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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漫谭——小银行员的内幕（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1946年第2期
银座漫谭——小银行员的内幕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第2期
录入者按：（一）清点钞票是一种重复性极强、极其枯燥、毫无乐趣的工作。如果能够选择，职员们恐怕宁肯去修表修车，这种工作多少还有一点创造性，尽管机油味和钱味未必相差很远，至少不会那么无聊、那么损害生活质量。沃尔沃七八十年代在工会内青年工人的压力下，建立过一家10~12个工人一组，全程装配一辆汽车的工厂，这可以作为全自动生产推广之前的一种能够消除那种异化劳动的有益尝试，也许。
（二）四大家族在战时乱做生意，折腾得经济乱七八糟，相比之下，解放区的进步政策虽然不彻底，毕竟也受不了内外压力，逐渐左转了。不过也许还有更好的方案，谁知道呢，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
（三）这一篇不免有小知识分子慨叹人心不古的味道，虽然使用的词汇不同。这些现象当然令人讨厌，要是真见到了看心情或者良心也多少可以喝止一下，但发文批评，就多余了——这倒像是当代左翼青年常犯的错误，把上网的时间全花在和黑衫军高强度对线上了，不但不好受，也学不着什么。
李星按：本文作者竹云龙，是40年代中国托派的重要干部。本文发在貌似比较主流的杂志《银行通讯》上，结尾发点不痛不痒的感慨，情有可原。
本文的主要参考价值，在我看来，如同竹同志写的其他几篇通讯一样，在于对阶级社会的细微观察角度。21世纪的中国“革命青年”，有些人沉迷于人际圈子，互相“点评”；有更严肃些的，尝试走向工业区，但也难免与阶级环境格格不入，太急于把自己的一套想法强加给工人了。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个阶级现实的一部分……）
银座漫谭——小银行员的内幕
（一）大票与小票
出纳科的职员，看见大扎大捆的小票送进来，心里就老大的不高兴；这些小票，花样既不同，长短阔狭又不齐，票面额又不一；更难受的是：这些小票满身臭味，点起来的时候，鼻子里很难受。可是，既然客户有存款，只得收受。有些出纳员在精神方面受了小票的虐待之余，也想出一个虐待送款人的办法，就是让他久等在柜外，再三催促也不给他送款回单，这样做未免有些缺德，可是，如果送款者比你“棋高一着”，早已洞察你的技俩，钞票送进，他老人家径自回家去了，你又奈何他不得。送款簿总得给人家的，他到拉铁门时来拿，你总不能再说“等一等”了。
客户收现时，出纳员得把小票塞出去，于是就引起无数争吵与纠纷，弄得出纳员与收款人大家红着脖子，提高喉咙，板起脸，说些不好听的话。
小票就像一个十不全的老大姑娘，到处受人们的白眼，人们为她引起无数纷争，可是，却从没有人把她白白送给别人，因为不使人们十分满意的姑娘，到底还是一位姑娘呢！
新印就的大票，漂亮，整齐，省事，人人喜欢她，人人说她“好”。可是，她很像一位年轻泼辣的美貌姑娘，占有她的人，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理由聪明人不必细说，惧的理由我也要卖个“关子”，你猜猜看！
（二）票据交换的种种
钱庄在“交换所”未成立之前，独占上海的同业汇划，待“交换所”成立之后，上海就存在着两重交换制度，“钱库”变成各钱庄对“交换所”的代表，“交换所”变成各银行及信托公司对钱库的代表。但是，总头寸始终掌握在“交换所”的手中。
投机交易越忙，票据交换的事务也越忙；物价涨了，票据交换的总数字也增加了；白热化的投机时期，支票本票拨款单等等满上海乱飞，如春季花丛中的蝴蝶一样。
钱库与交换所的办事员，一增再增，还不够应付。胜利以前不久，各钱庄对交换所的迟迟不送下支票，反感异常；而少数交换所职员竟假借职权而对钱庄有所“谈判”，于是各钱庄联合起来坚决要求改革交换办法，以“一切钱庄往来票据由钱库负责交换”为原则；如此，钱库曾数易交换办法，更增添了好多职员。日本一下子宣布投降，一切投机交易顿形停止，平时忙得怨天尤地的办事员，反觉得太空闲了。
现在，钱库业已解散，它或者将成为中国金融史上的一个名字了。
钱庄“店倌”对于票据之名称曰“轧票现”。其实，在没有现金可轧时，只能谓“轧票”，但习俗相传，从不更改，即目前参加了交换所的钱庄职员，仍旧如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旧传统习惯的马虎态度了。
胜利以前的票据交换之所以特别忙碌，第一因为投机兴旺，其次则因为伪中储行有意限制发行现钞，而让空头的头寸在作怪，弄得市面上发生各种怪现象，现钞要划头贴水，人人手里都是“八卦丹”，物价毫无理由地跟着贴水上涨，甚至有人囤积伪钞而抛出黄金！
总之，以往的交换员吃尽伪方通货膨胀的大亏，忙得好多人吐血，好多人脸黄肌瘦。希望今后一切能纳入正规，则虽有投机而不白热化，交换所也不至于像已往那样的弄得一塌糊涂了。
（三）市侩气
不知道是谁说的过火话：“无商不奸”！如果再推而广之，将变成“无人不奸”了！这样用一句话评论一切商人，似乎有失公允。
笔者非商非文，安文安商，说一句衷心话：商人总有些市侩气，不免有些地方要挨骂。
不知道是谁发明算盘的，商人有了它，便利不少，但也因为有了它，有时就不免太多算了！弄得商人离开了它就不能过日子，害得中国人没有它就不会赚钱，害得温文尔雅的大国民人人带有市侩气。
金融业从业员，闲谈起来，总要拨拨算盘珠，谁也说不出这是什么理由，我想，这就是市侩气在作祟吧？
有人深夜起身打算盘，清晨起身又打，刚吃罢早点心又打了！算盘好像是一只狐狸精，你越与他亲近，你就越与他分离不开，结果，染得一身市侩气味，无法洗涤。
我国同胞差不多提起犹太人就讨厌，其实，他们不过是外洋市侩罢了！以东方市侩而厌恶外洋市侩，实在使人莫明其妙。
有一家银行，纪律不大好，而且记大过小过也不发生效力，于是有人恍然大悟，以减薪水为惩戒法，加薪水为奖励法，果然立刻见效！可笑可叹！你说中国人最爱面子吗？中国人最爱钱！懂得“挖打”利息的人尤其爱钱！有人自己有存款而向别人借钱用。有人身上从不带车钱以外的现钞，以免损失利息，更可借此免除“请客”的损失而又沽得被“请”的便宜，一举三得！有人喜欢天天“忘记了”买鞋油而擦别人的鞋油。有人天天十分留心地收集“旧”报纸以备不时之需如生火炉之用等等。有人……。唷，够了！再多说了也无益。
并非个个商人个个金融从业员都是标准市侩，但是，我们天天在市侩堆里挤来拥去，总沾染些气味或颜色，这是“有益”的，因为可以增财；同时，这也是有害的，因市侩气可能断送整个人格和天良。
或许有人要说，处今之世，非市侩即无以为生。实则，这句话也太过火了一点。虽则以市侩手段或许可以比别人多获些利，但非市侩也不见得人人饿死，我国人口中从商者占绝对少数，这是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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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生活——银饭碗之梦（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总第七十二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1946年总第七十二期
银行生活——银饭碗之梦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银行通讯》1946年总第七十二期
录入者总结：（一）“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统区经济的衰颓如果单看还可以部分赖给侵略者，如果要和解放区对比，那除了资本主义本身，除了先总统的奇妙经济教室，是真的没有什么对象可以推卸的。
战时似乎还有农民因为觉得国军太恶心宁肯给日军送吃的的记录。
（二）那些银行职员的划水和偶尔的“静坐”，实际上就是所有使用雇佣劳动的地方工人生活的范式，只是程度并不相同。对待这些运动的思路是不需要特殊调整的。用农业人口占主导当借口去忽视工运的先锋作用，就如同说一个孩子因为没长大所以甚至不能摸一摸文学巨著。
（三）无产者肉眼可见地精神匮乏，工作之余不想、也没有时间读书，而是打牌喝酒或者嫖娼，完全看不到未来，只是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才得过且过，难听地说，简直像家畜一样——多赚少赚，都是如此。而革命的阶级意识却是与这样的生活完全不相容的。光是偶尔的“静坐”，没有也决不会超出资本主义秩序的范畴，除非能以此为基展开更广阔的东西。
（四）本文文风稍显拖冗，但记录很全面，被许多现代研究者忽视的无产者的精神生活，在本文也有很大篇幅叙述。这是有意做调查者可借鉴的地方。
李星按：本文是“日常阶级观察”的一篇范文，值得学习。它内容很具体，几乎没有空洞的抒情或者八股式的政治口号。从这一行业的“行规”，各级从业员的面目，行业的兴衰，劳资纠纷及其解决，都有涉及，而并不杂乱。难得的是，全文都可以看到一条“利益”的红线贯穿始终。
要说局限，那就是各方面的描述点到为止，还远远不够深入。能够做成一个小册子的内容，一篇夹叙夹议的短文就打发了。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革命者的思维局限吧，他们难免会把阶级现实当做一个“干革命”[此处无贬义，特此声明]的战场，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阶级本身。
作者竹云龙，是彭述之一方的重要干部，写了不少值得参考的文章，解放后英年早逝。）
银行生活——银饭碗之梦
战前，人人想捧一只银饭碗，大有“有此一碗，一世吃不完”之感。
战后，这只饭碗渐渐变质：起初，碗面上的银粉尚存，以后，就连那一点耀眼的粉末也不知去向了。好像上帝有意作弄它的羔羊似的，以前只有少数人拿得到“银饭碗”，等到银行钱庄如雨后春笋地开起来，拿到银色碗的人也多起来，大家正在高兴自己有如此幸运的当儿，细细一看，啊！这只碗已经变了颜色了！变得三分像土七分像木头一样的碗了！原先拿银色碗的人，却又纷纷改行，好像有意跟后进者寻开心似的，他们毫不留恋地抛弃了这种不知何质的碗。
还有些死捧着老饭碗不肯放手的人，天天怨天怨地，甚至有时妒忌人力车夫起来，大叹其气，不胜今昔之感。而事已如此，悔之恨晚，改行来不及，还是捧着老饭碗等“天亮”。
从业员的质素，每况愈下，从业员的待遇，与物价较，也每况愈下。能干的人，先则有副业，继之以告长假；有些银行限制告长假，则每天去签到一次，然后又可在外自由活动。高级职员自己也在干副业，当然，中级职员就可自由行动，下级职员虽则因公务在身，不得自由活动，但迟到早退就“大家马马虎虎”了，办公时间打电话“做生意”也就没有人敢干涉了，调头寸等等，更是家常便饭。
有一个时期，有些行庄在正式的薪津之外，一部分高级职员另有“黑市薪水”，有时且泽及少数中下级职员。这事情在其他各业也很流行，可是，虽则言之有物，而又查无实据。拿到“黑薪水”的人当然不会说出来，拿不到的人也只知有其物而不见有其形，唯有暗暗地对着一个大黑字叹叹气，咽下一些生活的辛酸泪，喃喃地唠叨几句，不能再有旁的表示。
偶尔，从业员也学习美国工人的作风，来一次“静坐”，弄得各业的大老间尤其是投资公司的主持人提心吊胆，怕自己的头寸轧不齐，因而吃了大批退票，脸子事小，失信用事大。可是，大家都是穿长衫的“体面人”，而高级职员总有些什么小事情在别人的眼里，好在钱是公司的钱，多付一些也无所谓，所以，每次“静坐”的结果，总是一团和气，很少弄得脸红耳赤的。
就是胜利以后，很多新行庄不能继续营业，大批裁员，为了遣散费的数字多少，家家有些争论，甚至各不相让，迁延不能解决。但事有凑巧，九月下旬起物价大涨，各行庄手里总有些什么的，算盘一算，“时间”让他们赚了好多钱，于是接受了被裁者的条件，也总是一团和气，不亏为穿长衫的大国民。
在待遇方面，金融业的从业员，可以一句古语自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高级职员也以此为准，可以慢慢增加薪津，免受董事会的责难。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的“中庸之道”。
有时，从业员有各种方法，叫人家自动送钱或送东西来，藉补收入之不足。这仅限于极少数的少数。例子也举不胜举，还是大家心照不宣，来一个会心的微笑，倒也恰到好处。
从业员每天接触的是天文学数字的金钱，有的人就因此天天在钱字上用功夫，却也有些人把钱看得轻些，把人格与学问看得重些。所以，我们暂不谈钱，谈谈别的吧。
从业员的业余消遣，形形色色，各各不同。最普通的是打牌，看戏（包括看电影等），小酌。不脱东方古国的风味。可是也不乏在舞场旅馆中找寻奇迹的冒险家，打牌，在旧式钱庄，是一件“好事情”，据说，职员在庄中一打牌，就不会再溜出去了，换言之，就有人“看店”了。这种意见，似乎与鼓励财主的儿子为守财产而吸鸦片一样，有些过时了，但还有人如此主张。
年青的唱流行歌曲，年老的哼京戏，绍兴一带的“钱店倌”总喜欢“的笃班”，苏州人喜欢唱开篇，但有些不会说国语的宁波人，却年年登台彩排，喝“顺彩”的人也不少。
香港路的银行俱乐部，除了下棋等少数消遣之外，无乐可俱。且会费较昂，其他费用亦贵，非中下级职员所能插足。银钱业联谊会又因会址不大，不能使会员们集中来做些有意义的娱乐，而会员们又都是在中下级从业员，资力薄，有时虽有宝贵的意见和具体的办法，一谈到经费问题，就只好搁浅。
聚餐会之类的组织本来很多，近几年来也无形停顿了好多。票房等等，也不容易弄得好。
金融业从业员缺乏一个集中的消遣地点，更缺乏一个经济而有益的消遣场所。
说到修养方面，好多从业员学非所用，这是中国的通病，说了等于白说，不说又觉得不妥。
大部分从业员都是任职以后才被迫学习有关金融业的各种知识与技术的。精通各方面的人很多，知一不知二的人则更多；熟悉一部分业务的很多，而敷衍塞责不求精通的人则更多。
老年的精力已衰，大多数不可能求知识之上进；中年人担子正重，忙碌异常，无心求学；青年人大多数虽则继续求学或自修，但现社会之种种诱惑，使青年从业员易于朝三暮四，一曝十寒，真能进修的是青年人，但青年人之中能从不中止学习的都很少。这一方面因为社会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也因为各行庄当局都不肯以集体的力量来组织一所完备而又严格的学校，来训练从业员，培养人才。
有几家银行有相当完备的图书馆，但大多数行庄根本不注重这件事。尤其在近几年来，投机事业把人们的心绪搅乱了，一时不易安静下来，更没有人注意这件事。从业员的家庭迫切地需要肉体的粮食，当然再也不会渴求精神食粮的了。
战后上海的居住发生严重的问题，从业员的住宿问题也不能例外。郊外的宿舍大都破毁，就是好处也没有交通工具；市区内的房子，有的不配做宿舍，有的可做宿舍而为了业务关系不可能。没有房地产的行庄，则更可怜，出了好多顶费租了地方可以开业，已经红运当道，哪里有那些闲钱再去顶宿舍呢？所以从业员们就住在真正的鸽棚里面，冬天还好，夏天受不了炎热与“东京虫”的攻击，只得四散开去，分头找地盘睡觉，引得臭虫处到都是。
“天亮了”，大家以为有好日子过了。不料新行庄不能营业而大批裁员解散，更不料物价一涨十倍，弄得“银饭碗”的梦想者连木碗也失去了。
如果您会写小说，我建议您该写一部“银饭碗之梦”保证销路奇佳，最低限度我是您的忠实的读者。
一九四五、十一、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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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札记（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动向》->1939年第3期
读书札记
作者：义方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李星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力量太强了……托洛茨基的智慧太强了……
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几百万革命者在30年代看不懂这些分析。沈志远，刘宁一……们，129运动的清北左派学生们，八一三抗战后涌入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中学生们……全都看不懂啊~
苏联外交政策应具的原则，历史的实例，与连年来的转变，在一九三六年出版的TheRevelutiorBetrayed〔注：即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第八章中已有了说明与批评，那时正是追求民主阵线的时候。现在苏联所携手的虽然已不是达拉第而是希特勒，「和平的朋友」一下子换了好战的法西斯，但在苏联的外交政策上同样背叛了列宁规定的基本路线，那是一样的。上述著作中说：
「外交政策无论何时何处都是内国政策之继续与延长，因为二者皆由同一统治阶级所执行并迫求同一历史目的，必然要伴来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方法之变更。……
「在那些年中，苏维埃政府与资产阶级的国家缔结了许多条约；一九一八年三月布勒斯特和约，一九二〇年爱沙尼亚订约，一九二〇年十月与波兰订立里加和约，一九二二年四月与德国订立拉派罗条约，此外还有许多次要一点的外交协定。但是在那时候，整个苏维埃政府或其中任何的一员，都没有想到把这些资产阶级的外交对手说成「和平的朋友」，更没有想到德国，波兰或爱沙尼亚的共产党投票赞成签定这些条约的资产阶级政府。并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给群众以革命的教育。苏维埃不得已而签定布勒斯特和约，正等于疲乏的罢工工人不能不接受资本家所加给他们的最残酷的条件。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虚伪的「弃权」形式之下投票赞成这个和约，被布尔塞维克斥为帮助抢劫和强盗的行为。虽然四年以后拉派罗条约是在双方「平等权利」的形式的基础之上与民主的德国签订的，然而如果德国共产党把这作为口实，而表示信任资产阶级的外交政策，那它马上会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去。苏维埃国际政策的基本路线是以这一事实为根据的：苏维埃政府与帝国主义所订立的各种商业的，外交的或军事的协定，当时是不可免的，但决不能因此限制或削弱各该资本主义国内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最后分析起来，工人国家的安全只能由世界革命的生长来保障的。当齐赤林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之时，提议为着迎合美国的「舆论」起见，苏维埃宪法之中可以作某些「民主的」修改，列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正式信中，急迫的提议立刻派齐赤林到某一疗养院休养去。如果任何人在那些日子敢于提议，为着博取「民主的」帝国主义的好意而参加空洞虚伪的凯洛格公约或削弱共产国际的政策，那么毫无疑义，列宁会提议把这个新发明者送到某一疯人院去，而且在政治局中，也一定不会有人反对他的提议的。
「当赖伐尔与苏联订约的时候，左派责备；他表面上是连合莫斯科来恐吓柏林，而其实是企图与柏林和罗马接近来反对莫斯科。这一论断也许是稍微早了一点，但是决不与事变之自然的发展相冲突的。
「不管一个人怎样估量法苏公约的利害，可是没有一个负责任的革命政治家，会否认苏联有权利与这个帝国主义或那个帝国主义缔结暂时的协定，以作苏联安全之辅助。唯一的事情就是必须明白的和公开的告诉群众，这种部份的和带策略性的协定，在历史势力的总系统之中占什么地位，为着要特别利用法德的冲突，一点也用不着把资产阶级的同盟国，或把那些暂时躲在国际联盟幕下的帝国主义者理想化。可是不仅苏联的外交界，连现时的共产国际也在内，都有系统的把暂时的同盟者描绘成「和平的朋友」，它们用「集体安全」和「裁军」等口号来欺骗工人，这样一来，它们在实际上就变成帝国主义者在工人中间的政治代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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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战与中日战争（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动向》->1939年第3期
第二次大战与中日战争
作者：梁石生来源：《动向》1939年第3期
录入者按：本文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当前很不一样了，现在已经不大讲英国与日本的斗争与妥协，对于日英冲突，持英国也“对抗法西斯”这个看法比较多。政治讨论其中一部分就是政治的延伸——战争，老一批托派讨论起这个问题其实也很正常，就是新一代人也有很多热衷于议论地缘政治。不过录入者比较关心最后的应对策略上，组织群众武装反抗日本确实是一条出路，具体做得怎么样，究竟要怎么组织，这些是需要多多探讨。
第二次大战已在欧洲爆发，这次战争在规模上将远较上一次大战为大，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能避免这次灾劫，因为一九一七年后，整个地球各部分间的联系已通过经济的纽带，来得更紧密。远东是世界列强冲突的第二中心，同时也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第二战场，这个战场上已经发生了两年多的前哨战——中日战争。欧战爆发后，究竟在地上面引起什么可能变化呢？尤其是，对中日战争的影响如何呢？这个问题，我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急于要知道的。我现在把这个问题简单检讨一下，首先我想谈上一次大战对远东，尤其是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大战与中国
我们知道，在前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及当中，远东列强的主要冲突是英、日、俄国的冲突。当时沙俄利用她跨越欧亚二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西方向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各国伸手，在近东向土耳其、阿富汗、印度进迫，在远东则极力经营满蒙，甚至还入侵朝鲜。沙俄所采取的向外侵略的路线，首先大大威胁了英国，因为英国一向视近东和中国为印度的外府。其次便威胁了那个年富力强的日本，沙俄在满蒙和朝鲜的活动简直在掘毁这个东方小帝国的命根。至于英日中间的矛盾，当时还非常微弱，日本还没有力量来和大英帝国相拮抗。美国也正在生长中。这样便决定了英国的政策：她宁愿培养日本来对抗威胁整个亚洲的沙俄。英日同盟的主要动机就在这里。但自一九〇四年俄国战败以至一九一七年大战爆发，英日俄在远东的矛盾大大缓和，英德的矛盾已经远超过英俄间的矛盾，而且俄国为了对抗德国在巴尔干的活动也迫得站到英法方面，结果，战争没有扩大到远东方面来。英日同盟固然使日本尽了英国看家狗的作用，但也给日本飞扬跋扈的一个无上的机会。
中国当时的处境是非常有利的，只须全体民众武装起来，把日本打倒，中国便可顺利取得独立，因为西欧列强绝没有能力干涉我们。但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一开始却宣布“中立”，结果日本利用英日同盟的密约，利用参战国的名义，占领了青岛和胶州路，并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件。后来中国又在美国威尔逊的怂恿之下，放松“中立”，参加战争。这件事引起国内舆论的猛烈的争议。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坚主参战，他们认为参加英美方面作战，很有胜利的把握，因为“公理战胜强权”，只要“公理”一胜，中国便可以拿战胜国的资格，与列强同齐平等，使中国得到公平的地位。这一派代表旧官僚军阀的利益，他们想利用参战来博得英美的借款，以便压平国内的反对者，巩固他们自己的地位。但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却极力反对参战，主张严守“中立”，他们认为中国正应利用这一仅有时机，埋头建设工业及整饬内政，不应茫然卷入战争漩涡。这一派当然是代表一般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见解。结果，前一派胜利。中国参战不久，欧战便告结束。中国和英，美，法，意，日同齐于战胜国地位。但巴黎和会立即打破中国的幻想，他们不但没有同情中国，甚至还根据英日同盟的密约来措置一切。所有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通通加以保留，德国的利益简单的移交日本。中国除了得到一块公理战胜碑外，什么也没有得到。但当时的“中立”论也不见得比“主战”论高明得很多，日本为了满足她的野心，她早在一九一四年战争刚起时就破坏了中国的“中立”。可知“中立”的盾牌并不足以抵御任何强国的乘机侵略，而且假如不让民众及时武装起来，把一切压迫中国的势力肃清，又怎能保证将来我们不受人家更悲惨的压迫和瓜分呢？要想真正从强人们的混战中“中立”开来必须借助于民族独立的革命战争才有可能。
以上便是我们从上一次世界大战得出的悲惨的教训。
战后远东列强势力关系的变动
一九一七年大战告终之后，远东列强的势力关系起了极大的变化，首先是沙俄塌台，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她用另一种姿态，另一种政策来威胁亚洲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这种政策就是援助弱小民族的革命运动。其次在大洋彼岸又勃然生长出一个山姆叔叔（美国），他在上次大战中的投机积累了无比的财富，一跃而成为世界霸主，与英国这些老霸主作正面冲突。他之经营亚洲较之沙皇更为可怕，更难忍受，因为他用的是银弹而不是沙皇的刺刀，历史上往往证明，金钱比刺刀还要厉害。英国在这种可怕的威胁之下，企图保持英日同盟的武器来对抗两个新敌人。但有两个原因使英日同盟破裂。第一，美国绝不允许英日独占中国市场；第二，日本在英国的保姆政策之下已羽毛丰满，她已不满足英日同盟的旧限制，她要英国作更大的让步：让日本独占中国，亦即独占远东。而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之能够顺利地拆散英日同盟，与其说是利用压力，还不如说是利用英日间的这种新的紧张的矛盾。
现在远东各强国间的关系非常明显：美日两国都怀着牺牲英国，独霸远东的决心，因此从历史的，终极的意义上说来，在太平洋上日美冲突占第一位。英国出于自卫的本能必须在一群仇敌之间选择较好的友人。她仍不忘情于日本。因为日本虽然野心很大，但她的贫弱的经济基础限制了她的发展，而且亦是她不能不获得一个富强的盟国的原因。英国最近几年来便一贯想贿赂日本，把中国一部分利益让给她，使他成为英国反苏反美的友人，换句话说，就是想重温英日同盟的旧梦。但可惜由于上述两个基本原因，英国的旧梦始终做不成，而且还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苏联与帝国主义各国间的冲突是世界性的，但这个冲突的紧张性已给民族保守主义的外交冲淡了，她已逐渐从独立的因素变成了附庸的因素，她先是隶属于张伯伦——达拉第的“和平”政策，现在又隶属于国社党的战争政策。她在远东正在日美之间寻找同盟者。
中日战争与列强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才能了解最近几年来围绕着中日问题，远东列强间的关系以及这次欧战在远东引起的可能的变化。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满洲不仅表示日本开始用武力争夺中国的独占权，同时也表示她赶快造成日美战争的有利战略地位。美国当时的焦急，主张援引九国公约制裁日本并坚持不承认主义，并不是偶然。但英国却淡然置之，这件事后来证明原来日本之攫夺满洲是首先得到英国默许的，这完全是英国反苏反美政策的继续。后来日本顺利的占领满蒙之后，又进一步侵略华北，并向中国政府提出占领的条件，天羽声明，就是日本想吞并中国的露骨表现。这个时候，苏联恰好已转向国联，美国受了上述的教训，也改取了静观的态度，并埋头于庞大的战备计划。现在英国直接遭逢日本的威胁了，她已知道这个羽翼丰满的小帝国要向她索取无餍足（不能被满足的意思——录入者）的代价了。英国为了对抗她，便一面加紧培养中国，帮助中国统一了金融、军事和政治的机构，想加强中国政府来遏制日本的进攻，一面派遣代表和日本讨价还价。但在英国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她不仅碰到美国竞争的障碍，并终于引起了中日战争。在中日战争中，英国迫得于日本处于正面对立的地位。但英国的唯一目的并不是想摧毁日本，相反的，她不过想借助战争来屈服日本，使日本减低她的野心和要求，以达到英日妥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释英国何以一面支持中国抗战，一面仍不放过任何时机，希图和日本重新谈判。但每一次妥协企图都因为日本的过度要求和美国的强硬干涉态度失败了。最近张伯伦在欧洲受了希特勒的威胁，迫得对日本作空前未有的让步，东京英日会议的初步协定已表示英国有牺牲中国以促成英日携手的决心，但跟着来了美国的废除美日商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日的影响
英日谈判刚受打击，德苏协定签订了。德意日的防共公约失去了根据，日本所唯一依赖以牵制英国的盟国——德国也失掉了。这件事立即引起了日本内阁的改组，并撤换了一批德意日同盟的外交官，稳健派打击了少壮派。但日本在外交方面开始转换，欧战又爆发了。一切的变化竟急激到这样的程度：使整个日本的参谋部陷于极度焦虑和苦闷的状态。根据目前一般条件推断，英国已被希特勒握了双手，她只有积极对日本让步，日本为了解脱她的孤立的不利地位，为了赢得一个喘息的机会，来应付一个迫近的危机，她此刻比之任何时候都渴望和英国妥协。但过去许多事实教训日本，使她知道横在英日妥协中的最大障碍是美国，假如日英要联手，她们只有相互向美国低首，否则战争。英国凭上次大战的经验，她不能失去美国的帮助，因此她多份要首先求得美国的谅解才能决定她对日本让步的限度。现在的问题归结到日美能否取得暂时的折衷点。我们说“暂时”就是说日本的“东亚新秩序”与美国的“门户开放”根本不能长久的调和。而日本想要取得美国的“谅解”首先还要寻求有利的战略根据地（多份要拉拢苏联）而且还要观望欧洲战争的发展，她大致不会马上发动战争，那末英日的暂时妥协是很有可能的。但事态的发展却往往出乎帝国主义者本身的战略计算之外，最近美国的紧张的战争状态和屡次声明“美国的重要权益在远东”，显然又表示她不愿意让一分喘息机会给日本。假如日本不能争得英国的善意的帮助，她只有采取第二等的后备政策：和苏联联手。
虽然现在远东各国的外交关系仍是混沌的一团，但日美战争无疑的将构成这次大战的第二阶段。中日战争假如不受英日妥协的叛卖，他就不可避免的要卷入这次世界大战的洪流中了。
中国抗战的出路
在这样的局面之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在这一次战争中，中国所处的地位较之前一次更危险。我们已经受了日本的两年多的蹂躏，大半土地都已落入敌人手中，抗战已转入不利的局面。我们要脱出这个困难的危境，我们更应小心和勇敢。现在我们听到许多人在谈“中立”和“参战”问题，这正如我们在上一次大战中所听到的一样。关于“中立”问题，现在只有那些最愚蠢的最无出路的“和平”派，才敢谈得最起劲，这些人认为和日本妥协便可以取得“中立”的地位，埋头于建设中国。这就等于托庇于敌人的屠刀之下过生活，也等于在大屠杀中开出一个乐园来。这不仅是有害的幻想，而且还是有意欺骗中国人民，让他们于未来的日美战争中作日本的炮灰。其实中国这一次比上次更难守“中立”了。有些人隐约主张援助“民治国”，甚至主张参战。这当然又是自甘重蹈段祺瑞的覆辙。这一次不过把“公理”换成“民主”吧了。有些人又对美国起莫大幻想，认为日美战争既然不可避免，我们正可利用美国来打击日本，可惜他们也忘了第一次参战的教训了，当时美国威尔逊何尝没有说过援助我们独立的话，结果怎样了呢？美国将来和日本作战正是为了争夺中国。我们不能依赖于某一侵略者来反对另一侵略者啊！总之我们有了上一次的教训，便再也不能上当了。我们并不反对利用人家的矛盾来取得自己的独立，我们也不反对接受人家的帮助，但我们要想彻底解放，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只有发动全民武装斗争，支持抗战到底才是我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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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后记（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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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后记
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在这年头儿，办刊物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一得赔钱，第二得招怨，还有第三第四的无穷无尽的麻烦于阻碍。但不管这一切，我们还是办出来了，而且办到了第二期。这里首先自然得归功于本刊发行人的热心，其次是撰稿诸先生的赞助，我们这二期的稿子当然还不能辜负发行人的期望，即不一定能做到“读物须有目的”的地步，但我们的内容自信是相当过得去的，至少都是作者精心研究的结果，不是陈词滥调，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为任何权威者曲意代言的。以后，我们还要朝着这个路向前进。不过一个成功的刊物，绝不应是少数人的“办”出来给多数人读的，而是要成功为大多数读者在自己的刊物，即能表现出他们的意见的。因此，我们在这里还要重复一句，本刊竭诚欢迎投稿，凡不以造谣XX能事的文章，即使思想上与本刊多数撰稿者的意见不同，亦必尽量揭载。
本期因稿件拥挤，上次预告中的两篇文章：马兰劳论与思想复古与抗战，不得不临时抽出；德苏关系的演变则林时代以俄国革命史。
本刊资第三期其，凝增开“读者通信”一栏，专载读者对于本刊文字的批评，多抒己见者亦可，愿读者诸君多多赐稿（唯此无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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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点及其与李嘉图学说之区别（卢彬著，代青〔陈岱青〕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马克思价值论的基点及其与李嘉图学说之区别
（卢彬著，代青〔陈岱青〕译）
本文原系卢彬（Rubin）替罗森伯格（Rozenberg）所著《李嘉图与马克思的价值说》一书此所作的序言。原文甚长，几占那本小册子全篇幅二分之一。
卢彬本是苏联著名的经济学者，著作甚富。所著有《马克思的价值说》一书，约近三十万言，甚为一般经济学者所注意。最近且因这本书在苏联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一番很热烈的争论。至于这次争论的内容，本志下期当另有专文介绍。
——编者
（一）引言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于他的前辈古典派经济学说之关系问题，特别是对于李嘉图理论之关系问题，是具有莫大的科学兴趣的。我们可以断然地说，如果没有对于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关系有明白的观念，则吾人对于马克思添入于理论经济学中者是何新学说，以及马克思在经济思想史上是占何地位，亦将不能得一确切之了解。此问题初视之，一若久经人解决而现在已不复有何特殊置疑之余地了。盖李嘉图巨作之出现，已百年于兹，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之入世，亦在世纪以上，难道马克思的学说及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之关系问题，迄今尚未得最后之解决？不幸得很，事之发生于今兹者，恰恰是如此的。对此两个经济学者的问题之完全一致的意见，是很难找的，读者于罗森伯格书中所论列各种不同的判断，即可找到不少的例子。此问题之在今日，仍富有生动之争点，而经济学在任何时，少有能宣布此问题为已得解决者。
此种初视似甚奇怪的现象，其原因，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对于前此极占优势的亚当·斯密及李嘉图的价值说进行修正甚力。在此时以前，古典派之经济学说，虽稍经改头换面，然尚为建立新理论体系之共认的基础。历史学派对于古典之抽象的及演绎的方法之攻击，不能达到目的，实因历史学派本身亦迅即充分暴露出自己理论上的弱点。然至十九世纪之末，情形大变。当时在官场的科学舞台上，有效用界限说出而风靡一时。此种学说，对于古典派所建立而为马克思的价值论之出发点的客观价值说，自不能放过。主观学派中之最顽固的代表，曾从前面对古典派采用最坚决的袭击，而企图证明他的理论之不正确性，矛盾性及其无根据。而官场科学中之另一派代表，则从后方加以包抄，要证明古典派在实质上，无论何时皆非劳动价值说之同情者，百年来之作如此承认者，是特错解而已。那时他们便开始把斯密变成一个主观劳动价值说的理论家，这还具有一点根据；或是把他变成使用价值说的理论家、效用界限说的前辈，这一点连半点理由也是没有的。同样的，他们之观察李嘉图学说中生产费的理论，也是以为他和劳动价值说是毫无关系的。至于亚当·斯密，批评家们对于他的价值说之以前共认的见解之“修正”，据我们看来，是给与了某种的积极成绩，而指出了混在他的理论中的思想影响及理论立场之各种形式。然此积极成绩，亦是片面的和夸大的形式。其对于李嘉图，则更是如此。想推翻李嘉图之为劳动价值论者的企图，根本上是虚伪的，不加以纠正，则实有害于经济思想发展之前途。
资产阶级科学最近以来既从事对于古典学派的“价值之重新修正”，而他一方面，第三卷《剩余价值论》中的马克思的思想，更有了新的丰富的材料，要求吾人对于马克思学说及其前人的学说间之关系，作深刻之研究。此种问题尚有待于详细之考察，现在不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及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不同之争论，而且即在同一营垒之中，亦不见有同一之意见。指出马克思及古典派之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及可争论性，将罗森伯格所著《马克思与李嘉图的价值论》译为俄文，是应该的。本书的著者，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说的同情者，对于马克思及李嘉图之学说及其间比较的价值，予以明显的、系统的说明。他在各方面，注意于检讨此两思想家的学说之共同点及差异点。此种对于各方面之详细的，有系统的分析，是罗氏本书之莫大成绩。然同时亦就是他的弱点之来源。著者在未指此二者学说中之一般的逻辑方法的基础，因而近于接合了此二学说，而不最充分地说明此二者之原则上的差异。罗森伯格是从这一方面极力向那些认为李嘉图的学说是与劳动价值说毫无关系的批评家作最激烈之论战的。一方面是极力的指出李嘉图之为劳动价值论者，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价值论之逻辑方法的基础的分析，又付厥如，因而罗氏是太把此二种学说接近了。著者虽曾指出此二者间对于各方面见解之不同处，然而并不能指出原则上马克思添入于经济学中是何思想，而其与李嘉图区别之点究何在。著者本身对于马克思与李嘉图间，在价值论方面之区别，且有言曰：“所差无几”，而以为大部分是在于对“历史社会及哲学的观点”之不同。这个意见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一般的，在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间及其部分的价值论间，皆存在有根本之区别。本文之目的，即是指明这一方面的问题，而对罗森伯格书中之推论，加以纠正。为达此目的，本文即不能对于各个问题都加以讨论，不过是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总的逻辑方法的基础及其价值论之一般的特点。然后对于马克思及李嘉图学说间加以比较，其中并说及我们和罗森伯格分析不能相同之各点。
（二）马克思经济学说之方法论的基础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和他社会学上的理论，和他的历史的唯物论，在思想上密相连贯的。费尔斐丁曾指出历史的唯物论和劳动价值说，具有共同之出发点，此共同之出发点即是：“劳动成为建立人类社会之要素，而劳动之发展成为社会发展之最后的决定者”。[1]结合于社会中之人类劳动行为。吾人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研究之：或是人类赖此以制胜自然界并产生人类所必需的生产物的生产工具及技术方法之总和；或是联系人类于生产过程中社会关系的总和。技术与经济间，生产之物质技术与他的社会形式间，生产力及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之区别，乃由于此。无论是历史的唯物论的理论，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是旋转于一个同一的基本问题之上，这个问题就是生产力及人类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问题。两者研究之对象，是一样的：即依生产力之发展的人类生产关系之变迁。人类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相适应，——表现在此两者渐次发展矛盾形式中的过程，是历史的唯物论之基础的理论。应用此总的方法论的观点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即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之人的生产关系，人类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程度之相适应及此两者发生矛盾（表现于危机中）的过程。
因此，政治经济所研究者，非劳动之过程，即非研究其物质技术方面，而所研究者，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组织之社会形式。生产技术或生产力之入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或历史的唯物论之研究的范围以内，只因它在我们研究之真正对象（人的生产关系）上，是为说明所必要的前提，或出发点而已。马克思所彻底指明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间之区别，是予其以了解其整个经济制度的钥匙。这个区别完全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一种社会的及历史的科学。在经济生活之五花八门，错综复杂之中，表现了“社会联系及技术方法之结合”（《资本论》第一卷P.614），这个结合立即引起吾人对于生产过程中之人的“社会联系”，对于他的生产关系之注意力，并以生产技术为此生产关系之前提或基础。政治经济学不是检讨物与物间的关系之科学，如那些庸俗的经济学者所理解者；亦不是检讨人与物之关系的科学，如那些限界效用说所主张者，而是检讨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间之关系的科学。
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中之人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预先即已肯定了一定的经济结构及一定的社会形式。如吾人只以为是研究一定社会中所发生的现象，则对于马克思《资本论》之任何一个理论，都不能有正确的了解。“亦如在一切的历史社会的科学一样，对于经济范畴之关系，无论在实际上，或在头脑中，都应该经常根据于主体，我们现在的主体，便是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范畴所表现之生活形式，生存条件，常常只是这个一定社会，这个主体之一方面”，“在政治经济学之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要经常在我们观念中，当作一种前提”。[2]从一定的社会前提出发，即从一定的经济的社会结构出发，政治经济学首先予吾人以此种经济形式及其人的生产关系之特性的分析。马克思在其“商品拜物教的学说”中，已给吾人以这个一般的分析了。此种分析，正确些言之实，可称为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生产关系之总理论。本章中即要认识此种生产关系之总分析，下章再研究此种关系之一，即是价值论所研究之商品生产者间之关系。
在吾人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之时，应先认此种社会是商品经济，而此商品经济是由建立于私有财产权之上的各商品生产者所指挥所组织之各种企业组合而成的。商品经济之一般的结构，有下列几个根本的特点：（1）国民经济之各单位，即各部分之企业，在形式上是独立的；（2）他们在物质上，因分工之结果，是互相联系的，他们借此而相互帮助；（3）各商品生产者之直接联系，只有经过交换，才能发生，然间接亦影响于其生产行为。每个商品生产者在他的企业中，是可以自由按其意志便利生产某种生产品，或在某种生产工具之下较便以生产的生产品。然当他运自己劳动所制成生产物于市场以为交换时，便不能建立交换之标准，迫而服从某种生产物的一切生产者之一般市场条件了。生产者对于市场之依赖，即可以证明生产者之生产行为是和社会其他各份子之生产行为相依为命的。设今有许多罗纱匠运载罗纱于市场上，非常之多，则罗纱匠伊凡诺夫（他并未曾扩张自己的生产），将迫而减低价格，并迫而缩小自己的生产。设其他罗纱生产者，皆有完善之生产工具（例如机器），则这个罗纱匠亦将迫而图改良生产技术。就其趋势，就其范围，就其自己生产方法而言，每个商品生产者，形式上仍是独立的，实际上他们经过了市场，经过了交换，从而发生了密切之关系。在其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彼此还不为社会联系而结合的各单个商品生产者，经过了交换，经过买卖的生产关系，经过物之转移，而结合起来。人之劳动行为经过劳动生产物而结合，人则经过物而结合。物之交换，影响于劳动活动，没有交换，则资本主义之生产过程，亦是不可能的。“资本主义生产之过程，从整个观之，则为生产过程及流通过程之一致。”（《资本论》第三卷，第一部，P.1）
此交换之作用，乃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要素，而从无组织性质中，或从所谓资本主义生产之无政府状态中发生出来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交换之近代的形式，是没有的。社会机关已预先建立好人与人间一定的生产关系，它是在物质技术的生产过程的正当而无妨碍状况之下的必然的生产关系。消费生产及工具生产的东西，彼此间之转送，非从交换开始，即非从买卖开始，而是有社会特定计划并与技术生产过程的必要相适应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吾人可见到企业内部劳动组织（劳动之技术分工）之有组织的生产关系的例子，和各单个企业间（社会劳动分工）之无组织的劳动分配有别。以例言之，有一大纺织厂，由纺纱、织布、染色三大部分组合而成，而属于一种企业。工程师、工人及职员，都按预定计划，在各部分中预先分配好的。你们在预先已有和技术生产过程的必要相适应的一定经常的生产关系之联系。因而在生产过程中，物在彼此间之转送，是依于生产过程的人的地位，依于他们间之产生关系。例如由纺纱间收到了纱，并以之制成纺织品，纺织部门的管理人并不把这纺织品送还纺纱部门的管理人，以为报偿他们前所送之纺纱，他却又把这纺织品送到染色部。因为结合染色部工人及纺织部门工人的经常生产关系，早就预定了物（劳动生产物）从前一生产部门（纺纱）做工的人送到后一生产部门（染色）做工的人中间之移转了。人与人间的生产关系，早就组织在物之物质生产的整个当中，并非以经过物为手段。另一方面，物在生产过程中，从这一部分的人转到别一部分的人，是借着存在于他们间之生产关系，然此种移转并不创造他们间之生产关系。人与人间的生产关系，是表现有社会的性质，而物之移转，是表现了技术的性质。此两方面，预先已有计划彼此互为调节，然仍存有两种不同之性质。
如果纺纱、织布及染色，是属于三个不同的企业家ABC，则其情况即要剧变了。此时A不会简单地因为B可以把纺纱制成有益于社会的纺织品这一点理由，就将自己制成的纺纱交给B，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一般说来，此时他所愿意的，不是把自己的纺纱交给谁，而是把它出卖，就是从交换中去取得相等量的货币，或价值相等的东西——对等物。谁是能够这样做的，对于他都是一样的。他和这种人，亦无何种经常的社会生产关系，A之入于买卖的生产关系，凡是他有确定的东西，相等量的货币而愿意卖他的纺纱者，任何人我都和他发生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限制于物之移转，即是纺纱由A转到购买者，而货币则由购买者转到A。所以，商品生产间之生产关系，非预先即存在了的，而是从买卖的行为中，经过物之彼此移转中才建立起来。因此他们不仅有社会的性质，而且有物的性质。另一方面，物由此一部分的人转到他一部分的人，并非因有生产关系，预先就存在于他们之间，而是因为有限制物之移转的买卖之力，才发生起来的。物之移转，建立了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不但有技术的意义而且有社会的意义。
这样我们看见了商品社会中人的基本生产关系，这即是买卖，它和有组织形式的生产关系之区别，有下列几点：
1.关系是按照对于某份子有利才建立起来，社会联系是部分结合的形式。2.这种关系之结合份子，是暂时的；并不在他们之间创立经常的生产关系，然此种暂时的和不断的买卖结合，在他的总和中，应是保证经常的和不断的社会生产过程。3.这个关系之结合人类，是在于他们间物之移转时，并为此物之移转所限制。人与人间之生产关系之建立，不先于物之移转，而和他同时发生。“商品交换，是物之社会交换的过程，亦各份子特殊生产品之交换的过程，同时即表现了一定的生产关系之建立，在这个关系上，人便加入于物的交换当中。”[3]换句话说，交换、买卖把两个不可离的社会经济的成分（人与人间的关系）及物质的物的成分（在生产过程中物的移转）结合起来了。在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此两个成份非预先组织起来的，彼此间亦不相合，因此，交换之每一行动，只在此两成分（其中每一个都是好像去迎合别个似的）结合而共同行动时，才能实现。物之移转，没有在他们的所有主间建立了特殊买卖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反之，人之相互关系并非以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占有一定位置的社会份子资格出现的，而仅是以物的所有主出现的。
如有人和别人发生了生产关系，仅仅是以某物的所有主资格出现，那末，某物（假设还不属于任何人）即给予他的所有主在生产关系的系统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可能。因为物之占有是建立人与人间生产联系的条件，因而物之本身，即占有机能，建立生产关系的特性。若商品所有主间之联系，是经过物之交换，若物可以给与自己所有主以和别个商品所有者发生交换关系的可能，则物之为物即发现有交换之特性，就是“价值”。若某物结合了两个商品生产者，其中一为资本家，一为工人，则此交换特性。不仅是“价值”，而且还是“资本”。若资本家和地主发生了生产关系时，则此价值、货币，转到地主，因而和地主发生了生产联系，则变为“地租”。由工业资本家支付货币给货币资本家，以为使用他的贷金之报酬，是谓之“利息”。人与人间生产关系之每一形式都给与物（人之入于生产联系是经过了它）以特殊的“社会特性和经济的形式”，物除他是使用价值外，他还是有一定特性的物质的物，是消费品或生产工具，即是在物质生产过程尽了技术的机能，同时亦尽了人的联系之社会的机能。人们建立他们间的生产关系，是经过物。因而，物成为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之“居间人”“介绍者”了。人的关系，由物所表现的社会性质表现之，人们也就“自化为物”了。
所以，在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入于社会生产关系中，是以商品所有者出现的，即以物的所有出现的。另一方面，物因而得到特殊的社会性质，特别的社会形式。代替建立于有组织经济的社会的人及其工作之直接社会关系的，我们现在在此地看到的是“人之物的关系及物之社会关系”。（《资本论》第三卷，P.40）这两个商品经济之特点，“物之人格化及生产关系之物化”（《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P.360），实质上只是一个现象之两面，像我们所说的：是人的生产关系之建立及物质生产过程中物之移转混合起来的过程，而密切联系的。此种生产之社会的及技术的成分之混合，在普通人看来，或是庸俗的经济学者看来，以为他是同一的，马克思在他商品拜物教的理论中所指发的错误，即是由此而来的。庸俗的经济学者之错误，是两方面的：他们或是（1）拿技术现象来阐释社会现象，把一定的社会特性（价值、货币、资本等）当作技术生产的因素来看待；例如，拿生产工具的技术功能来阐释资本的特性：或者是（2）拿社会现象来阐释技术现象：例如，他们将提高劳动生产力的生产工具的能力（这是技术的功能）当作资本看待，亦即是当作资本主义社会中设置生产工具的社会形态看待。将这两种错误看成对立的性质，那是走入同样的基本缺陷：即生产之物质过程及其社会形式，技术与经济，物之技术功能及社会功能之同一化。这个缺陷已为马克思的新的社会学的方法所铲除了。
马克思的方法是在于彻底地将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物质的生产关系及其社会形式分别起来。政治经济之研究人的劳动活动，非从其技术方法及劳动工具方面研究，而是研究他的社会形式这一方面，而是研究建立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然因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人的生产关系，乃经过物之移转而发生联系，故人之生产关系，具有物的性质。这种“物化”是在于人因物而入于相互间之一定关系中，物乃完成了特殊联系人之社会功能，即人的生产关系之居间人或“介绍者”。除它的物质的或技术的存在性，即为消费品及生产工具外，他还具有社会的或功能的存在性亦即是特殊的社会性质（价值、货币、资本等），这个是表现了人的一定的生产关系，而给与物以特殊的社会形式，“形式之一定性”，这样，政治经济的基本概念或范畴，是表现了基本的社会经济的形式。这个社会经济的形式分别出人的生产关系之各种形式，而此形式乃由因而建立人与人间的关系的物所表现出来的。
马克思当要研究“社会的经济结构”或“人的生产关系之总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时，即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产关系之各种形式区分起来。[4]马克思对此形式研究之程序如下：一部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已经表现有某一社会各份子间生产关系之其他形式的存在性了，然而后者非前者关系之必要的存在性，即并非他的前提。以例言之，工业资本家C及工业资本家B间之关系，（工业资本家从货币资本家得来一定的货币贷金中表现的关系）已经表现有工业资本家B及工人A（正确些说，许多的工人间）间之生产关系的存在性了，然另一方面，工业资本家及工人间之关系，并非工业资本家从货币资本家得来货金之必要的〔存在性〕。故“资本”及“剩余价值”的经济范畴是先于“贷金资本”及“利息”〔而存在的〕。次之，工业资本家及工人间之关系，是在于劳动力之买卖的形式中，同时，工业资本家之生产商品，为的是出卖，就是说，他同时又以商品生产者相互间的生产关系和社会之其他份子联系起来了。然而，商品生产者的关系，即买卖的关系，并非工业资本家及工人间之必要的生产联系。故“商品”及“价值”的范畴是先于“资本”而存在的。经济范畴之逻辑的程序，是从他所表现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发生出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体系，是研究由许多复杂的社会形式（由物表现的）所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许多复杂的形式。这个在人类生产关系的一定形态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功能或物质的社会形态间的联系，我们是可以从一切经济范畴中研究出来的。
人之基本生产关系，即以自己劳动生产物交换的商品生产者之基本生产关系给与了劳动生产物以交换的特殊性质，好像他们存在的天性一样，给与以“价值形式”，人与人间之经常正当的交换，使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行为因而划定了一种商品（例如，金子）作为普通的相等物，这个普通相等可以直接和任何商品相交换，因此遂予此划定商品以特殊的货币机能，或“货币形式”。这个货币形式，首先要视卖者与买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性质若何，其机能或形式，亦有所不同。如商品从卖者至买者间之移转，和货币之对换，是同时进行，则此货币便完成了“流通工具”之机能或为“流通工具”之形式。如商品之移转，是在货币之转移前，则买卖者之间变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则货币即为“支付性质”之机能或形式了。
如贩卖者保存由贩卖所得的货币，而延长其投入于买之新的生产关系中的时间，则货币又成为“财富”之形式或机能了。货币之每一社会机能或形式表现了交换的两者之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或形式。
在生产关系新形式出现时，即在资本家的商品所有者及工人的商品所有者发生联系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出现时，他们间因而发生生产关系的货币，此时又有新的社会机能或“资本形式”。正确说来，直接联系资本家及工人之货币，完成了“可变资本”的机能或具有此种形式。然资本家为要建立和工人的生产关系还必须生产工具，或且是间接以为建立资本家与工人间的生产关系的货币，则他具有“生产资本”或“生产阶段中的资本”表现于吾人之前。然在生产开始之前，资本家是以生产工具及劳动力的购买者的资格出现于市场的。此种资本家购买者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是和“货币资本”的机能或形式相适合的。在生产终结之时，资本家是个自己商品的所有者，而表现之“商品资本”的机能或形式之中。如此则资本形态之变化或曰变态，是表现了人与人间之生产关系之不同形式。
然工业资本家与社会之其他份子联系之生产关系，尚不止此。第一，因资本间之竞争，资本之从此一部门移转到本部门的其他工业资本家中去，而此联系表现了“平均利润率”之形成；而在商品出卖中，则按“生产价格”。此外，资本家在本阶级中亦分为几个社会集团：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财政资本家。在形成资本家阶级的各集团以外，同时并存的，还有地主阶级。在这些不同的社会集团中的生产关系创造了新的社会经济的“形式”出来：曰商业资本及商业利润，曰贷金资本，曰利息地租〔等皆是〕。“他（资本）从自己所谓内部有机生活中进入了外部生活的关系中，进入了那不是劳动与资本相对立而是一方面资本与资本对立，他方面仍简单是出卖者及购买者的个人相对立的关系中。”（《资本论》第三卷，十八页）这里即是说生产关系的形式有下列各种：（1）资本家与工人之间；（2）资本家与社会上之以购买者及出卖者资格出现的各份子之间的关系；（3）工业资本家各集团间，整个的工业资本家与其他资本家集团，如商业资本家、货币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因而有了资本家及地主间之关系）生产关系之第一个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基础，而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研究的。第二种形态，是第二卷研究的；而第三种形态，是第三卷研究的。至于商品社会之基本的生产关系——商品所有者的人的关系，则此项之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批评》中，已加研究，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之“商品与货币”，即用为《资本论》之导言中，又重复了一遍。[5]马克思的体系，是研究人之生产关系之各种复杂形式，他和各种复杂的经济形式是互为适合的。
故政治经济学之基本范畴是表现在物的形式下生产关系之各种形式。“价值者，人之生产行为之物的外表关系也。”[6]资本者，“表现于物并经过物之社会关系也。”[7]盖因处现今商品社会之中，生产关系，舍物末由联系，而物遂因之得以执行特殊的社会机能。如经济范畴表现了人之生产关系，则吾人亦有此同等之权利而言曰：经济范畴亦表现物所执行之各种社会机能，此社会机能即各种生产关系之“介绍者”是已。由此观之，价值、货币、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通资本等，皆为各种之社会机能。“此地所论者，非及于那能以解释物的定义；[8]而是论及一定的机能，而此机能，应表现之于一定的范畴之中“（《资本论》第二卷P.205）资本的特性并不是就这样包含于物质之中的，而是物表现的一种机能，此机能之能否执行，是随环境之不同而转移的”（《资本论》第二卷P.181）。
据上所见，政治经济的范畴，是表现物之各种社会机能，而与人的各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然由物所完成的社会机能，遂予物以特殊的社会性质，一定的社会形态，“形式之一定性”，此常为所常用者。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说到一般的“社会形式之分析”及其部分的“价值形式”及“货币形式”分析之困难处。货币之形成，是“形式的新的一定性”，[9]货币之各种机能，随之而存在有各种的“形式的一定性”。[10]“资本是社会形式，用这个资本以作为在雇佣劳动基础之上的再生产工具”，他（资本）是特殊的“社会一定性”。[11]马克思的体系，是研究许多和人类复杂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列的复杂的社会形式或“形式之一定性”，此形式或机能之带有社会性质，并非物本身存在有此性质，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发生作用，人赖此而发生彼此间的一定生产关系的物。此形式非从物之性质表现之，而是由社会环境之性质表现之。马克思有时只简单地使用“形式”或“形式之一定性”之名辞，然其常用者是如下列等等：“社会形式”、经济形式、历史社会形式、形式之社会一定性、历史社会的一定性等。[12]有时马克思所说，是有如下之意思：就是物有“社会存在性”、“机能存在性”、“形式存在性”、“理想存在性”，这些和“物质的”、“物的”、“直接的”或“实际的”存在性相对立的。[13]在这个意思上说，社会形式或机能是和“物质内容”、“物质实体”、“内容”、“实体”、“生产成份”、“物质及物的”成份及生产条件是相对立的。[14]凡此表现，它区别了物之技术的与社会的机能，工具的技术作用及劳动条件与社会形式间之区别，实质上只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此为上文所已分析了的。他说到了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社会形式之间的根本区别，说到了同一的人类的劳动行为之技术的与社会的两面。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的生产关系，亦即是生产过程之社会形式，它和物质技术“内容”或“实体”是有别的。自然，人的生产关系，是在生产力一定状态的基础之上发展的，经济范畴是有其一定的技术条件。然后者在政治经济学之中，不是当作从技术方面观察的生产过程的条件，而是当作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之前提。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对象，是此等人的生产关系的形态，及“经济形式”，此形态是采用物的社会机能及社会形式。
（本节完，本篇未完）
注释：
[1]费尔斐丁著《马克思批评家的柏堡尔克》。
[2]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序言》。
[3]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1901P.32。
[4]此地所说的，不是指经济之各种形式，例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等，而是指在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生产关系之各种各形式。
[5]在马克思起草时，本章题目是：“序言。商品，货币”，见TherienüberderMehrwert，第三卷P.Ⅷ。
[6]同书218页。
[7]同书325页。
[8]固定的资本及流通资本的定义。——卢彬注
[9]Zur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1901P.28。
[10]同书46页。
[11]TheorienüberderMehrwertB.Ⅲ.P.388.547。
[12]见《资本论》第一卷P.116、117、119；第三卷第二部P.345、399；第三卷第二部351、399、360、350、366；TheoienⅢ.P.484-5、547、563；Zurkritik，P.20。
[13]见第一卷P.93、98，《资本论》第三卷第二部P.359、380及第三卷第一部P.19TheorienⅢP.183、292、314、387、340、484；kritik，P.28、94、100、101、102。
[14]见《资本论》第一卷P.2、94、116、117、119；第三卷第二部P.354、929；kritikP.100-104、121；TrcorienⅢ，P.315、316、318、326、424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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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叶青的哲学倾向——「哲学消灭论」，「心物综合论」与「思维科学」——（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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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叶青的哲学倾向
——「哲学消灭论」，「心物综合论」与「思维科学」——
作者：南冠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叶青是近数年来我国哲学界上（肩着新哲学招牌的）一位风头颇健的作家，好像俄国的波格达诺夫一样，由于他那多产和诡辩，曾在某些智识分子和青年当中散播了不少的影响。当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清算过去一切思想运动时，对于叶青的哲学似乎有首先加以批评之必要。
固然，这种批评工作已有不少的人作过，但批评者本身的观点（如艾思奇，陈伯达等），并不见得比被批评者的高明多少，所以结果往往是「五十步笑百步」。因此我们现在把叶青的哲学思想重新来加一番检讨和批评，大概不是「锦上添花」吧！
但我们必须首先声明一点，就是要想从各方面来批评叶青哲学的错误是不可能的，而且也绝对没有必要。因为在叶青那些一大本一大本的哲学书中，以及无数的论文中，不但充满了错误，而且也充满了矛盾，重复，曲解，虚夸和诡辩等等，那是驳不胜驳，评不胜评的。因此，我们在本文中只能简略地概括地指出叶青哲学的基本倾向，使青年们认识它的本来面目及其社会意义，免致再受欺骗，并获得教训，如是而已。
哲学消灭论
叶青的哲学，概括说来，约有三个基本部份，那就是「哲学消灭论」，「心物综合论」和「思维科学」，也可以说，这是集叶青哲学的「三部曲」。叶青的哲学思想虽然是充满了矛盾，但这「三部曲」中间却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互相联贯，自成「系统」的。而哲学消灭论乃是叶青哲学的出发点。
叶青为了要建立自己的哲学及其体系，于是不能不从「消灭」其他一切哲学这一点着手。他好像也是遵照「先破坏而后建设」的方式进行他的工作的。他在《哲学到何处去》一书中，最大部份就是在「证明」「哲学之消灭」。并且还从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找到了「根据」！
不错，恩格斯起初在他的《反杜林》中，随后在他的《费尔巴赫论——费尔巴赫与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终结》中，都提到了哲学「终结」的问题。可是恩格斯的本意，并不是说任何哲学都「终结」或「消灭」了，而所指的仅仅是旧哲学（如自然哲学及历史哲学等），「古典哲学」，或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这在恩格斯自己已说得十分明显。
恩格斯在《反杜林》的导言中，曾指出近代唯物论乃是二千年来哲学史的发展及近代科学的发见之总的成果。因此他说：「近代唯物论，在本质上说来是辩证法的，而不需要任何超越他种科学之上的哲学。……这样，以前的哲学，只留下了一部份为独立的科学，这就是关于思维及其法则的科学——逻辑与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属于自然及历史的实证科学之中了」。与这完全同样的思想，恩格斯在《费尔巴赫论》的第四章中，更详尽地重述了一遍并且明白地宣称：因为他与马克思站在费尔巴赫的唯物论基础上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于是德意志的「古典哲学」以及一般「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都「终结」了。而从那些旧哲学中所保留下来的，仅仅是「逻辑与辩证法」，这是近代唯物论所能继承的遗产，也就是近代唯物论的主要内容。因此，恩格斯与马克思总是常常称辩证法唯物论为他们自己的哲学（列宁说：「马克思恩格斯自称其哲学为辩证法唯物论，已不知有多少次」——《唯物论与经济批评论》序言）。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蒲列哈诺夫，梅林及列宁等人，都把辩证法唯物论看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然而叶青在《哲学到何处去》一书上，千言万语，重三覆四，大倡其「哲学消灭论」，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他所「消灭的哲学」只是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或古典哲学（后来叶青在批评的压力之下曾有这样的声明），那恩格斯早在半世纪以前就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何待叶先生来「画蛇添足」呢？然而事实很明显，叶青所企图「消灭」的并不是旧哲学或古典哲学，而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法唯物论。就是说，他企图在「消灭哲学」的名义之下，去「消灭」辩证法唯物论这一哲学。而代以自己「新创的」或「新发见的」特殊哲学。什么是他的特殊哲学呢？那就是：
心物综合论
叶青为了建立他的「心物综合论」，在《哲学到何处去》出版之后，又接连著了两大本书，《哲学问题》与《费尔巴赫论纲研究》，以及其他许多许多论文（大部份收集于《为发展新哲学而战》一书中），以资论证。他在哲学问题上曾明白地宣称：「本书所陈述的理论，是心物综合论」（见该书三三八页）。
但究竟什么是「心物综合论」呢？很简单，就是「物质论与观念论的统一」。但物质论与观念论又怎能够统一呢？于是叶青先生带着教训的口气告诉人们说：
「物质论与观念论是两个对立物，为什么不能统一？……我们应该用辩证法去统一物质论与观念论。嘉尔（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在他统一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就把物质论与观念论统一了。人们只知道他统一辩证法与物质论，而不知道这件事，已经可惜了。……黑格尔是观念论的辩证法，费尔巴哈是机械的物质论，把这两者统一，则可得出辩证法加物质论和观念论加物质论」（见《为发展新哲学而战》四五页——圈点系著者所加）。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充分地看出叶青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心物综合论」之「正确」和「根源」，是如何毫无顾忌地施行了「伪造」和「厚诬」马克思。
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统一辩证法与唯物论」以形成他们的辩证法唯物论，这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我们只「知道」这点），也是马克思不止一次声明过的。至于说马克思「统一黑格尔与费尔巴哈时」，「统一了」「物质论与观念论」「这件事」，真「可惜」，我们实在「不知道」！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但尤其「可惜」的是叶先生始终没有告诉我们：究竟马克思干「这件事」的证据在哪里？然而我们手边却具有与叶青所说的完全相反的「证据」。马克思说：
「我的辩证法方法，不但根本上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还简直与之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想的过程——乃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而现实世界不过是这种过程的外观。在我看来，却恰相反，观念不过是在人的头脑中翻译出来的，改造过来的物质而已。……在黑格尔的哲学上，辩证法是头足颠倒的。必须把它倒转过来，而从神秘的外壳里，发现合理的核心」。（《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序文）
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指示了出来：他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说法之区别，恰在于他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论」，所谓「神秘的外壳」这一点上。恩格斯在《费尔巴赫论》中，追叙他和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时，更明显地说：
「从黑格尔的哲学脱离出来，也是回转到唯物论的观点上去；这就是说，人们决定不以任何唯心论的成见去观察真实世界（自然和历史），……这也就是说，人们决定毫不留情地牺牲一切唯心论的谬说……人们接受了黑格尔的革命方面，即他的辩证法方法。但在黑格尔的形式之下，这个辩证法是不能应用的。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是观念的独立发展，……这种思想上的混沌状态是必须划除的。我们的责任就在以唯物论的眼光将头脑中的观念看做是真实事物的反映，而再不将真实事物看做是绝对观念发展到某种程度的反映。……以前建立在头上的辩证法，于是建立到脚上来了。」
由此，我们可以异常明白地看出：马克思在「统一黑格尔与费尔巴赫时」，绝对不是「统一观念论与物质论」，而是「克服」前者的「观念论」而「保留」其「辩证法」，与「克服」后者的「机械论」而「保留」其「物质论」，辩证法的唯物论，正是这样形成起来的。我们想，像这样铁一般的事实或证据，叶青无论如何精于诡辩，是无法否认的。
不过，叶青的「心物综合论」，还有另一个「根源」，据他自己说，还是最主要的「根源」，那就是马克思的《费尔巴赫论纲》。因为该《论纲》上第一节有如下的一段话：
「以前的一切唯物论——连费尔巴赫的也包括在内——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它们对于事物，实际感觉的世界，只在客观的或直观的形式之下去观察，而不看做是人类的活动，实践，去主观地观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行为方面特别被与唯物论相对抗的唯心论所发展，但只是抽象地发展，因为唯心论是当然不能如实地认识真实的活动实践的。」
叶青从这一段话中得出的结论是：「物质论主张物质产生观念，观念论主张观念产生物质，……因为物质产生观念，即等于世界产生观念，观念产生物质，即等于观念产生世界，但是嘉尔不满于物质论只主张环境造人，因而批评费尔巴哈把理论与实践分离。同时又不满于观念论，说它不适于发展行为方面，因为它只是抽象地发展，未能如实地认识。那末，怎样呢？统一它们」（《为发展新哲学而战》四九——五〇页）」。叶青先生这个「统一」命令一下，于是「物质论与观念」就「统一」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勋绩！虽然如此，但这与《费尔巴赫论纲》的原来意义有什么关系呢？坚决反对观念论的马克思能承认那「主张观念产生物质，即观念产生世界」的「观念论」与「主张物质产生观念，即世界产生观念」的「物质论」之「统一」吗？！我们只要把前面所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话稍微覆按一下，就足以答覆这个问题而有余了。
其实，《费尔巴赫论纲》的全部意义都十分明显，就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赫及其以前的一切唯物论，都是偏重于客观的观察方面，没有能了解客观与主观的联系，即客观认识与主观实践间的联系，因而常常流于机械性与玄学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张以辩证法的唯物论来克服此种机械性与玄学性，使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即使认识世界与改革世界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丝毫没有向唯心论表示让步，或容纳唯心论的影子。因为马克思虽然提到了唯心论「发展行为方面」，但立刻指出它「只是抽象地发展」，「不能如实地认识真实的活动实践」，这就是说，唯心论的「行为」是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的。叶青把这种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统一」起来，甚至说，这就是「辩证法的唯物论」（物质论＝观念论＝＝辩证法物质论——《为发展新哲学而战》四七页），这还不是有意曲解和捏造吗？！
总而言之，叶青的「心物综合论」或「物质论与观念论的统一论」，要想从马克思或恩格斯方面找到「根源」或「证据」，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心物综合论」，只能算是叶青「新创的」理论。这理论与马克思的辩证法唯物论毫无共同之点，仅是一种「心物调和论」或「心物折衷论」而已。关于这一点，叶青在他的《哲学问题》上曾不自觉地然而是极坦白地招供了出来：「物质论与观念论各有道理，必须保存……从各方面看，又觉得物质论与观念论各有缺点，必须补足！…………。因此「我们不能采取否认一方面的态度。因为那不是否认物质论，就是否认观念论。然而只要否认一个，便是承认一个，主张一个了。这样，结果不过是加深它们的矛盾而已，当然不是办法」。「我们不能采取承认一方面的态度，因为这无异于采取否认一方面的态度。结果依旧是加深物质论与观念论的矛盾。如果要解决物质论与观念论的矛盾，只有走综合之路，采取综合的方法。综合的方式只有并行论和同一论两者」（该书三一——三四页）。像这样的心物「并行论和同一论，」还不是心物的「调和论或折衷论」之别名吗？！
可是恩格斯，蒲列哈诺夫及列宁都不止一次告诉了我们：一切哲学上，尤其是近代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同，哲学家就分成两个营垒：主张物质在先的哲学家则属于唯物论，反之则属于唯心论。任何的心物调和论或折衷论，都是带假面具的唯心论或唯心论的变种。所以叶青的「心物综合论」亦仅仅是带假面具的唯心论或唯心论的变种而已。
思维科学
叶青既用偷天换日的手法，从表面「消灭一般的哲学」出发，而「暗地」消灭了辩证法唯物论以建立自己的唯心论之后，于是便进而制造一个哲学体系——这是一切唯心论者的特别嗜好——这体系就是他的「思维科学」。他在《哲学到何处》去一书上所制定的思维科学的体系共分三大类：
第一是关于思维符号的研究，其中包含：
（一）以文字思维的语言之研究——言语学；（二）以数字思维的数之研究——数学。
第二是思维活动的研究，其中包含：（一）注重原理的认识之研究——认识学；（二）注重法则的论理之研究——论理学；（三）注重技术的方法之研究——方法学。
第三是思维结果的研究，一般包含：（一）就内容而说的知识之研究——知识学；（二）就形式而说的文式研究——文学；（三）就总体而说的意识或文化之研究——文化学。
叶青自定出这个体系之后，随即又发见了不少的新部门，于是在上述的第一类中再加上「图形学」和「文字学」；在第三类中取消了「文学」而加上「观念学」；最后又另行创立了「第四类思维科学」，其中包含「文学和修辞学」（见《为发展新哲学而战》一八五——一八六页）。此外，在叶青哲学中还有所谓「本体论」，「宇宙论」及「人生论」等。叶青单为人生论即建立了一个「人生哲学新体系」，在这个体系内，又包括了四大部门：「人的根源」，「人生的本质」，「人生的目的」以及「人生的方法」等。我们由此可以推测，也许叶先生将来还要建立其他的什么「新体系」吧？——如「本体哲学新体系」或「宇宙哲学新体系」等。
像叶青这样的「体系」，尤其是他的思维科学体系，我们实在觉得没有浪费时间加以批评之必要，只要凡是懂得一点辩证法唯物论或唯物论辩证法的人，都可以一望而知其不过是一些科学名辞或术语堆集起来的垃圾箱。可是叶青不但夸说这个「垃圾箱」是「科学的科学」或「科学的哲学」，并且还硬要把它与恩格斯的名字联系起来，宣称他是在「继承了」甚至「发展了」恩格斯。为了这一点，我们便不得不破费一点时间来检讨了。
恩格斯关于所谓「思维科学」的说法，第一次具见于《反杜林》中，这我们在前面已经引叙过了。第二次，也可以说是最后一次，则发表于《费尔巴赫论》一书内，其本文是：「哲学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来以后，只剩下一个领域可以给它藏身了。这个领域就是纯粹思维：研究思维法则的科学——逻辑与辩证法」。这就是说，从一切旧哲学剩下来并能够保存的东西，可以当做「研究思维法则的科学」的，只有「逻辑与辩证法」。逻辑可以包括于辩证法之中，但辩证法「在旧哲学（如黑格尔）的形式之下，是不能应用的」，必须建立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变成唯物论的辩证法，然后才能成为真正的「方法学」，成为「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一般法则」之科学。如果说辩证法唯物论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那末，唯物论的辩证法便是一种研究科学的方法论，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历史上去，就成为历史唯物论（或唯物史观）——辩证法唯物论，唯物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此外，我们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过马克思或恩格斯还说到别的什么「思维科学」体系，或其他的任何哲学体系。至于叶青所描绘的「思维科学体系」，不但与恩格斯毫无关系，而且简直是违反恩格斯的。最明显不过的一个事实，就是在叶青的思维科学体系中，竟连「辩证法」——这是恩格斯所极端重视的——这个术语都没有。然而叶青还要说他是在「继承」甚至「发展」恩格斯，人类中的「厚颜」与「狂妄」，还有甚于此者吗？实际上，叶青的「思维科学」及其「体系」，不过复活一切旧哲学中之最腐朽的经院主义式的哲学体系而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叶青从「消灭哲学论」出发，企图建立「新哲学体系」，兜了许多圈子，结果还是回到了最腐朽的最无出息的旧哲学营垒中去了！于是叶青哲学的「使命」也获得了凯旋！懿欤休战！！
叶青哲学的社会意义
凡是一种思想或哲学，只要「言之有物」（不算好与坏），稍成系统，并能影响某部份人群者，一定不是偶然发生的，一定负有某种使命或含有某种社会意义。但叶青哲学的使命或社会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得从较远的地方——欧洲先进国家的情形——说起。
近代唯物论或辩证法唯物论，自从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第一天起，它就变成了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和指导实际运动之唯一的武器。无产阶级藉着这一武器之助（自然是经过拥护这个阶级利益的知识份子）不但击破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一切唯心主义的哲学——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不可免的命运；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科学世界观，预示了自己的胜利前途，指出了走向这一前途的路径以及斗争的基本方法。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逐渐地抬起头来了，逐渐地变成威胁现存社会基础的势力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代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当然不能不起而进行反对。于是反辩证法唯物论的运动，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日渐开展起来，并且跟着这一运动的变化而随时改换其方式，这是从欧洲将近一百年来的历史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的。
当辩证法唯物论还限于在智识份子中宣传，还没有深入工人大众的头脑时，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往往只站在外面讥笑这个理论，毁谤这个理论，攻击这个理论，如前世纪中叶英法的不可知论者，实证论者及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所干过的，就是如此。但当这个理论在工人群众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并成为他们在实际斗争的指南时，于是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便不能不稍降身份潜入工人运动的队伍内，装做拥护甚或表示欲为之而奋斗的样子（自然，这里只是纯就客观而言），用「曲解」，「修正」，及「诡辩」等等的手段，来歪曲这个理论，分解这个理论，乃至把它改头换面，以便蒙混工人们的眼睛，破坏他们的运动，企图使之永远隶属于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如德国的杜林和倍因斯坦，俄国的波格达诺夫和巴荣洛夫等，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这些人们之在哲学上，正如谢德曼，麦克唐纳，鲍威尔，屠拉第，波特勒索夫，莱翁卜伦，耐林格，特尔曼，多莱士及狄茨等之在政治上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而已。
像欧洲先进国家这类的喜剧，当落后国家的历史已追迹它们的轨道而前进时，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表演出来。自然辩证法的唯物论来到我国与普罗列达利的解放运动发生了关系之后，张东荪和郭任远等便学着他们欧洲前辈（不可知论者，实质论者及新康德主义者）的榜样，向这个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手段自然也是讥笑，毁谤，抨击等）。迄至看到单站在外面攻击不能发生多大效果，尤其是看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前进青年们都日渐趋向于辩证法唯物论的旗帜之下时，于是我们的倍因斯坦和波格达诺夫辈便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我们的「新哲学家」叶青，艾思奇，陈伯达诸位先生。
这些先生们所负的使命及其工作，在本质上当然也是同他们的欧洲前辈一样，在于用「曲解」，「修正」，「诡辩」，以及「改头换面」和「牵强附会」等等的手段（注一），把辩证唯物论弄歪曲之后，使之与一切唯心论「统一」起来，或「联合」起来使之适合布尔乔亚的利益。
我们知道，哲学上的「心物统一论」或「哲学联合论」，翻译成为政治上的语言，就是「阶级合作论」，就是把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隶属于剥削和压迫阶级的统制之下并为之服役的理论。这种理论，在当前的抗战运动中，好像一根红线，把一切事实都连贯起来了，可是这正是当前思想与实际运动的危机之所在！
为要挽救这样的危机，在哲学上首先应坚定地依据辩证法唯物论创立者的精神迈进。那就是：
「拒绝调和唯物论和唯心论的任何企图，而朝着明白决定的哲学坦道上走去……」（《列宁论马克思》）
「在一切问题方面，简单明了地把唯物论与唯心论对立起来……」（《列宁论恩格斯》——以上两节均见《唯物论与经济批评论》）。在这样的「精神」光照之下，我们哲学上的波格达诺夫等既无法掩护，而政治上的谢德曼等也就自然不敢横行霸道了。
一九三八·八月十五日
（注一）（在这方面，我们的倍因斯坦和波格达诺夫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虽然浅薄得多，却也狡猾得多，因为他们不但不公开倡言「修正」，不从康德与马赫等人借用术语而且还处处要「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表示他们的「忠实」——这不能不说是他们「技巧上的进步」）。
（注二）（这种哲学上的「联合论」，由艾思奇陈伯达等倡导。艾陈与叶青的区别，在于后者企图制造一个新哲学体系，以便暗中代替辩证法唯物论；而前者却无此种野心，他们在原则上完全接受唯物论，不过在实际运用时却毫无顾忌地实行牵强附会，从「理论上」以便「解释」某种政治路线及其结果——至关于艾思奇的哲学倾向，我们将在另一文中详加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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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贝蒂露的婚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六章贝蒂露的婚事
在奥古斯塔和海滨之间，萨凡那河畔，一所颓败的庄园大宅里，布雷铿立治上校正坐在客庁上，独自一人玩牌。他躲到种植园里来了；种植园已年久荒芜，只遗下了一所当初造得很坚实、而且还相当漂亮的宏大府第。可是府第也失修已久：地板压弯了，窗子打碎了，火炉找不到了，水管都不能用了。他蛰居在这儿，思忖着世间的事。他的手，慢慢的发着牌；他的心，却把纸牌看作自己的一生，默默参详其中的吉凶祸福。两种活动，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他翻出一张梅花“老K”，不觉怔怔的瞅着。梅花，这象征着暴力、强权、凶杀！一点不错，他和他的同道正是用这种手段，打算去匡济天下。他们的得失如何呢？他发了六张暗牌，翻出一张红心十点。啊，一点不错！心——也就是爱情，已经让战争染红了，完蛋了——死亡了。
他作的事几乎桩桩都失败了，这是什么道理、什么缘故呢？他到底有哪点儿错了？他的用心难道不好？他把自己国家和自己阶级的理想看得高于一切。人家都说他妻子是从高楼上失足跌死的，他也没说什么。他心里是很明白的：他妻子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坦率而亲切的，把自己所以要一死了之的原因告诉了他。她一点也不怪丈夫，她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可是上校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的夫妇生活并不罗曼蒂克，也并不热烈，可是在有些方面，倒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双方都没有多大男女的爱悦，也不喜欢拥抱、接吻这一套，他们有的是友情：恬静、深厚、扎实的友情和体谅，难得有什么风波。妻子知道丈夫的心思，也知道丈夫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事实上，往往比他本人还知道得清楚。丈夫也了解妻子，了解她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了解她酷爱花卉，了解她罕言寡语，却情意深长。
他们彼此间最缺乏了解的，恐怕是在贝蒂露的问题上。不用说，上校是很想有个儿子的，妻子的心理恐怕也一样。可是对于这个女儿，上校却不假思索的，把管教女儿的事一股脑儿抛给了妻子，有时简直忘了他还有这个女儿。做娘的呢，在女儿面前却顾虑重重。她很明白，女儿的脾气、性格跟她完全不同；她不愿意指挥她、管束她，她要慢慢赢得她的友谊。假如万事正常，这也未始不可办到，可是处在这翻天覆地的战争时期和重建时期，母女之间的距离，看来只有比以前更大了。
上校发了几张牌，翻出一张方块“皇后”；他想起，那战后重建的破烂摊子带给他的破产命运已迫在眉睫，他应该把种植园好好照看一下，看看还能不能有所挽回。接下去一张是黑桃爱司，他见了浑身一震，想起了那帮黑人，翻土的，做苦工的，闲荡嬉笑的，哭泣垂毙的。孟沙遭到残害，难道真是他的过错？他当时不知道真情，哪儿能不如此？这是个什么世界啊？——世人就像盲目的傀儡，摸索着并不存在的一线亮光。在这个世界里黑人究竟该占个什么地位呢？他跟他们究竟该是怎么个关系呢？
又是一张梅花——九点，接着又是红心——两点，最后一张是方块老K。他心里不由起了个迷信的想法。在这举国动荡、变幻莫测的局面下，假如真出了个奇迹，让他发了大财……看看有什么好处？是怎样结果？他把皇后接在老K上，九点盖在十点上，数过三张牌，翻出一张杰克——无赖，这疯狂的世界有的是无赖。接起来以后，剩下黑桃爱司俨然凌驾于一切。上校气得把牌一摔。一点不错——这是天命如此。
布雷铿立治上校禁居在破旧的庄园大宅里，就一个劲儿的想着这些心事。他把城里的住宅丢给了几个仆人照管，等贝蒂露从新奥尔良回来居住。他和贝蒂露是一起到新奥尔良去送葬的。这次送葬，在上校看来真是一场苦刑。很多人喜欢新奥尔良，他对新奥尔良却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里新奥尔良是又污秽又粗鄙。自然，住在那些铁格子门窗的大宅里的，都是高尚有趣的人士。他们的菜做得极有风味；生活的情调虽不免有些鄙俗，却也有其风雅之处。
可是上校这次前去给妻子送葬，只觉得心都碎了。天主教的葬仪又是那么冗繁，布雷铿立治夫人生前虽不是一味迷着宗教，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仰。她安葬在娘家的大陵墓里；卑湿的坟场上，独有她家的陵墓高高耸起，宏伟而森然。上校一等安葬完毕，就马上动身回家。
杜比侬老夫人自然也不放过一切机会，跟他唠叨治理产业的事，可是上校对这问题完全是外行。有一次老夫人又提起了那个上校认为十分不堪的话题，说是有一些姓杜比侬的黑人，原是她们的本家，混着黑人的血统。上校心里是恨不能忘了他还有这样的亲戚。他老实不客气的说他不想谈这些。当下双方弄得很不愉快；在最后一次盛宴宴罢之后，上校就匆匆的走了，临行答应过几天一定再来新奥尔良拜望——这个诺言，后来他故意没有履行。贝蒂露还想多住几天，他也冷淡的同意了。
一天天，一月月，上校老是独坐深思——冬尽春来，春天一过转眼又是盛夏。他不见客，也不看报，选来的信件都不拆。只偶尔简单而粗暴的，对他的黑人管家山福特就上几句，有时还签些支票、文件；可是他不容对方解释，问他也不大答理。银行老板登门一定要见，他干脆闭门不纳。他知道一定又是老一套：讨债。好吧，押出去的产业要没收就收吧，还管它哪！
他常常不管晴雨，不顾泥泞，带了两条小狗在树林里转，他记住了哪里有座高崖，临着滚滚浊流，有朝一日他有了勇气，就可以到这里纵身一跃，求得解脱。眼前他可还是一盘又一盘的弄着纸牌——参究自己的一生。他想起了大西洋里的那个离奇的集会，可是心里倒起了怀疑。白种人真的一定能统治世界吗？他们不会遭到愈来愈激烈的反抗吗？他自己不会起内讧吗？——因为拆穿了说，他们自己除了贪得无厌和妄自尊大以外，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呢？他们假如起了内讧，难道不会自相残杀，让黑种人、黄种人、棕种人取得天下吗？他说不上来！他也并不在乎。
这些看来似乎都是极小的小事，可是他心上总摆不脱这些黑人，摆不脱孟沙，摆不脱南卡罗来纳的斗争。将来是怎么个结果呢？他还那么相信黑人都是傻子和蠢才吗？真的，说不定他倒是这世界的真正的主人呢。说不定他们倒是懂得一个道理，而他却囿于贵族的成见，没有看出呢。再，他又有什么十足道地的资格，能算作个贵族呢？
他从前有个年老古怪的伯父，老是喝得烂醉，他的父亲因为这位兄长丢了他家的脸，恨之入骨。上校的管家正就是此人的儿子，这事谁都知道，不过谁也不提。他们把英国贵族后裔的招牌搬出来，除了白送些钱给北方制作纹章的无耻滑头商人以外，又有什么意思呢？就到家世，谁敢就卡罗来纳就不会有哪个混血杂种，也跟他们布雷铿立治一样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孙？当然——他再三对自己说——这些都是胡说八道；都是一本胡涂帐。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局面还能不能纠正过来？应该采取怎样的看法、怎样的行动，才能找到一条出路？
他忘不了，这几十年的谎骗、盗窃、欺诈，给南卡罗来纳的绅士，给他，带来了多么大的影响。留下的创痕，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他看得见，也觉得到。还有一点：本州的黑人和混血儿，由于死亡和迁徙，已成千累万的减少了。这算是个好处呢，还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黑人的热血、黑人的风俗、黑人的音乐，给本州和本州的文明作出了多少贡献？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也说不定，本州之能有今日倒多半是他们的功劳。不管怎么样吧，反正这支推动人类发展的大军已大批离去，遗下了一片空虚。他知道，他忘不了。
起初他睡不着觉，整夜翻来覆去，焦躁万状，还说胡话。他心想这下子准要发疯了。可是渐渐的，四外树林的安谧沉寂的空气，阵阵的鸟语犬吠，终于把他催入了睡乡——一睡就是那么长久，那么酣畅，连个梦也没有，简直人事不知。他总是按时用饭——这也许是因为那位安静的女管家总是按时用上等鲜肉和新鲜蔬菜，给他做上一顿简单而丰盛的饭。他渐渐觉得自己又长起了精神，脑筋也管用了，强健了。有一天他下了楼，走到书房里，拂拂灰尘，看起信来。
事情也真凑巧，他拿起的头一封信就是那封蹊跷的信。信是十天以前鲍尔温老博士寄来的。上校拆开一看，不觉坐了下来，茫然不解的呆了好一会儿。他把女儿给忘了，完全忘了。说起来这也并不可怪。女儿平日难得在他身边。女儿的生活，女儿需要点什么，一向都是由母亲去操心的。就是在家里，上校看见女儿的机会也不多。贝蒂露并不按时前来吃饭——早饭是从来不到的，晚饭也只是偶尔才来。她的帐单，上校一声不响的付了；她要钱，自有母亲如数供给。父女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父女之情。上校自从在新奥尔良跟她分手以后，只觉得伤心绝望，他的确已经把这个女儿完全忘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面前的这封信对他就像晴天霹雳。信上简单的说：鲍尔温老博士已经跟贝蒂露结了婚；博士打算亲自来说明一切，同时通知诸亲好友。上校先是一楞，接着就怒不可遏。他真没有想到鲍尔温也知道世上还有女人这么回事；博士对女人从来没有表示过兴趣，他的学校自然也从来不收女生。
说到贝蒂露，做父亲的却一点也不了解她。他让贝蒂露走的是传统的道路——战前南方教养有素的白种少女一向所走的道路。按说他早就应该让她踏进社交界了，可是战后动荡不定的局势，把事情耽误了。他忽然吃惊地想起，贝蒂露也快二十五岁了。这个年纪论理早该岀嫁了。做父亲的怎么早没想到呢？她母亲大概想到了，可是也没有提起过……也许提起过吧？他还以为贝蒂露早已回到了查尔斯顿，以为她寄来的三言两语的信都搁在桌上，还没看过。钱，她尽可以问山福特去要。她怎么会打定主意，要去嫁给这个年纪至少比她大了一倍，又没家产，实际上并不能真厕身于贵族社会的老头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鲍尔温老博士对自己的婚事，也跟布雷铿立治上校一样感到吃惊。一天晚上，天下着雨，他因为在考虑一份聘书，很晚还没有安睡。他早年在那里读过书、还一度在那里教过课的佐治亚大学，想请他去主持学校。这个聘请，本身倒不怎么吸引人；佐治亚大学虽然历史悠久，可是名声不大，州里拨下的经费又少得可怜。校舍都快要倒坍了，薪水也不够维持生活。然而鲍尔温博士相信：南方和全国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他担任了这个职位，也许就可以在建设新南方的事务中起领导的作用。正想到这里，门铃响了。
管家妇已经到后边小屋里去睡觉了。他只好亲自去开门，门外赫然是贝蒂露·布雷铿立治——一身泥水，愁眉苦脸，满面病容。他已经有好久没看见贝蒂露了；过去他常常去布雷铿立治家，他和贝蒂露倒成了好朋友。贝蒂露还小的时候，他每次去总要给她说个笑话，还送本书给她。他给她讲种种故事，他们的友情虽然不深，却很纯真。贝蒂露对他的学问向来十分钦佩，可是也从不忘记他跟自己不是一个阶级。当下鲍尔温博士急忙把贝蒂露让到屋里，叫她把外套、上衣、鞋子都脱了，让她用毯子裹着，在火光熊熊的壁炉跟前坐下。子是贝蒂露就道出了她的离奇的遭遇。
她说话的神气是呆呆的，没有一点精神，看来也毫无兴致，只显得那么困顿、沮丧。这回在新奥尔良过得很不愉快：看到的就是触目惊心的葬仪、凄惨的气氛、黑色的丧服、母亲寂然不动的遗体（然而女儿倒觉得她很幸福），还有那个怕人的老太婆，杜比侬老夫人——那么肥硕，高大，专横，头发雪白，皮色黝黑，还长着黑胡子，眼光那么凶悍，嗓音那么低沉。
贝蒂露尽量避着她；可是心里又不愿意回查尔斯顿去，于是就渐渐跟大宅子附近的那一大帮年轻人混在一起，出去游逛。这帮年轻人里，有些是跟她同一个阶级的，也有些是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男的十分大胆，叫她害怕；女的又很骄矜，对她不屑理会，可是他们似乎都过得很快活。他们尽情的追求欢乐，跳舞，喝酒，来来去去都无人管束。就在这样的一次郊游中，贝蒂露遇见了那个“他”。
贝蒂露不知道他有多大年纪——始终不知道。他说不定还很年轻，也说不定已到中年。面容像死人一般苍白，棱角毕露。头发是乌黑一片，像马鬃一样披落下来，老是喜欢甩来甩去。他长得很瘦，个子也不高，然而仪态优雅有度，从容自若之中又有些自命不凡的气概。他的一举一动都是那样富于诗意。贝蒂露一看见他，就完全被他俘虏了。她觉得他的目光似乎总能把她一眼看透，似乎她是赤条条一丝不挂，连灵魂的深处都藏不住些微秘密。
跳舞的时候他把她搂得那么紫，换了别人是怎么也不敢这么放肆的；然而贝蒂露既不想挣开他的强劲的拥抱，也没打算摆脱心灵上感受的火热的魅力。那人的神气，总像能猜透贝蒂露的一切心事；因此没有多久，他们俩就已是难舍难分了。杜比侬老夫人一看见那个人就投以厌恶的目光，有一次她还警告了贝蒂露两句，可是贝蒂露听不进去。
后来她父亲回查尔斯顿去了，而且还是那个老脾气：临走忘了给女儿留几个钱；当然，贝蒂露要钱的话也尽可以跟姥姥去说，或者写信去要——可是就在这时候，那个人却突然提议：
“好宝贝儿，咱们坐船到圣路易去吧，我订了今儿晚上的船位，”
贝蒂露瞪大了眼望着他，可是心里立刻明白她不能不去。她没法抗拒。不过，那也毕竟可以变换一下这无比单调、令人腻烦的生活。她可以去见见世面，说不定还可以领略一下所谓爱情究竟是怎样的滋味。因此在稍一踌躇之后，她就把过去的生活轻轻抛过一边，几乎连一点行李也不带，就登上了人头挤挤、一片欢嚷的大轮船，来到了浩渺无边、宛如一个小海洋的“老人河”——密西西比河上。
贝蒂露只当他会跟她结婚，可是事实不然。一旦到了船上，他对结婚的事就绝口不提；他干脆就占有了她。他有时百般温存，然而多半是醉疯疯的把她恣意蹂蹦。他随时可以把贝蒂露的衣服揉得稀乱，还嘲笑她老实怕羞，给她讲下流故事。他不看书，不做事，脑子里只有三件事：女人、赛马、赌博。
赌博是他真正的工作，他对赌博简直爱得入了迷。每天吃罢晚饭开场，一直赌到天亮。有时他回到舱里，在地板上、床上、桌子上，扔下了几千块钱。有时他却显得又愁又恼，一望而知输得分文不剩。他们到圣路易上了岸，在一家豪华的旅馆里租了一套气派极大的房间。在这里，看来他的赌运很旺。他给她买了许多珠宝，让她穿扮得很富丽，却也很俗气。
他一边拿她在人前炫耀，一边却又像凶神恶煞一样监视着她，似乎对她的一举一动、一顾一盼都十分生疑。贝蒂露不胜愤慨，却又有所顾忌，就一直等着他重新提起补行婚礼的事。她觉得肚子里的胎儿已经在蠕动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却出了事。一天晚上，那男人回到旅馆，胸口已被戳了个窟窿；他面色煞白，动弹不得，好容易才喘着气小声说道：.
“快去请个牧师。我们得补个婚礼，我不行啦，”
牧师请来了，可是不等他踏进房门，那个人已经断了气了。这可怎么办呢？贝蒂露吓慌了。她翻遍了他的口袋，一个子儿也没有找到。她赶紧去把珠宝卖了，连旅馆的帐都没有顾得去付，衣服也没有顾得去取，就急忙搭上了去孟斐斯的火车；几经换车，眼也没阖，澡也不洗，匆匆的往查尔斯顿赶去。后来她愈想愈害怕，就在奥古斯塔下了车，到鲍尔温老博士家里来避难。
她像个害了大病、吓得不知所措的小孩子似的，期望这位老人的帮助。
“所以我就来找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好。我不能再回新奥尔良去找我那个厉害的姥姥，她会拿刻薄话儿把我骂个半死的。我也不能到父亲那儿去；我真不知道见了他该怎么说好，我总觉得他好像是个外人似的。我真害怕，我做出这种事来，他怎么能够理解呢？——布雷铿立治家的女儿，南方的贵族小姐，居然会不知自爱，做出这样的丑事！因此我就只好来求你的指点，请你看看有什么地方能让我躲着？有什么路子——不管什么路子——能让我做点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还要抚养……该抚养的人。”
贝蒂露说话之间，鲍尔温博士已经作了仔细的考虑。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相当棘手的，然而他毫不犹豫。他把态度尽量放得轻松自若，说道：
“我的孩子，恐怕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跟我结婚，”
贝蒂露惊得呆了，直楞楞瞅着他。这样的主意她真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一时还解不过来。跟这个老头儿结婚！跟她爸爸的老朋友结婚！他怎么想得出这样的主意？可是再一想，她恍然大悟这个主意竟有很大的道理。跟他在一起，她就安全了，她就太平了。可是她又担心起来：孩子怎么办呢？天哪，孩子怎么办呢？老博士也在为这个问题发愁：要是他跟一个比他年轻一半的姑娘结了婚，才几个月就抱了娃娃，他这个地位怎么保得住？他一定会受尽讥诮怒骂，让人撤出奥古斯塔。
以后他的生活又怎么解决呢？假如接受佐治亚大学的聘请，他也许还可以躲过难堪的流言，再从头干起。对，得试试看。他可以教书，也可以写文章；他体格健壮，万不得已的话还可以弃文务农。真的，这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这是一个绅士应尽的责任。他想到“绅士”两字，心里有点酸溜溜的。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过“绅士”，人家自然也从来不把他归入上层阶级。据他知道（其实他也知道得极少），他的先世是贫寒人家，地位低微。但是他对上层的生活和绅士的责任有一定的了解，他觉得这一次他应当见义勇为。
“我们就结婚吧，”他说。“这样问题就解决了。我当然得通知你父亲，可不能都告诉他，能不讲的就少讲。孩子的事就不能提。事到临头，再瞧着办吧。”
贝蒂露没有再说什么，她也没有什么可说。她完全接受了博士的建议；举行过简单的秘密婚礼以后，她就在楼上的房间里住下，没日没夜的只管睡觉。她觉得好像永远也睡不足似的。到了初秋时节，一天下午，鲍尔温博士坐上了马车，赶到四十里以外，渡过大河，向北一拐，缓缓驶进他的多年旧交布雷铿立治上校的种植园。他心里具不想去见上校，事情难办哪。他蹒跚地爬下了马车，按了按门铃。
布雷铿立治上校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他呆呆的把这封奇怪的来信搁过一边，再看其他的函件。有好几封信是银行经理寄来的。得了，还是正视现实吧——破产的命运大概已经在四面八方等着他了。他一封又一封的看下去，愈看愈惊讶。原来他的各个种植园，除了这宅第附近的园子他没让触动以外，其余各处都经营得非常得手。收成卖得了很好的价钱。不仅还清了旧债，弥补了亏空，而且在银行里还结存了很大一笔款子。此外，他一向认为分文不值的那批铁路股票，居然又已身价百倍，而且行情还在上涨。那个黑人管家山福特，凭了他未加细看，就胡里胡涂签了字的同意书，已经把大半的股票高价抛出，因而布雷铿立治上校如今已是拥资十万以上的富翁了。
他惊愕不止地瞅着这些来信；看到了银行经理的劝告，却又有点不大理解。他们极力敦促上校把那个黑人管家撵走，不要再赋予他这样大的信任和权力。他们说，这个杂种将来准会做贼，而且，将这样一笔巨大的财产托给这个小子经管，也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布雷铿立治上校把信往地上一摔，怒冲冲的说：
“辞退他我就不是人！他愿待多久我就让他待多久。”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他朝窗外一望，看见鲍尔温老博士好不费力地下了马车。他感到一阵耻辱，可是又想起鲍尔温发出这封信已经有整整十天了，他直到今天才看到，更不用说回信了。绅士间的礼节还是不可少的。他就站起身来，挥挥手让女仆退下，亲自过去开门。
鲍尔温老博士站在门外，两人对看了一眼，连忙恭恭敬敬鞠了一躬，把窘态掩饰了过去。双方都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天气，庄稼，这些话题今天都用不上。上校觉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好色的老头，垂暮之年还屈服于女色的诱惑之下，至少也得赏他一顿板子。他真想不明白，一个学问大家，又是个明哲之士，怎么也可能做出这样的行为。然而他没说什么，还是摆出一副谨慎礼让的态度，把客人让到里面坐下。他至少该听一听对方的话。
鲍尔温博士却觉得面前是个饱经患难的人，他的妻子自杀了，女儿又受了诱骗——不过女儿的事他还没有知道，鲍尔温博士不能告诉他。老博士不能把经过的情形对他说明，他得让上校照旧相信鲍尔温博士是老来胡涂——或许还要更糟呢。最后，正确的想法终于占了上风。他们是老朋友了，他们具有共通的修养。
双方的会见与和解，结果并不如预料的那么困难。首先因为上校深深感到自己已相当有钱，贝蒂露可以不愁穷困了，不必靠鲍尔温的微薄收入过活了。事情虽然弄得七颠八倒，可是贝蒂露跟了这个稳当的老混蛋，恐怕毕竟要比嫁个没头没脑的小伙子安全得多。至于他们是怎么论起婚嫁来的，上校没有兴趣动问，鲍尔温博士也没有完全吐露真情。老博士受到了上校的接待，心上的石头完全落了地，如今看到一场悲剧烟消雾散，很有可能取得谅解，他真是欣喜欲狂，好容易才克制住了。
他转念又想到了孩子，顿时就像挨了一棒。假如孩子在几个月内出世，上校就准知道这不是鲍尔温博士的骨血。这件事可怎么向上校解释呢？上校知道得很清楚，贝蒂露和鲍尔温博士的交往一向并不密切，他一定要动疑心，那桩丑事就势必得兜底儿抖出来，不然留下这个烂疮永远不会收口。弄得不好，说不定上校还要疑心他是蓄意勾引。然而鲍尔温博士马上就想开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他就往椅子里一靠，畅谈起来。他们东拉西扯的谈了好大半天，后来又谈到了当前的局势，今后的动向。鲍尔温博士见上校对世事如此隔膜，感到很惊异；对谈之下，上校对大局又重新有了了解。到分手的时候，他们终于又恢复了友谊，虽然还不免有点拘谨。上校答应就把喜帖发出去。
使鲍尔温博士大吃一惊的是：他一回到家里，那个管家妇就表示她要不干了。这个女人已经替博士管了将近一年的家务，博士对她感到无比满意。她的私人情况，博士很少留心。她名字叫密兰迪——博士始终没有问过她姓什么。她还带来了一个小娃娃——博士自作聪明，认为按照黑人的风俗，那多半是个私生子。她就住在后院的小屋里。
汤姆·孟沙的妻子自从丈夫被害以后，就离开了查尔斯顿，来到奥古斯塔，在鲍尔温老博士家里当了个管家。事实表明她是个极能干的管家，不声不响，有条有理。起初老博士对小娃娃很有意见，可是不让带娃娃，人家就不干；所以小娃娃还是安顿了下来，居然安安静静，相当规矩，使博士深为满意。
最重要的一点是，博士家里从此就料理得面目一新，变得又整洁，又清静。博士有时也留意了一下，觉得饭菜都很精美可口，他心爱的几样菜肴更是做得其味无穷。这个女人在屋里来来去去，像个无声无息的幽灵。偶尔有人来访做客，都侍候得十分周到，客人起初并不在意，到后来都忍不住要动问他从哪儿觅来了这个宝贝，甚至还想把她“拉”过去呢。她难得说话，从不嚼舌。小娃娃很黑，很漂亮，也很害羞；不大哭，也不碍别人的事。
对一个教师来说，这样的家庭环境是最理想不过的；想起了过去那几个懒散肮脏的厨娘和女仆（有几个还是“属于”他的呢），鲍尔温博士不禁舒了口气。现在，干零活的洗衣女工再也不来打搅了。洁白的衣服都像变戏法一样从后院的小屋里变了出来。需要的时候，就雇些工人把草地整修一番；就连那些白人工匠，似乎也变得勤快小心了。
可是等到新娘子一进门，鲍尔温博士立刻发觉这位女管家很不喜欢贝蒂露。她对贝蒂露瞅了好一会，当下没说什么，但是过后就提岀：“下个月”她不干了。鲍尔温博士一听发了楞。博士答应加她的工钱，她一口拒绝了。博士恳求她留下，她头也不回，就回小屋里去了。
正在静养、什么都懒得过问的贝蒂露，一想到自己从此要亲自主持家务，还要换个新仆人来盯着她看，顿时清醒了过来。她赶到小屋里，眼泪汪汪的向管家妇说：
“你为什么要走呢？”
管家妇直瞅着她，说道：
“因为你的父亲杀死了我的丈夫！”
贝蒂露费劲地往凳子上一坐，两眼直瞪。原来这就是汤姆·孟沙的寡妇。在那边玩儿的是孟沙的儿子，在查尔斯顿还有那个精通生儿育女之道的蓓茜大婶。她一定要把这个管家留住，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那位深通秘术的收生婆兼看护妇请来。她于是就蹲在地上，不怕丢了面子，把自己的心事向这个黑女仆尽情吐露，连小娃娃也丢下了游戏，爬到门口，睁大了眼睛看着。然而要不是机缘凑巧，她的哀求也是白费。正巧，这几个月来密兰迪一直在想跟母亲接头，打算把她接到奥古斯塔来。如果现在答应这个不幸的姑娘，把母亲接来，那么过些时候他们祖孙三代就可以一起搬到亚特兰大，让曼努埃尔在那儿读书了。
第二天，贝蒂露不顾鲍尔温博士的劝说，把身边所有的钱一起带上，动身到查尔斯顿去了。她这一次去说了些什么，作了些什么，那就谁也不知道了。到下个星期，蓓茜大婶终于出现在鲍尔温博士家后院的小屋里。这个又高又黑、纤尘不染、声色不动的女人，向老博士作了自我介绍，简単的表示：贝蒂露小姐身体很不好，她愿意照料小姐，她的女儿也愿意暂时留下，等女主人身体复原以后再走。
过了一个月，突然，贝蒂露在一夜之间得了重病。密兰迪给唤来了。她瞧了瞧贝蒂露，一言不发，就去把母亲请来。鲍尔温博士急得就要去请白人医生，可是蓓茜大婶看了他一眼，斩截地说：
“别去！”
贝蒂露就这样流了产。在鲍尔温博士的亲友之间，还只当她发了严重的疟疾——在萨凡那河两岸疟疾一向是十分猖獗的。蓓茜大婶始终悉心服侍，一丝不苟。就这样，这件蹊跷的婚事的最大的难关算是度过了。关于管家妇辞职的事，暂时也没有再提起。贝蒂露和那两个黑人妇女之间，也看不出有什么感情。她们俩总是严守本分，贝蒂露几次表示了自己的感激之意，也没有引起她们的丝毫反应，不过也没有再看到愤恨的样子；于是，家庭里又恢复了平静、井然的生活，那位新主妇也始终不想来插手过问。然而鲍尔温博士总觉得，这是没有放下武器的停火。内中有些原因，他是不了解的，到后来他也不想去了解了。
一八八〇年春天，鲍尔温博士终于接受了设在雅典的佐治亚大学的聘请；那时他就有些担心，恐怕管家妇又要吵着不干。没想到，管家妇在问清楚了当地黑人学校的情况——特别是附近亚特兰大市的所谓“亚特兰大大学”的情况以后，就默默的答应跟博士一块儿去了；鲍尔温博士明白管家妇是为了那个黑孩子的教育问题看想，他觉得很有趣。下层阶级如果能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适当念一些书，那有多好啊！
鲍尔温博士答应到雅典去主持佐治亚大学的时候，心里地想到过亚特兰大。佐治亚大学的境况很不好：校舍破旧倒坍，学生年年减少，校友都不大热心；许多校友坚决主张把学校迁往那个日益繁荣的新兴城市亚特兰大，认为既然当局咬定没有钱、不肯增拨经费，那就何妨到亚特兰大去谋取私人的资助。
鲍尔温博士不大相信在亚特兰大这样的地方也办得起完善的大学。他喜爱雅典的古朴僻静，在想象中总觉得：学术和文化，应该远离亚特兰大的钻营逐利之风，在老树参天、绿野无边的环境里发展。不过他还是答应校友会要把迁往亚特兰大的事研究一下，还要去结识一些当地的有势力人士，总之要为可能的迁校事宜作周密的考虑。此外——这一点他自然未便透露——他一向听说当地有些黑人学院，他打算去找一所，实地考察一下，看看这些学校是否完善，学生是否能掌握最基本的学识。按他心里的想法，答应不答应把学校迁到这个地方，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这个问题的答案而定。
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布雷铿立治上校是不愿意让女儿离开奥古斯塔的。雅典和亚特兰大，都面向着荒凉的西部；尤其是亚特兰大，就位于那道分界的山脉上，东面是人文荟萃的沿海地区，往西就是密西西比流域的莽莽荒野。不过他最后还是得出结论，觉得按目前的情况，贝蒂露搬走了也好。这样她可以躲过查尔斯顿的流言；也许搬到了这个粗犷、热闘的新兴城市附近，她可以得到一些安慰，甚至感到满意。
上校原来打算到奥古斯塔去探望她，可是一来因为不好意思跟她见面，二来又因为自己有了新的计划，因此就耽搁了下来。他虽然又发了财，不必再为债务和开支操心了，可是他的脑筋至今还扭不过来。他给女儿和鲍尔温博士送去了一张一万元的支票，又立下了遗嘱，让他们继承自己的财产。要是贝蒂露嫁了个年轻人，那就完全不同了，这会儿他大概快要抱外孙了！
他想把这所庄园大宅翻造一下，盖得要跟从前的老家一样堂皇。可是查尔斯顿以及附近一带的居民的态度，却使他一直很发愁。他们不但对贝蒂露有些风言风语，而且对他的黑人管家也愈来愈仇视。他们老是劝上校换个白人来做总管。他们居然跑上门来，想挑起上校对那黑人管家的疑心。他们甚至还对山福特施加恐吓。他们大概忘了——或者是根本不知道：在战前也时常有黑人管家经管田产后。上校当时就声明：他的仆人他自己会挑选，不劳费心！可是后来那管家自己也递上了一张字条，这就不能不理了。
“去把山福特叫来，”他吩咐仆人说。
山福特来了。他是个高大消瘦、行动迟缓的人，脸上老是一无表情。他的皮肤是浓黄色的，头发已经花白。上校不胜好奇地瞅着他，像是第一次看见他似的——而事实上也差不多是如此。这个人真是个老实人。他如果想要的话，早就可以卷上三万五万逃走。银行经理都急得要命，警告不迭。山福特什么也没有说，可是看来他一定有不少苦恼。白人一定对他威逼利诱，极力拉拢。黑人一定对他嘲笑、揶揄。对上校他不大说话。每星期他把报告、银行结单和上校所要的现款一起送来，用极简单的话请上校在支禀和收据上签了字，有时还慢声慢气地出些主意：“棉花早些脱手吧，行情还相当高。”“地里别种玉米了，种小麦吧。”“得去买几头骡了，死了好几头。”“铁路股票涨得太高了，抛出为妙。”
昨天却送来了这样一张字条：“老爷，我决定要辞掉这里的工作到北方去，”今天山福特来了。上校呆呆的望着他。为什么他对自己这样尽心呢？他们之间并无情谊。他们彼此也并不了解。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他有些什么打算呢？他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山福特开口了：“我想到北方去。”
“什么？”上校简直骂起来了。“你不能做这种蠢事！你留在这儿。要加工钱，加给你！”
“我不要加工钱，我的工钱也不小了。我要过人的生活……而且我也不想伤人的性命。”
正说到这儿，女仆跑来通报：“老爷，有客！”布雷铿立治上校身上穿着旧睡衣，胡子没剃，长发蓬松，他不耐烦地扭过头去，照例说了声“不见”。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闯进来三个人：两个是银行经理，一个是有名的医生。上校身子一挺，气得满脸通红。
“简直放肆！”他刚一开口，管家就打断了他的话：
“布雷铿立治上校，这两位经理先生侮辱了我。我最近一次代你开的支票，要把你的大部分存款汇到亚特兰大去，可他们居然拒付。现在他们带来了一个医生，想给你作出一个精神失常的诊断。”
那总经理又火冒又气愤，他正要开口，布雷铿立治上校却把管家拉到一边，背对着三个白人，跟他说了好一阵话。然后上校故意重开了一张支票，交给管家，并且把他送到门口。上校把门开得大大的，转过身来，对那三个白人说：“请吧！”
总经理提出抗议：“布雷铿立治上校，你突然提取这么一大笔款子，使我们有破产的危险。我要查查明白，这签字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到底有没有毛病……”
“请吧！”上校又重说了一遍。
那天山福特很晚才回来。只见他脸上显出了深深的皱纹，失去了平日那种冷漠克制的态度。他脸涨得血红，两眼圆睁，含着怒火。他跟布雷铿立治上校的相似，这时也更显着、更触目了。他不等上校问他，张口就说：
“上校，这张汇到亚特兰大去的支票还给你。我给你当了十年差，全部帐册都摆在外边。今天我要向你告辞了。那个银行总经理骂我是臭杂种。我把他揍倒在地上，踢得他鼻子都破了。眼看就要有暴徒来抓我，可是我不消一个钟头就可以过河，他们永远也别想找到我，”
上校有生以来第一次瞅住了这位管家的眼睛，他正要劝他留下，可是对方却退到了门口，挺起了胸站在门前，继续说道：
“约翰·布雷铿立治，你心里也满明白，论亲戚我是你的亲堂哥哥。我答应过我的父亲，就是你的伯父，只要你一天需要，我就照应你一天。他说我是布雷铿立治家的人，我有这个责任。你自己也可以作证，这些年来我一直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忠于自己的职务。你对待我却像对待牛马一样。你从来不把我当作一个人，从来不把我当作你现今最亲的一个亲族。你只装忘了还有我这样一个人，因为你心里明白，我跟你关系既亲，相貌又像。查尔斯顿的人谁都知道，在背后好笑。现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的两个女儿都念了书，如今平平安安的住在北方，结了婚，有了美满的家庭。你有了钱了。现在我可以离开这个人间地狱了，可以离开这个骄横自大、把全国拖入灾难的南卡罗来纳了。
“当初全国对你们南卡罗来纳和南方其他各州都一味奉承，生怕触犯你们那股丑恶的气焰，那时你们如果不是悖理行事，你们可以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们却偏选择了战争和毁灭。后来还是你们的‘黑鬼’来救了你们。卑微的农民这样尽心竭力的搭救了一帮傻子，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他们为你们辛苦做工，他们给你们学校和选票；他们分了你们的土地，他们想使你们变得善良些，规矩些。而你们报答他们的却是结伙杀人，连这些穷汉都要偷抢，还信口开河的造谣污蔑，到最后你们就指使武装的暴徒化装成文明的领袖，去跟这些赤手空拳、束手无策的人较量。
“你们赢了。你们把他们的领袖都搞垮了。艾略特完了，卡度佐毁了，可怜的佩佛利·纳许也坏了声名。你们把这些捍卫美国民主的伟大领袖从历史记载上抹得一干二净，以致到了今天，我们的同胞失去了领导，只落得低声下气，屈从于你们，而你们却也要听命于指挥这班马戏的罕普顿，和一个叫做梯尔曼的兽性汉子。
“可是，约翰·布雷铿立治，你们实际上并没有胜利。你们永远也不会胜利。南方黑人的领导并没有摧毁，并没有消灭。黑人的领袖已经散布到全国，昏庸的南卡罗来纳所丢弃的一切，都由国家继承了。他们依然活跃在西部和北方，起着倾导作用——有的在伊利诺斯和俄亥俄，有的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有的在马萨诸塞。而白人的卡罗来纳已经一无所有了，没有一个政治家，没有一个诗人，没有一个画家，也没有一个作家。”
山福特闭上了眼，身子微微有些摇晃。把心底最痛切、最激烈的感情如此一泻无遣，这是他一生中所绝无仅有的。他翻腾的脑海里探望着茫茫的前途。他也许朦朦胧胧预见到了该州财政部长卡度佐的孙女终于嫁给了保罗·罗伯逊；他也许还预见到了那个年轻的黑人教师逃出了查尔斯顿的奴隶世界以后，终于成了世上最大黑人教堂的最伟大的主教。那哈佛大学的第一个黑人毕业生，在一八七六年当上了南卡罗来纳大学的教授，被罕普顿赶走以后，又在纽约成了格兰特将军陵墓的建筑师。和艾略特同事的那个律师，也在这所大学里当了教授，后来还担任了夏威夷的联邦法官。格列姆基兄弟原是卡罗来纳一个名门大族的血亲，逃到北方以后，成了民主力量的领袖，其中有一位还成了诗人。在重建时期逃出南方的黑人凯利·密勒，终于成为美国最富有智慧的思想家之一。五十年以后卡罗来纳的白人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他们的题材都取自蓓茜大婶所住的小巷。
山福特睁开眼来，狠狠的瞪着默默无言的上校，随后就一转身，在黑暗里消失了。
上校感到说不出的孤独。他把最后一个真正的朋友失去了。他从前的熟人早已都失去了联系。他对周围的这些事情愈来愈感到头痛。他打算把这个种植园和炮台广场上的住宅卖了。卖了当然使他伤心，可是现在留在手里还有什么用呢？他最后终于鼓起了勇气，决定去探望一直没有去探望的女儿。
他把这个打算写信告诉了鲍尔温博士，心里同时还在酝酿一个出国旅行的计划，想去看看他梦魂所系、希望所寄的久别的欧洲。可是就在写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行了，长年焦虑失意的影响已经在渐渐显出来了，然而他还是不愿意去请教医生，一半是由于恐惧，一半却是因为：他已经不大想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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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士兵抗议《米留可夫照会》举行示威游行的报导（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5．关于士兵抗议《米留可夫照会》举行示威游行的报导
（1917年4月22日〔5月5日〕）
《米留可夫照会》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于4月20-21日〔5月3日-4日〕举行示威游行。临时政府陷于第一次危机。这是《真理报》关于游行情况的报导。
4月20日，第一百八十预备步兵团、芬兰团、莫斯科团几个独立步兵连，海军陆战队的一部以及其他单位士兵向玛丽亚宫〔注：玛丽亚宫是当时临时政府所在地。〕进发。
最初，士兵们的主要要求是“打倒米留可夫”，傍晚时出现了“打倒临时政府”的标语。
在没有得知临时政府垮台的消息之前，士兵们长时间不愿散去。晚上，举行了集会，各种观点的人发了言，这之后，他们才散去。
应当提到的是，当士兵及自由听众的代表发育批评政府4月20日给盟国的照会〔注：米留可夫照会是4月20日公布的。〕，论证这个照会明显暴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侵占和掠夺意图时，发言人得到了士兵工人的同情和支持，但遭到涅瓦大街“高贵”人士——各种军官、商人、大学生、官吏等人的敌视。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7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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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数目（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动向》->1939年第2期
两个数目
作者：NathanielPeffer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谁假使要测验日本的生活力，那就要注意她关于输出黄金供给量的两个数目。在一九三八年，连对日元集团各国的黄金输出在内，日本的输出低落了百分之十六。假使只对那些可以换取外汇的国家来说，则差不多低落了百分之三十三。对那些必须以外汇贸易的国家而论，日本的入超几达五万万日元。入超必须用黄金来平衡：讲到黄金的供给量，不能做确定的说明，因日本发布的数字是有意歪曲了的。不过就是最乐观的人，也说该国所有的黄金只值五万万日元了。该国每年的产金量，约为二万万元。因此，照目前的情形来看，不到一年，日本将用尽她的黄金了。此后，他只有靠输出货物来换取原料。当此关税壁垒有增无减之时，又因战争的结果加重的税收及生产消费，日本将遭遇到物价高涨的困难。因输入的原料品中有一大部分得用以生产军需品。所以输出一定要继续以愈来愈大的速度以退缩。因输出退缩而形成输入退缩，然后又造成了更大的输出退缩。那时日本的真正困难，将在国内开始了，而在中国将遭到更大的困难，因那时她军火上较优的配备，行将不能保持了。她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从中国夺取财富源…………』
摘编自美国新共和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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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动向》->1939年第2期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
作者：刘光宇来源：来源：《动向》1939年第2期
李星按：本文的背景是1930年红军运动在多个省份持续展开，国民党也在进行针对农村红军的精神攻势。据中共早期党员回忆，陶希圣在1927年曾加入中共，做过一些文秘工作，后来自然转向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并成为蒋的笔杆子之一，现在管这种人叫水军头子，洗地达人。
本文主要内容是探讨“游民无产者”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驳斥陶希圣的有关论点。作为转向的前共产党员，大谈马列自然是陶某人服务统治者的标配。陶的论述逻辑大致是“红军由游民组成，马恩说了，游民不是自己人，可见红军不是真马列队伍，大家散了吧，还搞啥呀！”。本文作者批驳了这一观点，指出陶某人直接篡改恩格斯的观点，并具体论述了游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辅助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作者也默认当时的中国工农红军很大部分由游民组成，这恐怕是当时很多人的观感。但从今天看来，中国红军在早期固然有部分人来自兵变或说军阀部队起义、以及帮会参与的乡村暴动，但从一开始就有华南几省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作为根基，随后的土地改革，开始吸引大量农村群众。红军主体上，是一只有强烈反剥削觉悟的武装，它的生命中充满波折，顽强向前，就像朱德所说，打过不少败仗，但没有倒下去。
另外要说的一点：陶希圣代表了一种类型的职业文人，上学时有三分钟向左，一生其余时间向右。20世纪的一百年里，这类职业文人帮助资产阶级编织了一个庞大的精神欺骗系统，工人阶级要做的，是在这个系统里找到可以反过来绊倒统治者的绳索……
评陶希圣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
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之商品经济不但撞开了中国的门户，逐渐统治了各大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在全国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主要的支配地位。这一经济变化的结果，使手工业者和农民不得不日益破产，不得不逐渐离开生产而形成庞大的失业群众。再加以历年的军阀混战，使农村经济愈陷于停滞与破坏之境，因而更加速农民脱离生产的过程，这乃是无可讳言的事实。这些失业群众，除掉很少的一部分被消纳于新式的各种产业之中，变为工人劳动者及一部份流落到国外去充当侨工以外，大部分是找不着出路可以谋生的；现今各大城市之庞大的流氓无产者，和庞大的雇庸〔佣〕军队之兵士，以及普遍全中国的土匪，便以此社会基础为其来源。这一广大的游民无产者群众，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已成为一种不可侮的社会势力，也就是一个十分难解决的问题：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可以成为革命前进的障碍物，但在某种条件之下亦可以成为革命运动中的助力。谁要完全不理会他，谁便不能很顺利的进行中国的革命。因此，目前中国的游民无产者的问题，虽然他比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那样值得注意，然而不是可以完全忽视的问题。但是，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第三卷第七号中发表的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一文，则恰恰取了相反的态度。他那篇论文的全部精神，以极端轻视与侮蔑的态度，完全否认了目前中国的广大游民无产阶级群众，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所以他说“从这些材料上，有人寄寓他的幽远的理想；然而材料的本质每到了暴露自己的时候，这种理想便成幻影。不了解这本质的人，对于这幻影遂追慕，甚至于陷入悲哀。”又说“流氓散兵决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本来，这些话出之于陶希圣之口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所代表的是支配者阶级的利益，当然不会看见一般被压迫的劳苦群众的痛苦，也当然不能了解成千万被迫而脱离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发生的作用和意义。不过他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大战以前的考茨基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改换面目作为他的立场。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附会，我们在此地应该特别指明出来。
※※※
陶希圣一向就好利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来掩护他自己的说教，他自以为是懂得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其实则只是曲解和利用，并不知道历史的唯物主义是什么。即如他在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这篇文章里，主要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是要在历史上去找教训，所以他说“造成中国历史的材料值得我们细细的查勘。”“所以我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时候，对于革命失败之中的反革命的成功，不应从个人活动着手，而必须从历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质着手。这种研究不是徒然的。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之研究，使我们对于现在的事实，获得明确的观察的方法。”陶希圣便利用这样的方法和观点，历述历史上许多农民战争都失败了，都“由革命转变为剥削”，因而断定在今日的中国革命中，这些游民无产者是绝对不占地位的，也绝没有起任何作用的可能。不错，历史的唯物主义者把历史当做最重要的科学，马克思为要说明历史的重要，甚至于说历史以外没有科学。历史的唯物主义者分析一切问题都要根据历史的眼光去分析，而绝不凭空的臆想。一切事变以至观念形态都有历史的因果规律，过去的历史有支配和决定现在的一切的权威，一切现阶段的事变之发展绝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历史的遗教不但可以作了解和决定现在的问题的指南，并且可以预见未来的发展。但是历史是变化的发展的，它在每一运动发展的过程中，便从旧的上面添加了新的因素，每一新的因素增加的结果便改变了历史的原因之性质，所以从运动的观点去观察历史的各阶段，他构成的原因就不完全是一样的，时时发生新的原因，而每一结果也就是新的。历史就因为这样绝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变，历史事件是不能机械的依样重演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者与机械论者之观察问题的主要差别就在这点。
但是，陶希圣之观察“流寇发展及其前途”，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根本与此相反。他的观察方法与观点不是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正是机械的历史主义者的。他把发展的历史看做死的东西，他只抓住历史上所曾表演过了的现象作为纯经验的验证工具，抹杀了在发展中存在的历史的新因素，机械的完全以过去的事变来比拟现阶段的现象，认为历史是要完全照旧重演那些事变的，这是如何的荒谬笨拙！
诚然，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次数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革命都失败了，不是被反动的地主阶级所征服，便是因领导他的流氓无产者背叛了他们而“由革命转变为剥削”。但是这只能说明过去历史，不能说明现代的社会现象之必然绝对相同，其结果也必然完全一样。为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的本身缺乏政治的自觉，而在其经济的生活条件之下更有很深的私有观念，带着有天然的保守性，所以他是不能独力领导革命的，这如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农民本质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之不能独力领导革命一样。游民无产者与农民之在革命运动中，其能成为革命的势力与否，必须要看领导他的社会势力如何才能决定。就是说，如果他为破落的贵族分子所领导，可以成为极反动的一种社会势力，他为资产阶级所领导则可以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他如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亦可以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助力。
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要决定游民无产者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与其地位，决不能把他在某一历史阶级中所表现的状态来命定他的永远的前途，更不能把一定阶级的历史法则拿来概括了一般的历史发展形式。在过去的历史（资本主义时代前期的历史）时代中，在社会阶级的分野中，还没有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的群众以至于农民，只能接受那些破落的贵族分子，破落的地主，商人等等的领导，所以便必然的在革命斗争中供他们的领导者的利用，使革命失败，结果落到由革命转变为反动，广大的群众终于没有出路。可是历史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带来了广大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为社会中最革命最澈底的一个阶级。〔，〕成为一切劳苦民众的反抗斗争的支柱和中枢，这就改变了历史的因素。游民无产者甚至农民，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增加了他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之下，是能起相当的革命作用的，无产阶级如果忽视了这一广大的群众而不加以领导，则无产阶级要实现他的革命是要遇到困难问题的。陶希圣不愿意了解和说明历史的发展从古代发展到近代，增加了领导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一新的历史因素，而机械的以过去游民无产者与农民的革命骚动的失败的死板公式作教训，来断定现代游民无产者完全不能成为一种革命助力，这是机械论的观察方法，是历史主义者的观点。
※※※
陶希圣在估量中国的游民无产者之发展前途中，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德意志在农民战争》所指责的游民无产者的缺点，作为他否认这一广大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的理由。其实恩格斯止于在指出这一群众的效力点，并告诫社会主义者不能专凭他们的力量来进行革命或军事冒险，而根本忘掉了广大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是作革命的唯一武器，但他并没有说游民无产者完全没有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来参加革命的可能。所以恩格斯说“游民无产者是从一切阶级破落下来的渣滓，建立本营于一切大城市，是可以联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而陶希圣则说“社会主义者对于这种分子，并没有寄与何等的希望。他们对于流氓无产者如游民及散兵，不独没有希望，并且有如上的严厉的指摘。”“流氓散兵决不是无产者农民革命的同盟者。”恩格斯说“每个工人的领袖，如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卫军（如目前中国的所谓红军——作者）或支柱（主力——作者），即此已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而陶希圣则篡改为“每个工人的领袖，如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护卫或助力，即此已证明他自己是革命的叛徒。”这很显然，恩格斯并不是认为游民无产者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说无产阶级完全不能与他结革命的同盟。反之，恩格斯认游民无产者亦是无产阶级的可以联盟的同盟者，只是每一个工人领袖要认清楚，无产阶级最好的同盟者是乡村的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游民无产者在这些同盟者中要算最坏的了。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他的革命时，绝不能把他们当做工人阶级的主要支柱，过分的依靠他们的力量来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是建立在无产阶级自身上面的，农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可以成为助力中之主要的助力，而游民无产者只能尽其副的作用而已。
为什么游民无产者不能作为无产阶级的好的同盟者呢？因为“游民无产者是从一切阶级破落下来的渣滓”（恩格斯），他们已脱离了一定的生产阶级，脱离了生产过程中之一定地位，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的利害关系，对他们说来都是不相关的，并且根本就不懂得，而其一定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情绪便自然模糊起来，所以恩格斯说“他们是绝对易被人收买，绝对铜臭的队伍”。他们很易于为敌人所诱惑，不时走向反动方面而对自己的友军进攻，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他有这些弱点，便完全否认他有接受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走向革命的可能呢！这在他们的广大群众与其生活困苦上说，仍是不能否认这种可能的。因为一般的说来，游民无产者是从社会的各社会层被排斥出来的，他不能在社会的生产上占一定的地位，差不多完全是没有生活出路的。所以他们之间，不是受着政治的严重压迫，便是遭遇着经济的极端穷困，他们的广大群众，并常常在这两种压迫之下受困穷。比如土匪，虽然在他们生意好的时候，可以暂时过着比较舒服的生活，然而也只是暂时的，并不能在经济生活上有固定的保证，但在政治方面，则是绝对的遭受压迫。又如兵士，虽然它冒着生命危险取得了一时的社会的寄生生活地位，但在军饷的低微与长官的克扣，使他们在经济上仍受着剥削，在政治上则统治者的军纪的压迫，使他们完全失掉了意志与身体的自由，完全成为木偶。所以在游民无产者的地位上说来，虽然他那投机贪污的特性很深。然而能从这种特性发挥而找得出路的，至多只是少数首领的幸运，大多数的群众始终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虽然他们缺乏阶级的自觉和阶级斗争的情绪薄弱，但因为为其经济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所决定的结果，其与当前的统治者的社会秩序相矛盾及其反抗的自然倾向的条件，也是与他那易受利用去危害与自己处相同的地位之劳苦群众的条件并存的。因为如此，所以游民无产者在前者的条件下是没有完全消灭他在革命中之可能尽其作用的作用，无产阶级能以正确的策略去领导他，他亦可以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可以联盟中”之“同盟者”，但在后者的条件之下，他不是很有阶级觉悟很能革命的一个群众，只能有成为无产阶级的助力的可能，只能如恩格斯所估量的成为“联盟者中之最坏的同盟者”。
可是现在对于游民无产者的估量，在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者的史大林派，他们认为“军阀崩溃的基点”就靠“兵变”，“这副好身手就为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所以他们以兵变为“革命高潮的象征”，以“全国广大无比的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群众组织，……是必然会走上游击战争的道路而生长成红军的。”这无异公然的宣布不管城市的无产阶级起来不起来，中国的“军阀崩溃的基点”是“兵变”，游民无产者可以作“毁灭军阀制度的主要武器”的；不但革命高潮不以工人的斗争形式来决定，而以兵变来决定，并且无产阶级从武装斗争的主力的红军也不必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自己组织起来，而只要由“灾民，半农半匪的武装以及土匪神兵红枪会大刀会等……生长”起来就够了。如此机会主义盲动主义者自然是犯了恩格斯所说的“使用这些游民无产者做卫军或支柱，即此证明他是出卖工人运动的叛徒。”的罪恶。但如陶希圣完全否认游民无产者之革命的那部分可能性，完全否认他在无产阶级正确领〔导〕之下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虽然是很坏的）和助力，这是害怕无产阶级去找得更广大的同盟友军，加强了他的力量来颠覆现社会，是现社会秩序的拥护者。这两种见解，虽然都利用马克思主义为立论的掩护，然而都是实际的与理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企图，都不曾运用辩证的观点去估量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过分估量这部分势力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观点，一味否认这部分势力之可能发生的作用是取消主义的观点。
李星按：本文的下半部分，阐明了两点：1陶希圣谈论“游民无产者”的用意，无外乎是借题发挥否定工人革命的可能。2中华民国的游民日益增多，不仅来自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毁坏，更来自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日益发展。
值得一说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当代社会产生了一种“游民小知识分子”，有较高的文凭，但迟迟未能结合到社会生产当中去。这部分人并非无事可做，而是无心做事，心态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抱有各种逃避，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登峰造极的一个副产品。这些人是21世纪资本主义躯体上无数病变分泌物的一种，只能随着地动山摇的社会危机而有所改变。
陶希圣为什么要否认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所可能发生的作用呢？这有他的很深的用意的，这一用意就是否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他的所谓“流寇之发展及其前途”这篇论文，首先就引用了《革命与反革命》一书的话来作掩护，而自己作结论式的说“所以我们对于过去中国历史加以研究的时候，对于革命失败之中的反革命成功，不能从个人活动的事实着手，而必须从历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质着手。”他这里所指的“材料的本质”自然是叫我们去看看游民无产者的本质。其次他以历史的叙述说历史上“游民革命集团之转化”，而证明了屡次都是失败，即证明了这种材料的本质是绝对不能使用的。他在历史的叙述游民革命集团之转化过程，引用了考茨基一段话之后又结论式的说道“这一段话仿佛是描写今日中国的！这正是封建制度破坏而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现象。”这种用意是说中国还是封建社会，因此没有可以革命的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所能凭藉的力量，只是封建制度破坏中所造成的游民；凭借这种力量来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所得到的革命教训是不能用游民无产者来“解放无产者即工业劳动阶级”。总之，他是要说中国目前只有游民无产者的势力，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中国革命的失败，就失败在于这种社会基础的不成熟上，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此客观条件的缺乏所命定的，而与个人的活动没有关系，中国根本上就说不上无产阶级革命。
陶希圣这样的系统的理论，是值得注意的。他以历史的死板的公式，来证明在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革命失败了，而断定新的历史时代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发生的今日，游民无产者仍然没有革命的可能。关于游民无产者在其本质上是否完全不能走上革命的道路的问题，前面已说过了。现在我们应该来检讨论中国是否封建社会才开始崩溃，资本主义未发达，革命的群众仍只是些破落户的流氓无产者而没有无产阶级，与中国近年的革命是否就完全失败在这点，更是否可以根据此点来否认中国社会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不存在等问题。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开始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已经促成其逐渐崩溃了，所以如陶希圣所列举的历史上的农民革命与游民无产者的革命，自秦以后就不断的发生。这些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之产生，是由于历来官僚贵族，地主，商业资本剥削的结果。一方面因为这些暴动不时对于商业资本的积累加以破坏，再加上中国的地理的环境和历史的原因种种，使中国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发达起来，没有产生一个领导他们的阶级，遂使这些暴动历次失败。但他一方也就从这些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的产生，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早已在那里崩坏了。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的确是从封建制度的解体一个来源来的。可是历史的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中国的遍地灾民，土匪，广大雇佣军队，他的来源就不完全相同了。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身亦可以产生游民无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的毁灭作用，并不止于在打破封建特权而使封建制度解体，同时一样依于自由竞争的法则而毁灭他自己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依于商品经济的侵略而毁灭自由农民，这些毁灭，我们不能把他当做资本主义破坏封建制度一样看待。资本主义的这种毁灭，在初期虽然可以把那失业者容纳到工厂中来，但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最高度的工业发展，他所毁灭的能力超过了他所能容纳的能力以上，便发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城市的工业需要不能解决乡村甚至都市的人口过剩的问题，而广大的产业后备军便出现了。这一广大的产业后备军中，一部分虽能再回到生产组织以内去，但一部分亦可转变为游民无产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游民无产者不但不能根本消灭，并且还仍然继续存在，并在某一定的时期甚至还要扩大。所以无论资本主义怎样发达，资产阶级的组织怎样完备，他不能根本消灭盗匪，乞丐等等，就是这个原因。在近代的中国，遍地的土匪，灾民和广大的雇佣军队，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其来源之中有封建制度更利害的崩溃之结果这一原因存在，但不能如陶希圣所说只是“封建制度破坏而资本主义没有发达的现象”。固然我们承认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尚在幼稚时期，但即令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发达了，他也不能完全消灭游民无产者的。中国近年的土匪，兵士，灾民之有增无已，倒是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因为帝国主义的商品侵掠，与本国资本主义之无情的剥削，都是使农村经济破坏与农民及手工业者加速破坏的原因。不过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的是国际资本的势力在中国迅速的增加，而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地位，所以本国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钳制与卵翼之下，其发展是较为缓慢的，因而对于破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收容力更小，遂造成了广大的游民无产者群众。在中国这种特殊情形之下，游民无产者的增加不但不能说是因为资本主义不发达的结果，倒可以说是国际的和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之总汇的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愈往下发展，而游民无产者的数量将愈益增加，这我们可以从民国以来的现象得着证明：在这一二十年中，我们不能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资本势力与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进步，然而游民无产者不但不因有这种发展而减少，并且还日益增加，便是显明的证据。陶希圣所结论的中国游民无产者的增加，只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而资本主义未发达是不合理论与事实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之不断的发展，一方产生广大的游民无产者，他方面也必然产生广大的无产阶级。中国现在已有几百万的无产阶级，散布于中国各大城市和矿山，铁路线上，是没有人能否认的。虽然这一数目在全国人口的数量中尚占少数，然而他在全国经济生活的地位上，因而在革命的地位与作用，都是异常重要的，这可从“二七”与“五卅”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中，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许多事实可以证明。这就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并不是没有发展，他不特造成了广大的无产阶级，并且这一阶级还有伟大革命力量与领导作用。陶希圣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所造成的材料，即革命的社会基础之广大的群众，这只是些不成材的材料——如散兵土匪等游民无产阶级——这是企图否认中国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领导革命的作用，否认游民无产者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参加革命的可能。一句话，陶希圣是在那里否认中国有社会革命的社会基础存在，所以过去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今后仍然是要失败的。
不错，对于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简单的归之于个人，而是有他的社会的原因的，但是社会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自然有革命群众之阶级成分与本质的问题，即陶希圣所谓材料问题，但亦有阶级斗争的经验问题，这里面连那战斗的阶级之领导者的幼稚与否都包含在内。如果在革命的阶级之本质上有弱点，革命自然有失败的可能，但革命的阶级在本质上本很精良，而因战斗经验之缺乏与领导机关的政策错误，亦能使革命失败。我们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之本质不如俄国的无产阶级，然而德国革命便因领导者的错误失败下去了，俄国则在列宁领导之下成了功，这不是显然的证明吗？中国前次的大革命，绝不是在革命的群众的本质上没有成功的可能，而机会主义的领导政策是要负责的。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在陶希圣的眼光看来，大概是本质上要不得，陶希圣把他看做与历来游民无产者的本质一样，这些材料在历史上是屡次表演过失败的，所以那种失败是历史决定了的，是必然的走归旧路。但我们要问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在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的广大工人群众之领导革命，广东，两湖，江西的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加革命这一事实，能加以否认而认为是游民无产者的革命吗？这些都是立在生产组织以内的群众，绝不是陶希圣所说的游民无产者，并且在那次革命里游民无产阶级并没有公开的表现出他的作用出来。因此不能说那一革命是命定的应该失败的。陶希圣只机械的了解马克思所说的研究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不可只从个人背叛革命去了解问题这一理论，遂认中国革命历来的失败，都完全是由于革命的群众的本质之不堪革命的结果。这是绝大的错误。其实马克思既并未因为要我们不可只从个人背叛革命去了解反革命成功的原因，就同时指示过我们绝对不要信仰群众。并且他曾明明白白的说“假如一个政党，他的政治本领，只在于认识某甲之不可信赖的孤零的事实，它的遭际又是如何的可怜呢？”这就指明了对于这些“孤零的事实”并不是完全不用去了解他，而是说只在于了解这些事实才是可怜的。一个革命的失败，尤其是中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我们不能专委过于群众的不革命，在领导的政策上的错误，以及那些背叛革命的个人，我们于领教革命的教训时，也是不可宽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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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游民无产者因为他已离开生产，缺乏固定的阶级意识与自觉，而易被人利用，不是很可靠的革命势力，这是我们应该认识清楚的。我们在无产阶级出现了的今日，不想聚积无产阶级自身的力量，作为革命的主力，并以他去领导农民，领导一般农民群众（游民无产者亦在内），而倒放弃城市工作，倾全力的收集散兵土匪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卫军，作为革命的主力，并以这种力量的武装捍卫来夺取政权，来代替无产阶级组织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权（苏维埃），这是极端错误的，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将会使革命遭更深的惨败。纵令这种力量不完全是由游民无产者集聚而来，其中有一部分真正的农民，甚至少数的离开生产的工人，然而这不能以为少数个人在其中参加，就能谈得到领导作用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然是阶级的，就是说要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自身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政治势力走上了革命道路，形成了革命高潮，这种阶级的领导作用才能表现出来。在城市的广大工人群众并未起来，而只纠合那种以散兵土匪为多数的力量来教训革命，这是以游民无产者领导农民工人，以农村领导城市，不但会遭不可设想的惨败，并且会养成农民工人的依赖心理，而妨碍了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之发展，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但是，游民无产者是否绝对不能成为革命的群众呢？这在广大的群众之受经济的政治的压迫条件上，在他的生活条件之与现存的社会秩序相矛盾上，是不能完全抹杀的。他在革命中有尽其革命的作用之可能，只是要有很好的领导力量去领导他，过去历史的时代尚未产生这一领导的阶级，所以造成了历史上累次的农民革命与游民无产者的暴动，不是完全失败，便是反为他的领导者领导这些革命转化为反革命，使群众的牺牲没有显著的代价这个事实。然而历史是发展的转变，近代的历史与过去不是完全相同的，近代的资本主义已产生了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但已有广大的数量存在，而且已充分的能表现他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有领导农民与游民无产者走上革命道路的能力，因之游民无产者在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有尽其革命的历史作用的可能。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不但不能以历史上的简单的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革命目之，而是工人阶级领导他们所造成的革命，并且不能以其失败的原因机械的与历史上过去的失败相提并论，认为是由于这一革命带来的本质与过去的纯粹农民与游民无产者的本质相同，所以其失败也是一样。这一大革命的失败虽然不能归之个人背叛革命，然而我们不能委过于群众，抹杀了国际以至中国领导机关的政策为其最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这次革命在客观上不是没有胜利的可能，正是领导机关的政策压抑革命向前发展的结果。固然，如果以游民无产者的武装为推翻革命的主力，如果以游民无产者或农民的革命来解放工人，以游民无产者或农民来领导工人，替工人阶级代庖夺取城市政权，甚至代庖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则这农民斗争的影响和意识纵然不会与历史上的游民无产者及农民革命相同，而其结果将终至于成为空幻，成为悲剧，与历史上走同一失败的道路。然而在历史所达到的现阶段，却产生了能领导游民无产者及农民的无产阶级之现阶段，在历史决定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以至领导广大农民群众之可能的时候，游民无产者，尤其是其中的兵士是能在革命中，尽其可能的作用的。陶希圣不愿意了解历史的新的转变，不愿意承认新兴阶级在历史的现阶段对于一般被压迫群众的领导作用之可能，所以就机械的以历史的死公式运用来作为中国革命的永久的铁律和教条，否认了游民无产者在革命中的作用，甚至否认资本主义之发展，由此以否认历史的现阶段之广大革命群众成分与历史上过去的游民无产者那一材料本质间的极大差别，而达到否认中国有社会革命前途的可能，这是再错再机械甚至再毒辣没有的机械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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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婚后的大难题（女工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女工婚后的大难题（女工通讯）
作者：志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托儿所还没有普遍地设立……还没有……还没有……
（李星）
珍是去年七月才结婚的，丈夫也是个工人，他们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婚后不久，珍便怀孕了，但她仍继续工作。当我们看着她困难的拖着沉重的身体来上工时，都劝她早点休息，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因为一方面厂里不允许，不准请假太久；另一方面经济上也不允许。去年的婚礼虽很简单，但已使得他们被迫负债，加以日军投降后，她丈夫工作的厂解散了，失业好几个月，最近才找到工作，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生产，又得花费一笔钱，这便迫使她不得不勉强工作到临产之前一刻。
整天劳动的结果，孩子反而更容易下地，幸运的，孩子很顺利地产下来了。人在家休息了一月，假期已满，她又要到厂中工作了。可是孩子怎样办呢？幸而她还有一位六十岁的婆婆，但喂奶的事情仍无法解决，最后决定每天由婆婆抱去喂奶。她是个老工人，厂方算是对她特别客气，允许她每天抽出一部分时间来给孩子喂奶。
一天，正下着濛濛的细雨，道路是泥泞的，一个六十岁的老太婆，手撑着雨伞，抱着孩子来吃奶了，将到目的地时，脚下一滑，跌倒了，爬也爬不起来，幸亏过路的人们把她扶起，但已满身泥浆，孩子更惊得哭个不停，心肠好的人们，跑到厂里告诉阿珍，她急坏了，因为一老一少跌倒，又是在这样的雨天，恐有意外吧？于是便请了假，才急忙地送她们回家。从阿珍的事情看来，这的确是已婚的女工们的一个大难题，因为托儿所还没有普遍地设立，据我所知，她们的孩子都是交给一些老太婆或者十二三岁的大孩子看管，而她们对于育儿大都是不胜任的，因此，孩子的健康常常很坏，女工更享受不到优待。她们一方面要做十一二小时的工作，另方面又要负担家庭的重担，犹如奴隶一般，没有一点休息的机会，更不用说受教育和娱乐的机会了。这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产品，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有可能，我常常这样的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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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
作者：廓流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录入者按：《太原来客谈》通过一位太原籍青年人回乡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抗战后阎锡山治下的情形。邻近的共产党武装明显给予阎锡山很大的压力，而这同时也成为了他“学习”和“进步”的动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经过魔改但明显能看出来源的组织、政策及宣传口号，进而形成了这个颇具本地特色的法西斯主义政权（明显能看出民族革命同志会与一心会、妇女会与国防妇人会的相似性，而统治层级的划分与运转则颇具历史特色）。可以看到的是，作为处于社会最底端的农民和工人自然成为了“新政”汲取物质基础的来源，而加之其上的是画大饼式的宣传和“白色恐怖”式的治安手段。
然而，这种变样的“学习”和“进步”终究只是一种垂死挣扎，这并非是不同军事力量相互对抗的结果或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评判，而是当时已被发动起来的阶级斗争/群众革命发展的必然。阶级斗争/群众革命催动了生产条件的变革，反过来又壮大了群众力量。正如文中所言，“一点微弱的经济改良与一幅乌托邦的图画，并不能遏止人民的饥饿，更不能长久的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在这种拥有无尽力量的群众战争机器面前，任何或改良或压迫的行动都只会被撞得粉碎（这恰是“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所在）。
李星按：本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主流共产党的切割，已经到了公开攻击阶级斗争的程度。比如这样的政治表态：
阎氏的“新政”就是由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而且，数十里之外的山，就是共军的统治区，事实证明，离合理的生活还太远！
彭述之这样的托派，很大程度上，已经自觉地把自己从共产主义里边摘出去了。目的呢？虽然我不是老彭肚子里的蛔虫，但这些惺惺作态，还能有什么目的？自然是拉住一些本质上排斥阶级斗争，但出于各种原因，乐于自我装点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生或青年知识分子。
狄克推多下的太原——太原来客谈
刚刚踏进屋门，便看到书桌旁正坐着一位服草绿军装的人。在我猜思的片刻，立即认出是两月前才离别的至友——姜文达。在惊喜的招呼与寒暄后，便谈到他这次返乡太原，以及他又回来的情形。
他是一个高大而健壮的青年。自幼即好绘画与歌曲。然而，家庭环境却不能任其才能发展，他刚刚高小毕业，即被送进一家机械钢铁厂做学徒。在捱过漫长的时日与克苦后，他毕业了。他学得一手能以谋生的灵活手艺。在抗战的浪潮下，他投入空军，作了机械士。
政治的黑暗，官僚的腐化，对任何一个诚心向上的人都是苦恼的。在军事机关尤其如此。“绝对服从”切断了对真理的探讨，“思想不正”更吓退了多少青年的上进。奴化的训练与教育，渗透了每个人的心。姜文达不愿接受这黑暗的腐蚀；这愚昧、奉迎、虚伪、奴隶般的训练；这黑暗、苦恼、无出路的生。他藐视那些无知的盲目崇拜的人；他痛恨那些两面迎奉随声附和的人。他具有一副刚强坚韧的北方人的性情。因此，他内心里时时充满了反抗与苦恼。
抗战胜利了，他决心要回家。他愿脱离这灰暗的生活，而找一个新的快乐的境地。内战的炮火并不能阻止他的决心，他终于动身启程了——走向他遥远的家乡太原。真的，“作任何事情，怕困难是永不会成功的。”然而，故乡的情况并不如他的理想。他非常伤心的转回来了。
他开头便谈到路上的经过：因为军运繁忙渡河的关系，自成都经二十余日才到达西安。西北一带的物价比成都高了些。繁忙的军运使空气有些紧张。自西安乘火车很快便到潼关，又渡河至风陵渡，到了山西境内。这里的行政组织却有些两样了。浓厚的火药气氛更为接近，冷落残破的景象笼罩了城市乡村。遍地设有关卡，随时可予检查。这里军队是中央军，但秩序并不好。有时他们强买人家不卖的东西，而只给十分之一二的便钱。他们时常拉夫（无报偿的作工）。因之，交通要道行人稀少，即使谋个脚夫背背行李也谋不到。抗战与内战的炮火已洗劫了整个的山西。各处都是呈现着落后贫乏。农村的凋零与破产真是已达可怕的程度。自永济至运城再至临汾，以北，便是共军区域了。阵营相对，自然是难走通，幸好能等到飞机直达太原。
太原——这富历史故事的城市，仍是那样的古朴，矮矮的房屋，窄狭的街道，稀少的行人与那无精打采的商店，显得多么冷落呀！然而这里却行着严厉的统治。出入城门都须有通行证。更加内战的封锁与物价的高涨，使人民生活陷于极度不安中。
那使我多么惊疑？太原几乎是日本的势力：一切军官穿的都是日服。所配刀剑也是日货。更有的中国军官也留上八字胡！摆出日本人的架子！“敌我不分，宽大为怀。”这里真是已经作到。许多敌伪军官、顾问、专家、机师都正在阎锡山的机关、军营、工厂、矿山中“服务”。太原日货特多，虽没有这边的美货普遍、漂亮，但两者却正映映相照。据说：阎氏这次接收甚为成功，除武装部队（伪军敌军）与大量军需品接收外，更接收了大量的财产与工厂。而中央所接收的，只是“天上能飞的东西”——几架破飞机。阎氏的门罗主义还相当成功。美货尚未能侵入他的市场。就政治力量说，除“解放区”外，中央仅是在晋南的一点兵力，政治的统治权仍握于阎氏手中。
阎锡山是一个有计谋且具有野心的人。他一方面以“中庸”“忠节”一般旧道德思想来训练他的部下，以取得对他个人之“忠实”、“服从”，另方面，他更以物质基础的控制与改良，来稳定他动摇的政权。他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就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他控制了山西的整个命脉；它具有党的性质，但又含有特务组织的成分；他笼络了各机关各阶层的人们；它的分支部伸入了各城乡村镇；它更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生命属于组织”、“组织高于一切”，凡加入组织的人都须绝对服从，更不能脱离组织。同志会的最高权力机关——高级干部会议，对省府长官部都具有超然的力量。因此，上至党政军各机关，下至百姓、平民以及学生们的思想活动都在它的控制中。它的总部与各分支部尤如党的一样，同志会的负责人又都是国民党的负责人。他们屋中所悬挂的很少是总理遗像，而是阎氏肖像；宣传的虽说是三民主义，但主要的是“新政”、“新经济政策”——如“兵农合一”、“合作生产”、“经济政治化，政治民主化”。同志会的会员具有高超的权力：有发号施令、搜查、逮捕甚及处决枪毙之力量。阎锡山本人就是此会之会长。他的派系干部与他三十余年的统治，使他对此会具有绝对的权威。
以后更进而谈到他的家乡。他的家是在离城二十里的乡间。变化太大了，八年来的别离，使一切都变成陌生！八九岁的孩子自然不能认识，而从前的小孩也都高高的成了大人，这些质朴的，粗笨的新世界的生力军，看着是多么令人高兴！然而，那过去的壮年人几乎都老了，有的白发苍苍，耳目不灵。这动乱的岁月给他们的不是更长久、更痛苦、更厉害的摧残吗？
正如延安一月中写的：“村管理就是不让甚么人进村，甚么人就不能进村。让甚么人进村，甚么人才进了村。”村的通路都有兵站岗。一切行人出入皆须有“特给路证”。如外宿或留居客人，须事先向村长报告。否则，如被查出，则全家主客即被扣押而加以严重处罚。在这里对人命几乎像开玩笑，村长即有枪毙人的权利，枪杀的所谓“异党”份子实在太多了。有一次，逮捕了两个人，据说是共党的，在审问时，那审判者很愤怒的追问他们：“你们说，我们实行的与你们有甚么不同呢？不是比你们更彻底吗？”结果，是被轻易的枪决了。
这里的村统治分二级：普通几百户人家的为“居村”，六七个居村合而为一“治村”。治村中有村长、主任，连长是政、党、军（或说政、会、军）三方面之负责人。居村中也是一样，有村长、书记、班长。
乡村的中心组织是“兵农合一”。凡成年壮丁（十八至四十七岁）都须参加兵农小组。每六人（有的也不足六人）为一组，每组须一人当兵，余者在家种地。毎组入武壮丁家属之生活即由此组生产者中给予一定之数额。每村妇女有妇女会，凡成年以上之妇女都须参加。开会时，上边报告的就是什么“兵农合一”、“足食足兵”、“自力更生”与甚么将来的经济政策——“物价证券”、“公生产，私消费”、“按劳分配”——这些美妙的、幻想的、具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能使那些劳苦、贫乏且终日陷于饥饿中的农民充饥吗？真的，他们对开会感到的只是痛苦，在强迫之下又不能不参加的！
在土地分配方面，讲起来似乎很合理。然而，农民所得到的只是饥饿与痛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里可说：“普乡之下莫非阎土”。“土地公有”是这里的口号。一切地主的土地都被官方以低租没收，而分与兵农小组无地之组员。每份因地域与土质之肥瘠十亩八亩各不相等。这样的分配，贫农们是应当满意的，然而，租税是太重了。在种种繁杂的税捐下，百分之八十的收获都被政府拿去了。结果，农民感到的是政府在卖粮食，自己在买粮食，而最后又以税捐的名义收入政府手里。在终年劳碌下自己得到的，只是饥饿、贫穷。
农民们的生活是质朴、勤勉而富耐性的。在生活的压迫下，他们抱怨、咒骂，愿苍天使阎××快死，愿中央、中共或第三个“爱神”降临。然而，事实与理想总是相反。当人们真诚扪心自问：“愿共军来吗？”“共产党来后会给自己些什么呢？”他们犹豫了，在思虑的过程中，由冷淡而失望了。他们最苦恼的，是没有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来领导他们。阎氏的“新政”就是由共产党那里学来的。而且，数十里之外的山，就是共军的统治区，事实证明，离合理的生活还太远！在绝望的痛苦下，往往走向寻死。因之，自杀之事，已为常闻。然而反抗的意识也在萌芽。在诉苦的谈吐中，他们也说出：“种地既不能免掉捱饿，那末明年干脆就不种！”“只要我们大家能齐心，才好想办法”。由消极终会走上积极；由寻死就会走上反抗。长久的愤懑、不平与饥饿的逼迫，将会积聚成可怕的炸药，在成熟的时机下，就会爆炸起来。人们不要忘记：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他们中起来的。只要他们觉悟，能与城市中的弟兄们携起手来，谁能说这堆饥苦的炸药，不能炸烂这数千年来的枷锁呢？
在工业方面，山西是有希望的，丰富煤铁与资源，都足以发展重工业。阎氏的一家钢铁厂，周围即有二十里。在战前即已开始建设，又经八年来日本之经营，规模已相当可观。钢轨、钢炮、步枪、机枪等都能制造。此外，水泥厂特多，轻工业也有。尤其当你看到那高耸的烟囱，庞大的机器与那广阔的矿场，将感到人类劳动是多么伟大啊！多么万能啊！
就这里工人的生活与意识说，像整个的山西高原一样，是贫乏的、落后的。他们多出身农民，他们的父老兄弟大都在乡村为农，因此，传统的习惯与狭隘的意识，对他们仍是一种有力的束缚。他们的工资虽说不高，但让那生活低下的农民看来，却也相当贵族化。然而，生活意识是经常随着物质生活与知识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二十余万的工资对一个技术工人说并不高，尤其在家庭负担与物价的不断高涨下，仍难免陷于贫困中。
内战的炮火，仍在无止境的燃烧着。生命财产在大量的毁坏着。劳苦人民陷于贫乏饥饿中。一点微弱的经济改良与一幅乌托邦的图画，并不能遏止人民的饥饿，更不能长久的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狄克推多”的残酷统治，不过是这破烂的旧社会的临死挣扎。整个中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与社会的根本改造。“门罗主义”式的地方割据，只能是暂时的，在历史的巨轮下，不免要被碾碎！
一九四六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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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的反美运动（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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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的反美运动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1-12期
录入者按：一、看了这篇文章我第一时间想起的是2016年冲绳美军奸杀日本女生的新闻。当时日本也有不少的抗议，也有要求美军退出日本的要求。这件事最后的处理结果则是该美军士兵被冲绳那霸地方法院认定为强奸和蓄意谋杀，判处终身监禁。
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1．这一案件交由日本法院，而非美军军事法庭处理；
2．公开审判，当天有NHK的现场报道；
3．当时广岛在召开G7峰会，因此为了会议顺利，日方本应该压制事态，但事实上日本外相破例紧急召见了美国大使表示抗议，防相会见了驻日美军司令，冲绳北方领土担当大臣还在记者会上威胁“重新审视日美地位协定”；
4．民间的反美集会并未被压制（当然也有压制不了的原因在）。
这与民国显然有了相当大的差异，是自治领和傀儡国的区别。仅仅这一件事就能反驳国内流行的“日本是美国傀儡”的愚蠢见解。
不过，在日本，这种反美运动并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作为原动力，也就没办法向前发展到争取完全独立自主和社会主义的程度，只能停留在让日本保持基本的内政独立上——中国的民族运动发展为社会革命不但依赖于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也依赖于世界大战后列强短暂的虚弱期，前者在现在的日本显然已经不存在，后者在国际上还未形成。
这不但是日本的问题，也是亚非拉和东欧的问题：农业资本主义化、政治形式独立之后，它们该往何处去？我不愿背《过渡纲领》的条文，请读者联系那些经验和教训自己思考。
李星按：21世纪的中国社会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沈崇事件了，即抗战胜利后，北平女生沈崇遭美军士兵多人性侵犯，激发全国学潮的历史事件。本文是对这一事件的评论，来龙去脉写的清清楚楚。当然，作为彭述之一方的固有立场，文末难免要捎带一句“……普选产生的全权国民会议来把城乡一切民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改善工人生活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内战等”。
值得说的是，90年代末直至21世纪前十年，中文网络上久久传播着沈崇事件是地下党阴谋的所谓“真相”，从本文可以看到，这种“真相”在学潮之初就被抛出过，可见今天的网络反共亲蒋“真相”，十有八九是台湾国民党心战部门的工作结果。
方兴未艾的反美运动
按：本文因新年合刊而未能及时登载，抗暴运动在今天似乎已沉寂下去了。实则不然。最近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已经正式成立，而重庆学生为抗暴宣传则一再遭受殴伤，上海五百余职工在劝工大楼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讲演会也被暴徒殴伤数十人，死一人。这些都证明反美运动之方兴未艾，客观上确实有这种矛盾存在，否则任何党派也不能凭空制造一个运动出来。因此本文在今天仍是有它的价值的。
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暴行发生后，很快便由无线电的传播轰动了全国；不到几天功夫，所有中国的大城市（甚至临近这些城市的乡村）都几乎没有例外地普遍激起了愤慨的抗议，中等以上的学生都不断地蜂蠭起来，组织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罢课和示威游行，要求全部美军立即退出中国，甚至在一些游行中还喊出“抵制美货”的呼声。这种全国性的反美斗争，丝毫无误地象征出一个新的民族运动又在酝酿和抬头了！
本来，随着日本的溃败，外人过去加给中国民众头上的欺凌、奸淫和杀害……诸如此类的暴行，也应该告一结束了。但事实上却不幸得很！一年多来，即在“国际观瞻所系”的上海，我们也差不多每天可看到或听到美军的各种暴行，不但一月中有四五十起中国人在美国军车横冲直撞下丧生的惨案，而其他的抢窃、强奸和杀害事件也数不胜数，就拿强奸北大女生的圣诞节那一天来说吧，塘沽工人罗光福便被美军殴至重伤，并被割掉耳朵而死去。美军这一切暴行，与过去日军在占领区所干的如出一辙，但结果总是在“醉酒”的借口下不了了之，而一切“亲善合作”的人们也以“私人问题”，“法律问题”来企图替他们卸责，好像日军过去的暴行也是“私人问题”，可由“法律”公平解决一样。可是，铁的事实决逃不过民众们雪亮的眼睛。民众们自然明白：“法律”究竟是保护谁的？即以“最民主”的美国法律来说，它规定黑人强奸白人要处死刑，但白人强奸黑人，则最多只判有期徒刑而已。民众们能够眼看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法律”保护下，永远被欺凌、强奸和杀害自己的同胞，而不敢哼出一声不平的话吗？古语说：“物极必反”。痛苦和愤怒积累到无可忍受的限度时，必然要爆发开来的。这次因强奸女生而激起的反美运动，只是中国民众在外来的不断压迫下滋长起来的反抗情绪之泄露，是新民族运动中一点小火花之爆发而已。
美军这无数的暴行，恰如日军过去的暴行一样，绝不是什么偶然的“私人行为”，而是华尔街在此次战后（甚至在日美战争以来）逐渐代替了其他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各方面支配了中国的结果。（而这种支配当然又是中国当权者一贯实行依赖美国政策的结果。最近签订而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的“中美商约”，便是这种支配的最难辩证据。）正因为美军以君临中国的主人自居，才敢如此无忌惮地干出各种明目张胆的暴行。只有从这种历史的根源中，我们才能正确了解，何以美军的暴行会不断地发生在中国各地，而且愈来愈无忌惮，以至北大学生在告北平全市同学书中沉痛地说：“甚至日军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在街上强奸过中国人呀！”正因他们已看出美军以待殖民地的态度待中国，所以在游行口号中更愤懑地高呼：“你们以为这是你们的殖民地吗？”“美国兵，滚出去吧！”
可是，有些人却偏要说：这是中共的“苦肉计”，想借此发动反美大运动。这些话不但不值一驳，而且是最愚蠢的。如此迅速蔓延全国的运动，卷入了成千成万中等以上的学生，难道中共真的这么强有力，而当权党就如此的无能吗？事实上，任何广大的群众运动都不是少数人所能制造出来，而广大的群众则依样画葫芦“被拖着鼻子跑”的。即使是去年“二二二”的反苏“爱国大游行”吧，那也是由于苏联当局要恢复旧沙俄在中国的特权，将大连旅顺“特殊化”，然后激起中国民众的反感而造成的。如果苏联当局没有这种伤害殖民地人民感情的行动，任何“天才的”煽动家也将无所施其巧。同样的理由自然可以用来说明这次反美的群众运动。
但这些人又利用另一些人的弱点来提出理由说：“东北的红军也曾强奸过我们的同胞，为什么你们不抗议？”同时，美国在反美声中也向中苏提出“现由苏联占领”的大连牒文说：“美国政府认为该港应即在中国管理下重行开放国际贸易”。固然，苏联这种要求恢复沙俄特权，驻兵中国境内，破坏中国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足以损害工人国家在殖民地人民间的威望，同时给美国以同样驻兵的借口，足以妨碍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为了不使敌人有隙可乘，我们要求所有外国军队完全退出中国境外。但美国及其手下企图以此来转移中国民众的目标，模糊其斗争视线，却是可耻的。今天我们所反对的是美国：借中美商约得到最惠国待遇而在经济上支配中国的是美国；单独支援中国政府进行残酷内战的是美国；杀害三轮车夫，黄包车夫，塘沽工人和强奸北平女生……的也是美国。（它的军队只是替罪羔羊，是被迫驻华来执行华尔街政策的。）这些数不尽的事实怎么能一笔抹煞呢？
然而除了“抓住机会”提出大连问题以图转移目标之外，正当北平数万学生游行示威高呼“美军必须立即退出中国”时，美军总部却发表一文告来作答复：“美海军眷属已批准在不久之后来华”，这与其说是表示以后有眷属即不会再有强奸中国人的事发生，倒不如说是强硬表明美军绝不退出而要长期驻华。对于这次的强奸事件，他们最初还想以赔偿了事；但导火线已燃起便无法抑止了。于是在蔓延全国的反美声中一再拖延了二十多天之后，它不能不开军事法庭来审判这案件了。但在这次的审判中却充分暴露了“平等”的面目。不用说，这法庭是完全操在美军当局之手的。“被害人沈女士仅以证人之身份被该庭传讯”，她的法律顾问也“不得在法庭代证人发言或回答问题，并不得在法庭中表示本人对此人之意见，”同时“该庭将不公开讨论一切临时动议反驳及判决等，此项事务将于旁听者证人及顾问退席后，方由法官等加以决定。”（中央社十一日电）中国方面的当事人不但发言受限制，即当时验伤的王医师也受到凶手辩护人“过份之盘诘”。（大公报语）至于旁听记者也只限定中国方面九人，由记者公会指定，除大公报记者外，其余八人均为官方记者，且多不为社会知悉，同时规定各报记者如自由发布新闻，即以取消记者资格处分。这种种的限制和包办，充分证明这种审判是非常不公正、不平等的。假如美国真的视中国为“骈肩作战”的盟邦和“五强之一”，真的以签订“中美商约”时所说的“平等互惠”精神对待中国，那她是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单独“审判”的。今天她虽然在证据确凿和全国的反美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凶手的“强奸已遂罪”，而由如此方式审判所宣布的罪状，究竟处以什么样的刑罚，还在未定之天哩！但这些都是不重要的，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类的暴行，更为了制止中国的内战，美军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一样，必须立即全部退出中国。这已经成了全国民众一致的要求了。但美军当局一面在全国高呼美军必须立即撤退时宣布美军眷属来华，另方面又提出新的驻军“理由”说：“青岛为太平洋区之一重要海口，美海军驻青除协助中国政府训练及强化中国海军外，亦负有警卫太平洋之责任”（中央社廿五日电）结论当然是撤退无期了。
而中国当局呢，在这件暴行发生后，对美国可说从头至尾都采取“谦让的大国民风度”。北平警察当局一开始即对被害人沈女士连续飨以耳光，使她受了打击后再受打击，以至陷于歇斯德里状态，企图自杀。发表谈话时又把出事时间从晚上八时许改成十时许，被害人年龄也加了几岁，想以此冲淡美军的罪恶。不久，合众社南京廿日电也宣称：“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对北平美兵奸污女生一案所引起之学生示威运动，顷已下令加以禁止，饬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地，阻止学生运动。”而对于美方单独举行审判的方式，也没有提出任何的抗议，反之，列席的北平市长，像一个学生走进图书馆中那样，在审判时却向美国记者借美国杂志来翻看哩！这种出人意外的“亲善”态度，难怪华北各报都忍不住而几乎一致加以抨击了。
在政府当局的“禁止”下，各地学生运动现在即使外表上像是暂时沉寂下去了，但这次运动的历史意义仍是不可抹煞的，它已成了反对美帝的新民族运动的先声，在全国民众面前更清楚暴露了新的民族敌人的面貌，给予后者不少的打击了。但新鲜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支援，任何学生运动都要陷入孤立无力的窘境，很难获得预期的最后胜利的。此次学生运动的最大弱点就在于没有及时与城市工人的运动联系起来，他们的全部视线都只集中在北大女生被强奸这事件上，但没有同样强硬地提出塘沽及上海数工人被杀害的惨案，以使之引起工人的普遍抗议。假如工人与学生这两种运动汇合起来，将成为“五卅”那样伟大有力的主流，那时与今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其次，为了彻底保证今后不再受外来的欺凌、杀害和强奸，为了制止那全面化的残酷内战，确立中国的和平与独立，我们不仅仅要求全部美军及一切外国军队立即撤出中国，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反对它干涉中国内政及单独支持中国的一党专政政府，要求取消一切新旧的不平等条约（尤其中美商约），使关税完全自主，这样才是最有效的。不然，即使表面上撤退了军队，而它一样可利用条约所规定的特权在经济上支配中国；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借款和军火等，对自己的工具加以援助，在政治上操纵中国，结果依然谈不上真正的独立自主。但要反对帝国主义和废除一党专政，如果没有工农大众起来，那是不可思议的；而要动员工农大众起来，如果不用普选产生的全权国民会议来把城乡一切民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改善工人生活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内战等，那也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我们从此次学生反美运动中所得出的最宝贵的教训，只有接受了这些教训才能保证今天方兴未艾的新民族民主运动能够最后走上胜利之路！
一九四七年一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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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合理的年赏（工厂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争取合理的年赏（工厂通讯）
作者：林静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只是揭露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工人的薪资直接和资本家的经营状况挂钩，（经营状况好，就给你多发一些，不好呢，让你吃穿都愁）最后号召大家联合起来去争取自己应得的。但不知什么原因，看不到以往文字中的那种激情和生动。说一些空洞的泛泛而谈，是我们要避免的。）
新年眼看就要来临了。新年轻松而愉快的情景，弹动着我们每个工人的心弦。家中的妻子儿女们也正期待着年终的赏金，藉此制件新衣来过个欢乐的新年；堂上的双亲希望着藉他们儿子的年赏买点家中的用俱，但是今天社会局藉什么『百业不振』『没有盈余的厂商勿庸置议』的理由，取消了我们今年的年终赏金；仅仅规定在有盈余的工厂工作的工人才能得到最高不许超过一个月的年赏，最低工人们只能得到一个月的十二分之一，即两天半的工钱！这种『公平』的办法对于资本家们诚然公平到了极点，但对于我们工人则不公平也到了极点，因为虽然有些资本家没有什么盈余（有没有盈余只有资本家自己才知道，我们工人是不得而知的），但他们却与有盈余的厂商资本家同样乃至更贪婪的榨取了我们工人的血和肉。他们之所以没有盈余，是因为他们资本较脆弱，在美货的倾销下受不起打击和他们受了银行贷款太重的缘故。这事实不是很显然的吗？为什么人们硬将资本家自己的倒霉转嫁到我们工人身上呢？这不是太不合理太不公平了吗？
其次，把我们的年赏分成十二个等级，亦是极不公平和违背事实的，因为我们工人都是靠劳动维持生活的，除了劳力我们就一无所有，因此我们都是恒久的职业劳动者，我们有时被资本家解雇后，不得不从甲厂跑到乙厂，有时又遭乙厂的无理开除而流浪到丙厂，丙厂再遇着什么不幸或意外，又要被逼跑进甲厂，我们就这样跑动着替资本家制造奢侈生活的费用，资本家们也就这样轮流的剥削我们工人。我们工人们都替资本家制造财富，而资本家们都同样的剥削着我们工人的血肉，因此把我们年赏分成十二个等级，只能有利于资本家，相反的对我们工人是没有利益的，因此，所谓公平不是很虚伪吗？
就是一些没有盈余的资本家（有盈余更不要说了），他们仍然可以过着天堂般的幸福生活，而我们工人没有了这年赏，全家的妻子儿女们所期待的欢乐，也要变得烦愁和悽惨了。事实上，所谓年终赏金，也是我们工人一年来的血汗造成的。既然政府已拿出一千万万元来救济这些生活在天堂的资本家们，而我们生活在地狱的贫苦工人不单得不到政府任何微弱救济，反而把我们应当取得的年终赏金宣布取消了，或尽量减少了，这是我们工人要反对的。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对这个不合理的事实，争取合理的年终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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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梦（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诗歌〕梦
作者：希烈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我独自徘徊在残破的原野上，
暮气窒息了我底呼吸；
我看不见一些生机，
只有干枯而狰狞的骷髅，
圆睁着深陷的眼严厉地将我责斥！
脸孔冷得像北极的冰山，
不容我剖辩半句，
便张开巨口扑向我吞食!
我恐怖地一声狂叫，
仓皇四顾，（注：原文仓皇都有忄）
却余下一片沉寂！
我抬头望着天，
疏落的星星向我招手。
我要冲霄飞去，
一阵骤雨旋风，
强制地迫我颠仆！
失落了过去，
失落了一切，
我只紧握着一条长矛。
兴奋使我忘记了创伤，
迅捷地立起来，
抱着满腔悲愤将长矛挥舞，
面对着丑恶的撤但，（应该指撒旦）
我重新激起了轰然的怒吼！
怒吼啊！
那边丛密的森林已起了回声！
怒吼啊！怒吼啊！
听大地也掀起了响应！
哦！哦！
海在翻动，
山在崩裂，
宇宙在奔腾！
看！看！
我醒了过来，
阳光透进了窗棂。
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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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懒工』到『勤工』（新新公司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从『懒工』到『勤工』
（新新公司通讯）
作者：庄军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按：1924-1927年的大革命，极大的动员了中国的无产阶级——这一新兴的社会力量，结果却遭到了无耻的背叛，昨天还被视为解放者的国民革命军，今天就将枪口对准上海的工人。不光是共产党，连美国支持的改良主义工会都遭到扫荡，中国工运从此一直到1949，呈现出一蹶不振的状态。
本文揭示了“工会”是怎样麻痹群众、欺骗群众，脱离群众，成为资方的提线木偶，还不忘立牌坊的。当然，真正能起到作用的工会，怕不是早就被肉体消灭啦。
“资方亏本”是整个社会滴问题，没有资方，你们工人连工作都没，要团结友爱，阶级调和，劳使合作，怎么能制造社会的撕裂。。。
我还有一个问题，也许这些工会领导层曾经也是有理想的，真心为大众服务的，结果在实践中离普通工人越来越远，跟他们做不到共情，面对资方和政府的软硬兼施，害怕了，动摇了，蜕变成了一个一个“工会”官僚。
当然，下层工人比这些工会要走的更远些，为什么不能抛开工会领导层呢？）
从『懒工』到『勤工』（新新公司通讯）
和平以来，曾经澎湃一时的上海工运，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终于此起彼伏在一片混乱中给窒息了。工潮始终停留在改善生活的斗争上，没有找到出路，没有在同一远景前汇结起来，以致让资本家和他的奴仆们从容地一次又一次的绞杀了工人们的斗争，「重新回来的统治者的枷锁」，最后套上了他们的头颈。
那些高喊「劳资合作」的工会官僚，表面看来似乎确是「为工人利益而服务」，实际上却尽了工人斗争的制动机的作用，因为，他们的错误的领导，瘫痪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和信心，无异把工人们的头颈套进统治者的枷锁中，而做了资本家的奴仆们的帮凶。
战后，广大工人群众斗争的结果，仅仅是以「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实行，和一部分工会理监事的选举权，而「生活指数」计算工资制的获得也还是不澈底的，工人不能自己编制「生活指数」，或监视它的编制。所以，官方公布的「生活指数」和实际物价脱了节，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仍旧无法维持。何况，失业工人只有增多，没有减少，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保障。
最近，在物价上涨不已，而「生活指数」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情况下，工人迫于生活，又渐次不安起来。旧历年关对他们是一个极严重的威胁，他们的斗争将集中在年赏、双薪和年底加薪等问题上，因此，上海的工潮逐渐蠕动且有崛起的趋势了。十一月卅日社会局劳工处长赵班斧对大公报记者发表了一篇谈话，态度非常强硬，认为「年终赏金于法绝无根据。过去各业仅在习惯上有之。」所以表示「职工决无强求之理」。并且声明「以本局立场而言」，年赏一事于法于理决不可容。如各业劳资双方在私情上商得协议而分发年赏者，则自无干涉之必要」。这是企图予劳方某种暗示及压力，用意当然很显然。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简单，劳方并没有因此畏缩，「物价普遍涨至八千或一万倍时，生活指数只有五千多倍」（青年与妇女九期十四页）的「生活指数」计算出来的工资，实在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生活，「工商业衰落」不能是他们的责任，「资方亏本」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虽然反抗是要遭受压力的，但工潮到处在酝酿，在抬头；这证明强硬的谈话并不能阻止他们迫于生活的斗争。这样，我们在十二月十四日的大公报上又发现了「年终赏金检讨会」的消息和相当冗长的详细记载。吴局长感到「际兹岁暮，各业工人多为年赏焦急，隐伏不少火种，如不加适当处置，恐有星火燎原之虞」，「或将促使各厂商早日崩溃」。接着上海市总工会水祥云先生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精神拥护了吴局长「劳资兼顾的原则」。而在「强调劳资合作」声中通过了以「一个月原则，量情增减」的较缓和的办法，这正显示出年关工潮的趋势和严重性。饱尝「摊贩」事件惊吓以后的上海当局，对这些问题是不能不十分重视的。
年关在即，物价必然跟着上涨。「自来水照原价提高一倍，其他公用事业短期内将亦加调整」（十一月八日大公报），日用品和食粮已逐渐在升涨中，官方制定的「生活指数」始终只提高到一成左右，如果像往年一样，物价一起波动，工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了。一年内的累欠尚且无法填补，再加上年关的年赏减少或取消，将压得工人透不过气来。除了起来要求改善生活，难道还有别的出路吗？尽管怎样压迫，怎样欺骗，怎样模糊事实，也是徒然的，因为，这些都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并不能消灭斗争的「火种」。
『懒工』的开始
正当社会部陆京士司长发表了「本市各业劳工，以年关将近，纷纷向资方提出年终赏金之要求求。………政府对此，早予注意。……结果，认为在这此百业萧条，工商衰落之时，各业实无普发年赏之理由与必要。……凡属盈余之厂商或店号，规定发红最多不得超过一月工资。至于亏蚀各业，自应毋庸议」••••••••••••••••••的谈话（十二月十二日大公报）后的当天下午，南京路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职工突然宣布了『懒工』行动，各报相继用颇显著的地位刊载了这个新颖的消息。『懒工』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上海——不，也许是全国。『既不罢工，又不怠工』，『不违背政府法令』才采取了『懒工』的行动。他们请『顾客原谅，向别家公司去买』。『别家没有的货物，照常服务。』因为资方拒发『已有廿一年历史的补工』，迫得他们不得已这样做。玻璃橱窗和镜子上到处贴满了这类标语，纠察队亦出动维持秩序，而十三日那天的营业数字跌进了十分之一，只有七百万元左右。
这个行动显然非常突然，资方向劳方提出「十四日答覆」的要求以后，代表允予考虑接受，但却遭受到当日（十二日）下午部代表会议的否决（其实会外是早有决定的），重以部代表签名方式，向资方提出「十四日以前解决」的要求，资方未予接受，因此「懒工」开始。这和不久以前提出「奖励金」问题时的态度完全相反。当职工与资方谈判「奖励金」问题的时候，曾公开宣布「以不决裂为原则」（该公司工会会报载），无论资方如何强硬，代表「如何无法谈判」，终须忍让，甚至对于资方提出的第一个数字「二千万元」，某一部份负责人竟认为可以接受，虽然「奖励金」和「补工」（即年终双薪）同样有很长的历史，同样是职工希望一年的收入，同样被职工所重视。而某一部份负责人却尽力强调「时局问题」，强调职工「斗争情绪低落和不可靠」，以及对「奖励金」的「不感重要」等等，甚至为了压抑职工的情绪，他们不惜强调「资方的负担」和「职工的服务精神」，帮助资方冲淡了职工的要求。实际上今日的职工早已对工会疏远了，工会并不能切实组织他们，发挥团结的力量，工会的领导往往和职工背道而驰，因此，工会的领导层渐渐离开了职工，公然以「劳资间的第三者」自居，自诩为「调解人」。在这种情势下，职工依然非常散漫，只能徘徊或消沉，听随上层的指挥，即使有少数进步的，自觉的份子，在假民主的「表决方式」压迫下也无可如何。领导层不能领导职工斗争，澈底教育职工，相反的破坏了职工自发的斗争精神，在职工中间散布了一种危险的毒素，这种毒素已铸成一种力量，阻止职工的前进。「奖励金」问题就在「工会和代表矛盾」，「代表和职工矛盾」，「职工和资方各在两个极端」的「劳资合作」声中悄悄解决掉。代表本身是感觉到极大苦闷的，代表甚至用较工会强硬的态度去对付资方。然而，资方早已看透了「原则」，除去用「红利」名义再预支二千万元以外，一直没有让步。奖励金发出的数目与以往的在比例上相差极大，以往相当于一个月薪金，现在只有一礼拜。
曾几何时，在同一「时局」，同一「历史性的」问题下，羔羊一般懦弱的态度，却变成疯狂的坚决的「行动」。那些领导份子自己也许感到有些「突然」和「手足无措」吧！昨日一致拥护「行动」了，虽然他们也会想到『时局』，也会想到『职工情绪』，也会想到『某些压力』，也会想到『资方的负担』，也会想到『资方不答应，我们没有办法的啊』。
诚然，职工对『补工』表现的注意远比『奖励金』热烈，不过，不要忘记，这种热烈的情绪为什么会产生在『补工』上？领导者会怎样鼓吹过『奖励金不引起职工注意』『资方不发奖励金，我们也没办法』的语调，去瘫痪职工的情绪。同样，现在那个领导层又怎样在鼓吹『补工』的严重性！以前群众低落的情绪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故意压服下去的啊。
领导层和职工之间的矛盾从几次『全体职工大会』的冷落场面中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事实，不容掩饰，掩饰也是徒然的，阿Q式的！
任何领导，只能压抑某些群众自发的行动，并不能造成某种没有内容的群众行动，这次的『懒工』当然不能例外，从『懒工』行动的内容上看，我们要指出职工多么等待着『补工』的收入啊！他们正迫切需要这一笔双薪来还债，来维持生活！如果，领导层用对『奖励金』问题的态度去对付『补工』问题，这个腐朽的领导层和职工间的鸿沟将更加深远，将促成职工对上层领导的积极反抗。
群众虽然健忘，但，一再的翻演将给予他们以深刻的印象，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一切违反群众意志和利益的障碍物都要被『一扫而光』的！群众消沉与其说是『劣根性』，还不如说是领导错误，领导层自己造成的结果。否则，他就不应该站在『领导者』的地位上。
看啊！有了新的转变！
十二月十二日，行动的第一天晚上，已经是快六点的时候了，资方通知派代表谈判，当时在群众大会中推派出代表。谈判的结果，原来一听了社会局调解科某先生的一场劝告，并没有和资方谈判，『答应不答应』？自然也没有答复。领导层『无调解必要』，群众大会中也提出「不受社会局欺骗」的呼声，领导层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十三日继续行动』！
新新职工的『懒工』消息已经震惊了舆论界，各方面都注视着这个事件的发展。各报馆记者纷纷来访，总工会水祥云王起凡先生也出动了。社会局某先生再度劝告，声明「如果不接受劝告，社会局将采取压力」，而领导层仍旧态度坚决，认为「不需要调解」，当局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当然已经不必要考虑了的。
这是最后一小时的坚决。
跟着社会局的指令『克日恢复常态』的百货业总工会转函来的却是又一个转变！他们准备怎样收场。因此，在领导层中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辩。一小时前还毫不顾虑，主张行动的『领袖』，现在突然主张停止行动。可怜的，自觉是领导者的那些拉拉队，当然很快地就表示「拥护」了。当事情已经被弄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谁敢来担当「继续行动」的责任呢？「我们并不害怕」，但「为了全体职工的利益」，只有「当机立断」阿！这是不会认错的。明明在掩耳盗铃，也要以为「职工不会知道」「不会反抗」的。就是正当为「怎样掩饰这个转变」而烦恼着时候，也不肯承认错误，也要辩护。不仅一斑群众还没有了解他们的领袖在怎样玩弄他们，就是某些领袖也正被推在牛角尖里兜圈子，他们不能问「为什么事前我们没有担心到这些问题？」「为什么一小时还那末强硬？」只能考虑容许他们考虑的问题「怎样收场」？「怎样装体面」？极少能看出真理，能承认错误的。他们将永远错下去，一天比一天更离开职工，高高地在职工头上。
为「推翻十四日答复」而采取的行动，在十四日以前，没得到答复的时候又要自动停止，该怎样收场呢？『拒绝调解』以后，又迫于社会局一纸指令，不敢不「克日恢复常态」，怎样掩饰呢？这才是他们的问题。至于自己怎样造成了错误？自己怎样计划过『懒工』行动？却是那些上层领导份子所须反省的。他们只想要瞒过职工们的眼睛。水祥云王起凡的来临，解决了他们的难题，堂堂皇皇的理由已经获得，『我们为了遵从总工会水祥云王起凡先生的劝告和保证』，『停止懒工』！十四日早晨，职工们踏进公司茫然站在通告前面，他们说不出什么。对上层宣传的理由除了接受，可能表示什么呢？职工们的斗争情绪与信心无疑是遭受了一次消耗，同时，上层领导也再遭受了一次证验。一天在「有气无力」的状态里渡过了，职工们对代表在谈判中的消息说不感兴趣，一个领导者会惊奇得喊出来，『看！恢复得多快！多容易啊！』他不明白这是一个危机，而这危机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
新新职工复工的消息和懒工的消息一样突然，许多报纸上还正登载着『势将扩大』『继续懒工』的消息呢！
新新职工的领导层不但浪费了职工的斗争力量，更铸成了一个极大的错误，虽然他们不愿这样做。领导层为了借风转舵，竭力吹嘘水祥云的热心，把水祥云的『保证』捧得很高，帮助水祥云获得了下层职工的信仰，间接巩固且增高了他的地位，把他形容成一个真正『为工人利益服务』的工会领袖，水祥云成功了。这个工会官僚可以在朱学范送给他的汽车（水祥云自称）里坐得更久更稳些（不久以前各报曾刊载着朱学范的房子和汽车被接收了去的消息）。
『勤工』原来是一出戏
十六日（星期一）早晨，宣布了『无条件的圆满解决』，资方允分两次发出，依照十二月份生活指数计算，十二月廿日一次，四日一次。资方果真无条件的屈服了吗？我们果真胜利了吗？这一点，领导层并没有详细解释，职工们听到的是『谈判经过困艰』『领袖劳苦功高』的宣传。职工做梦也不会想到以后还有一出戏，这出戏不久就将改头换面搬演在职工眼前。
开始是那些忠心的，盲目崇拜领袖的或不自觉的大喇叭，小喇叭们向职工们吹奏起『劳资合作』的调子，『今年工商业衰落』，公司『生意清淡』，资方实在『负担重』，『职工应当体谅』资方苦衷，所以『懒工』之后，理应再来一个『勤工』。结果则是『我们自动向资方提出大减价期中礼拜天（三天）工作』，表示『劳资合作』！
这出戏正式按排在部代表大会上，再公演再全体职工眼前。导演者是那个领导层：新新公司职工会理监事。而真正的编导手则是理监事中的『领袖』们！
他们接受了资方的条件，没有勇气向全体职工公开『谈判秘密』，所以搬演了这出戏。这是可耻的行为！他们对职工害怕，以致不惜和资方取得协定，共同串演『勤工』的把戏来欺骗职工。
这出戏经过理监事会『一定不会反对』，也『无法反对』的通过以后，才搬到部代表大会的舞台上。事先，他们拉拢了一部份喇叭，说通了『某些有问题的代表』，惟恐遭到否决，所以叫他们不必发言反对。其实，即使反对，也还是通过，因为，谁敢保证资方在另一种局势下会给予更圆满的解决呢？而且，『民主的表决方式』这个法宝谁能逃得过？这个代表天真的提出『资方再要求继续礼拜工怎么办』的问题，但他不知道工作三天是早就和资方协定了的啊！『勤工』不过是一出戏而已！
十二、十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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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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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
作者：青锋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录入者按：还是先一言以蔽之。我感觉其实对事件的分析还挺到位的，但是最后提出的解决出路还是大而空，或如李星所说的是一种“左翼民主主义”。
如果说得稍微更细致一些，我现在觉得不能简单地说这些人的观点是错的。他们的分析还挺好的，结论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的。问题则在于，这一切和他们声称要代表的那个阶级或群体的利益并不相合。
为什么不相合？说实话，我说不好。我只能从思想领域着手。
我认为人是不可能直接接触到那个绝对客观的外在现实的，所谓“从实际出发”，实际指的是“从自己理解的那个实际出发”。人们理解现实的时候，必然要经过自己的一种思维框架或者说思维方式的中介，这种思维框架恰恰是先在于对现实的把握的。
在这里，我认为在原作者的思维方式之中，一种抽象的“全国人民一致团结立刻停止内战”的想法就是先在的，他观察、把握的一切现实材料都会为之而服务，于是有时候他从正确的分析导出了或抽象或错误的结论，有时他干脆选择性无视了一部分现实材料。
其实说到这里，我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原作者所拥有的思维框架让他背离了现实，也就背离了工人阶级；那反过来，如何去树立一种正确的思维框架？
我不知道。我也没指望现在能解决什么问题、甚至不指望能发现什么有意义的问题。无非胡思乱想而已。
从摊贩事件说到中国经济的崩溃
十一月三十日的摊贩事件，到今天已经告一段落。各界对这一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暴徒”有计划的“暴动”，有的认为是“巴士底尔”的重演。因看法的不同，所以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也就不同。认为暴动的，就加以警告、镇压、甚至拿出封建的遗产“格杀不论”的圣谕；认为巴士底尔的重演的，就加以渲染和强调；但也有出于人类同情的驱使，而为之发出共鸣的。总括的说来，不论是那一种看法，我们觉得都没有抓住问题的重心，不能把这问题的澈底解决办法指示出来。因此，虽在这摊贩事件已经结束了的今天（当读者读到此文时已相隔整整的一月），我们仍不嫌其烦的来加以申论。
说到摊贩事件，我们不能不把中国的经济问题联在一起。这次摊贩事件的发生，正是反映出整个中国从政治到经济，都充满着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某一阶段，就要公开爆炸开来，而摊贩事件只是在这矛盾和冲突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火花而已。
摊贩事件的发生，当然脱离不了摊贩。讲到摊贩，我们就要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多的摊贩？”一年前，甚至半年前，我们可以亲眼看到，马路上的摊贩绝没有今天这样的多，摊贩问题也没有今天这样的严重。若要分析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不说到中国整个的政治与经济。
一年前，从政治上讲，内战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炽烈，战区还没有这样的宽广；从经济上讲，美货还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涌进中国的市场，中国的民族工业还能维持一个相当的时期。但是到了今天，一方面内战在大规模的进行，战区从长江流域延长到了黄河流域，从黄河流域更蔓延到了东北的原野。内战的炮火贯串了南北，许许多多的生灵就这样白白地牺牲在内战的炮火底下。一部分人为了避难求生，就从内战的炮火下逃出了所谓“解放区”、“收复区”而到达了上海；另一方面，内战的双方都为了要“制胜”对方，就不惜“人”的代价，各自拼命的实施征兵，尤其在江浙一带，自十月十日兵役法颁布以后，因为上海的暂缓办理，各地的壮丁为了逃避这种不合理的兵役，都拼命的向上海涌来，因此上海的人口，在八月间还只有三百余万，最近，据说已经激增到四百余万了。这凭空多出的数十万人口，到了上海是要解决生活问题的，因为上海究竟不是神仙世界，可以不虞衣、不乏食。但是另一方面，从上海本身看来，商店、工厂，都因为抵不住美货的倾销与高利贷的压制，纷纷的结束、倒闭、清理。偌大的上海非但不能容纳这批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相反的，自己还在吐出更多的劳动力。这两股劳动力汇合起来，确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但这许多的劳动力总得有个去处才行，于是，在这美货倾销的今日，都纷纷去设摊以贩卖美货来谋生了。
摊贩的来源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同时因为重税、高利贷双重的压榨，使一般小商人也难以维持，结果也只有纷纷关门而沦为摊贩之列。因为这种种的原因，所以最近几个月路上的摊贩如雨后春笋似的，遍地增多起来。
摊贩事件的发生，起源于政府“取缔”摊贩；取缔的目的，据说乃是为了“整饰市容”、“维持交通”。许多人固然都已为此提出申辩。事实上，谁不知道所谓“整饰市容”、“维持交通”，仅是一种虚伪的借口而已，因为路面的破碎不修，垃圾的堆积不清，难道取缔摊贩后“市容”就“整饰”了吗？至于交通的纷乱吧，只见吉普车到处闯祸，而未闻摊贩伤人，“维持交通”又何关乎摊贩呢？
在摊贩事件中，从摊贩捣毁大商店的举动看来，这绝对不是没有原因的。尽管永安公司的经理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各大报端发表取缔摊贩与他们无关的声明，但谁也不会去相信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笨拙举动。群众是欺骗不了的，他们知道这个取缔与那些商业资本家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才会有这种迁怒式的报复行为发生。假使把捣毁商店硬要说作是有计划的暴行，那也是太幼稚了；而说这些话的人，他们内心里也未尝不明白。
中国资产阶级的贪婪横暴、唯利是图，这次摊贩事件中，已经很明白的暴露出来了。他们只顾到自己的利益。当自己的利益受到影响时，他们不去追问造成这种原因的责任者，他们不敢来反抗统治当局给他们的种种不合理的处置，他们也没有力量来反抗这种不合理的处置，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拿广大的民众来做宰杀的羔羊。而中国的民众虽落后易欺，但最后一口饭要从他们的口里被剥夺下来时，他们是要起来反抗的。
同时现在政府当局，为完成“统一”的大业，就不得不从事内战，要从事内战也就不得不供养很多的军队，支出庞大的军费。这庞大的军费从何而来呢？一方面当然赖钞票印刷机的辅助，另一方面也就不得不从税收上着想：向老百姓搜括，因为专靠钞票印刷机是愈加速促成恶性通货膨胀的，这一点对它到底也是不利的；增加税收，不仅人民受不了，即连资本较脆弱的工商业家们也怨声四起。像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的大商家，单是每月的营业税，已经是一笔极庞大的数目，再要加上地捐、房捐、市政捐、所得税……等不知多少名目的税收，似乎也有些负担不了。要是在平日营业繁盛门庭若市的时期，这些税额也不成什么问题，但是在这社会经济普遍发生危机的今天，人民的购买力一天一天的低落，价廉的美货到处充斥，再加上摊贩的到处设摊营业——抢夺了大商家们他们一部份的主顾，使这些大商家的营业一落千丈，为了挽救他们自身的灭亡，这些商业资本家们照理应该站起来反抗这种不胜负担的税额，反对造成这重大负担的基本因素——内战，甚至反对那种丧失关税自主权、摧毁民营工业的存在、阻碍国内市场发展的中美商约。但是他们都没有做，因为这样做了不免要开罪现在的政府大员，不免要有损中美的邦交。他们却卑怯地转到摊贩的身上，以为摊贩取缔了便可以减少美货的倾销，减少码头上的走私、偷窃，消除一切足以影响他们营业衰落的因素。他们不看见香港广州的公然以武装保护走私；他们更不看见码头上偷窃党的有组织的存在；他们把这一切事情，不归咎于执政当局的无能，而倒因为果的去放在摊贩们的头上，更不惜以抗税来要挟市政当局为了“税收”，为了应付内战，为了完成统一的大业，岂不会不尊重他们的意见？于是就在这官冕堂皇的“整饰市容”与“维持交通”的招牌底下，对摊贩三令五申的取缔、取缔，结果造成了这次惨案。事情发生了以后，看到群众的声势汹汹，统治阶级开始恐惧了，于是连早已进了坟墓的封建帝王的御用工具——“格杀不论”，也会复活而被采用。
所以这次的摊贩事件，反映出了整个中国在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束缚底下所产生的整个社会经济的破产与不安，这摊贩事件只是开其端，而接着中美商约的正式批准，全国的工业崩溃、农村破产，将要接踵而至。农民工人为了生存也许会不断地发生骚乱，这难道是故意危言耸听吗？
但怎样来解决这一个摊贩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怎样来挽救中国这一个重大的即将来临的经济崩溃的危机，确是值得每一个有思想的人去思索的。一部份人带着浓厚的幻想色彩，模仿着过去封建时代顺民上书天子的作风，写一两封信给地方政府的首长，希望他们来革新。这种谄媚式的幼稚、天真的举动，是不必在这里加以批评的，因为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断非现在的统治者所能担负得了。相反的，他们正是这一个危机的制造者。
若要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争取民族的澈底独立、关税自主，取消一切变相的不平等条约；对内则必须立刻停止内战，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保护劳工的生活和权利。但要办到这一点，完成这任务，只有全国民众一致起来，集中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去为实现上述的目标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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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开幕的前前后后（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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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开幕的前前后后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前奏曲
今年十月十一日，政府刚刚夺取了张家口，便立即于翌日宣布一月后（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的法令，以此表明政府要乘军事大获胜利的余威，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共，分化和拉拢所谓「中立的第三方面」。以后政府就加紧地积极地进行召开的准备，明令「遴选」新地区的以及十年前所圈定或指派而现已缺出的代表名额。到了大会即将召开之前夕，对各国使馆的请柬也已经发出了；只因「第三方面」还在讨价还价和半推半就之中，于是「以三天为约」，延至十五日揭幕，这样才在深夜最后一句钟把请柬收回。但三天限期已到，中共方面虽然为了国大代表四分之一的否决权和中共民盟十四名国府委员等条件，使第三方面的调解宣告失败。结果，国大终于在十五日正式揭幕了！「社会贤达」大半在揭幕前报了到，青年党则在揭幕礼中提出了一百名的代表名单，获得了「中国第三大党」的称誉。而为了等待民主社会党的「考虑」结果，国大休会了两天，继而续开了几天的预备会；于是民社党的四十名代表名单，也由他的党魁张君劢提出了。
不过，「社会贤达」、青年党和一部份民社党员的参加，仍丝毫不能使人觉得这个「国大」的性质已经有了改变。固然，不用我们多说人们也会明白：所有的「人民代表」都不是产生自真正民主的普选基础上，而是由当权的政党所一手「公布」的，甚至这种「公布」连过去青、民两党是共同协商好的决议也破坏了。但后两者居然半推半就地被拉去「凑热闹」，替这个「国大」蒙上少许的「民主」彩色，那它们又怎样解释这种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也许是无话可说，青年党宣传部长便发表了这样的几句话吧：「功罪是非，见仁见智，唯有听诸当代贤豪及后世史家之公断」。既然幕已揭开，密锣繁鼓已把这些「民主合唱家」吸引了去，那我们也跟着去看看热闹吧！
但在观看正式讨论议程之前，首先且让我们瞥看一下大会的一般现象吧。自然，有些人难免对这大会拟想得很美丽：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四百多优秀代表济济一堂，会场的安全和设备又特别的周密和完善；而大会开销将达一千亿元，每一代表除了由大会致送特别费五十万元以外，每天又可领到数万元的公费，（他们的点心费后来被移作救济下关难民，竟达五千万元左右，）那一定很热烈，很有秩序了！但据各报的报导，事实往往并不如此。会场中最流行的现象是：上午看报，下午瞌睡。不然，便是嘘嘘声、呼骂声、鼓掌声加以敲地板声「蔚成大观」。即路透社记者在十一月廿七日的电讯中也说：「开会时各代表之表情，亦殊不同。有吸烟者，甚至有瞌睡者，昨日开会时，有一排上竟有五人瞌睡」。「此外对出席代表之减少，亦多有失望」。因此，难怪大会揭幕后第三天，美国的纽约时报便说这大会是「在阴暗而且失望之气氛中」举行的了。
第一幕之风波
据政府之决定，这次国大的作用只是制宪，即简单地批准政府所提出的五五宪草修正案（这修正部份根据协商的决议），以准备下次国大召开时选举总统和行宪。它从十一月十五日揭幕起，到本文执笔时还未结束，展期已经四次了。在十二月八日以前，是「广泛讨论」这宪草的第一阶段，往后则进入分组审查以至综合审查阶段，至十八日又重开全体大会，加以通过而准备告一结束。
在第一阶段中，广泛讨论的焦点在于：国大组织的权限，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以及基本国策应分章或合并等重要问题。而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则是国内少数民族的要求自治。
关于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如满、蒙、回、藏、苗、徭等族），很早以前便存在了，大汉族主义对它们的压迫常常引起很大的纠纷和叛乱。（如去年的伊宁事件便是显例）。这次国大「广泛讨论」时最先将它提出的是内蒙的国大代表团。据他们宣称：他们「已接获内蒙来电，嘱立即退出国大，以示抗议政府或国民党之未将任何内蒙自治的规定列入宪草」。他们中之一人表示：「吾人将带泪退出国大」……。据解释称：今蒙古人之支持共产主义者，已有百分之七十，由于不满中央之故，倾向此一主义者当再见增加。（路透社南京十一月廿七日电）他们在列举了许多不平等待遇的事实以后，便提出几点具体的要求，如各民族一律平等，聚居一定地方之少数民族，应保障其自治权；对于国大代表的产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等，盟旗应与省厅有同等权利；旗为地方自治的单位；以及立法委员卅名监察委员十七名等等。跟着新疆代表也发表了意见：「新疆所要求者系自治而非独立。中华民国已成贪官污吏集团，新省所引起的问题，过去应由贪官污吏负责」，「现在则由国民大会负责了」。……这种不超越地方自治范围的合理要求，原是最起码的。既然人们在宪草修正案第八条中规定无种族之分，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加以拒绝。不然，便要像他们在招待会后对记者所说的一样：「余等来京，系敲祖国之门。倘祖国之门不开，内蒙自将走入另一道门」。可是，主张大汉族主义的人们，却仍然以「蒙汉两族杂居通婚，血液合为一体」之类的「理由」来反对，仿佛只有这些人才有权利向外国的压迫者要求自由和平等，而国内的少数民族则天然应该受自己统治也似的！这证明人们口头上所标榜的「民主」和「平等」，是多么的不值钱了。
和这一自治要求提出同时，荣获出席国大的几个妇女代表也提出争取男女平等的要求（如要求国大女代表人数至少应占总数百分之二；立法、监察委员也占百分之二；妇女在职业上应有平等待遇；准许妇女参加行政、司法两院及政府其他高级机构等）。这当然只是一种点缀式的戏剧性的表演，不但不会有什么结果，而且对一般妇女地位的提高也没有什么补助，这是不难测知的。因为历史久已证明：不依赖广大妇女为基础、发动他们起来争取自由平等而只靠上层拉拢的「妇女领袖」，最多也不过替她们个人解决了「出路」而已。
此外，一度引起会场风波的事件，便是一部份代表对秘书处的不满质询。原因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人数及人选问题，依法应由主席团提交大会决定，而秘书处已先将名单交由中央社发表。代表们认为不合手续，蔑视大会，于是大起质询，甚至提议罢免秘书长。本来代表已经由政府「遴选」，资格审查不审查也是一样的了。但由于一些代表提议：「代表都是十年前的代表，谁都不敢担保这十年内，有些人做了一些漂亮的什么戏法」，因此提出「审查」问题来。不幸主持人连这种表面敷衍的耐性也没有，就自行决定名单而且先交中央社发表了。这虽然是一件小小的插话，但也暴露了大会的一点「民主作风」的。因此使我们中途停下来顺笔一提，倒不见得「多余」吧！
异军崛起的「反对派」
大会经六次会议后，广泛讨论宣告结束，代表们对宪草的提案，加上广泛讨论时的口头或书面意见共计八百多起，便交由八小组分别审查。当这工作进入紧张阶段时，一个「实力强大」的「反对派」是明显地露头角了。所谓「反对派」原来大多数只是当权党的党员，不同的仅在于这派人大都是十年前花了无限心血争取到的「民选代表」而来自各僻远地方，这个「反对派」的前身就是「国大代表联谊会」，听说目前约有三百多人，以姓孔的党员为首，在开幕前后便已集议组织「国民大会党」了。他们从预备会开始，便对宪草修正案采取反对的意见，认它是迁就协商的各党派而忽略了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利益，坚持恢复五五的宪草。这个「反对派」的气焰在分组审查会议中达到了最跋扈的程度。它与所谓「修改」派联合起来，居然把重要的章则都修改了：青年党坚持的「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治民有民享之民主共和国」的原文意见，被修正通过为「中华民国为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的职权扩大为「中华民国国民行使政权之最高机关」；而「迁都北平」的意见也通过了。
这一幕扮演出来，马上引起民社党的声明，以退出国大相要挟；而青年党也作出同样的表示（但加上「必要时」三字）。这样形成的外表上的僵局，于是由最高的领导者出面解围了。一顿纪念周训话，两三顿的聚餐，再加上一道手谕（合众社十三日南京电：「据今日此间官方报纸载称：蒋主席曾下手谕，命令以陈立夫为首长之国民党组织部指示国民党在国大之代表遵循下列各点：……三、对宪草修正案之修改，愈少愈好」。）由此，戏又转换了另一幕。综合审查委员会又将「反对派」的意见，修改成「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国大职权也重新缩小了。但为了赢得「反对派」的合作，另方面又决定将代表任期延长至下届的代表产生时止，（修正了此次国大开幕代表任务即告终了的原来决定，）以示让步。于是，「反对派」像昙花一现似地不作声了。
这一幕是非常紧张的，但这也许是当权政党为表现国大的民主性而由一些党员出来制造一个高峰，以免会议过于单调而平凡吧！
争民主的场面
争民主的歌手们参加了国大大合唱队以后，固然出现过许多伟大动人的场面（如一开始时「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不愿补行宣誓典礼，认为誓词强迫他们「接受孙中山之意志」；以及读「总理遗嘱」时各代表起立而民社党代表则独坐不动等，装出他们「独立」的姿态；）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那恐怕要算宪草还原时的刹那间了，据文汇报南京十二月十八日专电称：……「陈诚等卅七人连署……主张维持宪法草案，即仍将第一条条文定为：「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陈氏当宣布青年党代表陈启夫曾因此条而吐血。报告毕即掀起激烈的争辩，民社党蒋匀田起立发言要求不付表决，立即通过维持原案。渠发言时声泪俱下，辞毕即拂袖而去。陈启夫继之发言谓，「青年党之参加国大，系毅然决然协助政府及国民党。……深盼诸代表要顾到此宪法，至少要为其他党派所能勉强接受」」。经过这种有声有色的恳切陈词后，果然把第一条原提案通过，于是他们都表示满意，仿佛团体的称号上并列有六个「民」字便是真正的民主了！
事实上，像这次所提出的宪法草案，再由如此这般地产生出来的「代表」所批准，它将是什么样的宪法，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即使不等最后三读和公布出来，任何明眼人也就会了然的。关于这，我们在本刊以前各期中已经指出过，毋需重复赘言了。但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徐傅霖代表民社党声明时称：「一党制宪，要我等前来何用」？（十二月十五日大公报专电）那又何必要前去呢？而且，青年党解释「我们青年党所争的并不是为青年党本身，而是为了国大，为了国民党」。又称：「我们青年党参加国大是有眼光，有气魄的。」（十二月十八日大公报专电）。这又为的什么呢？
要答覆这个「谜」，我们暂且撇开酝酿已久而呼声最高的参加改组政府事不说，看看下面的电讯吧：
据今日京市某晚报载称：「记首顷由有关方面获悉，国民党为扶植友党每月津贴青年党党费四千万元」。（文汇报南京十二月十六日专电）
左舜生前天在招待会上，有人问他：「青年党的党费从何而来」，他答曰：「从中华民国找来。」……国民党的钱从那里来的呢？当然也是从中华民国找来的。（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
各记者问至民社党党员若干及党费来源时，渠（民社党金侯城）以「不胜其烦」四字为答。（文汇报十六日南京专电）
益世晚报今日载称：据未证实消息，国民大会闭会前，国民党曾以国币四十亿元津贴青年党，该党领袖之一李璜分得四亿元，李氏正以该款创办闽南渔业公司，另外国民党每月津贴该党党费四千万元。又民社党方面，国民党亦曾一次补助八亿元」。（文汇报十七日南京专电）
人们能够简单地说这些完全是捕风捉影的谣言吗？我们相信：将国大开会期中它们的言行配合起来，是可以得出较可信的结论来的。
不绝如缕的余音
今天，国大虽还没有正式闭幕，但已显然成了尾声，不日就可结束了。政府在国大中展开的政治攻势，争取了青年党和大部份民社党及「社会贤达」，闭幕后它又将怎样呢？在召开国大之前，政府虽曾下了一道停战令，但相映着国大会场的密锣繁鼓，各地的战火也燃烧得更炽烈了。虽然如此，政府还不断声明政治商谈之门并未关闭；中共方面也留下一部份人员在京从事联络，而且对于召开传说已久的解放区人民大会以对抗目前的国大的企图，也不断地加以否认。这证明今后各方面都有恢复和谈的可能，而绝不像文汇报在国大开幕时所强调的：「和谈已成历史名词」，「一年来人民所热烈拥护的政协轨道，从今天是拆除了」。事实上，政府今天的企图是很明显的：在通过了一部「民主宪法」而闭幕之后，便要用改组政府的口实去极力拉拢和加压力于民盟的一部份领袖，以便经过这个「第三方面」去迫使中共接受它的「建议」；如果中共拒不让步，则再度分化第三方面之后，便发动「五个月击溃中共的军事」行动。据今日（廿二日）文汇报载称，「民盟领袖章伯钧，罗隆基昨晨联袂返沪……罗氏离京前曾与马歇尔、张群、邵力子、董必武、王炳南等频频接触，彼暗示和谈或有恢复可能，且除共方外，其他方面已在为恢复和谈而酝酿中……」。同时对于询及拉拢参加国大和政府一事，他也不加否认，而只说：「那不过是对民盟的一种分化而已。」另方面，他又表示对杜鲁门日前的声明「颇有兴趣，认为是美苏关系好转，美国有意解决中国问题之表现」，「倘此声明提早发表，人们对美国之责难当不如今日之甚」。人们对美国的希望，今天又渐渐死灰复燃了！
可是，人们绝不应忘记了一个最新鲜的教训。仅仅在十天之前，文汇报载联合社省二院八日电称：
「中共宣传主任陆定一……称：「吾人原以美国为友，并以为美国亦认吾人为友。吾人且信美国政府能信守其对华政策之声明，并以此为美国人民之个性。吾人以为仅有希特勒之徒及其纳粹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不顾信义，绝不相信美国政府亦然。今始恍然大悟，吾人对美信念亦属错误」。」
难道这种错误是偶然的吗？只是某些个人而不是整个党的路线错误吗？过去人们自信并且号召民众们相信：经过「和平天使」（人们当时的欢迎字眼）马歇尔的斡旋，经过上层的拉拢和商谈，便可成立协议，成立联合政府去解决中国的纷争和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经过阶级合作去和平地独立地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即新民主主义）。不幸这种主观的幻想不但不能代替客观的事实，反而给后者所粉碎了。国军在协商的挡箭牌掩护下准备停妥，愈来愈多地攻占了「解放区」的重要城市；阶级力量的消长，使表面上签了字的政协决议，也给这次国大的召开撕毁了。这证明人们只靠上层拉拢所得的一纸协定，而不争取澈底的民主要求，结果总逃不出幻灭一途的。
在解决中国时局的问题上，美国资产阶级报纸所显露的阶级意识，显然比中国那些卑劣的小资产者底阶级意识还要清楚得多的。据纽约先驱论坛报宣称：「如果共党有真正之土地政策，而控制政府之右翼集团一味迷信武力，则虽保守而墨守传统习惯之中国农民，亦将为共产主义所吸引。」（十一月廿一日美国新闻社华盛顿电）。这几句非常中肯的话，不幸再次从失败的反面证明其为正确了。中共直至目前为止，还只在一部份「解放区」中实行不澈底的、部份的、因人而施的、甚至发行土地债券来收买的改良政策，但不愿采取真正澈底的革命政策。（关于这，请参阅本刊第八期「从张家口陷落看中共」一文）国大闭幕后，中共仍然走过去的旧路，还是改向纽约先驱论坛报所指出的那条路呢？在大致相同的条件底下，历史将会重演一遍。不愿和不能从过去学取经验教训的人，是绝对无法前进一步的！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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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北平美军暴行（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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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北平美军暴行
作者：唯康〔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本月廿四日晚，北大一女生观剧返家，中途被尾随之二美军拖至练兵场树林内加以强奸。这种暴行发生后，立即引起北平全市学生的愤怒抗议，北大数千男女学生已首先举行示威大会，要求“美军必须退出中国”及公开审判此案。
事发后，当场已被捕获的美军还企图强辩，指该女生为街头卖淫者。这种污蔑更荒谬绝伦了！据文雁报载，被害人是“北大一年级生，其父在南京交通部任处长之职”。她会为了美金三元而愿出此吗？而据北平警局称，医生检查后，证明该女生遭强奸时曾作挣扎，故身上受伤数处。这证明美军此次暴行是不容狡辩的。
事实上，美军在华各种暴行已经层出不穷了，我们无须多举，而且也举不胜举。他们在中国不但暴行累累，而且还是进行内战的帮凶，为了制止内战而完全独立自主，我们坚决响应北大学生的要求：美军必须退出中国！（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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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宪大会休会以后（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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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宪大会休会以后
作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印度制宪大会于本月（十二月）九日开幕，回联七十席左右空虚无人，英国工党政府紧接着也“率直警告无回教徒参加之宪法，当不予承认，亦无效力”。终于这制宪会议在二十三日举行的秘密会议里决定，宣布无定期休会。
在制宪大会进行中，尼赫鲁曾以威胁英国工党政府的姿态，宣称“印度将于二三日内宣布与不列颠帝国分离，印度制宪会议所决定之宪法将不提请英国会核准。”（联合社印度皮纳尔斯十五日电）但在印度各地民众暴动频繁的情况下，一部分议员谓此举或将引起内战，值得深加考虑，于是尼赫鲁的声言，变为纸上谈兵了！
我们都晓得，英国政府惯于利用印回的纠纷来巩固其对印度的统治的。在第二次大战进行期间，丘吉尔首相是扶持回教联盟而抑制国大党的，但当印度民众的斗争日益增长和扩大时，国大党的力量也相对的加大，于是英工党上台后，便不能采用过去的政策了。国大党尼赫鲁组织印临时政府时，曾激起了印回流血的大冲突。但印回下层民众的利益是共同的，斗争的目标也是一致的。艾德礼的这种把戏是助长了真那的“印回分治”的声势，当然，尼赫鲁是要反对的。这正是艾德礼为宣布印度制宪大会准备好的，借口印回的纷争而继续对印度的统治。
英国政府的这种阴谋诡计，印度人民是知道的，例如最近国大党执行委员那拉殷发表演讲称：“英国拟使印度为自由之奋斗转变为内争，比哈尔，孟买及孟加拉之大屠杀，实乃英国所煽动。”他同时更声称要“发动革命！”这显然是群众的压力迫得说出来的，这正反映了印度确已处在革命的前夜，但一旦革命真正到来时，这些领袖们便要与英国政府携起手来，共同屠杀民众。所以，只有印回下层民众的真正觉悟，一致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印度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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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了吗？（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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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了吗？
作者：流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0期
随着中国内战之日益扩大，美国国内不满华尔街对华政策的声浪也愈高，要求美国停止援华和美军退出中国的呼吁也愈普遍。两月前约两百美国团体在旧金山召开的中国与远东大会就是这种表现之一。今天美国的两名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参议员联同四名“远东问题专家”一起签署而发表了一个文告，指责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实无可以单独解决此一问题的希望。”因之建议美苏英三国均应不干涉中国内政而共同召开由马歇尔任主席的三强会议来处理。
这文告发表后数小时，杜鲁门总统也跟着发表了长篇的声明，重申美国对华政策。他首先认为，中国国内的军事冲突乃是世界稳定及和平之一大威胁，中国的责任就是制止这冲突。以后及即详细叙述和盛赞马帅在华的工作，认为过去的调处工作“显示国共争执虽达廿年之久，两党仍不无合作之可能。”但“政治的团结，是不能在紊乱的经济上面建立的。”因此，政协决议无法顺利地实行。“中国迄今未能采取团结及和平方式，诚是一大憾事。”但“二月间所同意的政治统一计划是完善的。”马帅“仍坚守他的岗位，甚至在谈判已由中共中断的情形下，我们将继续协助中国走向和平与真正民主的政府去。”“中国是个主权完备的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也承认中国国民政府，我们更续希望该政府将采取一和平解决方案。”他显然是以未发出的五亿美元借款去推动这一希望的。由此可知，这声明发表于中国行将决定“百分之八十根据政协原则”的宪草修正案能否通过以做日后和谈基础的时候，就不是毫无意义的了。
美国愿意出现一个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团结民主的中国，”而不愿扩大国共的冲突以严重威胁世界的稳定及和平，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他只希望在马歇尔“协助”下，由国民政府来寻其解决方案，而不愿有别的国家来破坏中国主权的完整，因此杜鲁门在开始时，又重引三外长在一年前的声明，“渠等并断言尊奉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这无疑是答覆那些主张三强解决中国问题的建议的。
因此，杜鲁门重申，对华政策在这一基本点上和过去是没有改变的。这次重申一遍只是暗示中国政府应该重开和谈以打开全面内战的僵局了吧。
今天政府召开的“国大”已经闭幕。一部“民主”的宪法也已经通过了。以这宪法为基础，恢复和谈和改组政府的呼声又甚嚣尘上：关于后者，除参加国大的青年党民社党及“社会贤达”们势将参加外，政府似乎已经在竭力拉动一部分民盟的有力分子，并“热望中共也能参加”了。至于曾为杜鲁门在此项声明中盛赞的马歇尔自然不会返美，而要再次继续致力于美国一贯的政策。但即使和谈又重新恢复，他依然不能解决国共两党间的基本矛盾以至于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依然要谈谈打打或边谈边打，到最后则酝酿一个大的矛盾爆发。这已经是过去一年多来的事实所证明的真理，代表华尔街大王们利益的美国对华政策，在基本点上是一贯的，对他存在幻想，只有毁灭！只有在真正彻底的民主要求下团结起来，全国人民来解决中国目前的问题才是唯一之路，此外无任何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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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讨论（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5-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5-6期
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讨论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5-6期
李星按：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联合政府”主张问题。这历来是一个严肃的大问题。但我不想谈，我只想指出一点：关于联合政府的性质，杂志的“编者”说了很多正确的话，虽然也只是鹦鹉学舌。但“编者”完全回避分析中共在1947年这个具体的时刻，提出联合政府这一主张，它的历史上下文是什么？它的动力何在？为什么要避而不谈？因为无力理解抗战以来的群众性社会斗争，也因为把中共的失败，当作自己一方“壮大队伍”的首要前提。
左翼政治中有很多善于钻营的人，背熟了若干的阶级真理，作为壮大队伍的招牌，所谓扯虎皮做大旗，就是这个意思了。本文就是又一个范例。
编者先生：
我是上海某大学肄业的学生。因看到贵刊立场公正，以及对于问题的观察和分析的深刻和正确，故向为贵刊一个忠实的读者。可是，我对社会科学虽颇感兴趣，但因无人指导，只能就时下所出版的书籍，拉杂地阅读了一些，所以在理论修养上很是肤浅。因此对于许多问题，特别是较为复杂的问题，往往不能利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和得出一个完满的结论来。于是，每遇到一个较复杂的问题时，便感到无所适从。
前几天，我在学校接到一封匿名的信，上面的字迹也是陌生的。折开来一看，却发现里面是一张油印品，并不是平常的信件。劈头看到的标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七七”十周年对时局的口号》。待详细阅读后，边不觉发生许多的感喟和疑问。因我一向对贵刊充满着热望和信心，故特别鼓着勇气，将这几天来藏在心中而不能解答的问题提出，希望先生于编馀之暇，予我以明确的指示。
当中日战争结束，举国高奏凯旋时，国共的斡纷问题便接踵而至。那时，中共提出的解决方案便是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那时，人民的希望也大半都寄托在国共的协商会议之上，以为经过协商会议的协商后，国共及各党各派或能取得合作，建立联合政府，以解决我们这个国家战后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可事实竟完全违反了人民的愿望！在长期的政协的协商过程中，非但没有商得任何结果，距联合政府的建立俞难俞远，而且国共间的关系更日趋恶化，终于造成了极悲惨的全面内战！到了今日，国民政府固然已下了总动员令，非“戡平内乱”不可，而中共又何尝不是在用尽全力应战。经过了两年时间断断续续的协商，终至毫无结果。而现在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十周年对时局口号》中，又提出“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来，这却使我疑惑莫解！
我的第一个疑问便是：所谓联合政府，在现时国共如此全面和凶猛的战争下，是否有实现的可能？第二：即使国民党政府答应这个“要求”，国共重新携手，遵循政协路线，组织联合政府，是否中国的前途便豁然开朗，一切问题便都可在联合政府的光照下一扫而清？
因为从贵刊的论文中，常看到指责“联合政府”为上层勾结的机关，而不能真正代表全国民众解决问题，因此，我更怀疑中共的政协路线。但我难诉先生：自我收到那封匿名信后，又曾询问好几位同学，他们当中也曾收到了这同样的信。我向他（她）们提出这两个问题时，他们不但不能给一个满意的解答，而且也是感到同样的疑惑。因此，我觉得更有请求先生解答之必要了！敬颂
撰安读者吴思明谨上
思明先生：你所收到的“匿名信”，我们也同样收到，虽然我们看了不曾发生什么“疑惑”，但“感喟”仍然是有的，就是说，我们觉得中共中央委员会《纪念“七七”十周年对时局》所提出的“口号”，不但充满了矛盾和落后的意识，而且还充分表露了它愈来愈陷于无出路的泥沼中！你所特别指出中共仍然主张“恢复政协路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正是它的全部矛盾和无出路的最明显的表露哩，因此我们觉得你虽然由此起了“疑惑”，但却已抓住了问题的中心。所以我们很乐于同你讨论。
你问：“所谓联合政府，在现时国共如此全面和凶猛的战争下，是否有实现的可能？”以及假如实现的话，又能否解决问题？我们为了要明白而深刻些解答你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觉得必须首先从理论和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上略加检讨。从理论上说，凡是“政府”与“政权”，其本质总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专政”，或“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如果说“联合政府”是指的同一统治阶级内部的几个党派联合所组成的政府，那不会发生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联合政府”是指的代表不同阶级（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及农民等）利益的党派所组成的政府，就大有问题了。正因此，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绝对反对社会主义的党人加入资产阶级的内阁，或同其他资产阶级的党派联合组织政府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代表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党派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或与之联合组织政府，就无异于以自身为质物，并替统治阶级欺蒙群众，这乃是一种叛卖的行为。所以当前世纪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之加入当时的政府为阁员时，第二国际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斥之为机会主义者，为叛卖，为投降，而主张加以驱逐。
从此，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绝对排斥“联合政府”的思想；反之，凡是机会主义者都是赞成“联合政府”的主张的。因为从前者的观点出发，无产阶级要走上社会主义，必须首先摧毁资产阶级的政权而建立自己的专政，才有可能；但由后者的立场看来，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乘机加入资产阶级的内阁或与之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地走上“社会主义”。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尤其是战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都先后加入了资产阶级的内阁，或与资产阶级的党派建立了“联合政府”；而另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等所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这，则坚持革命的立场，以摧毁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目的，从而产生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如果把“联合政府”的产生及其在历史上所表演的作用略加检讨，对于问题的理解更是清楚。一般说，代表几个阶级的党派所成立的“联合政府”，或换句话说，统治阶级容许代表下层阶级的党派加入它的政府，总是在统治阶级陷入异常危机的关头（如在战争或革命中）无力单独掌握政权时，才不得不容忍那些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并拥有相当群众的党派参加它的政权，其基本目的是在利用那些党派号召群众去替它服务（如在大战中号召群众上战场），或缓和群众的激昂情绪（如在革命时期中），以便渡过难关，稳定政权。等到难关度过，政权稳定后，统治阶级便立刻要撵走那些机会主义的政客们的。一八四八年法国统治阶级之对于路易卜郎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意等的统治阶级之对于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的阁员们也如出一辙。最新鲜而典型的事实是这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统治阶级都与社会党和共产党建立了“联合政府”的，但曾几何时，这两个国家的“联合政府”都将共产党赶出于“联合政府”之外了！
“事实”是异常之明显而露骨的：当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统治在意法消失时，广大的工农群众已抬起了头来，多少武装了自己，并在某些方面建立自己的权力，形成了两重政权的雏形；于是意法的统治阶级不得不与拥有了相当群众的社会党，尤其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以此让后者自动地去解除工农的武装，取消他们的权力，叫他们“安静”下来，恢复社会的“秩序”，并鼓励工人们恢复生产——待这一切差不多办安了之后，于是统治阶级觉得代表工人的政党，尤其是共产党是一个可厌的赘疣了，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便将它们扔在一旁，难道这还不够明显和露骨吗？！不错，在法意将来如果发生危机时，这两国的统治阶级们有让共产党重新加入联合政府之可能，但那也不过是让它们再度充一次“柠檬”罢了。而且如果法意的无产阶级不及时起来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则法意的统治阶级将不可免地要建立新的法西斯专政的，——从这一点说来，法意的“联合政府”不过是走向新的法西斯专政之一道桥梁而已。
由上面的解说和叙述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三个最基本的结论：（一）从理论上，代表各阶级利益的“联合政府”是虚伪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条件下，任何形式的“联合政府”都只能是替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服务的政府；（二）从历史事实上，所谓“联合政府”只是统治阶级陷入难关时所能容许的一种政权形式，待难关一经度过，这种政权形式就要被抛弃的；（三）凡是以代表工人阶级自命的党派加入“联合政府”的，一定是无望的机会主义者，其后果必然出卖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而自趋死亡，此外的出路是没有的。假使这三个“结论”是历史证验过的真理，那么，你所提出的问题也就不待多事说明而得到解答了。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联合政府”，依该党领袖毛泽东在其《论联合政府》的小册子中所解释的，不仅仅是一种极庸俗的机会主义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我们称之为乌托邦，并不是说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在今后的中国绝不会成立，而只是说，中共所要求和愿望的“联合政府”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中共所要求实现的“联合政府”乃是要求保持自己的武装势力来与拥有更大的武装势力的国民党合组的政府。像这样包含有两种相反相克的武装势力的党派的“联合政府”，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无法成立的。除非共产党自动解除武装或愿意依照国民党的意向“整编”，国民党方面是绝对不愿与之建立什么“联合政府”的；但要共产党的军队解除武装或“整编”后才容许它加入“联合政府”，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就无异于以俘虏的地位参加政府，这当然是多年来靠武装势力作投机资本的共产党所绝难接受的；——这种矛盾，正是“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终于失败之根本原因，同时也就是中共所主张的“联合政府”绝难实现之症结所在。如果就今天的客观情形看来，如你所指出的：“国共两党在如此全面和凶猛的战争下”，而希望成立国共的“联合政府”，那更是等于痴人说梦了！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像中共所要求和愿望成立的（即保存自己武装势力的）“联合政府”，将永远只是写在纸头上的乌托邦。
至于说到“联合政府”如能实现，能否解决问题的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也只能是否定的。因为摆在我们这个民族面前的问题，如完成对外民族独立，对内解决土地问题，弱小民族自决，以及当前极端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的空前腐恶，......等问题，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所能解决的。所谓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实际上总是一个纯属上层拉摆，充满着矛盾，最不稳定和最无能力的政府，而且为时多是短暂的——像这样的政府是绝对无法解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严重问题的，这已有西方近百年的许多历史经验可作证明，——一八四八年法国的“联合政府”，一九一七年的“人民阵线政府”以及这次大战后法意所成立的“联合政府”，都是最明显的例证。
要想认真解决中国的民主任务及当前最最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在现时的条件下，只有召集一个普选和全权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也许你会说，即令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能召集成功，也不见得一定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可以答复：假如普选全权的国民议会召集成功了，那就是说，中国广大的人民大众已经觉醒起来和组织起来了，那时的国民会议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人民大众及其所拥护的政党自会用别的方法，即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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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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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普选全权国民会议的讨论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4期
李星按：本文是彭述之一方为“国民会议”这个口号做的解答。关于彭等人一方为何这个口号，以前的录入分析也提醒过读者，这是他为了吸引学生，做的实用主义选择。现在看来，彭述之想要吸引的学生，大致有排斥国共两党、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对具体的阶级斗争没太大热情，从而容易接受“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而斗争”等等特征。
就本文来说，我想指出一点：俄国在05-17年间，立宪会议这类口号能吸引很多人，包括在1917年，农民行动起来以后，吸引农民，是因为帝俄的统治框架一直未变，反体制的各种能量保持积蓄，并在“选票”这个方向上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共识。40年代的中华民国显然不是这个状况。
编者先生：
我是一个北大学生，同时也是贵刊忠实的读者。在北方，我感觉得整个杂志界都是非常沉闷与浅薄。除了一些把「内乱」「统一」「共匪」等字眼一个个硬嵌入句子中去的文章以外；留下的便只有那些充满着标榜华莱士的「超新政」，「政协路线」，「联合政府」的呓语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开始苦闷，失望，一种潜伏着的命运观不自觉地控制了我的思想。当一次次地想起中国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与缺乏一条新生的坦途时，我回答自己说：「这是命运的悲剧」！但是这种病态继续不久，一个出色的医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我这个思想上的毒瘤割掉了。这医师就是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所发现的你们的《青年与妇女》。从那时起，我就变成贵刊的长期读者了。不管上海与北平是被摆布得如何遥远，思想上的契合却使我把心中的那双手伸向你们。我敢说，在中国目前的思想界上，只有你们的理论是最深刻最正确的。如果中国思想界上犹有一盏明灯，那这明灯应该是属于你们。你们不但指出了当前中国政治腐恶的根源及其出路，指出了战后整个国际局势的症结及其救治的方式，而且还指出华莱士的虚伪，联合政府的幻想，国共和谈失败的根因，中共的军事冒险与政治投机，……这一切霹雳般的议论，不仅震倒了一切伪装的人，同时也暴露了一个强奸马克思主义的恶毒阴谋。可惜能够接受你们的理论的人太少了，以致今日群魔依旧乱舞，反动势力仍是那么猖狂。不过，我虽然大体接受贵刊的思想，但也还有使我难于索解的地方。例如贵刊每当分析国内问题时（像如何停止内战，解救经济危机等等）最后总是提出一个口号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说只有它才能解决问题。这就有点难懂了！现在让我对这个口号的疑问提出几点来：
一、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似乎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因为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改变政制的问题，在现政府统治下，要想召开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恐怕统治者绝难允许。即使它表面上允许了，但由于它有的是钱与势，它可以操纵选举，这样一来，所谓普选也者，不过是名存而实亡罢了。既然「普选」已失去了普选的真谛，那么，更何谈「全权」？
二、召开这样的国民会议既然困难重重，即使形式上召开了，又极易受统治阶级操纵，那么接着使我们怀疑的自然是召开后能否「解决一切问题」了。
三、一般群众（至少是我所接触到的圈子内）现时都不能接受这个口号。他们要求的或是「联合政府」，或是「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二者之间去选择呢？如果一味的捧住「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究竟在这口号提出后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和接受呢；
四、据我想来，你们提出这口号或许是因为要把握所谓「民主阶段」。等到革命的主观力量完全成熟后是要提出更明显的口号来的，如俄国革命时的情形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我却怀疑，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否可作为我们的指针，还是问题。二月革命后的俄国，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果然占了一个极重要的地位，并因此引致了群众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当群众掌握政权的时候，立宪会议被放进历史博物院里去了。既然俄国革命证明了立宪会议并没有能解决，那末，我们是否可以把这点教训去告诉中国群众，叫他们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呢？
以上是我积聚了一个长时间与经过多次思索而仍旧不了解的问题，请你们绝不要误会我是在有意为难你们。我实在是本着认真和严肃的精神在追求真理，希望你们给我以满意的答覆，藉以消除我的疑难。敬祝
撰安！读者曼青谨启六月十日
曼青先生：
读了来函，对本志的立场既备致赞许，并承告北方杂志界的一些现象，我们很是兴奋！你对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所提出的一些疑问，我们不但绝不误会你「是在有意为难我们」，而且很感佩你这种「追求真理」的「认真和严肃的精神」！在我们方面，绝无任何成见，其唯一的目的「在追求真理」，希望以「真理」来澈底改造我们这个国家的无比混乱和腐恶制度，并进而改造整个世界，让全人类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因此，我们对于真理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愿意同任何追求它的人不厌求详地来讨论的。而且我们坚决相信：「真理愈见讨论，便愈见明显」。反之，凡是拒绝别人提出疑问，害怕同别人讨论的，一定是自己站在真理的反面，故往往流于专横式武断。不过，现时确有不少自称前进的人物，甚至自称革命的党派（如克里姆宫所指挥的各国共党），就十分害怕别人向他们提出疑问来质问他们。他们的教条是：「只许捧，不许问」。如果你敢于冒险向他们提出疑问，要求讨论，他们不是摆出教训的态度，说你是学院派或怀疑主义，就是学着反动统治者的态度，给你戴上一个什么流派或什么匪的帽子。而我们是深恶痛恨这种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的作风的。这不过是就便表明我们对于「追求真理」所一贯采取的态度。现在让我们来解答你所提出的一些疑问吧。
你说「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似乎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但事实上恰好相反，在现时大家要求民主，大喊民主口号的情形底下，只有这个口号才是最具体，最实际，最具有民主的内容的。因为这口号内所标明的「普选」，就是指凡在十八或二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民，不分年龄，性别，均得以不记名投票选举自己信任的代表到国民会议里去，以表达他们的意向和要求；同时，所谓「全权」，就是指这样地由人民普选出来的国民会议，必须具有全部权力讨论和解决国家当前一切的重大问题，连澈底改组政府的问题在内。假如不谈民主改革则已，如果要谈民主改革，必须要有一个中心的能统摄一切的总的政治口号。而这样的总的政治口号，在现时便只能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因为只有这样的国民会议，才有可能将全国人民大众的愿望，意志和力量集合并集中起来，以最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家当前亟待解决的民主任务（如对外完全独立，土地归农民，八小时工作制，国内弱小民族自决权等），以及国共的内战和其他的重要（如经济）问题等。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如果一旦实现了，到那时人民大众一定已经团结起来，成了国家的主人翁，这样，军事专政必趋瓦解，国共间的纠纷自会受到合理的裁判而获得解决。到那时，你所谓「根本改变政制的问题」，也就可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加以澈底解决了，至少离澈底解决的路很近了。
至于你说，「在现政府统治下，要想召开一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恐怕统治者绝难允许」。这是毫无问题的。不但这样的国民会议绝难被允许，就是现时某些党派所主张的「政协路线」又何尝得到允许呢！这里的问题，不是「统治者允许」与否的问题，而是人民大众能否为实现此种国民会议起而积极斗争的问题。如果民众不积极起来斗争，任何统治者总是不会自动允许，自动进行真正的改革的。倘使民众起来积极奋斗了，统治者主观上虽十分不愿「允许」，但在群众力量的压力之下，却不得不表示退让，不得不允许召开较民主的国民会议，或进行某种民主的改革。假如民众已积极起来斗争，统治者还要顽强抗拒，绝不让步，到这时进一步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方法，自会从民众及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中提出来。也只有到这时候，民主议会的解决方式才能真正为群众武力的解决所代替。但在达到这一步之前，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口号，总是一个号召人民大众走向政治舞台，动员人民大众参加政治斗争的主要的口号。这是有以往一切历史可资凭证的。俄国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列宁所领导的布尔塞维克党经常总是以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或主要的政治口号去号召群众起来斗争。直到二月革命之后，即布尔塞维克已提出了「一切政权归苏维埃」作为主要政治口号之后，立宪会议虽被降为辅助的政治口号，但它在政治鼓动上仍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不错，你已提到：「俄国革命的教训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指针，还是疑问」。当然，我们绝不是拜物主义者，像现时一般所谓「苏联之友」或克里姆宫所指挥的徒党一样，凡是苏俄的东西都是绝对好的，尤其是史大林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是天经地义。相反地，我们对于克里姆宫官僚独裁对内对外的全部荒谬政策，都是不断地加以指责的。但关于列宁领导俄国工农走向十月胜利的基本路线，基本教训，却应特别予以注意，从它们认真学习，以为我们的借镜或指针。而立宪会议在俄国一般民主解放运动，以及工农解放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无疑地是值得我们借镜，可以作为我们的指针的。
至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能否解决问题」，如果从力学的机械的观点来看，是很难说定的。但如果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却不难得出正确的答案。这就是说，这样的国民会议，如果「实现」了，它是有可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能实现，当然谈不到解决问题。但却不能因此便否认它对于解决问题之重大的助力。相反地，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只有从现时起，积极地，坚定地，勇敢地，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提到人民大众之前，以此去号召他们，鼓动他们起来为实现这一口号而斗争，让他们在这一口号之下活动起来，团结起来参加政治生活，走上政治舞台，实行干涉政治。同时，并以这样的会议去对抗统治者的军事专政，暴露其一切虚伪的民主的「国民大会」（即所谓以「钱与势」「操纵选举」所召开的「形式上允许」的国民会议）。纵令这样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能召开，不能解决问题，但在这种运动之下，及由于这种运动的帮助，离开真正解决问题的时间也就逼近了。俄国由「二月」走近「十月」，就是最好的经验。你说「俄国革命证明了立宪会议并没有解决问题」，但你恰好忽视了正因为有立宪会议的长期鼓动，并最后在群众面前证明俄国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政客对此会议的召集表示故意怠工，才迫使群众走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来解决问题的道路。因此，从客观上说来，俄国的立宪会议口号虽然没有直接解决问题，但它却大大地推进了加速了真正走向解决问题的道路，即间接地帮助解决了问题。只有这样来了解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才是正确的。
你又说：「一般群众……现时都不能接受这个口号。他们要求的是「联合政府，或「」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二者之间选择呢？你这段话，只有小部份是多少合乎事实的。就是说，现时有一部份群众在中共领导下是在「要求联合政府」，可是现时人们所要求的「联合政府」，不但全是上层的拉拢，不能体现真正的民主，而且即令实现了，也绝对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战前法国和西班牙曾经一度实现过的「人民阵线政府」（即联合政府），以及战后在法意等国成立的「联合政府」所表现之无能，就是铁一般的教训。至于「社会主义的工农政府」，假如「一般群众」都「要求」的话，那我们将首先举起双手赞成。但事实上，这一口号尚未被提出来，更不要说一般群众在要求的话了。无疑地这一口号将来是一定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但这还是将来的事，它在现时至少只能有宣传的意义。今天要想号召民众起来参加政治斗争，来干涉政治，宣传的口号是绝不够的，必须有一个日常的总的政治鼓动口号，——这口号，除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外，实在再找不出任何别的适当的口号来。假如你能找得出更好更适当的口号的话，我们是愿意接受的。但我们相信，你是找不出来的。
最后，我们希望你特别注意的是：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的提出，绝非根据我们主观的愿意与否，而是完全由于客观的需要决定的，这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西方先进的国家中，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便已成了一切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中心口号（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大会，美国独立运动中的大陆会议，迄至俄国的立宪会议等）。在现今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里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及中国等迟延未决的民族民主的改革运动中，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也仍然是主要的政治鼓动口号。这口号与民族独立，土地归农民，八小时工作制等口号连结起来，便构成为「过渡纲领」。这纲领不但可以推进民族民主的改革运动向前迈进，而且可以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绝对必须的桥梁。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仅仅是所有国民会议或立宪会议中最民主最急进和最具有革命内容的一个口号而已。
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的传统，对于西方革命运动的经验又颇隔膜，再加各种自称民主的党派又忙于上层勾结，害怕遵循最民主的方法去号召民众起来参加斗争，所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至今尚被忽视，尚未为民众所了解。但我们十分相信：如果中国民族民主的运动再往前进展，这一口号一定会被民众所接受并为之而起而积极奋斗的。因为一个政治口号，只要为客观的情势所需要，它便迟早定会获得群众的拥护，形成推进改革运动的力量的。因为篇幅所限，我们的解答未免简略。倘使你尚有疑问时，请往后提出来，我们将同你作进一步的讨论。
编者六月廿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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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信箱：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
作者：李永健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3期
李星按：本文主要内容是彭述之一方解释自己的政治态度，为何既批判执政的国民党又批判与国民党对立的中共，以及为何批判苏联。
本文的解释，是比较弱的。举孙文和列宁的历史先例证明自己的正确，但并没有具体解释自己的批判，为何就类似于这两个先例。事实上，从彭等人的诸多文字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共的批评常常抹杀了后者与执政者阶级对立的一面，而且就在本文中，就自相矛盾地一面断言中共在红军时代“专事军事冒险”，一面又说红军时代确实进行了土地革命。这种拙劣的文字把戏，不值得多说。
值得一说的，是“正确的批评”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且不论彭述之是如何拉虎皮做大旗，列宁当初的论战为何产生了影响？1920年代初，列宁为何无法阻止工人国家的举步蹒跚？1905和1917年托洛茨基的文字，为何能推动工人行动？他在30年代的诸多分析，为何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影响为零？
关于批评苏联，共党，左派人士与联合阵线的讨论
编辑先生：
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但我还有一颗年青的心，它靠一种年青时的理想所培养，还不断在跳跃着，更不断在燃起我的求知欲。正由于这种求知欲的驱使，才令我意外从报摊上不受人注意的一角发现了贵刊。从名称上看来，虽然仿佛是与我无缘的；但稍微翻看一下，我却显然给一种新鲜的论调吸引住。这虽然是半年以前的事，但从那时起，我便愈来愈注意起贵刊来了！
为了经济条件的限制，使我不能辅购第九期以前的贵刊来阅读。可是，光从最近五期的文章中，就已经够使我了解：贵刊是具有一种与目下流行着的刊物不同的观点的。对于这种独立的观点，我大体上都能同意；而对于中国现时各党派以至国际关系的分析和批判，我也认为十分客观而深刻。不过，当我每次读完贵刊对于中共及“左派人士”等的评论后，虽然根据我目击一九二五——二七年及近年来的两次“国共合作”破产的痛苦经验，觉得很有道理，但仍不免发生一种怀疑：贵刊一面批评当权政党，一面又批评中共及“左派人士”；一面反对英美等帝国主义，一面又不以苏联当局的行径为然；但中共既然已经变成为改良主义的政党，今天却领导着一支农民军队在抵抗国民党的进攻，而那些“左派人士”也在以“争取民主”相号召；同时苏联也是一个工人国家。像贵刊这样对双方加以如实的批评，那会不会有利于当权政党及各帝国主义，以遂其反动企图；反之，为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实现，我们应否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不管其中有何种弱点也不公开加以指责呢？
上述的怀疑，我始终觉得很难下一结论，我周围的朋友中虽然也有赞否两种意见，但都不能提出充分的论据来释疑。因此使我试行写这封信给贵刊，如蒙详加解答，那就无限感激了！此致
思想解放的敬礼！
读者李永健上五月十一日
永健先生：
读了来函后，我们首先应向你道谢！因为像来函中对本志态度这样坦率，具体而亲切地提出疑问，让我们获得一个机会来确切解答并表示我们的意见的，实在难得。以前也曾有人指责本志的态度是什么“平列态度”，就是说，人们认为本志对当权党和共产党，对美国和苏联，都加以批评，是取的“平列态度”，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不对，却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以至无从解答。先生这次既已承认本志的态度是“独立”的，“对双方”的“批评”是“如实的”，问题只在于：（一）“会不会有利于当权党及帝国主义以遂其反动企图”；（二）“为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实现，我们应否联合一切进步力量，不管其中有何弱点也不加以指责呢？”像这样的提出问题，是实在而且具体的。现在让我们来逐一解答吧：
在解答第一个问题之前，首先我们要请先生注意的是：你既承认我们对“双方的批评”都是“如实的”，这就等于说，我们的批评是反映了客观的事实，符合于客观的真理，我们的态度是严正的科学的了。加入我们这个推断不错，则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说，凡是“反应客观事实”，“符合客观真理”的，只能有利于进步的革命的事业，任何反动势力都是“利用”不了的。因为任何反动势力都是害怕面对着客观真实，不顾客观真理，因而与之背道而驰的。单从这一点，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可以说已在原则上给了一条答案了。
当然，在具体的事实上是颇为复杂的。因此我们还得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先以我国的历史事实作例吧。在辛亥革命前，确切点说，在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成立同盟会后，当时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不但猛烈地攻击了满清政府，而且严厉地批评了康有为，特别是梁启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以致引起民报与新民业报间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因而当时便有不少好心好意的人们，认为同盟会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梁，特别是梁启超在新民业报上所发表的思想，如刻毒地攻击西太后派的腐败，坚持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等等总算是“进步的”，至少是不坏的，同盟会的民报不应那样无情地抨击他，以至为“仇者所快”，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有利于”当时当权的西太后派，为她“所利用，以遂其反动企图”去了。但往后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当时同盟会单只攻击满清政府，不坚决批评梁启超那种似是而非的君主立宪论，以民主共和国去对抗君主立宪，让那种立宪论在群众中继续活的支配的影响（在民报出版前，梁氏的思想和主张确是支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那么，推翻满清政府的辛亥革命是绝不会发生的，至多不过再重演几次戊戌政变式的悲剧而已。因为梁启超的新民业报，表面上虽激烈地攻击了当权的西太后派，但他的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论，对当时的中国不但是一种乌托邦，而且是一个障碍物，是在群众中散布幻想，在客观上帮助满清政府延长其反动统治。所以当时民报之批评梁启超派的思想，不但没有为反动派所利用，反面是在革命道路上肃清了一个最严重的思想上的障碍物，加速地结束了满清反动的统治。
如果认为上面的举例还不够充分，现在再让我们从国外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看。大家知道，在俄国自一九零三年以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经常是攻击沙皇政府，而同时又批评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特别是抨击孟什维克派的思想和主张的。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列宁一方攻击当权的立宪民主党，一方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批评更是无情和激烈。因此，在当时某些庸俗的调和主义者（如著名的考茨基）便认为列宁的批评，尤其是对社会革命党及孟什维克的严厉批评是不对的，就是说，是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以遂其反动企图”的。但假如没有列宁对于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对孟什维克的严厉批评，让它们在工农群众中继续保持其支配的影响，试问怎能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呢？因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表面上虽声明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反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企图，但在实际上却是尽量与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立宪民主党谋取妥协，建立“联合政府”，以抑制工农的迫切要求（如面包，和平与土地等），阻止革命往前发展。假如当时没有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在群众面前严厉地批评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种种投机主张，种种妥协幻想，把群众从他们的蒙混下解脱出来，则二月革命后的俄国，不但绝不会走上“十月”的道路，而且不可免地要倒退到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哥尼洛夫的暴动正是代表这一倾向），甚至回到沙皇的复辟方面去的。
像上面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但由此已足够说明站在正确的观点上，批评任何在野派别的，甚至是号称“左派”的错误思想和投机行动的，只能有利于进步的革命的事业，绝不会为反动派所利用以遂其反动企图的。相反地，如果对于错误的思想和投机的行动（不管挂的什么招牌）不及时予以批评和揭露，放任它们去蒙混群众，引导群众走向迷途，那才是在客观上真正帮助反动派以遂其反动企图哩。最近二十余年来，各国共党所导演的悲剧就完全如此。中国“一九二五年——二七年及近年来的两次“国共合作”破产的痛苦经验”既为你所“目击”，我们无须多说。即以一九三六——三八年的西班牙革命来说吧。当时西班牙共党与社会党及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但共党对于后两党的妥协与反动政策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变本加厉地助长了它们，以反对革命的左派和群众。所以结果仅仅是帮助了弗朗哥的胜利。一九三六年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的失败，也全是如此。现在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形，正在重演以前的故事，如果不及时获得纠正，其惨败将是不可免的！
关于中共，你既承认它“已经变成为改良主义的政党”，那就是说，你已承认它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党了。实际上，这个党早已变成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混合物。它有时专干军事冒险（在江西时代），有时偏向于政治投机（在抗战中），有时则二者双管齐下（战后），以至迷惑了群众，把群众引导到了不断失败和无谓牺牲的深渊。至于你说它“今天却引导着一支农民军在抵抗国民党的进攻”，这当然是事实。但中共今天领导的农民军，并不是真正为着解放农民，而只是将“农民军”当做政治投机的资本，以此来向当权党讨价还价罢了。例如农民（所谓“耕者有其田”）。但中共对于农民解放的这一根本问题确是变化无常的：它在江西时代，曾坚持并实行了没收土地归农民的主张；但后来为了和当权党“合作”，便又将它放弃了，而仅以“二五减租”为限；最近半年余来，由于“合作”的破裂，于是又把早已放弃的土地革命提出来，在某些“解放区”内开始部分地实施了；——这还不是明显地暴露出：把农民的土地改革问题，当做一种政治投机的筹码来向当权党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了吗？！而且，要真正解放农民，绝不是靠组织“农民军”可以达到目的的。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如果城市的工人阶级不取得决定的胜利，不获得支配一切的权力，农民是绝得不到真正解放的。中共最根本的，也是致命的错误，就在于它离开城市工人阶级而专事依靠农民，依靠农民武装，企图以此达到它的“成功”，但实际上只是遭受不断的失败，而且是徒然牺牲农民群众的极度悲惨的失败，以往的事实是如此，将来亦绝不会例外的。中共的“联合政府”路线，是年来叫的最响的。但这也不过是俄国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老机会主义路线，这早已由俄国革命的经验，尤其是这次大战前西班牙革命失败的惨苦教训，充分证明了只是一种幻想，只是一条绞绳，我们这里无须多事解说了。
至于说到“左派人士也在争取民主”，好像就不应该批评他们。其实现时所谓左派人士所提倡的民主，固然一部分是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其中的领导层多半是想藉“民主”做跳板来爬上政治舞台，以遂其私图的。最新鲜的事实是：民社党和青年党的领袖及某些“社会贤达”们，在不久以前都是“也在争取民主”，并常常与现时的“左派人士”，乃至与中共领袖们在一起互相讨论，互相提携的。但现在的结果是怎么样呢？！结果不是曾经“争取民主”的“人士”又变成了反民主的支持者了吗！我们认为真正“争取民主”，便必须对“左派人士”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加以批判，让民众的眼睛看得清楚，同时也叫野心家们不敢随便欺骗人民，利用人民来遂其私图，来替反动势力服务。
你说“苏联也还是一个工人国家”，但这话必须加以解释才不致引起误会。如果就苏联的财产制仍然为公有制，经济仍然为计划经济这一方面来说，是进步的，是工人的。但就它的政治制度，就它那纯粹官僚的波拿巴式独裁，就它那没有任何民主的格别乌的统治来说，却是反动的，非工人的。所以现时的苏联，可以说是双重性的，是一个堕落了的病态的工人国家。正因此，苏联在国内及国外的政策上，都表现了它的双重性。在国内，一方在十月革命创建的财产国有基础上继续进行计划经济，这是仍然含有进步意义的；但另方面，官僚们彻底消灭了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一切民主制（如工会，苏维埃及党内的民主制），用格别乌残酷地压制工农群众，用“清党肃军”割除了整代的老布尔什维克及一切革命份子，任意享受各种特权，这就完全是反动的了。在国外，苏联仍以计划经济对抗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经济，以军事保卫帝国主义的进攻（如纳粹德国的进攻），这都是含有进步意义的；但同时，克里姆宫主人为了要同任何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妥协，不惜放弃世界革命，不惜命令各国共产党投机取巧，对一切革命者造谣，迫害，甚至谋杀，......这一切都暴露了其彻底的反动性。这情形在战后便显得更尖锐，例如苏联在东欧和中欧各国，它一方容许农民没收土地，赞成某些工业国有化；但另方面却又横暴地抢劫当地的财物，搬移工业设备，要求战争赔款，抑制工农群众的社会主义运动。苏联当局在我国东北所表现的行为更是野蛮而令人不可忍受：它在雅尔塔会议上竟要求恢复反动透顶的沙皇在中国所攫取的特权，占领旅顺，共管大连及铁路干线之后，又进而将东北的重要工业设备及物资囊括以去，致使东北的工业趋于毁灭，几十百万工人完全失业，陷于饥饿死亡；——想苏联当局这类抢掠和反动的政策，如果不加以批评和揭露，必然要被且事实上已经被帝国主义及反动势力利用来打击苏联，并作为将来进攻的主要口实的。因此，我们认为“如实地”批评苏联，不但不会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恰好相反，而是最有利于真正保卫苏联的。因为要真正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必须批评克里姆宫官僚们有害于这种财产制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行为。最后说来，如果苏联的官僚独裁制不被清除，苏联的社会主义财产制是绝难长久保存下去的。今天美帝国主义只毫无顾忌地加紧准备反苏战争，便已明白地预告这一危险的临近了！
我们前面说的这样多，但还是只限于解答你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过经过前面一番颇为详细的解说之后，你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就等于附带地答复了。因此，我们这里只须补充两点：（一）“为了民主运动的发展，为了全世界社会主义联邦的实现”，“联合一切进步力量”是绝对必须的。但在“联合”阵线当中，对于任何“进步力量”的“弱点”都必须向群众加以“指责”。而这种“指责”不但不会为反动势力所“利用”，而且只有帮助团结真正的进步力量向前迈进，这正是辩证的逻辑。（二）联合阵线，绝不能只限于上层领袖们的共同谈判，主要在于联合群众去行动。假如必要时需要上层谈判的话，也必须坚持立场，把握原则，尤其必须保持在联合行动中的批评自由。如果随便就拉拢，对于联合阵线中的同路人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不予以及时的批评，那绝不是什么联合阵线，只能算是相互勾结的投机行为而已。
编者五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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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
作者：亚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录入者按：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录入者总结
想到的东西比较多，分条说明。
一、工人不但没有沙文主义的情绪，还对殖民地独立运动坚决支持，这显然也和“教育”一类的东西毫无关系，不如说这是他们在两个劣化工人党的糟糕灌输之下，仍然忠于自己阶级本能、忠于自己长远利益的表现。这种想法，不是左派或右派一张嘴能改变的。
工人有自己的阶级本能，资产阶级及其仆从，当然也有。不要说那些家伙的滑稽背叛姿态让人根本无法相信他们有诚实的动机，哪怕政府里真有真诚地想要改变社会的社会/共产党员，也只能被资产阶级社会残酷的剥削逻辑拖着走。
二、法军在越南吃了瘪，往大了说是因为越南最广大群众——工人和贫雇农的全力斗争，往小了说，则是因为越盟游击战术的成功运用。
看了那个因为报导真实情况就被捕受审的记者，也不得不感叹有些事情是不变的，就连罪名都懒得换一换……别误会，我说的是可怜的卡舒吉。（）
三、在殖民政策上，社会党摆脱不了爹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的理论祖师爷，第二国际的党棍们，一向是认为即使全球共产了，对所谓野蛮国家和地区还是要使用刺刀和火把去传播文明的。但是法共也这样，这至少乍一看还是极其离谱的事情，毕竟就连斯大林本人也理论论述过民族自决的正当性，虽然执行得很差。看了法共那种又当又立的样子，哪个工人也不会对它有什么兴趣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宁肯和魔鬼做交易，也不愿意和这些小人打交道。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如果你真的支持越南独立，干嘛还要嚷嚷什么“我们投票拥护的是与你们所拥护的同一的政策”、“法兰西联邦之框内”，你说不过右派，还是打不过右派？如果是20年代这可以解释成受不了公开表态导致的打压（更别说这种顾虑和1914年拒绝投反战票的家伙的顾虑一样荒唐），可现在游击队都听你的，你怕个锤子哦……这里法共和社会党的区别，恐怕只有它的虚伪和怯懦——曼德尔把欧共、苏共划入和考茨基同类的中派主义，不是没有理由的。
四、和德国曾经兼并阿尔萨斯-洛林、法国在德国已经基本在该地区完成了民族认同构建和经济整合之后又兼并了回去一样，法国对萨尔的兼并也并不因为德国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需要资源和工业进行战后重建而改变性质。尽管战后德国境内政党没什么好东西，但他们这件事做得对，这也是统一社会党（文中的社会统一党）为数不多做对的事之一吧。
顺便说说不割地不赔款和平的口号。有了二战的教训，帝国主义也终于肯使用文明一点的方法处理战败国了，并且还在三轴心国根除了粗暴的民族复仇主义。请读者注意，新产生的另类右翼尽管阶级根源相同，但已和两次大战无甚关系，中东和巴尔干的条约残留比西欧和东亚多多了。
这也就产生了提出进一步的新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需要。不幸的是，共产党们也就是落后于形势的能耐了，大战时期他们搞民族主义宣传，国内阶级矛盾成熟到可以直接下死手的时候又只能消极维持现状……
五、两个人说了两大堆废话，却一直没人想到这不是资本主义范围内能妥善解决的问题，维持资本主义就算能解决粮食供应必然要饿死一群饿坏一群，经历了战争对秩序的毁灭性破坏居然还是秩序入脑状态，看来不是一般的没救了。
如果说革命有什么人道的地方那就是这个了——喝好酒可以用普通杯子，而不用头盖骨。
六、印刷工人足以迫使强大的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失语。卡车司机足以在任何地方制造半永久的路障。资产阶级还有军、警、官三张王牌，但一场无产阶级不满情绪引发的政治危机就足以让它们片片断裂。如果失去了无产者的默许，暴力机器即使有再强的物质力量，也将是不堪一击的。）
巴黎通讯：“联合政府”下的法国现状
一月十三日，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联合组阁成功以后，一切急待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即刻全数搬到新政府里的权贵们面前。对外、如何处理殖民地叛乱，对内，如何解救经济危机，这两种最棘手的课题，与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正以更严峻的态度来考验这个所谓“新联合政府”的前途。这里，让笔者提供出一些真实的材料，也许更有助于读者了解法国的现状。
一、殖民地叛乱的扩大
自越南群众掀起了要求独立解放的斗争以后，这种反帝的情调，即刻传播到阿尔及利亚与突尼西亚。法文世界报说“国内秩序虽然良好，但不安的征兆已经存在了。”甚至代表资产阶级的报纸也不得不宣告，大众的同情是寄予越南工农群众方面的。这样的例证并不缺乏。在阿尔及利亚的一次足球竞赛会上，举行了同情的示威大会，直当观众们听到马赛曲奏唱起来的时候，才静静地坐下。由海奇领导的阿尔及利亚的人民党是以全力支持越南的战斗群众的。
法国政府，企图制止突尼西亚的民众运动，曾经以阴谋来维持它的残酷的政权，即：勃鲁姆内阁已经命令召回突省总督而代以社会党的官员，但这个法令，因为勃鲁姆的访问伦敦，而没有实行。其实，人民共和党是竭力反对这个法令的。
从这些事实的教训中，我们所得到的结论应该是：给任何反动的傀儡政权，染上左倾的色彩是不可能的，只有像越南群众那种反帝国主义血腥统治的斗争才能给所谓“法兰西联邦”境内数亿万千的被压迫人民指出一条生路。
二、法军厌战·逃亡·叛变
越南殖民地大众反法帝的勇猛而又部分成功的武装斗争，已从受伤归国的法军评论中，以及随军记者的调查报告中充分地指示出来了。
法文战斗报，在一月廿八号上刊载着一位在军中服务了六年的年轻志愿兵的评述道：“我们有些已休养得很好；有些正继续到澳洲去，他们预备归化在海外了；我希望恢复健康以后到加拿大去，因为我们在法国是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也不想替她干了。”
法国报纸企图掩饰这种大规模发生的士兵逃亡与士气不振的现象。但事实上，法国军队，尤以被利用于对越盟作战的五万士兵，已无意于这种惨酷的战争了。
一位受伤的军官说：“越南军是一枝特出的军队。由于正确的领导，他们已经锻炼成一枝不可轻视而且十分懂得运用游击战术的军队了。
“亲法派的本地人，被越盟视为不可饶恕的越奸，正如一九四〇——四四年，我们之视法国的亲德派一样。”
另外一位，代表着法国报界，是唯一被允许随军出发的通讯记者，因被控告“破坏国家安全”而为军事法庭逮捕了。控告罪名的成立，仅仅因为他作了一次法军叛变的真实报导。从这件事情的本身，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叛变的可怕性了。
三、法共与社会党对越南战争之态度
莱翁勃伦所领导之清一色的社会党内阁，曾以它一连串的施政方针，得到国会多数议员，包括史大林党，天主教进步党以及急进社会党的一致赞同。现在，关于内政方面，社会党的腓力波，依旧采用前任人民共和党财长许曼的政策，希图用解雇五万名政府官员与提高新税率来平衡收支预算。至于军事贷款，在新政府未成立不久之前，社会党也还坚持着大加削减的，但相反的事实，恰好构成了与过去一切诺言的一种强烈的对照。腓力波所提出且为议院所通过的军事贷款远超过一九四六年的数字。
右派集团借口越南事件，要求军费不可减少，腓力波的答复是百分之百的同意。社会党政府对于“保卫越南”的热情，从它一贯的策略与行动中表现无遗了。
至于史大林主义者，一向徘徊在民族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与同胡志明政府勾搭的两个策略之间，但最后的决定，仍不出人所料地，必然在行动上叛弃了后者。像所有的社会党员一样，史大林主义者投票拥护在越南的法帝国主义军队，正好像他们投票赞同为进行殖民地战争用的军事贷款一样。而且，为了对抗右派集团的攻击，即指谪他们始终袒护胡志明，他们大声地辩护说“我们投票拥护的是与你们所拥护的同一的政策。我们认为与胡志明的谈判妥协是必要的，因为他们已经接受在法兰西联邦之框内的越南共和国的原则；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从法兰西夺去了越南。”
四、经济上吞并萨尔之动机
其实，目前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最迫切的任务，还是如何处理萨尔的问题。
法国政府已在萨尔与其他德领土的边境上设立了她自己的关卡，这不啻是经济上将吞并萨尔区域的前奏，事实上，这已赤裸裸地表现了帝国主义劫夺的行为，只为的是害怕德国经济的重建与政治的统一。因为德国的统一即刻会剥夺了法帝国主义在萨尔区的剥夺——这是受破坏的经济重新恢复所最必需的区域。法国为了预防英美苏之间对德做出政治统一的种种可能的协定，她已在运用各种离间的外交手段。伦敦与华盛顿已在密切注意这个问题，但并未公开地提出抗议，莫斯科亦抱同样的态度，但苏维埃政府在处理萨尔问题上，显然是与英美采取不同立场的。
在德国，各占领区中的所有政治党派，都很严厉地出来反对法国在经济上合并萨尔。首先是社会民主党与基督教民主党的抗议，接着是红军占领区中的史大林党控制下的社会统一党与自由党的响应。社会统一党的机关报曾经主张“萨尔是不能脱离德国的，我们将与一切德国民主派抗议萨尔与德国的经济割裂。”
只是法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并没有在对地的帝国主义掠夺中，得到任何利益。他们将与欧洲以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群众一致要求带给德国以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他们将会为唯一可能解决现存混乱局势的社会主义欧洲联邦与世界联邦而战斗到底！
五、工资·物价·粮食
自“解放”以后，法国便为一连串的“紧张时期”所困扰，尤其是去年关于工资的问题。一九四七年初的示威运动，被勃鲁姆的廉价支票“减低物价百分之五”所制压下去了。但不到六星期，这种哄骗即失去了它的任何效能，新的行动已在各工厂中，码头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公务员之间酝酿着，他们正在期待着工资的再调整，使能达到总工会（C.G.T）所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
罢工怠工已随地爆发了，虽然还没有酿成大规模的汇流，但这是第一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种反动的错误领导将会招来更大更深的危机。
史大林主义者，在口头上，仿佛也出来争取工人们最低的生活水准。在人道报上，署名佛兰坎的总工会秘书长主张在不刺激物价上升的条件底下，最低生活费用必须获得，但勃鲁姆——赖玛迪新阁幕后最有力的人——在人民报上的回答是“佛兰坎的谬论完全无视了现实，因为在提高工资之前，首先必须贬低物价”。实际上，这两个拥有最大多数阁员的党派间争论，纯属学院式的，没有一个党愿把这种歧见带给群众来批判，然而劳苦群众却正是对于这些工资、物价与粮食等问题最感切身痛苦哩。
粮食问题，只消拿一件事来看，即在新政府成立最初的一周内无法觅取一位粮食大臣，便可显见其严重性了。所有党派都拒绝这个位置的理由是很浅显的，因为没有一个根本的办法来解救粮食供给的困难。
这件事实又可以作为说明联合政府，即社会党与史大林党跟资产阶级合作的新政府，丝毫无能的又一证明了。
六、印刷工人罢工的经过
跟着工资、物价、粮食的无法解决，巴黎的印刷工人大规模地起来罢工。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巴黎的日报以及一切地方报不能出版。一九四六年的六月，巴黎印刷工人曾起来要求增加工资百分之廿五，以后经过总工会的请求及印刷商联合会的保证，才成立委员会期在九月一日以前解决了这个悬案，但一直到十二月，进行毫无效果，印刷工人遂一面再提出原条件，一面又要求每一次的改变须有一百法郎的临时津贴。
印刷商人联合会最后求助于全国印刷组合（S.N.E.P）——这是“解放”以来处理伪报的机关，但工人们并不愿理这些，他们集中全力向印刷厂主要求增加工资，结果在压力之下，工人胜利了，他们依照一九三六年的集体协定规定劳动法则。
但答复这个的，是不久之后，报业资本家得到社会党人勃洛克同意的决定关闭工厂，然而印刷工人即刻以工人自己管理工厂的方法对抗之。这种珍贵的经验确是劳动阶级最好的模范。
最后，印刷工人宣告，他们准备工作，但必须先获得一百法郎的保证金。此时，没有一家日报，即连装作工人阶级报纸的人道报（法共的机关报）与人民报（社会党的机关报）也不愿站在工人利益这边。
只有托派的真理周刊，是唯一的报纸宣告他与工人团结一致，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出版特刊。除了一月十日的常刊以外，两种特刊也出版了。因此观察报的巴黎通讯员说，在巴黎可能读到的报纸只有两种，托派的真理报与虚无主义者的自由报（在罢工前一天出版了一次）。
这样的罢工运动，中途曾因为接受劳资双方的仲裁暂时停止了五天，以后，又广大地得到其他印刷部门工人的响应与合作，但可惜在一月十三日那天，罢工运动落入了官僚的手中，不是继续共同一致的总罢工，而是工人们接受了在旧的生活条件之下工作。
虽然，印刷工人的罢工结果是失败了，但它却留下了一个有着深长意味的教训。那些社会党人以及史大林主义者都已经表示，他们宁愿与一切的资产阶级印刷商人合作，而不愿出版他们的机关报为工人阶级表同情。唯一站到工人这边的是托派的真理报。它不仅揭露罢工斗争的全部真相，甚至连它自己也听任工人们自由运用了。印刷工人十分尊重“托洛斯基主义”者的衷诚合作，不仅拒绝一百法郎的保证金，而且义务地替它出版特刊。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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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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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
竹云龙〔籍云龙〕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录入者与校对者的对话
H:
本篇讲的是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通货膨胀的那段历史，有关政治问题到底由经济问题决定，还是反之的讨论。当时的国民党的经济问题，就文章的观点来看，不仅发生于阶级间的剥削，还伴随着资产阶级与美国的苟合。令我诧异的是，即使是托派视角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几段依然展现出一种类似民族解放论的论调，认为需要在政治上，中国自行把握一些经济权力是很有必要的。很好奇这是否是一种当时社会环境下历史的局限性？我不是很懂经济学，无法做出更加深入的评析，仅止于此。
L:
你说的可能是这一段：
对美国愿意打开大门，唯恐美帝的资本不高兴来中国沦中国为菲律宾第二。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榨取政策，且以军队镇压并攻击一切农民自卫的力量，口头上虽仍不放弃几十年来一贯的老调“耕者有其田”。对工人一向主张付以“最低工资”。对大资产阶级多开方便之门，引导与美帝发生密切关系。对中小资产阶级多方阻碍其发展，以国营与专利等手段抢夺其利益
但我觉得这一段的描述没啥问题，是客观事实。
同时，作者立即指出：
正因为这个政府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大买办的利益，所以它几十年来实行的经济政策在方式上或有变更，但在原则上并无任何差异
然后，作者假设如果采取另一条经济路线，阶级矛盾是可以缓和的。但真的能够走另一条路吗？作者再次否定：
一个旧的命定在历史上挣扎且死亡的阶级，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不能超过本阶级的“头”，即不能与本阶级的生命相左
这样的解释没什么问题。只有那种向统治者“建议”、“劝谏”、“恨铁不成钢”的左翼论述，会误导读者，因为字里行间暗示或干脆明示统治者“本来”是可以另走一条路的，只取决于它的意愿，而推动它改弦更张（专用名词“左转”），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紧急措施以后：黄金风潮的基因与副因
金潮发生在上海，波动及于全国。表面的事实如此：政府向美国的借款中，一部分购入黄金五百万两，用以“收缩通货，压平物价”。配金事宜，由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及业务正副局长林某杨某三人全权操纵，该三人与詹莲生勾结，流弊百出。如果金价不狂涨，他们本可稳发大财，哪里知道金价一涨再涨，中央银行于二月十日被迫停止售金，那时大家才知道自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中央银行的黄金抛空了！于是以黄金维持法币信用的“黄金政策”破产了，物价暴涨，黄金美钞黑市价格惊人，经济崩溃的局面好像就要来到的样子。
金潮的基本原因，并不是黄金政策之失当，而是政府经济政策之无出路。贪官污吏之操纵配售，某些大官僚之移用公款购金，奸商之乘机高抬物价，不过是此次金潮的副因而已。
一九四六年度政府预算支出二万五千亿元，五个月就用光了，以后的七个月又用了五万亿元。去年上半年税收虽重，仅及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八。敌产总值虽有四亿元，但直接拍卖后交付国库的数目，至目前为止不过六千亿元，腐败透顶的官僚制度吞食了大部分国家机关的收入，而内战的支出，又大的可怕，据李济深将军的估计，一军的每月开支约为三十六亿元，如果全国有二百师“国军”，全年支出便是二万八千八百亿元。如此巨大的财政赤字，政府只有靠滥发纸币来表面“弥补”。通货膨胀的程度日益严重，区区五百万两黄金，不能收缩那无限膨胀的通货。一九四七年的岁出预算是九万三千二百亿元，超出去年的预算数三倍半，也较去年的实际支出多二万亿元。本年度预算的估计赤字为二万亿元，实际赤字到底多少，虽则难估计，但依去年的“良好情形”推测，本年的赤字可能是三十万亿或甚至四十万亿元。
一九四七年一月底，外汇基金已经用光了，而五亿美元的借款还没有着落，日本的赔款又遥遥无期，政府曾经在黄金涨风的初期不断向美国要求实现贷款，甚至在二月初旬还希望马歇尔有所“允诺”，直至马氏动身去欧洲而并无对中国明确的经济“援助”，政府才于二月十六日公布临时应急的非常法令——紧急措施方案。禁止买卖黄金美钞，管制物价，冻结工资在一月份指数上，禁止罢工，禁止关厂，规定黄金官价每两四十八万元，美元一元官价改为法币一万二千元；此外，并重申平衡预算，安定金融，发展出口贸易，扶助工业等“决心”。最后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进货的紧急问题要用秘密警察来“解决”了！这一切都是将经济崩溃的国家之必然形态，也表示执政当局对经济问题不能循正常的行政手续去处理它，在无力处理时，唯有出此“下策”。一个应急的方案，其持久力是可想而知的，事实证明这一点。
二月来的事实
后面是二月十五日与四月十五日物价的比较数
名称二月十五日市价四月十五日市价
米（白粳）一二〇、〇〇〇元一四四、〇〇〇元
本厂油二四〇、〇〇〇元三五〇、〇〇〇元
二十支双马纱四百四十万元五百六十万元
龙头细布一六二、〇〇〇元二三〇、〇〇〇元
白报纸一〇五、〇〇〇元一四五、〇〇〇元
固本皂二一〇、〇〇〇元二四五、〇〇〇元
两个月之中，政府曾经公布了“动用”国外私人存款的命令，但迄今并无下文；“澈查”黄金风潮一案，只闹了一场锣；三月廿六日又决定发行美金债券四亿，因为政府一再失信于人民，认购的人少得可怜。五亿美元的借款始终没有成功，而十亿货物贷款更属渺茫，四月份棉花进口款还是中央银行向花旗银行借了四千万美元才算敷衍过去。国民党的三中全会通过“经济改革方案”，在内战激烈的今天大吹“增加生产”，在农民受征粮抽丁残酷榨取的今天高谈“繁荣农村”，在纸币日益增发的情形中以“开源节流”等空话自慰，在官僚集团统治一切横行无忌的局势中空言“严惩官僚资本”“没收贪官污吏财产”。
二月来物价只有颜料没有超过二月份的高峰，游资不断往香港逃避，美钞黑市已高达一万六千元，外汇基金毫无因而没有大量入超，但进口货因此大涨特涨。上海的游资数增至四万亿元，囤积货物的风气又盛行起来。白纸黑字和漂亮的官话，在事变之一旁，就显得无能和虚伪。
“紧急措施”的受益者与遭殃者
首先，生产事业中的工人阶级，吃了“冻结”工资的大亏，物价涨了，资本家规定工人所做的工作，其劳动价值自然与别种货物一样应该涨价，但工资却不动，几经请愿要求，只允许给七万两千多的“差额”。
其次，小职员和手艺工人等之间，只有一小部分人有特别的“津贴”和“补助金”，多数人倚赖薪工过日子，生活指数既遭到冻结，薪工不能随物价提高，大多数小职员就连可怜的七万多“差额金”也领不到。他们的生活水准又落在生产业工人后面了。
再次，投机家之中，大投机家多半有灵通的官方消息，他们多数在高峰时将黄金出换了美钞和港币，他们没有吃亏。小投机家消息既不灵通行动又迟缓，高价买进黄金，政府突然发表黄金官价四百八十万元，他们想发财反而倒了霉。
真正受益的人，除了大投机家之外，就是工厂主和货物的囤积者。他们的资产涨了价，付出的工资和别的与人力有关的支出却不涨。官价美汇提高至一万二千元，而黄金价硬压小为四百八十万元，这事实说明政府大官僚手中的资材，美钞已占有相当地位，提高美汇亦即提高他们自己的财产价格。
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
“我国目前经济现象中的一个特点，是一方面物价上涨，一方面工商业无销路。战时……通货虽然年年膨胀，但膨胀的通货，只提高了物价，不但不能增加整个社会的购买力，反之，社会购买力随物资缺乏程度的加深，而比例减低。……胜利后收复区物资流入后方，……但后方购买力究竟太低，数月后……后方物价，在若干方面，反较收复区为低。……由于后方购买力的薄弱，……遂使收复区的暂时过度繁荣，瞬即消失。……胜利后……掉换率为二百比一，因此收复区的一般购买力即大大减低，……我们现所面临的，并非周期性的经济恐慌，……经济危机……确已十分严重……我国现所面临者，是一新旧交替问题。……我国现无一确定的经济政策，一般人都以此责备政府，但言论界又何尝有一种确定主张？……”（中央银行月报最新二卷一期，“我国当前经济危机的分析”邬志陶作）
如果没有经济危机所引起的政治危机，一个官方刊物决不会刊载如此的文章。如果经济危机还可以用新闻封锁的手段暂时掩盖，国民党三中全会也不会讨论什么“经济改革”企图缓和政治危机。
无疑的，邬志陶先生抓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痒处”——“面临者，是一个新旧交替问题。”他当然不愿也不可能解释“交替”到底如何替法。但他已用一种暧昧的方式承认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方向的问题，更明白言之，是一个决定划时代的基本经济政策问题，也是一个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问题。
购买力问题，并不是通货膨胀所引起的，后者不过更削弱人民的购买力而已；中国人民购买力之低落，就是中国民众生活痛苦的具体表现，占全人口十分之八以上的农民，大部分与生产手段脱离关系，受高利贷者、地主、商人、地方军政党官们的重重剥削榨取。购买力问题只是土地问题、政治腐化问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等具体的表象而已。
另一方面，工商业萧条，也不过是关税不自主、农村破产、城市工人和小市民生活恶化、官僚制度横征暴捐、滥发纸币、投机白热化等事实的集中具体表现罢了。
停止内战，解决土地问题（立刻给农民以土地），提高城市工人和小市民的生活水准，关税完全自主，抵制外货倾销，制止通货膨胀，肃清贪污，消灭土豪劣绅。但这一切问题都不是目前这个政府所愿和所能解决的。邬志陶先生说“我国无一确定的经济政策”，这就错了！目前政府的经济政策非常“确定”：对美国愿意打开大门，唯恐美帝的资本不高兴来中国沦中国为菲律宾第二。对农民实行残酷的榨取政策，且以军队镇压并攻击一切农民自卫的力量，口头上虽仍不放弃几十年来一贯的老调“耕者有其田”。对工人一向主张付以“最低工资”。对大资产阶级多开方便之门，引导与美帝发生密切关系。对中小资产阶级多方阻碍其发展，以国营与专利等手段抢夺其利益。
正因为这个政府代表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大买办的利益，所以它几十年来实行的经济政策在方式上或有变更，但在原则上并无任何差异。不过，因为这一基本的经济政策行之既久，又遭遇八年抗战与一年多的全面内战，中国经济危机才更露骨地以政治危机的方式表现出来，政治危机总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并非经济危机的成因。如果农民几十年来有地可耕，安居乐业，不受地主、高利贷者、商人、以及军政党官的剥削榨取，再如果抗日期间政府不把大部分负担加诸农民身上而毫无酬报，共产党就不能组织如此广大的农民，更不可能引起什么内战。如果中国的关税自主了，工商业的国内市场就不致被美国货抢去。如果不以“军政”“治国”，则军费支出（占全部支出十分之七）可省，通货膨胀以及财政危机可危。如果…………唉！
一个旧的命定在历史上挣扎且死亡的阶级，它所执行的经济政策，不能超过本阶级的“头”，即不能与本阶级的生命相左。所以中国的政治危机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经济危机（并非周期性的）又不过是新旧经济制度交替的难产阵痛的表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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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第三方面”——评施复亮与平心二先生的争论（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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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第三方面”
——评施复亮与平心二先生的争论
作者：翟光〔刘家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2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对内战期间两名小资产阶级的政客之间的“理论”争执进行了分析。虽然这两名政客的理论“分歧”在内战和社会激烈变化的背景下，实在显得有些可笑，像是一出在自娱自乐的滑稽剧，但事实上，现在正有很多很多被逐渐显露出来的阶级斗争而唤醒的所谓“左派”“左人”，在从翼赞现有秩序的粪坑中出来，而掉入这些资产阶级政客理论的另一个粪坑：把改良视为一种唯一实际可行的办法，把进步视为革命。他们个人的想法如何“进步”自然是不重要，但这种思潮也切实地反映了一些事情：阶级斗争对所有人来说正在从被掩饰，被故意忽视的事情变为无法用花言巧语来避开的事实。
阶级斗争既然已经显露出来，资本主义秩序下的各种势力就必然要想出理论来理解它，来向群众解释它，甚至于像赌徒一样去利用它来为自己谋利。而对于已经许久没有直面过阶级斗争的“赌徒”们来说，想要利用阶级斗争就只能从前人那里取经了。而民国的改良主义的经历便成为他们理解的“符合国情”的“革命”方式。（而他们和内战期间的改良主义者一样，也没有胆子和能力去直接从利维坦（蒋记）眼皮底下去参与阶级斗争乃至取得工人的支持）。
回到本文，文中又是基本一点没提这些改良主义者是否取得了什么群众的支持，而只有对他们理论上可笑的错误的嘲讽和对他们的阶级立场的分析。文中说：“……的理论不过是抄袭“新民主主义”和“橄榄论”而已”。理论上可能确实是这样，但这些改良派有中共对农民那样大的掌控力吗？有经历长期武装割据和反复摇摆锻炼出来的一帮出色的“进步”官僚吗？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些改良主义者提出的空中楼阁对他们根本没有吸引力，因为如果能改良的话，国民党早就拿改良来收买中共了，这些改良主义者所幻想的“议会政治”在动荡的内战时期也是根本无法被军头和大财阀所接受的。
而这些，也是现在某些“左人”们所面临的“困局”——没人需要收买他们，他们获取筹码的渠道也已经被堵死了。现在他们如果想要吃点残渣剩饭，那就只能去丢下“革命”的外套，去踏踏实实地做秩序的狗腿子了。而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生活也必然强迫所有“左派”选边站，要么倒向“进步”的反革命势力，要么……。
李星按：解放战争中期以前，资产阶级反对派一直妄图让共产党替他们扫清分享权力的道路。本文反映的，是当时这一政治现象的某个瞬间。文中对施复亮等人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思路，进行了分析，对21世纪的中国工人，有一定启发意义。
当然，作为彭述之一方的刊物，文章结尾照例“群众在寻找新的领导，需要一个新党（我挺合适）”。
再论“第三方面”
最近关于“第三方面”或“中间派”的问题，又引起争论，主角是施复亮与平心两位先生，他们特别声明这一争论是站在共同的政治营垒内的，所以他们称此为“对内的批评工作”。这一争论之值得我们注意，并不在于他们所争论的政治内容具有什么价值，而是在于他们在争论过程中所暴露的真面目：一个是忠实的“中间派”，另一个是掩掩饰饰，装模作样的小资产阶级论客。关于这一点，现在让我们耐心的指出。
一．施复亮先生的政治
施复亮先生在他连续发表的“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与“再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中，已毫无掩饰的把他的政治理想表露出来。他认为他的“中间派路线”的政纲具有三个主要的内容：第一，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它“在形式上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但决不许它成为少数特权阶级所独占的民主政治，——”第二，“建设新资本主义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工业化，在调整生产关系方面，尽量革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弊端，采用进步的社会政策以保障劳动大众的职业和生活。同时，”还“立即实施进步的土地改革”。第三，联合工人贫农和左翼党派“共同反抗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压迫”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政治立场，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至于实现这个政纲的政治基础就是笼统括入“中间阶层”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施先生这种政治理论丝毫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他只是简单地把过去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内所发挥的“理想”改头换面的重背一遍吧了。他的先辈早就认定要在中国实现一种“全民政治”或反特权阶级的百分之百“民主政治”。而且早就认定要“发展资本主义”而革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并“和平地”转变到“社会主义”或甚至“共产主义”中去。至于对于中国阶级关系的观察，孙中山先生也照样认为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民族资本家应该联合工农，国民党应该联合共产党去反对“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及“土豪劣绅”。
这种政治理想能否由民族资本家联合工农或国共合作来实施，过去二十余年来的历史事实已明确的答复过了，而其不能实现的原因，我们在“论第三方面”文中（见本刊第十一二期合刊）也已大致上明确的指出过了，我们不打算在这里重复我们已说过的话，而只是指出这一点：原先施先生之在“第三方面”队伍中，或更正确地说，他之在“左派”队伍中提出这种要求独立的论调出来，也就是要求“民族”资产阶级自觉地重新掌握“左派”的领导权，他之要求不要“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的主张”就含有这个意思。他并不是要求小资产阶级“独立”起来，而是要求“民族”资产阶级“独立”于“左派”之外，这才是施先生在“中间派”的烟幕弹之下所隐藏着的主要动机，不管他本人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恰在这个问题上，他引起“左派”论客——平心先生的一种“喜剧式的误会”，展开了这次论争。这个论争仅仅是在一个更黯淡的背景中，过去国民党与共产党论争的延长而已；一个主张“民族”资本家联合工农，对“共产党”不能做无原则的迁就；一个主张把公式倒置一下，让工农联合“民族”资本家，幻想长期的联合，永久的联合，不主张提出“独立”这一类不详的字眼，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帮助“敌人”了，哪个敌人？——“买办资产阶级”！
二．施复亮先生眼中的“中共”
施复亮先生为了保护他的“中间路线”，他竭力指出三条路线，即“代表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右翼党派所走的反动路线”，“代表工人贫农的左翼党派所走的革命路线”和他自己的“改良的政治路线”。施先生在这里表明得非常清楚。他是站在“民族”资本家或“中小工商业家”的立场上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正因为如此，他虽然主张“跟工人贫农合作”以及“跟左翼党派合作”，但仅仅在这一条件之下：即，工农及其政党放弃“暴力革命”而服从“民族资产阶级”（施先生又称之为“中间派”）的“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路线”。假如工农采取“暴力革命”，则“民族资产阶级很少有参加的可能”。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施先生把这次“共产党”的纯军事抵抗也称之为“暴力革命”，加以“善意”的批评，希望“浪子回头”，回到“民族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和平的”温床中；同时也顺便地贬责一下“官僚”资本家，称他们一切的反动政策将要（甚至已经）迫使“左派”走向“暴力革命”。施先生之这样做当然不是表示他没有认识“共产党”，不是的，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至少已超出一切“左派”之上了，他承认“目前中共是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的政党，并不是以无产阶级（产业工人）为基础的政党。”他甚至承认“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的产业工人（即近代工厂工人），绝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或小生产制下的农民。中共能够同意政协路线的客观原因，就在这里。”而施先生称赞中共的“领导者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正确的认识”的也就在这里。但尽管如此，施先生仍然称目前中共的武装抵抗为他所不赞成的“暴力革命”，甚至仍然怀着一种半忧惧，半阿谀的口吻称“中共”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为其历史任务”，他之这样做显然是反映一切国际资产阶级的心理：下意识地把国共的战争与美苏未来的战争连接起来，“尽管各国的共产党已走了妥协甚至自顾叛卖的‘中间路线’，但他们与莫斯科仍有连接；又尽管莫斯科的官僚已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种种让步，甚至已扼杀了十月革命的一切传统，但国有财产仍然保留！”这就是一切资产阶级的心理，从丘吉尔到施先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施先生就是从这种心理出发，主张“不可无原则地附和左翼党派”，而且不管“中共”如何妥协，如何已堕落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仍旧不放心它的苏联“背景”，它的“理论上”（口头上！）的“革命”！事实上，全部施先生的政治就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害怕革命到死的反映！
三．平心先生的“民主与反民主”学说
我们弄清楚施复亮先生的政治立场与“阶级基础”之后，我们转而注意他的论敌——平心先生。从这位先生的全般理论（假如称得上理论的话！）看来，他无疑是以施复亮先生所称的“左翼”或“革命的”“左翼”而出现的，他那篇《论“第三方面”与民主运动》的非常冗长而又繁琐不堪的万言书，已标明他是站在“左翼”的立场来批评他所“敬仰的师长之一”的了。但不幸，这位“左翼”作家的论据却充满矛盾和混乱，至少缺乏他的“师长”那种忠实和明确的“阶级”立场。
首先，平心先生也承认，“第三方面”形成的阶级根源除了一般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饱受外资压迫与封建束缚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点，他与他的“师长”没有不同的地方，所不同的，就是施复亮先生站在明确的“民族”资本家立场上，提出一个政纲出来，而他的学生——平心先生却认为“民族”资本家“还表现犹豫与动摇，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这个意思是说，“民族”资本家还没有坚定下来，还不大敢信任“左翼”，施复亮先生立即教训他说，“正因为如此，中共应该彻底放弃武装和任何‘暴力革命’，让同盟者‘民族’资本家镇定下来”。
“但是”，平心先生争辩道，“在国内两大政党，反应社会阶级的剧烈化，而进行残酷战争的今天，政治势力的两极化是必然的趋势。”为了证明“中间路线”之不可能，这位平心先生竟迫得偶然把久已藏起来的马克思的阶级学说，半生不熟地搬出来，他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证明“中间阶层”（包括“中间”民族资本家？！）已日趋“两极化”和“没落”。但是，这位先生却从这个不可辩驳的大前提生硬地得出一个非常可笑的机会主义结论：“欧美各国中间党派”“比较战前进步”了，中国的中间党派自然也跟着进步起来，因而全世界（包括中国）便自然只有民主与反民主的对立，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与资本主义旧制度的对立，前者已淹没了后者了！结论出色地推翻了前提！因为整个世界的阶级关系按照平心先生的大前提所指出的，应该是中间阶级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极分化，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民族资产阶级”趋向于大资产阶级，而下层小资产阶级则跟着工人阶级走，那么，天然的结论就是：在国际上，工人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去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迫切了；在中国，则只有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小资产阶级才能实现它的民主改革的愿望。但平心先生的结论却证明目前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下层小资产阶级进行彻底变革的时候，而是工人阶级应该拖着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与各种自由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甚至“国民党的进步力量”或“民主派”或“民主运动中的宿将老兵”结成“比之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国民革命战线规模更大的民主联合阵线。”而这个“联合战线”，假如我们的记忆不错的话，就是一九二七年悲剧的根源。平心先生声明这一次需要一个规模更大的“联合战线”，那么，未来的悲剧将必然也是“规模更大的”。
为什么呢？我们记得在前一次联合战线，甚至在“抗日”的“联合战线”当中，“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坚决地掌握了领导权，中共则总是慷慨地为了顾全“联合”把领导权让给他，这一次，“规模更大的民主联合战线”尚未形成，但施先生已无误的提出首先确保“民族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独立性（读作“领导权”）！平心先生全部理论的背叛性就在这里：他一方面不否认小资产阶级的两极分化（亦即阶级斗争的激化），另一方面却认为目前中国（甚至全世界！）的斗争仍是“进步”或“民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联合工农与“反动”的资本家地主相对抗的“民主斗争时代”，这是引导中国民众走向一九二五——二七年覆辙的捷径。但平心先生的理论不是独创的，他只不过抄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橄榄论”而已，而后者的理论则直接继承一九二五——二七年，史大林——布哈林——马丁诺夫的“四个阶级联盟”学说，假如追源溯本，则“四个阶级联盟”学说的真正创立者自然是孟什维克。目前距离“更大规模的民主联合战线”的成立期尚远，平心先生还有充分的时间贬责“民族”资本家“犹豫与动摇，不能成为第三方面的中坚力量”，但他的“师长”施复亮先生却毫不“犹豫”，毫不“动摇”的提出应该首先将“领导权”让之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路线！好一个“师长”，好一个“学生”！此事之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恰好就在于一个永远“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政客——暧昧苟且的小人物不能不“敬仰”他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师长”。
四．中共的政纲就是“中间派”的政纲
但最有讽刺意义的事情还在这里：施复亮先生替“民族”资本家提出的一个政纲不仅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想符合，而且与毛泽东全部“新民主主义”路线也没有出入。正因为如此，平心先生没有，也不能够替“左翼”提出一个独立政纲来对抗施先生的政纲，他只能拿“民主与反民主”“两条道路”“两极分化”之类的空洞而又模糊的字眼来抹去“中间路线”，他不知道，施先生划出的三条路线：反动，革命，改良，是完全合乎“民族”资本家的标准的，他之所谓“反动”是指“官僚买办大地主”的“反动”，他之所谓“革命”是指“工农”的“社会革命”，他之所谓“改良”是指企图避免彻底改革的“折衷”政策或“中间路线”。平心先生仿佛以“工农革命家”的资格冒然出来指责施先生的“中间路线”走不通，在这一点上，他活该遭逢他的“师长”的更多斥责！问题不在于名次的争论，而在政治的内容，你赞成“政协决议”么？这就是我的“中间路线”。而且还有一连串的历史的事实证明：“在北伐以前及北伐时期，中共曾经支持过国民党左派（即整个政治战线上的中间派）的中间路线；在去年十一月以前，中共也曾经支持过中间性的政协路线。”还有，还有，在经济政策上，中共更作了极大的让步：主张保护私有财产，奖励民营企业，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实行劳资合作，并停止没收土地。在政治上也作了原则性的让步，即放弃苏维埃制度，承认英美式的民主政治。这些都是证明中共倾向的中间路线，无意坚持独特的左翼路线。”这真是一针见血，真是透彻的“对内批评”。（我们只有一点不敢苟同的，就是施先生认为“中共”仅仅在去年十一月以前才支持“政协路线”，事实上内战发生后，中共还在继续支持“政协”和“联合政府”路线。）平心先生仿佛还以为站在“革命路线”上批评“师长”的“中间路线”，但他的“师长”却毫不留情的戳穿他的假装的立场：你们“左翼”的路线，（甚至你们的“民主联合战线”）就是我的“中间路线”呀！所不同的是我，施复亮，坦白地承认“民族”资本家在中间路线中的“独立性”，而你们则羞答答地尚以“左”的姿态半推半就而已。
施复亮先生说，目前只有“反动”和“革命”，“改良”，三条路，平心先生说：只有：“民主”和“反民主”两条路。施先生立即给他的学生指点说：“你的民主路线就是改良路线，而改良路线的别名就是中间路线”。“师长”敢说“中共无意坚持”“革命路线”，学生不敢说：“中共倾向中间路线。”这就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代言人与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客的分别。
五．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施先生的“新调”除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独立要求”的压力之外，还含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他还曲折地反映着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甚至工人阶级对内战厌倦，对统治者憎恨，对“左翼”领导者的妥协无能开始失望，因而强烈地要求新出路的倾向——一种进步的中派主义倾向。无论施复亮，无论平心，他们的“政治路线”的最后的目的就是企图把这种倾向纳入“民族”资产阶级的狭小河床中，维护私有财产的“民主联合战线”或“中间路线”中。这才是中国危机的真正所在——从一九二五——二七年到现在。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推开这些历史障碍物，揭破他们的欺骗，把摸索第三条道路的民众引向历史的正当出路上去，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切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促成一个真正代表工农利益的新的革命党，目前中国正需要这个党。
一九四六年四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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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迷途者苦闷的申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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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迷途者苦闷的申诉
作者：赵真心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期
录入者按：这篇全是关于一个青年在生活中遇到的与理想冲突的困难以及他自己的诉苦的。回信也是那种诚恳但没啥实际的（也没法讲出来什么实在话）安慰和鼓励。我总结不出来什么关于阶级的东西来。不过来信的青年这么惨还能坚持。。倒是让我多了一点动力……虽然也没看出来他在坚持啥……
至于我，我会坚持录入地，除了录入我也没啥别的乐趣了（悲）
李星按：民国青年的一个特点是苦闷。本文就是一个苦闷的年轻人在诉苦，也没什么特别的。有一点，想说说。作者说他在抗战初期遇到的导师们，都消极了，有的坐过牢，叛变了，现在都是苟延残喘的样子。我想，他说的大概是抗战初期那批有热情的青年。
中华民国是一座真正的无间地狱，对略敏感而心未死的人来说，活着就是苦难。虽然在1936年，中共的城市组织几乎充分瓦解，许多党员被捕后悔过转向，但1937-38年，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大学生、社会青年，又去投奔中共在各地的接待站了。经过短期的培训，他们纷纷成为改造社会与敌后抗战的积极分子。
抗日战争让民国的矛盾进一步暴露出来，统治秩序日益走向白色恐怖。许多人经历了曲折的命运，遭到磨难，热情消失了，退缩了，这也难免。但阶级斗争没有停顿，1945年后，又一波青年带着热情参与到颠覆资本主义秩序的实践中去。
一个迷途者苦闷的申诉
编者先生：
读了《青年与妇女》使我内心追求真理的火焰燃烧得更烈了。不觉为了得到这一份丰美的精神粮食而庆幸！真的，在这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它不知帮助了我们年青的一群了解了许多现实问题，与鼓励了前进的勇气，我们是如何地渴望着期待着每期的出版，当第四期改为七月一日出版，较原定出版日期迟了十天的时候，我们疑心是又遭遇了什么意外了，我们在担忧着它那初生的命运；我们当时在那贫乏的文化城——温州的一角问遍了所有的书店，而那些书店主人却也说靠不住了，但已有很多的人来问过，由此可知它为大多数爱好读者所拥护与一般青年追求真理心之热切了。你们编者作者的心血是不会白费了的，这，你们应引为欣慰的吧！
我是一个思想简单未曾受过高深教育的青年，对许多现实的问题都无法彻底了解它，现在更彷徨迷惑在歧途上，所以烦请先生抽出一点宝贵的工夫来指示我的去路为幸！我在八年前也曾努力学习过，与恶劣的环境奋斗过，师友们的鼓励更增加了我前进的勇气，但不幸的很，我不久即害了一场大病，因为乏钱医治及欠调养而成了极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整日脑昏目眩，八年来如一日，苦不堪言，以致学习间断了，学识停滞了，没有丝毫的进步，也曾中途负病以公费考入×学校，藉以解决生活问题，然终因为对学校的不满及身体与家境都不容许我好好地继续读下去而中途辍学了，师友们都为我遽弃公费而惋惜，他们都是于出善意的，但有谁能了解我的苦衷呢！我深知道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那些学校是被少数公子哥儿所独占了去，我们大多数的贫苦大众是无法享受的。何况像我那样的原是为了生活而苟延残喘，与其于学无益的虚度光阴，倒不如离开了它来得痛快，本来是打算去那神圣而清苦的粉笔生涯的，奈因时间上的关系，竟成了泡影，于是我失学同时也失业了，我收到了严重的生活威胁，倒霉的就在这时候，过去曾谆谆诱导我应如何走向我们人生应走的路而且是我最信仰的×导师，此时竟为我介绍去当乡公所里的职员，那乡长也是有着非凡的才干，过去确曾是激进有为的份子。所以我虽然初时听了大吃一惊，但终为生活所迫及拟乘机向他们学习也只得忍痛去干了这种工作，而且是断续地干了好几年，虽然中间也曾当过小学教员。那时我虽然抱着同流而不合污的决心，但这到底不是我所应走的路，所以读了贵刊《青年与妇女》（一至四期）后更使我追求真理心死灰复燃了，于是在师友的鼓励下于去年八月间鼓起勇气往外跑，希冀能藉此以广见闻，并充实自己，以期完成历史上所赋予我们的责任。
然而在这极度贫困，混乱的社会里，到处人浮于事，失业者与日俱增的现状下，我自然是找不到合于理想的职业的，而仍走入歧途跑到一个全国最高的军事机关里工作，我警惕着自己，我深受着内心的责备，为了生活，难道就此可以出卖灵魂，背叛人格，趋于堕落吗？这种矛盾的生活，实在使我无法再忍受下去！同时这里每天十二小时的工作，令人忙的透不过气来，被束缚得和外界没有丝毫接触，加以久病之身，不能尽情读书，更没有志趣相投者可以共同切磋，以致使我极度感到苦闷！学识的欠缺，非但无法彻底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即对那些已变了质的书籍也无法辨别，“没有正确的理论，即没有正确的行动，”是的，我需要随时学习，但正如贵刊所说为实践而实践的实际主义固然是盲动，但为理论而理论的学院主义也同样的错误，尤其在这悲惨，苦难而又伟大的时代里，每个有血性的青年，都应该拿出勇气来参与这伟大而又艰难的革命运动，这是我们所应负的责任呀！但是，先生！像我这样为病魔缠绵得死样的活人而又陷入罪恶的深渊里，应怎样才能自救，去负起我所应负的责任呢？我将这问题函问那些以往曾指示我去路的导师们，但他们的回信却都轻描淡写地将问题撇开了，使我仍彷徨迷惑在歧途上。
他们都确有过渊博的学问与正确的理论及行动（抗战初期也还是从事革命工作），但一遭了打击，压迫，监禁，即纷纷的变节投降了，跟同这丑恶的社会一同腐化，一同发臭了。有的则表面上虽然还站住岗位（如仍然从事教育工作），但都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对世事不闻不问，可说丧失了勇气与战斗精神，疲倦了，消沉了，无声无息地倒了，在我所知道的人中，竟没有一个坚持到底，统统都在逃避现实，除了使我感到痛惜之外不禁不寒而栗！
此外，我们应怎样起来争取民主，集中民众的意志，发挥民众的力量呢？所有这些问题，万望你于百忙中能抽出一点宝贵的工夫指示我的迷途为荷......
就此敬祝撰安！
读者赵真心上
真心先生：
读完你这封热情洋溢而又充满着悲愤，感喟的信，使我们深深地感动，兴起了无限的同感和共鸣；但同时却又使我们异常之鼓舞，兴奋，获得了极大的欣慰！因为你那样热情地爱护《青妇》，这益发增强我们奋斗的决心和勇气了！为着《青妇》的编辑与经费的筹措，以及一些事务工作的烦扰，吸去了我们青年同伴最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以致这封信延搁到今天才作覆，这是我们首先要向你致歉的！
凭着我们青年同伴的热情与毅力，《青妇》终于在最艰难困苦的情况之下出现于中国青年之前，而且一期一期地过去已十二期了。在这一年的过程中，假若没有我们自己对真理坚定的信念，征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假若没有同情者经济上的援助；尤其是假如没有广大青年读者们的不断来信关怀，鼓励与督策，那许多困难将是不可想象地难于克服了。从南国到北地，从关外到内地，读者们的信件不断地寄来，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们所服膺的真理已经获得了不少的同情者与拥护者了。各地的青年朋友们，或来信检讨《青妇》的内容，或提供改进的意见，或讨论许多问题，从政治，经济，哲学以至婚姻，职业，学习——等问题，或提供给我们的稿件。对于这些信稿，我们都是珍贵地阅读，讨论，刊载，而且还尽我们之力所及的答复了。如果我们做得不够，那只是因为我们还年青，无论在理论的修养与经验的运用上都还不够，因此，我们就更竭诚接受读者的批评和指教了！
中国在过去的大事变中，因领导者的错误，未能及时走上新的解放的道路，反而招致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更招致了日帝国主义者的践踏与摧残！我们青年这一代，检讨过去的教训，瞻望未来的远景，深感我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在这乌云满布与虚伪“真理”横流的今日，我们实有发出我们正义的声音，举起真理的旗帜之必要。因此，《青妇》是极愿做中国前进青年心声的播音机与联络站的。
对于你从学校到社会这一段艰苦的历程，我们深深感动而寄予无限的同情！生活在这不合理的社会中的青年，是难免受到苦难，感到苦闷的。但从你信中看来，你已把握住了真理的火炬，只要耐性向前奋斗，冲破黑夜的包围，定能走向光明的坦途；我们又何尝不是经历过一些人生旅程上的痛苦与辛酸，苦闷与彷徨呢？但因为我们对真理有坚强的信心，有光明的憧憬，因此我们可以忍受着一切困苦与艰辛，追随着真理的光芒，在它的光照和指引下向前迈进！我们相信，你和我们（还有许多青年朋友）是同命运的，就在这一点上，我们间的友谊（虽然尚未见面）已经奠下了坚实的基础。
你现时感受痛苦的是你的思想与职业的矛盾。当然，你现时的职业，实离你的理想太远，但你要知道，在现社会制度下，要想职业完全合乎理想，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职业不过是维持生活的一种手段，只要不妨害我们的人格，自己把握得住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像你现时的职业也是可以的，当然能够找到比较清高而接近自己理想的更好，否则你只好一方面尽可能的利用一点剩余的时间学习；一方面用沙里淘金的精神，在你周围的环境里去挖掘，去寻找，去影响一些比较可能接近的人，也许结果可以发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如此的态度去应付职业，去接近社会，那你就不会感到矛盾与痛苦，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面，也会发生影响，生活也会有意义了。
你说竟没有一个人坚持到底，这也难怪，在长期逆流的冲击下，如果不是对真理有坚强的信心，钢铁般的意志是很难站立得住的，一且遭遇了打击，监禁等厄运时，他们就如你的信所描写的那样幻灭了、但你不要因此而灰心，这虽然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也是不可免的现象，你不要仅仅从一个角落或几个人方面去看，经过长期的黑暗时期，为真理而坚持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不过是少数罢了，并且新的一代，已在潜滋暗长，即以你的故乡一地而论，那儿有许多青年，热烈地爱护《青妇》，常常来信和我们讨论问题或供给稿件。腐朽的一代已成为历史的渣滓，让他们去罢，你也不必过于痛惜，我们新生的一代才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我们要跟那些长期坚持真理的前辈们学习历史的教训和经验。同他们一同勇敢地参加中国新时代战斗的行列！
许多有为的青年，因饱经生活的废折与摧残，把身体都弄坏了，这实在是时代的残酷，是不合理社会的必然结果。你切不要因身体不好而就消极灰心，要乐观潇洒，精神愉快，如此可以相当帮助身体的健康。在物质生活方面，贫穷的人，吃补品讲营养，虽然是谈不上，但应尽可能加以科学的处理与安排，尽可能注意蔬菜方面的营养，注意清洁，严格遵守生活的规律，睡眠要充足，要经常适当的运动，不要过度的工作，以减少病魔的纠缠。
最后，关于你提出的“应怎样起来争取民主，怎样集中民众的意志以及怎样发挥民众的力量”等问题，这里恕不答复。因为历期《青妇》对于这些已有反复的论述（如缺期，请来信告知，当可补寄）我们希望你再去查阅，如果其中还不够解答你的疑问时，你尽可来信提出，我们是很乐意和你讨论的。真理只有在毫无限制的论辩中才能显现出来！我们绝对服膺真理！专此敬覆并祝你进步！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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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事变的前因后果（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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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事变的前因后果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7年第1期
轰动一时的上海“摊贩事件”发生了还不过三个月，那些罪恶的黑手又在东南海外的孤岛上燃起同样的火种，使台湾这座火药库又不得不爆炸了！
台湾民众，为了专卖局没收摊贩私烟时用枪头击伤一老太婆及枪杀一市民，于是被直接激起极大的气愤了。在第二天（二月廿八日）的早上，台北的民众们一面号召罢工，罢课和罢市，一面放火烧专卖局，捣毁外省人的大商店，且一遇到外省人便不分青红皂白的痛打！而军警则全体出动，机关枪到处扫射，以致死一百多人，伤三千多人。这大惨案一经发生，便立即从台北扩大到台中和台南，使整个台湾都陷于骚动中。最初，长官公署的陈仪因群众来势太凶，自身力量一时过于单薄，于是表面上答应了一点小让步，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但不消几天光景，援军一到又下令解散它，完全以武力来镇压民众的反抗，这使民众更火上浇油，更怒不可遏了。因此，军民到处发生激战，而除了七个城市在政府控制下以外，整个台湾都几乎全由民众占领了。
关于这次大流血的骚动，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是官僚们那双罪恶的黑手伸到台湾这块干净土以后所造成的。它的发生既非偶然，也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事实上，我们早在本刊一卷六期的《“劫收”下之台湾》一文中，当分析了“劫收”大员们在台湾的腐败无能，致使台湾民众从希望而失望而绝望之后，便曾经跟着指出：“在威望丧尽而民众的痛苦又忍无可忍的时候，骚乱就必然要到来了”。六个月之后，这个预言竟不幸而言中！在火山口拼命跳舞的官僚们，既这样的不顾一切，又哪能阻止火焰的迸出呢？他们“实行种种虐政，处处与民争利，致物价高涨，失业增多，台胞多不聊生”。（台湾旅沪同乡会理事长语）他们“接收”了日帝的专卖局来统制主要日用品的买卖，同时创立了贸易局来垄断出入口贸易，而且，据美国驻台领事说，长官公署控制的事业，至少占台湾的农业工业的百分之九十。（见《远东经济评论》二卷三期）如果这一统计不十分可靠，但全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过去为日帝从台胞手中夺去的，现在则尽行落在长官公署之手，那却是事实。这就使得长官公署成了最大的地主，大多数的农民则没有土地，难以维持生活了。此外，工厂之十有八九陷于停工状态；（据统计在四月前已有八十万人左右遭逢着失业的厄运了！）加上物价无了无休的暴涨，（如上月初米价由十四元涨到四十元台币一斤等）这一切痛苦已经在大多数的台湾民众中深深滋长了无可忍受的不满了。而失业了的民众借高利贷得来一点血本去当小贩，仿佛可以得到一线的生机了，但结果仍逃不过那些罪恶的黑手。（也许唯一能逃过的只是那些供给摊贩“私货”的有势力商人吧！）因此，“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此外再没有一条生路留下给民众自由选择了。这就是台湾民众仇恨和誓死抵抗压迫者的真正原因。从这里我们就可了解，这次骚动绝不是几个“不良分子”所造成的的“偶然事件”了！
从这种深刻而普遍的不满中生长出来的怒潮，一方面映照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它的统治应该而且必然要宣告结束；另一方面也给我们证明了：民众们的痛苦到了无法忍受时，即使没有任何政党的领导，也要自动地爆发一个反抗来的。（在这次骚动开始时，民众那种“逢外省人就打”而不分清真正敌人以争取各方面同情的纷乱情形，便是自发性的原始骚动之最好说明。）而且，民众一经起来，他便倾向于建立自己的政权和武装，来对抗旧的政权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之“俨然以政府自居，”设政务局负责策划改革政务，向政府提出三十二条要求，以及高雄，嘉义和新竹等地民众所自行组织的“人民委员会”之接收政府机关，“忠义服务队”及青年学生之维持治安和搜索住宅等等，都是这种新的民众政权之雏形，它总是为运动的客观情势所需要，而且为群众的创意力所创造出来的！
政府当局在这一运动面前，似乎是被吓了一怔的，它认为这是“祸患之前兆”，故……经由行政院分令全国各行政机关，停止执行“引起民众反感”之行动。（联合社南京七日电）它同时又作了一些表面上的让步，如决议撤换陈仪，改行政公署为省政府制，台省各县市长“提前民选”（！）等等。但它事前既容许此种特殊化而又腐败无能的行政长官公署一年多来尽情压迫剥削台湾民众，（当然这是不得不容许的，因为长官公署也只是整个制度的一个环节！）事后又在自己所召来的的“鬼怪”面前“极表震怒”，不但不深深反省过去的统治政策，加以全般的改变，反之，却要连续派遣几师精锐部队到台湾实行完全流血的镇压！不但民众在街上三人同行或张望一下即被开枪射击，大学教授和大批学生被处死刑，而且连“有地位的名人”也大批地被逮捕或监视，同时，空军到处滥施轰炸，推行流血的恐怖政策真可说是到顶点了。但这能解决任何问题吗？绝对不能！即使是日帝那样长期而严酷的统治，也曾遭受台湾民众的不倦的反抗，而且结果仍是末路一条。这次的武力镇压令一时收到相当效果，把骚乱从表面上平服了下去，但这不但丝毫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反而只能更加深台湾民众的愤恨，加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的矛盾，最后酝酿一个新的更大的爆发！
只有让台湾民众立即享有全部的民主权利，最少像三十二条要求中所提出的几点办法，才能合理地解决台湾问题。但政府却认为这些全是“背叛国家”的，置之不理，当然，台湾民众反官僚运动的斗争绝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也不是孤立的！它必然要和全中国各地的运动紧密相连，互相影响！合众社十四日的电讯就很明显的表示了这一点，它说，台湾骚动“已有波及海南岛之势，……该岛之情形现在“混乱”中，人民反对征税及敌产管理之不当”。其实这种情形已或明或暗地泛滥于全中国了。边疆的民族在经年累月的和当地统治者进行“恶战”，农村的征兵，征实，征借随内战之白热化而雷厉风行，以致造成普遍的破产和不安，城市的“民族”工厂随外货倾销而倒闭，人民深陷在失业与通货膨胀，物价奇贵中。……这一切矛盾都必须找寻一个出口，这出口就是快将到来的总爆发，这次“二二八事件”只是它的“预演”或“前兆”而已！
一九四七，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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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独身”和结婚的矛盾（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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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决“独身”和结婚的矛盾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录入者按：这篇信箱主要是关于一位有职业的青年女性在面临是否要结婚的问题上遇到的困境以及编者给予的答复和建议。
从这位女青年的来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的社会中，几乎所有婚后男方对女方的态度可以说是完全的歧视和冷漠。这已经完全不能用什么个人道德品行的水平不同来解释了。实际上，这种社会中婚姻的悲惨情况已经让所有人见怪不怪了。在今天看来，对妻子的普遍蔑视和普遍性的抛开家庭自己娱乐是不常见的，但其他歧视女性的方面呢？比如女性应该被死死束缚在家庭上是许多地区的常识，男性若不是家庭的主人就会被其他人嘲笑为“无能，妻管严”这其中映射出的正是无孔不入的等级制度和奴隶制思想。与其说是思想不够进步造成的，倒不如说是社会中等级思想和奴役思想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剥削的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思想永远不可能到达道德家们所希冀的那种完美状态。而这种不可能又为社会中更加残暴的压迫找好了永远正当的理由。即“既然做圣人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而大多数人成为圣人却又是不可能的，那么当帮凶甚至积极的施暴者就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流氓逻辑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事实：一切改良和妥协实际上都只是充当剥削的遮羞布，而当这种遮羞布被当局抛弃时又成为暴行的正当理由。因此只要没有砸碎剥削的社会，那么任何一种迫害行为的消亡都是绝无可能的空想罢了。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妇女的独身与婚姻问题。众所周知，婚姻在阶级社会是一个“问题”，民国时期如此，21世纪的今天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太多人已经说过太多的话，我在这里是无话可说。
我想说点别的。“左翼”也好，“革命”也好，它们的参与者，作为一个个活人，仍然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边生存，而不是超脱世俗。他们会遇到其他人都会遇到的问题，包括婚姻，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被阶级社会的规则所塑造。
“左翼”或者“革命”的参与者，在资本秩序被颠覆前，本质上是不可能找到根除烦恼的世外桃源的。但他们确实也时而被“桃源”的幻影所诱惑，而容易被骗。关于左翼，关于“革命大家庭”内部的骗局、剥削和绝望，也已经有太多人说过话，我在这里也不想再说。
在我的探索中，有一件事是逐渐明确的，就是寄希望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以及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最终解放。阶级斗争，是一成不变的现实中，唯一的未知数。当然，工人阶级的斗争，绝大部分时候是沉闷的，受到主流秩序的制约，坚持下去很难。但是没有其它的出路……）
怎样解决“独身”和结婚的矛盾
编辑先生：
我是一个二十六岁而有职业的女子，性格又很坚强，我觉得独身生活似乎是很自由，因为没有家务之累，没有儿女之累，没有人的牵制，当然是快活的。不过我又细心的想了一下：独身的人，是否真的快活，真的幸福呢？譬如生理上和感情上的调和，疾病患难的扶持，都非有终身伙伴不可。不过我想到结婚时，就感觉到我的兄弟姊妹以及亲戚朋友中，婚后能有愉快生活的，不过百分之一二；大多数是这样的：妻子怀孕了，不独得不到“坐卧怎样舒服”的照顾，避免笨重的操劳，反而更加重了体力的精神的苦恼。丈夫既不能和她分劳料理家务，又不能帮助她照顾一下孩子，反而摆起丈夫的架子，要这样，要那样，有时还斥骂孩子吵闹，说床上有尿有屎而大发雷霆，更有的因此而出外，找寻新鲜的刺激。譬如去寻花问柳，另结新欢，或大喝大赌。像这种情形，我是不能忍受的。
五六年来，因为我性好活动，对外界的接触机会甚多，因而男性朋友也不少，感情深的也有两三个。不过，我有一个成见，就是当男友向我提出婚姻问题时，我的脑海中就有许多夫妻生活的悲痛阴影，好像电影般一幕一幕的活跃在眼前了，于是我要结婚的念头又丧失了。
编者先生！我现在站在要结婚和不结婚的歧途上。不结婚是没有幸福；结婚后又没有理想的生活可以得到，这个人生的大难题，应该怎样解决呢？
张秀华十一月十九日
秀华女士：
从你所提出的问题看来，你现时对于自己的婚姻问题，尚限于一种“独身”，还是“结婚”的极端矛盾的状态之中。你这种矛盾，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品。我相信，像你一样矛盾的女性一定很多，你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之一罢了。因为在现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既没有公共厨房和公共托儿所之设备，女子一旦结了婚，便必然为家庭琐事所烦扰；特别是有了小孩子，又必然为孩子所牵累，那就更不能走出家庭一步。于是，家庭便成为妇女的牢笼。所以有许多有志向有独立生活的女子，她们都和你发生同样的感想：独身既然是违反人性，违反人情的，不是正常的幸福的生活；但结婚呢？眼看着许多有志向有能力的女子，结婚以后，尤其是生了孩子以后，就埋没于家庭之中，成为家庭中的奴隶了。这种情形，使她们对于原为人类幸福的婚姻，反而感到矛盾恐惧，因而疑虑起来。
当然，要根本解决这种矛盾，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解答的。必须努力于社会的改造。但在社会尚未改造之前，女子不能等着不结婚。无论男女到达一定年龄，为着生理上的需要和精神上的协调，应该准备结婚。你既然有职业技能而且早已达结婚年龄，且男友甚多，你当然应该准备结婚，应该在你的许多男友中，选择一个比较合意的男子，作为你婚姻的对象。但在选择对象时，首先你要注意的么就是选择的条件，不要专注重于金钱，只要他有生活技能就足够了。最要紧的，是看对方的思想和人品的高尚。因为有钱的男子，如果没有思想，人品不高尚是靠不住的。只有具有正确思想和人品高尚的男子，他才能打破封建残余和男性中心的思想，才能尊重女性，才能了解女性在现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遭受的痛苦，因而才同情和体贴女性，然后才不致婚后发生“摆丈夫架子”，或厌倦甚至遗弃的现象。你如果有这样子的对象，那你就勇敢地结婚吧，这样的婚姻一定是幸福多而痛苦少的。
其次，要注意的，就是结婚以后，你一定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职业，不要将婚姻当做“扶贫院”。即令有了孩子，也要尽可能的将孩子委托别人抚养，或请保姆，或托女性家长亲戚等来照顾，绝不能因此而放弃职业，且尽可能地在学问上不断地上进。这样固然使家庭经济比较宽裕；同时也是维系夫妇感情的因素之一。如果在结婚以后，双方都有职业，且互相上进，则夫妇间的感情，不但绝不会像一般的夫妇一样因结婚时间久长而发生冷淡和厌倦；而且反因相处的时间愈久，了解愈深，而情感也愈浓厚。假若女子在结婚以后，就放弃职业，且不图进取，与外界不相接触，终日关在狭小的家庭之内，整天为家庭琐事所缠绕，眼界自然一天一天窄狭起来，油，盐衣服，饰物......等问题，夫妇间谈起来，自然也不外乎这些材料，而无新鲜内容。于是在男子方面就渐渐感觉到对方平凡，庸俗，因而情感也就日渐冷淡下来。虽然，女子束缚于家庭之中不是女子主观上愿意如此。但有几个男子能够深刻地了解这种情形而予女性以同情和帮助呢？他们总以为是女子没有能力，而看不起女子，自然更说不上体贴和尊重她了。因此在现社会中，有志向有生活技能的女子，一定要尽可能克服这种困难，从家庭奴役中解脱出来，至少解脱一部分出来。只要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和耐苦的精神，这是可能办到的。
秀华女士！你如果准备结婚的话，那必须注意以上所说两点意见，否则，只有不结婚，过着畸形独身者的生活；或者做单纯的家庭的奴隶。然而，这两种生活，都是不幸福的。愿你本着正确的婚姻观，去创造你幸福的婚姻吧！更愿你积极参加改造社会的工作，为每一个人造成都有美满婚姻的客观条件。专覆并祝解放！
编者十一，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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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下的工人生活（工厂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经济危机下的工人生活
刘浩然
（工厂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在报纸上，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可读到“外贸涌进”“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消息，也时而读到工人们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不遂而罢工斗争的新闻，而失业工人要求救济及就业的结队请愿游行，曾一时轰动了上海乃至全国人士的注意。这些事实说明了经济危机与我们工人的关系是密切的，并且还证明我们工人是这经济危机中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经济危机对于我们工人的关系，好似在一个严冬北风瑟瑟的雪夜对于一群无衣服御寒以及饮食饱腹的乞丐的关系一样，使我们本来的痛苦生活情形变得愈加悲惨和凄凉。首先是我们受资方关厂而失业的工人兄弟在面对着经济危机的现实，不可能马上得到就业的机会（后方来沪工人差不多半年了还未能就业，这不是一个显著的明证吗？）因而要长久的陷入失业的泥沼里，长久的失业亦就是我们要忍受长久的饥饿，因为我们工人除了出卖劳力来维持生命以外，别的事一无所有的。但当我们连这唯一维持生命的劳力也无处去卖的今天，我们失业的工人兄弟怎样活下去呢！
其次说到我们在业的工人，其情形也不比失业工人的情形好多少。没有关厂的资本家面对经济危机的日益严重的情势，无疑问的会发生一种物质的和心理的恐惧（恐惧他们的破产）。因为他们面前站着成群要求就业的工人，工人们像街头上要钱的乞儿一样，求着资本家给予一个工作位置，资本家便认为这种现象是他剥削工人最好的机会，于是一方面以极低的工资（反够维持一个人起码生命的钱）收留一部分身强力壮的工人做他淘汰的原来厂内体力薄弱工作不力的老工人，一方面抑制工资的再度增加和延长工作时间，并时常以开除来吓吓我们，使我们在工作时间内不要偷闲。其实用不着资本家对我们采取这种卑劣的恐吓手段，我们也不敢在工作中偷闲了，一切都太明显了，偷闲或反抗所能得到的是失业，而失业又好像一个魔鬼的影子一样时刻晃过我们的脑际，每晃一次也就加紧了我们心头上对失业的惧怕，而资本家深切的了解了我们工人这种心理，于是资本家便毫无顾虑的将经济危机所加诸他们身上的一切全部痛苦都转嫁在我们工人身上，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反抗便痛苦而艰难的肩负着这经济危机的重担，忍受着资本家贪婪无耻的剥削，忍受着资本家及其走狗们无理的虐待与侮辱，忍受着这漫长苦难日子的磨折。但是我们能忍受到什么时候呢？
一些大人阔佬们，你们看到上述工人生活或者认为是过事夸张了吧，但生活在天堂的你们，怎会了解生活在地狱里的我们工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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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古都变动了（成都通讯）（以弗，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沉默的古都变动了（成都通讯）
以弗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价廉物美的洋货倾销，腐朽的体制，工人、公务员的失业，学生的失学，文化上的特务政策……这一切，在21世纪的今天，在许多国家依旧司空见惯。
（李星）
成都人在准备过冬天了。大公馆里匠人们在修理着小客厅的门窗，修理着书房的壁炉，修理着房屋内外一切并不要紧而绅士们却认为有碍面子的小地方。就这样失了几个月的业的木作工人、泥水工人暂时有了工作的地方，希望能靠这点收入，度过一家数口的四五个月的冬天
绅士们虽然爱面子，但绅士们也有绅士们的烦恼，比如近几月来国内的局势总不安定，什么工商各业都没有出路，工厂关门、商号倒闭、请愿呼吁，政府是一概不理。——政府究竟是需要什么呢？——绅士们常聚在一起这样讨论。但这只是一些不大“关火”的绅士（关火是成都话，意思是在某方面可以保险。），真正能“关火”的绅士，倒不在乎时局怎样，彼方最近准备成立的“成都市交通公司”，就有美国老板在“撑腰”、像这些绅士们经营的工商业，似乎从来无暇想到不景气是怎么一回事。
成都向来是以手工业生产者著名的。在抗战期中，部分机器工业因有利的环境，虽会长足发展，但市面出售的，以及向外埠输出的商品，还是以手工业制品占多数。但在今天胜利后的一周年的今天，情形又是怎样呢？大东街、春熙路、青年路，以及其他一切角落的夜地摊，所陈列的五光十色的商品，百分之九十五是美国货了。美国货相宜、好看，因此，洪流般地把成都的手工业给冲垮了。比如一把美制的胶梳，有大有小，有各种颜色，售价仅由六百元到一千三四百元；而成都的手工制的牛角梳刷、茶杯、肥皂盒、皮带等，差不多完全被玻璃的制品淹没了。夜地摊是美国货的倾销市场，大百货商店也是一样。热闹的春熙路、大东街、总府街，就有不少数的商店在“举行几周年纪念”，或“秋季大倾销”的渲染下，用大幅彩色广告写着：“航空运到美国的玻璃雨衣、玻璃丝袜、原子钢笔，廉价倾销”，以招来雇主。扩音机放着“毛毛雨”一类落伍的肉麻的小调。初进城的穿着一身破衣衫的乡下人，在不充足的电灯光下，瞪着大眼欣赏从祖父时代都未曾听说的洋人们的玻璃制品。
成都的夜依旧是繁荣的，但成都的夜也是变幻莫测的，成都的罪恶打斗是借着夜幕的掩蔽才造成。鸦片、劫盗、暗杀、娼、赌交织了成都夜市的一切活动。据说最近在成都西北某地就聚集着两万人以上的鸦片贩，在等候机会将所带的货运进城。说到盗匪，大家就会联想到成都的“暗杀”案的消息。虽然警备司令×××会在参议会议上拍着胸口报告过：宰了好多？以及还有好多关起。但这措施似乎并不怎样收效，因为成都市有七百多个“公口”的袍哥，和拥有数万人组织的青帮，××司令是无法制止的，而他们正是那些劫盗案、暗杀案的串演者。
抗战以来因为征壮丁，女子的比率似乎较男子为大，但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成都娼妓所以多的理由；成都娼妓所以这样多，好像还是生活问题在作祟。晚上八点钟以后的春熙路、中山公园、大东街、都是她们的交易活动场所。她们好像也分为几等：活动在大东街、书院街、玉龙街等一带的，应该列为特级；其次便是号称特区的天涯石街了。至于夜市的中山公园而必须亲自出马招来雇主的，大都是半老的妇人，被生活推进人生的陷阱，虽遇有挣扎的机会，也没有奋斗的勇气，只是愈陷愈深，结果不免在疮病鸦片的纠缠中结束了一生。男子当盗匪，女子做娼妓，一般说来，这是人生的不幸，但这种不幸，正是这不合理的社会的产物。要消灭这不幸，只有彻底改革现社会制度才能办到。
从表面看来，这有北平第二之称的成都，依旧是那么安稳，那么舒适。茶馆里坐满了摆“龙门阵”的无事的逸老逸少；住宅区的小巷子里不时送出清脆的小贩叫卖声。人们照着自己的习惯生活着；商人们照里地早上开门，晚上关门。但是你若向生活的深处看看，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成万的手工业工人在失业；成千的中小公务员被裁减了；收复区的难民因为打内战回不到家去，而生活又成了无保障，被迫得在街头行乞；小市民除了高价租不到房子住，而地产公司却有许多公馆和独院经年没有雇主；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做；小学教员的薪水不够茶馆；大、中学生因为没有学校考，缴不出十多万的学费，成千成万的失学了；言论公正的新闻纸和内容较为可看的杂志，大半都因不堪赔累，或受压力过甚，纷纷停刊了。但另一方面由党办或特种机关办的、专门以制造恐怖、散播流言的小报纸、小刊物，却如雨后春笋般的越来越多；走遍文华市场的祠堂街找不出几本可看的书（一些上海版的旧书除外），所有的只是一些画着庸俗封面的姨太太外传、处女艳史、某小姐情史、及性技术等一类的使人堕落的低级作品。
冬天要来了，穷人们担心着展在眼前的几个月的苦难日子。诉苦是没有人要听了，苦恼、不满和沉默包含了一切。人们心头都在发问着：这苦痛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呢？当和平谈判恢复的消息传到这里时，虽会引起人们的一度谈判和兴奋，但这兴奋很快的便消失了，而苦痛的生活仍然日益加深着。
冬天要来了。冬天过去便是春天。希望在这春天到来的时候，能带给这沉闷的古都一些活力与变化。
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六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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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看吧！我们重见真理与光明：祝“青年与妇女”的诞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诗歌〕看吧！我们重见真理与光明
——祝“青年与妇女”的诞生
作者：寒流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李星按：这是一首诗。我虽不懂诗歌，也觉得太平淡了，没有真正的激情。值得一说的，是这两句：“但是中国的当权者，延安城里的领袖们，虽一致高喊“停战”的口号！到如今他们还打个不休！”当然，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彭述之一方对国共内战的各打五十大板，真实目的在于用“彻底民主派”的面目，吸引那些反对国民党，也排斥中共的左派学生。
我想提个问题：那些被彭吸引的左派青年，是否真的认为国共打仗只是争权夺利，对工人阶级毫无意义？我想，他们恐怕并没有很深入地去想这个问题。可以确定的是，他们有一些大致的倾向，比如敌视国民党，比如对共产主义的斗争抱着好感甚至想参与进来，但对中共有各种保留。这样的人，被吸引到托派队伍里，更多的成分是做填空选择题，A不对，B不像，那就是C了。他们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模糊的，对彭述之等人的追随，恐怕主要来自阶级社会的一般站队规则，即看资历，看名望，看身份。彭述之的前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身份【虽然含金量不是太足】，是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而彭对后进青年的态度，显然是哄和稳，迎合他们的一些缺乏实践考验的“主张”，那些“主张”往往是社会主流生活潜移默化教给他们的偏见罢了。彭的“真民主”自我包装，很大成分不是真的指望参与到主流政治中去，而是为了这批追随者。
当然，这一切距离工人阶级的革命，就太远了……）
看吧！我们重见真理与光明
一
在漫长的第二次大战中，
我们捱过了多少苦痛，
忍受了多少悲愤，
流了多少血，
洒了多少泪！
万恶的第二次战争！第二次万恶的战争！
在地球上，几时才在我们的眼前消失？
万恶的第二次战争！
你的容貌，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
犹如无数的魔鬼，
布满了着黑暗恐怖的天空。
任你如何辩护，否认，抹杀，涂改：
但世界上的真理，
像太阳般的光照着！
铁面无私的历史，
像法庭上戏厉的审判官，
写下你的虚伪，歪曲、欺骗的罪恶。
历史吿诉我们！
万恶的第二次战争！
你的野心，
是残酷地榨干了全世界劳动者的血汗！
迫使他们走上一条死亡的道路！
哦，万恶的第二次战争！
你为着少数的有产而掠夺！
哦，万恶的第二次战争！
你是多么残酷啊！
二
大家要记住，
我们不能忘记了在战争的日子中；
流亡，饥饿，鞭打，哭泣……
那种惨痛艰难的生活，
这可怕的战争，
它毁灭了世界上的文化，人类的幸福！
无情地葬送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与妇女，
幼童和老者！
我们看呵！
在这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且丢开法西斯疯狂的残暴，
且搁起假民主的帝国主义者的荒谬，
连挂社会主义招牌的领袖，
也背叛了革命的真理！
走向反革命的道路，
他们虐杀了十月的革命！
他们想着：
在战后，
多得一些战败国的赔偿和土地。
他们的心中，
闪耀着一九一九年，
那凡尔赛宫瓜分徒弟和赔款的梦，
这种卑鄙无耻的行为，
给我们的是无限的痛心和愤怒！
三
大家要记住，
我们在战争的日子中，
看不见真理和光明，
听不到人类欢快的呼声！
整个的地球上，
笼罩着慢慢的黑夜，
没有太阳，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星，
恐怖统治了整个的世界！
只有那隆隆的飞机声，大炮声……
不断地轰击着整个的大地！
在我们的耳边，
夹着风远远的，
送来人民的哭声和血腥的气味！
我们战抖着，饥饿着，挨打着……
一天天过着那惨无人道的生活！
我们要记住，
在战争的日子里；
我们精神上的食粮，
是感到多么的缺乏，
我们是渴望着一种说真话的刊物，
来指导我们的道路，
那时候，
我们不管在前方或后方
根本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刊物！
四
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止了。
它带来了空虚的胜利和快乐，
充满着人们的心坎！
但是现实征服幻想，
战后的社会，
仍是这样的混乱，恐慌！
到处发生罢工，
古老的印度人民，
也觉醒了！起来斗争了！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啊！
这是一个暴风雨的到来啊！
可怜贫穷的中国！
经过九年长期的战争，
疮痍满目！
民穷，财尽，兵燹，饥饿，失业……
交织成一幅惊天动地的悲惨图画！
可是我们还没有伸直身体透一口气，
内战又跟着来了！
一刹那间，遍地又重重地弥漫着烽火，
政府又下令抽壮丁、
派捐、纳粮……
人民向政府呼吁，
要求停止内战，
反对雅尔塔秘密协定，
学生游行，工人出来示威，
但是中国的当权者，
延安城里的领袖们，
虽一致高喊“停战”的口号！
到如今他们还打个不休！
五
动荡，斗争，怒吼！
在上海，
产生了《青年与妇女》；
这是中国战后突起的异军，
主持着真理和公道！
我们在战争中
所渴望着的精神食粮，
现在已经得到了，
我们的心中，是感到无限的兴奋和快乐！
看吧！
那一字，那一行，
我觉得如母亲芬香的乳汁，
使人吮吸不止；
那一字，那一行，
像一面照妖镜，
照出社会的黑暗；
那一字，那一行，
是一部播音机，
代替全世界被剥削和压迫的人说话！
啊！我流了眼泪，
举起真理的旗帜！
向大地呼喊，
朋友们！
我们的世界，
并没有死亡！
起来吧，
朋友们！
我们不要做驯服的奴隶和羔羊！
六
啊！我们见到了太阳，
我们看到了月亮和星星，
我们希望这刊物，
发芽，成长，开花，结果实。
我们见到了真理！
《青年与妇女》的战友们！
把你们的刊物，
遍传给整个中国的城市和乡村；
将真理，
投向春天的怀抱里，
散播种子，遍布种子！
你们的耕耘、辛劳，
不会是白费的；
你们的愿望，
让我们具有正义感的人群来争取！
起来吧！
举起你们真理的明灯，
光照着我们应该走的革命道路！
我们是不愿作牛马与奴隶！
我们的希望、口号、与目的，
是求解放，争自由和平等，
是要求一个合理的社会组织。
《青年与妇女》的战友们！
我们抱着一颗热烈的心，
用我们纯洁的思想，
善良的心地，
革命的精神，
来敬祝《青年与妇女》的诞生！
因为我们重见了真理与光明！
1946、11、9于永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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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与工会（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工人与工会
作者：华贝〔籍云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很好地分析和说明了工人与工会的关系。开篇介绍了工会的起源、工会与行会的区别以及工会的发展历程。
本文要害之处在于揭示了工会官僚化及其危害（例如改良主义思潮的泛滥），并认为一个真正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工会应该贯彻民主的原则，应当进行选举，并且经常倾听工人们的意见。
本文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不像西欧那样具备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不存在着官僚化和成为资产阶级代理机构的趋势。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工会领袖极有可能背叛工人的利益，充当着政府与资方的代言人，破坏工人运动。
本文对当代中国的工人运动具有较好的启发作用。）
工人与工会
近代产业工人——无产阶级之受资产阶级的剥削，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但工资与劳动力的买卖，表面上看来总是“等价的交换”。
一切财富由劳动者创造，但劳动者几百年来过着同样贫苦甚或每况愈下的牛马生活，资产阶级及其亲近的仆役人物，却像结核菌一样地繁殖且富有起来。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秘密。
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形，无论它较进步或较落后，只要它内部业已存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个国家即存在着两种利益相反的对立的人群，一面是出卖劳动力的受剥削的工人；一面是手里有资本的寄生阶级。广大的农民，在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两方面，都只能受城市的支配。
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掠夺殖民地抢劫落后国民众的历史，也是一部本国工农破产、赤贫、饥饿、挣扎的历史。伴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数量增加了，近代化的机器又把工人组织在工厂里，于是，这个阶级又完全洗涤掉农民的传统弱点，以有组织的斗争手段，企图达到改良本阶级困苦生活之目的。
阶级斗争，它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不管任何人的主观意志如何，它存在于阶级社会里。正因为有阶级斗争，有流血的搏斗，所以才有高唱“劳资合作”福音的传道师，出现于劳资激烈冲突的世界里。
为了阶级斗争，工人才组织了工会。世界工会运动史，就是工人奋斗的历史缩影。
××××
工会与落后性的行会大不相同。行会是封建时代末期资本主义初期小作坊主约束学徒和伙计的组织，行会的实权完全操纵在几个作坊老板的手里，对伙计和学徒毫无民主可言。譬如，行会规定当地的泥水匠非加入泥水匠行会不能在那里做工，加入行会就得受行会规则的束缚，不能自由换掉职业，不能违抗老板的任何命令，学徒满期以前不能脱离与老板之间的苛刻榨取的师徒关系；伙计得不到行会的允许，不能自由招收学徒或雇佣伙计。
工会与行会毫无共同之点。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资本家无权直接干涉工会的任何会务。工人可以自由加入或退出工会，工人有权对工会作任何批评，有权选举自己所信仰的领袖，有权集合法定人数共同提议罢免某个工会负责人，有权要求工会负责人为保障某一会员的生存权利，或某一厂的部分会员或全体会员的生存权利，代表工人向资方或政府机关交涉。（例如会员大众感觉物价太高，官方的生活指数不正确，要求工会负责人向政府机关提出抗议，并请求重新考虑生活指数的编制法。）当然，工人与工会的关系，千言难尽。总之，近代工人是工会的主人，而前代工人却是行会的统治对象。
近代产业工会，即近代无产阶级的组织，并不包括全体无产阶级，在平时加入工会的，总是工人群之中有文化的、工资收入较多的一群。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失业工人、经常挨饿的下层工人，以及文化程度低下、工作地点不集中的落后工人，在平时，他们很少参加工会，只在某一国家进入相当的革命阶段时，那些向来不参加工会的工人才觉得有团结斗争的必要。
机器厂房与工房，是工人的自然组织条件，但工会的建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换言之，虽然工人们共同在一个厂里工作，在一处休息，但是如果工人们大家过得很舒服，不感觉太痛苦，他们就不会想到斗争，如果想不到斗争，就没有谁想到团结工人的工具（工会）了。
英国是产业最先发展的国家，是工人运动最早的国家，英国工会也是世界各国早先成立的战斗组织。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各国之发生和发展，工会在各国就跟着工人运动而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和发达了。中国虽然落后，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〇年间，中国乘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松弛的时期，建立了相当的民族工业，形成了中国的近代无产阶级。一九二五年时，工人们于五卅运动之前已经在秘密筹备组织工会，五卅事件一旦爆发，罢工游行宣传等事务都要有个统一的领导机关，然后才能整齐步伐，行动一致，坚持到底。工会就立刻产生了，并且立刻成为工人运动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没有工会，工人就没有组织；没有组织，工人就不能进行有计划的斗争，更没有统一的步骤，因此，也不能希望取得什么胜利了。
在展开进攻性的斗争时，工会不可少。另一方面，在进行防卫或退却性的斗争时，工会更重要。因为有组织的退守，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紊乱和损失，工人队伍因为有工会存在而不致溃败不堪。
在工人阶级被资产阶级压制着的“平静时期”，工会负有教育工人、指导工人工作、代工人与资方签订工作合同等等各种责任。教育工人的目的，在乎发展工人们的知识和技术，使工人不单懂得本厂的本市的事情，还要把本国的全球的各种知识与技能教育自己，把全国和全世界的工人生活状况和活动状况加以澈底的了解。如此，单个的工人，才懂得他不是孤单的；一地的工人，才懂得他们是全国工人的一部分；一国的工人，才懂得他们是现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
××××
工会在初期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以后，它常常变成了工人与资本的中间人，变成了表面上代工人说话而实际上帮助资方的官僚组织。如果政治局势恶化，工会很简单地变成了反动政党直接抑制工人群众斗争的工具。
我们先研究前一种情况。
工人运动是一种群众运动，工会是这运动的具体组织者和指导者，因此，工会负责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人的“领袖”了。在初期，工人领袖并不比普通工人有多大的才能和特长，但过一个时期，领袖们在运动过程中锻炼了出来，成为一群能演说能交涉能写文章……的工人，他们已经自觉是工人领袖，且直觉地有些“我与普通工人两样”的观念；另一方面，工人们也很尊敬领袖们的能耐。再者，资本家也觉得只要设法制服工会领袖，工人们也就容易对付。经过初期斗争之后，工人们或多或少争得了些生活改良，这初期胜利稳固了工会领袖的既成地位。
在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各国的工会领袖左右逢源，资本家既感谢他们不太“过火”，感谢他们劝导工人适可而止，以微小的改良自满。工人们经过多次斗争，觉得生活改良得很可以，不必再斗争了。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向上发展的时代），资本家有殖民地大量的血液来滋养，所以对本国工人的剥削程度减轻一些，于是产生了各种改良主义的思想：有的主张工人经过积蓄可以变成大资本家；有的主张资本主义社会再发展下去，工人生活再改良下去，人类终于要平等的；有的主张只要工会存在，工人的生命财产等等就有了保障，且可以如何如何……。
改良主义，阶级调和的学说，是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代，各先进国资产阶级一方以金钱收买工会领袖；一方又逐步改良一群上层工人生活的结果。一种思想，其所以产生且留存在人类世界上，必然有实现〔现实〕存在的原因。资产阶级有力量在工人阶级中喂养一群工人贵族，借此叫其他大多数工人醉心于钻营而放弃斗争，这是改良主义产生的根源，而某一工会领袖或某一政治家鼓吹改良主义，不过是这一客观局势中的必然现象。
落后国的资产阶级，尤其像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少有可能喂养一群大工人贵族。改良主义既缺少温床培养，但阶级合作的福音歌声却比世界各国响亮，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工人经常生活在饥饿线上，工会早已变成官厅机关传达命令给工人的工具，且在每一次工人忍无可忍的斗争之中，工会领袖总是政府与资方的代言人，也是工人们决定如何斗争的告密人，工人们要求条件的转达人。
一个落后国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某种程度的改良主义，因此，多半以政治压力赤裸裸地干涉工人的改良生活的斗争。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每天把“劳资合作”四个字挂在嘴上，干着打击工人运动、逮捕工人、监禁工人、屠杀工人的勾当。并且，工会领袖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出来的，那些领袖多半是“委派”的，一部分是自愿服从命令的“有识之士”。
没有内部民主的工会，一定是工会官僚包办一切的组织，这表示它本身的脆弱性。它既不能代表工人说真话，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出卖工人的利益，但政治压力加强时，这些工会领袖就显得很“愉快”起来，表示失败或无结果的罪过不在他们的身上。然而，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就此轻易地宣告自己的破产，因为在工人们看来，不能代表工人们争取任何生活改良的“领袖”，是不值一文的！
先进国和落后国的改良主义者，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之中，前者多少保持相当长期的尊严，而后者出场不久就弄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劳资合作”这首福音歌并不容易唱呢！
以往，在德意两国，一切工会都是变相的特务机关，工会成了反动政府统治工人的一种新的工具，工会领袖撕毁改良主义的一切面具，洗尽所有劳资协调的脂粉，明白地站在直接统治者的地位叫工人们“加入”工会，守工会的“规则”，听工会的“通告”，违者论罪。禁止任何批评，批评者就是“不良的反动分子”，该枪毙。煽动罢工的人更应该如此，没有理由可说。
前一种改良主义的工会，俗称为“黄色工会”，后一种法西斯的工会，俗称为“黑色工会”。此外，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世界上曾经产生了一种秘密的“赤色工会”，主张无产阶级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团结在政治思想相同的“赤色工会”之中，为工人的解放斗争而努力。一九三五年后，这个红色国际工会并无成绩，且只有扰乱工人的队伍，刚好那时苏联的“太阳”转向“和平”，赤色国际工会就乘机无疾而终。在工会运动史上，加多一副奇异的插画。
总之，工会是一种组织、一个工具，它不为工人服务时，就代替别一阶级服务。工人们今日最要紧的事，就是叫工会变成听工人们说话的、代工人服务的“集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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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裁军（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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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裁军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录入者按：二战后同盟国阵营中的大多数国家，为了保证对轴心国战争的胜利，保持了大量的常备军以及预备役。在轴心国投降之后，各个资本主义政权出于对可能的革命浪潮的恐惧，联合起来对可能支援革命的主要国家——苏联开始进行包围和战争准备。即使苏联政府与斯大林的党从二战前就开始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向资本主义世界表明自己已无意传播革命，只求维持自身统治的存在，但这些个人的想法并不能改变苏联的经济制度就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威胁这个事实。于是斯大林和官僚的这些摇尾乞怜全被资本主义世界给无视了，即使在战后的各种利益分配问题上都尽量向美国让步，但新的反苏同盟还是被组建起来了。
在战后裁军的问题上，我们却能看到反苏同盟与苏联惊人的一致反应。都热切地要求裁军，但裁军的目的呢？苏联和反苏同盟都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实则根本没有逻辑的理由——保护和平。战后各国的裁军最多不过是裁减军队人数。但军费裁减得却远不如军队裁减的比例。我认为原因是各国统治者对于庞大常备军有可能在社会动荡剧烈，阶级斗争高度活跃时大量地向革命倒戈。
而相反，即使在动荡时期，对一支小而精锐的军队进行控制也是较为简单的，而规模减小的军队也能留出更多的军费来投入到军事武器技术的研究中，使这支精锐军队的效率大幅增加。无论是镇压殖民地民族起义还是国内起义，都能起到更好的效果。但苏联由于除了维持国内稳定外还要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的巨大军事压力，所以苏联政府更愿意看到其他国家先裁军，来确保自己的统治不会被外国暴力推翻。而要裁军，各国（尤其是被轴心国占领过或控制过的国家）首先要裁减的当然不是“同盟国还乡团”，而是本国的游击武装。这些游击武装由于在战争期间难以被“合法政府”控制，因此这些游击队的领导权基本都掌握在当地“非法政权”手中。这些非法政权由于没有稳定的资本主义秩序，因此非法政权通常都是由共产党或其他左派势力构成的。
各国统治阶级自然是完全不能容忍游击政权的存在，因此裁军的主要目标不是别的，正是以各种理由打击游击队和起义军。苏联统治阶级出于维持当地和本国稳定的考虑，更愿意看到这些游击队成为苏联的卫星武装，而要把他们变成苏联的傀儡武装，就要用裁军来清洗游击队中的反苏派别和不认同官僚压迫的合法性的人。
以上，苏联和反苏同盟裁军的结果是军队人数减少了，但军队的战斗力和镇压斗争的能力都加强了。同时列强对于新武器的加紧研究尽量保证了在冲突发生时，掌握冲突的能力牢牢掌握在各个政权手中而不是壮大的无产阶级手里。
李星按：本文的主要内容是讲二战结束后，围绕裁军展开的美苏外交舆论战。当年历史的部分因果，上面的录入者按已经讲清楚了。我在这里再补充一点。作者指责苏联官僚呼吁和平裁军是欺骗群众，但对当时的亲苏工人和其他大众来说，这一呼吁仍然可以理解为权宜之计，为苏联重建争取时间，同时也符合战后欧洲的厌战情绪，主动提出裁军“可以争取群众”。那么指责苏联欺骗群众，比较容易在一般读者眼中，显得是唱高调而不关心现实。但对某些固定读者来说，或许强化了“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概念。
此外，文中带着嘲讽提到苏联埋头建设“一国社会主义”，那么建设社会主义难道不好么？显然，作者是提醒固定的某些读者“我们托派可是要世界革命的，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此外，文中提到与帝国主义缔约，声称苏联被骗，但苏联在苏德和约前后拼命备战，并未打算靠一纸盟约保命。
最后，作者提出只有国际性的社会革命才能让苏联免遭覆灭。这样的结论，任何一个亲苏的共产党员都会同意，然后加上一句“所以，你们托派还不赶紧给我消失？！”用这样的高调收尾，唯一的作用，是提醒固定的某些读者“我们是托派”。
作者刘乃光，关注这个系列的人应该记得他，高调王，套话王，“凝聚意志保卫组织”的口号王……不知道他的历史结局如何。
和平与裁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使国际间的关系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过去美苏与德日意间的矛盾，迅即退处于不重要的地位，代之而起的却是美苏两个盟友间矛盾冲突的表面化和尖锐化了！战后十五个月来，战胜国的会议不断地召开，但无时无刻不表现出美苏两个集团的对立，冲突和纷争。在战争结束翌日，甚至远在美英苏正骈肩对德日作战的当儿，美英的帝国主义代言人即公然指出第三次（反苏）战争之不可避免性，而且越来越明显地从事战争的准备。而苏联越是害怕这一可怕的原子弹的反苏战争，越是企图在其国境周围建立亲苏的政权并夺取战败国工业设备和赔款，则美苏间的冲突越是尖锐化，美国也越能够利用苏联当局的行径在战败国人民及殖民地国家间破坏其威望和同情，造成全世界的反苏舆论。最近，美国对战争的准备一天天加紧了。继原子弹实验之后，又准备举行北冰洋的冬季演习；继宣布加强关岛，阿拉斯加等地的防务后，又坚持单独占有日本旧日的太平洋各战略岛屿；在军需生产重新活跃中，杜鲁门又训令研究工业的疏散；军部又在请求全国普遍实施军事训练和陆海空的统一指挥。另方面她又积极开展金元的外交攻势，扶植日本的军国政府，企图使之“穿起美国的军服”；拒绝借款给亲苏的国家，对“态度友好”的各国政府则予以经济上的援助，诸如此类。而她那亦步亦趋的盟友英国，也一面纵容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到处鼓吹“欧洲合众国”（反苏集团），一面又配合着美国的有计划步骤，大大变动她的内阁，新设国防部来负责统辖海陆空三军，并进行仿照美国计划改编国防及兵器“标准化”。这一切不胜枚举的事实，都同样可怕地预示着：人类又一步步地向战争的边缘走近了！
这样，一向宣称可以和资本主义各国“共存共荣”的苏联，刚从希特勒的魔掌下解脱出来，还来不及换一口气，便被置于新的以原子弹为主要武器的反苏战争前面，不能只顾埋头“建设一国社会主义”而必须招架外来的挑战了。因此，迫使史太林要公开否认美国贝尔纳斯所说“美苏关系更趋紧张”的话。他在这次（十月二十八日）发表的谈话中，还同时承认苏联并未自行制成原子弹或其他类似武器；认为要重建苏联西部战区，至少需时六七年，而且表示仍旧向美借款。另一方面则如美国国务院所评价的，他同意德国不仅在经济而且在政治上也要统一并成立满意的和约，“实际响应国务卿贝尔纳斯。”这谈话发表第二天，莫洛托夫便向联合国大会建议：“一，为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遵照联合国的原则，大会认为必须实行普遍军缩；二，实施缩减军备的决议，应包括禁止生产与使用原子能于军事目的而作为其首要工作。”（塔斯社莫斯科十月三十一日电）
凡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良心的人都不会否认：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创立者列宁曾不断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和《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论著中指出过，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独占世界的市场，原料及投资场所，必然要引起战争。因而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开始不久之时（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他曾预先明白地写道：“帝国主义将欧洲文化的命运拿来孤注一掷。此次战争之后，若不连续爆发几个成功的革命，则还有好多战争在后头哩……”这意思是不容曲解的：战争和一切别的社会灾害（如失业，物价昂贵和法西斯专政等）一样，并非出于某些“反动”或“死硬”的个人的意志，而是由于生产手段私有制及建基于此私有制之上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要消灭战争等灾害必须用革命来消灭产生它的根源——私有制及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自称列宁门徒的人们却告诉我们说：目前全世界和平之最严重威胁，即“新战争之煽动者，以丘吉尔及英美两国与邱式思想相似之人为最”，要避免新战争，“必须揭破新战争煽动者之假面具而约束之”。（合众社十月二十八日电载史太林谈话）。我们看见了这些谈话，已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但第二天，我们居然又听到莫洛托夫竟以社会主义国家首席代表资格，提出上述的裁军建议，那更加使人“叹观止”哩！
这种建议，正如加入国际联盟和资产阶级政府，粉饰和平而蒙蔽群众对战争的警觉一样，完全是欺骗群众的最有害的幻想，使群众在新战争爆发时毫无准备。关于这一点，早已由列宁起草而在一九一九年共产国际大会上通过的布尔什维克党纲中，又预先而明确地批评过了：“无产阶级势力之发展，特别是它在个别国家中的胜利，加强了剥削者的反抗，并迫使他们采取了资本家国际团结的一些新形式（如国际联盟之类），这种形式机关在世界范围上有系统地剥削一切人民，但其势力主要是朝着立刻压平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去的。这一切将必然引起各国的国内战争与革命的战争（胜利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自卫战争，和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的战争）之联合。在这种状况之中，和平主义的口号，如在资本主义下的国际裁军及仲裁法庭等等，不只是反动的空想，而且是对于劳动者的欺骗，其用意是想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并使它忽略了解除剥削者武装的任务”。多么新鲜和中肯！二十七年前写的这几行字，我们毫不加增改地奉回给起草人的“忠实信徒”们。
第二次大战后，远东的殖民地弱小民族，如印度尼西亚，安南，印度，菲律宾以及中国的“解放区”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人民的武装队伍，在争取民主民族解放，而欧洲也有无数的工农游击队在从事斗争。人们是不是“为了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实行普遍”地解除他们的武装呢？如果真能如此，那倒会像美代表奥斯丁所评说，是“有若干建设性”的。人们当然要跳起来辩护，说主要目的在取消原子弹。但美国代表巴鲁克已经立即声明：“最好方法，莫如美国于先行裁减军备之前，能了解及研究苏联方面原子弹之详细计划，如果吾人单独实行此事，则不啻自杀。”（合众社十月廿九日电）而若干美政府负责人士则更率直地指出这建议的虚幻性：“美国不但在一九二零——三零年若干国际会议中建议裁减军备，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即沉毁一部分军舰，但不能促使其真正裁军之实现，亦不能阻止另一战争。在希特勒重整军备之前，美国常备军不足十万人，但凡此皆不足阻止最后之竞争军备。”（同上电）同时，英工党首相艾德礼也发表演说，认为“裁减军备不能由片面为之，际此世界尚在树立互信与安全之途中，吾人必须维持国防军队，且须保持强大实力”。（法新社十一月九日电）因此，迫得莫洛托夫要郑重地以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宣布：苏联正随时准备相互让步，“庶通过联合国而向世界人民保证一巩固而持久之和平”。关于怎样实行裁军的争执，据十一月十二日的纽约广播说：主要问题在于苏联将提议经由国际条约，管制世界军备，而美国则主张在裁军之前，国际裁军机构应有权视察世界每一角落，防止违反裁军规定以及秘密重整军备事件的发生。
但即使我们退一万步来假定：苏联以公开其国内秘密，受限制和加重义务负担等为让步，“在半途迎合美国代表团”而一致同意实行，那又能否“保证一巩固而持久的和平”，以阻止新战争的爆发呢？我们的答复是否定的。因为事情和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容易明白：美国（其他帝国主义者亦然）并不是因为有了原子弹或别的武器才发动战争的；反之，只因为它具有高度的生产技术，尤其因它在为争霸世界而战争时需要这种最新锐的武器去压服敌人，因此便制造出来。只要争霸世界的冲突存在，重整军备便是必需的；又只要高度的生产技术存在，则重整军备便是可能的。因此，越强大的和生产力越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便越可能和需要重整军备。它们在裁军的口号下重整军备，给酣睡在“裁军保证和平”的迷梦中的各国民众以猝不及防的突击。人们如果不是有意欺骗或盲目无知，总应该接受上次大战后的痛苦经验。当时的德国何尝不是给凡尔赛和约严格地解除了武装呢？而且那种无情的接触已经是唯一实际的裁军方式了。但结果仍然阻止不了希特勒在德国解除军备十五年之后，像从平地一样的再建立起军备来。而且把陈旧的技术和配备“裁”去，倒可使用最新发明的科学技术哩！
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裁减的不是帝国主义的军备，而只是弱小民族和工农大众的武装，使他们在相信“裁军可保和平而阻止战争”之后，不能及时地积极地推翻私有制，即根本消灭产生战争的原因。人们为了昏迷，离间，削弱和欺骗民众，以达到无限制统治他们的目的，于是以“反动的幻想”来代替革命的教育。在此，且让我们举出一件新的事实来暴露这种有意的欺骗：“苏联一日以各种报导方法，通告全国人民，谓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已承认苏联倡议普遍裁军一事为贤明及具有建设性。……报纸及无线电均有下列报导：“美国代表团张奥斯丁，称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大会之演说，贤明透彻，其提议具有建设性，可为积极谋取和平安全成立一致协定之根据”。（按奥斯丁评论莫洛托夫之演说，称其为一漂亮坚劲之演说，其提议具有若干建设性，希望能为积极谋取和平繁荣，成立一致协议之根据。苏联译文中将奥氏所称之漂亮坚劲变成贤明透彻）”（联合社莫斯科十一月一日电）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它所透露出人们蒙蔽事实真相和散布幻想的一贯作风，却是同样明显的。这种作风不但不能阻止反苏战争的爆发，而且，倡导这作风的人也一定要自食其果的。
今天，苏联还是一个财产公有和计划经济的工人国家。只要对外垄断贸易权一天不取消，有产阶级的权利一天不恢复，则她仍然是破烂的旧制度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同时又是全世界工人革命运动的有力的磁石。帝国主义始终是仇恨她，想消灭她的，正如保障法国大革命所创造的新财产制度而又高踞帝位的拿破仑第一，仍然受当时半封建的欧洲所仇恨一样。当然，我们这话并不是说：第三次大战（反苏战争）在目前就要发生了。因为，强梁的美国虽然代替英国而取得独霸世界的地位，但她所掌有的却是一个破烂而充满矛盾的旧世界。她必须解决整个世界的一切难题。战后弥漫全世界（尤其是亚洲）的解放革命运动，以及她国内的罢工浪潮等等，都在严重地威胁着她，使她不能不加以考虑。如果不将普遍的殖民地弱小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劳动群众的革命浪潮压平下去，那她是不敢冒险地进攻苏联的。希特勒的攻苏，也要在德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被压平以后才举行哩！何况美国以民主国自居，她的军队没有像希特勒特权制那样统一和集中呢！所以，今天距离反苏战争的爆发，显然还要经过一个革命决斗的阶段。但如果——这“如果”是我们绝不相信的——不幸革命失败了，那战争是必然要到来的。苏联当局这种“以反动的幻想代替革命的教育”的行径及其一贯的内外政策，恰恰尽了把苏联引到战争的道路上去的作用。他们虽然害怕战争，但这并不表示他们能够避免战争，因此，迫得要在美国的威胁下准备战争。他们过去幻想加入国联及和帝国主义缔结盟约来“维持现状”，以为利用它们间的矛盾便可与之“共存共荣”，但结果仍然避免不了希特勒的进攻。德苏战争完全证明这种“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破产。人们今天还能找出帝国主义间的矛盾，比之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大而可以利用吗？苏联在纳粹铁蹄的破坏后，“至少需六七年才能重建西部战区”，今天还要在美英集团的包围中将大部分的工业用作军需的生产；而且，还要希望靠美国的借款来从事战后的复兴。但这种借款以什么让步作为条件呢？帝国主义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也可能推翻苏联的公有财产制度的。因此，如果没有世界其他国家劳动阶级革命的胜利，则社会主义始终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不但不可能胜利，而且定要被资本主义所倾覆的。现在全世界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胜利，还是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胜利？必须用社会主义代替整个资本主义，其他的方法都是“反动的幻想”，全世界的工农大众必须首先从这种“反动的幻想”的最有害的欺骗下解放出来，向革命的大道上迈进，“爆发几个成功的革命”。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消灭战争，永保和平，同时帮助苏联的复兴。现在决胜负的时刻已经在世界范围上开始了，全世界各地的被压迫被剥削者正开始朝向革命之路昂首前进！我们坚决相信那种“反动的幻想”是不能阻挡他们的前进的！
十月革命廿九周年纪念后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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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民立场话征兵（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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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民立场话征兵
作者：青锋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抽壮丁——征兵这个事实，自从民国二十六年抗战开始以后，在内地是一直进行着的。整整的八年！多少被抽调的青年，一去不返作了抗敌阵线的无名英雄；多少父母妻儿热泪盈眶的眼送着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踏上了征途？他们虽尝到了生离死别人生最痛苦的滋味，但是因为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略，他们没有发出一点反抗。沦陷区内当敌伪传出将抽丁的消息，一群群的青年志士便抛弃了家庭奔向大后方的祖国怀抱中，视死如归的参加了抗战的阵容。但是在这战争结束以后的仅仅一年间，一切情形都变了！
自从双十节政府颁布了兵役法以后，离开今天短短的两个月也不到，大家对这件事都似乎有“谈虎变色”之感。从报章杂志上各地的通讯来看，有几个地方已经在进行抽丁了，许许多多的奉公守法的良民，就这样给糊里糊涂、半拉半捉地“带”去了；许多将要进行抽壮丁的城市乡村，里面的壮丁正在成千成万的向那些暂缓办理的地区逃避——事实上恐怕这是“雉鸡躲头”逃避不了的！
为什么时间上的相差仅仅一年余，而民间对征兵的反应会如此截然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有人解释：“征兵是每个民主国家必定推行的。英美法等国那一个不是实施征兵制？他们的民众并没有这种恐惧的心理。我国人民因不明白征兵之意义，所以才产生这种不当有的恐惧心理。要去除这种心理，我们只要广事宣传……。”
对啊！善哉斯言！征兵制确是每个民主国所推行的，我们对征兵制度本身也确是无可非议；但是就我国斯时斯地的环境来讲，遽而采用这徒具民主外型的征兵制，是否适合？却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美国，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她是资本主义的先进国家，她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她的人民的生活水准已经提高到十百倍于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准。大量的生产，丰富的物资，使她的士兵的生活，也提高到一般的水准，甚至更好些（我们只要看了上海市面上出售的三种食盒，其内容的丰富，便可无疑）。在这样的情形下，所以美国实施征兵召集壮丁入伍，便觉得简单、容易；而她们的壮丁也很乐于应召，因为他们在服役期中并不受苦。另方面美国在政治上的民主作风，虽然不是澈底的，也可谓奠定了这征兵制度的基础。他们达官贵人富商巨贾的子弟，不能凭藉势力金钱来逃避兵役；就是故罗斯福总统的儿子，也不能例外而须与平民一样服兵役；至多这些富贵的子弟与平民的子弟在官职上有所分野：前者大都是军官，后者大都是士兵。
但是反观我国，本身还是一个充满着封建残余势力的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经过了这一次战争，在表面上虽然不平等条约已经撤消，国际地位似乎略形提高；但是本质上因生产力的落后，物资的缺乏，国内战争的不息，政治机构的腐败与无能，又给帝国主义者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扩展他们的市场。战前的主子是复杂的多方面的，现在的主子变为一尊了；战前是各国的半殖民地，现在沦为一国——美国的半殖民地了。美国的金融资本家，正从这变相的殖民地的人民身上大量地榨取血液，来补救她本身因战争而造成的枯竭，缓和她本身一切的不安；我们的政治家也就在为这一使命服务，为这一使命努力。而我们的政府为了本身的存在，只好仰人鼻息，唯白宫之命是听。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才懂得为什么那种变相的不平等条约会签订，为什么直接或间接地自己在摧残自己工商业的发展，自己关闭了自己国内市场的门户；数百万军队的给养，大量物资的消耗，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更趋于贫乏而至于崩溃。为了要平衡这大量的支出，政府不得不以印刷钞票的机器来工作、弥补，于是就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不安情形，使广大的民众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一般人民的生活已陷于颠连困苦，那更不要谈士兵的了。我们翻开各种报纸，几乎每天可看到：许多的军人在经过了八年战争的今天，为着待遇的微薄，生活的困苦，而发出了不平之鸣；许多的军人、为冻、饿、病磨折得死去；许多的军人，背离家乡，弃绝了父母子女在忍受着人间最深切的痛苦。在这种不合理的管制底下牺牲了多少军人？这一切的一切将给民众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谁不将军队生活看作地狱？谁不将当军人视为畏途？在这样的客观情形底下，而我们的政府却要来实施征兵，你能说人民对它所产生的恐惧心理是不对的吗？
并且，我国的政治无论从那方面看来，都缺乏民主的作风；相反的，在这专制、横暴、贪污的政治风气盛行之下，实施征兵，不知将喂肥了多少承办此事的大官小吏？多少特殊份子将运用其特殊势力来逃避这兵役？多少大贾富商将运用金钱的魔力来为他们的子弟买去这兵役？只有最倒霉的穷苦大众，没有钱，没有势，才只好硬着头皮去蹈龙潭、赴虎穴。但是人都有求生的欲望的啊、谁愿意做傻子眼看着自己活生生的走向死亡的途径呢？于是有躲的、有逃的、甚至有自杀的（在落后乡村的一般人直觉的想来，与其将来死在外面，尸骨不还，不如就早些死在家乡，免做他乡之鬼）。这一切的一切演成了一出人间最悲惨的怪剧。我们这里且来掇取一二看看吧：
“镇江县政府接奉省令后，即积极办理，名额配定四百六十名……本月十五日先召集半数入伍，本月底完全征足，凡适龄壮丁除残废外，自十八岁起至三十五岁均须服役。近日各乡、镇、保长喜形于色，终日忙着“下馆子”、“讲盘子”，最高纪录每壮丁一名已有人出一百五十万员觅人代替，有势力的官宦人家的公子少爷和有财产的大商家的“小开”，有的是“后台”，有的是“钱”，当然可保无虞了。”——十月二十一日文汇报。
“浦东南汇张江栅——抽壮丁是日间拉夫夜间捕捉，抽丁的大员不是地方自治的乡保甲长，而是镇上的商团。它们拿着枪，衣戎装，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日间英雄纠纠的拉，夜间偷偷摸摸的捉。”——十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海门的县老爷下令请保安队到国共交界的地方，把一批纯洁的良民像犯人一样的成群结队的捉到县市区来关进保安队里，家族中人去看，至少也要五千、一万才得进去。起初这批被捉的人，还不知是征兵，以为不要紧，后来等到知道已是无可奈何了……许多人的父母姊妹妻女，一同到县市区东奔西走的想办法，一百万、五十万、只好听大队长的便，立刻就送了进去，说今天可以出来，明天可以出来，到最后是一个也没有办法，可是钱已被用了。……押送出去的一天，这批被征（实际是捉）的就一班班的押送上车了，他们的父母姊妹妻女们，都哭哭啼啼好像送葬一样。这批被押上车的人的脸上也都呈着惨白的脸色，满眶的热泪，源源不绝的流了下来。家族们想送一点东西或钱给他们；可是不要说东西送不上，甚至还要吃枪柄呢！……”十月二十六日文汇报。
“河南唐河县……所要之兵役为数非少，壮丁每保八名，每壮丁之卖价六十万元，每保统筹人民之负担不下四五百万元……。”——十月二十九日大公报。
“吴县某镇……保甲挨户追缴“壮丁费”二万元，出后可免征，由他们去雇用，付款后又无收据，并嘱不多响。他们厉言说：“不出钱的则到区方去抽签，抽中后莫怪我们的不好，出了二万元则可免抽签。”……”——十一月三日大公报。
“江苏武进第一区十一保居民袁金春，年四十余岁，生有二子，妻已故亡。家境贫寒，全恃其长子织布营生，近因长子抽中壮丁，即将征送入营，次子年幼谋生乏术，顾虑将来生活无所依靠，以致郁郁寡欢，十月三十日夜半解触带自缢。迨天明发觉，已返魂乏术。”——同前报。
“常熟……适龄与否，健康与否，全是末节，首先得以满额为目标，挨家挨户的抽，穷苦人家逃亡沪地，只有抹着眼泪听天由命；稍可生活的人家就自然要替壮丁打算了，乡间的价钱是六十石谷一个，抽去了可以赎回……城里的市价是一百万一名……壮丁都是抹着鼻涕眼泪的被拉了去。……有的先期逃往京沪找工做，宁可丢掉了良田，弃了父母妻子。……西乡周渠村一个六十岁的佃农周东山的儿子周雪根，留下了寡妇孤儿，在十月三十一日夜里为了“围抽”跳入河塘自杀了。……”十一月十四日文汇报。
从上面这些片断的记载中，我们已可窥得这一幕征兵活剧的全貌了。事实上，各省，各县、各区、各乡真不知有多少惨不忍睹的活剧在搬演着呢！
要实施征兵，一定要具备有某种的客观条件，如生产力的相当发展，士兵生活水准的提高，尤其是要政治达到真正民主的程度。但试问我们这个国家，这些条件具备了没有？这种没有民主的内容，而“东施效颦”式的死抓住了民主的外衣，跟着美国学这么一套征兵的把戏，真是所谓“驴子跟马跑”会折断了腿哩！
我们固然不否认，在这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没有垮台，帝国主义间的利害关系不断冲突下的今天，战争的因素还没有消除；每个国家一定要用军队来保护其本身的利益；要有军队也就一定要有征兵制，强迫人民服兵役。但是若在受到外敌侵入的时候，为了要抵抗自卫实施征兵，看了过去的事实我们相信是不会有人发怨言的。而现在无论如何在这世界战争刚停止了一年后的今日，虽是国际间的摩擦的裂痕一天一天在增进，但终不致于立刻就产生第三次战争吧！到底政府为什么要在这时候实施兵役法？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面高唱裁军复员一面又要征兵入伍的矛盾事实？征兵的目的何在？用意何在？难道是为美国准备着将来在美苏战争中来打击苏联吗？还是为了目前的内战呢？
八年的战争中，消费了多少的物资？荒芜了多少的田园？摧残了多少的民族工业？战争结束以后，我们的政府非但不从生产上着手来建设来复兴，反而因内战的蔓延扩大，军费支出的庞大，不断的征税、征粮，因此农村已濒于破产，工商业一蹶不振。最近尤因国共间谈判的更趋于决裂，内战更是大规模的进行，双方为了人力的缺乏、军队的补给，于是都在各地实行抽丁、征兵，迫得许多壮年的青年的农民，抛弃了田园，逃避到各地。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在农村方面，固将因人力的缺乏，使十田九荒，影响整个的农业生产；而在都市方面又将增加了一群无所归宿的游民。不久即将因由粮食缺乏所引起的恐慌而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不安宁。
为了整个社会的安宁，为了人民大众的生存，我们应当坚决的反对这种杀鸡取蛋式的可怕的抽壮丁的举动，不管哪一方面，哪一地区，在进行着！
全国的壮丁为了自己的生存应当不分地区的、不懦怯、不畏死的一齐站起来以坚决的行动来表示反对内战！不管在哪一方面的战士，应立刻果敢的停止这无意义的为他们各党派上层份子的私利而进行着的战争！
在这一党专政底下，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没有成功以前，民主的影子还没有看到的今天，为着少数人的利益、为着某些政治集团的利益，要抽壮丁服兵役，我们坚决反对！同时要号召全国人民一致的反对！
李星按：本文是讲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抓壮丁的。从本文可见，彭述之手下的某些小将们，“真民主派”的味道太冲了！先讲国民党捉壮丁怎么怎么凄惨，然后号召两党的士兵们一起造反，“不要为本党上层分子卖命”……
1950年，彭述之的追随者在大陆被一网打尽了。同样高调呼喊民主、人道，为何李济深陈铭枢就能当座上客，彭述之的追随者就蹲大牢？因为李陈代表了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手中握有力量，让新政权觉得可以妥协/赎买，至于他们一时一地的民主口号，只是噱头，或者说做交易时的添头。彭述之一方则除了民主口号，或者说政治噱头，空无一物，却又戴着托派的激进帽子，所以……
那么，在解放战争初期，当人民确实面临战争的苦难，抨击当局的草菅人命，有何不好呢？如果本文去掉结尾的那几句话，全篇的揭露、抨击，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在于，用网上的流行语来说，这些文字“顶个球”。批评政府，揭露阴暗，唤醒良知，为民请愿……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在野党、“学术权威”、“无冕之王”媒体人，一直都会做的事，目的在于修补秩序。彭述之的追随者作为“托派”，与那些在野党的区别是什么？从他们的许多文字里，看不出来有区别。
没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相近利益，却与资产阶级反对派在思想上打成一片，彭述之一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吸引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信任共产党，又排斥主流反对派的青年。
心机挺深的，但在统治危机大爆发的时代，“顶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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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云低迷的日本政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暗云低迷的日本政局
作者：流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半年后将成为日本人民基本大法的日本新宪法，经十月七日的九十届临时议会通过后，便由日皇择定十一月三日这个象征“雄飞国外”思想的明治节来正式颁布。这宪法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章的规定：“天皇乃日本国之象征“，可以任命内阁总理大臣，改正法律、政令及条约，召集国会和解散众议院等。宪法不但没有将封建表现的天皇制度予以撤废，且在法理上明定他有如此大的权力，这就难怪进步党放肆地夸称：”新宪法在日本国家传统上最为欣慰之一点，即证明七千万日人对日皇均有尊爱之敬意，且较在过去君主立宪时期更甚“。（合众社十一月三日电）
宪法颁布的第二天，吉田内阁发表了半年来第一次的六项”具体施政”，以此表明政府并无辞职之意。其实这六项政策并不”具体”——除了“合理的参加经营及促进利润之分配”这项劳动对策，稍为修正了前次否认劳工管理生产的声明以外。但这种“美国式的宪法”和伪装对工人作微弱让步，并不能缓和日益汹涌的工潮及通货膨胀的严重性。而政府拒绝调节社会党领导下最大的电气工会底工潮，因而更立即引起社会党要求解散众议院，日本共产党也起而重申“全力奋斗以打倒吉田内阁”；甚至盟军总部也称：日本工业家及中小商人均反对吉田内阁，因为他的管制方案足以妨碍工业的复兴。如此，倒戈浪潮便随罢工浪潮之兴起而兴起了。
全国性的工潮（主要的像海员、电气、煤矿和广播通讯等）之汹涌起来，主要是物价高昂和通货膨胀减少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结果。据东京警视厅生活情报处的调查，工人每月收入是七百到一千圆，普通公务员和职员则只有五百到七百圆，每月收入只够买一斗多的黑市米或十双皮鞋。但吉田内阁对于工人这种被迫要求改善待遇的罢工却采取横暴的弹压政策，以致连朝日新闻社也斥责他是“以通货膨胀和低工资来建筑资本家的高利润，使日本经济陷于崩溃”。政府这种政策，当然只有推使斗争更向前进。电气工会已经在本月八日决定打破两大工会团体“劳动总同盟”（社会党的）及产业别大会（共产党的）间的界限，而向所有工人呼吁对抗政府。将近半个月之后，政府铁路工人联合会举行全国大会，一致决议：如吉田首相不能满足最近提出之劳工要求，决再发动罢工。同时，拥有九万五千会员的全日电业工会及北海道矿工工会也下令全国会员准备开始罢工。而据塔斯社十一月二十日电称：工业职工会全国大会，全国劳工联合会以及中立职工会正在计划于下月初发动广泛运动以谋推翻吉田内阁。这证明倒阁运动的底流，已经给工人斗争的浪潮激荡得汹涌澎湃起来了！
由于群众压力的不断增加，迫使麦帅肃清令的范围也不断地扩大，本月初被剥夺公权的约达十六万人，对于这种旧地方领导人物之扫出公职以外，当然使以它为地盘的自由、进步两党蒙受很大的影响；旬日以后，又颁布肃清政治、经济及言论界的领导人物。这无疑会使社、共等新兴势力在明春的选举中有急速抬头的可能。而在今天，吉田内阁也已面临最严重的危机，它的命运很快就要被决定了！但在此，我们固然没有忘记：连英国保守党报纸也评为“日本皇帝”的麦克阿瑟，一贯都在扶助日本的资产阶级，使其工业突飞猛进，以便“穿起美国军装”去对抗苏联。因此最后说来，日本工农群众的斗争与美国工人的斗争是不可分离的，它的最后胜利将取决于国际的斗争舞台上。（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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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学（阿特拉斯著，彭苇秋译）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垄断资本主义与经济学
（阿特拉斯著，彭苇秋译）
一、经济与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进化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进化之规律的别面。经济学与经济间的相互关系，不外是“上层建筑”与“基础”间的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并且是这样一种科学：它是调节于某个阶级心理的思想成分。然而，经济学这种思想因子的特征，即在于它研究的对象就是“基础”本身——经济。这是所谓“基础的上层建筑”，亦即是说：此种上层建筑，较之其他的思想成分，要更显明的表现“基础”及其一切的矛盾。
要认识某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社会特征，不需要怎样在“经济学上”探寻，因为后者（经济学）很明显的就陈列在你面前，并且材料的本身就提供出他自己，描述出理论智识与决定理论智识之经济基础间之相互联系来。
斯塔浮尔德在他著名的贵族商人医士的对话中，完全没有露出工业资产阶级，从这一件事中，还不就明显的说明构成该时代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吗？
亚丹·斯密拿制针作坊来明显的证明大工业对于手工业个人生产的优势，显然的，此种的叙述直接就指明了该种理论的基础。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初步》中，也是汇集了这一些研究与叙述的材料，因为当时每章所讲到的都是机器，而此种活的与死的劳动（固定的与流通的资本）与劳动价值规律间的矛盾，也正是给了前世纪这一聪明的经济学家之不可解决的任务。
为了节省时间，不妨碍我们往前研究起见，我们不再引证政治经济学最近历史中之此种类似的叙述了。因为这些事实横竖在后面还要指明的。如果正确的了解了他所研究的材料，那末对于经济学与经济间之密切的联系，或许就有一个相当明了的概念。
普列哈诺夫叙述马克思所决定的一切社会制度的基本因子间的联系，是用下面一个比较扩大的图表：
1.生产力的状况。
2.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3.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社会政治结构。
4.部份的直接由经济部份的由社会政治结构所决定的社会人类的心理。
5.反映在此种心理的特性中之各种不同的思想。
普列哈诺夫所提出的这一个“贯彻着唯物主义”的一元论的公式，当然也没有否定此各个连环间互动的可能与必要。
政治经济学不只是对于物象的写真，也不是一个消极的因子，他本身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也表示绝大的影响。如果说：古典派政治经济学之出现于英国，是整个的完全由经济来限定（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承认，一切经济学史与英国国民经济史的深刻的研究者都这样的承认），那末就很显然的，在另方面古典派所提出的原则“LaisserFaire,Laisserpasser”之发展与普遍化，也促成了生产力之凶猛的增长，并且决定了未来的政治经济学的进程。考布金以“自由贸易联盟”而取消了面包条例，并且因此而更巩固了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但是，如果是没有李嘉图，考布金是难以成其为考布金，亦正如没有旧历史学派的鼻祖李斯特，而难以有德国的保护关税制一样。
布加考夫就已经讲过：“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一样，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合体。”在这一点上布加考夫是正确的。“纯粹的”，亦即是说与阶级心理和利益不相联系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存在的，亦正如“纯粹的”哲学或“纯粹的”艺术之不存在一样。
如果说“政策”（亦即是形于一定形式国家机关中之社会的阶级结构。）是总的表露于某种思想形态之中，那末在政治经济的关系上（政治经济学此名称中之“政治”一字也不是偶然用来的，虽然此字意义在此处已有变化），此种科学与“政策”间的联系，将更要密切而显然。
虽然各个现代的经济学者，永远是郑重声言纯粹客观与“绝对科学”（即超政治的）的研究任务，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也不会有过一种经济理论，它是脱离开阶级经济政策问题的。纵使理论的作者不肯公开的将这些关系宣布出来，但是他的理论的本身就提供出他自己来了。
我们试拿以阐解为本职而论货币的实质，在数量与质量上都甚丰富的文字来看。克纳朴当然是以“纯粹”科学的目的，而发明货币的实质的，但是他所创立的唯名主义（Nominalism）却正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基础，而在这些政策周围，参差了许多种阶级与阶级内部的利益与矛盾。唯名主义与金币论同时既是理论又是政策；没有不适合于某种货币理论的货币流通政策，反之，没有一种货币理论，他不是同时既解决“抽象”理论又解决货币政策之主要问题的，并且是给后者（政策）以基本的指导原则的。
李嘉图是流通学派（CurrencySchool）的主脑，而同时他在金币委员会（BullionCommittee）中所拥护的货币政策原则，完全调节于他们所创立的抽象的数量论，并且其原则完全是由此种抽象的数量论而产生。他的著名的论文《金币价格高涨乃银行钞票价格衰落的明证》，就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综合的显明的范型。
且看另外一个例子。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国会中），站在古典派的理论原则之基础上，施行与工厂法运动作斗争（因为此种工厂法是破坏了“LaisserFaire”原则了），并且还要求许多保守党员如Shaftesbury，Faielden'a，Oastler'a等贵族的压迫，以经过国会而实现许多自己的工厂法。此种的例证我们还可以再举出许多。
我们既确定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一体之后，还要讲一讲上面所引证的普列哈诺夫的图表。我们不要认为图表中的五个因子是分阶梯的，是一个个顺次依属的。生产力当然是社会一体的基础，但是直接与生产力有联系的社会经济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因子也是有特殊的联系的。
不能够说：社会心理或思想是直接调节或反映政治结构，只能说是间接的（经过后者）与社会之经济基础有联系。
马克思说“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真实的基础，在此真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法律与政治的上层建筑，而社会意识的某种形态亦完全与此真实的基础相适应。物质生活之生产方法决定一般的社会、政治与精神生活的过程”。
此处没有什么阶梯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的一定形态”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一样，都是调节着“社会的经济结构”。此双重连环对于“基础”的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他们不只是受同一的基础的限制，他们彼此间还有相互的联系。
我们认为此种校正是必要的，因为“上层建筑”联系之“阶梯”论，是不能够正确的认识政治经济学与思想的进化的。在这种场合下我们需要将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互对立起来，并且承认两者是平等的。在某种情形下，经济理论实际上只是建基（“支持”）于已经构成的经济政策的体系之中。而在另一种情形之下，经济理论则又提出了经济政策之新的原理。而此种新的原理在将来还要被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之某个集团之实际所采纳。因此我们不能够提出此种谁“接近”于“基础”的问题。经济理论呢，还是经济政策。当经济理论只是在“依属”着经济政策时（例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他们两个对基础的关系是站在同一的距离的；当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经济政策原则时（如英国的古典派），那末就可以说：现存的经济政策的体系与调节于生产力发展之路线的经济理论，两者间存在着一种矛盾。此时生产力的发展已与经济政策发生冲突，而此种冲突的解决，只待于新经济政策体系的实现，而此种新经济政策之体系，也在经济理论之发展中准备起来。例如，美国的政策许多年都是保持着禁止垄断协定的原则，但是经济发展的力量比政策还更大些，而判定此种性质政策的经济理论，就完全适合于经济发展的趋势了。
英国的古典学派，当还在重商主义的体系时，在理论上就已经创定了自由贸易的原则，结果终于实现了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的凯旋。
经济政策，我们不要认为狭隘的只是国家的政策，例如：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等等。统治阶级实现他的政策，绝不一定要经过国家的形式。当然，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他也要利用自己的力量以压迫国家机关，要求立法机关施行他一定的路线，但是经济政策的含义，绝不仅限于此。
例如：加特尔化与托拉斯化无疑义的是资产阶级统治阶层之一定的经济政策的表现，但是此种加特尔化政策（一般的就是垄断政策）的实现，是不曾经过国家的，例如美国的大工业资产阶级只要求过政府不要妨碍此种过程，因此而复活了“LaisserFaire”原理，但是此种复活完全是在另外的条件之下，而得到的是另外的结果，因为此种原理当十九世纪的前半叶时，不外是自由竞争发展的工具，而现在此种原理的应用，却是向着相反的——垄断的方向发展了，因此，此种体系也正是古典派所斗争的对象了。
经济政策——这不只是国家的方法，而是各个阶级一体的或单个部份的为了巩固与发展其经济力量之一切行动之总合。如果我们说：利益的矛盾不只是存在于各阶级间（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地主阶级）与阶级内部（大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工业的与财政的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工人贵族与不熟练工人），并且还有在世界经济中之同一阶级间的矛盾，那末经济政策的意义，就更丰富而且有各种各色的属性了。
如果认为世界经济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那末在此种社会中，不断的阶级斗争（各个社会集团为了分得社会的生产品，主要的还是为了分配由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过去在现在都是沿着此三条路线的。每一个经济政策，归根结局都在于要求增加某一个集团之社会生产品的分量，并且使生产力的发展也依属于此目的之下。
只指明出一般的阶级经济政策之不足，即在于此。所以当我们讲到工业资产阶级的时候，我们必需计算到此工业资产阶级在世界的经济体系中之地位如何（而此工业资产阶级更永远受本国的国家制度的限制）。
根据我们对于经济政策的定义，已经十分显然：经济政策不外是阶级斗争。而成为某种经济政策之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要创造出代表其阶级的某种“社会思想”，此种“社会思想”在实现该阶级的经济发展或巩固其经济的统治上是必要的。因此，对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结构的辩解（并且对于某一时期，某一国家之具体的形式的辩解），这是每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体系之必要的特点。
因此，辩解不过就是经济政策，因为此种辩解是阶级统治的有力的武器，因此，资产阶级在他争经济统治的斗争以及保护关税或美孚油公司之帝国主义的侵袭上，此种武器都是必要的了。
※※※
布哈林说：“每一种科学都是由实际中由社会人类同自然的生活斗争以及各个社会集团彼此间的生活斗争的条件与需要中产生出来。”——这当然是公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立场。
但是，要解释某种埋论经济体系的社会现象，此种一般形式的立论是不够的。根据上面我们所已经说过的，我们应当将理论的经济体系分为两种彼此密切交互掺杂的作用。
第一，政治经济学是反映一定阶级的心理，它永远是以自己阶级（或该阶级之某种集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结构”，而正是随着他此种观点之不同来决定他对于现存的经济制度是批评还是辩护。当资产阶级需要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组织的壁垒施行斗争的时节，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是曾经批评过封建组织的，但是，当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已经完全肃清，而阶级的矛盾也已经变为另外一种形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时节，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例如：斯益、马克辽德、巴斯加、卡利等等，他们就由批评下亦即是进攻，转到辩护，亦即是保守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结构，已经不再攻击，而只是拥护了。
由此看来，经济学者永远是批评者与辩护者，随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之不同，他所持的态度亦各异。当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广大传布的时候，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又转向进攻的——批评马克思的理论了，但是很显然的，他们现在所保持的不过是“以攻为守”的战略而已。
边巴维克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论是怎样热烈的批评，但是很显然的，他的批评绝对没有任何其他的积极任务的，唯一的任务就在于证明“实质上，资本的利息是不能作为他（马克思）虚妄的责难的材料的”，这即是边巴维克对于使他成为维也那大学讲座的现存制度的拥护。
然而，如果我们断定了各种经济体系的一体是某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之后，我们还要发明并且在现社会的根底上去解释他们间之区别，那末只一般的判断为辩护（或辩护的批评），在论证上还是完全不充分的，因为所有的资产阶级的理论都是辩护的理论。
为了解释这些区别，我们不能够着眼于某个作家的才力的特性，只可以观察那在现有条件下决定他辩护的对象的社会材料。根据历史条件之不同，而过去那些批评的对象，现在却成为辩护的对象，此种辩护的对象，在将来的发展中却又变为批评的对象，因此，我们的所得是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是从否定（批评）封建式的垄断中产生，而走到对于自由竞争的辩护，并且以批评自由竞争与辩护资本主义的垄断而完成其发展。此种辩证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在新的政治经济学之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研究出来。
但是，不只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便在同一的历史时期之中，也可以发现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在辩护的趋向上深刻的分歧。无疑义的，西斯曼与巴斯加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但是西斯曼批评的武器，恰好正是巴斯加辩护的对象，反之巴斯加之批评也恰好是针对着西斯曼辩护的对象。解释此种矛盾是很简单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将统一的资产阶级分裂为许多集团，在这些集团之中，首先就可以分出小资产阶级以及与他对立的，剥削并消灭他的独立性的大工业资产阶级。由此而产生了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经济体系。
在下面的分析中，当我们讲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时，我们所注意的只是资产阶级领导阶层的思想，资产阶级中那些统治着其余的各阶层之某一阶层，因之也统治了社会之全经济机体。自然，资产阶级中这些阶层的心理也正是培养一般的经济科学的精液。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由此发展而产生的矛盾，是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下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真实发展相并行的。”此种原则是本书的基本指导枢纽。资本主义结构的真实矛盾的发展，根本变换了辩护与批评的性质的及经济理论的一切内容。但经济的内容绝不仅限于辩护或批评。
如果我们在总的目标上只认定是辩护与批评，认定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之自觉的或在自觉之下之目的行为，那末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与解释政治经济学之新的进化了。布留敏在自己的著作中，批评奥地利学派为“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产生的人工的产物，人工的理论创造”。此种估量就是站在上述的立场之上了。当然，阶级斗争的过程，激发起资产阶级的理论家探寻新的坚固的经济体系，但是，约蔓斯、瓦尔拉斯与敏哥尔这三个彼此不相依属的著作家，同时都创造了界限效用说，而不创造任何另外的“坚固”理论体系，难道我们能承认这是“人工”的，因之也是偶然的么？
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之所以创造同样的界限效用说，这绝不能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客观基础的。解释此种“基础”，只认定在经济科学的战线上思想的斗争为阶级斗争之形式一种（但不是唯一的形式）是不够的，还必须求分析资产阶级经济政策中之新的任务。
上面我们已经决定经济政策为各个阶级一体的或单个部份的为了巩固与发展其经济力量（因此首先就在于增加其社会生产品的分量）的行动与方法（或经过国家机关实现，或不经过国家机关）的总合。批评与辩护只是此种斗争之一方面，只是其思想的形式。但是批评或辩护之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此种手段只能创造出一种调节的社会空气，以实现此种斗争之最初目的——在现代社会中增加资产阶级之剥削部份。
但是，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合为一体的政治经济学，他不仅是在一般的形式上答复此种剥削之可能，并且还要在具体的形式上指示出此种剥削步骤。他不只是证明可以剥削，他并且证明需要怎样剥削，以“怎样的方法”达到“最低的消费”和“最高的收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何时何地都在执行此双重任务：1.一般的为此种剥削作辩解；2.指出某种形式或提出某种原则，以使在现有的条件下在此方面取得最大的效果。此种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统一，贯彻在一切的理论经济体系之中。只有以此种观点，能够解释重商学派、重农学派、古典学派、历史学派以及最后奥地利派与现代的马尔沙尔、克拉克等的折衷派。
老辩护家克辽德完全正确的说：“政治经济学是在经验的叙述中辩明自己的真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抽象的理论，是与此种“经验”相联系的，并且马克思主义研究家的任务就在于将此种理论拿到“经验”上去。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方面是永远受此种“经验”所培养，另外一面即又是此种斗争的武器，并且当经济学所提出的原则不能成为好的武器时，则对于此种不调节于新的“经验”之旧的“真理”，施行根本的修正。
还要讲明：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分析经济理论进化的原则，绝不是由我们所发现。
在布哈林《有闲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完全即以此种原则给了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以社会学的评判。布哈林认为：“虽然他们（即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过去是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但他们所讲的却是一般的经济生活的规律。”的确布哈林也认为历史学派，同英国以及切身感觉到英国竞争的压迫的德国工业资产阶级比较起来，乃是一种落后的产物。因此，布哈林是以具体的经济利益的观点，划分了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因此也是以同样的观点划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与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之不同的任务。此种方法是唯一的正确的与科学的方法。如果说在估量这些学派（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时，马克思主义者间没有什么分歧，可是在以社会学的观点估量奥地利派与现代各派别时，矛盾的观点都是免不掉的。其原因即在于：我们在估量奥地利派时所得到的历史远景是太小了，尤其是在现代的各个派别中，此种远景已完全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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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的进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商业工业与财政（垄断）资本主义，其原因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时期的经济背景在原则上不同于别一个，那末，在政治经济学的进化上，我们也必需划分出与此相同的阶段。
政治经济学中之重商学派及其后起的货币论与贸易抵算论，是调节着商业资本主义时期，这是已经确定的事实。古典学派的理论，正调节着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已发展了的（但还未终结其发展）工业资本主义，这也是已经确定了的事实。
同样的也可以说：从自由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到了垄断的财政资本主义，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内容随之也起了根本的变动。此种转变，在程度上讲无论如何也不亚于由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
然而此种转变究竟在何时发生的呢？其具体的表现在哪里呢？资产阶级的书籍对于这些问题已经给了答复，下面就要指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经济学者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之新的形态，而正确的领受了经济学之新的精神。
为了述明理论上的此种转变，我们必需先解释（虽然是很简短的）此种因为新的经济环境关系而遭受了严重修改的古典学派的理论。但是我们只限于分析理论的根本基础而不能够一一的叙述其全体系。
价值（或价格），分配（利润——利息——工资——地租）与复生产——恐慌，这是一切经济体系的中心。价值论（建基于一定形式与原则之方法之上）可以说又是此中心体系之基础，价值论建立起自己的标志，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预定出（如果该学说体系的发展是循序的、演绎的）一切基本的经济问题的集体的解决。
分析那由经济实体进化的基础所产生的价值——价格——论的进化，给我们以认识整个的理论经济体系进化的锁钥，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解释古典学派的价值论（自由竞争的原理即建基于此价值论之上）怎样并且为什么发展到了自身的否定，并且代之而起的胜利的凯旋者——界限效用说，怎样和为什么根本的否定了一切解释现象之因果相属的科学理论。但首先我们先讲一讲关于古典派进化的社会历史基础。
二、古典派经济学的衰落
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者，是工业资本主义凯旋的歌颂者。结果引起了后来瓦特、哈尔利夫斯、亚尔克拉特与克蓝普顿的技术发明，此种发明从唐伯时起即可完全称为“工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
不错，此种凯旋的第一步，已经就暗示了工人的公开的斗争——拥护那旧日禁止使用机器的法律，例如因为一八〇二年维尔特史尔与麦史尔两处骚动的结果，在这些区域之内棉纱的生产上都未得应用机器。在另方面圣西门的《日内瓦通信》也在此同年出世；一八〇八年傅里叶的第一部著作出版，虽然其理论的基础只是关于一七九九年；最后，合作运动的鼻祖欧文在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得到了纽蓝纳尔克工厂的指导，进而实现担负在他身上的勇敢的社会尝试的历史光荣。
然而，无论圣西门、傅里叶、欧文，怎样革命的起来反对此种新社会关系的物质形态——机器，无论他们怎样创造社会乌托邦的思想与尝试，他们也没有力量挽住此种在社会生产关系上的革命，此种生产关系的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说：“如果说一八OO年代，新社会结构的冲突还只是在萌芽，那末解决此冲突的方法将更是合理的。”
资本主义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的支点，生产力的“动摇”更使生产关系往前进。生产关系之新的形态——资本主义——决定“古典学派”的新的经济理论的出现，随资本主义之发展，此种经济理论亦因之而发展而巩固。
肯尼、斯密、李嘉图诸学说之异于以前或后来的各学说的特征，是大家都晓得的，我们现在只提出其几点，以作为我们分析新的经济学派时的对照。
如果说：在以前商业资本主义的时期，资本主义利润的唯一形态，就是此种与工业因之也与劳动没有直接联系的商业利润，那末现在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起，一般的状况就大大的变更了。
以前因为商业的联系薄弱，因为没有适当的交通，因为到东方诸国的贸易要遭到危险且时间上也特别久远，所以资本主义式的商品回转是很稀少的，商品劳动价值量的决定也不能形成调剂的作用，在交换经济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此种劳动的价值才发生调剂的作用。
商业资本主义思想家——重商主义者，他们注意的中心都是贸易都是回转，并且以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此种由回转而造成利润的学说与实际间的矛盾，是不存在的。
回转（消费）的观点，被古典派的彻底的生产观点所代替，此种观点（生产）的产生，是直接由于十八世纪的后半叶与十九世纪初叶之生产力的突飞发展。
垄断的与经济生活之万能的条例的观点，也被一种自由竞争与国家完全不干预经济关系的思想所代替。但是此种自由的“经济人”（“HomoEconomicus”）之所谓“永久理性”之最高理想的表现，在实际上却有些不同，这不过是将该时期的“中等平民转变为资本家，而此资本家的‘特性’，就在于他以工厂的方法生产生产品，在当时所统治的历史一定关系中进行贸易。”（恩格斯）。
利润与价值和生产与劳动间的联系，从实际的经验中使资本家显然的了解，因此而创造了辟特——斯密——李嘉图的古典学派的价值与分配的理论，由应用大的技术（最初手工业，然后机器生产）而引起劳动量的缩小，使商品的价格能够降低，扩大商品的销路，将手工业家庭工业的作品从市场上排挤出去，最后，增加了利润量。但是此种过程之能够实现，只有在消灭了万能的行会壁垒之时，例如：学徒条例、商业垄断、粮食税等等，这一些都是阻碍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赘物；古典学派所倡导的所谓“坚固的”与“自然的原则”的理论，在一八二〇至一八五〇年，被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实际中实现出来了。
古典学派的市场与恐慌学说与他们的价值论和分配论有密切的联系。马尔萨斯与西斯孟，李嘉图与斯益，这两方面的理论斗争是大家都晓得的，关于他们此种争论，我们现在只指明一点，就是：他们此种争论绝对不是工业资产阶级间思想的冲突，而是在现有的情形下各种不同阶级集团间的利益的冲突。马尔萨斯与西斯孟他们共同证明“纯粹”资本主义社会之不可能，剩余价值实现之不可能，因此必然的发生不断的资本主义恐慌，他们所反映的是敌对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经济政策的利益。他们的悲观主义——不信任资本主义进化发展的可能——只是一定阶级的经济政策的理论的反映。马尔萨斯——土地的占有者，西斯孟——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铁蹄”下遭受到无情的摧残的独立的小生产者。
西斯孟在大陆上批评“英国”的工业资本主义，并且指出了由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社会的贫困。这完全是“大陆派”的批评，正如图干-巴兰纳夫斯基所指明的那样：大陆诸国，尤其是西斯孟的家乡瑞士纺织业的状况，较之英国的手工纺织业要强的多，因为在这些地方（大陆诸国）农业还没有与纺织脱开。但是小资产阶级的此种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与马尔萨斯的地主的批评相适应了。
因此，在经济学上反对古典学派的反对派，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反对派。当然，争论的解决者不是理论，而是实际，而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有力的发展。进步阶级的理论战胜了，他们的经济政策也促成了广大的生产力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就是此进步的阶级，其思想的代表就是斯密——斯益——李嘉图——约翰穆勒。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们认为生产的发展没有什么社会的界限；现有的一切生产力可以尽量的利用，因为马尔萨斯——西斯孟——乔美斯——冒法特所提出的纯粹社会制度的界限，不外是需求，但是生产提高到若何程度，需求就扩大到若何程度。由此，供求的混合论，代替了简单商品交换的回转论。“生产的发展从来不能特别超过需求。生产是需求的原因，并且是其唯一的原因。生产如果是不能同时创造同量的需求，则亦不能创造供给。”（约翰穆勒）
他们将供求的一体论，转变为供求的混合论，因此，他们将商品的回转（即将“商品——商品”的公式，分为“商品——货币”与“货币——商品”）同简单的商品交换（商品——商品）混同起来。因此，恐慌是不会有的，即有也是偶然的，并且他们不是以生产过剩来解释，而只是以某些生产部门的生产不足来解释。
然而他们此种理论上的错误，也是有他客观的经济基础。当时，资本主义还正是在所谓创造时期，而且涵养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还未能在明显的形态中表现出来。不错，当李嘉图（他的著作第一部是在一八一七年）以前，当约翰穆勒与斯益（他们的著作是在十九世纪之初二十年）以前，已经就有工业恐慌的发生了，但是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恐慌，因为此种恐慌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按布尼秦的术语就是：外来的因子所引起。例如：一七一九年的恐慌是约翰洛的财政活动的结果；一七二一年英国的恐慌是“南海公司”倒闭的结果；一七九三年与一八一〇年的恐慌是由拿破仑战争所引起。破坏经济体系平衡的因子都是从外来的。因此他们也不能够确证或否定李嘉图、斯益、穆勒他们所宣传的“自然的规律性”，此种宣传他们是由斯密的荒谬的复生产学说为出发——将社会的生产品分为V（可变资本）与M（剩余价值）与未定的C（固定资本）。
当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虽然实际上有某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但是此种障碍都是旧日经济关系的遗迹，——封建制度、行会制度以及其他许多条例及垄断等。
被一种经济斗争最有力的武器——技术的发明——武装起来了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他只要求一个自由生产与销售，因为，生产的扩大，随之生产的消耗亦特别降低，价格亦特别降低，这都是竞争的武器；所以，古典学派所高唱的，并且在他们的价值论与复生产论的基础上很科学的创立的自由竞争与消灭垄断（旧式的垄断）的原则，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要求的真实表现。
垄断与垄断的价格，他们仍认为是一种过错。古典派史淘尔说：“垄断的最高的价格的可能只有在……；有时垄断要从自然规律的本身产生出来，但是很少是由人非正当的构成的结果”。在另方面，政治经济学已经为资产阶级下了命令：用全力扩大生产吧，因为这样既有益于你每个资本家，又适合于全社会的利益。斯益说道：“我们应当这样说：商品之不能卖出，是因为其他的生产品少”。换句话说：经济上困难的产生，不是由于生产过多，而是由于生产过少：“生产者愈多，生产品的数量愈大，则生产品的各种的与扩大的销售亦愈多。”
由此看来，古典学派的政治经济学，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统一的最明显的模型。
古典派的经济学不只是批评了封建主义、重商学派，辩护了工业资本主义。他并且提出了完全适合于资产阶级实际的经济政策的一定原则，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才得到了伟大的成功：Hibbins说“经济学家的学理，结果被活动的人类实现在实际中了”。这是发生于十九世纪的初叶；自由贸易的凯旋，在一八四六年取消了面包税。
但是当自由贸易与英国工业家的激进生产还未能完全巩固了英国资本主义时，英国资本主义的结构就已经露出了破绽。一八二五年虽然没有任何“外来的因子”，虽然经济学者对于此新的经济结构有热烈的赞颂，但是完全出人意外的工业恐慌，究竟又发生了，并且从此时起恐慌就定期的排演。正是此种恐慌的必然实现，使西斯孟意识到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因此，他在政治经济学上开始了一新纪元”（马克思）。洛伯萨斯很肯定的说：“正是一八一八至一八一九年的恐慌将西斯孟从斯密学派的热烈同情者，变为斯密的坚决的反对者。在二十年代，不仅西斯孟对于资本主义有所批评，拉温斯顶与郭德肯站在李嘉图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也有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但是现在我们不再叙述这一些批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了，因为我们的任务乃在于解释工业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学之未来的发展的阶段。
毫无疑义的，革命运动（一八五至一年的里昂暴动，一八三八起一八四二年的宪章运动）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评》未出世以前就加紧了经济书籍中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另方面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也不能不完全揭露出来：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的学说认为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利益相同，认为自由竞争的结果乃是全人类的幸福，全人类的调协，但是事实却愈益确切的流露出此种学说的荒谬。”（《反杜林论》）
正是因为事实“揭穿”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并且颠覆了李嘉图、斯益、约翰穆勒的一切调协说，站在阶级利益的观点上，资产阶级还必需努力的加紧辩护方面的经济理论，因之在舞台上乃有庸俗学派的出现。他们坚决的保持着古典学派的自由竞争的原则，发展了古典学派辩护方面的理论，他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修正了古典学派的理论，因为实际上李嘉图的理论已经就“发现了，叙述了阶级间的经济矛盾——内部的联系暴露了此种矛盾，——因此，在经济学上发现了、创造了历史斗争及其根本的发展过程。因此加利促成这一点，就好像促成共产主义的父亲一样。
这是很显著的事实：英国在政治经济上创造了些最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因之在整整的半世纪中（从十九世纪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一直到杰莞西也不曾再有一个创造独立学说的大经济学的出现。此后，德国在保护关税的口号之下，才巩固了、发展了历史学派，其代表为：利斯特、洛色尔、希德伯兰、克尼斯、史冒莱尔等等。然而，德国工业资本主义在保护关税的庇护之下之有力的发展，同时要提高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又进入一长期恐慌的时期，此时德国经济学的代表就是些历史家，他们就直接宣布自己的原则，否定对于经济过程之抽象的理论分析，在其他各国就是些庸俗经济学者的出现，如马克辽德、巴斯加、加利等。
然而，英国的马克辽德、穆勒、辛尼尔、肯斯，法国的巴斯加、美国的加利，他们都不能创造新的派别，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完全还占在以前自由竞争的立场，而将辩护方面的古典的理论庸俗化了。
在自由竞争方面，他们整个的还是继续着古典学派的传统。例如，马克辽德曾说：“贸易上的堕断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罪恶；因此，政治经济学乃是此种垄断的最大胆的破坏者”。
此时在大陆上又有巴斯加及其娇柔的“经济的诡辩学”的出现：他实行与蒲鲁东斗争，拥护资本主义，他最初认为资本主义乃竞争的工业资本主义。在巴斯加的许多论文中曾有一篇写道：“自由贸易应当割断寡头政治的对内掠夺，垄断和对外（殖民地）掠夺的根源，因为垄断与殖民地完全不适合于商业自由，不外是一种对于自由的人为界限”。肯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著作中也是激烈的垄断主义的反对者，拥护贸易的自由竞争。
但是，我们要问一问：此种建筑在浓厚的辩护色彩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自由竞争原则，是否已保证了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的经济利益呢？
对于这个问题是得到了否定的答复，其原因是这样的。古典派之以生产的观点来研究经济现象（首先对于价值），关于恐慌之不可能及需求的隶属作用的学说，一切这些原则在实际中都遭到了破产。在一八二五、一八三七、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六六诸年中，英国是经历着严厉的工业恐慌。在七十年代从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九的六年中又遭遇着工业的极端的衰落。失业工人增加，革命运动兴起，工人阶级的组织成立起来。德国与美国的保护关税制，促成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强烈的发展。英国在七十年代就失掉了他过去在世界的领导。英德美这三国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减少了。在英国，在大陆诸国，在美国，都一样的进行着资本集中与集合的迅速过程，内部竞争的范围渐次的缩小，而国际上的竞争渐次的尖锐起来。生产的渐次递增是与他（生产）所处的“狭隘的消费的基础”相联系着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很敏捷的感觉到市场问题是他们的生死问题。古典学派的复生产论，斯益、穆勒的供求混同说，现在在工业资产阶级看来，真就是对于他们亲身经历的实际开玩笑。
资本家对于生产的威力，对于可以无限制扩展的信仰已完全失掉。“自由竞争”不只已经不是提救贫穷的万能剂，反之，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绝对不适合于工业与商业稳定的原则了。对于来日的希望已完全没有，恐慌与衰落成了家常便饭，因之工业资本家就不得不采取掠夺市场的方法，现在这些市场已经完全被他们所统治了。
以前的武器——生产技术，在过去是英国工业家的基本号牌，现在已经是市场竞争与扩大销路的无用工具了。每个人都看到了价格的摇摆不定（在恐慌时期），因此，必然的要打破以前认价值由劳动与生产的消耗来决定的观念：表面看来，价格的涨落是与生产的消耗没有任何联系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注意力的中心，已不是生产技术，不是劳动，而是市场，而是回转，而是供求了。
因此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为资产阶级提出了根本改变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的问题。而政治经济学（下面要指明）形成的本质，就在于理论上表明出此种新阶级的经济要求。
古典派的经济学以及许多无用的庸俗的古典派的辩护者们（他们在各种场合上都保持着那些旧的与实际有不可共存的矛盾的真理），已经能满足资产阶级的积极任务了。旧经济学已经进入了死巷，因此，创造新的理论经济学的体系，不只是辩解资本主义，并且还能够提出与建立新的经济政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脱开这条死巷。此种调节于十九世纪末叶的新学说，就是界限效用说。
我们现在还要指明一点，就是为什么在德（与奥地利国）感觉到创造此新的理论派别之必要，而在英国则没有发觉。历史学派在过去已相当的反映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在过去一个时期之所以能够保持没有任何理论，就是因为历史学派实质上否认一般的经济理论。他保证了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基本经济要求，——保护国内市场并制造和缓空气以发展国内工业。但是到七十年代，德国已经不只是需要保护国内市场，并且还需要夺取世界市场了，因此，只一个保护关税政策已经感觉到不够了。在另方面，国内市场在过去还只是在无组织的状态，并且国内的竞争要削弱德国资本在世界上的力量。最后在第三方面，德国（与奥国）此时已经传布了马克思的经济著作（《经济批评》在一八五九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在一八六七年），而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各资产阶级学派，还没有力量以自己的学说与马克思对立。上述的一切情形，给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一个大的社会的命令，使他创造新的理论体系，并且此种命令已经被界限效用说完全执行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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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停战（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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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停战
作者：陈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9期
自十月末至本月初旬，“死马当活马医”的国共和谈完全绝望以后，尤其是自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党的国大正式宣布开幕，共党及一部分民盟拒绝参加以后，内战已转入一个公然进行的新阶段了。不管在朝的国民党，于召开国大之前夕，单方面颁发停战令，然而内战的火势，并未因此熄灭片刻，反而更加蔓延和炽烈，似乎公开而残酷的撕杀又是无可避免的了，似乎十年前的悲剧又将重新扮演了！
国民党政府宣传部长彭学沛虽慎重否认国军准备进攻延安，然据延安方面广播称：”陕北南线胡宗南部五个连，于十八日（十一月）向延安正南之邝县以南廿里的苏子沟进犯”。现延安居民向外疏散，和中共方面宣称国民党领袖于某集会中演说，断言于五个月内击溃共军，以及美国一记者预计中共再有一次“长征“。……从这些现象看来，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兆，给予全国人民一个更恐怖的预感。
一说起内战，一幅惊心动魄的惨象，就即刻浮现在每个人民的眼前。已往十年的内战，再加上将近十年的抗战；人祸再加上天灾，从农村到城市，已经耗尽了所有的人力与物力，人民是再也经不起征兵、征粮、征实、征——了。不论在“解放区”或在非解放区的人民，谁都不愿替这样毫无出路的内战来牺牲，来受痛苦，来白流血了！
一年又三个月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预言：上层的谈判是毫无结果的，“盟邦”、“和平天使”的居中斡旋是不可靠的，只有徒然加深与扩大内战的危机。结果只使政府方面利用谈判的烟雾，取得军事与政治上的优势，但最后仍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已往十年的内战，又充分地教训了我们：单靠军事的斗争，只有使全国人民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结果谁都不能消灭谁；最后，除了叫人民白牺牲、白受痛苦、白流血外，谁都不能替人民解决任何的问题。从理论到现实，我们是看得非常的清楚：国民党虽然握有物质上的优势，有美国的“剩余物资”；但即令大大地削弱了共党的力量，也无法根本克服数万万赤贫的农民始终要为其自身的改良而斗争的趋势。另一方面，中共虽然在解放区实行了某种改良，获取了不少农民的拥护，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刘邦的时代了，再不能用乡村来征服城市了，若中共依照目前的政略而不变，要想实现其改良理想，只能是幻想罢了。
和谈既不能解决问题；内战又不是出路；“盟邦”更是不可靠。那么，就只有全国人民自动站起来，干涉与过问我们的国家大事。最具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召集一个真正的国大，就是由人民普选而产生的国大，而且赋有全权的国大；然后，在这个真正的国大里面，来解决我们国家的根本问题。
参加内战中的国民党说要“换政于民”；共党说要实现“新民主主义”；居中斡旋的第三方面也说专为民主而努力；甚至美国政府也”希望中国建立强有力的民主政府”。很好很好！假如大家都不是口是心非，假如大家都替人民着想，假如大家都还有政治的道德与政治良心的话，那么，你们就必须放下枪杆，立刻无条件停战，立刻撤退美国在中国的驻军，（从军事到政治都要美国退出去）。一切问题听任全国人民来解决，听任人民来处理！
（陈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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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孟沙的教育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七章孟沙的教育
在黑人看来，由于没有了北军的支持就根本谈不上抵抗，由于三K党的势力日益猖狂、种族歧视的法规层出不穷，所以摆在面前只有一条出路：搬家。自由黑人的大迁移，正是战前黑奴逃往北方寻求自由的翻版。黑人农民和雇工虽然极力想适应农村的经济条件，可是这农家的生计，毕竟已经不吸引人了。前南方政府要员的重新出山、若断若续的农业萧条、地主和商人的欺侮以至凌虐、繁华都市和其他地方谋生有道的风闻，这种种都刺激黑人大批离开南方农村。这次大迁移早在一八七九年就开始了，成千上万的黑人离开了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和佐治亚。
他们主要是向西迁移，去寻求自由土地和货币工资。其实曼努埃尔的母亲和姥姥，也是不自觉的抱着这个逃亡的念头：头一步先西迁到亚特兰大的山地里，让孩子能受到在东部沿海蓄奴地区所受不到的教育；以后呢？就说不上来了。也许继续西行，或者北上，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解放吧？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黑人也好，他们的白人朋友也好，往往都表示了这样的想法。他们想：这国家毕竟已是个“自由国家”；工人不满意自己的工作工资，就可以去找、也当然要去找好些的工作、高些的工资。
黑人尝到了这种新的“自由”，一时真有点不知所措。那时南方的黑人多半还留在原来的种植园里，挣到的还是“口粮”而不是工资，依然得不到多少能为白人所尊重的权利。可是他们难道就没指望了吗？在南卡罗来纳、在路易斯安那、在阿肯色、在田纳西西部，恐怕是没有指望了。不过还有堪萨斯！那神话般的班萨斯！那自由人的国土，那约翰·布朗的自由人的国土！
蓓茜大婶也知道这次黑人西迁的事；她了解得不挺清楚，也不挺详细，而只是知道一个大概——她对周围的一切都能这么知道一个大概。记得南军投降那天，在古老的查尔斯顿，她曾亲眼看见黑人士兵在礼拜堂街上大步开过，还听见他们一路高唱：“约翰·布朗的英躯长眠在九泉，约翰·布朗的精神勇往直前！”她还记得当初这个传奇人物约翰·布朗同五个黑人一起，给钉死在血淋淋的十字架上。更早以前，留下的印象也更模糊些，她还听说布朗在堪萨斯进行讨伐，打得十分激烈。在她心目里，堪萨斯从此成了个伟大的字眼。那儿就是所谓“黄金般的西部”，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涌到那儿去寻找天国福地；而亚特兰大则正在西行的路上，况且城里还有学校能让她的外孙上学。
不久，又传来了黑人大规模迁移的风闻。有个名叫辛格顿老爹的怪老头儿，外号“田纳西的摩西”，头发雪白，嗓音宏亮，最爱帮助别人；他拿出自己挣来不易的一点积蓄，把一万名黑人领到了堪萨斯。后来，在路易斯安那又出了个比较年轻、也更有毅力的亨利·亚当士，当时有十万名心怀不平的黑人雇工签了名，愿意跟着他迁移。
南方种植园主又恼火又惊慌。一八七九年，他们在纳什维尔召开了会议。布雷铿立治上校也在被邀之列，却始终没有得到他的回音，也许他根本连信都没有看过。会上种植园主甜言蜜语许了好些愿，可是事实证明这大可不必。四万个身无分文、衣不蔽体的黑人好容易到了堪萨斯，遭到的却是冷漠的款待。那些刚强的西部拓荒者根本就不欢迎他们；轮船不让他们搭乗，火车从他们身边扬长而过，暴徒对他们大肆恐吓。他们有的死了，有的回去了，只剩下七千人留在那里苦苦挣扎。所以南方种植园主的真正损失还是极小，他们手里依然有数百万廉价的黑人劳工。
黑人领袖意见有了分歧。那哈佛大学的第一个黑人毕业生和他的同道，都赞成迁移。他们说：“到北方来吧。快离开南方的奴隶世界，来做自由人吧！”那个正当盛年的无畏的黑人领袖弗烈德里克·道格拉斯，以及其他一些领袖，都反对这种主张。道格拉斯呼吁说：“留在南方吧。你们要做你们耕种了两百五十年的土地的主人。千万不要让人吓跑。要坚持到底！”下面的群众怀着疑虑，犹豫不定，不过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当初自己做奴隶的种植园里，照旧干活。蓓茜大婶一直留意着这场斗争，对详细的情况却不十分清楚，她也赞成西迁，至少要迁到亚特兰大，让她的外孙在那里读书。应该让孩子摆脱的，重要的倒不是肉体的奴役，而是思想的奴役。
一八七六年在查尔斯顿诞生于父亲血泊中的这个黑小孩，他的头十年是在奥古斯塔和雅典度过的。他长得很可爱：健壮的体格，乌黑柔滑的皮肤，黑白分明的眼睛，雪白的牙齿，又短又黑、须曲柔美的头发。他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吃得饱饱的，他的母亲和姥姥总是时刻不离左右，不让他同外人过于亲近。他就在这样一个狭隘而护卫严密的小天地里独自个儿欢笑、嬉戏。
他刚学会走路，他的母亲就带他复开了查尔斯顿的小巷，到奥古斯塔，在鲍尔温博士家的后院里住了下来。在孩子的眼里，他们所住的小屋真是再可爱也没有了。鲍尔温博士的“学院”座落在郊外，只是散散落落的一堆破旧房子。曼努埃尔忍不住凑着篱笆缝儿张望，看见一群群漂亮的年轻人在那里走来走去。他听到说，这是一所古老而有名的学校，鲍尔温博士一向就是这儿的校长。
过了一年，他的姥姥也来了——姥姥比他印象中更消瘦了，脸色也更阴郁了，不过对他还是那么和善、亲切。她一来，就谈起了孩子将来上学的事，一直商量个没完。曼努埃尔问为什么他不能上鲍尔温博士的学校，他母亲回答说他年纪太小。有一次这黑娃娃居然问到了鲍尔温博士本人，老博士犹豫了一下，说道：
“暧！暧！也许行吧！谁知道呢？——再怪的事儿都发生啦！”
然而他母亲对这个主意却好像不大赞同。她老是谈到亚特兰大，看来那儿已经替他准备了一所挺好的学校——虽然他现在年纪还小。
在遇见布雷铿立治上校以前的这五六年时间里，曼努埃尔自然是无愁无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世上一大堆问题里的一个大问题。他是一个快活的小孩儿，生活在一个可爱的小天地里，周围的人都很厚道，看到他俊秀的相貌、茁壮的体格，都透出了微笑。他乌黑的皮肤，也多少蒙住了有些人的审美威。在他们心目中这孩子很黑，“不过倒还”秀气。可是大部分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水汪汪的眼睛，柔润光滑的皮肤，活泼非凡。他每天吹着口哨唱着歌，欢欢蹦蹦的上学校去；回到家里就有一顿可口的饭：有玉米面包、糖浆、烘饼，有时还有几块猪肉。吃罢了饭就帮妈妈做些有趣儿的零活：劈柴啦，提水啦，跑腿啦。最后就是香甜的睡上一觉，睡得又长又甜，有时还要做些美妙的梦，在梦里他成了个国王，把珠宝、黄金和大块的猪肉送给他的血亲和玩伴。
他当然也注意到人有高矮不同、服饰不同、肤色不同，不过对这些他起初也不怎么感到兴趣。他觉得这些差别是不重要的。有些人东西比他多，而且跟他的不一样；可是细细一想，他觉得还是自己的东西好，他还是喜欢自己的东西。他相信，在小厨房里吃饭，香味一阵阵飘来，一定要比在那座“大房子”的大饭厅里吃饭惬意得多。他到大饭厅里去看过，那儿没有什么香味，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坐马车当然是挺够劲儿的，不过有时也比不上奔奔跳跳那么好玩，奔跑的时候要停就停，要跑开去就跑开去，要爬树就爬树，这些都是坐马车所办不到的。
至于对白人和黑人，他还没有一定的看法。那个黑炭一样的勒金斯老爹，对谁都那么别扭，说话不干不净。鲍尔温太太是“没准儿的”，曼努埃尔对她不大注意。他倒喜欢鲍尔温老头，鲍尔温老头也喜欢他。白人常常送人东西，给他铜板、糖果，有时还有银角子。他们真是慷慨，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他们自己倒不要。
鲍尔温博士终于接受了佐治亚大学的聘请。他的职位不是校长，在名义上校长是一校之长，不过这个位置现在暂时空着。鲍尔温博士名为“教务长”，实际上执掌校长的大权。这一安排，使意见不合的各方面都感到很满意，于是鲍尔温博士就到雅典上任去了。
这次搬家，在她努埃尔看来真是有劲儿极了。当时他才六岁，刚开始上奥古斯塔的小学。战前有个黄褐色皮肤的混血儿包特尔先生，办了一所学校，当时自由黑人的子女都在这里求学。战后这所学校改成了公立，曼努埃尔的母亲答应过他，要让他上这儿来念书。曼努埃尔等得望眼欲穿，好容易等到上了学，母亲却突然告诉他：他们要撇下那所可爱的小屋，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了。就是亚特兰大？不是亚特兰大，不过离亚特兰大很近。
“可为什么要搬家呢，妈妈？我喜欢这儿，咱们一向住在这儿。”
“咱们要去的地方，学校比这儿的好，乡亲也比这儿的和善。”
“咱们这儿的乡亲也满和善啦。我不去，我……”
“不许多说！小孩子要听话。你对世道人情还什么都不懂。你要去读书，不是叫‘黑小子'教你，而是叫有学问的白人教师教你。你要成个人才，不然我宁可把你打死。得了，快去帮我收拾行李吧！”
行李都收拾好了，只剩下曼努埃尔的几件宝贝，实在装不下去。他最亲爱的伙伴，那条小狗，也是直到最后的时刻，多亏他忍不住痛哭了一场，这才得救的。可是那个院子、那几株蔷薇和忍冬、那棵大槲树（他曾在树下度过最愉快的时光、做过最美妙的梦），这些都是无法带走的了。
这次搬家一定有许多原因，可是谁也没有把原因都告诉这个万分好奇的小孩。看来最近像是出了什么希奇事儿，母亲和姥姥总是兴致勃勃的直谈到深夜。他也凑过去想听，却挨了几个嘴巴。他问了，却没有得到回答。
曼努埃尔觉得他的新家还没有奥古斯塔的老家那么可爱。这里的小屋离“大房子”太近了，住在里边不大自在。给教务长翻修那座破落住宅的白人工匠都不大和气，他母亲干脆不让他到院子里去玩儿。不过这里的学校倒挺不错；教师是个亚特兰大大学毕业的漂亮的黑人姑娘，曼努埃尔喜欢老师，老师也很喜欢他。
布雷铿立治上校终于来看他的女儿了。他事先故意没有通知，一到以后先在小城里观光一番。快到学校时，只见四外的景色十分宜人，起伏的山冈上不像查尔斯顿那样只是一片浓艳的青翠，而是既有茂草，也有大树。他问明了教务长的住处，就向那个宅院走去。在这时候，却出了个奇怪的插曲，可以说就此断送了他的性命。他在春天的阳光下悠闲自在地一路走去，想不到第一次看见了曼努埃尔·孟沙。
上校当然不认识这孩子，他根本不知道汤姆·孟沙还有个儿子。他看见的只是一个五六岁的黑小孩，丰满茁壮，褐色的皮肤细嫩可爱，一对黑眼睛无比晶莹，髪曲的头发厚密密的盖在端正的脑门上，腋下挟着书本，愉快地吹着口哨，迎面走来。
孩子抬头看见了这个年长的白人绅士，逗人喜爱地说：“早安，先生。”
这引起了上校很大的兴趣，因为他最近注意到：黑孩子遇见白人都不肯招呼，不是虎着脸就是很害怕。所以上校就和蔼地回了一声好，停下来跟他攀谈几句。小朋友要上哪儿去啊？，
“上学去哪，先生。”
“哦，哦，那你在念些什么呢？”
“语文，算术，地理。”
“你将来准备干什么呢——做农民，做木匠，还是做牧师？”
“不，先生，我要做律师。”
“律师？哦，哦。你怎么会想到要做律师呢？”
“妈妈说她要我做律师。”
“不过，我要是你的话，我就要对你妈妈说，比律师更好的行业，世界上多着哪。”上校说罢微微一笑，把手慢慢的伸进口袋，摸出一张钞票。
“你叫什么名字？”
“曼努埃尔·孟沙。”
布雷铿立治上校不觉目瞪口呆，但还是慢吞吞的把钞票递给了孩子。正当孩子伸手要接的时候，上校发觉从大门里出来了一个细身材、黑皮肤的女人，已经悄悄的走到了眼前。她站住以后，对上校瞅了半晌，蓦地伸出手去，抢在孩子前头把钞票一把夺下。
“我们不要你的钱，布雷铿立治上校，”她说。“你的钱上沾着血！”说完她就拉着孩子的手飞快的走了，那吃惊的孩子差不多是让她给拖走的。
上校拖着缓慢的步子，又往前走去。仿佛，在这个晴朗的早晨，他心里一根生命的弦线突然啪的断了。他想起了死去的妻子，想起了炮台广场，想起了礼拜堂街，他想起了深更半夜在大洋深处远离人间的孤岛上举行的那个命运攸关的秘密集会。他现在明白了，恶运还是若即若离的跟着他。他到了教务长的家里，受到了兴高采烈的热情欢迎。
一顿午饭却吃得不大愉快，看样子像是这里的仆人突然都走了。鲍尔温博士弄得莫名其妙，十分气恼；贝蒂露心里却很明白。
“爸爸，”她说，“你进来的时候碰到过仆人没有？”
上校沉默了半响，就把遇见小孩的事对她说了。“哦，对了，另外还有一个女人。”
“你知道这女人是谁吗？”
“不知道。”
“就是汤姆·孟沙的寡妇啦。大概她看见你来了，心里不乐意，所以就逃走了。”
上校连忙道歉。贝蒂露耸耸肩膀，就把事情丢开了；她心里，当然也很不痛快。
“黑人实在靠不住。就说这个女人吧，在鲍尔温博士这里待了四年多了，如今平白无故的，卷起铺盖就走。黑人根本就不可靠！他们是当奴隶的坯子，还是应该全部去当奴隶！”
可是布雷铿立治上校却默默的许了个愿：他一定要在遗嘱里规定拨出一笔线，供那个孩子读书。
门铃响了，鲍尔温博士亲自出去开门。上门的是警长。他说他扣住了两个黑婆娘和一个小孩，他们带了许多家用什物，在车站上准备搭车前往亚特兰大。他们自称是鲍尔温博士家的仆人，看情形也许是卷物潜逃。只要教务长先生吩咐一声，他就可以把东西扣住，把人犯带回家来，或者押在牢里。鲍尔温博士花了好大的力气才使警长相信了，那两个女人带了东西到别处去，是他答应的。
就这样，小曼努埃尔刚扎下的根，又给拔掉了。他唯一的安慰是：那个可亲的黑人女教师也要回到亚特兰大去了；曼努埃尔多半会上亚特兰大大学附近的密契尔街小学，说不定在那儿又可以同这位老师见面。可是除了这一点以外，这次搬家一切的一切都悲惨极了。他们在污秽的黑人候车室里坐了几个钟头，好容易警长回来了，气鼓鼓的让他们上了火车。列车员把他们朝紧靠车头的那小半节车厢里一推。正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列车员发觉了曼努埃尔上衣里藏着的小狗。他把吓作一团的小狗一把抓起，住月台上摔去。
“车上不许带狗！”他咆哮了一声。
曼努埃尔大声哭嚷，姥姥连忙把他紧紧搂住，抱他坐在膝头上。他挣扎着探头到窗外，喊了一声。那晕头转向的小狗听见他的声音，汪汪的一阵欢叫，冲出月台，跳上轨道。它不再叫吠，只是用尽全身的力气死命追去。后来它步子歪乱了，心脏支不住了，终于倒下死了。曼努埃尔看得气都透不过来，赶紧扑在姥姥的怀里。这是他漫长而悲惨的一生中的最大的悲剧了。
他们在车上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随着铁轨上轧吱一响，火车就驶入了一个大城市，这城市之大，直叫曼努埃尔看得瞪大了眼，透不过气。车站是半埋在地下的，他们下了火车，挤过了海一样的人群，搭车赶了一程又一程，过了数不尽的红墙大厦和宽广草地，终于来到一条街上，拐入一条小巷，停在一所屋子跟前。这就是他的新家了。
起初曼努埃尔一点也不喜欢他的新家，只觉得这儿又陌生又异样，既没有一个熟人，也没有像样的大树和草地。不过，他心目中更重要的是学校——那是一座新英格兰式的朴实的木头楼房，离亚特兰大大学的校园不远，朝西望去，看得见亚特兰大大学的草坪，和挂满常春藤的漂亮的红墙校舍。这就是密契尔街公立小学，是一所正规的完全小学。教师都是年轻人，全是亚特兰大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
学校里的孩子多半又脏又蠢，不过也有一些学生如曼努埃尔之类，很快就使老师教得兴致勃勃了。曼努埃尔真是个可爱的孩子，那样的聪明用功，那样的脾气和顺，那样的爱学习、爱生活。先前在雅典的那位老师不久也来了。曼努埃尔进步神速，勤奋惊人。他自己也觉得无比幸福、无比满足，直到有一次跟穷苦白人的孩子闹了事，他这才对世态人情有了新的认识。
妈妈叫他把一块钱还给布雷铿立治上校，这件事激起了他的好奇；一是因为以前还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么多钱；二是因为妈妈的举动十分可怪。他就暗暗猜想：大概有些白人是危险的，一定要先好好的看一看，不能冒冒失失同他们交朋友。这种人，当然只是少数。
曼努埃尔脾气极好，不轻易生气，也不一味固执。他渐渐形成了一套行动哲学。有白孩子挡路，他就面带微笑，打旁边绕过。有大伙白人走来，他就等他们走过，或者到对街去走。不过有时候也有白人蛮不讲理，存心寻事。逢到这种情形曼努埃尔总是把纠纷避免了。他是一个性情开朗的孩子，难得发脾气。但是有一次，有个比他大得多的大个儿白小子（他后来知道这白小于姓史克洛格斯）无缘无故的打了他一巴掌，还抢走了他母亲新近花了很多钱给他买来的新地理课本，这下子曼努埃尔可按捺不住了。小家伙顿时火星直冒，狠命的打，打得那个大孩子撕破了衣裳，淌着血。那帮白孩子大叫一声，一齐向曼努埃尔扑去；等到警察闻声赶到，就只看见一个沾满泥污、皮破血流的黑孩子，给压在一大堆恶狠狠叫骂的白孩子身下了。
曼努埃尔被警察拉起来牢牢揪住，那帮气疯疯的白小子又都上来打他。就在这时候妈妈来了，曼努埃尔一见如同得了救星。妈妈抓住了他，向警察苦苦哀求。曼努埃尔见了又吃惊，又气愤。他刚要分辩，不防那青一块紫一块的脸上竟挨了自己亲生妈妈的一个耳光，痛得他直叫。他迷迷糊糊的，听见妈妈的声音在说：
“求求你，警官先生，别把他逮走吧，他还是个小孩子。他没有什么坏心眼儿。你就把他交给我得了，我一定狠狠的揍他一顿，叫他以后再也不敢碰一碰白人孩子。只要你吩咐，我愿意给你罚款，给你做工，做什么都可以——只是求求你，警官先生，这次就放了他吧。”
警察勉强放了曼努埃尔，那些白孩子也陆续的散了。
母子俩慢慢的下了小山冈，向家里走去；到了家里，妈妈一言不发，把孩子剥光了衣服，一顿痛打，孩子痛得几乎昏了过去。他拼命大哭，抬起头来望着妈妈；他吓呆了：妈妈面颊上也淌着两行热泪。他不哭了，也不再挣扎；妈妈也突然住了手，抽抽咽咽的说：
“曼努埃尔，以后再也不许你打白人孩子了。人家欺你，你就忍着，鞠个躬赶快躲开。不要打他们，不要跟他们斗。你斗不过他们的。他们有势力。我们得忍耐。”
她说完就转身出去了。曼努埃尔爬到自己床上，躺在那儿一声不响。
曼努埃尔在以后的大半辈子里，始终认为他就是从这件小事开始，才了解了白人、懂得了所谓黑人问题的。他从此得出结论，断定白人是危险的、靠不住的，断定白人是恨黑人的、是一心要害黑人的。例外，当然也有。不过一条总的原则是：对白人应当回避，千万不可信任。平时当然还得见面，可是应该和和气气，免得引起他们的敌意，受到报复。白人有财有势，这世界是他们的。为了免得儿子受到他们的迫害，他母亲宁可牺牲自己的感情。曼努埃尔决心要打倒他们。平日他要注意别得罪人员要永远谦和有礼，挂上愉快的笑容；人家对他说话，就要好言回答。对粗暴残忍的穷苦白人之类，要尽可能避免接触，有时也可以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暗暗回敬他们一下。
法律，他断定它是保护白人、刁难和危害黑人的。警察是法律的代表，无论如何要远而避之。对警察应该毕恭毕敬，但是千万不可信任，可能的话决不要向他们透露消息、帮他们忙。这些极端的做法，到他年纪大些以后，也根据具体情光而有所变通。不过一些基本原则，他至死都没有忘记。
这些原则实行以后，一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一方面也不断有所修正。他看见大街上锁成一串的囚犯，明白这就是妈妈为他担心的缘故了。他知道，黑人并不能因为年纪小、没犯过错，而就不落入这只魔爪；因为这是白人用以恢复过去的奴隶制度、不让黑人受到教育的一种手段。
从道德的角度来看，他就感到十分不安了。妈妈一直要他做个“好孩子”，他也很想做个“好孩子”。可是眼前就摆着一个实际问题：他发觉，以前打过他的那个红脸大个子史克洛格斯，特别喜欢捉弄年幼的黑人孩子，追啦，踢啦，吓唬啦。这是不行的，可是曼努埃尔知道不能同他公然对抗；不然的话，曼努埃尔自己就会挨一顿揍，说不定还要给抓起来。
有一天他想出了一条计策。大学里有一道长墙，把学校一分为二，沿墙是一条街道，有一天早上，他小心地爬到墙顶上，扑面伏在那儿，等到史克洛格斯大摇大摆走过，他就悄悄的拿一块大破头扔下去，正好落在那个小霸王的脑袋上。
等到警察发现那个昏迷不醒的家伙，把他送到白人的医院，曼努埃尔早已在学校里上课了。他担心了好一阵：假如这家伙死了呢？或者成了终身的残废呢？还好没有这样的事，过不几天又看见他了：除了脸色苍白些以外，倒还没有什么。蛀努埃尔看到，从此黑人小孩上学就安全多了，找碴儿的事也少得多了。
这倒很不错，不过曼努埃尔良心上总有些不安。他看过的一些故事书里，救人的英雄总要自吹自夸。看来这恐怕大可不必吧。“野兎大哥”（乔埃尔·钱德拉·哈利斯在亚特兰大一家报纸上连载的故事的主角）用机智而不硬拼，恐怕是正确的。不过，假如能够肯定自己干得对，心上毕竟可以舒坦些。他还不明白：白人在这世界上到底算些什么角色？他们全都是本性不善的吗？还是内中也有一些好人呢？
他觉得在这一类问题上，精神上很需要指点和鼓励；后来在主日学校里碰到了一个机会，他就没有放过。他是在大街那头的浸礼会友爱教堂做礼拜的，教堂里新来一位年轻的掌堂牧师，叫做卡尔特博士（后来他在这教堂里足足当了五十五年牧师）。给曼努埃尔这一班讲课的是个年轻的黑人姑娘；她小心翼翼，完全照着规定的日课讲解，从来不敢越出书上的那些条条儿。可是这天早上，那个瘦细身材、褐色皮肤的牧师亲自来了；他走过曼努埃尔这一班，顺便进来鼓励几句。他满面笑容，望着八张活泼泼的小脸。
“你们是不是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他带着点儿做作的热情，问道。
没有人应声。那个年轻女教师十分不安，悄悄的望了曼努埃尔一眼，曼努埃尔是常常帮她度过难关的。于是曼努埃尔就站了起来。
“你说的是白人邻居吗？”他反问。
牧师两道目光从眼镜架上边瞅着他，犹豫了一阵，才说："对白人尤其应当如此。”
但是曼努埃尔不顾教师的制止的眼色，继续说道：
“可是，先生，你上星期天谈到私刑的时候还说过……”
牧师擦了擦眼镜，对隔壁一班瞧了一眼，然后转过头来，严厉地盯住了曼努埃尔。
“你叫什么名字？啊，对了，你是孟沙姊妹的孩子。哼！我说，曼努埃尔，那些干私刑勾当的既不是我的邻居，也不是你的邻居。老实说，就我那样的邻居而论，我对他们也真算得热爱了。不过，假如有些白人将来要上天堂，我是宁可到别处去的。”
说罢他就跨开大步走了，那个女教师弄得目瞪口呆，孩子也都莫名其妙，只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明白了这个意思。
不过曼努埃尔还是没有完全满意。牧师的这些话回答得太圆滑、太巧妙了；在道德问题上曼努埃尔还是颇有疑虑。他希望他那个世界能扩大团结，他不愿意把大部分白人都排斥在外；对白人的一些行径，他也找到了原因。譬如史克洛格斯这小子，他根本不大懂事，他住在工厂区域，几乎跟大多数黑人一样生活困苦、无知无识。另外还有一些白人，像那个打算送他一块大洋的人，那可就十分费解了，因此他还是继续苦苦思索。
就这样，有点不知不觉的，曼努埃尔在种族问题上定出了一套实用的对策。他决定对白人要尽量回避。不得已而碰上的话，态度要放和蔼些。他发现：一丝笑容、—声愉快的问候，往往能使气氛完全改观。人们，特别是白人，都很喜欢他坦率身黑的脸儿和慧直的神气。他的态度，有几分是真诚的、自然的，也有几分是无意识的做作。他对白人笑脸相迎，并不是因为喜欢他们；事实上，倒往往是因为不信任他们，是因为他要时刻提防他们有什么花招，或是要伤害他，或是要故意给他点别扭。不过这种情形也并不是常有的。有时候——应该说多半的时候，他遇到的白人都非常好；他们待他十分和气，给他东西，还帮助他。可是他却不十分信任他们。他知道，他们转眼之间就可以变得蛮不讲理（这也不乏先例），那时他就无法防御了。因此他小心提防着他们，总是好话多说，按着性子，尽量不碍他们的事。
那时在曼努埃尔的周围，正在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曼努埃尔只是一个半自觉的角色，摸索着疑问的解答，只求个人适应这个环境，因为这里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是他完全不了解的。
平时曼努埃尔性子极好，又坦率，又恳挚。他爱人们，不自私，也不妒忌。他母亲给他安排了一个简单、朴素而又整洁的小小的家。他喜欢极了。他家座落在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小巷里不是漫天尘土，就是一片泥狞，市政当局当然不会到这里来铺路养路。踏上一方红泥的台阶，里面就是一个用围墙和篱笆围得严严密密的庭院，虽然很小，赶上了季节却是满院的蔷薇、忍冬和紫茉莉。前行几步，是个小小的门廊，摆着一张扶手椅和一张板凳。穿过门廊是个局促的“客堂”，“客堂”后面一间较大的屋子是可爱的厨房，满满的摆着桌子、炉子、洗衣盆、煤箱、椅子，还有一只年深月久的大床。曼努埃尔和他妈妈、姥姥，就生活在这儿。妈妈洗衣、烧饭；曼努埃尔只管吃饭、聒噪、读书，而姥姥则整天静静的坐在门廊上。
小曼努埃尔在十二岁那年，遭到了死亡的变故，不过当时他还不十分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姥姥去世了。蓓茜大婶的底细，谁也不太清楚。她长得又黑、又高、又瘦。那本是一团乌黑的粗糙的白发底下，原先很俊俏的脸儿，已经让岁月和忧患缕下了一道道愤怒沉痛的深纹。然而她始终保持着钢铁般的意志、清醒的头脑。她从来不提自己的身世。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当年如何遇上爱神、在何处遇上爱神，这些她都从来不说。她出生在哪儿，到过些什么地方，也没有人知道。她虽然屈身为奴，却如帝王一般威严，能摆布主子听从她的意思。她懂得护理，懂得治病，懂得人体的秘密。这些知识成了她的威力。她生平只有一次受到白人的鞭打。打她的那个白人不久就死了，怎样死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蓓茜大婶本打算留在南卡罗来纳——留在查尔斯顿，促使本州的黑人跟白人贵族联合起来一同掌管大权。结果双方都使她失望了：白人贵族自甘堕落，不惜同暴徒妥协，干黑夜杀人的勾当；黑人呢，都逃的逃，躲的躲。她继女儿和外孙之后，也搬到了奥古斯塔，得到了一笔算是克拉立丝·杜比侬的遗赠。后来又到了雅典，直到她过去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如今已堕落为魔鬼的布雷铿立治上校来到她家门口，才又搬走。
从海滨到亚特兰大的长途跋涉，实际上就是她死亡的开始。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整天坐在门廊上，呆望着落日，愈来愈虚弱，也愈来愈沉默。在曼努埃尔看来，姥姥不是死了，她不过是坐着不动，不再开口罢了。后来有一天，人们把姥姥用小木板钉了起来，结上飘拂的带子，抬到黑人的墓地上，埋在光秃秃的沙土中。日子，还是照常的过。他母亲非常勤劳。母子俩哪儿来钱维持生活，曼努埃尔很少过问。逢到假期或遇有急用，曼努埃尔也去干点零活——在旅馆里当听差、做侍者。妈妈给人洗衣服，有时也出去做些散工。逢到孩子要买书买衣服，这就要发愁了；临到交捐纳税的日子，那更是大难临头。
和城里白人住区的那些漂亮住宅不同，这所小屋征税的估价，超过了实际价值近十倍。白人官员的估价是两千，实际上哪里值这个数目，他们巴不得把屋子卖给白人业主，叫黑人永远当房客。可是曼努埃尔的母亲拼命干活，一点一滴都极力撙节，最后还借了吓人听闻的高利贷，才勉强维持到曼努埃尔升入中学。一天晚上，她也累得躺了下去，从此没有再醒过来。那个借高利贷的跑来把一切都囊括而去，曼努埃尔只好住进学生宿舍，念完了初中。
曼努埃尔十四岁那年就进了“大学”，这所谓“大学”其实只是黑人的高级中学加上大学预科。在大学里他接触到了另外一种白人——在那里教书的北方人，有男的也有女的。曼努埃尔觉得又惊奇又惶惑。他们没有“上流”白人的那种倨傲自大的态度，也不像“穷苦白人”那样疏懒、凶狠、下流。这班白人穿得十分朴素，然而干干净净、一丝不苟；对一些琐细小事也极其认真、严格，在曼努埃尔看来简直有些多余。他对白人有了一个新的分类标准。他现在觉得：种族问题的症结主要不在于人的肤色，而在于人的属类。他的思想，渐渐从纠缠着他的种族观念中跳出来了。
不过曼努埃尔却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才接触到黑人的解放问题的。在大学里，“死”的语言似乎都有了生气；他们开始学文学了，着重的不再是怎样写法，而是写些什么了。他们还学现代世界史。数学也变得比较实在、不是那么抽象了。早上还有新闻报告，这时大家又讨论起地理来，那种地理才是真正的地理，不再是一张死板的地图了。世界渐渐的变得那么引人入胜，使人真想在世界上好好生活、到各地走走、做点工作，而不只是要找口饭吃。
曼努埃尔直到多年以后才了解：这所学校跟当时的大部分学校都大不相同。学校设备固然很差（差到怎么个程度，曼努埃尔始终不了解），不过这所学校却办得很认真，有一定的宗旨，有崇高的理想，不为名利所动；教授不以这个低微的地位作为向上爬的踏脚石，这里的学位也得不到学术界的承认。可是这种质朴的心灵的相契，这种亲密的友谊、深挚的同情，却培养出一种气氛，就同昔日洋溢在柏拉图学园中的那种气氛一样。
曼努埃尔认为他的周围一边是个范围较大、势力较强的白人世界，一边是个范围较小、团结较紧的黑人世界；自从抱了这样的看法以后，他的态度坚定了。他撤出了白人的南方，退入了自己的黑人世界。他渐渐从黑人立场来看待一切；在他的幻想中白人是愈来愈没有地位了。他渐渐给自己和自己的同胞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在旅馆里、在街道上、在店铺中，他一看到白人，就觉得那是一伙偏狭、卑鄙、而又往往很刻毒的家伙。他们毫无顾忌的掠夺黑人，骗走黑人的勤劳所得，诈取黑人得来不易的财产，破坏黑人的名誉。一个规矩勤劳的黑人，也难保不会被捕，甚至坐牢。只要凭白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他立时定罪。唯一的生路就是找个有势力的白人来提出反证。所以白人朋友是必不可少的。而白人呢，能保护几个黑人也不无好处，这些黑人都很情愿效劳，工钱便宜，而且非常听话。
可是如今又出现了一个同这南方世界对立的新天地，曼努埃尔置身其中，觉得又自在又感激——这就是他同白人教师的交往。这班教师的友谊，特别是他们无私的鼓励和教诲，使他不再把白人都一股脑儿看作是可恶的东西了。相反，他倒认为这北方的世界也许才是正常的世界，住着真正的人民，而白人的南方则是一团畸形的赘肉。不过曼努埃尔觉得，他对南方的实力还是不可忽视，也不可低估。目前南方可到底还是他的现实世界。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八九〇年弗雷依堡女士的来校实在是件大事。曼努埃尔的教师多半是在战前出生的，对十九世纪末叶新诞生的那个世界还不太熟悉。而弗雷依堡女士则完全是一副新脑筋。她是明尼苏达人，瘦高个子，目光锐利；她教的是历史和经济，对这两门课程都深有研究。她了解天下的大势，为此才失去了威尔斯来大学的讲师的职位，而接受了这唯一的聘请。威尔斯来的校长坦白表示：弗雷依堡女士对大不列颠帝国怀有敌意，想必是因为她有德国血统的缘故；这种感情虽然可以理解，可是在讲坛上对大英帝国如此肆意歪曲，这是学校当局所绝对不能容许的。正在发愁的亚特兰大大学校长，看见不用花什么钱就能请到一位好教师，高兴到了极点，也不管人家对她是怎么批评的了。
对曼努埃尔来说，这简直是飞来之福。弗雷依堡女士早年在德国读书，在法国和英国都留过学，还到过非洲和西印度。亚特兰大大学的学生（其实那里的教师也都一样）实际上多半只有高中程度，并没有大学水平。弗雷依堡女士教他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种族问题，并且将这种看法应用到佐治亚来。在她的教导下曼努埃尔明白了十九世纪最后十年的天下大势，他是一个黑人，对这些特别感到兴趣。那个“黑色的马赫迪”起来把英国人赶出了苏丹。在南非，一个当年曾在牛津大学听过罗斯金大声号召英国青年出去统治全世界的痨病患者，靠了黑人的劳力和金矿，成了个百万富翁，如今又把全世界的钻石矿统统都抓在手里。
曼努埃尔从书上看到了伦德山的情景：一大堆破烂的铁板小屋，点缀着几所砖房的旅馆、酒吧，以及公然无忌的窑子；矿山附近是围着铁丝网的营地，把黑人矿工都关在里面。二等财主尽情的喝着香槟；像白送一样卖棹了田地的布尔人，不时赶着牛车载着产品来到这里，愕然的眼看这里兴起了一座城市。惶然无计的卡非尔人每天由罐笼吊上吊下，在地底深处干活。伦敦来的酒吧女侍和娼妓纷纷把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男人，往往摇身一变，就当了太太。
曼努埃尔还从书上看到马塔培雷族的酋长洛本戈拉，让年轻的罗得斯把举世无匹的富饶矿藏都骗了去——正就是这个罗得斯，他给大英帝国打通了从好望角直到开罗的道路。克钦纳仗着新发明的机关枪，重新攻陷了喀土穆，污渎了伟大的马赫迪的灵骨。眼看就要在尼罗河上游会合的埃塞俄比亚和法国，受到警告只好后退；如今半个非洲已落在英国的手里。
接着这位诲人不倦、要求严格的女教师又回过来讲解国内的局势。她谈到了一八七七年开始的北方罢工浪潮。她还给学生念一八九二年荷姆斯丹德罢工的消息，以及人民主义运动兴起的新闻。
学生也坦率地议论周围的白人；他们都不喜欢白人，不敢信任白人。这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史本斯和弗雷依堡这几位深受爱戴的白人教师，由于一种说不出的原因，就是划在黑人这一边的——况且他们也身受南方白人世界的排斥和迫害，所以这样划分更觉得合适。这些学生在南方白人中间很少朋友，更不轻易引为知交。所以在学生的谈话中，差不多总把这些南方白人看作天生的对头。他们商量怎样去向白人报复，怎样去算计白人。他们还暗暗拟订未来的计划，考虑将来踏进社会以后干些什么。他们深信他们最后一定能战胜白人——在他们的想象中，白人总是要跟黑人作对的。
也有一些学生，例如孟沙，则想在各项事业中超过白人，挣得一个地位。他们相信，只要不剥夺他们的机会，他们一定可以证明自己的智慧、能力、决心，都决不比白人逊色。另外一些同学听了，纷纷挖苦、讥笑。他们说：黑人又不比白人聪明，黑人也不要比白人聪明；他们可不想挑重活儿干。何必呢！他们建议，不如捉弄捉弄白人，利用白人的失策，暗暗的立个计划，偷偷的干些事业，用这些来战胜白人。白人没有那么机灵，防不到这一着的。这班学生老是嘲笑白人，嘲笑白人的自命不凡、趾高气扬。尽管当面暗暗嘲笑，脸上却是一本正经，若无其事，十分恭敬。逢到学校里来了大模大样的白人贵宾，特别是州里或市里下来了要员，这班学生就摆出一副最没有表情的面孔，心里却对他们百般嘲笑，等他们大摇大接走后，就疯疯癫癫的笑个没完。
孟沙不同意这种想法。他看出这种想法的实际根源是缺乏自信，是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至少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自认不如白人。这一点他决不能同意。黑人也满有脑子，但是黑人没有像样的小学，没有合乎卫生的住处，得不到父母的照应。就是想从南方白人那儿学点英语，都得不到机会。尽管面前横着贫穷、蒙昧、疾病这三道障碍，黑人还是肯定要排万难而前进；既然如此，要在社会上挣得一个地位又何须感到自卑？又何须玩弄花招？黑人小学里的教师学问有限，总共识不到几个字，连初等数学都不大懂。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零零碎碎的、没有系统的。可是黑人的才能却决不比白人差。黑人每天得忍受的苦难，白人连一时半刻都别想受得了。
一八九〇年孟沙升入高中二年级时，佐治亚掀起了人民主义运动，汤姆·华德生给选入了国会。南方黑人教会学校一贯的方针是少谈政治，可是弗雷依堡女士因为对南方的局势极感兴趣，所以经常对一些比较懂事的学生畅谈无忌。她告诉他们汤姆·华德生是怎么个人，指出汤姆·华德生是靠提倡义务教育、抨击囚犯租借制度而在一八八〇年进入州议会的。她还着重提到农民联盟及其合作组织在西部和南方的兴起。
孟沙特别感到兴趣的，是弗雷依堡女士指出的当前农民运动的根本原因。原来事情并非如他想象的只是一个种族问题；原来白人农民也受着跟黑人同样的压迫。两个病人，要用的是一样的药。曼努埃尔渐渐明白了，他所谓黑人的“问题”，实质上多半是跟黑人同样处境的一切人们的共同问题。
一八九一年竞选运动并始时，一天课后，弗雷依堡女士坐得端端正正，对一群学生讲了近一个钟头，她的话是那么简单明了：
“今天美国的广大群众，不论黑人白人，普遍存在着贫穷、痛苦和不安的现象。要说明这原因是不容易的，我们国家又没有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权威。不过我们也知道一些事实。这些事实，不是人人都全面了解的，但是各人根据自己的一点经历，多少都知道一些。农民需要土地，可是大量占有土地而不用的，却是一些不应占有土地、并不需要土地、而且目前也并不使用土地的人。农产品的价格，三十年来一直在不断下跌。无论北方还是南方，白人还是黑人，工人的工资往往不够一家吃、穿、住的开支。有人提出了抗议，却遭到了迫害，毒打，甚至枪杀。特别在南方，在煤铁矿里的新来移民中间情况格外严重。有些人简直就有饿死的危险。
“但是另一方面，一般商品的价格却普遍上涨。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很多，有些是很明白的，有些却只能推测。譬如说吧，金矿银矿在不断开采。金子，有时也用银子，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开采一多，价值就降低了，其他商品的价格相对的就提高了。另外，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也可能提高商品价格，新工人的源源补充又可能降低工资。
“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总之，农产品价格下跌了，而农民所需要的商品却涨了价。同时，拥有土地、拥有值钱商品的人都发了大财。百万富翁大批增加。群众在形形色色的人物领导下，纷纷提岀纠正的办法。他们看到有钱人只花三毛三就买到值一块钱的商品，而等到他们自己把挣来不易的一块钱用出去，换来的却是只值三毛三的货物。他们说政府应该多发贬了值的绿背纸市，来纠正这种局面。这个绿背纸布运动在七十年代兴起，直延续到一八八四年。以后就由农民接手：先是组织农民协进会反对铁路运价，后来又成立了农民联盟。最后才出现了人民党。”
一八九二年，孟沙十六岁，在这一年的竞选运动中，孟沙开始注意康巴斯兴·道意耳的活动。道意耳当时是佐治亚东南部一个镇上的传教师，那个激进派议员汤姆·华德生的家就离那儿不远。道意耳常常给华德生出些主意，对华德生很有影响；在那年的竞选运动中，他走遍全州，到处演讲，帮助人民党竞选。这个身材高大、黑发飘然的淡黄色皮肤的混血儿，给孟沙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每逢道意耳在亚特兰大市内或近郊举行群众大会，孟沙是必到的，他们还在一起谈过几次。道意耳觉得这小伙子不但聪明，而且挺有意思。他们俩都一致同意：黑人要活下去，必须先恢复政治权力；不过道意耳坚决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黑人必须跟穷苦白人——即小农和城市工人——结成联盟。他告诉孟沙，他好不容易才使穷苦白人的新领袖汤姆·华德生听从了这个意见，看清了事实。孟沙在这一点上却很不以为然。他跟去世的姥姥意见一致，相信黑人的救星是“名门望族”，认为他们是种植园主的继承人——不但是精神上的继承人，也是政治上的继承人。
后来，在孟沙念大学一年级的那年，道意耳又到亚特兰大来为人民党作竞选演说。弗雷依堡女士也听了道意耳的讲话。事后她说：
“道意耳就是把民主运用于政治的一个例子。黑人在当前的情况下苦难深重。他们应该有个机会申诉一下自己的苦处。将来订出纠正的措施时，就应当把伸雪黑人的冤屈这一条也订进去。”
孟沙认为把黑人的冤屈向穷苦白人申诉恐怕未必有用，弗雷依堡女士听了，当着全班学生，分明冷笑了一声。
孟沙还是坚持己见：“他们巴不得叫黑人吃苦呢。”
弗雷依堡女士反驳道：“可他们总有一天会明白，他们跟黑人是同患难共命运的。”
形势一时显得对南方的民主力量十分有利。可是，反动势力和保守势力面对着不利的局面，又重新纠合了力量。他们抓住了州里的大权，把持了教会，掌握了报纸；他们把金融信贷、抵押借款都控制在手里；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操纵着选举，计票也都由他们一手包办。
像孟沙之类的年轻黑人，都相信至少在南方，老老实实是要吃亏的，黑人是绝对不能信任“穷苦白人”的。弗雷依堡女士却始终认为民主力量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一八九五年，她特别叫孟沙注意，有个新的黑人领袖要在“产棉各州展览会”上讲话。弗雷依堡女士希望能出个新的“先知”，来支持道意耳。
在黑人讲话的那夜，孟沙坐在展览会的大会堂里，心中充满了自豪。会堂里，北方的显要人物跟南方的世家大族并肩而坐。自从一八七六年以来，还不曾有过这么许多白人和黑人坐在一起。孟沙深信应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先兆。当然，这里还是免不了有条种族界线：白人占据了正庁，而黑人却挤在楼厢的一角；可是这又有什么呢？看问题应该高瞻远瞩——孟沙心里想——他跟北方白人同桌用饭、同室上课已经习惯了，这点小事又算得了什么呢？和平、工作、亲睦——那才是最重要的。他们要分开坐就分开坐吧，反正他们都来了——旧南方的代表，新南方的代表，北方的代表，有自由派也有保守派，还到处有些激进分子和反动分子。
今天发言的黑人，一张名单颇为不凡；其中有好些人是孟沙所熟悉的。可是有个布格·华盛顿，孟沙却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大概因为他是乡村教育界的代表，所以才受到这样的推崇吧。他在亚拉巴马州一所名叫塔斯其基的学校里当校长。他口才不错，委实不错，不过据孟沙看，也未必能胜过另外两三位黑人领袖。而且，孟沙听了他的演讲心中有点不大自在，因为华盛顿主张黑人要利用现成的机会，要不问政治，要同白人和好，孟沙担心这种处世哲学恐怕让步太大了。孟沙觉得华盛顿明白说岀的，正就是自己的想法，不过他却不愿意把这种想法讲得太公开，说得太明显。
孟沙毕竟还不愿意忘记，也不愿意让将来的孩子忘记：黑人也都是人，黑人也有其权利，而黑人的权利却遭到了践踏。不过，那天白人对华盛顿热烈喝采的情景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人给了华盛顿一个满堂彩。他们赞扬他对黑人的劝告：要劳动，要节约；他们还赞美他论社会平等的那句话：“像五个指头一样分开。”女士们站在椅子上，挥舞手绢；男人把帽子抛在半空，一片欢腾，高声喊叫。
第二天早上，又出现了一件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一向把黑人新闻用小号字排在次要版面的《亚特兰大宪法报》，这天却用头版地位刊登了华盛顿的演说，并且发表社论，把这次演说捧为南方划时代的事件。至于其他黑人的发言，则几乎一字未提。
孟沙在回家的路上反复思索。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看来一定有所预谋，而不是出于偶然。背后一定有计划、有活动。白人的南方让步了，看来是准备讲和了。可是孟沙的同学几乎全都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一致痛斥华盛顿，骂他是个“汤姆大叔”，打算放弃黑人的一切权利。孟沙的想法跟大家距离愈来愈远。他认为这篇演说相当精明，这是对一种尚未完全露形的反建议的回答，在黑人固然要付出巨大的牺牲，然而上层白人也势必要作出在步。班上再三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时老师很少表示意见。孟沙故意问她：
“您看他这篇演讲是不是一种高明的政治策略呢？”
“你说呢？”
“我看很高明，老师。”
“唔，我想南方的大多数白人都会同意你的看法，”她干脆地答道。
华盛顿的演说是在一八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发表的，当时亚特兰大大学秋季学期刚刚开始。班上对华盛顿的演说讨论了整整一年。黑人在讨论，全国人民也在讨论。古往今来，恐怕还没有一个美国人的演讲受到过这样普遍的重视。六个月以后，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一日，华盛顿的处世哲学得到了一个回答。这个回答是那么厉害、那么可怕，人们简直就不敢提起。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大败的消息，报纸上没有刊载一个字。那还是有一天临放学的时候，弗雷依堡女士在不经意间提起的。
“顺便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昨天阿比西尼亚的曼涅里克在阿杜华击溃了意大利侵略军，歼敌两万五千。”
同学们肃静无声。朝西的窗外，夕阳血红。曼努埃尔坐在那儿出了神，像发了呆似的，直望着东方。他迷迷糊糊听见同学们都回去了。他似乎看见了非洲这座伟大的堡垒，看见白雪皑皑的千丈高崖迎着红日，临着大海。他似乎听见汹涌奔腾的万道山泉从高崖跃到峭壁，直泻而下，汇入了尼罗河——那无尽的、不朽的尼罗河。在这片黑色的土地上，冲过了成千上万的黑人，面色森严可怖，眼睛发红，口角飞沫；一马当先的是曼涅里克皇帝，披着狮皮，穿着铠甲。跟他几乎并马齐进的，是那个褐色皮肤的庄严的泰道皇后，满身绫罗锦缎。孟沙似乎听见疯狂的喊杀声震撼了天空，似乎听见马蹄声和盔甲声响彻了大地。他似乎看见那举着古罗马斧头权标的不可一世的意大利军队站住了，发抖了，扭头逃走了，像是被猎捕的野兽，纷纷落入了死神的怀抱。他似乎也看见了两万五千具血糊糊腐烂的尸体。天哪，那怎么受得了啊……
“孟沙，你病了吗——还是睡着了呀？”传来了弗雷依堡女士的声音。
曼努埃尔满面含羞的站起身来，教室里早已没人了。“不，老师，我没有睡着——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清醒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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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告全体公民书》（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6．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告全体公民书》
（1917年4月21日〔5月4日〕）
四月危机中，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科尔尼洛夫下令军队开进冬宫广场，企图武力镇压示威群众。苏维埃发布告公民书阻止军队调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告公民书显示了苏维埃的巨大力量，但也暴露了它对临时政府的妥协退让。
公民们；
在这决定国家命运的时刻，每一个轻率行动都将给我们带来危险。
政府关于对外政策的照会引起了游行示威，后者导致街头冲突。出现了伤亡。
为了拯救革命，消除威胁它的内乱，我们向你们发出紧急呼吁：
保持镇静，秩序和纪律！
工兵代表苏维埃讨论了既成的形势。请相信，苏维埃会找到实现你们意志的途径。而现时，不要让任何东西来破坏自由俄国的和平生活进程。
士兵同志们：
在这令人不安的日子里，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召唤，不得携带武器上街。只有执行委员会才有权调动你们。每一项关于调动军队上街的命令（着日常服装上街除外）必须写在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公文用纸上，加盖它的公章和有下列7名人员中两个以上的签名：
齐赫泽，斯柯别列夫，比纳西克，菲力波夫斯基，斯卡洛夫，戈德曼，波格丹诺夫。对每项命令应通过电话104-06进行核实。
工人和民警同志们：
你们的武器只是用来保卫革命的。游行和集会时，武器对你们是不必要的。在那里，它将成为自由事业的威胁。参加集会或游行时，切勿随身携带武器。
执行委员会号召一切组织协助它维持安静和秩序。
在自由的俄国，不能允许公民彼此之间有任何暴力。
内乱只对革命的敌人有利。谁制造内乱，谁就是人民的敌人。
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759-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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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浪花（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诗歌〕浪花
作者：小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我曾站在海滩上，注视着汹涌地向我奔来的波涛，无名的声音在耳边大叫：“冲上来罢！”但它却在我足边羞赧地溜走了。啊！无用的浪花！
掠起千堆的飞雪，
疯狂地向我袭击，
我战栗地等待它的噬食。
但它却在我脚边
化作泡沫消逝，
连衣襟也没有溅湿。
是它怜悯这渺小的人？
还是没有冲上沙滩的勇气？
浪花！
我听得你曾在汪洋中的咆哮，
吞噬了贪婪的淘金者的船舶。
雪洛克的后裔见你发抖，
听着你的声音害怕。
而今，
你已冲近了他们藏垢纳污的巢窟，
但却柔顺温和地退却！
难道你已丧失了在汪洋中汹涌的勇气？
迷人的晚风，
吹散了轻罗似的薄云，
抚吻着初圆的新月。
靡曼的歌音，
从那高矗的别墅中透出;
而你——银色的浪花，
就做了这风月的点缀，
成为布尔乔亚“雄壮”的装饰。
啊！可怜的浪花，
我为你羞愧，
我为你愤懑。
难道你甘为吸血者清玩的陪衬？
难道你不敢再鼓起粗暴的巨浪？
冲啊！
快冲上沙滩来吧！
冲毁那涂满血腥的别墅和园囿
卷走一切“文明”的污垢，
连我也一起卷走！
啊！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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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丁（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添丁
作者：海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录入者按：录入者认为“黄老爷”在开头的大概是来自于国民党重回沿海所进行的“劫收”，房子是抢的，家具也是抢来的。本文写得触目惊心，百万、千万的钱被随手花出去了，那么“黄老爷”的收入岂不是天文数字。之后又提到了一大堆配给罐头被拿来喂狗，估计是美国援助罐头。录入者觉得该篇文章可以说得算是从娶妾的这件事上，反应当时官僚奢侈与腐败的社会现象。
李星按：这故事的作者看来很有生活。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大发横财的昙花一现，美国罐头吃腻了拿去喂狗，有点眼熟……当然，21世纪的新贵们有他们花钱的办法，一身名牌……
《青年与妇女》发的这些故事，还是不错的，比“我要真民主”的政治小喇叭好多了。
“黄老爷”还是最近的尊称，他开始雇家仆，是一九四五年初冬的事。黄老爷飞来上海不久，接收到一栋小洋房，铁门已经在两年前“献铁”时拆去了，好在房子里家具勉强够一家两口使用。小洋房管他如何破旧，如何交通不便，它总是一座洋房，比他们在内地住的茅房好上千百倍哩！起初，夫妻俩觉得什么都满意，但过了一个多月，她们不能忍受洋房里没有“老爷！太太！”的声音，于是有一个头发花白腰背佝偻的老妈子，从荐头店送了进来，每天她以沙哑的声词，叫着“老爷！”“太太！”了。这个声词虽然不够悦耳，但因为黄太太不许雇年青女仆；有一架破风琴，比没有总强些。他们又什么都满意了。
再过了个半月，黄老爷接收了一架七灯收音机，并且“配”到一些别的，添买了几件家具，手头的钱多了，把房子里里外外修饰一次。一共化了百把万，这数目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但现在的黄老爷，已经是真正的老爷了，莫说化百把万，再化百把万也不在乎。
不久，他们巴望了几十天的汽车也“配”下来了。黄老爷于是真正像个老爷了。他现在再也不是从前的寒酸样子了；在从前，他的布料中山装总有两处打着补丁，皮鞋总是买旧的，吃三餐白米饭的日子很少，走路时依靠脚板移动。现在，他穿上上等的西装，虽则他的身材不宜如此，但毕竟鼓足勇气换了服装，他还每天刮胡子，打领带，日子过得长些，什么都又习惯了，他好像觉得“我本来就是这个模样”。现在，他手里经常公事皮包到东到西地忙着，上午忙签到看报谈笑，午后忙开会和午睡，夜晚忙着应酬和看戏。
在外面的时间多了，黄老爷免不了也和其他老爷一样，化些小钱玩女人，但是，黄太太懂得这个秘密，特地化了钱顶来一架电话，每天在家里和他在电话里“神经战”，她不断地打电话。候他有空的时候就浓妆淡抹了赶去拉他吃馆子进戏院。黄老爷讨厌这个，但又不得不答应，因为他之所以今天能做老爷，全是她的功劳。他是“知书达理”的书香子弟，她也是出自名门的闺秀，大家向来相敬如宾，表面上仍是恩爱夫妻。
又隔了几个月，黄老爷的小洋房前面，一到晚上，总有几辆汽车停着，他们和她们——那些旧的和新的老爷太太们，已经把黄老爷和黄太太视为知己，因此不时光临黄公馆、打牌、晚宴、聊天、商谈公事和私务，……。
黄老爷虽然一年来体重增加了二十五磅，还在研究“延年益寿”法，黄太太更胖得像个大冬瓜，她每天仍旧非吃牛奶不可。黄老爷已是百分之百的老爷了，有汽车，有洋房，有三四个仆人，交际的路子天天增多，老爷们之中的“人头”越来越熟。可惜，他缺了一件做老爷的必需品——姨太太，他心中并非没有意中人，实在是因为太太那里通不过，但是，看看别的老爷都三妻四妾的，自己只有一只“丑冬瓜”，心里时常因此闷闷不乐。最后，他忍无可忍，终于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理由，正式通知太太，他想买一个年轻女人来家。
平时相敬如宾的夫妻，在这一件事上，就不再愿意和平相处了。太太摆她的老的“恩人架子”，用尽一切字眼挖苦老爷，老爷也不得不摆新学会的“官架子”应战，一面解释，一面坚决主张非娶妾不可。相争一个星期，各不相让，黄老爷托人向太太“说项”（指替人说好话或者说情——录入者），表示愿意有条件的接受太太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但娶妾势在必行。她看看再坚持下去毫无用处了，于是提出离婚要求，最少赡养费六千万元，虽则她的生活已经足够舒服了。
说来说去，黄太太拿到了二十根金条，黄老爷这才平安无事地买了一个交际花，化的钱“并不多”，聘金十八条，别的费用三千多万，这区区之数对于黄老爷不算一回事。他有他的人生哲学，他不甘做守财奴，他是“视富贵如浮云”的达观论者，至少是口头的达观论者；平心而论，钱来得太容易而太多，不化费些有什么意思呢？黄老爷自己以为是一个最懂“中庸之道”的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新太太的“入门”仪式很简单，只有黄老爷的几个好朋友在新公馆里吃了一餐喜酒，打了八圈牌。从此黄老爷难得去旧公馆，每天在新公馆里生活，快乐的情况，笔墨难以形容。
新婚不久，黄老爷与新太太一块去一位高僧那里谈天，一见面，那位佛门弟子就笑嘻嘻地说：“恭喜！恭喜！黄先生满面红光！您今年不但升官发财，而且还添人进口哩！”
引得他俩甜蜜地微笑起来。临行时，他给了那位高僧一张支票——“一百万元整”。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两位太太都没有一点喜讯。黄老爷满不在乎，且暗暗地高兴，计划着如何买一个“二姨太”。有钱能使鬼推磨，买一个年轻貌美的妓女回家本是老爷家们的家常便饭，困难不在乎钱，而在乎这次又多了一个反对者了，他一面盘算自己的财产，一面估计“打通气”的数字和别的费用。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他又拿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借口，声明要再度娶妾。黄太太的反对并不激烈，交际花却坚持着，并且也声明：要她生孩子也可以的，可是，生了小孩人容易老。所以，要黄老爷答应她，生一个男孩五百万，女孩三百万，否则，她依旧履行她的避孕术。如果他真的娶“二姨太”，她声明有权自由行动。
这么一来，把黄老爷吓坏了。就偷偷地在秘密中干了他第二次的得意杰作，但行动很不自由，天天受着旧太太和新太太的监视。
黄老爷的生活因此更紧张起来，“忙”字天天挂在嘴上，一有空就溜到二姨太那里去。交际花看看形势不妙，就计划着别的出路，常常独自去玩玩，倒也不感到寂寞。只有黄太太孤零零地被丢在家里，闷得要死，还是厨子替她买了一条洋狗，让她牵了出去走走，解解闷。老爷拿回来的配给罐头，吃腻了，全用来喂狗，小洋狗喂了半个月，又大又肥，黄太太因此莫名地高兴起来。
黄老爷的官运不错，双十节又升了什么“长”，要离开上海到别处去。所以，黄家的人口，又得多添几个。临行前，他再去拜访那位久留红尘指示迷途的高僧，那和尚说他还要升官，明年一定添丁。说得他心发痒，笑呵呵地又签了一张支票给和尚——“三百万元整”。
如果黄老爷的官一直升上去，“黄府”就一天大一天，人丁一天比一天兴旺，过了三五年以后，非叫秘书把他的家谱“修一修”不可。善良的读者们，请你们耐着性子等着吧！
一九四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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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深一重”（工厂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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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深一重”（工厂通讯）
作者：志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本文是一篇工厂通讯，谈女工生活，也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厂里包吃，没啥吃的；自己带饭，啃点咸菜，毫无营养……当然，现在有方便面火腿肠，虽然“毫无营养”如故。
作者写道：宿舍睡铁床，挤在一起；出去租房，挤在一起……今天的市场大发展时代，工业区里的出租屋已经不缺，而且水电齐备。有些工厂宿舍还有空调了，躺在铁床上可以玩手机……
作者写道，工人白天偷偷看夜校课本，听见管理巡视就溜回工位。今天可不行了，车间里都有摄像头……
抗战胜利后，上海工人靠罢工让老板补上了沦陷时欠发的年终奖、调整了好几年不涨的底薪，然后订单也多加班也多，一度有了点钱，有些女工还买了金戒指。本文也提到社会舆论嚷着说“工人富了”。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一个现实的阶级，一般说来，即使与老板斗争，它也更关心金戒指而不是什么政治话题。它很少掩饰的现实态度，会让一些抱着抽象概念的知识青年很容易幻灭，但正是这种扎根于对自身处境深刻认识的彻底现实精神，在特定环境催化下，能让工人的斗争翻转天地。
（李星）
“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深一重”（工厂通讯）
我是个女工，现在就让我约略地谈谈女工的生活吧！胜利后我们的待遇获得点改善，因而一般工友都能添制几件新衣，以致社会上某些人认为工人已富裕起来。殊不知这都是很可怜的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女工们，大都比较爱穿，这不能简单的责备我们爱虚荣，因为社会风气是这样的“只重衣衫不重人”，我们又怎样不受影响呢？
关于食方面，有许多由厂方供给，这虽省却了许多的麻烦，但总是吃洋籼米，荤小菜是有名无实的，汤则和白开水相差无几，吃得快点的还好，吃得慢的，便饭还没有吃完菜已经空空如也，有的自备一些干菜，否则便只好草草了事；饭菜自备的，也不见得好，打开饭盒，大都是一些咸菜之类，既省钱又省功夫，至于营养，那是根本谈不到的。
住的情形更坏了，有许多住在工房里，睡的是双层铁床，密密的一张接连一张，中间只有狭窄的一条路可走，没有椅子，也没有桌子，各人的床位便是各人的小天地，甚至日夜轮班睡觉也是常有的事。几十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嘈杂异常。住在家里的，在近来房荒声中也是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工人区很多没有自备自来水，需到马路上公共的龙头去轧，有的甚至没有电灯，其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后我要谈到我们的精神生活。胜利后，随着民主浪潮的高涨，女工们的觉悟力已提高了不少，她们痛感不识字的痛苦，而普遍地入夜校求学，有些的确异常用功，放夜课回来还要温习功课或做其他的琐事，非到十一二点不睡，第二天大清早便又起来，日间还尽可能地忙里偷闲，战战兢兢“揩油”看看书，先布好了情报，一声警报即迅速回到岗位上（这要看各处的实际情形，有些部门工作强度十分紧张，根本没有这种可能），这种苦干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不过我们大都还抱着个人主义的倾向，对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尚不大感兴趣，但这也是不能苛责我们的。
旧传统对我们的影响颇深，有些还相信着鬼神。对旧剧——越剧尤其爱好，话剧是不大欢迎的，实际上，工人娱乐的时间太少了。
虽说女工没有家庭负担，据我所知，有些不但家庭负担极沉重，而且还要受家庭的束缚，有一位女工友就常向我诉苦，她每月的工资必须全部交给母亲开销（她已没有父亲），晚上出外又必须得到母亲的允许，母亲是落后而又顽固的，当她每天参加了什么集会或游行回去时，总得挨一顿骂。至于已婚的，则孩子的抚养，以及繁琐的家事，更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女人的痛苦，更比男人深一重”。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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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铁”与“血”写成的历史——东北通讯之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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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铁”与“血”写成的历史
——东北通讯之一
作者：卞珂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是录入者很少见过的并非完全复读机和泛泛空谈的文章。作者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他在和东北各个阶层的人了解伪满洲国占领时代的境况。
从各个阶层对日本占领者的控诉来看，农民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始终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同时由于抽壮丁使得农民的境况永远是越来越坏。工人不止要忍受半饥饿和受冻，而且还要每天进行高强度的低薪劳动。商人由于伪满洲国的战时经济政策，许多生意被禁止，而地主损失了一些土地上的作物。
从这些采访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伪满洲国疯狂压榨的对象主要是贫穷的农民和工人，而对商人，则是为了保证战时经济对当地的控制力和日本帝国对当地经济榨取所得的利益不被小商人分得而直接禁止了这个阶层的存在。地主仅仅是损失了一部分土地上的作物。
与此同时，东北的各大城市却是快速地发展起来了，而这种发展和繁荣是直接或间接建立在对东北人民的掠夺奴役之下。而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建立在本国和其他国家底层劳动者的痛苦和尸骨之上呢？而统治阶级来享受这种发展带来的好处的绝大部分，剩下的一点残羹来喂给他们的走狗和用来“改良”保证不会出现无可压榨的局面。
而后苏联军队进入东北接管之后，在东北部分部队的暴行甚至引起了八路的部分士兵与苏军交火。这种事件马上被中共高层和苏联当局的秘密协商所压下去。但已经展示出，来自农民阶级，尤其是贫农的八路并不是一个中共可以完全自由拿来和KMT谈判的工具，由于这军队的阶级性质，想要让军队在“纪律”“服从命令”的威胁下去无视部分苏军对当地农民的侵害是不可能的。
而国民党来之后，资本主义的秩序又回来了！抓壮丁，苛捐杂税，工人由半饥饿状态变为彻底没有工资去买食物了，似乎日本占领军除了由东洋人变为中国人外，没有什么区别。农民可能还以为关东军又回来了呢。而对于商人和地主，“新秩序”的建立可谓是不可不拍手叫好，至少相对于关东军的统治，他们能够积累起一定的财富了。而在重新灯红酒绿起的“一线城市”——沈阳，换了语言的合法统治阶级们又举起酒杯，在中日劳动者的尸骨上跳起一支新的“民族再兴”的舞蹈来！
李星按：本文所讲的，是作者在东北光复初期的见闻。因为是见闻，所以也会有局限，但也不必一一点出。只有一点：关于苏军在东北的许多违反军纪行为，文中谈的不算夸大，进入东北的八路也跟苏军交涉过，但“开枪冲突”恐怕属于传闻。
另外值得说的，就是作者承认中共在东北开始了“半吊子改良”，但全篇对这个半吊子改良，却坚决不谈任何具体内容。很严重的“中共社会改造实践PTSD”……背后反映了严重的恐惧心理……）
一篇“铁”与“血”写成的历史——东北通讯之一
流浪了十四年，受尽了战争的损害与教育，我终于又从风雨中回到了故乡——东北。作为国际争夺的目标，和全世界人民注视的的“东方乌克兰”已展露在我的眼前。在这儿，我仿佛读完了一篇崭新的历史，这里面写满了近代帝国主义之一切的行为，也写满了那群社会主义背叛者的可耻与卑劣，更写出了殖民地国家中人民苦斗的精神。但一切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篇“铁”与“血”的历史。
人们欲确认这一世纪中一切战争的根源，或欲进一步寻求落后中国之历史的命运，那么，他尽可以仔细地来研究这段历史，这段廿几年来世界政治，经济与军事冲突之焦点的历史。我们不能让人民的血再作无代价的白流，也不能让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再来，但是，我们更应指出那些戴着“社会主义”面具而作出卖全世界工农大众利益以自保的叛徒们之不名誉的勾当。
“墨写的历史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以下便是今日东北之真象。
“啊！好长的十四年！”
回家后，急于要知道人民十四年来的生活，我从农村到商店，从商店再到工人以及青年学生，我仿佛在从事于“痛苦语言的收检”。最使我感动的便是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年农民的感受：“啊！好长的十四年！”这很容易令人记起那首“莫提起”的调子：
“莫提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那会使铁人泪下，我们的国变成了蚕食的桑芽，我们三千二百万同胞变成了牛马，我们被禁止说自己的话，我们被赶出了自己的家，我们不敢听鸭绿江上呜咽的寒潮，我们不敢看那长白山的残霞......”
农民告诉我说：“伪满时代我们每年按期必须将所有的粮食运缴政府，各区人民都有一定的纳粮仓，假如晚送一天则犯“国事罪”，到法庭死活受一顿毒打……然后，每人每月再“供给”十四斤高粱米，而米往往是三四年前的陈米，霉烂的和砖一样，十四斤哪儿够呢！烂米也得填肚子啊！……再加上抽壮丁，杂税，一年到头才发四两连皮带骨的肉。衣服连破的都穿不上啊！……他妈的，日本人十四年来可把咱们老百姓给弄惨了！……”
商人告诉我说：“光复前谁敢做生意啊！一切大人小孩都给指派工作，米，面，布，肉，煤等都是给军用，谁想私贩点粮食，抓住了就犯“经济罪”，挨揍挨罚……甚至于枪毙！”
工人告诉我说：“那时候，兵工厂中的工人叫“工兵”，平常工人不容易干，像咱们大多数的工人都是造汽车啊，军器啊，及一切附属工作。每月工资甚低，吃饭仍由上面“供给”十四斤高粱米，我们却得吃二三十斤才够，老头小孩不供给，那么，一家人的生活怎么维持呢？假如倒霉碰上“劳工”，则白在工厂做活，一分钱不给，只给点粮食，一家老小都在厂里给人家做活，回头却都挨饿，工人每年发一身麻布单衣，一身烂棉袄，天晓得那衣服能穿几天就像纸一样的坏了！那日本鬼才知道是人的世界……”
学生告诉我说：“我们从前半天读书，半天劳工，劳工时种地，除草，扫马路，捡粪，没有英文，尽学日文，课本都浅的很，他们把程度给降低下来，没有高中，“国高”则不少，是四年的中学制，国高毕业后升大学，女同学则限制，因此，一般人也读不起书，能读书的也很难学到东西……”
地主告诉我：他家的果树林子四十几亩被日人砍倒后修起兵营来了，土地给没收了。想到关内去也不行，非有“出国证”不可。
总之，“满洲国”十四年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大剥夺。一切物资人力都为了一个侵略战争。十四年来沈阳已扩展到几十里方圆，大和区的放射形大马路已和上海差不多了。东北的二大工业建筑，即是小丰满电源（可供全满电力，现受共军保护，未经破坏）及鞍山，本溪湖，铁西等钢铁煤矿工业。人民的贫苦与帝国主义的建设成正比例的向两极走动。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国内工农的加倍剥削已达到最野蛮凶横的程度。这便说明了帝国主义的必趋灭亡。经济制度的改造是迫不容缓的。人民已学了这一课。
罪恶的黑手
从人民的口中，我们知道了“老毛子”在这儿所造成的的恶果是什么。当红军开入沈阳的时候，他们未始不表现了一点同情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鼓动人民抢日本仓库，因此几万贫穷的小市民在日人的枪口下抢了不少物资，有的因而成了“暴发户”，有的却牺牲了性命，但至少也解决了一部分人民的生活。然而，整个鞍山，本溪湖，铁西，文官屯等地二千家重工业基础都空空如也了，厂房亦多遭人们拆毁，带来的便是七十几万工人的失业。现在，这些失业的工人一部分回到冀鲁一带的老家去了，一部分则随地摆设小摊做起小生意来；一部分则挨着饥饿为家庭的担负而做着更苦的劳作；一部分则追随着共军退入山林北满一带去了。人们可以发现沈阳有无数的苦力在为生活而奔命。夜市，北市场，小东关是三个挤不通的日货拍卖场，那些破旧的衣物已在几次倒手中流通过好多次了。卖的多是些穷人。买的大半是贩子。这便是红军给人民留下的结果。
北满一带，因红军中杂有被流放的人民，他们四五年来被囚禁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次开入东北原是用作炮灰的，因为四五年没见过女人，又因为军纪的松弛，公开强奸的事几乎尽人皆知，自然是无数日本，朝鲜和中国的妇女遭受了蹂躏。对于一个自颂为完成了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发生这样虐待落后国家的妇女行为，我们再也找不到更好的讽刺了。它的统治层已丧尽了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同情心，因而，也为反苏浪潮造成了口实。野蛮与文明的对照，使我们知道苏联距社会主义的成功尚远，保卫十月革命造成的财产制度将是全世界劳苦群众的迫切任务，但必须把这些背叛这制度的寄生虫首先丢掉不可。
南满站耸然矗立着的“苏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坦克车正对着大和区的中心。那上面刻着“彻底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然而人民却把它当作一座受损害的象征物了。人们会了解中长路和旅顺大连的特权并不是为保护他们而设。北满有共党与红军冲突的消息（八路看不惯红军对人民的兽行而放枪），虽然被新闻检查不得暴露，但已说明觉悟了的人民之判断已远距莫斯科的指令而自决了。
这些故事丝毫没有伪造，乃是用血写进人民的记忆中的。
“八路”在东北做了些什么？
随着苏军的撤退，共军一开始便由“冀察绥边区”蔓延了整个东北。胜利的初期，我们寄这只剽悍的农民军以莫大的希望，因为他们重视着中国历代传统的土地问题。纵使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败打击了中国劳工运动的抬头，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使这次重要的事变破了产，因而引起了近廿年来中国工农的特别不幸。那所谓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恰巧说明农民军远远离开城市后的悲剧表演。八年的民族解放战争，使他们在破产了的乡村中又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因而，愈显示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将起的民主革命浪潮面前，土地问题的解决，将是中国转入新时代的必经桥梁。然而，一切历史的大事变告诉我们：农民在任何事变过程中却永远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不但从法国大革命，德国的农民战争及俄国的三次革命中得到了这个结论，而且从中国两千年来波澜啸嚷的农民变乱中也可以明白：农民的天生弱点本身无法独立解决土地问题。在大事变的前面不是跟随城市的资产阶级走，便是跟随无产阶级走。人们应该多多向历史学习。只有顺从历史的必然性，才能推动历史车轮向前滚动。
然而，“八路”在新的浪潮前面又做了些什么呢？他们把理想建筑在一个破了产的“四个阶级联盟”或今日改头换面过的“联合政府”口号上，希望寄托于受骗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一句话，用“政治的投机”来瘫痪中国的群众，更运用“军事的冒险”领导一群群分散的农民军作流动性的“游击战”以满足其政治的攀升欲望。不相信城市内的劳工阶级，单凭一种乡村的自治工作（如农民会，妇女会，儿童会等……）竟想克服中国几千年来严重的历史问题。结果，孤立的农民军又陷入一次大的痛苦中了。
当杜聿明率领着他的大军，携带着美式武器由山海关向东北进军的时候，“八路”正在那儿一方面运用“地雷战”“地洞战”，……一方面在经营着乡村的改良工作。直至今天，我们并没看到他们有过任何一个革命性的土地纲领，因而，随地而变的不彻底改良到处引起了失败的实验。脱离了城市领导站在不稳定的乡村组织上面的“八路”，便在“本溪湖”及“四平街”两次决斗中退出了松辽平原，向东部鸭绿江流域及北部兴安岭一带转移了阵地。
事实上，局势的转变，愈来愈表明了他们的不利。在“政治的投机”和“军事的冒险”双管齐下的情形下，这只农民的队伍若一日不去寻找他城市内的工人朋友，便一日孤立，以至于重遭悲剧的打击。
青天白日下的松辽平原
当你一走出沈阳总站时，你会发觉，这个曾有两百万人口的都市已完全显现了战后的凋零气象了。车站旁曾堆过惨遭人民因胜利而击死过几千人的地方，今日正有几万日本可怜的侨俘，——那一群皮包骨头，面带菜色的民众——一批批运回日本去。资本主义经济的停滞所带来的战争（残酷的大屠杀）已将两个民族的仇恨刻了一条深深的血痕。当人们向这群无辜的日民投以复仇的目光时，人们哪儿还想到他们邻国的下层民众所遭受过的两度迁移之痛苦呢？
和平区（从前的大和区）是一片日式的洋场，今天已挂满了“××司令部”“××稽查处”“××警察厅”“××伤兵医院”“××……”各式各样的牌子。接收大员，军队，警察，特务，密探，成系统的全部抢占了这里的巨厦和园庭。甚至连日人在当时给中国工人的住宅也因为接收而勒令搬出，这些如狼似虎的新统治者们从日本人民手中剥取原有的财产还不算，而且还敲榨着自己的百姓。假如你是一个好奇的观察者，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无数日妇白天在卖一些米糕，糖食或擦友鞋、卖破衣之外，夜间还在过着廉价出卖肉体的生活。多少小军官挎着日本女郎沿街兜风，多少小兵都讨了日本太太，还有多少无处寄存的日本姑娘在受着侮辱和蹂躏。男子除少数技术人员被留用外，大多数还流浪载道。可怜啊！这些受尽了日本军阀压榨的人民，又一度的遭受侮辱和损害了。
“中国的老百姓呢？”你或许要这样问，但是我告诉您，他们也不见得好许多。受尽了日本十四年的残酷压榨，度过了人间最无情的岁月之后，在表面上，他们行动似乎比较自由了（已减除了日帝国主义对他们的一切无理束缚）然而，大批的工人失业，重税盘剥，抽拉壮丁，……已丧失了他们所久待光复和欢迎“国军”的最低信心。看惯了后方用绳索绑壮丁的人或许对于这儿用卡车装运壮丁不感到好奇，但，当你稍一回想，我们“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之后，人民还在受这样的痛苦，你便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野蛮的时代啊！
在南满车站或大和区附近，人们可以随处遇到一些红十字灰衣服的人，那些操南方口音而已经残废了的伤兵不是挂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伤疤，而是由四平街，本溪湖，各战场退下来的“内战”伤兵。于是我很想走上前去向他们伸一双慰劳的手，抚摸下他们的创伤，问一句：“辛苦了，勇敢的战士！”，但当我一想到他们为什么而战？“战争的结果如何？”这时我已惭愧于这些无援的百姓之无知了。
笔者写到这的时候，大同正打得不可开交，河北省正在抽调三十万壮丁送上前线，共产党的报纸正在吹嘘：“这儿有人，这儿便有战场”，而整个东北都在大混乱中任官僚政客鱼肉囊括。共产党在哈尔滨作着半吊子的改良工作，国民党在派遣大批的“军统”“中统”特务去“防制”，政治腐化，经济搜刮，和清查团四处清查。共党在唱反美运动，国民党在订购美国军械与机器来华。总之，一方面在作着“政治投机”和“军事冒险”，一方面在扩展官僚的黑手和枷锁拼命在复员的“名义”下做尽情的剥夺。可怕啊！这个罪恶的世界！
对人民，“理论是暗淡的，唯有生活之树才是常青的！”受过了各种政治洗涤的东北民众已认清了一切剥削者的面目。历史将指示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条道路已不在远，即将出现在眼前了。
——完——
九·一八之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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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厂工人绝食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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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制厂工人绝食记
作者：克文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记录了民国末期国营印钞厂工人一次失败的绝食斗争，起初工人只是对工厂待遇不满，推举代表上社会局（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工商局和民政局叠加）请愿。但请愿前夜工人代表被逮捕，工人积极分子被开除，第二天工人去到社会局遭到局长敷衍和镇压。工人在重重打压下怨恨不断增加，矛盾不断加深，最后积攒的能量爆发，工人发动绝食斗争，并在斗争中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策略采用上工人考虑到法律禁止国营工厂工人罢工，因而采取了绝食这一斗争方法，表现了一种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姿态。而绝食斗争与资方僵持不下，运动能量逐渐消耗，并最后在暴力机关的威胁下以失败告终。本文以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写成，作者和ta的同事作为左翼知识分子以一种同情的姿态参与到这次斗争中，展现了当时左翼知识分子介入工人斗争的一种情境。
电车到了福开森路，随着人的潮流，我离开了车厢。
刚越过马路，迎面就走来两个厂里的工人，他们都好意的把我拉在一旁，低声的说：“先生，请把挂着的徽章暂时除下来，厂门口有许多警察守着，凡是见有悬挂厂章的人都将强行捉去复工。”
“今天不是准备向社会局请愿吗？怎么厂方突然来这么一下？难道是谁走漏了消息？”我惊异的问。
“是啊！昨晚深夜两点钟的时候，警察局突然派出大批警察往侯家宅搜捕代表，听说已有十多人被捉去了。今天厂门口又贴出了黑单，一、二、四厂共被开除了一百多人，那些都是他们所认为嫌疑的鼓动工潮的活动分子。”
为了想多明了点真相起见，我和他们点点头，继续向前走。可是不多远，老黄和小章都来了，他们都挂上了紧张的脸色，老远就嚷：“馥，不要去了，不要去了，他们都已上社会局集合，我们马上就得去，九时以前一定要到齐的！”
社会局里，今天显得特别热闹，空场上都站满了人，全是我们厂里的。在纠察们维持下，都静静地恭候着局长的驾临。
九点半、十点、十点一刻了，还不见局长出来说话。只陆续的来了几十名手执皮鞭的警察和准备冲散队伍的马队。——据说是保护我们来的——接着一辆红色的救火车驶了进来，消防员把皮带接好了水龙。是恐怕社会局失火吗？抑或是别的？这我们可弄不懂了。
十点半光景，局长总算驾到，允许接见我们的临时代表。他明白了我们的来意后，便皱皱眉头说：“XX印制厂是财政部管理的，我们区区社会局不能命令贵厂接受你们的要求。”天哪！我们只要求释放无理被捕的代表，要求能吃饱肚子，难道连这最低的要求都办不到吗？似乎局长过意不去了，总算来了一个“答复”：“对于你们的要求我们可以代你们设法。”
每个人都明明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然而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我们照昨日散会时的议决：“照常复工，静待答复。”去上去，可是一进大门，就见全副武装的警察林立，每个工场的门口架有机关枪，只许进，不许出，还强迫无条件复工者签字盖章，以便核查，今日不复工者即作开除论云云。
谁都装满了一肚子怨气，然而谁都不敢发泄。幸而今天没有工作，只静静的坐在机器旁边，让满怀的愤怒往肚里吞。
午饭前突然得到了消息：被开除工人中又有数人被捕了。第四厂曾再度往社会局请愿，结果给水龙撵了出来，工人们愤恨已极，准备开始绝食了。为响应他们的绝食起见，我们厂里的工人也一致起来，采取这消极的抵抗，并且出了一张通告：
为反抗厂方无理逮捕工人，为反对社会局不合理的处置，各同人应援助被捕工人，响应四厂绝食，自即日起，被捕工人一日不释放，开除工人一日不复工，则全体工人一日不进食！
这张通告像电一般的贯通了每个人的心，无言的愤怒终于爆发了。为了同情援助无理被捕被开除的工人起见，他们愿将自己宝贵的身体让资本家压迫下的饥饿去摧残！
我们虽不是工人，可是我们朝夕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一起谈笑。他们那种直爽不羁的态度给予我们一种良好的印象。我们为了同情他们的行动起见，也跟着饿了一餐。
午饭铃响了，这庞大的工厂却没有一个人进出，主任老爷奇怪了，带了巡官警卫走进来探询究竟。他们站在通告前看了看，对静静的坐在工场内的众人作了一声冷笑！“好啊！看你们的肚子能挨上多少时候？”
这是厂方的一种“表示”，也是一支有力的强心针！众人的眼给怒火和泪水充满了，只咬紧了牙齿，迸出了沉痛的一声：“好！”
晚上，我们再也挨受不了饥饿的痛苦，只得向工人代表们道一声歉出来，赶紧上馆子装饱肚皮，可是人已经够累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匆匆赶来，满以为工人们都已出来。可是一到厂门口，两扇大门只静静的紧闭着，不像往日工人络绎厂大门的情景。我知道有变故，他们一定是坚持着不出来了。我相信现在还早，想多等几个同事一起关照他们买点食物进去接济。于是便在路口等着。
华、鹏、赵、魏——他们一个个都已陆续来齐，一共是十六人，我们差不多把附近的面包摊、大饼馒头摊的食物收购一空（因为近徐家汇，食物店是很少的），每人的口袋都已装满，腋下还挟有一大纸包，赶紧进厂。
为了不想使工务间知道，我们抄小路走。到了里面，看见每一个工友都神色昏暗，有几位年龄较长的脸已惨白，倒在地上不断的在低声呻吟。工房内充满了污浊空气，窗子紧闭着，窒息得使人难受。墙壁上又多了一张通告，意思是无论任何人，一概不准进任何饮食。他们大概连水也不会饮了。
我偷偷的和他们的代表接洽，说带来了点东西分给各位吃，可是他们谢绝了，说：“被捕代表为我们受累而不会放出，难道我们不应该挨饿吗？”我们听了，感动得落下泪来。但还想向他们婉言解释，告诉他们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吃了东西再说，可是始终不能动摇他们坚定的意志。
我们不能破坏他们的行动，但也不忍让他们饿下去。我们暗地里找年老的、年幼的、病弱的，偷偷的塞给他们食物，这样，果然很顺利的分去了三分之二。可是当我碰到了一位年青的弱者时，他带着悒郁的声调说：“谢谢你，先生，我不能破坏团体一致的行动，倘若接受了你们的食物，我就对不起受难的各位。”他们虽是粗浅的工人，可是他们的意志却较自以为“有智识”的高级职员的坚强！
时间在苦涩和窒息中渐渐的过去，最后厂方贴出了一张布告：即刻开工！
时间是四月末梢，天气闷热异常，夹衫将穿不下了。喔！在这里要说明的是：这一家国营的印钞工厂，也许在外人想来这里的待遇不会差的（因为这里是印钞机啊）！可是错了，在这里工作的人，除了供给自己生活外，恐怕连狗也养不起一条！而工作却较任何工厂苟重！这里印钞全用十八世纪的手工，每机两只电炉，三四十架机器就有七八十只电炉，冷天赤膊工作还得出汗，热天就可想而知了。极度的饥饿下还得被迫在火热的工场里工作，这种痛苦的滋味是人难以忍受的。
为了表明他们的代表并没有鼓励工潮，和他们也没有罢工起见，他们立刻绝对服从的开始工作，虽然疲倦饥饿在不断的啃噬他们！
“老王倒下了！”一个尖锐的声音在工房角落里发出来，可是得不到回声，众人只淡然的望望，眼眶里的泪水点点落下，他们知道，工潮在这样僵持下去，谁能保证自己不会像老王般倒下呢？
老王刚给抬了出去，可是马上达子和大扣子跟着倒下来；隔不了三两分钟，我刚才送食物给他吃而不肯吃的那个病弱青年也倒了下来，脸色惨白得怕人。我和几位同事立刻跑过去将他抬往外面草地上躺下，厂医来了，给他水喝，他始终紧闭双唇，摇摇软弱的头不肯接受，虽然不会说话，——其实连想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但却明显地表白了他坚强的态度：代表一天不释放，开除工友一天不复工，则一天不进食！
白色的救护车一次又一次地开进来，主任才渐渐的感到事情会弄僵，一边命令停工，一边急急打电话去厂长处请示，那儿的回答是：把大小各门关起，不准任何人进出，我自会处置！
现在，连我们都不准出入了。厂里特别地替我们烧饭弄菜，好使我们吃饭时不必出去。可是厂门外却一阵阵地送来了哭声，间杂着诅咒。是工友家眷们得着消息赶来送食物的，可是两扇大门阻隔了千百颗焦急的心！里面的卫队也只有摇摇头，摊开两手说：“我们是奉了命令的啊！”
一点半的时候，厂门突然大开了，驶进了三辆大卡车，一辆是警备司令部的，一辆是宪兵队，另一辆是警察局里的黑色卡车。车子上跳下的人全副武装实弹，如临大敌一样，带队的是一位警察分局的副局长，和一位上尉阶级的官长，他们立刻下令各警察士兵至各工场将工人赶出集中听训。一时哭声大作，赤手空拳的工人在武力威胁下只得啼啼哭哭的离开工场，蹲坐在烈日暴晒的空场上。
首先是警备司令部长官训话，他劈头就说：“你们这些没智识的人，受了捣乱分子的利用就起来罢工，要知政府机关是不准罢工的！……”没有等他说完，下面早已不约而同的说：“我们不会罢工，我们今天还在工作！”他给这些话怔住了，一会，他又说：“没有罢工最好，但是你们已受捣乱分子的利用和鼓励！要知你们的待遇并不差，每人至少有六七万元一月，比之我们可强得多了，我当这一个连长，每月军饷只两万元，还要养妻子儿女。……”那时两万元连买三斗米都不够，望着他那套笔挺的草绿色的哔叽军装，我不禁想：他的妻儿恐怕不见得是他养活罢？！
轮到副局长训话了，他引用了一段背得烂熟冠冕堂皇的演词后，接着便从袋里摸出一张抄有名单的纸来扬了一扬，大声警告的说：“这里还有四五十名不曾下令逮捕的捣乱分子，倘然你们听我的话马上去进食复工，我就不再继续逮捕。已逮捕的待调查无嫌疑后即可释放。你们要相信我的话，你们这次的工潮是错误的，既然在国营工厂内工作，那就不准闹工潮！”
这次的工潮，工人们明知自己是对的，但在无可奈何的情境下，工人们只有屈膝了，含着莫大的无可伸诉底冤屈，在强暴武力的威胁下，作了一次当有教训意义的“绝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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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家口陷落看中共（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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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家口陷落看中共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8期
李星按：本文作者刘乃光，号称彭述之的大弟子，彭述之一方政治顺口溜的背诵狂，读者的老熟人了。本文内容围绕解放战争初期张家口陷落而展开，批中共对蒋帮政权过于妥协，在他的其它文字里已多有重复。我这里也不谈了。
值得关注的点，至少有一个：1945年以后，国民党一度认为自己优势太大了，应该通吃国家主导权，分权给其他党派是傻白甜行为。本文也认为45-46年间，国民党抓紧时间准备了，中共貌似被动了，地盘越来越小。这恐怕也确实反映了当时许多政治观察者的真实看法。最近20多年，国内关于1945-47年间社会政治演变的研究，进展较大，但从工人阶级角度分析文献、探讨社会革命话题的严肃研究，目前基本是空白，这其中就包括了：国民党这个干啥啥不行、统治第一名的秩序捍卫优等生，是如何从貌似赢面很大，迅速转入力量衰竭的？它所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秩序，在那段时间里，出了什么状况？
正当人们幻想经过上层的协商谈判，和马歇尔的和平斡旋去解决国共间纷争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即利用这幻想顺利地准备好进攻「解放区」了。它从占领长春、打通东北的铁路线开始，便以压倒的优势逐渐攻夺了「解放区」大部份的重要据点，克服了中共支配下的许多主要区域（如中原区、苏北、皖北、山东、山西、河南和热河等「解放区」）。据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十月一日的记者招待会中承认：政府军队九月来已占领了「解放区」一〇七座城市，五千多村庄。随着淮阴、承德这些战略要地之失夺，最近连他们誓要「战至最后一人」的张家口也被攻下了。张家口是「解放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失掉它就等于失掉冀察热绥及晋北间的联系，使平绥及津浦线得以打通，进而威胁哈尔滨。它的失守不但在军事战略上发生严重的影响，而且予中共乃至民主运动以精神上莫大的打击。这是一个悲惨的失败！但为什么会这样地失败，失败的教训究竟在那里呢？每一个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必须用冷静的头脑去分析和接受这教训，以领导民主运动避免下一次的失败，而不应用眼泪甚至自杀去伴送它。
首先，我们一定不会忘记，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奇曾经说过，军事是政治的延长；这句有名的话是列宁在「战争论」笔记中备加赞扬其正确性的。它昭示我们：进步的政治可助长军事的优势。假如进行战争的政策正确，能够真正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那末，获得了利益的人民将会牺牲一切来护卫这战争，甚至对方的兵士也会被吸引而掉转枪头去反对他们的反动领导者的。法国大革命中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之坚决拥护拿破仑对外国的战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时工农誓死抵抗各国的围攻和白军的内战——都是历史上很好的先例。假如当时没有那些进步而澈底的社会上经济上的立法，则这两个新生的制度都是无法抵御强大敌人的攻击和战胜的。
在今天的中国，内战的一方——中共的军队之抵抗政府军队，固然是反映农民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国民党的不满，要求一种民主政治的改革，而且在一部份农村方面进行着某种的土地改良政策，姑不论这种改良是如何的微弱而不澈底，但它仍然是进步的，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但我们并不仅仅以这一点改良为满足，因为它是那么的不够，不足以连结起全国极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使一切城乡的同盟者都团结一致地誓死反抗敌人，瓦解敌人。这弱点对中共的军事行动是致命的。对于这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检视，然后才能明白人们将一切失败责任全部推在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点上是否正确。
中共自从抗战开始即取消了土地革命后，对贫苦佃农的让步，一直都只限于二五减租方面，而这种减租减息又是以保证缴租缴息为「互惠条件」的（它常常自夸曾费了无数气力才把拒绝交租的「过火行为」遏抑了下去）。抗战结束后，由于国内军事形势对中共的日益不利，加上农民不断要求土地的压力，才迫使它不能不稍为看风转舵，没收一些汉奸地主等的土地给农民。关于这种转变的被迫情形，据本月十四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最近在中国考察」的「美国远东问题专家」（该报介绍语）罗辛格的「中国的土地改革」一文说：
刘少奇与笔者谈话……「我们在战后并不要改变我们的政策，但是几百万农民纷纷起来要求土地改革」……
毛泽东特别说明：「在有些地方农民采行行动极速，因此共产党反落在后面」。同时刘的谈话又为我提供了运动的一点侧面资料，「许多共产党人出身地主阶级，他们的土地也被农民们所占。」他说共产党当局正劝告农民凡对抗战有贡献的地主，慷慨一点。
但即使是被迫的分配土地，一般说来也是不损害地主的「所有权」的。九月二十日文汇报的北平通讯中，曾这样报导「解放区」分配土地的情形说：
在乡村中，每一个人可以领到三亩田，他们对自己的三亩田有「耕种权」，耕种权可以出售……地主们仍将他们以前的地契拿在手中……他们还有土地「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仍可随时出售……现在乡间田地每亩约可售三十万元，这价钱并不比国民党辖区的价目低多少（甚至还要高些），所以地主也还满意。
这篇通讯的作者综合平津各报所载政府在收复区所拟推行的土地办法后，做结论说：「果然这几项办法都能好好实行，则实际上与中共时代（即指国军收复前的「解放区」——光）并没有什么大分别」。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今天在「解放区」中实行的政策，是企图代表农村各阶层利益的。而农村中的阶层又是那么的复杂，因而反映各阶层利益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它的领导机关操纵在富农的手中，整个说来是维护富农而牺牲贫农利益的。这和过去在山上建立苏维埃时代表贫农反对富农的政策恰恰相反。文汇报特派员重野的「哈尔滨归来」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一部份地主（除了恶霸被清算斗争的外）在调整租佃的关系上，还保留着很大的收益，这种温和而非暴力的政策，绝不是江西时代的作风」。（见九月三十日该报）
我们虽然没有看到中共正式公布的土地改革法令，但根据文汇报及其他报章杂志上见到的那些零星报导，再证之以中共有名理论家华西园（华岗）在中国农业协会第八届年会中的报告，上引的话大体上可说是真实可靠的，与中共的一贯政策相符合的。它现时与抗战期间的政策一样，在乡村和城市都害怕而且反对别人提及「阶级斗争」四个字。（虽然内战本身已经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了！）它一心一意只在倡行阶级合作，因为它的目标是要联合各阶级共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正因如此，它对于下层工农群众改良生活的要求大都认为「过火」，必须加以遏抑，而劝诱他们对地主富农以至城市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让步。所以今天在农民普遍要求土地的强大压力下虽然被迫要对他们让步，结果还只是非常缓和的，不普遍和不澈底的；它还不敢无报偿的完全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只将某一部份汉奸或恶霸的土地耕种权分给农民。究竟有百分之几的农民分得这种耕种权呢？我们不知道。但这种不澈底的调和政策得不到全国大多数贫苦农民的衷心拥护，却是可想而知道的。
中共固然没有以澈底的土地改革去团结一切贫苦农民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以真正的民主政纲去连结起全国民众的利益，以争取普选的国民会议之实现去联合一切城乡劳苦大众，共同抵抗美式配备的政府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它过去是，现在也还是纯粹为着自己的代表名额、统治区域和军队数量等问题，在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对于决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的国民大会，即使毫未经过民主方式选派代表，毫不代表全国民众的意志，毫无解决国家一切重大问题的权力——一切都可以不管，只要国民党从绝大多数的指定代表中多让一部份名额出来，它便愿意参加了。因为它所要争取的只是「联合政府」，而不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后一口号虽然曾经昙花一现地给人们提出过来，但马上又被收进口袋里了。
可是，历史——特别是近一年来「协商」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共企图经过和平谈判来实现联合政府，不幸反而给国民党以战略时间，充分准备停当，然后无情地进攻「解放区」。什么停战协定、政协决议，都只是备战的幌子而已。现在，失掉许多重要据点之后，人们仿佛已恍然大悟，连呼「上当」了。但教训虽然异常新鲜，而协商的覆辙还是要重蹈一遍的。事实上，它的代表周恩来又已赴南京谈判了。
国民党政府在攻陷张家口同时，发布了下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的法令。这一方面显然是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共，把中间的「民主派」拉到自己方面来，进而在国民大会中正式通过「敉平内乱」的「民意」。中共在政治上被孤立起来，军事上又遭逢不断的大打击，「解放区」更加缩小而且陷于被隔离的包围中，不但难于像从前那样扬言要另行召开解放区的国民大会，而且愈来愈走投无路了。他们今天虽然又在强调和希望美英苏三国共同调解国共间的纷争。但这三方的「友邦」都相继发表声明否认这种帮助和调解。即使这希望成为事实，也只是在这两党原有的严重矛盾之外再加上国际间纠纷的因素，结果，经过表面上缓和的暗中酝酿之后，不久仍将爆发更尖锐的纷争而已。
共产党既然不能代替国民党的统治，国民党也不能完全征服共产党，国共两党以至「友邦」都无力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因为各方面的利益冲突都是无法调和的），唯一有力量而且有权利解决的只有全国人民大众自己。而要全国民众起来解决一切问题，则只有用普通选举推选出来的国民会议，才能真正连结起全国民众的利益，唤起其政治觉醒，集中其意志与力量，去解决国家的一切根本问题（如国共的纷争、「耕者有其田」、关税自主权、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等）。如果抛开这唯一正确之路而去另寻「捷径」，幻想奇迹，以为和平地经过协商调解便可成立联合政府，那结果只能一步步推到无可挽回的失败深渊吧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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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果·泪珠·微笑（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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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果·泪珠·微笑
作者：海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录入者按：这篇感想实在是不好写，因为我完全没有爱情经验（悲），很难有共情式的想法。但这让我想到另一篇文章——《娜拉走后怎样》。《玩偶之家》中娜拉在毅然离家之后戏剧即告闭幕，在此鲁迅问了个问题：娜拉走后怎样？他的意见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里当然不是说女性不应与自己的傀儡命运相抗争，而是指出对此要应当有所准备：“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而为这种经济权的斗争恰恰更为紧迫与激烈：“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反观这篇《苦果·泪珠·微笑》，光珊与梅华的区别不仅在于年龄与经历的差距，而且梅华靠自己的工作生存，把握经济权，而作为学生的光珊“只晓得女人嫁个好丈夫就是出路，旁的什么也不管”。于是光珊虽然确为某种意义上的“自由恋爱”，好似走出了一步自由的道路，但最后与新婚丈夫（也是位靠富绅爹吃饭的学生）同为家中“囚犯”，仍然是“回来”了。
鲁迅在后面提到了“平和的方法”的可贵，但我觉得他自己都不会完全相信真的能够以此成事：“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但这鞭子不会是“现代性父亲”的斥责，也不是“后现代父亲”的谆谆教诲，而是女性面向父权制的切实的斗争活动。
李星按：这个故事写的很真实，很动人。民国资本主义社会之下，青年的苦闷和希望……
21世纪的中国，有了高铁、电梯和互联网，孕妇也不至于动辄难产而死，但青年的苦闷，依旧在滋长着……
小小的房间，在暮秋的傍晚，活像一个牢笼，光线从小窗的外面懒洋洋地射进来，消失在这窒息人的房间里。天空一片灰暗，房里一团灰暗，两个躺在床上的人，默默地等着进晚餐，谁也不想把电灯扭亮了。天色由灰暗而乌黑，房子里的沉寂，给低低的泣声刺破了。流泪饮泣，就像小小的楚痛加于麻木的发热病的人身上，说不出的难受，而难受之中又夹着微微的苏醒的刺激素。
光珊的长发，从矮铁床的边缘直垂到地板上，她的身子斜躺着，脸搁在床边，泪水暗暗地流下，泣声时断时续。十九岁的女孩子，一旦尝到爱人远走高飞别的离苦味，忍受不住了，从轮船码头回家以后，一直矜持着，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地哭了。
梅华给她的哭声挑起了旧情，凄然地沉默着，为光珊的现状悲哀，也为自己的身世惆怅。二十七岁了，梅华还没有结婚！一阵空虚的茫茫的悲感的电流，通过她的全身，许久，她沉浸在半麻木的状态中，好像连自己的存在也不知道了，只知道小房子里充满了黑暗与悲痛的饮泣。黑暗与悲痛融化了一切。
“笃笃笃！”二房东徐太太打门叫她们吃晚饭了。谁也不高兴应一声，让她焦燥地敲着门：“笃笃笃！……”
“梅小姐！梅小姐！醒一醒吧！吃晚饭了！”徐太太叫了几声，又打了几下，蹒跚着用劲跑下楼去，楼梯发出过分的咚咚声，像一种必须起身的最后警告。
光珊无可奈何地扭亮电灯，拭拭眼，抹抹脸，猝然用劲坐起来，铁床发出吱吱声；梅华还躺着不动，心里在想：“她还有一股青春的活力！唉！我什么也完了……”
晚餐在面面相觑的沉闷情况中匆匆用完，悲哀的气氛散满全幢房子。房东的小弟弟看看光珊红肿的眼，和梅华的凄冷的脸色，没有敢像平日一样地要求她们讲故事，以惊骇的目光送她们上楼。
“徐太太！明天见！”梅华懒懒地说。
“明天见。不在下面多坐一忽儿吗？”
光珊已经走上半楼，梅华在楼梯脚上回头苦笑一下，摇摇头，便懒洋洋地上去了。那一夜，是她俩交友以来最难忍受的一夜；绝顶的悲痛，僵化了似的沉默，思忆的浪潮此起彼伏，以往的生命消失在烟雾之中，未来的生活又不知如何应付，四周的黑夜，像魔鬼一样想吞噬她们。她们不知道何时走入梦境，而何时又是醒着的；模模糊糊地，她们在这一夜遇见了一切死去了的或离别了的人。
光珊最先看见她的妈，那个终年温和的微笑着的担负了全家重任的女人，她三年多前虽已死了，但常常活在光珊的心头。妈安慰她，说了无数慈祥的话，用温柔的身子拥着她，以手掌摸她的流泪的脸，……。她又看见一别五载毫无音信的珠姊，她还是那样骄健，活泼，背后跟着那个男人，她看见光珊，只简单地说一句：“喔！你又哭了！”笑一笑就走开了。光珊肚子里在想：“她一定跟着那男人走了！”她急于想叫妈看一看珠姊的样子，冷不防爸爸扮着铁青的脸从身后擦过来，对光珊用白眼瞪一瞪，一声不响地向旁边走开去，不断地摇头。她心里一慌，知道爸爸看见了她身旁的爱人——金耀天，但一只右手仍旧拉着他的左手，不顾一切地向另一面走。但是走了不久，他头也不回的撒下她上轮船了。她挥手帕，她喊他的名字：“耀天！耀天！”他只苦苦地回过头看过她一次，她觉得自己的哭喊声惊动了全船的人，只有金耀天冷冷地保持着一贯苍白的脸色，不知他到底是怕看她呢？还是不愿看她？为此，她又想到和他恋爱的过程：初次偶然地在同学家里认识，他率直地高谈阔论，引动了她的心；以后，他豪爽地化钱，常常约光珊出来，他们看话剧，看电影，很久很久地踱马路，或者在公园里一坐就是半天，天东地西无所不谈，只在谈论到自己的时候才谨慎些。在一次平淡的散步中，他们互相承认友情已经进一步了。可是，顽固的爸爸反对自由恋爱，她始终不敢带他到自己的家里去。她想学珠姊的样，跟他一走了事，但他从不表示要结婚的样子，她怀疑他的爱情是假的，但也想到他实在没有钱办理自己的婚事。最后，他的职业调动了，她想：这一次我该跟他走了。但他却拒绝光珊的要求，口口声声说“我就回来的”，径自走了。留下无限怆痛的回忆给她。
梅华最先看见光珠，她本是自己的情敌，她把自己的爱人抢了去，走得远远地，把学校里的教员职位留给妹妹，还托梅华时常照顾光珊。她们是同学，同事，本来是好朋友，自从遇见了小丁以后，三个人常在一起。小丁爱梅华的温文美丽，光珠爱小丁的男性特有的健美和豪气，梅华始终似爱非爱的样子。她爱小丁，但也怕小丁，因为他是贫穷人家出身的人，有些寒酸相。她常常陷在矛盾中，苦闷包围着她，她不知道怎样对小丁表白自己的心地才好。而光珠却不顾一切地爱着小丁，她费尽心机争夺，最后，她胜利了，悄悄地留下一封告别信，离开了相交多年的知友，离开了家，在天涯海角创造她的新天地新生活。告别信上她说：“华姊：临别时我想批评你几句，我觉得你虽然是个不满现社会的新女性，但缺少挣扎的勇气和奋斗的毅力，这是矛盾，是悲剧的原素。或者我出走以后流落异乡而死了，但我为了一个目的死去，我不后悔。你呀！常常想到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安逸，结果，你从来找不到幸福和快乐，而安逸不过是变相的死亡！一种精神与思想的死亡！想一想：你是不是同小丁交朋友的时期觉得最幸福最愉快的？……”她看见光珠用惯常的手势在指谪自己，又看见小丁那种依你不舍的样子，差一点想哭了。……然后，她看见呶呶不休的好心肠的妈，妈一见面总是“女大当嫁”说了一番，又说弟弟娶了娘子，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你二十七岁还不嫁！”……最后一句话刺痛了梅华的心，她哭了！是的，她老了，青春的影子已经从她身上闪过，留下的已是中年人的姿态，和老年人的悲哀迷惘。
她俩差不多同时哭醒的。
……
半年之后，她俩的生活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光珊显得懒于写情书而勤于化装了。梅华还是听天由命地活着，既不向家庭的旧式婚姻屈服，也不积极找什么对象。为了爱护光珊，梅华曾经向她暗示：很快地忘了远地正在热爱她的爱人，这在常人看来是一种可耻的事。但是，光珊有她自己的念头，她只晓得女人嫁个好丈夫就是出路，旁的什么也不管。她的新爱人是个大乡绅的儿子，家乡在安徽一个古老的县城里面，他将读完大学，急于从上海带一个年轻美貌又有知识的姑娘回去，他和光珊差不多一见倾心，不满三个月已经谈到婚姻等事，她带他到家里去见爸爸，爸爸看他的样子确实是“书家子弟”，文雅多礼，衣着很考究，虽则反对自由恋爱，却不能放弃这个可爱的女婿。他们像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切“才子佳人”一样，一方面有短短的莫名其妙的恋爱史，另方面仍旧在“父母之命”的局面中欢乐地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并不像都市浪漫小姐的想像那样美满，她看到翁姑的无上权威，感受过分的窘迫与窒息；丈夫原来是那样懦弱的可怜虫，光珊本来以为他是乡下年少有为的英雄，见他回家以后就像个囚犯，自己变成了陪牢罪人，终日闷闷不乐。无聊时，写一封信给梅华，只有她是诉苦的对象。
梅华一方面收到金耀天寄给光珊的一封封厚厚的信，一方面又收到光珊婚后不满两月的诉怨的信，她不知怎么做才好。她懂得，远地失恋，这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可能安慰他的；而婚后不乐的光珊，更不是一张纸能使她快乐的。想了一个多月，她就把光珊的信寄给他，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华姊：
婚后的生活，把一切希望都赶跑了，我将看见自己老死在这古老的乡间，不！或者我会很快地闷死在这里。唉！我对不起耀天，他太爱我了，我忍心离开他，却受了金钱与财产的欺骗，我今天知道有财有势的公公不过把我当做一件东西那样买回来，搁在家里，替他的死气沉沉的大家庭加多一件新的陈设。我懊悔了！但是，我来不及了！请你写信告诉他说，我已经死了。真的，我觉得我的心已经死了。再也写不出什么别的话了。祝你前途光明！
珊妹上”
这封信上本来有几点泪痕，梅华读的时候，又不知不觉地加上几点，放在台上一个多月，已经很旧的样子。在邮寄途中，又耽搁了两个月，等它到达金耀天的手，更旧了，且字迹有些模糊，因为战争时期的邮包，常常遭雨淋的。
他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梅，托她无论如何交给光珊，说他仍旧等着有那一天，他的小鸟又飞回他的怀抱。这封信没有转交过去，因为梅华听光珊的爸爸说他女儿病重。
不久以后，梅华又得到了她的因小产而死亡的消息。光家伯父怪乡下没有好医生。光珊的丈夫怨自己没有好福气，活活地看着心爱的妻子死去。他的父母一致说那小姑娘是薄福鬼，在大户人家不能长命。这些话传到梅华耳里，却引起另一种思想……
梅华孤独地寄居在徐太太家里：白天仍旧照常去教书，晚上回来和徐家老小谈谈笑笑，一年又偷偷地溜走了。这一年的新年，她破例没有回家，因为她怕看见弟媳妇和姪儿，怕听妈的啰苏，二十九岁了！是的，再过一年就三十岁。她需要异性的安慰，但她彷徨着，既不愿当商品一样把自己卖给别人，又不愿跟庸俗的男子交往；而那些不庸俗的男子，又都那样的穷，她爱他们，又怕他们。
小丁一去不返的了。留在学校里的男教员，七个之中有六个没有结婚：老沈三十岁，家里有一个母亲和弟弟，全靠他，薪水之外，他必得弄些贴补。他当家庭教员，和有钱的学生个别补习；有时也写些稿子，卖不起钱，所以不常写。他待人温和，有思想，不轻视女性；但是，他瘦弱，他忙得每天没有空闲想别的事，每天愁着家里的伙食和开支。他是近视眼，瞅人总露出一副怪相貌，不漂亮，脸上有几点出天花的痕迹。老田是有名的田老鼠，会钻会拍，手里有几个小钱，正在做“成家立业”的美梦，跟另一个女教员闹把戏，女的嫌他穷，他拼命的赚钱，做掮客，借债投机，买黄金，对校长报虚帐，不惜牺牲名誉和人格弄钱，他追了那女的两年，还没有订婚。小王其实年龄不小，二十九岁了，十八岁那年起教书就是“小王”，二十九岁仍是那样一个小王，他是校长的远亲，眼看着校长发了财，自己两手空空，嘴里常常发发牢骚，见了校长却卑恭曲膝，他本来早就该走了，因为校长有个女儿，还没有嫁人，校长主张她自由恋爱，小王就在学校里处献殷勤，从公务到私事，只要校长的女儿喊一声“小王先生”，扮一个娇腔，什么事都肯做；可是等了好几年，没有等着一个“肯”字，但他还耐心地等着，追求着。小陈是一个乐天知命的“老少年”，二十三岁，天天摇头摆尾，哼哼旧诗，喝喝酒，偶然也画一两幅不成体统的“国粹”画，自鸣得意，跟旁人连敷衍的兴致都不浓厚。小杨二十四岁，刚来的，大学毕业生，教书当作消遣，家里有钱，来了不久就跟校长小姐怪亲热的样子，引得小王妒火上升，两个人一有点小事就吵起来。小赵二十二岁，天真活泼，爱好文学，写得一手好诗，但总是一些微弱的抒情诗，看了叫人讨厌，对待梅华像大姊一样，他爱她，莫名其妙地爱她，有一次他送她一首诗——
“你是——
天真群羊的牧人，
孤舟航行的明灯。
你有天赋的慈爱，
施舍给忧郁的灵魂，
治疗他心坎的创痕。
啊！
谁说圣母不在人间？
你是马利亚的化身！”
她读了，笑笑，善意地警告他：“你的天才用在这方面就太可惜了！”说得小赵脸红耳赤地手足无措，以后不敢再送诗给她。可是他的灵魂终日环绕着她，死死地爱着她。
她知道他爱自己，但他太年轻了，结合起来，不像样子，并且她怕自己衰老以后，有旁的悲剧发生。他没有思想，糊里糊涂，这一点她虽不喜欢，可是还能教导他的，但年龄的相差七岁，好像是个无可挽回的缺陷。小赵的求爱，乞怜，弄得梅华痛苦得很。她需要爱情的滋养，但小赵的爱情是畸形的，没有基础的，传奇式的，不可靠的。她第二次陷入爱情的矛盾思潮中，过了五六个月，最后拒绝了他的诱惑。
梅华最厌恶小丑式的人物做媒，一概拒绝任何人介绍“男朋友”，可是，自己的周围又没有合意的对象，思想相同的只有老沈，但他好像从不想到世界上有恋爱这件事，满脸正经，家里又穷，不康健。她爱他的性格，爱他的思想和道德，但不喜欢他的穷家庭，更怕他的不康健。她和他是好同事，好朋友，但始终生不起爱情来。一年又很快地溜过了，她又没有回家过新年。妈急得在正月半赶上来，在房东太太那里打听又打听，把女儿盘问了又盘问，才放下半颗心惘然地回去。
送去了妈，梅华回到小房间里，独自呆了好久好久，思想把她的脑汁绞尽了，倒在床上不知不觉地睡着了。醒来时，已是晚上九点钟，徐太太们在楼下卧室里温和地谈着，徐先生今天的声音，好像格外地富有男子语调的雄伟的魔力，梅华静静地听着，听着那大提琴似的声音。不久，全屋子寂静了，别人都休息了，她反而精神抖擞地一骨落爬起来，从箱子里翻出好久不写的日记簿，写下这些话：“我三十岁了，如果人生大约六十年，那末我已经活了一半。外国人说：‘人生自四十始。’这话在中国或者不适用，不恰当，因为中国人一到二十五岁，就感觉自己‘老了’，何况三十岁呢！是的，我老了，但我并未真的老。我有勇气，有理智，有识别是非的能力，有果断的精神，就是缺少一些牺牲个人利益的决心。有时，还常常想找寻人民大众之外的个人幸福，我明知道不可能，但还幻想着。这社会展开一幅不合理的图画在每个自觉的女子面前，我不甘心屈服，想奋斗，却从未真正奋斗过，不过把青春蹉跎在矛盾的痛苦生活之中。
睁着眼睛望了十年，所见的妇女生活，尽是一连串的悲剧，我想逃避这悲痛的命运，但又不可能，因为我不愿也不可能再抛弃谋取妇女解放的思想。恋爱好像是去采摘一枚红色的苦果，结婚就是吞下这果实，你不得不强颜欢笑，也不得不从心坎的深处挤出辛酸的泪珠。今年，我将勇敢地恋爱，毅然地吞下红色的果实，如果可能吞下去的话。以上是我的岁首誓言。”
写完了，她重新看一遍，慎重地藏起日记簿。她想：“这是我的恋爱日记。”脸上流露出一阵微笑，好像在打趣自己，又像已经赢得了一个合意的男子在得意。
这一夜她睡得很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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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位女工友的谈话（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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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两位女工友的谈话
作者：小记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的内容大致分为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集中体现了旧社会的苦难，而后一部分则是对斗争的反思。两位女工友互为补充地完成了行文。就个人观点来看，后一部分要比前一部分更为重要。两位女工友通过一个基层提供的视角，对工会的问题提出了批判，说明工会作为一个代表工人的机构必须要体现代表性，必须要民主的结构和普遍的监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工会反过来是要危害工人运动的。
李星按：本文是对两位上海女工的访谈，可能经过了编者的后期加工。篇幅不是太长，但谈了不少事。工资和物价，在今天也是工人最关心的。抗战初期的“劳资合作”，疑似暗指中共当时推动的阶级合作/“民族救亡”路线。也谈到了抗战中期，上海工人为了生存的罢工。抗战胜利的喜悦，被工厂停工的生存恐慌取代，通货膨胀引发的罢工，工会领导对工人行动的把持。都谈了一点，但也都很浅。
值得说的一点，就是工会的民主问题。工人在工会里，常常是消极的，几个头目说了算。工人对会务的消极，由工人在资本主义市场下社会生产里的被动地位所决定，而工会本身，是劳动力市场的议价机关，既然是议价，工人的精神状态也就会跟平时保持一致，也就是消极。只有集体行动的震荡，生活的艰难，生产的打破，比如裁人、关厂，可能迫使工人积极起来。也就是说，工会会员的消极，是他们的阶级身份决定的，一般不会被投票的民主形式所改变。本文旁敲侧击的“工会需要民主”，恐怕还是配合前面指出的，彭述之一方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真民主派”姿态，对工人本身的斗争，包括在工会内推动积极行动的斗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和两位女工友的谈话
早上，送爽的秋风，把晴空吹得比平常更高，一面又把Y君和我吹送到一间狭小的女工家庭。经过Y君的介绍，我认识了这房子的主人，李少英和她的妹妹。她姊妹俩是在一间绸厂里做工的，昨天晚上开夜工，今早回家刚睡了三个钟头，就给我们的敲门声喊醒了。
“真不该这样来打扰人家的甜梦！”我带着不安的心情跟着Y君坐了下来。寒暄之后，略谈了片刻；开始时的不安很快便给她们的爽直和热情赶走，特别是她的妹妹的谈锋，更比我们来得爽利。于是我们道明了来意，请她们从老远的过去开始，把生活的话匣子打开。
“我和她”，少英用手指指比她少一岁的妹妹，开始说：“两人都做了十年左右的绸厂工了。起初，在抗战没有发生以前，我们的工资是计件的，每天总有一元多，遇到小夜班工作十四五小时，而且生活又容易做，我们就时常可以得到二元，但那时东西很便宜，一个人总可以维持两三人的生活，过得还算好……”
“可是，”妹妹打断了她的话，“这情形并不长久呀！‘八一三’以后，很多厂都停了。大约过了两个多月重新开工的时候，物价已经涨了一倍，而工资却没有加，不但生活不易维持，而且找工做也不易了。工友们要费很大气力才得到增加一点工资，一成也不到。那时工会虽然已经有，但加的工资只是连交会费也不够哩！何况工会不顾我们同意与否便答应对厂方让步了。有些平素好像代表工人说话的人也替他们辩护说：‘现在抗战期间，应该劳资合作，谁要求改善待遇，谁就是汉奸！’不错，合作是很好的，但资方根本没有诚意和我们穷工人合作，他们为了发国难财，才需要我们的合作，等到不需要时便把我们一脚踢开了。所以，我们厂里的工友都不满意工会的让步，因为大家都被生活所迫的没有办法，便自己团结起来，罢工了。结果工资增加到二成，我们得到了第一次的大胜利！”
她的红润的脸上浮起了一丝丝的微笑，旧时的欢乐使她的思潮呆滞了一会。
“胜利后可好得多了，”Y君不愿让沉寂来支配我们这个狭小的空间。她的姊姊继续说了下去：
“但我们厂的代表却受了威胁，到‘一二•八’日本占领租界后，所有绸厂便在当天停了下来，老板不发工资，只是每人给二十元叫我们回乡下去。后来同业公会决定一律发给三十元路费，却用卖不掉的衣料来抵付。那时三十元也不过买两斗多米，教我们怎样回乡，回乡又怎样生活？我们有苦无处诉，而一向劝我们‘劳资合作’的人也不作声了。”
“好在不久有些厂复工了，但从前当过代表的很多都给厂方排除了，工人也只能做临时工，还要写保单，不得要求加工资……这时物价天天都在涨，生活苦到顶点，一人做工几乎连自己也难维持，起初有钱也买不到米，每顿吃苞米粉，更谈不到缝件衣裳了。”
“工人在这种困苦的生活底下，可有什么表示吗？”我插进了一个问题。
“工人不能生活下去，当然要迫得起来要求。但当时的代表都采取妥协的态度，幻想汉奸当局来调解、来改善工人生活；所以叫大家捐出很多钱去‘运动’什么‘七十六号’以及社会局等机关。结果差不多每次罢工都失败了，即使偶然加了一点点工资，也万难赶上物价的速度；另方面在日本鬼子和他的走狗的高压下，一向敢替工人说话的代表却不敢露头角了。”妹妹静静地听，好像有点悲愤了。
“那么，忍受不了痛苦的人都要找‘出路’去吧”！我稍为转换了视线。
“是的，有些不耐烦的工友都以为内地是天堂，所以跑到内地去了，但也有些到苏北去的。”
“有没有回来的呢？”Y君仿佛感到兴趣似的追问一句。
“她们抱着这么大的希望去，当然碰了满鼻子的灰；内地也不见得没有苦吃。于是她们失望地回来了。更坏的，有些离开工厂流浪了几年之后，就变坏了，堕落了，她们不做工而做向导女去了，但也偶然有几个嫁给别人做姨太太的。”
跟着，姊姊代她说下去了：
“但变了的只是少数人。我们和大多数其他的工友一样，都在沦陷区工厂中捱过了最苦难的几年。唯一安慰我们的，是希望重庆政府早日反攻，把东洋人赶去，就有好日子过了。好容易等得有点疲倦时，日本投降的消息才传到我们的耳鼓里。”
“这一天，你们该是空前的高兴了！”我仿佛要故意使她们跌入甜蜜的回忆里似的。
“不消说，开始时我们欢喜得跳跳叫叫，生活也没有心绪去做了，晚上放了工大家都到马路上趁热闹，挤在人山人海中看彩牌楼。谁知‘乐极生悲’，胜利一来，反使大部分的工厂关门了。这次停的时间，比抗战发生时停的还要长久，有些厂停了整整一年，现在还不能复工。现在的法币，和汉奸政府倒台时的法币一样买不到什么东西。谁说我们胜利了呢？”妹妹的疑问表现出有点失望的样子。
“东洋人赶走了，失业工人反而更多，那她们怎样过活？”我问。
“那时，她们大都做女单帮去了，现在连这条路也不能走，于是有家乡的回家乡去了，走投无路的恐怕只好出卖肉体，当什么‘神女’了吧”！
“这样说来，可知‘神女’也是失了业的女子被生活逼迫而成的。最近上海和各地方当局都在捕捉她们，而且说要剃光她们的头发才能使她们改行，好像她们愿意做‘神女’而不愿做其他职业一样！这些先生们多么的慈悲！”Y君显然是气得发抖了。
“现在，你们有工做，待遇又怎样呢？”我把头转向了她的姊姊。
“我们的底薪现在是一元六角，每月按生活指数计算。但大多数工友都做不到这么标准的工资，只有极少数偶然超过了，也要靠原料和机子的便利才能够。现在我们除厂方供膳外，每月大约可以拿到二十元左右。但拿它来开销，却比不上战前的工资哩！”
“工作时间又怎样，休息和读书的机会多吗？”
“我们每天工作十一小时半，中间只有半小时是吃饭和休息的。近两月来因为生意好转，我们每星期轮流开夜工了。但以前每逢星期日休息（纱厂现在还是这样），现在却只有每月一号和十六号两天；而且放假应该是工资照给的，现在却比平日减少一元一角，只照五角底薪来计算。你们想想，要休息就要减少工资，工友们自然要顾着家庭的重担而不顾自己的休息时间了。每月休息哪里谈得上读书，所以现在工友们健康一天天变坏，做上几年工，人便衰老了许多，但智识却没有增加，总是睁大了眼睛也看不懂报纸。……”
“不要说报纸，很多工友就是家里寄来的信，也要请别人来读哩！”妹妹忍不住插了一口。
“那样的待遇，可不是违背了劳工法的规定吗？”Y君怪天真地发问了。
“劳工法不过是白纸上写的黑字。在工人表现得没有力量时，资方当然会违背它。”
“他们违背了，你们可服帖吗？”
“当然不。在半年前，全上海的绸厂就为了争取改良待遇，发动了五十多天的大罢工。当时我们提出要求工资底薪为二元二角，按生活指数计算；每天工作十小时，逢星期日放假，工资照给；女工生产期内，按劳工法规给假八星期，工资照给；等等。结果，争持了将近两个月，经过了无数的压迫、困苦甚至流血，才得到资方小小的让步：底薪从二元二角减到一元六角；每月只放假两天，五角底薪计算；女工生产只给假四星期……。这种让步是很表面的，因为第一，工资按生活指数计算，但生活指数的编制，并没有让工会方面知道，每月公布的指数都与实际生活差得很远。东西一天天在涨，而且一涨就是五成或一倍（例如上月的米价），但政府公布的生活指数却只增加了些少。这种指数，无论谁都不相信的。其次，四星期的生产给假，很多厂到现在还没有实行。而且还要特别歧视女工，尤其是结了婚的女工更不肯招请，为的是怕她们生产。这样一来，迫得我们女工为了做工就不敢结婚，不敢生育了。”姊姊如数家珍地说了一大堆。
“你们起初能够全市一致罢工，而且支持了五十多天，这种精神实在令人佩服，同时你们生活的痛苦也实在令人同情。但这样有力量的团结为什么不能争取到多点的胜利就结束呢？”我进一步问。
“这事情说起来又是‘一言难尽’了。最初，全市的绸厂工友都被生活所迫，于是经过民主的方式，一致赞成用罢工来争取最低限度的要求，不得到胜利就不复工。正因为是全体一致愿意的，所以才能坚持了这么久。在罢工当中，工会负责人只顾和资方及当局谈判，而不去争取社会及其他工会的同情和援助，以致斗争变成孤立无力；他们又只顾把大权独揽在几个人手上，而不去征求大多数的意见，以致养成工友们依赖几个人独断独行的坏习惯，不能积极起来发挥每个工友的力量；以致当局把这罢工看作是工会几个人所领导和包办的，于是用压力迫他们几个人叫工友复工，他们也不得不‘遵命’。结果，工会几个负责人开会决定让步，劝工友复工了。照我看来，如果他们不把责任包揽在自己身上，一切都让全体工友自己决定，那当局也无法威迫他们，他们也没有权力决定工友复工的。”妹妹这意见当然也有她的独到之处。
“这么团结的行动，换来那么可怜的结果，真可惜！最先由全体一致赞成，最后却由几个人来决定，真不民主！”Y君禁不住大摇其头起来了。
“是的，我们随时地都听见人家在叫民主，争民主。尤其是工会里的人，更是民主前，民主后，几乎是三句不离民主哩！他们天天都在骂别人不民主，有几个甚至在大家面前表示愿为民主而死，因为他们说：‘不民主，毋宁死’！但正是这些民主先生，一向都不让我们工友过问和自己利益有关的事，不让我们发表意见，有时发表了他们也不接受。我们工友已经给人们养成服从的习惯了，什么都好像只能由别人来安排，不管安排得怎样。难道我们应该这样，愿意这样吗？……”
我看见她的妹妹这种越谈越健，但又越想越气的样子，便中途截断了她的话：
“工会这样干法，工友们有反感吗？”
“大多数人都不满意工会这次的决定，而且渐渐产生了很明显的反感。他们甚至要打倒它，另外组织新的。这意见多少是受破坏工人组织的工贼煽动的。分裂虽然没有成为事实，但几个月完全拒绝交会费的人却有很多。这种不交会费的行动是消极的，而且可能给破坏工会的人利用来分裂工会。工会是我们工人的母亲，是我们工人团结和力量的表现。如果工会今天不能代表工人谋利益，那只是替工会办事的几个负责人做错或做得不够之故。我们工人可以在自己厂内开会提出意见，由厂代表带去和其他的厂交换意见，开各厂联合会议来改组工会，改正它的政策，推选勇敢和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友去负责，这样工会就可以真正替全体工友利益服务，接受大多数工友的一致意见去做了。”……
少英说到这里，壁钟刚敲了十二声，我们已耽搁了她们两个半钟头，而且知道很多事情了。于是便像满载而归的渔翁一样，深深感激地向她们道了一声：“谢谢你们，再会吧！”
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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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万人坑（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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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万人坑
作者：希烈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寂寞地横卧在细长的道旁，
荒芜的废墟，
在黄昏的零乱里，
野气苍凉，寒意沉隐！
行人低压了呼吸，
忽遽走了过去！
秋风卷起丛草底哀愁，
点点流光，悠悠白云！
不知何年——
谁会洒下金钱的饵，
钓来了灾祸，饥馑，仇恨，
养胖了贪婪的豺狼，
伤害了羊羔的灵魂！
肥沃的原野流出了血泪，
让胜利者骄横的狞笑践踏，
使干枯地变成万人坑，乱葬坟！
嘿！这万人坑，乱葬坟，
掩埋了历史上人为的罪恶，
掩埋了人世的同情和怜悯！
没处收容的老少弱者，
带着贫病的伤痕！
慷慨就义的勇士，怀着满腔的悲愤！
没土地没工作的流浪汉，
挂着生活底烙痕！
他们啊！
离开了慈母温暖的爱抱，
走遍了山崖海滨；
掉落了家园的踪影，
失去了生存的权利，
在卑鄙的同类前，
给薄薄的泥土，隔离了人群！
忍让飞跃的热望，
化成飘堕在年代里的风尘！
掩盖不尽的逝者啊！
是谁把你骗到死亡线上？
是谁把你遗弃在荒郊？
你底控诉已响遍了古今远近！
然而，
你底尸骸已和大地连结在一起，
在肥沃的土壤里种下了根！
且让你未来的同伴，
扛起了犁锄，
重新在这荒芜的废墟上，
开垦，耕耘！
一九四六，九，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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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市参议会的成就（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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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市参议会的成就
作者：唯康〔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7期
录入者按：《第一届市参议会的成就》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常见的针对资产阶级主导下的议会的批评：无结果的争辩、过高的预算和捐税、无视民众关心的问题、官僚主义的作风等等，解决方案无非是我们要更“民主”：直接选举、不记名投票诸如此类。其画风与现今在各国议会中扮演着“左翼”的派别相差无几。
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在本月九日开幕，到昨（廿四）日便宣告结束了！在这十六天的会期中，大部份的时间都化费在冗长的报告，以及无结果的争辩上面。虽然在许多参议员的不满质询中，使人可以看到整个社会腐败无能的缩影；但各有关当局对于这些质询，不是避而不答，便是搪塞了事。以致会议场中时常显得冷冷落落，时常到开会时间也不足法定人数，总要等上二三十分钟才勉强凑足多数。光从这种表现看来，上海人民对它的热望已经冷却一半了！
进一步来看，这次参议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审核市府的预算。这预算数目委实惊人，下半年度支出八四七亿元，除收入外尚超过三百多亿元；均分起来，每个上海市民半年内便要负担二万余元。而在这个预算中，行政费（公务人员生活费）竟占了四四六亿，为收入预算五百余亿的百分之九十弱。因此，引起一部分参议员认为这预算案不够完整，只有数字而无工作计划，显然是先有预算然后规定计划，不能代表实际需要……。但经过“无法精密的短促时间”审核后，只将原有岁入增加三十七亿，岁出减少九十二亿元便通过了。不足的数目（二百多亿元）由市政建设捐及娱乐捐等来弥补，而这项巨额的市政捐，却要房客——绝大多数上海市民负担百分之八十（一部分人曾呼吁有房产的参议员应牺牲“小我”利益，但没有用）；对于可以而又应该征收的地政捐，反借口土地总登记未完成而不征。结果差不多全部捐税都落在一般中下层的市民身上，而这些昨天以“谋全体市民福利”为“竞选”口号的“公仆”们，还要通过“市府应饬主管局努力督征”哩！
“民意机关”虽然叫市民们承担了如此巨大的捐税，但对目前上海市民最感不安的失业、房荒、交通阻塞等问题，却没有而且也不愿加以解决；反之，他们所最感兴趣的却是：跑马是否赌博因而应否恢复，以及限期检举汉奸这一类的问题。经过了无数的激辩后，前一问题在大会中无力解决，要“请示中央解释”；后一问题则为经济汉奸“网开一面”，通过了，逾越检举期限以后，他们就不是汉奸了！
四个多月以前，我们在“如此民主选举”一文中，已经指出这个“民意机关”是怎样产生的了。它今天第一次“问世”就把原形毕露，在我们看来一点也不稀奇。如果人们要想把上海发展为现代化的大都市，要替全体市民谋福利，那只有经过直接平等和不记名投票的普通选举，产生全体市民所自行推选出来的代表所组成的市议会，才有可能。不然，什么“公仆”，什么“民意”，都只是骗人的空话而已。
（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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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水厂的面面观（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汽水厂的面面观
作者：维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本文写是汽水厂工人的生存状况，作为常常被大众视线所忽视的地方，工人的条件也同样困苦。女工们需要忍受的不仅仅是整日泡在水里的工作，同时还有监工的调戏与老板的严苛。最后文章也做出了血泪控诉：汽水使人喝了清凉，谁人曾想这也是工人的血汗之水呢?
李星按：白手起家的土老板，生意做的比较顺，及时享乐。工人工资低，生产环境差，敢怒不敢言。管理“监工”穷凶极恶，占女工便宜……很有二十多年前珠三角工厂的气味。
本文结尾照例八股一句“打的兴高采烈的内战”，引导读者“要民主要和平”。从彭述之一方来说，这结尾算政治过硬的体现吧！
汽水厂，只是两间平房，里面装设一些机器——从前是没有，现在才添置的——和别种工具之外；还摆列着水缸，瓶架，箱子等许许多多的东西。简直把两间房子塞得满满的，没有一点空隙。
厂的历史虽然说不上悠久，可是也有十年的岁月了。在这段期间，，它是十足的飞黄腾达，成了暴发户的幸运儿。因为在开始时，只占据一个小的客堂间，而老板，经理，厂长，工人都是由一两个人包办的。其后，汽水的销路一天天多起来，厂务也一天天繁杂了。于是增料招工，场地由客堂而扩充为两间房子，人员由一二个而增加至二三十名了。从前是三轮车送货的，现在是「道奇」的大型汽车了。
这一批人员中，除了老板，建工和掌机器及送货是男性外，其他都是十八岁或二十二岁的穷家姑娘。她们的工作是洗瓶。工作的时间不但由朝至暮，而且是一个月有几天就得做几天，永没有放假休息的机会。至于她们所得到的酬报，每个月只那么可怜的三四万元。她们的工作即是洗瓶，那就整天和水结了不解之缘。这在夏天，倒还没有什么损害，但到了冷天，那冷水就冷的难以忍受了；因之生冻疮，手肿脚烂的事就接连而来了。这种苦头，只有自己闷在心里忍受，老板怎能来怜悯呢！
在营业方面，这个厂正得了生意鑫隆的幸运。因而钞票便麦克麦克的投入了老板的袋袋，工人照例是没点儿好处的。所以那个从前曾经身兼数职的老板，现在固然是满面笑容（对待工人却老是用严厉的颜色，摆老板的臭架子），沾沾自喜了。而穿的是漂亮的洋服，吃的是精菜美饭，那是不在话下的。
对待工人，这个厂当然不会有仁慈；相反的，而是不可名状的刻毒！工资少，也许是到处如斯。但那位监工先生，却真个啊要吓煞人。他的一副尊容，和科学怪人卡洛夫的面孔恰是一模一样：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儿温情。别一个监工对于羞耻或许还有些知觉，在他却似乎若无其事。每当他高兴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随便向哪位姑娘调戏一会后，才得意的眯着一对怪肉麻的眼睛走开。
姑娘们，照例是敢怒不敢言的。虽然三四万工钿一个月的事唔啥做头，但是在这个农村破产，内战打的兴高采烈的年头儿里，正是活不得，死不得，哪才有办法不「将就」点呢！
唉！汽水！汽水！饮的人是清凉解渴，哪知它就是汽水工人的眼泪和血汗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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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米潮（温州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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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米潮（温州通讯）
作者：沈念〔周仁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第一次录入这类文章，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过去所读的“官样文章”中固然也有反映民众反抗的内容，但该类文章大多突出描写其中的“领导中心”（通常是某一政党及其外围组织的一二名成员），以及对抗中敌方的暴行详加痛斥，最终描绘出得出民众团结于××旗下一致对敌的宏伟壮观，却也空洞无物的画面。但对于民众具体如何行动，参加者的职业、社会阶层往往不着一墨，省略这些具体过程。而本文摒弃了口号——，原文中没有一处生硬的“分析”；也没有沉溺于夸张煽情（如鲜血横流，如何如何惨不忍睹），只是平静的陈述了军警在某地开枪，多少人遇难，民众对此反应如何等等。窃以为这正是这类通讯的价值所在——总结经验，启发读者，为有意者提供指导，而不是充当精神鸦片。
群体性事件往往会发生附带伤害，即愤怒的民众不能完全保持理智，伤及“路人”。官样文章对此类事情都是加以回避，力图塑造一个纪律严明如一人的反抗者圣象，偶尔提及也是为了体现领导者令行禁止纪律严明。但本文如实却通过记述民众从失望到绝望，运动中群众愤怒与暴力不断升级的整个过程，并没有回避民众在愤怒之下对暴力的使用。同时，也没有站在道德高地上对暴力的外溢加以反对，只是如实陈述的同时表达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情绪。真实是这类文章的价值所在。）
经受了战争长期破坏以后的中国民众，曾把幻灭了的希望，从新寄托在战后，寄托给胜利。人们，总以为战争结束了，胜利获取了，政治可以清明，经济可以繁荣，因而也就可以久远的享受“民主”，“自由”，“和平”的“天国生活”了。然而自“日帝”投降刚刚十个月以后，虽然又临到了“满园石榴”的时节，人们的心头却永远掀不开那张古色而沉重的铅幕。战争的恐怖依旧严重地在威胁着；通货依旧在膨胀着；物价依旧在上涨着；所谓“胜利”，并没有带给人们以新生的希望，恰恰相反地，它却带来了更深的痛苦与更大的绝望。如果人们并不是朝着幻灭的方向走，人们便得为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寻求新的出路。于是，他们奋起了，罢工了，愤怒与反抗的声音响遍了全国。就在这遍国反抗声中，在浙南的一角，一个已经十足都市化了的海城——温州，迸发出了一次战后空前的大米潮。这自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但偶然的是：那些高据在政治宝座上的统治者，似乎灵感到了：把它与十八世纪法兰西大革命前夜的民众暴动相提并列起来。这显得事情并不十分简单，而是值得人们寻味的社会问题，不，是带有充分象征意义的民众运动了。
在六月初头的那些日子里，太阳高高的悬挂在蔚蓝的长空。以沙哑的“知了”衬托着火红的石榴，这是初夏的一幅最恰切不过的自然水彩图画。今年气候并不热得很早，这几天，却不知怎的，气温突然增高起来，人们在呼吸机能上忽感到很迫促，正好配合着他们生活上的紧张。前几天，地方报上接二连三地登载着，军粮要加紧征购了。瓯江口外碇泊着好几条自敌伪接收过来的船只，它们准备着，自乐清到平阳一带，把积累着的军粮清理一次。这消息，像枪声般地，震惊了每一颗心房。米价即刻在转动，那个在二月间人民以战斗的姿态而获得的胜利品——民食调节委员会，也宣告“平粜”米源枯竭了。米价很快地从每千元八斤向上升，六斤，五斤，四斤。市上的米贩早已销声匿迹了。那些升斗小市民们，家里烧着火等米下锅的，紧握着一把把钞票，在街上乱跑。这是十分可信的，他们被决定了是绝望挨饿。妻在怨骂，孩子在啼号。但是，没有到最后一分钟。善良的民众，还是把一线的希望寄托给“忠实”的民食调节委员们：那些大亨、巨头、地主与绅士；凭借着他们自发的慈悲，无上的威望，来解救一个社会的危机。但是鬼会相信这个。大亨们等的能事是借用名义，借用那个民食调节委员会的名义专干些贱买贵卖，营私舞弊的勾当。愈加深了社会危机，迫使人民大众临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他们愈加丑恶地刁诈地运用他们的伎俩，企图使民众信赖那些糖衣裹的毒菜，使民众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欺骗。米价依旧在转动，四斤，三斤，两斤……饿神依旧在翱翔，民众们菜色的脸庞上，写着内心油煎似地激动，只消稍具历史经验的人，便会从他们痛楚地颤动着的筋肉间，读出了这无声的预告：明天将会是反抗、控告、愤怒发泄的时候了。
六月八日清早，街道上异常洁净，没有浓密的炊烟，没有卖油条孩子的声浪，也没有车夫苦力的影子。视线可以从巷头这一端穿到巷尾那一端，很少有行人阻碍。太阳慢慢从树梢头爬上去，岗警肩上的刺枪开始发亮。菜场上冷落着，主妇手里的空篮只呆望着屠宰老板出神。
“人们到哪里去了？”敏感的人会提出这种问题来。答案并不需要诺言。那些——那些“要籴米吃饭”的人，午夜里便集中到有米的地方。米铺与食粮公司的门外，人头在蠕动着，枯瘦的手，交相的挥舞；有孩子尖悲的声音，有老人的咳嗽；年轻的使劲地挤在队伍的最前列，半病的妇人在隔缝里绝叫；纷乱与嘈杂。但是，米厂老板与公司经理，似乎有计划地与苦难的群众开玩笑，铁门在最惨痛的哀诉声中关上。一阵疯狂的绝望的嘶吼之后，民众擒着牙根走开了。于是，美丽的城市开始披上一件异乎寻常的恬静的外衣。太阳更慷慨地发送他的晶亮的光辉，“知了”更沙哑地唱，石榴尽管红着，早晨的全部时间便沉沦在这深刻的讽刺画里。
午后两点钟，三五个独身汉鹤立在“破衣碎”的孩子群中，首先在最市中心区的四顾桥出现，党旗插在油箱里，木棍当做指挥棒，即刻便聚集了大批群众。拖地的油箱亮起了“啷当”的声音，接着便是鞭炮，呐喊。同样的光景使人们记起了四个月以前恐怖的经验，店门飞速地架上了锁，人力车板车避向小巷。浪潮急剧地冲开去，各处街头都自动地结集了小孩、车夫、工友、店员、伙计、学生、保甲长。人潮愈来愈汹涌了，情绪愈来愈疯狂，报复的心理，电流般地，贯穿了全体群众，似乎有计划地即刻展开破坏运动。米厂米铺被捣毁，不服从群众意志的商号被袭击了。一支人潮流过了五马街，即刻流到了府前街，从打锣桥又转入了大街，一直向北门流去。瞬息间，柴片巷潘源茂行被包围着了，群众把沉积着的愤怒首先发泄在堆在门口不及闪避的面粉袋上，面粉像雪花样地飞。三两个汉子首先用铁条捣进了大门，孩子潮涌般地滚进，杂粮槐豆都给群众抄出来了，店主潘润卿子媳妇卧拥室内的大橱，玻璃家具都不能幸免破坏。群众发泄了一次，更失去了理智，半小时以后，又捣毁华隆行（水门头）。全城痉疠地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县府与专署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民众〔食〕调节会的委员们也匆忙地出席了。
一个实业界思想最灵敏的代表，严肃着态度起立发言：“我们即刻要积极地帮助他们解决食米，因为，这并不是单纯他们的问题，明天就会变成我们自己最严重的安全问题了。”
专员直率地说：“他们的行动已越出了国家法令，危害到社会治安，我们必须立刻派兵，制止骚动。违者格杀勿论。”
保安司令部在专员指训之下，成队卫兵出发了，值警在街上巡逻。但是，群众并没有关心这些。五马街口变成了细流的总汇，立刻宣布全部商店关闭。板车经过时，货物被推下在地，车胎内的气给放掉了。好些民众还暗藏着剪刀，灾难便降临到烫发女人的头上，以及那些最时髦太太们的艳丽衣服。
太阳收住了足，蝉声打了寒噤，火红的石榴消融在暮色苍茫里，时候已经是晚风拂拂的了。忽然，琴声夹杂着锣鼓，从远处的咏霓舞台传到了还没有散开的群众队伍里，群众即刻被激怒了。不管戏院里事先已有周密的戒备，也不管加派的卫兵荷枪实弹，热烈的情绪驱使大家向戏院里冲。枪声响了，一阵骚动。两个温州中学生受伤倒地，群情更愤怒了，愤怒达到顶点。他们大声高呼着：
“反对军队打死人！”
“我们没有饭吃，把看戏的人拖出来打。”
不久之后，七百个温中住宿生团团地围住了咏霓舞台，成千的罢市群众结成了外围。戏院门口军队早已密布着岗位，二部机关枪构成了战斗阵地，准备厮杀的样子。温中学生极力保持着平静，避免正面冲突。他们，搜索着从后门捣进，两个学生代表登台演说：一面责备戏院不顾情势，军队开枪射人，一面力说保卫观众退场。但是罢市的群众的愤怒却似乎正欲寻求新的对象发泄，瞥见了观众中一个兵士挟着女人，愤怒之下，连声喊打，兵士被殴受伤，女人裸体逃走了。此外，一切奇装艳服的观客，都成了群众攻击的目标。
那天，一直到午夜，疯狂的城市才进入安眠。
九日，专员公署与参议会安民的通告都出来了，但是广大的饥饿群众并不理会那些不能兑现的支票。他们最感到兴趣的是——米，是便宜的米。为了要满足他们最迫切的生活要求，他们冒着一切生命的危险，冲到了有重兵戒备的馒头巷，即刻包围了食粮公司，准备夺回补给给司令部的军粮——这，群众们最切齿痛恨的，但又是他们自己血汗的军粮。枪声又响了，七八颗子弹飞向天空，一个少年倒地，四人受轻伤，然而群众并没有被惊散，争生存的强烈欲望增添了他们的勇气。警察、特务、军队、监狱、决不能镇压民众的反抗情绪，如果民众自己真的起来了。
温州米潮，已经使人们认识了自己，暴露了官僚制度的无能与腐化。在饥饿贫穷中，人民开始抬起头来斗争了。它的解决，只能靠人民的团结力量，孤立的斗争是没有前途的。
编后
令人兴奋，亦值得兴奋的是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底下，已挣扎了半年，我们是一小群年轻的朋友，然而我们有追求真理的热情，发表自己意见的欲望，因此我们集聚了一点点人力和物力，我们大胆地创办这个刊物。半年来，证实我们的力量没有白费，我们结识了更多的朋友，我们自己亦进步了些，我们应该高兴，亦值得高兴！
我们刻苦自励，我们都是“无名小卒”，半年来，在追求真理，反映现实的原则下，不管作者是否有名，是否认识，只要篇幅允许文字通顺，总是来稿必登的。我们确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使它成为真正的“公开园地”。这已有六期摆在读者面前，替我们作证。因此，我们不嫌厌烦地向读者要求来稿。
这一期，收到的稿件特别多，好几篇只好留在下期发表，在这里应向下列诸公致歉：香港的樵子先生，及尼宁先生，小桥先生，维汉先生，罗夫先生，蓝天先生，华贝先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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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与职业：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三次座谈会（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青年与职业
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三次座谈会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青年的职业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办法受到自己的控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于贫穷的厌恶仍然是推动年轻人找工作的主要动力，家庭和社会也在为青年人的职业道路摆好了路标，去成为他们所希望的样子。因此，从某种道德说教一般的角度要求年轻人去选择符合事业的道路——然后又“辩证地”来一句“找坏工作也不是不行”——自然显得枯燥而不接地气，事实上，年轻人可能更希望的不是听你讲“要去找一个好工作”，而是希望听“如何做好一个坏工作”，在黑暗中保持希望，这才是值得一谈的事情。
主席华贝
出席者华贝等十九人
日期八月十八日
记录卫星·唯康
讨论提要：
一职业与事业
二职业与青年
三就业与失业的原因及后果
四理想职业与现实职业
五合理职业的创造
职业与事业
卫星：我们普通看职业是属于个人的生活手段；事业则是指谋求社会的改造来说的。
应澜：在整个人生过程中，职业是暂时的，事业是永久的；前者随着生命的结束而结束，后者却是延长到肉体死后很远的将来。
唯康：职业是生活的手段，事业才是生活的真正目的。比方说，现在从事低位职业的小店员或者茶役等，很多人都有他自己的远大目的，即准备从事的事业；有的想发财，也有的想改造社会。事业虽然各有不同，但把目前的职业当做一种生活手段，借以完成自己的事业，这看法差不多是一致的。
蓝天：职业是解决个人的问题，事业却是解决社会集体的问题。但解决了社会的集体的问题，也就把个人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不能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
华贝：就个人来说，职业乃是生活的一种手段；但是人是社会的动物，与别人发生各种关系，就像是工人和厂主的关系便是。这在客观上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带有维持整个社会消耗的作用。真正有益的事业应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
小桥：在现社会里，事业虽然带有理想性，创造性，而职业却是现实的，受着各种条件的约束和牵制。
刘毅：一种职业离开了事业的指针就等于船没有了舵，所以它应该附属于事业之下。
华贝：职业本来没有什么荣辱的标准，但在目前的社会里面，荣辱的界限却分得非常清楚。
旭东：职业和事业，在某种社会中是分不开的，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又很难一致。例如办农场是一种生产事业，在农场里做一个会计却是一种职业；办学校是一种文化事业，在学校里当教师却是一种职业。在任何生产机关中，从工人到经理，在任何学校中，从校役到校长……凡是参加各种事业部门的工作，依靠薪水来解决个人生活问题的，都算是职业。
从事业的角度来看，经理本身就是股东，所以事业与职业没有分离开来；工人或店员则不同，他们完全是为了薪水而受雇。在学校方面，很多校长都是事业和职业相配合的，但当教员或者校役的却只是为了职业。其他的生产或者消费部门都是如此。在封建社会里，小农和小老板，事业和职业是相互配合的。但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因为生产机关为少数人所有，便发生了职业与事业的互相脱节，互相抵触的现象。
工人的生产，并不是归他自己来享受，而是受别人剥削；资本家雇佣他们是为了剩余价值，为了赚钱的目的。因此在工人方面才发生职业与事业完全分离的现象。在现社会里，广大的人群都靠职业来谋生，于是他们的事业和职业有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分离的，矛盾的。这是现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但到了未来的合理社会中，就没有这种职业与事业分离的现象，因为那时，一切事业都是社会的，人认为社会的事业而服务而工作，因此也就无所谓职业与事业之分了。
在现社会里，职业有高下之分，主管不能否认这种分别。经理与茶役截然不同；而教员的较容易保持某种清白，而在交易所任职的却容易变坏；工人是清白的，工头则是资方的走狗。不懂得这种分别，就不能选择各种职业。我们宁愿做工人，但不可做工头；宁愿做使役，但绝不做刽子手。一般地说对于职业应该选择什么可以做，什么则不应该做。
事业这东西，并非完全好的，办学校开商店可以是事业，但开交易所，舞场……人们也谓之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有千百种“事业”，但某种对社会有进步作用，某种则是腐败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我们必须分析事业对社会的关系，然后加以选择而从事。
许许多多人把职业和事业混在一起，有的想找海关等的好差事，又有的想找国家银行等的金饭碗，他想以此向上爬，以此为一生的事业。但大多数都爬不上而跌的很痛，很苦恼。而进步的青年却不是为生活而生活，他们需要干有价值的事业，选择那些与事业相适合的相接近的职业来做，最少也不能让职业妨碍了自己的事业。
职业与青年
小桥：青年跑出学校，除了少部分有钱的公子哥儿以外，大都要找职业做。但很多青年没有经验，而在学校经验中又受到打击，感到无限的痛苦。
唯康：职业对青年的影响实在太大，就我以前任职钱庄的经验说，有很多本来很城市很纯洁的青年都渐渐给影响而变坏了。他们整天都给钞票盘踞着脑海，没有心绪去进修，诚实地变成了虚伪，纯洁的变成了市侩，干冒险的投机，过腐化的生活。很少人不受这种坏影响！
卫星：我有个朋友在某财政机关做收银员，半工半读。虽然他的家庭负担很重，入息又微，但他不愿和其他“找外快”的同事们同流合污。结果，他这种清高使得他更加痛苦，更孤立，人人都歧视他，不和他合作，最后是被迫辞职了。
根流：在各个官僚机关中办事的人，有哪一个不是随波逐流的呢？有为的青年，在外面还可以干一点事，批评几声，但在那些官僚机关总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应澜：就我所知道的大学毕业同学中，有些学工程的，现在都到救济总署或其他商业机关做事了。他们所学非所用，没有办法找到自己擅长和愿意做的职业。
华贝：像上面所说的，职业对青年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很大，他能够推动社会前进，也能够使青年不得不出卖灵魂，背叛人格，抛弃道德。不管人们的主观怎样善良，但也很难不受影响，终于堕落。起初，他把它当做简单的生活手段，但久而久之，影响更大，理想给它磨灭了，消耗了。职业和理想的距离就这样越来越大。
旭东：根据上述的经验，即使在现社会里找到职业也是矛盾的。坏的职业使人堕落，使人的德行毁灭；不堕落的就被排除开去。这一切，更使年青一代感到痛苦，因此年轻一代人的真正出路只有共同努力来改革这个腐败的社会制度。在现社会制度未改革之前，青年对职业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把职业看做生活的手段，按各人的实际环境和具体条件去找，在消极方面要不损害自己的人格，积极方面要帮助自己的上进。在交易所和商店两种职业中，我们宁可选择后者，因为前者整天都是投机的事情在诱惑人们；但在商店和文化机关两者之间，我们也应该选取后者，很为这种环境对我们的文化修养较有帮助，和我们的志趣较相投合。
其次，找职业最好能找与群众和文化相接近的。但在无可奈何时，就是较坏的职业也不得不迁就。不过，在坏的职业，即在坏的环境中，也必须深深警惕自己，设法抵抗坏影响的侵袭。
就业与事业的原因及后果
唯康：生产技术一天天地进步，人力一天天地被机器排除，社会生产出来的东西愈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贫穷和失业的队伍也愈发扩大。所以失业和战争的原因一样，是由于生产机关的私有化。而在目前中国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却主要是由于关税不能自主，外货的倾销，促成了中国原有工业的崩溃，所以失业人数更加增多了。
华贝：资本主义有它自发向上发展的阶段。也有它衰落的恐慌时期。无政府的生产使销路迟滞，工厂部门，失业增加；因而引起各种罪恶现象，纷乱和痛苦。
卫星：现在社会上所有的阴暗面，可以说就是由失业所造成的。
旭东：在资本主义社会往上升时，一般来说各种人群都可以找到比较满意的职业，比如小手工业者破了产还可以跑进工厂做工人，男女都一样，失业的人较少。担载资本主义社会里，却经常总有一种产业后备军，某一时期的产业繁荣虽然缩小了它，但当恐慌的时期它的队伍就跟着扩大了。到了资本主义的衰落时期，如第一次大战之后，英德等国便经常总有几百万的失业者，这是前所未见的。每个人都感到就业是一件难事。
就中国来说，她是一个农业国，尤其是最近百年来，受了确实“物美价廉”的外国货入侵的破坏，她的原有的旧式工厂都抵抗不住了，崩溃了，失业的人便特别多起来。在帝国主义商品侵入中国以后，中国的流氓土匪和娼妓特别多，原因就在这里。
流氓土匪和娼妓都是事业而造成。中国人一般都贫困化了，找职业的更多，供过于求，便发生了竞争，即使是更苛刻的工作条件也有人争着接受。一般官吏或者公务人员日趋贪婪，为的是明天饭碗难保，多刮些则少饿些。所以贪污猖獗也是贫困的的罪恶后果之一。
中国经过了长期的战争，工商农业都被破坏了，外国商品源源而来，以后的经济恐慌更大，失业者更多，就业的条件也更加苛刻，贪污土劣也更将乘机抢掠，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这就使我们深深感觉到：如果社会不改革，那么除了极少数人外，大多数的青年便不是陷入饥饿的死亡线上，就是不可免地日趋堕落和毁灭。懂得这一点才懂得青年使命的重大。
理想职业与现实职业
刘毅：理想职业是最高尚的，因各人的志愿而不同，但它很难得到。反之，能够得到的现实职业又往往是不合理因而是苦恼的，距离理想的太远。
小桥：两者在原则上应该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却不得不分开。
卫星：理想的职业和个人的能力，学识，与兴趣相配合，现实的又不可能达到这一点。只有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才能产生出理想的职业。
华贝：人在学生时代，总要天真地幻想各种理想的职业，而所学的不能用在所找到的职业上面，物质条件又限制了理想的发展。
旭东：所谓理想的职业，并非指未来的美满社会，而是指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的，能合乎他的个性和志趣，能发挥他所学的机能，便是他所谓的理想的职业。超过这限度即没有理想。这可能性很小，但并不是没有。化学人才到工厂去，作家到文化机关去，可能的。但找不到而改行，虽然痛苦地违反己愿，但为了生活也不得不接受——只要不超过妨碍自己的事业及影响德性这一原则。
合理职业的创造
应澜：要解决理想职业的创造问题，不能单从个人，而必须从整个社会解决起。
华贝：合理职业既然是要按每个人的个性，希望和能力去发展的，那就不能在目前的不合理社会内解决。中国大多数人受压迫越厉害，则谈合理的职业更难。合理职业的创造问题，也就是新社会的创造问题。
旭东：说创造某些个人的合理职业许是可能的，但一般来说这却是整个社会的改革问题；一般人在目前不但不能创造合理职业，即要寻找一个职业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很不容易了。
可是，要改革社会就必须尽可能获得一份职业以维持其生活。因此除不断学习那改造社会科学知识之外，还要注意两件事：一是学习就业的机能；二是对职业也要负责。没有相当的机能，是很难找到相当的职业的。找到职业，如果不负责任，也要容易失掉职业，至少在私德上也是说不过去的。比方说，当教员的必须尽可能给与学生以知识，不随便迟到或者缺席。只有认真负起教学的责任才有资格说话，且说得更响亮！对现在职业不负责任的人便要被人轻视，便找不到较好的职业。学习生活技能，做事负责，这不但对于寻找较合理的职业十分重要，就是对于进行社会的改革事业也是有帮助的。
总结起来说：在现社会里，不但职业与事业脱节，而且职业还是极不容易寻找的。我们必须懂得，职业问题也是现社会里的社会问题之一。青年人必须以事业为主，尤其应该以改革社会的事业为主，职业不过是一种维持生活的手段。青年人不可只为职业而谋职业，应当为着事业是一种维持生活的手段。青年人不可只为职业而谋职业，应当为着事业而谋职业。因此，在谋职业时，必须在可能范围内加以选择，务使职业不至于妨害到自己的德性和事业。最耗时使职业能有助于德性智识的提高和事业的进行。在谋生最困难的时候，当然对于选择事业的条件要降低，但无论如何不可使职业伤害到自己的人格和违反自己的事业。在这个腐败的社会里，一年到头为职业而担心的青年一定是痛苦的，但为了一种崇高的事业，那职业问题就变成次要了。青年最大的荣誉和最大的兴趣，必须从崇高的事业中去寻求，而职业只是维持自己生存以便达到其崇高事业的完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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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向」以后（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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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向」以后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李星按：竹云龙的文章读起来就舒服多了。但是竹云龙50年代死在监狱里，刘乃光在香港“代表第四国际”活到了八九十岁，这个反差，恐怕并非偶然。
沈志远也是读者的老熟人了，上台鞠躬……20世纪主流共产主义的自己打自己脸，前后矛盾互相否定但永远正确的“路线”，是保留节目。老地下党、“党的经济学家”沈志远在抗战期间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鼓吹宪政、民主、新民主主义、“经济民主”、“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等等，自然是奉旨放风，但显然也表达了他本人的真实想法。
竹云龙的分析，除去当时的某些局限想法，比如资本主义没有继续改良的空间，还是打中了沈志远代表的主流左翼的痛处，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
但沈志远们还是会继续为阶级之间的和平共处而奋斗……直到他们与资产阶级一起，被工人阶级埋葬。
一
二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后果是：全世界人民的死伤破产流亡；少数金融寡头的暴富；美帝国主义的独霸世界，且以原子弹为军事武器，以金元外交为经济武器，以「联合国」为政治武器，美国正在逐步实行并吞世界的计划，更不惜以发动第三次大战为威胁。
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失败，极权政治的表面改良或覆灭，并不能说明那三个国家已经成立了新的经济制度。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整整一年，全世界人民的痛苦日益加深，动乱日多，恐慌日重，旧的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毫无出路的死巷。这除了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的绝不能改良之外，更以事实证明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动性——帝国主义性。
在旧世界毫无出路的今天，有一个以马克斯经济学做踏板的人，正在创造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混淆事实的本质，以形式逻辑的强辞作论据，企图从根推翻资本论作者的结论。这位先生就是沈志远先生——「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宣扬者。
我们在上期，《青年与妇女》，已经略略介绍了沈志远先生的「经济民主化」的理论，他曾经主张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只能略加改良，不能改变制度。
但在第二期的《理论与现实》双月刊上，我们又看到沈先生的大作「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向」，该文指出美国资本在二次大战中曾发挥惊人的能力，大战后统治了苏联势力圈之外的世界政治与经济，且作一结论：「不管美英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想用种种改良政策来挽救资本主义的沉疴和缓和它的矛盾，但是由于独占资本主义的基础依然丝毫未予触犯，国内经济和政治的无上权威依然为极少数财团所操纵，国家的一切重要政策依然都以独占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归宿，一切对外政策所遵循的，依然都是帝国主义的方针；……资本集中和发展不平衡的趋势更因这次战争而加强，特别因为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体系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决最后胜负的地步；由于这种种事实的缘故，今后世界资本主义底景气前途，决不会比战前更有光彩，而只会更暗淡些。」「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资本主义世界又将寒热病式地不断遭受恐慌和萧条的光顾，而社会主义的国家，则又将不断地欣欣向荣。」「东欧各国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类型，……随着国有部分经济的加速发展，……这些国家经济必将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
在此，我们看见沈志远先生从一般资本主义改良论调——「经济民主化」，发展到特殊的资本主义改良论调——「新民主主义经济」。且并未声明昨天的意见是否必须更改。
显然的，沈先生已经对他所颂拜的「民主巨人」罗斯福的「新政」，以及英帝国主义的经济改良纲领，表示失望了。因为这种改良主义「只能相当缓和资本主义矛盾于一时，却并没有触犯独占资本的根本利益。更谈不到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身。」（见同上文）
但是，沈先生并未走出改良主义的泥沼，不过把他的思想弄得更混乱吧了。
二
「解放后的东欧和南欧诸国——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原来都是资本主义低度发达的地域，……人民大众，在苏联强大红军的积极帮助之下，驱逐了纳粹侵略者，……建立了代表自己利益的新型民主政权以来，……民主人民政府所实行的最重大的经济改革是土地改革。……另一重大的经济改革是在工业和金融方面。……没收那些与德寇合作……和德寇在那些国家所建立的企业。同时，战前亦为国家所有的那些企业，……新政府仍旧收归国有。……波兰的大工业，交通事业和银行，均已收归国有。捷克斯拉夫底国有范围，包括一切大银行，煤矿，冶炼业，化学工业，及最大的玻璃工厂……国家在对内对外贸易中掌握领导权，……」「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型类，……还是循着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路线进行着的，作为一种生产方法来考察时，……本质上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而尚非社会主义的；……」（见同上文）
造成东南欧经济的「特点」的原因，是「强大红军的帮助之下」「建立了」「新型民主政权」，这许多「人民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局部的工业金融业国有政策。
换言之，如果没有红军的帮助，其他各国就不能实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更不可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结成了密切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摆脱了外国帝国主义的羁绊，……」（见同上文）
战后，「中国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我们也可以从此略略明白其根本原因：美国主张中国应该门户开放，苏联及中共主张「新民主主义」。
因为「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体系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决最后胜负的地步」（沈志远先生语），所以，红军占领区即有「新民主主义」实现，英美占领区亦联合行动，「再三申明德国的经济统一……是为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藉以排斥苏联，关于波茨坦会议规定消灭纳粹工业托拉斯一层，竟一字不提。」（八月廿一日文汇报）所以，和平会议之中只有永无休止的争噪；所以，美国非但不肯公布原子弹秘密，还在全世界设立军事基地，最近一方面派舰队访问地中海，一方面在北极加紧演习，又公开反对苏联在欧洲的「铁幕」，与英国联名通知苏联不得修改蒙得娄条约；换言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矛盾已非常尖锐，世界资本主义不消灭社会主义苏联及其「新民主主义」势力圈，则全世界一定走向社会主义；前者以三次大战的对苏胜利为必要条件，后者以在各国发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为必要条件。
可是在如此尖锐的新旧制度对立的现阶段，沈志远先生一方面以「独占资本主义——一般地削弱了」来自欺欺人，一方面又描画出一幅两种制度长期和平相处的幻景，附带添上一种「新经济类型」的滑稽画，得出资本主义「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的结论。
二次世界大战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发动独立运动，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威胁日益严重。苏联才为自卫计成立卫星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经济」，迁就卫星国的资产阶级，企图以强制方法镇压阶级斗争，但又以各种政治经济条约来束缚各卫星国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苏联又以全力加紧进行新五年经济计划，企图在一二十年内赶上美国的生产水平，以便应付未来的三次大战。
因为苏联无意立刻挑动三次大战，所以不敢在占领区内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变革，只能加以局部改良，加以多方控制，静待世界局势的变化。
「新民主主义经济」集中大工业大企业在政府官僚的手里，一方面按值赔偿资本家，一方面严禁工人的任何斗争，形成表面是「过渡的」实质上是另一种形态的独占资本主义机构。这是希特拉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复活，它如果不经过政治革命，不能转变为社会主义，如果长此以往，在这基础上可能培养出新的法西斯暴动。
三
某一国家的政权，愈直接干涉经济生活，愈表示出该国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或军事的威胁存在，这种威胁有时是外来的，有时也是内在的矛盾。
苏联如果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那末，阶级消灭了，建基于阶级对立斗争之上的政党，政权，以及一切国家机关，就要在阶级消灭的过程中自然地逐渐淘汰，退化，死亡。
为什么苏联今日还存在一党一领袖的专政呢？因为社会主义并未在苏联「最后地完成了」，并且，社会主义不可能在某一国家内单独「完成」，因为经济关系是世界性的，两种根本相反的制度绝对不能长期并存，更不可能不经战争和革命就改革某一国的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
苏联在备战时期（即沈志远先生脑中的「和平时期」）以及在战争期中，国家机关支配了全国的经济，执行「一切为了战争」的强制性的「计划经济」，轻工业的发展，远落在重工业之后。二次大战后的新五年计划，更是如此。我们已从报纸上看到，重工业数字在增加中，与目标相差不多，部份的或「超过」目标，但对于房屋建筑及其他有关民生的日用品工业，生产率仅达到目标的百分之二三。目前是苏联第二个备战时期，她如果得不到世界「十月」的援助，那么，一定要为事变的逻辑所逼，走入三次大战的大门。并且在三次大战中，如果单纯地以生产决定胜负，得不到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暴动的援助，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国家，将给原子弹，细菌弹以及飞弹等武器所摧毁。但是，如果世界「十月」挽救了苏联被包围被摧毁的危机，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连带扫除苏联目前的寄生官僚层，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大道。
正因为这个理由，苏联统治者总在矛盾的圈子里打滚，一方面准备战争，口里却高唱「和平」，心里又害怕战争；另一方面宣传「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不要别国一寸土地」，甚至不惜解散得力的外交策应工具「第三国际」；在苏联国内恢复「人民的鸦片」——宗教，拒绝国外占领区工农之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保存私有制度，美其名曰「新民主主义经济」，藉此缓和美苏及英苏之间的根本冲突。但是，两种经济制度并存一天，就必定磨擦冲突一天，迫使双方进入战争的大门。
今日世界经济的动向很明白，不是独占资本的王国——美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就是世界社会主义洪流把旧世界淹没。
沈志远先生跟着苏联统治层的每一个矛盾步骤，产生一个新的思想论据，他不以辩证法的历史观去分析新的历史事实，而专门站在主观成见上创造新理论，去解释「新行动」「是正确的」。因此，在三次大战或世界「十月」逐渐接近的今天，为了辩护「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正确」，不得不创造各种荒谬论据；两种制度和平的并存且发展；资本主义性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和平地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独占资本的削弱」；……。
恩格斯曾经在资本论序言里，说明马克斯以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且「只有英国这个国家，这个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能完全依赖和平的合法的手段来实行。当然，他（指马克斯）决没有忘记加上一句：英国的支配阶级，不经过「拥护奴隶制度的叛变」，决不会甘心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合法的革命之前。」这就是说，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虽然可以「和平的」组织手段与「和平的」行动，把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但也要对资产阶级的「拥护奴隶制度的叛变」，作军事的政治的革命斗争。资本论的作者和编者，从没有说过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落后的东南欧和中国等）的经济基础，可能在原来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的不变过程中，走出资本主义的死路。
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短短的二百多年中，还没有出现过沈志远先生所说的「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奇迹；在垂死的资本主义最后挣扎时期，我们只看见各式各样改良主义的失败，独占垄断的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即更疯狂的集中与独占）的普遍发展，统制经济（即备战经济与战时经济）的广泛实施，两种制度的尖锐冲突，……这一切，不把世界推入三次大战的火坑，就引起世界「十月」的总爆发，且因此改变了旧世界。
两种经济制度，必然挑起政治冲突与军事的战争。沈志远先生却幻想他们单单以生产力的发达与否，证明谁强谁弱，而不经过战争。
「新民主主义经济」不过是苏联统治层不敢违反资本帝国主义者私有制在占领区所实行的一种包含无数矛盾与危机的特殊形态。它不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走上社会主义经济；同样的如果它不能满足大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这一经济基础之上将爆发一反苏反工人的法西斯式的暴动。
最后说来，沈志远的常常在修改中的经济学理论，不过是某一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抛弃了任何理论的基本原则之后的一种精神幻觉。历史事变将毫不客气地打他们的耳光。想起一九三九年的德苏协定与波兰事变，那些曾经高唱「和平统一战线」的人，常常不禁要脸红起来。虽然，现在他们又高唱「国际合作」了。
经济学理论如果抛弃了一切原则，盲从某一政派的政治论调，这种经济学理论是经不起试验的。人们现在已经不唱「非资本主义」的丑调，但听见沈志远先生的妙论，又不得不想起那些已经沉寂了的也曾鼓噪一时的妙论。
历史女神好像常常同人类开玩笑。沈志远先生以为然否？
一方面，我们看见这样庞大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简直为以前历史时代所不能梦见，在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低落的事实，罗马末期的困苦与之相较，简直要退避三舍了。在我们现代，每个事物都含着自身的对立。我们看见，机器具有减缩并协助人类劳动的力量，但它又使工人陷于饥饿与过度的工作。好像命运在奇妙地作祟似的，过多的财富，变成了贫困的源泉，……人统治了自然，但人却是人的奴隶，或者自己卑污性格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曙光亦仅仅能照耀愚鲁阴翳所遮没的地方。我们一切发现和所有进步的结果，好像只是使物质力量获得了精神生活，而人自己则降低到笨拙愚呆的物质生活之地步。一方面是现代的工业和科学，他方面是现代的贫困与破坏，这两方面中间的对立，从现代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矛盾中是可以亲切地觉到的，无可争辩的巨大的事实。
——卡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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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收」下之台湾（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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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收」下之台湾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录入者按：“劫收”下之台湾是一篇对战后台湾情况的概括和对国民党接收战后台湾后恶劣行径的批判的文章。
在旧日本帝国的投资和对台湾劳动者的无情压榨之下，一个“富庶”且工业发达的台湾出现了。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接收台湾问题上也恪守其一贯原则——明抢，勒索，强压。对于地产和矿场这种能快速带来直接收益的资产，极其腐败的官僚系统迅速把它们变为官僚个人的资产。对于工厂这种需要投入的资产则选择弃置一边不予理睬。客观上造成了台湾工业生产的停滞，以及相应的（即使作者根本没有提到）大量工人的失业。大量无地农民希求的日本政府征用地也没有还给无地佃农而是又落入国民政府的腰包。对商人的勒索和经济上的盘剥使本来就贫困的农民和工人更加无法生存。大量贪腐事件也被不了了之。当清查团来台湾时，清查团国民党官僚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准备将每一个提出异议者以“煽动的野心分子”予以消灭。这些行为彻底让台湾群众从“重回祖国怀抱”的幻梦中清醒过来。但之后呢？
作者可能由于并未在台湾实地调查过，因此根本无法给出任何台湾底层民众的面貌细节，为什么台湾工人不与行政公署进行斗争？台湾农民对于无地的悲惨境遇有何反应？在“爱国”的幻想破灭之后，是否有新的群众性的思潮出现了呢？这些作者都没有给解答，反而仓皇地向改良求救，先不说改良是否能实际解决台湾人民的悲惨境遇，单单蒋记国民党所作所为就证明了现阶段政府绝不会改变对台湾的盘剥政策。作为一个偏向社会主义的报纸却只字不提台湾的阶级情况，不谈台湾工人农民具体的情况，而用“台湾人”来作为论述的主体，对工业生产的成果感到惋惜而对底层劳动者的生活情况不甚在意，这篇文章唯一的价值大概就是为对国民党无数罪证多添上几笔而已。
「劫收」下之台湾
台湾是一座宝库
「接收就是劫收」！这句话充分显露了民众对接收台湾者的最悲愤的抗议。想不到受尽日帝五十一年统治的台湾民众，满以为可以重新投回温暖的祖国怀抱的，却不幸被抛掷到接收的「浩劫」中！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也无法幸免于官僚的魔掌蹂躏之下！
台湾，这个一万三千多方里的孤岛，自从一八九五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便和辽东半岛一起割给日本了。它是日本南进的基地，是日本统治临近区域的桥梁，最后而且最重要的，由于它的物产和气候，又是日本热望中的丰富宝藏！为此，日本人会倾全力去开拓它，建造它；使这个农业占绝大优势的孤岛，愈来愈蓬勃地发展了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农业还是占全岛生产总值百分之六十，工业则占百分之三十四的，到中日战争那一年，农业已退居到百分之四十七，工业即突增为百分之四十四了；同时像采矿业造林业等也在突飞猛进中。这种发展在以后数年间更加向前推进。在电力、食物和纺织等工业中，都有非常大规模的工厂，它们的平均资本比日本国内的还要大，大的企业总揽了各工业部门的大权。那里的重工业设备在中国还没见过哩！台湾的工人总数虽然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只有十万左右，但这统计是不完全的，尤其是以后几年内工业的发展，工人数目也一定大大增加，即使目前一时找不到这种统计数字，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很明显的。另方面，虽然台湾的山地占去总面积的十分之七，但在那里看不到一座荒山，到处都是开垦了的梯田，以及葱绿的树林。在战前，发达的铁路交通，使人们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长绕行遍整个台湾！这就是日本五十一年来「苦干」结果之一。
宝库成了一团糟
如此美好的宝库，难怪垂涎欲滴的人们争着把它看作禁脔，要军政司法大权全集一身地去接收（应该用作台胞的评语：劫收）它了。他们在「光复」的余晖映照下，跑到台湾去，第一步就是从事洋楼大厦等的产业争夺战。据六月廿七日的侨声报台北航讯说：「各级县政府，市政府甚至区公署，都辖有小规模的工厂和矿业，就记者调查所知，台北县政府就有这样的产业二十余处。他们把持这些产业，安插私人，营私舞弊，结果弄得每个工矿都亏本，钱都进了官僚私人的腰包。还有一种方法是美其名曰标卖敌产，其实是少数官僚用十分之一的价格买去……各大小机关的接收房屋大概总是有几个固定步骤的，首先由机关办公处变为职员宿舍，由职员宿舍变为「私人公馆」，再由「私人公馆」变为公司行号，或者竟是茶楼酒馆——台北新开张的酒馆舞厅达二百余家，（这是官僚腐化生活的产品）有哪几家不是应该政府机关接收的敌产，又有哪几家没有官僚资本参加其中……」。
但这种接收，只是限于有利可图的事务方面。很多通讯都指出：新竹战场的飞机，日人密藏在深山中的军人武器，以及学校、荒场上停着的坦克车等等，都让它日晒雨淋，发黄生锈，快要变成废铁；而日人花了二十万万元筑了一半的台中港，也因无利可图，便多月没有人去接收，没有人去看管。
至于工厂方面，据台湾的工矿处声明：三月份起已接管的四七三个厂矿中，已有四分之三，即三二八个复工生产了。这种官方的数字分明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举例来说，在这些复工的工厂中，最大的一家糖厂今天只开过八天工，产糖六千二百吨，连别的厂今年共产糖约八万六千吨，不及战前一百六十万吨十七分之一。事实上，就在这声明发表同时，供给全岛电力的台湾电力公司也公开报告：现时全省的供电能力仅及以前三十二万瓦的三分之一弱，即十万瓦，其中工业用电只有七万三千瓦。除了用电受限制外，工厂开工不到十分之二的原因，正如旅渝闽台各团体说的一样：由于战争及自然的影响者少，由于人为政策之造成者多。台湾接管半年后，许多日人公司银行工厂都未接收，仍归日人经营管理，而日人在其产权及收益未有确实保障以前，对继续生产自然不感任何兴趣。我们不要忘记：日本的资本在工业中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哩！即使不在日人经营之下，但在贪婪的官僚把持了之后，情形当然也不会较好（这点在上引的通讯谈到接收厂矿时已经指出过了）；另方面，今天台湾的商业都垄断在官僚创办的贸易局之手，它厉行着统制，对于重要物产所强定的征购价格都远比市价及生产成本为低，因此农民便被迫采取减产停运手段了。
在物资奇缺之余，又加上台湾银行的滥发纸币，（八月十二日侨声报发表新流通券合计面值三十万万元，最高票面是五百元，等于法币一万五千元，但中国通货膨胀那样可怕，最高票面还只是二千元吧了！）于是物价疯狂的上涨，官僚创办的另一刮钱机构「专卖局」便任意操纵价格了。要明白专卖局的庐山，最好看看七月间的「酸啤酒风潮」这个典型的例子。它举办啤酒登记，据七月十一日台湾民报载称：「专卖局人员向每一承销啤酒的商家，勒索至少五千元，以八十家计，其勒索之贿款即达四十万元之钜」（相当于法币一千二百万元）。然后，专卖局用每瓶三十元的低价买进，再卖给每菜馆每瓶六十元。价钱既卖，品质又因偷工减料效果而太差，有一股难以入口的酸味。结果，此事在台湾便掀起了一个检举专卖局贪污事件的风潮。怪不得文汇报的通讯要说，在台北的街头巷尾，可随处看到这样的几个粉笔字：「专卖局是强盗」。
总之，关于台湾被接收得一团糟的表现，最好是引用六月六日上海新民报晚刊所载的美国行军记者刊在支加哥论坛上的话来证明吧：「台湾缺乏民主政治，人民无基本自由可言，台湾地方报纸一家，因批评粮政，即遭封闭。政府对于治安则不注意，以致白日行劫，无人过问。官吏贪污，处处搜刮，要求小费。工厂亦被盗卖一空，无开工者。台湾人民流行语谓：美国人对日本人太好了，仅仅投了两颗原子弹；但是，美国人对台湾太狠了，把中国贪官投到台湾来。」
从希望、失望到绝望
今天，台湾人民都在破口大骂：这些贪官只是「装满了钱的中山袋」，只是「贪食懒做的猪」。他们曾张贴过这样的标语：「日本狗，中国猪，狗可守门，要猪何用」。可是，事实也是这样，这些猪什么都想「吃」，这些「中山袋」什么都想「装」。他们还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布：「凡胜利前日政府依法征收或给收买或已交换之土地，均属中国之公有土地」（即：都是敌产）。事实上，不管台湾的工业目前如何发达，但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全台的十分之七以上，其中没有土地的佃农却占了绝大多数，即有一部份自耕农或半自耕农，也在日帝资本家大地主的强取豪夺下丧失了土地，所有的土地都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集中在极少数人之手了。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曾经轰动一时的例子来证明：民国前四年，日财阀强占了台湾农民的土地五万多亩（这可说是依日本法律征收的）；民国十五、六年，三菱造纸公司勒令农民出卖土地廿万多亩。（无论怎样低价也算是收买呀！）像这样的明吞暗取的例子，即不用多举也可推想得出的。
可是，现在，这些「中山袋」和「猪」，不但不把过分集中的土地分给无土地的农民，相反的，却要把以前给日人「依法征收」和「收买」了的土地当作合法的敌产来没收了！这种赤裸裸的「接收」日军赃物的行径，当然要受到农民的激烈反对。他们和无工可做的工人，无商可经的商人们一样，一年前都曾沉迷在胜利的陶醉中，憧憬着重归祖国怀抱所将得到的保护。当国军初到时，他们扶老携幼，从数百里外赶到基隆流泪相迎，全岛酒菜馆免费招待莅台的国军官员一星期；男女老少都赶着学国语以代替日语。但他们这种美景很快便给一阵猪叫声喊醒；他们的热情很快便被弄得冷却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过去台湾只是吃八毛钱一斤的米，和六毛钱一斤的糖，但现在大米卖到十八元一斤，白糖卖到四十元一斤，」于是，他们直觉地做出结论说：「还是日本人统治时代的生活好过」。因此，有人说，台湾普遍流行着三望。一是希望，二是失望，三是绝望。现在已经走上最后的「绝望」这条路了。
谁使他们绝望
由于接收一团糟的结果，便把台胞推到绝望的边缘去了。这责任，显然是要全部由中国政府及其派出的台湾行政公署长官负责的。他们在国内的其他省份接收得一团糟，还可以推诿一部份责任给「共产党的破坏」。但台湾那儿是清一色的中央政府势力，而且只有一个行政长官，他兼任警备总司令，集军、政、财、法大权于一身，除了他，没有第二个长官，也没有互相掣肘的林立的其他政府机关来相竞争。那末，人们能够将一切责任，瞒过人民的雪亮的眼睛，去嫁给一些「替罪羔羊」身上吗？
在台湾参议员的严厉质问下，在中外各报的无情暴露下，中国政府不能再假做不知了。它隆重地派出了「敌伪产业清查团」，分头到各地去「澈查」了。但这种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正如上海近半年来的什么「民主选举控诉案」，什么「粮贷舞弊案」……一样，都不会有任何结果，经过一瞬间的自吹自擂以后，终究要不了了之的。幻想奇迹的人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话，甚至会斥之为信口开河。但我们姑且拿今天（八月十七日）上海侨声报的台湾航讯来作初步证明吧；
「本月十二日……举行纪念周……由陈长官领导行礼后，即介绍接收敌伪产业清查团刘团长文岛演讲。刘氏首对陈仪（按即台湾行政长官）歌颂了一番，继谓：台湾沦陷五十年，台湾同胞的思想受日人抑制过甚，光复以后，因期望太高，故一部份人，不免对政府发生误解……其有为台胞未尽了解者，深望宣传委员会职员负起沟通的责任，反覆解释，详细说明，必使其无所怀疑……台湾为目前中国唯一干净土，以我们所得的消息，野心分子正在乘机活动，设法挑拨离间人民与政府的感情……」。
堂堂一个清查团长，到台后的第一件而且唯一的工作不是澈底清查，而是歌功颂德；不是鼓励民众检举贪污，而是反覆解释误解，同时更高举起「挑拨离间人民与政府的感情的野心分子」这顶帽子，准备加在任何不满和怀疑政府的人们头上。这件事虽然使一些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们却丝毫不以为奇。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官官相护」这句话，它真正是打中官僚制度的要害的。什么贪官，什么污吏，都不是一个人能够干得出的，它只是整个官僚机构中的一个环节，是整个社会制度腐败透顶的必然产物。除掉这一个贪污，总有另一个来补缺。除掉在朝的官僚，总有在野的官僚来填上。这绝不是某几个人的去就问题，同样，也绝不是单靠某几个人（即使是「最贤明」的人）而不靠民众力量所能澈底解决的。
台湾问题怎样解决
但台湾的接收（劫收）问题绝不能不予以解决，而任听它愈收愈糟下去，因为台胞的不满和痛苦，绝不能无止境地忍受的。他们势必要在绝望之中寻求出路。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的力量去赶走那些「猪」，因而引起不断的骚动和叛乱；或者是转而寄托希望在另一种势力之上，藉以「生活得较不太坏」。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美国的泰晤士报曾有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如果让台湾人民自由投票，来选择他们所喜欢的政府，那第一会投美国，第二是投日本」。
在日本人方面，对于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他们显然对这个苦干了数十年的宝库，表示出依依不舍的样子；当他们临走时，曾送了一瞥的秋波，说「六年后再来」，同时，把轻重武器等耐久的东西，都埋在深山中，准备来日之用，这不但在台湾民众间已成了公开的秘密，而且据报载台湾警备司令部很少接收到军火武器，也可作这篇报导的反面证明。此外，据统计今天还有四万日人留在台湾各机关工作。日本公教人员占百分之十六，这众多的潜势力就是煽动台人反叛的泉源。
在台湾六百五十万的民众中，中国人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日本人只占百分之五。希望重归日本统治的倾向当然不是大多数，但他们对腐败无能的中国政府，显然具有很强烈的离心倾向，那是不可讳言的。尤其是十五万左右的土著民，他们对这些外来的压迫者反感更大。过去日本征服他们时，采取过很多步骤，结果都证明很难成功。从正面攻击到常期围攻，从飞机轰炸到利用各部落互相残杀，但通通归于失败了。这原因主要是土著民不愿放弃其土地。后来，抵抗虽被渐渐平服了，但这只是受悬殊的武力所逼迫的。它仍不能避免一九三〇年十月土著民暴动的爆发。现在，这些业已成了土著民心目中更腐败无能的「猪」先生们，又有什么力量去阻止他们不起来反抗呢？「四强」的幌子可以用来招摇撞骗，骗得他们服服贴贴地忍受下去吗？不！在威望丧尽而民众的痛苦又忍无可忍的时候，骚乱就必然要到来了。
台湾是中国接收各省中工业最发达，物产最富饶的省份之一。我们不能让它纷乱下去，让它投到任何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去。只有立即让台湾民众选派代表参加公开的清查接收工作，撤消寡头独裁而又特殊化的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民众投票选出的市议会，让民众享有全部的民主权利，才能有效地制止官僚的势力，解脱民众的痛苦，避免上述那些可怕的前途到来，否则我们将不得不证实美国人一句话：「台湾将成为中国的爱尔兰！」
一九四六、八、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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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难！难读书！（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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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难！难读书！
作者：卫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6期
套一句老调「光阴如箭」，转瞬又届开学的时期了。这几天里，学校方面正忙着办理招生考试、收费注册的开学事宜；而做家长的也正为着他们子女们下学期的读书问题——投考学校、筹划学费——在焦虑，在奔走。
在这战乱声中，工商业一蹶不振，经济衰落，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生活艰难的时候，看了这张秋季各级学校的「价目表」，不禁令人咋舌，恐怕每一个有子女在求学的家长都在摇头叹「难！」试以普通一个薪水阶级的家庭而论，至少总有两三个孩子要入学吧！他们一月的输入平均至多是二三十万元，假定照此学费标准，为了孩子们的入学，那么势必要他们绝食一月，不然的话，就得叫孩子们辍学。
有人也许会说：「私立学校读不起，不好去进公立学校吗？」对啊！谁不是这样想呢？但是请先看一下后面的统计：（注）
（一）初等学校统计（包括幼稚园、小学校、）
立别校数学级数
学生数
市立二〇二一、六五〇
七一、一六九
私立九五二四、二九〇
一八九、八二三
（二）中等学校统计（包括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
市立一七一九九七、二六一
私立二二三一、二三六
五六、二三三
（三）高等学校统计（包括专科、学院、大学等）
国立八四、六三四
市立二二一八
私立二三一一、一六〇
小学方面，私立学校的数目超过了市立的三倍，学生数要超出十一万八千多——一倍以上；中学方面，私立超过市立十数倍，学生数要超出五万左右，近乎七倍；高等学校方面，私立学校超过公立学校一倍以上，学生数要超出七千多，近乎二倍。在这许多的私校学生中，除了极少数是官僚、地主、资本家、殷商富贾等的子弟，对于学费的高昂，不受丝毫影响以外，大部分都感受到这「高学费」的威胁，因此都纷纷想转入市立、省立、国立等的公立学校。但是从上面的统计看来，公立学校的数目又少得可怜，拿百分比来计算，只占到全市学校数的百分之十六；何况，在这区有限的公立学校中，给社会贤达、地方长官的子弟，以及复员中的青年等又占去很多的名额，你想，所剩又有多少？因此就形成了僧多肉少，争先恐后的情势。根据报载，最近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在上海联合招生，报名的第一天，拂晓六时就有学生伫候在山海关路育才中学的校门口，大门一开，蜂拥而前，看了真是令人感慨系之！又市立育才中学与十一区国民中心小学，照其章程所载，秋季招生的名额，都不过一二百人，而投考者，据报载都在二千余人以上。在这许多的人中，除了极少数的幸运者考取以外，大多数的人也许就要被摒弃在学校门口以外，去饱尝失学的惨痛滋味！而这许多莘莘学子，难道都是下愚，都是蠢才，都是程度低落而应该遭到失学的处分吗？
或者有人怀疑是否这许多学校在「品质」上，因为特别的好，才会引起这么许多的学生去投考。关于这一点，在某些学校说来，固然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但这个原因恐怕是小之尤小吧！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价廉」呢！不信，请看每一所公立学校招考，都是人山人海，难道说，公立学校成绩就一定斐然吗？
一般平民大众的子弟，在这种情形底下，私立的学费太昂贵，进不去，公立学校学费果然便宜，但数量太少，不够容纳，结果，也是无从进去。因此，不免要高呼「读书难！读书难！」了。
私校提高学费的藉口，主要的据说是为了提高教师们的待遇。根据报纸记载，依照新的学费标准估计，私校的教师们下学期的薪水可能是：小学为二十五万元，初中三十万元，高中三十五万元（大学未曾列述）。过去做教师的清苦，我们固然有目共鉴，所以对于他们待遇的提高，实也无可非议，但是在这社会经济普遍衰落的时期，做校长的要把他家庭的、学校的全部开支，叫学生来负担，于情于理，是否说得过去？同时请当局在这事事讲「法」的当儿，打开全部教育法令来察阅一下，也是否许可？这一着，无非又是许多道貌岸然，利欲熏心的学店老板，借此机会，一面剥削教师，一面榨压学生，从中取利以餍共享乐恣意的宿愿。不信，请教育当局清查一下上学期收取第二期学费后各校教师所增加的收入情形。为什么有些经济公开的学校的教师每月平均收入，已经达到二十万元左右，而另外有一些学校的教师却不曾沾到丝毫的恩泽，还是裹着依旧的酸辛生涯？但这些做校长的却买了汽车，盖了房子。这种昏黑腐败的情形，难道教育行政当局一无所闻吗？为了教师待遇的提高，而学费是否须提高到如此标准？难道教育行政当局一些没有考虑吗？
请当局不要忘记了这句「教育第一！」的响亮口号！现在正在实施「扫除文盲」的工作，正在提倡「普及教育」的当儿，正在高唱「教育复员」的时期，难道允许私校这样的滥定学费标准？默许因学费昂贵而造成的「普遍失学」的现象？要是果真如此，那么不免要使人感到整个政治、经济、社会，都在无政府的状态中，而现在连建议也不能例外的了！
秋季学费的提高，在这原来知识商品化的社会里，把学校更隔离了人民大众！教育成了官僚、地主、资本家等一切有钱人的少爷小姐们的装饰品；学校是他们的清闲地；大学毕业的头衔，添印在名片上用来点缀一下尊贵的光辉；一纸毕业文凭成为高贵小姐们的妆奁。小学、中学苦为制度上所规定，真要是可能一脚跨入高等学府的话，早就应该把这些累赘都废除了！
但是，天啊！中国是否再想向前走呢？否则，像这样的教育，只在多制造一些社会的蠢虫，还讲什么国家、民族、人民、甚至于人类的幸福利益呢？
有许多做家长的，为了不忍看自己子女的失学，不惜典质借贷，东拼西凑，想尽了种种方法，来付掉这笔学费，而这些学生在半年内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又值多少呢？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了！也许只有藉通货膨胀，币值贬价，才足以自慰吧！
在过去的一年半载中，学校里尽闹着党派问题。政治斗争侵袭到学校中，把青年无知的学生驱作政治斗争的本钱。今天开会，明天讨论，一会儿工作报告，多读一些书能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但又容易遭到物议，或谓思想左倾，或谓行动可疑，随时枉加「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搅得在学校的青年学生，终日妄妄，不能安心于学业。何况，所阅读的书籍的内容，若与正统思想不合，就要遭到禁阻。试想在这种情形下，所能得到的学识会有多少？
学习原是须要客观的、比较的、批判的。只要本身的思想与理论，能站得住，能代表真理，又何至于要怕其他思想的侵袭打击；相反的，应当鼓励一般青年阅读各种其他思想的书籍，然后来确立其原来的思想体系，加强其本身的理论。古人对读书尚有「书无赖」的古训，而现在倒规定下了「正统书」，恐怕这一点也算是进步的吧？
青年因为无知，才学习，学习的目的就是在要把「无知」的变为「知」。但是现在却是把青年学习的范围圈起来。好像要学习的要知道的，就是这样被圈定的一部分，在这一部分「应知」的知识之外，其他就无须再知了。这样说来，我们倒又可以把「学无止境」的座右铭改为「学有止境」了！
青年的求知精神是要鼓励的，但读书范围却又要限止的。在这种矛盾的情形底下，我们不禁要为青年人叹苦：「难读书！难读书！」怎样来解决这一个「读书难、难读书」的青年切身问题，实是每一个时代青年应该加以细细思索的！
（注）所用统计资料系根据本年五月六日教育局发表于申报之「本市最近教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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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工人与党派（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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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工人与党派
作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录入者按：一言以蔽之，没讲清楚什么叫做“代表工人利益”，在那边车轱辘话来回转。道理讲得都挺好的，但我觉得也挺空的。
试着举个例子，1951年以前社民党在党章里明面上还没放弃马克思主义（似乎说明它的政纲看着挺好）；在行动上——我不太了解，但在东欧甚至可以和共产党合并，那这能说明当时的社民党就是工人党吗？
无论能不能，作者都应该更具体地阐释清楚。
结果作者最后说来说去还是要从“理论、政纲和行动”去“自行判断”，那我说难听点，这不就是什么都没说么。
李星按：本文是以杂志编者回复读者的形式，谈到了工人与政党的关系问题。解放战争初期，国共两党都开始更积极地争取工人，或防止工人倒向在野党。国民党拿不出什么吸引工人的思想，它的大汉族主义、国家主义、儒学混杂基督教等等文宣，顶多能让部分青年学生，尤其是有产家庭背景的青年，承认它的“大义名分"。国民党在工人问题上的手段，主要依靠体制化的流氓去控制，即本文前半部分读者来信谈到的‘入党’、‘发武器’等等。
读者来信也不点名地说到中共，问如何看待这个党？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彭述之一方的“激进民主主义”，本文中的编者回复，也体现了这一“主义”。对读者问是否顺从厂里指令加入国民党，编者说民主国家是信仰自由的，你不爱入就不入。民国是民主国家吗？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阶级压迫与信仰自由，是如何共存的？编者不说，因为他想用貌似主流承认的精神武器，去吸引工人“到我这一派来，我是真贯彻民主精神的。不要担心跟着我会被国家迫害，政治迫害不符合民主原则。”
50年代，美国黑人游行常打国旗，但免不了被警方修理。用虚幻的主流原则保护自己，类似鼓励黑人用星条旗挡警棍，效果可以预料。
对读者问如何看待中共，编者说一个党的人多，不等于它就好，暗示中共不好。既然共产党不好，“我这一派自然是好的。”那么，中共为何从1936年组织瓦解、成员纷纷转向，到了1946年就连托派杂志也承认“人多”？编者不回答，因为他不能承认中共的抗战实践，在整体上是与阶级斗争紧密结合的，才会“人多”，因为他不能承认谁更彻底地从事阶级斗争，谁有可能吸引工人阶级。
那么，什么样的回复，对本文中的工人读者，在那“一时一地”，有实际意义？至少要解释执政的蒋党无法落实改良，所以只能盯住工人不要闹事。至少要解释在野的中共，“此时此刻”希望得到工人支持，所以会更多介入工人行动。而工人自己，至少要看清谁能让自己争取到某些实际利益，这是分辨哪些力量符合工人需要的第一步。）
信箱：工人与党派
编者先生，
几次想忙里偷闲，写一封信来请贵刊解答一些问题，但结果每次都“偷”不出闲来，真闷煞人！为什么要这样发闷呢？是因为外面的太阳晒得人头昏脑胀，自己日夜挤在工场间，一面揩汗一面忙着工作吗？不是的，这种生活已经过惯了。使人发闷的是厂里新近发生了几件事情，不但使我很觉苦闷，而且闷在心里，一天比一天难受。究竟是什么事情呢？且听我慢慢道来吧：
我们为了要求增加工资，所以想团结起来，成立一个工会，去保障我们工人的福利。前两月，为了这件事，我们不知遇过多少的困难和阻挠，资方用尽各种胁迫、利诱的方法来阻止我们，介绍我们做工的人也向我们下了一道哀的美顿书：谁如果参加工会，就取消对他的介绍责任。这就是说，你要加入工会，你就要滚出厂去！但我们都觉得加入工会一点也没有违法，所以对于他们的恫吓采取不理会的态度。
后来，为了呈请社会局的核准，于是工会来来往往，请客，联络，奔走——足足忙了一个多月，到现在，一切的困难总算克服了，我们的工会总算合法地平安地出世了，每个会员都在雀跃中领到了簇新的会证，工会也开始要替工人做事情了，我们多高兴啊！
前两天，我们的工会接到了一份公文，附有许多入党志愿书，着令工会最少要有十二个人加入“××党”，而入党以后，要受三个月的训练，训练好还有武器配给。据说这完全是为了对抗某方面在工厂的捣乱的。但如果真有捣乱的话，全体四百多个会员难道不会对付，而要单靠十二个“党员”才行吗？这个理由不能使我们信服。如果人家能够在事实上保障我们全体工人的生活和工作，那才能使我们心悦诚服呀！单单训练几个人去和别人打架，我们是不感兴趣的。不错，从前我也常常听见人家说：在政府机关甚至学校里做事的人都要加入××党的，但那是从前的事；今天的我国，据说已经是民主的“五强”之一了，蒋主席的“四项诺言”也已经公布了，为什么还有强迫别人加入某党，信仰某党的主义这种不民主的事呢？这不是矛盾的怪事吗？
但在另方面，又有人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有两大党，其中之一的××党怎样坏，所以你必须加入其中的另一个大党，它现在的力量很大哩……记得在两三个月以前，我曾阅报知悉中国现在有三十六个党派，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代表我们工人利益的呢？这问题更加令我狐疑了……
编者先生，请你替我解答一下这些问题好吗？弄不明白，我可要苦闷死了，而且恐怕要走错方向，上了别人的当了。所以渴望你们不吝指导！此请撰安。
一个青年工人读者何耀朋上七月十六日
耀朋先生：
读了你的来信，看出你是一个为人很真实、对问题很认真的青年。你的苦闷我想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同样感受到你这类苦闷的青年工人一定很不少。因为你所提出来的问题，正是关系当前大多数工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你感到苦闷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你对工人与政党以及政党与工会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在目前这种纷纭复杂和矛盾冲突的政局底下，也最容易使人感到苦闷彷徨，不知道走向哪一条路为好。现在仅就管见所及，将你提出的问题，约略答覆如下：
一般的说来，工人们为了改善生活和改变自己的地位，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加入政党的。但一个工人在加入政党之先，必须慎重地严肃地加以考虑，看这个政党的政纲和行动是否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考虑好了，认为这个党确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他就应当自动地加入，把全部的力量交给它，甚至必要时，将生命也献给它。这才是自觉地为一种真理而奋斗。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政党如要争取群众，扩大自己的力量，也必须从政治方面去影响群众，从实际的行动上去获得群众的信任。如果该党在政纲和行动上被证明其是代表人民大众的利益，尤其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工人自然会加入它，绝对用不着拉拢、利诱、甚至威胁的不正当手段，来叫工人入党。用这种手段来强迫工人入党，是根本违反了民主的原则的。因为在民主国家，信仰是完全自由的。任何政党，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相信某种主义，强迫加入某种政党。就政党本身说来，也绝不应硬拉人家相信自己所信仰的主义，硬要人家加入自己的政党。这种抽丁式和拉夫式的办法，不但是不合乎民主原则，而且所抽和所拉进来的人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既不是经过自己考虑自觉地愿意参加，那他不但不会认真来为它的政党奋斗，而且随时可能背离它的。
现在再说到工人与工会，以及工会与政党的关系。工人阶级，在不合理的私有经济制度底下，工会的组织是绝对需要的。因为只有凭籍它，才能团结起工人群众的力量，来为工人们的利益而斗争。你们费了许多气力，经过了许多困难，组织成了工会，这一方面证明了工会在客观上的需要，同时也表现你们的觉悟和勇气，这是值得同情和赞助的。但工会在一般的情形下，尤其是在目前，必须与政党分开，尽可能的保持它的一定的独立性，才不致为某种野心的政党所利用。它应该如你的信中所说：“替工人做事情”，为工人本身的利益与生活改善而奋斗。
你信中所提出的：你们接到了一份公文着令工会最少要有十二个人加入××党，并且经过三个月训练后还有武器配给，为的是对抗某方面在工厂的捣乱——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根据上面所说的原则，那你就可以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来应付了。对于任何党加不加入，完全要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如果你认为该党是代表你们工人的利益，你信仰它，你就加入好了。否则，就尽可不理。就××政党方面说，在这公认须实行民主的时代，便必须尊重人家的自由，决不可利用某种特权来强迫入党。至于配给武器，利用工人来作对付自己政敌的打手，那更是不堪耳闻的手段了！
最后，有人对你说：“现在中国有两大党，其中之一的××党是怎样坏，所以你必须加入其中的另一个大党，它现在的力量很大呀！”这个人从“力量很大”来劝你加入××党，这话根本不对，因为这是从势力观点出发的。一个工人要加入某个政党，绝不应以该党势力的大小来做标准，而应研究该党的理论政纲和行动是否真正代表客观的历史的真理。如果不能代表真理，势力再大，也是没用的，最后且不可免地要崩溃的。这类的事实，在历史上非常之多。例如俄国二月革命后的初期，社会革命党和孟塞维克的力量是很大的，反之布尔塞维克的力量却很小。但最后的结果，究竟怎样呢？因此，我还是劝你用理论、政纲和行动来考察那个党，看究竟是否代表你们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决定你们入党问题。
至于你说到中国现在有三十六个党派，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这一问题，假如你自己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原则去研究那些党派的理论、政纲，并观察它们的行动，那时你就可以自行下判断了。也只有如此才不致“走错方向”、“受人利用”。末了，顺祝你
进步！
编者一九四六，七，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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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毕业母亲典质期满（宣平通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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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毕业母亲典质期满
（宣平通讯）
作者：陈惠贞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录入者与校对者的讨论
A：
本文描写了民国时期的女性权益的问题，女性在当时是一种物化的存在，不存在自己的发声权和自主权，同时加之作者自身的毕业即失业问题，所构成的悲惨景象。而以此看今天，我们则需要反思当时的人们所期盼的一种新社会，为何会依然在二十一世纪初仍有出现（即对女性的买卖现象），中国的女性斗争究竟是怎样的一部血泪史呢？究竟是在毛时代得到整治的现象单纯的因为某些原因死灰复燃，还是说在毛时代女性权益没有在一种社会运作的逻辑上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女权在中国的发展脉络究竟是怎样的，之后应该怎样继续，我觉得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果从父权角度考虑的话，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性是这样的：毛时代的女性缺乏一种根本性自主性的斗争，所谓的女性角色也只能在那种油画式的肖像画中作为一种红花的角色出场，在此之中，女性的平等完全是别人给的，因此最后的结果在没有了更大的父亲（即由上而下的强力约束）的情况下，一切都会一触即溃。最重要的是一个阶级，或者一个边缘群体需要由他们自己作主语的斗争，文中民国时期男女平等的宣扬（社会道德）以及毛时代完全依靠自上而下的体系，最后都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
B：
毛时代是由1949年的革命开启的，而那场革命有巨量妇女参与。50年代到中期的各种社会改造，妇女也积极参与了。所以说她们在解放后的改善，完全是别人给的，显然不合事实。你再想想。
A：
女性方面我可能说不上太多了，我不了解毛时代，但是00年代的妇女买卖有死灰复燃是事实，我不太能思考得出其中的发展脉络，可能确实如传统毛主义视角那样，由于对之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否定导致的社会道德缺位。
那就说一下另一方面吧，有关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在民国时期存在，在现代中国依然存在，并且越陷越深。当时的学生殷切的期望着，人人都有书可以看，而在今天，学校一方面确实是人类童年的避风港，但是另一方面最终依然是为了稳定社会，父母为了生养儿女然后将自己的一生的经济发展全部投入到教育之中，而所谓的教育并不是帮助人自己成长，而是为了将学生塑造成一个个工作的机器送往社会上，变成一个个螺丝钉。我想当时的人们所殷切的也一定不是这样的教育，我希望有朝一日教育是真的希望一个人能够真正的通过知识来解放自己的人生……
B：
本文写于1946年，是浙江温州地区，典卖妻子的人口买卖规则之下，母女分离的人间惨剧。在21世纪，有无数年轻妇女鹦鹉学舌地“向往优雅的民国”，这当然是阶级社会愚民教育的结果。
说到毛时代的妇女解放，记得《读书》杂志在90年代初的一次座谈会上，有女性学者提到她当时接触到境外的一些关于中国妇女地位的研究，这些研究断言1949年之后中国妇女地位不但没有改善，甚至还倒退了。那位女学者表示这结论简直不可思议，搞不懂怎么得出来的。到了今天回头去看，一切都清楚了。70年代以来，西方统治阶级在学术界力推市场至上的思想战略，一切社会话题以是否符合市场原则为最高标准，炮制了无数洗脑文宣。当时应运而生的妇女问题研究者（往往是女性）看来，民国妇女至少还可以买卖自己，有市场意义的自由，而社会革命让她们失去了在市场上买卖自己的机会，是为不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的吃人逻辑，正在于此。
那位感到不可思议的中国女学者，恐怕跟她的国内同行一样，当时还没有被卷入学术市场化的大潮里，所以还能像人类那样思考。到了90年代，不知是否也“顿悟”市场自由之不可缺少了？时代风向的一缕风，放大到个人，就是精神领域的一座山，很容易压住原本的独立思考……
至于“毕业即失业”，今天的中国毕竟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找一个饭碗是不成问题的。但上班也苦，失业也苦，资本主义之下，众生皆苦……
女儿毕业母亲典质期满（宣平通讯）
编辑先生：我读完了贵刊之后，非常的感激和兴奋，因为在这样黑暗的时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的刊物，为我们不幸的人呼吁，这真是太好了！因此我就把这篇东西写出来，里面的事情是实在的，一直到现在还在扮演着。可惜我写作的技术太差了，不能写得透澈还要请先生多多指教。专此布达•敬请
文安！
陈惠贞谨启。五，十。
我们这一群青年的学生，被敌人追赶到这偏僻而寂寞的榴溪山，已经是三年了，这个寂寞的榴溪是耸立在宣平的东南角，它在我的生活断片的记忆里，恐怕是永远不会磨灭了吧！
可怕严冬，格外提早的降临到我们的山上，好像与我们这班穷小子故意开玩笑似的，不用说，大家都披上两年前政府发下来的薄薄的救济衣，不住的呼喊着：“才十月里的天气就这样寒冷吗！”
我们在抗战中挣扎了六年，记得我们起初跟着逃难的时候，还是一群十三四岁的孩子哩！其中有三分之一因经不起困苦的磨折而死亡了，侥幸的我，现在终于在这个省立第二临中高中部毕业了。
抗战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我们的临中，亦因此宣告结束了！几年来我们未曾离开它的怀抱，现在终于和它分手告别了！这使我们多么的留恋呵！
亲爱的同学们，几年来住在一起的，现在分手了！心里蕴蓄着无限的悲哀和难过！大家互祝着无可限量的前程，脑海中，终日盘旋着“升学和服务”这个极严重的问题，我们几百个饥渴的心，殷望着此后不再有冻饿，不再有可怕的战争，读书不再是什么特殊的权利。
散学的那天，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大家拿了一张文凭——这六年来的结晶，各自回到寝室里，整理行装，我们所有的行李，是很简单的，因为大部分早被敌人抢光了，现在仅有的，只剩下基本破烂不堪的旧书本，捆得紧紧的，背了回去，它就是我们的升学之宝吧？
赶了两天的路程，才走到我家所在地——少妃。它被敌人几次光顾之后，大部分建筑毁坏了，沿路只见破墙残壁，和瓦砾堆，一座一座碉堡，直挺挺的矗立着，好像将垂死的猛兽，因此更增加了我无限的伤感！黑飒飒的路途，在我已经是陌生了。
在黑暗中好容易摸索到我家门前，时间已经是十二点多了，母亲和妹妹已经入了睡乡，她们被我闹醒，母亲起来开门。多年不见的母亲，在暗淡的灯光下，越显得苍老了，家中一切情形，远不如前，母亲告诉我：“父亲到温州办货已经一个多月了”，她说时声音很凄惨！我抑住了自己的心情，不敢再问下去，带着疲倦的身体睡了。
第二天母亲买了许多丰富的饭菜，做的香喷喷的，给我们吃午饭，我对于这久未尝到的佳菜，顿时胃口大开！心里不住地感激母亲。
下午刚巧父亲从温州回来，我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和他谈天，但发现父亲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有时耍母亲的脾气，想母亲一天到晚，从来没有休息过，父亲为什么还要这样的对待她呢？世间的事真令我想不通了！
晚上母亲好像在房里抽烟，经我几次三番的劝解和哀求，才止住了，她告诉我说：“贞儿你不知道吗？我是你父亲典来的妻子，（宜平的风俗）现在已经满十八年了，他是不负责的，就耍抛弃我而去了！他并且得了一毕臭钱，将我典给第二个男人，可是我怎么能够离开你们呢！”她说完了话，声音哭得愈加凄惨。我也禁不住跟着哭了！唉！真想不到，在现时所谓男女平等的文明国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合理的风俗。我的心顿时感到沉重而不能忍受了！咽下了悲泪，我想我应当尽我的力量，来养活我的母亲和妹妹。我开始寻找职业了；然而在这不合理的社会里，到处都是失学失业的青年，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子，如何跑进社会，找到职业呢？“毕业即是失业”的声调，早在同学们口中呼愿着，老实说，你若不是“皇亲国戚”，凭你有多大的本领，也找不着工作的呵！
母亲，终究不能用她一双操劳的手，来养活我们儿女，她不得已，照着父亲的计划做了，她将平日仅有的一点积蓄和衣物，全部交给我。最后她说：“贞儿你的前途必需珍重，我是要和你分别了”！她拉住我的手不肯放，她哭了，我也哭了！猛狠的父亲跑进房来，打断了我们的情场。
父亲近日忙着母亲的嫁妆，好像他的女儿出嫁一般，可是不幸的妈妈，在她出嫁的第五天就与世长辞了，她死时我没法看到她，只得独自在暗中悲伤！
如今只剩下我们这群可怜虫，以后，再没有人来保护我们了，然而，这正是锻炼我做人的机会呵！我这样想着。
世间正不知有多少和我一样的女子，在那里受罪，我们须要认真地学习，小心地防备，和全世界的不幸者，在黑暗中拉起手来，去寻找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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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民主”（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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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民主”
作者：竹云龙〔籍云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一前言
经过了第二次大战之后，旧世界的一切，在某些人的脑子里，又生出一些新的幻想。当资本主义世界准备三次人类大屠杀的时候，人们忘记了前两次惨痛的教训，又热衷于代腐烂透顶的资本主义开药方，而“经济民主”是一张最具吸引性的药方。
二三百年，在人类史上说来，是短短的一段过程，资本主义却在短短的二三百年间写出它的发生、兴盛，以及衰亡的必然趋势。帝国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是近三十年来经济方面的理论结晶，这一理论的根据是：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的私有占据社会财产的“关系”之下，已不能再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以各自独立的经济网企图并吞全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至寡头独占的最后阶段，它不引起帝国主义大战，就必然引起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国外的殖民地独立革命。
第一次大战发生后，有名的德国改良主义者考茨基，曾经发明了一种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还有长久的生命，将来要出现一种“超帝国主义”，一种民主的世界组织，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并且，考茨基以其民主思想为武器，还凶狠攻击了刚革命成功的在动荡不定的苏联，他攻击苏联的工农兵苏维埃不民主，说俄国的经济落后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时隔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千疮百孔，矛盾丛生，二次大战后，造成美帝国主义独霸全球与苏联抗衡的局面，英国在殖民地纷起独立的打击之下，已降为美国的附庸，法意德日等更不必提了。目前的局势，证明资本主义的独占发展，已至登峰造极的阶段：美国六十家族支配了全美的经济流动，且也已经握住世界经济的独霸权，“国内财富的发达，造成了大多数人的贫乏；一国经济的繁荣，造成了多数国家的衰敝。”（沈志远——世界安全的保障经济民主化，载中国建设月刊五月号）“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正是在这种基础上爆发的。刚过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是在上述独占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盘发展法则的基础上爆发的。”“要消灭战争，——就必须从根本改革这种经济制度开始。”
“从根本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一个初学经济学的人看来，一定是：占有社会化，生产计划化，分配消费合理化。但是，沈先生却对我们泼一桶冷水：“这次战后的大部分世界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一时还不可能强求其实现。因为“势必拆散反法西斯的团结，——将破坏和平——”沈先生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基础上改革独占金融寡头制度”。“无疑的，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良问题。”（引文均见同上）”
二资本主义能改良吗
沈志远先生是经济学方面的“权威作家”，但我们为了硏究真理，为了，探求旧世界的新途径，不得不对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改良可能，发生很大而根本的疑问。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停止它的发展，如果它不能解决两个根本矛盾（即国内阶级的贫富对立与国际方面各国之间的贫富对立），就表示它不能延长本身的生命，必然要让位于一种新的经济制度，如同封建经济之不可抗拒资本主义那样。沈先生等所倡导的“经济民主”，即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改良方针，有二点要义：一，“限制乃至完全消除少数资本贵族的财富独占，消灭人民大众的普遍贫乏和失业，使人人有权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二，“殖民地制度必须粉碎，经济民主的原则必须施之于先进与落后国之间。”
如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国内工农大众的贫乏，失业，以及财政寡头对外的掠夺战争，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几百年来，尤其在它的向上发展时期，并未减轻它本身的矛盾；在它的最后阶段时，仍旧在它的原有基础上（即生产工具的私有化与社会财产的私有化生产者的赤贫化之基础上），想叫工农大众“有权”且真可能享受丰衣足食的生活，似乎很不可能。因为资本主义的所以能够如此发展且经过上百年的繁荣，其秘密很简单：对外榨取殖民地，对内剥削工农并迫使他们赤贫失业。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剥削的对象，就不能维持其生存，且也不成其为资本主义经济了。
“民主”，在从前，是指政治统治方式而言；现在，以民主帽子硬套上吸血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例举几条“原则”，希望资本主义能如此停止它的对内对外剥削，并且不以革命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犹有进者，沈志远先生还希望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合作”，走上“共荣”之道。
问题的焦点是：如何消除少数资本贵族的财富独占？如何粉碎殖民地制度？
在沈志远先生之前，历史上有过不少好心的经济学医士，开过许多药方，以便医治资本主义的“剥削吸血病”，使之能在世界上永远留存下去，繁荣下去。但是，他们失败了，因为病人——资产阶级不肯也不能吃他们的改良剂。就如考茨基那样伟大的政治家兼经济学家，也没有将它的“超帝国主义”改良剂产生出什么奇迹。三十多年来，人们忙着创造新的论据，新的幻想，在“非资本主义”之后，我们又看见了“新型民主主义”以及“经济民主”，人们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万分焦急地乱开救命药方，不管那些方子离基本的经济原理有多远且如何地相抵触。
无论幻想家如何奢望如何哀求，“资本贵族”将死死地抓住他们的占有物，扩大他们的剥削圈，加强他们的榨取率；另一方面，他们又以资本输出（借欵）及商品倾销为武器，以技术合作为幌子，向各国作又广又深的经济侵略。无疑的，资本主义又发展了，发展到一国寡头独霸全球经济的阶段——最后的最后阶段，它只能按照本身的法则演出其逻辑的发展，它为了吞没世界，在地球上北极与南洋两方加紧演习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一个阶级能“否定”自身，改良自身，那末，它将不是一个贪婪的能如此富有的金融寡头资产阶级；它也不必叫别人费心唱什么“经济民主”高调。只当那个阶级所统治的那个制度无可救药时，人们才忙着求取万应灵药。
今后，除了“经济民主”及“国际合作”之外，我们或者还能见闻更多更新奇的资本主义改良剂；但是，世界经济必然将产生一种新的制度，不管恣产阶级及其仆役愿意与否。历史发展的规律，毕竟强过任何反动分子的阻挠企图。
三世界经济的歧途
世界经济不向一国吞并全球这方面发展，就必然走向——世界社会主义，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现在，美国正在以全力完成它的金融寡头的伟业：它借债给英法意中等国，使各国成为附属或变相殖民地，它以物资与金钱输送到各国去，缓和各国的革命危机；它操纵“联合国”，使之为美国货开路；它在全世界布置军事基地，以便对付最后一个强国。美国金融资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大船最后的舵手，它一方面限制苏联的势力向外发展，一方面又以借款为武器，以技术合作的饵，企图打破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门户，好让美国货在世界市场畅销无阻。今天世界经济的特征就是：老大的帝国主义体系包围了新生的社会主义苏联，二者不能共荣。
人们或者要引征前三十年的历史事实，以便证明就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能永远并存在地球上的，且不断互相妥协的。是的，这三十几年的历史是事实，但在双方并存这一事实的里面，包含了另一事实——双方不断加紧军火生产及军事训练，以往三十几年如此，今后也是如此，而美国在北极及南洋的演习，更预吿三次大战的迫切。双方的政治纠纷与军事准备，就是两种经济制度不能长期并存的实际反映。如果世界资本主义在今后若干年不遭到革命致命的打击而为社会主义所代替，则我们将看见进攻苏联的三次大战。但是使美国头痛的，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两次大战以后实在太破碎了；整个欧洲已破败不堪，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是再也建立不出什么东西了。亚洲的中国还在势力圈的争执点之上，我们看不见一点稳定的影子，根本谈不上建设。“有希望”的日本，吃了战争不少亏，一时难希望他充当攻苏的先锋。人们在准备未来的三次大战，但不得不跟着今日的历史女神走路；走到哪里去？只有两条路：不是世界社会主义就是三次人类大屠杀。
世界经济的彷徨岐途，反映出世界政治之混乱，不安，纠纷，内战，殖民地反抗。
四中国的“经济民主”
“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曾经有它的百余年历史，而最理想的合作社，就是英国欧文的合作社，结果，他失败了。此后的“合作运动”，就很少有什么成就。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社（包括生产的及消费的），在残酷竞争的市场上，不给大资产阶级闷死，就充当大资本家的手下，更或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平发展至社会主义的点缀品——一个画饼。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合作社深入农村，连接都市与乡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思想，成为社会主义国有工商机关尤其是国有银行提高农民生活的不二工具。
中国倡导“经济民主”的作家，以及某些在朝的官僚，一致歌颂“合作社”，高呼消灭官僚资本，蔚为奇观。
从汉朝以来，官僚制度官僚资本就如影之不离形，今日的官僚资本，与往昔不同：从前，官僚资本是商人，高利贷者，地主，三位一体的典型结晶，外面罩上一层朝服。现在，官僚资本是大买办、大商人、大厂主、大地主、大银行主、五位一体的结晶，外面有时罩一件军装有时穿一件西装。如果全国大“清官”的股票地契单据汇票栈单定货单的目录公布一全分，我们就将很清楚地知道：所谓民族资本这东西，在中国已经不存在了！
今日中国，生存的资本家，一定与官僚层有密切的联系，或一定与外国资本有联系。那些小商人，小工厂，都在官僚资本集团压制之下有的破产了，有的被吞并了，有的尚在挣扎。中国经济的落后，贫乏，殖民地性，使这批大官僚兼大资本家大买办能在国内为所欲为操纵一切，尽量贪污掠夺，但求升官发财，不顾整个国民经济的崩溃。希望这批人改良中国经济犹如希望美国财政寡头放弃经济侵略一样。你提倡合作社，他表面赞同，甚或给你一点小资本去玩玩，你高呼打倒官僚资本，他也喊，但并不把脸洗得更干净些。
高谈经济民主，寄无限希望于合作社的学者，对于中国的合作社到底建立在什么制度之上的问题，暂时避不讨论，仅仅希望“民主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而目前的官僚层，正为着一种他们认为民主的“民主政治”而忙着，因为他们要维护既得的利益，绝不放松。“合作运动”的健将则希望有自己的一天。在另一方面，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不懂什么叫经济民主，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土地，工作太少，物价太高，失业的人太多，老爷们的捐税太多太凶，中国军队总是勇于打内战，什么人都说“为国为民”，而实际上都在害国害民。如此而已。
不给土地与农民，不铲除“不在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占有权，不立即停止抽丁搜粮打内战，不停止一切苛捐杂税，不没收一切汉奸及贪官污吏的财产归国有，不立刻施行关税自主实行国际贸易国营，不大量裁撤寄生官僚，不停止滥发纸币；就表示中国经济没有出路，表示中国官僚层有意叫中国走上死路。另一方面，以内战手段争官夺爵，高唱民主口号的人们，摇旗呐喊想做民主官的人们，空叫经济民主的人们，也没有给民众指出一条中国真正走上独立统一自由民主和平的大路。
美国借款迟迟不付，买办资本大肆活动，国内经济日益萎枯，内战与剿匪战在各地进行，灾、荒、穷，在各地发展，中国在混乱与苦闷之中。
目前有许多征兆，预告一个全盘的经济崩溃危机正在发动且必然到来，粮荒与内战及农民骚动，三方面互相影响，其结果是农村赤贫和农民暴动，购买力低弱，外洋货倾销，官僚集团操纵吞并，生产费用一向太高，关税不自主，多方面促使可怜的工业生产渐趋破产。国府收支相差太远，苛捐杂税尚在设计增加，但一切捐税的间接负担者都是工农大众，这一方面更降低消费量，一方面使民生更困苦。最后，可怕的财政危机并不因为横征暴捐而减轻，反而因此养成官僚群的贪污习惯，把中国经济带入不可知的灾难中去。
目前人人在怨，在怕，在苦闷之中。整个中国不论在哪一方面都没有一丝光明；旧的官僚制度把中国弄得一塌糊涂，而新生的另一个官僚集团也只向旧官僚争“民主”，把老百姓的真正民主要求丢在脑后。
真正的工农大众的经济民主要求，不是合作社，不是空喊“打倒官僚资本”，不是捧着“民主主义”的圣经去当人民的灵魂，而是澈底的把一副连接着帝国主义的官僚吸血架子从根摧毁它；世界经济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的普遍独占及疯狂挣扎，今日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方法，就是解放工农大众让资本主义从速死去。此外，什么经济民主政治民主都是鬼话。
当全世界先进的及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表现出毫无生路的现在，日益殖民地化的中国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改良剂如“经济民主”可以治好它的重症。一个新的经济制度正在等待世界，也在等待中国。
论欧文等空想主义者
“......这种历史状况也支配了社会主义的创立者。不大发展的生产和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产生了不完全的理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当时尚隐藏在未成熟的经济条件中，因此人们只好靠脑筋制造这类方法出来。于是构造尽善尽美的社会逐渐成为理性应负的使命。人们计划一新的完全的社会制度；企图以宣传方法，或以模范新村榜样来强迫社会接受这一社会制度。因此，这些新的社会制度必然注定是一些乌托邦（空想）；这些制度计划得更周备，则更加表现其幻想性。
以上的话说过以后，我们就不再说到这完全属于过去的方面来。让一些文学上的杂货铺店主像煞有介事去玩弄这些幻想把戏罢，这些现在只能使我们发笑。”
——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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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内战」说到「反内乱」（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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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内战」说到「反内乱」
作者：卫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李星按：本文谈的是内战与和平问题。本系列发的许多托派文章（基本是彭述之一方的），唱的都是要和平反战争“召开普选民主的国民会议”等等不变的调子，本文也不例外。以前都分析过了，无外乎是彭述之的山头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民主主义，吸引一些偏左的青年。这里就不重复了。
要指出一点：当被统治者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呼喊和平口号，他们往往要求的不是“岁月静好”式的抽象和平，不是维持现状，而是反对战争带来的，附加的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市场下的所谓和平现状，本就是充满剥削和压迫的，但人们“还能忍”，而战争给人们带来更可怕的压迫，逼得人们不得不反抗。这是1917年欧洲大众“反战”，1946年中国大众“反战”的社会根源，所谓反战，等于准备改变现状，因为正是这个现状，在制造战争，而不是渴望维持现状。
自从去年八月第二次大战的火焰暂呈熄灭，到今天已快近一年了。在这一年中，各国都埋着头在努力从事于战后复兴与建设的工作，都在寻求奠定「永久和平」的方案，（虽然这方案是否可能确定，确立了又是否可能实现，我们这里暂且不论）唯独我们这个一直被称誉，同时也自诩为爱好和平的东方老大国家，却始终在这充满了火药的气氛中生活。
自去年的双十会谈、政治协商会议、一直到最近三人小组会议，国共两方面始终在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的拖延状态中。直到四平街、长春的会战，冲突的情势才显得更白热化。到了今天，中原一带，长江以北，以及从西北到东北的广大地区中，双方都已刀出鞘弓上弦，甚至闻到了火药的气息。全面内战的局势变为已成的事实，只是缺少一个公开的「宣战」罢了。
中国的民众，在受尽了八年异族侵凌的苦痛以后的今天，似乎还嫌不够。因此，再要来忍受一次这内战的洗劫。许多的军民不牺牲在民族抗战的阵线上，却死亡在内战的炮火下；许多的物质不用在建国救灾的工作中，却用在内战的火拼中。通货膨胀，物价飞腾，工厂倒闭，生产停顿，其主要的原因，固然在于中国政治的昏庸无能，贪污官僚的嚣张跋扈，以致苛捐杂税，横征暴敛，使一般民众陷于不可复生的地步；但因内战的关系，交通阻滞，物资不能流通，军粮征集，无以复加，以致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实也无可否认。
一般的民众为了挽救自己再卷入战争的漩涡中去受苦难，为了挽救这老大的国家再陷入万劫不复的状态中去任人宰割，于是就掀起了一个空前的反内战运动的巨浪，那就是六月二十三日的上海五万人的反内战大游行。不管这运动的领导者是否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可否认这一反内战运动，在本质上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意志。因为只有人民大众，才真正祈求和平的！
但是，就在这大游行的前夕，上海却曾出现一个反内乱同盟的游行。这一个运动纵令不是由当局指使，至少是得到他们的允许而发动的一个想先发制人来对抗反内战的运动。虽然他们也打出反对战争的旗帜，但同时却又打着「敉平内乱」的旗帜。换句话说，他们把打内战的责任完全推到对方，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意思好像说：政府是完全祈求和平，而不希望内战。不过现在国内有「乱事」，应该站在政府的地位来讲，便不得不讨伐，不得不敉平，以尽其保护「社稷」维持「安宁」的责任。啊！多么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措辞呢！但既然以「敉乱」来「止乱」，那就显然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了！自然参加「反内乱」游行的一些工人、学生们，也许主观上还是要求「和平」，但主张「以战止战」的人们，实在只是为了扩大战争而已。
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分析这两个运动，就不得不说前者是进步的，后者是不进步的了。前者确是反映了民众希望促成全国和平统一的。
因此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分析一下参加反内战与反内乱的分子的性质。
参加反内战的分子，大部是下层的群众。他们在过去的八年战争中，因为忠贞不污，因为奉公守法，不管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已受尽了种种压迫欺凌，他们对战争已由恐惧、怨恨、而变为仇视。为了达到他们最低的生存欲望，因此，迫得他们要在战争的魔掌中挣扎出来。而另一方从事反内乱的分子又怎样呢？不外乎官僚、地主、资本家（他们过去囤积居奇曾发了「战争财」），以及一部分被迷惑的知识青年等。这一部分人是像一些人所说的唯恐国内不乱，因为不乱，这些魑魅魍魉的妖魔鬼怪就没有施展技俩的机会，与活跃的余地。他们只有在昏乱黑暗中才能生存，一旦光天化日了，他们只有毁灭与死亡。这一个反内乱的，即以「敉乱止乱」的运动从他们的立场看来，真是延长他们这种腐化生命的唯一手段。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反内战运动中所发生的殴打的事实就不觉奇怪的了。
反内战运动的意义果然是进步的，但是这一个运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检讨一下国共间不能协调的症结与造成冲突的因素何在？
国共间矛盾的焦点，从各方面看来，就是在于：政府方面要中共先撤退所谓「解放区」的军队，并经过整编，成为「国家化」以后，才能谈政治上的问题——政府的改组；而另一方面，中共又坚持着要先完成政府的改组工作，然后再能谈军队的整编。因为它们把军队看作政治谈判的本钱，一旦放弃了军队，也就失去了谈判的力量。这一个矛盾的事实，在大家不肯相让之下，直到现在，始终没有办法来消除。因此双方只是在积极的备战，想诉之于武力解决，而从没有再想找什么其他的途径。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的反内战运动，又只是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等的空洞口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与办法。结果这一运动对于阻止内战实际上所能起的作用，就不免仍等于零。
讲到这一点，一定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反内战运动的内容既是这样的空洞，那么要怎样才是具体的呢？」
在这民主潮流中看到国共两党的冲突，实在都足以赀议的。我们这里可以打一个譬喻：中国整个是一份产业，这份产业原是属于中国的人民大众，但现在却落在国民党的手里。共产党在过去几年的战争中，利用国民党统治力的薄弱，已经得到了一小部分的产业，现在又想凭这一些基础，拼命的加以扩张，在几次谈判中，总是讨价还价地拉住了要几个省几个县，几个部长几个省长。但国民党却死也不放，并且还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回这份被抢去的产业，完成其万世一系，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的目的。于是冲突就发生了。事实上他们本身都是中国人民大众的雇佣者，他们没有理由可以这样做，也没有理由可以那样做；但是他们都已经这样做，已经那样做；他们没有一个把他们的主人放在眼里，相反的，他们都在驱使他们的主人走向更糟的境遇。而前面所说的反内战运动正好像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这个主人，只是喊几声「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们不要打啊！」结果有什么用呢？他们还是照样争、照样打，叫喊由你叫喊。
要是我们真想阻止这内战的话，那就只有全中国的主人——我们这一群人民大众，在这种情形底下，挺起身来，把这种「叛逆不忠」（陈嘉庚评语）的分子赶走，把这一份超越抢回来，交给我们全体人民管理。我们固然不让国民党独占，但同时也不允许任何党派的分食。但是，怎样由自己来管理呢？只有一个普选制的国民大会的产生，才能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完成民主的任务。只有到这一个阶段才能真正消灭内战的因素，从根阻止内战的发生。
所以一个具体的有内容的反内战运动应该与民主运动结合起来；应该升华到要求实现普选制的国民大会，坚决反对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将要召开的国民大会的「钦定代表」；应该争取结社、集会、思想、出版等的绝对自由，取消一党专政下的思想封锁、愚化人民、奴役人民的独裁政治；反对凭藉武力形成割据的军阀姿态，而努力来促成普选制的国民大会的产生。
爱好和平的青年朋友，我们都是身为中国主人的一分子，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为反对内战，为争取自己的生存，应该努力重振旗鼓，唤醒全中国的主人，来为他们的地位、主权、生存而奋斗，来为一个普选制的国民大会的产生而努力。
七月五日
欢迎「生活报告」和「信箱」的稿子
我们要把视线扩大到学校、到工厂，到商店，到农村，到每个角落里去。让生活在这许多角落里的青年们、妇女们能知道一些彼此的生活，了解彼此的痛苦或快乐，因此，我们最欢迎各种各样的生活报告，希望大家踊跃地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交给我们，传达出去！
在青年与妇女们中，一定有许多问题压着他们，譬如读书问题、职业问题、恋爱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反映了社会的不合理，我们必须设法解决它，然而因为各人的环境不同，而其解决的方法也就不能一致，因此我们增开「信箱」一栏，希望能在这里替读者解答一些问题，同时让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个社会的本质，所以我们同样欢迎读者把自己的问题提出来，大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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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打暗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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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打暗杀
作者：韵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5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是彭述之一派托派对昆明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案的评论，全篇基本流于对暗杀行为的道德批判以及情绪煽动，痛斥暗杀行为的“堕落”“野蛮”，并且强调对李闻二人的暗杀显示民国进入了一个恐怖的新阶段，今日发生的暗杀，明日便会发展成屠杀，通过诉诸恐惧的政治宣传，呼吁民众反对这种暗杀行径，并在评论末尾照例呼唤“真民主”。
李星按：托派文章写到这个程度，说丢人也不合适，反正就是挺SB的
当民主运动高唱入云的今日，在当局四项诺言公布之后，竟不断地发生了“打”和“杀”的事件，这是如何严重的现象！从昆明惨案，较场口事件，南通、徐州惨案，以及下关事件，这一连串不幸事件之层出不穷的演出，已够使我们感到愤懑和痛心，使我们忧虑到国家前途的危机。
然而，下关事件的愤怒未平，而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被暗杀的惨剧又接踵而来，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这是什么世界”！这显然是“打风”之进一步的发展。“打风”的盛行，固然表现国家政治道德的堕落，纲纪的失常；而暗杀则更是最卑鄙最野蛮的行为。不论在朝或在野的政党，到了采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政敌时，那就充分表现了它政治的破产和堕落。如果在野的政党用这种手段，固然绝对要不得，是虚无党的恐怖行为；而在朝的政党采用这种野蛮的手段来维持统治，对付政敌或镇压民众，则更不但表现它的专横与残暴，而且必然激起人民的反感与仇恨，更容易缩短牠的政治生命，是自绝于人民的自杀政策！
我们的国家，自胜利而被尊为四强或五强之一，至少也要像个样子；然而，残酷的事实暴露得太说不过去了！打风的流行，暗杀事件不断的发生，难道是现代国家所允许的现象吗？尤其是本月十七日联合社电各报所载：“据美国大使馆方面消息，昆明教授十一人因人身生命无保障故联名请求美国领事馆准予入馆避难”。从这段消息看来，无异是我国的一个大讽刺。堂堂的中国教授要到美领事馆去避难，这恐怕是全世界空前的创举吧！我们除了痛心而外，更感到我们的国家在全世界面前实无立足之地！
现在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又转入到一个最严重的阶段了！由公开的打而进到暗地的杀，人民生命绝无保障，这还不够严重吗？这种情形，假若民众不起来加以严重的抗议和制止，让它继续发展下去，那我们将要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将不可免的由暗杀而进到公开的屠杀，杀，杀成一个血海！那将成为何等可怖的景象？过去的事实已经足够教训我们了！
但要制止这种可怖的现象，只有人民大众起来说话，严厉的抗议和干涉这种暴行，严重的警告那些无法无天的暴行者，不容许牠再干这种卑污的勾当；否则将要遭到人民大众的处罚而自食其恶果。但是要根本消除这种现象，只有人民团结起来，用自己集体的力量，来开辟光辉的民主大道，实现澈底的民主政制，让真理的火炬射破这黑暗的统治，让我们的世界重见光明，让卑污的暴行者，在光明的普照之下，无法藏身，这样才能澈底铲除这种明打暗杀的现象！
（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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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救主的钟声（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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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救主的钟声
作者：蕴梧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悠扬的钟声在响，
教堂的大门开了…
庄严与虔诚，
在救主的面前，
赞美与祈祷——
过去的不必计较，
未来还有天堂。
有罪的人得救了，
人间仇恨似已消失！
救主的钟声，
象征和平之神
张着受伤的翅膀在苦笑！
悠扬的钟声在响，
教堂的大门开了…
庄严与虔诚，
在救主的面前，
赞美与祈祷——
失去的无从追寻，
未来的有甚么凭藉？
饥寒可能解决？
新的仇恨却在成长！
救主的钟声，
只唤醒撒但恶魔，
张着狰狞的面孔在嘲笑！
四·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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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场的一夜（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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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场的一夜
作者：子丹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录入者按：歌舞厅，是民国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角。人们在这里进行着萎靡的娱乐活动。在歌声和乐声的陪同下，歌女和客人们来到这纸醉灯迷世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狂野的夜晚。客人消耗的是金钱和精力，（这是可再生资源）歌女消耗的却是青春，灵魂和肉体（不可再生），这种人压迫人的场所，不能再继续了！然而，21世纪以来，这种传统模式少了，但是出现了各种变体…
李星按：民国的娱乐业，很熟悉……有些名词回到了中国社会，“台型要扎好”……
解放后，“有很深修养但人老珠黄”的评剧演员们，如同其它剧种的专业演员一样，进入了新设立的剧团，得到了稳定的工资待遇，他们一时之间对革命是充满期待的……
这里只是乱扰扰的一片，谈话声，怪叫声，喝彩声，调笑声……那也是一种新兴的事业——歌场。
在这里，有各种不同型的人物；有肥得像猪的暴发户，精灵的掮客，商人，芸芸的学子，威武的军人，甚至有小职员，劳工……这倒是一个大众化的娱乐场。穿着白色制服的boy们穿梭似的忙碌着，招待着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佳宾。洋琴鬼吹奏着充满色情的爵士音乐，歌女们拉长了嗓子，哼着萎靡的歌曲，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唱的什么：反正在这儿不需要什么天才，什么修养，只要多抛几个媚眼，彩声就像春雷般的震荡着……
在场务员分布在每一个角落，等待着疯狂的人们，把用各种不同手腕得到的金钱，毫不吝惜地写上了『100』打（注一）……乃至「1000」打，乐台旁的『揭晓处』立刻好似考中『状元』一般，挂着各种奇形怪状的大名，什么「OK」呀！『天王』呀，『原子』呀，『冰心』呀，……整个的场子在疯狂着，于是，你点100打，我点200打，……台型是非扎不可的，有时甚至还要大打出手呢。结果，除了歌女多叫你几声『大少』外，留下的却是空虚的惆怅！因为倒霉了金钱。
花枝招展的歌女们有的由导女蜕变，有的是为生活所迫，唱平剧的大都是群芳会里的。她们的生活上午进入睡乡，下午则伴着『客人』到各处去冶游，夜是她们的黄金时期，这样萎靡的生活，麻醉了她们的理智，使她们的生活日趋堕落下去，使她们堕入不可收拾的地步。但现实的社会里，女子好似只有出卖灵与肉才能生存，她们的遭遇都是相当的可怜，如果有人点了她们的戏，她们就执行她们的任务，——『伴座』，她们的口才相当伶俐，谈谈说说，大灌迷汤，强颜欢笑。红歌星每天竟达有拾几只『台子』，她们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何怪她们的举止也很豪阔呢！
八时后，爵士音乐是停止了，换上了平剧，仍是乱扰扰的一片，这真是疯狂世界。有几个歌女对于平剧有很深的修养，但是，她们的年华已逝，所以『点戏』的也寥寥无几，这也是悲惨的一幅画面。
时间在偷偷地溜走，这疯狂淫浪的色情场在十时后才渐次宁静下来。歌女们大都伴着她们的『客人』到更疯狂的地方去！如舞厅，咖啡馆等，直至深夜。不过这是要另付代价的，这就是所谓『场外交易』，有的到更神秘的地方去，度这漫漫长夜。
社会是何等残酷呀！为了生活，她们堕入了『火窟』，出卖着她们的青春，灵魂，乃至肉体。随着青春逝去，他们的丧钟渐渐响了，那时候即使你有音乐天才，但人老珠黄，没有人来请教的了！
这吸血的魔窟，不知毁灭了多少的前程，毁灭了多少人的幸福。在高唱『建设』、『改革』的今日，这种地方的存在无异是一种讽刺，不知当局看了作何感想？！
注一：100打是点戏的数目，现在拿拾打做单位，每单位值三百元，起码点拾个单位。
注二：点戏以后，歌女即来伴座，和舞厅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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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做不完的工作（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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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做不完的工作
作者：蕴梧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鸡叫啦！天亮了！
要生炉子要泡茶，
煤灰煤烟缭乱飞；
心酸的珠泪咽向心头下！
茶没泡成脸没洗，
床上的孩儿啼着唤妈妈！
妈妈心肠软，
哄着孩儿说长短；
撒尿撒屎又穿衣，
辛劳一世亦无怨。
但愿儿肥衣食足，
长大成人建座黄金屋。
提篮市上买菜去，
手里的钞票买不到鱼和肉；
勉将青菜当佳肴，
细碎糙米在釜中烧，
烧的黑发变银丝；
热汗才流过，
风雹又呼啸，
大儿衣没成，
小儿鞋破了！
长线短针密密缝，
寒宵缝到不知晓！
一件破衣已成新，
且将凄凉换微笑！
样儿持家春复秋，
经年垢面又蓬头，
不管人间荣与辱！
青春却已消磨在这小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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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口哨（工场特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吹口哨（工场特写）
作者：史轮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鼠头何领班是工场里最基层的管理人员——不似组长或者职员有着自己独立的办公室，他只是在车间里有自己的小桌。他大概曾经是从老工人晋升而来，但终究同工人没有共同的语言——就像他的小桌靠窗，总是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风景，他可以无所事事地吹口哨，吹嘘自己被厂长重视，享受着丰厚得多的报酬而不用投入车间内紧张的生产。
作为填充车间统治秩序最基层的零件，何领班是卑微驯服的：组长，工务课长，厂长，层层对上逢迎谄媚，装出忙碌的样子。市场暂时繁荣时，他有借助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升职的希望；而市场萧条时，不仅希望破灭，他的工作也有不保之虞。但他又是监视、控制、压迫普通工人最直接的爪牙——他炫耀自己的地位，记仇而提议开除反抗的工友，为老板的裁员行动尽可能消除影响，也学着组长的样子，工伤事故发生时，幸灾乐祸之余冷漠地命令工友保持生产节奏。当工人抗争之时，他权衡自己力量不足以平息，又会摆出旁观的姿态——资方的让步于他有利，也更加需要他来控制工人。
鼠头何领班作为个人，性格势利贪婪又阴险冷酷，囊括了作为从资本主义诞生起直到今天，工头群体的各种典型特质，这似乎足够令人生厌了。但谁都知道，出路并不是指望一个“勤劳善良”的工长来管理自己——对工人层层控制压榨的有产阶级统治，才是源源不断制造苦难，制造出卑鄙个体的机器。
（李星）
一个长方形的零件工场。一进门就是一个方形的管理室，几个职员在里面忙着写领料单，造报表，打电话。三十五部美式车床和两部自动车床在右边排成两条行列，左边是六部冲床，龙门刨床，牛头刨床，铣床，剪床，钻床和锯床等。马达嗡嗡的哼个不停，衡床地飞轮喳渣喧叫。车床和钻床上的工作物冒着烟。工人留着豆大的汗滴，全神注意着工作物，两只手敏捷的转动这个又那个摇柄，把切削的速度和深度提高到顶点。
鼠头何领班坐在靠窗的红漆小桌前，轻轻地吹着口哨，悠然望着窗外的花坛和远远的绿野。几个蜂儿老在花里钻，花蝴蝶逐着白蝴蝶飞，一只麻雀在白杨树上张着嘴巴乱叫。远一些是苍绿的树点缀着点点的粉红花。远山上的白屋被橙光渲染得像朝霞那么美丽。鼠头何领班望了一会又转回头注意这叫嚣的工场。
“小李！”鼠头何领班叫车床的学徒：“这个月你们这么忙，一定多拿奖金了。”
“大概可以拿到多少呢？”
“大概小工五六百块，学徒帮工七百至一千五，技工三四千，五六千，我可以拿到一万左右。”
“我想你回宿舍去睡一觉醒来就可以拿最高的奖金呢。”
“自然，自然。厂长一天最少都叫我名字两次，这样的生活……”
组长倪先生从管理室溜出来。鼠头领班立刻走去跟着组长。组长到车床，他跟到车床；组长到铣床，他跟到铣床；老是跟着。组长走了，鼠头何领班轻轻地吹着口哨，回到小红桌前。
“小李！告诉你。”鼠头何领班又轻地打开话匣:“组长告诉你甚么消息？”小李一边问一边卡着工作物。他一向只车一次毛坯，卡一卡，再车一次光坯，卡一卡，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通过检验的。可是他每月只拿到一千元津贴，三四百元奖金。买两只草鞋，一条毛巾，一块肥皂，就完蛋了。
“的确的，厂长每天最少叫我两次。”
“我听你吹过两次了。”
鼠头何领班眯着眼睛，好像一直准备偷食的老鼠探头探出洞口。他觉得小李的话使他扫兴。可是话匣已经打开，就很难关上的。
“厂长昨天才送小女一只洋囡囡。”他似乎不要别人听或随便谁听都可以。
“小李！厂长说我不久可以升职员呢！”
“我吃金鸡纳霜太多了，耳朵聋。”小李斜瞥他一眼。
“金鸡纳霜好吃吗？”
小李又斜瞥他一眼。
工务课长含着烟斗踱进工场。组长倪立刻从管理室跑出来，跟在课长的身边，像一头猫依偎着生人。鼠头何领班一看见，马上拿起一只模子，这边量量，那边量量，似乎忙个不了。
工务课长走了。组长倪回到管理室。鼠头何领班放下模子，轻轻吹着口哨，向窗外远眺。工友们忙得满头大汗。马达喧叫不休。
胖子厂长带着一头狗走进工场。组长倪立刻从管理室跑出来，和狗一样跟着厂长。鼠头何领班看见，马上拿起那只模子，这边量量，那边量量，似乎忙个不了。
厂长带着那头狗走了。组长倪回到管理室。鼠头何领班放下模子，轻轻地吹着口哨，远眺。工友们注意着工作的速度，为的是奖金。
工场里又增加了五个工友。鼠头何领班心里烦闷。他走进管理室，向组长点点头，一阵笨笑说：“倪先生！这新进来的五个工友之中有三个是这里开除出去的。”
“唔……”
“我以为不要他们。以前一个是打你的，有两个打过我。”他把嘴一扁，好像小女孩发脾气似的。
“没有关系，现在加紧生产，这批货送出去，〔工〕厂就可以建两座大工场，准备大大扩充”组长加重说：“那时候你就可以升工务员了。没有关系。”
何领班就是一阵笨笑。他好像还没听懂组长的话，但是不敢多问。总之，他已知道将来可以升职员了。于是他就很满意了。他又回到小红桌前轻轻地吹口哨。
※※※
胜利炮一响，只带给工人一刹那的欢乐。
人们都说李师傅很想家，常在晚上哭。
一天，李师傅正在剪铜皮，忽然尖叫一声，一手血粼粼跑出去了。鼠头何领班跑过来，组长倪跑过来，大家都跑过来。鼠头何领班向组长一阵笨笑，说：“我在那边看他三个指头被剪下来的。”
“把剪床揩干净，大家返原位工作。”组长这样说，对受伤者并没有说甚么。
“唉！想家！想家！”有个工友说，摇摇头。
两个工友硬要向管理室要出门证，追踪血迹寻找伤者。
一天，又是这么倒霉的一天。冲床的老技工单师傅向年青技工郝喃喃倾诉。
“我的女人常常哭……以前我比你还要强壮呢！你看我现在……”他用手揉揉深陷的干眼，面是惨白带有青黑色，很脏，灰暗的双眸呆呆地凝望好一会，好像一具尸首那么吓人。他又重复说：“现在我是半条命，我的女人常常哭……”
“你的太太怎么不跟你洗面？常常哭干甚么呢”
“她……哎哟——”单尖叫一声，半截大拇指留在模子上。他握紧受伤的手，滴着血。郝挽着他离开工场了。大家都跑过来。鼠头何领班学着组长说：“把机器揩干净，大家返原位工作。”
鼠头何领班在小红桌前轻轻地吹口哨。胖子厂长忽然走进工场来。
“何师傅！”胖子厂长真的叫鼠头何领班了，可是不够味。“你回去乡下牧牛好了，这里不需要这种人，整天吹口哨，吹！吹！吹！”
鼠头何领班又是一阵笨笑。他觉得厂长对他不大客气。他的希望又变成泡影了。他的憧憬破碎了。组长倪说他要升值的诺言最少已打了五折。
有两个工友被厂长一顿骂。组长倪也挨了一阵官腔。厂长走出门又转回来，瞪着两只眼睛望望，走了。
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工务课长含着烟斗轻轻踱进工场。组长倪看见了就从管理室跑出来跟着课长。课长教训组长一阵，组长点点头。后来课长望望鼠头何领班，组长也望了，可是都不够味，因为他们都是沉着面看的。课长又走到工友的背后，在探寻一些甚么，在想。课长走到门口又转回来，一双视线向工场搜索一番。
两个星期来，有不少工作效率低的工友被解雇了。解雇通知书起初贴在布告栏上，后来因为贴得太多了不雅观，而交给鼠头何领班转交被解雇工友。自然，这些事情好像不是无缘无故的。而这些被解雇的工友都犯了一些小错。这些小错在厂方获得了很多利润的时候可以原恕的。工作效率很高的工友犯了这些小错，也可以原恕的。
出人意料之外的，被剪床剪断手指的李师傅和被冲床冲断拇指的单师傅，也被解雇了。
解雇，像一条瀑布那样倾泻下来。每个工友愁苦着脸等待命运的支配。解雇，抛出街头，失业，饥饿，就是他们的命运！
一天，毕竟还有这么一天，这个零件工场的工友全部把工作停下来了。各个工场的工友也迅速地把工作停下来了。车床，钻床……电风扇，飞轮还在旋转。可是工友像铁石一般坐着。
鼠头何领班一跃起来，准备干涉，但是不敢。他的面惨白了，回到小红桌前坐下，眯着眼望望，好像一只被惊吓的老鼠跑进洞口又回头望望。
工务课长走进来，面色惨白，走了一转，和组长一道走出去了。厂长没有来。
几个小职员走进来，好像看新奇的事情那样，两眼望望，微微地笑。
鼠头何领班近来听到很多横的消息：说是厂方没有业务，现在只是食材料。所以要解雇三分之一的工友。材料食完就关门大吉。现在大家怠工来对付这件事，对他也有利的。于是一丝微笑挂上他的嘴角，又轻轻地吹起口哨了。似乎说，这样才够味，厂长也不敢叫他回去牧牛了。
一九四六，六，一六，渝小龙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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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为卖血者请命（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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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为卖血者请命
作者：蓝天〔陈景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朋友Y小姐服务于S医院输血部，告诉我关于卖血的故事。
我的行业，
卖血;
我的生活，
喝自己一滴滴
潺弱的血。
我徜徉在血的日子里，
在血的朦胧里！
毛孔张开，
心脏剧跳，
像要爆炸。
血，
血，
血……
猩红的，
浓紫的，
可怕，
泛滥开来的血泊呵！
呵，血。
我的命根，
我的岁月。
血是唯一的资本，
生命算是延期支付。
妈养我，
原不想做造血机。
白眼，
嘲笑，
生命的零售者，
努力成了废物，生活就是罪过。
血，
血，
血……
一滴滴
挤出去，
换来更坏的营养，
——不等价的交换。
几时
敲碎这喝血的世界
几时
失业成了社会的耻辱？
六月二十八日于病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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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图」反映出来些什么（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升官图」反映出来些什么
作者：嵆山〔谢山〕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被压迫束缚而未获解放的群众，忽然得到一个足以发泄自身苦闷的机会，这该是多么高兴痛快的事。因此，「升官图」的演出，便轰动了整个上海的各阶层，而演出已达月余之久。
这绝不是一个荒唐的梦，它完全反映了现实，在艺术的手法上是夸张的，在好些地方，我们总以为太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而流于胡闹。差不多每个演员都以丑角的姿态出现，因而降低了「升官图」的力量。但虽然如此，它还不失为一个富有暴露性的剧本。台口是钞票，柱子是金条，大门是金钱眼，小门是保险箱；头戴元宝，挂着苛捐杂税大袋的财务局长；穿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长袍黑褂的教育局长；希特勒式的公安局长；摩登贾宝玉的公务局长；省长军帽上插着的鸡毛帚，当他在跪着求婚后，拔下用来掸膝前的尘埃；都够使观众捧腹大笑。但编剧者的用意，显然是较此深刻得多，他将这批宝贝们丑恶卑鄙的行动，用他们自己冠冕动听的言语表达出来，叫观众更进一步得以认识他们的本质。
开始，从两个小偷在古宅中躲风所发的大篇牢骚，「难道做官是天生的？那些省长督军又是什么出身，不是靠钱，就是靠枪杆儿，有几位那猴形儿，简直还抵不上你哩！」引起了这个荒唐而又是反映现实的梦。
群众为了受不住官僚腐化政治的专制榨迫，暴动起来，打死了县长和秘书长，各局长纷来慰问；两个小偷这时因无法脱身，而其中之一的面貌适与前县长面貌相似，遂将计就计冒充了知县，而其一遂为秘书长。整个喜剧便展开了！
假县长上任后第一件大事便是严惩乱党。「前秘书长被害，大人受伤，这件事对于大人和秘书长个人没什么，问题是国家的法纪要紧！知县大人都可以随便打，则政府的威信何在？将来的政治那可就不堪设想了！——……否则我们将来人人自危，谁还敢做官！」嘎！国家法纪和政府威信原来是这样的！没有法纪威信，谁还敢做官？国家法纪和政府威信本应用来保护大人们的！
那么怎么样严办呢？「政治家应该力行王道，也不能专门杀人的，所以我们要重办。……重重地罚他们一笔款子。至于用途，当然是前秘书长的丧葬费和大人的养伤费呀，假如能多收一点，那么各局里都可以有一点。」这就是他们力行王道下维护国家法纪和政府威信的举动。
接着剧中又刻画了各局长间利益冲突的暗斗；假知县和真知县太太，知县和财务局艾局长间的拆账计划，公安局马局长把妹子献给知县，想增加一万万元罚款作为增加警察的经费，「充实本县的保卫力量」。（不过我们得记住公安局名额上有六十名警察，可是实际上只有六名。）至于县中新发现的传染病，好在死的都是贫民百姓，管他干吗？艾局长说：「防疫水，那能赚好多钱？我打算囤积五百口棺材。」
可是我们廉洁公正的省长大人已知道县中发出暴动而将亲来视察了，知县局长们都赶紧筹备欢迎。公安局立刻招齐了两百名警察，全副武装。「乞丐抓来当临时警察，临时警察再去抓乞丐，乞丐肃清了，警察也有了。」其次组织士农工商队：「学生队全体都是童子军服装，一个不少……谁不买一套新制服，不许毕业。农民队每人限定要穿……有人穿的不一样，要罚他二十万。工人队是一律……商人队是一律……妇女队是一律……每人一面旗子，上写省长大人万岁万岁万万岁。」此外各局长太太小姐少爷姑爷听差茶房都请到县衙门来办公，作为科长科员书记雇员等，临时办公费每小时五万元。
省长大人终于降临了。「我们为官从政的，应该俭以着廉，一切以简朴为是。」因此他看了行辕的布置便觉太华贵了，尤其是听到一条地毯要五十八万元，不禁大惊。但伶俐的秘书长凑上去说：这是五十八元，不是五十八万。省长大人便点头了。「那很便宜，真正是价廉物美，请你替我也买一条。」接着又说：「我是从来不接受任何礼物的，我平生讲究廉洁，最恨的就是贪污！你要送给我，那不是叫我贪污吗？」不过，话得说回来，「可是价钱便宜么？如果便宜，我很想买下来。」这就是所谓廉洁政治。
我们的省长大人是廉洁的，可是因本地民众控告知县局长们的十大罪状，使他头痛大发，须得用五十两一根的足赤金条熏治。办事爽快的秘书长首先送上五根金条，于是明察秋毫的省长就说：「凭你们二位这一点办事能力，我就不相信那些刁民们的控告。看到所有的布置，秩序井然，我异常满意，凭这一点，我也就不相信此地发生过暴动了。」
秘书长要钓大鱼，将前知县太太献给省长，省长立刻宣布订婚，明日结婚。「我提倡廉洁政治，其作用在于提高行政效率，就是什么事要办得快。」和前知县太太有暧末关系的艾局长，气咻咻地找回前误为已死而实未死的真知县。但将升为省长夫人的知县太太，不肯再回复原状，矢口否认；各局长也都否认，只有不曾送过金条治病的卫生局长钟局长又戆劲大发，出来承认，反被省长将他和真知县一起推出枪毙。
在省长和知县的婚礼进行时，艾局长鼓动群众准备暴动，可是老奸巨滑的省长，立刻将知县升为道尹，艾局长升为知县，于是反对的呼声便一变而为拥护的传单标语宣言口号了。艾局长代表民众朗诵着欢送词：「省长大人，县长大人，你们是老百姓的伟大救星，自从你们莅任以来，我们老百姓好像生活在天堂里一般，每人都住洋房，都有汽车，每天都吃大菜，没有受过苛捐杂税的剥削，没有贪官污吏的敲诈，没有特务和集中营的威胁，……」
群众咆哮了，他们现在明白了！「艾局长，你欺骗了我们，出卖了我们。」斗大的拳头击碎了这一群流氓的美梦。
这是一出喜剧，但这不仅是快意的大笑，它更严肃地提出了现社会的问题。正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现实，现实中的矛盾也有意或无意地随带着表现出来。假使不以为穿凿传合的话，那么升官图中已深刻地显示了下列几点：
（一）任何软弱无用的群众，只要他们被压迫得不能再生存时，必会挣扎起来而发生暴动的。但是这样的暴动，如果没有正确政治意识的领导，是很难解决他们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几个人贪污横暴的结果，推翻了他们，又来一群；打死了前知县和秘书长，当地人民所受的压制并不因而减轻，我看，仍是在同样路线上挣扎。剧末的民众暴动，虽然没有告诉我们结局怎样，但我们可以料到，还不是另换上一批自以为廉洁的饿瘾臭虫再来重重地吮取当地人民的血汗吗？只要看中国二千年来农民的暴动，一似走马灯式的更换朝代，并没有澈底解决了他们本身的问题。所以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可是正确的政治意识更为重要。自发的盲动很难找出出路，只是增加无数的牺牲，这不是喜剧，这将是悲剧了。
（二）有些观众看到所描写的腐败政治，都以为太过分了。但这不是廉洁不廉洁的问题。就算我们的知县大人是廉洁的，他怎样能准备给知县大人治病的药方呢？恐怕除了跟钟局长一样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吧！再说省长大人，头痛病的治方是由他侍从传出来的，治病的药也是由他侍从收受的；省长尽可冠冕堂皇地提倡廉洁政治，何况五十八元的地毯，二百四十二元的汽车洋房钻石戒指，都是照价实付，「不许少给人家一个钱。」至于公安局长，「体仰大人建设廉洁政治的苦心，手下的警察是仿行寓兵于农的办法，叫做寓警于民。在平时为了节省国库支出，所以只用六名警察就够了。」这样的廉洁能革新腐化的政治吗？省长能不信秩序井然的欢迎而反信刁民的控告吗？上帝之门九重，我们所有的大人先生们，也许他们的确是讲究廉洁的，可是他们都有五十八元的地毯，二百四十二元的汽车洋房，他们又怎会知道湘桂吃草根树皮的悲剧呢？廉洁政治对于官僚真是个尖刻的讽刺呢。
（三）明了腐败的政治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那么同时就必须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政治意识，不能让任何人用甜蜜的口号来麻醉而盲动。打倒省长和知县是对的，但跟着一位惯征苛捐杂税的艾局长高声呐喊，未免太滑稽了。无怪艾局长达到了他政治投机的目的，便摇身一变而让群众明白他们是被欺骗了。「我们是来驱逐贪官污吏，你跟他们原来是一伙，也跟他们一路去罢！」其实事实是明显的，艾局长有两套计划，软的不行，再来硬的。他是早就准备着妥协，只不过在觅取最有利的条件，他并没有真正为群众而奋斗的决心。所以一个政党，不论他的口号多么好听动人，只要看它随时准备让步，（不论它用怎样美妙的字面来掩饰：忍痛让步呀！相互为国呀！）都是动摇的，懦怯的，不可靠的。我们要注意它过去所走的路线，它目前的阶级性，它能否解释客观环境的变换，它提出的纲领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否则群众又将遭遇一次大欺骗，虽然群众可以从欺骗中又获得一次教训，更能明了事实的真相，但这样所付出的代价未免太浩大了！
（四）为了挽救官僚政治的没落，任何「顽固」分子都会以「开明」的姿态出现，收买一部份卑鄙的动摇分子以分化对方的力量。「一个政治家绝不能与民为仇，绝不能大动干戈，我们要以人民的幸福为重，要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他们容纳不同党派堂皇的论调，好个以人民的幸福为重！可是容纳怎样的人才呢？省长说：「他们能够调皮捣蛋，可见得倒很有点本领——有这样本领的人就能作官，而要作官的人也非有这种本领不可。」这里又露出马脚来了，可见作官并不需要建设人民幸福的人才而非有捣乱本领不可。官僚政治下，除了唯唯诺诺，甘心作特务鹰犬的以外，便是容纳能捣乱可以威胁统治层安全的。真正能代表群众利益的，大人们从不注意，因为群众——除了作为剥削的对象以外——在大人们的眼中本来是不算什么。这就是所谓扩大政府组织。
不过他们所认为能捣乱的，也是要有能煽动群众暴动的本领，否则，他如果就只有这点能耐，写写文章骂骂人，还算不得什么——那我可以封他的报馆！如果他拿不出别的花样来，理都不理他」！不但理都不理他，而且还可以「向乡镇长要人，乡镇长向保甲长要人，还怕抓不到人？……查不出把全城的人都杀光！……一定要多多抓些人来，杀！杀！把这些暴徒斩尽杀绝。」令人又回想到南通「宁可冤杀九十九，不可放过一个」的看家本领。那些只是在口上喊着民主的，不但不会被大人们所注意，并且在逆潮中还有挨到抓杀的希望。这里我们又看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同时也不要为统治层勾结若干妥协分子的烟幕所蒙蔽。这一举动，在统治者是分赃——在剧中以省长为代表，在被收买者是投降——在剧中以艾局长为代表。我们不能对这种举动抱着天真的期望，他们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只有把我们推到更残酷的被剥削的地位。醒醒吧！即使是改良主义也不能澈底解决社会问题，何况这种政治上的勾结，连改良也够不上呢！
以上是观升官图后节外生枝的杂感，也可说是从升官图所获得对现实的教训。至于演员们能逼真地演出剧中各人物的性格，似乎有口皆碑，毋庸赘述。总之，这是值得推荐的名剧，虽然他没有明显地答覆怎样解决这问题。不过马克思说：「人类只能提出他自己所能解答的问题。」一切社会问题只有当它内部矛盾发展到尖锐化时才会被深刻地提出，同时历史将依照它自己逻辑的发展而否定了旧的矛盾。不管人们怎样歪曲事实，历史是不听从他们的意识的，他们虽不愿知道历史的倾向，但他们迟早必将看到历史应走的道路。这不是一个荒唐的梦，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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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国民大会：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一次座谈会（六月九日）（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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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国民大会
本刊读者作者编者第一次座谈会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赤坂羽按：今天的键政讨论和一百年前的座谈会的内容似乎相差无几，让人感觉仿佛兜兜转转一百年，一觉回到解放前。“全权普选，普选全权”是一个潜在的可以被应用的口号，“全权普选”意味着无论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全部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而“普选全权”意味着选举产生的国民大会将统括一切权力。不得不说，超阶级的“国民大会”是一种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想象，他也迎合着困苦时期的人民。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国民大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甚至它的召开都会是一种泡影，能够解决问题的是“朝国民大会努力的这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左翼必须抛弃浪漫的，人道的，温和的瓶瓶罐罐，用一种实用主义的进攻性策略来保护自己和锻炼群众，国民大会是不可能召开的，最终召开的只能是一场内战，但是这不意味左翼要从一开始就抛弃这种“国民大会”，至少，它是一种足够吸引人的表面话。以上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李星按：这是解放前中国托派彭述之一方的某次讨论记录，比较难得，虽然明显经过刊物的整理。本文内容多数是讲解关于民主政治的历史变迁，属于“读书会”的普及性质，比较粗浅。最近六七十年，资本主义演进史的世界范围研究，包括中国国内的研究，有了相当的发展，许多史实及其分析，都比20世纪中期以前的旧观念，要更丰富与深刻了。回头去看这份记录，它的很多理解可能是片面的。但这也没关系，它至少能让我们看到那个年月相关参与者的思想水平。
对今天的现实有启发意义的，是后半部分，谈到当时的内战、民主、社会主义问题。篇幅较长，不做点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先琢磨琢磨。
日期六月九日
出席者庶明等二十六人
主席庶明
记录稽山卫星唯康
讨论提要
A民主是什么
B民主的历史根源——西欧的民主内容及其实现方式
C中国的民主任务及其历史教训
（1）对外民族独立问题
（2）农民的土地问题
（3）劳工改善待遇问题
（4）国内民族自决问题
D如何实现民主任务——召开普选与全权的国民大会
E召开国大的必要前提——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完全自由
F结论
主席抗战胜利以来，民主的呼声，震天价响（录入注：价响：不停地发出声响）。这问题，在目前中国可算是最重要的。因此，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对它有一个正确而深刻的了解。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分成两部分：一是西方民主运动的经验；一是我们本国的民主问题。现在先开始讨论的，是“民主是什么”。
华贝一般的说：民主就是以人民大众为主体之意，不论在政治、经济或者文化各方面，都应该以人民的福利为前提。
稽山“人民”一语太空泛，似乎应该加说一句：被压迫阶级的人民。
蓝天倡民主论者，如卢梭的民约论，法兰西著名的人权宣言中，都是以不分阶级而以全体人民为主的。但深刻地说，民主的内容都有其一定的阶级性为基础：例如在奴隶社会中是奴隶主与自由民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则是工人及贫农内部的民主，所以民主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转变而不同的。
华贝一般的民主，乃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其统治者的表现。而特殊的民主，则指每一阶级有其本身的利益，要求尽可能达到其经济的目的，获得一种可靠的民主，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例如：封建时代被压迫的资产阶级，要求商业上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过去曾经用民主推翻封建制度的，一旦政权到手，便形成了反动，只要自己的专政，不要别人的民主。最近美国的罢工，“民主的”政府也要干涉它了，但罢工却是人民的民主权利之一呀：而中国的官僚地主所了解的民主更是简单，他们只愿制定对自己有利的选举法。农民则希望民主给他们带来一些东西。今天，中国各阶级对民主的了解史各不相同的：有产阶级希望那使得自己透不过气来的独裁政府能够松弛一点；而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则希望民主能够改善现状，给他们以生活和工作。
卫星民主内容虽因阶级性而不同，但最后说起来，工农所要求的民主，才算是真正的民主，而目前很多人所高唱的民主论调，只是由于统治者压制得太紧，所以借用人民的力量来威胁统治着放松一些，将来“一朝权在手”，便很有可能反过来压制民众的。
蓝天那到底哪一种民主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呢？我认为：能够解决中国的出路，解放与提高中国生产力的，就是真正的进步的民主。
小桥在私有财产制度底下，不会有真正的民主。
群音今天所讨论的民主，一般的说是资产阶级性的。它在西方最初的发生，原是要求打倒封建的特权。这种民主在反抗封建制度时是进步的。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度时（如西欧及美国），不走向新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便是走法西斯的道路了。民主是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不是超历史超阶级的。
曹坚谈民主要从该国的历史要求和哪一阶级担负谈起，有许多人所谈的民主，大都是有名无实。
苏涛要打破他们的欺骗性，必须规定民主的历史内容。
晓东资产阶级对现状予以若干的改良，那是狭义的民主，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起来所争取的，才是广义的（真正的）民主。
旭东我们要明白民主是什么，首先就要明白：民主是怎样发生的？一般的民主，从资本主义开始发芽时起就已经存在了。在政治学上说，民主就是要对抗某一阶级的专制。西欧的民主，就是对抗封建君主专制而发生的。每一民主都有其阶级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有两种基本作用：第一是对抗封建残余势力、地主官僚，以及殖民地对抗帝国主义。如满清时是对抗地主官僚。反抗帝国主义以求民族自主，也是民主任务之一，是民主主义的变形。
第二，在本阶级内也要有民主。资产阶级发展本身就需要一种民主，所谓“法律面前平等”，就是要反对本阶级某层人的特权，在自阶级内部要互有法律的平等权，且包括相互间的批评和争论等。如果它内部没有这种民主，那它本阶级便不能发展。议会制是资产阶级成长的必需条件。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它虽然往往与下层群众一起去争取民主，但得到政权时就要独裁了，不给下层群众以民主了。不管什么议会制或者共和国之类，在本质上任然是对民众的专政，不同的只是带上某种假面具罢了。国家的一切权力操在他们手里，下层却没有充分权利发表意见。这就是谈民主者所必须了解的。而在另一方面，即专政的无产阶级内部也是需要民主，对农民也应给与民主。因为后者是可能拥护前者的。但它对旧统治者没有民主，他不戴什么假面具。他是过度性的，最后将根本否定了民主。有民主就有不民主存在，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经济完全平等的时候，阶级界限消灭，国家机关也消灭了，因而有阶级性的民主也不能存在。所以民主是一种历史的范畴，将来终究要消灭的。
今天中国所要求的民主，其进步性在于：对内反抗一党的官僚专政，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不过，它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内容，不能抽象化。
但这种民主发展到最高度时也只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发展到高度时就经由量变而至质变，即走到社会主义的民主了。
子耀我们知道民主的历史根源是发生于古代的希腊，但当时的民主究竟是怎样的呢？
旭东希腊从纪元前十世纪时开始发展为奴隶制，在这以前是族长诸侯的联盟，而以后的城市因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自由民（其中也有兼为奴隶主的）。这些自由民之中，含有世袭贵族与新兴商业家，他们经商获得了利润，不断地与旧的族长斗争，因而得到召开市民大会的权力。所以希腊的民主，是自由民奴隶主所要求的民主。
建平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收到了封建制度的阻碍，如关卡障碍商品的流通，各种封建特权束缚农民的自由劳动力，削弱它们的购买力以至于零——因而当时的民主内容以反封建为出发点。封建的最高表现是皇朝，所以民主斗争的对象大多是反对皇朝（如英皇查理第一被判处死刑，法皇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等）。但在今天落后国家的民主斗争已经不是反皇朝的了（但也反对封建残余），而温和的改良也没有用了，它将由另一阶级领导广大群众，经过艰苦的斗争来实现。
华贝资产阶级的民主斗争，第一发生与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那是反对西班牙专制统治的独立战争。结果使荷兰有利地发展了资本主义。第二次是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但克林威尔不能解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问题，所以到十九世纪大宪章运动以后，英国才谈得上有正规的民主。第三次是发过的一七八九年大革命。正因为它用大规模的流血内战，才能成为最有内容的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被压迫阶级联合推翻皇朝的过程中，与贵族有血统关系的资产阶级，开始了分化：一部分变成反动，而下层则以城市手工业者、贫民和农民为基础，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发展为小资产阶级的专政。后者又分化为极端派，产生了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的萌芽思想，当时教皇的权力几乎遍达全世界，同时反动的天主教又限制着人民的思想和信仰，因而这改革是要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
蓝天文艺复兴运动，是企图打破中世纪的绝对专制及迷信的宗教束缚的一种启蒙运动，是企图将古希腊的科学与艺术作更光辉发扬的一种文化运动，从根本来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一种形态，所以研究文艺复兴时代的民主运动的意义，是很需要的。
应澜跟着黑暗时代来的文艺复兴，使民众的意识形态重新得到了解放。
旭东西欧近代的政治史，完全是一部民主斗争史。思想的解放，是民主的第一步。民主不能离开思想。资产阶级在对封建势力的统治下是一个有教养的阶级，所以在当时思想较清醒。文艺复兴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对中世纪的背叛，背叛它的传统，思想和艺术。希腊有很高的手工业基础，所以回想古代希腊的文化，并不是偶然的。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在商业城市中长大起来，要从封建思想下解放出来，从封建领主束缚下独立出来，不受封建领主的干涉，成立独立的城市共和国，这固然是为了经济的目的，但对农民解放却没有注意到。后来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逐渐形成了，才感觉得解放农民，可以获得后者的劳动力和购买力。所以文艺复兴有三种潮流：（一）文学的，（二）宗教的（路德，加尔文等代表资产阶级的宗教，反对天主教），以及（三）乡村农民和城市民众的暴动。几十万的农民，到处暴动了。他们对农奴制再也不能忍受，因为商业的发展，使高利贷更加吸吮了农民的血，使农奴主人的欲望提高因而更加紧剥削农民。农民暴动往往举着最左的宗教旗帜，充满了十五、六世纪，要求解放的呼声，惊醒了城市的资产阶级，使他们知道农民是有力的，对自己有利的，需要解放他们。农民暴动虽然是失败了，但结果却迫使统治者让步，像英法的农奴制都取消了。此外，在十六、七世纪，法国城市的手工业者也不断以暴动起来反对行会的束缚。
资产阶级的曙光时期，配合着这三种潮流，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但资产阶级是有自觉的，普遍感觉到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受之束缚，商品不能流通，货币和度量衡不能统一，要解决这些难题，只有一个统一集中的国家才有可能。这种国家最初建立在国王之手，资产阶级扶植他来压服封建诸侯，因而形成了君主专制。但这专制反过来又压迫资产阶级，从前地方封建的贵族又变成了君主专制的宫廷贵族，于是资产阶级的目标便转到国王身上。在十七世纪英国革命之初，资产阶级在长期国会里用拒绝加税来反对国王。手工业者和农民赞成他。英国革命是要把英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荷兰起初是西班牙的殖民地，革命的发生是为了反对西班牙国王菲腓利普的横暴和加税，同时带有对外要求国家独立的进步性。
法国大革命最初是借助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的推动，近因也是财政经济问题。资产阶级在象征自己的强大的三级会议中，拒绝加税而要求由贵族僧侣来负担，而且要求废止封建特权和行规的束缚。他们提出意见书，内容全是经济的，要求国王让步，网球场宣言，则视国王为障碍物。政治斗争乃是经济斗争的集中表现，当国王不答应他们的要求时候，首先就给他们攻下了巴士底狱，接着，废除了各种特权。在这一革命斗争过程中，阶级阵营起分化了。资产阶级逐渐离开革命造成小资产阶级（甲可宾党）专政，他把资产阶级革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没有这种独裁就不能解决这人物。最民主的共和国本身就是独裁的（对国王，贵族和官僚的独裁）。它毁灭了，因为此时资本主义不很发展，而小资产阶级则缺乏经济基础，没有原始累积资本。所以即在资本主义初期也不能容许有小资产阶级专政长期存在，拿破仑代替他，结果又回到路易十八的君主复辟，想恢复土地的特权，资产阶级不能忍受，于是发生了一八三零年和一八四八年的政治革命。这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革命，并不是顺利进行的。革命后，反动势力虽可能抬头，但只是暂时的，而且不能回复那已逝的特权。法国经过革命后才能享有改良，没有革命则改良主义也不能实行。但地主贵族等都害怕革命，所以德国的改良并不彻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德国的矛盾保留到最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爆发开来，成为一九一八年的革命。
最后，总结起来说：
一．所有民主革命都是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从封建残余底下解放出来，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
二．经济上要求新的生产力从旧的财产关系下解放，要用政治斗争来解决，经济的改良不能解决它，用革命来解决是最彻底的。
三．从尼德兰革命起，到俄国十月革命和战后各国的革命止，其经济的内容在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心是土地问题。解决的方式，在英国是中等阶级；法国是小资产阶级；俄国资产阶级则更可怜，更害怕，更无力。所以民主革命的任务，结果由无产阶级来解决。
唯康小资产阶级在法国革命当年之能够起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是因为有巴黎的手工业者和贫民而靠山，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日益集中化，使中间地位的阶级也开始向两极端分化，日益动摇起来。这从五十年后的一八四八年法国革命中可得到证明：他们中有一部分甚至成了反革命的助手（如当时的小商人手工业者所组成的游击队和保卫军之解散和压迫工人群众等）。到了俄国一九一七年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这种动摇性更大。小资产阶级已绝不能像当年的甲可宾专政那样起独立作用了，他只能跟着现社会的两大阶级中的一个走。
小桥中国的阶级像一只橄榄，两头小而中间大，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不过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罢了。
主席对于西欧的民主内容及其实现方式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详细地讨论过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中国的民主任务及其历史教训。
小桥从戊戌康梁变法开始，中国人才打破了过去以中国固有的精神文化自尊的观念，不但对西欧的船尖兵利感到羡慕，而且对西欧的文化也开始自叹不如了。所谓民主的观念，就是从此逐渐滋长起来的。
戊戌维新运动在客观是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输入，于是发生了与这种基础相配合的民主改良主义。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便是新兴资产阶级最初的代表。本来这个民主运动的任务，是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建立和保护国内市场；对内则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购买力，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因为中国软弱的有产者，一方面是从买办蜕化而来的，对外不能坚决的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是从地主转化而来，对内也不愿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中国的民主任务便不能靠有产者来负担了。
群音中国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就逐渐成了半殖民地。但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也逐渐输入，于是资产阶级也起来要求民主了。戊戌维新就是这种要求民主改革的第一次表现，不过这只是上层代表资本主义倾向的新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改良运动，和群众是完全脱离的。辛亥革命比较戊戌政变虽然是大踏步地走近了一步，但它既没有反帝的口号，又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平均地权成了一句空话，所以他仍然没有解决民主的历史任务。五四运动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对内反对官僚专政，无疑又是一个进步。不过这运动的领导层完全是一些知识分子，又没有一个政党从中领导，所以只是做到思想上的民主启蒙运动为止。直到五卅运动，才第一次有了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跳跃的口号和直接的行动。这时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所以它比五四又升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以后的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便是由五卅运动发展起来的。在这运动起初时，不但学生、工农及一般小资产者都普遍参加，即有产阶级也有参加的。但运动继续向前发展时，因为各阶层的利害不同，有产阶级就逐渐被帝国主义收买而倒退了。这次运动虽有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并且有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本来可以解决中国那个延迟未决的民主任务的。但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错误，过分迁就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工农提出他们的迫切要求时，它恐怕妨害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于是认为群众的行动是过火的，要加以阻止。结果，革命流产了。这次东方破天荒的最进步的大革命，终于成为了历史上的悲剧。现在我们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四强”或“五强”之一，但实际上还谈不上独立勒！香港澳门既没有收回，旅顺大连的主权又重新丧失了。在雅尔塔秘密协定中任人支配，不是表现自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证据吗？八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猛侵略底下，再加上天灾内战，农村经济都崩溃了，工业也差不多全部破产了。这种情形，只有经过大大的民主改革才能救得了中国。但现在一般小布尔乔亚及其政治代表，都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了上层的拉拢谈判上面。这不是完全忘记了数十年血泪写成的历史教训，而快要重演第二次大悲剧吗？
小桥大革命的失败，并不在工农大众本身的过火行动，它完全是在于领导者的幼稚和错误。
唯康第二次大革命的教训是最丰富的。凡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必须具有独立的纲领和旗帜。但当时代表工农的政党却没有提供过革命的纲领出来。假如当时能够解决了土地问题，那就可以得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的拥护，这样一来，即使有上层阶级的背叛，也不至于束手无策地让人屠杀。所以土地问题对于革命的成败，是有决定的意义的。至于太平天国暴动，乃是南方农民的民主革命。它在当时虽然几乎占领了长江流域，但和中外历史上所有的农民战争一样，如果没有城市阶级的领导，农民本身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所以加上帝国主义军队（以戈登将军为代表的）联合地主阶级（以曾国藩为代表）结果把这运动扑灭了。这里可看出，地主官僚和帝国主义是狼狈为奸的，所以对外民族不能独立，对内的民主任务也无法进行。戊戌政变以后，义和团事件发生了。他是北方农民的一个自发的排满反帝运动。但同样由于不能独立领导自己，也得不到别阶级的正确领导，结果却被慈禧太后所代表的的反动集团利用了，改旗易帜为“扶清灭洋”，于是引出了八国联军的战祸。由这些运动中可知农民暴动必须由进步阶级领导，才能得到胜利。这都是供给我们解决目前问题时的最宝贵资料。
华贝中国农民暴动发生了很多次，但都不能解决农民本身的问题，也不能建立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权。因为农民在经济上不起领导作用，所以在政治上也不能起领导作用，若果不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就不能解决它自己的问题。但中国资产阶级现已日趋倒退，不能再担负这个历史的任务了。除了对外民族独立对内解决农民问题外，还有劳工问题。现在一般人多攻击工资太高，实际上这不过是农村购买力太低才显得他太高罢了。洋货成本之减低，是机器大量生产的结果。但是我们的民族资本家，大多并非自己生产，只是将洋货改头换面，另立新名而已。它一面是买办性的，一面又是商业资本性，很少工业资本性的，又怎能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呢？此外，对于对于国内少数民族，应任其独立，不应用武力去镇压，不应一面进行反帝国主义，另一面却又模仿帝国主义的行为。
主席现在，我们要谈到怎样实现民主任务的问题了。
唯康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我国历史上曾经试过很多次的改良主义（像王莽、王安石等所提出的）。但没有一次解决了问题。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了我们：绝不要要相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只有群众的行动，经过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才能实现这些民主任务。
蓝天站在极左边的人，以为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是不可能的，根本是幻想的，机会主义的，因为它与群众的直接行动相矛盾。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反而是辩证的。因为如果没有广大的民主运动，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国民大会运动。只有在群众的干涉之下，方能获得某些的改良，钦赐的民主，历史上是没有的。同时，也只有在取得部分改良的斗争中，方能加强群众的认识与决心，直至最后解放为止。
萤火要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必须先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信仰等基本自由。没有这些基本自由，那召开的国大一定是给少数人包办了的。
华贝我们需要一个全民的政权来解决各种困难的问题，这政权必须是全国人民所拥护而确能代表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的。我们要为一个能解决民主任务的国民大会而奋斗，不能为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革命。今日由政府圈定代表的国民大会固不必说，即由各党派互派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也没有能力解决上面的任务。一个政党在未取得政权时就以分赃的勾结为能事，怎样能希望他来反帝和解决土地问题呢？
卫星在一党专政底下，便不能召开真正的国大，而所谓四项的诺言也就成了食言。要召集真正的国大，只有民众觉醒起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才有可能。
小桥在这种民主运动中，工农大众虽然应该和小市民联合，但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行动才不致受骗。
苏涛召开国民大会的口号，必须与民主的任务联系起来，与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系起来。
康溪这种民主运动，虽然不是由工农单独完成，但工农必须站在主要的地位，尤其是工人必须站在领导的地位。
秋心以我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改革运动是走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桥梁。
秋燕教育群众，一面使他们能够了解民主，一面使民主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相配合，不至被领导的政客们所欺骗。民主一面是向统治阶级要求，一面必须自己争取。但具体的民主，必须先从自己团体内部获得民主自由，才能向统治层争取民主。换句话说，必须脱离少数别有企图者所把持的民众团体。
卫星中国群众对于民主观念很模糊，我们应使其目光不仅限于政治，而在各种团体内各种生活中都要获取民主。不但向统治阶级争取民主，而且必须在一切团体生活内争取民主，必须同时在一切在野的政治集团内争取民主，彻底打击那种在野候补的官僚们，这样，民主才不致成为抽象的概念。
华贝假民主绝争不到真民主。在这群在野候补的官僚集团里面，下层群众未曾没有要求民主的，只是害怕上层的压力，不敢挺身而出而已。
秋燕这一群人一方面因为认识不足，陷入歧路，一方面是被上层有系统地利用，使他们缺乏了真正的民主精神。我们要提出口号，“要有真正的民主精神，才挣到真正的民主”。
旭东现在我将今天所讨论的做个结束吧，要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不但要研究西方的历史教训，同时也要研究中国本身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中国究竟将循着怎样的道路走呢？是西欧的或者英法的道路，还是东欧俄国的道路呢？统治层都希望中国能走上西欧或者美国的道路，但究竟能不能这样，并不单凭人们的主观的希望，而且要由客观的环境去决定。就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阶级关系看来，对于统治者的希望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由旧商业资本家、官僚、地主及买办等转变而来；他始终没有用民主方式来彻底解决民主任务的企图。虽然统治者里面的某些分子主观上想改善农民的地位，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但因为受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限制，终于无法实现。至于小市民的上层分子，他们对帝国主义虽然表示憎恶，对农民表示同情，而在口头上要求民主，但他们所要求的民主是空泛的，没有真实的内容的。实际上他们是希望向上爬，能占得一官半职来剥削大众。现在许多高唱民主的英雄们，对于民主的具体内容从不提及，只是空洞地要求民主，要求政府让多少席位给他们，但没有一句话提及土地问题及大众经济生活的改善。中国人民现在已经陷于最困苦的地位，陷于绝境之中了，这是谁的责任？这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由于人民的愚蠢无知。实际上这完全是统治层过度剥削和压迫的结果，统治层是应该负完全责任的。但他们直到今天还啃住政权，死也不放，却推说人民太愚蠢无知了，不懂得什么民主。那么，需要设立国民小学来教育大众吗？这样，恐怕一百年也不能实现民主吧！像中国这样落后国家的群众，只有在广大的民主运动的进程中，在运用民主精神来讨论问题的当中，才能学得民主的知识。群众如果有民主的运动去发挥其活动力和创造力，他们的成就是无可限量的。真正的民主运动，是给下层群众以政治教育的最好机会。中国必须经过一个狂风暴雨的民主运动潮流，广大的下层群众才能觉醒过来，站立起来，自做主人。统治的专制者，所以要用种种方法来压抑，来阻碍它的实现。某些小市民的政派，虽然好像很表同情于民众，但它本身是动摇的，畏缩的，不彻底的，只要遭到统治层的严重压力，就会沉默无声。他们现时高喊争取民主，固然是多少反映了民众的一些愿望，但在骨子里却是另藏有投机的作用的。如果站在真正民众的立场上，便必须提出真实的民主内容的纲领，如对外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使国内一切弱小民族自主；普遍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订立劳工法，以改善工人的地位；以及立刻召集一个普选而有全权的国民大会等，来与统治的专制者斗争，来与政客们的妥协纲领对抗，用它来号召城乡一切民众起来，打破他们的幻想。假使中国经过相当时期的这种民主运动，群众是大有可能觉悟过来，认识谁是真正拥护他们利益的朋友，谁是欺骗他们的敌人的、现在少数人提倡真正民主的理论，只有到那时候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而便成为不可藐视的力量。这就叫做“理论一旦把握了群众，便成为力量”了。
至关于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在中国究竟能够实现的问题，是无需事先加以预断的。这将由群众的斗争来决定。但必须明白：像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既没有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人们不应闭着眼睛妄想一下子飞跃到社会主义。如果放弃了民主运动，便无法走上社会主义的前途。要彻底解决中国民主历史任务问题，固然不是单凭民主运动所能解决，但必须经过这样的运动，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力和组织力，才能走上彻底解放的道路，那是无疑的。自然民众所要求的国民会议，绝不是各党各派的分赃大会，而是一个真正普选而具有全部权力能解决一切国家重大问题的国民会议。在这样的国民大会的要求上，可以测验各党各派对于民主所抱有的态度的真伪。当然，投机取巧的政客们是不愿也不敢这样的提出国民大会，并为实现它而奋斗的。但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必须为实现这样的国民大会而奋斗，必须为解决中国延迟未决的民主历史任务而奋斗，因为这是中国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走上彻底解放的必经的桥梁。
主席今天是青年与妇女社的第一次座谈会。所讨论的又是目前我国极其重要而且最为迫切的民主问题。方才承各位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使在座诸位对于民主问题都有了一个较为广泛而深刻的了解，这在目前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我们以后仍能本着青年的精神，用研究和批评的态度来继续探讨其他的重要问题吧！今天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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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危机正在突进中（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失业危机正在突进中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4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在当时显然对于资本主义的毁灭的未来做出了过于乐观的预计（之后的历史发展就是马歇尔计划与冷战了）。文章中不少对于美国经济发展的描述都让我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篇回答：北朝曾经给人们观看讲述美国大萧条时期的讽刺电影，结果反而让他们感到困惑与不解：资本主义世界多好，都这样了居然还能开汽车？结果之后就再也没有放过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反思性文艺作品了。这篇回答看似是在讽刺社会主义阵营“更退步一点”，但是这其中，其实说明了先前的殖民累积优势往往是在比烂大赛中被忽视的，于是也不难理解作者当时为什么提出了保护本国脆弱的民族工业的观点。
但是作者最后有关举行民主会议，想要调和国共纷争的观点就显得很微妙了。我觉得就中共和国民党双方的政治理念而言，任何觉得可以调和的观点都很不现实，更不用说还要团结在所谓的民族大旗下。同时这其中还有另一层不现实：希望民主，但是你向谁要民主呢？存在一种力量来主持民主程序吗？
李星按：本文作者还是刘乃光……真勤奋啊。文章内容主要谈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统治下的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作者的观点，列强衰败无力自拔，内战双方都不是好东西，要争取民主，等等，已经在其它文章中出现过了，不值得再去分析。只想谈一点，即文中声称美国在战争末期仍有五百万失业者云云，似乎与一般印象中，二战时期美国劳动力短缺不符。但这也可能是事实。所谓“失业”的数字，很可能包括了人员换工作的统计，以及当时美国南方为数不少的农业工人。总之，这个数字的本来意义，与作者想赋予的那种分量，差别很大。
失业危机正在突进中
人生最大的自由权利是要生存，而要生存就要获得职业，没有职业就不能维持生活，这原是最明白不过的天经地义。但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尤其是重遭战火洗劫过的目前，每一个人——不管他受到失业的威胁与否，都可随时随地耳闻目见到千百万的可怜虫在呼号，在争取他（她）们的生存权——就业权。报纸上每天都登载着关于失业问题的消息。千百万的失业者群，在绝望之中，只有少数人才甘愿“坐以待毙”，有力的都铤而走险当盗贼或投到军队中去了；女子则大多忍苦负辱地出卖自己的肉体，借此苟延残喘。人类发明的伟大成果——神奇百出的科学技术，竟无法挽救人类于失业、饥饿与死亡之中！茫茫大地，竟不能予前期万人以栖身之处！我们能够试行统计一下：在目前这个星球上，每分钟究竟有多少人为了失业而饿死病死或自杀而死吗？这无疑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但我们必须正视他，理解他，然后才能从根摧毁它，创造另一个崭新的，没有失业痛苦也没有人压迫人的理想乐园。
从目前中国看失业危机
首先，让我们从正视目前的中国开始。
今天的中国，紧随着长期的对日战争之后，又爆发了国共两党不断的纷争和残酷的内战。这使这使极大多数的民众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虽同时又使极少数的上层从一个破产走向另一个破产。
八年来的战争，固然创造了一些后方的工业，但这些工业到现在差不多十之八九已倒闭了。战争不但没有创造了什么，反而可怕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农工业。中国全部的工业城市都毫无例外地经过了战争的洗礼，它们不是毁于炮火之中，便是处于敌伪的蹂躏之下。尤其是最有希望的东北工业设备，胜利后却被搬走一空了。但即使硕果仅存的一些收复区工厂，目前的开工数还不及战前的一半哩！
而破坏得最可怕的，还是农业方面。炮火使农民的田园庐舍尽成废墟，使农民不胜战费的负担和地主贪污的压迫而离开土地，使大块大块的土地荒芜歉收。胜利后，这种破坏性更变本加厉地在扩展和深刻化。到处都是水旱为灾，都是军米的大征特征。农民更加无立锥之地了。饥馑遍布整个中国的农村，农民无居可安，无业可乐，除了草根树皮或互换人肉来充饥外，便到处请准“逃荒”。但全国有哪一片安净土可逃、可找到工作来度活呢？中国农村这种普遍的破坏，农民这种无止境的痛苦，却丝毫得不到人们的顾怜。相反的，人们都忙着在穷凶地大征军米，大运车队去进行内战哩！国家的财政收支不平衡，如今又因军事上的需要而增加纸币的滥发了（据马寅初先生在沪江大学讲演称，现在国家收入百分之八靠赋税，而百分之九十二靠发行纸币。今年的国家预算是二万五千亿元，据过去经验看，决算时将增加一倍以上）。这种恶性的通货膨胀，反过来又使物资更加高涨，人民的购买力更加低落。
到这里，人们也许要提出理由说：国家的军队不就是要复员的，中国现有军队约三百二十五师（国共军队都在内），将来缩编为六十师，则财政支出可大减了。这些话多么使人“喜出望外”！但人家忘记告诉我们：其他二百六十五师的“战士”怎样遣散呢？他们的家园已荡然无存了，没有老家，也没有噉饭之处，那只有实行“战士授田”了。但田在哪里？谁肯授给他们？除非用一种暴风雨般的力量，不然，战士们的田是绝不会由上“授”下的。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相信这种允诺只是画饼充饥般的奇迹，奇迹永不会到来。于是，自诩聪明的人都转移目光到“精诚合作发展民族工业”希望上去了。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姑且照人们所示，把手指紧按在“民族工业”的脉搏上，探探它跳动的速率吧！
从入超日增看失业危机
上月底，上海新市长在宣布不准罢工怠工的时候，曾经说：“现在因交通不能畅通，外货还没有大量输入；五六月后，交通恢复，我们纱厂就非关不可”。但正在同一时候，上海的市场已充斥着确实‘价廉物美’的外国货，什么玻璃裤袋、丝袜、雨衣及鞋油、西药……都遍布在上海马路旁的摊贩上，真可说是琳琅满目，数不胜数呢！我们不用去管怎样的充斥才算是“大量”，但本月十一日上海各报载“外货进口之统计，到目前已达美金七万万元之巨，其他正在运华途中及各商行向美订购之物资，尚不计在内。”与此同时，各报又竞相登载“已有廿家民族工厂马上要宣告倒闭”了。虽然江海关一税务司跟着认为七万万美元之数并“不正确”，但他发表的“修正”数字，却没有包含租借和救济物资，以及由外国军舰飞机商船以至邮包所带来的大量走私货在内，而这些数字正是最可惊人的哩！据杜鲁门十四日在国会称：和平后中国已接获美国租借物资约值六亿另二百万美元，而善后救济总署在今年头四月中也运进了价值法币六百二十三万万元的救济品，这难道不算是一种入超吗？但另方面，同一的海关发言人却用另一种方式透露了事实的真相，他说：“四月来出口仅占进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一．六五（11.65%），而四月份则减至百分之四点二”。进出口的差额竟大到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但实际上这种“剪刀差”还在与日俱增呢！
本月初，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开放内河航行权，允许外轮在京、芜、浔、汉自由卸货。同时，政府又宣布同意将中国最大的江海关税务司一职，依现任税务司美人李度的意旨，由英人白礼查来代替国人丁贵堂，使中国最重要的海关管理权更趋清一色的洋化。这两件事同时付诸实行，当然不是偶然的。这种“四强之一”的“大国民风度”，现在又来一次表明：为了酬谢并肩作战的“盟邦”，顺便也为了官僚买办的“主权”，竟不惜连假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衣也赤裸裸地脱去了。从此以后，外国轮船满载着外国货，表面上经过外人自己主管下的“海关检查”，就可名正言顺的，毫无限制地涌进上海来，并同样地倾销到国内各地去。那时（也许不消“五六月后”！）入超的数量行将升到无以复加的顶点，使全中国的民族工业都遭到空前的摧残，使全中国的经济命脉都被操诸他人之手。“现在因交通不能畅通，外货还没有大量输入”的时候，已使仅存的一点可怜的民族工业争着要关厂了。但这不过是大规模关厂的序幕吧了。在这序幕开启之前，光是上海已有二十万以上的失业工人，经常在与饥饿相挣扎了。不久将来，随着这悲剧之愈来愈大规模的演出，失业者的队伍当然也要依同一比例而扩大起来。工厂因外货倾销而倒闭，商业因购买力普遍锐减而萧条，在业者都为饭碗将被打破而人人自危，失业者则有工作能力而无复职之望：这就是外货可怕地倾销的后果！
在这种情形底下，即使某些适合外国需要的轻工业会稍为发展一下，但二百六十五师的“战士”们有可插足的余地吗？
从战后国际看失业危机
既然“故国”是在“不堪回首中”，难以自力更生，那末，盟邦可会较胜一筹，可予复兴中国以臂助吗？——不少人都会这样发问，像一个人在大海中四顾茫茫，抓着一根浮萍也当做救命稻草一样。
首先，以前交战双方之被迫从事孤注一掷的二次大战，正是他们本身矛盾发展到毫无出路的结果。他们分明预见到战争将使自己同归于尽，至少也要被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但他们除了付之一战，便别无他路可走了。战争结果证明他们昨天之害怕战争并不是一种“杞忧”。法西斯轴心国的德、义、日都像雪崩般倾倒了，被压制或瓜分的末运已无可避免，他们的人民正在做黩武者的替罪羔羊、在失业、通货膨胀和饥馑中偿付战败的代价，战胜者要求把他们国内的工业设备作为赔款之一部，今后他们更难有复工之望了。法国在战争中曾一度溃败和投降，已使她那第三共和国的光荣成了过去、成了一蹶不振的陈迹了。而老态龙钟的大英帝国，也同样的在战争中只有所失但无所得。她自己所有的殖民地都背离她了，过去从那里拿回本国去润泽“民主主义”发条的殖民地超额利润，已经断绝了来源，国际贸易已经一落千丈，国内的改良已愈来愈少可能。六月四日路透社伦敦电正是向世界宣布“英国有史以来所遭遇的通货膨胀，现一般人民均已公开表示忧虑”了。为了应付财政的难关，她今天只有靠美国的借债来度日，她比其他国家筑得更高的是债台而不是昨天的霸主地位了。在这一切战胜或战败国家中，今天都不得不在或大或小的限度内和共同的敌人相搏斗，这敌人就是失业、通货膨胀，饥馑和军队复员等问题。
这些国家无力复兴自己，更无力救助别人：这在人们看来仿佛已是自明之理，无需多加解释了。既然人们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新的世界主人——美利坚合众国上面，那我们就看看她能否在一片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起整个世界（我们的国家也在内）吧！
我们不否认：美国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中最强梁的最富有的国家。她已经成了全世界的新主人。但也正因如此，使她集合了全世界矛盾于一身。国与国间的、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国内两大对立阶级间的一切矛盾已使她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她必须倾全力去帮助战后各国解决失业、饥馑等难题，为此她已支付了五百亿美元的借款。但美国的财富积累并非“用之不竭”的，她并非遍地黄金的天国，人间理想的乐园。二次大战开始那一年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九三八年所得税的统计，证明“有八百万家是‘绝无生存之资’，一千一百万家则‘与贫穷相搏斗，’每年每家都在一千元以下”。在那时以前的六年中，美国政府发给国内失业者的救济金达十五万美元左右，同时有工作能力但无工可做的人数则增加了五百万（即在最繁荣的一九二九年，也有两百万的失业者）。日帝投降不久，报载美国失业人数，仍有五百万之多。但以后很多军需工厂都因转变为和平工业而大量关厂，失业的队伍自然是扩大了。失业的阴影在威胁着美国工人。大半年来美国工潮之澎湃，充分暴露出美国并不是天国乐园。而在战争胜利之翌日，驻在世界各地的美军都不断举行示威、骚乱以至暴动，抗议当局之迟迟不让他们回老家去。固然，美军之所以延不复员，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留驻占领地稳定秩序，但解散后怎样安置他们，并安置得使这些胜利者“满意”，那断乎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现在，据美国当局发表，复员军队已快要有五百万名了，但我们常常都在报上见到退伍兵的诉苦，对他们退伍后的衣食住问题表示不满，而著者最近也收到美国一位同乡的信，据他说“现正忙于找职业和房子”（因为他也是奉召入伍来华服务，数月前才返美退伍的）。关于把问题简单化的“乐观主义者”们，能够否认几百万“忙于找职业和房子”的退伍兵不会被挤进失业队伍去吗？事实上，前几天（六月十日）的合众社电已多少答复了这问题：“胜利以来，美国自杀率增高，据统计学家以为此乃由于失业及退伍军人难于适应平民生活所致”。“平民生活”当然是指饥饿生活，如果不是濒于饥饿的绝境，为什么如此多的人要走到自杀呢？
总而言之，当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达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即使是最强的金元帝国，也穷于应付自己所召来的鬼怪了。这恰如一只破船正向海底沉下的时候，即使地里面有最华丽的船舱也毫无用处一样。死死依靠着这最华丽船舱的人们，难道不会随之沉下，同归于尽吗？
消除失业危机之路
我们从中国的农村出发，经过了长江口的上海，视线从滚滚而来的“胜利船”上掠过，然后离国出洋，走遍了整个星球，到处耳闻目见的都是失业、饥馑、贫困、痛苦……到处都没有一片绿洲，在它上面没有那许许多多无职业又永无复工希望的“产业后备军”！
早在大半世纪以前，正当年轻的资本主义蓬勃地向上发展的时候，一位德国的大思想家已经预先向我们指示过这一真理了。他拿着新的方法论这柄利刃，把社会加以科学的解剖和分析以后，便得出了这个结论：“社会的财富愈大，产业后备军就愈大，一种固定的过剩人口总数愈大，公认的贫穷也愈大：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之绝对的总法则”。这个结论数十年来都被人目为荒诞不经的狂言，但今天却被无数的血肉证明其为真理了。我们要想把目前这个荒凉一片的世界改造成为美丽的绿洲，在它上面长起没有失业、饥饿和痛苦的乐园，那末我们必须从根铲除那种障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桎梏表现在两种基本矛盾之中：一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机关私有化之间的矛盾，一是国家界限之间的矛盾。
另方面，直接使目前中国失业危机尖锐化的，主要还是外国品在中国的大量倾销。要阻挡这种倾销的狂潮，首先就要筑起关税自主的大堤，提高进口货的税率，禁止非必需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进口，才能保护本国那些幼弱的民族工业。但今天政府之开放内河航权和同意外人掌握最重要的江海关大权，显然是走上相反的道路。同时为了进行内战而大征军米，滥发纸币，造成粮荒更趋严重，物价更趋高涨。因此，要解决目前国内的经济危机，必须立即停止内战，召开普选权的国民大会来解决国共的纷争、关税的自主、失业的危机、物价的高涨、军队的复员以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等。不然，人们只管叫工人紧之又紧的束起裤带，指鹿为马地说工人要求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是工厂倒闭、物价高涨的原因，那最多也不过像希腊罗马的奴隶制一样，使奴隶加速死亡然后加速了自己的崩溃吧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廿日
六月十七日上海大公报登载了如下一则新闻：
“重庆中央公园内十五日晨发现一男子自缢身死，经查明系留法多年奉命回国之工程师。死者……民国二年毕业于北京兵工学校，留法三十年，毕业汉鲁机械工业学校，任巴黎比斯纽约斯兵工厂工程师有年。去岁抗战胜利，奉命回国服务，不料返渝后发现“并无什么地方要我”，且因没有人事关系，致未获工作……衣服卖尽，无以为活，乃寻短见……妻儿留法曾有函致死者称：‘现在是四强之一了，一定比法国还好，我们亦想回来看看’，此函对渠之刺激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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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丝织工人的来信（1946年4月30日）（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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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丝织工人的来信
（1946年4月30日）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编辑先生：
偶然在报摊上看见《青年与妇女》这本刊物，细细一看，觉得内容很不错，虽然在我们工人看来，未免感觉高深一点，但也还能看得懂。同时又看见征求生活报告的启事，故冒昧把我们丝织业工人的生活向大众报吿一下。
丝织业的工人，战前待遇堪称不错。但自“八一三”沪战爆发后，各厂纷纷停闭或裁员减薪，及至国军西移，虽曾再度繁荣，但因在敌伪反动政策高压之下，工人没有团结，故待遇仍极微薄，甚至于一天工作十四五小时还不够维持个人生活。而资方呢？八年来假借敌伪势力，剥削工人，投机囤积，发国难财者不知有多少。如某某厂，开办时只有数台织绸机，但五六年后，已发达为一百余台，而工人生活则一日不如一日。现在抗战胜利，天日重光，工人生活，理应改善，但资方却借口销路不畅，成本太重，拒绝工友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迫使工潮发生。以目前来说，要算我们丝织工人的待遇最低了。如十小时工作，每星期日休假，女工生产期内工资照给等劳工法规早已规定而其他各产业部门均早已实行的条件，我们还未争取到。丝织工人为一专门技术工人，由艺徒而达到熟练须经过艰苦的学习过程，而计件工资制更是资本家剥削工人最巧妙的方法，五光十色的花式织品，对工人的体力尤其是目力损害甚大，所以每个织工到了四十多岁即不能继续工作，而厂方是没有养老金等规定的。工人工资，应以工人生活费高低而定，而不应以厂方一时困难而定。若因厂方一时困难而减低工人工资，那么，厂方赚钱时，红利是否可平均分配？何况资方的业务秘密并没有公开，一切帐目并没有让我们知道过，赚钱亏本谁知道呢？
这次工潮，自二月二十六日开始提出要求，直到现在已四十多天了。劳资双方经数度谈判，没有结果。劳方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三月二十八日全体万余人齐集社会局请愿调解，但资方拒不出席，在群情愤激下，社会局劳工处李处长电召资方同业公会负责人出席谈判，经数小时磋商，议决九项决定，劳方认为十分满意，即行散去。不料三十日接获社会局决定书，内容已变更为十三项，不用说，多余几项都是对工友们不利的。就是本来九项，内容亦已改变，工友们实无法接受，但从此却得到了一个严重的教训，即一切只有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对任何人都不能存有幻想，于是工友们被迫罢工了，坚持了十多天，当局却来了一个训令，要我们先复工后仲裁，虽然工友们大都不愿复工，但工会为了要遵守法令，一定要工友们复工。但谁料反因此引起了更不幸的流血惨案，事情是这样的：沪东杨树浦海州路源通绸厂，在罢工期间由于工友们努力争取，厂方不得不供给他们膳食，但十五日复工后，厂方立即宣布停止供膳，工友们当然忍受不了这无理的对待。遂齐向厂方提出质问，言词之间发生冲突，厂方即打电话到格兰路警局召来大批警士，捕去工友及代表八名。于是立即激动了全沪丝织工人的愤懑，同赴警局要求保释，并高呼口号保障人身自由，警局方面鉴于群情激昂，密布警察镇压。并由第三科许科长答允释放，劝工友们先行散去。这时忽然来了一辆汽车，内座几位资方代表，接着经过他们的挑拨和指使，警局即称被捕代表已犯法，须移解法院。工友们听到了这个消息情绪更趋激昂，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并围住资方的汽车，于是警局便使用暴力手段，一时自来水，刺刀，枪柄，皮靴齐向工人群众攻击，打得落花流水。而资方的汽车就这样冲出重围去了。结果工人受伤十余名，一名重伤，更再捕去工友数名。翌日，全上海丝织工人，为响应源通厂的不幸事件，再度罢工，并号召各产业部门的工友同情援助，我们不能否认到：目前为止，全上海的工友尚未真正的团结起来，而工会更只是要求我们工人服从工会，工会则服从社会局。那末社会局又服从谁的意志呢？半年来此起彼伏的工潮，都差不多给这种“服从”带着走的。这样，我们又将被带到失败，还是胜利之路去呢？我想，看看以前被带走的人的结果，也许可以得到答复吧！
招弟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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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学徒（莫琳，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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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度学徒
莫琳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我第一次当学徒，是在一所营造厂里。那时我不过十四岁。当我离开乡土，和慈祥的家人告别时，那种依依不舍的情景，现在犹历历在目。母亲紧紧地抱着我，眼晴充满泪水，再三叮嘱我好好地做人，使得将来有吐气扬眉的一日。我向母亲点点头，说自己一定刻苦耐劳，叫她放心。直到船铃响了，母亲才不得不离开我。船慢慢地开动了，妹妹站在母亲旁边向我挥动白手绢，母亲则伤心地在擦眼泪，一直到看不见她们为止。回到船舱，我伏在哥哥的怀里大哭了一场。从此我便离开家乡，离开了快活的学校生活，离开了慈祥的父母，来到上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我的学徒生涯。
营造厂的工作是笨重的，劳苦的，一天到晚跟随在老师傅后面，替他搬砖石和扛泥土，后来熟手了，还得担任化石灰和做全盘建造的工作。我的老师傅只在旁指点指点吧了。我在家的时候，虽然远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娇生惯养，但也从不曾用肩挑过什么笨重的东西。现在，我却得在炎炎的烈日下，赤着胸和足，挂着满头大汗，挑起重重的担子从这边走向那边。为了要好好地做人，我得硬着头皮忍耐下去，这样的劳碌，好几次我曾死而复生！但老师傅还不时骂我，为了小小的过失甚至要打我。我没有话说，也没有哭，我记起了母亲的话，我只好忍耐着，痛楚地忍耐着。
营造厂里生活是游牧式的，食宿处随着工作地点而转动。就在新的墙角边，用砖块架成了炉子来烧饭煮菜。晚上，摊起席子，在尘埃中着地睡觉。爬虫与虱子在身上沿行，但我不知道，一天的劳苦，躺下身来，便一觉睡到天亮。只是在冬天，打地面卷过来的刺骨的寒风，却真真有点“吃不消”哩！
这种非人的学徒生活，我过了两年半，离满师还只有那短短的半年，但天不从人愿，因战争爆发，营造厂解散了，我的老傅也就失了业，我便失去依托，也无从找到别个师傅去补师。于是，回到哥哥住的狭小的三层搁里，和几个同居的工友，过着六角粉的生活。
我第二次当学徒是在一所五金店里，那时我已十七岁了。人虽然生得高高的，但老板只肯收我做学生意，不让我当店员。在这穷途末路之时，我哥唯有答应下来。从此我又改换了一个生活环境。初进去拜师那天，循例买了一双大红蜡烛点起来，跪在红毯子上，向老板叩了三个响头。彷佛我初入学时候，母亲一大清早抱起我去拜“孔圣人”似的。
在这里工作，虽远比营造厂轻便得多，但日子却较前难过，动惯了的我现在必须静止下来，踏一步也得如履浮云，几乎要用脚尖来行走。老板整天就在面前监督着。我的工作须小心而机警，客人来了，茶烟奉上；吃饭替老板先生们随手盛饭，之后又得倒茶，提手巾。一清早起来，扫地板，揩柜台，起排门。打烊之后，还得搬拾货物。直等于为人役使的牛马。一天到晚的工作，没有忙完的时候。
每个月，我只领到几十块的“月规钱”，仅够在马路边理理发和买肥皂之用。一年到头，只有年底才得到额外的“鞋袜钱”，能够买双新鞋子过年。
日子像水流，一月月的，一年年的，我慈爱的母亲死了，父亲也去世了，我在五金店总算做满了三年学生意，升为小店员，但一切都没有多大改变。同样的工作，又几乎是同样的待遇。我常常想起母亲再三叮嘱我立志为人的话，在已往的日子，我只是好好地忍耐着，纵然被人讥蚩凌辱或挨打挨骂，也得卑躬屈膝，忍气吞声。但到现在还不过是奴隶一个！于是我明白了：这世界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改变了才能找到个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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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约翰·庇尔斯和亨利·格兰迪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威·爱·伯·杜波依斯->《黑色火焰》第一部：孟沙的考验（1957）
第八章约翰·庇尔斯和亨利·格兰迪
亚特兰大座落在青岭山脉的三座山岗上，地势比查理斯顿和新奥尔良高出了一千来英尺。这座城市同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干系，实际建成还是南北战争以后的事。亚特兰大不是种植园主的产儿，而是南方穷苦白人和北方资本的结晶；是先有了铁路公司的建城计划，而后才有居民的。那个坚决卫护南方利益的约翰·卡尔洪，也在孟斐斯预言过这个城市必将兴起——当时在附近一带还找不到一百个居民呢。他说：密西西比流域和大西洋沿海之间的各条铁路，“或来自河道纵横的田纳西、肯布兰、阿里根尼诸河，或来自连绵不绝的阿里根尼山脉，必然要在这里相会。”
后来果然就在这里相会了——这里离大西洋，离密西西比河，离五大湖，正好都是三百里。一八四五年由亚特兰大向东铺设了一条铁路；一八四六年又开辟了南下的路线；一八五二年通向正西和西南的铁路也建成了；到一八五七年，又兴建了一条北上的直线铁路。车站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铁路工人的村镇，镇上共有四条街道：东西向的是桃树街和白厅街，南北向的是马丽达街和德卡特街，四条街道会合在五角广场。
村镇的头顶上是黑魁魁的一簇峰峦，山雾缭绕，宛如兜着白纱。每当寒风冷雨袭来的时节，天空中压下一片乌云裹住了山顶，亚特兰大蜷在下面，昏昏冥冥的好不难受。可是一等太阳醒来，万道光芒穿透了云雾，这座山城就是一派生气蓬勃的壮丽景象了。
这座边疆小镇，飞快的发展成了骂街、殴斗、灌烈酒、嚼烟叶的无赖集中地；到一八五〇年前后，当地的商人和工人才压住了这帮来自石板城和蛇国的二流子。到一八六〇年，亚特兰大已成为全州的第四大城，住有八千白人，两千黑人。亚特兰大对奴隶制度没有什么兴趣。这里仅有的一些黑人仆役固然也都有其主子，可是早在战争爆发前十年，这里也就有了一小批自由黑人。不过，亚特兰大位于南方，觉得自己在意见上应该和南方一致。一八五八年，有人发起了兴办公学的运动，当时曾引起了相当的注意，还派了一位市民到罗得岛去考察这种希奇的制度，并且举行了几次群众大会，可是在十月赛会期间举行的最后一次大会上，反对这种北方新法的势力占了上风，就把计划打消了。
尽管战争威胁日益严重，亚特兰大却无动于衷。亚特兰大俨然已是一个广大地区的商业中心，这一地区南接产棉地带，西邻西部荒野，北通洋基的奇妙世界。铁路上运来了货物，马车分送到各地，一片贸易兴旺的景象。不过，一个日益繁荣的南方城市也不能不注意些时事，因此在一八五八年三月，这里也举行了一次“堪萨斯会议”，并通过决议，反对让堪萨斯作为“自由州”而加入联邦。
“因为那些废奴派狂人采取了侵略干涉的政策，我们南方制度的安全、我们这些真正爱国守法、热爱自由的公民的和平生活，已处在危险之中。”
然而人民群众却谁也不想退出联邦，因为这样一来商业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可是，等到南方各州当真退出了联邦，战争迫在眉睫，亚特兰大就不能不注意了。一八六一年二月，杰弗逊·台维斯觉得从华盛顿到蒙哥马利取道亚特兰大最为便捷。他中途在这里下了车，讲了几句话。后来亚历山大·司蒂芬斯也顺便到这里弯了一下。记得一八四八年他曾在这里跟人作过决斗，如今他成了残废，架着双拐。他是到萨凡那去的，在萨凡那他作了那篇有名的演说，宣布奴隶制度是新南方的“基石”。
战云日益逼近了，亚特兰大凭着远离前方、地处中心、交通方便这三个有利条件，出现了战时的繁荣。这里成了南军的军事中心兼补给站，武器弹药大量生产。到一八六一年，这座城市已成了南军军需给养的大本营，同时也是主要的伤兵医疗站。
一八六三年，亚特兰大又成了北军战俘的集中地。一八六四年，传闻北军将领准备进攻亚特至大，打算切断这东部地区与密西西比流域之间的最后一道联系。南军要是失去亚特丝大的话，就失去了粮食的给养。起初人们担心，向里士满挺进的格兰特将军说不定会转而进攻亚特兰大。在这个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有个特点就是信教的热情忽然大为高涨。到六月里形势就非常明显了，休曼准备挥兵南向，要来攻打亚特兰大了。后来他果然来了。
七月里双方打了两仗；八月，城市受到了炮轰；到九月休曼的大军打进了城内，把大半个城市毁了。居民奉命撤退，一万两千人有的步行，有的坐车，载着家具什物，离开了亚特兰大。只有黑人大半留了下来，当下便把参军的黑人组成了两个团。随后，休曼就指挥大军直指海滨，队伍里有大批黑人，内中也有汤姆·孟沙；大军打出一条路，直穿南方的心腹——路很远，然而意义更为深远。
南方投降以后，亚特兰大的居民渐渐结队归来。四千幢屋子，只剩下了四百。不过亚特兰大受到的其他损失倒不大。休曼的炮火留下一片断垣残壁，煞是奇观，成了绝妙的话题；反正，这里的地皮依然完好无损，这里的地价早已贵得骇人听闻，轰掉了几千幢陈旧的木屋，正可以乘此造上破石的、钢结构的、混凝土的高楼大厦。而且，亚特兰大也并不像南方的南部各州那样士气涣散，精神失常，陷入了瘫痪状态。亚特兰大并没有损失什么漂亮的庄园大宅，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庄园大宅；也并没有损失什么忠诚的“家人”，因为那里根本很少奴隶，对那个神圣的“制度”也颇有反感，原因是在亚特兰大安家的居民多半是让那个“制度”抢去了面包、夺去了生计的。亚特兰大没有世家旧族的血缘，也没有贵族社会的传统。这个精力充沛、冷酷无情的繁忙的城市，对北方并不切齿痛恨，对毁去的文明也并不伤心哀悼；相反，它倒是在埋头建设一种新的文化，打算使北方和南方在合作互利的基础上结合起来。
最重要的是，亚特兰大还成了佐治亚的首府，这引起了梅肯、萨凡那这些古老的贵族城市的愤懑。佐治亚原来的首府密列奇维尔，是个偏僻的小城，作为首府只是一个折衷办法；在各地的竞争下，这个首府早在战前就已黯然失色。而亚特兰大却具备了佐治亚的首府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交通极便，同西部、北方都很靠近，工商业颇具规模，居民刚强不怕劳累，同北方资本的关系又极密切。
亚特兰大黑人不多，跟白人既无血肉之亲，又无密切联系，因此这里跟查尔斯顿和奥古斯塔不同，黑人并不是人口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联邦政府的军事管制撤销得太性急了，结果只好重新再来。然而两次结局完全一样：南方的白人和北方资本家的代表完全控制了州里的政治经济大权，黑人几乎完全被剥夺了权利；当时也并无多大风波，南方的其他各州还没有弄清楚这里出了什么事，这里就已经在“照常”交易了。
因此，一八八一年的亚特兰大，已经是个飞速发展的城市了。这里有六万人口，十条铁路，地价比孟沙出世的那年涨起了两倍。南方种植园里和北方实业界中一些有才干、有魄力、有算计的人，都给吸引到这里来了。连作家和画家都卷进了这股亚特兰大的大漩涡。当时有个矮矮的丑陋的佐治亚中部人，被休曼赶出了家乡，到处流落，在萨凡那工作了一阵以后，于一八七六年来到了亚特兰大。过了七年，他的一套《雷末斯大叔》民间故事开始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刊载。这人就叫亨利·格兰迪，祖父母都是爱尔兰农民；他在弗吉尼亚念过书，给纽约的报纸当过记者，后来就成了这家亚特兰大第一大报的合伙人。
亚特兰大到一八八〇年上，每年要进出昂贵的棉花达十万包。伯明翰一带的煤田、铁矿已动手开发，炼钢工业已初现萌芽。劳动力问题也已经悄悄的、“合法的”解决了，办法是经过周密筹划，大事逮捕“犯法”的黑人，偶尔也抓上几个白人游民，租给私营公司去做工。这几家公司到一八八九年又改头换面，变成了“佐治亚教养院”，州政府靠了这项新型的奴隶买卖，每年有近一百万元的收益。
震撼全国的一八七三年大恐慌，并没有给亚特兰大带来多大的不安。银行没有倒闭过一家，商业照样蒸蒸日上。圣公会、长老会、路得会，同时造起了三座巍峨的新教堂。这一派繁荣景象，使全国人民很注意这个南方人的工业乐园，特别是其中心亚特兰大。
一八七六年，费城举办了“独立战争百年纪念展览会”，亚特兰大看了心里一动，也陆续举办了一些展览，借此向北方做做广告，同时也好激励一下南方消沉的士气，南方至今还是一肚子气，忘不了旧痛。一八七九年，海斯总统来本城访问。一八八一年，又举办了国际棉花展览会，庆祝两件大事：一是棉纺工业开始从新英格兰迁到南方，亚特兰大棉纺厂正式开工；二是亚特兰大通往西部的铁路全线竣工。阿尔弗雷特·考尔奎，穿了一身耀亮夺目的棉布衣服，向全世界高呼“不朽的棉花王国并未失去辉煌的光彩，永远也不会失去辉煌的光彩！”一个纽约的大商人、大股东兼银行董事，年轻的约翰·庇尔斯，一八八一年到达亚特兰大时，尤其觉得兴致勃勃。
在马萨诸塞州西北部有一个小城，城里的第一大店挂上“约翰·庇尔斯父子公司”的招牌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到一八八〇年，若是就控制的股权而论，不但这个新兴城市的这家第一大店，连本城大半的工厂企业，还有新英格兰以至全国各地的许多产业，都可以挂上这个牌号。当时公司的老板是约翰父子俩，老约翰是一员七十七岁的商界狠将，小约翰则是个年方三十、打扮得齐齐整整的年轻商人。
约翰·庇尔斯父子公司的总办事处那时已搬到纽约市，设在当时“城外”一座较新的办公大楼内。一八八〇年有一天，总经理坐在办事处里，心中又气又恨。这个世界，看来真要胡里胡涂的完蛋了。战时的生产、历年的投资、再加上投机买卖，使北方积累了资金，大量的资金。从新近的经济危机中苏醒过来以后，北方就想为加强实力、巩固地位而作新的投资。那大有可为的南方已经征服，总算打开了开发的大门。可是困难也跟着来了。起初那些叛乱分子虽然答应跟北方的工商界合作，却有个很凶的条件，就是：奴隶制度除了名称以外一切都要恢复，总统要由贯彻这一方针的穷苦白人来担任。当时为了打击叛乱分子的阴谋，就给了黑人选举权，让他们用选票来压住先前的主子。依庇尔斯说，这种做法未免太蠢，不过这也本来不打算作为长久之计。
没想到那些无知的南方黑人工人居然不听吩咐，反而想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控制企业，乱花老板的钱财。约翰·庇尔斯完全同意对这些工人必须使用暴力，迫使他们安分守己。可是，正当这个办法在顺利实行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八七三年整个工业体系的剧烈衰退——这种衰退，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是极常见的，有些科学家企图用图表来证明衰退以十年为一周期，想由此找出一条数学规律，有的甚至还把衰退的原因归之于太阳黑子的活动。’
可是事实上这种衰退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也有一些明显的原因，起源于人的思想和欲望，表现于人的活动。一八七三年的经济恐慌，是一场激烈惨酷、破坏惨重的战争的后果。战争毁灭了无数生命，打破了无数计划，破坏了、浪费了创造不易的社会财富，妨碍了教育事业，败坏了道德风气，给了文明以致命的打击。对这一切事实不加理会，而一味归咎于机械的金融制度，或者照旧推行老一套的计划和办法，只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都是不行的。
事实上，社会上不但已经发生，而且还在不断发生一些关系重大、影响深远的大事。这一点，约翰·庇尔斯是不了解的。他对局势的看法，只不过是根据旧的道德观点，把一些大欺诈案抨击一通——譬如威士忌集团案，白兰恩的兴修铁路贪污案，当时甚至还有一位内阁大员不得不慌忙辞职，免得不可告人的丑事一旦牵建到大总统身上。
就在那时候，那些拥有资本、控制资本的大老板们想了办法，使廉价劳动力又重新源源涌来，而且愈涌愈旺。在“崭新的自由”和“免费的土地”这些美妙诺言的吸引下，战时一度中断的外来移民如今又汇成了一道洪流。一八八〇年是五十万人入境，两年后就猛增到七十五万，此后二十年内始终保持着这个高峰数字，而活儿还是来不及干。
不久却又发生了一些意外的纠葛。北方的白种工人，被低工资的移民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来为保住自己的工资而拼命，一八七六到一八八〇年间，罢工闹事风起云涌，就像当时有人说的："简直要造反。”到处可以嗅到一股革命的气息，约翰·庇尔斯觉得很不是味儿。
约翰·庇尔斯不喜欢黑人，起初只是为了一点小小的缘故，后来却是由于重大的原因。南北战争以前，北方和西部的黑人总共不到三十万人，新英格兰有二十七万白人，却只有两万三千黑人。这些黑人自成一个孤独的阶层，或是在有钱人家当老家人，或是三三两两，各自找个隐僻的地方住下来，种上一点地，或者替人当差、做工，来维持生计。
约翰·庇尔斯的父亲有个农庄，附近也住着这样一户人家，很是可厌。这户人家的老头当年让荷兰奴隶贩子贩到纽约去了，留下三个儿子，承继了三块相互毗连的小小的田地。不知怎么，大家竟也承认他们是“自由人”，他们住在这儿，简直是堵在庇尔斯家的门口。尽管他们不声不响，躲在一边，他们可终究是外人，挡住了庇尔斯家发展的道路。
庇尔斯家看中了他们小湖边的一块肥沃的洼地，出了好大的价钱，他们也没有肯卖。约翰还记得他父亲最后一次是怎么去说的。
“杰克，”他恶狠狠的瞪着那个叫杰克的黑人说，“这块地我是要定了，我也不跟你多磨了。你说吧，你要卖多少钱？”
那个老黑人长得又黑又高，耳朵上穿着耳环，使小约翰觉得非常有趣。他代表自己和两个兄弟，回答得很干脆：
“就是不卖！”说罢他们就昂然的走了。
老庇尔斯气得发昏。他认为这是“黑鬼的倔强劲儿”在作怪。
其实问题不是那么简单。这几个黑人要是把地卖了，叫他们到哪儿去安身呢？叫他们怎么谋生呢？小约翰长大了也看不起黑人，觉得黑人生性倔强，又不知节俭。他们不叫孩子去读书，对白人来说这正是求之而不得。他们不参加镇上的集会，也不参加选举，白人也当然不会去请他们参加。白人根本就不去管他们，有时人手不够，才以低得可怜的工资雇他们做些零活。
奴隶制度的论战如火燎原的时候，约翰·庇尔斯已经成年，那时他看到这一户黑人已经丧失了大半的土地，流离四方。有几个就跟着黑人志愿部队五十四团到南方去了。
后来庇尔斯财团把总部搬到了纽约。约翰·庇尔斯在战时是个“铜头蛇”；他不赞成废除奴隶制度，还曾千方百计阻止内战爆发。他作为一个买卖人，认为打这种仗简直是自杀，把买卖都打光了。他出钱买了一个替身，这才免了上战场。十二岁的小约翰也开了眼界，看到了纽约城里的征兵骚动，他看见街上流着血，横着许多垂死的黑人，有几个还给吊在路灯杆上。
一八七七年，庇尔斯的大批铁路企业爆发了罢工，他开除工人，雇了私人警探枪杀工人，后来又向政府求援，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可是没过多久，突然全国又面临着一场新的内战。西部的农民逼着议会通过了法律，居然授权州政府核定铁路运价；那卑鄙的最高法院竟然也支持了这些“庄稼汉法”，以致各州都相继仿效。工人组织了工会，居然要求参与决定工资的大小。那忠实可靠的民主党被剥夺了奴隶制度的遗产以后，虽然在一八七八年的选举中又控制了参众两院，可是在他们的旁边毕竟也坐着十五个由农民和工人选出的独立派议员。
庇尔斯一向以有功于国的正直公民自居。他是一个典型的老练狠辣的新英格兰买卖人。在这个一八八〇年的春天的早晨，他坐在陈设简单而讲究的纽约办事处里，怒不可遏。他在对他的密友兼同事沙鲁斯·菲尔德说话。菲尔德刚刚改建完了纽约的高架铁路。
“老实说，沙鲁斯，我对国家的贡献，比谁都不含糊。公债跌到三毛三，我照样买进，一捆捆的买进。我支援作战，我打发人代我上前线，我再亏本也不让生产停顿。我出了钱，七六年的百年纪念展览会方才开成；如今我的业务刚刚有了起色，一切刚刚上了轨道，企业刚刚有了赢余，我铁路上的这班可恶的工人却罢起工来，想闹革命。要知道，沙鲁斯，企业可是我的，我爱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认为该给多少工钱就给多少工钱，谁要是不合意，尽可以滚蛋，让愿意工作的人来替补。这个狗屁政府要是不肯保护工人劳动的权利，我倒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庇尔斯在战前本是做出口生意的，后来看到国内市场有关税保护，就改行开了工厂；此后又经营运输，修建铁路，其中主要的就是刚在一八七七年闹过大罢工的新建的宾夕法尼亚铁路。目前他又踏进了金融界，好为自己和旁人的冒险事业提供资金。
“好吃懒做的工人领袖，卑鄙无耻的外国佬，假仁假义的天主教徒，你们谁也别想来管我给工人多少工钱，叫工人做几个钟头活，你们也别想来打听我个人有多少收入，是怎么赚的，又是怎么花的。”
菲尔德还跟前几次一样，劝他多多注意南方，特别要注意亚特兰大。“我昨天才跟一个年轻聪明的南方人谈过。这人名叫格兰迪——对，叫亨利·格兰迪，是个果敢活跃、充满自信的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约翰·庇尔斯老头嚷了起来。
“啊，祖上是爱尔兰人，到他已经隔了两三代啦。其实他是个非常热情的美国人，而且还是个南方人，思想很新。小约翰真该跟他认识认识。”
“认识谁呀？”小庇尔斯走进办事处来，劈头就问。
“亚特兰大的亨利·格兰迪……”
“格兰迪？啊，我认识他，他是《先驱报》驻南方的记者。他下次要上纽约来，我一定请他来吃饭。”
小比尔斯早在第一次上亚特兰大的时候就跟亨利·格兰迪相识了。格兰迪是一个矮矮胖肺、热情奔放的新闻记者，对北方的大财阀拜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们是战后南方的唯一救星。他今年三十岁，看起来还很孩子气，圆圆的脑袋像个小娃娃，眼睛带些近视。一八六六年他在佐治亚大学毕业后，又进弗吉尼亚大学深造。在他看来，进大学就为两件事：练就一副口才，写好一手文章。别的就都无所谓了。他一直千方百计的，在寻求他艳羡已久的“一讲成名”的好机会。毕业后才一年，他就成了《亚特兰大宪法报》的撰稿人，还在附近一个小城里编了一份报纸。他颇有地道的南方风流习气，跟他从小相爱的情人结婚以后，两口子生下了几个孩子，称心如意的在一起过活，直到他去世。
格兰迪在佛罗里达调查过选举舞弊案，在佐治亚又同三K党打过交道。他常常向群众演讲。写文章、作演讲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看来，他把天下大事完全看作是写文章、作演讲的材料，而忘了那是现实人们的现实生活。他看见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场面，兴奋到极点，不禁赞叹：“铁路当牌打，一掷金百万。”
他看到了工业的巨大作用，不由倾心拜服。他在詹姆斯·戈登·彭纳的《先驱报》里当上了一名驻南方记者，后来又鼓起勇气，去向沙鲁斯·菲尔德借了一笔款子，买下了南方最畅销的报纸《亚特兰大宪法报》三分之一的股权。他在证券交易所里一次投机得手，还清了这笔债务，从此青云直上，俨然成了“新南方”的代言人。一味的埋头苦干、热衷事业，使他还没到五十岁就把精力耗尽了。
小庇尔斯对南方的看法，是经过格兰迪的指点才明确起来的；格兰迪还劝他考虑在亚特兰大安家落户。过去长时期来，佐治亚的情况一直使庇尔斯很困惑、很反感。那样骇人听闻的黑帮当权的局面，是他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在好些方面，简直还超过了纽约的塔曼尼。
他听说战前有三巨头统治了佐治亚——这三巨头，人倒都是直性汉子，然而思想见解却是不可救药的顽固。一个是庞然大物的“大总督”考勃，手下有一千名奴隶，认为奴隶制度是理想的产业制度。他在战争结束时就死了。一个是法尔司达夫式的“强盗大王”通布斯，他曾在波士顿大发狂论，扬言要在邦刻山上拍卖他的奴隶。他的思想始终没有得到“重建”，他起先反对废奴运动，后来又反对北方资本。这个酒鬼如今只剩了一副摇摇欲倒的巨大的骨头架子。格兰迪除了报馆里的工作以外，还担任了他的秘书，很引以为荣耀。还有一个是亚历山大·司蒂芬斯：头上总是一顶大礼帽，身上好大一件黑礼服，当中嵌着一张白白瘦瘦的脸儿，背后藏着一颗机灵透顶、得风便转的脑子。这三巨头统治了佐治亚，一直到战争结束。
这几个头子下台以后，接着登场的是庇尔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么一帮大坏蛋：狡狯，刁滑，会奉承，笼络人心的手段高明到极点。一个是甜嘴蜜舌、毫无天良的卡罗来纳清教徒乔·勃朗，这个外貌严肃而虔敬的长老会教徒，不抽烟也不喝酒，可是他一会儿是联合派，一会儿又是分裂派，做过“带手提包儿的”，也做过“无赖汉”，后来又专心一意卫护南方的利益。他做过州长、州最高法院院长，操纵过铁路股票市场，向公家承租过囚犯，最后又当上了国会参议员。此人家道富有，喜欢做点善事让人看看。
他的伙伴阿尔弗雷特·考尔奎，扮演的是南方种植园主的角色。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在梅肯有个祖传的种植园，每年要收一千包棉花。他做过州长，搞过铁路股票投机，当过国会参议员，是个彬彬有礼的老派绅士。他的同伙为了公债舞弊案都下了监狱，其实干的坏事也并不比他多。
还有一个约翰·布·戈登将军，担任的是“沙场老将”的角色，表演得空前绝后的精彩。他随同李将军一起作战，又在阿坡马托克斯一起投降；他当了佐治亚州州长，在南太平洋铁路的一场秘密交易中跟亨丁顿、老庇尔斯一同干过贿赂的勾当。在蒙哥马利的前南军人员聚会上，他故意跟杰弗逊·台维斯同来同往，后来在亚特兰大，他又把这位步履蹒跚的贵客请来到处炫耀；就靠了这些手法，他从节节胜利的人民主义者手下捞到了国会参议员的席位。
这一切，热心的格兰迪跟小庇尔斯都谈到了，他还极力劝小庇尔斯在南方安家立业。格兰迪与其说是代表种植园主的利益，倒不如说是代表南方一部分并不那么富裕的白人，可也不是自耕农，而是兴起中的资产阶级，即买卖人、经纪人和工厂主。他支持新兴的南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有的是廉价劳动力，需要的是资金，保证投资利润丰厚，手段如何在所不计。
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格兰迪倒确是个“人才”，因为他之信仰资本家的剥削就像信仰上帝一样。他宣称“以自力起家的工商家已经为美国唯一的贵族阶级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南方只有尽量发展实业才有生路。他也知道当前政治上有个黑帮当道，但他只是一笑置之。话是不错的，三巨头把持了本州的大权，一个做州长，一个当最高法院院长，另一个出任国会参议员，过几年参议员来当州长，州长又变了参议员，这样轮来换去，大权就一直在他们手里传来传去，最后人民——也就是大批穷苦的农民和工人——一定会起来反抗……
可是格兰迪以为这不足为虑。北方资本的流入，北方人的生意观念，可以把他们控制住。他只装不看见，北方资本在佐治亚开设的纱厂里有四分之一的白人工人是不到十七岁的童工。不过他也承认，州内的农民联盟在不断壮大，如今人民主义运动也在蓬勃发展。这个运动算来已有十年的历史了。
“这也不是偶然的。佐治亚农民的命根子是棉花。棉花在一八七〇年值两毛钱一磅，跌到今天只剩了六分。况且，农民的捐税又最苛重，而持有股票公债的人倒一无捐、二无税。我们一定要发展工商业，使激进思想无孔可入。我们一定要引起北方人士建设新南方的兴趣。”
小庇尔斯也不时提出一些疑问，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疑虑，后来到南方走过几次以后这些疑虑就更深了一层：
“格兰迪，有一件事我就不敢像你们南方人那么放心，这就是非洲和非洲人的前途问题。我看他们恐怕不会像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笔勾销。你留心过非洲的事没有？告诉你，黑人世界在动起来了。三个身高六尺的大汉正在那里搏斗。一个是欧洲人，害看肺病，苍白得像个死人。他在拼命逃避背后跟踪追来的死神。一个是又壮实，又粗笨，给南非的太阳晒得红彤彤的。他在抗击现代资本的势力。还有一个是黑人国王，他召集了他的勇士和巫神，在阻挡白人的洪流。”
格兰迪耐不住了。“黑人绝对成不了大事。他们没有脑子。布尔人也准得给无敌的大英帝国打垮。”
“我却为这个帝国担忧，”庇尔斯说。“我为白人的霸权担忧。自然啦，罗得斯可坚决相信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占地愈广，于人类利益愈大’。他抱着这样的信念，就不计手段的要求其实现。他要打垮克鲁格，杀死洛本戈拉，把自己的坟墓立在那庄严的麦托普山的山顶，洛本戈拉的陵畔……”
格兰迪笑了。“得了，别作大演说了。黑小子永远也别想当权，他们根本当不了权。他们只配干活，使南方发财。你来帮帮忙吧。”
“你们现在打算怎样对付南方的黑人呢？”
“很简单：只要叫他们做工，只要筹得足够的资金，把他们同白人工人一起雇来。可是目前佐治亚的三头统治摆在那里，我们筹集不到资金。这帮家伙操纵铁路从中取利，利用囚犯开发矿山，榨取农民的脂膏。我们要不能摆脱他们对本州和本州一切富源的控制，换一批正直的人来执政，那问题就棘手了。”
“这容易办吗？”
“容易，也不容易。赶他们下台是容易的，要换上一些熟悉工商业、了解工商业需要的正直人士就困难了。万一换上了一些激进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不成了前门去狼，后门进虎吗？”
“可我还是不大明白，黑人到底有什么用呢？”
“从政治上来看，黑人是不管用的。他们既无才，又无德。可是作为工人来讲，他们是美国最高明、最驯良，如果待他们好些的话还是最卖劲儿的劳动力。不过要留心有个危险：假如再让他们参与政治，那就会纵坏了最好的工人，吓得人家不敢来投资。反过来，要是我们能把白人贪官污吏撤走，募到资金，对农民加以安抚引导，那南方就可以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因此，格兰迪下一次到纽约时，就被请到庇尔斯家去吃饭。同席的还有几个南方人士。
“庇尔斯先生，”一个查尔斯顿人说，“你说你遭到了困难，你瞧我们呢！你们的工人至少还愿意工作，我们的工人简直不想干活。他们一心要上大学念希腊文。而你们北方人竟然给他们开办大学。他们要投票，要控制我们的财库，要充任高薪的官。他们要跟我们同席而坐，还要娶我们家的姑娘。天哪，这怎么受得了！不瞒各位说，我们已经不许他们投票了，他们不干活我们就叫他们坐牢。我们还要迫使他们同我们分开，让他们聚居一处，自相通婚，做礼拜、读书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堂和学校。他们自己的事可以爱怎样就怎样，可是硬要同我们往来，这办不到。
“奴隶制度废除了，我们很高兴。我过去要养活那么多懒惰的老‘黑鬼’，也实在不胜负担，弄得我一直穷到如今。如今他们的生活都得自己料理，可把我给乐死了。他们这就不能不干活了。他们不能再吃了人家的饭，成天游荡了。只要他们干起活来能有过去的老‘黑鬼’一半那么勤快，我担保南方就一定能建设得富足而繁荣，而且不会闹什么罢工，也不会搞什么工会。”
老庇尔斯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而且还给北方提供了投资的好机会——这样好的机会即使算不得世界第一，总也算得本大陆第一了，”一个北卡罗来纳州的议员接口道。
“我还有一个想法，”小庇尔斯说。“最近两三年来，我在南方待过相当时间。我看到的首先是，南方的工业已经在飞跃发展。你们南方铁路的总里数已比一八六〇年增长了一倍；棉纺之类的工业在突飞猛进，其他工业也都蒸蒸日上。只要有资金，就能发大财。北方资本家害怕这里的工会，只要你们那里的劳工情况能有所改善，他们就会来向你们投资。
“由此我就想到，我们应当培植一个黑人工人阶级，这个黑.人工人阶级不仅应该安于其位，而且要能够为我们所用，使南北双方的白人工人都不敢提出非分的要求。我们可以对北方的白入工人领袖说：‘你们的位置黑人也顶得了，他们要的工资比你们低得多呢。’我们可以对南方的白人工人说：‘这里有的是愿意干活、工资便宜的黑人，所以你们放聪明些，就别去听信那帮搞工会、闹革命的北方佬。’我们回过头来还可以对黑人说：‘这个活儿这个工资，白人都还求之不得呢；只要你们尽心干活，不提出非分的要求，就有好差事给你们干。’”
那个南卡罗来纳客人表示热烈赞同，可是其他几位议员却有些不安。有一个说：“我不大赞成以黑人的竞争来威胁白人工人。”
“只要我的财产能不受侵犯，对这帮可恶的社会主义者还讲究什么手段呢，”老庇尔斯干脆的说。
小庇尔斯又提出一个建议：“只要剥夺了黑人的公权，黑人也不能当真来竞争。”
“话是不错，”一个北卡罗来纳人反驳道，“可你们北方不是一向极力主张给黑人选举权吗？”
小庇尔斯回答得很慢——他在拼命思索，想对何谓民主下个结论。他说：“我们北方人自然都赞成民主啦。可是民主不是不问时间、不问地点都能适用的。总应该先有一个见习时期。黑人的这个见习期当初假如能延长些，能多多延长些，情形就决不至于这样糟糕。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法院可以对国会的轻率不当的决议提出解释。此中的妙用，我想各位都是明白的。譬如在一八七三年的屠宰场案件中，宪法十四条修正案的过激解释就受到了节制。事实上，现在这个法案与其说是保护了黑人的权利，倒不如说更保障了我们的投资。”
“最高法院的法官都是些混蛋，”老庇尔斯想起了铁路调查委员会的事，愤愤的骂道。
“不过，”同他合伙的一个董事说，“他们一般还是干得不错的。真要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换几个更称职的。”
“一点不错，”小庇尔斯说。“就在昨天有人对我拍过胸脯，说这个荒谬绝伦的民权法案管保不久就会被最高法院废除。我想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北方在饱受家乡极端民主之害的工商界领导下，一定会同意对黑人的权利作这种新的解释。”
那几个南方人听得都很满意，可是小庇尔斯又接下去说：“当然，这有个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需要有一批心满意足的黑人工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再像目前这样觉得满心委屈。我们应当满足他们要求读书的可嘉的愿望，不过也要做到不违情理，在教育的程度和性质上都要适可而止。而最重要的，还是应当设法使他们内部建立起妥当的领导。”
老庇尔斯听了儿子的话十分高兴。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他儿子思虑成熟、断事果决，而这些却原是他儿子的不足之处。小庇尔斯自己也有些惊奇。他在似觉非觉之间，竟作出了长久以来未敢作出的结论。他决定把命运押在南方了。他同亨利·格兰迪的友谊，促使他作出了这个决定。
小庇尔斯同他父亲截然相反。老庇尔斯长得又高又瘦，只见骨头，衣着十分马虎，待人接物纵然不算粗鲁，也应该说十分生硬。小庇尔斯穿的却是专工定制的上等衣服，阔气而不流于招摇，那副神气使人觉得他的见解准错不了。他在安杜佛和普林斯顿念过书，毕业以后被父亲派到南方，去考察这片发展工业的新天地。老庇尔斯是赞成早婚的，他对南方贵族小姐十分羡慕，暗暗希望儿子能娶上一个漂亮的南方贵族小姐。可是偏偏事与慰违，小庇尔斯却娶了一个爱尔兰姑娘，叫做凯特·吉本斯。
新英格兰人虽然思想自由，反对蓄奴，可是对爱尔兰人和天主教会却深恶痛绝。要不是铁路上闹了罢工，要不是新媳妇脾气随和，父子俩真说不定会大吵一场。可是老头子需要儿子的经验和帮助，媳妇也很知趣，立刻退了教，进了公理会。一八八一年添了个白胖娃娃，这才中止了家庭里的敌对状态。不过老庇尔斯却始终不能释怀。小两口也并不如意。即使是庇尔斯这样的有钱人家，娶进来一个爱尔兰媳妇，照样得不到纽约上流社会的理睬。小庇尔斯有好一阵决不定到底在这儿安家呢，还是到南方去落户。直到那回在纽约请格兰迪来吃过饭以后，这才作出了决定。
“不消几年，民主党人就要进白宫了，”菲尔德很有信心的对大家说“不过我们千万不能再让他们发动战争。”
“不错，”老庇尔斯说，“可工人问题又怎么样呢？我们这里虽然有好工人成千上万的涌来，却都让这些可恶的工会教唆坏了，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你们那里有几百万黑人——他们能干活吗？肯干活吗？”
格兰迪顿时热心起来：“能，而且要吃饭也非干不可。不过我们不能让他们过问政治。你们北方人不能不控制工人的选票，同样我们南方人也必须在政治上控制黑人。”
饭后，老庇尔斯走了，留下小庇尔斯和格兰迪，还有凯特抱着刚醒的娃娃，坐在那里又谈了好久。凯特在纽约住得厌烦死了。“在这儿我不会有出头的日子，只会妨碍约翰的前途。荷兰人怎么也不会理睬爱尔兰人。我想约翰还是到南方去好。不知道南方人对待我会怎么样？”
“这个……”格兰迪说“有一点你们俩一定要记住。到南方去得顺应环境。这一点虽然不大好办，却是少不了的。要知道南方人伤心得很。他们一百年来听惯了南方如何英勇、如何美丽、如何文明的种种传说，后来没想到竟在一场势在必胜的战争中吃了败仗，何况打败他们的不仅是北方佬，居然还有拿起枪来的‘黑鬼‘。
“这场败仗对他们的精神刺激大极了。所以对待他们应该抱住一个信条，就是：‘南方的意见是对的：黑人只配当奴隶，不能给选票；南方并没有让人征服，永远也不会让人征服。‘假如你承认了这个前提，你就可以凭着顺从的黑人工人、北方的资本和白人的智慧这三者，帮助建立一个新南方。不过你一定要承认这个前提，要顺应环境，在谈话和演讲之中也要表示出这个意思。否则你就是个’臭洋基‘，是个’亲黑派‘，哪儿也容不下你。”
凯特笑着说：“我还可以把我爸爸的南军军官委任状和军帽一起带去，装成个道道地地的分裂派呢……”
“什么！”格兰迪嚷了起来。小庇尔斯却皱紧了眉。直爽的凯特就作了解释：
“这不过是个笑话。事情是这样的：一八六〇年那年，我爸爸帕特·吉本斯因为境况有些潦倒，就在佐治亚一家放高利贷的商号当了个跑街。不久战争爆发了。他拼命的想逃出来，可是偏偏遇上了征兵，没有法子，索性大大方方的参了军，当了个连长，两军刚一接触，他就‘失踪‘了。”
凯特和她瘦弱的母亲，当时生活非常困苦。母亲当了女仆，到一八六四年，想不到那帕特·吉本斯在经历了一连串神话般的奇遇以后，越过了火线，又突然出现在纽约，身边居然还有了几个钱儿——是做不法买卖赚来的。他凭着一股猛不可当的精力和蛮劲，钻进了塔曼尼黑帮，弄到了一份大有油水的筑路承包合同。
他用了种种不可告人的手段，在十年功夫里就攒下了一笔不小的财产。他把累坏了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安置在西区的一理上等住宅里；后来，就在塔曼尼头子屠伟德的丑事暴露前不久，他因为暴饮过度，死了。那个瘦小的爱尔兰妻子伤心万分，也乖乖地跟着他去了，留下凯特一个人，在冷酷的战后纽约过着寂寞而优裕的生活。那时纽约到处办起了救济伤兵、救济南方、救济解放黑奴的义卖市场，凯特就在一个义卖市场上认识了小庇尔斯。小庇尔斯本来伴着范达文特家的小姐，这位小姐初入社会，看见凯特贸贸然凑过来同他们搭腔，就昂起了细长的鼻子，很瞧不起这个没规矩的大鼻子爱尔兰姑娘。不一会儿，她就借个缘故走了。
她这一走，在策略上犯了个错误，因为小庇尔斯对她那种冷漠矜持的态度早已领教够了，如今遇见了这个漂亮、健壮、又是那么坦率的凯特，立刻就心甘情愿的拜倒在她的脚下。过不多久，他们就把那位逃跑的小姐、满场的来宾和整个世界都抛在九霄云外了。凯特坦白地向这位年轻的银行家表示了心许之意。她看够了东区的那些靠不住的政客，小庇尔斯是她遇到的唯一的新派绅士，她巴不得能嫁上这么一个丈夫，做个大家贵妇。小庇尔斯呢，过腻了放荡而空虚的少年荒唐生活，一旦见了这个虽说有些打扮过火、有些庸俗，却是那么诚实、强壮的姑娘，也不由得看了迷。他觉得自己渐渐疏远了古板势利的同道，而愈来愈喜欢凯特那种亲切可喜、热爱生活的性格。终于在一天晚上，他们俩偷偷的跑到康涅狄格州，在那里结了婚，欢度了一个星期的“蜜月”。
老庇尔斯暴跳如雷。他眼里喷出凶狠的怒火，瞪着这对新婚归来的夫妇。“天哪天哪！我的儿子竟娶了个爱尔兰的妞儿，而且还是个该死的天主教徒呐！”不过老庇尔斯也不是傻瓜。儿子毕竟已经结了婚，媳妇也毕竟不是个下贱娘们或淘金女人，再说他也只有这样一个儿子。这孩子很有才能，“小庇尔斯父子公司”需要他们父子拿出全部才能，辛勤经管。
自从出了这桩私奔事件以后，老头子就抓住了儿子的把柄，责备他用心不专，对公司的事务不尽力、不关心。在这个问题上，老庇尔斯发现凯特倒是个坚决而又颇有智谋的同盟者。而且，凯特还很会做菜。因此，在五号路的庇尔斯公馆里就暗暗的建立起了一个攻守同盟。社会虽然不怎么热情，可到底还是渐渐的向金钱低了头；公司的业务也蓬勃发展起来了。老庇尔斯心想：情况毕竟还不错呢。
这就是凯特硬要讲给亨利·格兰迪听的故事大概。小庇尔斯起初有些不大自在，后来也忍不住乐了。格兰迪听得哈哈大笑。
“听我说，”他临走前对凯特说道，“你们到亚特兰大去的时候，把那张委任状和那顶军帽也一起带去。作为一个南军的女儿，你比你的银行家丈夫更有前途呢。”
因此，就在克利夫兰当上战后第一任民主党总统的那年，小庇尔斯夫妇在亚特兰大安下了家。小庇尔斯在当地最大的一家银行里担任了一个职务，经管他父亲的铁路股票和其他投资事业。他带到南方来的计划已经日益明确：要控制住南方的劳工而又不致引起骚动；要使黑人成为知足安分的工人，让他们有相当的工资，受必要的教育；要发展南方的工商业和贸易，投入北方的资本。南方是当代世界的关键地区。他已经把非洲渐渐忘了。他同黑人很少实际接触，跟格兰迪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格兰迪，我们就这样着手吧：我让纽约的新英格兰协会在下次聚餐时请你去演讲。我们要把全国最大的资本家都请到。你就把‘新南方‘大大吹嘘一番。你不妨说成种植园主和’带手提包儿的‘已经不再存在，黑人问题已经解决。格兰迪，我们要开创一个新时代啦！”
“好，就这么试试看吧。不过有一点倒是个麻烦。这儿佐治亚有一个人说不定会打乱我们的计划。这人名叫华德生，是个红头发的小矮子，论出身倒也有趣：母亲是奥古斯塔的纱厂女工，父亲是佐治亚南部的一个小农。他在州议会里做过一任议员，同当时的州长、黑帮成员之一考尔奎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后来他灰了心，一肚子气憋了有十年。如今他又同农民联盟串通一气，同你和你父亲担心的西部不满分子也打得火热。他们在给荒唐的农民合作运动擂鼓助威。
“假如这批家伙联合其他势力，控制了佐治亚，控制了南方，那就不但不能招引北方资本，反而会把北方资本吓跑，无从建立健全的工业组织。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目下戈登和考尔奎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政治交易，如果交易成功，可能闹得社会晔然，使激进派得以趁我们措手不及而夺得政权。人民主义运动在佐治亚发展得可快呢。”
小庇尔斯在亚特兰大定居下来以后，就跟格兰迪不断的密切磋商。最后小庇尔斯作了决定：
“为了长远的目的，我们应该赶快采取法律手续剥夺黑人的公权，不然南方也会步西部的后尘，爆发工人的叛乱。密西西比州已经下手了，南卡罗来纳的梯尔曼也发动了，我们在路易斯安那、佐治亚和亚拉巴马也应当加紧进行。共和党要强行通过一项‘强制执行法案‘，让联邦政府来监督全国选举。这个法案很不得人心，反而可以帮助我们剥夺黑人的公权。
“请记住，我们的经费是要多少有多少。另外我还有件事要跟你商量：我打算在这里安家落户，做个十足地道的亚特兰大人。我想去买所住宅，或者造上一所，还要结识一些上流人士，加入高等的俱乐部等等。“
“我一定效劳。不过你要小心。就说我吧，我也跟这里的社交界很隔膜。亚特兰大不像奥古斯塔或梅肯，这里没有上流社会，所以居民十分敏感，自以为了不起，对待北方人尤其如此。跟他们不好好周旋是成不了事的。
“正巧我倒有个极好的机缘。本城有位夫人，手里有笔款子想要投资。她本是查尔斯顿城布雷铿立治府上的小姐，嫁了个老冬烘，就是现在佐治亚大学的教务长。她为了这笔款子想找个人商量一下，于是就来见我的老板克拉克·霍威尔，因为霍威尔跟上流人物很有交往。他就把你介绍给这位夫人，说你新近进了银行，你那家银行就将成为本州的第一大银行；因为我同你相识，他就派我明天下午伴这位夫人去找你。你在投资问题上帮她出出点子，反过来也可以在社交方面向她讨个主意。当然，话要尽可能说得委婉些。”
就这样，贝蒂露·布雷铿立治·鲍尔温认识了约翰·庇尔斯，彼此十分投契。贝蒂露留下了一张十万多元的支票作为投资，同时在社交问题上也给小庇尔斯作了切实的指点。
“不过，你一定也知道，亚特兰大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上流社会。这是一个穷苦白人的城市，这儿的人虽然有股干劲，值得称道，可是在南方的上层圈子里却默默无闻。不过我倒有几个朋友，很愿意介绍给你，特别是介绍给尊夫人。我听说尊夫人还是个南军的女儿，那就再好没有了！至于你的住宅，自然应当造在桃树街的近郊地段，上等人家都是住在那儿的。我和我的儿子就住在那儿。可鲍尔温博士怎么还没来呢？他上了年纪，健忘极了。
“我带来了几张授产字据，想签了字，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财产都是属于我的，不过我也很想为我年老的丈夫作些适当的安排。我的丈夫是个很可爱的人儿——说起来还是我父亲的知交呢——就是为人有些迂腐，老是迟到。说出来不怕你见笑：他这会儿正在附近的一所黑人大学里参观，大概已经把我、把校董会开会的事，都忘记得干干净厚了。”
那时候，庇尔斯和格兰迪的南北双重计划，一部分顺利实现了，一部分却遭到了挫折。在南方，格兰迪视为万世不易之基的种族分离制度，已在华德生的猛烈攻击下渐渐垮了。可是在北方，格兰迪的影响却愈来愈大、愈来愈广。这位演说家是个南方的名士。比起他那位希腊的先辈来，他感情有余，而论证不足。在战前，他一向演讲的特点是声音宏亮、气度威严、姿态大方。他的感情十分强烈，不过亏得有些文化修养，小心克制，还不致过火。内战以后，涌现了一批接近群众的演说家，在演讲方法上都受过黑人传教师很深的影响。从此，格兰迪那宏亮的声音也拉着调子，像唱赞美诗一样了；他的手势也愈来愈多、愈来愈狂野了；他的感情也任其流露，不惜声泪俱下、身子乱转了。
一八八六年，亨利，格兰迪应邀北上，去给纽约的新英格兰协会作演讲。这个协会的主席就是老庇尔斯。格士迪具有爱尔兰人的机智、南方人的热情，能够把南方人的口才同北方人的买卖结合起来。是他首先以伤感的口吻，提出了“黑保姆”的譬喻。他热心地介绍了“工商业新南方”的理论，使在座的人听得都伸长了耳朵。参加聚餐的这帮脑满肠肥的高尚来宾，手里有千百万的资金，很想找个稳当的投资出路，怕的就是工人要起来造反。格兰迪向他们拍了胸膛：
“主张分裂、主张蓄奴的南方是过去的事了。那个南方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接着又补上一句：“黑人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来看，已经无足轻重了！”
虽然他没有说，但是由此还可以引出一个推论：有了五百万剥夺公权的黑人工人，五百万白人工人也就不敢起来罢工了。
这篇演说受到了北方的普遍喝采。北方舒了口气，安下了心。这种少见的口才运用于枯燥沉闷的买卖，博得了北方的欢心。不久就看到了效果。在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〇年这段期间，南方各地纱厂的锭数翻了一番，产值猛增了三倍。在佐治亚，铁路总里数增长了两倍，资产总值从两亿五千万元猛跳到八亿两千万元。格兰迪乐得狂呼：
“我们传播的不是理论而是都市和城镇，我们用买卖代替了政治。我们向你们马萨诸塞的纺纱工人和宾夕法尼亚的钢铁工人提出了挑战……我们把梅松—狄克逊线一笔勾消了，让你们能带你们的家眷产业自由进入。……我们爱上了事业。班班火车上都有来自东部和西部的工厂主，想在这个日益繁荣的市场上，紧靠原料的产地，为自己或自己的儿子作安家立业的打算。但愿这滚滚的浪潮滔滔不绝！但愿那初露萌芽的丰收能使许多人受惠！”
麦克流尔和“铸铁人”凯利都拍手叫好。克利夫兰总统和他的新娘也来到了亚特兰大，在格兰迪的陪同下接见了来宾，并且很惹人注目的，宴请了戈登和考尔奎。
听格兰迪演讲的那些老板，心里也很明白：他们对北方工人的选票快要控制不住了。一八六九年成立的“劳工骑士团“。从一八八一年起迅速发展，到一八八三年已拥有会员五十万人以上，并且开始吸收黑人会员。这个团体领导的罢工也开始取得胜利了，可是资本家狠命反扑，利用一八八六年的秣市案件把它扼杀了，其实“劳工骑士团”同这个案件是根本不相干的。就在那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了，不过这个组织没有那么激进，而且基本上是排斥黑人的。
尽管工人纷纷起来反抗，资本家还是气焰万丈。一个大工业家有一次说：“老百姓，去他妈的！"另一个也说：“工人要昂起头来，你就揍他！”还有一个说：“法律？管它个屁！”银行大王更公然宣称：“我对社会并无义务。有财产，就有权利任意处置自己的财产。”
到一八八〇年，美孚油公司已完全控制了石油工业。在二十年内，铁路的总里数增长了两倍，资本额增加了三倍，可是资本主的人数反而减少了。糖、酒、烟草、食盐、白铁、炼钢等等行业，都已控制在托辣斯的手里；到一八九〇年，一百五十七家托辣斯的资本总值已高达三十亿元。全国百万富翁已多达四千余人。然而革命形势也形成了；在南方，汤姆·华德生渐渐成了革命的化身。
格兰迪看到佐治亚的人民主义运动，心里虽然惊慌，却并不服输。他还是一个劲儿的写作、奔走、演说。他同佐治亚的农民联盟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每年都对他们演讲，还在《亚特兰大宪法报》上特地给他们辟了一个专栏。
可是格兰迪累了。多少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向广大听众演讲。他的演讲不但要消耗很大的体力，而且神经又极为紧张。每次演讲之前，又要会见各式各样的人物，谈不完的话，吃不完的盛宴。他往往还要连夜赶很长的路；在卧车上，又从来不好好休息。
他的心绪又不好。妻子流产了，自己做棉花期货投机失败，又亏了八千块钱。一八八九年那一年，他三月里在佐治亚演讲，四月到纽约，六月到弗吉尼亚，七月到南卡罗来纳，八月又回到佐治亚。十月，正当预选前夕，亚特兰大举行了第二届山区展览会，他在农民联盟成立纪念日那天又作了演说；他费了最大的力气，不是讲经济，也不是讲政治，而是煽起种族偏见。他大声疾呼不要让黑人和白人在佐治亚的政治舞台上联合起来：
“上帝划分了人类，谁也不许把他们并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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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临时政府关于政府新组成的决定（1917年5月5日〔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世界史资料丛刊）
7．临时政府关于政府新组成的决定
（1917年5月5日〔18日〕）
四月危机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权，决定参加政府，组成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
宣布临时政府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公爵
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
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
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
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
工商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
人民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
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
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
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
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
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
国家救济部长季·伊·沙霍夫斯科依
正教院总监弗·尼·李沃夫
国家监察长伊·瓦·戈德涅夫
总理李沃夫公爵
临时政府办公厅主任弗拉·纳博科夫
（译自《1917年4月的俄国革命运动》第8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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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太阳的一隅：一个师范学生的申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没有太阳的一隅
一个师范学生的申诉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录入者按：国共内战时期的学校，在对付学生对自己利益的争取的行动中，软硬手段层出不穷，派军队、警察也是老手段。
李星按：本文讲了解放战争初期，温州某国立师范学校的风潮。南京政府30年代曾推行师范生入学免费制，目的是健全国民教育系统，为市场更多培训优质的劳力。不过，这一类免费的国立高校学生，往往学习优秀但家里没钱，相对容易有苦闷和不满，于是蒋党又用“职业学生”、“特务学生”去监控校内生活。当然这也不是民国的特殊现象，只要资产阶级国家配合市场发展，而让社会既产生了活力，又失去了平衡，总会有大量矛盾出现。）
我们的学校是一所省立的师范学校，在抗战发生后的七年中我们都生活在暗无天日中；在神圣的教育机关中竟有特务组织存在着，我们同学只要说出一句不满学校的话，或学校认为与正统的思想违背的话，五分钟后校长便晓得了。监视得非常严密，凡是被认为思想“不正确”的都被迫退学，最后造成清一色的思想。
抗战终算成功了，政府也颁布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权利。学校换了一位新的校长，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特务组织大概是没有了，可是我们还继续被人教训着：只有正统的思想才是最正确的最神圣的，其他一切都是异端，是危险的。为了保证我们不受危险的思想侵袭起见，又苦心孤诣的暗中检查我们和某些先生的信了。有一天校长和教务主任召集全校各级的队长到校长室里来，把各教师的名字一个个向他们提出，询问其思想如何，有些人不懂学校用意何在，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到底该怎样答复才对呢？答出的只是很空洞的“很好”，“没有什么”或“好像有点激烈”如是而已。
我们的食米和菜费一向是政府供给的，但偏在最近米价狂涨的当儿，我们的膳食费改发三千代金，这与实际需要的数目相差太远了。我们都正当发育成长的时期，小菜方面既谈不到滋养，只有从饭方面来补充，这样每人每月总得要四十五斤左右才够。照目前每千元六七斤计算，则光是米就要七千元，再加上两千元菜费，便总共九千元；而发下来只有三千元，这就是说，一个月里有二十天叫我们不要吃饭。学校要我们回家带米来补足，否则作自动休学论，这种妙想天开的办法对我们真是当头一棒！我们师范生大多数是家境贫寒的，哪里有能力？可是我们要读书呀！为何把穷人拒之校门之外？我们要开全体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学校即派先生来监视，理由是“没有先生出席的学生大会是不成立的”。校长说：“你们尽管开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还在校务会议上”。教务主任也说：“你们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用，在校务会议上是通不过的”。当时我们开会的结果就是决定不带米，请学校替我们向教厅请命。不幸学校当局丝毫不体恤我们的痛苦，果然在校务会议上不能通过，仍然维持原识。这样激起了大家的愤怒，在绝望之余，同学们晚上把报告撕下来了，更捣坏了一排教职员宿舍的玻璃窗。校长和心虚的教员都逃了。第二天便调了五六十个兵来。于是每一个平常是绝对服从的同学也反感起来。幸而有一位较明大义的先生立刻出来劝，不让他们开进校门来。这些兵便转而开到校长住的地方去了。当天晚上，一个茅棚饭厅着了火，虽经我们全体同学合力扑灭，但终于烧光了，只是没有蔓延到别的地方而已。校方便肯定的说，这火是反对带米最激烈的同学放的。放火的行动当然是不对的，这是盲动，这种行动足以危及学校的公产和师生的生命的。我们既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真的肯去干那样愚蠢的勾当。学校当局说这次的火是反对带来最激烈的同学放的，既然毫无证据，而在逻辑上也不是唯一可靠的说法。学校当局对付学生的手段既已超过了教育的范围，又怎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镇压和分解力量起见而设计加以罪名呢？这件事使我们想起了希特勒杰作之一：国会纵火案，不寒而栗。
第二天学校开始捕人了，教务主任带着警察走到第一个女同学的家里，指着这女同学说：“她是共产党，你们把她捉去吧。”她便这样被捉去，关在拘留所里，一共关了七天才不明不白的放了。这是“合法”的吗？我们想提起公诉，可是我们在怀疑：“法律是否会帮助被压迫的人和弱者？”最后学校命令这同学和另外两位女同学，五位男同学一同退学，什么理由？放火吗？毫无证据。现在学校当局也不敢提起了。唯一理由是说他们思想成问题，“有共产党嫌疑”。但这又很难令人相信，过去七年严格的统制，什么过激党都清除掉了，哪里来的共产党？据我们所知，这罪名最大的女同学幼稚得很，只是有些青年人所特有的正义感和激昂而不愿做一个驯服的羔羊而已。其中有两位大家都认为是最无辜的：一位平时可以说是“安分守己”的，只为了她与前一位女同学较接近些罢了；另一位男同学大家都晓得他没有什么所谓思想问题的，只是在这次大会中发言比别人多些，这才真叫“莫须有了！
就退一步说，算他们都是共产党吧，但现在已是民主时代，政府已正式承认人民有思想有自由，并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这又怎成为一个罪名？退学却已成为事实。他们为了大众的利益被牺牲了！但有谁替他们主持正义呢？同学们都感到学校加下来的帽子太可怕了，除少数人外，都只好“各人自扫门前声”。先生中本有些同情我们的，但都以为学校既用这种手段对付学生，恐怕惹祸上身，也就没有勇气说话了。本地各报纸根本对这次事情都不登载，还望他们来替我们争公道吗？听说校长和教务主任曾亲身跑到报馆里去关照，如无学校盖印的任何有关本校的文章或消息，概不能登载。这一切的一切太令人气愤和失望了。我们七八年来受尽多少灾难，满以为抗战的胜利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光明，谁晓得这一角落还是黑暗重重！？
编者按：我们收到这篇文章之后，恰好于五月六日的新闻报上看到如下的一则新闻：
温师一度发生风潮
浙江省立温州师范学校，于四月中旬发生轩然大波，启因于学生无力补缴膳费，校方爱莫能助，以致学校绝粮，势已断炊，校方未免使弦歌中辄，劝谕学生返家，携米至校，讵有王姓女学生等利用时机，鼓动风潮，竟将膳堂一座，纵火焚毁，办公室校长室及教师寝室，全遭捣毁，损失惨重，校方乃暂行停课，将该女生扣押法办，风潮至二十日始告平息，兹教育厅据该校电呈，业已复课。（玉）
这显然与上面这篇文章所导报的事件有关。但非常奇怪，文章叙述的经过与新闻报上的消息竟完全相反，根据常识判断，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则新闻是学校当局发出来的官方消息。真理究在那一方面，我们相信明眼的读者自己会判断无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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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笑的日子（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可笑的日子
作者：希烈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给保甲人员吵醒了，
去，去，选举去！
像羊群，
驱到投票场去！
蒙在葫芦里，
挤在人群里，
依着，
像小孩子学样，
涂上一个不认识的名字；
好了，
一折滑稽的喜剧闭幕了！
×××
看，
阳光给乌云掩盖了！
四、二八，
这可笑的日子，
曹锟旧戏在重演，
民意又来一次强奸，
呵！
假借吧，
利用吧……
然而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多少人的愤恨，
将汇成一条铁的巨流，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一切人们结成的
争取民主的巨流，
流呀！
从帕米尔高原，
从喜马拉雅山……
流呀，流呀！
浩荡的流呀，
流到黑龙江，
到黄河，
到长江，
到珠江……
急湍的洪流，
激起了澎湃的怒涛，
翻动了海底的沉沙，
摧毁了枯朽的渣滓，
洗净了腐败的老家！
看呀！
这古老的大地，
热血所栽植的
新绿的嫩芽，
在春风里茁长，
在太阳里开花！
到那时，
可还是特权者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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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尊师运动的看法（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对于尊师运动的看法
作者：卫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录入者按：由前资本主义元素和没经受过改良主义洗礼的资本主义元素，加上战乱和腐败，构成了民国的社会矛盾，民国教育的贫乏只是一例，站在其背后的是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
但是，哪怕教育经费真的提高了，就能一劳永逸了吗？
当时英美国家的教师，一样在为生活所奔波……为什么？没有自发的抗争，光靠经济的发展，财政的补助，（或是对当局的幻想）工资不会自己掉下来（吧？）
几天来，报纸上以最大最显著的地位登载着『尊师第一』，街头上贴满了『尊师』的标语、图画，学生们三五成群的向路人以求乞的方式在销售尊师章，大人先生们也不断地为『尊师』在无线电播音机中呼吁，最近，还不惜卖一下大腿为穷教师们举行了一次足球义赛。多么光荣的教师啊！他们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方式底下被『推尊』被『崇仰』了！
『尊师运动』的产生是由于三月二十二日市立中学教师的怠教。教师们在这通货膨胀、物价飞腾、生活发生困难的环境下，卸下了以往『师尊道严』的面具，不惜步着一般工人、店员等劳苦大众的后尘，作了这一次为生活而挣扎的怠教。
教育局方面的经费若有余裕的话，那么只要划出一部分来，这一问题便很容易解决的了。但是，在教育只占市政府支出预算的百分之六的情形下，叫教育局怎样来处理呢？纵使有了经费可能增加教师待遇，获得解决的话，也将囿于『公教人员一律待遇』的法令而给牵制住了；因为要是教员待遇一旦提高，全国的公务员势必也要求提高待遇；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在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上，将要增加一个庞大的数字，而这个数字是否我们现在的政府能够承担，却是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困难情形下，我们聪明的市政当局，便想出了这一个『尊师运动』的妥善之计：一方面可以靠此筹划一笔经费来补助教师们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可避免刺激其他公务员的要求增加待遇以致而影响整个国家的财政支出。
所以尊师运动的本质完全是一种为救济教师生活而产生的慈善性的募捐活动。在这尊师运动产生的意义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两个事实，就是：教育界的贫乏与整个社会经济崩溃的危机。
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大家嚷都着：『建国！建国！』在这建国的纲领中，又把教育推为第一。教育部与各省、县、市的教育厅、局，为配合着这『教育第一』的建国纲领，便不断地颁布扫除文盲推行国民教育的计划与规程等，并且雷风厉行的命各地、各机关举办国民教育班、民众夜校等；工作是那么的艰巨，责任是那么的重大，范围又是那么的广泛。但是，在二中全会根据行政院的报告，全国教育经费却仅占全国支出总预算中的百分之四•七。这百分之四•七的教育经费，对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能发挥些什么样的功能？那真不啻在对这『教育第一』的建国纲领下一个强烈的讽刺！
在这种事实与计划差得太远的情形下，令我们的教育工作人员做些什么呢？但是教育行政当局为了颜面、为了报销，又不能不做。因此，便不惜削足适履来敷衍塞责――对教育上的一切设施，都只着眼于表面上、数字上的观瞻。结果、学校设备的改良可不顾问，而学校数量的增加却急不容缓，学校教育的成绩如何可不理会，却又孜孜于学校中的班级数与学生数的增添。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教师却又不同了。教师们的资格、经历、要很严密的审查，教师们教学的效率要慎重的考核，但是教师们的生活却又不顾。换句话说，他们要『马儿好』，同时又要『马儿不吃草』。而这倒霉的教师正是做了这教育界贫乏中的牺牲者。不信，请看：江苏省许多的县立学校教师，已有三个月没有拿到薪给了！北平的教师为了生活的逼迫，对当局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以总辞职的行动来表示；而这里中学教师怠教以后，市政局还说这是『本市的耻辱』；大学教授罢教后，当局置之不问，现在又只好默默无声的复课了。他们只会把『清高』，『学生学业为重』等的大帽子不断地给这些可怜的教师们戴上，压得他们擅动不得；他们几时曾经在为教师们的生活谋一澈底解决的途径？恐怕请求救济总署配给一二袋面粉，那已是最大的努力了！但是，这一二袋的面粉教师们吃了就可过一辈子了吗？
公立学校的教师如此，现在撇开了不谈，再拿私校教师来论，也不是一样吗？所好者，无非是那些黑心的学店老板，他们藉着所有的桌、椅、黑板、房屋等的生财，拼命的做买卖——滥收学生、滥收学费，而对教师们却又尽其剥削榨压的能事，以达求利的目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试问有能力有去向的人，谁再愿意来从事这一项『饿死有余』的教育工作？谁再愿意讨戴这项『清高』的『万世师表』的大帽子？
当局对于师范教育的推行固然是不遗余力，但是现在这许多师范生将来毕业后能否保定从事于教育的本位工作呢？一般人入师范学校的本旨，恐怕都不在于这一个将来的问题，却是在于现实。师范学校在目前不论学费，杂费，甚至于膳宿等一切费用都是免收的；一般好学而清寒的学生在目前这种教育商业化，知识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找到这样的场所，一方面能得到求知（？）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可获得生活上的解决，怎不叫他们趋之若鹜呢！但是若细细的调查一下，恐怕十之八九把师范学校看做了临时的救济所！
教育界的贫乏，影响了师资，影响了整个的教育事业。于是很多人起来大声疾呼『救救中国的教育！』『提高教育经费至百分之三十！』
但是呼声是呼声，却挽救不了这已成的事实！
我们现在退一步讲。纵使教育经费提高了，那么一切的问题是否也就跟着解决了呢？不要看别的，试看英美两国。他们的财政当然比我们中国这穷措大富强得多，他们的教育经费也不容否认的比较地高，但是根据今年三月间申报所载：伦敦与加拿大的教师都会为了待遇微薄而实行总辞职；美国的教员收入不够支出，也整天地在为生活而忧郁。由此提示我们，教育经费的提高，解决不了教师的生活，解决不了整个中国的教育问题。
尊师运动所反映的另一个事实便是整个社会经济崩溃的危机。
今天做教师的人，本身当然无容疑义的须受过相当的教育。小学教师至少也得中学毕业，中学教师大概都是大学，专科等学校毕业；换句话说，他们至少须受过中等教育，甚至于高等教育。但是不要忘记现代教育是商业化的，在这商业化的教育情形下，试问这辈曾受中等甚至高等教育的教师，他们本身都是什么阶层？纵使不都是资产阶级，但也至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但是这般本来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教师，现在怎样呢？从他们的怠教宣言中『床头金尽，壮士束手』的话看来，要不是实际情形如此，他们何至于卸下以往『俨然道貌』的面具，来向各界呼援呢！
事实也是太悲痛了：高贵的大学教授逼得不能生活而去拉洋车；中小学教师在无可奈何中逼得去跑『单帮』；自己做了教师整天地嘶哑喉咙在教别人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却因付不出学费整天地躭在家内嬉戏；孩子们病了，无钱请医吃药，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他死亡。这种悲痛矛盾的事实，都是笔者亲身所闻所见，若要细列，那真是举不胜举了。
几年来的战争，的确使这辈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教师们沦为赤贫者了！这一个事实同时又说明了在整个的社会组织中，穷苦的大众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多，社会的经济财富，只是集中在极少数的特殊的人的手中，就此整个事实而论，这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局面？它总有一天要因此而崩溃、毁灭！
但是在这普遍贫乏的社会情形中，我们的教育当局却又在唱『扫除文盲，实施国民教育』的高调。试问这些文盲是谁？这些需要受国民教育的人是谁？有钱的人本身早受过相当的教育，他们的子弟不容你讲早已送入了学校。所谓文盲，所谓需受国民教育的儿童，所指的无非是一般劳苦大众，一般贫苦儿童。但是他们为着生活，若能入校去读书的话，早就去工作了，那里有这种空闲时间来享受这份『恩赐』呢？
从这些事实看来，不禁使人疑问『怎样造成这种状态？』要答覆这个问题，就中国本身而论，固然可以归罪于政治的不民主，官僚层的腐败昏庸，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但就整个世界而论，那就不得不说这是现实社会制度下的特定产物了。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制度下，尽管你把『尊师运动』描摹得冠冕堂皇，一般人会对这一运动产生什么样的观念？在这一运动中，除了教师们惹得极少数人的同情与惋惜以外，大部分的人还不是在对教师发生卑视与嗤笑吧？
教师们！你们应当认清这一点。你们的生活，你们的地位，应该用你们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来获得解决；千万不要存一丝一毫的幻想，希望别人来替你们解决！你们不看见事实吗？怠教以后答应的十六万元的紧急津贴，你们今天拿到了没有？纵使拿到了，是否就可以解决了你们的生活问题？当局答应你们配给面粉三个月，你们是否在三个月以后就都成了「仙」而不再要吃东西了呢？对于这许多问题，你们都应细细的考虑，细细的研究，然后再寻找出一个根本解决的途径，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
你们时常训诫学生作事不要苟且，而你们自己对于这些问题更不能苟且；你们又时常勉励学生要改革社会，而你们自己却更应该领导着改革社会；你们不应做一个徒尚空言的『代言者』，你们应当自己发挥出力量。因为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你们的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这项工作是伟大的，
你们应当抱着虚怀的态度，继续不断的学习研究，为着一个合理的社会而努力。要是你们老朽，没有那勇气，没有这毅力、来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奋斗，那么，请你们大家安心地作一辈子的牛马，作一辈子的奴隶，饥了不要叫饿，冷了不要叫寒，任主子们心理上的喜、怒、哀、乐、来左右你们的命运!
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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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症下药消除内战（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对症下药消除内战
作者：青直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李星按：彭述之一方的日常民主主义宣传……
值得指出的一点：本文谈到1927年的革命时，称它是“民族民主革命”。就这样的思想水平，也叫“托派”……
抗战结束，接着应当建国了。可是，正因为那制死命的外敌——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使得在抗战期中就暗暗进行着的内战，更以无与伦比的姿态显现出来。其范围之广，动员士兵之多，以及对整个国民经济破坏之深，实不亚于任何外来的侵略战争。复员停顿，交通中断，通货依然膨胀，物价问题仍然无法应付。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破坏之后，又来了内战的破坏，方欲和平休息，喘一口气的老百姓，又在战神的羽翼之下战栗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够不应该过一些和平的快乐的日子吗？
「我们需要和平！」
这是今日老百姓一致的呼声。那么，我们首先就要研究、明了为什么在对日抗战之后还要再打内战呢？为什么在受尽了敌人的长期的屠杀之后，还要自己来扮演自相惨杀的悲剧呢？
我们需要和平！这是当然的。但是我们对和平还要抉择。因为，假如我们任何形式的和平都能接受的话，那我们早早应该拥护在汪精卫的「和平」政府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宰割，何必还要千辛万苦的抗战八年呢？
我们不仅要和平，而且还要过人的生活。我们是人，我们要求有人的权利，有和别人同样多的权利。在现在的中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需要民主，我们要过民主的和平生活！
我们需要「和平」和「民主」。我们并不仅仅要求朦胧的停战。我们必须要明了在怎样的意义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永久的停战，而不是使停战作为一种欺骗性的暂时停战，而过渡到一个更狂烈的战争中去。而且这种只能加深，丝毫不能解决问题的朦胧的停战，是一种幻想，也是人所共知的。
现时内战的双方，表面看来似乎是国共两党武装力量的斗争，其实并不如此简单。它动员了数十万的士兵，几百万的人民，这仅仅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吗？不是的，它正像其他的战争一样，是有特定的历史因素在里面推动着。
它实在多少包含着一种农民反抗特权者的战争的因素在里面。
自从满清帝制政权推翻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吗？没有，推翻了那封建专制政体，换了一个「中华民国」的称号，还仅仅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躯壳，仅仅是一个开端，而骨子里却依然如旧，却还待继续完成。地主阶级依然存在而且壮大，土地的迅速集中，大多数农民失去了土地而变成仰地主鼻息的佃农；而在城市里，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得到了一切的控制之权后，便抛开了昨日的盟友，而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不使饥饿的农民和劳动者获得和自己相等的权利，便与民族民主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紧密的结合起来，共同一致的对付阶级敌人。而中国的民主民族革命就在叛卖与流血后轻易的流产了。这正是中国数十年来革命的实质。
帝国主义的侵略，财富和土地的集中，乡村的破产，使得广大的人民濒临在死亡线上。专横的统治，一切自由的被剥夺，将广大的人民投入黑暗的深渊。特权者与被剥夺者间的一天天日益增长的对立，不就是数十年来国民生活的实质吗？
终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到了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这种侵略要以军事力量鲸吞全中国。是不但要把全中国的受苦的人民沦为奴隶，而且连地主老爷和特权者的利益也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于是，不管是特权者或地主资产阶级，才在大多数群众的一致要求抗战的压力之下，发动下抗日的战争。
政府的无能，政治的腐败，在抗战中暴露无遗。抗战成了拖战。军事上节节失利，政府西迁，广大的土地沦入敌手。为了保卫家乡，保卫祖国，一部份农民群众转入了抗战的漩涡，参加了游击战争，并在敌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解放区」，多少获得一点改良（如二五减租等），获得一点自由。现在，抗战胜利了，难道他们这些在敌后奋战八年的战士们，就情愿放下武器，放弃自己已获得的权利，再回过头来安分守己的过那种半奴隶状态的生活吗？
不可能的！除非他们的领导者心甘情愿背弃了他们。即令背弃了他们，他们也会单独奋斗的。
那已经陈腐了的政治机构，如果不能来一个澈底的改革，而还想回到过去的反动统治的王座上去的话，在这种状态之下，战争能够避免吗？
不可能的，因为陷入奴隶状态的人们实在是不能忍受了。
这是实在的客观情形，这种客观的趋势，也绝不能仅靠某党某派的力量所能阻止得了的。虽然在内战中国共两党扮演着领导的角色，但其中之历史因素与阶级背景仍是隐约可见。
内战的自然，绝不是何方先起兵，何方先发第一炮。这个战争乃是数十甚至数百千年来的历史演变所造成的。谁能阻止有组织有武器的解放了的奴隶群为争取生存与解放而作的战斗呢？就是其领导者也无法阻止。
既然内战的真实原因乃是如此，那么让我们想想看，怎样才是澈底有效的而不是临时的停战呢？不用诉苦，不用控诉哪一方先调兵，先遣将，而要根据客观的真实原因，寻求澈底的解决方案。
既然作战的一方，多少是为了争取农民某些改良的利益（虽然很不澈底）而战，那我们不能不说，那与之对立的、古老的、腐朽的、代表少数特权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实在应该来一个从头至尾的改革了，这澈底改革的办法在目前是实行民主。让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地主交出土地，让耕者有其田；以普选方式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政权；召开不是指定不是咨议性的，而是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来代替那旧有的过时的不民主的政权。将各种民主权利和基本自由交予全民。对国内各民族应给予民族自决权，让各个民族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对外须脱离帝国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羁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外争独立，内争民主」，才能做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才能做到切实停战，才能走上民主、自由、富强之路，否则都不过是幻想，都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如果不认清我国内战的真正本质，只求一时的表面解决；如果不针对客观形势对症下药，只求临时妥协；只靠外国调停，那结果一定只能使黑暗延长，痛苦加深。况且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中国的内战在目前还有别国的作用在里面，谁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内战还是美苏关系的表现呢！
民主、自由、和平，可能平白的从天上落下来吗？不可能的，这不是慈善事业，特权者是宁死都不肯放松丝毫特权和利益的，只有靠全民团结的力量，靠着全体受苦难的老百姓的力量，才能获到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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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拒“访问”（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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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拒“访问”
作者：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3期
录入者总结：蒋记民国比我们所知的最烂的法西斯政权——萨拉查葡萄牙还要烂，阶级矛盾也远为尖锐和明显，以至于萨拉查政权能在大战、革命与民族解放的浪潮里勉强维持法西斯主义几十年，老蒋试图搞蓝衣社一类东西谋求控制社会基层却全是徒劳无功，它干什么群众就强烈反对什么，难得见群众有一次毫无办法忍气吞声。
“五五宪草”颁布于1936年，则可知警管区制试行于1946年6月，此时离内战正式爆发只剩不到一个月。这可谓神欲使谁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了：国党政府宣布此一政策同时，解放区却已开始着手土改。群众会选择谁，哪怕是瞎子也看得出来了。
别说，老中托们偏偏看不出来。丢人，丢人啊。
李星按：本文作者的“政策倡导”姿态：
今天的“父母官”，如果真要消灭“宵小匿迹”，便应从产生宵小的根因着手，解决物价和失业问题，清除一切贪官污吏
这样的提议，是当时任何一个市民都说得出的，还用“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托派再来重复吗？但政治积极分子重复这类建议，比一般市民的不满发言又多了一层含义：暗示当局“本来是可以解决的，只是偏偏不做”，为何不做呢？自然是没有民主……
这里很适合引用托主席的一句话：“一群无耻的骗子！”《托洛茨基：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严拒“访问”
“五五宪草”宣布后刚满十年，上海警察局就宣布了警管区制，定六月一日起先在京沪渝施行，然后推及全国，它由每一警员管辖八十至一百廿户，或四百至六百人民，经常到所辖各户“访问”一切，不但一草一木，一举一动，且连几个门怎样开关，也应“了如指掌”；而“访问”时间，不仅白昼，即在深夜，“如遇必要，可视情形而定”。这种“补救保甲制失败的好办法”，比诸古希腊罗马管理奴隶的办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单从警察权力方面看来，中国确已压倒德日意而成为“五强”之“首”了。但这是以撕毁十年前的五五宪草为代价的，因为这宪草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有居住自由，其居住处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现在随时出入各户，而且要出入全中国每一户，仿佛全中国每一户都有“宵小匿迹”似的，这究竟是依什么“法律”呢？难道不经人民同意，不顾人民反对，某一“公仆”便可颁一布告，作为法律而随意“侵入搜索”吗？
据前几天报载，单是湖北一省，就有三十二个县长被控贪污罪。由此可想到：中国目前的贪污枉法，已达到如何可惊的地步了。现在上海的警察们，前身既然是敲诈勒索鱼肉人民的巡捕和伪警，如果待遇低劣，则大权在握，便可为所欲为，这点谁能保证？不然，“待遇从优”，则羊毛出在羊身上，自然要和保卫团一样，由人民养活他们，但在生活高压下，一般民众连自己也养不了，又怎能而且为什么一定要再养活这样多的人呢？今天的“父母官”，如果真要消灭“宵小匿迹”，便应从产生宵小的根因着手，解决物价和失业问题，清除一切贪官污吏。但警管区制的实行却走了相反的路：“人民公仆”的权力无限量地增加，人民自己的负担无止境地提高。结果，无力负担的都挺而走险，不是宵小也要做宵小了。
诚然，杀鸡不用牛刀！宵小从来已有，毋须乎用这种捉襟见肘的办法。既然是用以对付另一种人，又何必殃及广大无辜的“池鱼”？但“池鱼”在受袭击时，也要激起水花来的，遑论是人，千千万万的人？
一把扫帚，阻挡不住海潮的进程。想“万世为君”而“焚书坑儒”，可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总是春梦一场。由此可知民意不能随便被人奸污，一切有关人民的事情，应由全体人民作主。公众无力养得起太多的“公仆”，甚至根本不愿自己养的仆人随意进出，干“绝无法律根据之窥探和干涉阻挠”（英文大美晚报评语），这乃是“民主主义基本权利之一”（字林西报评语）。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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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切烟机旁（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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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活在切烟机旁
作者：陈长根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录入者按：觉得写得还不错，文字通俗易懂，一个普通工人的图景跃然纸上，即使是现在的人，理解起来也没有半点困难。我相信，如今也会有人因为这些文字而发出主角一样的反问，有没有翻身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可以翻身呢？
我必须在天色朦胧的时候就起床，因为我的家和厂恰好在东西两极。每天，我又须在人丛中轧好几次电车。或者，在放工的时候，索性拖着疲乏的步子慢慢地跑回家。
从早上七点钟到晚上七点多钟，除了短短的吃饭时间外，我一直站在切烟机的旁边，两只手压紧烟叶，让自动的切刀一下一下的切下来。我更须用力压牢，否则烟叶便切得太粗，总要重新拾起来切一遍，这不单是件麻烦的事，而且还要听指导员的几句令人不舒服的“闲话”。
我转到这烟厂来，还不过是三个月以前的事。本来我是在硫酸厂工作，远没有那么辛苦。不过硫酸厂的气味很凶，一揭开锅子露出“底脚”的时候，一阵白烟冒上来，透入气管里，直叫人作咳。厂里又没有什么口罩和橡皮衣服手套等设备，所以我们的衣服很容易变成纸张那样的干干脆脆，一套好的衣服顶多只能穿一个半月便完结了。但最成问题的还是这种气体会使皮肤慢慢地腐烂起来，我的手指到现在还是像生湿气似的，没有完全好过来。我一共在硫酸厂做了两年，但不能不离开它了。因为我已经染上了一种可怕的肺病，如果再这样做下去，我无疑是死路一条的。所以我不管烟厂是怎样的辛苦，我也要转过来了。
我初上工的几天，两只手臂简直痛楚得麻痹不堪，人几乎累得要死，晚上也不能入睡。当时我妈就认为这份工作太辛苦，劝我不要做下去。但不做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一天天的做惯了，便不觉得像开始那样吃力了。
和我一起工作的一共有十几人，每个人管一部机器，没有替换。从朝到晚，都得忙着，必须把发下来的十捆烟叶切好，因为那边还有十部卷烟机正等着我们供应，否则他们就要停顿下来了。
有时候为着要赶紧出货，我们就分了日夜班。现在是从晚上七点到明晨七点，但做起来却更要难受。因为白天要回家睡觉，而孩子们吵闹着，最多只能睡上两三个钟头。一连这样捱上一个星期之后，人真的要累死了！
厂里除了切烟间和卷烟间都用男工外，包间和拣烟全都是女工。也只有我们这两部是长工，在厂里开饭的；她们则全都是散工，自己带饭来吃。包间是计件的，拣烟间则计重。所以她们比我们还要忙，每个人都希望多做一点，多得几个工钱。
我现在每天工资的底薪是八角，照最近的生活指数算起来也只有两千一百多块钱，养妈，养弟弟，付房租，和维持家庭的日用开销。
过去在硫酸厂里，我的工钱也是少得可怜，我妈和我弟弟每天吃两顿薄薄的六角粉粥。现在的情形也不见得好过来，她们所吃的只不过是由六角粉粥调换做面挟搭罢了。
就这样我带着疲惫的残躯，每天站在那部熟悉的切烟间旁，双手压着，压着烟叶。自己仿佛被什么人压着，压得透不过气来。但是，难道我们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么？
卅五年四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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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教（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怠教
作者：卫星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录入者按：这篇文章记录了某市教师一次成功的联合罢工行动。跟大多数集体行动一样，这次罢工的发起也是一个不断酝酿升级的过程。教师起初并无罢工之意，是在几次上教育局请愿，遭到打压，请愿无果后，才决定发动罢工。而在文章开头几名教师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因为当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工人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各行各业罢工频发，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氛围，并且不乏有通过罢工争取到更好待遇的成功案例，这一状况也是教师决定发起罢工的因素之一。罢工经过了充分的组织，并且在过程体现了高度的团结，瓦解了反动当局企图通过“心理战*进行分化的企图，最终迫使教育局进行谈判答应了教师的诉求。但是结尾又出现了一个细节，即教育局要求教师不要声张谈判结果，防止其他体制内工作人员有样学样也起来罢工，可见集体行动的成功案例的威力，以至于当局要严加防范这一点。而在具体的工人工作中，给工人讲解成功案例和方案也是提振工人信心的重要手段。
时钟敲着三时半，学生们都下了课回家。教员休息室内今天显得特别的热闹，许多教员下了课都不走，大家躭下来在谈论着关于今天代表们赴教育局请愿时的事情，无聊地对这次情愿的结果在作种种的猜测。
一位先生不耐烦地说：“怎么老倪到现在还不回来？”
“上午还下着雨，现在阳光多好！这该象征着我们请愿的成功吧？至少也可暂借他十五万元……”孙先生很乐观的说。古先生忙打断了他的话插言道：“嗯，不要太乐观了。要是成功，为什么上午去了到现在还不回来？”
丁老先生独自一人默默的坐在角落里，这时忽然举起了他的拳头气愤地大吼着：“不成功就怠教。不怕他不成功，只怕我们自己不能团结。”
大家正对着他那矮矮的身子，牛山濯濯的头顶，凹下了的面庞，加上不断挥舞着的拳头在发笑，门呀的一声开了，走进来的正是众人望眼欲穿的倪先生。等不及他的开口，大家不约而同的叫了起来：“怎么样？十五万？”
倪先生笑着脸，不慌不忙慢调斯文的把请愿的经过叙述了一遍。大家都缄默不言，只是瞪着眼在发呆。在沉寂的气氛中，齐先生突然发言了：“物价一天一天的高涨，一般人的收入都够不上开支，但是他们都纷纷起来罢工，怠工，结果，到现在连一个银行的工役也可以拿到十余万元一月。但是我们到现在还只有四五万元。我们做教师的使命与责任是重大的。我们须为人师表不能轻率的从事以被众人所嗤笑，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永远忍受饥饿。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我们只是想从合理的途径谋得生活的解决。但是第一次的请愿就尝到了当局的闭门羹；第二次请愿，只是敷衍搪塞以及口头的安慰；等到今天第三次请愿却遭到严厉的训斥。这是什么意思？这简直把我们当作奴隶，当作牛马。但即使是牛马，不断的挤奶，尚且有被挤尽的一天，难道我们身为教师的血汗是榨不尽的吗？”他的声音逐渐地升高，最后变成了怒吼。他换了一口气，接着用稍缓的声调继续他的谈话：“先生，要是你们能够再忍受挨饿，甘心愿意做被人榨压的奴隶，那末以后再也不必谈论什么请求调整待遇的问题。要不然，现在是这个时候，至少应当作一种合理的表示，让社会人士知道我们这一群可怜的精神劳动者。”
“赞成！赞成！”休息室内顿时起了躁动。“怠教！”“怠教！”的声浪充满了全屋。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过电话的交换意见，知道各校的教师听了代表们的报告，都是作同样的反应。于是很快的十个学校的教职员结合成了一股洪流，发挥着铁一般的力量。他们决定第二天就开始怠教。当夜为了处理这件事情，便由各校推选代表，组成代表团，拟定新闻稿件，怠教宣言，告各界书等分送各界，另外又组成了通讯网、纠察队、联络队。
三月二十日，各种报纸都以显明的地位登载着教师怠教的消息。
清晨，天公不作美又下起雨来了。雨虽下得很大，但XX中学的教师却比往日更早的到了学校，他们也许太兴奋了，因为这一次的举动，简直是对社会掷下一颗巨型炸弹，震动了每一个人士。
学生们很天真，他们站在教室外边，熙熙攘攘一点儿也不理会今天校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变。
时钟已过八时半了，上课钟还是没有打。一部分的同学感到有些诧异，纷纷到办公室去询问。但是教师笑着脸，也不告诉他们上课，也不告诉他不上课，只是叫他们去看报。但等到从报上看到他们的教师怠教的消息以后，顿时好像一群迷途的羔羊，显得彷徨、惆怅、焦虑。
一早，中等教育处长冒雨赶来了，他想籍个人的力量来劝阻各位教师的怠教，但结果是徒劳无功。
九时左右各校的代表们都到了。XX中学成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处理“怠教”大事。联络员纠察队，冒着雨不时到实行怠教的学校去巡视。
指挥部的电话机像发了狂，铃声一刻不停的响着。记者们的探询，各界的慰问，不绝于耳。教育局好像也来凑热闹：一会儿来电话告诉数月薪水的差额可以补足；一会儿来电话又告诉配给的面粉糖都可以拿到；一会儿又来电话告诉前二三天发放薪水的脱期支票可以兑现了……。教师们开始透出了胜利的微笑，暗暗的称他们一声“蜡烛”。
当天下午，教育局召集了各中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
第二天早晨八时半左右，指挥部的电话机又好象发了疯一样。一会儿有人报告某某、某某、等学校复课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询问是否已经通知各校复课。一时惹得许多教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每个教师的心中，这时已盖上了一层阴霾，坚定的心念已在动摇了。一部分的教师已开始在咒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另一部分老成些的也开始在怀疑了，他们不时在发出“这样的怠教有什么意思？”等一类的问题。
十时左右，各校的代表都到齐了，经过了说明以后，才知道这一幕完全是一种神经战术。
十时半，代表团召集各校代表讨论与当局协商的办法。当时各报馆、通讯社的记者亦纷往垂询；各种团体如：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市小教师联谊会，也都派代表前往慰问；连学生们也起来了，为了同情与响应他们老师们的怠教运动，在第一日晚上就组成了声援会，出外贴标语，代老师们呼吁。XX中学的墙上贴满了簇新的标语：“市中教师怠教是被迫的！”“教育第一，安定教师生活！”“我们要读书？”
在将近十二点钟时，处长又劳驾了一次。他到会中作了一次很恳切的谈话，劝慰教师以学生的学业为重。最后并希望这件事在星期一之前结束，所以便约定明天星期日早晨九时请局长到校商谈。谈话完毕，他随即退出会场。会议一直持续到二时半才终了，决定对局方提出每月待遇在目前至少十八万元，以后物价涨落，并须随时调整。
星期日上午，不到九时，各校的代表们都到齐了，另外有一部分的教师为了关心本身的利益，也都出席旁听，十时左右才见局长姗姗其来。
会议室是在三楼，里面的布置好象议会，座位是梯阶式的，约有六级。座位前面放了一长台，各校的首席代表坐于台前，后面步步高的座位上坐满了各校的代表与旁听的教师。
局长到后即到会议室致辞。他首先对前次各代表到局遭受训斥表示抱歉，并声明乃属误会；复又对教师之艰苦表示同情；最后申说教育局之困难并劝各位教师开诚布公解决事情，切勿意气用事，并且答应以后教育局若有对教师不尽力处，不妨重行怠教。当他说完了便退出会议室。
接着谈判开始了。局长是在楼下的校长室中。教师方面推派了四位代表下楼与他谈判。经过了很长的时间，代表们兴冲冲的上来了。他们报告谈判的经过，局方一切条件都能接受，只有待遇要以生活指数计算不可能，而只能依照中央规定标准，但他们可能答应另外增发紧急津贴十六万元。
于是大家开始讨论了。经过了四代表很多的说明与解释，虽然有一二人加以反对，而大多数都愿意接受这一条而通过了。
接下来讨论的，是关于付款办法等的枝节问题。四个代表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交换着双方的意见，忙得气也透不过来。
到了下午一时半左右，谈判终结了。代表们上来报告。结果圆满，十六万分作二期付，第一期为四月八日，第二期为四月二十日，并附带声明这一点不可泄露消息，以免影响政府其他部分工作人员的摹仿。——这十六万元似乎是教师特别的加惠！
首席代表很高兴的退出了会议室，口里高喊着：“明日复课！功德圆满！”另一部分的代表与教师，拖着沉重的步子退出会议室时，舒了一口气，相顾地笑着，低声说：“怠教的价格是十六万元！”
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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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妇女职业阵线（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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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妇女职业阵线
作者：碧瑶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报载上海现有一位女职业司机傅仙娟女士，她在去年十一月间，投考第三方面军司机，技术虽列第一名，因为是女性，未被雇用。后来经人介绍到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人对她说：“你有勇气做，我有勇气用你”，现在便在善后救济总署任司机，为妇女开了一条新的职业途径。
妇女现在的职业范围，实在太局促。除农村妇女大都奴隶似的工作着外，都市妇女的职业，娘姨女工，小学教师占最多数。此两种职业，因为妇女的源源奔来，便利了雇主的剥削。妇女因其他职业未易得手，更群集于此不利的职业，更促成了雇主的剥削。
名利双收的好职业，如官僚，经理，买办之类，妇女缺乏本钱，自然难以得到。而如汽车，飞机等等的司机，以及其他许多种职业，妇女本可以担任，可是一方面妇女缺乏勇气去尝试；一方面负责授职的人员，没有勇气采用女性。以此妇女职业阵线，老不能推广。
由这次傅仙娟女士的得为职业司机，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理解：妇女要和男性竞争职业，不但实力不可落后，甚至要占先。因为妇女的出路比较艰难，优越的实例才是制胜的武器。倘然傅女士的司机能力，不是在投放者中名列第一，即未必有介绍到善后救济总署的机会；即使有机会也未必便被录用。同时社会若牢守传统的习惯，以往未雇用妇女的机关永远不为妇女开放，放弃优秀的女性技术人才，则不但给予妇女以严重的打击，间接亦即阻碍社会的福利。
我们妇女要磨砺自身的能力，鼓起勇气向所有的职业部门奋战；同时也希望社会开明的人士，有勇气给我们臂助。
我们要展开妇女的职业阵线！要插足于各项职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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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生常谈中透视青年的出路（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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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生常谈中透视青年的出路
作者：刘乃光〔张开〕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2期
从“未来的主人翁”说起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青年是社会唯一的栋梁”！这两句话已经被人们公认为不变的金科玉律了。在许许多多的集会里，那些大人先生们总是喜欢这样反复传诵的。可是，他们并没有，甚至不愿意去进一步说明：青年怎样才能培养成国家的主人翁？同时，怎么样的青年才是社会的栋梁？实际上，这两句口头禅仅仅含有几分的真理而已。
由于战争的长期破坏，更由于它所引起的失业和物价奇贵，使一般人都愈来愈多地由小康走到破落，由破落走到赤贫了。因此，有机会受教育的青年就愈来愈减少。大量的失学者，如果不是整日地流浪街头，彷徨歧途，甚至流为乞丐或小偷；就是被迫投入工厂，从朝到晚地，年复一年地让机器来磨损那发育未全的幼弱体质。他们的青春和健康一起地渐渐消失了，他们的命运，和饥寒交迫中死去的孩童一样的悲惨无告！
但是，人们歌颂着的“主人翁”和“栋梁”，却不会是这样的“穷小子”——即使他们占着很大多数而且一天比一天增加。宁可说，人们的希望全都是寄托在“幸福的”在学青年身上的。但人们就对这少数有机会就学的青年，又有什么优良的指导和教育呢？说也可怜，人们除了给他们一点技术训练之外，精神上的思想上的教育却贫弱得很。他们只希望这些学生们读读圣贤书、明礼义、知廉耻；女的更恪守贤妻良母的古训，好好地做一个育儿和厨房的婢女，便算功德完满了。但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却充分证明：倡导这种旧道德的士大夫阶级，丝毫不能把国家向前推进一步，反之，却使政治更加腐败了；因为他们的教育和哲学是“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一种升官发财术——他们就是靠它而形成和巩固了春秋战国以后的新兴地主官僚利益的。
我们往往听见许多毕业生自叹所学非所用，同时眼见许多学工程的结果都做了官；而不善或不愿钻营的，拿着文凭也换不到饭吃，以致大学生做车夫的“怪现象”成了司空见惯。至于无力升学而中途想就业的人，真是踏破铁鞋也很难找到噉饭之处哩！这样，除了少数偶然爬上了的“官人”外，一般青年都不是在无出路之中吗？还谈什么“主人翁”或“栋梁”呢？！
如此志向
幸而，人类历史并没有依照少数人想象中的模型制造出来，它乃是社会各种集团对立和斗争的表现和结果。过去的历史曾不止一次昭示给我们：统治者的麻醉和高压，使一部分青年不是走向升官发财的腐化道路，就是消极和幻灭下去了。但我们不能否认：有很多青年仍然怀着一颗纯洁的心、满腔沸腾的热血和同情的眼泪，走入社会里，希望干一番有意义的伟大事业，为社会谋幸福，把大多数人类从无穷尽的不幸和痛苦中解脱出来。他们在孩童时代，便矢志要做一个造福社会的主人翁；长大时，更以有利于人类的栋梁自居。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准备献身于社会：有的热望将来做一个良好的医生，消除人世间的痛苦；有的要将自己成为能干善辩的律师，替被压迫的民众伸张正义、洗雪冤仇；有的专心致志于科学的探讨，以便使人类享受新发明的恩赐；有的则从事教育工作，为社会扫除文盲，把无知无识的人们提高到高度发展的文化水准上，使之接受科学的洗礼；有的更埋首于文艺的修养，要使用文学家那枝横扫千军的笔，暴露出一切社会的罪恶……
我们必须衷心承认：这些青年立志要做一个医生、律师、发明家、教师和文学家，其动机是纯洁可敬的，而且以青年人那种优美的热情和勇敢去实践它，有不少人已底于成了。可是，我们虽然不会忘记他们那种可钦敬的主观愿望，但仍要观察一下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究竟表现了什么成就，人类社会究竟获得了他们一些什么贡献？现在，且让我们把他们的各种愿望，逐一加以研讨吧。
医生能医治社会病吗
首先，我们就从医生开始。我们先假定他是一个“神医”吧！但无论如何，我们任意举出几种最普遍的疾苦，即使是“神医”也要束手无策的。大多数的人民都因失业和物价奇贵而营养不良，一般的工人和农民都迫于生活而劳动过度，他们的健康每况愈下，日益陷于缠绵疾苦之中了。要医治营养不良和劳动过度所引起的疾苦，方法很简单：多吃滋养品和多事休息。但人们连饭也吃不饱，哪里买得起滋养品呢？工人和农民不出卖他们过度的劳动力，一家几口就无法生活了。而且，即不幸染上别的疾病，做医生的最多免费施诊，也不能赠送医药的。那么，购买无力的病人，就算对症下药又有什么用呢？对穷苦的人们是如此，对富人又怎样呢？举例来说：有很多太太们嗜赌如命或整天整夜地沉溺在交际场中，这样的糜烂生活愈来愈快地损害了她们的青春和健康。要根本救治她们，只有她们恢复到正常的生活状态中；但纵欲成性的她们，不到呼吸停止是不会自动放弃这种享乐的。
假如上述的情形并不算得严重，那我们就把视线移到更大规模的灾难上去吧！自从私有财产制度产生以来，人类就不断地相互从事纷争和流血了。这种破坏性的战争愈来愈残酷，愈来愈大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告结束，新的大战又在酝酿之中威胁着人类了。每次战争都使千千万万的人变成了残废和丧生。医生们能够把战死了的无辜者救活过来吗？不然，唯一的办法只有消灭战争了。但依靠医生的手术和药物绝对不能够消灭战争。这样，医生在这些难解决的问题之前，遂不得不宣告自己是无能为力，服务社会和造福人群的伟大希望是落空了。
律师为谁的利益辩护
第二步要谈到律师的“侠义心肠”了。我们都知道：律师的唯一武器是法律，他的义务和权利就是执行法律。这样，问题的中心来了：现行的法律，主要是保障谁的利益的呢？回答这问题，最好先引用庄子所说过的一句名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换句俗语来说，就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这不是一语道破了法律的本质吗？
我们姑且不去多所引证过去祸国殃民的蟊贼，光是拿这次替日帝为虎作伥的卖国汉奸来说，有的过了半年还没有明正典刑，有的反而摇身一变，成为“地下工作”的“功臣”了。至于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之敲诈勒索、鱼肉人民，都是凭借着“奉公守法”的幌子；奸商们的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却不见法律去有效地制裁他们。相反，法律却保护他们借投机和剥削赚来的巨额利润，享受穷奢极侈的糜烂生活。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小职员和工人群众，为了牛马不如的非人生活而要求改善待遇，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起来抗议，在万不得已而使用最后的唯一武器——怠工或罢工的时候，法律便要加以制止，认为是破坏秩序的非法行为了。此外，那些呻吟在高利贷、大地主和土劣贪污之下而且占全人口大半数的贫苦农民，可曾得到法律的扶助，分得一块土地来过活吗？不但如此，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广大民众，还给法律规定了死的“权利”，充当掠夺战争的炮灰哩！
现行的法律就是这样的违反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只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权。如果是一个有良心的律师，怎能遵从这样的法律呢？但如果他要违背法律而行，那他根本就不成其为律师了。
发明家的成果如何
也许有人认为：最能够造福人类的，要算是发明家了。他们发明了无数的新奇事物，去满足人类的需要，使之过着优美舒适的文明生活。这样不是非常值得人们去埋头埋脑地研究吗？
可是，人类天才所发明的一切科学成果，到底对全人类进了何等的作用呢？事实胜于雄辩：飞机、大炮以至原子弹等惊人发明，都全数给少数特权者利用来进行掠夺的战争，杀害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毁坏了不可计算的文物。由此，我们可以说：科学的发明俞是新奇，人类所受的灾难也俞巨大而可怕。
诚然，人类在科学上的伟大成就，到了原子时代的今天，可说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可惊程度了。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人类，还不能好好地享受一些最起码的物质文明（更不用说什么最新的发明了），反而日益陷于饥饿和死亡呢之中呢？
不去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即，不改造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则发明家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只有在平等而和谐的合理社会里，人类天才所发明的一切科学成果，才能真正地为全世界人类而服务。
教育家怎么办
现在，我们的谈话对象要轮到教师来了。
凡是执过教鞭的人都知道，教育是最清苦而吃力不讨好的。他们格于“为人师表”的尊严，一向都没有用行动来抗议对现实的不满；可是，在今天，他们正如别的所谓“薪水阶级”一样，在生活的重压下，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爆发了破天荒第一次的教师怠教运动；同时，内地的教师们之起而要求政治民主化，也是这种经济不安的反映。这就证明普遍的赤贫化，连高贵的教师们也受到了威胁；如果要继续服务于教育界，就不得不陷自己的妻儿于饥饿状态之中了。但人们也许要说：一个决心从事教育事业的志士，是绝不会因生活的艰苦而放弃责任的。那么，让我们撇开生活代价而光是看他的事业吧！
我们在开始时已指出过：失学者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即使免费受教育，他们也要为生活而辛勤工作，既没有闲情乐趣，也没有充分时间去接受。所以，普及教育问题与人民生活的改善，是不可分离地连结着的；大多数人民愈赤贫化，教育愈难谈到普及。
另方面，有机会读书的，往往是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儿。他们靠着富裕的家庭，入学校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享乐。他们消磨了嬉戏游荡的几年以后，便拿着文凭走开了。教师在他们眼中只不过是一个穷仆人，有什么良言善语能够打进这些纨绔子弟的耳中去呢？所以一个教室费尽一生的心血，换来的尽是受人奚落的白眼，而诚心去接受他的教诲和予以同情的却绝无仅有。像这样与“普及教育”、“造就英才”相反的事业（恰切点说是维持半饱的职业），我们能够承认它是真正的出路吗？
文学家一支笔的限度
最后，让我们的视线，射进文学家的领域去吧！
首先得声明：我们并不否认，借助于文学家的光耀的文笔，可以赤裸裸而无情地暴露出一切的罪恶和不合理。但要做到这一点，它首先一定要具有一种深刻的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完善的方法论，只有靠这种思想才能使他在复杂错综的万花筒般的世界中，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从一切紊乱而矛盾的浮面现象透视出真正的内容和核心。如果一篇文学作品未经一种深刻的正确思想洗炼出来，则无论它充满着如何美丽的辞藻，也只是一种穿上好看外衣的木乃伊，或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枕头袋而已。
然而，即使是一个最光辉的文学家，充其量也只能做到“暴露”这一步了吧。在暴露社会与改革社会之间，还横着一段很长的道路，这道路却不是那些只想做文学家的人所能踏上的。
而且，我们绝不能忘记了这件事实：在言论出版没有真正自由的现社会里，即使想赤裸裸地暴露一切的黑暗，即不一定冒特务枪毙的危险，至少也要受到威胁和遏止的。光是靠这种蚁呐似的声音去争取言论出版等起码的民主自由，去反抗根深蒂固而正在临死挣扎的旧制度，未免太微弱无力了。这种热情假如没有广大民众的行动力量来支持，多半是会冷却下去的。的确，凡是研究过古往今来一切社会的变革历史的人，都会知道：不是任何文学家的一支笔，而是一种狂风暴雨般的群众行动的力量，才把所有的暴君、所有的罪恶，统通扫到历史的垃圾箱中去的。文学家在这种大风暴中，最多也只能尽着辅导的作用而已。
青年需要合理的世界观
如此一来，我们已经把各式各样的个人愿望，逐一地放到社会的政治的平面上，验看过了。我们发现它们都是行不通的“出路”；这些“出路”之所以行不通，分明不是由于个人主观努力之不够，而是由于整个社会制度之不合理。这证明社会没有出路，个人也不会有出路，后者是要从属于前者的。
但我们仍然不能从上面的透视中申引出一个机械的结论：完全否认了医生、律师、发明家、教师和文学家等的价值，甚至反对青年人去学习一切的普通智识——科学、医学、文学及教育学等；不过我们只能把它们看作职业性的生活手段，而不是最高的目的（这最高的目的乃是现社会之合理改造）。除了这些生活手段所应有的一般学识之外，我们还必须确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同时，必须获得一种完善的方法论，恰如医生除了一般的医学常识之外，还必须懂得高深的生理学病理学及其澈底疗治的方法。
“有正确的理论，才有正确的行动！”为了确立革命观和人生观，为了获得正确的方法论，总而言之，为了改造社会而能解决青年的出路，我们必须虚心地去学习，从实践中学得经验，从历史中学得教训，从书本中学得知识；同时，与矛盾百出的虚伪说教决裂，背向小有产者的旧环境，勇敢地朝真理的探求方面走去——这才是我们青年目前努力的唯一路向，这路向是会把人类带出死港，导出真正的出路来的。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
录入者与校对者的一组对话
A：
这篇文章在我看来颇为高开低走，他提出了一个我感兴趣的话题，结果最后却沦为流俗无聊的说教。
文章大约2/3的篇幅作者都在那里和自己创制出来的稻草人斗争，无非是为了说明一个简单的道理“资本主义社会那一切看似光鲜甚或正义的职业是无助于社会变革的”，实在无聊透顶。
如果作者可以在调查以后如实去记述一下他周围的青年自己对于职业的考量是什么，那我觉得这至少不失为一篇好的记叙文；如果作者可以进一步去阐发一些更深刻的道理，那才够得上他这篇文章的标题。比如说，他首先提到社会上存在两类青年，多数是贫苦无望的可怜人，少数是出身富裕家庭而善于投机的人，在说完以后他突然又写到第三类“有理想（但天真）的”青年，然后就开始用2/3的篇幅去打稻草人了。作者却似乎从没有意识到，这第三类青年可以脱离前两类青年而存在吗？如果显然不能的话，是否应该分析一下它们的关系呢？
正是因为既缺乏实证的观察，又缺乏深刻的分析，作者最后一小节“青年需要合理的世界观”也就变成了彻底的干瘪的空谈。什么叫做“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叫做“正确的方法论”？漂亮的空话谁都会讲，有一说一，让我来写我能比作者写得更多，问题则在于，这到底是什么？作者始终讲不明白，也不可能讲明白。那我觉得确实无聊透顶。
B：
为什么不可能讲明白？请你再发散一下思维……
A：
我认为就是因为作者在缺乏经验（一方面，他显然缺乏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他显然缺乏调查）的情况下，强行想写好这个他根本写不好的题目。这个题目本身真的很好。作者文中提到的所谓有理想的青年，其实大多数都属于他提到的第二类青年，出身比较富裕。因为从小吃穿不愁，所以才会有闲工夫去追求更高远的志向，而不至于成天为温饱发愁。但这里往往有一个矛盾，无论在民国，还是在现在，家境富裕也就意味着家长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这和那些高远的理想在形式上是直接矛盾的。
我自己念高中的时候常常觉得我的主观世界是分裂的。我有自己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但是我又显然要服从现实。但这种形式上的矛盾，实质上是不矛盾的。一方面，很多时候理想是要给现实利益让道的。我爸告诉我我能出国念书的时候，我特别高兴，我为自己可以不用在国内念书（当时也天真地觉得可以在国外获得更轻松快乐的工作）而高兴。至于在国内应该干的事情，比如调研、下厂？我当时老早给忘了——我骂了一通作者，也算是骂我自己。
当然，我比他机智的地方在于——我比较懒，不喜欢写文章。
B：
家境富裕也就意味着家长从事剥削他人的工作，这和那些高远的理想在形式上是直接矛盾的。
在适当的社会思想上下文中，这样的矛盾也可能会刺激部分青年起来行动。30年代以后，中共就吸收了一大批上层乃至顶层出身的青年，这些青年在时代的阶级动力驱使下，投身社会斗争。
A：
是的。可能我们马上就要在现实中看到这个“适当的社会思想”了。那个时候每个人总归都要现实地做出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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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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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青年与妇女》，在一些青年朋友的努力之下，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的内容如何，我们不必多加介绍，让读者自己去客观的评判吧。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啸澜先生的“战后国际局势鸟瞰”一文，将国际间的关系，矛盾，及前途描出一个具体的轮廓，是值得青年朋友细读的。旭东先生的“青年在民主解放运动中的作用与任务”，用历史的观点，将青年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以及现时民主运动中的任务，说的异常确切而透彻，更是青年不可不读的佳作。至于林汉达先生的“今日妇女首要的任务”，XX先生的“妇女与民主”，碧瑶先生的“青年男女”，以及青波先生的“站在学生的岗位上谈民主”，竹云龙先生的“战后世界经济动向”，都是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文字都很通俗流畅，实有细读的价值。其他一些作品，无论在意义和技巧方面，差不多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特别是文字方面，都表现得很亲切，生动，活泼，合乎青年的口味。
本刊原定3月10日出版，但因印刷罢工，只得改在20日出版。
最后，我们殷切的希望青年朋友门，将“青年与妇女”当作自己的精神食粮，同时又将它当作自己的播音机。总之，希望青年朋友踊跃的投稿，客观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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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情书（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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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情书
作者：逸卿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集青：
你那几封充溢着真挚的热情的信，使我深深地感动，顿时激起我的怀念之感。你这样急切的期待着我的答复，照理我早就应该给你回信，无奈好些事都纠缠在一起，所以迟迟未能执笔，望你能多多原谅，不要把我当做一个无情，冷漠的姑娘。
从来信中，看到你的努力和进步，真是我为你欣喜。你还告诉我：贵校的同学，虽在百忙之中，对于恋爱却并不忽略，双双对对，结伴同游，而总是没有你的份儿，使你发生无限的感喟，感到自己的孤零与寂寞，以为自己是穷光蛋，而就根本没有恋爱的资格。你这种观念，我以为是不对的，难道穷人就不应该谈恋爱吗？要知道，真正的恋爱绝不是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绝不是买卖式的，真正的恋爱是相互真实情感的交流。至于你，有聪明的头脑和刻苦耐劳的精神；有强健的体格，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些都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无价之宝。只要你不断的努力上进，自然会有人钦佩你，爱慕你的。只有那般慕虚荣求享乐的时髦小姐，才把爱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之上，正如那些好色的官僚，富翁，公子哥儿以及那些浪漫青年，才希望他们的爱人或妻子是美貌富有的女子一样，而对于自己将来的前途有无妨碍，那他们是不管的。
你几次的来信中，都会向我坦白的表示你对我的爱恋，因为你觉得我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达到了不必隐瞒的程度了。的确，我们在幼年时就常在一起游玩，而且又是同学。回忆在南国的故乡中，那里开着馥郁芬芳的玫瑰，娇柔的茉莉花，那高大的椰树覆盖着浓密的叶荫。一切都充满着热带浓烈的气息，活跃着年青人的热情。我们会在这样美丽的环境中，度过多少幸福美丽的岁月！自从回到祖国，分别忽已五载，虽相隔重山，然而我们的感情，却仍像大山一样坚固深厚从未发生崩裂。即使我们间有意见不同的地方，也总以诚恳的态度互相指摘批评，所以现在我对你并没有冷淡的必要，何况你这次对我的友谊进一步的表示，根本不是什么错误或鲁莽的行动。因此，我也用不着原谅你，而你也不必恳求我的饶恕。因为『爱』这件东西，是凡有生命的动物所具有的本能，而在万物之灵的人类，到了相当的年龄，当然都有爱的倾向，异性的相互爱慕或追求，也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也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然而，恋爱是双方的，是经过长期的友谊进展，而且在思想，人格各方面有最深切的了解，而互相发生爱慕，绝非片面的主观的要求所能达到的。在这样长久的隔离后，我们是否能把握我们的思想和其他各方面都协调？所以，青，让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固有的友谊，让我们来共同勉励，相互切磋，充实我们自己罢！况且我们尚在求学时期，对于这个问题，更不必过急。而且在过去我们的友情不是也足够安慰我们吗？
你的信太使我惊奇了，假使我不认得你的话，我一定会拟想你是一个顽固消极的暮年人，万料不到那是一个精神饱满，且正在受高等教育的二十世纪青年写出来的！你那么虔诚的信仰着上帝，一切事情凭上帝的旨意去做。但是，你说现在你正实行放任主义，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毫无顾忌，也毫无目标，这难道也是上帝的旨意吗？你要知道，这种一味的迷信，在如今的时代潮流中，不但会拉住你，使你不能上进，而且更将把你摔进黑暗的山谷里，使你永远成为时代的落伍者，那是多么危险的事！虽然我也曾是基督徒，也曾受过洗礼，但那只是当时的环境和我的幼稚无知所造成的。现在我才明白，神的观念完全是不合乎科学原则的。在历史上，宗教虽然有时也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到现代，任何宗教，都不过是统治层用来麻痹下一层群众的一种工具，是他们逃避现实，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未来世界中。这样，就不至起来反抗他们的暴虐与压迫。固然，耶稣本人那种反抗罗马的英勇革命的牺牲精神，是很可钦佩的，也值得我们效法的。但他的宗教本身总是一种有毒的麻醉品，尤其对于青年的前途，更是致命的绊脚石！
然而，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能没有一个中心目标，正像航海不能没有指针一样。不然，驶往南洋的船反到北洋去了，或者中途触着暗礁，撞沉海底。但是我们不需要抽象的神来指示路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假若你有了这样一个人生观，你就可以把握现实，对前途有计划，受创时有抚慰的手，萎靡时有再振的勇气。因为它能维持我们飘摇的灵魂，平衡我们生活的重心。青，让我们来共同勉励，为了我们的前途和幸福而奋斗，让我们齐步跟随时代的步伐前进，努力击毁一切放肆我们自由的旧礼教，畸形的社会制度，腐败的政治机构……。你不听见到处都在呼吁民主自由吗？你不看见多少我们的同胞和勇敢的同学在遭受屠杀毒打而牺牲吗？猛省吧！别再开倒车了，赶紧掉过头来，追上时代的潮流向前疾驰吧！
对于我的意见，有何感想或批评，不妨在来信中指示一二。希望以后我们能多多讨论各方面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许多现实问题，也只有从多方面的研讨与批评中才能求得『真理』。
逸卿
一九四六，二，二五。
关于录入内容总结的对话
C:
文章写于1946年，是一名女大学生对异地求学的青梅竹马的回信。作者在信中表现了对其笃信上帝的不满，同时对宗教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在最后号召男友投身到追求进步、反抗黑暗社会的事业中去。
你看这样写总结行吗？
L:
不是我看行不行。你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行。不能寻求标准答案。你的脑袋不是流水线下来的肥皂。
C:
好。
李星按
本文三要素：学生，宗教，爱情，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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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同学们——为助学联欢会而作（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献给同学们——为助学联欢会而作
作者：蓝天〔陈景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记否当年，
同学们！
财狼用鼻孔说话，
猎犬以无耻养生，
在敌伪的刺刀下，
威胁了生存，
窒息着呼吸，
多少抑郁与悲愤，
只得以低声传送。
记否当年，
同学们！
投机家的后裔，
汉奸的子孙，
戴上“学生”的帽子，
专门“做股票”，
“开派对”，
替咱们记下一页不名誉的账。
同学们！
当法西斯的疯狗，
走入历史的死巷，
千万只饥渴的眼睛，
殷望着，
从此不再有冻饿，
不再有战争；
读书啊，
不再是什么特殊的权利，
不再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然而，
“胜利”是只空心的汤圆，
人们放完了爆仗，
还得担心明天的早餐；
鸡尾酒会，
庆功宴，
咱们只能在梦里实现。
飞下来的，
钻出来的，
摇身一变的，
“民族英雄”们，
鬼怪们，
不！
蝗虫们，
接收了敌伪的传统，
穷凶暴恶地，
吃尽字典里所有的
“民主”与“自由”，
吸干了咱们的生活资源。
于是，
不甘做奴隶的同学们，
起来了，
到昆明，
到青岛，
到南京，
到北平......
以呼喊，
以鲜血，
去争取起码的自由。
同学们！
在一再的追悼会中，
咱们第一次将自己考练，
没有斗争，
你休想说话；
没有说话的权利，
就休想改善；
自己的问题，
只有靠自己的团结来解决！
如今，
同学们！
咱们又再度看到自己的力量；
虽然，
在助学运动展开的时候，
咱们何尝不遭到
可耻的压迫与破坏，
但是事实告诉他们
终是徒然的；
是的，
咱们将以团结的成功，
骄矜地，
严厉地，
去警告那些骇怕学生的人们：
“可以休矣，死巷中的黑狗！”
同学们！
咱们决不让胜利
冲昏了头脑，
因为这仅是
斗争的开端，
咱们必须团结，
紧密地团结，
团结，团结：……
团结得像一座巨人！
（二月八日在助学联合会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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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店」谈到「人性」的善恶（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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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夜店」谈到「人性」的善恶
作者：余铿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李星者按：本文是对高尔基的一出戏剧的评论。对内容，没什么可说的。我想到另一件事：在21世纪，中国入世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工商业繁荣，GDP占世界份额增长了接近十倍。但对应的，这个时间段的文化生活却惊人的干瘪，甚至出现了广大的“修真”“玄幻”文学及其读者……现实主义创作，在文艺作品中，从内容到文笔风格，似乎退场了，或由类似《大江大河》等出版物暂且充数。
现实主义死了？现实主义万岁！
师陀与柯灵先生改编了高尔基的「夜店」，在辣斐上演了一个相当的时期，无疑的，这一个受人重视的作品，无疑在改编上，或是演出的技巧上，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为近年来贫乏的剧坛开出一枝绚丽的鲜葩。师陀先生对于改编工作一向是很严肃的，我相信他之所以选择了这一个剧本，决不是偶然的事。
我对于戏剧，一向有着强烈和偏执的爱好；然而我对于他却又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所以这里我所要探讨的不是关于「夜店」在改编上或演出上的技巧问题，而是关于「夜店」中所包含的或者提出来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正因为它是一些现实的问题，因此更有探讨的必要。
我曾经看到和听到许多关于夜店的批评和见解，大多着重于「人性」的解释，以人类的「良心」和「灵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从这一个出发点去证实那些被遗弃在黑暗角落里的人们，也具有跟我们一样「善良的灵魂」，因此而得出一个应该给与同情的结论。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
我觉得「夜店」之所以具有最现实而不同于一般的价值，并不在于作者挖掘了他们——那些社会渣滓——「善良的灵魂」，而在于他毫不犹豫地而且客观地把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严肃地提出于我们面前。
高尔基对于「人类」，有着比一般更强烈的热情，尤其是在他的许多初期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特有的倾向，这就是他认为人类都有着一个「善良的灵魂」，从这一个出发点，他到处寻求它，发掘它。而在「夜店」中的这一群人物，是他最熟悉最接近的，所以在「夜店」中所提出来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在「夜店」中高尔基企图根据「人性的良善」做出发点，去证实那些被遗弃在「人间地狱」中的「人类的渣滓」，也具有跟我们一样「善良的灵魂」，然而他想从唯心的观点去解释人的善恶，却完全是徒劳的。我们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早有过关于「人性」的争论，孟子的所谓「性善」和荀子的所谓「性恶」对立的学说，成为后世人们争论的好资料，可是经过了二千多年的争辩，始终没有获得一个肯定的结论。这种不同的见解，在我们现在看来，纯粹是一种烦琐哲学和经院学派式的争论。因此我们觉得单凭这一种玄学式的见解去理解一个社会问题，是不够的，而且也决不会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对于一个社会问题，如果根据唯心的主观的见解，是无法理解的。
在「夜店」中的那些社会渣滓，他们之所以专靠欺骗诈取偷盗为生，决不是因为他们从娘胎里带来了一个丑恶的灵魂，而是环境造成他们如此，不合理的社会，迫使他们不能不用正当的行为去生活，去持续他们的生命。正像师陀先生在改编中加添的对白说：「你以为他们能够靠着「规矩」生活下去吗？要是叫他们依据着「规矩」去生活，那他们就只有饿死的份儿。」（大意是如此）这决不是偏见。只要稍肯正视现实的人，谁都不会否认，在这一个社会里面，一切的风俗、习惯、道德、礼教、制度和法律，完全是依据着少数人的特权和利益而设立的，循着这种「规矩」，对于那些被抛弃在垃圾堆里的人们，是没有丝毫保障的。
社会压制着他们，使他们永远沉溺在罪恶的泥沼里，让他们腐烂发臭。让我们听一听小偷杨七郎在情人石小妹面前的申诉吧！他说：「我从小孩子的时候起，大家都把我喊作贼，常常对我说，杨七郎是贼的儿子。杨七郎是贼……由于激愤我才真的去做贼的……」其实只要我们想一想他当时的处境，我们就会明白，他的开始做贼并不是完全像他自己的所说的由于激愤的；他的开始做贼，我们可以断定，主要的还是为了生活。试想一个做贼的儿子，人们都把他看作贼，谁还愿意理睬他，帮助他。在这种情形之下，承袭他的父业，自然成为他所熟悉的唯一的生活手段，除此以外，他就很难找到别的生活方法了。
在这些人类的渣滓里面，似乎只有石小妹和赖皮匠比较更「善良」些纯洁些，然而这决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在娘胎里带来了一个比较「善良的灵魂」。他们之所以比较善良些，纯粹是由于他们对于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社会，比较少染受一些恶劣的习性。我们知道，无论是怎样一个「善良」的人，当环境迫得他没有一条生路可走时，他也可能变「坏」的。我们相信，当赖皮匠为了他妻子的死亡，因而丧失了藉以维生的皮匠担以后，要是他不愿听其饿死，是很可能跟着其他的人一同沉溺下去，腐败下去的。当一个人开始堕落时，他会感到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可是，当他习惯了欺骗，偷盗以后，对于一切不正当的行为，就渐渐地觉得不以为奇了。我们相信这许多社会渣滓的沉沦，必然是经过这种过程的。
他们性情的粗暴，终天的争吵和永无休止的彼此讧讦，这一切，也不是因为他们生性如此，而是由于他们怨恨社会的不公平。在他们的直觉中，他们感到周遭的一切都在迫害他们，因此他们怨恨一切，怨恨所有的人，他们互相敌视，彼此怨恨。
总之，一切的罪孽，决不是他们自己一手所造成的，他们既没有从娘胎里带来一个善良的或是罪恶的灵魂；也不是他们天生如此的性格。是社会把他们挤下了黑暗的地狱。一定的社会制度，产生一定的现象和形式。这些人类的渣滓，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的必然产物。从「人性」的出发点去同情他们「多么善良的灵魂」，只是虚伪的慈善家的事业。惟有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去分析社会的内容和结构，才能正确地找出事物的症结。
自然，高尔基的另一个企图是暴露这个社会制度的丑恶，然而我们以为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出发，就削弱了「夜店」的力量。我们固然不否认，「人类的渣滓」——用现代术语叫做「流氓无产阶级」——中不是没有善良的灵魂，然而是很有限的，（「夜店」中所描划的人物，还不能完全代表这一个阶层，）因为这一阶层的人们，已经习惯了无赖，欺骗与残忍，他们对于整个社会只有起着破坏性的作用，尤其是易于为有产者所利用与蓄养，成为毒害社会的病菌。我们一方面固然了解他们的堕落并非偶然的或者完全个人的原因，但亦不能因此而得到一个人道主义的结论，因为这对于这群人物是毫无补助的。我们必须深刻地懂得，这完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它跟这个制度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固然要拯救他们，然而在这种腐臭了的制度底下是徒然的，相反地，它——这制度只有更助长这些毒菌的漫延。
总之，「夜店」的客观价值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制度本身的罪恶，逼使人们堕落，即使「他们屡次想爬起来，都落得更深一点」，（巴金先生语）因此而激起了我们对这制度的憎恨，加强了我们改革的决心。在这一点上，他是成功的；但是作者企图在这里发掘人性的善良，或者因此而「揭示了高贵的感情，让我们浸淫于喜怒爱憎，温习着悲欢离合，化腐朽为神奇，使秽水污流发着闪闪的光……冷不防的从我们吝啬的心里掏出去了同情」，（唐弢光先生语）那么，我们以为未免过于浪费感情了。就「夜店」的内容来说，也因之而显得更软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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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妇女的两个切身问题
作者：蕴梅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录入者按：给我的感觉是，这篇文章好歹承认社会对女性不友好（唱红脸），但是，它一边“鼓励”女性要追求理想、要有事业，一边列出一堆现实困难却不给出任何帮助，只是让人用“意志”、“努力”去克服，把解决方案全推到未来的理想社会（现在怎么办？）；除此之外，它的受众是中上层女性，从建议雇用女佣处理家务就能看出来。〔应该不算”建议“，作者只是表示：家务有女佣代劳的只是上层的幸运少数——编者〕总体来说，这篇文章即时感很强，放到今天的某些公众号上也不突兀。
一个有职业的妇女应否结婚？
妇女对于选择职业应报什么态度？
这两个问题是一般自觉的进步的妇女常常提出的问题。我们相信：这不仅是几个或几十个人的问题，而是一般觉悟的妇女所急切需要解答的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以为不能机械的回答一个“是”或“否”。从人类生理和心理的需要上说，结婚是合乎自然的；不过，结婚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只有那些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或不能刻苦的女子，才把结婚当做唯一的归宿。但当它并没有妨碍你的事业或阻止你的进步时，你可以结婚，而且应该结婚。这样的结婚，不仅可以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且可以增加人生的乐趣和生命的活力。
但是，怎样地结婚才不会妨碍事业呢？这个问题与对象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所选的对象最好是与你有着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至少，也要对于你的理想能够了解和同情，而且是尊重你的。否则，如果对方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的男子，他对女子的观念，不能超出一般的传统偏见，他只知道你是他的妻子，不相信女子的能力，更不相信女子能有什么事业可干。那么，在这个经济上和政治上女子都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里，你能不受他的影响和妨碍吗？一方面，他会在精神上不断地给你打击；另一方面，那永远料理不完的家务和那与日俱增的养育儿女的新老，更可怕地消磨你的时间和精力。即使你有远大的目标和坚强的意志，时间会帮助他，把你折磨得始终抬不起头来，所以结婚对象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然而，在妇女没有获得真正解放之前，即新的合理社会没有实现之前，家庭对妇女始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现时，能够雇佣女佣代劳的，究竟是少数。即使你的丈夫是真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你，在事实上和传统的习惯上，也不能代替你养育孩子和料理厨房间以及一切家庭琐事。只有在未来的新社会里，托儿所和公共食堂的普遍设立，才能把女子从育儿和厨房里解放出来，从家庭走到社会。因此，在现时不合理的社会里，有志从事与社会事业的女子，最好尽可能的把结婚的时间延迟，多从事于知识的修养和技能的锻炼。如果没有相当理想的对象，宁可暂不结婚。至于独身主义是违反自然的，尤其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将感到莫大的寂寞和苦闷。但独身生活，对一个有理想和固定事业的女子，或不至于发生怎样厉害的影响，因为他的精神可以寄托在她的事业上，她有着共同理想的友谊的慰安，她的思想配合着时代的进展而不断地前进。因此，她的生活是丰富的，有生气的。她的生命具有热力，具有更高的意义，不致常常感到“青春消逝”的悲伤。但这种生活总是不合理的，容易在身心两方面形成一种病态。一个真正的妇女解放者，绝不会以为独身主义是一条出路。
说到女子选择职业的问题，首先，我们得将职业和事业分开。职业是我们维持生活的手段；事业则不然，它是人生的理想和目标；它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的一生，应该为事业而努力而奋斗。既然职业和事业是两回事，所以，我以为无论什么职业都可以。
职业无贵贱之分，我们付出自己的劳力和精神来养活自己，比过寄生生活光荣得多了。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这个职业能与事业有点关系。如此精神上比较痛快些。譬如说，我们能在教育机关和文化界服务，抱着认真的态度，按照自己的原则和目标，去积极地做些推进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工作，以之与自己的理想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不过，在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里，到处都是失业者群，往往没有给你选择的余地。只能找到什么职业就做什么职业。这样，我们只有抱着坚定的意志，奋斗的精神，超脱的态度，那么，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能改变我们做人的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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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学生的岗位上谈民主（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站在学生的岗位上谈民主
作者：青波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民主势力不断地增涨，目前，谁也不能否认，民主的要求，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不可阻抑的要求，一切被法西斯专制镇压过的人民，被天皇横暴统治过的人民，以及一切参加过这次大战的下层群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经过了这一场浩大而又残酷的撕裂与劫夺以后，他们是必然地，而且又是非常正当地要求兑现他们所日念夜思的民主支票的。
所以，在今天，民主是一条澎湃的巨流，这巨流将联接到更遥远更巨大的海洋，而走到人类真正的解放；因此，我们以虔诚来祝福她，以加倍的努力来促进她，因为这是一种历史的任务，假如有谁想阻挠这急流的前进，那么他将被冲倒，将被深深地倾覆在海底，永远不能翻身！
学生，在每次的社会改造运动中，总占据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他们起了非常有力的桥梁作用，这是近代史所证明的，尤其是在经济上落后的中国，学生所受的压迫并不比一般人轻些，他们大多数出身于破落的小有产家庭，或是已经踏进社会的半职业者，以自己可怜的薪水来维持自己的学费，加以他们的纯洁热情与敏感。因之，他们要求民主的愿望只有比一般人来得更勇敢些，更热切些。
然而不幸得很，同学们假如在学校中多开口谈民主或自由，随时就有被戴上一顶红帽子的可能，在学校中比较活动一些的同学，随时随地就有人在「奉陪」，而学校当局亦同时在竭力限制或者禁止学生的课外活动，开除那些为公众服务的同学，这怎不令人愤慨！
有人以为学校应该与社会隔开来，学生应该安心读书，不问国家大事，以免荒废学业。这种说法确是冠冕堂皇，而且照理，在一个合理的社会中，学生是应该专门在学术上下工夫的，社会上其他的事情，自有专门的人才去管理，这是很自然的事。可是不幸的正偏偏在我们贵国中，学生就是要专心一意念书亦不可能，因为他们一方面在教室中、在实验室中做功课。而一方面还要担心明天的生活问题，学费委托，因为他们一方面在教室中、在实验室中做功课，而另一方面，却想到整个农村在广而深地破产，在饥饿，在动乱，他们看到一个大的战争虽然停止了，而另一个新的战争却在继续，他们看到一批批的新「新贵」继承敌伪分子在吸收民脂民膏，通货在膨胀，物价在狂跳，而人民仍旧没有说话的权利——于是为了自己，为了被压迫的人民，他们起来了，必然起来了，必须起来了，为争取民主而奋斗。
要挽救这种深刻的危机，只有政治的真正民主才有可能，只有澈底实行普选制度才有可能。
毫无问题，我们每个成年的男女学生都应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来过问与参加政治，来共商我们自己的生活，改善所有被压迫人民的生活。
在学校里面，更应该澈底地普遍地推动民主运动，养成一种优秀的与客观的民主精神与习惯。一切听取于大多数的意见，服从大多数的意见，独断独行的人，在这里没有他的地位。
学校的财政，不仅是公立的学校与私立的学校，都应绝对公开，多少的收入与怎样的支出，应取得正当的平衡，学校不是商店。校长不是老板，教员不是伙计，学校应该是个培植人材的文化机关，校长是全校的领袖，教员为文化事业而奋斗，财政与校长私人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聘请教职员与辞退他们，应由大多数的同学来决定。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谁是对他们有益的、能给予他们学问的，而谁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同学们的一切课外活动如集会结社与学术思想的研究，应该任其自由，甚至应该奖励他们。因为只有在这种蓬勃与民主的空气底下，才能发掘出有能力的同学，而使整个团体能飞速的进步，而真理亦更易于生长，假如有谁恐怕不肖的份子会因此而破坏团体或破坏学校，那么亦应该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听任大多数同学的惩罚。在这里我们奉劝学校的当局者们，假如你们真肯为学生着想，是决不致于出什么乱子的。
一切企图利用学生的活动作某种自私目的的人，与绝对禁止学生活动的人是同等罪恶的，因此，那种没有征求同同学同意的拉夫式的结合是可耻的，我们要坚决反对。
在学生的团体内部，更应绝对地注意民主的精神，任何干事，任何代表，应由公开的选举产生，他的每一言、每一行，都必须代表大多数同学的意见与要求，不能自称代表同学，而实际上则是代表他自己，与一些幕后人。
在学习上，亦应该采取民主的作风，教师的教授方法与内容，应常常征询同学的意见，作为参考，教师不应以死板板的面孔来吓坏学生，他的态度应是尊严而又可亲的，他能听取同学的意见，亦能纠正同学的错误，他决不是一个「怪物」，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独断独行，否则，他就必然替自己造成一个离心力，为同学所厌弃。
假如学生要真正地获得民主的生活，必须以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而不能幻想有谁会赠送给你的。因此，学生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必须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然后我们以上所谈的学生民主，才有实现的保证。据说最近上海的大中学生，正在筹备组织「学生团体联合会」，我们希望它在最近的将来，能真正地负担起这个任务；进一步，配合着整个的民主运动，向争取澈底民主的大道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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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有余恨话“保甲”（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犹有余恨话“保甲”
作者：厉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录入者按：保甲制度对日本占领区人民造成了深重的苦难，而这苦难的直接创造者却是当地的地主。很明显，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是有区别的。现在主流称颂的，很明显是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帝国政权的防御性战争。而谁在抗战期间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最大的伤害？谁犯下无数罪行却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又是谁还在继续各种各样的新保甲制度？是统治阶级。只要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制度还存在，我们所有人就永远是各种名目的“大国民奴隶”。
敌伪统治了上海四年，靠着保甲的触手，伸张到每个角落，到每个老百姓，囊刮物资，征集劳役，而获得不少的便利。他们更借着保甲的连锁组织，培养一批流氓地痞，充走狗，做特务，以监视民众，以稳固其野蛮的统治……如今说起来，犹有余恨！
另一方面，保甲这根臭棍，把社会的渣滓都搅起来了，这一类的寄生虫（在乡村中都是些土豪劣绅）就利用手里的法宝——保甲，来鱼肉民众，狼假虎威，吹毛求疵，到处使你麻烦为难，使你啼笑不得……如今说起来，谁不痛恨，谁不抗议？
原子炸弹结束了敌人的统治，而敌人统治我们的工具，早该送进历史的垃圾箱。可是不幸得很，这一工具今又被搬了出来！更滑稽的是，搬来摆在享有“民主”权利的“大国民”头上，并要用什么“国民身份证”代替原来敌伪强给的“市民证”，难道“民主”的含义就是这样的吗？
尽管英雄们企图修改民主的含义，然而民众的意志是没法修改的（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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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埃的反英运动（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托派多数派刊物《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印埃的反英运动
作者：度来源：《青年与妇女》1946年第1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的同时，民族解放的运动，便从酝酿中逐渐趋向于表面化。荷印和越南，最先发动了民族解放的流血斗争：当地人民拼命抵抗宗主国的统治恢复原状！因此，“胜利”与“和平”，在上述地方，至今犹是未定之天。而且这一解放运动，正在远东近东各殖民地间不断的蔓延和扩大，不容遏止。最近印度与埃及的反英运动，便是续接荷，越民族独立运动之开展。先说孟买暴动，参加的不但是青年学生，工人与市民，还有印度海军的“哗变”，一连暴动了好几夜——二月廿二至廿四五日——人数达卅万（三十万）；并且加尔各答的工人罢工，群众示威游行，以作声援。英国出动所有警察，还赶紧调来相当数目的陆海军，如临大敌的枪杀人民，据说死伤在千人以上，始将暴动压平了一下子。埃及在二月十一日，也发生了一场大大的骚动。并且发动了全国总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同时开罗街上有群众十万至十五万人游行，高喊：“英军撤退，否则流血！”“打倒英国！”“打倒统治者！”各种口号。示威群众，甚至袭击英兵营，机关枪弹冲过去！结果，双方死伤达数百人，事变总算告一段落，目前不但没有成功，并且若从表面看来，它们同归于失败了。不过问题正在后面。客观条件已经非常成熟的印度独立运动，像这一次的孟买的暴动，仅似一座大火山的小裂口，喷出一些火点来，它正是象征着大火山行将整个的爆发了。埃及也是类似情形：这不是反英运动的史剧闭幕；而是人民要求独立解放的幕前预演。然而像这样的反英运动的小试其锋，已经显然弄到大英帝国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它深切感到帝国大厦的两根支柱——埃及尤其是印度——一经动摇，往后就有全部倾覆之祸！更何况，加拿大渐已沦为美利坚的附庸；澳洲也不很听命于伦敦，而是倾心诚服于华盛顿呢。总之，战后的大英帝国，实际上不啻大势已去，只好用死力的挣扎来应付它的末运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印，埃的反英运动中，获得不少的认识与教训。首先，除了印，埃反英运动的发生，根本是人民处于不可忍受的状态所形成——所谓自发的解放斗争。然在自发斗争的过程中，我们自可看出印度上层领袖的真实态度。甘地，阿柴特到尼赫鲁，当他们面临暴动的时候，不免对革命群众，害怕起来了。甘地马上“吁请印度人民停止此种无意识暴行，勿令人谓印度争取独立之非暴力主义，今于行动方面自食其言”。像这一类“神话”，显然帮助了英国的统治，自不必多作解释了。而阿柴特也出面劝阻续起暴动。还有尼赫鲁，居然认为那是“反革命分子”所领导的流血事变，并且加以重大的抨击！“如有实行革命之必要，则正当领袖自能发出信号”云云，以作警告今后的印度群众，不要自动起来。从此可知，尼赫鲁之流，并不喜欢印度发生太强烈的革命形势。因为彻底的革命解放，并不符合他们上层领袖的利益，且有必须流血牺牲的危险。他们所幻想的，不过利用群众“有限度”的起来抵抗，藉以获得“印度独立”而已。埃及的上层领袖及其政府，同样适用此种正确分析，因为埃及经历这一场群众起来反英的事变之后，现在政府已经害怕“英埃谈判”的流产，只好折中妥协于人民与大英帝国之间去想办法了。
最后说到了艾德礼的劳工党内阁。它对印埃问题上，完全同以前的保守党一样：决然用残暴的武力来镇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了。这就充分证明——已经不是第一次——劳工党平日所标榜的什么民主自由，民族平等的一切漂亮诺言，都只是一堆骗人的谎话罢了。（度）
录入者按：在全印度独立浪潮已经发展到印度工人，学生，市民，乃至印度海军与英国占领军发生公开的大规模冲突时，既“进步”又“高尚”的“国父”们站了出来。一方面，对斗争的群众大声疾呼道“不许反抗！反抗就是反印度独立！”迫使群众暂时压下他们的怒火和咽下痛苦的鲜血。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极好的哈巴狗姿态去舔舐“真正能决定印度独立问题”的英国政府主子。可是这群英国主子却对这群“暴民”的行为怕得要死，匆忙调动了正规军来与一群普通的民众打阵地战，而对“伟大领袖”们的讨好却没什么反应。这种滑稽的现象正说明了谁才能进行无论是民族革命还是社会革命的任务，无论这群“伟大领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王公老板们怎么炫耀自己在“独立”中起到的巨大作用，（也许他们确实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他们不过是一群骗子与投机商而已。
但这群骗子和投机商对群众运动造成的伤害是绝不容小觑的。他们在长期印度独立运动中左右逢源，对群众时而出卖时而利用，将群众搞得晕头转向，大大削弱了斗争的强度和韧性。同时，他们又对群众的自觉运动极为警惕，一旦有群众自发性斗争的苗子，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谩骂，抹黑与篡改，肉体打击与精神打击都使了出来。塑造一种“只有国大党的行动是印度独立的唯一道路，除此之外的一切牵扯到群众的东西，都是会给印度带来深切的不幸与血流成河的灾难。”可是，印度人民不是已经在英帝国资本的铁蹄下流满了整个恒河的鲜血吗？而且既然英国已经出动正规军打击都无法再给印度独立带来毁灭，那几万人的罢工游行与驱逐英军又怎么能让印度独立变难呢？
最滑稽的是甘地所说的“吁请印度人民停止此种无意识暴行，勿令人谓印度争取独立之非暴力主义，今于行动方面自食其言”。若是印度人民无意识的行动，为什么却能聚集起三十万人之多来进行有目标的行动呢？至于暴行，是拿“撕布机”对人群倾斜火力暴力还是游行冲击营地暴力呢？而这些滑稽可笑可恨之处，却并未在印度群众内引起新一轮的行动回应。——这就是“国父”们努力几十年之成果——让群众的自发性运动没有时间和经验来将部分积极群众塑造为先进的群众组织。而没有先进的群众组织，群众就只能对近在眼前的情况作出应激反应。而无法与英帝国资本与印度本土的统治阶级作相同高度的斗争。愤怒总会有冷却的时候，死亡和失业，饥荒，短暂的繁荣也能让群众陷入暂时的停滞和脱节。日常斗争只有通过先进的群众组织（从群众中产生，以群众的经验为斗争策略，以种种斗争的历史与从这些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理论为原则）才能尽量避免和重大斗争事件的脱节。
这种群众组织的空间是任何中间商（清单：“进步”人士，秩序内以任何形式（包括不被明面上承认）发展的“左派”，五花八门的“甘地，尼赫鲁”们）与统治阶级所无能力控制与占有的。这个空间决定了站在这个位置上的组织，只能从群众的斗争中产生，并且一旦有落后或投降的倾向，就会被群众的斗争给淘汰掉。统治阶级和走狗们想尽办法掩盖这个空间的存在，而录入者认为，必须要把过去所暂时待在这个位置的组织在斗争中的经验，以及群众是如何在这个位置在斗争中塑造这个组织，并且这些暂时占据这个位置的组织是如何失败的历史找到，并且总结。在将来这个位置的群众组织产生时让积极群众能够尽快掌握这些经验。或许是普通人对把人变成鬼的阶级社会所能做到的最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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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信（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意大利社会党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信
（节录）
1919年9月22日
〔意大利社会党已经表示反对战争，欢迎俄国革命，认为它是走向和平的一步。该党虽不能派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但已宣布拥护共产国际。1919年3月19日该党中央委员会在米兰所举行的会议，以十票对三票通过了脱离第二国际、参加第三国际的动议。
博洛尼亚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参加共产国际的动议，然而并没有采取步骤将反对这项动议的、以屠拉梯为首的为数可观的少数派驱逐出去。在1919年11月选举中，该党提出了清一色的社会党候选人名单，并在总计五百万张选票中得到了大约三分之一选票，在整个五百零八个议席中占了一百五十六席（代表米兰的独立候选人墨索里尼落选，在二十五万多张选票中只得到不满五千票）。〕
亲爱的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你们将在9月27日举行的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祝贺。在帝国主义进行万恶的屠杀的四年半中，意大利工人阶级一直高举着红旗。自从第二国际崩溃之日起，意大利社会党内就有人以他们的言行继续为实现国际工人大团结的思想而努力。……意大利工人阶级首先向那些对苏俄进行掠夺战争的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展开了斗争。……
当然，共产国际确信意大利无产阶级的同情。但是我们这个新的国际工人不仅需要同情，还需要明确的和目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消灭作为资产阶级独裁工具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和建立红军——这就是国际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团结起来为之奋斗的几项任务。
共产国际将密切关怀你们代表大会的工作。同志们，第三国际中的一个领导地位属于你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G·季诺维也夫
书记A·巴拉巴诺娃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50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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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议会和苏维埃问题的通报（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议会和苏维埃问题的通报
（节录）
1919年9月1日
〔本通报掀起了一个反对共产国际中“极左派”的运动，后来列宁又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不愿参加议会选举和议会工作，不单是工人运动中无政府工团主义派的特征，也是各国共产党许多党员的特征。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六十二票对二十三票反对参加国民议会选举。
1919年10月在海德耳堡举行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了保尔·列维同拉狄克交换意见之后所提出的一套提纲；该提纲暗示要将一切反对议会活动和反对在改良主义工会中工作的人开除出党。拉狄克不赞成把事情弄得那样过火。列维的提纲以三十一票对十八票获得通过，少数派离开了大会，随之而去的，在共约五万名的党员中，几乎占了一半。1920年4月，他们创立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不过在这个阶段，议会活动问题尚未成为主要争端。
1919年7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同盟代表）写信给列宁，要求他支持直接行动，反对议会行动。列宁答复，假如在议会问题上不能达成协议，那么英国也许就要出现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这两个主要问题上一致，而在议会行动问题上则有分歧。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同意赫尔曼·果特所领导的荷共反对派的意见。果特强调俄国的情况与西欧和美国党不同：在俄国，党的性质是由农民在人口中占优势所决定的；而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却居于多数。西方的无产阶级政党不应与小资产阶级、议会或改良主义工会打交道。果特曾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列宁，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一小册子，提出了他的意见。1921年秋，果特脱离了荷兰共产党，创立了类似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荷兰共产主义工人党。据传，他在1920年访问俄国后曾说，列宁经常想着俄国，所以“总是单从俄国的观点来看待一切问题”，这倒不是为了俄国的利益，而是以为俄国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
亲爱的同志们！
现阶段的革命运动已经把议会政治这个问题和其它问题一起,明确而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法、美、英、德四国，所有革命分子都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而在苏维埃政权的口号下，统一或协调他们的行动，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团体和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团体也都陆续投入了这一总的潮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最大热诚对它们表示欢迎。……
这些团体和派别一向大力反对议会斗争的方法。另一方面，从各社会主义政党入共产党的分子多半又倾向于同时承认议会行动（如法国的洛利欧派、美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等）。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尽快在共产党中团结起来，都需要一个统一的策略。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在共同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而对各兄弟党发出了这项专为解决这个特殊问题的通报。
目前，总的统一纲领是，肯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斗争。这一问题已被历史作为革命无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之间以及共产党人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叛徒之间的分界线而提了出来。所谓“中派”（如德国的考茨基、法国的龙格、英国的独立工党以及某些英国社会党分子、美国的希尔奎特）虽然提出了一切保证，在客观上，他们还是一种反社会主义的派别，因为他们不能也不愿为苏维埃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斗争。另一方面，从前反对一切政治斗争的团体和党派（如某些无政府主义团体），现在已经通过承认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实际上消除了以前那种非政治的性质，因为它们业已接受了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才能镇压资产阶级反抗的思想。这样，让我们再说一遍，我们就找到了共同的纲领，
即为实现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纲领。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过去的派系之分，现在显然已经过时了。大战业已形成了一种新的阵容。许多反对议会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在五年大战中也像妄想借用马克思名义而代表官方的社会民主党的旧领袖一样，做出了卑鄙可耻叛逆不忠的事情。各种力量正沿着一条新的路线运动着：一方面是赞成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从群众行动到武装起义的人；另一方面则是反对这一切的人。这是我们时代的基本这是衡量事物的主要标准。这是区别各种新的力量组合的标志。
承认苏维埃思想和承认议会政治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分清，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毫无共同之点的：一个是以议会政治作为理想的政权形式的问题，另一个是利用议会来推进革命的问题。同志们时常混淆这两个问题，因而在整个实际斗争中起了非常有害的作用。我们将依次讨论这两个问题，并得出各种必要的结论。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苏维埃。这已由具有世界意义的俄国经验所证明。苏维埃政权同议会政治能不能调和呢？不能，再说一次,不能。它同目前存在的那种议会是绝对不能调和的，因为议会机器体现着资产阶级的集中的权力。议员、议院、它们的报纸、它们的贿赂制度同银行家的秘密勾结、同资产阶级整个国家机器的关系——这一切都是工人阶级身上的锁链。这些锁链必须粉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议会在内，都要加以推翻、解散和消灭；在它们的废墟上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权，那是工人阶级团体的政权，是“工人议会”，也就是苏维埃的政权。只有出卖工人阶级的叛徒才会以通过会改良手段来进行“和平的”社会革命这种幻想来欺骗工人。这种人是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必须同他们进行无情的斗争；绝不允许同他们有丝毫妥协。因此我们用于每个资产阶级国家的口号都是：“打倒议会！苏维埃政权万岁！”
但是有人会问，你们既然否认目前这种资产阶级议会的权力，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在真正普选的基础上组织比较民主的新议会呢？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斗争已达到了如此尖锐的程度，它要求工人阶级必须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不能让工人阶级阵营里的阶级敌人钻入它的政权机构。只有在工厂、农村和兵营里选出的工人、兵士、水兵、农民所组成的苏维埃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才是提出无产阶级政权形式这一问题的方法。政府必须予以推翻，也就是说君王、总统、议会、立法代表会国民议会等一切制度都是我们的死敌，必须加以消灭。
现在让我们转入第二个基本问题：能否利用资产阶议会来推进革命的阶级斗争呢？在逻辑上，正如我们所说过的一样，这一问题同前一问题是完全无关的。我们可以用参加一个组织并“利用”这个组织的办法来消灭这个组织。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很明了这点，也在利用代表官方的社会民主党、工会和类似的其它组织，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我们且举一个最极端的情况为例。俄国共产党人即布尔什维克参加了立宪会议的选举，并出席了它的议会，但他们前往参加的目的，是为了在二十四小时以后解散该会议，而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在沙皇杜马中也有它的代表。难道说这意味着他们当时“承认”杜马是一种理想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容忍的国家组织形式吗？作这样设想就是糊涂。布尔什维克党所以派代表进杜马，也就是从这方面来反对沙皇的政权机构，并促使这个杜马的消灭。沙皇政府以“叛国罪”判处了布尔什维克“议会专家”徒刑，这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曾利用他们的“豁免权”来鼓动群众去向沙皇制度进攻，这是非法活动。
我们是否赞成保留资产阶级的“民主”议会，作为管理国家的形式呢？
不，决不。我们赞成苏维埃。
但是在我们的力量还不足以推翻议会以前，我们是否赞成利用会来推进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呢？
是的，在若干条件下，我们是赞成的。
我们很清楚，在法、美、英三国，工人中间还没有产生一些能够从事这种活动的议会专家。以前，我们在这些国家的议会中曾发生过叛变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证明，我们认为正确的策略是错误的。这只意味着，那时工人还没有像布尔什维克或德国的斯巴达克派那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旦有了这样的政党，一切都会改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1）斗争的重心必须在议会之外（如罢工、起义和其它形式的群众斗争）；（2）议会内部的活动应同这种斗争结合起来；（3）参加议会的代表同时要从事于非法工作；（4）他们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行动，并服从中央委员会；（5）在行动中无需顾虑议会程式（不怕同资产阶级多数公然针锋相对，也不怕“对牛谈琴”，等等）。在某一时期是否参加选举或从事竞选运动，则决定于一定国家一定时期的若干具体情况；对这些情况必须加以慎重考虑。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1906年第一届帝国杜马的选举。但是这些布尔什维克却主张参加第二届杜马，因为他们当时看出，俄国的资产阶级地主政权还要统治多年。在1918年德国国民议会举行选举以前,斯巴达克派中有些人赞成参加选举，另外一些人则表示反对。但他们的党仍是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在原则上，我们不能否定利用议会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留有转圜余地。
我们想特别着重指出的是，问题实际上总是要在议会外面，在街头上解决的。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只有罢工和起义才是劳资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因此,同志们应集中主要力量去动员群众。成立共产党,在工会内组织自己的团体并掌握工会，在斗争过程中建立苏维埃领导群众斗争，鼓动群众起来革命——这一切才是主要的；议会活动和参加竞选运动只不过是些辅助活动，没有更多的作用。
如果达是正确的——无疑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显然不值得为这个次要问题的争执走向分裂。因此，我们向所有真正为苏维埃而斗争的团体和组织发出迫切的呼吁，要求它们即使在上抱有不同意见，仍要竭力团结，继续前进。
所有拥护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要尽快团结起来，并
组织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G·季诺维也夫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39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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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声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声明
1919年8月5日
〔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在协约国提出最后通牒和捷克、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军队进行军事干涉之后，于1919年8月1日辞职。事后，共产党人把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主要归咎于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变”，但拉科西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时说，这是因为共产党和苏维埃的规模太小，力量太弱，不足以执行它们的任务。为了支援苏俄和苏维埃匈牙利而发动的国际罢工的失败“已清楚地说明，法英两国的无产阶级是敌视苏俄，站在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一边的。”原定于1919年7月21日举行的这次国际罢工，只是在意大利局部实现了。〕
同志们！
最大的叛变已经发生了。匈牙利的苏维埃政权，已在帝国主义强盗的压力下和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罪大恶极的叛变中失败了。支持帝国主义屠杀的第二国际的领袖破坏了抗议性的国际罢工。以克列孟梭和威尔逊为首的帝国主义强盗们已经变得十分无耻。他们竟在所提出的最后通牒中说：“推翻苏维埃政府，我们就让你们平安无事！”前社会民主党那付卑鄙到家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它曾经起誓要忠于无产阶级专政，曾经同匈牙利共产党签订过协定，后来它又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在多次庄严的会议中，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在该党的代表大会中，它曾一再声明要为共产主义和革命事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由于同共产党人的联合，它还加入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社会民主党的额上已经打下了该隐[1]的烙印。它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光荣的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它靠着同凡尔赛那帮凶手和反革命分子缔结的秘密条约，靠着帝国主义者的黄金和刽子手的刺刀的支持，竟推翻了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正在恢复财产私有权。国际联盟诸列强各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为之撑腰。现在领导匈牙利政府的是屠杀匈牙利工人的刽子手佩伊德耳，也可以说是匈牙利的诺斯克。
社会爱国主义者的叛徒本质已被揭露。像德国的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把无产阶级革命淹没在血泊中一样，像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客观上帮助了沙皇的将军们一样，像整个黄色伯尔尼国际把工人阶级成批或零星地出卖给掠夺性的“国际联盟”一样，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叛徒们也把世界无产阶级为之自豪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奉送给别人去摧残了。
第三国际决不容纳煽动分子和资本的雇佣刽子手！
让他们同布兰亭和托马，诺斯克和考茨基一起滚到第二国际去吧！
共产国际在痛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失败，哀悼其杰出领袖季波尔·隆穆利的牺牲之际，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进一步加强对资本堡垒的进攻。
在我们今天这场最伟大的历史斗争中，既会有伟大胜利,也会有惨痛的失败。但是芬兰和西伯利亚的血的经验已向我们说明，在苏维埃掌握过政权的国家里，反革命是不能取得持久胜利的。起义的浪潮已席卷各地。我们必定会获得最后胜利，正如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必定要灭亡一样。
共产国际号召匈牙利无产阶级要坚强勇敢地站稳立场。同志们开始工作吧！要立刻着手建立一个地下共产党。匈牙利的血的教训教导全世界无产阶级：决不能同社会党妥协分子联合，也决不能同他们妥协！必须把那批卑鄙的机会主义领袖清除出去。必须由新的人来导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会在工人阶级中出现。因为胜利注定要属于他们而不是属于他们的敌人。
苏维埃匈牙利失败了——但苏维埃匈牙利万岁！
匈牙利共产党万岁！
世界工人革命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36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1]圣经故事中亚当、夏娃之子，曾杀其弟亚伯。——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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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第二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第二国际卢塞恩代表大会的宣言
（节录）
1919年7月15日
抵制黄色国际
全世界的工人们！
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将于8月1日在卢塞恩召开。……这次代表大会事实上是谁召开的呢？是那些从1914年的战争一开始，就完全听从“本国”帝国主义政府指挥的政党和人们召开的。这些人仍然是四年来一直主张“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主张“保卫祖国”的谢德曼、列诺得尔、冯德凡尔得、胡斯曼、海德门和韩德逊之流；其中还有些人为兴登堡将军祝过福，有些人则为福煦元帅说过好话，而这些将军元帅只不过是协助资产阶级屠杀工人阶级优秀儿女的帮凶。现在德曼这帮人竟要重新建立劳工国际！……
在全世界的工人看来，他们都同样有罪。谢德曼和列诺得尔之流为互相许诺下的诺言所约束。他们必须互相标榜；他们必定妄言：第二国际在四年半的战争中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在这些先生们看来，社会主义并没有经历过危机，现在也不是处于危机之中,有过的，只是一些小“误会”而已。可是，这些小误会却断送了几百万工人的生命。现在，既然主子们归于好，凡尔赛和约已经签订，仆从们也就可以言归于好了。……在卢塞恩，这些先生们打算原谅彼此的罪恶，宣布全面的饶恕，假装天真来推卸自己的责任，蒙蔽世界各国工人的耳目，硬说第二国际已经重新建立起来。……
欧洲和美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每天都在发展，而且时刻都在发展。但是，正在召开卢塞恩代表大会的各个代表官方的社会民主党究竟在干些什么呢？这些腐败透顶的代表官方的政党正在竭力扼杀工人运动。在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这些旧的爱国主义社会民主党到处出头破坏铁路工人的罢工，以及其他行业工人的罢工和反抗。
各协约国帝国主义政府已经发动一个扑灭俄国和匈牙利国内已经夺得政权的无产阶级的运动。各协约国的正直工人都对这个运动表示极端愤慨，并准备以武力来反对本国政府。但是这些代表官方的社会主义叛徒在这件事情里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法国、奥地利和英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都在设法压制工人的抗议由于这种行动，他们就是帮助高尔察克，罗马尼亚贵族，以及扼杀匈牙利和俄国革命的其他一切刽子手。
第二国际在1914年8月4日，即德法两国的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战争拨款并投降本国政府那天，就已经死亡了。谁也不能使它复活。1915年，罗莎·卢森堡把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称为“腐烂的尸体”。现在，整个第二国际都变成了腐烂的尸体，要赶快把它不体面地埋葬掉，以免玷污周围的环境。
在第二国际的废墟上，兴起了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三国际或共产国际。工人阶级中，所有正直、坚决、富有战斗性的分子都参加了它的行列。约有二十个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参加了它的成立大会。它在莫斯科成立不过四个月,在这四个月中，又有许多政党加入了这个国际，如意大利社会党，塞尔维亚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瑞典和挪威的同志，保加利亚的工人，美国党的左翼以及欧美其他许多工人组织。
无产阶级的斗争已在世界范围内爆发。震动意大利的大罢工表明，意大利无产阶级的解放已经为时不远了。为了抗议武装干涉俄国和匈牙利内政而将于7月21日在各协的国中举行的政治罢工乃是一系列国际战斗的先声。这一系列战斗必然以国际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本告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已做出一致的决定，要求全世界的工人组织都来抵制即将在卢塞恩上演的卑鄙的滑稽剧。……
在8月1日这一天，全世界的工人都要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向黄色“国际”示威，要证明自己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布的共产主义理想衷心拥护。工人同志们，这一天你们要到街上游行,要对资本主义的仆从表示你们的鄙视和憎恨，要宣扬卡尔·李卜克内西为之奋斗的那些原则，要把你们的力量团结在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旗帜下。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19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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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出的呼吁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出的呼吁书
1919年7月
〔由于协约国的压力和匈牙利内部的不和，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地位削弱了。列宁迫切希望红军能与匈牙利军队取得联系，尽管两国之间的领土为波兰军队所占据。托洛茨基在不久以后所写的一篇文章有脚注说，“被敌人团团困住的苏俄无法援助匈牙利。”捷克和罗马尼亚向布达佩斯进军后，匈牙利政府的社会民主党官员便同协约国列强进行了谈判。〕
全世界的兄弟姊妹们！
英法帝国主义者犯下了一桩滔天的罪行；这种罪行使资产阶级在大战中所犯的一切罪行都为之黯然失色。英法帝国主义者从四面八方包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要把匈牙利的工人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淹没在血泊中。
罗马尼亚的封建主正在煽动为贵族所蒙骗的军队去进攻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两国的政府也在这个法国帝国主义的促使下，从其他两方面进犯匈牙利。匈牙利苏维埃政府已经同意接受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反动政府所提出的最苛刻的和平条件并满足它们所提出的闻所未闻的要求。但是，这两国政府的反动军队仍向匈牙利继续进攻。
这些事件的意义是很明显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和现在都不希望战争。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在实现匈牙利工人的愿望。匈牙利工人推翻了资本家的政权——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罪过”！
帝国主义者向社会主义匈牙利的进攻，是在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这些叛徒们公开表示同情和给予相当肯定的支持下进行的。正在阿姆斯特丹开会的黄色“国际”对于这次反对匈牙利的掠夺性战争并没有提出半个字的抗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向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工人和士兵们呼吁。同志们，不要再被迫充当屠杀匈牙利工人的刽子手了！向你们的匈牙利士兵和工人弟兄们伸出友好的手吧。在这一伟大时刻放弃自己的责任的人，将为全世界的工人所唾弃。
法国的工人们和士兵们！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应对这场反对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残酷战争负主要责任。你们要高声抗议！要从这些空前恶毒的败类手中，把政权夺取过来。把那些挥向我们匈牙利工人兄弟的屠刀从那些杀人犯的手中击落吧。
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为匈牙利工人在本国建立劳工共和国的英雄事业感到骄傲。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都向四面受敌的匈牙利无产阶级致以热烈的祝贺。俄国无产阶级在实行专政的一年半中，往往也处在同样严重的境地；但是他们仍然克服了一切困难。我们深信，你们必能坚定不移地经受住目前这场考验。
打倒国际强盗！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万岁！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00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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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武装干涉俄国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武装干涉俄国的宣言
（节录）
1919年6月18日
〔1918年4月，日本军队在海参崴登陆，从而开始了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的时期。6月，英国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8月，法国人和美国人也在那里登陆。直到1920年1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解除对俄封锁，这个时期才告结束。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共产国际》1919年10月号中论述道，过去，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纠纷中不能左袒任何一方，对它们的政策也不能给以任何支持。但是，他接着说，随着工农苏维埃革命政府的成立，局势完全改变了。经过长时期的间歇，革命无产阶级再一次开始面临到外交政策方面的积极任务。在现有的各国政府之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值得革命的国际无产阶级支持的政府。这些政府逐渐成为压迫和被压迫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世界斗争的中心。因此革命无产阶级的各党派便有了一个新的任务，那就是要为保障和巩固各国苏维埃革命政府的国际地位而斗争。……”〕
世界各国的劳动人民！
由于五年战争而发生了根本动摇的资本主义世界已处在最后崩溃的前夕。世界革命已经迫近，而且是注定要爆发的。
在这种危机面前，国际资产阶级拼命想保持自己的政权,摧毁这个威胁其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
国际资产阶反革命叛乱，全力支持那些怀恨在心、力图恢复各国人民所憎恶而为全世界资产阶级所珍爱的地主和资本家政权的反动分子。他们傲慢地拒绝了真正的人民政府即各苏维埃政府的和平建议，而与极端反革命分子，如沙俄的将军高尔察克、邓尼金以及匈牙利的公开保皇党人卡罗伊伯爵和安德拉西伯爵等结成联盟。他们甚至派遣特务破坏铁路桥梁，炸毁自来水厂，从而使劳动群众的苦难越发深重。……
国际资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中发表伪善和虚假的声明，以麻痹本国人民的警惕性。劳合-乔治、克列孟梭、威尔逊和谢德曼一方面异口同声地保证他们不打算对各苏维埃政府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却继续派遣军队到西伯利亚、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多瑙河去，继续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各苏维埃共和国的敌人；他们煽动波兰的地主，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贵族，以及捷克、芬兰、爱沙尼亚的反革命分子去反对俄国、匈牙利和乌克兰的人民。
为了打击社会主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正在建立联合战线。昨天的敌人一旦遇到对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斗争的问题，就能迅速而轻易地言归于好，这岂不令人惊异？战胜国——协约国——尚未同德国缔结和约，其目的是把德国洗劫一空，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却已经遵照协约国指示,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刽子手，他们镇压本国的革命工人，并派遣正规军去占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白俄罗斯。
世界各国的工人都应当清楚地记住，现在面临危机的，不仅是俄罗斯、匈牙利和乌克兰等苏维埃共和国；世界革命的命运也决定于乌拉尔、红色的彼得格勒、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两岸情况的发展。如果各国帝国主义者现在能把共产主义革命初燃之火扑灭，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就要倒退几十年；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全部代价就要完全落在劳动人民的肩上，不仅是战败国的劳动人民，也包括战胜国的劳动人民。因分赃而发生的无止无休的冲突不久就要引起更加灭绝人性的、更加残酷的新战争，最后将使全世界陷于极度悲惨和备受奴役的绝望境地。
唯一的出路和救星便是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世界各国的人民群众都来保卫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它同时又以喜悦的心情注意到，许多国家的劳动群众已经认清自己的责任，坚决抗议本国政府的罪恶计划。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极大的热诚欢迎意大利、法国、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宣布以总罢工来表示抗议的决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世界各国工人准备一次抗议帝国主义列强进攻俄国和匈牙利的示威游行，以表示他们同各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民团结一致。
提出口头抗议的时候已经过去，现在已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111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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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凡尔赛和约各项条件的宣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凡尔赛和约各项条件的宣言
1919年5月13日
〔德国共产党在它关于凡尔赛和约的提纲中指出，不论接受或不接受和的条件，都是一种灾难。它在另一处又指出，不论是赞成接受或反对接受都完全要以实际情况为根据。对无产阶级而言，其后果都是一样的，问题是，哪种办法更有助于推进革命。由于接受这些条件会使资产阶级得到十分需要的喘息机会，所以拒绝这些条件便成为德共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它“倾向东方的方针”和缔结德苏联盟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主张的公开依据。但是,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写道:“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不承认凡尔赛合约，这无疑也是他们的错误之一。”[1]列宁论证说，在1919年初夏，这或许是可能的，因为当时匈牙利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奥地利也有举行苏维埃革命的可能。“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不同，现在德国共产党人不应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预先声明共产主义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要否定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2]右翼社会主义者已经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德国同苏俄和苏维埃匈牙利缔结联盟的可能性。“而我们共产党入却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这个联盟，”[3]的民族主义者才把否定凡尔赛和约放在促进国际苏维埃革命之上。这种讨论是针对所谓“民族布尔什维克”这部分德国共产党人而发的，他们准备同德国极端民族主义右翼合作，以反对凡尔赛条约。〕
打倒凡尔赛和约！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全世界的劳动人民！
五年前发动掠夺性战争的各国政府现在又试图以掠夺性的和约来结束这一战争。英、法、美三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在凡尔赛向德国资产阶级代表提出了所谓和平条件。凡尔赛已成为新的布列斯特。凡尔赛和约的每一条款都是一根用来绞杀这个或那个民族的绞索。
属于胜利者集团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怀着无限的愤恨和复仇心。英法两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宣布成立“国际联盟”，事实上就是嘲弄欧洲各民族的意愿。协约国资产阶级试图把德国弄得支离破碎。德国要把许多块领土划出它的版图；德国的煤炭、粮食和商船队要被掠夺;德国还要被迫付出沉重不堪的赔款。协约国资产阶级自称，他们进行这场战争是为了防止对外国领土的兼并，现在他们却进行了一系列最大规模、最冷酷无情的领土兼并。他们把德国原有的殖民地当作牲畜来交易。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已经拿起大刀在肢解德国了。
但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凡尔赛强迫德国接受的掠夺性和平条件，只是他们一系列暴行的一环。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在力图窒息和扼杀德国的同时，还进行了推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
法英资产阶级正在教唆罗马尼亚的贵族，要他们率领本国的白卫军去进攻我们的匈牙利工人兄弟。正是法英两国这些开明的“民主”代表，在鼓动那些英雄，率领他们那帮狂暴的匪徒，对红色布达佩斯进行有组织的屠杀。
也正是这些代表们在煽动俄国极端反革命分子高尔察克、邓尼金、克拉斯诺夫去对俄国工人阶级和农民进行血腥的斗争。这些代表还怂恿诺斯克、艾伯特和谢德曼率领下的德国白卫军去摧毁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甚至公然指令谢德曼政府要以镇压慕尼黑苏维埃政权为首要任务。
正是英、法、美三国的银行家和将军们在解除保加利亚革命军队的武装。正是他们在扼杀塞尔亚和斯拉窝尼亚的人民革命运动。
国际宪兵们——英、法、美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的脚色——竟冒充“民主世界”的代表。
一切幻想都破灭了。各种假面具都揭穿了。还没有从漫长的可怕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得到教训的人们将会从凡尔赛会议用以祸害人类的帝国主义和约中得到教训。各国政府在四年半中一直在欺骗人民，使人民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为了弱小民族的“独立”，为了“自由与文明”，为了“民主”。现在揭穿来看，它们原来都是刽子手，都是狂暴和残忍的奴隶主。
神话般的国际联盟不待开花，便已凋谢。既然凡尔赛和约的条件已为众所周知，现在就没有多少工人会上国际联盟的当了。躺在屠夫克列孟梭所看守的摇篮里面的国际联盟已被全世界看穿，它原来是一个想要屠杀欧洲几百万劳动群众的强盗联盟。
凡尔赛条约的全部压力，首先落在德国工人阶级的身上。只要和约存在，它就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要呻吟于双重枷锁——本国资产阶级和外国奴隶主的枷锁之下。
不用说,共产国际和全世界正直的工人都是同情德国工人阶级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都认为，凡尔赛和约的条件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进攻，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通力合作才能撑住这种打击。
现在的德国政府口头上抗议凡尔赛条约，实际上却帮助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对德国工人阶级实施他们的罪恶计划。在德国，谢德曼和艾伯特是刽子手克列孟梭最忠实的仆从。自从德国革命一开始,他们这伙人就恭顺地听任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摆布。在克列孟梭的教唆下，谢德曼和艾伯特曾经派遣，而且仍在派遣白卫军去进攻苏俄。为了讨好协约国帝国主义者，以谢德曼和艾伯特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杀害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并以武力镇压了德国工人为建立工人苏维埃政权而展开的伟大运动。为了执行伦敦和巴黎交易所的命令，谢德曼政府已经消灭了几千德国工人共产党员。每当德国的工人阶级运动特别高涨,眼看就要把背信弃义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推翻的时候，谢德曼和艾伯特就搬出这样的道理来吓退饥饿的工人：如果在德国建立工人苏维埃的统治，协约国列强就要停止对德国人民供应粮食。
谢德曼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它有关凡尔赛条约的呼吁书中说，凡尔赛条约的教训“最能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保卫祖国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的正确性！”
谢德曼在这一呼吁书中说。“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你们终于了解我们在战争中的作法了吧？”
你们这些伪善者！你们这些玩世不恭的家伙！
1914年有两个窃贼抢夺同一赃物。其中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办法。这个罪犯不但把对手认为是自己的赃物全部夺去，而且还掏了对手的腰包。这时，另一个窃贼为了替自己的失败争面子，便虚伪地装出一付无辜受害的面孔，向所有正直的人们呼吁说。“你们瞧，我的对手的行径完全证明我的策略是正确的。难道你们最后还不知道谢德曼这类人要比阿尔卑斯山上的雪还洁白吗?”
凡尔赛和约的条件对所有的正直工人证明了一些完全不同的道理。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首先考虑到，如果战争的德国帝国主义者获胜而告终，德国帝国主义者也会像他们的敌人现在对待他们那样,残酷地对待战败国。那时，韩德逊-列得尔之流无疑也会搬出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今天所说的谎话。
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表明，只要帝国主义仍然存在,即使在一个国家中存在，暴力和掠夺也会继续存在。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表明，无论哪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都是一样残暴。无论帝国主义者用什么“民主”的橄榄枝来掩饰自己，它依然是野蛮与残暴的化身。
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表明，世界各国社会爱国主义者终于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永久的仆从。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表明，黄色“伯尔尼”国际的追随者（特别是考茨基分子及其朋党）的梦想是如何可怜，他们梦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行“裁军”，梦想在威尔逊保护之下建立仁厚和慈悲的国际联盟。凡尔赛和约的条件表明，资产阶级自己把世界各国的工人逼上了唯一的出路，即世界革命的道路，即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尸体前进的道路。
法国的工人们！英国的工人们！美国的工人们！意大利的工人们！共产国际指望着你们。现在，数百万德奥工人的命运主要决定于你们。你们现在必须当家作主了。你们必从本国政府那双血淋淋的手里，将那把挥舞在德奥工人阶级头上的屠刀夺过来。你们必须表明，五年大屠杀并没有从你们的记忆里消失。你们一刻也不要忘记，协约国帝国主义者战胜德奥工人阶级，就意味着战胜你们，战胜全世界各国的工人，战胜社会主义。国际社会主义的命运主要操在你们手里。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都指望着你们。我们相信，你们是会拒绝你们那些谢德曼之流的人物的高见，而去尽自己的责任的。
德国的工人们，奥地利的工人们！现在你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你们除了立即推翻叛徒的政府以外，别无其他选择；这些叛徒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实际上却是最可耻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现在你们可以清楚看出，谢德曼和诺斯克的政策已经把你们带到了什么境地。你们知道，你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但是，谢德曼和艾伯特之流却全力反对这一无产阶级革命。当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以你们的名义向国际无产阶级呼吁时，人们都嗤之以鼻。
凡是在地主雇佣军扼杀苏维埃匈牙利时不表示抗议的人，凡是在利耶帕亚帮助德国贵族对拉脱维亚的工人和农村劳苦大众作战的人，都不能指望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
现在决不能让布洛克多夫·兰斯伯爵，叛徒兰斯柏格,刽子手诺斯克和谢德曼以你们的名义发言。只要现在的德国政府继续执政，柏林和巴黎的冲突就只不过是两个集团的资产阶级在法律上的纷争。你们国家的全部政权必须尽速由工人苏维埃接管。只有共产主义工人们才应当以你们的名义发言。
这样，也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才能指望取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全力支持。
现在已经不是迟疑的时候了。现在你们都已明白地看出，情况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已经把你带到毁灭的边缘了。
德奥两国的工人们！你们必须认到，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决不会信任德国代表官方的社会民主党了，因为这个党在威廉·霍亨索伦政府把布列斯特条约强加在苏俄头上时，并没有提出半个字的抗议。
德奥两国的工人们！你们必须认到，1918年强加于俄国的布列斯特条约之所以这样迅速地作废，是因为俄国的工人和农民推翻了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这种原因，俄国工人才赢得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信任和同情。就是由于这种原因，他们才能这样迅速地摆脱布列斯特条约的束缚。
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唯一救星。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从凡尔赛条约中得到的唯一教训。
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没有持久和平。持久和平要在资产阶级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反抗压迫者的工人起义万岁！打倒凡尔赛条约！打倒新的布列斯特条约！打倒社会主义叛徒的政府！
全世界的苏维埃政权万岁！
《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第92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1]见《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页。——译者
[2]同上。
[3]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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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节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1919-192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宣言
（节录）
1919年4月20日
〔季诺维也夫在《共产国际》第一期发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展望》一文中写道；“这篇文章尚未脱稿时，第三国际已经分别在俄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有了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作为自己的主要基础了。但是，如果说，当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三个而是有六个或更多的苏维埃共和国，那也是不足为奇的。……非常明显，目前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速度，甚至远远超过第三国际莫斯科会议中最乐观者的预计。欧洲正到处燃烧着国内战争的火焰。共产主义必然要在整个德国取得胜利。个别的失败是难免的。或许在某些地方黑色势力还要暂时战胜红色力量。但是，最后胜利必将属于红色力量，而且将在今后几个月内实现，甚至会在几个星期内实现。因为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如此迅速，可以肯定地说：一年后，我们将开始忘记欧洲曾发生过一场为实行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了，因为一年后整个欧洲都将共产主义化了。而且，这种斗争会蔓延到美洲，也许还会蔓延到亚洲和其它各洲。或许，美国的资本主义还能够和共产主义的欧洲继续并存有限的几年。或许，甚至连英国的资本主义也会继续和在欧洲整个大陆取得胜利的共产主义并存一两年。但不可能长久并存。”〕
告全世界劳动人民书
……现在帝国主义战争已经结束了，世界各国的工人可以计算一下战争中有多少被害者。三千万人或伤或亡，许多国家变为废墟，数百万人死于饥饿，平添了数十亿法郎的战债。这就是帝国主义大屠杀所造成的恶果。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在那些资产阶级还没有被打倒的国家里，资产阶级没有请求工人阶级协助，而只由工人自己去弥补由于三千万工农的死亡在生产上所造成的劳动力不足。……第二国际已经死亡了。它在1914年8月4日，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因为在这一天，同样无耻的德法两国社会爱国主义者投票支持战争拨款，也就是支持帝国主义大屠杀。
但第二国际的观念却依然活着。世界各国的工人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热烈地要求国际团结。……
帝国主义强盗仍还在巴黎试图建立自己的黑色“国际”，也就是所谓国际联盟。全世界有觉悟的工人完全了解，这个联盟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强盗们用来压迫各国、瓜分世界、奴役工人、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盟。
而社会主义的叛徒们，就是那些假“社会主义”之名、把工人阶级出卖给资产阶级和地主的角色，跟着也想在伯尔尼建立他们的黄色“国际”。
要使第二国际的僵尸复活起来的企图没有成功。世界各国的革命工人拒不参加在伯尔尼演出的那出卑鄙的滑稽剧。……伯尔尼的黄色国际只是巴黎的黑色国际的一个分号。……
但是，红色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了。我们的第三国际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协会，它主动负起了打倒资产阶级和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使命。我们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正在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庆祝活动。……
我们将在什么情况下庆祝战后第一个劳动节呢？全欧洲的废墟上余烟未消,数百万无产阶级的子女已饿得奄奄一息。……但是，在旧世界的康废墟上，一个新的世界正在诞生。资产阶级在大战时对工人运动压制得越厉害，革命的火焰现在就燃烧得越热烈。在资产阶级和代表官方的“社会民主党”的勾结下受苦受难的工人阶级现在要起来复仇了。
共产主义已经掌握了群众。我仍亲眼见到共产主义革命逐渐发展起来。俄国有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匈牙利有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有一个苏维埃共和国，这就是工人阶级最近斗争的果实。
整个德国在国内战争的紧张局面下陷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在德国，没有一个市镇的工人阶级没有发动起义来反对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权的。……
在法国，声势浩大的工人示威已经开始了。……在意大利，工人的斗争已经达到最高潮，共产党人正在号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英国，罢工的浪潮已在冲击全国。工人苏维埃正在各处建立起来。在美国，工人阶级已经上街游行，并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斗。……
整个欧洲不出一年就要变成苏维埃的欧洲。每个国家的工人都感觉到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工人仍看清，在各个主要资产阶级国家中大事宣扬的“民主”，只不过是强盗、银行家和将军们这一伙匪帮肆无忌惮的独裁而巳……他们看清，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正在互相勾结起来准备镇压俄国、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无产阶级革命，镇压正在奥地利和德国发动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能够把人类从各国的资产阶级造成的血腥恐怖中拯救出来。他们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
没有中间路线可行。不是刽子手将军们维护一伙银行家的利益而杀害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农民,实行血淋淋的独裁;便是工人阶级专政，也就是由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去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建立自己的红军,把全世界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
打倒沙皇和国王的专制制度。这一呼声是俄国在1917年发出的，得到了全欧洲的响应……
打倒由资本控制的专制制度。现在到处发出这一呼声。同时，大多数国家的工人正在发动他们的第二次革命，正在再次奋起，正在准备最后决斗。
八小时工作制！这是过去国际劳动节的口号，这一要求已经在
三个苏维埃共和国中实现了。……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全世界工人在五月一日发出的呼声。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反对协约国帝国主义者，准备向俄罗斯、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动的战争，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主张。拥护国内战争！国内战争是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者的唯一正义的战争。……
打倒法帝国主义,打倒资产阶级“联盟”，打倒要派军队到俄国去恢复地主政权、重建君主政治、使资产阶级复辟的法国强盗。
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波兰的工人们和士兵们，把枪口对准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你们的敌人就在你们自己的国家里。你们应当在后方鼓动起义，去推翻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府。……
德国和奥国的工人们和农民们。把枪口对准你们本国的资产阶级及其仆从“社会民主党人”……只有你们自己才能把你们的国家从饥饿和失业的痛苦中拯救出来。……
暴风雨已经到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火焰已燃遍全欧，这是无法遏止的。我们的先辈和导师们所期望的时刻已经迫近了。……人类中最优秀的部分的理想快要实现了。我们的旗帜，在整整几代内由工人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先烈的心血所染红了的旗帜，正在全世界飘扬。我们的压迫者的丧钟已经响了。……新的世界，光明的共产主义世界，四海劳工皆兄弟的世界，正在雷霆和暴风骤雨之中、正在血泪里、正在饥饿和无尽的苦难中诞生。
伟大的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了。让伟大的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1920年诞生吧！
《共产国际》第1期，1919年5月第21页
录入自〔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1919-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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