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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号文件党和合作社.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2号文件党和合作社报告人卡尔彼列斯（奥地利）鉴于消费合作社不仅给予社员以直接的利益，而且负有下列使命：1.通过消灭中间人和建立以消费者团体为依靠的生产组织，来加强无产阶级的力量；2.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3.培养工人独立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为生产资料和交换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准备条件[1]。大会声明，单靠合作社不能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这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的，其内容是争得政治和经济权力以实现一切生产资料和交换资料的社会化，合作社本身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有力工具，因而利用这一工具对工人阶级有很大的好处。因此，大会号召一切社会党人和全体工会会员始终一贯地成为合作社运动的积极分子，以便用社会主义精神影响合作社，防止合作社运动脱离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的任务，以及在合作社中加强社会主义团结和遵守纪律的精神。社会党人——合作社运动者的责任是在合作社中力争实现下列措施：1.利润不是全部归还给消费合作社的社员，而是拨出一部分由联社、合作社及其中心商店用来帮助贫困的社员，用来发展合作社生产，以及用于文化教育事业；2.合作社在安排社内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数额时，要商得工会的同意；3.在合作社中建立最好的劳动组织，合作社在购入商品时要考虑到生产这些商品的那些人的劳动条件。关于合作社用其资金支援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以及这种支援的规模的问题，应由各国的合作社组织自行决定。鉴于合作社运动越强大越统一，合作社便越能更多地为工人阶级服务，大会声明，各国根据本决议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创办的合作社，都应该组成统一的联社。最后，大会声明，工人阶级在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极其关心如何使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合作社组织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而又不破坏它们各自的独立。---------------------------------[1]列宁建议在决议的“为生产资料和交换的民主化和社会化准备条件”这句话里加上“在推翻资本主义以后”。委员会没有接受这一建议。在委员会会议上对整个决议进行表决时，列宁和捷克代表摩尔达契克投反对票。——编者注 |
第201号文件党和合作社.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1号文件党和合作社（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1]）代表大会认为：(1)无产阶级的消费合作社能够减少各种商业中介人的剥削，影响商品供应者企业中工人的劳动条件，改善合作社职员的生活状况，在这些方面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改善。(2)这种合作社能够在罢工、同盟歇业、政治迫害以及其他变故期间给工人支持，因此对于无产阶级的群众性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会起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代表大会指出：(1)只要生产资料还在那个不加以剥夺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手里，通过消费合作社可以取得的改善只能是极不显著的改善；(2)消费合作社不是同资本直接进行斗争的组织，它同其他阶级的类似组织一样，可能造成一种错觉，以为不用进行阶级斗争和剥夺资产阶级，通过这些组织就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代表大会号召各国工人：1.加入无产阶级的消费合作社，尽力促进它们的发展，同时坚决保持这些组织的民主性；2.在消费合作社中通过坚持不懈的社会主义宣传，帮助向工人传播阶级斗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3.与此同时，努力使工人运动的一切形式尽量更加接近；代表大会同时指出，生产合作社只有成为消费合作社的组成部分，才能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有用。---------------------------[1]本决议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宣读奥地利和比利时的调和性的决议以前提出的；后一决议最初由委员会通过，后来又在全体会议上通过。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中参加委员会的有列宁同志和沃依诺夫同志（卢那察尔斯基）。——编者注 |
第200号文件关于国际团结.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200号文件关于国际团结报告人谷格列尔（瑞士）鉴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特出的国际性质和从第一国际以来无产阶级所保持的传统，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号召：在劳动同资本的斗争达到很大规模，以致掀起斗争的那个组织中的工人显然无力把斗争进行到底时，一切国家的工人应该从各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出发，最大限度地在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援斗争中的同志，履行国际工人团结在这方面所要求的义不容辞的义务。资本的势力集中在巨大的托拉斯、卡特尔和企业主的全国的和国际的联合组织中，而工人则把自己的力量联合在各国的总工会中。因此，目前这两种彼此对立的力量的集中是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在资产阶级的挑动下，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爆发工会的大规模行动，例如：1889年在丹麦，1909年在瑞典，1910年在德国。由此可见，在最近几年里，阶级斗争势必更加普遍和集中，因此工人阶级应该更加关心，在必要时能够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支援由于缺乏国际团结而被迫屈服于资本的整个国家或整个部门的工人。大会责成工会国际确定各种最合适的国际工人团结的形式。至于在最近期间，大会建议：在各工会组织之间建立国内和国外的最密切而持久的协作；修改在内容上妨碍迅速地相互大力支援的工会章程；改善并加强各社会民主工人报刊之间的国际联系。使面临或已经发生大规模斗争的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记者们认识到，他们的职责就是迅速而精确地向其外国同行报道发生的事件。外国记者则必须直接利用这些材料在各处唤起对工人阶级的关怀和同情，并及时地驳倒为资本服务的报纸和新闻机构为制造社会舆论而散布的几乎全部捏造的“新闻”。大会认为，就是从这一点来看，在一切国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报刊，使广大人民群众不受资产阶级报刊的麻痹影响，对于整个工人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 |
第199号文件[1]工会运动的统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199号文件[1]工会运动的统一报告人普列汉诺夫（俄国）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确认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的决议，特别是其中的这一部分，即每一个国家的工会运动都应该在组织上保持统一，这是在反对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然而，在多种语言的国家中，统一的工会应该绝对尊重其会员在文化和语言上的独特性。大会同时声明，任何想把国际的统一的工会分裂成分立的民族组织的企图，都是违反本决议的原则的。特委托社会党国际局以及工会国际秘书处协助各直接有关政党，以协商和社会主义友好的精神来解决由此而可能产生的冲突。-----------------------[1]原书编号误为第190号。——译者注 |
第198号文件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198号文件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委员会报告人累德布尔（德国）代表大会认为，近几年来，虽然召开了和平大会，各国政府发表了和平主义的宣言，但是军备却大为扩张。例如，在最近这一阶段以建造主力舰为内容的海军军备竞争，不仅使国民财富无谓地消耗在不必要的用途上，而且直接成为经费不足和不能拨款进行社会改革和实现劳动保护法的原因。同时，这一竞争还造成沉重不堪的间接税负担和国家财政的极度混乱，从而使一切国家面临民穷财尽的危险。正是这种军备近年来在威胁着世界和平，而且将来也还要永久威胁世界和平。鉴于军备的这种扩张威胁着人类的文明、威胁着各国人民的幸福、威胁着群众的生活，代表大会在确认以往历届代表大会、特别是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决议的同时，特指出下述情况：在各国劳动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能够引起战争的争论和分歧。从实质上来说，战争不是别的东西引起的，而是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国际经济竞争，以及作为资产阶级对内统治和在经济与政治上奴役无产阶级的最有力工具之一的军国主义所引起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彻底消除。战争加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负担最重，使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最深，因此工人阶级最关心消灭战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各国有组织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世界和平的唯一可靠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代表大会再次号召各国工人党向全体无产阶级，特别是向青年阐明产生战争的真正原因，并以各国人民友好的精神教育青年。大会再次指出，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有责任全力反对扩张军备和拒绝为此给予任何拨款，并希望这些代表：1.不断要求必须由国际仲裁法庭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纠纷；2.经常提出关于普遍裁军、首先是签订关于限制海军装备和取消海上捕获权的协定的建议；3.要求停止秘密外交并公布国与国之间现存的和将要签订的一切条约；4.不断要求各族人民的自治，并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军事侵略和各种压迫。在各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社会党国际局将给予它们以各种支援，寄给他们以必要的文件，并将竭力统一所有这些党团的活动。为了防止军事冲突，大会赞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反对军国主义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只要存在着战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帮助下，通过有力的、一致的行动，尽一切努力，采取他们认为最恰当的一切办法来阻止战争。当然，办法将是多种多样的，这要看阶级斗争的尖锐程度和总的政治形势而定。如果采取了上述种种措施而仍然爆发战争的话，他们就应尽一切努力尽速制止战争，并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最深的社会阶层，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为了保证上述措施的实现，代表大会责成社会党国际局在发生国际冲突时，组织有关国家的工人政党协商安排防止战争的共同活动。在任何时候，当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时，而被征求过意见的各国党在执行决议方面又表现迟疑或动摇时，这时候即使只有一个有关国家的代表提出要求，社会党国际局也必须召开国际局和国际议会委员会的紧急会议，这种会议应该立即在布鲁塞尔或视情况在其它比较适宜的地方举行。（格律恩堡：《国际和世界大战》） |
第197号文件瓦尔扬和凯尔-哈第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建议.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197号文件瓦尔扬和凯尔-哈第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问题的建议代表大会认为，在一切用以制止战争的手段当中，最适宜的是工人总罢工，首先是供应战争物资（武器、火药、运输工具等）的那些工业部门中的工人总罢工。以最有效的方式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也同样是必要的。 |
第196号文件反对死刑.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196号文件反对死刑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文明认为死刑是黑暗的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野蛮制度而加以斥责。当时，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来说，进步和人道的理想并不是空话，因此各国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便都宣布反对这种在法律的掩盖下系统进行的残暴屠杀，认为它使文明受到了玷辱。从那时候以来，在这方面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之间的日益加剧和尖锐化的斗争，逐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切国家的法律生活的中心，它使得走向衰亡的现代资产阶级，在抛弃其它各种民主和解放的信念的同时，也不再反对死刑。不仅如此，现在统治阶级自己也日益频繁地使用死刑这一可耻的武器，来反对那些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腐朽糜烂而产生的现象，以及用暴力镇压战斗的无产阶级。不久以前，在德国和某些其它所谓文明国家里，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主张必须实行死刑。一些卓越的现代刑法家不久前主张根本修改避难权制度，这种修改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涉及君主国家的逃亡者时，实际上就是恢复死刑，甚至连在荷兰这样一些已在几十年前废除死刑的国家中也无所例外。在法兰西共和国，近几年来议会否决了关于废除死刑的法案。在美国，死刑被用来作为反对工人阶级工会斗争的武器。在为自身生存而斗争的有组织的矿工当中，有几个先进战士几乎遭到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在芝加哥合法屠杀中倒下的值得人们永远纪念的牺牲者的同样命运[1]。在西班牙，腐败的反动政府利用合法屠杀作为报复手段和反对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武器。最后，在俄国（这里在一般刑事犯罪方面早已废除死刑），自从工人群众发动伟大的革命起义，反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杀人就没有停止过。成千成万的人经过军事审判的卑鄙骗局而被判处死刑，鲜血流遍了整个俄国；所有这些都是当着整个文明世界的面公开进行的，而西欧文明的资产阶级知识界的代表人物却丝毫不加反对，甚至相反地，俄国的刽子手政府还受到欧洲资产阶级的精神上和财政上的支持。听到费勒尔被判处死刑而曾经大为激动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却无动于衷地看着腐败的俄国专制政府为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2]而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因此，如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反对死刑这种野蛮制度的最重要的责任最大的战士。只有各国社会党的宣传教育，只有广大劳动群众通过政治斗争和工会斗争而在文化上获得提高，只有一切国家的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才能有力地制止玷辱文明的死刑。在哥本哈根开会的各国工人阶级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代表，要彻底揭露那些积极和消极维护各种形式的合法屠杀的人们的罪恶。他们号召所有国家议会中的工人阶级代表不断要求废除死刑。工人阶级代表在议会中的活动以及一切有关的政治事件，都应该用来作为在群众大会和工人报刊上积极宣传废除死刑的材料。-----------------------[1]这里是指1887年11月11日处死四个美国社会党人——施皮斯、恩格尔、费舍尔、帕尔松斯——的事件，该四人是在1886年5月4日芝加哥炸弹爆炸案中被无辜判处死刑的。——编者注[2]指1905年革命。——编者注 |
第195号文件关于各国社会党的统一.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195号文件关于各国社会党的统一提案人保·路易（法国）根据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有关各国党的统一的决议，鉴于无产阶级是统一的，因此国际的每一个支部都应该是统一的组织，它们为了本国和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有责任消除各种内部分歧，又鉴于只有统一，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力量和影响才得以增长，因此，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号召到目前为止仍处于分裂状态的国际各国支部尽快地恢复统一并授权社会党国际局促成这种统一的实现。 |
第194号文件失业与失业保险.content{FONT-SIZE:12pt;LINE-HEIGHT:25px;FONT-FAMILY:"宋体"}.contentIMG{MARGIN:7px}.TitleLinks{TEXT-ALIGN:center}.TitleLinks.content{LINE-HEIGHT:20pt}.TitleLinks.contentIMG{MARGIN-TOP:7px;MARGIN-BOTTOM:7px}A:link{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visited{COLOR:#0033cc;TEXT-DECORATION:none}A:active{COLOR:#0000ff;TEXT-DECORATION:none}A:hover{COLOR:#ff0000;TEXT-DECORATION:underline}functionsetVariables(){if(navigator.appName=="Netscape"){v=".top=";dS="document.";sD="";y="window.pageYOffset";}else{v=".pixelTop=";dS="";sD=".style";y="document.body.scrollTop";}}functioncheckLocation(){object="object1";yy=eval(y);eval(dS+object+sD+v+yy);setTimeout("checkLocation()",10);}上一页目录页下一页第194号文件失业与失业保险报告人阿道夫·布劳恩（奥地利）大会认为，失业现象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不开的，这种现象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消灭时才能消除。只要现社会继续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基础，防止失业现象的一切措施都不过是治标的办法。大会要求实行普遍义务保险，这种保险应该用生产工具所有者的资金来兴办，并由工会进行管理。选出的工人阶级代表应该不断地向社会当局要求实行下列措施：1.定期地进行精确的失业统计；2.兴办足够的公共工程，并保证失业者能够按照工会规定的工资标准领得工资；3.在危机时期拨给失业救济会以紧急救济金；4.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因发给失业者以救济金而缩小他们的政治权利；5.成立职业介绍和失业救济所，在这种组织内各个工会应该同心协力保证工人的自由和利益；6.以立法方式规定缩短工作日；7.在通过立法实现普遍保险以前，社会当局应该鼓励成立失业互助会并予以补助，但是这种补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限制工会的自治权。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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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7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希望您不要以为我没有写信哪怕有一点是由于偷懒或者粗心。事实是，我接到您的信后就立刻写信给《爱尔兰人报》的编辑皮哥特先生，打听从哪里能弄到奥顿诺凡-罗萨先生的相片。皮哥特先生答复我说，他不能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线索（英国政府禁止出售芬尼亚社社员的相片），但是他把我的信转给了罗萨夫人，因为也许她可以为我弄到一张她丈夫的相片。于是我天天等着罗萨夫人来信，但毫无结果，我想，再等下去也没有用，因此写这封信问问您，随信寄去的不久以前《爱尔兰人报》刊登的复制相片［注：信头上库格曼注明：“没有罗萨的相片”。——编者注］对里塞先生是否有用？这张相片当然很糟，但总比没有强。
要是放弃刊登罗萨相片的绝妙想法，那是很可惜的。登相片会使约翰牛大伤脑筋，因为英国政府最怕大陆上了解到它对于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可耻虐待。调查监狱情况其实只是为了掩盖已经泄漏出来的令人讨厌的真相。在进行这次所谓弄清事情真相的调查前夕，对囚犯的看管比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密，使他们无法把他们所受到的待遇告诉给自己的朋友。几天以前，有一个犯人的妻子卢比夫人去探视丈夫，要把他母亲去世的消息（儿子受难引起的悲伤加快了卢比夫人的死亡）告诉给他，虽然这个不幸的女人已整整三年没有见到丈夫，却不许他们单独见面，必须有狱卒在旁监视。卢比夫人被领进一个装着粗大铁栅的大铁笼子，卢比从囚室被带进另一个装着同样铁栅的笼子，和他夫人所在的那个笼子相隔一定距离。犯人旁边站着一个狱卒看着，准备在犯人哪怕有一句话涉及对囚犯的待遇时进行干涉。
但是可怜的卢比用不着诉苦，他那苍白、消瘦、露出皱纹的脸非常雄辩地说出了可怕的事实真相。的确，卢比夫人甚至没有认出自己的丈夫，他大大变了样，老多了。由于如此处心积虑地把犯人的朋友排斥在外，犯人的证词也不予公布，所以不难料想，整个委员会自始至终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而由于即将开始的调查将由狱官、狱卒和看守随心所欲地讲述情况，因此搞到最后，卖身投靠的报刊文人会用鲜艳的色彩描绘英国监狱生活的美妙，而把奥顿诺凡-罗萨的诉说斥为谎言！
关于里塞先生的书所必需的序言性短文[598]，我求恩格斯帮忙，他办事一向热情及时，立刻给我寄来了附上的这篇短文［注：弗·恩格斯《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编者注］，我认为它会使德国读者发生兴趣的。
关于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我要遗憾地说，由于这个倒霉的巴黎赌棍［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我们早已筹划的旅行不能实现了。在目前形势下没有护照当然不能旅行，而要取得护照又谈不上。英国政府甚至对有英国国籍的人都不发给护照。关于这件事摩尔自己要给您写信。请告诉特鲁特亨［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过几天我也要给她写信倾吐我的失望，并请转告她，我觉得她变得太懒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收到她一个字。
您对战争是怎样想的？我们还没有从时局变化引起的惊讶和愤怒中恢复平静。有人认为法国人不是为推翻帝国而斗争，而是要为它的扩张牺牲自己，不是去绞死波拿巴，而是要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这种想法人们是不会轻易接受的。几个月以前，当革命在巴黎看来就要成为事实的时候，谁能料到有这种事呢？沙文主义在十九世纪的复活的确是一场令人作呕的丑剧！[599]
该把这封长信寄出去了。衷心问候亲爱的特鲁特亨和小弗兰契斯卡。
亲爱的“医生”，忠实于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598]指按诗人托马斯·穆尔所著《爱尔兰旋律》谱成的爱尔兰歌曲集，书名是《爱尔兰竖琴》（《Erins-Harfe》）。歌曲集是歌唱家约瑟夫·里谢于1870年在汉诺威编辑和出版的，马克思和燕妮1867年住在库格曼家里时认识了里谢。看来序言中并未采用这封信中提到的恩格斯的短文。——第704页。
[599]这封信写于1870年7月19日普法战争爆发前两天。燕妮上了撒谎的波拿巴主义报纸的当，对战争前夜法国的公众情绪作了错误的估计。巴黎和外省的沙文主义示威游行都是政府依靠警探和游民组织的。1870年7月保尔·拉法格告诉马克思，在巴黎“警察不得不假装出热情的样子，好使人信以为真……”。——第70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7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12日于伦敦]星期二晚上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我作了一番调查后刚刚回到家里，赶快把结果向您报告一下。我找到一所房子，它座落在非常美丽和方便的地方，因此得到我们大家一致的好评。燕妮和杜西是同我一道去的，两人都觉得好极了。由于位置好和设备完善，它当然要比施鲁兹贝里别墅贵一些，后者的主人至少要五十五英镑。现在说的这所房子要六十英镑。它就在樱草丘旁边，因此从窗户朝街的所有房间都能看到优美开阔的景色，而且空气充足。此外，周围的街道上有各种各样的店铺，您的夫人可以自己去购买所有的东西。现在说说内部的情况。地下室有一大间漂亮的厨房，炉灶很大。旁边是一间带有大澡盆和壁炉的宽敞的浴室、洗衣间和各种柜子、煤窖和一个较深的地窖，地窖目前虽然还没有地板，但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凉快的酒窖；一个小的、很小的庭园，只够晾晾衣服之类。其次，一楼有两间漂亮的房间，用双扇门隔开。后面一间的窗户不是一般的窗户，而象漂亮的玻璃温室一样，或者，如果您愿意这样说的话，是加大的窗户，因此房间既明亮又爽快。二楼前部是一间漂亮的大房间，第二间略微小一些，没有双扇门。三楼是三间卧室：两间很大，第三间略微小一些，维修情况都很好。楼下两间刚刚糊了壁纸。我想您未必能找到更好的房子，我相信它会使您的夫人很满意。它实在是太敞亮，太令人喜欢了。几乎用不着走出屋子就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和看到成千上万的人。
您和您的夫人亲自来看看自然很重要，而且要尽可能快一些，因为位置这样好的房子恐怕很快就会租出去。如果这所房子不中您的意，我在附近还找到另外两所，不过位置没有那样好。最好您的夫人立刻和您同来亲自看一下。您知道，她到我们家来，我们全家将由衷地感到高兴。关于这件事请您立即写信告诉我们，我们是继续找下去还是你们自己来。
我很希望今晚就把这封信寄出去，好让您明天一天能仔细考虑这一切。
匆此。
您的燕妮·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1870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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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和盖尔特鲁黛·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5月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库格曼先生和库格曼夫人，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寄来的美好礼物。我不知道我更喜欢哪个，是版画还是歌曲，我的眼睛和耳朵都一概应接不暇。袖扣摩尔很满意，花的确做得十分精致。摩尔看到莱布尼茨的壁毯也非常高兴，立刻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给它安排了地方，我们把它挂在壁炉上面的墙上。［注：见本卷第489页。——编者注］可惜蓝色的壁毯纸弄坏了描写凯撒之死的优美版画，把它染上蓝色了。整个说来，版画由于包装不当而受到损坏，考尔巴赫的《故事》有的地方扯破了。不过我们希望工匠在配框子时能把它修好。箱子昨天（星期六）下午才到，在路上大概很久了。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我也要感谢你们的亲切来信和对我生日［注：5月1日。——编者注］的良好祝愿。亲爱的“医生”，听说您又病了，我很不安，希望很快得到好消息。摩尔也感到不舒服，因为他感冒很厉害。莫丹那别墅的其他居民，包括四只猫和一只狗，都很健康，但从上星期日巴黎传来了刺杀波拿巴的阴谋被揭露的消息后，一直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您当然会从德国报纸知道，低能的法国政府起初企图把国际牵连到这一事件中去，国际的巴黎支部和里昂支部的许多成员已被逮捕。[468]奴颜婢膝的英国和法国报刊当然要利用这一机会对国际进行猛烈的攻击，并且要求它们的政府把这个万恶之源的可恨团体加以查禁。尽管如此，法国政府仍然不得不声明，国际和这个阴谋毫无关系，其会员被捕的罪名只是他们加入了“非法社团”。摩尔写了一个声明，由总委员会一致通过，其中否认了国际同这一案件有任何关系。［注：卡·马克思《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编者注］
法国政府断言，古斯达夫·弗路朗斯先生同阴谋有严重的牵连，由于这个人在英国，所以法国政府秘密要求英国政府将他引渡；但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清楚，这样做要使他付出首相的职位做代价（就象帕麦斯顿在西蒙·贝尔纳案件中的遭遇一样［注：见本卷第482页。——编者注］），他声明，内阁在没有得到弗路朗斯先生犯罪的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对这一案件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法国政府也没有掌握弗路朗斯先生的任何罪证，即使认为他向巴黎寄钱是为了在起义爆发时用炸弹武装人民一事属实，这也并不能说明他和刺杀皇帝的图谋有任何关系。上星期日（我的生日），当“阴谋”被揭露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弗路朗斯先生正在我家，因此您很容易设想，我的生日绝不是平静的，也不是愉快的。我们那时甚至还不知道弗路朗斯先生是否有立即被捕的危险。他是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弗路朗斯的儿子，他本人著有关于人类学一书［注：古·弗路朗斯《人类史。法兰西学院举办的有机界自然史讲座》。——编者注］，在法兰西学院讲过课。他把学者和实干家非凡地结合于一身了。
阴谋带来的好处是迫使“十二月的英雄”［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扔掉了自由主义假面具而现出了原形。“白色恐怖”制度统治着巴黎。昨天所有的反对派报纸都被没收，人民陷于绝望。谁也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
我在继续给《马赛曲报》写稿，我的几封信被爱尔兰的民族主义报纸《爱尔兰人报》引用了[597]。现在我正等待来自爱尔兰的关于政治犯待遇的消息。如果最近我得不到答复，我就得认为我寄给犯人妻子的信被英国政府扣留了。我署的是自己的真名，真糟糕！
发信的时候到了。我亲爱的特鲁特亨，请代我吻可爱的小弗兰契斯卡，并多谢您的好意。
尊敬您的燕妮
妈妈和杜西致最热情的问候。
忘了告诉您，甘斯博士来看过我们三次。他给我们送来了几场歌剧票。
注释：
[468]由于准备在法国举行全民投票（见注456），从1870年4月底起在全国开始逮捕社会主义者，罪名是他们参加国际工人协会，以及“参与”巴黎警察局长比埃特里捏造的反对拿破仑第三的阴谋活动（所谓布卢瓦案件）。1870年5月5日《公报》发表了第二帝国总检察官格朗佩雷的起诉书，他指控许多人包括弗路朗斯参与了所谓的阴谋活动。同一天的《高卢人报》报道说，当时呆在英国的弗路朗斯似乎遭到英国警察的通缉，从而不得不躲起来。——第481、502、700页。
[597]1870年4月2日《爱尔兰人报》第40号摘要登载了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第二篇文章。1870年5月7日《爱尔兰人报》第45号全文发表了第六篇文章《爱尔兰的土地暴乱》。
关于燕妮·马克思论述爱尔兰问题的文章，见注425。——第70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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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1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向您说明，为什么摩尔没有回您的信。他腋下长痈已将近三星期了，可怜的摩尔疼得连胳膊都不能动。医生两次把痈切开。手术后顿时感到很舒服。现在我高兴地告诉您，我们亲爱的病人又差不多完全恢复健康了，当然，他仍旧感到很虚弱，这是他所经受的巨大痛苦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目前，在这一切已经过去的时候，我认为这个病发展到极期是件好事，因为摩尔已难受了好几个月。您会记得，在汉诺威时他的身体就非常不好，到最近还是这个样子，时好时坏。
您和雅科比的通信他很开心。［注：见本卷第415—416页。——编者注］根据这位可敬的绅士的漫无条理的答复来判断，您的信一定相当厉害地刺痛了他。
我还要肯定一下我已收到您给我的信。信的内容使我大吃一惊，并且使我非常希望知道“艺术家协会”中的庸人们的最后决定。如果考虑到，加入这个协会的是汉诺威社会的精华，那末上层阶级的“文化”倒的确是他们可以自鸣得意的东西，而他们就是凭这一点自以为大大高出于工人阶级！只可惜，这些糊涂虫能够使您不胜其烦并且占去您那么多时间。
我请求您和亲爱的特鲁特亨［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原谅我没有早日告诉你们，拉法格家里来了一个小陌生人。1月2日保尔通知我们，一个女孩在歇希-米迪街出世了。她比她哥哥［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整整小一岁，因为两个孩子同一天生。［注：1月1日。——编者注］几天前劳拉写信给我们说她已经好多了。
随她的信一起寄来了一大包很有意思的法国报纸——《马赛曲报》、《钟声》、《改革报》、《号召报》和《国家报》。这些报纸对法国的现状作了精彩的描述。首都一片吵嚷和激动，令人难以置信。各个政党，甚至各个活动家，都在互相争吵。罗什弗尔同他以前的朋友和拥护者韦莫雷耳、维耳梅桑等等等等成了仇人，他公开指责他们是警探，而这些人在自己的机关报《费加罗报》上照样回敬。至于邦塞耳之流、甘必大之流、佩尔坦之流、法夫尔之流等等，这类满口大话、口若悬河的吹牛家已完全破产，销声匿迹了。
经验已使人民懂得，从爱吹牛的“左派”那里能得到什么东西。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于在维克多·努瓦尔出殡[390]时露面或者在议会中断然说出自己的主张。罗什弗尔在勇敢的老拉斯拜尔的支持下把他们歼灭了，使他们变成了行尸走肉。不管李卜克内西怎样试图坚持相反的意见[593]，罗什弗尔在巴黎已是众望所归，现在每个人都明白，他在出殡那天为防止同军队冲突而采取的行动是多么聪明。如果李卜克内西读了《国家报》，他就会相信，卡桑尼亚克并不掩盖他对“人民不懂得为自己的信念而死”、“他们没有高举红旗”这件事的愤怒，政府的态度也由此可见。在这以前，凶狠的小丑卡桑尼亚克哀号：
“革命者历来是勇敢的人，有原则的人，为理想而战斗的人，并且懂得，大炮也好，步枪和刺刀也好，在要求自己权利的人民的袒露的胸膛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594]
实在说，这个“袒露的胸膛”本来会成为“十二月的英雄”［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的大炮和步枪的求之不得的靶子的，尤其是因为它们都分布在巴黎的郊区，那里无法构筑街垒，因此十万名士兵在那里不会象在巴黎的狭窄街道那样有和人民发生肉搏的危险。
此外，《人民国家报》对克列索的罢工也作了不正确的叙述。[595]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这不是事实。他们仅仅要求，他们的疾病互助基金由他们自己管理，而不让施奈德先生管理，此外还要求不解雇他们的同事工人阿西，而解雇一个压迫他们的工头。这就是这次罢工的真正原因。法国政府和官方报刊宣称罢工是“人工刺激”的结果。《国民舆论报》的盖鲁先生“指出具有很大权力的秘密社团在发布口号和指示”。[596]这些社团自然是指国际，据说罢工的领导者阿西从国际拿了五万五千法郎。《泰晤士报》转载了这些说法并且加以肯定。如果这些说法是真的就好了！可惜国际在自己的活动中还赶不上这些可敬的人的出色臆造。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有一些被派往克列索的士兵很快就和矿工交上了朋友。其中四人将提交法院审判，因为他们企图把自己的同事拉到人民方面。
约克郡也发生了罢工，因为工人要求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疾病互助基金并抗议企业主不许工人结社。结社权从1824年起在英国就作为法律条文固定下来了，因此企业主的行为实际上是直接违反国家法律的，尽管如此，政府还是按照企业主的要求派兵供他们使用。
罢工的详情和克列索的罢工完全一样，自由立宪的英国和专制压迫的法国毫无差别：两国军队都是整装待命，以便枪杀工人，因为他们胆敢主张自己有足够的才智来管理自己的钱——管理他们用辛勤劳动获得的储蓄。
据一家英国报纸在克列索的通讯员估计，工人由于罢工每天损失八千英镑（工资），而企业主每天损失达四万英镑！！！
请代我向特鲁特亨［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致最热情的问候并感谢她的信，我很快就要给她写信。还请您告诉她，我要请她转交小猫头鹰［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一只小手镯，这是指定给她的。她既然坚决反对共产主义者，那她会重视我对私有财产的尊重的。不过说正经的，我的确不希望看到这只手镯戴在特鲁特亨手上，因为它太“粗糙”了。
摩尔向伯爵夫人［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小猫头鹰和整形运动的大师［注：路德维希·库格曼（暗指库格曼向马克思建议的疗程）。——编者注］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390]1870年1月10日，比埃尔·拿破仑·波拿巴亲王在自己的家里杀死了记者、共和派报纸《马赛曲报》的撰稿人维克多·努瓦尔。努瓦尔是作为因受辱要求与亲王决斗的《马赛曲报》撰稿人布朗基主义者巴斯噶尔·格鲁赛的监场人去找比埃尔·拿破仑的。这个杀人事件发生在奥利维耶自由派内阁取得政权几天以后，自由资产阶级曾希望靠它进行一系列改革。努瓦尔的被杀在民主阶层激起极大的愤慨，并促使法国的共和主义运动大大加强起来。——第410、696页。
[593]1870年1月22日《人民国家报》第7号的“政治评论”栏对罗什弗尔力图防止在维·努瓦尔出殡那天发生不必要的流血的态度作了否定的评价。罗什弗尔被描绘成“无原则、无节操的人”，“捣乱分子”，而不是革命家。——第696页。
[594]燕妮·马克思引用了1870年1月15日《国家报》发表的卡桑尼亚克写的社论。——第697页。
[595]指克列索的施奈德机械制造和冶金工厂的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发生在1870年1月下半月，有一万多名工人参加。罢工起初是为了抗议解雇那些就退休基金交给工人管理问题同厂方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在政府军队开进克列索以后，罢工具有了政治性质。波拿巴政府用大逮捕把罢工镇压下去了。罢工的领导者之一是机械工人阿道夫·阿尔丰斯·阿西。1870年1月26日《人民国家报》第8号叙述了罢工的经过。——第697页。
[596]燕妮·马克思引用了1870年1月28日《国民舆论报》发表的盖鲁的文章《罢工》（《LesGrèves》）。——第69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0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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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1月17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先生：
邮包很少象我们昨天收到的那样来得正是时候。箱子刚刚打开，五十名端正的好汉刚刚在厨房里站好队，艾伦大夫就带着他的助手、一位年青的苏格兰医生来给可怜的摩尔动手术了。因此，手术刚一结束，摩尔和他的两位医生就能够用名贵的勃劳恩别尔葡萄酒来提神了。这次情况又很糟。八天来我们采用了过去曾多次见效的一切办法，压布、松脂腊膏等等，等等，但毫无效果。肿瘤愈来愈大，疼得不能忍受，而脓肿总是不破。非切开不可。因此摩尔终于决定采取无法避免的措施——请医生。在深深地切开以后，他立刻感到很舒服，尽管他今天早晨还没有完全摆脱疼痛，但总的说来毕竟是好多了，可以指望在几天以后痊愈。不过我现在要对他的过失开列一个正式清单。他从德国回来特别是在远征汉诺威[582]之后，身体不好，不停地咳嗽，他不去关心自己的健康，却非常热心地研究起俄语来，很少外出，饮食不定时，在腋下的痈已经肿得很大并且变硬以后才给人看。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最近这几年我多少次暗自盼望您搬到这儿来啊！！那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但愿最近这次考验对他是个警告。亲爱的恩格斯先生，请您目前在信里一点也不要提到这件事。现在他很容易动怒，他会大生我的气的。但是对我来说，向您倾吐心中的痛苦是多么舒畅，因为我完全没有力量使他的生活方式稍有改变。在他再到曼彻斯特去的时候，也许可以让龚佩尔特同他严肃地谈一次。龚佩尔特是唯一受他信任的医生。我们家里现在普遍瞧不起任何医学和任何医生，但他们仍旧是必不可少的灾难，没有这个是不行的。
您对劳拉送给我们的第二个新年礼物［注：指拉法格夫妇生了女儿（见本卷第696页）。——编者注］有什么看法？我希望这种快速度能停下来。否则很快就不得不唱起：
1、2、3、4、5、6……
10个小黑人！
注释：
[582]1869年9月中到10月初，马克思偕同女儿燕妮住在汉诺威的库格曼家里。他沿途到过布鲁治、列日、亚琛和科伦；曾到过济克堡的狄慈根处，然后到波恩和美因兹，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保·施土姆普弗家里住了一天，造访了维斯巴登。马克思和燕妮在1869年9月18日左右到达汉诺威（见本卷第351—352页）。——第685、694页。 |
二1849年6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二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则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6月的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所领导的，胜利自然是把政权变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而无力抵抗的巴黎压倒在他们脚下了，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戒严状态的精神气氛、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耀武扬威、扬眉吐气的骄横以及农民肆无忌惮的私有狂。这样，在下层方面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击破的同时，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击破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界是“改革报”[21]。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4月16日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当它背后有无产阶级为其后盾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作为同盟者已遭到轻蔑遣弃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堕落到了替三色旗共和党人保镖的地步，他们不能从三色旗共和党人那里取得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共和党人统治亦即共和国仿佛受到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共和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自始就是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的。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除非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就甚至不敢出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暂时团结到了卡芬雅克周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救主，而当反共和党在六月事变后不久又重新独立出现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状态只容许它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1830年起，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集团以其作家、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为代表，以其名位野心家、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集聚在巴黎“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立有自己的分馆。“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国家职位——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力，而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已成为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了。同时他在接见宾客时，却又象一个司礼官执行着代表“正直的”共和国款待宾客的职责。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因怀着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而有一种谬见，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愈是降低，制宪议会就愈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党人的选票；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末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的生命和活动并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了，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活生生地腐烂掉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舞台前头给可敬的观众表演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或是不经审判就实行放逐。制宪议会居然老实承认，它把6月的起义者不是当作罪犯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首先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6月事件和5月15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党派和民主主义党派的领袖们在这些事件中所参加的活动。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实行复仇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化身，这个nullitégrave〔目中无人的小人〕，这个艰涩的空谈家，不只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还要和那些把他的内阁首相地位弄掉的革命家算账。当然保险他一定要狠狠地干上一通！正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诉讼案，这个案件归结为如下各点：3月17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害，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这番博学的刑事探究工作引伸到2月24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做了回答[22]：2月24日事件是一种罗马开国奠基的事件啊。国家的起源散失在神话世界中，而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自身清洗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对抵押征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了；限制工作日为10小时的法律被废止了；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一大部分的文盲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他们的选举权又何尝不可以一并剥夺呢？重新施行了报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他们急忙实行为旧有资产阶级关系恢复其旧有保证，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个将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斗争得最热狂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marchandsdevin〔酒商〕、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铺奋然而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店里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的是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的是他们的债权人。当街垒被击毁，工人被击溃，而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官方代理人堵住了，他拿着威胁的通知单迎接了他们。期票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拯救这种财产，正是反对他们自己，——是为着那些将房屋租给了他们住的房东，是为着那些给他们期票贴了现的银行家，是为着那些贷给了他们现金的资本家，是为着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售卖的工厂主，是为着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而拯救这种财产。恢复信用！但是，恢复了元气的信用已表明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和满怀复仇心情的凶神，这首先就表现于它把那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室儿女一起逐出了住屋，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则抛进了那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赫然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它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它那从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样地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6月以后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产阶级算清大帐，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帐了。在巴黎，过期的期票总值在2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来就没有缴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犯罪，那末小资产阶级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纠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用威胁口吻申述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商人在他已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他的生意情况在2月24日以前曾是良好的时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而债权人则必须在偿付少量利息的条件下取消自己的诉讼。这个问题，曾以《concordatsàI’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室儿女数千人在圣丹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阶级看见复活的六月幽灵就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就又变得强硬无情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concordatsàI’ami-able——友好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这样，当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代表早已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推开之后，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经济的意义：小资产阶级债务人被交给资产阶级债权人去任意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concordatsàI’amiable，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最厉害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在文森监狱囚禁着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银行家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的大批破产不免涉及比直接受害者更多得多的人，因而重又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流转，同时六月起义的耗费又更加扩大了国家财政赤字，国家财政收入又因生产停滞、消费和输入缩减而愈益降低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只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是破产和拍卖，而卡芬雅克部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以及在马拉斯特这位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旗武士的沙龙里大家对“年轻的社会救主们”纷纷表示的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通过自己的“国民报”用以吸引了一部分军队和农民同情的那些民族幻想，已经尽行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扮作仲裁者串通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只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Carthaginemessedelendam〔迦太基应被毁灭〕这句话过日子的；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而“国民报”是曾要求过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的。历史的恶作剧竟使“国民报”的前任外交组编辑员巴斯蒂德当了法国外交部长，使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曾一度相信，军事专政将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并不体现着用军刀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专政，而是体现着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兵士现在只需要当作宪兵用。卡芬雅克板着一副古老共和主义委屈求全的面孔，隐藏着他甘心屈从于做资产阶级的官所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L’argentn’apasdemaî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竟也和制宪议会一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所应该进行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要拟定出这个形式，要拟定出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也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已经存在着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郑重其事地登录了共和国成立的事实，施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存在的事实。于是，它就登录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4年的总统制。其次，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5月15日和6月25日的惊吓后专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那种非常权力，也提高成为根本法了。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术语问题。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先前任“国民报”总编辑而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颇为贤能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象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那必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火山爆发即将到来的时候，还在预备划分地界来更精密地确定地产的范围。制宪议会在理论上从事于制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的精确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它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sansphrase〔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状态来支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延长了戒严状态的期限。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党派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时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这次的宪法却根本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autravail》——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droitàl’assistance——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horslaloi——法律之外，也就不免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作邪说来加以诅咒。但制宪议会还不就此罢休。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实则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还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于“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攻击的手段。
在concordatsàI’amiable〔友好合同〕问题上，三色旗共和党人实际上是为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既用立法方式禁止了累进所得税，就是把上面这一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革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既然如此，到底还有哪个阶级留作为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来重新巩固旧经济关系，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曾打算利用旧社会关系巩固的机会来恢复那些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在10月初，卡芬雅克就已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延做共和国的部长，尽管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和最狂热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临时政府险些侵犯到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了。于是，它所推翻了的一个国王，就化身为这种终身制的法制刑讯官而成千倍地复活起来了。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则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不大理会这些矛盾的。既然他们已经不是必要的人物，——他们只有作为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先锋队才是必要的人物，——所以，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降为一个派系了。宪法在他们手中是一个大阴谋。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系的统治。总统应该仍由卡芬雅克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继续。他们打算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弄成一种虚构。他们甚至指望能很容易地利用虚构来经常恐吓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其从六月事变时期的两条道路中选定一条：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已于10月23日结束了。在9月2日，制宪议会决定在未颁布补充宪法的所谓必要的补充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早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生命活动尚未终结很久之前，就已要使它自己的产儿即总统出现于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一定会称得起是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选举权就由国民转归制宪议会行使。
真是无益的谨慎！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里面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它所找到的却竟是“伯父的侄儿”。扫罗－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5倍[23]。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反映出奸诈的天真，反映出矫揉造作的高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迷信，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滑稽剧，是一种荒诞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Plusd’impôts，àbaslesriches，àbaslarépublique，viveI’Empereur！》——“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一个富人共和国。
12月10日发生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coupd’état〔政变〕。自从他们把法国的一个政府取消而给它创出了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视线就经常注向于巴黎了。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角色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制宪议会的倒台，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公开和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实行决裂，这个集团想要在宪法中把暂时的东西固定起来而使他们马上就感到不能容忍。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怯点头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24]。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了最多方面的［注：“平庸的”：德文是einf?ltig，本来含义是“单重的”，转义为“平庸的”。“多方面的”：德文是vielf?ltig，本来含义是“多重的”，转义为“多方面的”。——编者注］意义[25]。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所有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连同这个名字写出如下的口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enbloc〔共同〕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表示反对卡芬雅克，并且是为了把全部选票都集中于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使制宪议会没有可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党派的普通名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称——前者是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称，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称。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领袖高呼投拉斯拜尔一票。而投拉斯拜尔的票只是带有示威的性质；这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群众抗议；同时这又是投票反对赖德律－洛兰；这是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党派脱离民主主义党派而分立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党派，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者——山岳党，对赖德律－洛兰的候选是象它惯常庄严地愚弄自己那样十分认真的。不过，这是它要想与无产阶级对峙而作为独立党派出现的最后一次企图。不仅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前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在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现象的毫无生气的讽刺图象罢了。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着1798年辞句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这样，迷信1793年的传统和迷信拿破仑的传统同时都归于结束了。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点又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了可能的事情。可以说，12月10日事件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粗野的玩笑打破了对旧革命作经典式比拟的迷梦。
12月20日，卡芬雅克宣布退职，制宪议会就宣告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月19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若把自己不经审讯而判处15000个起义者流放的6月27日法令宣布取消，岂不就是表示自己根本否定六月屠杀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首相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个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自12月10日，而是始自1804年的上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总理职务不是始自12月10日，而是始自2月24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下旧的内阁以缓和政府的变动，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于人世，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被用坏。
他选择的这个办法是资产阶级各保皇派的领袖们提示给他的。这位旧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是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桥梁，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桥梁，当然是更为合适的了。
奥迪隆·巴罗乃是那个唯一因从未争到首相位置而未及丢尽脸面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各个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使它们不只在行为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作一团可恶废物尽行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望，——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作为一个总理所具有的自持力和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自负心理。在他前面镜子里容光焕发的是基佐，——就是那个向来都令他羡慕和经常都把他当作小学生轻蔑看待的基佐，——简直就是基佐本人，但是却生着奥迪隆的奥林匹克式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到自己身上的一件东西——迈达斯的耳朵[26]。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表露出来；他原是一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而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教徒的法卢又作为信仰部部长跟他联成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掌握了。法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样样俱全，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了。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扮演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27]。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已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局——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的君主制走卒的手中去了。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一身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团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司令。这种官职上的更迭，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主义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演员部位、戏剧动力、冲突本质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不过那过了时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到共和国已经建成的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这个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在大地已创立成功之后，它的创造者除了逃到天上去，就别无他事可作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仿效他的榜样，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如果说它已被夺去了行政权力的一切杠杆，那末它手中不是还留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主权岗位，并借着这个岗位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一推翻巴罗内阁而代之以“国民报”派的内阁，则保皇派的官吏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将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要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予了国民议会一个方便得简直是它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施行攻击的绝妙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目中，路易·波拿巴是意味着打倒捐税！可是，他在总统椅子上还只坐了6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巴罗内阁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其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也就很高兴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借以推翻内阁，又能够借以扮成保护农民利益的角色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1/3，从而使5亿6000万的国家财政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来静待内阁的辞职。你看它对于它自己周围的新事物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该是多么不了解啊。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公然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从此就开始了贯串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生存时间的长期决斗。1月29日事件、3月21日事件、5月8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中的journées〔巨大事件〕，是6月13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1月29日事件看成是国民议会与总统在宪法上的矛盾的表现：一面是具有主权、不许解散、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只在纸上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则也象国民议会一样由普遍投票批准的总统；并且总统一身集中了百倍分散地分配于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的全部选票；况且总统掌握有全部行政权力，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飘荡于行政权力之上。对于1月29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在议会中、报刊上、俱乐部里表现的斗争语言形式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根本不是代表着同一个宪制权力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波拿巴并不是一个跟立法权力对立的行政权力。波拿巴乃是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这个共和国和自己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具相对抗，和资产阶级中革命派的名利为怀的奸计和思想上的要求相对抗，这一派人建立了共和国，现在却因发觉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完全象一个复辟的君主国而感到惊异，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连同它那些特殊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勉强延长下去，不让那个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最终完成的和典型的姿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是代表着滚回到它中间去了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了还没有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了已经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当选一事，只有当一个名字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已经表露的时候，只有当这个事实已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了一次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已于12月10日被宣告废止了。这样，在1月29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一方为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另一方为已经建成了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个阵营里是个不大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共和国成立，用巷战和恐怖手段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式的特征；另一个阵营里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主义大众，——唯有它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剥去宪法的那套思想上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真正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暴风雨，是在整整一个月后中酝酿建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宣布辞职。但巴罗内阁却为回报这点而提议制宪议会自己对自己表示最终的不信任，判处自己以自杀死刑，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提交了制宪议会，提交了这早在8月间就已决议在它尚未制定许多补充宪法的必要的补充法律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拥护内阁的富尔德向制宪议会率直地声明说，解散制宪议会是“为恢复陷于动摇的信用”所必需的。的确，制宪议会一味拖长临时状态，硬要弹劾巴罗而使波拿巴跟着成为问题，弹劾波拿巴而使业已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成为问题，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奥林匹克式的巴罗立刻就变成了狂怒的奥兰多，因为他已感觉到了人家又要把他终于弄到手了的内阁总理位置夺去，连两个星期的总理老爷福也不会让他享足，这个位置是共和党人已经一度迫使他等待了整整一个“德村尼姆”即一连10个月之久的啊。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来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了。他嘴里最柔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它此时确实也只是代表着过去了。巴罗又讽刺地补充说：“它不能在共和国周围确立什么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设施。”确实如此！随着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态度受到挫折，它的资产阶级精神也受到了挫折，而随着它对保皇党的敌视态度重新复活，它的共和主义热情也重新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设施来巩固它所再不能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依靠拉托的提议，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大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处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的一束一束的billets-doux〔情书〕，都或多或少断然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并立下自己的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其中表示请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拿破仑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表示赞成或表示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态复活了。请愿是对12月10日事件的补充注释。这种鼓动在1月里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制宪议会在它与总统发生的冲突中，不能借口说它是普选权的产儿，因为敌人正是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它的。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是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1月6日和26日试图过的那样用表示不信任的方法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当时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各中心机关——俱乐部。六月事变的英雄别动队在12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也好象在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厂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先前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一经决定要把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就粗暴地攻击了国家工厂一样，波拿巴的内阁一经决定要把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时，就来向别动队进行攻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解职和抛到了街头上，另一半则被重新改组，由民主制的组织改成了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地位，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有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表示承认自己在6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总统，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团结了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一切制宪分子，所有一切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和用强力手段把它回复到原有状态，想要把它变为表现他们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党派。凡已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凡从革命运动中所结晶出的一切，又都重新消溶了；斗争又是为着各个党派各有其不同理解的含糊的二月共和国而重新开始了。转瞬之间，各个党派重又采取了它们旧有的二月时期的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又来依靠“改革报”方面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党人（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调解和团结），并在俱乐部里准备着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把“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看作复活的六月起义者，原是不差的。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部长福适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刻不容缓的法案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所谓刻不容缓性的问题，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法案，其内容是说内阁因犯违反宪法罪应交付法庭审判。其实，提议把内阁交付法庭审判不是意味着泄露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一个软弱无力的抗议，而就在这样的时候却偏偏要这样做，——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每次危机关头打出的那张伟大的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准备对同一个议会在道义上把5月15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令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同是这个议会还曾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罪犯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在对制宪议会扮演着保皇党的布朗基角色，而制宪议会已在跑往俱乐部去，想从革命无产阶级方面，从布朗基党方面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方面转交他们“国民报”派所设计的hautecour〔最高法院〕，来和制宪议会为难了。值得注意的是，怕失去内阁位置的恐惧心竟从我们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相比的机智珍珠！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起义者的问题上，又回复了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与总统和内阁的斗争中不得不走上起义的道路，那末总统和内阁在与制宪议会的斗争中则不得不走上政变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能把制宪议会解散。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消灭自己的共和主义的法律基础。那时他就只有拿出皇帝的权利，而皇帝的权利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权利，但这两种权利都是比之正统王朝的权利相形见拙的。合法共和国的颠复，只能使它那个对极物即正统王朝重新得势，因为这时奥尔良党人还只是二月事件中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事件中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都只是自己那种从君主国方面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权利。正统主义者知道情况对他们有利，就来公开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能盼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28]。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公开宣告过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有一次被顺利镇压下去的起义，就可使内阁免除一切困难了。“合法性会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起义就使人可能借口挽救salutpublic〔社会治安〕来解散制宪议会，借口拯救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粗暴的发言，建议封闭俱乐部，公然撤销50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党人，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凌辱别动队长官，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为人所不容的列米尼耶教授被恢复职位，正统主义者的狂妄行为受到宽容——凡此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起义势力总是默不做声。它所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最后，1月29日来到了，在这一天要讨论马蒂约·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波拿巴党人、别动队、山岳党、各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阴谋活动，既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和谐广场检阅一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有声有色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作为交错起来的一切希望、疑惧、期待、酝酿、紧张、阴谋汇集中心的制宪议会，猛如雄狮，在这个对它空前严重的世界历史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的举动好象是一个战士居然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还觉得自己应该保全敌人的武器。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自己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它自己已处于戒严状态之下，于是就把自己的立宪活动以巴黎戒严状态作为必要界限而加以限制。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1月29日所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而它的这种报复办法是和它相称的。山岳党暴露了自己缺乏革命斗志和政治见识，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做这出阴谋大喜剧中的宣告人。“国民报”派作了最后一次企图，想要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过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1月危机时的问题是在于制宪议会的存亡，而3月21日危机时的问题则是在于宪法的存亡；前一场合是关系到“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场合则是关系到这个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是把他们超然物外的思想出卖得要比世俗政权的占有权便宜些的。
3月21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是福适所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8条保证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须知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组织独特工人国家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和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体面运用了笼统的公式，那末难道没有政府和国民议会来解释并在具体场合运用这个公式吗？而且，如果说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因戒严状态而被禁止了，那末难道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就不能依法加以禁止吗？三色旗的共和党人所能用来反对这样平淡解释宪法的，不过是宪法上的堂皇辞令罢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累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头目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禁止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委员会的房子里去“开了一个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没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法定票数。这时克莱米约先生在委员会的房子里及时地提起，从这里出去的道路直接通到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就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随着是再度受欺的山岳党也回去了。山岳党经常为革命的念头所苦恼，但它同样又经常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是对宪法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解决，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充满了异常愤慨的气氛。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到耻辱和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法兰西共和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谋害，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赖德律－洛兰照例在主席桌上放了一份控告内阁——这一次并且是对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旬就派遣了一队军舰到契维塔未克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载往法国。教皇得去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要连同教皇把神甫勾上，连同神甫把农民勾上，而连同农民又把总统位置勾上。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的目的说来虽是一个选举广告，同时却是对罗马革命的抗议和威胁。这里面包含有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协同奥地利和那不勒斯一起进行的干涉，是于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坐在内阁里，这就是意味着教皇坐在罗马，并且是坐在教皇的罗马里。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保持教皇权力来为自己保持农民的拥护。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他们一失去信仰，就会失去轻信态度，而他们一失去教皇，就会失去信仰。至于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那末须知在恢复国王之前，必须先恢复那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主义思想，——若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若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若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若没有宗教，那末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所享有的对于天国幸福的抵押权，保证着资产者对于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恢复了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权力。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同的联盟，是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的。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内阁当即表示否认，于是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面的事项了。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总是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但是，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分内的事情，那末假装相信这种拯救共和国体面的谎言，就已是国民议会分内的事情了。
这时，皮蒙特被攻破了，查理·阿尔伯特宣告退位了，奥地利军队叩着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提出了激烈的质问。但是内阁已证明了，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予全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适当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必须是或者让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蒙特一并陷落下去，或者是法国向奥地利，亦即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民公会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末法国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某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掩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出发；4月16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给内阁拨发12万法郎的军费，以便使它能把地中海上准备随时用以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3个月之久。这样，国民议会就授给了内阁为干涉罗马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反对奥地利。它没有看见内阁所作的事，只是听见内阁所说的话。这样的信仰，甚至在以色列也是找不到的。制宪议会陷入了不敢过问已建成的共和国应作什么事情的地位了。
最后，在5月8日，喜剧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远征意大利的进军恢复其原定的目的。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表示最崇高的谢意。5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了正是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阁员们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撕碎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能在这里扮演富吉耶－丹维尔的角色，但也不过是在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暴露出自己身上那张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罢了！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月29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3月21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5月11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等于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5月4日前两日，还称心满意地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哩。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为那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所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抛弃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表示否认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所以它就只知勉强复活自己的尸体，经常召唤着六月胜利的魂灵，重温着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着已被判处的人们，这样来使自己能确信自己还存在于人世。真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财政赤字，并且这种赤字更因六月事变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人奴役制度而给予种植场主的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酒税的取消而增大了；酒税这一项是制宪议会临终时才取消了的，它活象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乐于给自己幸福的继承者硬加上一个令人身败名裂的债务。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互相敌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所谓“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党人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特别的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所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派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乃是代表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奥尔良乃是代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其相互间的竞争。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不是以正统主义者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主义者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并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是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各自只知道自己的特殊政治制度的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相反，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将它加以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当然是把它当作自己朋党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顶峰上站立着联合的保皇党人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则同样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派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末他们的化学结合的产物却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了；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一定要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互相中和起来。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倾向于作为自己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全部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不免要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咬牙切齿地同意保存共和国形式，最后却竟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统治自然使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个集团都加强起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恢复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生存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秩序党拥有巨额的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有支部，它以薪资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于全部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作是天然保护他们那种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公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住这样一种欺人之谈，即仿佛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其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及波拿巴党人。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是一团迷信的老弱残废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往立法议会送进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已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表，即山岳党，曾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联盟，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曾如何由于concordatsàl’amiable〔友好合同〕被否决，由于人家蛮横坚持资产阶级利益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相互间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2月大宴会上它们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了社会民主党，即结成了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一度因紧跟六月事变而来的绝望挣扎陷入了麻木状态，从撤销戒严状态时起，即从10月19日起，又接连不断地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颤抖。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布尔热的审判案[29]，在这次审判案当中，与总统、联合的保皇党人、“正直的”共和党人、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人物对比起来，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象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于社会表面的，或者是只能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庞然大物；选举鼓动；对布莱阿的刺杀者之处决[30]；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政府对于宴会运动所施行的暴力的警察干涉；保皇党人的蛮横挑衅；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象被悬在耻辱柱上；制宪议会与已建成的共和国之间的不断斗争，这斗争每回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上去，每回都使胜利者变为失败者，失败者变为胜利者，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匈牙利人民的光荣斗争；德国各处的起义；远征罗马；法军在罗马城门前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心动魄的起落中，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对于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自己的发展时期，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因为一则他们已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再则红党答应给予他们的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是空幻免除租税，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主义者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
甚至军队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票拥护波拿巴，原是表示拥护胜利，但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原是投票拥护一个小士官，本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统帅，而他却还给了军队许多高傲的将军，实则他自己竟还是一个平凡的士官。无庸争辩，红党，即联合的民主党，纵然得不到胜利，也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省份，都必定要投票拥护红党。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在5个省内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人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前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许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不免要投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在制宪议会生存的后半期中，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热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在“国民报”派全能时代被摈出了舞台的山岳党，现在随着“国民报”派因态度不彻底而听受保皇党内阁压制的程度而抬起头来，并且获得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各派即保皇主义各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而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他们的物质利益要求着民主的机构。与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而由于革命斗志的表现只是限于进行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极端措施，所以这种重要角色的意识就使他们变得更为勇敢了。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与秩序党的斗争，必定首先把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提到第一位来。
“国民报”派，“quandmême〔坚决〕的宪法之友”，républicainspursetsimples〔纯粹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选进了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个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之奥菲士［注：奥菲士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唱家。——译者注］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31]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5月8日的冲突重又恢复。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的违反宪法炮击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固然并不是去打巷战，而是去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不过是1848年6月的既可笑又拙劣的滑稽模仿罢了。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由于被秩序党封为伟人的尚加尔涅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2月20日，只存在有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只存在有总统。5月28日，补全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在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了历史生辰簿上的；在1849年6月，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由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了这个生辰簿。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尼密吉达［注：尼密吉达是希腊神话中的报复女神。——译者注］。在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毁灭。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大权独揽，——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注释：
[21]“改革报”（《LaRéforme》）是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9页。
[22]指1848年8月28日“辩论日报”的社论。“辩论日报”（《JournaldesD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desDébatspolitiquesetlitt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41页。
[23]据圣经上的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承继了犹太的王位。——第49页。
[24]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波拿巴党人的标志。——第50页。
[25]马克思引用的是刊载在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上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沃尔弗的通讯代号。这里的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第51页。
[26]迈达斯的耳朵，按古代神话，是阿波罗赏给弗利基亚国王迈达斯的一对驴耳。——第53页。
[27]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1849年8月26日自封为皇帝，他是个著名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路易·波拿巴总统为苏路克。杜山—路维杜尔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海地岛上黑人反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统治的革命运动的领袖。——第53页。
[28]指英国将军约·蒙克；1660年他曾利用他手下的政府军队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第61页。
[29]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热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见注19）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有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70页。
[30]布莱阿将军曾指挥一部分军队镇压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于1848年6月25日在枫丹白露哨兵站为起义者打死，因此起义的参加者有两人被处死刑。——第70页。
[31]在第一版以及以后各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都误为5月29日。实际上立法议会开幕于1849年5月28日。——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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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2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2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但愿您不要以为我是遵照我的某些祖先的遗训在渴望着报复。我迟迟没有答复您非常友好的来信的唯一原因是，我一点空闲时间都没有。您知道，每天两点钟以前我都有事[589]；此后，由于我们可怜的海伦［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身体很不好，我常常不得不把下半天花在家务上；除此以外，我翻阅了几百种报纸，从中为摩尔摘录有关金融公司的诈骗勾当等等的材料。（顺便告诉您，奥维伦德和葛尼刚刚被宣告无罪。[204]全国的资产阶级都为这两个“蒙难者”的获释而欢欣鼓舞，他们声称，这两个人自己犯的罪还没有别人对他们犯的罪多。如果这些衣冠楚楚的小偷有朝一日又被选进议会去为他们的同胞颁布法律，那我是毫不惊奇的。法官对于被告的偏袒简直令人不能容忍，连冷漠无情的陪审员们也感到吃惊，他们有一次曾为此提出抗议。）
您瞧，我不写信是有理由可以辩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得不承认，虽然您猜得很对，我并不崇拜复仇之神，但是我同样也不喜欢敬重“绵羊式的温柔”。为了向您证明我没有“以德报怨”的习惯，我判处您吞食一份极难消化的杂拌——一种地道的英国葡萄干布丁，大功告成之后，您的一切罪过都可以得到宽恕。
全家向您致新年的良好祝愿，我也衷心向您祝贺。我们听说您生病都很难过，但愿您现在已经完全好了。摩尔目前身体还不坏，当然，这是相对而言。前几天恩格斯到我们这儿呆了几个钟头。他是在去巴门的途中顺便来看我们的，他打算在巴门和他的母亲共度圣诞节。他看起来非常健康，并且由于摆脱了办事处而感到很愉快，他觉得自己在那儿就象鱼在沙土上一样。
恩格斯正在努力写他那部关于爱尔兰的书［注：弗·恩格斯《爱尔兰史》。——编者注］。您提出的有关这部书的问题，我无从回答，因为我对它的内容毫无所知。我猜想它有点象是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补篇。听说您同意我们对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我们非常满意。我们无一例外都是坚定不移的芬尼亚社社员。在顿诺凡［注：奥顿诺凡-罗萨。——编者注］当选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我们都欢喜得跳起舞来，杜西简直象疯了一样。[353]
您可以想象，一个芬尼亚社社员当选的消息在英国引起了多大的惊慌。首先是报刊，除《雷诺》和《国民改革者》外，只能异口同声地号叫：“一个苦役犯当选了——可怕！可怕！”接着，在用各种调子齐心协力地重复了这句他们认为有魔力的话以后，这帮卖身投靠的家伙就互相厮打起来：托利党的报纸责骂格莱斯顿，说这次选举是他的政策的恶果，辉格党的机关报则大谈特谈忘恩负义并且为国家的命运悲叹，说这里的和平福音和善意得到了这样的报答，叛变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进行，谋杀受到赞扬。英国政府立刻派了几千名士兵到兄弟岛去。
应当承认，正象托利党人所说的那样，格莱斯顿所采取的政教分离的措施[590]已经产生了后果。宗教狂热快要寿终正寝，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敌对状态趋向停止，奥伦治派[591]的阵营发生了分裂，奥伦治派、绿带会员[322]和芬尼亚社社员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英国政府。因此牧师的影响化为乌有了，爱尔兰的运动不再掌握在他们手里，而实际上，选举顿诺凡－罗萨这件事就是直接针对教权派的。例如，这些反对释放政治犯的绅士们曾经召开会议，打算搞出一个多少类似土地法案的东西来，但人民用强力使会议解散了，他们声明，只要犯人还没有释放，就不和英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由于政府对提出大赦等等要求的群众大会充耳不闻，人民就把芬尼亚社社员顿诺凡-罗萨选进了议会，这是对英国政府和爱尔兰世俗的和僧侣的职业宣传家的挑战，人民终于识破他们的虚伪面目了。
与此同时爱尔兰人中的最高尚的人们在英国监狱里受尽了折磨。这些人的遭遇是难以描述的。有一次顿诺凡-罗萨被白天黑夜双手反铐关在一间黑暗的牢房里达三十五天之久；在吃饭——一种稀汤，给他放在牢房的地上——的时候手铐也不除掉。总而言之，亲爱的医生，英国现在是一个恐怖之国。伦敦的东头爆发了斑疹伤寒，工人家里穷人成批地死去。医生们对穷人的尸体已经不满足了，他们在活人身上也做起实验来了，而我记得新近英国报刊还对法国进行的动物活体解剖表示过极大的愤懑。
上星期威尔士发生了一件事，叫人毛发耸然。一个威尔士农民放出风声说，他的十二岁的女儿已有两年不吃东西。虽然这个可怜的威尔士人把自己的孩子拿去公开展览收了钱，但也可能他是个半疯狂的人，相信自己的无稽之谈（威尔士有人还信巫婆等等）。然而要使伦敦一些最好的医院的医生们相信这些话，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尽管如此，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并且派了盖伊氏医院的护士到威尔士去对这个据说是断食斋戒的女孩子进行两星期观察。这些医生每天向公众发布关于这个女孩的情况的公报。他们六天不给她吃东西，第七天这个不幸的孩子死了。在女孩子死前的夜里，戴维斯医生对她的父亲说没有危险，而在讯问时这位绅士声称，他没有建议给女孩子吃东西，因为不想使这个父亲“受侮辱”。啊，多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
我要想办法把全部案情告诉您。它肯定不会使人对英国的医界产生很大的尊敬。我深信，只要有人声称他可以在烧红的铁上走路而不致烧伤，或者可以穿过窗子跳出去，就可以找到医生去研究这个问题。有朝一日我们还会倒退到神意裁判[592]哩！
致新年的良好祝愿。
忠实于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204]指1866年英国大银行之一奥维伦德—葛尼公司的破产。这次破产使很多储户破产，在全国引起了愤懑。这一事件成了法院审理的对象，1869年12月结案时，公司经理均被宣判无罪。——第192、234、313、690页。
[322]见纳·威·西尼耳《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08页（N.W.Senior.《Journals，conversationsandessaysrelatingtoIreland》.Vol.II，London，1868，p.208）。
绿带会员（出自ribbon——“带子”一词）是爱尔兰农民秘密社团的参加者，佩带绿带作为标记。绿带运动是十八世纪末在爱尔兰北部发生的，是人民对英国大地主的专横和对暴力驱逐租佃者的一种反抗形式。绿带会员袭击地主庄园，谋杀他们最仇恨的大地主和主管人。但是，绿带会员的活动没有任何共同的行动纲领，纯粹是地方性的、分散的。——第354、692页。
[353]耶·奥顿诺凡-罗萨是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被关在监狱中，1869年11月25日由梯培雷里选入英国下院。
意大利的大赦——恩格斯指意大利在1869年11月对某些同国民自卫军中的渎职有关的政治案件以及其他案件实行的局部大赦。——第371、388、691页。
[589]燕妮·马克思从1869年1月起在门罗家里给孩子教课（见本卷第203页）。——第690页。
[590]指1869年格莱斯顿实行的爱尔兰政教分离法。——第692页。
[591]奥伦治派是反动的恐怖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是1795年爱尔兰的大地主和新教教士为了反对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成立的。它有计划地挑唆新教徒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它的命名是为了纪念镇压过1688—1689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第692页。
[592]“神意裁判”是中世纪时期采用的以烧红的铁器以及开水之类来确定被告有罪或无罪的考验法。——第69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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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女儿）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0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医生！！！
您的来信和您亲爱的母亲的画像收到了，非常感谢。画像好极了，比原像还要好。我收到它很高兴。
听说您好了一些，我很愉快。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沉重损失给您带来的痛苦会逐渐消失。您想一想吧：
“经历了一场人生的风暴，她现在睡梦正酣——
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使她痛苦了。”
［注：莎士比亚《麦克佩斯》第三幕第二场（文字有改动）。——编者注］
这样一想，不是可以得到一些安慰吗？
我给门克夫人写了一封短信。非常感谢您及时提醒我，尽管我必须说明，在收到您的信以前我总还是已经想到给“小玛丽”写信了……不过……不管怎样，俗话说得好，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意铺成的。
摩尔也给她写了一封短信。他身体好多了，在汉诺威时折磨他的痛苦的咳嗽总算差不多好了。他衷心问候您并请您原谅他不给您写信，因为他正在忙着读一本论述俄国农民状况的书［注：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编者注］（刚刚用俄文出版的，他读起来很吃力）。从这本书看来，俄国农民的状况恰好和富于想象的凯里所描绘的相反[586]，丝毫不值得羡慕。“俄国没有幸福”。这本书出版得正是时候，它很重要。摩尔要在他的第二卷[11]里公布这本书中的事实。
这些时候第一卷的法文翻译工作在继续进行。[359]一个月以后第三章[587]就可以译好并着手校阅了，至少几天以前访问过译者的保尔（拉法格）在信里是这样说的。
保尔在给我们的信里写道：
“在一所简陋的房子的一间陈设更加简陋的房间里，那儿只有两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张床和几个书架”，——
他碰见凯累尔先生（译者）在埋头工作。凯累尔先生年轻、聪明、充满热情。保尔为他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欣赏他的“充沛的工作能力和精力”。的确，谁能不和他一样感到非常高兴呢？这个年青人为了自己的研究（他研究好几种科学，但主要是研究社会科学）而过着相当贫困的生活。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工厂主，他管理他父亲的工厂七年，但是这种“狱吏的职业”使他厌恶了，他辞职不干了。
保尔在凯累尔先生家里还遇见两位社会主义者。他给我们来信说：
“社会党已在巴黎成立并且开始跃居首要地位；他们虽然没有报纸，但是在举行公共集会并且进行个别的宣传鼓动”。
毫无疑问，社会党是在西蒙之流、佩尔坦之流、邦塞耳之流、甘必大之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法国人懂得，空桶格外响；他们看见过这些满口大话、架子十足的说教者是怎样逃跑的，他们不会相信这些人的善良意图，不会相信这些人的信念：“今天逃跑了，明天还可以战斗”。
这一星期伦敦最大的事件是芬尼亚社社员为要求政府释放被囚禁的爱尔兰人而举行的示威。[338]杜西从爱尔兰回来后[588]成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的爱尔兰人，因此她非说服摩尔、妈妈和我同她一道去举行大会的海德公园才肯罢休。这个伦敦最大的公园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孩子。连最高的树枝上都爬满了人。据报纸估计，到会的将近七万人，不过这是英国的报纸，因此这个数字无疑是大大缩小了的。示威者拿着红色、绿色和白色的旗子，上面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例如：“时刻准备作战！”“不服从暴君就是对上帝尽职。”还有许多红色雅各宾帽在空中飞舞，比旗子还高，这些帽子的主人唱着《马赛曲》；这个场面和这些声音恐怕大大地打搅了在俱乐部里享用波尔图酒的常客。
第二天即星期一，所有的报纸都猛烈地攻击这些该死的“外国人”，并且咒骂他们在英国登岸的那一天，因为他们要用自己血红的旗帜、嘈杂的合唱和其他恐怖行为来教坏安分守己的约翰牛……
喝茶的时候到了——我答应给杜西烤几个栗子；您得谢谢您自己的运气或者不如说谢谢这些栗子，否则我就要无尽无休地乱涂下去了。（您一定认为我总也停不下来了。）
全家向您致最衷心的问候。
亲爱的“医生”，忠实于您的燕妮·马克思
我用您的大名鼎鼎的头衔称呼您，看来会使您感到惊奇。请相信我并没有因这个头衔而对您有忌妒之意。在“我们新社会”里将不怎么需要治疗身体的祭司；他们将和自己治疗精神的同行一起完蛋，不过目前希望您享受您的头衔——在它还存在的时候！附上维尔特的相片。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338]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见注24）；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都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的请愿书。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这些要求。1869年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了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示威游行的详细叙述见本卷第689页），在示威游行之后，总委员会通过了呼吁英国人民捍卫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由马克思、鲁克拉夫特、荣克和埃卡留斯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问题提得更加广泛，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广泛地讨论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64—669页），并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3—434页和本卷第373—374页），这个决议草案于1869年11月30日由总委员会通过。——第361、645、689页。
[359]指《资本论》第一卷法译本，它是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员沙·凯累尔翻译的。凯累尔于1869年10月着手工作。他曾把译稿寄给马克思，马克思作了修改（见本卷第623页）。凯累尔参加了巴黎公社，公社失败后流亡瑞士。工作没有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完整的法译本是由约·鲁瓦完成的，1872—1875年以分册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后来装订成书（关于《资本论》法译本并见注42）。——第377、399、688页。
[586]指亨·查·凯里的《社会科学原理》（《Principlesofsocialscience》）一书。关于这本书的详细情况见本卷第377—388页。——第688页。
[587]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一章的是整个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01—345页）。——第688页。
[588]爱琳娜·马克思于1869年9月6日至23日随同恩格斯和他的夫人莉希·白恩士在爱尔兰旅行。——第68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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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妮·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注：年代是库格曼写上的。——编者注］9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先生：
要不是我天天盼望从我们亲爱的旅行者那里得到比较确切的消息，我早就回答您寄自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的亲切来信了。自从他们从列日发出第一封也就是最后一封信以来，我们完全失去了他们的行踪。但是我想，现在他们经过一番漫游之后，这个星期总会到达您那儿了[582]，所以我把今天的《泰晤士报》和前几天的一号《派尔·麦尔新闻》寄给你们共同阅读。
关于代表大会［注：国际工人协会巴塞尔代表大会。——编者注］，除我附上的《派尔·麦尔》有一篇混乱不堪的无稽之谈外，这里的报刊是噤若寒蝉的。今天《泰晤士报》第一次打破沉默，发表了一篇十分善意的、有条理的、扼要的文章，这篇文章由于有美国代表［注：凯麦隆。——编者注］的发言，在这儿，特别是在法国，会引起很大的注意。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许多用语、措辞和“埃卡留斯笔调”使人猜想是我们的“格奥尔格”［注：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编者注］写的，如果一般说来可以承认他能这样掌握分寸的话。[583]
这些时候这里积压了一大堆报纸和信件，我简直不知道是否值得花力气和邮费把它们寄到大陆上去。它们的内容目前大部分已经过时。列斯纳关于代表大会写了三篇很好的详细报道，李卜克内西却写来了两封废话连篇的信，不看更好。[584]埃卡留斯谈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说“布莱特曾写信给伦敦所有报纸的编辑部，请求他们不要刊登任何关于我们的会议的报道”，这是一个美国人告诉他的，而这个人说是从《纽约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斯莱克先生那儿听来的。也许这件事多少可以说明报界保持沉默的原因。
如果《泰晤士报》再发表几篇报道，其余的报纸就会追随这个带头羊，那时代表大会的成功就有把握了。无论如何，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就会比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更大些。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结果，似乎只是使“我们的伟大导师斐迪南”［注：斐迪南·拉萨尔。——编者注］除拥有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份正式公报外，又有另一份半正式公报——李卜克内西的小报［注：《民主周报》。——编者注］。他们甚至在巴塞尔也试图再一次把倒霉的施韦泽丑闻放到突出的地位，以便使人们认为似乎国际的任务只是使“铁人”［注：拉萨尔（暗指他的“铁的”工资规律）。——编者注］的原则具有国际意义而不要它的严密的组织。[585]
只要我一听到我们亲爱的“流浪者”到达您那儿的消息，我就立刻把几封有意思的私人信件寄往汉诺威。劳拉和她的丈夫以及非常可爱的小家伙［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到我们这儿今天整整四个星期了。他们在着手准备回巴黎。可惜母子都不象我希望的那样好。可爱的小孩不舒服，因为他开始长牙，一切常见的征候都已出现。讨人爱的小脸蛋变得又瘦又小，亮晶晶的小眼睛在苍白的小脸上显得更大了。他是个非常快乐的、文静的小男孩，这小猴子走后我们要感到寂寞了。
请代我向您亲爱的夫人［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致衷心的问候，代我吻小弗兰契斯卡［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并请接受我最友好的问候。
您的燕妮·马克思
注释：
[582]1869年9月中到10月初，马克思偕同女儿燕妮住在汉诺威的库格曼家里。他沿途到过布鲁治、列日、亚琛和科伦；曾到过济克堡的狄慈根处，然后到波恩和美因兹，在德国社会主义者保·施土姆普弗家里住了一天，造访了维斯巴登。马克思和燕妮在1869年9月18日左右到达汉诺威（见本卷第351—352页）。——第685、694页。
[583]1869年9月15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埃卡留斯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见注286）最初几次会议的报道全文引用了美国代表凯麦隆在大会上的发言。——第685页。
[584]指列斯纳给马克思的信，这些信详细说明了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进程。列斯纳一共寄来五封信，发信日期是1869年9月6、7、8、9和11日。李卜克内西关于代表大会的信保存下来一封，发信日期是1869年9月7日。——第686页。
[585]李卜克内西在巴塞尔代表大会9月7日会议上的报告中涉及了他和施韦泽的分歧，同时批评了拉萨尔的观点。而在李卜克内西任责任编辑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也发现个别的拉萨尔论点，如所谓“铁的”工资规律。——第68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阿尔诺德·卢格致施泰因塔耳(1869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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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诺德·卢格致施泰因塔耳[579]
曼彻斯特
1869年1月25日于布莱顿帕克街7号
敬爱的施泰因塔耳先生：
在发出这封信的同时，我把马克思论述资本的书也给您寄去了。
我向您致深切的谢意！这一时期我坚持不懈地钻研这本书，虽然另外我还不得不做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作。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清楚地、往往是尖锐地阐明了社会的各个时期的发展、灭亡、分娩时的痛苦和可怕的苦难日子。
对来自无偿劳动的剩余价值的阐述，对原先是为自己劳动的劳动者的剥夺的阐述以及对即将发生的剥夺剥夺者的论证，都是经典性的。
第745页上的结语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这个否定的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80]
马克思有渊博的学问和运用辩证法的出色才能。这部书超越了许多人和许多报刊作家的视野，它无疑会给自己开辟道路，尽管它研究的范围很广，然而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它将产生强大的影响。
作者在第608页上提到宗教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581]
而要把人解放出来，仅仅消除这种糊涂观念是远远不够的；不仅如此，甚至在人们失掉自己的统治者的时候（法国人或西班牙人曾经遇到这种情况），他们自己又给自己安上了一个。
尽管如此，我还是祝您1869年幸福！但愿这一年和以往的年代一样！热情问候施泰因塔耳夫人和海德曼先生！
完全属于您的阿·卢格博士
注释：
[579]卢格1869年1月25日给施泰因塔耳的信是同施泰因塔耳友好的威·施特龙在2月4日转寄给马克思的。马克思曾把这封信的内容告诉过恩格斯、波克罕和库格曼。他在1969年2月11日把信寄给了库格曼（见本卷第576页）。——第683页。
[580]卢格引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德文版第744—745页，但引文有出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32页）。——第684页。
[58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681页。——第68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1868年4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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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自白
[1868年4月初于伦敦]
您喜爱的优点：
一般人………………………………愉快
男人…………………………………莫管闲事
女人…………………………………善于安置物品
您的特点：………………………………凡事一知半解
您对幸福的理解：………………………饮1848年的沙托-马尔高酒
［注：一种葡萄酒商标；选择的年代暗示1848年的革命事件。——编者注］
您对不幸的理解：………………………找牙科医生
您能原谅的缺点：………………………各种各样的无节制
您厌恶的缺点：…………………………伪善
您厌恶的是：……………………………矫揉造作、傲慢不逊的女人
您最不喜欢的人物：……………………斯珀吉昂［注：著名的洗礼教派传教士，狂信者。——编者注］
您喜欢做的事：…………………………捉弄人和被人捉弄
您喜爱的英雄：…………………………一个也没有
您喜爱的女英雄：………………………太多了，一个也举不出来
您喜爱的诗人：…………………………“狐狸-莱涅克”
［注：恩格斯指的是歌德；他的长诗《狐狸-莱涅克》是以著名的中世纪《狐狸故事》的德文本为蓝本的。——编者注］、莎士比亚、阿里欧斯托等等
您喜爱的散文家：………………………歌德、莱辛、扎梅耳松博士
［注：曼彻斯特的德国眼科医生，文学俱乐部的成员（恩格斯这时正患眼病）。——编者注］
您喜爱的花：……………………………风铃草
您喜爱的颜色：…………………………任何一种，只要不是苯胺染料
您喜爱的菜：……………………………凉菜：沙拉热菜：爱尔兰焖肉
您喜爱的格言：…………………………一无所有
您喜爱的箴言：…………………………从容不迫
弗·恩格斯
注释：
[578]弗·恩格斯的玩笑性的《自白》，是按照马克思的长女燕妮的纪念册中保存下来的手抄稿第一次在本卷发表的。——第68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6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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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68年1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格斯：
摩尔又一次受到他的宿敌——痈的袭击，最近长出的这个痈弄得他坐着很不舒服，因此他要求我替他写这封短信。
关于为《双周评论》写的那篇文章[16]，我要告诉您，这不仅仅是一篇通常登在这个杂志末尾的书评之类的短评，而是一篇论文，篇幅要和这个杂志通常发表的论文一样。
我还要请求您尽快把那几号旧的《法兰西信使报》［注：见本卷第6、19、20页。——编者注］寄回来。
我们全家向您衷心问好，并且希望您不久前“经受”的频繁的圣诞节娱乐不致影响您的健康。亲爱的恩格斯，
永远爱您的劳拉·马克思
注释：
[16]指恩格斯打算为《双周评论》杂志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书评写于1868年5—6月间，但被编辑部拒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26—350页）。——第8、16、24、40、68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附录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68年1月10日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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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68年1月10日以后]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贝克尔先生：
我没有早日答谢您最近的一封这样亲切的来信，请不要因此生我的气。遗憾的是，我没有写信的原因是极不愉快的。我的可怜的丈夫几个星期以来又被他那沉重的、痛苦的、由于经常复发而有危险的老病缠住了手脚。他一再被迫不能做任何事，再没有比这更使他苦恼的了。而恰恰在目前有许多事情要做，人们需要第二部分[11]，而且世界又开始燃烧起来，虽然暂时使用的还只是“希腊火”［注：希腊人用来烧毁敌方船只的一种混合燃烧物。——译者注］，而不是“红公鸡”［注：意即放火。——译者注］。寄生虫和懒汉们兜里有钱，身上没病，而那些属于新世界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人们，却贫病交迫，而且大批地被带上“手铐”。这正象英国人在集会时所喊的那样：“可耻，可耻！”
我丈夫经常想念您，他由衷地尊敬和钦佩您，这是您想象不到的。他认为您的小型杂志［注：《先驱》。——编者注］无疑是最好的和影响最大的，每当我们听到从我们祖国的幼儿园或者不如说《凉亭》［注：俏皮话：“幼儿园”的原文是，《Kindergarten》，同德国小市民杂志的名称《凉亭》（《Gartenlaube》）发音相近。——编者注］传来的消息时，他总是喊道：“啊，但愿德国人中间有更多象老贝克尔这样的人！”
我刚刚以临时秘书的身分给席利写了信，并且把那个自愿担任翻译的人的信[575]寄给了他。莫泽斯·赫斯通过席利也表示愿意充当译者[42]，并且打算暂时先在《法兰西信使报》上放出几个试探气球。[57]但是我们已很久没有听到这两位先生的消息，而且从上面提到的那封信看来事情不能再拖下去了。赫斯由于受过哲学教育并且掌握了辩证法的飞跃和平衡的艺术，因此要胜过许多其他纯粹文字上的译者，但另一方面，我们这位神秘的拉比中的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内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译者注］往往不大可靠（不十分“虔诚”），往往是粗心大意的；因此如果因为他而拒绝别人的建议，恐怕是不恰当的。现在席利将充当代办并且确定谁是合适的人。
您最近那篇评论和平同盟中的二流子的文章好极了[576]，向上帝起誓（可爱的上帝虽然早已失去他在人们心中的尊贵地位，但不管愿意不愿意，还总是要在口头和笔下提到他），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见到的这类文章中最好的一篇。
渺小的戈克仍然在这儿以令人头昏眼花的高速作他的宣传旅行。波克罕本来可以干得更聪明一些，而不必给戈克一百法郎作旅费。如果金币在他的口袋里呆不住的话，那他满可以把它们挥霍掉和用别的办法花掉。我认为，有比支持这个圣徒更为重要的事情可做。阿曼特［注：阿曼特·戈克。——编者注］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那儿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为了供您消遣，我把恩格斯的信里关于这次访问的一段话［注：见本卷第15—16页。——编者注］告诉您：
“加之，昨天我接待了正在为可笑的和平同盟的事情奔忙的前独裁者戈克的来访[27]，花了我整整一个晚上。幸好肖莱马”（一位很杰出的化学家，“自己人”）“偶然来了，他看了看这个顽固不化的联邦共和派，不禁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还有此等货色存在。这头蠢驴毫无意义地重弹老调，显得更是愚蠢十倍了，而且失去了与正常的人类悟性世界（更不用说真正的思维）的任何联系。在这号人看来，世界上除瑞士和巴登州外至今依然不存在任何别的有意义的东西。不过，你对他的求援刚一作出答复，他很快就信以为真，就是说：我们彼此住得愈远，彼此来往愈少，我们的关系就会愈好。他承认布林德在福格特事件上胆小怕事，却硬说布林德还是个好样的，甚至非要你同布林德和解不可！说什么福格特不是政客，是好人，好样的，只不过是不加思索地瞎写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俩和他在一起呆上一个钟头，我们就会言归于好了；他承认福格特是个波拿巴主义者，可他并没有被收买呀。对此我反驳他说：一切波拿巴主义者都是被收买的，没有被收买的一个也没有，如果他能给我指出哪怕是一个没有被收买的，那我可以承认福格特有未被收买的可能性，否则就不行。这使他吃惊了，但他到底找出来了一个——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此外，他说，福格特总是不走运，他妻子是伯尔尼高原的一个农家姑娘，福格特……出于道德原因才娶了她。看来，福格特这个狡猾的家伙把这头蠢驴捉弄得够厉害的。但当肖莱马和我向他说明福格特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无所作为的时候，你瞧吧，他可冒火啦：他没有做过普及工作吗？这不是功绩吗？”
这就是恩格斯信里所说的。戈克一无所获地离开了。眼下在别的城市里碰运气哩。
您听到巴枯宁的消息没有？我丈夫把他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寄给他这个老黑格尔主义者了，但毫无下文。他收到没有？对于俄国人一个也不能完全信任。他们不是拥护俄国的“神父”，就是拥护“亲爹”［注：俏皮话：“亲爹”的原文是《Herzens-Väterchen》，同“赫尔岑”（《Herzen》）这个姓发音相近（暗指巴枯宁和赫尔岑的友好关系）。——编者注］，而这归根到底都是一样。反正是一回事。
这里的情况不坏。英国人被自己的影子吓得乱跑。他们一听到瓶塞迸出了的声音就以为是希腊火。约翰牛只要看到一根无害的火柴，他就想，且慢，这是用甘油、石蜡、尼古丁还有天晓得什么东西泡过的，于是拔腿就跑。总之，大家都在跑，真警察甚至比现在带着铅棒在街上维持秩序的所谓“特别警察”这样的假警察跑得还快。爱尔兰问题在一切政治纲领中占有首要地位，为了支持爱尔兰，英国人已经在集会上怒吼了，为可爱的艾林［注：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的七百年的菩提树而悲叹和号叫，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而这一切都是一根火柴和一根绞索造成的[577]。把这些先生们吓得魂不附体是多么容易啊！物质手段所引起的短暂的恐怖比几个世纪的道义谴责的作用要大。［注：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27]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戈克受同盟的委托在伦敦活动。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施加影响的企图没有得逞，便通过工联伦敦理事会领导人奥哲尔和克里默的帮助，于1869年建立同盟的伦敦委员会来压总委员会，并满足同盟抓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野心（见本卷第17—18页）。——第15、227、660、679页。
[42]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法译本的出版具有重大意义。他认为这对法国人摆脱“蒲鲁东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重要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46页）。
因此，早从1867年起在巴黎就通过维·席利同埃·勒克律进行了谈判，后者已着手与莫泽斯·赫斯合译。根据1868年1月24日席利给马克思的信判断，埃·勒克律和莫·赫斯与其说是要翻译《资本论》，不如说是要给法国读者搞个缩写本。谈判拖了将近三年，毫无结果。《资本论》法文版1874—1875年才问世（见注359）。——第25、264、678页。
[57]指莫泽斯·赫斯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他早在1867年11月就开始准备这篇供法国报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建议他在这篇文章里扼要地就《资本论》阐述一下价值理论。在1868年，赫斯曾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力图将该文发表在各种报纸上，包括《法兰西信使报》和《独立道德》。文章后来情况不详。——第39、124、678页。
[575]指卡尔德（约瑟夫·茨韦尔查凯维奇）1868年1月10日给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25页）。——第678页。
[576]约·菲·贝克尔的论文《关于和平和自由同盟》（《ZurFriedens-undFreiheitsliga》）未署名发表在1867年12月《先驱》杂志第12期上。
关于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27。——第678页。
[577]燕妮·马克思暗指伦敦克勒肯威尔监狱的一次火药桶爆炸，这是一些芬尼亚社社员的拥护者为营救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于1867年12月进行的；也指1867年11月23日三个芬尼亚社社员在曼彻斯特被处绞刑，他们是在为营救被捕的芬尼亚运动领导人而武装袭击囚车时被捕的。
关于芬尼亚社社员见注24和372。——第68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7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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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574]
伦敦
1870年7月14日[于伦敦]
［注：信上盖有椭圆形图章：“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伦敦”。——编者注］
亲爱的荣克：
附上议程一份。问题按那样顺序排列，可以减轻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工作。您了解我的用意。
忠实于您的卡·马·
1.关于取消国债的必要性问题。讨论赔偿权问题。
2.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相互关系。
3.关于把土地所有制变为公有制的实际措施（见注）。
4.关于把发行银行变为国家银行的问题。
5.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作生产的条件。
6.关于工人阶级必须按照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全面的劳动统计的问题。
7.由代表大会再次讨论关于消除战争的手段问题。
第3项注：比利时总委员会提出如下问题：
“采取实际措施在国际内部成立农业支部以及在农业无产者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无产者之间建立团结一致的关系。”
国际协会总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包括在第3项内。
下述通知不要发表，但要书面通知各个支部：
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
（1）总委员会要求各支部就1870—1871年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是否适宜的问题给本支部代表发出正式指示。
（2）如果问题得到肯定的解决，总委员会则建议布鲁塞尔作为上述年度总委员会的驻在地。
注释：
[574]马克思这封信中所附的关于改变1870—1871年度总委员会驻在地《给各支部的机密通知》和在美因兹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的议程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4、495页。——第67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格尔曼·洛帕廷(1870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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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格尔曼·洛帕廷[573]
布莱顿
[1870年7月6日于伦敦]
……翻译家的职业是非常令人厌恶的，商人的职业会为您利用闲暇时间从事学习和宣传提供好得多的条件……
注释：
[573]这里发表的马克思一封信的片断是从洛帕廷1870年7月6日给拉甫罗夫的信中摘引来的。开头洛帕廷简述了马克思这封信的内容：“今天我收到了他[马克思。——编者]寄来的一期新的《人民事业》杂志，和一封关于审讯巴黎战友[指对法国国际会员的第三次审判，见注482]的最新消息的非常亲切的便函。最后他问我，是否愿意让他给我在伦敦某个事务所找个事务员的差事”。——第67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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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6月27日于伦敦
亲爱的皇帝温采尔［注：库格曼的绰号。——编者注］：
我在曼彻斯特呆了一个月以后，本星期又回到这里，并且看到了你最近的来信。
事实上，我不能回答你我什么时候动身，甚至还不能肯定地告诉你：我究竟去不去旅行？虽然你没有问我这个问题。
去年我曾经估计，在复活节集市后，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将会再版，因而将会拿到第一版的稿酬。但是，你从信内附上的今天收到的迈斯纳的来信［注：见本卷第505页。——编者注］中可以看出，这一切都还是遥遥无期的。（请把信寄还给我。）
德国的教授先生们最近迫不得已在好些地方都提到我，虽然他们采用的方式是十分愚蠢的，例如，阿·瓦格纳的一本论土地所有制的小册子，黑耳德（波恩）的一本论莱茵省农业信贷制度的小册子就是这样。
朗格先生（在《论工人问题……》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中）对我大加赞扬，但目的只是为了抬高他自己。事情是这样的，朗格先生有一个伟大的发现：全部历史可以纳入一个唯一的伟大的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struggleforlife》，即“生存斗争”这一句话（达尔文的说法这样应用就变成了一句空话），而这句话的内容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律，或者更确切些说，人口过剩律。这样一来，就可以不去分析“生存斗争”如何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历史地表现出来，而只要把每一个具体的斗争都变成“生存斗争”这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变成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狂想”就行了。必须承认，这对于那些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说来倒是一种很有说服力的方法。
同一个朗格在谈到黑格尔的方法和我对这种方法的应用时所说的话实在是幼稚。第一，他完全不懂黑格尔的方法；因而，第二，也就更加不懂我应用这个方法时所采取的批判方式。在某一方面他使我想起了莫泽斯·门德尔森。这个不学无术的典型人物曾经写信问莱辛：他怎么想到要严肃地对待“死狗斯宾诺莎”呢？[572]朗格先生同样感到很惊奇，在毕希纳、朗格、杜林博士、费希纳等人早就一致认为，他们早已把可怜虫黑格尔埋葬了以后，恩格斯和我以及其他一些人竟还严肃地对待死狗黑格尔。朗格极其天真地说，我在经验的材料中“以罕见的自由运动着”。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
衷心感谢伯爵夫人的亲切短信。在这种“好人一个接一个地消逝”的时候，这的确是令人愉快的。不过说正经的，当你亲爱的夫人的几行短信使我回想起我和你们一同度过的美好日子的时候，我总是高兴的。
至于迈斯纳催着要第二卷[11]的问题，这项工作整整中断了一个冬天，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生病。我发现有必要认真学习一下俄文，因为在探讨土地问题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从原文材料中去研究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加之，由于爱尔兰的土地问题，英国政府出版了一套关于各国土地关系的蓝皮书（很快就出齐）。最后——请勿外传——我希望先出第一卷第二版。如果这一工作和第二卷最后的结尾工作搅在一起，那只会造成不方便。
燕妮和我向库格曼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卡·马·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572]看来是指1780年6月7日莱辛和弗·雅科比之间的谈话（见注32）。——第67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1870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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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维克多·勒·吕贝[571]
伦敦
[草稿]
1870年6月14日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阁下：
您6月11日的来信已由伦敦转寄给我了。我想向您打听一下，您从哪个报道者那里得到了荒谬的消息，说什么我是《人民国家报》的伦敦通讯员和关于您个人的一篇文章的作者。请允许我说明，我的时间是用在更有意义的题目上的。
请阁下接受……
卡·马·
致勒·吕贝先生。
注释：
[571]马克思的这封信是对勒·吕贝6月11日来信的回信。勒·吕贝在来信中询问马克思是不是1870年5月11日《人民国家报》上一篇通讯的作者。这篇题为《英国通讯》的通讯揭露了所谓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的挑衅行为，特别是它于1870年5月3日在伦敦举行的欢迎弗路朗斯的宴会上以国际名义所作的发言（见注466）。——第67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70年5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敦
1870年5月31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孩子：
长时间得不到伦敦的信息，我们开始有些担心，但是你的来信[569]驱散了疑云。我想，我们呆在这里的时间不会超过下星期初。
我的感冒还没有完全好，但是由于换了空气，整个健康情况大大地改善了。我和龚佩尔特几乎每天见面，他的治疗越有效，他的收入就越少。
这里的情况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弗雷德自从摆脱了“该死的商业”以来非常高兴。他关于爱尔兰的著作［注：弗·恩格斯《爱尔兰史》。——编者注］将是很有意义的。不过，这部著作占去他的时间比他开始设想的要多一些。著名的“达不留”［注：英文字母《W》的名称；暗指燕妮·马克思的笔名《J.Williams》（“燕·威廉斯”）。——编者注］对爱尔兰现代史如此精通，在爱尔兰史上起着如此卓越的作用，她将会在这部著作中为自己找到现成的编年史资料。
朗格的著作［注：弗·阿·朗格《工人问题》（见本卷第671—672页）。——编者注］和“爱尔兰焖肉”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全是调料汁而没有肉。这个硬充内行的蠢汉，显然想用他的“糖浆”来换取我的一些称赞，但是他大错而特错了。他对《资本论》究竟读懂了多少，从他的下述发现中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他认为我的“价值”理论同我的关于“劳动日”的论述毫无关系等等。
我们的朋友龚佩尔特越来越堕落了，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吹牛家、街头谣言的传播者、鄙俗的人。从他自己所建立的和他“继承”下来的家庭来看，这也不足为奇。这类好事实在是太多了。
杜西英姿焕发，非常快活。她高兴地发现摩宁顿宫[570]的动物界又增加了一窝新生的小猫等等。当然，她向弗雷德反复盘问过关于“威胁信”的事情；他认为邮寄的信件中涉及这种事是危险的，因为这种信件会偶然引起某个施梯伯的注意。据我所知，真正的施梯伯正在巴黎精心炮制一件新的密谋案，在这个密谋案中国际工人协会应扮演主要角色，我自然也应以施梯伯很久以前的被保护者和“真正最高秘密领袖”的身分出现。
当我在写这封短信的时候，可恶的弗雷德不断地打扰我，他不停地朗读古老的挪威史诗的“片断”。说到挪威史诗，我顺便想到，妈咪［注：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编者注］星期日是否去听卡·布林德的充满诗意的讲演了？
小达金斯是星期六晚上来的，在这里过的星期日。他是来访问杜西和我的。这个威武的地灵不时地哈哈狂笑。他的衣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马虎，——棉布领子竖立着，不扎领带，不戴苏格兰的鸭舌帽而戴了一顶肮脏的白帽子，脚上穿着就象海滨浴场上人们穿的那种白鞋。在我们星期天散步的时候——肖莱马和穆尔当然也参加了——他在人们面前获得了非凡的成功。他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好吧，请著名的“达不留”代我向妈咪和琳蘅［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致良好的祝愿。我这里非常缺少《马赛曲报》和巴黎的一切消息。席勒俱乐部[45]只订有《时报》，这大概是所有法国报纸中最枯燥的报纸。此外，它的主编是个叫作讷夫策的亚尔萨斯人。
祝你健康，我的著名人物！
老尼克
注释：
[45]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抱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在1867—1868年，恩格斯特别忙于席勒协会兴建新厦的各种事务。1868年，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邀请了卡·福格特到协会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辞去协会主席和理事会理事的职务（见本卷第141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6—367页）。理事会秘书戴维逊于1868年10月2日代表理事会请求恩格斯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恩格斯没有同意。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了。——第28、48、99、111、141、342、670页。
[569]指燕妮·马克思1870年5月30日寄往曼彻斯特的信。——第668页。
[570]指恩格斯的住宅摩宁顿街86号，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最后几年就住在这里；1870年5—6月，马克思和爱琳娜在这里呆过。——第6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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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5月5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讨厌的咳嗽使我目前不能写信，因此只能在此对你寄来的美好的生日礼物表示衷心的感谢。［注：见本卷第489页。——编者注］
忠实于你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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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568]
不伦瑞克
[1870年4月28日于曼彻斯特]
详细确切的现金出纳报告使我非常高兴。在英国这里，我亲眼看见，吸引工人参加运动和建立工人组织的许多尝试，都由于出纳和会计工作安排失当而遭到了失败，并且经常被谴责为盗用公款等等，尽管这种谴责有的罪有应得，有的则未必符合事实。因此在这方面，我可以认为我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的看法是内行的。工人拿出每一文钱都不容易，因此他们完全有权了解，这一文钱究竟干什么用了——当然，直到他们需要建立秘密基金和这种基金建立起来以前，他们都有权这样做。自从在德国也出现了无耻的鼓动家们剥削工人的现象以后，我认为财务公开恰恰在德国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说什么公布这种现金出纳报告我们就会把我党的弱点暴露给敌人，这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托词罢了。如果敌人想根据工人政党特有的弱点，即根据工人政党的财务状况来估计它的力量，那他们是肯定要失算的。财务秘密在党本身队伍中带来的坏处，比财务公开带来的坏处要大得多。
邦……［注：邦霍尔斯特。——编者注］抱怨工人消极，可是我却认为，在德国事情进展的迅速是出乎意外的。当然，有些成就是花了很大气力才得到的，对于那些要花这种气力的人来说，总是感到事情进展得太慢了。但是，请把1860年同1870年、把德国目前的状况同法国和英国的状况比较一下吧！尽管从时间上看这两个国家都是走在我们前头的。德国工人把半打多自己的候选人送进了议会，而法国人和英国人连一个也没有送进去。同时我要指出，我们大家都认为这里非常重要的是，在新的选举中要尽量多提工人候选人并尽量多把他们选入国会。
注释：
[568]1870年5月3日，白拉克和邦霍尔斯特请求恩格斯允许在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发表恩格斯1870年4月28日给白拉克的信，理由是这封信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对党内同志是重要的。如不同意，恩格斯应于5月10日以前写信告诉他们。1870年5月14日《人民国家报》发表了恩格斯的这封信的片断。这封信的手稿没有找到。——第66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70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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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拉法格
巴黎
1870年4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罗朗：
下星期二我将请杜邦提出您为候选人[562]。
同时请您注意巴枯宁的走狗罗班参加了你们的委员会［注：巴黎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罗班在日内瓦曾竭力破坏总委员会的威信（他曾在《平等报》上公开攻击总委员会[383]）并为巴枯宁在国际协会中实行独裁统治准备条件。他是专门派往巴黎进行同样性质的活动的。因此，必须密切注视这个家伙，但是不要让他对此产生怀疑[563]。
为了使您了解情况，应当扼要地谈一谈巴枯宁的阴谋。
巴枯宁加入国际总共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他是一个新会员。在和平和自由同盟[27]伯尔尼［注：此处以及下面的地方，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是：“洛桑”。——编者注］代表大会（1868年9月）上（他是这个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巴枯宁扮演了一个他最喜爱的江湖骗子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本身是荒谬的，其目的是以夸张的激进主义激起资产阶级蠢货们的恐惧。[564]由于这个缘故，当他遭到大多数人的否决时，他吵吵嚷嚷地退出了同盟，并煞有介事地在欧洲报刊上宣布了这一巨大事件。他几乎同维克多·雨果一样是一个吹牛专家，用海涅的话来说，雨果不仅仅是利己主义者，而且是雨果主义者［注：亨·海涅《目太斯》第一部分。——编者注］。
于是巴枯宁加入了我们的协会，加入了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分部。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策划阴谋。他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这个团体的纲领[222]无非是巴枯宁向和平同盟伯尔尼代表大会提出的那些决议案。这个团体是作为一个宗派创立起来的，其主要中心在日内瓦，它是一个有自己的代表大会的国际组织，它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际联合组织而存在，同时又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总之，我们的协会由于这个钻进来的秘密团体而势必会逐渐变成俄国人巴枯宁的工具。建立这个新团体的借口是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的专门目的——“进行理论宣传”。如果考虑到巴枯宁及其信徒在理论上的极端无知，会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巴枯宁的纲领就是“理论”。它实际上包含三点：
（1）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废除继承权，这是圣西门派的旧废物[565]，骗子手和无知之徒巴枯宁充当了这种废物的责任出版者。十分明显，如果有可能通过全民投票在一天之内完成社会革命，那末地产和资本马上会被废除，因而也就根本没有必要研究继承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设想有这种可能性是荒谬的），那末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周围。请设想一下，比如美国佬未能用武力废除奴隶制。那末，宣布废除奴隶继承权是多么愚蠢的行为！这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至于巴枯宁，他只是想炮制他自己的纲领。如此而已。这是一个极罕见的纲领。
（2）“各阶级的平等”。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而他却认为自己的“特殊使命”是在“理论”上开导我们。
（3）工人阶级不应当从事政治。它的任务只是在工联中组织起来。而工联借助于国际总有一天会取代所有现存国家的地位。你看，他把我的学说变成了什么样的讽刺画！既然把现存的国家改造成协作社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末我们就应当允许政府，即统治阶级的这些庞大的工联做它们认为应当做的一切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同它们打交道，那就是说我们承认它们。原来如此！旧学派的社会主义者也正是这样说的：你们不应当研究工资问题，因为你们想消灭雇佣劳动，而为着提高工资水平去同资本家作斗争就意味着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这头蠢驴甚至不了解，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
先知巴枯宁，这个没有可兰经的先知的全部理论知识就是这样。
他秘密地继续进行他的阴谋活动。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一些拥护者，在巴黎和日内瓦也有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老贝克尔愚蠢到如此程度，竟听任巴枯宁把他在一定程度上推到前台。他现在对自己的错误感到懊悔。
只是在巴枯宁认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是既成事实之后，才把情况告诉总委员会，并要求它批准同盟的章程。然而他错了。总委员会在经过仔细研究的文件中宣布同盟是用来瓦解组织的工具，并拒绝同它发生任何联系。（我将把这个文件［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寄给你。）
几个月之后，同盟的领导委员会寄给总委员会一封信，内容如下：大人物同意解散自己的组织并使它同国际合并，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是”或“否”来明确回答我们是否承认他们的原则的问题。如果不承认，那末他们那一方面就要实行公开的分裂，而我们却要对局势恶化负全部责任！
我们回答说，总委员会不是罗马教皇，我们容许每个支部对实际运动抱有自己的理论观点，但是有一个前提，即不得提出任何与我们的章程直接抵触的论点。我们委婉地暗示，他们的“理论”是一种伪造。我们坚持用“消灭阶级”来代替“阶级平等”，这一点他们做到了。[253]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关于同盟成员数量的材料，他们没有这样做。（你也将收到这第二个文件［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
这样，同盟名义上是解散了。实际上它继续作为国中之国而存在。它的支部同总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进行反对总委员会的阴谋活动。同盟服从巴枯宁的专横命令，而巴枯宁做好了一切准备，企图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进行决定性的袭击。一方面他唆使日内瓦委员会［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提出继承权问题。我们接受了挑战。[566]另一方面，他到处搞阴谋，破坏我们的威信并力图使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日内瓦。在代表大会上这个骗子手作为“那不勒斯和里昂的代表”出现（在里昂这个城市中追随他的是阿尔伯·里沙尔，这是一个具有极善良的意愿并在其他方面非常积极的年青人）。这个家伙从什么地方弄到钱来实现他的全部阴谋诡计、开支旅费、派出代理人等等，这暂时还是一个谜。他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一生中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劳动挣过一文钱。
在代表大会上巴枯宁的全部打算都落空了。代表大会以后，他在自己的通报——《进步报》（勒-洛克尔）和《平等报》（日内瓦）上公开攻击我们[383]，《进步报》是由他的一名喽罗，瑞士的一名教师詹姆斯·吉约姆出版的。在某一时期我们听任事态发展，后来我们向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发出了一封通告信［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这个文件的副本在瓦尔兰那里。）但是对巴枯宁和同盟从来没有好感的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早在收到我们的通告信以前就同他断绝了关系。罗班及其同伙被逐出了《平等报》编辑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了反对同盟及其俄国佬独裁者的阴谋的政变。
这时巴枯宁从日内瓦迁居德森。他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赫尔岑突然逝世。不久前还猛烈攻击赫尔岑（大概是因为赫尔岑的钱袋没有向他开放）的巴枯宁，忽然在法国的和所有其他的报刊上成了他的热烈保卫者[441]。为什么？因为赫尔岑（尽管他本人是百万富翁）每年为自己的《钟声》和“俄国宣传”从俄国的“民主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那里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442]巴枯宁虽然极端仇视“继承制度”，但还是想继承赫尔岑的地位和他的钱。他对死者的颂扬使他达到了目的。他把《钟声》、资金等等都转归自己所有了。
另一方面，在日内瓦形成了俄国流亡者的侨民团体[408]。这些流亡者都是巴枯宁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极平庸的人（虽然是一个十足的阴谋家）贪求权势的野心，因为他们熟悉巴枯宁在他的“俄国的”作品中所鼓吹的直接违反国际的原则的教条。
巴枯宁及其一群盲从者不久前利用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区代表大会（今年4月5日）来制造公开分裂。[449]结果代表大会分裂成两个：一个是宣布放弃一切政治的巴枯宁分子的代表大会，代表着大约六百人；一个是日内瓦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大会，代表着两千人。吴亭（一个年青的俄国人）公开揭露了巴枯宁的阴谋。他（巴枯宁）的拥护者宣称自己是瑞士罗曼语区的“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并创办了自己的机关报《团结报》（由巴枯宁的喽罗詹姆斯·吉约姆出版）。这家报纸的“原则”就是“巴枯宁”。双方都向总委员会提出了申诉。
这样，这个可恶的俄国佬就在我们的队伍中挑起一场公开的大争吵，他把自己的名字当作一面旗帜，用宗派主义的毒药毒害我们的工人协会，并以密谋来遏制我们的行动。
他期望在我们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取得强有力的地位。为了在巴黎引起注意，他同《马赛曲报》通信。但是我们已同弗路朗斯谈过，弗路朗斯将加以制止。
现在您所了解的情况已足够在我们的巴黎支部中制止巴枯宁的阴谋。
谢谢罗朗［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的来信[567]。下一次请设法给你们的信件找一个不易拆开的信封。
又及：请看一看，你们是否还保存着《女王信使报》中关于克兰里卡德勋爵的文章。我们这里需要这篇文章，但是我们哪里也无法弄到。
您的老尼克
注释：
[27]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戈克受同盟的委托在伦敦活动。他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朋友们施加影响的企图没有得逞，便通过工联伦敦理事会领导人奥哲尔和克里默的帮助，于1869年建立同盟的伦敦委员会来压总委员会，并满足同盟抓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野心（见本卷第17—18页）。——第15、227、660、679页。
[222]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ProgrammeetRèglementdel’Allianceinternational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见本卷第220—221页）。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第218、581、661页。
[253]在总委员会的坚持下，同盟纲领的第二条于1869年4月被改为：“同盟首先力求实现完全并彻底地消灭阶级，力求实现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第256、663页。
[383]巴枯宁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未能掌握第一国际的领导，他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转而公开向总委员会开火。巴枯宁的追随者在《平等报》的编辑部里攫取了多数，早在1869年11月6日第42号报纸上就发表了一篇社论，指责总委员会违反了关于出版各国工人状况的通报的条例的第二、三条。11月13日发表了第二篇社论，建议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据说是为了使总委员会易于完成在领导国际共同事务方面的职能。11月28日报纸又发表文章鼓吹放弃政治，并在12月11日的一篇题为《思考》（《Réflexions》）的社论中，激烈攻击总委员会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进步报》对总委员会也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1869年12月14日总委员会会议首次讨论了《平等报》和《进步报》的问题。马克思起草的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于1870年1月1日经总委员会非常会议批准，分发给国际各支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第405、412、660、664页。
[408]马克思指一批俄国政治流亡者，这些人是非贵族出身的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追随者。1870年春季，他们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1869年逝世的国际会员亚·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在这个支部的筹建工作中起过重大的作用。1870年3月12日支部委员会把它的纲领、章程寄给了总委员会，并且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支部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俄国支部的纲领规定支部的任务如下：“1.利用一切可能的合理手段（其特殊方式和方法决定于国内状况本身）在俄国宣传国际协会的思想和原则；2.协助在俄国工人群众中建立国际支部；3.帮助建立俄国劳动阶级和西欧劳动阶级之间的巩固的团结一致的联系，并通过互助来促使他们共同的解放目的能够较顺利地实现。”（1870年4月15日《人民事业》创刊号）
在1870年3月22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俄国支部被接受加入国际，马克思承担了该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的任务。俄国支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巴枯宁分子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俄国支部的成员——尼·吴亭、安·特鲁索夫、叶·巴尔田涅娃、格·巴尔田涅夫、伊·德米特里耶娃和安·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积极地参加了瑞士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支部曾经试图同俄国本土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支部实际上在1872年停止了活动。——第428、452、665页。
[441]巴枯宁在3月2日和3日《马赛曲报》第72和73号上发表了追悼信，信中把赫尔岑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同胞，认为他的死“对他的朋友、对俄国解放事业以及……对全人类的解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谈到三十年来他和赫尔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说“赫尔岑、奥格辽夫和我始终是一个目标”。1870年3月5、12和19日《进步报》第10、11和12号上全文转载了追悼信。——第453、664页。
[442]指1858年俄国地主巴·亚·巴赫美提耶夫交给赫尔岑的一笔宣传费（所谓的巴赫美提耶夫基金）。1869年在巴枯宁和奥格辽夫的压力下，赫尔岑同意把基金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奥格辽夫转交给涅恰也夫。1870年，在赫尔岑死后，涅恰也夫从奥格辽夫手中得到了另一部分基金。——第453、664页。
[449]在《平等报》编辑部改组后（见注383和409），巴枯宁分子力图夺回失去的阵地，他们在1870年4月4—6日于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应届代表大会上保证了形式上的多数票。代表大会议程列有关于工人阶级对待政治斗争的态度问题，巴枯宁分子则与日内瓦各支部相对立，引证伪造的法文本章程，提出了完全放弃政治斗争的说教。由于巴枯宁的坚持，代表大会一开始就讨论接受新成立的各支部加入罗曼语区联合会的问题。在是否接受巴枯宁于1869年6月在日内瓦建立的、实际上由秘密的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实行领导的、名为“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支部，以及拉绍德封的巴枯宁派支部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内瓦俄国支部的领导人之一吴亭曾发言揭露巴枯宁的分裂活动。分裂发生了，日内瓦的代表和其他拥护总委员会的人独立地继续开会。马克思所提到的关于在拉绍德封发生分裂的报道，发表在1870年4月9日《平等报》第15号上。
同盟的支持者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新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这样一来，在瑞士罗曼语区就有了两个联合会委员会：一个在日内瓦，一个在拉绍德封。巴枯宁分子着手办《团结报》，该报由詹·吉约姆编辑，在纽沙特尔出版，后来又于1870年4月11日至1871年5月12日在日内瓦出版，它的前身是《进步报》。在1870年4月初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代表和同盟的支持者给总委员会寄去了关于拉绍德封代表大会的详细报告，并请求对分裂问题作出决定。4月12日总委员会委托荣克收集补充材料，并在4月和5月收到详细材料之后，于1870年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案，决定保持原有联合会委员会的职能，而建议巴枯宁派的联合会委员会另选名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第461、665页。
[562]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在1870年4月18日和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联合会委员会（见注470）。拉法格认为，他自己不作为新成立的委员会成员而作为伦敦总委员会驻巴黎联合会的代表较为适宜。他请求马克思在下一次会议上提出授予他代表权的问题。1870年5月17日总委员会授予拉法格代表权。——第660页。
[563]劳拉·拉法格在给马克思的回信中说，马克思关于罗班的分裂活动的警告已转给弗兰克尔。——第660页。
[564]指1868年巴枯宁在伯尔尼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讨论该同盟的纲领草案时提出的决议案。为了维护自己的提案，巴枯宁在代表大会上几次发言。他的发言，以及他和他的追随者关于退出和平同盟的声明，都发表在1868年12月1日赫尔岑的报纸《钟声》第14—15号上（并见注282）。——第661页。
[565]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传布和发展圣西门学说的一批圣西门信徒提出了废除继承权的要求。1830年根据巴札尔在巴黎的讲稿，出版了一本反映圣西门主义者对继承权的看法的书，见《圣西门学说。第一学年。阐述。1829年》1830年巴黎版第143—169页（《DoctrinedeSaintSimon.Premièreannée.Exposition.1829》.Paris，1830，pp.143—169）。——第661页。
[566]指总委员会把继承权问题列入国际的巴塞尔代表大会的议程（见注286）。1869年夏在总委员会里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8月3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14—416页）。马克思的报告1869年9月11日由埃卡留斯在代表大会上宣读。——第663页。
[567]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8日劳拉·拉法格的信。马克思称劳拉为罗朗，因为保尔·拉法格的笔名是保尔-罗朗。——第66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70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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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70年4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罗朗［注：保·拉法格的笔名。——编者注］：
寄上给昂·韦累先生的全权委托书[558]。让他不要给正在筹建的新支部起任何宗派主义的“名称”，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任何别的名称。在国际协会中必须避免宗派主义的“标签”。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
韦累先生如果能和我们的朋友茹尔·若昂纳尔建立联系，那就好了，联系的地址是：阿布基尔街126号。
有一件事需要尽快完成，而且保尔-罗朗能够完成，这就是，在《自由思想》上发表国际章程的正确的和准确的译文。现在的法译本是我们的第一个巴黎委员会及托伦之流出版的，里面充满故意歪曲的错误。他们删去了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地方。如果有了正确的译文，最好在发表之前把它寄给我。[559]
韦累对毕希纳的高度评价在德国会引起很大的惊讶。[560]在我国，人们只把他看作一个庸俗化者，这是完全公正的。
你们知道，我很喜欢《阴谋史》［注：阿·兰克《阴谋史》。——编者注］。所以，保尔—罗朗给它很高的评价我非常高兴[561]。
现在我必须说几句会使保尔-罗朗有点生气的话，没有法子，不得不说。
你们的父亲给我写过一封信寄到汉诺威，我还没有回信，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现在确信保尔已经放弃了完成或继续自己的医学学业的一切打算。我在巴黎给他父亲的信中写的恰恰是相反的意见，而且这是根据保尔本人的诺言写的［注：本卷第611页。——编者注］。这就使我在老拉法格先生面前感到非常尴尬。我不能陷入这样使人容易误解的境地。除了写信告诉老拉法格说，我也和他一样对他的爱子的影响很小，我没有别的办法摆脱这种窘境。如果你们有什么别的解救我的办法，别的什么和缓气氛的途径，请你们告诉我。
按我个人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我既不强求采纳，也不指望照办——保尔—罗朗应当带着儿子到波尔多去拜望自己的双亲，并利用会面时所能采取的一切方法尽力说服他们。
忠实于你们的……［注：署名被撕去。——编者注］
注释：
[558]韦累担任协会法国通讯员的全权委托书，是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于1870年4月12日授予的。——第658页。
[559]《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CongrèsOuvrier.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RèglementProvisoire》）法文第一版是由支持蒲鲁东主义的工人托伦、弗里布尔等于1864年在巴黎建立的国际法国支部出版的。译文于1865年1月初问世，其中有许多不确切和歪曲的地方；例如：在章程引言第一段中（“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删去了“消灭任何阶级统治”的词句；第三段中（“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删去了“作为手段”的词句。
1866年11月，在通过了《临时章程》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和拉法格出版了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的经过改正的译文，同时附有组织条例，但是这个版本在法国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因为几乎全被法国警察当局没收了。
4月19日，拉法格就马克思的建议给他回信说，在《自由思想》上发表章程是办不到的，因为这个报纸是作为纯文学出版物登记的。不过拉法格还是设法发表了经过改正的章程译文，这个译文于1870年4月20日以后在巴黎出版。译文是拉法格校订的。由于法国警察迫害加紧，章程不得不加快出版，拉法格未能把校样寄给马克思。1870年6月，拉法格的译文再次发表在下述出版物中：《国际工人协会审判案。巴黎联合会第一和第二委员会》1870年6月巴黎第二版（《ProcèsdeI’AssociationInternationaledestravailleurs.PremièreetdeuxièmecommissionduBureaudeParis》.Deuxièmeédition.Paris，Juin1870）。——第659页。
[560]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6日《自由思想》第13号上发表的昂·韦累的文章《力和物质》（《Forceetmatière》）。这篇文章对1869年莱比锡出版的（第十版）毕希纳的著作《力和物质》（《KraftundStoff》）作了很高的评价。——第659页。
[561]马克思指的是1870年4月16日《自由思想》第13号上发表的拉法格评阿·兰克《阴谋史》一书的文章。——第65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1870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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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纽约
1870年4月9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和亲爱的福格特：
寄上我的各种样子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我和大女儿燕妮合照的。这些都是根据库格曼的要求把较早的照片拿来重拍的。我不是这种浪费的首倡者。
首先，关于我长期没有给你们写信的原因，你们看一下随信附上的埃卡留斯的便函就会知道，总委员会曾就我的健康状况通过了一封慰问信[555]（你们看，我在练习说宾夕法尼亚的德语）。由于经常发病，事实上从12月初起，我仅仅出席了两次总委员会会议，因此为了讨论总委员会所面临的一切比较重大的问题，小委员会便在我家里开会。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每一分钟闲暇的时间（而我至今尚未痊愈）几乎都用在工作上，我不得不把通讯只限于写最必要的信件。
首先谈谈左尔格的事。他给总书记埃卡留斯寄来了两封信。埃卡留斯通知了总委员会。但是，总委员会委托埃卡留斯把信交给我来回答，因为我是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的书记。我有意拖延下来，因为我知道迈耶尔到西印度去了，而福格特家的地址我没有找到。
左尔格给埃卡留斯的私人信件我不知道。这些信很可能只是涉及钱的问题，即埃卡留斯在《工人联合报》上发表的文章的稿酬问题。埃卡留斯太热中于把自己的总书记职位看作搞钱的手段，而这种做法常常使我们德国人在法国人和英国人面前丢脸。例如，请看一下随信附上的列斯纳给我的便函。正因为如此，我不准备把迈耶尔来信的事告诉埃卡留斯。[556]因为在这封信中可以找到使埃卡留斯神往的字眼——左尔格那里有“钱”。
至于左尔格的两封正式信件，那是以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五劳动联合会）的名义写的，署名是：“通讯书记”。
一封信的内容是要求寄总委员会的报告和说说一般的废话。
另一封信除了报告这个联合会已加入国际以外，没有谈任何重要事情。
今天我要给左尔格先生写封短信并给他寄去十五份他要的最近的报告［注：《在巴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四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有一个叫罗伯特·威廉·休谟的人（纽约长岛阿斯托里亚），不久前就总委员会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73—374页）。——编者注］给我们寄来了一封长信；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英国人和美国人那里收到的所有信件中最好的一封。根据我的建议，他被委任为在美国的英国人通讯员，他同意担任这一职务。所以我请你们和这个人认识一下，为此附上一封给他的短信。
从随信附上的4月2日《马赛曲报》的剪报中你们可以看到，弗·卡尔和弗·尤比茨（我们这里不知道这些人）以德国工人的名义给巴黎寄去了一份呼吁书。我想了解一下，这些人是你们的人吗？这里——在总委员会中——感到有一点是可疑的，即在这个呼吁书中只字未提国际，而且它的写法好象国际是根本不存在的。
克吕泽烈将军从纽约表示自愿担任法国人通讯员为总委员会效劳。他是否被接受，我不知道，但我对此事似有所闻。这是个轻浮的、浅薄的、讨厌的、爱吹牛的人。例如，他最近写给《马赛曲报》的一些信中有一封竟吹嘘自己是纽约工人公认的代表！尽管如此，这个人对我们还有一些用处，因为他同《马赛曲报》有联系。我给你们寄去一些全权委托书，一旦你们想结识一下这个“英雄”，哪怕只是为了把他了解清楚，对你们总会有用处。
迈耶尔寄给斯特普尼的钱已转交给总委员会了。斯特普尼是个好样的英国人，但学究气很浓。他把迈耶尔的信连同其中的钱寄给了我，以致我不得不又把它全都转寄给总委员会。
后天（4月11日）我将把我手头的一些国际的文件寄给你们。（今天已经来不及送到邮局去了。）同时，我将再寄给你们一些“巴塞尔”的材料。
在我寄给你们的材料中，你们还可以找到几份你们所知道的总委员会11月30日通过的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由我起草的），以及一本关于被判刑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待遇的爱尔兰文小册子。
我曾打算再提出几个关于必须把现在的这种合并[36]（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同大不列颠的自由平等的联盟的决议案。由于我无法出席总委员会，这件事情就暂时搁置起来，没能作出公开的决议。总委员会里没有一个委员可以在这方面代替我，因为他们对爱尔兰问题没有足够的知识，而且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也没有足够的威信。
可是时间并没有白白地过去，我请你们特别注意下列各点：
对爱尔兰问题作了多年研究之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是在英国，而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
1870年1月1日［注：手稿为：“1869年12月1日”。——编者注］总委员会发出一个由我用法文草拟的机密通告［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就反过来影响英国而言，重要的仅仅是法国报纸，而不是德国报纸），其中阐述了爱尔兰的民族斗争和工人阶级解放的关系，从而也就阐述了国际工人协会对爱尔兰问题应该采取的态度。
在这里，我只简略地把要点告诉你们。
爱尔兰是英国土地贵族的堡垒。对爱尔兰的剥削不仅是他们的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而且也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力量。英国土地贵族事实上代表着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所以爱尔兰是英国贵族用来维持他们在英国本土的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另一方面，如果英国军队和警察明天从爱尔兰撤走，那末爱尔兰立刻就会发生土地革命。但是，英国贵族如果在爱尔兰被推翻，那末，他们在英国也就会并且必然会被推翻。这就为英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前提。因为在爱尔兰土地问题一向是社会问题的唯一形式，因为这个问题对绝大多数爱尔兰人民来说是一个生存问题，即生或死的问题，同时它又是同民族问题分不开的，所以，在爱尔兰消灭英国的土地贵族比在英国本土要容易得多。何况爱尔兰人比英国人更热情，更富于革命性。
至于英国资产阶级，它首先是和英国贵族有着共同的利益，都想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纯粹的牧场，向英国市场提供最廉价的肉类和羊毛。他们也都想用驱逐佃户和强制移民的办法使爱尔兰的人口尽量减少，少到能够让英国资本（租佃资本）“安全地”在这个国家里发挥作用；他们都想清扫爱尔兰领地，象过去清扫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领地一样。此外，现在每年流入伦敦的在外地主[557]的收入和其他从爱尔兰得到的收入六千到一万英镑，也应当计算在内。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在爱尔兰当前的经济中还有更重要得多的利益。由于租地日益集中，爱尔兰就不断为英国的劳动市场提供自己的过剩人口，因而使英国工人阶级的工资降低，物质状况和精神状况恶化。
而最重要的是：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普通的英国工人憎恨爱尔兰工人，把他们看作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降低的竞争者。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他们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他们对爱尔兰工人怀着宗教、社会和民族的偏见。他们对待爱尔兰工人的态度大致象以前美国各蓄奴州的白种贫民对待黑人的态度。而爱尔兰人则以同样的态度加倍地报复英国工人。同时他们把英国工人看作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的同谋者和盲目的工具。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则人为地保持和加深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存它的势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对立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的隐蔽的基础。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诚意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在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
英国作为资本的大本营，作为至今统治着世界市场的强国，在目前对工人革命来说是最重要的国家，同时它还是这种革命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业已成熟的唯一国家。因此，加速英国的社会革命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最重要的目标。而加速这一革命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爱尔兰独立。因此，国际的任务就是到处把英国和爱尔兰的冲突提到首要地位，到处都公开站在爱尔兰方面。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特殊任务就是唤醒英国工人阶级，使他们意识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这个通告的几个要点大致就是这样，同时通告还说明了中央委员会作出关于爱尔兰大赦的决议的理由。此后不久，我寄给《国际报》（在布鲁塞尔的我们的比利时中央委员会［注：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的机关报）一篇论述英国人对芬尼亚社社员及其他人的待遇并反对格莱斯顿等人的激烈的匿名文章［注：卡·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编者注］。我在这篇文章中还同时指责了法国的共和主义者们（《马赛曲报》登载了可怜的塔朗迪埃在这里所写的论述爱尔兰的一篇愚蠢的东西［注：见本卷第439—440页。——编者注］），说他们由于民族的自私心，而把自己全部的愤怒都贮藏起来准备对付法兰西帝国。
这篇文章发生了作用。我的女儿燕妮用“燕·威廉斯”的笔名（她在给编辑部的私人信中自称燕妮·威廉斯）给《马赛曲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并且还公布了奥顿诺凡-罗萨的一封信。［注：燕妮·马克思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编者注］因此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格莱斯顿多年来一直无耻地拒绝议会调查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待遇问题，最后他也因此不得不同意进行调查了。燕妮现在已经是《马赛曲报》在爱尔兰问题方面的正式通讯员了。（这一点当然不要对外人说。）英国政府和英国报刊感到非常恼火的是，爱尔兰问题目前在法国成了注意的中心，而且整个大陆上的人们正在通过巴黎来监视和揭露这些坏蛋。
还有一个附带的收获：我们已经迫使在都柏林的爱尔兰领袖和新闻工作者等等同我们建立了联系，而这一点是总委员会至今没有做到的！
在美国，现在你们有广阔的天地，来按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使德国工人同爱尔兰工人（当然，也同那些愿意联合的英国工人和美国工人）联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现在能够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这必须以国际的名义去做。必须把爱尔兰问题的社会意义解释清楚。
下一次，我将专门谈谈英国工人的情况。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注释：
[36]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在爱尔兰获得广泛的开展。但是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作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第19、398、625、654页。
[555]1869—1870年冬天，马克思因患重病仅仅出席了总委员会的三次会议，即12月14日、1月4日和3月15日的会议。3月29日总委员会根据鲁克拉夫特的建议通过了“对马克思长期患病表示慰问”的决定。埃卡留斯于1870年4月4日把这个决定通知了马克思。——第652页。
[556]迈耶尔把马克思所说的1870年3月26日给埃卡留斯的信寄给了马克思。迈耶尔让马克思酌情处理这封信。——第652页。
[557]在外地主（来自《absent》——“缺席者”）是通常不居住在自己地产上的大地主，这里指的是那些把爱尔兰地产上的收入挥霍于英国的地主，他们把地产交给土地代理人管理，或者出租给靠投机中饱的经纪人，后者再以苛刻的条件转租给小佃户。——第65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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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3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右胯股上的肿瘤使我不能久坐，所以我把专为不伦瑞克委员会即白拉克及其同事写的一封信附寄给你，免得再抄一遍。你阅后最好亲自转交，并且再一次提醒他，这个通知是机密的，不打算公开发表。［注：马克思在这封信里附上他写的《机密通知》。——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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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3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今天只给你写几行，因为正当我隔了这样长的时间重新准备给你写信的时候，恰好来了一个法国人。我今天下午摆脱不了这个来访者，而邮局五点半就要关门。
不过明天是星期天，因此，象我这样一个好的基督徒可以允许停下工作来写信告诉你更详细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俄国的事情，它已经有了很好的转机。
小燕妮，我们著名的燕·威廉斯，藏有一部很好的歌德老爹的著作集。[553]顺便说一下，她最近曾应邀到一个意大利富商的妻子维凡蒂太太家里作客。那是一次很大的社交聚会，其中也有一些英国人。小燕妮朗诵了莎士比亚，非常成功。
请代我向伯爵夫人［注：库格曼的夫人盖尔特鲁黛。——编者注］问好并感谢她那封如此友好的亲切来信。她毫无理由懊悔学了拉丁文而没有学法文[554]。这不仅表明她具有古典的和高雅的爱好，而且也说明为什么她从来没有束手无策［注：原文为：《êtreauboutdesonlatin》，直译是：“用尽了自己的拉丁文知识”；转义是：“束手无策”，“张皇失措”。——编者注］。
也向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
摩尔
注释：
[553]这句话是对库格曼的答复。库格曼在1870年3月21日的来信中请求马克思赶快告诉他燕妮是否有歌德的著作集；他打算送给她生日礼物。——第650页。
[554]看来马克思是暗指他在库格曼家里讲过的一个男孩的故事。这个男孩常常抱怨说：“唉，如果我不学拉丁文而学法文那该多好！”（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0页）。盖尔特鲁黛·库格曼在给马克思一家的信中复述了这句话。——第65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菲力浦·克楠(187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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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菲力浦·克楠
安特卫普
1870年3月2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公民：
我昨天收到了在鹿特丹出版的《人民报》的试刊，以及它的出版者菲力浦·冯·勒兹根·冯·弗洛斯的信。［注：见本卷第452页。——编者注］他在信中除谈到其他事外，还请求我给他寄一张国际会员证。我既不了解菲·冯·勒兹根·冯·弗洛斯先生，也不了解我们在鹿特丹工作的情况。我想，您较了解情况，因此劳驾您回答我下面两个问题：（1）国际在鹿特丹的情况怎样；（2）总委员会要不要和菲力浦·冯·勒兹根·冯·弗洛斯先生建立联系。
敬礼和兄弟情谊。
卡尔·马克思
注释：
[552]这封信是根据一个无名氏抄写的副本发表的。信的开头抄有总委员会的印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伦敦西中央区海-霍尔博恩街256号”。——第6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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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
[1870年3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昨天按邦霍尔斯特的地址给您寄去了三千张会员证。
我应当把关于国际内部事件的消息告诉给您，这些消息不是无意义的。这将通过第三者［注：库格曼（见本卷第651页）。——编者注］来转达。根据章程，所有同总委员会联系的各国委员会，每三个月都必须向它寄送关于运动情况的报告。我提醒您这件事，同时请您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注意：这不是为发表用的，因此叙述事实要原原本本，不加粉饰。
从波克罕那里以及从邦霍尔斯特的最近一封信中我了解到，“爱森纳赫派”的经济情况不好。[551]作为慰藉，我可以告诉您，总委员会的财政状况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赤字不断地增长。
注释：
[550]白拉克在《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勒特岑审判案》（《DerBraunschweigerAusschußdersoc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inLötzenundvordemGericht》）一书中公布这封信时指出，写这封信用的那张纸上有总委员会的印记：“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伦敦西中央区海-霍尔博恩街256号”。——第648页。
[551]指邦霍尔斯特1870年2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以及他1870年3月17日给波克罕的信，波克罕于3月21日把这封信转寄给马克思。邦霍尔斯特还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财政困难状况告诉了恩格斯（1870年3月17日的信）。——第64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87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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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门
1870年3月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鲁道夫：
我收到你的电报是在今天差几分钟不到五点的时候，就是说，电报走了近三个钟头，因为发报时间注明是当天一点五十二分。你通知的消息还不坏，我希望今后的消息也会如此。
海尔曼在星期六寄出的信，我今天早晨才收到。星期日从奥斯坦德开出的轮船大概因为遇到风暴误点了。照平常的情况，我收到信会在昨天下午即在接到海尔曼的电报之前的几个小时，如果是那样，你们的消息就可以理解了［注：见本卷第442页。——编者注］。我觉得情况仍然很危险，最糟糕的是，病可能拖得很久，母亲这样大的年纪，就算这一次平安无事，也会给她带来很大痛苦。医生认为情况十分令人满意，我理解他正是针对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觉得，从星期三到星期二一直不断地流血仍然是非常严重的现象。但希望情况会好转，也就是说，经过这一次将来不再复发。
我随时准备启程，如果希望我来的话，根据收到你们电报的早晚，我可以按以下时间离开这里：或者中午启程，第二天晚上到达那里；或者夜晚乘每天开往奥斯坦德的班轮，并于当天动身去科伦，自然我就得在那里过夜。
请你们尽可能使母亲精神饱满，心情愉快。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弗里德思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1870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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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70年3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劳拉和保尔：
你们一定对我长期不写信很不满意，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你们应当原谅我，首先是因为生病，其次是我需要用加倍的工作来补偿失去的时间。
保尔通知我们的可悲消息，我并不感到意外。［注：见本卷第439页。——编者注］在收到他来信的前一天晚上，我向家里人说，我很为小孩担心。我自己为这种损失忍受的痛苦够多了，因此我深深同情你们。但是，我根据亲身的体验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切好听的老生常谈和宽慰话只能加重真正的痛苦，而不会减轻它。
我希望得到你们关于小施纳普斯［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我最宠爱的宝贝的好消息。这个可怜又可爱的小家伙可能冻得够厉害的，因为寒冷对“黑肤色血统的人”[547]是非常有害的。
顺便提一下，有一个叫德·戈宾诺的先生，大约十年前发表过一部四卷本的著作：《论人种的不平等》，他写这本书首先是要证明，“白种人”仿佛是其余的人的上帝，而“白种人”中的“高贵”家庭则自然是这些上帝的选民中的精华之精华。我认为完全有可能，当时任“法国驻瑞士外交使团一等秘书”的戈宾诺先生不是某个古代法兰克军人的后裔，而是一个现代法国看门人的后裔。不管怎么样，他尽管仇视“黑种人”（对这样的人来说，认为自己有权鄙视别人始终是他们得到满足的源泉），却宣布“黑人”或“黑色血统”是艺术的物质来源，而“白色民族”的一切艺术作品都取决于这些民族同“黑色血统”的混合。
我亲爱的前任秘书［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的最近一封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保尔关于在穆瓦兰家里开会情况的描述也使人非常开心。[548]
这个“未经公认的大人物”看来终究找到了“沽名钓誉”的诀窍。以往每当他快要捞到名誉的时候，名誉就狡猾地从他的手中滑掉了。他发现，为了征服世界，只要用自己的四堵墙把这个世界围起来就行了，在这个围墙内他可以自封为总统，可以拥有一批用师长的语言［注：贺雷西《书信集》第1册第1封信。——编者注］发誓的听众。
这里家中情况你们非常清楚，芬尼亚社社员占绝对统治地位。杜西是他们的“首脑”[549]之一。燕妮代表他们用燕·威廉斯的笔名给《马赛曲报》写文章。我不仅就这个题目在布鲁塞尔《国际报》上发表了文章［注：卡·马克思《英国政府和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编者注］，而且在总委员会内争取到通过了一项反对他们的狱吏的决议[338]。在总委员会给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委员会的通告信中，我阐述了爱尔兰问题的意义［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第五点。——编者注］。
你们当然了解，我不仅仅是从人道出发的。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为了加速欧洲的社会发展，必须加速官方英国的崩溃。为此就必须在爱尔兰对它进行打击。这是它的最薄弱的环节。爱尔兰丧失了，不列颠“帝国”也就完蛋了，这样至今一直处于昏睡缓滞状态中的英国阶级斗争，将会激烈起来。要知道，英国是全世界大地主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听到布朗基的什么消息没有？他是否在巴黎？
你们没有听到我的翻译凯先生［注：凯累尔（见本卷第622—623页）。——编者注］的任何消息吗？我依然处于困境。
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是一部卓越的著作。我很高兴，现在能够查着字典相当快地阅读它。这本书里第一次充分地描述了俄国的经济状况。这是一部非常认真的著作。作者在十五年中周游全国，从西部边境到西伯利亚东部，从白海到里海，唯一目的是研究事实，揭露传统的谎言。当然，他对俄罗斯民族的“无限完善的能力”和俄国形式的公社所有制的天意性质还抱有一些幻想。但这不是主要的。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是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其余一切国家，甚至包括美丽的法国和有教养的德国在内，都只具有次要意义。
恩格斯打算离开曼彻斯特，于今年8月初定居伦敦。这对我将是很大的幸福。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们。不要忘记代我吻吻可爱的小施纳普斯。
老尼克
注释：
[338]1869年夏天和秋天，在爱尔兰广泛地展开了争取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见注24）；在许多次群众大会上都通过了要求英国政府释放爱尔兰革命者的请愿书。英国政府首脑格莱斯顿拒绝了爱尔兰人的这些要求。1869年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了声援芬尼亚社社员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示威游行的详细叙述见本卷第689页），在示威游行之后，总委员会通过了呼吁英国人民捍卫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由马克思、鲁克拉夫特、荣克和埃卡留斯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问题提得更加广泛，总委员会于1869年11月广泛地讨论了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态度问题。在讨论过程中，马克思曾两次发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64—669页），并草拟了《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3—434页和本卷第373—374页），这个决议草案于1869年11月30日由总委员会通过。——第361、645、689页。
[547]暗指拉法格的族系，拉法格出生于古巴圣地亚哥城；他的祖母是混血儿，外祖母是印第安人。——第645页。
[548]指在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穆瓦兰家里开的一次会，这次会上曾讨论了社会改革的计划。拉法格在1870年1月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描述了这次会议的情况。——第645页。
[549]芬尼亚社社员——见注24。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1870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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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彼得·伊曼特
丹第
1870年2月23日[于伦敦]
亲爱的伊曼特：
据我所知，在苏格兰是不能追究某人在国外所欠的债务的。我想，你在当地随便碰到哪一个律师，他都会向你证实这一点。
民法典关于时效问题规定［注：见本卷第436页。——编者注］：第二二六二条——一切诉讼的时效为三十年；第二二六五条——凡善意占有不动产者，诉讼时效分别为十年或二十年；第二二七一条——科学和艺术的老师和教员对其每月的授课提出诉讼，时效为六个月。
普鲁士人的一切令人讨厌的行为就是明目张胆地、毫不掩饰地企图吓唬人，因此你索性对这些坏蛋嗤之以鼻。令人难堪的情况也许只是：债务是以誓言作保证的。在法律上这不会改变什么，但会是一件败坏名誉的事。不过也许情况不是这样？
你大概知道，德朗克彻底破产了，躲起来了；一些人说，他又在利物浦捣鬼，另一些人说，他在巴黎或西班牙游荡。不管怎样，你通过席利可以得到关于他的最准确和最可靠的情况。
恶棍比斯康普在继续开导奥格斯堡的《总汇报》和《威塞尔报》以及从新年起由尤赫在这里出版的《邮报》［注：《德意志邮报》。——编者注］。（《海尔曼》落入俾斯麦手中［注：见本卷第287页。——编者注］。）我根本不读所有这些东西，更少和什么个人有来往。据我所知，库尔黑森人［注：比斯康普。——编者注］住在伦敦郊区某地，并且又当了“丈夫”。因为你……［注：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546]这封不完整的信，是对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彼得·伊曼特1870年2月18日来信的复信；伊曼特当时流亡在苏格兰和丹第。鉴于普鲁士政府通过北德意志联邦的领事，要求伊曼特偿付他于1844—1845年间在波恩大学听神学课程的听课费，伊曼特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在回复伊曼特以前，曾就这个问题征求过恩格斯的意见（见本卷第435页）。——第64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1870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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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查理·多布森·科勒特[544]
伦敦
1870年2月19日于伦敦
尊敬的先生：
我收到您最近一封信的时候，正病得很厉害，所以未能回信。
俄国铁路公债的最低数字估计有一亿英镑。这笔钱主要是在荷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伦敦、柏林和巴黎募集的。
据莫斯科非官方报刊透露，俄国政府打算在最近两年中，如果可能的话，至少还要募集五千万英镑。
至于最近一次为数一千二百万英镑的铁路公债，其来由如下。
您大概知道，俄国政府总想弄到钱，起初向汤普逊和博纳讨钱，后来又向贝林讨钱，但都徒劳无益。因为它急需钱用，最后终于通过它在柏林的代理人布莱希勒德向路特希尔德讨到了近二百万英镑的公债。
为了得到偿还这笔公债的补充保证，路特希尔德建议发行最近这次铁路公债[545]。
他提出以下条件：
（1）给他本人付百分之四的代售佣金，就是说一千二百万英镑就要付出为数达四十八万英镑的一笔相当大的款子；
（2）为了报答他对支付息票的关注，在八十年内每年还要付给五千英镑的附加费。
路特希尔德的行动非常慎重。他把公债的英国份额限制为总共四百万英镑，其中一部分记在自己账上，而其余部分则只在和他协同行动的西蒂的证券投机商和朋友中间加以分摊。这样一来，公债券一开始自由出售，在很短时间内其价格就如同儿戏一样比票面抬高了百分之四。
但是，公债的成功完全出乎路特希尔德的意料。申请书使他应接不暇，以致他后悔没有一下子发行二千万英镑的公债。
俄国政府目前财政上的绝望状态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
大约一年以前，俄国政府发行了一“套”经过一定年限后应当回笼的为数一千五百万卢布的纸币。发行新纸币的官方说明是：通过这次发行，一千五百万卢布的旧纸币应当从货币市场上回笼，并代之以较有信用的货币。但是当这一“套”纸币刚刚作为国家支付手段投入流通，彼得堡的官方报纸［注：《圣彼得堡消息报》。——编者注］就在一篇枯燥的短评中宣布：目前任何纸币都不回笼。
最近几个月以来，俄国政府至少又发行了十二“套”这样的新纸币，总数达三千六百万卢布。
俄国货币目前在伦敦的牌价是：二十八至二十九便士合一卢布，而正常的牌价是：四十便士合一卢布。
俄国报刊自己也公开承认：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东北各省连年歉收，而更多的是由于美国恢复竞争，俄国的粮食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
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注释：
[544]这封信是对科勒特1870年1月26日的来信的答复，科勒特在信中请求马克思把俄国铁路公债的详细情况告诉他。——第639页。
[545]一千二百万英镑俄国铁路公债券，是路特希尔德于1870年1月27日在巴黎开始出售的。——第63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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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70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昨天是我长久以来第一次重新走出户外。
先谈事务性问题：请你直接给柏林菩提树街11号阿舍尔公司寄一本《福格特》［注：卡·马克思《福格特先生》。——编者注］。望寄书时向邮局要一张收据并把它转寄给我。其次，如果你能替我查明，卡·希尔施大约是在什么时候给你写信谈到《福格特》的，那我将非常感谢你。
你寄给我的小册子是德国人居住的俄罗斯波罗的海沿海各省的特权阶层目前用来呼吁德国人给予同情的一种辩护词。这帮流氓一向都以他们热心为俄国的外交、军队和警察效劳而出名，自从这些省区从波兰划归俄国以后，他们便心甘情愿地出卖自己的民族来换取剥削农民的合法权利，现在却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受到威胁而喊叫起来。旧的等级制度、正统的路德教以及对农民的榨取，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德国文化，为了保卫这种文化，欧洲目前应当行动起来。因此，这本小册子里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地产是文明的基础，而据这个可怜的小册子的作者自己供认，这种地产大半全是领主的地产或交纳赋税的小农地产。
在他的那些引证——有关俄国公社所有制方面的——中，这个家伙既表现了自己的无知，也露出了自己的马脚。谢铎-费罗提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他们宣称（当然是为了地主的利益）公社所有制是造成俄国农民悲惨境况的原因，这同以前有人把西欧农奴制度的废除——而不是把农奴丧失自己的土地——说成产生赤贫现象的原因是一模一样的。俄文的《土地和自由》一书也是这类货色。它的作者是波罗的海的土容克冯·利林费尔德［注：手稿为：“利林塔尔”。——编者注］。造成俄国农民贫困的原因也就是在路易十四等人统治下造成法国农民贫困的原因，即国税和交给大地主的代役税。公社所有制并没有造成贫困，恰恰相反，只有它才减轻了贫困。
其次，公社所有制起源于蒙古的说法是一种历史的谎言。正象我在我的著作中多次指出的[63]那样，它起源于印度，因而在欧洲各文明国家发展的初期都可以看到。俄国公社所有制的特殊斯拉夫的（不是蒙古的）形态（它也可以在非俄罗斯的南方斯拉夫人中看到）甚至最象经过相应的改变的、印度公社所有制的古代德意志的变种。
波兰人杜欣斯基在巴黎宣称大俄罗斯部落不是斯拉夫族，而是蒙古族，并且旁征博引企图证明这一点，这从一个波兰人的立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种见解是错误的。不是在俄国农民中，而只是在俄国贵族中才混杂着大量的蒙古—鞑靼族成分。法国人昂利·马丁的理论是从杜欣斯基那里搬来的，而“有灵感的哥特弗利德·金克尔”翻译了马丁的书[542]并成为波兰的热心拥护者，目的是让民主党忘记他在俾斯麦面前的卑躬屈节行为。
至于说俄国政府的政策同欧洲和美洲相比是蒙古精神的代表，这当然是一个现在已经成了老生常谈的真理，甚至连哥特弗利德和波罗的海的土容克、小市民、牧师和教授这样的人都可以理解了。因此，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所发出的叫嚣无论如何是应当加以利用的，因为它可以使德意志大国普鲁士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从我们方面看来会引起对那种“德意志文化代表”的反感的一切东西，在普鲁士的心目中却相反，恰好成了值得捍卫的东西！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小册子作者多么愚昧无知！在他的心目中，出让俄属北美洲不过是俄国政府的一个外交诡计，并且顺便提到这个政府非常缺乏现款。[543]但是主要之点在于：美国国会最近公布了有关这一交易的文件。其中包括美国代办的报告，他直截了当地给华盛顿写道：从经济方面说来，这一收获眼下一文不值，但是——但是美国佬借此可以从一边把英国的海路切断，从而加速整个英属北美对美国的归属。原来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你和雅科比的通信［注：见本卷第415—416页。——编者注］我基本上同意，但过分赞扬我的活动是十分令人厌恶的。一切总归有个限度［注：贺雷西《讽刺诗集》第1册第1首。——编者注］。如果你一定要赞扬，那末雅科比老人自己完全值得赞扬。欧洲还有哪一个老激进派具有这样的公正和勇气，能够直接拥护无产阶级运动呢？他提出的一些过渡措施和具体建议没有多大价值，但这完全是次要的事情。只限我们之间说说，归根到底，我在社会运动方面对德国的期望比对法国多！
我和阴谋家巴枯宁发生过一场大冲突。不过这件事下封信再谈。
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注：库格曼的夫人盖尔特鲁黛和女儿弗兰契斯卡。——编者注］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
注释：
[6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22页；第23卷第94—95页。——第43、637页。
[542]俄罗斯族起源于蒙古的理论是杜欣斯基在他于1854—1861年间发表的著作中提出的，其中有一本书是《斯拉夫人的起源。波兰人和卢西人》1861年巴黎版（《Lesoriginesslaves.PologneetRuthénie》.Paris，1861）。昂·马丁在他的著作《俄国和欧洲》（LaRussieetI’Europe》）中叙述了这一理论。这本书于1866年在巴黎出版，1869年由金克尔译成德文。——第637页。
[543]根据1867年3月30日的条约，俄国在北美洲的领地（阿拉斯加）以七百二十万美元（按当时比价为一千一百万卢布）的代价转归美国。——第6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187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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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卡尔·克莱因和弗里德里希·莫尔
佐林根
1870年2月8日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朋友们：
你们12月3日的来信，我至今没有答复，请多多原谅。[375]我只能用以下理由来为自己辩解：我很想写点真正令人愉快的东西，因此，正是为了合作社的利益，我首先得找点出路。尽管如此，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们任何令人高兴的消息，那末你们可以看到，这不是我的过错。
从1848年和1849年以来，佐林根就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佐林根工人那时不仅是莱茵省最先进最坚决的工人，正象他们在爱北斐特事件中也表现出来的那样，而且我个人也应当特别感谢佐林根工人，因为我随同开往爱北斐特的佐林根纵队，曾经支持和保护过我而反对过“激进”资产者的怯懦和背叛的安全委员会。要是没有佐林根人，这些资产者就会把我关进监狱，在那里，我很可能成为他们用来向普鲁士老爷们赎罪的牺牲品。[541]此外，我清楚地知道，在拉萨尔凯歌行进的整个时期，佐林根人的表现也说明，他们不是新学说的新信徒，而是已经多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的人，他们虽然也考虑到可能参加新的联合会［注：全德工人联合会。——编者注］，但是向这个联合会是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正当人们把拉萨尔当作救世主来顶礼膜拜的时候，我们的朋友克莱因勇敢地提醒他和工人：《新莱茵报》的人为创建独立的工人运动也已经作出了某些贡献。
正因为如此，我对于我自己的资金不能为合作社提供它所必需的帮助这一点，倍感遗憾。我有一笔为数不大的款子已固定投入企业，因此不管我的愿望如何，大约起码在近几年内，甚至为了个人用途我都不能动用它。所以，我能够支配的只是自己的收入，而我的收入按照这里的条件来说也不是充裕的。但是，为了哪怕证明一下我的良好愿望，随信寄上五十塔勒的普鲁士银行券I.Lit.C.N.108126，并请给我寄来以上款数的借据，但是利息不要扣除给我，而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
我和马克思（我同他谈过这件事［注：见本卷第394、396—397页。——编者注］）一起研究过是否还可以通过别的什么途径为合作社弄到一些钱。马克思也认识一些握有资金的人，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善意帮助。但是，我们要委托来办这件事的那个人，离开这里好几个月了，在他回来以前毫无办法。我们有这样一个计划：如果我们能使这些人对你们的事业感兴趣，我们就建议他们派一个人到佐林根去亲自了解一下合作社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给这个人看所有的账簿和文件，并且开诚布公地给他作一切必要的解释。否则就不能要求人家向事业投资；如果我能向你们提供较大的款项，我也会事先到佐林根去，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在实业问题上，每个人都必须亲自省察，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误入迷途，特别是同事业有利害关系的人更是如此。不言而喻，这个人（他在佐林根自然是没有任何熟人）应当保证他绝对不滥用所得到的资料。如果他相信企业是殷实的，企业的领导是可靠的，我们希望能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债券。
当然，我在这里给你们谈的只是我们的行动计划，不想让你们现在就对这个计划寄以很大的希望，因为很清楚，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支配别人的钱。我绝对不想让合作社依据这些最早也要在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实现、也许根本不能实现的设想来开展业务，因为这种业务会使合作社的资金滞结，使企业陷入困境。我只能允诺，我们在这件事上将做到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最后衷心祝愿合作社获得成功和它的所有成员幸福。
衷心地握手。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我现在的地址如信前所示。
注释：
[375]指克莱因和莫尔1869年1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他们在信中谈到佐林根钢铁制造业合作社（见注266）物质上的困难，请求恩格斯给以帮助。恩格斯在这封信上亲笔做了批注：“1870年2月8日回信。挂号寄去五十塔勒，利息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第394、633页。
[541]指1849年5月在爱北斐特发生的革命事件。恩格斯受该城安全委员会的委派领导修筑防御工事和街垒的全部工作，并指挥炮兵。当地资产阶级慑于恩格斯的影响，要求安全委员会逮捕恩格斯。佐林根工人（恩格斯随同他们的纵队来到爱北斐特）和爱北斐特工人对资产阶级的行为感到愤慨，他们坚决保护了恩格斯。恩格斯不愿使起义者阵营发生分裂，于5月15日离开爱北斐特前往科伦。——第63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1870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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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塞扎尔·德·巴普
布鲁塞尔
1870年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德·巴普公民：
勉强给您写封信。因为我的左手上缠着绷带。从上月底起腋下开始出现腺体脓肿。我没有在意，现在是罪有应得。给布鲁塞尔的信寄出几天之后[535]，疼痛变得难以忍受，于是我落入医生手中。我不得不忍受两次手术。现已开始恢复，但是我仍在继续治疗，所以被迫呆在家里。
写这封信的目的首先是请您帮帮忙。您大概知道，一部分英国资产阶级组织了一个土地同盟之类的组织来同工人的土地和劳动同盟相对抗。[536]这些资产者的表面目的，是要把英国的土地所有制变成小块土地所有制，并且为了人民的更大幸福而制造农民。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向土地贵族进攻。他们想把土地投到自由流通中去，从而使土地从大地主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为此目的，他们发表了题为《科布顿评论》的一批通俗论文，用最美妙的色彩来描绘小所有制。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比利时（特别是佛来米人）。好象这个国家的农民生活在天堂里。他们同拉弗勒先生建立了联系，拉弗勒为他们的高谈阔论提供事实。因此，既然我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研究土地所有权问题[537]，我认为在这一卷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比利时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和比利时的农业是有益的。可否劳驾您把我应当熟悉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著作书目告诉我。[538]
由于生病，最近几星期我自然未能出席总委员会会议。［注：见本卷第652页。——编者注］小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昨天晚上在我家里开了会。我是小委员会的成员。除了谈其他事情外，有人把安斯先生给斯特普尼的信的内容告诉了我。因为斯特普尼估计我能出席总委员会会议（1月25日），所以一点没有向我转述这封信的内容。我只是听别人说才知道这封信的。[539]
在布鲁塞尔，人们大概首先认为，日内瓦的灾变、《平等报》编辑部成员的更换[409]，是由总委员会的决定［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引起的。这是误会。荣克只顾忙于自己的钟表匠工作，没有抽时间抄写委员会的决定，并在1月16日以前把它寄往日内瓦。在这段期间他收到了罗曼语区委员会书记昂·培列的两封信。1月4日的第一封信带有正式性质。这是罗曼语区委员会给总委员会的通知，其中谈到：《平等报》的一些编辑商量好要掀起一个公开的运动来反对总委员会和同他们有意见分歧的那些瑞士委员会，但是他们的行为是违反罗曼语区委员会意愿的。
日期较迟、但也是在荣克寄出总委员会决定之前收到的第二封信，是培列给荣克的个人信件。我从这封信逐字摘录几段给您看，好让您了解情况。因为这是私人信件，所以无需我提醒您也知道，不要把摘录的东西通知比利时委员会，对作者的名字要保密。[540]
“……巴枯宁离开了日内瓦。那就更好。这些人在我们内部搞分裂。他是同盟的首领。这些民主主义者非常贪权，他们不容人反对，巴枯宁、佩龙和罗班就是这样；他们三个人主持《平等报》。巴枯宁亲自出马攻击使我们在日内瓦失去了二三百个订户。罗班比巴枯宁更贪权，他妄图改变我们这里的一切，这他是不能得逞的，我们不允许这些自以为不可一世的老爷们来驾驭我们。他们企图对联合会委员会施加压力，结果没有得逞，我们不想同他们一起去冒险并使我们的各支部分裂。请您相信，特别在目前同盟对我们是危险的。他们在日内瓦方面的计划——这个计划我早就看穿了——是要使同盟的人成为所有协会的领导，以便控制联合会。您很难设想他们采用了些什么手段——在各支部中辱骂那些不服从他们的人：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取消我参加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对格罗斯兰也是如此……他们的策略是：只派同盟盟员—亨格、布罗塞、巴枯宁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这一阴谋他们未能全部实现。不过，他［注：巴枯宁。——编者注］在里昂、那不勒斯乞求到了全权委托书；所有这些手法谈不上有高尚的道德。他们比我们动身早，为的是在巴塞尔策划阴谋……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件事不出我所料，但这件事我没有确凿的证据。纽沙特尔支部代表马尔蒂诺持的是吉约姆的兄弟签署的代表资格证，这个证件是假的、伪造的，证据掌握在我们手里。纽沙特尔支部当时还没有最终成立起来，临时委员会通知我们，说它既不知道吉约姆，也不知道马尔蒂诺。这就是同盟使徒们的道德面貌——要知道吉约姆和来自洛克尔的几个人是他们的朋友。此外，《进步报》的创办使《平等报》失去了一部分订户，而我们的报纸是共同创办的，我们必须支持它。
最新消息：同盟的一些亡命徒刚刚宣布退出《平等报》——这就是佩龙、罗班及其他几个多少有些能耐的人。这是一次巴枯宁和罗班式的小小政变。他们曾相强迫联合会委员会撤销一个编委［注：维利。——编者注］，因为这个编委反对他们并谴责他们攻击各个委员会和总委员会。我们不愿意利用权力来为这些人效劳，我们还要同他们进行隐蔽的斗争，据说同盟已失去自己的许多成员，在走下坡路，——那就更好了”。
这就是从培列来信中摘录的几段。
如果安斯先生还没有把我的信（和总委员会的决定）转交给比利时委员会[535]，最好把涉及巴枯宁的那一段完全删去。我这里没有留下任何副本，但是我知道，我是在肉体疼痛引起的激动状态中写成的。所以我相信，安斯先生指责这一段的叙述方式是有道理的。至于它的内容、事实，那既不取决于我的糟糕的表达方式，也不取决于安斯先生对巴枯宁的好感。事实是：巴枯宁所创立的同盟，只是名义上解散了，它对国际协会是一种危险，是一种瓦解组织的因素。
有人转告我，在涉及巴枯宁的那一段中安斯先生还指责了“头脑简单的里沙尔”这样的词句。这是笔误，我对此表示遗憾，尤其是，里沙尔是协会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我使用这种词句仅仅是想说明，里沙尔在所引证的那篇通讯中，对于他还没有弄清实质的那些观点过分轻率地信以为真。不过，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里沙尔又在为这种轻率提供新的证据。他给委员会寄来一封信，其中附有一个已经写好的决定，这个决定把里昂一个所谓变节支部的一些成员斥责为卑鄙家伙、叛徒和被协会开除的人。信中建议我们把这个决定重抄一遍，盖上我们的印，签上我们的名并通过邮局寄还给他。而这既没有证据，又没有文件，也没有给予对谴责申辩的权利。
此外，有人转告我，安斯先生还谴责英文的《关于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报道》，说什么在这个报道中取消了涉及继承权问题的一切内容。这是明显的误会。在第26—29页上，既有总委员会的报告［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编者注］，又有在巴塞尔选出的委员会的报告，还有这个问题讨论情况的简述。不过，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英文报道是埃卡留斯写的。总委员会曾任命了一个审查这个报道的委员会。虽然我也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我拒绝参加它的工作，因为我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因而没有资格判断报道是否准确。我所做的一切仅限于纯粹文字上的修改。
最后，如果说总委员会通过的决定未能荣幸地使安斯先生满意，那末它们大概会使罗曼语区委员会满意的，因为罗曼语区委员会在收到这些决定的两个星期以前就已决定摆脱同盟的独裁。
完全属于您的卡·马·
注释：
[409]在未接到《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通告信（见注383）以前，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已经顺利完成了《平等报》编辑部人事的变动，巴枯宁分子退出编辑部以后，报纸开始支持总委员会的路线。关于七名编委委员退出《平等报》的消息登在1870年1月8日该报第2号上，而在1870年1月15日该报第3号上刊登了编者声明；在这份声明上签字的人中有约·菲·贝克尔的名字。——第429、630页。
[535]马克思以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的身分给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写的报告，曾同他起草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和关于肖的讣告（见注534）一起寄给了德·巴普。——第629、632页。
[536]土地同盟——指1869年7月在约·斯·穆勒的庇护下成立的土地改革协会（LandTenureReformAssociation）。这个组织的宗旨，是用租给失业者小块荒地的办法来复活小农阶级。
土地和劳动同盟——见注337。——第629页。
[537]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修改了最初的计划。关于土地所有权和地租问题被放到《资本论》第三卷中去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第6篇，并见本卷注11）。——第629页。
[538]德·巴普在1870年2月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把关于比利时土地所有权问题的书目告诉了马克思。——第630页。
[539]指安斯1870年1月21日给斯特普尼的信，这封信埃卡留斯于1870年1月27日转寄给了马克思。——第630页。
[540]这里提到的培列给荣克的个人信件注明的日期也是1870年1月4日。下面引用的这封信的片断还保存在马克思女儿燕妮手抄的副本中。片断的末尾是马克思转抄的。——第63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7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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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70年1月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荣克：
先是由于参加肖的葬礼[534]，接着是由于其他一些事的打扰，我未能及早把给日内瓦的通告信［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编者注］寄给您。
文中有一些改动。我删掉了一些地方，又加了几句，许多地方的措辞作了修改。
因此，为了使我今天寄往布鲁塞尔的文本同寄往日内瓦的统一起来，您要把这篇东西重抄一遍（越快越好）。抄好后即把原稿交给杜邦。
向您全家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除给日内瓦的通告信的副本外，我还给布鲁塞尔委员会写了一个详细的总结报告，“为的是给他们打打气”，同时也多少是为了让他们看一看，在日内瓦的那些人所宣扬的是些什么样的谬论。[535]
注释：
[534]1870年1月5日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彩画工人、总委员会委员罗伯特·肖的葬礼。马克思受总委员会委托写的讣告发表于1870年1月16日比利时报纸《国际报》第53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44-445页）。——第628页。
[535]马克思以比利时临时通讯书记的身分给比利时联合会委员会写的报告，曾同他起草的通告信《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35-443页）和关于肖的讣告（见注534）一起寄给了德·巴普。—第629、6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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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大约五个星期以前，小燕妮寄给你一封信［注：见本卷第687—690页。——编者注］——实际上是两封信，一封给你，一封给伯爵夫人［注：库格曼的夫人盖尔特鲁黛。——编者注］。信里附有格·维尔特的一张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是仅有的（再没有第二张可寄），所以小燕妮希望尽快知道，寄去的东西你们是否收到了。
这里对邮政通信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因为我从汉诺威寄给恩格斯的一封信无疑被拆阅过［注：见本卷第355—356、359页。——编者注］，然后又很笨拙地封了起来。恩格斯把信封保存下来，让我亲眼看一下而相信确有此事。
对我长期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罪的沉默你应当这样来解释：我要补做一大堆工作，不仅有我个人科学研究方面的，而且还有国际方面的工作；此外，由于彼得堡给我寄来了一本关于俄国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农民在内）状况的书［注：恩·弗列罗夫斯基《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编者注］，我已开始学俄文；最后，我的健康状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被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373—374页）。——编者注］。我现在攻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攻击帕麦斯顿［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这类事只有当着暴君的面做才觉得有意思。
但是，我的关于爱尔兰大赦问题的发言以及紧接着我在总委员会里提出的讨论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态度并作出有关的决议的建议［注：见本卷第369页。——编者注］，除了要大声疾呼地坚决支持被压迫的爱尔兰人反对他们的压迫者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目的。
我愈来愈相信——问题只在于要使这种信念在英国工人阶级中扎根——，在英国工人阶级对爱尔兰的政策还没有和统治阶级的政策一刀两断以前，在它还没有做到不仅和爱尔兰人一致行动，而且还倡议取消1801年所实行的合并[36]，以自由联盟的关系去代替这种合并以前，它在英国本土永远不会做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这是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是出于对爱尔兰人的同情，而是基于英国无产阶级利益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英国人民就还得受统治阶级支配，因为他们必然要和统治阶级结成反对爱尔兰的统一战线。在英国本土的任何人民运动都会因为和爱尔兰人（他们占英国本土工人阶级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不和而陷入瘫痪状态。英国无产阶级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推翻英国的土地寡头——也就不能实现，因为当英国的土地寡头在爱尔兰还保持着自己的非常巩固的前哨时，它在英国本土的阵地就不可能摧毁。但是，在那里，只要事情掌握在爱尔兰人民自己的手中，只要他们自己成为国家的立法者和执政者，只要他们获得了自治权，那末消灭土地贵族（其中大部分也就是英国的地主）要比在这里容易得多，因为这在爱尔兰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同时还是一个民族问题，因为那里的地主不象在英国这样是世袭的显贵和代表人物，而是令人深恶痛绝的民族的压迫者。英国和爱尔兰目前的关系不仅阻碍了英国内部的社会发展，而且也妨害了它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俄国和美国的政策。
但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一般在社会解放的天平上毫无疑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杠杆必需安放在这里。实际上，克伦威尔时代的英吉利共和国就是由于爱尔兰而覆灭的。[532]不要重蹈覆辙！爱尔兰人和英国政府开了个大玩笑，他们把“重罪犯”奥顿诺凡-罗萨选为议员。［注：见本卷第371、388页。——编者注］政府报纸正以重新废除“人身保护法”[373]、重新恢复恐怖制度来进行威胁！实际上，只要现在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英国除了依靠最残酷的恐怖政策和最卑鄙的收买手段以外，是从来不会，而且也决不可能依靠别的手段来统治爱尔兰的。
在法国，事情进行得还好。一方面，各种流派的过时的蛊惑家和民主空谈家都在丢丑，另一方面，波拿巴被迫走上让步的道路，在这条路上他必然要招致灭亡。
针对欧伦堡在普鲁士议院中的丑事，昨天的《观察家报》（这家周报属于内阁）写道：“拿破仑说过：‘搔一搔俄国人，您就会找到鞑靼人’”。可是用不着去搔普鲁士人，就可以找到俄国人的。
顺便说一下，医学博士赖希的名字叫爱德华，根据他那本书的序言来判断，他住在哥达。[533]
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克思
我们能否得到一本在比雷菲尔德出版的纪念弗莱里格拉特的小册子？
注释：
[36]马克思指的是取消1801年英爱合并的要求。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镇压1798年爱尔兰民族解放起义后强迫爱尔兰接受的。合并自1801年1月1日起生效，它消灭了爱尔兰自治的最后痕迹，并废除了爱尔兰议会。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取消英爱合并的运动在爱尔兰获得广泛的开展。但是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只是把为取消合并而进行的鼓动看作是爱尔兰资产阶级从英国政府取得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的自由派不得不在1840年建立了合并取消派协会，他们力图使这个协会和英国各统治阶级妥协。——第19、398、625、654页。
[373]人身保护法（HabeasCorpusAct）是167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一法令，每一个逮捕令必须说明理由，同时被捕者必须于短期内（三至二十天）送交法庭，否则即须予以释放。人身保护法不适用于叛国罪的案件，而且根据议会的决定可以暂时停止生效。——第393、626页。
[532]1641年10月，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前夕，爱尔兰爆发了起义，几乎使该岛的大部分完全脱离英国。这次起义于1649—1652年被镇压下去。对爱尔兰进行了非常残酷的镇压，结果为英国新土地贵族夺取了大量土地，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1660年王朝复辟准备了基础。——第626页。
[533]马克思信中的这句话，是对库格曼请求把赖希的地址告诉他的答复，库格曼打算给赖希寄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1869年9、10月间马克思在德国的时候，库格曼把赖希的著作《论人类的退化，退化的原因和防治办法》1868年厄兰根版（《UeberdieEntartungdesMenschen，ihreUrsachenundVerhütung》.Erlangen，1868）赠给了马克思。这部著作序言的后面注明：1868年5月5日于哥达。——第627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869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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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69年10月18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保尔和劳拉：
今天给你们寄去凯累尔先生的译稿[531]。我找不到他的地址，因此你们只好通过席利向莫·赫斯打听一下。
告诉凯累尔先生，让他继续译。总的说来我对他的译文感到满意，虽然文字不漂亮，译得又太马虎。
最好每一章他都通过你们寄给我。至于第四章，我将把它分成几节。
第二章里我修改的地方不是非改不可的，不过它们表明我希望按这个方向去修改。
关于《Verwertung》〔“价值增殖”〕一词，请注意我在他的译稿第12页上所提的意见。他应当就这个词给法国读者加个注释。
我怀疑，经常把词的字母稀疏排开对法国排字工人是否方便。
在德语中，我们使用《Prozeß》（procès）〔“过程”〕一词是针对经济发展而言，就象你们说“化学过程”一样，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把这个词译成《phenomena》〔“现象”〕，就没有意义了。如果他找不到另外的词，就让他统统译成《mouvement》〔“运动”〕或别的什么同义词。
替我吻亲爱的施纳普斯。
你们的老尼克
我收到了一封圣彼得堡的来信。一个俄国人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一本关于这个黑暗不堪的国家的农民和整个劳动阶级状况的著作（用俄文写的［注：原稿为：《inGerman》——“用德文写的”。——编者注］）[329]。
[保·拉法格注］
让凯累尔注意，文中用虚线标出的那些词要保留。
注释：
[329]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ПоложениерабочегоклассавРоссии》。Спб.，1869）（1869年圣彼得堡版）一书是丹尼尔逊于1869年10月12日（俄历9月30日）寄给马克思的。丹尼尔逊表示希望，该书能为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后面几部分提供必要的资料。这一著作促使马克思认真研究俄语。马克思对弗列罗夫斯基这本书的评语见本卷第421、646等页。——第357、623页。
[531]指译者凯累尔于1869年10月16日寄给马克思审阅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章的法文译稿（见注359）。——第62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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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10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匆匆写几行，因为小杜西和恩格斯刚刚来到。你从这封短信可以知道，我们昨天白天已顺利到达英国。
我们在海上和陆地都有一些奇遇，小燕妮会写信详告。
谨向全家衷心问好。
你的卡·马·
特别向伯爵夫人和小猫头鹰［注：库格曼的夫人盖尔特鲁黛和女儿弗兰契斯卡。——编者注］问好。恩格斯、拉法格、马克思夫人等也向她们问好。小家伙［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又好些了。 |
一1848年的六月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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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48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compère〔教父〕［注：双关语：《compère》——“教父”，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是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而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又愈是以为在1832年、1834年和1839年各次起义[6]被残酷镇压后，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了，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最狂热拥护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在法国反革命派当中挤上基佐那样的地位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作为投机事业走狗的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当时现存的统治制度。
所有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里或是完全处在payslégal〔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诸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经常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财政赤字。每过4年或5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财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法国每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亿5000万法郎，而每年国家非常开支却差不多达到4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额金钱，又为欺诈包工，贿赂往来、偷盗窃取以及各种各样的舞弊勾当造成了良好机会。在发行公债时盗窃国家资财是批发式地进行的，而在执行官方包工合同时则又零售式地重复进行。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统治阶级，在铁路建筑上也如在国家的一般支出与公债上一样，乘机进行了掠夺。议会把主要的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那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过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进行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反之，任何一点点财政改革，都因受银行家反抗而遭到失败。例如，邮政改革就是如此。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敢于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24万选民和他们的随从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7]。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gouvernementàbonmarch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势力，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上至宫廷，下至caféborgne〔最低级的妓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腐朽的欲望泛滥横流，甚至和资产阶级法律都步步抵触，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是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情形来说，都只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同样地公开表演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上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丑剧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参加政权的各个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àbaslesgrandsvoleurs！àbaslesassassins！》〔“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利益受到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LadynastieRothschild》〔“路特希尔德王朝”〕、《Lesjuifsroisdel’époque》〔“高利贷者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揭露了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统治。
Rienpourlagloire！〔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Lapaixpartoutettoujours！〔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3分息和4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让法国民族自尊心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柯夫而完成了对于波兰的掠夺时，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8]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方面时，法国民族自尊心更是感到了特别强烈的愤激。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微小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摩人民的流血起义则象电流一样激动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注：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柯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进行的；巴勒摩的起义爆发于1848年1月12日；在1月末，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9日的炮击。（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最后，由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普遍不满的爆发便加快起来，而不平的怨言便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深了人民中的普遍不满。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不免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9]，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欺诈者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必定会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了一个后果：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能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只得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他们开设起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方式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冲突起来，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弄得束手无策，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10]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是统治着巴黎的。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去诉诸清醒的法国，借以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作，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2月25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即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所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象1830年7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决心要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争得共和制度。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此事。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回来质问。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那种治国安邦的智谋和按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在两小时的期限未满以前，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赫然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
Républiquefran?aise！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此种假象所引起的许多派生性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主义者摆脱了七月王朝使他们陷进去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无怪乎“法兰西报”[11]曾与反对派方面的报纸一起进行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曾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赞助革命。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归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主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资本隐藏于其后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地显露出来了。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提出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过几天后已忘却自己的诺言，好象是把无产阶级完全忽略过去了的时候，就有两万工人群众涌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要它去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议事厅，而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国家的实权在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得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在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可是必须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协力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益，——须知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面坐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哩。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近旁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正如工人们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同样，他们也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而挑不起一场对于统治世界市场的英国有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财产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赖有略经改头换面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能够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去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外省各地，它却只是集聚在个别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充分发展的现代的反资本斗争，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所以，无怪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12]。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13]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弄得面红耳赤，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邪书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应的辞句，就是fraternit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轻松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ungouvernementquisuspendecemalentenduter-riblequiexisteentrelesdifférentesclasses》〔“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地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引以自慰的，是他们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强横的国家高声陈述了自己爱好和平的情怀：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按照自己所处情势的特殊条件——起来革命了。俄国和英国——后者本国情况也不稳定，而前者则被吓呆了——对此都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共和国面前连一个全民族的敌人也没有碰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来刺激活动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其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是把共和国看作自己的产儿的，所以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这个政府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措施，自然都受到它的欢迎。它很乐意地协助科西迪耶尔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城内的私有财产，并且让路易·勃朗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pointd’hon-neur〔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丧失了力量。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从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上最能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狂热地担当起这一任务来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是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靠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来维持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就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完全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这样，在二月革命还没有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被麻痹，商品流转已遇到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靠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来维持的，而革命已在使资产阶级生产根本受到威胁，已在使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已在用卢森堡的怪象去与交易所相对立，那末这样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多少，革命的创造力就增加多少。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债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信实精神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丢人而且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5分、4分5和4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踌躇满志、非我莫属的神态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金钱支绌，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尽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稍许减轻。金钱支绌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阶级、仆役和工人就不免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偿付政府对国家债权人备好的这种称心满意的礼物的价值。
政府宣布，凭储蓄银行存折取款，不得超过100法郎。所有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都被没收，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阶级这时所领到的已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国债证券，于是它就不免要把这种证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即听任那些正是二月革命打击对象的人们去宰割。
银行是在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坏共和国的信用。它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纸币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立刻象洪水泛滥一样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把共和国的这个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也必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乞求大家来为爱国主义担负牺牲，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工人才施舍给它几个钱。于是只得采取英勇手段——施行新税。然而向谁去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但这样去作是不能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的同情的。这样作就会一方面破坏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事业，另一方面又使它受到很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到底是谁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了牺牲呢？就是Jacqueslebonhomme[14]，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4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恩赐的10亿巨款[15]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免要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45生丁的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封建负担，而1848年的革命，却为了使资本不致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详尽地描述，说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的高利贷者、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可是，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却是智慧树上的苹果哩。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于是就受到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陈年旧帐，反而陷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积欠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贷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一句关于这种解放的言词——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主张工人解放就是经常反对恢复靠绝对确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来维持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抛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强固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况且，国民自卫军已被迫实行——虽然是经过了极顽强的抵抗和用尽了一切阻挠办法之后，虽然只是局部实行，渐渐实行——让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24营别动队，每营1000人，由15岁到20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其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genssansfeuetsans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查罗尼[16]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雇于临时政府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的事迹，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1法郎50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他们的指挥官，一部分是由政府指派常备军军官担任，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担任，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都把他们迷住了。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拚命蛮干的24000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它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它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它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10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23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进行厌烦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17]。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是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但因为它们打着相同的幌子，也就往往引起了犹如西班牙家臣喜剧中那样的误会。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于是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虽不是就其内容来说，但就其名称来说，国家工厂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是消耗着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是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尽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了！——他们这样嘟囔着说。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显得那样汹涌澎湃；每一次来的邮件，或从意大利那里，或从德国那里，或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陶醉情态，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他们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本身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
3月17日事件和4月16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3月17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再回到革命轨道上来，使它在一有必要时就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排出去，并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举行[18]。但是在3月16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喊着《àbasLedru-Rollin！》〔“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口号涌到市政厅去。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为了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只得出而保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服从于自己，反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3月17日事件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4月16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有许多工人举行集会，要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当前的选举。突然有一种风声飞快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有大群武装工人由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集会，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互相争立头功，——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整装以待，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各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准备要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很惊奇地知道，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曾在布置极为严密的虚幻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怖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整个这出拙劣的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的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注：从本页到第66页的国民议会都是指由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编者注］开会了。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citoyens〔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人民偶象崇拜主义。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表示拥护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同时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能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各个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脸上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使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丧失信用，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一律蒙上反对派的光彩。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是“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起初也只是戴着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并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置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反而是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主观上、在想象上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则其全部活动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整个存在的时期都是在不断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斗争的。
整个法国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匆忙地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的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狂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在建立对社会主义有所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时，曾经是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战斗的；现在，为了要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要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却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不免要用武器来打消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9]。Ilfautenfinir！此风不可长！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要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决心。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谩骂工人的言论。但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饬令执行委员会来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是只等候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的。
执行委员会开始是多方阻难工人进入国家工厂，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生长的工人都赶到索隆，借口说是要调到那里去做土工。这种工程，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自己的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以掩饰工人被逐事实的一种好听词令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是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5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3000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几星期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当时简直是被那冲散了他们虚幻的共和国的火药浓烟熏得头昏眼花了。
请读者允许我们从“新莱茵报”中引出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炮火。这就是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fraternité。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6月25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学究们拘守1793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20]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既已摆脱了一切桎梏，于是它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要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处境的认识，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君主制结成了联盟来反对人民，那末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就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没有让它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有让它能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强暴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与各邻国保持和平。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本身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摆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因此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不免要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得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19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注释：
[6]1832年6月5日—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这次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第12页。
[7]罗伯尔·马凯尔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创造的，由于奥诺莱·多米耶给他作了一组漫画而长久流传下来。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14页。
[8]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7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组织的单独同盟，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这个同盟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叶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占了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议会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在11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西欧强国的立场。——第15页。
[9]1847年春在比桑歇（安德尔省）在附近农村中居住的饥寒交迫的工人的带领之下，发生了袭击投机商的粮仓的事件；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桑歇事件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1847年4月16日把4个直接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判处死刑，其他的很多人被罚做苦役。——第16页。
[10]“国民报”（《Le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第17页。
[11]“法兰西报”（《LaGazettedefrance》）是从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9世纪40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主义者的机关报。——第19页。
[12]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一世帝国时候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一个红色的旗绦。——第22页。
[13]“总汇通报”（《LeMoniteur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它从1789年至1869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通报”各期必定刊载政府的法令、议会的公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第22页。
[14]Jacqueslebonhomme或JacquesBonhomme（意即笨伯雅克），是法国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的绰号。——第26页。
[15]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用来补偿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中被没收的财产的。——第27页。
[16]拉查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鄙称。这些人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第28页。
[17]根据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即把他们安置在习艺所里；这里工人们从事的工作生产率低、单调而且累人；当时人民都称习艺所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29页。
[18]指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布朗基和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第30页。
[19]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发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涌入制宪议会会场的示威者要求议会实现诺言，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内阁；他们企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人民发动结果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第34页。
[2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53—156页。——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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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1869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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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
伦敦
1869年9月25日于汉诺威
我亲爱的白鹦鹉：
遗憾的是，我不能在家里为我可爱的明亮的小鸟眼睛庆贺生日，但是老尼克［注：意为“家神”，是卡·马克思在家里的谑称。——编者注］的思想永远和你在一起。[529]
你被锁在
我的心窝里
我从妈咪［注：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编者注］的来信（她这封信写得和平常一样令人入迷，她是书翰艺术的真正能手）高兴地得悉，你的健康在好转。但愿我们可爱的小施纳普斯［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也很快恢复健康。同时，我完全同意库格曼的意见，即应当立刻请威斯特医生诊断一下（或者他不在时就去请别的医生）。我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你和拉法格会服从我作为父亲的权威，你非常清楚，我是不习惯于运用这种权威的。给小孩看病比什么都困难。没有任何别的情况比这更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了，任何耽搁都会非常有害。无论如何你们不应当急于离开伦敦。这对小孩的确是危险的，对你们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益处。在这方面每一个医生都会向你提出同样的劝告。
我很高兴，巴塞尔代表大会[286]闭幕了，而且会开得还比较好。每当党带着“自己的全部溃疡”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我总是感到不安。在登场人物当中谁也没有站在原则高度上，但同上等阶级的愚昧无知比较，工人阶级的过失是微不足道的。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德国城镇中，没有一个城镇的地方报纸不对“这个可怕的代表大会”的活动充满了恐惧。
我们呆在这里有点困惑不安。一提起要很快动身，库格曼一家连听也不愿听。况且由于换了空气和改变了环境，燕妮的健康已大大好转。
过几天我可能同李卜克内西在不伦瑞克会见。我不想到莱比锡去，而他不能到汉诺威来，因为在国会休会期间，普鲁士人可能会给他优先提供免费房间。[328]
非常感谢保尔的详细来信[530]。衷心问候全家，并千百次地吻你和我的可爱的小施纳普斯。
再见吧，可爱的孩子！
永远属于你的老尼克
[马克思在信的最后一页上写着：]
给劳拉
注释：
[286]1869年9月6—11日在巴塞尔举行了第一国际的应届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代表大会，但是他最积极地参加了它的准备工作。他在总委员会上讨论代表大会议程的某些问题——土地问题（1869年7月6日）、继承权问题（7月20日）和普及教育问题（8月10日和17日）——时的发言记录被保存了下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48—656页）。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次讨论了土地问题，大多数票赞成废除土地私有制，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和国际范围内把工会联合起来的决议，以及一系列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国际和扩大总委员会权力的决议。在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之间在废除继承权的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第314、319、334、349、392、620页。
[328]1865年7月，李卜克内西“由于政治理由”被柏林警察局驱逐出普鲁士国境；1867年，他被选为萨克森地区参加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议员，享有议员豁免权。但是，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9月未能到汉诺威会见马克思，因为普鲁士警察局可以利用国会休会的机会（从1869年6月22日至1870年2月14日）将他逮捕。马克思最初设想与李卜克内西在不伦瑞克会见，后来又想在汉诺威。但是，马克思与李卜克内西的会见未能实现。——第356、621页。
[529]1869年9月26日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满24岁了。“白鹦鹉”（一本旧小说中时装裁缝的名字）和“小鸟眼睛”是劳拉在家里的谑称。——第620页。
[530]马克思说的是保·拉法格的一封信，拉法格在这封信中叙述了巴塞尔代表大会后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于1869年9月14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的过程。——第62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9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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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69年]8月13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刚才收到您的来信（下午两点）。
您一定要去。[528]阿普耳加思被他自己的联合会选派出来一事，将向大陆上的国际会员表明，英国工人根本不象一些造谣中伤者所说的那样不关心国际。只可惜阿普耳加思根本没有参加我们目前的讨论，所以不能代表我们的观点。
如果我们不留意，丹麦街的蠢驴们就会闯出乱子来。也要给我们的波兰人［注：扎比茨基。——编者注］写封信。我没有他的地址。
您的卡·马·
注释：
[528]马克思坚持推荐总委员会委员荣克出席木工和细木工统一工联会议，这次会议将要讨论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1869年8月17日荣克向总委员会报告说，这个工联将派代表参加代表大会。代表木工工联出席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是它的总书记、总委员会委员阿普耳加思。——第61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7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7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的左臂出现脓肿（和痈相似），大约有十二天了（还没有完全好），和我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时左腋窝下的那个一样。但我拖到现在才答复您本月17日来信，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非常不愿打乱您的计划，我个人也乐于和您做伴，所以我采取了各种办法，想把事情安排得合于您的心愿。可是这确实不可能。我一定要在8月底到我在荷兰的亲戚［注：菲力浦斯家。——编者注］那里去，我必须在那里处理种种同我利害相关的重要事务。我建议这次会晤改期，遭到了断然拒绝，因为我要去会见的那些人，都各有事务缠身，只能约好固定时间在博默耳［注：扎耳特博默耳。——编者注］和我见面。
因此我将在8月底离开伦敦。您务必写信告诉我，您什么时候返回汉诺威。我要看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相应地安排我今后的旅行。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您的卡·马·
又及：况且8月份拉法格将同他的妻子和爱子到伦敦来。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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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7月2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库格曼：
附上的传记［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已经改写得适用于《未来报》，并且提到了《雾月十八日》。您先把它转抄一遍，我是很高兴的，因为不让魏斯知道是我写的更好。
关于旅行问题，马克思会给您写信或者已经给您写了信。您肯定在卡尔斯巴德［注：卡罗维发利。——编者注］见不到他了。至于我，由于收支平衡表之类的事拖延下来，我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无论如何，8月15日到20日以前是不行了。这是很不愉快的，不过既然这是商业最后一次折磨我，我也就不必过分叫苦了。这样一来我今年恐怕不能见到您了，因为我未必会到卡尔斯巴德去。
为了使传记今天还能寄出去，我必须就此搁笔。下次再谈吧。希望卡尔斯巴德对治疗您的胆结石会有好处。我在巴门的一个弟媳也得过这种病，幸而好了，现在重新变得又胖又肥又快活。
您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6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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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9年7月1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你真是个好同伴！我只是把你当作妈妈的主管同你通信商讨有关行情的事情，这是不言而喻的。［注：见本卷第593—595页。——编者注］但是，正因为你是妈妈的主管，你不能突然向我声明，要我就这件事直接去找妈妈。每当另一方同你持有不同意见或者你理屈词穷的时候，你就要拒绝主管的职务，想得倒是不错。不，亲爱的，无论如何你现在还要坚守岗位。
好吧，现在谈正事。我们约定一切都按六国家塔勒二十银格罗申进行核算，究竟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妈妈和我双方都拒绝获得这一万英镑的行情差益。但是，既然妈妈在我付给她的七千英镑中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差益，那末我在数目不大的余额中获得一些差益，我认为是完全理所当然的。可是你解决问题太简单了，干脆断言，只有妈妈才有权获得行情差益。
顺便指出，你没有考虑到，当你完全正确地断言，只有妈妈实际上才是有利害关系一方的时候，你在核算问题上的立足点是多么不可靠。我偿付给妈妈一千英镑，而对我的询问的回答是，这笔钱我应当用任何偿付日期的期票寄给丰克公司。我这样做了，因此我有权要求，在到期三天之后把这些期票全部给我冲账。在这之后，丰克根据“丰克公司”和巴门的“欧门—恩格斯公司”之间所签订的我不知道的、不涉及我的协议（正如你所说的，我同这两个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怎样处理这些期票，则与我完全无关，正如丰克兑现这些期票的银行怎样处理这些期票与我无关一样。现在你总该明白这点了吧。
“欺诈行为”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职业商人和职业律师一样，很习惯于仅仅从对他们最有利的方面去看待他们直接从事的事情，而在研究科学问题的时候，必须首先摆脱这种特性。由贴现引起的这些麻烦事使我怀疑，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完全公平，因此，从那时以来，我就认为有必要自己对自己的利益稍加关心一下。
我根本不记得我表示过为了你的方便而愿意用塔勒来算账。你只是忽略了一种情况，即你的全部论据是以一万英镑留在曼彻斯特这儿对我有利这一点为基础的，而你的这个论据同样证明，当行情是六国家塔勒十二银格罗申的时候，我就应当用塔勒来清账，因为不能要求妈妈在这方面赔钱。在行情高的时候我应当用英镑偿付，在行情低的时候我应当用塔勒偿付，你用来证明这一点的论据究竟有什么意义，大概你自己明白。
此外，我还想问你一下，我为你们买的棉纱和棉线你们是按什么行情折抵给妈妈的，是按当天的行情还是按六国家塔勒二十银格罗申的行情？尽管你那样热心地设法为妈妈获得行情差益，我毫不怀疑你是按前一种行情折抵的。
算了，不必再谈这些事了。看样子你的耐心没有了，而且这件事本身也根本不值一提，所以我一定使你满意，用英镑来偿付。根据我同哥特弗利德［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的契约，从8月1日开始，每两个月付款一千英镑；我得到的第一批款项，尽量用来与妈妈清账。说实话，哥特弗利德可能把第一批款项拖延到收支平衡表编制好和契约签订以后，即有可能还要延长两星期左右，因此，我请你不要指望钱一定能如期拿到。还要劳驾你把到6月30日为止的往来账寄给我，因为我这里的账目由于多次提款而弄得混乱不堪，所以我不想以它为依据，何况我手头还没有账单，在办事处我只能很粗略地查阅一下账目。你可以按下列日期拿到概算的全部余额：（1）8月份——近八百一九百英镑；（2）10月份——一千英镑；（3）12月份——其余的；所以我请你预先通知我，你希望在哪里和怎样收到汇票。
刚刚收到你13日的来信。只要我一进城见到副领事，就签署文件，很可能在明天。劳驾你了解一下，我需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摆脱王国波洪州法院继续给我寄送有关恩格耳斯堡联合公司事务的函件。这里有时收到一大叠用粗糙的复写纸印的通知单，上面盖有两塔勒硬币大的截子，这些都是作为“免收邮费的公文”寄给我的；可是英国邮局根本藐视波洪州法院，向我收三到五先令的寄费。一星期前，我收到了那样一封附有恩格耳斯堡联合公司所有股东名单和联合方案的公文，并让我对这件事提出自己的意见。从这些文件中我了解到，以后我可能荣幸地得到8除3601/672的矿业股份，不过我觉得为这种通告付四先令八便士的寄费毕竟是太贵了。如果我要能看清楚文件上签署的威武的州法官的名字，我就会给他写一封很有礼貌的信，请他不要拿恩格耳斯堡联合公司的事来麻烦我了。但是，普鲁士官僚把自己的姓名签得很难辨认，正是为了不让人们用任何回答来打扰他们。因此，劳驾你通知这个难以辨认的人，这里不承认多特蒙特州法院和波洪州法院免费邮寄的权利，如果他根据委托书把所有的通知寄给妈妈，我将对他表示感谢。
公司的情况是这样的：哥特弗利德认为你们要把公司保存到什么时候，他就把它保存到什么时候，因为不这样，你们就会要求分享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的一份遗产。我认为替你们辩护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你们有：（1）彼得·欧门保证你们在这里的权利的诺言；（2）律师的结论，我完全相信这个结论。只要彼得·欧门还活着，你们不必担心哥特弗利德·欧门；如果我知道你们的权利不是那样不可动摇，那末我首先会提出建议，提醒哥特弗利德注意这点；另方面，哥特弗利德不会同意，在彼得·欧门死后也保证对你们的权利不提出异议。但是，目前他终究在我们手中，因为我只给了他五年主持公司的权利，虽然我向他许诺以后也不加阻挠，但是履行这些诺言，就和履行其他诺言（比如说，我答应他不泄露公司的秘密等）一样，完全取决于他的表现，特别是对你们的态度，这点我已直截了当地对他讲了。
由于行情上涨，6月30日我从买成股票的一万英镑中起码赚了一百七十英镑。这笔收益平均等于投资的57/8％。这些股票主要是煤气公司的，其次是自来水公司的和铁路的，这些都是英国公司的股票。
我的自由使我愈来愈高兴。遗憾的是，我还得大忙一阵，然后才能切实地研究一定问题，但是这很快就会安顿好的。
关于棉纱的事，我同采购人申克斯讲了，并把货单寄给了他，现将副本寄给你过目。棉线的质量，从我最近收购的一批起已经大大下降。因此，如果你们需要棉线，最好按样品订货。关于棉纱，最好也责成申克斯按照我在货单中指出的品种交货——这是我们二十年来在这里所使用的那些品种，只要它的质量没有变化，那它对你们是不可缺少的。
向恩玛、孩子们和弟弟妹妹们致良好的祝愿。附上给艾·布兰克的几句话。
你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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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7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这里收到您6月2日那封信的时候，我正在曼彻斯特[275]。他们忘了转寄给我，后来完全忘记还有这封信。我刚刚才拿到手，这是您7月6日的信引起我注意到它的。后一封信我也是昨天才拿到，因为我为了劳拉的病使用化名在巴黎住了整整一星期，顺便说一句，那里运动的发展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如果没有这些情况，我早在您生病的时候就给您写信了。
关于《雾月十八日》，迈斯纳的保证纯粹是瞎扯。稿子从1月底就在他那儿。序言他当然没有收到，因为他没有把最后两印张校样寄来。我在6月23日才终于收到它们，当天就校好和序言一并寄回去了。这样，又过了三个多星期，弄得我们非碰上书业淡季不可！
9月间我才能到德国去。[522]我作这一次旅行主要是为了我的女儿［注：燕妮。——编者注］。但是无论如何我是会到黑尔郭兰去看您的（我将路过汉诺威）。
关于恩格斯写的传记［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请您把它寄还给我。他要改写，因为现在是给另一类读者看。
向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衷心问好。
您的卡·马·
注释：
[275]1869年5月25日到6月14日，马克思带小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看来，爱琳娜一直在恩格斯家中住到10月初。——第303、368、454、600、612页。
[522]马克思同女儿燕妮大约从1869年9月10日到10月10日住在德国。——第592、61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186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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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
波尔多
1869年7月10日于巴黎
我亲爱的朋友：
我星期四晚到达这里，星期一将返回伦敦。
您的来信我读了几遍，看来，您以为我的妻子仍然留在这里。这是一个误会。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劳拉的病仍然很重，身体很弱。
我一开始就提到这一点，因为这可以说明我们的保尔为什么表面上看来有些消极。他没有中断自己的学业，但对于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通过考试却漫不经心。
我为此责备过他，他回答我（我必须向您说明，他有权这样回答我）说：“在考虑将来之前，我应当顾及现在。劳拉的健康状况要求我给予最细心的照料。她的健康状况甚至不允许我离开片刻。为了不使您和我家感到不安，我想隐瞒真相。劳拉和我作过各种努力不使马克思夫人发生怀疑。”
我同保尔请来的一位很好的医生交谈过。他告诉我，劳拉非常需要海水浴；他建议到第厄普去，因为作更长的旅行会使她的健康恶化。
此外，保尔答应我，从第厄普回来后，他将竭尽全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医生考试等等。
我应当坦率地告诉您，我女儿的健康状况使我非常不安。
我们的外孙［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是个非常漂亮的孩子。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完美的小脑袋。
请代我向拉法格夫人问好。
我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真诚的祝愿。
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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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7月10日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库格曼：
附上的东西证明，我毕竟是履行我的诺言的，而且如果没有发生如下的情况，我早就履行了：（1）我虽然还有附上的这张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相片，但是没有我本人的，只是在去冬拍摄好几次后才有了一张可以过得去的相片；（2）但是此后我发现鲁普斯的相片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尽管到处寻找还是没有找到，因此（3）我让存有底片的摄影师再洗二十四张鲁普斯的相片，但由于底片严重褪色，洗出来很糟，我一张也不想寄给你。最后，（4）我重新找到了原来那张相片。现将两张相片一同寄上。
我从马克思那里遗憾地得悉，您经受了一次手术并打算把这个夏天用来恢复健康。这样做肯定会大有好处，在某种程度上恐怕也是很愉快的。希望您因此能完全复元。但是这样一来我们的朋友肖莱马可能不会在您家里遇见您了，他已到德国两个星期了，大约再过十至十二天打算路过汉诺威去看您。马克思大约在本月底或下月初同他的女儿燕妮一起去德国；我是否能去，现在还不知道，其原因如下：
今年6月30日我和我的股东的契约满期了。按照我原来的估计，从订契约时起我就指望在它满期时可以通过正当的商业积攒一笔钱，尽管在此地看来为数很小，但我可以靠它来生活，从而和商业永远告别。这个打算固然没有完全实现，但是经过和我的股东的几次谈判，我们终于达成了一项协议：我允许他在公司事务中使用我的名字五年，并且保证这五年之内不同他竞争；为此他付给我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因此我仍旧达到了我所期望的目的。这样，从本月1日起我就退出了营业，我的时间终于又属于我自己了。当然，这暂时还只是理论上的，因为在收支平衡表还没有编制出来，律师们还没有把必要的文件整理好的时候，我就不能离开这里，而且还要花不少时间来处理这些事。不过我希望能在下月内了结此事，如果您能告诉我这段时间您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也许就有可能在德国的某地见面。不用说，我不需要告诉您，我摆脱了这个该死的商业而能重新随意工作，是多么高兴，尤其因为这恰好发生在现在，即欧洲的事态愈来愈尖锐化，有朝一日暴风雨会完全出乎意外地来到的时候。
看来拉萨尔宗派正是要通过他们名义上的重新联合而走向真正的瓦解[527]，而这并不是没有辩证讽刺意味的。施韦泽现在也许还掌握着自己的大多数人，但是没有一个政党或派别能经受得住经常重演驱逐领袖的事情。何况这一次这个肮脏透顶的集团在揭家丑过程中会暴露出只会有损于施韦泽的种种奇闻。拉萨尔宗派的瓦解以及另一方面萨克森和南德意志的工人摆脱人民党[87]而独立行动，这是建立新的真正的德国工人政党的两个基本条件。拉萨尔派现在自己会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会彼此咬断脖子，但是，要想清除掉李卜克内西系统地灌输给工人的南德意志共和主义小市民的狭隘观点，那就困难得多。在他的报纸［注：《民主周报》。——编者注］上写着：人民党机关报，也就是说，南德意志小市民的机关报，单就这件事来说，就够愚蠢了！如果倍倍尔多少有点理论修养的话，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在我看来，他是个挺能干的人，可就有这么一个缺点。而李卜克内西竟要求我们直接站到他和人民党方面去反对施韦泽！其实这是不言而喻的：（1）我们同人民党这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共同之处远远少于施韦泽的拉萨尔派，后者毕竟还是一个工人派别；（2）马克思身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德国书记，他有责任礼貌地对待每一个由足够数量的工人推举出来做自己的领导人并被选入议会的领袖。
从现在起，请始终按上述的住址给我写信。
不久前，马克思给我寄来了您论述用通风治疗斑疹并发疾病的著作。在我看来，您使用通风还太温和了。这里是毫无顾虑地把卧室窗户打开三至十二英寸，不放任何屏风之类的东西，只留心使病人不要直接在风口躺着就行了。而且不分冬夏一概适用。同时，除了喝大剂量的肉汁和波尔图酒外，几乎不用任何药物。去年11月，我的家庭女工得了肠热症，去年夏天，马克思的两个未婚女儿得了猩红热，都是这样治疗的。我本来以为这种疗法在德国也早已普遍采用，但是从您的报道看来，那里流行的仍然是老办法，即把病人置于温暖而闷人的空气之中。
请赶快给一个信息。
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87]指1868年4月27日至5月23日举行的关税议会的第一次会议。
[527]恩格斯是指施韦泽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和以门德为首并处于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影响下的拉萨尔派全德工人联合会的联合（见注277）。——第60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1869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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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弗朗斯瓦·拉法格
波尔多
1869年7月7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您的来信使我不得不立即动身到巴黎去。［注：见本卷第610—611页。——编者注］在那里我才能对情况作出判断和按您指出的方针采取行动。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从巴黎给您写信，在那里我将逗留两三天。关于您的健康状况的消息使我和真诚爱您的我的全家感到不安。
请代我向拉法格夫人问好。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186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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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9年7月1日于曼彻斯特斯托克波特路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妈妈：
今天是我自由的第一天，我觉得要更好地度过这一天，莫过于立即给你写信。昨天我终于同哥·欧门就一切重要条款达成了协议。按照他的律师所起草的那种契约草案，我是绝对不会签字的。我保证五年之内不去同他竞争，就是说，不生产和不出售漂白的、染色的或砑光的棉纱。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的律师却这样规定：只要我违反了某一条款，一开始就要罚款一百英镑，在个别情况下罚款竟达到一千英镑；这样一来，我因这些罚款要还给哥·欧门的钱就超过了付给我的一千七百五十英镑，诉讼费还不包括在内。我的律师坚决劝我无论如何不要同意这一点，结果我们把与此有关的全部条款即几乎整个草案的一半都删去了。其次，还有一条，即关于由哥特弗利德继续主持“欧门—恩格斯公司”。我的律师告诉我，如果我正式同意他这一条，那末在破产的时候，可能还要把我看作股东而受到追究。所以我提出，我对这一条的正式同意也以五年为限，就连这一点也仅仅以他在这段时间将是企业的顺差股东为准。
这个哥特弗利德起初非常急于谈判，不久又极力拖延，有一次甚至把草案放在他家达三星期之久，连提都不提一声。结果第二个契约草案（哥·欧门、安东·欧门和我之间由于我的退出而调整公司分业问题的契约草案）我大约在三星期以前才收到，由于要履行通常的律师手续，在一星期以前我才能开始谈判。加之，哥·欧门最后几天显然回避我，似乎想把事情拖延到我退出公司时为止，指望那时更容易对付我。我们到昨天早晨才开始谈判，哥特弗利德当即在所有条款上作了让步。我也对他作了让步，保证在五年内不合不纺四十号以下的棉纱品种；我只保留有买卖这种棉纱的权利，但是仅限于未成品。这个让步对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我也就使他得到了满足。
这样，除了一些法律手续外，事情现已办妥。我想，再过三个星期一切都可以了结；但是也有可能拖延到8月份，因为首先要做好收支平衡表，而律师们办一切事情总是拖拉得要命。
昨天吃完午饭，我和哥特弗利德到工厂去看了一下货栈和收货站，然后我们到他家里去，他请我喝了一瓶很好的哈次霍夫贝克葡萄酒。他和我一样高兴，了结了这件事，现在成了公司的全权主人，同时今后再也不会同我有任何争执了，因为：（1）如果我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入股，那这会象我的律师所说的，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主持“欧门—恩格斯公司”，我们也就可以不允许他来主持；（2）他一般说来特别害怕竞争；（3）现在才弄清楚，为了在经营上不发生大的差错，在一段时间内他还非常需要我。因此他请我常到办事处去，什么时候去都行，并请我有时出些主意，这我当然表示同意。他请了一个年青的斯图加特人联系业务，这个人来这里总共才三个星期，当然还很缺乏经验。他会感到相当困难。哥特弗利德同查理［注：查理·勒兹根。——编者注］的事也还没有了结，——根据契约再过一个星期查理就要到期了；我倒是想知道，他们能否谈妥。五年前，他答应给查理代售佣金，可是查理从未拿到，现在查理要求给他一千英镑的酬金作为抵偿，这笔钱哥特弗利德当然是决不会给他的。
看样子，他也不想让安东继续当股东了。至少第二个契约草案解除了同他的合营关系，正象解除了同我的这种关系一样；如果哥特弗利德的确不打算这样做，他就不会给自己增添这些麻烦。一方面，哥特弗利德深信，安东在实际营业方面，即在赚钱方面毫无能耐，另一方面，安东经常背着哥特弗利德从营业中抽出那么多钱寄给他的尤利娅［注：安东·欧门的未婚妻，后成为他的妻子。——编者注］，所以哥特弗利德担心，安东恐怕会直接从银行里取钱，因为他——安东——有权签署支票。当安东入股的时候，哥特弗利德代他投资五百英镑，这也就是安东的资本。安东先生本应每年从自己的利润中给企业留下二百五十英镑，但是他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连那五百英镑也早就挥霍掉了。
我刚刚获得的自由使我高兴极了。从昨天起，我已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年轻了十岁。今天早晨，我没有到那阴郁的城市里去，而是趁天气晴朗在田野里漫步了几个小时。我的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可以打开窗户，不必担心到处都是煤烟尘垢了，窗台上摆着花卉，屋前长着一些树木；坐在这样的房间里的写字台前，同坐在货栈里我那间只能看到天井的阴暗房间里，工作起来完全不同了。我住的地方到俱乐部只要走十分钟，离那些住着带家具出租的房子的德国居民和其他居民的街区相当远，因此可以相信，他们不会来麻烦我。晚上五点钟或者六点钟我在家里吃饭，饭菜非常好，然后多半是到俱乐部去看几个钟头报，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只有当我不必再为收支平衡表之类的事往城里奔跑的时候，才能妥善地加以安排。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衷心问候大家。如果你们有旅行计划，请告诉我，以便我尽可能按这些计划来安排；根据我现在的状况，你们先不要考虑我。
衷心爱你的儿子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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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
伦敦
1869年6月10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孩子：
我本来打定主意昨天离开曼彻斯特。但是恩格斯借口我来这里[275]的头一个星期还感到身体虚弱，坚持要我留到下星期一，我只好让步。真的，他对我那样好，我不能断然不顾他的要求。
在我们到戴文希尔—阿姆斯去的三天旅行中，在波尔顿修道院附近，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小伙子达金斯先生，他是个地质学家，为了绘制这个地方的地质概览图，暂住在约克郡的这个地区。你大概已经知道了，根据政府的决定，在拉姆齐教授的指导下，准备从杰明街开始测绘全英国的地质地图。穆尔本人是个地质学家。恩格斯和肖莱马通过他认识了达金斯。达金斯现在住在约克郡一个偏僻的农场主住宅里。这个农场主住宅过去是个修道院，它的下面一层现在仍然是个小礼拜堂。为了看望达金斯我们来到了这一带地方。达金斯很象个德国农民——小矮个，总是笑容满面；他的头型有点象猴子；除了上牙向前突出（这使我想起了已故的载勒尔夫人）外，他一点也不象英国人。他的衣着就象不整洁的、“衣衫褴褛的”雇农一样，马虎到了极点。领带以及诸如此类的文明用品，对他说来也是陌生的。他给人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鲁莽的小伙子；他的眼睛显示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嘴边浮泛着亲切的微笑，但是不能说他具有很大的才智。不过他还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甚至是一个热心于自己学科的人，而他在他的许多竞争者当中已经开始名列前茅。他天真得象个孩子，一点也不傲慢，不管谁想向他打听他的科学发现，他都随时见告。事实上，一些别的地质学家经常缠着他，目的不外是揩他的油，或者攫取他的研究成果来欺世盗名。的确，我们就碰见过他和两个这样的人交往：其中一个姓华德，是个腼腆的青年，另一个姓格林，是个厚颜无耻、刚愎自用的人。星期日，我们在达金斯住的农场那里吃了午饭，吃饭的那间屋子正好在小礼拜堂的上面。这间筑有主墙（我是说四面的墙很厚）的屋子显然是以前修士聚会的地方；从这里眺望，可以看到茏葱茂盛的树木，似带环绕的群山，嶙峋轩邈的峰峦，又有淡蓝色云雾萦绕其间，这种云雾曾使柯勒·贝尔为之倾倒。乡村风味的午饭虽然简单，但大家吃得非常愉快，非常满意，在吃午饭时从小礼拜堂里面传来了青年们的歌声，因为隔着厚厚的墙壁，听起来好象歌声来自远方，这歌声有点象《浮士德》［注：看来是指沙·古诺的歌剧《浮士德》。——编者注］中的教堂赞美歌。
看来，我们的朋友达金斯有点象费里克斯·霍尔特[400]，不过不象后者那样装腔作势，而是有学识的（顺便提一下，这里的托利党说：“费里克斯·霍尔特是个rascal〔恶棍〕”，而不是“radical〔激进派〕”）。他每星期都要邀请一些工厂的小伙子，请他们喝啤酒，抽烟丝，并同他们谈论社会问题。他是个“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当然，我不免要同他开点玩笑，警告他别让埃利奥特夫人遇见，因为她会立刻抓住他，把他写进她的文学作品。他已经写信给穆尔要加入国际。所以我把会员证给他带去了，他交了十先令入会费，这个数目对他来说相当可观了。这些人从事那样繁重的脑力和体力劳动，每年才得一百五十英镑。如果这纯粹是一种竞争的事情，政府用这样的薪水是雇不到这些人的，但是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充满了研究“地质学的”热情，利用给他们提供的条件来进行自己的探讨。他们持有责成每一个地主、农场主及其他人不得阻碍他们进入自己领地和农场研究土壤结构的证件。达金斯非常滑稽和幽默。他常到一个农场主的庄园里拿出工具来就开始工作，这时农场主来了，怒声呵叱这个没有礼貌的外来人，命令他滚开，否则就要叫他领教一下猎犬的牙齿或者尝尝链枷的滋味。达金斯装作若无其事，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并用一些开玩笑的话去刺激这个粗暴的家伙。等这场滑稽剧达到一定的高潮，他便掏出自己的证件，于是那条恶狗便软下来了。当我们在他那儿闲坐时，他顺便让我看了一下最近一期《双周评论》上赫胥黎的文章[526]，在这篇文章中赫胥黎把老康格里弗挖苦痛骂了一顿。达金斯也是孔德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的死敌。他同意我的看法，他们除了自高自大以外没有任何实证的东西。我的朋友比斯利则被他列入那些错误地把自己的奇谈怪论当作科学的“学理主义者”之中。在同一期《双周》上还载有穆勒评论桑顿的《资本和劳动》的第二篇文章。他的评论使我相信，他们两个都是微不足道的人。达金斯是我们的邻居，因为他（在伦敦时）同他的法学家父亲住在基尔本。
昨天晚上我出席了龚佩尔特举行的盛情难却的茶会。岁月给龚佩尔特夫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变化。希腊人的鼻子所表露的那种伪善消失了，显出了一种真正犹太人的特点；她皱纹满面，骨瘦如柴。她说话有喉音，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上等人的一种可诅咒的特征。她认为坐公共马车、看大众焰火或者靠近池座观众看戏，是最不愉快的事，因为卑贱的平民身上有臭味。她在谈到这点时说：“我喜欢干净的人群，而不喜欢肮脏的人群”[《Ilikethecleanmillion，butnotthedirtymillion》]。我装作以为她说的是“干净的百万”［注：英文《million》是“百万”的意思，也是“人群”的意思。——译者注］，于是我说，人们一般总是认为一百万干净的英镑，比任何一百万人（不管是洗过的还是没有洗过的）要好。
再见吧，我亲爱的孩子。向全家致良好的祝愿。星期一我一定动身。杜西现在容光焕发，在曼彻斯特多呆一些时候，对她将是有益的。
你的老尼克
注释：
[275]1869年5月25日到6月14日，马克思带小女儿爱琳娜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看来，爱琳娜一直在恩格斯家中住到10月初。——第303、368、454、600、612页。
[400]费里克斯·霍尔特——英国女作家乔·埃利奥特的小说《费里克斯·霍尔特——激进派》中的主人公。——第420、601页。
[526]1869年6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30期上发表了托·赫胥黎的文章《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点》（《TheScientificaspectsofpositivism》）和约·斯·穆勒的文章《桑顿论劳工及其要求》（《Thorntononlabouranditsclaims》）。——第60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186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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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女儿）[525]
伦敦
1869年6月2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皇帝：
我腋下的东西原来不是痈，而是另外一种什么脓肿，折磨得我够难受的，不过从昨天起就开始很快愈合。幸好我在曼彻斯特，否则就糟了。现在我完全好了。
我希望下星期能和你们在一起。杜西可能在曼彻斯特呆些时候。在巴黎过了一段拘谨生活，她在这里觉得自由自在，象一只羽毛刚丰满的小鸟儿一样。
但愿列斯纳的巴西之行还没有最后决定。很遗憾，我不能为他做点什么。由于你素有的善良，你显然作了自我牺牲，在没有终了的促膝谈心中度过了一个星期日。关于为拉法格写文章的事，我感到很为难。一方面，我想答应布朗基的请求；另一方面，我的其他工作又不允许我为他们做许多事。但我最担心的是，老拉法格可能怀疑我促使他的儿子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促使他忽视自己的专业。不管怎样，他同马克思一家结亲可没有多少理由可以感到高兴。
再见吧，可爱的芭伊—芭伊，问候大家。
你的顺从的仆人老尼克
注释：
[525]这封信写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给她姐姐燕妮的信的第四页上。——第59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69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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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69年6月2日于曼彻斯特
我亲爱的保尔：
您当然可以酌情使用我的名字。不过有几点不同意见。首先，我目前不可能做您希望我做的工作，而恩格斯的眼睛还在发炎，在短期内肯定也不能写作。当然，如果发生非常迫切的问题，我们自己会来找《文艺复兴》的。但是，即使在编辑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这一点也是可以做到的。纯粹名义上的共同编辑并无实际用处。不过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最诚挚的不同意见，至于问题的处理，由您酌定。筹划中的报纸可能会使您和您的朋友们同政府发生司法冲突。要是您的父亲［注：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早晚知道这个报纸的编辑成员中有我，那他可能会认为是我促使您过早地从事政治活动，从而妨碍了您采取必要措施（其实我一直不断地在催促您采取这种措施［注：见本卷第246贝。——编者注］）去通过医学考试和掌握您的专业。他将把这种假想的我对您的影响直接看作是完全违反我们双方的专门协议。
小矮个［注：布朗基。——编者注］的担心毫无根据。普鲁士为入侵法国而需要的准备时间，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至少也要一个月而不是一个星期。可是目前的情况对普鲁士来说却远不是有利的。德国的统一实际上不存在。只有通过德国革命消灭掉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是俄国人的仆从的普鲁士王朝，才能实现德国的统一。只有推翻“普鲁士”，才能使德国真正集中起来。
普鲁士没有溶化在德国之中。相反，它征服了德国的一部分。它对待这一部分（既包括被直接吞并的地区，又包括被强行列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地区）象对待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因此，在它的这些新占领区怨声载道。在对法国采取进攻战（不是防御战）的情况下，普鲁士不得不用自己的大部分军队来管制这些对它说来是最危险的地区。因为把它同法国联系起来的一切交通线——铁路、电报等等，都是经过这个地区的。它从莱茵撤退的道路也经过这里。至于从汉诺威、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萨克森、库尔黑森、拿骚等地招募的士兵，那是靠不住的。他们与其说是力量的源泉，不如说是软弱的根源。
除这些地区（或者是被直接吞并的，或者是被强行列入北德意志联邦的）外，还有拥有九百万人口的南德意志（巴登、维尔腾堡、巴伐利亚、黑森—达姆斯塔德）。这里的人民群众完全是反普鲁士的。如果对法国作战，普鲁士就必须把它的另一部分军队派到这里来，以保证南德意志这部分地区的安全，因为南德意志有很长一段同法国接壤。
最后，普鲁士将不得不集中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监视奥地利。不应忘记，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普鲁士这个暴发户不久前使它遭受的屈辱和损失犹有切肤之痛。认为哈布斯堡王朝会不念旧恶，这完全是一种荒唐的假设。就算这种假设能够成立，反正她也无力援助普鲁士。奥地利皇帝对于国际事务再也不能施加任何影响了。匈牙利议会目前正在考虑作决定，而它的决定肯定是支持法国而反对普鲁士的。维也纳的帝国议会也会作出同样的决定。因此，不管维也纳内阁表面上作出怎样友好的姿态，普鲁士都不能够也不应该去依靠奥地利，它将不得不经常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去监视无疑将在波希米亚集结的奥地利军队。
因此，您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貌似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将不能集中兵力来主要对付法国，相反地，它必须向各个方向分散兵力。
普鲁士除了俄国再没有别的盟友。但是，在突如其来的紧急时刻俄国是派不出自己的军队的。等它把兵征好并派到普鲁士，胜负早见分晓了。
认为普鲁士在这种情况下会敢于单独——而且只能这样行动——进攻法国，包括进攻革命的法国，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到目前为止，我只是纯粹从军事方面和外交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法国发生革命，普鲁士就会立刻象1848年那样行动。它将不是把自己的兵力派往国外，而是不得不集中自己的兵力在国内进行讨伐。
今天，普鲁士和德国其它地区人民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同时普鲁士政府和德国其它各邦政府都在停止实行君主专制制度而在虚伪的宪制的罗网中日益削弱，要是1848年的德国运动使普鲁士政府陷于瘫痪的话，今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至于说到德国工人阶级，那末在我看来它要比法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好些。它的世界观中的国际主义比任何别的国家都要多些，它的无神论比任何别的国家要鲜明些。它普遍同情法国。
如果法国发生革命，普鲁士将束手无策。（不久前，一个工人代表［注：倍倍尔。——编者注］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中用法国革命即将来临威胁它。）只有在皇帝入侵“祖国”的情况下，普鲁士才会成为法国的危险敌人。
再见。
老尼克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6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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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9年5月1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曼：
为你家添丁向你致良好的祝愿。我尤其高兴的是，这终于破除了使你非常不安的魔法。现在你应当补上失去的时间。
往来账无误，我只有一点不能理解，27924.29.4塔勒按5％计算的利息怎么会是1396.25.5塔勒，而不是1396.7.6塔勒。不过既然这涉及的款项不超过一瓶摩塞尔酒的价格，就不值得在账目上多作改动了。
同哥特弗利德［注：哥特弗利德·欧门。——编者注］订契约的事毫无进展。律师们把这件事拖延得太厉害了，不过我的律师却劝我绝对不要着急，因为在他看来，了结这件事对于哥特弗利德的好处比对于我要大得多。我也这样认为，因为我只要拿到我的那笔钱，我随时能够——在最坏的情况下——重新开始营业并同他竞争；为此我不需要预先收集许多样品和情报，因为这一切都在我脑子里。除此之外，我现在已经从我们的企业里提出了我的大部分钱，把它们换成了股票。因此他自己现在钱很紧，我还从他手上买了大约二千四百英镑的股票。起初他鼓励我提款，但后来，当我取出将近七千五百英镑时，他泄气了，不得不把上述股票卖给我。他的股票正好是我需要的那一种。
我很抱歉，我对你们的衡制改革[524]的看法是错误的。我曾认为，这种改革如果不打算彻底实行并且使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话，就不会去采用。但这样一来，你们就会使自己和德国以外的市场完全断绝联系，由此我得出结论，认为你们对德国以外的营业不太感兴趣。如果不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就会象我在两年前就已对阿道夫［注：阿道夫·格里斯海姆。——编者注］以及在去年对妈妈说过的那样，首先要问一下你们是否愿意参加德国以外的营业，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按什么条件签订协议。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必然要作相反的设想。因此我结束了我同哥·欧门共同的营业，而现在，在这件事已经办妥以后，妈妈写信告诉我，你们只对德国实行这种衡制改革。既然如此，我如果处于你们的地位，就根本不会采用它，因为荷兰、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等等等等国家什么都要，就是不要关税同盟所采用的衡制，而你们在发展你们德国以外的贸易时，仍会象以前那样遇到困难和麻烦。
妈妈写信告诉我，她那里4月1日在我的账目的资产项下记入了四千国家塔勒。这样一来我的账目中的负债数将大约缩减到一万七千塔勒；除此之外，还应当从这笔款项里扣除那批廉价购买并且很快就要卷成筒子的纱的价值。后一笔钱我将在7月初用塔勒汇给你们，因为现在也总该我获得一点行情差益了。不过如果你们更愿意要英镑，那末在下述情况下我也同意给英镑，即我们公平分配你们从1860年起通过我的汇款得到的行市差价方面的收入以及你们那时强加于我的期票按35—38％贴现所得的收入，——你们一半我一半。
至于筒子纱，谈不到直接从细纱工那里取得，因为这些人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发送和通知的事情。你们应当向随便哪个代售商行付11/2％的手续费，而这笔钱完全可以得到补偿，因为此地纱类的质量在改变，否则你们就会对此一无所知。例如，我多年来是从奥尔丹的“赛米尔·泰勒父子”公司购买四十五号纱，可是你们和我们从前使用的斯泰里布雷芝的“约翰·瓦格斯塔夫”公司的同一号纱现在突然大大降价，因此我重新买他们的纱了。五十五号纱和更细的品种全是波尔顿的约翰·诺尔斯（以前是“约翰和乔治·诺耳斯”公司）生产的，你们也必须象以前一样保留这种纱或者他的兄弟乔治·诺尔斯的纱。不管是你们自己挑选经理人还是想让我给你们推荐一个，只要你们选定了某个人，我可以把一切向这个人面谈清楚。此外，我随时可以把纺纱厂主的姓名填入发货单。
我在自己的文件中发现了1862年同彼得·欧门订的契约的原件，本来想把它寄给你们，但发现它只是和此地的营业有关，对你们毫无用处，所以我把它留在这里了；如果你们什么时候需要它，你现在已知道在什么地方了。关于你们那里的营业的说明在你们那里。
哥·欧门不久前对他的侄儿亨利希说：“对安东［注：安东·欧门。——编者注］简直再没有什么办法了，他的头脑已经毫不中用了。”我计算了一下，这个小伙子每年使我们这里直接和间接地损失一千到二千英镑。
向恩玛和孩子们以及妈妈衷心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四十五号纱价值163/4便士，五十五号纱价值213/4便士。
注释：
[524]文章中提到的衡制改革，看来与1868年德国实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有关。——第59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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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5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我很久没有写信，您应当原谅我。首先，我的肝痛已有好几个星期了，这个病总是在春季几个月里发作，而尤其令人烦恼的是，它几乎使我完全不能从事脑力劳动。其次，我天天焦急地等待您要的相片，但费伦巴赫先生这个懒惰的德国人到今天还没有给我送来。
我的妻子和小女儿［注：爱琳娜。——编者注］目前在巴黎拉法格家作客，因此我们这里感到很寂寞。
抨击帕麦斯顿文集（我写的）［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尽管我怀着最好的意愿，还是没有给您找到。乌尔卡尔特反对俄国和帕麦斯顿的出版物[521]中虽然也有许多正确的东西，但是整个事情被伟大的“大卫”［注：这里是把戴维·乌尔卡尔特和圣经上著名人物作讽刺性的对比。——编者注］的奇想搞糟了。
您的论文我寄给了恩格斯。［注：见本卷第610页。——编者注］在我们同可敬的报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在这一方面帮助您，但是我们要试一试。
大约在8月底，我打算和我女儿一同去看您，并且和您一起在德国您愿意去的地方呆到9月底[522]，虽然这会打断我完成我的手稿的工作。当然，我逗留的时间不能比这更长。
我看了您给波克罕的信。您完全正确地指出，在比利时的屠杀问题上，关于巴托罗缪之夜的废话是无济于事的。但是您却对这一事件的重要性和特殊意义估计不足。您一定知道，比利时是年年按时用马刀和火枪对每次罢工作结论的唯一的国家。[523]在我用法文和英文写的这里的总委员会的呼吁书［注：卡·马克思《比利时的屠杀》。——编者注］里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我想这个呼吁书（英文本）明天会出版。我到时立刻寄给您。
我刚刚为这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也用英文写了一封关于对英战争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注：卡·马克思《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编者注］，目前大洋彼岸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正打算发动这一战争。
迈斯纳先生在1月底就收到了《雾月十八日》的底稿（排印并校对过的），但到目前为止仍然迟迟不去付印。干的什么好事啊！他根据愚蠢的出版商的业务考虑等待着，但就在等待的时候放过了出书效果好的时刻。
向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521]指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戴·乌尔卡尔特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的一系列外交材料及其关于对外政策的著作。这些材料发表在由乌尔卡尔特主编出版的各种出版物上，如《公文集》杂志、《晨报》、《自由新闻》（1866年改名为《外交评论》）等等，并出过单行本和小册子。
马克思一方面同意乌尔卡尔特对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批评中的一些看法，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乌尔卡尔特的反民主观点，并经常强调指出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同乌尔卡尔特分子的反动立场的根本区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8卷第346—347、356、615等页）。——第591页。
[522]马克思同女儿燕妮大约从1869年9月10日到10月10日住在德国。——第592、612页。
[523]指比利时当局在1868年春对沙勒罗瓦工人和1869年4月对塞兰和弗腊默里工人的血腥镇压（见注81和270）。——第59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1869年4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马克思致爱琳娜·马克思
巴黎
1869年4月26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小古古［注：爱琳娜·马克思在家里被戏称为中国的皇太子古古。——编者注］：
我很久没有写信，你可要原谅。我现在正全神贯注地工作。
首先说说你的动物。萨姆博几乎和我形影不离，它是想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它的最高统治者不在家的损失。布莱基一切如常，象个绅士，不过象个很枯燥无味的绅士。托米又一次尽了她的全部力量来证明马尔萨斯理论的正确性。海伦［注：海伦·德穆特。——编者注］今天似乎要消灭这个老妖婆的新后代。惠士基，这个善良的庞然大物，起初就象卡丽普莎一样无法安慰，并且由于你的离开而陷于绝望。它拒绝啃最好的骨头，根本不走出你的卧室并且整个说来表现出“美好心灵”沉痛的一切征象。只要一提起你的名字，它就要发狂。迪基原来是个很好的歌手，我们俩通过共同“练习”争先恐后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不过有时当我开始吹口哨时，迪基就象路德对待魔鬼一样对待我，它转身把自己的……冲着我。约科又出现了，但是它的情绪非常坏。它断定你不在以后，就神情忧郁，尽管海伦多次想抚摸它，它总是拒绝。使约科伤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园丁把小花园收拾整齐了，而约科正当地认为这个世界是它的领地和官邸。约科现在失去了它所欣赏的小丘、洞穴、小坑和一切优美的紊乱状态。
至于其他“动物”，他们不属于不会说话的动物之列，而恰恰相反，是非常饶舌的，他们完全能出色地报告自己的情况，我现在对他们只字不提。
星期五晚上我在比斯利家吃饭。在场的除我外还有克伦普顿律师、荣克和杜邦。荣克讲了一通自己的功劳。他讲到，他在一些地方作了什么样的“成功的〈原话如此！〉演说”，在另一些地方说了什么样的“俏皮话”。在这个充满“世界性悲伤”、不满和烦扰的世界上，当你遇到一个人很“幸福”，他不仅有一件衬衫，而且还有一个女人及其他好东西的时候，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高兴的。
明天我把《爱尔兰人报》寄给你。
非常感谢白鹦鹉［注：劳拉·拉法格。——编者注］的来信。
吻富希特腊［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
代我向非洲人［注：保尔·拉法格。——编者注］问好。格兰特任命了美国的第一个“黑”公使，如果他还没有从法国报纸上看到这消息的话，他听到后会非常高兴。再见，我的小古古！
你的老尼克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约翰·拉德劳(1869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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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约翰·拉德劳
伦敦
1869年4月10日于[伦敦]西中央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我是知道您对工人阶级的功绩的，如果我知道您能阅读德文，那我早就愉快地把我的近著《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没有出版[11]）寄给您了。
您在《双周》上的关于拉萨尔的论文［注：约·拉德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斐迪南·拉萨尔》。——编者注］中起初说，拉萨尔在德国宣传了我的原则，然后又说，我在英国宣传“拉萨尔的原则”。这倒的确是法国人所说的“互相效劳”。
在我寄给您的第一卷序言第Ⅷ页注1里，您可以找到对事实的明确叙述，那里说：“拉萨尔的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几乎是逐字地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但是我“同它们的实际上的应用毫无关系”。[520]他的处方是国家帮助合作社——我仅仅出于礼貌才说是他的处方。实际上这是毕舍先生的，他在路易—菲力浦时代狂热地宣扬过这个处方。毕舍先生过去是圣西门主义者，《法国革命议会史》的作者，他颂扬罗伯斯比尔和神圣的宗教裁判所，例如，他在《工场》杂志上就宣传过自己的观点，拿它们来同当时的法国共产主义的激进思想相对抗。
您既然引用了我对蒲鲁东的回答——《哲学的贫困》，那末您从这个著作的最后一章里一定会知道，1847年，当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唯一的一点即谴责工联这一点上意见一致的时候，我却证明了工联的历史必然性。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致约·马·拉德劳先生。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520]马克思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页（脚注1））。——第58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69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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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敦
1869年4月4日于曼彻斯特摩宁顿街86号
亲爱的列斯纳：
得到你的信息我很高兴。随信附上你要的相片。一星期之前，我就匆匆忙忙地把贝克尔的书［注：伯·贝克尔《揭露斐迪南·拉萨尔的悲惨逝世的内幕》。——编者注］和其他几件要寄给摩尔的东西准备好了，但是妇女们每天早晨常常给挪动地方，这样日久天长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不过明天我要把包裹带进城，把贝克尔的书直接寄给你。
你对我的赞扬我实在担当不起，尤其使我羞愧的是，最近十八年以来，很遗憾，我几乎没有能直接为我们的事业做过什么，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用在“资产阶级的”活动上。不过我希望这种情况很快会改变。过几个月我想我又可以完全支配自己的时间了，那时我当然要做我力所能及的一切，以便不辜负你的赞扬。和你这样的老同志在同一个战场上为反对同一个敌人而共同战斗，我将永远感到高兴。你说得对，事情的进展比任何时候都好；好多年以前，当愚蠢的民主派坏蛋们埋怨反动势力，埋怨人民对他们冷漠的时候，我们，摩尔和我，在这一反动时期就预见到了近十八年的巨大的工业发展，并且指出这一发展的结果将是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尖锐化以及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那时我们也是对的。相形之下，当你看到这些愚蠢的民主派现在被愚弄到什么程度，看到他们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立足之地都找不到的时候，是会笑破肚皮的。德国的进步党，法国的共和派，英国的激进派，他们都同样陷入了窘境。他们明明知道，社会运动有朝一日将彻底制服他们，却又不得不对这个运动做一些言不由衷的赞扬，再没有比这种赞扬更滑稽可笑的了。
你的老朋友弗·恩格斯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亨利希·奥伯温德(186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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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亨利希·奥伯温德
维也纳
[草稿]
1869年3月3日于伦敦西中央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您2月14日的来信我答复晚了，请原谅，因为我身体欠佳。
我无需向您保证您也知道，我对维也纳的工人运动是很感兴趣的。因此，如果我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自己的力量，我就会立刻遵命为您的报纸［注：《人民呼声报》。——编者注］撰稿。但是疾病常常使我无法工作。除了完成我的著作《资本论》第二卷[11]以外，剩下的不多的空闲时间又完全忙于国际工人协会的事务。
因此我不能向您承诺在最近的将来为贵报撰稿。
特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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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3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该死的摄影师［注：费伦巴赫。——编者注］又一次愚弄了我好几个星期，加洗的照片仍未送来。但我不愿因此再推迟我的回信了。
关于《福格特先生》，我打算在万不得已时把还能从李卜克内西手里抢救出来的那些本书（我曾把当时剩下的三百本全部从伦敦寄到柏林他那里去了）存放在可靠的地方。因此我冒昧地请求把这些书存放在您那儿。但是，埃林杜尔，请替我猜破这个自然之谜吧！［注：根据缪尔纳《罪》第二幕第五场中的某些话改写。——编者注］李卜克内西一共寄给您六本，却告诉我寄给了您五十本。请您要他把这个谜解开。
凯特勒现在太老了，不能再由他作任何试验了。他过去有很大的功绩。他指出，即使是社会生活的表面上的偶然性，由于它们周期性的反复和周期性的平均数，仍旧具有内在的必然性。但是他从来没有能对这一必然性作出解释。[518]他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仅仅扩展了他观察和计算的材料。就是现在他也没有超过1830年以前的成就。
入夏以前我大概不会完成第二卷[11]。那时我将带着手稿同我女儿一起到德国去看您，或者更确切些说，拜访您。
在法国，一个非常有趣的运动正在进行着。
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首先是帝国的起源，其次是十二月政变。这次政变已被完全遗忘了，就象德国的反动派也曾成功地把对1848—1849年的回忆全部抹掉一样。
正因为这样，泰诺关于政变的书才在巴黎和外省［注：欧·泰诺《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巴黎》、《一八五一年十二月的外省》。——编者注］引起了极大的注意，以致在短期内就出了十版。接着还成打成打地出版了其他许多论述同一个时期的书。这是一种热潮，因而很快就成为出版商的一项投机买卖了。
这些书都出自反对派的手笔，例如，泰诺就是《世纪报》（我指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我们的世纪）的人［注：“《世纪报》的撰稿人”的原文是：《Unhommedu《Siècle》》，也是“世纪的人”的意思。——编者注］。所有属于官方反对派的自由派流氓和非自由派流氓都拥护这个运动。共和民主派也是这样，例如德勒克吕兹这样的人，以前是赖德律—洛兰的副官，现在则以共和派家长的身分在巴黎编辑《觉醒报》。
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只要不是波拿巴主义者，全都陶醉于这种事后的揭露之中，或者宁可说，陶醉于回忆之中。
可是，接着就出现了事情的另一面。
首先，法国政府通过叛徒伊波利特·卡斯蒂发表了《1848年的六月屠杀》。这是对梯也尔、法卢、马利、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和佩尔坦等人的当头一棒，一句话，是对法国的所谓“自由联盟”[519]的头子们的当头一棒，这些人竟想骗取下次选举的胜利呢，无耻的老狗！
接着社会主义政党出场了，它“揭露”了反对派和旧式的共和民主派。
这些人当中，如韦莫雷耳就写过《1848年的人物》和《反对派》。
韦莫雷耳是蒲鲁东主义者。
最后，布朗基主义者也发表意见了，如古·特里东就写了《吉伦特和吉伦特派》。
这样一来，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
什么时候我们那里也会这样呢！
告诉您一件事，您看法国警察服务得多么好。我想在下星期一二到巴黎去看我的女儿。上星期六，一个警探到拉法格那里，问马克思先生是否已经来了，说他找马克思有公干。先警告一下！
衷心问候您的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田格夫人好吗？
您的卡·马·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518]指阿·凯特勒的书《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Surl’hommeetledéveloppementdesesfacultés，ouEssaidephysiquesociale》.TomesⅠ—Ⅱ，Paris，1835）。马克思使用的是1842年爱丁堡出版的该书的英译本。——第583页。
[519]自由联盟是1863年立法团选举时在共同反对帝国的基础上形成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奥尔良派和部分正统派的联盟。1869年竞选时曾企图重新组织自由联盟，但因1863年加入这一联盟的各党派间发生分歧而遭到了失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茹·法夫尔、茹·西蒙等）于1869年主张同保皇派结成联盟，他们支持奥尔良分子杜弗尔为候选人，但是，杜弗尔没有当选。——第58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9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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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69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附上德国的来信［注：见本卷第239页。——编者注］。
拉法格给您的信和给斯特普尼的信。我认为后一封信不转交更好。您不如把附上的计划寄给斯特普尼。他大概会认捐一些钱的。[517]
祝好。
您的卡·马·
注释：
[517]指法国报纸《文艺复兴》（《LaRenaissance》）的出版计划——《1869年2月24日〈文艺复兴。政治周报〉出版的话》（《Pourparaîtrele24février1869.《LaRenaissance》，Journalpolitiquehebdomadaire》）（见注244和本卷第580—581页）。——第58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186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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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
巴黎
1869年2月15日于伦敦
亲爱的保尔和亲爱的白鹦鹉：
你们知道福斯泰夫对老年人的评价是，他们全都是老奸巨猾的人［注：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后篇》第三幕第二场。——编者注］。因此我避而不谈我长期没有写信这一确凿的事实，就不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了。我立刻谈实质问题［注：贺雷西《诗论》。——编者注］，同以往的罪过一刀两断。
首先我必须坦率地告诉你们，我对劳拉的健康十分担心。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她长期的深居简出。她不和杜邦这样的我的一些朋友见面，更增加了我的疑虑。只要某些情况许可，我就到你们那儿去，唯一的目的是看看我的孩子。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出版以后，我到巴黎恐怕不会十分安全。因此，你们在信里丝毫不要涉及我的秘密计划。
小富希特腊［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想方设法让他的外祖父随时了解当代的书刊，我非常感激。韦莫雷耳的书［注：奥·韦莫雷耳《1848年的人物》。——编者注］使我很开心。总的说来，我同意他对1848年自然选择没有确定他们扮演那种角色的人物的评价。不过他对某些人物过分认真了，例如对奥迪隆·巴罗这个高傲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就是这样。对于这些临时性的而决非命定的人物［注：俏皮话：“临时性的”一词（暗指赖德律—洛兰和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的原文是《provisional》，同“命定的”（《providential》）发音相近。——编者注］多多少少不自觉地——例如赖德律—洛兰的情况就是这样——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内部细微差别，他是缺乏认识的。有些东西是不成功的，例如，他曾经一再企图为冒险家、空想家和批评家的这种奇特混合体辩护，而且使用的方式又很精巧。我指的是艾·日拉丹。至于说到他对于这些人的活动而不是这些人本身的评论，那末他在每一步上都表现出纯粹蒲鲁东式的无知和傲慢。
关于那个工人艺术家，我必须说，他不合我的口味。唯一使我中意的东西是布朗基的画像。我把它寄给了比斯利，好让他能摆脱那个老娼妇丹尼尔·斯特恩的书［注：丹·斯特恩《1848年革命史》。——编者注］带给他的奇怪的成见。他在我们这里吃饭时曾天真地问过我，布朗基是不是也是布莱德洛一类的不值得尊敬的人物之一。对于这种完全按约翰牛精神对革命活动家作出的评价，我不能不暗中嗤笑。我问他，他的英雄卡提利纳是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512]。
《人民报》[513]最使我开心的情况是，这些博学的蒲鲁东主义者被迫以文人的面目出现，就是说扮演他们所非常鄙视的、但又是他们所能扮演的唯一的和真正的角色，而扮演这种角色是唯一适合他们做的事情。这是历史的讽刺的一个绝妙的例证！
保尔对他同鲁瓦埃小姐的那段奇遇的生动叙述[514]，恩格斯和鄙人我都感到开心。他的失败我毫不感到惊奇。他大概记得，我在读了她为达尔文的书写的序言以后，就立刻对他说过，她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英国社会的生存斗争——普遍的竞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515]——使达尔文发现残酷的生存斗争是“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基本规律。但是达尔文主义［注：指社会达尔文主义。——编者注］与此相反，却认为这是证明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的决定性论据。
关于《哲学的贫困》，我确实不知道我在这一方面还能做些什么。事情从一开始就搞坏了。本来应当立刻把书接收下来并表示感谢，但现在要挽回局面已经太迟了。我写信给迈斯纳，要他注意福格勒，但是我们揭穿这个流氓也未必能有什么收获。最糟的是，菲韦希不仅把书积压在他那儿，而且使它停止了流通。如果他重新登出广告，该书每册按二法郎出售，那是有可能把书卖掉的。拉法格应当本着这个精神和他商量。[180]
恐怕我不能为正在筹办的新报纸[244]做很多事。无论如何我要尽力而为。考威尔·斯特普尼永远不会提供一万二千英镑贷款。这个好心肠的傻瓜把自己的资金非常荒谬地零零碎碎地浪费掉了。《社会经济学家》就是靠斯特普尼出钱维持的。这是那个自以为是克伦威尔［注：套用英国谚语“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克伦威尔”（《BeeverymanhisownCromwell》），意思是：“自以为了不起”、“自吹自擂”。——编者注］的老侯里欧克的出版物中最无聊的东西。没有一项可疑的慈善事业是斯特普尼不去插手，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去投资的。因此，尽管你们希望他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展自己的活动，但是他对此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了。
我们的国际在德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提出的我们的新方案，即只允许个人入会，会员证收费一便士，在会员证的背面用德文、法文和英文印上我们的原则，证明是正确的。荣克一天天变得越来越象个小业主了。他象个先知一样郑重预言或者编造无尽无休的胡说，在这方面他所表现的那种油腔滑调、装模作样和自满自负，简直变得令人不能容忍了。杜邦对他讲了这一点，并且补充说，他（荣克）还有一个习惯，即在谈话的时候双手插在兜里，把钱币弄得铮铮作响。不过实际上他并不怎么坏。
我的老相识——俄国人巴枯宁——策划了一个不大的反对国际的狡猾阴谋。他在和平和自由同盟的最近这次伯尔尼代表大会[516]上同它闹翻并退出这个组织以后，加入了我们协会的日内瓦罗曼语区支部。他很快就把我们好样的老贝克尔缠住了。贝克尔时刻渴望采取坚决行动，但他非常缺乏批判能力。他容易受诱惑，是个象加里波第那样的热心人。于是，巴枯宁秘密地准备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它将同时既是我们的国际的一个分部，又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国际性组织，宣布自己的“特殊使命是研究”无产阶级运动的“最高哲学等等的原则”；实际上这个计划如果再加上狡猾的手腕就会把我们的协会置于俄国人巴枯宁的领导和最高控制之下。他进行活动的方法是非常独特的。他背着我们把他的新纲领[222]（由老贝克尔带头署名）寄往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他还向那些地方派遣了自己的特使。前不久他们才把这些文件寄给伦敦的总委员会。我们用一项正式的决议击退了这个乳臭未干的俄国人的进攻。我们所有的分部一致赞成这个决议。当然，老贝克尔现在对我是心怀不满的，席利根据他的消息也会对我不满，但是，尽管我个人同贝克尔是友好的，我不能允许这一瓦解我们协会的最初尝试得到成功。杜邦是否告诉过你们，英勇的韦济尼埃已被当作卑鄙下流的造谣者赶出了著名的法国人支部？［注：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在这以后他成了《蟋蟀报》公认的英雄，这家报纸公开反对“伦敦总委员会”及其在布鲁塞尔的助手“多疑”。
好吧，再见，我亲爱的孩子们，代我吻小富希特腊。
并且不要忘记老尼克
注释：
[180]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销售问题。该书于1847年在布鲁塞尔写成，同时由两个出版商出版——在布鲁塞尔由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福格勒出版，在巴黎由弗兰克出版。弗兰克于1865年把自己的企业卖给了出版商菲韦希。到1868年，由于第一国际内部对蒲鲁东分子的斗争加剧，对这本书的需要量急剧增加，而存书已成珍本。因此马克思于1868年10月写信给巴黎的出版商，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该出版商已完全停售《哲学的贫困》。拉法格就这个问题谈判的结果不详。——第173、580页。
[222]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纲领和章程》（《ProgrammeetRèglementdeI’Allianceinternationaledeladémocratiesocialiste》）。这两个文件于1868年在日内瓦以单页的形式用法文和德文出版。1868年11月29日约·菲·贝克尔将两个文件寄请国际的总委员会批准。12月15日总委员会表示反对接纳同盟加入协会，12月22日马克思同恩格斯交换意见之后写成的通告信《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82—384页）稍加修改后被一致通过。通告信揭露了同盟的分裂主义策略（见本卷第220—221页）。通告信作为机密通知分发给协会的所有支部。——第218、581、661页。
[244]指出版法国政治周报《文艺复兴》（《LaRenaissance》）的计划，该报原定1869年创刊。在预定的报纸撰稿人中，有布朗基主义者（雅克拉尔、特里东等人）和共和主义者（兰克）。拉法格积极参加了该报的筹备工作，他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蒲鲁东主义的文章；另一篇是扼要阐述《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文章。拉法格曾打算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但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第246、316、318、580页。
[512]马克思在这里暗指比斯利的《党的首领卡提利纳》一文，该文发表于1865年5月15日—8月1日《双周评论》杂志第一卷，文中卡提利纳被描绘成一个革命者。——第579页。
[513]看来马克思指的是韦莫雷耳的书中引用的法国报纸《人民报》。该报是蒲鲁东派机关报，1848—1850年在巴黎出版；最初叫《人民代表》（《LeReprésentantduPeuple》），从1848年9月至1849年6月13日叫《人民报》，比·约·蒲鲁东曾任该报编辑。——第579页。
[514]从拉法格1868年12月写给马克思夫人燕妮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拉法格同法国女作家鲁瓦埃商谈关于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一事。由于鲁瓦埃的资产阶级观点，不得不拒绝她的帮助，因此这些商谈毫无成果。关于《资本论》的法译本并见注42和359。——第580页。
[515]“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著作《论公民》和《利维坦》。——第580页。
[516]和平和自由同盟（见注27）伯尔尼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举行。——第58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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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9年2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这封信拖下来是两个情况造成的。首先，由于碰上了该死的雾天——除了雾，什么也没有！——我患了几乎四个星期特别厉害的流行性感冒。其次，附上的几张照片我至少在七个星期以前就拍好了，但也是由于这种阴沉沉的天气，最近才从底片上洗印出来。
附上的阿·卢格的信［注：见本卷第683—684页。——编者注］，是我在布莱得弗德的朋友施特龙从他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那儿得到的。卢格显然已不能反对“否定的否定”了。这封信您必须立刻退还给我，因为施特龙还得把它交还收信人。
我们的总委员会在此地的财务委员考威尔·斯特普尼——一个很有钱有名的人，但完全献身于工人的事业，虽然其表现有些反常，——向他在波恩的一个朋友打听有关工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德文）书刊。这个朋友给他寄来一份波恩的政治经济学教授黑耳德博士编写的（书面）简评作为答复。他的评论证明这些学术官僚目光非常短浅。关于我和恩格斯他（黑耳德）这样写道：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书刊中最好的作品。”“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他是社会主义领域所能提供的最科学、最博学的著作即《资本论》的作者”等等，“虽然这本书不久前才出版，但它毕竟是1848年前运动的回声。〈！〉因此我在这里把它和恩格斯的书并提。这一著作对当前也是〈！〉很有趣的，因为〈！！〉可以根据它来研究拉萨尔的基本思想是从哪里吸取来的。”
您看这事多妙啊！
一个德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师写信给我说，我的书完全使他信服，但是……但是他的地位要求他“也和其他同事一样”不说出自己的信服。
一方面是学术官僚们的胆怯，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沉默阴谋，给我造成很大的损失。迈斯纳来信说，这本书在秋季集市上销售情况不好。还差二百多塔勒才够补偿全部开支。他还表示，如果能在几个大城市如柏林等地，哪怕只做到象库格曼在汉诺威所做到的一半，我们早就出第二版了。
我在1月1日做了外祖父——新年礼物是一个小男孩［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拉法格终于争取到免除三门考试，他在法国只要再经过两门考试就行了。
向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卡尔·马克思
照片上我大女儿燕妮佩戴的十字章，是1864年的波兰起义十字章。[232]
注释：
[232]指在燕妮·马克思生日时送给她的一枚波兰起义十字章——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象征。从1867年底起，燕妮就用一根绿色带子把这枚十字章佩带在脖子上，以表示对1867年11月被杀害的芬尼亚社社员的哀悼。——第231、57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1869年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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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艾米尔·布兰克
恩格耳斯基尔亨
1869年2月4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艾米尔：
我刚刚从妈妈那儿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亲爱的玛丽亚·巴泰尔斯星期一晚上因患猩红热去世了。这个消息使我大为吃惊和深受震动。和你所有的孩子一样，我是看着她从小长大的，对她比对我的其他弟弟妹妹的孩子都更为亲近，所以我对她的感情也就更为真切和热烈；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她结婚的时候，那时她是特别幸福的，在她前面展现着许许多多幸福的岁月；而现在这一切都完了！你和玛丽亚的心情，可怜的罗伯特［注：罗伯特·巴泰尔斯。——编者注］和他的两个小孩子的心情该多么沉重！二十多年来你和玛丽亚一直是幸福的。你们很少体验生活的悲剧方面，因此你们对这样的晴天霹雳似的打击一定会感到特别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安慰的话都无济于事，只有象孩子那样地哭泣，直到时间把创伤治好为止。我给你写信也不是为了安慰你，而只是因为我知道，一个人有权利期望得到的那些人的同情，是会对他起良好作用的。请相信，我是衷心地对你表示这种同情的。
代我向玛丽亚、可怜的罗伯特和你所有的孩子衷心问好。
衷心问好。
你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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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68年12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您刚走我就收到巴枯宁的一封信，他在信里向我保证他对我的特殊友谊。
我从他的信里看出，他又给德·巴普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去引诱他参加国际同盟。因此，为了避免以后可能发生纠纷或者因未及时通报情况而产生怨言，您必须尽快地把我们关于同盟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编者注］的副本寄给德·巴普。当然，您也要告诉他，考虑到瑞士的目前状况和为了避免造成任何分裂的借口，我们不打算公布这个决议，只限于把它的内容秘密地通知各国的中央委员会。
请您不要忘记及时邀请阿普耳加思参加星期六的会议[511]。最好也邀请奥哲尔。
您的卡·马·
注释：
[511]指1869年1月5日国际总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卢昂棉纺织工业工厂主所宣布的同盟歇业和巴塞尔的同盟歇业问题（见注225和231）。——第57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186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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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海尔曼·恩格斯
巴门
1868年［注：原稿为：“1866年”。]12月18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海尔：
弗·里斯曾在米特勒登开设公司，牌号是“恩·迪尔斯特儿子们”（一个科伦人的儿子们），从那儿迁居苏黎世。以前他好象是在迪尔斯特那里做事的，那时在此地的年青的迪尔斯特对他很有好评。据格拉鲁斯银行方面的消息，里斯贷出的款项有一万法郎。
埃布尔格哈特是“布尔格哈特—克雷内耳斯股份公司”的布尔格哈特（以前是布尔格哈特—阿德尔斯公司的股东）的侄儿和女婿，你大概认识此人。他在这里搞过营业，已有一次，也许两次宣告破产，而且由此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好多年以前，我有时晚上在一家酒店里遇到他；从他结婚以后，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也根本不知道他干什么。不过你为什么要在慕尼黑找个代理人？
告诉妈妈，我目前为止还没有从哥·欧门那儿收到契约草案，他把过错推到律师身上了。［注：见本卷第215、221页。——编者注］其实关键在于，他打算迫使我现在就从营业中多抽出一些钱，这样一来我就会被他掌握了。但我并不那么幼稚。
请在1月份把我的信来账寄给我，因为我打算在和哥·欧门清账后立刻偿会欠款。还请告诉我，我应当把钱汇给丰克还是汇给你。
如果我和哥·欧门的关系尖锐化，以致我们可能和他破裂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话，那末我相信我还能够得到大约七百五十多英镑。但是我根本不想让可爱的商业再把我束缚十年，因为如果短于十年，就不值得开始一项新的营业了。
附上一批相片，请把其中的两张寄往恩格耳斯基尔亨，其余的你们自己分掉。当然，每一种都应当给妈妈一张。
衷心问候妈妈，你的妻子和弟弟妹妹们。希望节日愉快。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弗里德里希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186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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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阿舍尔公司
伦敦
[草稿]
[不早于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还能弄到几本《福格特先生》的唯一地方是柏林，至少几直星期以前那里还能找到几本。我给那儿写信，如能买到一本的话，就寄往菩提树街11号。
您的顺从的仆人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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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12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我本来打算给您写得详细些，但是预料不到的国外“事务”打扰了我。但愿这不致影响您快点重新拿起笔来。
弗罗恩德的信（现奉还，谢谢）使我很感兴趣。［注：见本卷第209—210页。——编者注］德国早就应该出现和现在的科学“体现者”不同的人了。
狄慈根的相片也一并奉还。他的传记不完全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但我总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和埃卡留斯那样的工人不一样”。的确，他为自己制定那样的哲学观点需要一定的宁静和空闲时间，而这不是一个每天做工的工人所能具有的。我在纽约有两个很好的工人：鞋匠奥·福格特和采矿工程师齐格弗里特·迈耶尔；他们两人从前都住在柏林。第三个工人是罗赫纳，他能够讲授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他是细木工（普通工人），在伦敦这里住了大约十五年。
请转告您亲爱的夫人，我从来没有“猜疑”她听命于白痴将军夫人［注：指玛丽·戈克。俏皮话：“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ögg》，同“白痴”（《Geck》）发音相近。——编者注］。我提的问题只是开开玩笑。何况妇女对于国际是无可抱怨的，因为它选了一位妇女罗夫人担任总委员会委员。说正经的吧。美国“劳工同盟”[274]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完全平等，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某种狭隘观点的束缚，多情的法国人更是如此。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关于“协议”，对我来说，在我的书写成以前，是根本谈不到承担什么事的。否则我早就可以摆脱一切困难处境了。事情简单说是这样（不过这只是在我们之间说说）：一方面我和全家作了一番安排，另一方面，恩格斯事先没有通知我，在同自己的股东就他自己的收入（因为他6月间退出营业）订立协议时达成了一项对我有好处的解决办法。这样我从明年起就可以安心地工作了。
衷心问好。
您的卡马
注释：
[274]由于1869年春天英美之间有发生战争的危险，马克思写了总委员会致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并由他在5月11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英文稿《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AddresstotheNationalLabourUnionoftheUnitedStates》）曾印成传单，并载于1869年5月15日《蜂房》报第396号；德文公开信载于1869年5月22日《民主周报》第21号和1869年8月《先驱》杂志第8期。
全国劳工同盟1866年8月在美国巴尔的摩代表大会上成立。美国工人运动出色的活动家威·西耳维斯积极地参加了成立同盟的工作。同盟在美国展开为争取工人组织的独立政策、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的团结、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女工权利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很快就同国际工人协会建立了联系。1869年，同盟的代表凯麦隆出席了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的最后几次会议。1870年8月，同盟在自己的辛辛那提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宣布它拥护国际工人协会的原则，并希望加入协会。但是这一决议并没有实现。全国劳工同盟的领导不久就埋头于制定空想的金融改革方案；这种改革的目的是消灭银行制度，并由国家提供低息贷款。1870—1871年，一些工联脱离了同盟，到1872年同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第299、57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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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12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您有狄慈根的地址吗？很久以前，他寄给我一部分关于《思维能力》［注：约·狄慈根《人脑活动的实质》。——编者注］的手稿，这一部分手稿中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我阅后没有立刻回答他，因为也想听听恩格斯的反应［注：见本卷第164、182—183页。——编者注］。所以我把手稿寄给他。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把它要回来。现在我找不到有狄慈根的新地址的那封信了。他从彼得堡寄来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他要回莱茵去并在那里开业。您有没有得到他的地址？如果有，请尽快寄给我。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答复狄慈根，良心（这东西是永远不能完全摆脱的）感到很不安。您也答应过要告诉我一些关于他个人的事。
毕希纳关于达尔文主义的讲稿我收到了。他的确是一个“著述家”，很可能是因此才姓“毕希纳”的［注：俏皮话：“著述家”的原文是《Buchmacher》，同“毕希纳”（《Büchner》）这个姓发音相近。——编者注］。他关于唯物主义历史的肤浅的废话显然是从朗格［注：弗·朗格《唯物主义史及现代对唯物主义意义的批判》。——编者注］那里抄来的。这样的侏儒处理象亚里士多德这个和毕希纳不属于同一类型的自然科学家的方式，实在令人惊奇。他对卡巴尼斯的评论也是很幼稚的，他说：“几乎以为是在听卡尔·福格特说话”。[509]似乎卡巴尼斯抄袭了福格特！
我早就答应写信告诉您关于法国人支部的一些情况[118]。这个流氓支部的一半或三分之二是由受倒贴的姘夫和类似的恶棍组成的；他们——在我们的人退出这个支部以后——是一伙要刺杀（当然是从“安全的远方”）皇帝和国王特别是路易—拿破仑的玩弄革命辞藻的骑士。在他们眼里，我们自然是反动分子，他们起草了一份完全够格的起诉书控告我们，并且实际上已把它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审查。由于费里克斯·皮阿在操纵他们，这伙骗子就变得更加凶狠了。皮阿这个倒了霉的第四流法国闹剧作家，只是作为“祝酒人”（英国人这样称呼受雇在正式宴会上举杯致词或照管祝酒顺序的人）而参加了1848年革命。他有着真正的“悄声呐喊”和扮演危险的阴谋家的偏执狂。皮阿打算通过这帮人把国际工人协会变成自己的尾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败坏我们的名誉。在一次公开的群众集会（法国人支部在海报上宣布这次集会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集会并大吹大擂作了宣传）上，路易-拿破仑即巴登格[99]被正式判处死刑，不用说，判决是委托巴黎无人知道的布鲁士斯们去执行。［注：见本卷第109页。——编者注］由于英国报刊没有理睬这出闹剧，我们本来也可以默不作声，不去管它。但是，这帮人中间有一个叫作韦济尼埃的善于敲诈的作家，在比利时的《蟋蟀报》上原原本本不厌其详地宣扬了这件丑事。这家报纸冒充国际的机关报，它类似一种“滑稽”报纸，这样的报纸欧洲未必有第二家。说实在的，这个报纸除了它的严肃性以外没有任何滑稽的东西。这件事从《蟋蟀报》传到了《国家报，帝国报》。不用说，它是保尔·德·卡桑尼亚克的一笔意外之财。这时我们，也就是总委员会，在《蟋蟀报》上刊登了六行字的正式声明，宣布费·皮阿和国际没有任何关系，他甚至不是国际的会员。［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编者注］“原来这就是发火的原因。”［注：根据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的作品《安德罗斯岛的姑娘》第一幕第一场中的一句话改写。——编者注］这场老鼠与青蛙之战［注：《老鼠与青蛙之战》（《巴特拉霍米奥马希亚》）——古希腊的诙谐叙事诗，是一部对荷马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编者注］的结局是，法国人支部一怒之下离开了我们，现在在皮阿的庇护下独立活动。他们在伦敦这里创立了所谓的德意志鼓动联合会作为分支机构，有一打半会员，为首的是一个老年的普法尔茨流亡者，半疯狂的钟表匠维贝尔。［注：见本卷第180、185页。——编者注］好了，现在您了解到了关于这一隆重、伟大而重要的事件所能告知的一切。还有一点。我们感到愉快的是，布朗基通过自己的一个朋友也在《蟋蟀报》上把皮阿狠狠地讥笑了一番，并且使他处于二者择一的境地：皮阿要么是偏执狂症者，要么是警探。[510]
昨天晚上我收到施韦泽的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又进了监牢，而且一场内战——他和威·李卜克内西之间的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我必须说，施韦泽有一点说得对，就是说李卜克内西无能。他的报纸［注：《民主周报》。——编者注］实际上是可怜的。这个我亲口教育了十五年之久的人（他一向太懒得读书了）怎么会刊登象《社会和国家》这类的东西。在这篇东西里“社会性的东西”（这也是一个好范畴！）被解释成第二位的东西，而“政治性的东西”被解释成基本的东西。［注：见本卷第171—172、564页。——编者注］如果李卜克内西不是南德意志人，如果看起来他不是从来就把我同他的老上司“高尚的”古斯达夫·司徒卢威混为一谈，这件事就会不可理解。
拉法格和他的妻子到巴黎已两个月了。但是那里的人不愿意承认他在伦敦取得的医学学位，要求他重新接受五门“巴黎的”考试！
我的“经济”（不是政治经济学的）情况由于一项协议从明年起可以达到过得去的状态［注：见本卷第201—202页。——编者注］。
向您亲爱的夫人［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和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卡·马克思
您的夫人是否也参加了伟大的德国妇女解放运动？我认为，德国妇女应当从推动自己的丈夫去为自身解放而斗争开始。
注释：
[99]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88、216、483、568页。
[118]鉴于信中提到的费·皮阿6月29日在伦敦群众大会上所作的声明，总委员会在1868年7月7日的会议上根据马克思的建议作出了不承认皮阿的演说的决定，并公布了《总委员会就费·皮阿的演说所作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决议在报刊上出现之后，1865年秋成立的、除了无产阶级分子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的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离开了该支部，以此对冒险性的和挑衅性的策略表示不赞同。皮阿的一小伙人与国际失去联系以后，继续以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并一再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的路线的反无产阶级的小集团。1870年5月10日总委员会正式与这一伙人划清了界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85页）。——第109、123、136、567页。
[509]路·毕希纳《关于达尔文的物种变异理论的六次演讲》1868年莱比锡第二版第Ⅲ、Ⅳ、321—322、374—375页（L.Büchner.《SechsVorlesungenüberdieDarwin’scheTheorievonderVerwandlungderArten…》.ZweiteAuflage，Leipzig，1868，S.Ⅲ，Ⅳ，321—322，374—375）。——第567页。
[510]指布朗基主义者古·特里东的《巴黎的革命公社》（《LaCommunerévolutionnairedeParis》）一文，该文载于1868年7月19日《蟋蟀报》第29号。——第56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8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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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68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在您去布鲁塞尔之前我交给了您一份（斯特普尼的那一份）《欧洲联邦》的秘密通告，其中谈到必须和国际工人协会采取共同行动。[508]古斯达夫·福格特，换句话说也就是他的报纸，目前正神气十足地反对我们，因此请您把这份文件还给我，我要利用它在李卜克内西的报纸［注：《民主周报》。——编者注］上反驳古·福格特。
为什么最近两号《蜂房》对日内瓦代表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236]只字未提？
问候您和您的全家。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236]《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决议和1868年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决议》［1869年］伦敦版（《The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ResolutionsoftheCongressofGeneva，1866，andtheCongressofBrussels，1868》.London，［1869］）。——第242、243、566页。
[508]指和平和自由同盟常设中央委员会执行局1868年9月22日的机密呼吁书。呼吁书是由执行局主席和同盟的机关报《欧洲联邦》编辑古·福格特签署以传单形式发表的。呼吁书号召同盟“成为伟大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目前为欧美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所如此成功地发展和传播着的那些原则的纯粹政治体现者”。——第56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巴索(1868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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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巴索
巴黎
1868年10月30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我向出版书籍的弗兰克公司索取应付给我的款项，新业主菲韦希先生让我和您接洽，因为您是弗兰克先生的继承人［注：见本卷第173页。——编者注］。请把弗兰克先生或弗兰克先生的公司停止营业以前出售我的反蒲鲁东先生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所得的款项交给持信者保尔·拉法格先生。
敬祝安好。
卡尔·马克思
致巴索先生，巴黎崩迪街58号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186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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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
纽约
1868年10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和福格特：
你们从附上的给迈耶尔的全权委托书（我也附上了给您的全权委托书[507]）可以看到，你们的愿望在10月13日就已经实现了。10月3日［注：手稿为：“10月10日”。——编者注］的《蜂房》刊登了对迈耶尔的任命。总委员会决定，德国人通讯员和我通信，佩勒蒂埃（代表法国人）和杜邦通信，杰塞普和埃卡留斯通信。这种方式是我自己建议的，因为我没有时间进行更广泛的通信。附上的这封信您可以转交给杰塞普［注：见本卷第562页。——编者注］，同时可以把您的全权委托书给他看看。
至于埃卡留斯，这是发生了某些误会。我从来没有和他争吵过，恰恰相反，直到今天我一直在保护他而反对英国人及其他人对他的攻击。但是，由于他的过分的并且往往是狭隘的利己主义——这也许可以用他的生活条件来解释——，他时常干出令人不愉快的蠢事来。一般说来我对这些是不注意的，但在个别场合也忍耐不住。那时我把他训斥一顿，而到发生新的事故之前一切正常。这个可怜鬼现在病得很厉害，而他总是利用这样的时刻说他的“父亲，我犯了罪”［注：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译者注］。福格特的信中说的李卜克内西所暗示的事情，我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如果不算我给迈耶尔的信，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写信说过一句反对埃卡留斯的话。在写那封信时，我正因为收到我们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其他代表告发埃卡留斯的信而有些激动。［注：见本卷第549页。——编者注］很可能是，埃卡留斯背着我给李卜克内西写了一封那样意思的信，从而促使李卜克内西给福格特写了相应的信。不过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我为了埃卡留斯同英国人激烈争吵过，并且出来为他辩护过。
关于左尔格，没有必要再采取什么行动。我给杰塞普的信说明了全权委托书是临时性的。
会员证已全部发完，应当印新的了。李卜克内西对南德意志爱国主义过分热心了。此外，他不应当刊登有关《国家和社会》［注：见本卷第171—172页。——编者注］的蠢话，这是和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的。
祝好。匆匆草此。
您的卡·马克思
再者，你们认识狄慈根吗？他现在从彼得堡回到了莱茵省，打算在那里开设一个小型的皮革作坊。这是我所知道的最有天才的工人之一。我和他是通信认识的，没有和他见过面。
现在圣彼得堡准备出版我的书的俄译本。[175]不过这件事我也许已经告诉过你们了？
［附件］
1868年10月13日于［伦敦］
西中央区海-霍耳博恩街256号
1868年10月13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任命公民奥·福格特为1868—1869年度国际工人协会（在美国的德国人支部）通讯书记。
受总委员会的委托
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
注释：
[175]丹尼尔逊在1868年9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您最近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促使这里的一个出版者（尼·彼·波利亚科夫）着手把这部著作译成俄文出版。由于各种附带的情况，最好是在出版第一卷的同时也出版第二卷。因此，作为出版者的代表，我极诚恳地请求您，如果您认为可能的话，请依照印刷情况陆续将第二卷的一些单页给我寄来。”——第164、564页。
[507]马克思在1868年10月28日给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中附去的总委员会给福格特的全权委托书，是按写在马克思1869年10月28日给杰塞普的信的副本上的抄件发表的。——第563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威廉·杰塞普（1868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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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威廉·杰塞普
纽约
1868年10月28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本月3日您给埃卡留斯先生的那封信的内容，他已经照例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作了报告。埃卡留斯再一次被任命为我们的美国通讯书记，但目前他病得很厉害，不能履行职务。
总委员会任命齐·迈耶尔先生和奥古斯特·福格特先生为美国的德国人通讯员，佩勒蒂埃先生为美国的法国人通讯员。我把这几位公民介绍给您。
由于总委员会本身是每年由全协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此不言而喻，它的一切任命，凡是未加重申的只在当年有效。
致兄弟的敬礼。
您的卡尔·马克思
致威廉·约·杰塞普，纽约州通讯代表：纽约市诺福克街11号，全国劳工同盟。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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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10月26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我在收到您来信的时候被客人缠住了，因此只能写几行作答。
凯特贝尼的地址：贝伦街11号Ⅲ（Ⅲ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也许是三楼）。
现在请允许我说几句话。由于您和恩格斯都认为有好处，我让步了，曾同意在《凉亭》上刊登这一广告。［注：见本卷第119页。——编者注］就我的本意来说是坚决反对的。现在我恳切地请求您彻底放弃开这种玩笑！这只会使凯尔之流的先生和《家园》的各种人物认为我是属于需要或希望得到他们的庇护的那种文学界或其他方面的“伟人”一伙的。
我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例如，迈耶尔百科词典的出版者早就写信来要我的传记。我不仅没有给，而且连信都没有回。人各有所好。
至于凯特贝尼，他是一个妄自尊大、头脑不清、令人讨厌的文学界浪人，和他打交道越少越好。
祝好。
您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8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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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68年10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只要不干丢脸的事而有损于国际就行。如果您实在忍耐不住，您就骂吧，但不要动手。
对于这些家伙（贝森和勒·吕贝）在信中进行的诽谤，我们最好是装出要起诉的样子。[506]关于这一着也许可以同梅里曼商量一下。您会看到这些懦夫将怎样俯首屈膝，因为他们面临着他们这一群卑鄙家伙在法庭上公开受审的危险。
您的卡·马·
注释：
[506]从总委员会委员荣克1868年10月1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在伦敦的法国人支部（见注118）即将举行的会议，荣克准备在会上揭露这个支部成员勒·吕贝和贝森对国际的诽谤。勒·吕贝和贝森曾支持韦济尼埃指责巴黎支部成员托伦、弗里布尔和利木赞搞波拿巴主义的诽谤性声明；他们在1868年10月给荣克的一封信中对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把韦济尼埃开除出国际的决议（见注157）提出了抗议。贝森和勒·吕贝在这封信中还对总委员会委员荣克和杜邦进行了攻击。——第56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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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10月12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我亲爱的朋友：
您的顽强的沉默简直使我无法理解。难道是我最近的信偶然引起的吗？［注：见本卷第544—545页。——编者注］但愿不是。无论如何，不是故意的。我不需要向您解释和证明这一点，您也知道，您是我在德国最亲近的朋友，而我不明白，朋友之间怎么会由于区区小事而互相挑剔。您尤其没有理由对我这样，因为您知道我多么受惠于您。撇开您对我个人的帮助不算，您为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所做的事比整个德国加在一起都要多。[7]
也许您之所以这样顽强地沉默，是为了向我证明：您不属于那一类所谓的朋友之列，他们在事情不顺利时没话说，在事情顺利时就有话说。不过对您来说是不需要这种表示的。
我说“事情顺利”是指：第一，由于我的书而展开的宣传以及从您上次给我写信以来它在德国工人中间获得的好评；第二，国际工人协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特别是在英国。
几天以前，彼得堡的一位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450]他要求我把我的相片寄给他，好把它印在扉页上，而这件小事我是不能拒绝“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即俄国人的。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但是对这一切都不应当估计过高。俄国贵族在青年时代在德国的大学受教育，也在巴黎受教育。他们总是追求西方提供的最极端的事物。这是不折不扣的美食癖，和十八世纪一部分法国贵族的爱好一样。“这不是为裁缝和鞋匠写的”——那时伏尔泰谈到自己的启蒙思想时这样说。这并不妨碍这些俄国人一旦做官就成为混蛋。
您从附上的信可以看到，由于领袖们之间的争吵，我目前在德国有许多“麻烦”，请您把这些信退还给我。一方是施韦泽，他立我为异教国家中的［注：原文是《inpartibusinfidelium》——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有名无实的主教时，在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编者注］教皇，为的是要我封他为德国的工人皇帝。另一方是李卜克内西，他忘记了，实际上正是施韦泽迫使他想到世界上存在着和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不同的无产阶级运动。
我希望您和您的一家健康。希望不致失去您的亲爱的夫人［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的好感。顺便说一下，国际妇女协会——它的领袖是戈克（应读作：格克）［注：双关语：“戈克”（《Gögg》）是姓；“格克”（《Geck》）是“白痴”的意思。——编者注］夫人——给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48]寄来一封信，询问妇女能否加入我们的协会？当然已经客气地向他们表示了同意。因此如果您还沉默下去，我就要给您的夫人寄去总委员会通讯员的全权委托书了。
由于肝病，我大受热的折磨，但目前还健康。
祝好。
您的卡·马克思
又及：一、西班牙革命[162]的到来象deusexmachina［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一样，它阻止了否则就不可避免的毁灭性的普法战争。
又及：二、您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会收到毕希纳的一本书［注：路·毕希纳《关于达尔文的物种变异理论的六次演讲》。——编者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
注释：
[7]《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恩格斯竭尽全力来粉碎资产阶级学术界和报界对马克思这本书保持沉默的阴谋。恩格斯得到库格曼的大力帮助。通过库格曼的关系，得以为该书打开销路并在资产阶级民主报刊上进行宣传。库格曼在《观察家报》、《维尔腾堡邦报》和其他报刊上就刊登过恩格斯的一系列匿名书评。——第7、519、554页。
[148]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于1868年9月6—13日举行。马克思直接参加了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但没有亲自出席这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的工人代表近一百名。在1868年9月7日的大会上宣读了马克思起草的总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0—365页）。大会通过了一项极为重要的决议：必须把铁路、地下资源、矿井和矿山、森林以及耕地转交公共所有。这一决议说明了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大多数已转到集体主义的立场，它标志着在国际中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胜利。大会还通过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八小时工作日、关于机器的使用、关于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代表大会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231、612—613页）等决议，同时还通过了弗·列斯纳以德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关于建议各国工人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协助把这部著作从德文译成其他各国文字的决议（见注151）。——第138、198、227、555页。
[162]指1868—1874年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由1868年9月18日加迪斯舰队举行起义反对伊萨伯拉二世的反动君主制开始的。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起义，政府的军队几乎全部站到了人民群众一边。起义结果，国家政权转到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手中，于10月3日成立了以塞腊诺将军为首的临时政府。1869年召集的制宪议会通过了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宪法，宪法在国内确立了普选权。1873年在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在西班牙建立了资产阶级联邦民主共和国。然而，1874年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实行了波旁王朝的复辟。——第150、156、162、167、172、555页。
[450]指彼得堡出版商尼·波利亚科夫打算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丹尼尔逊于1868年9月18日曾以他的名义找过马克思（见本卷第551—553页）。1869年底，巴枯宁着手翻译，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又拒绝了这项工作。1870年初，洛帕廷从事《资本论》的翻译。他译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第二至五章，相当于该卷德文第二版的第二、三、四、五、六篇。1870年底，洛帕廷没有译完就到俄国去组织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逃跑的事了。到1871年10月，丹尼尔逊译完第一卷。《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个俄文版本，也是它的第一个外国版本，于1872年4月8日（俄历3月27日）在彼得堡问世。
这封信中提到的关于《资本论》第一卷俄译本被没收的消息，与事实不符。——第461、554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68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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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68年10月7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尊敬的先生：
对于您的盛情来信[504]答复如下：
（1）您不必等待第二卷[11]，因为它可能还要推迟六个月才出版。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何况第一卷已经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2）随信附上我的相片。
（3）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书刊。那里只有工人报纸。
（4）关于我用各种文字写作并在各个地方出版的著作，我自己也没有收集全。大部分已售缺了。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满足您的愿望——“最美丽的法国女郎也只能拿出她拥有的东西”，我只能向您提供一个有关我的写作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简况，您在为您的译本写序时也许可以利用一下。
卡·马克思博士1818年生于特利尔（莱茵普鲁士）。
1842—1843年。《莱茵报》（科伦）主编。该报被普鲁士政府勒令停刊。马克思到巴黎并和阿尔诺德·卢格一起在那里（1844）出版《德法年鉴》（巴黎，1844年）。1844年底马克思被基佐驱逐出法国，他迁居布鲁塞尔。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出版《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845年）。（这一著作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的一些论文一样，都是反对黑格尔哲学和一般思辨哲学的神秘主义思想的。）后来在布鲁塞尔居留期间还出版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布鲁塞尔—巴黎，1847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布鲁塞尔，1847年）；最后，在1848年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伦敦）。
二月革命爆发后不久，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同时接到法国临时政府要他回法国的邀请而回到巴黎，1848年4月到科伦（德国），在那里出版《新莱茵报》（从1848年6月到1849年5月）。他在那里还出版：
《两个政治审判案》（科伦，1849年）。（这个小册子包括对审判案的叙述和马克思在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第一次审判马克思被控侮辱王国检察官，第二次——在普鲁士政变（曼托伊费尔）之后——被控煽动暴动。陪审员两次都宣判马克思无罪。）［注：见本卷第523—524页。——编者注］
1849年5月《新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马克思被驱逐出普鲁士国境。他再次到巴黎，但又被驱逐出法国，于1849年10月底迁居伦敦，至今仍住在这里。在这一时期他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汉堡和纽约，1850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纽约，1852年）。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两种版本，一种在巴塞尔出版，另一种在美国波士顿出版）。
《抨击帕麦斯顿勋爵文集》［注：卡·马克思《帕麦斯顿勋爵》。——编者注］（伦敦、北明翰、格拉斯哥，1853—1854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柏林，1859年）。
《福格特先生》（伦敦，1860年）。
1851—1861年期间用英文为《纽约论坛报》、《普特南氏评论》和《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
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标题为《告欧洲工人书》，以及后来（1866年）在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的协会章程。马克思迄今一直是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委员和德国书记。
1867年——《资本论》。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504]马克思指丹尼尔逊1868年9月18日以彼得堡一个出版商尼·彼·波利亚科夫的名义给他写的信；波利亚科夫承应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见注450）。马克思寄给丹尼尔逊的关于他的写作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资料在出版序言中被采用。——第55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186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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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海尔曼·荣克
伦敦
1868年9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荣克：
《泰晤士报》今天刊登了埃卡留斯9日和10日的报道。
埃卡留斯在报道关于机器问题的讨论时，歪曲了列斯纳的发言，《每日新闻》的转述要正确得多。您从《每日新闻》上已看到列斯纳引用了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埃卡留斯把引文删去了。
还有更妙的地方。《每日新闻》指出关于机器等等的决议是总委员会提出的［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提交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决议草案》。——编者注］。埃卡留斯先生在《泰晤士报》上却把它变成了他个人的提议。您应当就这件事好好地教训他一顿。应当打击一下他的利己主义，让他老实点。
您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8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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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约
1868年9月1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迈耶尔：
寄上一号《泰晤士报》，其中有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我写的）［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第四年度报告》。——编者注］和《泰晤士报》关于这一文件的极为有趣的社论。《泰晤士报》丢掉对工人阶级的嘲笑腔调而“十分”认真地对待他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请您把这件事传播出去。把它告诉杰塞普。寄上两号《泰晤士报》，一份给您，一份给杰塞普。［注：最后一句话马克思写在信的开头，在称呼语“亲爱的迈耶尔”前面。——编者注］
我应当回答您的两封来信，第一封是寄给我的，第二封是寄给埃卡留斯的，由于他不在（他还没有从布鲁塞尔回来），就交给我了。
关于第一封信，左尔格（我根本不认识他）得到了全权委托书，那要怪您。既然您只想给他一封用于一定目的的介绍信，那您应当把这一点写清楚。您的信的措辞使我以为左尔格是您和奥·福格特的人。因此以后要慎重一些！其次，您的第二个错误是，您没有预先写信把这一误会告诉我就把证书交给了左尔格！
事已如此，但毕竟还可以补救。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又一次把总委员会留在伦敦。但是现在应当把它看成新的委员会，它要重新审查以前发出的全部证书。因此请您写信告诉我，您和奥·福格特是否希望得到全权委托书。还请您写信告诉我，应当用什么方式从左尔格那里收回全权委托书，也就是说，怎样通知他新的总委员会已经委任了新的全权代表。
德鲁里在这里呆了一些时候。不久以前，恰好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在这里被提名为国际工人协会驻美国劳工同盟的全权代表和出席这一同盟的代表大会的代表。我们那时对此没有表示同意，因为提出建议的是一些我们认为可疑的人。请您首先自己或者通过您的朋友仔细观察这个人。
《共和国》报一份也没有了。最近几年英国没有出版符合我们精神的鼓动性刊物。
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还没有译成英文。埃卡留斯一般说来是个很能干的人，但又是个十分贪图功名的人，他在《共和国》上和其他场合，有意地不提我的书。他喜欢把我的论点据为己有。列斯纳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关于机器的发言中谈到了我的书。《每日新闻》的通讯员报道了这一点。而埃卡留斯给《泰晤士报》写的关于代表大会各次会议的报道，却对这一事实避而不谈。他不仅从我这里获得了知识，而且由于我他才当了总委员会的总书记，因此他这样做就更加愚蠢了。只有我一个人支持他（也在《共和国》上）反对来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攻击。[161]但是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我只关心事业，而对于个人的愚蠢行为是不介意的！他就是指望这一点。
您的信我不会给他。
您用英文从我的书里摘译的段落在美国报刊上发表得越多越好。
请把摘译的段落寄给我！
我把一张名片附在信里寄给您。它是和一封信一起寄给我们的，为的是同我们建立联系。地址——埃·伍·兰德耳，工人协会书记，新英格兰波士顿特里蒙特巷3号第52号房间。
我同我在美国的所有熟人失去联系已经很久了。我仅仅同圣路易斯的迈耶尔还保持着联系，他是我们的约·魏德迈（去年去世）的朋友。
请把您能够了解到的关于铁路同地产的关系的全部情况写信告诉我。
也许您已经看到，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汉堡代表大会上作出了一项专门的决议表示赞同我的书[129]。
请接受我作为总委员会德国书记的委托写信给兰德耳。
向奥·福格特和您衷心问好。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129]1868年，全德工人联合会（见注41）中的先进分子在工人运动的经验的启示下，特别是在国际和马克思《资本论》的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抛弃拉萨尔的教条。拉萨尔派的领导人害怕在工人中失掉影响，不得不大耍手腕。1868年7月10日《未来报》第266号和1868年8月2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98号上发表的即将在汉堡举行的联合会大会议程中列入了下列几点：关于展开争取完全的政治自由的鼓动，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关于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马克思在《致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和理事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8页）这封复信中对这个议程作了评价。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回答时写道，他祝贺拉萨尔派，因为“他们放弃了拉萨尔纲领”（见本卷第134页）。
在汉堡举行的大会（1868年8月22—26日）通过了下列重要决议：原则上同意罢工运动，一致承认，“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对工人阶级作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最后，指出了各国工人共同行动的必要性。但实际上拉萨尔派的领导人继续阻挠联合会加入国际，而且仍然保持原来的立场。——第118、121、150、157、160、550页。
[161]在1867年10月8日的总委员会会议上，福克斯、卡特和肖发言反对埃卡留斯，谴责他在1867年9月6、9、10和11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的关于洛桑代表大会的报道中有歪曲事实的地方。——第148、549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6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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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布鲁塞尔
1868年9月10日［注：原稿为：“8月10日”。——编者注］于伦敦
亲爱的埃卡留斯和列斯纳：
首先我要感谢列斯纳寄来的长而有趣的信。
你们不应当让代表大会拖过这个星期。到目前为止——就英国的情形来看——还没有发生什么丢脸的事情。
如果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又要把一大堆新问题列入议事日程，那末你们就该使他们明白，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
（1）德国代表的人数很少，因为他们的代表大会[503]差不多同时在德国举行；
（2）英国由于正在进行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几乎根本没有代表出席；
（3）瑞士德语区人还根本没有代表出席，他们刚刚参加进来，而早已存在的支部在日内瓦罢工时期已经把自己的资金用光了；
（4）现在只用法语进行讨论是片面的；
（5）因此，应当避免在一般理论问题上作出决议，因为这只能引起非比利时人和非法国人在以后提出抗议。
当然，公众最关心的是战争问题。长篇的演说和华丽的辞藻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害处。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应当直截了当地说明：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事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但是，代表大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宣布反对战争，并揭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内战，它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对整个欧洲来说也是毁灭性的。认为战争只会对俄国政府有利，这种看法未必会被法国和比利时的先生们所接受。［注：见本卷第142—143页。——编者注］
问候友人贝克尔。
卡·马克思
如果有人提出互助信贷的问题，那末埃卡留斯应当直截了当地声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人与这种蒲鲁东的教条毫不相干，他们认为信贷问题是次要问题。
代表大会的决议必须用电报发给伦敦各报。但愿不发生丢脸的事！
卡·马·
注释：
[503]指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纽伦堡代表大会（见注132）和拉萨尔派在柏林举行的工人代表大会（见注160）。——第546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68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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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敦
1868年8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列斯纳：
由于有些字写错了，我把附上的呼吁书整个重抄了一遍。现在你应当亲手复抄一下。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502]随这封信附有一份《告伦敦德国工人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644—645页），这是列斯纳鉴于即将在1868年9月召开第一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而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名义起草的。——第5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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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8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接到您的信后，我到处奔走了一下，但没有结果。现在要从这里的工联弄到钱来支持外国的罢工是不可能的。[500]在最近这次寄给我的汉诺威报纸上，关于林登工厂的一些材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我家的人现在都在海滨。这对于我的两个女儿尤其必要，因为她们病后仍很虚弱。拉法格已在伦敦这里通过了外科医生的考试，还要在他的医院里做几个星期外科手术助手，然后到巴黎去，但他在那里仍得通过法国的医生考试。
目前我忙于私人经济更甚于公共经济。恩格斯愿为我作保借款一百到一百五十英镑，百分之五的利息，1月份归还一半，7月份归还其余一半。但是我至今还没有找到债权人。
我“非常”希望，我的工作情况能许可我在明年9月底永远离开伦敦，迁居大陆。一旦我没有这里的博物馆［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编者注］也能对付过去，我就离开这里。这里昂贵的生活费用越来越成为一种严重负担。当然，大陆上小城市的生活条件是不太中意的。但是，“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501]，而这也是得到安静的唯一方法。同这里国际工人协会的所谓法国人支部发生的种种争吵以及其内部的种种丑事，等我下封信再谈。［注：见本卷第567—569页。——编者注］
我现在是独自一人，没有孩子们平常的喧嚷声，倒觉得有些异常。
祝好。
您的卡·马克思
注释：
[500]从库格曼1868年8月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对林登罢工的汉诺威纺织工人进行物质援助一事。库格曼告诉马克思：“这里纺织工厂的工人，大约有一千人，在几天以前开始了完全正义的罢工。他们一昼夜工作将近十四小时，而一星期才得到三先令。这样大规模的罢工在这里是第一次举行，它最后取得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英国对纺织工厂的罢工工人给予某种支持，那对德国是有特殊意义的。这件事对两个国家都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影响。”1868年8月4日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封信。——第544页。
[501]“安静是公民的首要职责”——这是普鲁士大臣舒连堡—克涅特在耶拿之役战败后于1806年10月17日发表的告柏林居民书中所说的话。——第54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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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7月31日于约克
亲爱的库格曼：
我现在伴送亲爱的夫人到Bridlington［注：布里德林顿。——编者注］（这个地名怎么念法，保险您猜不到）海滨浴场去，在途中已经好几天了，而我又急于想把附上的这篇短文［注：弗·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编者注］寄给您，因此，这封信写得很潦草，请原谅。如果这件事能实现，如果凯特贝尼没有撒谎，［注：见本卷第119页。——编者注］那就好极了。附上的这篇拙作是尽可能按小报［注：《凉亭》。——编者注］的要求写的，不过有的地方看来还可以稍微缓和些。马克思的意见是用《一个德国社会主义者》这样的标题。如果凯尔先生不加反对，这倒不坏。但这种情况无论如何要避免，因此我认为最好采用您提出的那个“比较缓和的”建议。
马克思至今还把您的信留在他那儿，再加上现在已经晚了，旅馆里人们都睡了，因此我只好到下星期再答复这封信。鲁普斯［注：威廉·沃尔弗。——编者注］的照片我早就给您准备好了，幸好这是过去的一张好照片。不久前我又加印了二十四张，但底片已经褪色，照片印得很坏。至于我，两星期前我左眼角膜上的小血管破裂了，在眼球（西南角）上留下一个红斑点，还没有消，我不想永远留着它。因此您还得稍微等一等。
注意。劳驾把补写的并注明A和B的两处修改加到适当的地方去。最好不要让凯特贝尼知道文章的作者是谁，也不要让他看到原稿。
好吧，下星期再谈。
您的弗·恩·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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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7月11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孩子们在迅速恢复健康，虽然还很虚弱。
您寄来的东西收到了，非常感谢。不要给孚赫写信。这个撒尿的男孩[122]太自命不凡了。他所得到的全部东西是，在出第二版的时候，我将在论述价值量的适当地方给巴师夏一些必要的回击。[498]过去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第三卷[11]将有专门一章来详细评述“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此外，您自然会看到，孚赫及其同伙在他们自己的拙劣文章中，不是从耗费的劳动力的量中而是从没有这种耗费即从“节省的劳动”中得出“交换价值”。而就连这个备受那些先生们欢迎的“发现”也不是可敬的巴师夏自己做出的，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惯例从先前的许多作者那里“抄袭”来的。其来源孚赫及其同伙自然是不知道的。
至于说到《中央报》［注：《德国中央文学报》。——编者注］，那末，那个人已经做了尽可能大的让步，因为他承认，如果设想价值这个概念一般说来还有点什么意义，就一定要同意我的结论。这个不幸的人看不到，即使我的书中根本没有论“价值”的一章[499]，我对现实关系所作的分析仍然会包含有对实在的价值关系的论证和说明。胡扯什么价值概念必须加以证明，只不过是由于既对所谈的东西一无所知，又对科学方法一窍不通。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人人都同样知道，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和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李嘉图的错误恰好是，他在论价值的第一章［注：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编者注］里就把尚待阐明的所有一切范畴都预定为已知的，以便证明它们和价值规律的一致性。
另一方面，如您所正确地指出的，理论的历史确实证明，对价值关系的理解始终是一样的，只是有的比较清楚，有的比较模糊，有的掺杂着较多的错觉，有的包含着较多的科学的明确性。因为思维过程本身是在一定的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所以真正能理解的思维只能是一样的，而且只是随着发展的成熟程度（其中也包括思维器官发展的成熟程度）逐渐地表现出区别。其余的一切都是废话。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断言事物从现象上看不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做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夸耀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现象，并且把它当作最终的东西。这样，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但是，在这里事情还有另外的背景。内部联系一旦被了解，相信现存制度的永恒必要性的一切理论信仰，还在现存制度实际崩溃以前就会破灭。因此，在这里统治阶级的绝对利益就是把这种缺乏思想的混乱永远保持下去。那些造谣中伤的空谈家不凭这一点，又凭什么取得报酬呢？他们除了根本不允许人们在政治经济学中进行思考以外，就拿不出任何其他科学的王牌了。
但是，够了，非常够了。这无论如何表明，这些资产阶级的传教士们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工人，甚至工厂主和商人都懂得我的书，并且了解得很清楚，而这些“博学的作家”（！）却抱怨我对他们的理解力要求过高。
我不主张转载施韦泽的文章，虽然施韦泽为他自己的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提供了好材料。
如能给我寄几号《邦报》来，我将对您感激不尽。
施纳克的地址您问一下《爱北斐特日报》就一定能知道。
衷心问候您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您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我收到了狄慈根关于我的书的一篇文章［注：约·狄慈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准备把它寄给李卜克内西。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122]指库格曼打算就马克思《资本论》书评问题写信给孚赫（见注115）。马克思讽刺地把孚赫比作Mannequinpiss〔撒尿的男孩〕——布鲁塞尔十七世纪的著名雕塑。——第113、540页。
[49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1872年）跋中以及在这卷正文的许多地方，批判了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师夏及其德国追随者的庸俗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8、76、98、99、218、448、618页）。——第540页。
[499]马克思指《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第一章（《商品和货币》）。在该卷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中，相当于这一章的是第一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7—166页）。——第540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186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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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
纽约
1868年7月4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莫丹那别墅1号
亲爱的朋友
您5月20日的信寄来时，我正好长时间不在伦敦[107]，因此回信迟了。
至于李卜克内西同纽约的联系，我对此毫无所知，不过我可以去信问他一下。
附上给左尔格的全权委托书。［注：见本卷第548页。——编者注］我们是同惠利、西耳维斯、杰塞普直接联系的。
《共和国》早就停刊了。总委员会每周会议报道刊登在《蜂房》上。不过，这家报纸是一个狭隘的工联主义机关报，它远远不能代表我们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在德国发表关于我的书的评论（大部分是很友好的）的有下列报纸：《未来报》、斯图加特的《观察家报》、维尔腾堡的《邦报》、法兰克福的《行市报》以及《汉堡行市报》、汉堡的《指南》等等，还有汉诺威的各种报纸，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一些报纸。施韦泽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柏林）［注：见本卷第535页。——编者注］和《爱北斐特日报》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刊登了特别详细的评论。这两家报纸（虽然后者是自由资产阶级报纸）直接站在我这方面。
几家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报纸，例如《科伦》、《奥格斯堡人》、《新普鲁士》、《福斯》等等，顽固地保持沉默。
在官方政治经济学阵营内，迄今只出现了杜林博士（柏林大学讲师，凯里的信徒）的一篇评论［注：欧·杜林《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刊登在今年年初的《希尔德堡豪森补充材料》上（这篇评论语调拘谨，但总的说来是持赞赏态度）。在孚赫和米哈埃利斯出版的经济杂志［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编者注］六月号上，也刊登了一篇文章。当然，孚赫所提出的见解，无非是德国巴师夏派的丑角和雇佣小丑的见解。
我非常希望您能经常给我寄些报纸来。如果您能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由于我在第二卷[11]里要研究地租，所以我非常欢迎专门批判凯里先生的《谐和》［注：亨·查·凯里《农业、工业和商业利益的谐和》。——编者注］的材料。
祝好。
您的卡·马克思
［附件］
1868年7月4日于伦敦
现将左尔格先生介绍给国际工人协会的全体朋友们，同时委托他代表本协会并为本协会进行活动。
受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委托
德国书记卡尔·马克思
注释：
[11]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整个《资本论》的出版计划规定还要出版两卷。第二卷应包括两册，用以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阐述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而最后一卷即第三卷（第四册），马克思打算用来探讨经济理论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2页）。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斯整理付印，并把马克思的属于第二册的手稿作为《资本论》第二卷出版，把属于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三卷出版。——第8、12、23、70、162、191、410、518、526、539、540、551、583、586、588、672、677、688页。
[107]马克思同女儿爱琳娜从1868年5月29日到6月15日左右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里作客。——第94、538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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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7月2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孩子们在迅速恢复健康，虽然她们还不能外出（今天是第九天）。
至于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前天我收到五号《爱北斐特日报》，上面刊登了施纳克博士的一篇非常善意的评论。（这个名字我在1848年就知道了，但不认识他本人。）他的论述中有许多混乱的地方。另一方面，柏林有人写信告诉我，孚赫这个小丑在他的杂志［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编者注］的六月号上拿我的书开心。好了，这些先生们终于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出来了。
我还不知道，我去不去德国和什么时候去。我终于摆脱了痈。恩格斯于8—9月间肯定到这儿来。
祝好并向库格曼夫人和小孩子［注：弗兰契斯卡·库格曼。——编者注］致良好的祝愿。
您的卡·马·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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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6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各种意外的事情妨碍了我给您写信。
就是现在也只能写几行。
我的两个女儿，大的和小的［注：燕妮·马克思和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都得了猩红热。我记得您在汉诺威跟我讲过在危险期刚过和脱皮过程开始时采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劳驾您即刻把这种方法告诉我。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您的卡·马克思
李卜克内西由于南德意志人的蠢笨而变得越来越糊涂了。他够不上一个辩证论者，因而不能同时对两个方面进行批判。［注：见本卷第531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186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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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约瑟夫·狄慈根[497]
彼得堡
［1868年5月9日于伦敦］
……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
注释：
[497]原信没有找到。这段话引自约·狄慈根《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SozialdemokratischePhilosophie》）一文，该文发表于1876年1月9日《人民国家报》第3号。——第5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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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4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您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大罪人，因为我这么晚才答复您亲爱的夫人［注：盖尔特鲁黛·库格曼。——编者注］的来信和您亲切的来信。事情很简单，由于原有的那些“红玫瑰”（说得富有诗意些）采取灵活的策略对我进行袭击，弄得我无法做出写字的姿势来。的确，我本来可以口授，但您也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总希望第二天早上就会好。因此就拖下来了，而现在也只能写这几行。
我还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德国去呆几天，但决不会很快。不管怎样，我得在您没有离开那儿的时候去。
您给微耳和写的信给我帮了大忙，虽然我怀疑他是否有耐心和时间去钻研他所陌生的题目。我知道，我在曼彻斯特费了很大劲才读完他的《细胞病理学》，主要是因为他的文风。
到现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报》有下列几号谈到我的书：第10号（1868年1月22日）、第11号（1月24日）、第12号（1月26日）、第14号（1月31日）、第15号（2月2日）、第24号（2月23日）、第25号（2月26日）、第30号（3月8日），还有一号，我手边没有，不过上面只登了摘录[496]。
衷心问候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
您的卡·马克思
迈耶尔来过我这里。
注释：
[496]《资本论》第一卷摘录刊登在1868年3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39号上。——第535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186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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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
巴黎
1868年4月1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白鹦鹉：
你知道，我懒于写信，但这次我右手的罪过要归咎于左手的毛病。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感到我的秘书不在，否则她自然会以我的名义写出极其美妙的书信的。
从你和你丈夫（原谅我用这样的“措辞”，因为波克罕的“作品”［注：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还不时地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的来信，我高兴地知道，你们的蜜月旅行过得幸福愉快，一切外界条件——春色、阳光、空气和巴黎的娱乐——都有利于你们。至于上述这位丈夫，他在这种关键时刻给我寄来了书籍，这比任何语言都雄辩地证明，这个“年青人”生性善良。这个简单的事实已经证明，他属于一个比欧洲人种更好的人种［注：暗指佐伊默的诗《蒙昧人》。——编者注］。顺便提一下，既然我们已经谈到了书籍问题，你就到吉洛曼公司[495]（黎塞留街14号）去一趟，买一些该公司出版的1866—1868年图书通报（经济方面的）。你还可以去一下“国际书店”（蒙马特尔林荫路15号），向他们要一些目录（1865—1868年）。当然，如果你搞到了这些东西，可不必寄来，等你返回这个无聊的地方时随身带来就行了。
我等候迈斯纳把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寄三本来。我收到后，将寄给塞扎尔·德·巴普两本，其中一本给他本人，另一本给阿耳特迈耶。此外，如果你有时间跟席利见面（就是说，你给他去信，地址是圣昆廷路4号，让他来见你），你就向他了解一下，我给雅克拉尔、泰恩和勒克律寄去的那三本书怎样了。如果找不到雅克拉尔，可以把他的那一本交给阿耳特迈耶，因为迈斯纳寄这些书太慢。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告诉我一下。我亲爱的孩子，你也许会认为，我太喜欢书了，以致在这样不适当的时刻为了书的事还来打扰你。但是你大错特错了。我只不过是一架机器，注定要吞食这些书籍，然后以改变了的形式把它们抛进历史的垃圾箱。这也是一种相当枯燥的工作，但毕竟比格莱斯顿好些，他不得不日日夜夜去苦心体会一种叫作“严肃性”的“心情”。
我们这里感到很冷清。首先，你同“沉默寡言的”南方人走了，而后恩格斯也离开了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家里没有“骚动”，而是洛尔米埃一家来作客。我同路易下了两盘象棋，让他赢了一盘。你猜这个古怪的小伙子卡列班在告别时用最庄重的语调对我说了什么？——“但愿您对我不要见怪。”
再见吧，我亲爱的白鹦鹉。
老尼克
亲爱的拉法格：
你是否认为，同年轻可爱的妻子旅居巴黎比从事政治活动愉快得多？当您父亲［注：弗朗斯瓦·拉法格。——编者注］到巴黎时，请代我向他致良好的祝愿，而主要的是，您和劳拉要想法使他在那里过得尽可能愉快些。他现在视力差，需要开开心，而最能使他开心的，莫过于年青的一对把与老人一起度过的短暂时间全部贡献给他。我用德文给你写的用意是，要不要将这几行字的内容告诉私人秘书［注：劳拉。——编者注］，由您酌定。衷心问好。
忠实于您的卡·马·
注释：
[495]吉洛曼公司是巴黎的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经济学书籍。——第532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4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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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4月6日于伦敦
亲爱的库格曼：
年青的一对于上星期四举行了非宗教的婚礼（因为这里法律上没有规定必须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并且已动身去法国度蜜月。两个年青人向您及盖尔特鲁黛女士致良好的祝愿。
科佩尔到我这儿来了一趟。可惜我当时正在做热敷，无法招待他。恩格斯到我们这里参加了婚礼，昨天走了。他劝我用砒剂疗法，因为我目前的这种状况必须最终结束才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一位朋友［注：看来是肖莱马。——编者注］就是用这种疗法在较短时期内完全治好的。由于读了《医学报》上法国医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对砒剂是抱过一定成见的。
现在，这里众所注目的问题是爱尔兰问题。当然，格莱斯顿及其同伙利用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为了重新取得政权，而首先是为了在实行户主选举权的下一届选举[491]中有一个竞选口号（electoralcry）。由于事情的这种转变而受害的首先是工人政党。工人中想参加下届议会的阴谋家，如奥哲尔、波特尔之流，现在有了投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新借口了。
然而，这只是英国——因而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由于数百年来对爱尔兰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得到的惩罚。但是它终究又会有利于英国工人阶级本身。就是说，在爱尔兰的英国国教教会——或者如这里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爱尔兰教会——是英国大地主所有制在爱尔兰的宗教堡垒，同时又是英国本土的国教教会的前沿堡垒（在这里我是把国教教会当作土地所有者来谈的）。随着国教教会在爱尔兰的垮台，在英国它也会衰败下去，而紧跟在这二者之后（没落）的将首先是爱尔兰的大地主所有制，然后是英国的大地主所有制。我早就确信，社会革命必须认真地从基础开始，就是说，从土地所有制开始［注：双关语：“基础”的原文是《Grund》，也是“土地”的意思；“土地所有制”的原文是《Grund-undBodeneigentum》。——编者注］。
此外，事态将会产生极其有利的结果：爱尔兰教会一旦垮台，奥尔斯脱省信仰新教的爱尔兰佃农便会向爱尔兰其他三省信仰天主教的佃农靠拢，并参加他们的运动，而到目前为止，大地主所有制还是能够利用这种宗教矛盾的。
前天，我接到弗莱里格拉特（婚礼请帖当然寄给了他）的来信。信中有这样一句奇怪的话。[492]不过，如果我把原信寄给您，也许您会更高兴，那我就这样做吧。只是您必须把它寄还给我。为了使您完全看懂这封信，我补充说明如下：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出版前不久，在柏林出版了古·司徒卢威和古斯达夫·腊施合著的《十二个革命斗士》。在这本下流的小册子中，弗莱里格拉特被誉为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同时特别详细地证明他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说实际上只是因为过于宽宏大量才和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等等这样一些怪物发生了联系。[493]由于沃尔弗在这里也受到攻击，我就写信给弗莱里格拉特要求解释，尤其是因为我知道，古·腊施（一个坏蛋）是为弗莱里格拉特乞求施舍的柏林委员会的头子。[494]他很冷淡地用市侩的狡猾遁辞来回答我。后来我把我的书寄给他，但没有象以前我们之间通常做的那样签上自己的名字。看来他已经懂得这个暗示了。
代我向您亲爱的夫人和小弗兰契斯卡致良好的祝愿。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去拜访您。
您的卡·马克思
顺便说一下，过几天波克罕要去拜访您。不要忘了，尽管我和他的关系十分友好，但我始终对他保持一定的审慎！
李卜克内西的报纸［注：《民主周报》。——编者注］“南德意志人的”局限性太大了。（李卜克内西没有充分掌握辩证法，因而不能同时向两个方面出击。）
注释：
[491]马克思是指即将在1868年11月举行的以1867年选举改革法案为基础的英国议会选举。根据改革法案，凡是交纳一定税额的房主和房客，都有选举权。选民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但是，全部成年男子中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所有交纳的年租金少于十英镑者或没有自己的房屋者）没有选举权。妇女也得不到选举权。这一法案还把苏格兰和爱尔兰排除在外。格莱斯顿在选举期间为了竞选大吹大擂地作了解决爱尔兰问题的诺言，由于爱尔兰革命运动的新的高涨，这个问题在当时特别尖锐。某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英国工人领袖（奥哲尔、克里默、豪威耳等）在选举期间拥护自由派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纲领，从而使英国工人运动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第530页。
[492]马克思指弗莱里格拉特1868年4月3日的信中关于对《资本论》的反应的如下一句话“我知道，莱茵的许多青年商人和工厂主都赞赏你的书。它在他们中间一定会达到其真正目的……”。——第531页。
[493]古·司徒卢威和古·腊施《十二个革命斗士》1867年柏林版第59—61页（G.StruveundG.Rasch.《ZwölfStreiterderRevolution》.Berlin，1867，S.59—61）。——第531页。
[494]马克思指1867年7月20日他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555页）。
关于为弗莱里格拉特募捐一事见注44。——第531页。 |
马恩全集第三十二卷——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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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汉诺威
1868年3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使我既不愉快又愉快（您看，我总是在辩证的矛盾中活动着）。
不愉快的是，因为我知道您的物质状况，如果我同意接受这样的礼物而损害您家庭的利益，那我就太不象话了。所以，我把您寄来的十五英镑当作借款，到时候我要还。
愉快的是，这不仅表现了您的深厚友谊（而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私人生活中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东西），而且还因为您帮助我摆脱了由于婚事临近而造成的十分困难的处境。最近四个月来，除付医药费和诊费外，我在购买蓝皮书[170]、关于银行业的调查材料和美国报告等等方面花了很多钱，所以实际上没有给我女儿剩下什么。
不用说，关于从伦敦迁居日内瓦的问题，我不仅自己反复考虑并和全家一起研究过，而且不止一次地和恩格斯商量过。在这里，我每年要花费四百至五百英镑，在日内瓦，我有二百英镑就够生活了。但是，考虑到各种情况，这暂时还办不到。我只有在伦敦才能完成自己的著作。也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指望最终从这本书获得相应的或者至少是很不错的现金报酬。而为了这个我就得暂时留在这里。此外，如果我在这个紧急时刻离开这里，那末，我在暗中影响的整个工人运动就会落到很不可靠的人手里而走入歧途。
因此，尽管有种种不方便，命运暂时还是把我拴在伦敦。
至于科佩尔，您对他是不公道的。假如我是健康的，他会使我感到开心，而这样的娱乐决不会损害我的家庭。
我和恩格斯在此以前都没有给李卜克内西的报纸写过什么（恩格斯最近给他寄去两篇评论我的书的文章［注：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编者注］）。伦敦通常的通讯员是埃卡留斯。波克罕写了一篇反对赫尔岑之流的文章［注：西·波克罕《西欧的俄国政治流亡者》。——编者注］。
迈耶尔的信使我很高兴。不过，他部分地误解了我的阐述。否则他就会看出，我不仅把大工业看作是对抗的根源，而且也看作是解决这些对抗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创造者，当然，这种解决不可能走平静舒坦的道路。
至于谈到工厂法——工人阶级得到的有发展和活动余地的最初条件，——我要求国家把它作为强制性的法律，这不仅是要约束工厂主，而且也是要约束工人自身（在第542页注中，我指出了女工对缩短开工时间的抗拒）。其实，如果迈耶尔先生能付出欧文那样的精力，他一定可以打破这种抗拒。个别工厂主（且不谈他企图影响立法这一点）在这方面能做的事不多，关于这点，我在第243页上也谈到：“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等等，还有同一页上的注114。[489]尽管这样，个别工厂主也能做一些事情，象菲尔登、欧文等这样一些工厂主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然，他们的主要活动应当具有公开的性质。至于说到亚尔萨斯的多耳富斯家族，那完全是一伙骗子，他们通过订立合同条款使工人同他们建立一种舒适的而又对雇主极其有利的奴隶关系。他们在巴黎的各报上已受到应有的揭发，也正因为如此，不久以前，多耳富斯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立法团提出并硬要通过一项最下流的出版法条文，即“私生活应予严加保护”[67]。
衷心问候您可爱的夫人。
您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您是否已看到，我个人的敌人施韦泽在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上针对我的书说了一大堆好话？[490]这大概会使老娼妇哈茨费尔特感到伤心吧。
注释：
[170]《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thebankact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minutesofevidence，appendixandindex.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1July1858》）。
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和外交部发表的资料和外交文件的总称。蓝皮书因蓝色的封皮而得名，英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官方资料。——第155、527页。
[489]马克思在这里和上面引用的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00页和第607页（脚注52））。——第528页。
[67]指1868年2月11日一部分代表，包括多耳富斯，提交立法团的出版法第十一条条文草案，该草案于1868年3月6日通过时订正如下：“凡期刊发表有关私生活事宜，均为违法行为并罚款五百法郎。”——第46、529页。
[490]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文，该文发表于1868年1月22、24、26和31日及2月2日和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12、14、15和24号上。——第52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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