市。从第三世界来的妇女交易当然不能只用这些国家的恶劣经济情况来解释。但是，通常是挣扎生存的斗争，成为决定跑到富国去的主要原因。这些妇女大多数现在都无法回国。她们来前，都欠了一大笔债。来后，就要还债，所以要像奴隶似的工作。一般而言，歌舞女郎在瑞士工作了五至七年以后，就被“耗尽”；她们时常遭受到严重的心灵与肉体的残害——由于当酒吧女郎要饮大量的酒，以致很多人变为酒精中毒者。因此，这些人就不被雇用为跳舞；同时，她们也变得太老，而被新人所代替。除非她们与瑞士人结婚，否则就没前途。即使她们回到本国也没法找到工作，因为三十来岁的人怎能与二十来岁的“初生之犊”竞争？妇女遭受调整计划正面打击许多调查显示，遭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的正面打击的，大多是妇女与儿童。首先，受到削减预算影响的，就是社会部门和国家补助部门。这些削减使妇女，例如教师、护士和医生，失去工作。妇女资料中心在去年之接受了一大批从巴西和多明尼加来的女医生与护士，并不是偶然的。在其他经济部门，妇女也是最先受到解雇的影响，因为她们较多地受到中、小型企业的雇用。跟着粮食、医药、学校、公共交通、电力和煤气的补助的减少，物价的飞涨也代表对妇女的负担的增加，因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她们要负起供养子女、父母和弟妹的责任。在1990年，超过20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要求妇女资料中心的援助。然而，对统计资料的更仔细的观察表明，70％的求助者来自多明尼加共和国、巴西、泰国和菲律宾，而且有少数来自非洲国家如多哥、肯尼亚和加纳。这些国家都在提供性旅游的国家名单上名列前茅。它们每一个都债台高筑。第三世界对旅游业投资甚巨。它们希望这种投资可以带来硬货币。旅游业及性旅游业与贩卖妇女常常搞在一起。在“乐天的”南方人之间，度过便宜的假期，就提供给尊敬的先生一个暂时逃避沉闷的瑞士生活的机会，而且买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冒险、对生活乐趣的尽情享受、纪念品和女人。这些同样的瑞士人时常带回一个妇人来参加同样的沉闷的瑞士生活。其他的人不但化了几个星期来梦想他们的假期，而且回到瑞士后跑到夜总会去要一个“棕皮肤”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假日的记忆。还有些人使用结婚局的登记，用5,000到7,000瑞士法朗，从例如菲律宾或者巴西搞来一个“外国来的”老婆——而且有把她送回去的权利，如果她不合理想的话。旅游业与还债更有甚者，旅游业不但是第三世界债务的直接及间接的结果。贩卖妇女也是一个获得偿付债务利息的硬货币的方法。移民出国者每年所汇回国的硬货币是许多国家所收进的硬货币的极大部份。在1988年，菲律宾侨民汇回差不多7亿美元。该款代表该国输出的总价值的15％：斯里兰卡的妇女很多到海湾国家去当家庭佣工，斯国侨民的侨汇是该国收入中第二重要的项目，仅次于茶叶。这些国家的侨居国外的人民在经济上的重要性可从海湾战争时候的情况中看出。数以千计的侨民之被强迫地从海湾遣送回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收入，颇有惨重的打击。但是，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移民出国，代表失业情况的输出，是一个减低国内政治压力的方法。因此，对第三世界的许多妇女和男子而言，与其等待国家发生政治变化，还不如移民出国，一走了之。随着世界贫穷的女性化，也会看到移民的女性化。这就是说，愈来愈多的妇女，觉得留在国内对她们的家庭没有前途，所以决定移民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然而，要中止贩卖妇女的话，除了急剧改进原居地的经济情况以外，还要改变两性之间的关系和男人的想法，因为这些男人购买女人作为性的玩物，因此把她们降低为商品。[兆立译自212期（1991年9月16日）《国际观点》]上一篇回目录下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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